版权信息

书名：戴逸文集（套装共12册）

作者：戴逸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总目录

CONTENTS

中国近代史稿

清代中国与世界

经史札记（外一种）

清史编务（戴逸文集；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重点资助项目）

书评书序

学界记往

清后期史

文史随感

史论纵横

清前期史

乾隆帝及其时代

简明清史

版权信息

书名：中国近代史稿

作者：戴逸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01

ISBN：978-7-300-25202-5

价格：229.00元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1840年以前的世界和中国

第一节 1840年以前的世界形势

一、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

二、19世纪前半期的世界各国

第二节 1840年以前的中国

一、土地兼并

二、资本主义的萌芽

三、政治情况和思想情况

第三节 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外关系和鸦片贸易

一、中外关系

二、鸦片贸易

第二章 第一次鸦片战争和战后中国社会的开始半殖民地化

第一节 第一次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签订

一、林则徐的禁烟措施

二、琦善的卖国行为和广州战役

三、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

四、浙江和江苏的战役

五、《南京条约》的签订

第二节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开始半殖民地化

一、赔款重担和鸦片的更加泛滥

二、对外贸易的增长及其影响

三、五口通商和买办商人的兴起

四、广州人民反侵略斗争的继续

五、中国知识分子学习外国的开始

第三节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酝酿

一、鸦片战争后反封建斗争的高涨

二、洪秀全和拜上帝会的初期革命活动

三、金田起义

第三章 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进攻阶段

第一节 太平天国革命初期的胜利进攻

一、太平军在广西的战斗

二、太平军从广西到南京

三、革命胜利发展的基本原因

第二节 《天朝田亩制度》及太平天国前期的各项制度、政策

一、《天朝田亩制度》及其评价

二、太平天国前期的各项制度、政策

第三节 清王朝为反对革命所采取的几项措施

一、筹措军饷

二、创办厘金

三、滥发钱币

第四节 1853年到1856年的战局

一、太平军东战场的战局

二、上海和福建的小刀会起义

三、太平军的北伐

四、捻军的兴起

五、太平军的西征

六、湘军的兴起及其出省作战

七、两广天地会起义及石达开经营江西

第五节 杨韦事件和石达开的出走——太平天国内部矛盾的爆发

一、太平天国内部矛盾的发展

二、韦昌辉的阴谋政变和石达开的出走

第四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相持阶段

第一节 第二次鸦片战争

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历史背景和修约交涉

二、亚罗船事件、英法联军侵占广州

三、广东人民反抗侵略联军的斗争

四、英法联军侵占天津和《天津条约》的签订

五、1859年的大沽口战斗

六、英法联军侵占北京和《北京条约》的签订

第二节 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相持阶段

一、杨韦事件后太平天国各战场的不利形势和江西战场的瓦解

二、太平天国之所以能够支持革命危局的原因

三、江北大营的覆灭和三河之战

四、江南大营的覆灭和太平军进取苏、常

五、太平军的西进，安庆保卫战的开始

六、安庆保卫战的失败

七、李秀成再克杭州

第三节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各地人民的起义斗争

一、石达开折返广西及其入川的失败

二、李永和、蓝朝鼎在四川的抗清活动

三、捻军在山东、河南的活动

四、鲁西白莲教起义和宋景诗的黑旗军

五、山东地区其他的人民起义

第五章 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防御阶段

第一节 太平天国后期的经济和政治

一、根据地内封建残余势力的猖獗

二、革命队伍的严重不纯和纪律废弛

三、土地关系

四、分散主义的倾向

五、洪仁玕及其《资政新篇》

第二节 防御阶段的战局

一、汉族地主权力的扩大、太平天国安徽战场的瓦解

二、中外反对革命势力的勾结和1861年北京政变

三、1862年上海战斗

四、天京会战和李秀成进兵淮南

五、太平天国苏南战场的瓦解

六、太平天国浙江战场的瓦解

七、天京失陷、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

第三节 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失败原因和历史意义

第六章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全国各地人民反封建反侵略斗争的继续、清朝政权的逐步半殖民地化

第一节 东南沿海和中原地区人民武装斗争的继续

一、李世贤、汪海洋部在闽粤边界的斗争

二、1864—1866年捻军的抗清斗争

三、东捻军和西捻军的抗清斗争及其失败

四、山东黄崖山的抗清斗争

第二节 西南地区各族人民的抗清起义

一、广西壮族人民的抗清起义

二、贵州的苗民和斋教、号军的抗清起义

三、云南回民起义

四、云南哀牢山彝民起义

第三节 西北各族人民起义

一、陕西、甘肃的回民起义

二、新疆回族、维吾尔族的抗清斗争及其蜕变

第四节 外国侵略的加深和清政权的逐步半殖民地化

一、列强的“合作政策”、外交官和海关税务司的侵略活动

二、十国缔约、阿思本舰队、蒲安臣出使、修约交涉

三、地方性封建势力的兴起，清政府军事权力、财政权力和司法权力的下移

四、奕集团的兴起，初期洋务派的政治路线

第五节 中国人民反洋教运动的兴起

一、帝国主义传教士在中国的侵略罪行

二、60年代初期川、黔、湘、赣的反洋教活动

三、1868年和1869年反洋教运动的高涨

四、震动中外的“天津教案”

第七章 19世纪70年代列强对我国东南、西南、西北地区的侵略和中法战争

第一节 列强入侵我国东南、西南和西北地区的危机

一、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国际形势

二、日本对台湾的武装侵略

三、马嘉理案件和中英《烟台条约》的签订

四、左宗棠收复新疆与中俄伊犁交涉

第二节 在70年代外来侵略危机下的清朝统治阶级

一、海防争论和海防措施

二、李鸿章北洋集团及其内外政策

三、清流派的兴起和衰落

第三节 中越人民早期的并肩抗法斗争

一、法国入侵越南，越南人民和黑旗军的早期抗法斗争

二、纸桥之战，怀德、丹凤之战和清政府内部的和战分歧

第四节 中法战争

一、中法战争的爆发，山西、北宁之战和法国的诱降骗局

二、观音桥之战和列强的“调停”骗局

三、马尾海战和台湾、浙江的抗法战争

四、镇南关、谅山大捷

五、清政府在胜利形势下屈膝投降

六、中法战争的失败原因和历史意义

第八章 外国侵略下中国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和新阶级的出现

第一节 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深入

一、19世纪后半期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趋势

二、对外贸易中的几项主要商品

三、甲午战前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投资

第二节 外国侵略下的中国农业

一、近代农村的阶级关系和土地兼并

二、近代农村中的剥削形式和剥削率

三、近代农村中的雇佣关系

四、农村手工业的破产和农产品商品化

五、农产品的商品化

六、自然灾害对农业的危害

第三节 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

一、中国近代工业的早期发展

二、若干重要工矿企业介绍

第四节 中国早期工业发展中的几个问题

一、旧式手工业和近代工业的联系

二、近代工业发展的阻力

三、官办军事工业的性质及其内在矛盾

四、官督商办形式普遍流行的原因

五、官督商办形式对资本主义的阻碍作用

第五节 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产生

一、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向资产阶级转化

二、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

三、中国工人阶级的早期斗争

第九章 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继续，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学术和文化的发展

第一节 中法战争后的外交交涉和西藏人民的抗英斗争

一、取缔香港走私鸦片的谈判

二、《中葡里斯本草约》的谈判

第二节 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反洋教运动

一、70年代和中法战争时期的反洋教运动

二、90年代初长江流域的反洋教运动

三、1891年热河金丹道的反洋教起义

第三节 中法战后的清朝统治阶级

一、关于修筑铁路的争论

二、顽固派和洋务派的合流，张之洞集团的兴起

第四节 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

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先驱——冯桂芬

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初步发展——薛福成、马建忠、王韬、何启、郑观应、陈炽、陈虬

三、改良主义的“君民共主”说

四、改良主义的“重商”思想

五、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一些特点

第五节 19世纪下半期的学术和文化

一、19世纪下半期的经学和史学

二、19世纪下半期的科学和技术

第十章 中日甲午战争

第一节 东亚的国际形势和列强对朝鲜的侵略

一、沙俄向东亚扩张和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

二、日本和其他资本主义列强侵入朝鲜

三、朝鲜成为东亚矛盾的焦点

第二节 日本发动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战争

一、日本为发动侵略中、朝的战争而制造衅端

二、俄、英的“调停”

三、中日甲午战争的性质和李鸿章的投降主义路线

四、日本对中国突然袭击，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

第三节 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8月至11月）

一、平壤战斗

二、黄海战斗

三、主战、主和两派的斗争和清政府求降

四、日军窜渡鸭绿江和慈禧祝寿

五、旅顺口陷落

第四节 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11月至1895年4月）

一、主和派对主战派官吏的压制

二、清政府使节张荫桓、邵友濂求和被拒

三、海城争夺战

四、威海卫陷落和北洋海军的覆灭

五、牛庄战斗

第五节 中日议和与《马关条约》的签订

一、中日议和前夕的列强态度

二、李鸿章赴日议和

三、中日马关谈判

四、《马关条约》的签订

五、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

六、台湾军民反对日本占领的斗争

原第一册后记

后记

第一章　1840年以前的世界和中国

第一节　1840年以前的世界形势

一、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

19世纪是世界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顶峰并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代。世界的各个角落充满着斗争，资产阶级革命，封建主对革命的反攻，资本主义国家对殖民地的掠夺，争夺势力范围的战争，以及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反压迫反侵略的斗争，这一切构成整个19世纪历史的中心。在这时，封建的中国开始被卷入到世界旋涡里，外国侵略者和中国统治阶级勾结在一起，吮吸着中国人民的血汗，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世界资本主义的曙光早在14世纪便在地中海沿岸的城市中开始透露，当时佛罗伦萨和意大利的一些城市中出现了第一批资本主义手工工场。随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西欧封建社会内部逐渐成长起来。

资本主义在自己的发展道路上必须克服如下的一些困难：首先，要寻觅到一批失去了生产资料而准备出卖自己劳动力的雇佣工人；其次，要积累足够的资金以便建立较大规模的资本主义企业；最后，为了推销产品，必须打破中世纪狭隘市场的障壁。西欧国家的政权曾经采取一系列的暴力措施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就是所谓的“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

西欧国家的原始积累时期大体上是从16世纪到18世纪，甚至一直延续到19世纪。当时，西欧的土地上发生了恐怖的大掠夺，农民从自己的土地上被赶走，变成无产者，他们的土地变成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和牧场，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变成用来扩大资本主义企业的资金。掠夺殖民地也是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来源，美洲、非洲、印度以及其他许多地区都曾经是掠夺的对象。掠夺殖民地有各种形式，有的是大量利用殖民地的奴隶劳动，驱使奴隶去开矿、种地，因而贩卖黑人奴隶成为当时最赚钱的事业；有的是进行掠夺式的海外贸易，这种贸易的利润可以高达百分之几百。16世纪以后的一二百年间，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彼此间展开了争夺海外贸易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英国是最后的胜利者。西欧国家的资本主义关系就是这样通过原始积累而迅速发展起来的。

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到16世纪末和17世纪发生了尼德兰（荷兰和比利时）的资产阶级革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特别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更为深刻。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从1640年开始，延续到1660年。这次革命首先是由苏格兰农民反对国王查理一世而引起的，接着反对国王的浪潮席卷全国。1640年出现了农民和手工业者起义的高潮，国会中大部分议员和城市工商业者也卷入了反对国王的斗争中，不久国王被逐出首都——伦敦，国王军和国会军之间发生了两次内战。在战争中，出身于中等贵族的革命家克伦威尔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武装，击败了国王的军队，英王查理一世被判处死刑，英国宣布成立共和国。但是在革命中获得利益的大资产阶级随即又向封建君主制度妥协来反对革命民主派。1660年大资产阶级发动政变，拥戴查理二世登上英国王位，结束了革命。

当然，这次革命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正是16世纪、17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在这次革命中，封建特权受到一定的打击，例如，取消了“骑士领地制”，废除了对国王应尽的封建性义务。受益的当然不是人民大众，而是地主资产阶级。革命后英国的工业出现了高涨，新企业大批地建立起来，地主的土地经营也按着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

到了18世纪，英国已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它拥有大批的新企业、雄厚的资金、广大的殖民地和海外市场。建立在手工劳动基础上的手工工场已经不能满足广大市场对于商品的日益增长的需要，资本家为了谋取更大的利润，要求提高生产力，扩大商业，这样就给机器的使用创造了条件，从而进入了所谓的“产业革命”时期。首先是1733年加伊发明织布机——飞梭，随后1765年哈格利夫士发明纺纱机，1769年阿克莱特发明水力纺纱机，1785年加特莱特发明自动织布机。特别是1784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开始使工业摆脱对自然能源的依赖，它为拥有许多机器和大量工人的大工厂的出现创造了前提。与此同时，运输、冶金、煤矿等的生产技术方面也有了巨大跃进。机器生产首先在英国推广这并不是偶然的，英国人发明了一系列机器，这并不是由于他们比其他各国人民更聪明些，而是因为英国比较早地扫除了封建障碍，它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得更早些、更快些，前述的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拿蒸汽机来说，早在1763年俄国包尔松诺夫就曾经发明了蒸汽机，但在当时沙皇统治的社会条件与生产条件下，即使已经发明了，蒸汽机也不可能被应用与推广。由此可见，产业革命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这是18世纪以前英国的情况。

法国的社会发展程度是仅次于英国的。17世纪资本主义关系已经渗透到法国的农业和工业中：在农村里，已出现了富农、贫雇农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在工业上，正处在手工工场的阶段；在对外贸易上，法国一直是英国的强有力的竞争者。但18世纪初发展到顶点的法国专制制度开始变成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封建政权蛮横地干涉着工商业者的活动，用苛重的捐税压抑农民和工商业者。法国封建制度的危机日益显露，18世纪中叶以后，农民起义和工人罢工连续不断，革命形势逐渐形成。

在人民群众反封建斗争的直接影响下，出现了以狄德罗、卢梭、米列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城乡贫民的思想代表，他们猛烈地抨击封建制度，为革命的发动做了思想准备。

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打破了封建专制制度的象征——巴士底狱，开始了法国的革命。随后，革命烽火传遍全国，这个革命经历了三个阶段，一直延续到1794年。

革命的第一阶段（1789年7月—1792年8月）是立宪政体时期，代表大资产阶级和贵族利益的斐扬派利用人民起义高涨的时机控制了立宪会议。立宪会议通过了“八月法令”，制定了具有反封建进步意义的“人权宣言”，宣扬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信念。这些措施的结果归根到底是有利于大资产阶级的，在革命中付出了热血的工人、农民仍是一无所获，农民的废除封建地租的要求没有实现，工人则被宣布为“消极公民”，不能参加选举。这样，工农的反抗仍延续下去。斐扬派认为革命已结束，而人民群众认为革命才开始。

这时候，法国国内反革命势力到处猖狂活动，国王企图逃跑，勾结外国势力来镇压革命，四邻的封建国家要扑灭“革命的瘟疫”，奥地利与普鲁士对革命的法国发动了侵略战争。1792年8月，人民群众起来推翻了君主政体，囚禁了国家叛徒国王路易十六，并英勇地打退了外国侵略敌人，法国宣布为共和国。

革命的第二阶段（1792年8月—1793年5月）是共和政体时期。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控制了新产生的国民公会，人民群众强迫国民公会判处国王死刑。这时法国的处境非常恶劣，国内许多地方发生君主派的叛乱，国外由英国所策动的全欧反法同盟包围着法国，国内经济在外国的封锁下日益恶化，粮食缺乏，投机商人乘机取利，人民生活陷于绝境。人民要求实现镇压投机活动的“最高限价”政策，吉伦特派坚决反对人民的要求，成为革命发展的绊脚石。1793年6月，巴黎工人包围了国民公会，逮捕了吉伦特派，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雅各宾派执掌了政权。

革命的第三阶段（1793年6月—1794年7月）是雅各宾派专政时期。雅各宾派执行了革命的政策，把从前被地主夺去的公社土地还给农民，用优惠的条件把从国王、教会、贵族那里没收来的土地卖给农民，无偿地废除了封建义务，实行了普遍最高限价，并制定了法国革命史上最民主的宪法。这些措施加强了革命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联盟，鼓舞了人民的革命热情，战胜了国内外的反革命势力，保障了法国的独立自由，把法国革命推进到资产阶级革命所能达到的最高峰。但是，随着革命的发展，资产阶级与人民群众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雅各宾派为内部的派别斗争所削弱。1794年7月发生了大资产阶级策划的反革命政变，摧毁了雅各宾派专政的一切机构。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开始。

18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最典型、最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横扫了法国封建制度，给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次革命的影响远达整个欧洲甚至全世界。列宁评论这次革命说：“它为资产阶级做过的事这么多，以至赐给全人类文明和文化的整个19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帜下走过的。”[1]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就进入了拿破仑统治欧洲的时期。拿破仑靠着大资产阶级和军队中上层分子的支持而建立了独裁政权。这个独裁政权保留了有利于大资产阶级的某些革命成果，并把革命时期反对外国侵略的自卫战争变成了侵略外国的战争。19世纪就是在这种残酷的战争中开始的。最初，拿破仑的军队战无不胜，征服了除英国以外的整个西欧。但接着拿破仑侵入俄国的时候，在俄国人民的英勇反击下，全军溃败，拿破仑帝国也招致了可耻的覆灭。1814年，战胜国英、俄、普、奥召开了维也纳会议，安排了欧洲的局面。各国封建势力东山再起，但历史在急剧前进，法国以至欧洲的资本主义关系在迅速发展，封建主尽管费尽心机，却不可能把法国和欧洲拖回到革命以前的旧秩序里去。

二、19世纪前半期的世界各国

19世纪初，英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它的工业得到很大发展。如煤产量1795年为1 000万吨，1836年增加到3 000万吨，生铁产量1800年为19﹒3万吨，1840年增加到140万吨，特别是纺织业发展更快，到19世纪30年代全行业都使用了蒸汽机，仅仅以加工的棉花计算，18世纪70年代是500万磅，1841年增加到52 800万磅。恩格斯在1844年谈到英国工业时说：“六十年至八十年前，英国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城市很小、工业少而不发达、人口稀疏而且多半是农业人口。现在它却是和其他任何国家都不一样的国家了：有居民达250万的首都，有许多巨大的工业城市，有供给全世界产品而且几乎一切东西都是用极复杂的机器生产的工业，有勤劳而明智的稠密的人口，这些人口有三分之二从事于工业”[2]。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1825年在英国爆发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生产过剩的危机。马克思指出：“1825年危机；1826年，棉业工人陷于大穷苦中，发生暴动；1827年稍稍好转；1828年，蒸汽织机的使用与输出大增加；1829年，输出（尤其是对印度的输出）超过以往各年；1830年，市场过充，大危机；1831年至1833年，在继续的不振中……1835年，大繁荣……1837年与1838年营业不振，危机。1839年，复兴；1840年，大的萧条，暴动，军队出而干涉。”[3]英国资产阶级企图摆脱经济危机，在国内加紧压榨工人阶级，在国外加紧掠夺殖民地。因此，国内工人斗争加强，紧随着1832年国会中选举制度的资产阶级性改革以后，1836年就爆发了英国工人阶级为实行“宪章”而进行的斗争。“宪章运动”延续十多年，这是无产阶级第一次独立地和资产阶级进行的战斗，列宁称之为“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形成了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4]。正是在这个时候，世界无产阶级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着手建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体系。

由此可见，在中国近代历史开始的前夜，英国资本主义矛盾已经显露，资产阶级正陷在周期性的经济恐慌中。为了避免危机，英国发动了一系列掠夺殖民地的战争。1817年到1826年英国在印度征服了许多新地区；1824年侵占了东方重要战略据点新加坡，同年以武装力量侵入缅甸；1838年威胁伊朗订立不平等条约；1839年发动了对阿富汗的战争；1840年，又以查禁鸦片问题为借口武装侵略中国。英国资产阶级的这些侵略活动都是英国资本主义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法国自从经过资产阶级革命以后，虽然反革命波旁王朝复辟了，但是资本主义关系在迅速地发展。生铁产量方面，从1814年的10万吨提高到1840年的35万吨；煤产量方面，从1831年176万吨提高到1847年的515万吨；棉织业产量方面，从1815年到1840年增加了3倍。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情况下，1832年和1848年先后发生了两次革命，反革命的波旁王朝和奥尔良王朝被革命浪潮打得粉碎，1848年在人民群众革命高涨的时候成立了第二法兰西共和国，以后就进入了拿破仑第三统治的时代。

19世纪前半期的德国比英法要落后，当时在经济上德国资本主义已有相当发展，特别是19世纪30年代，生产的各个部门已开始使用机器。但它在政治上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德意志联邦”中有38个独立王国，各自为政，这种情况严重妨碍着资本主义关系的生长。19世纪40年代，欧洲革命运动的中心已经移往德国，德国处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夕。这次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是推翻德意志诸王国，把德意志变成统一的国家。在革命面前，德国资产阶级显得非常怯懦，一方面因为它和容克地主有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因为当时德国工人阶级力量已壮大起来，1844年西里西亚工人曾发动起义，德国资产阶级害怕工人的力量，宁肯和封建主联合。所以在1848年的德国革命中起主要作用的不是资产阶级而是人民群众，当时人民还没有充分组织起来，因而德国封建主拉拢了资产阶级能够把政权保持在手中。至于德国对东方的关系，由于本身的落后，还不能起重大作用，只有在70年代德意志帝国统一、德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以后，它在东方的作用才越来越显得重要。

19世纪前半期的俄国比西欧国家更落后些，在打败拿破仑以后，俄国以神圣同盟领袖的资格监视着欧洲的革命。在国内，沙皇政府执行着反动的政策，企图保持农奴制与专制制度。农民受着农奴法的束缚，工厂里的工人也大部分是农奴身份。尽管如此，资本主义关系仍在逐渐发展，棉织工业中已开始应用机器生产。19世纪前半期的俄国还不具备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基础，只有少数进步贵族（十二月党人）曾经在1825年发动了反对沙皇制度的起义，这次起义被沙皇政府所镇压。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直到20世纪初才爆发。由于中俄疆界相连接，俄国和中国的关系很早就发生。在鸦片战争以前，中俄两国商人长期进行着频繁的交易，那时候两个国家虽然也有一些商务、界务纠纷，但是两个国家的关系基本上是平等的。当时俄国和中国的经济条件都还不可能产生资产阶级侵略性的对外政策。

此外，美国早在1774—1783年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独立战争以后，就建立了共和国，这给美国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但一直到19世纪初，美国在经济上仍很落后，人口只有二三百万，特别是在南部诸州，奴隶制度占据着统治地位。随着欧洲移民大量迁入和西部的开发，资本主义在美国东北部和西北部发展起来。如美国机械纺织的纱锭数目，1805年仅4 500锭，1815年增至15万锭，1825年增至80万锭。尽管如此，美国南部的奴隶制经济结构仍构成资本主义发展的巨大障碍，直到60年代南北战争之后，方才扫除了这个障碍。19世纪初期的美国，在经济上还赶不上英法，但它对亚洲国家的贸易却很活跃。在鸦片战争中它积极追随英国之后，成为英国资产阶级侵略中国的主要帮凶；1849年又和夏威夷签订通商条约；1854年美国舰队开到日本，和日本订立《神奈川条约》。这些活动表明：美国资产阶级在它刚刚发展的时期就显露了对亚洲国家的侵略野心。

19世纪初的亚洲国家都落后于欧美国家，成为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对象。

早在17世纪，英法殖民者就在印度沿海地区建立了据点，并设立了东印度公司，利用这个机构做杀人致富的买卖。后来英国逐渐排挤了法国，并蚕食印度内地，到19世纪40年代，整个印度已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印度尼西亚也在17世纪变为荷兰的殖民地，18世纪荷兰侵略者灭亡了爪哇的马打蓝和万丹两个回教国家，并伸展其势力于外岛。英国、荷兰等国家的殖民主义者给印度、印度尼西亚人民带来的是贫困、饥饿和死亡。

19世纪初期的日本，是在德川幕府统治的时代，封建制度虽已在逐渐解体中，但经济上仍十分落后。19世纪50年代，日本被迫与外国订立了不平等条约，此后，日本急起直追，经过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成为远东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19世纪初期的缅甸、朝鲜、越南都面临着资本主义国家侵略的威胁。1824年英国武装侵入缅甸。1831年英国武装远征队的轮船开到朝鲜的古代岛，此后，法、美等国接踵而来，要求朝鲜开放口岸。法国则利用商品和传教士侵入越南，获得了特权。

19世纪的亚洲历史，可说是西方殖民主义猖獗活动的历史，也是亚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英勇斗争历史。人民斗争的继续发展，必然要导致殖民主义的可耻覆灭。

人所共知，中国和亚洲友邻各国，自古以来就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中国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给友邻各国以深厚的影响，丰富和提高了友邻各国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同样，友邻各国的文化传入中国，也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以上是中国近代史开始前世界各国的情况。

试拿中国的情况加以比较，在14世纪到17世纪明王朝统治的时候，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已经明显地存在，而在世界范围内当时也正是世界资本主义透露曙光并开始发展的年代。17世纪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正相当于明末农民大起义和明王朝覆亡的时候，当时整个欧洲还是处于封建统治时代。因此，把16世纪以至17世纪初中国经济与欧洲各国经济相比较，中国仍处在世界先进国家的地位，至少并不是特别落后的。一直到17世纪下半期和18世纪，欧洲国家经历了产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而迅速前进，可是中国腐朽的汉族地主阶级却与满洲贵族勾结起来，给腐朽的封建制度注射了一剂强心针。从此，中国就愈来愈落后于西欧国家的发展。

注释

[1]转引自叶菲莫夫：《近代世界史教程》，上册，124页。

[2]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553～5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4]转引自叶菲莫夫：《近代世界史教程》，上册，28页。

第二节　1840年以前的中国

一、土地兼并

明王朝末年中国的土地兼并问题已经相当严重。15世纪末叶（明孝宗时）由皇帝掌握的官田达当时纳税田亩总数的七分之一。16世纪贵族官僚的庄田有20多万顷。17世纪爆发的李自成、张献忠所领导的起义，可以看做农民反对大地产集中的运动，但是腐朽的汉族地主为了维持自己的利益，和满洲的贵族勾结起来，镇压了农民起义。

17世纪所建立起来的满洲统治对中国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农村土地大量荒废，手工业城市遭到毁灭性的烧杀。以耕地面积计算，1578年（明万历六年）为7 013 976顷，到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只剩下5 492 577顷。以人口计算，1623年（明天启三年）为51 650 459口，到1651年（清顺治八年）只剩下10 633 326口。这个数字虽然是不精确的，但大体上可以看出明清之际土地荒废和人口减少的趋势。

不管满洲有多么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多么严重的民族偏见，他们仍不可能消灭比自己更先进的汉族的生产方式。为了长久统治下去，他们还必须恢复汉族原来的封建经济，并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统治。正像恩格斯所说：“每一次当文明较低的人民是战胜者的时候，经济发展的进程不言而喻地就被中断，大批的生产力遭受破坏。可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文明较低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的场合上，也不得不和那个国度被征服以后所保有的较高的‘经济情况’相适应”[1]。因之，清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奖励垦荒、免科减赋、地丁合一等政策，使生产力逐渐得到恢复，清政权也在恢复起来的封建经济基础上得到暂时的稳定。

经过一百多年的恢复阶段，到乾隆帝时是清朝统治的所谓“全盛”时期，社会财富大量增长，如《啸亭续录》所说：“本朝轻薄徭税，休养生息，百有余年，故海内殷富素封之家，比户相望。”

可是，这种财富究竟是怎样增长起来的？增长在谁的手里？假使作进一步的考察，便可以看到，财富都积累到皇室、贵族和官僚地主、大商人的手中。这些寄生阶级依靠政治和经济的特权，压榨农民和手工业者，通过地租、赋税、高利贷和商业利润剥削了农民、手工业者的生产物，更进而夺取了农民、手工业者的土地或其他生产资料。因此，乾隆时代所谓社会财富的增长，实际上就是统治阶级财富的增长，而这种财富的增长，正是建立在广大农民、手工业者日益贫困的基础之上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乾隆帝统治时期是清朝所谓“全盛”的、最富庶的“黄金时代”，而恰恰在这个时候土地兼并和农民起义也成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的原因。

那么，在乾隆时期及乾隆以后，土地分配的情况究竟怎样？它的发展趋势又怎样？据乾隆时漕督顾琮奏请限田，每户以30顷为限[2]，可见那时拥有3 000亩以上土地的地主已经不少。乾隆初期，湖南巡抚杨锡绂曾提到土地日益集中的原因是“贫而后卖，既卖无力复买；富而后买，已买可不复卖”。他还叙述了土地买卖造成的情况：“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每岁所入，难敷一年口食。”[3]当时的统治阶级正是这样通过土地兼并而积累起大量财富，至于农民却日益陷入贫困饥饿的深渊。

乾隆末年，我们已看到惊人的土地集中现象。如拿全国最大的地主——清朝皇帝直接和间接掌握的土地来计算，1753年（乾隆十八年）全国耕地面积是735万顷，其中内务府庄田、官田、宗室庄田、八旗庄田、屯田共43万顷，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6%弱。到1812年（嘉庆十七年）全国耕地面积已有788万顷，而直接和间接掌握在皇帝手中的土地增加到83万顷，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1%弱。60年间，全国耕地面积增加53万顷，而皇帝手中的土地增加40万顷，这不能不说是惊人的数字。[4]

不但皇帝掌握着大量土地，其他大地主大官僚掌握的土地数量也是很多的。如“怀柔郝氏，膏腴万顷”[5]；“有尉迟氏者居陕西……积资无算……仰给于其家者数万”[6]；“山右亢某，家巨富，仓庾多至千数”[7]。《红楼梦》第一百十九回说到乡间一个普通地主也是“家财巨万，良田千顷”。以上“万”、“千”等虽没有确切的数目，但其土地数量是相当多的。当时拥有100万亩土地的地主并不是没有，如嘉庆初年，权臣和珅被抄家，共有土地8 000余顷，他的两个家人也各有600余顷[8]，若以当时耕地面积700余万顷计算，则和珅一家就占了八百分之一。此外，据外文记载，鸦片战争中的大汉奸直隶总督琦善占地256万亩，更超过了和珅占地的3倍。[9]以上是北方的情形。

至于黄河淮河流域，官僚地主的大庄园也相当普遍，有寨、庄、堡、围（圩）、坞等名称。如河南“扶沟有孙家庄，惟孙姓者居之，性黠而鸷，多行不义，颇赡子财，危楼高台，构至百楹，周以缭垣，甃甓甚固，佃户之依以居者，茅舍三十余家”[10]。到太平天国革命时期，“长淮以北，迄于齐鲁，坞长民豪，皆曰围主，围主号令，百倍于有司”[11]。后人曾经在合肥调查清代围子的遗迹，围主的“每个邸第，所占面积，大者数百亩，小者亦百数十亩，邸第外围，先凿壕沟，沟内筑高墙如围寨，佃户环居于内，四周并辟花圃菜圃，广阔整齐……闻西乡最小之张圩子，曾经住五百余人，其他可想见矣……所住佃户，或兼卫士，或兼炮手，或兼轿夫，或兼其他徭役，完全为佃奴性质，地主对佃户婚丧等事，有权过问，并有刑罚权，俨如古代领主之对农奴。现在此种现象，虽不复有，然吾人置身其中，触景兴怀，犹恍在中世纪之领主邸第焉”[12]。

长江以南的大地主也很多。早在康熙时，大官僚徐乾学、高士奇在江南购置的土地以万顷、千顷计。[13]以后记载南方土地情况的书中都说“田地多属富家大户之产”[14]，“田主不知耕，耕者多无田”[15]，“阡陌开而田大半归富户，而民大半皆耕丁”[16]。有人记载湖南桂阳州的大地主邓氏“田数百顷，以富雄一方……乘马不牧，游食田野数十里”[17]，可以想见这个大地主豪富的气派。后人根据太平天国革命以前河北、江苏、浙江、山西、湖北、陕西、山东、河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以及东北地区估算，认为当时全国土地有40%到80%是集中在30%到10%的少数人手中，而60%到90%的多数人则没有土地。特别是山西、河北、江苏等省，甚至有万亩、十万亩、百万亩以上的大地主存在。[18]这个估算大体上是近似的。

和土地日益集中的趋势相适应，土地价格也日益昂贵。据钱泳的记载，“前明中叶，田价甚昂；每亩五十余两至百两，然亦视田之肥瘠。崇祯末年……每亩只值一二两，至本朝顺治初，良田不过二三两，康熙年间长至四五两不等。雍正间仍复顺治初价值，至乾隆初年田价渐长，然余五六岁时，亦不过七八两，上者十两，今阅五十年竟亦长至五六十两矣”[19]。

地主阶级用什么手段集中这么多的土地、积累这么多的财富呢？主要就是通过地租的剥削。封建地租不仅吞去了农民的剩余劳动，而且往往吞去了他们的一部分必要劳动。

根据史料记载，当时整个中国实物地租占着优势，剥削率约在50%以上。如拿清王朝所掌握的庄田来说，每个占地720亩的庄子，规定每年交纳地租250担，另外还规定交纳刍、豆、家畜、家禽等物。当时北方每亩土地的最高年产量不过一石，这些贡纳就要占产量的一半左右，此外没有明文规定的贡纳和徭役一定还很多。又如乾隆十年，御史胡蛟龄奏请将陕北官田“招民承种，照安西哈密佃种官田，官四民六之例，变通酌筹”[20]，这是为了招徕人民垦辟荒地，才有这种“官四民六”的优待办法。至于一般官田招农民垦种，租额就更高。如嘉庆年间，广东有屯田5 300余顷，“由地方官招丁佃种。因本系官田，征额较民田多至十倍，并有多至十余倍者”[21]。在官僚地主所掌握的土地上，剥削同样是苛重的，《红楼梦》第五十三回记载乌进孝庄头送给贾府的地租单子，除一部分粮食、牲口折成货币外，还有大批贵重的山珍海味以及杂果、粮食、柴炭等四五十种实物，其剥削既苛重又琐细。又如沧州一带“绅士田产，率皆佃户分种，岁取其半”[22]。南昌一带地租上则亩租“二石，中或一石五六斗，下则亩率一石”[23]（当时长江下游每亩产量，上田三石，下田一二石）。乾隆三十四年永安县租山合约中记载：“其山木当日凭亲三面言议，俟培养长大之日，以作主佃平分：主对五分，佃对五分，若卖，价银亦照主佃均分。”[24]章谦说：“上农耕田二十亩……以中年均之，一亩得米二石，还田主租息一石，是所存者仅二十石。”[25]可见大多数地区的租额都按实物计算，剥削率都在50%以上。据所存嘉庆朝34件有关实物地租租率的统计，其中租率在50%以下者为11件，50%者为19件，50%以上者为4件。[26]

租额虽按实物计算，但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当时不少地区的实物租额已折合货币征收。如《红楼梦》第五十三回乌庄头交给贾府的2 500两银子，就是把实物折成了货币。此外福建《尤溪县志》载开山书院的租例：“一僧耕东西边等田一十四亩八分二厘，租谷六千斤，窎远难运，议：每百斤折纳钱六百四十文，冬牲钱一千文……又土名东边田，又假马湾隔田载租二千二百斤，折纳钱九千六百八十文，冬牲钱三百六十文。”[27]这个契约上已载明由于路远难运，实物折合货币征收。太平天国革命以后，陶煦谈到江南地租情况，“吴农佃人之田者十之八九，皆所谓租田……田中事田主一切不问，皆佃农任之……一岁仅恃秋禾一熟耳。秋禾亩不过收三石，少者只一石有余，而私租竟有一石五斗之额……最可异者，纳租收钱而不收米，不收米而故昂米之价，必以市价一石二三斗或一石四五斗之钱作一石算，名曰折价”[28]。这虽然是太平天国革命以后的情况，但估计这种货币折租制在江南必已流行相当长的时间。货币折租制可以看做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转化的一种形态。一方面，它和实物地租不同，因为它所征收的已有一部分或全部折成货币，这种情况只有在商品货币关系相当发展，征收货币对地主更为方便、更为有利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而且实行这种货币折租以后，农民的生产物必须拿到市场上出卖，这也就大大推动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和货币地租也有差别，因为每年征收的地租是用实物数量来计算而不是用货币数量来计算的，这种情况又表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程度尚不充分，市场价格很不稳定，地主阶级为了保持常年收入还不可能把地租收入经常固定在一定的货币数量上。

地租的货币化显然是和赋税的货币化在同样社会经济条件下出现的。当时赋税征收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自明代实行一条鞭法以后，已有大部分的赋税折成货币征收。清代赋税规定米谷、银钱并征，在实施过程中大部分米谷也折价交纳。由此可见，当时货币关系已渗透到地租、赋税的征收中。

当然，社会历史的发展是错综复杂的。当时中国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劳役地租形态，特别是北方的庄田上人身依附关系甚至奴隶制度的残余还很普遍，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卖身为奴”或“投充旗下”的记载。在北方民田上耕作的农民也要负担官府“按田起夫”的签派劳役，所以当时有“北方役重、南方赋重”的呼声。但这只能看做经济落后地区的残余形态。拿整个中国来说，当时实物地租最普遍，而有些地区已经开始向货币地租转化。

除了封建地租的剥削以外，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也是十分严重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都是很古老的资本形态，早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在中国历史上，战国与秦汉时就看到这两种资本的活动。

到18世纪（乾隆帝时代），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十分活跃，特别以盐商、公行商、典当商、米商、木材商、丝茶商最为突出，有许多关于大商人骄奢生活的记载，如盐商“竞尚奢靡……凡宫室、饮食、舆马之费，辄数十万金”[29]；清江浦有一富典，“家产数百万”[30]；“京师米贾祝氏，自明代起家，富逾王侯，屋宇至千余间，园亭环丽，游十日未竟”[31]；泰兴季氏“一伎之饰，千金俱焉”[32]。据一个外国人估计，广东公行商的巨擘伍敦元拥有资产2 600万元，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富翁。这些巨大的商业资本正是在剥削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基础上积累起来的，它利用农民和手工业者由于小生产地位而具有的不稳定性和经济依赖性（指小生产者易受偶然事件的打击，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市场情况不熟悉，不能和消费者直接打交道等等），从而掠夺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大量剩余生产物。如道光十四年山西寿阳县的情形是：“逐利之徒，坐拥厚资，垄断左右，一见禾米空秕，度后日之收获子虚，遂尔囤积居奇，致一时之市价腾踊。是岁事之歉犹未可知，而人事之歉已难救止！此风一倡，狡僧煽腾，借如粟米一囤，朝一商以钱八百买之，夕一商以九百买之，明日一商复以一千买之，辗转递买，愈增愈贵，而莫知所终极，而贫民之乏食者，虽籴升斗而不予。”[33]当时那些富商巨贾，正是通过这种囤积居奇、操纵市场的手段来吮吸劳动人民的血汗，所谓“富厚之家，日与小民为市，小民卒困于穷约而无如何……遂至以商贾牧长，据其势于万民之上，与王公大人抗分庭之礼，而小民仰其惠，惟恐失其意”[34]。

商业资本的活跃引起农民分化，在一定条件下会促使封建制度早日崩溃，但必须指出：当时商业资本的活动还处在清王朝的控制和监督下，因此极度膨胀的商业资本并没有成为瓦解封建制度的严重威胁；相反，在很大程度上，两者互相利用、互相支持。如以盐业中的商业资本而言，清朝采取盐引政策，只有经过清王朝特许的盐商，才能领取盐引，每一道盐引交纳一定税款（“盐课”），并在指定的地区销售，假使领不到盐引，就不能贩盐。这样，一方面，清朝把贩卖食盐的活动完全控制在自己所许可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少数特许的盐商也利用政权的支持，进行垄断性贸易，积累起大量财富。其他行业（如茶业、对外贸易、木材等）中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因此，大商人们剥削来的财富总有很大部分要无偿地献给皇帝，当时有所谓“军需报效”、“助赈报效”、“万寿报效”、“河工报效”等等名目。乾隆一朝单是两淮盐商“报效”的银子就有3 000万两。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膨胀的商业资本中只能有一小部分和工业生产相结合，其绝大部分都转化成高利贷形式。

18世纪，中国高利贷资本的活动是十分猖獗的，全国各地开设着无数的当铺、钱庄和银号。乾隆初期，北京的官民当铺就有六七百座[35]；嘉庆初期，和珅一人就有“当铺七十五座，本银三千万两；银号四十二座，本钱四千万两”[36]。所以，当税成为清王朝每年财政收入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大量货币财富集中于地主官僚大商人手中，他们以极苛刻的条件对农民和手工业者放债。所谓“有为富不仁之人，肉视穷民，重利盘剥。或折数折色，少放多收；或抵物抵衣，虚银实契；或垂涎其妻女；或觊觎其田庐；又或贪其畜产，图其工器；预先放债，临时倍征。甚者串指旗丁，倚借豪势，偿不还契，索取无餍。乘其危急难还之时，合并盘算屡年之负，逼准妻子，勒献家私。穷民衔冤而莫伸，天心赫怒而降祸”[37]。所以贫苦农民“中稔之岁，人不宿饱，一遇凶荒，流亡道路……又有富商豪右操其赢缩，盘剥穷民，禾未苗而已贷于人，蚕未丝而已偿夫债”[38]。不但贫苦农民如此，就连富裕农民也免不了高利贷的盘剥。章谦曾把当时的富裕农民（所谓的“上农”）的生活作了一番描述：上农耕田20亩，中年可产米40石，其中20石以地租的形式交给地主，尚余20石，维持自己和妻儿的生活已经很困难，可是还有“耒耜有费，籽种有费，罱斛有费，雇募有费，祈赛有费，牛力有费”，这样就更加捉襟见肘，高利贷者就乘机活动，“当其春耕急需之时，米价必贵，折中计之，每石贵一千有余，势不得不贷之有力之家，而富人好利，挟其至急之情，以邀其加四、加五之息，以八阅月计之，率以二石偿一石，所存之二十石，在秋时必贱，富人乘贱而索之”。章谦在分析了这种情况之后得出结论：“其得以暖不号寒，丰不啼饥，而可以卒岁者，十室之中，无二三焉。”[39]这还是“上农”的情况，贫苦农民当然更加悲惨了。

高利贷资本不但要吸收干净农民的生产物，而且连农民的土地、房屋、农具也经常被抵押干净。正像马克思所说：“高利贷者是不会满足于只榨取他的牺牲者的剩余劳动的；他会渐次夺得他的劳动条件自身，土地房屋等等的所有权”[40]。自耕农民被剥夺了土地，其中一小部分参加到城市的作坊和手工工场中，但大部分或者饿死，或者变为佃农奴婢，或者流浪各地，加入游民乞丐的队伍。假使把这一点和以上所说土地集中相联系，便可知道，高利贷资本正是起了加速土地集中的作用，而高利贷资本又是膨胀的商业资本流入农村的结果。例如乾隆末年，河南发生灾荒，乾隆帝的上谕里说：“山西等处富户，闻风赴豫举放利债，借此准折地亩……且将麦收在望之田，乘机图占，一经准折，即攘为己有……是富者日益其富，贫者日见其贫。”[41]又如嘉庆十九年上谕称：“直隶大名等府属三十余州县，前因连年荒歉，民间地亩多用贱价出售，较丰年所值，减至十倍。本处富户及外来商贾多利其价贱，广为收买。本年雨水调匀，而失业之民，以无可耕之田，流离迁徙。”[42]

由于上述的土地兼并和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的活跃，造成社会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均，一方面，少数剥削者（皇帝、贵族、官僚、地主、大商人）集中大量财富；另一方面，广大的农民、手工业者处在悲惨的贫困饥饿境地。这就是18世纪和19世纪初中国社会最严重的一个问题。

针对这种情况，19世纪初的一些开明知识分子曾经提出井田、限田、均田等等办法。如吴铤就说：“田制听民自卖，不为限制，故豪强兼并，一人而兼十数人之产，一家而兼十数家之产，田无定数，以其所入，与民为市，益附其富，而无田者半天下。”他提出“莫如行均田法而去其弊，限民田无得过五十亩”[43]。龚自珍则主张把土地分配给大宗、小宗、群宗，自百亩至二十五亩不等。他们的这些主张和腐朽统治集团的利益直接相违背，所以根本没有受到统治者的注意。

二、资本主义的萌芽

中国早在15世纪、16世纪（明王朝中叶），已经比较显著地存在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到18世纪以后（清乾隆以后）资本主义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许多工业部门中出现了手工工场或包买商人，农业中农产品商品化的程度也日益扩大。这种现象和上述土地集中，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活跃的现象联系起来，标示了封建社会已进入末期，封建的生产关系已成为腐朽的垂死的制度，它不再能给生产力提供广阔发展的余地。

那么，当时手工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状况如何呢？

当时，在丝织、陶瓷、煮盐、采铁冶铁、采铜冶铜、伐木、造纸、制糖等行业中已经有或大或小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其他一些行业中虽然没有直接找到手工工场的资料，但已经出现了包买商人或间接地可以断定它有手工工场。

首先，我们来看看历史悠久的丝织业，这在18世纪的中国手工业中是占极重要地位的。南京、苏州、杭州、湖州是丝织品的主要产区。在这些地区织丝机的数量很多，如南京“乾嘉间机以三万余计”[44]，到道光时“缎机以三万计，纱、绸、绒、绫，不在此数”[45]，其中有一户拥有五六百张机或四五百张机的手工工场，以此来估计这些手工工场中的雇佣工人当在一千数百人左右。苏州有织机一万数千张，并且有一个临时的雇佣市场，“织作，在东城。比户习织，不啻万家。工匠各有专能，计日受值，匠或无主，黎明林立，以候相呼，名曰唤找”[46]。此外杭州有织机3 000张，宁波有织机850张，绍兴有织机1 600张，湖州有织机4 000张，盛泽有织机8 000张。[47]这些织丝机器当然只有一小部分是属于手工工场的，但即使在场外的织机，也有很多是按照“以经纬交与织工，各就织工居处，雇匠织造”[48]或“散放丝经，给予机户，按绸匹计工资”[49]的办法经营的，这实际上也是手工工场的“场外部分”或是在商业资本控制下的一种“资本主义的家庭工作”。规模巨大的丝织生产当然拥有很广大的市场，据记载南京的丝织品在全盛时，“北趋京师；东北并高句丽、辽、沈；西北走晋绛，逾大河，上秦、雍、甘、凉；西抵巴蜀；西南之滇、黔；南越五岭、湖、湘、豫章、两浙、七闽；泝淮、泗，道汝、洛”[50]，可以说是行销全国。其他如双林镇的丝市场，“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瓦砾。吴南诸郡岁有百十万之益”[51]。湖州的丝市场，“各直省客商，云集贸贩，里人贾鬻他方，四时往来不绝”[52]。可见其市场的广大。

制瓷也是中国历史上悠久的手工业之一，18世纪的制瓷业水平发展很高。据唐英说：“景德一镇，僻处浮梁，邑境周袤十余里……民窑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靡不借瓷资生。”[53]黄墨舫说，景德镇“列市受廛，延袤十三里许，烟火逾十万家，陶户与市肆当十之七八，土著居民十之二三。”[54]由此可见，景德镇已经成为一个规模巨大的手工业市镇了。

在景德镇的制瓷手工业中存在着分工很细的手工工场，并拥有数量众多的雇佣工人，所谓“陶有户、有工、有彩工、有作、有家、有花式，凡皆数十行人”[55]。手工工场称作窑户，有整个生产过程都在一个手工工场内部完成的“囵窑户”，也有只制坯不烧窑的“搭坯窑户”和只烧窑不制坯的“烧窑户”。在此以下又有两种分工形式：一种是按照产品的类别在各手工工场之间进行分工，亦即每个窑户专门生产某种瓷器，有的是圆器类（其中又分许多类，如大器作专门生产比饭碗大的圆器，小器作专门生产比饭碗小的圆器，脱胎器作专门生产精细的盘碗等等），有的是琢器类（其中又分许多类，如大件作专门生产大型的瓷瓶瓷缸，雕削作专门生产瓷人或玩具，汤匙作专门生产汤匙等等），这种分工以户为单位，每户专门生产某种瓷器，该户即称某某作；另一种分工是按照生产过程中的不同工序在工人之间进行分工，大致分为“陶泥工，拉坯工（俗呼做坯），印坯工（俗呼拍摸），旋坯工（俗呼利坯、挖坯），画坯工，舂灰工，合泑工（有配灰者，有合色者），上泑工，抬坯工，装坯工，满掇工，烧窑工（俗呼把压，然分三手：有事溜火者，事紧火者，事沟火者），开窑工”[56]等。正由于在一个资本的指挥下，才可能产生这样精细的分工，而由于这种精细分工才显示了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在生产上的优越性。

制瓷业中的雇佣关系十分明显地存在。一方面有“挟其技能以食力”的雇佣工人，他们的待遇极为苛薄，如拿挑土工人来说，从160里之外挑土到景德镇只给工资二分。除常年受雇的工人外，尚有临时受雇的工人，称为“满窑工”，“满窑一行，另有店居。凡窑户值满窑日，则召之至，满毕归店。主顾有定，不得乱召……共计满窑店三十二间”[57]（按：嘉庆时）。另一方面有“锱铢计较，遇老病者不能执业，辄屏弃之，虽平时曾资其力，亦莫之或恤”[58]的手工业资本家。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甚至已开始了小规模的斗争，如所谓“每窑一座需工数十人，一有所拂，辄哄然停工”[59]。又有所谓“除窑户外，其间碓房匠作，以及坯行、车坯行、画行、彩行、菱草行、柴行诸色人等，动以万计，率多别籍异民，秉负强梁，不纠于法，故历称景镇为藏奸纳污，逃亡逋窜之区。伊等锱铢必较，睚眦必复，即银色饭食之类，少有龃龉，动即知会同行罢工罢市”[60]。

煮盐也是中国历史上一项著名的手工业。尤以四川的井盐规模最大，盐井几乎普遍全省，据《四川盐政史》所说：“雍正八年（1730年）有井二千三百十九眼，乾隆时增为三千余井，其后复增至万余井”[61]。开凿盐井的工程很艰巨，“辟一井之工，以数年计，费以数万计，非强有力者弗能为”[62]。可是这些盐井大多是手工业资本家出资雇工开凿的，盐井的规模也很大，如严如煜说：“大盐厂如犍富等县，灶户佣作商贩各项，每厂之人，以数十万计。即沿边之大宁、开县等厂，众亦以万计。”[63]每个盐厂有"首、掌柜、外场、经纪、灶头、管事、山匠等人。[64]李榕说：“担水之夫约有万……盐船之夫其数倍于担水夫，担盐之夫又倍之……盐匠、山匠、灶头，操此三艺者约有万……积巨金以业盐者数百家，为金工、为木工、为石工、为杂工者数百家，贩布帛豆粟牲畜竹木油麻者数千家，合得三四十万人。”[65]这些记载表明，正是那些“积巨金以业盐者”的数百家的资本才能指挥这样庞大的井盐生产。

冶铁铸铁业在中国历史上一向是和煮盐并称的重要手工业。当时在广东、湖北、陕西、安徽等省冶铁铸铁业最为发达，特别是广东佛山镇，俨然是全国冶铁、铸铁的中心，当时有“佛山之冶遍天下”[66]的美称。这个手工业市镇“烟火逾十万家”[67]，“四方商贾萃于斯，四方之贫民亦萃于斯，挟资以贾者什一，徒手而求食者则什九也”[68]。这里所说的十分之一的商贾，其中也包括一些工场手工业主。据屈大均记载这里冶铁工场的情形，“凡一炉场环而居者三百家，司炉者二百余人，掘铁矿者三百余，汲者烧炭者二百有余，驮者牛二百头，载者舟五十艘，计一铁场之费，不止万金”[69]。这当然已不是一般的小生产规模了。另如陕西冶铁也如此，“铁炉川等稍大厂分，常川有二三千人，小厂分三四炉，亦必有千人数百人”[70]。此外，汉口、芜湖冶铁也很发达，汉口“有铁行十三家，铁匠五千余名”[71]，芜湖“居于廛治钢业者数十家，每日须工作不啻数百人”[72]。

铜矿也是规模巨大的手工业生产部门，都集中在云南，从乾隆以来全省每年经常有二三十个铜厂在采铜冶铜，最多时全省铜厂有300处[73]，每年可产铜1 400万斤。工人数目也很多，据檀萃说：“其人之多，不可算数。况总全滇诸厂而计之，则其数岂止七十万哉！”[74]据唐炯说：“从前大厂率七八万人，小厂亦万余人，合计通省厂丁，无虑数百十万。”[75]可见云南铜厂的巨大规模。

采铜冶铜的分工很细密，开辟矿井有专人，用槌的称“槌手”，用凿的称“凿手”。槌手的工作最劳累，需要有更替的人，称“挂尖”。一面矿井开进去，一面有人把矿砂背出来，称“砂丁”，大概一对槌凿需要配备五六个砂丁。此外开辟出来的矿井，需用木棍支架，以免坍塌，做这个工作的是富有经验的“镶头”。矿井出水时，还有“龙手”做排水工作。这些人通力合作，形成一个采铜的小组。等到矿砂取出来，又要由专人来捶洗、配矿、烧矿，才能够出铜。整个采铜冶铜的生产过程很复杂，分工也很细密。[76]

至于劳动者的身份，虽有一部分是自备生产工具共同合作采铜的小生产者，但大部分却是雇佣工人。这些雇佣工人分好几类，有的是“其初出力攻采，不受月钱，至得矿时，与硐主四六分财者，为亲身弟兄”，有的是“按月支给工价，去留随其自便者，名为招募砂丁”，也有“硐内偶尔缺人，临时招募添补，则雇工应用”[77]。所谓“硐主”，又称“锅头”，大多是挟有重资的手工工场主。唐炯说：“从前开办皆系川、湖、江、广大商巨贾，每开一厂，率费银十万二十万两不等。”[78]这种分工和雇佣的情况说明云南铜厂实际上是规模巨大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

采煤也是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邓拓同志曾经调查了北京西郊门头沟产煤区，发现了100座明清时代旧煤窑的遗迹，证明该地民办煤窑始于明万历时（16世纪末），至清乾隆时大盛起来（18世纪末）。[79]这里的煤窑资本大多采取分股合伙的制度，也有若干个煤窑的联合经营。经过一二百年的发展，产生了焦姓、阎姓等较大的窑主，到乾隆时就看到大窑主有“垄断”、“鲸吞”的现象，把许多小民窑集中到大窑主的手里。民窑内部也已经初步具备分工协作的资本主义关系，一方面有自备工本、赴窑开采的“窑户”，有协助窑户管理窑务的“掌柜”和“管账”；另一方面有大批受雇佣的“窑夫”以及担任技术指导的“作头”。门头沟煤窑的情况显示了中国资本主义幼芽在封建社会母腹中缓慢发育的一个典型。当时北京郊区的小煤矿还很多，据乾隆二十七年大学士史贻直等奏称，近京西山和宛平、房山县的在采煤窑有273个。[80]其他各省也有很多煤窑，较著名的如山东峄县“煤矿最盛，岭阜处处有之。人采取者，任自经理，不复关诸官吏。方乾、嘉时，县当午道，商贾辐辏，炭窑时有增置。而漕运数千艘，连樯北上，载煤动数百万石，由是矿业大兴。而县诸大族，若梁氏、崔氏、宋氏以炭故，皆起家，与王侯埒富。间以其羡遗诸官吏，是为窑规，岁糜金钱无算，然未尝有税也”[81]。

采木业中也有手工工场，陕西一省采木工人很多，据1823年（道光三年）调查，陕西盩厔县山林中有“客民十五万有奇，兼有大木厢三处，板厢十余处，铁厂数处，供厢之人甚伙”，宁陕厅有“男女大小十二万九千余名口，内中木厢铁厂工匠甚多”，凤县有“十七万三千四百余口……又有铁厂十七处，柴厢十三家，每厂雇工或数十人至数百人不等”[82]。这些工人很多是在手工工场中工作的。采木业中的手工工场按照规模的大小分成三种，最大的是圆木厂，组织分工很严密，“计大圆木厂匠作水陆挽运之人，不下三五千。其开伐以渐而进，平时进止皆有号令，号曰某营，与行军同”。较小的称“枋板厂”、“猴柴厂”，工人较少，但也是“大者每厂数百人，小亦数十人”。这些木厂大多掌握在资本家手里，有些较大的资本家甚至并不直接经营厂务，如严如煜说：“开厂出资本商人，住西安盩厔汉中城。其总理总管之人曰掌柜，曰当家；挂记账目，经管包揽，承赁字据，曰书办；水次揽运头人，曰领岸；水陆领夫之人，曰包头”；“冬春匠作背运佣力之人不下数万。偶值岁歉停工，则营生无资”[83]。

造纸业中的手工工场也是很显著的。如陕西“西乡纸厂二十余座，定远纸厂逾百。近日洋县华阳亦有小纸厂二十余座，厂大者匠作佣工必得百数十人，小者亦得四五十人”[84]。制糖业中也有“所谓蔗车糖廍者，同业异名，系各就田园设厂，雇工营作”[85]。在台湾制糖业极为发达，“全台仰望资生，四方奔趋图息，莫此为甚”[86]。陕西淘金业也有小规模的手工工场，“厂头出工本，佣夫淘簸，每厂约数十人”[87]。苏州踹布业中在18世纪初就有“踹坊四百五十余处，每坊容匠各数十人不等，查其踹石已有一万九百余块，人数称是”[88]。福建的茶厂在道光时“瓯宁一邑，不下千厂，每厂大者百余人，小亦数十人，大厂则万人，兼以客贩担夫，络绎道途、充塞逆旅，合计又数千人”[89]。鸦片战争前夕，广州佛山镇“从事织造各种布匹的工人共约五万人，产品需求紧迫的时候，工人就大量增加。工人们分别在大约二千五百家织布工场做工，平时每一工场平均有二十个工人”[90]。广州附近又有一家制茶工场，男女童工有五百人。[91]同时，直隶宁津县大柳镇的统泰升杂货店，兼营铁器、轧花等手工工场，在轧花厂中有一百多工人。[92]山东济宁有六个制烟工场，“每年买卖至白金二百万两，其工人四千余名”[93]。

以上事实证明，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以前，中国封建社会按照本身的发展规律，已经在各个手工业生产部门中产生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这种手工工场是在封建时代手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分工的结果，它虽然还以手工技术作基础，但已是拥有或多或少的资本，使用雇佣劳动而为市场制造商品的企业。马克思说：“较多数劳动者在同时，在同地（或在同一工作场所），在同一资本家的命令下，生产同种商品，在历史上，和在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出发点。”[94]所以上述的厂矿，按其性质来说，是资本主义的企业；按其发展阶段来说，则是大机器工业之前的一种工业生产形态。

随着手工业各部门中资本主义的生长，农业方面也开始产生了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资本主义之渗入农业却特别迟慢，并且是以极端多样化的形式”[95]。假使说我们在手工业生产中可以用专业性手工工场的组织规模来衡量资本主义发展高度的话，那么我们在农业生产方面却不可能找到这种明显的标志，正像列宁所说：“农业性工业则不分为完全独立的部门，而只是在一种场合下专门生产一种市场生产品，在另一种场合下专门生产另一种市场生产品”[96]。因此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生长情况，我们只能就商业性农业的一般发展情况加以考察。

那么18—19世纪商业性农业的发展状况如何呢？

首先，作为手工业原料的经济作物的种植逐渐扩大了。例如棉纺织业是当时最普遍的一种家庭手工业，棉花需要量很大，这样就促进了商业性植棉的发展而出现了几个主要产棉区，像松江、太仓、通州一带，“每村庄知务本种稻者不过十分之二三，图利种花者则有十分之七八”[97]；河北保定一带“种棉之地，约居什之二三”[98]；“宁津种棉者几半县”[99]。棉花收获以后主要是当做商品出卖，所以出现了相当活跃的棉花市场，“每当新棉入市，远商翕集，肩摩踵错，居积者列肆以敛之，懋迁者牵车以赴之，村落趁墟之人，莫不负挈纷如”[100]。又如某些地方的桑叶也已成为商品性的作物，广东南海顺德交界的桑园周围地方，“周回百余里，居民数十万户，田地一千数百余顷，种植桑树，以饲春蚕”[101]；湖州则已出现了“青桑叶行”，专门买卖桑叶，所以蚕农有“桑叶怕昂丝怕贱……卖丝不够买叶钱”[102]之叹。

除棉花、桑叶之外，烟草、甘蔗可说是最重要的经济作物。如陕南汉中一带（城固湑水以北）“沃土腴田，尽植烟苗”[103]；广西一带“种烟之家，十居其半”[104]；福建省“烟草之植，耗地十之六七”[105]；广州一带“蔗田几与禾田等”[106]；台湾地方“蔗田万顷碧萋萋……一望茏葱路欲迷”[107]。在这样广阔的土地上种植的烟草、甘蔗当然绝大部分是要当做商品出卖的。

除了作为工业原料的经济作物的发展外，某些地区出现了商业性的园艺业和水产业，如《红楼梦》中有拥有几十顷桂花园的“桂花夏家”[108]，《儒林外史》中有拥有二三百亩菜园子的于老者[109]。此外，广州附近有“连冈接阜，弥望不穷”[110]的水果园，北京丰台有“连畦接畛，担市者万余茎”[111]的芍药花园，广东有“家有荔枝千株，其人与万户侯等”[112]的荔枝园主，广东南海则有专门出卖鱼秧的九江乡[113]等等。这种商业性农业的出现表明资本主义关系已经缓慢地侵入农业，其进一步发展必然会引起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密，引起农业加工性质的手工业的日益发展，引起农村阶级分化的日益剧烈。

综上所述，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资本主义关系已经在工业农业的许多部门中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按照自己的发展规律，也将走入资本主义社会。正像毛主席所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114]

某些反动的“学者”硬说：中国历史是静止的，只能永远停滞在一点上，欧洲历史则是运动的，中国社会只有借助外力的冲击方能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根据这样的荒谬观点，他们向欧美资产阶级顶礼膜拜，感谢他们为中国带来了文明，这是一种十足的奴才言论。本来封建社会的基本特点就是生产发展速度缓慢，墨守成规，传统主宰一切，这在中国、外国都是一样的，但无论怎样缓慢，社会总是在逐渐进步的。这些“学者”们把一切封建社会所具有的共性硬指为中国社会所独有的特性，用片面的暂时的现象掩盖了本质，从而得出媚外、崇外的反动结论，这正是他们欺骗人民的一贯手法。

当然在考察这个问题时也应该注意事情的另一方面，从当时整个社会情况来看，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还占着明显的优势。农民生产的粮食主要是自己食用或是以实物形式交纳地租赋税，种植经济作物或生产商品粮食的农户毕竟占很少数。如拿粮食来说，当时商品化的程度还是很低的，所以元、明、清三代都把漕运当做朝廷的一项大政，这是因为三代的京城都设在北京，北京成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城市，却没有一个相应广大的粮食市场来供应北京的需要，因此朝廷不得不花很多钱来举办漕运，从南方各省每年运粮400万石到北京，称为“漕粮”。漕运制度的弊端很多，几乎是史不绝书的，但是封建统治者不可能废止漕运，这就是由于粮食商品化程度太低，统治者不得不使用行政力量来保障自己的食用。到19世纪初（嘉庆时），由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漕粮的征收已经部分地折征货币，称为“漕折”，但是“漕折”还不是普遍的制度，只有在交通极不便利、运输粮食有困难或因灾荒粮食不足的地区，才允许改征货币，大体上折征货币的比例不超过20%，这就可见粮食商品化的程度仍是不高的。再拿其他日用品来说，当时农民除生产自己食用的粮食以外，还和妻儿们一起生产自己所需要的日用品，除江、浙、广东某些地区外，大部分农民跟市场的关系是很少的。我们在前面叙述了不少大规模的手工工场，那是就中国社会经济中新的、发展最高的、最有前途的因素来说的，和这些手工工场并存的是大量的农村副业、家庭手工业和手工业小作坊，农村副业性质的和小商品生产性质的手工业担负着社会手工业生产的绝大部分，它和手工工场比较起来，像是汪洋大海中的几座孤岛，如拿最重要的棉纺织业来说，还停留在家庭手工业阶段（虽然有些地区棉纺织家庭手工业已为包买商人所控制），许多农户都是又耕又织。我们翻开各种地方志，就能够看到这种农业和小手工业相结合的普遍现象，拿直隶为例：如《大名府志》称“民野处者，尚俭习劳，甘啖粗粝，终身不着纨帛。妇勤纺织，中夜不辍。夏秋禾熟时，妇则从事陇亩，佐夫收获”。《乐亭县志》称“民类椎鲁，其耕稼纺绩，比户皆然”。《广宗县志》称“男力稼穑，女勤纴织”。《隆平县志》称“地广人稠，男耕女织”。《曲阳县志》称“男勤耕凿，女勤纺绩”。《饶阳县志》称“农民力田而外，专事纺织”。类似这样的记载，在其他书籍中也俯拾皆是。这寥寥数字的记载，正是反映了中国社会经济的主流，即一方面是全国土地被分割为无数零碎的小生产单位，生产者被束缚在一小块土地上，受尽灾难和折磨；另一方面小手工业又强韧地附着在农业生产上，阻碍了劳动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即如江苏松江，是著名的棉织业中心，但该地布匹，也大多是出于农村的家庭手工业，如所谓“乡村纺织，尤尚精敏。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以织助耕，女红有力焉”[115]。一个外国人的调查报告说：

福建具备一种美好而简单的经济体系……一个福建农民除去种植其它作物而外，还生产某种数量的蔗糖。到春天，他把糖运到最近的一个海口去卖给商人……秋收以后，农家一切人手，老老少少，全都动手清棉、纺纱、织布，他们就用这种自家织成的材料。至于自用而有余，便运到最近的城市中去，城市的店铺则买下来，以便城里人和水上船户之需。这个国家十分之九的人都穿这种自织的布匹，其品质从最粗的到最细的，通统都是农舍里生产出来的……

中国每个小康之家都有织布机，这或许要算是世界各国中独一无二的特殊国家了。别的国家，人们只是清棉、纺纱，而把纱送给职业织工那儿去织成布匹，中国则自清、自纺、自织，并且很少光是为自己家庭需要而生产的，而是把这项生产当作季节活动的主要劳作，为供给邻近城市与水上人口生产一定量的布匹。就这样，福建的农夫不独是一个农夫，而且还是园艺家、制造家合而为一的人物。在庄稼收割以后，在下雨天，在田里无工可做，或不能做户外劳作的时候，总之，在全年中一切可以利用的空闲的时间里，这些农夫就动员自己的妻子儿女乃至雇工在家从事纺织。[116]

以上这个材料反映了中国大多数农户又耕又织，辛勤地从事农村副业生产和小商品生产的情况。

小商品生产和副业生产在其他手工业中也是很普遍的。如制瓷方面，景德镇的瓷业是手工业生产中的一个高峰，但那儿生产出来的瓷器大多是精细艺术品，至于广大人民所使用的则是各地小规模民窑土窑所生产的粗劣陶瓷。又如四川的制盐工场发展虽高，但沿海一带则有许多小规模的制盐业，有的甚至停留在“禾田既获，则以海水淋秆烧盐”[117]的农村副业阶段。所以当时在不少行业中虽已产生资本主义的经济因素，但要冲破庞大自然经济的包围，还需要经历一段时间。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发展前途上的主要困难是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苛重的地租赋税压在农民身上，使农民在最好的年成里也只能维持极低的生活水平。如当时人记载农民生活情形说：“苏松土隘人稠，一夫所耕，不过十亩。倚山傍湖，旱潦难均，即丰稔之岁，所得亦自有限；而条银、漕、白正耗，以及白粮经费、漕赠、五米、十银、杂项差徭，不可胜计；而仰事俯育，婚嫁丧葬，俱在其中。终岁勤动，不能免鞭朴之苦。故苏松俗好浮华，独耕田输纳之民，艰难实甚”[118]；“农民治其业，自非岁时伏腊省祠墓、通亲戚，则晴事耕耘，雨勤织绩，赤背而薅草、跣足而犁冰，出入见星，工作常倍者，为上农。自耕其田，岁息钱不过十四五千文；其佃耕与罢弱者可知也。或有忿迫，奔呼吏门，受断明速而岁计已虚；略事迁延，常继横贷，滚垛之困，累世不复”[119]；“乡民佃耕多于自耕。约费枯饼、灰、粪、人工钱文一千，可得谷一石。佃耕计每石田须押规银三十两内外，岁租十石内外。资本不足家，贷银偿谷，谓之水租。而流卖田亩，相习以少作多。故佃耕农民，多形拮据。此乡间作苦情形，不患不勤而患不富，终岁勤动有不得养其父母者”[120]。农民群众在残酷的剥削下根本没有力量来改进和提高生产，因此整个社会生产力呈现出“停滞不前”的状况。

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另一个因素是封建上层建筑竭力维护其旧基础的反动作用。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清朝专制政权，对工商业实行压抑和控制政策，把工商称做“末利”，有意贬低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并且实行高税政策，阻挠它的发展，例如苏（州）、松（江）、太（仓）、常（州）、镇（江）、杭（州）、嘉（兴）、湖（州）七府一州是工商业最繁荣地区，当地粮食经常不足，却要负担全国漕米贡纳的63%。又如广东的商业性荔枝园有一种“官租”，“不论荔枝结实与否，年年必需交纳”[121]。甚至“穷担小民，无地可耕，或灌园种菜，或磨豆为腐，力作肩挑，辛苦万状。至于小本经营者，皆系借贷微资，求觅蝇头，糊口赡家。摆设地摊者，无力赁店，就地铺排，朝此暮彼，移徙不常，晴摊雨收鬻售靡定。此等穷民，皆须完纳课程，实属艰苦，虽每人名下完银自八九分至二三钱不等，数似无多，而胥役借端扰累，种种难堪。或甫经生理，必先完课，方许开张；或两人合伙，同一经营，并令纳课；或岁春停卖，犹必勒完一岁之银；或年腊开张，亦务责纳满年之数。加以需索赊欠，不一而足”[122]。

不仅苛捐杂税压抑了工商业的发展，清政权还经常对某些行业直接禁止，这在矿业、采木业中最明显。例如雍正五年布兰泰奏请开矿事宜，遭到皇帝的严厉训斥，上谕说：“开采一事……人聚众多，为害甚巨。从来矿徒，率皆五方匪类，乌合于深山穷谷之中，逐此末利……尔果欲效忠荩，何必谆谆以利为言。”[123]第二年广东布政使王士俊奏请开放铜铁山场，也碰了一个大钉子。雍正朱批称：“附近居民，业俱往厂开采，其田地谁为之耕种耶？从来力作之事，系农所长，习劳服役，非士与商所能。使农夫咸离南亩，弃耒耜而事攻凿，夫岂敦本抑末之道欤？”[124]类如这种言论在清朝历代“圣训”中可以找到不少。不仅开矿会遭到统治者的干预，其他行业也如此，例如植茶是很繁盛的事业，可是地主阶级却声称茶山有藏奸聚盗、多耗食米和损坏田土等三大害，建议政府压抑茶商和茶农，使“厂户利尽，渐渐散归，数十年后，茶山可尽废”[125]。扬州有一家纸坊因为用有字的废纸作原料，被视为触犯了“圣贤典籍”，被勒令歇业[126]。又如“北京在前清时代，因迷信风水之故，限令距城四十里以内，不准经营烧酒及榨油业”[127]。总之，专制政权、封建观念以及种种陋规恶习不知道窒死了多少工商业。

清朝政府对手工业压价采买的政策也是使得手工业萎缩不振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潞绸的衰落即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该地织绸本来是很繁荣的，但是皇帝、贵族连年不断地压榨，用极低的价格采买潞绸，到乾隆时，“旧时之机户，大半逃亡，仅存在十数家，零丁雕瘵，欲逃不能，欲存不可，每岁织造之令一至，比户惊慌”[128]。再如云南的铜矿，清王朝为了铸钱的需要，云南各矿所生产的铜，90%都被官府低价收购去了，流通到市场的仅占10%，为了收购便利还设立了“官铜店”，实行了“官发工本”的办法，“矿民入山采铜，官必每百斤预发价银四两五钱，至铜砂煎出时，抽出国课二十斤，秤头加长三十斤，共交一百五十斤，此无本之矿民所由困也。其有不领官价，自备工本，入山开采者，至铜砂煎出时，令矿民自备脚力，驮至省店领银，每百五十斤，给银五两，又旷日持久，不能支领，于是有本之矿民亦困，其有私相买卖者谓之私铜，将铜入官，复坐以罚”，所以连大官僚李绂也不能不叹息说：“夫山海之利，公之于人则普而多，私之于官则专而少，公之于人则可以富国而裕民，私之于官则至于害民而病国，至民逃铜乏而官课亦亏，专利之弊，反至于无利，往往然也”；“自滇省设立官铜店而滇铜遂不出矣”[129]。

从以上所述，可见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确已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当然，在它的发展前途上，还有着一条回旋曲折的道路，它在当时还是比较微弱的经济因素。但是，不管有多少困难和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一定会导致封建经济基础及其全部上层建筑的覆灭。正像恩格斯所说：“无论在什么时候，经济的发展，总是无情地、无例外地打通自己的道路”[130]。在生产关系显得已不能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18世纪开始形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形势，行将到来的革命一定要发挥出震撼封建制度、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巨大作用。

三、政治情况和思想情况

在中国封建经济危机日益显露的情况下，阶级关系也呈现出十分紧张的形势。

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是基本的矛盾，农民一直是载着社会一切阶层的沉重负担者，他们被地主阶级当做牛马来驱使，农民们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是当时推动社会前进的主要力量。

但当时社会上还存在着满族和以汉族为主的其他各族人民之间的矛盾，特别是汉族人民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较高，汉族已经由部族向民族转变，在外族入侵过程中激发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鼓舞着汉族人民的斗争，所以在清朝前期二百多年的历史中，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经常和汉族或其他族反对满族的斗争错综结合起来，阶级的斗争往往掺杂着满汉斗争的因素，蒙着满汉斗争的外衣。

由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当时还存在着市民和封建主之间的矛盾，市民内的中等阶层（包括工场手工业主和商人）是比较软弱的力量，因为当时工场手工业的数量和规模还不多不大，即使有个别较大的企业及一部分大商业，也是处在封建政权的严格控制之下，他们对于封建政权的依赖关系掩盖了他们对封建政权的矛盾。一直到鸦片战争前，还很少看到中等阶层和封建政权之间的严重冲突。应该说，中等阶层的政治积极性是比较低的，只有市民内的下层，包括手工业工人、小商贩和流氓无产阶级，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农民气质，由于封建社会进入末期，他们的人数渐渐增加，在18世纪、19世纪，他们和农民一起进行过反封建的英勇斗争，他们的政治积极性较中等阶层高得多。

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汉族及其他被压迫部族反对满族统治者的斗争，城市平民反对封建主的斗争，这三者错综结合，在18世纪末形成了革命的高潮。

在这次革命高潮中起重要作用的是汉族的下层秘密结社和回、苗、瑶、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秘密结社分成两个系统：一个是大体分布在长江以南的天地会（洪门、三点、三合等都是它的别名或支派），一个是大体分布在长江以北的白莲教（清水、天理、八卦都是它的支派）。白莲教有很悠久的革命传统，元末的农民大起义就是白莲教所领导的，明王朝的创立者朱元璋曾经是白莲教香军中的一支，明王朝统治时，白莲教又发动过几次反封建起义（蒲台唐赛儿的起义、巨野徐鸿儒的起义）。白莲教经过几百年流传，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天地会是16世纪末新兴的秘密组织，据说是康熙年间的几个明朝遗老怀抱恢复汉族统治的志愿而在下层群众中创立的秘密组织。白莲教和天地会传布极为广泛，两者都是反对封建压迫、反对异族统治的组织，但白莲教是一个纯粹的农民组织，而天地会则较多地反映了城市平民阶层的要求。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

第一，从参加组织的成员看，白莲教盛行在北方农村中，参加的群众绝大部分是农民。天地会盛行在南方城市中，尤以较大的工商业城市、矿区和交通运输线为最，它在城市中创设“码头”，参加的群众有很大部分是手工业工人（尤以搬运工人、船夫、纤夫、盐场灶丁、矿工为最多）和没有固定职业的江湖流浪者（医卜星相、卖艺者、乞丐、娼妓）。

第二，从两者的组织形式看，白莲教是宗教团体，迷信色彩十分强烈，它主要以烧香拜佛念咒画符等较为落后的方法来组织群众。天地会的组织已经开始染上近代民主主义色彩，《教门源流考》的作者陶成章说他们“政体主共和，同盟者一体看待”。他们彼此之间以兄弟相称，以“义气”、“信用”来保持成员之间的团结一致，这是较为进步的组织形式。

第三，从两者传布地区看，白莲教主要在北方，天地会主要在南方（还有海外华侨中）。陶成章曾经说：“今夫白莲之教非无南下者，然终不能比肩于洪门；洪门之会亦非无北上者，然终不能并提于白莲”。他解释这种南北区划的原因是“民情风俗之不同使然也”[131]。假使追问一句：南北“民情风俗”的差异因何造成？那就不得不归结于南北经济发展的差异和阶级结构的差异，由于南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市较繁荣，资本主义关系较发展，市民（特别是其中的平民阶层）的力量较雄厚，所以出现了一个适应市民要求的天地会组织。北方由于经济较落后，所以只有适合农民要求的几百年来流传的白莲教的活动。

以往研究中国近代秘密结社的人，总是用“反清复明”等反满斗争来解释天地会的发生发展，这显然有很大片面性。这不仅忽略了天地会在反封建制度方面的作用，而且也忽略了中国封建末期一支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只有注意到天地会出现的经济条件和阶级基础，才能正确地理解近代秘密结社发展的全貌。

当然也应该指出，两个秘密组织在成员、组织形式和传布地区上的一些差异并不能抹杀它们在斗争方向上的共同性，两者都是下层群众反封建压迫、反满族统治的秘密组织，特别由于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关系还十分微弱，天地会组织中不仅有很多城市平民参加，也有很多农民参加。在当时农民和城市平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两者都要求击破封建的满族统治的枷锁，因此农民的斗争经常是和城市平民的斗争互相渗透的。

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农民、城市平民以及各少数民族人民曾经掀起一个巨大的反对清朝统治的斗争。1774年王伦所领导的清水教在山东临清起义，开始点燃了这次革命的火炬。接着在80年代就爆发了以苏四十三、田五为首的甘肃回民起义和台湾的天地会林爽文的起义。回民起义绵延三四年，台湾的起义军占领了台湾的大部分地区，这两次起义虽然是在边远地区发生的，但打得清朝军队手忙脚乱，疲于奔命。到1796年在湖北、四川地区爆发了规模浩大的白莲教大起义，参加起义的群众有数百万。这次起义蔓延到鄂、川、豫、陕、甘等省，严重地打击了清朝统治，是清朝统治由极盛时期转向衰落时期的一个关键。在白莲教起义的同时，湖南、贵州又爆发了历时十多年的苗民起义，东南沿海又爆发了以蔡牵为首的渔民起义。

19世纪初清王朝的统治呈现摇摇欲坠的危境，清朝的常备兵（八旗和绿营）不可能扑灭人民的革命火焰，只能依靠各省地主阶级组织起来的地方武装——乡勇——勉强把白莲教起义镇压下去。但不久，1813年白莲教的支派天理会在李文成的率领下攻下了河南滑县，另一部分天理会徒在林清率领下潜入北京，攻入皇宫。天理会起义虽然仍被清朝镇压下去了，但起义人民勇敢机智地打进了皇帝的宫殿，给封建统治权威一个很猛烈的打击。同年陕西三才峡又有伐木工人的起义。

自从天理会起义失败后，北方白莲教的力量受到损耗，暂时潜伏在农村活动，在以后的将近七八十年间，白莲教及其支派的公开起义比较少了，而南方天地会及其支派日渐活跃起来。19世纪初，天地会的组织遍布于长江以南，清政府三令五申严禁结社，但仍旧无济于事。较大的起义，有1809年江西胡秉辉的起义、1817年广东梅县起义以及1832年广西天地会的起义。

19世纪初，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人民的斗争也仍在继续，如1820年新疆人民的起义、1831年湘西瑶族的起义。从19世纪末年以来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日益剧烈，和汉族人民的斗争遥相呼应，这种情况表明：由于经济的发展使边疆和内地的联系日益加强，因此各族人民在政治活动上也日益积极起来，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在反对封建压迫的共同斗争中建立起了深厚的兄弟般的友谊。

在以上所述的起义活动中，可以看出一个与前不同的明显的特点，这就是城市平民越来越多地参加了斗争。临清起义者中有很大部分是运河沿岸的纤夫、船夫。天理会起义的两个领袖，李文成是木匠出身，林清是药铺学徒，群众中有不少人是流浪江湖的人。天理会的各次起义中，城市平民占更大的比重。此外，三才峡的起义队伍则完全是由伐木工人组成的。起义队伍中城市平民数量的增加是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结果，这又必然给予革命重要的影响，使革命队伍组织更严密，政治主张更明确，因而使革命威力更加提高，这一点特别在以后的太平天国革命中表现得更明显。

在以上所述阶级矛盾尖锐的情况下，清朝统治机构日趋腐朽。在所谓“承平一百数十余年”之后，清朝统治者已经弄得暮气沉沉，不仅整个统治阶级跟人民的对立程度日益加深，而且统治阶级内部也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执掌清朝政权的满洲贵族虽然基本上是联合汉族地主共同统治着中国的，但由于部族习惯势力的影响以及其他原因，而对汉族官僚地主始终抱着极大戒心。满族的亲贵官僚执掌着大权，汉族官员的权力很有限，乾隆时杭世骏就说过：“天下巡抚尚满汉参半，总督则汉人无一焉。”在镇压白莲教起义中，汉族地主曾经卖过很大力气，但事后，汉族地主仍受到排挤，他们的武装力量乡勇也被遣散。严如煜的《乡兵行》后篇写道：“杀贼要乡勇，受赏偏说册无名。十年凯撒人已老，欲补新兵粮额少，赏金多被领旗抽，区区微劳谁见收？功不收，亦无愁，依然无面回乡里，甘心老向南山死！”这段诗句抒写了汉族地主阶级的武装部队对清朝莫大的怨恨情绪。

不仅如此，而且当时的国家事务完全由皇帝掌握着，上谕和诏书就是国家的法令，专制的淫威笼罩着整个中国。当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统治者越来越难于对付经济、政治的危机时，拥有绝对专制权威的皇帝也就更加暴露出他的愚蠢独断和闭塞无知。后来太平军刚起时，曾国藩从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指出从前“岂无一二嘉谟至计，究其归宿，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希望皇帝“力图振作”，结果触犯皇帝之忌，大加申斥。在这种绝对专制与种族压迫的淫威之下，大官僚都是些八面玲珑的人物，只知道逢迎阿谀，苟且弥缝，一点没有政治眼光。如嘉庆、道光年间久任军机大臣的曹振镛，“晚年恩遇极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术，文正（曹振镛的谥号）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132]。这六个字流传下去，成为官场的金科玉律。当时有人写了一阕《一剪梅》：“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在朦胧，议也毋庸，驳也毋庸。”又云：“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后世更无穷，不谥文忠，便谥文恭。”这首词生动地刻画了当时腐朽的官场。

乾隆以后，官场贪污案层出，如两淮盐引贪污案、甘肃侵冒赈粮案。到嘉庆时又有虚收税粮案、冒领库银案、河工贪污案等。每次案件，贪污的数目动辄几十万，甚至私刻假印、戕杀命官，奇闻怪事，不一而足，连上谕中也说：这些都是“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乾隆后期的军机大臣和珅就是当时最大的贪官。嘉庆时，和珅的财产被抄没入官，共有109号，其中经估价的26号即值二亿二千多万两，其全部财产约在8亿两左右，相当于当时20年的国库收入，数量之巨，实为惊人。故当时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谚。整个吏治，腐败得不成样子，这里可以举出刘蓉的一段议论以见官场腐败之一般。刘蓉说：

今天下之吏亦众矣，未闻有以安民为事者，而赋敛之横，刑罚之滥，朘民膏而殃民命者，天下皆是，此其患岂小故哉……国家牧民之吏虽取之不一其途，而由科举者恒居其半，彼固尝诵诗书而称仁义，未必皆蜂虿蛇蝎之性也，其所以丧其良心者，盖亦有故矣。其始取之也，以记诵词章而不必有德行道艺之实；其职之也，以科条律令而不必有慈祥仁爱之施；其课之也，以钱谷刑名而不必有抚字教化之效，是固已失出治安民之本矣。况夫科目之外，又杂以捐纳之途，是驱之使责偿于民，而肆其贪婪之志也；法律之外，又加以条例之烦，是借之使挟以为奸，而制其死生之命也；考成之外，又责以苞苴之私，是教之使敛怨于下，而快其溪壑之欲也。是以才者既尽其所欲为，而不顾斯民之疾苦，不才者又茫然不省，一听猾胥之所为，而因以便其私计。至于时势之趋既定，即贤者亦转移其中，而不复有所顾惜，况贪残之吏，出乎其性者哉！国家设官分职，本以为民，而任事者匪惟不恤，又从而鱼肉之，使斯民之性命膏血，日呼号宛转于豺狼之吻而莫之救以死，斯亦极人世伤心之故矣！又有甚者，府吏胥徒之属，不名一艺，而坐食于州县之间者以千计，而各家之中，不耕织而享鲜美者，不下万焉。乡里小民，偶有睚眦之故，相与把持愚弄，不破其家不止，则夫玩法舞文，罗织无辜之苦，其尚可问也哉！夫以数十里弹丸之邑，主以豺狼之吏，而又纵百千鹰犬，螳捕而蚕食之，使毒归闾里，怨归朝廷……今之大吏，以苞苴之多寡，为课绩之重轻，而黜陟之典乱；今之小吏，以货贿之盈虚，决讼事之曲直，而刑赏之权乖……今州县之中，稍有洁己自好者，不惟白首下僚，无望夫官阶之转，而参劾且随之；而贪污者流，既以肥身家、乐妻子，而升擢之荣，岁且数至。彼此相形，利害悬绝；彼廉吏者，名既未成，利亦弗就，而独舍天下之所甚利，犯当世之所甚忌，此岂其情也哉！宜乎竞通私贿，煽起贪风，虽或负初心、亏素守，然犹每顾而不悔也！[133]

刘蓉当时站在不当权的中小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对清朝的黑暗吏治形容得可谓淋漓尽致。

清朝统治的腐朽不但表现在吏治的败坏上，而且也表现在维持这个统治机构的费用日益增加，清廷财政濒临破产的境地。乾隆末年，由于皇室的挥霍，库存每年减少。嘉庆时，为了镇压人民起义，军费支出很大，再加以黄河屡决，盐务、漕务混乱，财政更陷于困窘，而各省上交赋税常因“滞纳”而锐减。如1812年，各省积欠钱粮杂税即达2 000万两。解脱财政困难的唯一办法是加紧对人民剥削，因此人民所负担的地丁、漕粮和劳役一天比一天加重。清朝政府表面上不增加赋税项目，美其名曰“永不加赋”，实际征收的时候却加成色、打折扣，上下其手，大肆搜刮。如山东的情形，据陈肇说：“山东钱粮，嘉庆年间，每两收三千一二百文，今（道光八年）有加至四千文者，以市价二千六百文计之，折收几于加倍，穷檐小民，其何以堪。此外如逼富户之捐输，勒里长之摊派，养牛马者按头索息，作商贾者逐户敛钱，种种朘削，鸡犬皆空。”[134]又如江苏收纳漕米的情形，据冯桂芬说：“今则斛不必甚大，公然唱筹计数，七折又八扣，而淋尖、踢斛、捉猪、样盘米、贴米等犹在其外，又有水脚费、花户费、验米费、灰印费、筛费、厫门费、厫差费，合计约米直一斗，总须二石五六斗当一石。”[135]此外，官僚、绅士、书吏又要从中贪污，所谓“利归州县十二三、利归丁胥差役十七八”。每办一次漕粮，以中数言之，门丁漕书可以各得万金，书伙十数人共得二三万金，粮差正副三五十人共得三四万金，粮书二三百人共得三四万金，统算起来，每县的书吏粮差就要中饱十多万金；绅士生监又要求分肥，名叫“讼米”，每年要分二三万金[136]；上级衙门还要贪污，像江南一带每县陋规多至数十款、百余款，江西则有公开的价格，每个上等缺分的县对上司衙门每年馈送一万金，对同寅衙门馈送六七千金，中小缺分以次递减。这还是公开的贪污，至于偷偷摸摸的贿赂勒索当然更多了。这种或明或暗的贪污造成各地严重的浮收勒折。如安徽“浮收之数，有数倍于正额者，且有私收折价至十数倍者”，湖北“浮勒至于十倍”。负担这笔费用的当然是农民，至于拥有大量土地的大地主却可以用种种办法来脱卸这笔负担，如江苏的大地主该交一石的，实际只交几斗，农民该交一石的，实际却交三四石，结果是“以小户之浮收，抵大户之短价”。所以有人说：“漕务积弊，书不胜书，每届完纳，而污吏，而劣绅，而蠹书，上下其手，相与分肥，小民罄终岁之勤劬，犹不足衣食，乃典鬻一切，以宽追呼于旦夕，泰山之虎，永州之蛇，此岂仁人所忍言者！”[137]

最后，清朝统治的腐朽也表现在武装力量的废弛上。19世纪初，八旗、绿营已经腐败不能用，军伍的废弛是和政治上的腐败相互联系的，政治上既然是贪污贿赂大盛，军队中必然是侵扣军饷公行。结果，“饷之及兵，十不余五，兵无以自赡，乃兼商兼贾，兼百工技艺，甚而诓赌窝娼，无非不为”[138]。

当时军伍中吸食鸦片、聚开赌场的情形十分普遍，因此士兵对作战完全成了外行，连弓箭、炮铳、盾牌等武器的使用方法也不知道。太平日子，士兵或者三五成群，游手好闲，或者忙忙碌碌地做生意，甚至城门、汛房等重要的驻地“日间几无一人，必待营生昼毕，夜间始来。来则劳乏酣睡矣。屡到城门、汛房一二人，呼之不醒，更何有于更柝，至于操练巡防，无不视为具文”[139]。作战之时，有的是“雇人代充”，有的是“临阵脱逃”，有的是“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邀功”，也有的军队在作战时“视其将若仇雠，委而去之”。这样的军队，完全丧失了战斗能力，已不再能发挥其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了。也就是说，清王朝用以束缚中国人民手脚的最紧的一条绳索已经腐烂了，使中国人民有可能挣脱这条绳索，起来和封建统治者做有力的斗争。

鸦片战争前的社会思想状况是跟经济政治状况相适应的，由于当时资本主义已有萌芽，市民力量已经出现，所以社会思想方面早在17世纪（明清之际）就曾经产生了企求民主自由的思想潮流，这就是以王夫之、黄宗羲、顾亭林、颜元等大师为代表的各种学派，他们提倡唯物主义，反对空谈心性的宋明理学，主张民主平等，反对封建专制，主张自由发展工商业，反对钳制压抑工商业。并且由于满洲落后部族的入侵刺激了汉族人民捍卫本族利益的民族主义情感，这种正当的情感有力地影响着各个学派的发展，所以在这些学派里，民主平等的思想又和反抗满族统治的思想结合在一起，形成中国思想史上一簇灿烂奇异的花朵。

但是社会思想方面的情况也正如经济政治方面一样，由于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比较微弱，市民力量（特别是作为资产阶级前身的中等阶层）的政治积极性还很不够，再加上清朝在文化思想方面实行钳制政策，一方面大兴文字狱，摧残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开博学鸿词科，开四库馆，笼络知识分子，所以清初进步的唯物主义思想没有得到正常的发展，一部分知识分子继承了顾炎武的考据学而把它引上了歪曲的道路，变成埋头古书堆中、不问当代时务的烦琐学派——乾嘉汉学。

乾嘉汉学以精密的考据方法为其特点，对古代典籍逐字逐句地进行了个别的具体的研究，建立了音韵、训诂、辨伪、校勘、辑佚等专门学科，对古代典籍作了初步的整理。但是这种学派把自己的研究对象局限在古书中，而且对古书的研究也限于个别章句的孤立的研究，缺乏全面的认识和批判。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研究方法使得当时的考据大师们沉溺在驳杂细碎的逆流中，与现实脱节，变成统治阶级的消遣品和装饰品。在乾嘉时代，考据学是日丽中天、盛极一时的。除了这个学派以外，理学中的程朱学派也具有极大的势力（称宋学），清朝的科举文字都以朱熹的注释为准，康熙帝更是理学的积极提倡者，如陆陇其、汤斌等皆以“理学宗师”身跻显职。汉学和理学用不同的方式为封建制度服务。社会的发展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创造另一个学术派别来和这些腐朽的学派做斗争，这就崛起了所谓的“今文学派”。

今文学派是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学派。早在汉代就发生过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的一场大争论。西汉初年，古代经典都由老师宿儒口授，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西汉曾设立五经博士，专门传授用隶书写成的经典，称为今文学派。后来，有些古代经典从墙壁中被发现出来，这些经典是用古籀字写成，这种文字在汉代已不通行，其中有《春秋左氏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传习这些经典的称为古文学派。今古文两个学派争论的结果，今文学派遭到失败。在以后的将近两千年间，今文学派逐渐湮没，不被人所重视。正是由于这一点，它受封建名教观念的束缚较松，对于古代的典籍、制度、人物有一套不同于封建正统学派的看法。有人论述经今古文学派的区别时说道：“字句有不同，篇章有不同，书籍有不同，书籍中的意义有大不同，因之学统不同，宗派不同，对于古代的制度以及人物的批评各各不同；而且对于经书的中心人物——孔子，各具完全不同的观念。”[140]这样一个久被冷漠而活泼不拘的学派给陷在烦琐的考据泥潭中的知识界提供了自由思索的出发点。18世纪末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等根据汉代经今文学仅存的一部书籍——何休的《公羊解诂》——来解释经典，近代的经今文学派开始兴起。

近代经今文学派的研究方法和乾嘉考据学派完全不同，经今文学派批评考据学派沉溺于训诂名物之间而遗弃了先圣著作的精髓实质，主张“探索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主张读书要“通于天道人事，志于经世匡时”。这种学派的出现反映了在封建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下，知识界逐渐接近现实斗争并勇于探索现实的精神。19世纪初的思想家龚自珍可说是近代经今文学派早期的杰出代表。

龚自珍（1792—1841），浙江仁和人，又名定庵，出身于地主家庭，自己是个不得意的小官僚，幼年受著名汉学家段玉裁的熏陶，青年时代接受了刘逢禄的影响，成为今文学派的重要人物。

处在封建末期经济和政治的危机中，龚自珍第一个用自己的语言，表述了他对社会矛盾和时代变动的深刻体会。他说：“六十载太平之盛，人心惯于泰侈，风俗习于游荡。京师其尤甚者，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141]龚自珍感叹于这种“衰世”“末俗”，对政治制度、文化思想加以辛辣的鞭挞，他在四篇《明良论》中揭发官场的贪污、无耻、因循、拘谨等恶劣风气，指出这是封建异族的统治“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既殄，既狝，既夷”的结果。他感伤封建名教把人们的才智摧残净尽，他说：“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僇之，僇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僇之，名亦僇之，声音笑貌亦僇之。”这种无形的习惯势力压抑着新事物、新思想的成长，龚自珍朦胧地认识到新事物、新思想的成长将会排拒旧势力的顽抗，“才者自度将见僇，则蚤夜号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则蚤夜号以求乱……然而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142]。此外他对科举制度攻击最猛烈，他说：“今世科场之文，万喙相因，词可猎而取，貌可拟而肖，坊间刻本，如山如海，四书文禄士五百年矣，士禄于四书文数万辈矣，既穷既极。”[143]他特别写了一本《干禄新书》来讥刺科举制度。有人说龚自珍家中“凡其女其媳其妾其宠婢，悉令学馆阁书，语人曰：我家妇人无一不可入翰林者”，这可以表明他对那些八股冬烘极端轻蔑的态度。

龚自珍的著作并不仅仅停留在对腐朽现象的揭露和鞭挞，更重要的是他能深入地探究产生各种腐朽现象的根源。他认为贫富不均是社会秩序混乱的根本原因，“浮不足之数相去愈远则亡愈速，去稍近，治亦稍速，千万载治乱兴亡之数，直以是券矣……贫相轧，富相耀，贫者阽，富者安，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壅，或以羡慕，或以愤怨，或以骄汰，或以啬吝，浇漓诡异之俗，百出不可止。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必发，为兵燧、为疫疠，生民噍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其始不过贫富不相齐之为之尔，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144]。这种眼光确实是深远敏锐的。

在揭露和批判现实社会的同时，龚自珍提出了变革旧制度的主张。他在《农宗》篇里，描绘了理想社会的图案。他一方面反对封建制度下的贫富不均，主张把土地重新分配；另一方面根据自己对于未来社会朦胧的憧憬，企图把租佃关系纳入落后的宗法家族制的框子中。他主张根据人们的血缘关系把人类分成大宗、小宗、群宗、闲民四等人：大宗有田百亩，闲民5人为大宗佃种土地；小宗、群宗有田25亩，闲民1人为之佃种土地。他希望整个社会能够按照宗法关系形成一个“宗能收族，族能敬宗”的严密整体，又希望在宗法关系下发展自由竞争，积累私有财产。他说：“上古不讳私，百亩之主，必子其子”，“有能以尺土出谷者以为尺土主，有能以倍尺若什尺百尺出谷者以为倍尺什尺百尺主”[145]，所以他竭力反对封建统治者“遏欲”的主张。

在封建社会的末期，平均土地的主张实质上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主张。龚自珍十分敏锐地看到在平均土地以后由于竞争的加剧而可能产生的强宗大族，他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人的身上。有人质询他过分扩大宗族的势力，必然要引起“天下豪杰叛”的后果，他斩钉截铁地答复说：“此亡国之所惧，兴国之所资也。孟子曰：‘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146]从这里可以看到他对于行将兴起的资本主义社会势力的维护和向往。

当然，龚自珍的主张在当时是不可能付诸实施的。腐朽的统治者压抑着新的事物，不经过艰苦的斗争旧势力是不可能自行让步的。龚自珍处在社会大变革的前夜，处在新的方生、旧的未死的时代，他一方面恐惧这个社会变革将使自己的地位没落下去，另一方面又焦急地期待着大变革的降临，他描写自己的心情是“履霜之，寒于坚冰；未雨之鸟，戚于漂摇；痹痨之疾，殆于痈疽；将萎之华，惨于槁木”[147]。在后来的《尊隐》篇中，他更公开热情地歌颂“四山之民”，期望着“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

对旧事物辛辣的嘲笑讽刺，对新事物热情的期待赞颂，这是龚自珍著作的特点，他反映了当时先进知识界的心理，反映了历史进步的要求。龚自珍著作中的辩证法因素，变法的政治观点和文章风格，有力地影响了整个19世纪的中国知识界，为后来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起了先驱的作用。

当然，龚自珍的思想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他在政治上虽然意识到社会变革不可避免地要来临，但他还指望统治者自行改革，“与其赠来者以勍改革，孰若自改革”。他在哲学观点上抱定灵魂不灭等唯心主义的观点，并和佛学相通。但是应该指出，在当时条件下，他思想中的消极方面并不是起主要作用的。

注释

[1]恩格斯：《反杜林论》，1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清朝文献通考》，卷四，《田赋考》。

[3]《皇朝经世文编》，卷三九，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

[4]根据《清会典》推算。

[5]昭梿：《啸亭续录》，卷一。

[6]徐珂：《清稗类钞》。

[7]马国翰：《竹如意》，卷下。

[8]参见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三。

[9]参见德庇时：《战时与和平后的中国》。

[10]钮琇：《觚賸》，卷五。

[11]《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九五，潘咏：《除盗篇》。

[12]郭汉鸣、洪瑞坚编：《安徽省之土地分配与租佃制度》。

[13]《东华录》康熙朝卷四四载，徐乾学“买慕天颜无锡县田一万顷……苏州、太仓、昆山、吴县、长洲、常熟、吴江等州县俱系徐府房屋田地”；又载，高士奇于本乡“置田产千顷”。

[14]《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四五，赵廷恺：《复夏干园先生兖沂曹济赈灾书》。

[15]同上书，卷三五，吴铤：《因时论十》。

[16]《清代文字狱档》，第5辑，吴英拦舆献策案。

[17]王闿运等：《桂阳直隶州志》，卷二〇。

[18]参见王瑛：《太平天国革命前夕的土地问题》。

[19]钱泳：《履园丛话》。

[20]《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四，胡蛟龄：《推广垦荒疏》。

[21]刘凤辉等：《仁化县志》，卷三。

[22]《畿辅通志》，卷七一。

[23]《皇朝经世文编》，卷三一，陈道：《江西新城田租说》。

[24]《大清律例汇辑便览》，卷一七。

[25]《皇朝经世文编》，卷三九，章谦：《备荒通论》。

[26]参见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73页。

[27]《大清律例汇辑便览》，卷一七。

[28]陶煦：《租核》。

[29][30]徐珂：《清稗类钞》。

[31]昭梿：《啸亭续录》。

[32]钮琇：《觚賸》。

[33]祁寯藻：《马首农言》，23页。

[34]《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四五，《荒政》。

[35]参见《东华录》，乾隆朝卷二〇，九年十月。

[36]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三，《查抄和珅住宅花园清单》。

[37]魏际瑞：《四此堂稿》，卷二，《因灾禁逼债》。

[38]《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三四，汤成烈：《治赋篇》。

[39]《皇朝经世文编》，卷三九，章谦：《备荒通论》。

[40]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773页。

[41]《东华录》，乾隆朝卷一〇三，五十一年五月。

[42]转引自黄彭年等：《畿辅通志》，卷四。

[43]《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三五，吴铤：《因时论十》。

[44]汪士铎等：《同治上元江宁两县志》，卷七，《食货考》。

[45]《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一五，《拾补》。

[46]沈德潜等：《乾隆重修元和县志》，卷一六。

[47]参见尚钺：《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113页，北京，三联书店，1956。

[48]《民国吴县志》，卷五一，《物产》，参见陈作霖：《凤麓小志》，卷三，《记机业》。

[49]徐珂：《清稗类钞》，第17册，农商类。

[50]汪士铎等：《同治上元江宁两县志》，卷七，《食货考》。

[51]《皇朝经世文编》，卷三七，唐甄：《教蚕》。

[52]《乾隆湖州府志》，卷四一，《物产》。

[53]唐英：《陶事图说》，见光绪《江西通志》，卷九三，《经政略》。

[54]黄墨舫：《杂志》，见蓝浦：《景德镇陶录》，《陶说杂编》上，卷八。

[55]龚钺：《景德镇陶歌》。

[56]蓝浦：《景德镇陶录》，《陶务条目》，卷三。

[57]同上书，《陶务方略》，卷四。

[58]赵元谦等：《光绪江西通志》，卷九四，《经政略·恤政》。

[59]贺熙龄等：《道光浮梁县志》，卷二，《风俗》。

[60]凌焘：《西江视臬纪事》，卷四，《禁窑厂滋事》。

[61]吴炜等：《四川盐政史》，卷二。

[62]王守基：《盐法议略》，卷二，《四川》。

[63][70]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

[64]参见吴鼎立：《自流井风物名实说》。

[65]李榕：《十三峰书屋文稿》，卷一，《自流井记》。

[66]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六。

[67]叶汝兰：《重修佛山经堂碑记》。

[68]《乾隆佛山乡志》，转引自《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五，《乡俗志》。

[69]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五。

[71]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三四，《齐民四术》，《筹楚边对》。

[72]陈春华等：《嘉庆芜湖县志》，卷一。

[73]参见周钟岳等：《新纂云南通志》，卷一四六。

[74]《皇朝经世文编》，卷五二，檀萃：《厂记》。

[75]《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二六，唐炯：《筹议矿务拟招集商股延聘东洋矿师疏》。

[76]参见严中平：《清代云南铜政考》。

[77]参见吴其濬：《滇南矿厂图略》，《滇矿图略》。

[78]《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二六，唐炯：《筹议矿务拟招集商股延聘东洋矿师疏》。

[79]参见邓拓：《从万历到乾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论证》，载《历史研究》，1956（10）。

[80]参见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326页。

[81]王宝田等：《光绪峄县志》，卷七。

[82]卢坤：《秦疆治略》。

[83][84]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

[85]《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四七，丁日昌：《请将台属各项杂饷分别豁除疏》。

[86]余文仪：《乾隆续修台湾府志》，卷一七。

[87]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

[88]《雍正朱批谕旨》，第42册，《李卫奏折》。

[89]蒋蘅：《云寥山人文钞》，卷二，《禁开茶山议》。

[90]转引自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257页。

[91]参见安原美佐雄：《支那的工业与原料》，960页。

[92]参见《鸦片战争后五十年间中国社会经济的演变》，载《大公报》，1951-02-02。

[93]《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六，岳震川：《府志食货论》。

[9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384页。

[95]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96]同上书，249页。

[97]《皇清名臣奏议》，卷六一，高晋：《奏请海疆禾棉兼种疏》。

[98][100]《棉花图》，《收贩》。

[99]《畿辅通志》，卷七四，《物产》。

[101]张鉴等：《雷塘庵主弟子记》，卷五。

[102]《嘉庆于潜县志》，卷一五，《艺文·育蚕诗》。

[103]《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六，岳震川：《府志食货论》。

[104]《清代文字狱档》，第5辑，吴英拦舆献策案。

[105]《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六，郭起元：《议闽省务本节用书》。

[106]李调元：《南越笔记》，卷一四。

[107]郁永河：《台湾竹枝词》。

[108]《红楼梦》，第七十九回。

[109]参见《儒林外史》，第五十五回。

[110]范瑞昂：《粤中见闻》，卷二九，《物部》。

[111]《畿辅通志》，卷七三，《物产》。

[112]《广东新语》，卷二五，《木语》。

[113]参见上书，卷二二，《鳞语》。

[114]《毛泽东选集》，第2卷，6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

[115]周建鼎等：《康熙松江府志》，卷五。

[116]1852年3月密切尔报告书，转引自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的史料》。

[117]《乾隆广州府志》。

[118]俞樾等：《川沙厅志》，卷四，《汤斌疏略》。

[119]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五，《作力》。

[120]张先抡等：《善化县志》，卷一六。

[121]《广东新语》。

[122]《清代钞档》，乾隆六年七月初六日吏部尚书讷亲等奏。

[123]《东华录》，雍正朝卷一〇，五年闰三月。

[124]《雍正朱批谕旨》，第19册。

[125]蒋蘅：《云寥山人文钞》，卷二，《禁开茶山议》。

[126]参见李方赤：《视已成事斋官书》，卷三，《禁抄缸改造字纸示》。

[127]《北京之油业》，载《中外经济周刊》，第一五九号。

[128]于公元：《条议潞绸详》，转引自姚学甲等：《乾隆潞安府志》，卷三四。

[129]李绂：《与云南李参政谈铜务书》。

[130]恩格斯：《反杜林论》，189页。

[131]陶成章：《教门源流考》。

[132]李岳瑞：《春冰室野乘》。

[133]刘蓉：《养晦堂文集》，卷三，《致某官书》。

[134]《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三二，陈肇：《敬陈民生吏治大概情形疏》。

[135][136]冯桂芬：《显志堂稿》，卷五，《与许信臣抚部论苏松漕弊书》。

[137]《清朝文献通考》，卷二，《田赋二》。

[138]谢章铤：《赌棋山庄文集》，卷二，《东南兵事策》。

[139]《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七六。

[140]周予同：《经今古文学》，经今古文的注释。

[141]《定庵文集》，卷中，《西域置行省议》。

[142]《定庵文集》，卷上，《乙丙之际著议》，第九。

[143]同上书，卷上，《拟厘正五事书》。

[144]同上书，卷上，《平均篇》。

[145]《定庵文集》，卷上，《农宗》。

[146]《定庵文拾遗》，《农宗答问》，第四。

[147]《定庵文集》，卷上，《乙丙之际著议》，第九。

第三节　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外关系和鸦片贸易

一、中外关系

很早以前，中国和西方国家已进行一定规模的海上贸易。特别自16世纪以后，某些欧洲国家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劫掠殖民地成为积累资本的一个重要手段。许多商人、传教士、官吏以海外扩张的先驱者身份相继来到中国。

16世纪，葡萄牙商人最先来到中国，侵占了澳门。接着西班牙人也来到中国。17世纪，荷兰人排挤了葡萄牙人，在东方海上取得了优势，并用武力先后侵占了澎湖和台湾，一直到1659年才被郑成功所驱逐而退出台湾。随荷兰之后，法国、英国等也来到了中国。

英国虽然是一个后起的国家，但由于它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迅速进步，逐渐取得了世界海上贸易的霸主地位。18世纪中，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进一步巩固，东印度公司由一个商业的权威变为一个军事的和兼有领土的权威。在东印度公司的垄断经营之下，英国对华贸易蒸蒸日上，到1764年，英国对中国输入商品的总值为120万两，占欧美各国对华输入商品总值的63%。英国自中国输出商品总值为170万两，占欧美各国自中国输出商品总值的47%。[1]这表明英国在华贸易已经获得了稳固的第一位。

尽管英国对华贸易蒸蒸日上，可是由于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日千里，英国资产阶级剥削中国人民的贪欲日益增长，而从当时整个贸易情况来看，还远远不能使英国资产阶级称心惬意。因为，到19世纪初，中国在对外贸易中一直保持着出超，我们的祖先以精美的瓷器、灿烂的丝织品以及优质的茶叶，大量供应着世界各国的需要。例如在18世纪末，东印度公司自中国输出茶叶，每年平均在400万两左右，仅此一项就可以抵销当时英商输入中国的三项主要商品（毛织品、金属品和棉花）。此外，中国的土布也有很大的海外市场，自1795年至1804年中国每年输出土布100万匹，从1817年至1826年亦每年输出100万匹。特别是1819年输出土布达到300万匹之多。可是英国输入中国的商品呢？虽然由于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机器产品大量运来中国，在鸦片战争前的七八十年间，英国输华商品总值增加了六倍多，但是自中国出口的商品也与日俱增，中国仍旧是个出超的国家。欧美国家为了获得茶丝，不得不支付大量的现金。在19世纪初，广州一地流入的白银，每年在100万两至400万两之间。一个清朝官吏描述18世纪的海上贸易状况说：“彝船必待风信，于五、六月间到粤，所载货物无几，大半均属番银。”[2]这是相当确切的描述。

对外贸易的状况表明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如下特点，即：农业和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对外国商品有极大的抗拒力量，广大农民群众从事多种副业生产以补充自己低微的农业收入，纺织品和很多日用品都是靠着自己的双手制造出来的，整个说来，市场的规模还是很狭小的。对广大农民来说，当时的外国机器制造品不是急需的，并且也根本没有能力来购买它。正像马克思所说：“前资本主义各国生产方式的内部坚固性和结构，对于商业的分解作用，是一种障碍；这种障碍，在英国对印度和中国的通商上，得到了切实的证明。”[3]

对外贸易的状况又表明：即使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中国这样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大国，增产的潜力也是十分巨大的。鸦片战争前的一个世纪内，中英商品可说是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竞走，中国出口商品增长得很快，在对外贸易的刺激下，中国的丝茶业大大发展；英国商品即使依靠着机器大规模生产的优越条件，也不可能扭转对外贸易逆差的不利局面。

英国输华商品除了受到经济上的抗拒之外，还受到政治上的阻挡，这就是清政府采取的闭关政策，用政治力量限制进出口贸易。清政府为什么采取闭关政策呢？归根到底，这还是由经济制度决定的，因为中国封建的自然经济结构，不需要外来商品就可以自给自足，就像乾隆帝所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4]，这样才有闭关锁国的可能。其实，闭关政策不独为清政府所采用，在其他的封建国家和封建朝代里都曾在不同程度上采用过这种政策。不过，清政府执行闭关政策特别严格一些，这是由于另外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由于清政权是在17世纪满族入关以后建立起来的，它是一个以少数满洲贵族统治中国各族人民的机构，满洲贵族对于已经略具近代民族意识的广大汉族人民防范很严密。为了便于统治，他们力图加深汉族人民与其他各族人民间的隔绝状态，也力图使中国人民避免与任何外来势力相接触。人民力量的分散，人民知识的闭塞，与外界毫无联系，这是当时清政府巩固统治的秘诀。正像马克思所说，清朝“惟恐外国人会支持大部分中国人在被鞑子征服后大约最初半世纪所存在的那种不满情绪。由于这些考虑，当时除了经由一个距离北京及产茶区极为遥远的城市——广州以外，外国人被禁止与中国人发生任何往来”[5]。

清政府采取闭关政策特别严格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欧洲商人冒险家在中国沿海的海盗活动已经发展到十分猖狂的程度。外国侵略者曾经侵占澳门、澎湖、台湾等中国领土，并且多次进行海上骚扰。如在19世纪初，英国几次和葡萄牙争夺澳门租借地，甚而派兵船驶近广州，“维时不但黄埔民人，戒严迁避，即省外商民，无不惊慌，纷纷徙居城内，并有地方烂葸匪徒，蜂聚数千人，竟欲乘势抢劫……几至酿成事端”[6]。又如1807年英船海王星号（Nep‐tune）水手在广州酗酒闹事，打死打伤中国百姓数人，事后该船船长庇护凶手，拒不交出。1821年，英国水兵因践踏伶仃岛农民的番薯苗，引起争执，英国兵船陀巴士号（Topaze）船长“遣兵上岸助之，见土人聚一小市中，乃向市施炮”[7]，击毙农民黄亦明、池大河等，清政府要求交凶惩办，英国兵船置之不理，径自逃回英国。类似这种事件发生很多次，这就促使清政府在对外关系上更具备了戒心。

那么，清朝所执行的闭关政策的具体措施究竟是怎样的呢？

清初，东南沿海还有以郑成功为首的汉族人民的反清斗争，所以海禁最严格，曾有“片板不准下海”之令。1863年，台湾抗清政权被摧毁。第二年，康熙帝下令开放海禁，指定在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个口岸和外国通商。实际上，广州是当时对外贸易的集中地。到1757年，乾隆帝索性将通商地限定在广州一地，而且外国商人在华的贸易和其他事务都要通过清政府特许的公行商人来进行。所谓“公行商人”，是在明代废除“市舶提举”之后逐渐形成的一种制度。在明代以前，对外贸易都通过政府特设的市舶司来经营，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由官吏直接与外国交易的市舶司制度已经不能应付日益频繁的中外交易，于是废止这种制度而由政府指定几个商人，设立牙行，从事进出口贸易，称为“官牙”或“洋行”。到18世纪初，为避免相互竞争，洋行的商人们又组织了垄断性质的公行，成为当时全国经济生活中一个极有势力的集团，一直到鸦片战争时，对外贸易完全为公行所把持。洋行公行制度的兴起比起由官厅直接交易是进了一步，这种进步表明封建专制政权已不可能直接掌握对外贸易，它不得不把贸易事务转让给商人们，而自己则躲在背后来控制它。但也正是由于这种恶毒的控制，商人们难于为自己的贸易事务开辟一条自由发展的道路。尽管公行商人们和封建统治者也存在许多矛盾，但它仍旧是一个只有乞求封建政权荫庇才能存在的附属物。

公行制度在清朝政府闭关政策中占着极重要的地位。公行一方面是个垄断的商业性组织，一切外国进口货物，由其承销，内地出口货物，由其代购，并负责划一进出口货物的价格；另一方面公行又代政府执行政治的职权，外国商人来华贸易，并不直接向海关纳税，一律由公行代收代纳，即所谓“承保税饷”。若有漏税欠税，行商须要如数赔偿。公行又负责代政府办理一切对外商的交涉事宜，外商不准和官府直接交往，一切命令、文书都由公行商人转达，所以公行实兼有商务和外交两重性质。

除此以外，清朝政府对外国商人在华的活动防范得很严密。乾隆时，颁布了根据李侍尧奏定的所谓“防夷五事”（1759年）：第一是禁止外商在广州过冬；第二是责令公行对外商“管束稽查”；第三是禁止借款外商资本，禁止受雇于外商服役；第四是禁止代外商传递信息；第五是派兵在外国商船停泊所“弹压稽查”。条文尽管严密，但纠纷还是不断发生。特别是由于英国的两次图占澳门，使清朝政府增加了戒心。因此，嘉庆时又颁布了根据百龄奏定的“民夷交易章程”（1809年），规定兵船不准擅入内港、外商不准久住澳门、清查澳门户口等等。到道光时又有李鸿宾的所谓“防范夷人章程”（1831年）和卢坤的“八条章程”（1835年）。这两个章程除重申以往的规定外，又增加了禁止外商偷运枪炮、禁止私雇买办、禁止外商坐轿、禁止外国妇女入城、外商住商馆中禁止擅自出入等项目。

除了以上的限制外，清朝政府对出口货物的品种、数量也加以控制，粮食、五金、军火、书籍均严禁出口，丝茶的出口数量也有一定限制。进口货物的正税（包括船钞货饷）虽然很轻，约为值百抽二，但由于清朝吏治腐败，贪污成风，官府所取的“规礼”和公行所取的“行用”很多。据1759年新柱、李侍尧等说：“外洋番船进口，自官礼银起，至书吏、家人、通事、头役止，其规礼：火足、开舱、押船、丈量、贴写、小包等名色共三十条；又放关出口，书吏家人等验舱、放关、顿牌、押船、贴写、小包等名色共三十八条。头绪紊如，实属冗难。”[8]所谓“行用”是公行的办公费和拖欠夷债、亏空税饷后公行的垫赔费，本为值百抽三，但后来逐渐增多。1810年英国大班剌佛（J﹒W﹒Roberts）向广东巡抚申诉：“始时洋商行用减少与夷人无大损益，今行用日伙，致坏远人贸迁。如棉花一项，每石价银八两，行用二钱四分，连税银约四钱耳。兹棉花进口三倍于前，行用亦多至三倍，每石约银二两，即二十倍矣，他货称是。”[9]

上述的通商制度和通商情况构成清朝政府闭关自守的政策，这种政策起着抗拒外国商品流入中国的作用。

怎样来评价闭关政策呢？当然，这种政策是产生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它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政策。它一方面限制中国人民出洋贸易，把中国人民封闭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天地里，看不到世界形势的发展，因此也就不可能及时地学习西方，赶上世界的发展，这是闭关政策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阻碍作用。这种阻碍作用在18世纪以前是较为显著的。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刚刚处在发展的时期，它们已经在侵略印度、南洋等地。但以当时中国雄厚的国力而言，处在发展初期的资本主义国家还不具备大规模侵入中国的力量。在这种情势下，假使自由地开放贸易，鼓励中国人民出洋经商，就好像在闭塞的封建小天地中打开了一个通向资本主义的窗户，这对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是有很大好处的。但到18世纪和19世纪初，中国愈来愈落后于世界的发展，英、美、法等国已把中国当做一个重要的侵略对象，在这种情势下，清政府为了减少海上的骚扰活动而进一步加强闭关政策，客观上阻碍了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这时的闭关政策已转变成为弱者对抗强者的一种自卫手段。

可以想象得到：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英国资产阶级的侵略野心愈来愈大，当然不能满足于对华贸易大量逆差的情况。开始，他们并没有认识到中国经济结构对外国商品的抗拒作用，却把全部愤怨情绪集中到闭关政策上了。长期以来，英国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地影响清朝，企图改变这个政策。

英国资产阶级企图打开中国门户的活动一直可追溯到18世纪中叶。当时，尚规定四口通商，有些英国商船嫌广州限制太严、规礼太重，曾开到宁波贸易。这种兼做海盗活动的商船携带着大批武器，如1755年开到宁波的“红毛夷船”“船内有护船鸟枪八杆，生铁红衣炮六位”，同年驶抵宁波的“荷特奈斯”号“装有大炮二十位，鸟枪四十杆，火药四担，刀三十把，铁弹二百出”[10]，这个情况引起了清朝政府的极大注意。1757年乾隆帝为巩固“浙省海防”，限定在广州一口贸易。可是英国资产阶级并不甘休，派遣当时的中国通洪仁辉（James Flint）径赴天津申诉，攻击广州官吏、行商的勒索，目的是希望增开通商口岸和改善广州的贸易事务，乾隆帝审慎地处理了这个案件，惩办了一些不法官吏和行商。但是英国资产阶级的愿望并没有满足，通商仍限一口，并且对外商的防范更加严格，洪仁辉也被以“勾串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图违例别通海口”的罪名，在澳门圈禁三年。

英国资产阶级并没有因此而打消在北部开港的野心，1792年以补祝乾隆帝八十大寿为名派遣以马戛尔尼公爵（George Lord Marcartney）为首的使节团到达北京，要求开放宁波、舟山、天津等口岸，允许英国在北京派驻官员、设立商馆以及减轻税则、放宽限制等。这种要求是适合于英国资产阶级侵略中国的目的的，清朝政府委婉拒绝了这些侵略要求。1816年，以阿美士德（Am‐herst）为首的使节团又到达北京，重申二十多年前的要求，但再次被拒绝。

英国侵略者卑词厚币的手段没有取得结果，便越来越趋向强硬态度。1832年初，东印度公司密令礼士（H﹒H﹒Lindsay，化名胡夏米）和传教士郭士立（R﹒C﹒Gutylaff）乘船北驶，经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山东等地，目的是刺探各地的情况，为开港做准备，沿途贩卖鸦片，散发《人事略说》、《通商事略说》等，攻击清朝政府，进行挑衅，郭士立甚至狂妄扬言“全中国的一千只师船，不堪一只兵舰的一击”[11]。这班侵略者的凶恶面目日益公开暴露了。第二年英政府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英国派出第一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Lord Napier）到达中国，这位刚愎的英国官吏，为了执行英国资产阶级急进侵略的意志，一到中国就和清朝政府冲突起来，竟至派两艘兵舰闯入虎门、发炮攻击。这次冲突，虽然没有扩大为全面战争，但已经显示了英国侵略者不惜用武力来打开中国大门的野心。

综观中英贸易关系发展的历史，可以知道：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和英国已长期处在僵持的关系中，产生这种僵持关系的根本原因是：急于寻找市场、掠夺殖民地的资本主义英国在侵略中国时碰到了自给自足、闭关自守的封建中国的抗拒。有些学者对中英僵持关系产生的原因解释得不够全面，有的简单解释为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的矛盾；有的更片面地指责中国方面的知识闭塞，不知贸易的好处，风俗习惯野蛮、礼节烦琐等等。这种解释之所以不够全面，因为他们恰恰没有指明这样一点，即资本主义国家在和落后国家发生交往时，总是处在侵略者的地位。把中英两国长期的僵持关系，简单地归结到两个制度的矛盾，而不进一步指出英国方面的侵略、挑衅立场和中国方面的防御、自卫立场，这样就会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中英双方在这场纠纷中没有是非曲直可言，这样就不自觉地陷入了客观主义的错误。至于当时清朝官僚知识的落后和对外事务中的陋规和偏见确是事实，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也是不足为怪的，不过这些细节远不是中英纠纷的真实原因，只有在英国侵略者的野心没有得到满足时，这些细节才会被提出来作为攻击清朝政府的借口。造成纠纷的真正原因掩盖在英国对华贸易的巨大经济利益的背后。1835年格拉斯哥工商联合会理事会向英国政府提出一个备忘录，其中就说：“只要我们对中国的商务处在这样受限制的不稳固的状态中，所望于对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饶的帝国进行贸易的利益，就必然大受损害。但是对于我们这样商业国家的利益而言，目标是太重要了。备忘录提呈人深信陛下政府会采取各式各样的办法，来扫除妨碍达到目标的障碍的。”[12]

二、鸦片贸易

英国对华贸易一直处于不利地位，中英关系一直保持僵持局面，英国资产阶级也一直笼罩在焦急愤怨的情绪中。到了19世纪初，英国资产阶级终于找到了一种特殊的商品——鸦片。这种商品是吸上了瘾就不易戒绝的毒品，因而不管社会经济结构如何，只要吸上瘾，需要量就很大，而且还要不断增加。鸦片有效地帮助了英国资产阶级，使他们得以改变对华贸易逆差的不利局面，所以19世纪初的鸦片贸易可以看做中英长期僵持关系的一个发展，英国资产阶级可耻地利用这样的毒品来达到打开中国门户的侵略目的，结果就促使中英关系更加紧张起来，并最终爆发了战争。

那么，19世纪初，鸦片贸易的情况如何呢？

鸦片输入中国虽然很早，但以往是当做治病的药物，输入的数量也很少。直到18世纪初，才开始被当做嗜好毒品而输入中国。在18世纪中叶以前，每年输入不过200箱左右。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东印度公司独占了鸦片贸易，由印度来华的鸦片逐年增加。到19世纪初，每年平均输入鸦片4 000箱。清朝政府也曾经三令五申，禁绝鸦片，但正如英国侵略者自己的供称，“这笔出口生意，对于我们印度殖民地利益太优厚了，不能轻易放弃”[13]，因此他们用各种手段破坏清朝的禁烟命令，特别从1821年起，英国鸦片贩子为了便于走私，把鸦片趸船自黄埔移到伶仃洋面。鸦片走私贸易日趋兴旺，加尔各答英人日报描述伶仃洋面鸦片贸易的盛况说：“在这里停留的各种大小不同的船只，有些是趸船，所载的主要货物是鸦片，这些船只多少年就没有移动……自早至晚，走私船只从这些趸船上运走鸦片，来往不断……走到鸦片船上，到处都可以看到一个活泼的、发财的、买卖的气象。在甲板的一边堆着成列的来自摩拉瓦，另一面又有来自巴特那的鸦片……在船尾上，二千元一箱的洋银，不知多少箱……当你看到在这船上，这些财富充斥的象征，而且这些钱财在表面上看是如此不注意地分散着，你便对这部贸易的规模之宏大，价值之重要，得有很深的印象了。在这里边的投资是很大的，总不下二千万元左右。”[14]鸦片走私贸易不仅有趸船作为总的集散地，而且鸦片贩子还向中国内地撒开了一张鸦片走私网。《清实录》记载了这个走私网的情况：“洋船私带烟土来粤，竟敢于附近虎门之大鱼山洋面，另设洋船囤积，称为鸦片趸，并有洋人兵船，名曰护货，同泊一处。勾通土棍以开设钱店为名，暗中包售烟土，呼为大窑口。如省城之十三行、联兴街，多有此店。奸商到店，与洋人议价立券，以凭到趸交货，谓之写书。又有包揽走漏之船，名曰快蟹，来往如飞，呼为插翼。其船星夜遄行，所过关津，遇有巡丁追逻，竟敢施放枪炮，关吏莫敢谁何，又不报官惩办，是以肆无忌惮。此种快蟹，现有一二百只之多。凡由趸送货至窑口者，皆系此等船包揽，各巡船通同作弊，按股分赃，包庇行私，其弊尤甚。其销售各路，如福建之厦门，直隶之天津，广东之雷琼二府，皆由窑口立券，到趸交货。其余各省私贩，入口出境，均系快蟹船包送……其由大窑口分销内地，悉因奸民串同各衙门蠹役，开设私局，名为小窑口，各处城乡市镇，所在多有。”从以上的记载里可以大略看出鸦片走私网广泛和深入的程度。

鸦片走私网之所以能广泛深入各地，也和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密切相关。清政府虽然三令五申，严禁鸦片，但是许多官吏接受贿赂，使禁令变成空文。陕西巡抚富呢扬阿说：“鸦片之禁，已非一日，其风不息而愈炽者，非立法之不严，实稽察之不力……查夷船载运烟土，至广东黄埔、老万山二处停泊，内地奸商分设窑口接运。其大宗由海运到福建、浙江、江南、山东、天津、关东各海口，而各海口又有专司收囤转贩之户。其由内河兴贩至南北各省，盈箱累笥，载以舟车，实繁有徒。是兴贩者确有来踪，不难察查，而开馆者咸在通都大邑，更不能掩人耳目，如果各省大吏，督率僚属，认真查缉，何至不可遏绝。”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侵蚀天朝官僚政治的肺腑、破坏宗法制度的屏障的贿赂行为，和一箱箱鸦片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中国。”[15]

英国鸦片贩子通过走私网输入中国的鸦片一天天地增多起来。根据马士（H﹒B﹒Morse）的估计：1820—1824年，每年平均输入7 889箱；1825—1829年，每年平均输入12 576箱；1830—1834年，每年平均输入20 331箱；1835—1838年，每年平均输入35 445箱，1838年为最多的一年，输入鸦片达40 200箱。另外，马士又估计，鸦片战前十几年间，中国消费鸦片共为231 899箱，价值18 800多万元。[16]

资产阶级学者硬要把英国政府装扮出文明绅士的风度，他们说，这种毒物贸易纯粹是私人的商务事情，跟英国政府无关。这种谰言是很容易拆穿的，因为从1773年到1833年间，东印度公司完全独占了鸦片贸易，而如大家所知道的，东印度公司正是英国政府统治东方的化身。鸦片贸易给英国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利益，从1820年到1839年，英属印度政府由专卖鸦片和抽取鸦片过境税，每年可获15万到18万卢比的收入。马克思指出：“必须注意到有关印度的情形，那里的英属政府的岁入足有七分之一依靠向中国人出卖鸦片”[17]。因此，英国政府兴高采烈地鼓励和支持鸦片贸易，帮助鸦片贩子增加生产并扩大销路，“强迫孟加拉省种植鸦片，使该省的生产力受到极大的损害；它强迫一部分印度农民种植鸦片，用垫款办法引诱另一部分农民也去种植，用严格垄断的办法操纵这种毒药的大规模制造，派遣大批的官方侦探来监视以下的全部过程：种植鸦片，把它交到指定地点，熬制得使其适合中国吸食者的口味，装入特别便于走私的箱中，最后运往加尔各答，由政府标价拍卖，把它从国家官吏手中移交给投机商人，然后转入走私商人的手中，运入中国。英国政府在每箱鸦片上所花的费用约及二百五十卢比，而在加尔各答拍卖市场上却按每箱一千二百一十至一千六百卢比的价格售出”[18]。

应该指出：对中国输入鸦片的还有美国商人。据当时调查，在广州的美商，除了一家是例外，其余全都经营鸦片生意。美国贩运鸦片的船只，常悬挂美国国旗作掩护。甚至特别制造一种船只，叫做“鸦片飞剪号”，实行武装走私。美国人丹涅特（Dennett）承认“在鸦片贸易的这一方面，美商所得的好处，远较任何其他国家的商人为多”[19]。当时，美国在对华鸦片贸易中追随着英国而占第二位。

鸦片的大量输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祸害。

第一，鸦片给予吸食者以生理上和心理上的极大摧残。据1835年估计，全国吸鸦片人数约在200万以上。当然，嗜食鸦片的人大多是统治阶级或其依附者，如1831年刑部奏称：“窃查鸦片烟来自外洋，其始间有劣幕奸商，私自买食。浸浸而贵介子弟，城市富豪，转相煽诱，乃沿及于平民。臣每遇士大夫留心访查，据云：现今直省地方，俱有食鸦片烟之人，而各衙门为尤甚。约计督抚以下，文武衙门上下人等，绝无食鸦片烟者，甚属寥寥。”[20]据俞蛟说：“近日四民中，唯农民不尝其味”[21]。鸦片的侵蚀更加深了统治阶级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使他们更加残酷地剥削劳动人民。

第二，鸦片贸易打破了中国对外贸易方面的优势，为了抵偿鸦片的输入，每年要流出很多银两。中国本来是产银很少的国家，从14世纪中白银成为主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以来，需要量是很大的，由于对外贸易的长期出超，几百年来从欧美源源不绝地流入白银，补充了国内经济生活上的需要。但是鸦片贸易发生后，白银的流向发生了根本变化，由流入变为流出。据统计：1814—1815年中国对印度的白银出超已达130万两，以后逐年增加。至鸦片战争前夜，对印度的白银出超为600万两以上。这还仅仅是对印度的出超，加上对其他地区的出超，数量当更为庞大。估计在鸦片战争前的20年间，白银流出的总数不会低于1亿两。白银的大量外流，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中国发生了银贵钱贱的危机。按清朝规定，每两银子换钱一千文，而到19世纪20年代，直隶一带每两银子换钱一千二三百文，到1839年换钱一千六百七十几文。银价上涨使劳动人民首先蒙受其害，因为人民劳动成果的零星出卖只能换回铜钱，可是他们在交纳赋税时却要按银价折算，从前只要交出一千文就可抵银一两，而在1839年却须交一千六七百文。如包世臣说：“各省现征钱粮，至少之处，每两收制钱一千八百文，经征官解司，一正一耗，加火工解费，每正银一两，须银一两一钱七八分方敷，而一千八百文不能得市价银一两一钱七八分，小民共知银一两钱一千之例，以千八百文输官，怨已起，而官每两尚须赔钱二三百文不等。”[22]银贵钱贱不仅使人民的负担加重，而且也妨碍了正常的交易。因为货币的流通量和商品的流通量总是成正比例的，作为交换手段的白银货币大大减少了，这样就会影响到投入流通过程的商品的数量，使交易不能畅通。如林则徐奏称：“臣历任所经，如苏州之南濠、湖北之汉口，皆阛阓聚集之地，叠向行商铺户暗访密查，佥谓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23]

第三，鸦片大量输入，使中国银源涸竭，这又引起清王朝财政上的危机，由于收税困难，各省拖欠日多，国库存银日少，这就不能不引起清朝统治者的极大恐慌。正像马克思所说：“鸦片取得的对中国人的统治权有多大，则皇帝及其迂腐的官僚集团所失去的自己的统治权也就有多大”[24]。清朝统治者从财政观点出发，不得不进行反对鸦片的斗争。

反对鸦片的斗争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由于鸦片贸易的兴旺，在当时的统治阶级中已形成了一个贩烟、吸烟和受贿的腐朽集团，如林则徐所说：“现任督抚，嗜烟者约占半数，若辈岂肯回扳石头压自脚，则阴持两端，模棱其辞，势所必然。”[25]因此禁烟的命令不仅受到英国侵略者的抗拒，而且也受到这个与鸦片利益有密切联系的腐朽集团的反对。

1836年，这个腐朽集团的代表人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在“闭关不可，徒法不行”的借口下，反对从前的禁烟命令，提出“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文武员弁士子兵丁等，不得任令沾染恶习，致蹈废时失业之愆。惟用法过严，转致互相容隐，如官员士子兵丁私食者，应请立予斥革，免其罪名，宽之正所以严之也……其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宽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26]。显然，这种主张实际上是鼓励鸦片的盛行，为鸦片贸易辩护，迫诱劳动人民种毒服毒，使鸦片的祸害更加扩大加深，所谓“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不过是自欺欺人的鬼话。果然，许乃济的奏折立即得到中外鸦片贩子的普遍赞扬，外国侵略分子把它捧为“立论至佳，文字也极清楚”的“聪明办法”[27]。广东官僚们称之为“胪陈时弊，均属实在情形……似应请旨照准原奏……实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28]。

中国人民是坚决反对这种荒谬的“弛禁”论的，就是在中小官僚里面也有许多人出来驳斥这种出卖民族利益的主张。如内阁学士朱樽、兵科给事中许球、御史袁玉麟、朱成烈、礼科给事中黎攀镠等纷纷上书，驳斥许乃济，并请严禁鸦片。特别是1838年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了一个脍炙人口的“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在这个奏折里，黄爵滋从国家的财政观点着眼详细申述了鸦片的祸害，触目惊心地指出：“再数年间，银价愈贵，奏销如何能办？税课如何能清？设有不测之用，如何能支？”并检讨了历年的禁烟政策的失败，是由于和鸦片利益有关的集团的破坏，他说：“稽查员弁，未必悉皆公正，每岁计有数千余万之交易，分润毫厘，亦不下数百万两，利之所在，谁肯认真办理？”“其各府州县开设烟馆者，类皆奸猾吏役兵丁，勾结富家大族不肖子弟，素有声势，于重门深巷之中，聚众吸食，地方官之幕友家丁等，半溺于此，未有不庇其同好者。”根据这种情况，黄爵滋提出了“重治吸食”的新建议，主张：限期一年戒绝，过期不戒绝者，普通人处死刑，官吏加重治罪。这个主张主要是针对着一大批吸鸦片的官吏衙役而发的，因为假使这批人可以逍遥法外，他们必然利用职权包庇鸦片贩子，任何禁令势将成为空文，用严厉的刑法来对待这批吸食鸦片的官僚，是当时禁烟命令能否贯彻的关键问题。黄爵滋的主张提出之后，吸烟贩烟的腐朽集团大为恐慌。清政府令各省督抚“各抒所见”。很显然，禁烟是正当的，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就是那些和鸦片利益有密切联系的集团也不敢公开反对禁烟，他们却用各种方式各种借口来拖延和削弱禁烟措施，以便达到破坏禁烟的目的。有的说是操之过急，虑生不测；有的说是白银外漏，未必尽由于鸦片；特别是直隶总督琦善大声疾呼：“一吸鸦片，即罹法网，将见缧绁之人载道，囹圄无隙地可容……一言之下，欲兴率土普天之大狱，此真断断乎其不可行者也。”[29]

另外一些主张禁烟的官僚支持黄爵滋的主张。特别是湖广总督林则徐具体拟定禁烟章程六条，补充了黄爵滋的禁烟办法。在他有名的《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中详细申论了鸦片的祸害和严禁的必要，他驳斥“吸烟无罪”的谬论说：“或谓重办开馆兴贩之徒，鸦片自绝，不妨于吸食者，稍从末减，似亦持平之论。而臣前议各款，请将开馆兴贩，一体加重，仍不敢宽吸食之条者，盖以衙门中吸食最多，如幕友、官亲、长随、书办、差役，嗜鸦片者十之八九，皆力能包庇贩卖之人，若不从此严起，彼正欲卖烟者为之源源接济，安肯破获以断来路？是以开馆应拟绞罪，律例早有明条，而历年未闻绞过一人，办过一条，几使例同虚设，其为包庇可知。即此时众议之难齐，亦恐未必不由乎此也。”这段话揭露了官吏们包庇鸦片、指出了当前“吸食者处死”问题上争辩的实质，使弛禁论的种种诡辩全被拆穿。

这场争辩的结果，禁烟派得到了胜利。其所以得到胜利是由于鸦片的利益不仅和人民利益相抵触，而且也和封建统治利益相抵触。清政府要按照原来的样式统治下去，便不能不采取严禁鸦片的措施，这个措施也是符合于民族利益而为广大人民所支持的。如在1838年底，广州当局处决一个中国鸦片贩子，外国鸦片贩子在物伤其类的情绪下，竟纠众阻拦，群众立即用石块驱走了他们。在整个反鸦片的正义斗争中，人民群众始终是最坚决的。

清政府采纳了禁烟主张，并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州查办鸦片，禁烟问题从争论的阶段进入了行动的阶段。但是前途的困难是很多的，一方面，外国鸦片贩子在英国商务监督查理·义律（Charles Elliot）的教唆下，正在安排对策；另一方面，国内与鸦片利益相联系的集团也暗图破坏。当林则徐进京商谈查办鸦片事宜时，琦善竟对他提出威胁，“嘱文忠无启边衅”[30]。林则徐在京被道光帝召见19次，封赏极优，“枢相（指穆彰阿）亦为之动色，朝罢与同僚论不合，中外交构，有识者已为文忠危”[31]，这一点在林则徐给龚自珍的书信里也曾明显地提到。但是根除鸦片毒害的正义事业鼓舞着这位具有崇高气节的官员，使他勇敢地担承起了这一为民族争命的艰巨任务。

注释

[1]本节所用统计数字大多采自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

[2]《文献丛编》，第17辑。

[3]《资本论》，第3卷，412页。

[4]乾隆帝给英王敕书。

[5]马克思：《中国的和欧洲的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28～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6]《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百龄奏折》。

[7]《中西通商原始记》。

[8]《各关规礼名色请删改载于则例折》。

[9]王之春：《国朝柔远记》，卷七。

[10]《史料旬刊》，第十期，《武进升奏折》。

[11]郭士立：《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

[12]转引自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的史料》。

[13]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绪论。

[14]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绪论。

[15]马克思：《中国的和欧洲的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28～29页。

[16]参见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

[17]马克思：《中国的和欧洲的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29页。

[18]马克思：《鸦片贸易》，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87页。

[19]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第六章，“美国对华的鸦片贸易”。

[20]《史料旬刊》，查禁鸦片烟案，刑部折奏酌加买食鸦片烟罪名。

[21]俞蛟：《潮嘉风月》。

[22]包世臣：《安吴四种》，《再答王亮生书》。

[23]林则徐：《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

[24]马克思：《中国的和欧洲的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23～24页。

[25]林则徐：《与林元抡书》。

[26]许乃济：《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

[27]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绪论。

[28]转引自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第2册，86页。

[29]《溃痈流毒》，《琦善遵旨复奏禁烟折》。

[30][31]雷瑨辑：《蓉城闲话》。

第二章　第一次鸦片战争和战后中国社会的开始半殖民地化

第一节　第一次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签订

一、林则徐的禁烟措施

林则徐（1785—1850），福建侯官人，出身于官僚地主的家庭，受传统的封建教育，通过科举考试而参与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集团，但他不同于一般的封建士大夫，他为学“实事求是，不涉时趋……尽识先朝掌故及兵刑诸大政，益以经世自励”[1]。他一生担任过河工、漕运、盐政、屯垦等重要职务，对人民疾苦很关心，所以“一时贤名满天下，至儿童走卒，妇人女子，皆以公所莅为荣。辄曰：‘林公来，我生矣。’至以公所行政，播诸歌谣，荒村野市，传之以为乐”[2]。鸦片问题发生争论时，林则徐正在湖广总督任内，他是当时禁烟运动的领导者和实践者，他在武昌、汉口、长沙等地设立禁烟局，收缴大批烟土烟枪，配制戒烟药丸，禁烟运动在当地雷厉风行地展开，“不特开馆兴贩之徒，闻风远窜，并吸食者亦恐性命莫保，相率改图……并有耆民妇女，在路旁叩头称谢，据云其夫男久患烟瘾，今幸服药断绝，身体渐强等语”[3]。可见林则徐认真禁烟，确实收到很大成绩，也因此而深受人民的爱戴。

林则徐奉命去广州禁烟，在到达广州以前就仔细调查了鸦片贸易的情况。1839年3月10日到达广州后，日夜传询行商、散商，又借举行“观风试”为名，向当地知识分子了解鸦片贸易的情况。经过缜密的调查研究，林则徐知道当时尚有22只满装鸦片的趸船停泊在伶仃洋面，这些趸船是鸦片的策源地，要禁绝鸦片，必须消灭这个祸害的根源。但是林则徐又深知当时陈旧的广东水师太不中用了，假使直接派兵出海去搜缴趸船上的鸦片，英国鸦片贩子一定会利用船炮的优势，武装抗拒，广东水师在“洪涛巨浪之中，未能确有把握”[4]。于是林则徐从另一方面入手，于3月18日分别给中国公行商人和外国商人发出谕帖，一方面揭穿了中国公行商人包庇鸦片贸易的行为，指出“查节次夷船进口，皆经该商等结称并无携带鸦片，是以准令开舱进口，并未驳回一船，今鸦片如此充斥，毒流天下，而该商等犹混含出结，皆谓来船并无夹带，岂非梦呓？”[5]并历数其暗立股份、谄媚外商、偷漏银洋等罪状，令公行商人在三天内向外商取得永不夹带鸦片的甘结禀复；另一方面，责令外国鸦片商“将趸船鸦片尽数交官……收明毁化，永绝其害，不得丝毫藏匿”，并要他们出具甘结，写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字样。林则徐又在谕帖中表示：“此次本大臣自京面承圣谕，法在必行，且既带此关防，得以便宜行事，非寻常查办他务可比。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终始，断无中止之理”[6]。这种彻底认真的态度、公正严明的作风和坚定不移的意志，使中外鸦片贩子们大为恐慌。

当时英国商务监督查理·义律闻讯，立即从澳门赶到广州，教唆英商拒交鸦片，并企图携带通缉在案的大鸦片商颠地（Dent）逃出广州。林则徐早已警惕到这一点，预先做了布置，将颠地截回广州商馆内，派兵严密封锁，断绝了商馆和趸船的交通。林则徐周密的布置和迅速的行动粉碎了义律和鸦片贩子的诡计，迫使他们交出了所藏的20 383箱鸦片，另有两千余麻袋共重二百数十万斤（其中有美商的鸦片一千多箱）。从1839年6月3日起，鸦片都集中在虎门海滩销毁，林则徐和两广总督邓廷桢同心协力，“督率文武员弁，公同查核，目击烧毁。俾沿海居民，及在粤夷人，共见共闻，咸知震詟”[7]。这一伟大行动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纯洁的道德心和反抗外国侵略的坚决性。

鸦片贸易是英国资产阶级积累财富的重要手段，也是英国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英国资产阶级当然不会甘心歇手，他们施展一切办法来破坏中国的禁烟。首先，查理·义律命令英国商人拒绝具结，公开表示要继续进行鸦片贸易，并用各种卑污手段偷卖鸦片。据林则徐奏：“并闻义律宣言于众，更要大卖鸦片，现在拿获汉奸烟犯多名，皆已供明在某某夷船上买出，赃证确实可凭。且又分遗三板，东驶西奔，凡潮州、南澳、高、廉、雷、琼该夷船所不应到之地，无不窜往，每以劈柴作为招牌，明写鸦片一个洋银几元字样，于潮涨时随流送入各口内，诱人售买，遇有兵船驱逐，胆敢先放枪炮，恫吓抵抗。”[8]其次，义律命令英国商船聚泊虎门口外之尖沙嘴一带，一概不准开入黄埔，停止正常贸易，企图造成中英之间的僵局，以制造武装侵略的借口。再次是放纵英国水兵在广东沿海行凶，殴毙中国农民林维喜，又拒绝交出凶犯。最后，当两艘英国兵舰从印度刚驶抵中国沿海，义律有了武装力量更加胆大妄为，竟于9月4日在九龙海口无理攻击中国水师，中国水师奋起抗击，从午刻相持至晚间戌刻，英国武装双桅船被击翻，英船退回海洋。

由于英国方面的挑衅行为，所以在虎门销烟以后，反对鸦片的斗争并没有结束，1839年的整个下半年，林则徐和广东人民继续在和英国侵略者进行斗争。林则徐虽然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分子，但他和腐朽的官僚士大夫完全不同，他一方面抱着百折不回的禁烟决心，要“竭其愚悃，冀为中原除此巨患”[9]，“祸福死生，早已度外置之”[10]，但另一方面，也认识到这次斗争的艰巨复杂，并没有被收缴鸦片的胜利而冲昏头脑。为了贯彻禁烟法令，他努力整顿广东海防，修筑炮台，添购外国大炮二百多尊，整饬水师，以防侵略者武装进犯。他清楚地知道，要在海洋中作战是没有把握的，所以主张“坚垒固军”，“以守为战”。他在布置防务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相信人民的力量。他到达广州以后，“察看民情，所有沿海村庄，不但正士端人，衔之刺骨，即渔舟村店，亦俱恨其强梁，必能自保身家，团练抵御”[11]。他又“具知夷人极藐水师，而畏沿海枭徒及渔船%户，于是募丁壮六千人”[12]。他时时刻刻在警惕敌人的武装攻击，曾经五次请求朝廷“敕下沿海严防”。另外他又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圣武记》说“林则徐至粤，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他在禁烟过程中，开始接触并了解许多有关西方国家的新知识，一天一天地扩展着自己的眼界。例如林则徐初到广东，拟了一个给英国女王维多利亚（Queen Victoria）的照会，其中还说“大黄、茶叶、湖丝等物……贵国若不得此，则无以为命”，“天朝之所以能臣服万国，正有不测之神威”等等蠢话，但是半年之后，他修改了这个照会，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反复劝说英国政府禁贩鸦片，所以外国侵略者的喉舌澳门报纸也不能不说林则徐留心外国事务，“观其知会英吉利国第二封信，好似初学知识之效验”[13]。

由于林则徐坚决的禁烟决心和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人民，又出于他肯努力了解西方国家的情形，因此他在对付查理·义律的挑衅行为时能够采取正确的对策。首先，他坚持英商必须具结不带鸦片，具结本来并不是一个可靠的保证，英国鸦片贩子即使具了结也难保不贩鸦片，可是，当前的问题是英国鸦片贩子连这种不可靠的书面保证也不肯做，这分明是公开蔑视中国的禁烟法令，要继续进行贩毒活动。具结是当时禁绝鸦片的最起码的条件，作为禁烟负责人的林则徐应该而且也必须争取外商具结。其次，林则徐坚持要英方交出殴毙林维喜的凶手，因为这不仅关系林维喜一个人的生命问题，并且还关系着保障中国主权的问题，一个外国人在中国领土内犯了法，究竟应该受中国法律的制裁呢，还是可以逍遥法外？林则徐坚持交凶正是为了维护中国的独立主权。这两个要求完全是合理的、必要的。同时林则徐也逐渐认清英国和其他国家，英国政府和英国商人以及英国一般商人和鸦片贩子之间的区别，他认为英国商人一定不愿舍弃对华贸易的利益，所谓“贸易者彼国之所以为命……有断断不敢自绝之势”，“若果英夷惮于甘结，竟皆歇业不来，正米利坚等国之人所祷祠而求，冀得多收此利者”[14]。根据这个认识，林则徐采取分别对待的政策，提出“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的办法，不管哪一国的商人，只要肯具不带鸦片的甘结，就允许继续贸易。美国商人看到有利可图，首先具结入口，截至1839年年底，具结开进广州贸易的商船已有62艘，其中美国船54艘。这说明林则徐分别对待的措施是正确的。

查理·义律的各种破坏活动并没有动摇林则徐坚决的禁烟意志，反而把英国整个的对华贸易拖入了绝境。大批英国商船被义律强迫长期停在尖沙嘴一带，船中装运的洋米、洋布、棉布潮湿霉烂，弄得一些英国商人对义律“怨怼同声”。这时，林则徐又下令断绝英国商船在海上的食物和淡水供应，使英国商人更为狼狈。有些英商就不愿遵守义律的命令，自己向林则徐要求具结进口，林则徐根据“苟知悔悟，尽许回头”的原则，批准了这个要求。1839年10月英商船担麻士葛号（Thomas Coutts）首先遵式具结入口。11月初，另一商船撒克逊号（Saxon）也准备具结入口。这两艘英国商船的具结入口，使查理·义律的破坏阴谋遭到破产，他便蛮不讲理地使用武力。11月3日，当撒克逊号入口时，义律率领兵舰两艘在穿鼻洋面阻止，并首先发炮攻击保护进口英船的中国水师。中国水师发炮回击，水师提督关天培“亲身挺立桅前，自拔腰刀，执持督阵”[15]，鏖战两小时，英舰一艘受伤，仓皇退走。

林则徐在广东努力筹划，费尽心血，一方面坚持“鸦片必须清源”，另一方面审慎地采取合情合理的对策，对一般贸易宽大对待，“使边衅不致轻启”，这种政策已经收到了初步的效果，使义律和鸦片贩子们的挑衅阴谋都成画饼。但是清王朝内部，上自皇帝，下至各省督抚，却和林则徐的态度不同，他们中间可以分为两种人：一种人以穆彰阿和琦善为代表，他们是根本反对禁烟的，这种人在以前就曾经发表过许多谬论，企图取消禁烟法令，当禁烟运动蓬勃开展时，他们散布谣言，中伤禁烟派，诬陷林则徐、邓廷桢，说他们“以查拿为希旨，以掩捕为贪功，以侦缉为诡谋，以推鞫为酷刑”，在6月公布的“查禁鸦片章程”三十九条中，反禁烟派更利用职权，规定“吸食之案，只准官弁访拿，不许旁人讦告”[16]。这种把群众排斥在禁烟运动之外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取消禁烟。另一种人以道光皇帝为代表，他们是清王朝的最高当权派，由于鸦片贸易侵犯了封建统治的利益，所以他们也主张禁烟，但是他们沉溺在腐朽专制制度的盲目自大气氛中，顽固傲慢，闭塞无知，不肯睁一睁眼看看实际情况。当9月初九龙海战以后，道光帝批示林则徐：“既有此番举动，若再示柔弱，则大不可，朕不虑卿等孟浪，但诫卿等不可畏葸。”[17]林则徐采取分别对待的政策，允许愿意具结的英船入口贸易，道光帝则反对这个办法，说：“究系一国之人，不应若是办理”，“所办未免自相矛盾”[18]。当时顺天府尹曾望颜迎合道光皇帝的自大心理，主张断绝与一切国家的贸易关系，严格实行封关禁海，甚至“中国大小民船，概令不准出洋”[19]。到11月穿鼻洋海战胜利后，道光帝更加昏昏然了，认为“仍准通商，殊属不成事体，至区区税银，何足计论……著林（则徐）等酌量情形，即将英吉利国贸易停止，所有该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结，其殴毙华民凶犯，亦不值令其交出”[20]。林则徐遵旨于1840年1月5日正式封港，断绝中英贸易。

显然，道光帝的盲目自大和强硬傲慢的态度和林则徐不同。林则徐从捍卫民族利益出发，能够看到人民群众中潜在的反侵略力量，也愿意探究外国的情况，因此采取了合情合理的对策。而道光帝仅仅从维护自己专制统治的利益出发，不了解禁烟斗争的复杂性，也不了解国内国外的实际情况，因而采取了盲目强硬的对策。在禁烟运动中，由于林则徐的坚持，道光帝的指导政策虽然没有全部发挥作用，但是这种盲目强硬的态度本身就包含着转化到妥协投降的可能性，因为当道光帝盲目地把资本主义英国当做弱小的藩属国家看待时，他的强硬态度是必然的，但一旦他发现弱小的不是英国而是自己时，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他就立即会装出摇尾乞怜的模样。历史证明，在后来的战争中，道光帝由于指导致策的错误而碰得头破血流，最后不得不向英国侵略者表示屈服。

1840年初，中英两国实际上已经进入战时状态。林则徐本着以守为战的原则，一方面对聚泊海洋中的英国兵舰、商船采取经济封锁，断绝其食物和淡水供应，广东人民积极支持林则徐的措施，据《夷氛闻记》说：“滨海村落，初尚利夷厚值，接济其食用；及是，以则徐出驻海澨，罔避风雪暑雨，辛勤筹办，群知感愧，相戒无复私售”[21]，这就使得英国侵略者大感威胁；另一方面，林则徐又招募一批疍户、渔民、盐工，组成突击队，“假装济夷办艇，作为内应，配合各队水勇”，“乘月黑潮退，出其不意，分起潜出，乘上风攻其首尾，火器皆从桅掷下”，又“潜伏岛屿，随时挈小船攻扑，先炼钉夷船四旁，使受火一时难脱，重给赏资。与兵勇约法七章，训练既娴，人知运用，踊跃争先”[22]，这种依靠人民的分散的突击的作战方式，是在当时条件下对抗外国侵略军的一种有效办法。1840年的整个上半年，林则徐便是用这种办法来和英军周旋。据林则徐奏报：1840年2月，烧毁英国大小船艇23艘，篷寮6处[23]；5月间，又在小濠海边烧毁办艇4艘，篷寮5间[24]；6月间，又在磨刀洋面“占住上风，出其不意，火船闯进夹烧，各线民（按：为假装卖食物给侵略者、以为内应的人）亦于假办艇内，同时纵火……将火箭、火罐、喷筒等物，纷纷抛掷。又将载有烟箱之夷船，烧毁一只。另有夷船一只，桅帆着火，弃碇驾逃，经夷众将火扑救，先后延烧大小办艇十一只，又烧毁近岸篷寮九座。其冲突窜逃，各夷船彼此碰撞，叫喊不绝。夷人带伤跳水，烧毙、溺毙及被烟毒迷毙者，不计其数”[25]。英舰遭到火攻以后，“每日东飘西泊，莫定行踪，夜更游弋不停，深恐我兵复用火船，潜往烧毁”[26]。澳门新闻纸也胆战心惊地说：“中国若放得各火船得法，各船定必大受其害，此系算是第一次，后来恐怕中国人若一练熟，驶火船有准头，即更有危险之事，故我等切当小心提防之。”[27]由于林则徐和广东人民严密的防守，一直到1840年秋，英国侵略者在广东总是占不到便宜。

二、琦善的卖国行为和广州战役

当禁烟运动的消息传到英国以后，在英国国内引起了很大的波动。大资产阶级对战争很有兴趣，他们以此为借口展开了对华战争的狂热宣传，英国著名城市如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格拉斯哥等地商会都要求英国政府采取“迅速的、强有力的、明确的对策”，“利用这个机会，将对华贸易置于安全的、稳固的、永久的基础之上”[28]。有些资产阶级更露骨地说：中国的禁烟运动“给了我们一个战争的机会，这对英国是很有利的，因为这可以使我们终于乘战胜之余威，提出我们自己的条件，强迫中国接受。这种机会也许不会再来，是不能轻易放过的”[29]。假使考察了1837年和1838年英国的经济危机，那就不难理解英国资产阶级这种狂妄叫嚣的意图。他们清楚地知道，侵略战争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利润，以弥补在危机中所受的损失。他们久已期望用大炮来轰开中国的大门，以便鸦片和商品在中国通行无阻，他们狂热地盼望在劫掠战争中积累财富，正像马克思所指出的，“这些牧歌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要素……那种商战……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等等中，继续发生作用”[30]。当时，英国人民是反对这场龌龊战争的，有些正直的人们认为鸦片贸易“给英国国旗带来了莫大的侮辱”[31]，可惜这种正直的见解不可能影响英国政府的决策。当时英国政府积极进行战争准备，外交大臣巴麦尊（Palmerston）公开表示对中国的政策“就是先揍他一顿，然后再作解释”[32]。1840年2月20日英政府任命乔治·懿律（George Elliot）和查理·义律为对华谈判全权代表，并指示了对华侵略的步骤和谈判要求。4月初，英国议会里经过三天辩论，终以9票的多数通过了军费支出案。6月初，乔治·懿律率领48艘船只和4 000名士兵，到达了中国沿海。英国侵略军最初在广东、福建进行封锁和骚扰活动，但由于林则徐和邓廷桢（时已调任闽浙总督）防范严密，未能得逞。随即英国侵略军遵照其政府的指示，要“先强占一海岛以要挟中国政府”，因而越过广东、福建北上，进攻舟山岛之定海。当时，清政府在沿海并无作战准备，7月初，定海知县姚怀祥等力战牺牲，英军占领定海。英国侵略军一踏上中国的土地，便大肆掠夺。一个英国军官说：“军队登了岸，英国旗就展开，从这一分钟起，可怕的抢劫光景就呈现在眼前。暴力地闯入每一幢房子，劫掠每一只箱箧，街道上堆满了书画、桌椅、日用器皿和粮食……这一切都被席卷而去，剩下来的只是被无情炮火击毙击伤的死尸和伤员。有的被打掉一条腿，有的两条腿全失去了。好多人为榴霰弹所伤，肢体破碎，凄惨可怕。直到再没有什么东西可拿的时候，抢劫才停止。”[33]英国侵略军这种海盗式的掠夺作风一直贯串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这是和战争本身的性质相联系着的，英国资产阶级进行这次战争的目的就是要剥削和奴役中国人民，他们在士兵中竭力鼓吹要“惩罚”、“鞭打”中国人民，英国军队的残暴劫掠行为正是反映了英国进行战争的侵略的和非正义的本质。

英舰占领定海以后，又开往大沽，把外交大臣巴麦尊的书信送交直隶总督琦善，信里面开列着赔款、割地等等侵略性的要求。

定海失陷、英军北上的消息引起朝廷里的极大震动。封建统治者想不到远在数万里外的“蕞尔小邦”会一下子打下定海，而且又跑到北京附近，当时由于政治、军事的十分腐败，清政府根本无法应付这种猝然而来的事变。在满朝恐慌的气氛中，反禁烟派又抬头了，他们纷纷出来指责林则徐“措置不当”。特别像琦善，他既是反禁烟派的首领，又担任着正当英国侵略军冲击前线的直隶总督职位。试看琦善在十年直隶总督任内干了些什么，他在自己的奏折中说：“天津存兵共止八百名，除看守仓库、监狱、城池暨各项差使外，约止六百余兵”[34]，“山海关一带本无存炮，现饬委员等，在于废弃炮位内，检得数尊，尚系前明之物，业已蒸洗备用”[35]。琦善一方面抱怨禁烟派给他惹来了灾祸，另一方面又在外国的坚船大炮面前恐惧万分，为了避免外国的攻击，又为了脱卸兵备废弛的责任，他就玩弄封建官僚惯用的狡猾手段，把来到大沽口外的凶恶的英国侵略军说成“甚属恭顺”，把英国的侵略要求说成是因遭林则徐攻击，含冤负屈，故来要求昭雪，他还恫吓清政府，“边衅一开，兵结莫释，我皇上日理万机，更不值加以此等小丑跳梁，时殷宸廑”[36]。“天津切近京畿，凡盐漕铜船，皆由此来，最为咽喉重地，设使边衅一开，该夷狡焉思逞，频相滋扰，致我劳师糜饷，所关非细。且海道处处可通……又安得有如许弁兵，旷日持久，无时无处，不加堵御，诚恐防不胜防”[37]。这些包含着恫吓实质的委婉言辞，深深触动了以道光帝为代表的清政府的当权派。从前，他们由于思想闭塞而小看了英国，没有料想到禁烟的斗争会发展到武装的斗争，英国的侵略炮火震惊了他们的幻梦，他们希望用最小的代价来止息干戈，换取“太平”幻梦的重圆。正像道光帝所说，要以“片言片纸，连胜十万之师”[38]，于是清政府的对策来了一个转变，从禁烟转到“抚夷”。道光帝下令把林则徐、邓廷桢撤职，另派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进行谈判，并斥责林则徐：“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净，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际，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39]林则徐最后上了一个“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劝告道光帝把禁烟斗争坚持到底，建议用粤海关税制炮造船，并愿赴浙江前线，随营效力，道光帝把这些正确主张一概斥为“无理可恶”、“一片胡言”[40]。这时候的清王朝完全转到妥协派的“抚夷”的立场上去了。

从1840年9月起，妥协派琦善受清政府的重用。据一个英国军官说，琦善在大沽口外初次跟英国侵略者接触时，就“坦白地承认英国人是受虐待了，假如我们在广州图报复而惩罚林，也是林的应得之咎”[41]。他在给英国侵略军的照会里，劝他们回广东谈判，“慷慨”地表示“要必能使贵统帅有以登复贵国王，而贵领事亦可伸雪前抑”[42]。英国侵略军得到了这个保证，就驶回广东。当英军返棹南下的时候，清政府的妥协派眉开眼笑，以为大功告成，道光帝在上谕中再三强调“立意羁縻”、“不开边衅”的政策，琦善说英国侵略者“情词恭顺”[43]，伊里布（两江总督）说他们“形尚恭敬”[44]，山东巡抚托浑布更荒谬地称“夷众数百人，一齐出舱，向岸罗拜……夷人如此恭顺，实出意料之外”[45]，妥协派陶醉在他们“片言退雄师”的“胜利”中。其实，英国侵略者并不是真正歇手了。满天雷雨即将降临，英国侵略者自己说，在大沽口退兵的“最大理由是季节已经太晚，湾中不能进行有充分而有适当效果的攻势，所以这个步骤并未耽误任何秘密行动”[46]。

1840年11月底，琦善到达广东，他索性向侵略者讨好到底，把林则徐设置的一切防御设备都拆除了，把招募的勇丁也解散了，还要惩责从前抗英有功的将领。他办事完全独断独行，“自以专办海口，无与他人，一切不复商诸巡抚，即司道以下，非召不得入谒”[47]，却特别相信汉奸鲍鹏，鲍鹏本是英国老鸦片商颠地的“幸童”，是英国鸦片贩子一手培养起来的奴才，禁烟运动展开，鲍鹏被通缉在案，潜逃山东，通过山东巡抚托浑布的引荐而成为琦善的心腹，琦善就是依靠着这个流氓汉奸和英国开始谈判。

这时，英国方面的全权代表乔治·懿律因病退职，查理·义律暂时代理其职务。义律对于鲍鹏“待如奴仆而寄以耳目”[48]，通过这个汉奸，“内地情形意见，悉为所泄”[49]。英国方面向琦善提出恢复中英贸易，赔偿货（烟）价，开厦门、福州为商埠以及割让香港等条件。显然，这些赔款割地的条件是有损封建国家的主权和尊严的，即使从封建统治的利益出发，也不可能轻易地接受这些条件的。查理·义律知道这一点，他一方面向琦善施加压力，不仅在谈判桌上“一启口而即言打仗”[50]，并于1841年1月初突然进攻虎门海口外的沙角、大角炮台，副将陈连升、陈长鹏父子均力战牺牲，这个突然的袭击使琦善大为震恐；另一方面，查理·义律又通过鲍鹏去收买琦善，据左宗棠说：“去冬果勇杨侯（即杨芳）奉诏北行，有人自侯所来云：‘侯言琦善得西人金巨万，遂坚主和议’”[51]。英国侵略者用威胁利诱的手段迫使琦善就范。1841年1月 25日琦善竟丧心病狂地和敌人签订了“川鼻草约”，接受英国所提出的条件。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从大沽口的谈判一直到广州的谈判，琦善所执行的是为了一小撮人的利益而出卖国家主权的妥协退让政策，这一点连当时的许多士大夫都曾明确地指出过。但是在将近一百年后，蒋廷黻却出来大做翻案文章，说琦善是“下了一番知己知彼的工夫”，“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而且公开的宣传了”[52]；而林则徐“于中外的形势实不及琦善那样的明白”[53]，而且又“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54]。这种翻案文章完全是荒谬的，蒋廷黻所谓的“知己”实际是对中华民族反侵略伟大潜力的否定，所谓“知彼”实际是被外国的坚船巨炮所吓倒，夸大敌人力量，低估自己力量，这正是失败主义、投降主义的思想根源，而之所以产生这种思想，又是由其阶级地位决定的。琦善是代表当时封建统治中最腐朽最黑暗的势力，他们早已通过鸦片贸易和外国侵略势力联系在一起，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就不惜出卖民族的利益。

“川鼻草约”签订以后，琦善故意向政府奏报防御的困难，说什么“地势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持”、“兵力不固”、“民情不坚”，总之，“藩篱难恃，交锋实无把握”，只有“暂示羁縻于目前”[55]，并且把私自割让的香港说成是“粤东外洋”一个无关紧要的小地方，其用意是想蒙混耳目，以便清廷容易批准。当时，清王朝虽然希望用微小的让步来换取“太平统治”，但在没有跟英国军队正式交锋以前，马上赔款割地，这也是封建统治者所不甘心的。在琦善和义律谈判的过程中，由于义律的需索无厌，道光皇帝的态度已逐渐从“主抚”转变到“主剿”。1840年底的上谕中已经表示“著琦善一面与之论说，多方羁绊，一面妥为预备……乘机攻剿”[56]。1841年1月 27日，沙角、大角炮台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清廷即正式下诏宣战，派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从各省调集军队开往广东。恰恰在这个时候，广东巡抚怡良听从了林则徐的劝说，向清廷揭发琦善私割香港的罪行，岛上驻兵已被所谓“恭顺”的“英夷”出令驱逐，居民也将被逼归顺，成为英国臣民。一切全出意料之外，气得道光帝大骂琦善为“辜恩误国”，立即下令锁拿琦善进京。从此谈判停顿下来，双方进入了战争。

当奕山等还没有到达广东的时候，英方已风闻清廷的强硬态度，立即先发制人，进攻虎门要塞诸炮台。这里原有的防御工事已为琦善撤掉，防守力量很薄弱，提督关天培和士兵在强弱悬殊的情况下英勇抵抗，并派人到广州向琦善（时革拿之令尚未到广州）“哭求增兵，全省文武亦皆力求。琦善初仅允二百，继至五百”[57]。1841年2 月26日，大批英舰围攻横档、永安、威远、靖远、镇远诸炮台，提督关天培、游击麦廷章等督率兵勇，发炮回击。可是，各炮台兵力薄弱，又都孤立水中，不能相互接应，琦善又隔岸观火，拒发援兵。当晚，炮台失陷，关天培等壮烈牺牲，炮台上的几百门大炮和无数粮秣弹药均被侵略军夺去。27日，英舰又开进内河，内河的防御更为薄弱，守卫乌涌炮台的兵将不战先走，乌涌失守。琦善又将二沙尾要隘的守军撤走，使得广州门户大开。3月，侵略军逼近了广州城郊。

这时候，参赞大臣杨芳已到广州。杨芳是镇压白莲教起义的大刽子手，积功封果勇侯，但是他在对外战争中却是一个十足的饭桶。侵略者是由水道入侵的，他却不在水路设防，偏偏在离河五六里的陆上安设许多大炮，炮弹打不到河面，所以英舰得以长驱直入。他还荒谬地以为“夷炮恒中我，而我不能中夷，我居实地，而夷在风波摇荡之中，主客异形，安能操券若此？必有邪教善术者伏于内。传令保甲遍收所近妇女溺器为厌胜具”[58]。这种指挥思想，当然不会有取胜的希望，结果，杨芳的“厌胜具”不灵，英舰开到黄埔，破凤凰岗兵营、抢占猎得炮台。杨芳走投无路，只得走琦善的老路子，向侵略者乞降，要求朝廷批准英商贸易，被道光帝痛斥一顿。这时候，道光皇帝所指靠的靖逆将军奕山已经姗姗地到达广州了。

奕山是清王朝在广州战役中的最高负责人，却不可能把抵抗英国侵略者的任务寄托给他。在他身上充分反映了清王朝的政治腐败和军事混乱，充分反映了和人民大众相对立的腐朽阶级的思想行动，也充分反映了清王朝在战争中的盲目冒进政策。奕山到广州以后，给清廷第一个奏折就大谈“粤省情形，患不在外而在内”，他捏造一篇谎话把广东人都称为“汉奸”，甚至自己“一切奏稿及紧要公文，督饬随带司员，随时亲自检束”，制造火器的地方，也要“择其秘密处所，易于关防……凡匠役人等，准入不准出。即奴才等亲身试验，并不随带一人”。他最后的结论是“防民甚于防寇”[59]。我们知道，在以弱对强的反侵略战争的一般情况下，绝大多数人为民族气节所鼓舞，都会团结起来抵御外侮的，这种全民族团结对外的精神是以弱胜强的最重要的保证。而奕山呢？他不仅感觉不到全民族反侵略力量的支持，而且，如同陷入四面楚歌之中，疑神疑鬼，小心翼翼，把人民看得比侵略者还可怕，试问这样的统帅如何能团结人民、指挥战争的胜利？假使再把奕山和林则徐的看法对比一下，一年多以前，林则徐还说过“察看民情，所有沿海村庄，不但正人端士，衔之刺骨，即渔舟村店，亦俱恨其强梁，必能自保身家，团练抵御”。林则徐相信广东人民有着反侵略的坚决意志，以后三元里的抗英斗争证明林则徐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奕山的看法却完全相反，为什么同是统治阶级而看法却完全相反呢？这是因为当时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奕山代表着统治阶级中腐朽黑暗的势力，从思想深处对人民抱绝对的敌对态度，即使大敌当前的时候也丝毫没有改变他们的这种反动观点，他们瞧不起人民力量，不愿意也不敢于动员人民，甚至还摧残人民的力量。“广东商民呈诉冤词”中说：在奕山指挥下的湖南兵“徒有剿夷之名，反有害民之实，动辄欺良害善，滥冒邀功，种种罪恶，发数难堪。且于本月初二、三日，当居民仓皇奔走之时，或乘机抢夺者有之，或乘势奸淫者有之，甚至以壮勇为汉奸，不容审讯，私自杀戮，削其骨，食其肉，剖其心，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呜呼！壮士助兵以抗敌，而兵反将壮士作奸民。无罪受毒，见者伤心，闻者流涕。以湖南之兵如此作为，定必倚势作威，常存杀民之心，不奋杀夷之志，不祥之兆，早已先形，无怪乎遇敌之不克也”[60]。这段呈诉给奕山的话作了一个很好的注释，“防民甚于防寇”实际上是这些腐朽的将军们拿来掩饰对人民烧杀抢掠的罪行的。

同时，奕山等也提不出任何像样的作战计划。当时还留在广州的林则徐提出实行防御的六项建议，主张堵塞水道、筹备船炮、挑募水勇、探测夷情等，这个建议被目为迂迟而未曾采用。随奕山出征的那些贵族子弟“皆利在一战”[61]，以便得功，怂恿奕山盲目地布置了一次可笑的夜袭，他们连作为夜袭的主力部队也没有准备好，临时拉人凑数，“会四川营余丁四百，愿充其数”，才勉强凑成了一支突击队。当然这样的统帅、这样的指挥是绝没有胜利希望的，而且奕山偏偏选择了敌人力量集中的地区进行冒险的一击，结果，英军一个反扑，奕山的军队被打得七零八落，不但夜袭没有胜利，连城郊重要据点泥城炮台、四方炮台（即耆定炮台）等都被英军占领。奕山在冒险失败之后，缩进广州城内，军队乱成一团。《夷氛闻记》记载当时的情况：“时内外兵万七八千，军令皆撤入城，都司守备以上，无一人在城外者。贡院号舍八千有奇，令舍住一兵，而兵往往拆数号通为一，携所自备物居之，因不能容，则令其自择居民间空舍，客兵各招引其同队，三五成群，撬门挈具而入，随地驻足，于是夹杂散处，布满内城，营主但知按籍记其兵数，实不知兵所寓何地，同寓何人，遇有号召，辄出小旗，沿街市招呼，有畏征发，匿不出者，非领饷之期，无从见而问所驻地也。”[62]

英国侵略军乘胜包围广州城，在高处架炮轰击城内，“大吏茫然无所措，围住于佛寺中，戈什哈哼鼻涕一声，督抚认为火箭，满座皆惊，旁观窃笑”[63]。后来奕山派广州知府余保纯与英军接洽投降，英方勒索赎城费600万元，并限令奕山等退出广州城。5月27日奕山接受了投降条件。

明明是战败投降，奕山等却谎奏“焚击痛剿，大挫其锋”，还编了一套鬼话，说英军攻城之际“正欲开炮，烟雾中望见白衣神像，立于城上，遂不敢轰击”[64]。清廷也明明知道奕山打了败仗，这时候，封建统治者第一次领教了外国大炮的厉害，不敢再坚持盲目的“讨伐”政策。好在英方只勒索600万元，就肯休兵退去，统治者乐得借势下台，上谕说：“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况既经惩创，已示兵威，现经城内居民纷纷递禀，又据奏称该夷免冠作礼，吁求转奏乞恩，朕谅汝等不得已之苦衷，准令通商”[65]。说了这一套门面话，就批准了奕山的投降。

三、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

清王朝怯懦的行动和卑鄙的谎言恰恰和广州人民英勇抵抗外国侵略的行动形成鲜明的对比。广州人民认识到英国侵略者是自己的死敌，他们自发地联合起来打击英国侵略军。当英军占领四方炮台后，就四出骚扰，“大肆淫掠，奸及老妇”[66]，广州城郊的义勇丁壮自动起来参战，义勇领袖陈棠等曾经夜袭英船，并协助清军作战，杀死英国高级军官一人。新安县举人庾体群也率壮丁在穿鼻洋面袭击英船。在奕山宣布投降的前一天，广州各乡人民领袖在牛栏岗召开会议，商讨作战计划，并分头发动群众。奕山投降的第二天，几百个义勇乘敌不备，攻克龟岗炮台。广州人民机智地用各种突击方式来对付踏上祖国领土的强盗侵略者。一个英国军官懊丧地说：“我方人员曾经几次被人袭击，这些人显然是在田间作工的农民，一到他们以为有机可乘，可以攻打一个孤立者时，是会拿起一支火绳枪而试图射击他的。”[67]

1841年5月30日，广州人民的抗英斗争走向最高潮，三元里附近一百零三乡的人民在“三星旗”的指挥下，集合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这支队伍中有普通农民，有秘密会党，有以“好义善斗”著名的纺织工人（时称“机房仔”），也有乡镇的一些爱国士绅，他们利用“社学”的组织，团结成一支反侵略的武装力量。当天早上，约有五千义勇荷枪携矛，逼近英军阵地——四方炮台。英军司令卧乌古率千人迎战，义勇们按计划退到三元里附近，人数逐渐增加，所谓“老弱馈食，丁壮赴战，一时义愤同赴，不呼而集者数万人”[68]，恰好雷雨大作，义勇们乘势将英军切成几段，进行肉搏，英军枪炮全湿，又加道路泥泞，“夷兵俱穿皮鞋，三元里四面皆田，雨后泥泞土滑，夷兵寸步难行”[69]。战斗多时，“夷兵方舍命突围出，无奈人如山积，围开复合，各弃其鸟枪，徒手延颈就戮，乞命之声震山谷”[70]。一直到下午四时，英军大队败回四方炮台，但一部分英军被围在牛栏岗高地上，英方派去的援兵也被包围在内。消息传出，人人兴奋鼓舞，准备展开更大规模的战斗。英方调军布防、慌张异常，三山乡和佛山镇等地的群众又乘英船调兵备虚的机会，突出袭击。最后，查理·义律只得向广州官府求救，奕山命广州知府余保纯至三元里解围。余保纯到三元里，一会儿向乡民打躬作揖，说好说歹：“现在已经议和了，洋人们不会再来侵犯了，你们放了他们罢”；一会儿又板起面孔，虚声恫吓：“将来万一有事，要你们负责”。这样做作了好多时候，于是“绅士潜避，民以官故，不复谁何”[71]。清朝官吏不但不能抵御外侮，反而帮助敌人逃出了重围。

三元里的抗英斗争是中国人民自发起来反对外国侵略的第一个战斗，虽然遭到了反动统治者的破坏，但它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它鼓舞了广东和全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使人民知道“官兵不可恃”、“鬼子不足怕”。正像这次斗争的领导人之一林福祥所说：“三元里一战，我义勇只死二十余人，而夷兵已死二百余名。夷兵俱有火枪火炮，而义兵只用长棍、短刀，又何尝见夷兵之可怕，又何尝见夷兵之利害，断无可胜之法乎？”[72]甚至广州的有些官僚也肯定三元里人民的英勇斗争，如广东臬司王廷兰说：“粤省此番用兵，所调各省之兵万有七千，不可谓不多；各库银款数百万，饷不可谓不足；木料买自广西，火药枪炮解自江西、安徽，军装器械不可谓不备；而卒至决裂溃败，一至于比，实由于当事既鲜有章程，用兵复漫无纪律……初十日，百姓虽有伤亡，然人众可恃，愈击愈多。斯时我兵在城者万余，齐参赞新到，有生力军五百名，近在金山。如其有令，两路齐出接应乡民，使其腹背受敌，纵不克聚而歼旃，亦剿杀过半矣，乃计不出此。不知义律何时将余守请出，属其弹压，又不知余守何时私书城外，为夷人解围……盖逆夷自破虎门以来，未有如此之受创者也。事机之失，至今扼腕！”[73]

英国侵略军连续遭到广州人民的打击，在广州城外站不住脚，于6月初退出虎门。在撤退的时候，还厚着脸皮出告示说：“百姓此次刁抗，蒙大英官宪宽容，后毋再犯。”群众马上出示反驳：“尔既妄夸厉害，何以不敢在林大人任内攻打广东？”“若非我府尊为汝解围，各逆其能保首领下船乎？”“不用官兵，不用国帑，自己出力……若不杀尽汝等猪狗，便非顶天立地男子汉。”“汝等无避，卜日交战。”在这次广州人民的斗争中，侵略者开始尝到人民铁拳的反击，他们夹着尾巴，逃出了虎门，宁肯另选地方去威吓清朝官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敢再到广州来耀武扬威。

英国侵略军遭到广州人民的打击，狼狈地退出虎门，广州人民的武装得到进一步发展。1841年6月，升平社学成立，包括十三社八十余乡，团练数万人。7月，东平公社成立。升平社学和东平公社成为广州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核心组织，“当是时，人人思奋，翘首企足，以款夷为辱，将待夷船之再入也，而尽歼之。广管数县，游手之众，收勇籍者十之八，缘是内河村落，盗匪亦无复窃发，盖丰其衣食，时其训练，日饱食于台墩，力无所用，无不摩拳擦掌，以待一试”[74]。一直到鸦片战争以后，广州人民仍坚持着反对英国侵略者进入广州城的斗争。但是，这个斗争在一定条件下又必然会转化成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武装起义，清朝官僚们也预先看到了，如曹履泰奏称：“社学之民数万，一夫啸聚，顷刻即成事端；以之恐吓英夷者在此，而不受地方官约束亦在此。”[75]封建统治者担心斗争锋芒会有一天转向自己，因此千方百计地阻碍和限制人民力量的发展，甚至后来公开地大规模地对广州人民进行屠杀。

四、浙江和江苏的战役

英国侵略军从广州撤退，糊里糊涂的清朝政府以为战争已经结束，命令沿海撤防。8月间，广州方面忽然接到英方新任对华谈判全权大臣璞鼎查（Sir Henry Portinger）的通知，说要北上天津求见宰相。原来英国政府没有批准“川鼻草约”，而且责备查理·义律未能在战争胜利的形势下勒索更多的利益，所以，派璞鼎查代替义律，策划向中国中心地区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

1841年8月25日，英军进犯厦门，金门总兵江继云力战牺牲，鼓浪屿、厦门相继失陷。十日后，英军离厦门北上。9月25日，英军进攻定海，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率5 000士兵英勇抵抗，英舰29艘围攻定海六昼夜，“先有火轮船二，三板船一驶进竹山门，总兵葛云飞督施巨炮折其大桅，因窜去。十四日连樯来攻晓峰岭时，寿春镇总兵王锡朋率本镇兵八百名素称劲旅，为之防御，适当其冲，与逆夷鏖战相持四日，虽互有杀伤，逆不得入。十七日夷逆汉奸分番迭至，寿春兵已丧大半，寡不敌众，王锡朋被炮折一股阵亡，岭为逆夷所据，蜂拥登岸转攻竹山门。处州镇总兵郑国鸿身先士卒，麾兵奋拒，忽逢炮轰，甚至肢体糜烂以殉。逆夷乘势直犯东岳宫，葛云飞势孤莫支，遂以身殉”[76]。10月1日，定海再度失陷。这次定海的英勇抗战，连英国军官也不得不承认“有些汉军军官表现得很英勇，汉军总司令葛将军在长列炮台中阵亡。他的僚属和我们的军队短兵接战，都英勇地与他同时殉节。高地上的旗手选了一个最显著的地位，站着摇旗，丝毫不怕落在他四旁的从轮船打来的炮弹。最后弗莱吉森号的一颗炮弹把他打倒，另一个人赶紧取其位而代之”[77]。

接着英国侵略军进攻镇海，扼守镇海城外制高点的浙江提督余步云贪生怕死，事前就说了“一家三十余口，可怜”[78]的泄气话，英军登岸，他首先逃跑，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力战不支，投河而死。10月10日，镇海失陷，10月13日，英军又乘胜占领宁波。这次镇海战斗，虽然因无耻将领余步云的逃跑而影响了军心，但士兵们自发地进行了出色的战斗，跟侵略军多次肉搏。英国军官描述这次战斗的情况说：“在这些人之中，有许多人奋死决战，显然有不战胜而战死的决心。”[79]

英国侵略军侵占定、镇、宁三城之后，四出劫掠。据侵略者自供，占领宁波之后，就抢劫了“可供两年之用的谷和十二万元左右的现金和纹银，堆着大堆大堆的钱，其价值当不可胜数”[80]。据定海教谕金士奎等称：英军“成群结队，或数十人，或百余人，凡各乡各岙，无不遍历，遇衣服银两牲口食物，恣意抢夺，稍或抵抗，即被剑击枪打……或因伤殒命，或受伤沉重，痛苦颠连，不堪枚举……而夷船之在内港游奕者，遇女眷必被劫去，数十万生灵，如坐针毡，延颈待毙”[81]。残暴的英国侵略者还用骇人听闻的酷刑来对待浙江人民，“杀人者先以刀割裂其皮，纳入水银，周身灌注，遂活剥而悬焉”[82]。不管侵略者如何残酷地镇压，浙江人民仍奋起袭击侵略者，有些人组成黑水党，“于大江中，置八桨船，伺英人出，狙击之”[83]，英国侵略军时时处处都有遭受突击的危险。

浙江战争使得事态更严重了，清朝不仅丢失三个城池，而且死了一个封疆大吏，乘势下台的想法破产了，“太平”统治保不下去，清朝只好重整旗鼓，准备应战。10月18日派另一皇侄奕经为扬威将军，侍郎文蔚、蒙古副都统特依顺为参赞大臣，从陕西、湖北、江西、安徽、河南、四川等省调兵赴浙，其他沿海各省亦纷纷调兵设炮，团练治防。但是，奕经和奕山一样，代表封建统治的腐朽黑暗势力，他所走的也几乎是和奕山一模一样的失败主义、投降主义的老路。他从北京去浙江，一路上游山玩水，“随员杨熙、联芳、阿彦达，侍卫容照，并少年得志，苏城故金粉繁华地，歌阑舞榭，最足动人豪兴，所携仆隶，虽谙师中纪律，受供张率如平时，不及加意裁抑，一时人多费重，讹言四起”[84]，后来闹得太不像话了，江南一带人言藉藉，奕经等才不得不开往浙江，路上慢吞吞地走了四个月。他一到浙江，也和奕山一样，把当地人民都当做汉奸，说“曹江以东，到处汉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孰奸孰良，竟莫能辨”[85]。宿迁举人臧纡青建议“募选鲁汴江淮勇士万人，加以沿海渔疍，与近场盐枭，并及江湖土盗二万……不区水陆，不合大队，不克期日，水乘风潮，陆匿丛莽，或伺伏道路，见夷即杀，遇船即烧，重赏悬格，随报随给，人自为战，战不择地……然后应以大军，伏舟港口，内外交逼而尽歼之”[86]，这是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人民力量的分散作战的办法，也是当时以弱抗强的较好的办法。但奕经不用，却相信一些荒谬的情报，说：“逆夷知大兵已到，中情畏怯，东驶西窜，来去无常……又定海有夷船开行时，各夷众俱流泪相送”[87]，而且奕经和文蔚“于腊之望夜，同梦夷党悉弃陆登舟，联帆出海，宁波三城已绝夷迹，迨侦探，果有运械归船之事，以为佳兆昭著，连城恢复，在指顾间。于是定议克期进剿”[88]。两个同梦人冒冒失失订了一个夜袭计划，当地人民曾积极地配合作战，宁波、镇海城内都有人民做内应，但是这班将领事先不做准备，携带火器很少，战时又大多逃跑，结果英军进行反攻，不但镇海、宁波未曾收复，连慈溪也被英军占领，奕经逃到曹娥江以西，再也不敢露面。

奕山指挥的广州战役和奕经指挥的浙江战役，是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对抗英国侵略军的最大的两次战役，每次战役都有两三万人参加，并且有全国各地的支援，但是两次战役都在盲目、混乱和错误的指导下归于失败。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清朝不敢相信人民，因而也不愿意动员、号召人民参加斗争，而且他们和人民一直抱敌对态度，当人民自发地起来反抗侵略时，清朝统治者反而加以限制、破坏，甚至把抗英人民诬蔑为汉奸而加以陷害。回顾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对外战争，当社会矛盾比较缓和、政治比较清明之时，统治者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动员和利用人民的力量，战争也就会取得胜利，至少也会取得优势；相反，当社会矛盾非常尖锐、政治上十分腐朽之际，统治者时刻担心着人民武装力量的兴起会连自己的腐朽统治一起摧毁，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就不愿意也不敢于动员、利用人民的力量，对外战争就必然出现失败、妥协、投降的结局，这几乎是一个规律。清朝到嘉庆、道光帝统治时候，国内阶级矛盾十分紧张，政治、军事都已腐朽透顶，人民起义频仍，封建统治者害怕人民武装甚于害怕外国侵略，所以奕山有“防民甚于防寇”的话，其他将军、官僚们的奏折中也一再诬蔑人民为汉奸。当然，在每次对外战争中都有些民族败类为虎作伥，趁火抢劫的事情也是有的，但这毕竟是很少数，清朝将军、官僚们几乎把全体人民当做汉奸，而且把明明是抗战有功的人也称为“游棍刁徒”[89]，这就不能不说是由于阶级本能而造成的。总之，封建统治的腐朽，和人民的尖锐对立，这是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再加上军伍废弛、指挥混乱、武器落后等等因素，就使战争成为一败涂地、不可收拾的局面。

有人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中英两国社会发展程度的悬殊，因为当时英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国还是一个封建社会，落后的封建社会不可能抵挡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这个看法还不够全面，不够确切。当然，英国在社会发展程度上是先进的，因此它在军队的训练、组织方面比清朝高明一点，指挥也好一些，并且拥有新式武器，这一些是战争中对英军方面的有利因素。但是英军对于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而又具有悠久革命传统的中国进行侵略战争，这样就产生了许多不利因素。它的军队很少，当时英国分布在本土和殖民地的全部军队不过10万人，参加侵华战争的只有1﹒5万人；他们的“坚船大炮”只能在沿海沿江发挥威力，进行陆地战斗就有很多困难；又由于水土气候不习惯，军队中病亡率极高，在侵略军第一次占领定海期间，“军队中流行疫病，三四百人已被安葬，大约有一千五百人在医院中，英勇的苏格兰来福枪联队完全消瘦到皮包骨，勇敢的第四十七团的情形简直不见得好一些”[90]；再加上补给线太长，补充食物、军火非常困难，从英国本土到中国要航行四五个月的时间。由于这些原因，英军只能够集中兵力，攻打沿海沿江的某些城市，特别因为英军所进行的是侵略性的非正义的战争，1﹒5万军队要和4万万人民为敌，它绝不可能深入中国内地。假使清朝统治不是那样的腐朽，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人民的力量，采用坚壁清海和分散突击的战略方针，那么当时是有可能把英国侵略军拖垮赶走的，至少也能相持下去，不至于惨败。社会发展程度的高低对于战争胜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并不直接决定着战争的胜负。

也有人认为，在战争中，清朝廷时战时和，方针动摇，举棋不定，这是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而清廷和战方针的不定又是由于最高统治者道光皇帝优柔寡断所致。这个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和战不定固然是招致战争失利的一个因素，但所以和战不定主要并非由最高统治者个人性格所决定的，正因为封建统治者与人民对立，无从吸引人民中深厚的反侵略潜力，所以它在反侵略斗争中显得软弱畏怯，反映到政策上就是和战不定。假如当时国内矛盾缓和，统治者敢于从人民中找寻支持，那么道光帝本人也会像汉武、唐宗一样有勇气有决心来“宣扬国威”。在这里，个人的特点恰好受社会条件所制约，忽略这一点，便会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误。

英军在浙东获胜之后，于5月间又攻陷乍浦。接着，侵略军为了集中兵力攻打清朝财富之区，于6月间进犯长江。

清朝统治者在两次大败以后，发现自己在对外战争方面是很不中用的，为了保全自己的统治，有些官僚又重提“抚夷”的主张，如浙江巡抚刘韵珂上书论“十项焦虑”，旁敲侧击地劝说朝廷“随机应变，妥协办理”，其中说：“去冬杭州、湖州、绍兴等府所属各县，匪徒聚众抢掠，势甚鸱张……当此人心震扰之时，难保不潜相煽惑，散而复聚。况上年雪灾之后……小民度日维艰……安保此外不另有不逞之徒，乘机而起。”[91]这时，道光帝虽然还盼望败后求胜，要将军们“激发天良，申明纪律”[92]，“复振军容，激励将士……遇有可乘之机，尤宜痛加攻剿”[93]，但他也明知败局已经不能挽回，因此派遣耆英为钦差大臣带同原来因与英国妥协而被革职的伊里布赴浙江前线，试探投降的条件，上谕中遮遮盖盖地透露出求降的心理，他说：“朕至诚待物，从不以逆夷为怀，如果得利相安，不致别图滋扰，区区之施，实非所吝，蠢尔丑类，何足为仇。”[94]很显然，这时候作为清朝最高统治者的道光帝向侵略者求和是有一定顾虑的，因为他还是第一次和资本主义国家发生武装冲突，不了解资本主义侵略的性质和方式。按照中国封建社会的惯例，异族的战胜常常会迫使最高统治者称臣纳贡，甚至会引起改朝换代。道光皇帝最担心的是自己皇位能不能坐下去，所以他一方面再三诫谕大臣“勿存苟安之见”，要大家“和衷共济、鼓励戎行”，另一方面却向侵略者试探议和条件，准备在“不得已”时投降。

耆英、伊里布到达前线向侵略者投送照会，希望“两下即时戢兵，重开关市”，并主动送还英国俘虏，但是英国侵略者置之不理，他们知道要在中国取得更多的利益，便须把炮弹更多更远地打到清朝统治的要害地区。6月，英国侵略军进入长江，攻打吴淞口。

和清朝统治者的态度相反，江苏人民和一部分将领、士兵的反抗斗争却愈来愈激烈。英军进攻吴淞时，江南提督陈化成坚守西炮台，击毁敌舰两艘，侵略军绕攻侧面。两江总督牛鉴是个胆小鬼，战争激烈的时候，“急遣弁檄退兵，军门（军门即陈化成）不允，檄三至，弁伏地叩求，终不为动”[95]，结果牛鉴一溜烟儿地逃跑，影响军心，全军溃散，陈化成力竭战死，上海失守。牛鉴为了掩饰他怯懦逃跑的罪责，向道光帝报告：“逆夷凶猛，迥出寻常意料之外，此次挫折，臣目击身经，方知凶焰非可猝制，委非将士不肯用命”[96]，其用意是夸大敌人的力量，催促朝廷赶快投降。

英军攻占吴淞、上海后，企图向西推进，遭到内地人民和部分士兵的英勇抵抗。它是孤军客军，不敢离开战舰深入硬战，只得退出吴淞，沿长江西上。这时候，清朝大官僚连应战的勇气也没有了，“入江所经各州县，制府（按：指两江总督牛鉴）皆令不许开炮，遗之牛羊，即扬帆经过，而牧令将弁，自幸无事，无不掩旗息鼓，先行回避……此等御敌之法，百姓不知，惟制府知之”[97]。一路上侵略者掯勒需索，向浏河居民征集“牛百、鸡千、鹅百、鸡子万，并蔬果等物”，向常熟索取“牛羊粟米蔬果等物，约数千金”[98]，但是中国人民并不是好欺侮的，“贼抵江阴时，别于靖江泊数十艘，征索牛米，一童子立城上，忿掷石击毙一白夷，贼遂飞炮攻城，乡民竞执耰锄迎敌，江口沙滑，贼屡跌，辄击毙之，凡三十余人，明日由小路潜进，土人于道旁积石罅中施枪，妇竖悉拾石奋击，又殪数十人，阅数日，又乘夜登岸，仅半里许，忽火把四起，锣声如雷，贼大骇奔走，殪沙石间者又数十人，遂扬帆遁”[99]。

7月中，英舰迫近镇江，驻防副都统海龄不分青红皂白，“纵兵杀人，目为汉奸。汉奸对夷匪言，副都统误以为对满洲、蒙古言，凡他邑人在城中习懋迁者、充工役者、作僧道者、为仆及行乞者，以非土音，均被缚去，略一诘问，即杀十三人于小教场，其众人具保状证为良民者，不得已竿掷城外，免于斧钺，复死于倾跌。而里巷中晓行者、暮行者与夫行城下者，不问何人，胥用鸟枪击毙草莽无算。闭城之先，副都统即疑满城皆是汉奸，日捉数人送邑令提讯，邑令钱燕桂讯明释放，即指钱令为汉奸，乘其出城，闭门不纳”[100]。所以英兵未至，镇江城内已经充满着恐怖的气氛。7月17日，英军开始进攻，参赞大臣齐慎、湖北提督刘允孝惧战逃跑，“率万众之师，歇马丹阳，解衣避暑矣”[101]。只有几百个青州旗兵自发地起来抵抗，和7 000名英军发生了一场约三小时的激烈巷战，英军损失极大。恩格斯评论这次战斗说：在镇江，英国人“才知道：满清军队虽然没有军事技术，可是决不是没有勇气和奋发精神的。那里的满清军队总共只有一千五百人，但他们却勇敢拼死地应战，直至全军覆没为止……在这次战斗中，英军损失了一百八十五人。为报复这个损失起见，他们在劫城的时候大肆屠杀，因为英军作战时那种极端残酷的手段，是和引起这次战争的贪欲无厌的私贩行动完全相符合的。如果英军在各地都遇到了同样的抵抗，他们就不会取得南京”[102]。

但是，由于清政府腐败，人民、士兵和个别将领的英勇抵抗没有能挽救战争失败的局面。镇江失守以后，官僚地主力主抚议，他们一面害怕英国的船坚炮利，一面又害怕中图人民反抗英军的行动会变成反对清朝的起义。镇江失守前夕，耆英、伊里布向朝廷陈说局势危急，要求执行“羁縻”、“绥寇”的措施：“查瓜州在镇江对岸，为南北往来要区，该夷堵塞口门，占据江面，居心实不可问。且文报往来隔绝，粮饷转运维艰，凡商贩米货等物，均不能由瓜州镇江进口，情形万分支绌。倘镇扬两郡骤被逆锋蹂躏，旋即开帆，直抵金陵，则省城重地可危；其余沿江沿海地方，亦必闻风震悚，自相扰乱，将见外患未除，内讧又起。言念及此，忧心如焚。”[103]同时，牛鉴也上奏说：“当此人心震恐之余，苏、浙、淮、扬，亦有不支之势。由长江而至安庆府城，水程不过六七百里，安徽亦将有风鹤之警。且连日以来，盐枭处处蠢动，放火肆抢，虽经查拿数起，不能禁止。伏乞皇上睿谟乾断，迅赐保全之策，以绥疆土而拯民命。如逆船驶至金陵，并恳圣恩，准臣设法暂事羁縻。”[104]的确，人民力量的兴起，这是腐朽的统治者最为担心的事情。这时候，不仅从前的妥协派大唱投降论调，就是从前那些盲目的主战派也噤若寒蝉，“自时事中变，识时务者，不复言兵”[105]。在这种情势下，道光帝授权耆英、伊里布“慎持国体，俯顺夷情，俾兵萌军戢，沿海解严……不必虑有掣肘，以致中存畏忌，仍于事无益”，妥协派毕竟压倒了主战派，获得全胜。

1842年8月初，英国侵略军陈兵南京城下，南京的大官僚们乱成一堆，派人接洽投降。英国方面开列条件，要求全部接受，并佯作攻城之势，“诸帅已胆裂，即夜复书，一切唯命”[106]。和约没有经过会商形式而全部被接受下来。

五、《南京条约》的签订

1842年8月29日，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在英舰皋华丽号上签订，代表清朝政府签字的是耆英、伊里布，代表英国政府签字的是璞鼎查。

《南京条约》共13款，其中规定：中国永远割让香港给英国，由英国“常远主掌，任便立法治理”。从此以后，香港就成为英国在远东的军事和商业基地，这就给英国进一步深入侵略中国以极大的方便。

条约规定：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个通商口岸，在这些通商口岸，英人可以自由居住，自由贸易，这便使封建中国的门户完全洞开在外国侵略者的面前。

条约规定：中国赔款2 100万元给英国，其中600万元赔偿烟价，300万元赔偿商欠，1 200万元赔偿军费。由于巨额赔款的压榨，中国人民更陷入了贫困的境地中。

条约规定：英国进出口货物纳税，“均宜秉公议定则例”，这是协定关税的开端。靠着这种特权，英国商品可以大批运到中国来，吮吸中国人民的血汗。

条约规定：英国商人在各口岸可以自由和中国商人交易，不必通过“公行”。从此，英国侵略者可以越过“公行”制度的障碍，挑选和培养为自己利益服务的买办商人。

总之，《南京条约》是屈辱的、痛心的条约，是英国侵略者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第一重枷锁。它开始剥夺中国的主权，它标志着外国侵略者打开中国市场的开始，标志着中国从独立自主的封建社会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

《南京条约》对于英国在华特权仅作了一般的规定，至1843年，英国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五口通商章程》和《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具体规定了《南京条约》中的一些细则，其中规定船钞“每吨输银五钱”，货税中，茶叶每担纳税二两五钱，棉花每担纳税四钱，其他尚议定了133种进出口货物的税则，大多接近于值百抽五，此外内地通过税规定“照旧输纳，不得加增”。这种税率是世界上最低的，特别是由于《南京条约》内“秉公议定”这个含混而毒辣的措辞，中国方面就不可能自己修订税率。本来关税是保护本国工商业发展的重要工具，关税税率起着调整进出口货物、保障本国工业品获得市场的作用，任何一个独立国家都有自己的关税政策，关税主权的丧失就像掘开了江河的堤防，外国商品的洪流必然泛滥全国，淹没中国资本主义的新生嫩芽，这一点正是中国人民一百年来极大的恨事。

《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除规定实施《南京条约》的具体细则外，又另加了许多重要的不平等条款。

第一，凡中国人民和英国侨民交涉词讼，英国领事有“查察”、“听诉”之权，“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这是所谓的“领事裁判权”的开始，从此，英国资产阶级不必遵守中国法令，也不受中国政府的约束，他们都能够爬到中国人民的头上，为所欲为。

第二，在《虎门条约》里规定：“英人携眷赴五港口居住，或租赁房屋，或租基地建屋一条。英人与家属所住房屋，准于何处租赁，何处建造，尤应各就地方民情，先行议定，彼此出于两愿，方可相安”。根据这个含混的规定，1845年英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上海地皮章程》，这就成为外国在华设置租界的开端。

第三，《虎门条约》规定：“西洋各国商人，如准其一体赴各口贸易，即与英人无异。将来设有新恩施及各国，应准英人一体均沾”。这就是所谓的“最惠国条款”，根据这个条款，任何侵略者在中国获得特权，英国同样可以享受。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的消息，在欧美引起了极大的激动。美国、法国和其他各国的资产阶级十分垂涎英国的既得利益，他们纷纷追踪而来，向中国进行勒索。

美国是英国在侵华活动中的主要帮凶。在中英战争期间，它给英国偷运商品。英国侵华胜利后，美国第一个跟踪到来，一面派舰队到中国海面示威，一面派专使顾盛（C﹒Cushing）到澳门，要求清政府订约，“其意在仿照英夷，并欲驾出其上”[107]。1844年7月3日，清政府在美国侵略者的恫吓之下签订了《望厦条约》。《望厦条约》共34款，除了没有赔款和割地外，包括了英国在华享受的一切特权，并且所规定特权的内容更加具体，范围更加扩大。如关税税率方面规定，“倘中国日后欲将税率更变，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领事裁判权适用的范围，从刑事推广到民事，适用地域也从五口推广到全国。

随后，法国也派遣专使剌萼尼（Lagrené）对中国进行讹诈。1844年10月24日强迫清政府签订中法《黄埔条约》，除了获得和英、美同样的利益之外，又规定“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的条款。根据这项条款，法国侵略者要求清政府取消1723年（雍正元年）颁布的天主教禁令，清政府在威吓之下终于1844年12月宣布天主教弛禁。从此，西方各国的传教士紧随在大炮和商品的后面来到中国，利用宗教外衣，进行侵略活动。

此外，许多小国也纷纷要求和清政府订约，清政府根据“一视同仁”的可耻原则，一概答应，先后订约的有葡萄牙、比利时、瑞典、挪威、荷兰、西班牙、普鲁士、丹麦、俄国等，他们都获得了英、美、法国所享的特权。

这些侵略者（主要是英、美、法）虽然也存在着矛盾和分歧，但在当时，这种矛盾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他们在中国问题上，主要是希望打开中国门户，以便剥削中国人民，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步调基本上是一致的。

注释

[1]金安清：《林文忠公传》，见《续碑传集》，卷二四。

[2][3]《林文忠公政书》，湖广奏稿，卷五，《查拿烟贩收缴烟具情形折》。

[4]《林文忠公政书》，使粤奏稿，卷一，《会奏夷人趸船鸦片尽数呈缴折》。

[5]《信及录》，转引自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第2册，131页。

[6]《林文忠公政书》，使粤奏稿，卷一，《附呈谕夷原稿并夷禀二件》。

[7]《信及录》，转引自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第2册，184页。

[8]《林文忠公政书》，使粤奏稿，卷三，《会奏销化烟土已将及半情形折》。

[9]林则徐致沈鼎甫函，见《鸦片战争》（二），570页。

[10]致姚春木、王冬寿书，见《鸦片战争》（二），568页。

[11]《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八，6页。

[12]王之春：《防海纪略》，卷上。

[13]1839年12月14日澳门新闻纸，见《鸦片战争》（二），412页。

[14]《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八，6、9页。

[15]《林文忠公政书》，使粤奏稿，卷七，《会奏穿鼻尖沙嘴迭次轰击夷船情形折》。

[16]《清实录》，道光十九年五月戊戌。

[1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八，17页。

[18]道光十九年十月十六日会奏朱批，见《鸦片战争》（二），119页。

[19]《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九，617页。

[20]同上书，卷八，36页。

[21][22]《夷氛闻记》，卷二。

[23]《林文忠公政书》，两广奏稿，卷一，《烧毁匪船以断接济折》。

[24]同上书，卷二，《焚剿夷船擒获汉奸折》。

[25]《林文忠公政书》，两广奏稿，卷二，《焚剿夷船擒获汉奸折》。

[26]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7]1840年3月7日澳门新闻纸，见《鸦片战争》（二），453页。

[28]《英国蓝皮书》，1839年9月30日曼彻斯特商人致巴麦尊子爵，见《鸦片战争》（二），634页。

[29]《英国蓝皮书》，1839年10月21日安德晋·安德森致拉本特函，见《鸦片战争》（二），661页。

[30]《资本论》，第1卷，949页。

[31]《鸦片罪过论》，见《鸦片战争》（六），554页。

[32]丁名楠：《第一次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开端》，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

[33]转引自《殖民地保护国新历史》，第2卷，261页。

[34]《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二，7页。

[35]同上书，道光朝，卷一四，34页。

[36]同上书，道光朝，卷一四，31页。

[37]同上书，道光朝，卷一三，37页。

[38]《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六，3页。

[39]同上书，道光朝，卷一三，4页。

[40]同上书，道光朝，卷一六，21页。

[41]《英军在华作战记》，第二章，“赴白河口之行”。

[42]《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四，39页。

[43]同上书，道光朝，卷一四，37页。

[44]《夷寇杂录》，卷三，转引自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第2册，290页。

[45]《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五，14页。

[46]《英军在华作战记》，第二章，“赴白河口之行”。

[47][48][49]《夷氛闻记》，卷二。

[50]《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八，26页。

[51]《左文襄公书牍》，卷一，《与贺庶农书》。

[52]蒋廷黻：《中国近代史》，18、23页。

[53]蒋廷黻：《琦善与鸦片战争》，载《清华学报》，六卷三期。

[54]蒋廷黻：《中国近代史》，23页。

[55]《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二二，12～16页。

[56]同上书，道光朝，卷一八，16页。

[57]《夷艘入寇记》，见《鸦片战争》（六），114页。

[58]《夷氛闻记》，卷二。

[59]《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二七，33～34页。

[60]《入寇志》，《广东商民呈诉冤词》。

[61][62]《夷氛闻记》，卷三。

[63]佚名：《粤东纪事》。

[64]《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三〇，3页。

[65]同上书，道光朝，卷二九，13页。

[66]《夷氛闻记》，卷三。

[67]《英军在华作战记》，第三章，“攻陷广州”。

[68][70][71]《夷氛闻记》，卷三。

[69]林福祥：《平海心筹》，卷下。

[72]林福祥：《平海心筹》，卷下。

[73]王廷兰致曾望颜函。

[74]《夷氛闻记》，卷三。

[75]《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五，14页。

[76]范锴：《花笑庼杂笔》，卷六。

[77]《英军在华作战记》，第五章，“厦门和舟山的陷落”。

[78]《夷氛闻记》，卷四。

[79][80]《英军在华作战记》，第六章，“镇海和宁波的陷落”。

[81]《溃痈流毒》，定海难衿金士奎等公牍。

[82][83]转引自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第2册。

[84][86][88]《夷氛闻记》，卷四。

[85]《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四四，19页。

[87]同上书，道光朝，卷四三，27页。

[89]刑部惩办抗英运动领导者钱江何大庚折。

[90]《英军在华作战记》，第四章，“宁波与舟山”。

[91]《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四四，31～32页。

[92]同上书，道光朝，卷四九，2页。

[93]同上书，道光朝，卷四七，39页。

[94]同上书，道光朝，卷四九，1页。

[95]袁陶愚：《壬寅闻见纪略》。

[96]《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五〇，28页。

[97][98][99][100]杨棨：《出围城记》。

[101]朱士云：《草间日记》。

[102]恩格斯：《英人对华的新侵略》，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67页。

[10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五五，23页。

[104]同上书，道光朝，卷五五，26页。

[105]徐继畬致林树梅书。

[106]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卷下。

[10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一，8页。

第二节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开始半殖民地化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南京条约》的签订给予中国社会极大的影响，使中国开始丧失独立国家的地位。从此，中国历史沿着半殖民地的轨道而演进，社会的各个方面发生了较之战前剧烈得多的变化，对外贸易不仅在数量上逐渐增长，而且贸易的性质起了根本变化，中国失掉了平等贸易的地位而逐渐变成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市场；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一批沿海城市畸形地发展起来，在这些城市中产生了买办阶层；随着外国侵略的加深，中华民族和外国侵略者之间的矛盾也渐趋激化，这个新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又触发了国内的阶级矛盾，使阶级矛盾呈现缓和或激化的形式。总之，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了政治经济和思想方面迅速变化的时代，进入了新与旧剧烈斗争的时代。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八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以下几方面的显著变化。

一、赔款重担和鸦片的更加泛滥

在战争中，清朝政府支出了大量战费，仅广东一省，战费即达四百余万两，这笔浩大的战费主要是由农民来负担的。所谓“粤东不靖、大兵自北而南，军书旁午，露布星驰无旦夕，官吏征民夫递送，军装、钱漕、力役三政并行，追呼日迫，卖儿鬻女，枵腹当差，道殣相望，流离之状，令人恻然”[1]。到了战争结束，《南京条约》中所规定的2 100万元赔款，又主要由农民来担负，这笔巨大款项分四年七批交清（还要加上5%的利息）。清王朝在付给第一次赔款时就公开表示不愿意拿国库贮存来支付赔款，上谕中说：“至现议先交之六百万元，自应付给，以示诚信，除现在民捐一百数十万两外，其不敷之处，准其暂于江、浙、安徽藩运各库通融借拨，统于捐输项下还款。”[2]因此战争结束后，清政府便大力搜刮，以弥补因战争和赔款而带来的财政亏空，连下“筹划经费”、“开捐输”、“裁浮费归公”、“多追商欠”、“查明私垦隐赋，勒限照例升科”等一大串的搜刮命令，甚至为了勒索各省积欠的地丁、漕粮，对各省督抚大加申斥说：“该督等既为大清之官，不顾大清之事，试问是何人耶？……该督等仍敢狃于积习，贻误仓贮要需，国法具在，噬脐何及。”[3]后来索性定出层层朘削的办法：“所有各省着赔、分赔、摊赔、代赔、溢领、核减之款，着各省督抚河督于所属实缺司道府厅州县各员，无论本身应赔及代赔各项，俱着照该部所开清单，勒限催追完交”[4]，这个上谕实际上是发动全体官吏，加紧向人民搜刮，对于搜刮有功的知县，还赏加四品顶戴，以示奖励。人民在原有的苛捐杂税之外，又加上一笔战费和赔款的新负担。浙江巡抚刘韵珂述搜刮的困难情形说：“至于议给之款，各省分拨，承示：此项银两须勒绅富捐输归款（按：实际上绅富勒迫人民），浙省自军兴以来，商民捐助饷需，为数实亦不少……去秋收成本歉，冬间复遭雪灾，各属饥民滋事，即经动捐赈济，体察绅富情形，实已竭蹶从事，若责以贿夷之款，劝令捐输，勒必不应。若如川省之议增粮赋，江浙万不可行，必至忠义之心，渐成怨毒之气。故剿夷之银可劝捐，而贿夷之银不可劝捐。”[5]可见有一部分官僚也知道人民实在负担不起这笔赔款，而不以清政府的苛捐杂税为然。

《南京条约》中并没有提到战争起因的鸦片问题，这在清政府是不敢再提这个棘手的问题，在英政府是故意回避这个可耻的问题。条约中虽未提到鸦片贸易，可是，事实上，正像马克思所说：“从1843年起，它实际上享受了完全免受处罚的权利”[6]。以往还多少是偷偷摸摸进行的鸦片贸易，现在丝毫没有顾忌了。1842年鸦片输入33 000多箱，1850年增加到53 000箱，1855年增加到78 000箱。有人在《南京条约》订立时预测鸦片泛滥的情况：“杲杲白日，阒其无人，月白灯红，乃开鬼市，烟禁大开，鬼世将成”[7]，这是相当正确的预测。鸦片战后，仅广州一城，鸦片烟铺即增至“五六百家”[8]。

鸦片泛滥，使统治阶级更趋腐化。如战后徐子苓所感慨叹息的：“今第以一邑论，农之食烟者十之二，工之食烟者十之三，贾之食烟者十之六，兵之食烟者十之八，士之食烟者十之五，上至督抚仆隶之私，下及县门舆台之贱，其食烟者又十之八九。且夫今之所谓兵与士，平居教养之术，固已疏矣，而又毒之以烟，故其居尝靡事而不为。十余年之间，狱讼繁兴，盗贼蜂起，苞苴盛而请托公行，廉耻衰而风俗大坏，职是故也。”[9]

同时，鸦片泛滥使白银继续大量外流。据估计1843—1846年平均每年输出白银约3 500万两[10]，白银外流达到这样巨大的数目，银贵钱贱的老问题也更加严重。19世纪初银价一两换钱在一千文以内，由于白银外流，银价上涨，1840年河北一带银价涨至1 643文，1845年涨至2 024文，1849年又涨至2 355文。[11]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出卖生产物或劳动力，只能得到铜钱，但是交纳地租、赋税时要换成银两，实际负担增加很多，连曾国藩也说：“昔日两银换钱一千，则石米得银三两，今日两银换钱二千，则石米仅得银一两五钱。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朝廷自守岁取之常，而小民暗加一倍之赋”[12]。所以鸦片泛滥和白银外流的结果，还是劳动人民最吃亏。

二、对外贸易的增长及其影响

鸦片战争后，由于中国大门被打开，对外贸易有相当增长。一方面，外国商人收购中国的特产丝、茶，这两项出口商品的数量飞速增加。1843年由广州一口输出茶17 727 750磅，1844年由广州、上海两口输出的茶激增至70 476 500磅，1849年两口输出茶82 980 500磅，1856年上海、福州、广州三口共输出茶1﹒3亿磅，十余年间增加8倍。丝在1843年输出1 787包，1845年输出13200包，1850年输出21548包，至1856年输出将达80000包。像丝、茶这种带有农村副业经营性质的生产，在中国是有着巨大增产潜力的，一旦市场通道被打开，国外需求迅速增长，丝茶就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珍宝，这两项出口物在19世纪下半期维持对外贸易平衡上起了主要的作用。

除了中国出口丝茶有显著的增长之外，外国进口商品也有增加。如战前（1836年）英国直接输华货物的总值为130万金镑，1841年和1842年的战争时期，每年下降到90万金镑上下，1843年增至146万金镑，1844年和1845年是发展的高峰，每年输华货物总值达230万金镑左右。但是随着英国国内经济危机和英国商人的盲目倾销，对华输入量又回落到1843年的水平，此后五年间，输华货物总值停滞于150万金镑的数字，直到1851年才开始回升，至1852年达到250万金镑。[13]当然，从总体上看，英国对华输入还是在增加的，但增加是回旋式的、不稳定的、极缓慢的，和自华输出丝茶的增加量相比是微小的，特别是相对于英国资产阶级迫切的侵略要求来讲，对华输入的增加量简直太微不足道了。正像马克思所说：“中国市场所特有的现象乃是：自从根据1842年的条约而开放中国市场以来，中国出产的丝茶向英国的输出额不断在扩大，而英国制造品对华输入额，整个说来，却停滞不前。”[14]直到50年代中叶，英国输华的商品总值仅占英国出口总值的1﹒79%，“其消费我们的制造品竟不及荷兰的一半，也不及我们那人口稀少的北美或澳大利亚殖民地的一半，赶不上法国或巴西，赶不上我们自己，不在西印度之上，只比欧洲大陆上某些小王国如比利时、葡萄牙或那不勒斯稍微多一点点”[15]。英国资产阶级本来对《南京条约》抱很大希望，条约签订后，璞鼎查得意地宣扬自己打开中国市场的功绩，说这个市场的广阔，“倾兰开夏全部工厂的出产也不够供给他一省的衣料的”，英国商人也“纷纷谈论我们可是一举而要为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需要效劳了，这个消费我们货物的新市场的美景被人们在公共集会上和新闻报导上，广泛而动听地宣传开来——人们告诉公众说，只消中国人每人每年需用一顶棉织睡帽，不必更多，那英格兰现有的工厂就已经供给不上了”。可是，事情的发展并不那样美满，“市场的美景冲昏了商人的头脑，使他们看不见障碍……很快地供给就太多了，其结果就产生停滞……商人增多了，商业却萧条了……最后，形成了亏本生意，照小组委员会的意见，‘公平地说，亏本35%至40%’”[16]。

一个资产阶级作家叙述英国商品碰壁的逸闻说：“在一八四三和一八四四年，当北方口岸（按：指广州以北）刚刚开放，英国人兴奋若狂。西菲尔特的一个著名的商号曾运去一大批刀叉，并宣称他们准备供应全中国的需要。但是中国人不懂得刀叉的用途，而是用筷子扒饭，他们对这些器物连看也不看。这些东西的售价还抵不上运费，在香港商店中曾井井有条地陈列了好多年，好像军械库里的枪和矛一样。另一个伦敦的著名行家，托运了一大批钢琴到中国销售，也许他们的看法是根据这样一种计算，即中国应有二亿妇女，而‘现在中国开放了’，最低限度每二百个妇女中会有一个人愿意学钢琴的。但是，中国人仍然热爱自己的锣鼓，不能接受这种‘美意’。因此发生了很大的困难，香港不能留下这些钢琴。最后，这些受托的商人都是社会上势力很大的人物，他们用一种令人苦恼的专横办法使自己解脱困难，他们坚持要每个欧洲人的住户买两部钢琴，价钱，可以想见，并不太高。但是这是出于私人情谊，而不是出于公平交易的买卖。这些制造商的冲动行为使得最好的钢琴制造者所制的钢琴，充斥于香港和其他四个口岸。”[17]

的确，当时英国资产阶级的冲动，制造了不少类似的笑话，就像这个作家在结束这则逸闻时所说：“大宗商品也有着同刀叉和钢琴一样的情况。”

为什么中国市场会呈现这种在英国资产阶级看来十分奇怪的现象呢？这主要还是由中国经济的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特点所决定的。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在对抗外国货的竞争上，是一种真正无从侵入的体系”，当时，外国商品虽然已经有了若干政治特权的保障，但还不可能一下子摧毁它，所以，战后十多年外国商品输入一直限制在不大的范围之内。此外，外国商品输入增加不快还由于鸦片输入增加太快所致，1847年英国下院专门研究中英贸易的小组委员会认为：英国对华贸易不振，“既非因为中国对英国货物没有需求，亦非因为有其他国家与英国竞争，唯一原因在于中国可以动用的现银，被鸦片所吸收，从而对于自英国进口的制造品，即缺乏支付手段”[18]；1849年7月28日的英文杂志《中华之友》也说：“鸦片贸易，不断地增长着。如果英国和美国对于丝茶的需要增大，那末这只是使鸦片贸易继续增长；销售工业品的机会是毫无希望的。”很明显，当时中国市场的购买力不可能同时接受鸦片和工业制造品，鸦片的高额利润使外国鸦片贩子们在中国市场上大为活跃，反而把工业制造品的销售推到了次要地位。

既然在鸦片战争后，外国商品输入的数量增加并不很快，而中国的出口贸易却增加比较迅速，那么能不能说，鸦片战争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呢？当然不能够这样说的。因为这不仅应该从对外贸易的数量上来考察，而且更重要的是应从对外贸易的性质上来考察，当时假使除开鸦片贸易不计，中国在对外贸易的数量上是占优势的，可是由于《南京条约》等的束缚，中国已丧失了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所应有的保护自己贸易的种种权利，中外贸易已不是平等的贸易，外国商品有各种特权的保障，占着有利的地位。随着时间的延续和特权的扩大，外国商品一天天地在转变到上风，而使中国对外贸易最后都控制在外国商人的手里。

而且，所谓战后外国商品输入不多，也是暂时的、相对的。对于当时迅速增长的中国出口商品来讲，对于外国侵略者的巨大贪欲来讲，外国输入的商品确实不多，增长不快。但这些被输入的外国商品已经在中国社会经济中起着一定的侵蚀作用，中国的封建经济结构正处在缓慢的分解过程中，这种情况从当时商品经济的活跃和手工业被排挤就可以看出。

首先，在制丝方面，由于丝货的大量出口，上海附近的制丝大大发展起来，如驰名遐迩的南浔镇辑里丝，“起于前明洪武年间，至逊清道光二十二年五口通商而后，销售上海洋庄，转运出口，其名始显”[19]。除了南浔以外，盛泽镇、震泽镇也都是产丝的中心。故冯桂芬说：“中国积岁兵荒，丝市减十之六七，而夷船所购，数倍往时。故蚕桑之利，近年更普。”[20]

其次，由于茶叶的大量出口，也引起国内茶叶生产和市场的扩大。如福建崇安的武夷山茶，在鸦片战争以前大多为山西商人收购，运销于国内，鸦片战争后，“下府（按：指厦门）、广、潮三帮继之以起。道光夷茶经营为此三帮独占”。这三帮收购的茶叶，大多是通过福州、厦门、香港、广州等口岸而输出国外的。而且茶叶的生产也开始扩大，“茶山先为山中和尚道士所据为庙产，至此乃先后转鬻而入茶客矣。茶客每家经营资本，辄百数十万元，茶叶之盛，可想而见”[21]。又如湖南平江，有所谓“道光末，红茶大盛，商民运以出洋，岁不下数十万金”[22]的记载。湖南安化，本为国内黑茶市场，运销陕西、甘肃等地，鸦片战争以后，其生产转而面对外洋，开始创制红茶。左宗棠说：“安化土货之通商者，棕、桐、梅、竹而外，惟茶叶行销最巨，每年所入，将及百万，一旦江湖道梗，则山西引商，裹足不前，此间顿失岁计，有地之家，不能交易以为生，待雇之人，不能通工以觅食，今年崇阳小警，引商到此稍迟，而此间已望之如岁矣，苟其一岁不来，此十数万人者能忍饥以待乎？”[23]像左宗棠所说的，正是由于对外贸易扩大、商品经济发展而引起的新问题。又如容闳在50年代末观察内地商务情况说：“凡外国运来货物，至广东上岸后，必先集湘潭，由湘潭再分运至内地。又非独进口货为然，中国丝茶之运向外国者，必先在湘潭装箱，然后再运广东放洋。以故，湘潭及广州间，商务异常繁盛，交通皆以陆，劳动工人肩货往来于南风岭者，不下十万人。”[24]

并且，战后洋货的销售也增多了，1843年粤海关的告示中说：“乃自近岁以来，开设洋货店户者，纷纷不绝，以致漫无稽考。”[25]洋货的推广势必要影响到中国手工业品的销路，如1845年福州将军奏称，外国商人在厦门输入洋布、洋棉，“其物充积于厦口”，“其质既美，其价复廉。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商人多不贩运。而闽产之土布、土棉，遂亦因之壅滞不能出口……今闽省向销江浙之棉、布及洋货等物，因被夷货所占，不克畅销……民间服用无多，又不克转需于他省。揆之事势，断不能华夷两货，并用兼行。是即有愿往江浙等省贩货之人，而销既不多，势必裹足。况现在商既疲乏，更属招之不前”[26]。类似这种棉、布受排挤的记载还很多，如苏松一带，本是纺织业中心，但战后包世臣说：“今则洋布盛行，价当梭布而宽则三倍，是以布市销减，蚕棉得丰岁而皆不偿本，商贾不行，生计路绌。”[27]有人感叹江南纺织业的盛衰说：“雍正、乾隆之间，松江以织布富甲他郡，后夺于苏州之布而松民失其利，近洋布行而苏民亦失其利”[28]；又说：“松太利在棉花梭布，较稻田倍蓰，虽暴横尚可支持。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29]。此外广东顺德一带“斜纹布出桃村，夷舶四倍价令倍度织之，明年货至，洋织盛而土机衰矣，按女布遍于县市，自西洋以风火水牛运机成布，舶至贱售，女工几停其半”[30]。不仅沿海一带纺织业受到排挤，就是处在内地的湖北，“自通商互市以后，洋布盛行，各布销场乃为之大减”[31]。可见，中国纺织手工业被排挤，虽然在当时还仅仅是一个开端，但已经成为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了。

另一个最早受外国排挤的是中国的沿海航运事业，中国海运事业本来是靠旧式的沙船帮，刘锦藻说：“自康熙年间开海禁以来，商船往还关东天津等处，习以为常，凡驾驶之技，趋向之方，靡不渐推渐准，愈久愈精。”[32]海运事业本是大有发展前途的，但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商船横行于中国领海之内，战前外国商船每年来华平均不到200艘，战后增加到300多艘，50年代增至400多艘，而且在中国设立船坞、船厂（如1845年在黄埔设立柯拜船坞、1853年在上海设立浦东船厂），由于外国商船的横行，大大威胁了中国的沙船业。当时的闽浙总督刘韵珂奏称：“福建之漳州、泉州、兴化、福宁与浙江之宁波、台州、温州等府，地多滨海，民鲜恒业，沿海编氓，非求食于网捕，即受雇于商船……自外夷通商以来，商船大半歇业，前之受雇于该商者，多以衣食无资，流而为匪。”[33]这还是战后不久的情况，到60年代，外国的汽船代替了帆船，并在各地广开商埠，设立轮船公司，中国沙船业终因外国的打击而完全垮台。

其他的手工业部门也遭到一定的破坏，如广东佛山镇冶铁本来很兴旺，其中铁钉、土针业工场已有数千人的规模，后来铁钉业因“洋铁输入……故制造日少”，土针业则因“洋针输入，销路渐减”[34]。

由此可见，鸦片战争后，外国商品输入虽然增加得不算很快，但它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封建经济的体系，刺激商品经济活跃起来，并使一部分手工业破产。

三、五口通商和买办商人的兴起

《南京条约》既然规定了五口通商，1843年后，五口先后开放，广州最先在1843年7月27日开市。广州本是对外贸易的城市，但是在鸦片战后，由于上海和香港等地的开放，其贸易数字反而大为减少，如1837年，广州进口货物价值1 800多万元（不包括鸦片），出口货物价值3 600多万元；至1846年，进口货物价值减至1 300多万元，出口货物价值减至2 300万元。广州开埠以后，广州人民曾经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抗，关于这些反抗活动，将在下一个问题中叙述。

继广州开埠之后，1843年11月2日厦门开市，但开市以来商务并不繁盛，刘韵珂说：“因闽省与粤东江浙三省疆域相连，势同鳞次。今该夷虽四处开市，而内地贩运夷货之人不能加多；况闽中自省以南，均系陆路，省北又属滩河，他省商贾各趋近便，未肯迂道远来。所恃者仅止本省之人运赴各郡分售，销路无多，故税数骤难充裕。”[35]英国侵略者对厦门开埠后的情况是颇为失望的，但是厦门地势“汊港纷歧，岛屿错杂”，是理想的走私场所，因此鸦片走私和非法的人口贩卖大肆猖獗。根据美国驻厦门领事布兰特雷的报告，自1847年至1853年3月，由厦门一口运往海外贩卖的中国人共12 151人，在中国购买“苦力”每名只值8元，运到海外值121元，其利润之大，实为惊人。中国劳动人民遭到掠夺贩卖，惨状难于笔述。据美国专使巴驾说：“中国苦力贸易在过去数年中，由美国船只及悬挂其他国家旗帜的船只所经营者，充满着犯法、不道德及惨无人道的内容，极似过去非洲的黑人贸易一样。有些地方，其可怕的悲惨程度，远过于‘中渡’的惨剧。女人和孩子们是直接贱价买来的。其他劳动人员，或被骗来，或由暴力劫掠而来，根本不知道被送去的目的地何在，这些人被迫上船，送到别一个地方之后，永无生还之望……数以千万计的生命，惨无人道的被牺牲了……其偶而不死者，也不见得是幸运”[36]。从这段话里就可以看出人口贩卖是多么残酷、野蛮的罪行。

1843年11月17日，上海接着开埠，上海本来就是棉布丝茶的集散地，而且地居中国海岸线的中部，有长江运河等交通干线，江河海洋，四通八达，又接近丝茶产所，拥有广大的商业腹地，因此开埠以后商务发展很快。以下的一些统计数字可以表明上海对外贸易的飞跃发展。

从上海进口的外国船只数目及货物载重表[37]

再拿贸易的货币价值来看，1846年出口价值将近600万元，至1853年出口价值增至2 400万元。进出口的货物以鸦片、丝、茶为大宗，鸦片在1853年，进口23 000箱；茶叶出口的增长趋势也很明显，1846年自上海出口的茶占全国出口比重的六分之一，1851年增长到三分之一，而在紧接的以后几年中就大大超过全国出口的半数以上；至于丝的出口，由于上海接近产丝的市场，所以几乎垄断了全国丝的出口。

总之，在开市以后，上海的出口贸易扶摇直上，50年代之初就超过了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原来在广州进行的贸易很多转到了上海，设在广州的外国洋行也纷纷迁来上海，或在上海设置分行。

随着上海商务的发展，英国领事巴尔福（George Balfour）根据《五口通商章程》向清政府提出租地的要求，1845年底上海道宫慕久公布地皮章程23款，规定英人的租地办法，这个章程中虽然已经确定了“永租权”，但土地的主权仍属于中国，租地契约须经清政府加盖钤记，原业主每年可得一定的租金，英国只被允许进行简单的市政措施，中国政府仍有干预界内行政的权力，并且租界范围限制在东至黄浦江、南至洋泾浜（今爱多亚路）、西至界路（今河南路）、北至李家庄（今北京路）约830亩的地区之内，后来各种特权都扩大，租界的地域也一再延伸，而形成后来的公共租界。1849年和1852年又先后形成了法租界和美租界，随着外国侵略势力的扩张，这些租界内先后形成了一套殖民地的管理制度。

1843年11月27日和12月19日，宁波和福州也相继开埠，这两个口岸的商务极为萧条。1844年内，宁波的贸易总值不过50万元，以后更逐渐减少，5年后减至十分之一以下。浙江巡抚梁宝常就经济地理的角度探究宁波贸易不盛的原因说：“浙江十一府内，如台、金、衢、严、温、处六府，或土瘠民贫，或风俗俭朴，需用洋货无多。惟杭、嘉、湖、宁、绍五府，户口殷富，用物浩繁。五府之中，又惟杭、嘉、湖三府俗尚华靡，为销货最多之地。夷船进口货物，以呢羽、洋布为大宗，销路多在杭、嘉、湖三府。出口货物，以茶叶、湖丝、绸缎为大宗，而湖丝、绸缎亦多产于杭、嘉、湖三府。此外进出货物，应赴三府行销及产于三府者，亦十居其七。该三处地面，均与江苏一水可通，民间需用洋货及土产湖丝绸缎并一切货物，近则可赴上海口贩运，远则可由江浙两省长江转赴粤东，往来贸易。上海壤地相接，运脚极轻；粤东虽程途较远，而向为商贾聚集之区，交易甚速，货无停滞，则获利亦丰。至宁波口地处偏僻，自杭至宁，计程五百数十里，中隔钱塘、曹娥二江；又绍兴一带，河窄坝多，剥船狭小，装货有限，运脚多所耗费。通商事属创始，交易迟速不能豫定，较之上海口之路捷费轻，又粤东生理之确有把握者，均大不相同。是以杭州以北，客商鲜有来宁贸易之事。所藉以销卖洋货者，惟浙东之宁、绍、台、金等府，其内地贩来货物，仅有福建、安徽及浙省绍属茶斤，并宁、绍、金、衢、严等府土产油蜡、药材、麻棉、纸席、杂货等物。浙西湖丝一项，自开市至今，仅止贩来四千余斤，此后湖丝绸缎，有无贩运来宁，殊未可定。”[38]

福州的情形和宁波相仿佛。该地“港道口门最狭，沙浅复多，各国小船虽往来无碍，而大船易于搁浅”[39]，英国货船只能停泊港外，用小船拨货入口，极不方便，所以来船极少。1845年该埠的贸易价值为37万元，但至1846年、1847年，没有一只外国船进口，贸易完全停顿。后来，英国侵略者希望把福州口岸改至温州、台湾，或苏州、镇江，但未成事实。一直到1855年，由于战争的影响，福建茶叶运到上海的交通被阻塞，福州才成为当地茶叶出口的一个重要口岸。

总之，五口通商后，旧日的商业中心广州和新起的商业中心上海商务最繁盛，耆英说：“统计五口，以广州为首，上海为尾，将来贸易，似亦惟该二口为最旺”[40]。初期情况确是如此，但到50年代以后，上海进一步发展起来，广州的商务逐渐被香港、澳门所夺，特别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的破坏，广州的商务也不能和上海相比了。

随着通商口岸的兴起，随着外国侵略势力的深入，在中国沿海城市里就有一批为外国侵略利益服务的商业资产阶级出现，他们为侵略者推销商品，收购丝茶原料，把自己的命运紧紧和侵略者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近代买办阶级的先驱。

在鸦片战争前，对外贸易完全由清政府所特许的公行商人所控制，为了贸易上的方便，当时已经出现了买办，他们管理外国商馆内部的经济和其他事务，如贸易的账目、现银的存放、文件信件的保管等等，所以买办已经是外国商人来华贸易极为重要的助手，可是当时的买办是受公行商人控制的，充当买办的人必须由“行商作保，保证他的行为与能力”[41]，外国商人并没有自由选择买办的权利。

战后，外国侵略者扭断了公行制度的束缚，开始在沿海一带自由选择其代理人，于是买办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战前的买办是受公行商人的控制，战后则受外国侵略者的控制，买办的权力也提高了，有一些以往的公行商人也改充买办，特别是上海的买办阶层发展最快。

鸦片战争后，买办商人兴起的详细情况暂难考明，据说在鸦片战争中，有一个宁波人穆炳元被英兵所掳，熟习了英语，颇得英人信任，后来他在上海为英商办理大宗交易，并且收了学徒，教习英语及对外贸易的手续，随着贸易的发展，穆炳元一个人兼顾不了，就让他的学徒居间经手，“此为上海洋商雇用买办之始”[42]。开始的时候，外商和买办之间是临时的雇佣关系，“一宗交易既毕事，则雇佣关系亦遂解除，犹延请律师办案者然”。后来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外人之来沪者日多，所设行号，与华人之交往亦日繁。行号内所用之通事西崽人等，对外购买零星什物及起居饮食必需之品类，支付款项及种种往来，外人颇嫌其烦琐，于是新开行号每当延订买办时，并兼以行内琐务委任之，而买办与行号乃遂有垫款及代管行务之职务矣”[43]。

买办的主要事务是为外国侵略者推销商品和收购土产。因为初期对外贸易的大宗货物是鸦片和丝茶，所以买办商人也以这几个行业为发端。如“随同洋商第一次至沪贩土之人，即系潮州郭姓，郭能英语，又得洋商信用，来沪后始代洋商出售烟土，如今洋行之有买办然”[44]。又如《南浔志》称：该地因产丝甚多，“经商上海者乃日众。与洋商交易，通语言者，谓之通事；在洋行服务者，谓之买办。（南浔）镇之人业此，因而起家者亦正不少”[45]。至于经纪茶业的买办更为普遍，当时外国商人为了采购茶叶的方便，常常派遣许多买办商人，到内地产茶区直接购买茶叶，如1855年因交通受到战争影响，福建的茶叶不能运到上海出口，美商旗昌洋行派买办深入武夷山区，收购茶叶，经闽江而运到福州出口，使得开市以来十分萧条的福州，一跃而为茶叶贸易的中心。

买办们依靠外国，在沿海有很大的势力，如香港的卢亚景“素充英逆兵船金不多……俨然六品官员，且拖翎矣。金不多者，译言买办也。夫景不过英逆一买办耳，是英逆之役也，何足重轻？但逆船以火食为重，景能备供英逆牛羊鸡豕面头包干之等，无使不给，故英逆以景为能”[46]。19世纪50年代王韬谈到上海买办，“沪地百货阗集，中外贸易，唯凭通事一言，半皆粤人为之，顷刻间千金赤手可致”[47]。许瑶光说：“五口既开之后，沿海士民，嗜利忘义，习尚日非……妄自菲薄，争附洋人。其黠者，且以通洋语、悉洋情，猝致富贵，趋利若鹜，举国若狂。”[48]从以上这些记载，可以想见买办商人在沿海口岸的经济势力。

到50年代，买办商人们在政治舞台上初露头角，其代表人物是吴健彰和杨坊。吴健彰本名吴天垣，为广州公行商人，开设同顺行，后来到上海，在旗昌洋行当买办，官至上海道。据《中西纪事》称：“查该道出身之由，系粤东人，向在洋行充当公司帮办，与夷人来往颇密，后积赀援例得候补道，分发浙江，旋改调江苏，补上海道……吴道向年在粤，熟识公司领事人等，益以此有水乳之合……与本管之洋行商伙，往来酬酢，不知引嫌。”[49]吴健彰在上海道任内的政治活动，充分体现了他的阶级性格。50年代之初，他是勾通外国侵略势力和中国封建势力的一座桥梁。上海小刀会起义时，他积极地拉拢外国侵略者，共同镇压了小刀会起义（吴健彰曾被起义军俘虏，后来由美国领事保护逃出）。在修约交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他又是妥协派的灵魂，勾结了江浙的大官僚，向朝廷施加影响。继吴健彰之后的另一个显赫的买办商人是杨坊。据左宗棠说：“杨坊以市侩依附洋商致富，十数年间，拥资百万，捐纳道员。从前在浙经手洋务，往往从中渔利，人所共知。即如咸丰六年为浙江抚臣借用英商啤哩火轮船一只，未及三月，竟开销洋银七万九千余元，名为供应洋人，实则取归私橐，其昧良嗜利如此。”[50]杨坊的活动比吴健彰更进一步，他在上海粮道任内，勾结外国流氓华尔，组织臭名远扬的“常胜军”，对太平天国革命进行血腥的镇压。此外还有被左宗棠所信赖的胡光墉，也是当买办发了财，为左宗棠的西征军采办饷糈，以功赏穿黄马褂。这批买办逐渐形成为外国侵略者培养起来而又和官绅相通的一支恶势力。

四、广州人民反侵略斗争的继续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甘心向侵略者妥协，但是中国人民并没有表示屈服，各地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正在继续展开，特别是广州人民在鸦片战争中曾经和英国侵略军进行激烈的斗争，以后出现了许多社学组织，这种社学本来是乡村中“兴贤育才”的封建教育机构，但是在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社学的性质有了变化，开始成为团结各个阶层、抵抗外国侵略的自卫性战斗组织。当时除了著名的升平社学和东平公社之外，还有许多是从鸦片战争以前遗留下来的社学，但在鸦片战争后起着反侵略的积极作用[51]，他们“无事则负耒力田，闻警则操戈御侮”[52]。广州人民由于有了社学组织，他们的反侵略斗争进一步发展起来。

当《南京条约》刚签订不久，广州就爆发了一次群众性的反侵略自发斗争。1842年12月，由于英国水手抢夺中国商贩的货物，并开枪伤人，群众大为义愤，把英国水手包围在商馆中，并放火焚毁商馆。“当火盛发时，闻万口齐呼杀贼，远近水车赴救，皆挺刃而止之，员弁以兵役至，将为扑灭，亦阻于万手飞石不得前”，“夷货迁出，尽为百姓推掷在地，无丝毫夺归己者”[53]，升平社学也派了2 000人入城助威。清朝政府不但不支持人民的正义斗争，反而站到侵略者方面，斩首了10个无辜的百姓，还给侵略者赔偿26万元。当时人民的斗争还处在很幼稚的阶段，但这一幼稚的自发的行动却标志着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火焰并没有因清朝政府的投降而熄灭。

等到广州开市以后，英国侵略者以战胜者的姿态出现，“益肆骄矜，旧制大班不得乘肩舆入馆，至是散商出，率乘坐，遨游通衢，与内地人交易，动因口舌，陡起风波，愈以忿争为强。所留夷役，沿街攫掠布店货物，论值未成，径携以去。又挟流娼，招摇市上，遇平民，辄喝令急趋避，否则鞭扑随之。市井之民，受者已不可忍，特畏官之禁，虑因是滋为祸首，强自遏抑而姑容之。始则会城众怒难息，久而并所近村氓之来城就工贾者，无不积为深怨”[54]。在这种反侵略情绪的积集和高涨下，升平社学和东平公社等组织进一步发展起来，“富者助饷，贫者出力，举行团练，按户抽丁，除老弱残废及单丁不计外，每户三丁抽一，以百人为一甲，八甲为一总，八总为一社，八社为一大总。旬日之间，城乡镇集，灯楮旗布，为之一空”[55]。广东人民面对着外国侵略而形成了伟大的团结一致。这种团结，不仅对于外国侵略者是很大的威胁，而且也使清朝官方感到恐慌。正像夏燮所说：“自是众议汹汹，不借官饷，亦不受地方官约束，薰莸杂处，重之于枘凿，浸浸乎与官为仇矣。”[56]

1844年香港总督德庇时强欲租借广州河南地，“自为丈量，插旗志界”，群众起而反对，发表告示说：“中国之地，无一非百姓用本置买之业，虽官亦不能夺以与人，即令给其价值，其间亦有愿卖不愿卖之别”[57]，致德庇时抗议书说：“今河南共四十八乡，烟户不下数万家……心既不甘于弃地，志即可激以成城……仍然恃强硬占，窃恐怨积日众，祸贻日深，其身与家相依为命者能不舍死相争乎？”[58]英国侵略者慑于群众力量，暂时停止了租地的行动。1845年，英国侵略者又企图进入广州城，与广州知府刘浔密商，群众闻讯，“一时乌合之众，乘衅而起，太守回署，则堂皇啸聚数千人，闯入宅门内，劫取太守衣笥，陈之堂下，破其，搜其朝珠公服而焚之，曰：‘彼将事夷，不复为大清官矣。’太守自后院毁垣出”[59]。

广州人民反对英国侵略者入城的意志非常坚决，“凡夷有三五为群，思进太平门、西门者，守者辄斥之退，民或遇见，顷刻聚千百人，鼓噪其后，必使其急遁返而后散”。有一次英人乘没有人的时候，悄悄进入太平门的状元坊，“过坊不数武，市民遇之大哄，夷举所持鞭竿劈人，于是万手齐动，几毙掌下”。广州人民斗争的浩大声势不仅遏制了侵略者的凶焰，也使清朝官僚们认识到“众怒难犯”，而不能不改变它对外一味迁就屈辱的态度。1847年4月，德庇时又率300名军队潜入虎门，占领炮台，钉塞炮眼，强占民房，向耆英重提进入广州的要求，并说“地从民出，议租权既在民，城为官守，议入权则在官”[60]，迫使耆英接受入城的要求。耆英等虽认为“夷人入城，不过以入署见官为荣，尚非别有他志”，但是又考虑到“粤民过存轻视，屡向聚殴，该夷偶有所求，如租地建房等细事，亦复率众阻挠。地方官以民为本，又未便重拂舆情”[61]。介于“民”、“夷”两者之间，既不敢“与英结怨，以开边衅”，又不敢“强民之所不欲以从夷人之欲”，因此只好讲求所谓“驾驭控制之方”，对侵略者的要求以拖延来应付，耆英答复英国租地要求说：“倘缓其期，将来或分任租值，尚有可商”[62]，又和德庇时订了两年后入广州城之约，抱着拖一天是一天的打算；而另一方面却对人民斗争采取分化、破坏的策略，努力把掌握社学领导权的士绅拉到自己一边来，如耆英称：“粤中风气，搢绅之家，皆系读书明理，守法奉公。唯市井小民，嗜利尚气，好斗轻生，又系通商码头，五方杂处，多有造言生事之徒，从中煽惑，借以渔利。从前粤中习俗，既资番舶为衣食之源，又以夷人为侮弄之具，该夷敢怒而不敢言，饮恨于心，已非一日。近日夷情，不能再如从前之受侮，设有一言不合，即彼此欲得而甘心。遂有上年十一月间焚抢洋行之事，其实皆系无赖游棍及俗名烂崽等辈所为，一经查拿，旋即逃散。”[63]这样把参加反英斗争的上层士绅和下层群众分别开来，诱引上层士绅把社学变成“无事散处田间，有事听官调遣，法有类乎士兵，意不外乎保甲，有公正绅士为之钤束”[64]的官办组织，对下层群众则声言要“置之重典，以儆效尤”。耆英以为这种对内分化、对外拖延的策略可以使自己凌驾于“民”、“夷”两种势力之上，把两种势力的冲突调和起来，实际上，这种策略仍偏重于对外妥协，推行这个策略的结果反而把耆英拖进了一个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人民群众对耆英的媚外行动极为愤怒，痛骂耆英是卖国贼；另一方面，侵略者也嫌耆英在出卖主权时忸忸怩怩，不够爽快。不久，耆英离职，徐广缙继任两广总督。徐广缙所执行的基本上是耆英政策的继续，但是由于广州人民力量的浩大，他不得不稍多一点地顺从民意，这样对侵略者的要求也就不能不更多地违背一点。1849年，新任的英国香港总督文翰率兵船进入省河，要求履行耆英两年后入城的诺言，群众闻讯，纷起反对，“一时雷动云合，自老城而及新城，新城而及四郊……旬日间得十万人有奇”。徐广缙鉴于“婉阻之未必遽开边衅，轻许之必至立启兵端，且阻其进城而有事，则众志成城，尚有爪牙之可恃，许其进城而有事，则人心瓦解，必至内外之交讧”[65]，在权衡利害轻重之后，徐广缙赴英船拒绝入城的要求。文翰还要依靠武力，强行入城，但广州人民已严密戒备，“省河两岸，义勇呼声震天”[66]，文翰畏惧群众声势，暂时放弃了入城的念头。当然英国侵略者是不会从此甘心歇手的，他们对英勇的广州人民恨得咬牙切齿，英国首相巴麦尊在给文翰的信中说：“英国政府深知，如果情势需要，英国军队可以把整个广州城毁得片瓦不留，使该城人民受到最大的惩罚。”[67]

五、中国知识分子学习外国的开始

闭关时代，中国知识分子虽然曾经跟资本主义文明发生过接触，如明朝的徐光启，清初的梅文鼎、王锡阐，都以融贯中外学术而闻名于世，但当时仅限于学习西方的数学、历法、医术、火器等，当时士大夫并不真正了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容和意义，他们还被禁锢在整理旧典籍的狭窄范围内。一直到鸦片战争发生时，中国知识界对于世界情况可以说是毫无了解。

鸦片战争及其失败给中国知识界一个很大的刺激，“天朝大国”竟被一个远隔万里以外的“蛮夷小邦”打败了，这是一个出乎意外的耻辱。大多数知识分子仅仅把失败归结为个别人物的责任，不肯再多动动脑筋，少数先进的知识分子不但从自己方面来检查失败的原因，而且他们也渴望了解敌人，了解我方和敌方的关系，了解敌方怎样和为什么打败了我方，这就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运动。

应该说，“向西方学习”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当时的知识分子只是站在本阶级的立场上开始了摸索和探讨，他们还不可能窥见资本主义文明的整体和实质。

地主阶级里的顽固派没有也不可能从战争中吸收什么有益的教训，《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虽然接连下令，改革海防，说是“必应大加整顿，毋庸拘泥旧规”，但事实上，仍是因循疲沓，改革的事始终停留在议论阶段。广东公行商人潘仕成仿照西法制造了水雷和一艘轮船，清政府赏给了一个布政使衔，并没有给予有效的支持，官僚士大夫们仍旧是浑浑噩噩地得过且过。

个别进步的思想家在总结战败的教训以后，开始对外国情况进行了解和研究，其代表人物是魏源。

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人，生于1794年，死于1856年。鸦片战争前，他是和龚自珍齐名的今文学家，曾为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一反汉学家支离破碎的治学方法。1842年“海警沓至，忾然触其中之所积”，写成《圣武记》，这是从清朝战争历史的角度来检讨鸦片战争的一部大书。1846年，完成最著名的《海国图志》一书，是中国最早的有关世界各国地理、历史的系统著作。

魏源和一般士大夫虚骄自大、粉饰太平的态度完全不同，他认为战争的失败主要是由国内政治所决定的，他说：“官无不材则国桢富，境无废令则国柄强，桢富柄强则以之诘奸奸不处，以之治财财不蠹，以之蒐器器不窳，以之练士则士无虚伍，如是何患于四夷，何忧乎御侮！”[68]他把“人心之寐”和“人才之虚”列为两个根本大害，所谓“寐”是糊涂，所谓“虚”是空洞，他看透了这两个官场与知识界的严重问题，提出“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以克服“寐”；又提出“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艾三年而蓄之，网临渊而结之，毋凭河，毋画饼”，以克服“虚”。[69]这位热诚的爱国志士希望鸦片战争的失败会引起人心的“愤”与“忧”，会成为一个“违寐而之觉，革虚而之实”的关键，可惜这种呼吁并不为人理会，更不被人理解。

魏源研究了鸦片战争的过程，提出对外关系方面的几个原则。第一是“听互市各国以款夷，持鸦片初约以互市”，这就是允许合法贸易，反对鸦片贸易。第二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所指“夷之长技”虽然主要还是指枪炮武器，但《海国图志》中已指出“量天尺、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水轮舟、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之属，凡有益于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而且即使在船炮的学习方面，他也和唯武器论者不同，他说：“不讲求用炮之人、施炮之地，与攻炮守炮之别、陆炮水炮之宜，纷纷惟以畏炮为词，铸炮为事，不过只借兵而资寇。故曰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甲非不坚利也，委而去之，是器利不如人和也。”[70]第三，魏源认为与外国作战时应该重视“守内河”的原则，他批判当时那种“不战即降，不降即战”的思想，也批判那种强守海口的思想，主张诱敌深入，使敌人船炮火力在内河作战条件下不能发挥，而使我军得以利用广大的后方与激昂的民气。

魏源的这种思想和策略，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只有“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和“以夷攻夷”后来曾经被曾国藩、李鸿章等歪曲地继承下来，成为曾李辈的指导政策，至于其他对于内政、外交、军事各方面的思想和爱国主义热情都被那些高贵的继承人抛弃得干干净净。

作为今文学家的魏源虽然是个唯心主义者而热衷于鬼神圣教的宣传，但是剧烈变动的时代不能不使这位自命“经世匡时”的志士产生辩证的思想，他说：“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既然一切都是变动的，那么顽固派所崇奉的所谓“祖宗法制”为什么就不能变革呢？所以魏源说：“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71]他对于事物的矛盾持有很深刻、卓越的见解，他把寒与暑、屈与伸、伏与飞、如意不如意、快意与忤意、祸与福、利与不利皆对待相举，“消与长聚门，祸与福同根，岂惟世事，物理有然”[72]。他用自己的语言，论述矛盾的斗争和转化：“天下物无独必有对，而又谓两高不可重，两大不相容，两贵不可双，两势不可同，重容双同，必争其功，何耶？有对之中必一主一辅，则对而不失为独”[73]，这种对于矛盾的对立、统一、转化、主从关系的论述，确实表现了他对于事物的敏锐的观察力。

当然，魏源的辩证法思想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系统，甚至他还承认“其不变者道而已，势则日变而不可复者也”[74]，特别由于唯心论体系的羁绊，把鬼神说成是“有益人心”、“阴辅王教”的圣教；在政治上则拼命反对农民起义，晚年在苏北抵抗太平天国革命多年。这正是表现了他所受的历史和阶级的限制，但这些弱点显然不是他思想和行动的主要方面。

注释

[1]邓文滨：《醒睡录》，初集，卷二，《苦雨》。

[2]转引自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第2册。

[3]《东华录》，道光朝，卷五四。

[4]同上书，道光朝，卷五八。

[5]刘韵珂：《致金陵三帅书》。

[6]马克思：《鸦片贸易》，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86页。

[7]刘韵珂：《致金陵三帅书》。

[8]《广东探报》，见《鸦片战争》（四），292页。

[9]徐子苓：《与邵位西拟言时事书》。

[10]参见余捷琼：《一七〇〇—一九三七年中国银货输入的一个估计》。

[11]严中平根据河北宁津县大柳镇统泰升记商店账册计算，参见《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

[12]《曾国藩全集》，奏稿，卷一，《备陈民间疾苦疏》。

[13]参见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的史料》。

[14]马克思：《贸易与条约》，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91页。

[15]1852年3月密切尔报告书，转引自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的史料》。

[16]香港《中国邮报》，1847年12月2日社论，转引自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的史料》。

[17]转引自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493页。

[18]《英国下院蓝皮书》，1847年小组委员会报告书，转引自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的史料》。

[19]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编：《吴兴农村经济》，11页。

[20]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上，《筹国用议》。

[21]林馥泉：《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8～9页。

[22]李元度等：《同治平江县志》，卷二〇。

[23]《左宗棠全集》，书牍，卷一，《与贺蔗农书》。

[24]容闳：《西学东渐记》，54页。

[25]《广东探报》。

[26]转引自邵循正：《一八四五年洋布畅销对闽南土布江浙棉布的影响》，载《历史研究》，1954（3）。

[27]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六，《致前大司马许太常君》。

[28]《续皇朝经世文编》，卷三九，徐鼒：《罄辨篇三》。

[29]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六，《答族子孟开书》。

[30]冯奉初等：《顺德县志》，卷三。

[31]《湖北通志》，卷二四，《物产》。

[32]《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七七，《海运》。

[33]道光朝留中密奏，刘韵珂奏附片六。

[34]《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六，《实业志·工业》。

[35]《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八〇，刘韵珂奏折。

[36]美国参议院档案，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1卷，99页。

[37]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401～402页。

[38]《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一，梁宝常奏折。

[39]徐继畬：《松龛先生奏疏》，卷上，《奉谕密防英夷疏》。

[40]《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〇。

[41]威廉·亨德：《广州番鬼录》。

[42]姚公鹤：《上海闲话》。

[43]姚公鹤：《上海闲话》。

[44]雷瑨辑：《蓉城闲话》。

[45]周庆云：《南浔志》，卷三三。

[46]《英夷入粤纪略》。

[47]王韬：《瀛堧杂志》，卷一。

[48]许瑶光：《谈浙》。

[49]夏燮：《中西纪事》，卷一一，《五口衅端》。

[50]《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六，《请勒追革员京米捐款，再行押解来浙捐输赈米片》。

[51]当时可查知的社学有和风、联升、同升、西湖、兴仁、淳风、钟镛、同文、莲湖、恩洲、成风、佛岭、六顺、仁风、太平、东盛、太安、忠庸、观澜、平社、长湴、黄陂、长兴、横潭、浔峰、三江、从善、官桥、怀清、隆平、南平等社学。

[52]《西湖社学碑记》，转引自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广东人民三元里抗英斗争简史（节录）》。

[53][54]《夷氛闻记》，卷五。

[55][56]《中西纪事》，卷一三，《粤民义师》。

[57]《广东夷务事宜》，《告谕英商大略》。

[58][60]《夷氛闻记》，卷五。

[59]《中西纪事》，卷一三。

[61]《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七，穆特恩、耆英、官文奏折。

[62]《夷氛闻记》，卷五。

[6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六六，耆英奏折。

[64]同上书，道光朝，卷七五，耆英奏折。

[65]《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九。

[66]《中西纪事》，卷一三。

[67]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448页。

[68]魏源：《圣武记》，叙。

[69]参见《海国图志》，叙。

[70]《海国图志》，《筹海篇》下。

[71]魏源：《古微堂内集》，卷三。

[72]同上书，卷二。

[73]魏源：《古微堂内集》，卷二。

[74]同上书，卷三。

第三节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酝酿

一、鸦片战争后反封建斗争的高涨

早在19世纪初，已经爆发了以白莲教起义为主流的人民反对封建统治者的斗争，清政府依靠地方地主武装的协助，勉强把起义镇压了下去，但是由于剧烈的土地兼并和贫富的日益悬殊，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并没有得到缓和，全国各地充斥着秘密结社的活动。鸦片战争前夕，黄爵滋说：“以臣所闻，直隶、山东、山西之教匪，河南之捻匪，四川之啯匪，江北之盐枭，江西、福建之担匪、刀匪，及随地所有不着名色之棍匪、窃匪，地方官虑其生事，未尝不查察，而终莫能使之改革”[1]；据李桓说：“江苏地方，沿江滨海，水陆交冲，五方杂处，匪徒最易托足。如上海之闽广游民，苏松常镇之土匪棚民，淮扬徐海之捻匪盐枭，与跟随漕船之水手青皮，以船为家之渔户流丐，防范稍疏，每虞滋事。”[2]看来是很明显的，革命的农民正在酝酿积蓄力量，如处积薪之上的紧张的阶级关系必将有爆发的一天，统治阶级是没有办法来消弭这一场“大灾”的了。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给予已经十分紧张的阶级矛盾一个强有力的刺激。这首先是战后所订的屈辱条约使国内经济关系有了一定的改变，某些行业的手工业工人因外货竞争而破产，参加到了已经很庞大的游民失业者的队伍。1834年英国商品输入中国总值不过842 852英镑（鸦片与现银不在内），广州的织工已经感到“棉纱输入的增加，剥夺了其妻子们靠棉纺纱所得的利益”。战后英国棉纱的输入增加很多，当然威胁更大。再像五口通商之后，运输线路改变这样一件看来很简单的事情，就引起了数十万搬运工人生计困难的复杂问题，“闻传说福建省之武夷，向有黑茶，由挑夫运来广，数十万之夫借此挑工，养活妻儿云云。今闻众夫喧哗，声言茶必由旧道运至粤东，百余年来，乃祖乃孙相承，世业挑工，今一旦少去，我们何以为生？倘黑茶仍由旧道则可，或新路别去，少了我们脚运营生，断然闹事云云”[3]。再加上水利失修，黄河屡决，1841年河决祥符，洪水淹没开封城，1842年河水再决于桃源，1843年又于中牟决口，这几次决口所造成的灾害极为严重，河南、安徽、山东边界的土地多被淹没，人民死亡以百万计，清政府用帑1 190万两，历时两年，才勉强堵住了决口。特别是长江下游在1849年发生了百年未有之大水灾。据统计自1846年至1850年的五年之间，黄河流域的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六省因遭水、旱、虫、雹、风、霜、沙、潮等侵袭而受灾的共有500多个州县，长江流域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六省因遭水、旱、风等侵袭而受灾的共有600多个州县。武昌“城不没者止一版，城内水深至檐，外出皆须乘船”[4]，汉口“各行店尽成水府”[5]。此外由于运河梗塞，水手失业，社会上的饥民、游民队伍大量增加。这一危机清朝政府也是知道的，1849年吴文镕奏说：浙帮船所雇纤夫水手“通计不下数万人……此等无业游民，本非安分之徒，明岁停运船只既多，诚恐其回至灾区，路经江南一带，借端滋事”，清政府的处理办法是命令各省督抚把游帮短纤人等“概行遣令回籍，不准一名过淮，倘敢抗违不遵，立即严拿惩办”[6]。这种高压手段并不能够解决问题，这些饥民们根本是无家可归的，所谓“遣令回籍”不啻是被驱赶回去饿死，为了要活下去，人民就不能不起来与封建统治者作斗争。

鸦片战争又起了一个揭露清王朝武装力量腐朽的作用。战争时期，奕山和奕经率领的大军组织涣散，指挥失当，纪律腐败，兵器窳劣，一旦这个空具骨架的纸老虎被戳穿，人民斗争就像不可阻塞的洪流，汹涌而来。当时官僚中已经担心这一点，如广东臬司王廷兰给福建藩司曾望颜的信里说：“今日之兵如此则后日可知，一省之兵如此则天下可知。提库中之国帑，惟有伤心，树城上之白旗，能无发指？我既承乏于此地，想在众人清议之中，然实有不可活、不得死、不敢病、不能走之苦衷，袖手扪心，能无痛哭？……所患一蹶不振，从此为外夷所轻视，更恐无赖匪徒，渐生心于内地”[7]。王廷兰的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且看看鸦片战争后阶级斗争的形势。

1842年初（鸦片战争尚未结束），湖北崇阳钟人杰聚众数千人起义，攻占崇阳、通城两县城，杀死知县，立钟勤王名号，竖都督大元帅红旗，与清军相持一月多。

1843年初，云南腾越南甸土司彝族人刁承绪聚众千余人起义。7月，湖南武冈州曾如炷因阻止米谷运出境外，聚众起义，击毙武冈州知州，不久被清军所镇压。又本年内青海西宁一带，“番”民起义，战斗激烈。广东香山又有三合会高明远起义。

1844年，台湾嘉义县洪协、郭崇高等两千余人起义，与清军激战六次，失败。7月，湖南耒阳杨大鹏等千余人“抗不完粮”，并“持械攻城”，“拒伤官兵”。四川马边“彝匪”，出击清军。同年据曾望颜称，有人到广东香山各乡“诱人入会，始犹数十人于夜间结拜，后竟数百为群，公然白昼结拜，其结拜之处，凡有路口，俱有枪炮把守，以防官兵围拿……衙门兵差，皆其党羽，无知穷民，贪其小利，因被诬惑。即安分务农贸易良民，不堪其扰，实亦内有被胁从之后，仍常索诈……不特外府州县，勾结拜会者不可胜数，即省城白云山，近在咫尺，亦无时无匪拜会”[8]。

1845年，浙江奉化知县张济先擅增粮价，勒索人民，生员张名渊等不服，上控于知府李汝霖，李回护张济先，责打张名渊等，因而激成事变。10月间，云南永昌府清朝官吏挑拨汉回互斗，屠杀回民，杀戮城内回民8 000人，城外五十余个回民聚居的村庄，悉遭洗劫，激起回民的反抗。又广西藤县发生农民起义，领袖邓立奇称平地王，钟敏称高山王。又青海西宁一带战况激烈，清军屡败，统兵大员富呢扬阿、周悦胜、胡超等均受申斥。本年以来，起义四起，清廷屡次令四川、直隶、山东、河南查拿“教匪”、“捻匪”。上谕中说：“据称：广州府一带，土匪劫掠为生，结党聚会，数万余人，其著名积匪如香山、新会、顺德等处，姓名皆历历可数，上年查拿之卧龙、三合等会匪，搜捕未净，嗣复有新安、新宁各县匪徒在香山之港口及隆都乡引人入会，千百为群，肆行无忌，又香山下沙地面，近来匪类渐多，地方文武不肯实力查拿，以致农民不安耕作，又顺德、香山交界之处及南海、番禺、东莞、顺德、香山、新会、三水等处皆有盗贼巢穴，出没无常，抢劫多案，香山县城内外，自上年冬至今年春夏之交，报劫者不下数千案……并有香山司巡检鲁凤林被盗抢去，剃须勒赎……”[9]从广州一地的情况可以想见当时秘密结社的流行和起义斗争的普遍。

1846年，云南起义的回民与清军相持于猛庭一带，云贵总督贺长龄以“谬妄无能”被撤职。10月，江苏有昭文县金得顺的起义，湖南有新田王宗献起义。12月，广东有北流李二起义。本年，上谕称：山东省“峄县、兰山等处，盗劫频仍，并有掳人幼子、勒赎钱文之案，且该两县窝贼甚多，著名头目，纠合多人，扰害闾阎，与捕役声气相通，是以无从究办”[10]。

1847年，云南起义之回民在缅宁、云州一带抵抗清军。回民领袖丁灿庭、杜文秀等赴京控告滥杀回民之事。9月，喀什噶尔维吾尔族人民进攻英吉沙尔，清廷以布彦泰为平西将军，奕山为参赞大臣，调集大兵，出关镇压。10月，江西长宁谢嗣封起义，称平光王。据本年《澳门月报》称：“在上年度广州有一千二百名罪犯处斩，有数千名下狱。在初五日（指1847年阴历正月初五）省地方官吏开印后，又开始了处斩的工作。在中国人当中正在进行着种种活动，势必一年一年地继续扩大这恶潮和加速促成可怕的灾难。”[11]本年10月，在湖南、广西边境果然爆发了影响极大的雷再浩、李世得的起义。雷再浩是湖南新宁黄背峒的瑶民，与广西全州李世得传习斋教（或称青莲教、棒棒会），这种组织颇接近于天地会，招人入会时“先搭高台，以一头目为首居其上，称曰大哥，令新入会者拜伏于下，各赍钱一百八十文，焚香饮血为誓”[12]。这个秘密组织被清政府发觉了，“雷再浩忧事泄党散……率其死党数百人反于黄背峒，设将军等伪号，抄掠近村”[13]，清朝的长宝道杨炳坤联合了以江忠源为首的当地地主武装，进攻起义军，战斗两个月，起义军失败。自雷再浩起义后，广西、湖南一带的起义军风起云涌，如1847年12月广西平乐一带范连德、张八等围攻府城，同时湖南道州李魔旺在湘桂边境与清军作战，湖南乾州苗民也因抗租起义。到1848年以后，除了云南回民，喀什噶尔维吾尔族人民，山东、安徽捻民，四川彝民继续着斗争以外，起义斗争大多发生在矛盾最集中的广西、湖南和广东一带，其中规模最大的是雷再浩的继承者李沅发在湘桂边界的起义。

李沅发是雷再浩的旧部，雷再浩“为官军所获，余党溃散，复归李沅发”[14]。1849年发生饥荒，清朝官吏却借着平粜为名，大肆勒索，李沅发率领群众攻下新宁城，杀死县令，“时匪等只二百人，乃开库、放囚、据城，官兵一二千离城十里，止屯弗前”[15]，相持一个多月。到1849年底，因粮食垂尽，起义军突围入湘桂边界的高山丛林中，连续击败江忠济、刘长佑的地主武装，并击毙清参将玛隆珂，军威大振，“楚粤之交，所在响应”[16]，队伍发展到四五千人，“窜兴安。三十年春复由城步窜龙胜……入绥宁，由怀远窜广西融县、永宁、永福、阳朔、荔浦等处，入修仁瑶山”[17]。清政府调集了湘桂黔鄂四省反动军队，由湖广总督裕泰、湖南提督向荣指挥，采取了大包围的战略，“粤西各处要塞，悉驻重兵，沅发屡为所挫，其徒多亡去，仅存死党二百余人”[18]，最后只好折回新宁，据守金峰岭险隘。在强大反动势力的围攻下，转战十余州县、支持半年多的李沅发起义终于失败了。

应该指出，李沅发的起义军并不是在孤军作战，当时在广西、湖南一带响应李沅发的小股起义军几乎所在皆是，特别是广西的浔江沿岸，开堂立会、聚众起义的最多。假使把桂平的金田村作为一个地理中心来看，其北方以平乐为中心，形成广西起义军的第一个势力圈。这个地区是雷再浩、李沅发起义军的活动地区，平乐堂会领袖罗三凤、何崧与邻近各县堂会联络，最早起来响应雷、李的起义，这个势力圈和湖南毗连，所以跟湖南一带的堂会关系最密切，许多领袖也是湖南人，例如后来著名的升平天国领袖朱洪英，是湖南公义堂的领袖，当时就在这一带活动。在金田村的东面，以梧州为中心，形成广西起义军的第二个势力圈。这里是广西最繁华的地区，有浔江和桂江两条大水道，又与广东毗连，所以这里最活跃的是从广东溯西江而上的所谓“艇匪”。如道光“二十八年九月艇匪罗亚丙劫大乌。三十年八月任文炳结艇匪二千余人掠平南，是时浔、梧二府，沿江劫杀，水道不通”[19]。又如在太平天国起义前夕名声很大的陈亚贵也在这一带活动，并曾在1849年攻占修仁、荔浦县城。后来参加太平军的著名领袖罗大纲、女将苏三娘也是这个势力圈内堂会领袖，此外，曾与太平军发生很多关系的张钊、田芳也在这个地区活动。这地区很多起义军领袖都是广东人，50年代在广东佛山起义的陈开、李文茂的军队，后来转战进入这个地区，建立了大成国。在金田村的西面，以宾州为中心，形成广西起义军的第三个势力圈。其著名领袖如陶八，曾于1850年转战宾州、上林，围攻武缘县城和思恩府城。同年，黄晚率众5 000人攻克宾州，颜品瑶率众万人攻克隆安，颜八、李四攻克来宾，潘宝源攻克龙州，覃石养攻克迁江。还有，后来投降清朝成为太平军死敌的张国梁（本名张嘉祥）是这个地区最大的一股，也是当时清军追攻的最大目标。这个势力圈的特点是：所占面积很大，有壮、苗、瑶等兄弟民族参加，在初起时声势不及前两个势力圈浩大，但斗争潜力很雄厚，50年代末前两个势力圈被清军镇压下去，而这个地区的斗争一直坚持下去，直到60年代之末才最后失败。

由此可见，太平天国起义前夕，广西到处蔓延着农民斗争的火焰，这些斗争都是由三合会（天地会的支派）发动领导的，其特点是零碎分散，以下列举两节清朝官方文书对当时广西形势的叙述，其一为：

广西自道光二十七年，土匪纷起，南、太、泗、镇四府，道路阻隔者将及十年。弱肉强食，不独流贼土贼，即团练亦贼、居民亦贼，到处裹胁，转徙无定，乘虚窜扰，击散复聚。或旋起旋灭，或附外匪大股，是为“流贼”。逼胁村民，招纳亡命，负隅抗拒，少或数十人，多至数百人数千人者为“土贼”。始为团，终为贼。阳名为团，阴实为贼。官兵强则附官兵，弱则跋扈不听征调，其所为有甚于贼者。每乡团中，若有数等，居民之黠者出资招募，使心腹者数人统之，无头目姓名，但称某堂，己则置身局外，先议劫掠之所至而瓜分其所得，劫后即匿散，或遇官兵团练击之而后散。无一定主名，外匪至则供给其所食，借以保其家，且欲绪余其所劫掠，然有竟为外匪所夺而灭者，是为“米饭主”，即“堂匪”也。[20]

另一段是贵州巡抚乔用迁在1851年初的奏折：

所有广西各处股匪，均系随地纠聚，并听人自投入伙。由广东纠来者谓之“广马”，在广西纠合者谓之“土马”。其有枪炮器械并跟随多人者为大头目；随时自投入伙者，择有膂力胆量之人，派为小头目。平乐、思恩、柳州、浔州、太平等处，均有股匪滋扰，立有大胜、福义等堂名，各镌图章，以为记认。匪头有陈亚贵、大头羊（即张钊）、大鲤鱼（即田芳）、覃香晚、郑廷威、杨劳家、黄晚、钟亚春、颜八、陶八诸人，约有二三十股，姓名不能尽知。各股人数，多寡不等。每股各有暗号，或用竹牌布旗传信，或于衣带用红布红线作记。又据差探，南宁、太平二郡，蔓延最甚。来宾、贵县、宾州、宜山皆有贼匪窜扰。其余武宣、上林、平南、郁林州及所属之兴业县尚有另股贼匪，自千余至数千不等，沿村勒索抢劫。此外则浔州桂平县属金田村一带，有尚弟会匪，啸众万人，皆系乌合之众。[21]

由此可见在金田村周围各种起义军队伍繁多、堂号复杂的情况。当时广西的革命形势已经走入了高潮，而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组织正是在斗争走向高潮的过程中逐渐成长壮大起来的。在广西的各支起义军都是属于天地会系统，唯独太平军的拜上帝会是独树一帜的。天地会系统下的起义军，虽也有合作和联系，但彼此之间没有领导统属的关系，也没有经常的固定的联络，基本上是各立山堂、各自为战。陶成章说它“政体主共和，同盟者一律看待，多得与闻秘密之事，故党势最易扩张，其职员之升迁亦易，借是之故，起义者常连络不绝。然各山堂分峙，虽有交通，不相节制，故接应之者常寡”[22]。而且由于组织松懈，流传时间太久，地区太广，所以天地会原有的强烈反满意识在某些地区和某些支派逐渐模糊起来，敌友的界线分不清楚，斗争不能持久，甚至有些支派和有些天地会员帮助清军镇压自己的同党，如张国梁在投降清军后曾攻灭天地会潘宝源于龙州，败潘大于思恩，杀颜品瑶于南宁，两年内遭他反扑的天地会起义军共有二十余股[23]，后来又充当攻打太平军的急先锋。其他的三合会党张钊、田芳、陶八也对清军时降时叛，缺乏坚定的立场。据太平天国《颁行诏书》初刊本内以杨秀清、萧朝贵名义发布的奉天诛妖救世安民檄中称：“况查尔们壮丁，多是三合会党，盍思洪门歃血，实为同心同力以灭清，未闻结义拜盟而反北面于仇敌者也。”可见太平军初起时，曾有一部分三合会员与革命对抗。此外，三合会队伍的纪律有好有坏，紫荆山的一些老人说：“拜上帝天父是拜阿爸，拜三点是拜阿妈，大家总以为拜阿爸要比拜阿妈强一些”，又有人说：“拜三点会的人到处打家劫舍；拜上帝会的人，不抢人，不打劫，买卖公平，群众拥护他。”[24]广西的民谣说：“杀人放火大头羊，劫富济贫张嘉祥”，大头羊就是曾经和太平军合作后来又不满太平军纪律森严而叛降清军的张钊，张嘉祥也是一个可耻的叛徒，但这首民谣则可以反映三合会队伍的参差不齐。由于三合会组织松弛、敌我界线不明确，以及纪律不严，所以广西虽然具备了十分有利的革命形势，但是声势浩大的三合会组织却不能够把领导革命的任务担当起来，在当时许多三合会队伍中很难产生一个核心力量把群众吸收到周围，把零散细小的斗争汇集为一支革命巨流。由于三合会本身的弱点，所以不管它历史多么悠久、发展多么广泛，它在中国近代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大革命中只能起先驱和配合的作用。

至于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呢？它是广西许多秘密结社中的一个，它的势力本来并不是很大的，当清朝政府从四面八方调兵到广西镇压各支起义队伍时，根本还没有注意到拜上帝会。1850年秋，地方官才以“金田小寇”上报朝廷。1851年清廷屡次追问“金田首逆姓名”，广西地方官还弄不清楚，有时说是韦正，有时又说是洪秀全。这虽然表明清朝官吏的糊涂透顶，但同时也由于清朝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在如何镇压支派繁多、声势浩大的三合会身上，根本没有力量也没有空闲来理会拜上帝会的活动。这样，太平军在许多起义军的掩护和支持之下成长发展起来了。但是拜上帝会和其他起义军不同，它是独立于天地会系统之外的一支崭新的队伍，它是没有沾染上像三合会那样某些陋习的一支生气勃勃的队伍，它是具有紧密的组织、优良的纪律、统一的宗教信仰、鲜明的斗争纲领的一支严整的队伍。正是这样一支被反动阶级称为“党坚交秘，其众聚而不散”的队伍才能够动员和团结群众，才能够发挥坚韧的战斗意志，才能够把革命推进到无与伦比的高度，在中国以至世界的农民战争史上写下了最辉煌灿烂的一页。

二、洪秀全和拜上帝会的初期革命活动

洪秀全，广东花县官禄人，1814年1月1日（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出生于一个中等农民的家庭。父镜扬在当地同族中很有威望，“公正才能、众村举为堡尊，兼理尝事，处办乡党，甚公无私”[25]。长兄仁发，次兄仁达，三姊辛英，秀全居第四，其幼妹为洪宣娇。秀全7岁入塾读书，至16岁因经济困难而辍学，帮助父兄耕田，不久担任本村塾师。秀全从16岁起屡次赴广州应考秀才，都没有考上。

洪秀全的家庭出身和少年时代的经历与他后来的革命活动很有关系。一方面他是生长在农民家庭中的一个知识分子，自己也参加过农业劳动，对于封建压迫下的农民痛苦生活有切身体会，具备着农民阶级的思想感情；另一方面，他的家乡离广州仅90里，洪秀全又屡次去广州应考，当时广州是封建中国和资本主义外国接触的唯一港口，当地人民对世界形势和新事物的理解在全国来说是最高明的，洪秀全生长在此时此地，就不能不受到资本主义潮流的影响。特别是鸦片战争发生时，奕山率领的清朝大军一败涂地，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则坚决勇敢，这样，英国侵略军的残暴、清政府的腐败和人民英勇激昂的斗志，这一切都集中地在广州反映出来，广州成为内外矛盾集中的焦点，成为检验各种社会力量的演武场。当时洪秀全已经将近30岁，这一切对于聪慧刚强的洪秀全也不能不有所感触、有所启发。

1837年，洪秀全在广州应考时，遇见中国基督教徒梁发在当街传教，且赠给秀全一部《劝世良言》，这是由梁发自编的宣传基督教义的小册子。梁发是英国伦敦宣教会教士马礼逊（Roberts Morri‐son）的助手，马礼逊早在1807年就来到广州和南洋一带传教，1815年曾在马六甲主办《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用中文出版，这是中文近代报纸的先驱。马礼逊和稍后来华的其他传教士（郭士立、裨治文、伯驾等）一样，其实际任务是给外国资产阶级提供中国情况，并向中国人民灌输有毒的思想，以麻痹中国人民，更便于侵略，梁发所编的《劝世良言》也不外乎是这一类的书籍。

洪秀全获得此书，最初并不重视，这次考试也名落孙山，怏怏而归，精神上受了极大的刺激，回家大病四十日，精神状态，类如癫狂，梦见自己上升天堂，会见天父。鸦片战争激起了他的反满和革命思想，此后他写了许多包含革命思想的诗歌，其中有一首说：“手提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擒尽妖邪归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东南西北敦皇极，日月星辰奏凯歌，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统乐如何。”他曾对洪仁玕说：“十八省之大受制于满洲狗之三省，以五万万兆之花（华）人受制于数百万之鞑妖，诚足为耻为辱之甚者。兼之每年化中国之金银几千万为烟土，收花（华）民之脂膏数百万回满洲为花粉。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二百年，中国之民富者安得不贫？贫者安能守法？不法安得不问伊黎省或乌隆江或吉林为奴为隶乎？”[26]1843年，秀全再应府试落第，在抑郁中偶读《劝世良言》，被天父单一神权思想和基督教义中“平等”观念吸引住了，并且附会六年前病中的“奇梦”，因而革命的狂想进一步坚定起来，从此抛弃科举以救世的基督自命，自称是天父耶和华之子、基督之弟，下降凡间，拯救世人，劝拜上帝，斩杀妖魔，并按照《劝世良言》的启示，自行洗礼，皈依上帝，创立了拜上帝会。

为什么一本为侵略者服务的宗教小册子，在洪秀全手里却变成了革命的触媒剂呢？洪秀全究竟从这本书里向西方学到了些什么？

首先，洪秀全利用了基督教的一神教思想，利用了“独一尊神皇上帝”来反对传统的神仙圣佛；其次他又利用了基督教的“平等”思想来反对封建的等级制度。大家知道，基督教本来是产生于奴隶制时代下层被压迫群众中间的宗教，在后来逐渐转变成上层阶级统治和欺骗人民的工具，在资产阶级手里，他们宣传具有绝对权威的唯一天父，是要被压迫者相信天父对现实世界安排的合理性，要他们迷信天父的恩赐而抛弃自己的斗争，资产阶级也宣扬人在上帝面前的虚伪“平等”，其目的是掩盖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蒙蔽劳动人民的阶级意识，拿着表面的虚伪的“平等”来为真正的不平等作辩护，资产阶级教会所宣传的就是这种为本阶级服务的思想。但是洪秀全并没有这样来理解基督教，他站在革命农民的立场上接受了基督教的宗教外衣和某些思想材料，却把它向相反的方向推进，发展成为一个与原来基督教迥不相同的革命的宗教。其之所以存在着使基督教推转方向的可能性是由中国国内情况决定的，因为当时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独立于资本主义体系以外的封建帝国，在帝国内部有自己的传统宗教，而传统宗教中的一切权威，如玉皇大帝、如来佛、太上老君、阎罗王，加上孔子、关、岳都是掌握在统治阶级手里的，这些神仙圣佛教训人们要忍受痛苦、相信命运的安排、忠于封建帝王和封建家族、服从现存的秩序。这种传统宗教只能成为农民革命的绊脚石而不可能成为反封建的武器，要反对封建制度就必须反对那种存在于人们意识中的神仙圣佛，也就是必须创造出另一套不同于传统宗教的新的宗教教义。我们看白莲教就很清楚，它是被统治阶级称作“邪教”的，是和传统的宗教不相容的，但农民们有了这种“邪教”，恰恰就能发挥出反封建的巨大力量。所以，当革命的客观形势已经具备，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需要一种违反传统宗教的精神力量，使农民们得以摆脱精神奴役的地位，摆脱深厚的封建习惯势力的羁绊。当时，在基督教的教义中恰恰可以提供这种精神力量。天父上帝不是封建中国的传统权威而是资本主义外国的传统权威，而当时的斗争锋芒主要是针对着封建统治而不是针对外国侵略。在这样的斗争形势下完全允许借用“天父上帝”来反对国内的一切封建传统，真正的上帝既然只有一个，因此就可以断然宣布一切传统偶像都是妖魔。而且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等级森严，连资本主义社会的表面的虚伪的平等都是没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假使竟接受了资产阶级的“平等”思想，而认为自己在上帝面前或法律面前是和别人平等的，那简直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因为那会模糊阶级的意识，削弱为争取自己获得真正平等地位的斗争。但是，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存在着森严的等级制度，劳动人民接触到资产阶级的“平等”思想，那就会激发起他们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情绪。因此，“平等”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可以发挥不同的作用。

可见，基督教传入中国，它本来是一种侵略的工具，但在当时社会条件和斗争形势的基础上，洪秀全把它改造成了一种革命的工具，洪秀全手里的上帝和外国侵略者的上帝虽然名称一样，但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拜上帝会虽然脱胎于基督教，但它在自己的社会条件下，变成了和基督教恰恰是相反的东西。正像恩格斯所说：“宗教一经发生后，总是保存着前代遗留下来的某种东西，因为一般说来在一切思想体系领域内，传统都是巨大的保守力量。但是这种传统的东西中所发生的变化，是由造成这一变化的人们之阶级关系即经济关系来决定的。”[27]

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后，最早的信徒只有同学冯云山、族弟洪仁玕等寥寥几人，那时拜上帝会的教义还很简单，劝人拜上帝，不要信仰别的宗教，死后可登天堂，并规定了禁止奸淫、忤逆、偷窃赌博、游荡为恶等戒条。洪秀全等并因信仰虔诚而毁掉了书塾中供奉的孔子牌位，这个举动引起本村封建势力的攻击，使洪秀全几乎不能在本村立足。1844年初，洪秀全和冯云山等就出外传教，遍游粤桂边界，抵达广西贵县赐谷村秀全表兄黄盛均家，在当地捣毁六窠神庙，并题诗斥妖[28]，这是洪秀全在广西向传统神权挑战的第一次激烈行动。是年秋，冯云山和洪秀全先后离开赐谷村，冯云山到了桂平县的紫荆山区，洪秀全回到了花县家乡，两人虽因交通阻隔，不通音信两年之久，但他们为着共同的革命事业而努力工作着，一个在紫荆山区艰苦地做着组织群众、缔造根据地的工作，一个在故乡埋头于进一步阐发宗教教义的工作。

冯云山以极大的坚忍力在紫荆山区为拜上帝会开辟地盘。最初一年，他完全靠做苦工生活，挑泥送炭，捡拾牛粪，或做短日帮工，在山区各处流动，深入到当地农民和烧炭工人中去，宣传拜上帝会的教义。后来又当了农家的教师，传教活动更积极展开，经常在深夜翻山越岭到各村落宣教，两年间在冯云山周围团聚了三千个信徒，绝大部分是农民和烧炭工人，后来的著名领袖杨秀清、萧朝贵就是从这批贫苦群众中涌现出来的英雄。经过冯云山两年辛勤的耕耘，一粒革命的种子成长茁壮起来了，它在劳动人民的心中扎下了结实的根。

和冯云山在紫荆山区辛勤工作的同时，洪秀全在家乡紧张热烈地进行着宗教作品的创作。两年间先后写成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百正歌》、《原道觉世训》、《改邪归正》等一系列作品，奠定了拜上帝会革命思想的基础。他在这些著作中反复宣传“开辟真神惟上帝”[29]的思想，他说：“天下凡间人民虽众，总为皇上帝所化所生，生于皇上帝，长亦皇上帝，一衣一食并赖皇上帝，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死生祸福由其主宰，服食器用皆其造成。”[30]因此，天父皇上帝是人人应该尊拜的，也是人人可以尊拜的。他痛驳了独占天子称号和祭天特权的封建皇帝，也批判了为传统神权所束缚的一般人们，他说：“天父上帝人人共……何得君王私自专，上帝当拜，人人所同，何分西北，何分南东，一丝一缕荷上帝，一饮一食赖天公，分应朝朝而夕拜，理应颂德而歌功，人而舍此而他拜，拜尽万般总是空。”[31]根据这个民主和平等的原则，那么世界在上帝的安排之下应该是合理而平等的，所谓“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32]可是，现实世界却充满着不合理和不平等，这是为什么呢？据洪秀全说，那是因为阎罗妖兴妖作怪，人们“被魔鬼迷蒙灵心，颠颠倒倒，自惹蛇魔阎罗妖缠捉”[33]。洪秀全自称是天父之子、天兄之弟，奉命来世间斩捉阎罗妖，劝告大家赶快参加拜上帝会，他满怀信心地说：“乱极则治，暗极则光，天之道也。于今夜退而日升矣，惟愿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跳出邪魔之鬼门，循行上帝之真道，时凛天威，力遵天诫，相与淑身淑世，相与正己正人，相与作中流之砥柱，相与挽已倒之狂澜。行见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几何乖漓浇薄之世，其不一旦变而为公平正直之世也！几何陵夺斗杀之世，其不一旦变而为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智不诈愚、勇不苦怯之世也。”[34]

洪秀全提出的这种教义，从表面上看来，不能不说是荒诞不经的幻想，但我们却不能轻视在这种宗教幻想掩盖下所包含的战斗民主主义的实质，以及它在动员农民群众时所发挥的伟大作用。一百多年以前的中国农民群众，其经济和政治地位是十分低下的，同样，在文化上是十分落后的，为着要把千百万农民群众动员到斗争的最前列，就必须要用农民所能理解的语言阐明斗争的目标和后果，阐明为什么需要这场斗争以及为什么这场斗争必然会胜利，不阐明这些问题就不可能领导广大而分散的农民群众。形势已经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但当时还没有任何人可能科学地阐明农民斗争的问题，于是在形势的要求下，宗教就来填补了这个空缺，的确，在当时除了宗教以外农民们不可能有更好的思想武器。宗教告诉农民们：赐给他们雨水、阳光和其他一切的最高主宰——上帝——怜悯他们的痛苦遭遇，策动并支持着这一场翻天覆地的斗争，于是斗争的正义性和胜利结果一下子都变得那样简单明了，农民群众进行斗争的时候也将勇气十足，信心百倍。正像恩格斯所说：“群众的感情唯一是由宗教‘食粮’来滋养的；所以，为了引起暴风雨般的运动，就必须使这些群众的自身利益穿上宗教的外衣。”[35]洪秀全提出的教义并不能当做一般的神话和幻想看，那是深刻地渗透着当前阶级斗争现实意义的战斗纲领。他把革命农民所追求的、所歌颂的抽象为一定要实现的上帝的意志，而把封建统治阶级的残暴、腐朽、淫恶抽象为一定要被打倒的阎罗妖的罪行，在这里，神与妖的斗争直接反映了人与人的斗争、阶级与阶级的斗争，想象是多么丰富，是非是多么分明，界线是多么清楚。这种在宗教伪装下的战斗民主主义的思想一经在农民群众中传布而成为农民的普遍信仰，那将发挥出反对封建制度的多么伟大的力量啊！

洋溢着革命热情的洪秀全这时还不知道自己手里的上帝和外国传教士手里的上帝已经不是一回事了。1847年，他还虔诚地拜访了居留在广州的美国牧师罗孝全（J﹒J﹒Roberts），要求受洗礼，罗孝全对洪秀全的思想大为怀疑，“彼之所言实令我莫名其妙……彼对于圣经之知识无多”[36]，拒绝给洪受洗。事实上，革命者的教义当然是罗孝全不能理解也不会理解的，同样，侵略者的《圣经》洪秀全也是不能理解不会理解的，两者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距离啊！

1847年8月，当洪秀全知道了冯云山的消息而赶到紫荆山区后，他惊奇地发现，不能为罗孝全所理解的拜上帝会教义已经在劳苦群众中扎下了坚实的根，拜上帝会已经是一个拥有三千多人的群众组织。

为了进一步发展和巩固拜上帝会，洪秀全和冯云山一起制订了各种章程、宗教仪式和纪律，包括新教徒入会时简单的洗礼仪式，每天进餐及喜庆丧葬时的祈祷仪式和祈祷文，各种隐语，传布教义的做礼拜和讲道理仪式，以及模仿摩西十诫而订的十款天条（其内容为：一是崇拜皇上帝，二是不拜邪神，三是不妄题皇上帝之名，四是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五是孝顺父母，六是不杀人害人，七是不奸邪淫乱，八是不偷窃打劫，九是不说谎话，十是不起贪心）。[37]这一切在保证革命的发动上显然是起重要作用的，宗教仪式不仅使人们的日常生活直接放在一个托名为上帝的统一领导之下，而且还给革命的宣传和组织活动巧妙地加上一层伪装，避免在力量尚不充分的时机被清政府所发觉和镇压。十款天条在平时是生活准则，在战时是军事纪律，据各方面的记载，太平军对于这些纪律奉行甚严，违者处重刑，全军过着一种朴实、艰苦的禁欲主义者的生活，这大大增强了革命队伍对奢侈腐化生活的抗毒能力，免受腐蚀。正像恩格斯在评论德国农民战争时所说的那样：“为发展革命的力量计，为了解自己对于社会一切其它分子之对立的地位计，为团结成为一个阶级计，社会下等阶层必须从抛弃使他们对于现存社会制度发生妥协的一切事物做起。可以使他们降到忍辱负重的卑贱地位以获得的一切享乐，甚至为最大压迫所不能剥夺的一切享乐，都不可不抛弃之。”[38]

拜上帝会有了自己的教义、组织形式和纪律，发展得更快了，广西省东南的各州县，如浔州、郁林州，如平南、武宣、贵县、博白、陆川，都有分会组织，而且渗入了广东省的信宜、茂名一带。

拜上帝会建立起来，便和封建势力展开了斗争。开始还只是表现为反封建神权的斗争，最著名的就是《太平天日》所载洪秀全、冯云山等远至象州打毁甘王庙，洪、冯都题下诗句[39]，后来冯云山等又打毁了紫荆山内的社坛。这种举动表面看来没有多大意义，实际上，这是对自己力量的检阅和对封建势力的示威。既然被封建势力所顶礼膜拜的神仙都可以打倒，那么，封建势力本身就更没有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了！

神的斗争究竟只是人的斗争的反映，而且终究会赤裸裸地还原为人的斗争。果然，不甘示弱的紫荆山区的地主势力，以秀才王作新为首，向拜上帝会反攻了。1847年底，王作新等率领团练逮捕了冯云山和卢六，联衔以邪教惑众、践踏神明的罪状控告到桂平县，并以冯所作“暂借荆山栖彩凤，聊将紫水活蛟龙”的对联指为谋反的证据。洪秀全急忙赶回广州，想以朝廷已颁发允许人民信仰基督教的圣旨为理由，营救冯云山，但是圣旨起不了作用，因为洪秀全并无门路可钻，而广西一带阶级斗争的形势却起了营救冯云山的作用。当时正是雷再浩起义的时候，广西会党纷起，清朝官吏正被打得丢盔卸甲，眼青鼻肿，只指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担任广西巡抚的郑祖琛是一个“秉性庸懦，年老昏愦，最恨地方查拿匪徒”[40]的老朽，因此桂平县对于名声未显的拜上帝会淡然视之，虽然卢六在狱中病死了，冯云山却只得了个押解回籍的处理，王作新等反而也得了一个“捏饰大题架控，是否挟嫌滋累”[41]的申斥。一场天大的官司真的“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地方士绅和官府的矛盾、官吏的昏聩怕事便利了拜上帝会的活动。

冯云山的被捕确是太平天国革命史上第一个危急的关键，不仅冯云山身陷囹圄，生死不明，而且洪秀全为营救冯云山而跋涉广州，远离了紫荆山，刚刚组织起来的拜上帝会陷于群龙无首的瘫痪状态。会众之中有的畏缩了，有的动摇了，也有人假托神灵附体“出言反对耶稣教训，且引人离道”[42]。神鬼附体在当时是为一般群众十分相信的，“因而在兄弟中生出纠纷及有分裂之象”[43]，忠实而机智的杨秀清也利用神鬼附体的方式，托言天父下凡传言，稳定了群众情绪，使大局不致瓦解；萧朝贵为了同样目的也托言耶稣下凡。从此杨秀清、萧朝贵取得了代替天父天兄传言的权力，地位居冯云山之上。

很显然，紫荆山前的神鬼附体是以荒诞形式进行的一场阶级斗争，敌对阶级企图利用这种为群众所迷信的形式来瓦解革命队伍，杨秀清、萧朝贵当时不可能有更有效的形式来粉碎敌人的阴谋，因此同样也采取了神鬼附体的方式，“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正是杨秀清革命机智的表现。有些历史学家把天父下凡方式归结为杨秀清为获得个人权力而进行的阴谋权术活动，这是很不恰当的。他们没有把天父下凡这件事和当时的历史条件、斗争形势联系起来考虑，甚至也没有认真地分析有关的文件，因为当时已有很多人以神鬼附体的方式来动摇革命群众的信念，“当其时真道兄弟姊妹多被妖人恐吓，若非天父下凡教导作主，恐伊等心无定见，安得不忘却真道，差入鬼路乎”[44]，而从传言的内容来看，也是高瞻远瞩，顾全革命大局，所谓“每次代天父上帝传言时，严厉肃穆责人之罪恶，常指个人而宣传其丑行。彼又劝人为善及预言未来，或号令人应如何做法，其言辞大概留极深刻之印象于会众”[45]。正因为杨秀清的这个功绩，所以他和萧朝贵的传言后来都“经秀全审判为真者”而授予极大的权力。把杨秀清的做法歪曲为个人野心的动机，这不能不说是对农民革命的无知和对杨秀清极大的侮辱。

三、金田起义

经过冯云山被捕的事件以后，紫荆山前的阶级营垒愈来愈分明，斗争也愈来愈尖锐了，就像李秀成所说：“团练与拜上帝之人两有分别。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伙，团练与团练一伙，各自争气，各自逞强，因而逼起。”[46]较大的冲突有如下几次：一次是洪秀全的表侄王为正（即洪秀全到广西最早的居停主人王盛均之子）因传教毁庙被王作新捕拿下狱，瘐死狱中；一次是在金田村附近的团练抢夺拜上帝会教徒的牲口，引起一场械斗，结果团练被打败；一次是金田村的壮族地主韦昌辉受到当地其他地主的欺压而参加上帝会，并率领会众抢割地主的庄稼。此外，还有许多零碎细小的斗争。在斗争中拜上帝会一天天地发展、巩固，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看来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拜上帝会秘密进行着各种准备。

首先是创立军法，以便把群众用军事编制严密地组织起来。根据起义时已刊刻的《太平军目》来看，其全军的基本单位是军帅，其下有五个师帅，师帅下有五个旅帅，旅帅下有五个卒长，卒长下有四个两司马，两司马下有五个伍长，伍长下有冲锋、破敌、制胜、奏捷四个圣兵。全军共有13 156人。军帅以上另设监军、总制、将军、指挥、检点、丞相、主将、军师，以次上达于天王。军队的旗帜、衣帽、腰牌均有一定规格，初时所订纪律简明而又非常严格。

其次是筹措费用。为了保证革命队伍生活和军事上的需要，规定人人不得私有财产，参加革命的人“将田产屋宇变卖，易为现金，而将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因有此均产制度，人数愈为增加，而人人亦准备随时可弃家集合”[47]。至今广西的老人们尚说：“太平军起义后，全家参加，财物都归入公库”，“战士不得私藏财物”[48]。这就是圣库制度的开始。

再次是军械的制造。据广西的老人们说：“冯云山被捕获释后，入金田和昌辉密谋起事，开炉打铁，日打农具，夜打武器，丢入犀牛潭，起义时，云山说得神人托梦，潭中有武器，发动村人车水，果然捞得刀枪不少。”[49]

准备到了将要成熟的时机，拜上帝会总部向各地教徒发出动员的号令，分散于各地的教徒纷纷向紫荆山区集中，先后“团营”，其中有紫荆山区的基本群众三千余人，贵县龙山的失业矿工千余人，桂平饥民千余人，博白、陆川一带教徒五六千人。此外有一支贵县北区客家队伍，因和当地土人团练发生了大规模械斗，结果失败，其中无家可归的两千人在石达开率领下投入拜上帝会。广东的高州、信宜一带教徒约数千人，由凌十八统率，赴金田团营，路上遭到清军阻拦，折回广东，未能和大队会合，至1852年被清军扑灭。

上述拜上帝会的基本群众是农民，而且大多是贫农雇农，即李秀成所说“十家之中，或有三五家肯从，或十家八家肯从，亦有读书明白之士子不从，从者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积多结成聚众”[50]。金田村附近的老人们说：“参加拜上帝会的农民居多；组织团练的都是有钱的人。他们都是互相仇杀的。当时的农民都倾向拜上帝会，有功名有钱的人才拥护清朝。”[51]在革命领袖中，洪秀全就是农民出身的领袖，萧朝贵也是“在家种田种山为业”的，后来的著名领袖李秀成则是“家中之苦，度日不能，度月格难，种山帮工就食”[52]的雇农。

手工业工人在拜上帝会中占着很大的数量和重要的地位。仅紫荆山区就有三百余家烧炭工人全部参加了拜上帝会，拜上帝会组织最初就是在这些烧炭工人中建立的，以后烧炭工人也是拜上帝会的骨干力量，所以有人干脆地把拜上帝会叫做“炭党”。此外在最初的一批教徒中间，尚有龙山的银矿工人。据现存于贵县的《禀请抚宪批示封禁开矿碑记》说：当地矿产，“道光年间，前县尊王济曾请设委员，招商试办，无赖之徒，纷纷而至。不一二年，深山穷谷，居住尽系游民。人壮力强，孑无家室，凶悍异常，抢劫掳掠，拜会结盟，种种不法，差壮不敢入而问焉。当是时，司事者因不能管束，已渐退散。至咸丰元年，会匪攻陷永安州，该恶等亦遂与合伙而去”[53]。拜上帝会的领袖中，如杨秀清就是手工业工人，李秀成说他“在家种山烧炭为业”[54]，地主阶级说他“为隶为佣，皆不称意”[55]。另如秦日纲则是龙山工人的领袖，宾福寿出身为木工，陈国良出身为铁匠，即萧朝贵、李秀成也曾以烧炭为生。

太平天国革命从其开始就有许多手工业工人参加，成为其骨干和核心，后来还有许多矿工、船夫参加，这是一个值得予以重视的特点。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和土地兼并的加剧，手工业工人逐渐团聚成为一支有实力的社会力量，差不多在19世纪初，手工业工人的斗争就日益频繁并日益重要起来。太平天国革命中，手工业工人的作用更加显著了。手工业工人的基本生产地位是和农民接近的，他们同样是劳动者和被剥削者，同样是小生产者，他们具有类似的性格和共同的命运，也有共同的反对封建制度的要求，因此他们在斗争中总是并肩前进的，但是手工业工人几乎是一无所有的赤贫者，手工业操作的性质把他们带进较为宽广的世界并使他们集中在某个地点和某个行业中，因此他们比起保守、分散和闭塞的农民前进了一步。在当时，手工业工人虽然并没有构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而且，“这种普遍地缺乏现代生活条件，缺乏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当然要随伴着一种大体同样普遍地缺乏现代思想”[56]，但是，他们对旧社会彻底决裂的态度，他们在斗争中的英勇坚决，他们较强的团结力和较远大的理想，就不能不把农民战争推到一个更高的阶段。由于这样一个萌芽无产阶级集团的渗入，“好象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57]的农民们也凝合成了一支坚韧的队伍，手工业工人在太平天国革命中是绝对不容忽视的一支力量。

拜上帝会中还有一批兵痞、盗贼、卜筮、星相等缺乏固定职业的游民队伍。领袖中间，如“素为海中剧盗、掳掠商贾”[58]的罗大纲，“亡命江湖，能以符水治病，趁钱糊口”[59]的何潮元都是此中的杰出人物。这些人也是压在社会底层的，一旦他们接受了正当的理想和严密的组织纪律，在他们心灵中同样会燃烧起反对封建制度的炽热火焰，但是他们在商业城市中沾染上游荡懒怠的恶习，在一定的时机下他们会为一己小利而破坏组织纪律，甚至极易堕落到背叛革命的地步。

此外，革命队伍中还有一批知识分子，如乡村教师和医生。初期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一般都担负着相当重要的工作。因为无论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由于他们缺乏接受教育的机会，所以不可能从历史材料里总结出经验教训，不可能承担全盘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当时的知识分子中愿于和敢于参加农民革命的为数甚少，而且大多是生长于乡村的小知识分子，他们的人数虽少，知识虽窄，但是他们立足于广大雄厚的农民力量的基础上，因而在统治者看来这些仅仅“识字无多”、“粗知文义”的塾师、医生却能发挥出倒转乾坤的威力。在拜上帝会中，这一类领袖最多，洪秀全、冯云山就是塾师出身，后来的天官正丞相曾水源、副丞相曾钊扬都是“初为童蒙师”[60]。此外，“素精医理”的李俊良到了南京以后“收罗医士，采办医材，为典内医之首”[61]。

此外，也有一部分地主、商人参加了拜上帝会，如韦昌辉据说是“素业质库，兼饶田产，富甲一邑”[62]的壮族地主兼典当商，石达开则是“家富读书，文武备足”[63]，还有前期七王中的豫王胡以晃也是“家本素封，曾应童子试”[64]的乡村地主。这些人或者在清王朝的压迫之下没有权利，或者受当地其他地主的排挤倾轧，因而在反满一点上，或者在打击地主阶级的某些阶层一点上，可能和农民一致，可能和农民合作，甚至也可能背叛自己的阶级而向封建制度挑战。韦昌辉、石达开、胡以晃在初期都有极大的功绩，太平天国起义最初就是在金田村韦昌辉家发动，韦氏全族都参加了革命。石达开则是杰出的军事领袖，在他指挥下，后来的西征战事得到胜利发展，湘军最初也被他打得落花流水。胡以晃的家中在起义前密藏着洪秀全、冯云山等革命领袖，当清军掩捕洪、冯时，幸赖胡氏全族的抵抗，使革命领袖免遭毒手。正因为这些人对革命有很大贡献，所以他们的地位也是很高的，但是在他们身上带有浓厚的地主阶级意识，当革命向前推进得很远的时候，当革命已经超过了反满或反对地主某个阶层而接触到推翻封建制度、解放农民群众的时候，他们和农民之间的意见分歧便会日益尖锐起来。在这里，简单朴素的农民宗教思想是约束不住他们的。在一定的时机下，韦昌辉可以争权内讧，屠杀战友，石达开可以独立行动，分裂大局。胡以晃据说也在内讧中助韦作恶，出卖了杨秀清。[65]由于阶级异己分子在内部的破坏，而使后来的革命停滞以致失败。

从社会成分来看，拜上帝会包括了各个不同阶层，而从族别来看，则包括了几个兄弟民族。在革命队伍中，除了汉族以外，最多的是壮族，还有瑶族和苗族。起义以前拜上帝会主要是在桂平的紫荆山区、贵县的龙山和平南的鹏化山区发展起来的。紫荆山区实际上是“无村无壮，且多壮村”的壮汉杂居地区，韦昌辉就是壮族领袖，据说起义时“韦正独自带其族人约有一千”[66]，一千人的大家族恐怕是不可能的，也许就是指韦昌辉率领附近地区的一千壮族。至于贵县，“县治之北一带，乡村星罗棋布……由山脚而六凌，而三八，至龙山，皆壮人居住”[67]，估计龙山工人中必有许多壮族，据说石达开率领的队伍就是由客家和壮人混合组成的。此外平南鹏化山毗连着瑶族聚居的大瑶山，记载说“平南瑶人在鹏化大同里万山中，所聚村落，与修、永、象诸瑶村接壤”[68]，胡以晃就是“住近瑶山，最得瑶民信服”[69]的领袖。统治阶级说太平天国的女军“瑶壮丑类，生长洞穴，赤足裹头，攀援岩谷，勇健过于男子”[70]，可见少数民族中的妇女也是站在斗争最前列的。在领袖中，除韦昌辉已确证为壮族外，据说，后来的北伐大将李开芳、林凤翔以及被誉为“飞将军”的著名勇将曾天养都是壮族。

拜上帝会内部各民族相处得很融洽，像一个和睦家庭的成员一样。在“天下一家”的思想指导下，没有民族间的歧视和压迫，各兄弟民族和汉族在一起发动了革命斗争，创建了伟大的太平天国。

当拜上帝会从各地往金田村团营的时候，清廷虽还没有注目于拜上帝会，但因广西起义军纷起，已经采取了紧急措施，广西巡抚郑祖琛、提督闵正凤均遭革职，起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兼广西巡抚，调向荣为广西提督，率领楚兵入桂，并令云南提督张必禄率黔兵皖兵会剿。可是1850年11月底林则徐行抵潮州病殁，接着张必禄也病殁，清廷最初布置的战略计划流产，从而给拜上帝会一段充裕的准备时间。清廷第二步令李星沅继任钦差大臣、周天爵署任广西巡抚，周凤岐接统黔军、皖军，但当李星沅到达广西已经在金田起义以后了。

当教徒团营的时候，金田村的形势十分紧张，拜上帝会和团练、清军屡次发生冲突。洪秀全、冯云山为避免清军的追踪，躲到离金田百里以外的平南县花洲山人村胡以晃家中，不料清廷得到了花洲有教徒聚会的消息，浔州协副将李殿元率兵包围花洲，花洲一带教徒奋起抵抗，但因寡不敌众，不能突围脱身。金田一带的教徒兼程往救，12月底和清军遭遇于思旺圩，清军大败，教徒们接洪秀全回到金田村。1851年1月11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是洪秀全的诞辰，拜上帝会在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建国号为太平天国，一个世界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伟大的农民革命开始了。

注释

[1]黄爵滋：《黄少司寇奏疏》，卷五，《敬陈六事疏》。

[2]李桓：《宝韦斋类稿》，卷九一。

[3]《广东探报》。

[4]《骆秉章自订年谱》。

[5]江忠源：《致郭筠仙书》。

[6]《东华录》，道光朝，卷五九。

[7]王廷兰致曾望颜函。

[8]曾望颜：《沥陈广东祸乱之由奏稿》，见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等编：《太平天国史料》，524页。

[9]《东华录》，道光朝，卷五三。

[10]《东华录》，道光朝，卷五四。

[11]《澳门月报》，1847年2月号，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439页。

[12]《宝庆府志》，《大政志》。

[13]郭嵩焘：《江忠烈公行状》。

[14]苏凤文：《平桂纪略》，卷一，转引自谢兴尧：《太平天国前后的广西反清运动》。

[15]《凌霄一士随笔》。

[16]《湖南通志》，《兵事志》。

[17]《平桂纪略》，卷一。

[18]《新宁县志》，《兵事志》。

[19]《股匪总录》，卷三，转引自谢兴尧：《太平天国前后的广西反清运动》。

[20]《堂匪总录》，叙，转引自谢兴尧：《太平天国前后的广西反清运动》。

[21]《东华录》，咸丰朝，卷一。

[22]陶成章：《教门源流考》。

[23]参见过铸：《向张二公传忠录》。

[24]广西省太平天国文史调查团编：《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

[25]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

[26]洪仁玕：《英杰归真》。

[27]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28]诗为“举笔题诗斥六窠，该诛该灭两妖魔，满珊（山）人类归禽类，到处男歌和女歌，坏道竟然传得道，龟婆无怪作家婆，一朝霹雳遭雷打，天不容时可若何”。

[29]洪秀全：《原道救世歌》。

[30]洪秀全：《原道觉世训》。

[31]洪秀全：《原道救世歌》。

[32][34]《原道醒世训》。

[33]《原道觉世训》。

[35]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66页。

[36]罗孝全1852年的报告，转引自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

[37]参见《天条书》。

[38]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解放社，58页。

[39]洪秀全诗为：“题诗行檄斥甘妖，该灭该诛罪不饶，打死母亲干国法，欺瞒上帝犯天条，迷缠男妇雷当劈，害累世人煷（火）定烧，作速潜藏归地狱，腥身岂得挂隆（龙）袍”。冯云山诗为：“奉天讨伐此甘妖，恶孽昭彰罪莫逃，迫我弟妹诚敬拜，诱吾弟妹乐歌谣，生身父母谁人打，敝首邪尸自我抛，该处人民如害怕，请从土壁读天条”。

[40]汪堃：《盾鼻随闻录》。

[41]转引自李滨：《中兴别记》。

[42][43]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

[44]《天情道理书》。

[45]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

[46]《李秀成自述》。

[47]《太平天国起义记》。

[48][49]广西省太平天国文史调查团编：《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

[50][52][54]《李秀成自述》。

[51]广西省太平天国文史调查团编：《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

[53]据碑文记载，龙山矿工在永安突围时始参加太平军，但据《浔州府志》，应于金田起义前参加太平军，未知孰是。

[55]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

[56]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12页，解放社，1949。

[57]马克思：《路易·波拿巴政变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311页，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4。

[58][59]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

[60]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

[61]同上书。

[62]据一般文献记载，韦昌辉是一个地主富商，但据广西省太平天国文史调查团的调查，韦昌辉家是每年收二万斤左右租谷的中等地主。

[63]《李秀成自述》。

[64]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

[65]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讧考》。

[66]《太平天国起义记》。

[67]梁廉夫：《潜斋见闻随笔》。

[68]《平南县志》，卷八。

[69]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卷二二。

[70]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三。

第三章　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进攻阶段

第一节　太平天国革命初期的胜利进攻

一、太平军在广西的战斗

金田村一带，群山环抱，地势险僻，清王朝在这里的统治力量比较薄弱，作为起义以前积聚力量的根据地是很合乎理想的。但当准备已经成熟，革命队伍就应该迅速地冲出山区，进入宽广的平原地带，广泛地展开活动，以便扩大革命影响，招集更多的队伍，积聚更丰足的物资。在这样的战略意图下，起义后的数日内，太平军立即全师东进，配合天地会罗大纲、苏三娘等的部队，占领了紫荆山区东出要隘江口圩（即大湟江口），随即补充军实，企图东下平南，至浔江地带活动。

可是太平军最初还缺乏经验，行动不够迅速，当占领江口圩后，为了补充军实，屯驻一个多月，给清方赢得了调动兵力的时间。钦差大臣李星沅恰在此时到达了广西，认清了太平军“实为群贼之尤”，主张“聚集精兵，全力攻剿，庶期扫穴擒渠，余匪闻而胆落”[1]，把主要兵力拿来对付太平军。一月之内，调集了桂、黔、滇、楚、粤、闽等军万余人，提督向荣亲至江口圩前线指挥，太平军东出之路遂被堵塞。

1851年2月中旬，大湟江口爆发了一场剧战。清军方面对太平军战斗力估计过低，在江口圩至屈甲一带发动了全面攻击，企图一举扑灭革命火焰，太平军英勇迎战，结果清军大败，据《浔州府志》记载：“十八日战于牛排岭，我师败退……贼益骄横”[2]，“荣（按指向荣）独战于屈甲洲。贼佯败，先设伏兵于下游以抄我后，我军深入，前后受敌，遂败。士卒死者数百人，洲坑为满”。又说：“贼自屈甲之役益无忌，二月初五日攻扑向荣鱼鳞塘营垒甚急，一军皆失措。有以巨炮击之，贼稍却”[3]。这些记载反映出清军在和太平军交手的第一个回合中就被打得狼狈不堪。

太平军虽获全胜，但因缺乏火器，无法攻破清军营垒，相持日久，粮食告竭。《天情道理书》说：“金田起义之始，天父欲试我们弟妹心肠，默使粮草暂时短少，东王西王诰谕众弟妹概行食粥，以示节省”。为了立即摆脱缺粮的困难，太平军放弃了打破清营、全师东出平南的想法，3月中旬从江口圩西撤，经新圩、金田，越山而西，占领东乡、三里，企图经过武宣而打开西出的路径。

这一次太平军的动作虽然很敏捷，但是在迫近武宣县城的时候，新任广西巡抚周天爵恰恰赶到这里，接着向荣的军队也绕道赶到武宣，太平军西出的通路又被阻拦。此后两个月间，双方相持于武宣城郊，一方面太平军还不可能打垮清军，突破重围；另一方面清军内部发生矛盾，周天爵、向荣互闹意见，士兵贪生怕死，加以浔江南岸有凌十八率领的太平军别支，赶来金田团营，清军备多兵分，因此也不可能扑灭太平军。清廷一个劲儿地催促前线进攻，钦差大臣李星沅连急带气病死于军营，清廷派了首席军机大臣赛尚阿为钦差大臣，并调广州都统乌兰泰等部开赴广西。1851年5月中旬，正当李星沅病死、赛尚阿未到的时候，太平军突然撤离武宣，抢占象州之中平一带，企图经过象州而打开北出的道路。

太平军刚刚占领中平，乌兰泰的援军即已进抵象州，两军相持一个半月，北进的道路又遭堵截。7月初，太平军复由原路撤兵，经东乡、猪葸峡、金田而屯营于新圩，再作东出的打算。清军方面，乌兰泰部绕道至江口圩，堵截太平军，向荣则跟在太平军后面追击，赛尚阿的援军也抵达广西。

此时，紫荆山战场上，清军已陆续集中三万人，太平军方面连老幼妇孺不到两万人，数量相差很悬殊。8月间，西路的向荣部陆续突破猪葸峡、双髻山、风门坳等要隘，军锋直指金田村，东路的乌兰泰部正在围攻新圩，太平军全体部队被包围压缩在金田至新圩的狭小地区内。这时是革命最危急的关头，太平军若不能突围而出，便有全部被歼灭的危险。

太平军的战斗成员太少，战斗经验也不足，加以武器窳劣，缺乏火炮、盐、硝、粮食，因之起义八个月而尚无进展，但是太平军毕竟是一支生气勃勃的队伍，他们努力用各种办法来克服困难。首先是严申群众纪律，以提高士气，如在东乡战斗中，萧朝贵装作天兄耶稣下凡，教导大家“不得入村搜人家物，打仗不得临阵退缩，有银钱须要认得破，不可分尔我，更要同心同力，同打江山，认实天堂路来跑”[4]。其次是全军的团结一致，以提高队伍的战斗力，如杨秀清装天父下凡说：“据奏说多病伤，护持紧。兄弟姊妹一个不保齐，辱及天父天兄也。今行营，其令各军各营，队伍宜整齐坚重，同心同力，千祈恪遵天令不得再逆……各军各营宜间匀联络，首尾相应，努力护持老幼男女病伤，总要个个保齐，同见小天堂威风。”[5]最后是清除队伍中的内奸，如杨秀清查明黄以镇的反叛行为，假托天父下凡，杀黄以镇，并以此教育全军。总之，太平军虽有许多弱点，但这支队伍坚如磐石、勇如猛虎，所以乌兰泰说：“贼之凶悍诡诈，久历戎行者，不独未见，并所未闻。”[6]

清军方面虽然兵员多、武器好、粮食足，却有更难克服的困难，首先是士兵的怯懦，周天爵曾说：“贼愈战愈多，而我兵则愈怯，实无法可以剿灭之。贼凶悍有力，非乌合之众，彼方纪律严明，而我军则毫无纪律，退易进难，虽屡加劝谕而孱弱畏葸如故也。”[7]在咸丰帝的上谕中更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在某次战斗中，太平军“仅剩七贼，复上山梁，直扑威宁大营，该营官兵计有千人，何以不敢出营抵御，全行奔溃，致有挫折，实出情理之外”[8]。七个太平军打败了上千清军，清军的战斗力可想而知。除此以外，清军方面更严重的困难还在于主将之间的矛盾。当周天爵与向荣共事的时候，周向朝廷密劾向荣“曲徇其子，军不用命”，闹得向荣灰心丧气，停战一月。清廷调来一个乌兰泰，希望他“调和诸将，使之尽释前嫌，共图决胜”[9]，不料乌兰泰和向荣的矛盾闹得更大了。当向荣在西路步步迫近金田村、清廷对向荣赏赉有加的时候，东路主将乌兰泰醋意大发，故意放松对新圩的攻势，太平军遂得移营金田，集中兵力，打退向荣。1851年9月11日，太平军于夜间从山间僻路突围至思旺圩，乌兰泰率军后追，向荣绕道赶到官村堵截，太平军伏兵于此，突起袭击，向荣军大败，“几不能军，是所谓官村之败也，向之丧师失律未有甚于此役者”[10]。向荣经过这次战败，和乌兰泰的矛盾更大了，索性“称病晋省就医，竟置贼事于度外矣”[11]。

太平军经过九个月的战斗，终于突围北上，9月25日占领永安州（今蒙山县）。清军在大败之后，内部一片争吵混乱，只有乌兰泰少数军队跟追到永安，这样就给革命方面赢得了补充休整队伍、采购粮食军火的时机，同时又颁行天历，制定各种政治制度，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秦日昌为天官丞相（至南京后晋封燕王），胡以晃为春官丞相（至南京后晋封豫王），其余将士800多人皆晋升官职。又实行圣库制度，宣布“继自今，其令众兵将，凡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宝物等项，不得私藏，尽缴归天朝圣库，逆者议罪”[12]。此外还努力肃清内奸，如太平天国官书中大书特书的军师周锡能事件就是在永安发生的。周锡能是被派遣回博白团聚教徒的，不意周投降了清军，返回永安，为清军做内应，杨秀清侦悉内情，假装天父下凡，揭露周锡能的逆迹，将周和他的妻子同伙一律斩首。这件事更加坚定了群众对天父的信仰，连临刑时的周锡能也说：“众兄弟，今日真是天做事，各人要尽忠报国，不好学我周锡能反骨逆天。”[13]

太平军在永安停驻约半年，清军陆陆续续地开到永安，将永安城包围起来。可是乌兰泰和向荣对于进攻永安的战略计划又产生了分歧，乌兰泰采纳部下江忠源的建议，称“贼尽聚一城，人数不及万，官军数倍过之，若以锁围法，深沟高垒困之，贼食尽援绝，必死矣”[14]。可是向荣鉴于屡次挫败的教训，反对围城硬攻，主张“攻城宜开放一路使逃，我兵紧紧追击，使其不复成队，不数战可以歼除”[15]。两个主将意见不同，旧恨加上新怨，矛盾更大了。下面的军队“楚兵与黔兵不和，镇篁兵又与常德兵不和，兵与勇不和，东勇又与西勇不和”[16]，在这样矛盾重重的情况下，清军根本不可能对太平军进行积极的攻击，因此，有人讥刺当时的战况是“孤城咫尺无人近，半载遥从壁上观”[17]。

清军仗着兵员众多，把永安城“四方围困，内外不通”[18]，城内“粮草殆尽，红粉亦无”[19]。1852年4月初，太平军乘雨夜突围，东趋古苏冲、尨寮岭一带山路，乌兰泰率部紧追，在仙回岭遇到太平军的埋伏，“径仄地滑，人马拥挤，不能排队，枪炮亦不能施放，众贼赤脚短刀，前后围裹，肉搏鏖战，总兵长寿、长清、董光甲、邵鹤龄暨亲随兵弁数百名同时殒命，四镇俱百战之将，阖营丧气”[20]。这一役清军不但折损四个大将，而且死伤四五千。赛尚阿为了掩饰战败的过失，把被俘的一个天地会领袖焦亮，捏称是太平军重要领袖洪大全，向朝廷献俘报功。关于洪大全的真实性问题，在史学界争论了许多年。有人认为：洪大全是天地会的大首领，在太平军中地位是很高的，他在一定的条件下和拜上帝会合作，参加了太平军，由于洪大全的被捕，拜上帝会和天地会的裂痕逐渐扩大，以至分裂。[21]有人则认为：关于洪大全的身份和供词完全是赛尚阿等捏造的，洪大全实际上是太平军中一个犯人（因被俘时项上带着锁链，并根据洪大全供词）。[22]关于洪大全个人的身份，我们认为很可能就是郴州天地会领袖焦亮，因为在1856年，湖南巡抚骆秉章曾有洪大全之妻许月桂、弟焦三自行投案的奏报[23]，太平军在广西、湖南作战，本有不少天地会员参加其中，洪大全就是其中的一个，洪大全在供词中把自己说成是和洪秀全并肩的领袖，这是不对的，显然是赛尚阿等作伪以冒功。供词本身有许多夸大作伪的地方，但可能是根据参加太平军的天地会员所供，而又加了很大篡改而成。洪大全个人身份是次要问题，这里牵涉到一个拜上帝会和天地会相互关系的问题。我们认为：第一，天地会本身并不是统一的组织，因此不会有一个最高首领（只有一个象征性的天德皇帝），洪大全最多是郴州一带天地会领袖，洪大全个人的被捕并不会对拜上帝会与整个天地会的关系发生重大影响，这一点有后来太平军进至郴州，天地会员纷纷参军可以作为佐证。第二，拜上帝会和天地会几乎是同时同地并存的被压迫群众的两个革命组织，他们的组织形式、斗争形式虽然有区别，但基本的阶级路线是一致的，彼此必然有相互影响、相互支持的关系。如太平天国中所谓“同家食饭”的圣库制度，显然是和当时广西天地会中流行的“米饭主”有关，太平天国所用的许多隐语可能也是模仿了天地会的，至于太平军的逐渐发展、壮大，更是和天地会员的大批参加分不开的。但要知道：跟同盟军合作，特别是跟散漫的天地会合作，必须有一定的原则，必须要想办法使拜上帝会教徒保持原来的思想、组织、纪律水平，而勿受天地会散漫习气的影响，太平天国领袖们在初期很注意这一点，凡是吸收天地会员参加革命，一定要求他们信仰上帝，服从指挥，遵守纪律，否则就拒绝他们。如金田起义初期，天地会的女领袖丘二嫂、萧三娘参加革命，丘二嫂因不愿服从拜上帝会纪律而率众退出革命，浪迹浔江之上，为清政府所杀。另如天地会首领张钊、田芳、罗大纲等，最初亦与拜上帝会合作，后来张钊等纪律太坏，影响军心，“兄弟间有不知天父权能凭据者，因一时困苦，遂易其操，欲改其初志，同流合污，跟随大头妖（按：指张钊，因张钊号为大头羊），利其货财，贪一时之衣食”[24]，萧朝贵不得不托词天兄下凡，出来干涉，与张钊、田芳决裂，只有罗大纲愿意服从纪律，留在革命队伍中，成为太平天国的著名战将。

对天地会采取严格的态度是必要的，因为，不这样就不能保持革命组织的纯洁性，不能保持思想、行动的一致，其结果会使拜上帝会像天地会一样陷入散漫习气而丧失战斗力。但是从整个战略观点来看，太平军确实也因此而损失了不少可以争取的群众，而没有能在最大程度上孤立清军，不少天地会员反而转到清朝立场，进攻太平军（如张钊等因与太平军反目，反而帮助清军横拦浔江，封锁了金田村向南的通道；又如清营中自广东募来的东勇都是天地会员；又如太平军进军桂林时，为清朝守桂林城的乡勇大多是天地会员）。

历史学家对太平军和天地会的关系有许多议论，有的说：太平军犯了宗派主义错误，没有注意争取天地会；有的说：太平军是始终注意争取天地会群众的，但后期没有注意教育、改造他们，以致后来有纪律败坏和分裂、叛变的现象，这是太平军（特别是负责招纳天地会的石达开）的错误，以致造成了悲剧。

我们同意太平军始终注意争取天地会的意见，但很显然，由于形势不同，太平军对天地会的策略在前期后期有所不同，在广西的时候，为了保持队伍的纯洁，尺度较严，因而使一些本可以争取的天地会员被排斥在革命队伍之外；可是在进入湖南及长江下游一直到后期，由于连续攻克大城市，革命影响大大增长，局面迅速扩大，从各个阶层出身的人大批倾向革命，为了跟上飞跃发展的形势，太平军不能不大量吸收群众，因而它和同盟军合作的尺度放宽了，使不少坏分子混入了革命队伍。

在这里暴露了农民革命中的一个严重矛盾，一方面要保持队伍的纯洁性；一方面又要跟上形势的发展，争取更广泛的群众参加革命。当时的农民们是不可能设想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团结、教育、改造大批群众的措施的，因而这个矛盾，他们是不可能解决的，这是历史造成的错误、历史造成的悲剧，也不要把造成这种错误的责任完全让石达开等个人来负责。

太平军自永安突围北上，企图乘虚袭取桂林，但是在太平军前锋到达桂林之前的几小时，向荣已经轻骑简从，昼夜奔驰，到达了桂林，随后各路清军也陆续由永安集合到桂林城下。清军已经尝试过太平军的厉害，不敢也不能硬打猛战。当时战况是“省中各路兵已逾二万，益以绅民团练之勇又数千人，而抚军（按：指广西巡抚邹鸣鹤，时负责桂林战事）一意主守，惟督饬乘城之士卒，日夜击刁斗举烽燧以防贼之冲突。又自募本省勇五百人以为左右亲兵，城中勇日骄、赏日厚，而城外之兵奔命渐疲，亦谋为坚壁之守以困之。故一月之间，历水陆二十四战，未尝一创贼也”[25]。这一段话可说是很好地概括叙述了持续一月之久的桂林战役。

当清军陆续调到桂林，太平军再留在桂林分明是不利的。1852 年5月中旬，太平军继续北上，6月3日攻克全州，但不幸太平天国的缔造者之一南王冯云山中炮牺牲。冯云山是太平天国杰出的宣传家和组织家，他不但最早帮助洪秀全创立了拜上帝会，而且一手缔造起紫荆山革命根据地，对革命的贡献极大，所以李秀成说：“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26]，冯云山的牺牲是革命的不可弥补的损失。

二、太平军从广西到南京

太平军攻克全州后，立即弃城北上，进窥湖南。6月10日到湘桂交界的蓑衣渡，其地层峦叠嶂，树木参天，为湘江上游险隘所在。湘军悍将江忠源率所部湘勇预先埋伏于此，并请求清兵应援夹攻。太平军至，江忠源突起截击，太平军遭到出师以来最大的败仗，幸而江忠源军队不多，清兵则“乌都护因伤不起，向军门卧病未来，诸将无所统纪，互相推诿”[27]，太平军遂改变直下湘江的计划，向东折趋湖南道州。

在泄沓成习的情况下，清廷在湖南根本没有什么布置，加以将领怯懦异常，驻防衡州的湖广总督程矞采听到太平军入湖南的消息，“乃奏称省城紧要……微服乘小渔船由衡州折回长沙，各属惊传制军逃走，均疑永州已破，相率奔窜，数日不止”[28]。驻防道州的湖南提督余万清和他的上司一样，太平军到达道州，他早已溜掉了。6月中旬太平军在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声中进克道州，接着分兵四出，攻克江华、永明，8月间又克宁远、嘉禾、蓝山、桂阳州、郴州等地。

太平军在湘南停留盘旋三个月，怯懦的清兵远远躲开太平军不敢靠近，北京特派的火器营兵员托词“水土不服，先行回京”[29]，广西所募乡勇“在途滋事，且多不愿越境”[30]，只有和春率领两万人在湘南摆摆样子，“定议以万一千人拦头，九千人追尾，无奈栏头之师，迟延不进，而所过州县，又皆开门揖盗，无能守住一二刻以待追兵之至者。自嘉禾以至桂阳、郴州，贼皆入无人之境”[31]。

太平军出广西后，以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的名义发布“奉天诛妖救世安民”、“奉天讨胡”、“谕救一切天生天养”等文告[32]，内容是宣传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权能，历数“胡虏妖人”的罪恶，如强迫汉人剃发改衣冠，破坏汉族的人伦婚配，胁制屠杀汉族，在清朝的统治下“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贪官污吏、布满天下”，“饿莩流离，暴露如莽”，所谓“罄南山之竹简，写不尽满地淫污，决东海之波涛，洗不净弥天罪孽”，号召“一切中国人民”特别是“名儒学士、英雄豪杰”，“各各起义，大振旌旗，报不共戴天之仇”。这几个布告把敌我双方分辨得非常清楚，文字也刚劲有力，在激发群众的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有人批评太平军，应该在出广西以后强调反满，少提天父、天兄一类耶教迷信，像朱元璋在元末农民起义中所采取的策略那样，多照顾一般人的保守习惯和争取那些“反满不反孔”的士人，这个意见未必是正确的。我们认为，太平军每个阶段策略和口号的提出，基本上是适应于当前阶级斗争的形势，当时的形势是：农民、手工业者站在斗争的一端，而以清朝为首的整个中国的地主阶级站在另一端，而地主阶级则是利用孔孟学说作为统治工具的。问题并不是由于太平军反孔而引起了汉族地主士大夫的反对，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地主士大夫基于本身阶级利害关系而拼命反对革命，并在很早以前就用孔孟学说来压迫和欺骗群众，革命队伍才不能不提出不同于孔孟学说的拜上帝教作为动员群众的工具。洪秀全和朱元璋的时代不同，朱元璋生在种族矛盾占主要地位的元末，所以他可以联合汉族地主、尊崇孔孟以反对蒙古族统治者，而洪秀全生在阶级矛盾占主要地位的清代中叶，汉族地主基本上和满族统治者沆瀣一气，革命的锋芒不仅是反对满族，而且同时也反对整个封建制度，在这种情势下，提出“反满不反孔”的口号，不但不可能争取地主士大夫的同情，结果还会模糊敌我界线，打击群众的斗争情绪，而使革命陷入瘫痪。事实上，太平军并不是不注意满汉矛盾，并不是不努力争取汉族士大夫来参加革命，太平军一方面为了提高群众斗争意识，着重宣传上帝真神，斥责阎罗妖魔，严格区别“人妖”界线和“汉胡”界线；而另一方面对孔孟则采取比较缓和的办法，如《太平天日》中记载上帝鞭责孔丘，但最后“念他功可补过，准他在天享福”，又太平天国曾经刊行《改正四书五经》[33]，可知太平军对孔孟不像对阎罗妖那样的深恶痛绝。上述的几个布告中一再号召“名儒学士”、“读书知古之士”参加革命，也可以看出太平军对知识界既有一定原则又不放弃争取的策略。有些人偏信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所说太平军激烈反对孔孟学说的事情，其实那是统治阶级的夸大宣传，不能代表太平军策略的全貌。太平军实行这种政策的结果，虽然也争取到一些知识分子，但当时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基本上站在反对革命的立场，这种情况的造成当然不应解释为策略的错误，这主要是由斗争形势决定的，太平军反对封建制度的轰轰烈烈的实际行动，不能不引起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反对革命的阶级本能。

太平军进入湖南，受到湖南人民特别是天地会群众的热烈欢迎。湖南南部本就是天地会最盛行的地区，他们纷纷起义，响应革命，如太平军在未入湖南前，即有郴州李年通“率领三百余人到广西入伙，愿为向导”[34]，进入湖南后“招得湖南道州、江华、永明之众，足有二万之数……入郴州亦招二三万众，茶陵州亦得数千”[35]，其中有刘代伟的余部，挖煤工人极多，组成土营，善于掘地道攻城，使太平军的攻坚能力大为提高。所以清政府方面说：“贼自湖南以至南京，遇有城池，则私挖地道、暗置地雷，以轰城墙，为伪土营指挥等，皆系湖南挖煤之辈，在逆党中，此贼之功最巨，论法实贼之魁。”[36]

太平军在进入湖南时，不过五六千人[37]，湘南的扩军增加了十倍，这是一个极大的胜利，所以曾国藩感叹说：“湖南会匪之多，人所共知，去年粤逆入楚，凡入天地会者大半附之以去”[38]。江忠源也说：“自入永州境，土匪之迎降，会匪之入党，日以千计，而地方文武又皆望风先逃，一至道州，势遂复炽”[39]。

太平军进入湖南后，农民队伍里有人“怀土重迁”，建议复回广西，显然这个主张是对革命不利的，因为当时清军已云集于广西，那里的回旋余地是很小的，太平军要回广西去，不啻是自投罗网。杨秀清看清了这个形势，所以反对这个意见，主张“直前冲击”[40]，派遣萧朝贵、李开芳、林凤翔等千余人自安仁、攸县、醴陵进攻长沙，不幸萧朝贵在长沙城下中炮牺牲。萧朝贵是太平天国创始者之一，是著名的勇将，“勇敢刚强，冲锋第一”[41]，又是天兄耶稣的传言人，天父的女婿（其妻为秀全妹洪宣娇），在革命队伍中威信极高，地位仅次于洪、杨而居第三位，他的牺牲是革命的莫大损失。

萧朝贵死后，洪秀全、杨秀清率大军于10月中旬抵达长沙，太平军屡次挖掘地道攻城，但是长沙城“援兵四集，城中粮米充足，火药亦多”[42]，还有当地的汉族地主左宗棠等参加堵御，所以未能打下长沙。但清军方面，“城内及城外河东河西兵勇共六七万人，住城一中堂、三巡抚、三提督，总兵十一二员，在城外者两总督”[43]，集中了这样大的力量，仍不能包围太平军。1852年11月底太平军西渡湘江，离长沙北进，12月3日抵益阳，得到了大批船只，遂渡洞庭湖，进攻岳州。太平军的迅速行动使得清军如坠五里雾中，这时他们还在长沙附近寻找太平军的踪迹，岳州只有少数湖北派来的驻军，这些军队根本没有战斗准备，太平军临近岳州，岳州清兵一哄而散。12月13日太平军占领岳州，群众纷纷参加革命并获得了大批的军械、粮食、船只，太平军在益阳、岳州一带队伍扩充了一倍[44]，有许多纤夫、船户参军，立为水营，水战力量大大超过了反动派。

接着，太平军顺长江进入湖北，水陆并进，直抵武昌城下，首先利用水师优势，泊舟于长江中，切断了武昌、汉阳的联系，然后以优势兵力进攻清方防御薄弱的汉阳，12月23日太平军攻克汉阳，29日攻克汉口，于是移师武昌，控制了城东南洪山等制高点，又从汉阳搭造两座浮桥，直达武昌西城外，进行猛烈围攻。从长沙兼程来援的向荣部队被太平军阻击于城东南十里之遥，不得近城会师。1853年1月12日，太平军开挖地道，轰塌文昌门城墙，占领武昌，击毙湖北巡抚常大淳等。这是太平军出师以来第一次占领省城，是太平军攻坚战斗的一次辉煌胜利。

太平军攻克武昌，使清朝统治者大为震动。清廷连下谕旨斥责钦差大臣徐广缙，其中说：“览奏愤恨，莫可言喻……该大臣前次奏报，尚云武昌自可解围。乃数日之间，遽报失陷，岂军情缓急，但凭禀报，如在梦中耶”，“徐广缙调度失机，罪已难逭……至今株守岳州，一筹莫展……所有江面上下游及汉阳北路一带，全未筹及，是直以岳郡为藏身之固，拥重兵为自卫之谋，甘心失机，大负委任”[45]，后来将徐广缙革职拿问，派向荣为钦差大臣专管湖南湖北的军务。此外，为了防备太平军的北上和东下，破例增设两个钦差大臣，一个是琦善（即鸦片战争中的卖国贼），率军万余由河南进入湖北，以防太平军北上；一个是两江总督陆建瀛，扼守湖北、江西边境的长江江面，以防太平军东下。又先后命在籍侍郎曾国藩主办湖南团练，在籍侍郎吕贤基主办安徽团练，前闽浙总督季芝昌等主办江苏团练，前侍郎孙葆元等主办直隶团练，前巡抚周之琦主办河南团练，前巡抚梁萼涵主办山东团练，前侍郎戴熙主办浙江团练，前布政使程焕采主办江西团练，鼓励他们“自固闾里，为敌忾同仇之计”[46]。清王朝开始发现自己力量薄弱，不足以镇压革命，因此企图仿照19世纪初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的办法，授权给士绅们，利用地方地主阶级的势力来阻遏革命。

太平军攻克武昌之后，眼前摆着三个进军的方向：一是北上河南，直捣清王朝的老巢；一是西入四川，凭险扼要，作革命割据的打算，长期和清廷相持；一是顺江东下，先取南京，徐图北上。太平军选择了最后一个方向。2月初，太平军全师东下，清方钦差大臣兼两江总督陆建瀛率6 000人驻扎于湖北广济老鼠峡下巢湖，闻太平军至，建瀛夜间坐小舟遁归南京，清军不战而溃。1853年2月18日石达开率太平军先锋队占领九江，24日又占领安庆，获饷银30万两，击毙清安徽巡抚蒋文庆。3月8日抵达南京城下。

清王朝在南京的兵力十分薄弱，而且官僚们十分怯懦，陆建瀛自上游逃返，即“称疾不出，凡闭阁谢客者三日”[47]，江苏巡抚杨文定“遂不敢居省城，退避镇江，文武劝阻不可，拜疏以顾苏省门户为辞”[48]。清廷催促向荣和琦善驰救南京，向荣推托船只未备，琦善推托驮马夫役不齐，逗留不敢东进。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挖掘地道，轰塌南京仪凤门（北门）城墙，发生激战，驻守南门和水西门、汉西门的清军纷纷逃走，太平军遂攻克南京。

三、革命胜利发展的基本原因

太平军从起义之后，仅有两年两个月的时间，就从紫荆山一隅之地而进入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最后攻克了江南最大的城市南京，打击清军像摧枯拉朽一样。为什么太平军在短短的时间内能够获得这样大的胜利？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战争的性质、战争经历的时代和地区、进行战争的军事实力和士气以及双方的战略等各方面来考虑。

首先，太平军进行的战争是一个处在封建社会末期广大农民、手工业者起来反对封建压迫的革命战争，战争的这种正义性质就决定了太平军必然会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太平军最初在武宣、象州、永安等地“多有老百姓攀山越岭秘密接济粮食及军用品”[49]，一入湖南，立即掀起一个参军热潮。张德坚说：“无恒产力作以谋衣食者，如郴桂挖煤开矿人，沿江纤夫、船户、码头挑脚、轿夫、铁木匠作，艰苦手艺，皆终岁勤劳，未尝温饱，被掳服役，贼必善遇之，数月后居然老兄弟矣”；“粗鄙无知识人……且皆强有力能耐劳苦，故每慰抚而任用之。蠢尔匹夫，一朝被掳，惊惶无措，不意竟获温饱，食未尝之食，衣未见之衣……莫不感惧交深……感恩怀惠，以为不世奇遇。战必当先，掳必尽力，虽纵不去”[50]。正是由于当时阶级矛盾尖锐和太平军根据平等的原则来对待群众，所以会形成这样“民至如归”的参军热潮。太平军进入湖北以前的半年，武昌人民就以“总理军机镇守湖北大司寇郭”的名义，张贴布告，欢迎太平军。太平军在湖北的情形也和湖南相仿佛，据后来到湖北的曾国藩说：“崇通两县向为匪徒啸聚之区，自正月以来，居民畏贼，多已蓄发，乐为贼用。其旁近州县如通山、蒲圻、大冶、兴国、咸宁、嘉鱼等属，皆已为贼所踞，官兵到境，无土人为之向导，无米盐可以供买办，人心之坏，实堪痛恨”[51]。据胡林翼说：湖北人民“兵至为民，贼来从逆……其未被贼扰之三十余州县，官仇民而且民仇官”，所以胡林翼心怀惴惴，“恐湖北之民，揭竿而起者，不必粤匪之再至而将盗弄潢池矣”[52]。其他如江西、安徽、江苏各省的情形也莫不如此。由于阶级矛盾的尖锐，地主阶级最初办团练也没有成效，因为“富户取利操赢，绅衿助官为虐，久为乡里侧目，贫户垂涎，素无恩义相连，安能守望相助，所以贼未至则群已离心，贼既至则转求快意，甚或乘机剽窃，消息潜通，虽曰莠民可诛，实则官吏驱迫”[53]。太平军在这样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时代和地区，高举反封建大旗，所到之处，杀逐官僚地主，焚烧粮册、田契、借券，人民摆脱了封建制度的束缚，当然会像反对革命的张德坚所说的“贫者方幸贼来，借可肥己……甚至贼至则争迎之，官军至皆罢市”[54]。人民群众踊跃参加和积极支持革命，这是清政府最头痛的事情，曾国藩愤怒地说：“三四十年来应杀不杀之人，充满山谷，遂以酿成今日流寇之祸”[55]。他这句话除了表明他是人民的死敌之外，还反映了当时人民反封建火焰爆发的深度和广度，太平军胜利发展的基础即在于此。正是由于太平军进行了符合人民大众反封建意愿的革命进军，因此有可能集中周围广大群众高涨的斗争情绪，把分散的细小的斗争汇集起来，使自己发展成为雄壮的反封建革命大军。战争的这种正义性和群众性是太平天国革命顺利发展的主要原因。

其次，从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来看，清朝军队虽然在数量上、装备上和作战经验上超过太平军，但是这两种军队本质上有所不同，太平军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它不仅有统一的宗教信仰，而且组织很严密，清廷也不得不承认其“队伍之制，条目井井……蔓延数省……仍未见其穷蹙，所恃无它，盖始定军目，不愆于法，有以启之”[56]，“支梧十余年之久，则其军制有足恃者”[57]。至于太平军的纪律更是有口皆碑，李秀成说：太平军攻克南京后“安民者出一严令，凡安民家安民，何官何兵无令敢入民房者斩不赦，左脚踏入民家门口者即斩左脚，右脚踏入民家门口者即斩右脚”[58]。外国人的记载中说：太平军“行动极有规则，对一般老百姓严守军纪，军士所至，非有相当之值不妄取一丝一缕于民间”[59]。陈徽言说：“贼初军律极严，虽有逆戚属无敢犯者”[60]。由于坚强组织和严格纪律的保证，太平军士气很高，战斗力很强，张德坚说太平军“强悍善战，至死不挠”，就是“渡不测之渊，登壁立之山”还是“死者自死，渡者自渡，登者自登”[61]，所以清朝官僚说他们“如虎兕出柙”，“又吃迷药，受创不知”[62]。这种咒骂和诬蔑正透露了清朝官僚们在这支英勇坚强的革命军队面前的恐惧万分和无能为力。

至于清军的纪律则腐败不堪，从将领到士兵只会杀人放火，欺侮赤手空拳的老百姓，特别是向荣统率的“潮勇及广西捷勇俱极跋扈，沿途肆扰，抢夺财物，褫人衣履，淫妇女，强占村舍，濒行则焚毁，天寒所居左右林木伐尽”[63]，这种军队打起仗来，却又像耗子一样，“一闻敌方枪声即震惧莫名，如有一二受伤则全军思退”，“故临阵退缩为惯例，放弃防地为常事”[64]。江忠源检讨湖南的战局说：“军兴以来，法玩极矣。就湖南事言之，全州以失援陷而按兵者相仍，道州以弃城陷而效尤者踵起，事机之失，所争毫厘，如蓑衣渡之战，贼锋已挫，宜连营河东，斯贼右臂；道州之役，贼势本孤，宜分屯七里桥，扼贼东窜；长沙之围，贼路俱穷，宜扎兵龙回谭土墙头，堵贼西溃之路，此皆利害昭然，屡请不报。道州双牌莲涛湾六十里之奇险。贼自入死路而纵之使生，长沙驻兵四五万，围守有余而开之使逸，士卒以逃死为长计而临敌无斗心，州县以避贼为固然而守城无坚志。”[65]这种兵懦将怯的情况形成了一种风气，南京失守后，清廷颁发的上谕中也说：“上年逆匪自粤窜楚，所过郡县，望风溃散，地方文武，除蒲圻县知县周和祥外，从未闻一人婴城固守，以待援兵，而军营带兵及防堵各员，亦皆闻警先遁，赴援不前，以至岳州武昌，相继失守，此等庸懦畏葸之员，若不早正刑章，何以肃军律而厌民志？该督抚等于迭奉严旨，竟敢置之度外，延不覆奏，如刘长清、余万清等罪名早已审讯定拟，朕所以令其解交刑部者，原欲使供情确凿，共见共闻，并非谓情有可原，姑缓其死……岳州弃城逃避之博勒恭武，罪无可逭……乃逃回武昌之后，直至城陷，查无下落，该督抚等到省已将匝月，事事皆能经理，岂独于此一人，竟至无从查考耶？阿克东阿业已奉旨斩决，至今亦未遵旨具奏，尤出情理之外，似此瞻徇玩延，是直欲听若辈隐匿病故，然后援照廉昌、胡方谷之例，以业经身故，一奏了事，在朕则法无可加，而该督抚等则自诩阴功盛德，是何政体？是何居心？”[66]咸丰皇帝在这道上谕里把自己装扮成公正严明的执法者，把一切责任都推在地方督抚身上，实际上军律腐败、军令不行的风气是整个腐朽封建制度所造成的，而清朝皇帝应是主要的负责人，试看鸦片战争中卖国屈辱、丧师失律的琦善、奕山、奕经这时仍稳居高位，就可以知道“瞻徇玩延”的不仅有地方督抚，而且还有咸丰皇帝自己在内。

清军之弊，不仅是兵将怯懦，而且士兵和将领之间矛盾很深，有时士兵不听将帅的命令，在广西时，乌兰泰、向荣欲在某地扎营，“而军队则自行拔营开赴象州”，急得向荣直喊“如队伍不听命令，一至于此，吾唯有死而已”[67]。当向荣顺江而下，尾追太平军时，清军不愿也不敢追近太平军，向荣“饬亲信员弁，执持令箭，分头趱催；往往南岸之船开过北岸，不过里许，又复停泊，必须一夜数催，方肯前进，相率成风，即已可恨。迨催至该游击（按：指湖南九溪营游击尽先副将郑魁士）船上，业已就寝，竟不遵行”[68]。清朝官僚将领之间也矛盾重重，他们中间有的是满人，有的是汉人，有的是文职，有的是武将，有的是科举出身，有的是军功出身，有的是佐杂出身，而汉人中有的是绿营，有的是团练，绿营中又有楚军、粤军、桂军、黔军、滇军之分，团练中又有东勇、西勇、潮勇、捷勇之分，彼此排挤，互相倾轧。“一军胜则争起而攘功，一军败即按兵而自卫，甚至左进而右先退，以隐为参商，前行而后反却，以互相抵忤，若再加以畸轻畸重之心，则戈矛起于左右，议论歧于目前。”[69]连清王朝的忠实走狗向荣也因被排挤而几度装病，不愿再干下去。清朝军队这种怯懦、混乱、腐朽的情况给予太平军的发展以良好机会。

最后，在军事指挥和战略部署上，太平军有极成功的地方，太平军的指挥大权集中在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杨秀清手中，“外似端绪纷乱而实总揽大纲，一无所紊，尤善抚爱伙党，有事传令，依次而下，奉令甚速，贼所依赖者，秀清一人而已”[70]。在杨秀清的指挥下，太平军往往抛开清军的大队，选择阶级矛盾尖锐而清军力量薄弱的地区进攻，运用虚虚实实、声东击西的办法，使敌人决战不得、防堵不能，最后疲于奔命而遭败北。如当太平军初起，清朝军队云集于紫荆山前，太平军避免决战，抄小路北上，直抵永安州，等到清军包围永安州，太平军出其不意，突围而出，大败清军，经桂林而进入清方军备空虚的湘南，迨清军陆续开到湘南，太平军又北攻长沙，长沙久攻不下，清朝援军纷纷集中，太平军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袭取岳州、武昌，然后又利用在益阳、岳州俘获的大量船只的优势，蔽江直下，攻克了防御薄弱的九江、安庆、芜湖、南京。清廷方面也承认“贼之奸黠，首在能审势度力……夫攻坚则力倍而多损，攻瑕则力省而效速，贼安知胜算，然能逞其巧作，毫无拘执，捷若转圜”[71]。太平军战略指挥的这种主动性灵活性，显然是他们获得巨大胜利的重要原因。

至于清军方面，将帅屡易，任用非人。第一任钦差大臣李星沅“情性乖张，不孚众望，到粤后拥兵自卫，纵贼不击，日事酣醉，妄自尊大，苛责仪节，喜谀信谗，将士离心”[72]。第二任赛尚阿以首揆、帝舅之尊，出而督师，清廷对他期望很大，特赐遏必隆宝刀，许以便宜行事之权，后来才发现他是个“调度乖方、号令不严、赏罚失当，以致劳师糜饷，日久无功，实属辜恩，大负委任”[73]的庸夫。有人讥刺他“半年贼踞永安州，袖手何曾展一筹，遏必隆刀锯也未，合教先试相公头”[74]。第三个钦差大臣徐广缙督师湖南，长沙激战时，他却远远躲在湘潭，不敢赴战，太平军出了湖南，又以“防贼回窜”为借口，拥兵不进。江忠源曾指出当时清军指挥混乱的情况：“大帅不在军中，距贼远者数百里，近亦八九十里，论地利则图绘甫明而险夷已易，论贼情则侦探甫确而虚实已殊，士卒之强弱既非探访所能知，将弁之贤否又因毁誉而多误”。由于统帅怕死，远离战场，因此只得“于提镇之中另派总统，而其所总统者亦系提镇，素习等夷，相狎易玩，强相钳制，用法易离，又况大帅出一令，每因不便于军中而总统易之，总统出一令，又因不合于大帅而大帅易之，加以驿递之迟滞，刻期为难，函札之往来，会意多误。又其甚者，总统之名加之镇将，则提军易致猜嫌，总统之名加之两人，则号令尤多错误，名号既设，事势滋歧。不独此也，军中积习，打仗则以败为胜，获胜则以小为大，杀贼则以少为多，大帅但据总统文报入奏，功过不明，赏罚因之失当，士卒因之解体”[75]。这段话把清军指挥方面的弱点说得相当具体了。清王朝咬紧牙关把身临前线的提督向荣破格提拔为钦差大臣，向荣在清军中算是最有胆量的，但也并没有战略方面的通盘筹划，只知跟在太平军后面追赶，太平军跑到东，他也跑到东，太平军跑到西，他也跑到西。“迨追近太平军，一遭反击，则辄败，死亡枕藉，乃屠杀无辜人民，焚其铺宅，劫其财物。太平军愈逃愈远而愈近南京”[76]，清廷也有“所有带兵将官及兵勇等，一味尾追，从无一路绕出贼前者，相沿恶习，实属可恨”[77]的上谕。等到太平军由武昌扬帆直下长江，向荣还在南岸狂追，太平军坐的是快船，向荣军队靠两条腿跑路，这一次连跟也跟不上了，当太平军攻克南京，向荣才刚刚跑到九江，开始雇船东驶。这样一群胆小腐朽的统帅，这样一种混乱蹩脚的指挥，打败仗是必然的。

姚莹观察双方初期的军事力量对比，曾说：“窃谓人心齐、地利熟、胆气壮，此三者贼之所长而我之所短也。火器精、粮饷足、兵勇众，此三者我之所长而贼之所短也。”[78]这个概括的判断大体上是正确的。战争的正义性和群众性，军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战略指挥的灵活性和主动性，这是进攻阶段中在太平军方面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所以太平军能够战胜火器精、粮饷足、兵勇多的清军而获得重大胜利。但是这些因素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它在战争过程中是要发展变化的。在攻克南京以后，虽然从全部战局看来，太平军仍保持着主动的进攻形势，但从前有利于太平军的因素已开始逐渐削弱。

注释

[1]《东华录》，咸丰朝，卷七。

[2]《浔州府志》，卷五六。

[3]《浔州府志》，卷五六。

[4][5]《天命诏旨书》。

[6]乌兰泰：《致赛尚阿禀》。

[7]周天爵：《致鄂督书》。

[8]《东华录》，咸丰朝，卷九。

[9]《东华录》，咸丰朝，卷九。

[10]龙启瑞：《沅月山房诗集》，卷三，记事诗注。

[11]姚莹：《致乌兰泰书》。

[12]《天命诏旨书》。

[13]《天父下凡诏书》。

[14]郭嵩焘：《江忠烈公行状》。

[15][16]姚莹：《中复堂遗稿》。

[17]无名氏：《独秀峰题壁诗》。

[18]《李秀成自述》。

[19]《天情道理书》。

[20]汪堃：《盾鼻随闻录》，卷一，《粤寇纪略》。

[21]参见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

[22]参见罗尔纲：《洪大全考》。

[23]《骆秉章奏议》，《永明江华克复南路肃清折》。

[24]《天情道理书》。

[25]夏燮：《粤氛记事》。

[26]《李秀成自述》。

[27]江忠源：《答刘霞仙书》。时乌兰泰已在桂林战死，向荣则装病。

[28][30]《东华录》，咸丰朝，卷一六。

[29]同上书，咸丰朝，卷一五。

[31]江忠源：《答刘霞仙书》。

[32]《颁行诏书》。

[33]参见汪士铎：《乙丙日记》。

[34]汪堃：《盾鼻随闻录》，卷一，《粤寇纪略》。

[35]《李秀成自述》。

[36]涤浮道人：《金陵杂记》。

[37]据广西巡抚邹鸣鹤奏报，参见《东华录》，咸丰朝，卷一四。

[38]曾国藩：《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

[39]江忠源：《答刘霞仙书》。

[40]《贼情汇纂》，卷一一。

[41]《李秀成自述》。

[42]汪堃：《盾鼻随闻录》，卷二，《楚寇纪略》。

[43]根据《骆秉章年谱》，城内一中堂系指军机大臣赛尚阿，时已革职拿问，路经长沙；三巡抚指前任湖南巡抚骆秉章、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江西巡抚罗饶典；城外两总督指前任湖广总督程矞采、新任钦差大臣兼湖广总督徐广缙。

[44]《贼情汇纂》称太平军在湘北“尽掳商民船只近十五万人”，但张书对于太平军数目常有夸大之处，此数目似亦不实。

[45]《东华录》，咸丰朝，卷一七。

[46]同上书，咸丰朝，卷一八。

[47]薛福成：《庸庵海外文编》，卷四，《书沔阳陆帅失陷江宁事》。

[48]李滨：《中兴别纪》，卷五。

[49]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

[50]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一。

[51]《曾国藩全集》，奏稿，卷二，《报崇通剿匪胜仗折》。

[52]《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九四，胡林翼：《湖北军务急要三事疏》。

[53]同上书，卷九三。

[54]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〇。

[55]曾国藩：《与冯树堂书》。

[56]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四。

[57]杜文澜：《平定粤匪纪略》，附记卷三，《逆迹记》。

[58]《李秀成自述》。

[59]呤唎：《太平天国外纪》。

[60]陈徽言：《武昌纪事》。

[61]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五。

[62]周天爵：《致二南书》。

[63]陈徽言：《武昌纪事》。

[64]乌兰泰奏，转引自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

[65]《江忠源遗集》，卷一，《与徐仲绅制军书》。

[66]《东华录》，咸丰朝，卷一九。

[67]乌兰泰奏，转引自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

[68]《向荣奏稿》，卷二，《斥革副将郑魁士折》。

[69]《江忠源遗集》，卷一，《与徐仲绅制军书》。

[70]陈徽言：《武昌记事》，附杂论。

[71]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五。

[72]汪堃：《盾鼻随闻录》，卷一，《粤寇纪略》。

[73]《东华录》，咸丰朝，卷一七。

[74]海虞学钓翁：《粤氛记事诗》。

[75]《江忠源遗集》，卷一，《与徐仲绅制军书》。

[76]密陀士语，转引自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

[77]《东华录》，咸丰朝，卷一八。

[78]姚莹：《中复堂遗稿》，《与严正基书》。

第二节　《天朝田亩制度》及太平天国前期的各项制度、政策

一、《天朝田亩制度》及其评价

1853年3月，太平天国定都于南京，改名为天京，“开立军伍，整立营规，东王佐政事，事事严整，立法安民”[1]。在所建立的革命法制中间，《天朝田亩制度》是最重要的一个。这个文件系统地提出了废除封建土地关系的根本任务，阐明了达到这个任务的途径，描绘了农民千年理想中的太平乐园。

《天朝田亩制度》是关于土地分配的法令，是关于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的法令，是关于全体人民政治活动、经济活动、文化活动的方针、原则的法令，其中规定了平分土地的原则和具体办法，规定了社会的各种组织制度，规定了人民活动的各项准则。从其内容来看，它是指导人们从事生产和进行斗争的纲领，它是太平天国的根本大法。

《天朝田亩制度》规定：一切土地和财富都属于上帝所有，所谓“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这个废除私有制思想的提出，就根本否定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度，因为根据《天朝田亩制度》的这个原则，一切土地财富的所有权都是上帝的，那么地主阶级当然就不应该拥有土地财产，而上帝对每个人又是平等对待的，因此每个农民就可以从上帝手里取得一份土地，在上帝的公正支配之下，每个人的生活权利和劳动权利就能得到保障。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就是在这样的宗教外衣的掩盖之下，做出了非常现实的结论，并且由此更进一步幻想出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美丽的社会图景。

至于具体的分田办法，按《天朝田亩制度》规定：把天下土地按产量分为九等，年产1 200斤者为上上田，其下年产每低100斤则递低一等，年产400斤者为下下田。“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杂以九等……好丑各一半……凡男妇每一人自十六岁以尚，受田多逾十五岁以下一半”，这是按劳动力多少的原则来分配土地的。

《天朝田亩制度》又规定每家必须种桑织布，从事纺织业；每家必须养鸡蓄猪，从事副业；又根据公有制原则，收获不准私有。所谓“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两母彘，无失其时。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至于每家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钱”，“其余鳏寡孤独废疾免役，皆颁国库以养”。

以上就是《天朝田亩制度》关于土地的分配、使用以及社会生产和消费方面的规定，这是按照朴素的共产主义和平均主义原则来规定的。

在平分土地和公有生产物的基础上，《天朝田亩制度》还规定了以家作为基本细胞的社会组织，即所谓守土乡官制。其制以25家作为一个单位，设一两司马，4两司马设一卒长，5卒长设一旅帅，5旅帅设一师帅，5师帅设一军帅，一军共有13 156家，军帅以下的称乡官，军帅以上又有监军（相当于清朝的知县）、总制（相当于清朝的知府），称守土官。这种制度的特点有以下四点：

第一，守土乡官的制度是由太平天国的军事制度推衍而来，所以两者的系统和名称是一样的，创立者原来的意图可能是要使军事组织和行政组织统一起来，所以规定“每家设一人为伍卒，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耕田奉尚”。但是太平天国始终处在作战期间，除了某些地区仿照团练办法由守土乡官组织了一些地方武装外，“寓兵于农”的理想并没有能够实现。行政组织和军事组织仅仅保留了名称的统一，实际上却是两个系统，而且由于处在战争环境，军事系统的重要性常高出于行政系统之上。所以张德坚说守土乡官“皆如军制。惟军中师帅所率二千五百人，守土师帅则二千五百家。下至两司马皆同。所辖人多以倍数，而职不如军中之尊，军中卒长则得治乡官军帅”[2]。

第二，太平天国所规定的社会组织，不仅企图使军事、行政统一起来，而且还企图使每个社会基层组织改造为自成体系的经济单位。其基层组织是25家，由两司马管理。凡25家有一国库，每家收入除口粮外全归国库，额外用途由国库开支，而且25家中还规定“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及伍卒为之，农隙治事”。照这个规定，25家就成为一个农业和手工业强固结合的农村公社组织。这种组织实际上是当时残存的古代公社制度的摹写，是农民、手工业者所能想象到的最好的社会制度，而太平天国的政权也就企图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面。

第三，天朝田亩制度不但提出了类似农村公社的组织，而且赋予这个组织以各种社会权能。两司马不仅是公社内部生产的组织者、财产的管理者、军事的领导者，而且又是教育、司法、宗教上的权威。《天朝田亩制度》规定：每25家除设一国库外，还设一礼拜堂，“童子俱日至礼拜堂，两司马教读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及真命诏旨书焉。凡礼拜日，伍长各率男妇至礼拜堂，分别男行女行，讲听道理，颂赞祭奠天父上主皇上帝焉”。这是教育制度和宗教仪式。当公社内部发生争讼，亦必先由两司马“听其曲直”，若两司马不能解决争讼，再一层一层向上。两司马还掌握刑赏的权力，“民能遵条命及力农者则为贤为良，或举或赏；民或违条命及惰农者则为恶为顽，或诛或罚”。此外，两司马每年应保举人才；公社内部婚丧喜庆之事一概废除封建的繁缛礼节，而由两司马主持祭告上帝。所以这25家就成为一个把土地、民政、军事、财政、宗教、教育、礼仪、司法、选举等各项社会权能统一起来了的基层组织，两司马则是这个基层组织的领袖，是各项权能的体现者和执行者。

第四，两司马及两司马以上的守土乡官虽然权力很大，但太平天国却规定着严密的保举升贬制度，以杜绝坏分子的弄权作恶。《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天下每岁一举，以补诸官之缺。举得其人，保举者受赏，举非其人，保举者受罚”，“凡天下诸官三岁一升贬，以示天朝之公”，“监军以下官，俱是在上保升奏贬在下，惟钦命总制一官，天王准其所统各监军保升奏贬钦命总制。天朝内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诸官，天王亦准其尚下互相保升奏贬，以剔尚下相蒙之弊。至内外诸官若有大功大勋及大奸不法等事，天王准其尚下不时保升奏贬，不必拘升贬之年”。事实上，有许多地方的乡官，并非由保举产生，而是由公举产生的。如清廷统治者所说，太平军攻克某地“先必大彰伪谕，声以兵威，令各州县并造户册，即于乡里公举军帅、旅帅等，议定书册并各户籍敛费，呈于伪国宗检点，申送江宁”[3]。这种保举，公举和上下互相保升奏贬的具有朴素民主主义的制度不仅可以防止某些坏分子滥用权力的偏向，而且在和封建统治阶级上下欺蒙、等级森严的制度相互对比之下，更显示出农民和劳苦大众酷爱民主、平等的本质。

以上就是太平天国革命英雄们所想象的理想社会的图案。我们对它应作如何评价呢？

首先应该肯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天朝田亩制度》是起着极其伟大的革命作用的。它曾经激发、鼓励农民和贫苦人民为争取自己劳动和生存的权利而奋勇斗争。几千年以来，亿万贫苦农民为争取这种权利曾经挥洒了无数的鲜血。《天朝田亩制度》的提出，标志着农民和贫苦大众的长期愿望经过千锤百炼而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变成了一个系统的、明确的、有力的纲领。这个纲领的个别方面在以往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中虽然也曾经提出过，例如“均贫富”、“平贵贱”的口号，但从来没有像《天朝田亩制度》对具体措施规划得那样细致周密、对封建制度抨击得那样勇敢猛烈、对未来社会描绘得那样美丽动人！很显然，太平天国提出了这样系统的纲领，使得农民和贫苦人民的斗争目标更加具体、更加明确，使得群众对将来抱着更大的希望和更高的信心，从而就大大增加了革命的战斗力量。因此，《天朝田亩制度》在动员和鼓舞群众去冲击封建势力方面，起着极为巨大的作用。

《天朝田亩制度》不仅具有政治动员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在经济上的实际革命作用。当一百多年前，中国正处在封建社会逐步解体的时代，中国资本主义关系虽然还没有成熟、发展，但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已经散见于各个地区和各个行业中，当时阻碍资本主义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羁绊是封建土地制度和封建制度的维护者——清朝统治者。封建制度把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人民压在最底层，把他们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剥夺到最低限度，把他们分散束缚在小块土地上和小型作坊中，使他们的技术水平和操作方法长期停滞不前，使整个社会生产力得不到发展，从而又影响到分工、交换的发展。当时历史所提出的任务是打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封建土地制度，而《天朝田亩制度》正好是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一面旗帜、一支号角，它号召和领导着农民群众起来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和一切私有财产。假使全体劳动人民按着这个纲领的精神行动起来，获得了土地和财富，那么他们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将能大大改善，他们在耕作时将能投入巨大得多的资金，他们的技术水平和操作方法也将摆脱地主老爷们的阻碍干扰而有所改进，他们从事生产的兴趣也将大大提高，整个社会生产力势必会出现蒸蒸日上的气象，这样将会促进社会迅速发展而给正在成长中的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开辟一条宽广的发展道路。所以列宁说：“平等思想一般是反对旧专制制度中，特别是反对旧农奴主大土地占有制斗争中最革命的思想，农民小资产阶级所持的平等思想是正当的和进步的，因为它表现着反封建反农奴制不平等关系的斗争。‘平均’地产的思想是正当的和进步的，因为它表现着一千万户农民的要求”[4]，“当人们说：‘平均分配办法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时，马克思主义者就应该这样来理解，即认为所谓‘不会有任何结果’，唯一是对社会主义的任务而言，然而实行这种分配办法的企图，甚至单是主张这种分配的思想，都能产生出很多有利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结果”[5]。列宁的这些话是我们在评价《天朝田亩制度》时的极其重要的启示。

当然，《天朝田亩制度》也有其空想的落后的一面。这个纲领超越了历史客观过程的要求，超过了反封建的任务，企图废除一切私有财产，把整个社会经济改造成为清一色的小农经济，恢复起财产公有的农村公社组织。这样，也就是说，要以古老的、应该抛弃的生产关系来代替正在成长的新生产关系，要把萌芽状态中的资本主义强行圈制在几千年来顽固地残留下来的公社制度的框子里。按照《天朝田亩制度》的规定，社会上不能有任何性质的私有财产，不能有分工的发展，也不能有市场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活跃。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天真地认为：消灭了这一切也就是消灭了贫困、不均和一切痛苦的根源。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所企求的没有贫富不均的太平乐园恰恰只有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分工、交换的发展以后才能够建立起来。他们企图用政治手段来达到目的，用脆弱的主观愿望来和铁的历史规律硬碰，这种愿望纵然是美好的，但仍不能不陷于空想。实际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平分土地以后，绝不能连带地把私有财产消灭掉，绝不能永恒地把每个农民的小生产地位保持下去。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将会惊讶地看到，在自己的社会改革方案执行之后，绝不是什么太平乐园的出现，而恰恰是更悬殊的贫富不均和更剧烈的财产兼并。正像马克思在批判克列格对于美国平分土地运动所抱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观点时所说：“你所梦想用这种运动达到的目的是不会达到的，——结果不会是博爱，而会是小资产阶级的孤独性；不会是农民份地不可割让，而会是土地卷入商业周转范围；不会是投机强盗受到打击，而会是资本主义发展基础扩大起来。但你所妄想避免的那种资本主义祸害在历史上是一种福利，因为它能异常加速社会发展，而使新的更高的共产主义运动形式实现的时机接近多倍。”[6]

《天朝田亩制度》正是这样一种纲领，它包含着革命的、合理的实质，但是这种革命的、合理的实质却披上了一件空想的、非现实的外衣。《天朝田亩制度》提出的公有思想和绝对平均主义是必要的和合理的，因为公有制度和绝对平均是冲击当时封建私有制的最有力的投枪，是农民、手工业者所可能想象到的保证美好生活的最有效的铁盾；《天朝田亩制度》提出的公有思想和绝对平均主义又是空想的和荒诞的，因为建立这种理想社会的经济条件还远不具备。当时历史发展所要求建立的社会制度和他们所梦想的正相反对，这是一个矛盾，产生这个矛盾的根源应该从太平天国的阶级基础上来寻找。太平天国革命是以贫苦农民和手工业工人为骨干的革命，他们一方面是劳动者和被压迫者，他们迫切要求消灭财富分配的不公平，消灭人压迫人的现象，从这一点出发，他们可以提出一个具有原始共产主义色彩的反封建纲领；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没有独立经济地位的分散的小生产者，不代表新的生产力，他们不可能利用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来行动，他们最高度的智慧和最丰富的想象也不过是复写一下原始共产社会中农村公社的蓝本。正如恩格斯所说：“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既然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那就不得不从头脑中来发明，来创造这种方法”，“它们愈是制定得详尽细密，就愈是堕入纯粹幻想的境域”[7]。

因此，《天朝田亩制度》所包含的进步方面和落后方面的矛盾，正是由农民手工业者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正像毛主席所说：“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8]。

《天朝田亩制度》所规定的全部条文并没有实行，事实上也不可能全部实行。因为条文中的许多具体规定，包含着与当时历史要求相违反的许多因素。当时历史的要求是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而发展资本主义关系，可是条文中却要求消灭任何形式的私有制，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而建立原始共产主义式的农村公社，这和当时的历史要求不相符合。大家知道，真正的公有制是不可能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的，只有大工业的发展才能消灭阶级压迫和贫富不均。超越历史条件的许可范围而把建立公有制度列为自己的政治纲领，这只是表明太平天国革命英雄们在受尽长期沉重的压迫之后对人剥削人制度的深恶痛绝态度，这只是显露了他们对于未来人类发展的一个天才的预期，实际上这个纲领从整个来说是缺乏现实意义的。除了一无所有的手工业者和最贫苦的雇农、贫农之外，其他社会各阶层并不欢迎这个纲领的全部规定。太平天国初期在占领一地、设置乡官之后，就出告示：“天下农民米谷，商贾资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大口岁给一石，小口五斗，以为口食而已”，这个告示是和《天朝田亩制度》的精神吻合的。张德坚从反对革命的立场评价这个告示：“此示一出，被惑乡民方如梦觉，然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遂下科派之令”[9]。这里所说的“乡民”不仅包括地主阶级，而且也必然包括富裕农民和掌握较少土地财产的中下层农民在内。中下层农民作为被压迫者而言是具有反封建要求的，因而可以参加和支持革命斗争，所以张德坚说他们是“被惑乡民”；但是他们目光短浅，私有观念根深蒂固地种植在头脑中，要求他们把虽然为数很少却是现实的已经在自己手中的土地财产交出来以换取在他们看来是遥远的、荒诞的、不可靠的幸福未来，那将是多么困难的事情！这些人是不会跟随革命中最急进的萌芽无产阶级分子和最贫苦的农民去执行这个纲领的全部内容的。因此这个在头脑里被创造出来的系统纲领通过当时实际的阶级关系的三棱镜而产生了折光。那些适合于当时历史要求的因素在各种具体条件下实现了或被发展了，那些不适合于当时历史要求的因素被抛弃了或被修改了。正像恩格斯在评价德国农民战争中的社会主义空想时所说：“这种不仅超越现在而且超越未来的境界，必定成为狂暴的空想。在第一次实际应用时，它自然要退到为当时情形所许可的狭隘范围内。”[10]

二、太平天国前期的各项制度、政策

现在我们要进而考察《天朝田亩制度》通过现实的棱镜后究竟反射出什么折光，以及为什么反射出这些折光的问题，也就是要考察太平天国在实际斗争中所执行的制度、政策，其中包括圣库制度、土地政策、乡官制度、工商业政策、赋税政策等等。

1．土地分配情况

平分土地、推翻封建土地制度，这是《天朝田亩制度》的主要精神所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所规定的平分土地的具体措施虽然没有实现，但是这次革命的使命既然是反对封建制度，因此在革命烽火所及的地区，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形式给封建土地制度以一定的打击。

为什么说平分土地的措施没有实行呢？这不仅是由于汗牛充栋的太平天国史籍中从未提到过在某地实行平分土地的事情，而且事实上，军务倥偬之中也难以按照《天朝田亩制度》的琐屑条文把全部土地重新分配一次。

但是农民们却受到革命的赐益，在革命运动的影响下，他们自发地起来反对封建土地制度，不向地主交纳地租。如汪士铎所记离天京三十里的陈墟桥蔡村情况：

忆寓陈墟桥蔡村时，通村千余家……民皆不识字而仇恨官长。问：“官吏贪乎？枉法乎？”曰：“不知”。问：“何以恨之？”则以收钱粮故。问：“长毛不收钱粮乎？”曰：“吾交长毛钱粮，不复交田主粮矣”。[11]

又如清朝江南河道总督潘锡恩在1858年自述自己在芜湖的两千多亩田产，自1853年后“籽粒无收”[12]。甚至在《天朝田亩制度》发布以前，太平军刚刚在金田起义，路经象州之后，“民失田契、官失粮册，讼狱繁兴”，统治阶级只得马马虎虎地“命民呈田数粮数总算符旧额而止”[13]。不管是农民的抗拒不交地租也好，还是地主因恐惧逃避而不收地租也好，或是田契毁失、地主丧失收租的法律证件也好，这都是在不同的形式上对封建土地占有制的打击。

太平天国革命虽然在许多地区对封建土地制度有所破坏，可惜还破坏得不够彻底。许多地区仍存在着地主阶级，据《贼情汇纂》载，太平军甚至“胁田亩多者充伪官，而以贫户充伍卒”[14]，在后期江浙地区的记载中，太平军在某些场合还允许地主收租（关于后期的土地情况在第五章中还要谈到）。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为什么太平军在自己所控制的地区内没有将整个封建土地制度彻底打乱呢？这是因为农民手工业者单靠自己的力量在经济上是不能够彻底推翻封建土地制度的，这正如在政治上不能单独地战胜地主阶级一样。因为他们在打乱封建土地关系之后，不可能建立起新的土地关系，当时既没有条件在农村中树立资本主义关系，也没有可能建立像《天朝田亩制度》中所规定的空想的公社组织。所以，农民们虽然在抗租的形式下否定了封建土地关系，但那只能是暂时的、不稳定的。或者是当地主阶级的政权复辟，旧日的土地关系仍会随之而恢复；或者是当该地秩序稳定、经济恢复，在被打乱了的土地关系的废墟上从新生长起新的地主吸血虫。甚至有些地方，太平天国政权刚刚树立不久，还允许地主存在和收租。在革命的影响下，许多地方虽然出现了“田归耕者”的现象，但是小农单独地占有小块土地的形式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不独立的不稳定的经济形式，它只有在进步到资本主义的大农场时才能够彻底与封建制度绝缘，否则就不能不陷入封建关系的网络而被吞噬。

太平天国在某些地区禁止地主收租，在另一些地区又允许地主收租，这种矛盾现象是不足为怪的，这正反映着历史发展的一个重大矛盾。一方面历史的发展要求打击封建土地制度，以便给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一些有利条件；但另一方面历史还没有发展到能够以资本主义来代替封建主义的时候。因此太平天国在土地制度方面所可能做的事情，也就是：破坏一些，打乱一些；保留一些，恢复一些。

太平军攻克南京之后所面临的一个最尖锐复杂的问题就是：太平天国这样一个革命政权究竟建立在什么样的经济基础上？因为在跟封建地主阶级进行尖锐剧烈的阶级斗争时，农民和手工业者建立了一个与封建上层建筑相对抗的政权，这个政权由于严格的宗教约束，由于群众高涨的革命情绪以及其他种种因素而相当长期地存在着，但问题是：这个政权怎样才能继续巩固下去？怎样才能更长期地支持下去？这个棘手的问题被提出来，就使太平军不能不倒退到被当时历史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之内，即：打乱了封建关系，但随即在不同的形式下把它重建起来；或者保留旧关系而只作某些改革。所以有的地方禁止地主收租，有的地方又允许地主收租。

一个与土地政策密切相关而所碰到的困难也大体相似的例子就是田赋问题。太平天国要养活那么多的军队，军需给养从哪里来？假使《天朝田亩制度》已经完全实行，每个农户生产所得尽归国库，那么问题当然可以轻易地解决了。但是当前的情况不是这样，靠谁去征收田赋？向谁去征收田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太平天国征收田赋仍旧沿袭清朝的制度，如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在“征办米粮以裕国课”的本章中所说：“细思安徽江西，米粮广有，宜令镇守佐将，在彼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15]土地既然没有重新分配，田赋的征收对象和办法也就不可能完全改变，太平军只能“搜查从前征册，索取钱漕”[16]，主要从地主手中取得钱粮。当然，要求地主交纳钱粮，在开始总会带着强迫的性质，不管地主收到地租没有，钱粮总是要征收的。但是，强迫手段不可能长期满足需要，太平军既然要地主交粮，便不能不对地主让步，允许地主收租，这样就出现了太平军允许地主收租甚至保护地主收租的记载，这种记载在1861年以后特别多，我们将在第五章第一节中叙述这种情况。这里，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情况：太平天国企图改变整个社会关系的土地纲领，在实际斗争中不能不一步一步地倒退，最后不能不倒退到太平天国英雄们所反对的立场上去，这种情况的造成是决定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于当时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不能仅仅归结到某些领导人的动摇变节上去。

2．圣库制度

《天朝田亩制度》的另一个主要精神是“人无私财”的公有制，这个原则在整个社会上虽然没有实行，但在革命队伍和某些城市内却是雷厉风行地执行过的，而且对革命的发展曾经起过推动的作用。

前面已经说过：广西某些天地会组织一向就有“米饭主”制度，参加这种组织的群众，衣食都由“米饭主”供给，但群众所得财物，必须全部交给“米饭主”，这种制度深得缺衣乏食的贫苦人民的拥护。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就是继承并发展了这种制度，所以早在金田起义的时候，已有“同家吃饭”等记载，在永安、长沙等地，洪秀全一再通令全军，禁藏私财。到达天京以后，在天京城内实行公产制度，设立典圣库、典圣粮、典买办、典油盐等职官供给全军的生活需要。规定每25人每7天给米200斤，油盐各7斤，官兵之间只有吃肉多少之分，其他一律平等，很像《天朝田亩制度》所规定的情况。1853年冬英国教土麦赫斯（W﹒H﹒Medhurst）曾记录一段他对于一个太平军士的访问：

关于全军不发饷事，我复问：“各军人自有私产否？”则答：“一概全无；如果查出某人藏有多过五两的款，即罪他不以此款归公而把他鞭笞了。所有财物一得到手即须交入公库，而凡有私匿不报的都有背叛行为的嫌疑。”“那么，公库里面一定有许多财物啦？”“啊！十分富足，无数无量的银子，都留为实行这大事业的应用的。”又问：“如果人人不许有私财，他们自己想买点好东西吃时又怎办呢？”他说：“那是无需的，每一个伍卒的卒长都预备全体所需，放在桌上的时候，大家平等分享，即使最高级军官的盘碗也跟最低级的士兵一般”。[17]

太平天国在军事期间实行这种圣库制度，保证了参加革命的每个成员的生活需要，使他们免受饥寒的威胁，而且由于禁止私藏财物，消除了革命阵营内部的贫富贵贱之分，杜绝了贪污、盗窃、劫掠等不法行为，使革命队伍加强了团结，提高了战斗力，也使大批财富集中在圣库，有可能使大量财富应用于最迫切需要的地方。所以，这是有利于调动一切人力、物力为革命服务的军事共产主义制度。

3．工商业政策

《天朝田亩制度》中所规定的工商业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改变很大。工业方面，《天朝田亩制度》本来是把农业和手工业密切联系在一起，手工业只是作为农闲时的副业，而没有独立地位，这种政策和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的情况是不相适应的，因此它和土地政策一样，不可能在社会上普遍推行。但是太平天国根据公有制原则和军事期间的需要，曾经在某些城市内集中管理各行手工业，如天京所设的诸匠营与百工衙就是公营的手工业生产组织，诸匠营共有七种，即：木营（建筑、木器）、土营（战时挖掘地道、平时为建筑工人）、织营（织绸缎）、金匠营（制造金银器饰）、金靴营（制鞋）、镌刻营（刻书籍和印章）、绣锦营（画工）。百工衙就更多了，有制造武器的典炮衙、铅码衙、典硝衙、典铁衙、弓箭衙、战船衙、旗帜衙等，有生产食品的豆腐衙、天茶衙、浆人衙等，有制造服装的缝衣衙、国帽衙、典妆衙等，此外，还有油漆衙、整舆衙、典竹衙、典石衙、钟表衙、风琴衙、铸钱衙、结彩衙等等。诸匠营组织都派指挥领导，百工衙则或派指挥、或派总制、或派监军领导。这种在军事期间的公营手工业组织和一般的手工工场是不同的，因为它只是为供应需要而生产，生产出来的货物直接分配到消费者手里，并不经过商业的媒介，因之也并不仔细核算成本和赚取利润，手工业工人吃饱穿暖之外也并不领取工资。但是这种集中管理的公有制手工业生产在满足革命的各种紧急需要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所以清廷方面这样评论这种制度：“百工技艺，各有所归，各效其职役，凡军中所需，咄嗟立办”，“各贮其材，各利其器，凡有所需，无不如意”[18]。

商业方面，《天朝田亩制度》中本来没有商业的地位。刚进天京之时，本着“凡物皆天父赐来，不须钱买”的原则废除商业，这种办法显然是行不通的，结果是“所无者仍须添购，物又渐乏”，因此开始在各地设立一些公营商店。如天京“设肆于北门桥，转卖之各馆，人有愿为某业者禀佐天侯给照赴圣库领本，货利悉有限制。有杂货、玉玩、绸缎、布匹、米油、茶点、海味各店，其店皆有贼文凭，称天朝某店，不准私卖”[19]。这种公卖政策在供应革命需要和调节各地货物方面起过良好的作用，如《贼情汇纂》所载：

贼之交易，颇足资贼，盖掳得百货，凡不济用者，或所掳过多者，皆于村镇屯积，命三五贼目招徕交易，较常价倍减，乡民始犹疑惧，既见靡他，遂趋利争赴。或以钱买，或以米豆互易，不数日销售净尽，船载钱米赉送贼巢矣。百货之中，尤以淮盐及湖北布棉为大宗，载江淮之盐，运至兴国蕲黄买（卖）于民间，虏得湖北布匹、棉花复卖与安徽江南百姓。物系掳来，全无赀本，似贡献、虏劫、科派而外，即此所入，亦复甚巨。[20]这种公营商店初期似颇盛行，但究竟不能长期采用此法，因此各地仍有自由市场存在。不过初期的自由市场并不广泛，1856年以前，太平军“九江榷税一月不过数千钱，无非附近贫民，小贸于数十里之内。成载客船，实未经见”[21]。

到了后期，太平天国迫于形势而把市场开放，给商铺发给营业执照（称“商凭”），执行保护贸易的政策，商业方才呈现出繁荣的气象。

4．乡官制度

乡官制度是《天朝田亩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太平天国所控制的地区差不多都建立了乡官组织，由于天朝田亩制度没有完全实现，所以乡官也就没有完全承担所规定的各种社会职能，但是这种具有朴素民主主义色彩的基层政权组织，在支援革命战争、镇压反革命势力和维持地方秩序方面做出了很多贡献。太平天国的各种赋税大多由乡官征收，如《贼情汇纂》所说：“得操征调之柄，催科理刑，皆专责成”[22]，“偶需锹锄千柄，或苇席千张、或划船百只，伪文一下，咄嗟立办”[23]，乡官并管理着当地诉讼事件，打击土豪劣绅，“自师帅至两司马悉设公堂刑具”[24]。有些地方的乡官还率领乡兵，协助作战和侦察。清廷方面称乡官的职权“得发民为兵，所辖为伍卒，有冲锋、勇敢之名，家备戎装，人执军械，盖寓兵于农，令军帅兼文武之任也”[25]。又称：“乡民处处助贼打仗，似不致丧心如此，然有时贼为官军追剿，威胁乡民，使摇旗呐喊，以壮声势，又安能保其必无耶？”[26]“贼于所得之地，遍立乡官，每乡以数盗魁督领之，即役使乡官统下伪官伍卒，就其所习之业，如卖棉纱、布线、钱绳、茶叶之类，予以资本，遍撒多人，令其上下左右各探四五百里，限日期回报……无不竭尽心力”[27]。

从上述的记载来看，乡官虽然没有形成像《天朝田亩制度》中所规定的那样各项社会职能的集中者，但它所起作用是不小的。清朝统治者说，在这种制度下“土著生计，丝粟难隐，裹胁逃民，并得稽察，贼之牢笼人士，联络方域，计盖无谲于此者”[28]。而外国侵略分子则说：“其实太平天国算不了什么国家，他们只是占据了城市，而让乡村的人们自己管理自己”[29]。假使把其中诬蔑的语调抛开，我们就可以看到乡官制度的民主主义的实质和它在联系群众、维护革命秩序方面所起的作用。

在太平天国后期，随着革命势力的衰落，某些地区的乡官组织出现了变质蜕化现象，这将在以后的章节中加以论述。

5．妇女政策

太平天国所发布的各种文件里一再强调男女平等的政策，《天朝田亩制度》中也反映了这种精神。如在分配土地方面规定：“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在婚姻问题上规定：“凡天下婚姻不论财”，在最近发现的太平天国合挥（结婚证书）上只写明男女姓名、籍贯、年龄，完全废弃了封建的繁文缛节。太平天国还规定强奸妇女“斩首示众”，提倡“一夫一妇，理所宜然”[30]，禁止蓄娼、缠脚等等。

很显然，太平天国对待妇女的平等原则是从当时劳动人民中吸取来的，当时在贫苦人家中，妇女也是从事劳动的，她们的地位并不像在地主家庭中那样贬低到妾婢的地位。太平军接受并发扬了对妇女平等的优良传统，太平军中并有女官、女军以及开科考试妇女的事情，给妇女一定的政治地位。据清廷方面记载：“贼素有女军，曾伪王亲属，瑶壮丑类，生长洞穴，赤足裹头，攀援岩谷，勇健过于男子。临阵皆持械接仗，官军或受其衄”[31]。外国方面记载：“此处（天京）与全国吾所曾游之其他城市大异之点，即是妇女随便游行或乘马于通衢大道，而又绝不装模作样害怕外国人如其他中国妇女所常为者，亦不回避我们”[32]。

地主阶级对这种情形当然痛心疾首，他们攻击太平天国的政策是“灭绝人伦”，攻击在太平天国统治下的妇女是“凶悍泼辣”，但是，从这些攻击中，我们正可以了解到太平天国所推行的自由平等的原则和人道主义的措施。

6．太平天国前期的对外关系

《天朝田亩制度》虽然没有规定外交政策，但在这里有必要把太平天国初期对外关系的实际状况略作说明。

要谈这个问题，首先要把19世纪50年代初的国际形势简单介绍一下。英国一直保持着世界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称号，它由于优越的经济地位和很早向海外掠夺的历史原因，在世界各地保持着大块殖民地。法国在经济上无法和英国相比，但当时的执政者拿破仑第三却执行着疯狂的对外掠夺政策，以便转移国内各阶级的视线，保住自己刚刚窃夺来的皇冕。落后的沙皇俄国一直在监视着欧洲的革命运动，并想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特别是觊觎着正趋崩解的土耳其帝国的“遗产”。沙皇政府首先想夺取达达尼尔和博斯普鲁两个海峡，以便沟通黑海和地中海，控制东西方的交通水道。这个企图遭到以殖民地商业利益为命脉的英国政府和具有疯狂扩张野心的法国政府的反对。50年代初，争夺近东的斗争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首要事件。1853年爆发了沙俄和英法之间争夺土耳其的克里米亚战争，战争一直延续到1856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发展到南京，正是在克里米亚战争即将开始的时候。

当然，外国侵略者对于中国的革命运动并不是漠不关心的，他们密切注视着中国的每一次政治变动，从各方面来估计这种变动对自己的侵略利益将会带来什么影响。据英国香港总督文翰（Sir George Bonham）报告：“革命军进逼南京一举之最弊的一点，乃在其令上海大小商人发生恐慌，因而影响到我等之商业亦受损害。现时几至无生意可做，现金亦甚缺乏……此时接近上海各地已陷入于无可如何之混乱状态中，而其最后结果如何，亦极难预料，如期望商业繁盛，直是戛戛乎其难矣。”[33]当时恰好江苏的官僚买办两江总督杨文定、江苏巡抚许乃钊、上海道吴健彰无耻地请求外国干涉太平天国革命，于是有一些外国的冒险分子竭力主张“趁火打劫”。如驻上海的英国领事阿尔考向文翰献策：“法国为了宣传天主教，英国为了两千五百万英镑的商业投资以及九百万英镑的税收，应抓住这个时机，以无限制进出最僻远的禁区为条件，把皇帝从迫在眉睫的瓦解情势中援救出来，从而大大扩张自己的活动领域”，“趁中国皇帝还能订条约时，应向他取得干涉的报酬，通过干涉，我坚信无限制进入内地和沿海一切口岸，在北京建立直接外交关系以及鸦片的合法化，都是当前可以获得的权益，并且满可以在今后两个月内，用正式条约获致之”[34]。呼应这种狂妄叫嚣的还有美国驻华专使马歇尔，他在1853年5月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说：“我十分准备利用目前的事变发展，为我国夺取利益。”[35]文翰接到这种冒险建议后匆匆忙忙从香港赶到上海，他自称：“吾等之干涉是否需要及是否正当，尤应决定，来沪目的，即在乎此。”[36]

当文翰到达上海，太平军神速攻克南京的消息传来了。这种无攻不克、无坚不摧的革命威力使外国侵略分子惊呆了，被侵略贪欲冲昏的头脑不能不稍稍清醒一下了。正当克里米亚战火弥漫之际，自己有没有力量来对付战斗力极强的太平军呢？据英国领事馆里一个长期搞情报工作的麦多士判断：“以事实而论，清帝在中国南半部之权力现已完全丧失，无可恢复矣。外国人如左袒满人而加以干涉，仅足以延长战争，益增扰乱以至无限期而已。”[37]在欲战不能、欲罢不舍的心理下，侵略者采取了暂作观望的策略，看看太平军的发展和内部情况，看看革命有无空隙可钻，看看是否能利用革命，是否能把革命引向有利于侵略的途径上去。这种心理在文翰当时给英政府的报告里透露得很清楚，他说：“有一件事情很明显，在叛军之中是具有相当的基督教知识的，如果有些聪明的传教士在叛军之中起影响作用，他们是可以改向好一方面的，而把他们坏的方面抑制住。将来他们成功，至少会允许我们在中国传教，同时当他们执政时，对于和他们宗教相同的国家，势必以善意对待，无疑的，他们那时将答应和我们通商。”[38]在这个文件里，把所谓“好的”和所谓“坏的”颠倒过来理解，文翰的用意就可以一目了然。因此侵略者一方面伪装“中立”，一方面就一个跟着一个地以考察为名去天京观望形势和进行活动。英国侵略头子文翰首先于1853 年4月底去天京，他自称此行之目的“乃在向各方明白解释英政府现时保守中立……或者此举可使革命军首领明白宣布彼等对于外国人之态度”[39]。接着12月间法国公使布尔布隆（A﹒de Bourboulon）也去天京，第二年5月美国公使麦克莲（Roberts M﹒Mciane）也去天京。文翰到达天京后立即给太平天国送了一个《南京条约》的译本，“使彼等各首领明了英政府与现时中国政府订有条约及该成约之详细条款以及英国之真正地位”[40]，其用意是要强使太平天国承认此项不平等条约，并向太平军威胁说：“敝国与中国政府曾签订条约，有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岸经商之权利。如贵军或其他人等在任何形式之下对于英侨生命财产有所侵害，英国亦必采取与十年前抵拒各种侵害之同样手段”[41]。这些话透露了在中立伪装下侵略者狰狞丑恶的面目。法国公使除了重申条约要求外，还提出保护天主教的问题。美国也提出：“美国国民居留中国境内的都有庄严的条约的保证，但因内战发生，其生命与财产现在大受威胁，公使决心要求交战的双方尊重其中立权”[42]。

太平天国的革命领袖们和外国侵略者还是第一次打交道，缺乏经验，特别是由于宗教形式的相同，因而产生了一种错觉，把那些利用基督教作为侵略工具的外国侵略分子当成了朋友。虽然如此，但是太平军的骨头是硬的，他们既没有被甜言蜜语所诱惑，也没有被巨舰大炮所吓倒，他们本着“天下为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彼此之间，既无差别之处，焉有主从之分”[43]的原则，允许英国人“自由出入，随意进退，无论协助我天兵歼灭妖敌，或照常经营商业，悉听其便”[44]。北王韦昌辉还告诫英国翻译官麦多士，“尔等如帮助满人，真是大错，但即令助之，亦是无用的”[45]，并且当文翰乘坐的何木斯号英国兵舰掩护清朝水师船只攻击镇江时，镇江的太平军不客气地用炮弹回敬了这些侵略者。所以当时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记载：“夷人去岁至省数次，与长毛贼意皆不合，夷人意思甚抗，贼又故作不惧之状。”[46]特别是太平天国坚决反对鸦片贸易，使侵略者最为头痛。太平天国境内，禁烟运动雷厉风行，“凡吹洋烟者斩首不留”[47]，当麦多士经过镇江时，驻守镇江的太平军大将罗大纲当面告诉他“不应再卖鸦片”[48]。所以外国鸦片贩子的生意很惨淡。例如大批贩卖鸦片的怡和洋行上海分行向香港总行所发的信件中，就表明了太平天国革命期间鸦片贸易的不振，如1853年8月6日信中说：“从上月起，风雨连绵，鸦片转运，时时受阻。上海对于鸦片的需要本来就不多，加以一般囤户急欲脱售，是以造成上等鸦片不断地跌价，即使减价到三百七十元一百斤，还卖不到现款。”1854年5月30日的信中说：“最近我们有一个非常呆滞的鸦片市场，卖货实属困难，上品烟土的价格已继续下降到三百三十元一百斤，目前似乎没有上涨的希望。”1855年1月的信中说：“最感遗憾的是：我得再向你们报告，鸦片市场仍然连续的不景气。”[49]

太平天国主张外交上的平等原则和坚持禁烟是革命农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表现，这和当时清政府的政策是完全不同的。清朝官僚用尽一切卑污手段请求侵略者出来干涉革命，如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杨文定给上海道吴健彰的私函中说：“江宁贼船尚有数百只，闻其挑选各处美人数千人，搜抢各处银两数百万，均载船上，保护甚重，今被大军围攻，不能兼顾。若我之艇船再往攻击，彼必束手，而美女、银两可得也。惟贼船略多，我之艇船又恐无风，是必英国美国火轮兵船前来，乃能必胜。务望催令迅速前来，成此大功，获此厚利，时不可失，事不宜迟”[50]。后来杨文定在给英美两国领事的照会中又说：“希念两国通商合好已久，今商民被扰，贸易不通；且贼匪禁烟甚严，一遇我国吸烟之人，无不杀害，统希速发火轮师船来江剿击，望速施行……倘蒙允发火轮师船前来洗剿贼匪，必当奏明皇上，重加酬劳，而贵国借兵恤邻之声名，亦永传不朽矣”[51]。清朝官僚竟用美女、银两、鸦片来劝诱侵略者出兵干涉，可见其已堕落到何等地步！

尽管清朝官僚卑鄙龌龊，向外国侵略者做出了一副乞怜相，可是文翰等从天京归来，把太平天国清明的政治、昂扬的士气和清朝的腐朽无能作了对比以后，做出了如下的分析：

在事态更为明朗化以前，参加任何一方都是为时过早的。我看不出外国怎样能从根本上救助皇军。固然，有了英法两国在中国海的海军，无疑的，皇帝是可以重占南京和镇江的，但是这或许也并不是没有困难的。因为，很明显的，皇军已如此丧魂落魄，我们要不在陆上也采取行动，那么就是外国火力把南京城墙轰开了，他们也会不敢进城，就是进了城，占领了，等到我们军舰从城下撤走以后，他们也不能守住南京城……从任何观点看，中立乃最为切要的办法。因为如果我们援助现在的政府，而最后却是叛党成功了，那我们在中国的地位就极其狼狈了。

再没有比当前危机中商订新约更为不合时宜的了。和谁去签订新约呢？和皇帝订吗？假定一切进行顺利，他也和我们一样地急于要建立更密切的关系，订这个条约的头一个条件就是给他援助以压服叛党。我以为这乃是暂时还不能接受的要求，也全然和政府所规定的政策路线背道而驰。就说给皇帝援助罢，那也必须是很大规模的援助，而如果叛党的势力广泛而辽远地扩张起来，人民大众又普遍地愿意拥戴他们为统治者，这种大规模的援助也是没有效果的，同时我们也不能达到目的。花了大量的金钱，毫无目标，只不过面对叛党，把我们自己送上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而已。[52]

的确，侵略者当时的地位已经是非常尴尬的了，克里米亚战争拖住了自己的全部武力，自己没有本领来扶起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没有本领来镇压发展迅速、深得民心的革命运动，所以文翰最后的结论是：“我们所可作为者，也只限于注意局势的发展。多等一些时候，如果不是唯一的政策，也是最聪敏的政策。”[53]

当然，外国侵略者并不是改变了对太平天国的仇视态度，也不是永远放弃干涉革命的政策，他们只是等待一个有利的时机。他们时刻没有停止对太平天国的恶意攻击，文翰从天京回上海后称太平天国“显得是一个比一向所想象的还要可怕的团体”[54]。美国专使麦克莲从天京回来，诬蔑太平天国“几乎完全由内地的无知识的、没有思想的群众所组成……他们的来源是内地的强盗群……他们是不值得文明世界之重视的”[55]。美国专使的随员在“华北先驱周报”撰文诽谤太平军说：“这些统治天下的自尊自大是跟想同外国通商的宗旨不符的。这是无知与骄傲的结果。其为订立条约的障碍可以断言，是故各条约国应速行纠正这一点。”[56]

由此可见，只要时机到来，外国的干涉必然会发生。果然，在上海小刀会起义期间，侵略军就开始了行动，特别在克里米亚战争结束、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而迫使清朝政府屈服之后，外国侵略者便对革命进行了大规模的干涉活动。

注释

[1]《李秀成自述》。

[2]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三。

[3]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三。

[4][5]列宁：《社会民主党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28页，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

[6]转引自列宁：《马克思论美国“土地平分运动”》，见《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1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7]恩格斯：《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卷，121～122页，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5。

[8]《毛泽东选集》，第1卷，93页。

[9]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〇。

[10]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31页。

[11]汪士铎：《乙丙日记》，咸丰三年十一月条。

[12]《徽郡御寇案牍》。

[13]缪荃荪辑：《续碑传集》，卷九七，《郑献甫传》。

[14]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〇。

[15]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七。

[16]涤浮道人：《金陵杂记》。

[17]《华北先驱周报》，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

[18]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四。

[19]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

[20][21]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〇。

[22][24][25][28]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三。

[23][26]同上书，卷一〇。

[27]同上书，卷五。

[29]戈登：《苏州杀降的经过》，见《太平天国史料译丛》。

[30]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七，韦昌辉、石达开告示。

[31]同上书，卷三。

[32]吴士礼：《太平天国天京观察记》。

[33]1853年3月28日文翰致罗塞尔报告书，转引自曹墅居译：《英国政府蓝皮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本段史料很多据此转引。

[34]转引自严中平：《太平天国初期英国的对华政策》，载《新建设》，1952年9月号。本段史料很多据此转引。

[35]美国众院档案第一二三号，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1卷，114页。

[36]1853年3月28日文翰致罗塞尔报告书。

[37]1853年3月25日麦多士致阿尔考领事报告书。

[38]1853年蓝皮书《中国的内战》。

[39]1853年4月22日文翰致克拉兰登伯爵书。

[40]1853年5月11日文翰致克拉兰登伯爵书。

[41]1853年4月28日文翰致革命军首领书。

[42]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

[43][44]革命军首领致文翰书。

[45]麦多士与革命军领袖叙话记实。

[46]涤浮道人：《金陵杂记》。

[47]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八。

[48]麦多士与革命军领袖叙话记实。

[49]《太平天国时代英国商人的鸦片贸易》，见《太平天国史料译丛》。

[50]杨文定函，见北京大学编：《太平天国史料》。

[51]《向荣奏稿》，卷二，《夷人火轮驶过镇江并未炮击贼匪意殊叵测片》，附杨文定借英轮船助攻照会。

[52]1853年8月4日文翰致克拉兰登书。

[53]1853年8月4日文翰致克拉兰登书。

[54]转引自严中平：《太平天国初期英国的对华政策》。

[55]美国参议院档案，1858—1859，51页。

[56]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卷一三。

第三节　清王朝为反对革命所采取的几项措施

一、筹措军饷

自从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以来，清朝政府除了调兵遣将的军事措施以外，几乎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筹集军饷上面。这笔军饷的开支是十分浩大的，在最初每年开支的军饷为1 000万两[1]，以后由于战事的扩大，军费开支逐年在增加。即以咸丰六年（1856年）苏、皖、赣、鄂四省兵营所需饷额而言，其中江南大营月饷40万两、江北大营月饷10余万两、福济的皖北军营月饷18万两、曾国藩的江西军营月饷20万两、胡林翼的湖北军营月饷20余万两。仅这五处的开支，每年就需要一千三四百万两的经费。清朝政府在“太平无事”的年景，常年收入才只三四千万两，这时候，举国烽火，因此“部库益形支绌，而各省应征地丁漕粮盐关各项，亦多不能征解足额，其被兵省份，更属竭蹶不遑”[2]，“被兵省份既已无可催征，而素称完善之区，如江苏则已请缓征，山东则早请留用，山陕浙江皆办防堵，是地丁所入万难足额矣。扬州久被贼占、汉口疮痍未复，淮南全纲不可收拾，是盐课所入去其大桩矣。芜湖、九江、江宁、凤阳先后被扰，夔关、苏关商贩亦多裹足，甚至崇文门亦尽收尽解，是关税收入仅存虚名矣”[3]。拿清朝户部的库存来说，乾隆末年（18世纪末）户部存银有六七千万两，嘉庆中期（1814年）减至一千二三百万两，道光三十年（1850年）又减至800万两，以后革命兴起，战费激增，至咸丰三年（1853年）六月库存银仅余22﹒7万两。从以上的情况，可见军饷问题的确是摆在清朝政府眼前的最为紧迫、最为棘手的问题。

军事力量的斗争，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财政力量的斗争，清朝军队能不能维持士气、扑灭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财政问题能否得到解决。事实上，清朝军队由于长期欠饷而哗变溃散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即以上述五处军营在咸丰五、六年间向清廷索取兵饷的报告来看，其缺饷情形是十分严重的。如曾国藩军营“水陆弁勇，有月余未给饷者，有两三月未给饷者”，胡林翼军营“官兵欠饷五六月不等，军中仅以糜粥度日，情形实甚窘迫”，江南大营“兵饷欠至四月有余，兵丁时有鼓噪，情形急迫”，皖北兵营“旱荒米贵，无款可筹，致各营兵勇索饷滋闹，势甚危急”，江北大营“粮台告匮，众兵待哺嗷嗷”[4]。清王朝招募了大批兵勇去镇压人民革命运动，为了维持这笔浩大的军费，又必须向人民群众加紧搜刮，结果人民群众又更深一步地陷入饥寒交迫的境地，不得不起来进行反抗斗争。就是这样，从人民的起义到清朝军队的扩大、军费的增加、搜刮的加紧、人民的破产，最后又复归到人民起义的进一步发展，清王朝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就深深地陷在这个恶性循环之中。

那么，清王朝究竟采取了什么措施来摆脱这个财政上的危机呢？

在原有的税收方面，几乎是没有办法可想的。因为各地的地丁、漕粮、盐课均有定额，而从嘉、道以来，在这方面的附加税已经增加得很多（名为火耗，意即折兑银两时之损失补偿）。咸丰时代虽然还尽量在这方面进行搜刮，实行地赋之按粮津贴、预借地丁、漕粮之漕折、盐课之增税等等，可是征收率早已达到了饱和点，而且大片富庶地区已被革命势力所控制，因此无论怎样穷凶极恶，要想搜刮到原来的税收总数也是不可能的。

另一个财政来源是各海关的关税。由于鸦片战争后对外贸易的发展，关税收入已较战前增加，清朝政府仰仗关税收入也的确稍稍补缀了各地的军饷。例如后来李鸿章淮军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这笔收入，但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前期，所开口岸还不多、贸易数量还不大，因此关税收入亦甚有限。要靠这笔收入来豢养全军，还是类于杯水车薪的，只有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关税收入在整个财政中才越来越占着重要的地位。

第三个财政来源是“捐纳”和“捐输”，这种办法是清王朝行之已久的传统的生财之道。所谓“捐纳”就是出卖官职，所谓“捐输”就是硬向老百姓勒索苛派（有时以增广学额、增广乡试中额作为引诱）。正因为这是一种传统的老办法，所以实行起来也不很灵验，因为有钱捐官的老早就已经捐了官做[5]，没有钱捐官的到现在还是拿不出钱来，所以捐纳的油水也是不大的。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时，清廷曾开川楚捐例，每年可得1 000万两，道光年间，每开大捐，亦有千万之谱，可是咸丰三年户部捐纳银数只有67万两，其为无济于事可知。

至于“捐输”的收入，虽然较多一些，咸丰二年共捐得银550万两，但这种捐输名义上是自愿的捐助，实际上是挨户勒派，其政治影响十分恶劣，偶然勒派一次，多少还可以榨出些油水，年年来一次勒派，那正是“罗掘俱穷，民不堪命”，所以郭嵩焘说：“捐输可以救一时之急，而不可为经久之规”[6]，军饷当然也不可能以此作为主要的经常的来源。

除了以上的一些搜刮办法之外，清朝政府竭力开辟新的财源，这就是征收厘金和滥发钱钞的办法。这两种措施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兹分别叙述如下。

二、创办厘金

厘金是一种商业税。在创立厘金制度之前，封建王朝的内地商业税中已有牙帖税、落地税、牲畜税等名目，但这种内地商业税在整个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极小，这种情况是和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不足相适应的。

到1853年，江北大营帮办军务大臣雷以采纳其幕客钱江的建议，首先举办厘捐。雷以的奏报说：

因里下河百产之区，米多价贱，曾饬委员于附近扬州城之仙女庙、邵伯、宜陵张网沟各镇，略仿前总督林则徐一文愿之法，劝谕米行，捐厘助饷，每米一石捐钱五十文，计一升仅捐半文……计自去年九月至今，只此数镇，米行几捐至二万贯。臣因此法商民两便，且细水长流，源远不竭，于军需实有裨益，是以现在复将此法推之里下河各州县米行，并各大行铺户，一律照捐，大约每百分仅一分。[7]

按照雷以的办法，厘捐分成两种：一种是行厘（又称活厘），是通过税，抽之于行商；一种是坐厘（又称板厘），是交易税，抽之于坐商。其税率本为从价征收，值百抽一，但后来因抽厘的货物品类繁多，折价很麻烦，因此有一部分货物改为从量征收。

自从雷以在苏北创设厘金制度后，清廷即下令在各地推广。1855年，骆秉章、曾国藩、胡林翼在湖南、江西、湖北举办厘金，以后各省先后仿照办理，至50年代之末，厘金制度几乎已普及全国。

厘金制度推行后，清朝政府正好像在茫茫的大海中捞到了一块救生木板，因而勉强渡过财政难关，得以苟延残喘。厘金制度推广的初期，究竟全部收入有多少，因缺乏统计资料，难于确定。据说在60年代之初“苏境厘金，日以减色……现在散旺牵算，每月不过二十万两左右”[8]，每月20万两，每年就有240万两，这还是在“日以减色”之后的数目。湖南厘金初办时据说每年有140万两，湖北仅川盐外运的厘金一项即有100万两（王闿运语）。其他平常省份，每年多则抽厘数十万两，少则数万两。据罗玉东估计，在60年代全国厘金收数每年当在1 500万两左右。这笔大宗财源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所以王闿运说：“湘军起贫苦，同饥饿，转战五千里，饷皆自厘金给之，虽复频奏征饷四川、广东，率为其督抚所持，所望十不偿一二。”[9]

清朝政府在太平天国革命期间的财政困难、军需亟急，这是厘金制度实行的发轫点。但是以往有些历史学家在解释厘金制度产生的原因时仅仅着眼于这一点，把这种税收制度的产生简单地归结为清王朝的军事与财政目的，显然，这种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认为，厘金是一种特殊的商业税收政策，它的产生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国内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因而有相当数量的商品在市场上流通，才能够产生这种商业税。即拿雷以初办厘捐的情形来说，他在仙女庙一带向米行抽厘，每米一石捐钱50文，半年的时间内捐得钱2万贯（即2 000万文），以此核算该地在半年之内成交了40万石的粮米交易，可见仙女庙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大的粮食市场。假使没有这样一个粮食市场，那么2万贯钱是捞不到手的，厘金政策也就失去了物质的依据。因此厘金制度的产生应该首先着眼于社会经济条件。假使单单从清王朝紧迫的军事和财政需要来着眼，那么在封建王朝两千多年的历史上经常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也经常有军事和财政的紧迫需要，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没有产生厘金制度呢？甚至在太平天国革命以前的40年，当时有白莲教的大起义，军事和财政需要几乎也是同样地紧迫，为什么也没有产生厘金制度呢？可见离开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厘金制度的产生。

但是仅仅从这一方面来解释厘金制度产生的原因，仍然是不够的，因为厘金制度一方面固然反映了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它又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尚不充分，反映了新的经济因素和新的社会力量还没有成长起来，还没有力量去大力冲击腐朽的封建主义的外壳，因而产生了这种特殊的厘金制度。这种制度是封建上层建筑对工商业的公开掠夺和肆无忌惮的压榨，这种税收政策与资本主义国家中一般的工商业税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商业税虽然取之于工商界，但是用这笔税收来进行活动的国家政权，其根本任务是要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厘金制度就不是这样，它是封建势力对新兴工商业的无偿勒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一种特殊的税收政策，只有在封建势力和新兴的社会势力之间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只有在封建统治者掌握着绝对的统治权力的时候，这种税收政策才能够产生并存在下去。郭嵩焘论述湖南厘金兴旺的原因时说：“民情之各私其财、各专其利，自古为然。但闻筹饷之说而已多阻难，一闻停撤之言而更加附会。湖南所以能尽其力者，专恃地方绅士，主持正论者为多，商贾百姓，不敢有所异同。”[10]在这里所说的“商贾百姓”可以看做代表新的经济因素的社会势力，正是由于他们当时还处在十分幼稚、十分微弱的阶段，所以对于“绅士”们横加在自己头上的无偿的勒索“不敢有所异同”。

由此可见，厘金制度的产生一方面是反映了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够充分，反映了新的经济因素和社会势力的尚未发展成熟。也就是说，这种税收政策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产物。

厘金制度从1853年（咸丰三年）创立以后，到1930年才正式废止，一共存在78年之久。这种吸血制度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妨碍极大。厘金通行之初名义上的税率是值百抽一，实际上绝不止于此，而且任何零星的物件都要抽捐，厘卡又密密麻麻，三步一卡，五步一关。1863年上谕称：“里下河一带，南北粮台，设立捐卡，大小约有百余处，有一处而设数卡者，有一卡而分数局者”[11]。1868年据郭柏荫奏：湖北省“现在酌留局卡八十六处，拟裁分卡分局五十四处”[12]，照这样看从前湖北一省竟有厘卡140处之多，这正是敲骨吸髓的剥削！

所以厘金制度创立不久，就有许多人抨击这种制度。如1855年罗惇衍称：

弁兵以盘拿奸细为辞，多方阻滞，官吏绅董以稽查偷漏为说，刻意刁难。概树捐厘助饷之旗，得遂假公济私之计，巧立名色，暗逞侵欺。商船初到，挨次停泊，索挂号钱；兵役上船，验视货物，索查舱钱；稽查已毕，盖戳放行，索灰印钱。稍不遂意，即以不服盘查，借辞穷究，委员任意威吓，则视商贩之肥瘠而鱼肉之。[13]

1857年尹耕云说：

抽厘之弊，尤不忍言。一石之粮，一担之薪，入市则卖户抽几文、买户抽几文。其船装而车运者，五里一卡，十里一局，层层剥削，亏折已多，商民焉得不裹足！百物焉得不涌贵乎！[14]

厘金制度弊端百出，就连清王朝也不讳言。1862年户部的报告中说：

近闻各省厘局，但有抽厘之名，实则抽分抽钱，有加无已。凡水陆通衢，以及乡村小径，皆设立奉宪抽厘旗号，所有行商坐贾，于发货之地抽之，卖货之地又抽之，以货易钱之时、以钱换银之时又抽之。资本微末之店铺、肩挑步担之生涯，或行人之携带盘川、女眷之随身包裹，无不留难搜刮，其弊不可胜言……一捐局设就，地方官绅，百计谋干，曰某货可抽厘若干，某铺可抽厘若干，多立名目，济其营私，利之所存，网罗殆尽。甚至茶房饼铺，各有例规，暮夜追呼，急于正课。豪奴猾吏，朋比为奸，劣官恶衿，朘削靡己。[15]

以上这些例证，已经足够让我们认识到厘金制度的滔天流毒。

三、滥发钱币

清朝政府另一条生财之道就是鼓铸大钱和滥发纸币，这种措施不言而喻，必然会引起通货膨胀和币值贬落，结果使人民群众大受其累。由于咸丰朝采用这种卑鄙的掠夺政策，其恶果影响极为深远，一直到20世纪，中国的币制还陷在极端紊乱中。

中国从明王朝以来，用银逐渐普遍，随着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银两正在逐步取得本位货币的资格，政府的巨额收支都用银两计算，市场上也以银两作为计算物价的标准，清初并确定以“纹银”为“标准银”，作为全国通行的计值单位。而制钱则在逐渐下降为辅助货币，在大额支付中，制钱是不能适用的，银与钱也有了法定的比价，此外在市场上流行着银号钱庄的会票、钱票。这一切都说明中国的币制正开始处在一个向近代化货币发展的阶段上，货币制度方面的这个发展归根到底是适应于经济生活的需要的。

但是，也正像整个社会经济一样，货币制度方面还存在着严重的封建落后的性质。例如银两还没有摆脱以金属重量来计算价值的阶段，银与钱之间的主辅关系并无法律规定，银钱的实际比价常常发生波动，货币形式、名称、种类、平砝、成色极不统一，带有极其浓厚的封建地域色彩。[16]

以上货币制度的状况，是当时社会经济条件的一个具体反映，可以肯定地说，假使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中国的货币制度也将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健全、统一，走上货币近代化的道路。但是资本主义的入侵，首先使货币制度发生了剧烈的震动，中国的旧货币开始遭到三个灾难性的侵袭，以后银两制度一蹶不振，逐渐没落下去，这对近代经济的发展有极为不良的影响。

那么，中国的旧货币遭到了哪三个灾难性的侵袭呢？

第一，由于鸦片输入而引起的白银外流，使银钱比价发生剧烈的波动。这一点我们已在前面讲到过。

第二，随着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外国银元大批输入到中国，外国银元的铸造较中国银两为优，且计算简单划一，故沿海一带流行甚广，几乎把银两驱逐出了市场。外国银元是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它在给侵略者推销商品、收购原料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它的流行使中国的币制更加混乱，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市场上原以银两和制钱计值，由于其种类繁多，本来已够复杂的了，再加上资本主义各国的各种银元参加进来，于是银两与制钱的比价、银元与银两的比价、银元与制钱的比价，真是弄得头绪纷繁、莫可爬梳了。

第三，清朝政府又卑鄙地利用已经十分复杂的币制作为搜刮军饷的手段，使币制之乱更是“如水益深”。1853年，清廷为筹措军需开始鼓铸大钱，颁发官票、宝钞。大钱有当千、当五百、当百、当五十、当十、当五等多种，并有铜大钱、铁大钱之分。官票、宝钞则是仿照当时钱铺所发的会票、钱票，官票以银两为单位，宝钞以制钱为单位。很明显，币制的这个改变，对清王朝来说是大有油水可捞的，如原来的1 000个制钱，含铜60两，把它收回来改铸当千大钱，可铸30个（按：当千大钱规定每个含铜二两），一转手之间，就可以利市30倍。清王朝找到了一个大发横财的窍门。

但是清朝政府这种措施，犹如掉在水里抓到了一根稻草一样，并不能纾解它的财政危机。因为在铸大钱、发纸币的时候，既没有考虑到市场需要的数量，更没有考虑到必要的储备金，只是一味地滥制滥发。因此发行不到一年就“滞积不行”，清王朝三令五申，要按成搭放，但滞积情况依然如故。不久，当千、当五百、当百、当五十等大钱和以银两为计值单位的官票都销声匿迹了。因为这一类货币的币面价值太高，或者是和实际币值（含金属的量）相差太悬殊，或者是不能兑现的废纸，大家都不肯接受使用。只有当十、当五大钱和以制钱为计值单位的宝钞总算尚勉强通行下来，但即使是这种币面价值较小的货币，在流通后也是流弊百出。大体说来，其流弊有以下几点：

（1）私铸。私铸大钱，有利可图，因此各地有势力的恶霸土棍，纷纷开炉，趋之若鹜。如“通州河西务一带，奸民聚众私铸，竟敢于白昼闹市之中，公然设炉铸造，地方官畏其人众，不敢查问”[17]。私铸的大钱，质量更加低劣，这就不能不进一步动摇了大钱的信用。

（2）贬值。由于清廷大量鼓铸大钱和发行官票、宝钞，使得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如“直隶市肆，前曾出示行使大钱二成，今春复推广行使三成，小民谨奉公令，原属行使，其实市中买卖，价值百文之物，因行使大钱二成，即索价百二十文，今行使大钱三成，即索价加三成”[18]。从这个例子来看，大钱的币值下降为零。宝钞贬值也很严重，1861年北京“票钱一吊仅得铜制钱五十二文”[19]，币值跌落到5﹒2%。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却趁机渔利，趁着宝钞价值跌落时，“欧美商人乃贱价购之，以五成纳海关税，悉照原票价目计算，官吏无以难也”[20]。

（3）壅塞。由于钱币的私铸、贬值，所以大家都不愿使用大钱、宝钞。朝廷虽然命令征收赋税时按成搭收，但实际上，地方官阳奉阴违，有的是拒收大钱、宝钞，有的根本不宣布按成搭收的办法。另一方面官吏们却暗中用低价购买了大钱、宝钞，去换取藩库中的制钱、银两，从中取利。如“河南省州县于征收钱粮时，专收银钱，不收票钞，解司之时则收买票钞，按五成搭解”[21]。1855年，江北大营首先提出不要用大钱发兵饷，理由是兵勇“零用不便行使大钱”。这样一来，大钱失去了大宗去路，市面上就更形壅塞。

以上是清朝政府为筹措军饷而加紧搜刮的一些措施。在这些措施中，尤以创设厘金、滥发钱币两事对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危害为最大。

注释

[1]《东华录》咸丰三年六月上谕称：“国家经费有常，自道光二十年以后，即已日形短绌，近复军兴三载，糜饷已至二千九百六十三万余两。”

[2]咸丰四年上谕，转引自《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六九，《国用》。

[3]咸丰三年六月十六日朱批户部大臣祁寯藻奏。

[4]以上皆转引自何良栋编：《十一朝东华录分类辑要》，卷一八。

[5]道光初年“捐班之道府州县，已居天下之半”。

[6]《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五六，郭嵩焘：《详陈厘捐源流利弊疏》。

[7]《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三七，雷以：《请推广厘捐助饷疏》。此折为咸丰四年三月所奏。

[8]《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四九，《征榷》。

[9]王闿运：《湘军志》，筹饷篇。

[10]《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五六，郭嵩焘：《详陈厘捐源流利弊疏》。

[11][12]《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四九，《征榷》。

[13]《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五六，罗惇衍：《请严禁捐厘苛索疏》。

[14]尹耕云：《心白日斋集》，卷二，《请查捐输积弊停止抽厘疏》。

[15]《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五六，《户部遵议整顿厘捐章程疏》。

[16]如银两的形式有元宝、锞子、碎银等，名称和成色各地不同，有百余种；平砝大体上有库平、漕平、关平、市平等；钱的种类因私铸之风甚盛，种类繁多，不可究诘。这种混乱情况给货币的流通造成很大的困难。

[17]《东华录》，咸丰四年七月。

[18]《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五九，吴廷栋：《陛见恭记》。

[19]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辛集上。

[20]罗振玉：《四朝钞币考释》。

[21]《东华录》，咸丰五年九月。

第四节　1853年到1856年的战局

一、太平军东战场的战局

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占领南京以后，军事攻势并没有停顿下来。3月31日罗大纲、吴如孝等率军占领镇江，4月1日李开芳、林凤翔、曾立昌率军占领扬州。太平军正在乘胜东进的时候，清方的钦差大臣向荣率军三万余从上游追踪而至，扎营于天京东南钟山至七桥瓮一线，称为江南大营，并分遣提督邓绍良驻营镇江城外，接着另一钦差大臣琦善也进驻扬州城外，称为江北大营。江南大营的任务是攻打天京、镇江，保护清朝粮赋所出的苏常杭湖地区，截断太平军的东进道路；江北大营的任务是攻打扬州，屏蔽苏北皖北，截断太平军的北上道路。这两个大营是当时清王朝与太平军对抗的主力。

太平军鉴于清军主力集中东线，于是就利用清方攻复天京和屏蔽东南的迫切心理，在东线收缩兵力，坚守天京和镇江、扬州三城，以牵制清军主力。另外于5月间分遣李开芳、林凤翔、吉文元率两万人北伐，赖汉英、曾天养率两万人西征。太平军在东线的守势依靠着两个优越的条件：第一是掌握着长江水面的绝对优势，清军虽然阻塞了天京、镇江和扬州三城之间的陆路交通，但太平军在长江上往来自如，不仅三城之间可以相互救援，而且可和上游的西征军相互策应，采取守势的太平军毫无兵单粮竭的顾虑；第二是天京、镇江、扬州，城大墙坚，很难进攻，就像向荣所说：“攻城之法，城小可以合围，城大只宜声东击西，乘其不备。至于低有地道，高有云梯，或束藁以填壕沟，或囊沙以作阶级，此其大较也。今则九十六里之城，合围既力有不逮，其余各法，自五月以来，先后屡用，虽有小获，终未能破城大创。”[1]

清军面对着守城太平军这两个优越条件，简直是束手无策。而更主要的是清军本身有几个难以克服的困难：

第一是军纪腐败，士气不振，特别是江北大营，更是丑声四布。倪在田称江北大营“皆文吏，无将策，日夕招募，厚食以致之（勇一人月食逾五金有奇），乃皆枭、教、痞、丐、盗、贼、无赖，不足用（彼且曰：‘吾辈月饷几六金，层递剥吸，月得才二百余钱，乌能死战乎？’）……官军衄后，惟轰大炮，按操期，捕间谍，应故事”，“军士屯壁者再岁矣，嗜鸦片，饰边幅，战气益失，而勇丁猥集，横杀私斗，错不可问”[2]。江南大营的名声也不见得好多少，像马寿龄《金陵城外新乐府三十首》，完全是讽刺江南大营的，其中所举大营兵将们的行为，栽花、种树、叠石、养鸟、蓄犬、抽鸦片、玩古董、看春宫、狎娈童、做买卖、聚赌、抢劫、烧房、佞佛作斋、抢粮、械斗，竟是无所不为。其中吸鸦片一首是“小兵草草灯一盏，对眠吐纳语声软；大帅岩岩灯两碗，左左右右免展转。吸烟未了又熬烟，烟鬼满营烟满天，翻羡贼人法令严，手乍持枪头已悬”[3]。这种纪律腐败的军队当然不可能打败太平军。

第二个困难是粮饷的供应不足，因为太平天国发展规模极广大，被太平天国占领的地区，清朝是无法收税的，而且清朝处处设防，时时增兵，军需本已浩大，加上将领的克扣，尽管清朝铸大钱、抽厘金、开捐输，拼命搜刮，也填塞不了这个无底洞。试看向荣的奏折，1853年秋说：“维时已交十月，各营官兵纷纷请饷……当此攻剿吃紧之际，又届冬令严寒，该兵勇等食薄衣单，断难枵腹从事，臣等焦灼万状，实无筹办之法”[4]；1853年底奏：“兵丁有一百余人……辄到臣营盘请领口粮银两，并以食物昂贵，备诉饥寒情状……并闻尚有兵丁在粮台索领，臣等恐其滋闹生事，当饬粮台将所存饷银，尽数提至大营合凑支放，将十月上半月兵勇口粮发给，其各营官弁盐粮，仍行停止”[5]；1854年秋称：“刻下事机紧急，兵饷已两月未放，又无款可支，万一贼复窜突，安能使枵腹兵勇，戮力戎行”[6]。情况简直像是在天天过年关，加上将领们贪污克饷、分配不均，哗饷兵变的事经常发生，所以马寿龄的“抢粮台”诗说：“异乡瘠、同乡肥，粮饷不发难忍饥。轮囷白镪束高阁，戟手入夺缠腰归。红巾众虏不独食，作贼犹解无偏私。淑人君子正四国，可曾读过’鸠诗。”

第三个困难是由于江南大营的战略任务是既要攻打天京，又要保障苏、常，这样就产生了合兵和分兵的矛盾。为了攻打天京，就要求集中兵力于天京城下，但当太平军分兵四出，威胁苏、常，江南大营也就不得不分兵去堵御，太平军往往作一个佯攻姿态，就要累得清军奔走几百里。

太平军就是利用这种条件，以少数兵力坚守三城，牵制了清方十万兵力。清朝看到自己主力部队被拖住的情况，当然也万分焦急，咸丰帝一再催促，甚至对向荣说：“若能迅克金陵，则汝功最大，前罪都无，若仍吃紧时巧为尝试，则汝之罪难宽，朕必杀汝，懔之。”[7]当向荣要求江北兵会攻天京，咸丰回答他：“一派铺张，并非真能得手。汝自广西追贼至江南，徒费多兵，未见有寸尺之功，尚何面目拨江北之兵，断不准行。汝必要江北兵，可将汝首送来。”[8]可怜向荣碰尽了这个青年暴君的大钉子，还是无法攻破天京。特别是1853年秋后上海小刀会起义，北战场和西战场的形势紧张，南北两大营的军队陆续调往上海、庐州、江西、河北、徐州、芜湖、东坝，兵力更少。镇江邓绍良又打了个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混在天京内做内应奸细的张继庚也被太平军查获杀死，攻破天京的指望更渺茫了。太平军却趁机更收缩兵力，主动放弃扬州，改守与镇江隔江对峙的瓜洲，而把从扬州撤出的军队作为北伐援军，支援在北战场受挫的李开芳等。

一直到1854年夏，向荣把唯一希望指靠在广东红单船上，这是向荣在1853年奏调的船只，经过一年多才磨磨蹭蹭地调进长江。这种船只据说“大者可安炮三十余位，小者亦可安炮二十位，左右船头，三面轮放，周流不息”[9]。红单船虽然使太平军水上交通受到一些威胁，但并不能真正解除向荣的窘境，因为红单船一共只调来50艘，船身笨重，驾驶不灵，太平天国则拥有一万条小船，统率红单船的总兵吴全美“每次禀报，总以两梁山贼船过多为虑”。向荣命令他上驶太平，以断太平军粮道，吴全美“亦不禀请示遵，遽即带船折回浦口，经臣专弁严行檄斥，始以待解粮饷子药为词，继又以帆缆霉脆，应须更换，为推延之计”[10]。所以，一直到1855年，太平军坚守天京、镇江、瓜洲，仍然是屹立不摇。

1855年，天京的形势才开始有些紧张起来。因为一方面上海小刀会起义被镇压，江苏巡抚吉尔杭阿的大军从上海抽调到镇江；另一方面，曾国藩的水师出境作战，在1854年底的田家镇一役，太平军水师损失大半，水上的优势开始易手。太平军屡次欲从太平、高淳出东坝，援救镇江，兼向苏常挺进，均被清军击退。这时镇江、瓜洲太平军所受压力最大，有合围被歼的危险，天京以南的雨花台要塞亦失守，太平、芜湖处在剧烈的争夺中，镇江、瓜洲、天京的水陆交通都已断绝。1856年2月太平军调动了西战场的军队，由燕王秦日纲率领冬官丞相陈玉成、地官副丞相李秀成、春官丞相涂镇兴、夏官副丞相陈仕章、夏官又正丞相周胜坤等出天京，东援镇江，清军吉尔杭阿和提督余万清、张国梁于龙潭、下蜀、高资间连营三十里，激战十余日。一身是胆的青年将领陈玉成坐小舟舍死冲破层层阻拦的清军炮船，进入被困的镇江城内。4月1日陈玉成又与镇江的吴如孝军合力冲出镇江城，东西夹击，冲破清军的阻挡而与李秀成等会师，立即由镇江渡江，4月3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攻围困瓜洲的江北大营。首先是驻在运河以西的“诸屯毕溃，炮械旗帐遗脱万计，托明阿夜以数十骑走（按：钦差大臣琦善已于1854年死，托明阿继其任）”[11]。接着，太平军又“攻河以东垒，金绶（指江北大营帮办大臣陈金绶）大溃，走沙头。以（指江北大营帮办大臣雷以）渡霍家河走杭家集仙女庙，所部勇卒列伍肩枪走殆尽”[12]。江北大营一败涂地，太平军乘胜再克扬州，连下仪征、江浦，进逼六合。向荣急忙派遣张国梁渡江援救六合。太平军于5月底仍折回瓜洲，渡江扑攻吉尔杭阿大营，大战于高资，张国梁回救不及，吉尔杭阿被困自杀，清军营“七八十座，军中无主自乱，不战自走”[13]，太平军得胜返京。

当太平军攻破江北大营之际，主持西线军事的翼王石达开已得知东线的紧张形势，率三万人回援天京，5月初军锋直指皖南，6月初进克大胜关、秣陵关、溧水等地，江南大营处于被包围形势中。6 月17日，秦日纲、陈玉成、李秀成等会合石达开、张遂谋、曾锦谦攻打紫金山、七桥瓮的江南大营，激战四昼夜，江南大营溃败，向荣退驻丹阳，又气又急，一命呜呼，由和春继任钦差大臣。太平军本来可以乘胜击溃江南大营的残余部队，可惜由于武昌军事形势紧张，石达开赴援武昌，加以内部矛盾尖锐化，韦昌辉等密谋刺杀杨秀清，因此没有能利用胜利形势，进占苏、常，而让江南大营有了死灰复燃的机会。

二、上海和福建的小刀会起义

应该指出：太平军的斗争不是孤立无援的，当它定都南京以后，从四面八方掀起了许多人民起义，这些人民起义显然是受太平军的影响和鼓舞而发动起来的，而当这些人民起义发动起来以后，它们又从各个方面配合和支持着太平军的革命斗争。

离太平军东战场不远的上海就发生了坚持18个月之久的小刀会起义。

上海自从开辟为通商口岸以后，19世纪50年代初，已经成为商务发达、人口众多的城市，居民之中除上海的土著之外，以广东、福建、宁波人为最多。据说当时“粤人之旅居上海者有八万、闽人五万”[14]，这些人大多是“居无恒产”的手工业工人、水手，或是“出无执业”的裁遣兵勇和流氓分子。这些城市中的贫苦人民为了对抗统治阶级的压迫和患难时团结互助，组成了秘密团体，有青巾会、编钱会、鸟党、百龙党、小刀会等，其中以小刀会的势力为最大。

当太平军起义后，清朝命令各地方办理团练，小刀会群众纷纷参加上海团勇，巧妙地利用了团练的形式来取得合法活动的机会，扩大自己的势力。1853年9月初，以周立春为首的青浦人民，在抗粮号召下攻克了嘉定，小刀会和周立春取得联系后，随即于9月8日孔子诞辰举行祀典的时候发动起义，杀死上海知县袁祖德，捉获上海道台吴健彰（后来吴在两个美国流氓的保护下逃入租界）。没有几天，小刀会分军四出，攻克宝山、南汇、川沙、青浦等地，参加的群众将近两万人。

小刀会起义军保持着良好的纪律，起义发动之后，“驰按街市，使各安业，禁抢夺及奸淫”[15]，“中下户一无缠绕，城门出进无难”[16]，除杀死一个知县以外，只杀了一个守北门的人，其他一无所伤。其领袖刘丽川以“大明国统理正教招讨大元帅”的名义发布安民告示，并向太平天国报告起义经过，请求“早命差官莅任”[17]。

小刀会起义之后，清朝就令江苏巡抚许乃钊率领从江南大营调拨来的军队向小刀会进攻。9月底，宝山、南汇、川沙、青浦、嘉定相继被清军夺占，小刀会被困于上海一城。

小刀会在上海外围的战斗虽然失利，但在保卫上海城的战斗中表现了坚韧不拔的英勇精神。10月初，清军大举扑攻上海城，被小刀会击退，清军的攻势从此受挫；又派奸细入城诱降，小刀会杀死奸细，表示与清朝决不妥协。从1854年2月到5月，清军又重新部署兵力，展开进攻，烧毁附郭民房，挖掘地道轰城，在小刀会的反击下清军仍旧不能取胜。由于战事不利，江苏巡抚许乃钊被撤职，吉尔杭阿接替了他的职务。

小刀会坚守上海城将近一年，危机开始发生了。一方面，小刀会内部发生分化，广东帮和福建帮彼此不和，外国侵略分子晏玛太很早就说：“粤闽两帮人各怀妒心，意见不同，内部将有纠纷发生”[18]。不幸这种纠纷果然发展起来，1854年7月小刀会的福建帮领袖林阿福率部出走，接着参加小刀会起义的一些商人也动摇了，如李少卿、谢应龙、徐紫珊等都投降了清军。

小刀会起义的另一个危机是来自外国侵略者的公开干涉。当小刀会初起时，外国侵略者虚伪地装出“中立”姿态，披着宗教外衣的侵略分子罗孝全欺骗刘丽川：太平军奉基督教为军律，并表示自己“愿意照样施教于其部下之广东人”[19]，这分明是要牵住小刀会的鼻子跟自己走，刘丽川委婉地拒绝了这个要求。当小刀会被困在上海城内，外国侵略者看到干涉的时机已到，便撕毁“中立”面具而露出狰狞的面貌。首先是法国领事爱棠（Eden）荒谬地要求小刀会撤离上海，接着法、英、美三国公使和吉尔杭阿等商妥，在上海城和租界之间，筑造围墙，以切断小刀会的给养。小刀会为自卫计，也在城外开掘一条壕沟。法国方面却说这条壕沟威胁了法租界，“不由分说，立雇工人百名，挑土填平壕沟，并调武装，保护工人做工”[20]，由此双方冲突起来，法国侵略军二百余人竟无理地攀登城墙，攻击小刀会，小刀会毫不示弱地给以还击，“当场有法军十三人阵亡，另有三十余人受伤”[21]。从此法国军队调动了许多军舰大炮配合清军作战，英国、美国也和法国采取一致行动，帮助清朝。

小刀会陷入了困守无援的境地，城中粮食、弹药日见缺少，“罗雀掘鼠及草根，悉无所得，不得已取死骸食之”[22]。这时太平天国的西征、北伐战事也在紧张关头，没有力量来援救上海。1855年2月16日，清军和法国干涉军联合攻破上海城，刘丽川等牺牲，小刀会的残部在潘金珠率领下转战到达天京，参加了太平军，坚持18个月之久的上海小刀会起义结束。

外国侵略者在镇压小刀会起义中充当了刽子手，清朝统治者自然要给以优厚的酬谢。首先是当小刀会起义时，上海的海关被焚，上海道吴健彰逃入租界，企图在黄浦江边照旧设卡收关税，外国侵略分子却想趁火打劫，把上海改为不收进出口税的自由港，禁止清官吏收税。经过长期交涉，清朝政府急于获得税收，以充军费，便不惜引狼入室，允许外国侵略势力参加管理上海的海关。1854年6月，英、美、法三国领事和吴健彰签订关于上海江海关组织的协定，其中最重要的规定是：“引用外邦人才于海关，由关道选择任用，授予权柄，以行使其职权”。从此殖民地式的海关管理制度开始实行，英、美、法各推委员一人主持上海海关税收，后因各委员离职，英国侵略分子李泰国（H﹒N﹒Lay）担任海关税务司，大权归于英国侵略者手中。

外国侵略者除了乘机窃夺上海海关管理权之外，又于1854年7月间非法地公布地皮新章程，在租界内设立自治的市政机关——工部局，严重地侵犯中国的主权，永久占领租界内的土地。这个地皮新章程经过英、法、美三国领事签字后，根本没有和清朝政府商议，就通知上海道照章办理。接着，完全由外国侵略分子组成的工部局董事会成立起来，设立巡捕房，向中国居民征税，租界内中国居民的民、刑诉讼，也全由工部局处理，租界从此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王国”。

除了上海以外，福建也有小刀会的大规模起义，起义时间为1853年5月，比上海约早半年。

福建的会党组织本来就很活跃，其中以同安县黄得美、黄位所领导的小刀会和永春县林俊所领导的红钱会，实力最为强大。1853年，福建大批兵勇外调去对付太平军，内部空虚，小刀会和红钱会趁机而起。5月13日，黄得美、黄位率领两千人占领海澄，击毙漳州兵备道文秀、总兵曹三祝，连克石码、长泰、漳州、厦门、同安、安溪、漳浦、云霄。同时林俊也揭竿而起，攻克德化、永春、大田、尤溪等城市。此外台湾也有会众起义，围攻嘉义。几天之内，使得“山河变色、全闽震动”。

统治阶级手忙脚乱，赶紧动员当地的地主阶级，组织团练武装。一面又从广东调来红单船和潮勇，起用世袭壮烈伯李廷钰（李长庚之子）指挥战事。经过两个多月的部署，清军展开反攻，用水师进攻厦门。起义军声势虽然不小，但是他们内部不能够很好地团结，而且领导者缺乏远见。当时有一个名叫洪甲的人向黄位建议，一是“速采大木，赶造船只，以资水战”；二是太平军“已据有东南诸省，宜亟遣使赉表，遥结声援……乞一旅之劲，由浙温处袭闽”；三是“粮糈之供，毋取乎巷捐户派，倾李林二姓（两个大地主）家资，足经年食矣”[23]。这三个建议不失为当前最急要之策，可惜黄位不听，反而“唾其面逐之”。黄位自己不举不动，给清军腾出了准备反攻的时间，正不啻是坐以待毙。

清军从1853年7月底反攻厦门，起义军奋勇抵抗，激战两个多月，至10月中旬，厦门城内地主阶级开城做内应，厦门失守。黄得美退至龙溪，被团练俘获；黄位退到海上，仍坚持海上斗争五年之久，至1858年被镇压。

当厦门被陷，红钱会领袖林俊仍率领部众在闽南山区与清军相周旋，曾经大败清军总兵吕大升，先后曾占领仙游、德化、安溪等十余个城池。林俊和当地人民群众的联系十分密切，因此他的兵力虽少，但忽东忽西，神出鬼没，弄得清军异常头痛。1855年初，闽浙总督王懿德称：“匪首林俊，叠剿被脱，恨深切齿……分头捕拿数月之久，穷乡僻壤，均无踪迹。”[24]甚至王懿德捏称“林俊实已烧毙”，可是到了年底，林俊的大名又出现了，在南安一带大败清军，王懿德又老着脸皮说：“匪首林俊，仍无实在下落。现饬该管营县，认真购拿。”林俊的活动确是神出鬼没，他所以能够如此，完全是依靠了群众的掩护。

但是林俊的队伍也有弱点，“俊诸将，陈湖最健，每克敌陷阵多得其力，未几以细故与俊党忿争，为所杀。俊大哭如失左右臂，自是势稍衰……俊所部至数万，然其下多起群盗，少远略……由是屡为官军及乡勇所摧挫。所陷城以数十计，然旋得旋失，鲜据之逾周年者”[25]。内部分裂、缺乏政治措施和没有建立根据地，这是林俊起义军没有能进一步发展的原因。

林俊起义军一直坚持到1858年，当时太平天国石达开、杨辅清路过福建，林俊北上与太平军会师，行至光泽，不幸为团练截击，中弹牺牲。

三、太平军的北伐

太平军攻克南京，把江南江北大营的兵力吸引在天京、镇江、扬州，随即分兵北伐和西征。5月初地官正丞相李开芳、天官副丞相林凤翔、春官副丞相吉文元、殿左三指挥朱锡琨、殿右十六指挥黄益芸分起率军北伐。李、林由扬州出发西趋仪征、六合，5月16日克安徽滁州，朱锡琨、黄益芸率部经六合时，碰到六合知县温绍源的顽抗，半夜，太平军军营起火，牺牲极大，朱等人随即率部追及北伐军大队。5月底北伐军克凤阳、临淮关，会合吉文元所率军队。6月初北伐军避开宿州、徐州一带清军集中之地，沿淮河西走，克怀远、蒙城、亳州，入河南境。这一带正是捻军最活跃的地区，太平军依靠捻军的向导和配合，迅速攻取各城，捻军则依靠太平军的声威，积极活动起来，这两种交织起来的力量，使皖北的清军顾东失西，束手无策。

6月中旬太平军进入河南境，击败河南巡抚陆应谷的军队，杀伤清兵3 000人，得火药2万斤，占领归德府。太平军渡河北上的心理非常迫切，想在归德觅取船只渡河，可是船只缺乏，只得顺黄河西走，经睢县、杞县、陈留，6月21日围攻开封。太平军当时有足够的力量夺取开封，因为“省城防兵，通计不过二千余名，乡勇二千余名，城大兵单，万难支持，今日之汴梁，危在旦夕”[26]，但是太平军围攻开封时，“是夜忽大雷雨，风雨交注，太平庄等处十株大木皆拔，贼营火药尽湿，城外壕水深至数丈”[27]，太平军是打流动性的野战的，火药被淋湿，再加被壕水所阻，不能立即打破开封。接着从江北大营派来的江宁将军托明阿、提督善禄、都统西凌阿等率军至开封，周天爵的军队也从安徽蹑踪而至。太平军想在开封渡黄河，又找不到船只，只得折回朱仙镇屯驻二日，补充军实，仍沿黄河西北走，寻觅适当的渡口，接连攻克中牟、巩县、汜水，开始渡河。无奈船少人多，刚刚有一万数千人渡过了黄河，清军托明阿、西凌阿等追袭而至，于是未渡河的约数千人就南走密县、长葛、许昌、临颍、郾城、西平、确山、罗山而入湖北之麻城，和太平天国的西征军相会合。北伐军未能全师北渡，约三分之一的兵力被迫南走，因而削弱了北伐军的战斗力量，而南下的军队人少势寡，沿途遭到清军和团练的截杀，和西征军会合时剩下的人数已经很少了。

北伐大军渡河后，克温县、武陟，进围怀庆，而清朝追兵阻于大河不得渡越，清朝政府十分着急，一面催理藩院尚书恩华说：“贼匪渡河，直隶山陕，随处震动。各路援兵惟该尚书相距最近，著即不分雨夜，飞速前进，即使锅帐未齐，马匹未到，亦须一面飞催，一面启程，万不可片刻耽延，此时贼匪初过黄河，势尚不大，乘此扑灭，当易得手，若有迟延，事势将不可问”[28]；一面任命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总统黄河南北各路清军，救援怀庆，沁河两岸成为主要战场。怀庆地绾燕晋，物产殷实，且多火药兵器，太平军为了补充给养，志在必得。怀庆知府余炳焘凭高临坚，固守待援，太平军屡次挖地道轰塌城墙，但是守军顽抗，未能入城。来援的清军号称“北直劲旅六万”[29]又包围了攻城的太平军，但是这班“劲旅”“不过于距贼二百步外，以枪炮轰击，迨贼炮一发，贼旗一动，遂多不敢前冲”[30]，所以太平军以一万多的兵力，内攻坚城，外御强援，从7月初到9月初，相持两个月，最后太平军粮弹不继，撤围西走，进入太行山内。清廷以怀庆解围，正在庆功颁赏的时候，太平军抄太行山小路，进入山西，连克垣曲、绛县、曲沃、平阳、洪洞，军锋逼近太原。这时太平军躲在山区活动，清军摸不着太平军的行踪，好像瞎子扑人一般，到处乱抓乱摸。山西巡抚哈芬以“调度乖方，畏葸无能”，“于贼情茫无闻知”[31]革职拿问；钦差大臣讷尔经额一直只管保全自己的直隶省，对邻省漠不关心，被免去钦差大臣职；被皇帝誉为“战功屡著，跟踪追剿，行走迅速，独能绕出贼前，杜贼北窜”的内阁学士胜保，被破格提拔为钦差大臣，并御赐神雀刀。其实胜保的伎俩也着实可怜，他顶多只像向荣一样，跟在太平军后面奔跑。《粤匪北犯纪略诗》注中说：“胜帅以兵寡不敢逼贼，常在后十余里安营”，“贼常刊本书胜保免送字”，这正是对于钦差大臣和御赐神雀刀的极大嘲讽。9月下旬，太平军从洪洞东走沁源、屯留、潞城、黎城，经河南之涉县、武安，出太行山区，9月底直趋直隶之军事重镇临洺关。太平军的先头部队已经越过临洺关北进，昏昏然如在梦中的讷尔经额一点也没有发觉，从怀庆慢吞吞地回防直隶，“督凯旋之军万余人、次临洺关……次临洺之日，贼众麇至，官军仓皇失措。车驰卒奔，万余人溃散略尽，讷相以数十人走入广平府城，尽失其关防、令箭、军资、军书等物，幕友吏仆皆星散……讷相奉旨革职拿问，贼焰由此大张”[32]。太平军大获全胜之后，进克沙河、任县、隆平、柏乡、赵州、栾城，北京大为震动。清廷尽可能地把老家底都搬出来，以皇叔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统率驻京的健锐营、火器营、两翼前锋营、八旗护军营、巡捕五营、察哈尔兵、蒙古三盟的马队以及盛京、黑龙江、吉林官兵，严防保定、涿州一带，并且恐怕“北京快要失陷，已诏谕各省巡抚将皇帝的收入送到其老祖宗的封地和现时的行宫所在地热河”[33]，预先做了逃跑的准备。京城里的居民有3万户迁出北京，户口素称繁盛的北城，平日有1万户，这时只剩下8 000户，北京陷在一片兵荒马乱之中。

太平天国北伐军虽然作战勇敢，行动迅捷，可惜人数太少，而且粮食弹药缺乏，没有可能突破和击败云集于保定南线的清军。北伐军在滹沱河边转而向东，乘虚蹈隙，克藁城、晋州、深州、献县、交河、沧州，复循运河北上，10月29日克静海、独流，前锋进抵天津西南数十里之杨柳青。当时胜保的军队跟追未至，僧格林沁的军队尚在固安一带，“津兵先已调赴大营，惟大沽兵数百名”[34]，形势十分紧迫。天津的地主富商们却大卖力气，在天津知县谢子澄的策划下组织起团练4 000人，招募天津市内号称“混混”的流氓无赖，释放狱囚，诱骗白洋淀上以打雁为生的船户，组成一支防守队伍。大盐商张锦雯捐输巨资6 000万文，供应军饷。他们丧心昧良地掘开运河堤岸，使“运河之水大至，环城数里，地洼下，皆成巨浸”[35]，用这种恶毒办法来阻挡北伐军的进攻。北伐军用木筏渡水，也被团练和雁户船打退。这时僧格林沁和胜保的军队赶到，太平军退守静海、独流，扎木垒守御。清军在各方面都居于有利地位，在人数上“各路大兵已有两万余众，逆党仅余数千”[36]；在装备上清军有几千斤的大炮、众多的船只马群、充裕的粮秣弹药，太平军则“贼粮已尽，断不能久持”[37]，再加上缺乏棉衣，“时值冬腊，天严寒，冻毙者尸枕藉”[38]。太平军在这样不利的条件下，坚守静海、独流三个月。1854年2月初，太平军突围西南走，占领河间东面的束城镇，又坚守一个月，3月初又退守阜城，在阜城战斗中吉文元中流矢牺牲，北伐军在最不利的条件下坚守阜城两个月，等待天京派来的援军。

当北伐军在天津受挫的消息传到天京，天京方面就积极抽调兵力，组织援军。当时恰好上海小刀会起义，江南大营分兵赴沪，太平军就主动收缩东线战场，放弃扬州，以扬州撤出的军队为主干（约数千人），派遣夏官正丞相黄生才[39]、夏官又副丞相曾立昌、冬官又副丞相许宗扬、丞相陈仕保等统率这支军队北上。但是这支队伍兵力比较薄弱，太平天国当时又没有更多的部队可资调遣，不得已采取大量扩军的办法，在皖北招集大批捻党、饥民、盐工、溃勇，经过桐城、舒城、六安、蒙城、正阳关，联合皖北捻军领袖张洛行、李三闹等，进入河南之永城，复折入江苏、山东交界，1854年3月10日，在丰工抢渡黄河，入山东境。北伐援军所走过的这一地区，由于连年水灾和兵差支应，“流离转徙，饿殍满路……且凤、颍一带，盐枭、红胡，所在多有，乘此饥岁，使有桀黠者倡之，为乱尤易”[40]，北伐援军又努力扩充队伍，因此进入山东境内，声势大盛。当时山东防军都集中在北部防御李开芳、林凤翔的南撤，所以南部毫无防备。山东巡抚张亮基、提督善禄等从直隶交界撤下来，往南堵截，可是北伐援军的行动很快，十多天内接连攻克丰县、金乡、巨野、郓城、张秋镇、阳谷、莘县、冠县，3月底兵锋已及临清州，就像咸丰上谕所说：这支援军“剽疾异常，渡黄后连陷金乡等处，豕突狼奔，意图北窜，自到山东，所过州县，毫无阻滞，如入无人之境”[41]。

临清州为“漕运咽喉……帆樯络绎，货贿盈街衢……民居市肆，栉比鳞次”，“城中米谷可给年余，仓库暨商民财物以亿万计”[42]，清廷方面集中山东的全部兵力，并调胜保的军队来守卫州城。但是这班军队战斗力差、纪律糟糕，提督善禄的军队“沿路劫掠，营城北，邻村皆被其害”[43]，“胜大臣兵亦由北至，抢劫与善兵同”[44]。当时有人写诗讥刺这些军队说：“兵贼浑难辨，纷纷遍四乡，登门呼酒食，入室劫囊箱”[45]，更有意思的是“胜大臣拨川勇四百，入城防守，每与贼作乡谈，是夜倒戈，人疑贼已登城，仓皇四窜，城遂陷”[46]。北伐援军就这样轻易地攻克了号称有一万多清军守护的临清州。

北伐援军攻克临清以后，应该使整个北伐战场的形势大大改观了，因为不仅北伐援军获得了这个坚固而粮药充足的重要据点，而且由于直隶清军的南下，李开芳、林凤翔所受的压力减轻了，从临清到李、林坚守的直隶阜城，只有200华里，两军的会师已经是计日可待。清朝统治者是尝够了李、林军队的厉害的，而北伐援军的数量这时更大大超过李、林的北伐军，“统计新旧裹胁者共五六万人”[47]。清朝统治者面对这种局势，又惊慌又悲观，用咸丰帝的话来说是“将毙之虎，又添双翼”[48]。一般士大夫则认为北伐援军“锋焰逼人，势难制其北上”[49]。

可惜北伐援军没有能够利用这个有利的形势，因为北伐援军中除几千名受过训练的太平军战士外，其他都是临时招募来的，没有经过整顿训练，组织散漫、纪律松弛。在攻打临清的时候，很多人只是站在旁边观望，所谓“时贼众甚多，攻城者仅十之二”[50]。攻破临清之后，在旁边观望的人却出来大肆抢掠，受过训练的太平军则“在外扎营，不能禁止，遂传令将城中妇女放出”[51]。抢掠得多了，“新裹郓、巨一带捻幅及各路土匪，每人腰缠金银，不愿随贼接仗，彼此暗约，千百成群，乘间陆续潜逃，贼众往追，转为所伤”[52]。原来从表面上看是浩浩荡荡的北伐援军，实际上是未受训练的乌合之众，他们目光短浅，不顾大局，没有组织纪律的约束，打了一个胜仗、得了一些钱财就不想干了，这是多么可痛心的教训啊！从这里可以看到太平天国初起以及至天京后，一再整顿队伍，严申军纪，并用拜上帝会宗教组织来约束部众是多么的必要，假使没有这些英明的措施，要领导这个巨大革命运动，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北伐援军在军心涣散、指挥不灵的情况下，不得已撤出临清。腐朽的清军还没有发觉，“二十二、三日木城中渐不见贼……二十四、五日村民有胆者渐入木城掠物，见守者特草人，每城不过潜伏数贼，遇掠物者亦不甚喝阻。官兵令掠物者入城，始知贼全伙南窜，侦知无贼，然后入城”[53]。4月底太平军撤退到清水镇，“因有四贼目误传号令，以行作止，黄陈许曾命将四贼目斩首，众伪司马求情不准，各喧嚷欲散，贼恐众离心，遂置不问，由此号令不行，众司马亦不甚管束，任听裹胁者潜逃”[54]。北伐援军虽然在这样不利的局面下，但仍拥有两万余人。胜保等追到清水镇，太平军趁清军无备，于黑夜中携带火球，袭击清营，“火随风烈，各营盘顷刻延烧，官兵奔避，声如山裂”[55]，“顷刻烟焰塞空，官军不戒而溃”[56]。北伐援军取得胜利后，曾立昌提议“趁此追杀，不难将官兵一网打尽，从此返辙往北，直抵阜城，绝无阻滞，乃转败为胜之机也”[57]，可是许宗扬、陈仕保不顾大局，迁就散漫无纪群众的心理，认为“众心欲南趋，北行恐多逃亡，我则深入，不如南行，明旦迅发，官军未能追也”[58]，结果逃跑的路线占了上风。4月底北伐援军退至冠县，由于大家逃跑心急，行列不整，指挥不灵，被冠县团练所败，曾立昌怨恨群众不听号令，既不乘胜进攻，又不整队撤退，主张整顿军纪，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北伐援军这时已经蜕变成一支乌合之众，反而引起“众哗噪，剚刃立昌”[59]。曾立昌愤而自杀，余部由陈仕保、许宗扬率领南撤，这时候的纪律更不成样子了，“各头目擅自分股，每人或带千余人，或数百人，分路四窜”[60]。分散活动的结果是更便于被清军和团练各个击破，仅山东之观城、莘县、阳谷、寿张、东平、郓城各州县团练俘虏杀伤的零散太平军即达五六千。退到汶上以南，已经变成“南行五六百人为大股，外此多则百余，少仅一二十，有匿废寺庐屋，有伏麦陇林麓”[61]的溃散部队。后来陈仕保退至凤台牺牲，许宗扬逃回天京，论罪禁锢于东牢中，北伐援军完全失败了。

北伐援军败退后，太平天国再次以罗大纲为主将，组织北伐援军，但是，那时候太平军已经无兵可派，而且西战场形势逐渐紧张，清朝在安徽的防御也加强了，所以罗大纲始终和清军相持于庐州一带，没有能离开安徽北上。李开芳、林凤翔的北伐军完全成为一支困守无援的孤军。

当北伐援军从临清撤退的消息传来，李开芳、林凤翔等知道坚守阜城无益，乃于5月初突围，走直隶东光之东西连镇，跨运河为营，立木栅，掘深壕，为固守计。5月底，李开芳又分兵向南突围，入山东，踞守高唐州，希望和已经南撤的北伐援军会合，可惜当时北伐援军已经败溃，退出了山东。从此林凤翔坚守连镇11个月，与僧格林沁相持，李开芳坚守高唐州一年多，与胜保相持。他们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表现了崇高坚贞的革命气概。僧格林沁围连镇，“筑短垣周四十里，极坚厚，外浚深壕……复引某河水灌之，亘长百余里，贼无可栖止，粮又绝……牛马食尽，掘被杀之死尸以为餐”[62]。1855年3月林凤翔率余部突围，不幸被流箭所伤，被俘，后被寸磔于北京，临刑时“刀所及处，眼光犹直视之，终未尝出一声”[63]。僧格林沁在攻破连镇以后，进攻高唐州（时胜保因师久无功、逮京治罪），李开芳率残部800人突围至茌平县的冯官屯。僧格林沁的骑兵一万多人把冯官屯层层包围，却仍旧不敢冲进去，最后还是采用老办法，筑围墙，掘长壕，引运河水灌冯官屯，太平军“粮草火药尽失……柴米渐乏”[64]，势不能再守。李开芳等企图用诈降计，在清军受降的时候突围逃走，但是老奸巨猾的僧格林沁没有上当，他在受降时作了严密布置，李开芳等88人被俘，李开芳被俘后也表现出“仰面四顾，毫无惧色……笑语如常，旁若无人”[65]的镇定从容气概。1855年5月，李开芳与部将等8人被害于北京，临刑时，其部将黄懿端还把敌人踢死两个、踢伤两个。

到此为止，太平天国北伐军全部牺牲。北伐是太平天国历史上悲壮慷慨、可歌可泣的一页，北伐军经历了江苏、安徽、河南、山西、直隶、山东六省，在没有根据地、没有援军和缺乏粮食军火的情况下，转战几千里，不仅吸引了清朝的许多兵力，给长江流域太平军的活动造成有利的条件，而且连克府、州、县数十个，给清朝统治以严重的打击和威胁。最后，北伐军以极微薄的兵力，坚守孤城达一年之久，清朝方面集合了北方各省武装的全部精锐，才勉强获得到了胜利。这段北伐战争的历史表现了革命农民顽强旺盛的战斗意志和不屈不挠的高贵品质，为整个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太平天国北伐战争史上也包括沉痛的教训，可以看出，北伐军和北伐援军的失败原因是极不相同的。据说北伐军在出发时，接受了洪秀全、杨秀清的指示：“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毋贪攻城糜时日”[66]，北伐军基本上是按着这个原则来活动的，一路上采取流寇主义的进军方式，克复城市，随即抛弃，尽量避免作损耗实力的攻坚战，没有建立系统的政治工作，不注意发动和联络北方起义军，也不打算建立根据地。这种作战方式虽然迅捷夭矫，使敌人防不胜防，但缺点是兵力愈打愈少，粮食军火供应不上，所以北伐军完全失败于军队的减员和粮食的缺乏。北伐援军虽然也采用流寇主义的进军方式，但它在组织上一开始就无限制地扩大队伍，接受了皖北大批饥民、游民参加，这是和北伐军不同的。据说当时有人劝告北伐援军的主将曾立昌：“新附者素质不良，心志不一，不足以言战，且新附之众，多于旧军，尾大不掉，倘一旦违令，将安从以善其后乎”，可惜曾立昌没有听从这个忠告。这支貌似强大的北伐援军，节节胜利，攻克了临清，可是在紧要的关头大家想回家了，军令和纪律约束不住他们，结果是不战自溃。

北伐军和北伐援军的失败，暴露了农民革命中的一个重大矛盾，那就是一方面要扩大革命队伍，要保持与群众血肉般的联系，要吸收新的力量来补充和增强革命队伍；另一方面又要保持队伍的纯洁，保持严格的组织纪律，不断提高革命队伍的政治认识和战斗意志。农民们没有能力来解决这个重大的矛盾，因为他们难于把政治和军事巩固地适当地结合起来。北伐军缺乏一个把军队和群众联系起来的纲领，缺乏一个做政治工作的据点；而北伐援军则控制不住队伍中落后、狭隘的意识，使自己的活动逐渐离开了一定的政治目的，真正变成了一簇“乌合之众”。北伐军和北伐援军的失败，包含着意味深长而值得深思的教训。

四、捻军的兴起

当太平军举行北伐时，起来响应和支持北伐军的有皖北的捻军。

皖北的“捻”，早在19世纪初就开始活动，最初是几十人或一二百人集成一队，谓之“成捻”，对地主富户强行乞讨，逐渐发展到“明火执仗，公肆抢劫”。“所居筑圩堡自卫，举豪猾主其事，谓之寨主，群寨互相雄长，其尤桀黠者为捻酋。每秋获农暇，捻酋招集乡里无赖，部署为兵，谓之装旗；所至，先以游骑四出放火，谓之边马，劫掠行旅，攻村堡城邑，归分其资，岁以为常，然无名号相统摄，恣为剽盗而已”[67]。咸丰初年，捻众愈来愈多，著名的领袖有蒙、亳一带的张乐行，寿州的陆遐龄，颍州的陈学曾、纪黑壮，太和的龚得树，以及河南固始、息县、商城一带的李士林、任二皮、刘疙瘩等。此外，在江苏、山东边境则有失业的运河水手“恒以匹布分幅帕头，私相雄长，阴有部曲”[68]，别称为“幅”军。

为什么咸丰初年，结捻结幅的人越来越多呢？

首先，这和当时当地的社会经济情况有关。由于黄、淮屡决，清朝赋税、兵差的苛重，造成了大批游民、饥民，如记载所称：“三年春，江南被兵，南漕改折或海运，纤夫游民数十万，无可仰食，丰北黄河连岁溃决，饥民亦数万，弱者转沟壑，壮者沦而为匪，剽劫益炽”[69]，“浮收之数有数倍于正额者、且有私收抑价至十数倍者”[70]，“大河南北，地瘠民贫……兼之频年河决，吏不恤民，遂至蜂聚”[71]，“皖南北皆陆沉，戎马蹂躏，千里无人烟，田畴荒秽，民无所得食，从捻者日益众”[72]。这种记载说明捻军的兴起和当时当地的经济状况有密切关系，捻军的活动是人民渴望摆脱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企图解除灾害威胁的表现。

其次，太平军的活动给捻军的兴起以极大影响，太平天国的北伐军和北伐援军都在皖北与捻军合作，捻军在这支强有力队伍的影响下纷纷发动。而此后太平军在安庆、庐州一带吸引了清军的全部兵力，清军在皖北的统治力削弱，这些都给捻军的发展以极有利的条件。

当捻军逐渐活跃的时候，清廷派退职在籍的前广西巡抚周天爵办理皖北防务，周天爵虽然镇压了几小股捻军，但是他所能调动的兵力极有限，再加上太平天国的北伐军正在皖北横冲直撞，周天爵的薄弱兵力要担负不可能胜任的监视北伐军的任务，弄得他疲于奔命，计穷力竭，所以对捻军的活动无力兼顾。1853年秋，周天爵病死，兵科给事中袁甲三代替周的职位，并起用败将牛鉴、徐广缙办理皖豫交界的防务，这时太平天国的西征军已经夺取安庆，舒城、桐城紧张，安徽的清军全力倾注于舒、桐一带，于是蒙、亳捻众进一步活跃起来，捻军领袖张茂称西怀王，另有五十八捻、四大天王等名目。皖豫交界的捻军领袖李士林、任二皮、刘疙瘩也活跃于固始、项城一带相互呼应。袁甲三勉强把张茂打败，太平军已经围攻庐州，北伐援军也在皖西活动，袁甲三回驻宿州应援，太和捻军领袖张捷三的势力又发展起来，称太平顺王，其下有都督、将军、太保等官号。同时，霍丘的捻军领袖李昭寿攻破河南的商城，淮河两岸的捻军大起。这时的捻军分散性很严重，而且刚刚起来，势力弱小，还容易各个击破，所以不久张捷三败死，李土林降于湖广总督杨霈，李昭寿降于道员何桂珍。各股捻军深感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因此越来越有联合一致的趋势。1854年秋，捻军首领张乐行与苏天福等联合，出没于皖、豫边界，其时安徽清军因皖南紧急，大部调到皖南，袁甲三也罢职离皖，安徽官吏请求河南“拨兵会剿”，河南官吏则主张“苏豫皖三省疆臣，各清各界”。张乐行等利用清朝官吏之间的矛盾，大举活动，“伙党蔓延颍、宿数百里，渐及徐、宋，皖之英、霍以北，江之萧、砀，豫之永、夏、商丘，几于民贼不分”[73]。驻防河南归德的徐广缙和当地的团练首领祝垲“各持意见，剿办不力”[74]，清廷撤走徐、祝，派道员张维瀚接替。1855年秋，张乐行与张维瀚战于泥台店，张维瀚全军覆没，乐行军威大振，“引军涉颍而南，辇金帛如山，饥黎啸集，旬日数十万”[75]，遂以雉河集为据点。各路捻军都奉张乐行为盟主，张称为大汉明命王，其下分五色旗，张自领黄旗，龚得树领白旗，侯世维领红旗，苏天福领黑旗，韩万领蓝旗。此外又有五个边旗，由孙葵心、姜台凌等率领，每股“小者数千，大者数万”[76]。捻军自从这次大联合以后，战斗力大大提高，开始了大规模的攻坚战。1855年10月，张乐行分兵四出，克蒙城，围亳州，清朝派湖南提督武隆额到归德，代替张维瀚的职位，并派河南按察使余炳焘率军进攻雉河集，谋解亳州之围。张乐行趁河南空虚，返兵袭永城，击败武隆额军，其时“永、宿同时被围，三省无从呼应”，“商丘、夏邑、虞城、永城，上下数百里，焚掠一空，皖豫界上无行迹，井泉堙塞，蒙亳遍地皆贼，自豫至江淮，驿路梗阻，各路到防队仅三千，武隆额所部大半伤亡溃散；直隶大名兵尤不得力，江皖防兵粮饷久缺，其余征调兵未至，所在土匪蜂起”[77]。同年11月李昭寿第三次在英山起义，于是安庆以北，几乎全部燃点起农民战争的火焰。

应该指出，初期的捻军反映着在封建的农业经济条件下，地方势力对中央政权的一种反抗，这种地方势力包括该地区的农民，也包括该地区的不少地主在内。因为像在中国这样的大国，某些地区受到严重的水旱灾荒，而当时的中央政权又处在腐朽没落的阶段，在财政上不但不能蠲免赋税，相反还要加紧勒索，在军事和政治上也无能加强其统治控制力。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不引起地方势力和中央政权之间的抵触和矛盾。初期的捻军就是这样起来的。由于这个特点，初期的捻军里不仅有大批农民参加，而且也有不少地主参加，例如周天爵称：“梁园西北七十里有谢家大户，族中不下千余户，聚集匪人，招纳亡命，联络十余村庄，以谢四老虎为首，抢劫焚杀之案，不可胜数”[78]，又称：“阜阳之西南，捻匪与蠹役合而为一，其匪首多系大族，平时恃役护庇，捕之极难”[79]；袁甲三称：“定远附近大族，如雍张朱单等姓，现请具结改过，立功赎罪，而恶习既深，现难遽信”[80]。初期捻军领袖如张乐行“席沃产数百亩……即后汉书所谓豪家屯聚宗贼者也”[81]，李昭寿家是个没落地主，李士林和知县有交情，赵廷群是知县的换帖兄弟，孙葵心是衙役出身。这种由地主和农民联合起来的反抗运动，有的是抗粮抗赋，结寨自保，如所谓“民筑土为圩，备枪械以自卫，嗣且甃以砖石，增以雉堞，棋列星罗，坚如城郭。于是各圩自立圩主，违抗钱粮，擅操生杀，州县官除一城外，禁令不行”[82]；也有的以团练为名，不听节制，如所谓“假联庄以聚众，托减粮以要官”[83]。当然，初期捻军的基本群众还是农民，这个运动的农民革命的本质是完全应该肯定的，如所谓“结捻多系无赖穷黎……聚则为匪，散则为民”[84]，“寻常安业农民亦往往十数成群，拦阻短抢”[85]。但是由于初期捻军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一支反抗清朝的地方势力以及许多地主的参加在内，这就使它在组织上和政治上带着很特殊的色彩。在组织上，初期捻军不像太平军那样利用宗教为组织形式，也不像天地会那样以帮会、山堂相互维系着。初期捻军很多是按照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组织起来的，每一股捻军往往是某族或某村的领袖率其亲戚、同乡组成。如张乐行就是雉河集的大族，他的一族全都参加革命，他的哥哥张敏行号称闯王，他的儿子张闹、张喜和胞侄张瑨、张琛、张瑷和张琢都是战死的，他的族侄张宗禹是后来西捻军领袖，他的族戚张玉明、张振江、张从寻、张拴、张易、张从俭都是捻军领袖，所以他的雉河大营别称为张家大营。其他以某个族名称呼圩、寨、集、庄的更不可胜计。所以当时有“一庄有捻一庄安，一族有捻一族幸”[86]之说。这种以血缘、地缘关系相结合的团体，组织上是很散漫的，如所谓“捻首虽多，并无为众所推服者，往往勾结聚集，勒索得赃”[87]，即各星散，“贼党战罢则各自归田，拒官兵则号召立至”[88]，毛昶熙说得更具体：捻“各处各圩，无事之时，不惟此股与彼股未尝聚处，即一股之中，其股首与小头目亦各散居，故其势常分，其出窜也，故必先装旗；其装旗也，必先演戏，纠约各圩匪目及外股捻首，议定每圩出人若干名，马若干匹，约会于某日至某处聚齐，然后分股肆扰，故常十余日始能出窜”[89]。忽合忽分，时聚时散，没有固定的经常的组织，这是初期捻军的一个重要特点。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它在政治上也就缺乏一个明确的目标，在饥寒交迫下，他们偏重于抢掠财货，如所谓“方捻寇之初起也，不过饥穷乌合之徒，所至遮略剽杀，过城寨不攻，遇大军则走”[90]，“捻之出掠而归，货财车挽担负，牲畜逐群而驱，半入捻首，半为众分，有掌捻者职其事，分必均，牲畜烹之，恣意大啖。族邻垂涎已久，更出则执械以从”[91]，“恒于春秋二时，援旗麾众，焚掠自近及远，负载而归，饱食歌呼，粮尽再出，有如贸易者”[92]。这些记载虽然包含着统治阶级的诬蔑在内，但可以看出，初期捻军不像太平军那样严禁私财，注意群众纪律，把群众的力量集中于冲击清朝统治的远大政治目标上。初期的捻军带有极严重的自发性、分散性、政治上的模糊性以及地方习气、宗族色彩。

当然，捻军在斗争过程中是经常在发展变化的，1855年张乐行的联络各股捻军，表明他们在政治上组织上前进了一大步。清王朝鉴于捻军声势日张，派河南巡抚英桂和袁甲三专门镇压捻军，并调拨镇压过太平天国北伐军的骑兵助战。1856年春、夏，清军和捻军展开了争夺雉河集的激烈战斗，捻军的战斗经验和能力终究还差，再加上清朝调来了大批骑兵，所以是年6月雉河集被清军占领，但是捻军在战败的形势下却能够巧妙地保存了有生力量，向南撤退，联络蒙城、霍丘捻众，“时褚家湖至蒙城数十里，捻匪号称三十八股，数逾万人，张乐行并为死党，势复张”[93]。7月中旬捻军迅速地占领三河尖，作为活动的根据地，其地“水陆冲要，商贾辐辏，贼掳其人众，势复大炽”[94]。接着捻军又乘胜反攻雉河集，当时清朝以雉河集为捻军的老根据地，派河北镇总兵崇安驻守该地，崇安采行惨无人道的高压政策，“谓捻匪横恣，蒙亳人士实纵容之，于是杀亳绅张继唐，屠杨园子，所过之地，凡绅耆之迎师者皆诬以通匪，草剃而禽狝之，所杀凡数千百人”[95]，这样就激起了当地人民和部分地主对清兵的反抗。张乐行在这种形势下，于8月底再克雉河集，大败西凌阿和崇安的军队，于是“灵壁、凤阳戒严，怀远、寿州、宿州、阜阳、太和、颍上、霍丘、亳州，遍地捻踪”[96]。英桂、袁甲三再度纠集兵力，猛攻雉河集，1856年底，清军复占雉河集，张乐行虽然又失去老根据地，但势力并未削弱，“亳州南至颍郡数百里，所在皆贼羽翼，邓家圩、孙村店诸处，各有逆党筑围死守，牵制我军，沙河北岸复屯聚大股，拒南追之师”[97]，并且新得的根据地三河尖地势扼要，防御巩固。那时霍丘捻军首领李昭寿已经参加了太平天国的李秀成军，太平天国这时处在内部分化以后，急欲联络其他起义军，以图再振，遂通过李昭寿的关系，“特通文报与张乐行来投”[98]。捻军经过雉河集的争夺战以后，也深感有联络强援、共同对抗清军的必要。从1857年初开始，捻军和太平军就进入了联合作战的时期。

五、太平军的西征

太平天国在派遣北伐军的同时，开始举行西征。1853年5月中旬，夏官副丞相赖汉英以及殿左一检点曾天养、殿右八指挥林启容、十二指挥白晖怀等，乘船沿江西上。西征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巩固天京，解决粮饷的供应；另一方面是为了要切断清王朝和长江以南各省的联系，以造成席卷南中国的形势。这个战略计划可惜由于湘军的兴起而遭受到挫折。

1853年6月初，太平天国西征军再占安庆，沿鄱阳湖岸挺进，6月底，开始围攻南昌。清朝方面对于太平军的行踪和战略意图茫然无知，如蒙鼓中，向荣称这批西征军是“胁从思散”、“分帮逃逸”，“未便以精锐将士，徒事穷追，转致大营兵单，缓于攻城”[99]，正是等于梦呓。西征军一路无阻到了江西的时候，清朝才着了慌，从四面八方调集军队增援南昌，时新升按察使江忠源率楚勇3 000人“凡三昼夜，行五百里”[100]，先于太平军赶到南昌，协助江西巡抚张芾守御南昌，接着江南大营派遣的总兵音德布所率援军1 000人，湖北派来的都司戴文兰军2 000人，贵州派来的援军2 000人，以及湖南曾国藩派来的湘军罗泽南、郭嵩焘、夏廷樾、朱孙诒、江忠淑等5 000人，先后到达江西。太平军方面也派遣石祥贞、韦俊等由天京增援南昌，双方都集中了很大力量来争夺南昌。在太平军的影响下，赣南天地会纷纷起义，其中邹恩隆一支攻克泰和，并围攻吉安，整个江西省处在鼎沸的局势中，咸丰帝对当时战局十分悲观，上谕说：“现踞三城（指天京、镇江、扬州）之贼，未见有减于前，而各处分窜，几于策应不及，不知以后之局若何。唯有恳祈天鉴，速赦民劫而已。掩败为胜，军营通病，每获小胜，极力铺张，不知胜报到来，朕必降旨，独不虑及为贼所笑耶？”[101]从这些话里可见清朝皇帝对战局悲观沮丧到了极点。

从1853年6月中旬到9月中旬，太平军围攻南昌整整有三个月，轰塌城墙三次，由于清军的全力抢救，没有达到破城的目的。劳师糜饷，顿兵坚城之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西征军的攻势，所以太平天国撤换了西征前线主将赖汉英，而以石祥贞代之，并派翼王石达开驻扎安庆，指挥西征的全部战局。

太平军虽然没有打下南昌，但仍保持着主动的进攻态势。在围攻南昌的同时，号称“飞将军”的曾天养率领一支偏师，神出鬼没地占领丰城、瑞州，与湘军江忠淑遭遇，湘军大败，接着又东占饶州、乐平、景德镇、浮梁。石祥贞等也大败罗泽南、郭嵩焘等，使第一次出省作战的湘军受到沉重的打击。9月下旬，石祥贞等自南昌撤围，与曾天养合力攻克九江，在石达开的安排下，太平军开始大力经营九江，把九江建成一个屏障长江下游的据点和进兵江西、湖北的基地。

1853年10月初，石祥贞、韦俊等自九江坐船西上，进逼湖北田家镇。湖北的清军水师是临时招募拼凑成的，由唐树义统率，战船“笨大不如法，其子母炮过长，船上不能安顿”[102]，特别在水师中大多是和太平军有联系的广勇、潮勇。当时，有的知识分子就说：“广勇最不可靠，食口粮即为勇，贼至即为贼，久已勇贼不分，而潮勇桀骜为尤甚”[103]。当然这样的腐朽战船、这样的“靠不住”的水师是不可能抵抗太平军劲旅的，果然太平军刚至，“潮勇倒戈相向”[104]，“水陆交讧，师遂溃”[105]，太平军乘胜攻克蕲州、黄州、汉口、汉阳，清军退守武昌城内，惊慌失措，各路清军又疲于奔命地增援武昌。

但是太平军从战争全局观点着眼，这时已经把注意力放在安徽的争夺上，所以暂时停止对武昌的攻势。这时太平军所以全力争夺安徽是由于如下的原因：第一，太平军虽然占领了安庆，并以安庆作为天京和西征前线之间的枢纽，但是在安庆以北的几十里外，都被清军控制着，安庆这个重要据点处在极大的威胁下，假使安庆被夺取，那么天京和西征军的联系被切断，战局便会出现很不利的形势。为了要巩固安庆，维护天京至九江之间水道的畅通，所以太平军宁可把进入汉口、汉阳的太平军暂时撤到黄州，在鄂皖边界采取防御姿态，而集中兵力以经营安徽。第二，这时太平军正在抽调和组织北伐援军，争夺安徽，就是为这支远征军打通北上的道路。第三，皖北的捻军，这时已经活跃起来，清军应付捻军已是计穷力竭，太平军在安徽活动，可以得到捻军的配合，取胜是较有把握的。基于上述的原因，太平军开始了经营安徽的军事活动。

1853年10月中旬，太平军占领安庆以北的集贤关，10月中旬克复桐城，11月底克复舒城，击毙安徽团练大臣吕贤基，威胁安庆的清军全部溃散。12月初太平军胡以晃、曾天养等围攻安徽的临时省城庐州（即合肥）。

皖北紧张，清军又风尘仆仆地从四面八方向庐州增援，第一个赶到庐州的就是给清朝卖力最多的江忠源。江忠源是一个顽固地反对革命的汉族官吏，他在追逐太平军的战斗中屡立“功绩”，深受清王朝的赏识。清朝统治在哪里危急，就把他派到哪里。在短短的两年间，他已从七品知县升为安徽巡抚，打破了清朝官吏升迁历史的惯例，可见清王朝对他的器重。但是这一次江忠源却要碰壁了，他只率领数百人进入庐州，而庐州城内却是“糗粮军火，一无所有，守城兵仅元炜（指庐州知府胡元炜，胡元炜事先已密通太平军）腹心徐淮所募勇，及公所募六安勇，各数百人，皆新集不足恃，庐州城大而圯，兵勇人数，不敷一门之守”[106]。江忠源纠集团练，拼命抗拒太平军的进攻，太平军围城一个多月，清军各路援师，鉴于太平军的强大，不敢前进，“时陕甘总督舒兴阿，援师万五千人，驻冈子集，屡败不前。总兵音德布自六安驰援，亦败于枣林，公弟忠濬及今直隶总督刘公长佑，自湖南募勇至，营西平门外五里墩，贼众，勇止千，力战不得入，城益孤，贼攻益急”[107]。城内从徐淮募集来的勇丁，和太平军素有联系，1854年1月中旬乘太平军轰塌城墙的机会，放火做内应，太平军遂克庐州，江忠源投水死。

太平军攻克庐州之后，随即把军队调到湖北。这时恰好清朝方面新任湖广总督吴文镕和湖北巡抚崇纶大闹矛盾，崇纶弹劾吴文镕“安坐衙斋，闭城株守”，吴交镕被迫率领万人东驻堵城，2月中旬堵城大营遭太平军前后夹击，吴文镕败死。太平军经过庐州、堵城的两次大胜，击溃了清朝在鄂、皖两省的主力军，军威大张，第三次进占汉口、汉阳。

太平军在攻破庐州和击溃堵城大营后，产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以为清军在西战场的防御已经瓦解，对敌情估计不足，特别是对于龟缩在湘南的曾国藩的湘军缺乏戒心。2月下旬太平军采取分兵掠地的战略，一支由韦俊等率领，攻打处在包围中的武昌；一支由曾天养率领，向西北荆州、襄阳推进；一支由石祥贞、林绍璋率领，南入湖南。同时，分兵出没于兴国、大冶、咸宁、蒲圻、崇阳、通山一带，这些地区阶级矛盾极尖锐，人民纷纷起来响应太平军。[108]

经营西北路的曾天养军于4月中旬进克云梦、孝感、德安、应城、应山，4月下旬，折而西向，进占汉水旁的重要城市安陆，兵锋北逼襄阳，南及荆州，清朝在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可资抵抗的兵力，所以太平军所至，势如破竹。5月初，曾天养进克荆门，5月中旬占领长江上游的宜昌，开始与荆州将军官文对垒。可惜南路进入湖南的太平军和湘军作战失利，曾天养不得不撤出宜昌南援岳州，清朝才侥幸保持了长江、汉水上游的荆、襄两个据点。

韦俊、韦以德、石凤魁、黄再兴等负责围攻武昌城，围攻将近三个月，旧任的湖北巡抚崇纶和新任巡抚青麟又闹矛盾，“百端龃龉，求弁兵以护卫不与，请银两以制械不与，或军务不使闻知，或经旬不得相见”[109]。6月下旬，武昌人民开城欢迎太平军，崇纶、青麟都逃跑出城，太平军第二次攻克武昌。

太平军分兵三路后，两路都获得胜利，只有南路军进入湖南，占领岳州后，随即就碰到了凶恶的敌人曾国藩。

六、湘军的兴起及其出省作战

曾国藩（1811—1872），字涤生，湖南湘乡人，出身于地主家庭，1838年考中进士。他是一个深受封建传统教育的士大夫，特别崇尚理学，鸦片战争以前，他在北京就和唐鉴、倭仁、吴廷栋等一般道学先生研讨宋学。在前面我们已经说明，乾嘉时代是汉学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汉学在它发展过程中逐渐走入了一条与世隔绝的死胡同，只把研究对象局限于古代典籍的章句训诂之间，对现实生活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在清朝统治隆盛时期，这种学术派别极得朝廷的欣赏和支持，因为这种学派诱导知识分子脱离现实，粉饰太平，窒杀任何反清思想的滋长，对清朝统治者是很有利的。但是在这种学术思想和社会风气的支配下，也造成了大批昏聩无能、缺乏应付突然事变能力的书呆子。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大力支持这个学派并提倡这种风气，引诱知识分子走上一条脱离现实的道路上去，想不到却在另一个方面削弱了自己的统治能力，它为自己培养起了大批因循苟且的官僚。当白莲教大起义时，清朝已经发现所谓“善谋刚强”的人才十分缺乏，并因而导致行政、军事机构的瘫痪无力。很显然，在阶级斗争最剧烈的时候，这种“书呆子哲学”就不能满足统治者的需要，封建统治要求产生出一种可以指导残酷斗争的学说，需要一种“刽子手哲学”以便应付人民的革命洪流。道光年间，讲究理学的风气就是适应这个需求而产生的，而曾国藩就是这种“刽子手哲学”的代表人物。这种哲学的特点，不仅在于阶级立场的十分鲜明，而且在于镇压农民起义的细密审慎和阴险毒辣，曾国藩给他朋友的信中经常表露这种态度，如说：“国藩入世已深，厌阅一种宽厚论说，模棱气象，养成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世界，误人家国，已非一日”[110]，“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揄修袂而养姁步，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感激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浅而好自见，国藩昔厕六曹，目击此等风气，盖已痛恨刺骨。今年承乏团务，见一二当轴者，自藩弥善，深闭固拒，若惟恐人之攘臂而与其间也者，欲固执谦德，则于事无济，而于心亦多不可耐，于是攘臂越俎，诛斩匪徒，处分重案，不复以相关白”[111]。曾国藩要求黑白分明，痛痒相关，换句话说是要求政治立场的坚定和对时局的关心，这就是“刽子手哲学”和“书呆子哲学”的基本区别之点。曾国藩经常以“忠”、“诚”来号召知识界，他在《湘乡昭忠祠记》中写道：“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州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欤？”[112]很显然，所谓“忠”就是对封建秩序的忠心耿耿，所谓“诚”就是执行封建统治的埋头苦干、细密审慎。他这种口号，都是针对当时清朝行政和军事方面的弱点而提出的。

当太平军于1852年由广西进入湖南的时候，曾国藩已经升到侍郎，恰好丁忧回籍，清朝责成他办理湖南团练。什么叫做团练呢？所谓团练是乡团和练勇的合称，乡团又有两种。据曾国藩的说法：“并村结寨，筑墙建碉，多制器械，广延教师，招募壮士，常操技艺”[113]，这是乡团的一种办法，这种办法花钱比较多。乡团另一种花钱较少的办法是“居虽星散，闻声相救，不制旗帜，不募勇士，农夫牧竖，皆为健卒，耰锄竹木，皆为兵器”[114]。所谓练勇是“于省城设立一大团，认真操练，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择其壮健而朴实者，招募来省，练一人收一人之益，练一月收一月之效”[115]。起初曾国藩着重办乡团，在乡团渐有成效的基础上才扩大练勇，创立湘军。

曾国藩创办团练的方针是，倚靠和组织地方性的封建势力。因为曾国藩认识到，当时清朝官吏不仅昏聩腐朽，而且已被太平军打得落花流水，指靠这些官僚和清朝军队不可能把革命运动镇压下去，只有地方士绅中间还潜存着一种抵拒革命潮流的实力，所以他主张加强地方士绅的权力，提出“用一方之良，锄一方之莠”的口号。他说：“保甲之法，不经书役之手，必须责成绅耆办理，当切实商访绅耆中之公正而肯任事者，令其认真举行一二处，行之有效，则他处皆取则矣。”[116]为了动员地方封建势力起来反对革命，他不仅对地主们反复进行封建说教，而且主张“奖之以好言，优之以廪给。见一善者则痛誉之，见一不善者，则浑藏而不露一字，久久，善者劝，而不善者亦潜移默化矣”[117]。要知道，湖南一直是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地区，当地的清朝军队已经被太平军打垮，无力维系这个地区的封建秩序，自从太平军离开湖南后，人民纷纷起义。如曾国藩所说：“湖南会匪之多，人所共知，去年粤逆入楚，凡入添弟会者，大半附之以去，然尚有余孽未尽。此外又有所谓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名目繁多，往往成群结党，啸聚山谷，如东南之衡永郴桂，西南之宝庆靖州，万山丛薄，尤为匪徒卵育之区。”[118]1853年春、夏之间的数月内，“四属匪徒，屡次滋扰，如常宁有白沙堡之案，衡山有草市之案，永兴有狮子寨之案，安仁有焚烧衙署之案，桂东有县城失守戕害把总之案，宜章临武有广东匪徒滋扰之案，永明江华有广西匪徒窜入戕害千总之案……七月二十七日又有广东土匪窜入兴宁县城……此外，四属中聚众倡乱，抢劫拒捕，为案甚多，未及一一上渎圣聪，皆由上年粤匪经过衡永郴桂一带，裹胁最众，或久受伪职，或饱掠潜归，以致莠民构煽，甘心从逆，动辄贴粤匪之伪示，张太平之逆旗，甚至乞儿偷盗，三五成群，亦敢倡言谋乱，毫无忌惮”[119]。在这种情况下，湖南的地主阶级迫切需要一种力量来保护自己，曾国藩所创办的团练不仅打着清王朝的招牌，更重要的是他重视一向未被清朝重视的汉族地方性封建势力的作用，扩大和加强汉族地方地主的权力，把各地的封建势力联络在一起，因而这种团练形成一支有深厚基础的最凶恶的封建武装。

曾国藩虽然抱着极大的野心，但他初办团练的时候，自知权轻位卑，势力不足，因此只把自己的活动范围限制在镇压湖南本地的零散的人民起义中，希望在镇压小规模起义中获得成效，吸收经验，扩大队伍并提高战斗力。所以整个1853年他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对付湖南的地方性起义上。他一方面在长沙设立会审局，大批地捉人杀人，“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120]，弄得湖南合省怨声载道，湖南人民把曾国藩称作“曾剃头”，连曾国藩自己也自认“若非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必无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销其逆乱之萌，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121]。另一方面，曾国藩又把刚建立的湘军派到湖南各地，镇压当地的起义。1853年初，曾国藩派罗泽南率湘军会同江忠源等镇压了浏阳天地会征义堂周国虞的起义军，3月派王鑫率湘军镇压了常宁何六吴的起义军，4月又派罗、王镇压了衡山刘积厚的起义军。1853年夏，湘军更分路四出，在安化、桂东、宜章、临武、安仁、永明、江华、蓝山、零陵、永桂、酃州一带滥杀平民。1853年秋，除一部分湘军留在湖南和道州天地会何贱苟起义军作战以外，大部分赴援南昌，这次出省作战的对手是太平军的主力部队，不是地方性的起义队伍。湘军初遇劲敌，一败涂地，这次失败使曾国藩等不敢轻视太平军的实力，一心一意扩大和训练军队，造船购炮，添募水师，积聚力量，为和太平军进行决死战斗而进行准备，不敢再谈出省作战。1853年底湖北危急，清王朝一再谕令曾国藩出兵援助，曾国藩总是借故推诿，这倒不是曾国藩有意要放弃自己的镇压农民革命事业，恰恰相反，正因为他抱有极大的野心，要和太平军一决胜负，当自己的准备不足、力量未充时，他不敢轻易地去触撞强大的太平军。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此次募勇成军以出，要须卧薪尝胆，勤操苦练，养成艰难百战之卒，预为东征不归之计，若草率从事，驱不教之士，执蛊脆之器，行三千里之远，以当虎狼百万之贼，未与交锋，而军士之气固已馁矣……故鄙意欲竭此两月之力，昼夜训练，凡局中窳苦之器，概与讲求而别为制造，庶几与此剧贼一决死战，断不敢招集乌合，仓卒成行，又蹈六月援江之故辙，虽蒙糜饷之讥，获逗留之咎，亦不敢辞”[122]。这是曾国藩的一片苦心所在。1854年2月太平军击溃堵城大营，占领汉阳、汉口，包围武昌，石祥贞、林绍璋偏师进占岳州，形势已经不允许曾国藩再拖延下去了，于是曾国藩率领刚刚训练成的1﹒7万名湘军，分水陆两路进兵，同时发布“讨粤匪檄”，对太平天国大肆诬蔑，利用知识分子和群众对孔、孟、关、岳、仙佛、鬼神的封建迷信心理，煽惑起一个声讨农民革命的巨大逆流。檄文中说：太平天国革命“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象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从檄文中反映出当时汉族地主阶级的这种心理，当面临着农民革命大风暴的威胁，面临着封建制度生死存亡的关头，汉族地主平日与满洲贵族、官僚的矛盾已经显得微不足道了，汉族地主们为了挽救整个封建制度的命运，宁肯暂时丢开平日的纠纷，和满洲贵族合作，共同来镇压革命。

1854年4月，湘军和太平军开始在洞庭湖边交锋。

和清王朝的常备兵比较起来，这支由汉族地方封建势力所建立的湘军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湘军的将领大多是知识分子和地方绅士，其士兵大多是落后闭塞的农民，如曾国藩所说“军营宜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醇正”[123]，所谓“朴实少心窍之人”一方面是指未受革命思想熏陶的人，另一方面是指未受官场和营伍习气沾染的人。他认识到当时营伍中恇怯畏葸、妒功忌能的风气，以为“以今日营伍之习气与今日调遣之成法，虽圣者不能使之一心一气，自非别树一帜，改弦更张，断不能办此贼也，鄙意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劘，以庶几于所谓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者，或可驱驰中原，渐望澄清”[124]，所以湘军的将领几乎完全是从乡绅和知识分子中选拔出来的，并且利用封建的学统关系和亲族关系、同乡关系纠集在一起。例如初创湘军的罗泽南就是一个“假馆四方，穷年汲汲，与其徒讲论濂洛关闽之绪”[125]的失意知识分子，罗泽南的学生王鑫、李续宾、李续宜等后来都是湘军大将，罗、王、二李和曾国藩又都是湖南湘乡人，他们又各自利用自己的关系招罗亲戚、族党、同学、同乡、亲信，组成一支武装部队，所以这支武装具有一种为各种封建关系维系着的固结不解的精神。

第二，湘军在编制上采用一种完全不同于清朝常备兵的组织体系。王定安对清朝常备兵的组织体系和弱点说得很清楚：“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岁糜二千万金，遇寇发，征调四出，率用本辖营弁统之，其部卒众寡不齐，少或百人，多至千余人，绾以提督镇将，而皆隶于专征之钦差、将军、都统、督抚，其由提督膺钦差者，他提督均听节度，本辖营弁或伤死退黜，则用他将兼领，将不必由帅选，一营士卒视调发多少无定额，二百年来，行之久矣。自洪杨倡乱，大吏久不习兵，绿营訾窳骄惰，闻羽檄征调则举室惊号，以为趋死地无生还理，比至前敌，秦越楚燕之士，杂糅并进，将与将不相习，兵与兵不相知，胜则相妒，败不相救，钦差疆帅，复时相龃龉，号令歧出，偏裨各分畛域，征兵日繁，迄不得一兵之用”[126]。曾国藩认为这种“天涯一百，海角五十”所调来的杂牌兵，“断无以制此贼之死命”[127]。曾国藩知道这种军队不能作战，所以他从军队成员、训练方法以及组织方法几方面入手，从事改革。王定安说：“迨曾国藩以儒臣治军长沙，罗泽南、王鑫皆起诸生，讲学敦气谊，乃选士人，领山农，滑弁游卒及市井无赖摈斥不用。初立三百六十人为一营，已而改五百人为一营，营分四哨，哨官四人，统以营官，自两营迄十营数十营，视材之大小而设统领焉，统领径隶大帅，故营哨官所辖有定额，统领所辖无定数。钦差督抚，皆大帅也，帅欲立军，拣统领一人，檄募若干营，统领自拣营官，营官拣哨官，以次而下，帅不为制”[128]。这种组织体系的特点是“一营之中，指臂相连，弁勇视营哨，营哨官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皆如子弟之事其父兄焉”[129]。王定安的这番话，当然带有汉族地主们的自我吹嘘，但实行这种新的编制体系，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地主武装的内部矛盾，从而提高了战斗力。

第三，湘军的另一重大特点是重视水师，这是从战争中得来的教训。太平军在长江中作战，拥有一万多艘小船，“行则帆如叠雪，住则樯若丛芦，炮声遥震，沿江州邑，无兵无船，莫不望风披靡”，“贼仗船多惊我，所向无前，乘风急驶，飘忽靡常，一日行数十里，处处使我猝不及防。所欲城池，不战即得，遍地金帛粮米，恣意掳掠，任其载运，声势炫赫，我兵单薄，每不敢遽近。及其窜也，我无船只，不能追剿，是比年贼之蹂躏沿江，几无御之之法”[130]。这种情况，清朝方面早就看到了，所以向荣要求调广东红单船到天京助战，曾国藩比向荣看得更远，他要自造战船，自募水师，而不愿把希望寄托在他省的水师。他在衡州设立了造船厂，造了几百艘战船，都是仿照两广的长龙式、快蟹式、三板式制成的，并搜购洋炮，招募水手，建立了一支5 000人的水师并逐步扩充。后来的战争证明曾国藩的眼光看得相当准，劲悍的湘军水师屡次打败太平军的水师，逐渐夺得了长江水面的控制权。太平军由于水师优势的丧失而处于严重的被动地位，以致军事形势急转直下。湘军水师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中的确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所以清朝方面最后论功行赏，“以国藩创立舟师为首”[131]。

当湘军出兵的时候，石祥贞、林绍璋所率领的太平军已经占领岳州，并沿洞庭湖南进，集结于靖港。为了对长沙实行大规模的包抄，林绍璋率军从宁乡进占湘潭，包抄长沙的南路。1854年4、5月间太平军在靖港、湘潭两地同时和湘军展开了激烈战斗。

靖港的战斗证明湘军这时还是羽毛未丰的，湘军一战而败，几乎全军覆没，只剩下4 000人，急得曾国藩要投河自杀。可惜的是进入湖南的太平军兵力太少，而且分兵到湘潭，没有集中力量把这支新起的封建武装一举歼灭，特别是湘潭的林绍璋军内部发生了矛盾，“老贼恶新贼之不为尽力，新贼疑老贼之暗泄军情……在潭城分党哄斗，自相屠戮”[132]，这样就给湘军以可乘之机，结果湘军败后复振，进攻湘潭。湘潭失守，林绍璋军溃败。因此太平军在靖港胜利以后也不可能乘胜追击，为了等待援军，反而退守岳州。曾国藩利用将近三个月的休战时间，重修战船，再募士兵，积极准备。

7月底，当湘军力量重新恢复，就对岳州发动了进攻。太平军主动退出岳州，扼守岳州以北的城陵矶要隘，这时，太平军为对付湘军，放弃了攻取荆、襄的计划，把曾天养的军队调到城陵矶。1854 年7月底到8月底，曾天养六次反攻岳州，屡次打败湘军水师，但是在一次短兵相接的战斗中，曾天养不幸牺牲。曾天养是太平军中最勇敢的老将（死时年62岁），敌人极害怕他，曾国藩说他“威令素行于贼中，善用兵者自杨秀清外，曾天养为最”，“去年破田家镇、破庐州，今年破黄州、堵城，破岳常澧等属，皆曾天养为一军之主”[133]，在他阵亡之后，太平军“无所倚恃，窜败频仍”[134]，只好退出湖南。

1854年10月，湘军从湖南入湖北，经崇阳、蒲圻、通城，逼武汉之南，新任湖广总督杨霈和荆州将军官文也配合反攻，从安陆、京山，逼武汉之北。武汉的太平军约有两万人，本可据城坚守，以待援军，但守将石凤魁、黄再兴等胆小无能，畏惧敌军势大，开城逃跑，特别严重的是当时尚有4 000艘太平军战船在汉水中活动，石凤魁、黄再兴在逃跑的时候没有通知这些战船撤出汉水，因此湘军夺占武汉之后，4 000艘太平军战船完全被封锁在狭窄的汉水中，既无陆军支援，又无撤退道路，被湘军层层包围，施用火攻，大肆焚烧，火光隔着大别山，照耀得长江中波浪尽赤，4 000艘战船付之一炬。这都是石凤魁、黄再兴不战而走的罪恶。他们逃到天京，杨秀清立即把石、黄两人判处死刑。

1854年10月底，曾国藩等分三路向下游进兵，南路由提督塔齐布、道员罗泽南率领，北路由杨霈率领，水师由曾国藩和道员李孟群、参将杨载福、同知彭玉麟率领，其中南路进军尤速，连占大冶、兴国。其时，太平天国的秦日纲、韦俊、石镇仑、韦以德、陈玉成等已在田家镇布防，在北岸田家镇和南岸半壁山之间安置拦江铁锁。1854年11月到12月，一场猛烈的战斗展开了。湘军首先夺占半壁山，破坏铁锁，杨载福、彭玉麟等率水师冲过铁锁，放火焚烧太平军战船，恰逢东南风大作，太平军战船不能下行，3 000艘战船俱被焚毁，“百里内外，火光烛天”[135]。石镇仑、韦以德也在战斗中牺牲。太平军水师经过汉阳、田家镇两次大败，损失惨重，清朝方面开始在长江水战中掌握优势，太平军永远不能再夺回水上控制权了。

太平军在田家镇失利以后，北岸军队退守宿松、太湖，南岸军队退守九江、湖口。12月湘军水师肃清九江江面，陆师包围九江、梅家州、湖口，杨霈的军队也进驻广济、黄梅。同时驻在英山的何桂珍、臧纡青等清军也进逼桐城，抚安庆之背，太平军处在危急的关头。曾国藩甚至得意忘形地宣称：“长江之险，我已扼其上游，金陵贼巢所需米石油煤等物各路多已断绝，逆船有减无增，东南大局，似有转机……臣等一军以肃清江面、直捣金陵为主”，甚至他狂妄地预计到太平军可能放弃天京，“请旨饬下诸路带兵大臣及各省督抚，择要堵御，预防流贼之患”[136]。反动派高兴得太早了一点，太平军的实力还没有削弱到这种程度，不但九江的防务十分坚固，而且石达开、胡以晃、罗大纲等从下游率领大军赶来支援。首先是1855年1 月5日太平军黄玉崑部击败了围攻桐城的臧纡青军，臧纡青被打死，安庆的威胁解除了。接着1月29日，湘军萧捷三等率轻舟百余冲入鄱阳湖内，被太平军在湖口设卡筑垒断其归路，把湘军水师截成外江和内湖两段。2月11日太平军乘湘军被截成两段的机会，于黑夜焚烧湘军的外江水师，烧毁战船百余号，曾国藩急得几乎投水自杀，逃走到罗泽南营中。2月16日，拥有一万余人的杨霈大营被秦日纲等千余人所击破，杨霈大营中收罗很多捻军在内，捻军起来响应太平军，以至“一溃再溃，直奔八百里而后止”[137]。到此时为止，清军的攻势全部被瓦解。秦日纲、陈玉成乘胜克复广济、蕲州、黄州，2月底进占汉阳，直逼武昌；韦俊则从田家镇渡江，循长江南岸克兴国、通山、崇阳、咸宁等地。湘军苦战几个月所争夺到的土地，复归太平军控制，围攻九江的湘军反而处在被包围的形势中。由于武昌紧急，胡林翼、罗泽南率领的陆师和李孟群、彭玉麟率领的水师不得不回援武昌，4月初走到武昌城外又被击败，太平军第三次占领了武昌，曾国藩也不得不率领孤立的内湖水师逃奔南昌，他的胜利幻梦完全破灭。

1855年4月以后，清军改变了自己的战略部署。屡次溃败的湖广总督杨霈被革职，新授官文为湖广总督、胡林翼为湖北巡抚，在湖北战场采取攻势。胡林翼围攻武昌、官文围攻汉阳，还调集了曾经镇压过太平天国北伐军的骑兵部队到湖北助战。太平军在湖北战场转取守势，利用武昌的险要形势婴城固守，使凶悍的湘军水陆师顿兵坚城之下，劳师无功，正像曾国藩所说：“武汉之贼，坚守不出，我军攻城不与贼兵斗，但与炮子斗，伤亡甚多，攻坚良苦”[138]。但太平军在江西战场上却展开了攻势。1855年5、6月间，太平军范汝杰出入赣东、皖南，何名标活动于赣鄂边境，都以削除江西清军枝叶、孤立南昌为主要目的。1855年秋，广东天地会因围攻广州失败而陆续走入湖南边境，和太平军的西战场军队遥相呼应。9月韦俊在金口、汉阳、奓山一带大破湘军水陆师，曾国藩从南昌调遣罗泽南军西援武昌，清军在江西的防御力量更加削弱。趁着这个时机，石达开自武昌出发，去迎接南来的天地会起义军，沿途击败罗泽南军的阻拦，进入江西，和天地会起义军会师。从此江西战场就发生了极有利的变化。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这个变化，应该把当时广东天地会起义和进入江西的情况插入叙述。

七、两广天地会起义及石达开经营江西

天地会在两广传布已是由来已久的事情，据曾望颜说：“溯自道光初年，已有三合会名目，其时仅暗相勾引，迹犹未彰著也。”[139]鸦片战争以后，广东兵备废弛的情况彻底暴露，人民在反侵略斗争中组织起来，人民不仅痛恨侵略者，而且对于清朝统治者的腐朽无能也极为愤慨。这样，反对侵略的结果又转而触发了反封建斗争的高涨，以“反清复明”为号召的天地会势力大大发展起来。

参加天地会组织的都是下层人民，所谓“无知穷民，贪其小利，因被诬惑”[140]，其中有手工业工人（如佛山镇的铁工）、城市小商贩、乞丐（统治者称红巾多“卖菜丐食之流”）、伶人（如起义军领袖李文茂为广州著名伶人）、兵勇、僧道，但也有相当多的绅士、举人、秀才参加。[141]应该指出：广东一带商业是比较繁盛的，麇集在城镇的游民、商贩特别多，他们沾染城市奢靡风气很深，这种风气带进了天地会中，给天地会后来的发展以极不利的影响。

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后，革命风潮，鼓荡日烈，“不特外府州县，勾结拜会者不可胜数，即省城白云山，近在咫尺，亦无时无匪拜会”[142]。1854年，酝酿已久的大起义终于爆发了。首先在5月底，东莞天地会何禄等3万人，占领了东莞县城。接着在6月11日陈开等占领佛山镇，以佛山作为根据地，和清军对抗。李文茂、陈显良等也率众响应，击败清军并开始围攻广州。此后，广东各州县天地会纷纷起义，形成燎原之势。其中较大的有7月中旬肇庆府天地会领袖陈荣，联络水师兵勇起义，占领府城；同时梁培友等起义军占领德庆州。此后陈、梁联合作战，进入广西。7月底又有天地会陈金刚占领清远，连州勇目温佑占领三江、阳山。10月博罗天地会翟火姑占领县城。其他如鹤山、增城、从化、花县、英德、乐昌、乳源、甬源等城市俱被起义军所占，起义军此发彼应，声势极为浩大，自广州至湖南边境，“各州县市镇，处处有贼屯聚，商贾绝迹，文报不通”[143]。起义军分立洪胜、洪义、洪顺等堂，彼此不相统属。其中以佛山镇陈开、李文茂一支为最强大，从1854年7月即以全力围攻广州。广州官僚士绅率兵勇团练，拼命堵御，又得到外国侵略者从小吕宋、新加坡、印度运来粮米接济，勉强守住了广州。而起义军则因“粮草空乏，贼魁难以号令其众”，因而发生了“互相争竞，各怀二心”[144]的现象，围攻广州10个月的陈开、李文茂起义军遂撤围西走，进占广西浔州，建立大成国。广州以北的天地会也纷纷北走湖南，企图与太平军会合，而长期活动于广西的朱洪英、胡有禄起义军亦应其旧日同伴罗大纲的邀请，从广西灌阳奔湖南境。1855年，两广天地会大批军队进入湖南南部，“民间喧传广东官军有剿洗村庄之说，山谷愚民，亦多结队奔赴湖南，逆贼何禄等裹其壮丁，胁其从逆，以故人数更增”[145]。6月朱洪英、胡有禄自广西灌阳进占湖南东安，葛耀明、邓象自广东乐昌进占湖南宜章，何禄、陈荣、陈金刚、周春自广东韶州、乳源进占湖南郴州、桂阳州。湖南当地的天地会又群起响应，据骆秉章说：从广东进入湖南的天地会军共有二十多支，每支人数一两千，“合计不下数万，声言由湖北、江西与金陵逆贼会合”；此外湖南天地会起兵响应的有郴州天地会首领王大才、女首领许月桂（洪大全之妻）、兴宁焦玉晶（洪大全之弟），以及桂阳州的李石保、永兴县的李华芝，“亦不下十余起，郴桂一带，乱民本多，又自楚粤道梗以来，商贩不通，小民失业无聊，以饥寒而流为盗贼者，亦复不少，故郴宜迭陷之后，从乱如归，官军前后擒斩，亦不止数千之多，而贼势蔓延，剿不胜剿，路径纷杂，防不胜防”[146]。9月葛耀明、周春、陈荣等又进占茶陵州，东走江西，石达开也率领大军自武昌沿湘赣边界南下，迎接天地会军。假使具有强韧战斗力的太平军和声势浩大的天地会全部会师，这对清朝说来将是一个致命的威胁。

可惜天地会起义军并未能全部与太平军会师。9月底西路的朱洪英、胡有禄被湘军王鑫击败于邵阳之四明山中，胡有禄被俘牺牲，朱洪英折回广西。王鑫又移军攻击郴州、桂阳州，这时东路的广东天地会和湖南天地会又发生矛盾，“称元帅者十余，皆相持不下，粤贼欲取道江西，土匪欲取道长沙，又以此不相和协，既无统驭之人，又有猜疑之意”[147]，造成了所谓“土匪与粤贼互相猜疑，颇有连鸡不能俱飞之势”[148]。革命内部的矛盾给清军以有利的机会。1855年底，王鑫破郴州，何禄败走临武，受伤牺牲，其余部由陈金刚率领，折返广东。因此东西两路天地会，仅有东路的一部分进入江西，在新昌和石达开会师。

即使只有一小部分天地会和石达开会师，这对太平军说来仍是极大的支援力量，而指挥全军的石达开的政治、军事才干都是第一流的，曾国藩说他“于诸贼之中最为凶悍”[149]；左宗棠说他“谋次杨逆而勇比萧朝贵，涤公上年湖口之败，实遭此贼毒手，若除此贼，则由江西而安徽江南，势如破竹矣”[150]；骆秉章是吃够了石达开的苦头，他说得更具体：“石逆在诸贼中能以狡黠收拾人心，又能以凶威钤制其众。每战辄选各部悍贼，厚其供给，录为死党，多至数千。其临阵也，以他部前驱，而以死党监督其后，层层设伏待之，遇败，则麾之赴援，类能转败为胜，胜则尽锐冲压，官军每为所乘。其止也，乍东乍西，倏隐倏现，冀乱吾之谋。其行也，忽驰忽骤，或合或分，冀伺吾之隙。验之所窜地方，历历不爽”[151]。1855年底至1856年初，江西太平军和天地会在石达开的指挥下，连续攻克袁州、瑞州、临江、新喻、万载、吉安、永丰、抚州，清军在江西的防务很薄弱，罗泽南已经调到武昌，在武昌被炮子击毙，塔齐布在九江病死，周凤山接统塔齐布军，在樟树镇全军覆没，只剩下曾国藩一个光杆司令，靠着一支由亲身护卫扩充成的“平江营”（李元度统率）困守南昌。当时，石达开在江西的军队约有10万，“自陷瑞州、临江后，传檄远近，江西士民，望风而靡，千余里间，皆沦于贼，贼因兵因粮，附从日众，石逆抚其桀黠之民以钤制其士夫，迫之从逆，江西全局岌岌，涤公（即曾国藩）急呼罗山（即罗泽南，时曾国藩不知罗泽南已死）解鄂围以援江西，书寸纸畀健卒，置之伞柄中，昼伏夜行，二十日始得达，其艰如此。盖自章门（指南昌）数十里外，东抵吾乡（指湖南），北抵鄂，皆贼踪也”[152]，“江西事恐不可为，以民心全变，大势已去也”[153]。封建统治者的这些言词，不仅说明太平军几乎已奄有江西全省的城乡，而且说明石达开在这里实施了许多深入人心的措施，全省人民都卷入了反封建的斗争，曾国藩在南昌正是成了瓮中之鳖。

可惜石达开刚刚克复了大片土地，曾国藩在南昌正处在“道途久梗，呼救无从，中宵念此，魂梦屡惊”的时候，包围天京、武汉和庐州的清军发动了猛烈攻势，天京、武昌和庐州三地同时危急。1856年4月石达开不得不暂时搁下曾国藩，回援天京，与秦日纲、陈玉成、李秀成会合，大破江南大营，随即又上援武昌，在武昌与胡林翼军展开血战。石达开离江西后，黄玉崑和北王韦昌辉先后代替石达开主持江西军务。由于湘军头子处在危境，湖南湘军纷纷出援，刘长佑自萍乡进攻袁州，曾国华自新昌、上高攻瑞州，王鑫则进兵赣南，李元度也自南昌出攻抚州。石达开在江西经营的根据地是相当巩固的，各路封建武装长期被黏持在袁州、瑞州、抚州、吉安一带，没有多大进展。一直到天京内讧之后，斗争形势剧变，江西太平军处境日艰，其中原属于天地会的部队经受不住艰苦斗争的考验，有的溃散，有的退却，有的甚至叛降敌人，清军才陆续夺取了各个城市。

1856年秋，正当石达开与胡林翼激战于武昌、江西太平军与湘军相持于赣西、皖北太平军从庐州撤退的时候，天京却发生了韦昌辉刺杀杨秀清的事件，这个政治上的不幸事件极大地影响了战局，使太平军的各战场接连失利，太平军开始丧失了军事主动权，而陷入被动的局面。

注释

[1]《向荣奏稿》，卷三，《累攻金陵及镇江接仗折》。

[2]倪在田：《扬州御寇录》，卷上。

[3]马寿龄：《金陵城外新乐府三十首》。

[4]《向荣奏稿》，卷五，《军饷告匮折》。

[5]同上书，卷五，《筹饷无方请交部议处片》。

[6]同上书，卷八，《请饬广东江西督抚速解饷项片》。

[7]同上书，卷三，《饬令总兵崔腾龙带兵驰往河南山东一带协剿折》所附朱批。

[8]同上书，卷五，《请饬琦善派队渡江攻剿折》所附朱批。

[9]《向荣奏稿》，卷六，《肃清东坝收复高淳折》。

[10]同上书，卷七，《迭攻贼营获胜亟筹合围并督催师船上驶折》。

[11][12]《扬州御寇录》，卷上。

[13]《李秀成自述》。

[14]晏玛太：《太平军纪事》。

[15]黄本铨：《枭林小史》。

[16]曹晟：《觉梦录》。

[17]刘丽川上天王洪秀全文。

[18]晏玛太：《小刀会占据上海目击记》。

[19]罗孝全：《小刀会首领刘丽川访记问》。

[20]晏玛太：《太平军纪事》。

[21]晏玛太：《太平军纪事》。

[22]黄本铨：《枭林小史》。

[23]沈储：《舌击编》。

[24]《王文毅公年谱》。

[25]《永春县志》，卷三，《大事志》。

[26]陆应谷奏，转引自谢兴尧：《太平天国丛书十三种》。

[27]姚宪之：《粤匪南北滋扰纪略》。

[28]《东华录》，咸丰朝，卷二一。

[29]陈善钧：《癸丑中州罹兵纪略》。

[30]《钦定剿平粤匪方略》，胜保奏。

[31]《东华录》，咸丰朝，卷二二。

[32]薛福成：《庸庵笔记》，《讷相临洺关之败》。

[33]马克思：《列强侵略与中国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162页。

[34]《畿辅通志》，卷一三二，《前事略》。

[35]侯桢：《天津谢公庙碑》，见《续碑传集》，卷五七。

[36]《东华录》，咸丰朝，卷二四。关于北伐军的人数，众说纷纭，暂从《东华录》之说，此数目估计较低；《山东军兴纪略》称北伐军攻天津时有万余人，突围南走时为五六千人。

[37]《东华录》，咸丰朝，卷二四。

[38]姚宪之：《粤匪南北滋扰纪略》。

[39]一般书籍中均以黄生才为北伐援军之主将，罗尔纲则称黄生才系李开芳部下的普通将领，非北伐援军主将。未知孰是，暂从旧说。

[40]《李文清公遗书》，卷二。

[41]《东华录》，咸丰朝，卷二六。

[42][44]马振文：《粤匪陷临清纪略》。

[43][46]《粤匪北犯纪略诗》注。

[45]《粤匪北犯纪略诗》。

[47][49][50]姚宪之：《粤匪南北滋扰纪略》。

[48]《东华录》，咸丰朝，卷二五。

[51][52][54][55][57]姚宪之：《粤匪南北滋扰纪略》。

[53]马振文：《粤匪陷临清纪略》。

[56][58]《山东军兴纪略》，卷一。

[59][61]《山东军兴纪略》，卷一。

[60]姚宪之：《粤匪南北滋扰纪略》。

[62][63]潘士安：《玉珍河钓徒见闻杂记》。

[64][65]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一，《科尔沁郡王擒获林凤翔李开芳》。

[66]罗惇衍：《太平天国战纪》。

[67]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一一。

[68][69]《山东军兴纪略》，卷一七。

[70]《续碑传集》，卷二七。

[71]葛士达：《剿捻十议》。

[72]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一。

[73][74]尹耕云：《豫军纪略》，卷六。

[75][76]张瑞墀：《两淮戡乱纪》，《张洛行叛迹本末》。

[77]尹耕云：《豫军纪略》，卷六。

[78][79]《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三。

[80]同上书，卷六。

[81]《涡阳县志》，卷一六，《兵事》。

[82]《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二八〇，唐训方奏。

[83]尹耕云：《豫军纪略》，卷二。

[84][87]《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一。

[85]同上书，卷五，袁甲三奏。

[86]方玉润：《星烈日记汇要》，卷三。

[88]徐宗干：《斯未信斋文编》。

[89]《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一二七。

[90]薛福成：《庸庵外编》，卷二，《治捻寇》。

[91]方玉润：《星烈日记汇要》，卷三。

[92]《山东军兴纪略》，卷二。

[93][94]尹耕云：《豫军纪略》，卷六。

[95][96]《重修安徽通志》，《武备志》，卷一〇三。

[97]尹耕云：《豫军纪略》，卷七。

[98]《李秀成自述》。

[99]《向荣奏稿》，卷三，《遣散船只沿江并未焚掠折》。

[100]李元度：《江忠烈公别传》。

[101]《东华录》，咸丰朝，卷二三。

[102][103]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二。

[104]《东华录》，咸丰朝，卷二三。

[105]李元度：《江忠烈公别传》。

[106]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一，《江忠烈公殉难庐州》。

[107]黄彭年：《江忠烈公墓表》。

[108]据汪士铎《悔翁笔记》称：“癸丑、甲寅间，贼目曾天养至武昌、通城、蒲圻、大冶、嘉鱼、咸宁，旧钟人杰之余党十余万人来投降”。

[109]《清史稿》，列传一八四。

[110]《曾国藩全集》，书札，卷三，《与刘孟蓉》。

[111]同上书，书札，卷三，《与龙翰臣书》。

[112]同上书，文集，卷二，《湘乡昭忠祠记》。

[113][114]《曾国藩全集》，奏稿，卷二，《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

[115]同上书，奏稿，卷一，《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折》。

[116]同上书，批牍。

[117]转引自蒋星德：《曾国藩之生平及事业》，第七章。

[118][121]《曾国藩全集》，奏稿，卷二，《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

[119]同上书，奏稿，卷二，《移驻衡州折》。

[120]同上书，书札，卷二，《复欧阳晓岑》。

[122]《曾国藩全集》，书札，卷三，《复夏(亭》。

[123]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二三。

[124]《曾国藩全集》，书札，卷二，《与王璞山》。

[125]曾国藩：《罗忠节公神道碑铭》。

[126][128][129]王定安：《湘军记》，卷二〇，《水陆营制篇》。

[127]《曾国藩全集》，书札，卷二，《与文任吾》。

[130]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五。

[131]王定安：《湘军记》，卷二〇，《水陆营制篇》。

[132]《曾国藩全集》，奏稿，卷二，《会奏湘潭靖港水陆胜负情形折》。

[133]《曾国藩全集》，奏稿，卷三，《查明贼目歼毙状及贼中各情片》。

[134]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

[135]《曾国藩全集》，奏稿，卷四，《官军攻破田家镇烧尽逆船复收蕲州折》。

[136]同上书，奏稿，卷四，《请饬各路带兵大臣督抚择要防堵片》。

[137]《胡林翼全集》，书牍，卷九，《致郑小珊少卿》。

[138]《曾国藩全集》，奏稿，卷七，《调罗泽南回援江西片》。

[139][140]曾望颜：《沥陈广东祸乱之由奏稿》，见北京大学等编：《太平天国史料》，523页。

[141]赵沅英《红兵记事》载新会天地会情况：该地天地会首领张龙“家万金”，“亦有举人秀士甘为贼腹心者”，“举人李式金为匪会师长，诱诸生入议守御事，尽劫之拜会”，“潮连一带孝廉茂才尽入洪门”。

[142]曾望颜：《沥陈广东祸乱之由奏稿》。

[143]《骆秉章奏议》，湘中稿，卷二，《两广匪徒滋扰南界筹防情形折》。

[144]《遐迩贯珍》所载有关太平天国史料、会党消息，见北京大学等编：《太平天国史料》，515页。

[145]《骆秉章奏议》，湘中稿，卷三，《广东贼陷郴宜、广西贼陷东安、衡阳武冈土匪响应剿办情形折》。

[146]同上书，湘中稿，卷四，《永兴茶陵失守分路剿办情形折》。

[147][148]《左宗棠全集》，书牍，卷二，《与王璞山》。

[149]《曾国藩全集》，奏稿，卷九，《江西近日军情据实复陈折》。

[150][152]《左宗棠全集》，书牍，卷二，《与王璞山》。

[151]《骆秉章奏议》，湘中稿，卷一二，《筹议分军援浙折》。

[153]同上书，书牍，卷三，《答署鄂抚胡润之中丞》。

第五节　杨韦事件和石达开的出走——太平天国内部矛盾的爆发

一、太平天国内部矛盾的发展

杨韦内讧是革命内部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的一个典型。

作为中国农民革命发展最高峰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存在着一系列的内部矛盾。在革命初期，由于外部压力十分强大，太平军为了避免被歼灭的命运，各个成员通过宗教的形式，团结得非常紧密。在当时，足以引起内部纠纷的各种因素被尖锐的对敌斗争所掩盖着，内部矛盾是显得微不足道的。

但是在1853年建都天京以后，形势就大不相同了。首先是敌我力量的对比起了很大的变化，太平军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有了强大的陆军、优势的水师，也有了城市和根据地。从外部打败革命的威胁日益遥远，从内部破坏革命的危险也就日益逼近。其次，太平军自益阳、岳州以下，招收了大批的队伍，当1852年11月离开长沙的时候只有8万人，1853年3月攻克南京，骤增至近百万人。四个月的时间，队伍增加得这样快，这一方面标志着革命的胜利发展，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不少麻烦和困难，编制问题、训练问题、粮食问题、指挥问题，新问题一个跟着一个地产生了，而且变得越来越尖锐了。再次，太平军现在有了根据地，有了政权。从前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跟敌人打仗，现在他们的任务有两个，不仅要在前线打仗，而且要在后方组织民众、安定社会秩序，这个任务比起打仗来要困难得多、麻烦得多。

由于以上所说三个方面基本情况的改变，太平天国革命的内部矛盾一天一天地尖锐起来。应该说，新矛盾的产生和矛盾尖锐化并不绝对是坏事情，因为正是革命顺利地发展了，革命在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中，新的矛盾和困难才会逐个地被提到日程上来，而革命要继续向前发展也只有通过这些矛盾的解决才有可能。太平天国革命既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领导者和群众就不能不碰到现实斗争所提出的新问题、新要求。可惜农民英雄们受到阶级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正确地对待和处理新的矛盾，这样就使得他们在取得一连串军事胜利以后，仍不能不重演历史上出现了无数次的失败悲剧。

革命的胜利发展和大批群众参加革命，首先使军队成员复杂化了。特别是太平军进入了大城市，阖家阖户的人都来“拜上帝”，其中固然有很多是真心向往革命的人，但也有不少人是浑浑噩噩，对革命一无所知，或是大势所趋卷入了革命阵营，或是被太平军用强力逼胁而来，更有一些人是随风转舵，有心投机，企图浑水摸鱼。太平军本来是一支严整、朴实的革命队伍，这些人却把在城市沾染的许多不良习气带进了太平军。当1853年初太平军初克武昌的时候，某些封建知识分子已经看到太平军队伍中不巩固的迹象，说：“凡为贼虏者，类多商贾力田之人，勇艺弗精，枪矢不能命中，本无长技可恃，驱之锋镝之际，未始皆心所甘，特惑于邪说，遂视阱镬如坦途。然此辈可行间使之携贰，亦可招抚使为我用。”[1]这种队伍不纯的情形，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也感觉到了，所以太平军到达天京以后，停下来大力展开整训工作，但是整训工作主要是依靠宗教说理和严刑峻法。据《贼情汇纂》载，杨秀清曾经说：“吾亦知新收兄弟，心不服而怨恨，全在绳以苛法，劫以严令，驱策而挫折之，使不遑有他志”[2]。这些话可能出于统治阶级的捏造，杨秀清未必会说这样的话，可是，太平军中确实存在着以棍棒来维持纪律的现象。这种办法虽然可以暂时生效，但不可能使革命内部完全纯洁起来，也不可能使群众的革命意志长久地得到鼓舞。因此在定都天京以后，军队中的逃亡、犯法、内讧、哗变、反叛等等事情，一天一天地增多了。《贼情汇纂》第十一卷中曾经把太平天国军队的成员作了一个详细的分析，这虽然是从反对革命的角度所作的分析，但其中却提供了不少资料，我们从其中可以看到许多真心向往革命、为革命奋斗到底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但也可以看到许多不相干的人被强拉硬拖参加了革命，以后又千方百计地开了小差，也有些人是有意混入革命，企图从内部破坏革命。如有的人是“略涉经史，好谈古今，心高志大，自恃才具非常，目空一切……不幸裹入贼中，必有一二事足以服贼而惊众，渐至柄用……一朝毛羽丰满，则思别树一帜，不齐不楚，中立自雄……当求善间者多方以误之，使其自相鱼肉，而我可乘之以收渔人之利”，“亦有读书明理之人，失身其中，无计可出……未尝不欲谋内讧，通消息，顾力或不逮，不免曲意逢迎，渐谋亲信，庶可得当以报我军……若获一介相通，未始非内间之一助”[3]。这两种人，一种是阴谋篡夺权力的野心家，一种是顽固知识分子，他们混进了革命，利用革命的内部矛盾而从中挑拨，对革命的危害是很大的。这里可以举出两个例子说明由于队伍复杂，再加上太平天国处理不当，异己分子从中挑拨而引起的风波。一件是在太平军出兵西征的时候，准备调大批船只随行，水营的成员是比较复杂的，大多是“两湖、安徽、江西装载贸易良民，甚至富家巨室士庶人等，全家男女，悉被掠入舟中”[4]，太平军本来答应他们到达天京后，可以夫妇团聚，各回原籍，“此至江宁，则不守前约”[5]，不但是男归男行，女归女行，把夫妇拆散了，而且编队工作进行得很乱，“本来之船户，并不一定仍在原船，被胁在船者，又非尽是驾船水手，可以念书贸易者亦强令持篙”[6]，所以水营队伍中很有不满情绪。恰好太平军派来的领导人是蛮横粗暴的北殿承宣张子朋，他所出的号令“忽行忽止，日凡数变，各水手无所适从，牌刀手又动辄擅杀，水手不堪其虐，势甚汹汹”[7]，“欲尽开船上驶投诚，抑或各散”[8]。幸亏杨秀清知道了这个情况，立即采取措施，“至北王府，将韦昌辉杖责数百，张子朋杖责一千，并传到唐正才重赐金帛，加封丞相衔，用好言抚慰。水营群贼悉听唐正才指挥，唐正才调停群下，始无叛心”[9]。这是水营队伍对领导不满的一个例证。

另一个例证，是由异己分子策划而起的一个叛乱。有一个名叫张继庚的人，本为清朝的廪生。太平军攻天京时，他曾经主持清朝的保卫局和筹防局，抵抗革命。太平军攻克天京以后，他混入北殿典舆衙，从事阴谋活动，到处窥探消息，联络人手，散布谣言，组织叛乱。当水营队伍对领导不满的时候，张继庚“遂倡伪东王待广西人厚、湖南人薄之议以激之，湖南人果煽动结盟，思投大营”[10]，后来他又串通了织营、瓦营、木营中的人以及朝阳门的部分卫戍部队，准备开城接应清军入城。这件阴谋被及时地发觉了，张继庚和他的许多同谋者被捕处死。据张继庚向清军报告，天京太平军队伍被他买通的竟有半数以上，虽然张继庚是尽量显耀自己的功劳，因而夸大了这个数字，但是这个案件牵连之广实在惊人。这说明了革命内部矛盾在处理不当而被敌人利用之后，会造成何等严重的危害。

革命的内部矛盾并不仅仅表现在队伍的不纯方面，由于太平天国经常处在战争的环境中，粮食和物资的供应非常紧张，为了保证每人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太平天国实行了圣库制度，规定军队所俘获的粮食和钱财，都要交给圣库，每人的生活必需品则按照标准由圣库供给。这种规定从保证革命的发展来说当然是必要的，如果从群众暂时的和日常的利益来衡量，则不免又发生了抵触。怎样使革命利益和个人利益很好地结合起来，这又是提到太平天国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起初，太平天国通过宗教说服了群众，要群众“遵命令”、“和傩兄弟”，“有银钱须要认得破”、“同心同力、同打江山”，并且答应到了“小天堂”（即天京）以后，“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勋等臣，大则封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至小亦军帅职，累代世袭”，所谓“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11]。到了天京以后，虽然环境是好了一些，但是以往的诺言并未能兑现，因为周围的战斗很激烈，粮食供应仍有困难，特别是队伍大大增加，其中又包括了许多妇孺老弱，这个包袱实在太沉重了，天京的存粮很快就告罄，不得已几度削减口粮。“初入城，发粮无数，来取者即与之，既有名数可稽，始议每日发米数。男馆如泥水木匠一斤半，各伪衙一斤四两，各匠一斤，牌尾半斤。女馆湖南以前，每名一斤，湖北以前，每名六两”；到1853年底，“贼粮少，乃议发稻，凡各匠及牌尾妇女皆发稻”；过了半年，又减为“男子牌面，每日每名发米半斤，牌尾四两。女子每日每名，湖南以前，发米六两，湖北以下，发米三两，均以稻代，悉令人食粥，否则杀”；又隔了三个月，把男女馆中的人放出城外，“割稻自食”[12]。很显然，粮食的困难只有通过生产的发展才能够解决，而部分群众追求过高生活享受的错误思想又只有通过教育的途径才能够解决。可惜太平天国除了宗教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思想武器，同时又缺乏边战争边生产的一套措施。这样，矛盾的发展就迫使他们不得不把人们赶到天京城外，这种简单粗暴的办法，不但削弱了自己的后备力量，而且也必然会在群众中造成不良的政治影响。

此外，太平天国为了保证战斗期间的组织纪律，严格实行禁欲主义，男女之间不得过夫妇生活。太平刑律规定：“凡夫妻私犯天条者男女皆斩”[13]，这条法律虽然在提高士气和维护纪律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它用强制手段割断家庭人伦的关系，也是非常不得人心的一个措施。长期地执行起来，必然会引起很多问题，所以违犯这条法律而获罪的人很多。《天情道理书》说：“故自一路以来所有不遵天令，夫妇私自团聚者，无不被天父指出，奉行天法，重究在案。”在高级领袖中，除天王、东王、北王、翼王、燕王可以有若干妻妾之外，其他人也不准夫妇团聚，所以地位较高的领袖也常常犯禁获罪。据说西王萧朝贵的父母在进攻长沙时，因犯禁被杀[14]，东王兄嫂也因反对这个规定、口出怨言而被黜革[15]，太平天国中很有地位的镇国侯卢贤拔也是“以夫妻犯天条革职，令在删书衙删改六经”[16]，东王的亲信秋官丞相陈宗杨也因私犯天条而被杀。到了1855年，杨秀清知道这种强制办法不能解决问题，就开放女馆，准许职位较高的领袖择配，但对于职位较低的干部和士兵，仍不准过家庭生活。

假使把以上情况和太平天国最高领袖的生活情况作一个对比，那就更加暴露出革命内部矛盾的深刻程度了。在革命初期，太平天国领导确实具有与群众共甘苦的作风，在从广西北上的长途行军中，太平军战士都是“布衣褴褛，囚首垢面，鹑衣百结”，“洪杨诸逆首亦自敝衣草履，徒步相从”[17]。当时的物资供应虽然困难，但大家的意见并不大。进入大城市以后，这种与群众共甘苦的作风逐渐减退，代之而起的是对权力、名位、奢侈生活的追求。太平军入天京之后，立即大兴土木，把清朝的两江总督衙门改建为天王府，“毁行宫及寺观，取其砖石木植，自督署直至西华门一带，所坏官廨民居，不可胜计，以广基址，日驱男妇万人，并力兴筑，半载方成，穷极壮丽……工甫成，即毁于火……四年正月复兴土木，于原址重建伪宫，曰宫禁。城周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金碧辉煌……五色缤纷，侈丽无匹”。修建东王府时，也是“尽毁附近民居阛阓，开拓地基……穷极工巧，骋心悦目”[18]。其他如衣饰方面，诸王的金冠都是“雕镂龙凤”、“珠宝璎珞”，所谓“一冠袍可抵中人之产”[19]。仪卫舆马更是备极铺张，天王的轿夫有64人，东王的轿夫有48人，东王每出府，“开路用龙灯一条，计三十六节，以钲鼓随之，其次则绿边黄心金字衔牌二十对，其次则铜钲十六对……其次绿边黄心绣龙长方旗二十对，其次同上色绣正方旗二十对，其次同上色绣蜈蚣旗二十对，高对提灯各二十对，虽白昼亦用之，其次画龙黄遮阳二十对，提炉二十对，黄龙伞二十柄，参护背令旗骑对马约数十对，最后执械护卫数十人，绣龙黄盖一柄，黄轿二乘，杨贼乘坐，或前或后，盖仿古副车之义，而恐人之伺己也。轿后黄纛十余杆，骑马执大刀者数十人，更用鼓吹音乐数班，与仪从相间，轿后亦用龙灯钲鼓……每一出府，役使千数百人，如赛会状”[20]。此外，还学了封建帝王选秀女的恶劣办法，选女入宫。这种情况表明太平天国的领导已经受到封建阶级奢侈腐化习气的严重侵蚀了。

太平天国革命的内部矛盾，不仅表现在由于粮食缺乏、生活动荡、待遇悬殊而引起的群众的不满情绪上，同时也表现在太平天国所实施的一套强力集权制度上。应该说，权力的集中是任何革命时期所必需的，集权保证革命方面可以用全力来击破敌人，避免分散主义和无纪律的状态。假使没有高度的集权，太平天国革命的发动和胜利进军是不可能的。但是太平天国的集权制度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强制和盲目的基础上的，强制和盲目的集权产生了许多副作用。一个庞大臃肿而等级繁多的行政机构形成了，行政效率随之而减低，惩办主义随之而滋长，在这个庞大的行政机构中，产生了争权夺利的派系斗争。

假使研究一下太平天国的中枢领导机构，其规模之大，令人惊异。据张德坚在1855年估计，太平军的士卒有107万，而卒长（按制度，卒长是应统辖一百多人以上的职官）有31﹒5万人，官兵数字的比例为三比十，形成官多兵少的严重局面。张德坚又说：“先时，贼起金田，自伪王以下，仅有军长、侍卫诸名，至陷湖北，踞金陵，侈然自得，骄心盛而其官愈冗”，“尝一日封赏丞相、检点至数百人，如妇妪操饼以饵群嬉之儿”，“但从贼稍久，几无有不官者”。特别是在中枢领导机构中，充塞着很多职位高的干部，如供天王差遣的就有1 600多个指挥级以上的职官。东王府是发号施令的机关，职官更为冗多，有六部尚书、承宣、仆射、掌门、引赞、典东舆、大旗手、指使、参护、典东马、典东龙、典东彩、典东乐、典东锣、典东炮、典东更、典东牢、典东刑、典东袍、典东厨、典东水、典东柴等名目。他们执行东王府的秘书、警卫、仪仗、勤杂的职务，共有3 564人，都是检点、指挥、将军级的职官，他们这些人还有下级和士卒。据布列治门说：“东王部下——各级官吏及兵士、仆役及随从，全体共有二万人至三万人”[21]，所以这个机构的臃肿庞大，实在是惊人的。其他的王、侯、国宗、丞相之下，也有很多部属。机构臃肿的后果，就是上下不通气，办事效率降低，所以“纤芥之事，必具禀奏，层层转达，以取伪旨”[22]，“曾于一日之内，发谕至三百件之多”[23]，造成了麻痹不灵的现象。特别严重的是，这样一个领导机构，很大程度是依靠强力来维系的，太平天国所立的刑法是很严峻的，它废除了烦琐的封建律例，只规定枷杖和死刑两种，其枷轻重无定式，杖责自5板至2 000板为止，死刑则有点天灯、五马分尸、斩首示众等数项。这种严刑峻法反映了阶级斗争的严峻程度，对于镇压异己分子和整顿军队风纪方面是起了作用的。但是太平天国所规定的死罪范围过分宽广了，赌博、演戏、口角、打架、饮酒、口出怨言、雇请民妇洗衣、私藏财物、不能熟记赞美天条的人，都要斩首，这未免太过分了。在革命斗争激烈进行的时候，用严格的纪律来维持风纪，是太平军不得已的手段。太平天国的弱点在于缺乏正规的思想教育工作，一些简单的宗教教条不可能负担起思想教育的任务，因此就不得不采用严刑峻法来约束一些败坏风纪的行为，但是棍棒和钢刀并不能够根绝犯罪行为，雷厉风行的惩办制度更容易把无辜的人错当成有罪的人，把犯小错误的人错当成犯大罪恶的人，因而带来许多滥打冤杀的情形。这样就使上级与下级之间、领导与群众之间不能不留下很深的裂痕。

这里，应该谈一下太平天国几个最高领袖的思想作风问题，因为这些主观因素对于客观矛盾的缓和或激化，无疑是有重大影响的。天王洪秀全在革命发动时期，表现了伟大的毅力和创造精神，但后来逐渐变成一个宗教迷，对于世俗的实际事务很少过问，所谓“僻处深宫，从不出户，人罕识其面”[24]，高高在上的宫廷生活使他和广大群众隔离了。太平天国的权力全部集中在东王杨秀清身上，杨秀清有出色的政治和军事才干，他的目光远大，见识过人，太平天国所以能有那样巨大的发展，这是和杨秀清的领导分不开的。但是随着革命的发展，杨秀清上升到权力的最高峰，开始流露出骄横跋扈的倾向。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掌握实权的“东府集团”。如东殿尚书侯谦芳、李寿春权势很大，杨秀清“信任之，凡有机密事，皆引侯谦芳及李寿春计议，权势在韦石二贼之上，伪侯相为之侧目”[25]。又如丞相林锡保、检点胡海隆、伸后正侍卫张维崑分别掌握着天京的警卫、巡逻任务，都是东王的心腹。东王杨秀清毕竟是一个农民手工业者，他不可能根据对事物客观规律的自觉认识来运用这个革命的强力机构，再加上杨秀清那种大权在握、雷厉风行的作风，容易刺伤其他领袖的尊严，也容易发生错杀、错关、错打的事情。据记载可以查明，丞相以上的领袖因罪而被杀、被关、被革职的就有燕王秦日纲，豫王胡以晃，卫天侯黄玉崑，镇国侯卢贤拔，国宗韦滨、石凤魁，丞相曾水源、黄再兴、林绍璋、曾锦谦、许宗扬、赖汉英等。至于受杖责的就更多（连天王洪秀全、北王韦昌辉都受过杖责），这种做法未免太过火了。而且有些案件的处理上不一定很公平得当，或是量刑过严，或是偏袒“东府集团”。以下可以举出杖责天王案以及洪仁发案、李凤先案、黄玉崑案作例证。

杖责天王案发生在1853年底，由于洪秀全处理宫廷事务不当，罪责女官太过，甚至脚踢嫔妃，引起杨秀清的干涉。杨秀清假装天父下凡，要杖责洪秀全，经过众人的恳求，方才免于杖责，这件事在洪杨关系上留下了不愉快的裂痕。事后，杨秀清似乎也觉察到自己做得太过分，再三劝慰洪秀全，尽力谋求和解。但据《金陵癸甲纪事略》说，杨秀清“尝假天父语，杖天贼四十”，又说太平天国“杀必请于天贼，然天贼曰杀，东贼必不杀，曰勿杀，东贼必杀之”。清朝方面的记载虽然未可尽信，但洪杨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矛盾，杨秀清借着一些细小事故，甚至要杖责一国之主，这反映了在杨秀清身上滋长起来的跋扈专横作风，这种作风不能不影响到内部的团结。

杨秀清的跋扈作风也表现在杖责洪仁发的案件上。洪仁发是洪秀全的嫡长兄，虽然庸愚无能，但在天国中的地位很高，且得天王宠信。“杨贼忌之甚，尊为国兄，而于军事无与焉。每诡称天父下凡附体，肆行谩骂，数数挫折。癸丑七月，杨贼传各伪官听令，仁发独后至，杨贼以为不敬，微讽于所属，洪逆稍稍闻之，内不自安，即出伪诏令仁发至杨贼处肉袒请罪，并请杖责，杨贼佯不欲杖，仁发固请而后杖之”[26]。从这个案件也可以看出，杨秀清和洪氏兄弟的关系，不能说是亲密无间的。

另外从李凤先案和黄玉崑案中，可以看出杨秀清偏袒“东府集团”的倾向。关于李凤先案，《天情道理书》有如下的记载：

有一参护李凤先，路遇东殿兵部尚书侯谦芳朝衣朝冠而来，适李凤先亦乘马而来，两人相遇，李凤先得意洋洋，胆敢恃强，故意纵马相撞。其时尚书侯谦芳即将良言劝导，谕其下次凡遇官长，不好如此。讵李凤先不惟不遵教导，反敢出言不逊，口说“尔不识本大人，尔眼盲了”等语。尚书官见他如此凶言，知是恃强自肆之徒，即将伊带至东府，传鼓禀奏。东王闻奏，遂发义怒，令员将他杖责教导，此东王体天父好生之心为心，海底之量为量，格外宽宥，赦伊死罪。乃李凤先不但不知感谢天恩，胆敢藐视天法，并无半言悔过，反出怨言，说打妖魔不是如此打法。尚书见如此强蛮，将其情由复禀奏东王。东王闻此禀奏，即命尚书将伊锁起，以便明早本军师亲自提审。不料尚书锁他，其胆敢说：“东王竟要锁我，尔好好同我收起此对刀，不然连尔尚书都难矣。”至次早，东王坐殿吊他质讯，他跪在殿下，心怀忿恨，言答不逊，得罪天父，大干天法，是以拟成死罪，请旨处决。

关于黄玉崑案件，在谢介鹤的《金陵癸甲纪事略》中有一段记载：

甲寅四月，燕贼牧马某甲坐门前，见东贼同庚叔未起。东贼叔怒，鞭某甲二百，送燕贼，未及问，又送付玉崑（按：时黄玉崑主管天京讼事），意欲玉崑加杖。玉崑谓既鞭可勿杖，转相劝慰，东贼叔愈怒，推倒玉崑案，诉于东贼。东贼怒，使翼贼拘玉崑，玉崑闻而辞职。伪兴国侯陈承镕、伪燕王秦日纲闻之，亦相率辞职。东贼大怒，锁发北贼，杖日纲一百，承镕二百，玉崑三百，某甲五马分尸。玉崑杖后，夜投水救起，削去伪侯为伍。

这两个案件都是由于细小的事故而兴起大狱，都是把革命的内部矛盾错误地当做敌我矛盾来对待。一个革命干部仅仅因为冲撞了侯谦芳——东王的亲信——而横遭死刑，革命还没有胜利，太平天国内部的专制等级却已经如此森严。至于说李凤先“口出怨言”，假使真有什么足以构成死罪的“怨言”，那么这一篇由“东府集团”编写的《天情道理书》绝不会不写上去的，文中所记李凤先的三句话，实在不足据以定罪。李凤先说“打妖魔不是如此打法”，这正是反映了一个出生入死为革命奔走，反而因细故而遭毒打的革命者的不平之鸣，哪里是什么“怨言”！特别是黄玉崑的案件，充分反映了东王同庚叔嚣张的气焰，黄玉崑身为执法官，按理量刑，据情劝慰，完全是正当的，杨秀清却为了维护其同庚叔的体面，把黄玉崑痛打一顿，而且不惜把许多最高级领袖牵连在内。由此可见，杨秀清在团结方面确实存在着严重的缺点，这种缺点正是反映了农民、小手工业者的狭隘性和宗派倾向，即使像杨秀清那样英明的英雄人物也难于摆脱这种阶级的局限性。

这样，太平天国领袖之间的关系就疏远了。掌握实权的是以东王杨秀清为首的“东府集团”，而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燕王秦日纲、豫王胡以晃、卫天侯黄玉崑等这些职位极高、经常驰驱疆场的人物对杨秀清怀着不同程度的不满心理，他们自然而然地站在一条战线上，形成一个“非东府集团”。张德坚写道：“夫首逆数人，起自草莽结盟，寝食必俱，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计便行，机警迅速，故能成燎原之势。今踞江宁，为繁华迷惑，养尊处优，专务于声色货利，往之倚为心腹股肱者，今乃彼此暌隔，猜忌日生。禁令则徒立科条，军务则全凭文告，气脉不通，已成麻痹不仁之象。贼之灭亡，可烛照而数计矣。”[27]统治阶级总是竭力诬蔑革命，希望革命垮台的，但其中所说天国领袖“彼此暌隔、猜忌日生”这一点，真是不幸而言中。杨韦事件就是太平天国内部“东府集团”和“非东府集团”矛盾、冲突的结果。

二、韦昌辉的阴谋政变和石达开的出走

在阶级斗争剧烈展开的时候，革命的内部矛盾常常是和敌我矛盾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的。农民们难于分清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给予不同的对待，有些明明是内部矛盾，却错误地采取了敌我矛盾的解决办法；有些明明是敌我矛盾，或者已有迹象表明它可能发展为对抗冲突，但又被轻易地忽略过去而没有加以必要的警惕。这样，潜藏在革命内部的阶级异己分子和个人野心家，就能够利用革命的这种弱点，进行阴谋活动，太平天国的内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

北王韦昌辉是内讧的发动者，他为人工于心计，对杨秀清长期怀有不满情绪，但表面上却装得恭敬驯顺、唯命是从的样子。杨秀清曾经说：“即如韦正胞弟而论，时在弟府殿前议事，尚有惊恐之心，不敢十分多言。”《金陵癸甲纪事略》则说韦昌辉“事东贼甚谄，舆至则扶舆以迎，论事不三四语，必跪谢曰：‘非四兄教导，小弟肚肠嫩，几不知此’，‘肚肠嫩’浔州乡语，犹言学问浅也。其兄忘其名，与东贼妾兄争宅，东贼怒，欲杀其兄，发北贼议罪，请以五马分尸，谓非如此，不足以警众。”韦昌辉装得这样驯顺，正是他的阴险所在。实际上他对杨秀清衔恨甚深，他用这种姿态来使杨秀清丧失警惕，以便等待时机，进行谋害。韦昌辉的这个不可告人的心机，甚至已为敌方所看出，在内讧前的一年，封建文人张德坚就这样写道：“杨贼与昌辉互相猜忌，似不久必有并吞之事。”[28]

参与韦昌辉阴谋活动的还有石达开、秦日纲等高级领袖。石达开是太平天国最出色的军事家，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他待在天京，被闲置起来，清军方面幸灾乐祸地声称这是杨秀清“猜忌”石达开。“猜忌”的说法没有充分的根据，但石达开的才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期间没有充分得到发挥，这的确是事实，一直到1855年太平军迭遭失利的时候，才把石达开放到西战场上。另外，石达开和太平天国的许多高级领袖关系很密切，如与黄玉崑是翁婿关系，黄玉崑对杨秀清的不满是很显著的，这一点可能会影响石达开，所以石达开在内讧发生七年之后，还留下一个杨秀清“平日性情高傲，韦昌辉屡受其辱”[29]的印象。至于燕王秦日纲虽然出身于矿工，是革命的元勋，但是见识不足，才干较差，因此容易受人的迷惑，盲目地跟着韦昌辉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还有胡以晃大概是跟韦昌辉一流的人物，他原先是靠近“东府集团”的，但是到了发生内讧的时候，做了韦昌辉的内应。这样，太平天国所有的高级领袖几乎都和杨秀清有不同程度的矛盾。正像李秀成所说：杨秀清“威风张扬，不知自忌，一朝之大，是首一人。韦昌辉与石达开、秦日纲是大齐一心，在家计议起首共事之人，后东王威逼太过，此三人积怨于心，口顺而心怒”[30]。杨秀清的权力愈加扩大，这种矛盾也就跟着尖锐化，他的地位也就愈加危险了。

小生产者地位和缺乏科学的分析方法，限制了杨秀清，他没有能够清醒地估计内部不满情绪的严重程度，更没有估计到这种不满情绪在个人野心家的挑拨之下转变为对抗行动的可能性，因而他既没有采取一些积极措施来消弭或缓和这种不满的情绪，也没有对韦昌辉保持一定的警惕，相反，他被一系列的胜利冲昏了头脑，竟在太平军打败江南大营、天京外部威胁解除的时候，要求洪秀全封自己为万岁。当时杨秀清实际的权力、地位已经超过了洪秀全，洪秀全仅仅保持一个最高领袖的名义，现在连这个名义也难以保持了。洪秀全虽然无可奈何地答应了杨秀清的要求，但他立即秘密地召回在江西督师的韦昌辉、在湖北督师的石达开以及在丹阳督师的秦日纲。洪、杨之间在封赠万岁问题上的冲突，给“非东府集团”一个好机会。一场燎原大火马上蔓烧起来。

韦昌辉接到天王召唤的命令，认为时机已到，立即率领心腹部队3 000人赶回天京。到达天京时，已是1856年9月2日的深夜。同时秦日纲也从丹阳回到天京。韦昌辉等进入天京，他的队伍立即按照预定计划分布在各要害地方，所有通达东王府的街道都为进攻军所占领。这是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东王府内大多是妇女、小孩等服役人员，来不及召集卫戍部队反攻，只有少数侍从人员进行了绝望的抵抗。一夜之间，杨秀清和他的眷属、部下都被杀害。

在天京的东王杨秀清的部属有二三万人，很明显，杨秀清虽然猝不及防地被韦昌辉杀死了，但他的部属不会不起来进行反抗的，而狠毒的韦昌辉也不会放过这些人，于是一场激烈的战斗展开了。东殿尚书傅学贤集合了天京的卫戍部队“自峨嵋营扎营至虎贲仓，洪逆与韦贼亦扎营于小茔大行宫一带，闭城月余，互相自杀”[31]。傅学贤所统率的部队是很多的，韦昌辉不可能一下子把它消灭，于是韦昌辉又想出一条毒计，假称天王因韦昌辉杀人太多，下诏惩罚其罪，令受杖责，把东王的余部哄骗到天王府前观韦昌辉受刑，并且哄骗他们解除了武装，借这个机会，又出其不意地对他们大肆屠杀。韦昌辉就是这样卑鄙地取得了“胜利”，控制了天京。这场大屠杀历时一个月，死了两万多人。据清朝方面的记载：“见有长发尸骸，不可数计，由观音门口内漂流出江，内有结连捆缚及身穿黄衣黄褂者”[32]。太平天国的中上层干部，除了派在各战场作战的以外，大多在这场屠杀中牺牲了。

10月，远在武汉的石达开放下了紧张的对敌斗争，赶回天京。他看到天京大屠杀的情形，非常不满，责备韦昌辉不应该滥杀无辜。韦昌辉这时简直失去了人性，反而想把石达开一起杀死。石达开得知了韦昌辉的这个企图，连夜缒城出天京，残忍的韦昌辉竟把石达开在天京的一家老小都杀了。当时石达开掌握着西战场的指挥大权，在太平军中威信极高，他集合了自己的部队，进驻到宁国附近，要求洪秀全惩办韦昌辉。

群众的眼睛看得很清楚，大家都对韦昌辉滥杀无辜的行动表示愤慨，所以没有等到石达开率军回京，洪秀全在11月间就顺从大家的要求，杀了韦昌辉，这就是李秀成所说的“各众内外，并合朝同心，将北王杀之，人心乃定”[33]。与韦昌辉同时被杀的还有秦日纲、胡以晃等二百多人。韦昌辉对天京历时近三个月的恐怖统治才算结束了。

杨韦内讧是革命内部矛盾发展为对抗冲突的一个典型。韦昌辉利用了群众和其他领袖对杨秀清的不满，利用了洪杨之间的矛盾，用阴谋手段杀害杨秀清，这是一个罪恶的行为。特别是他把事件加以扩大，滥杀无辜，用对内镇压的办法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权力，这更是一种不可宽恕的行动。这种行动实际上等于在帮助清朝统治者。杨秀清为革命立过大功，他虽然有专横的倾向，但罪不至死，后来太平天国为了纪念杨秀清，把杨秀清遇害的那一天（公历9月7日、天历七月二十七日）定为“东王升天节”，并有“七月念七东升节，天国代代莫些忘”的诗句，这表明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全体群众对杨秀清的尊敬爱戴。至于韦昌辉这个阴谋分子，他死后仍被革命所唾弃，在后来颁发的太平天国文书上（如《太平礼制》、《太平历书》），都赫然列着东、西、南三王的名字，但没有北王的名字，《朝天朝主图》中也没有北王的位置。太平天国的这个态度，正是对于杨秀清、韦昌辉最好的历史评价。

经过内讧的一场残杀以后，太平天国的内部矛盾仍旧没有解决。1856年11月，石达开回到天京，管理天国的政务，大家对石达开很钦佩爱戴。可是洪秀全经过内讧之后，成了惊弓之鸟，恐怕石达开权力大了，对自己不利，因此封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以牵制石达开。在石达开执政的一段时间里，洪氏与石氏的矛盾虽然没有留下什么具体的记载，但是两者之间存在着明争暗斗，那是可以肯定的。安王和福王都是庸愚无能的人，像石达开这样雄才大略而又掌握着实际兵权的人，当然不甘心受他们的挟制，这样，就使得石达开产生了脱离太平天国而独树一帜的念头。1857年6月，石达开离开天京，走往安庆，发出一个布告，剖白自己的心事。布告中说：

为沥剖血诚，谆谕众军民：自恨无才智，天国愧荷恩。惟矢忠贞志，区区一片心，上可对皇天，下可质古人。去岁遭祸乱，狼狈赶回京，自谓此愚志，定蒙圣君明。乃事有不然，诏旨降频仍，重重生疑忌，一笔难尽陈。用是自奋励，出师再表真，力酬上帝徒，勉报主恩仁。精忠若金石，历久见真诚，惟期妖灭尽，予志复归林。为此行谆谕，遍告众军民：依然守本分，照旧建功名；或随本主将，亦足标元勋，一统太平日，各邀天恩荣。[34]

这时候的石达开在太平军中的威望是极高的，安徽、江西根据地又都是他一手缔造的，将领士卒大多是他的旧部，他发出这个号召，结果就有很多人跟着他走。洪石矛盾虽然没有发展为流血冲突，但是，石达开不顾大局，脱离集体，单独行动，进行分裂，给革命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清朝统治者对于石达开的出走是拍手欢迎的，咸丰皇帝甚至认为：石达开“穷蹙思降，抑或事之所有”，要曾国藩想法招降石达开。清朝统治者的算盘完全打错了，石达开虽然和洪氏集团有矛盾，但对革命仍旧是忠心耿耿、大节无亏的。石达开自己应该担负路线错误的责任：他的出走，一方面带走了许多精兵猛将，引导他们脱离革命整体、脱离有巩固基础的根据地，把这些精兵猛将引到一种孤立的、无后方的、长途疲劳性行军的困境中；另一方面，他带走许多军队，使太平天国原来的根据地处于兵员不足、无力防御的情况，大大便利了敌人的进攻。所以李秀成在后来谈到太平天国的失败原因时说：“误翼王与主不和，君臣疑忌，翼起猜心，将合朝好文武将兵带去，此误至大。”[35]

总之，杨韦内讧和石达开的出走，都是对革命内部矛盾处理不当所造成的悲剧。经过这两次事件，太平军的实力大受损失，各个战场的攻势都停止下来，使清军获得了喘息的时机。从此，战争基本上进入了相持的阶段。

注释

[1]陈徽言：《武昌纪事》，附杂论。

[2]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二。

[3]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一。

[4][7]《向荣奏稿》，卷三，《遣散江宁观音门外船户水手折》。

[5]张汝南：《金陵省难记略》。

[6]涤浮道人：《金陵杂记》。

[8][9]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

[10]《张继庚遗稿》，《致祁公子书》。

[11]《天命诏旨书》。

[12]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

[13][16]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八。所谓犯天条，即指夫妇同居。

[14][15]参见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

[17]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六。

[18][19][20]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六。

[21]布列治门：《太平天国东北两王内讧纪实》。

[22]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六。

[23]同上书，卷七。

[24]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

[25]同上书，卷二。

[26]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

[27]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六。

[28]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

[29]《石达开自述》。

[30]《李秀成自述》。

[31]涤浮道人：《金陵续记》。

[32]《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一六二，德兴阿、翁同书奏。

[33]《李秀成自述》。

[34]据《说文月刊》，三卷十一期，商承祚跋谓原件见《何桂清奏稿类编》，卷二七，《军务》。

[35]《李秀成自述》。

第四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相持阶段

第一节　第二次鸦片战争

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历史背景和修约交涉

正当太平天国内部矛盾公开爆发、革命的发展急剧变化的时候，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武装侵略，即第二次鸦片战争。战争从1856年10月开始，到1860年10月结束，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四年。这次发生战争的根本原因和战争的性质都和第一次鸦片战争基本相同，所以马克思把这次战争称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

首先，第二次鸦片战争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继续发展、要求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而发生的。19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对于欧洲资本主义来说是很不平凡的岁月。美洲和澳洲金矿的发现，殖民地市场的发展，生产技术的改革，资本的侵入东欧国家，这一切促成了欧洲新的工业高涨。以英国来说，到1850年已拥有纱锭2 100万枚，煤的年产量达到6 150万吨，钢铁每年输出的总值也达到540万镑。法国的经济发展稍次于英国，到19世纪中叶，煤的年产量为500万吨，铁的年产量为60万吨。与此相适应的是世界贸易的日益扩大，1850年世界贸易的总值是145亿马克，其中英国占33﹒8亿马克（连殖民地是52亿多马克），法国占15亿马克，德国占21亿马克，美国则占将近13亿马克。

在这个时期，机器技术大大推广了，工厂中安装了蒸汽锤和重型机床。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更为迅速，全世界的铁路长度从1840年的8 000公里增加到1850年的3﹒9万公里，轮船也开始被广泛地用于海洋航行。在军事技术方面，也先后出现了后膛枪、装甲兵舰和水雷等。

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下，每一次创业热潮的高涨，总是另一次经济危机行将降临的先兆。伴随着19世纪5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1857年至1859年又发生了一次经济危机，这次危机自美国开始，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到欧洲大陆。所以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过程，适当欧洲面临着全面的危机，加紧开辟和压榨殖民地市场是资本主义逃避国内经济危机的一个主要手段，所以英国和法国恰恰在这个时候下定了发动侵华战争的决心。

当西欧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殖民地贸易在他们国内经济生活中越来越占有重要的地位时，列强之间对于东方市场的争夺也就日益加紧了。1853年至1856年爆发了英法和沙俄之间争夺土耳其帝国及其附庸国家的一场残酷战争，这就是著名的克里米亚战争。沙俄在战争中失败，从黑海出口的通路被堵塞了，它就不得不转移方向经营中东和远东，大批的哥萨克移殖到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沿岸，清朝和沙俄之间开始产生了国界问题的纠纷。另一方面，英法联军在对俄战争取胜以后，也腾出手来把视线更多地集中到远东，他们抱着进一步开辟中国市场的极大野心，不惜用武力来实现这个贪婪愿望。

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前夕简略的世界背景。

那么，在战争发生以前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又是处于什么样的状况呢？我们在第二章第二节中曾经详细谈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外贸易的情况，第一次鸦片战争虽然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是外国商品的输入还并不像外国侵略者当初所期待的那样迅速增加。马克思在1858年写道：“中国市场所特有的现象乃是：自从根据1842年的条约而开放中国市场以来，中国出产的丝茶向英国的输出额不断在扩大，而英国制造品对华输入额，整个说来，却停滞不前。”[1]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经济结构的顽抗性，不容易一下子就被外来经济侵略势力所摧垮；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人民连续不断的反抗，特别是当时广州人民的斗争，使外国的侵入遭受到极大的障碍。我们曾经在前面叙述过从升平社学一直到1849年广州人民反对英人入城的斗争，人民的斗争终于迫使英国侵略者一再推迟了进入广州城的日期。外国侵略者在这一连串的斗争中，开始觉察到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巨大力量，他们开始体会到不能用硬干的办法，硬干可能使自己碰壁。所以当太平天国革命起来，太平军攻克天京的时候，外国侵略者曾经企图用软的办法来软化太平军。英国的香港总督文翰和美国、法国公使都先后到过天京，进行“试探”。“试探”的结果使他们大失所望，因为他们所企图要取得的侵略权利不可能从革命人民的手里取得，而且甚至连他们已经取得的侵略权利都有可能丧失掉。太平天国在跟外国接触的过程中坚持了中国人民一贯的英勇、正直和不畏强暴的革命精神。

外国侵略分子发现，不论用硬的办法还是用软的办法，直接跟中国人民打交道并不可能使他们得到便宜，于是他们只好仍旧利用当时腐朽的清朝政府作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手段。当时清朝政府虽然和外国侵略者也有矛盾，可是它在对外战争中表现得十分软弱，它的对外政策也是动摇不定。外国侵略者在广州入城问题和软化太平军的企图都失败以后，便抓住了清朝政府的软弱性和动摇性，进行恐吓和讹诈，这便是1854年和1856年的所谓“修约交涉”。

按照中法《黄埔条约》第三十五条：“日后若有应行更易章程条款之处，当就互换章程年月核计满十二年之数，方可再行筹议”；中美《望厦条约》第三十四条：“和约一经议定，两国各宜遵守，不得轻有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法国和美国侵略者拿这两个条款作为根据，提出十二年修改条约的要求。至于英国则援引“最惠国条款”，认为可以“一体均沾”，同样要求十二年修改条约的权利。据英国所提出的修约要点是：

（1）争取广泛地进入中华帝国的整个内地，以及沿海各城。

（2）争取扬子江的自由航行，并进入沿江两岸直到南京为止（包括南京在内）的各城以及浙江省沿海人烟稠密的各大城。

（3）实行鸦片贸易的合法化。

（4）规定不得在外国进口的货物和为向外国出口而购买的货物上，课征内地税或子口税。

（5）规定对中国沿海海盗行为的有效取缔。

（6）制定中国劳工向外移民的办法。

（7）规定外国使节常驻北京。[2]

以上这些要点显然是远远超过了修约的范围，实际上是要求再订立一个新的不平等条约。

1854年英国政府派包令爵士携带上述修约要点到广州，联合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和美国公使麦莲，向两广总督叶名琛提出“修约”要求。

当时的清朝官僚在对外态度方面已经开始分化为两个派别：一派是以军机大臣端华、肃顺以及叶名琛等为代表的顽固派，他们仍坚持着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盲目自大和虚骄顽固的态度；另一派是以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以及上海的许多官僚为代表的妥协派，他们对外采取妥协、投降政策，希望外国侵略者协助自己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这两个派别在维护封建统治、屠杀人民群众的基本政治立场上是一致的，但是在怎样维护这个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问题上抱着不同的看法。妥协派认为外国侵略势力并不是危害封建统治的一个重要因素，相反地，他们还认为利用这种外来势力，可以有效地遏阻国内革命运动的发展。顽固派的看法则略有不同，他们认为外国侵略势力的逐步深入是封建统治的一个绝大威胁，而且由于当时外国侵略者在清王朝和太平天国的斗争中伪装“中立”，给予清朝顽固派以一种态度暧昧的错觉，顽固派虽然因为力量软弱而不能对外“大张挞伐”，但他们却很不愿意让外国势力一步一步地深入，以妨碍自己的统治，他们希望维持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现状，一方面不去得罪洋人，避免在国内军事紧张的情况下与洋人冲突，另一方面，也不肯轻易地答应外国的进一步的侵略要求，他们和外国之间尽可能保持一定的距离，认为接触愈少，麻烦也就愈小。顽固派的这种态度很鲜明地反映在两广总督叶名琛的身上。

当英、法、美三国公使向叶名琛提出修约要求时，叶名琛借口公务繁忙，避不接见，对于修约要求则答称：自己只有对于条约作细微修正的权力，并且认为对于条约也并无作重大修改的必要。叶名琛用这种消极敷衍的态度，希望一方面能够拒绝三国的要求，另一方面又不至于和三国闹得破裂。

三国要求遭到拒绝后，他们转而希望利用属于妥协派的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以达到其侵略要求。1854年9月，三国公使先后抵达上海。他们以帮助清朝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为交换条件[3]，引诱清朝修改条约。吉尔杭阿完全支持修约要求，并向清廷建议“钦派资深望重之大臣，前来议定妥协章程，允其所请”[4]。不过这时候清朝朝廷里的妥协派占着少数，军机处掌握在顽固派端华、肃顺的手里，咸丰皇帝本人也是倾向于顽固派的（他即位以后不久就斥退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卖国老手耆英）。当时这些封建顽固派并没有跟外国侵略者进行合作的实际经验，他们担心按照吉尔杭阿的办法，会引起“夷船阑入（长江），致与贼匪（按：指太平军）勾结”的后果，所以把吉尔杭阿申斥一顿，责令他“劝导”三国公使回广东办理交涉。

外国侵略者当然不肯轻易干休。同年10月，英使包令和美使麦莲乘坐兵舰抵达大沽口。清朝政府根本不愿意在靠近京畿的地方和外国进行谈判，因此只派了官级不高的长芦盐道文谦和前任长芦盐政崇纶来听取英美公使的意见，并表示对条约不能作重大的修改。经过几次会谈，侵略者知道不可能用谈判的方式使清朝屈服下来，只得暂时南返。一个外国资产阶级史家写道：这一次北上交涉，已经使得英国侵略者相信“除非有一个武力示威的支持和强迫，是得不到条约的修改或通商以及贸易情况的改善”[5]。但这时候近东战火方酣，英法和帝俄已在克里米亚的塞伐斯托坡里展开激烈的战斗，所以英法还腾不出手来经营远东，只得暂时把问题搁置起来。

美国虽然在当时还只能充当英国的小伙伴，但它对侵略中国却是雄心勃勃的。它看到英法两国忙于克里米亚战争，就企图利用这个空隙，出来扮演一次侵略中国的主角。所以在1856年，美国公使巴驾（P﹒Parker）单独又向清朝提出修约要求，其要点有四：

（1）三国派遣使节长驻北京。

（2）中国全境开放，准许三国无限制地前往通商贸易。

（3）全中国臣民信教自由。

（4）改造中国司法机关。

这次巴驾所采取的手段是利诱和威胁并施。他在和上海方面的妥协派官吏吴健彰（已革上海道）、蓝蔚雯（摄理上海道）谈话时说：“到了今日，只有让叛乱的人们知道，英法美三国联合一致，同情并支援满清政府，这样叛军将会看到，他们是无力抵抗这一巨大力量的”，“如果大皇帝拒绝西方国家之友谊的表示，则将来的发展是难于逆料的。而且，如果太平王今后对外国公使建议签订条约，各国公使接受他的建议，大皇帝是不能埋怨我们的了”[6]。吴健彰、蓝蔚雯虽然同意他的意见，但他俩职卑言轻，不能影响掌握大权的顽固派官僚。结果是会议接着会议，谈判接着谈判，在上海一直拖延了四个多月，巴驾的侵略愿望也未能达到。1856年11月他怏怏然返回香港，这时候广州已发生了亚罗船事件，中国和英法侵略者之间的第二场大战火已经燃点起来了。

二、亚罗船事件、英法联军侵占广州

1856年10月8日，一支名为亚罗号（Lorcha Arrow）的商船自厦门驶至广州，船为中国人苏亚成所有，船上水手全为中国人，为了走私方便，该船曾在香港英国政府登记，并聘用了一个英国人当船长。船上水手中窝藏着李明太、梁建富两个曾在海面行劫的强盗。船至广州后，负责巡缉海盗的广州水师到船上拘捕了12名水手。广州英国领事巴夏礼（Harry﹒S﹒Parkes）闻讯，要求立即释放被捕人犯，并捏称该船挂有英国国旗，被清朝兵勇扯下侮辱，要求两广总督叶名琛道歉，并限于48小时内答复。10月14日叶名琛把9名水手送还英国领事馆，并向巴夏礼解释，其余3名水手确系海盗，需由中国官厅审问；当搜捕亚罗船时，船上并未挂英国国旗，因此无从谈及英国国旗受辱和道歉之事。但巴夏礼态度蛮横，拒不接受9名水手。10月22日，叶名琛在英国的压力下，把12名水手全部送到英国领事馆。这时英国方面已决定要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借口礼貌不周，拒收人犯。

1856年10月23日，英国兵舰三艘驶入广州内河，占据猎德炮台。叶名琛不以为意，他说：“必无事，日暮自走耳。但省河所有之红单船及巡船可传谕收旗帜，敌船入内，不可放炮还击。”[7]叶名琛的这种不抵抗态度助长了侵略者的猖狂气焰。24日英军占凤凰山炮台，25日占海珠炮台，以后十多天内连续炮击广州城，企图占领广州，城内外人民死伤极多，民房亦轰毁无数，叶名琛逃入内城，移居巡抚衙门，以避炮击。广州人民是富有反侵略传统精神的，虽然叶名琛在1854年曾对大成国起义军大肆屠杀，使得广州的反侵略组织遭到破坏，力量大受损伤，但当英国侵略者进犯广州时，人民群众再一次起来，反对侵略军。如“南海大沥九十六乡绅董，练勇万余名，自备粮械，声言于十月中旬（相当于公历11月中旬），与英夷决胜负，受夷人佣雇，亦十回八九”[8]。一部分防守广州的清兵也不管叶名琛的不抵抗命令，奋起杀敌，如10月29日英军轰破广州城墙缺口，冲进城内，“抚标中军凌操督兵力御，手放枪毙敌数名，己亦创甚，舆回而殁”[9]，12月初侵略军再度攻城，“千总邓安邦带东莞勇极力堵御，鏖战二时之久，伤毙敌兵数十名，乃遁回船”[10]。12月中旬广州乡勇烧毁十三洋行，拔除了侵略者在陆上的据点，迫使他们全部逃回船上。由于广州人民和部分兵勇的坚决抵抗，侵略者强占广州的贪欲未能如愿，他们不得不暂时撤退，等待援军，做再一次大规模进攻的准备。

从亚罗船这一琐小事件发展到一场大战的过程，足以暴露英国侵略者贪心不餍、无理挑衅的态度。当时英国议会中曾就此问题进行辩论，英国首相巴麦尊把问题大大渲染一番，他说：“我们认为，我国遭受了很大的侵害。我国国民在遥远的地方遭受了种种的侮辱、迫害和虐待，对于这些是不能置若罔闻的（欢呼声）。我国的条约权利已遭破坏，而责在保护我国在华利益的人员，不仅有理由，而且有责任竭其所能，来对付这些暴力行动。”[11]当时政府的反对派曾提出反驳，下议院还对巴麦尊内阁提出了不信任案。可是资产阶级的侵略野心推动着英国政府要无所顾忌地硬干下去，巴麦尊断然地解散了下议院，通过了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提案。英国之所以选择这个时机发动战争，是由于当时克里米亚战争已经结束，它的视线正在转移到远东，亚罗船事件无非是用来掩盖其战争的侵略性质的一个借口。伦敦《泰晤士报》是积极支持侵华战争的，这个报纸说：“由于这次敌对行动之爆发，现存诸种条约就此废弃了，我们大可按照我们的意愿自由自在地和中华帝国安排关系了”[12]。又说：“英国营业精神的伸张，已与闭关自守的中国社会的结构相冲突。这种行为是否合法，那种行为是否适宜，这些琐细地方都用不着提起。在世界正常的和必然的发展过程中，势必有这样的时候，就是，如英国人这样以航海为生的具有营业精神的民族，要用暴力手段同软弱的、不善于谋进步的民族——如住在富足的、适宜于我们经商的国家内的中国人——发生来往关系。”[13]《泰晤士报》这种疯狂的叫嚣正是代表着英国资产阶级迫切地要求在中国伸张其侵略势力的野心。

英国发动这次战争不是单干的，它邀请了克里米亚战争中的老搭档法国一起合作。法国在华的宗教侵略活动一向是很活跃的，常常有许多法国传教士私入内地，进行侵略活动。1853年有一个法国天主教神父马赖（Auguste Chapdelaine）私自前往广西省西林县传教，和当地一些无赖地痞相勾结，抢掳奸淫，无恶不作。1856年，当地清朝官府将他们逮捕，并斩决了马赖神父和两个罪恶极大的中国教徒。这时候法国正好是拿破仑第三执政时代，他希图通过对外侵略战争来安定自己不稳固的统治，因此以西林案件为借口提出了“为保护圣教而战”的口号，和英国沆瀣一气，携手合作。

除了英法两国之外，美国虽然由于国内多事，没有正式出兵，但它的侵略野心并不逊于英法，当亚罗船事件发生，因修约交涉失败而刚刚折返香港的美使巴驾就积极支持英国的侵略行为，保证要和英国“行动一致”，并派出军舰三艘，轰击猎德炮台。1857年春，美国派列卫廉（W﹒B﹒Reed）为驻华公使，训令他要和英法两国联合行动，以逼迫清朝政府修订条约。美国这时候所使用的侵略手段，正如一个美国资产阶级学者丹涅特（Dennett）所供认的一样：“美国的特命全权公使要派到世界的那一边（按：指中国），站在树底下，手里拿着筐子，等着接他的在树上的伙伴所摇撼下来的果子。甚至他还接到训令，万一树上的人和果园的主人发生纠纷，他应当出来调停。美国代表在国际政治中从来没有扮演过比这更无耻的角色了。”[14]

沙俄也在这时候出来趁火打劫。由于沙俄内部的经济发展，要求扩大其国外市场，特别是沙俄在近东和中东的出海口，被英国强行堵塞，所以它很注意经营远东。从19世纪50年代起，许多哥萨克和农民开始移殖到西伯利亚，并且逐渐渗入黑龙江、乌苏里江一带。按照《尼布楚条约》，该处本属于中国的领土，可是封建时代的划分国界大都是很含糊笼统的，中俄两国接壤极多，其中有一些尚未划定的界址，沙俄就利用这一点为借口，向属于中国的土地上大量移民。这里本是人迹罕至的荒野和原始森林，大批俄国人进入此地，可是清朝官吏还未觉察，一直到俄国人在黑龙江和海兰泡一带出现并盖房辟地，有久占不去的意思，当地官吏才把这个情况上报朝廷。1857年俄国派普提雅廷（Count Putiatin）从海道赴大沽口，要求清朝重划东北的国界，清朝政府拒不接待。普提雅廷就南去香港，和英、法、美合作，准备利用英法出兵的时机，威胁清朝，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美、俄就结成了一个对华的四国侵略集团。

1857年7月，英国全权大臣额尔金（Lord Elgin）率英国侵略军至香港，10月法国全权大臣葛罗（Baron Gros）率法国侵略军至香港，两国侵略军队有五六千人。11月侵略军封锁了广州。12月英法公使照会叶名琛，要求修订条约、进入广州城、赔偿军费等项，限期答复。外国侵略者的声势和要求，咄咄逼人，可是叶名琛却好像没事人一般，安然处之。他一方面妄信一些不可靠的情报，认为英国正在印度和起义的士兵作战，绝无力量对中国开衅。他说：“彼故作恐吓之势以逼和，我已悉其底蕴，决无事变”[15]，甚至主张“若再不乘此罪恶贯盈之际，适遇计穷力竭之余，备将节次要求各款，一律斩断葛藤，以为一劳永逸之计，则得陇望蜀，伊于胡底？”[16]

那么叶名琛的这种强硬态度是否有必要的武力后盾呢？可怜得很，自从亚罗船事件发生以来的一年中，叶名琛不但没有积极筹备防务，反而大举裁撤兵勇。据杨从龙称：“七年五月，黄埔、陈村两处烧我水师兵船十分之八，以后不再补造，水面兵勇亦从此全撤矣。即陆路壮勇一万有余，亦裁撤十分之八。所存者林勇七百、东勇八百、潮勇数百，统计不及二千。”[17]至于各乡团练，早在上年年底烧毁十三洋行之后，即被叶名琛出示禁止，不准留在省城，以致“纷纷解体”。在这种毫无准备的情形下，“各官请添兵勇，坚拒不许。予（按：为《触藩始末》的作者华廷杰，当时为南海县知县）与星衢（按：指当时番禺县知县李星衢）请照六年冬旧章，招募两县乡勇数千，以备不虞，亦拒弗纳，并谓：‘尔等致意司道诸君，此事我确有把握，可保其无事，谁添兵谁给饷，如添兵勇，彼转有以借口，必示以不疑，大约过十五日便可了结。’”[18]

叶名琛的态度在今天看来是非常矛盾、非常奇怪的，但是结合着当时统治阶级顽固派的整个对外态度来看待，便不会觉得十分离奇了。第一，当时顽固派从维护自己的封建权力出发，对于外国侵略者的要求不愿意轻易地答应下来，所以英法公使的一纸照会吓不倒叶名琛；第二，封建顽固派对于外国情况都是毫无了解的，他们是中国社会最愚昧颟顸、闭塞无知的一个集团，所以汉奸张同云捏造的一些情报轻易地骗得了叶名琛的信任；第三，顽固派像一个纸老虎，表面强硬，内中空虚，他们极力避免与外国开衅，不敢得罪外国，所以叶名琛认为“如添兵勇，彼转有以借口，必示以不疑”，他摆出这种“和平”姿态，希望博得外国侵略者的谅解；第四，顽固派对于人民力量，深为畏惧。上年年底广州团练起来抗击外国侵略军，人民反侵略势力的兴起使得顽固派甚为震惧，他们恐怕又会闹出一场像大成国起义那样的“滔天大祸”，所以叶名琛急急忙忙要禁止团练，勒令解散团练组织。加以叶名琛个人又十分相信扶乩，供奉着吕洞宾、李太白等，凡事都扶乩请仙来决定，他根据“仙人”的乩语，相信“过十五日便可了结”，这样就更增加了叶名琛对外态度的荒唐离奇色彩。实际上，叶名琛的态度非常典型地代表着当时整个封建顽固派动摇不定、矛盾的政治立场。所以当时咸丰皇帝对叶名琛的措施十分赞赏，称“该督熟悉夷情，操纵得宜”。后来有人讥讽叶名琛“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其实叶名琛的基本态度并非是“罕有”的，甚至可以说这种政治态度在当时还占着统治地位。

12月26日，英法又向叶名琛发出最后通牒，重申前述要求，叶名琛答称：“通商可行，余皆不准”。28日，英法联军遂据海珠炮台，开炮攻城，“满城遂无清净寸土，百姓扶老携幼，街衢拥塞”[19]。叶名琛吓得逃往粤华书院。当夜，联军攻扑广州城，“千总邓安邦率粤勇千人殊死战，杀伤颇相当，以无后继，遂不支”[20]。29日，联军攻北门，“来都统（按：指都统来存）彻夜死守炮台，任飞炮迸裂，镇静不移，敌兵冒死扑台，为长蛇阵直进，将近二千人，我兵在台上对准放五千斤及八千斤大炮，连放三轮，伤毙敌兵数百”[21]。侵略军遂折而从小北门扒墙入城，抢占城内的制高点观音山。广州城内乱成一团，巡抚柏贵吓得“口噤手颤”，派绅商伍崇曜、梁纶枢与敌人议和，广州将军穆克德讷迫不及待地在城上竖白旗投降，叶名琛则躲藏在副都统衙门的后花园内。联军入城以后，大肆掳掠，劫去了藩库存银20万两，搜获叶名琛，把叶遣送到印度加尔各答拘留起来（1859年4月病死于加尔各答）。广东巡抚柏贵则甘心充当侵略者的走狗，在侵略者三人委员会的监督下当傀儡。在柏贵的合作下，侵略军“将督、抚、广协三标军器局查点封记，旗营抬枪全数收缴，并请抚宪（指柏贵）调回各巡船、拖船，交夷兵管带，跟同缉捕。各兵船勇在城内者，均不准穿号衣及持带器械，不准声称‘番鬼’二字”[22]。柏贵还和侵略军联衔出告示，“大意言两国已和，百姓不许挑衅”，“如殴打洋人及擅敢借词团练等情，定照叛逆治罪”，“如遇洋人下乡，要以礼款待”[23]等等，事实上柏贵已经完全变成任凭侵略者摆布的汉奸。

三、广东人民反抗侵略联军的斗争

和统治阶级的态度相反，广州人民又一次地表现了他们坚决反抗外国侵略的伟大精神。当侵略军围攻广州时，广州附近各乡团练都争先恐后地去援救，但畏敌如虎的柏贵却命令“各乡约束子弟，不得来城滋事，并谕不准乡勇一人入城”[24]，遂使侵略军毫无阻挡地占领了广州。以后，英法联军在广州“拆毁民房，掳掠子女，恣睢暴戾，无所不为”[25]，“既蹂躏城中，复荼毒城外，（咸丰八年）四月二十一日率夷兵千余，往近村奸毙良妇二人，掳去处女三人”[26]，又“以大股攻扑石井，于八年十二月毁其村墟”[27]，英法联军在城内外“欺侮官民，奸淫妇女，掳掠财物军装，殆无虚日”。富有反侵略斗争光荣传统的广东人民对侵略联军进行了坚决的抵抗。广州城北的三元里、石井以及靠近佛山镇的九十六乡首先起来组织团练，设团练局于佛山镇，积极准备反攻广州。“首严清野，禁绝汉奸。又声言夷人入其界者，登时格杀弗论，英、佛（法）闻而惮之”[28]。1858年2月间，团练准备反攻广州，“城中汹惧，是时将军都统皆在城中，英人防其内应，悉收驻防兵械，胁旗民而降之”[29]，巡抚柏贵还为虎作伥，出示“有敢借口起义兵者，即依军法从事”。由于广州官僚们和侵略者合作，这次攻城计划遭到破坏。

1858年3月，清朝政府看到团练声势浩大，企图利用和控制这支力量，以作为与侵略者讨价还价的本钱，遂派前户部侍郎罗惇衍、前太常寺卿龙元僖、前工科给事中苏廷魁办理广东团练。团练武装由于争取到朝廷的承认，活动起来更加方便了。4月，团练局发动香港大罢工，规定凡广东人“在香港、麦高等处为外洋人教书、办理文案及一切雇工服役人等，限一月内概行辞退回家……一月之内，告归者二万余人。夷人身司炊爨，不堪其苦”[30]。同时，团练又对广州实行经济封锁，“省城内外商民，迁徙一空，西关白昼无人迹……敌人自香港载牛至省，以充食物”[31]。

6月初，广东团练与侵略军在广州郊外之榕树头展开激战。团练“预先于树林僻径节节埋伏，俟敌人深入，伏起截杀，敌兵大败，毙数百人。我兵跟踪追剿，彼众纷纷逃窜，陷入水田者均不能起，巴酋（指英领事巴夏礼）亦坠马，几被获”[32]。团练乘胜逼近广州城，6、7月间，“日夜皆有练勇到城攻打，时有斩获”[33]。7月下旬，“大冈安良局壮勇会同西北两路前进，环城而攻，齐施枪炮火具，伤毙夷兵多名，乘胜登陴，直上城垣西北角及通心楼两处。又北路各团，分队冲进西门，该夷拼命抵敌，其观音山之夷兵，省河之夷船，齐放飞炮，城上火盘火弹，抛掷不休”[34]，侵略军由于火力上的压倒优势，才勉强守住了城垣。自此以后，广州城内风声鹤唳，“敌人固守城内，挑诱不出……复弃新城不守，尽收兵入城内，非数十人不出”[35]，管制广州的三人委员会也撤销了，代之以“一个依戒严法行事的军政府”[36]。

广东人民群众利用团练形式，给予侵略者以极大的打击。在历史上团练一般都是地主阶级的反人民武装，但在民族矛盾特别尖锐的广州，团练的性质就有了不同。当时广州的团练，实质上是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一种组织形式。一种反人民的组织形式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反侵略的组织形式，主要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在反侵略斗争中，有不少官僚、地主，由于本身的利害关系，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参加到斗争中来，所以人民群众就可能利用一直掌握在统治者手里的团练组织，使之转化成为一种反对侵略的组织形式。例如当时佛山镇团练局中就有不少官吏、士绅参加，甚至由于团练的声势日益浩大，还推动了广州城里一些傀儡官吏脱逃出来，投奔团练的阵营，其中还包括很高级的官吏如署理广东巡抚江国霖等。2月中旬，巴夏礼曾代表英法管制广州的三人委员会写信给额尔金说：“近两星期中，关于邻近村镇地方的人民武装的报告，纷至沓来……本会更注意到所有官宪都已离开他们的衙门，并发觉上层阶级的士绅也同样迟迟不返回他们城里的家宅”[37]。

第二，广州原来的反侵略组织——社学，在1854年被叶名琛大加摧残，社学组织一时难于恢复，因此人民群众就转而利用团练组织来进行反侵略斗争。团练是一种合法组织，利用它可以比较公开地进行活动，可以减少清朝政府和地主士绅的干扰和阻力，可以扩大团结面，更广泛地吸收各个阶级、阶层投入反侵略战斗中去。

就在以上两个历史情况下，团练转化成为一种具有反侵略性质的组织。但是同时应当指出，团练组织的领导权一般是掌握在地主阶级的手中，因此它在反侵略斗争中就不能不有很大的局限性，地主阶级经常害怕人民势力的发展会危及自己，所以他们在反侵略斗争中不可能、也不愿意把斗争进行到底。果然，在1858年，侵略联军在大沽获胜，并迫使清朝签订了《天津条约》之后，清政府就立即命令广东团练“暂事缓兵，以顾沿海大局”[38]。广东的地主、官僚们便千方百计地阻挠人民反侵略活动的发展。本来是慷慨激昂的罗惇衍等也主张“息事宁人”了，命令团练“不许附城驻扎”，甚至还异想天开地要把团练带到“西北两江助剿（指镇压天地会起义），以含愤未伸之勇，歼灭积年巨寇，谅有成效”[39]。新任的两广总督黄宗汉也是尽量限制反侵略活动，“约束各营壮勇，不得入城滋事”，并“饬令地方文武、铺户、居民协同查拿假冒义勇无端挑衅之人”[40]。到1859年，干脆下令将广东团练“归并裁撤”。

广东人民的英勇斗争在侵略者的严厉镇压和统治阶级的从中破坏之下，遭受极大的损失，但人民反侵略的怒火是不会就此熄灭的，广东人民仍旧在进行零散的斗争。1858年9月间，英法侵略军2 000名进犯广州附近的新安县，新安人民奋起截击，毙侵略军一百余人。广州城内也到处埋伏着暗箭，狙击敌兵，满腔义愤的群众“骂罗惇衍等虎头蛇尾”[41]，甚至把匿名揭帖贴到黄宗汉的衙门前。广东人民这种正义斗争得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的热烈赞颂。恩格斯写道：

但是现在至少在南方各省——迄今冲突只限于这些省分以内——，人民大众积极地，而且是热狂地参加了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他们事先极冷静地筹划好，在香港欧洲人团体食用的面包里大量渗入毒药……中国人暗带武器乘上商船，在中途，就杀死水手和欧洲乘客并将船只夺取。凡落到他们手内的外国人，一概被他们掳去和杀死。连那些到外国去的苦力，也好像事先约定了的那样在每一只移民船上起来反抗，夺取船只，他们宁愿与船身一起沉到海底或者在船上烧死而不愿降服。甚至国外的华侨——他们向来是最驯顺的良民——现在也密谋起事，突然在夜间举行暴动，如在沙劳越（Sarawak）就发生过这种情形；而在新加坡，则用全副武力和严密戒备，才把他们压制下去。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已经引起了一切中国人反对一切外国人的这种普遍斗争，并使它具有歼灭性战争的性质。[42]

接着，恩格斯热情地肯定这种斗争的正义性质，他说：

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像武士气味的英国报纸那样从道德上去衡量中国人可怕的残暴行动，而要承认这是一个卫国保家的战争，这是一个谋中华民族生存的人民战争……

华南人民在反对外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情绪本身，似乎表明对古老中国所处极度危险的一种觉醒。不要过多少年以后，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亲眼看到全亚洲新纪元的曙光。[43]

四、英法联军侵占天津和《天津条约》的签订

正当广东人民在广州附近和侵略者进行英勇搏斗的时候，清朝军队却在大沽口被打得丢盔卸甲，不得不向侵略军乞降。

当时英法联军攻占广州之后，除留一部分军队继续盘踞广州外，大部分军队在额尔金和葛罗的率领下乘船北上，准备在北方用武，以便对北京的清朝政府直接施加压力。美使列威廉和俄使普提雅廷也随同北上，企图趁火打劫。1858年2月，四国公使在上海向两江总督何桂清投递照会，要求：（1）赔偿军费；（2）公使驻扎北京；（3）外人自由往内地游历；（4）增开通商口岸；（5）改订关税税率；（6）协助“剿匪”；（7）保护教徒。清政府这时的态度和一年以前的叶名琛如出一辙，一方面对四国的侵略要求不愿考虑，只是命令何桂清“劝导”四国回广州办理交涉；另一方面，又不积极从事防务。是年4月，侵略联军到达大沽口外，清朝先派仓场侍郎崇纶负责交涉，英法认为他官职太小，拒绝谈判。清朝改派直隶总督谭廷襄负责交涉，英法仍借口谭廷襄非全权大臣，无便宜行事之权，拒绝见面。英法故意在这个全权问题上兜了将近一个月的圈子，实际上是在争取备战的时间。英法两国在大沽口摆出一副恶狠狠寻架闹斗的样子，美俄两国则打扮成“好心肠”的“和事佬”，单独和谭廷襄纠缠，以麻痹清朝方面的警惕。等到英法侵略军准备就绪，美使列威廉就训令其谈判代表：联军定于明日进攻大沽炮台，要谈判代表绝对保守秘密，并“用一种最和蔼亲切的方式，把一切谈判中止”[44]。美国使节不动声色地完成了欺骗的任务，以后就悄悄地躲在一边，“静候联军所采取的行动的后果，便可以得到他们所争取到的一切”[45]。

5月20日上午，英法兵舰开炮轰击大沽炮台，掩护步兵登陆。大沽有炮台四座，安设大炮30尊，驻防的军队有八九千人，总督谭廷襄驻新城，提督张殿元驻西大沽，副都统富勒敦泰驻于家庄，署总兵达年、署副将德魁、游击沙春元、陈毅等分驻南、北炮台。侵略联军轰击炮台时，下层士兵奋起抵抗，与侵略军炮战两小时，游击沙春元、陈毅均英勇战死，守炮台的士兵群众“胆略甚壮，其坚守炮台之人，三次为英人炮台所中，三次去而复返。又有一弁于英人逼近炮台时，单身从炮台上跳跃而下，前来迎战”[46]。可是负责指挥战争的文武大员，“一闻炮声，心胆先怯”[47]，谭廷襄首先“乘轿西行”，张殿元、达年、富勒敦泰、德魁都随后逃跑，士兵没有指挥官，当然难以抵挡强敌的进攻，大沽遂失陷。

大沽失陷后，谭廷襄带着2 000个残兵败将，一路奔逃。侵略联军跟踪西进，直达天津。谭廷襄借口天津“郡城残破，内无一日之水，又无隔宿之粮，城外廛肆毗连，河路错杂”[48]，干脆自动放弃了天津，退驻到离城很远的地方。联军一路无阻地到达天津，占住望海楼等处房屋，谭廷襄还指派大盐商张锦文，设立支应局，专门供应侵略军队以牛、羊、鸡、鸭、乘马、肩舆等等。交战一方对另一方招待得这样殷勤周到，这还是战争史上破天荒第一遭，这种事情也只有卑鄙无耻的清朝官僚们才干得出来。

历史一再地证明，只有下层人民群众才是反侵略斗争中最坚决的力量。当统治阶级一再退让、侵略军长驱直入的时候，天津附近人民自发地起来反抗侵略。6月初，清朝派遣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赴天津，与侵略军谈判投降条件。桂良到津时，天津“军民遮谒道左，请率团练助官兵与夷人开仗”[49]，却被桂良拒绝了。联军盘踞天津后，经常掳掠抢劫，天津人民义愤填膺，“商议妥协，联为一气”，欲待其“入院搅扰”，“即行杀戮”[50]。有一次，一个英国军官在街上耀武扬威，天津市民怒气难遏，把他痛打一顿，他丢下一顶白绸帽和一只狮子狗，抱头鼠窜而去。不久，翻译李泰国（H﹒N﹒Lay）带一百多名英兵，前来寻斗，这时城门已关闭，他们竟爬城进来，城内的团练和群众准备迎击，李泰国见众怒难犯，才被迫退去。又有一次，外国侵略军十数人在深夜抢劫永泰耀杂货局和庆馨德钱店，他们“手持火枪短刀，撞开铺门，抢去首饰衣服等物，并刀砍万成号瓷器铺门。当时人众惊醒，随即登屋抛掷瓦砾，骤如雨雹，该国人烂头破额，纷纷逃窜”[51]。

但是无耻的清朝统治者却畏敌如虎，他们事先在京津一带毫无防御布置，大敌当前，他们弄得惊魂失魄了。一部分顽固派官僚虽然还在吵吵嚷嚷，主张打下去，但是究竟怎样抵抗下去，依靠什么力量抵抗下去，他们心中完全无数，因此他们的主张只能流为纸上空谈。另一部分大官僚主张赶快投降，如主持谈判的桂良、花沙纳说：“此后若再决裂，夷炮一开，不特津郡立时自乱，该夷带兵北窜，更觉可虞”[52]；主持军事的谭廷襄说：“有不能战、不易守，而不得不抚者”[53]；此外两江总督何桂清也说：“若用武则兵连祸结，断乎不可”[54]。咸丰帝在敌兵压境、门户洞开的情形下，也惊慌失措，不得不授权桂良、花沙纳，要他俩在尽量不损害封建统治利益的条件下，向英法乞降。

6月初，谈判在天津海光寺举行，英法公使除了最初和桂良会见一面以外，一直把谈判的事情完全交给翻译李泰国和威妥玛（Thomas F﹒Wade）去办理。李泰国等对桂良、花沙纳竭尽了威吓侮辱的能事，桂良、花沙纳称他们“往来公所，咆哮要挟”，“骄狠之情，有目共见”[55]。连美国资产阶级学者马士也不能掩饰李泰国的横暴态度，他写道：“李国泰（按：即李泰国）是性情暴躁的；既然作为一个强加战败国以种种条件的战胜国的代言人，他便任情逞性，满口作威作福的腔调，打算就凭着这种凶狠的腔调，而不凭借论辩的力量来打倒中国方面的抗衡。他在整个谈判中，从头到尾都是使用这种腔调。”[56]

谈判过程中，清朝政府对外使驻京、北方开埠和外人得入内地通商传教等条款是最感头痛的，努力想讨价还价。不过侵略者的锋芒咄咄逼人，好像已把绳索勒在脖子上，根本不容清朝政府有丝毫动弹的余地。统治阶级由于不敢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所以非但找不到正确的抵抗侵略的办法，也根本没有抵抗侵略的决心，因此也就不敢与侵略军决裂。就像桂良、花沙纳所说：

该夷枪炮迅利，前见夷兵在津郡爬城，其疾如梭，若抵都门，祸恐难测，此战之不可者一也。天津民情汹汹，数日不和，必将内变，附近天河两府土匪以及各属盐枭，久欲观衅而动，一闻有警，盗贼四起，官军应接不暇，此战之不可者二也。直隶府款支绌，运道各库，帑项皆空，兵勇见贼，多易奔溃，火药有限，炮械无存，天津以北，道途平坦，无险可扼，此战之不可者三也。国家内匪未净，外患再起，征调既难，军饷不易，此战之不可者四也。各夷就抚，迅议通商，则关税日充，兵饷有出，不抚而战，虽未闭关，而税课有限，南军待哺嗷嗷，无从筹画，此战之不可者五也。奴才等非不知后患可虞，必应求万全无弊之策，然进即不可战，退又不可守，于两弊相形之中，聊为避重就轻之法。[57]

害怕敌人的力量，夸大自己的困难，这是历来投降主义的思想根源，特别是清政府把主要力量集中在镇压内部的革命运动上，当然就不得不在对外方面作妥协让步。在这种情况下，清王朝乖乖地接受了侵略者的全盘要求。1858年6月，清朝政府遂先后与俄、美、英、法订立《天津条约》。中国方面的代表是桂良、花沙纳，英、法、美、俄的代表是额尔金、葛罗、列威廉、普提雅廷。

中英《天津条约》56款，中法《天津条约》42款及补遗6条，其主要内容为：

（1）外国公使入驻北京，与清政府外交往来用平等礼节。

（2）开放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选定台南）、淡水、潮州（后选定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从前的五口通商都是在长江以南的沿海城市，现在自南而北，达到东北地区，而且又伸展到长江内地的城市，这表明侵略者的势力一步一步深入中国了。

（3）英人、法人可入内地游历、通商；英、法传教士可入内地自由传教。

（4）详密地规定了领事裁判权：“英国属民相涉案件，不论人产，皆归英官查办”；中国人和英人涉讼，如为刑事案件则由被告国审理；如为民事案件，则由“中国地方官与领事官会同审办”。

（5）修改税则，并规定洋货运销内地，按时价抽2﹒5%的子口税，以后即可免交厘金及常关税（按：此条为1858年10月上海会议所补定）。

（6）外国兵船得往来于各通商口岸。

（7）对英赔款400万两，其中军费200万两、商亏200万两；对法赔款200万两。

（8）条约经两国政府批准，于一年后在北京互相交付。

中英、中法《天津条约》使中国人民又戴上了一副沉重的新枷锁，外国侵略者根据所谓“条约权利”，得以更进一步地侵入中国。而且由于最惠国条款的规定，每一国所得的权利，他国可以“均沾”，所以美国和俄国实际上也获得了一切特权。而且俄国在签订《天津条约》之前，已经逼胁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瑷珲条约》（1858年5月在瑷珲订立），规定：黑龙江、松花江北岸，自额尔古讷河至松花江海口属于俄国，其南岸顺江至乌苏里江属于中国，乌苏里江以东至海之地为两国共管。俄国不出一兵，不费一弹，而其所得利益极为惊人，仅《瑷珲条约》中就“向中国夺得面积等于法德两国的领土和长度等于多瑙河的河流”[58]。

五、1859年的大沽口战斗

《天津条约》签订之后，事情还没有就此完结。在清朝统治者方面，条约的签订的确引起了极大的忧虑和烦恼，当然，统治阶级并不是担心国家主权的丧失和人民利益受到损害，关于这些，他们倒是无动于衷的。统治阶级担心的是，条约中关于外使驻京、长江通商、内地游历等条款，将会形成颠覆自己统治地位的隐忧。一直到这个时候为止，统治阶级中的大多数人尚无和外国侵略者共同合作的经验，他们只能拿封建时代对待边疆各族的旧经验来衡量当前的事变。大部分官僚认为，长江通商和内地游历将会使得外来势力和内地人民革命势力接近起来，弄得“内忧外患，连结不已”。特别是外使驻京一条，更是“千古未有之奇闻”（宗人府府丞钱宝青语），这不仅会大大降低封建统治的威信，而且“肘腋之变，防不胜防”，他们一提起“外夷驻京”的事，便自然而然地会联想到“晋之怀、愍，宋之徽、钦”，那种异族入驻京城、皇帝形同俘虏的局面确是有点难堪的。所以《天津条约》订立之后，统治阶级中间笼罩着一片忧心忡忡和惶惶不安的气氛。

1858年10月，继《天津条约》之后，清朝和英、法、美三国在上海举行改订税则及通商章程会议。清朝指望通过这次会议来作些补救和挽回，特派桂良、花沙纳、基溥、明善、段承实等前往上海，会同两江总督何桂清与三国谈判。上谕指示他们：“不但派员驻京，必须极力挽回。即内江通商及内地游行，赔交兵费退还广东省城各要件，贻害甚大，均不可不设法阻止”[59]，并且荒谬地要以“全免税课”作为交换条件。当然，统治阶级当权派的这种希望不过是梦想而已，侵略者对于已得的权利自然是不肯轻易松手的，而且实际主持谈判事宜的何桂清已经有了和侵略者勾结的经验，他并不把这些条款的危害性看得那样严重，而且他当时正是依靠上海的关税收入，才能够维持大量军队，对付太平军，所以何桂清也不肯放弃这笔重要的财源。至于桂良、花沙纳虽然是钦命大臣，可是在天津谈判中已经吓破了胆子，他们完全像木头人一样，听凭何桂清的安排。因此，上谕中三令五申要挽回条约的指示，在上海的会议桌上却从来没有以比较肯定、明确的形式提出来。

清朝政府除了希望通过上海会议对条约有所补救之外，同时在大沽口整顿防务，由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与大学士瑞麟负责办理，在原来炮台的废墟上建立“南岸炮台三座，高自三丈至五丈不等；北岸炮台二座，一高三丈，一高五丈”，“周围坚筑堤墙，沿墙修盖土窨，密布炮门枪眼，堤外开挖濠沟，并置木栅”[60]，此外又在北塘、双港、新河一带设立炮台，增添兵额。应该指出，清朝统治者加强北方的防务，并不是已经下定决心要抵抗侵略，他们不过是因为上次战斗中被打得丢盔弃甲，面子上太不好看，恐怕人民群众从此要轻视自己的统治力量，所以不能不虚张声势，摆出一种不服输的架子，在人民面前夸耀一下自己的力量。

但是，清朝在大沽口设防的举动，又惹起了侵略者极大的不快。侵略者的目的是要使清王朝变为完全驯服的侵略工具，现在清王朝偏偏摆出这种不服输的架子，尽管这不过是虚张声势的空架子，但在侵略者看来，若不把这种架子彻底压垮，便谈不到进一步去控制这个政权。因此，侵略者就决定乘翌年换约的时机，再给清朝政府来个下马威。

1859年，英国公使卜鲁斯（F﹒W﹒A﹒Bruce）、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美国公使华若翰（J﹒E﹒Ward）乘船北上，赴北京换约。英国政府决心乘机对清朝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事前就命令卜鲁斯“必须有一支充足的海军武力伴随着”[61]，因此，随同三国公使北上的有英国海军上将何伯（Admiral Sir James Hope）统率下的一支强大舰队，其中包括1艘大战舰、两艘巡洋帆舰和13艘炮艇，载有军队2 000人。另有美国兵舰3艘随行。1859年6月中旬，侵略舰队驶抵大沽口外。

清朝政府在大沽口的防务只是摆摆样子，根本没有要和侵略者真正动武的意思，所以一听到侵略者兴师动众地前来换约，又吓得手足无措，一面深恐大沽防军与侵略军发生冲突，所以命令僧格林沁“倘该夷虚放枪炮、入口试探……勿令官兵轻举妄动”[62]，一面又忙不迭地向侵略者进行解释，说是大沽河中已有障碍物，敦请三国公使改由北塘登陆，进京换约。外国侵略者正好借此口实，挑起衅端，拒绝由北塘登陆，派船闯进大沽口拦江沙的鸡心滩内，进行侦察，并照会天津道，限于三日之内撤去海口所设木筏、铁戗等障碍物。6月23日，直隶总督恒福致卜鲁斯照会一件，再度请三国公使由北塘去京，美国公使华若翰伪装成“和平使节”，乘船赴北塘，英法公使仍旧摆出一副蛮横寻架的气势，不理会清政府的请求。6月24日夜间，侵略军“以小杉板船，驶入铁戗内，用炸炮轰断拦河大铁链二根、大棕缆一根”，翌日晨“该夷火轮船十余只，排列铁戗门外，又傍南岸炮台下，驶入火轮船三只，直逼铁戗。旁以数人凫水，用丝绳系铁戗前柱，而引其端于该夷船尾，另以一船轮回曳之，一二时之久，拉倒铁戗共十余架。其排列多船，皆竖红旗，立意启衅用武”[63]。侵略者就是这样狂妄地闯入中国内河，擅自拆卸了中国的国防措施。僧格林沁本着清政府“隐忍静伺”的方针，“派员持天津道照会前往晓谕，该夷不准投递，竟将合船蜂拥直上，冲至第二座炮台，直撞铁链，两次皆被拦截，不能径越，该夷即开炮，向我炮台轰击”[64]。炮台守军在“郁怒多时，势难禁遏”的情况下，发炮还击。这场惊天动地的炮战延续了一昼夜，侵略军分乘舢板船，企图强行登陆，但遭到守军密集炮火的射击，伤亡惨重。美国资产阶级史家马士叙述这场战斗说：

在这期间，炮台和炮艇遂互相猛烈的轰击起来，而出人意外的是，炮台占到了优势，它们的轰射技术极为良好，事实上表现出对射程曾作过精密的测量，以致使英军的损失颇为重大。六只炮艇被打得不能作战，其中四只被击沉，二十五名水手和六十四名海军陆战队被打死，九十三名水手和二百五十二名海军陆战队受伤，伤亡总数是四百三十四人，占登陆军队的半数以上。在重伤之中的有海军司令何伯。法国巡洋帆舰“杜谢拉号”的一小支军队也参加了战斗。但对于中国的炮台似乎只产生了轻微的效果，河口的障碍物依然完整如初；英军的威望受到了严重的打击。[65]

英法侵略军正被打得前进不得、后退不能的时候，美国海军大佐达特纳尔（J﹒Tatnall）立即奔赴何伯的战舰，援救英法军队，并且出动了美国的水兵和兵舰道义丸号，提出“血浓于水”（意即同种族比异族更亲密）的口号，参加战斗。由于美国侵略者的援救，被打得七零八落的英法军队才能够逃出大沽口。

大沽口战斗中清朝军队的行动完全是合理的。因为大沽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政府在这里布置了防御工事，侵略者有什么理由要来擅自拆毁呢？白河是中国的内河，侵略者有什么权利硬要闯进来呢？清朝政府已经指定北塘为三国公使的登陆地点，侵略者为什么又偏偏要在大沽口逞强行凶呢？很显然，这是外国侵略者的无理挑衅。中国军队的抵抗纯粹是防御的、自卫的性质。甚至，有些外国资产阶级史家都不能为进攻大沽的无理行动作辩解，例如麦卡瑟（Justin Mccarthy）的《现代史》中写道：

这位英国海军上将早已了解炮台已经武装了，该河的通路已经阻塞了……有些英国官员，他们实际上参加了何伯海军上将的行动企图，曾公开的否认在中国方面有任何背信行为，或对他们自己有任何惊异的观念。他们说，他们完全了解，炮台对于公使们强行开路、沿河上驶的行动企图，将进行抵抗。[66]

当然，清朝军队是应该而且也必须进行抵抗的。由于清朝士兵和群众的英勇抗击，外国侵略军遭到了一次可耻的败北。可是腐朽的清朝政府却继续执行软弱妥协的政策，在大沽告捷以后，它不去进一步发动人民，加紧防务，却想鬼鬼祟祟地通过上海一些买办商人，和“英夷说合”。当然，英法侵略者决不会甘心歇手的，当战败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资产阶级叫嚷咆哮，要求进行大规模的报复。伦敦的《每日电讯》写道：

大不列颠应攻打中国沿海各地，占领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并得到物质上的保证，担保以后不再发生袭击……。我们应该鞭打每一个穿蟒袍而敢于侮辱我国国徽的官吏……应该把这些人（中国将军们）个个都当作海盗和凶手，吊在英国军舰的桅杆上。

把这般浑身纽扣、满面杀气、穿着丑角服装的坏蛋，吊在桅杆上示众，随风飘动，倒能警戒人心。无论如何应该实行恐怖手段，再不能纵容了！……应该教训华人重视英人，英人高出于华人之上，英人应成为华人的主人翁……。我们至少应该夺取北京，如果采取更勇敢的政策，则应于夺取北京以后永远占领广州。我们能把广州保留在自己手里，和我们现在领有加尔各答一样，我们能够把广州变为我们远东的商业中心，来抵抗俄国在中国东三省边境所已取得的势力，并奠定新领地的基础。[67]

以上那种狂妄的叫嚣充分暴露了英国资产阶级贪婪的侵略野心和残暴凶狠的面目。

六、英法联军侵占北京和《北京条约》的签订

1860年夏，英国全权大臣额尔金和法国全权大臣葛罗再度率军北犯。侵略联军这次出动的规模极大，有战舰和运输舰200余艘，英兵1﹒05万名、法兵6 300名。1860年7月底，侵略军开到大沽口。清朝方面虽然在上年打了一个胜仗，但是它把主要力量集中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上，对外但求相安无事，根本无意作持久的抵抗，因此朝廷屡次命令僧格林沁等“不可因海口设防严密，仍存先战后和之意”，“总须以抚局为要”，“不可贪功挑衅”[68]。而且清朝官僚们还幻想可以在原来《天津条约》的基础上和侵略者握手言和，所以撤去北塘的防御设备，以便让外国使节在此登陆，进京换约。但是，事实并不如此，北塘的撤防不仅丝毫不会影响英法的侵略决心，反而在大沽防御线上造成了一个极大的缺口。8月1日，英法联军就在这个不设防的口岸拔去木桩登陆，清军竟不加阻止，使侵略军在登陆以后又有十多天的时间从事进攻的组织工作。12日，英法联军万余人分别由北塘进攻新河和军粮城。僧格林沁以骑兵迎战。僧格林沁镇压太平军时十分卖力，可是在对外战争中却是个十足的脓包，他愚蠢地以3 000名精锐骑兵，排成密集队形，向敌冲锋。侵略军排成一字阵，紧紧围裹住骑兵，用洋枪轰击。“骑兵人马相依，占地愈多且高，遂为众枪之的”[69]，结果是清军全军覆没，突出重围的只有7个人。侵略军乘胜占领新河、塘沽，包抄大沽口的后路，大沽炮台遂陷入孤立被围、腹背受敌的危境中。

清朝政府得知战败的消息，十分恐慌，一面派侍郎文俊、武备院卿恒祺往北塘海口，劝说英法公使去京换约；一面指示僧格林沁不要“拼命”抵抗，上谕中说：“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实在京师，若稍有挫失，总须带兵退守津郡，设法迎头，自北而南截剿，万不可寄身命于炮台，切要切要。以国家倚赖之身，与丑夷拼命，太不值矣。”[70]僧格林沁接到谕旨，有了逃跑的借口。8月21日，英法联军1万人进攻大沽北岸炮台，守将提督乐善奋勇迎击，激战三小时，因火药库中炮炸毁，北炮台遂失陷，乐善阵亡。南炮台比北炮台更为坚固，但主持南炮台的僧格林沁一意作逃跑的打算，他见北炮台失守，就“传饬各营，竖立免战白旗”[71]，当夜就悄悄地逃出大沽，马不停蹄地路过天津，一口气奔跑了几百里。8月23日，僧格林沁已经跑到了通州以南的张家湾。

僧格林沁逃跑后，直隶总督恒福就向侵略军接洽投降，把大沽南炮台交给侵略军，南炮台“未废一弹，就连同守军二千人全部投降。在各炮台上共掠获了上五百门的炮”[72]。接着，英法联军向天津进发。恒福倒像是侵略军的前导，先于联军抵津，办理投降事宜，并为联军张罗住食供应，联军不动刀枪就占领了天津，随即宣布将天津置于军事管理之下，由巴夏礼监督政务，天津遂沦为第二个广州。

天津失陷以后，谈判又重新开始。投降老手桂良和恒福奉命为钦差大臣，投降的条件除了全盘接受1858年的《天津条约》外，还有增加赔偿军费、进京换约、增辟天津为通商口岸等项。咸丰皇帝对于这些新增的条款仍是犹豫不决。侵略军不愿在谈判上拖延时间，决定进一步增加压力，宣布谈判中止。1860年9月上旬，英法联军由天津出动，进犯北京，13日侵略联军的先头部队抵达河西务。清朝政府见事态严重，又改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对侵略军竭力表示让步，请求再开谈判。联军方面坚持要在到达通州之后，再作谈判，以便逼迫清朝作“城下之盟”。载垣等接受条件，答应在通州谈判，于是联军就派巴夏礼、威妥玛等为代表，赴通州谈判。

但是通州谈判再度陷入了僵局，因为英法侵略者坚持要在换约时带1 000人的军队入京，并要求清廷撤除北京周围的防御，这种整个解除武装的办法是清廷所难于接受的。当时清朝一方面已经知道自己无力抗拒联军的入侵，所以尽可能地要争取达成妥协；另一方面，清朝已在通州附近布防，集中了3万人的军队，自以为尚有背城借一的力量。所以当时一些中小官僚纷纷上书，竭力主战，如户科给事中薛书堂上书说：“战则五胜，和则十害”，工科给事中何璟主张“饬僧格林沁等趁机进剿，各海口一律闭关”，御史朱潮提出“破夷”九策。这种主战的言论多少反映了人民反侵略的意志，但是这些官僚们带着阶级的和历史的偏见，不可能认识到人民群众中所蕴藏的反侵略力量，因此也不可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反侵略办法。如像詹事殷兆镛提出以旧棉被抵挡枪炮之法[73]，典型地暴露了这班官僚的昏聩糊涂。咸丰帝这时也倾向于主战，甚至说要“亲统六师，直抵通州，以伸天讨而张挞伐”[74]。主战派在朝廷中还保持着一定的优势，所以侵略者的要求遭到拒绝。9月18日，英法代表巴夏礼等39人被僧格林沁扣押，送到北京囚禁起来，谈判又破裂。这时，英法联军以扣押巴夏礼为借口，立即向张家湾的清军阵地发动攻击，清军骑兵溃败，通州失陷。9月21日，侵略军和僧格林沁、瑞麟等再战于齐化门（今朝阳门）外之八里桥，清军“马队在前，且均系蒙古兵马，并未打过仗，一闻夷人枪炮，一齐跑回，将步队冲散，自相践踏，我兵遂溃”[75]，副都统胜保督队策应，亦败，胜保负伤退入城中。咸丰帝嘴里老在念叨着要“御驾亲征”，心里面却时刻在作逃跑的打算。张家湾和八里桥战败以后，所谓“八旗劲旅”大半溃散，咸丰帝心胆已寒，立即于22日率领后妃和一些大官僚逃奔热河，而令他的弟弟恭亲王奕訢留在北京，以接洽投降事宜。

9月底，英法联军逼近北京，但因粮弹告罄，暂时停止了攻势，等待从天津来的补充。清朝官僚方面乱成一堆，僧格林沁、瑞麟、胜保等率领残兵败将退驻安定门、德胜门外，他们已经被打得丧胆落魄，成为惊弓之鸟。城内官僚、富商纷纷逃避。据刘毓楠说：“初九日（按：为公历9月23日）官眷商民人等纷纷出城逃避，闻自彰义门至保定，一路车马行人，拥挤不断”[76]。《英夷和议纪略》中说：“十九日（按：为公历10月3日）彰义门亦半开，城外米蔬不得入，百物倍价。城中迁徙者十有七八，城门拥挤不得出者，索钱始放行，大车有索银百两者，近亦需数十两”[77]。在一片混乱之中，恭亲王奕訢又出面求和，互换了几次照会，不得要领。官僚们又派“同仁堂乐宏宾、恒利木厂王海，邀众商等备牛五十只、羊五百只、梨果各三十盘，并南酒等物，赴夷营求和。甫抵营，即被抢去，受辱受惊，人人怨恨”[78]。侵略者决心要使清朝完全屈服，不愿意在占领北京以前举行谈判。

10月5日，侵略军得到了兵员和粮弹的补充，再一次发动攻势。僧格林沁、瑞麟等望风败窜，奕訢和一些留守京城的大官僚逃到长辛店。10月6日，英法军到达海淀和圆明园。这时，北京城内城外的十多万清军“溃散十之八九”[79]，僧格林沁只剩3 000马队，瑞麟的军队“仅存千余名”，胜保“前统之兵，现在所存无几”。封建统治阶级在对外战争中充分暴露了他们的腐朽无能，只有人民群众才真正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和英勇的斗争精神，如：9月间，天津有王兴邦、隋登初等焚烧敌船、截杀敌兵；10月间，北京西郊谢庄的猎户冯三保打败了进犯谢庄的一百多个侵略军，其女冯婉贞为了防备敌军的报复，率领一批少年猎手在森林中埋伏，果然，侵略军五六百人拖着大炮，企图轰平谢庄，婉贞“挟刃奋起，率众袭之。敌出不意，大惊扰，以枪上刺刀相搏击，而便捷猛鸷终勿逮。婉贞挥刀奋斫，所当无不披靡，敌乃纷退。婉贞大呼曰：‘诸君！敌人远吾，欲以火器困吾也，急逐弗失！’于是众人竭力挠之，彼此错杂，纷纭拿斗，敌枪终不能发。日暮，所击杀无虑百十人。敌弃炮仓皇遁，谢庄遂安”[80]。

中国人民在反侵略战斗中是十分英勇、十分坚决的，可惜这种自发的小规模的抵抗还不能够扭转战争的全局。清朝官僚们见兵临城下，打定了投降的主意，留在北京的豫亲王义道首先释放了巴夏礼等人，要求迅速议和。北京城墙高大，城内尚有数万清兵，侵略者知道，“以他们所有的兵力来估计，要想攻破象中国京城这样伟大的城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81]，所以侵略者趁机提出，要占领一个城门，作为议和的条件。胆小如鼠的清朝王公大臣答应了这个要求。10月13日，侵略联军不发一弹，占领了安定门，在城楼上设炮竖旗，分布岗哨。清朝官僚干脆自动地缴械，“各城上兵丁帐房军器及城门守兵，并枪刀弓箭等物，全行撤去”[82]。几百年来中国封建王朝的京城就这样未经抵抗地第一次被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所占领。

侵略联军占领北京期间，还干了一件极其卑鄙无耻的勾当，这就是抢劫和烧毁了圆明园。圆明园是中国劳动人民精心创造的园林艺术的典范，是世界上最豪华瑰丽的宫殿之一。该园本是明朝的一个故园，历经康、雍、乾、嘉、道、咸六朝150年的大规模增修扩建，花费了无数的人力、财力而成。其中包括三园（圆明园、万春园、长春园）一百多景和无数楼、台、殿、阁、廊、榭、馆、轩，珍藏着古今中外许多历史文物——孤本秘籍、名人字画、鼎彝礼器、金珠珍品、铜瓷古玩。它不仅是中国封建时代建筑的精华，而且也是世界上最伟大壮丽的博物馆和艺术馆。正如一个侵略军官所说：“在我们的欧洲，没有任何能给予我们那样豪华的观念的，在这几行文字中，要我描写它的华丽景象是不可能的。那些令人眩迷的奇迹，特别使我深刻难忘。”[83]这样一个由中国劳动人民智慧和血汗所凝结成的名园，却遭到侵略联军的大肆蹂躏和抢劫。据英军书记官斯文侯（Robert Swinhoe）记载抢劫的情形说：

十月十七日联军司令部正式下令可以自由劫掠，于是英法军官与士兵疯狂抢夺，每个人都是腰囊累累，满载而归，这时全园秩序最乱。法国兵营驻扎园前，法人手持木棒，遇珍贵可携者则攫而争夺，遇珍贵不可携的如铜器、瓷器、楠木等物，则以棒击毁，必至粉碎而后快。[84]

后来帮助清朝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常胜军”头子戈登（Gordon）当时也参加了劫掠，他写道：

我们就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这财富即使花费四百万镑也很难恢复。离开圆明园时，军中每个人都获得值四十五镑以上的掠夺品。我没有象其他的人那样抢，但所得的东西也很不少。英军中有一人以十六先令买进一串珍珠，第二天竟卖到五百镑钱。[85]

为了掩盖罪恶的劫掠行为，侵略者竟想出了一条放火灭迹的毒计。英使额尔金发表无耻的声明说：“只有焚毁圆明园一法，最为可行……至于此举之足以使中国及其皇帝生极大的震动，余尚有理由：圆明园乃是清帝所最宠爱的行宫，是他燕居之所，如焚毁足以稍戢其骄佚。今宫中宝物既已荡然无存，大军所到，非在掳掠，乃在初肆罪恶者能警惕耳。”这个万恶的主张得到法国侵略者的赞同。10月17日，侵略军有计划有组织地点火焚烧。一个参加了焚园的侵略分子记载说：

焚毁的命令发下后，不久就看见了重重的烟雾，由树木中蜿蜒曲折升腾起来。树木中掩荫着一座年代古旧的广大的殿宇，屋顶镶着黄色的瓦，日光之下光芒闪烁。鳞鳞的屋瓦，构造奇异，只有中国人的想象力，才能构思出来的。顷刻工夫，几十处地方，都冒出一缕缕的浓烟密雾……不久这缕缕的烟，聚成一团团的烟，后来又集合为弥天乌黑的一大团，万万千千的火焰，往外爆发出来，烟青云黑，掩蔽天日，所有庙宇、宫殿、古远建筑，被视为举国神圣庄严之物，其中收藏着历代富有皇家风味和精华的物品，都付之一炬了。以往数百年为人们所爱慕的崇构杰制，不复能触到人类眼帘了。这些建筑都足以表彰往日的技术和风格，独一无二。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和它比拟。你们曾经看过一次，就永远不能重睹。

就在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的同时，恭亲王奕訢正在忙忙碌碌地和侵略军互换照会，接洽投降。俄国公使伊格那提业幅从中起了媒介作用，英法所提出的条件被全盘接受下来。

1860年10月24日，中英《北京条约》签订，共9条。25日，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共10条。除前年所订《天津条约》完全有效之外，又增加了以下内容：（1）开天津为商埠；（2）准许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拐骗贩卖人口出洋做苦工；（3）割让九龙司给英国；（4）赔还从前没收的天主教堂，“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5）赔偿英法军费各800万两，恤金英国30万两，法国20万两。

条约签订之后，沙俄以“调解有功”，要求续订条约。已经吓得丧魂失魄的清朝政府不敢违抗。11月14日，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共15条，内容为：（1）乌苏里江以东的广大地区划归俄国；（2）开放新疆的喀什噶尔为商埠。

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侵略者不但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一切权利，而且迫使中国的封建政权不得不驯顺地和自己合作，而这种合作，对于扩大侵略利益是绝对必要的前提。一个美国资产阶级学者在总结两次鸦片战争时得意地说：“以前中国是处于命令的地位去决定国际关系的各种条件，而现在则是西方各国强把他们的意图加在中国身上的时候了。”[86]侵略者对中国封建政权通过“打”的手段，达到了“拉”的目的，这样就顺利地完成了侵略中国的第一个步骤。接着，摆在侵略者面前的任务，是怎样来扶持这个遍体鳞伤的腐朽清王朝，使它足以维持下去，以便为自己的侵略利益服务。这样，外国侵略者和中国统治者的眼光就自然而然地转移到对付太平天国革命的问题上。在这个问题上，它们找到了初步进行合作的基础。

注释

[1]马克思：《贸易与条约》，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91页。

[2]参见英国外交大臣克勒拉得恩致包令爵士的信，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767页。

[3]英使的修约说帖中有“彼此会同设法肃清海滨盗匪”的条文，美使对两江总督怡良的谈话中亦称：“如蒙奏准，自当襄助中华，削平反侧”。

[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八，35页。

[5]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468页。

[6]1858年至1859年参院档案，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1卷，160页。

[7][9]琴阁主人：《触藩始末》，卷上。

[8]《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一四，17页。

[10]琴阁主人：《触藩始末》，卷上。

[11]转引自马克思：《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61页。

[12]转引自马克思：《划艇亚罗号事件》，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37页。

[13]转引自马克思：《中英冲突》，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54页。

[14]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305页。

[15]琴阁主人：《触藩始末》，卷中。叶名琛当时的情报来源，大多得自英领事馆通事张同云。叶名琛说：“彼第作战势来吓我耳！张同云在敌中，动作我先知之，我不与和，彼穷蹙甚矣！”（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实际上张同云是一个十足的大汉奸，故意拿些不可靠的情报来愚弄叶名琛。

[16]《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一七。

[17]同上书，咸丰朝，卷一九。

[18]琴阁主人：《触藩始末》，卷中。

[19][21]琴阁主人：《触藩始末》，卷中。

[20]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

[2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一八，4页。

[23]琴阁主人：《触藩始末》，卷下。

[2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二二，38页。

[25]同上书，咸丰朝，卷二二，39页。

[26]同上书，咸丰朝，卷二六，33页。

[27]同上书，咸丰朝，卷五六，6页。

[28][29][30]《中西纪事》，卷一三，《粤民义师》。

[31]琴阁主人：《触藩始末》，卷下。

[32][35]琴阁主人：《触藩始末》，卷下。

[3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一，5页。

[34]同上书，咸丰朝，卷三〇，4页。

[36]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597页。

[37]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596页。

[38]《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〇，5页。

[39]同上书，咸丰朝，卷三〇，17～18页。

[40]同上书，咸丰朝，卷三一，11页。

[41]《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一，10页。

[42]恩格斯：《波斯与中国》，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77页。

[43]同上书，78、79页。

[44]威廉士的生平及其书信。

[45]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581页。

[46][48][49]《中西纪事》，卷一四，《大沽前后之役》。

[47]《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二四，23页。

[50][51]丁运枢等编：《张公襄理军务纪略》，卷四。

[5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二四，33页。

[53]同上书，咸丰朝，卷二二，31页。

[54]同上书，咸丰朝，卷三五，6页。

[55]同上书，咸丰朝，卷二六，23、29页。

[56]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587页。

[57]《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二七，1页。

[58]恩格斯：《俄国在远东之成功》，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101页。

[59]《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二，9页。

[60]《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二，12页。

[61]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648页。

[6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八，18页。

[63][6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八，40页。

[65]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653页。

[66]麦卡瑟：《现代史》，第3卷，266页，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655页。

[67]转引自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一）》，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106～107页。

[68]《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五五。

[69]薛福成：《书科尔沁忠亲王大沽之败》。

[70]《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五五，35页。

[71]同上书，咸丰朝，卷五七，1页。

[72]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669页。

[73]据《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三殷兆镛奏称：“今令军中多采买旧絮被，愈旧愈妙，以水濡透，横张为蔽，上下贯以粗索，两旁缚以竹竿，竿末嵌小铁刃，可插诸地。上端之索紧系竿首，下端之索系于竿者，令长数尺，可收可放，以防敌人钩竿。每一被用两兵张之，各带长腰刀，马步各队随其后。遇夷匪则棉被军当先，前层蹲、次层立，将全军遮住，酌留空隙，为瞭视与放火之地。布阵既定，任敌人多方冲突，我军屹立不动，俟敌稍懈，则棉被军疾驰前逼，彼火器刀矛，都无所施……再炸炮落地时不能即时炸开，可亟以湿棉被盖之，总以多备为妙。拟请饬下各路统兵大臣，参酌施行。”

[7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〇，30页。

[75]吴可读：《英法联军时代之北京景象》。

[76][78]《刘毓楠日记》，见《史学集刊》，第2期。

[77]佚名：《英夷和议纪略》，载《近代史资料》，1956（2）。

[79]《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五，27页。

[80]徐珂辑：《海战轶闻》，《冯婉贞胜英人于谢庄》。

[81]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685页。

[82]《刘毓楠日记》，见《史学集刊》，第2期。

[83]1860年10月8日孟德邦将军函，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684页。

[84]《文物参考资料》，1953（1）。

[85]贺翼柯：《戈登在中国》。

[86]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696页。

第二节　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相持阶段

一、杨韦事件后太平天国各战场的不利形势和江西战场的瓦解

杨韦事件发生在太平天国上游战局非常紧张的时候，它对各战场的形势产生了很恶劣的影响。

首先是在武汉战场上，武汉的太平军已和胡林翼、李续宾、杨载福的水陆师血战一年多。胡林翼等挖掘了长壕围困太平军，并烧毁了太平军仅有的200艘船只，隔断了武昌和汉阳之间江面上的联络，太平军已陷于“米粮既断，信息难通”[1]的局面，日夜盼望下游援军。杨韦事件发生后，石达开把武昌城外的援军撤走，武汉太平军外援既绝，遂于1856年11月中旬突围，韦俊（武昌守将，韦昌辉之弟）等奋力冲出重围，入江西，钟廷生（汉阳守将）则在突围时牺牲，武汉第三次失守。从此以后，太平军再也没有力量规复武汉，而湘军却获得了一个最重要的据点，从这个据点，沿长江两岸水陆齐下。1857年1月，李续宾和杨载福的水陆师抵达九江城下，而北岸多隆阿、鲍超的陆军也到达黄梅、广济，浸浸然逼近安庆。

淮南战场的形势比武汉更加严重，在杨韦事件爆发以前，由于太平军把主力放在湖北、江西，淮南战场已经有点撑持不住了，庐州重镇被清军夺去，太平军在巢湖西侧的三河镇筑垒苦守了十个月。杨韦事件发生后，军情大变，当地团练武装十分活跃，一个月之内配合清军夺取了三河、庐江、和州、巢县，其紧急情况就像李秀成所说：“清朝帅将大小营寨，百有余座，自庐郡、三河、舒城、六安、庐江、巢县、无为等处，节节连营，处处严密，困逼桐城”[2]，只有李秀成率领着几千老弱残兵固守桐城，屏障安庆。到1857年，陈玉成由皖南移军皖北，开始了陈、李和捻军联合作战的时期，粉碎了淮南清军的攻势，才使淮南战场转危为安，而太平天国革命也得以渡过危急关头，战争转入相持局面。

至于东战场方面，虽然由于江南大营新败，暂时形势尚安定，但是清方不甘心撤去天京的重围，另派和春为钦差大臣、张国梁为帮办大臣，重整江南大营的旗鼓。1857年7月张国梁连下溧水、句容，天京和镇江间的陆路交通又被切断。江南大营全力围攻镇江，由天京东出的四次援兵都被击退。12月，镇江太平军守将吴如孝等得到从淮南来援的李秀成军的接应，突围西走，从此镇江易手，太平军再也没能夺回这个据点。清军夺取镇江后，进兵秣陵关，筑长壕包围天京。

争夺最激烈、形势最严重的要算江西战场，自从石达开联合天地会占领了江西大部分地区之后，曾国藩躲在南昌，四处求援。1856年，湘军分数路援赣，北路曾国华、刘腾鸿由湖北入江西，经新昌、上高，扑攻瑞州；中路刘长佑、萧启江由湖南萍乡扑攻袁州、万载。武汉失守后，清方又把李续宾、杨载福的水陆师调到九江作战，以后又陆续调王鑫、曾国荃从南路进攻吉安，约计清军投入江西战场的兵力共有十多万人。面对这样强大的敌对武装，江西太平军采取防御的方针，就像曾国藩所说：“近来吉、袁、瑞、临、抚、建等府之贼，深壕密签，闭城坚守，近省之丰城、奉新、安义、靖安、建昌、德安等县，亦皆有两广老贼督率新附之匪，踞守城池，官兵不至之处，则掳粮催贡，民不堪命，官兵一往则援贼四集，该逆诡计盖欲坚守各城，使我疆土日狭，饷源日竭，省会成坐困之势”[3]。左宗棠也说：太平军“以守局疲我而挫其锐，俟我之锐气挫，则徐起乘之。近年因九江环攻不得，益悟守城之易，故江西诸郡既陷，辄拌死守之，贼为其易而官军好为其难”[4]。

江西太平军的防御布置大体上以九江、湖口、瑞州、袁州为第一线，以吉安、临江、抚州、建昌为第二线，第一线城市深沟高垒，阻扼敌人的进攻，第二线城市则从人力、物力各方面支持第一线的斗争，并且经常从第二线城市派遣军队，袭击敌人的背后，削弱敌军进攻第一线城市的兵力。敌方称江西太平军的布置像一个长蛇阵，“击其首而尾应，击其尾而首应，击其腰而首尾皆应”。应该说，江西太平军的防御战是打得非常出色的，一城一地往往经过经年累月的争夺，湘军不得寸进，连曾国藩也不得不说：“林启容之守九江，黄文金之守湖口，乃以悄寂无声为贵……己无声而后可以听人之声，己无形而后可以伺人之形”[5]，而要他的部将学习太平军的这种防御战术。

可惜江西太平军人数不多，兵力不足。在杨韦事件发生以前，受过锻炼的老战士大部分跟随石达开回到皖南去了，留守江西的太平军包括妇孺在内，约有7万人[6]，其中大多是来自湖南、广东的天地会群众以及新参加革命的江西人民。这些人纪律松弛，缺乏锻炼，战斗力远不如太平军的老战士，曾国藩说：“西路久没于贼，谣言宏大，裹胁众多。其实江西本地被贼掳掠者，及甘心前驱者，昔不能战。万载官兵，百战百胜，非尽官兵之强也，实江西从逆之民之不能打仗耳。即广东新附之匪，自茶陵州而来者，其打仗亦有头阵而无后劲，盖无人不吸食鸦片，与之鏖战稍久，则烟瘾发而不能打矣。若能用罗山之法，我军人人箕踞，如登厕者之状，与之相持一时之久，则万无不胜之理，我官军须明白此两层：一层江西百姓全不能战，见人抄尾则立败；一层广东新匪不能久战与之久持则必败”[7]。又说：“贼势亦实散漫，瑞州初一初四之战，众在二万以外，旗色杂而不纯，用黄布多绸少，物力已屈，军械不整。当其接战之时，后者徒知摇旗呐喊，虚声恫喝。迨前队既败，则狂奔大溃，倾山倒海”[8]。曾国藩的这些话主要是为了鼓励湘军的士气，包含许多诬蔑性言论，但是在某些点上却是看到了江西太平军的弱点。特别严重的是，新参加的天地会群众仍旧保留着自己的组织、自己的名号和自己的旗帜。左宗棠说天地会“所用旗帜多不用太平天国字，而仍书广东地名及单署一姓”[9]。他们和太平军并肩作战，但不受太平军的指挥和纪律约束，在当时的条件下，太平军要把这数以万计的天地会群众重新整编训练是不可能的，就像清方官吏所说，太平军为了利用这支力量，“乃阳示以羁縻，令其自树一帜于江皖间”，“借以牵制官兵”[10]。江西的每一个城市，总是有一部分太平军和一部分天地会军共同守御，他们彼此相处很近，关系很密切，但又不属于同一支队伍，因此在战略方针、军队纪律、军队待遇各方面都产生间隙。革命内部的不团结给敌人以可乘之机，曾国藩抓住了这一点，大肆宣传，给湘军打气，他声言：“广东新附之贼与真长发不合，看此岂可以长久者，吾辈若更坚忍数月，似当有豁然贯通之一日”[11]。老奸巨猾的曾国藩真的等到了这一天，太平军和天地会之间的矛盾后来日益扩大，竟使得整个江西的防御体系完全瓦解。

湘军援赣，首当其冲的据点是袁州。“袁州城垣三面阻水，自近年新修以后，楼堞森然，贼匪专以守为长策，地道云梯不能攻有备之城，肉搏仰攻不能敌俯击之势。而游兵四出，先清旁邑一策，各营将士又以兵分力薄为嫌”[12]。湘军对此坚城甚为懊丧，挖空心思想出“断接济，觅内应”的办法。刘长佑、萧启江一方面严扎营垒，作长期围攻袁州的打算，一方面打击自瑞州、吉安、临江来的太平天国援军，使城内太平天国守军与外界完全隔绝。这样相持了半年，城内守军“外援尽绝，而城中两月余以来，油盐既断，米粮火药亦日就匮竭，长发贼与广贼彼此怨愤，益汹汹不知为计矣。刘长佑、萧启江等会商，贼已困极，且耀兵昼夜环攻以扰之。一面射示城中，长发贼能杀广贼投诚者免死，广贼能杀长发贼投诚者亦如之。伪殿右四十二检点黄毓生、伪春分副侍卫李能通益各怀疑惧，互相猜贰，各贼目均知城破在旦夕，多冒死出投者”[13]。敌人的离间计发生了效力，1856年11月下旬，袁州守将天地会领袖李能通跑到清营投降，并约其羽党偷开袁州西门，接应清军入城，黄毓生则率领两千多太平军老战士血战到死。骆秉章对于李能通的投降非常得意，因为从金田起义以来，太平军战斗意志一向是很旺盛的，从来没有献城投降的事，李能通献袁州投降，还是破题儿第一遭。清军指望以后会出现更多的李能通，同时也指望在以后江西战场上会出现更多黄毓生和李能通的矛盾。所以骆秉章对皇帝说：

逆贼金田倡乱以来，糜烂半天下，徒恃其党坚交秘，足以钤束群贼，就其驱使，而伪目凶渠，又各以威诈胁其党众，令其颠倒于锋镝之中而未由自拔。军兴以来，克复城池虽多，究未有贼渠献城乞命之事……此次降贼李能通，本系贼中著名头目，因袁城援尽食绝，始幡然决计投诚，与寻常自拔来归者有间。然密嘱其党，开门延纳官军，似其赎罪之诚，亦尚可信，现在江西距城各股，多系老贼与广东新附之贼相参，知李能通投诚之事，则彼此之猜端必起，机或可乘，未尝非用奇之一助也。[14]

骆秉章的指望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当袁州失陷以后，湘军分路进攻，瑞州、临江、九江、湖口、吉安、饶州、抚州、建昌等城市，同时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在残酷的斗争中，不少天地会军队动摇了。如吉安城内“自袁城克复，广码多死，粤贼每以此诮让长毛”，“吉安之贼，存城者闻不过数千，广码万余与长毛不洽，携所掳辎重，由太和万安而去”[15]。其他城市也发生类似的情况。江西的军情日益恶劣。

当然，无论如何困难，太平军也不会轻易放弃这些城市。当湘军以全力攻扑江西时，太平军也努力组织过几支援军。1857年春，自武昌突围的韦俊联合朱衣点援吉安、临江，可是这时不但太平军和天地会之间有纠纷，在杨韦事件之后，韦俊以北王弟的身份杂处石达开的部队中，显然是不能协调的，所以这次援助并没有成功，不久韦俊就渡江去皖北。1857年夏，杨辅清、胡寿阶自闽赣边境联合边钱会进援吉安，但这支军队的战斗力也不强，在吉安附近被击败，胡寿阶战死，杨辅清退往福建。两次援军失败之后，江西军情日益严重。1857年9月，赖裕新自瑞州全军突围，在突围中击毙了湘军大将刘腾鸿，湘军围攻瑞州一年之久，只得了一座空城。10月，湘军陆师李续宾、外江水师杨载福、内湖水师彭玉麟猛攻湖口，守将黄文金东撤，湖口失守，被隔断将近三年的湘军外江、内湖两支水师复合，清军的气焰更为嚣张，北路则猛攻九江，南路则猛攻临江、吉安，江西的局势更加险恶了。

这时石达开因为和洪氏集团不合，已经跑到安庆，准备脱离太平天国而“独树一帜”[16]。他在得知江西的情况以后，还想挽救这片他所一手缔造的根据地。1857年底，石达开统率着十余万军队自安庆入江西，经景德镇、乐平、万年、安仁、贵溪、东乡至抚州，联合赣东之太平军、闽赣边之杨辅清，大举援赣。

但是石达开没有完成他的援赣计划，因为江西太平军在一年多的战斗中，精锐损失很多，内部的矛盾也越来越大，特别是抚州守军和太平军各路援军都有纠纷。例如胡寿阶的部队援吉安失败，退至抚州，抚州太平军“坚拒不纳”[17]；又如萧复胜援吉安，“所辖者，多湖南人，贼中所谓功勋者也，该逆等不愿合抚建之贼，欲从沙溪援吉安”[18]，甚至石达开在前线作战，清廷方面谣传“石逆眷属被抚州广码劫杀”[19]。抚州、建昌是太平军援赣的后方，后方与援军之间发生矛盾，当然对于战局有极坏的影响。除此以外，这时湖南、湖北的革命力量已经失败，湘军的兵力全部集中在江西，湘军在多年的战斗中扩大了、加强了，特别在夺取湖口以后，外江和内湖水师会合，水师占绝对优势。湘军沿赣江布防，利用水师，迎击援军。1857年底石达开军至丰城，谋援临江，为湘军水师所阻，不能渡赣江，改援吉安，又为湘军陆师所败。这时抚州发生内部纠纷，石达开退抚州，内部纠纷刚刚处理完毕，临江又发生内变，“城中粮食将尽，每贼日发米二两，以草根搀和煮食，人情汹汹”，甚至清军杀太平军俘虏后，“剖视其腹，皆草根糠屑，杂米少许”[20]。在这样的艰苦情况下，一部分人动摇了，太平军守将之一程瀛派人私通清军，欲开临江城投降，被另外两个守将聂才坚、易自能所杀。经过一番内部斗争以后，军心更加不稳。1858年1月，湘军攻陷临江。江西赣江以东的太平军阵地，只剩赣北的九江和赣南的吉安，好在太平军的有生力量大部分已撤到赣东，石达开知道赣西的局势已难以挽救，就采用乘虚蹈隙的战略，准备略取浙江以作补偿，兼可以分散江南大营兵力，减轻天京的压力。1858年2月，石达开东进，占江山、常山、开化，围攻衢州，石镇吉另率一军占处州，杨辅清则进入福建，占邵武、建阳。江西太平军大举进入浙闽，使清廷恐慌万分，清军在衢州驻防的约有两万多，并且陆续调集军队助防，石达开攻坚得地之志太急切，一个劲地围攻衢州，攻了三个月没有成功，不得已于7月中旬撤围南走，连下邵武、汀州。清廷对石达开的活动很重视，派曾国藩去福建。但石达开不可能久居福建，因为这年恰逢闽西灾荒，十余万军队的粮食大成问题，所谓“闽境山多水寒，米贵异常，贼之死于无食死于地气者动以千计，沿途狼藉，无人掩瘗”[21]。石达开入赣入浙入闽都不得志，于是提出远征四川的计划。这个计划遭到杨辅清、杨在田等的反对，因为石达开和天京的关系搞得这样不好，远征四川意味着石达开将远远脱离太平天国的集体，这必然会导致太平天国军和石达开军的两败俱伤。但是石达开坚持自己的计划，杨辅清遂率领着自己的部队，从福建回到了景德镇，石达开率领8万人于9月间再入江西。

就在石达开围攻衢州的时候，江西战场已经完全崩解，李续宾挖掘30里长壕，围困九江1年零5个月。1858年5月，九江城陷，林启容率全军1﹒6万人展开巷战，九江城内打得“尸骸堆积，流水腥红”[22]，太平军全部牺牲，无一投降，湘军中号称最精锐的李续宾部队，也是“士卒多伤，兵气顿弱”[23]。同时，抚州太平军内部又发生纠纷，守将李旺保和余子安不睦，李率军东走建昌，“广东福建贼欲仍死守待援，长发贼欲弃城而遁，彼此相怨相尤，日相私斗，江军刘于淳等复设间构之，伪监军王维朋请为内应”。6月，王维朋开城纳降，余子安东撤，合于石达开军。几天后，建昌府也被湘军打破。太平军在江西据点只剩一个孤悬敌中的吉安，吉安城内已经“米粮将尽，硝磺无多，油盐亦缺，蔬菜肉食洋烟早断”[24]。在这种危境中，太平军和天地会仍在闹纠纷。1858年9月天地会在一次突围中未能成功，“反身入城，城中长发贼复急起截之，互相哄斗，盖长发贼与广贼积恨已深，又因官军用间诱之，故欲乘危而泄其忿也”[25]。湘军趁这个机会一拥进城，吉安遂失陷。太平军据守多年的江西根据地完全失守。

二、太平天国之所以能够支持革命危局的原因

从以上所述，可以想见太平军当时的困难，各战场的形势急转直下，大片土地被夺去，太平军勉强能把从安庆到天京的沿江地区保持在手里。李秀成说：“那时朝中无将，国内无人，翼王将天王之兵尽行带去，杨辅清已在福建，韦志俊避逼林泉，林绍璋因在湘潭失军，革职闲居，林启容被困于九江，黄文金在湖口有清军制困，张朝爵、陈得才孤守皖省无兵，陈玉成那时虽旺而官亦小”；敌人方面，“斯时清军势壮，四面皆军，人心又乱，又无逃处”[26]。当时李秀成的军队是比较多的，但他自称只有六七千人，而且都是石达开不愿带走的老弱残兵。所以革命处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但是太平军还是努力奋斗，渡过了难关，到1859年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什么太平军能够坚持下来？为什么太平军能够渡过难关而再度发展？这主要是由两方面的情况造成的。一方面是受太平天国革命影响的人民群众，纷纷起来，反对清朝统治者。从1856年杨韦事件发生后到60年代初的四五年间，除了太平军坚持着长江下游的根据地外，尚有如下许多大股的起义军：如广西有朱洪英领导的升平天国，陈开、李文茂领导的大成国的活动；贵州有苗民高禾、张秀眉领导的起义，以及红号教、白号教、黄号教的起义；云南有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四川有李永和、蓝大顺的起义；赣、湘、桂尚有石达开大军的活动；浙江有金钱会的起义；山东有幅军刘双印、周韭，长枪会倪广和、王广继，白莲教张善继、杨泰，习文教宋继鹏，黑旗宋景诗的起义，特别是蒙亳一带的捻军，出没于皖、豫、苏、鲁各省，威胁着清朝统治者的腹心（各地起义军的情况将分别在以下章节中叙述）。清朝统治者动员了全部常备兵、满蒙兵、湘军、团练来对付起义军，常常是顾此失彼。譬如刚刚壮大起来的湘军，除用主力来对付江西、湖北的太平军之外，还要兼顾许多地方，如刘长佑、萧启江的追踪石达开，蒋益澧的对付李文茂，骆秉章、刘蓉、萧启江的入川，李孟群的防捻。当时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几乎没有一片土地是清朝统治者的“太平乐园”。各地人民起义军显然是由于太平军坚持反封建斗争，受太平军的影响、鼓舞而发动起来的，而当这些起义一旦发动之后就反过来成为太平军的有力支持，他们或者和太平军联合作战，互为掎角，或者和太平军遥相呼应，牵制敌人，使太平军在经过内部残杀和各战场连连失利之后，还能够恢复实力，跟清军相持下去。因此，太平军能够坚持下去，正是依靠了群众的力量，是当时阶级矛盾尖锐的结果，是由于各地起义军的大力支持。太平军后期的主要将领陈玉成、李秀成，就是在这种群众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在杨韦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两人的职位都很低，但是他们却能够挽救危亡，力肩重任，这不仅是由于他们的英勇坚定，也不仅是由于他们的战略指挥是一流的，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辨认形势，体察人民内心的要求，密切地和同盟军合作，从周围群众斗争中吸取力量，这是陈玉成、李秀成之所以能够支持危局的主要原因。

太平天国之所以能够坚持下去，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原因，这就是反对革命的阵营内部还存在着很大的矛盾，他们的内部关系没有调度好，力量没有全部集中起来。从1856年10月到1860年10月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封建统治者时断时续地厮杀了四年，这时候，两个革命的死敌还没有来得及勾结起来，因此太平天国的公开的主要的敌人还只是本国的封建势力，革命的负担轻得多。而且，当时本国封建统治者内部也是矛盾重重，清朝的常备军——绿营——已经没有多大的力量，比较凶悍的是从战争中刚刚起家的湘军。湘军虽然替清朝立下了不少战功，可是满洲贵族、朝廷官僚以至各省督抚却非常妒忌它，他们害怕这批凶悍的汉族地主士大夫会把自己的地位挤垮。当湘军第一次打下武昌，咸丰帝惊奇地说：“不图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殊勋”，军机大臣祁寯藻接着就说：“曾国藩一在籍侍郎，犹匹夫也。匹夫居闾里，一呼而起，从者万人，恐非国家之福”[27]。这几句话可以代表清朝官僚对汉族地主势力兴起的恐惧心理。所以曾国藩虽然卖力地干，清朝却长期不相信他，带兵多年，饷项的大部分须要自己捐凑，官职从礼部侍郎换了一个兵部侍郎，一直不给晋升。各省督抚非但不合作，而且事事掣肘，曾国藩被困在南昌，就跟江西巡抚陈启迈大起纠纷，陈启迈甚至故意把曾国藩所信任的万载团练首脑彭寿颐“严加刑责，酷暑入狱，百端凌虐”[28]。这批汉族地主对朝廷和地方大吏意见很多，胡林翼骂胜保是“败保”，“每战必败，每败必以捷闻”[29]，骂朝廷的各部“毛举细故，苛察为明，烦碎自乱”[30]，又骂朝廷“东倾西跌，如扶醉汉一般。封疆将帅，皆循俗吏而得之，因缘显擢，貌似有为，临患难而先自遁走者，比比然矣”[31]。胡林翼是湘军头子中最早得巡抚职位的，可是清朝不相信他，在他头上加了一个昏庸的湖广总督官文，胡林翼为了镇压革命，忍气吞声和官文敷衍，“每遇收城克敌及保荐贤才，文忠（胡林翼）辄阴主其政，而推文恭（官文）首尸其名”[32]。还有像声名赫赫的左宗棠，他从50年代之初一直镇压革命，立了很多功劳，可是直到50年代之末，还在骆秉章幕下当一小师爷，连一官半职也没有捞上。他的悻悻不平之色也最显著，他骂官文是“媪相”，骂贵州巡抚蒋霨远是“冻虫”，骂向荣是“忌克而不爱惜人才”。他连曾国藩、胡林翼也要骂，后来被官文参奏一本，几乎送了性命。总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1857年春，曾国藩因父丧回籍守制，灰心得不想干下去了，向皇帝上了一个“沥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叙述三个困难，折中说：

定制军营出缺，先尽在军人员拔补，给予札符，臣处一军，概系募勇，不特参游都守以上，无缺可补，即千把外委亦终不能得缺，武弁相从数年，虽保举至二三品，而充哨长者仍领哨长额饷，充队目者仍领队目额饷，一日告假，即时开除，终不得照绿营廉俸之例，长远支领，弁勇互生猜疑，徒有保举之名，永无履任之实。或与巡抚提督共事一方，隶人衙门则挑补实缺，隶臣麾下则长生觖望，臣未奉有统兵之旨，历年在外，不敢奏调满汉各营官兵，实缺之将领太少，大小不足以相维，权位不足以相辖，去年会筹江西军务，偶欲补一千把之缺，必婉商巡抚，请其酌补，其隶九江镇标者，犹须商之总兵，令其给予札符。虽居兵部堂官之位，而事权反不如提镇。此办事艰难之一端也。

国家定制，各省文武黜陟之权，责成督抚，相沿日久，积威有渐，督抚之喜怒，州县之荣辱进退系焉，州县之敬畏督抚，盖出于势之不得已，其奉承意旨，常探乎心之所未言。臣办理军务，处处与地方官相交涉，文武僚属大率视臣为客，视本管上司为主。主宾既已歧视，呼应断难灵通，防剿之事，不必尽谋之地方官矣。至如筹饷之事，如地丁、漕折、劝捐、抽厘，何一不经由州县之手，或臣营抽厘之处，而州县故为阻挠，或臣营已捐之户，而州县另行逼勒，欲听之则深虑事势之窒碍，欲惩之则恐与大吏相龃龉。钱漕一事，小民本以浮收为苦，近年又处积困之余。自甲寅冬间，两路悍贼窜入江西，所在劫掠，民不聊生，今欲于未经克复之州县征收钱漕，劝谕捐输，则必有劲旅屯驻以庇民之室家，而又或择良吏以恤民隐，或广学额以振士气，或永减向日之浮收，或奏豁一年之正课，使民感惠于前，幸泽于后，庶几屡捐而不怨，竭脂膏奉公上而不以为苦，然此数者皆巡抚之专政。臣身为客官，职在军旅，于劝捐扰民之事则职分所得为，于吏治、学额、减漕、豁免诸务，则不敢越俎代谋，纵欲出一恺恻详明之告示，以儆官邪而慰民望，而身非地方大吏，州县未必奉行，百姓亦终难见信。此办事艰难之一端也。

……臣前后所奉援鄂援皖、筹备船炮、肃清江面诸谕，皆系接奉廷寄，未经明降谕旨，外间时有讥议，或谓臣系自请出征，不应支领官饷，或谓臣未奉明诏，不应称钦差字样，或谓臣曾经革职，不应专折奏事。臣低首茹叹，但求集事，虽被侮辱而不辞。迄今岁月太久，关防之更换太多，往往疑为伪造，酿成事端。如李成谋战功卓著，已保至参将矣，被刑辱于芷江县，出示以臣印札而不见信。周凤山备历艰辛，已保至副将矣，被羁押于长汀县，亦出示以臣印札而不见信。前福建巡抚吕佺孙曾专函驰询臣印不符之故。甚至捐生领臣处之实收，每为州县猜疑，加之鞫讯，或以为不足据而勒令续捐。今若再赴军营，又须另刻关防，歧舛愈多，凭信愈难。臣驻扎之省，营次无定，间有部颁紧要之件，亦不径交臣营，四年所请部照，因久稽而重请，六年所请实官执照，至今尚无交到确耗。此外文员之凭，武员之札，皆由督抚转交臣营，常迟久而不到，军中之事，实取信如金石，迅速如风霆，而臣则势有所不能。斯又办事艰难之一端也。

曾国藩提出这三个困难的用意，是要求清政府给自己更大的兵权、财权和升贬地方官的权力，要求给自己一个督抚的位置，所以他最后的结论是：“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臣处客寄虚悬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才，恐终不免贻误于大局……若犹是目下平安之状，则由将军、巡抚会办，事权较专，提携较捷，臣仍吁恳天恩，在籍终制”。这不啻是向清政府提出带兵的条件，曾国藩的欲望已经是跃然于纸上了。可是清政府却不理这一套，抱着“你不爱出来就不出来”的态度，把他干搁在家里一年之久。最后，还是曾国藩部下的反动军队不答应，像李续宾就肉麻地说：“涤公未出，湘楚诸军如婴儿之离慈母”，而且李续宾还坚持“若枢臣之议，不付涤公以重柄，则涤公亦决不可出”[33]。清政府因为不能不借重湘军，所以也不得不再请曾国藩出山，可是曾国藩和李续宾等所指望的“事权”、“重柄”，却仍旧没有。曾国藩仍以侍郎的资格在江西督师。1859年石达开进军湘南，清朝指派曾国藩援川，曾国藩指望捞一个四川总督的位置，胡林翼也竭力张罗，向官文陈说曾国藩任川督的八项大利。结果清朝派了一个不相干的黄宗汉任川督，气得曾国藩一佛出世，二佛涅槃，任凭清政府怎样催促，就不肯入川“做客”。清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很大，这对革命的进展是很有利的。

正是由于各地人民起义的频繁和反对革命的阵营内部矛盾重重，太平军才能够渡过难关。也就是说，经过杨韦事件以后，对革命有利的因素虽然在下降，但还没有下降到绝对的劣势，清军的战斗力虽然增强了一些，但还不可能很快扑灭太平军。

三、江北大营的覆灭和三河之战

利用当时形势，把革命危局支撑下来的英雄是陈玉成和李秀成。陈玉成（1837—1862），广西藤县人，贫雇农出身，14岁跟随叔父陈承镕参加革命，18岁带兵当大将，在太平军二下武昌的战斗中，担任主攻任务，率领500人由侧面缒城而入，夺取了围攻三个多月的武昌城。以后，他在西战场和东战场上屡立战功，如城陵矶大战、田家镇大战、九江大战、镇江大战和打败江南大营的大战，在这些著名战斗中，陈玉成无不立下了赫赫战绩。特别是在1856年援救镇江的战斗中，他只坐了一条小船，冲破清军的水师、炮船，进入被围的镇江城中，然后和镇江守军冲出，内外夹击，击溃清军。这些战绩表明陈玉成是一个英勇善战、一身是胆的英雄。1856年，他担任冬官正丞相的职位。

李秀成（1823—1864）和陈玉成是同乡邻居，贫雇农出身。1851年8月太平军路过藤县时参加革命，曾在天京、安庆、庐州带兵治民，“勤劳学练，生性秉直，不辞劳苦，各上司故而见爱，逢轻重苦难不辞……修营作寨，无不尽心”[34]。在镇江战斗和打败江南大营的战斗中，他是主要将领之一。1856年，他担任地官副丞相的职位。

杨韦事件以后，陈玉成、李秀成很受洪秀全器重，不久陈玉成晋升成天豫，李秀成晋升合天侯。1857年他们共同在皖北作战，当时恰好捻军张乐行、龚得树的雉河集根据地失守，张、龚率众南走，李秀成的部将李昭寿是旧日的捻军首领，通过李昭寿的关系，陈、李与张、龚联合起来。1857年春，陈、李、张、龚克霍丘、正阳关，由张、龚作为根据地，并围寿州、颍上。随即陈、李、张、龚分别活动，陈玉成与多隆阿、鲍超的湘军大战于黄梅、广济，堵截湘军入皖之路，屏蔽淮南战场，兼与九江太平军相呼应；张乐行与胜保、袁甲三周旋于正阳关；李秀成往来于长江北岸，支援捻军，保卫天京。1857年底，张乐行失正阳关南走，与李秀成合，东援镇江，救出被围半年的吴如孝军。江南大营合围天京，各路太平军为解天京的包围而努力奋斗，那时，天王封蒙得恩为正掌率、陈玉成为又正掌率、李秀成为副掌率。“蒙得恩是久日在朝，是天王爱臣，永不出京门……朝中内外之事，悉归其制，连我与陈玉成亦归调度……至蒙得恩手上办事，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主上信任不专，因东、北、翼三王弄怕，故未肯信外臣，专信同姓之重。那时各有散意，而心各有不敢自散”[35]。在这种纷乱的情况下，李秀成努力地整顿朝政，“恳我主择才而用，定制恤民，申严法令，肃正朝纲，明正赏罚，依古制而惠四方，求主礼而恤下，宽刑以待万方，轻世人粮税”[36]。李秀成忠诚的品质和英明的才干，终于博得洪秀全的信任，洪秀全革除了洪仁发、洪仁达的王爵，而任用李秀成，太平天国的政事逐渐由李秀成掌握起来，政治上逐渐有了起色。

1858年初，陈玉成欲由皖北西上德安一带招兵，以回援天京，玉成与韦俊、韩狼子的捻军等进攻固始、麻城，与胜保、李孟群、张曜展开激战。另部陈仕荣出蕲州，牵制湘军。张乐行、龚得树、张隆夺取临淮、凤阳、怀远。另部捻众刘学渊、刘玉渊、孙葵心、赵浩然活动于鲁豫边境。李秀成出京，率部众5 000人占和州、滁州、全椒、来安。经过半年多分兵活动，仍旧不能够扭转局势。1858年8月，太平天国各将领在枞阳镇召集会议，决定采取联合作战的方针，“各誓一心，订约会战”。随即陈玉成从鄂皖交界撤兵东走，进攻庐州，庐州清军不战而溃，陈玉成连克庐州、店埠、梁园等地，和临淮、凤阳的捻军相呼应。9月，陈玉成联合捻军与李秀成会师于滁州，向东南推进，和德兴阿、胜保遭遇于乌衣，清军大败，损失4000人。太平军接着又击败江南大营赶来赴援的冯子材军，围困浦口江北大营，天京的太平军也渡江助战，钦差大臣德兴阿吓得“愁急交攻，彻夜呻吟”[37]，狼狈突围，“入扬州之仪征，复弃之走泗源沟，又弃之走瓜州，又弃之走沙头，又弃之走五台山，奔弃百数十里。诸将富明阿、鞠殿华、张德彪、詹启纶则自陆路走扬州。军书令矢皆失，大炮重九千斤者十余门，皆自扬州携以往，至是没于贼”[38]，太平军乘战胜余威，连克江浦、天长。10月初，太平军前锋7 000人抵扬州，“德兴阿部复大溃，遂弃扬州，走仙女庙，止于邵伯埭”[39]，接着太平军又攻破六合，击毙了纠集团练顽抗革命的道员温绍源，一个多月的时间，苏北反革命军队被打得落花流水。

当苏北战火连天的时候，清王朝拼命催促湘军从鄂豫边界向东推进，进攻安庆、庐州，以缓和苏北的局势。湘军悍将李续宾当时刚刚占领九江，趁着太平军西路空虚的机会，连下黄梅、宿松、太湖、石牌、潜山、桐城、舒城，安庆外围据点全被夺去。以后李续宾遣多隆阿、鲍超逼安庆，而自率6 000人越过安庆进攻巢湖边的三河镇，皖北的情况十分紧急。陈玉成不等苏北战局结束，紧急行军，直趋白石、金牛，抄断三河镇的后路，又命庐州守将吴如孝联合捻军拦断敌军的前路。11月中旬，两军激战于三河。恰好李秀成奉天王的命令，赶来支援，三河守将吴定规也从内杀出，李续宾全军瓦解，被困在重围中，上吊自杀，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也被打死，这支清朝的王牌军全被歼灭。包围安庆的多隆阿、鲍超军，因腹背受敌，慌慌张张地撤退，陈玉成乘势跟追，夺回舒城、桐城、潜山、太湖等城。

三河战斗是一次关键性的战役。这次战斗的胜利，使安庆的局势大大稳定下来，清军精锐被歼，大为丧气。胡林翼说：“三河败溃之后，元气尽伤，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而且敢战之才，明达足智之士，亦雕丧殆尽”[40]，“百战之余，覆于一旦，全军皆寒，不可复战”[41]。曾国藩说：“三河之败，歼我湘人，殆近六千，不特大局顿坏，而吾邑士气，亦为不扬”[42]。可见清军方面损失的惨重。

三河战胜以后，太平军的士气大为旺盛，各战场连续获胜。1858年12月，李世贤在皖南宁国的湾沚镇大破清军，击毙清提督邓绍良，扭转了皖南太平军的不利局面。1859年2月杨辅清在江西景德镇打败了张运兰率领的老湘军，把曾国藩牵制在江西。3月陈玉成联合捻军在庐州城外再度击溃清军，俘获清方的署安徽巡抚李孟群，大大稳定了庐州的局面。在1858年8月枞阳会议以后的半年中，太平军各战场捷报频传，可谓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但是在相持阶段的太平军，已经没有可能取得连续进攻的胜利，因为当时敌我双方在政治、军事、财政上的力量对比已经接近于平衡，胜利和失败渐渐形成一种波浪式的推移形势。就在1858年底，发生了李昭寿的叛变。李昭寿本是皖北的捻军首领，他有时投降清朝，有时又反正起义，朝秦暮楚，反复无常。他的军队纪律很坏，李秀成说：“至李昭寿之兵，最为多事，兵又扰民，逢到州县要任其支取，不支又扰于民，州县佐将被其打责”[43]，因此太平军各将领对他很不满，疾恶如仇的陈玉成对他更为憎厌。李昭寿奉令守御滁州、全椒、来安三城，知道自己作恶太多，不得人心，“益浚城壕，缮兵甲，为自守计”[44]，隐隐和太平军相对立。当时太平军戎事倥偬，忽略了对李昭寿的警惕。1858年11月，李昭寿全军2万人降于胜保，不久李昭寿的同党薛之元亦降，把江浦献于清军。由于李、薛两人的投降，天京第三次受困，李秀成急忙从西线撤兵，回屯浦口，暂时解除天京的威胁。不久，江南大营又派兵进逼浦口，四困天京。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又把西线和皖南的兵力，再次调到苏北战场上，奋斗将近一年，至1859年10月，在六合打败福建提督李若珠，在浦口击毙湖北提督周天培，才安定了形势，第四次解除了天京的包围。李昭寿叛变后所造成的严重局势，虽然由于玉成、秀成等的血战而再度稳定下来，可是太平军的主力被牵制在苏北战场上约有10个月，使得在三河镇大受挫折的湘军争取到了时间，进行整顿，再图进攻。

这时，太平天国内部又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件。在1859年4月间，最早的拜上帝教信徒——天王的堂弟洪仁玕从香港潜返天京。在金田起义的时候，洪仁玕没有来得及赶到广西，清朝官吏搜捕洪氏家族的时候，他避难到香港，认识了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和其他外国传教士，由此也学习到了一些有关西方资本主义的知识。他几度冒险潜行，长途跋涉，通过封锁线，投奔革命，遇到很多阻难，直到1859年才到达目的地——天京。他的到来，使洪秀全非常高兴，因为一方面洪仁玕是最早的拜上帝会的信徒，是一个忠贞虔诚的革命家，另一方面洪仁玕是洪氏家族中最有政治头脑的优秀人物。经历了杨韦内讧和石达开出走事件之后，洪秀全既感到革命元勋凋残略尽，又对于异姓的后起之秀陈玉成、李秀成等不敢信任太专，洪仁玕的来临，洪秀全正是如获至宝。所以不到一个月，就晋封他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这时，安王、福王已被黜，翼王已出走，太平天国无王爵），总理全国政务。

洪仁玕的宗教资格虽老，但他毕竟到达天京太迟，没有什么汗马功劳，第一个把他封王，不免引起天国将领们的不满。因此隔了一个月，天王又晋封战功最大的陈玉成为英王，以平息大家的不满情绪。

这时，叛徒李昭寿知道了这个情况，便利用太平天国只封洪仁玕、陈玉成为王而未封李秀成这一点，进行挑拨，派人送书信给李秀成，劝李秀成投降清朝。送信的人被天王的侍卫捕获，一时天京人心惶惶，恐怕李秀成“封王不到，定有他变”[45]，天王甚至下令断绝了天京和浦口间的交通，不准李秀成及其军队进京。但是李秀成毕竟是一个忠心耿耿的革命英雄，李昭寿的卑鄙挑拨和诱惑，不可能动摇他的革命信念。隔了一二十天，天京方面看到李秀成并没有叛变的迹象，立即改变态度，“天王降诏封我为万古忠义，亲自用黄缎子书大字四个，称‘万古忠义’四字，并赐绸缎前来，封我为忠王”[46]。李昭寿的挑拨阴谋完全破产。此后不久，杨辅清晋封辅王，李世贤晋封侍王，蒙得恩晋封赞王，林绍璋晋封章王。越到后来，太平天国的王爵就封得越多了。

当陈玉成、李秀成驰骋苏北、四解京围的时候，皖南局势也发生了变化。1859年7月间，杨辅清在景德镇为湘军张运兰所败，退走皖南，张乐行在皖北守卫的凤阳、怀远、临淮关也相继失陷，退守定远。1859年10月，驻守池州的韦俊又投降了清军，韦俊是太平军中很能作战的大将，初期颇有战功，杨韦事件以后他还没有立即投降敌人，假使太平天国的领导能给以妥善安排，这支战斗力量还是可以争取的。但是事情的发展却不是这样，韦俊因为背上了一个北王弟的身份，在太平军中处境是很孤立的，在江西和石达开部下不能合作，到了皖北和陈玉成的关系也不好，据说韦俊在和州曾和玉成部发生冲突。后来韦俊跑到池州，“地小而瘠，人多无所得食。且东有芜湖之贼，西有建德杨党，北有安庆陈党，皆与韦逆为仇，万分穷蹙”[47]，最后韦俊向湘军杨载福投降。从韦俊个人来说，这是丧失立场的变节无耻行为，但从太平天国领导来说，革命内部的矛盾没有很好地处理，使矛盾发展得不可收拾，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这只能对清朝统治者有利而对革命不利。幸亏在韦俊投降时，他的部下有不少深明大义的人，不愿跟随韦俊投降，他们在刘官芳、古隆贤、赖文鸿、黄文金等的领导下，反攻韦俊，夺回了池州，这样才使得皖南的形势没有立即陷于崩解。

四、江南大营的覆灭和太平军进取苏、常

经过李昭寿和韦俊的两次大叛变，太平军在三河战役前后的一些胜利几乎被抵消了，局面又转入了困难。1860年初，西线的湘军经过一年休整，又开始从龟缩的城垒里爬出来。曾国藩、胡林翼商定了四路图皖的策略，首先进攻安庆的前哨阵地——太湖城。同时东线上，张国梁也攻陷了天京城外的九洑洲，第五次围困天京。1860年1、2月间，陈玉成又把刚刚在苏北战罢的军队拉到西线，投入了保卫太湖城的战斗。陈玉成的军队虽然勇敢，但是几年来连续作战，没有休战间隙，因此被湘军打败，太湖失守。接着在6月间，叛将韦俊和杨载福、彭玉麟水陆并进，攻打枞阳。经过一次猛烈战斗之后，枞阳失守。枞阳为安庆的咽喉，枞阳易手，湘军遂逐步完成对安庆的合围。东线方面，洪仁玕和李秀成商定了围魏救赵的策略。1860年1月，李秀成离开天京至芜湖，会集诸将，激励士卒。2月秀成和李世贤率领轻骑绕过宁国，进克广德、四安，败清总兵李定太军。然后秀成和世贤分头活动，李世贤率领一军东袭湖州，牵制清兵，秀成自率六千余人轻骑急走，疾趋杭州。驻防杭州的清兵虽然不少，但是过惯了太平日子，没有什么战斗力，当太平军进抵杭州，清军都躲在城内，不敢迎战。1860年3月19日，太平军先锋部队一千二百多人攻破清波门，初克杭州。江南大营本来有保护苏、杭的责任，听到太平军入浙，连忙派提督张玉良率军赴援杭州，但张玉良行动迟缓，太平军克杭州五天以后，他才赶到。李秀成攻打杭州的计划本来就是要引诱江南大营分兵来浙，以便趁分兵机会攻打大营，解救天京。此时见目的已达到，立即放弃杭州，由小路赶回广德，在建平会集诸将，大事部署，对江南大营采取大包围的形势。4月，李世贤、刘官芳等攻克溧阳、句容，截断江南大营的东路；杨辅清攻克东坝、秣陵关，进逼江南大营的南路；李秀成军进抵淳化镇，担任主攻。石头城下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战斗。同时，陈玉成也从江北赶来助战。江南大营是当时清朝方面的主力军，拥有十万军队，围攻天京已经七年，可是大营中的腐朽情况十分严重，“大营每月需饷五十万，当有兵勇十二三万，实额不及半。玉良带兵援浙后，大营兵勇不及四万，非桀骜，即疲弱”[48]，主帅和春本贵族子弟，“虽曾任提督，素不娴军务”[49]，“诸帅均无远略，所部骄惰成习”[50]，只有一个被称为能战的张国梁，跟主帅和春又大闹矛盾。这样腐败的军队本来就很难抵挡太平军的全力进攻，而这时恰好军饷又发生了问题，江南大营军饷本来由江浙两省供给，“浙江告警，大营分兵驰救，骤加行费。浙江自顾不遑，饷亦不继，粮台收款骤绌，月短二三十万金。何帅（按：指两江总督何桂清，时驻常州，管理大营的后路粮饷）驰书告和张二帅，请自后阅四十五日发一月饷。是时顿兵日久，将卒虽习战事，实已骄佚，酗酒狎妓，酣嬉无度，月支足饷尚不敷用，及骤闻减饷事，则恨恨如有失。翼长提督王濬，为和帅所倚，把持军政，借势侵克，众情蓄恨，互相传播，贼若来攻，吾辈坚勿出战，任大帅、翼长自为之”[51]。而张玉良分援杭州的军队，贪恋苏、杭财货，慢吞吞地回兵，到达常州，又被怕死的两江总督何桂清截留下来，以便保护自己的性命。江南大营在那样腐败的情况下，再加上欠饷、分兵，更无法抵挡太平军的猛攻。1860 年5月初，“诸营起火，王濬部下先遁，和帅部下继之，全军遂溃”[52]。糊里糊涂的和春“犹然酣睡，告以危急情形，尚复不起，请之再三，始穿衣上马出营……踉跄奔出，漏夜就道，雨湿路滑，一路颠扑，狼狈不堪……营内存银十余万，军火局内所存枪炮火药铅子等项，不计其数，尽以资贼”[53]。

江南大营的溃败，给太平军提供了进兵苏常的良好时机。于是陈玉成、李秀成、杨辅清、李世贤等乘胜组织东进，计划先彻底解决东线的敌军，攻取江南富庶之地，然后返兵西向，与湘军争夺上游。1860年5月中旬，在简短的天京会议之后，太平军立即向东出发。那时张国梁收集大营的败兵，企图盘踞丹阳，进行顽抗。5月下旬，太平军至丹阳，再败清兵，张国梁落水死，和春跑到常州。驻守常州的两江总督何桂清拥有两万军队，但腐败不能战，“见和春一到，即魂亡胆落，立思逃避。当时常州绅士闻督臣有退避意，共同进谒，涕泣慰留，督臣情急，遂于次日将亲军小队摆成队伍，黎明时突开东门，与和春、查文经冲突而出。是日常郡绅民耆老顶香跪留者不下数千人，督臣竟令小队开枪而逃。闻当时士民被击而死者十有一人，其被鸟枪及刀矛伤损更有百余名之多”[54]。5月下旬太平军攻克常州，5月底又打败张玉良军，攻克无锡。

江南大营和江南各府县驻军，一败再败，溃不成军。有的分别向苏北、浙江、上海逃跑，有的流落在乡间当土匪，也有很大一部分投降太平军，太平军的声势更加浩大。和春跑到浒墅关，自知罪责重大，用手枪自杀。何桂清则从江北逃到上海，其他清朝官吏、将领，或死或降或走，太平军一路胜利，如入无人之境。6月初，太平军逼近苏州。那时苏州已在一片混乱中，清朝败兵抢掠居民的财物，“市上食物，强赊硬买，嚣然不靖”[55]，“夜间城外兵勇放火烧毁房屋，彻夜火光烛天，见者胆寒”[56]，苏州人民自发地起来反抗清朝败兵的骚扰。那时驻在苏州的清朝官吏、士兵，看到大势不妙，便在候补知府李文炳和何信义、周五等率领下投降太平军，太平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苏州，清江苏巡抚徐有壬自杀。接着太平军又在各地人民反抗清兵的配合下，攻克了宜兴、江阴、长兴、吴江、嘉兴、昆山、太仓、嘉定、常熟、青浦、松江、平湖。这些地区虽然都有团练组织，但毕竟都是一些非正规的武装部队，“其中军装不备，器械不齐，技艺不习，部伍不整，号令不听，统领者又不操生杀之权，不严约束之条，故未遇贼已惴惴焉不敢前，倘遇敌阵，前列者未见胜负，而后者已纷纷远遁”[57]，这种团练武装当然不可能阻挡太平军的强大攻势。特别在江阴、常熟一带，太平军把清朝团练大臣庞钟潞的团练武装痛快地打了一顿，各地的团练都不敢出头露面了，他们大多退却到乡村中去，以保存实力，待时而动。

当太平军的主力部队在苏南地区东进时，陈玉成另率一支部队自宜兴入浙，占领于潜、临安、余姚、富阳，威胁杭州，牵制了浙江的清军。

1860年夏秋间，太平军逼近上海。上海孤处海隅，危若累卵，“城中兵才二千余人，大营广勇数千人溃至。居民汹惧，商贾不前，饷立绌”[58]。上海的地主、官僚、买办大起恐慌，他们看到清朝的残兵败将不足以保障上海，便邀请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教练了一支洋枪队。华尔是一个美国流氓，曾经在美国的鸦片趸船上工作，当太平军进逼上海时，他向上海的大买办兼清政府的粮道杨坊提出一个组织洋枪队的计划，这个计划又得到上海道吴煦、署理江苏巡抚薛焕的支持，于是在上海地主、富商的财力支持下，这支洋枪队组成了。其中收罗了很多外国的流氓、海盗和亡命之徒，他们都是抱着在战争中发财的目的而来的。1860年8月清参将李恒嵩和华尔的刚组成的洋枪队进攻青浦。他们的第一回买卖并不很顺利，被太平军打得大败，“杀死鬼兵六七百人，得其洋枪二千余条，得其大炮十余条，得洋装一百余口，得其舟只数百余条”[59]。太平军乘胜下松江，进至上海郊外的泗泾、徐家汇，准备进取上海，李秀成并致书英、法、美公使，说明太平军保护各国侨民的政策，希望各国严守中立。外国侵略者到这个紧要关头，索性撕破了中立的假面具，英法公使正式宣布要“保持上海秩序”，组成了英法联合干涉军，英国的卡思克尼（Cascoigne）被任命为联军司令。当太平军击败清军、围攻上海城时，英法干涉军和所谓的“义勇队”突出袭击，停泊在黄浦江中的两艘英舰宁乐特号（Nimrod）和先锋号（Pio‐neer）也向太平军开火。李秀成没有想到英法侵略者居然这样无耻地撕掉中立伪装，公开参加作战，他当时还希望侵略者会“悔悟”过来，而且当时嘉兴被张玉良围攻甚急，所以8月底他暂时从上海撤退，回援嘉兴。

当陈玉成、李秀成胜利地向东南推进的时候，湘军却趁太平军西线空虚的机会，一步步逼近安庆。1860年底，太平军还来不及结束上海附近的战斗，就不得不回援上游，一场激烈的保卫战在安庆开始了。

五、太平军的西进，安庆保卫战的开始

自从江南大营溃败，太平军连克苏常，清军被打得落花流水，清王朝不能不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到湘军身上了。1860年8月，清王朝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并再三催促曾国藩把西线的军队拉到东线去，救援江浙。曾国藩带兵八年，一直只是侍郎的官衔，到这时才是大权在握，踌躇满志。

但是曾国藩有一套自己的战略计划，他把安庆的得失看做“关系天下安危”的头等重要问题。他决心依靠湖北、江西的可靠支援，全力来争夺安庆，然后再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地向天京推进，所以他不愿意服从清王朝在惊惶急躁中发出的援救苏常的命令。他向皇帝说：

苏常未失，即宜提兵赴援，冀保完善之区；苏常既失，则须通筹各路全局，择下手之要着，求立脚之根本。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自咸丰三年，金陵被陷，向荣、和春等皆督军由东面进攻，原欲屏蔽苏浙，因时制宜，而屡进屡挫，迄不能克金陵而转失苏常，非兵力之单薄，实形势之未得也。今东南决裂，贼焰益张，欲复苏常，南军须从浙江而入，北军须从金陵而入，欲复金陵，北岸则须先克安庆、和州，南岸则须先克池州、芜湖，庶得以上制下之势。若仍从东路入手，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必至仍蹈覆辙，终无了期。臣所部万余人已进薄安庆城下，深沟固垒，挖浚长壕，若一撤动，则多隆阿攻桐城之军亦须撤回，即英山、霍山防兵均须酌退，各路皆退，则军气馁而贼气盛，不但鄂边难以自保，即北路袁甲三、翁同书各军亦觉孤立无援。是安庆一军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此臣反复筹思安庆城围不可遽撤之实情也。[60]

当时清王朝急于要夺回苏常，保护上海、杭州，不同意曾国藩争夺安庆的计划，甚至斥责曾国藩是“师心自用”。曾国藩不得已把自己的大营移驻皖南的祁门，装成要向苏常进兵的姿态，以敷衍清王朝的命令，实际上却仍旧把大军集中安庆，按照自己原来的计划行动。他以曾国荃所率1﹒5万人包围安庆城，以李续宜、多隆阿所率2万人屯驻安庆、桐城之间的乌石山、青草塥、挂车河一带，对付太平天国的援安庆军，胡林翼负责指挥安庆战役，率1﹒5万人驻潜山、太湖一带，作安庆围城军的后援，兼防山险，保湖北，另外还有水师、马队，共有8万军队集中在安庆外围。曾国藩到了祁门以后也逗留不进，以便隔江照顾安庆军务。清军倾全力于安庆，处心积虑布置成一个围点打援的形势，等待西来的太平军。

事实说明，曾国藩的见识确实比清王朝要高出一头。安庆是当时战略上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城市，它是太平天国和皖北捻军联系的纽带，是屏障天京、保证全军粮食供应的据点。安庆的紧急使太平军还没有来得及席卷江浙，就不得不西向和湘军争衡了。1860年9月，以安庆为根据地的英王陈玉成军，首先自杭州附近西撤，回援安庆。10月，忠王李秀成在嘉兴击败张玉良，也和侍王李世贤、辅王杨辅清、堵王黄文金、襄王刘官芳、奉王古隆贤、匡王赖文鸿、孝王胡鼎文、佑王李远继等联翩入皖南。太平军全力倾注于西战场，一场规模巨大、战斗激烈的安庆保卫战揭幕了。1860年9月，陈玉成自浙江回军与杨辅清、李世贤联合，克广德州，败清提督江长贵军，接着进克宁国府，斩提督周天受，周军二万余全部溃散。杨辅清等留在皖南，陈玉成军渡江至皖北定远。当时定远是皖北捻军的唯一根据地，自从上年捻军在怀远、临淮关、凤阳连续失利之后，袁甲三的清军紧逼定远，捻军和太平军合作，守御定远已有半年之久。陈玉成的大军一到，袁甲三军闻风逃遁，定远复安。11月陈玉成和捻军龚得树、孙葵心联合，号称十万人进驻桐城，与湘军大战于挂车河。太平军方面，从江南跋涉千里，披星戴月，又在定远、寿州连续作战，战士们十分疲劳；湘军方面，却经过长时期的养精蓄锐，士饱马腾。在战斗中，胡林翼又再三告诫将士：“援贼果到，我军总须坚忍，不遽战，凭垒静坐，安排枪炮，挫其气，俟审察贼情，并力大战，则我军之气，愈遏而愈盛”[61]，“军事到紧要之时，静者胜，躁者败；后动者易，先动者难；能忍者必利，不能忍者必钝。贼知安庆望援甚急，恐不能忍至一月二月之后，我军人力地势，可坚忍自持”[62]。果然，湘军靠着凭垒坚守的战术挫败了远来疲劳的太平军，捻军首领孙葵心在战斗中牺牲，太平军初援安庆失败。12月，陈玉成军退庐江。

初援安庆仅仅是安庆保卫战的开始，太平军当然不会因为一次战斗的失利而轻易地放弃安庆，他们只是接受硬攻失利的教训而改变作战计划。1861年3月，陈玉成率军攻霍山，败余际昌军，遂入湖北境内，连下英山、蕲水、黄州。3月底，太平军逼武汉，抄过了湘军的后路，攻打湘军的后方，以迫使湘军回援武汉，解除安庆的包围。太平军的这个包抄战略果然使清军惊惶失措。当时清朝军队都集中在安庆，黄州以西无一兵一卒，武昌“存城兵二千，马队八十，战不能战，守不能守”[63]。胡林翼急调彭玉麟、李续宜的水陆师上援武昌，但是太平军轻骑疾驰，上援的湘军跟追不及。武昌城中一片混乱，粮台管理人员纷纷逃避，主管粮台的阎敬铭想要辞职逃跑，总督官文吓得呆若木鸡，在安庆军中的胡林翼肝火大动，连连吐血，怨艾自己是“笨人下棋，死不顾家”[64]。恰好这时候，英国海军上将何伯、参赞巴夏礼带了舰队视察《北京条约》所规定开放的通商口岸。他们视察到汉口，听到太平军逼近武汉的消息，立即由巴夏礼到黄州会见陈玉成，声明要保护武汉的商业，劝陈玉成停止进攻。陈玉成对外国侵略者的干涉不得不加以考虑，而且南岸李秀成的西进军尚未逼近武汉，所以太平军停止攻势，转向武汉的西北方向推进。外国侵略者的横加干涉救了武汉的清朝反动势力，也间接地帮助了安庆的围城湘军，太平军的包抄计划被破坏了。1861年4月，陈玉成在攻占了德安、随州、应城、云梦等地后，分军把守，而自己则率兵入皖，第二次援救安庆。

当英王陈玉成初援安庆、进军湖北的时候，忠王李秀成等已经进入皖南，配合皖北的战斗，挥军西进。应该指出，李秀成因东南的新根据地尚未巩固，上海、杭州、湖州尚在敌人手中，对于全军西进孤注一掷地去争夺安庆是不赞成的。他主张首先经营苏浙两省，然后“即取百万买置火轮二十个，沿长江上取，另发兵一支，由南进江西，发兵一支，由北进蕲黄，合取湖北，则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久大矣”[65]。但是太平军在上海遭到外国侵略军的干涉，席卷东南的计划还没有来得及告成，安庆已岌岌可危，英王陈玉成为了回顾自己的根据地，丢下垂手可得的杭州回去了。忠王李秀成则为了继续经营自己的苏常新根据地而迟迟不走，陈、李临分手时曾经在苏州会议一次，可惜会议的内容无可查考，估计一定是一场激烈的内部争论。现在所能看到的只有洪仁玕的一些不完整的记载，他说：

殊忠王既抚有苏杭两省，以为高枕无忧，不以北岸及京都为忧，故予行文晓之曰：“自古取江山，屡先西北而后东南，盖由上而下，其势顺而易，由下而上，其势逆而难；况江之北，河之南，自称为中洲渔米之地，前数年京内所恃以无恐者，实赖有此地屏藩资益也。今弃而不顾，徒以苏杭繁华之地，一经挫折，必不能久远，今殿下云有苏浙可以高枕无忧，此必有激之谈，谅殿下高才大志，必不出此也。夫长江者古号为长蛇，湖北为头，安庆为中，而江南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徽有失，则蛇既中折，其尾虽生不久，而殿下之言，非吾所敢共闻也。”后忠王复以“特识高见，读之心惊神恐，但今敌无可败之势，如食果未及其时，其味必苦，后当凛遵”云云。[66]

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干王是从安庆城的重要性着眼，主张先救安庆；忠王则从敌我力量的对比着眼，认为必须先打上海，积蓄力量，然后救援安庆才有把握。应该说，忠王的眼光是高出一筹的，但是忠王有他的苦衷，他既不能说服英王、干王听从自己的意见，放弃安庆的争夺；又因为苏常一带是自己的根据地，迟迟不出，有恋栈苟安的嫌疑。并且“天王严诏颁到，命我赴上游，催我领军而去扫北，那时正无良计，正逢有江西德安县以随州、义宁、武宁、大冶、兴国、蕲水、蕲州、武昌、江夏、金牛、宝安、蒲圻、嘉鱼、通山、通城等有起义四十余名具禀差使到苏，恭呈降表投军，是以将此情由，具本复奏，云我招集此等之人数十万，再行遵诏扫北，等因。主本不从，我强行而止”[67]。李秀成既以招兵为西进的主要目的，当然不肯用实力来攻打清军的要害（如祁门、南昌、九江、武汉），所以他的主力部队如陈坤书、陈炳文等都留守苏常，李秀成只率领一部分军队入皖南。应该指出，李秀成的意见纵然是正确的，但在自己意见未被采纳、而援救安庆的统一作战方略已经确定之后，他却表现出消极的态度，不用实力去攻打清军必救之点，因此曾国藩可以对李秀成的西进军不理不睬，安庆的压力没有多大减轻，这不能不说是李秀成的严重错误。

1860年底，李秀成自太平、繁昌至黟县，与鲍超相持，同时刘官芳、古隆贤、赖文鸿进至石埭，黄文金、李远继自东流至江西浮梁，切断曾国藩祁门大营的粮道，李世贤也从徽州西进。祁门陷在四面包围之中，曾国藩叙述当时情况说：“弟自移驻祁门，无日不在惊涛险浪之中，徽、宁失后，环祁之四面，常有十余万贼围绕，更番互进，扼我粮道，几于无日不战，无路不梗”[68]。当战事最紧张的时候，曾国藩甚至豁出了性命给弟弟写了遗嘱，说：“祁门老营，距贼仅八十里，朝发夕至，毫无遮阻。现讲求守垒之法，贼来则坚守以待援师，倘有疏失，则志有素定，断不临难苟免。回首生年五十，除学问未成尚有余憾外，余差可免于大戾。贤弟教训后辈子弟，总以勤苦为体，谦逊为用，以药佚骄之积习，余无他嘱。”[69]可惜李秀成一心一意要去上游招兵，并没有用全力攻打祁门，他和鲍超的军队稍一接触以后，就改道绕过祁门，从徽州往浙江，入江西，李世贤也随之而去。不久杨辅清、黄文金也渡江援安庆去了。皖南只剩下刘官芳、古隆贤、赖文鸿的军队，他们虽然在1861年曾经几度逼攻祁门，但是兵力薄弱，不可能击溃祁门大营。假使李秀成和太平诸王齐心合作，猛攻祁门，其结果不是祁门大营被击溃，就是清军方面调动安庆围城军来援祁门，不管哪一种结果，都是太平天国的极大胜利。可惜李秀成等人没有采取这个方针，轻易地放过了曾国藩。

1861年1月，李秀成西进军由常山入江西，2月攻广信，3月攻建昌、抚州，皆未下。4月进扎樟树、新淦，渡赣江，连克吉安、临江、瑞州、武宁、义宁，6月入湖北。侍王李世贤则与左宗棠相持于景德、乐平一带，与李秀成的西进军相呼应。同时，在广西原属石达开的部队，因在广西无发展余地，也纷纷脱离石达开，前来与李秀成、李世贤会师。这批部队分四支进入江西。第一支汪海洋、谭体元等于1860年9月自湘南入赣南，经瑞金、建昌、铅山、广信，1860年底合于李秀成和李世贤的大队。第二支谭星、周春等花旗队伍（天地会）于1890年10月由广东趋赣南，进至福建，占领武平，1861年4月折入江西。第三支彭大顺、童容海、朱衣点等于1860年底自湘南经赣南入福建，占汀州、连城，1861年5月复折经江西之宁都、建昌，与李世贤会合。第四支黄添理等则活动于闽赣边界。江西在许多支革命队伍的进攻之下，闹得翻天覆地。当时，清军全集中在淮南、皖南，江西十分空虚，淮南方面胡林翼、李续宜、彭玉麟、杨载福、曾国荃、多隆阿被英王陈玉成的军队吸引在安庆，“无日不在危机骇浪之中”，除非撤除安庆的城围，否则不可能分兵援江西；皖南方面“张运兰各军皆驻防徽境，断难移动，左宗棠军一半留江之景德镇，一半移皖之婺源，保障五六百里，不能再顾他处”[70]；保卫祁门大营的鲍超一军则被调到安庆，对付陈玉成去了。所以李秀成的西进军出入江西，如入无人之境，清廷方面极为紧张，皇帝给曾国藩下令说：“曾国藩统辖该省，且军营饷需，全赖江西接济，自应亟筹扫荡，以免饷源告竭。南昌为省垣重地，尤不可稍有疏失。”[71]可是老奸巨猾的曾国藩对形势的了解更为清楚，他知道英王陈玉成援救安庆的战斗是一次生死攸关的硬仗，而李秀成的西进军则是乘虚捣隙，虚张声势，所以他不管江西怎样紧急，坚持勿撤安庆城围的主张，他在许多书信中一再表示：

自徽宁并失，皖事大坏，江楚亦危，祁门四面，常有数十万贼，眈眈环绕。又分数支，上窜江西湖北，凡四府二十余州县皆陷。自去年冬至今夏，几无日不战，无路不梗，幸坚持初议，不弛安庆之围。[72]

逆党之救援安庆，其取势乃在千里以外，皆所以掣官军之势，解安庆之围。论者多思撤皖围之兵，回顾腹地之患；又有谓宜弃皖南祁黟等县，敛兵退保江境者。鄙意皖围弛则江北之贼一意上犯鄂境，祁黟退则江南之贼一意内犯抚建，故始终仍守原议。[73]

国藩之视北岸更重于南岸，南岸纵有大变，而江西省城必尚可保，北岸若有大失，即汉口武昌亦恐难保。[74]

他对李秀成西进军的行动，亦并不十分重视，他说：“忠逆党虽多而不耐战，侍逆党虽悍而不耐久”[75]，“忠逆一股并不凶悍，前在建昌，官军仅七百余人，围攻二十余日不下，是其明证”[76]。当然李秀成的军队并不是真的怯弱，而是因为李秀成对援救安庆并不积极，他根本不打算进行容易损耗实力的攻坚战。由于李秀成抱这种消极态度，清军才能逃过这一场大劫。

1861年6月，李秀成进入湖北，连克通山、通城、兴国、大冶，其先锋部队于6月中旬占领了武昌县。当地人民纷纷响应，参加太平军的群众达30万之多。当时陈玉成已经从湖北折返安庆，正在二援安庆失利的时候，南岸李秀成军的逼近武汉，使北岸军心大壮。而且武昌县与对江之黄州相呼应，黄州有英王部将赖文光镇守，太平军南北两军已经互通文报。胡林翼吓得从安庆前线星夜赶回武昌。假使南北两军戮力同心，齐攻武汉，那么武汉可能会第四次转入太平军之手，至少也能牵动安庆的湘军，减轻英王的压力。但是李秀成没有这样做，他仅仅和赖文光通了书信，叙述了自己行军的情况，根本没有提到会攻武汉的事，甚至也没有谈到下一步军事活动的安排。他听到英王二援安庆失利，态度更为消极，又听到李世贤在江西东北部的乐平被左宗棠打败，急于回军苏浙。再加上汉口英国领事金执安的干涉，以及清王朝长江水师的优势，所以太平军对武汉的佯攻姿态也没有来得及摆开。6月底李秀成军退出武昌县，7月初全军从湖北入江西回援李世贤。太平军南北两岸包抄武汉的全盘战略功亏一篑。后来，忠王被俘，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去看忠王，谈到这次战役，赵烈文记有当时的对话：

又问：“十一年秋，尔兵至鄂省南境，更进则武昌动摇，皖围撤矣。一闻鲍帅至，不战而退，何耶？”曰：“兵不足也。”余曰：“汝兵随处皆是，何云不足？”又曰：“时得苏州而无杭州，犹鸟无翼，故归图之。”余曰：“图杭州曷不在赴江西之前，而徒行数千里无功，始改计耶？且尔弟侍王在徽，取浙甚便，而烦汝耶？”曰：“余算诚不密，先欲救皖，后知皖难救，又闻鄂兵强，故退，抑亦天意耳。”[77]

正因为李秀成恋恋于自己的苏浙根据地，漠视安庆的紧急，不顾革命的全局，因此西进战事转战数千里，历时近一年，而得不偿失，无功而退，使上年辛苦斗争而得到的有利形势抵消了，也使安庆的战事成为不可挽回的败局。

六、安庆保卫战的失败

当李秀成进军江西、湖北的时候，陈玉成已早在1861年4月间回至安庆，准备第二次援救安庆。天王洪秀全也十分重视安庆战斗，派干王洪仁玕、章王林绍璋以及杨辅清、黄文金、吴如孝等联合捻军，马步二万人自桐城攻多隆阿军。英王则自率精锐从宿松、石牌直趋安庆，冲入湘军的重围，在集贤关、菱湖一带结垒二十里，拊曾国荃围城军之背，安庆城外展开了一场最激烈的战斗。战线可以分为六层：最南第一层是长江中提督杨载福率领的湘军水师；第二层是坚守安庆城的叶芸来、张朝爵太平军，这时为配合英王的援军，已在安庆城外菱湖南岸扎营，并用小船与北岸的英王大营互通消息；第三层是曾国荃围安庆城的湘军，这时已挖成内壕、外壕，内壕是包围安庆城的，外壕是对付英王援军的；第四层是英王陈玉成的精锐部队，屯驻集贤关内外，与叶芸来夹击曾国荃军；第五层是清军副都统多隆阿的军队，内围陈玉成，外拒洪仁玕、林绍璋等；第六层是洪仁玕、林绍璋、吴如孝等自天京、皖南、庐州来援的太平军。形势是犬牙交错，层层作战，内线外线，互围互包，形成太平天国战史上极残酷、极壮烈的场面。战斗从4月底延续到5月中旬，双方都是全力以赴，这次战斗是最有关键性的。假使太平军失败，天京就失去了可靠的屏障；假使湘军失败，其苦心经营数年的包围圈被打破，那么湘军势必走上江南大营的覆辙而一败涂地。所以曾国藩、胡林翼都怀着十分焦急的心情从各地抽调援军，来支援安庆战斗。曾国藩这时索性丢掉了祁门大营，回驻东流，以便与安庆隔江相呼应。大营中只留下五百名亲兵，把鲍超全军调往安庆，自己的大营则依靠长江水师来保护。胡林翼急得肺病大发，“神志昏瞀，元气大亏，阅案牍不过数行，眼目即为昏黑，行动须人扶持，乃能起立”[78]。他催调李续宜、成大吉从湖北回援安庆，可是李、成被德安陈仕荣、黄州赖文光的太平军所牵制，不得分身，气得他大骂这些脓包将领：

成镇十七日尚未拔营，岂迭次文书均失耶？狗逆实来自石牌，舍狗不打，而为城逆所疑缀，适中贼计。吾恐安庆之师覆败，又为金陵之续耳。弟去年痛骂何桂清，此次安庆如不可支，人将何以议我？太湖尚能支三月，三月以后非我所能为也。安庆兵将本弱，地势亦艰，以五千人守前壕，以五千人守后壕，袤斜十余里，力已至薄，说者乃谓其多兵何也？不知此一万人围城，则一万人已为贼所缀，谓之无一兵可也。[79]

结果，在这场大战中，湘军从死里求活，他们比起太平军来具有几个优越的条件：第一是湘军在曾、胡统率下，内部尚能协调；第二是湘军水师占绝对优势，水陆可作掎角，安庆和集贤关之间，隔着一个菱湖，湘军水师“创立飞划营，抬划船入湖，合陆军大战”[80]，使陈玉成军和叶芸来军不能全部会合；第三由于湘军水师控制了长江，皖南的鲍超军立即渡江，赴援安庆，减轻了曾国荃的压力；第四，湘军在安庆城外经营数年，垒坚壕深，粮药充足，可以作持久的打算。相反，在太平军方面，各将领援救安庆的态度不同，不能很好地合作，如曾国藩说：“闻狗酋在贼中亦极孤立，章、干、忠、侍各逆，皆貌合神离，积怨甚深”[81]，又说：“忠、侍、章、干诸王，皆与狗逆不合，外畏之而中恨之。”[82]而且太平军各支部队的战斗力有强有弱，其中以英王的军队最强韧，其他各支战斗力较差。所以胡林翼说：“打璋、玕宜速，打狗宜迟，宜持重”[83]，“狗逆较狠较悍，且所带各起，颇经挑选，较他处整齐，贼目之妻孥，均在城中，其救援之心既切，则其死斗之力，亦必比平时为甚”[84]，又说：“贼中精锐，只四眼狗一支耳，他何足虑哉！”[85]太平军心志不一，队伍不齐，这是战斗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加以太平军缺乏粮弹，援城心切，不利于作持久的战斗。湘军根据太平军的弱点，确定了合兵、坚守、持久和个别击破的方针，胡林翼叮嘱前敌将领：“剿悍贼头目，须并力，不宜分兵”，“此次贼匪，意在速战；务求尊处渐次逼近，深沟高垒”，姑作不欲战之状，“则贼计必穷。待其逼近求战，而后从容应之，未有不大捷者也。贼无粮而我有粮，贼不能久而我能久，贼不能忍而我能忍，此机唯老兄能明察之”[86]。5月上旬，多隆阿首先击败了战斗力最弱的洪仁玕等，仁玕等退屯桐城，太平军的外线包围圈被打散，同时鲍超的援军也赶到安庆。陈玉成腹背受敌，但他仍旧不甘心放弃安庆，令部将刘玱琳、李四福率领最精锐的4 000战士守集贤关，在关内外筑垒17座，作死守计；令吴定彩率千余人冲入安庆城内，帮助叶芸来守城，而自率一部分军队突围走桐城，与洪仁玕等会合，准备第三次进援安庆。

很显然，二援安庆的失败已经充分说明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关系。湘军在安庆投入了这样大的赌注，安庆城的难以保全，已经是洞若观火的了。无论安庆有多大的重要性，这时也不应该硬拼硬战，唯一正确的是组织退却。以当时陈玉成尚保有的实力来看，组织一次安全的退却是完全可能的，当时曾国荃为了减轻压力，曾经撤去城围的一角，让安庆太平军突围。但是陈玉成却凭着血气之勇，不甘向湘军示弱，把自己的王牌军摆在集贤关这样一个四面受敌、孤立无援的地位上，妄想支持不可挽救的安庆围城，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陈玉成刚刚退回桐城，鲍超、李续宜等援军就陆续开到，湘军用全部力量围攻集贤关太平军营垒，湘军水师也协助攻击，展开了一场激烈战斗。太平军都是英勇善战的老战士，“官军窥探，阒若无人，一近垒边，则枪炮如雨，官军拔签填壕四面猛扑，多被枪炮伤亡，迄不能前”[87]，激战二十日，在众寡悬殊的形势下，刘玱琳军援尽粮绝，全部牺牲。湘军胜利以后，欢欣鼓舞，曾国藩向皇帝报告说：

刘玱琳、李仕福、贾仁富、朱孔堂等均系广西老贼，与官兵历年接仗，每次首先冲锋。九年踞守太湖，数月不下。十年二月，逆首刘玱琳自安徽渡江，充作先锋，破我金陵围师营垒数十座，连陷苏常等郡邑，皆系该逆等为首肆恶。查粤逆自滋扰以来，虽屡经挫败，然临阵率新掳之众，以当前敌，我军所斩长发老贼，至多不过数百名。此次陈逆见我大军云集，乘夜潜遁，而留此四垒于集贤关外（按：指集贤关外赤冈岭之四垒），原欲牵制我师，且垒中系其平日第一枝悍党，战守可恃者，希冀凭坚久抗，以便纠合余党，复来解安庆之围……四垒之贼，虽甚骁悍，而孤守二十余日，援绝势穷，无计可脱，鲍超、成大吉等昼夜环攻，歼除长发老贼至四千名之多，实为从来所未有。[88]

从曾国藩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太平军损失的惨重。

1861年8月初，陈玉成组织第三次援救安庆。这次除了洪仁玕已回天京之外，仍有林绍璋、黄文金、吴如孝参加，并且还从皖南调来杨辅清的军队。林绍璋、黄文金、吴如孝仍据桐城外线，与多隆阿军相持，陈玉成、杨辅清再度冲入集贤关，列营四十余座，奋力攻扑曾国荃围城军的后壕（时鲍超已调江西对付李秀成），安庆城内的太平军也“列队西门，遥遥相应”[89]。安庆城内粮食问题已经到了极严重的地步。本来还有一些贪图财利的外国商人从长江中偷运一些粮食进安庆，但曾国藩想出一条非常毒辣的办法，命令各营将领对洋商“好好款接，礼节宜谦恭，酒席宜丰厚，即有馈送水礼，亦不可过于菲薄……然后以重利啖之，彼买米与安庆城贼，每米一石，发贼可出价五两者，吾亦出五两买之，发贼可出价十两者，吾亦出十两买之”[90]。果然，外国奸商被曾国藩争取过去了，安庆无粒米入城。陈玉成、杨辅清尚在和曾国荃的后队激战，9月5日曾国荃的前队攻破安庆，叶芸来、吴定彩全军16 000人战死，张朝爵从水路突围出。陈玉成、杨辅清在集贤关遥望安庆城的烽火，无策援救，只得退出集贤关外。安庆保卫战结束，湘军勉强获得了胜利。

安庆失守，实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生死存亡的关键。就像洪仁玕所说：“我军最重大之损失，乃是安庆落在清军之手。此城实为天京之锁钥而保障其安全者。一落在妖手，即可为攻我之基础。安庆一失，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继陷落，不可复守矣。安庆一日无恙，则天京一日无险。”[91]更应该指出的是，在将近一年的安庆保卫战中，太平军硬拼硬战，力量损耗极大。英王陈玉成的军队是太平军的精华，经过这次大战，英王军精锐尽丧，士气低落。安庆失守后，陈玉成“欲上德安、襄阳一带招兵，不意将兵不肯前去。那时兵不由将，连夜各扯队由六安而下庐州，英王见势不得已，亦是随回，转到庐城，尔言我语各又一心。英王见势如此，主又严责，革其职权，心烦意乱，愿老于庐城，故未他去。坐守庐城，愚忠于国”[92]。可惜这样一支英勇盖世的军队就此一蹶不能复振，这是陈玉成过分重视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不思保存有生力量所造成的严重恶果。

七、李秀成再克杭州

当湘军在西战场夺取安庆，并逐步逼近天京的时候，太平军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的军队也在浙江战场对清军展开猛烈攻势，席卷了浙西和浙东的大片土地，开辟了浙江根据地。浙江根据地的开辟，鼓舞了处在不利局面下的太平军的士气，分散了敌军的兵力，支援了天京的保卫战，延续了太平天国革命政权存在的时间。

太平军进取浙江的计划早在1860年打破江南大营的时候就已确定了。当陈玉成、李秀成联辔东进，攻克苏、常时，他们的军锋已经逼近了杭州。不过由于安庆的危急，迫使太平军暂时搁置了既定的计划，全力西向，以争夺安庆。安庆战斗的结果，太平军失败，陈玉成的军队损耗殆尽；李秀成进抵大冶、兴国的大军也未能纾解安庆的危急。这时候进取浙江的计划重新被提出，作为对太平军在西线损失的一个补偿。

进攻浙江的先锋是侍王李世贤的部队。1861年5月，侍王李世贤在随同李秀成进入江西以后，屡次被左宗棠的湘军所阻遏，未能在江西打开局面，随即返军入浙。这时，脱离石达开回来的谭体元、谭星等参加了李世贤的军队，使李世贤的军力大为增强。迅速地打下了常山、江山等入浙的门户，长驱进入浙江，防守衢州的清军总兵李定太畏惧太平军的声势，退保城垣，不敢出来迎战。太平军绕过衢州城，进入浙江腹地，一路上如入无人之境，连下龙游、汤溪、金华、兰溪、东阳、义乌、遂溪、松阳、处州、严州、永康、武义、浦江、诸暨、萧山，进逼杭州。太平军另部范汝增、黄呈忠等则攻克嵊县、新昌、上虞、余姚、慈溪、象山。不到半年的时间，浙西和浙东的大部分地区已落到太平军手中，各地人民纷纷起来响应，如诸暨何文庆所领导的莲蓬党，协助太平军攻克浙东沿海的很多城市，赵起领导的金钱会自动起来占领了温州、福鼎、平阳等地。太平军所过之处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

浙江战斗再一次暴露了清王朝统治的腐朽无能。浙江巡抚王有龄是一个“惟以暴敛为能”的大贪官，“其捐输之入，作为三分，一济军饷，一充私橐，一为交结馈遗之用”[93]。他手下的两个大将，一个是在江南大营中以丧师失律而臭名远播的张玉良，另一个是“嗜好洋烟、长灯不绝”的鸦片鬼饶廷选。这俩人是名副其实的“长败将军”，“张则战而溃，饶则不战而溃，张则营而溃，饶则不营而溃”[94]。当时有人讽刺这支腐朽的军队：“溃退之时，弃甲而并不曳兵，收集之后，免罪而更思图利，授食号称五六万，御敌不及五六千，威不知畏，整饬之法穷，恩不知感，策励之法穷，目前何以遏凶锋？驻省之外无他策，将来何以固省会？关城之外无他策”[95]。清朝统治的这种腐朽情形，是太平军能够在浙江屡获大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1861年初，忠王李秀成的西进大军撤退下来，从江西入浙江，参加了解放杭州的战斗。李秀成在杭州城外筑木城，树坚垒，作坐困久攻之势。杭城“十门合围，饷道阻绝”[96]。数万清军困死在城内，如瓮中之鳖，不久粮食告罄。上海的大买办胡光墉和外国侵略者一起偷运二万石米粮，企图从钱塘江入城，被太平军截获。12月底，城内清军向居民勒索粮食，居民起来反对，清军得不到粮食，纷纷溃散。太平军于12月29日破杭州，浙江巡抚王有龄自缢，藩司林福祥、提督米兴朝等均为太平军所俘获。

注释

[1]《胡林翼全集》，奏议，卷九，《奏陈官兵克复武昌并分兵迅取武昌县兴国州大冶县等处事宜疏》。

[2]《李秀成自述》。

[3]《曾国藩全集》，奏稿，卷七，《江西近日军情片》。

[4]《左宗棠全集》，书牍，卷三，《与刘峙衡》。

[5]《曾国藩全集》，书牍，卷四，《与李次青》。

[6]据曾国藩估计：石达开未离开江西之前，江西共有太平军10万人（包括妇孺在内），石达开带走3万人，留守江西的太平军，老战士约1万人，自湖南、广东来的天地会群众约3万，新参加革命的江西人约3万。见《曾国藩全集》，奏稿，卷八，《专催昆寿赴江南并及江省军情片》。

[7]《曾国藩全集》，书牍，卷四，《与彭九峰》。

[8][11]同上书，书牍，卷四，《与李次青》。

[9]《左宗棠全集》，书牍，卷四，《答王璞山》。

[10]夏燮：《粤氛纪事》。

[12]《骆秉章奏议》，卷八，《援江官军克复袁州分宜郡县两城折》。

[13][14]《骆秉章奏议》，卷八，《援江官军克复袁州分宜郡县两城折》。

[15]《左宗棠全集》，书牍，卷四，《与王璜山》。

[16]石达开布告。

[17]《骆秉章奏议》，湘中稿，卷一〇，《援江王道迭获大捷折》。

[18]《骆秉章奏议》，湘中稿，卷一〇，《援江王道迭获大捷折》。

[19]《左宗棠全集》，书牍，卷四，《与刘荫渠、萧濬川》。

[20]《骆秉章奏议》，湘中稿，卷一一，《援江官军克复临江府城折》。

[21]《曾国藩全集》，书札，卷四，《致胡宫保》。

[22]《胡林翼全集》，奏议，卷二九，《驰奏官军克复九江疏》。

[23]同上书，书牍，卷三四，《复多都统》。

[24]《骆秉章奏议》，湘中稿，卷一二，《筹议分兵援浙折》。

[25]同上书，湘中稿，卷一三，《援江官军会克吉安府城折》。

[26]《李秀成自述》。

[27]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406页。

[28]《曾国藩全集》，奏稿，卷五，《奏参江西巡抚陈启迈折》。

[29]《胡林翼全集》，书牍，卷一七，《致郭筠仙太史》。

[30]同上书，书牍，卷二三，《致庄恶生方伯》。

[31]同上书，书牍，卷三〇，《复军机蒋叔起》。

[32]薛福成：《书益阳胡文忠公与辽阳官文恭公交欢事》。

[33]《李续宾遗书》，书牍，《又上胡宫保》。

[34]《李秀成自述》。

[35][36]《李秀成自述》。

[37]《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二〇二，咸丰八年八月三十日鞠殿华奏。

[38][39]倪在田：《扬州御寇录》，卷中。

[40]《胡林翼全集》，书牍，卷一二，《复胜克斋钦使》。

[41]同上书，书牍，卷一〇，《致司道》。

[42]《曾国藩全集》，书札，卷一九，《复刘霞仙》。

[43]《李秀成自述》。

[44]张瑞墀：《两淮戡乱记》。

[45][46]《李秀成自述》。

[47]《曾国藩全集》，书札，卷二〇，《致胡宫保》。

[48]佚名：《东南纪略》。

[49]《左宗棠全集》，书牍，卷五，《与李希庵》。

[50]过铸：《向张二公传忠录》。

[51][52]薛福成：《书昆明何师失陷苏常事》。

[53]萧盛远：《粤匪纪略》。

[54]《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二三八，徐有壬奏。

[55]潘钟瑞：《苏台麋鹿记》，卷上。

[56]吴大澂：《吴清卿太史日记》。

[57]徐日襄：《庚申江阴东南常熟西北乡日记》。

[58]钱保塘：《薛焕行状》。

[59]《李秀成自述》。

[60]《曾国藩全集》，奏稿，卷一一，《通筹全局并办理大概情形折》。

[61]《胡林翼全集》，书牍，卷三四，《复多都统》。

[62]《胡林翼全集》，书牍，卷三七，《复多都护》。

[63]同上书，书牍，卷三九，《致曾沅浦观察》。

[64]同上书，书牍，卷三九，《复左季文京卿》。

[65][66]《洪仁玕自述》。

[67]《李秀成自述》。

[68]《曾国藩全集》，书札，卷九，《致吴竹如》。

[69]同上书，家书，卷七，《致沅季弟》。

[70]《曾国藩全集》，奏稿，卷一四，《复陈华祝三胪奏折》。

[71]《曾国藩全集》，奏稿，卷一四，《复陈华祝三胪奏折》。

[72]同上书，书札，卷九，《复倭艮峰尚书》。

[73]同上书，书札，卷八，《复万篪轩》。

[74]同上书，书札，卷二三，《致李希庵》。

[75]同上书，书札，卷九，《致左京卿》。

[76]同上书，书札，卷二四，《致官中堂》。

[77]赵烈文：《能静居日记》，转引自陈乃乾：《阳湖赵惠甫年谱》。

[78]《胡林翼全集》，奏议，卷四七，《奏陈病势增剧恳请开缺调理疏》。

[79]《胡林翼全集》，书牍，卷四一，《复蕲水蒋令》。

[80]俞樾：《彭刚直公神道碑文》。

[81]《曾国藩全集》，书札，卷八，《复胡宫保》。

[82]同上书，家书，卷七，《致沅季弟》。

[83]《胡林翼全集》，书牍，卷四一，《致曾沅浦观察》。

[84][85]同上书，书牍，卷四一，《复多都护》。

[86]《胡林翼全集》，书牍，卷四一，《复多都护》。

[87]《曾国藩全集》，奏稿，卷一三，《官军围攻赤冈岭贼垒悍贼歼除折》。

[88]《曾国藩全集》，奏稿，卷一三，《官军围攻赤冈岭贼垒悍贼歼除折》。

[89]《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二七三，官文奏。

[90]《曾国藩全集》，书札，卷八，《复杨厚庵》。

[91]《洪仁玕自述》。

[92]《李秀成自述》。

[93]《曾国藩全集》，奏稿，卷一四，《查复江浙抚臣及金安清参款折》。

[94]许瑶光：《谈浙》，卷二。

[95]何绍祺上王有龄书，转引自许瑶光：《谈浙》，卷二。另陆以湉《杭城辛酉记事诗序》称：“呜呼！观于杭城之亡而叹军政之失……其始不慎选将帅，师屡挫衄，陷城益多。其继不扼守险要，日逼日近束手坐困。其弊则由于积粮不广，教士无素，以致围城两月，群情瓦解，遽溃散而不可救。当是时，城中将士非不多也，然自提镇以至游都，无亲自督战者，是将不身先士卒矣。御寇不接仗，但索乡民食物，且强占妇女，或与接仗，惟遥施枪炮，是兵不遵纪律，不死其长上矣。密书约战，诡投贼营，是将不能驭下，转为下误矣。信贼诈降，连失营卡，是将不能防寇反为寇愚矣。甚至搜米之谕，出自军门，则将纵兵也。投贼之爨，启自亲军，则兵叛将也。处危急之秋而法不肃、令不行、情不洽、气不振，欲城之克保，岂可得哉！”

[96]华学烈：《杭城再陷纪实》。

第三节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各地人民的起义斗争

太平军和清军的相持不是孤立无援的。在太平军的周围，有各地人民大大小小的各种起义活动，它们彼此掩护，相互呼应。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把西南和西北的少数民族起义放在以后专门论述，其他的起义将综合成三个方面：一是石达开的远征和广西天地会的活动，一是李永和、蓝大顺在四川的活动，一是山东、河南的人民起义活动。

一、石达开折返广西及其入川的失败

1858年底，石达开和杨辅清分道扬镳，石达开怀抱入川的雄图，率大军由福建入赣南。当时太平军在江西的根据地已经完全沦陷，石达开停留在赣南的南安府，整顿军队，把军队分成五旗，由赖裕新、傅忠信、余子安、陈亨容等分领，积极做入川准备。另部石镇吉、石镇常等由福建入广东，经大埔、嘉应州西走，计划在湘南和石达开大军会合。

应该注意到的是石达开军在浙江、福建盘旋一年，屡战不利，锋锐已经大挫。这一方面是石达开执拗地要脱离太平天国的集体，企图另辟地盘，甚至和杨辅清失和，太平军的老战士对此深表不满，大大影响了士气；另一方面是石达开既失去了江西的大片膏腴之区，又未能在浙闽开辟新的根据地，失之东隅，却未收之桑榆，军队经年累月地进行无后方作战，疲劳而没有休整的机会。再加上闽西本来是贫瘠的山区，恰巧又碰上灾荒，几十万军队的粮食不能解决，因此军心涣散，士气低沉。曾国藩说：“察看入闽出闽之贼，势乱而无纪，气散而不整，迥不似石逆往年情形”[1]，“在衢州数月而进不敢逼严、杭，东不敢窥宁、绍，在洋口数月而下不敢犯延平，其时制军（指闽浙总督庆端）虽在延平而兵不满万，气极散漫，以此卜之，贼无悍志，无远略”[2]。骆秉章也说：“石达开由浙窜闽以后，气势顿衰……观近时贼踪纷纭杂乱，迥异从前。”[3]清廷方面这时开始把石达开放到次要的地位，不甚重视了，只让湘军的第二流将领萧启江蹑踪石达开，而把力量集中于安庆的争夺。当然石达开并没有像敌人所希望的那样轻易地垮下去，他乘敌人放松追击的机会，整顿队伍，确定了迅袭湘南、挥兵入川的计划。1859年2月底，石军离江西，入湖南，迅速地打下兴宁、宜章、郴州、桂阳州。另部石镇吉军也由广东嘉应州急速向湖南推进，湘、桂、粤、赣边界人民群起响应。石达开的军势一度重振，趁着清王朝在湖南兵备空虚的机会，迅速通过湖南，疾趋四川。所以“所过之处，专取偏僻小路，夜间列炬疾行，骤如风雨”，“甫及一月，所行程途，几及千里，志在飙忽乘虚，亦不肯久顿坚城之下”[4]，石达开希望这场战斗的胜负取决于双方竞走的胜负，当时湘军远征皖赣，来不及赶回应援，石达开通过湘南而入川的计划似乎是有实现的可能。但是石达开没有足够地估计到湖南地主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当他急走到永州、宝庆的时候，湖南地主官僚立即诱胁退伍湘军出来顽抗。十几天的时间内，竟纠集了六万多的军队，守住宝庆，拦住了石达开的进路。同时李续宜的湘军也迅速从皖北回援。1859年4月，石达开军的前锋抵永州，为刘长佑所阻，石部分兵四出，军略赖裕新、朱衣点攻东安，宰制傅忠信、余子安、陈亨容攻新宁、武冈，石达开自率一军攻祁阳，三路并进。5月底，会集于宝庆城下，“东西两路，占地广袤百数十里，或扎营垒，或踞村庄……人数尚不止十数万之多”[5]。6月间，大战开始。达开部人数虽多，但大多是在湘南刚参加的新战士，缺乏训练和战斗经验，所以曾国藩说：“在宝之贼，不甚善战，不逮陈狗远甚”[6]，“数甚多而能战者实少”[7]。而且石军千里急进，孤军深入，没有后方的支援，粮食只能临时征购，弹药只能随军携带，作战处处陷于被动，石镇吉和广东天地会的援军又被阻拦在湘粤边境，不能会合，因此迁延到8月，竟无法打退湘军，不能夺取宝庆，遂撤宝庆围南走，入广西。石达开军经过艰辛的长途行军，又在宝庆失利，入川的计划破灭，士气极为低落。曾国藩对他作了如下的估计：“贼党窥蜀自意中事，然既钝于浙、钝于闽，入湘后又钝于永祁、钝于宝庆，裹胁之人，愿从者渐少，且无老巢以为粮台，粮米须虏，子药须搬，行且自疲于山谷之间。”[8]果然，石达开以后在广西蹙处三年，再也不能恢复以往叱咤风云的气概了。

那么，在石达开宝庆战斗失利折返广西的时候，广西的情况怎样呢？

广西是太平天国革命的策源地，在太平天国起义以前，广西已经展开了如火如荼的斗争，太平军离开广西以后，斗争仍旧绵延不绝。其中较大的如活动于湘桂边界的朱洪英、邓正高、满庭科，活动于粤桂边境的梁培友、范亚英，活动于浔江两岸的起义军等等，攻克城镇的事，屡见不鲜。1855年，广东天地会陈开、李文茂入广西，占领了浔州，建立国号为大成国，改浔州为秀京，陈开称镇南王，李文茂称平靖王。又分兵克贵县、武宣、平南、梧州、柳州、象州、融县、庆远。广西各处会党纷纷响应，或参加大成国军，或和大成国军相联络，较大的如梁培友踞平南，称平东王，区润踞大黄江，称平西王，还有活动于平乐的杨西安黄金亮、转战于象州的张高友、盘踞于开建的陈金刚、坚持于容县的范亚英和苍梧的大米饭主罗华观。当时骆秉章有一段话，叙述广西的情况：

金田大股逆贼下窜以后，广东逋逃之贼，本省游惰之民，军营散遣无着之勇，各处倚众仇杀之团，及广肇惠潮嘉械斗之党，不知凡几。攻城掠野，戕官据城，聚则红布白梃，以劫杀为生涯；散则易姓更名，以投诚为出路。旋抚旋叛，倏匪倏良，官以抚愚贼，贼亦以抚误官，驯则通省良匪不分，情状日变，戡定之方，不知从何着手。[9]

那时候，清朝的常备军——绿营已经陷于瓦解，只好拨了一部分湘军，由蒋益澧统率入广西。蒋益澧的兵力虽然薄弱，但他却利用起义军分屯柳、浔、梧、庆，“各自为部，不相援应”[10]的弱点，加以各个击破，1857年底打败了盘踞平乐的杨西安和盘踞平南的梁培友；1858年又从湖南调拨大批战船，攻下柳州，李文茂败走丛山中；接着又击败庆远的张彪、合浦的梁大昌、容县的范亚音，陈开亦被迫退出梧州。革命力量处于不利地位。而这时石达开恰好从湖南折入广西，石达开的返回广西，从全国革命的发展看来，是一个大的挫折，但从广西一隅来看，却给失利的广西起义军增添了一支巨大的生力军。从1859年以后，广西的人民斗争在石达开的领导下继续发展。

1859年8月石镇吉首先由湘南入广西，击败堵截前路的胡铮的湘军，下兴安，围桂林。石达开的大军也随即赶到桂林城外会师。10月石达开军攻克庆远，广西各地的天地会又纷纷活跃起来。同时石达开又分兵四出与各处天地会联络，攻克了许多城市。如石部大将陶金汤与莲塘会党张高友会合，攻克了阳朔、永安州；赖裕新和当地会党李锦贵、谢秉伸会合，占领宾州、上林；石镇吉则和壮人李文彩会合，西攻百色；石部谭星、周春、陈荣（本来都是广东的天地会）盘旋在粤桂边境，与广东的陈显良、浔州的陈开、开建的陈金刚等相呼应。此外，如广西东南部的范亚英军复夺容县，西南部的吴凌云军崛起陇罗，中部的黄鼎凤军转战贵县，这些起义军都尊奉石达开太平军为领导。

广西的起义军表面看来是如火如荼，实际上却有许多困难。第一，广西经过十多年的战争，“土地荒芜，民物凋敝”，这样众多的起义军缺乏粮食，所以部队只好经常分散活动。第二，石达开的军队“因伙众三江两湖人多，各有思归之念，不能管束”[11]。第三，石达开本来对太平天国的宗教和某些制度不满意，左宗棠就曾经说他“不甚附会俚教邪说”[12]，他在庆远逗留了一年半，“将真圣主官制礼文多更改焉”[13]，在石达开军中出现的元宰、宰辅、宰制、大中丞、大柱国、大军略等官名，就是他在出走以后陆续设置的。石达开究竟怎样修改了太平天国的制度，现在缺乏具体的史料来说明，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这种改变制度的措施引起部将和士兵的极度不满，所以他的部将吉庆元、朱衣点等后来说：“观其动静行为，多滋物议”[14]。第四，太平军和当地会党虽有一定的合作，但是会党的组织、纪律都比较差，有一些天地会军只在对自己有利时和太平军合作，石达开不可能对他们作统一的指挥和调遣，不仅如此，在一定情况下，会党还和太平军不和，以致发生火拼。以上这四种困难大大地影响了石达开在广西的发展。

1859年11月，石部陶金汤“既攻破阳朔永安，结莲塘张高友为助，高友利其所有，诱杀之。余党万余人，窜至武宣，不能渡河，遂走平南，历藤县、昭平、富川，屡为团练截杀。辗转分股窜入湖南江华、广东连州，散亡殆尽”[15]。这是石达开入桂后第一次大的损失。1860年4月，“石镇吉攻百色……因屯住日久，自相猜忌，清军知其内讧，亟乘之……石镇吉走安定土司，为土练阻截，前后险隘，伤亡甚众”[16]，最后，国宗石镇吉、石镇常、石镇发、石镇全和翼王甥黄贵生全部牺牲。这一支是翼王部下极强劲的军队，其残余部队在曾广依、李福猷的领导下北走贵州，尚能转战千里，支持数年，所以石镇吉的败亡实在是石达开返桂后的致命伤。同时活动于粤桂边境的谭星、陈荣、周春等也和盘踞开建的陈金刚反目相攻，谭星等败走广东，投奔陈显良，未能和石达开会合。石达开亲自统率的军队中也发生了不稳定情形，“有后旗宰辅余忠扶统下官兵先行起义出江（按：起义出江的目的是要和长江下游的太平军会合），该余恃官尊阻挠，已被下官所杀。又有武卫军宰辅蔡次贤亦率统下出江，事漏被元宰（指张遂谋）所杀。由是翼王之六部暨参护、承宣、仆射等官以及统下兵士，纷纷皆欲出江，有出到湖南被妖打散者有三班，仍在广西象州、宾州及下广东嘉应州者有两班，又有由云南到贵州黎平府一班”[17]，成了众叛亲离的状况。石达开只好弃庆远南走南宁、贵县。这个地方是石达开的故乡，石达开经过内部的严重分化和军事挫折之后，产生了消极情绪，“想要隐居山林”[18]，在当时清兵残酷地追捕起义人民的时候，退隐不仅是一种幻想，而且也会影响士气。他的部下彭大顺、吉庆元、朱衣点、汪海洋、童容海等纷纷脱离石达开，石达开的势力更加穷蹙了。1861年夏，石达开部的大将李青靛倒戈叛变，另一大将余明富为叛徒余成义刺死，余成义也投降了清军，其他如周志公、鲁子宏、纪章生都叛降清军，倒转枪头来进攻石达开。这时石达开的二十万大军或走或散或降，达开只得依靠会党李锦贵、黄鼎凤，李、黄对石达开是很忠诚的，可惜实力不厚，在那样困难的环境中难期振作。不久李锦贵病死，与石达开遥相呼应的陈开所领导的大成国起义军也在1861年8月失败，其他起义军如范亚英在藤县被俘，陈金刚在开建战死，罗华观逃入山中，王全义投降清军。石达开不但心腹散尽，而且羽翼全失，株守广西等于坐而待毙。1861年9月，达开奔融县、怀远，和陈开的余部会合，准备乘虚进四川，和四川李永和蓝大顺的起义军合作。1861年底，石达开率领数万军队出广西，取道湘西山路北走，谋入四川。1862年2月，石达开军自湖北之来凤、利川入四川之石柱厅，准备抢渡长江，与纵横四川的李永和、蓝大顺起义军联合。

四川是石达开早就留意的地方，还在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前，石达开就有意入四川为根本。石达开之所以重视四川，这在清廷四川总督骆秉章的奏稿中可以了解到：“蜀境雄甲西陲，地险民富，天下常视以为安危，蜀境安则北而关陕，南而滇黔，东而楚豫，均可借其屏蔽，赖其转输，倘稍有损失，则滇黔粤西无可盼之饷，荆湖无可抽之厘，陕豫且有防不胜防之虑。”因此占领四川对于扩大革命范围、控制清朝财源、支持鄂皖的太平军是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清王朝当然也非常重视四川的得失，抢先在长江北岸布防，石达开觅渡不得。1862年4月，达开围涪州，屡次猛攻不下。骆秉章所派已革知府唐炯、副将唐友耕等各路援军已到达涪州。石达开急撤围趋重庆，清军也已倍道回防重庆。石达开只好又改道全军西趋綦江、合江，并绕入贵州仁怀境内，出清军不意由山径潜行突出叙永厅，打算攻长宁，下江安以抢渡长江。这时四川李、蓝起义军势已大衰，得知长江南岸有石达开部的太平军活动，于是联名修书上石达开恳请联合抗清。该书为石部前锋瑞天豫傅廷佐等到叙永厅所得。这时石大军尚未到叙永厅，所以傅廷佐答复他们请照旧驻扎，“俟翼王驾临之后，兄自当与弟面酌一切军机，以便定妥行为”。但后来石大军到叙永厅攻长宁，数次探渡长江不成，7月只好退军于滇黔交界。不久，四川的李、蓝起义军全部瓦解，其残余部队北入陕西，石达开始终未能与李、蓝军会师，陷于孤军作战的境地。石达开自从脱离太平天国后，转战九省，跋涉万里，内部的矛盾、军事的挫折、士卒的离散、部队的缺粮，一系列的不幸事件大大磨损了军队的锐气和实力。

1863年春，石达开又分三路入川，以李福猷率军三万由黔境下趋，分散敌军兵力；以赖裕新率军数万由宁远冒险深入，一方面探路前进，一方面引敌军追踪北上，使无暇回顾；自己督大军疾驰踵进，使敌人猝不及防。但前军赖裕新已在3月败死，余众由郑永和率领北走入陕西境，李福猷亦失期。石达开尚未知前军败讯，5月率军自云南昭通府米粮坝出，急渡金沙江，至宁远，将抢渡大渡河。恐大路有清军阻截，探得宁远山中有间道北行，即可直趋大渡河。石达开先以重币送松林地各土司，请允让路，但这时清四川总督骆秉章侦知土司受石达开币将让路，急调重庆镇总兵唐友耕一军，驰防安庆坝至万江汛大小两路渡口，更以重资收买松林地土千户王应元率所部土兵扼守松林小河，命邛部土司岭承恩统兵伺石入险，即抄其后路，并答应把所获太平军财物全部赏给他们。清军正在部署间，石达开率众四万余人已经绕过越嶲、冕宁，由小径直趋王应元所管辖的紫打地（即安顺场）。石达开原以为土司已经答应让路，坦然信任他们，所以长驱入险。5月17日，当石达开到达紫打地时，北岸还没有敌军，石达开命诸军士赶造竹筏渡河。夜间忽降暴雨，第二天大渡河及松林河陡涨数丈，石达开以为山水暴发，一两天便可以退去，稍待无防。过了两天水势稍平，但敌军也已经到达北岸了。21日石达开选拔精锐五千人拼命强渡，不成。知大渡河难渡，便转攻松林小河，打算由上游泸定桥直趋天全、雅州，但被王应元所拒，伤亡极众。土司岭承恩又由后路抄人，切断退路，石军辎重尽失，粮食断绝。石达开只得射书王应元，请求让路，王不应。又请求岭承恩合攻清军，岭承恩却加紧进攻石军。石达开自知已经陷入绝境，便誓以死战。6月3日倾全军抢渡大渡河与松林小河。因为水势湍急，竹筏都随流漂没，加上对岸清军大炮轰击，死伤惨重，只好停止抢渡。6月11日又率军出击，但清军已合土司兵分路直扑紫打地，石达开率余众七千余人走老鸦漩，又被土司兵所阻，进退无路。石本想投河自尽，又转念假如自尽，则部众必全部牺牲，不如自缚于清军请死以救部众，资遣他们回籍。便写信给清将唐友耕，友耕想生得石达开，回信欺骗他，答应他的请求。石达开自带五岁子定忠、宰辅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等入清营，唐友耕马上扣留了石达开，乘夜把所有太平军将领士卒屠杀净尽。石达开被解到成都遇害。在就义前，石达开谈十余年起义的经过，地主阶级说他“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气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之语。自言……今天亡我，我复何惜一死。临刑之际，神色怡然，实丑类之最悍者”[19]。把这些诬蔑性的言词剥开，倒可以看出石达开坚强不屈、慷慨就义的英雄气概。

二、李永和、蓝朝鼎在四川的抗清活动

1859年，李永和、蓝朝鼎（蓝大顺）开始在云南昭通府牛皮寨拜会结盟。当时正是太平天国金田起义以后的第九年，也是云南回民杜文秀建立平南国以后的第四年。以李、蓝为首的结盟群众在全国革命潮流的激荡之下，揭起义旗。是年10月，李、蓝率众入川，克筠连、高县、庆符，围叙州，1860年2月克自贡盐场，声势大盛。

李、蓝初起的时候，只是一支不到百人的队伍。进入四川、攻克自贡以后，队伍迅速壮大起来，当地的农民和盐场的盐工大批参加起义军，又缴获了地主和大盐商的许多物资贮存，实力大为增强。李、蓝起义军之所以能迅速发展，一方面是靠着以太平天国为首的全国革命斗争的掩护，另一方面又乘着四川统治力量的腐朽和内部空虚的机会。骆秉章从反动立场谈到李、蓝起义军从小到大的原因说：

土匪之兴，必非一朝一夕之故，果使文武官员，俱能实心任事，一邑之内情形，自易周知。乱之方萌，一州县了之而有余，乱之初生，一营汛制之而亦无不足……臣闻四川官场，贿赂公行，已成积习……明目张胆，视肥瘠为重轻，挟制上司，毫无忌惮……各怀罔利之心，无复相维之谊，民何由而治？乱何由而不生耶？至四川兵勇……多以游民充数，甚且滥收匪，兵贼不分，以致官兵举动，计甫定而贼已详知，而贼之踪迹，官兵转毫无闻见，往往贼窜数日，尚茫然莫测其去向。一经遇贼，前队接仗，后队已逃，坐使逆焰鸱张，几成燎原之势。[20]

在这种情况之下，李、蓝起义军迅速地发展壮大。1860年春，起义军进入岷江之西，克井研、峨嵋、青神、洪雅、丹棱、名山、天全、荣径、彭山、蒲江，围邛州、嘉定、雅州，前锋达到川西平原上的新津、灌县一带，直逼成都。又派周绍涌率领一部分起义军纵横于川中、川南。清军没有力量阻止起义军的扩展，只好敛兵成都城内，闭门坐守，乡镇的地主富商也纷纷筑寨设团，聚居自保。是年11月起义军聚会于自贡、富顺一带，连营百余座，人数达30万。这是李、蓝起义军发展的顶点。

四川是物产丰富的地区，特别是长江下游被太平军占领后，四川更成为清朝财赋的主要来源。所以清政府对四川的局面极为焦急，开始要派曾国藩入川，但是曾国藩因为没有捞到四川总督的位置而不愿从命，清政府改派湖南巡抚骆秉章率湘军入川，其前队萧启江的6 000湘军先行启程，但萧启江走到川东，看到起义军声势浩大，逗留不敢前进。不久，萧启江病死，由黄淳熙代领其军。

1861年，起义军分散活动。李永和、卯得兴的军队留在岷江流域活动，以青神为中心，集中力量攻打眉州，凡嘉、眉、邛、雅、叙、泸都在李永和起义军的控制下，这股起义军的人数最多，控制的地区最广。蓝朝鼎、蓝朝柱（蓝二顺）的军队发展到涪江流域，并深入川北，克射洪、江油、中坝、彰明、梓潼、绵竹，并集中力量围攻绵州，这部分起义军战斗力最强，人数有十多万。周绍涌、张第才、郭富贵、曹灿章等则各率散兵，驰骋于嘉陵江流域和川东地区。这三支军队蔓延整个四川，互相支持，互相呼应，使反动军队奔命不遑。

1861年7月，骆秉章部主将黄淳熙恃勇深入，起义军设伏于合川，一战就把这个“不可一世”的反动头子击毙。湘军入川以前，大吹大擂，认为四川起义军不堪一击，经过这次大战，才知道起义军不可轻视，于是集中全部入川的湘军，先援绵州，对付最坚韧的蓝朝鼎军。是年9月，湘军与蓝朝鼎战于绵州城下，蓝军久顿坚城之下，战斗意志大为削弱，结果战败，向西南撤走，退守岷江西岸的丹棱，和青神、眉州一带的李永和、卯得兴军相掎角。

李、蓝起义军发展起来不到两年，就碰到了凶恶强大的湘军。当时起义军的活动还停留在比较原始的阶段上，政治上没有一套纲领、措施，各地区分散活动，不相统一，战略战术也处在散漫的流寇式的活动阶段。骆秉章称其“志本在掳掠，初无踞城掠地之图，每逢劲兵进剿，辄即弃而他窜”，“党虽多而东西分布，不常聚于一隅，即至临阵对敌，往往以数十百人为一队，错杂散布于峰峦堆阜之间”，所以骆秉章认为李、蓝起义军的弱点是“其党多而不整，其计狡而不悍，其情合而不固。此三者犹是乱贼草窃之故智，非若粤逆之坚悍难制”[21]。骆秉章的办法是对三个地区的起义军实行各个击破，在作战时则“先攻其首逆，捣其老巢”，以达到“巨魁被剿以难支，则余党不攻而自破”[22]的目的。1861年底，骆秉章倾全力围攻丹棱的蓝朝鼎军，而令四川提督蒋玉龙以及叛降清军的唐友耕牵制李永和军，使李、蓝彼此不能救援。骆秉章的这个计划果然很毒辣，蓝朝鼎军刚刚撤至丹棱，就遭到反动湘军的层层包围，城中缺乏粮食，无法坚守。1862年1月蓝军突围北走，朝鼎在突围战斗中牺牲。他的从兄蓝朝柱（蓝二顺）率一小部分军队冲出重围，退入川北丛山中。

蓝朝鼎军失败，湘军就能以全力来对付李永和、卯得兴军。由于反动势力强大，李、卯军收缩兵力，由青神撤至铁山，铁山“为犍、乐、富、荣各井厂适中之地，山势绵亘陡绝，不利仰攻，又歧径四出，随地可以掳粮”[23]，李、卯军凭借盐场工人的支持，凭借地理和经济的有利条件坚决抵抗。可是镇压革命的兵力愈来愈多，不但有湘勇、川勇，还有“富茶各属团练，纠合二三万人”[24]，而李永和起义军却散走很多。5月，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李永和突围走八角寨，余部只有几千人，和反动军队又相持四个月，经过大小二十余战，“每次冲扑，皆系李、卯二逆督队，虽伤毙甚多，贼众尚五千余名。逆首悍党，皆在重围，人人有必死之心，困而犹斗，俨然劲敌”[25]。1862年9月，湘军头子刘蓉派奸细潜入起义军中进行破坏。在内外交迫的情况下，起义军失败，李永和、卯得兴被俘牺牲。

战斗三年之久的李、蓝军主力部队失败了，但他的余部还很活跃。蓝朝柱自突围北走后，与郭富贵、张第才、曹灿章等会合，活动于川北、川东与鄂西，后来进入陕西和太平天国扶王陈得才的入陕军会合，直到1864年蓝朝柱在陕南阵亡，这一次绵延四省（云南、四川、湖北、陕西）五十余州县的起义斗争始告结束。

三、捻军在山东、河南的活动

初期捻军的活动本来就是采用圩寨战术和流动战术相结合的方式。在平时，捻军分散在各自的村庄中务农，为了抵御官府和团练的压迫，各在村中建圩筑寨。到了一定时期（特别在每年秋季），就集合起来，在各个领袖的统率下，装旗出征。后来，张乐行统一了各路捻军，在雉河集、凤阳、定远一带缔造了根据地，可是捻军的圩寨战、流动战的方式并未放弃，相反，这种战术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和发展。因此，在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相持阶段，我们可以看到捻军的三种活动方式：在淮河以南，张乐行、龚得树等率领着捻军的主力，盘踞着几个城市，和太平军经常联合，对抗清朝的“剿捻”大军和湘军，这是一种方式。在淮河以北，这是所谓捻军的“老巢”，其间圩寨林立，密如繁星，人民执械守卫，打击反动力量，清王朝虽然几次调集大军向各捻圩猛扑，可是各圩相互联络，此伏彼起，清军穷年累月，往往不得寸进，这是另一种方式。最后，捻军经常有一部分力量，轮流出征，驰骋于山东、河南、湖北、江苏一带，所过之处，人民纷纷起来响应，好比把革命的火种四处传布，愈到后来，出征的规模愈大，次数愈多，地区愈远。1858年，清军在长江流域为太平军所败，江北大营危急，清廷调胜保的防捻大军南下助战，捻军所受压力减轻，遂于是年举行前所未有的大出征。一路入河南，由柘城、太康南进，克河南要埠周家口；一路入山东，连下丰、单、萧、砀、鱼台、金乡等城，清军顾此失彼，奔命不遑。1859年初，捻军孙葵心入河南，克宁陵、睢州等城。总兵丘联恩率清军赴援，孙葵心率部向西南走，昼夜狂奔。丘联恩贪功心切，穷追不舍，追至舞阳县，孙葵心返旗设伏，大破清军，击毙丘联恩。丘是豫军中第一个悍将，外号丘老虎，丘军被击溃后，捻军士气大振。是年秋，捻军孙葵心、赵浩然、姜台凌又分道四出，东起沂蒙山区，西至伏牛山区，横扫千余里。清军当时的主力都放在长江流域，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无暇顾及，再加上当时正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天津海口防务紧急，山东、河南的兵力极少，所以清廷对捻军的活动简直是一筹莫展。当时的“剿”捻头子袁甲三吐露苦衷说：“臣恭膺宠命，督办三省会剿，自应紧扼北边，力筹南剿，为一鼓聚歼之计，无如现在贼势，勾结之众，数倍臣军，兼之飘忽往来，边马四出，百数十里，乘虚捣隙，兵至即奔。窃计江皖两省毗连之所，西邻豫境，北接鲁疆，东西亘二千余里，平原四达，万马驰驱。臣一面之兵，即日夜穷追，若前无堵击之师，北窜西驰，何所底止？若面面设防，又苦兵力无多，裹粮莫及。即如此次臣军道经丰县，不得不先复县城，而贼则已分扰曹单，又有西扑周口之谣。贼锋愈趋愈远，臣军追逐而来，已距底营四五百里，兵疲粮尽，势处万难。”[26]清军虽然也煞费苦心，一会儿主张“合军乘势，进捣捻巢”，一会儿又主张“画地分防，联兵合剿”，议论纷纷，但始终限于兵力，无法阻遏捻军的发展。

1860年，捻军又大举出征。据胡林翼说：捻军“于本年三月十三日出巢掳掠，河南之祥符、陈留、杞县、兰仪、尉氏、洧川、新郑、密县、禹州、淮宁、商水、襄城、临颍、项城、鹿邑、柘城、睢州、汝阳、正阳、上蔡、西平、遂平、确山、汝州、鲁山、宝丰、南召、裕州、叶县、舞阳三十州县，焚掠村庄，不取城池；至闰三月杪，饱载而归，所过之处，无一兵一卒与贼接战，任其纵横，不知去向；胜保奏报，搪塞之词，欺谩之状，可复按也……计近二年来，每年春仲秋季，两次出巢，大掠河南。本年秋冬，将及湖北之襄阳、汉阳、德安等府，又必扰入陕西、山东、山西等省。再一二年，浸假而及于附畿州县矣。腹心之患，此为最大”[27]。

1860年秋，捻军入河南，在鹿邑、汝阳连败清军，击毙提督承惠、同知田玉梅等，复走入山东，由鱼台、嘉祥进逼济宁，“绵亘六十里，兵声火色，数百里皆震”[28]。随即渡运而东，分三支活动：一支攻克宁阳，进围泰安；一支经汶上、东平、巨野，进入河南；一支跨越沂蒙山区，进至山东沿海的日照、赣榆等地。这次远征获得重大胜利，据反动方面记载：“是役也，贼自八月出巢入东疆，由东南出西南，合股而至，分股而回，绕行千余里，陷两城，焚掠几二十县”，当捻军凯旋回皖北时，“夹护资粮累数百车，牲畜数万，歌呼而行”[29]。

1861年，捻军远征的规模更进一步地发展了。当时，安庆的战斗正处在白热化阶段，苗沛霖正在围攻寿州的清军，捻军诸领袖于本年初趁机入河南。第一支姜台凌、王怀义等三万人由归德直扑开封，因清军已有戒备，旋由中牟、许昌奔入伏牛山区，克唐县，围南阳、邓州，一直进抵湖北之襄阳，最后于5月间返皖北；第二支孙葵心等万余人，自六安入河南，由光州、息县、正阳、鹿邑，绕了一个大圈子返皖北。一支是由北而南，一支是由南而北，弄得河南的官僚们手忙脚乱。这两支部队刚返皖北，苗沛霖又“遣苗金开督西练十四营，合河南贼陈太和众号二十万，取道新、息，大掠而西，犯汝宁、南阳、汝、陕，薄潼关而还。使苗天庆督东练二旗，合淮北贼张宗禹、孙葵心，亦号二十万，取道蒙城，大掠而东，犯丰、沛、萧、砀、曹、单、濮、沂，别出陷清江浦而还”[30]。本年秋，王怀义、刘狗率捻军再度逼开封，姜台凌等又从伏牛山区进入湖北境。连年以来，捻军此去彼来，东奔西驰，清军防不胜防，当时的河南巡抚严树森向皇帝诉述苦衷说：“豫省归、陈、汝、光，界连皖楚，粤捻氛逼，环而相伺。频年以来，或蒙亳之匪西犯，或曹单之匪南趋，往往驶近省垣，恣其窥探。军兴日久，饷需日绌，兵力日单，贼势日众，筹防筹剿，事莫难于今日者。从前豫军之病，在不能选将以练兵。存营马步兵勇向称二万余人，去其滥报之虚数，伤亡之空额，实存者不过十之六七；去其零星杂凑之队，老弱疲乏之卒，可用者不过十之三四。且统兵诸臣，专驻归德一隅，贼每出巢，遂得避实乘虚，狼奔肆扰，前不能遏截，后不能追蹑，贼踪所至，任其蹂躏。沿边一带，犬牙相错，路路可通，又无一旅分驻。我出贼归，此击彼窜，门户洞开，已成熟径。”[31]这是1861年捻军在河南的活动情况。

同年，捻军在山东也是十分活跃的。是年春，赵浩然等自东平渡运而东，击毙清军副都统伊兴额、总兵滕家胜。经泰安、莱芜，“饱掠东行，人马逾万”[32]，复经过益都，攻破潍县、安丘，长驱至黄海边。这时候，刚在大沽口被英法侵略联军战败的僧格林沁已经开到山东。但是面对这场燎原大火，僧格林沁也无计可施。他的骑兵“疲于奔救，刍粮不继，士马疲羸，王忧形于色……王谓将佐曰：‘贼势如此，数几十倍官军，不能再与野战，惟当严固直北藩篱。’乃檄西凌阿回军济宁，扼北路，自统全军，扼东平之安山，凭河而守”[33]。

是年秋，僧格林沁的防线又被突破。张敏行、赵浩然率捻军首先在东平渡过运河，深入沂蒙山区，刘天福则自郯峄北走，与张敏行合。山东巡抚谭廷襄亲至泰安部署防务，部署未定，“贼虏胁万余，奔腾驰骤而至，诸军几为所吞，不能御，全师旁逸”[34]。捻军直扑济南，僧格林沁赴援，经数日激战，捻军复全部东走。一支由赵浩然率领，经博山、益都、沂水、邳县，返皖北；一支由张敏行、李成率领，“由平度入胶东，下即墨，围蓬莱、栖霞、文登、胶州。贼氛亘数百里，东西股各二三万，分合不可辨”[35]。到年底，僧格林沁追入胶东，捻军方才分路返皖北。

四、鲁西白莲教起义和宋景诗的黑旗军

捻军在山东、河南经常活动，给予该地人民群众极大的影响和鼓舞，使该地人民中对统治阶级的愤怒情绪，很快就转化成为一场浩大的武装斗争。在山东、河南的人民起义斗争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要算鲁西的白莲教起义和宋景诗的黑旗军。

很久以来，山东人民不仅遭到黄河决口的自然灾害，而且官僚和地主横征暴敛，穷凶极恶，人民无以为生。因此当地经常发生哄花斗争（即贫苦农民到地主的棉花地里拾棉花，因而发生斗争）和抗粮斗争。如1860年（咸丰十年）文煜奏：“平原东乡刁民聚众携械，逼城放枪，以筹团费为名，抗纳漕米。莘县各里庄民传单，纠结盐枭，携带枪炮来城。该县带役出城晓谕，竟敢放枪抗拒，互有杀伤。馆陶、冠县、堂邑等县，亦分送传单，聚众抗欠钱漕……现在东省只登州未据报有抗粮情弊，其余九府二直隶州，钱漕多半延抗。”[36]这种哄花和抗粮斗争还是局部的零散的斗争，到一定的条件下，这种局部的、零散的斗争便汇合起来，形成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

1861年3月29日（咸丰十一年二月十九日），鲁西北农民在白莲教的领导下，发动起义。首先是由杨泰、杨朋岭、宋景诗等潜入冠县城，劫放狱囚，焚烧衙署，并开仓取粟，救济穷民。接着就招兵买马，团聚群众，分路出动，攻打各县城。当时鲁西的白莲教大概有三个中心：一个是以临清、丘县边界的侯家庄为中心，其总领袖为张善继，其下有五旗（黄旗张善继、红旗李兴德、白旗石天雨、绿旗杨福龄、黑旗宋景诗）；一个是以冠县七里韩庄为中心，其总领袖杨泰，其下亦有五旗（黄旗张玉怀、红旗郜老文、白旗程顺书、绿旗杨朋岭、黑旗宋景诗）；一个是以莘县延家营为中心，其领袖为从政、从世钦、延轮秀等，其中延家营一支当时尚未正式起义。宋景诗本人则并不属于白莲教，但他和各支白莲教的关系都很密切，经常合作。所以各地白莲教的黑旗均以宋景诗为首。白莲教中除了五大旗之外，尚有花旗（或称杂八旗），其著名领袖有雷凤鸣等。此外，在范县一带的长枪会也起来响应这次起义。

白莲教招集群众之后，立即迅速行动。从3月至5月，先后攻克冠、莘、丘、馆陶、朝城、观城、堂邑、阳谷、濮州、范县（按：濮、范为长枪会控制地区）、曲周、清河、广平等13座县城，声势大盛。清王朝这时把力量用在对付进入山东的捻军身上，对鲁西地区无暇兼顾，如丘县知县王准自诉：“县城日夜警备，岌岌可危，屡请援兵不至。城汛马守兵十余名，一年无饷，形同乞丐；所募民勇，五日未发盐粮，势将溃散。乞发饷银五百，蒙批‘自行捐办’；请拨临关税银二千两，蒙批‘不准擅动’。兵民无不解体……竟令无兵无饷，徒手就死”[37]。清王朝根本毫无抵御能力，所以义军一起，各州县莫不望风披靡。“是时，东昌西南莘、冠、馆、朝、观、濮六州县，官吏不知存亡，惟观城令汝镜怀印入省乞援。七州县无官无兵，乡民良懦黠桀者悉从贼。教匪、盐枭、土匪、长枪会匪千百成群，莫可数计”[38]。

鲁西与直隶接壤，靠近京畿，所以清王朝把白莲教起义看做心腹之患，不得不腾出手来首先对付这个严重的威胁。胜保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由直隶进兵，担当西路和北路的主攻任务；新任山东巡抚谭廷襄率领地方军队，配合西凌阿等的骑兵，以东昌为据点，担任东路的攻击；清朝僧格林沁的王牌军队这时候被鲁南的捻军、幅军、习文教起义军拖住抽不了身，清廷命他移营曹州，兼顾南路。

接着，卫河两岸展开了一场大战，起义军虽然英勇奋战，屡挫清军，但是白莲教领袖们缺乏远大的政治眼光，他们并没有把全力用在如何利用当前形势、推进革命发展的问题上，反而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在脚跟还很不稳固的时候，张善继和杨泰都先后做起皇帝来了，据说杨泰还扎了一个大席棚当金銮殿，给他的母亲拜寿、唱戏、赐宴。所以当时老百姓都说：“你作皇帝，光在这儿插京城就行啦？”[39]目光短浅，不作远大的打算，这显然是许多农民起义的致命弱点。

其次，在起义军内部存在着不团结，张善继和杨泰都分别当了皇帝，当然两支起义军之间就难于做到合作无间。另外宋景诗的部队打仗很出力，在胜保进逼的时候，他曾经抢渡运河，去威胁清军的后方临清，但没有得到张善继、杨泰的支援，因此失败退回。起义军指挥不统一，行动不协调，这也是失败的原因之一。

最后，起义军的队伍很散漫，缺乏组织纪律，也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战士们都想回家收割庄稼，就像当地的老人所说：“庄稼人打了胜仗，认为官兵不敢再来了，都想回家去种地——庄稼人三天看不见庄稼就别扭嘛！这一来就散啦！”[40]起义军的领导虽然提出了“反清复明”、“杀富济贫”的口号，但这种比较原始的口号并不能长期地鼓舞群众的斗志；另外起义军似乎也缺乏严密的组织，所以收割庄稼的季节一到，大家都想回家，军队大量减员，不能够抵御清军的四面围攻了。

从1861年5月到7月，起义军和优势的清军大战两个月，慢慢支撑不住了。清军把起义军圈制在鲁西北，逐步进逼，起义军的重要据点都先后沦陷。7月12日，杨泰在莘县战斗中牺牲。7月20日，宋景诗向胜保接洽投降。8月，张善继也被俘遇害。

杨泰和张善继虽然牺牲了，但起义军仍旧保持着相当的实力。首先，起义军的余部还很多，他们在杨朋岭、张玉怀、郜老文等的领导下，仍在到处活动。据清方记载：“七月初二起至月既晦（按：相当阳历之8月至9月初），莘、堂、观、朝四境纷纭扰乱，忽去倏来，此击彼窜无虚日。”[41]其次，宋景诗虽然表面上投降了胜保，但仍与起义军保持联系，时机一到，再次发动起义的可能性是可以预料到的。最后，尚未公开起义的延家营白莲教正在筑圩修寨，招兵买马，张善继和杨泰的残余部队纷纷进入延家营。胜保面对这种局面是非常焦灼的，因为一方面朝廷催促得很紧，自己早已夸下了“所向克捷，指日即可肃清”的海口，无法向上面交代；另一方面，自己兵力不足，而且鲁南、豫中的捻军、幅军非常活跃，清军待援甚急，自己难以在鲁西北旷日持久地拖下去。在这种情形下，胜保一意主张采取“招抚”的办法，以便赶紧收起鲁西这个摊子。起义军利用胜保的这个心理，跟他一边谈、一边打、一边拖。这时候“各县团长文武生监与胜营弁勇出入匪中，关说多方，行径诡密，朝欲纳款，夜复叛逃，东则乞降，西又攻剽，东军无可捉摸，按兵不动”[42]。这种情形一直拖到1861年底，胜保移军攻破了延家营，起义军失去了最后的依托，才最后达成了有条件的投降。起义军仍旧保持着实力，由宋景诗、雷凤鸣、张玉怀、程顺书、从世钦、杨朋岭等统率，名义上是属于胜保的官兵。胜保也明明知道这种“招抚”办法不可靠，就强迫这些军队渡过黄河，到皖北去作战，企图“调虎离山”，利用这支军队给清王朝冲锋卖命。

起义军的“投降”在很大程度上是出发于保存实力的策略考虑，当然不愿服从胜保的命令。1862年2月，正当要渡河的时候，张玉怀、杨朋岭部首先哗变，带着队伍奔回鲁西北。清朝官僚一面用甘言引诱，一面用兵力威胁，企图把张、杨骗过黄河去，张、杨坚决不从。清王朝当时实在也没有力量再发动一次“讨伐”，只得以张、杨“坚乞归农”为借口趁势下台，任凭张、杨重返鲁西。宋景诗等虽然被迫渡过了黄河，但也无时无刻不在作返乡的打算，宋景诗还派遣了宋景礼、杨殿乙等以“招勇”为名返回家乡，进行团聚群众的工作。后来胜保奉旨入陕西镇压回民起义军，以无功被清廷逮问，宋景诗就趁机拉着队伍，从陕西跑回山东了。

1861年底鲁西北的五大旗起义军或散或降，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平静无事了，实际上革命风潮仍在继续酝酿发展。鲁西的第一个革命风暴迅速掠过之后，地主阶级钻出来向农民反攻倒算了，他们组织了许多团练武装，对参加过起义的农民群众进行反攻、屠杀。这时候起义军的大部队虽然解体了，但还有不少马匹、武器保留在分散的农民手里，因此地主和农民之间经常发生武装冲突。特别是张玉怀、杨朋岭、宋景礼、杨殿乙等回来之后，“官民互相恐动，重足而立，势不可终日”[43]。驻防鲁西北的副都统遮克敦布协助当地地主阶级，于1862年11月间下令收缴农民手里的马匹武器，张锡珠等抗拒不从。12月1日，他们重新举起义旗，奔驰各地，招集群众，掀起了鲁西平原上的第二次革命风暴。不久，张玉怀、杨朋岭也参加起义，声势大盛。“朝、观、莘，莠民复歆动，四乡宵旦金鼓震天”，“匪众多寡分合，不可数计……莘、堂、冠、馆乡团畏祸，与匪首鼠；惟柳林团为匪所欲甘心，无日不战……四五县令保孤城，文檄阻绝”[44]。

当鲁西的起义重新爆发以后，清朝撤换了一些镇压不力的官吏、将领，调集了三四万军队进攻起义军，清军中还有英国人克乃率领的天津洋枪队助战。此外，当地的地主团练武装有数十万人，其中有些团练（如杨鸣谦的柳林团）还特别凶恶顽强，所以起义军的处境是相当不利的。起义军这时采取迂回盘旋的战术，在直鲁边界流动作战，但终因力量对比悬殊，未能有更大的发展。1863年4月张锡珠在馆陶作战阵亡，张玉怀负伤，起义军失去领导人物，“于是匪股不下数十，争相雄长，益莫知其名”[45]。5月，起义军被逼走运河以东，势力大衰，不久，杨朋岭复降于清军，张玉怀被俘牺牲。鲁西地区的第二场革命斗争宣告结束。

到此为止，鲁西的斗争仍未结束。宋景诗的黑旗军已于1863年 2月中旬回到临清，这时正是张锡珠等在和清军激烈作战的时候。宋景诗当时的态度是所谓“不明不暗、半官半私”，一方面他没有和清王朝公开翻脸，表面上还在敷衍；另一方面，却在扩充力量，并和张锡珠等暗中合作。所以宋景诗虽然奉命镇压起义军，实际上是“遇贼不交锋，彼此吹唇唱吼而退”[46]，甚至“宋景诗……不惟不肯剿贼，而且潜与贼通，时常接济贼匪火药铅丸等物……竟与贼为犄角之势，官军受其牵制，民团受其倾害，虽欲剿贼，而势有不能。贼遂恃为护身符、逋逃薮，出没自如，毫无所忌”[47]。

宋景诗没有公开参加张锡珠的起义军，因而招致了起义军被各个击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策略上的错误。一直到1863年4月，当时张锡珠的起义军已衰落，宋景诗才开始行动，先是攻打柳林和范寨的团练，杀死柳林团首杨鸣谦和冈屯团首王二香。柳林团在镇压起义军时是最卖力气的，清朝官僚对它十分器重，称之为“良团”，杨鸣谦的被杀必然会触发清王朝对黑旗军的公开镇压，何况清王朝老早就认为宋景诗等是“狼子野心，势难归正”，所以7月间，清军云集于运河、卫河一带，直隶总督刘长佑“谕宋勇造册听点”，企图威胁宋景诗解除武装，束手就擒。宋景诗毫不示弱，也陈兵于运河之东、卫河之南，公开反抗。刘长佑把宋景诗的实力估计得太低了。7月23日，他组织了一支1﹒7万人的大军，从馆陶冒冒失失地东进，直扑黑旗的据点——冈屯，结果中了黑旗军的埋伏，被打得落花流水。隔了两天，宋景诗又在冠县击败了山东臬司丁宝桢的军队。又隔了三天，直隶提督恒龄率领马步五千窥伺冈屯，黑旗军埋伏在青纱帐里突然袭击，清军“弃甲奔逃，直至（临清）州之头闸口始敢稍息”[48]。

清政府在这里集中的军队不下三四万人，却屡战屡败，最后不得不又把僧格林沁派到这里。僧格林沁当时刚在鲁南镇压了幅军和习文教起义军，气焰嚣张，不可一世，他带领大军直扑黑旗军的根据地冈屯。1863年9月21日，两军大战于冈屯，宋景诗军连败清军大将恒龄、舒通额、苏克金、海群等，最后清军依靠着洋枪队的火力，才击退黑旗军，占领了冈屯和小刘贯庄。黑旗军鉴于敌军的强大，就转而采取游击作战的办法，把兵力分散，由宋景诗、杨殿乙、朱登峰等各率一支军队，驰骋于直、鲁、豫三省之交。僧格林沁、刘长佑、丁宝桢等的大军日夜穷追、不遑喘息，但可惜黑旗军始终也没有站住脚跟。10月中旬，杨殿乙在直隶枣强被俘，宋景诗亦退出鲁西北，潜渡黄河，奔皖北。后来，宋景诗合于捻军中。1865年，宋景诗与捻军合作，在曹州击毙了僧格林沁。

五、山东地区其他的人民起义

山东地区除了白莲教和黑旗军以外，还有很多支起义军的活动，简述如下：

1．鲁南的幅军

在鲁豫农民起义的队伍中，幅军活动的历史是很早的。据记载：

溯自承平以来二百余年矣，南漕由江淮达运，连樯北上，岁逾千艘。江南徐、海、邳、宿，山东郯、兰、滕、峄之民，随漕逐末及游手好闲舟佣食者，累数十万。恒以匹布分幅帕头，私相雄长，阴有部曲。即嘉道间四方无事，江东两省南北孔道，山湖两路商旅，自徐宿出郯兰，出滕峄，已患剽劫……顾昼伏宵动，聚散不常，未敢显抗官军……咸丰元年，起幅结幅益多。

三年春，江南被兵，南漕改折，或海运，夫游民数十万，无可仰食，丰北黄河连岁溃决，饥民亦数万，弱者转沟壑，壮者沦而为匪，剽劫益炽。[49]

幅军的股数很多，每当捻军大队入境，则起而响应，到处游击，捻军出境，则又潜伏起来。清军忙着追击捻军，对于规模较小的幅军“视如疥癣，无暇搔抑”[50]，所以幅军的势力愈发展愈大，其领袖马文标、翟三秃、周韭、刘双印等，各有数千队伍。至1861年春，刘双印、刘平、周韭、孙化祥等趁捻军入境的机会，攻占了鲁南上百个村镇，“择险筑圩，额巾蓄发，祭旗会食，四出攻钞，迫胁良民，俨袭蒙亳南捻故态，幅匪之势大张，为自昔所未有”[51]。僧格林沁派来两支“剿幅”大军，一支是由道员李麟遇所率领，被打得全军覆没；另一支由都统德楞额所率领，也被打得损兵折将。最后，僧格林沁追捻过鲁南，自率大军进攻，幅军内部不团结，周韭为部下杀死，刘双印走入云谷山分其众占领附近各山寨，阻击清军，而且与长枪会、习文教、水套人民等相互联络。德楞额和范正坦的清军停留在云谷山外将近一年之久，无法入山。1863年初，僧格林沁帐下的一名悍将陈国瑞攻扑长城幅寨，经过七昼夜的激战，清军攻拔了这个据点。幅军势力遂衰，刘双印放弃云谷山，投奔邹县习文教起义军。

2．邹县习文教起义军

习文教（或称文贤教）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活动在邹县以东的群山中。其领袖宋继鹏，“故为邹东田黄社社长，粗识文义，能诵经书符，为人治病，乡愚多信之”[52]。当时捻军连年入境，习文教在人迹罕到的丛山中聚众设官，购置武器，密谋起义，并建立了“天纵”年号。1860年底，习文教的秘密活动泄露，开始起义。1861年春，习文教乘捻军入境的机会，攻邹县县城，势大盛，清军的援城部队都顿兵数十里外，不敢进。最后僧格林沁率大军至，经过半个月战斗，习文教退入云蒙山中。当时，山东起义军纷起，僧格林沁不敢在邹县旷日持久，遂和宋继鹏达成停战协议，宋继鹏借这个停战时机整顿队伍，修筑圩寨，做大举进攻的准备。

1861年秋，捻军又入山东。习文教乘机大出活动，攻泗水、曲阜一带的村庄，号称十余万人。山东巡抚谭廷襄调动大军，从邹、滕、曲、泗，四面八方包围云蒙山，企图把习文教一网打尽，但是习文教占据了有利的地形，而清军方面兵少粮缺，内部矛盾多，正像谭廷襄自己所说：习文教“地处万山之中，山岚重叠，外山诸峰低缺处，周遭数十里，皆筑长墙，重关设险，数万匪众，更替死守，山外数百民寨，存粮积草，皆略入寨中，我军几无驻足之地，无觅粮之所。臣军本属无多，初则分兵御捻，继则分剿幅匪于兰郯，分剿踞匪于淄博，德楞额一军日久不至，臣固无如之何也。筹饷之事，连年贼扰，财赋已空。僧格林沁、遮克敦布月饷不下四十余万，臣营各路之军亦月费数万。兵愈增而饷愈竭，每筹一款，不知几费经营，而数日即已告匮”[53]。这样，双方相持几个月，1861底，习文教联合了幅军和长枪会进行反攻，在邹县大败清军，谭廷襄苦心经营的包围圈完全被粉碎。

1863年，起义军的活动比较困难了。陈国瑞在攻陷幅军的云谷山根据地之后，移兵攻习文教。习文教退入云蒙山的白莲池，清军从四面八方包围白莲池。9月，白莲池被攻陷，宋继鹏战死，习文教起义军失败。

3．淄川刘德培起义军

淄川起义军是乘捻、幅、习文教起义的机会而发展起来的。其领袖刘德培“假团胁众，自为团长……以催赔捻抢永和当货为词，集穷民淄川城外，城内永庆与永和一商，遂责偿永庆。麟盛（按：麟盛时为淄川知县）断偿本十备三，德培语众抽一成为团费，众莫敢忤。市兵弩，徒党渐众，入城踞般阳书院，比户勒捐，官不能诘……绅民吏胥多逃亡”[54]。

1862年秋，刘德培军公开和清军对抗，踞淄川，围博山，德培称汉王，并设官属，建龙凤旗。清廷看见事情闹大了，派道员陈显彝、副将范正坦率军6 000包围淄川。陈显彝用皮挡牌、木板屋、云梯、火箭、喷筒各种办法攻城，起义军只有2 000人奋勇迎战，“移二三百斤巨石，碎四五寸厚木屋，皮牌为炮所穿，匠役受伤八九”[55]。这样相持了半年之久，1863年春，僧格林沁亲督大队攻淄川，集民夫万人挖成一丈八尺的深壕，围困淄川，并在城外筑高台，架五千斤大炮，日夜向城内轰击。是年夏，起义军粮尽援绝，开城突围，走至太白山，被清军追及，刘德培被俘牺牲。

4．长枪会起义军

长枪会活动于鲁西黄河两岸的濮、范、郓城一带，其领袖王来凤、倪广和、刘占考、王广继等控制着黄河两岸十余州县的团练，数逾万人，平日就常和官府对抗。1861年春，鲁西北白莲教大起，长枪会出而响应，攻占范县，并控制了黄河、运河的几处渡口，清朝的漕船、盐船都被长枪会所缴获。不久，僧格林沁追捻过境，和长枪会起义军发生遭遇战，长枪会军的战斗力虽然较差，但都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地形摸得很熟悉，他们在山谷湖汊中迂回盘旋，把僧格林沁的大军拖住了两个多月，拖得僧军半死。是年秋，捻军再入山东，僧格林沁又离境对付捻军去了，长枪会军势力又盛，王来凤占濮县，刘占考占范县。至年底，捻军出山东，僧格林沁又腾出时间来。这一次清廷决心要对长枪会起义军大干一番，由僧格林沁、胜保分别在黄河南北进行大屠杀，连续攻陷竹口、簸箕营、莲花池等起义军的重要据点。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王来凤、刘占考投降了清军，其余不肯投降的起义军避入水套。所谓水套是黄河浸灌以后形成的湖汊淤地，南起微山湖，北至东平湖，南北绵亘五六百里。清廷虽然用了很大的兵力，但起义军凭借地形节节抵抗，战斗几年，清军仍不能扑灭起义军。一直到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捻军在黄河流域大规模活动，水套中的起义军还经常和捻军联系，特别是后来东捻军突破清军的运河防线，走入胶莱，更是得到了水套起义军的极大帮助。

注释

[1]《曾国藩全集》，奏稿，卷一〇，《陈明石逆情形片》。

[2]同上书，书札，卷一九，《复左季高》。

[3]《骆秉章奏议》，湘中稿，卷一三，《皖军失利闽贼远窜敬陈管见折》。

[4]同上书，湘中稿，卷一四，《贼扑永州祁阳官军大捷筹办情形折》。

[5]《骆秉章奏议》，湘中稿，卷一四，《贼势趋重宝庆官军剿办情形折》。

[6][8]《曾国藩全集》，书札，卷五，《复胡宫保》。

[7]同上书，书札，卷一九，《复左季高》。

[9]《骆秉章奏议》，湘中稿，卷九，《附陈广西贼势披猖片》。

[10]朱孔彰：《蒋果敏公别传》，见《续碑传集》，卷二七。

[11]《石达开自述》。

[12]《左宗棠全集》，书牍，卷四，《与王璞山》。

[13][14]吉庆元、朱衣点等上天王奏稿，载《近代史资料》，1955（3）。

[15][16]苏凤文：《平桂记略》，卷三。

[17]吉庆元、朱衣点等上天王奏稿，载《近代史资料》，1955（3）。

[18]《石达开自述》。

[19]刘蓉：《养晦堂文集》，卷六，《复曾沅浦中丞书》。

[20]《骆秉章奏议》，四川稿，卷一四，《川吏治营务废弛折》。

[21]《骆秉章奏议》，四川稿，卷二，《川省军务疏》。

[22]同上书，四川稿，卷二，《先筹布置疏》。

[23][24]《养晦堂文集》，卷六，《复郭意城舍人书》。

[25]《骆秉章奏议》，四川稿，卷五。

[26]《山东军兴纪略》，卷二。

[27]《胡林翼全集》，奏议，卷四〇，《奏陈江浙军务并颖亳捻匪隐忧方大疏》。

[28][29]《山东军兴纪略》，卷二。

[30]张瑞墀：《两淮戡乱记》，《苗逆叛迹始末》。

[31]尹耕云：《豫军纪略》，卷九。

[32][33]《山东军兴纪略》，卷三。

[34][35]《山东军兴纪略》，卷三。

[36]转引自陈白尘：《宋景诗历史调查记》，7页。

[37][38]《山东军兴纪略》，卷一二。

[39]转引自陈白尘：《宋景诗历史调查记》，56页。

[40]同上书，63页。

[41][42]《山东军兴纪略》，卷一二。

[43][44][45]《山东军兴纪略》，卷一四。

[46]《山东军兴纪略》，卷一〇。

[47]《剿平捻匪方略》，卷一八三，王谷兰奏。

[48]转引自陈白尘：《宋景诗历史调查记》，159页。

[49][50]《山东军兴纪略》，卷一七。

[51]《山东军兴纪略》，卷一七。

[52]同上书，卷一九。

[53]《山东军兴纪略》，卷一九。

[54][55]同上书，卷二〇。

第五章　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防御阶段

第一节　太平天国后期的经济和政治

在相持阶段，太平军虽然在几次重要战役中赢得了胜利（其中包括1858年8月击溃江北大营、11月三河之战击溃李续宾的湘军、1860年5月击溃江南大营、1860年秋席卷苏常以及1861年下半年的席卷浙江），但是，这一连串单纯军事上的胜利并不能扭转力量对比的劣势，并不能使革命方面转入主动的有利的地位。所以，1861年在安庆的战斗中，太平军不免又遭到惨败。而自从安庆失利之后，革命力量一蹶不振，革命开始从相持阶段进入了防御阶段。

革命从相持转入防御的根本原因是太平天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工作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太平军虽然用军事力量解放了大片土地，但是如何在这片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又情况复杂的根据地上树立起革命的新秩序，把既得的胜利巩固下来，这就是一个更为细致、更为艰巨的工作了。农民英雄们虽然在军事战线上表现得相当出色，但是在政治战线、经济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却不免大大落后。这样，也就不能不大大削弱甚至抵消了军事上的胜利。所以，太平天国在具体战役上虽然取得了不少辉煌战绩，但总的说来，革命局面在逐渐地萎缩、衰落。在相持阶段和防御阶段中，太平天国根据地内和革命队伍内的主要问题和主要困难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1）根据地内封建残余势力的顽抗；（2）土地的分配；（3）革命队伍中的严重不纯；（4）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的矛盾；（5）思想情况。

一、根据地内封建残余势力的猖獗

1860年秋和1861年冬，太平军在苏浙两省组织进攻，其势如暴风骤雨，一时之间，清方措手不及，其主要武装力量和当地政权被打得冰消瓦解。但是，清方主要武装力量和当地反革命政权的垮台并不意味着破坏革命活动的绝对终结，在已经失去了武装力量和政权庇护之后的封建势力，就用各种方式来掩蔽自己，组织退却。一部分封建势力（主要是地方性的封建势力）从城市退到乡村，利用辽阔的乡村，利用乡村中当地农民群众尚未觉悟、尚未发动和尚未组织起来的弱点，成立团练武装，逼胁农民参加团练，继续进行顽抗；另一部分封建势力（主要是清朝派驻苏浙的官吏将领）则向太平军假归附、假投降，巧妙地钻入革命内部，暂时避开革命暴风雨的袭击。当苏浙地区军事上的暴风雨阶段过去之后，太平天国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思想工作却跟不上，以致残余的封建势力侥幸地保存了下来，并经过一定时期之后重新露头滋长。

在太平天国根据地的乡村中，地主阶级团练武装的活动是非常猖獗的，例如著名的浙江团练头子包立身在诸暨县包村“筑土城、建坛社、竖义旗，曰义军统领，包衣帜皆尚白，相约剃发，近村数十社，蹶然应之”[1]，“殷实之户，尽室入包村”[2]，“四方所聚之金不下数百万”[3]，封建势力在小小的包村组织了一支拥有“亲军二千、客师二万余”[4]的团练武装，顽固地跟太平军对抗下去。太平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东调宁波、西调杭州、南调金华……以数十万围包村，相持六月，大小数十战”[5]，方才打破了这个顽固的敌对堡垒。又如苏州附近永昌有团练大头目徐少蘧（徐佩瑗），“所居周围七八十里人家，皆仰给于徐，故人乐为用，贼（按：指太平军）不敢犯，至今完善。将至其家，报名开栅，栅以内军装器械，布置严密”[6]。又如太平军刚到苏常地区，江阴陆桥的王元昌“椎牛享士，纠合壮士数百人，会贼大队过祝塘，元昌尾击之，大捷，斩其渠帅伪千岁林，贼死三百余人，人心始奋。时各乡镇竞起立局应之”[7]。在王元昌的卵翼下，各地都成立了小规模的团练武装，所谓“义勇数万，呼吸相通，悉听陆桥调拨，王克仁（按：即王元昌）威声大振，俱恃为百里长城”[8]。离永昌和陆桥不远的无锡境内，团练也很猖獗，所谓“各乡团练号白头局者蜂起；东南界长洲之荡口镇局，已革江西永新县知县华翼纶主之。东北界江阴之河塘桥镇局，在籍户部陕西司额外行走员外郎杨宗濂主之。二局称最强，境内后桥、安镇至望亭，邻境东南至永昌，北至祝塘，曾一呼可集。余如礼社、顾山、六贤桥、甘露、方桥、谈家巷等处，皆集团”[9]。除了这种临时组织起来的团练之外，地主阶级还收买了一向活动在河湖港汊中的水上土匪，名为“枪船”，进行反对太平军的活动。姚济叙述这种政治性的水上土匪说：“闻北路枪船头目共有十八路，其最著费玉成、卜小二、孙七娘、顾顺发等，各自立旗号。部下枪船或四五百，或二三百不等。”[10]这种“枪船”在太湖附近最多，甚至浙江的海宁也有“枪船”的活动，如《花溪日记》所载：“七星党起，枪船数百，旗号星字，于各处开赌，招勇俱剃发，矢志敌贼，贼稍却。贼局不敢逼勒，故走投络绎，沈塘镇设一总局，渐集万余人，船数千。”

这批退却到乡村中去的残余封建势力，虽然并没有力量去夺取城市、重建封建政权[11]，但是他们在乡村中依然保持着往日的威风，一方面欺压农民群众，胁迫和引诱农民去参加团练武装，如《花溪日记》叙述团练出战时，“分众捉人，四散十余路，有不肯去者，吓称回来拆屋，于是每村每家出一人，约有二万余”，“王广陈三丫头为盗首，称盖天王，公然旗帜。凡硖川南来无村不为盗者，南塘桥、价家新桥、花园坟、朱家桥等处凡善良家，皆被强迫入党。聚集王广及三官墩、马桥、斜桥诸地方，共万余，发逆亦畏势不敢动”。

另一方面，这些团练和枪匪每天打家劫舍，杀人放火，扰乱太平天国后方的治安。如有人叙述绍兴的情况：“短毛者土匪以别于长毛之称，逢贼（按：指太平军）杀贼，逢民杀民，逢官兵则义旅也。十百为群，所至席卷如风雨，尸枕藉道路，河水为之不流。”[12]他们不但抢劫赤手空拳的老百姓，甚至由太平军护送的物资或由太平军守卫的据点，也常常遭到这批强盗的袭击和抢掠。有一个曾随太平军从苏州赴石门的知识分子叙述途上的情形说：“经太湖宝带桥东首，闻吹角声，倏忽小船纷集数十艘，枪弹雨下。同行贼艘（按：指太平军船）共十余，亦施枪炮，随敌随行……乃湖中枪匪，见贼船少，突来攫取财物耳。”[13]又如吴江同里镇上，有枪匪公然聚赌，太平军屡禁无效，后来枪匪还“哄入军帅衙门，毁伤文书器用物件，并抢军帅衣庄，住宅一空，攫长发十余人，至渡船桥杀死”[14]。

很显然，残余封建势力这种猖獗的破坏活动极大地威胁着根据地的安定，威胁着革命的发展。不肃清这些团练和枪匪，一切革命措施根本无法贯彻，根据地的秩序亦将永远动荡不安。为了对付团练和枪匪，太平军也投入了不少力量，如击溃了包村的包立身团练和陆桥的王元昌团练等。但是由于乡区的广大性和团练活动的分散性，单纯的军事力量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在政治上造成封建势力的孤立和瓦解。可惜太平天国限于本身的弱点，他们并没有一套明确的政治纲领和行之有效的办法，来充分发动乡间的农民群众，打击封建势力，而且由于太平天国革命队伍本身亦有严重不纯的情况，更使团练、枪匪无法完全扑灭。特别严重的是，有些地区的太平军将领竟错误地采用了一种和残余封建势力和平共居的做法，较突出的就是永昌团首徐佩瑗，他一方面和薛焕、李鸿章勾结，暗中招兵买马，图谋大举，另一方面却接受太平天国抚天侯的封号，作为掩护。在徐佩瑗控制的地区，大批地主分子钻入太平天国的地方政权中，充当着乡官。另外，如荡口的团练首领华翼纶、周庄的枪匪首领费玉成也都向太平天国伪装归附，而暗中却在积极进行反对太平军的破坏活动。应该指出，某些太平军将领在敌我界线上存在着极其模糊的观点，对团练与枪匪的反动性和破坏作用估计不足。例如《李秀成自述》中说，在太平军克复苏州之后，“苏民蛮恶，不服抚恤，每日每夜抢掳到我城边”，这种抢劫破坏活动当然是团练武装干的勾当，李秀成的部将主张严厉镇压，李秀成不允，主张招抚。据说是“三日将元和之民先抚，七日将元和、吴县、长洲，安清平服，以近及远，县县皆从，不战自抚，是以苏常之民归顺”。李秀成过分被“不战自抚”的成绩所陶醉了，他把地主武装团练和人民混淆在一起，采取简单的“招抚”办法，使得封建残余势力稍加伪装就可以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这种敌我不分、麻痹大意带来了极大的恶果，到太平天国革命转入防御的不利形势时，各地的团练便猖狂地活动起来，配合清军，进行反攻。例如1863年浙东宁波地区反动势力的反攻，就利用了大批的团练武装。苏常方面，团练也很卖力地配合清军的反攻，所以潘钟瑞在《苏台麋鹿记》中表扬团练的功劳，他说：“后来官兵之进，亦借民团未散之力。”

二、革命队伍的严重不纯和纪律废弛

太平天国革命根据地秩序的不能安定，不仅是由于团练的破坏活动，更重要的还在于革命队伍的严重不纯和纪律废弛。后期的太平军将领们似乎都存在着一种无限制地招兵买马、以便于在战斗中以多取胜的思想，所以后期太平军的数量大大地超过前期。前期像北伐和西征这两个主要战场，最初都只使用三五万人，后期的每次战役，动辄十万、数十万人。1859年春，胡林翼就说：“近年贼计专以裹胁多人，分路包抄，以迷军士之目”[15]。后来，太平军席卷了苏杭，招收了大批清朝的败兵和广东、江西、湖北的天地会队伍，队伍越发庞大了，其中老太平军的人数已经很少了。据地主分子潘钟瑞说：太平军“在苏城号称二十万，其实真长毛不过数百，两湖籍者已是老贼，广西起事之人，十无二三……自大营被冲，我兵数万，大半从贼……复有巢湖船、长龙船、六合勇、广匪、捻匪诸类，从而附和之，乃见其众多”[16]。队伍毫无限制地大加扩充，一方面造成粮食和军械供应的困难，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军队的质量，带来了队伍不纯、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士气低落等等一系列的缺点。

首先是后期太平军中成员复杂、队伍不纯的情况是很严重的，不少阶级敌对分子和投机分子混入到了太平军内部。例如太平军攻克苏州时，清朝的道员李文炳、何信义率领五六万败兵溃勇，降于太平军。太平军在浙江也“尽收官军降卒三四万人”[17]。这一大批武装力量的加入固然是值得欢迎的事情，但是其中鱼龙混杂，必定有不少奸细、敌探，也有不少是惯于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的流氓、兵痞。太平军对这一大批投降过来的军队，没有进行认真的整顿和训练，因此使这些部队中隐藏着的坏分子和流行的坏风气没有被清洗、革除。像李文炳、何信义这两个头子原来就是心怀叵测的假投降分子。李文炳后来在太平军中授职文将帅，管理昆山县事，他却暗中和上海方面的反革命势力勾勾搭搭，在昆山战斗紧张的时候，阴谋策动叛乱，被太平军发觉处死。何信义则自称其投降是迫不得已的，是为了“偷生忍辱，受其伪职，分领其兵，使其信任；一面招集从前大营（按：指江南大营）之旧兵将，再寻机会，从中报效，以图恢复”[18]。这个处心积虑坚决与革命为敌的反动分子在1862年春就曾给上海道台吴煦投递了禀帖，进行勾结。到1864年初，他就以浙江桐庐城献给了清军。类似李文炳、何信义之流钻进了革命内部的阶级敌人并不是个别的，如统率一万人、踞守南汇的太平军什天安吴建瀛、淋天福刘玉林，在上海战斗紧张的关头突然献城投降清军，据李鸿章说，原来这两人“系败兵被胁，更非甘心从逆”[19]的清军旧将领。又如曾经主管苏州政事的熊万荃，曾经主管常熟政事的钱桂仁、骆国忠，曾经主管太仓政事的钱寿仁（又名周寿昌），都是混入革命内部的阶级敌对分子和投机动摇分子，他们通过永昌的团练、周庄的枪匪，和上海的反革命势力眉来眼去，甚至胆敢趁着忠王李秀成远征的时机，企图发动大规模的叛变，以谋颠覆苏南革命根据地。一个参与叛变阴谋的地主写道：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接吴藩司（按：指上海的吴煦）密札：饬费秀元（按：即费玉成，周庄枪匪的首领）整备船勇，堵御葑娄一带援贼。盖因苏城贼首李文炳、熊万荃、钱得胜（按：即钱桂仁）与永昌团董徐少蘧佩瑗，同谋内应，据称有兵六万，不用官军援剿，但请上海设局以济其饷，于是府尊吴平斋云至泖塔，倩清卿（按：指吴大）来镇候信，振甫亦自长渠至，将密调孙少襄之众为外应。不意忠逆于十七日率群贼自杭回苏，内外悚然，俱不敢动，然糜饷已十余万矣。[20]

忠王的返苏打乱了这个叛乱集团的叛变计划，而且忠王返苏之后，觉察到熊万荃政治立场不可靠而作了处理，所谓“忠逆甚疑其行事，遣之出，令拒守平湖、乍浦之间”[21]。但是李秀成的这种处理办法是很不够的，他既未去进一步查清这个叛乱集团，并给予狠狠的打击；也未严密地监视熊万荃，熊万荃虽然调离了苏州，却仍旧担当着独当一面的重要职责。这一次叛乱集团叛乱的时间表虽然被推迟了，但是叛乱集团的实力仍旧保存着，等到一有机会，他们便会东山再起。果然，1863年春发生了关系苏南根据地存亡的常熟叛变，同年年底又发生了熊万荃策动的平湖、乍浦、海盐、澉浦的叛变。本来是一场叛变的阴谋，一年以后变成了两场叛变的事实，这也是李秀成警惕不高、处理不坚决而招来的后果。李秀成的这种麻痹姑息态度，连敌人也感到有点奇怪，所以主持苏州阴谋的吴云说：“此绝大破绽，居然瞒过。此必熊李从中播弄，然忠逆岂竟形同木偶，为熊李玩弄股掌之上也？此中实在底蕴，未能尽悉。”[22]

除了队伍不纯、经常发生叛变之外，后期太平军队伍的另一个重大弱点就是纪律废弛、组织涣散。当然，也有一部分太平军的核心队伍一贯保持着革命军队所应有的严明纪律和良好作风，如忠王李秀成的直属部队纪律就是很好的，连地主分子和外国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如孙鼎烈说：“伪忠王李秀成之众下窜，旗帜鲜明，步伍整肃，弥望相属”[23]；又有一个外国传教士说：李秀成“在军功之外，他还有别的擅长，如他的军队，绝不许恣纵妄为；对于人民，善加保护，使不受侵扰”[24]。从总的方面来说，太平军的纪律比清朝军队要好得多。[25]

但是，太平军中也存在着为数不少的害群之马，他们破坏纪律、不遵命令，这些人一般都是新参加革命的，没有经过认真的训练，或者是招收来的清朝的败兵游勇。例如曾经当过太平军俘虏的《思痛记》的作者李圭，看到太平军某部破坏纪律的行为后说：“但如行此类事者，大抵以湘、鄂、皖、赣等籍人，先充官军，或流氓地痞，裹附于贼，或战败而降贼军——其真正粤贼，则反觉慈祥恺悌，转不若是其残忍也”；又说：“贼亦有令禁止骚扰百姓及劫掠衣物等，盖一恐行军累坠；一恐怠惰军心；兼亦以收拾人心也。顾贼众奉者少，而又以清军之降附者尤为凶残贪暴，绝无人心”[26]。太平天国将领们在接受清朝大批败兵溃勇归附的时候，把他们原来沾染的兵痞流氓习气一起带进了军队里，破坏了队伍的纯洁，而且也使纪律本来很好的部队受到了沾染。如陈坤书本来是李秀成的亲信爱将，李秀成远征江西、湖北的时候，派陈坤书坐镇苏州，苏州是封建残余势力保持得相当顽强的地区，而且招收的败兵特别多，陈坤书在苏州一年多，被这种无形的恶势力所重重包围，他的队伍也逐渐腐化，对人民骚扰很大。所以李秀成说：“后坏民是陈坤书、洪春元之害”[27]。在陈坤书的队伍里，甚至发生群殴械斗的怪事，据《苏台麋鹿记》的记载，在陈坤书指挥下的苏州某部太平军“分馆而居，偶有嫌隙，始而毒骂，继而老拳，甚而械斗，彼馆之人败去，此馆之人皆与贼首称贺”[28]。在其他太平军队伍里，劫取财物、掳人勒赎等等违纪现象，也时常发生。太平天国领导虽然三令五申，要士兵服从纪律，可是经常性的训练和教育工作跟不上去，仅仅靠一些禁令当然不可能杜绝违反纪律现象的发生。正像一些地主分子所说：“贼目日禁放火，而烧者如旧，其不能约束可知”[29]，“贼伪示虽言之凿凿，然下不奉行”[30]。太平军领袖们对于军队中滋长起来的恶劣腐朽风气竟是束手无策，不能扭转。

军队是进行武装斗争的工具，也是联系群众、进行政治工作的工具，军队素质的下降不但会招致军事上一连串的失败，而且也在人民群众中造成极恶劣的影响，造成不可弥补的政治损失。所以侍王李世贤把浙江团练武装猖獗的原因，直接归结到自己军队的违反纪律上去。他说：“闻各处土匪四起……非十万精兵不足以平之。自吾思之，皆因众兄弟杀人放火，势逼使然”，他谆谆告诫部将“从今以后，宜加意爱民，使民不以吾为仇”[31]。太平天国的领导虽然认识到这种现象的严重性，可惜却拿不出具体办法来使“爱民”的善良意图贯彻在全军的实践活动中。

三、土地关系

以上关于团练、枪匪的活动以及革命队伍内部不纯、纪律废弛的情况说明，即使在革命力量统治的地区和革命队伍内部也并不是平静无事的。在这里，也存在着严重的斗争，这种斗争当然也是整个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和一种表现形式。同时，这种斗争又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太平天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影响到太平天国在根据地内所采取的各项政策。

在土地关系方面，就非常鲜明地带着这种斗争的烙印。一方面，太平天国革命是农民反对地主的革命，被革命风暴所卷及的地区，地主阶级的利益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打击，农民群众则或多或少地受到了革命的赐益，在后期的土地关系上不少地区的农民对地主不交地租或少交地租，正是鲜明地表现了这一点。另一方面，正因为这是一次农民革命，农民群众仅仅依靠自己，不可能在一切方面都把地主阶级打垮，不可能彻底肃清封建势力，不可能自己解放自己，所以表现在后期的土地关系上，封建势力仍然存在，并且仍旧在利用一切手段向农民搜刮，这种情况正是反映了农民革命的局限性。

最近几年来，历史学家对于太平天国的土地关系问题给予了充分的注意，注意的焦点集中在《天朝田亩制度》曾否实行的问题上。我认为：《天朝田亩制度》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根本没有实行的；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则又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

假使仅仅着眼于《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公有制幻想，着眼于其中土地分配和社会组织的具体方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么，《天朝田亩制度》中的规定并没有付诸实践，而且在当时的条件下，根本也不可能付诸实现。

但是《天朝田亩制度》的精华，并不在于这种乌托邦式幻想的本身，它的精华在于这种幻想形式中所包含的反对封建剥削、要求获得土地的革命精神。这种革命精神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孕育出来的，是农民群众在几千年的战斗中锤炼出来的，《天朝田亩制度》之所以可贵，正因为它是体现了农民反封建革命精神的一个纲领性文件。从《天朝田亩制度》中所体现的反封建革命精神来说，毫无疑问，这在后期土地关系上是实现、贯彻了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条件之下，反封建革命精神的实现、贯彻也有程度上的不同。有些地区，地主的土地转到农民的手里；有些地区，农民虽然没有得到土地所有权，但是在革命的庇护之下，根本不向地主交租；也有的地区地主虽然可以收到少量地租，但地租额是受到严格限制的；贯彻反封建精神较差的地区，则也有太平军保护地主收租的事例。

这是一幅相当复杂、相当紊乱的画面。形成这种情况主要有以下两个因素的作用：一个因素是由于这次革命的性质，由于太平军的基本群众是农民，因此革命所过之处，自然而然地支持着贫苦农民的翻身斗争；另一个因素是封建势力并没有彻底肃清，根据地内和革命队伍内还存在着为数不少的阶级敌对分子，他们必然要公开地或隐蔽地维护封建的土地关系。这两种因素的对立斗争，决定着太平天国土地关系的复杂面目。

总括太平天国后期有关土地情况的史料看来，可以分成两类地区。

第一类地区：当地封建势力曾经猖狂地抗拒过太平军，太平军在该地大力地进行了扫荡，使封建势力受到严重的打击，官僚、地主死伤逃亡较多；或者是太平军虽然在该地没有大的军事活动，但是在革命的号召影响下，农民群众发动比较充分，他们自发地起来打击当地封建势力，把政权掌握到自己的手里。在这一类地区，斗争双方的力量对比是绝对有利于农民的，因此，农民当然不交地租。

例如常熟西北乡本是团练王元昌盘踞的地方，太平军曾经在这里投入极大的力量，击溃了王元昌的团练武装，当地封建势力受到严重的打击，地主豪绅或死或逃。这种形势是绝对有利于农民的。所以徐日襄记载这里的情形说：“其豪富及素有财产者早已空室迁徙，所剩力田农民与市井无赖，恋土难迁”；地主既然逃跑，农民自然不交地租，“农民之力田者，窃利租不输业，亦依违其间”[32]。

另如常熟的塘市，那是在革命的影响下农民群众自发地起来，打垮了地主阶级的势力。归庆楠的《让斋诗稿》中有一首记叙塘市情形的诗句说：“借言贼到肆凶威，打屋拿银任指挥，此际富绅多受厄，难民逃遁似禽飞。”下注：“塘市逃难妇女五六人来说塘市曾经设局团勇御贼，贼恨甚，声言要烧毁塘市。塘市人惊恐，趁势即将本镇绅富房屋全行打坏，什物抢掠，租簿掷在污泥水中，故逃难者纷纷矣”[33]。这种情况表明了在革命影响下，农民群众较充分地发动起来，甚至在太平军尚未到达的时候，地主的租簿已经被掷到污泥水中。

类似上述情况的地区还有不少，如：

常熟：

出伪示，着旅帅、卒长按田造花名册，以实种作准，业户不得挂名收租……收租度日者及城中难民无业无资者，甚属难过。[34]

见稻堆蔽场，无路可走，知水田皆成熟矣。丰年景气，未免垂涎，惜租米不收，于我无分耳……中夜念业户二年无租，饿死不少。[35]

无锡：

各佃户认真租田当自产，故不输租，各业户亦无法想。[36]

吴江：

伪监军提各乡卒长给田凭，每亩钱三百六十。领凭后租田概作自产，农民窃喜，陆续完纳。[37]

浙江乐清：

地符庄账付焚如，官牒私牒总扫除。[38]

浙江绍兴：

去冬（按：指1861年冬）向佃户收租如乞丐状，善者给数斗，黠者不理。[39]

浙江海宁：

该年秋收本歉，租户乘机挨延，每十不还一。[40]（按：此时在太平军到达花溪以前的一个多月）

江苏松江：

闻浦南田租大有生色，多者六成，少亦五成；浦北则彼此观望，未有粒米送仓。[41]

有平日严于课租者，避地时诸佃不纳。[42]

以上的情况，不管是地主逃亡，还是太平军禁止收租，或是农民把租田当自产，或是烧毁地契租簿，抑或是农民抗延不交地租，都说明了当时当地的形势是绝对有利于农民，所以农民可以根本不用交地租了。

在这样的第一类地区里，地主阶级既然大多逃跑了，太平军当然不能向他们去要田赋，而只能向农民去征收，所以《海盐县志》说：“以粮户迁避，无可征收，遂责令佃户输纳”。其他地方也有“计亩造册，着佃收粮”[43]，或“随田派捐”[44]等等。这种情形说明在有利的革命形势下，土地所有权自然而然地转移到农民的手里，农民群众把自己的劳动果实以田赋的形式交给太平军，支援革命战争。太平军为了进一步团结贫苦农民，对那些把租田当做自产的农民发给田凭，以保障他们的地权。所以《庚癸纪略》记载1862年太平天国在江苏吴江发田凭一事说：“伪监军提各乡卒长给田凭，每亩钱三百六十，领凭后租田概作自产，农民窃喜，陆续完纳。”[45]

上述土地关系的情况，可以看做斗争开展较顺利、农民发动较充分、打击封建势力较彻底之后所产生的结果。

第二类地区：当太平天国大军过境时，这些地区的地主、官僚迅速地隐蔽下来，潜伏在农村保存力量；或者是伪装归附，钻进太平天国的地方政权和革命军队中去，从中保护残余的封建势力。在这类地区，斗争并未充分展开，地主阶级没有受到严重的打击，再加上有些太平军将领保护农民的利益不够坚决，幻想向地主阶级作一些让步，以换取根据地内的安定，或者有的将领已经蜕化变质，站到反动地主的立场上去，因此，农民群众仍然不同程度地受着封建势力的控制和压榨，不得不交纳地租。

有的地主是直接依靠武装强行收租的，例如1861年5月在浙江海宁就有“间有业主趁势收租，亦借枪船恐吓，追取甚紧”[46]。但是，更普遍的是太平军允许地主收租，甚至代替地主设局催租，如1862年浙江嘉兴洑镇的太平军守将符天燕钟良相所出告示中说：“住租屋，种租田者，虽其产主他徙，总有归来之日，该租户仍将该还钱米缴还原主，不得抗欠。”[47]又如浙江嘉善一个地主，听到当地太平天国政府允许代地主催租的消息后，写信给人说：“据议此次收租，无论向例遥讨限收，各业户送票至局，由局盖戳，发旅帅等着佃亲送到业户处”[48]；又说：“俟长毛三日后发告示，再议取租章程，以长毛之威，不怕租米不还也”[49]。

更有些太平军将领，其立场模糊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当农民自发地起来聚众抗租，反对当地的封建残余势力时，太平军将领不是去保护和依靠农民，乘势彻底摧垮地主的势力，而是去保护和依靠地主，镇压农民。如1861年底，无锡“安镇四图庄顾某聚众抗租，以青布扎头为记，各业户诉于城贼，十二月十四日贼使乡官引导至乡弹压，顾某鸣锣集众拒贼于苏家桥、安家坟，顾某奋勇当先，为贼所伤，乡众溃，焚村落，邻村无害，旋为乡官调停，一律还租”[50]。

为什么太平天国允许地主收租以及代替地主催租的现象较为普遍，甚至还有保护地主、镇压抗租农民的现象？太平天国各地政权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归根到底也是决定于当时当地阶级力量的对比。正像我在前面所说的，太平天国既来不及在军事上全部扫荡封建武装，更没有能力从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把封建势力完全肃清，在相当顽强的封建势力的包围下，太平天国的有些将领采取了妥协让步的方针，幻想使地主阶级的顽抗缓和下来（其结果不是地主阶级反抗的缓和，而是这些将领的步伐在一步一步地倒退），另一些将领甚至蜕化变质，变成地主阶级的俘虏。

当然，即使在第二类的地区，革命仍旧保持着相当强烈的影响。尽管地主阶级的活动很猖獗，尽管某些太平军将领已经完全变质，但是他们仍然不可能使革命的影响全部抵消掉，因此，地主阶级在剥削农民的时候仍不得不受不同程度的限制，最明显的就是表现在地租额的限制上。在以往苏浙地区的地租，每亩均在一石以上；现在，地主阶级虽然尚能收租，可是地租额被大大地压低了。如姚济说松江的情况：“浦北各乡遭贼蹂躏……故上年（按：指1860年）租籽不过十分之三，且有粒米无收者。”[51]就是被称为“大有生色”的浦南田租，也不过是“多者六成，少者五成”[52]。另如绍兴一带，租额均由太平军规定，所谓“有田者令输租，亩入三分，民家租额皆定于局”[53]。

江苏常熟的南乡，可以说是第二类地区中非常典型的一个，龚又村的《镜稚轩自怡日记》[54]详细地描述了该地的力量对比和土地关系。常熟南乡的情形和常熟东、西、北三乡迥然不同，东、西、北三乡，封建势力受到较大的打击，所以农民不交地租，但南乡则有团练徐少蘧、华翼纶的盘踞，封建势力相当顽强，因而出现了“南乡粮租并收，三乡但有粮局”的不同情况。太平军攻克常熟以后约三个月时间，南乡的大地主曹和卿（也是永昌团练头子徐少蘧的伙党和得力爪牙）就通过混进革命内部的假投降分子胡伯和[55]，结识了常熟的太平军守将慷天燕钱桂仁。钱桂仁本来就是个立场极不坚定的动摇分子，他对地主分子曹和卿竟是言听计从。“辛酉二月，邑绅曹和卿具禀钱伪帅：悯城士流落于各乡者度日艰难，每亩酌收三斗，立租局于吴塔左近”。从此常熟南乡出现了不少租局，据龚又村所记的就有平局、俞局、顾局、朱局、邹局、汪局等名目，地主阶级又在明目张胆地向农民进行剥削了。但是根据地内的农民群众毕竟是受过一度革命洗礼的，他们毫不犹豫地起来反抗这种封建阶级的政治复辟和经济剥削，所以在各租局设立之后不久南乡各处发生了许多农民的抗租暴动。如《镜稚轩自怡日记》咸丰十一年（1861年）三月二十五日记“平局遭土匪之劫，屋庐多毁”，二十八日记“知俞顾两局亦停，所收租，勒作勇饷，业户未归”，四月初九记“邹氏设局于神祠，又被拆坏，局董俞儒卿被戕投水，收过租米之局，众佃竞欲索还”，有的地方农民群众还杀死了蜕化变质的太平军师帅、旅帅。这一场抗租暴动是根据地内农民群众对封建势力企图卷土重来的一个反击。可惜当地的太平天国政权竟从革命的立场一步一步倒退到了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去，它不但不去支持农民群众的正义斗争，反而对农民进行镇压。《镜稚轩自怡日记》四月初九记“遣长发驻局，土人乃不敢逞凶”，四月二十三日记“钱伪帅（按：即指钱桂仁）领伪官甘姓、侯姓至莘庄，拿办土匪，欲冲数村，师旅诸帅恐玉石俱焚，哀求始罢。访获周姓二人，熬审毁局一案，随带回城”。

1861年秋，常熟太平天国政权对于因收租而引起的暴动，已深抱戒心。它一方面仍然决心要保护地主的收租权利，立下了“佃农匿田抗租……本人处斩，田亩充公”（《镜稚轩自怡日记》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五日）的禁令；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勒令地主减低租额，以缓和农民群众的反抗。《镜稚轩自怡日记》十月十四日记：“舣舟至洞港，见申参军监收租米，朱局纷嚣，定每石收九成，其佃户已完下忙银者，收七折二，加费钱一百十四，除粮三斗二升，局费一斗，田凭一斗，委员监局费一斗，业主约归一斗”。十月十八日记：“莘庄卡王×姓，分局收租漕，议定对折，粮居其三，租居其二，较师帅章程，减去二斗”。十一月记：“朱局被讦，现定减收八升”。这个地区往日的地租额每亩均在一石以上，太平天国只准收七斗二升，其中还包括田赋和各种费用，而且还一减再减，结果地主分子只能捞到年亩一斗的地租。所以地主分子仍旧大嚷大叫：“实则七斗二升，连租在内，况兑斛大于收斛，欲减不能，城帅过听谤辞”，“租米只一斗，费大于租，业主几难糊口”。

常熟南乡这种复杂的土地关系正是反映了当时当地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在第二类地区，一方面地主阶级还有相当强大的势力，他们通过各种手段仍旧保持着剥削农民的权利；但另一方面，革命的影响、革命政权的存在[56]以及农民的反抗，又迫使地主阶级不可能照旧地保持剥削。这两种力量的斗争是决定该地区土地关系的最主要的因素。

以上就是第一类地区（不交租）和第二类地区（交租）土地关系的示例。整体说来，在太平天国根据地内，第二类地区多于第一类地区，这一点正是表明根据地的不稳定性和这次农民革命的不彻底性。由于阶级力量的对比是经常会发生变化的，因此，两类地区也不是固定不变的，第一类地区经过一段时期可能转化为第二类地区，第二类地区经过一段时期也可能转化为第一类地区。吴江同里镇土地关系的变化就是一个例证，在倦圃野老的《庚癸纪略》中有如下的记载：

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七日记：“闻长洲、元和、吴县及本县芦墟、盛泽、莘塔、北库等镇业田者俱设局收租息米，每亩四五斗不等，同里亦欲举行，旋为伪监军阻挠，遂不果。”[57]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记：“周庄伪乡官费玉存设收租息局于北观，每亩收租息米照额二成折钱，局费每千扣二成。至十月初旬，各乡佃户颇有还者，旋为伪监军见嫉，从中败事，从此瓦解矣。”[58]

同治元年三月记：“伪监军提各乡卒长给田凭，每亩钱三百六十，领凭后租田概作自产，农民窃喜，陆续完纳。”

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记：“北观设收租息局，贼酋程令每亩收租息米三斗，伪董事十余人襄其事，三限已过，并无还者。十二月二十一日，忽有栋花塘农民百余哄入局，将襄理者十余人擒去殴打窘辱，至明年正月初一日，周庄费姓遣人说合，得放回家。”

以上史料说明，这个地区在咸丰十年底，地主阶级本来想钻空子收租，但是被太平天国政权禁止了。第二年底，地主阶级又倚仗枪匪头子费玉成（即费玉存，当时伪降于太平军，但仍保持着他的武装）的势力，企图再起，又为太平天国政权所禁阻。太平天国政权鉴于地主阶级一再卷土重来，故发给农民田凭，以确保他们的地权。可是，后来太平天国当地政权更换了一个程姓监军，地主势力的再起仍旧未能遏阻。农民在失去了革命政权的庇护之后，仍英勇地起来和封建势力作斗争。本来是第一类的地区，在某种条件下转化成了第二类地区，以后，在另一种条件下又转化为第一类地区。两类地区的相互转化归根到底仍是决定于该地区的力量对比的变化，决定于该地区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反复性。

四、分散主义的倾向

太平天国后期的各级领导身上，也存在着致命的弱点，这就是分散主义愈来愈占着上风。分散主义的产生导源于农民手工业者的经济地位，而太平天国后期的分散主义又是和以下三个历史情况分不开的：

第一，在革命前期，天京领导拥有很大的权力和威信，各战场的各级将领都绝对听命天京的指挥，这对于保证全军的意志统一和行动协调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就是在那个时候，一切由天京“遥制”，对于各个战场上一瞬千变的复杂情况颇有应付不了的趋势。1854年秋冬，曾国藩之所以能在武汉、田家镇一带耀武扬威，就因为远在千里之外的天京领导对于前线军事还来不及进行调整。太平天国在接受了这一次教训以后，似乎有给予前线将领更大权力的倾向，翼王石达开经营江西就是一个例证。给予前线将领更大的权力，这的确可以提高军事和行政效能，但是农民群众难于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调整得非常妥当，因此，随即又带来了尾大不掉、各自为政、不听天京指挥的危险倾向。石达开之所以能够从太平天国带走几十万大军，正是倚靠了正在抬头的地方将领的势力。

第二，杨韦事件和石达开的出走，给予天京领导最严重的打击，雄才大略、久经锻炼的革命领袖或死或走，后期参与天京领导集团的人物，除洪仁玕之外，都是腐化堕落之辈。如天王长兄洪仁发“贪冒聚敛、无所不为”，天王次兄洪仁达“嗜洋烟”，洪仁政“时携狡童，被艳服，往来于市廛间”，蒙得恩“与安福二王相狼狈，厌膏粱，丛罗绮，穷奢极欲”[59]，此外章王林绍璋“无大本领”[60]，“内外阴结而务财用私设”[61]，幼西王萧有和“斗鸡走狗，为暴于闾里”[62]。这样一个腐朽集团，当然不可能把革命的重担挑起来。而洪秀全也失去了革命初期那种发奋进取的气魄，长期不理政事，李秀成说他“不问国中军民之事，深居宫内，永不出宫门”。李秀成找他去商谈国事，他“言天说地，并不以国为事”。由于宗教的侵蚀，他浑身散发着一种霉烂的气息，“靠实于天，不肯信人，万事俱是有天”[63]。其实，初期拜上帝教之所以有力量，那是由于概括了群众的意志，把群众的要求用宗教的抽象形式表达了出来。可是十年的宫廷生活使洪秀全越来越远地脱离了群众，脱离了现实斗争。洪秀全只知道被他所创造出来的上帝是有力量的，可是他认识不到革命初期的上帝何以能具有动员的力量，这种动员力量的根源何在。脱离了群众，脱离了人的因素，洪秀全手中的宗教只能成为荒诞愚昧的东西。从这里也就可以看到农民群众应用宗教作为斗争武器的局限性，拜上帝教本来是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群众的意志而创造出来的，但这种概括并不是科学的概括，它只是把群众的意志歪曲地反映在若干教条里，当它一经成为教条的形式，就固定僵化起来，不但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而发展，反而随着形势的推移，宗教开始成为一种腐蚀的力量，窒碍了人的能动性，窒碍了革命的生机。所以后期一些有才能的革命将领，他们并不信服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外国传教士何默斯（J﹒L﹒Holmes）和李秀成谈话后说：“宗教信仰对他并无多大影响”[64]，另一个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则说：洪仁玕“曾试图用以正统派的基督教义来指示、劝告洪秀全，改正洪氏错误的宗教观点”[65]。这种情况说明后期领袖中已看到宗教的缺陷，但是李秀成摆脱宗教束缚的倾向，并不能使他获得另一个更有力的思想武器，至于洪仁玕企图以正统基督教修正拜上帝教，更是完全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总之，天京后期领导的腐朽，其威信和权力一落千丈，宗教失去了约束的作用，这是分散主义抬头的第二个历史背景。

第三，后期太平天国政权几乎全是依靠一些新提拔起来的将领在各地奋勇战斗而维持下来的。一连串辉煌的战绩使新起的地方将领如陈玉成、李秀成等的权力、威信大大地提高了，农民革命的领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存在着散漫、狭隘和自私的弱点，在一片胜利的欢呼声中，他们开始飘飘然忘乎所以，对天京的号令不予尊重，散漫习气滋长起来，在天京的周围，一块一块小的根据地形成了。例如陈玉成在安徽（安福省）、李秀成在苏杭（苏福省）、李世贤在苏南和浙西（以溧阳和金华为中心）、杨辅清在宁国、刘官芳在池州、黄文金在芜湖（后转移到湖州）、古隆贤在青阳。各个小块根据地内各有自己的军队、自己的号令、自己的资财，自己的革命中心。虽然天京仍然作为整个太平军的最高领导而巍然在上，但是它的命令并不能顺利地贯彻到各个地方，它也指挥、调动不了各地的军队。甚至天京和各地将领的隔阂一天一天加深，开始发生了彼此之间的猜忌、埋怨和无休止的争吵，这就不能不使战斗意志和政治效力大大削弱下来。分散主义的邪气上升，可以说是太平天国革命后期最重大的祸害之一。

天京和各地方的矛盾表现在战略、物资供应以及官爵升贬问题上。可以看出，在天国后期，每一次重大的战略部署几乎都要发生天京和地方之间的争执，1861年安庆战斗前夕的用兵方向就发生了一次大争论，洪秀全、陈玉成、洪仁玕站在一边，主张救援安庆，李秀成、李世贤站在另一边，主张先取上海和浙江。这一场战略思想上的分歧甚至造成了军事行动上的分歧，李秀成违抗天王的命令，托词上江西、湖北招兵，“主本不从，我强行而止”[66]，他既不渡江赴援安庆前线，又不强攻祁门、南昌、武汉等清军必救之地，使得清军得以贯注全力于安庆，招致了安庆战斗中的严重挫折。1862年，洪秀全坚持要李秀成回援天京，在条件尚不成熟的时候，要李秀成去跟包围天京的曾国荃军硬拼硬战，天王甚至大骂李秀成“三诏追救京城，何不启队发行，尔意欲何为？尔身受重任而知朕法否？若不遵诏，国法难容”[67]。到革命失败前夕，天京和地方仍然是矛盾重重，李秀成主张突围出走，洪秀全坚不允许。从一系列的事件中可以看出，天京领导常常是在出些错误的主意，胡下命令，而地方则磨蹭、拖延，甚至违抗命令。

在物资供应问题上，彼此也有扯皮的情形。李秀成据有苏杭富饶之地，财力充沛，养活着百万人的庞大队伍，可是天京的财政却显得很拮据，连一支像样的军队也建立不起来，天京城内经常发生饥荒。就像洪仁玕所说：诸将领“各守疆土，招兵固宠，不肯将国库以固根本”[68]。天京征取地方的财富也常常不择手段，几近勒索（例如1863年李秀成出京，援救苏州，天王向他勒索饷银十万两）。至于皖南各军，人数不少，地方贫苦，粮食极缺乏，天京却又不支持他们。

分散主义表现得最为显著的还在于官爵的升贬制度方面。太平天国前期，功过赏罚，十分严肃，得封王爵者先后只有七人（东、西、南、北、翼、燕、豫）。洪仁玕说：“东王在日，即末秩微员，升降必由天廷转奏，片文只字，刊刻必自京内颁行，故官虽少而足贵，从无越队求荣，印虽小而可珍，孰敢私镌伪铸，其郑重为何如也！”[69]前期职官制度的有条不紊，正是天京强有力领导的一个鲜明标志，天京领导掌握着一个衡量功罪、鼓励将士积极性的重要武器，来推进革命。等到天京领导削弱，职官制度也逐渐紊乱，一方面，洪秀全不愿别人拥有大权，致蹈杨、韦覆辙，所以长期不设置王爵；另一方面，地方各将领的实际权力却在增长，他们赴汤蹈火，出生入死，为革命效力，天京方面又不得不对他们提高爵赏，以示鼓励。因此1857年和1858年就出现了“义、安、福、燕、豫、侯”六等封爵（如陈玉成1857年被封成天豫，翌年被封成天安；李秀成1857年被封合天侯，1858年被封合天义），并且把天国前期由杨、萧、冯、韦、石兼任的主将衔赏给最有战功的地方将领（前军主将陈玉成、后军主将李秀成、右军主将韦俊、左军主将李世贤、中军主将蒙得恩）。但随即有一些建立了功勋的地方将领，他们认识不到维护统一政令和严格赏罚制度的重要性，产生了不尊重统一法制而追求权利、地位的散漫自私习气，纷纷要求天京领导给予更高的职位，“动辄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未足”[70]。天京领导在地方将领的纷纷要求下也姑息因循，一概封官赏爵，太平天国的职官制度开始遭到破坏。1859年，洪仁玕就已指出官爵冗滥的危险性，他说：“自兹以往，不及一年，举朝内外，皆义皆安，更有何官何爵，可为升迁地耶？……时势至此，再一隐忍姑息，我辈并无生理。”[71]不幸的是，说这些话的洪仁玕本人的封爵，又成了天京和地方之间失和的导火线。洪仁玕于1859年新从香港到天京，他虽然是天王的至亲，但既无汗马功劳，又无群众威信，来天京后，天王对其大为宠信，“未满半月，封为军师，号为干王，降诏天下，要人悉归其制”[72]，引起地方将领、革命勋旧们的不满。为了平息这场不满，不久天王又封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随后又有杨辅清、李世贤、蒙得恩、林绍璋、吴如孝等获得辅、侍、赞、章、顾等王号，而主将的衔号则转授低一级的将领，这是一次职官制度的大变动，也是职官制度进一步被破坏。现存的庚申十年（1860年）幼主诏旨16件几乎全是升赏的命令，从诏旨中看来，短短三个多月就封了义爵13人、安爵36人、福爵148人、燕爵1人。大概天京领导也觉察到这样的滥封滥赏太不像话了，因此在是年12月27日的幼主诏旨中说：“其应封属员，暂缓保封，以免偷安托庇，兼之人品良莠不齐，诚恐因逸生事，借差外出，倚势作威，欺压良善，有负爷、爹爹、朕救民本意，而理事府阁，碍难节制，致累各廷府声名。朕今诏其应封文武属员未足者，暂止保封，俟朕令理事时，再行遵制封设。业经保封者，宜听现在理事诸叔节制，以免假势妄行，希图庇护。”[73]可是从后来的情况看，官制的破坏，犹如洪水决堤之势，不但没有堵绝，反而更加泛滥，正是弄得像洪仁玕所说：“举朝内外，皆义皆安”。天京领导不得已又新添了天将、朝将、神将等名目，位仅次于王爵。虽然多设了这些阶梯，可是强大的来自地方将领的各种压力以及天京领导上希望利用职官封赏手段来牵制和平衡地方势力的措施，仍旧冲毁了这些阶梯，把太平天国的职官制度终于弄得一团糟。

王爵封赏的进一步冗滥发生于1862年1月李秀成从浙江回到苏州的时候。当时苏州守将陈坤书部纪律很坏，且和太平军别部寻衅，怕李秀成责罚，逃到常州。天京领导本来对地方势力的不遵调度非常头痛，这时竟利用陈坤书和李秀成之间的矛盾，加封陈坤书为护王，使其牵制和抵制李秀成。从陈坤书的战功、行为和声望来说，都够不上封王的资格，于是天京领导又不得不把那些功绩在陈坤书之上或与陈坤书相埒的地方将领，一个一个地加封王爵，从此越封越多。到1862年10月，封王的有30多人。[74]到1863年4月，封王的达到90多人。[75]到太平天国失败时，封王的有2 700多人。[76]就像李秀成所说：“然封这有功之人，又思那个前劳之不服，故而尽乱封之，不问何人，有人保者俱准。司任保官之部，得私肥己，故而保之。有些有银钱者，欲为作乐者，用钱到部，而又保之。”[77]后来无王号可封，就一律封为“列王”，列王封得太多了，又在“王”字上加三点，成“”字，职官制度终于弄得一塌糊涂。天京这种浮滥的升官封爵，不仅不能鼓舞广大将士的革命积极性，而且还加深了天京领导和地方将领以及地方将领彼此之间的隔阂，如同李秀成所说：“无功偷闲之人，各有封王，外带兵之将，日夜勤劳之人，观之不忿，力少从戎，人心不服，战守各不争雄。”[78]互不服气、互不团结的分散主义进一步增长，对革命形成了致命的危害。

分散主义的弱点，不仅反映在天京和地方的关系上，而且也反映在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上。很多高级将领只关心自己所统辖的地区，对其他地区的军事困难和经济匮乏支援不够，形成一种“苦乐不均、败不相救”的风气。在安庆保卫战时，敌人方面已屡次提到章王、干王、忠王、侍王之间的矛盾以及英王、辅王之间的不协调。[79]随着军事上的多次失利，矛盾似乎在日益扩大。例如皖南地区，本有杨辅清、黄文金、刘官芳、古隆贤、赖文鸿等多支军队，自从皖南根据地丢失之后，只有黄文金的军队撤到湖州，依附李秀成，其他军队宁肯跋涉千里到江西“就食”，也不肯投依李秀成的麾下。[80]李秀成对皖南各军的印象亦不佳，称“刘、古、赖三将杨辅清害起，百姓死者此等之人”[81]。又如浙西地区，就有李世贤军、洪春元军与天地会军错杂相处，常发生摩擦。[82]1862年秋，李世贤从浙江回援天京，参加天京会战，当时左宗棠俘获李世贤发给部下的文告，称李世贤的眷属在溧阳受各王的欺凌，“不能不急回料理”，左宗棠获知这一情况后大加评论说：“贼中伪王可数者共三十余，惟伪忠王李秀成、伪章王林绍璋与李世贤尚称投合，余则彼此猜疑，势不相下。金陵逆首洪秀全之兄伪勇王洪仁达，尤为各贼所恨，似从前杨韦两逆互相吞噬之事，不久必将复见。”[83]有些地区的军队战败了，想撤入别的辖区，也为该区太平军所拒绝，如左宗棠所说：太平天国的浙西战场崩溃后“金王（按：金王名钟英，为太平天国的驸马）欲回金陵而湖州贼拒之”[84]，“谭星（按：谭星为天地会队伍，时为主将，后封陪王）一股由浦江败窜，闻为李秀成之党所阻，不敢回窜杭州”[85]。即使在李秀成一人所统辖的区域内，这种互不协调的散漫习气也十分严重。例如陈坤书和陈炳文都是忠王的得力将领，忠王于1861年远征江西、湖北，令他们留守新开辟的苏浙根据地。不料忠王走后，两个人意见发生分歧，竟至在嘉兴城下演了一出全武行。[86]以后陈坤书的骄横气概进一步发展，又受到天京的支持，跑到常州去称王作霸，完全脱离了李秀成的统辖。又如从翼王石达开那里跑回来的童容海，一路上就“作威作福”，竟将同行的豫爵、侯爵等十多人“一并杀之，夺取各豫、侯官兵士，开作身边护将”，使得另外一些同行的将领（如吉庆元、朱衣点等）“敢怒而不敢言”。以后，这些部队都归李秀成统率，童容海被加封保王，吉庆元、朱衣点等67个将领联名上书不愿受童容海的节制。[87]童容海奉命驻扎在杭州，他又和归王邓光明发生冲突，据丁葆和《归里杂诗》说：“天兵留守邓光明，力战功多莫与争，顷刻内讧童主将，掳人拔队出杭城”，其下注称：“伪归王邓光明占据柴垛桥，与伪主将童容海争权。童积不平，拔队出城，掳去他队之贼不少。”据李秀成说，童容海之所以和邓光明争斗，以致不服忠王调度，跑出杭州，也是受洪仁达的挑拨。此外，苏州的情况也足以说明太平天国后期严重的分散主义习气。苏州是仅次于天京的重要城市，其驻军都是李秀成的嫡系部队，且有威望甚高的慕王谭绍光坐镇于此，但即使是这样，也未能免除散漫习气的侵袭。据美国侵略分子马惇（J﹒D﹒Morton）说：“苏州政事完全由军事将领执行，这些军事将领每人带领若干军队，有带领一万人的，有带领五千人或三千人的，人数不等……每一军事将领都有生杀之权，而某些高级将领似乎与慕王居同等地位……关于军粮的处理，每一个将领有自己的仓库。”[88]另一个为侵略头子戈登作传的资产阶级作家贺翼柯评论苏州的情况说：“叛军方面的缺点，就是各个带兵将领有独立的指挥权，因此他们在会议桌上也就可以独执己见”[89]。这种分散的多头领导正是农民阶级散漫习气在政治上、军事上的表现。后来苏州发生了八个高级将领合谋刺杀慕王、投降清军的悲剧。这幕悲剧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革命队伍的严重不纯，使得一些投机分子、动摇分子爬到了高级领导地位；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革命所必需的统一权力已被散漫习气严重腐蚀，所以当忠王和慕王已经觉察到这八个叛徒的可疑行径时，却不能够迅速坚决地加以处理，忠王是一逃了事，慕王几乎是束手待戮。分散主义对革命所造成的危害真是太可怕了！

分散主义不仅腐蚀着太平天国的上层领导，而且也腐蚀着太平天国中下层的将领士兵。后期太平军中流行着一种“过馆”的风气，即一个战士可以随便地脱离一个队伍，而参加到另一个队伍中去[90]，这种不良风气说明后期太平军的组织是十分涣散的。更严重的是各个队伍之间彼此侵扰、彼此攻斗的记载屡见不鲜。例如张乃修记载了自己在无锡所经历的一次“卡贼”（是对镇守据点的太平军的诬蔑性称呼）与“野贼”（是对过境太平军的诬蔑性称呼）的争斗[91]，《花溪日记》在同治五年正月、二月条下记载了海宁太平军和屿城太平军争夺“馆卡”的情形[92]，胡长龄记载湖州和宜兴太平军到长兴“括粮”，长兴太平军“畏其声势，但能作壁上观”[93]。据一个被俘虏在太平军中的知识分子说：“长毛规矩，以大压小，如庥天安所安之民，倘狼天义过境，则仍欲掳掠；狼天义所安之民，倘将王等过境，则亦欲掳掠，倘遇爵位相埒者则或然或否，无一定之理，惟位卑者则不敢也。”[94]此外，李鸿章也说过：“各贼不能相统，此贼所踞，难免彼贼劫掠。”[95]这些情形都见于地主阶级的记载，其中当然有夸大诬蔑之处，但是从太平军后期的涣散情形来看，发生彼此侵扰的情形也是可能的。

分散主义是农民手工业者难以克服的严重弱点，也是历代农民战争导致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历史反复地证明：统一的指挥和严格的纪律是任何一次革命所必需的。太平天国后期，分散主义的逆流泛滥成灾，这是革命运动濒临崩溃的一个征兆。所以曾国藩看到这种情况，不禁额手称庆，他在给部下的信中说：“贼势散漫，不似昔年凶悍，东南大局，似有廓清之望。”[96]曾国藩把希望寄托在革命内部散漫性的弱点上，这时候，他已经确信自己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功业可以功成业就了。

五、洪仁玕及其《资政新篇》

在叙述太平天国后期的政治、经济时，不能不提到具有资本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洪仁玕。

洪仁玕（1822—1864）是洪秀全的族弟，又是拜上帝会最早的信徒之一。金田起义的时候，他没有来得及赶去参加。以后清朝统治者缉拿洪氏家族，他在1853年逃避到香港，在外国传教士处教书。1854年，他到了上海，企图奔赴天京，因苏、常一带道路不通，未能如愿，只得仍回香港。由于他在香港和外国传教士有较长时期的接触，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所以他在太平天国诸领袖中是思想比较新颖、知识比较丰富的人物。1859年，他又从广州跋涉万里，到达天京。

洪仁玕到达天京后，深受洪秀全的器重，不久晋封干王，这是太平天国后期封王的第一人（按：先时封的安王洪仁发、福王洪仁达，由于大家不满已降革）。不久，他就写成了《资政新篇》，这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一个重要文献。

《资政新篇》是作为太平天国后期施政的革新主张而提出的，全文分为四部分：（1）“用人察失类”，其中特别强调“禁朋党之弊”，这似乎是针对当时革命队伍中的分散习气，而要求统一集中。（2）“风风类”，这是针对封建主义的腐朽生活方式，提出移风易俗的改革。（3）“法法类”，这是《资政新篇》的最重要部分，提出各种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措施。（4）“刑刑类”，其中提出了健全司法制度的措施。

《资政新篇》中的“法法类”，可以说是洪仁玕政治思想最重要的结晶。其中首先指出了“立法”的重要性，他十分推崇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认为这些国家之所以强大是由于它们“纲常大典、教养大法”的优越性。洪仁玕“立法”的要点，实际上是包括国家的经济政策和政治制度两个方面。

在经济政策方面，他主张发展交通运输事业，办铁路、造轮船、兴邮政，如所谓“兴马车之利，以利便轻捷为妙，倘有能造如外邦火轮车一日夜能行七八千里者，准自专其利，限满准他人仿做”；“兴舟楫之利，以坚固轻便捷巧为妙，或用火、用气、用力、用风，任乎智者自创”；“兴邮亭以通朝廷文书，书信馆以通各色家信”。他主张鼓励民间开矿，“凡金、银、铜、铁、锡、煤、盐、琥珀、蠔壳、琉璃、美石等货有民探出者，准其禀报，爵为总领，准其招民探取”。又主张兴办银行，发行纸币，使得“出入便于携带，身有万金而人不觉”。又主张奖励发明创造，“有能造精奇利便者，准其自售”。

在政治制度方面，他特别重视报纸的作用，认为报纸可以沟通群众的意见，使“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又可以“报时事常变，物价低昂”，所以他主张“兴各省新闻官……官职不受众官节制，亦不节制众官，即赏罚亦不准众官褒贬，专收十八省及万方新闻纸”，报馆则“准富民纳饷禀明而设，或本处刊卖，则每日一篇，远者一礼拜一篇，越省则一月一卷”。他还主张建立基层的税收机构，健全乡官、乡兵等地方政权和地方武装。此外，又隐约地提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投票选举制度，即所谓“暗柜”之法，他认为这种制度有助于“上下情通”。

洪仁玕政治思想的资本主义色彩是相当鲜明的，他在向西方学习这一点上大大超过了同时代的一些封建阶级中的开明知识分子，如魏源、冯桂芬等人。魏源、冯桂芬等人还限于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推崇，他们所强调的是要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顶多谈到要学习西方的火车、轮船、机器等等。他们的著作中极少涉及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方面，似乎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在这方面也有可以向西方学习的地方。这种局限性是和他们的阶级出身和政治立场密切相关的。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是作为农民革命的一个纲领提出来的，它在反对封建制度的彻底性上远远超过魏源、冯桂芬，而且也超过几十年后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们。由于反对封建制度这样一个政治立场的不同，就促使洪仁玕更多地注意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习惯方面，使他认识到在这方面也有值得学习的地方，这是他比同时代先进知识分子们高出一筹之处。

当然，洪仁玕的思想也有其局限性。他本人虽然是拜上帝教最早的信徒之一，但在1859年以前，他一直脱离了革命的实际斗争，跟担任侵略先锋的外国传教士们长期往来。这样，一方面使他沾染了侵略者宣传的某些毒素，他对资本主义文明高歌入云，几乎完全忘记了资本主义国家在侵略中国时的凶恶面目；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长期脱离革命的实践，他对农民群众的强烈要求和革命斗争的迫切需要缺乏认识，因此在他的主张中甚至没有接触到土地这样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在他的方案里过分地推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缺乏从革命斗争实际出发，与农民群众呼吸相通的精神，因此，这样一个方案也就不能为农民群众所接受，甚至李秀成这样一个杰出的人物，据说是“伪干王所编各书，李酋皆不屑看也”[97]。而且洪仁玕本人似乎也缺乏锻炼，从事革命斗争的政治才能、军事才能是不够的，他领兵打仗常常失败，他领导政治，政治却一直在走下坡路。由于没有建立什么显赫的功勋，因此他在太平天国的领袖中间也没有建立起崇高的威信。

除了洪仁玕曾经提出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政治主张以外，1860 年11月，容闳曾经跟随英国传教士到过天京，向太平天国提出改善军队组织，设立军事学校、水师学校、实业学校，创设银行，制订教育制度和建立良好政府等等建议。1862年2月又有黄畹（王韬）向逢天义刘肇均上书，建议取得上海应采用“明告而严讨之，阳舍而阴攻之，徐以图之，缓以困之”的策略。容闳是第一个赴美学习的中国留学生，王韬则长期住在上海，与外国传教士接触很多，他们都是具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也是后来戊戌变法运动的先驱者，他们偶然地接近了革命，看到农民革命的浩大声势，企图利用农民革命来推行一些资本主义的措施。但是他们本身是跟封建势力密切联系着的，因此对于农民斗争的正义性和伟大力量不可能有正确的认识。在农民革命尚处在发展、高涨的阶段，他们像浮萍一样被革命潮流带进了斗争的漩涡里，企图在这里觅得一个立足之地。但是，当革命的发展不合于自己的脾胃，或者当革命逐渐走向低潮时，他们又飘然引去了，他们一飘就飘到了对立的方面去。像容闳不久就跑到了曾国藩那里去，帮曾国藩搞军火工业，搞留学生的派遣工作，想利用封建势力零碎地兜售他的资本主义主张；像王韬则跑到香港，托庇于侵略者的保护下，在报纸上宣传资本主义思想。正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出现一个近代的资产阶级，某些知识分子的资本主义思想得不到物质力量的支持，因此这些知识分子不能不依靠现成的社会势力，他们一会儿把鼻子探到革命农民的阵营里嗅嗅，一会儿又把眼睛转到地主阶级的阵营里望望。在当时，他们还不可能发挥独立的影响。

注释

[1]杨德荣：《夏虫自语》。

[2]同上书，杨葆彝的题跋。

[3]《微虫世界（节录）》，载《近代史资料》，1955（3）。

[4][5]隐名氏：《越州纪略》。

[6]姚济：《小沧桑记》，卷上。

[7]谭嘘云：《常熟纪变始末》，卷上。

[8]徐日襄：《庚申江阴东南常熟西北乡日记》。

[9]施建烈：《纪（无锡）县城失守克复本末》，卷二。

[10]姚济：《小沧桑记》，卷上。

[11]个别地方的团练曾经打进城市，如王元昌的团练一度窜入江阴城内，吴琮的团练曾攻陷浙江仙居。

[12]《微虫世界（节录）》，载《近代史资料》，1955（3）。

[13]李圭：《思痛记》，卷下。

[14]知非：《吴江庚辛纪事》，载《近代史资料》，1955（1）。

[15]《胡林翼全集》，书牍，卷一五，《致官揆帅》。

[16]潘钟瑞：《苏台麋鹿记》，卷上。

[17]《曾国藩全集》，书札，卷九，《复郭意诚》。

[18]何培英（何信义）禀帖，载《近代史资料》，1955（3）。

[19]《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一，《招抚南汇城贼并克复川沙厅折》。

[20]陶煦：《贞丰里庚申见闻录》，卷上。

[21]潘钟瑞：《苏台麋鹿记》，卷下。

[22]吴云：《两轩尺牍》，卷一二。

[23]孙鼎烈：《四槐寄庐类稿》，卷八。

[24]艾约瑟：《访问苏州的太平军》。

[25]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很多，可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清朝统治阶级诬蔑太平军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考谬”。

[26]李圭：《思痛记》，卷上。

[27]《李秀成自述》。

[28]潘钟瑞：《苏台麋鹿记》，卷上。

[29]鲁叔容：《虎口日记》。

[30]李圭：《思痛记》，卷上。

[31]侍王李世贤密札，见王崇武译：《英国档案馆所藏有关太平天国的史料》。

[32]徐日襄：《庚申江阴东南常熟西北乡日记》。

[33]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216页。

[34]顾汝钰：《海虞贼乱志》。

[35]龚又村：《镜稚轩自怡日记》。

[36]佚名：《平贼纪略》。

[37]倦圃野老：《庚癸纪略》。

[38]林大椿：《垂涕集》。

[39]范城：《质言》。

[40]冯氏：《花溪日记》，卷上。

[41]姚济：《小沧桑记》，卷上。

[42]夫斋旧主人：《庚申纪事诗注》，载《近代史资料》，1955（3）。

[43]《太仓州志》。

[44]龚又村：《镜稚轩自怡日记》。

[45]倦圃野老：《庚癸纪略》。

[46]冯氏：《花溪日记》，卷上。

[47]沈梓：《避寇日记》。

[48]《赵氏日记》，《复晓秋表弟书》。

[49]同上书，《又致晓秋表弟》。

[50]佚名：《平贼纪略》。

[51][52]姚济：《小沧桑记》，卷上。

[53]隐名氏：《越州纪略》。

[54]该书系钞本，我没有看到过原本，仅看了其他同志所作的摘录。从摘录中看，该书内容极为丰富，为研究太平天国后期根据地内部情况的重要史料。

[55]胡伯和也是清朝的小官僚，龚又村说他“系徽州人，丙午孝廉，江苏拣发知县，被掳（按：指投降太平军）掌吏科”。

[56]常熟的太平天国政权应该例外，因为这时钱桂仁等已经在酝酿叛变，政权已经逐渐被叛乱势力操纵。

[57]据知非《吴江庚辛纪事》记载这次事件：“同里业户公议，令各卒长发追租单，由局取租，每亩约四五斗，旋得钟监军文书，必先报明田数、圩名、花户存案，然后施行，各业因有或报或不报者，因循观望，事不果行。”

[58]知非《吴江庚辛纪事》记载这次事件：“业主齐集，自备桌、凳、笔、砚、租簿收租，至十二月初十，各乡俱通，一日有千余户还数。”

[59]以上所引均见《太平天国野史》，国宗传、幸臣传。

[60]庞际云手书李秀成答语。

[61]《洪仁玕自述》。

[62]《太平天国野史》，首事诸王传。

[63]以上所引均见《李秀成自述》。

[64]转引自贺翼柯：《戈登在中国》，“太平军起事”。

[65]艾约瑟：《访问苏州的太平军》。

[66][67]《李秀成自述》。

[68]《洪仁玕自述》。

[69][70][71]洪仁玕：《立法制喧谕》。

[72]《李秀成自述》。

[73]北京大学编：《太平天国史料》，116页。

[74]参见《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三，《攻剿龙游汤溪兰溪逆贼连胜、克复寿昌县城及各要隘折》。

[75]参见《曾国藩全集》，奏稿，卷一八，《沿途察看军情贼势片》。

[76]参见《黄文英自述》。

[77][78][81]《李秀成自述》。

[79]参见第四章第二节，“六、安庆保卫战的失败”。

[80]曾国藩称：“诸伪王中，如李世贤失金华，杨辅清失宁国，黄文金失芜湖，古隆贤失青阳，刘官芳失池州，巢穴虽破，丑类尚多，其意怏怏，不甚服伪天王忠王之调度，其行径亦与流贼相近”（《曾国藩全集》，奏稿，卷一八，《沿途察看军情贼势片》）；又说：“昔年古踞青阳，赖踞石埭，刘踞池州，今各失巢穴，又不肯依附忠侍等酋门户，常思就食江西，梦寐不忘。”（《曾国藩全集》，书札，卷一一，《复左中丞》）。

[82]参见本书第五章第二节，“六、太平天国浙江战场的瓦解”。

[83]《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三，《攻剿龙游汤兰兰溪逆贼连胜、克复寿昌县城及各要隘折》。

[84]同上书，书牍，卷六，《与曾节相》。

[85]同上书，奏稿，卷四，《连复武义永康等县城见筹布置情形折》。

[86]据《镜稚轩自怡日记》咸丰十一年八月记：“闻嘉兴之战系苏贼与石门贼争斗”。按：此时李秀成尚在江西，驻苏州者为陈坤书，驻石门者当为陈炳文。

[87]参见吉庆元、朱衣点等上天王奏稿，载《近代史资料》，1955（3）。

[88]美国驻上海领事在《航务商业日报》（1863年10月21日）公布的钟思等人参加苏州太平军的志愿陈述书，见王崇武等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

[89]贺翼柯：《戈登在中国》，“谋杀太平诸王”。

[90]关于“过馆”的具体情形，参见李圭《思痛记》卷下的记载。

[91]张乃修：《如梦录（节录）》，载《近代史资料》，1955（3）。

[92]沈氏：《花溪日记》，卷下。

[93]胡长龄：《俭德斋笔记》。

[94]顾深：《虎穴生还记》。

[95]《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三，《裁减苏松太粮赋浮额折》。

[96]《曾国藩全集》，书札，卷一一，《致江味根》。

[97]《李秀成自述》，别录。

第二节　防御阶段的战局

一、汉族地主权力的扩大、太平天国安徽战场的瓦解

上节所讲的是太平天国革命内部的困难和矛盾，由于根据地内部反对革命的封建残余势力没有肃清，由于革命队伍的严重不纯和纪律废弛，由于平分土地的措施不能贯彻到底，由于太平军各级领导的分散主义，由于革命方面缺乏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来动员群众，指明斗争方向，这样一系列农民所难以克服的弱点必然要影响到革命的军事发展，使一度颇有起色的军事状况再一次陷入停滞，陷入危机。

但是清王朝、汉族地主官僚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之间的关系却在进一步的调整中，鉴于革命的威胁，他们不能不缓和了彼此之间的矛盾，共同来对付太平军。反对革命的势力互相勾结，对革命形成一股极为强大的压力。

首先是清皇朝和汉族官僚地主之间的倾轧缓和了，汉族官僚、地主得到破格使用。

当1860年5月，太平军五解京围，击溃了清王朝在南方唯一的一支王牌军队——江南大营——之后，清王朝已经被闹得精疲力竭，不得不把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担子全部交卸给汉族地主们。1860年8月，清王朝命令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第二年，清朝统治在浙江瓦解，上海危急，清廷又命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曾国藩不愧是第一号的阴谋权术家，一旦权力在手，他立即用各种手段排斥异己，扶植私人势力，他以“治兵非其所长，用人或受蒙蔽”[1]奏参了皖南督办军务大臣张芾，以“不谙军情，朘削敛怨”[2]弹劾了浙江巡抚王有龄，以“株守上海，莫展一筹，日享安富，娱情古玩”[3]驱逐了江苏巡抚薛焕，以“好谀恶直，专讲私情，赏罚颠倒，不胜封疆之任”[4]罢斥了闽浙总督庆端，又以“办理团练，未能振作”奏请撤销了江南团练大臣庞钟潞和江北团练大臣晏端书的职务。[5]把这些异己的大官僚扳倒之后，曾国藩就把自己夹袋中的人物一个又一个地荐引保举上去。清皇朝为了要借重湘军的武力，不得不表示让步，满足这批汉族地主升官发财的欲望。在曾国藩当权以后的一二年间，大批湘军将领被提拔为封疆大吏，如1860年刘长佑（追逐石达开入广西的湘军主将）任广西巡抚，严树森（湘军第二大头子胡林翼的幕僚）任河南巡抚，1861年李续宜任湖北巡抚，彭玉麟任安徽巡抚（彭辞退未就职），江忠义任贵州巡抚。曾国藩对于自己的苏、皖、赣、浙的四省辖区，尤其视为禁脔，不准他人染指，他把原任的巡抚排挤掉以后，便陆续举荐沈葆桢为江西巡抚、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李鸿章为江苏巡抚，形成了长江下游湘军的清一色局面。其他的湘军将领幕僚，武则提、镇、副、参，文则藩、臬、道、府，无不翎顶辉煌。从战争中起家的汉族地主们在分享到地方政权之后，行动起来就更加方便，镇压革命也就分外地起劲卖力。

从1862年起，曾国藩对太平天国摆下了一个合围的罗网，他准备了三支担任主攻的军队。第一支由他的弟弟江苏布政使曾国荃率领嫡系湘军，从安庆沿长江北岸向东推进，担当主攻天京的任务。第二支由四品京堂帮办浙江军务（后改浙江巡抚）左宗棠率领老湘军，从江西进向浙江，插入太平军刚刚建立的浙江根据地内，以杭州为攻击的目标。第三支由曾国藩的门生江苏巡抚李鸿章率领新练的淮军，用外国轮船从安庆运到上海，担当东线的攻击任务，其进军目标是苏州、常州。这三支军队是清军对太平天国合围的三大主力。此外，还有七支军队担任助攻和策应的任务。第一支是兵部侍郎彭玉麟所统率的强大水师，跟随着曾国荃顺江而下，助攻天京。第二支是提督鲍超、同知曾贞干、臬司张运兰各率一部分军队，进攻太平天国的皖南根据地，和曾国荃军相呼应。第三支是利用叛徒李昭寿的兵力，屯驻滁州，紧逼浦口，扼断天京的咽喉。第四支是荆州将军多隆阿、安徽巡抚李续宜的部队继续追打陈玉成，扫荡皖北。第五支是由总兵冯子材死守住孤立在太平军根据地中的镇江，作为内线的呼应。第六支是道员张景渠在宁波和侵略者合作，向西推进。第七支是闽军总兵秦如虎、林文察出福建，攻浙东，与左宗棠相呼应。

1862年，淮南、皖南、浙西、上海这四条战线同时发生激战。

首先在淮南和皖南战场上，湘军沿长江两岸发动了攻势。多隆阿主攻庐州，与陈玉成争夺太平军在淮南的最后一个据点。曾国荃沿长江北岸东下，曾贞干、鲍超沿长江南岸东下，彭玉麟率水师巡行长江中，南北策应。太平军方面，自安庆失守后，精锐多伤，士气不振。陈玉成自己要去湖北招兵，可是他的部下不肯跟他去，陈玉成无可奈何只得回到庐州。天王洪秀全由于安庆失守，对于陈玉成很不满，恰好天京发生了一个“耘天燕案件”，陈玉成认为案件处理得不公平，“直奏回朝，致触圣怒，复命敬王、畏王恭捧圣诏三道、圣旗一道，责兄前退太湖，复退安省，又失挂车河之约，致章王退桐城、庐江、无为、三河等处，皆罪在兄。现已荷蒙圣恩，出以赏罚革黜，思处此之时，亦是万幸”[6]。这时候的陈玉成已是上下不协、心灰意乱了。可是，不幸的事情还接连地发生。庐州北面的定远本来是捻军的重要据点，自从1858年之后，捻军和清军争夺的焦点就集中在临淮关、凤阳、怀远、定远这几个城市。至1860年，临淮关、凤阳、怀远都丢失了，捻军只保有定远一城，定远城具有很重要的战略意义，进可以控制皖北，支持远征鲁、豫、苏北的捻军，退可以和庐州呼应，与太平军互作支援，互作屏蔽。清军对这个城市的争夺，不惜投入极大兵力，必欲得而甘心，捻军对于这一个最后的据点也是全力守御，拼死争夺。从1860年后的一年内，袁甲三的清军和张乐行的捻军展开了无数次的恶战，张乐行屡次试图渡过淮河，联络淮北各捻圩，重振军势，但都没有成功。1861年底，由于太平军在安庆失利，影响了捻军的斗志，捻军中的叛徒吴殿元、吴永璧开定远城投降清军，定远遂失陷。张乐行率军西走，从此庐州就更加危险了，南面要对付多隆阿的主力军，北面要对付袁甲三军，东面要对付李昭寿军。庐州已经变成四面八方都暴露在敌人攻击下的孤立无援的城市。

可是，这时候皖北突然发生了苗沛霖事件，这事件看起来似乎很有利于革命。苗沛霖是凤台的一个落第秀才，太平军和捻军起义之后，皖北人民群起响应，清朝把兵力集中在长江沿岸，对于鼎沸的皖北无力兼顾，就号召当地地主出来兴办团练，结寨自保，于是皖北的地方性封建势力获得了一个乘时而起的好机会，苗沛霖就是这样一个代表人物。1856年，张乐行攻凤台，苗沛霖纠合宗族亲党在凤台的武家集筑寨抗拒，张乐行战败，从此苗沛霖趾高气扬，“聚有千余人，粮草马匹器械，皆于有余之家起之，不从者杀。遂以凤台、蒙城二属官练为名，命各处筑寨均仿其式样，不听者以军法从事。民（按：此处之民实指地主）亦频年苦寇思耕作，咸听指使。沛霖因令各寨年每两季纳粮以备军需，每寨置心腹一人监守其中，统名为先生，婚姻、田土、钱债细故悉主之，生杀予夺取决于沛霖”[7]。应该着重指出：苗沛霖的团练虽然和曾国藩的团练一样，都以镇压农民革命、凭借地方封建势力而起家，但两者有很大的不同之处。曾国藩的团练，阶级的界线划分得很清楚，只要是反对农民革命的势力，曾国藩都竭力地联络拉拢。作为全国性政权的清朝政府，在镇压农民起义中还有不少便利的条件，如整个现成的行政机构的配合、财政上的支持以及封官赏爵对士气的鼓舞作用，没有这样许多便利的条件，湘军就很难打败太平军，曾国藩对于这一点是看得很清楚的，因此，不管在客观上湘军和清政府存在着多大的矛盾，曾国藩表面上总是忍气吞声，奉行朝廷的号令，尊重朝廷所派地方行政官的职权，而暗中把自己的势力渗透到各级军政机构中，这是曾国藩的做法。可是苗沛霖的做法就不同，他根本不把清朝政府放在眼里，完全无所忌惮地要在皖北“当家做主”，所谓“恶著朝廷冠服，擅专生杀，藐视印官，凌逼乡里”[8]。皖北之所以会产生苗沛霖这样的人物，是和当地的斗争形势有关的。因为在皖北，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汉族反对满洲亲贵统治的斗争以及地方势力反对国家暴政苛税的斗争，复杂地结合在一起，有时候阶级的界线就显得不很清楚。如初期的捻军里固然大多是农民群众，但也有不少地主参加，他们参加进去就是由于和清朝中央政权有矛盾，又如本来是为镇压农民革命而被组织起来的皖北团练，常常和清军发生冲突。这说明皖北的地主阶级为保持自己的利益而具有双重人格，一方面作为地主阶级当然就要镇压起义的农民；另一方面作为地方性的势力，常常企图对抗清朝中央政权，以逃避繁重的赋税。苗沛霖的所谓“首鼠两端”的两面派做法，正是反映了这种斗争的特殊形势。

清朝政府对于苗沛霖露骨地蔑视自己的做法，当然是很不满意的。但是为了拉拢这支未可轻视的地方势力，仍旧给苗沛霖封官升爵，一直升到四川川北道、督办安徽省团练。苗沛霖得到这个名义，索性放胆大干，网罗皖北的团练，都放在自己的控制之下，而且立了东练、西练的名目，区分为五旗二十四营，“于是苗练南通光汝、西薄归陈、东逾州来、北尽黄河之浒，连圩数千，众数十万。讼狱大小皆口决，臬令守符玺而已”[9]。苗练发展得这样大，气焰那样嚣张，难免和清朝政府发生冲突。1859年，苗练助袁甲三攻陷凤阳，苗沛霖“连复数城，自以为功在不世，袁公计苗权日盛稍抑之……沛霖怒，悉众噪而还，袁数檄之攻定远，不奉命”[10]，这是苗沛霖和清朝公开摩擦的开始。清朝政府无可奈何，只好隐忍了事。不久，苗沛霖又和靠近清朝的士绅孙家泰、蒙时中、徐立壮发生冲突，孙、蒙、徐等踞寿州城，与苗练对抗。1861年2月，苗沛霖发兵攻寿州，正式反叛清朝。寿州城内只有很少的老弱残兵，当然经受不住苗练的大围攻，10月，寿州城破，苗沛霖杀死孙家泰全家，俘获安徽巡抚翁同书，并分兵掠取霍丘、颍上、怀远、正阳关等地，声势大盛。

苗沛霖攻破寿州的时候，正是太平军丢失安庆以后，也是捻军丢失定远的前夕，太平军和捻军都处在困境中，苗练和清军的冲突显然是恢复革命力量的好时机。因此，太平军派人和苗沛霖取得联络，封他为奏王，陈玉成还派他的部下扶王陈得才、启王梁成富、遵王赖文光、佑王蓝成春率三万人假道苗沛霖统治的地区深入河南，目的是牵制清方兵力，开辟西北战场，并招收兵马，积蓄力量，以便回来重振淮南的战局。这支远征军自1862年初自庐州出发，入河南，和捻军陈大喜、张宗禹等会合，经新蔡、南阳，深入陕西境内。同时，捻军丢失定远之后，张乐行也率部西走，抛开和苗沛霖的旧怨，与之通好。苗沛霖也装得似乎要跟太平军、捻军携手合作，一方面，派他的侄子苗天庆参加出征河南的捻军，另一方面把自己所占的颍上县让给张乐行和陈玉成的部将马融和，帮助张、马进攻颍州城。表面看来，太平军、捻军和苗练好像有合作的趋势，实际上，苗沛霖的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不可能和农民起义军合作到底，他对太平军、捻军的态度不过是一时的敷衍，暗中却通过被自己俘获了的清朝安徽巡抚翁同书，向清朝表示悔罪；后来又进一步和胜保谈判投降的条件。太平军和捻军对苗沛霖的本质缺乏认识，他们太天真了，结果不免要吃大亏。

1862年上半年，淮河南北同时掀起了决定着革命生死存亡的两个大战役，这就是颍州战役和庐州战役。颍州战役是在1月开始的，张乐行、姜台凌的捻军主力部队和马融和、丘远才的五万太平军围攻颍州，围攻颍州的目的，一方面是要牵制湘军的东进，减轻庐州的压力，另一方面是呼应深入河南的扶王陈得才和捻军苏天福、赵浩然、王怀义等。新任安徽巡抚贾臻死守颍州，颍州城是频年作战的地区，“人皆习守备，裕薪米，城外寨四，皆深沟高垒，环城为固”，太平军和捻军屡以地道攻城，都无效。清朝政府非常重视颍州的战斗，因为颍州假使被革命方面夺取，那么陈玉成、张乐行、苗沛霖势将连成一片，东可以支援天京，西可以呼应入陕的陈得才，事情将更加棘手，所以清朝从四面调集军队援颍州。1862年2月胜保和湘军成大吉部开到颍州附近，援救城内被围的清军。同时，苗沛霖和胜保的投降谈判达成了协议，苗沛霖竟又背信弃义地从背后进攻张乐行。4月，张乐行、马融和战败西走，颍州战役失败。

这时候，太平军在淮南的最后一个据点庐州也在激烈的争夺中。1862年2月，多隆阿率部从西南方向逼近庐州，袁甲三的军队从北面配合进攻，英王陈玉成的军队经过安庆的大创伤后，已经成了强弩之末，而且陈得才、马融和又带走了很多军队，当然就难以抵拒强敌的进攻。陈玉成是深知这个情况的，他早就作了突围远走的打算，并且写信给陈得才、赖文光、张乐行、马融和等，希望他们分派军队到庐州附近接应突围。庐州的战斗持续了三个月。至5月间，陈玉成和导王陈仕荣、从王陈德隆从庐州北面突破清军营盘三座，连夜北走。北边是苗沛霖的地区，这时苗沛霖刚刚投降胜保，陈玉成还不知道，想借道苗区奔皖北。奸诈的苗沛霖佯作欢迎，并屡次发信邀请玉成，迎接陈玉成入寿州，但在暗中布置了埋伏，拘获玉成和陈仕荣、陈德隆，玉成所率的四千精锐也成了苗沛霖的俘虏。苗沛霖随即把陈玉成解往胜保的颍州大营，向清朝献功，胜保又把玉成槛送北京。途中，听到太平军和捻军准备拦截囚车，劫救玉成，于是清军匆匆忙忙地在河南延津将玉成杀害。陈玉成是太平天国最勇敢、最有才略的青年将领，他19岁当太平天国的第三十检点，在湖北身当大敌，英名远播，即有“三十检点回马枪”之称。后来，在上游作战，独力抵拒湘军，在下游作战，屡次解救天京，正像他自己所说：“何处官兵多，我即向何处救应。”[11]敌对阵营则说：“粤贼据金陵，控长江，垂十二年，自杨秀清死，贼所杖以力抗官军者，惟陈玉成、李秀成最强。玉成黠猾与秀成颉颃，而鸷勇慓锐则过之。”[12]清兵凡是听到英王的大名，没有不害怕的。他牺牲时年仅26岁，据《陈玉成被擒记》的记载说：“玉成既为苗沛霖所赚，解至胜保营。玉成入，胜保高坐眙曰：‘成天豫何不跪也！’玉成曰：‘吾英王，非成天豫，奚跪为！尔本吾败将，何向吾作态！’胜保曰：‘然则曷为吾擒？’玉成曰：‘吾自投罗网，岂尔之力。吾今日死，苗贼明日亡耳！尔犹记合肥官亭，尔骑兵二万，与吾战后，有一存者乎？’胜保默然，予酒食，劝之降。玉成曰：‘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13]这一段简单的对话，表现了陈玉成忠贞英烈、不屈不挠的革命气节。

英王陈玉成的牺牲标志着太平天国西线战场的完全崩溃，天京从此失去了屏障，完全暴露在敌人的攻击之下。就像洪仁玕所说：“如英王不死，天京之围必大不同，因为若彼能在江北活动，令我等常得交通之利，便可获得仙女庙及其附近诸地之源源接济也。英王一去，军势军威同时堕落，全部瓦解，因此清军便容易战胜。”[14]陈玉成的牺牲的确是革命方面不可弥补的损失。

当皖北的庐州和颍州发生战斗时，湘军的主力部队曾国荃、鲍超、彭玉麟、曾贞干等经过休整、添募以后，正在沿江东下。太平天国自从安庆失败之后，西线的防御体系已趋瓦解。自安庆至天京之间，兵力很薄弱，所以清军节节获胜，凶焰大涨。1862年3月，曾国荃的主力军会合湘军水师，沿着长江北岸向东推进，和太平天国的顾王吴如孝大战于巢湖东岸，吴如孝战败。4月中旬，曾国荃连续占领了巢县、含山、和州、裕溪口、西梁山，5月初又占领了金柱关太平府，一步一步地逼近天京。5月底曾国荃夺取天京外围据点江宁镇、板桥、秣陵关、大胜关、三汊河，进抵雨花台；彭玉麟的水师也夺取了江心洲、蒲包洲，逼扎天京的护城河口。这时候，天京对岸的天长、江浦、浦口的太平军守将早已向李昭寿（李世忠）纳降，李昭寿在浦口立了大营，扼住天京的咽喉。清军对天京的包围形势完成了。

在曾国荃逼近天京的同时，长江南岸的曾贞干军也配合东进，1862 年4月战败堵王黄文金、匡王赖文鸿，连续占领了繁昌、荻港、南陵、芜湖等地，芜湖的太平军守将陈星斗等叛变投敌。同时，深入皖南的鲍超军猛攻青阳，与奉王古隆贤大战了四个月，古隆贤失败，其部下佐将张遇春等万余人降敌，鲍超连续占领了青阳、石棣、太平、泾县，军锋逼近宁国。这时太平天国的西战场完全垮了，队伍里呈现一片混乱景象，许多心志不坚的人逃跑了或者投降了。就像曾国藩当时所说：

沿江各城贼党投诚之说，盖亦有故。一则因上年安庆桐城斩馘极多，群酋寒心，不欲复受杨、黄（指杨铺清、黄文金）诸酋之钤束。一则芜（湖）、繁（昌）、南（陵）、宣（城）、泾（县）、太（平）、石（埭）、青（阳）等县，米粮甚少，金陵贼首不肯稍为接济，上游为水师所禁阻，又无民米偷买暗济，前此乡民之甘心从贼者，不得不急图反正，以为就食之计。现在鲍春霆（超）营次业经收降卒千人，编为春字中营。闻尚有泾县贼党二千余人，即日来降。舍弟（曾贞干）营次业经收降卒三千人，编为昆字等四营，闻尚有南陵等贼党数千人，即日来降。弟批令能打仗者当勇，每日百丈，不能打仗者当夫，每日七十文。若使办理顺手，源源而来，或如东汉初年，赤贼百万，同时归降，积甲齐山，则朝廷非常之祜也。[15]

曾国藩这种“同时归降，积甲齐山”的打算固然是痴人说梦，但是在太平天国西战场瓦解的时候，叛变投敌的现象的确是十分严重的。在农民革命接近尾声的阶段，由于队伍的复杂、士气的低落、纪律的松弛、粮食的困难以及内部的倾轧等等因素，叛变投降的现象的确是屡见不鲜的。

1862年5月底，当曾国荃逼近天京、扎营雨花台时，鲍超也逼近了皖南重镇宁国府。太平军方面辅王杨辅清会合干王洪仁玕、襄王刘官芳、循王魏超成、保王童容海等扼守宁国，力抗湘军的进犯。6、7月间，双方展开了争夺宁国府的激战。太平军人数虽多，但粮食很缺乏，内部意见不一，特别是保王童容海屯兵六万于宁国府的后路，不但不去帮助宁国前线的战斗，反而秘密地向鲍超通款乞降。7月中旬，太平军战败，杨辅清、洪仁玕等退出宁国，退至天京郊外。接着叛徒童容海袭取广德州，投降了清军（不久，童容海的部将朱大椒等反对其叛变活动，倒戈反正，复夺广德州，归于太平军）。

到此为止，多隆阿、曾国荃、曾贞干、鲍超这四路湘军打垮了太平军西战场的防御体系，气焰嚣张地进逼到天京。

二、中外反对革命势力的勾结和1861年北京政变

当太平天国在西战场上屡遭失败的时候，东战场上也出现了对革命十分不利的因素，这就是中外反对革命势力达成了公开的勾结。太平军不仅要对付西线湘军的凶猛进犯，而且要对付东线外国侵略军的蛮横干涉。东、西两个战场像一把钳子一样紧紧地钳制住了太平军。

外国侵略者的蓄意干涉革命很早就已显露出端倪。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订立了《天津条约》，这个条约中规定了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和开放长江沿岸各口为商埠，这两点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外国干涉的早日实现。因为鸦片是当时外国侵略者输入中国货物中的最大宗，太平天国严厉执行禁止鸦片的政策，使得鸦片销路大减，外国鸦片贩子们对此极为仇恨。特别在清王朝允许鸦片作为合法贸易的对比之下，在侵略者的心目中，太平天国革命政权及其执行的禁烟政策便更加成为必须排除的障碍了。正像一个美国人卡希尔所说：“满清政府虽然也许多年谈禁烟，但一八五八年……订的条约，他们把鸦片的贸易合法化了。鸦片被列入构成该约的一部分之关税条款内。满清政府承认了，他们不能拒绝鸦片入口。太平天国却不是这样。他们相信，他们有办法禁止鸦片贸易。明白了这些事实，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各通商口岸的领事及商人，都要反对太平天国。”[16]

除了从鸦片利益考虑以外，外国侵略者还从通商口岸的利益着想，清朝政府把长江航行权和沿江许多口岸（包括汉口、南京、九江、镇江）的通商权拱手送给外国，这些地区或是在太平天国的控制下，或是直接受太平天国军事力量的威胁。外国侵略者知道：他们在这些口岸上的侵略利益能否巩固，是依能否摆脱太平军的控制为转移的。1861年，英国公使普鲁斯致书英外交大臣罗塞尔，即称：“通商口岸如为太平军所占有，英国商业必受打击，关税减，赔款必不易收”[17]，从这句话里也可以看出当时侵略利益已经发展到非对革命动用武力不可的地步。1858年俄国驻华的外交武官普提雅廷即写道：“英约内的条款，规定长江沿岸于内战终止之后，沿长江帝国内部航行的开放，明白表示了英国内阁蓄意要居中镇压叛乱……这一乱事现在是英国扩张商业的唯一障碍了。”[18]由于这些根本利害的冲突，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侵华头子英国全权大臣额尔金在1858年底视察长江时，即曾在天京和安庆乱闯太平军的防线，并开炮轰击太平军，对革命显露出一副狰狞面目，这是侵略者决心干涉的先声。1860年10月，《北京条约》签订，清朝政府向侵略者彻底投降，侵略者就立即表示要支持这个已经屈服了的反动政权，共同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在《北京条约》签字后的宴会上，法国公使葛罗抢先一步，“自夸其船炮之坚利。谓：‘大国如有所需，听从销售；若欲仿式制造，亦肯派匠役前来教习演试。’又请于海口助中国剿贼，所有该国停泊各口之船只兵丁，悉听调遣”[19]。后来俄国公使伊格那提业幅也不甘落后，面告恭亲王奕訢：“发逆在江南等处横行，请令中国官军于陆路统重兵进剿，该国拨兵三四百名在水路会击，必可得手。”[20]这时候的清朝政府虽然已经对侵略者公开屈服了，但是刚刚把自己痛打了一顿的凶手现在又对自己表示那样亲昵，不免也有一些犹豫不定，大臣中的意见也分歧不一。漕运总督袁甲三认为“借夷助剿”有害无利，必不可行；江苏巡抚薛焕认为应该“照会俄法二国使臣，迅速赶办”，“不但发逆即可立除，即各路土匪，亦必不敢窃发”[21]；曾国藩则主张“许其来助，示以和好而无猜，缓其师期，明非有急而求救”[22]。清朝反动官僚正在议论纷纷，英国对于俄法排除自己的行动很不满意，英国使臣威妥玛向恭亲王威胁说：“剿贼本中国应办之事，若借助他人，不占地方，于彼何益。非但俄法克复城池，不肯让出；即英国得之，亦不敢谓必不据为己有。”[23]当时掌握清朝政府实权的封建顽固贵族端华、肃顺等一向是以对外死硬态度著称的，再加上英国侵略者这一番恫吓，也就不敢再作借兵俄法的打算了。

英国侵略者反对清朝借用法国、俄国兵，当然并不是表明英国侵略者无意干涉中国的革命。事实恰恰相反，由于英国在华的经济利益占领先的地位，因此它干涉中国革命的要求也是最迫切的。它之所以反对清朝借用俄法兵力，不过是要在这桩有利可图的交易中抢在俄国、法国的前面。所以当借兵俄法之事搁置以后，英国侵略分子就进行活动，一方面由赫德（Robert Hart）出面，建议清朝购买英国的船炮，向这个已被革命烈焰烧得焦头烂额的腐朽政权频送秋波；另一方面，英国又故意对太平天国表示蛮横的强硬态度，活像一个流氓无赖，摆出一种惹事寻斗的架势。

1861年1月，英国海军上将何伯巡视长江通商口岸时，就向太平军提出“不得侵入上海、吴淞附近百里（三十英里）以内，否则武力制止”的要求，这分明是严重地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太平军方面当时对侵略者的干涉意图还看不清楚，为了避免树敌过多，暂时姑息隐忍，允许在1861年内不攻上海。可是侵略者又得寸进尺竟欲干涉太平军对宁波的进攻，并由其海军大佐乐德克（Roderick Dew）拟订了一项防守宁波的计划，清朝方面也愿意出50万两银子雇英法兵船代守宁波。侵略者这个恶毒的计划还没有来得及付之实现，太平天国黄呈忠、范汝增的队伍就于1861年底挺进浙东，迅速地占领了宁波，使侵略者的干涉计划化为泡影。

当然，外国侵略者是不会因此而歇手的。恰恰相反，革命愈是向沿海地区蓬勃地发展，他们干涉革命的野心也就愈加赤裸裸地暴露出来。特别在《北京条约》签订之后，清朝政府已经逐渐体会到外国侵略利益和自己的封建统治利益并不是全然抵触的，而且当人民革命浪潮正在猛烈地冲击封建统治的时候，这种外来侵略势力尚有被用来抵制革命的可能，1860年上海的侵略军干涉李秀成的进军就是最好的证据。因此，清朝官僚中主张对外国“和好”的呼声一天一天地高涨起来。1860年底，当英法侵略军从天津撤退以后，恭亲王奕訢就说：“自换约以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臣等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若就目前之计，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数年间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遽为大害。”[24]在奕訢这个荒谬的“隐示羁縻”的政策之下，他竟主动地向侵略者提供了进行侵略活动的许多便利条件，并且还拍卖了大量的国家主权。在奕訢的建议下，清朝政府破例地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南北洋通商大臣，以便在更高级更专门的机构中跟侵略者打交道，奕訢并旦担任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在他的主持下，还把海关的行政主权出卖得干干净净，请来一个英国侵略分子李泰国当了中国的总税务司，管理中国所有通商口岸的海关，而且有权代表总理衙门巡视各海关口岸。李泰国在管理中国海关期间“从不曾报账，当中国人问到的时候，经常就说他们丝毫不懂他的账，因此也就无账可报”[25]。不仅如此，奕訢还不顾中国船商的利益，把登州、牛庄两口豆货的运载权也出让给侵略者，尽管中国船商呼吁恳求，可是奕訢还厚颜无耻地说：“因思各国既经换约，和好日敦，若将豆货解禁，于内地商民生计不致遽有窒碍，而于各国商船实有利益。”[26]奕訢一反从前清政府对外国的抗拒、猜疑态度，对外国侵略者做到了“有求必应”，他的这种态度深深博得侵略者的赞赏。外国报纸上称赞他“极为明白清正，并深知通商之便”[27]，英国驻北京公使普鲁斯则说：“假如要从他们身上搞点什么，那是再方便不过了”[28]，所以“我们应以温和协调的态度获致恭亲王及其同僚的信任，消除他们的惊恐，希望迟早总会发生变动，使最高权力落到他们手里去”[29]。英国驻广州的领事罗伯荪也说：“皇帝的兄弟恭亲王现在北京，好象正在领导对外关系，处事表现很开明的手法”，“他们已开始重视外国同盟的价值，已看到中国利益如何深深地和别国利益缠在一起了。地方政府里还有一些死硬派开倒车的人物占据重要地位，可是自由派可望逐渐取代他们的地位”[30]。

果然，外国侵略者对恭亲王的支持和期望并没有落空，恭亲王一派人在政府中的影响逐渐增长。1861年8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其六岁的儿子载淳即位，开始的时候权力落在一向受咸丰帝信任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的手里。这些人一向被侵略者视为排外的死硬派人物，他们以北京驻有外国公使为词，坚决反对皇帝“回銮”北京，企图挟持年幼的皇帝，抄袭“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故智，在热河总揽大权。外国侵略者很讨厌他们的死硬态度，普鲁斯甚至说：“只消朝廷不在北京，怡亲王、端华、肃顺继续掌政，我们就不能说中国人民已确实承受了条约。各省当局看到国家重臣、实际掌权的人是偏向于不友好的，他们也就形成和我们为难的倾向。”[31]但是这种情况，随着恭亲王势力的增长而迅速地发生了变化。幼皇帝载淳的生母那拉氏（即慈禧太后，1835—1908）是一个很有权谋机智的人，咸丰帝生前她深受宠爱，被封为懿贵妃，常常代替皇帝批答奏报；咸丰死后，她企图爬上帝国统治的最高宝座，唆使御史董元醇上了一个“皇上冲龄，未能亲政，天步方艰，军国事重，暂请皇太后垂帘听决”的奏折。载垣、端华、肃顺等当然不肯放手，以“本朝无太后垂帘故事”驳斥了这个建议。于是那拉氏暗中和奕訢建立了联系，酝酿政变，奕訢向太后保证，外国侵略者“并无可怕之处，这方面他对太后之回京负完全责任”[32]，那拉氏才排除载垣等的阻挠，决定启程回京。1861年11月1日抵达北京，第二日，在那拉氏和奕訢的主持下发动政变，废除载垣、端华、肃顺等赞襄政务王大臣的职务，并将三人逮捕处死，由慈安（咸丰的皇后）和慈禧两太后垂帘听政，改第二年为同治元年，奕訢则以议政王大臣的资格辅理政事，和外国侵略者经常打交道的桂良、文祥等都担任了军机大臣，并颁发上谕，历数载垣等的罪恶，其中有“载垣等不能尽心和议，徒诱惑英国使臣（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朝拘禁英使巴夏礼之事）……以致失信于各国……皇考屡召王大臣议回銮之旨，而载垣、端华、肃顺朋比为奸，总以外国情形反复，力排众论”[33]等语。外国侵略者对于北京的这场政变表示欢欣鼓舞，普鲁斯说：“恭亲王及其同僚之操权，乃是对外国人维持友好关系使然。这个令人感觉满意的结果，全是几个月来私人交际所造成的”，并把颁发的上项上谕称为“我们自和中国有关系以来最为有利的文件”[34]。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夫人在日记中写道：“宫廷革命没有骚动的结束了，分取新思想的党派事业（指太平天国革命）将被彻底平定。恭亲王成为执政，以后的谈判将更易进行。”[35]经过北京政变，中国封建统治者公开和外国侵略势力共同来对付革命的人民。正像一个侵略分子马士所说：清朝政府“不得不放弃她的显著排外观点……他们明白，必须与外国和平合作，才有削平太平革命及恢复满清统治的可能”，而西方国家“为着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也不得不一步一步地加紧干涉的步骤，来压平革命，并且一步一步地来支援帝国政府”[36]。

通过这场政变，中外反对革命势力的勾结终于达成了。侵略者完全撕毁了伪装的中立面具，英国驻华公使认为：“如英人不欲牺牲在华利益，为自卫计，迟早将与太平军冲突，为避免严重纠纷，惟有维持现尚控有中国四分之三之北京政府”[37]。美国公使蒲安臣（A﹒Burlingame）认为：“对于清廷，不但应以合法政府视之，且因人道之关系，对于清廷之压平内乱，也应予以道义上之援助”[38]。英国海军上将何伯本来对于美国浪人华尔组织的洋枪队非常妒忌，甚至曾以雇用英国逃亡者的罪名拘捕过华尔，这时他也看到华尔所训练的这支军队可以充当一个十分合适的干涉工具，因为“与华尔的军队合作，英国可以非正式的支援满清政权，不致引起国际的政治问题……何伯变成了华尔的朋友和同盟，将英国的枪械、子弹、火药供给华尔的军队”[39]。外国侵略者干涉革命的一切条件都已酝酿成熟，革命者和外国侵略者之间的一场激战马上就要爆发。

三、1862年上海战斗

当太平军攻克杭州时，外国侵略者已经预料到，革命向上海的进军是必不可免的。为了争取主动，首先由何伯指令停泊在天京的狐狸号舰长班汉（M﹒Bingham）照会太平天国，要求太平军永远不得进入上海、吴淞周围的百里以内，不得进攻九江、汉口、镇江等地，英船有在长江上自由航行的权利，并且还制造了一些英国商船遇盗被劫的事件，要太平天国当局负责赔偿。这种要求分明是一种诬蔑革命、主动挑衅、企图扼杀革命发展的阴谋。幼赞王蒙时雍随即代表太平天国拒绝了这些无理要求，并向英国方面指出：英国商船被劫，无切实证据，太平天国不能负责；清朝船只，常悬挂英国旗冒充英国船在长江中航行，太平军不能容忍；太平军不进入上海，原只限一年的时间，过期无效；太平军占领九江、汉口、镇江，于英人并无不利。英国侵略者的无理要求被拒绝以后，即恶狠狠地表示“将相机采取英国所认为必要措置”[40]来对付强硬不屈的太平军。

1862年1月，李秀成派慕王谭绍光、纳王郜永宽、忠二殿下李容发分五路进兵上海。李秀成并向居留上海的全体外国人发出通告，劝他们不要帮助清朝，彼此两不相扰，以保全友谊，否则“大军一到，玉石俱焚”[41]。太平军在上海附近和清军的战斗十分顺利。“十二月庚午，陷奉贤，明日陷南汇，又明日陷川沙、金山，贼帜达于黄浦东岸隔一水，西南贼亦距城十里。于是江湾军亦溃。我远近防兵二十余军四五万人者尽矣”[42]。外国侵略军看到太平军从四面八方逼近上海，像滚汤泼雪一样地打垮了清军，便立即紧急行动起来，由上海义勇司令韦勃（Edward Welb）和清方的士绅代表潘曾玮等组成中外会防局，负责上海的防守和筹饷事宜，并宣布上海戒严。江苏巡抚薛焕、苏松太道吴煦和英国领事麦华陀（M．H．Med‐hurst）、法国领事爱棠（B﹒Edan）迭次会商上海防务，议定了分区防守计划，并挖掘护界河，赶造吊桥、炮台，外国驻沪的陆海军也全部出动。薛焕还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以江浙士绅公议的名义，请求朝廷批准借用外国军队。清朝政府也知道没有侵略者的帮助，上海万难守住，乐得顺水推舟，下旨允行，“所有借师助剿，即著薛焕会同前次呈请各绅士，与英法两国迅速筹商，克日办理”。

1862年1月，太平军前锋部队进抵吴淞，该处的清军没有什么抵抗的力量，但“有法国轮船驻泊，并在陆路建有炮台，该国兵头见逆氛甚炽，同时水陆均开大炮”[43]，太平军暂时撤退。2月底，英国海军司令何伯上将亲自出马，进攻浦东高桥镇和浦南萧塘镇。据一个外国人的记载，“高桥镇为太平军所据，守兵约数百人，其军械除竹枪外无他物。何伯率英水兵三百五十人、六磅炮一尊，华尔率其所练华兵六百人，法海军大将卜罗德（Protet）统法兵一百六十人、炮二尊，会攻高桥。太平军不能抵敌，死一百人……其克高桥也，第一件事即纵兵抢劫。联军以多击寡，以强侮弱，既于高桥得极大之光荣，何伯、华尔益兴高采烈，于近郊四处巡游，寻觅战斗，终于萧塘得逞其志。萧塘距上海约二十英哩，太平守兵数千人。一八六二年三月一日，华尔所统华兵七百五十人，英国水兵三百五十人、炮兵三十五人、炮四尊、野炮一尊，法国兵二百人、炮二尊，向萧塘进攻。屠戮之惨，一如高桥之役”[44]。3月中旬，何伯等又进攻上海西南之泗泾镇，毁太平军粮船三百艘。侵略者趁太平军准备不及、人数较少的时候，用优势的火力、残酷的屠杀，打了几次胜仗，他们趾高气扬，把华尔的洋枪队改名为“常胜军”。清朝统治者也感激涕零，赏华尔参将衔，还有一个无耻的大汉奸上海四明公司董事长记名道杨坊，向侵略者捧臀献媚，把自己的女儿送给华尔做老婆。北京方面，恭亲王奕訢也亲自向各国公使致谢。

太平军本来并没有跟外国侵略者开火打仗的准备，慕王谭绍光甚至还天真地怀疑“太平军未取衅于外人，何英兵之处处扼我耶？”[45]但是太平军毕竟是一支英勇坚强的革命军队，当侵略者公然站在清朝方面、拔刀相向的时候，他们勇敢地、毫不犹豫地起来抵抗。4月初，侵略军得到了天津调来的大批炮队、船只的增援，出动3 000军队、24尊大炮，进攻沪西七宝、王家寺等处的太平军，“此处太平军极勇悍，乘战胜余威，死抗联军，不避炮火，华尔三次进攻，均被击退”[46]，而且还把英国侵华大头子海军上将何伯的右腿也打伤了。4月中旬，大批外国干涉军又进犯周浦，大肆劫掠，据英国官方报纸供认：“兵士搜索着房屋，发现大量的珍宝——钻石、金银、钱币、贵重衣服。这一切就成为兵士和军官们的合法的战利品。一个英国兵带走一千六百银元，若干兵士每人带走约五百银元，那时其他的兵士掳走金手镯、金耳环、嵌满珍珠和各种玉石的金饰品……”[47]这种疯狂的抢劫，使全体干涉军的眼睛都发红了。4月底他们决定要扩大抢劫范围，攻打嘉定、青浦、松江、南桥、柘林等城镇，还唯恐分赃不匀，竟丝毫不知羞耻地公开规定：“攻占之地，不许单独抢掠，应平均分配”[48]。5月1日，外国干涉军4 000人，配备大炮30尊，进犯嘉定，在嘉定战斗中，干涉军更淋漓尽致地施展了烧、抢、杀的本领。据《小沧桑记》说：“初五日洋枪队自嘉定回。言嘉定贼拒守坚固……火箭射着民房，烟腾火烈，城门顿开……四门有夷兵，见贼即杀，少有脱者。百姓沿街求救……然玉石难分，死者已过半……闻城中有三年之粮，金银亦不少，悉为西兵守住，不容携带分毫。”[49]干涉军除了就地烧、杀、抢劫之外，还教唆清朝军队卑鄙地残杀俘虏，“被屠杀的不幸者之中，有老幼男女和壮年人，从初生的婴孩到八十岁的老太婆，从壮年妇女到十多岁的姑娘”[50]。刽子手们用尽一切残酷的、惨无人道的杀人花样，剖腹挖心，割掉妇女的乳房，从怀孕的妇女肚子里掏出胎儿，从俘虏身上割下一块一块的肉，“有时塞到他们嘴里，有时则抛向喧哗的观众之中”[51]。这种残杀行为被揭露以后，曾经引起世界公众舆论对英国政府的强烈抗议，可是“有教养的”外国资产阶级作家还辩护说：“我们必须注意到，我们是从我们对痛苦的高级的感受力出发，才会觉得中国人的刑罚过分残酷。神经系统发达的欧洲人所认为是剧烈的酷刑的，对于感觉迟钝的土耳其人不见得是这样。可以肯定，中国的刑律，如他们所实施着的，以这一人种的性格而论，一点也不比任何欧洲国家的刑律更残酷一些。每一个诊视过中国人的医生都知道，和别的敏锐的种族比起来，中国人的痛苦感受是少得多的。”[52]看看！这是多么荒谬无耻的诡辩！侵略者不但从实际行动中对中国人民施展了惨绝人寰的兽行，而且还厚颜无耻地要从“理论”上来证明他们兽行的合理性。

从1862年1月至5月，外国干涉军在上海附近大肆烧杀，凶焰高涨。当时驻守上海附近的太平军只有慕王谭绍光等少数部队，由于兵力很少、武器相差悬殊，外国侵略军得以猖獗一时，经过激烈的抵抗以后，太平军放弃了许多据点，一直退到太仓州。但是外国干涉军错误地以为中国人民是容易受欺侮的，他们嚣张地追踪太平军，把军垒扎到太仓城下，企图一举消灭太平军。他们这种狂妄的企图立即遭到太平军强有力的回击。忠王李秀成这时正在苏州，听到东线失利的消息，立即率领精锐万余人赶到太仓。5月17日，两军战于太仓城下，据李秀成叙述这次战况说：

那时鬼兵（指外国干涉军）已至太仓开仗，我到来，外有清兵万余众，鬼兵三四千人，清兵自松江、泗泾、青浦、嘉定、宝山、上海连营一百余座，城城俱有鬼兵把守。我到太仓，当与其见仗，两边立阵迎战，自辰至午，胜负未分，两家受伤千余士卒。次早又立阵于东门，开兵大战，自辰至巳，力破鬼阵，当斩数百，追其下水死者千余，当破清营三十余座，得其大炮洋枪不计其数。[53]

同日，浦南奉贤方面的太平军也在南桥战斗中获得辉煌的战果，击毙了法国干涉军总头子卜罗德上将。接着太平军在忠王李秀成的亲自指挥下，从四面八方逼近上海。5月下旬，太平军围攻嘉定，英国陆军提督士迪佛立（Charles W﹒Staveley）和法国水师提督格尔森（de Kersanson）从上海率军增援，在南翔、嘉定一带和太平军激战多日，“鬼兵大败，又斩千余，其救嘉定未得，被我追杀大半，克复定城”[54]。5月底，太平军进围青浦，干涉军会合华尔的“常胜军”从松江来援，6月9日太平军大败之，毁其火轮一艘，城内的干涉军和清军尽焚城内房屋米粮，狼狈突围，“常胜军”副领队法尔思德（Edward Forrest）被俘获（后来太平军主动释放了他）。太平军再一次进抵上海郊区的徐家汇、虹桥、法华镇等地。

太平军在一个月来的战斗中连续大胜。李秀成说，外国干涉军和清军的“大小营寨一百三十余营，概行攻破……那时洋鬼并不敢与我见仗，战则即败”[55]。李秀成这些话的确是事实，就是左宗棠、李鸿章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左宗棠说：“青浦嘉定二处，发逆麇至，夷兵遽遁，夷人之畏长毛亦与我同，委而去之，真情毕露。”[56]李鸿章说：“嘉城复失，逆焰大张，西兵为贼众所慑，从此不敢出击”[57]，“沪中官民向恃洋人为安危，乃援贼未来之先，洋人分兵四出，援贼大至之后，洋人敛兵不动。臣揆度夷情，似非暗与贼通，坐观成败，实系慑于贼众，不敢向前”[58]。太平军一连串的胜利，也在侵略分子中间引起了惊惶、恐惧和公开的争吵、埋怨。据李鸿章说：“闻上海洋商众议，因嘉、青败退，颇损外国兵威，私相诟怨，以英法提督办理不妥。”[59]甚至当时的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也表示“叛军（指太平军）的势力仍然非常强大……我们支持上海当局（指上海的清军）到什么程度才算适当，也是一个难题”[60]。

从以上各方面的反映中可以看到太平军的强大威力，不管外国干涉军的装备如何齐全、武器如何精良，在太平军全体将士英勇顽强的抗击之下，他们被逼得退守一隅之地，已经到了山尽水绝、走投无路的地步，上海已是指日可下的了。可是恰恰在这个时候，由于安徽根据地的破灭，太平军在西战场连连失利，曾国藩的湘军已经抵达天京城下，革命的根本之地又告危急，天王屡次派人召唤李秀成回援天京，于是忠王李秀成不得不暂时搁置东线的战事，停止了对上海的进攻，带兵去援救天京。这样又使得上海方面的中外反动势力获得了喘息整顿的机会。

四、天京会战和李秀成进兵淮南

1862年6月，李秀成接到回援天京的诏书，立即从上海前线返回苏州。6月22日召开第一次苏州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听王陈炳文、纳王郜永宽、慕王谭绍光、孝王胡鼎文、航王唐正才、相王陈潘武以及主将蔡元隆、汪海洋、吉庆元，天将刘肇均等。会议商讨了援救天京的战略步骤，估计到湘军在新胜之后其势凶悍，且有优势水师的配合，骤与交锋，难操胜算，所以决定暂时避免决战，只是坚守住天京，“总是解粮多多回京，将省府（苏州）财物、米粮、火药、炮火，俱解回京，待二十四个月之后，再与交战解京围，其兵久必无斗战之心，然后再与其战等议”[61]。可是洪秀全对这个迂缓的战略计划大不以为然，又严令李秀成即日回援天京。8月6日，李秀成又召开第二次苏州会议，除第一次与会的将领之外，更广泛地邀请辅王杨辅清、襄王刘官芳、奉王古隆贤、堵王黄文金、首王范汝增、来王陆顺德等参加了会议，决定立即行动，回援天京，同时也估计到湘军的强悍兵力，会议特别强调团结的重要性[62]，并且为了增强兵力，还邀约远在衢州的侍王李世贤以及和李秀成存在嫌隙的护王陈坤书等参加战斗。战斗的具体计划是：以李秀成的大军攻扑曾国荃包围天京的湘军主力，李世贤助攻；以杨辅清、黄文金等的军队攻击驻屯宁国的鲍超湘军，目的是夺回皖南根据地；以护王陈坤书的军队攻打金柱关，以隔绝天京和宁国之间湘军的联系。除此之外，恰好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启王梁成富、祜王蓝成春等进入陕西的远征军这时候听到太平天国西战场失败、陈玉成被俘的消息，星夜从陕西驱军东出，已经到达鄂豫边界，会合了从皖北来的马融和、张宗禹，从豫西来的陈大喜，以及从陕南来的蓝二顺等，拥有20万大军。1862年9月，这支军队进入湖北，连续攻克随州、应山、德安、孝感、京山、应城，准备越过大别山，回援天京。这支远征军的回援，大大壮大了天京会战的声势。这场会战动员人力之多[63]、规模之大，是太平天国战史上所仅见的。

10月初，战斗行动开始。杨辅清、黄文金等分路进逼宁国，陈坤书抬战船数百自东坝出湖，直趋金柱关。10月13日，李秀成的大军也抵达天京城外。这时候，湘军各部恰好大闹传染病，“鲍超营中疾疫大作，勇夫病者万余人，死者日数十人。张运兰、朱品隆、唐义训各军亦十人而病其六七……曾国荃金陵营中病者亦逾万数”[64]。太平军在这个时机大举进攻，正是打中了湘军的弱点，使湘军方面胆战心惊。曾国藩就向朝廷诉苦说：湘军“不特不能出队迎战，并不能坚守城垒，不特不能坚守以待外援，并不能预逃以待再振”，“数年来千辛万苦战争之土地，由尺寸而广至数百里，倘有疏虞，何堪设想。若皖南藩篱一坏，则江西内地空虚，毫无足恃。兴言及此，忧心如焚”[65]。他给李续宜的信中更是悲观到极点，甚至嘱托李续宜料理自己战败后的善后，他说：“鄙人心已用烂，胆已惊碎，实不堪再更大患”，“两月以内，久知其大有奇变，无法预防，将来变故已成之后，尚求阁下大力挽回，能保徽州固好，否则亦须保全江西，如咸丰十年之局，亦是支一日算一日”[66]。

在大敌当前的紧急形势下，清军匆匆地布置了防务，臬司张运兰抱病赶入宁国府，与提督鲍超合营固守。水师提督杨载福和侍郎彭玉麟率水师退保金柱关。曾国荃、曾贞干等则遵从曾国藩“缩营自保”的原则，凭借深沟高垒，作负隅顽抗的打算。忠王李秀成的大军到达天京后，先作了几次小规模的进攻。到了10月19日至22日，开始对湘军的东路营垒和西路营垒展开猛烈攻势。这时，李秀成由于在上海屡获胜仗，缴获了外国侵略军的一批洋枪洋炮，在火力上超过湘军。曾国藩描写当时战况，所谓“洋枪洋炮、骤若飞蝗，开花磞炮，横飞入营，烽燧蔽天，流星匝地”，太平军奋不顾身地直前冲击，“前者拽尸，后者更进”，“束草填壕，岌岌欲上”[67]。湘军在这生死关头也拼命抗拒，连曾国荃的脸颊亦为枪弹打穿，战斗结果，清军勉强守住了营壕。10月23日，侍王李世贤率3万人自衢州赶到天京助战，并力攻湘军营垒的东端。曾国荃把一部分西路湘军并入东垒助守，太平军“若蝇若蚁，倏往倏来，多用箱箧实土于中，排砌壕边，明防炮子于上，暗筑地道于下”[68]。可是湘军对付地道战是卓有经验的，因此太平军的地道战术也未能奏效。这时曾国藩自各地调派了大批援军，从安庆派出了喻荣升一军，从芜湖派出了王可升一军，从扬州派出了杨心纯一军，先后到达天京，投入战斗，粮食、火药也源源不绝地从水路运来，并且还准备陆续调遣悍将多隆阿、陈学启、蒋益澧和洋将白齐文去援救曾国荃。[69]曾国荃在一部分援军到达后，曾经在西路组织反攻，烧毁了太平军的13个营垒。但是东路的情形仍然很紧张，11月3日，秀成、世贤等在雨花台后挖掘地道，炸塌湘军的壕墙，太平军“乘隙直上，万弩齐发，排炮雷轰，踊跃争先，呼声动地”，涌进了壕墙的缺口，清军方面死中求活，展开肉搏。可惜太平军的后继部队没有跟上，缺口被湘军侥幸地堵住了。

太平军这次发动大战，虽然在人数上和火力上占优势，但也存在许多困难。首先是作战时已入深秋，转瞬之间隆冬即至，太平军远道而来，缺乏棉衣。其次是十余万人聚于一地，觅食困难，所以曾国藩在信中安慰曾国荃说：“贼数闻以十万计，每日须食米千石，若无大舟搬运，何能持久。吾在徽用兵二载，深知陆路运米之难，即在金陵城内运至谷里村一带，数十里之内，月运三万石，经理亦极不易。况城贼（按：指天京城内太平军）之米未必肯多搬出”，“从此益加谨慎，再过十日，贼若无如弟何，自必溃而至他”[70]。再次，上游准备回援天京的陈得才军被清军阻拦于大别山前，不克东下，11月陈得才放弃回援天京的打算，再度远征陕西，所以天京太平军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远应。最后，主攻金柱关之护王陈坤书军亦连日战斗，但被湘军水师所击败，而辅王杨辅清等攻打宁国府亦相持未下，所以天京太平军的近援亦未能作有效的支持。由于以上几个因素，李秀成、李世贤只好暂时收兵，包围天京的湘军主力侥幸地避免了被击溃的命运。

这次天京会战，历时46天。清军真正是千钧一发、死里逃生。曾国荃叙述当时情况说：

弟自去夏秋在安庆经过恶风巨浪，以为贼不足以制我，敢于悬军深入，不意事与愿违，多、鲍大军皆不能并集于二百里内，初则以为可以自强，不望他人来援，而亦可以自立。迨后天灾流染，军中疾病孔长，摧折我精锐几有三成，存者不过七成，又将有四五成久病不痊者，其幸而能执干戈以御贼者仅二三成。病愈之勇，倏来强寇，实数满二十万，孤立无援，实所难堪，竟遂为贼所制，寸步难动。占地五六十里，前后左右皆贼环伺……濒于危者屡矣。幸天气晴朗，将士齐心，勉强支持已二十余日，惟二十九、初一、初三皆最险，初五一战而西路乃有转机，初六、七、八、九东路亦极危险，至十二日又几殆哉，幸克转危为安，贼中死者伤者实逾六七千人，至此而守局乃大定也……贼之火器精利于我者百倍之多，又无日不以开花大炮子打垒内，洋枪队多至二万杆，所以此次殒我精锐不少，伤我士卒不少。[71]

甚至太平军猛烈的攻势已经过去，李秀成等已有退兵迹象的时候，曾国藩犹有余悸，告诫曾国荃乘势撤天京之围，他说：

我轻心深入，以侥幸于不可得之城，弟之骤进，余之调度，皆轻敌而不能精审。此次经一番大惊恐，长一分大阅历，如忠侍等酋解围而去，弟当乘势退兵……若长扎雨花台，以二三万劲旅屯宿该处，援贼不来，则终岁清闭，全无一事。援贼再来，则归路全断，一蚁溃堤。此等最险之着，只可一试再试，岂可屡屡试之，以为兵家要诀乎？[72]

从以上两段话，可以想见这次战况的激烈和湘军所处的危险地位。

由于李秀成未能打破湘军、解除天京的包围，受到了“严责革爵”的处分。天王复命令秀成渡江北征，以便扯动南岸的湘军去北岸作战，从而减轻天京的压力。同时，为了配合李秀成的活动，侍王李世贤、辅王杨辅清、堵王黄文金等也深入皖南，分别进攻金柱关、宁国、泾县、黟县一带。太平军放弃了在天京硬打硬战的做法，而采用这个所谓“进北攻南”的战略，但是这个战略计划的根本意图仍然是要解除天京的包围。

1862年12月，太平军的先头部队在章王林绍璋、对王洪春元的率领下渡江至浦口，打败清军江南提督李世忠（即李昭寿）的军队，占领了江北的江浦、含山、巢县、和州等城市。1863年1月初，曾国藩立即从淮南和天京两地调动一部分湘军水陆师到无为州拦截，由于太平军渡江的先头部队人数不多，因此，双方胶着于巢湖边上。这时候，东线的形势发生了一个突然变化，常熟的太平军守将骆国忠于1863年1月叛变投敌，把县城献给了李鸿章。常熟本来处在太平军东战场的后方，距苏州仅一百里。常熟城的突然沦陷，使清军得以插入太平军的心脏，大大影响了太平军东线的防御体系，东线太平军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境况，所以忠王李秀成的大军不得不暂缓渡江，先救常熟。

1863年2月，忠王李秀成、慕王谭绍光等率大军进攻常熟，叛徒骆国忠凭借着城内米粮充足、军火齐全的有利条件，顽固地进行抗拒。同时，李鸿章对于常熟事件十分重视，认为这是使太平军“自相残杀，且使目前上窜大股，各思回救”[73]，从而破坏太平军作战计划、动摇太平军军心的好机会，所以一面密令游击周兴隆混入常熟城中，帮骆国忠守城；一面派总兵程学启、郭松林会同“常胜军”代理统领奥伦（John Yate Holland）进攻太仓，派总兵鞠耀乾率水师会同“常胜军”管带勃兰（Major Brennan）进攻福山镇，后来又陆续派提督黄翼升、编修刘秉璋、道员潘鼎新、副将刘铭传等到福山助战。进攻太仓和福山就是为了呼应和援助常熟的防守战，清军方面几乎投入了东战场的全部力量来争夺常熟，因此太平军虽然英勇地在太仓、福山等地连续给清军以重大的打击，但是到底仍未收复常熟。那时，太平军的渡江先头部队已经在巢湖边上和湘军展开战斗，忠王李秀成的大军势不能久攻常熟。1863年3月，李秀成又不得不暂时搁下东线的战斗，西返天京，从天京渡江北进。

李秀成的大军在西战场和东战场之间一往一返，这就耽误了时机，影响了原定的作战计划。曾国藩已经争取到了时间，在淮南地区层层设防。4月，李秀成渡江西进大举进攻巢湖边之石涧埠，包围了清军道员毛有铭的营垒，“营中文报不通，粮运汲道，一时俱绝”[74]，这支军队屡濒于危，但没有几天，湘军的水陆援军陆续开到，李秀成只得撤围西走。5月，李秀成攻庐江，庐江有新练的淮军吴长庆部扼守，故不下；李秀成又攻舒城，舒城有湘军道员蒋凝学的抗拒，又不下；李秀成转攻桐城，桐城又有湘军提督周宽世的阻拦，又不下；李秀成又向北攻打六安州，六安州又有湘军道员曾广翼的抵御，又不下。清军在淮南地区一味采取防御的方针，“专守为稳，以逸待劳”，使李秀成的大军“攻又不下，战又不成”[75]，从而挫伤李秀成的锐气。太平军这个“进北攻南”的战略本来有三个意义：第一是扯动围攻天京的湘军，使其回援淮南，以减轻天京的压力；第二是淮南产粮颇多，占领这些地区可以缓和革命内部的饥荒；第三是想重振皖北残破的革命局面，与扶王陈得才、捻军张乐行等取得联系。可惜许多主客观条件限制了太平军，这些战略目的一个都没有能够达到。首先是老奸巨猾的曾国藩很不容易上钩，他亲自从安庆到天京前线视察了军情，决定仍用主力对付天京，在天京发动一连串攻势，把雨花台和聚宝门外为保护天京安全而设的石城石垒全部攻破，而在江北地区却采取坚守的方针[76]，不去跟着李秀成追踪寻斗。这一方面使李秀成的大军在淮南地区形成求战既不能、攻坚又不下的局面；另一方面在天京形成紧张形势，使李秀成不得不回顾根本之地。其次，李秀成进入淮南地区“正逢青黄不接……此地正无粮，被苗沛霖之兵久害，民苦万分，官兵（指太平军）又未得食，饿死者多，食不充饥，如何为力”[77]。李秀成本来想在此地搞一些粮食接济天京，可是跑到这里，连从征军队都吃不上饭，哪里还有粮食去接济天京。第三，当时皖北的斗争形势进入低落阶段。1862年底，僧格林沁在镇压了山东、河南一带的人民起义军之后，率军入皖北，张乐行集合残败的捻军进行抵抗，可是这时的捻军既无太平军的支援，又无山东、河南起义人民的呼应，成了孤军作战，而且新败之后士气不振，难以抵抗僧格林沁强大的骑兵部队。1863 年3月，捻军战败，僧格林沁夺取了雉河集、尹家沟等捻军的据点。张乐行率其子张席、义子王宛儿等突围走西洋集，投奔当地捻首李加英（李勤邦），当时他还不知道李加英早已投降了清军，这一去分明是自投罗网。李加英捆缚乐行父子献于清军，张乐行遂被杀害。皖北捻军自张乐行败后，呈现土崩瓦解的局面，一部分捻军在张宗禹（张乐行之侄）、任柱的率领下，和太平天国远征军陈得才、赖文光等合作，西走河南，一部分捻军如刘玉渊、刘学渊、姜台凌、苏天福均失败被杀，还有一部分捻军如王怀义、杨瑞瑛、赵浩然等都投降了清军。等到忠王李秀成的大军开到皖北，皖北地区除了一个反复无常的苗沛霖外，全都归入了清朝的掌握之中。由于以上所述的种种情况，太平军的三个战略目的一个也没有达到，李秀成无可奈何，只得懊丧地折返天京。1863年6月，李秀成的大军回到江浦浦口渡江，“斯时正逢大江水涨，路道被水冲崩，无处行走。那时和州又败，江浦失守，官兵纷乱，然后将舟只先渡将官、战兵、马匹过河，将已过尽，尚有老小以及不肯上舟马匹落在江边。此时九洑洲又被水没，官兵无栖身之所，有米无柴煮食，饿死甚多，正逢杨帅、彭帅（杨岳斌、彭玉麟）水军前来攻打，下关又被水师攻下，失此之营，九洑洲因而退守，余有未过来之兵亡者甚多……此举前后失去战士十数万人”[78]。李秀成从天京会战以来，并未打过大败仗，可是他长期奔波于长江两岸，疲劳困顿，饥寒交迫，他的战略计划又屡次不能实现，因此弄得士卒散亡，锐气大伤，特别是在这次渡江战斗中，遭到惨败，这支号称百万的大军，竟然一蹶不振。当时李鸿章就幸灾乐祸地说：“伪忠王李秀成自十年（咸丰十年，即1860年）春间攻破金陵长围，迭陷苏、常、杭、嘉、湖各处，上窜江西、湖北，先后掳胁溃兵游匪，众以百万计，分置各城，又尽得东南财赋之区，取精用宏，日以强大，几至不可收拾。自去岁屡战屡败，及招降各城，精锐散亡，不下二十余万。今年春夏间，窜皖北失利，经上游官军截杀解散又十余万众。其自九洑洲过江，仅存四五万人。”[79]这不能不说是由于战略计划的错误而招致的不良后果。

当李秀成渡江入皖北之际，长江南岸也有大批太平军配合西进，但这些队伍零星分散，战斗力较弱，所以也未能取得显著的战绩。其中侍王李世贤于1863年初曾经屡次进攻芜湖金柱关，但均被湘军击退，以后李世贤就退回广德去了。辅王杨辅清于1863年初曾经联合皖南的太平军各王，在宁国、泾县和鲍超再度作战，又失败。3月间，天国诸王分路西走，湘军在皖南也同样采取守势，任凭太平军进入江西不加阻拦。6月，天国诸王先后抵达鄱阳湖边（最先入江西者为堵王黄文金、孝王胡鼎文，鼎文不久即战死，此后奉王古隆贤、匡王赖文鸿、跟王蓝仁得、随王杨柳谷、佑王李远继、爱王黄崇发、襄王刘官芳以及自浙西来之花旗队伍金王钟英、感王陈荣、天将谭星等均先后进入江西），这些队伍在皖南和江西边境此往彼来，像穿梭一样。这些军队数量虽不少，但是指挥不一，战斗力弱，既不能选定几个重要城市进行大规模的攻坚战，又不能联合起来跟皖南湘军作一次有效的野战。因此他们的声势虽然不小，但始终不能造成对清军的严重威胁。直到1863年7月，湘军臬司刘典、道员席宝田、提督江忠义、盐运使李榕合兵进攻，太平天国诸王又被迫纷纷折返皖南。

五、太平天国苏南战场的瓦解

忠王李秀成联合天国诸王在西线战斗了将近一年，始终没有纾解天京的危急。可是就在这一年的时间内，上海方面的李鸿章军和浙江方面的左宗棠军却获得了一个乘虚直入的机会，在东线对太平军发动一连串攻势，逐步地逼近了苏州和杭州。

李鸿章（1823—1901），号少荃，安徽合肥人，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青年时代从学于曾国藩，1847年考中进士。太平军到达长江流域，李鸿章即在故乡办团练，先后随从吕贤基（安徽团练大臣）、江忠源（安徽巡抚）、福济（安徽巡抚）等和太平军作战，这时安徽团练力量非常薄弱，常常打败仗，李鸿章在这支倒霉的军队里也长期抑郁不得志。1858年底他离开安徽，到江西投入他的老师曾国藩的幕府，帮曾国藩起草奏折和各种文件。

1861年，李鸿章的运气来了。那时太平军席卷了东南，声威极盛。江浙一带的官僚、地主、富商都灰溜溜地跑到上海租界内，以求靠外国侵略者的荫庇。这些逃亡在上海的官僚、地主、富商们拥有极大的经济力量，他们要求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以保证自己安乐窝的安全。那时外国侵略者虽然已经尽力地提供了这种保证，但是毕竟外国侵略军人数有限，难以抵挡强大革命军队的进攻，而江苏巡抚薛焕临时雇募的军队又是散漫无纪，战斗力十分薄弱，不能满足上海士绅们的要求。[80]于是他们宁可抛开这支腐朽的军队，而用自己雄厚的经济力量去支持曾国藩。1861年11月，江浙士绅的代表钱鼎铭等至安庆谒见曾国藩，要求曾国藩派兵到上海去保护他们，同时以在上海预筹粮饷作为交换条件。这对于曾国藩来说倒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买卖，于是曾国藩痛快地把这桩买卖承揽下来，命令他的得意门生李鸿章招募人马。李鸿章随即纠集了张树声、周盛波、潘鼎新、刘铭传等安徽籍地主，在从前安徽团练的基础上编成了淮军，曾国藩还派遣湘军将领程学启、郭松林等去帮忙。1862年春，淮军在安庆整装待发。上海的士绅们也果然不食前言，不仅给淮军准备了丰厚的军饷，而且为了使淮军及时而又安全地到达上海，还不惜花费18万两银子的重价雇了几艘英国轮船，从长江上把淮军迎接到上海。同时，曾国藩又向清廷保荐李鸿章“劲气内敛，才可大用”，李鸿章在各种反对革命势力的积极支持下，一跃而成为署理江苏巡抚。

1862年4月李鸿章到达上海，这时正是忠王李秀成二攻上海的紧张阶段，这支被上海士绅们奉若神明的淮军也照样被太平军打得落花流水。不过太平军由于天京危急，7月间即停止了对上海的进攻，于是李鸿章能够腾出手来整顿队伍，拉拢中外反对革命的势力，组织反攻。

李鸿章在上海的军事、政治措施，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第一，尽力巴结外国侵略者，博取其欢心，以支持自己镇压太平军。据李鸿章自己说，“鸿章之营，无日不有洋人过从”[81]，“华尔打仗实系奋勇，洋人利器彼尽有之，鸿章近以全神笼络，欲结一人之心，以联各国之好”[82]。他甚至坦率地承认，在他自己的媚外政策之下，“沪城内外各事，皆洋人主持，为所欲为”。李鸿章的这种媚外政策正是得之曾国藩的亲授，曾国藩曾经教导李鸿章说：“与洋人交际，丰裁不宜过峻，宜带浑含气象，渠之欺侮诡谲，蔑视一切，吾若知之，若不知之，恍似有几分痴气者，亦善处之道也。”[83]李鸿章恪守着他的老师所发明的这个汉奸“理论”，果然大大受到外国侵略者的赏识。

第二，扩大、整顿“常胜军”。“常胜军”原来的统领华尔在浙江被太平军击毙后，继任的统领白齐文有极大的个人野心，对财富的掠夺根本不择手段，对清朝官僚也一概瞧不起。而且白齐文是一个美国浪人，在外国人眼里地位比较低，李鸿章老早就想撤换白齐文，代之以一个地位较高的外国人。有一次，白齐文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闯到上海粮道杨坊家里，抢走了四万两饷银，并且还把杨坊痛打一顿。李鸿章便决心把白齐文撤职，请求英国政府派遣一个正式军官来担任“常胜军”统领的职位，以便和外国侵略者更进一步地合作，于是英军工兵队指挥官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接统了“常胜军”。戈登是英法联军中进攻北京的一个侵略分子，参与过抢劫和焚烧圆明园的罪恶活动，这时又在李鸿章的邀请下出来一显身手，屠杀中国的革命人民。在戈登的主持下，“常胜军”扩充到四千人，全部配备洋枪、洋炮，并有大批外国军官参加，这支军队一直是太平军在东战场的最凶恶的敌人。

第三，用洋枪、洋炮武装淮军。李鸿章在和外国侵略军配合作战中，体会到洋枪、洋炮的厉害，他一面称赞“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84]，一面就“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洋一二秘法”[85]。自1863年起，淮军各营都聘请了外国教练，购置了大批西洋枪炮。侵略者卖给清朝军队的武器大多是陈旧坏烂的前膛枪、前膛炮之类，但是清朝军队拿这些武器来对付手执刀矛的太平军，也就感到“颇为得力”了。淮军是中国各种军队中最早采用外国武装的，它在向侵略者学习屠杀中国人民本领这一点上，可说是“开风气之先”，因此它后来能够代替湘军成为统治阶级最重要的一支反动武装。李鸿章后来扶摇直上也是靠着这支反动军队作为政治资本。

李鸿章虽然在上海得到了外国侵略者的大力支持，但在他到上海半年多的时间里，军事上尚无转机。李秀成带走了大部分太平军西援天京去了，他在临走以前在东线布置了严密的防御体系，慕王谭绍光总管着这个防御网，调度得宜，使得李鸿章和外国干涉军长期以来无隙可乘。谭绍光还数次出兵，以攻为守，1862年8月底曾抵达上海西郊之法华镇、北新泾，给敌人以严重的威胁。10月间又在嘉定四江口围攻淮军参将刘士奇的营垒，打得刘士奇几乎全军覆没。可惜太平军队伍很庞杂，根据地内又有地主团练武装的猖獗活动。太平军中一部分投机分子勾结团练策划叛乱，因而发生了1863年1月的常熟事件，叛徒骆国忠以常熟城降于李鸿章，这样就使得太平军东线防御网上留下了一个缺口。1863年初，太平军集中了极大的力量希望复夺常熟，李秀成并因此而延迟了出兵皖北的时间，可是清朝方面也调来了淮军和“常胜军”的大部分兵力，以确保这个插入太平军后方的据点。1863年4月，常熟战斗结束，清方侥幸地守住了常熟城。由于常熟的失陷，太平军东线的太仓、昆山都变得孤立地突出在敌前。5月，太仓守军太平天国会王蔡元隆部大败淮军统领李鹤章（李鸿章之弟）及总兵程学启，鹤章腿部中枪，几乎被俘，“常胜军”也在这次战斗中死伤将近三百人，其第四队管带柏伦（Bannen）也被击毙。太平军获胜后，主动放弃了太仓。5月下旬，双方又在昆山展开激战，慕王谭绍光等亲自率军赴援昆山，把程学启围困在昆山的东门外，戈登率4 000名“常胜军”赴援，也大吃败仗。[86]后来，还是外国侵略者开来了80艘汽轮和小炮艇，控制了河汊港湾，才迫使太平军退出了昆山城。

清方夺取了常熟、太仓、昆山以后，气焰更加高涨。1863年夏，李鸿章制订了进攻苏州的战斗计划，总兵程学启当中路，进攻苏州；同知李鹤章、总兵刘铭传当北路，进攻江阴、无锡；戈登的“常胜军”和总兵李朝斌的水师当南路，进攻吴江；编修刘秉璋、道员潘鼎新和副将杨鼎勋等屯兵于金山卫一带，专门对付浙江方面听王陈炳文等的太平军。

1863年秋，苏州附近展开了大规模的争夺战。7月，戈登用汽轮和炮队攻陷吴江，太平军扬王李明成败退，吴江失守。吴江为苏浙两地太平军联系的纽带，戈登夺取了吴江，使得苏浙两地太平军的联络被隔断。浙江方面的太平军（荣王廖发寿，时驻嘉兴）虽曾多次努力希望夺回吴江，但都没有成功。同时李鹤章、刘铭传等进逼江阴的军队也和太平军方面的护王陈坤书、潮王黄子隆、广王李恺顺、趋王黄桂章、武王汪有维等，在江阴城外展开了战斗。太平军诸将领在大敌当前的时候，内部仍旧在闹意见分歧，陈坤书作战不肯出力，想回常州，李恺顺“给粮万石，留其协攻，限七日定破杨库”[87]，其他天国诸王对陈坤书的态度很不满意，因此在杨库战斗中不能很好地合作，结果太平军战败。9月中旬，江阴失守，广王李恺顺奉忠王之命，“与城存亡，誓不逃弃”，英勇牺牲。清军在吴江和江阴得胜后，立即进兵无锡，企图扼断苏州的后路，困死苏州的太平军。

这时，忠王李秀成已经从皖北渡江回到天京，东战场上希望李秀成火速援救，每日有求救文书到京，但是天京也在清军的包围中，人情惊慌，天王不准李秀成离开。后来，李秀成再三请求出京，天王命李秀成出饷银10万两，并留其母子为质，方才准许他去救援苏州，而且还限令40日内必须返回天京。1863年9月底，李秀成偕李世贤至苏州，进攻城外宝带桥清军营垒，不胜。这时候，“常胜军”的前统领白齐文，由于跟李鸿章分赃不均闹翻了，他就带了几个外国流氓分子跑到太平军的队伍里来。这个投机冒险分子在觐见洪秀全的时候，表示愿意帮助太平天国打倒清王朝，条件是他和太平天国平分中国，并且狂妄地说：“尔天王兵而虽众，不及洋兵万人，有我洋兵三二万众，又有火舟，一手而平”，“尔不与合，尔天朝不久”[88]。太平天国农民英雄们的骨头是硬的，他们虽然处在困难之中，但是绝对不肯牺牲祖国的领土、主权来换取外国侵略者的支持。洪秀全认为“事成平定（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89]，因而断然拒绝了白齐文这个荒谬的建议。据当时随同白齐文去天京的美国军官钟思（C﹒F﹒Jones）说：“南京之行，白齐文并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虽然他极希望做一支军队的统帅，以便单独行动，但太平将领没有给他独立的统帅权，只命他带领自己原有的军队。”[90]

1863年10月和11月，苏州附近的战事进入白热化阶段。淮军李鹤章、刘铭传等在打下江阴之后，全力进攻无锡，企图切断苏州的后路，李秀成即从苏州赴援，双方大战于无锡之大桥角，太平军失利，苏州遂成死困之局。刚刚投入太平军的白齐文看到革命的不利形势，又暗中向戈登接洽投降。这件事被太平军查获，慕王谭绍光立即把白齐文软禁起来（不久，白齐文即被太平军驱逐回上海）。这时候，守在苏州城内的一批太平军高级将领在危急关头也发生了动摇，其中包括纳王郜永宽、康王汪安钧、比王伍贵文、宁王周文嘉以及天将汪有为、范起发、张大洲、汪怀武等八个高级将领，他们开始是拒绝慕王谭绍光的调度，多方牵制谭绍光，不肯积极抵抗敌人，李鸿章谈到苏州太平军的防御情形说：“城内贼众，唯慕逆一股，守志甚坚，余皆解体。”[91]他们都拥有自己的一部分军队，不但谭绍光没有办法对付他们，连李秀成最后已经洞察到他们企图叛变的阴谋，但是也没有能坚决地处理他们。最后，他们竟偷偷摸摸地和程学启、戈登进行投降谈判。这八个叛徒长期以来和谭绍光有积怨，而且知道谭绍光是个宁死不屈的硬汉，“宁可拼掉最后一滴血，也决不投降”[92]。他们布置了一个阴谋，1863年12月4日在一次会议上突然刺杀谭绍光。谭绍光是太平天国后起的优秀将领之一，对革命非常忠诚，作战很勇敢，他主持东战场的军事，屡次打败外国干涉军。威尔逊所著《常胜军》一书叙述他和戈登夜战情况说：“太平军所防守的长行列栅堡宛如一条火线……慕王在前面的栅堡上，跣足而立，未著鞋袜，奋勇作战，宛如普通士兵”，又说：“慕王为人勇敢而聪敏，在困难之中从未示弱”[93]，李鸿章称其“坚忍凶狡，百倍寻常”[94]。可见敌人也不能不承认慕王的坚强英勇。郜永宽等八个叛徒阴谋刺杀了谭绍光之后，立即开城投降。但是这些叛徒最后还是落了一个悲惨的后果，嗜杀成性的李鸿章、程学启自食他们对郜永宽等的诺言，把郜等八人一起杀死。叛徒们得到这样一个收场，也算罪有应得。

六、太平天国浙江战场的瓦解

当李鸿章和外国干涉军在一起，从上海向苏州进攻的时候，另一支反革命的主力军，即左宗棠所率领的老湘军，也从浙西向杭州进攻。在苏州失陷以后四个多月，杭州也被清军攻陷。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湖南湘阴人，出身于地主家庭，考取过举人，但以后就屡试不售，一路蹭蹬，生活颇为潦倒。不过左宗棠究竟是封建阶级中的高等知识分子，他和当时不少官僚都有师友关系，所以被荐到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幕府里当一个师爷。这时正好太平军从广西进入湖南，围攻长沙，左宗棠协助张亮基防守长沙，开始显露出他的军事才干。以后骆秉章任湖南巡抚，左宗棠又当了骆秉章的幕僚。当时湖南是湘军最重要的后方，饷源兵源差不多都出在湖南，左宗棠在组织湖南反革命力量方面，出了不少力气。所以反动派对左宗棠揄扬备至，甚至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潘祖荫语）左宗棠名头太大了，不免遭到满洲贵族的猜忌，湖广总督官文借故弹劾左宗棠，左宗棠几乎落了一个“就地正法”的结果，以后他便跑到曾国藩、胡林翼那里去避难。一直到60年代，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汉族地主的权力大大提高，曾国藩便以“思力精专、识量闳远，其才可以独当一面”[95]，保荐左宗棠为四品京堂襄办皖南军务。以后太平军长驱入浙江，浙江全省望风而下，曾国藩又保荐左宗棠为浙江巡抚，主持全浙的军事。这个潦倒大半辈子的不第举人一跃而为封疆大吏，对于清皇朝感恩知遇，镇压起太平军来也格外的卖力。

1862年春，左宗棠率领军队自江西入浙江。左宗棠的军队绝大部分是老湘军[96]，其主力有1万人，后来又归并了衢州李定太军8 000人、江山李元度军7 000人，又调来了藩司蒋益澧军1﹒5万人、总兵刘培元等6 000人，总数将近5万人，实力不为不厚。但浙江太平军高垒深沟，严密防御，在很长的时间内，使左宗棠顿兵于浙西，不能越雷池一步。1862年初，左宗棠和侍王李世贤、对王洪春元等相持于江山、衢州一带，左宗棠用尽全力，始终没有多大进展[97]，到1863年初，仍旧停留在浙西的龙游、兰溪、汤溪一带。可是，相持日久，太平军的内部又发生了问题。浙西地区的太平军本有好几支，最强大的一支是侍王李世贤的部队，另外还有两支较小的队伍，一支是天地会将领谭星（主将）、谭体元（主将）、陈荣（崇天安）、曾亨贵等的部队，这支部队虽然接受了太平军封号，和太平军并肩作战，可是他们的组织系统、军事指挥都跟太平军不一样，甚至旗号也是别树一帜（太平军树黄旗、天地会树花旗）。花旗队伍战斗力较弱，纪律也不好，太平军和花旗之间常闹摩擦。左宗棠说：花旗“系广东无赖匪徒，前年由广东、湖南、江西入浙皖者也。人数最多，无甚伎俩，为金陵贼党所不齿，时尾贼后，游行掠食，踪迹靡常”[98]。左宗棠的话带着极大的诬蔑性，当然不可全信，但是花旗队伍战斗力弱以及和太平军不能很好合作，这却的确是事实。另一支是对王洪春元所率领的太平军。洪春元是天京洪氏集团中比较有军事才干的人，常常带兵出征，可是由于洪氏集团和秀成、世贤兄弟矛盾很大，所以不能够很好地合作。这三支系统的队伍混杂在一起，不能够做到团结一致。特别是1862年7月，洪春元率军回天京去了[99]，这时候正是左宗棠在猛攻浙西之际，这不免就削弱了浙西太平军的战斗力。10月，李秀成在天京举行会战，邀请世贤助战，李世贤只好暂时放下浙西的军务，回援天京。李世贤临走的时候，在浙西战场作了周密的布置，以龙游、汤溪、兰溪为前哨阵地，派遴天义陈廷香驻龙游、忠裨天将李尚扬驻汤溪、天地会领袖谭星驻兰溪，正面抵抗左宗棠的进攻；以金华为后方，派练业坤、刘政宏驻守；以严州（今建德）、处州（今丽水）为两翼，天地会部队谭富守严州，谭体元守处州。此外还有许多军队分布在其他城市。这个防御体系由李尚扬负责主持。[100]特别是龙游、汤溪、兰溪这三个前哨据点，防御工事建筑得非常牢固。左宗棠派总兵刘培元、道员王德榜攻龙游，派布政使蒋益澧、总兵高连升攻汤溪，派按察使刘典、副将黄少春攻兰溪。一直打了半年多，三个据点仍旧屹立不动，弄得左宗棠简直毫无办法。就像左宗棠自己所说：

各城及附城诸垒，坚不可拔，每猛攻一次，将士之奋勇最著，多带枪炮子伤，或登时殒命。缘猾贼知官军不可力敌，遂以死守城垒，穴墙开炮为得计。城垒之外，濠沟深阔，木桩地针，环濠数十丈，遍地密布，不能容趾。官军逼攻愈猛，伤亡愈多。而龙游、汤溪两城为金华要道，必两城下，后路清，而后可攻金华。兰溪一水直达严州，必兰溪下，饷道通，而后可攻严郡。此三城者如骨在喉，非探取之不快。而各营业已逼近贼之城垒，相距不过一里半里，势亦难舍此他图。臣前奏所以虑其旷日持久之局者此也。[101]

但是，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浙西战场上的太平军虽然战斗非常英勇，可是内部的纠纷使太平军最后仍不免于失败。最初是1862年7月间，屯驻永康的太平军王宗李仁寿部和屯驻义乌的天地会崇天安陈荣互相冲突，竟至发生战斗，结果陈荣战败，跑到严州和谭富会合。永康和义乌处在浙西防御体系左翼据点处州的后方，这一场内讧大大影响了处州和整个左翼战线的形势，许多花旗队伍都不安心在此坚守下去。1862年8月，主将谭体元放弃了处州以及外围的松阳、宣平、缙云等地，清军总兵秦如虎、林文察等趁机夺取了这些城市，太平军浙西战场的左翼首先垮台了。其次是在同年10月间，罗埠的太平军守将戎天义李世祥叛变投降，罗埠正当龙游、汤溪之间，为两城之间联络的要冲，罗埠的失陷，使浙西太平军的正面防御体系开始发生了动摇。再次是1863年1月间，太平军的右翼防御据点严州又告失陷。严州处在龙游、汤溪、兰溪的侧后方，前有三城屏蔽，且城垣高大，本来是最容易坚守的，但是守严州的都是花旗队伍，战斗力较差，而且太平军和花旗之间的成见已深，彼此援救不力，因此这个最易守御的坚城反而最先被攻破，连左宗棠都说，用偏师打下这样一个坚城，“实非始愿所及”[102]。

所以，到1863年初，太平军在浙西的防御体系已经是枝披叶尽。但是，浙西太平军在非常困难的形势下仍旧顽强地坚持到最后，龙游城内物资缺乏，“油盐薪炭俱缺，现已拆屋为炊”[103]，汤溪、兰溪的情形也差不多。1863年2月底，投降清军的李世祥与太平军中的异己分子彭禹兰勾结，乘李尚扬在前敌督战之际，突出埋伏，将李尚扬俘获。同时彭禹兰又开汤溪城引入清军，汤溪失守。汤溪失守之后，龙游、兰溪的军心不固，龙游城内垒天燕张可成主张向清军纳降，遴天义陈廷香坚决反对，叛徒张可成竟煽动兵变。3月陈廷香退出龙游，在突围时牺牲。同时兰溪的花旗队伍见两城已失，主动放弃兰溪。

至此，太平军在浙西的防御体系完全崩溃。清军意气嚣张地继续占领了金华等城市，军锋直逼杭州。

当太平军在浙西和左宗棠的老湘军进行生死斗争的时候，浙东方面的太平军也和中外反动联军展开鏖战。恶毒的外国侵略者不仅在上海附近参加了对太平军的屠杀，而且他们为了要在更大的规模上帮助反动势力，镇压人民革命，又在浙东地区开辟了第二个战场。早在1862年初，太平军刚刚攻克宁波，侵略分子就在这里一再无理挑衅。当年4月间驻守宁波的太平军开会鸣放礼炮，外国侵略者竟毫无理由地硬说太平军的礼炮威胁了宁波的外国租界。英国乐德克大佐和法国海军上尉耿尼（Lieutenant Kenney）要求太平军道歉并拆除炮位。太平军方面戴王黄呈忠和首王范汝增据理拒绝，答复说，放礼炮之事，业已解释明白，炮位系防清军而设，不能拆除。侵略者竟无事生非，借此取闹，谓答复不能令人满意，荒谬地要求太平军退出宁波。太平军严正地拒绝了这个要求，同时向全体战士进行动员，准备抵抗。1862年5月，侵略者出动军舰6艘（内有英舰4艘、法舰2艘），并勾结蹙处定海的清军道员张景渠部，向宁波展开进攻，太平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击毙法军侵略头目耿尼，最后在敌人强大火力的压迫下退出了宁波。外国干涉军夺取宁波之后，很快就从上海调来了一部分“常胜军”，并就地组织了有英法两国流氓分子参加的中英混合军（又名“常安军”、“定胜军”）和中法混合军（亦称“常捷军”），中英混合军的统领是乐德克，中法混合军的统领是法国侵略分子宁波税务司日意格（Prosper Giquel）与法国少佐勒伯勒东（Le Brethon），两军准备对浙东太平军进行更大规模的镇压。宁波的英国领事夏福礼（F﹒Harvey）还公开叫嚣：“太平军实质上是一种破坏的力量，而我们英国人则是建设的力量，因此，让我们永远各自分开生活吧！我们既不能在同一个空间内呼吸，也不能共同经营一个事业。我不相信，我们将来还有可能再遇见太平军”[104]。这位夏福礼先生把概念完全弄颠倒了，他所说的“建设力量”实际上就是侵略力量，他所说的“破坏力量”实际上就是反侵略力量。的确，这两种力量是不能够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一切侵略势力必将在人民革命的洪流中被最后冲毁。夏福礼指望以后不再遭到革命人民的反抗，这种想法未免狂妄得太过分，事实恰恰相反，就在夏福礼说这些话之后不久，浙东的太平军便开始组织反攻。1862年9月，太平军从慈溪和奉化两地进逼宁波，清军中的天地会布兴有队伍起来反正，给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臭名远扬的美国流氓华尔被击毙于慈溪城外。[105]以后由于浙西战事紧张，浙东太平军纷纷回援，外国干涉军在优势火力的掩护之下，一步一步扒近了绍兴。他们到了绍兴之后，太平军又组织了一次有效的攻击，法国侵略头子达尔第福（Capt﹒Tardif de Moidrey，时刚代替勒伯勒东为“常捷军”统领）以及英国海军参将定龄（Jinling）均被击毙，干涉军遭到惨败，死伤百余人，乐德克也因这次战败而被撤职。1863 年3月，由于浙西太平军失利，影响了浙东军事，太平军遂退出绍兴。那时候，被打得焦头烂额的外国干涉军蛰伏在营垒中，太平军撤离绍兴几天之后他们还不知道，“二十六日有乡民自城逃归，黄头（指“常捷军”）获之，始知贼出稽山已久，爰入城，括遗物餍而告于总镇”[106]。

至此，太平军的浙西和浙东战场完全失败，战火遂燃及杭州近郊。

杭州是忠王李秀成的部将听王陈炳文、归王邓光明及康王汪海洋的守地。当左宗棠军和“常捷军”分别逼近杭州的时候，太平军在富阳、余杭、杭州三处重点设防。1863年5月，双方大战于富阳，康王汪海洋大破左宗棠、蒋益澧军，击毙总兵熊建益，左宗棠被迫停顿在富阳城外，托词疾疫流行不利进攻，作坐困之计。一直到9月底，左宗棠军和“常捷军”再度发动攻势，才夺取了富阳。10月左宗棠和“常捷军”包围了杭州和余杭城。太平军虽然处在劣势地位，但仍殊死战斗，屡败敌军。1863年底，“常捷军”用优势的兵力、火力扑攻杭州，“洋将德克碑以炸炮击凤山门，城坍三丈，洋兵踊跃先登。（陈）炳文回战缺口，大呼曰：‘彼洋将枪队利击远，吾当肉搏以驱之。’遂率所部驰入敌阵，杀洋兵数百人，清将高连升、王联芳俱重创，率军退去，城复完”[107]。1864年2月初，汪海洋与左军道员杨昌濬激战于余杭，该地港汊纵横，溪河回绕，地势狭险，杨昌濬军久在旷野作战，惯作雁行排列，至此竟不能列阵。汪海洋趁机冲杀，大败杨军，斩其副将余佩玉等数百人。太平军虽然屡次得胜，可是这时候清军的包围圈已经愈拉愈紧，城中粮药俱尽，军心涣散，听王陈炳文、比王钱桂仁等在困难面前表示动摇，派人接洽投降，只有汪海洋毅然不屈，坚持抵抗。汪海洋立即采取措施把城内谋叛分子坚决镇压下去，逼迫陈炳文继续抵抗下去。一直到1864 年3月底，清军的攻势愈益猛烈，汪海洋、陈炳文遂冲出杭州武林门，退守德清一带，比王钱桂仁则投降清军，杭州为清军所夺占。

七、天京失陷、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

当苏州、杭州失陷的时候，太平军虽然还拥有几十万军队，但是清军的包围圈一步紧一步，太平军已经被逼得既无立足之地，又无果腹之粮。在面临失败的时候，许多领袖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有不少领袖甚至发生动摇，叛变投敌。1863年10月底，皖南太平军在青阳、泾县打了败仗，奉王古隆贤竟以七万人之多投降了清朝，并献出太平、旌德、石埭、广德等四个城池（后来古隆贤的部将江会义、申法喜不肯跟随古隆贤投降，复夺广德，归太平军）。古隆贤的叛变引起严重的影响，一些不坚定的、贪生怕死的人，群起效尤。11月中旬，太平军高淳守将杨友清，东坝守将杨柳谷、黎立新，建平守将张胜禄，溧水守将杨英清纷纷投降清军。同时曾国荃在天京城外陆续夺取了上方门、高桥门外石垒，占领了七桥瓮、秣陵关、孝陵卫。天京城外太平军的防御工事悉被破坏，天京陷入四面受敌、毫无屏蔽的危境中。

西战场的投降逆流很快影响到了东战场，苏州郜永宽等八个高级将领的叛变即发生在这个时候。苏州失陷之后，李鸿章分兵进攻无锡、常州、宜兴、嘉兴等地，李秀成和李世贤联合天国诸王，勉力支撑其间。俗话说得好：“兵败如山倒”，不管这些农民英雄们多么机智，多么骁勇，也难于挽救这个残破局面。1863年12月，淮军打下无锡城，潮王黄子隆被俘牺牲，同时处在东战场最前线的平湖守将陈殿选、乍浦守将熊建勋（即熊万荃）以及海盐、澉浦等地陆续投降清军。1864年初嘉善太平军守将陈占榜，以及驻在海宁的会王蔡元隆、驻在石门的归王邓光明、驻在桐乡的忠莱朝将何培章、驻在溧阳的佐将吴人杰也纷纷向清军纳款。3月底杭州失陷以后，太平天国的大据点只剩下天京、常州和湖州三处。

在这种情况下，摆在太平天国农民英雄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条道路是放弃天京，放弃江浙根据地，组织兵力，突破敌人的包围圈，把战火燃点到敌人的后方；另一条道路是坚守天京，和敌人硬拼到底。很显然，前一条道路是唯一正确的，因为这时候的各支太平军，有的战败，有的投降，已经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存留下来的尚有几十万太平军，则被压缩在几个孤立的据点里，既无回旋之地，又无果腹之粮，士气极为低沉，想用这些军队来抵挡中外反革命军队的进攻，其结果只能使革命遭到覆灭。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重要的任务是尽一切可能来保全革命的有生方量，避免被敌人所分化、所击溃、所歼灭，应该组织革命的退却，把军队转移出包围圈，把没有希望的内线的、防御的阵地战，变为有希望的外线的、进攻的运动战。根据当时的形势来看，突破包围圈、把革命的有生力量转移出去是完全可能的，转移出去之后革命局面的坚持和发展也是有可能的。因为，第一，清军虽然气焰很高，但是它的包围网撒得太大太宽，东起海边，西至皖南，南自钱塘，北至长江，方圆千里，时时处处，防不胜防，清军把包围网撒得这样大，它的全部兵力几乎都站在第一线，没有什么后备力量来防止太平军的突围。第二，清军虽然竭力缓和自己的内部矛盾，可是由于内部派系极多，有湘军、有老湘军、有淮军、有绿营，还有外国的干涉军，彼此利害冲突，嘁嘁喳喳的幕后摩擦正在加剧，李鸿章和外国干涉军头子戈登由于争功夺利，大闹起来。戈登竟至以李鸿章杀死在苏州投降的八个太平军将领为借口，“带着手枪去找李鸿章，决心要惩罚这个谋杀太平诸王的凶手”[108]，这场风波后来由清朝出面赏赐戈登白银一万两才告平息。李鸿章跟曾国藩、左宗棠之间也在狗打架，清朝因为曾国荃久攻天京不下，命令李鸿章助攻，曾氏弟兄视天京为其禁脔，生怕别人染指，对李鸿章的西进很不快。李鸿章也恐开罪了曾氏弟兄，自己担当不起，遂驻足常州以东，把军队调头向南，进入了浙江，结果惹恼了左宗棠，说李鸿章是“越境掠功”。从这件纠纷开始，左宗棠跟李鸿章做了一辈子的对头冤家。曾国藩和左宗棠之间也是彼此忌妒，左宗棠打下杭州后，曾国藩参劾一本，说杭州太平军“十万之众、全数窜出”[109]，左宗棠对曾国藩也是一辈子的耿耿在心。此外，曾国藩和僧格林沁之间互相猜忌，激成李昭寿部（受曾国藩指挥）和陈国瑞部（受僧格林沁指挥）的私斗；曾国藩和沈葆桢因争夺江西厘金互相攻讦，形诸奏牍。封建势力之间这种由于利害关系而引起的摩擦纠纷是无法完全克服的。第三，清朝军队虽然因装备和供应上的优势而打了一些胜仗，但是他们进行的这场战争的反人民性质，决定着他们不可能经常保持高昂的士气和严明的纪律，到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后期，湘军已经普遍地滋长起封建官场的腐朽习气，战斗力大为削弱，连曾国藩也不得不承认“暮气已深”[110]所以湘军在后来常采取坚守城垒以断绝太平军粮道的战术，很少打硬仗。[111]清军方面战线太长、内部矛盾、士气不旺，这是它的三个主要困难，太平军在包围圈内还有大批久经战阵的部队，抓紧时机，利用敌人的困难，组织突围是完全可能的。清军方面也预料太平军必将突围，他们纷纷议论，企图寻求对策，可是限于本身的困难，竟无一策可施。[112]

假使太平军能够及时地冲出包围圈，革命的继续坚持和再度发展也是可能的。因为当时长江下游的革命根据地虽然已被压缩包围起来，但是全国其他地区仍处在高涨的革命形势中，西南地区有云南的回民起义和贵州的苗民、教民起义，西北地区有陕西、甘肃的回民起义。特别是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的远征军，他们联合了残败的捻军、从四川过来的蓝二顺军和郑永和军，于1863年1月再度入陕。这时候，陕西回民军大起，西安附近皆在回民军的控制下，陈得才率军走陕南，围汉中。湘军道员张由庚等1﹒7万人自四川援汉中，10月初，与太平军在油坊街遭遇，湘军大败，溃不成军。[113]太平军乘胜占领了汉中，并分兵攻克了城固、西乡、石泉，蓝二顺部并向北挺进，攻克了盩厔，声势极为浩大。1864年春，太平军在汉中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休整，再度出陕，以解救天京的危急。大军分两路出发，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祜王蓝成春出商南，入河南；主将马融和、天将倪隆怀、丘远才等出镇安，入湖北。此外，蓝二顺仍留守盩厔，曹灿章仍留守洋县，坚持陕南的根据地，启王梁成富、昭武王蔡昌荣、旗帅郑永和等则回旋于陕鄂边境，接应大军的东进。

1864年4月，陈得才等的太平军浩浩荡荡地进入湖北，这时，和清军相持在襄阳附近的河南捻军陈大喜首先参加了大军。被清军围攻半年之久、蛰伏在豫西伏牛山中的安徽捻军张宗禹，也和大军会合。太平军的人数增加到几十万，这支回援天京的雄厚的军队给清军以极大的威胁。清朝手忙脚乱地在鄂东组织一道防线，以僧格林沁的内蒙古骑兵担任主力，另外抽调了河南、湖北、安徽等省的军队，摆在鄂皖边界的大别山前，利用有利的地形，拦截陈得才军的东下。自5月起，鄂东的应山、麻城、黄州、罗田、蕲水掀起了一场血战。的确，这是一场关键性的决战，要是僧格林沁在鄂东阻拦不住陈得才的东进，曾国藩在下游苦心经营起来的包围圈就立即会遭到腹背夹击，这个包围圈肯定会完全垮台。退一步说，即使僧格林沁阻拦住了陈得才的东进，只要处在包围圈内的几十万太平军努力争取主动，利用清军所存在的困难跳到包围圈的外面，和陈得才军取得联系，长江下游有久经锻炼的几十万太平军，加上陈得才所率新近发展的几十万太平军，以这样雄壮的革命有生力量回旋在革命形势高涨的黄河流域地区，革命的局面必将完全改观。

从以上的情况可以说明，当时太平军冲出清军包围圈是可能的，冲出了包围圈之后，革命的继续发展也是可能的。

可惜，革命没有循着这一个有利的方向发展，农民英雄们在决定性的关头再一次犯了战略上的错误。历史证明，每当客观形势发生变化，人们应该执行一种重大战略转变的时候，总有一些人跟不上客观形势的发展，不承认战略转变的必要性，起来反对和阻挠这种转变。特别是由于农民群众的保守性和目光短浅，这种情形在农民革命运动中屡见不鲜，而且往往成为革命内部难以克服的矛盾，以致把革命带上了绝路。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前夕关于战略问题上的争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当时，充分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主张执行战略退却、放弃天京、突围远走的是忠王李秀成和侍王李世贤等人。早在苏州失守以前，李秀成就建议：“京城不能保守，曾帅兵困甚严，壕深垒固，内少粮草，外救不来，让城别走。”[114]但是天王洪秀全昧于大势，对于这片根据地恋恋不舍，没有毅力和勇气来丢掉这个已经成为革命包袱的天京城。他反而对李秀成严加斥责，说：“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尔欲外去，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铁统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尔怕死，便是会死。政事不与尔相干，王次兄勇王执掌，幼西王出令，有不遵幼西王令者，合朝诛之。”[115]除了天王洪秀全的反对以外，还有一部分在长江流域土生土长的将领表示反对。[116]在苏州失守以后，李世贤主张不管天王反对与否，一定要把军队转移到包围圈外，甚至要出兵强迫李秀成同行，但是李秀成不忍舍弃天王和他留在天京的母亲，因此轻骑连夜回京。这样，由于洪秀全坚持错误路线，就使得突围的计划受到破坏，太平天国的大部分军队仍留在包围圈内，遭到歼灭或击溃，只有小部分军队突出了包围圈。

这小部分突围的太平军，是分成好几批行动的。最先突围的是沛王谭星、天将林正扬等的花旗队伍约五万人（他们一直是在浙西和李世贤联合作战的，浙西战场失败之后，他们退到溧阳，仍和李世贤联合），此外还有李世贤的直属部队三万人（由王宗李元茂、李仁寿率领）参加第一批突围。1864年2月初，他们奉李世贤之命，从溧阳、广德、宁国走入浙西之天目山区。清军道员席宝田、副将韩进春等在赣东北之婺源、玉山设防，2月底谭星等在玉山、婺源展开激烈的战斗[117]，胜利地完成突围的任务。3月中旬，谭星等进入江西腹地，一度进克金、南丰。4月又克新城，进入福建，连下闽西之建宁、将乐、宁化。以后就一直逗留在闽赣边界等待后续部队的到来。在首批突围部队深入江西腹地之后，太平军第二批突围部队自浙江之德清出发，这支部队人数较多、战斗力较强，其中包括侍王李世贤亲自统率的大军（其中有戴王黄呈忠、首王范汝增等），忠王李秀成在浙江的部将听王陈炳文、康王汪海洋、来王陆顺德等以及宁王张学明、奖王陶金会、平东王翟天凤等，共约二十万人。他们在皖南打败了拦截的湘军总兵唐义训、道员毛有铭，然后分别行动，李世贤等翻过怀玉山，直扑赣东的门户玉山，陈炳文、汪海洋等从皖南强入赣东北之门户婺源、德兴。这时候，江西防军大部分被谭星的首批突围部队吸引到赣南去了，所以这第二批突围部队比较容易地进入江西。5月，李世贤自玉山向西疾行，经铅山、金谿，攻抚州，不克，遂转而南走。6月，克宜黄、崇仁，与闽浙交界之谭星、李元茂等相呼应。陈炳文、汪海洋等亦盘旋于弋阳、贵溪、金、东乡一带，等待后续部队到来。这时候，清方对于形势的发展非常担忧，就像沈葆桢所说：论兵则江西省“勇数寥寥……顾此失彼，疲于奔命……群逆铤走，固无一时尽歼之理，亦断不能使其绝无可窜之路”，论饷则“民穷财尽，丁漕两款，征解不前，而京饷出其中，协饷出其中，兵饷勇饷均出其中。闻警以来，各郡县之募勇者均请留用正款，靳之则城邑不保，何有丁漕？许之而库藏空虚，何从挹注”[118]？可是突围到江西的太平军没有能够抓紧这个清方极为狼狈的时机，展开暴风雨般的打击，他们反而驻足在江西，要等待天王和忠王的到来，结果又让清军得以从容布置，从江浙前线和湖南省陆续调派援军入江西，道员王德榜、总兵江忠朝、臬司刘典、道员王沐，以及湘军中的悍将彭玉麟、杨岳斌（载福）、鲍超都陆续来到江西，江西清军的力量大大增强了。

当第三批突围的太平军进入江西，就遭到清军的严重打击。第三批突围部队是忠王李秀成的军队约三万人，由凛王刘肇均、列王林彩新、利王朱兴隆所率领。1864年5月上旬，他们从丹阳出发，经皖南扑婺源、德兴、弋阳等地，赣军道员王德榜已在弋阳设伏。6月初，两军接触，太平军败绩，列王林彩新落水牺牲，刘肇均等率残余部队南下与李世贤会合。天京失守以前，太平军突围而出的就是这三批队伍[119]，人数约二三十万。在天京失陷以前，他们一直停留在江西的赣江以东以及赣闽边境，等到天京失陷后，清军已在赣江布防，他们没有办法渡赣江西进去会合陈得才军，就走入福建。以后在福建、广东又开辟了新的根据地，一直坚持到1866年。

太平军分批突围，江浙战场一天天更形紧迫了。1864年4月，左宗棠攻陷武康、崇德（归王邓光明以石门崇德降）、鲍超攻陷句容、金坛。5且，李鸿章攻陷常州，护王陈坤书、佐王黄和锦被俘牺牲；冯子材（广西提督）攻陷丹阳，格王陈时永战死，柬王赖桂芳被俘牺牲。

这时天京的粮食问题和军心问题格外严重了。由于执政的洪氏集团没有能及早地贮备粮食（有些王府虽然贮备了粮食，但不愿意拿出来充饷），从1863年夏季起，天京就处在普遍的饥荒中。天王曾经命令“合城俱食甜露，可以养生”（甜露系指野草），并且自己带头以野草充饥，但是长期以野草作食当然是不可能的。李秀成只好把十几万群众放出天京，让他们自谋生路。所以到天京失守的时候，天京城内只剩三万人，除居民之外，太平军不过万余人，而能够守城作战的战斗人员只有三四千人。

另外，由于各个战场的相继瓦解，大大地影响到天京的军心。许多人明明知道，死守光秃秃的天京是毫无希望的，但是由于天王洪秀全的坚持，没有法子摆脱这种坐待宰割的命运。就像李秀成所说：“灰心而藏京内，又逼气而陪其亡”。再加上天京内部矛盾，即使在濒临败灭的前夕，也没有缓和下来。李秀成对洪秀全的固执和洪氏集团的专横极为不满，洪氏集团又怀疑李秀成可能投降敌人[120]，此猜彼疑，弄得天京人心惶惶，甚至“守营守城，无人可靠”[121]。5 月30日，洪秀全诏令“大众安心，朕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保固天京”[122]。实际上，洪秀全已经知道大势已去，准备以死殉国。6月1日，洪秀全服毒自杀。6月6日，幼主洪福即位。7月3日，湘军占领地保城（龙脖子），逼近天京城脚，连日挖掘地道进攻。太平军竭力堵御，伤毙敌军极多，但太平军人数极少，天京城墙又长，毕竟防不胜防。7月19日，湘军从地道轰塌龙脖子附近城墙二十余丈，抢入缺口，天京城内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湘军包围天京两年多，对于天京城内的财富极为眼红，一旦进了天京，便施展出抢劫烧杀的本领。曾国荃带头搜劫了天王府，将领士卒也争先恐后地大肆抢劫。据当时目睹这场大抢劫的赵烈文说：“各军入城后，贪掠夺，颇乱伍。又见中军各勇留营者皆去搜刮，甚至各棚厮役皆去，担负相属于道”，“各员弁自文案以至外差诸人，则人置一簏，有得辄开簏藏纳，客至则倾身障之，丑态可掬”[123]。除了抢劫之外就是屠杀，太平军的战斗人员城破后有的已跟随洪福和李秀成转移到清凉山上，有的已缒城而出，湘军屠杀的都是老人和幼孩，所以“精壮长毛除抗拒时被阵杀外，其余死者寥寥……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戳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同时城内各王府和民居起火，其中一小部分王府是太平军为了不给敌人留下物资而烧毁，大部分则是湘军为了掩盖抢劫的痕迹而纵火焚烧的，如赵烈文说：“时城中伪天王府、忠王府尚在，余王府多自焚。贼呼城中‘弗留半片烂布与妖享用！’官军进攻，亦四面放火，贼所焚十之三，兵所焚十之七，烟起数十道，屯结空中不散，如火山紫绛色”，“萧孚泗（按：为曾国荃部下提督）在伪天王府取出金银不赀，即纵火烧屋以灭迹”[124]。这场大火延烧了七天之久，天京这个素称富庶繁华的著名城市变成了一片瓦砾堆。一直到32年后（1896年），改良主义思想家谭嗣同访问天京后说：“顷来金陵，见满地荒寒气象。本地人言发匪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不料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入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125]湘军干了这场滔天的罪行，曾国藩还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126]，“克复金陵老巢而全无货财，实出微臣意料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127]。其实，秦淮河里如麻的尸首都是老弱幼孺，而天京的货财已经全入了湘军将领们的私囊，曾国藩的这种强词辩解，正是所谓做贼心虚，欲盖弥彰。

湘军在天京城内抢掠烧杀，大发洋财，连破城时轰塌的缺口也顾不得防堵，这就给退在清凉山上的洪福、李秀成等一个突围的机会。当夜三更，洪福、李秀成等千余人由缺口冲出，不幸在突围时洪福与李秀成失散。洪福跑到广德，和洪仁玕会合，以后又和湖州太平军一起突围，9月底走到江西广昌，被清军追及，洪福和洪仁玕都被俘牺牲。李秀成走入天京东南的荒山中，被清军所俘。他被俘后在很短的几天内写了一个数万言的“供状”，完整地保存了太平天国的信史。1864年8月7日，秀成在天京被杀。至此，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遂告失败。

注释

[1]《曾国藩全集》，奏稿，卷一一，《斟酌进兵兼顾皖南军务折》。

[2][3]《曾国藩全集》，奏稿，卷一四，《查复江浙抚臣及金安清参款职》。

[4]同上书，奏稿，卷一五，《查复闽浙总督庆端事迹折》。

[5]参见上书，奏稿，卷一四，《载撤江南团练大臣片》。

[6]陈玉成致陈得才、赖文光等书。

[7]葛荫南等：《凤台县志》，卷七，《武备志》。

[8]葛荫南等：《凤台县志》，卷七，《武备志》。

[9][10]张瑞墀：《两淮戡乱记》，《苗逆叛迹始末》。

[11]《陈玉成自述》。

[12]薛福成：《书陈玉成苗沛霖伏诛事》。

[13]佚名氏：《陈玉成被擒记》，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自传》，载《历史教学》，1953（4）。

[14]《洪仁玕自述》。

[15]《曾国藩全集》，书札，卷九，《致官中堂》。

[16]卡希尔：《一个新英格兰浪人》，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1卷，234页。

[17]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789页。

[18]俄国外交文献，转引自巴拉罗夫斯基：《美英资本家是太平天国起义的绞杀者》。

[19][20]《中西纪事》，卷二〇，《外夷助剿》。

[21]《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一，薛焕奏。

[22]《曾国藩全集》，奏稿，卷一二，《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事》。

[23]《中西纪事》，卷二〇，《外夷助剿》。

[2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一。

[25]《俄国外交文献》，1863—1864年驻北京代办格林克公牍。

[26]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致英使照会，转引自王忠：《太平天国革命人民如何对付外国侵略者》。

[27]上海会防局翻译新闻纸，载《近代史资料》，1955（3）。

[28][29][31]普鲁斯致罗塞尔信件，转引自严中平：《一八六一年北京政变前后中英反革命的勾结》，载《历史教学》，1952（4）。

[30]罗伯荪致阿斯登信件，转引自严中平：《一八六一年北京政变前后中英反革命的勾结》，载《历史教学》，1952（4）。

[32][34]普鲁斯致罗塞尔信件，转引自严中平：《一八六一年北京政变前后中英反革命的勾结》，载《历史教学》，1952（4）。

[33]《清史稿》。

[35]转引自沈自敏：《太平天国期间中外反革命底勾结过程》。

[36]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61～65页。

[37]转引自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879页。

[38]李抱宏：《中美外交关系》。

[39]卡希尔：《一个新英格兰浪人》。

[40]转引自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843页。

[41]李秀成通告，转引自程灏译：《上海通商史》。

[42]冯桂芬：《显志堂稿》，卷四，《沪城会防记》。

[43]董恂：《洋兵纪略》。

[44][46]呤唎：《太平天国外纪》。

[45]《太平天国野史》，慕王谭绍光传。

[47]转引自巴拉罗夫斯基：《美英资本家是太平天国起义的绞杀者》。

[48]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885页。

[49]姚济：《小沧桑记》，卷下。

[50]1862年《莫斯科消息》，第242期，转引自巴拉罗夫斯基：《美英资本家是太平天国起义的绞杀者》。

[51]英国外交大臣罗塞尔致麦华陀信函的附件，写给印度《泰晤士报》的一封公开信，转引自王崇武等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

[52]威尔逊：《常胜军》，115～116页。

[53][54]《李秀成自述》。

[55]《李秀成自述》。

[56]转引自《曾国藩全集》，奏稿，卷一六，《议复调印度兵助剿折》。

[57]《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一，《西兵退出嘉定折》。

[58]同上书，奏稿，卷一，《权衡沪镇缓急片》。

[59]同上书，奏稿，卷一，《上海西兵情形片》。

[60]麦华陀致普鲁斯信件，转引自王崇武等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

[61]《李秀成自述》。

[62]据目睹此次会议记录的许瑶光说，会议记录中特别强调了“以同心为是，以分心为非”，“如欲奋一战而胜万战，必须联万心而作一心”，见《谈浙》，卷三。

[63]据《谈浙》。曾国藩《缕陈金陵各营苦守情形折》谓是役李秀成等军号称60万。但曾国藩致官文函称太平军实数为20万。又曾国藩致李续宜函称太平军人数十余万（见《曾国藩全集》，书札，卷一〇）。

[64]《曾国藩全集》，奏稿，卷一六，《近日军情片》。

[65]同上书，奏稿，卷一六，《请简亲信大臣会办军务片》。

[66]同上书，书札，卷一〇，《致李希庵中丞》。

[67][68]《曾国藩全集》，奏稿，卷一七，《缕陈金陵各营苦守情形折》。

[69]后多隆阿在襄阳被陈得才军所牵制，陈学启因李鸿章不愿派赴天京，蒋益澧因浙江紧张，均未成行。白齐文则要求占领天京后，分润天京财富，条件未谈妥，亦未成行。

[70]《曾国藩全集》，家书，卷八，《致沅弟》（同治元年九月初二日）。

[71]曾国荃致郭崑焘书，见《八贤手札》。

[72]《曾国藩全集》，家书，卷八，《致沅弟》（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一日）。

[73]《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二，《收复常熟昭文攻克福山浒浦折》。

[74]《曾国藩全集》，奏稿，卷一八，《石涧埠六安州庐江等处战守情形折》。

[75]《李秀成自述》。

[76]曾国藩在给沈葆桢的信中说：“弟此次察看前敌各军，本拟金陵若成久顿之势，即当另筹退兵之计。及至各处，反复察度，势已万难撤动，而南岸如芜湖、金柱关、湾沚、宁国，北岸如西梁山、裕溪、运漕、无为州等处，皆筋脉必争之地。从前贼中米粮百物，皆取给于此数处。今大小河道皆为官兵所有，谷米日用之需，丝毫皆须肩挑入城，故贼中大以为不便。屡搜获伪文及生擒贼供，群贼皆图争此数处。故伪忠王去年苦攻金陵官营，今年大股北渡，图犯西梁、无为，伪侍王屡攻金柱关，伪堵王辅王久犯宁郡芜金一带，皆以无粮之故，较之昔年和张在金陵时，贼取全皖之米者，局势迥不相同。以是观之，果能坚守此数处，实足以制贼死命。”（《曾国藩全集》，书札，卷一一，《致沈中丞》）又他在给郭嵩焘的信中说：“如皖南所守九城五隘，皖北所守九城四隘，皆山川筋脉必争之地。我守之则足以制贼，贼得之则非旦夕所可收复。忠、侍、杨、黄诸酋，自去秋至今，始终力争沿江各郡县，卒未得一逞其志，亦未尝不由坚守之功。”（同上书，书札，卷一一，《复郭筠仙》）。

[77]《李秀成自述》。

[78]《李秀成自述》。

[79]《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五，《筹办大略片》。

[80]冯桂芬说：“江浙孑遗，无不趋上海洋泾之上，新筑室纵横十余里，地值至亩数千金，居民殆不下百万，商贾辐辏，厘税日旺，官中益得以招将募勇，逾年兵至五万四五千，然皆市井无赖，或窃盗，或通贼。贼窥伺日益甚，每至，我兵辄溃。”（冯桂芬：《显志堂稿》，卷四，《皖水迎师说》）。

[81]《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一。

[82]《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一。

[83]《曾国藩全集》，书札，卷一九，《致李少荃中丞》。

[84]《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上曾相》。

[85]同上书，朋僚函稿，卷二，《上曾相》。

[86]据《太平天国野史》慕王谭绍光传：“太平十二年，学启陷太仓，会洋将戈登进攻昆山，绍光即遣一军当学启，自率精锐并力战戈登，杀‘常胜军’数百人。戈登遁松江。绍光曰：‘此小创耳，犹不足以释我恨也’。”这个记载略有小误，戈登实未回松江，但约有两千“常胜军”遭到太平军痛击，溃退松江。英国贺翼柯所著《戈登在中国》中说：“‘常胜军’在昆山胜利以后反而逃散大半，以致使戈登不得不从俘虏中挑选人来补充”，实指此事。

[87]《李鸿章全集》，奏稿，卷四，《杨库长泾先后获胜片》。另施建烈《纪（无锡）县城失守克复本末》卷三中亦有类似记载。

[88][89]《李秀成自述》。

[90]钟思的志愿陈述书，见王崇武等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外国侵略者要求与太平天国平分中国之事，见于《李秀成自述》之篇末，唯自述中未载明是哪一个侵略分子提出的，也未载明时间。据罗尔纲先生考证，这事发生在1861年，是英国海军上将何伯与参赞巴夏礼视察长江时提出的。何伯与巴夏礼都是英国的重要官员，根据当时英国政府对革命的仇恨态度和对清朝的扶植政策，何伯、巴夏礼提出这个建议，很不符合他们的身份。我认为，这个荒谬建议可能是冒险分子白齐文提出的，因为白齐文是美国浪人，他在中国的活动反映着外国资产阶级冒险分子的要求，他和李鸿章、戈登都有矛盾，长期以来就想在中国建立一个“独立王国”。1863年8月、9月间他曾去天京，住了15天，而且觐见过天王。

[91]《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五，《克复苏州折》。

[92]贺翼柯：《戈登在中国》，“谋杀太平诸王”。

[93]威尔逊：《常胜军》，第十一章，“苏州的占领”。

[94]《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五，《克复苏州折》。

[95]《曾国藩全集》，奏稿，卷一一，《请留左宗棠襄办江皖军务折》。

[96]老湘军是由王)训练的，其成军时间较曾国藩的湘军为早，其营制亦与后来的湘军略有出入。王)因为和曾国藩有矛盾，所以始终别树一帜。后来王)在江西病死，这支军队大部分归左宗棠统率。

[97]李秀成说：“左自乐平以后，无能战矣，兵皆老病故也。”（《李秀成自述》）这是批评左宗棠军战斗力之弱。乐平指1861年4月左宗棠与李世贤在江西乐平的战斗。

[98]《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四，《水陆各军攻剿大胜见筹办理情形折》。

[99]据左宗棠称，他在1863年俘龙游太平军主将遴天义陈廷香，陈廷香供：1862年夏季李世贤和洪春元“在浙江争讧”，洪春元归天京，控告李世贤。见《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四，《审办龙游首逆片》。

[100]据左宗棠说：“李尚扬一犯，自道光二十九年即入粤西会匪，与匪首萧朝贵、李来芳、李世贤等为死党，伪官至忠裨天将，所部老贼多至十数万，巨逆李世贤赴溧阳，倚其固守金华为老巢，密嘱其以龙、兰、汤三城为犄角，严、处为爪牙，以抗大军。”（《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四，《连克汤溪龙游兰溪三县并金华府城生擒首逆折》）

[101]《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三，《逼攻龙游汤溪县城贼垒情形折》。

[102]同上书，奏稿，卷三，《攻剿严州克复郡城折》。

[103]《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三，《逼攻龙游汤溪县城贼垒情形折》。

[104]夏福礼致普鲁斯函件，转引自王崇武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

[105]华尔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中掠夺了大批财富，其遗产有6万英镑（合18万两银子）。此外他临死的时候还进行讹诈，其遗言：“上海道台欠我十一万两海关两，杨坊欠我三万两海关两”。后来历任的美国驻华公使都不断催讨。一直到八国联军以后，才合并于美国庚子赔款中偿清，计本利共368 237美金。

[106]隐名氏：《越州纪略》。

[107]《太平天国野史》，陈炳文传。

[108]贺翼柯：《戈登在中国》，“谋杀太平诸王”。

[109]《曾国藩全集》，奏稿，卷一〇，《近日军情片》。

[110]如曾国藩自称：“军兴日久，诸将视贼如先世之夙债，得偿固佳，欠亦不恶，催之不动，责之不畏，敝部观之，殆无可以平贼之理。沪军较敝处锐气稍胜，然闻骄矜扰民。”（《曾国藩全集》，书札，卷一二，《复左制军》）又湘军道员李榕称：“兵勇贪取贼财，近日军营，已成痼疾……嗣后出队，先申禁令，临阵以排刀压其后，有发洋财者砍之，除此更无他法”（李榕：《十三峰书屋全集》，卷三，《上曾节帅》），“霆营旧部，濡染已深，不但侵饷为其分内事……每次发饷，但云老勇若干，新勇若干，囫囵发哨”，其头目人等，任意折算，“兵勇埋头吃亏，其强而黠者，以洋财赌博为安身立命之本”（同上书，卷三，《致穆海航》）。又刘蓉称：“鲍君无意西来，所过又多残暴，诚不愿其复至，恐如梳如篦之后，遂至如剃。”（刘蓉：《养晦堂文集》，卷七，《致曾相国书》）按：“霆营”、“鲍君”系指湘军中最凶悍的鲍超“霆营”的军队。

[111]如曾国藩说：“贼称曾某之兵，守则有余，战则不足，此实忠酋确有所见之言。盖两三年来，除鲍春霆在丰城一战外，我军从未与忠党痛打一仗，即雨花台、石涧埠两次亦皆仅能坚守。故忠酋欺我全不能战，叮嘱群贼，如遇曾某之兵一到，即与交锋，该酋自信战有把握也。”（《曾国藩全集》，书札，卷一，《一致彭杏雨》）

[112]1863年底，清廷已侦知太平军有突围之意，令曾国藩、左宗棠“预筹截堵”，曾、左都不愿意干这个苦差使，曾国藩以“别无大支游击之师”，回绝清廷的要求，左宗棠则建议抽调李鸿章正在进攻常州、嘉兴的军队，担任“截堵”，李鸿章因此对左大不满意。

[113]当时的新任陕西巡抚刘蓉称油坊街之役，“良将锐卒，大半销亡，楚军自三河之役之后，以此次为最酷矣”。（《养晦堂文集》，卷七，《与李希庵中丞书》）

[114]《李秀成自述》。

[115]同上书。其中勇王指洪仁达，初封福王，后改封勇王；幼西王指西王萧朝贵之子萧有和。

[116]关于李秀成准备突围远走之事，清朝方面在占领苏州之后就获知了这一情报，当时李鸿章的奏折中说：“忠逆党羽已孤，巢穴已失，据擒贼佥供，该逆踉跄西走，随行仅两万余人，将赴金陵设法解围……无法解救，则挟伪天王洪秀全及其母妻眷属，由浙皖交界上窜江西、福建，以寻回粤之路。臣驻苏省，遍察贼中城守，规划布置，极有条理，深以未得擒杀此酋为恨，若逸出江闽，恐仍蔓延为患……溧阳伪侍王李世贤，战守俱悍，人数尚多，与忠逆同宗素好，似皆听忠逆为进退。杭州之听逆陈炳文，系安徽人，归逆邓光明系湖南人，闻忠逆有回粤之志，多不愿从。”（《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五，《筹办大略片》）由此可知，像陈炳文、邓光明都是反对突围的，邓光明不久即在浙江石门投降清军，陈炳文也早有和敌人谈判投降的行动，但因条件未谈妥，故随汪海洋突围，走到江西，终于也向清军鲍超投降了。

[117]据当时江西巡抚沈葆桢叙述突围战斗的情况说：“该逆知江西腹地空虚，掩我不备，岭路积雪数尺，曾不少阻。我军与之对仗，辄以前队交锋，以后队旁窜。迨扼其要害，则死中求生，拼命决斗，败又翻山而逃，仍绕入腹地。我军无往不成尾追之势。”（《沈葆桢政书》，卷二，《发逆分股内窜截剿获胜折》）

[118]《沈葆桢政书》，卷三，《江西税厘仍归本省经收折》。

[119]天京失守后，尚有天京、湖州与广德等地残败的太平军拥幼主突围，是为第四批，详于本书第二册中。

[120]天京失守前夜，松王陈德风、忠王舅宋永祺与敌人接洽投降，被太平军查知，事连忠王李秀成，几乎再一次发生内讧。忠王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敌我界线极为模糊，事前知情不报，事后又行贿为陈德风、宋永祺开脱。可见洪氏集团对忠王的怀疑并非是毫无根据的。

[121]《李秀成自述》。

[122]转引自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1073页。

[123][124]赵烈文：《能静居日记》。

[125]《谭嗣同全集》，卷三，《上欧阳瓣师书第二十二》。

[126]《曾国藩全集》，奏稿，卷二〇，《金陵克复、全股悍贼悉数歼灭折》。

[127]同上书，奏稿，卷二〇，《贼酋分别处治粗筹善后事宜折》。

第三节　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失败原因和历史意义

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大规模农民战争。成百上千万的农民群众动员起来，参加了反对封建主义的战斗。他们以严明的纪律、英勇艰苦的作风、主动灵活的战略，把腐朽的清朝军队打得七零八落。他们解放了南中国的大片地区，组织起强大的武装，建立起革命的政权，和封建专制主义的清皇朝对峙了14年（1851年至1864年）。革命军队的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包括今之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河南、山西、河北、山东、浙江、福建、广东、贵州、云南、四川、陕西、甘肃等18省），先后攻克城市600多个。其规模之大、时间之久，是以往封建社会中任何一次农民起义都比拟不上的。

不仅如此，太平天国革命正发生在中国开始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这就不能不使这次农民革命带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性质。农民群众不仅严重地打击了腐朽的封建势力，同时也英勇地反击了穷凶极恶的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他们在遍地荆棘中为行将发展起来的中国资本主义开辟着道路。

太平天国革命既是一个农民战争，又是一个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这样看来似乎是矛盾的现象，却是非常合乎历史的逻辑的。因为，当时的历史条件是：一方面，中国还没有形成一支资产阶级的队伍，太平天国革命就其参加的成员来说，还仅仅是一个农民革命；另一方面，判断革命的性质不应该仅仅从革命队伍的组成因素着眼，而应以产生革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所负担的任务着眼，在这样一个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以反封建反侵略为其任务的农民革命，客观上必然是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的。

有个别历史工作者把太平天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进行了不合分寸的渲染，在他们的笔下，太平天国革命的组织、制度、思想和人物都不分青红皂白地镶添上“资产阶级性”的花边，特别是对于手工业工人在太平天国中的作用过分地加以夸大，使太平天国革命似乎有点像无产阶级萌芽分子领导下的资产阶级革命了，这种历史观点显然是不适当的。

确实，在太平天国革命时代，中国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在社会上也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无产阶级萌芽分子。在太平天国革命前期，无产阶级萌芽分子曾经对革命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正像列宁所告诉我们的，无产阶级萌芽分子和真正的产业无产阶级之间是存在着极大区别的。列宁说：“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低级形式下……零散的单独的小规模的剥削把劳动者束缚于一个地点，使他们彼此隔绝，使他们无法理解自己的阶级一致性，使他们无法统一起来”[1]。因此，假使把无产阶级萌芽分子的作用不适当地夸大，说成仿佛和产业无产阶级一样，这无疑是不符合事实的。

特别是在具体考察手工业工人对太平天国革命的态度以后，更能觉察到这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还需要我们做长期的研究和讨论，简单化地加以解决是不行的。

在革命初期，手工业工人对革命极力赞助，起了很大作用。如广西的烧炭工人、龙山矿工、郴州挖煤工人以及益阳船户，依靠了这些人，太平军大大提高了攻坚力量和运动速度（指土营在攻城时挖掘地道，水营在长江上的战斗作用和运输作用）。但是在以后的记载中，手工业工人对革命的态度似乎一天天地冷淡下来。当太平军攻打南京时，抵抗最激烈的是一千多个筲行工人（赶驴骡运米者，见《金陵癸甲纪事略》、《金陵省难纪略》、《张继庚遗稿》等记载），入南京以后，水营的闹事次数最多。织营本来是南京机匠的队伍，太平军很优待它，可是织营队伍被敌对分子所控制了，“士绅富人多来隐于此”，因而成为敌对分子的逋逃薮。清朝廪生张继庚曾经在天京组织叛乱集团，阴谋策划叛乱，他的叛乱串连活动的重点就放在织营、木营、瓦营等手工业组织中。张继庚在给向荣的信中说：“惟机营三千余人，木营七百余人，瓦匠营九百余人，无长发管领，且皆江南人，可以说通，以备内应。”[2]后来张继庚果然拉拢了一大帮人，准备打开朝阳门迎接向荣的军队入城，幸被太平军发觉，张继庚的阴谋才没有得逞。另一个阴谋策动叛乱的吴长崧就是织营的总制。这种史料不能不令人深思，假使把当时手工业工人的历史作用和觉悟程度不适当地加以夸大，那么，为什么在手工业工人组织中会混入那么多的敌对分子？为什么恰恰是手工业工人的组织会变成敌对分子策划叛乱的中心？

在太平天国革命后期，手工业工人虽然也有零散地参加革命的，但是很少看到成批地参加革命的记载，相反，倒有成批地起来反对革命的记载。如1860年李秀成初攻杭州时，就有杭州的锡箔工人帮助清军守城，据《花溪日记》记载：“巡抚罗遵殿本庸懦，又未谙军旅，向吊（调）福勇及本城兵不过万余，束手无策，惟城内锡箔工作数千，俱绍兴人有力者，于是按察段光清、将军瑞公亲自向各锡作召募之，俱踊跃。”[3]在李秀成的大军破杭州之后，杭州的数千机匠还成群结队地的出来抢劫太平军的物资。[4]浙江石门也发生过盐工和太平军的冲突，因太平军抽取盐税太多，盐工“因大亏本，与撕打，贼（按：指太平军）败逃尽，盐徒即邀我宁兵去守”。又如冯桂芬曾建议把苏州的油车、踹坊、钢坊、染坊、纸坊等行业中的手工业工人组织为团练，以抵抗太平军。[5]

后期的手工业工人对革命不持热烈赞助的态度，这并非是偶然的事情。这种情况表明，当时手工业工人虽然已有一定的组织，并且正在形成一支社会势力，但是它的发展程度和觉悟程度还很差，它不能够判明什么是自己的历史利益，它只能根据暂时的利益（如要求安定的生活）而自发地行动，因此会发生反对自己农民兄弟的事情。这同时也表明单纯的农民革命并不能经常地保持对手工业工人的吸引力，特别是农民进入城市之后，内部矛盾尖锐了，腐化现象滋长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日益疏远，在这种情况下，本来有一定组织和一定力量的手工业工人不满足现状，因此最容易受到敌人的挑拨而发动叛乱。很显然，过分地夸大无产阶级萌芽分子的作用，把他们描绘得俨然是农民革命的领导者，这种说法跟历史事实是并不符合的。

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和无产阶级萌芽分子的作用是最近历史学界争论的两个重要问题，除此以外，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原因也是历来的史学家们着重探究的中心。说完了这一段轰轰烈烈、惊心动魄的太平天国革命史后，人们不禁会发问：为什么这一场规模浩大的革命运动没有能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暴露出来的弱点究竟有哪些？

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前面叙述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已经比较详细地探讨过。在这里，我再把它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太平天国英雄们没有科学的理论和科学的方法来总结革命经验，指明斗争前途。在革命初期，拜上帝教的教义虽然对于革命的发动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宗教毕竟只是现实世界的歪曲的反映，它不可能正面地、及时地、确切地反映生动、丰富和不断发展的现实斗争，因此，它就不可能满足指导革命实践的需要。恰恰相反，革命局面在一日千里地发展，宗教教义却一经形成就停滞不前，成为僵化、凝滞的宗教教条，这足以妨碍群众的创造性和主动精神，这样就导致了太平天国后期政治方向上的模糊混乱和摇摆不定。由此可见，缺乏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便不可能把革命斗争引向胜利。

第二，太平天国英雄们没有一套系统、明确而行之有效的纲领、制度和政策，以之来动员群众，打击敌人，巩固自己的根据地。太平天国虽然也拟定了不少政治、经济方案，如《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等等，但这些方案或者是从农民落后眼光出发所描绘的平均主义图案，或者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知识分子的幻想。随着形势的推移，这些方案一个一个都落了空。缺乏行之有效的纲领、制度和政策，这就不能不使革命运动日益流为无目的的盲动。

第三，太平天国英雄们没有一个坚强的核心组织和持久严明的纪律，以永远保持英勇艰苦的革命作风，防止各种坏分子的破坏和各种坏习气的侵蚀。特别是在进入城市和建立根据地以后，从革命领导到下层士兵，很多滋长起骄傲麻痹情绪和享乐腐化作风。这样，不仅影响了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而且影响到与人民群众的相互关系，使革命队伍应有的革命朝气逐渐消退。

第四，太平天国英雄们缺乏一种团结一致、和衷共济的精神。革命的前期，领导集团内部相互排挤、猜忌，因而爆发了一场致命的内部残杀。革命的后期，散漫情绪和地方主义又占着上风。整个革命队伍缺乏统一的调度、统一的步伐。内部难以克服的矛盾和纠纷使得革命不可能集中一切力量来对付外部的敌人。

第五，太平天国英雄们不能总结战争的经验、教训，创造出一套适合斗争需要的战略原则，以永远保持革命战争的主动和有利地位。在革命的进攻阶段，他们过分急躁地企图取胜，把兵力分散到几个战场上，结果是分散了自己的力量，而敌人在哪一个战场上也未受到致命的打击。在相持阶段，他们在敌我力量悬殊之下死守安庆，盲目决战，结果不但安庆守不住，而且消耗了革命的精锐力量。在防御阶段，他们又固执地守着天京，不肯及早突围，因此招致了大批军队被围歼的命运。

以上种种，便是太平天国革命不能不归于失败的原因。

如果进一步问：太平天国的英雄们为什么有这样和那样的缺点？为什么会犯这样和那样的错误？为什么不能够克服种种缺点、错误而把革命引导到胜利？最根本的原因是：太平天国革命还仅仅是个农民革命，当时中国还刚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工人阶级还没有产生，农民人数虽然众多，他们在反封建反侵略斗争中虽然表现得很英勇很坚决，但是单单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推翻封建制度的。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写道：“农民……是永远不能企图得到一个胜利的独立的运动的；他们需要城市里更集中、更有知识、更易动员起来的人民的领导和推动。”[6]可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太平军却得不到这种领导。由于农民群众分散的落后的经济地位，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散漫性、狭隘性、保守性以及私有观念、政治浅见等等的缺陷。没有先进的工人阶级的领导，他们根本不可能克服这些缺点。太平天国革命所以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弱点，所以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其原因就在于农民群众的这些根本缺点。尽管许多具体弱点看来似乎是偶然发生的，有些具体错误看来似乎是某个领导者一时的错误，但是这些弱点和错误长期不能够克服，不能够纠正，而且还发展到了影响革命工作的一切方面，最后使革命归于失败，这就绝不是什么偶然发生和一时的错误了。偶然性是必然性所赖以表现的形式，正像恩格斯所说：“不过凡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本身始终是服从于内部的、隐秘的法则的。”[7]因此，太平天国革命中有许多看来是偶然的弱点和一时的错误，归根到底，仍然是农民群众根本缺点所派生出来的。

农民群众内部存在着许多缺点，可是他们所面对的敌人却是很凶恶、很强大的，他们所面对的是满洲贵族、汉族地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相互勾结起来的反动敌人。这三种反动势力之间虽然也有矛盾，但是他们对人民革命都是敌视的。当革命发展，他们的利益受到严重威胁，就必然会联合起来反对革命。太平天国农民英雄们不但肩负着反对封建主义的任务，而且同时又必须担当起反对外国侵略的任务。当然，农民英雄们是没有能力来完成这双重历史任务的。我们学习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农民在反封建反侵略的斗争中是十分英勇、十分坚决的，广大的农民群众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争取独立、争取民主的主要力量，但是农民群众存在着许多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假使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单单依靠农民的力量，就不可能消灭封建剥削和打退外国侵略，不可能把革命引向胜利。这一点，正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提供给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历史教训。

太平天国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极其光辉灿烂的一页。这个革命运动是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社会中农民战争发展的最高峰，它沉重地打击了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在太平天国革命以后，满族皇帝所拥有的专制主义的绝对权力已大大削弱，他不得不把更多的权力交给各地的汉族地主。当然，不论满汉地主，他们对人民的剥削都是穷凶极恶的，但是皇帝权力的下移，这表明了长期以来统治着中国的封建专制帝制已经表现出没落瓦解的明显征兆。从形式上看，清王朝的统治还延续了将近半个世纪，但是在这半个世纪中，人民受到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和鼓舞，起来和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做斗争。清王朝在革命洪流的冲击下，一直呈现摇摇欲坠的形势，即使有外国侵略者的帮助，也不可能出现一个稳定的局面。在半个世纪之后，终于爆发了辛亥革命，封建专制帝制终于被人民革命的怒潮完全冲垮。

太平天国革命不仅打击了中国的封建势力，同时又沉重地打击了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当外国侵略势力刚刚进入中国，它就碰到了这样一次规模浩大的中国人民的反抗，因而侵略者想把中国变成殖民地、变成第二个印度的狂妄企图在革命的打击下不能不遭到破产。外国侵略者开始领会：中国人民是不可轻侮的，自己不可能来直接统治中国人民。从太平天国革命以后，外国侵略者日益与中国的封建势力相结合，借助中国的封建政权，作为它侵略中国的工具；而中国的封建势力以后也没有力量单独来统治中国，它也不得不借重外国的援助。中外反动势力一步进一步地勾结起来，统治着中国。从此以后，人民群众中再发生革命运动，就不能够单纯地反封建，就必须要把反对外国侵略提到第一位。从此以后，政治家们要寻找解放中国的道路，反帝的问题就是一个首要的问题，谁要是离开了这一点，或者是不重视这一点，谁就要犯最严重的政治错误。

最后，太平天国革命还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19世纪中叶，正是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对亚洲各国疯狂地推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的时代，相应地在这时候就爆发了亚洲各国争取解放斗争的第一个洪峰。其中包括波斯的巴勃教派起义（1844—1852）、婆罗洲华侨和当地人民反荷兰统治的斗争（1851—1856）、马辰起义（1857—1859）、印度的“土兵”起义（1857—1859），以及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太平天国革命是这次亚洲反对殖民主义斗争高潮中规模最大、时间最久的一个。虽然，当时亚洲的反殖民主义斗争还是孤立的、缺乏联系的，但他们所反对的是资本主义侵略者这样一个共同的敌人，因此，他们之间的斗争就不能不是相互支持、相互影响的。正如俄国的杰出作家冈察洛夫在1853年时所说，太平天国革命“对香港、新加坡、印度、英国和美国说来，好象是地震似的打击”[8]。由此可见，太平天国革命对于正在开始的近代亚洲的民族解放斗争，无疑是具有很大的推动、鼓舞作用的。

太平天国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人民的革命运动却仍在发展。将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继承了太平天国的革命传统，奋不顾身地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展开了英勇的斗争。特别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有了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使得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到今天，不仅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终于被推翻了，长期笼罩在中国天空上的黑暗阴霾被一扫而净，而且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祖国的伟大建设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将永远不会忘掉一百年前艰苦斗争的岁月，永远不会忘掉太平天国英雄们争取解放、争取独立的伟大斗争。太平天国英雄们的革命业绩将永垂不朽！

注释

[1]《列宁全集》，第1卷，2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2]《张继庚遗稿》，《上向帅书》。

[3]冯氏：《花溪日记》，卷上。

[4]参见许奉恩：《转徙余生记》。

[5]参见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寓兵于工议》。

[6]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7]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55页。

[8]《冈察洛夫全集》，第3卷，413页，转引自鲍罗金：《太平天国时期的俄国报刊论太平天国运动》。

第六章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全国各地人民反封建反侵略斗争的继续、清朝政权的逐步半殖民地化

1864年天京失守，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农民革命的高潮走向低落。革命力量遭受了极大的损失，长期经营的革命根据地全部沦陷了，久经锻炼的革命战士大部分牺牲了，号令和影响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覆灭了，全国的革命形势正在逐步转入低潮。同时，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进一步侵入中国，新的斗争开始勃兴，这就是全国范围内正在广泛地展开的反洋教运动。英勇坚强、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为阻止中国社会的殖民地化而开始了新的艰苦战斗。

19世纪60年代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一个过渡时期。国内阶级矛盾正逐步趋于缓和，但引起革命的各种条件以及这次大革命的影响依然在发挥作用，革命余波仍在大幅度地荡漾回旋，特别在边疆地区急剧地发生革命的连锁式反应。同时，中国人民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之间的矛盾逐步上升，人民群众从反封建的行列迅速地转移到反侵略的行列。新的斗争火花四处迸溅。

这是一种特别复杂的形势，反封建的斗争和反侵略的斗争错综地交织地进行。在复杂的斗争中，中国人民锻炼得更加坚强、更加团结、更加觉醒了。

天京失守以后，第一次农民大革命遗留下的战火仍在熊熊不息地燃烧，革命队伍被分割在各个地区内继续战斗着。闽粤边界有从江浙转移来的，由李世贤、汪海洋领导的太平军余部在活动；黄淮流域有从安徽撤出的、由赖文光领导的太平军余部以及张宗禹、任柱领导的捻军在活动。这两支队伍继承着太平军的革命传统和革命事业。此外，云南、陕西、甘肃、新疆、贵州以及东北地区有许多支以少数民族为主干的起义军，他们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发动起义，和太平军保持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并和太平军共同具有推翻清朝统治的目标。1864年后，革命的中心虽已瓦解，但各地的革命队伍依然高举着反清的革命大旗，为完成太平军所未完成的革命事业继续苦斗。

第一节　东南沿海和中原地区人民武装斗争的继续

一、李世贤、汪海洋部在闽粤边界的斗争

天京失守以前，江浙太平军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已经分批陆续突围。他们翻过了崇山峻岭，跨越了急流湍水，冲破了敌人层层的包围圈，转移到敌人的后方。其中第一批突围队伍由沛王谭星等率领，已经穿过江西腹地，盘旋于闽赣边界之新丰、建宁一带；第二批突围队伍由康王汪海洋、听王陈炳文率领，进入了江西的腹地抚州；第三批突围队伍由侍王李世贤、来王陆顺德率领，屯兵于抚州以南的崇仁；第四批突围队伍未能穿过敌人的包围圈，他们刚刚进入江西，便遭到清军的拦击，列王林彩新战死，全军溃散，凛王刘肇均率残部合并入李世贤军。这四批突围军队的总数约有三十万[1]。他们逗留在赣江以东，期待着天京主力部队突围，以便就近接应，因此拖延了进军的时间，失去了抢渡赣江、挥师西向、与大别山前陈得才军会合的机会。

以上四批军队都是在天京失陷之前突围的。到了天京失陷之后，处在包围圈内的太平军有生力量也没有被完全消灭，残余的太平军都转移到了湖州、广德一带。湖州是太平天国革命的最后一个据点，这个据点在堵王黄文金的领导下，一直顽强地屹立在敌人的层层包围之中，它在革命失败的关头光荣地担负着掩护革命队伍实行退却的艰巨任务。先后转移到这里来的有从天京突围出来的幼天王洪福以及干王洪仁玕、恤王洪仁政；有从皖南撤退来的辅王杨辅清、匡王赖文鸿、佑王李远继；有从浙江撤退来的偕王谭体元、首王范汝增等的部队。1864年8月，清军从四面八方对革命的这一个最后据点发动进攻，企图将太平军余部一网打尽。太平军奋起抗击，大败湘军蒋益澧部。8月底，十万太平军乘胜转移，撤离湖州，经广德、宁国西走。据后来洪仁玕说，他们准备拥幼天王入江西，再会合李世贤、汪海洋部，进向湖北，与陈得才军会师，然后“据荆襄以窥长安”[2]，重振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

可惜事与愿违，形势对太平军愈来愈不利。当最后这批太平军开始突围的时候，大批清朝军队已开到江西，他们步步设防、层层拦截，太平军从铜墙铁壁似的包围圈中勉强冲杀开一条血路，大部分将领和战士在恶战中牺牲或被冲散了。更不幸的是，在突围战斗中，堵王黄文金和匡王赖文鸿先后战死，辅王杨辅清与部队失散，这三个人都是身经百战、独当一面的大将，也是这次突围的实际指挥者。军队在这个严峻的时刻失去了自己的统帅，开始呈现出混乱现象，一部分意志不坚定的人在困难面前动摇了，有的人脱离了革命队伍，也有的人投降了清军。最后只有洪仁玕、谭体元、李远继等率领着一万多军队保护幼天王进入了江西，这时已经是1864年的9月底了。

经过艰辛血战而突围到了江西的这支队伍，立即遇到了更加严重的新困难。当时江西的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李世贤的队伍已经从江西崇仁向南转移，进入广东的平远、蕉岭、大埔一带，然后又折入福建，兵锋指向漳州；汪海洋的部队在许湾和湘军鲍超打了一个硬仗，受到挫折，也被迫撤到江西南部的宁都；还有陈炳文的六万军队是太平军余部中装备精良的部队（其中有7 000杆洋枪），但陈炳文听到天京失陷的消息后，可耻地背叛了革命，向清军缴械投降。因此，幼天王等进入江西境内，得不到一兵一械的接应，而清政府方面却大军云集，气焰方张，或迎头邀击、或衔尾穷追，革命队伍处在十分严峻的情况中。幼天王等“昼不落村庄，夜用香火照行”[3]，“昼夜不停趾，所至一餐即行”[4]。他们自玉山南奔，取道武夷山中的小径，兼程前进，寻找和追赶汪海洋的部队。清军也穷追不舍，湘军席宝田部“舍辎重，轻装而进，昼夜紧追，人不释甲，马不解鞍者，凡五昼夜”[5]。1864年10月9日，幼天王等行至广昌、石城交界处，这个地方离汪海洋的宁都大营不过百里路，眼看着就有脱险的希望，幼天王的部队连日行军，饥疲不堪，正停下来休息煮饭的时候，席宝田的追军忽然赶到，双方展开了一场浴血战斗。幼天王的军队人数既少，而且劳累困顿，饥不得食，抵挡不住清军的突然袭击，结果队伍被冲得星散，幼天王和干王洪仁玕、恤王洪仁政、昭王黄文英等均被俘获，后来被解到南昌杀害。只有佑王李远继、偕王谭体元率领一部分军队，冒死突围出来，投入了汪海洋的队伍。幼天王和干王遇害，革命失掉了号召人心的旗帜、失掉了整顿局势的杰出的决策人，重振太平天国的计划成了泡影。

革命虽然碰到了一次又一次的严重挫折，但是李世贤和汪海洋所率领的太平军余部，仍在坚持战斗。这时，大批清朝军队集中到了江西，太平军不可能在这里开辟局面，于是他们相率向粤东、闽南转移。这里的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福建的同安、诏安、龙岩，广东的潮州、嘉应州，台湾的嘉义，都是人民起义活动极为频繁的地区，清朝统治力量也十分薄弱，吏治军政，腐败不堪。据左宗棠叙述福建的情形：“一省之大，筹兵则无一卒之恃，筹饷则无一月之储，问守令则朴干者难得数人，察局员则练达者未能指数，而民俗则悍戾几若性成，罔识法纪，所在匪盗蜂聚，官司莫敢谁何；其在都邑率畏贼而不畏官，其在乡团则抗官而兼通贼，制兵率虚存册籍，训练久荒，武职则但事营求，胆技均弱”[6]。左宗棠的这段话表明了这个地区统治力量的薄弱和革命力量的活跃。1864年10月，太平军相继入闽，一路自广东大埔翻山入福建，直趋永定、龙岩，一路自粤赣边界攻武平。当时湘军悍将、福建按察使张运兰率六千精锐屯驻该地，张军贪攻心切，企图迎头拦截太平军，结果被太平军全部歼灭于武平，张运兰也被俘毙命。太平军进入福建，旗开得胜，打了一个大胜仗，声势骤盛。10月中旬，李世贤扑攻漳州。漳州的清军正开到台湾嘉义去镇压人民起义，来不及回援，漳州守备空虚。当地人民起而响应，李世贤很快就攻克了漳州。同时汪海洋也屯扎在汀州、连城、上杭一带，闽南各州县如武平、永定、龙岩、漳浦、平和、诏安、云霄也相继落入太平军之手，“时值岁饥，无业者归之日众，连营数百里，号称百万，西窥南赣，东瞰汀、泉，北趋连城，南扰东粤，据有形势。各省之师皆为贼牵制不得前，势危甚”[7]。11月，福建陆路提督林文察、水师提督曾玉明督率大军从台湾赶来，和太平军大战于漳州城外。群众起来协助太平军作战，当两军激战方酣，漳州人民“面擦烟煤，潜袭后路，瞰官军出队，即将营帐抢劫一空”[8]，清军因而大败，号称“闽中第一良将”的林文察被击毙，曾玉明的水师船只也被打得稀烂。太平军连战皆捷，声威远播，控制了整个闽南山区。当时左宗棠奏称：“自永定、上杭、龙岩以至漳州，纵横数百里，一片贼氛”[9]，“而粤之潮、嘉，闽之泉、漳、汀、龙、永、春等府州，向称匪盗渊薮。此次从乱如归者，其数盖不可得而知”[10]。

太平军余部虽然在闽南暂时站住了脚跟，但他们提不出远大而明确的政治目标，也缺乏一个积极的战略步骤，而且各部分散流动，其中“惟李世贤之众为最盛，而以汪海洋之众为最强。其次则黄旗之丁太洋，花旗之林伯焘。此外则江、淮、楚亡命之徒，各拥渠帅，如朱利王（按：即利王朱兴隆）、谭天将（按：即陪王谭富），或数千人、或数万人，附于汪、李”[11]。“盖残败之余，意见未定，其众虽盛，其势实分，随处剽掠就食，并无一定趋向”[12]。这支分散而无远大目标的革命余部，孤军作战，已陷于无希望的困斗之中。

这时，清朝政府已令左宗棠率军入闽。左宗棠的老湘军分三路推进：西路攻汀州，东路攻漳州，中路攻龙岩。同时闽军、粤军、赣军也全数出动，配合进攻。左宗棠自统亲兵，指挥策应。1865年春，整个闽南山区展开了一场剧烈的搏战。左宗棠的军队虽然十分凶悍，但在太平军的英勇抵抗下也占不到多大的便宜。经过四个多月的战斗，清军只占领了龙岩、永定几个城池。左宗棠没有办法只好请求李鸿章帮忙，把全副西式装备的淮军用外国轮船运到了漳州。外国侵略者也大力支援清朝军队，封锁了厦门海口，断绝了太平军从海上来的军火接济，福州税务司美里登（De Meritens）还给左宗棠供应了大批开花炮。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批开花炮所能发挥的破坏杀伤作用是很大的，就像左宗棠所说：“闽边各处，多土楼山寨，坚峻异常，非开花炮不能速破”[13]。清政府各种势力通力合作，革命方面军队虽然不少，可是组织性和战斗力已远逊于从前，武器、弹药、粮食的供应也极其困难。在这样严峻的情况下，李世贤和汪海洋又彼此不和，不能协同作战。1865年5月初，汪海洋自上杭南撤，行至大埔，为清军所败。5月15日，李世贤亦放弃漳州。湘淮军紧追不舍，李世贤军退至漳溪，又与拦击的粤军遭遇，李世贤军全部溃散，世贤只身躲入丛山中。漳、汀之间各州县又全部被清军抢占，汪海洋、陆顺德、谭体元等退入广东，闽南根据地刚刚开辟了半年，又全部丧失了。

汪海洋等转移到广东，局势尚有可为。因为粤军战斗力较弱，而且左宗棠和广东的官僚们嫌隙甚深，广东大官僚内部也矛盾重重，彼此正在乱吵乱咬。左宗棠说：“粤将凶狡素著，与湘军素有积怨，湘军楚军与粤军每避道而行”[14]。所以左宗棠把太平军从福建挤到广东之后，就按兵不动，隔岸观火。这时候恰好湘军中由鲍超率领的霆营，因清政府拖欠军饷而在湖北金口哗变。这部分变兵在哥老会领袖欧阳辉的率领下，远道跋涉，南下广东，投入了汪海洋部。这样，汪海洋得以利用统治阶级的矛盾和这部分新参加革命的变兵，来重振旗鼓，把斗争坚持下去。

1865年6月，康王汪海洋部攻镇平，粤军郑绍忠部全军覆没，太平军克镇平。8月，来王陆顺德又击败粤军卓兴部，克长乐。太平军两战皆捷，粤东大震，清朝政府催促左宗棠迅速入粤。在大敌当前、形势还很不稳定的时候，汪海洋却起了邪恶的念头，他趁着漳溪战败、李世贤暂时失踪的时候，想把李世贤的余部完全并吞过来。他的手段极其恶劣，以“救护世贤不力”的罪名，把世贤部下著名的战将李元茂等杀害。不久李世贤却只身出现在汪海洋军中，原来李世贤战败后，在山谷内藏身了几个月，听到攻克镇平的消息，特来投奔。李世贤在太平军中威信很高，“旧部闻李之再至，皆欢呼震野”[15]。李世贤的到来引起汪海洋的猜忌，他假意设宴款待李世贤，席间竟把李杀害，还诬蔑李世贤“已降官军，兹入镇平复结党图为内应也”[16]。汪海洋这种残忍狠毒的行为引起广大战士的强烈不满，从此士卒离心，斗志瓦解，汪海洋虽然作战骁勇，天京失陷后，转战闽粤一年半，为太平天国革命延续了一线余脉，但他为了满足个人野心，不惜用卑鄙的手段残杀同志，结果促使了革命的最后瓦解。汪海洋的个人野心害死了李世贤，同时也葬送了革命，毁灭了自己。

李世贤被杀后，革命队伍出现了严重的混乱，许多人脱离了队伍，也有人可耻地投降了清军。清军从四面八方包围镇平，有人劝汪海洋放弃镇平，摆脱清军的包围，汪“自恃其强，嗜酒愎谏，不纳其言”[17]。实际上汪海洋已经成了不能穿鲁缟的“强弩之末”了。1865年9月，清军攻陷镇平。汪海洋突围出走，流动于江西、广东交界，至12月又克广东嘉应。

左宗棠采取了“分地筑围”的办法来对付这支势穷力竭的革命残余部队，“下令合三省之师，分地筑营，戒贼至无与浪战，第谨守关隘，毋令逸出”[18]。1866年1月，汪海洋正与清军作战，“有李世贤心膂欲为世贤报仇者，是日方战，以洋枪击海洋，中其颅，至夜创甚而死”[19]。汪海洋杀害了李世贤，李世贤的部下又杀害了汪海洋。总之，在汪海洋野心和阴谋的促使下，内部残杀，冤冤相报，终于葬送了革命事业。

汪海洋死后，余部在偕王谭体元率领下仍继续战斗。1866年2月，谭体元放弃嘉应州，率部突围，走入黄沙嶂，迷途不得出，队伍大乱。清军乘势掩杀，谭体元堕崖牺牲。革命失败的最后时刻不可避免地到来了，太平军“势如山颓，尸骸枕藉，血满蹊径，润水尽赤”[20]，英勇的太平军余部为革命而战斗到底，他们用自己的鲜血为太平天国革命写下了最后一个壮烈的篇章。

二、1864—1866年捻军的抗清斗争

太平军余部在东南沿海的斗争失败了，但英勇的捻军仍在中原地区与优势敌人继续搏战。

1864年春，天京危急。以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为首的西北太平军，联合张宗禹、任柱、陈大喜的捻军，大举东下，“由汉中而还师东征，图解京师重困”[21]。1864年7月，当西北太平军和捻军正在鄂皖交界和清军酣战之际，天京陷落了。这个不幸的消息传到军队中，严重地挫伤了战士们的士气。9月，这支联军在麻城白果镇战败，11月又在霍山黑石渡战败，联军顿时呈现瓦解之势。扶王陈得才服毒自杀，祜王蓝成春被俘殉难，启王梁成富退回陕西，后来进入甘肃，在阶州败亡，还有一些动摇分子如马融和等投降了清军。

太平军和捻军的联合队伍被击溃了，但他们并没有全部被消灭。这时，遵王赖文光已转移到鄂豫边界，和张宗禹、任柱的部队会合，他们重新在河南南部集结起来。就像赖文光所说：“其时江北兵士无可依归者共有数万，皆是蒙、亳之众。其头目任化邦、牛宏升、张宗禹、李蕴泰等誓同生死，万苦不辞，请予带领，以期报效”[22]。从此，太平军和捻军结合成为一支统一的革命军队，转战黄河、淮河流域，继续进行英勇的抗清斗争。

捻军的主要领袖有赖文光、任柱、张宗禹等。赖文光，广西人，金田起义时参加革命，初任文职，杨韦事变后改任武职，隶英王陈玉成部下，后封遵王。安庆失守后陈玉成派他随同陈得才等远征西北。陈得才失败后，他和捻军合作，用太平天国的革命思想教育捻军，用太平军的兵制部勒捻军，使捻军改变了“忽分忽合、不相统属”的分散状态，成为一支统一的勇敢善战的革命军队。任柱又名化邦，安徽蒙城人，封鲁王。他是捻军中最英勇杰出的少年英雄，“将骑得法，飘忽善战”[23]，屡次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敌人十分惧怕他，李鸿章曾说：“任化邦骁勇善战，项羽之俦、人中怪杰也，吾与将士不幸而遇此磨难”[24]。张宗禹，安徽雉河集人，是张乐行的族侄，封梁王。他沉静好谋，常能出奇制胜，“备战有暇，手不释卷”[25]，是一个天才的军事家，敌人称他“智似刘邦”[26]。捻军在这些智勇过人的领袖们的领导下，继续着太平天国英雄们所未完成的革命事业。

在1864年到1868年的抗清斗争中，捻军出色地创造了以弱敌强的高速流动战术。由于当时革命形势正在低落，力量对比已不利于革命方面，捻军就必须在大踏步前进和大踏步后退的流动之中，才能够消灭敌人，发展自己；又由于捻军“易步为骑”，大大提高了军队的运动速度，就有可能采用流动战术，在辽阔的黄淮平原上大幅度地回旋驰骋，把敌人拖疲拖死。捻军领袖张宗禹说，“敌能战，应不与战，专以走疲之，则可常活”[27]，这是对捻军作战原则的生动概括。

那些和捻军交过仗、吃足了流动战苦头的清军将领，常常胆战心惊地提到这种战术。如曾国藩说：“捻匪势极猖獗，善战而不肯轻用其锋，非官兵与之相逐相迫，从不寻我开仗。战则凶悍异常，必将马步层层包裹，困官军于核心，微有不利则电掣而去，顷刻百里。故我有大挫之时而贼无吃亏之日。其难办有数倍于长毛者”[28]。河南巡抚吴昌寿描写捻军在战斗中迅捷勇猛的态势说：“当其万马奔驰，舰飞电掣，虽至勇之夫，当之色变，故年余以来，只有尾追而无迎击……尾追而近，则猛一回噬，立见伤亡。当此之际，虽韩、白复生无所用其勇，良、平复出无所用其智”[29]。捻军英雄们就是用这样的战术对付敌人，因而取得了一连串辉煌的战绩。

从1864年9月到1865年5月，捻军的主要对手是僧格林沁。骄横不可一世的僧格林沁率领大批骑兵尾追捻军。捻军则利用“打几个圈”的战术，东奔西走地引诱僧军穷追，使僧军疲于奔命，以便寻找适当的战机，全部歼灭僧格林沁军。由于捻军的高速度流动，“凡捻所至，数日而僧格林沁至，或一日再接战，辄有斩杀，然莫能大创之”[30]。僧格林沁抓不到捻军的主力，反而把自己的军队拖得疲惫不堪，捻军却在流动中一次又一次地设下埋伏，一批又一批地消灭追军，达到了削弱僧格林沁军队的目的。1864年9月捻军败僧格林沁于河南罗山，“都统舒通额等皆战殁，将士死者甚多”[31]；十二天以后又败僧军于光山，毙总兵巴扬阿等；10月捻军在湖北杀提督石清吉，围湘军成大吉部；12月捻军又在河南邓州大捷，“官兵大挫，损伤将卒无算”[32]，“僧格林沁率数十骑入邓州，收集败军”[33]；1865年1月，捻军设伏于鲁山，大败僧军，僧部悍将恒龄、舒伦保被击毙，僧格林沁的骨干将领凋零殆尽。接着捻军又围河南巡抚张之万于开封，败豫军汤聘珍于信阳。4月捻军越黄河故道，长驱入山东境，准备和僧格林沁进行主力决战。

当时清朝政府已看到尾追捻军的危险性，屡次告诫僧格林沁，要他“择平原地休养士马”，“勿轻临前敌”[34]，曾国藩也写信劝他“不可久劳，宜稍假休息，养锐气”[35]。但是，贪功冒进、刚愎自用的僧格林沁已经被捻军安排下的钓钩牢牢地牵住。他错认为实行流动战的捻军是害怕自己，他像发了疯一样，强迫士兵日夜穷追，企图抓住捻军的主力，一举而消灭这支革命军队，反而弄得“军士疲怨”，“益惧且恨”[36]，连僧格林沁本人也“寝食惧废”，“手疲不能举缰索，以布带束腕系肩上驭马”[37]，追赶不动时，就“解鞍小憩道左，饮火酒两巨觥，辄上马逐贼”[38]。

捻军入山东后，由宋景诗任先锋，经曹县、城武、定陶向东南转进，到江苏的赣榆、海州，又转向西北，再入山东。僧格林沁看到追不上，就抛下步兵，率五千骑兵，一昼夜狂奔三百里，不断有人马在路上倒毙。

1865年5月18日，决战的时机终于到来了。捻军到达山东菏泽西北的高楼寨，在寨外设下埋伏，僧格林沁尾追不舍，中设入伏，被捻军层层包围。僧格林沁几次突围，都被四周密集的捻军击退，只得率领残兵败将退到一个名叫葭密寨的小圩寨里，进行绝望的抵抗。捻军在圩寨周围环筑营垒、挖掘长壕，并在远处柳林中设下埋伏，以防敌人突围。

当天夜间，僧格林沁集中洋枪火力，死命突围。僧军冲过长壕，向柳林深处逃走，捻军伏兵尽起，僧军全部就歼，僧格林沁本人也死在长矛之下。

在高楼寨的辉煌战斗中，捻军歼灭了凶悍的僧格林沁骑兵，缴获了大批武器与战马，武装了自己，一时声势大振。

僧格林沁的军队是清朝朝廷直接掌握的唯一一支武装力量，它的被歼就是清朝满洲贵族嫡系军队的彻底被消灭。惊惶失措的清朝朝廷深恐捻军乘胜北进，直捣北京，不得不再次求助于曾国藩的汉族地主武装，命曾国藩“赶紧赴援”，以“现有兵力，带领北上”。但是，老奸巨猾的曾国藩，一方面慑于捻军“战马极多，驰骤平原，其锋甚锐”，不敢匆促出兵；一方面趁僧格林沁失败、清朝朝廷失去防御盾牌的时候，进行要挟。他一本又一本地上奏“万难迅速”的原因，直到清朝朝廷不得不给他“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旗绿各营及地方文武员弁”大权。他的要挟完全满足以后，才慢吞吞地督师北上。

曾国藩吸收了僧格林沁失败的教训，制定了从政治上和军事上对付捻军的双管齐下的方针。

在政治上，曾国藩懂得，捻军同广大农民的血肉联系是清军不能彻底消灭捻军的重要原因，因此，他提出“坚壁清野”与“查圩”的毒辣办法。所谓“坚壁清野”，就是在捻军活动地区，将乡村的原有圩寨，“大加整顿，墙子要高，濠沟要深”，“人丁与牲畜、米粮、柴草一一搬入圩内”。各圩派地主分子充当圩长，人民有“阴从捻匪者，圩长捆缚，送官正法”。所谓“查圩”，就是将各圩人民分成“良民”和“莠民”，凡革命意志坚决的人都列入“莠民册”，没有参加革命的人列入“良民册”。列入“莠民册”者，“在外则到处追剿，在籍则擒拿正法”。列入“良民册”者，“五家具保结于圩长，有事则五家连坐；圩长县保结于州县，有事则圩长连坐”。而且鼓励检举告密，“如有以邻境之匪名单来告者，赏银三十两，如有以巨捻藏匿之踪迹来告者，赏银四十两”[39]。他用这种恶毒的办法企图收买叛徒，分化革命。

这些措施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使捻军和广大农民的联系被隔断了，捻军逐渐陷于政治上的孤立，兵员补充和粮食来源也越来越困难了。

在军事上，曾国藩改变了僧格林沁的一味穷追的办法而实行重点设防，在安徽的临淮、江苏的徐州、山东的济宁、河南的周家口，“四路各驻大兵，多贮粮草子药，为四省之重镇。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其援军之粮药，即取给于受援之地”[40]。他把力量专注在苏、鲁、皖、豫边区十三府州（淮、徐、海、兖、沂、曹、济、归、陈、庐、凤、颖、泗）捻军最熟悉的地区，企图以“点”来控制“面”，以“驻军”来阻止流动，使“四省有首尾相应之策，而诸军无疲于奔命之虞”[41]。

从长远来说，曾国藩的办法是相当毒辣的，但这种办法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奏效。从当时来说，曾国藩却有种种不可克服的困难。首先，捻军是一支继承了太平军革命传统的人民军队，纪律严明，深受群众爱戴，曾国藩恶毒的圩寨政策虽然造成了捻军活动上的一定困难，但是并不能够把捻军和人民的联系完全隔断。在圩寨政策推行不久后，曾国藩曾这样说：“民圩仇视官兵，于贼匪反有恕词，即从贼亦无愧色”[42]。圩寨政策推行一年后，曾国藩军中的一个知识分子又这样说：“东豫民俗顽悍，各立圩寨，贼至献粮纳款，兵至反闭关绝市，甚有乱放枪炮，击伤弁勇”[43]。另一个知识分子说：“贼既起，从逆者数万人……其壮丁均在贼中也。贼来其村，不特不掳掠，反以财物与之，所以人乐从贼”[44]。可见圩寨政策起不了决定作用，捻军仍然和人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相反，清朝军队是一支到处和人民为敌的反动军队，“官军既集，颇多掠商民居市。直隶民患之，相约格杀，日有狠斗，戎服乘马者十余人，犹不敢轻行，枉杀者不可胜计”[45]。“直东从贼各村，妇女亦刁悍异常，每遇官兵列队而来，妇女悉持竹帚铁锨从上风扬土，杀之不惧”[46]。得道者多助，捻军处处得到人民的帮助；失道者寡助，清军处处遭到人民的反对。战争的人民性和正义性，是捻军能够在革命低潮时期和优势敌人相持四年之久的根本原因。其次，捻军在消灭僧格林沁军以后，不论在兵力上、装备上还是在声势上都空前地壮大起来；而曾国藩所统率的虽然是拥有大批新式装备的淮军和一部分裁撤未尽的湘军，甚至还有外国军官指挥的“天津洋枪队”，但是湘军“暮气已深”、淮军“骄气方盛”，这支军队实际上是一支银样腊枪队，连曾国藩的幕僚也说：“中堂（按：指曾国藩）初北上时，声威甚壮……后诸军与贼战，渐见绌，贼捻见官军拙滞，益藐之。北去统将多尊官抚仕，重腿难用，而其下习于南中老样，所至辎重累累；淮军专恃火器，尤笨重。贼专以飘疾见长，且莫测其踪迹，遑能设算”[47]。再次，曾国藩所统军队中，派系复杂，矛盾重重，除曾国藩的嫡系武装湘军之外，既有代表长江下游地主阶级和买办利益、使用新式武器的淮军，又有代表各省地主阶级利益、只肯在本省作战的地方部队——豫军、东军、皖军等，还有曾国藩根本无权过问的洋枪队。所谓“剿捻”大军是一盘名副其实的大杂烩，曾国藩无法调动指挥它们，它们之间争权夺利，常常闹摩擦，甚至常常私斗。如淮军刘铭传和僧格林沁余部陈国瑞就在济宁“以私嫌互斗，杀伤颇众”；皖军英翰、郭宝昌“亦与陈国瑞有隙”[48]。曾国藩统率这样一支既不能直接指挥、又充满内部矛盾的杂牌军，想消灭善于运用流动战术而又有统一指挥的捻军，自然是得不到结果的。

曾国藩上任将近十个月，捻军“西逼楚豫，东趋海岱。相去动三千里，马步以数万计。官兵步多骑少，每失之不及”[49]。统治阶级内部指责曾国藩的办法“迂缓”，曾国藩也不得不向清政府报告：“捻匪奔突六省，久成流寇之形，虽人众不及发逆，而马队则数倍过之；其凶狠之性，狡诈之谋，亦不亚于发逆……臣受命剿捻，已逾十月。制寇之方，尚无把握。终夜以思，且忧且愧”[50]。曾国藩感到没有“把握”了，他对镇压捻军已经失去了信心。

为了挽救自己的失败，曾国藩竭力想把捻军的活动限制在黄河以南、运河以西。1866年春，他在山东境内修浚运河，增堤置栅，防止捻军向东流动。是年夏，捻军全部入鄂豫皖边界。曾国藩又提出防守沙河、贾鲁河的政策，动员大批人力、物力，在这两条河上修筑堤墙、开挖深壕，分兵设防，层层把守。这条防线南自安徽正阳关起，沿沙河西北向经槐店至河南周家口，又从周家口沿贾鲁河北向，经朱仙镇、开封而达黄河南岸。曾国藩企图利用地形条件。设置一条贯通黄淮，分割苏、鲁、豫、皖、鄂大平原的长达千数百里的警备线，把捻军压缩在警备线西南“山多田少之处”[51]，以限制捻军流动的区域，削弱捻军骑兵驰逐的威力。

但是曾国藩的如意算盘很快就落了空。1866年9月24日深夜，捻军大队自中牟猛扑开封至黄河南岸间的堤墙。这段警备线仅长三十里，但并无天然河道可以扼守，而且全是沙地，浮沙壅塞，堤墙不坚，是整个警备线上最薄弱的一段，守卫这段堤墙的又是战斗力较薄弱的地方部队——豫军。当地人民协助捻军，以“锹、、棉被毁平墙濠”[52]。捻军顺利地冲破警备线，突入山东河套地区，自由地驰骋在苏鲁豫平原上。曾国藩挖空心思的“圈制”政策彻底破产。

曾国藩“剿捻”失败，地主阶级对他“谤议盈路”，清朝统治者命令他“交卸钦差大臣，仍回两江总督本任”。这个竭力为清政府效劳而使其“精力久已消耗”的老贼，也感到自己没有完成他主子交托的任务，自称是“打捻无功之人”，只好带着“意甚悒悒”的不快情绪，把钦差大臣的关防交给了“亟于任事”的李鸿章。

三、东捻军和西捻军的抗清斗争及其失败

1866年秋，捻军击败曾国藩的“圈制”政策，顺利地进入山东河套区，取得粮食补给后，又转军西上。但当时的形势日益对捻军不利，中外反动势力已进一步勾结，外国侵略者以大量新式武器供应清军，并派遣大批教练、顾问进入清军内部，协助镇压人民革命。这时，李世贤、汪海洋的军队已经失败，边疆地区的各民族起义军也相继转入防御态势，中原地区只有捻军在孤军奋战。

为了改变这种“独立难持，孤立难久”的不利局面，1866年10月，捻军在河南许州分成东、西两支，一支由遵王赖文光、鲁王任化邦率领，仍留在中原地区，坚持战斗，是为东捻军；另一支由梁王张宗禹、幼沃王张禹爵率领，“前进甘陕，往连回众，以为掎角之势”[53]，是为西捻军。

捻军分军的目的，本是为了分散清军的兵力，减轻压力，便于互相策应，并可以西联回民起义军，共同抗清，但分军的结果也使捻军自己的兵力分散了，而且清军很快就切断了东捻军和西捻军的联系，迫使它在两个战场上孤立作战，最后被清军各个击破。

李鸿章接任后，基本上仍继承曾国藩的“圈制”和“分化”政策，所谓“为今之计，自应用谋设间，徐图制贼。或蹙之于山深水复之处，弃地以诱其入，然后各省之军合力，三四面围困之；或阴招其饥疲裹胁之众，使其内乱残杀，否则投降免死，给资遣回，以解散其穷蹙致死之心而披离其党羽”[54]。这个政策并没有什么特别高明之处，要贯彻这个政策也存在着许多困难，因为执行“圈制”政策需要大批兵力，需要修筑浩大的工事，还需要造成对方的失误，使它落入圈中，李鸿章徒然抱着这个恶毒的念头，但暂时还搞不起一个圈圈，也无法使捻军投入圈圈里去，即使捻军投进圈圈里去，只要漫长的包围圈上出现一个薄弱环节，出现一个缺口，“一蚁溃堤”，捻军就可全部逸出。曾国藩就是这样失败的。

捻军虽然以矫若神龙、迅若电掣的流动战，一次又一次地挫败了清军，但是它本身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弱点。它在政治上不建立政权（所谓“捻无大志”）；在经济上不搞生产，专靠抢粮过活（所谓“因地就食”）；在军事上处于无后方的长期流动中（所谓“流窜无定”）。因此它不能够把根子深深地扎到群众之中，不可能得到充足的粮食和军备，也不可能持久地保持旺盛的战斗力量。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敌我力量的对比太悬殊了，在优势清军四面追逐的情况下，捻军无法在某个地区站住脚跟，它除了高速度流动之外，别无办法；另一方面是破产农民和游民的生活方式，决定了捻军饥饿谋食的流寇主义意识，他们对于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缺乏认识。捻军中的某些领袖（如赖文光）接受了太平天国的思想，颇有“以期复国于指日”的远大思想，但是从流动战向根据地的战略转变，需要条件和力量，还需要决心和办法。捻军没能完成这样的战略转变，长期的流寇主义进军不免要落入清军布置的圈圈里。因此，捻军虽一次又一次打破过圈圈，但最后仍失败在“圈制”政策之下。

“圈制”政策收效，需要有足够的时间，暂时捻军仍是生龙活虎一般出没在中原和关中的平原上。

1866年10月，东捻军挥戈东指，准备抢渡运河，进入山东半岛去“觅粮”，但被曾国藩设置的运防堤墙所阻。东捻军“全无火器，不善攻坚”，在运河西岸回旋一个多月，无法突破运防，而清军却全被吸引到这里来了。11月，东捻军突然折而西向，甩脱敌人，以急行军经河南入鄂东北。

鄂东北山岭重叠，对捻军的骑兵不利，半年前曾国藩就是想把捻军“圈制”在这个地方，但没有成功，半年以后，东捻军之所以再来这里，是因为东捻军也希望改变无粮贮、无后方、无友军的不利局面，“谋以一枝越襄河躏蜀疆，一枝屯湖北为声援，一枝闯武关联西捻张总愚（宗禹）”[55]，并“共趋秦中，勾连回匪，以成负嵎之势”[56]。为了联络友军，开辟川陕根据地，东捻军不得不进入这个险地。李鸿章喜出望外，立即把搞圈圈的办法掏出来。于是鲍超的湘军拦其前，刘铭传等的淮军蹑其后，还有湖北巡抚曾国荃、安徽巡抚英翰的军队杜塞旁出之路，企图把东捻军围困在大别山和长江、汉水之间的狭小圈圈里，“趁地势以图聚歼”[57]。

李鸿章未免高兴得太早了，这时东捻军号称十万大军，士气旺盛，战斗力很强。李鸿章的“圈圈”虽然搞成了，但手下军队战斗力不济，无法吃掉锐气方盛的东捻大军。1867年初，一场猛烈的围攻与反围攻战斗开始。1月11日，东捻军首先在湖北钟祥之罗家集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湘军提督郭松林部中伏溃败，郭本人被俘，捻军战士“用洋枪捶之，股背青黑，乃纵之归”[58]。26日东捻军又在德安府杨家河围歼淮军的一部分，击毙淮军大将张树珊。2月19日，东捻军在尹隆河与淮军进行主力决战，淮军的王牌刘铭传部铭军轻敌躁进，东捻军“排列三十里，密布数十层”，淮军被“马步包裹，军士纷纷败溃，损折将弁兵勇甚多，辎重亦失”[59]，悍将唐殿奎被斩，“总统（指刘铭传）、营官与幕僚等俱脱冠服，坐地待死”[60]。东捻军方获大胜，不料凶悍的湘军鲍超部冷不防从背后袭来，东捻军仓促迎战，遭到失败，淮军绝处逢救，幸免被歼灭的命运。3月23日，东捻军又在薪水六神港包围记名藩司彭毓橘的湘军，彭被击毙，湘军“全军覆没，存者无几”[61]。捻军在反围攻斗争中连续获胜，清军的包围圈被打得七零八落。5月中，东捻军又在德安大败淮军悍将杨鼎勋，淮军“被冲四散”，杨鼎勋“失马步战，易骑得脱，厥后半载，犹不能军”[62]。5月下旬，东捻军突出包围圈，返师北上，进入河南。

鄂东大战，历时四个多月，东捻军屡战屡捷，湘淮军被杀得落花流水，淮军“屡次失利，先后伤亡提镇将二十三员，张树珊、唐殿奎，其尤著也”[63]。李鸿章也说尹隆河之役是“淮军第一次丢脸”，“真大耻辱”[64]。特别是曾国荃的新湘勇和鄂军，共有七十余营，被歼灭殆尽。“曾国荃所用大将，唯毓橘与郭松林。松林前败，创发告归，及毓橘死，新军尽熸”，曾国荃急得“郁郁发病”[65]。但是东捻军在尹隆河战役中先胜后败，没有赢得主力决战的胜利，损失也很大，特别是进军川陕的计划因而放弃，歼灭淮军主力的机会也因而失掉，这对东捻军以后的活动造成了很大困难。

捻军自湖北突围、进入河南后，最迫切的问题是要取得粮食。当时山东半岛长期没有战争，号称“完善之区”，而且地方富庶，时当麦熟，容易得到粮食，但这里三面环海，是个容易受包围的绝地。捻军觅食心切，顾不得危险，又一次投进更小的“圈圈”里去。1867年6月13日，东捻军到达山东郓城水套区。在水套地区起义人民的引导下，在戴庙抢渡运河，一直向东，直抵山东半岛的滨海地区。6月底，东捻军逼近烟台，外国侵略者再一次帮助清军，干涉革命。当地道员潘霨“募勇五百，与英吉利、法兰西两国兵官率洋兵为守御”[66]，东捻军到达烟台附近，“夷人以炮却之”[67]。东捻军遂折入登州、莱州。

东捻军走入狭小的滨海地区，李鸿章又赶紧使用“圈制”政策，采取“先布运防以杜出路，次扼胶莱以断咽喉”[68]的办法。具体地说，这次李鸿章的“圈圈”，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大圈圈之内还有一个小圈圈，大圈圈北至黄河、南至苏北六塘河、西至运河、东至大海，东、南、北皆利用天然地形，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直隶总督刘长佑守黄河，漕督张之万守六塘河，主要防务则在西线运河上，由李鸿章调各省军队，将运河墙栅从东岸移置西岸，分段把守；小圈圈以胶莱河为线，其他三面均临海，由淮军、山东军、河南军扼守，河上修筑长墙，阻止捻军西出。这样，突入滨海区的东捻军便陷入了两层包围圈里。

但是，李鸿章把东捻军圈制在山东半岛，选定这里作为战场，无异是以牺牲山东地主阶级的利益，来换取整个地主阶级统治的稳定。这个“以邻为壑”的作战计划，引起以山东巡抚丁宝桢为首的山东地主阶级的极大愤懑，山东军队作战时故意违反这个战略方针，希望把东捻军逐出包围圈了事。1867年8月，东捻军从昌邑北的海神庙突破山东军防地，跳出了李鸿章的“小圈圈”，胶莱河防失守。清廷以“扼守胶莱之策，竟成画饼”，将“李鸿章、潘鼎新交部议处，并将丁宝桢摘去顶戴，革职留任，以示薄惩”[69]。

李鸿章的小圈圈成了泡影，就把希望寄托在“反守运河”的大圈圈上。所谓“北黄、西运、东胶莱、南六塘，三省千余里、五十余邑。胶莱有墙，民反守之；黄河无墙，水为之限；六塘以南，地势洼散，贼所不习，注重究在运防。运河号称千里，半属湖水，所严防者数百里耳！集湘、楚、江、淮水师，皖、豫、江、鄂营勇，重墙睥睨，碉燧相闻。中间郡邑，坚壁清野，拒以民团”[70]。李鸿章的布置貌若天罗地网，其实这个包围圈拉得太长，处处都有薄弱环节，连首倡运防政策的曾国藩都没有信心。他说：“此次大举，以余度之，必不能制贼。夏秋水大之际，贼方纵掠于东，必不即出，至秋冬，则黄、运水落，时时结冰，河本不宽，安能制其奔逸。且贼东渡之时，官军望风披靡，未有一日之守，他日安保其必能立定脚跟”[71]。

由此可见，东捻军虽然处在包围圈里，但包围圈本身并不是什么致命的威胁。千里运防完全有可能在某一点上被突破，即使暂时不能突破，只要能在包围圈里坚持一段时间，等到冬天，黄河运河水落冰封，李鸿章的大圈圈也注定要完蛋。

可惜东捻军在几次扑渡运河受阻以后，显得心慌意乱了，在军事步骤上，摇摆不定，盲目行动，忽而想抢渡黄河，忽而想入海逃走，忽而又想南渡六塘河，回到皖北家乡去。在这个紧要关头，它没有能就地坚持、分散活动，隐蔽力量，以待时机，而仍然保持庞大队形，东奔西走，结果在一个圈圈里，就容易被敌人发现主力所在，进行拦击和追袭。在从前，捻军的回旋余地大，可以充分发挥骑兵的威力，敌人抓不到捻军的主力所在，反而因尾追捻军，被拖得精疲力竭；而现在，捻军的回旋余地已缩小，骑兵威力不能充分发挥，敌人据守某些要点，可以随时随地袭击东捻军。1867年11月12日，东捻军败于潍县松树山；11月19日，又败于赣榆，在这次战斗中，鲁王任化邦被叛徒潘贵升所害，壮烈牺牲。东捻军失去一个英勇善战的领袖，不利的形势更加难以挽回，队伍中出现了“军心自乱”[72]、“心已不固”[73]的现象。12月初东捻军已经“辙乱旗靡，队伍不整”，“于潍县昌寿之间，来往乱走，几于无路非兵，情势已极穷蹙”[74]。12月5日战败于潍县之安堌，12月15日再败于胶州小南沟，12月24日三败于寿光之南北洋河巨弥河之间，其高级领袖首王范汝增、奏王赖世就均壮烈牺牲。遵王赖文光率少数残余部队冲过六塘河防线，沿运河南下，1868年1月5日在扬州附近的瓦窑铺失败，被俘牺牲。东捻军的抗清斗争至此结束。

当东捻军在中原纵横驰骋的时候，由梁王张宗禹、幼沃王张禹爵领导的西捻军也在关中和陕北点起了革命的燎原大火。

这时西北的广大回族人民正掀起抗清大起义。起义首先在陕西爆发，然后扩展到甘肃。西北回族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给西捻军进入陕西的军事活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866年11月，西捻军运用熟练的流动战术，由河南迅速西进，直扑华阴。这时受陕西巡抚刘蓉湘军的压迫而退到甘肃去的陕西回民军，趁着刘蓉返回阻拦西捻军的机分，又从甘肃进入陕西。西捻军和回民军像一把铁钳一样，从东西两路，钳住了清军。

1867年1月23日，西捻军在西安城东灞桥之十里坡摆下口袋阵，刘蓉的湘军撞个正着，进入口袋里。西捻“突以马队包裹湘军”，湘军三十营“全行覆没”[75]，总兵萧德扬被击毙。西捻军乘胜围西安城。清廷统治者赶忙下令，命左宗棠督办陕甘军务，提督刘松山、郭宝昌率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老湘军和皖军先行星夜赶到西安。西捻军和刘松山、郭宝昌军交战失利，便放弃了对西安的进攻，转入渭水北岸。

1867年7月，左宗棠率领大批军队，分三路入陕。左宗棠看到了“鄂陕之捻殆数十万，马匹之多，奚止万余”的强大力量，他既害怕西捻军西走而与回民军完全联合起来，又害怕西捻军东出而与东捻军重新会师，因此提出“先捻后回”、“先秦后陇”的政策，企图集中力量，把西捻军圈制在泾、渭、洛三水之间，截断它西走和东出之路，加以歼灭，然后再去对付回民起义军。左宗棠和曾国藩、李鸿章一样，都想用“圈制”政策把捻军圈死。

西捻军已经警觉到左宗棠的诡计，于9月间渡泾水而东，经蒲城、白水北上，冲破渭北山区清军的防线，进军陕北。左宗棠的围歼计划宣告破产。

西捻军进入陕北后，陕北和甘肃的回民军纷起响应。这时，西捻军尚有三万人，一人“或兼数马，更替乘骑，故飘忽尚如常态”[76]。回民军则和西捻军“时离时合”，此外还有当地人民的零散起义队伍。革命大火在整个陕西熊熊不息地燃烧着，“陕省几无完土，贼踪之密，以北山为尤甚”[77]。

西捻军用流动战术，把左宗棠的大军拖进陕北。11月间，连败左军于甘泉、同官、中部，斩总兵李祥和，克安塞、延川、绥德等城市，急得左宗棠叫嚷：“时事殆不可支，自入关以来，无一事顺手”[78]。这时候，西捻军已接到被困在山东的东捻军的求援书，又鉴于陕北地区“荒瘠殊甚”，不易得到粮食，而且群山缭绕，骑兵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于是决定全军东出，去援救危在旦夕的东捻军。

1867年12月17日，西捻军趁黄河冰冻之际，从宜川之壶口踏冰渡河。山西按察使陈湜“专河防三年，縻饷巨万”[79]，自己吹牛说，河防“安如磐石”，然而西捻军的大队一到达，河防立时瓦解。西捻军日夜奔驰，马不停蹄，取道晋南、豫北，直插直隶，1868年2月初到达保定附近。

北京城已处于西捻军的威胁之下，地主阶级大为恐慌，清廷赶紧命“各路统兵大臣，并各省督抚带兵入直”。可惜这时候东捻军刚刚失败，西捻军向直隶的挺进晚了一步，已来不及援救东捻军。而各路清军纷纷向直隶集中，左宗棠的湘军从陕西跟踪而来，李鸿章的淮军从山东掉头北上，东军、豫军和皖军也络绎不绝地到达前线，还有恭亲王奕统率的“京师神机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统率的洋枪队在涿州、天津一带布防，“并会知英国领事官孟甘、法国领事官德彻理雅，将英国炮船在海口协守东南面濠墙，法国炮船驶至南运河西北濠墙”[80]。西捻军成了一个孤立的暴露的目标，不得不承受着从各方面来的打击。

清朝军队麇集，西捻军继续北上的道路受阻，就在直、鲁、豫边界流动游击，和优势的敌人进行搏战。西捻军战士发扬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一再击败优势敌人的进攻，2月间打败东军王心安部，一度攻克祁州、献县、饶阳，随即南走豫北，3月败皖军郭宝昌于封丘，郭宝昌受伤，提督周盈瑞被击毙，4月又在滑县大败淮军，斩提督陈振邦。清军仍用“圈制”政策对付西捻军，想把捻军挤到黄河、太行山、沁水之间，但西捻军突然在东昌抢渡运河，迅速北上，4月底，军锋逼近天津附近之稍直口。

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西捻军在连续战斗中力量已大大削弱，幼沃王张禹爵和怀王丘远才均在冀中战斗中牺牲，当渡过运河以后，更进入了一个易受包围的危险地区。清军遂北以减河为线，南以黄河为线，西以运河为线，把西捻军包围在滨海的狭长地区内，十几万装备精良的反动军队密集线上，更番出击。地主的团练武装日益猖獗，“自交河下至沧青，运西团练十数万，齐集协防……景州以西……民练亦甚悍众。加以约束，责以保卫，可当十万兵之用”[81]。西捻军南奔北走，处处都遭到阻击；再加上“黄汛陡涨，灌运河三尺，官军炮船驶集；又阴雨弥月，海（海）、漳（河）、运（河）汇为泽国，马尺雨不能骋”[82]，捻军马队的威力也削弱了。5月，西捻军抢渡减河不成，在东光扑运河渡口，又失败；7月，与淮军战于海丰，再败。李鸿章又在马颊河上添筑长墙，西捻军活动的地区越来减缩小了。7、8月间西捻军连败于商河、济阳、茌平，主力损伤殆尽，梁王张宗禹率领数十骑突围北走，至徒骇河边“穿秫凫水，不知所终”[83]，西捻军完全失败。至此，轰轰烈烈的捻军抗清斗争，遂告结束。

四、山东黄崖山的抗清斗争

在荡漾未息的太平天国革命余波中，山东肥城的黄崖山事件是迸溅出来的一个颇为独特而令人注目的浪花，这个事件是在全国大革命高潮中，一些知识分子和农民共同反抗封建专制政权迫害的一首悲壮插曲。

要叙述黄崖山事件，不能不先从太谷学派说起。大约在道光初年，有一个知识分子名叫周星垣，号太谷，在扬州讲学，他的学说以《周易》、《中庸》为主干，阐发“性命之理”，颇像是王学左派（以王阳明的学生王艮为代表）的发展，比较注重“致用经变”，还掺杂了佛家和道家的主张。这种学说是和占统治地位的宋学、汉学不一样的，“其教中五经四子书，皆别有注疏，而语秘，世莫得闻”[84]。这种学说的出现反映了在封建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一些知识分子不满足于流行的陈旧学说，而要别寻蹊径、另树旗帜的一种尝试。可惜太谷学派的大量遗书尚未整理出来[85]，因此对这种学说的详细内容和师承渊源尚难做出全面的评论。封建统治阶级是不喜欢这种学说的，所以这个学派一直受到歧视和打击，周星垣本人也被清政府以“妖言惑众”的罪名囚死在监狱里。

此后传习太谷学派的有周星垣的学生张积中和李光炘。张积中是江苏仪征人，号石琴，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他的哥哥张积功曾任山东临清州知州，1853年太平天国北伐援军克临清，张积功进行顽抗，一门均毙命。积功无子，清廷即以张积中的儿子张绍陵袭荫为山东候补知县。张积中一直在扬州讲学，学生很多。他和很多封建名士如钱江等交谊甚密，和一些封建官僚，如周天爵、雷以等也有往来。1856年张积中迁居山东，卜居于肥城县西北之黄崖山中，隐居讲学。张在山东的名声很大，听他讲学的人很多。当时山东地区捻军和其他农民起义军纵横驰骋、烽火连年，张积中在黄崖山中建立了一片远离战火的“乐园”。有一些官家子弟和知识分子跟着跑到黄崖山去“避难”，同时也有许多农民团聚在张积中的周围。

张积中是个地主阶级大知识分子，他的思想有反动的一面，他反对农民起义，曾向山东巡抚张亮基献策攻打捻军，他跑到山东去主要是为了躲避农民革命风暴的打击，他的讲学可能带有一点神道设教的迷信成分[86]；但另一方面，他是一个不得意的地主阶级分子，不满当时的腐朽统治。太谷学派被统治阶级斥为左道旁门，这种学说具有一套独特的政治理想，包含某些同情下层群众的因素，“自言其法平等，无贵贱皆弟子”[87]。所以张积中的学生中既有地主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也有一部分是乡村小知识分子和所谓“乡农”。张积中在黄崖山中将“处理村事”和“讲学”合而为一，山内辟地筑宅，耕垦自给，“农民嬉嬉安业。俗尚穴居”[88]。村中设公局，处理全村事务，备有刀矛弓石，以为防御之需，还办理施粥、施药等公益事业。在济南、潍县、肥城、东阿、利津等城镇，开设许多店铺，所得盈余，供山内用途。张积中在群众中威信极高，“千里间，指麾使令，奉若神明，远近称张七先生而不名”[89]。黄崖山的情形颇有点像陶渊明所描写的桃花源，张积中把历代知识分子的美妙理想试行起来，企图使黄崖山变成一小片世外的桃源。

但是美妙的理想不可能逃避开冷酷现实的冲击。封建统治阶级不允许有任何脱离自己统治范围的所谓“世外桃源”，黄崖山的乐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阶级斗争的漩涡。1865年潍县人王小花准备把全家搬进黄崖山去，引起清朝官吏的猜疑，逮捕了王小花，并派人入山侦察。第二年益都冀宗华等谋划起义，事泄被捕。冀宗华等曾师事张积中，于是官僚们张大其词，把“叛逆”的罪名加到张积中身上，说他要在阴历九、十月间大举起事，攻打济南和青州。其实张积中和这些起义人民有联系，这是事实，他的学生、庄客中很多是农民或下层知识分子，他们可能参加过山东起义军和捻军，黄崖山上也收留着一部分起义的盐民，在淄川起义的刘德培、司冠平等也和张积中交往甚密，但从当时亲访黄崖山的汪宝树的《黄崖游记》中，一点也看不出山中正在准备起义的迹象，甚至官府第一次派出的侦察人也说黄崖山中“比户耕读相安”。张积中等只希望保全这个小乌托邦，无意与清政府决裂，可是清政府却并不允许，它一定要蹂躏和糟蹋这个“世外桃源”，灭之而后快。山东巡抚阎敬铭先用软化的手段，屡次派人入山诱胁张积中到济南去投案自首，张积中坚决拒绝。于是阎敬铭亲率1.2万名步骑兵，将黄崖山团团围困。黄崖山中号称有一万人，但大多是老孺妇弱，能够参加战斗的只有2 000人[90]，且缺乏武器军火，力量对比悬殊。黄崖山人民在这个紧要的生死关头，表现了誓死抵抗封建专制政权迫害的英勇精神。当阎敬铭诱捕张积中不成，又企图进行分化，传示山中居民“自行投首，概不加诛……能缚献张琪（即张积中）者，破格给赏……大兵已集，勒限两日各自谋生”，还用大白旗写上“胁从罔治，投降免死”的字样，树立在黄崖寨前。但是阎敬铭白费了心思，他的挑拨分化的诡计完全破产。黄崖山人民为保卫自己的家乡，宁肯玉碎，没有一个人畏死乞降。阎敬铭在一封私人的书信里说：“所尤异者，招降解散数日，无一出者。中有书生，何其愿从之死？大惑不解”[91]。人民在抵抗封建专制压迫中的团结和牺牲精神，是那些屠夫们永远不能理解的。

1866年11月23日，清军发起总攻击，用猛烈的炮火射击山寨，步兵从东西两路，登山进扑，黄崖山中展开一场血战。人民用刀矛、棍棒、石块英勇地抵抗。清军用开花炮轰塌寨墙，一群豺狼从四面八方冲进了这片“世外桃源”。寨内发生激烈的巷战，清军以压倒优势的兵力，血洗黄崖山。张积中一家和他的许多学生都举火自焚而死，黄崖山的群众和清兵肉搏到最后，“堕崖颠谷无算，流血成川，合寨死斗，无一生降”[92]，张积中的学生们被俘，“皆愿从师死，讯无异词”[93]。清朝军队得到了可耻的“胜利”。

张积中是个博学多才的学者，黄崖山人民是善良而刚强的人民。他们最初在黄崖山创业，不过是为了躲避战争灾难和统治者的压迫，他们虽和山东起义人民有联系，但并不想和清朝统治者对抗，他们只想有一片安身立业的小园地，与人无争，这是他们的天真幼稚之处。事实证明：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人民不可能建立自己的“桃花源”，统治阶级不允许有这种超脱尘世的“桃花源”存在。当清朝大兵压境，黄崖山人民坚持了人民的气节，他们并没有屈服投降，而是拿起武器来对付豺狼们的侵犯，全寨万余人，团结一心，视死如归。黄崖山的血腥屠杀给予我们沉痛的教训：被剥削群众为求得安居乐业，就只有跟剥削者战斗到底，“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所谓“世外桃源”、“和平共居”、“互不侵犯”都是虚无缥缈的幻想，迷信这种幻想，就只能得到“人头落地”的悲惨结果。

注释

[1]此数是根据曾国藩的估计，见《曾国藩全集》，书札，卷一二，《复左宫保》。

[2]沈葆桢：《沈文肃公政书》，卷三，《席军生擒首逆折》。

[3]沈葆桢：《沈文肃公政书》，卷三，《截追窜逆片》。

[4][5]同上书，卷三，《席军剪除湖逆搜获伪酋折》。

[6]《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一二，《沥陈闽省困敝情形请调员差委折》。

[7]朱用孚：《磨盾余谈》，卷一，《潮嘉防剿纪略》。

[8]《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一一。

[9]同上书，奏稿，卷一一，《攻守龙岩漳平迭胜及由连城进剿先胜后挫情形折》。

[10]同上书，奏稿，卷一二，《连城漳州剿贼获胜情形折》。

[11]朱用孚：《磨盾余谈》，卷一，《潮嘉防剿纪略》。

[12]同上书，卷一，《收武平》。

[13]《左宗棠全集》，书牍，卷七，《答郭子美杨少铭》。

[14]《左宗棠全集》，书牍，卷八，《答江西巡抚刘岘庄中丞》。

[15]朱用孚：《磨盾余谈》，卷一，《潮嘉防剿纪略》。

[16]《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一五，《复陈侍逆李世贤实为汪逆所杀片》。

[17]朱用孚：《磨盾余谈》，卷一，《镇平复》。

[18][19]朱用孚：《磨盾余谈》，卷一，《嘉应复》。

[20]《东华录》，同治五年正月十五日上谕。

[21]《赖文光自述》。

[22]《赖文光自述》。

[23]周世澄：《淮军平捻记》，卷六。

[24]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390页。

[25]王大球：《张宗禹传》，载《史学工作通讯》，1957（3）。

[26]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391页。

[27]转引自《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八，《复陈作梅观察》。

[28]曾国藩：《与李元度书》，转引自《霆军纪略》，卷一二。

[29]同治三年十一月吴昌寿奏，转引自尹耕云：《豫军纪略》，卷一一。

[30]王闿运：《湘军志》，卷一四，《平捻篇》。

[31][33]尹耕云：《豫军纪略》，卷一一。

[32]《湖北通志》，卷七三，《兵事》。

[34][35][37]王安定：《求阙斋弟子记》，卷一一，《剿捻上》。

[36]王闿运：《湘军志》，卷一四，《平捻篇》。

[38]《菏泽县志》，卷一八，《杂记》。

[39]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一一，《剿捻上》。

[40][41]《曾国藩全集》，奏稿，卷二二，《贼众全萃皖境先赴临淮折》。

[42]同上书，奏稿，卷二二，《钦奉谕旨复陈折》。

[43]葛士达：《远志斋稿》，卷二，《尉氏军中寄呈贾云阶师书》。

[44][46]杜松年：《知非斋琐记》。

[45]王闿运：《湘军志》，卷一四，《平捻篇》。

[47]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转引自《捻军史料丛刊》，第1集，138页。

[48][49]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一一，《剿捻上》。

[50]同上书，卷一二，《剿捻中》。

[51]《曾国藩全集》，奏稿，卷二四，《汇报军情，调各军防剿折》。

[52]尹耕云：《豫军纪略》，卷一二，《皖匪二》。

[53]《赖文光自述》。

[54]《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一〇，《谢署钦差大臣沥陈大略折》。

[55]薛福成：《庸庵内外编》，《书霆军铭军尹隆河之役》。

[56]陈昌：《霆军纪略》，卷一二。

[57]周世澄：《淮军平捻记》，卷三。

[58][61]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59]陈昌：《霆军纪略》，卷一二。

[60]薛福成：《庸庵内外编》，《书霆军铭军尹隆河之役》。

[62][63]陈锦：《南师平捻纪略》（中）。

[64]《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38页，同治六年二月十九日。

[65]王闿运：《湘军志》，卷一四，《平捻篇》。

[66]《山东军兴纪略》，卷六，《皖匪十一》。

[67]陈锦：《南师平捻纪略》（中）。

[68]《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一一，《行抵济宁筹防运河折》。

[69]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剿捻下》。

[70]陈锦：《南师平捻纪略》（中）。

[71]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六月十三日。

[72]《赖文光自述》。

[73][74]周世澄：《淮军平捻记》，卷六。

[75]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一三，《剿捻下》。

[76]《左宗棠全集》，书札，卷八，《与蒋芗泉》。

[77]易孔昭：《平定关陇纪略》，卷三。

[78]《左宗棠家书》，卷下。

[79]王闿运：《湘军志》，卷一四，《平捻篇》。

[80]《崇厚奏折》，同治七年四月初四日，载《光明日报》，1955年9月1日。

[81]李鸿章：《致官秀峰函》，见《捻军史料丛刊》，第2集，83页。

[82][83]《涡阳县志》，卷一五，《兵事》。

[84]《小三吾亭随笔》，《又泰州教》。

[85]太谷学派因遭清政府迫害，后转入秘密活动，其著作多未刊行。现尚存遗书一百种三百余卷，保存于周星垣的再传弟子黄葆年的后人手里。

[86]太谷学派是否带有神道设教的迷信成分，是颇为复杂的问题。据现在流传的张积中的几篇诗文书札，并没有迷信色彩；亲自到黄崖山访问过张积中的汪宝树所写《黄崖游记》也丝毫没有谈到张积中的神道设教。但据说张积中在黄崖山上筑有祭祀堂，并有“张圣人夜祭”等传说，又可能带有宗教迷信成分。至于《山东军兴纪略》，则特别强调太谷学派的宗教性，说周星垣“能炼气辟谷，明于阴阳奇之数。符图罡咒，役鬼隐形。又教人取精元牝，容城秘戏”，说张积中“益修师术，风角占候旸雨颇验，惑者寝众”，简直把太谷学派中的人都写成邪恶淫秽的“妖道”。这是出于统治阶级的诬蔑，是不足信的。假使能看到太谷学派的遗书，那么它和宗教迷信的关系，就可以迎刃而解。

[87]蒋庆第：《友竹草堂随笔》。

[88]汪宝树：《黄崖游记》。

[89]《山东军兴纪略》，卷二一。

[90]2 000人的数目是据阎敬铭说的，实际数目可能更少。

[91]《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分册，143页。

[92][93]《山东军兴纪略》，卷二一。

第二节　西南地区各族人民的抗清起义

一、广西壮族人民的抗清起义

广西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发祥地，在太平天国革命发动时期，广西人民踊跃地参加革命，成为太平军的骨干；在太平军离开广西以后，广西人民仍高揭反清斗争的义旗，响应和支持着太平天国革命。广西人民反清斗争的热潮从19世纪40年代末开始，到60年代末结束，延续了二十多年。在这场持久的斗争中，壮族人民是一支极其重要的革命力量，像永淳的黄可经，贵县的黄鼎凤，上林的李锦贵，新宁的吴凌云、吴亚终，都是壮族人民的重要革命领袖。

永淳县壮族人民的斗争早在1851年就已经开始，斗争是直接从反对封建剥削引发起来的。壮、汉农民们最初因要求不交地租和地主分子进行诉讼。农民们说：“一县田地，皆我屯人祖业，业户毫无凭据，何得历代收租”[1]。农民们提出“革租承粮”的办法，要求废除封建地租剥削，由农民向政府直接交纳田赋。这个正义的要求自然不可能通过诉讼的途径来得到满足，结果几个农民领袖反而被捕入狱，地主阶级和清朝政府对农民的迫害更变本加厉。壮、汉农民在斗争中认识到团结一致和武装起来的重要性，据统治阶级的记载说：“（咸丰）元年秋，永淳客民佃户相仇杀，佃贼黄可经等倡议免输，连村结会，啸聚数千人”[2]。1852年春，永淳各乡镇义军纷起，逐杀地主，屡败团练和清军。后来这支起义军占领了永淳县城，并和横州、贵县的起义军合作，转战各地，一度攻克南宁，西攻桂西的百色，东进广东的灵山。这支从抗租斗争发展起来的农民军，在广大的地区上和清朝反动军队进行搏战。1855年，起义军在广东战败，退回永淳。当时广东起义军陈开、李文茂等进入广西，在浔州建立大成国，永淳的壮族起义军全部参加了大成国起义队伍。

稍后一点的壮族起义军，有上林李锦贵的一支。这支起义军的特点是和太平天国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在广西汹涌革命浪潮的推动下，李锦贵等逐步走上反清起义的道路。1855年李按照天地会的惯例，组织大勇堂，后又建立三军师（司）命旗帜，称大元帅。1857年，李锦贵联系谢秉彝、黄鼎凤等攻克宾州、上林，“蓄发易服，遍张告示，用太平年号”[3]。1859年，石达开大军返回广西，李锦贵倾心归附，参加太平军，封为纯忠大柱国体天侯，成为石达开在广西的得力臂助。1861年李锦贵病殁。

与李锦贵同时活动的还有贵县的黄鼎凤。黄鼎凤出身于贵县覃塘乡贫苦农民家庭，幼年时，父亲被当地恶霸打死，他自己当牧童佣工，也受尽地主的压迫，后来参加了张嘉祥的抗清武装。1849年张嘉祥叛变降清，攻打太平军，黄鼎凤在张的队伍里，被胁跟随到武昌，在一次战斗中逃脱。1853年他回到贵县家乡，团聚了一批群众，组织洪顺堂，设立英雄馆，招兵买马，开始揭起抗清的旗帜。1855年以后，黄鼎凤参加了大成国起义军，与别支队伍合作，攻克贵县、宾州、上林等地。黄鼎凤被封为隆国公，他领导的起义队伍成为大成国西南方面的重要屏障。

1861年大成国起义军失败，黄鼎凤军退处覃塘。第二年趁大批清军离广西赴援浙江的时机，又重整旗鼓，一举攻克贵县（改名怀城），并颁布约法十二章。其中说：

田地为务农之本，天下旱畲水田，均为我农所辟，田主历代收租，实干天怒。自此之后，仍照旧制，田主不得借故收租。[4]

在这寥寥数十字中，壮、汉农民们反对封建地租剥削和要求获得土地的愿望表现得何等明确、何等强烈！此外约法十二章中还规定了“乡举里选，共图大业”，“所有田赋，特加减轻”，商贾“不得囤积居奇”，“耕种之夫，宜多耕多种”，“纺织之妇，宜以纺以织”，“龙头诸山，银矿至丰，特准商民开采，富国裕民”，“洋烟为害之烈，甚于猛虎，如有吸食贩卖者斩”，“所有官兵将帅，不得擅入民房，擅取民物”。这些革命的制度、政策，充分体现了起义军鲜明的阶级路线。

1863年黄鼎凤军占领了贵县周围的七百多个村镇，并在小平天山建立寨栅，制定各种制度，分封部属，刊刻《尧天五典》，又驰檄远近，宣言出师长江，响应太平天国革命。清政府对这支起义军特别重视，派刘坤一率领湘军，大举进攻。经过长期的斗争，清军逐步完成对平天寨的合围，断绝了起义军的粮路交通。但平天寨地势险要，设防严密，起义军英勇不屈，坚持抵抗，清朝军队遭到重大的打击，屯兵在平天寨下，师老无功，一筹莫展。直到1864年5月，刘坤一施用卑鄙的伎俩，诱杀黄鼎凤，平天寨的防御方告解体。

在广西的各支壮族起义军中，还有新宁吴凌云和吴亚终父子领导的一支，这支起义军坚持的时间最久，影响也最大。吴凌云是秀才出身，但他在当时义军蜂起的革命环境的推动下，很早就产生了反清的思想。[5]1851年他因和起义人民有联系而被捕入狱，后来从狱中逃出。“凌云既归，村人拥为四大哥，竖旗聚众，号曰全胜堂”[6]。在清朝政府的高压政策下，吴凌云终于走上了武装抗清的道路。1852年他以陇罗为根据地，“招纳亡命，结垒山中”[7]，附近壮、汉农民，纷起响应，起义军势力逐渐壮大起来。

1857年，吴凌云联合了以梁日高为首的另一支起义军，攻下了新宁县城，1860年又连克养利州、太平府。[8]在控制了左江一带的重要地区以后，便建立政权，号曰延陵国。吴凌云称延陵王，“铸印文曰延陵玉玺，修建宫室，蓄发变服”[9]，并命其长子吴亚终守太平、次子吴守元守养利。这支起义军兴起后得到壮、汉人民的热烈拥护，据统治阶级的记载：“太平府各属村墟，并忠江、迁隆、罗白诸土属，皆……胁从留发，月纳钱米”[10]，起义军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发展成为广西西南部最强大的抗清武装力量。

随后，广西革命形势逐渐低落，其他各支起义力量先后失败，清政府腾出了更多兵力来对付吴凌云的起义军，起义军进入了艰苦作战阶段。1862年3月，太平府陷于清军之手，吴凌云回据陇罗坚守。1863年1月，清军乘胜围攻陇罗，“大小数百围，重重防守，水泄不通”[11]。在清军“昼夜环攻”[12]下，起义军的根据地陇罗终于被清军攻陷，吴凌云在突围的战斗中不幸中炮牺牲，其部下亦多阵亡。吴凌云长子吴亚终突围后，率领残余的部众，继续坚持抗清斗争。

陇罗根据地的丧失和吴凌云的牺牲，使起义势力一时受到很大挫折。1864年末，吴亚终到小镇安，同小张三率领的一支起义军会合后，又重整旗鼓，继续与清军抵抗。当时，当地各小股起义军“黄二晚、邓佩锦、卢裕伦、黄景贤，闻阿（亚）终复振，群起应之”[13]，起义军又迅速地恢复发展。据《平桂纪略》记载当时的情况说：“自此左右两江，贼匪纷据，各自雄长，不可胜纪。吴经（即吴亚终）、黄崇英，据归顺郎家墟，梁天锡据北岩，黄付腾据马隘，皆天保县属，黄十据山老坡，牛头二据洪波塘，皆奉议州属，群贼推吴终（吴亚终）为长，张三次之”[14]。可见这时起义军势力已遍及左右江一带，形成了一支重要的反清起义力量。

吴亚终的起义军所以能够很快地恢复壮大起来，这同起义军的纪律严明以及广大壮、汉人民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据记载：吴亚终的部下同百姓“交易公平”[15]，无恃强凌弱之处。调查的资料中也说：“吴亚终的部队在靖西驻扎，纪律比清朝军队好得多，和老百姓交易，平买平卖，那时因世乱日久，大多数人都搬到岩洞里去住，吴亚终来了，只要愿交钱粮，就受到保护”[16]。如吴亚终及其部下刘永福率起义军进驻归顺时，“吴亚终见人马扎驻拥挤，分扎各处，遣公（指刘永福）带部队三百余人往那猛、那永两墟驻扎。公到保护乡民，四乡服从，供给粮食，编发门牌，各村乡按月应送伙食，视家之大小，以定等差。在此驻扎，该处风鹤无警，卧犬无惊”[17]。由于起义军实行平买平卖和保护人民的措施，因而受到当地壮、汉人民的拥护。如起义军驻扎在归顺以后，各乡人民就“纷纷送银米粮食”[18]，供给起义军。所以这支起义军在全国和广西革命形势逐步低落的情况下，尚能于左右江一带和清军坚持较长时期的斗争。

这样一只强大而深得群众拥护的革命武装，对清政府在广西的统治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威胁。1867年，清政府已把广西其他各支起义军镇压下去，便集中兵力，命广西提督冯子材率领，大举进攻吴亚终起义军。清朝军队接连攻陷了起义军的天保、郎家墟等据点，并合围归顺。清朝军队在“将近归顺数十里地方，满山遍野，沿路砍伐竹木，无论山之高下，低湿各处，步步搭盖棚栅，安营驻扎，声势极其浩大”[19]。起义军在吴亚终领导下，英勇抗击敌人，“竭力死战，各皆奋不顾身”[20]，屡败清军。但由于起义军的兵力薄弱，又加上当时军粮“亦将告匮”[21]，吴亚终不得不放弃归顺，退守三台山和德安墟。1868年6月，清军又进占三台山。同年7月，吴亚终弃德安墟，进入越南，被清军追击，吴亚终中炮牺牲。

吴亚终的起义军失败后，其部将刘永福在越南境内，仍坚持斗争。后来在中法战争中，刘永福所率领的黑旗军与越南人民并肩作战，在抗击法国侵略者的斗争中，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二、贵州的苗民和斋教、号军的抗清起义

贵州是我国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各族人民在地主阶级和清朝政府的残酷统治下蕴集起革命的怒火。太平天国革命点燃和引发了这场反封建的怒火，贵州各族人民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下掀起了巨大的反清运动。

首先揭开贵州各族人民起义序幕的是杨元保和杨龙喜。杨元保是独山县布依族人、当地的斋教领袖，其父因领导群众抗捐，被囚死在狱中。1854年，清王朝为了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在贵州“设防筹饷”，官吏们乘机“派捐苛敛”[22]，杨元保遂于1854年3月领导群众起义反抗，起义群众“愈集愈多”，清朝官吏“纷纷逃亡”[23]。4月间起义军围攻独山，但由于“无一定计划”，在大批清军和地主团练的围攻下，很快被镇压下去，杨元保被捕牺牲。

杨元保起义失败后不久，1854年9月，桐梓斋教领袖苗族人杨龙喜又率众起义，很快攻克桐梓县城，进扼娄山关，宣称受湖北太平军的命令，改元为“江汉元年”，更桐梓县名为“兴州”，其势力发展到二怀、安南、普安、绥阳、正安等广大地区。杨龙喜亲率大军驻扎雷台山，围攻遵义。起义军力量逐渐壮大，并深得人民拥护。地主阶级诗人郑珍有诗记遵义之役说：“城外笑捬掌，城中振摇腿。徐徐雷台山，突兀布重垒。游惰日景从，纷如肉附蚁。遣徒劲四乡，谓我不汝伤。助我一石米，免汝三年粮。愚民顾身首，何惜竭盖藏。担负日麇至，露积高于罔……官军在西岸，坐甲遥相望”[24]。作者站在反对革命的立场上，使用了“游惰”、“愚民”等等诬蔑的词句，但剥开这些词句，起义军的严明纪律、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以及清朝军队的丧魂落魄等情况，犹跃然于纸上。

这次起义坚持了八个月时间，人数发展到万人以上。据统治阶级的记载：“西南至普安、安南，东北至正安，方千里之地，贼踪遍满。遵城外雷台山、大因保二处，贼营棋布，其势浩大”[25]。但是起义军久攻遵义不下，消耗了不少战斗力量，给清军以调动兵力、及时增援的时机，而且，起义军领袖之间因战略意见的分歧而发生龃龉，领袖之一李七分军出走，严重地削弱了起义军的力量。

这时，清朝黔军和川军向起义军反扑，攻陷仁怀、温水、桐梓等地，进迫义军的据点雷台山。起义军战斗失利，遂放弃对遵义的围攻，“由遵义而西，由黔西而西北，由毕节而西南，由永宁而东南，由罗斛而东北”[26]，在贵州境内绕圈子作战。但在清军的追击下，起义军始终未能站稳脚跟，而且由于缺乏粮食，队伍严重减员，最后在石阡府葛彰司地方，被清军击败，杨龙喜牺牲。

清朝统治者虽然血腥地镇压了杨元保和杨龙喜的起义，但它不能抑制住贵州各族人民反抗斗争的继续燃发。1855年春，台拱的苗族人民首先举起了反清的火把，接着贵州各族人民纷起响应，一场燎原大火燃遍了贵州的全境。

台拱起义是由苗民要求减轻赋税的斗争开始的。本来，在清朝官吏、地主和土司的压迫下，苗民生活已非常贫困，而且台拱一带“号为高坡，山高气寒，谷收寥落”，全靠把“木植运售吴楚诸省，得银自赡”。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江湖道阻，木积如山，朽烂无用”[27]，致使苗民生计更加贫乏。但清朝政府为了筹措军费，横征暴敛，有增无已。台拱收粮本来已将折价标准刻在石碑上，但清朝官吏为了滥收的方便，竟磨掉了碑文。当地苗民请求减轻赋税，到台拱来“查办”的黄平知州杨承照不但不理睬苗民的呼吁，反而向各苗寨勒索投降费，每寨数十两至百余两不等，还拔刀威逼来请愿的三个苗民书写“照旧输将甘结”，宣称“如不具结先诛汝三人，随调得胜之韩军（按：指刚刚镇压了杨龙喜起义的黔军韩超部），剿灭尔类”。苗族人民已按不住心头的怒火，第二天就集合数千人，到台拱城寻找杨承照。可是这个狗官看到形势不妙，早就夹着尾巴悄悄地溜回了黄平。

4月17日，苗民再度集合，包围台拱，要求减免赋税，“声言须永免征收，并将汉人田宅（按：指汉人地主的田宅）概与苗人，方肯退去”[28]。清朝官吏用血腥的镇压手段作回答，支持汉族地主组织团练，声称要“来苗清产，安屯设堡”。面临着屠杀、死亡威胁的苗族人民不能不做武装反抗的准备，于是“以刻木加鸡毛火炭，遍告诸寨，约以齐起……千里苗疆，莫不响应”[29]。长期压抑在苗民心中的反抗怒火，终于转化成武装起义的行动。

处在清政府残暴统治下的苗族人民一旦拿起了武器，就像决了堤的河水一样，汹涌奔泻，冲垮了当地的封建统治秩序。1855年至1856年间，广大苗民群众在自己的领袖张秀眉、高禾的领导下，连续攻克了丹江、凯里、古州、施秉、清江、台拱、黄平、清平等城市，1858年又攻克了黔东的门户镇远府和麻哈城，很快控制了贵州东南部的广大地区。1860年，贵州西北部的苗民也起而响应。起义领袖金大五以黔西为根据地，称“英明王”；陶新春以“山水险恶”，“地为蜀、滇、黔三省交会之区”[30]的猪拱箐为根据地，称“水师”，“有众数万，时掠川滇边池”，“蔓延三省，屡挫官军”[31]，与张秀眉、高禾领导的苗民起义军东西呼应。从1855年到1865年，苗民起义处在胜利发展的阶段，清政府在贵州的统治在苗民和其他起义军的打击下，几乎完全垮台。据统治阶级自供：当时贵州的苗军、教军与号军“延袤千余里，不可爬梳。贵阳孤立贼中，巡抚号令不能出城外”[32]。苗民起义所以能这样胜利地发展，是和以下的情况分不开的。

第一，苗民起义军采取了符合广大苗族农民利益的革命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把清朝政府用“屯垦”、“设治”名义所占的土地归还给农民。据当时地主知识分子莫友芝说：“台拱、清江、都江、下江、丹江五厅，为百年前鄂文端公部署，张广泗、哈元生所开置，其他界在都匀、镇远、黎平三府之间，即分隶于三府，今皆尽为苗据。其都、镇、府、卫城及附近之八寨、平越、麻哈、黄平、清平、施秉等厅县七八城，苗概拆毁，耕成田地。重山复岭中，纵横盘踞七八百里，安居乐业，以抗官兵，官兵往往失利”[33]。这段记载清楚地表明，正是由于起义军代表着广大苗民的利益，受到苗民的热烈支持，获得了土地的苗族农民为保卫“安居乐业”的生活，英勇地抗击清朝反动军队，才使清军连连遭到可耻的败北。

第二，苗族人民和全国其他各族人民一样具有反抗精神和革命传统，在战斗中勇敢机智，坚强不屈。由于苗族多山居野处，自幼从狩猎生活中锻炼出强悍的战斗力。当时人描写他们“不履不冠，脚板如铁，走岭崎若坦途，其鸟枪夹于腋下，四面俯仰，随所指发，以击飞走，无不中”[34]，因而在战斗中能够发挥熟练的射击技能。同时，苗民起义军能够正确地运用分散作战和包围、突袭等朴素的游击战术，往往使清军中伏被围，全军覆没。吃过苦头的清军将领唐炯说：“苗贼甚狡，官军至则散伏林谷，去则尾随，号呼动地，尚或惊乱，因而乘之，无不败者”[35]。莫友芝说：“苗性狡诈，每官兵初至，常示弱以诱其深入，前后皆伏悍苗，以迎敌而断其归路……其长技在劫营，其利器在鸟枪”[36]。苗民起义军就这样机智而勇敢地狠狠打击清朝反动军队，使起义不断地取得胜利。

第三，贵州苗民起义军的胜利发展，和全国和全省的革命形势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当时太平天国、捻军和其他各地各族的起义力量，正在和清军作殊死战斗，清朝的兵力、财力分散在全国各战场上，不可能集中力量来镇压苗民起义军。就像一个地主分子所说：贵州当时的情况是“兵饷两空，寸筹莫展，待毙而已”[37]，太平天国和全国其他起义力量有力地推动和声援了苗民起义军，反过来苗民起义军也支持了太平天国和其他起义军的斗争。特别是1858年大成国余部李文茂和1860年石达开余部曾广依、李福猷等进入贵州，打乱了统治阶级在贵州的军事部署，为苗民和贵州其他起义军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再从贵州全省来说，在苗民起义爆发后不久，各族人民相继起而响应。1855年4月，有郎岱布依族农民的起义[38]；1855年7月，汉族斋教领袖罗天明等在上江起义；1855年11月，有铜仁府红号教的起义；1858年1月，有思南府白号教的起义；1858年3月，有思州黄号教的起义；1858年12月又有普安的回民起义。[39]据《湘军记》的作者王定安说：“黔乱之兴……总其名有六：曰苗匪、教匪，曰黄号、白号，其小者曰杠匪、狆匪（按：即仲家，今称布依）。其他滥练游勇、逆回悍夷，揭竿踵起者，不可枚举”[40]。贵州各族人民同时奋起，打击封建统治，彼此相互推动、相互支持，共同创造了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革命局面。王定安又说：“每出掠，教七苗三。战则倚苗铳为助，得上腴地，则苗徙家耕焉；食匮，则苗输之粮；有小挫，则苗教大出，钲声满山谷”[41]。清朝军队作战时“攻苗匪则号匪梗其中，击号匪则教匪继其后”[42]。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到苗民军和汉族的号教军在战斗和生产中亲密合作，结成一体，正是各族人民的这种团结力量有力地推动了贵州革命的胜利发展。

这里需要把和苗民军相互策应的斋教和号军的起义情况插入叙述。1855年7月，上江斋教首领罗天明、罗光明首先起来响应台拱苗民起义军，揭起了抗清义旗，汉、苗人民纷纷参加，势力逐渐壮大。罗天明称“天明王”，其下设“军师、元帅诸名号”[43]。8月，斋教军攻打都江厅，都江人民在余老科率领下起做内应，攻克厅城，接着又攻下八寨、古州、都匀，和台拱的苗民军连成一片。1858年斋教军在进攻独山的战役中失败，罗天明阵亡。此后斋教起义军与李文茂的入黔部队会合，继续坚持斗争，一直到1865年，在清朝反动军队的强大压力下，斋教军放弃都匀，与苗民起义军合作。

与斋教军同时崛起的还有号教军，号教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参加的人有汉族，也有苗族。由于各支号教军使用不同颜色的头巾、号褂，因此又分成红号、黄号和白号三种。当时，铜仁府知府葛景莱贪墨苛征，“收粮章程轻重不一”，每斗粮折征二千文，激起群众的愤慨。1855年11月，红号教领袖吴劬劳等，率领群众“突入府城，毁文武各署”[44]，杀了贪官葛景莱，宣布起义。起义军占领铜仁后，当地汉、苗人民踊跃参军，连克松桃、思南、印江、石阡、玉屏等十余府县，声势大振。这里靠近湖南边界。湖南是地主阶级势力萃聚的中心，是清朝政府赖以抵抗太平天国的据点，因此清军十分重视铜仁的得失，立即派大批湘军、黔军进行反攻，结果红号军战败，铜仁复为清军占领。但是斗争还没有结束，双手染满起义军鲜血的反动军队在当地“日肆劫掠”[45]，因而再度激起人民的反抗。1856年夏，红号教领袖田瑞龙等联合当地苗民，再次起义，红号教的势力一度复振。但由于起义军只顾“准备秋收，收获屯粮”[46]，未能及时扩大力量，故清朝军队一加反扑，红号军又被击败。此后，红号军余部在包茅仙的率领下，合入白号军中，继续抗清。

白号教的起义是1857年底在思南府北40里的鹦鹉溪发动的。起义领袖刘义顺原系湖南宝庆人，后迁居四川宜宾，倡立灯花教，“燃灯拜，吃素传徒”[47]，“党徒遍川、黔、秦、陇、两湖，为绅团捕获，知涪州某牧得其贿，纵之，遂逃于黔”。刘义顺在贵州继续传教，贵州教民“奉为老教主，称以刘祖祖”[48]。白号军起义后的几年间，势力不断发展。1858年克思南府、印江县，1859年克偏刀水和湄潭，即以偏刀水作为起义军的据点，到1864年又攻克桐梓、仁怀、黔西、大定、正安等地，控制了贵州北部的广大地区。

1858年3月，思州（即岑巩）灯花教徒在胡黑二（胡海胜）领导下起义，仍奉刘义顺为教主，同年5月克婺川县，据荆竹园为根据地，这支起义军以黄巾裹首，故名黄号军。1859年6月，平越黄号教在何得胜的领导下也发动起义，以尚大坪为根据地，何得胜并与贵定一带的苗民军合作长期包围贵阳。60年代初，整个贵州的起义斗争如火燎原。大体上，贵州的东南部被张秀眉、高禾的苗民军以及一部分斋教军所控制；贵州西北部被金大五、陶新春的苗民军所控制；贵州的东北和北部是刘义顺等号教军的据点；贵州的西南部有回族和布依族起义军的活动。此外，李文茂、曾广依、李福猷等则在贵州全省到处流动。清朝官吏困守贵阳孤城，束手无策，一筹莫展。

但是1864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清朝政府开始腾出手来对付各地的起义军，大批清朝军队陆续进入贵州，贵州各支起义军转入了艰苦战斗的阶段。1864年，刘岳昭率川军自四川合江进入黔西北，攻陷正安、绥阳，打通了从四川进入贵州的通道。1866年春，清廷又命湖南巡抚李瀚章派湘军二万人大举“援黔”，一路由兆琛、周洪印率领，一路由李元度率领，矛头首先指向号教军的黔东据点荆竹园。号教军与苗民军并肩作战，英勇地抵抗清军的进攻，据反动统治者的记载，起义军“负嵎固守，官军勇无所施，或时出战，见大军出，则皆走险阻自保，时乘雨夜盗掠士卒”；“或塞坚巢险，一夫当关，万夫莫越；或蚁聚蜂屯，一人响应，万丑景从。湘军血战于荆棘之丛，效命于虎狼之穴，即使尺攘寸收，间有所得，而朝取暮失，退守无从”[49]。反动湘军长期顿兵荆竹园，无法夺取这个强固的据点。清廷又陆续命岑毓英自云南进入黔西、冯子材自广西进入黔南、席宝田自湖南进入黔东、唐炯自四川进入黔北，反动军队从四面八方来攻打贵州的起义军，起义军的处境更加困难、更加艰苦了。进入黔西的岑毓英军和苗民军激战半年多以后，攻陷了黔西苗民军的据点猪拱箐，苗民军领袖陶新春被俘牺牲。进入黔南的冯子材军则打下了荔波等城。1868年2月，在黔东的席宝田、李元度等猛攻荆竹园，荆竹园亦失守，刘义顺等退至湄潭偏刀水。这时，席宝田、李元度的湘军跟追而至，唐炯的川军亦来偏刀水会师，形势十分危急。反动军队拥有大量洋枪洋炮，外国侵略者从上海、汉口源源不断地给它接济军火弹药，并且军队中还有外国的教练，如唐炯供认：“英商麦士尼自去秋到营，于今一年，教练‘安定’、‘果勇’亲兵洋炮。每遇接仗，亲兵洋炮队一进，贼无不望风披靡”[50]。清朝反动军队就是这样，仰仗外国侵略者的帮助，疯狂地屠杀起义人民，获得了极其可耻的胜利。

在优势敌军的进攻下，贵州各支起义军奋力抵抗，苗民军张秀眉等为解救号教军据点偏刀水之围，一度进入湖南，攻晃州、麻阳、沅州，在外线作战，迫使湘军撤围回援。可惜苗民军缺乏在外线作战的经验，远离根据地之后，粮械供应不上。1868年4月，张秀眉在沅州战败，退回贵州。5月，偏刀水又失守，刘义顺退平越尚大坪，进行最后抵抗。1868年8月，尚大坪被川军攻陷，刘义顺被俘遇害，号教起义军失败。

这时，清军的全部力量都倾注到贵州东南部，“楚师进镇（远）施（秉）为左路，川师进清（平）黄（平）为中路，黔师进都匀为右路”[51]。席宝田还使用恶毒的“雕剿法”，深入苗疆各砦，“行不持帷帐，居不依城寨，因敌粮，宿敌垒”，“或越大寨攻小寨，或已过复还”[52]。这种战术实际上就是轻骑突袭，对分散的各个苗寨实行肆无忌惮的屠杀和抢劫，反动军队用这种残酷战术连续攻陷镇远、清平等城。苗民起义军在强大敌人的进攻下不屈不挠地战斗到底，给敌人以狠狠的打击。1869年5月，湘军悍将提督荣维善、按察使黄润昌、道员邓子垣等率一万余人，向台拱推进，路过黄平县的黄飘，苗民军在山径设伏，引诱敌人进入包围圈，突出袭击，湘军全部覆没，荣维善、黄润昌、邓子垣均被击毙。在都匀方面的黔军三十余营，也在苗民军的奋勇打击下全部溃散。

但是，全国的革命形势日益低落，清军源源不绝地得到补充。苗民起义军在黄飘、都匀得胜后，“方幸休息”，没有及时地扩大胜利。敌人实行大抢大杀，使苗寨大受破坏，“沿江至施秉数百里，苗寨尽焚。苗众集施洞口、革东汛一带，不能耕，众多饥。宝田获苗尸，剖其腹，往往皆糠粃云”[53]。不久清军就卷土重来，1870年4月陷黄飘，6月陷岩门、瓮谷诸寨，台拱周围几百个据点都失守。1870 年11月清军攻入台拱，第二年4月又攻入丹江。起义军退到最后一个据点——凯里。苗民军在保卫这个最后据点的战斗中表现了英勇不屈的精神，“官军火枪仰攻，苗抛石下击”，打得反动军队“死伤枕藉”[54]。1871年5月凯里又失守，苗民军领袖张秀眉、高禾、金大五等走入重山密林中，继续抵抗。1872年4月张秀眉被围于乌东山中，还率领苗民四五百人“持短刀殊死战”，结果张秀眉被俘牺牲。5月间，高禾、金五大也被俘遇害。至此，坚持18年之久的贵州苗民起义被镇压下去。

三、云南回民起义

云南是我国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在清朝封建统治下，云南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受着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清朝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采取挑拨各民族关系的卑鄙政策，人为地制造汉族和回族之间的冲突。1856年，回汉之间因争夺楚雄府石羊银矿而发生纠纷，清朝官吏“郡首”崔治中，“不持公平判决，见临人（指临安之汉民）势强，则召临人杀回人，见回人势强，又使回人以杀临人。暗中挑拨，意在两伤，藉邀功利”[55]。这样就使得回汉纠纷发展成为武装械斗，而且事态日益严重，“始而波及近厂村庄，继而扰及外府州县，甚至延及省城”[56]。

清政府对各民族挑拨离间的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因为回汉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结成了兄弟般的友谊，这种友谊绝不可能因暂时的细小的纠纷而破坏。清政府企图利用纠纷，制造混乱局面，是枉费心机的；恰恰相反，同处在清朝封建统治下的回汉人民，一旦意识到“汉回互斗，起于细微……咎多在官而不在民”[57]的时候，他们便立即把斗争的矛头转向了清朝封建统治，“始而寻仇雠，继且戕官吏”[58]。回汉械斗在一定的条件下发生了性质的转化，变成了回汉人民联合反对清朝统治的斗争。

1856年，云南各地回民相继举起抗清的旗帜。马金保、蓝平贵起于姚州，杜文秀起于蒙化，马复初起于新兴州，马如龙起于建水，徐元吉起于澂江，马凌汉、杨振鹏起于昆阳，马联升起于曲靖，马荣起于寻甸。这些分散的小股武装，很快地联合成两支强大的势力，一支是以马复初、马如龙为首的抗清武装，活动于云南的东部和南部；一支是杜文秀领导的起义队伍，活动于云南西部。

1857年，东部和南部的回民武装围攻昆明，屡败清军，云贵总督恒春束手无策，“忧惧”自杀。清政府向掌握着这支武装力量领导权的回族上层分子马复初、马如龙等“疏通”议和，暂时休战，昆明始得解围。但以后云南巡抚张亮基屠杀回民，再次激起回民的反抗。1861年，回民军又包围了昆明。新任巡抚兼署云贵总督徐之铭再次使用卑鄙的收买手段，他通过宜良知县岑毓英的关系，以高官厚禄作为钓饵，招降了马复初和马如龙。马复初得到“二品伯克滇南回回总掌教”的衔头，马如龙得到“署理总兵”的官职。此后，马复初、马如龙便成为帮助清政府镇压回民起义军的忠实走狗。不久，马如龙消灭了马荣和马联升的回民军，使云南的中部和南部复为清政府所控制。岑毓英也因“诱降”有功被擢升为护理布政使，后来成为镇压回民起义军的最凶恶的刽子手。

滇西的回民军在1856年起义以后立即就进攻大理。起义军虽然缺少武器，“只有刀箭戈矛以及农具和刀叉等项”，但由于清军兵力空虚、起义军英勇奋战以及大理回汉人民的响应，1856年9月起义军击败张正泰的地主武装，攻克了大理。杜文秀被推为总统兵马大元帅，马金保为总理行营军务大司军，杨荣为彪旗大将军（后升大司衡），起义军在大理着手建立起政权。

杜文秀（1827—1872），云南永昌府保山县回族人，世代经商。杜文秀自己考中过秀才，“精力强壮，忠贞廉直，素为众人所敬仰”[59]。1845年，保山县发生汉族地主官僚屠杀回民的大惨案，杜文秀的未婚妻亦遭掳劫。刚满18岁的杜文秀和丁灿廷等曾赴北京控告，但清政府并未公正处理。以后杜文秀潜身蒙化，革命的思想日益坚定起来，他曾说：“屡因小节，回汉起衅，酿成祸端。满官不惟不以公判决，反于其间播弄，以图封功。余晋京时，往思我汉人锦绣山河，只因李自成之屈，闯而失于胡人，难道李是男而杜是女乎？亦须一闯而复之”[60]。可见他这时已以李自成为榜样，立下了推翻清朝政府的雄心壮志。

杜文秀进入大理后，在“校军场”登台拜师，宣布“遥奉太平天国”，并严词拒绝清朝官吏的诱降。[61]在杜文秀领导下，滇西回民军在军事上节节胜利，攻克了五十余座城市。这个胜利的取得，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全国正处在革命高潮中，太平天国和其他起义军牵制着清朝军队，清朝政府没有力量来镇压滇西的回民起义军；另一方面，大理政权执行了正确的政策，把回汉人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因而保证了革命局面的发展。

在很早以前，杜文秀对于回、汉、官三者之间的关系就得出了比较正确的认识。他说：“汉回互斗，起于细微，实由永昌文武官并云南大吏酿成屠杀之惨祸，而殃及全省。咎多在官而不在民”[62]。起义之初，他又指出：“欲作大事，必须收拾人心，不宜专尚威力，且汉众回寡，尤须重用汉人”[63]。因此大理政权采取了“回汉一视同仁”[64]，“不分回汉，一体保护”[65]的正确政策；同时对回、汉以外的民族，也是“无分汉回彝，一以公平处之”[66]。这种平等地联合各族人民的政策，鼓舞了各族人民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积极性。在这个正确的民族政策下，回、汉以及其他各族人民并肩合作，共同抗击清朝统治力量。如滇西回民军起义之初，就“有大多数汉人愤清廷不讲人道，自愿执戈相从，驱杀清吏”，帮助起义军“不战而入大理城”[67]。后来，汉人参加起义军的人数很多，杜文秀的得力助手大司冠李芳园就是汉族人。统治阶级说杜文秀“厚待之（按：指李芳园），汉民始纷纷附逆，以致迤西城池沦陷殆尽”[68]。据记载：滇西起义军中“汉人三分，回只一分”[69]。如大司衡杨荣率领的军队中，“汉兵十之七八，回民十之二三”[70]。其他如彝族、白族、傣族、傈僳族、纳西族、景颇族也纷纷参加起义军，所谓“汉之受职者数万，十八土司，俱各袭职，文则划策，武则立功，三教同心，联为一体”瑏瑠。清朝官吏也说：

瑏瑠杜文秀：《复杨振鹏书》，见《回民起义》（二），106页。“滇省彝人最多，十居其七。汉民不过二分，回民仅止一分。回民之敢于滋事者，全仗勾结彝民，以为党与”[71]。由此可见，大理政权所实行的民族政策和清朝统治者的民族歧视政策是根本不同的。这个正确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族关系，广泛地动员起各族人民参加抗清斗争，因而推动了革命的胜利发展。事实上，滇西起义军已成为以回族为领导的回、汉、彝各族人民反抗清朝统治的一支联军。

大理政权还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恢复生产、安定社会秩序的措施。首先是减轻赋税，“取消地方苛派”[72]，“凡一切钱粮课税等项，一月造报帅府一次，一季汇解帅辕一次”，“不得私加名目，妄自征收，如土产等类，亦不准勒逼抽收”[73]，“每年征粮一次，其余大小苛敛，一律豁免”[74]。其次是扶植农业生产，“为农者给耕牛以助之”，“迎春东郊，播种南亩”[75]，多田归公者，岁给赴仓领谷，以养其家。杜文秀的部下虎应龙镇守永北时，曾领导农民开山凿洞，引水浇田，农民“念其恩德”，“咸称颂焉”[76]。第三是保护工商业的发展，当时，起义据点大理有通往缅甸和四川的两条商路，保证了滇西地区与国内外的物资交流，活跃了人民的经济生活。据英国人布洛克斯（Bullocks）说：杜文秀“十分明了发展商业的利益”，因而“他大力促进商业的发展”，和四川省及缅甸都“建立频繁的贸易关系”[77]。法国侵略分子罗舍（Rocher）也说：“滇西方面的商务，停顿已久。如今又开始活动了，大理与缅甸之间，照常有商队转运货物，并且滇西与川省之间的商路，也被杜文秀恢复了……滇西方面的回军，竭力保护川省与滇西边境往来商务，因此云南各商都利用这条商路，购运四川的货物。每天夕阳西下，滇川边境的山谷间，便充满了通行的商队，在连夜寂静无声的道中，通过了无数的货驮，万一滇西商人货物被劫，回军不惟负责追究匪赃，并且负责赔偿商人一部分的损失”[78]。大理政权不仅发展商业贸易，同时也很重视采矿和制盐，如开采乔后盐井，蒙化、凤仪的石磺矿，并将矿石运往缅甸，换回棉花，以发展纺织业，使大理成为滇西的纺织业中心。在起义军的保护下，“各盐场营业发达，税收也随之丰旺”，所以，起义军东征昆明时所需“军费一项，只须动用各盐井税收”，就“已敷应用”[79]了。

大理政权对吏治、军纪也严加整顿，颁布了《管理军政条例》，作为起义军官兵行动的准则。其中规定：“勿论文武，须以廉洁自持。若有私受贿者……自十两以至五十两以上者，追缴，倍罚，罢职；自五十两以至百两以上者，罢职，抄家；自百两以至二百以上者，除追缴外，拟绞”。还严禁士兵欺压人民，规定“带兵官攻破城池，三日内招抚流离，不准奸淫抢掳，焚烧民房，亦不准擅自杀人，藉故复仇”；军队的夫役都有定额，不准随便拉夫派役；文武官员“不准估娶民间妇女，为妻作妾”；严令士兵，不得“无故下乡，滋扰良民”或“故意纵放牧畜，践踏田禾”；并禁止官兵“强买估卖”，“倘有以官压市，轻价估买，使百姓含冤不服，屡投屡反，一经查觉，不论大小官员，拟斩”。

综上所述，大理政权所实行的民族政策和政治、经济、军事各项措施基本上是符合于各族人民的利益的，使长期处在清廷暴虐统治下的云南人民获得了暂时的安定。当然，我们也应该指出，大理政权的性质是很复杂的。它的领导人很多是办过团练的地主分子或出身举、贡、生、监的地主知识分子，这些人在政权中拥有很大的权力和影响，因此大理政权打击的对象主要是清朝统治，而并没有提出反对封建土地制度这样的根本问题[80]，它还不是一个完全代表贫苦农民利益的政权。但无论如何，大理政权的各种措施是应该肯定的，它努力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安定了社会秩序，连仇视回民起义的地主阶级也不得不承认杜文秀“待士恤民，外饰仁义，以故人乐为之用”[81]。正是由于滇西回民起义军采取了基本上正确的政策，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它才能够在军事上节节胜利，发展成为一支雄壮的革命力量，才能够和清朝政府坚持18年之久的长期斗争。

1867年，杜文秀趁岑毓英率清军去贵州镇压苗民起义的时机，对昆明发动总攻势。杜文秀的女儿蔡杜氏担任元帅，杨威将军蔡廷栋（杜文秀的女婿）为大经略，调集大军二十余万，由十八大司分别统率[82]，浩浩荡荡，直攻昆明。为了阐明这次出师的目的，争取各族人民的支持，杜文秀发布《誓师文》说：

此次出师，本为兴汉，戒勿滥杀。如临其境，如遇其民，各当发明宗旨。但得汉回一心，以雪国耻，是为至要……我军有三事焉：始则锄满，次则拊汉，三则除奸……战胜攻取之际，毋肆掳掠，毋贪财货，毋凌妇女。遇官吏顽梗不服者，杀之。良善被挟者，抚之。诸恶元凶，法所必诛，严加惩办，理宜不赦。

同时又发布《兴师檄文》，揭露清朝政府的残暴统治和挑拨民族仇杀的恶毒政策，“妖官穷谋诡计，倒行逆施”，“始也助汉以杀回，今也助回以杀汉；继也助汉以杀汉，今则助回以杀回”，因此弄得云南全境“百姓危若倒悬”，“民不聊生，人心思乱”，并提出这次出师的目的是“志在救劫救民，心存安回安汉”，号召人民起来推翻清朝的统治。

东征的回民起义军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分数路进逼昆明。大司衡杨荣、大司勋米映山由定远、罗次进抵富民，直叩昆明之北；大司政刘诚、大司令马清、大司藩安长兴等取道禄丰，进扎昆明以西的碧鸡关；大司戎马国春攻克楚雄，败滇军悍将李维述，屯驻昆明城南万寿宫，负责指挥围攻昆明的战斗。杜文秀的女儿蔡杜氏担任东征军的元帅，和杨威将军蔡廷栋、大司寇李芳园、大司平马兴堂等绕道元谋、禄劝，进攻昆明以东的高明、寻甸，以切断昆明的后路。东路的回民军如昆阳杨振鹏、新兴马国梁、澄江张元龄等“悉举所据地方响应”，连叛徒马如龙的部下合国安、马连升等也准备为起义军做内应，“省垣至是孤立，危若累卵”[83]。当时回民起义军声威大振，势力发展到顶点。据罗舍说：“云南全省，再经过数个月，可能完全为革命军所占领，滇西及西南部，由思茅厅至永北厅，已在革命军旗帜之下，滇东方面，已有若干府县，揭扬革命军的旗帜”，而被起义军紧紧包围的昆明，经过“几个月的包围战，使清军穷于应付，城内难民麇集，物价飞腾”[84]。

但是，当回民起义军大举东征的时候，全国的革命形势已趋于低落，清政府正向西南各省增调兵力，调整部署。一方面依靠云南土生土长的地方武装，提拔岑毓英为云南巡抚，令其迅速回援昆明。岑毓英回到昆明后，立即发动“殷实富户商民，告以明局艰难，令其出资供给军用”[85]，并对昆明一般居民大肆搜刮，仅同治七年（1868年）冬季，即搜刮了20万两军饷，昆明居民有以首饰、衣服、布匹抵捐者[86]；同时回族叛徒马如龙也大卖力气，死力抗拒回民起义军的进攻，并捕杀了起义军在昆明的内应合国安、马云龙。另一方面清政府又派湘军将领刘岳昭为云贵总督，率2万人，从四川黔南进入云南，与岑毓英、马如龙等合力救援昆明，并指定川、粤、苏、浙、鄂、湘六省协拨云南军饷每月共8万两。还有企图打入我西南边疆的法国侵略者，也积极支持清朝政府，派“原在福州造船厂供职”的罗舍到云南，帮助购买洋枪和开花大炮，后来还在昆明设立兵工厂。清朝方面积极地增兵、筹饷、购械，外国侵略者、清朝政府和云南的回汉地主武装通力合作，侥幸地守住了昆明城。

然而在起义军方面，因长期顿兵坚城之下，师老无功，内部日益滋长起不利的因素。军队的士气低落，斗志不扬，连负担着攻打昆明主要责任的大司戎马国春，也因“夏季天气炎热”，“遇有重大军事计划都交与部下协商办理”[87]，这样就使得军事行动大大松弛下来。同时起义军将领之间在这紧要关头，不仅没有团结一致，反而相互猜怨，造成分裂。大司疆段成功“粮尽，贷于蔡廷栋”，而蔡廷栋因“与成功素有嫌隙，弗与。又贷于大司令马清，亦不得。成功独立，暗地致降书于如龙。八月十三日，如龙戒备出城，见成功。是夜，成功所属部下，尽立赤帜”[88]。不久，安长兴亦叛变。段成功等的叛变严重地削弱了起义军的力量，破坏了起义军的整个阵线。1869年秋，清军发动反攻，起义军屡遭败绩，马国春、刘诚战死于昆明，军队“无人统御，各大司互相疑忌”[89]，在清军强大攻势面前，立即土崩瓦解。统帅蔡杜氏和李芳园、马兴堂等在嵩明被俘遇害，蔡廷栋和杨荣退回大理。昆明附近“尸堆如山，血流成河”[90]，二十万东征军由于统率无人、各将领互相矛盾以及叛徒的降清而招致了全军覆没的结果。

清朝军队在昆明解围后，乘胜西进。杨玉科出姚州、宾川为北路，李维述经楚雄、镇南为南路，两路会攻大理，岑毓英督师后应。1870年5月，杨玉科攻下姚州，大司军马金保被俘牺牲。1871年1月，杨荣与杨玉科战于宾川，失利，大理以东的城市亦陆续沦陷，起义军进入了极为艰苦的奋战阶段。1871年夏，清军越过大理，攻占永昌，1872年春又夺取了大理外围的漾濞、赵州（今凤仪）、永平、蒙化等据点，直逼大理城下。

1872年下半年，大理城厢，战云密布。大理城东临洱海，西依苍山，南扼下关，北控上关，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天然堡垒。杜文秀、蔡廷栋等竭力守御，清军围攻数月不下。清朝政府又使用卑鄙的分化手段，诱降了下关守将董飞龙，下关、上关先后失守。杜文秀仍督率起义军坚守大理城，“城内皆百战余生，誓死抵抗”。1872年底，清军挖掘地道，“东南、东北城垣轰塌多处，官军入城，于莲花池、校军场等处掘地为营，尚复死拒，嗣至子弹告竭，食用俱尽”[91]。1872年12月27日，杜文秀见大势已去，愿意牺牲自己生命以保全大理全城的居民，命令起义军停止抵抗，自己则预先服毒，到清营去议和，尚未到达清营，即毒发牺牲。[92]嗜杀成性的岑毓英佯允议和，诱使起义军放下武器，并借祝捷为名，大开宴会，邀集回民的领袖杨荣、蔡廷栋等，“岑毓英笑逐颜开，殷勤慰劳、嘉奖的态度，颇惹群众注视。不料来宾刚入饭厅时，突然被岑毓英的伏兵，举刀破入，登时有十七个头颅滚落地上。岑毓英并下令发大炮六响，这是清军约好了开始屠杀的信号……大理城住民，料不到在这秩序已安定时，清军突然演出屠城惨剧，逢人便杀，就是连他们所熟识的人，也不能饶恕一个”[93]。据《滇西变乱小史》说：“五里桥号炮一响，城内外老幼男妇一概被杀。壮年者，新薙头的，即是降卒，尽被杀。尸骨堆山，死者十余万众。今洛阳村东有二‘万人堆’在焉”。这次杀俘屠城的卑鄙行为，连岑毓英、杨玉科自己也无法掩饰。如杨玉科说：大理议和之后，“余皆诱其出城谒公（按：指诱回民军领袖见岑毓英），因执而为诛之，又令诸将搜其强悍者，尽诛之。贼尚狂窜死斗，搜剿连日，始将逆酋悍匪，一律诛除……斩首万余级”[94]。清军疯狂地血洗了大理城，坚持18年之久的云南回民起义被镇压下去。大理沦陷后，尚有一部分残余起义军在大司空李国纶的领导下，辗转腾越一带，与清军作战达数年之久，1874年，李国纶因叛徒的出卖，被捕遇害。[95]

四、云南哀牢山彝民起义

差不多和云南回民起义同时，云南哀牢山区的彝族农民也发动了一次反清起义运动。在这次运动中，彝、汉、哈尼、傣、白、回、苗、傈僳等各族的劳动人民联合起来对清朝封建统治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彝民起义早在1853年2月就爆发了。当时哀牢山区南华县（旧名镇南）属波罗村锈水塘的彝族人民，在“罗罗泼”彝族杞彩顺的领导下，首先发动了起义。杞彩顺率当地彝、汉农民千余人，攻取县城。[96]后因进攻不利，退守山区。1855年“卡堕”彝人田四浪与“尼苏泼”彝人普顺义，也在新扶、恩乐、阁者、按板井、者干一带率众起义，起义的彝族人民占领了整个镇沅县境。[97]但这两次起义，由于缺乏比较明确的起义口号和纲领，因而进展不够迅速。直到1856年李文学发动起义后，哀牢山区的彝民起义才迅速蓬勃地发展起来。

起义领袖李文学，又名李正学，是哀牢山区弥度县瓦卢村的彝族，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他从小就给“蜜滴潘云溪（地主）当奴仆，备受鞭笞之苦”[98]，对地主阶级有着深刻的阶级仇恨。1856年5月10日，李文学在王泰阶（汉族）和李学东（彝族）的影响下[99]，率领彝族人民五千余人，于瓦卢后山天生营誓师起义，树起反清起义的大旗。起义群众共推李文学为“夷家兵马大元帅”[100]，李文学委任王泰阶为参军，杞绍兴为副参军，李学东为上将军，鲁得盛为副上将军，形成了起义军的领导核心。

为了阐明起义军的反清起义目的，起义军随即发布檄文如下：

我哀牢夷氏，历受汉庄主欺凌，僻居山野，贫苦为生，几十世矣。自满贼入主，汉庄主与之狼狈为奸，苛虐我夷汉庶民，食不就口，衣不蔽体；白发爹娘，呻吟于床；幼弱子女，扶门饥啼。方今刃及颈项，岂容奢冀免死？矛逼胸膛，何望乞怜求生？本帅目睹惨状，义愤填膺，爰举义旗，驱逐满贼，除汉庄主。望我夷汉庶民，共襄义举，则天下幸甚！我哀牢庶民亦幸甚！[101]

起义发动后，彝民起义军立即攻入蜜滴村，杀死了汉族地主潘云溪等，“收积粮万石，银万两、金千两，悉入帅库供粮饷”[102]。为了进一步明确起义的目的，并号召广大彝、汉农民参加这次反清运动，起义军还提出了“铲尽满清赃官，杀绝汉家庄主”的反封建的鲜明口号，这一口号的提出，不仅清楚地阐明了彝民起义的反封建性质，同时对“历受汉庄主欺凌”，过着“食不就口，衣不蔽体”的贫苦彝族农民及其他各族农民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因此，起义“未及旬月”，就有“哀牢、蒙乐、六诏之夷、汉、苗、回、傈僳庶民，咸操刀持矛来归附”，共四千多人，起义军的势力日益壮大起来。[103]以后，杞彩顺、田四浪、普顺义的彝民起义军，刀成义的傣族起义军和杨承熹的白族起义军，也参加了李文学的队伍。田四浪被推为副元帅，杞彩顺、普顺义、刀成义、杨承熹分别被委任为都督，这样，就使原来分散的各族人民反清力量，汇合成为一支以彝族为主体，联合哈尼、白、傣、汉、回、苗、傈僳等族人民共同参加的庞大的革命队伍。

哀牢山区的彝族农民起义军，在协助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军对清作战中，起了很好的配合作用，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

在起义发动不久，清朝军队二万余进攻回民起义军的根据地大理。1856年6月，李文学亲自率彝军三千余人，“渡江北上，兼程急进”援救大理，和清军相遇于红崖，双方展开激战，“李军直闯贼阵，文学亲杀满统领”，大败清军，并攻克了鹿城，“尽收贼军械与城绅财物”，清军“怆惶逃遁，不能战”[104]。因此，李文学被杜文秀加封为“第十八大司藩”，“镇守蒙乐、哀牢之地”[105]。从此以后，彝、回这两支起义军更加紧密地合作，共同进行反清斗争。

1857年7月，李文学又应回民军扬威大都督蔡发春之约，“夹攻蒙化”，李文学命上将军李学东“率众五百人，沿江而上”，攻占了蒙化城南重镇南涧，回、彝联军又合攻蒙化，“合围两月余”，清军“数度从弥度来援”，都被起义军击退。在同年9月，回、彝联军便攻占了蒙化。在这次战役里，彝民军表现出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狠狠地打击了清朝的军队。就连地主阶级文人也不得不供认说：“夷匪凶勇，王师数倍其众，犹不能敌，常受其挫”[106]。1865年春，李文学、李学东、杞绍兴等又率起义军协助回军大司阃马旭攻克了景东。彝民起义军在战斗中不断地发展成长起来，起义势力已控制了云南蒙化、弥度、南华、楚雄、双柏、景东、镇沅、新平、元江、墨江10个县的全部或部分地区。起义军以蜜滴为中心，设立帅府，并于帅府之下，在猫街、鼠街、者干、新抚、阿雄、嘉、"色、固远等地，设立了八个都督府，分别由杞绍兴（彝族）、徐东位（哈尼族）、罗自美（彝族）、普顺义（彝族）、杞彩云（彝族）、杞彩顺（彝族）、刀成义（傣族）、杨承熹（白族）等人率军驻守。这样就在哀牢山区形成了仅次于回民起义的一支强大的反清力量。

在彝民起义过程中，起义军领袖们充分注意到彝、汉农民的土地要求，提出了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的政策。在起义后不久，李学东、王泰阶、杞绍兴等人就倡议，把“帅府督府近郊之庄主田亩，悉收为军耕；庶民原耕庄主之地，悉归庶民所有；免租薄赋，按岁所获，课赋二（成），荒不纳”[107]。

这个土地政策反映了彝汉贫苦农民的迫切要求，是对封建制度的彻底否定。根据文献与调查资料的记载，起义军在实践中已贯彻了上述的土地政策。据曾参加过彝民起义的汉族知识分子夏正寅在《哀牢夷雄列传》里记述杞绍兴革命事迹时说：“凡夷军所辖之地，绍兴力行‘庶民原耕庄主之田亩归庶所有，不纳租，课赋二（成）’之则”[108]。从调查的纪录中也证实了这点。彝族老人姚正说：“从杞都督（彩顺）占住嘉后，就把地主的地夺过来给我们种，我们原耕地主的田地，就不再纳了，只是收一斗两升粮给杞都督做衙门开销。给地主纳租，就得一斗要纳四升多，最少也得纳三升米”[109]。彝族老人李正为也说：“当杞彩顺都督占住嘉，管辖到我们这里的时候，我们不必给地主纳租，不给地主当伕役，大地主逃走了，小地主要自己盘庄稼过活”[110]。由于起义军实行了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的土地政策，因而深得各族贫苦农民的拥护与支持，据夏正寅的记载，当彝、汉农民“闻得庄主之地，不纳租，薄赋二（成），差不纳”的消息以后，莫不额手称庆，相聚而喜曰：“不图今日后见天日，德勒米[111]可王矣。”[112]可见，久处于封建剥削下的彝族农民，一旦摆脱封建剥削，是多么欢欣鼓舞而热烈地拥护他们自己的革命队伍！

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同时，李文学还采纳了鲁得盛的建议，实行了寓兵于农的措施。这一措施的具体内容，即“帅府得养常军二千，都督府养常军一千，常军总数不得逾五千；收庄主田亩耕之，则军不忘农，可以战；粮不全取于民，民得以养”[113]。据调查的资料说：“田四浪、王泰阶等曾让他们部下的兵士”自己盘庄稼吃饭，就把都督衙门旁边的地主土地夺过来，给兵耕种。[114]同时起义政权又把普通群众组织起来，“十八、十四龄间之男女，必练战阵，战则集之，不战则耕，男任战，女任运，男女各有其职，力可专”[115]。这个措施不仅保证了军粮的来源，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时也组织和锻炼了一般的彝民群众，增强了对敌作战的能力。

起义军为了克服因清政府的封锁而造成的经济困难，改善各族人民的经济生活，还实行了其他一些措施。如没收了清政府和汉族地主经营的铅铁矿、铁厂和盐井等，由帅府公营。[116]杞绍兴“常巡督嘉铁业之经营与江边崖穴炼制火药之事业”[117]。彝族老人说：“从李正学元帅得势，管辖了南山后，就叫杞彩顺都督去把嘉县的庄主铁厂夺过来，派我们老爹（祖父）那一辈子去跟嘉铁厂的汉家铁匠，学开铁矿、铅矿，学打锄头、斧子、砍刀、鸣火枪、三须叉、杆子（矛），学铸犁头、犁铧、铁锅”[118]。帅府和各都督府还向农民收购皮、毛、麻、麻布等农副产品和猎产品，用马帮驮到普洱、下关等地出卖，然后换回盐铁等人民生活必需品。起义军的这些经济措施，改善了彝汉农民的生活，促进了哀牢山区的经济发展。

哀牢山彝民之所以能够暂时摧垮地主的势力，实行分配土地和其他经济措施，使农民获得比较安定的生活，这是和全国革命的掩护、特别是和云南回民起义的掩护分不开的，那时地主阶级为了集中力量，挽救垂危的统治，不得不从一些地区撤退。不幸到60年代之末，全国革命形势日益低落，云南的局面也逐渐改变，地主阶级当然没有忘记对哀牢山区的彝民起义军实行反攻。从1870年以后，清朝军队和地主团练武装把战火燃遍了哀牢山区，彝民群众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和优势敌军展开了搏战。

1870年秋，清军勾结思陀、瓦渣的土司，“合满军二万众攻通关哨”，王泰阶、普顺义等率军奋勇抵抗，为清军击败，通关哨失守，王泰阶、普顺义战死。清军乘胜攻打阁者，田四浪副帅率起义军从按板井去抵抗清军，被清军“包围在阁者江边崖顶上”，田四浪在跳江突围时牺牲。

王泰阶等牺牲后，李文学以杞绍兴为参军。杞绍兴是起义军中“能战能谋”的大将，他利用清军新胜后骄而不备的时机，命徐东位、刀成义、杞彩云三路合击清军于恩乐，大败清军。恩乐战役虽然取得了胜利，但起义军在几次大战中实力消耗很大，而清朝方面却不断增兵，从四面八方扑向哀牢山区，斗争愈来愈艰苦了。1872年，杞彩云在汉族地主团练头子刘宇清的诱说下，背叛革命，投降了清军。李学东闻讯后，立即“率军千人讨之”，杞彩云“领三千之名，犹不能敌而溃”[119]。尽管李学东击溃了杞彩云的叛军，但杞彩云的叛变，却使起义军的实力遭到重大的损失。

1872年春，清军围攻回民军据点大理的下关，李文学亲率“李学明、李明学三千余，赴下关解杜文秀之危，军溃，李学明战死”[120]。起义军退至南涧时，李文学被其部将李明学擒住送交了清军，被清军“凌迟处死”了。

1873年，清政府派出大批军队，进入哀牢山区，“围剿”起义军。清军参将李芳梅、张宗久率军七千余，直攻起义军根据地——蜜滴，李杠材率清军千余进攻猫街，苏仲、刘宇清率清军千余进攻者干，坚守蜜滴的李学东率领起义军及蜜滴的男女老幼群众数千人英勇抵抗。在坚守半个月之后，由于叛徒刘柄贤的内应，蜜滴终于被反革命攻陷，许多起义领袖牺牲了，李学东仅率二百余人冲出了重围。

李学东突围后，又招集残余的部众，“复得五百余，深匿山林崖穴”，利用流动的战术，“东流西窜”，继续与清军苦斗。在琵琶箐战役中，屠杀哀牢山区彝民的刽子手李芳梅被李学东设伏击毙。直到1876年，李学东因病死于哀牢山中大古木村的大涧洞。至此，彝民起义军最后失败了。

哀牢山区的彝民反清起义运动，从1856年天生营起义，直到李学东最后失败，一共坚持了21年。起义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彝族农民英雄们的英勇斗争在祖国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永远为哀牢山区和全国各族人民所景仰。

注释

[1]《永淳县志》，抄本，转引自古芦：《太平天国时代广西壮汉各族农民的反剥削斗争》，载《历史教学》，1958（12）。

[2]苏凤文：《平桂纪略》，卷四。

[3]李锦贵：《股匪总录》，卷一。

[4]转引自罗尔纲：《壮族革命英雄黄鼎凤》，载《广西日报》，1961年11月6日。

[5]据《新宁州志》卷四的记载：“道光末年，路多伏莽，凌云世为窝主，代赃消赃，家以致富”，剥开统治阶级的诬蔑言词，可以看到吴凌云和广西起义军是早有联系的。又据调查资料说：“（吴凌云）自小就抱有大志，自考取秀才后，眼看清政府政治日趋腐化，上至皇帝，下至州里的官吏，都互相勾结，残害民生，向群众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弄得民不聊生。当时吴凌云看到这种情况后，就产生了革命思想”。（《壮族民间故事资料》，第3集，85页）

[6]光绪五年《新宁州志》，卷四，12页。

[7]苏凤文《平桂纪略》载：“（咸丰七年）吴凌云陷新宁，土贼梁日高据之”。（卷二，14页）

[8]《广西昭忠录》卷四载：“吴凌云者，故新宁盗，据土忠州陇罗村，屡寇太平……十年八月，复寇太平，城中无粟，协镇兵半与贼通，贼围亟，守陴者皆走散，贼逾墉入”。

[9]苏凤文：《平桂纪略》，卷一。

[10]《新宁州志》，卷四，19页。

[11]同上书，卷四，22页。

[12]苏凤文：《平桂纪略》，卷四，7页。

[13][14]同上书，卷四，12页。

[15]苏凤文：《平桂纪略》，卷四，17页。

[16]广西通志馆编著：《中法战争历史调查记》（初稿），上集，5页。

[17][18][19][20][21]黄海安撰：《刘永福历史草》，见《中法战争》（一）。

[22]《平黔纪略》，卷一，1页。

[23]空六居士：《独山平匪记》，见《振绮堂丛书初集》。

[24]郑珍：《巢经巢诗后集》，卷一，《十一月廿五日挈家之荔波学舍避乱记事八十韵》。

[25]陈昌运：《南溪韩公年谱》，见《振绮堂丛书初集》。

[26]凌惕安：《咸同贵州军事史》，第二编上。

[27]韩超：《苗变记事》，见《振绮堂丛书初集》。

[28][29]韩超：《苗变记事》。

[30]杨玉科：《从军纪略》，卷上。

[31][32]王安定：《湘军记》，卷一四，《平黔篇》。

[33][34][36][37]莫友芝：《上李中堂书》，见《咸同贵州军事史》，第三编上。

[35]唐炯：《成山老人自撰年谱》，卷四。

[38]1855年郎岱布依族人马阿奴举行起义，但不久即被安顺知府刘书年所镇压。此后各地布依族人不断起义反抗：1860年安南布依和倮倮族人民联合回民据木角、三宝寨起义；1861年归化布依人叶桂林响应石达开的入黔部队，攻打安顺；1862年布依族和回族的联军攻克安南、兴义，1863年又攻克普安；1865年布依人卢阿代联合苗民军攻定南，并攻克镇宁州城。布依族人民的反清斗争一直坚持到1875年，才最后失败。参见《咸同贵州军事史》，第三篇下。

[39]居住在贵州西南部的回民，在滇黔各族人民起义的影响下，于1858年12月在普安厅大坡铺、华家屯一带举行起义。起义是在回民领袖张凌翔、马河图的领导下发动的。起义军提出“打富济贫”的口号，并四处联络群众。1859年8月，“新城竹山砦以陆王松、王巨林为首的一支布依族队伍，参加了起义军；粑粑铺以张有六为首的一些回民和贞丰州杨九领导的苗族队伍，也起而响应”。同年11月，起义军攻克新城，推张凌翔为大元帅，并分兵攻打贞丰、安南、兴义、普安、归化等地，先后攻占10个县城。正当起义军胜利发展时，不幸义军内部遭到敌人挑拨离间而发生裂痕，张凌翔、马河图均死于内讧之中。1870年清政府纠集滇黔兵力十余万人，大举进攻，经过两年激战，至1872年普安的回民军才告失败。参见《白旗起义始末》，载《近代史资料》，1958（3），及民国《贵州通志》、《咸同贵州军事史》等书。

[40][41]王定安：《湘军记》，卷一四，《平黔篇》。

[42]严树森语，转引自王安定：《湘军记》，卷一四，《平黔篇》。

[43]《咸同贵州军事史》，第二编上，参见《平黔纪略》，卷二、卷五。

[44]刘书年：《黔乱纪实》，见《刘贵阳遗稿》，卷一。

[45]《咸同贵州军事史》，第二编上。

[46]《平黔纪略》，卷三，12页。

[47]《关于刘义顺的史料》，载《历史研究》，1956（10）。

[48]唐炯：《成山老人自撰年谱》，卷四。

[49]王定安：《湘军记》，卷一四，《平黔篇》。

[50][51]唐炯：《援黔录》，卷四。

[52][54]王定安：《湘军记》，卷一四，《平黔篇》。

[53]《咸同贵州军事史》。

[55]马观政：《滇垣十四年大祸记》，见《回民起义》（一），293页。

[56]《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卷五，见《回民起义》（一），321页。

[57]李元丙：《永昌府保山县汉回互斗及杜文秀实行革命之缘起》，见《回民起义》（一），7～8页。

[58]许印芳：《五塘诗草》，卷二，《怀故少保林文忠公》。

[59]罗舍著，李耀商译：《云南回民革命见闻秘记》。

[60]《咸同滇变见闻录》，卷下，319页。

[61]清政府曾通过杨振鹏、马复初、马如龙等几度诱降杜文秀，杜文秀坚决拒绝。他说“马云峰（马如龙）做马云峰的官，我杜文秀造我杜文秀之反，想我杜文秀归顺，除非黄河水清，不然，万万不能”。见《回民起义》（二），376页。

[62]李元丙：《永昌府保山县汉回互斗及杜文秀实行革命之缘起》，见《回民起义》（一），7～8页。

[63]周宗麟：《大理县志稿》，卷八，见《回民起义》（一），29页。

[64]《咸同滇变见闻录》，《杜氏文秀小史》。

[65][67]王鼎臣：《清咸同间云南回变纪闻》，见《回民起义》（二），300页。

[66]《新兴河西纪闻》，见《回民起义》（二），65页。

[68]《钦定剿平云南回匪方略》，卷三八。

[69]赵清：《辩冤解冤录》，见《回民起义》（一），47页。

[70]马如龙：《复大司衡杨荣书》，见《回民起义》（二），142页。

[71]《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卷九。

[72]《元谋纪闻》，见《回民起义》（二），215页。

[73]《管理军政条例》，见《回民起义》（二），112页。

[74]《腾越杜乱纪实》，见《回民起义》（二），229页。

[75]赵清：《辩冤解冤录》。

[76]《滇西变乱小史》，《应龙小史》，见《回民起义》（二），92页。

[77]转引自《云南回民起义史料》，载《历史教学》，1951（5）。

[78]罗舍：《云南回民革命见闻秘记》，22～23页。

[79]同上书，46、51页。

[80]据《辩冤解冤录》载：“多田归公者，岁给赴仓领谷，以养其家”，这可能是将地主的一部分多余土地“归公”，但地主仍能从公仓中领取粮食，以作补偿。

[81]张中孚：《碌云纪事稿》，见《回民起义》（二），475页。

[82]十八大司是大理政权中十八个高级职官，其中著名的如大司寇李芳园、大司戎马国春、大司疆段成功，大司衡杨荣，大司平马兴堂等。

[83]《大理县志稿》，卷八。

[84]《云南回民革命见闻秘记》，50、52页。

[85]同上书，56页。

[86]参见张涛：《滇乱纪略》，见《回民起义》（一），276页。

[87]《云南回民革命见闻秘记》，53页。

[88]马观政：《滇垣十四年大祸记》。

[89]徐元华：《咸同野获编》。

[90]张涛：《滇乱纪略》。

[91]《大理县志稿》，卷八。

[92]杜文秀临死以前，尚惓惓顾念人民。据《滇西变乱小史》描写：“……杜公曰：‘大司衡，你说的到是，若是决一死战，将来鸡犬不留，亦是实事。本帅出城，救其合城老小。若红旗（按：指清朝军队）进城，多少也要留得几个油香根，是本帅一人前去顾众。大司衡，本帅顾了百姓十八年，今日当着两位师长，两班文武，将全城百姓交代于你，好歹二字，满城百姓同你考算……’。杨荣曰‘卑职甘愿担负。’……同治十一年冬月二十六日黎明时，杜公全家沐浴毕……将所畜孔雀宰了，孔雀胆杜公挂在胸前，眼望全家服毒后，将有辰时，文武两班送行，元帅升大座，再嘱大司衡：‘满城百姓交代与你了，本帅是去了。’杨荣曰：‘大元帅宽心，勿以百姓为念。’于是升坐黄呢小轿……轿出大理北门……在南五里桥下首会杨玉科。杜公曰：‘杨大人，本帅凑你成功，不干城中老小之事，你要另眼相看。’……渐渐低头于胸……渐渐气绝”。

[93]《云南回民革命见闻秘记》，86页。

[94]杨玉科：《从军纪略》，卷下。

[95]关于杜文秀与英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目前史学界尚有不同的意见。有些同志认为，杜文秀曾勾结英帝国主义，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另一些同志则不同意。事实上，英法侵略者虽曾先后在大理进行阴谋活动，但至今未发现“杜文秀勾结英国”的确凿证据。1870年秋，刘道衡《上杜公书》说“英法欲交我大元帅而传命犹未通”，可见迟至1870年英国拉拢杜文秀的企图尚未实现。外国的一些书籍中称杜文秀为Panthays苏丹，称大理政权为Panthays王国，外国人所绘地图甚至把云南省划出中国之外，这表明了外国侵略者企图把云南省从祖国分裂出去以达到其侵略的目的。（如Anderson：Mandaly to Mo-mien；Bromhall：Islam in China；及安邺《东京问题》等书）但查考现存杜文秀所出告示、文件，从来只称大元帅，并未称“王”或“苏丹”。很可能像安邺所说“此项名称是英人给与这省回教人的”（《东京问题》，见《中法战争》（一），413页），并不是杜文秀和大理政权自己的称呼。但大理被围时确有一个使团到英国去求援，一些外国记载中都提到这件事情，还说这个使团是由杜文秀的儿子艾山所率领，并“携带着从山的四角砍下来的岩片，以正式表明愿做英国的臣属”（Bromhall：Islam in China，p140）。杜文秀有三个儿子，年龄都很小，大理沦陷时均被清军所俘，因此“艾山”绝不是杜文秀的亲生子。外国侵略者抱着分裂我国云南省的目的，记载这些事情总要渲染以至捏造。在没有看到可靠的史料以前，对于外国侵略分子所记这个使团的情况是难以尽信的。有的同志怀疑“艾山”即是向杜文秀上书自荐、愿往英法联络的刘道衡。刘道衡在1870年秋曾建议杜文秀联合英法，攻打清朝，给英法的酬报条件是“永为二大国不侵不叛之臣”（刘道衡：《上杜公书》，见《回民起义》（二），169页）。这个建议是十分荒谬的，而杜文秀对这种荒谬主张不但没有驳斥，反而在批语中大加赞扬，杜文秀在这个重大的对外关系问题上不能不说是抱有错误思想的。当大理危急时，杜文秀可能派出使团，向英国乞援，但并未取得结果。这件事在清方记载中亦可找到旁证，如李鸿章给丁日昌的信中说：“滇回乞师于英，未闻有密助军械之说。”（《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二，《复丁雨生中丞》）至于赴英使团的详细情况，尚待进一步搜集资料，进行研究，以便对杜文秀和大理政权做出恰当的评价。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可参看吴乾就：《试谈杜文秀的评价问题》，载《光明日报》，1961年12月1日；李青：《谈谈杜文秀的几件史料》，载《光明日报》，1961年12月19日；高鸿志：《略论杜文秀》，载《合肥师范学院学报》，1962（3）。

[96]参见《近代史资料》，1957（2），61页。

[97]参见刘尧汉辑：《云南哀牢山区彝族反清斗争调查纪录》，载《近代史资料》，1957（3），140页。

[98]夏正寅：《哀牢山夷雄列传》，载《近代史资料》，1957（2），22页。

[99]王泰阶、李学东曾参加过太平军石达开部，1854年从广西到云南哀牢山区，“行堪舆兼行医”，进行革命酝酿活动。“李学东佯为其徒，出入夷汉贫富之门，入富室行堪舆，得资购药；入贫户为郎中，愈病不取资；与李学东亲为贫者侍汤药，贫者莫不感其德。未及一载，哀牢山川，为其所悉；富室内幕，为其所知；贫门痛苦，为其所晓。”1856年4月李文学率众起义。详见《近代史资料》，1957（2）。

[100]参见《近代史资料》，1957（2），23页。

[101]《近代史资料》，1957（2），23～24页。

[102]同上书，1957（2），24页。

[103]参见上书，1957（2），24页。

[104]同上书，1957（2），25页；1957（3），60页。

[105]同上书，1957（2），23页。

[106]《近代史资料》，1957（2），62页。

[107]同上书，1957（2），28页。

[108]同上书，1957（2），57页。

[109]《近代史资料》，1957（3），138页。

[110]同上书，1957（2），139页。

[111]“德勒米”，即指李文学而言，“德勒米”系“罗罗泼”彝语，“德”义为大，“勒米”义为肚脐，“德勒米”即大肚，李文学“大脐腹鼓”，彝民多以“德勒米”称之。

[112][115]《近代史资料》，1957（2），28页。

[113]同上书，1957（2），27～28页。

[114]参见上书，1957（3），137页。

[116]参见《近代史资料》，1957（2），29页。

[117]同上书，1957（2），57页。

[118]同上书，1957（3），124～125页。

[119]《近代史资料》，1957（2），48页。

[120]同上书，1957（2），33页。

第三节　西北各族人民起义

一、陕西、甘肃的回民起义

在西南各族人民起义蓬勃发展的同时，陕西、甘肃（包括今甘肃、青海与宁夏回族自治区）两省的回民，在太平军、捻军及四川农民军的推动下，先后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清起义运动。

陕西、甘肃是我国回族聚居较多的省份。陕西向有“汉七回三”之称，甘肃更有“汉三回七”之称。居住在陕甘两省的回汉劳动人民，长期以来，交错杂居，在经济上、文化上相互交流，相互合作，结成了“平日里党之谊”。他们同受地主阶级和清朝反动政府的残酷压迫，特别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爆发以后，清朝政府为了筹措军饷，在西北地区穷凶极恶地进行搜刮，“西北协饷加重，正税不够供给，于是苛捐杂税，相继繁兴……每征赋粮一升，附加军面四五斤，以至六七斤，威逼人民交纳。民力既竭无以应，则委严酷州县敲骨髓以取之。州县刑威竭，亦穷无以应，则委凶悍武弁拥重兵以胁之。朝指一官曰催面不力，夕而黜其名；夕指一堡曰抗而不供，朝而屠其地……民皆相向而哭，以早死为祝”[1]。在这种普遍的残酷剥削下，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只得起来和清朝统治者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当时有一首诗写道：“谓盗所自染，尽以输官粮，官粮无定额，里胥任取得，诛求到骨髓，积逋终难量，赋繁田亩啬，岁入那堪偿，纵剜心头肉，莫医眼前疮，相率宁为盗，暂免里胥戕”[2]。这首诗形象地描述了西北各族人民起义的根本原因。

但是，发生在尖锐的阶级矛盾基础上的西北人民大起义却表现为民族运动的形式，这是和清朝政府的民族挑拨政策以及汉族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分不开的。清朝政府对国内各民族的关系，故意挑拨离间，使之互相冲突，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清朝官吏处理讼案时，对回民“意存歧视，凡系回民，一切从严，不辨是非曲直”[3]。连陕西巡抚瑛棨也说：回汉纠纷所以愈演愈烈，是由于地方官未能持平办理，积怨填胸，此际争端突起，“杀戮横加”[4]。而且当时汉族地主阶级为抗拒太平天国革命而组织了团练武装，他们即以团练武装力量来压迫回族人民。陕西团练大臣张芾（泾阳的汉族大地主，曾任江西巡抚、都察院左都御史）就是以残杀回民著称的大屠夫，“杀的回民最多也最惨，他也不分好坏男女，抢东西是更不用说了，这样子更动了回民的公愤，人人都想杀张芾”[5]。在清政府和张芾的指使和支持下，各地的地主团练气焰嚣张，“时以‘剿回’、‘灭回’，信口大言。其官宦巨室诸少年子弟好事者，招养艺勇，纵酒论兵，睥睨一世”[6]，甚至“自潼关以西，凡往来回民，非铡即杀，无得免者”[7]。由此可见，造成陕甘这场大斗争的罪魁祸首是清朝政府和汉族地主阶级，正是由于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使得陕甘地区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分外地激化，达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

1862年春，蓝大顺起义军自四川分道入陕，攻克洋县；太平军西征部队在陈得才的率领下也进入陕西，攻打西安。这两支农民武装部队把革命的火种点燃到了布满干柴的八百里秦川，一场燎原的大火立即燃烧起来。

清政府为了抵抗太平军的进攻，强迫“回勇”数百人防堵渭南刘峪口，带队的绅士赵炳堃沿途刁难回勇，回勇不服，杀赵炳堃，聚众回家，行至华州圣山，回勇因买竹竿和汉民发生争执，汉族地主团练借这个细小的争执，竟打死回勇二人，使事态扩大，华州知州又无理判决“回伤汉民，一以十抵，汉伤回民，十以一抵”[8]，更激起回民的愤慨。渭南、华州的团练武装，又到处残杀回民，焚烧回民村庄，造成一片恐怖景象。面临死亡威胁的回族人民不能不起而反抗，渭南仓头镇回民领袖洪兴派人到长安尹家卫与太平军联系，太平军在回民的指引下东进。1862年5月下旬克渭南、华州，回民在太平军的支持和推动下，同地主团练展开武装斗争，攻克孝义镇、芜白镇、八女井等地。5月底，太平军为营救英王陈玉成而离开陕西，但回民起义势力仍在迅速发展，渭南、大荔一带基本上已被起义的回民所控制，其他东府各属的回民也纷起响应，地主团练被打得落花流水，恶霸豪绅望风逃窜。

眼见回民起义力量迅速发展，而省内军队大部被调去镇压太平军，无力对付起义的回民，张芾只好亲往东府地区进行“调解”。6 月3日，张芾在临潼油房街与回民谈判，回民要求解散团练武装，保障回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张芾拒不接受，反而要求交出回民领袖任武，要严惩“造衅者任老五一人而已”[9]，同时在张芾的轿座中又发现“剿灭回民”的传帖，于是起义军逮捕了张芾，押往仓头镇处死。

处死张芾的消息传出后，更加鼓舞了回民群众的斗争，进一步推动起义走向高潮。这时起义军组成了十八大营[10]，任武、赫明堂、洪兴担任最高指挥，以渭南的仓头镇和大荔的王阁村、羌白镇为主要据点，整个关中地区插遍了回民军的义旗，西安、凤翔、咸阳、泾阳、三原都处在声势浩大的回民军的进攻下。清朝官吏描写当时的形势说：

回匪啸聚，渭河南北，响应日多，旗帜器械，枪炮马匹，日见添备。我兵困守孤城，外援不至，加以东西北三路蔓延数百里，逆焰鸱张，道路梗塞。[11]

渭南迤西以至西安，如梁大坡、临口、灞桥、舆桥等处，该回匪据为巢穴，肆行焚掳，与高陵、三原等县及同州属蒲、朝两邑，渭河北岸之王阁村、仓头等处老巢，声息相通，互为勾结，并于渭河南岸，不时出没，飘忽靡常。[12]

从1862年5月回民在东府发动起义，到1864年春为止，是西北回民起义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回民军和太平军陈得才部、川滇军蓝大顺部配合作战，势力迅速发展。起义由东到西发生连锁式的连续反应，6月间，西安、泾阳、三原地区的回民在统治阶级“见回格杀勿论”的迫害下，也举起义旗，与东府回民军合攻西安，在金胜寺和六村堡战斗中，全歼西安地区团练数万；8月底，凤翔回民在崔伟的率领下起而响应，围攻凤翔达一年之久。陕西回民军已发展到30万人。接着，起义浪潮向西波及甘肃，“甘肃自宁夏发难，踵而兴者马化龙反灵州，马彦龙、马占鳌反河州，马桂源反西宁，马文禄反肃州……甘境之靖者，盖十无二三”[13]。1863年春，太平军陈得才部自湖北再度入陕，和蓝大顺部攻汉中，取周至，与回民起义军相互呼应。

面对着西北地区如火如荼的革命局势，统治阶级“寝食不安”、“忧心如焚”。清廷命胜保率军入潼关援陕，1862年8月底，胜保的先锋部队直隶提督成明所率京兵五千人，在大荔与回民军初次接战，全军溃散；9月初，胜保的大军在临潼又遭回民军截击，“军火器械，皆为贼有”[14]。胜保逃入临潼城内，等到半夜里才悄悄离开临潼，绕道奔向西安。胜保进入西安后“日以淫乐为事”[15]，他的军队以“搜回”为名，到处抢劫。在清朝的再三催促下，胜保进兵咸阳，起义军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清兵大败，胜保只身逃回西安。1863年1月，屡战屡败的胜保被革职逮京，赐令自尽，清廷另派湘军悍将多隆阿为钦差大臣，率兵入陕。多隆阿到达陕西后，立即向大荔、渭南一带的回民军发动进攻，并使用分化手段，向回民军中的一些动摇分子诱降。在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下，东府的回民军阵线发生动摇，王阁村、乔店、羌白镇等主要据点沦陷于敌手。1863年5月，东府回民军与多隆阿军在仓头镇进行决战，在这重要关头，回民军领导集团内部发生内讧，任武被杀害，马彦英向清军投降，回民军作战不利，撤出仓头镇，退到西安地区。这时回民军主力并未受到严重损失，东府和西安地区回民军合计尚有20万人，“由渭河直至泾河，绵亘十余里”[16]，西安仍处在回民军的包围中。同时陈得才在汉中击败从四川援陕的湘军，蓝大顺又攻克了西安以西的重要据点周至，形势尚十分有利。可惜回民军中的一些动摇分子破坏了大局，西安地区回民军大元帅孙玉宝竟被清朝的“三品花翎顶戴”所收买，叛变降清，多隆阿遂乘机进攻苏家沟。回民军英勇抵抗，损失颇大，苏家沟失守。在清军的疯狂追杀下，数十万回族人民扶老携幼，被迫离开陕西，会合凤翔地区的回民军，撤往甘肃的董志原[17]。不久，陈得才因天京危急，分道自汉中回援天京，离开了陕西；蓝大顺军在周至和多隆阿军激战，击毙多隆阿，蓝大顺亦被俘牺牲。各支革命队伍暂时都退出了陕西，结束了陕甘回民起义的第一个阶段。

从1864年春到1868年底是陕甘回民起义的第二个阶段。这时陕西的回民军虽然遭到了相当的损失，但甘肃的回民军风起云涌，其势力方兴未艾。陕甘的两支回民军并肩作战，共同抗击清军。陕西的回民军屯驻在董志原上，重建新十八大营（后来归并成四营），由白彦虎、马正如、马生彦、禹得彦、崔伟、于彦禄等率领，边耕边战；甘肃的回民军主要有金积堡的马化成、河州的马占鳌、西宁的马桂源、肃州的马文禄四大支。这时，战斗的中心已移至甘肃境内，清廷以都兴阿、杨岳斌、穆图善先后指挥甘肃军务，回民军和清军在平凉、固原、泾州以及金积堡外围展开了长期的拉锯争夺。清军自多隆阿死后，分别由其部将雷正绾、曹克忠、陶茂林统率，指挥不统一，而且士兵远征甘肃，水土不服，又缺少粮饷，经常发生哗变，统帅都兴阿是个庸碌无能的木偶，继任者杨岳斌虽然是湘军中的悍将，但只习水战，“始来督军，声威甚盛……居数月，不闻进兵，惟仿江南水师，造战船数百艘，欲由黄河顺流为攻取宁夏计，后见事无济，复沉其船于河”[18]。在这种形势下，陕甘的回民军展开流动游击，使得清朝军队顾此失彼，奔命不遑。就像清方记载所说：当时“河（州）狄（道）之贼扰于南，平（凉）固（原）之贼扰于东，宁（州）灵（州）之贼扰于北，凉（州）肃（州）之贼扰于西，几于剿不胜剿，防不胜防”[19]。同时，太平军余部在启王梁成富的统率下也西进甘肃，据守阶州达8个月，牵制了大批清军。1865年，由董福祥、高万镒率领的甘肃固原的汉族饥民，同由扈彰率领的环县饥民联合，组成“老营”和“新营”，这支抗清力量以花马池为据点，吸收各地饥民、会党以及溃败哗变的散兵游勇，活动于陕东和陕北，声势极大。清军只能坐守兰州孤城，一筹莫展。1865年夏，雷正绾、曹克忠强攻金积堡，希图侥幸得胜，后路被回民军切断，“转运不继，粮饷缺乏……于是人马踣毙相望，而雷军兵弁皆携眷属，部曲不齐，回乘之，遂大败，曹军因之亦败”[20]。同时，陶茂林军在安定哗变，陶茂林带着残剩部卒，狼狈逃窜。9月间，雷正绾的军队又在三汊河哗变，哗变军队和回民军合作进攻泾州、平凉。1866年4月，兰州城内督标兵亦因待遇不公而哗变。[21]甘肃的反动军队接连地溃败和哗变，完全失去了战斗力。

趁着甘肃反动军队溃败和哗变的时机，1866年春，董志原上的回民军大举向陕西发动反攻，提出“并力陕疆，誓不回顾”的口号，自凤翔抵扶风、武功，军锋直逼咸阳，与陕西巡抚刘蓉的军队相持半年之久。1866年底，西捻军张宗禹部自华阴入陕，与回民军配合，在西安十里坡全歼刘蓉的反动军队，回民军自西而东，而捻军自南而北，陕甘地区的革命之火愈燃愈烈，清朝政府不得已派左宗棠为陕甘总督，带兵入陕。

在第二个阶段中，西北的形势是对革命相当有利的。但起义军本身存在着一些弱点，首先是各支起义军之间，存在一定的内部矛盾，汉民军和回民军之间，陕西回和甘肃回之间，甚至甘肃回军自身之间没有能更好地合作，各自分散活动，独立作战，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指挥，没有能更加有效地打击敌人；其次是起义军未能提出明确的政治主张和纲领，严重的民族色彩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斗争的政治目的，妨碍了各支起义军的联合和起义力量的巩固和发展；此外回民军的不少领导人出身于上层，对清朝统治者抱着“议和”“就抚”的幻想，斗争不够坚决，在形势有利的时候存在着保守地盘的消极打算，而不是积极主动地进攻。由于这种弱点，陕甘的回民起义军没有能趁着有利形势，进一步打击清朝在西北的统治。

1867年左宗棠率军入陕，他的战略方针是“先捻后回”，主力用来对付西捻军。这年年底，西捻军为了援救被困的东捻军，踏冰渡河，向山西、直隶进军，离开了陕西，左宗棠的主力也跟追出陕，清方一时还抽不出主要力量来镇压回民军，回民军仍具备较有利的活动条件。1868年，回民军在泾、渭一带出入流动，获得多次胜利。到了1868年底，西捻军失败，左宗棠率领大批部队再度入陕，陕甘地区回民军与清军的力量对比骤然发生变化。从此，回民军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艰苦阶段。

从1868年底到1874年1月金积堡沦陷，是陕甘回民军斗争的第三个阶段。这时，由于力量对比的变化，回民军已转入了防御，战斗主要在金积堡的外围展开。左宗棠二次入陕，向英国汇丰银行借了大批军饷，购买洋枪洋炮，用来屠杀回民军。1868年底，左宗棠派刘松山军进入陕北，经过两个月战斗，董福祥率领的陕北抗清武装瓦解，董福祥投降了清军，部下被改编成三营，随左宗棠镇压回民军。1869年春，左宗棠分三路进攻陕甘回民军，北路由刘松山率领，由陕北进向定边、花马池、灵州，以金积堡为攻击目标；南路由李耀南、吴士率领，从宝鸡趋秦州（后调周开锡统南路军）；中路由左宗棠自己率领，从泾州进向平凉、固原。北路采取攻势，南路则采取守势。这时董志原上的陕西回民军因董福祥降清和在邠州战败，立不住脚，撤往金积堡。

金积堡地势险要，“居秦、汉二渠之间”，黄流分酾，旧称沃壤，“足以阻水自固”[22]。陕甘回民军在这里建筑五百多个堡寨，凭险扼守，并不时出兵奇袭清军。1869年底，刘松山军攻陷吴忠堡，左宗棠的中路军也从平凉、固原北进，断回民军粮道，对金积堡形成包围之势，回民军奋力抵抗。1870年2月，刘松山强攻马五寨，被炮子击毙，清军大乱。回民军乘机反攻，一路收复吴忠堡，一路突入陕北，一路夺回金积堡的通道峡门。“于是，雷正绾、周兰亭、徐文秀、张文齐四军粮路皆断，同时溃退”[23]，左宗棠坐困平凉，一筹莫展，清廷甚至已派李鸿章来代替左宗棠（后因发生天津教案，李鸿章率军北上）。但是，进入陕西的回民军流动作战，没有坚强的据点，各支队伍又不能很好地合作，因此不久以后，入陕回民军仍陆续收回金积堡。左宗棠在清廷的“严旨斥责”下，重新部署进攻，派刘锦棠统率北路军，猛攻金积堡。清军再次包围金积堡，一面用大炮向堡内轰击，一面又对回民军分化诱降。这时，金积堡外围据点均被清军攻陷，“仅五寨未破，粮且尽，城中煮草秸、麦根、杂牛皮死尸为食”[24]。1871年10月，对清朝统治者尚抱妥协幻想的金积堡回民军领袖马化龙，向清军议和，交出武器、马匹。[25]但嗜杀成性的左宗棠，最终屠杀了马化龙全家，血洗了金积堡。这样，陕甘回民斗争的第三个阶段就以金积堡的沦陷而告结束。

从1871年初到1873年底，陕甘的回民起义已转入尾声，这时一部分陕西回民军已从金积堡转移到河州，与马占鳌合作，在洮河设防固守。清军由于在金积堡伤亡很大，经过半年多的休整，才慢慢爬过洮河。1872年初，回民军将主力撤到太子寺，湘军四十余营在太子寺南新路坡连营立寨，回民军派突击队数百人，插入敌阵的核心，树立营垒，内外夹击，湘军大败，全军覆没，提督傅先宗、徐文秀等均被击毙，吓得左宗棠魂惊胆落，坐卧不宁。但是河州回军领袖马占鳌并无抵抗到底的决心，反而出卖回民军流血牺牲所取得的胜利果实，以换取自己的高官厚禄，竟向清军投降，还把主张抵抗的回民军领袖赫明堂等缚献给敌人。由于马占鳌的叛变，河州回民军的抗清斗争遂告失败。

1872年秋，刘锦棠率清军又向西宁回民军发动进攻。这里早在1862年因地主团练无理殴毙回民，回民群众在马文义的领导下，起义反抗，攻克碾伯，断绝了西宁和兰州的通道。当时西宁办事大臣玉通束手无策，就委派回族绅士马桂源署理西宁知府，企图缓和回民的反抗。马桂源在回民群众的拥护下，遂据西宁以抵抗清军。后来，白彦虎率领一部分陕西回民军从金积堡退到西宁，和马桂源合作。1872年下半年，回民军和刘锦棠的军队大战于西宁。据清方记载：“土回与客回仍联络一气，每战则弥山塞谷，四出绕我。累日，官军皆历重险”[26]，清军的伤亡惨重，提督朱南英、陈凤源等均被击毙。这时，左宗棠又采取一面进攻一面诱降的办法，招降了回民军重要将领马永福。马永福乘马桂源、白彦虎在城外作战的时候，将西宁城献给了清军。在清军和叛徒的夹攻下，回民军不得不撤退，白彦虎率军退大通，后来又退到肃州和马文禄会合；马桂源退到巴燕戎格厅，这时左宗棠再一次利用叛徒马占鳌，欺骗马桂源，“令尽缴马械，齐赴城外乞抚……密遣马步环伏东山要隘。比贼至，遂俯首就缚”[27]。马桂源兄弟皆被“凌迟处死”。左宗棠又一次屠杀群众，在自己的战功簿上留下“先抚后剿”的可耻记录。

甘肃各地回民军相继失败，最后只剩下肃州一个据点。当河州战斗结束后，左宗棠已陆续派徐占彪、陶生林、宋庆、杨世俊、金顺、张曜等军队进攻肃州。马文禄和白彦虎等合力抗拒清军，后来白彦虎战败，退入新疆。清军六十余营把肃州城层层围困，用大炮不断向城内轰击。回民军奋力坚守，屡败清军，杨世俊被击毙，徐占彪受重伤。左宗棠在回民军的顽强抵抗之下，不得寸进，又采取“先抚后剿”的卑劣手段，诱使马文禄出降。1873年11月，清军蜂拥入肃州，大肆烧杀抢劫。至此，陕甘的回民起义最后失败。

左宗棠镇压陕甘回民起义的手段极为卑鄙，极为残酷。他一再利用回民军上层领导分子的妥协动摇倾向，用假招抚的办法欺骗回民军，引诱他们放下武器，然后大肆屠杀。有人揭露说：“其奏疏铺排战功，半属子虚。所以奏廓清之续者，纯恃招降以集事耳。肃州之役，一败涂地，几不能军，幸虏酋无远志，涎降人待遇之优，排众议而就抚”[28]。但是左宗棠怎样对待“就抚者”？他布置了一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军号炮三响毕，金顺、宋庆、徐占彪、刘锦棠，立将各起凶悍客回一千五百七十三犯，悉数骈诛。是夜，诸军入城纵火，枪轰矛刺，计土回五千四百余名，除拔出老弱妇女九百余口外，尽付焚如……尸骸枕藉，即老弱妇女，亦颇不免”[29]。一个办理肃州善后的清朝官吏也说：“其遁饰之隐，屠戮之虐，搜刮罗织之苛，使九边泣血之死声，千秋暴骨之惨状，一旦而毕呈于足下之前，亦足下之所不忍闻也”[30]。肃州一地如此，其他各地的情况也可想而知，左宗棠甚至公开鼓励部下“以发财而论，攻破城池，歼灭首要各逆，何愁洋财不能到手”[31]。这种论调正是无耻之尤。

经过清军的残酷屠杀，陕甘地区一片荒凉。陕西地区原有回民近一百万人，战后只剩下六万人被安插在甘肃；甘肃一带“平、庆、泾、固之间，千里荒燕。弥期白骨黄茅，炊烟断绝，被祸之惨，实为天下所无”[32]。反革命用欺骗和屠杀的手段把陕甘回民群众投入血泊之中。

二、新疆回族、维吾尔族的抗清斗争及其蜕变

1864年新疆各族人民在陕甘回民起义的推动下，也爆发了规模巨大的抗清斗争。斗争是由清朝政府的横征暴敛所引起的[33]，最初发动于库车。库车的回民马隆，联合田满拉、苏满拉等人，在1864 年6月领导当地回民起而反抗，杀死清政府驻库车的办事大臣萨凌阿等，相继占领了东四城[34]，并推黄和卓为领袖。

差不多和库车斗争的同时，当清军调出、城内空虚的时机，乌鲁木齐的回民在妥明（即妥得璘）和索焕章的领导下，也起来反抗清军。妥明本为陕西的回民阿訇，据说他“贫无业，略识汉字，以星禄卜筮游金积、河、湟间，与各回目相识”[35]。陕西回民起义发动后，“乘机出关，客乌鲁木齐参将索焕章家”中。而索焕章（回族）素有反清之志望，遂“师事妥明”，暗中准备反抗清朝统治。当库车回民发动斗争后，妥明和索焕章就率领回民群众攻占了乌鲁木齐的汉城，“推妥明为清真王”，索焕章为元帅，建立起清真王朝。接着又攻克了满城、奇台，并“分掠绥来、昌吉、阜康、古城、哈密、吐鲁番、呼图壁、库尔喀喇、乌苏”等城，势力逐渐扩大。[36]

1865年，塔城的回民在塔城副将米庆（回族）和阿訇伊玛木的率领下，起而杀死了清参赞大臣锡霖，领队博尔果苏等。[37]

库车、乌鲁木齐、塔城等地的斗争很快影响到整个新疆，长期处于清朝政府残酷压榨下的维吾尔族人民，也掀起了风起云涌的反清斗争。维吾尔族人民的斗争首先在伊犁地区发动。

当时，伊犁将军常清为了更多地榨取当地人民，曾命维吾尔族阿奇木伯克迈孜木杂特征收捐税，迈孜木杂特因抗拒常清命令而被捕下狱，激起当地广大维吾尔族人民的不满，库车、乌鲁木齐的回民发动斗争后，伊犁北部惠宁的维吾尔族人民首先响应，常清忙派领队大臣穆克登额率军镇压，可是这支腐朽的清军，在群众的反击下，被打得“官军尽覆”，而穆克登额也自焚身死。[38]

惠宁人民的胜利，鼓舞了伊犁维吾尔族、回族人民的反清斗争。他们推迈孜木杂特为领袖，举起“官逼民反”的大旗，坚决地打击清军，据清朝官书上记载：“‘回匪’聚数万之众，连营截拦……人心摇动，汉回尽难辫发，归附缠头。推迈孜木杂特为主，与官兵为难”[39]。接着，维吾尔族抗清队伍相继攻占了惠远、绥定、广仁、瞻德、塔兰齐等地，控制了伊犁附近的几个主要城市。

1865年秋，马里坤的维吾尔族领袖苏皮盖联合吐鲁番的维吾尔族军，攻巴里坤。[40]

新疆北部各地人民的斗争迅速地影响到南疆各地，1866年吐鲁番维吾尔族人民五六千人，起而响应妥明的回民军，攻占了吐鲁番城。[41]同年，喀什噶尔的回族封建主金相印，乘各地人民反清斗争处于高潮时，也起而抗清，并联合布鲁特（柯尔克兹族）封建主思的克，占据了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等地。

就这样，抗清斗争的烈火迅速地燃遍了天山南北，清朝政府在新疆的统治已完全崩溃。但这个时候，各支抗清武装的内部却日益滋长着不利于斗争发展的因素。

新疆各族人民的抗清起事，本是以回族和维吾尔族农民大众为主体的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阶级斗争，同时也是新疆各族人民反抗满洲贵族专横统治的民族斗争，当时新疆各族的上层分子（如封建主、阿奇木伯克、阿訇、清朝官吏等）也被斗争的洪流给卷入进来，在反对满洲贵族统治这一点上，各族上层分子和农民大众虽有一致之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时期里，两者是可以合作的，然而这种合作只能是暂时的、有条件的，因为各族上层分子和农民群众之间存在着尖锐的阶级矛盾，各自站在对立的立场上，两者反清目的根本不同：伯克、封建主等上层分子是在“反清”的冠冕堂皇的口号下，企图恢复过去被清政府削减的或夺去的剥削和统治本族人民的特权；而各族农民的反对清朝统治则是为了推翻以清政府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压迫与剥削，这是两条根本不同的路线。新疆反清斗争刚一开始，斗争的领导权就落入上层分子的手中，上层分子的路线占了上风，反清运动逐渐地歪曲变形。于是上层分子之间的内部斗争开始了，并且日益发展，原来的抗清武装变成他们争权夺利的工具。上层分子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不惜采用种种卑鄙的手段，甚至把外国的野心家引进到祖国来。1864年，喀什噶尔的布鲁特封建主思的克向浩罕国（在原苏联境内）的摄政王阿立木库尔求援，请求把早已背叛祖国的张格尔后裔布士尔克派到喀什噶尔来。浩罕的政治野心家阿古柏便在思的克的导引下，随着布士尔克一同来到了新疆。阿古柏进入新疆标志着新疆抗清斗争的蜕化变质，从此人民的斗争发生了转变，从反抗清朝的统治转变成反对阿古柏分裂我国新疆的活动。

注释

[1]《甘宁青史略》，见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8页。

[2]《甘肃通志》，卷一六，《又秋月郊行记事四首》。

[3][4]《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一四。

[5]单化晋：《陕甘劫余录》，见《回民起义》（四），315～316页。

[6]余澍畴：《秦陇回务纪略》。

[7]东阿居士：《秦难见闻记》，见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

[8]刘东野：《壬戌华州回变记》，载《近代史资料》，1957（2）。

[9]据曾毓瑜《征西纪略》的记载，起义领袖任武、赫明堂“尝倡乱云南，谋泄，亡匿仓渡镇。至是，乘机煽乱，潜造军火旗帜，各回目皆听命焉”。

[10]十八大营的领袖，据《陕甘劫余录》和《西北回族革命简史》所载，有任武、赫明堂、邹玉龙、关阿訇、冯阿訇、白彦虎、禹得彦、马生彦、孙玉宝、马正和、马德有、蓝明泰、余彦禄、于振奎、二河州、马义等人。

[11]《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一五。

[12]《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一九。

[13]杨毓秀：《平回志》，卷三，见《回民起义》（三），107页。

[14]谢恩诰：《再生记》，载《近代史资料》，1957（2）。

[15]王定安：《湘军记》，卷一七，《平回上篇》。

[16]《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五三。

[17]董志原是甘肃庆阳府所属的地方，当泾河与马连河之间，纵约一百五十里，横约二百八十里，该地“北通灵州，南达陕疆，地平旷饶沃，可耕可守”。

[18]杨毓秀：《平回志》，卷三，见《回民起义》（三），126页。

[19][20]曾毓瑜：《征西纪略》，卷一，见《回民起义》（三），27页。

[21]杨岳斌对湘军和甘肃的地方部队待遇极不公平，“楚勇则月给粮饷盐茶外，日食稻米；制兵则月给杂粮数升。汉回兵各怀怏怏”（《平回志》，卷三）。于是甘肃督标兵趁杨岳斌赴泾州的机会，占领兰州，不久被清军镇压。

[22]杨毓秀：《平回志》，卷四。

[23][24]曾毓瑜：《征西纪略》，卷二。

[25]马化龙是回族的大地主和大教主，他被回民起义的高潮推入反抗清朝的斗争洪流中，并以大教主的资格取得了领导权，但对这场斗争并没有坚定的决心，所以曾屡次和清军“议和”。他说：“吾本念经人，遭逢乱世，为众推戴，不得不维持桑梓，苟延残喘，俟东南军务平定，甘肃重见天日，必有贤明长官，主持西北大局，届时吾即投诚，当一个太平百姓，吾愿足矣”。（见《甘宁青史略》，20页）

[26][27]杨毓秀：《平回志》，卷六。

[28][30]李岳瑞：《春冰室野乘》，卷一，《左文襄遗议》。

[29]易孔昭等：《平定关陇纪略》，卷一二。

[31]《左宗棠全集》，书牍，卷一三，《与徐昆山》。

[32]同上书，奏稿，卷三一，《追剿回逆大胜折》。

[33]杨毓秀《平回志》卷七载：“（同治）三年春，红庙子满城都统平某，假防堵为名，檄各州县加征民粮……按亩勒征，严刑催比。”

[34]按《平回志》记载，天山南分东、西各四城，东四城即乌什、阿克苏、库车、辟展。

[35]杨毓秀：《平回志》，见《回民起义》（三），194页。

[36]参见曾毓瑜：《征西纪略》，卷四，见《回民起义》（三），43～44页。

[37]参见魏光焘：《勘定新疆记》，卷一，见《回民起义》（四），331页。

[38][41]参见王树枬撰：《新疆图志》，卷一一六。

[39]《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一〇六。

[40]参见杨毓秀：《平回志》，卷一。

第四节　外国侵略的加深和清政权的逐步半殖民地化

一、列强的“合作政策”、外交官和海关税务司的侵略活动

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国内各族人民的革命运动逐渐低落，外国资本主义趁着这个时机，加紧其对华侵略活动，威胁引诱清朝反动政府分批地出卖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中国社会走向半殖民地的脚步正在逐渐加速。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朝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夺取了大批权利。从沿海到内地，从城市到乡村，整个中国的门户被侵略者的暴力完全打开，现在外国侵略者所考虑的是怎样消化和巩固条约中所规定的权利，怎样扩大这些权利，进一步夺得条约中所没有规定的东西。侵略者的贪欲是永远不会满足的，缺口既被打开，就得向纵深发展；但是中国人民也不会屈服于暴力侵略，侵略者走到哪里，哪里就会激起反抗，侵略愈是深入，反抗也愈是激烈。因此，条约的签订并不是斗争的结束，而是斗争的开始。从侵略者方面说，是为巩固“条约权利”并攫夺“约外权利”而进行斗争；从中国人民方面说，是为保卫国家主权、反对野蛮侵略而斗争。

看吧！一批又一批的外国侵略分子以不平等条约作为护身符志得意满地爬上了中国的领土，穿堂入室，自由往来，进一步骑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举止粗野的外国公使们根据外使驻京的规定跑进北京，指名索取王公邸第，作为公使馆和住宅[1]，紧靠着紫禁城长期安居下来；天津、镇江、汉口、九江等处的外国租界也根据条约而很快地开辟，侵略者忙忙碌碌地划界、筑路、建楼、设署，在中国各地出现了一个一个俨然殖民主义的小王国。窃掌中国海关权力的李泰国（H.N.Lay）、赫德（R.Hart）等人往返于各通商口岸，把商定的殖民地海关制度推行到全国；气概森森的十字架插到了穷乡僻壤，高大的教堂建筑耸立在低矮的茅屋土墙之间；还有列强的军舰也根据条约的规定在中国海口停泊巡回，向中国人民进行示威恐吓。总之，侵略者用不平等条约束缚了中国人民的手脚，穷凶极恶地进行掠夺和剥削。

外国侵略者把他们在中国的种种胡作非为叫做行使“条约权利”。1863年著名的英国侵略分子赫德向总理衙门呈递了一篇“局外旁观论”，其中说“现在某事当行，某事不当行，已有条约可凭”，又说“民间立有合同，即国中立有条约，民间如违背合同，可以告官准理，国中违背条约，在万国公法准至用兵，败者必认旧约，赔补兵费，约外加保方止”[2]。1866年另一个著名的英国侵略分子威妥玛（T.F.Wade）又呈递了一篇“新议略论”[3]，内容大体相同，词气则更加咄咄逼人，他们异口同声地坚持执行条约，把条约说成是“中外和好”的表征，说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契据，告诫清朝政府要不折不扣地付诸实施，否则就有“动兵之举，国乱之灾”，这真是道地的强盗逻辑。大家都知道，不平等条约是外国侵略者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锁链，假如要用“合同”来比拟的话，那就是一伙明火执仗的强盗闯进了人家，还要强迫被害事主订立一个“合同”，承认这些强盗们永远有抢劫的权利，永远不准反抗。可笑的是，后来有些中国的官僚、政客和“学者”，也把条约视为神物，说中国人只要遵守条约，就可以避免和外国冲突，他们丝毫不责怪帝国主义的侵略，反而责怪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是破坏了条约，这真是匪夷所思的谬论。

事实上，外国侵略者会不会满足于既得权利，信守条约的规定呢？不会的！得寸进尺，无止境地扩大其侵略利益，这是帝国主义的本质。当时总理衙门中的一个官吏揭露说：“彼族于约所已有者挟之甚坚，所未有者图之不已”[4]。恭亲王奕也说：“洋人与各国连和，所以必重条约者，盖以条约为挟持之具，故一事也，但使于彼有益，则必出全力以相争，不载入条约之内不止，迨至入约之后，字字皆成铁案，稍有出入，即挟持条约，纠缠不已……自十年（咸丰十年）换约以后，臣等与各国办事，彼族深险狡黠，遇事矫执，或系约中本系明晰，而彼必曲申其说，或条约中未臻妥善，而彼必据以为词，极其坚韧性成，得步进步。不独于约内所已载者难稍更动，且思于约外未载者更为增添”[5]。侵略者正是这样以一只手紧抓住既得的权利，而另一只手则伸向尚未得到的权利，连帝国主义史家马士也说：“商人们更倾向于把条约作为一个起点，依照它们的精神来解释，使他们成为取得进一步的各种特权的手段，而这些特权并未曾明确地给予他们”[6]。马士倒是比较坦率地承认了条约的侵略性质，承认了破坏条约的不是别人，正是口口声声要中国人恪守条约的外国侵略分子们。

资产阶级的侵略本质不会改变，侵略野心永无止境，但是他们采取什么手段来达到侵略目的，则会随着形势的推移而改变，有时候用战争进行勒索，有时候在谈判桌上讹诈；有时候是各个国家分别行动，有时候是联合起来施加压力。《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以后，外国侵略者之间对于侵略中国的步骤和策略出现过分歧，一部分资产阶级（主要是在华的英国商人）主张采用“勒住中国咽喉”的急进政策，他们要求英国政府凭借武力，“甚至在需要时凭借不时的‘小规模战争’，把中国全部开放成一个巨大的通商口岸；在整个中国负起保证英国侨民人身和财产的安全的责任，并且在必要时把‘治安’制度扩展到扬子江流域；对抗中国人的死硬的闭塞和其它国家的竞争，以确保英国在华的商业优势”[7]。另一部分资产阶级（主要是英国本土的资产阶级和英国、美国政府）主张缓进的“合作政策”，所谓“合作政策”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侵略者跟清朝政权“合作”，帮助清政权镇压人民起义和实行改革，以便于侵略权利的巩固和扩大；另一方面是许多侵略国家彼此“合作”，共同对中国进行敲诈勒索。[8]结果，缓进派战胜了急进派，“合作政策”成为列强对华交涉的指导方针。

“合作政策”的积极倡导者是美国公使蒲安臣（A.Burlingame）。早在1862年美国国务卿西华德（W.H.Seward）就训令蒲安臣，要他“和英法公使们协商并且合作”[9]，美国资产阶级称赞蒲安臣“在他任期内对中华帝国国际关系的最大贡献则是在1863、1864和1865年等这几个困难年头中对合作政策的身体力行”[10]。英国也是“合作政策”的热烈支持者，英国公使阿礼国（B.Alcock）相信，“外洋各国的实际政策是要等待……让（清朝政府）自己去搞，将会前进得更快更好”[11]。俄法两国也接受这个政策，俄国公使巴留捷克（L.TH.Baluzeck）表示，他“若是能在把西方文明象接枝那样接在东方文明之上的政策中与他人合作，那么就觉得太愉快了”[12]；法国本来在处理贵州教案中单独行动，但1863年柏尔德密（J.F.G．Berthemy）担任驻华公使以后也看出“采取合作办法，就可以收到莫大的利益”[13]。四个主要的侵略国家对“合作政策”达成了默契。

“合作政策”的产生是由国际和中国各种力量对比关系所决定的。60年代，列强在华势力暂时维持均势，英国的势力占绝对优势，美国忙于国内南北战争，两国政府都不愿意采取可能改变现状的突然行动；法国、俄国势力较小，德国是刚与中国建交，日本则尚未兴起，这些国家的对华事务，在一定程度上尚需仰赖英国帮助，他们都不能采取改变均势的单独行动。因此，这些侵略者趋于联合，以保持力量的暂时平衡。更重要的是侵略者在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中尝到了中国人民反侵略铁拳的滋味，他们害怕人民革命的怒潮会冲掉自己的特权，他们迫切需要把清朝政权控制起来，作为自己的代理人。当时的清朝政府还保持着封建传统政策，不大能适合侵略者的脾胃，甚至在许多场合还并不驯服，但是侵略者也看到了这个政权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本质，所以他们要竭力支持这个政权，从革命潮流中把它搭救出来，从各方面施加压力和影响，促使清朝政府实行一些改革，以适应于自己的侵略要求，并一道合作，建立起一条遏抑革命洪流的堤墙。一个美国作家威廉士说：“在中国的统治者或人民有预备以前，对于中国皇帝的臣民之经济及社会生活，强迫地加以改变，只会引起革命”[14]，而防止革命的办法就是通过清朝政府的“合作”，执行缓进的侵略政策。英国的台湾领事波郎曾经转述政府的这个意图说：“我们所能达到的合意目的，应该是通过北京政府所施加的压力来强制各地方官员遵守条约并保护英国属民，使其能行使自己的特权”[15]。美国国务卿西华德也主张“我们对于这些应有的变更”（按：指外国侵略权利的扩大）不应操之过急，以致危及该国现政府的安全或中国内部的和平与安全。[16]

因此，“合作政策”实质上是列强在维持均势的原则下联合掠夺中国的政策，也是列强为防止人民革命、培植驯服走狗而采取的利用清朝政权以有利于自己侵略的政策。

“合作政策”的执行人是分布在中国各地的公使、领事、税务司、顾问、传教士，这批牛鬼蛇神钻到中国的各个角落，接触中国的各个阶层，构成一面控制中国各级政权的巨网，其中各国驻京公使是张弛这个巨网的枢纽，“他监督条约的全部执行，他断定和反对一切违背条约的事件，总理衙门经常要把与外国人有关的立法，在没有公布以前，交给外交团审查，征求他们的同意，许多时候，这样的法案都被批驳了。外国公使无限地注意任何不利于本国人民的关税变动……就保护本国的侨民说，自然，他是活动的、积极的，不论任何损失，他都要求赔偿……他常常努力为本国的‘创业者’攘夺各种各样的让与权利”[17]。实际上，外国公使的干预不仅限于外交方面，他们还时常粗暴地干预中国的内部事务，他们告诉清政府什么事一定要做，什么事一定不许做，几乎成了“太上政府”，“对于那些对待外人不称职的中国官吏，随时随地随事排斥之”[18]，连一个担任驻华公使14年之久的美国公使田贝（C.Denby）也承认：“在欧洲国家里，如果一个外国公使敢于些微地表现这种行为，他早就会被驻在国驱逐出境了”[19]。

除了公使以外，以各色身份踏上中国领土的大小侵略分子，动辄挟制官吏、胡作非为。例如1872年美国的一个特派监督官兰多福·基姆供认：美国领事们都是“能力低劣，习惯卑鄙和行为粗野”，他们“一般的理论就是在可能不太长的任期内能捞到多少，就捞多少”，因此，“举凡规费的征收，司法权的行使，美国公民营业事宜的调整……美国旗的出售……美国海外居留区的建立，非法护照的发放……以及中国移民的课征等等方面，无不流弊百出”[20]。至于外国商人，则把中国看做发财致富的乐园，他们的信条是，只要有利可图，便可不顾一切。执行政府政策的外交官多少还要考虑侵略的长远利益，有时要装出一副伪善面孔，而商人们则肆无忌惮，赤裸裸地暴露出狰狞的强盗本相，他们故意制造争端，“动向公使陈诉，虽临以大臣而无济”，凡遇交涉事件，“州县所不允行则挟制督抚，督抚所不允许行则挟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21]，直到饱尝贪欲而后已。还有披着宗教外衣的传教士们，他们强占房地，包揽词讼，欺压人民，罪行更是擢发难数。[22]马建忠对这批侵略者的活动作了这样的概括：“其公使傲睨于京师以陵我政府，其领事强梁于口岸以抗我官长，其大小商贾盘踞于租界以剥我工商，其诸色教士散布于腹地以惑我子民”[23]。总之，这批侵略分子把整个中国搅扰得地无净土，民不聊生。

这里，还应该提到海关和税务司的作用。在上海小刀会起义期间，外国侵略者窃夺了上海海关的管理权。1859年《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有一句“各口划一办理”的含混条款，侵略者抓住这句话，硬说各口岸的海关都要照上海那样的办法。于是在几年之内，上海式的殖民地海关制度推广到各地。[24]总税务司先由英人李泰国担任，1863年由英人赫德继任，赫德担任这个职务达46年之久，直到1909年才去职回国。在总税务司下面，各口岸的税务司、副税务司、关长、帮办全都是外国人，中国人只能充当海关中的低级职员，“洋员内班入关试用六月，即有二百两薪俸；华员如系税务学校出身，亦须十二三年始得此数，设非学校出身，则最速十七八年，普通须在二十年以后”[25]。郑观应在一篇《保主权》的诗中咏叹：“财政大权在海关，商征邮税供天府，专司总钥为赫德，副以华员亦不许，海关税司用西人，不是西人不许雇”[26]。海关大权旁落，为外国商品输入大开了方便之门，从此外国的商品，滔滔汩汩，泛滥于中国。

海关的恶劣作用并不仅限于对外贸易方面，它又是外国侵略者控制清政府的一个工具。我们知道，太平天国革命以后，清朝政府的财政状况十分困难，地丁、漕粮、厘金、盐税的征收权力都掌握在各省督抚手里，由于地方势力的兴起，各省督抚对中央朝廷的解款不很积极，解款既不足额，又不及时，中央朝廷别无固定的大宗收入，可是它的财政支出却日益增加，这样下去必然要弄到财政的总崩溃。这时候，外国侵略者却投给清朝中央政权一个救生圈，这就是关税收入。由于对外贸易的增长，关税收入也大大增加，如1891年“洋税”收入达1 800万两，该年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总收入为8 900万两，“洋税”即占总收入的20%以上，这批关税收入不经过地方政府之手，由海关直接交给中央朝廷。对侵略者来说，他们付出很便宜的关税，不过是把侵略中国、饱食珍馐以后的一点残羹剩饭留给了清朝政府，却起到了支持和拉拢这个政府的作用；对清朝政府来说，它在行将没顶的时候抓到了这个救生圈，可以苟延残喘，不由得刻骨铭心，感恩戴德。就是这样，海关在中外反动势力“合作”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纽带作用。海关洋员地位很特殊，一方面是“洋人”，是帝国主义的代表；一方面又算是清朝政府雇用的人员。这种地位使他们既为清朝官僚所畏惧，而又容易取得官僚们的信任，因此他们比起外交官、传教士有着更合适的身份来参与和支配中国的政治。帝国主义分子马士这样说：“总理衙门在那时还没有经验，因此一切国际问题上，从商议一个条约到解决一个土地纠纷，都常常依赖北京的总税务司的意见并求得他们的帮助。各省的总督、巡抚和道台也经常地和各口岸的税务司商议，并照着他们的意见而行动”[27]。又说：“帝国大臣们的亲信顾问赫德和海关的税务司们，因为能使各个总督、巡抚和道台们言听计从，他们在出谋划策方面是处在一种最好的地位”[28]。的确，赫德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确实可以左右一切，他的建议往往为清政府所全部接受。60年代初的长江通商章程、内地通过税章程、海关服务章程都是赫德一手拟定的，上海实行会审制度是他全力促成的，中国第一批外交使臣在他的保护、向导下出国，清政府购买军火兵舰是由他经手办理的。70年代马嘉里案件的谈判、80年代中法战争的谈判和中葡里斯本草约的签订，都是赫德一手包办的。甚至中国许多大官僚的进退升黜也在赫德的掌握之中，他的秘书葛德立（W.Cartwright）说起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赫德“把日记中的记录指给葛德立看，他曾劝告任命X为云贵总督，Y为四川总督，这两个地区都是没有对外贸易的，X已经被任命（按：即云贵总督张凯嵩），一个月以后，Y也被任命了（按：即四川总督吴棠）”[29]。可见当时赫德的权势已可对清朝的内政、外交进行随心所欲的控制。

中外反动势力对于赫德的作用都十分重视。从1864年到1908年，各帝国主义政府给赫德的勋章、爵位有24次之多[30]，清政府给赫德的奖励也有8次，并给予一品尚书的官衔。这个侵略分子对于推行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促使清朝政权半殖民地化起了重大的作用。改良主义思想家陈炽对他作了这样的描绘：“海关厘税，岁人三千万，仰其鼻息以为盈虚，引党类数百人，糜工资三百万，渐而阴持朝议，显绾邦交，偶或侵之，颠蹶立至……家资之富，可以敌国……阻挠税则，左袒西商……貌类忠诚，心怀鬼蜮……英君主授以男爵，功在彼国，其事可知”[31]。这一段话刻画了赫德显赫的政治、经济权力，也揭露了赫德卑劣的侵略野心。

二、十国缔约、阿思本舰队、蒲安臣出使、修约交涉

19世纪60年代初，外国资本主义确定了侵略中国的“合作政策”，通过外交官、传教士、税务司进行频繁的活动。侵略权利逐步扩大了，从前在战场上没有得到的一些特权，如今在谈判桌上取得了；清政府也在一步一步地向侵略者靠拢，政府的政策路线、组织机构、人事任免都作了一些对侵略者有利的调整。

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初，一系列外交事件都贯彻着“合作政策”的精神。其中比较重要的事件有：十国缔约、阿思本舰队、蒲安臣出使、修约交涉和觐见皇帝等等。

十国缔约是反映了外国之间联合携手、共同侵略中国的事件。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许多国家（主要是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要求建交缔约。从1861年起的14年间，清政府和10个国家缔结了条约，包括：1861年和普鲁士订立的条约，1862年和葡萄牙订立的条约（未批准），1863年和丹麦、荷兰订立的条约，1864年和西班牙订立的条约，1865年和比利时订立的条约，1866年和意大利订立的条约，1869年和奥斯马加（奥匈帝国）订立的条约，1871年和日本订立的条约，1874年和秘鲁订立的条约。其中大多数国家都依靠英、法、美、俄的帮助，向清政府勒索了特权，其中如中普立约时，英国的威妥玛威胁清政府“不可不与换约”[32]，美国公使则“两边见好，从中调处”[33]；中葡立约时，“一切由哥士耆（法国人）来往商议”[34]；丹麦则“恃有英国为援”，“以威妥玛主谋”[35]；比利时也“恃有强邻，颇有奢望”[36]。清政府在外国的联合压力下，只好遇事屈服，当时办理交涉的薛焕、崇厚等说：各国“既预求英、法等国为伊主谋，以故中有所恃，愈形倔强，倘再严为拒绝，势必立成决裂，恐一朝起衅，英、法国亦从而生心，关系尤巨，不得不审时度势，以期顾全大局”[37]。当时清朝官僚确实被蜂拥而来的许多国家闹得昏头昏脑，连这些国家的名字、地理位置也弄不清楚，实在不愿意陷在这样复杂的外交事务中。但是由于英、法、美、俄四大国的压力，清政府只好来者不拒，逐个地与之缔结了条约。

和十国缔结的条约，大多以《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为蓝本。但是英、法、美、俄从中撮合，自然要得一些好处的，所以条约中增加了一些新的条款，规定了一些新的特权，四大国以“最惠国”的资格也就可以分享这些新的特权。最突出的是和丹麦缔结的条约，其中准许各国在中国通商口岸贩运土货，规定了复进口半税制度，又取消了外商从东北、登州贩运豆货的禁令。[38]由于这些规定，外国商人进出中国口岸就更加方便了，而且可以插足到中国国内商业方面，进一步排挤和控制中国商人。

和十国所订的条约中，只有跟日本缔结的条约比较特殊些。1870年（明治维新后的第三年），日本派柳原前光来中国谈判，经过反复争议，于1871年9月议定中日“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清朝政府并未给予“最惠国”特权，其他关于通商、税则、兵船来往，新的规定也比较合理一些。在当时日本还是一个尚未摆脱外国奴役的国家，第一个中日条约还没有包括像后来中日条约那样多的侵略性条款。但是刚刚上台的日本资产阶级对这个条约很不满意，不久又派柳原前光来华，要求修改条约，被清政府拒绝。日本资产阶级完全忘记了自己在西方列强侵略下的屈辱地位，竟然处心积虑地要把己所不欲的奴役性条约强加到中国人民头上，这充分表明了资本主义世界弱肉强食的规律和资产阶级的侵略本质。日本政府改约未成，就准备诉诸武力，1874年，中日条约签订的墨迹未干，日本就对台湾发动了武装侵略。

“合作政策”的另一个方面是列强对清朝政府的支持和控制。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外国侵略者就对清朝政府秋波频送，供应枪炮军火，帮助训练军队，组织“常胜军”、“常捷军”，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侵略者和清政府之间首先在军事方面勾结起来。1861年，太平军在苏南战场节节胜利，赫德向总理衙门建议购买外国兵舰，用于长江作战，以遏阻太平军的攻势，这个建议被清政府所接受，当即委托告假回英国休养的总税务司李泰国办理。这对英国侵略分子来说是从军事上控制清朝政府的大好机会。李泰国在英国政府的协助下，购得兵舰七艘，聘请海军大佐阿思本（Captain Sherard Osbarn）管带舰队。这一次李泰国的野心太大，事情搞得太过火，清政府本来的命令是“此船办就，驶赴上海听候拨用”，并没有委托阿思本招募军队，但李泰国擅自募集士兵六百余人，组织了一支完全受他个人控制的军队，而且他伪造了十三条合同，说是他代表清政府和阿思本订立的，要求清政府接受下来。这个合同包括这样的条款：

第二款，阿思本任管带时对于欧洲制造之船只，以及由欧洲人充当船上官兵之中国船只，不拘为中国皇帝所雇用，或在皇帝授权下为当地行会所雇用，均应有完全指挥之权。

第四款，阿思本承担依照李泰国此行传达之皇帝一切谕旨行事，阿思本并约定对于经由其他途径传达之任何谕旨可置而不理。

第五款，李泰国方面约定对于任何谕旨，其合理程度不为其本人认为满意时，将拒绝居间传达。

第九款，此项海军即属欧洲化，则行动时所用旗帜自须具有欧洲之性格。[39]

按照这些条款，将要建立起什么样的舰队呢？它挂着“欧洲性格”的旗帜，从军官到士兵都是英国人，只服从李泰国的命令，不服从中国政府的指挥，皇帝的命令也不能约束它，清政府拿出大量经费，豢养一批不听命令的暴徒，这真是闻所未闻的怪事。

1863年这支舰队开到中国，引起各方面的指责。曾国藩本想抓到这支舰队的指挥大权，甚至他已预先派定蔡国祥统率舰队，如今不但舰队落空，而且长江下游的自己势力圈内，插入了这样一支由李泰国指挥的武装，来跟他争夺镇压太平天国的功劳，所以曾国藩坚决表示反对，他向清廷陈述，“前此奏准配带楚勇，并无专用洋人之议”，他认为按照合同的办法，“未收购船之益，先短华兵之气”[40]。曾国荃则干脆指出：镇压太平天国已有把握，用不着英国人来分功劳。他说：“江边之城仅金陵省会尚未恢复，然长江水师，帆樯如林，与陆军通力合作，定可克期扫荡，实不藉轮船战攻之力”[41]。其他国家看到英国单独控制这支船队，也心存醋意，美国公使蒲安臣说：“我必须承认，当我闻悉该合同的某些条款时非常惊讶……就令中国政府不抗议……我为着美国的利益，也要反对的”[42]，“我深信当那个能干的阿思本取得中国海军统帅权之时，我们的工作就很困难了。因为我们美国人对于海关税务的规则，从来是不遵守的”[43]。在几方面的夹攻中，清政府弄得左右不是，进退两难。还是曾国藩提出“两全”的办法，他说：“以中国之大，区区一百七万之船价，每年九十万之用款，视之直轻如秋毫，了不介意，或竟将此船分赏各国，不索原价”[44]。最后，这支舰队终于被遣散，舰只驶回英国出售，以支付解散费用。在曾国藩等说来，解除了英国人分享功劳的隐忧；在其他国家说来，搞垮了英国独揽军权的企图；在英国说来，虽然如意算盘没有完全打成，但也趁此机会，敲诈了一批钱财；只有清朝中央政权落得舰财两空，舰队没有抓到，白白地“花费了1 295 000两，此外，为了解散人员，遣送船只回到英国，又招致了375 000两的债务”[45]。但是清政府还是认为对待外国人“必须事事妥协，预作牢笼之计”[46]，那个阴谋家和敲诈犯阿思本因此额外得犒赏银一万两。

英国控制中国海军的企图没有实现，它从这个事件得出了结论：与其冒各方面的反对去直接揽夺中国的军权，倒不如通过清朝各级政府，进行间接的控制。于是它派出军事教官，代清朝训练军队，供应枪炮船舰，还帮助中国官僚制造军火。用这个办法不但不会引起各级官僚的反对，而且还受到欢迎，同样也能够间接地控制中国的军事。在以后的中国近代历史上，帝国主义对中国军事的控制，基本上都采用这个办法。

除了军事控制以外，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的政治控制也逐步加强了。外国侵略者的政治控制是从各方面着手的，催促清政府遣使出国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今天看来，出使是一种普通的正常的国际交往，但当时的情况却不是这样简单。在清政府来说，对于遣使出国毫无经验，既派不出合适的人，也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利弊如何。外国侵略者则把遣使出国看做控制清朝政权的一个重要步骤，以便把中国拉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殖民地体系内，就像赫德所说：可以把清政府更加“牢靠地和西方缚在一起”，使它“欲退不能”[47]。从这个企图出发，外国侵略者屡次威胁劝诱，要求清政府遣使出国。

1866年，清政府在外国压力下，派出一位使臣随赫德去欧洲，这算是第一次试探性的遣使。使臣是一个64岁的退职知县斌椿，清朝派这样一个糊涂的老头子，不过是敷衍之计。斌椿到了伦敦、柏林、巴黎等大城市，他所看到的无非是高楼大厦、奇装艳服、珍禽异兽以及光天化日之下袒臂裸胸的外国妇女，这个具有封建礼教观念的老头子实在看不下去，“他从一开始便感到苦闷，并切盼能辞去他的任务而回到北京去”[48]。第一次的遣使就像这样笑话式地结束了。

此后，外国要求遣使的压力仍不放松。1867年美国公使蒲安臣任满返国，在辞行会面时，他向总理衙门毛遂自荐，表示“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49]。恭亲王奕接口说了一句：“我们很愿意派你充任我们的使节”，“这一句话，使蒲安臣感到前面正展开着一幅可悦的光明图景……蒲安臣并未直接回到他们家中，他立刻去找赫德，他发现：赫德……准备促成这事情的实现”[50]。这两个侵略分子一搭一档，一吹一唱，促使清政府派蒲安臣为使臣，反动昏聩的清政府竟接受了这个荒谬建议，任蒲安臣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代表清政府出国；为了拉拢英、法，又派英使馆翻译柏卓安（J.M.Browu）为左协理，海关法籍职员德善（E.de Champs）为右协理；又为了使它有点中国味，加派记名海关道志刚、礼部郎中孙家谷两个中国官员参加，志刚和孙家谷名义上是和蒲安臣“一体平行”的钦差，实际上是一对点缀场面的傀儡。

这样一个由清政府派遣的出使团，领头的却是美国人，成员包括英国、法国和中国人，真是一个闻所未闻、非驴非马的大杂烩。

这个使团于1868年2月离开上海赴美，4月到达旧金山，6月到达华盛顿，蒲安臣煞有介事地谒见美国总统，呈递国书，忙碌地参加宴会，发表演说，他“代表”清政府向美国资本家保证：“向你们迎面走出，并向你们伸出它的双手……准备将你们的文化嫁接在它的古老文明上面……愿意和你们通商，向你们买，向你们卖，帮助你们扫除贸易上的障碍。它欢迎你们的商人，它欢迎你们的传教士，它告诉你们的传教士，把光芒闪耀的十字架树立在每一个峰峦和谿谷……几百年来像百川朝海般地流入中国而迄今依然保存着的白银，将再出现于世界”[51]。蒲安臣名义上是清政府的“代表”，实际上是侵略者的本色。他把中国描绘成一个殖民主义者的乐园，鼓励美国资本家到中国来发财。

蒲安臣还利用他的身份，和美国政府订立了一个“蒲安臣条约”（即“中美天津条约附约”），这个条约以推行“合作政策”为主旨，在伪善的字眼中包含着扩大美国在华势力的阴谋，并且规定了美国资产阶级贩卖和剥削华工的合法权利。这个条约由美国国务卿西华德一手拟定[52]，蒲安臣和他这个老上司鬼鬼祟祟地密谈几次，就算完成了缔约工作。实际上，美国政府玩弄的这套“自拟、自谈、自签”的鬼把戏，是根本没有法律效力的，因为清政府并没有授予蒲安臣缔约的权力，而且清政府明令规定，若遇到重要的事件，必须“开具情节，咨明中国总理衙门候议，再定准否”[53]，蒲安臣在签约时既未向清政府请示，连志刚和孙家谷也被蒙在鼓里，缔结这个条约是蒲安臣的非法行为，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大骗局，连一个为蒲安臣吹捧立传的美国作家威廉士也承认：“根据欧洲所遵守的外交惯例，蒲安臣先生参与缔结此约是不正当的。他并未得到明令在外商订条约，而且如果他在离北京之前讲出订约的意图，总理衙门是绝不会任用他的”[54]。

1868年10月蒲安臣等从美国到达伦敦。起初，英国对这个打着“中国钦差”幌子的美国人颇含醋意，“伦敦的一般人，都认为这个新约（指“蒲安臣条约”）是美国牺牲英国利益，对中国所获致的成就”[55]，所以蒲安臣等遭到了冷淡的待遇。是年12月，英国自由党内阁上台，格兰斯米（Gladstone）任首相，克拉兰敦（Lord Ularen-don）任外交大臣，自由党的对华政策更倾向于执行“合作政策”，蒲安臣方才有机会见到克拉兰敦，商讨侵略中国的政策。会谈结果，克拉兰敦宣称：“中国应忠实地遵守各种条约义务”，在这个基础上，英国可以不对清政府施加“不友好的压迫”，但为了保护英商利益，仍保留“使用武力”的权利。[56]

1869年1月蒲安臣到达巴黎，随后又去北欧各国和柏林、圣彼得堡，协调各国对华侵略政策和步骤。1870年2月，蒲安臣病死于圣彼得堡，这幕荒唐的“遣使”丑剧才告收场。

蒲安臣出使是国际交往史上绝无仅有的奇闻怪事，美国侵略者利用清政府的昏庸愚蠢，骗取了“中国钦差”的头衔，在世界上招摇达两年之久，它趁此机会扩大了侵略中国的特权，俨然以中国的“保护者”自居，向各国推销“合作政策”。披上羊皮的豺狼，仍旧是一匹豺狼，美国侵略者即使有“中国钦差”的幌子，它也绝不是中国政府的代表，而只能代表美国侵略者自己，蒲安臣出使的丑剧典型地反映了美国侵华历史上一贯的奸诈虚伪的作风。

差不多和蒲安臣出使同时，英国向清政府进行修约交涉，在修约交涉中英国政府也遵循着“合作政策”的精神。

原来在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中曾有“以十年为限，酌量更改”的规定，这一条款分明是侵略者为以后新的勒索预先打下的埋伏。果然，在条约实施过程中，侵略者越来越感到不能满足，他们希望进一步扩大侵略的范围，到非通商口岸去做生意；希望把中国的内河完全打开，使外国轮船通行无阻；希望获得贩卖食盐的特权；希望在中国开采煤矿、架设电线、修筑铁路。这些特权在以往的条约里是没有规定的。在侵略者看来，条约不过是为中国人而设置的，中国人的行动一定要受条约的约束，至于骑在中国人头上的外国老爷们是无须考虑什么条约规定的。因此，当时侵略者的违约行为层出不穷，有的“屡到不通商口岸，私作买卖”，“历年如祁门县、安宁州，以及通州、海口硖石镇、张家口向不通商之处，私开行栈，层见叠出”[57]。有的外国轮船侵入内河，中国“兵役近船，迭以洋枪见拒，擒之则以凌虐为词，防以枪炮，又迟速悬殊，每被远飏而去”。其余走私偷运，抗捐逃税，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侵略者企图把这些违约的既成事实，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使之合法化，所以对修约抱着极大的希望。英国公使阿礼国为了给修约做准备，很早以前就亲赴各口岸，听取英商的意见，于是五花八门的要求都提出来了，“烟台商人希望将该口岸作成自由贸易的中心，以便使它成为中国北部的香港。九江方面极为主张开放鄱阳湖及其支流，准轮船通航。而浙江方面则强调司法上的秕政，并建议开放食盐贸易，准外商参加经营”[58]。上海英商特别强调在中国内地居住和设立货栈的权利，还要求扩大领事裁判权的范围和取得食盐贩运权。福州、厦门的商人抱怨税收“不合理”，要求减税、免税。天津商人希望开采煤、铁矿，修建铁路，开放北京为通商口岸。英国商人们的侵略胃口大得很，他们一致要求英国政府利用修约的机会，强迫清朝政府进行巨大的改革，甚至使用武力也在所不惜。

清政府也老早在为修约做准备，它知道这是一场逃不脱的灾难。“转瞬修约届期，彼必互相要约，群起交争，甚至各带兵船，希冀胁制，务满所欲，若不允准，无难立启衅端。”[59]为了保全封建统治，让步是必不可免的。问题是在哪些问题上可以让步？让步到什么程度？总理衙门列举出修约时一定会涉及的许多具体问题，要求各省将军、督抚各抒己见，“必如何而后可不决裂，必如何而后决裂亦无所畏”[60]。从这次讨论中可以看出，清朝官僚大多认为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侵略者的要求，如关于觐见、遣使、传教，都可以让步，但架电线、筑铁路、内地设行栈、内河驶轮船、贩运食盐，应该拒绝。

1868年1月，中英开始修约谈判，双方交换节略，并派员会议数次。英公使阿礼国于1月间所递第一次节略中提出五项要求，包括免除厘金、修改税则、内河准行轮船、长江添开码头、海关设立官栈等。5月间阿礼国又递第二次节略，增加新的侵略要求，包括：退还前收洋商厘金，通商口岸三十里内免征厘金，洋人在内地开栈常住，长江增辟商埠十处，沿海增辟温州为商埠，准外商在宛平、句容挖煤，准许洋盐进口，准许贩运台湾樟脑等。9月间又有第三次节略，特别着重在“内河轮船、内地栈房、开挖煤窖等事，始终坚执，志在必行”[61]。经过长期的谈判，英国公使威胁利诱，美国公使劳文罗斯（J.R.Browne）和总税务司赫德从旁帮腔，草约大体完成。1869年10月中英签订新定条约16款及新修条约善后章程10款。其主要内容为：开放芜湖、温州（代替琼州）为商埠；外国棉、毛织品交纳正税；子口半税后在有通商口岸的各省免除一切税捐；中国出口土货所交厘金，超过子口半税部分，发还英商；香港获得转口贸易的权利；英商可在内河行驶木船，在鄱阳湖准许用轮船拖带木船；中国在南方采煤准许英商购买，洋煤和某些货物免税减税；此外还规定鸦片进口税从每百斤征银30两增至50两，生丝出口税从每百斤征银10两增至20两。但清政府对外人开煤矿、架电线、筑铁路、贩食盐、内地设行栈、内地行驶轮船等都没有答应。

看来外国侵略者所讨的价钱和清朝政府所还的价钱，距离是不小的，但他们之间还是达成了协议，英国侵略者没有强迫清政府全盘接受它所提的条件，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世界的国际条约，归根到底无非是反映着当时当地的力量对比。在修约交涉中的双方，一个是贪欲无厌的英国侵略者，一个是屈辱昏庸的清朝政府，主子和奴才之间本来是很难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的，但是在修约过程中，还有一个隐蔽在舞台后面的重要力量起着作用，这就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反侵略力量。中国人民并没有参加修约谈判，甚至根本不知道有“修约”这件事情，可是无论清朝政府还是外国侵略者都不能不考虑到这支力量的存在，都不能不估计到强制修约会在人民群众中所引起的反响和后果。1868年正是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方兴未艾之际，这些斗争虽然被中外反动势力逐个地破坏、镇压了，但是人民的英勇精神、斗争的巨大声势不能不使反动派触目惊心，有所畏惮。曾国藩说：“军兴以来，中国之民，久已痛深水火，加以三五口通商，长江通商，生计日蹙，小民困苦无告，迫于倒悬。今若听洋人运盐，则场商贩运之生路穷矣；听洋人设栈，则行店囤积之生路穷矣；听小轮船入内河，则大小舟航水手舵工之生路穷矣；听其创办电线铁路，则车驴任辇旅店脚夫之生路穷矣”[62]。曾国藩看到了这些侵略要求将对中国社会发生什么影响，他当然不是“为民请命”，而是害怕“中国亿万小民，穷极思变与彼为仇”，将会又一次点燃起革命火焰，刚刚逃过太平天国革命的封建统治者尚在惊魂未定之际，他们经受不起革命人民的再一次打击，因此抱定了“窒碍最甚者应行拒绝，其可权宜俯允者，仍与羁縻相安”的交涉方针。实际上，清朝政府处在人民和侵略者两大势力之间，它既不敢全盘接受英国的要求，以免引起人民的反对；又不能不零碎地出卖国家主权，以取得侵略者的谅解。这就是清朝政府所抱的修约方针。

对侵略者来说，那些分散在中国各地的英国商人，只知道牟取眼前的暴利，他们对修约寄予很大奢望，漫天要价，提出五花八门的条款，要求英国政府用武力作为修约的后盾。他们并不瞻望政治前景，并不考虑高压政策可能引起的后果。至于老奸巨猾的英国政府，它的侵略中国的基本立场自然和商人们是一致的，但是在英国高级决策人的脑海里时时浮动着中国人民的巨大身影，他们清楚地知道，中国人民的大规模斗争一旦触发，就可能埋葬掉自己在华的一切侵略特权，他们既要最大限度地扩张侵略特权，又要避免引起中国人民的大规模反抗，好像一个人在旁临悬崖的迂回山径上爬行，既要尽最大力气爬向高处，又要小心地保持身体的重心，一有不慎就有跌落崖底、粉身碎骨的危险。英国外交大臣克拉兰敦说：“不打算对中国施加不友好的压力，促使中国政府在它对外国的交往上，以超过合乎安全要求和适当照顾其臣民情绪的速度迈进”[63]。美国国务卿西华德也说：“不能用危及中国现政府的稳定或内部的和平与安谧那样的紧张手段来压迫行事”[64]。在这些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背后，掩盖着侵略者对中国人民革命的极大恐惧，也透露出侵略者利用清朝政府来统治中国的险恶用心。

在英国政府看来，在华英商那种强硬的激进的主张反而会把事情弄糟，是不足取的。英国贸易部次长马莱特（L.Mallet）反驳那些商人的意见说：“由于使用武力而造成的后果和牺牲一定要落在英国国家的头上，而不会落在从事中国贸易的那一部分人头上”[65]。因此，1868年的修约虽然没有满足英商的全部要求，而英国官方却认为应该适可而止。事实上，修约中所规定的新特权，已经大大地扩展了英国的商业势力，并且在政治上进一步拉拢和控制了清朝政权。英国公使阿礼国这样说：“这件条约对于促进贸易是有所裨益的，除非有偏见的人才会予以否认……没有一个国家或西方政府前此曾经对于对外贸易给过如此慷慨的特许”[66]。但是英国商人对新修的条约并不满足，他们抱怨政府没有给他们带来一个大发横财的机会，他们纷纷上书，反对官方的见解，商人们露骨地声称：“我们不论怎样的假装，但我们在中国的地位是由于武力造成的，任何改进或保持那种地位的明智政策，其结果仍必须依靠某些形式的武力为定”[67]。由于英国政府和商人之间在侵华的策略、步骤方面有分歧，英政府就没有批准这个条约。条约虽然没有批准，可是条约中规定的特权还是要享受的，英国外交副大臣哈蒙德（E.Hammond）给继任驻华公使威妥玛的信中，要威妥玛向清政府委婉宣布不批准条约，但又要“努力诱使中国政府采取自动的单方面的行动以实行在条约中规定的一些措施”[68]。吃了羊肉不留腥膻气，这是英国政府的“精明”的算盘，它既在这次修约中取得了实际利益，又保留了日后勒索更大利益的借口。

三、地方性封建势力的兴起，清政府军事权力、财政权力和司法权力的下移

随着19世纪60年代革命运动的低落和外国侵略势力的深入，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和统治机构在迅速地发生变化，梁启超有一段话叙述这种变化说：

本朝以东北一部落，崛起龙飞，入主中夏，以数十万之客族，而驭数万万之主民，其不能无彼我之见，势使然也。自滇闽粤三藩以降开府，成尾大不掉之形，竭全力以克之，而后威权始统于一。故二百年来，惟满员有权臣，而汉员无权臣……计历次军兴……出师十数，皆用旗营，以亲王贝勒或满大臣督军。若夫平时，内而枢府，外而封疆，汉人备员而已，于政事无所问……自余百僚，更不足道，故自咸丰以前，将相要职，汉人从无居之者。及洪杨之发难也，赛尚阿、琦善皆以大学士为钦差大臣，率八旗精兵以远征，迁延失机，令敌坐大，至此始知旗兵之不可用，而委任汉人之机，乃发于是矣。故金田一役，实满汉权力消长之最初关头也。[69]

的确，太平天国革命以后，满汉地主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有了很大改变，汉族地主阶级势力在战争中兴起，特别是以湘军起家的曾国藩系、以老湘军（一名楚军）起家的左宗棠系、以淮军起家的李鸿章系势力为最大。这三个派系的头面人物，衣锦缠紫，出将入相，控制着19世纪下半期的政治舞台。一个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包耳格曾经说：曾国藩“是中国最有势力的人，当他死去的时候，所有的总督都曾经做过他的部下，并且是由他提名的人。如果他曾经希冀的话，他可能已经成为皇帝”[70]。这段话虽然夸张失实，但可以代表外国侵略者的一种看法。左宗棠、李鸿章都是曾国藩荐举提拔的人，后来左、李都别树一帜，自成派系。李鸿章说：“左宗棠、曾国荃两政十载（按：指左、曾在南京担任两江总督职），湘楚旧部，视如家乡，而随宗棠者尤多且久”。左宗棠则说：“李瀚章（按：为李鸿章之兄）一门，遭际圣时，以功名显。其亲党交游，能自树立，文员自监司以上，武职自提镇以下，实不乏人……勋伐既高，依附者众，当时随从立功，致身富贵者，又各有其亲友，展转依附，实繁有徒，久之倚势妄为，官司碍难处置则姑容之，乡里受其凌藉则隐憾之”[71]。从这些相互的攻击中可以看出，汉族地主中的曾、左、李三系，势力之大，气焰之盛，确乎是炙手可热的。

但是，湘、楚、淮三系的兴起，并不像梁启超所说的那样，仅仅反映“满汉权力消长”，这个历史现象还表明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中央和地方势力的矛盾，以及地主阶级的逐步买办化。

中国很早以来就实现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制度，一切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但由于农业经济的分散性，中央政权和地方性封建势力经常发生矛盾冲突，时而也出现割据或半割据的政治局面。在清朝的前期和中期，政治天平的优势显然是在中央方面，控制着中央政权的皇帝和满族贵族官僚掌握着大权，他们的法令和意志一直贯彻到全国各地，太平天国革命给予这个中央封建政权极大的打击，揭露了它貌似强大、内实腐朽的弱点，摇摇欲坠的清朝政府不得不依靠各地的地主武装来镇压革命，湘、楚、淮三军就是在地方性团练武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太平天国革命以后，皇帝和满族贵族官僚虽然仍掌握着全国性政权，拥有任免官吏、调动军队、统筹饷税的大权，保持着大一统的架子和表面的尊严，但实际上权力已在下移，地方对中央的号令开始表露出磨蹭敷衍、阳奉阴违的迹象，所谓“满汉权力消长”，实质上反映了中央和地方势力的消长，不过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始终披着一件满汉民族矛盾的外衣。

政权的力量首先在于它的军事力量、财政力量和司法权力，因此，中央权力的下移也首先表现在兵权、财权和司法权的下移。按照清朝定制，北京旗兵有12万，驻防各地旗兵有13万，绿营兵有64万。这是在中央政权掌握中的武装力量，人数达九十万，军费开支达三千数百万两，但究其实际却不过是只纸老虎。各地军营，空额很多，有饷无兵，实有人数不到一半，只有在发放俸饷的名单上仍俨然是九十万精兵，其中，死去几十年的人还保留着领饷的权利；小孩子甚至还在哺乳的婴儿，被报作强壮的战兵。饷银发到士兵手里，经过层层克扣，所余无几。一个外国人说：在北京的旗兵，每月应得俸米一份，饷银四两，但实际拿到手的俸米“已不及定额之半”，饷银“只勉强剩定额四分之一”[72]。士兵的职务不是训练作战，而是给官吏扛旗伞，打锣、抬轿子，甚至还要打扫、做饭、哄孩子，偶尔要出操的时候，雇一些人去站站队就行了。由于克扣太多，士兵无法生活下去，好一点的兼做小商小贩，坏一点的窝娼聚赌，无所不为。他们的号衣、兵器、马匹老早就抵押掉了，手里剩下的武器大概只有扇子、伞、鸟笼、骰子和鸦片烟枪。连总理衙门也承认：“粮多空名，兵兼杂役，老弱充数，汛隘分防，操演不勤，器械不备，号衣庐帐，亦并不全，名为制兵，要之非游民即萎民，非惰民即穷民而已”[73]。这是一支完全失去了战斗力的乌合之众，清朝政府每年花费的大量军费，等于是白白送给一批无业游民的“救济金”。

稍有战斗力的当然不是那些八旗兵、绿营兵，而是掌握在地方势力手中的“练勇”。所谓“勇”是临时雇募的军队，但是在常设的八旗、绿营完全腐朽的情形下，临时雇募的“勇”也就成了常设的正规军了。太平天国革命以后，曾国藩害怕清朝朝廷的妒忌，已把自己掌握的“湘勇”裁撤掉，剩下来的左宗棠的“楚勇”和李鸿章的“淮勇”是两支最大的军队。此外各省还有许多支小军队，合计五十余万人，每年军费3 400百万两。这些军队是维持封建统治的主力，但它只服从某个个人，甚至军队的名称、旗号也用个人的名义，中央政权一定要通过特定的个人才能够调动这些军队。一个外国人这样说：“整个的帝国军力都隶属于省，每一个总督和每一个自主的巡抚都有他自己的军队，这些军队由他征募，由他装备，并由他自己的行政机构节制。换言之，全中国有大约十五支不同的军队，各自独立，对朝廷只是名义的忠诚”[74]。

清朝朝廷对于这种军权旁落的情况感到不安，千方百计地想收回权力。它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整顿、加强八旗兵和绿营兵，另一个是控制和削弱各省练勇。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就把被英法联军打得七零八落的京营残兵收容起来，成立神机营，由醇亲王奕譞负责整顿，同时分批派京兵到天津去，接受外国教官的训练，改用洋枪洋炮，成立“威远队”。但这些军队同样是有名无实，“督其事者，多半赵括、黄子澄一流人物，棘门灞上，直同儿戏，英雄皮相，殊乏精神”[75]。1866年又有创设直隶练军六镇之议，但不到两年西捻军长驱入直隶，刚刚建立的直隶练军一触即溃，完全垮台。1885年奕譞又奏请加饷训练京兵，同时又增加东三省军队，也没有办出成绩来，有人弹劾东三省军队的统帅安定“老眊昏庸，练兵无纪，专讲虚文，不求实际”，他练的所谓“精兵”，“足穿厚缎靴，身戴荷包出入”，“有一种在官人役油滑气象”[76]。这样一支老爷兵怎能上得阵、打得仗？清朝朝廷一直在叫嚷要“强干固本”，搞了几十年，到它灭亡为止，它手中掌握的武装仍是一支银样蜡枪头。

清政府集中兵权的另一个办法是控制和裁减各省的军队。清朝政府为此三令五申，要各地裁勇，但这个命令始终不能贯彻。清朝政府对各省督抚说：八旗、绿营是国家常备正规军，勇是临时性的，招勇是战争时期的不得已办法，现在国家养两套军队，支出两套军费，怎么得了呢？还是把勇裁撤了吧，留下我手里的八旗、绿营，给他们加饷训练，就可以练成“劲旅”。各省督抚回答：养两套军队，确实不是办法，你手中八旗、绿营太不中用了，现在都靠勇丁在维持秩序，如果裁撤勇丁，你的八旗、绿营又练不好，岂不要天下大乱？还是保留我的勇丁，干脆把你的八旗、绿营裁撤了吧。究竟裁勇留兵，还是裁兵留勇，争论几十年，始终解决不了。1880年，朝廷下了决心，颁发一道上谕说：“军兴以来，各省招募勇营，设立各局，原属权宜之计，事平以后，留防各营，迭经谕令裁减，现在水陆勇数尚多……至每办一事，动辄一局，徒有局务之虚名，并无应办之实事，实属不成事体……迭次降旨，令各省迅即裁并，仍多视为具文，似此年复一年，饷源何由充足……各省将军督抚，务将该省勇营，详细斟酌，大加裁减，详晰奏报”[77]。这道命令下去，各省都拿“伏莽四起”为要挟，说自己辖境内如何如何不太平，着力渲染一番，异口同声地答复“无可裁之勇、可并之营、可减之局、可省之费”。李鸿章还说：“枢部诸公，未历艰危险阻之状，顿忘远虑隐患之萌，欲速见小，空谈无补，溃决即在目前”[78]。北京的亲贵大臣们受了这番恫吓，目瞪口呆，无话可说，裁勇节费之议仍是不了了之，兵和勇两套军队，依然保持原状。

地方势力的兴起，除了表现为军权的下移以外，还表现为财权的下移。本来清朝的财政大权也掌握在朝廷手里，户部“经制天下之经费”，全国实行一套“估、拨、协、解”和“奏销”制度。各省奉朝廷之命征收赋税，它的收入和开支需在前一年冬天做出预估，送户部批核，称为“冬估”；户部根据“冬估册”，于每年春秋两季指定各种款项的用途，称为“春秋拨”；各省收支相抵，若有盈余，一部分接济其他经费不敷的省份，称为“协饷”[79]；另一部分上交给朝廷，称为“解饷”或“京饷”；财政年度终结，各省布政使就该省收支协解的全部款项，造册报告户部，户部有监督查驳的权力，称为“钱粮报销”。总督和巡抚虽然是一省的行政军事首脑，但布政使、按察使有相对独立的权力。布政使综理一省的民政和财政，直接和户部联系，并有专折奏事的权利。中央朝廷通过这一套财政制度和财政机构得以控制各省财权，调整、平衡和监督全国收支。从各省来说，每一笔款项的收支都要由户部来最后决定，财政结余也不能留在本省，并没有自己的独立财政体系。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把这套财政制度完全打乱了。各个省份收入骤减、支出激增，不可能继续执行常规的协款、解款制度。在战争中起家的湘、楚、淮各地方势力都是自己募勇、自己筹款，不能指望朝廷来协拨饷需，大宗的战争费用也不能够按照户部规定的呆板则例来报销。[80]同时财政收支的内容也发生很大变化，收入方面，增加了大宗的关税、厘金；支出方面，增加了大宗的勇饷、洋款。户部的旧程式、旧则例，势不能适合新的财政内容。因此，财政制度陷于极度混乱，户部连各省收支的总数和项目都弄不清楚，更谈不上控制和监督了。各省布政使原有的权力也日益削减，如厘金、善后、军需、筹防、支应、土药等大宗收支均另行设局，由督抚直接掌握，布政使不能过问。督抚集军权、财权于一身，布政使不但不能起牵制作用，反而沦为督抚的附庸。清朝中央也想改变这种尾大不掉的局面。1876年户部请求总核天下度支。1880年户部奏筹饷办法十条。1881年张观准奏“外重内轻，渐不可长”，请求把军饷、厘金、盐课归户部掌握，各省用款“请先俟部议，督抚不得擅去”[81]。1886年户部又议筹备饷需办法。1889年颁发的一道上谕，说得更加露骨：“近数十年来，各省藩臬除谢恩及奏报到任交卸外，绝无陈奏事件，殊非朝廷兼听并观之意。朕总揽万机，惟期明目达聪，以裨庶政。嗣后各该藩臬如遇督抚有营私骫法、骄恣乖张、贻误国计民生等重情，即行据实指款参奏。若有必应整顿革除之事，该督抚狃于私见，沮格不行，或必不可办之事而督抚任性妄为，不听劝阻，均著具折密陈，候旨定夺。不得因仍故习，缄默不言”[82]。这分明是煽动藩臬两司去拖住督抚的后腿。但是中央朝廷的权威这时已经扫地以尽，各地方一旦夺得了权力，决不会再拱手奉还给清朝朝廷，几张纸上的命令和办法当然不可能改变“内轻外重”的已成局面。

中央和地方对于司法权力的争夺也是很激烈的。按照旧制，各省凡是判处死刑的一般案件都要由督抚分别题奏，经刑部审议批准，用“钉封”行知外省，方能用刑，生杀大权操在中央的手里。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各地人民纷纷起义，统治阶级为了加强镇压的力量，修改原来的刑律，规定各地“盗案”，可以“不分首从，就地正法”，事前可不奏报，事后再行奏闻。这一修改给统治阶级的残酷屠杀制造了法律根据和方便条件，同时也把生杀的最后决定权转移到了督抚的手里。“从此各省相沿，即寻常盗案，亦不待审转复核，概行就地惩办，题奏之件，十无一二”[83]，“似此年复一年，安于简便，致令杀戮之权，操之臣下”[84]。清朝中央也三番五次要收回司法权力，废止“就地正法”章程，但屡次遭到地方势力的反对。1869年御史袁方城奏请“将盗案照旧核办”，因曾国藩的反对而作罢；1873年御史邓庆麟奏请“将盗贼土匪仍照旧例办理”，各省都以“游勇马贼，根株未尽”为借口，称未便恢复旧制。1881年，御史陈启泰、胡隆洵奏称：“就地正法章程，流弊甚大，请饬停止”，这一次引起地方势力的联合反击，据刑部说20个省区的奏折，都众口一词，坚决反对，清朝中央对此毫无办法，它所能做的就是通过个别“京控”案件，插手到各省司法事务中，并借此压抑督抚。所以同光年间，“告御状”和“冤狱”显然特别多，如杭州的杨乃武案，南京的三牌楼案，河南的王树汶案，四川的东乡案。就个别案情来说，清朝中央平反了冤情，揭发了地方势力的纳贿营私，草菅人命，但是清朝中央之所以有兴趣插手这些地方性讼案，正是因为它已失去了对地方司法权力的支配作用；它之所以热衷于受理京控、出头平反，正是想要借此打击日益上升的地方势力。至于“关心民瘼，平反冤狱”，这不过是它在政治斗争中抓到的一个题目而已。

地方性封建势力对封建中央的态度虽还没有发展到公开对抗，但是暗地里的攻击、埋怨是不一而足的。李鸿章说：“都中群议，无能谋及远大，但以内轻外重为患，日鳃鳃然欲收将帅疆吏之权，又仅挑剔细故，专采悠谬无根之浮言”[85]。他又告诉别人：“农部（按：指户部）喜作深文之笔。向来由部垫拨之款，多令外省拨还，而各省财力窘乏，十不还一……部中动舞空文……嗣后遇此等部议，勿过拘泥，是为至幸”[86]。曾国荃也说：“内意专图节饷，花样翻新，上策者亦别出心裁，往往计利而不计害，而外间之支绌，未由见谅于人”[87]。类似这种言论，在当时地方督抚的书简、文稿中所在皆是。

封建性的宗派集团必然具有排他性。地方势力既然形成了湘、楚、淮等各个派系，他们除了和封建中央闹摩擦之外，各个派系之间也必然要发生严重的矛盾。曾国藩和左宗棠因彼此揭露虚报战绩，一生不通音问；曾国藩和沈葆桢因争夺江西厘金，弄得势如水火；左宗棠和李鸿章为海防塞防问题，吵得不可开交；曾国藩和李瀚章为淮盐川盐的争销而面红耳赤；左宗棠因沈葆桢反对借洋债而责沈背信弃义；刘坤一因李鸿章袒护招商局员而斥李信任奸人。这些政治派系，分合聚散、反复无常，甚至朝为密友，暮成仇敌，究其实际，无不是为了抢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

由于封建性地方势力兴起而出现的中央和地方矛盾以及地方各派系的矛盾，贯串在整个中国近代历史中，这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濒临覆灭的前奏，也是整个封建政治制度趋于没落的征兆。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出现的这种政治离心力影响着历史发展的进程，制约着近代政治斗争的内容和形式，以后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更进一步发展，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封建性的统一象征消失，地方割据势力进一步发展，这就演变成为军阀之间的公开割据和连年混战的局面。

四、奕集团的兴起，初期洋务派的政治路线

中央和地方矛盾的加深，这是19世纪下半期中国统治阶级内部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除了这个方面以外，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变化，其影响更要深远得多，这就是中国统治机构的逐步半殖民地化和洋务派官僚的产生。

世界殖民主义者普遍采用的一个手法就是：利用当地的人，利用当地现成的统治机器，来统治当地的人民。他们在中国也采用这个办法，致力于造成一个假手清朝政府、奴役中国人民的局面。这种局面对侵略者的确是格外有利的，一方面可以利用清朝政府的表面独立来欺骗和麻痹中国人民，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清朝政府而源源不绝地取得利益、特权。美国资产阶级历史学者丹涅特（Tyler Dennett）就说过：“对于列强来说，以支持一个它们所能威胁、控制的懦弱政府，自是最为有利，各外国政府的政策就是要迫使中国人依从外国人的每一项要求，而只以不造成为革命成功的原因为度。中国的懦弱无能、四分五裂，才使得领事裁判权、低到不合理程度的税则以及千百种类似的特权，有继续下去的可能”[88]。

要造成一个称心如意地控制在手的傀儡政权，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外国侵略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就要使清朝政府对自己有所畏惧。对于一切剥削阶级来说，只有畏惧才会产生服从。两次鸦片战争中，清朝政府尝到了外国“坚船利炮”的威力，“天朝上国”的威风被打垮了，清朝官僚一提起外国人就谈虎色变，浑身哆嗦，不敢有所违拗；但是仅仅畏惧还是不够的，一个只知道畏惧外国的政权，如果不能够灵敏地适应侵略者的各种要求，那仍然算不上是得心应手的工具，因此侵略者还有必要“改造”这个政权，改变它传统的政策路线，加强它某些方面的行政效力，以培养更加驯服的奴才，使它能够担当起保障外国利益的鹰犬职责。这就是清朝政权的逐步半殖民地化的由来。在19世纪后半期，清政府内部历次的调整改组、历次的政策辩论，各个派系的起伏离合、冲突斗争，都是围绕着政权的半殖民地化这一个轴心而旋转的。

清朝政权的半殖民地化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就已经开始。外国侵略者用战争和讹诈的手段，和清政府缔结了很多不平等条约，缔结这些条约是为了奴役中国人民，同时也是为了约束清朝政府。它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和改变了清朝政府的政策和行动，使得这个政权某些方面的职能被限制和削弱（对外国侵略不利的方面），而另一些方面的职能则得到加强和发展（对外国侵略有利的方面）。这些条约所以不平等，正是因为它彻头彻尾地反映了外国侵略者的意志。侵略者拿这些条约当做玲珑如意的绳索，既用来套在中国人民的脖子上，又用来拴在清朝政府的鼻孔里。

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有一些清朝官僚开始成为侵略者的政治代理人。上海地区的一批官僚，如吴健彰、杨坊、吴煦、何桂清、薛焕，都是侵略者属意培养的对象，但是这些官僚不能控制中央政权，本身的力量后盾也不足，对于清政府的政策、行动尚不能施加很大的影响。所以，一直到50年代之末，外国侵略者对清政府的“改造”还没有什么成效。

60年代初，轮子迅速地转动起来了。第一个明显的标记就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清朝本来并没有掌管外交事务的专门机构，与外国的往来最初是由礼部和理藩院兼管，东南沿海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则由两广总督管理。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朝设立了一个五口通商大臣的职位，管理对外事务，但这个职位一直由两广总督、两江总督或江苏巡抚兼任，并无专人负责。外国侵略者要和清政府打交道，只能到总督、巡抚这一级为止，不能和清朝中枢机构直接交涉。外国侵略者一直在要求改变这条不方便的交涉线路，希望和清朝中央政府直接打交道，以便影响并逐步改变它。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中规定清政府指派大学士、尚书一级的官吏管理对外交涉事务。1861年1月，恭亲王奕为了博得侵略者的欢心，提出六条章程：（1）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2）设立南北洋通商大臣；（3）规定各口岸关税的管理办法；（4）各省办理外交事件应咨报总理衙门，各省亦应互相知照；（5）设立同文馆，挑选八旗幼童入馆学习外国语言文字；（6）令各海口采访外国商情。清政府很快批准了奕的建议，并派奕和他的两个亲密助手桂良、文祥担任总理衙门的大臣。

总理衙门最初是军机处的一个分支机构，其组织大体上仿照军机处，设立大臣和章京两级。大臣由皇帝指派，由军机大臣、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兼领，没有专任人员，名额也不一定，最初只有3人，后来陆续增加，最多的时候有12个大臣；章京是做具体工作的人员，由各衙门保送。1877年总理衙门内分设英、法、俄、美四股，分别掌管对16个国家的外交事务。1883年增设海防股，掌管南北洋海防、长江水师、北洋海军以及制造、学校、电线、铁路、矿务等。此外，南北洋大臣、海关税务司、同文馆、驻外公使在名义上都属于总理衙门管辖，所以它的职权是很广泛的，不但掌管外交事务，而且还掌管一部分军事（办理海防）和财政（稽核关税）权力。总理衙门只对皇帝负责，不隶属于军机处，它实际上是和军机处平行的机构。这个机构从1861年设立，至1901年改为外务部，存在了41年，始终掌握在皇族的手里，领导这个衙门的最高负责人是奕和奕劻兄弟两人。

和总理衙门同时设立的南北洋大臣，其职权的性质和总理衙门大体相同。南洋大臣管理长江以南的交涉通商事务，北洋大臣的职权略为广泛些，除北方的交涉通商外，还负责北洋的海防、招商、电线等。南洋大臣例由两江总督兼任，一直落在湘系的手里，由曾国藩、沈葆桢、左宗棠、曾国荃、刘坤一等相继担任；北洋大臣则由直隶总督兼任，实际上是被淮系李鸿章一人包办，他担任这个职位达25年之久（从1870年到1895年）。这样，全国的外交和洋务权力就分别为皇族、湘系、淮系三个主要的派系所掌握。从后来的演变情况说，淮系李鸿章的势力发展得最大，超过了其他两个派系。

总理衙门的设立，对于外国侵略者来说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从此以后的交涉事务，可以摆脱地方官吏的层层拖延和重重阻碍，可以对这个专设的高级机构直接施加影响和压力，促使清政府的政策和活动做出更多更大的改变，以便于进行广泛、深入的侵略活动。所以设立总理衙门的消息刚刚传出，英国的威妥玛就表示：“如能设立专办外国事处（务）地方，则数十年求之不得”[89]。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则说：“此实中外各国永敦睦好之最妙良法”[90]。

掌管总理衙门的奕、文祥、沈桂芬，早期的北洋大臣崇厚以及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是最早出现的洋务派，也是外国侵略者在各级政权中物色和培养的鹰犬。早期的洋务派以恭亲王奕为重心。奕（1832—1898）是道光帝的第六子，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的时候，咸丰皇帝逃到热河，把奕留在北京，和侵略者进行投降谈判，从此他和侵略者勾搭上了，关系越来越密切。1861年他又和慈禧太后共同策划了政变，推翻政敌端华、肃顺，造成了慈安和慈禧两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他和幼年的同治帝是叔侄关系，他的地位是亲王，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北京政变中又稳定了清朝统治，为清朝统治立下了“功劳”，而且外国侵略者又大力支持他，所以他是60年代最显赫的人物。1861年他担任总理衙门的管部大臣，1862年又破例入军机处（按清朝成例，亲王不得任军机大臣），成为领班的军机大臣，可以说是集内政、外交之权于一手。但是奕是一个纨绔子弟，虽然有一些小机智，却没有政治头脑和实际才干，出谋划策和处理具体事务的实际上是文祥和沈桂芬两人。[91]

这个刚刚兴起的洋务派集团的政治路线，和从前执政者的路线比较起来，有一个最显著的不同，就是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列强。道光、咸丰时代，对待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是“战败而降”，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是“深闭固拒”，典型地表现了封建统治者的盲目性和顽固性；洋务派对待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是“不战而降”，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是“师夷长技”，表现了封建统治者在另一种条件下的对外投靠和卑怯软弱。这两个派别以不同的方式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都是祸国殃民的蟊贼。

在洋务派看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坚船利炮”是不可战胜的，中国对外来侵略进行抵抗，是自取失败。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不过是要求“通商”，并不要推翻清朝统治，因此和资本主义列强的矛盾并不是主要的矛盾。奕说：“自换约以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自图振兴”[92]。因此，和外国作战不但力所不及，也没有必要。不但没有必要作战，而且还可以利用外国的兵力，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奕把当时形势比作魏、蜀、吴三国鼎立之势，他把自己一方比作西蜀，把资本主义国家比作东吴，把太平天国比作曹魏，他认为，蜀和魏是敌对的不两立之势，而蜀吴则可以联合以共抗曹魏，这种不伦不类的比拟典型地反映了他的妥协媚外的政治主张。所以他要求改变“战败而和”的对外路线，对待外国，应该“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数年间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遽为大害”[93]。汉族中的地主洋务派也抱着同样的看法，如曾国藩说：对待外国的侵略要求“宜示豁达大度，片言立定，断不宜若吐若茹，稍涉犹豫之象”[94]。又说：“吾辈着眼之地，前乎此者，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95]。总之，洋务派认为：自己和外国侵略者有共同的根本利益，矛盾是次要的，可以用让步来求得解决；和外国侵略者妥协和合作，这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最好的办法。

洋务派不但要求改变对待外国入侵的态度，而且还要求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长处。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何在？早期洋务派所能看到的就是“船坚炮利”，他们把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归因于外国武器的精利。奕说：“外洋如英法诸国……惟恃此船坚炮利，以横行海外”。又说：“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96]。他把武器制造列为第一要政，实际目的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所以他说：“得此利器，足以摧坚破垒，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廓清（按：指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功效之速，无有过于是也”[97]。至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更比奕先走一着，他们不但抱同样的看法，而且已经付之行动，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建立起军火和船舶工业，这些工厂的情况，将在本书的第八章中叙述。这里应该指出：洋务派学习资本主义文明的主张，最初仅仅是在制造武器这一点上，几乎没有涉及其他方面，在他们眼睛里，外国的“长技”也只有船、炮两项而已。1862年李鸿章给曾国藩写信说：“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98]。1865年开办江南制造局的时候，李鸿章又说：“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獉狉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必谓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于仿习机器，臣亦不存此方隅之见，顾经国之路，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如病方亟，不得不治标，非谓培补修养之方，即在是也”[99]。按照李鸿章的说法，中国的封建旧制度和外国不同，这种制度是立国的根本，不能改变，用机器仿制武器，不过是治标的办法。他的这种说法和后期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前后一贯的。洋务派为挽救封建统治而采取的“治标”办法，最初只限于武器制造，所以整个60年代，“洋务”的重点就是开设许多军事工业，在这方面投入了很多财力和人力。北京同文馆虽然在1862年就设立了，但最初目的也只是为了培养通晓外国语言文字的翻译人才，以便于和外国进行交涉谈判，并没有要学习资本主义文明的意思。等到军火工厂逐步开设，洋务派才开始觉察到，依靠封建社会中原来的浮猾员司和冬烘先生，没法把机器运转起来；仿造外国武器，不仅仅是采用机器的问题，而且必然涉及学习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问题。这样继学习制造武器之后，自然而然地又提出了一个培养人才的问题。洋务派眼中的人才，除了通晓外国语言文字的翻译人才之外，就是懂得声光化电的科学技术人才。培养这种人才的目的仍然是要为腐朽的封建制度服务。在这个目的下，1866年，北京同文馆增设了天文算学馆。同年创设的福州船政局附设了前后学堂，招收幼童，学习英法语言文字，准备进一步深造驾驶、造船等术。1868年江南制造局附设译书局，释译西方科学技术方面的书籍。1871年曾国藩又奏请派遣幼童，到美国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从1872年起分四年连续派遣120名，每年派出30名，学习期限定为15年。洋务派的这些开工厂、办学校、译书籍和派遣留学生等措施，无非是为了获得制造武器的本领以维护其反动统治，但是结果却出乎反动派的始愿之外，科学知识一旦传布，不会成为封建腐朽阶级独享的专利品，封建阶级培养的那些经受欧风美雨洗礼的知识分子，也不甘心永远充当它的奴仆，陪它一道进入坟墓。资本主义文明的逐渐传布，却有利于革命斗争的发展，先进的志士在其中寻找救国救民的道理，把斗争一步一步地推向前进。事情恰恰走到了它的反面，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旧制度而向西方学习，采取这样和那样的新措施，殊不知所有这些措施都在缓慢地侵蚀旧制度的基石，统治阶级正在为自己挖掘坟墓，这是洋务派官僚们所始料不及的。

洋务派实行的政策路线的转变，当然投合外国侵略者的意愿。外国侵略者焦急地期望出现一个既肯驯顺地服从自己、又有一定能力为自己出力办事的买办性政权。在60年代初开始执行的对华“合作政策”的目的，就是要造成这样一个买办性政权。因此，他们对恭亲王奕极尽笼络之能事，为奕的“政绩”喝彩叫好，鼓励奕作更多的转变，并千方百计加强奕的地位。一个侵略分子说：“政治家中，如恭亲王（奕）、文祥诸人是满清帝国中唯一亲外派的领袖。不管他们对待白种人的真正情绪如何，他们至少在这个时期，已经走上诚实地对待外人的道途。这个事实，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去反对国内的反对派”[100]。另一个侵略分子把奕称为“皇族中表现得有点政治家品质的仅有的一人”[101]，又说：“中国的学者和官员们，只需予以学习西方现代行政方法的优点的机会，他们便会迅速的采行一些可以使这个帝国的辗轧着的机器与现代世界相协调的改革”[102]。

但是，后来的事实说明，侵略者对奕集团寄予的希望太大了，要把清政府这样一个庞大的封建国家机器“改造”得适合侵略者的脾胃，要使它与世界殖民主义政治体系“相协调”，这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奕开始了这个工作，却没有能够彻底地完成它，他没有力量来担负外国侵略主子所期待于他的使命。

五、顽固派和洋务派的矛盾，奕和慈禧太后争夺权力的冲突

19世纪60年代初期的奕集团为中外所注目，其地位之尊崇，声势之显赫，无人能望其项背，他的权力似乎是不可动摇的，但这仅仅是表面看问题而已。坚厚的外壳中间包裹着腐烂的内容，平静的河水底下潜伏着汹涌的激流。奕集团在掌握政权之后，很快就遭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

首先，人民群众痛恨封建统治者，更加痛恨媚外卖国的奕集团。60年代风起云涌的反洋教斗争固然是严重地打击了外国侵略者，但也严重地打击了奕洋务集团，坚决保护洋教、反对人民斗争的奕集团到处遭到唾弃，群众给奕加了“鬼子六”（按：因奕是道光帝的第六子）、“鬼子王爷”等不体面绰号。甚至，许多地方的中小官吏也反对奕的媚外路线，1862年法国教士文乃耳拿着加盖恭亲王印章的文凭，在贵州省开州知州的公堂上无理取闹，开州知州戴鹿芝对他说：“恭亲王乃久蓄异志、私通外洋之人，其人何足道哉，其印花又何足道哉！”[103]可见奕集团不仅遭到人民群众的唾弃，在稍具民族意识的中下级官吏中间，他的声名也是狼藉不堪的。

其次，奕集团学习造船造炮等主张也受到顽固派官僚的反对，很多官僚和知识分子骂他是“用夷变夏”。在60年代，洋务派刚刚兴起，羽毛未丰、爪牙未成，顽固派在中央和各省尚有很大的势力，所以奕的各种洋务措施常遭碰壁，一个外国侵略分子说：“北京政府处在一种孤立无援的情况中。就是政变以后，它对于各省也不能作有效的控制：有许多省份，并不在它的权力之下，此外在其他省份里，它固然能够把一位巡抚或将军革职或斩首，但是不能推行它的命令”[104]。

第三，曾国藩、李鸿章的路线虽然和奕一致，但曾、李是掌握地方军政实权的汉族地主，奕则是满族亲贵，两者又有矛盾，不能捏合在一起。曾国藩说：“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文、宝（按：指文祥和宝鋆）数人，权过人主，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柏川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蘅则不满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按：指大学士倭仁），然才薄识短，余更碌碌”[105]。在这里，曾国藩看到了奕等不过是一个处境孤立、地位不稳的宗派集团，所以说他们“晃荡不能立足”，“亦不知求人自辅”，他反而推崇顽固派领袖、奕的政敌倭仁“有特立之操”，曾国藩的亲信幕僚赵烈文说奕“非尊彝重器，不足以镇压百僚”，“身当姬旦之地，无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势极而虑不出庭户，恐不能无复（覆）之虞”[106]，这些话是赵烈文和曾国藩闲谈时所说，曾国藩也同意这些评论。至于李鸿章的态度更加明显，1865年他告诉部下潘鼎新“崇公（按：指崇厚）及总理衙门，庸鄙无远识”[107]，1873年又挖苦总理衙门的大臣太多，说：“总署大臣十人奚为，若得力，则一二人足矣”[108]。曾国藩和李鸿章对奕集团的评价如此，所以尽管两者在对外路线上基本一致，可是奕集团在对付各方面的攻击时，却不可能得到湘淮系实力集团的援助。

第四，奕的地位虽然高，但是在他头上还有两个更高的统治者——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在对外路线上和奕是一丘之貉，同样是个慷慨地拍卖国家主权的投降派，美国公使田贝说：“摄政的太后，在他的族人中，一向是第一个最能了解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问题的人物”，又说，60年代以后美国在华利权的扩充，都是“由于慈禧太后的意愿及行使其统治权力的结果”[109]。但是慈禧太后为人阴险猜忌，有强烈的权力欲，她在夺取政权的北京政变时不过是个“孤家寡人”，并未形成自己的心腹势力，所以不得不依靠奕，这种合作关系只是暂时的、脆弱的，她绝不会允许足以威胁自己权力的奕集团的长期存在。一个外国人说当时的局势是“两个当权者，慈禧和恭亲王，在谨慎地互相监视着”[110]。慈禧太后的政治手腕高出奕之上，她善于看风使舵，利用各个政治派系错综复杂的矛盾，来操纵局势。所以她后来终于排挤了奕集团，在不平静的政海波澜中终身保持着权力。

60年代，奕和慈禧之间、洋务派和顽固派之间进行着错综复杂的斗争。1865年，慈禧和奕第一次交锋，慈禧太后以“信任亲戚，内廷召对时有不检”的罪名，撤去奕的议政王及一切职务。事实上，奕被撤职后，满族亲贵中并无可以替代他的人，其结果或者是起用汉族地主，或者是留下政治真空，这对于满族亲贵极其不利，因此亲贵们大为恐慌，竭力从中调和，结果是奕谢罪“痛哭引咎”[111]，慈禧太后也只好让步，奕仍复职。

1867年，奕集团和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起因是由于同文馆的招生问题。北京同文馆创设于1862年，本来只有英文、法文、俄文三馆，学习三国语言文字，所招学生是十三四岁左右的八旗子弟，这种学校只相当于小学程度，要从这中间培养什么有能耐的人才，不啻缘木求鱼。1866年底奕等奏请增设天文算学馆，并提高入学条件，招收三十岁以下之秀才、举人、进士、翰林及科举出身的官吏入学。顽固派从极端保守的立场，对于一切新事物都是厌恶的，从前的同文馆只相当于小学程度，似乎不值得公开反对，现在居然要招收科举中人做学生，这对热心保卫圣道的冬烘先生们是一个很大的刺激，沉默不能再保持下去了。充当急先锋的是监察御史张盛藻，他坚决反对招收正途人员入馆，理由是科甲正途人员应该“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112]。接着顽固派主将理学家倭仁亲自出马，他说：立国之道，在于礼义人心，天文算学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如今让外国人来做正途人员的老师，这种办法“上亏国体，下失人心”，把读书人引入歧途，甘心“从夷为师”的人，必不能“存心正大，尽力报国”[113]，即使要学习天文算学，尽可以请中国人任教，何必要“奉夷为师”？他认为：学习西方文明，对巩固封建统治不仅无益，反而有损。顽固派既然摆开了攻击的阵势，奕等也不甘示弱，立即反驳说，制造轮船火器，学习天文算学，这是巩固封建统治的要政，是“自强”的急务，忠信礼义等空话是不能拿到战场上打仗的，所以要招收正途人员，正因为事关“自强”大计，“读书明理之士，存心正大……必能卧薪尝胆，共深刻励，以求自强实际”[114]，倭仁持反对论调，想必他有更好的“自强”妙策，请他提出来；倭仁反对请外国人做老师，那就请他另设一馆，找中国老师试一试。这自然是将顽固派的军，倭仁哪里有什么“妙策”？又哪里去找中国老师？接着于凌辰、杨廷熙等又出来声援倭仁，这场争论持续半年之久，结果奕集团得到表面的胜利，奕等故意令倭仁参加总理衙门工作，意思是要他学学外国的事情，开通开通头脑，气得这个顽固老头子眼泪滂沱，几乎从马上跌下来，卧病不起，“颜色憔悴，饮食甚少，相互唏嘘”[115]。奕尽管可以折磨这个老头子，但是在这个老头子后面的顽固派仍有浩大声势，北京城里议论纷纷，出现了很多讽刺奕集团的对联和揭帖[116]，据奕说：“自倭仁倡议以来，京师各省士大夫，聚党私议，约法阻拦，甚且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臣衙门遂无复有投考者”[117]，该年同文馆考试时，报考的只有72人，其中科举出身的人极少，“词馆曹郎，皆自以下乔迁谷为耻，竟无一人肯入馆者”[118]。由此可见，顽固派势力尚相当强大，洋务措施有推不动、行不得之苦。

不管奕等的主观动机是什么，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终究是有利于中国进步的一件好事情，顽固派的反对论点是迂腐而荒谬的，他们像是躲在密封器内的一堆蛆虫，不愿意有一点新鲜空气透进来，但顽固派模糊地意识到学习科学技术未必能够巩固封建统治，这是很对的。从长远来看，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人民的觉悟和知识的提高有利，对于人民斗争的发展有利，而对于封建统治则不利。洋务派企图使科学技术永远屈从于自己，只为封建统治服务，这是办不到的幻想。同文馆的这场争论，反映了日益深刻的封建社会的危机，两个政治派别各自提出他们挽救的方案，顽固派主张仍然采用旧办法来统治正在改变着的社会，这当然是行不通的，他们的喧嚷叫嚣只不过是没落阶级无可奈何的哀鸣；洋务派想用新办法来维持旧统治，但是他们采取新措施的结果，恰恰会起来反对他们所追求的目的，会进一步产生一个反抗旧制度的更大的力量。无论顽固派还是洋务派都不能够为日暮途穷的封建制度找到可靠的出路。

此后，奕集团和各方面的矛盾继续在发展。1869年，奕联合地方势力对慈禧太后进行了一次小小的反击。是年太监安得海奉慈禧的命令赴广东采办龙衣，沿途招摇。安得海是太后的亲信，据说“往岁恭亲王去议政权，颇为所中，近日士大夫渐有凑其门者”[119]。按照清朝的祖制，不准太监擅出京城，山东巡抚丁宝桢根据祖制拘留安得海，奕纠合一批满族亲贵极力主张把安得海就地正法，慈禧太后无可奈何，只得依议执行。这次奕借丁宝桢的刀子，剪除了慈禧的羽翼，也使慈禧丢了面子。但是杀了一个安得海，并不能丝毫动摇慈禧太后的地位，反而激起了这个残忍暴君强烈的复仇怒火。

不久，在重建圆明园问题上，慈禧太后和各派政治势力再次发生冲突。自从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烧毁之后，慈禧太后少了一个游乐宴息的场所，她一直悒悒在心，希望再建这个园林，重圆她奢侈豪华的旧梦。当时清王朝刚从革命大风暴中挣扎过来，财政方面千疮百孔，要兴建如许豪华的建筑，谈何容易。这不仅要搜刮到亿万人民的脂膏，而且也要影响到各级各地大小官吏的收入，自然是不得人心的措施。何况妇女执政，大兴土木，从封建的道德观点来说也是不体面的事情。1873年慈禧太后借同治帝亲政的机会，用皇帝名义下令重建圆明园，以表示皇帝对皇太后的“孝养”。命令发布后，御史沈淮、游百川首先反对，太后大怒，“沈、游两公召对时，闻诘责颇严”[120]。接着奕又出头阻拦，慈禧太后气得索性撕破面皮，1874年谕：“每逢召对恭亲王时，语言之间，诸多失仪，著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121]。奕集团都出来说话，“恭亲王以阻圆明园工程，忤旨罢斥，文祥涕泣毕同列力谏，几同谴”[122]，一时举朝内外，惶惶不安，连远在甘肃的左宗棠也自称“半载以来，忧惧靡已”[123]。在这次斗争中慈禧太后充分眩示了自己专制权力的淫威，但是这个争执的题目太不体面，而且重修圆明园就不能不从各级官吏搜刮所得的腰包里分出一点来，因此内外官吏大多同情奕集团，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更完全站在反太后一方，这场纠纷几乎无法收场。当时正好日本发动了对台湾的侵略战争，东南海防紧急，饷需急如星火，圆明园工程也无力开始，特别是被慈禧太后派出来采购园工所需木材的李光昭和外国奸商发生了一段不光彩的讼事，几乎把太后本人拖进讼案中去，弄得秽声四播，议论盈廷。[124]慈禧太后在这种不利形势下，只好退却，圆明园工程停下来，奕、文祥等不久也复职。

奕和慈禧太后的政治路线是基本一致的（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镇压人民群众），他们之间的斗争完全是争权夺利的狗打架，斗争的题目也都局限在宫廷事务方面。由于慈禧太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还物色不到新的鹰犬，因此奕几次被斥革，又几次被起用。统治阶级的这场内部斗争表现得相当隐蔽、相当曲折，这场斗争对于后来政治局面的演变是很有影响的。在这些斗争中表现了中央政权内部第一个买办化亲贵官僚集团的脆弱性，奕集团虽然煊赫一时，并且得到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但是由于当时封建顽固势力还非常强大，又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复杂性，奕集团寻找不到可靠的实力后盾，来推行“洋务”措施，他在历次斗争中往往屈居下风，这是初期洋务派集团脆弱性的表现。奕集团经常要应付来自各方面的攻击，它陷在各种矛盾所交织成的泥坑里，不能自拔，政府内部，互相监视，互相牵制，无人敢于负责，也无人能够负责，一种模棱敷衍的腐朽习气笼罩着这个日益没落的王朝。李鸿章在1874年曾经向奕陈说建筑铁路的好处，“邸意亦以为然，谓无人敢主持，复请其乘间为两宫言之，渠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从此遂绝口不谈”[125]。美国公使蒲安臣也老早就看到了这种苗头，他说：“此间还有一个很大的排外党派，可是主持外交的机构中却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如果能够自行其是，就会立刻使中国和我们建立圆满的外交关系；但是他们却被人阴伺左右，凡和我们有所作为，必遭掣肘，以致往往行动无力，食言失信。他们由于懦弱，往往敷衍搪塞，因而招致威胁，并使我们在盛怒之下，几乎不想再和他们保持任何有体面的往来”[126]。

经过圆明园修建问题上的一场斗争以后，奕集团开始认识到慈禧太后的狠心和辣手，只得低声下气，唯太后之命是从。[127]但慈禧太后仍不放弃每一个机会来打击奕。1878年华北大旱，慈禧硬要奕对这场天灾负责，把奕“交宗人府严加议处”，集团中的宝鋆、沈桂芬、景廉等也受了处分。1884年中法战争中，清军在北宁战败，舆论对清政府大肆抨击，这时，奕又被捉来当了替罪羊。奕集团全班人马被清洗出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在慈禧太后卵翼下的奕譞、奕劻集团掌握了中枢权力机构。

在这场统治者内部狗咬狗的斗争中，慈禧太后充分显示了她蛮横、毒辣的专制淫威，但是这种专制淫威的发挥要有一定的条件，就是必须得到帝国主义的认可和支持。慈禧太后所以能把一切官僚当做鹰犬使唤，正因为她自己首先是帝国主义的最大鹰犬，奕固然和帝国主义很早就拉上了关系，但这个集团只有作为帝国主义和慈禧太后之间的桥梁才有其存在的价值。它实力有限，办事动受牵制，不能够为外国侵略者更好地服务。外国侵略者希望找到一个更有能力为自己出力的新走狗，希望通过一条更便捷的途径通向深居宫廷而权倾一世的慈禧太后。果然，这个对象应外国侵略者的需要而出现了，这就是从1870年起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淮系领袖李鸿章，以及从1884年起掌握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奕譞（奕之弟，光绪帝生身父）和奕劻。

于是外国侵略者把押在奕桌面上的赌注拿走，转押到李鸿章以及奕譞、奕劻的桌面上。

注释

[1]北京东交民巷房屋本多为王公邸第和各部衙门，后被外国侵略者强租硬占，如英国使馆系强租奉恩镇国公奕梁的邸宅；如第一任总税务司英人李泰国蛮横地“指明要肃王府，或分给一半居住，如王府不能让给，即要詹事府衙门居住”（见《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二，30页；卷二一，47页）。

[2]《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〇，16、17页。

[3]同上书，卷四〇，24～36页。

[4]唐家楣：《期不负斋全集》，卷一。

[5]《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96页。

[6]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171页。

[7]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2页。

[8]蒲安臣在1864年6月15日给上海总领事的信中说：“简短地说来，那个政策是这样的：在中国，对于一切重大问题要协商合作；在维护我们（美、英、法、俄）的条约权利所必需的范围内保卫条约口岸；在纯粹的行政方面，并在世界性的基础之上支持在外国人管理下的那个海关，赞助中国政府在维持秩序方面的努力；在条约口岸内，既不要求也不占用租界，不用任何方式干涉中国政府对于他自己人民的管辖，也永不威胁中华帝国的领土完整”（见《美国外交关系（1864）》，第3卷，426页）。

[9]《西华德致蒲安臣函》（1862年3月6日），见《美国外交关系（1862）》，第1卷，839页。

[10]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315～316页。

[11]《阿礼国致司丹立函》（1867年11月15日），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233页。

[12]《蒲安臣致西华德函》（1863年6月30日），见《美国外交关系（1863）》，第2卷，859页。

[13]《美国外交档案》（1863年），第2卷，861页，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2卷，64页。

[14]威廉士：《蒲安臣充任中国使臣记》，76页，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2卷，57页。

[15]《波郎致摩里斯贝函》（1863年11月25日），转引自《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37页。

[16]参见《西华德致劳文罗斯》（1868年9月8日），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2卷，94页。

[17][18][19]田贝：《中国及其人民》，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2卷，525页。

[20]兰多福·基姆：《美国领事工作报告书》，转引自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567页。

[21]《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九〇，18页。

[22]关于传教士的侵略罪行参阅本章第三节。

[23]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四。

[24]全国各口岸设关时间如下：1859年广州；1860年汕头；1861年镇江、宁波、天津、福州、九江；1862年厦门、汉口、淡水；1863年烟台、基隆、高雄；1864年牛庄。

[25]杨德森：《中国海关制度沿革》，103页。

[26]郑观应：《罗浮待鹤山房诗集》，转引自阿英：《读书札记》，载《人民日报》，1960年11月20日。

[27]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416页。

[28]同上书，第2卷，288页。

[29]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425页。

[30]英政府三次授予勋章，并封男爵，此外比利时、法国各三次，瑞典、奥地利、意大利各二次，葡萄牙、荷兰、普鲁士、日本、俄国、挪威、丹麦各一次，连罗马教廷也授予了上级爵士勋章。

[31]陈炽：《庸书》，外篇卷上，《税司》。

[32]《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四，26页。

[33]《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2页。

[34]同上书，卷六，20页。

[35]同上书，卷一五，15页。

[36]同上书，卷五，37页。

[37]同上书，卷二八，33～34页。

[38]参见上书，卷一六，35～49页。

[39]参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39～40页。

[40]《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一，5页。

[41]同上书，卷二一，6页。

[42]《美国外交档案》（1964年），第3卷，345页，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2卷，70页。

[43]《美国外交档案》（1864年），第2卷，841页，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2卷，71页。

[44]《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一，18页。

[45]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45页。

[46]《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一，5页。

[47]转引自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173页。

[48]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205页。

[49]《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一，27页。

[50]丁韪良：《中国春秋》，375页。

[51]转引自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328页。

[52]据威廉士说：“这一条约……系由西华德根据他自己在当时环境下所认为正确而适当的看法草拟的”。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214页。

[53]《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二，4页。

[54]威廉士：《蒲安臣充任中国使臣记》，转引自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173页。

[55]威廉士：《蒲安臣充任中国使臣记》，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2卷，95页。

[56]参见《克拉兰敦致蒲安臣函》，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216页。

[57]《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〇，33页。

[58]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222页。

[59]《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〇，25页。

[60]同上书，卷五〇，30页。

[61]同上书，卷六三，3页。

[62]《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四，2页。

[63]《克拉兰敦致蒲安臣函》，转引自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238页。

[64]《西华德致蒲安臣函》，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234页。

[65]1869年5月19日马莱特函件，转引自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88页。

[66]《阿礼国备忘录》（1870年5月3日），转引自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244页。

[67]密其：《阿礼国旅华记》，第2卷，221页，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240页。

[68]《哈蒙德致威妥玛函》（1870年6月30日），转引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107页。

[69]梁启超：《李鸿章》，11页。

[70]包耳格：《马格里传》，185页。

[71]《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五八，《复陈奉旨查办事件大概情形折》。

[72]何天爵：《中国的海陆军》，转引自《洋务运动》（八），464页。

[73]转引自《洋务运动》（三），526页。

[74]何天爵：《中国的海陆军》，转引自《洋务运动》（八），466页。

[75]柴萼：《梵天庐丛录》，卷二，《醇亲王与神机营》。

[76]《洋务运动》（三），587页。

[77]《光绪朝东华录》，光绪六年正月庚寅上谕。

[78]《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三，《复李雨亭制军》。

[79]盈余省份有江苏、浙江、山东、山西、湖南、湖北、江西、直隶，须协济邻省和解送京饷；不敷省份有陕西、甘肃、四川、云南、贵州，可不解京饷，且可得到盈余省份的协饷；广东、广西、福建为自足省份，不解不协。

[80]太平天国革命以后，各省的军费报销成为财政上的大问题。据1864年户部尚书倭仁奏：“军需报销，向来必以例为断。然其间制变因时，亦有未能悉遵之处。各省军需，历年已久，承办既非一人，转战动经数省，则例所载征调，但指兵丁。而此次成功，半资勇力，兵与勇本不相同，例与案遂致歧出。”后得旨：“所有同治三年六月以前，各处办理军务未经报销之案，惟将收支款目总数，分年分起，开具简明清单，奏明存案，免其造册报销”（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六九，8261页）。这是“奏销”制度破坏的开始。

[81]《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七年二月戊戌，张观准奏。

[82]同上书，光绪十五年十月壬辰上谕。

[83]同上书，光绪七年十二月甲子，庆裕奏。

[84]《光绪朝东华录》，光绪八年四月丁巳，刑部奏。

[85]《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六，《复郭筠仙中丞》。

[86]同上书，朋僚函稿，卷一五，《复沈幼丹制军》。

[87]《曾国荃全集》，书札，卷一九，《致陈舫仙》。

[88]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551页。

[89]《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一，28页。

[90]《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钞本），册四上，680页，转引自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132页。

[91]如陈宝琛说：“其竭力办事者，始则文祥一人，继则沈桂芬一人”，又说：“文祥常请恭亲王不须常到总署”。见《陈文忠公奏议》，卷上，《条陈讲求洋务六事折》。

[92]《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一，17页。

[93]《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一，19页。

[94]《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四，1页。

[95]《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上，《治道》，同治二年五月。

[96][97]《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五，1页。

[98]《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三，19页。

[99]《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九，《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

[100]威廉士：《蒲安臣充任中国使臣记》，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2卷，58页。

[101]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66页。

[102]同上书，第2卷，203页。

[103]《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六，43页。

[104]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124页。

[105]赵烈文：《能静居日记》（摘抄），转引自《曾国藩未刊信稿》，393页。

[106]《曾国藩未刊信稿》，380页。

[107]《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23页。

[108]《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三，13页，《复沈幼丹船政》。

[109]《美国外交档案》（1889年），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2卷，523页。

[110]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67页。

[111]《清史稿》，列传八，《恭忠亲王奕》。

[112]《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七，15页。

[113]同上书，卷四八，11页。

[114]《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八，2页。

[115]《翁同龢日记》，同治六年四月十八日。

[116]据《翁同龢日记》同治六年二月所记：“同文馆之设，谣言甚多。有对联云：‘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京师口语藉藉；或粘纸于前门，以俚语笑骂，‘胡闹之教，人都从了天主教’，或作对句‘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又曰‘孔门弟子，鬼谷先生’”。

[117]《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八，14页。

[118]李岳瑞：《春冰室野乘》。

[119]薛福成：《庸庵文续编》，卷下，《书太监安得海伏法事》。

[120]《左宗棠全集》，书牍，卷一三，《与李筱轩》。

[121]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八七。

[122]《清史稿》，列传一七三，《文祥》。

[123]《左宗棠全集》，书牍，卷一四，《答李筱轩》。

[124]候选知府李光昭奉慈禧太后之命，向法国、美国商人购买洋木一批，供建筑圆明园之用。李光昭是个财迷心窍的大骗子，所购洋木只值54 000元，他却报称值银30万两（合42万元）。当洋木运到天津，李光昭只付过10元定银。法国、美国奸商也存心蒙骗，运来的木材质量低劣，尺寸不符原议，不适园工的需用，因此李光昭不肯给价收货。法商、美商控告到天津海关道衙门里。李光昭在和洋商签订的合同里，有“圆明园李监督代大清皇帝立约”字样，并刊刻“奉旨采运圆明园木植李”的衔条，洋商一口咬定李光昭是太后和皇帝的代表，这样就弄成了外国奸商和太后、皇帝打官司。当时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了取得海防经费，也不同意修建圆明园，就把这桩讼案和盘托出，公开宣示，请求朝廷指示处理办法，弄得慈禧太后大出其丑，尴尬万分，只好拿李光昭开刀，说他“诈称内使近臣”，定了斩监候的罪名，主持圆明园工程的内务府大臣也被革职，圆明园工程就此取消。（关于李光昭案，详见《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二三、卷二四）

[125]《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七，《复郭筠仙星使》。

[126]转引自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321～322页。

[127]据《张佩纶行状》说：“时恭忠亲王（即奕）有大功社稷而勋望日高，宵小构谗，或疑两宫实有所猜忌，恭忠亲王倍遇事敬畏”（见《涧于集》）。

第五节　中国人民反洋教运动的兴起

一、帝国主义传教士在中国的侵略罪行

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面前，中国的统治阶级正在分化和改组，正在逐步地适应外国侵略势力的需要，变成外国的侵略工具。但是，中国人民，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恶风逆浪前，仍然昂首不屈，坚持着英勇的斗争。整个19世纪下半期，全国反洋教运动风起云涌、此起彼伏，表现了中国人民伟大的反侵略精神，蔚为绚丽灿烂的历史壮观。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是统治殖民地的工具。教会和大炮、商品一样，在资产阶级殖民事业的肮脏历史上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资产阶级反动学者惯常吹嘘基督教“传播文明、拯救人类”的作用，他们诬蔑中国人民的反洋教运动是愚蠢和野蛮的产物。好吧！洋教士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是有历史记录可查的，且看看这些披着宗教外衣的豺狼怎样在“传播文明”、怎样在“拯救人类”，且看看他们在“神”的名义下干了些什么伤天害理的勾当。马克思说得好：“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时，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1]。

在鸦片战争以前，西方基督教曾经三度在中国传播。第一次是在公元7世纪至9世纪之间（唐太宗至唐武宗时），基督教的支派——景教从波斯传来，当时的首都长安和其他地方设有景教教堂，景教的经典被译成汉文，以后唐政权衰落，景教的传播也中断。第二次是在13世纪至14世纪间（元朝统治时期），随着元朝武力的向西扩张，基督教再度东来，当时的北京、泉州、杭州等地均设有基督教堂，罗马教皇几次派人到中国来传教，不久元朝统治瓦解，东西交通阻塞，基督教的传播再次中断。

基督教的两次东来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信徒，它在中国留下的影响是不大的。但是中国人民以好客的态度接待了西方传教士，唐朝和元朝统治者也对西方宗教表示优容。当时并没有发生像中国近代史上那样频繁的“教案”，因为，那时候的基督教还没有成为西方资产阶级侵略中国的工具。

基督教的第三次传播是在16世纪至18世纪间（明朝万历至清朝雍正时）。当时，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势力正在抬头，资产阶级的海外殖民事业正在发展，基督教日益成为资产阶级麻醉人民、统治殖民地的得力工具。1582年天主教（基督教中的旧教）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首先来华，接着著名教士庞迪我、阳玛诺、罗雅各、艾儒略、汤若望、南怀仁、徐日昇等接踵而至，这些传教士以伪装驯服的姿态和科学技术的知识骗取了明朝和清朝统治者的信任，传教事业日益扩展，各地设立了很多教堂，据说在1700年全国已有三十万天主教的信徒。

西方资产阶级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日益增强，传教士的狰狞面貌也日益显露。1704年罗马教廷竟干涉中国的礼仪风俗，禁止中国教徒祀孔祭祖，外国传教士又公然参加清朝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这些情况引起康熙帝和雍正帝的警惕。1724年（雍正二年），清廷正式禁止天主教的活动，各地教堂一律没收，基督教的传播又告中断。清朝政府对天主教从优礼到严禁的政策转变，正是由外国传教士日益露骨地干涉中国内部事务而引起的。

基督教虽然被禁止了，但外国传教士的野心和活动并未停止。他们经常随着商船来到广州，并以葡萄牙强占的澳门和东南亚为基地，印刷书籍，招收教徒，在中国沿海进行传教和谍报活动，有时还违禁潜入中国内地。外国传教士渴望打开中国的门户，他们是对华战争的鼓吹者和积极参加者。一个经常在中国沿海进行谍报活动的英国传教士郭士立（G.Gutzlaff）扬言：“全中国的一千只师船，不堪一只兵舰的一击”[2]。就是这个狂妄的郭士立，后来在鸦片战争中充当英国侵略军的向导，当侵略军攻陷宁波后，他还被派管理宁波的政务。和郭士立狼狈为奸的传教士小马礼逊（J.R.Morrison）是英国侵略军的顾问和翻译，第一个破坏中国独立主权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就是小马礼逊的手笔。1844年美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美《望厦条约》，美籍传教士巴驾（P.Parker）、裨治文（F.G.bridgman）、卫三畏（S.W.Williams）都是幕后的策划人。一个美国人写道：“美国传教士存心得寸进尺、以图强迫帝国开放的情形是昭昭在人耳目的。这和传教界自从最初时起就一直盛行的那种精神是完全相符的”[3]。

就是这样，从中国近代史一开始，传播基督教就和侵略战争、不平等条约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西方传教士把战争当做昭示神意的一种手段，在隆隆的炮声中开始了“传播文明”和“拯救人类”的事业。一个传教士恬不知耻地宣称：“不管正当不正当，这个战争（鸦片战争）是按照神意用以开创我们与这个广大帝国关系的新纪元的”[4]。传教士们积极地鼓吹和参加了侵略战争，战争的结果也没有辜负传教士们的希望。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规定了可以在通商五口进行传教的特权，从雍正以来维持了一百二十年之久的传教禁令解除了。1846年清政府又被迫下令发还从前被没收的天主教堂。广大而富饶的中国的大门开放了，东方的乐园展现在身披基督道袍的冒险家们的面前。“在1844年订约之后，不论新教（耶稣教）或天主教，美国或欧洲的传教士，都同样很快地散布到新辟各口，并且不顾上谕中的明文规定，常常环游四乡，公开违犯帝国法律。最恶劣的一面是：不问他们的活动合法与否，传教士一律借领事裁判权为护符而不受中国的管辖……在此后十年之中……在那数量虽说不大却也颇有几件的索赔要求之中，足足半数都是传教士因违反中国人对于条约的解释，前往各处建立布道工作，致惹起各地官员、士绅或平民的愤慨而酿成的案件”[5]。

第二次鸦片战争给外国传教士的侵略活动打开了一个新局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都重申了对传教士的“保护”，允许教士们持盖印执路进入中国内地活动，并扩大发还没收教产的范围。一个担任翻译的法国教士还利用清朝官僚的昏庸糊涂，在中法《北京条约》第六款内偷偷地增添了如下一段：“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从此，传教士们深入中国内地，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历史就是这样记录着所谓的“神圣”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肮脏过程，借助于侵略战争的炮火，基督的十字架才得以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普遍地树立。

传教事业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罪行的一个侧面，传教士在帝国主义各种侵略活动中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活跃因素。美国公使列卫廉说道：“传教士和那些与传教事业有关人们的学说，对于我国的利益是非常重要的……我在这里尽责办事，若不是他们从旁协助，就一步都迈不开”。美国反动作家丹涅特补充说：“列卫廉所说的这种情况依然存在，并且在十九世纪的余下期间，除去极短暂的间隔外，驻华使领馆中总雇有几名美国传教士担任重要职务，在大多数情形下，实际和中国官员们打交道的也正是这些人，而不是他们的那些名义上的上司”[6]。

传教士不但在侵略战争和外交谈判中是重要的帮凶，而且他们又是情报的搜集者、商品的推销员。他们深入到中国的穷乡僻壤，建立据点，搜罗徒党，形成一个谍报活动和经济侵略的庞大网络。“在美国领事与美国传教士之间，有一种具体的谅解存在，即后者受命把其所在地的一切情况向领事汇报”[7]。所以美国国务卿斯汀生说：“我们对中国最普遍的消息，都来自……这个巨大的传教运动”[8]。传教士走到哪里，西方的商品也就跟到哪里。美国驻华公使田贝曾经把传教士称做“商业的先锋”，赞扬他们在打开中国市场方面的“功绩”要超过总税务司、外交官、商人和海军之上。[9]另一个美国驻上海的总领事说：“从商务观点来说，传教工作于我们对华商务的发展，是大为有利的……在传教士已经跨过的平原和土地上，工程师正在为建造铁路而进行测量。借着这些铁道，商人的货品就可以大量运入内地了。要是我们没有传教士所供给的报告，中国大陆上许多地方到今天还关闭着呢！当记住！我们的商旗是紧跟着十字架的旗号的，谁打击那高举着十字架旗帜的手，必然损伤我们商旗的利益”[10]。

传教士的更加重要的作用，还在于文化侵略方面。毛主席这样指出：帝国主义在对中国人民进行政治、军事和经济侵略的同时，“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11]。

传教士手中的基督教是愚弄中国人民、对中国人民实行精神统治的工具。所谓“基督精神”就是宣扬资产阶级统治全世界的合理性，它劝导殖民地人民驯服地忍受外国侵略者的剥削和压迫，它把人民的苦难说成是上帝给予的慈祥拯救和赎罪考验，从而一笔勾销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滔天罪行；它宣称受侮辱、受损害的人们可以到天国里得到补偿，从而掩盖了人世间的不平；它颂扬顺从、怯懦、自卑和屈辱，企图摧毁中国人民伟大的爱国心和革命精神。总之，传教士在中国传播的“基督福音”是伪善和残忍的结合，是花言巧语和假仁假义的典型。在“传播文明”、“拯救人类”的幌子下，实际上是企图从精神上统治和奴役中国人民。有一个比较老实的美国传教士，直截了当地把传教工作比作军队工作，他说：“基督教的工作目标……乃在征服整个中国，使之服从基督”[12]。英国教士韦廉臣则干脆地说：“我们奉上帝命令以征服者的资格来到中国……我们所从事的战争是真正的战争”[13]。

的确，帝国主义通过传教士之手，在中国办了不少“慈善事业”、“文化事业”、“教育事业”。到1889年时，外国新教在华所设医院和诊疗所有105处，同年，新教所属各级学校中的在校人数有16 800余人。[14]从60年代到90年代，新教在华发行报刊达76种之多。[15]此外还有各种“恤贫”“赈灾”的机构。但是所有这一切丝毫不能证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和“亲善”。恰恰相反，物质财富和科学技术只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侵略者为什么要办“慈善事业”呢？一个牧师回答：“为着收买一个人的灵魂，必须利用他的肉体作桥梁”[16]。侵略者为什么又要办“文化、教育事业”呢？另一个教士回答：“这样的学校……常常起着尖兵的作用，是布置轰炸敌人堡垒的工兵和弹药手”[17]。一切都按照资产阶级对殖民地确定不移的侵略原则发生。帝国主义手中的财富和科学技术就是这样起着诱惑和腐蚀作用，正像毛主席所指出的：“送是可以的，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18]。

但是帝国主义的算盘彻底打错了，愿意死心塌地跟着帝国主义走的中国人不过是极少数。中国人民是有骨气的，其中包括大多数受西方教育的中国学生在内。外国传教士的活动并没有带来他们所预期的从精神上征服中国的结果；事情正好相反，传教士们所碰到的是中国人民越来越激烈的反抗，一种基于伟大爱国主义精神的反抗，这就是从60年代以后绵亘半个世纪之久的汹涌澎湃的反洋教运动。外国传教士虽然深入了中国内地，设立了据点，招收了一些教徒，但是由于反洋教运动的开展，侵略者到处受到打击，无法实现对中国的“精神征服”。狂妄而狡诈的侵略计划可耻地破产了。一个资产阶级学者在叙述传教历史时也无可奈何地承认：“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并未取得显著的胜利”[19]。

反洋教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早期的自发性斗争。当时，中国人民对外国侵略者的认识还停留在感性的阶段，还缺乏本质的科学的认识，但是，人民从实际生活中体会到洋教士是自己的敌人。作为侵略先锋的洋教士，深入中国内地，广泛地接触各个阶层，他们专横跋扈，无恶不作，利用特权，欺压中国人民。连外国侵略者自己也承认：“传教士都是坏蛋，他们来到中国，为着享乐，为着抓钱”[20]。这一群披着宗教外衣的豺狼到处霸占中国人民的房产田地，有的利用发还没收教产的名义，实行霸占[21]；有的依靠政治特权和欺骗手段，进行强夺。[22]拿四川省来说，天主堂在川西平原占地15万亩（土改时资料），是该地的第一名大地主；1881年，新都县教堂有街房一院，铺面十八张，水田三百余亩；1889年彭县四个教堂有田产千余亩，房屋七十所。这些房地产无非是从中国人民手里巧取豪夺来的。至于传教士们飞扬跋扈、为非作歹、奸淫虐杀、包揽词讼的罪行，简直擢发难数。在他们周围还有一批中国教徒，其中一部分人甘心认贼作父，为虎作伥[23]，“一入教中，即成化外，官且无可奈何，乡党亲戚更无忌惮”[24]，“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亦不问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屈，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忿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而群思一逞”[25]。外国传教士和一部分中国教徒，横行不法，鱼肉良民，把自己的所在地区变成了一个独立王国，“直如一国之中，有无数自专自主之敌国者”。这对于中华民族是何等严重的威胁！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破坏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独立，使广大中国人民陷于饥寒交迫的绝境。但是，从前外国的军事、政治侵略和商业活动都在沿海地区和通商口岸进行，军队、外交官、商人和中国人民之间直接接触的机会还不算多。而宗教侵略的情况则与此不同，通过传教士深入内地的活动，侵略势力的网撒到了全中国。从城市到乡村，从腹地到边疆，到处是阴森森的教堂建筑。侵略者的据点星罗棋布，外国传教士在各地长期定居，广泛地接触各个阶层，又有无赖教徒为之推波助澜，其恶势力楔入各个角落，直接地、经常地侵犯广大人民的日常利益。人民根据切身的体会，万分憎恶这一群披着宗教外衣的豺狼，所谓“百姓始而抱怨，继将成恨，终且为仇”[26]。这样一个由外国政治、经济、军事侵略所造成而又由于宗教侵略而激化了的形势，犹如满布的一堆干柴，一个偶然的导火线就可以触发起一场斗争，而斗争的锋芒，势必是针对着最直接、最广泛、最经常地侵犯人民群众利益的外国传教士们，这就是反洋教运动的由来。

表面上看来，反洋教运动直接的起因错综复杂，有一些是起因于教士、教徒的不法行为，有一些是起因于偶然事件，也有一些起因于侵略者残害婴儿的传言（如挖目剖心的传言），但所有这一切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加深刻的原因，这就是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威胁了中国人民的生存，正是在这个巨大、广阔的背景上，一个火星的飞溅，才会燃起反侵略斗争的熊熊大火。

表面上看来，反洋教运动似乎是地方性、宗教性的冲突，实际上这个运动远远地超出地方范围和宗教范围，它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这个根本矛盾的直接表现，它是中国人民被迫起来反抗侵略和挽救危亡的伟大革命运动。中国人民从来不歧视外来的宗教，在历史上许多外来宗教的传教徒，都曾受到中国人民友好的接待，而近代早期的反侵略斗争所以表现为反洋教的形式，是因为传来中国的基督教已经成为侵略者的工具，而那些横行霸道的洋教士们则是侵略势力的尖兵。

对于近代反洋教运动的起因和性质必须这样来理解，这也是唯一正确的理解。

据尚不完全的统计，从1860年（咸丰十年）到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的48年间，全国反洋教的大小斗争共达370起之多。[27]近代反洋教运动像一条咆哮翻滚的长河，流了半个世纪之久。这条长河，有的段落是轻波微澜、涡漩隐现，有的段落是激流澎湃、浪涛涌天，任何时候都没有完全平静过。从整个运动来说，出现了六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在60年代初出现在川、黔、湘、赣地区；第二次高潮在60年代末，出现了以“天津教案”为中心的地区广泛的斗争；第三次高潮在70年代中出现在安徽、四川和福建；第四次高潮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在东南沿海和西南边疆出现了频繁持久的反教运动；第五次高潮在90年代初表现为长江流域和热河的武装斗争；第六次高潮在19世纪末表现为以义和团运动为中心的全国性革命高潮。斗争此伏彼起，一次比一次更加深入。在斗争中，人民群众的觉悟和组织程度日益提高，人民群众的力量日益增强。反洋教运动的全部历史显示了中国人民的英勇坚强，证明了中国是不可能被征服的。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强盗在几乎是赤手空拳的人民的痛击下，遭到了失败，它们瓜分中国、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彻底地破产了。

二、60年代初期川、黔、湘、赣的反洋教活动

反洋教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之初。这时候，《北京条约》签订不久，洋教士刚刚取得进入内地传教的特权，人民立即给予激烈的抵抗。这次抵抗的风潮集中在川黔湘赣地区。

风潮首先在贵州发生。进入贵阳的天主教教士胡缚理趾高气扬，“坐紫呢大轿，变易法国衣冠，仪从甚多，谒见各官”[28]，引起贵阳各阶层的反感。贵州巡抚何冠英、提督田兴恕密令全省抵制天主教：“如有来自外方之人，谬称教主等项名目，欲图传教惑人，务望随时驱逐”[29]。田兴恕部下的士兵在贵阳附近进行了反对洋教的活动。1861年6月，田兴恕命团务道赵畏三等焚毁贵阳南青岩晁家关的教会学堂，并处死教徒四人。事情发生后，法国公使馆向总理衙门和两广总督施加压力，议结赔恤的条约，但新任巡抚韩超拒不执行。事情尚拖延未了，1862年2月，贵州开州因教徒破坏礼俗，与群众发生冲突，开州知州戴鹿芝逮捕法教士文乃耳等，文乃耳在公堂无理取闹，被处死刑。同时，湖南的地主豪绅印发反对天主教的公檄，相约“有卑屋居住者火之，有容留诡寄者执之，有习其教者宗族不齿，子弟永远不准应试”[30]。公檄传入江西，江西官绅“一日夜印刷数万张，遍揭省城内外通衢”[31]。1862年3月间，湖南的湘潭、衡阳、清泉和江西的南昌、进贤都发生群众拆毁教堂的事件，其中，南昌事件尤为突出。先是，法国传教士罗安申到南昌，江西巡抚毓科竟“传谕升炮开中门，如督抚相见之仪，江省绅民闻而骇之”[32]。其后，天主教在南昌设育婴堂，群众中出现了“采生折割”的传言。1862年3月正值考试之期，考生聚集南昌，有人向教堂赎领幼童，教堂坚执不许，“各属生童云集，众论哗然”[33]，于是印发了大批传单，斥责教堂。3月18日，群众拆毁教堂两处，教士和教徒均闻风逃匿。1863年风潮波及四川的重庆，传教士强索长安寺改建教堂，该寺坐落在重庆的险要之地，为八省绅首的办公地方，又是保甲总局的所在地。重庆绅首请求官府另外拨给地方，教会不肯。群众忍无可忍，起而捣毁天主教堂。

这一系列斗争的锋芒全都针对着法国的天主教传教士，矛盾的双方仿佛只有中国和法国。而实际上，其他侵略国家同样从传教活动中得到好处，它们抱着“物伤其类”的情绪，全部站在法国方面，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法国提出的条件极其苛刻，不但要求“赔恤”大批银两，进行经济勒索，而且坚持处死田兴恕等，为法国教士偿命，企图“杀一儆百”，借清朝高级官僚的头颅来平息日益增强的反洋教风潮。当时尚在太平天国革命期间，清朝政府为了迅速扑灭太平天国革命的火焰，不能不依靠外国的武装干涉，因此唯恐各地的反洋教运动会妨碍“中外合作”的局面。它三令五申，保护外国的传教特权，“勿令滋生事端”，“以期相安无事”，一再催促各地方从速议结“教案”，以免斗争进一步扩大。

但是清朝政府并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望来控制局势。因为第一次反洋教运动高潮中的力量配备十分复杂，各地的斗争既有人民群众参加，又有官僚、士绅的倡导和参与。在贵州“教案”中，法国公使公然要求把巡抚韩超革职，把提督田兴恕处斩，而据说田兴恕背后还有四川总督骆秉章的支持；南昌的斗争发生后，江西巡抚沈葆桢“挺身任之，至谓此二百年养士之报”[34]；清朝想严厉镇压湖南的反洋教运动，湖南巡抚毛鸿宾回答：“民犹水也，顺其性以导之，可冀渐渍而消，逆其性以障之，恐将渍决横溢”[35]。在地主阶级看来，基督教是违背儒家学说和破坏封建礼仪、风俗的异端，外国传教士的专横行为也损害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因此，地方性的封建势力几乎全都站在反对基督教异端的立场上，特别是当时地方封建势力是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在某些地区甚至已形成了封建的半割据局面，清朝政府并不能对全国实现有效的控制。即使当权的奕洋务派集团愿意巴结外国主子，但也不能不考虑这种错综的形势和复杂的斗争特点，不敢一味采取高压政策。

这样，川黔湘赣的反洋教风暴一掠而过了，留下来的是一大堆棘手的外交谈判和内部争吵，事情拖延了很久，清政府陷于左右为难的尴尬局面，它既不敢得罪外国侵略者，又无力执行严厉的镇压手段。[36]法国使馆代办一再向总理衙门咆哮取闹，但它不能强使清朝政府去做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在这种僵局下，最后法国方面只好放宽苛刻的条件，放弃为被杀法国教士偿命的要求。清政府将田兴恕充军新疆，韩超交部议处，并勒令各地赔恤银两，贵州赔12 000两，湖南赔45 000两，江西赔18 000两，四川赔二十余万两，这笔赔款也较法国原来索偿的数目略为减少。

法国之所以稍稍放宽苛刻的条件，当然并不是对中国怀有什么“善意”，这是在全国农民革命高潮尚未过去的形势下，侵略者唯一可行的政策。当时，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革命浪潮尚在猛烈地冲击外国侵略势力和中国封建势力的统治，中外反对派刚刚达成了军事勾结，正处在蜜月期间。对于侵略者来说，当前的首要课题是全力扶植清政府，使它不致在革命浪潮中倾覆，并进一步控制和改造这个政府，使它适合于侵略的需要。在这个政策、方针下，侵略者对于正在交织进行的两种斗争分别采取不同的手段。对于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侵略者实行武装干涉，坚决帮助清朝迅速扑灭革命的火焰。对于有官僚士绅掺杂其间的早期反洋教运动，侵略者采取“以外交而不以地方威逼”的手段（英外相克拉兰敦语）。它对总理衙门施加政治压力，希望通过清朝政府来迫使和引诱官僚士绅退出运动，以达到软化官僚士绅和分化反侵略运动的目的，并且，对清政府施加的压力也以不损害这个政权的统治威信为限度，就像美国政府对驻华公使的一个训令中所说：“不能用危及中国现在政府的稳定或内部的和平与安谧那样的紧张手段来压迫行事”[37]。

各个资本主义侵略国家在对付中国人民的反抗运动时经常是联合一致的。当反洋教运动刚刚发生，作为当事人的法国一度表示强硬态度。显然，这种态度足以激起人民群众更大的反抗，对于各国的侵略利益是不利的，因此立即受到其他国家的批评。法国很快就改变了态度，1863年法国新任驻华公使柏尔德密（Berthemy）到北京，调整了外交方针，和其他国家合作，在得到了一定的补偿之后，迅速地结束了“教案”交涉。美国公使蒲安臣称赞柏尔德密“是一位度量宽宏又有经验的政治家，他立刻看到抛却一切猜忌并在一个重要的关于中国问题上采取合作政策的利益……他坦率地将（贵州省传教士被杀案）各项事实通知给他的同僚们（指其他各国的驻华公使）知道，他们就和他共同行动起来，以致这个用别的方法去办便会有战争威胁的问题，在几个星期以内就解决了”[38]。

太平天国革命的有力掩护和反洋教运动的浩大声势使得侵略者的既定政策不能得逞，但是侵略者通过清政府进行软化和分化的恶劣行径发生了作用。官僚士绅接受了“教训”，表现得怯懦畏惧。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反洋教运动进入了孤军作战的境地。尽管前途是崎岖曲折的，可是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意志是坚定的，并没有因此有所削弱。恰恰相反，官僚士绅的怯懦表现激起人民群众更大的义愤，艰苦的斗争环境锻炼了人民群众百折不挠的坚韧精神。人民的愤怒之火用任何手段也是扑灭不了的，更大的反侵略风暴正以排山倒海的声势冲卷过来。

三、1868年和1869年反洋教运动的高涨

第一次反洋教运动的高潮过去之后，各地的零星斗争仍陆续不断地发生，特别在1865年内接连发生了几起重要的斗争。四川酉阳州人民打死了横行不法的法国教士玛弼乐；贵州永宁的民团殴毙了为非作歹的天主教杨司铎；还有河南省的南阳、鹿邑、桐柏、武安也先后发生风潮，人民“传帖聚众，其势汹汹”[39]，反洋教运动长河中的波涛在不息地翻滚、奔流，1868年至1870年间终于再次出现了惊涛骇浪的大高潮。

这次高潮从1868年4月在台湾开始，不久波及江苏的扬州。第二年，大规模的群众性斗争不断发生，有四川的酉阳事件，福州的川石山事件，贵州的遵义事件，安徽的安庆和建德事件，1870年爆发了中外闻名的“天津教案”。这次，卷入斗争的地区极为广泛，除以上列举规模较大的斗争以外，其他如湖北的武昌、天门，江西的庐陵、九江，山东的芝罘，广东的九龙、罗源，广西的柳州，东北的盖州以至西藏都发生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仅贵州省内，围绕着遵义的反洋教斗争，在兴义、永宁、安顺、桐梓、都匀、绥阳、贵阳共发生了八起“教案”；仅直隶省内，与“天津教案”先后发生的就有任县、献县、永年、丰镇、保定、广平等地的斗争。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怒火是压抑不住、扑灭不了的，革命的熊熊大火再度在祖国的大地上普遍地燃烧起来。

以下将1868年到1870年间几起较重要的斗争简述如下：

1．台湾的反洋教斗争

英法传教士在台湾府横行不法，残害人民。1868年4月当地出现教会“用迷药诱人入教”的传言，并发生了捣毁英法教堂的事件。当时英国正企图夺取收购台湾樟脑的利益，遂以此为借口，派两艘军舰进攻台湾的安平港，当地人民和驻防士兵奋起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安平炮台被英军占领，副将江国珍等二十余人阵亡。清政府在侵略者的武装挑衅面前完全屈服，不但允许英商采购、贩运台湾的樟脑，而且赔款五万元，承认英侨在台湾自由地居留和工作的特权。

2．扬州的反洋教斗争

外国传教士在江苏扬州设立育婴堂，不少婴儿因受虐待而死亡，引起群众的愤慨。1868年9月正值扬州府考时期，考生们发布揭帖，揭露传教士的罪行，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开始了，大约有一万人集合起来，捣毁了教堂，救出了婴儿。事情发生后，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竟率领军队到扬州镇压，并诱捕了扬州知府；后来又带着四艘军舰到南京，对两江总督曾国藩施加军事压力，甚至还抢走了曾国藩的一艘小汽轮。结果，曾国藩表示屈服，卑怯而可耻地接受了侵略者的条件。麦华陀对自己的强盗行径感到洋洋得意，他向英国公使报告：“这种夺取的效果是神速的……这位总督本人简略的但是坦率的保证承认我的一切条件，这些条件他认为是完全合理的”[40]。

3．酉阳的反洋教斗争

天主教传入四川酉阳州，教会招收了一批恶霸教徒，准备在这里生根立脚。外国教士和中国无赖教徒横行不法，经常发生殴辱群众、逼勒退婚和烧杀抢劫的行为。群众忍无可忍，零星地进行反抗，外国传教士让无赖教徒覃辅臣出头，竟修筑起炮台寨堡，企图建立军事的恐怖统治。当地人民在何彩的领导下组织民团，坚决反抗洋教会的统治。1869年1月，教会和民团之间发生大规模械斗，法国传教士李国安在械斗中被击毙。酉阳的官吏害怕冲突扩大，令双方缴械息斗，群众天真地服从了命令，交出自己的武器，但是狠毒的洋教士和覃辅臣等趁群众缴械无备时，突出掩袭，群众被杀一百七十余人，受伤七百人，其中很多是老弱妇孺，“内有肢解、燃烛、轮奸之惨不忍言者”[41]，同时还焚烧了民房150间。这群披着宗教外衣的豺狼，干出了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而法国使馆代办罗淑亚（De Rochechouart）居然还向总理衙门咆哮取闹，要求抵命和赔偿。杀人的凶手要求被杀者抵命，放火的强盗要求被烧者赔偿，这是多么新鲜的帝国主义的逻辑！它们对中国人民欺侮到了何等的程度！当时，正好湖北发生了天门教案，安徽也发生了安庆和建德教案，罗淑亚亲自率领军舰，沿长江西上，经安庆、九江至汉口，一路上对地方官吏威胁要挟，无所不用其极，还扬言要到酉阳去“查办”。清朝政府内自总理衙门，外至湖广总督、奉旨专办川鄂黔“教案”的李鸿章以及四川将军崇实等都吓得丧魂落胆，一味逢迎侵略者，不但不敢追究和惩办造成九百人伤亡的惨案凶手，反而把领导群众进行自卫反抗的何彩逮捕斩首，还勒令酉阳被难者赔偿教会银两18 000两。至于惨案的主凶外国传教士范若瑟和无赖教徒覃辅臣都跑到了国外，始终逍遥法外。

4．福州川石山的反洋教斗争

在酉阳惨案发生的同时，福州也发生了反洋教风潮。先时，有英国教士胡约翰强租川石山土地，在此盖造教堂。川石山是闽江口的一个小岛，形势险要，“遥瞰海口，北岸炮台即在其下”[42]。当地群众反对把这个海防要地租给外国人，英国驻福州领事星察理竟用武力镇压，出动军舰，派水兵在川石山登陆，并放火烧房，开枪打死乡民王克明。闽浙总督英桂“曲事洋人，极意卑顺”[43]，不但不抗议侵略者的暴行，反而认为租地建屋，载于条约，“未便强阻”。但是广大的福州人民不畏强暴，他们组织起团练武装，准备抵抗到底。侵略者的武力镇压并没有吓倒英勇的福州人民，反而激起人民群众爱国情绪的更加高涨。英国侵略军知道群众已武装起来，不敢轻举妄动，只好夹着尾巴悄悄溜走，放弃了在川石山建筑教堂的要求。

5．遵义的反洋教斗争

1869年夏，贵州遵义人民按照传统风俗，演戏迎神。外国传教士和无赖教徒无理取闹，打毁了庙宇神坛。群众以牙还牙，也打毁了教堂医院。这场风波成了贵州全省反洋教运动的导火线，人民合订反教誓约十条，“境内全行反教，团众团结莫解”[44]，洋教士和无赖教徒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事情发生后，法国使馆代办罗淑亚又向清政府勒索，把一个明明是病故的法国传教士硬说是被遵义人民打伤致死的。他要求严厉镇压贵州各地的反洋教斗争，“逐案索赔，数至二十多万”，甚至还要逮捕贵州巡抚曾璧光，解京审讯。总理衙门又吓得心惊胆战，说：“该使生性桀骜，又难理喻，若不早为了结，将来一旦决裂，收拾为难”[45]。这桩事件也由李鸿章、崇实处理，法国指名要亲法派汉奸、已革贵东道多文前往办理。多文以包庇教会臭声四播，早已被革职。但崇实认为“际此教案棘手，不得不先派该革员前往”。结果，法国的无理要求，通过这个老牌汉奸之手，都如愿以偿。群众傅有元被无辜斩首，另一些群众分别被充军、枷责。贵州人民还被强逼给教会赔款七万两。

6．安庆、建德的反洋教斗争

1869年英法传教士在安庆以低价强租民房15间，引起群众的愤慨。安庆街头上出现反洋教揭帖，号召“士农工商，务必敌忾同仇，群起报复”[46]。外国传教士要求官吏们进行镇压，闯到知府衙门里取闹。当时安庆正当考试的时候，“各属考童及在城居民纷传不愿传教”，群众和考生在知府衙门前掀翻了传教士的坐轿，又打毁了英法教堂，教士们在官府的保护下逃出了安庆。安庆的反洋教运动影响到建德。1869年底，该地发生群众与教徒之间的械斗，彼此各有杀伤。事情发生后，英国公使阿礼国带着兵舰到安庆，要求赔偿，但安庆人民聚众结队，准备抵抗。在群众的压力下，阿礼国被迫退走。接着，法国使馆代办罗淑亚率六艘兵舰，沿长江西上，以酉阳、天门、遵义、安庆、建德等处的教案为借口，进行武力勒索。清朝政府完全接受侵略者的要求，还按照教士的指名，把无辜的群众当做“祸首”惩办。

四、震动中外的“天津教案”

在19世纪60年代的一系列教案交涉中，清朝政府每一次都屈服于侵略者的政治压力和炮舰威胁之下。清朝政府愈是畏惧退让，侵略者的气焰就愈是跋扈嚣张，而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也愈是激烈高涨。到1870年，人民的反洋教运动达到了一次大爆发，发生了轰轰烈烈的“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的导火线仍是教会附设的育婴堂虐待婴儿。教会办理育婴堂并不是对中国人有什么“好感”，所谓“慈善事业”不过是达到其侵略目的的一种手段。一个传教士坦白承认：“我们的慈善事业，应该以直接达到传播基督福音、设立礼拜堂为目的……因此，作为一种传教手段，慈善事业应该以能被利用来引人入教的影响及可能性为限度”[47]。教会甚至出卖婴儿，引诱人们入教。另一个传教士称：“单是为着希望从育婴堂获得一个女婴作媳妇，往往全家都来受洗”[48]。教会把育婴当做传教的手段，收容婴儿，多多益善。“对于每一个送去婴儿的，都给奖金。于是一般的都相信，这种奖金对于当时中国人诱拐婴儿送往育婴堂发生了鼓励作用”[49]。在这种卑鄙目的下开办的育婴堂，自然不会对婴儿正常地照顾抚养，因此婴儿的死亡率极高。1870年6月初，天津仁慈堂的婴儿中发生传染病，一次死去三四十个婴儿，引起群众的怀疑和愤懑；同时，天津发生多起迷拐小孩的案例，拐犯供词说是教堂看门人指使的。于是群众中出现了教会“迷拐婴儿，挖眼剖心，以制药物”的传言，攻击教会和育婴堂的揭帖飞遍天津的街巷。

6月21日，天津官吏押带拐犯前往仁慈堂查验对质，传教士含混抵赖，群众包围了教堂。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和秘书长西蒙荷枪执刀，闯到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衙门里，大肆咆哮，要求迅即镇压群众，而且蛮横地向崇厚开放两枪，没有命中。丰大业和西蒙又闯出衙门，遇到天津知县刘杰，竟开枪打死刘杰的随从高升，又对路上群众拔刀乱砍，放枪射击。两个侵略分子像发疯的野兽一样，蔑视中国法纪，公然白昼行凶，群众忍无可忍，殴毙了丰大业和西蒙，接着又焚毁了天主堂、仁慈堂、法国领事署。压抑已久的反侵略情绪像火山喷发一样突然地爆发。在这场斗争中，打死了法、俄、比、意和爱尔兰籍的教士、商人、职官等20人。

天津的这次反洋教斗争，对外国侵略者打击之重，远超过以往的历次斗争。侵略者当然不会善罢甘休。法、英、美、俄、德、比、西等七国联名向总理衙门进行威胁，形成一条压迫中国的联合战线。外国军舰一艘又一艘地向天津集中，侵略分子组成武装志愿队，在租界中巡逻，大规模报复的呼声喧嚷成一片。[50]法国是这次事件中的主角，法国使馆代办罗淑亚提出非常苛刻的条款，甚至要把与这次斗争并无直接关系的提督陈国瑞和稍有爱国正义感的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等斩首抵命，还威胁要撤退法国使馆和法侨，“把全部问题交给海军司令，海军司令在他认为必要的情况下可以采取强迫要求并保持法国光荣的行动”[51]。美国则是法国的主要帮凶。由于当时普法战争已经爆发，美国恐怕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战争会影响对中国的侵略，“通过美国政府的调停，于是商定了在中国海上的敌对国家的武力必须合作，以便保护一切外人的利益”[52]。对中国实行武力讹诈的锣鼓已经敲响了，远东的上空布满着战争阴云，侵略者竭力在制造紧张气氛。

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吓坏了清朝政府。事情发生后的第三天，清政府立即把崇厚以及天津地方官“交部分别议处”，并令曾国藩赶到天津处理这个事件。恭亲王奕屡次去法国使馆登门道歉，并“筹商办法”。平日残杀人民、凶横不可一世的慈禧太后一伙竟是“恸哭流涕，恳求朝廷诸王要知道她们——两个女流——是寡妇，幼帝是一个孤儿，而皇位正在存亡的关头”[53]。至于曾国藩，在调查案情之前就已经抱定了屈辱了事的方针，“即使曲在洋人，而公牍中亦必浑含出之”。他称天津人民“结党成群，好乱乐祸，必须佐以兵力，乃足以资弹压”，“况伤害外国多命，几开边衅，刁风尤不可长”。慈禧太后、曾国藩等当权派全都坚持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反动方针，准备牺牲国家主权和无辜群众的头颅来和侵略者妥协。当时虽然也有一些官僚主张对法抵抗，“先与绝和，略示薄惩”，但这种主张不符合清朝政府的立场，不可能为清政府所接受。

实际上，拒绝法国的苛刻条件，这不仅是正当的，而且在当时形势下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因为天津的这场斗争，已经大大促进了各地普遍的爱国主义高涨。南京、上海、广州以及山东的芝罘、登州，江苏的镇江，直隶的保定，江西的吴城、抚州都发生了反对洋教的风潮，人民群众的奋起使得侵略者触目惊心，英国的老牌侵略分子赫德就担心地指出：“中国人正准备——他们这样说——在战场上同法国相会，如果法国一定要打的话，冬季的展望是不能适意的”[54]。而且，当时普法战争已爆发，法国被强敌普鲁士打得节节败退，根本无力出兵中国，其他国家虽然助法为虐，但并不愿意出动自己的实力，来为法国火中取栗。[55]所以法国的力量是软弱的，它只能虚声恫喝，吓唬那些胆小鬼，而并没有真正发动战争的力量。

但是所有这些有利的形势，在妥协成性的清政府面前都化作乌有。曾国藩抱定了“立意不与开衅”的既定方针，根本不愿意对当前形势和敌我力量作一番切实的估计，却闭着眼睛大弹失败主义和投降主义的低调。[56]他一方面竭力为侵略分子的残暴不法行为辩护，“彼以仁慈为名而反受残酷之谤，宜洋人之忿忿不平也”[57]，在他看来侵略者反倒是无罪的羔羊，一切责任要由中国人民来承担；另一方面，他的交涉就是向侵略者试探究竟用多少个无辜人民的头颅，可以换得妥协，他在调查案情以前就宣称“其行凶首要各犯及乘机抢夺之徒，自当捕拿严惩”，“按名拟抵”[58]。但谁是“行凶首要”呢？法国领事丰大业首先行凶，开枪打死了天津知县的随从，这难道不是“行凶首要”吗？这个罪魁祸首罪有应得地死在群众的拳头之下，这难道不是公正合理的“严惩”吗？但是曾国藩故意颠倒黑白，把真正的“行凶首要”当做受难者，把受难反抗的群众当做“行凶首要”，连曾国藩也说，群众殴毙丰大业，“当时非有倡首之人，预为纠集，正凶本无主名”[59]，既无“主名”，又怎样“捕拿严惩”呢？曾国藩为了讨好侵略者，“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顾情罪之当否”[60]，只好乱抓无辜群众16人斩首抵命，其他二十余人和天津知府、知县被判处充军，并赔恤银50万两，派崇厚为钦差大臣赴法国请罪。结果就像曾国藩自己所说：“凡法国使臣所请，苟可依从，臣皆应允”。天津人民的反侵略正义斗争被曾国藩的屠刀镇压下去了。广大人民对曾国藩同声唾骂，所谓“中外公论，群起而非之”。连曾国藩自己也承认：“津案办理过柔”，“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不可为人”。这些自白证明了他在舆论抨击下的做贼心虚和寝食不安。

19世纪60年代的反洋教运动，至“天津教案”而告一段落。这一系列斗争不是什么西方思想的输入引起了“骚动和不安”，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中国人民完全站在自卫的正义的立场上。当时，斗争虽然还带有严重的自发性和幼稚形式，带有简单排外主义的色彩，但是群众处在赤手空拳和倏聚倏散的劣势下和外国敌人进行搏斗，既没有快枪利炮，也没有稍微有效的组织形式和思想武器。所有这一切并没有难住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敢于蔑视强大而凶恶的侵略者，敢于和侵略者进行坚决的斗争。他们沉重地打击了侵略者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表现了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崇高精神。

在早期的反洋教运动中，曾有一些地主阶级分子参加其中。但是随着斗争的逐步深入，地主阶级越来越暴露出反动而怯懦的本性。在运动中，地主和官吏日益退缩，清政府中的投降派日益得势，清朝政权把投降主义奉为根本国策，它为了迎合外国侵略者，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屠杀无辜人民。“天津教案”的交涉是统治阶级卑劣性格的一次大暴露，它越来越倒向帝国主义一边，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鹰犬。

侵略者在对付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时，可能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当反洋教运动初起，他们主要是通过清朝中央政权来压迫地方官吏，企图达到分化运动、扑灭斗争火焰的目的，60年代初期的教案交涉大多属于这种类型；当运动的发展已非清朝政府所能控制的时候，他们就公开露面，派兵调舰，进行威胁，60年代末期的教案交涉大多属于这种类型；当形势对侵略者有利时，它也不惜发动局部战争，直接进行干涉，如1868年台湾安平的战争就是这样。不管侵略者使用外交压力、炮舰威胁还是局部战争，中国人民既没有被软化，也没有被吓倒。中国人民没有被征服，反洋教运动长河中的滚滚浪潮越过了无数礁石，冲破了层层堤防，继续不息地奔流向前，它的声势和力量正在日益壮阔地发展起来。

关于19世纪60年代以后反洋教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将在本册第九章内再作叙述。

注释

[1]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251页。

[2]郭士立：《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

[3]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477页。

[4]转引自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43页。

[5]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476页。

[6]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472页。

[7]美国教士斯贝杰语，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2卷，252页。

[8]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2卷，253页。

[9]参见上书，第2卷，255页。

[10]巴顿：《传教士及其评论者》，19页。

[11]《毛泽东选集》，第2卷，624页。

[12]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2卷，275页。

[13]转引自上书，第2卷，274页。

[14]参见上书，第2卷，304页。

[15]参见上书，第2卷，295页。

[16]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2卷，278页。

[17]转引自上书，第2卷，286页。

[18]《毛泽东选集》，第4卷，1499页。

[19]兴登：《中国与日本的主要问题》，转引自《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第1卷，132页。

[20]丹赖特：《亚洲的民主运动》，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2卷，257页。

[21]据总理衙门给各国《议办传教章程》中说：“各省地方，抵还教堂，不问民情有无窒碍，强令给还。甚至绅民有高华巨室，硬指为当年教堂，勒逼民间让还。且于体制有关之地以及会馆、公所、庵堂，为阖境绅民所最尊重者，皆任情需索，抵作教堂。况各省房屋，即实属当年教堂，而多历年所，或被教民卖出，民间辗转互卖，已历多人，其重新修理之项，所费不赀，而教士分文不出，逼令让还，此等情事，如何不令百姓怒目眈眈，视同仇雠，而激生事变”（徐家干编：《教务辑要》，卷二）。

[22]陈秉和奏：“洋人爱某处房宅，其人不卖，则寻一无业奸民，先指为己物卖于洋人，并串通书吏，窃印文约，洋人即据为己有，驱逐业主，地方官不敢科以盗买盗卖”（沈桐生：《光绪政要》，二十二年，《总理衙门遵议教士不遵约章请饬申明条约事》）。

[23]外国传教士经常用金钱收买无赖流氓，充当教徒，买价不一，有时“白银四两”（《中西纪事》说），有时“给银一百三十两”（《海国图志》说）。据罗德克夫《义和团记》说：“教士们袋子里藏着大批的金钱，收买中国人民中间的无赖分子，来者不拒，总是临时的或经常的发给金钱”。

[24]《清季教案史料》，56页。

[25]《沈葆桢政书》，卷六，《议结皖南教案分别示惩折》。

[26]总理衙门：《议办传教章程》，见徐家干编：《教务辑要》，卷二。

[27]参见吴盛德、陈增辉合编：《教案史料编目》。

[28]《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三，24页。

[29]同上书，卷六，44页。

[30][31][32]夏燮：《中西纪事》，卷二一，《江楚黜教》。

[33]《沈葆桢政书》，卷一，《教堂被拆查拿各犯折》。

[34]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一〇，《与曾中堂》。

[35]《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二，24页。

[36]就拿田兴恕来说，他在贵州掌握着武装力量，清朝政府不敢处以死刑。成都将军崇实、四川总督骆秉章都袒护田兴恕，以“川中楚军云集”，将领营弁多系田兴恕旧日曾与共事之人，“武人不知大体”，来恫吓清政府。云贵总督劳崇光和贵州巡抚张亮基也不敢处理田兴恕案，他们说：“其私人之在黔省者尚多。此辈平日倚势横行，梯荣牟利，一朝失势，心怀不甘……今旧帅（指田兴恕）重来，难保不造作言语，唆诱愚民，别生事端，枝节横添，愈难收拾”。（见《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八）

[37]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234页。

[38]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125～126页。

[39]徐家干编：《教务辑要》，卷三，《豫苏闽省教案未能中外相安筹办情形疏》。

[40]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250页。

[41]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四九，《外交十三》。

[42]《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六五，20页。

[43]《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六九，21页。

[44]同上书，卷七三，3页。

[45]同上书，卷七二，6页。

[46]夏燮：《中西纪事》，卷二一，《江楚黜教》。

[47]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2卷，281页。

[48]转引自上书，第2卷，280页。

[49]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265页。

[50]1870年8月11日《北华捷报》称：“这次悲惨的和万恶的天津残杀案，是涉及一切同中国具有关系的国家的一个事件；并且，除非强使作一种严重的赔偿以外，每个人都要对容忍那样的残暴行为而得不到惩处的冷酷态度感到懊丧。赔款并不能满足正义的要求，一切有关的官吏应当偿命，特别是崇厚必须处死……如果允许他逃脱的话，那么在这个国家中的每个欧洲人都要遭到灾祸”。（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274页）

[51][52]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279页。

[53]同上书，第2卷，281页。

[54]同上书，第2卷，280页。

[55]当时其他国家对法国所提的条款也感到太苛刻。英国首相格兰威尔勋爵说法国使馆代办罗淑亚“在提出他的各项要求方面，竟有些轻率了”。参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279页。

[56]在天津教案的交涉中，曾国藩丝毫不考虑抵抗法国侵略的实际可能性。他说：“目下中国上海，船炮全无预备，陆兵则绿营固不可恃，勇丁亦鲜劲旅，若激众怒，使彼协以谋我，处处设防，年年议战，实属毫无把握”。又说：“今年即能幸胜，明年彼必复来，天津即可支持，沿海势难尽备。朝廷昭示大信，不开兵端，此实天下生民之福”。当普法战争的消息传来，曾国藩对这种有利的形势也视而不见，他认为“只有尽其在我，电线新闻纸所传，亦皆不足深信”。见《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三，及曾国藩给奕、宝鋆的信件。

[57][58][59]《曾文正公奏稿》，卷三五，《查明津案大概情形折》。

[60]《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六。

第七章　19世纪70年代列强对我国东南、西南、西北地区的侵略和中法战争

第一节　列强入侵我国东南、西南和西北地区的危机

一、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国际形势

当19世纪60年代，中国人民革命逐步转入低潮的时候，世界资本主义正在迅速地发展。

1861年俄国废除了农奴制度，1861年至1864年美国爆发南北战争，1868年日本发生“明治维新”，19世纪70年代初德国和意大利统一了内部，世界各国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在不同程度上为本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扫除了障碍。这时候，垄断前期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最高峰，从此开始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腐朽、没落的阶段。

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全部发展进程所准备起来的。

19世纪的最后三十年中，生产技术有了巨大的改进和革新。新炼钢法的采用、新发动机的发明、电力和化学工业部门的出现等等，都促进了工业生产的急剧增长。世界工业总产量从1870年到1900年增加了两倍。在同一时期内，世界钢产量增加56倍，生铁产量增加3.3倍多，煤产量增加3.5倍多，石油产量增加25倍，铁路里程几乎增加4倍。

生产的急剧增长引起了资本的集中。在发展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以新技术装备起来的大企业，不断地鲸吞中小型企业，垄断了生产和销售。垄断逐渐代替了自由竞争，垄断组织逐渐控制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命脉。

随着工业的发展，银行投资于工业的资本也日益增加，银行的利益和工业企业的利益日益结合。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融合成为财政资本。到20世纪初，财政资本的触角已伸入各个生产部门，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

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世界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越来越显著。19世纪中叶，英国是首屈一指的工业强国，它的钢、煤、棉织品的产量几占全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二，它垄断着世界贸易，统治着最广大的殖民地。但是，在19世纪最后三十年中，以新技术武装起来的美国和德国的工业突飞猛进，终于赶上并超过了英国。19世纪后期，英、法、美、德四国工业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如下表所列的变化。

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力量对比的改变，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一系列政治冲突。德国的兴起严重地威胁到法国的利益，也威胁到英国和俄国的利益，从此，战争的阴影一直笼罩着欧洲大陆，列强陷于一系列武装冲突和无休止的扩军竞争中。随着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加强，德国也开始向亚洲、非洲扩张其势力。在中国，它一方面企图攫取一个军港或商港，作为侵略的据点；另一方面又竭力和英国争夺控制中国海关和军队的权力。但总的来说，德国的主要力量仍用在争夺欧洲大陆的霸权，还不可能把争夺远东放在首要地位。

美国的崛起改变了西半球的政治形势。它一方面用蚕食邻国和重新分割殖民地的办法，大大扩展了自己的领土，1800年美国的领土只有86万平方英里，到1900年已达363万平方英里，一个世纪内领土扩展为原来的四倍多；另一方面，它用种种手段，加紧了对拉丁美洲各国的控制，从通商贸易、政治渗透一直到武装侵略。美国实际上成了西半球的主宰，中美洲、南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沦为了美国的“后院”。早在1823年，美国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口号，宣布了阻止列强插手美洲事务的“门罗主义”，到19世纪末，在“门罗主义”旗帜下，美国基本上已达到“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的目的。

由于欧洲列强林立，美国的力量还不可能问鼎于欧洲，因此，它的侵略矛头很早就指向太平洋西岸，特别是指向中国。正像19世纪一个美国作家所说：“称霸太平洋的野心，是由早期从事中国贸易的商人所引起的”，“争取太平洋霸权及控制其商业财富的野心，贯串了全部美国历史”[1]。

但是，美国和亚洲隔着一个辽阔的太平洋，同时它的国内发展和它对西半球的控制尚未完成，对亚洲的争夺颇有鞭长莫及之势。因此，美国资产阶级采取了逐岛推进和扶植日本的双管齐下的侵略方针。

1867年美国攫夺了太平洋中的中途岛，同年从俄国沙皇政府手里购买了阿拉斯加。1878年又占领了萨摩亚岛，1884年侵占了珍珠港，并逐步完成对夏威夷群岛的兼并，一直到1898年美西战争以后，又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菲律宾和关岛。美国通过逐岛推进政策，建立了一座连接美洲大陆和亚洲大陆的侵略桥梁，铺平了向中国进攻的道路。

为了加强自己在亚洲的势力，为了避免和英、法、俄、德的正面冲突，美国积极地扶植日本作为侵略帮手。它不但通过许多外交官和顾问帮助日本发展商务，推进维新运动，而且还和日本共同侵略朝鲜和我国的台湾。美国把日本当做实现自己侵略目的的工具，而日本则把美国当做自己对外扩张的靠山，两者相互利用，狼狈为奸。一个美国作者承认：从70年代起，美国“已经在没有任何形式或文件担保之下，开始同日本合作”[2]；而1887年一家日本报纸更肉麻地说：“当我们想到：我们的成功和我们得以达到现在的值得骄傲的地位，都是由于美国，我们不能不对美国怀着特别深切的重视和尊敬。但是，美国人民使我们感到可爱……在于他们对我们的待遇”[3]。美日反动派在向亚洲和中国人民开刀的基础上勾结起来了，这就是19世纪70年代后朝鲜、琉球被侵略以及中国沿海边疆出现危机的原因。

在当时的全部国际事件中，对我国影响极为重大的一桩就是日本的崛起。

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日本还是一个封建国家，遭到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日本的门户被打开，关税不能自主，侵略者取得了领事裁判权、驻兵权和租借地等等，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一样，面临着沦为殖民地的危机。

1868年日本发生了“明治维新”，这是一场不彻底、不完全的资产阶级革命。日本资产阶级利用了农民起义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某些妨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关系，采取了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如废藩置县、允许土地买卖和土地私有、废除士族特权、废除寺院神社特权等等，因而使日本资本主义得到了比较迅速的发展。但是封建势力并未彻底铲除，明治维新以后所建立起来的是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天皇拥有无限的权力，贵族和武士仍居于特权地位，工业力量非常薄弱，国内市场十分狭小，农民和工人阶级痛苦地呻吟在封建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剥削下。

由于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性，维新以后日本国内阶级关系仍然十分紧张。广大农民非但没有得到分配土地和减轻赋税的利益，反而，在政府颁布的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的命令中，确保了富农、高利贷者、武士、商人的土地占有权。同时，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经济不景气，米价急剧下跌，租赋连年上涨。大批破产农民被抛掷到市场上，形成了广大的产业后备军。资产阶级用很少的工资和很长的工作日，穷凶极恶地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工农生活日益恶化，国内斗争依然尖锐。

从1868年至1877年间，日本农民发动了近两百次起义，规模较大的起义有二三十万人参加。从70年代起，日本工人阶级也举行了一连串罢工斗争。此外，在维新中有一部分失去特权的诸侯和武士，也发动叛乱，来反对当权的地主资产阶级。

日本政府面对着国内高涨的斗争形势，又面对着外来的侵略，但它不是把全国人民团结在反对外国侵略势力和发展国内经济的目标下，却反而屈从于侵略势力，确定对外扩张的国策，甘心充当英美侵略者的帮凶，以图转移国内斗争的视线。其主要的侵略目标，就是和日本仅有一水之隔的广大而衰弱的中国。要侵略中国就必须首先占领朝鲜、琉球和中国的台湾。以后的全部历史证明，“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其和中国接近的关系，时刻都在迫害着中国各民族的生存，迫害着中国人民的革命”[4]。

由此可见，19世纪下半期，德国、美国和日本的兴起，正在改变着世界和远东的政治力量对比，同时也更加加重了中国和其他落后国家人民的灾难。

帝国主义迫切需要输出其大量的过剩资本，迫切需要掠夺原料和获得廉价劳动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无限制的剥削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维持自己生存的重要基础。因此，在世界范围内争夺殖民地的斗争无比地加强了，老牌的和新起的殖民强盗，仗剑策马，驰骋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正像列宁所说：“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十九世纪末，特别是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拼命争夺殖民地，乃是外交史和对外政策史中有目共睹的事实”[5]。

19世纪末，富饶的非洲是帝国主义殖民强盗争夺的重要对象。1876年时，非洲十分之九的土地还没有被瓜分，但到19世纪末，几乎整个非洲都变成了英、法、德、比、意等国家的殖民地。

在中近东方面，英俄争夺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的斗争特别尖锐。1877年爆发了俄土战争，当俄国军队兵临君士坦丁堡时，英国军舰出现在黑海上，逼迫俄国吐出战争的果实。1885年，英俄又在中东地区发生冲突，两国为争夺阿富汗而处于战争的边缘。英俄在中东的殖民掠夺，导致了两国争先入侵中国新疆的斗争，造成了中国西北边疆的危机。

在印度支那半岛上，英国又和法国进行着殖民竞争。英国以印度为基地逐步控制了不丹、尼泊尔、锡金和半个缅甸，并向我国西藏和西南各省挺进。它和正在蚕食越南、入侵中国的法国殖民者面面相对，英法为抢先打开中国西南“后门”的竞争，造成了中国西南边疆的危机。

还有太平洋上星罗棋布的各个岛屿，对于保障帝国主义通商安全、争取优势战略地位以及作为向亚洲大陆进攻的跳板，都具有极大的价值。英国、法国、德国、美国、荷兰、西班牙都全副武装，驰逐在大洋上，这里也变成了许多殖民强盗掠夺和对垒的演武场。

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加紧分割殖民地，这正是突出地反映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的时代特点，刚刚经历两次鸦片战争打击以后的中国，发现周围的形势越来越不妙了，帝国主义的魔爪相继扼住了四邻的友邦，同时又伸进了中国，正像帝国主义历来公认的：侵占中国的邻邦就是为进攻中国开辟道路，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帝国主义的侵略愈是加紧，人民的反抗斗争就愈是激烈。19世纪下半期，世界各个地方的反殖民主义潮流正在迅速地高涨。1868年到1878年有古巴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十年战争；1871年有阿尔及利亚几十万农民牧民参加的抗法游击战争；1878年到1880年有阿富汗人民的抗英斗争；1881年有非洲东苏丹人民的抗英战争，这次战争中，英国将军希克逊和戈登（就是在中国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率领的侵略军被歼灭，人民创建了东苏丹共和国；1882年有埃及军官阿拉比（Aradi Pasha）领导的抗英战争；1884年，中国因援助越南、保卫西南边疆而与法国侵略军交战，同年，印尼华侨联合当地人民开始了坚持三年之久的反抗荷兰殖民者的斗争；1894年中国又因援助朝鲜、保卫东北边疆而和日本侵略军交战；1899年非洲布尔共和国进行了抗英战争；1900年中国爆发了义和团人民反抗八个帝国主义国家侵略联军的战争。在这一连串斗争中，人民的力量虽然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击退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侵略者，斗争总是以失败告终，但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却在武装斗争中锻炼得更加英勇、更加坚强。帝国主义的残酷镇压消灭不了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决心和信心，世界反殖民主义运动像扑不灭的火焰一样在继续燃烧。19世纪下半期世界各个角落的斗争虽然还缺少组织上的联系，但所有的斗争都指向一个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因此这些斗争在实质上是彼此支援、息息相关的。

二、日本对台湾的武装侵略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资本主义列强分割世界斗争的加剧，中国日益陷于侵略者的四面包围之中。海疆边疆，警报迭传，中国人民为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而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这个斗争已成为革命人民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

19世纪70年代初，东南海疆首先出现了危机，新起的日本武装侵入了我国台湾。

1871年12月，琉球渔民因风飘流到台湾，被当地人误杀。这个事件本来可以通过中国和琉球两国之间的谈判而合理地解决，但日本政府认为这是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好机会，毫无理由地插手干预。1872年日本片面宣布琉球隶属日本管辖，接着就发出“惩治台湾”和“先取台湾和福州两地”[6]的侵略叫嚣。1873年日本外务相副岛种臣率领柳原前光与美国人李仙得（Le Gendre）以换约和庆贺同治帝亲政为名来到中国，窥探清朝政府的意向，并伺机进行讹诈。副岛种臣并不亲自出面，却派柳原前光和郑永宁向总理衙门质问琉球渔民被杀的问题，还别怀鬼胎地提出要派人到台湾“说话”。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指出：这是琉球和中国之间的问题，“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7]日本侵略者的无理干预碰了一鼻子灰，它进行外交讹诈的目的并未达到。

日本在玩弄外交讹诈的同时，正在加紧军事入侵的准备。日本对台湾的侵略得到美国的积极支持，早在1867年美国军队就侵入过台湾，被台湾高山族人民所击退，以后美国就转而利用日本的力量，作为入侵台湾的工具。1872年，日本染指台湾的野心日益显露，美国驻日本公使德朗（C.E.Delong）表示：“我友邦如占他国土地而有所扩张，正投我所好”[8]。为了使日本了解台湾的情况，德朗还推荐了曾任美国驻厦门领事的李仙得充当日本政府的顾问[9]，为日本政府出谋划策。日本政府“事无大小，均采用其意见”[10]。李仙得狂妄地鼓吹台湾“非中国版图，事实上为无主之地”的谬论，鼓励日本政府“收为领土”[11]。在美国的支持下，日本政府加紧战备，“在美国定购林明敦后门枪子八千万，在纽约地方装兵船二只”[12]。美国人机慎与日本军官非法潜入台湾，查看地形，绘制地图。一直到日本侵略军在台湾琅登陆时，“美国人帮助带兵，雇与商船，装载弁兵军装”[13]，并且还有美国军舰停泊在琅，为日军助威。

1874年初，日本政府自以为战备已有眉目，急于“把国内不稳的形势，导向对外，发生转移目标的作用，同时还要对外国显示国威”[14]。由大久保利通和大隈重信制定了“征台要略”，设立了“台湾事务局”，大隈重信任局长，西乡从道任都督。日本入侵台湾已进入行动阶段，“日本的目的，欲在台湾岛东部开辟居留地，永久占领”[15]，而美国则希图日后“得地分肥”[16]。1874年5月7日，西乡从道率领三千侵略军在台湾东南部琅登陆，随即向当地牡丹等社提出无理要求。台湾高山族人民昂然不屈，答复日本侵略军“定期在东方四重溪隘路附近决战”。5月下旬，战斗开始，日军向风港、石门、四重溪等地进犯，台湾各族人民“顽强抵抗”，“誓死不退”，凭借有利的地形和巧妙的战术，用弓箭、大刀、火枪、长矛和侵略军展开搏战，给敌军以重大的杀伤，连日本方面的记载也承认：“我军损伤极多，而对方好像没有损失”[17]。在台湾人民的英勇抗击下，日军一直滞留在琅、龟山一带，既无力前进，又不甘撤退，形成骑虎难下的尴尬局面。

日本侵略者一面在台湾实行军事进攻，一面又派柳原前光出使中国，向清政府展开外交攻势。5月28日柳原前光到上海，扬言“专为通商和好而来，与西乡从道之往台湾，各办各事”[18]。他在上海、天津、北京和清朝官僚潘霨、李鸿章以及总理衙门的大臣们接触频繁，清政府就日军入侵台湾的挑衅行为提出质问，他时而装聋作哑、推诿搪塞，时而厉言疾色、恫吓威胁，施展出纵横捭阖的手段，和清朝政府纠缠。

在日本侵略台湾的整个过程中，清朝政府的昏庸无能和投降主义本质彻底暴露了。事前，清政府对日本为侵略台湾而进行的长期准备毫无所知；事情发生以后，清政府“恐惧”、“震惊”，除了给日本外务省发出一个软弱无力的照会以外，迟迟不采取措施，只是派船政大臣沈葆桢和福建布政使潘霨率领兵轮到台湾“巡阅”，还特别声明“此次调用轮船……非因用兵起见”[19]。潘霨还专程迂道往上海会晤柳原前光，请求日本撤兵，柳原前光荒谬地提出捕杀台湾抗日人民的要求，潘霨竟答应“照办”。一直磨蹭到6月中旬，潘霨和沈葆桢才先后到达台湾，这时已在日军登陆台湾后的四十天。

此后，清政府的求和活动日益加紧。一方面总理衙门和柳原前光在北京进行谈判，柳原前光态度蛮横，再三逼问清政府：日本“定不退兵，中国究欲如何办法？”[20]总理衙门低声下气，要求“现在不再辩论曲直是非，只应想一了结此事之法，须两国均可下场”[21]，日本抓住清政府惧怕战争的弱点，并“恃美国暗中资助”[22]，大耍无赖，威逼清政府屈服。另一方面潘霨又跑到西乡从道的台湾军营中，乞求日本退兵，西乡从道开始企图否认中国对台湾的不可争辩的主权，但潘霨出示台湾人民纳税的证据，西乡理屈词穷，又“以所用兵费无着为言”，流露出敲诈勒索的意图。

日本侵略者虽然声势汹汹，但它当时力量毕竟有限，贸然地出兵台湾的行动已造成了很多困难，使自己处在极端被动的地位。

首先，日本无理进攻我国台湾，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愤怒。台湾各族人民纷起抵抗，要求清政府坚决把日本侵略军赶下海去，表示“用兵之日，各愿先行”[23]，“中国沿海一带，民情激昂”[24]。清政府虽然不愿作战，但陆续调到台湾的淮军、粤勇已近万人，多数人义愤填膺，“深怀敌忾之心”[25]。日本侵略者已陷在广大中国人民反侵略愤怒火焰的包围之中。

其次，由于台湾各族人民的抵抗，又由于台湾的气候、地形条件，使侵台日军陷于十分狼狈的处境，伤亡病员，日见增多，在战斗中“死伤六百余人”[26]，至于发病的人每天总有八九个，最多时达14人，日本政府曾两次装运伤病员1 100人回国，军队严重地减员。而且后勤供应十分困难，粮食弹药，时有告竭之虞。[27]因此，日军士气低落，人人“皆涕泣思归”[28]，据日本的记载中说：“很多人精神忧郁，缺乏生气……意志消沉，希望早日归国，几乎成了口头禅，不断地谈论着。偶然遥见海上一缕黑烟，便纷纷爬上棚屋的顶巅张望，连病骨支离、起身不得的人也不肯例外”，许多士兵大骂日本政府，“原来政府欺骗我们，送到这样的岛屿来”，“冷潮热骂，忿忿不已”[29]。

最后，日本武装侵略台湾，虽有美国的支持，但由于列强对台湾各抱野心，因而引起各国的不满。英国表示“由于英国在华商人与台湾有密切关系，英国不能坐视日本占领台湾”[30]；德国则因“觊觎台湾较之他国为尤甚”，故对日本“甚嫉之，不与其党”[31]；西班牙为了本身利益，向日本提出抗议；俄国与意大利也提出质询。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矛盾错综复杂，日本出兵台湾，打乱了列强的均势，牵涉到各国的利益，故而在外交上陷于孤立。

由此可见，三千侵台日军（实际上因战死或伤病回国的已达半数）已深深地陷入泥淖之中而不能自拔，痛歼侵略军不仅是全中国人民的正义要求，而且也有了现实的可能。但是有利的客观形势还需要有能够正确动用它的主观力量。清朝政府自始至终抱着妥协求和的打算，根本不想运用有利形势，痛惩侵略者。李鸿章说：“彼虽无礼在先，我未便失礼在后，姑且忍气耐烦，实为保全和局”[32]。他指示援台的淮军将领唐定奎“进队不可孟浪，西乡苟稍知止足，断无以兵驱逐之理”[33]。他对入侵我国神圣领土的强盗军队，是多么的讲礼貌、讲客气。负责前线军务的沈葆桢和李鸿章一样，他说：“费数百万帑金，歼此贪主所陷溺之数千兵民，不特无以体皇上遍覆之仁，抑且不足示天朝止戈之武……但宽其称兵既往之咎，已足见朝廷逾格之恩”[34]。这位前线的指挥官在阿Q式的“遍覆之仁”、“止戈之武”下面，竟然给敌军讲情“乞恩”了。至于清廷中重要大臣，也主张“兵端不可遽开……与李鸿章、沈葆桢用意相符”[35]。这一批惧战的大臣，姑息容忍，其所作所为，正好是鼓励了侵略者得寸进尺的无餍贪欲。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入侵台湾所带来的一系列困难压在日本政府的肩膀上，一天比一天沉重。日本政府越来越恐慌起来，企图用政治手段扭转不利的军事形势，尽可能地向清政府敲诈一顿而结束这场可能给自己带来灾难的侵略战争，于是大久保利通被任命为特命全权大臣，到中国来谈判。事实上，日本当时无力和广大的中国作战，大久保利通“奉命几乎在任何条件下去求得一个解决”[36]。

大久保利通的讹诈使命，得到美国的全力帮助，这次不但有李仙得随同前来，充当谈判顾问，而且还有美国驻华公使艾忻敏、驻天津副领事华德格等从旁帮腔。大久保利通的目的是尽可能多地勒索赔偿，华德格就制造气氛，扬言“不给兵费，必不退兵，且将决裂，扰乱中国各口”[37]。李仙得则串通外国人在华所办报刊，散布谣言，说什么“长崎屯兵三万……遣兵北犯津沽”，“日人添购铁甲船二只，并广购精利枪炮及英美轮船，以便装兵西来”[38]。美国公使艾忻敏假扮成和事佬模样，力促清政府“通融办结”[39]。还有英国公使威妥玛和法国公使热福里也插手干预，这次谈判变成一场充满威胁恫吓和引诱欺骗的丑剧。

9月间，谈判在北京开始。最初大久保利通做出否认中国对台湾领土主权的姿态，稍后又以“即行返国”为要挟，逼迫清政府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后更以“令日本兵不致空手而回”的理由，勒索赔偿500万元。清朝政府把妥协投降作为既定的国策，愿意赔偿了事，只是碍于广大人民和一部分主战派官吏的反对，而且日本索价过高，面子上不大好看。于是当权的官僚一方面挖空心思地制造妥协投降的口实，说什么“海疆武备不足恃”，“明知彼之理屈”，也“不能不姑示羁縻”，以堵塞主战派的指责；另一方面，和大久保利通讨价还价。日本方面因急于要下台，只得大大削减索赔的数目。经过一个半月谈判，中日两国政府终于达成协议，1874年10月31日订立了《中日北京专约》，清政府给日本抚恤银10万两，偿给“修道造房”银40万两，并承认日军侵略台湾是“保民义举”。

日本政府侵占台湾和勒索大宗赔款的目的虽然没有完全达到，但得到的好处是极大的。它用政治外交手段，使自己摆脱了军事困境，而且迫使清政府屈服投降，赔款50万两，这是明治维新以后在外交和军事上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大隈重信说：“日本出兵台湾结果是各国认识了我兵力之效用，英法二国撤去幕末迫害外人以来驻扎横滨的军队，明治外交上所受间接利益甚大”[40]。清政府无原则的妥协不但没有缓和中日两国的矛盾，反而鼓励了日本政府采取更加积极的侵略中国的政策。

这个事件也再一次暴露了清朝政府的腐朽无能。它完全被外国的军事入侵所吓倒，不肯稍稍动员广大的民力和军力，错过了痛惩外国侵略强盗的时机。一个古老而广大的国家在形势有利的情况下，被一个新兴小国利用蹩脚的外交和并不强大的军事手段所打败，这在政治上的深远影响的确是无法估量的。一个侵略分子写道：“这种和解的确注定了中国的命运。它向全世界宣告着，这是一个富有的帝国，它准备给钱，但却不准备打仗”[41]。从此以后，各国侵略者纷纷寻找机会，以各种借口采取外交和军事行动，掀起了掠夺中国边疆和邻近国家的狂潮。因此，日本武装侵略台湾成为列强加紧侵略中国的一个信号。

日本侵略台湾得到了便宜，它的侵略矛头随即指向朝鲜和琉球。1875年，日本对琉球实行军事占领，逼迫琉球奉日本明治年号；1879年正式吞并琉球，劫走琉球国王，改琉球为冲绳县。

琉球曾一再派人向清政府求援，腐朽的清政府自然不可能给琉球以有力的援助。清政府把希望寄托在“谈判”上，梦想“以情理二字相驳诘”，取得日本的让步，“而琉人借以图存”[42]。最初是和日使户玑进行毫无用处的辩论，其后又依靠美国前任总统格兰特的“调停”，格兰特包藏祸心，趁机要求清政府在即将开始的中美新的谈判中对华工问题做出让步，并且公开地袒护日本，说什么“日本君臣亦有难处”，“日本确无要与中国失和之意”，还指责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文书措语太重，日人心颇不平”[43]，甚至要清政府撤换何如璋。这个自称“公正”的美国“和事佬”把清政府置在被告的地位上，清政府依靠美国“调停”的幻想成了泡影。

以后，日本又先后派竹添进一和户玑到中国，提出荒谬的“分岛改约论”，其内容是日本吐出琉球的南二岛宫古与八重山，交换条件是要清政府修改中日商约，准许日人进入中国内地通商，并增加“一体均沾”的最惠国条款。糊涂的清政府以为日本肯吐出琉球南二岛，可以“存琉球一线之祀”，后来才从琉球人那里了解到“南岛贫瘠僻隘，不能自立，而球王及其世子，日本又不肯释还”[44]。日本侵略者用心险诈，以“分岛”换取“改约”，口头上说“分岛”，实际上琉球仍不能独立。清朝政府几乎又中了圈套。

琉球交涉就这样无休止地纠缠下去，日本早已完成了对琉球的吞并。到了80年代，法国发动了侵略越南的战争，并有进一步侵犯中国西南边境的企图，清朝政府自顾不暇，琉球问题亦就搁起不谈了，于是日本就顺利地并吞了琉球。

三、马嘉理案件和中英《烟台条约》的签订

1874年底，日本侵略军刚刚从台湾撤退，1875年初，由于英军入侵云南又发生了马嘉理被杀的事件，英国侵略者借端兴风作浪，向清朝政府进行讹诈。

早在19世纪中叶，英国已侵占了印度和缅甸的南部，企图进一步打入我国的西南地区。1858年，一个英国退休军官斯普莱（R．Sprye）提出了勘察由仰光到云南思茅的铁路线计划，得到英国商界和报界的强烈支持。1867年，英印政府调查了缅甸境内的斯普莱路线和另一条沿伊洛瓦底江经八莫入云南的路线。1868年，英印政府派遣以曼德勒政务官斯兰登少校（Sladon）为首的探路队，勘探经八莫入云南至广州的商路，这个探路队曾进入云南，因云南人民的反对，被迫折返缅甸。

这时英国和法国正为争先打开中国西南门户而进行着激烈的竞争。法国以越南为基地，曾先后派特拉格来、安邺、堵布益等勘探由湄公河、红河进入中国的通道。英国的注意力也从中国的沿海转移到中国的西南[45]，积极进行探路活动。中国西南边疆的形势，一天比一天更加紧张起来。

1874年，英国组织了一个庞大的探路队，由陆军上校柏郎（H．A．Browne）率领，探测从曼德勒经八莫至云南的通道。英国驻华使馆为配合这次侵略活动，派使馆翻译马嘉理（A.B.Margary）前往迎接。1874年8月，马嘉理从上海启程，沿长江西上，经湖南、贵州、云南，于1875年1月到达缅甸八莫，和柏郎的探路队会合。

1875年2月初，马嘉理和柏郎先后带领193人的武装“探路队”闯入中国，“并不先行知会地方官，遽行入境”[46]。这种无视中国主权的侵略行动理所当然地引起云南人民的疑虑和愤慨。云南人民纷起组织团练，准备自卫抵抗。这支“探路队”刚刚走到腾越厅西南的蛮允即被当地群众所阻，群众“聚集多人，围之鼓噪，责以大义，动以危言，使之不能施其伎俩”[47]。但“探路队”依恃武力，强欲过境。2月21日英国侵略分子首先动手，向群众开枪射击，打死群众一人，因而激起众怒，马嘉理被杀死。第二天，柏郎等又行凶枪杀群众数人，并放火焚烧山林，云南人民义愤填膺，把这支侵略性的“探路队”驱逐出云南。

马嘉理案是英国无视中国主权、悍然侵入中国领土而造成的，其责任当然完全在英国方面。英国“探路队”所持总理衙门发给的护照上明确载明，只限“三四官员”入境。英国有什么理由组织193人的武装队伍强行闯入我国边境？当地群众劝阻“探路队”离境，马嘉理等为什么首先开枪行凶？云南人民为自卫计，为保卫国家领土主权计，不能不对猖狂的侵略者进行还击，这是完全正当的行动。但英国侵略者却以马嘉理被杀为口实，兴风作浪，蓄意扩大事态。3 月24日，英国公使威妥玛向总理衙门面递节略，要求惩办抗英群众，并提出派英国人去云南“观审”、先交赔恤银15万两等无理条件，接着又一步紧逼一步，在八天之内提出照会十余次，“牵涉觐见、税务及各口未结等案，内称若弗照行，从此绝交，该馆所住各员，全行出京等语，词意极为激切”[48]。事实上觐见、税务和各口未结案件，与马嘉理案件风马牛不相及，但却是英国长期以来屡次提出而尚未完全实现的侵略要求。它不过是借马嘉理案为口实，再一次提出从前勒索未遂的侵略性条款，“强迫要求对两国政府间的一切显著问题作一种有利的解决”[49]。所以，这次历时一年半之久的交涉远远超出了马嘉理案本身的范围，英国侵略者的注意力着重在案外勒索。

清朝政府一开始就抱着妥协息事的想法，令署理云贵总督岑毓英“确切查办”滇案，“毋稍含糊”，并答应英国提出的“观审”要求。威妥玛在第一轮的交涉中占了便宜，4月3日就以赴上海派员去滇观审为名，离京南下，一方面利用上海和伦敦间的电报通讯和英国政府联系确定了进一步的讹诈方针，另一方面又邀柏郎到上海，共同编造一套滇案的情节，作为进一步讹诈的口实。

6月间，清政府派湖广总督李瀚章为钦差大臣，前往云南查办滇案，威妥玛即遣使馆参赞格维讷去湖北面见李瀚章。李瀚章在谈话中说，只奉旨查办马嘉理被杀，不调查柏郎被阻，这句话也成了英国侵略者指责清政府无意解决滇案的“证据”。威妥玛在上海逗留将近四个月（曾去福州、汉口），滇案的情节已编造停当，讹诈的计划已详细制定，所谓的“证据”已搜罗齐全，便大摇大摆地北上，开始了第二轮谈判。

8月初，威妥玛到达天津，他首先给李鸿章一个下马威，在谈判中态度蛮横，出言不逊。他说：“自咸丰十一年到今，中国所办之事，越办越不是，就象一个小孩子，活到十五六岁，倒变成一岁了。我在此耽搁几天，就进京住一个月，与总署商议，看他怎么办法。不但云南一事，内外各处官与官、商与民交涉各样规矩情形，俱要认真整顿，改变好法，如没有一个成事的把握，改变的凭据，那时候我只好出京，把云南事交与印度节度大臣办理，各口通商事交与水师提督办理。英商税饷，概不准完纳”，又说“中国改变一切，要紧尤在用人，非先换总署几个人不可”[50]。李鸿章感到威妥玛“愤激不平之气，狂妄无理之言，殊堪骇异”[51]。在谈判中威妥玛又陆续提出：派“一二品实任大员”赴英道歉；“明降谕旨”处分岑毓英和云南地方官；谕旨中凡遇“英国”字样，必须抬写；护送格维讷到云南“观审”；明令各地“遵守条约”；“缅滇交界道路须任英人通行”；“妥商边界贸易章程”；英国商品免纳厘金；觐见皇帝；允许外国公使与王公大臣往来；等等。

威妥玛的讹诈姿态果然把李鸿章和一班大官僚吓唬住了。李鸿章向总理衙门报告说：“此案其曲在我，百喙何辞，威使气焰如此张大，断非敷衍徇饰所能了事”，“若果决裂，不仅滇边受害，通商各口先自岌岌莫保，南北兵力皆单，已有之轮船炮台，断不足以御大敌，加以关卡闭市，饷源一竭，万事瓦解”。他大肆宣传战争的可怕，灭自己的志气、长敌人的威风，并且还把云南人民正当的抗英自卫行动说成是“其曲在我”，主张对威妥玛的无理要求“酌量允行，以慰其意”[52]。

这时，英国为了加强对清政府的压力，一方面加紧拉拢美、法、德、俄，共同对付中国，这些国家恐怕威妥玛提出的无穷尽的案外勒索，会损害自己的利益，因而有一定的顾虑，但是英国敲诈得来的特权，对他们又有“一体均沾”的好处，所以在基本态度上是支持英国的[53]；另一方面，英国又故意频繁地调动军队，摆出准备作战的姿态，作为谈判的后盾。8月下旬，英国军舰集中于烟台，威妥玛结束和李鸿章的第二轮谈判匆匆赶赴烟台，和英国驻华海军司令赖得（A.P.Ryder）会商武力要挟的问题，9月初又趾高气扬地到北京，开始与总理衙门进行第三轮谈判。

威妥玛的谈判得寸进尺，第三轮谈判中除了坚持以前提出的各项要求外，对于商务、税务又进一步提出四点要求：（1）子口税单对于中外商人应一律有效；（2）整顿厘税，租界内先禁抽厘；（3）鸦片烟税各口岸划一章程；（4）沿海沿江沿湖增设通商口岸。清政府害怕谈判破裂，表示愿意让步，除了加派薛焕到云南帮助李瀚章查办滇案外，又令赫德将商务税务情形“详议呈核”，愿意进一步妥协。但威妥玛仍然不满，10月11日又停止谈判赴上海，一方面命格维讷以赴云南“观审”为名，考察滇缅通商的前景，一方面又派使馆秘书爱德华回英国汇报谈判情形，并要求英国政府多派炮舰作为谈判的后盾。

12月威妥玛又回北京，谈判进入第四轮。威妥玛这时一反骄横粗暴的常态，故意装得不慌不忙，被威妥玛吓破了胆的清朝官吏们处在暴风雨前的平静中，更加觉得恐慌，奕的奏折中说：“威妥玛此次到京，时已三旬有余，仅诣臣衙门一次，且于晤时故置滇案不提。于本案未能确有归结，则案外所议通商各端，无从定局。然若概从缓议，威妥玛又得以不准不办为词。且其性情躁急，此次除照会辩论外，并未面为催迫，亦难必其别无诡谋”[54]。清朝官僚摸不透威妥玛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急忙主动令赫德将商务税务问题详细复议，元旦时，许多大官僚和各国公使互致祝贺，以满足威妥玛所提优待公使的要求，同时又催促李瀚章、薛焕赶紧查办滇案，大批抗英群众被拿解昆明“质讯”，腾越厅的文武官员均被革职审问，善良的老百姓被打死囚死几十人。总理衙门说“中国自问，办理此案，似已不遗余力”[55]，李瀚章也说“若就案情而论，臣等在实事求是，无可再查”[56]。尽管清朝政府为取媚侵略者而对抗英群众尽力迫害，株连极众，但威妥玛成心要从这里找碴，掀起更大的风波。在查办滇案过程中，威妥玛只是冷眼旁观着，对清政府愿意主动解决案外勒索的表示不予理睬，谈判停顿了很长时间。

直到1876年4月间，李瀚章、薛焕等查办滇案告结，提出详细报告。威妥玛抓住这个报告，指为毫不真实，大肆刁难。他从前指责岑毓英查办迟缓，这次又挑剔李瀚章、薛焕“查奏太速”，“复奏情节，与印度访查各节迥不相符”，“滇省问案，直同儿戏”[57]，硬说马嘉理被杀是参将（副将衔）李珍国直接布置的，而李珍国是奉了岑毓英的命令，岑毓英又是奉了清朝政府的命令。威妥玛提出“岑毓英以及各官各犯，必须提京审讯，李瀚章、薛焕查办不实，亦应一并处分”，“中国如不照办，是国家愿自任其咎，自取大祸”[58]。威妥玛提出这种咄咄逼人的要求，无非是加强对清政府的威胁，以达到其勒索的目的。清政府自然不能把岑、李、薛等大官僚“审讯”、“处分”，于是威妥玛又于6月2日提出“补救之法”六条：（1）由总理衙门奏述“惋惜马嘉理”和“保护洋人”，“晓谕各处，张贴告示，请旨后通行各省”；（2）由英国派人到各地查看所贴告示；（3）凡有伤害英国人的案件，准英国派人观审；（4）滇缅边界商务，派员会商；（5）准英国派员在大理、重庆驻居；（6）中国和外国商人都可领子口税单；开大孤山（在辽宁）、岳州、宜昌、安庆、芜湖、南昌、温州、水东（即广东的电白）、北海为口岸；各种外国商品，在本口完纳正税，可以在各口销售，不再重征（即口界免厘）；等等。以上六条议定后，中国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赔偿抚恤、损失、兵费，数目由英国核定（以后遣使和赔款亦作两条，成为八条办法）。

此后，中英围绕八条办法而进入第五轮谈判。双方文移往来，威妥玛步步紧逼，毫不退让，且时时重提审讯岑毓英作为要挟，总理衙门则节节让步，基本上已接受了八条办法，只是对第六条办法稍持异议，只肯添开宜昌、温州、北海三口，口界免厘也没有接受。这时，威妥玛忽又威胁要离京赴沪，中断谈判。6月14日，英使馆秘书梅辉立到总理衙门，又节外生枝地提出赔款数目问题，声称“无论索偿数目或少至数万，或多至数百万数千万，中国必当应允，无可商量”[59]。第二天威妥玛离京南下，“将从前所议，全为罢论”。谈判再度破裂。这次破裂的原因是由于威妥玛看到清政府很容易被吓倒，不过十多天的时间，八条办法已大体被接受，因此他中断谈判，考虑提出进一步的勒索条款，可是总理衙门的官僚们还莫名其妙，奕说：“此次议办滇案，实已不遗余力，乃该使臣于议论已就之际，忽而全翻，殊出意表”[60]。他们被威妥玛捉弄得昏天黑地，如坠五里雾中。

威妥玛路过天津时，李鸿章竭力奉承，表示可以进一步出让权利，请威妥玛留在天津继续谈判，威妥玛声言“滇案除提京外别无可商”，态度极为强硬。

英国的态度虽然蛮横得无以复加，但实际上仍是虚声吓人，它不可能动用大量军队入侵中国，因为当时英俄在中东的矛盾已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俄国和英国附庸土耳其之间的战争已迫在眉睫，英国被深深地卷在争夺中东的漩涡里，无力顾及远东事务，英国政府已电促威妥玛从速解决滇案。假使清政府稍能坚持，威妥玛既已自绝于谈判，又无力挑起战争，势将进退失据。但是清政府被威妥玛的威胁所吓倒，唯恐谈判决裂，赶紧命赫德去上海“转圜”。于是赫德这个英国侵略分子便大做手脚，竭力促成了对英国有利的谈判。

通过赫德的“斡旋”，威妥玛指名要李鸿章到烟台谈判，并且“须奉有全权便宜行事之谕旨”。7月28日，清政府接受此项要求。威妥玛立即把“吴淞铁甲兵船数只，均调烟台对面之大连湾海口驻泊”[61]，使谈判地点处在英舰大炮的威胁之下。同时各国公使也齐集烟台，注视谈判的进展。1876年8月21日，第六轮谈判在烟台开始，威妥玛提出的条款共分三部分：关于滇案本身的六条，关于优待公使的三条，关于商务税务的七条，此外还有赴西藏探路专款，这些侵略要求比两个月以前的八条办法又进了一步。威妥玛首先通知李鸿章“所议条款，须全答应”，不然另商办法，条件就“更多更重”，又说“有允有不允则即停议”。李鸿章除了对口界免厘和增开口岸稍作争辩外，其余全盘接受。9月13日，《烟台条约》正式签字。

《烟台条约》就其丧权之严重，影响之深远，可以和1842年《南京条约》和1858年《天津条约》相比拟。这个条约大大地加强了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地位，满足了英国和其他侵略国家长期以来的侵略要求，并且还把我国西南各省和西藏置在侵略者的魔爪之下，它是帝国主义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又一副沉重的枷锁。

《烟台条约》的内容包括三部分：

第一部分，关于马嘉理案本身（所谓昭雪滇案）：

（1）把关于马嘉理案的谕旨折稿，张贴全国，两年内英国得派人查看张贴的情形；

（2）中英继续谈判滇缅通商章程，英国得派官员驻居大理，考察通商情形；

（3）赔款二十万两；

（4）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

第二部分，关于优待外交官的条款（所谓优待往来各节）：

（1）由总理衙门会同外国公使商订中外官员会晤及来往行文的礼节条款；

（2）议定通商口岸的承审章程；

（3）内地及通商口岸有关英人的讼案，得由英国派人观审。

第三部分，关于商务税厘的条款（所谓通商事务）：

（1）通商口岸租界内，对外国进口货免征厘金，凡租界界址没有划定的口岸，由地方官与有关国家的领事会同划定界址；

（2）为了稍稍弥补清政府因租界免厘所造成的巨大财政损失，英国答应改变鸦片烟税的征收办法，进口的鸦片，将关税和厘金一齐交纳（即鸦片税厘并征），以减少走私，至于鸦片厘金征收多少，由各省酌定；

（3）子口税单应核定划一款式，中外商人都可以请领；

（4）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和北海为通商口岸；

（5）英国派人驻居重庆，查看四川英商事宜；

（6）沿长江的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等处，准许轮船停泊，装载客商货物。

除上述三部分内容外，又另立专条，允许英国人在翌年派人探查西藏的道路，由北京启行，“遍历甘肃、青海一带地方，或由内地四川等处入藏”。不久以后，英人吉为里和贝德禄就根据此项专条，在西南地区“查看道路形势，探明风土人情”，并“沿途秘密绘图”[62]。英国侵略分子入侵西南和西藏的活动日益猖獗。

此外，烟台的谈判中还附带解决了英商在上海擅筑的淞沪铁路问题，这条铁路由清政府以28.5万两收购拆毁。

这样，马嘉理案的交涉从1875年3月起到1876年9月止，经过一年半时间和六轮谈判，方告结束。在谈判中，威妥玛态度蛮横，言语狂傲，“一语不合，动辄拍案”，提出条件就限期答复，稍有不遂，即以提审岑毓英、下旗离京、中断谈判等等作威胁。由于清朝政府惧外怯战的投降主义立场，英国的外交讹诈才能够得逞，它在谈判桌上攫取了只有通过一场侵略战争才能攫取到的巨大特权和利益。整个谈判过程，是帝国主义用外交手段压迫落后国家的典型。

但是清朝政府即使出卖主权再多一些，也不会满足帝国主义无止境的欲望。《烟台条约》签订以后，清政府已陆续履行了条约规定，而英国政府竟然拒绝批准条约。原来侵略者对条约中规定的租界免厘和鸦片税厘并征感到不满，英国商人们特别反对洋货免征厘金仅限于租界，而要扩及全中国；英国的印度政府则害怕鸦片税厘并征后，会增加鸦片的进口税，影响自己在这桩肮脏贸易中所获得的财政收入。还有美、法、德、俄各国也不满租界免厘的规定。于是英国政府再次玩弄1869年修约交涉中的手法，一方面享有《烟台条约》中规定的各项特权，另一方面却又拒绝批准条约，不履行条约的义务，并积极地打算修改条约，以便进一步扩大侵略权利。

此后，帝国主义侵略者仍和清政府纠缠不休，要求在《烟台条约》的基础上扩大侵略权利。1880年3月签订了中德续约和善后章程，其中除重申开放《烟台条约》所规定的四个通商口岸和六个停泊码头外，又增开吴淞为停泊码头，还做出了范围很广的“德国商船厂应用杂物”的免税规定。1885年7月18日，经过长期谈判以后，中英之间又签订了《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剔除了鸦片税厘并征后厘金数字由各省酌定的条款，统一规定进口鸦片每百斤税厘并征一百一十两（其中正税三十两，厘金八十两）即可销行全中国，此项规定满足了鸦片贩子和英国印度政府的意愿，英国政府才批准了《烟台条约》。

四、左宗棠收复新疆与中俄伊犁交涉

（一）新疆阿古柏反动政权的建立

19世纪60年代，我国新疆各族人民爆发了抗清起事。但这场斗争由于新疆各族上层分子和分裂主义者的大量涌入，而使斗争变质。他们为了争夺权位，加强各自的实力，竟引狼入室，向国外乞求援助，将浩罕国的野心家阿古柏请到了喀什噶尔。

阿古柏是浩罕王国的政治野心家。1825年生于浩罕皮什干的小官僚家庭中。稍长，和塔什干总督之妹结婚，因缘这种关系，阿古柏逐渐爬上了浩罕的政治舞台。起初，阿古柏在塔什干总督纳尔·穆罕默德所属军队里只担任一个下级军官职务。不久，在镇压哈萨克人民的暴动中，由于他表现出屠杀人民的强盗本性，因而被提升为浩罕军队中“库什别吉”（相当于团长），并被委任为阿克美且梯据点的指挥官。他担任这个职务时，对当地的哈萨克人民进行残酷的掠夺，引起当地人民的愤恨。浩罕国王为了缓和民愤，只好把阿古柏从阿克美且梯调到霍占据点去担任指挥官。

1853年，阿古柏爬上了更高的统治地位，做了浩罕国王的“多斯大尔汗启”（掌管国王饮食起居工作的官吏），后来又被提升为“里亚什凯尔帕夏”（总司令）。阿古柏为了满足他更大的权势欲望，从1853年开始，便和浩罕的摄政王阿立木库尔进行篡夺浩罕王位的阴谋活动。可是不久，阿立木库尔在一次防御俄国进攻的战役中死去，阿古柏感到势单力孤，因而产生另谋出路的打算。1864年思的克派人到浩罕求援，请张格尔后裔布士尔克返归新疆。这正给阿古柏离开浩罕别图发展提供了机会。1865年，阿古柏便挟持着布士尔克，纠合了六十余个亡命匪徒，组成了一支不大的队伍，进入了我国新疆的喀什噶尔。

阿古柏进入新疆后，便展开了对各支封建武装力量的征伐，到1865年秋征服了南疆，攻陷了和阗、叶尔羌和阿克苏。同年末，阿古柏为了进一步扩张其势力，以朝拜麦加圣地为借口，把“昏于酒色，军民嗟怨”的布士尔克放逐出国，从此大权完全落到阿古柏手中。支持阿古柏的伊斯兰教的教长们授予阿古柏“巴达乌别特”（意为最幸福的人）的称号，布哈刺王赠予他“阿塔米克格兹”（意为教主）的名衔。1867年，阿古柏便自立为汗，建立了反动的汗国——“哲德沙尔”。

“哲德沙尔”建立后，阿古柏更进一步扩张势力。1869年，派兵攻库车，“杀回目黄和卓”。1870年又击败妥明的军队，“追入吐鲁番，围攻其城”。同年10月“马仲举吐鲁番降帕夏（指阿古柏），帕夏即领导缠回、安梯，来取乌垣，土回多被杀戮”，据守乌鲁木齐的妥明，因“不能敌，亦举城降”。当时除了镇西、哈密、奇台、古城、济木萨等城为清军和汉族团练所固守，伊犁为俄国军队所占据外，阿古柏的反动势力已控制了天山南北的大部分地区。

阿古柏政权给新疆各族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它把许多肥沃土地分给了封建主和伊斯兰教的教长们，对贫苦农牧民征收极为苛重的赋税，并强迫所有的人改宗信奉伊斯兰教，不愿改宗的人都被杀死，被杀者共约四万人，包括军人平民在内。并勒令全体军民“髡发，易回服”[63]。

阿古柏为了巩固其反动统治，建立了大批骑兵（“基各特”）和步兵（“萨尔巴什”），实行恐怖的血腥统治。一个俄国旅行家根据亲身见闻描写说：“在目前的‘哲德沙尔’中，生活异常艰难。无论人身财产都没有保障，特务发展到了惊人的规模。每个人都为明日担心。管理机关的各个部门都横行霸道，真理和法庭是没有的”，“目前哲德沙尔的血腥的恐怖只有巩固皇帝（指阿古柏）本人的政权的目的，而对人民是毫不关怀的。人民只是被看作可以压榨出最好的液汁来的奴隶”[64]。在阿古柏的残暴统治下，新疆的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某些沙漠地区的人口比从前减少了一半，耕垦面积也到处减缩”[65]。

新疆各族人民对阿古柏反动统治十分憎恨，连做过阿古柏大臣的米查尔、阿赫买特也不能不承认：“人民不喜欢阿古柏，因为他征收沉重的赋税”[66]。人民群众屡次发动反对阿古柏统治的起义。1867年由于推行新税而引起的吐鲁番人民起义就是其中最大的一次。尽管阿古柏调集大军，屠杀了六千多居民而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但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已从根本上动摇了“哲德沙尔”的统治基础，给阿古柏反动政权埋下了覆灭的种子。

阿古柏不仅是残暴的统治者，而且又是英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新疆的代理人。当时，英国已经并吞了印度，企图进一步向北扩张侵略势力，而俄国正在侵入中亚细亚，英俄两国在中亚地区形成尖锐的对峙，同时，又都虎视眈眈地窥伺着我国的新疆。一个英国侵略分子写道：“（新疆）对我国贸易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东土耳其斯坦（指新疆）可能成为通向布哈尔和库里札市场的最方便的门户，至于其他的一切，更不用提了。它同我们距离最近，可以使和阗的玉石营业复活起来，而仅仅塔塔里早已驰名的羊毛一项，已够得上贸易的主要目标。此外，曼彻斯特和印度的商品，也可以在人口密集的亚尔肯德和喀什噶尔地区找到广大的销路”[67]。阿古柏侵入新疆正好为英帝国主义创造了好机会，英国立即把侵略新疆的赌注押在阿古柏身上，企图利用阿古柏达到自己的目的。

1868年，阿古柏派穆罕默德·纳查尔去印度联系，英国政府随即派特务分子萧伍（Shaw）假扮成商人，与纳查尔一起回喀什噶尔，同阿古柏进行谈判。阿古柏表示希望得到英国的支持，并愿做英国的臣属。阿古柏对萧伍说：“英国女皇宛如温暖着它所照耀的一切的太阳。我感觉寒冷，我希望即使只有几线阳光落到我的身上。我非常卑微，是一个昨日的人。这几年神给了我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家。阁下来到我们这儿，是我的极大光荣，我在我们的国家里指望阁下的援助，只要我这里能为阁下尽的义务，我一定遵照阁下的命令尽到。而在阁下方面，也该同样待我”[68]。从这段谈话中，阿古柏向英国谄媚的丑态暴露无遗。

阿古柏虽然同英国建立联系，但南侵的俄国势力，特别是1871年俄国出兵占据伊犁的举动，不能不给阿古柏政权带来很大的威胁。为了缓和俄国的压力，阿古柏在投靠英国侵略者的同时，也曾派赛亦德·密尔查去彼得堡联系。1872年，阿古柏同俄国派到喀什噶尔的库尔巴斯谈判，并订立了一个通商条约。但不久，在英国侵略者的怂恿下，阿古柏采取了反俄的态度。

1873年，英国任命以浮士脱（Farsyth）为首的使节团来喀什噶尔。随浮士脱前来的有英国陆军中校戈登（Gordon）、军医少校柏郎（Bellew）、大尉查普曼（Champman）和三百名士兵。这些侵略者，名义上是使节团，实际上是一支武装军队。浮士脱使节团把英国维多利亚女皇承认阿古柏为合法国王的亲笔信交给了阿古柏，送给他大炮和一万支步枪。英国侵略者分裂我国新疆的阴谋，通过阿古柏而加紧进行。1874年，阿古柏政权与浮士脱使团签订《通商条约》十二款[69]，公开出卖新疆各族人民的利益。条约中规定：

（1）英国人可以在新疆“自由”地居住、经商，享受当地人和最惠国公民的特权与便利。

（2）英国商品在交纳2.5%的进口税以后可以在新疆各地自由运销，甚至英国商品可以不受任何检查。

（3）英国政府派代表驻在阿古柏的宫廷和其他城镇，直接控制新疆各地。

（4）英国在新疆取得了领事裁判权和其他特权。

《通商条约》的签订实际上使中国新疆成了英国的殖民地。阿古柏积极为英帝国主义效劳，得到了英国主子的欢心。英国政府除赠与大批武器外，还帮助阿古柏建立枪炮厂和火药厂，阿古柏已成为英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

英国除了直接控制阿古柏之外，还通过其附庸国家土耳其来加强与阿古柏的勾结，利用土耳其和新疆人民都信仰伊斯兰教的关系来麻痹新疆各族人民。土耳其政府给阿古柏送来大批枪炮和军事教官，土耳其苏丹赠给阿古柏以“爱弥儿”的尊号，并命令阿古柏为土耳其国王“哈利法祈祷，以哈利法名义铸币，并能高悬与我们同一颜色、同一形式国旗”[70]。阿古柏和土耳其政府之间肮脏关系的幕后牵线人，当然仍是英帝国主义。

（二）清军收复新疆

英国利用其傀儡阿古柏侵入新疆，控制了新疆的广大地区，1871年俄军也侵占了伊犁。新疆除济木萨至哈密之间的一条狭长通道外，已全部沦陷。1873年清政府镇压了陕甘回民起义以后，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新疆。清朝政府内部有两派意见：一派以李鸿章为首，在加强东南海防的借口下，主张放弃新疆，这种出让祖国西北大片领土的主张是十分荒谬的；另一派以左宗棠为首，主张加强西北塞防，收复新疆。经过一场争论之后，清政府同意左宗棠一派的主张。1875 年5月，清政府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进兵新疆。

要完成收复新疆的任务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在军饷、运输、军事、外交各方面都存在着一系列困难。在出兵新疆以前，左宗棠首先着手来解决军饷筹措和粮食购运问题，这两个问题是用兵大漠、收复国土的先决条件。

军饷的筹措是个极大的难题，左宗棠自己在西北的军队有一百三十多营，约七万人，每年需军饷六百余万两，加上出关粮运经费每年二百数十万两，一年共需八百数十万两，此外金顺和张曜等军队的军饷还需四百数十万两。这笔军饷，都依靠各省的协饷，但各省协饷经常拖欠短解，在镇压陕甘回民起义时左宗棠军每年已亏挪军饷一百数十万两，寅吃卯粮，无法弥补。特别在日本武装侵略台湾时，东南海防紧急，各省移缓就急，都先解海防军饷，左宗棠军实收饷银更加短少，1875年底只收到该年协饷二百六十余万。如今要大举出关，军饷筹措成为必须解决的大难题。左宗棠最初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举借洋债一千万两，但沈葆桢等激烈反对，以后清政府采取折中办法，由户部在所收海关洋税项下拨给二百万两，由各省在应负西征协饷项下尽先解足三百万两，另由左宗棠向英国汇丰银行借到五百万两，共凑足一千万两之数，出关军队方得成行。

还有粮食的采购和运输也是必须解决的重大难题。当时新疆广大地区在阿古柏的控制之下，清军出关，无法得到粮食，大部分粮食须在甘肃、内蒙古采购后，长途运往新疆。经过详密筹划之后，左宗棠确定了南北两条粮运路线。南路在肃州、甘州、凉州采购民粮，于肃州设粮局，用大车、驮驴、骆驼运到哈密、古城子。这条道路从凉州到古城子全程达三千五百里，沿途大多是荒碛沙漠，兵荒马乱之后，人迹稀少、缺少台站，而且要翻越天山，运输极为困难。当时凉州粮价每石约四两，但全程的运价每石高达十七两。[71]北路粮局设于归化、包头，采购河套、宁夏一带粮食，经内蒙古小草地，运达巴里坤。计各地段动员的运输工具约有大车五千辆，驴五千五百头，骆驼三万头。此外还在新疆就地采购粮食，并在哈密、巴里坤一带垦田耕种。经过一系列艰苦复杂的组织工作，方才保证了军队的粮食供应。

当时，新疆的形势是：西北部伊犁在俄国军队的占领下；天山北路的乌鲁木齐由阿古柏派马人得、马明据守；乌鲁木齐外围古牧地、红庙子、玛纳斯等处由白彦虎据守；阿古柏本人控制着天山南路；清朝军队则退守在哈密、巴里坤、古城子、济木萨的狭长地区内，但这个地区却是从甘肃通往新疆的孔道。左宗棠派金顺、张曜、徐占彪等首途出关，屯驻于哈密、巴里坤、济木萨一线，又派刘锦棠统率大军继进，左宗棠自驻于肃州，为后路接应。左宗棠用兵的方针是“先北后南，缓进速战，严备后路，防敌四窜”。其主力由刘锦棠、金顺率领指向敌军较弱的北路乌鲁木齐，行军必待粮食贮存充足，方稳步前进，作战则力争速决，避免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又令张曜守哈密，防阿古柏从天山南路东犯，切断清军的后路，令徐占彪驻巴里坤、古城子一带，防敌军四出分窜。此外还有锡纶扼扎沙山一带，孔才、徐学功等屯军玛纳斯附近，防敌西窜北窜。1876 年7月，刘锦棠、金顺自济木萨进抵阜康，攻古牧地。马明和白彦虎等在阜康和古牧地之间的黄田筑卡树栅，阻截清军，阿古柏亦自天山南路遣军助战。但这时阿古柏集团内部发生矛盾，阿古柏怀疑马明和清军相通，将马明逮捕。8月10日，刘锦棠等强攻黄田，敌军溃败，“弃辎重，相与狂奔”[72]。清军追击，17日克复古牧地，缴获乌鲁木齐马人得的信件，其中说：“乌城精壮已悉数遣来，现在三城（指乌鲁木齐、迪化州和王城）防守乏人。南疆之兵，不能速至”[73]。清军得知乌鲁木齐空虚，立即发兵进攻。8月18日收复乌鲁木齐，马人得和白彦虎逃往天山南路。盘踞在昌吉、呼图壁的敌军也弃城逃遁，只有玛纳斯城延至11月初方才攻克。天山北路的军事行动，经过一年多的周密准备，但主力决战自黄田之役到收复乌鲁木齐，只花了短短九天的时间，即胜利结束。

当清军胜利地进军天山北路的时候，英国为保护阿古柏，阴谋阻挠清军的前进。左宗棠为筹措军饷，举借外债五百万两。英使馆“闻中国有借银之说，已有电信回国，诫禁国人，如滇案未结之前，不准出借”。左宗棠指出：英国“有与安集延（即阿古柏）潜通之事，大约不欲出借，为缓兵之计”[74]。上海的外国报纸上还大叫大嚷：要西进的军队“不可轻动”，甚至造谣说左宗棠已“败退关内”[75]。英国通过各种途径，暗中阻挠我国收复新疆之举，但它的阴谋并未得逞。到了清军在天山北路告捷，英国更加恐慌。威妥玛乘《烟台条约》议结的时候，公开出面阻挠清军的前进。他向李鸿章提出，愿“居间调停”[76]，让阿古柏“投诚”，条件是新疆“作为属国，只隶版图”，而仍保持阿古柏傀儡政权的存在。这个荒谬的调停建议被清政府拒绝。左宗棠说：英国调停是为了“沮官军深入，与前此嗾上海申报局刊播谣言、禁止洋商息借洋款同一机局”，其目的是分裂我国领土，制造与俄国之间的缓冲地带，“图保其印度腴疆”[77]。英国的阴谋又一次碰壁。

清军在天山北路因强攻玛纳斯耽误了一些时间，未及向天山南路进军，转眼已到冬季，大雪封山，遂停止军事行动，进行休整。到第二年春季又分两路出动，指向吐鲁番。西路刘锦棠军自乌鲁木齐翻山向东南，攻达坂城和托克逊；东路张曜军从哈密西进，徐占彪军自巴里坤西进，会攻辟展。东西两路像一把钳子一样，夹住吐鲁番。这时，阿古柏在吐鲁番地区重新部署兵力，命马人得、白彦虎守吐鲁番，自己的次子海古拉守托克逊，大总管爱伊德尔呼里守达坂城，阿古柏本人则退守喀喇沙尔，以为后援。1877年4月，吐鲁番会战开始。西路刘锦棠军乘敌不备，于夜间“衔枚疾趋达坂，期五鼓会城下，立合锁围，杜贼窜逸”[78]。敌军全军被包围在达坂城内，海古拉从托克逊发兵来援，亦被清军击退。4月20日，清军用大炮轰开达坂城，敌军全部被歼，爱伊德尔呼里被俘。东路张曜、徐占彪军亦于4月22日收复辟展。这时清军所向克捷，军威极盛，阿古柏的军队望风胆落，白彦虎已从吐鲁番遁逃。4月26日，清军东西两路会师吐鲁番，马人得势穷力竭，献城投降。海古拉亦弃托克逊逃走。吐鲁番的会战，在几天之内结束，阿古柏的主力部队被歼灭殆尽，清军胜利地打开了进入新疆南部的门户。

这时英国侵略者包庇阿古柏、阻挠清军前进的阴谋活动仍在继续。1877年威妥玛因事回伦敦，以“调停”清政府和阿古柏的关系为名，和清廷驻英公使郭嵩焘屡次谈判，并怂恿阿古柏派到英国求援的赛亦德、雅古布与郭嵩焘直接往来。但当时清军在新疆节节胜利，全疆的收复已可计日而待，清政府拒绝了英国的调停阴谋。英国由于俄国和土耳其之间的战争已经爆发，自己的全部力量投入了近东方面，已不可能挽救阿古柏在新疆的灭亡。

在清军的强大攻势面前，由阿古柏残暴统治所造成的各种矛盾逐渐激化。各族人民闻清军西进，纷纷出来欢迎；白彦虎也不受阿古柏的约束，被阿古柏胁迫来的士兵也不愿给这个残暴的统治者卖命打仗，清军释放回去的九百多个被俘维吾尔族士兵被阿古柏“杀数十人，余多羁押各城”，维吾尔族士兵愤恨阿古柏的残杀行为，“愈不受其约束”[79]。阿古柏兵败势穷、众叛亲离，于5月间在库尔勒服毒自杀。其次子海古拉带着阿古柏的尸体向西逃窜，到达库车，又被其长兄伯克胡里所杀。这时阿古柏反动集团已土崩瓦解，伯克胡里逃回喀什噶尔，库尔勒一带只有白彦虎的部队仍在踞守顽抗。

英国侵略者不甘心自己的势力被逐出新疆，更积极地出面干涉，要求清政府给其傀儡政权保存喀什噶尔数城，俾以“立国”，而且还说要派人到新疆和左宗棠直接交涉。左宗棠痛快地驳斥：“安集延本浩罕四部之一……侵我回部（指新疆），谄附英人。英人阴庇之十余年，明知为国家必讨之贼，从无一语及之。上年官军克复北路，乃为居间请许其降，而于交回各城、缚献叛逆节目，一字不及。经总理衙门向其辩斥乃止。兹复以此絮聒于郭嵩焘，以护持安集延为词，以保护立国为义……然安集延非无立足之处，何待英人别为立国？即别为立国，则割英地与之，或即割印度与之可也，何为索我腴地以市恩？兹虽奉中国以建置小国之权，实则侵占中国，为蚕食之计。且喀什噶尔即古之疏勒，汉代已隶中国，固我旧土也。南八城富庶，素以喀什噶尔、和阗、叶尔羌为最，此中外所共知者。英人以保护安集延为词，图占我边方名城，直以喀什噶尔为帕夏（阿古柏）固有之地，其意何居？彼阴图为印度增一屏障，公然向我商议，欲于回疆撤一屏障，此何可许？”[80]左宗棠并嘱咐前线将领刘锦棠：“喀什噶尔是我旧有疆宇，安集延不得强行占据……应即蹑踪追剿，尽复旧疆，岂容他人饶舌？如果英官淑姓已到安集延，或前来说话，尊处可以此意告知……若必以无情无理之词，来营混渎，尊处尽可置之不理”[81]。

由于中国士兵、群众的英勇作战和新疆各族人民返回祖国大家庭的强烈愿望，阿古柏傀儡政权迅速崩溃，这更坚定了清朝政府中主战派收复新疆的决心。英国侵略者屡次三番地阻挠清军进兵的阴谋终于可耻地破产。

1877年秋，清军向南疆挺进。南疆自乾隆以后，设立八城，自吐鲁番而西，有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称为东四城；从阿克苏而西南，是叶尔羌、英吉沙尔与喀什噶尔，叶尔羌的东南是和阗，称为西四城。8月底刘锦棠军从托克逊出发，至曲惠（楚库尔）后分两路前进，一路自大道而西，直指喀喇沙尔和库尔勒的正面，一路绕博斯腾湖，取库尔勒之背。其时敌军为阻止清军前进，掘开都河水，使库尔勒一带成为一片泽国。清军跣足涉水，塞流修道，毫不停留地前进。10月上旬，收复喀喇沙尔和库尔勒，白彦虎退往库车。清军穷追不舍，六日夜驰九百里，10月18日克库车，白彦虎逃向拜城。拜城群众不愿意跟随逃窜，敌军用武力威胁，杀当地维吾尔族领袖阿克奈木厘，“城外庄堡烧掠一空。裹胁回众，与之俱行，城内回众见事急，即闭城门”[82]。敌军进攻拜城，幸亏清军及时赶到，敌军急撤城围西走，拜城群众开城迎接清军。清军留方友升驻守拜城，大队于翌日出发，继续追击。追至穆肃尔河边，敌军正在半渡之际，清军乘机进攻，大获全胜。10月24日，清军到达阿克苏，“城内缠回十数万，则皆守城以待官军”[83]，敌军败残部队分路逃窜，白彦虎西走乌什，阿古柏的残余部队逃奔叶尔羌。刘锦棠率军紧追白彦虎，10月27日收复乌什，白彦虎又逃向喀什噶尔。这两个月间，阿古柏的军队已经瓦解，清军驰逐三千里，出入于荒漠泽国之间。所过之处，各族人民纷纷起来反抗阿古柏的军队，大大地加速了清军的胜利，南疆的东四城得以顺利地收复。

这时，西四城敌军内部进一步分化，和阗军首领伯克尼牙斯举兵反正，进攻叶尔羌。阿古柏长子伯克胡里自喀什噶尔率军援叶尔羌，伯克尼牙斯战败，和阗又失守。同时留守喀什噶尔的阿里达什和白彦虎产生矛盾，不让白彦虎进城。喀什噶尔内部又有何步云等率数百人据汉城反正。阿古柏的残余势力面临灭亡，已陷入一片混乱。清军闻各地反正消息，急忙分路出发。余虎恩、黄万鹏从阿克苏、乌什会攻喀什噶尔，刘锦棠进取叶尔羌。12月17日，余虎恩、黄万鹏军到达喀什噶尔，大破敌军，当天克复喀什噶尔，伯克胡里和白彦虎向西逃入俄国境内。21日刘锦棠军收复叶尔羌，24日又收复英吉沙尔，1878年1月2日又收复和阗。至此，阿古柏反动势力被全部消灭，新疆南北两路除伊犁仍被俄军占据外，已全部收复。

清朝政府出兵新疆，收复了祖国的领土，消灭了阿古柏反动统治，粉碎了英国侵略者分裂我国新疆的阴谋，使新疆各族人民重返祖国大家庭中，免于英国殖民主义的奴役，这是一次正义的战争。战争的迅速胜利首先应归功于士兵、群众的英勇奋战和新疆各族人民的热烈支持。从此以后，新疆和全国各地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凝成一体。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任何阴谋诡计都不可能破坏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

阿古柏反动势力被消灭后，收复伊犁的任务提到了日程上来。19世纪70年代末，中俄之间的外交谈判进入了频繁而紧张的阶段。

（三）中俄伊犁交涉

当英国利用阿古柏反动势力侵入新疆以后，俄国也以替清朝政府“代收”、“代守”为名，于1871年7月4日派兵进占伊犁[84]，镇压了当地的反清起事。

俄国侵占伊犁后，在这里设官分治、建造市舍、移民垦殖，有久踞不去模样。俄军对伊犁人民任意欺压、横征暴敛，“中户每年纳丁畜税银十数两，上户数十百两，最下亦需数两，兵役通事人等，供应需索在外。日朘月削，劳扰不堪”[85]。俄军强占伊犁十年，仅税收一项，就掠夺了数百万两银子。后来又得寸进尺，向北进入塔尔巴哈台一带，向东一度占领了库尔喀喇乌苏，并且向清政府表示：“中原要是兵力不足，俄国可以帮助，各处地方，中原不取，俄国能取”[86]。它对新疆的侵略野心暴露得十分明显，但表面上却说“只以中国回乱未靖，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俟关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复之后，即当交还”[87]。当时，清朝军队尚在陕甘边境鏖战，离伊犁迢迢万里。俄国侵略者以为：中国的军队是不可能回到新疆的了，自己可以长期地侵占伊犁这片广大肥沃的土地，所谓“代为收复”、“即当交还”等等花言巧语不过是掩盖其侵略行为的一块遮羞布而已。

最初，清政府还以为俄国真的会交回伊犁，于1872年5月派伊犁将军荣全到色尔贺鄂普勃地方会晤俄国代表博呼策勒傅斯奇，商谈接收伊犁，可是俄国代表“置伊犁不论，仅议新疆各处如何平定”[88]，还提出割地、赔款、通商和办结边界旧案等一大堆无理要求，把荣全挡驾回去。

荣全的交涉活动失败后，谈判转移到总理衙门和俄国驻华公使倭良嘎哩（A.G.Ulangali）之间进行。总理衙门表示：关于赔款、通商、办结旧案均可通融商办，但必须先交伊犁，后谈通商等事，倭良嘎哩坚持要先议通商，后交伊犁，进行无理纠缠，谈判未取得结果。1872年底，清政府已认识到俄国对于交还伊犁“一味狡展……断非空言所能有济。必须中国兵力足以震慑，先发制人，方能操纵自如，杜其觊觎之渐……倘能先复玛纳斯，再……复乌鲁木齐，勿使该国续有占越，庶可挽回大局”[89]。

1873年初，俄国新任驻华公使布策（Butzoff.E.C）到北京。他的态度更加专横，把俄国侵略军在新疆任意拘捕、驱逐中国官员的挑衅行为说成是俄国的“分内事”，要总理衙门转咨荣全“本国（俄国）伊犁官决不让中国官干预其事”。还企图扩大俄军占领范围，宣称“塔（塔尔巴哈台）、库（库尔喀喇乌苏）两城大路迤南及极西地方，均归本国（俄国）以兵力办理”[90]。俄国这种蔑视中国主权的公开表示，不啻向清政府砰然关闭了谈判伊犁问题的大门。

此后，中俄之间为收复伊犁的交涉停顿下来。清政府深感“中国不图规复乌鲁木齐，则俄人得步进步……虽欲闭门自守，其势不能”[91]。因此，把力量专注于平定阿古柏反动势力的军事行动方面。1875年左宗棠奉命西征。俄国政府派遣带兵侵入伊犁的军官索思诺福斯齐（Sosnouski）到甘肃刺探军情，他伪装支持清军西征，表示愿意卖给西征军一批粮食，还向左宗棠保证“俟中国打开乌鲁木齐、玛纳斯，即便交还（伊犁）”[92]。实际上，俄国在暗地里却用大批军实接济白彦虎，它的如意算盘是：清军征讨阿古柏，正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好机会，它预料经过这次大战，左宗棠军和阿古柏军的实力都将大大削弱，一定会弄得两败俱伤。

但是，事情的发展超出了俄国侵略者的意料，1876年秋，清军进兵天山北路，神速地克复了乌鲁木齐和玛纳斯，翌年春又收复吐鲁番地区。总理衙门知会俄使布策，要求其实现“收复乌鲁木齐后交还伊犁”的诺言，布策无词可对，仍拿“先议通商、后交伊犁”的陈腔滥调，推托延宕。1878年，新疆全境收复，俄国再也找不出继续占据伊犁的借口，于是便唆使逃入俄国境内的阿古柏残余匪帮回窜新疆，扰乱新疆的治安，俄国便以新疆秩序不安为名，要求缓交伊犁。但这个阴谋随即也被粉碎，清军连续重创进犯边境的匪帮，擒斩阿古柏残余匪帮的头子阿里达什等，打得这批匪帮不敢再越境东犯。从俘虏身上还搜获俄国官员发给的路票，俘虏供词都说是出于俄人指使，匪帮败退俄境，俄国也公开收容。清政府向俄国政府提出质问，俄国无词辩解，强占伊犁的一切借口都不存在了。但俄国政府仍咬定“先议通商，后交伊犁”，企图抵赖不还。1878年6月，清政府派崇厚为全权大臣，赴俄国谈判伊犁问题，这年年底，崇厚到达俄京圣彼得堡。

当时，俄国内部对交还伊犁有不同的意见。军界方面认为“伊犁为形势之区”，“咸谓必不可还”[93]。但俄皇和俄国外交部的手法更加阴险，他们想趁此机会，向中国勒索更多更大的特权，他们以伊犁作为香饵，居心险恶地安排好了钓钩，专等着崇厚来上钩。

崇厚是一个贵族出身的纨绔子弟，自命洞悉洋务，实际上除了奉迎洋人之外对任何事情都一窍不通，他在清朝官场中素有“至愚极庸”的评语。他的谈判对手是俄国外相吉尔斯（Giers）和俄国驻华公使布策，吉尔斯是老奸巨猾的外交家，布策被称为“阴险狡狠，本有入水不濡、近火不热神通”[94]。像崇厚那样只知媚外的官僚，在这种环境中和这样的对手进行谈判，要不落入陷阱中去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俄国方面向崇厚提出赔款、通商、分界三条款，崇厚对这些条款的十分露骨的侵略性质竟视而不见，电告清廷：俄国“尚无图利之心”[95]。总理衙门觉得事情不对头，对其中分界、通商两项认为不可接受，指出俄国“欲于西境南境各划去地数百里，并伊犁通南八城之路隔断，致伊犁一隅，三面皆为俄境，弹丸孤注，势难据守，此万不可许之事”[96]。但是丧心病狂的崇厚却已于1879年10月2日在黑海里瓦机亚匆忙草率地和俄国签订了条约十八款。其主要内容如下：

（1）俄国将伊犁交还中国，但中国须付给俄国收守伊犁各费500万卢布（约合银280万两）。

（2）伊犁附近陬尔果斯河以西及伊犁以南帖克斯河一带割让给俄国。并将塔尔巴哈台和喀什噶尔的中俄边界作有利于俄国的修改。

（3）除根据旧约俄人得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及库伦设领事通商外，又可在嘉峪关、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古城子七处设立领事；凡设立领事的地方和张家口均准设栈；俄商在蒙古、新疆贸易，一律免税；中俄陆路贸易除原由恰克图经库伦、张家口到天津的通商路线外，新开辟两条路线，一由科布多经归化（今呼和浩特）、张家口至天津，一由嘉峪关经西安或汉中至汉口，这些通商路线上的税率较沿海关税减少三分之一；俄人得在松花江内航行至吉林的伯都讷。

《里瓦机亚条约》的内容实在是骇人听闻。中国本来是为了索还伊犁而进行谈判，其结果赔了大批金钱，割了大片领土，丧失了大量主权，却换回三面临敌、形势尽失的伊犁空城，本为索债而去的债权人反而成了负债而归的债务人。这是国际关系史上闻所未闻的丧权辱国的典型。美国历史学家马士说：“这些条件，只会是战胜国强加于战败国的，但绝不能是由两国普通交涉的结果所产生的”[97]。

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回国内，仿佛一阵飓风掠过海面，立即掀起愤怒的巨浪，群众纷纷谴责这桩肮脏的外交买卖，决心抵抗侵略者，“街谈巷议，无不以一战为快”[98]。清朝官僚中的很多人在群众反侵略情绪的推动下，也反对批准《里瓦机亚条约》，清流派的中坚分子王仁堪、盛昱、黄体芳、张之洞等上书，要求把条约交付廷臣讨论，并治崇厚以“专擅误国”之罪。清朝政府在主战派官僚的压力下，于1880 年1月将崇厚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3月间定崇厚为斩监候。

从1879年末到1880年，清朝政府内部展开了一场热烈的争论，清政府把对俄交涉的方针屡交廷议，许多大小官吏都卷入了这场争论中，全体官僚都认为《里瓦机亚条约》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但如何对待这个条约，却有三种不同的态度。

第一种态度是以李鸿章、郭嵩焘等为代表的主和派。他们认为《里瓦机亚条约》损失的权利固然很大，但要求俄国修改条约，“此万做不到之事”，如果不批准条约，中俄势将决裂，中国“军心不固，外强中干，设与俄议决裂”，“后患实不可思议”[99]。他们夸大敌人力量，主张和侵略者妥协，说“崇厚所订俄约，行之确有后患，若不允行，后患更亟”[100]，要求清政府接受《里瓦机亚条约》。

另一种态度和前一种相反，主张修改《里瓦机亚条约》。抱这种态度的在京官中以清流派为代表，在疆臣中以左宗棠为代表。他们历举条约中对中国方面的严重危害，指出俄国侵略者无止境的贪欲，“兹一矢未闻加遗，乃遽议捐弃要地，餍其所欲，譬犹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仍不止，目前之患既然，异日之忧何极”[101]，因而竭力反对批准条约。他们说“必改此议，不能无事，不改此议，不可为国”[102]。他们认识到要求修改条约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这场艰难的对俄交涉，必须以军事力量做后盾，“先折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103]。他们并要求清廷立即处斩崇厚以坚定改约备战的决心。

接受条约还是不接受条约？这对清朝政府来说真是个不易确定的难题。不接受条约吧，很可能会爆发中俄之间的战争，在清朝政府看来这是十分可怕的前途。接受条约吧，人民群众的反侵略怒潮和主战派官吏的忿激情绪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同样也是十分可怕的前途。清朝最高统治者犹豫踟蹰，它的政策像钟摆一样在主和、主战之间来回摆动，成为对《里瓦机亚条约》的第三种态度。曾国荃说：“俄事议论之兴一年矣。发言盈廷，莫执其咎，大抵朝廷于和战两无成心，而枢府怵于众议，相率依违退听，无复能力持一说，于是，国是之大，视众说之胜负为推移，相驱相迫，积而成此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之势”[104]。这是对清政府忧心忡忡、决策不定的真实写照。

《里瓦机亚条约》的签订和清廷的拒批条约、逮捕崇厚，在外国侵略者中间也引起了很大的波动，俄国驻京代办凯阳德知道崇厚治罪的消息以后，立即质问总理衙门“是何用意”，并指责“中国有藐视俄国之心”[105]。接着俄国政府调兵遣将，摆出战争姿态，先后集结了陆军9万人、军舰23艘进行威胁，清政府也不得不命令沿边、沿海筹备防务，加强戒备，中俄关系呈现剑拔弩张之势。

其他外国侵略者也都反对清政府将崇厚逮捕治罪，因为这在国际交涉史上是没有先例的。1880年初，英、法、美、德、意、奥等国分别向清朝政府提出了抗议。“英法两使请保全崇厚以维系中国对各友邦之好感与信用，德使则申称：关于严处崇厚之不幸谣传，为中国近数年来推行新政不利之象征，希望清廷善于处置。美使则直以严处崇厚，若系排外派所激成，对于清廷之对外关系，必有极不幸之结局”[106]。

但是，帝国主义之间又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因此对《里瓦机亚条约》又抱着不同的态度。德国一贯致力于把俄国的侵略矛头引向东方，使俄国深深地卷入东方的斗争旋涡里，无暇西顾，以减轻自己在欧洲东线上的压力。它抱着“唯恐天下不乱”的心情，在中俄之间煽风点火、扩大矛盾。德国公使巴兰德公开表示希望中俄之间爆发战争。当德国的阴谋活动被揭发后，巴兰德和李鸿章的亲信、德国顾问德璀琳一再剖白，“彼非一意为俄”，“英法皆疑其为俄谋战事，实系离间之言”[107]。不过这种剖白恰像“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招贴一样，愈加证明其情实而心虚。

英国的态度和德国不同，一方面它因俄国在《里瓦机亚条约》中获得过多的利益而感到不安，希望清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对俄国进行抗拒；另一方面，它只允许清政府的抗拒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最好是通过英国斡旋的外交谈判途径，避免发生足以危害英国贸易利益的战争。1880年5月，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亲自出面，电令威妥玛要求宽免崇厚的罪名，威妥玛并表示愿意“从旁调停”。法国也不愿意俄国缠身在东方而减轻对德国的压力，法国公使宝海也“力为中俄调解”[108]。总之，英法两国既要俄国吐出一部分利益，又要清政府进行妥协，以免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

国际和国内的各种力量在和战问题上产生严重的分歧，清政府既不能全盘接受《里瓦机亚条约》，又不敢与俄国决裂，它把唯一希望寄托在和俄国重开谈判上。1880年2月，驻英法公使曾纪泽被派为使俄钦差大臣，要求和俄国重新谈判。经过英国的从中活动，6月下旬清政府首先做出让步，宽免崇厚的“斩监候”罪名，以换得俄国对曾纪泽入境的许可。7月30日，曾纪泽到达圣彼得堡。

曾纪泽改约交涉的使命，有其困难的一面，也有其有利的一面。困难的一面是：俄国对《里瓦机亚条约》中所攫得的利益视为既得利益，不肯轻易让步。当曾纪泽到达俄京后，俄国的态度极为粗暴，俄国外相对他“面冷词横”，指责清政府“罪其全权之使，增兵设防，有意寻衅”[109]。清政府再次让步，着手处理俄国所要求的办结边界积案。8月22日，曾纪泽方得向沙皇呈递国书。同时曾纪泽的困难还在于清政府的决策犹豫，举棋不定。事前曾纪泽虽然已有“总论七条”作为交涉的依据，但交涉过程中仍时时要受各方面的影响，就像曾纪泽所说的那样：“总署有总署意见，京官有京官意见，左帅有左帅意见，俄人有俄人意见，纪泽纵有策于无可着棋之局，觅一劫路，其奈意见分歧，道旁筑室，助成者鲜，而足毁者多，盖不蹈地山（即崇厚）覆辙不止也”[110]。国内缺乏统一的意志和明确的交涉方针，大大增加了这次谈判的困难。[111]

但这次交涉的时机也有有利的一面，即当时中国人民拒约抗俄的情绪十分高涨。左宗棠的大军，乘战胜余威，布置于新疆各地，成为对俄交涉的实力后盾，俄国的战争威胁并不能完全发生作用。俄国刚刚经历了俄土战争，已弄得筋疲力尽，国际上孤立无助，国内民穷财竭，人民群众对沙皇统治极端不满，民粹派的活动日益活跃（在曾纪泽交涉结束后的几天内，俄皇亚历山大第二即被刺身死）。沙皇统治面临这些困难，事实上，它除了在谈判桌上进行恫吓、讹诈之外，也不可能发动大规模的对华战争。

于是，谈判就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情势下进行。8月23日，曾纪泽会见俄外相吉尔斯，表明改约之意，第二天就提出了措辞委婉的照会，要求交还伊犁全境，中俄界址大体仍旧（不作《里瓦机亚条约》所规定的修改），商务税务也要求改议。8月28日，俄国答复：要派布策带兵到北京交涉。不愿和曾纪泽商谈，这分明又是恫吓的伎俩。经过力争，俄国才答应继续谈判，但表示“如欲商办，须将原约作为根本”，如果修改原约，就要求清政府做出“补偿”。曾纪泽的交涉方针是“分界之局，宜以百折不回之力争之，通商各条则宜从权应允”[112]。抱着这个原则和俄国周旋，反复说明中国的立场，表示“中国不愿有打战事，倘不幸而有此事，中国百姓未必不愿与鄂（俄）一战。中国坚忍耐劳，纵使一战未必取胜，然中国最大，虽数十年亦能支持，想贵国不无损失”[113]。纠缠了很长时间，俄国的欺骗无效、威胁失灵，只能向清政府多勒索一些赔偿费。清政府也表示让步，可以多给一些钱，但在赔偿的名义上双方又发生争执，俄国要求赔偿“兵费”，而清政府只肯多赔一些俄军在伊犁的“代守费”。但既然在多赔钱这一实质问题上清政府作了让步，俄国也就在赔偿费的名称上不再坚持了。1881年1月，双方就改约问题达成协议。1881年2月24日，曾纪泽和吉尔斯签订了中俄新约二十条、陆路通商章程十七条和赔款专条。条约的主要内容如下：

（1）关于界务：俄国把伊犁及伊犁南境的特（帖）克斯河一带交回中国，但伊犁西境霍（陬）尔果斯河以西地区仍割让给俄国；喀什噶尔西边边界，照两国当时的实际边界线派员勘定，安设界碑，塔尔巴哈台边界则较同治三年已定界线有损，但较《里瓦机亚条约》中所规定的损失略轻。

（2）关于商务、税务：俄国照旧约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库伦设立领事处，又准在嘉峪关、吐鲁番设领事，其余哈密等五处，以后由两国陆续商议添设；准俄人在新疆贸易“暂不纳税”，以后“议定税则，即将免税之例废弃”；俄商可照旧经张家口、通州至天津贸易，并准在嘉峪关贸易，但不能经西安或汉中至汉口贸易；由陆路运往嘉峪关的货物，照运往天津办法，减税三分之一；废去俄人在松花江行船可到伯都讷一条，沿江贸易仍照1858年《瑷珲条约》的规定办理。

（3）关于赔偿：中国赔款增至900万卢布（约合白银500万两），分六次付清。

如果把《里瓦机亚条约》和圣彼得堡新约两相对照，两者虽然同样都是不平等条约，但后者比之前者显然是争回了若干领土和主权。曾纪泽的交涉使命仿佛是“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在一定程度上索回了已经失去的领土和主权。

应该指出，帝国主义有它的两面性，它有强大而凶狠的一面，从来不放松对落后国家的侵略，但帝国主义自身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困难，有其虚弱和怯懦的一面。帝国主义并非是永远不可战胜的，关键问题在于被侵略国家的态度和办法，有没有反对帝国主义的勇气和决心，有没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正确策略，如果只看到帝国主义强大的一面，在帝国主义面前诚惶诚恐，膜拜唯恐不及，那就谈不到保卫国家的主权，被侵略国家的每一步退让决不会使帝国主义贪欲从此满足，恰恰只会刺激起它的更大贪欲。

修改《里瓦机亚条约》的交涉，中国方面虽然并没有全部挽回已失的权利，但在交涉过程中，中国人民和主战派官吏抱着不惜与俄一战的决心，这种举国一致的反妥协浪潮暂时地压倒了妥协派，成为曾纪泽对俄交涉的有力后盾，同时曾纪泽也执行了比较积极的交涉方针，据理驳斥了俄国的侵略要求。俄国由于国内外的种种矛盾和困难，它在欺骗无效、威胁失灵之后，并不敢真正发动侵略战争，只好在占得一点便宜之后，适可而止。这就是曾纪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争回领土主权的原因。

崇厚和曾纪泽的对俄交涉是颇有意义的对比。一种交涉方针是惧敌媚敌，其结果是鼓励了俄国的侵略野心，莫名其妙地丧失了大批领土主权；另一种方针是采取比较严正的立场和比较积极的态度，其结果是打退了俄国的战争威胁，挽回了某些已失的领土和权利。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两种交涉方针和两种交涉后果，不是恰恰驳斥了投降主义者所鼓吹的只有对帝国主义妥协退让才能够避免战争、获得和平的谬论吗？

注释

[1]弗·尔·杆勒斯：《美国在太平洋的扩张》，1、2页，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2卷，16页。

[2]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573页。

[3]魁特：《美日外交关系史》，第2卷，240页。

[4]《毛泽东选集》，第2卷，616页。

[5]《列宁文选》，第1卷，9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6]王芸生：《六十年来之中国与日本》，卷一，58页。

[7]王芸生：《六十年来之中国与日本》，卷一，59页。

[8]转引自井上清：《日本的军国主义》，33页。

[9]李仙得是美国的退休军官。曾任驻厦门的领事，专门收集和刺探我国台湾等地的情报。1867年美国武装侵略台湾失败后，李仙得以与高山族谈判为名，曾经深入台南，进行间谍活动。他“会说台湾话”，以“台湾通”自居。当他到日本时，“随身携带了一整套有关台湾海岸、内地及人民的地图、图表及照片等等”。见《近代史资料》，1954（3），183页。

[10][11]田保桥洁：《关于台湾事件的考察》。

[12]《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一，43页，《筹办日本换约并美国优待学生事》。

[13]同上书，译署函稿，卷二，24页，《论日本图攻台湾》。

[14]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67页。

[15]转引自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46页。

[16]《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二，46页，《采集台事众议》。

[17][18]《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九四，18页。

[19]同上书，卷九三，28页。

[20][21]《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九六，31页。

[22]同上书，卷九四，4页。

[23]同上书，卷九四，23页。

[24]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377页。

[25]《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九七，23页。

[26]王芸生：《六十年来之中国与日本》，卷一，97页。

[27]日本方面“弹药粮食的输送，其艰苦更不可名状”，只好让士兵们“分头去挖芋头，捕捉豕豚，借以充饥”，“有时，只能靠已经腐烂发着恶臭的饭菜充饥”（《对华回忆录》，81～87页）。

[28]《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九八，36页。

[29]《对华回忆录》，95页。

[30]丹涅特：《美国东亚外交史》，443页。

[31]《清季外交史料》，卷九，20页。

[32]《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二，53页，《与美使艾忻敏问答节略》。

[33]同上书，译署函稿，卷二，41页，《论台防》。

[34]《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九七，3页。

[35]《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九七，35页。

[36]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300页。

[37]《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二，43页，《述美国副领事毕德格面议节略》。

[38]同上书，译署函稿，卷二，45页，《采集台事众议》。

[39]同上书，译署函稿，卷二，53页，《与美使艾忻敏问答节略》。

[40]大隈重信：《开国大势史》，转引自张雁深：《美国侵略台湾史》，80页。

[41]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301页。

[42]《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五，13页。

[43]《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九，39页，《译美前总统来函》。

[44]同上书，奏稿，卷三九，《妥筹球案折》。

[45]据四川总督丁宝桢说：“臣窃揣英人之意，从前专注意海疆。今则二十余年，船炮既极坚利，而河海之地势人情已极熟悉，自以为经营就绪，惟不通海疆之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未能水路相通……故又欲以向之致力于海疆者，转而用之于西南各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17页）。

[46]《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四，48页，《与英国梅正使问答节略》。

[47]《清季外交史料》，卷五，27页。

[48]《清季外交史料》，卷一，14页。

[49]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324页。

[50]《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三，32、33页，《与英国威使晤谈节略》。

[51]同上书，译署函稿，卷三，26页，《论滇案》。

[52]《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三，46～47页，《论滇案不宜决裂》。

[53]美国公使艾忻敏给国务卿的信中说：“我同我的俄国、德国和法国同僚们意见相似，在关于残杀马嘉理的赔偿要求上，亟愿给英国公使以道义上的支持……但是我断然反对把这个案件同其他各项问题混杂在一起。如果认为那些问题有提起必要的话，不如以它们本身的理由，分别提出来处理，要比较好一些”。参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324页。

[54]《清季外交史料》，卷四，28页。

[55]同上书，卷五，25页。

[56][57]同上书，卷六，6页。

[58]同上书，卷六，7页。

[59][60]《清季外交史料》，卷六，11页。

[61]《清季外交史料》，卷六，26页。

[62]《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15～16页。

[63]曾毓瑜：《征西纪略》，卷四，见《回民起义》（三），44页。

[64]《为正确阐明苏联中央亚细亚各民族底历史问题而斗争》，230页。

[65]Skrine：China Central Asia，p.59．

[66]《为正确阐明苏联中央亚细亚各民族底历史问题而斗争》，220页。

[67]斯捷比利格著，林源译：《英国侵略中东史》，132页。

[68]《为正确阐明苏联中央亚细亚各民族底历史问题而斗争》，224页。

[69]参见《英国同喀什爱弥儿所订通商条约》，载《民族研究》，1959（6）。

[70]转引自包尔汉：《论阿古柏政权》，载《历史研究》，1958（3）。

[71]据《左宗棠全集》载：“关内之粮，由凉运至安西，即需十一两有奇（原注：合粮价运脚计算）。若再由安西运哈密，运巴（里坤）古（城子），尚须加运脚十两有奇也”（书牍，卷一六，35页，《与金和甫都统》）。

[72]魏光焘：《戡定新疆记》，卷二。

[73]《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四九，《详陈攻拔古牧地克复乌鲁木齐、迪化州城战状，请奖恤出力阵亡各员弁折》。

[74]《左宗棠全集》，书牍，卷一六，18页。

[75]同上书，书牍，卷一七，25页，《答曾沅浦》。

[76]同上书，译署函稿，卷六，28页，《述威使代喀乞降》。

[77]《左宗棠全集》，书牍，卷一七，30页，《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78][79]魏光焘：《戡定新疆记》，卷三。

[80]《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五一，18页。

[81]同上书，书牍，卷一八，62页，《与刘毅斋》。

[82]《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五二。

[83]同上书，奏稿，卷五三。

[84]伊犁府包括伊宁、绥定、惠远、广仁、惠宁、熙春、拱宸、瞻德、塔兰奇九城。

[85]《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五，29页。

[86]《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八六，37页。

[87]《新疆图志》，卷五四，《交涉志二》，4页。

[88]《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八六，39页。

[89]同上书，卷八八，37页。

[90]同上书，卷九三，33～35页。

[91]《清季外交史料》，卷一，4页。

[92]同上书，卷二，13页。

[93]《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五，32页。

[94]《曾惠敏公（纪泽）文集》，卷四，4页。

[95]《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五，16页。

[96]同上书，卷一六，3页。

[97]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356页。

[98]《清季外交史料》，卷二一，10页。

[99]《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一〇，17页。

[100]同上书，奏稿，卷三五，18页。

[101]《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五五，36页。

[102]《张之洞全集》，奏议，卷二，2页。

[103]《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五五。

[104]《曾国荃全集》，书札，卷一六，23页，《复郭筠仙》。

[105]《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八，11页。

[106]转引自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185页。

[107]《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一一，21页。

[108]《清季外交史料》，卷二一，4页。

[109]《曾惠敏公（纪泽）使西日记》，卷二，17页。

[110]《曾惠敏公文集》，卷三，7页。

[111]据曾纪泽所带随员英人马格里说：“外交就象钟摆一样摆动在‘全给’和‘全不给’之间。有一个时候看上去好象我们会作出那种最可耻的屈服；在另一个时候好象我们宁可接受学校里一位严师的职务（译者按：意即一点不放松）而不让步分毫”。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372页。

[112]《曾惠敏公文集》，卷二，3页。

[113]《伊犁订约中俄谈话录》，第14次会议，见曾纪泽：《金筹笔》，卷二。

第二节　在70年代外来侵略危机下的清朝统治阶级

一、海防争论和海防措施

在19世纪70年代中，外国侵略者一系列的挑衅侵略活动纷至沓来，令人触目惊心，中国置身在四面包围的严峻局势中。

中国人民一次又一次地以英勇的斗争回击了外来的侵略者，中国人民对侵略者的态度从来是明确而坚定的。但是掌握着全国统治权力的清朝官僚们却在剧变的形势下心惊胆战，他们为了应对欧风美雨的袭击而提出各种意在巩固封建统治的措施。基于各个官僚派系利害关系的不同，出现了各种互相对立的“应变图存”的主张，统治阶级各派系就这些主张进行着无休止的争论。

清朝政府为保持自己的腐朽统治而进行挣扎，一方面要在不损害或少损害自己统治权力的条件下，满足外国侵略者的要求，和侵略者妥协，另一方面又要防止人民革命的兴起，平衡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系的力量均势。它犹如在惊涛骇浪中漂流着的一条破船，一边在修缺补漏，一边在逐步改变自己的航线，向着外国侵略者所要求的殖民地化的方向驶去。

1874年，日本用武力侵入我国台湾，一个新兴的东方小国，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后尘，敢于向庞大的中国挑衅，这对麻木不仁的清朝政府来说，也不能不是一个相当重大的刺激，于是自强问题再一次被提到日程上来。清政府的着眼点是怎样加强沿海的军事力量，以应付类似的突发事变，清政府仍然是从军事上考虑问题。因此，60年代关于训练士兵、改进武器、制造轮船等老调子仍要拿出来再弹一次，但是清朝政府不能不自问一下：60年代自己说了那么多“自强”的好听话，也练了军队，造了枪炮轮船，为什么没有成效？清政府的回答是因为缺乏经费、缺乏人才，而且各方面的意见分歧很多，事情不能够持久下去。所以，这次讨论仍以军事为主题，但牵涉到财政、教育、工商业以及如何协调各方面矛盾等问题。总理衙门提出六个题目：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要求官僚们发表意见。

参加这次讨论的人很多，重要的大官僚都发表了意见，有满族亲贵和各省督抚，有文官、有武将，也有中级官吏主动上书，还有知识分子背地里议论，意见是形形色色的。既有色厉内荏的吆喝，也有激昂慷慨的空谈，既有指桑骂槐的攻击，也有模棱两可的遁词，这场争论可以说是映现了清末官场各种意见分歧、利害对立的一具五光十色的万花筒。

李鸿章在这次争论中扮演了主角，他的《筹议海防折》[1]是洋务派的一篇政治纲领，他认为：当前的形势，“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仍旧采用老办法是应付不了这个“变局”的，“居今日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这是洋务派第一次公开提出“变法”的要求。变法的内容是什么？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军事方面。李鸿章的主要着眼点是设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海军，每支海军应有铁甲舰两艘，“六船联络，专为洋面游击之师，而以余船附丽之”，他承认从前办的军火厂、造船厂成绩都不好，“费银数百万有奇，物料匠工多自外洋购致，是以中国造船之银，倍于外洋购船之价。今急欲成军，须在外国定船为省便”。这是开始改变自制武器的方针，而转回到向外国购买。陆军方面，李鸿章不但主张废弃弓箭刀矛等旧式武器，而且反对购买前门枪小炸炮，主张采用最新式的后门枪和后门炮。

第二是财政方面。购买一艘铁甲舰，需银一百数十万两，其他练兵置械，耗费也极大。这样浩大的经费，从何筹集？这自然是个关键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海防措施仍是纸上空谈。李鸿章提出四项办法：一是放弃正在积极准备中的收复新疆的军事行动，他说“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主张把用兵新疆的费用移充海防，这不但是和主持西征的楚军头子左宗棠争夺饷银，而且是为了扩充个人势力而不惜割弃大片土地的卖国主张；二是向外国借款，“息银以七八厘为度，归本以十年八年为度”；三是设立工厂，修建轮船铁路，开采煤铁各矿，应用耕织机器，“或由官筹借资本，或劝远近富商凑股合立公司，开得若干，酌提一二分归官，其收效当在十年以后”；四是废止禁种罂粟的命令，提高鸦片烟的进口税，以增加税收。这四项办法中除了第三项之外，都是祸国殃民的办法。

第三是教育方面。李鸿章对科举考试制度表示不满，主张设立洋学局，他说：“以章句弓马，施于洋务，隔膜太甚”，“臣愚以为科目即不能骤变，时文即不能遽废，而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似应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很显然，从八股文章里翻滚出来的冬烘先生是不符合办洋务要求的，洋务派希望培养自己需要的人才，他们十分重视这一点，认为“节省冗费，讲求军实，造就人才，皆不必拘执常例，而尤以人才为亟要”，至于李鸿章心目中的人才，除了懂得“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等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的人才之外，还需要能够逢迎外国侵略者意志、执行外国侵略者命令的一批洋奴走狗。

李鸿章的这篇奏折是洋务派为挽救封建制度危亡而制定的行动纲领。洋务派的活动在各个时期内的重点有所不同，60年代着重在制造船炮；70年代中期以后着重在建立海军、开采煤铁矿；80年代中期以后又着重在修筑铁路，开设炼钢、纺纱工厂。但全部洋务活动基本上并没有超出这篇奏折所论述的范围。

这次海防争论中，李鸿章的意见占少数，和李鸿章意见完全一致的只有丁日昌一人，反对的意见可以分为几种类型。

第一种是泼皮骂街的类型，以通政使于凌辰、大理寺少卿王家璧等为代表。他们站在极端保守的立场上，拒绝学习一切新事物，认为开煤矿只对外国人有好处，使外人可以“资煤于我”；学“洋学”若是为了培养“船主、通事、匠作”还可以，“体国经野之才”则必须从科举出身；对付外国兵舰，可以用舢板船环攻其烟筒，烟筒本来冒着烟，“金受火制，其坚易摧，环攻必能得手”；派人到外国购买铁甲船，“或如徐福求仙，一去不返，奈何？”他们一本正经地发表这一类只能令人发笑的谬论，并且严厉攻击李鸿章集团，斥李鸿章“位高心汰，自无知人之明，又好谀恶直，不能虚心求士”，骂丁日昌是“丁鬼奴”，说他“心术不正，实为小人之尤”[2]。这批人除了擅长破口大骂，有时也确实能骂到洋务派的某些痛处，此外是丝毫没有价值的。

第二种是旁敲侧击的类型，以醇亲王奕譞、惇亲王奕、礼亲王世铎为代表。他们也反对进行改革，基本思想和上一类人一样，不过他们的地位很高，说话不能不克制一点，不好意思破口大骂。他们对李鸿章的主张提出各种怀疑和修正。尽管说话比较客气，但他们是掌握着中央政权的满族亲贵，因此说话比第一种人更有力量，对李鸿章集团起着重要的钳制作用。

第三种是釜底抽薪的类型，如左宗棠和一部分地方督抚。他们自己也是洋务派或准洋务派，但是和李鸿章集团属于不同派系，具有不同利益。他们害怕海防大权被李鸿章一手包办，因此急忙抢到头里，希望分享权力。左宗棠提出塞防（收复新疆）问题，反对“起东边、倒却西边”，又主张把江南制造局（李鸿章所控制）合并到福州船政局（左宗棠所控制），以便扩大规模，仿制铁甲舰；盛京将军都兴阿提出巩固东北的问题，要扩充自己的洋枪队；长江下游的督抚着重长江水师，东南沿海的督抚强调南洋防务。每个人都把自己鼻子底下的事情说成是全国最重要的事情，来代替李鸿章集团的主张。

第四种是八面玲珑的类型，对于纷纭复杂的各种主张，既不同意，也不反对，发表一些模棱两可、不痛不痒的意见。像江苏巡抚吴元炳就干脆答复朝廷说：我对于海防问题完全不懂，所以没有什么意见可说。

总之，这场争论中，每人所持的观点和态度，形形色色，光怪陆离，大家都承认“自强”的必要性，都提不出切实的方案，又都不服气别人提出的办法。任何一个没落中的王朝，由于危机深重和内部分化，往往会出现这种六神无主的混乱现象，腐朽阶级不可能正确理解当前的事变，不可能提出正确的应变方案，也不可能集中本阶级的意志和应变力量，因此从根本上说，它是最动摇、最懦怯、最脆弱的势力，不可能避免灭亡的命运，这是历史发展所一再证实了的铁律。

在海防争论中，可注意的不是各个派系提出了什么主张，而是他们进行争论和解决争论采取什么方式。当各种意见提出以后，清朝政府在各个派系的牵制下，也不可能做出什么明确的结论，它所注意的是怎样在派系斗争中保持自己的控制权。1875年5月总理衙门总结这次争论，提出“三人占，从二人”的原则，即少数服从多数，其实各方面提出的办法，都是各说各的，很少有哪个措施得到多数人赞成，这样无形中就把许多具体措施一笔勾销，最后只任命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由各海关四成洋税及江、浙、鄂、赣、闽、粤六省厘金中每年拨款400万两，充海防经费；又派郭嵩焘为出使英国大臣，许钤身为副使；陈兰彬为出使美国大臣，容闳为副使。这就是海防争论的全部结果。无怪翁同龢说这次争论“不痛不痒”[3]，形同儿戏，而顽固派方濬颐听到海防“遂作罢论，读竟拊掌称快”[4]。

1875年后，海防问题的斗争仍未结束，清政府指拨了每年400万两海防经费，大家都觊觎这笔财利，因而发生激烈的争夺。原来户部在指拨海防经费的时候，采取一女二聘的办法，拨给李鸿章的海防费和拨给左宗棠的西征费同出于一个来源[5]，这样就首先引起李左之间的争夺，1876年左宗棠的军队已经进入新疆，和阿古柏反动军队作战。左宗棠说：“饷项来源，尽为洋防所占”[6]，要求举借一千万两外债，户部不同意举借外债，但又不得不移缓就急，命令各省各关尽先解足西征协饷，气得李鸿章大骂左宗棠“奸伪”，“枢垣无主持大计之人，农部尤甚愦愦”，“但四成洋税，不可再分，余则听其搅扰”[7]。其次是被指定拨款省份的督抚，收入只有此数，无术可以点金，而且也不甘心把自己省区的收入，全部送给左、李两人，因此敷衍拖欠，截至1880年底，西征欠饷约3 000万两。而李鸿章所收海防经费头三年共收到300万两，后两年（1878年和1879年）每年只有30余万，还不到原定数目的二成。塞防和海防两头都成吃不饱、饿不死的情形。第三，400万海防经费，名义上是办理南北洋防务，由李鸿章一人经手，但是李鸿章只顾扩充北洋集团的实力，置南洋于不顾。1878年南洋大臣沈葆桢奏准从海防费中挖出半数，归自己处理。这笔海防费就这样欠解短交，你争我夺，所余无几。这时候帝国主义又插上一手，英国在60年代搞了一次阿思本舰队的骗局（见本书第六章第四节），以后一直想把清政府的军事力量完全控制起来，英国资产阶级学者季南（Kiernan）说：“对英国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在于支配中国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支配他的舰队”[8]。所以，从60年代起中国向外购置小型军舰，几乎全部由英国垄断。海防议起，总税务司赫德就积极活动，唆使总理衙门和李鸿章购买英国蚊子船，这桩交易很快就谈妥，从1875年到1881年，通过赫德之手共向英国阿姆士脱郎船厂订购碰船（即快船）两艘，蚊子船十艘。[9]买来的蚊子船质量如何？据王韬说：船小炮重，容易沉没；炮身不能转动，无法瞄准射击；铁皮太薄，日久生锈，损坏必速；速度太慢，不能攻敌，反易被敌追袭。[10]清朝花了大量经费，搞了这样一批宝贝船，每艘船价实际只有七八万元（合5万两），而赫德报销15万两，这个侵略老手继阿思本之后玩弄了一次更大的骗局，清政府在海防名义下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大部分落到赫德和英国军火商之手，连李鸿章后来提到这批子蚊船，也“闭目摇头，似有悔意”。总计海防争论以后的五六年间，实收的海防费绝大部分用于购买蚊子船，其他措施并没有认真举办过。

1879年，因中俄伊犁争端，局势趋于紧张，朝廷内外惶惧不安。海防问题像一根松朽的发条，又被拧紧了一把。这时新疆阿古柏叛乱已被平服，清政府已有可能腾出一点力量来注意海防，赫德又想趁机大捞一下，他向总理衙门递交一个海防章程，建议由他自己来包办海防，大购英国的蚊子船和碰船，赫德的野心确实不小，他干脆想把李鸿章撇在一边，越俎代庖。李鸿章本来和英国关系很密切，但从70年代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后，和德国的关系日益亲密，他聘请了德国军官李劢协担任淮军教练，并于1876年派遣卞长胜等七人到德国去学习陆军，天津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成了北洋衙门的重要顾问。随着德国经济和政治的迅速发展，它在清政府内的势力和影响正在日益加强，所以赫德这种独揽大权的企图遭到德国势力和李鸿章集团的反对，李鸿章告诉总理衙门：“琳总税司前议，此间文武幕吏多不以为然，谓其既有利权，又执兵柄，钧署及南北洋必为所牵制……若初讲自强，仅倚一赫德，恐为东西洋人所轻视”[11]。在德国和北洋集团的压力下，总理衙门只好放弃赫德的建议，把各省购船事宜统统交给李鸿章一手办理。这时李鸿章好像犯了“铁甲船迷”，不惜巨额经费、不顾各种反对，坚持要买铁甲船，他说：“中国永无购铁甲之日，即永无自强之日”[12]，又说：“非有铁甲船数只，认真练习，不足以控制重洋，建威销萌，断无惜费中止之理”[13]。1880年，李鸿章抛开英国，转向德国，通过出使德国大臣李凤苞向德国伏耳铿船厂订购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济远穹甲快舰，三船共价408万两，此外又向德厂购买了南琛、南瑞二船及鱼雷艇多艘，同时在天津设立水师营务处和水师学堂，提拔了一批留学生来办理海军，如马建忠负责水师营务处，严复任水师学堂总教习，刘步蟾、魏瀚、陈兆翱等派赴德国监造船只，又陆续派遣李鼎新、刘冠雄、伍光建等船政学堂学生数十人出洋留学，大沽、旅顺、威海的防务也开始着手经营，疏浚海港，建造船坞，修筑炮台，设立水雷学堂、管轮学堂、海军医院等。特别是旅顺要塞的工程，规模浩大，由德人汉纳根、法人德威尼承办，仅旅顺船坞工程一项，费用即达一百三十余万两。

德国在北洋海军中的势力浸浸日上，从1880年到1885年，海军船只炮械全部从德国购买，但英国仍保持着重要的影响。1880年李鸿章聘请英人葛雷森担任海军总教习，1882年又聘用英国军官琅威理（W.M.Lang）任水师总查，北洋海军的实际事务均由琅威理负责，海陆军各部门的教习和顾问也大多是英国人。到了中法战争时，德国势力又进一步增长，因为英国和法国是友国，法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英国政府不愿让英国人留在中国海军里，和法国为敌。琅威理和英国教习们遂纷纷辞职，德国人立即进来填补了空缺。德国军官式百龄和大批德国教习取代了琅威理等的职位。英国当然不甘心失掉在中国海军中的传统优势，中法战争刚结束，英国势力又卷土重来，和德国展开激烈的争夺。1885年清政府成立海军衙门，醇亲王奕譞为总理，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为会办，善庆和曾纪泽为帮办。这个衙门是各派势力的杂烩，而尤以后党占优势。这时慈禧太后和奕譞、奕劻等勾结在一起，声势滔天，在和恭亲王奕集团的斗争中取得彻底胜利。英国势力就竭力拉拢奕譞和曾纪泽，奕譞一直是以顽固死硬著称的，但这时候赫德却说“七爷（即奕譞）和他的朋友反倒是主张和平和进步的……在中国有时须应用颠倒的法则。我想七爷将控制这政府，所以很可能中国真正地能够进步”[14]。在帝国主义眼中，和平啊，进步啊，一切好听的名词，都没有什么固定的意义，可以颠而倒之，倒而颠之，谁能够驯服地听从帝国主义的指挥，谁就是和平与进步的化身，奕譞从一个著名的顽固派摇身一变，被赫德捧成一个“进步分子”，其道理就在于此。

在英国的教唆下，后党和湘系官僚发起对北洋集团的攻击，揭露济远快船的种种缺陷（穹甲低于水线、炮子能入不能出、船底轻、煤柜小、机舱窄等等[15]），集矢于经手人李凤苞的贪污行为。此后，海军船械由曾纪泽和出使德法大臣许景澄等向英、德两国购买，向英国购买的有致远、靖远两艘穹甲快般（船上大炮又用德国克虏伯工厂产品），共价170万两；向德国购买的有经远、来远两艘穹甲快船，共价174万两。这些船只在中法战争后陆续开到中国。

19世纪80年代初，海军建设煞有介事地热闹了一场，但是政治上的腐朽预先决定了海军建设不可能办好，也不可能持久，主持海军事务的李鸿章北洋集团，虽然挂起“御侮图强”的招牌，说了不少冠冕堂皇的话，但实际上他们把办理海军当做扩充自己实力以梯荣射利的工具，例如以后统率北洋舰队的归国留学生们彼此曾商议：“创办铁甲，正我辈富贵之日，苟非高官厚禄，切不可就”[16]。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升官发财，图强御侮根本置之脑后，李鸿章本人，对于抵抗外侮就从来没有半点信心和半点决心。

二、李鸿章北洋集团及其内外政策

从70年代开始，李鸿章北洋集团取代了奕集团的位置，成为国内最重要的一个政治派别。凡是清朝的军事设施、外交交涉、教育事宜，以及轮船、矿山、工厂、铁路的建设，都掌握在北洋集团的手中。北洋集团几乎是代行着清朝政府的职能，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影响极大，所以日本德富苏峰说：“世界之人，殆知有李鸿章，不复知有北京朝廷”[17]。

李鸿章北洋集团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殊产物，是官僚、军人和买办的复杂混合体。它在阶级本质上和奕集团并无差别，同样地被称为“洋务派”。但是北洋集团规模庞大、势力雄厚，远非奕集团所能比拟。奕集团实际上只是飘浮在北京中央机构上层的几个人物，地位虽高，但声势不广，实力不强，所以它和顽固派、后党经过几个回合的交锋，就声销迹敛，被排挤出政治舞台；而北洋集团则羽翼众多，形成一个分插到各要害部门的网络，声势浩大，它虽然也遭到顽固派、其他地方实力派、清流派等各方面的攻击，但仍能保持屹立不摇的地位达二十多年之久。从奕集团到李鸿章集团的交替，反映了洋务派力量的日益发展，反映了帝国主义在控制和改造清政权方面取得了日益显著的成效。

李鸿章北洋集团里包括些什么样的人物？

第一部分人是在镇压革命中立下了血腥“功劳”的军人，其中有的已经爬升到封疆大吏，担任总督、巡抚等地方行政、军事的首脑，如张树声、刘秉璋、刘铭传、潘鼎新；有的仍然没有离开军队，终生是鞍马戎装，如吴长庆、周盛传、叶志超、卫汝贵。[18]这些人崇拜外国武器到了五体投地的地步，但无论从知识、训练还是从习惯来说，他们都是封建旧军人，并不真正懂得近代的战争，他们所统率的是用外国枪炮装备的一支腐朽恇怯的乌合之众，金玉其表而败絮其中。他们之中虽然也有若干临危授命、值得敬佩的爱国将军，如甲午战争中的丁汝昌，八国联军侵华时的聂士成、罗荣光，但大部分将领被辉煌翎顶和优厚薪饷所腐蚀，而且腐蚀得刻骨透心，他们在“防夷御侮”的堂皇借口下扩大了个人的军队，得到了高官厚禄，可是心里最恐惧的就是和外国军队打仗，他们唯一的拿手戏是屠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在本国人面前是凶狠的豺狼，在外国军队面前却变成了最软弱的绵羊。在这些将领身上充分地体现了半殖民地的统治者欺软怕硬、吃里媚外的卑劣性格。

第二部分人兼有官僚和买办双重身份，有的本来是官僚，后来和侵略者结成密切关系，如郭嵩焘、丁日昌、盛宣怀、周馥、杨宗濂、张士珩、李凤苞、刘瑞芬，有的本来是买办，后来用金钱捐买了官衔和翎枝，如唐廷枢、徐润、朱其昂（前期的郑观应也可以算进这一类）。这些人分布在外交和财经部门，工厂、矿山、铁路、轮船局、电报局以及军事后勤机构都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既是机智圆滑的官场老手，又是精明狡诈的洋场市侩，为了塞满自己的钱袋，从不放过任何机会，从不拒绝使用弄虚作假、翻云覆雨的手段。像盛宣怀这样的人，连外国侵略者都说他“付账时是从来不守信用的”[19]。洋务措施以“富国强兵”作为标榜，而实际上只是养肥了这一小撮人，给这些人开辟了一条升官发财的捷径。他们利用减税免税、国家贷款等权利以及贪污舞弊手法，来开设自己的工厂矿山，他们逐步地、不自觉地在向资本主义的方向转移，而又始终不放弃官僚地主和买办身份，始终醉心于土地购买和政治、商业的投机事业。他们懂得：在当时社会里，单纯的工业投资不仅意味着风险，而且简直就是破产和失败的同义词，自己的前途与其说决定于工矿企业的兴旺，还不如说决定于政治运气和商业行情。这些人处身在政治和商业的翻滚旋涡里，只有依靠浊流的冲击，只有依靠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支持，才能够飘浮到上层。在他们的发家史上特别留下了依赖帝国主义的深刻烙印，他们开始是和帝国主义打交道，啜吸帝国主义剥削中国人民的残羹剩汤而变得脑满肠肥，以后又因为他们和帝国主义的亲密关系而为封建政权所器重，李鸿章就是通过这些人而跟帝国主义挂上了罪恶的钩子。他们既是李鸿章的部属和助手，又是李鸿章的主宰和灵魂，李鸿章的权力由于这个集团的经济后盾而大大地加强，李鸿章执行的路线政策也不过是这个集团通过官方而曲折地反射出来的回声。一个上海商人评论怡和洋行大买办、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的总负责人唐廷枢时这样说：“他在思想上与其说是中国人，毋宁说是外国人。他是李鸿章关于西方思想的一切事情上的机密顾问”[20]。

以上两种社会势力是北洋集团的基础，是李鸿章权力的支持力量，他们的利益和意志也就是李鸿章的对内对外政策的依据。李鸿章在近代历史事件中所持的立场，根本当然不在于他的天性、癖好、才干等等，关键在于他的脚跟是站在什么基础上，支持他的集团具有怎样的利益和怎样的意志。通过对北洋集团的具体剖视，才能够理解李鸿章的路线政策产生的原因及其实质。

应该提到，影响李鸿章政策的除了上述两部分人以外，还有一批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从封建知识分子转而皈依新学的薛福成、黎庶昌，有从欧美留学归来的学生魏瀚、陈兆翱、马建忠、严复、罗丰禄、刘步蟾、林泰曾。这些人眼界比较广阔，有一副敏锐的头脑和专门的知识技能，特别是那些留学生更是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模式而锻铸出来的“高材生”，其出身经历、思想气质和旧式官僚士大夫大不相同。他们之中一部分人被安置在教习（即教授）、翻译、管带（即舰长）或其他技术工作岗位上，他们虽是北洋集团为推动洋务事业所不可缺少的“专家”，但却处身在一个不协调的环境中，淹滞于下僚，接受极不称职的官僚的领导。他们的“新式”带来了旧社会的嫉妒、敌视和排挤，许多人连一个啖饭栖身之所也捞不到[21]，久而久之，他们奉行了“人在矮檐下，谁敢不低头”的哲学，收敛起锋芒，磨平了棱角，和环境妥协。像博通西学的严复就捐买了监生，屡次参加举人考试，希望经由科举的道路，攀登更高的地位。[22]也有一些人被险恶的环境吞噬，与封建官僚同流合污，自己也当上了官僚和准官僚。只有少数的幸运儿被李鸿章网罗入幕，待若上宾（如薛福成、马建忠），他们希望拿从西方国家学来的一点尚属皮毛的知识，借大官僚的实力支持，一展自己的抱负，今天上一个条陈，明天递一个说帖，编织起许多富国强兵的美丽幻想，但是幻想随即被残酷的现实所粉碎。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们根本没有接触到社会的症结，离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还极其遥远。他们只着眼于财政、经济、军事、教育等若干细枝末节，并没有把问题提到改革政治体制的高度，他们的思想尚未超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圈子，因此，在政治舞台上也就只能够成为洋务派的助手，不能独立地登台，扮演主要的角色。只是在中法战争以后，一部分知识分子才逐步觉醒，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要求，从而脱离了洋务派的羁绊，走上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道路。

综上所述，李鸿章北洋集团可以说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其中有杀气腾腾的军人、钻营逢迎的官僚、锱铢必较的掮客，也有懂得一点西方文化的政客或知识分子。这几种社会力量的利益和意志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交叉，从交叉中产生一个汇集点，产生一个合成的利益和合成的意志，这就是李鸿章内外政策的出发点。李鸿章是科举出身的封建士大夫，单凭进士及第的荣耀已经可以使他在旧社会里青云直上，更何况他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战争中为清廷立了大功，挽救过垂亡的旧世界，在长期的戎马生涯中，他控制了当时独一无二的“精锐”武装，锻炼出一副残忍性格和一手屠杀本领，一时重臣名将几乎都曾经是盘旋在他脚底下的晚辈后生。在对外关系方面，他承继了曾国藩的衣钵，而且是青出于蓝，他在可以出卖国家主权的场合决不犹豫，虽被群指为汉奸而亦无内愧，他只是遵循着由腐朽统治集团的物质利益所填筑起来的那条政策道路向前走去。整个19世纪下半叶，李鸿章是个举足轻重的头号反动人物，“外国论者，皆以李为中国第一人”，“或有称李鸿章为东方俾士麦者”[23]。这种评论反映了外国侵略主子对其得力鹰犬的称心满意的赞赏。

怎样评论李鸿章所奉行的洋务政策？这可以分为对外和对内两个方面来说。

李鸿章的对外政策，一言以蔽之，是投降主义的外交政策。他认为：外国的兵力和财力是如此巨大，要用武装反抗外国侵略者是根本不可能的，丝毫不会有获得胜利的希望。在李鸿章心目中，自己是外国老师手下坐在最末一张课桌上的钝劣学生，老师要揍，那就让他揍一顿吧，又有什么办法反抗呢？唯一的出路是出让国家主权以博取侵略者的欢心。李鸿章清楚地懂得：从根本上说，外国侵略并不会威胁到自己的统治，恰恰相反，只有依靠外国，才能够维持和加强自己的统治。他说：“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久长”[24]，“惟念办理洋务，以了事为要义”[25]。在天津教案发生时，他说：“目前只求不开兵端，免得中外骚动，牵掣大局”[26]；当马嘉理案件发生时，他说：“目前必以力保和局为紧要关键”[27]；当筹议海防时，他说：“目前固须力保和局，即将来器精防固，亦不宜自我开衅，彼族或以万分无礼相加，不得已而一应之耳”[28]；当伊犁交涉时，他说：“伊犁其实即久假不归，于大局无甚关碍，今成蛇足，进退两难”[29]；当中法战争爆发时，他说：“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30]。总之，他把对外国侵略者妥协当做高于一切的原则，在他一生中的任何时刻，都是不惜一切代价，来谋求这种屈辱的“中外和好”局面。

的确，对于半殖民地的腐朽统治者来说，李鸿章的对外政策是完全合乎逻辑的，而且只有这种政策能够带来最大的好处。在他们的眼睛里，只有本阶级、本集团的力量和利益是最重要的，一提起对外战争，他们眼前就浮现出一幅自己的懦怯军队被装备精良的外国侵略军打得头破血流的画面。对他们说来，反抗和战争就意味着失败和自己力量的被消灭，至于人民群众，预先就被排除在对外战争的外边，甚至被看成是负的力量。李鸿章说：“朝廷选将练兵，制器设备，为百年自强计……未有不恃兵而专恃民者”[31]，“虑伏莽四起，内患与外侮迭乘”[32]，“直累到四海困穷，内变浸作，而外侮益不支矢”[33]。这种敌视人民、把人民排除在外的态度，就等于是排除了对外战争取得胜利的可能性。由于站在这个反动立场上，就必然把反抗外国侵略看成自我的毁灭，他们口头上虽然也大谈国家存亡、民族安危等等，但这一切不过是抽象的不可捉摸的漂亮话，他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为保卫这些抽象的东西而放弃实在的利益，有什么理由要把强大得无与伦比的外国朋友当做敌人。李鸿章的亲密朋友和高级顾问郭嵩焘就一再发挥这种汉奸理论，他认为：“西洋各国，环集中国，无可战之机，无可战之势，直亦无可战之理”[34]。他把一切抗战言论说成是南宋以来“嚣张无识之徒”的不负责任的空谈，“宋之弱，明之亡，皆此嚣张无识者为之也”[35]，“枢府之意，非必乐出于战，正坐南宋以来，以战为名高，有所蔽而不悟耳”[36]，他向那些尚没有认清形势的统治者担保，外国侵略者是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决不会危及自己的统治，用国家主权、民族利益作代价，可以换取外国朋友的帮助而巩固自己的统治，这是有利无害的交易。他说：“彼（指外国侵略者）固无求倾中国之心，何为激之使狂逞焉”[37]，“处置西洋，始终无战法，彼其意在通商，即以通商应之”[38]。“常使理足于己，而后感之以诚，守之以信，明之以公……则以诚信相孚，万不可以虚伪相饰，可以借其力以图自强，万不可忮其强以求一逞”[40]。不但和李鸿章志同道合的郭嵩焘这样主张，就是李鸿章的政敌也抱同样的论调，如湘系头子刘坤一说：“和则钱货流通，每年二三千万之洋税，于国计不无裨补；战则沿海数千里皆无安枕之日”[39]。由此可见，李鸿章的投降主义外交政策，在北洋集团的内部和外部都颇有市场。他们走上卖国求荣、认贼作父的罪恶道路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出于本阶级本集团的实际利益的需要。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腐朽统治者，尽管有各色各样的变形和伪装，尽管他们中间为争权夺利而有这样那样的冲突，但在对外方面基本上遵循着同样的路线，李鸿章如此，李鸿章的朋友和政敌如此，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他们的徒子徒孙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一直到蒋介石也无不如此。他们实际上是衣钵相承、本质相同的一丘之貉。

那么李鸿章的对内政策，又包含着怎样的意义呢？

在对内方面，李鸿章提出了“变法”的主张，他说：“处今时势，外须和戎，内须变法”[41]，他把投降主义的外交政策和谋求“富强”的洋务措施作为应变图存的两个基本方针。当然，李鸿章的所谓“变法”并不是要改变封建制度，恰恰相反，他的一切措施和一切努力都是为了防止封建制度的崩溃。他宣布自己的改革仅仅是治标性的，只准备对军事、经济、教育等几个部门进行某些次要的改革，在他看来，关键问题是增强军事实力，至于其他方面的改革，自己是无力承担、也不愿意承担的。他说：“兵乃立国之要端，欲舍此别图其大者远者，亦断不得一行其志”[42]。梁启超也说他“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43]。

军事改革和技术改革，这当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重要课题，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技术力量，中国就只能永远沦为帝国主义的俎上之肉。但是军事改革和技术改革首先是个政治问题，人民群众为摆脱落后的、被奴役的地位，需要进行军事的和技术的改革。这种改革必须是政治先行，只有彻底的、不妥协的政治变革，才能够为其他方面的改革扫清道路。至于正在买办化的洋务派官僚，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也需要改变封建制度的若干细节，进行军事和技术改革，但他们必然小心翼翼地使改革限制在一定的圈子里，避免触及政治领域。两种不同的立场、两个不同的目的，决定着改革的内容、范围、方法、步骤、速度和效果。李鸿章那种虚假的、脆弱的枝节改革，当然不可能致国家于富强，相反，这种改革在帝国主义的教唆和监督下进行，恰恰符合于帝国主义改造并控制中国的需要。对于这一点，李鸿章是颇有自知之明的。他对外一贯抱不抵抗态度，这正好证明他长期从事的洋务措施是外强中干、虚有其表的。

李鸿章的洋务措施，只有当帝国主义在华力量暂时处于均衡状态、他们需要维持中国的现状时，才能够存在。一旦帝国主义的均势被破坏，它们要求更直接地控制中国，虚有其表的洋务架子，立即会被帝国主义践踏在脚下。中日甲午战争中帝国主义果然通过日本侵略者之手，彻底粉碎了洋务措施，为以后的资本输入和划分势力范围铺平了道路。李鸿章自己也承认：“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44]在这里，李鸿章承认自己不过是旧制度的“裱糊匠”，承认洋务事业不过是“纸糊的老虎”，不过他把洋务破产的责任推到主战派身上，以为主战派在甲午战争中迫使自己不得不和日本作战，这就“爽手扯破”了“纸糊的老虎”。其实腐朽的封建统治已经到了“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地步，任何“涂饰”、“补葺”都是徒劳的，“纸糊老虎”迟早要被戳穿，洋务改革的失败决定于这场改革本身的虚假性和脆弱性，即使没有日本侵略者的进攻、没有主战派的压力，李鸿章的洋务活动仍逃避不了彻底破产的命运。

洋务措施并没有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而且它的客观效果恰恰和洋务派官僚所预期的相反。封建官僚们在各地设工厂、采煤铁、行轮船、筑铁路、设学校、译书籍，这些活动实际上是在塑造一个异己的新世界的雏形。在洋务派中，中国的第一批资本主义近代企业创设起来了，一部分地主、官僚、商人开始了新的经济活动，慢慢地熟悉它，逐步地向资产阶级转化；很多农民手工业者在重重压榨下变得一无所有，他们失去了田园庐舍而跨进工厂的门槛；知识分子也开始觉醒，从礼教伦常的旧书堆里爬出来。新的经济关系和新的阶级力量一旦产生，就必然要在斗争中成长壮大，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在这里，事情走向了它的反面，巩固旧秩序的愿望带来了埋葬旧秩序的条件，历史运动就是这样地充满着复杂的矛盾。

三、清流派的兴起和衰落

洋务派和后党分别掌握着地方和中央政权，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愈演愈复杂。这时候，在各个政治派系的夹缝里钻出了一个“清流派”，这是一群不当权的官僚士大夫批评黑暗腐朽政治的舆论力量。

“清流”的发端大约在19世纪70年代的中叶（光绪初年），当时太平天国和边疆少数民族的起义已被镇压下去，清朝统治刚刚度过了最危险的岁月，但随之而来的是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邻邦和边疆地区所蓄意制造的一系列挑衅冲突，形成了“强邻环伺”的紧张局势；同时，华北广大地区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奇荒大旱，真正是赤地千里，民无噍类。清朝政府为了缓和国内矛盾，假惺惺地下诏罪己，节膳裁费，轻描淡写地把自己责备一通，并允许中下级官吏上书言事。这样，在清政府钳制言论的堤墙上就出现了一道缺口。一时御史、翰林等衙门里的青年官吏纷纷上书，评论朝政，表面上造成了统治阶级内部一种政治批评的风气。

类似“清流”的政治现象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地、反复地出现过。当社会矛盾尖锐，当权派官僚日益腐朽、不能再照旧统治下去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种内部的政争。像东汉末年有以陈蕃、李膺为首的党锢，唐朝末年有牛僧儒、李德裕的党争，北宋有元祐党人，明末有东林党人。历史上的这些政争虽然各有其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特点，但都是不当权的官吏和知识分子在反对暴政的口号下缓和社会矛盾的企图，“清流派”实质上是封建制度面临危机时进行自我调节的一个工具。

“清流”的出现一般总是在政治趋于腐朽、统治者很不得人心的时候，在这种时候，封建制度才需要这个自我的调节工具，以便在一定程度上遏抑腐败现象，挽回正在失去的人心。“清流”的出现一般又是在人民革命斗争暂时低落的时候，在这种时候，封建阶级所进行的内部批评和自我调整，才不至于根本危及现存的统治，统治者在一定时期内还可以容忍这种无害的政争。但是“清流”的出现，往往又是大规模斗争高潮即将来临的征兆，剥削阶级的当权派总是无比地顽固和无比地愚蠢，“清流派”的一切努力，终归徒劳，不可能制止当权派一天一天地腐烂下去，相反他们后来总是招致当权派的严厉镇压。在当权派举手推开“清流”的同时，他们的脚步就在迈进灭亡的泥潭而不可自拔。

当70年代末近代“清流派”刚刚兴起的时候，他们所议论的还仅仅是关于当前灾荒的严重性和赈灾的办法，后来话题逐渐转向对腐败政治的批评，锋芒针对着某些大官僚的贪赃不法和营私舞弊。其中如黄体芳揭露户部尚书董恂勒索贿赂[45]；张佩纶、宝廷等弹劾军机大臣宝鋆滥用私人、保荐亲弟[46]，工部尚书贺寿慈勾结书商、朋比为奸[47]，四川总督文格和提督李有恒草菅人命、屠杀乡民[48]，军机大臣王文韶“老猾贪庸”、报销受贿等[49]；廖寿恒奏参北洋大臣李鸿章“侈泰因循，左右无一正人”[50]；陈宝琛指摘南洋大臣刘坤一“嗜好过深，广蓄姬妾”[51]；邓承修举发湖广总督李瀚章贪污纳贿、“声名最劣”[52]，大学士文煜“才识庸暗，赃私累累”[53]；等等。当然“清流派”大量的揭发和弹劾，大多在“查无实据”的借口下不了了之，丝毫不能改变当时的腐朽政治，但他们的言论在晚清的黑暗官场中却也造成了暂时的震动，所以后来有人说：“光绪初年，言官最盛，上自朝政之缺，下及官方之邪，微及闾阎之困，无不朝闻事目，夕达封章，公会至戒偶语，官师相规，动以恐登白简为戒”[54]。

“清流派”对清政府的投降外交也表示不满，在历次对外交涉中他们都是主战派。1879年崇厚在伊犁交涉中擅自签订了屈辱的条约，这批“清流”名士纷纷上书，要求斩崇厚以谢天下。[55]当日本并吞琉球、并在朝鲜制造颠覆政变时，“清流派”主张大治水师，东征伐罪。中法战争中，“清流派”又主张援助越南，支持刘永福的黑旗军，抵抗法国的侵略，竭力反对清朝政府和李鸿章的投降妥协政策。

“清流派”攻击腐败政治和投降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和打击了官场的黑暗腐朽势力和媚外的投降派，客观上是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的，他们那种不畏权贵、评议朝政的风气也对后来的戊戌变法运动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应该指出：“清流”议政仍属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范围，它的作用和影响是很有限的。尽管“清流派”揭发了大官僚的许多贪污不法事件和投降卖国罪行，但他们所揭露的仍只是千百桩类似事件中的一桩或两桩。当时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是产生一切罪恶的根源，而“清流派”是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的。这批“清流”名士虽然感觉到自己立脚在其上的封建制度已经千疮百孔，摇摇欲坠，其中一些人也模糊地意识到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优越性，但是在他们活动的年代里，经济还没有发展到产生出一种足以把他们推送上资本主义轨道的力量，而他们自己又都是科举出身的金马玉堂人物，完全靠旧社会的乳汁哺育成长，不可能离开自己生长的基础而另外去寻找新出路。他们只是缅怀封建制度鼎盛的昨天，复述旧时代“圣君贤相”治国平天下的一套旧道理，而这些旧道理却完全不能适合已经变化了的新形势。“清流派”虽然慷慨激昂地主张抵抗外国侵略，却没有人能够提出有效的抵抗侵略的办法；尽管他们也大声疾呼，指摘当权官僚这样或那样的罪行，但所有的指摘都着眼于细枝末节，并没有触及腐朽封建制度的根源。一旦“清流”们挤进了当权派的行列，他们所作所为和自己昨天所抨击的那些腐朽官僚一模一样，根本没有什么区别。[56]

“清流舆论”对于当权派官僚所能发挥的制约作用也是非常微弱的。这班无权无柄的书生除了弹劾制度和舆论力量之外，别无其他的武器，因此他们不可避免地要依附一定的派系而成为政争的工具和牺牲品。“清流舆论”所以能够暂时造成一种政治声势，主要还是由于整个统治阶级的分崩离析，嘁嘁喳喳的派系斗争造成了一种空隙，使得“清流”可以存在下去并发生影响。“清流派”和奕集团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奕集团的成员军机大臣李鸿藻是他们的幕后操纵者，所以在清政府和地方实力派的矛盾中，“清流”总是站在清政府方面，对地方实力派施加舆论压力[57]，在慈禧太后和奕集团的矛盾中，“清流”又对奕集团寄予同情。[58]中法战争以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进入一个转折点，慈禧太后和奕譞、奕劻等勾结起来，把奕集团全部驱逐出了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同时李鸿章洋务集团也逐步向后党靠拢，洋务派和顽固派合流为一，经过将近三十年钩心斗角的斗争，后党完全取得胜利。“清流”对于奕的垮台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而专制腐朽的慈禧太后也不能容忍这批文人学士老在自己耳边絮聒不休，于是80年代中叶，“清流”和后党之间的斗争逐渐激化。

很显然，这场斗争的一切优势都在后党方面，“清流派”所能利用的弹劾制度和舆论力量在封建专制制度下都不过是一种政治点缀品，他们攻击后党的题目都是些琐屑的细节，甚至为了避免触怒最高统治者，他们只敢半吞半吐，委婉曲折地陈述意见。尽管这样，他们仍逃脱不了被后党踩在脚底下的命运。从中法战争之时起，后党开始施展排挤打击的手段，“出通政使吴大会办北洋事宜，内阁学士陈宝琛会办南洋事宜，侍讲学士张佩纶会办福建海疆事宜，阳示为国用人，阴纳诸罟罭陷阱之中而莫之避”[59]。果然，不久张佩纶因战败逃跑而被遣戍，陈宝琛因保荐非人而降五级，同时盛昱、锡钧等因谏阻奕譞参政而被驳，吴珣因弹劾阎敬铭执拗刚愎而受处分，黄体芳因奏参李鸿章治兵无效而降职，樊恭煦、邓承修等因请求宽容言路而被交部议处。上谕中指斥“清流”们“分别门户，标榜攻讦，为前明恶习。我朝纪纲严肃，讵容有此等风气，不得不示以惩诫”[60]。在后党的高压政策下，“当时清流党大受掊击，几于尽绝，朝臣皆以言事为戒”[61]，后党的头子奕譞也非常得意地说：“言路至近年庞杂已极，辩给者深文曲笔，恣意所为，庸暗者随波逐流，联衔沽誉。自甲申以来（即中法战争以来），圣明独断，甄别整饬，浇风为之顿敛”[62]。

有一句著名的话说得好：如果几何学定理触犯了统治阶级的利益，统治阶级也一定要推翻它。尽管“清流”们指摘的腐败情形全是确凿不移的事实，但是统治阶级当权派反而斥责他们“标榜攻讦”、“深文曲笔”。一个正在没落中的阶级总是失去了进行自我调整和自我改革的一切能力，不可能阻遏腐败现象的继续发展，直到自己腐烂得干干净净，死而后已，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清流派”虽然被“压”下去了，但是社会矛盾一天比一天更加尖锐，统治阶级继续在一天一天腐烂下去，统治阶级内部也总有一些人对现实怀着更强烈的不满，所以中小官吏议论政事、弹劾大臣的风气也就不会根绝。不久以后，光绪皇帝长大亲政，这批不满现实政治的“清流”残余又集结在皇帝的周围，企图夺取权力、进行政治改革，这就形成了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帝党和后党的斗争。

注释

[1]参见《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二四。

[2]以上所有均见王家璧奏折及附片，转引自《洋务运动》（一），124～135页。

[3]《翁同龢日记》，光绪元年二月廿五日。

[4]方濬颐：《二知轩文存》，卷一八，《答陈小航书》。

[5]当海防拨款确定后李鸿章就说：“部拨四百万，有名无实，各关四成，除去协饷借款，所存无几，各省厘金，指拨要款，久已入不敷出，断难如数解济”。见《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五，21页，《复沈幼丹制军》。

[6]《左宗棠全集》，书牍，卷一五，59页，《答李筱轩侍御》。

[7]《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五，34页，《复沈幼丹制军》。

[8]季南：《英国对华外交》，213页。

[9]十艘蚊子船为：龙骧、虎威、飞霆、策电、镇东、镇南、镇西、镇北、镇中、镇边，两艘碰船为超勇、扬威。

[10]参见王韬：《弢园尺牍》，卷一一，《上郑玉轩观察》。

[11]《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一〇，5页，《论海防》。

[12]同上书，译署函稿，卷一〇，25页，《议定购铁甲》。

[13]同上书，译稿，卷三七，《定造铁甲船》。

[14]《赫德致金登干书简》，1884年4月27日，转引自《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149页。

[15]参见曾纪泽：《曾惠敏公遗书》，文集，卷五，《伦敦复李傅相》。

[16]《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二〇，《复黎召民廉访》。

[17]转引自梁启超：《李鸿章》，第十二章。

[18]北洋集团内部也有很多叽叽喳喳的矛盾，如张树声、刘秉璋、吴长庆等以后都与李鸿章不和。

[19]《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100页。

[20]寿尔：《田凫号航行记》，“七，招商局”。

[21]据总理衙门的奏折说：“日本现在执政大臣多与我第一届出洋学生同堂肄业……闻船政学生学成回华，皆散处无事，饥寒所迫，甘为人役，上焉者或被外国聘往办事，其次亦多在各国领事署及各洋行充当翻译”。见《皇朝经世文三编》，卷一九，《遵旨议复福建船政折》。

[22]王遂常《严几道年谱》称：“先生自归国后……自维出身不由科第，所言多不见重，欲博一第，以与当事周旋。既已入其壳中，或者其言较易动听，风气渐可转移，乃发愤治八比，纳粟为监生，应试”。严复诗称：“咸云科目人，转瞬皆台阁，不者亦清流，师友动寥廓，忽而大动心，男儿宜此若，私携媲皇坟，背人事钻钓，更买国子生，秋场期有获，谁知不量分，铅刀无一割”。

[23]梁启超：《李鸿章》，第一章绪论与第十二章结论。

[24]《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一〇，27页，《复曾相》。

[25]同上书，译署函稿，卷一一，5页，《请总署奏减崇厚罪名》。

[26]同上书，朋僚函稿，卷一〇，12页，《复李雨亭中丞》。

[27]同上书，译署函稿，卷四，1页，《议酌允威使各节》。

[28]同上书，奏稿，卷二四，12页，《筹议海防》。

[29]同上书，朋僚函稿，卷一九，6页，《复曾刚星使》。

[30]同上书，译署函稿，卷一四，10页，《论海防兵单未可轻言战事》。

[31]同上书，朋僚函稿，卷一〇，25页，《复龙宝生总宪》。

[32]同上书，朋僚函稿，卷二〇，62页，《复丁稚璜宫保》。

[33]同上书，朋僚函稿，卷一九，14页，《复丁稚璜宫保》。

[34][40]《郭侍郎奏疏》，卷一二，《因法事条陈时政疏》。

[35]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一一，4页，《伦敦致李伯相》。

[36]同上书，卷一二，4页，《致李伯相》。

[37]同上书，卷一二，19页，《致彭宫保》。

[38]同上书，卷一二，2页，《致李伯相》。

[39]《刘坤一遗集》，书牍，卷六，1824页，《复郭筠仙星使》。

[41]《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九，43页，《复王壬秋山长》。

[42]同上书，卷一七，14页，《复郭筠仙星使》。

[43]梁启超：《李鸿章》，第六章，“洋务时代之李鸿章”。

[44]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四。

[45]当时因华北旱灾，有人建议停禁“烧锅”（用粮食制酒），董恂每年收受酿酒业的贿赂三万两故不予批准，黄体芳揭发此事，斥董恂为“奸邪”，结果，黄反受朝廷申斥。事见《光绪朝东华录》，光绪四年二月丁未。

[46]四川总督丁宝桢保荐宝鋆之弟宝森，被张佩纶所劾。事见张佩纶：《涧于集》，奏议一，《大臣子弟不宜破格保荐折》。

[47]贺寿慈认书商李钟铭为干婿，以之为收受贿赂的媒介，黄体芳、宝廷、张佩纶等交章劾之。事见《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五年三月戊申、六月辛亥等。

[48]1875年，四川东乡农民袁廷蚊等三千人反对官府派捐，进行集体请愿。护理四川总督文格令提督李有恒“督兵痛剿”，无辜农民被大肆杀戮。后来人民一再控告，清政府不得不惩处文格、李有恒等，这就是有名的“东乡惨案”。

[49]光绪八年，云南运铜至京报销，户部索贿，军机大臣景廉、王文韶均受贿甚巨。陈启泰、洪良品、邓承修、张佩纶交章弹劾，王文韶因此暂时退出军机处。事见《光绪朝东华录》，光绪八年八月庚辰、九月甲申，及张佩纶《涧于集》，奏议二。

[50]徐珂：《清稗类钞》，第11册，58页。

[51]原文谓刘坤一“嗜好过深，广蓄姬妾，日中始起，稀见宾客……昏惰颓靡，不可收拾”。见《陈文忠公奏议》，卷上，《星变陈言折》。

[52]李瀚章为李鸿章之兄。光绪七年十一月邓承修劾李瀚章“凭权借宠，久居高位，荒淫酷虐，黩货无厌，盐船番船络绎于江海间，扬州芜湖等处质库相望，皆嫁名商贾而阴收其利，所受属员馈礼，穷奢极靡，如佛像八仙寿星，皆用黄金镕造，有高至五六尺者”，“与湘鄂士大夫谈者则无不人人切齿，饮恨吞声”。语见邓承修：《语冰阁奏议》，卷二，《缕陈鄂省积弊疏》。

[53]光绪九年，阜康银号倒闭，邓承修劾文煜在阜康银号存银七十余万两。事见邓承修：《语冰阁奏议》，卷五，《论大臣贪污溺职片》。

[54]震钧：《天咫偶闻》，卷六。

[55]如张之洞称“崇厚误国媚敌，擅许擅归，国人皆曰可杀者也，伏望拿交刑部，明正典刑，治使臣之罪，即可杜俄人之口”。《张之洞全集》，奏议二，《熟权俄约利害折》。

[56]张之洞和张佩纶都是“清流”领袖，又是激烈的主战派。但后来张之洞官运亨通，青云直上，久任湖广总督，成为清末最重要的反动派头子和卖国老手。张佩纶在中法战争中被派会办福建海防，事前漫无布置，敌炮一响，张佩纶即狼狈窜遁，成了可耻的逃兵。后来张佩纶又与李鸿章勾结，李鸿章招张为婿。八国侵略联军侵占北京，张佩纶赞助东南互保，清廷又派张随李鸿章参与《辛丑条约》的谈判。

[57]地方实力派对“清流”均表示痛恨。如李鸿章说：“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故前明之亡，即亡于言官。此辈皆少年新进，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但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藉此以出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扰不少。”（见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四）又刘坤一说：“言官从而鼓舌摇唇，动辄为其所制。”（《刘坤一全集》，书牍，卷七，《复李若农》）

[58]光绪初年，奕屡受慈禧太后的打击，张佩纶上书支持奕。据张志潜的《张佩纶行状》说：“时恭忠亲王有大功社稷，而勋望日高，宵小构谗，或疑两宫实有所猜忌，恭忠亲王倍遇事敬畏。府君（即张佩纶）疏请竭诚专任，词婉而意尽，皆言人所不能言”。

[59]转引自顾廷龙：《吴斋先生年谱》，181页。

[60]《光绪朝东华录》，光绪十年十二月丁丑谕。

[61]徐珂：《清稗类钞》，第11册，58页。

[62]光绪十五年一月十四日奕譞奏，转引自《洋务运动》，六，231页。

第三节　中越人民早期的并肩抗法斗争

一、法国入侵越南，越南人民和黑旗军的早期抗法斗争

越南在印度支那半岛的东部，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民淳朴、勤劳而勇敢。越南的北部边境与我国的广东、广西、云南相毗连。红河（其上游即中国之元江）像一条美丽的玉带，蜿蜒流泻，把两国人民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自古以来，越南和中国保持着密切的政治联系和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中越两国是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邻邦。

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全世界掀起了殖民侵略的惊涛恶浪，富饶的越南和中国一样，成了资本主义殖民强盗的掠夺对象。

早在16世纪末，法国的传教士就进入了越南。17世纪中叶，法国传教士从葡萄牙人手里夺得了在越南传教的垄断权。法国资产阶级企图在这个通往远东和中国的道路上建立强大的据点，以便和它当时的对手英国进行殖民竞争。[1]

18世纪末，越南爆发了轰轰烈烈的西山农民起义，封建旧王朝被英勇的农民军推翻了。法王路易十六和越南旧王朝的阮福映签订了“法越凡尔赛条约”，法国答应用刺刀帮助阮福映复辟，阮福映则以出让国家主权作为酬报。这个奴役性条约因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而未曾批准。但革命以后，法国资产阶级却更加积极地执行路易十六的殖民政策，屡次派遣远征舰队，威胁越南，要求履行凡尔赛条约。越南人民以坚决的斗争来答复入侵者。19世纪中叶，越南各地普遍燃烧起反洋教斗争的火焰。

1848年拿破仑第三执掌了法国政权，他代表着金融和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对内建立独裁统治，对外加紧侵略活动。1857年，法国舰队无理轰击越南的土伦港。1858年，法国又以护教为名，勾结了西班牙，对越南发动武装进攻，侵占了土伦港和西贡。越南人民和军队在爱国将军阮知方的领导下，奋起抗击侵略者。当时，法国正和英国共同出兵侵略中国，只能以一部分兵力兼顾越南。1860年春，法国侵略军被越南军民驱逐出了土伦和西贡。

法国侵略者自然不甘心自己失败。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法国对中国的军事行动结束，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法国侵略军大批涌到越南，侵占了嘉定（西贡）、边和、定祥等省和昆仑岛。越南军民誓死进行抵抗，但阮氏王朝却采取妥协投降政策。1862年6月5日，阮氏王朝的代表潘清简、林维浃和法国签订了“第一次西贡（柴棍）条约”。条约共十二款，主要内容有：越南割让边和、嘉定、定祥三省和昆仑岛给法国；越南开土伦、巴喇、广安为商埠；允许法国和西班牙在越南自由传教；法国商船和军舰可自由航行于湄公河；越南赔偿法国和西班牙400万法郎。

阮氏王朝的投降政策导致了法国的进一步侵略。1863年法国强迫越南和暹罗承认柬埔寨（高棉）为法国的保护国；1867年法国又以阮氏王朝镇压抗法起义不力为借口，侵占永隆、河仙、昭笃三省。越南的南圻六省全部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第一次西贡条约”的签订和法国对南圻六省的侵占，改变了越南国内的阶级关系和政治形势，越南人民大众和法国侵略者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反对法国的侵略和奴役成为越南革命的头等重要任务。从法国侵略军踏上越南国土的时候开始，越南人民就连续不断地进行武装反抗。1860年爱国官吏张定在鹅贡建立了抗法根据地；1861年贫农出身的阮文历（阮忠直）在新安燃起抗法斗争的烽火；1868年阮有勋在新安举起抗法的义旗；1872年黎功诚等在永隆、龙川、芹苴发动了抗法起义。在这些斗争中，越南人民显示了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反侵略精神。阮有勋在斗争中三次被俘，最后被俘牺牲时写下了“纵死已惊胡虏魄，不降甘断将军头”的壮丽诗句。[2]阮文历被俘后严词拒绝了敌人的诱降，临刑时宣称：“法国侵略者不除尽，越南人民便抵抗法国到底”[3]。这些豪言壮语一直印记在越南人民的心坎上，成为越南人民抗法斗争的鼓舞力量。

法国侵略者一手在越南南部镇压人民起义，加强殖民统治，另一手就向北伸展，寻找通往中国西南边疆的合适商道。当时英国也在积极探索从缅甸通入中国的商道，英法侵略者争先打开中国西南门户的竞争，使得商道问题成为侵略日程表中的一个突出项目。1866年6月，以特拉格莱（Doudart de Lagree）为首的法国调查团沿湄公河（其上游即中国之澜沧江）上溯，经柬埔寨、暹罗而抵达云南。这次调查的结果证明澜沧江不宜于航行，于是法国侵略者的注意力从湄公河转移到红河，企图利用红河作为进入中国云南省的通道。

1871年法国冒险家堵布益（Dupuis Jean）继承了特拉格莱的事业，从云南昆明出发，在元江中试航，到达越南的安沛，并探知元江的下游红河可通汽船，直抵于海。这个冒险家兴高采烈地和云南的清朝官吏商定，要从红河上溯直达昆明，供应清军在镇压回民起义中所需的军火武器。1872年秋，堵布益在法国政府的支持下，拼凑起一支一百数十人的远征队，法国政府供给他船只和枪炮。越南官吏反对堵布益上溯红河、侵犯越南主权的行动，但堵布益不顾反对，强行沿红河运送军火入云南。法国海军部长并指示堵布益：“我们将非正式地尽力扶助你。如你遇到抵抗，并觉自己武力够大，闯得过去的话，即以兵开辟一条通路”[4]。1872年底，堵布益等从河内出发，沿红河入滇，把军火运交给清朝军队；1873年4月又满载铜锡，仍沿红河返回河内，因而大获暴利。法国驻交趾支那总督杜白蕾（Dupre Marie Jules）听到堵布益打通红河航道的消息，高兴地向政府报告：“堵布益的事业欲打开了东京（即河内），这对英国、德国和美国的贸易产生了很大的效果，我们必须占领东京，必须保证法国这个特有的道路”[5]。法国驻海防领事土尔克说得更加明白：“法国必须占领北圻（即越南北部）……因为它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由于有了这个军事基地，一旦欧洲各强国企图瓜分中国时，我们将是最先在中国腹地的人”[6]。

堵布益的冒险事业煽起了法国所有殖民强盗的贪欲和遐想。堵布益准备把冒险事业进行到底，彻底打开中国的西南后门，他忙忙碌碌地在筹备第二次航行。越南官吏对于堵布益擅自在红河中航行、侵犯越南主权的非法行为提出抗议。堵布益非但不知敛迹，反而撕毁越南官方的告示，囚禁越南官兵，平毁越军防御工事，在河内和红河上横行不法。越南王朝不是依靠人民来抵抗侵略者，反而向法国总督杜白蕾申诉，请求杜白蕾制裁和驱逐堵布益，这个与虎谋皮的荒唐请求给法国的进一步侵入越北创造了机会。杜白蕾总督立即派遣极富侵略野心的安邺（Francis Garnier），以查办堵布益为名，率领一队士兵进入河内。安邺到达河内后，向越南提出开放红河的无理要求。这个要求被拒绝后，安邺即进攻河内，越南抗法名将阮知方奋起抵抗，被俘殉国，河内沦陷。接着侵略军又侵占了海阳、宁平、南定诸城。安邺是一个“建立法兰西东方大帝国”的积极鼓吹者，他和堵布益的队伍合在一起，尚不到三百人，但他到处收买越南的叛国匪徒，又勾结了流窜越境的中国匪帮黄崇英（外号轮盘四）[7]，准备以越北为据点，向中国扩张。安邺曾经说：“我们如能从这里开辟一条经济又迅速的路径，通往云南和四川，则我们在商务上所能取得的利益，将是不可估计的”，“如果北圻有法国军队驻扎，并且有铁路通往云南，英国人将无奈我何，如果我们能得到有力的支持，整个印度支那不难全入法国掌握”[8]。杜白蕾甚至指示安邺“竭力寻找在北圻是否有篡夺皇位的人”，侵略者已经在大谈如何使“人民归服”，并为组织傀儡政权而物色人选。他们高兴得未免太早了一些。

当时，越南王朝正集中力量镇压农民起义，无心抗击法国侵略。清朝政府也应越南政府的请求，派兵驻扎越北的某些地区，帮助镇压起义军，对法国的侵略活动不愿也不敢过问。这时候，只有刘永福的黑旗军表现了援助友邦的高尚道义和不畏强暴的英勇精神，毅然地走上了抗法斗争的最前线。

刘永福（1837—1916），广东防城人，出生于破产了的农民家庭，随父母流亡于广西上思州。幼年就上山打柴烧炭为生，又曾当过船上的雇工、滩师。1857年参加农民起义军，率领一支小部队活动，后隶广西壮族革命领袖吴亚终的部下。刘永福率领的部队，在战斗中“英勇绝伦，每阵争先”[9]，立了不少战功。他的部队以七星黑旗为战旗，故称“黑旗军”。1867年，清军大举围攻吴亚终起义军，刘永福率汉、壮部众二百余人流亡越南。刘永福是一位智勇双全、具有出色军事才能的领导者。他治军井井有条、赏罚严明，战斗英勇，具有爱国主义的品质。当时，广西一带失败了的农民起义军纷纷前来投奔，黑旗军逐渐扩大到两千余人。

法国侵略军侵占河内，越南政府对这样的严重威胁不能置之不理，因而求助于黑旗军。黑旗军对法国的侵略活动早已义愤填膺，毅然肩负起抗法斗争的艰巨任务。刘永福即率军出发，与越南驸马黄佐炎的军队会合，列阵于河内郊外。气焰嚣张的法国侵略军没有把这支“乡下佬”军队放在眼里。1873年12月21日，侵略军头子安邺出兵挑战，刘永福挥军猛进，耀武扬威的侵略军遇到出乎意料的猛烈打击，陷入混乱状态，争先向城内逃窜。黑旗军乘胜追杀，大获全胜。安邺逃跑不及，当场被击毙。这个殖民冒险家终于在黑旗军的战刀下结束了自己肮脏的一生。

尝到了中越人民反侵略铁拳滋味的法国军队从此龟缩城内，“胆破心寒，并无声息，只死守城池，不敢出而接仗”[10]。2月间，法国不得不和越南签订一个草约，草约规定：法国从河内等新侵占的地方撤退。一个法国历史学家懊丧地写道：“1874年2月6日，他（指法国代表霍道生）签订一个新的专约，规定（法国人）从红河撤退，河内被交给了安南人，在那里法国旗被拔掉，撕成碎块，堵布益被赶出。安邺和堵布益的努力所遗留下来的唯一的纪念是：一些焚烧了的村庄，殉难的基督教徒，和四十个（法国）人和霍道生的继任者黎那不甚安全地在海防扎营”[11]。这就是侵略者在黑旗军初次打击下的狼狈相。

当时越南的统治阶级不敢坚决抵抗法国侵略者，法国侵略者更得寸进尺，于1874年3月15日强迫越南政府签订了《法越和平同盟条约》（第二次西贡条约）。这个条约中法国口头上承认越南“主权”与“独立”，但却规定：越南对外政策必须适应法国的政策，越南与其他国家缔结条约必须得到法国的允许。这个条约还规定了开放河内、宁海、施耐为通商口岸，开放红河水道，取消对天主教的例禁并优待传教士，法国得在通商口岸派驻军队，以及其他种种特权。

法国的侵略一步紧逼一步，越南的形势已非常危急。1876年和1880年，越南国王阮福曾两次派遣使节到北京，向中国求援。当时，清朝政府对于法国侵略越南和威胁中国西南边疆的活动也感到不安，不承认法国强迫越南政府所订的侵略条约，原应越南政府的请求而驻在越北的清军也得到了增援。但是清政府怯懦腐朽的本质决定了它不可能坚决地担负起抗法援越的责任。

清朝军队虽然驻在越北，却不敢过问法国的猖狂侵略活动，清朝官吏虽和黑旗军有联系，却又不放弃对黑旗军的敌视，总之，回避不了矛盾但又不敢正视矛盾，在帝国主义的威胁下缺乏勇气，丧失信心，无所行动。这就是70年代和80年代初清朝政府对越南问题的态度。它唯一的希望就是和法国进行谈判，幻想侵略者会大发慈悲，放弃侵略行为。甚至清政府恐怕提出谈判也会触怒侵略者，因此一直拖延到1880年1月，才由中国驻法公使曾纪泽向法国政府正式提出了质问。

清朝政府因畏敌如虎而把事情拖延了很久，法国政府也很乐于这种对自己有利的拖延，因为当时普法战争刚刚过去，巴黎公社的余威犹在，法国资产阶级已被欧洲和国内斗争弄得精疲力竭，无力在越南大举进攻，因此它暂时隐忍河内的惨败，法国外交部长费丝内（M.de Freyinet）并虚假地答复曾纪泽“法国对东京（即河内）并无野心”。但是18个月之后，当曾纪泽声明中国不承认第二次西贡条约时，同一个外交部长“竟然推翻了自己以前的决定而通知中国公使说，关于仅属于法国和越南之间的事情，他没有对中国作任何解释的必要”[12]。

质问和解释、声明和保证、抗议和抵赖，事情始终在外交骗局中打圈子。交涉丝毫不得要领，清朝政府对越南的所谓“援助”一直停留在口头上。

在困难的时候，真正和越南人民同患难、共生死的是黑旗军战士们，他们在漫长的岁月里坚持不懈地守卫在红河上。

1875年，黄崇英匪帮在法国唆使下，围攻山西白楼社。越南政府向黑旗军求援，黑旗军与越南军民配合出击，全歼黄崇英部，收复了黄匪盘踞的越北广大地区，拔除了法国安置在越北的内应。越南政府为酬谢黑旗军的累次战功，授刘永福为三宣副提督。

1878年，法国侵略军又无理侵占北宁，越南政府屡次派人交涉，要求法军撤出，法国蛮横地拒绝。黑旗军闻讯出动。法国侵略军在黑旗军面前已成惊弓之鸟，听到黑旗军出兵的消息，慌忙夹着尾巴溜逃，北宁人民重新获得了自由。

黑旗军像一个巨人一样屹立在红河上，阻挡着法国侵略者的殖民进军。一个美国反动学者写道：黑旗军“留驻在越南，越南人欢迎着这些保护他们的强悍战士们”。另一个英国反动学者说：“1874年的条约所造成的形势，远不能令人满意。尽管订了商务条约，法国不但在北圻没有什么进展，而且它的领事们还受到故意的侮辱，他们大部分时光消磨于被包围的状态中”[13]。还有一个法国的反动学者更是恨恨连声：“如果在红河两岸，我们只和安南人遭遇的话，则东京问题今天已明确地解决了……但是不幸，我们还要和其它更可怕的敌人作战。这些敌人就是中国人。当他们是号称黑旗军的匪帮的时候，我们要武装作战”[14]。

从侵略者的这些反面记载中可以看出黑旗军援助越南人民、抗击法国侵略的巨大作用。在将近十年的时间内，黑旗军支撑着越北大局，保障了祖国西南边疆的安全。“法人寝谋，不敢遽肆吞并者将一纪”。

二、纸桥之战，怀德、丹凤之战和清政府内部的和战分歧

八年时间已经过去了，法国侵略势力在越北并无寸进。但它并没有忘情于此，它在等待时机，准备卷土重来。

19世纪80年代初，法国资产阶级从普法战争的创伤和巴黎公社工人阶级铁拳的打击下逐渐恢复过来了，它重又挺起殖民主义的罪恶之剑向世界各地进行扩张活动。被恩格斯称为“巴黎公社最卑鄙的刽子手中的最无耻者”的茹费理（Feeny，Jubes）两次组阁（1880—1881，1883—1885）。他一方面在突尼斯伸出血腥的手，强行建立了法国对突尼斯的所谓“保护权”；另一方面又积极地鼓吹、组织侵略越南和中国的肮脏战争。1881年法国议会决定拨款250万法郎，以增强驻越的海军力量。法国驻河内领事“已经有两年了，秘密受命研究突然夺取这个城池的方法”[15]。法国官员不再谈什么越南的“独立”、“自主”了，法国海军部长明确地宣称：“我以为（在越南）建立一个极确定的保护国”，应该是我们冀望立刻达到的目标。[16]

1882年春，侵略者自以为准备已就绪，立即付之行动。法国驻交趾支那总督卢眉在“驱逐黑旗军”的借口下，命驻交趾支那舰队司令李维业（Riviere Henri）率军进攻河内。1882年4月25日。法军再度侵占了这个城市，越南的河内总督黄耀率兵抵抗，光荣地战死在自己的岗位上。

越南人民并没有屈服，法军侵占河内后，河内每天都发生袭击法国侵略者和传教士的事件，“李维业简直象囚犯一样困守在城内要塞，差不多一年”[17]。第二年，李维业又率领两千人进攻南定。南定总督武师晏“召华勇五百并越兵万人守之”[18]。法国侵略军七战七败，安南军在满填死尸的城墙后面，“死守到最后一刻，提督与按察司都战死了”[19]。南定城经过光荣的抵抗后陷落于侵略者之手。

清朝政府对法国的无数次声明、照会和抗议，换来的却是法军重占河内的结果，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讽刺。但是懦怯腐败的清朝政府仍然不敢采取行动，河内沦陷时，驻在越北的清朝军队竟坐视不救。清政府把“谈判”奉为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在巴黎、在北京、在上海，这种外交把戏在热烈紧张地进行着。1882年12月，李鸿章居然和法国公使宝海（Bouree）达成三点协议，用牺牲黑旗军的办法来换取法国不侵犯越南领土主权的空头保证。这三点协议是：（1）中国军队撤出越南，法国声明不侵犯越南的领土、主权；（2）开放保胜为商埠，中国应“驱除盗贼”，保证法国侵入云南通道“畅行无阻”；（3）中法两国在越北划分界线，各自“巡查保护”。

我们知道：黑旗军驻居的地方就是保胜，而且这个地方又是从越北通向我国云南的孔道。李鸿章不但要放弃对越南抗法斗争的支援，而且引狼入室，为法国侵入云南扫清道路。这个协议中说的“驱除盗贼”，不言而喻，当然就是要驱除在抗法斗争前线的黑旗军。法国侵略者狡诈狠毒，企图借刀杀人，让清王朝替自己剪除掉横梗在侵略道路上的绊脚石。李鸿章也“视刘永福为眼中钉”[20]，把浴血抗法的黑旗军看做投降妥协的主要障碍，必欲拔除而后快。协议达成后，清政府还命令“驻越各军酌退若干里，以示和好”。但是，不久以后的事实证明：愚蠢怯懦的清朝政府不过是落进了帝国主义的骗局，法国资产阶级并不满足于协议中所得到的权利，时机一到，他们立即撕毁协议，敲响战鼓，在清朝军队“以示和好”的无备状态中突然发动了袭击。

1883年2月，茹费理二次组阁，他决心要把侵略战争进行到底。他上台以后，杀气腾腾地宣称：“必须征服那个巨大的中华帝国……而我们必须站在那个富庶区域的通道之上”[21]。他立即召回了宝海，三点协议的墨迹未干就被撕得粉碎。同时，李维业也受命开始行动，要直捣保胜，消灭黑旗军。

黑旗军和清王朝所抱的态度恰恰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清王朝千方百计要保全“中外和好”之局，黑旗军却“坚持主战，与法人势不两立”[22]；清王朝希望通过谈判与侵略者妥协，黑旗军却认为“法鬼贪心无厌，非武力不能解决”；清王朝以退兵若干里献媚于侵略者，黑旗军却以进军河内、约法军于十日内决战来回答李维业“直捣保胜”的叫嚣。

当黑旗军抵达河内附近，李维业即调动大批侵略军于1883年5 月19日向黑旗军阵地发动进攻。刘永福将全军分成五队，划定防区，每队各自为战而又相互支援。战士们痛恨法寇的横行，个个摩拳擦掌，斗志昂扬。右翼统将杨著恩慷慨地说：“见洋人而能忍者，非人也！虽死愿任先锋”[23]，他率部众守卫在河内城西纸桥的关帝庙前，紧扼着法军进攻的必经通道。法国侵略军用密集的火力轰击，一时“枪炮齐举，瓦飞栋折，人语不闻”[24]，法军在火力掩护下反复冲锋。杨著恩和他的战士们用简陋的武器，屡次打退敌人的进攻，“法队退转，席地吸酒，乘醉复起。十人一队，连环施枪，鱼贯过桥”[25]。杨著恩身中数弹，仍坚持在战斗岗位上，直到有一颗子弹射穿他的胸部，夺去了这位抗法英雄的宝贵生命。法军以为黑旗军已经战败，蜂拥过桥，占领关帝庙，不料左翼统将吴凤典埋伏在附近村庄里，待敌人深入时，突然出击。一个参与这次战役的法国军官写道：

在我们右边的大村镇……发出即素有训练的欧洲军队亦不能做得更好的迂回包抄作战运动。首先一阵带快枪的敌人冲锋兵行列整齐地穿过干涸的稻田，轻快前进，他们枪在腰间，直至距我军百公尺之远，方始开枪。这个时候是对着司令，他们伏下，砰砰的激烈枪火向我们打来，立即使我们队伍发生混乱。[26]

乘着法军混乱之际，刘永福指挥全军，“直前猛攻，势如波涛翻滚，一齐奋臂大呼，枪弹击射，甚似飓风暴雨”[27]。法军大溃，有的中弹身亡，有的堕毙河中，有的抱头鼠窜，有的伏地乞命。侵略军司令李维业也没有逃脱应得的惩罚，在混战中被击毙。

李维业的丧命和远征军的覆没吓得河内城里的法国侵略者丧魂落魄。据唐景崧说：“当是时，河内城虏，夜辄自哗，惊呼黑旗来，敌胆已落，一鼓可克”[28]。据一个吹捧李维业“远征”功绩的法国侵略分子说：“市中的欧洲人及传教会的传道师，他们舍弃一切，忙急地躲到租界来”。法国军官“甚至提出放弃河内及退至海上的问题”。侵略者无可奈何地哀鸣：“总之，这是一个失败，使我们丧失体面，并使我们无力保卫河内市”[29]。可惜越南王朝胆小如鼠，再三阻止黑旗军进攻河内，因此，河内的法国侵略军才侥幸地免遭被歼灭的命运。

当李维业失败丧生的消息传到法国，法国资产阶级决定投入更大的赌注，来夺取越南。他们在“为李维业复仇”的叫嚣下，煽动全面战争。法国政府定谋划策、调兵遣将。一方面派大批军队到越南，在越南开辟南、北两个战场，北战场由波特（Bouet）任指挥，进驻河内，以攻击并消灭黑旗军为目的；南战场由孤拔（Courbet）任指挥，向越南京城顺化进发，以恐吓越南王朝、迫使其完全屈服为目的。另一方面，又对清朝政府和越南政府展开外交攻势，派遣使节和中、越政府进行谈判。法国侵略者企图用军事优势和外交压力来扑灭中越人民抗法斗争的烽火，斗争进入了更加艰苦的阶段。

但是，英勇的黑旗军战士们并没有被敌人的军事优势所吓倒，纸桥大捷以后，刘永福被越南政府升为三宣正提督，并加封义良男。

黑旗军驻守在河内西边的怀德府，警觉地注视着敌军的活动，随时准备着迎击侵略者。

1883年8月15日，法军四千人分水陆两路猛攻怀德府黑旗军驻地。刘永福运用以静制动的战术，“令各军坚伏，不发一枪”，等到法军逼近营垒，“黑旗军枪声始举，开壁驰出”[30]，法军大败。无耻的侵略者屡战屡败，惭愤交集，竟趁连日大雨、红河涨水的机会，掘开河堤，淹灌黑旗军营地。幸黑旗军早有预防，而且越南人民“竞渡龙舟数只，彻夜往复救渡”[31]，法军卑鄙的淹灌阴谋也没有得逞，黑旗军退驻于丹凤。

9月1日，法军又以陆军三千、兵船十一艘进攻丹凤，黑旗军将领黄守忠、邓士昌等据堤迎敌，受到优势法军的水陆夹攻。“船俯击营中，开花如雨”[32]，邓士昌牺牲，黄守忠“握刀坐地不退”[33]，战斗坚持三昼夜，刘永福率后队发动反攻，法军大败，刘永福率军追击到距离河内只有二十里的地方。“自经此仗以后，法人与公对敌，仗仗皆败，一闻公名，心胆俱裂，不敢回首一视”[34]。

法国侵略者在北战场上屡战屡败，但却在南战场上获得了丰厚的“补偿”。1883年7月17日，越南国王阮福病死，顺化的宫廷中为王位继承问题爆发了一场内部斗争。8月18日，法国侵略者趁势发动进攻，越南军民虽然英勇地进行了抵抗，但统治阶级无心作战，至8月20日，顺化的外围均被法军占领，顺化朝廷不得不作城下之盟，与法国侵略者签订了第一次顺化条约。条约规定：越南受法国的保护；越南外交由法国掌管；越南割让平顺省给法国；允许法国驻在越南；停止在越北对法国侵略的抵抗，允许法国在红河两岸通商和驻兵，驱逐黑旗军等等。这个奴役性条约实际上是把越南完全置在法国的军事管制之下。

条约签订以后，顺化王朝竟令黑旗军退到山西，并派遣钦差胁迫越南人民遵守卖国条约，停止反抗斗争。越南人民和爱国官吏并没有理睬反动王朝的命令，他们在黑旗军大捷的鼓舞下，奋起抗击侵略者。南圻人民在安江等两省发动抗法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法国的殖民统治；北圻也是义军蜂起，阮善集、范忠直、阮廷智、梁俊秀等分别在各地聚众据法。法军到处受阻击，连“胁民遵和”的越南卖国官吏也常被杀死，法国侵略者到处挨打，惴惴不安，仿佛是坐在火山口上。

在这越南全境遍遭蹂躏、抗法斗争汹涌澎湃的时候，清朝政府却仍滞留在谈判桌上，力诫驻在越北山西和北宁的清军“不可轻动”。1883年6月，法国侵略军在越南的两个战场即将发动进攻，李鸿章却和法国特使脱利古（Arthur Tricou）坐在上海的谈判桌边慢条斯理地重开谈判。脱利古提出的条件十分苛刻，要求中国承认“越南全境均归法国保护”，要求在中越之间划定一个中立区、开云南蛮耗为商埠以及驱逐黑旗军等等。实际上，法国政府根本没有谈判的诚意，谈判不过是军事行动之前放出的一种烟幕。在谈判过程中，法国外交部长沙梅拉库给总理茹费理的信函中非常确定地说：“除非有一种决定性的军事成功，我们没有可能与中国达成协议”[35]。战争已经如箭在弦，一触即发，但清朝政府深深陷在法国缓兵之计的圈套里，以十分虔诚的心情，幻想谈判成功，避免战争。

中国人民对侵略抱着反抗到底的决心，高涨的抗法情绪弥漫于全国，统治阶级在人民的压力下分化成为主和与主战两派。主和派在朝廷里以奕为代表，在地方实力派中以李鸿章为代表，他们都是买办的官僚和地主，他们的权力、地位和利益深深地和帝国主义势力联系在一起，宁可屈辱地出卖国家民族的主权，也不肯丝毫触犯帝国主义。对于他们来说，帝国主义的支持是保持自己统治权的重要保证，他们看不出为了“不相干”的越南有什么必要去破坏自己和帝国主义的亲密关系。李鸿章丧心病狂地主张完全抛弃越南不管，“即使废置其君，灭绝其国，亦与汉之捐弃珠崖等耳”[36]，“中法联交有日，不值干预以承越人之敏，尤不可挑以失法人之欢”[37]。在他的眼睛里，“挑衅”的不是法国侵略者，反倒是坚决进行抵抗的人民，这是何等奇怪的逻辑！在战争尚未爆发的时候，他就极力宣扬“战则必败”，认为人民的抵抗是“螳臂挡车”，当黑旗军屡传捷报，这个卖国贼却认为胜利的后果“不可思议”，并且还因前线的胜利而“焦灼莫名”。总之，按照主和派的意见，不抵抗比抵抗好，打败比打胜仗好，中国人民只有放弃抵抗，任人宰割，此外就无出路。可惜的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当权执政的正是这一群奴颜婢膝的软骨头！

这一群软骨头虽然掌握着政权，但是他们没有力量完全遏制住人民的抗法怒潮。主和派尽管在谈判桌前向侵略者乞哀告饶，但黑旗军却在越北前线一次又一次地痛击法军，在人民的压力和黑旗军的胜利鼓舞下，有不少清朝官吏也倾向于抵抗，形成了统治阶级中的主战派。

主战派在朝廷里有醇亲王奕譞，在地方实力派中有湘系的左宗棠、彭玉麟，在外交界有曾纪泽，在言论界有号称“清流”的黄体芳、盛昱、张佩纶、陈宝琛、邓承修等。主战派在法国的侵略面前主张抵抗，反对主和派的妥协投降，这一点多少符合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但是，主战派的出发点和动机形形色色，其中虽有一部分人激于民族义愤，主张重用刘永福，坚决回击法国的侵略，但他们处在不当权的地位；另有一部分具有地位和实力的官僚，他们也混入主战的行列，其动机和出发点却是形形色色的。如奕譞和湘系官僚的主战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和当权的奕、李鸿章争夺权力，他们慷慨激昂地大发议论，其主要目的不过是借此提高自己的政治身价，打击那些主和派政敌，实际上，他们并不知道真正的抵抗侵略的力量在哪里，也不知道切实的抵抗侵略的办法是什么。他们有的人把希望寄托于湘、淮“名将”身上，却不料这班“名将”大多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包；也有的人把希望寄托于外交干涉，认为法国的死敌德国一定会对中国“倾心相助”[38]，而实际上德国首相俾斯麦（Bismark）这时正向法国频送秋波，他“对于法国政府很表示一种普遍的好意”[39]，“他很愿意在东京的问题上帮助我们（指法国）”[40]；还有人把希望寄托在法国议会，幻想使是非曲直“令议院知之，庶彼国公悟其执政之非，可再更换”[41]，实际上资产阶级的议会和资产阶级的政府一个鼻孔出气，这种诉诸法国议会的可笑办法好像是到强盗面前告状一样，哪里会有什么效果。主战派中的很多人发表了许多意见，甚至对战争的各个细节都说到了，但是明明有一支最坚决最强大的抗法力量——人民群众——站在面前，他们偏偏视而不见，“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这就是主战派的阶级局限所在。主战派瞧不起人民，甚至仇视人民，因此，他们的抵抗只能成为口头上的空谈。当局势发生变化，或者是战争形势急转直下，或者是依靠其他国家的干涉落空，或者是主战派从在野转变到当权地位，他们的言论、行动也会发生完全的变化，从主战一变而为主和，从装模作样的抵抗一变而为道道地地的投降。奕譞代替奕掌握大权以后，就从坚决的主战变成彻底的投降；张佩纶在马尾战败，就戳穿了自己爱国志士的假面具而暴露了惜命逃跑的狼狈相。“主战派”中的不少人就是这样并不具备抵抗到底的信念，他们的言论和行动远不是表里一致、前后一贯的。

清朝朝廷中，主和、主战两派争论不休，主和派奕、李鸿章等掌握着权力，且有帝国主义的支持；而主战派则是人多势众，特别是抵抗的主张受到全国各阶层的广泛支持，声势浩大，“主战派的要求即中国皇太后亦被逼承受”[42]。主和与主战两派，激烈地进行着斗争，有时主战派占上风，有时主和派占上风，但谁也不可能完全压倒对方。清朝的政策也随着主和、主战两派力量对比的变化而摇摆不定，既想妥协又不敢妥协，既在抵抗又不肯抵抗。中法战争的全部进程就在这种谈谈打打、打打谈谈、边谈边打、边打边谈的情况中拖下去，一直拖到主和派最后得势，清朝政府就完全倒向妥协投降的一边。

注释

[1]法国资产阶级对越南的殖民政策很早就反映在百多禄主教给法皇路易十六的奏议中。百多禄的奏议写道：“在目下印度政治势力的抗衡上，似大有利于英国人。如果认为恢复（双方势力的）均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看法也许是有道理的。按着我的意见，在交趾支那建立一个法国的殖民地是达到这个目的最稳妥、最有效的方法……伤害在印度的英国人的最稳妥的方法，就是摧毁它的商业……在和平的时候，因为我们地位较近中国，我们定然可以吸收很多它的商业。航程较印度短，运输费用较印度便宜……在战争的时候，将更容易隔断中国和一切敌国的商务；我们海港的位置将使我们能够禁止任何船只出入中国的埠口……由这样一个有利的地位，我们将不难妨碍英国人显欲将边界更向东扩展的计划。此外还有其他的利益。虽然这些利益在今天也许不甚急切，但是在将来将更为重要。这些利益就是从这个国家的天然富源以及从建设一条达到中国中部去的商道，所将获取的莫大的利益。建设中国中部的商道，将使我们获得那个人们不认识的国家（中国）的富源。”（转引自《中法战争》（一），363～364页）这个奏议表明了法国企图以越南为跳板，向中国进行侵略的目的。

[2]参见越南巢南子述，见梁启超：《越南亡国史》。

[3]转引自《史学译丛》，1957（3），170页。

[4]堵布益：《东京问题的由来》，“一、从巴黎到柴棍入云南”。

[5]转引自柯杰托夫：《东南亚及远东各国近代和现代史讲义》，第1卷，296页。

[6]依罗神甫：《法国—东京回忆录》，25页。

[7]黄崇英和刘永福同属于广西起义军吴亚终部下，又同样流亡越南，但黄崇英“与法国暗暗通气联络”（《刘永福历史草》，87页），对侵略者“低首服从”（《东京问题的由来》），“同治十二年，法人破河内，酋安邺，勾结逆首黄崇英，谋吞全越”（唐景崧：《请缨日记》，卷二）。这支队伍已蜕化成为勾结法国的叛国匪帮。

[8]转引自《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12页。

[9]黄海安：《刘永福历史草》，“一、刘永福与太平天国及天地会”。

[10]同上书，“四、刘永福之助越抗法”。

[11]高第辑：《1874年越法和平同盟条约》。

[12]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384～385页。

[13]肯特：《中国铁路发展史》，153页。

[14]高第：《中法的冲突》，转引自《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630页。

[15]马罗尔：《李维业远征记》，“二、远征军出发”。

[16]参见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229页。

[17]诺曼：《远东的人物与政治》，28页。

[18]唐景崧：《请缨日记》，卷二，光绪九年二月十八、十九等日。

[19]马罗尔：《李维业远征记》，“七、攻取南定”。

[20]《翁同龢日记》，光绪九年正月十五日。

[21]鲍维：《茹费理与法兰西帝国主义的复兴》，168页。

[22]倪文蔚：《复陈妥筹边备情形折》，见《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60页。

[23][24][25]唐景崧：《请缨日记》，卷二，光绪九年四月十九日。

[26]马罗尔：《李维业远征记》，“九、战争经过”。

[27]黄海安：《刘永福历史草》，“六、刘永福之二度抗法”。

[28]唐景崧：《请缨日记》，卷二，光绪九年五月。

[29]马罗尔：《李维业远征记》，“九、战事经过”。

[30]唐景崧：《请缨日记》，卷二，光绪九年七月十三日。

[31]无名氏：《关外随营笔述》。

[32][33]唐景崧：《请缨日记》，卷三，光绪九年八月初一日。

[34]黄海安：《刘永福历史草》，“六、刘永福之二度抗法”。

[35]《法国外交文牍》，第5卷，第80号，《沙梅拉库致内阁总理茹费理（1883年8月19日）》。

[36]《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四，24页。

[37]同上书，卷五，39页。

[38]《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上），121页。

[39]《法国外交文牍》，第5卷，第166号，《顾赛尔致茹费理》。

[40]同上书，第5卷，第164号，《顾赛尔致茹费理》。

[41]《曾纪泽与总理衙门往来电信》，光绪九年三月初八日。

[42]《法国外交文牍》，第5卷，第101号，《瓦定敦致沙梅拉库》。

第四节　中法战争

一、中法战争的爆发，山西、北宁之战和法国的诱降骗局

1883年12月，被清朝官僚幻想为可以牵制其政府侵略政策的法国议会，竟然两次通过了共达2 900万法郎的侵越军费和派遣15 000远征军的提案，“决议夺取山西、北宁，将不和中国谈判”[1]。茹费理也宣布以武力侵占红河三角洲。清朝政府在法国咄咄逼人的战争讹诈下，不得不增援驻越北的清军，并向法国政府表示，如果法军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将不得不进行自卫抵抗。

法国进攻的矛头首先指向山西。这里是黑旗军的驻地，又是清朝滇、桂两军联络的枢纽。除黑旗军2 000人外，尚驻有滇、桂军五营（约2 000余人）和黄佐炎率领的越南军队2 000人。1883年12 月14日，侵略头子孤拔率法军6 000人、战舰12艘，携大炮200门发动进攻，中法战争就此爆发。

黑旗军的装备极为简陋，既无战舰，又无大炮，水上只能以木筏拦江，陆上只能以壕栅御敌，武器是一些土枪笨炮，甚至“无布缕制衣衾，强忍夜寒，仓米不多，军苦乏食”[2]。清政府给的很少一点犒赏银，被广西巡抚徐延旭克扣；接济黑旗军的枪械粮食，被清将赵庆池截留。即使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黑旗军仍英勇作战，重创法军。他们负责防守山西城的东、北两面，担当法军的主要攻击面，人数不到法军的一半，但却用巧妙的隐蔽迂回战术屡次击退进犯的法军。据一个参与战斗的法国军官说：“虽然法军大炮和小枪的火力是猛烈的，而且黑旗军用作抵抗的武器仅是来福枪而已，但是黑旗军固守着他们的工事”，而且法军一度“被混踏地驱逐到一个狭隘的漏斗形地带，在那里将不断地受工事的苛酷炮火的射击。此时，法军方面一时确乎恐慌，事后有些军官们毫不犹疑地说，他们那时想一切都完了”[3]。

但是山西前线的军队太庞杂了，有黑旗军，有滇、桂军，还有越南军，指挥不一，战斗力不齐，心志不一。特别是负责指挥山西军事的云南巡抚唐炯是个不可救药的投降主义者。清朝命令他进兵越北，他心里一百个不愿意，他说“悬军深入，转运艰难，水土恶劣，癔疠甚盛，在我已非立于不败之地……耗三省之力，而为越南守土，在彼无丝毫之益，在我有丘山之损，窃谓出境兴师，甚非长算……今军锋未交而出关各营疾病死亡已数百人矣，长此不已，师老财匮，民穷盗起，何以善后？”[4]昏庸的清政府偏偏选定这样一个怕死鬼来挂帅，催他“迅速出省”。唐炯不得已，慢吞吞地到了越南，他统率的滇军一直躲在黑旗军的后面。法国侵略军尚未开始进攻时，他就把原驻山西的大部分滇军撤回大滩，自己更一溜烟跑回云南。唐炯的逃跑行动严重地影响了士气，滇、桂军将领都主张撤退，“而刘永福则主张战斗到凄烈的最后”[5]。经过两昼夜激战，滇、桂军和越南军相继退走，黑旗军亦不支，山西遂失守。

法国侵略军虽然占领了山西，但损失惨重，无力再发动进攻，前线沉寂达三个月之久。1884年3月，法国增派的援军陆续到达越北战场，法国政府派眉胪（General Millot）为侵略军总司令，调孤拔指挥海军，重新部署兵力，矛头指向清军的大本营——北宁。

1884年3月8日，法军12 000人向北宁进攻，这里驻有清朝的桂军50多营，约5万余人，还有一部分北宁总督张登坛率领的越南军队相配合，人数超过山西守军10倍，“快枪、兵枪、洋药、土药、逼码、开花炮、水雷，经年之久，人负马驮，一概运赴北宁”[6]。可是负责指挥前线战事的广西巡抚徐延旭是个年近七十的老鸦片鬼，自己驻在几百里以外的谅山，不赴前敌，前线事宜一概交付给广西提督黄桂兰和道员赵沃。黄和赵都是“昏庸无识”的酒色之徒，在弥漫战火中“日夜酣酒，夺民间妹崽，恣为荒淫，不恤军事，部下益相习无纪律”[7]。各级将领，只知钻营逢迎，克扣粮饷。军队虽不少，“率皆鸟合，仓卒添募，尤多乞丐游民，不晓洋枪如何施放”[8]，甚至“并勇有室家者居半，吸食洋烟者居半”[9]，“一闻警至，营官向住居觅哨官，哨觅什长，转觅勇丁，数时尚难成队，事急各谋护眷先避”[10]。这分明是一群乱糟糟的流氓无赖，哪里像是一支军队。当法军未到之前，清军全都挤在北宁城里，外围要地，弃不设防。法军进攻北宁，先断后路“遥遥相击，并未逼近城池，该勇丁等已经先携妇女逃走”[11]。庞大的清军就这样未作抵抗，一哄而散，无数军械物资，悉以资敌，经营数年、屯兵五万的北宁重镇，拱手让与敌人。黄桂兰和赵沃“早日预约，同时逃走”[12]，事后两个月，赵沃逃到哪里去，连清政府也查不出下落。至于那些兵痞，“自北宁败后，有妇女者四处逃散，全不归伍，无妇女者只归得十营”[13]，在逃跑过程中还到处抢劫，成了一群名副其实的土匪。

1884年3月19日，法国侵略军乘胜进攻太原城，把太原烧为一片废墟。

接着，法军又向滇军驻地兴化推进，原驻兴化的云贵总督岑毓英向他的同僚唐炯看齐，他推托“兴化城小”、“难御炮弹”，自行撤兵，4月12日，法军占领了兴化。

越北前线的败绩，在清朝朝廷里引起了震动，负责越北军事的唐炯、徐延旭、黄桂兰、赵沃被“革职拿问”。1884年4月，奕集团也被撵出了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奕集团当权二十多年，对于这次失败自然要负重大的责任，但保持更高控制权的后党和实际负责军国要政的李鸿章集团应该负更多的责任。奕集团内受制于慈禧太后，外受制于李鸿章北洋集团，大权实际上由后党和北洋集团平分秋色，奕集团已逐渐成了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它的被逐不过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一个必然结果，不过是慈禧太后为了推卸失败责任而捉来的一只替罪羊。

奕集团被逐后，太后的死党奕譞、世铎、奕劻、孙毓汶等掌握了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清朝中央机构成了清一色的后党的天下。奕譞原来是一个慷慨激昂的假主战派，1883年7月间，赫德的密信中说：“七爷（皇帝的父亲）全心主战，他的势力很大，并且日在增长”[14]，可是随着他势力的增长和权力的提高，他的态度却在日益软化，在他上台以后二十天内，赫德的密信中又说：“七父和他的朋友反倒是主张和平和进步的”[15]。

正当清朝政府中枢改组、假主战派上台的时候，已经看透真相的法国侵略者又把手里的橄榄枝招展起来了。法国舰长福禄诺（Four-nier，E.）通过李鸿章的亲密顾问德国人德璀琳（Detring G.）向李鸿章提出议和。

法国侵略者为什么在北宁战斗后重提谈判？因为北宁之战，清军虽然失败，但法军在越北战场上一时也无力进攻了。当时，黑旗军和滇军仍扼守着红河上游，湘淮军已经开到广西边境，而法军的人数只有15 000人，运输不便，供应困难，士兵厌战。一个法国士兵写道：“我们遭受各种缺乏，尤其是饥饿，能够活着，这是运气”[16]。当法军发动山西、北宁战役前，“众兵不愿，佥称久当苦差，情甘回国入狱”[17]。而且法军在山西、北宁的平原地区作战，可以发挥近代武器的威力，并可得到海军的支援，再向前进军就是越北山区，这里群山绵亘，茂林蔽日，路窄河湍，地势崎岖。法军的武器优势将大大削弱，供应困难将更为严重。在战场上难于得到进展的时候，它就重新回到谈判桌边，进行欺骗，施加压力，这是侵略者一贯的伎俩。

福禄诺的诱降试探得到李鸿章的积极响应，李鸿章给清朝的奏折中竭力为法国侵略者辩护，主张恢复谈判。他认为，法国要求在云南通商，“于国民决无大损”，法国侵占了越南，“形隔势阻，岂能遽入滇粤？但使妥订约章，划界分守，当能永久相安”。假使战争再继续下去，“中国风气初开，强弱不齐，未必各省皆有劲旅”，“中国兵燹水旱之余，闾阎困苦，财力殚竭，未必商民能输巨饷”。他用“徐图自强”的幌子来掩饰可耻的投降立场，说什么“中国诚能先结此案，以其闲暇，选将练兵，通商裕饷，造船简器，内外同心，切实经理，何尝不可争雄于各国”？他还斥责主战派“议论愈多则是非愈淆”，要求清朝坚持投降立场，“庶几国是衷于一定，不致为众论所摇”[18]。总之，在李鸿章看来，外国侵略者不但是不可战胜的，而且它对中国并无侵害。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向这个“强大而善良的朋友”屈膝投降。

一部分主战派对于李鸿章的投降主义谬论进行了正当的驳斥。李鸿章认为议和对中国无害，主战派正确地指出帝国主义反复无常的手段和得寸进尺的贪欲，给事中孔宪谷等说：“如谓定约之后，必能永久相安，则当日西贡之于越南，岂无成约？何以至今日而背盟不恤？”[19]御史吴峋说：“此时隐忍议和，不需三年，英必夺缅甸，倭必夺高丽，俄必夺黑龙江，此若有券可操者”[20]。李鸿章认为法国侵略军是不可战胜的，主战派举出刘永福连战皆捷的例子，编修王濂说：“刘永福僻处一隅，至今尚与争锋，堂堂中国，岂一蹶而遂难复振？则审势量力，并非孱弱不支”[21]；御史刘恩溥更痛快淋漓地说道：“刘永福奋力杀贼，中国统兵各大员对之当愧死无地，李鸿章二十余年办理海防，糜费数千万，曾杀过鬼子一名否！一味献媚于洋人，以为固宠地步……且痛恨刘永福之阻挠和局，使伊不能保全令名，是其天良丧尽，毫无人心，已可概见”[22]；御史冯应寿也指出，战争的失败，正是由于李的恐敌病作祟，“李鸿章既豫设一必不能胜之成心，即驱之战，亦断无不败之理”[23]。至于李鸿章那种“徐图自强”的遁词，更被驳斥得体无完肤。主战派问道：你们在那里搞“洋务”、“自强”已经二十多年了，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强起来？“南北洋岁费八九百万，北洋之淮军器局岁约五百万，以十四年计之，不下七千万。李鸿章整顿者何事？训练者何人？自强者何术？乃首倡和议不为怪！倘朝廷究问所糜库帑，臣不知其应得何罪！”[24]“今事机孔迫，宵旰独忧，危急艰难之际，而内外诸臣，犹复涂饰观听，不能推诚相与，安望其以后之卧薪尝胆哉？”[25]主战派虽然提不出更好的抵抗侵略的具体办法，但他们反对妥协，主张抵抗，这是符合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他们对卖国言论的无情揭露和尖锐驳斥，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投降派的气焰。

主战派的口诛笔伐毕竟抵不住帝国主义的军事压力和外交诱惑。清朝最高统治者在保卫国家利益和保卫自身统治两者之间，必然是选择后者，假如抵抗到底的话，小朝廷的统治将在“内外交讧”的形势下受到威胁，甚至有倾覆的危险；假如屈膝投降的话，虽然因出卖民族利益而得来不好的声名，但总可以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而继续统治下去。腐朽阶级的自身利益决定了它在对外战争中总是挺不直腰杆。当时，刚刚上台的醇亲王奕譞，秉承慈禧太后的意旨，一反其以往的主战态度，同意李鸿章的主张，认为趁福禄诺诱降的时机，“可就此转圜，诸公（指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大臣们）议皆一辙”。投降的方针确定了，于是命令李鸿章“设法毋损国体，且与讲说”[26]，并且接受法国提出的恢复谈判的先决条件，撤换了主战派曾纪泽的驻法公使职务，以此向主战派示威，向侵略者讨好。

1884年5月6日，李鸿章与福禄诺在天津会谈，“这两位谈判者谈得情投意合”[27]，在短短的一个下午，就全部达成了协议。5月11日，双方正式签订了中法《天津简明条约》。

条约规定：中国对越南与法国已定或未定各条约概置不问；中国内地与越北边界货物运销听便，“期于法国商务极为有益”；驻越清军“即行调回边界”，并规定两国应在三个月后会议详细条约。这个条约对法国侵略者侵占越南和打入云南、广西的野心全部给予了满足，连李鸿章也承认：“中国已让到极头地步，法国已占尽便宜”[28]。简明条约签订后，法国总理茹费理对李鸿章大加吹捧，说“他是卓越的政治家，目前对中国的命运影响极大，在这次谈判中，他眼光清楚，果断非常”[29]。法国《政治文学杂志》更露骨地说：“虽然李鸿章有他的许多弱点，但在中国人中，谈判上，他是对我们最有利的，他是最能给我们服务的，我们应当尽我们一切的努力，重新树起他的威望”[30]。李鸿章在卖国谈判中的“果断”赢得了侵略者的一片颂声。

简明条约签订后不到两个月，法国又强迫越南王朝缔结第二次顺化条约，越南承认法国的“保护”，一切对外关系上法国将代表越南，法国在越南设置“总监督”，行使保护权，在各地设置“监督”。通过这个条约，法国进一步巩固了对越南的统治权。

二、观音桥之战和列强的“调停”骗局

清朝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对帝国主义妥协让步并没有换来和平。《天津简明条约》中本有越北清军“即行调回边界”的规定，但没有商定具体的撤兵日期，原定三个月后尚需再定详细条款。但法国代表福禄诺离开天津的前一天，即1884年5月17日，突然通知李鸿章，片面规定中国军队在40天内必须从越北撤退，李鸿章并未同意。而法国即按这个片面规定行事，故意再次挑起衅端。

6月初，法国上校杜森尼（Dugenne）率军向谅山进发，企图按照片面规定“接防”清军的驻地。侵略军进抵观音桥（即北黎），该地驻防清军未接撤退命令，自然不能交出防地，即派人与法军交涉，要求法军暂停前进，待接到清政府的命令后即行撤兵。杜森尼不但不允，还凶残地杀害了清军派去交涉的三个军官，并狂妄地叫嚷：“我奉有开赴谅山的命令，我要前去，有了象我这么一支军队，我能够直捣北京”[31]。1884年6月23日，杜森尼向清军发动进攻，清军被迫进行自卫还击。这个口出大言要“直捣北京”的狂徒竟是个不堪一击的脓包，被中国士兵打得抱头鼠窜。他“从富林详（浪张府）前进时用了六天，在回来时是三十六小时”[32]。

观音桥的冲突明明是法国方面的蓄意挑衅行为，连帝国主义的反动历史学家马士也不得不承认：“对中国的不公正行为开始于北黎（即观音桥）”[33]。但厚颜无耻的法国政府却倒打一耙，反而一口咬定清朝政府违背了条约，以此作为扩大侵略战争的口实。法国政府一方面照会清政府，除要求立即撤兵外，并索赔军费2.5亿法郎；另一方面命令孤拔率军舰北上，抢占中国一两个港口，作为“担保”。7月12日，茹费理内阁向清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七日内照办，同时，法国舰队开进福州和基隆港，做好作战的准备。

清政府在侵略者的威胁下步步退让，委曲求全。它对冲突表示遗憾，进行解释，表示愿意履行《天津简明条约》的规定，命令驻越北的清军撤退到边境，甚至当孤拔率领法国舰队驶进闽江的中国海防要塞准备偷袭时，不但没有遭到阻拦，反而受到清朝官吏“最友好的款待，当他是一个不久与中国解决一些外交问题后即将和好国家的代表”[34]。清政府尽一切可能做出亲善和解的姿态，希望通过其他帝国主义的“调停”，可以消弭这场战争。

那么，英、美、德、俄以及日本在中法战争中抱什么样的态度呢？这些侵略强盗在侵略中国的时候具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立场，他们希望在法国取得侵略利益的同时，自己也能够分尝一杯羹，他们竭力劝诱清政府进行妥协，千方百计地阻挠中国人民起来反抗，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法战争中都起了帮凶的作用。但是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他们彼此也倾轧排挤，尔虞我诈，各怀鬼胎。他们争先恐后地要来“调停”中法两国，装扮出伪善面目，耍弄各种外交花招，以便借此扩大自己的侵略势力，达到自己的侵略目的。

在这场错综的“调停”把戏中，最最活跃的自然是老牌的英帝国主义。英国方面出面“调停”的角色包括外交大臣葛兰维尔（Ge-lan Ville）、老牌的中国通赫德以及赫德的助手金登干（J．D．Camp-bell）等人。英国和法国，一方面是争夺海外殖民地的老对手，当时英国正想以缅甸为据点，侵入中国的西南，法国的活动妨碍了它的进一步扩张，因此对法国抱有一定的妒意；而另一方面，英国也乐于让法国充当一个急先锋，把清政府的注意力完全吸引在越南，以便自己在缅甸为所欲为。特别由于英国当时在中国对外贸易中首屈一指，它害怕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会影响自己的利益，因此千方百计阻止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希望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法国要求之后，赶快结束这场战争。英国外交大臣葛兰维尔说：“英国一方面不愿意中国的市场因长期敌对行为而耗竭；另一方面中国的任何胜利，一般说来对欧洲人会有严重的后果”。他又说：“在中国问题中，法、英两国的一致行动，将是走向对于其它各点的谅解的第一步，并将便利我们回到我们愿意重新结合的一种亲密关系”[35]。葛兰维尔的这些话表明了英国进行“调停”的险恶用心。英国的“调停”早在1883年秋季即已开始，当时北京、巴黎、伦敦之间函电交驰，北京方面对英国调停寄托着很大希望，巴黎方面却把它当做一种政治烟幕。因此，当法国的军事准备就绪，这个“调停者”也就抽身引退，暂时袖手旁观。

美国的态度甚至比英国更为恶劣，它一向以伪善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侵略目的，中法战争正好给它提供了一个扩大自己侵略势力的机会。它甚至认为，根据1868年那个臭名昭彰的《蒲安臣条约》，只有自己才有包办“调停”的权利。据赫德说：在1883年8月间“美国公使杨约翰（J.R.Young）正在按美国路线操纵这事（指调停中法战争）”[36]。所谓“美国路线”就是威胁清政府不得抵抗，并向法国无条件投降。据一个美国资产阶级学者说：“美国公使杨约翰力主谈和，杨氏和李鸿章的关系非常亲密，和总理衙门的关系也很恳笃。根据他所试做的解释，问题并不在于中国有理或无理，而在于它能否经得起一次对外战争……战争的结果则似乎是凶多吉少”，“美国公使认为不惜以法国所能要求的任何代价言和，都会比冲突要好一些”[37]。总之，有力者就能胜利，管你有理或无理，弱小者只有投降，管你付出什么代价，这就是美国按照强盗逻辑所执行的“调停”路线。

积极参与“调停”的还有德国，德、法两国是逐鹿欧洲的势不两立的对头。德国的政策是鼓励法国向远东扩张，使它在远东陷入冲突，以转移法国对欧洲的注意力。德国首相俾斯麦一再向法国表示亲善，“他曾经很留心东京事件的发展。此外，他用对法国有很大好意的语调来谈这事”[38]。但是狡猾得像老狐狸一样的俾斯麦最善于施展两面三刀的手法，他既对法国表示亲善，又对中国佯作支持，他既对中国的主战派花言巧语，又跟中国的主和派紧密勾结，因此在主战派心目中，德国是可以依靠来抵抗法国侵略的好朋友，而在主和派的活动中，德国又成了葬送中国抗法斗争、撮合中法直接谈判的牵线人。当中国在北宁战败，德国立即抓紧时机，抢在英国、美国头里，通过北洋集团中德国顾问德璀琳的拉拢，迅速地促成了李鸿章和福禄诺的谈判。这种八面玲珑的态度和闪电式的行动大大提高了德国的地位，连赫德也惊叹“德国的势力将因他（指德璀琳）而高涨，英国的势力却衰沉下去，但是每个人都有它得意的时候，我的得意日子也许快完了罢”[39]。

俄国和日本虽然在调停中起不了重大作用，但它们也没有放松自己的活动。早在1883年秋，赫德的密信中就说到“德国和俄国正以极大的兴趣注视它（指越南问题）的发展”[40]。日本更巴不得中国纠缠在对法的谈判和战争中，以便自己浑水摸鱼，可以在朝鲜玩弄阴谋。当80年代初中法关系紧张的时候，日本也趁机在朝鲜进行阴谋颠覆活动，法国驻日公使还以私人名义借给日本在朝鲜进行阴谋活动的经费，以便分散清政府的注意力。总之，在这场“调停”把戏中，帝国主义各抱野心，纷纷插手进来，利用各种关系，施展各种手段，以便在中法的冲突中乘机扩大自己的利益，正像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调停的主角赫德和金登干的信中这样写道：“谁能够抢就抢，谁能够抢到手就算是他的”[41]，这两句话是对“调停”把戏惟妙惟肖的概括。

1884年夏季，法国以片面规定的撤兵条款为借口，在越北观音桥再次燃起战火，帝国主义的“调停”也跟着发展到高潮。英国阴谋家赫德眼明手快地抢在头里，他携带着总理衙门的书信，专程跑到上海去拜访法国新任驻华公使巴德诺（J.Patenotre），促成了巴德诺和曾国荃之间的上海谈判，巴德诺提出2.5亿法郎的巨额赔款，赫德从旁帮腔，他认为“付赔款而避免战争是上算的”，并且“为了实现这目标而辩论和活动”[42]。在讨价还价之后，法国已把赔款数目减到5 000万法郎，而这个“好心肠”的和事佬赫德却提出赔款8 000万法郎的建议。在赫德的诱惑下，曾国荃逐步就范，答应赔款白银50万两（合330万法郎），但为了掩人耳目，不用赔偿军费的名义而用抚恤法国士兵的名义。这个消息被主战派知道，舆论大哗，清朝政府在主战派的压力下，只得佯装对曾国荃申斥一顿，法国也不肯满足于区区50万两之数。到7月底，谈判破裂。

谈判破裂后，法国立即诉诸军事行动，企图占领中国的一两个港口，以便进一步要挟。它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台湾的基隆。8月5日，法国海军上将利士比（Lespes）率军舰四艘偷袭基隆，轰毁了基隆炮台。但台湾军民奋起抵抗，法国的陆战队陷入重重包围，伤亡惨重，只得退回海上，巴德诺给政府的电文中沮丧地说道：“基隆最近消息不佳，利士比海军提督不得不放弃其陆上的阵地，海军陆战队遇到众多兵力开展逆袭，只得回到舰上”[43]。

“战争”这一手占不到便宜，“谈判”这一手就再次出笼。战争和谈判，像走马灯一样反复地轮换着。法国偷袭基隆未逞，又装出愿意谈判的模样，不过这一次谈判是由美国驻华使馆参赞何天爵（Chester Heloombe）按照“美国路线”操纵进行。1884年7月31日，正当曾国荃和巴德诺的上海谈判濒于破裂时，何天爵跑到总理衙门，表示美国愿意居间调停。在法国炮轰基隆的那一天，何天爵仍在拍胸脯保证“法国断无遽行开战之理，如果开仗，不但有悖万国公法，且对不起美国”[44]。甚至当法国军舰做好了一切准备，就要向中国海军发动突袭的时候，美国还在大放“一国调处”、“三国调处”的烟幕。中了“调停”圈套的清朝政府还蒙在鼓里，把这种为法国打掩护的“调停”骗局当做救生圈。当福州上空战云密布之际，它还在那里痴心等待美国的“调停”，说什么“美国仍拟调处，用意颇善，未可辜负，致失与国之好”[45]。清朝政府在这种发昏的呓语中自我陶醉，不做抵抗的准备，法国就在虚伪“调停”的掩护下，进行可耻的偷袭。经过20年时间、耗费无数金钱所建立起来的福建海军就这样葬送在美国的调停骗局和清政府的调停大梦之中。

三、马尾海战和台湾、浙江的抗法战争

马尾海战舰位示意图

1884年8月23日，法国舰队向闽江内的中国舰队发动突然袭击，这就是著名的马尾海战。

参加这次战斗的法国军舰共有10艘，由海军中将孤拔统率，都是最新式的装甲战舰，拥有大炮77门，水兵1 830名，中国的军舰有扬武、伏波、济安、飞云、艺新、福星、振威、福胜、建胜、永保、琛航等11艘，由扬武舰管带张成统率，但都是木质小型舰艇，没有装甲，共有炮45门，水兵1 200人。法国方面船坚炮利，军事组织较好，占着明显的优势。

但是军事力量的对比并不是法国取胜的主要原因。因为福州海口形势险要，闽江两岸炮台林立，法国单靠10艘战舰，实行正面强攻是十分困难的。当时有人说：“天下滨海诸省，独福州海口奇险天生，当事者苟未雨绸缪，虽铁舰亦难飞渡”[46]。但是昏庸腐朽的清朝政府迷信各国“调停”，不做战斗准备。早在7月中旬，法国舰队就开进了闽江，清政府恐怕妨碍谈判，不加阻拦，甚至还“严谕水师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47]。这样一个天险的军港，任凭敌舰随意出入，沿岸炮台等于虚设，两支敌对的舰队错综地停泊在一起，面对面地共处将近四十天，法国侵略头子孤拔还被清朝官吏当做上宾，殷勤款待。这种奇怪现象，真是战争史上破天荒的先例。法国侵略者正是利用清朝政府急于谈判、惧怕战争的心理，闯进了闽江大门，准备发动可耻的偷袭。

在前线指挥战争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物？闽浙总督何璟和船政大臣何如璋都是李鸿章的追随者，不可救药的投降派。战争前夕，何璟“蠖屈署中，拜佛念经，以冀退敌”[48]。何如璋“日事宴饮，擅作威福，对于目前敌患，绝不预防；且下令严禁各军舰，战期未至，不准发给子弹，并不准无命自行起锚”[49]。福建巡抚张兆栋也是一段不可雕的朽木，“只恐城被围困，署中绝粮，多购柴米及咸鱼等物，存积署中”[50]。钦差大臣张佩纶表面上是个激昂的主战派，实际上只会说大话，纸上谈兵，而且“矫情傲物，达于极点”，“非三品以上之官吏概不在眼”[51]，甚至“督抚畏其气焰，事之维谨排日上谒，直如衙参，竟未筹及防务”[52]。还有藩司沈葆靖“尤以战事为非，凡属防饷，辄扼不发款”[53]。当时福州有一首童谣说：“大清气运未曾倾，闽省缘何出佞臣？船政有心私法国（指何如璋），制台素性爱夷人（指何璟），贪心巡抚图自己（指张兆栋），舍命将军感鬼神（指福州将军穆图善），可笑钦差无用辈（指张佩纶），空悬圣诏误朝廷”[54]。这寥寥八句诗就是对那些昏庸怯懦的指挥者们的绝妙写照。

对这次战败负责的还要算上那些更高级的人物。战前，主战派要求南北洋舰队全部出动支援福建，南洋大臣曾国荃声称“兵轮不敷守口”，北洋大臣李鸿章声称“现有兵轮较法人铁甲大船，相去远甚，尾蹑无济”。他们只管保全自己的实力，对闽江口的危急情形坐视不顾。这种卑劣行径还得到后党的赞同。奕劻曾说李的意见“均系实在情形”[55]，醇亲王奕譞说“所虑诚是”[56]，清朝政府上上下下弥漫着妥协气氛和失败主义情绪。当时，福建前线将领主张堵塞闽江，对法舰“先发制人”，但这个合理建议被清政府拒绝，就在马尾海战的前五天，李鸿章还急电张佩纶“阻河动手，害及各国，切勿孟浪……仆不以决战为是”[57]，皇帝的上谕中也胆战心惊地告诫：“现经美国调处，局势未定，所称先发，尤须慎重，勿稍轻率”[58]。在这种指导政策下，正确的自卫主张被安上“孟浪”、“轻率”的帽子，中国军舰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却没有自卫抵抗的权利。所以身临前敌的张佩纶叹息说：“株守遂已一月，请先发不可，请互援不可。机会屡失，朝令暮更，枢（按：指军机处）、译（按：指总理衙门）勇怯无常，曾、李（按：指曾国荃、李鸿章）置身事外，敌在肘腋，犹且如此，国事可知”[59]。更无耻的是清朝政府还把自己那套临阵逃跑的惯技，公开传授给初出茅庐的张佩纶，据张佩纶的家书中说：“醇邸（奕譞）嘱勿冒险，乃小棠（周家楣）来电，译署（总理衙门）亦劝勿拘守，合肥（李鸿章）及伯潜（陈宝琛）均劝弃厂，均劝避炮，用意有厚薄浅深之不同，大都为爱惜鄙人起见”[60]。对于负有指挥前敌重任的钦差大臣，不是指示他奋勇抵抗，而是教唆他“弃厂”、“避炮”、“勿冒险”、“勿拘守”。后来张佩纶不负教诲，炮声一响，果然“弃厂”、“避炮”，赤脚狂奔了二十里。总之，清朝政府投降主义、失败主义和逃跑主义的指导政策是造成马尾海战惨痛失败的主要原因。

马尾海战中，其他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竭力帮助法国，美国使馆参赞何天爵一直在和总理衙门进行纠缠，忽而说“调停”确有把握，忽而说法国必不首先开火，要清政府耐心等待，使清政府对闽江口一触即发的局势漫不在意，失去戒备。据说，法国偷袭的那一天，美国侵略分子“仍在总督何璟署中言和，甫出署，炮声雷起，守江各船尽没矣”，所以有人写了一首诗，其中说“半渡不击渡难当，要盟始悔堕其术。公使犹未出辕门，海上舟师已尽失”[61]。

各帝国主义不但在政治上使用缓兵之计，来麻痹清政府，并且在军事上也明目张胆地帮助法国侵略军。法国舰队所需的军火、粮食、燃料，都由英美商人运购供应。香港和日本的长崎是法舰的修理场所和供应基地。法舰进入闽江是由英国人引水。当中国方面准备堵塞闽江、以困法舰时，各国公使“议论纷呶”，出来阻止，英美军舰居心叵测地停泊在闽江战地，为法国打掩护。孤拔还乘坐“英商冰厂小轮，夜间作教士装，上驶林浦对岸之魁岐测水，登里山审形势，越马尾二三十里”[62]。据福州电报局的消息：“英美领事与法人同恶相济，其诡谋半出自领事星察理，法船粮煤亦英美为之购买”[63]。这就是英美等国在“和事佬”假面具掩盖下的帮凶本色。

1884年8月23日下午1时56分海战开始。在前一天法舰准备偷袭的一切迹象已经暴露出来，各国领事侨民纷纷离开。翌日上午10点钟，法国领事向闽浙总督发出作战通知，由于清政府的妥协政策，这场战斗已不得不在仓促无备的不利形势下进行。但是假使前线的指挥官勇敢果决，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还可以捕捉战机，争取较有利的形势，与法舰一决胜负，因为在闽江内，我舰居于上游，法舰居于下游，两国军舰均以船首系泊，船身随着潮水的涨落而转移方向，即涨潮时船头向下游，我舰的舰首大炮恰恰对准法舰薄弱的舰尾，反之落潮时船头向上游，我舰薄弱的舰尾恰恰暴露在法舰炮口之下。如果中国官吏接到作战通知之后，立即果断地行动，趁上午正在涨潮的时候，捕捉住良好战机，进行攻击，必将予法舰重大的打击。参与这次海战的一个法国军官写道：“提督（指孤拔）决定于退潮移转船身时，开始作战行动，对于敌人取得一种完全有决定性的战略优势……只有一个危险，就是：迟延了开火的时间，这样便给中国方面可能于二十三日满潮的整个早晨里回转船身时攻击我们……如果他们于潮水来时进攻，那地位便完全倒转，提督所打算可得到好处的所有优势，都将转到他们手中去，反而对我们不利。但是中国人一直到现在，不敢首先发动战事，我们有理由希望他们不至于比从前大胆，提督又可以估计到，他对他们所引起的惊惧，将使他们不敢妄动。总之，这是一种碰运气的事情，作战要勇敢，但同样要有运气”[64]。

果然，法国遇到的对手是一群胆小如鼠的腐朽官僚，侵略者算是交上了好运气，据说官僚们接到战书，“谓我国军舰今日未备完妥，不能开战，须请其改至明日”，并派福州船政局工程长魏瀚“往法舰回递战书，请其改期”[65]。昏庸的清朝官僚竟错把凶恶狡诈的法帝国主义当成了具备蠢猪式仁义道德的宋襄公了。

8月23日下午1时56分，法舰趁落潮时船身转移方向的时候，首先发炮轰击，我舰尚无准备，甚至各船锚链尚未拉起，仓促应战，我旗舰扬武号仅仅发出了第一阵尾炮，就遭到敌鱼雷艇的突袭，在开战27秒钟后即告沉没，负责指挥舰队的管驾张成坐小船逃走。伏波号和艺新号闻炮声一响，驶向上游逃跑，停泊在船厂附近的永保、琛航上的官兵也弃舟登陆，这两艘无人驾驶的小舰也很快被击沉。我上游八舰已失其五，其他三舰福星、福胜、建胜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福星号管驾陈英鼓励全船兵众：“今日之事有进无退，我船锐进为倡，当有继者，安知不可望胜？”陈英的抗敌决心得到士兵们的热烈支持，“全船诺声雷动，由是鼓轮掌舵，贯敌阵而前”[66]。法舰三艘围攻福星，陈英中炮阵亡，舰上“死伤枕藉，仍力战不退”[67]，法国鱼雷艇几乎被福星击沉，这艘鱼雷艇逃到停泊在附近的美舰事业号后面，靠着美舰掩护，才免于覆没。福星号船小炮少，在法舰围攻下，英勇地沉没。福胜、建胜在福星号的带动下也竭力抵抗，该两舰船身很小，只船头上装有唯一一门威力强大的18吨大炮，但时当落潮，两舰无大炮装备的船尾正对着下游，暴露在敌舰火力下，而船头大炮反无用武之地。经历这场战争的闽海关税务司说：“假如船头装有十八吨大炮的建胜和福胜，是用船尾系泊的，那么法国人这一天战争的代价将是远为严重的”[68]。结果，两舰在竭力抵抗之后，亦被击沉。

战斗最猛烈的要算停泊在下游三舰中的振威号。当法炮始发，振威号管驾许寿山果断地“传呼砍锭开炮”，它力挡法舰中最巨大的特隆方、台斯当和维拉三艘装甲舰的攻击。舰身为敌舰的重炮烈火所洞穿，头尾都已着火，船已失去控制，但是它仍然奋战到底，一次又一次地发射炮火，“就是在它最后沉没的一刹那，这勇敢的小船，还以最后一炮击中它的敌人，重创了敌舰舰长和士兵两名”[69]，连法国侵略分子也不能不承认振威号“表现出勇敢和英雄的优美榜样”[70]。当振威号沉没时，和它停泊在一起的“济安、飞云二船锚链尚未断”[71]，也立即遭到法舰的毒手。

马尾海战，以中国的惨败告终。开战后7分钟，中国军舰或沉、或伤、或逃，30分钟后海战结束，中国军舰被击沉9艘，经营十余年的福建海军全部覆灭。法舰获胜后仍向坠入水中的中国伤兵和停泊江上的帆船扫射，继而又用大炮轰击福州船政局和两岸炮台，船政局被轰得荡然无存，闽安、长门、金牌等陆路炮台的炮位都是固定的，只能向海口发射，不能向闽江内发射，因此也被法舰轰毁。负责福建战场的清朝官僚们吓得魂不附体，总督何璟、巡抚张兆栋瑟缩在福州城内，将军穆图善从长门炮台逃到马连江，还有惯说大话的钦差大臣张佩纶和被福州人斥为大汉奸的船政大臣何如璋同驻马尾，“甫闻炮声，即从船局后山潜遁”[72]，张佩纶逃时慌张，连鞋子也丢了，赤脚狂奔二十里，第二天还惊魂不定继续逃跑，“适有廷寄到，督抚觅张佩纶不得，遣弁四探，报者赏钱一千，遂得之”。何如璋的逃跑本领也不亚于张佩纶，“奔快安施氏祠，乡人焚祠逐之，夤夜投洋行宿；晨入城，栖两广会馆，市人又逐之，复踉跄出”[73]。在这样一些逃跑专家的指挥下，无怪乎这次战斗落到舰沉台毁、一败涂地的结局。可惜天险的马尾军港、宏大的福州船厂以及耗资无数的福建舰队，白白断送在这批腐朽无能的官僚手里。

法舰偷袭马尾，把战火引向中国本土，清政府再也不能装聋作哑了。8月26日清廷被迫下诏宣战，命令各海口见法船进口，即行轰击，陆路各军亦即迅速前进。9月3日，慈禧太后还特降懿旨称“战局已成，若有以赔偿等词进者，即交刑部治罪”[74]。清政府纸面上的强硬不过是在法国的威逼和国内人民群众、主战派的压力下保持面子的假姿态，并非发自内心。就在慈禧太后表示决心后的第三天，赫德又在那里进行议和试探，据翁同龢说：“昨日递赫德及邵道（邵友濂）电，邸（奕譞）似明白，闻上意亦有松动语”[75]。李鸿章也在倡言“但使交战一二年后，亦须议和了局，设再夺据要地，更恐收拾为难”[76]。曾国荃更大捧李鸿章：“早从公言，岂有今日之事？……旋之任，非公而谁？”[77]前敌高级指挥大多是和曾、李一个鼻孔出气的人物，负责云南边境军务的岑毓英要求内调，“希图卸肩”，反而诬蔑屡立战功的刘永福“畏葸不前”；负责广西边境军务的潘鼎新“安坐龙州，不肯出关”[78]，“决计纵敌，不许乘机进剿”[79]；奉命募勇增援前方的杨岳斌和鲍超，蹲在湖南和四川，托词饷械不齐、兵勇未全，迟迟不肯启行。还有驻在前线的各将领，由于派系矛盾，闹得不可开交。在闽台前线，湘系左宗棠诬劾淮系刘铭传“失地辱国”；在广西边境，淮系潘鼎新构陷湘系王德榜“违令丧师”。在大敌当前的情势下，将领畏葸怯战，部队混乱无纪，内部纷争排挤，清朝政府政治和军事的黑暗腐朽，可说是暴露无遗了。

当清朝政府内部忽和忽战、尔倾我轧、纷纷吵嚷不休的时候，法国侵略军已经选定了下一个攻击目标。1884年10月初，台湾和云南、广西边境同时告急。

1884年10月1日，大批法国舰队蜂聚在台湾的基隆海口，强行登陆。在台湾北部的清军只有四千人，分守各地，兵力单薄，既无海军的支援，防御工事又很薄弱，在这种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督办台湾军务（不久擢任台湾巡抚）的刘铭传采取了比较正确的抵抗方针，他一面招募台湾人民，组成士勇，协同清军作战，一面集中兵力，准备放弃基隆，扼守后路淡水，并预先拆毁了基隆煤矿。在法国优势兵力的进攻下，基隆经一度抵抗后，即行撤守。

10月3日，法军又在舰队火力的掩护下，在淡水登陆。淡水守军孙开华等分军三路，“距海数里，缘山而伏”[80]，台湾爱国艺人张李成率猎户五百人埋伏在海滨丛草中。法国侵略军登陆后，尚未立定脚跟，孙开华军奋起迎击，正在相持不下的时候，“张李成所将五百人者突出敌背，敌愕顾，我军前后夹击，士卒皆一以当百，短兵接，呼声动天地，法军乱，则反走其舰，我军乘胜纵击，大败之”[81]。台湾人民在淡水保卫战中表现了崇高的爱国精神和英勇的战斗作风，所以后来刘铭传说：“张李成阵斩水师统领封唐首级（按：封唐即Fon taine，为法舰拉加利桑呢亚号陆战队司令，在是役中被击毙），绅民皆道其首功”[82]。

淡水大捷严重打击了法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侵略头子孤拔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最不合算的战役”[83]，“损失十分严重”[84]。另一个侵略军官说“这次的失败，使全舰队的人为之丧气”[85]。此后，法军虽数度蠢动，几次进攻台北，但都被清军和台湾民军所击退。法国侵略者企图占领台湾、要挟清政府的全盘战略计划，被中国人民所粉碎，它只能株守基隆，“任何的向前推进都没有用处，因为我们没有人，不能据守再取得的阵地”[86]。

在无可奈何之中，侵略者用海上封锁来威胁台湾军民。法国公使巴德诺说：“台湾封锁，似有必要，盖可以防止中国援军的接济，且对于阻止我们失败的消息传播到中国去，亦属有益”[87]。所谓“封锁”就是海盗劫掠的代名词，法舰在海上“逢船即劫，见人即杀”[88]，据台南税务司的报告：“众舰对民船横肆攻杀，遇之者无不立为炮火轰沉或焚毁”，“海上断樯碎船，漂浮不绝者累旬，凡遇法舰者尽遭毒手”[89]。法国侵略者的疯狂屠杀，除了再一次暴露自己的野蛮残忍的侵略本质以外，绝不能吓倒中国的人民；台湾军民团结一致，屹立在这座被“封锁”的孤岛上，钳制住大队法军。一个法国军官悲哀地说：“我们好象是为中国军队所封锁”[90]，另一些侵略分子把它叫做“愁惨的封锁”。这种海盗式封锁一直持续到中法战争结束为止。

法国进犯和封锁台湾的收获是留在基隆的七百多座侵略军官兵的墓地，而法军的足迹却并没有走出基隆二十里之外，这个事实证明了只要动员人民起来坚决进行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可以击败的，坚船利炮的新式武器和封锁屠杀的野蛮手段不可能征服不甘屈服、坚决抵抗的人民群众。

法军在淡水受挫后，无力再发动大规模进犯，沿海战事出现相持的局面，直到1885年2月，我南洋五舰奉命援台，法国依仗海上优势，在中途邀截五舰，并再次对我沿海口岸发动攻击。

当台湾军情紧急时，清政府屡次命令南北洋舰队联合援台，但李鸿章和曾国荃借故拖延，后来因朝鲜发生“甲申政变”，北洋军舰奉命赴朝，救援台湾的就只剩下南洋的南琛、南瑞、开济、澄庆、驭远等五舰。磨磨蹭蹭地一直拖到1885年1月底，五舰在吴安康统率下方从上海启行，接着就在浙江海面上转了半个月圈子。孤拔亲率九艘军舰，在洋面到处搜索，企图将南洋五舰一网打尽。2月13日，我舰和敌舰相遇，吴安康率南琛、南瑞、开济三艘快舰开足马力，逃到镇海口内，被撇下的速度迟缓的澄庆、驭远，就近躲到石浦（三门湾），后两舰管带自行将船凿沉。3月1日，法舰又炮轰镇海，企图全部击毁我舰，浙江提督欧阳利见督率招宝山炮台守备吴杰与士兵周茂训等凭台回击[91]，重创法舰纽回利号，南琛、南瑞、开济亦发炮支援，双方展开激烈的炮战。法方以小艇偷袭，亦被炮台和陆上伏兵击退。至3月5日，法舰怏怏退去，它妄图消灭南洋三舰的计划被粉碎。据说，侵略头子孤拔在这次炮战中被击伤。

1885年3月底，法军又侵占了澎湖。6月11日，孤拔死于澎湖，这个双手沾满中越人民鲜血的侵略头子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从1884年8月马尾海战到翌年3月法国侵占澎湖，在这半年海上战斗中，法国除在马尾使用卑鄙的偷袭手段而获得胜利外，它在其他各地到处碰壁，只落得损兵折将，并没有讨到多大的便宜。

四、镇南关、谅山大捷

中越边境战场的情况，也同样粉碎了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事实证明，只要中国军队在比较正确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坚决抗敌，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就绝不能得逞。

法国侵略者一面进攻台湾的基隆和淡水，一面又在越北蠢动，分东西两路向我广西、云南边境进犯。东路侵略军由将军尼格里（De Negrier）指挥进犯我军在郎甲和船头的前沿阵地，企图夺取谅山，骚扰广西。1884年10月上旬，郎甲和船头同时发生激战，我郎甲守军方友升部进行了“顽强的猛烈的抵抗”，并和敌军展开“最激剧的肉搏战”[92]，尼格里腿部受伤。最后我军撤出郎甲。

同时，船头发生了更加激烈的战斗，守军苏元春、陈嘉部“奋不顾身地激烈作战”[93]，在五昼夜中击退了敌军无数次进攻，法国前敌指挥官久威利埃（Guvellier）被击毙，苏元春赢得了“以孤军当强敌，允称强将”的美誉。后因郎甲方面我军已撤退，苏元春亦主动撤出船头。

郎甲、船头战役，我军再一次表现了英勇战斗精神。法军攻势受挫，损失惨重，在将近四个月的时间内无力发动进攻。

当郎甲、船头酣战之际，西路侵略军集结在红河上游的宣光城内，尚未及出动。10月初，刘永福部和滇军岑毓英部即主动出师，把法军围困在宣光城。从此以后，一直到第二年3月初，法军龟缩在宣光城内，岌岌不可终日。据截获的宣光法军求援书信和河内法国报纸称：

本处被华兵围困，其数甚众，日夜攻击，势在垂危。

设再迟七日，援兵不至，必俱死矣。

法人在越，不甚得手，所谓增兵者不过补阵亡病故之缺而已。四十日以来，法兵之受伤病故者已有二千名。现在法军第二队（按：即东路侵略军）驻守谅山，粮运艰难，未能得力。其在宣光之第一队（按：即西路侵略军）只可固守城池，冀不为华军攻陷已耳，目下情形如此……殊非法人之幸……不禁为之叹息。

华兵勇敢异常……法军毙命不少……正月十六、十七两日，法军死伤者约三百人，内兵官二十五人，另镇守宣光之法兵六百人，已有三分之二在阵死伤。[94]

法国人的这些自白，暴露了侵略军在宣光的狼狈相。假使滇军能和刘永福精诚团结，不难全歼宣光的敌军，可是岑毓英对刘永福打击排挤，斥刘永福“野性难驯”，滇军总兵丁槐也和刘永福水火不容，甚至还挑拨刘永福的部将黄守忠和刘闹矛盾。黑旗军的饷械弹药，绝大部分被扣留。据张之洞说：“刘无精械，洞解济颇多，或桂截，或冯截，或未到；饷五批，仅到两批”[95]。据唐景崧说：“关外各军，均有皇皇不给之势，米粮军火，未有则忧无，既有则忧解……大炮绝少，攻城攻船均无其具。”[96]前线将帅妒功忌能，倾轧排挤，真正抗敌的军队得不到补充给养，不能充分发挥战斗力，由于这样，宣光的法军才侥幸地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命运。

宣光的围攻战一直持续了将近四个月。1885年3月初，法军6 000人大举进援宣光。黑旗军先扼守在要隘左育，因陋就简地构筑工事，阻击优势法军的进攻。从3月2日起，两军展开激烈搏战。黑旗军用土办法筑成一个火药爆炸网，使法军每跨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伤亡代价。经过一昼夜激战，黑旗军“子弹将尽，屡请岑军救援，岑营按兵不动”[97]，不得不退出左育。黑旗军“勇敢无匹，败退时，仍以药筒、药包、石块、小刀掷击法人”[98]。是役，“法之官报载：援兵死者四百六十七，其中二十五均系员弁，大约不止此数，尚有土著之兵死者，法人从未计及，观河内医院受伤者之多，几无安置处，法之失利，已可概见”[99]。法人自己承认：“自东京开仗以来，罕有如此次救宣一战之难”[100]，《刘永福历史草》的作者也写道：“公自千百战斗以来，未有如此之大胜捷也”[101]。

由于岑毓英对刘永福的排挤、牵制，以致左育阻击阵地被突破。法国大队援军赶到宣光，挽救了宣光城内的被困法军，中国军士百余日血战之功，付与流水。黑旗军与滇军均后撤到顿关。但这时候，东战场在老将冯子材的领导下，捷报频传，获得了极其辉煌的战绩。

法国东路侵略军自从在郎甲、船头受挫之后，蛰伏近四个月。1885年2月初，又纠集河内、北宁、海阳的兵力约一万人，倾巢出犯，其目的是夺取谅山、直叩中国西南的门户，造成“夺谅犯边”的声势，以迫使清政府屈服，并减轻西战场宣光的压力。清军在谅山、镇南关一带，共有军队五十余营，约二万五千人，兵力不为不厚。但主帅潘鼎新是李鸿章的心腹，一个十足的失败主义、逃跑主义者。法军进攻前夕，前敌将领王德榜向他请示办法，他答复说：“战亦违旨，退亦违旨，已电请总署示遵”[102]，闹得前敌将士无所适从。其实潘鼎新就是要战士们解除武装，赶紧向法国投降，他说过：“一经见仗，败固不佳，胜亦从此多事”[103]。身为前敌主帅，公然说出这样无耻的话，前线军事还能有什么希望？

而且，广西边境的五十余营军队，派系复杂，各立门户，一直在闹摩擦，前敌将领王德榜（湘军）、苏元春（桂军）与杨玉科（原属滇军），虽在抗法斗争中立了功劳，但彼此互不服气，矛盾极深。王德榜军主动攻击丰谷，苏元春不去支援，因此王军战败；苏元春与法军相持于谷松，王德榜、杨玉科亦作壁上观，以致谷松失守。东战场就在潘鼎新的失败主义指导和苏、王、杨三军的互不合作下，连续失利。1885年2月12日，法军尚离谅山35里以外，潘鼎新即放弃谅山，逃跑入关，“潘入关，即退幕府，旋退凭祥，又退海村，又退龙州，民大哗”[104]。他率领的装备精良的十营淮军，不战而溃，“大掠龙州，商民迁徙一空……游勇水陆肆掠，难民逃军蔽江而下，关内大震……南宁戒严”[105]。法国侵略军意外地发现：“在谅山方面，丝毫无动静，城垣上一个兵的影子也看不见”[106]。投降主义者潘鼎新就这样拱手让出了谅山。

隔了十天，法军扑犯我镇南关，战火烧到了中国的领土上，潘鼎新早已逃之夭夭，只有提督杨玉科督率孤军在关前文渊阻击侵略军，杨玉科“犹冀潘公必来接应，奋不顾身，亲督将士，向前力战，誓以灭此”[107]。不料后援不继，孤军受困，杨玉科中炮牺牲，法国侵略军一窝蜂地拥进了镇南关，将镇南关上的设施焚毁净尽，又退驻谅山。

法军攻破了镇南关，气焰嚣张，不可一世。但是随着侵略军的每一步前进，它的泥足正在越陷越深，前线的力量对比在迅速地发生变化。一方面，法军倾巢出犯，跋涉远征，后援无继，供应困难。在进入山区之后，道路崎岖，交通不便，法军所依靠的重武器又不能发挥作用。这一点，前线的侵略军头子自己也认识得很清楚。当时，法国政府为了在谈判桌上加强压力，迫使清政府屈服，曾指示法军进扰广西龙州，侵略军一再拖延执行这个命令。远征军总司令波里也答复说：“由于给养运输的困难，目前军事行动是不可能的”[108]。东路侵略军司令尼格里说：“在我们现刻所处的地位，我们不应当取攻势”，“如果部长定要威胁龙州，照我的意思，我们是玩一种危险的把戏”[109]。

另一方面，中国军队并没有完全溃散，苏元春暂退入关，王德榜尚在镇南关外三十里之油隘，特别是冯子材在形势危急之际率领大批生力军赶到前线。冯子材以帮办广西军务的名义，坐镇镇南关，努力团结各军，训练士卒，布置防务，稳定秩序。前敌的指挥机构经过了一番重大的改组和调整，表现出坚决抗法的决心，因而得到中越人民和前线士兵的衷心欢迎和全力支持。法国侵略军面对的不再是失败主义的领导和矛盾重重的军队，而是一个决心抗敌、团结一致的崭新阵容了。

冯子材（1818—1903），广东钦州人，早年曾镇压过太平天国革命，后任广西提督，1883年受官僚们的排挤而退休回乡。这个老当益壮的爱国军人主张对法国侵略者“挞伐大张，以杜欲壑于日后”[110]。1884年，他在主战派彭玉麟、张之洞的支持下，募勇十八营，驰援广西，他在镇南关内十里的关前隘“筑长墙，掘濠据守”[111]，自己和王孝祺军当中路前敌；王德榜军驻油隘，为左翼；魏钢的鄂军在关西百里，防艽封，为右翼；苏元春、陈嘉、方友升等为后应。1885年3月21日，冯子材出法军不意，夜袭文渊，攻拔了法军的两个营垒，在前哨战中争取主动，赢得胜利，鼓舞了军心。

3月23日晨，漫天是浓密的大雾，法军司令尼格里在法政府屡令骚扰龙州的催促下，率全军分成三路闯进镇南关。中路直扑关前隘长墙，左右翼分别进攻东、西山头上的炮台。我军在既设阵地前奋勇阻击，官兵们表现了旺盛的战斗意志，“枪炮雨密，愈战愈厉”[112]，“炮声震天，远闻七八十里外，山谷皆鸣，枪弹积阵前，厚者至寸许，我军殊死战”[113]，激战一天，我东岭三炮台失守，幸苏元春、陈嘉等及时赶到支援，稳定了战局。第二天，法军又发动猛烈攻势，用密集炮火轰击我军阵地。中路法军以大队扑攻关前隘长墙。在这紧急关头，七十高龄的冯子材“以帕裹首，亦足草鞵，持矛大呼，跃出”[114]。战士们在冯子材英勇精神的鼓舞下，奋勇反冲锋，在长墙下和法军展开肉搏。被“官民诟病，各军轻侮”的淮军王孝祺部深受感动，也誓死力战，“王孝祺部将潘瀛率选锋袒臂裸体冲入敌阵，故所部勤军伤亡最多，陈嘉争东岭三垒，蒋宗汉继之，七上七下，陈嘉受四伤不退”[115]；“关外游勇越民千余人，闻冯亲出战，皆自来助战，伺隙邀击”[116]；王德榜的左翼军又截断了法军的退路，牵制了法军的大批预备队，并“夺其军火、饷银、驮马无数”[117]。猖狂不可一世的法国侵略军陷入了愤怒的中越军民的包围之中。两个法国侵略军官心惊胆战地写道：

中国军的号筒忿怒地响起“前进”的命令。从所有的堡垒，从所有的天边各处，烟云一般的敌人，展开旗帜跑来……如果战事不立时中止，惨祸怕就要来临了。[118]

在我们的脚下，敌人从地上的一切缝隙出来，手执短戟，开始了可怖的混战……所有官军和士兵都被围住、俘虏，敌人由各方面射杀他们。[119]

另一个中国的记载中说：

法人前后受敌，乃败走。南方卑湿，春草方生，洋人革履滑，辄颠入草中，迫追兵，又不得正路，穷急哀呼相闻，我军战胜，气益猛，乘日光穷追……法人被杀急，则投枪降，去帽为叩首状，以手捍颈。[120]

以上情景就是法国侵略军在镇南关大战中的狼狈相。在这场激战中，法军被歼千余人。侵略军受到了致命的打击，狼狈溃退，逃出了镇南关。

3月25日，我军乘胜出关，克文渊，攻谅山，侵略军头子尼格里身负重伤，爱尔明如（Herbinger）代替了司令职务。在锐不可当的攻势面前，侵略军无法保持谅山的阵地了，爱尔明加承认：“我从没有想到中国军有这么坚强的组织，打得这么好，现在谁都不能怀疑这事了。我们自后在谅山十分危急了，阵地再不能保守了”[121]。于是混乱的撤退开始了，13万银元丢到淇江里，大炮、弹药和各种辎重遗弃满地。在逃窜过程中风声鹤唳，士兵们连“煮咖啡的勇气都没有了”[122]。他们夹着尾巴，一直逃窜到郎甲。一个法国参谋懊丧地写道：“我们于是在四十八小时之内，丧失了以十分艰苦的工作、并花不下五个月时间的预备所取得的果实”[123]。

就在镇南关大捷的同一天，黑旗军、滇军和越南义军在西战场也获得了重大胜利，粉碎了法军对临洮城的围攻。东、西战场上频获大捷，法方士气低落，我军斗志昂扬。东线我军进抵郎甲，西线我军直指兴化，侵略军惊慌失措，乱成一片。战场形势已全部改观。特别是在前线大捷的影响下，整个越北义军纷起，犹如黑云驱散以后露出了满天繁星，“越官黄廷经纠北宁等处义民，立忠义五大团，建冯军旗号，自愿挑浆饭，作向导，随军助剿，或分道进攻。李扬材之弟在北宁城内，与冯约，俟郎甲破，即内应”[124]。“东至北宁、太原、河内，西至兴化、宁平、南定、山西，官民响应，助战供粮”[125]，“同心协力，收复越南大好河山”，中越人民郁积已久的反侵略怒火爆发出来了，侵略军脚底下的大地，已在剧烈地震荡。

镇南关、谅山大捷在法国国内也引起了轩然大波，法国人民群起抗议政府牺牲法国青年为垄断资本谋利益的殖民战争政策。从3 月30日起，一群群“敌意的民众”，聚集在巴黎众议院门前示威，“几使巴黎闹成革命”[126]，“打倒茹费理”的呼声，响彻云霄。3月31日，侵略成性的茹费理内阁终于在中越人民铁拳的打击和法国人民的示威抗议声中垮台了。茹费理内阁的倒台显示了中国、越南和法国人民在黑暗年代里并肩战斗的伟大力量。

五、清政府在胜利形势下屈膝投降

在中国军队屡战屡捷、法国政府失败垮台的大好形势下，清朝政府突然在1885年4月7日颁发停战诏书。它竟然在胜利形势下丧心病狂地向法帝国主义屈膝投降了。

我们在前面说过，清朝政府一直沉溺在“调停”、“谈判”的大梦中。从中法战争爆发以来，战争和谈判不断地在交替进行，形成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的局面。由于清政府迷信“调停”，遂招致了马尾的惨败。但马尾战后，幕后的“调停”更加活跃，北京和巴黎之间，通过许多条线路，在相互探询政治价钱。第一条线是通过美国驻华公使杨约翰和美国的国务院，杨约翰曾几次到总理衙门，替法国政府做说客；第二条线是通过德国人德璀琳，他频频往来于北京、上海之间，给留居在上海的法国公使巴德诺牵针引线；第三条线是通过赫德、金登干和英国财阀伦道尔（S.Rendell）、英国外交大臣葛兰维尔，直接和茹费理接触。这三条线分别代表美、德、英三国企图结束中国抗法斗争的努力。清政府和法国侵略者讨价还价的焦点集中在三个问题上，即《天津简明条约》、赔款、担保。法国坚持完全批准李鸿章和福禄诺所订的《天津简明条约》，清政府则要求酌量修改；法国要求得到赔款，如果得不到赔款，则要求在若干年内占据基隆，作为“担保”，清政府不同意赔款或担保。调停一直延续了三个多月。到12月初，眼看双方尚无妥协之望，调停暂时中断。当时英国首相格兰斯顿指示赫德说：“再向法国多啰嗦，是不明智的，不如等它看到更大的困难，或中国多拿出些蛋摆在我的篮子里再说”[127]。

从调停过程中可以看到，妥协投降几乎已是清政府的既定政策，僵持之点是在什么条件下投降。这个争端既然暂时不能够在谈判桌上用口舌求得解决，就只好移到战场上用武力来解决。法国侵略军进攻谅山，并企图骚扰广西的龙州，无非是要从清政府手里多挤出几个蛋来，并不表明它有多大的战争实力；清政府命令前线进行抵抗，无非是争取更合适的投降条件，并不表明它有抵抗到底的决心。所以紧接着镇南关、谅山大捷之后的突然议和，不是什么偶然的、意外的事件，它不过是全部调停活动和清政府投降主义政策的势所必至的结果。

由于三点分歧而僵持、停顿的“调停”，仅仅中断了一个月。到1885年1月，赫德借中国海关供应船“飞虎”号被法舰扣留一事，和茹费理直接建立了联系，秘派金登干到巴黎，进行秘密勾当。在这次调停活动中，赫德极力争取把这笔政治交易独揽在手里，以便加强自己对清政府的控制，他抱怨从前的调停活动之所以失败是“厨子太多打翻了汤”[128]。清政府满足了他的要求，调停活动从多线联系归并到以赫德为中介的单线联系，甚至李鸿章也被撇在一边。赫德得意洋洋地说：“目前的谈判，完全在我手里，我要求保守秘密，并不受干预，我自守秘密，总理衙门也如此，皇帝已有旨，令津、沪、闽、粤各方停止谈判，以免妨碍我的行动”[129]。

赫德的调停活动实质上就是帮助法国从清政府那里多搞下几个蛋来。赫德的办法是“偷”、“挤”和“换”。2月间，赫德通过金登干向茹费理进言，可以不明提占据基隆作为担保的条款，以保全清政府的面子，但是可以在清政府的默许下，继续留在基隆，把撤军日期长期拖延下去，“虽然‘保证’的字样，已经故意避免，但是第三款实际上已提供保证”[130]。茹费理非常欣赏赫德的这个主意。于是在清政府的默契下，法军得以在停战协定生效后仍占领着基隆。赫德把“担保”这一个蛋偷偷地搁在篮子里，形成僵持的第一个难题解决了。

几乎和“偷蛋”同时，赫德又利用战场形势，向清政府“挤蛋”。2月下旬，谅山、镇南关因潘鼎新逃跑而失守，同时援助台湾的南洋五舰也被法舰追击，清政府惶惶不安，赫德赶紧抓住时机，进行威胁恐吓，要求清廷全盘接受李鸿章和福禄诺所订《天津简明条约》。前线的不利形势使得清廷不敢再坚持“酌改”的要求。据翁同龢在2月26日的日记中说：“赫德友人（指金登干）昨日回信，茹费理云，若照津约，此外更无一事增添……商之醇邸（指奕譞），邸已首肯”[131]。靠着军事进攻的帮助，赫德的“挤蛋”又成功了。2 月28日，赫德电告巴黎“中国方面允准1884年5月天津条约”。第二个僵持的难点，又以法国得到满足而告解决。于是中、法之间的谈判正式开始，金登干代表清朝政府，法国外交部政务司司长毕乐（A.Billot）代表法国政府，在巴黎正式磋商和约的条款。

还有第三个“赔款”的蛋，赫德使用“偷梁换柱”的手法，同样使法国得到了满足。当茹费理已有把握得到前两个蛋之后，曾经表示：“如果条约内任何赔偿都不规定的话，我想法国舆论是不能接受的，应该坚持商务上的真实利益”[132]。赫德在茹费理的暗示下，“提议以商务的利益代替赔偿”[133]，这一点立即为茹费理所接受。他在3月12日致赫德的照会里正式“要求在中国建设铁路的专权”[134]。这样第三个僵持之点也解决了，“赔偿”的蛋换成了“建设铁路专权”的蛋落进了赫德的篮子里。

就像英国首相早已预料的那样，清朝政府在赫德施展了“偷、挤、换”的手法以后，终于拿出了足够的蛋，清政府与法国政府之间的一切争执，以法国要求的全部满足而获得解决。3月下旬，谈判已进入了对于条约文字的细节修改，这时，镇南关、谅山大捷的消息传来了。从浴血抗法的前线军民看来，清政府的屈膝投降当然是突然的意外；而从乞降已有眉目的清政府看来，前线军民流血牺牲所换来的辉煌战绩，同样是突然的，甚至是多余的。清政府一刻也没有动摇投降的决心，甚至也丝毫没有考虑利用胜利的形势争取较好的议和条件。李鸿章催促清廷“当借谅山一胜之威，与缔和约”[135]。慈禧太后“只是想起给他带到家里来的不愉快的庞大战争消费，只是想起那些使她不舒服的事情。因此，她从来就没有想到要撤回条约，而是比过去更加急迫地要立刻签订和批准这个条约”[136]。至于装扮成和事佬的赫德更急电金登干迅速签订停战协定，他说：“一个星期的耽延，也许会使我们三个月以来不断努力和耐心所取得的成就完全搁浅”[137]。于是中法之间的停战协定便在1885年4月4日匆匆签订。这样中法战争就在中国取得巨大胜利、法国处在军事失败和政治混乱的时候，以清政府接受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结束。

当清政府的停战令传达到前线，广大爱国官兵无不义愤填膺。冯子材说：“去岁上谕，议和者诛，请上折诛议和之人，士气可奋，法可除，越可复，后患可免”[138]。王德榜说：“破虏可期，忽奉电传谕旨停战……举军拔剑斫地，恨恨连声”[139]。主战派彭玉麟、张之洞等抗疏力争，清廷的答复是：“如期停战撤兵，倘有违误，唯该督是问”[140]。腐朽的清政府决定卖国到底，决不回头，“不许黄龙成痛饮，古今一辙使人哀”[141]。它出卖了大好的胜利形势，扼杀了正在蓬勃发展的抗法斗争。

4月下旬，李鸿章和法国代表巴德诺在天津拟订条约细则。事实上，李鸿章不过“随同画诺而已”[142]，主持人仍是赫德。1885年6月9日，中法《越南条约》签订。条约的主要内容是：（1）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法越之间所订条约，清政府不得干预，也不许派兵到越北；（2）法国取得在我国西南通商的特权，中国在保胜以上及谅山以北开辟两个通商口岸，法国商品进入云南、广西所纳税款较其他通商口岸关税减轻十分之四；（3）法国在中国取得铁路修筑权，条约规定“日后中国酌拟创造铁路时，中国自向法国业此之人商办，其招募人工，法国无不尽力襄助”。在这个条约中，法国并吞越南并打开中国西南门户的侵略野心全部得到实现。

剩下的一桩棘手事就是黑旗军的安置问题。这一支与越南人民并肩苦斗十余年的英勇队伍是各方面反动派的眼中之钉。不但法帝国主义对它抱刻骨仇恨，所有中国的投降派都极端仇视黑旗军，张之洞说：“总署恶刘，北洋恶刘，岑帅恶刘”。法帝国主义恐怕刘永福不肯退出保胜，竭力对清政府施加压力，清政府也恐怕“刘一日不离越，中国海防一日不能结局”。从4月到6月间，清廷连下九道谕旨，迫胁刘永福入关，张之洞、唐景崧等也以同情黑旗军的面目出现，积极执行诱骗刘永福入关的政策。最后，在抗法斗争中英勇坚决、立下光辉功绩的刘永福抵挡不住中外反动派的压力和软硬兼施、四面八方的包围，于1885年9月率部众三千人入关回国。清廷给刘永福一个南澳镇总兵的官职，至于黑旗军战士则一再被裁减，只剩下三百人。然而刘永福的部众仍旧保持着英雄本色，就是这支遭到清政府排挤打击的军队，在十年后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坚守台湾，抵抗日本侵略者，再一次为祖国立下光荣的战功。

中越人民的抗法斗争因清政府的投降而失败，其后果是越南的沦亡和中国西南边疆门户的被打开。但是英勇的人民不可能被征服、被杀绝，在中法停战以后，“越地宣光、太原、高平、谅山等省，内外交讧，烽火相属，无日不与他族（指法国殖民者）相角”[143]。1885年越南全境掀起了由越南封建阶级领导的文绅起义；1887年又爆发了黄花探所领导的农民抗法起义，这次起义坚持27年之久，充分表现了越南农民反法斗争的伟大坚强精神；20世纪初又爆发了越南资产阶级的抗法革命斗争。越南全国各地“无处不有揭竿斩木，与法人捐生，久者几二十年，近者亦一二载，有与法人憨战死者；有为法人拿捕以死者；有为法人招诱不屈而死者；有阳为法官阴结义党，为法人所觉以死者；有愤极填胸，自寻死法而死者”。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像一团永远扑不灭的烈火，在熊熊地燃烧。

在中法战争以后，越南人民和中国人民继续并肩携手，为反抗共同的敌人而进行斗争。当黑旗军返国时，许多军官、战士，如黄俊芳、谢炳安、韦高魁等仍留在越南，与越南人民一起，坚持抗法斗争。文绅起义中的领袖很多和中国有密切关系，如阮善述、宋维新均曾流亡中国，后来越南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潘佩珠和孙中山、梁启超均有密切的联系。同时越南人民对中国革命也给予兄弟般的援助，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得到越南爱国志士的大力支援，并曾在河内设立革命起义的指挥机关。一直到两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更加强了中越人民的伟大团结。帝国主义虽然猖狂一时，但是觉悟而团结起来的人民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殖民主义的统治必将被一扫而光。

六、中法战争的失败原因和历史意义

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是法国侵略越南和中国的一次肮脏战争，是当时法国政治、经济各种矛盾发展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中国人民为了抵抗外来的侵略、奴役，和越南人民并肩携手，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

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次战争并没有在战场上被打败，而是在谈判桌上被打败。战争失败的原因并不在军事方面，而是在政治方面。

从军事方面说，法国虽然是个强大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但它在欧洲有强邻德国的对峙，在海外有英国的竞争，在国内有工人阶级的斗争，在亚、非有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它处在四面楚歌之中，人力物力军力财力均感不足，根本经受不住一次长期的战争。而且，它远隔重洋，侵略越南和中国，由于本身力量虚弱，供应线又漫长，存在着一系列严重的困难。它只能派出有限的一点军队，这一点军队在中越人民反抗怒涛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它不可能单纯用军事力量来征服团结抗法的中越人民，这在两年的战争过程中已经得到充分证明。法国侵略军先在越北战场遭到黑旗军的屡次痛击，继而在台湾碰到中国军民的坚强抵抗，最后在镇南关、谅山一败涂地，几乎全军覆没。法帝国主义在军事上处处碰壁，束手无策。

中越人民的伟大团结和英勇斗争创造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纪录，造成了有利的形势，但是要利用有利形势，取得胜利果实，必须有一个坚定而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中法战争的最后失败，就是由于没有这样一个政治领导。

清朝政府勉强地充当了中法战争的领导者，但它无力胜任领导责任，不愿坚持斗争，不敢取得胜利，终于在中途出卖了人民，葬送了这次斗争。

清朝之政府所以还担任着领导，是由于当时人民的反帝自发斗争还没有形成一个全国的中心；是由于清朝政府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和法帝国主义存在着矛盾；是由于其他帝国主义和法帝国主义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是由于广大中国人民一致要求反抗法国的侵略。作为全国性政权的清朝朝廷从自己的利益着想，不肯全盘接受法国的侵略要求；德、英等帝国主义也不反对清朝做出抵抗的假姿态，以免法国要求过奢，妨碍到自己的侵略利益；特别是中国人民高涨的抗法情绪，更迫使清政府不敢立即向侵略者屈膝投降。由于清政府的地位、利益，由于各种力量的对比关系，清政府勉强充当了自己不愿充当也无力充当的抗法领导角色。

但是，清政府已经是一个半殖民地性质的政权，它的存在离不开帝国主义的支持，它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已是次要的、暂时的，它和帝国主义之间的一致却是主要的、长远的。清政府和帝国主义之间绝不会因为次要的、暂时的矛盾而破坏了主要的、长远的一致。李鸿章说过：“但使交战一二年后，亦须议和了局”[144]，主和派正是从自己和帝国主义之间主要的、长远的方面立论，来打动朝廷，捐弃次要的、暂时的矛盾，向法帝国主义屈膝投降。

至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虽然不希望法国获得过多的利益，破坏了列强在远东和中国的力量均衡，但是法国的侵略战争同样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利用法国军事力量以榨取中国人民的好机会，他们绝不愿意中国进行坚决的、长期的真正抵抗。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在争夺利益时有尖锐的矛盾，而当他们对付人民的反抗时又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必然站在同一个立场上。中法战争中五花八门的“调停”，实质上就是列强帮助法国、结束人民反抗和共同掠夺中国的努力，深受帝国主义列强支配的清政府不可能根本违拗列强的意志，不可能拒绝阴险的“调停”。因此，由清政府领导的中法战争，不可能坚持到底，不可能不是中途而废。

中法战争如果继续下去，如果进行到底，无疑会出现更大的胜利局面。这个胜利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民反帝力量的发展和革命情绪的高涨。这不仅是法帝国主义的惨败，而且也是其他帝国主义和清朝政府等一切反动派的惨败，一切反动派绝不允许出现这种噩梦似的可怕结局，绝不允许战争长期继续下去。幕后调停的操纵者赫德说：“中国如果真能打到底的话，它会赢的！但不幸的是我所能据以行事的是中国一定不会打到底，因此我必须用任何方法把它拖住”[145]。

总之，对帝国主义的依赖和对人民力量的敌视，这是清朝反动政府的基本立场，再加上它在政治上、军事上的黑暗、腐败，各个派系矛盾重重，倾轧排挤，以及许许多多官僚将领愚蠢无能、胆怯怕死，这一切因素的综合构成了清政府失败主义和投降主义领导政策的全部基础。它过分地夸大敌人的力量，对战争前途悲观失望，毫无信心；在战争中或则一触即溃，或则望风逃跑；它匆匆忙忙地要结束战争，寄希望于调停、谈判；终至不惜抛弃胜利形势，不惜出卖前线军民，不惜牺牲国家主权，来换取屈辱的投降。法帝国主义正是利用中国在政治方面没有正确、坚强领导的弱点，采取军事和政治进攻相辅而行的方针，造成又打又谈的局面，迫使和引诱清政府就范，通过清政府的手，摧毁了伟大的人民抗法斗争。没有正确而强有力的政治领导，这是中法战争失败的原因。浴血奋战、英勇抗法的前线军民为此抱终天之恨，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民温习这一页历史，也不能不痛定思痛，悲与愤俱。

中法战争失败了，但人民的鲜血并没有白流。中越人民在战场上一次又一次痛击侵略者，创造了辉煌的战绩。侵略者面对坚强、大无畏的人民群众而心惊胆落。据曾纪泽的信中说：“法人每谈及刘渊亭（即刘永福），群目为奇男子，以为不可轻敌”，“但经此番军务之后，西人之谈及中国者，已不敢如从前之轻侮”[146]。中国人民的伟大抗法战争粉碎了法国的侵略如意算盘，打乱了它的侵略步骤，延缓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过程。

中法战争也充分暴露了清政府腐朽卖国的本质。这次战争和两次鸦片战争不同，两次鸦片战争时，清政府是和资本主义侵略者初次交手，它还可以用措手不及、缺乏准备等一套鬼话来解释失败的原因。现在的情况怎样呢？时间过去了几十年，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之后，一直在大吹大擂它的“中兴之业”和“赫赫武功”，洋务派一直在鼓吹据说能与列强争雄的“洋务自强”。中法战争使统治阶级手里的王牌像肥皂泡一样地幻灭了。“中兴”变成了“中落”，“武功”变成了“逃跑”，“自强”变成了“投降”。这一场大失败揭露了装腔作势的各种牛鬼蛇神，使它们原形毕露，无所遁迹。北宁的黄桂兰统率着装备精良的淮系军队，马尾的舰队是湘系几十年的洋务结晶，结果怎样呢？在北宁是不战而溃，在马尾是一战即溃，还有李鸿章的嫡派潘鼎新，根本没有和敌军照面，就望风而逃，溃不成军。在抗法斗争中战功卓著的既不是湘淮“名将”，也不是南北洋“劲旅”，反倒是屡受排挤、装备简陋的刘永福的黑旗军和冯子材的地方部队，这是多么辛辣的嘲讽！这是多么无情的揭露！吓唬人民的湘淮“名将”的怯懦相暴露无遗，洋务富强要政的纸糊房子也塌下了半边。人民中的反抗斗争在加强，先进分子中的怀疑和不满在增长，这样腐败的政府，怎能保卫国家免受外来侵略？这种枝枝节节的洋务新政，怎能使国家真正富强起来？在中法战争以前，人们以为当国家大难临头时，那些湘淮“名将”也许还能拔刀一战，洋务新政也许是一剂挽救贫弱的良方妙药。事实完全粉碎了这种幻想，战败以后，湘淮“名将”的作用没有多少人挂在口头上了，像李鸿章已经成了“国人皆曰可杀”的过街老鼠。对洋务新政的批评也愈来愈多，愈来愈深。对清政府幻想的破灭，有利于人民的觉醒，有利于革命的发展，这是一件莫大的好事。

当然，中法战争以后，中国人民并没有立即找到一条解放自己的光明大道，相反，斗争的前途更加崎岖曲折，荆棘丛生。农民群众的反抗斗争仍停留在自发、分散状态，从农民自身中间不可能产生新型的坚强的政治领导，先进知识分子的怀疑和不满，仅仅促使他们徒劳无功地去更多更大地变革朝政。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挥巨大作用的仍只有地主和农民，社会经济的进程还没有达到把新兴阶级推上历史前台的阶段，客观矛盾的发展还没有显示出解放斗争新道路的清晰轮廓。在中法战争以后的十年间，人民仍在黑暗和无边的苦难中摸索。

中国革命要摸索到正确道路需要花费整整一个历史时期。在走上正确道路以前，总是旧的幻想破灭了，新的幻想又产生；一个失败刚过去，另一个失败又来临。这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但中国人民正是在无数次幻想的破灭和无数次斗争的失败中成长起来的。就像毛泽东主席在论及近百年解放运动时所说：“各种内外反对力量虽给了解放运动以严重挫折，同时却锻炼了中国人民”[147]。中法战争是失败了，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它不失败也是不可能的。但中国人民显示了保卫祖国的革命决心和抗击侵略者的伟大力量，并且在战争中、在政治上得到了锻炼，它使一切革命者受到启发和教育。在伟大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全部历史中，它是一座不可磨灭的、重要的里程碑。

注释

[1]《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42页。

[2]唐景崧：《请缨日记》，卷三，光绪九年十一月廿一日。

[3]斯各特：《1884年法国进军越南记》，“一，山西之役与法军的残暴”。

[4]唐炯：《成山老人自撰年谱》，光绪八年九月初十日。

[5]斯各特：《1884年法国进军越南记》，“一，山西之役与法军的残暴”。

[6][8]无名氏：《关外随营笔述》。

[7]李岳瑞：《春冰室野乘》，《甲申越南战事杂记》。

[9]《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上），455页，《潘鼎新奏接据谅山军报请饬催后军继进及筹划饷械各情形折》。

[10][12]无名氏：《关外随营笔述》。

[11]王方伯（德榜）：《越事备考》，《上左侯相书》。

[13]《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上），455页，《潘鼎新奏接据谅山军报请饬催后军继进及筹划饷械各情形折》。

[14]《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143页。

[15]同上书，149页。

[16]加尔新：《在侵略东京时期》，“二、宣光解围及对中国俘虏的杀害”。

[17]《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上），175页，《徐延旭奏据越将刘永福禀报军情片》。

[18]《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上），466页。

[19]同上书，485页，《孔宪谷等奏和局断不可恃折》。

[20]同上书，500页，《吴峋奏筹杜议和流弊折》。

[21]同上书，527页，《王濂奏沥陈议和流弊折》。

[22]同上书，809页，《刘恩溥奏参李鸿章贻误全局折》。

[23]同上书，502页，《冯应寿奏会议法事请饬速筹备豫以防后患折》。

[24]《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上），500页，《吴峋奏筹杜议和流弊折》。

[25]同上书，494页，《张佩纶奏和战当以敌情兵力为定请饬李鸿章等量度奏闻折》。

[26]《翁同龢日记》，光绪十年三月廿七日。

[27]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389页。

[28]《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一六，《与美使杨约翰问答节略》。

[29]马伯乐：《中国》，转引自《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第1卷，640页。

[30]转引自谢满禄：《北京四年回忆录》。

[31]加尔新：《在侵略东京时期》，“一、北黎的惨败”。

[32]斯各特：《1884年法国进军越南记》，“六、北黎的退却”。

[33]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394页。

[34]转引自《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26页。

[35]《法国外交文牍》，第5卷，第101号，《瓦定敦致沙梅拉库》。

[36]《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144页。

[37]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418～419页。

[38]《法国外交文牍》，第5卷，第166号，《顾赛尔致茹费理》。

[39]《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158页。

[40]同上书，144页。

[41]《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150页。

[42]同上书，161页。

[43]《法国黄皮书》，《中国与东京事件》，第29号，《巴德诺致茹费理（1884年8月10日）》。

[44]《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上），955页，《军机处奏呈览各国事务衙门与何天爵问答片》。

[45]同上书，1066页，《军机处寄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谕旨》。

[46][47]转引唐景崧：《请缨日记》，卷五，光绪十年七月初九日。

[48][49][50][51]采樵山人：《中法马江战役之回忆》。

[52][53]《光绪朝东华录》，光绪十年八月辛丑，编修潘炳元奏。

[54]采樵山人：《中法马江战役之回忆》。

[55]《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上），846页。

[56]《醇亲王奕譞致军机处尺牍》，75页。

[57]《李鸿章全集》，电稿，卷三，《急寄福州张会办（光绪十年六月十九日申刻）》。

[58]《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上），953页，《军机处电寄何如璋谕旨（光绪十年六月十六日）》。

[59][60]张佩纶：《涧于集》，书牍，卷三，《致安圃侄》。

[61]许銮：《丛桂山房新乐府》，《美公使》。

[62]《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上），982页，《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张佩纶来电（光绪十年六月十九日）》。

[63]《中法越南交涉资料》（上），《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张佩纶电（光绪十年七月廿六日）》。

[64]罗亚尔：《中法海战》，“二、福州海战”。

[65]采樵山人：《中法马江战役之回忆》。

[66][67]郑丙炎：《福州马江战事大略情形》，见《普天忠愤集》，卷七。

[68]《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218页。

[69]同上书，217页。

[70]罗亚尔：《中法海战》，“二、福州海战”。

[71]郑丙炎：《福州马江战事大略情形》。

[72][73]《光绪朝东华录》，光绪十年八月辛丑，编修潘炳元奏。

[74]《翁同龢日记》，光绪十年七月十四日。

[75]同上书，光绪十年七月十九日。

[76]《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一六，《陈美使劝和》。

[77]《曾国荃全集》，书札，卷一八，《复李中堂》。

[78]《中法越南交涉史料》（中上），《国子监祭酒盛昱等奏折（光绪十年九月十三日）》。

[79]胡传钊：《盾墨留芬》，卷一，《王方伯来函》。

[80][81]《刘壮肃公（铭传）奏议》，卷首，《书先壮肃公守台事》。

[82]《中法越南交涉资料》（下），《福建巡抚刘铭传奏折附片（光绪十一年）》。

[83]甘乃隆：《孤拔传》。

[84]《法国黄皮书》，《中国与东京事件》，第112号，《巴德诺致茹费理》。

[85]罗亚尔：《中法海战》，“四、华军淡水大捷”。

[86]同上书，“三、攻取基隆”。

[87]《法国黄皮书》，《中国与东京事件》，第107号，《巴德诺致茹费理》。

[88]《中法越南交涉资料》（中上），《督办台湾防务刘铭传奏折附片（光绪十年十一月初九）》。

[89]《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226页。

[90]罗亚尔：《中法海战》，“三、攻取基隆”。

[91]镇海战役中，一般史书均以欧阳利见为首功。据沙孟海《镇海口开炮击退法舰事件有关史料的分析》（浙江史学会年会论文，油印本）称：此次奋勇发炮、击退法舰的实为吴杰，欧阳利见有冒功妒能之嫌，唯“海防之役，重在平时布置”（薛福成语），欧阳利见在战前布置防务，移设炮台，在战时发兵击退企图登陆之敌军，在此战役中应亦为有功之人。

[92]黎贡德：《远征谅山》，“二、郎甲之战”。

[93]同上书，“三、船头之战”。

[94]唐景崧：《请缨日记》，卷九，光绪十一年五月初三日。

[95]《中法越南交涉资料》（中中），《两广总督张之洞电（光绪十一年二月十五日）》。

[96]唐景崧：《请缨日记》，卷六，光绪十年十一月初二日。

[97][101]黄海安：《刘永福历史草》，“七、中法战争与刘永福”。

[98][99]《译正月二十四日西人河内来信》，转引自唐景崧：《请缨日记》，卷九。

[100]《中法越南交涉资料》（中中），《两广总督张之洞电（光绪十一年二月十五日）》。

[102]胡传钊：《盾墨留芬》，卷一，《王方伯来函》。

[103]《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603页，《广东转寄龙州潘鼎新来电（光绪十年五月二十三日）》。

[104][105]无名氏：《克复谅山大略》。

[106]黎贡德：《远征谅山》，“七、进驻谅山”。

[107]杨汝翼：《杨武愍公讨法夷死事节略》。

[108]黎贡德：《远征谅山》，“九、法军的困难情形”。

[109]同上书，“十、尼格里给波里也的报告”。

[110]冯子材：《军牍集要》，卷九，《复张制帅书》。

[111]无名氏：《克复谅山大略》。

[112]冯子材：《军牍集要》，卷九。

[113][115]《中法越南交涉资料》（中下），《钦差办理广东防务彭玉麟等奏折（光绪十一年四月初二日）》。

[114][116][117]无名氏：《克复谅山大略》。

[118]黎贡德：《法军谅山惨败》，“二、Bang-Bo之战”。

[119]加尔新：《在侵略东京时期》，“四、［附录］谅山的退却与陆军中校爱尔明加的任务”。

[120]李岳瑞：《春冰室野乘》，《甲申越南战事杂记》。

[121]黎贡德：《法军谅山惨败》，篇末注一。

[122][123]同上书，“四、撤出谅山的狼狈情形”。

[124]无名氏：《克复谅山大略》。

[125]《张之洞全集》，电牍，《致福州左中棠、杨制台，江宁曾宫保、武昌卞制台》。

[126]加尔新：《在侵略东京时期》，“四、［附录］谅山的退却与陆军中校爱尔明加的任务”。

[127]《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67页。

[128]同上书，143页。

[129]《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81页。

[130]同上书，83页。

[131]《翁同龢日记》，光绪十一年正月十一日。

[132]《法国黄皮书》，《中国与东京事件》，第178号，《茹费理的意见书》。

[133]同上书，《中国与东京事件》，第180号，《茹费理致巴德诺》。

[134]《法国黄皮书》，《中国与东京事件》，第183号，《照会》。

[135]罗惇曧：《中法兵事本末》。

[136]麦克耐尔：《现代中国历史选读》，485页。

[137]《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98页。

[138]《张之洞全集》。

[139]胡传钊：《盾墨留芬》，卷八，《王方伯来函》。

[140]《中法越南交涉资料》（中下），《军机处寄两广总督张之洞电旨（光绪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141]彭玉麟：《羊城军中有感二首》。

[142]胡传钊：《盾墨留芬》，卷八，《张彭两帅致北洋大臣电》。

[143]马丕瑶：《马中丞遗集》，奏稿，卷三，《边防届满请奖折》。

[144]《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一六，《陈美使劝和》。

[145]《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187页。

[146]欧阳利见：《金鸡谈》，卷一四，《附曾袭侯复书副函》。

[147]《毛泽东选集》，第2卷，439页。

第八章　外国侵略下中国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和新阶级的出现

第一节　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深入

一、19世纪后半期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趋势

经过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外国侵略势力在中国设立商埠、开辟租界、控制海关税则和海关行政，并获得了领事裁判权，内河航行权，内地通商、游历、传教权，以及片面最惠国条款，等等。这一系列侵略特权为大量外国商品输入中国开辟了通畅的道路。在太平天国革命期间，革命势力控制着富庶的长江下游，外国侵略活动还受到一定的限制，那时候，中国进出口贸易大体上尚能保持平衡，中国商品出口总值甚至还略为超过外国商品入口总值。但是，随着革命运动的被镇压和外国侵略特权的继续扩大，对外贸易方面的这种状况终于发生了变化，中国对外贸易在数量方面的优势终于被打破了。

以下，“19世纪后期输出入货物价值比较图”以及“19世纪70—90年代进出口商品价值简表”可以显示本时期对外贸易的发展趋势。

19世纪70—90年代进出口商品价值简表[1]

从以上的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些什么情况呢？

首先在进出口贸易的总值上，比之鸦片战争以前有了很大的增加。据普立查特的统计（Eout H.Pr.tchaid），在1830—1833年间，欧美各国对华贸易的总值为2 263万余两[2]，至1871年增至上简表所示的13 695万两，40年间增长至原来的6倍多。至1901年增至上列简表所示的43 796万两，70年间增长至原来的近20倍。这个情况显示了中国正在迅速地卷进世界贸易的旋涡中，变为国际资本主义推销商品和取得原料的场所。

这里应该指出两点：第一，尽管这个期间中国进出口总值猛烈地增加，但是一直到1901年贸易总值也还只有四亿多两，以全国人口平均每人只分摊不到一个海关两，这和世界其他国家比较起来（包括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和许多殖民地国家）几乎是处在最末位，这说明中国的经济情况是十分落后的，商品市场还并不发达；第二，这个期间进出口贸易表现在银两的数字上虽然增加甚大，但是还应该考虑到从70年代以后银价长期连续跌落的影响[3]，由于银价的跌落，进出口贸易表现在银两数字上就增长得格外迅速，而实际进出口商品却并没有增长得这样多。中国货币以白银为本位，帝国主义利用银价跌落的机会，对中国大肆掠夺，30年内使中国通货丧失了一半以上的国际汇兑价值。

其次，我们再分别考察出口总值和进口总值的增加。30年间年出口总值增加154%，年进口总值增加283%，进出口数字都有很大的增加，而进口的数字增加尤其迅速。在70年代进出口数字还是平衡的，自1871年至1876年的5年间，对外贸易都是出超，但是后来外国商品的输入越来越多，势若决堤，中国从出超变入超，而入超数字年年增加，从1877年（光绪三年）开始，中国一直是入超国，到1901年入超已将突破一亿两大关，这种对外贸易的劣势一直延续到1949年全国解放为止，计连续入超达72年之久。

19世纪70年代在我国对外贸易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转折时期。从那时候起，中国农民革命运动进入低潮，世界资本主义正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一步一步地加深，侵略的手段也更加完备，1869年苏伊士运河正式通航，1871年中国和英国伦敦之间建立了电讯联系，这一切大大地缩短了中国和欧美国家间的地理距离，中外航线上汽船的数目也大大增加，逐步排斥了帆船而占绝对优势。外国资本主义正是利用了中国国内革命低潮的机会，利用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流通的发展，对中国展开了巨大的贸易攻势，从此中国对外贸易的逆差就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

从1871年至1900年共有30年[4]，假使把这30年划分成两个阶段，在前一个15年内（1871—1885），出超共5年[5]，入超共10年，出入相抵，15年内共入超6 221万两，平均每年入超414万两。在这一阶段内，外国商品所占的优势还很微弱，正像当时一个英国作家所说：“中国在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曾经是最可怕的障碍物，这一障碍物直到现在（1884年），在我们工商业扩张的过程中，我们还是碰到”[6]。而且外国商品输入方面的微弱优势主要还是依靠鸦片贸易而获得的。如以1879年为例，该年鸦片输入共值3 650万两[7]，若以该年外国商品入口净值8 222万两计之，则鸦片输入约占进口总值的44%，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假使把鸦片除外，最主要的进口商品是纺织品，1879年纺织品进口总值为2 770万两，而该年从中国出口的丝、茶价值就有6 164万两，丝茶的出口值超过进口纺织品总值一倍有余。所以，外国侵略者假使不是依靠了可耻的鸦片贸易，他们在贸易上还是处在劣势地位的。

在后一个15年内（1886—1900）情况就大大不同了。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空前发展，在中国的各种侵略特权更加扩大，外国商品大量向中国倾销。所以，这15年内，中国的对外贸易每年都是入超，入超的数字逐年增加，15年内入超总数共达55 806万两，平均每年入超约3 720万两，相当于前一个15年平均值的近9倍。

在后一个15年内，机器制造品的重要性更为突显了，这个对外贸易上的深刻变化，显示出自给自足的中国封建经济已经抗拒不住外国资本主义商品的洪流，中国社会一天比一天更深地陷入半殖民地的地位。

以下再考察中国对外贸易在各国间的分配，可以清楚地显示19世纪后期各国在华经济势力的消长。

从下表可以看出：在70年代之初，英国几乎独占了对华贸易，英国本土及其殖民地印度的贸易额占中国对华贸易总额的59%，而香港的贸易也有一大部分是属于英国的；美国的贸易少于英国很多，但高于其他国家，占第二位；其他地区或国家的直接贸易是微不足道的。当时英国的伦敦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分配中心，中国的进出口商品很多是从伦敦转运的。在以后，其他国家在华的经济势力逐渐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势就发生了变化，中国对英国本土的贸易跌落到11.3%，对日本和美国的贸易额都在迅速上升，已和英国并驾齐驱，对欧洲大陆国家的比例也上升到10.5%，这主要是因为对德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等国的直接贸易有所增长了。在这时香港在对外贸易上的重要性十分明显，经过香港转运的商品占43.8%。以上的发展趋势，表明英国在华贸易垄断的时代正在过去，许多新兴帝国主义在中国展开了剧烈的贸易竞争，这种贸易竞争和19世纪末的投资竞争、划分势力范围竞争联系在一起，形成帝国主义争夺和宰割中国的狂热潮流。

中国对外贸易在各国间的分配及比例简表

我们尚可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对外贸易方面的变化，这就是进出口船只的吨位和国别，这方面的情形如下表所示：

进出口船只吨数、国别简表

从上列简表可以看出：在这期间进出口船只的增长也是十分迅速的，30年间船只吨数从700余万吨增至4 800余万吨，几乎增加6倍，这个趋势是和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相适应的。帝国主义之间争夺贸易的竞争和争夺航运权的竞争也是密切联系着的，在这场竞争中，英国稳稳地占着优势，它的商船经常占中国领海中商船吨数的一半以上。美国船只在华航行的历史也是很早的，70年代它和英国平分着在中国海洋航运的权利，由于南北战争的爆发，美国北部商船损毁极多，它在中国经营的旗昌洋行的轮船也卖给了中国轮船招商局，再加上以后和西班牙在太平洋岛屿的战争，这一切因素使得美国商船在中国领海暂时地丧失了作用。另外两个新兴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和德国在争夺船运权的竞争中显示了不可忽视的实力，这是和两个国家内部的经济发展和对外扩张的趋势一致的。至于中国在自己领海内所能保持的航运权利是极为可怜的，在轮船招商局开办之后中国方能保持一点点微弱的权利，但进展极慢，和外国商船相比，真是瞠乎其后。航运权利方面的分配趋势也反映了半殖民地国家的特点。

二、对外贸易中的几项主要商品

外国输入中国的主要商品是棉纱和棉布。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洋纱洋布的输入已逐渐增加，开始和中国的手工纺织品进行竞争。19世纪下半期，纱布的输入迅速上升，其趋势如下页附图所示。

19世纪下半期，洋布输入始终保持很大数量，80年代以前每年输入的总值达一两千万两。80年代以后，输入数量更是大幅度地上升。19世纪末，每年输入总值徘徊在4000万两以上。在棉布市场上，美国货和英国货平分秋色，粗布方面美国货占绝对优势，细布及杂类布方面英国货占统治地位；华北和东北是美国布的主要销场，华中和华南则又为英国布所独占。[8]这种均势一直保持到20世纪初，那时候日本粗布异军突起，代替了美国货在中国粗布市场上的优势。

洋纱在早期贸易中尚不占主要地位。19世纪80年代以前，每年输入值只有一二百万两，主要是英国纱。但80年代以后，印度棉纱大量进入中国市场，其势汹涌，不可遏抑。1897年洋纱输入总值达2 000万两，1895年更上升到5 000余万两的高峰，孟买生产的纱充斥于中国各地。当时正是印度纺纱业狂热地进行扩充的时期，很多印度纱厂忽视国内市场，专向中国倾销，印度纱全国输出总量中有90%左右都是销售到中国来的。中国市场上需要的是24支以下各级粗纱，印度棉纱正好投合这个需要，所以印度的孟买纱长期执中国棉纱市场的牛耳。一直到19世纪末，日本急起直追，千方百计地向中国倾销其过剩棉纱，才能在华北和东北地区夺取印度棉纱的地盘。

19世纪末，洋纱洋布两项输入的总值已达一亿海关两，是进口商品的最大宗。纱布输入对中国自然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分解作用，将在下一节内叙述。

另一项值得注意的进口商品是煤油，70年代初进口煤油仅值十余万两，至1901年激增至1 729万两，增加一百数十倍，是进口商品中增加最快的一项。另外两个奇怪的现象是：中国号称以农立国，但每年仍从国外输入粮食，以大米言，80年代中叶之前，常年入口约数十万担，以后入口渐增，1895年是大米入口的最高峰，该年输入1 000余万担，值1 500多万海关两。中国的瓷器是历史上悠久的手工艺品，是传统的出口品，但近代制瓷业江河日下，19世纪末常年出口的窑业产品仅值100多万两，而进口值却达800万至1 000余万两之多。至于生产资料的进口数字，一直是微乎其微的，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前，每年输入机器的总值不到100万两，甲午战争之后虽稍有增加，但仍只徘徊于一二百万两上下，在整个进口贸易中所占比重约在5‰左右。[9]由此可见，帝国主义的对华贸易主要是以输入其过剩商品为主，并不能给中国提供多少工业设备。

在进口货物中还有一种特殊的商品就是鸦片。鸦片不仅帮助外国资产阶级打开了中国的门户，而且又帮助他们在初期对华贸易中维持收支平衡，保障了侵略者特殊的地位和大量的利润。19世纪下半期鸦片输入的量与值如下表所示。

19世纪后期鸦片输入量值简表[10]

在考察这个时期的鸦片贸易时应注意到以下三点。

第一，上表所列数字是表现于海关账目上的数字，事实上大家都知道，鸦片的走私贸易一直是十分猖獗的，假使加上走私的鸦片，那么数字必然还要大大增加。据汕头海关的《贸易报告》说：“广东省沿海的大量走私贸易，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从香港开到汕头的轮船上的中国旅客、水手、茶房及船上其他雇员常常私带鸦片入境，并且以种种方法欺骗海关。常常发现模仿得完全和外国货一样的炼乳、饼干、肉类、火柴、罐头等，有着原封未动的商标，密密封好，而且重量也非常近似，但里面装的都是鸦片。在开着鲜花的花盆里，在表面盖上咖喱洋葱或其它气味很大的菜筐里，在细心挖空了的竹扫帚里，都曾发现过鸦片。而最多的场合是旅客把鸦片藏在宽松的衣服里面，他们的两臂下很容易夹带半个公班土，如果不被查出，他们就可以偷漏大约三两银子（海关两）的海关进口税及内地税。”[11]

第二，鸦片在早期贸易中占首屈一指的重要地位，1876年和1881年鸦片输入价值在全部进口值中约占40%，以后逐渐下降，1886年约占28%，1891年约占21%，1896年约占14%，1901年约占13%，鸦片贸易的相对比重虽在下降，但绝对数字并未减少，在上列的表内1901年的输入值尚超过1876年的输入值。

第三，应该提到，鸦片输入的相对比重虽在下降，但这个时期鸦片流毒却十分猖獗，这是由于封建官吏和地主为了增加税收和地租，广泛地鼓励内地种植鸦片的缘故。从前鸦片只有从国外输入一个来源，现在有了内地种植的另一个来源，而且内地种植鸦片的规模十分惊人，据统计：全国在1900年出产鸦片37.6万担[12]，这个数目超过该年外国鸦片输入数7.5倍，种植鸦片最盛的是四川、云南、陕西、山西、贵州、甘肃等省。[13]种植鸦片，对于国家和人民危害之大是尽人皆知，无用多说。推原祸首，始作俑者当然是那批无耻的外国鸦片贩子，而内地的广泛种植又应当归罪于中国的腐败官吏和贪婪地主们，种植鸦片对他们来说是一桩有利可图的勾当。张之洞就明白招认：“罂粟之所以不能禁者，一由于上官之禁弛不一，朝令夕更；一由于官吏之视为利源，图收亩税”[14]。正因为有大利在焉，所以所谓禁烟的命令只是一纸具文。光绪初年有一个故事，“山西巡抚鲍源深请禁栽种罂粟，出省阅兵，各州县先期拔去驿路两旁罂粟一二亩，改种禾麦，相传为笑”[15]。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话！不过鲍源深还不是最坏的官僚，总算出了禁令，也巡阅了一番，还拔了“一二亩”罂粟，而其他官僚军阀公开设立了禁烟局、戒烟所，暗中却大规模地贩烟运毒，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在旧中国实在太普遍了。

在中国的出口商品中，茶和丝占最重要的地位。1871年茶和丝的出口价值合计达6 000万两，占该年出口货总量的92%。当时除了丝茶以外，中国其他出口商品的数量是微不足道的。后来，随着中国自然经济的逐渐分解，农产品日益卷入商品流通中，大豆、棉花、花生、皮革等的出口渐渐增加，丝茶出口值的相对比重逐步下降，到19世纪末，大约下降到占出口货总值的50%，但丝茶合计起来，仍为出口货的最大宗。19世纪下半期丝茶出口价值和发展趋势如附图所示。

我国丝茶贸易的历史，是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的一部惨痛的历史。我国本来是著名的出产丝茶的国家，在早期中国的丝茶几乎供应了世界市场的全部需要，但以后印度、锡兰的茶和日本的丝急起直追，中国的丝茶贸易受到洋商操纵和排挤，遂至一蹶不振。

这个时期中国茶叶在国外市场上的失败最为惨重，如以1876年至1897年间中国茶和印度、锡兰茶输入英国的情况来看，1876年中国茶为14 900万磅，占85%以上，印度、锡兰茶为2 500余万磅，不足15%，当时中国茶在英国市场上独执牛耳。但是到1897年，输入英国的中国茶降落到3500万磅，占13%，印度、锡兰茶为22000万磅，占87%。20年间中国茶和印、锡茶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恰恰来了一个对换，中国茶遭到了彻底的失败。[16]

中国茶为什么失败得这样惨？这里再一次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经济打击半殖民地经济、机器生产打击土法生产的典型。印度和锡兰的茶都是英国资本家经营的大茶园生产，不但可以充分利用印度和锡兰人民的廉价劳动力，而且在栽植和焙制方面可以利用机器和各种科学方法，发挥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竞争能力。就像《北华捷报》所说：“印度制茶较中国优越的地方，在于机器胜过手工，中国的小农生产是不能与印度的大茶园竞争的，前者正为后者所排挤。控制着伦敦茶叶市场的，正是这些资本充足的大茶园，它们具有改良的机器以及最好的焙制的技术。在中国，如湖北山区拥有两三亩地的小茶农是不能和他们竞争的”[17]。中国的茶叶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分散，生产技术上的墨守成规，资金短绌，不能和消费者直接交易等等原因，当然就竞争不过印度、锡兰的英国资本主义大茶园。而且反动腐朽的清朝政府不但不奖励和扶植茶叶生产，反而落井下石，对于茶农和茶商征收苛捐杂税，“印度锡兰之茶，其出口税全免完纳。日本则每百斤不过完洋一元。中国则不然，每茶百斤须纳库平银二两五钱，又加厘捐及各项捐款甚巨”[18]。据1901年的估计，茶叶的厘金和出口税加起来，约占茶叶价值的40%[19]，清朝政府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是加速中国茶在世界市场上失败的重要原因。

中国茶叶生产者都是分散的农民，不能够直接拿到国际市场上出售，首先要把茶叶卖给茶商，运往通商口岸，又转售于外国商人，再由外国商人将茶叶装载出国。中间环节既多，中间剥削自然就十分厉害，特别是外国商人更是穷凶极恶。中国茶商都没有雄厚的资本，收购茶叶要靠贷款，而钱庄贷款利率很高，不能拖欠过多，外国商人正是利用这个弱点，进行操纵，“洋人洞知华商资本之不足，华人心志之不齐，每届丝茶上市为欲取先予之计，视来货不旺，故抬价值；视已群聚，则又故作观望，相持久之，则华商之心虚胆怯者急思脱手，必有自愿跌价者矣。迨市货既空，则又故抬其价以抬之。如此几经播弄，华商悉堕其术中，洋商心计本工，加以通事买办之嗾导，不肖市侩之输情，深识华人之情伪，故张弛操纵之间，不至尽倾华商之血本不止”[20]。由于外国商人操纵茶叶市场，中国许多茶庄亏折倒闭[21]，许多茶商倾家荡产[22]。这些损失归根到底都转嫁到了植茶的小农身上，引起茶叶生产的衰退和茶农的破产，弄得“山户终岁勤动，不获一饭之饱”[23]，“人多不以茶为正项生理，有田者归耕，无田者以砍柴为活”[24]。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具有悠久传统的我国植茶事业就这样被残酷地扼杀。

中国丝所经历的道路几乎和茶叶如出一辙，茶叶的竞争对手是在印度、锡兰经营大茶园的英国资本家，而丝绸碰到的劲敌则是日本资本家。由于日本资本主义比较后起，所以19世纪后半期竞争的威力还不很显著，中国的生丝出口仍在上升，至1899年而达到高峰。到20世纪初竞争逐渐剧烈，日本的生丝和丝织品终于在国际市场上代替了中国的地位。一个外国学者评论说：“在中国，养蚕是由千万农民及其家属小规模地进行的。丝商行会的方法之任何改变，会碰到很大的困难，他们所关怀的乃是蚕茧和生丝的买卖。在整个时期内，要他们改革显得很困难。但他们不是真正的阻力。事实毋宁是中国政府不会、也许不能采取日本政府很成功地采取的行动”[25]。与此相反，日本政府千方百计发展机器缫丝，“在明治二十二年底（1889年），约达全部生丝生产额的40%，迨至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竟占了70%”[26]。“日本丝本质上既不优于华丝，也不能与华丝比美，然而自从国际贸易开展以来，其出口已增加了10倍。这完全是因为日本迅速地采用了一切西方科学关于改良育蚕的知识，以及西方工艺为制造精美产品而设计的一切发明。在这些措施方面，日本政府曾予以倡导”[27]。

从以上所述纱布茶丝的对外贸易发展的情况，可以看出帝国主义是怎样挟其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对中国人民进行了敲骨吸髓的剥削。没有独立自主的政权，没有近代工业的发展，我们就只能沦为帝国主义的奴隶、牛马。我们不但不能够在纱布等工业品市场上抵抗帝国主义的进攻，而且连具有深厚传统的丝茶市场也完全被人家所控制，我们在一切方面都只能任凭宰割，“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所以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工业化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理想。

三、甲午战前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投资

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的主要形式是商品的输出，在那时，资本的输出还不占主要地位。但是，就在大量商品倾注到中国来的同时，外国在华的投资活动已经开始，并且有了相当的发展。据统计，在甲午战争以前，外国在华的投资总额已达二亿至三亿美元。[28]

这里所说的“投资”，是指帝国主义在中国所控制的一切可以进行剥削剩余价值的资本，不管其来源是从外国输入的资本，还是从中国剥削积累的资本；也不管属于外国政府所有，还是属于资本家个人或集团所有。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大体上包括五个部分：商业和航运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借款（主要是给清朝政府的借款），银行投资，工业投资。此外还有教会及其附属事业的财产。

对商业和航运业的投资，在帝国主义对中国投资的整个历史上一直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在早期尤其如此。为了推销商品和收购原料，外国侵略者很早就在中国设立庞大的商业机构。经营进出口贸易的洋行、商店，遍布于各个通商口岸。19世纪70年代初，外国在华所设行号约有350家[29]，至1899年增至930家左右。[30]甲午战前外国在华的商业投资估计应不低于4 000万美元。

外国在华洋行较大的有怡和、旗昌、宝顺等，怡和洋行是英人渣甸和孖地臣所创办，在中国各口岸均有分支机构，起初经营鸦片贸易。林则徐在广州焚毁鸦片二万箱，其中七千箱即属怡和所有。以后又投资于航运、保险、地产、缫丝、棉纺等行业。旗昌洋行是美商罗基尔与亚来当所创设，起初亦进行鸦片贸易，后又做轮运、缫丝、焙茶、榨糖等，至1891年歇业，它是当时美国在华最大的企业。宝顺洋行创办人是英商颠地，他是著名的鸦片贩子，以后又经营布纱丝棉等生意，规模巨大，是洋行中的巨擘。

为了推销商品，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沿海沿江拥有大量的运载手段——船舶。不但中国的外洋航运被外国所独占，就是中国沿海和内河航运也在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甲午战争前夕，行走于沿海和内河的轮船总吨位中，四分之三以上是外国轮船，中国轮船的吨位还不到四分之一。像英国太古轮船公司（设于1872年）和怡和轮船公司（设于1877年），都拥有大批船舶和码头、仓库、房产等，其资产十分庞大。在19世纪末，仅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航运业投资即达1 000万美元之多。

帝国主义的房地产投资是“无本求利”和“一本万利”的投机生意，这种生意从租界开辟以后就日趋活跃起来。甲午战前，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九个口岸开辟了13处租界[31]，掠夺了大量土地。又不断越界筑路，扩大租界的面积。租界内的地产大部分在外国房地产公司或企业、私人的手中。据雷麦估计：1902年上海租界内的地产约有三分之二为外国人所有。[32]由于租界商业的日益繁盛，土地价格连年上升，房地产投机事业十分兴旺，外国侵略分子在这桩投机事业中所获得的利润是惊人的。当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侵略者开始在上海开辟租界、攫取土地时，每亩仅付给原业主押租一万五千文（合白银10两），至1866年，南京路一带土地每亩涨至银60两，1882年涨至银2 750两，至1927年竟涨至每亩20万两。由于利润特别高，侵略者一直把房地产视为重要的投资对象，在19世纪末，仅上海的租界内，帝国主义的房地产投资额即达3 700万美元。

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另一项重要投资是对清朝政府的借款。政府借款具有经济掠夺和政治控制的双重意义，是列强侵略殖民地落后国家的重要手段。外国侵略者通过对清朝政府的借款，不但可以攫取优厚的利息，还可以进一步控制清朝政府，使它更加屈从于自己的要求。清朝政府的第一笔外债是在1853—1854年间由苏松太道吴健彰向上海洋商借贷的，借款数目不详，其用途是镇压上海小刀会起义。一直到甲午战争以前，清政府共向外国举债43次，借款总数4 592万两（库平银），其中用于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少数民族及其起义的军费达983万两，用于收复新疆的军费1 075万两（指左宗棠举借的第四、五、六次西征借款），用于中法战争时期军费的1 447万两（指1883至1885年间的广东海防借款、福建海防借款、滇桂借款、援台借款等），用于颐和园和三海工程的450万两（指1886年南海工程借款，1887年三海工程借款和1885年神机营借款的半数），其他则用于河工、铁路、轮船招商局、湖北织布局等零星项目。[33]

借款的绝大部分都充作军事费用，一般从哪个国家借得款项，哪个国家就可以得到军事订货，而且借款大多有关税收入作切实担保，借期很短，利率却特别高，一般都在年息一分左右，有的高达年息一分五厘（当时外国银行对洋商垫支或贷借的利息率，一般不超过五厘），是典型的高利贷。再加上经手人还要从中渔利，提取回扣，外国银行又以烂板银元付款，所以清政府所得无几而所偿极大。如从1866年到1883年为筹措西征军饷而借款六次，共计1 595万两，伦敦发行的债息是年息八厘，汇丰银行加到年息一分，中国的经手人胡光墉报销年息一分五厘，层层加码，朘削不穷。不久清政府即偿还这笔借款，共付出本息银二千余万两，曾纪泽说：“胡雪岩（即胡光墉）之代借洋款，洋人得息八厘，而胡道报一分五厘。奸商谋利，病民蠹国，虽籍没其资产，科以汉奸之罪，殆不为枉”[34]。从这里可以窥知当时借款黑幕之一斑。

银行是资本主义列强在华投资的又一个重要项目。早在鸦片战争以后不久，英国为了扩大对华贸易，开始在中国设立金融机构，1848年英国东方银行（总行初在印度孟买，后迁伦敦）在上海设立了分行，称丽如银行。1854年和1857年，英国有利银行与麦加利银行（总行均在伦敦）亦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立分行。这些银行主要经营国际汇划与存放款业务，并和中国的钱庄发生信用关系，为在中国推销商品和购买原料的进出口贸易服务。

1867年英国汇丰银行成立，资本为港币500万元，总行设于香港，分行遍布上海、汉口、天津、北京等地。汇丰银行的成立是外国银行资本势力深入中国的契机，以前英国各银行的活动主要以印度为中心，在中国不过是附带营业，汇丰银行则是专门对中国进行经济活动的金融机构。和汇丰几乎同时成立的尚有英国的呵加刺、汇隆、汇川等银行和法国的法兰西银行（1863年）、德国的德意志银行（1872年），但这些银行不久都闭歇，只有汇丰银行的营业一直蒸蒸日上。1870年汇丰的存款仅800余万元，放款与贴现仅600余万元，至1890年存款增至9 000余万元，放款与贴现增至6 000余万元。它还在中国发行纸币，放出贷款，实际上已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甲午战争以前，清朝政府向外国举债4 600万两，其中3 000余万两即是由汇丰银行借给的，约占清政府外债总数的66%。所以1896年盛宣怀说：“各国通商以来……英、法、德、俄、日本之银行乃推行来华，攘我大利……如汇丰之设已三十余年，气势既盛，根底已深，不特洋商款项往来”，网罗净尽，“中行决不能分其杯羹，即华商大宗贸易，亦与西行相交日久，信之素笃”[35]。可见汇丰银行的经济力量已根深蒂固，早就控制了中国的金融市场和对外贸易。

80年代末，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争夺的加紧，各国的银行资本势力进一步进入中国，纷纷在中国设立机构，彼此间展开尖锐的斗争。1889年德国在上海设立德华银行；1890年和1892年，英国又在上海先后设立惠通银行和中华汇理银行；1893年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在中国设立分行；1894年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在香港设立分行；1895年俄国设立华俄道胜银行；美国也早在1887年就酝酿成立中美银行，但未成事实。至于中国自己的第一个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则迟至1896年方才出现。

甲午战前，外国银行主要为进出口贸易服务，为了推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的方便，外国银行和中国的旧式金融机构相沟通，并使它逐渐变成自己的附庸。当时，钱庄的洋厘银拆[36]和汇划制度[37]处在外国银行的控制之下，钱庄的庄票[38]也在外国银行的支持下得以流通。旧式的钱庄只有仰赖资力雄厚的外国银行的鼻息才能够苟延生存。而钱庄遍布各地城乡，联系的面极为广泛，在当时经济生活中占着重要的地位，外国银行就利用钱庄为中介，在中国各地调拨资金，扩大贸易，顺利地达到其经济侵略的目的。

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工业投资也早在甲午战前就已开始，不过那时候投资的数目还不大，远远比不上甲午战后的情形，而且外资设厂条约上并无规定，是蔑视中国主权的非法行为。中国官吏们知道这一点，也发生过一系列争执，但只要所设工厂不直接妨碍自己的利益，中国官吏一般都听之任之，不加干涉，像李鸿章居然还经常去参观外国工厂，加以鼓励和赞扬，甚至给外资工厂大批订货（如修造船舶）。甲午战前，外资所设工厂大多是与进出口贸易有关的船舶修造业、原料加工业和租界公用事业，目的是为推销商品和购买原料的方便，这反映了当时资本主义列强的经济活动尚以商品输出为主要特征。根据偏低的估计：甲午战前外国在华的工业投资总额已达2 800万元[39]，而且投资的数目在不断上升，投资的范围在迅速扩大，外国对华资本输出的趋势日益暴露得明显了。

甲午战前外国在华工业投资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包括40年代和50年代的20年，外国资本主要集中在船舶修造业中；第二个阶段包括60年代和70年代的20年，外国资本在船舶修造业中突飞猛进，同时又扩大到原料加工工业的领域；第三个阶段包括从1880年到1894年的15年，外国资本又在缫丝业、其他轻工业和租界公用事业中得到迅速的发展。

在第一阶段中，外国资本主义以1843年上海墨海书馆和1845年广州柯拜船坞为矢，开始了在中国的投资活动。到1859年为止，一共设立了16个企业[40]，其中有7个是修船厂，有4个是印刷所，还有面包厂、制药厂、乐器厂、打包公司等。鸦片战争后，进出口贸易迅速发展，大批船只行走于远洋以及中国的沿海、内河，修造船舶的事业就是适应这种形势而首先发展起来，它完全为外国资本主义在华推销商品和掠夺原料服务。这一阶段的外资工厂，大多因陋就简地搞起来，资本额还不大，其中规模最大的要算1858年设立的上海船坞公司，资本为22万两。当时的外国投资在性质上尚是进出口贸易的附庸，在规模上大多是小型的工厂。

60年代以后，外国在华的工业投资逐步上升，在第二个阶段（1860—1879）的20年间，新设工厂达56个。[41]船舶修造业仍一马当先，发展最快，新设立的造船厂共有13个，营业十分兴旺，而且出现了像上海祥生船厂（1862年）及香港黄埔船坞公司这样的大厂，后者的资本初为24万元，1870年增至100万元。这个阶段内，船舶修造业中的竞争和兼并十分剧烈，资本迅速地集中，最后导致了几个大船厂对造船事业的垄断局面。如香港黄埔船坞公司成立后，陆续吞并了五个船厂，独霸于华南。《香港史》上写道：“此时期船舶修造业发展的特征是尖锐的竞争，而以香港黄埔船坞公司的胜利为终结”[42]。

此外，为出口原料进行加工的工厂也开始出现，并迅速发展。这个阶段内开设的这一类工厂有17个，几乎占开设工厂总数的三分之一，包括制茶、缫丝、制糖、面粉、樟脑等加工企业。其中发展最快的是俄国人在汉口、九江等地设立的砖茶厂，这些砖茶厂最初设在湖北的崇阳、羊楼峒、羊楼司等产茶地区，后迁汉口，逐步扩大，每厂资本达数十万元。“使用最新式的机器，造茶砖与茶饼，并设有电灯发电厂，本地有数千工人依此为生”[43]。机制砖茶质量好，成本低，便于运输，逐渐排挤了中国原来的手工制茶。1869年，从汉口运出的机制砖茶共73 758担，运出的手工制砖茶共62 760担，机制砖茶已经取得了优势。

在第二个阶段中，外国在中国创办了不少资本达数十万元和百万元的大型工厂，但无论船舶修造业还是原料加工工业都是为推销商品、购买原料服务的，从投资的性质来看，它们是进出口贸易的附庸。

值得注意的是外国资本家的经济要求正在日益发展，他们千方百计地在寻觅扩大投资范围的途径。早在50年代，英国和美国都曾觊觎台湾基隆煤矿的开采权[44]，但被清朝政府所拒绝。60年代，扩大投资范围的努力达到了高潮，外国侵略者力图取得开采煤矿、修筑铁路以及架设电线的特权。1862年和1863年，英国的柏卓安、美国的朋贝勒曾在北京郊区调查勘探煤矿蕴藏；1863年上海27家洋商联名向江苏巡抚李鸿章要求修筑上海到苏州间的铁路；1864年英国铁路专家斯蒂芬生来到中国，提出一个联结中国和印度的庞大铁路计划，同年，美国政府指示其驻华公使，把太平洋电报线路“插入你所驻在的富庶帝国之内”；1865年，英商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外擅自铺设一条“示范性”的小铁路（不久被清政府勒令拆除），同年赫德写《局外旁观论》，劝说清政府允许外资在中国采煤、筑路和架线；第二年威妥玛写《新议论略》，重复赫德的建议；1867年，两个美国流氓闯到烟台，企图开采煤矿，但没有成功；1870年，李希霍芬在中国调查矿藏物产，他跑了很多地方，写了非常详尽的报告，同时，英美资本家支持丹麦大北公司，取得在中国沿海设置海底电线的特权，接着，一个庞大的联结中国、印度和日本的电线通讯网也在规划中，一个美国资本家兴高采烈地说道：“这一段电线的利润，将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同距离的电线所能获致的利润为大”[45]。《字林西报》则宣称：“开发（中国）矿业资源的前景，在本年度已经吸引了特别的注意……美国驻北京的新公使是一个一向特别注意矿业的人，我们希望……他能推动他的同僚们，共同催促清政府早日撤除矿禁……我们也有权逼迫中国向世界贡出其矿业资源”[46]。大规模的投资活动已经紧锣密鼓地打起了前奏曲，外国资本家迫不及待地跃跃欲试。

但是在60年代，外国对华投资大发展的客观条件还没有完全成熟。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正处在走向帝国主义的前夜，一部分金融资本家固然急于要开辟海外投资场所，而大部分商业和工业资本家的目光尚专注于输出商品和掠夺原料的利益；另一方面，当时中国的农民运动尚未过去，而反洋教斗争方兴未艾，中国人民对外国侵略的强烈反抗不能不使侵略者和清朝政府有所顾虑。所以，在1868年修约交涉中，英国把采煤、筑路、架线等投资要求提出，清朝政府不敢完全接受[47]，侵略者由于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到在中国大规模投资所可能激起的反抗，也不敢强迫清朝政府全盘接受，这样，喧嚷一时的扩大投资范围的要求暂时延耽下来。

由于客观形势的制约，在第二个阶段中的外国投资主要仍限于船舶修造和原料加工的领域内，但侵略者时刻没有放弃扩大投资的企图。1876年1月，怡和洋行为了运输进出口商品，在吴淞口到上海之间兴建了一条小铁路。“怡和洋行想偷偷摸摸地搞下去，名义上购买从上海到吴淞间的土地，作为建筑马路之用，但真正的目的是购定了土地，并筑好路基后，就敷设铁轨”[48]。在筑路工程开始后，清政府屡次抗议，怡和洋行置之不理。1876年6月该路正式通车，8月间因火车辗死乡民，引起群众反抗，“骚乱不断的威胁着铁路，为防止事态更趋复杂，经英国公使威妥玛指示，铁路暂时停止通行”[49]。后来这条铁路由清政府以28.5万两的高价收买拆毁。这个事件表现了外国资产阶级对中国主权的粗暴侵犯。

历史跨进80年代，以自由竞争为主的国际资本主义正向以垄断为主的帝国主义过渡，列强国内的金融资本势力大大地发展起来，向殖民地落后国家输出资本的要求日益迫切，工业投资的数字正在增长。侵略者想尽种种办法，企图突破清政府的限制，扩大其投资的范围。1881年和1882年是投资历史上的一段黄金时代，随后因中法战争的影响而一度停滞，但90年代初外国投资又重新活跃起来。从1880年到1894年的15年中，外资在华设厂57个[50]。其中船舶修造业中已经形成祥生、耶松和香港黄埔船坞公司三家垄断的局面，砖茶业则仍被俄国商人所独占。此外，缫丝业、其他轻工业和租界中的公用事业也发展很快。

在这个阶段中，外国资本以在缫丝业中获得的进展为最大。早在60年代，已有外国商人置车试缫，但并未成功。1878年美商再度试缫，1881年就在上海开办旗昌丝厂（1891年法商接办，改名宝昌丝厂），该厂拥有缫机400车，工人1 100人。此后，公平（英商1882年）、怡和（英商1882年）、纶昌（英商1891年）、乾康（美商1891年）、信昌（法商1893年）、瑞纶（德商1894年）纷纷设立，到1894年时，外商丝厂的资产估计达382万两。缫丝业是继船舶修造业和制茶业以后第三个被外国资本突破的重要工业领域。由于雄厚的外国资本的侵入，中国手工缫丝业受到极大的打击，遂至一蹶不振。改良主义思想家陈炽说：“中国出口之丝，每包百斤，仅值三百余金。上海所设各厂，购中国蚕茧，以机器缫之，每包值七百余金，高下悬殊……致大利渐为外人所夺”[51]。

在这个阶段中，外国资本势力还千方百计地扩大到与进出口贸易无关的其他轻工业部门中，如造纸、肥皂、纸烟、火柴、玻璃、印刷、制冰、木器、制药等等。这类企业规模一般尚不大，每厂资本大多只有几万元，少数达十万以至几十万元。但是，企业的数量很多，而且这项投资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剥削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掠夺中国的原料，它所制造的商品专门销售于中国市场，从投资的性质上说，它已脱离了对进出口贸易的依附关系，成为独立的海外投资。

此外，80年代以后租界中的公用事业发展也很快。早在60年代，上海租界中已有英国和法国的“自来火房”，供应煤气，但规模还不大。英国自来火行最初资本为5万两，1886年才增至20万两，法国自来火行最初资本3.8万两，后增至5万两。1881年上海自来水公司成立，次年上海电光公司成立，1890年天津煤气公司成立，其中上海自来水公司的营业最为兴旺，最初资本40万两，至1894年资本增加到66.5万两。

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列强对华资本输出的要求更加迫切地提到日程上来。但这时候，外资在华设厂仍是非法的，所有的条约并无允许外国在华投资设厂的规定，清朝官僚们由于要保持自己开设的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对外国资本的侵入，反对外商在华设厂，而外国侵略者则力图扫除投资道路上的政治障碍，扩大投资的数量和范围。在80年代以后，这场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愈演愈烈，经济利益的冲突表现为一系列的政治外交纠纷。1882年美国丰泰洋行经理魏特摩等准备在上海建立纺纱厂，这不但是蔑视中国主权的行为，而且对正在筹备中的上海织布局是一个重要的竞争威胁，和李鸿章奏准的上海织布局“十年专利”的规定发生抵触，清政府禁止丰泰纱厂的成立。美国公使杨约翰蛮横地提出抗议，认为“目前的争执，不仅关系上海的一项企业，事实是影响了中国人民与西方国家人民（实指西方资本家——引者）间一切商业和企业关系的基础”[52]。北京的公使团在杨约翰的策动下，对清政府联合施加压力。他们以1858年中法《天津条约》第七款有准许法国人在通商口岸“居住、贸易、工作”的字样，硬说“工作”就是开设工厂，这显然是牵强附会的曲解。清政府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因别的案件逮捕了丰泰洋行的两个买办，这个纱厂的筹备才不得不停止。此后，侵略者除了继续向清政府进行纠缠之外，还采用其他办法扩大投资，有的是偷偷摸摸地盖起工厂来，造成既成事实，有的用借款方式，使资本势力渗透入中国人的企业中，有的贿赂中国官吏，私下获得投资的特许。1884年，美国参赞何天爵曾承揽津通铁路借款2 000万两，后因这条铁路遭到很多人反对而暂缓修筑，故借款亦未成事实。同年汇丰银行给山东招元、平度金矿贷款18万两，这是外国金融资本侵入矿业的先声。法国则觊觎垄断中国的铁路修筑权，在中法战争后订立的条约中规定：“若中国酌拟修造铁路时，中国自向法国业此之人商办”，这是预先为垄断铁路权利准备借口。中法战争以后，修建铁路的呼声日益高涨，列强的活动更为频繁。英国已捷足先登，控制了唐胥铁路的修建工程；德国急起直追，借中德谈判洋药（鸦片）新章的机会，要求清政府以德商承办中国铁路，结果英德两国平分秋色，在1887年的津沽铁路借款中，英国怡和洋行获份额63.7万两，德国华泰银行获份额43.7万两。后来在1891年关东铁路动工兴建时，清政府拟向德国所支持的奥地利资本家借款30万两，又引起法国垂涎三尺，法国抓住中法条约作根据，硬说法商有承办中国铁路的优先特权，指责清政府把铁路权利让与别国是“违反条约”的行为，德国则根据“利益均沾”的条款，反唇相讥，反对法国垄断中国铁路利益。清政府不但丧失了利益和主权，而且处在被两面夹攻的尴尬地位。这场纠纷延续了很久，最后清政府让法商承办一部分铁路器材，纠纷才告解决。

外国资本向采矿业的渗透扩张也越来越加紧。1888年几个外国流氓在汉奸的引导下进入海南岛，企图在这里采矿，并已得到广东巡抚批准，后因海南岛人民坚决反对，才没有成为事实。1889年，官办的台湾基隆煤矿连年亏损，要把该矿卖给英商范嘉士，后因总理衙门的反对而作罢；贵州青谿铁矿则向德国泰来洋行举债30万两，后也因该矿停办而未成。1891年，外商通过劣绅毕兆麟向庆亲王奕劻等行贿，取得开采东北矿产的特权。1892年法商雷达利和中国奸商钟毓灵私立合同，垄断四川省的石油开采权。所有这些事件，都表明了外国资本正在千方百计地企图打入中国的采矿业中。

至于工业制造方面，外国的船舶修造厂、制茶厂、缫丝厂一个又一个地建立起来，清政府以阿Q精神自嘲自解，一面声称“外人无权在华开设工厂”，一面又补充说：“如果他们开设工厂，他们工厂的产品，必须出口，不得在中国市场销售”。这不啻是给外资设厂开了一个方便的后门。1888年日本大阪纺绩会社拟在上海设立轧花厂，这和上海织布局的利益又发生了矛盾，清政府出面干涉。日本驻华公使盐田三郎认为：“不管上海道台如何反对，即速安装机器，着手制造，如此则对纺绩会社亦大有利。若中国官吏表示异议，我方则无妨再缓缓从长与之理论也”[53]。这种狡猾的做法使得怯弱怕事的清政府面对着既成事实而无可奈何。英商祥生厂经理格兰特也仿效这个做法，悄悄设立轧花厂，清政府两次照会禁阻，“该洋厂不但原设轧机十六具未遵停辍，现复添设新式轧机二十具”[54]。1889年怡和洋行亦踵起仿行，设立轧花厂。侵略者为扩张投资利益不择手段，清朝政府的禁令一再遭到破坏和蹂躏。

一直到中日甲午战争时，投资和反投资的斗争仍在继续。清朝政府不敢把反对投资的立场坚持到底，它的态度一天一天在软下去。1893年，英商美查运进榨油机器，设立肥皂厂，清政府禁阻无效，只好“通融放行，免致饶舌”[55]。1894年，怡和洋行运进纺纱机器二万锭，上海英国领事声称要“大开厂房”，与纺纱业利害攸关的一批官吏绅商大起恐慌，要求清政府禁止纺纱机器进口。清政府内部就分成了“通融”和“禁阻”两派，李鸿章认为“国有军务（按：当时正在甲午战争期间），不可得罪洋商”，主张“暂予通融”[56]，张之洞则认为“此乃商务所关，条约分明，与兵事绝不相涉”，主张“严行禁阻”，但为照顾怡和洋行的利益，已经运到的机器，“该纺织绅商愿出价购之”[57]。但怡和洋行不肯让步，坚持要在上海设厂。这次交涉正进行得难解难分之际，《马关条约》恰在这时候签订画押了，条约规定了外商在中国设厂制造的特权，纱机进口的纠纷也就以完全有利于怡和洋行的结局而自然地解决。

甲午战前的三十年间，清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在一定的程度上试图遏阻外资的侵入，但是清政府建筑的这座堤坝是十分薄弱的，经受不住日益汹涌的外国资本力量的冲击，在外国资本力量的长期浸灌下，这条堤坝上已经出现了许多缺口，势必有完全被冲垮的一天。果然，在甲午战争中，列强借日本侵略军队的炮火，一举摧毁了这座堤坝。《马关条约》中外资设厂权的规定实现了各个侵略国家夙夜追求的目标，宣告了长期以来投资和反投资斗争的终结。从此以后，外国资本滔滔汩汩，泛滥于中国，而中国幼弱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也就不可避免地要惨遭灭顶之灾。

注释

[1]图表数字来自杨端六、侯厚培：《六十五年中国国际贸易统计》。本节中对外贸易的数字除特别注明者外，均来自该书。

[2]转引自《中国近代经济统计资料选辑》，4～5页。

[3]1871年白银一两值美金1.58元，至1901年白银一两只值美金0.72元，30年内银价跌落了54%。

[4]这里所以从1871年开始，除了考虑70年代在中国对外贸易史上的重要性之外，还由于从这时候起中国对外贸易统计数字比较精确，70年代以前，由于统计方法上的缺点和银两单位的不统一，数字的可靠程度较差。

[5]出超5年是指1872、1873、1874、1875和1876年。

[6]沙健：《中英贸易及外交》，转引自里默：《中国对外贸易》，15页。

[7]这个数字根据海关的报告，走私的鸦片尚未计算在内。如加上从香港走私到大陆的鸦片，则该年鸦片输入约值4 500万两。参见里默：《中国对外贸易》，42页。

[8]参阅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87～91页。

[9]自1895年至1900年的六年间，外货输入中国总值达22亿两，而这六年内输入机器仅值1 100万两，此类机器不包括交通器材和金属品。

[10]黄炎培、沈琦：《四十五年来中国之对外贸易统计》，见申报馆编：《最近之五十年》。

[11]《贸易报告》（1881年），汕头，4页。

[12]参见马士：《支那帝国的贸易与行政》。

[13]据记载：四川东部“无处不种罂粟，自楚入蜀，沿江市集卖鸦片烟者，十室之中不啻六七。若荒江野渚，草屋数间，售杂物以应客舟者，则更比户青灯矣”（何嗣焜：《存悔斋文稿》，《入蜀记程》，15页）。云南昆明附近“暮春天气，罂粟盛开，满野缤纷，目遇成色”（包家吉：《滇游日记》，25页，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七帙）。又贵州开州一带“开垦之地，半种泽烟”（陈惟彦：《宦游遇记》，卷上，1页，《开州到任察看地方情形禀牍》，见徐建生编：《疆本常丛编》）。山西的情形是“晋民好种罂粟，最盛者二十余厅州县，其余多少不等，几于无县无之，旷土伤农，以致亩无栖粮，家无贮粟”（《张之洞全集》，奏稿，卷五，《禁种罂粟片》）。

[14]《张之洞全集》，奏稿，卷三，《禁种罂粟片》。

[15]《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三年四月丁亥，郭嵩焘奏。

[16]参见倚剑生：《中外大事记》，商业，第七，《茶市衰旺比较表》。

[17]《北华捷报》，1887年10月27日。

[18]求自强斋主人：《皇朝经济文编》，卷四五，项文端：《丝茶烟布合论》。

[19]参见里默：《中国对外贸易》，100页。

[20]求自强斋主人：《皇朝经济文编》，卷四九，高霖：《整顿丝茶策》。

[21]据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农学报》第29期载九江情形，“往年茶庄林立，或五六十家，三四十家不等，尔来仅存十余家，今年各茶商来者更属寥寥，仅四五家耳”。又《皇朝经济文编》卷四九载：“近年以来，各处茶客之亏折者，无不盈千累万，说者谓价由西人所定……故西人有意为难，使居奇不售，不但折本，恐更失机”。

[22]据欧阳昱《见闻琐录》后集卷二：“二十年来，以业茶起家者，十仅一二；以业茶破家者，十有八九”。

[23]《访察茶叶情形文件》，24页，《附汉口茶叶公所呈报茶市情形节略》。

[24]同上书，106页。

[25]里默：《中国对外贸易》，104页。

[26]野吕荣太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227页。

[27]《贸易报告》，324页，上海，1882—1891。

[28]参见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35页。

[29]参见雷麦：《外人在华投资》，183页。

[30]据雷麦《外人在华投资》263页称：“1899年英国在华行号共计401家……占外国行号总数的43%”，则该年外国行号总数应为930家左右。

[31]这13处租界包括上海英、美、法租界3处（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广州英、法租界2处；天津英、法租界2处；以及厦门英租界，福州英租界，镇江英租界，汉口英租界，九江英租界，芜湖英租界。

[32]参见雷麦：《外人在华投资》，260页。

[33]借款详细情形可参阅徐义生编：《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

[34]曾纪泽：《使西日记》，卷二，光绪五年十月二日条。

[35]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二，《筹办中国通商银行次第开设情形折》。

[36]“洋厘”是指银元拆合“九八规元”的市价。当时中国的货币制度十分混乱，通行各种银元、银两和纸币，上海市场普遍使用银元和二七宝银，而计账单位则采用“九八规元”（九八规元1两值标准银0.98两），一切贸易支付均须折合成九八规元计算。银元和九八规元有一个拆合的比率，即称“洋厘”。“洋厘”由于外国垄断现银以及对银元供求的季节性波动而时有涨落。“银拆”即钱业同行之间拆借银款的利息率。

[37]“汇划制度”是钱庄业同行之间的票据交换制度，用以划拨和清算企业间的往来款项。

[38]“庄票”是钱庄发出的信用纸据，用以代替现银，作为支付手段，分即期和远期两种，即期庄票见票即付现银，远期一般亦在十天以内，这种庄票可在市场上流通。

[39]参见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247页。孙毓棠所列甲午战前的外资工厂共103个，但据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还可补充25个，故孙毓棠估计的投资额是偏低的。

[40]据孙毓棠所列是14个，据陈真等所列可以补充2个。由于资料缺乏，这个数字还是不很完全的。

[41]据孙毓棠所列举的是44个，据陈真等所列举，可以补充12个。

[42]《香港史》，565页，转引自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9页。

[43]《海关十年报告》，转引自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55页。

[44]1890年，香港总督文翰为要取得基隆煤矿的开采权，“连日在港与高人私议，福建港口亏折甚多，思换台湾作为港口”（《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23页，《上谕》）。1854年，美国远东舰队司令贝勒命令亚勃特上校的军舰开往基隆，侦察基隆的矿藏，后来亚勃特报告：“已经发现了八个或十个极其广大和富有价值的煤区，各该区的煤都显得很纯净优良”，“如果归一个美国的矿产公司掌握，其价值将不可估量”。贝勒司令根据这个报告，做出如下结论：“无疑的，只要付给普通的购买费，我们就可以在岛上获得土地及重要特权的让与，包括煤矿的开采权利在内……一个兴旺的美国居留地就可以很快地建立起来”。见《甲午战争以前美国侵略台湾的资料辑要》，载《近代史资料》，1954（3）。

[45]《美国外交档案》，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2卷，121页。

[46]字林西报馆：《中国之回顾》，1868—1872。

[47]关于修约交涉可参阅本书第六章。

[48]肯德：《中国铁路发展史》，11页。

[49]同上书，15页。

[50]据孙毓棠所列举是45个，据陈真等所列举可以补充12个。

[51]陈炽：《续富国策》，卷一，12页。

[52]《美国外交档案》，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2卷，177页。

[53]《盐田三郎致日本外务大臣大隈重信函》，转引自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91页。

[54]《申报》，1889年11月7日，转引自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96页。

[55]《李鸿章全集》，电稿，卷一五，《寄上海聂道》。

[56]《张之洞全集》，电牍，卷二一，《盛道来电》。

[57]同上书，电牍，卷二一，《致总署》。

第二节　外国侵略下的中国农业

一、近代农村的阶级关系和土地兼并

外国的商品和资本汹涌地流入中国，对中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哪些具体的变化？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情况如何？以下我们先从农业说起。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拥有广大的农村和众多的农业人口。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农业生产的丰收决定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而且农村关系的变化也是一切政治变动的基础。因此，研究近代中国的农业经济和农村关系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是我们据以理解近代历史发展变化的一把钥匙。

关于19世纪下半期农业情况的资料十分缺乏，既找不到确切可靠的农业统计数字，也找不到经过深入调查研究而记载下来的材料。现在所能看到的，只是片断的、模糊的、不很确切而又一鳞半爪的记录，精密的研究工作确实是很难着手的。在这里只能就这些不完备的资料，尝试着勾画一个粗糙大略的轮廓，努力去说明农业经济和农村关系的几个方面。由于资料的缺乏，不能不把叙述的时间稍稍拉长，叙述的时间范围大体上是从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一直到辛亥革命前夕，将近有半个世纪之久。

这里，首先举出陆保善所编《望都县乡土图说》（光绪三十年，即1905年）中的一项资料作为叙述的起点。

直隶望都县十一村的土地占有情况（1905年）[1]

上表中所列户数和地亩数虽失之笼统，但大体上可以看出农村中贫富两极的情形。一方面少数“富者”、“上户”，每户占有100亩至500亩的土地；另一方面，大多数农民每户只占数亩或者不到一亩土地，甚至还有不少的无地户，他们完全没有土地。约略计算起来，各村的“富者”、“上户”大约只占农村总户数的3%，但他们所占土地在30%～70%上下。其中如野场村，100亩以上的地主只有2～3户，占全村户数2%～3%，而占地近700亩，占全村土地70%；另如南陶丘村，上户与中户合计为11～12户（这里所谓“中户”当是指小地主、富农，大概也包括一部分较富裕的中农），约占全村户数15%，而占地面积竟达千亩之多，几占全村面积的90%。这两个村是11个村庄中土地集中最为严重的例子。

按照占有土地的多少，把农户作一个分类，可以清楚地看出农村中阶级构成的阶梯。以下以山东省章丘县东矾硫村和溜川县栗家庄的情形作为例子，这两个例子所反映的时间，一是在1906年，一是在1904年。

山东省两个村的农户分类表[2]

这两个村的农户中间，有103户是没有土地或只有15亩以下土地，他们共占两村农户总数的51.5%，这类农户土地太少或没有土地，不足以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他们不得不向地主租入一部分土地，或者不得不在地主富农的田场上做雇工，他们是属于贫农和雇农阶层。另外，这两个村中，有17户占有30～600亩土地，占两村农户总数的8.5%，他们占有土地很多，显然不是自己耕种，而是把它租给贫苦农民，或者雇工耕种，他们依靠剥削农民的劳动果实而生活，是属于地主阶级和富农。以上两个村的统计数字，可以说是全国农村关系的一个近似的缩影。在这个数字的背后是尖锐深刻的阶级对立，一小撮人因占有大量土地而过着奢侈腐化的寄生生活，大部分人则因失去土地而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

我们再举出一件在广大地区进行普查而得来的资料，以便进一步考察农村中的阶级构成。

光绪朝山东41县193村阶级构成表[3]单位：户

上表虽然没有各阶级占有土地的数字，但是农村的阶级构成大体上是清楚的。其中的雇农是指完全受雇于人的农村长工和短工，其中的佃农是指租佃地主土地耕种的，这两部分人自己都没有土地，是最贫苦的农民，完全受地主富农的剥削。他们共占农村总户数的30.8%。其中的自耕农，可以分成两类人，第一类人只有极少的土地，不得不做临时的短工或租佃一部分土地，他们同样受帝国主义和地主富农的严重剥削，也是属于贫农阶级的。（原统计表没有把这一部分人分出来，造成在分析上的缺陷）这一类人占有稍多一点土地，一般不剥削别人，属于中农。假使把雇农、佃农和一部分穷苦自耕农合计起来，他们的户数一定要大大超过农村总户数的一半以上。例如，我们看直隶望都11村的情形就是如此。这11村中的小辛庄，占地10亩以下的农户即占70%，十里铺的78个农户中占地30亩以上的仅7户，其他都是占地10亩以下的“下户”。在19世纪后期的中国农村中，有半数以上的农户是无地户和缺地户，他们构成农村阶级关系中的一端。

构成农村阶级关系的另一端的是地主和富农。根据上表看来，出租土地40亩以上的地主占农村总户数1.8%，雇长工4人以上的地主占1.1%，地主阶级占农村总户数的2.9%，另外雇长工1～3人的富农占4.1%，地主和富农合计共占农村总户数的7.0%。这一小撮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很多，他们剥削别人的劳动果实，过着腐朽的寄生生活。

地主阶级通过什么手段来占有大量土地？他们兼并到手的土地有多大的数量？我们根据一些片断的资料，试作简单的叙述分析。

地主阶级兼并土地的手段大体上有两种，一种是“蚕食”，一种是“鲸吞”。所谓“蚕食”，就是地主阶级拿剥削农民所得财富的一部分购置新的土地，表面上看来这是一种买卖关系，获得土地的地主处在买的一方，失去土地的农民处在卖的一方，地主为获得土地而付出了货币，农民因失去土地而得到了货币，在旧社会这被认为是公平合理的交易。其实，在所谓“公平合理”之下掩盖着不公平、不合理的劫掠和窃夺，因为构成地主财富的主要来源是地租，而地租就是农民剩余生产物的转换形态，在既定的封建生产关系之下，农民不得不把剩余生产物（有时候还包括一部分必要生产物）以地租形式交给地主，而地主即以这一部分剩余生产物来进一步购置土地和剥夺农民，地主用来购买土地的钱就是农民的血汗钱。在旧社会里，农民辛勤劳动的果实不但要被地主阶级夺去，而且会成为地主进一步剥夺农民的手段，会成为农民新的灾难的根源。在这里，作为买者的地主获得了新的土地，获得了可以扩大其剥削量的物质生产资料，而他所付出的不过是农民的劳动成果，仅仅因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所以地主得以无偿地窃夺别人的劳动成果；作为卖者的农民，他所失去的是土地，是赖以苟延残喘的唯一生命线，他所得到的却是自己原先的剩余生产物，不过这部分剩余生产物已经以地租形态落入了地主的腰囊。表面上公平买卖的土地兼并，其实就是这样与强盗窃贼的行径无异。

地主阶级通过这种买卖方式兼并土地，当然也要依靠政治力量来帮忙，但在这里起主要作用的是经济力量，只要某一个地主拥有的土地数量在提供该地主自家的消费挥霍之后尚有剩余时，该地主就具有兼并的力量和可能。但是兼并的进行并不单单决定于地主阶级的经济实力，而且也以农民抗拒兼并的力量为转移，农民持有的一小块土地，是他在现实世界的险恶风涛中聊以托身立命的支柱，他保护这一小块土地，就像是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非到万不得已，他绝不会轻易出卖自己的土地。因此抵抗兼并正是农民阶级性格的一个特征，地主和农民之间兼并和反兼并的斗争一直在长期反复地进行。农民的经济力量是非常薄弱的，任何突发事件都足以摧毁他们的全部家产，天灾、战祸、疾病等等偶然因素，对于小农经济来说却是具有必然性的毁灭力量。地主阶级利用农民小经济所不能避免的各种灾难侵袭，进行日积月累的“蚕食”，一小块一小块地买进土地，一年一年地积聚起财富，像滚雪球一样，土地和财产越积越多，他们的兼并能力也越积越大。不过，通过这种“蚕食”方式，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够兼并得大量土地，并且兼并来的土地也不容易连成一大片。例如，山东章丘县东矾硫村太和堂李姓地主，共有土地515.5亩，其中有472亩在本村，43.5亩在外村。这些土地是从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到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的一百多年中分104批陆续兼并来的。[4]又如山东淄川县栗家庄树荆堂毕姓地主有土地900亩，这些土地是“经过四辈子才积累起来的。雍正年间只有三十多亩土地，乾隆年间在毕来涟的经营下积累到一百余亩。嘉庆年间，其子毕宁玠扩展到三百余亩。树荆堂主要经营人毕远蓉（宁玠子）继祖父和父亲之后积累土地达九百亩”[5]。另一个例子是直隶滦县开平镇利合堂刘姓地主，他在1880年至1922年的四十多年间共兼并了土地4 983亩，这是兼并速度很快的一个例子，但他是在四十多年间分422批买进的这些土地[6]，因此也还可算是“蚕食”的方式。

地主阶级兼并土地除了有“蚕食”的方式之外，还有“鲸吞”的方式。在实际的兼并过程中，“蚕食”和“鲸吞”往往是相伴而行、交互为用的。所谓“鲸吞”，就是地主在一个短时间内大规模地集中土地，一次可以并吞数百上千亩。在这里，单靠经济上的优势自然是不够的，必须用暴力打破农民对兼并的抗拒，因此政治力量就起着决定的作用。“鲸吞”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利用特权压低地价、强行收买；有的是勾结官府，伪造文据，霸占地产；也有的以开荒为名，圈占大批土地，强迫农民佃种。总之，种种方式都离不开政治力量的支持。在这种兼并方式下，公平买卖的遮羞布也被抛弃在旁边了，剩下的只是赤裸裸的掠夺。以下可以举出几件鲸吞土地的典型事例。

1893年，山东利津知县钱镛以迁移灾民为名，“将临海逼近素无业主被潮之地，安插灾民，而以离海稍远素有业主淤出可耕之田，大半夺为己有，尽租与殷实之家，利其租税，居为奇货……民未种地，先索税租，每亩制钱二千余文及千余文不等，通共约计二万余千，尽饱私囊……所领藩库银二万余两，本为灾民购房买牛之用，乃稍稍与民，其余尽以肥己”[7]，以“二万余千文”来计算，至少掠夺了一万数千亩土地，一个小小的知县可以这样为非作歹，其他达官显宦的作为更可想见。广东东莞县有沙田三万数千亩，“该县绅士（按：为首的人是东莞大地主黎家崧）倡立明伦堂名目，筑围收租。其中有官筑屯田，该绅等承佃交租者；亦有官屯变价，该绅等交价承领者；亦有向为民业，该绅等出价买受者，甚至恃势抑价强买占耕者，亦复有之；亦有民间田亩，投托该绅等代为出名，使佃产不敢违抗，他人不敢与争。统名之曰明伦堂沙田，而其完租并非一致。必由三五劣绅素能鱼肉乡里、人所畏惮者，管理其事。该绅等从中侵蚀，无所不为”[8]。黎家崧等不但霸占民间产业，而且侵蚀政府土地，真可算是一条极其厉害的地头蛇。又如天津小站本来是一片荒地，光绪年间由淮军士兵开垦六万亩稻田，该处水利条件很好，收获极佳。但不久达官贵人就来光顾了，士兵们辛勤开垦的成果悉被鲸吞。而其中天津道张建勋一人即兼并三万余亩。[9]还有像黑龙江土地局长周孝义，在1906年至1910年间圈占了肇东东南松花江以北沃土50方哩，据为己有。[10]像这种利用职权、恣意横行、霸占土地、侵吞产业的无法无天行为，在旧社会里是屡见不鲜的。

有两种人在兼并土地过程中特别活跃。一种人是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中掠夺致富的湘淮军将领以及其他官僚军阀，他们利用政治特权，在各地广置良田美宅。政治上的新贵即是经济上的暴发户，例如湘淮军诸将领，其土地财产之巨极为惊人。据后来有人调查：

合肥东乡李氏兄弟（指李鸿章、李瀚章等兄弟六人），西乡周（指周盛传、周盛波）、刘（指刘铭传）、唐（指唐殿奎、唐定奎）、张（指张树声、张树珊）诸望族，所置田亩究有多少，不但外人不知，即其内中人，所知恐亦不尽不实。且田地向无丈量，粮赋极为混乱……据东乡佃户所称：李氏田地当占全乡三分之二，为数约在五十万亩以上。李瀚章、李鸿章兄弟六人，每人平均约有十万亩，其在外县者更无论矣。[11]

李鸿章一家短时间内积聚起50万亩的巨大田产，如果不是依靠“鲸吞”式的掠夺，当然是不可能的。湘军将领在兼并土地方面也并不落后。如曾国荃“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战，必请假还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12]，他一人兼并到的土地就有6000亩。[13]1906年湘乡曾氏在洞庭湖东南一次就圈占了淤地6万亩。[14]另一湘军将领郭松林“出军中资获置田宅十余万……复治宅省城……侈于姬妾”[15]。当时的湖南省完全是豺狼世界，“诸将帅还者，挥霍煊赫，所过倾动，良田甲第期月而办”[16]。还有一个姓方的统领“领着一部分军队，镇压了太平天国的革命之后，就到了郎溪。看见这一带地方好，就剥削士兵劳动力修筑了永新圩。该圩有田二千八百亩，至今方家仍独占二千亩”[17]。

当时全国有多少最大的地主？他们集中了多少土地？我们虽无全面的资料，但大略也可以指出一些人来。例如苏北地区“一家姓陈的据说拥有四十万亩土地，在湖北和安徽都有他的地产。另有一个姓杨的，有地三十万亩。至于有地四万亩至七万亩的人，为数也很多”[18]。山东莱州和直隶武清各有10万亩的大地主一至二人[19]，军机大臣孙毓汶在山东济宁本籍有地3万亩[20]，四川万县某地主拥有3 000英亩土地（合计将近2万市亩）。有的地主每年有7万两银子的收入。[21]1884年候选道王海把坐落在北京附近的旗地17 900余亩捐给义学，此项地产每年可收租1 100余万文。[22]1891年广西右江道张汝梅把湖田、草地共11 400亩捐给义学，此项田产值钱3 000万文，每年可收租300万文。[23]王海和张汝梅捐出的田产都有一万数千亩，自己保留在手里的当然更要超过这个数目。又如镇压回民起义发家的董福祥“治塞上名田，连亘百余里，牛羊驴马橐驼以万计，岁入三百万。大起第宅，后房妇女数十人”[24]。台湾大地主林维源，单他所经营的大茶园中就有茶树89万余株。[25]此外，据在辽宁23个县的调查，拥有7万亩土地的地主有1户，拥有万亩以上土地的地主有5户，拥有3 000亩以上土地的地主有87户。[26]以上这些资料虽然很不完整，但对于近代中国大地主们田地之多、财产之巨也可以豹窥一斑了。

除了湘、淮军将领和其他官僚地主之外，参加土地兼并的另一种人是外国的传教士和资本家，他们凭借特权，在各地巧取豪夺，占有着大片土地，如1886年芜湖西北的鹤几山曾被人盗卖于法国天主教堂。[27]1903年美国教士李立生和施道格强购河南信阳州之山场两处，一处长二里、宽三里，另一处长宽各三里。[28]自1898年至1902年五年间，德国人在青岛附近兼并土地达14 000多亩。[29]1904年俄国传教士在遵化购地140顷，并勒逼居民一律迁徙。[30]1906年，湖北道员陈锦奎以地6万亩私售给德法两国。[31]1894年，法国传教士华德脱用24吊钱的低价在山东费县购买了一座山头，以后又陆续霸占了塔山等十个山头，扩展土地面积15 000余亩，在这里经营林场，开辟果园，砌筑鱼池，每年获利无数。[32]辛亥革命前，汪康年说：“近闻自南中来者，言徐州府南城一教堂，北城一教堂，咸放账与人，须以地作押，往往期满则地入教堂，地方官亦绝不过问”[33]。像徐州教堂放债夺地的事例，在全国各地是屡见不鲜的。帝国主义的大规模夺地常常发生在所谓“教案”之后，以赔偿损失为名，进行勒索掠夺。如八国联军侵华后，外国侵略者在华北、内蒙古一带的掠夺，其规模十分惊人，如在宁夏三圣宫掠夺土地数百里，垦田50万亩，每年获租40万元[34]，在河套掠地2 090顷[35]，在内蒙古呼图滩掠地宽长约各300华里，每年收租60余万元。[36]又如直隶清苑县“庚子拳案，赔款为数甚巨。独清苑用地田准抵，东南乡田几去三分之一”[37]。据说内蒙古的“每一个教堂各领有蒙地数百千顷，筑室耕田，自成都邑，仿佛一个个的小独立国，做事自然偏于强横”[38]。外国侵略者在各地兼并土地，是当时十分普遍的现象。他们自己也承认：“教中神父于择地建堂诸事，皆极精能，且善于治生，广置田宅，经营蕃息，川至云兴。其中办事之人，皆理财能手，佃田赁屋，概凭大道生财”[39]。

由于湘淮军将领和帝国主义分子的鲸吞土地，所以近代土地兼并之风十分强烈，兼并的手段也格外残酷。一般在野的地主仗其雄厚财力，进行蚕食式的兼并，农民还可以压低自己的生活水平，紧紧守着小块土地，进行一定程度的抵抗。至于湘淮军将领和帝国主义分子就不同了，他们不但有雄厚的经济力量，而且有无上的政治权力，他们集中土地既可以通过压价购买，也可以用欺压讹诈手段无偿地夺取，良田沃产，唾手可得，方便得像探囊取物一样。而农民群众则处在无保障的地位，他们除了揭竿而起、进行武装反抗之外，没有别的出路。

二、近代农村中的剥削形式和剥削率

以下再看看农村中的各种剥削形式和沉重的剥削率。

在广大农村中存在着租佃剥削的形式、雇佣剥削的形式以及表面上独立的小自耕农，各种剥削形式错综复杂地结合在一起。譬如说一个农民可能自己占有很少土地，他在自己占有的一小块土地上耕作，这样，他一方面是个表面上独立的小自耕农；但同时他又向地主租入一部分土地，或者受地主的雇用，在地主的土地上当长工或短工，这样，他另一方面又是个租佃农民和雇农。从全国广大农村的情形看，租佃关系是一种主要的普遍的形式，自耕农和雇农虽然数量也不少，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租佃农民的补充。农民对地主阶级主要是交纳实物地租，地租一般占生产物的50%以上。以下是1888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中国分会的调查。

全国十六个地区剥削形式和剥削率简表[40]1888年

从以上简表中可以看出：

第一，租佃剥削关系占着重要的地位。表中租佃农户占半数或半数以上的地区有6处（苏北、杭州、江西、广济、汕头、福州），自耕农民占多数的地区有8处（苏南、云南、贵阳、武清、莱州、益都、甘肃宁夏、东三省），其他两处比例不能确定。但表中所列自耕农实际上包含着大部分自耕兼佃雇的农民（即半自耕农），这部分农民也处在租佃剥削关系或雇佣剥削关系之下，而且以上的调查统计中显然有过高地估计自耕农的倾向，如苏南地区，表中称自耕占90%，这是仅指太平天国革命后镇江一隅之地的情形。苏南广大地区的情形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有人说：“吴民佃者十九，自昔已然”[41]，可见苏南地区的租佃关系也是非常普遍的。又如在表中东三省地区几乎没有租佃，这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据1909年奉天农业试验场的调查，自耕农是最多的地区（如西来之小钮河围）也只占农户总数的75%，其余5%为租佃农，20%为半自耕农。其他自耕农较少的地区（如承德东场村）只占25%，而租佃农占45%，半自耕农占30%。[42]可见就是在东三省，租佃关系仍是占主要的地位。

从上表中也可看出：经济愈是发展的地区，农村分化愈是明显，农民愈是更多地失去土地，所以租佃关系占着明显的优势（如苏、浙、赣、鄂、粤、闽等省）。而边远地区经济分化尚不十分剧烈，所以自耕农比较多（如云南、贵州、直隶、甘肃、宁夏、东三省）。

第二，实物地租在各地均占统治地位，货币地租所占比例很小。有些边远地区商品经济并不发达，反倒存在货币地租，这实际上并不是经济发展的标志，而是新开垦的荒地上的特殊的地租形式。如宁夏、甘肃的情形就是如此。实物地租是多种多样的，有米租（以白米交纳）、谷租（以稻谷交纳）、分租（地主按比例分配农产品）、议租（秋收时议定租额）、硬租（硬性规定租额）、软租（秋收时酌议租额）等等。货币地租很少，有的所谓“钱租”也不过是一种货币折租制，即租额以实物计算，而纳租时，按照市场价格折纳货币。如苏州地区“私租竟有一石五斗之额……最可异者，纳租收钱而不收米，不收米而故昂其米之价，必以市价一石二三斗或一石四五斗之钱作一石算，名曰折价”[43]。这种货币折租制是一种特殊的形态，在近代农村中相当流行，它一方面反映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发达，农民生产物的很大部分必须交换货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地主阶级的穷凶极恶，它利用不稳定的市场价格上下其手，对农民加紧剥削。

有人对旧中国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因素估计较高，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把货币地租和货币折租混淆不分，而且他们又把货币地租简单地当做资本主义地租，这显然是不对的。列宁曾经指出：“必须严格地区分货币地租和资本主义地租：后者是以农业中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为前提的，前者是以依附农民为前提的。资本主义地租是扣除了企业利润余下的一部分额外价值，而货币地租是农民交给地主的全部剩余产品的价格。”[44]

中国近代地租的封建主义性质是非常鲜明的，为了进一步考察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个方面是看看近代中国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和佃农所交纳的地租量，看看他们在那样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下，交纳地租以后，是否尚能得到像列宁所说的“企业利润”。以下例子是光绪初年苏州一个佃耕10亩土地的农民的简单收支数字。这个材料见于陶煦所著《租核》一书中，该农民一年的收支数字是：

收入共61 000文，其中包括：

春季收获折钱9 000文

秋季收获折钱43 200文

稻谷折钱8 800文

支出共60 600文，其中包括：

工资10 800文

工食折钱22 400文

农具折钱800文

肥料折钱5 000文

地租折钱21 600文

余400文

这个经济决算表里，其支出部分有两类，一类是生产资料的支出，即农具和肥料，折钱共5 800文，这一类支出在生产过程中转移于新的生产物中，可用符号C来代表（相当于不变资本部分），另一类是维持劳动者生活的支出，即工资和工食，折钱共33 200文，可用符号V来代表（相当于可变资本部分）。生产者创造的产品，不但能够补偿上述两项支出，而且还能够创造一个余额，即总收入61 000文扣除C和V，尚余22 000文，这是剩余劳动部分，可以用符号m来代表。这样，我们就立即可以看出如下几点情形：

（1）农业有机构成极低，V占全部生产费用的85%（33 200／39 000），而C只占全部生产费用的15%（5 800／39 000）。这就是说：生产费用的绝大部分用于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而生产工具、肥料的支出并不占重要地位，农业生产力的水平十分低下，农业劳动完全靠人工进行。

（2）农业剩余劳动率极低，剩余劳动率乃是剩余劳动收入对于必要劳动支出的比例关系。用公式来表示：

也就是m′＝22 000／33 200＝66%。按照这个剩余劳动率，一个农业劳动力创造的财富大概只能养活一个半人（包括自己在内），可见农业生产是非常落后的。

（3）剩余劳动部分只有22 000文，而地租却要交纳21 600文，交纳地租以后的净余只有400文，在这里，地租已把全部剩余劳动吸收干净，并没有所谓“利润”留在佃农的手里了。马克思说：“货币地租，在它的纯粹形态上，是和劳动地租和生产物地租一样，不代表利润以上的余额。依照概念，它会把利润吸收掉”[45]。苏州这个佃农的情形，正和马克思所说的一样，即使把这个场合的地租看做真正的货币地租，那么这种货币地租也不是资本主义地租，它并不是超过利润以上的剩余价值，而是剩余生产物的全部，它具有封建主义地租固有的贪婪性，要把萌芽中的利润全部吞噬掉。在这种情况下，“不是利润成为地租的限制，而是地租反过来成为利润的限制”[46]。

第二个方面还可以看看近代土地价格和地租之间的关系。

我们知道：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商品的价格则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但是土地作为商品来说，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因为土地不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它本身没有价值可言，所以也没有由价值决定的价格。但是土地仍有购买价格，这是因为在私有制社会中对土地的私有垄断而产生的。地主阶级把土地据为己有，排斥别人耕种这块土地的权利。别人为了取得耕种权，就必须向地主交付一笔封建的贡纳，这就是地租的由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土地的购买价格是由地租决定的。土地价格等于这样一笔钱，如果把这笔钱存入银行里，它的利息就等于从该块土地所得到的地租，因此，土地价格就是资本化的地租。马克思说：“在英国，土地的购买价格，总是依照多少年购买（years'purchase）来计算。这不过是地租资本化的别一种表现。其实，那并不是土地的购买价格，而是土地所提供的地租的购买价格，依照普通的利息率来计算”[47]。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土地价格总是和地租成正比，而跟利息率成反比，地租越高，土地价格就越高。

但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中（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仅尚未形成统一的利息率，而且土地价格和地租的关系表现出背离的趋势，地价较低的劣等土地，地租倒是相对的高昂，农民佃耕劣等土地而要付出相对高昂的地租，这个事实就说明了近代中国地租剥削带有超经济的强制的性质。以下可以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

山东莱州[48]：

直隶武清[49]：

热河承德[50]：

奉天辽阳[51]：

以上四例，上等地的地租量均多于中等地，中等地均多于下等地，这是因为上等地比中等地，中等地比下等地，土地的肥沃程度和地理位置更加优越，能够提供一个更高的级差地租量，这种情况决定了地租量的差异。但是当我们看一看地租和土地价格的关系时，就发现一种不正常的趋势，地价越高，地租占地价的百分比却愈小，也就是说地租剥削率就愈小；地价越低，地租占地价的百分比却愈大，也就是说地租剥削率愈高。因此，一个农民越是在条件恶劣的土地上工作，他所受的剥削就越是苛重。我们知道：最贫苦的农民都是在下等地上耕作的，他们不租用上等地，并不是因为经济上不合算，而是地主阶级不肯轻易地把上等地租给他们，农民们由于穷困而不得不在劣等地上工作，这多少是带有超经济强制的性质。他们落在贫穷圈里的越多，被迫忍受更重剥削而去租种劣等地的也就越多。地主阶级正是利用劣等土地最残酷地剥削穷苦农民。广大的农民的穷困，他们土地生产条件的恶劣，生产技术的简陋以及剩余的劳动量小到极可怜的程度，这一切被地主们看成是用来加重剥削的因素。地价和地租相背离的这个特征，包含着农民们无限的辛酸和灾难，也表明了近代地租浓厚的封建主义的性质。

第三个方面还可以考察一下当时租佃关系中的超经济强制力量。这种力量是地主阶级从独立经营的农民那里勒索地租的手段，它是封建生产关系体系的不可缺少的属性，正像列宁所指出的：“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是这种经济制度的条件。如果地主没有直接支配农民个人的权利，他就不可能强迫那些得到份地而自行经营的人来为他们做工。所以，正如马克思在阐述这种经济制度时所说的……必须实行‘超经济的强制’”。“这种强制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和不同的程度，从农奴地位起，一直到农民有不完全的等级权利为止。”[52]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维系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超经济强制表现为五花八门的形式，有时候直接表现在地主老爷们的棍棒鞭子上，有时候曲折地反映在契约和法律条文中，有时候地权和政权公开结合，封建政府直接采用从行政到军事的各种措施，来保障地主阶级的利益。

在各种大田庄中（从盛行于华北的皇庄、官庄一直到各地大官僚的庄园），地主阶级对佃农的人身奴役是非常显著的。后人调查合肥李鸿章和其他淮系官僚的庄园：“所有封建规模，历历在目……每个邸第，所占面积大者数百亩，小者亦百数十亩，邸第外围先凿壕沟，沟内筑高墙如圩寨，佃户环居于内……圩子内有碉堡、炮台、内花园、外花园、藏书楼、秘密走廊等设备。所住佃户，或兼卫士，或兼炮手，或兼轿夫，或兼其他徭役，完全为佃奴性质。地主对佃户婚丧等事有权过问，并有刑罚权，俨如古代领主之对农奴”[53]。

至于地主阶级逼租虐佃的罪恶更是骇人听闻。如北方的旗地上，“严刑比追，血手狼藉。各佃户中有弃家逃避而地亩荒芜者，有情愿每亩出钱若干推与他人承佃认租而无人敢去应者，愁苦情形，目不忍睹”[54]。南方的情形也是一样，如江苏金匮举人张倬堂“薄有恒产，其待佃户其虐，凡积欠者，私加非刑，以两大藤栲笆，实人于中，笆口故有四耳，两笆共八耳，相合牢缚，抛置厅事，家人共为地毬戏，东西南北随意踢滚，人在其中，哭声不顾也。有老佃所亏甚微，张尽拔其须，其暴如此”[55]。像张卓堂这样的恶霸地主，在旧中国到处都有，他们把佃户当做奴隶牛马一样，欺凌压榨，草菅人命。地主阶级的背后有着整个庞大的封建上层建筑的支持，封建政权把保护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列为自己的重要职责，《大清律例》规定：“至有奸顽佃户拖欠租课，欺慢田主者，杖八十，所欠之租，照数追给田主”[56]。这条法律规定，在实际执行中更是变本加厉，如苏州“遇有佃户欠租，无不送官追比，击其臀复枷其颈，或三日一比，或五日一比。比时或笞八百，或笞一千，惟业田者之所欲。每至冬间，三县门头左右缧绁而荷校者以数百计”[57]。那些衙门里的官吏胥役也视追租为鱼肉乡民的绝大利薮，穷凶极恶，为虎作伥：“一值冬令，县署之隶役，有田者赴乡征租，则每姓挟此辈二三人偕行，名曰差船，乡人见者皆胆落……一不如欲，则掌责鞭挞犹可也，甚者絷两足以倒悬于船唇，或裭裳袄拘之铁索，以冻饿于风雪之中……往往一差船至乡，则乡中之力不能完租者争赴县，甘死杖下”，“或田主以隶役行刑不力，倍给之钱，至有一板见血等名目，俾佃农血肉飞流，畏刑伏罪，虽衣具尽而质田器，田器尽而卖黄牍，物用皆尽而鬻子女，亦必如其欲而后止也”[58]。这是苏州的情形，其他地方也可以想见。总之，地主阶级利用超经济的强制，作为取得地租的手段，他们和官僚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他们对农民残酷迫害的罪恶是擢发难数、罄竹难书的。

三、近代农村中的雇佣关系

以上从地租与利润的关系、地租与地价的关系以及超经济强制等三方面分析了租佃关系的封建主义性质。以下进而考虑农村中的雇佣关系。

毫无疑问，在中国农村中很早就有关于雇佣劳动的记载。特别是在19世纪下半叶，农村雇佣关系日益增多。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的起点和基石，近代中国农村中的雇佣关系在某些地区已带有资本主义的色彩。

但是不能够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不能够摭拾几个“雇佣”字眼就立即得出资本主义已经高度发展的结论。重要的是分析雇佣关系发展的趋势，看看它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产生，具有什么特点，它可能的发展前途是什么。

近代中国的雇佣关系具有极其浓厚的封建性质，但也稍微带有资本主义自由雇佣的一些特点。或者可以说：它是处于转变期中的一种经济关系，“资本主义经济不能一下子产生，徭役经济不能一下子消灭。因此，唯一可能的经济制度只能是一种既包括徭役制度特点又包括资本主义制度特点的过渡的制度”[59]。近代中国雇佣关系普遍到什么程度，我们暂时还缺乏全面的材料，但从本章前列“全国十六个地区剥削形式和剥削率简表”可以看出，雇农在全国范围内虽占少数，但农业雇佣的形式却相当普遍地存在。可以指出的是浙江仁和、绍兴一带雇工经营的土地为20%[60]，直隶武清雇工经营的土地为15%。[61]我们在“光绪朝山东41县193村阶级构成表”里还可以看到：该地区的雇农约占农村人口总数的16.7%。也有一些地区，雇农的百分比很高，如山东莱州雇工耕种的百分比占50%[62]，湖北巴陵县“十分其力而佣工居其五”[63]，直隶望都赤灰村“以佣力糊口者实居其半”[64]。

近代农村雇佣关系的增多是和商品经济之日益深入农村有很大关系的，农民越来越深地被卷入商品货币关系的网络，农民越来越多地失去土地和生产资料，他们剩下的谋生手段就只有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所以雇佣关系的增多显示了农村封建自然经济逐渐解体的趋势，旧事物已经衰落腐朽，但是新事物却来不及生长发展，由于资本主义在城市工业中尚处在刚刚发生的幼年阶段，它还没有转入到农业的领域。在农村里，封建的剥削仍然是根深蒂固，因此出现了农业雇佣劳动者和封建地主相对立的独特的形势。在这种场合，封建地主之所以能雇佣，并不在于他们有资本和机器，并不在于他们有物化了的劳动，而是在于他们有较多和较好的土地，在于他们垄断了自然资源。在缺乏资本和机器的条件下，地主阶级雇工经营的结果，也并没有促成大农业的出现，相反，农业耕作和经营仍保持着分散细小的中世纪形式。因此中国近代农村中显然渗透着浓厚的封建主义剥削的色彩。

近代农业雇佣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按照受雇佣时间的长短和受雇佣地区的远近，可以分成如下的几种。

第一种是劳动者在本村或附近地区当长工。在这种雇佣形式下，劳动者一般已从土地和生产资料中游离出来，成了一无所有的农村无产者。但是这种农村无产者，在人身上是不自由的，本地千丝万缕的封建宗法关系会紧紧地把他们束缚起来，使这种雇佣关系变形为奴仆或亲属依附的关系。在这里，地主不单单以雇主的资格出现，而且他又是长工们的家长、人身监护者；他不单单可以在一定时间内使用长工们的劳动力，而且可以长期地支配长工们的人格。从劳动性质来说，这种长工不仅从事农业劳动，而且从事家庭服役性的劳动；从工作强度和给酬形式说，雇主有任意决定的权利，雇主对长工的雇佣关系被说成是一种“恩养”关系；从法律地位说，雇主与某些雇农之间存在着“主仆名分”关系，这就是清朝法典中的所谓“雇工人”等级。“雇工人”的地位和奴仆相似，雇主与“雇工人”在法律上是不平等的，如果雇主侵犯了“雇工人”，可以免罪或减罪；反之，如果“雇工人”侵犯了雇主，便要加等治罪。至于什么样的雇佣关系存在“主仆名分”，哪些雇农算做“雇工人”，其重要的标准之一就是受雇年限的长短。受雇年限越是长的劳动者，就有更多的可能与雇主存在“主仆名分”关系。从以上情形可以看出：在本地当长工的雇佣劳动者，虽然他们失去了土地和生产资料，除双手之外身无长物，但是他们却和雇主结成了人身隶属关系，他们不是脱离了封建牢笼而可以自由飞翔的鸟，他们并没有获得多少人身自由，这种雇佣关系明显地带有浓厚的封建主义特征。

第二种是劳动者在本村或附近地区短期受雇，做农忙时的短工。在这种情形下，雇主与被雇者一般是没有人身隶属关系的，雇佣的劳动者有较多的人身自由。在清朝法律中，所谓“随时短雇，受值无多”者，并不划入“雇工人”等级，而是划入“凡人”等级，在法律上“凡人”是和雇主平等的。在雇佣手续上，长工受雇，一般要请人作保，而短工受雇的手续就较为简单，农忙季节有些地方有短工市场，光绪末年山东的情形是：“短工市有五六十人者，有一千多人者，一般在二百人左右”[65]。雇主和被雇者议妥工价，即可上工。从这些地方来看，短工比长工更接近于自由雇佣，但是农村短工大多不像长工那样完全失去了土地或生产资料，当短工的人一般是持有少量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半自耕农和佃农，他们是在耕作自己小块土地之余，暂时地受雇于人的。据光绪末年山东47县141村短工家庭主要生活来源的调查，完全依靠当短工作为生活来源的只有5个村，只占全部调查地区的3.5%。[66]绝大部分短工都有自己的小块土地，或者从地主那里租来小块土地，也有不少短工兼做小手工业、小商贩，他们从事农忙短工，不过是作为一种副业活动。而且短工通常都是带着自己的农具在地主土地上劳动：“短工带着小型农具到短工市上待佣，以及使用自己的小型农具在地主土地上劳动，这却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光绪年间，章丘旧军镇短工市上的一千多短工，淄川王村镇短工市上的七八百短工，都是带着小型农具到市上待佣的”[67]。从这些情形看，绝大多数的农村短工是占有一部分土地和少量工具的贫农阶层，他们还不是一无所有的农村无产者。

第三种是劳动者赴远地当农业短工，如江苏省“每逢秋稼登场，必有江北泰兴人过江作工，代替农人打稻，土人呼之为沙包头”[68]，“秋月忙工，常郡（常州）素有江北人承充”[69]。湖南巴陵县“农民世业难以自给，多营生于湖北，故监利、沔阳、江陵、潜江四邑，土工、农工、染工、酒工，巴陵人不下数万，春往冬归，亦贫民之利计也”[70]。又如张家口一带“劳动力来自他方。例如目前打禾的人，走一个地点，又一个地点，到一个村，又一个村，从南到北，逐渐推进”[71]。

这一种流动于外地当农业短工的劳动者比起前两种人（近地长工和近地短工）更接近于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因为一方面他们不在本地受雇，也不在固定地区受固定地主的雇佣，这样就有更多的可能摆脱当地封建附属关系，他们比起前两种农业雇佣劳动者享有更加充分的人身自由，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底发展》中曾经把“农民外出工艺”看做“从半自由的劳动逃向自由的劳动”；另一方面，这种外出雇工比较在近地受雇的农民更接近无产者的地位，他们即使在家乡有一点土地，这些土地也少得实在可怜，已使他们无所留恋，不可能把他们束缚在本乡本土。他们从经济落后地区涌向经济先进地区（如从苏北流向苏南、从浙东山区流向浙西平原），从人口稠密地区涌向人口稀少地区（如从直隶、山东流向东北，从山西、陕西流向内蒙古），他们既不受人身的约束，又不受土地的约束，就像从笼子里逃出来的鸟一样，到处飞翔，寻找工作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最有可能成为依靠出卖自己劳动力过活的无产阶级。但是这种情形还仅仅构成了向无产阶级转化的可能性，可能性能否实现，破产外出的农民是否会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还要取决于社会的另一端是否已经积聚起可以雇佣他们的资本力量。19世纪下半期，中国社会上资本主义经济是十分微弱的，至于流转到农业中去的资本更是微不足道。假使说当时沿海几个大城市刚刚露出一线微弱的资本主义曙光，那么，广大农村依然是沉睡在封建主义的昏昏长夜里。因此，尽管在社会的一端正在大量地形成可能转化为农业雇佣工人的队伍，而社会的另一端却并没有相应地积累起一笔农业资本。一直到19世纪末，中国还没有一个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那些“外出作业”的农民们“自由”觅食的天地是非常狭窄的，因破产而“外出作业”的农民越多，社会上的失业队伍也就越庞大，这就是近代中国“游民问题”的根源。

遇到水旱灾荒，又有大量贫农破产和大量雇农被辞退，“游民”又照例会成为震撼社会秩序的因素和引发起义斗争的触媒。例如光绪初年山西亢旱，“无业贫民，专以佣工度日，值此粮少价昂、自顾不遑之际，更无承雇之人，咸皆领赈为主，即以省垣粥厂计之，每日就食者尚不下一万五六千人”[72]。“省北各处，地瘠民贫”，本境不足以资民生活，“全赖出外佣作，乃连年亢旱、无人雇工，贫苦益觉无聊……数日之间，号召无赖游手及饥民约二十余人，焚劫乡村”[73]，类似的情形可以说是举不胜举。所以外出就雇的农民事实上和饥民、游民以及统治阶段所称的“无赖盗匪”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而他们转化成为农民雇佣工人的机会却是微乎其微的。

从对以上三类人的分析可以看出，当时封建自然经济虽已渐趋解体，农业雇佣现象虽在日益增多，但这种雇佣关系仍带着浓厚的封建剥削的性质。

这里应该简单地说一说20世纪初期开始出现的农场。从1901年张謇创办通海垦牧公司起，一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时止，向清政府登记的农场共有171个。这些农场的全部已交资本只有635万元[74]，这个数目在中国农业经济中简直是沧海一粟。其中有些农场虽然稍带资本主义色彩，但基本的剥削关系仍然是封建主义的。拿较先进的通海垦牧公司来说，这个公司在1904年拥有土地8 104亩，其中以封建租佃方式出租的有7 816亩，占全部土地的96%；雇佣农业工人耕耘的只有288亩，占全部土地的4%。至1910年该公司共有土地30 413亩，其中招佃出租的27 392亩，占90%；雇工耕种的3 021亩，占10%。[75]其招佃出租土地的地租除小熟租可以算是货币地租外，其大熟地租则“收沟草一石外，棉豆杂粮均视收成丰歉，公司得四，佃人得六”[76]，仍是停留在实物地租阶段。这个公司的资金大部分花费在排水、筑堤、修筑方面，只有小部分用于改良棉种。至于购置农业机器始终停留在纸面上空谈，实际并未做到。该公司《奖劝各佃章程》中说：“东西各国，凡大农事业皆合公司为主，法甚详备，本公司力薄异处，不能一一仿行”[77]。所谓“力薄”，就是资本力量的微弱，所谓“异处”，就是处在顽固的封建主义环境中。公司创办人虽然希望学习欧美国家的榜样，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但是资本力量的限制和封建环境的束缚使他们不能不倒退回去，而以封建租佃方式来经营其绝大部分的土地。当工业资本刚刚发生、封建势力依然很强大、用封建方式经营土地尚有大利可图的时候，资本是不会流转到农业中去的，剥削者不愿意也不可能很快地抛弃封建剥削方式。封建主义顽强地盘踞在农村里，阻碍农业的进步和国家的富强，因此，推翻封建主义是中国近代史上主要课题之一。

四、农村手工业的破产和农产品商品化

在前面各题中已经论述了中国近代农村关系的前资本主义性质，但这并不是说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农村的一切方面都和从前一样。不！情况并不是这样。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城市工业的发展给农业经济带来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这个影响表现为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正在趋于瓦解，表现为农业日益卷入到商品经济的旋涡中。

毛泽东主席对封建中国的经济有一段论述。他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地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的作用。”[78]

毛主席描述的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础，在它的上面耸立着整个庞大的封建王朝殿堂。这个基础是如此的深厚，如此的牢固，它经受了两千多年历史长流的冲刷侵蚀却并未损坏。战争烽火、水旱灾荒以及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造成了人民的无穷灾难，造成了文化的历次浩劫，但这种经济结构基本上仍保存下来。封建王朝的殿堂一次又一次被摧毁，但在旧的基础上一次又一次被构筑修复，依然是旧的性质，依然是旧的样式。在这种经济基础上面，历史的脚步在逡巡徘徊，表现出相对的停滞不前。

19世纪下半期，由外国资产阶级入侵而掀起的历史风暴，在性质上、规模上、影响上和封建自然经济以前所遭遇的一切风暴不可同日而语。“资产阶级既然把一切生产工具迅速改进，并且使交通工具极其便利，于是就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都卷入文明的漩涡里了。它那商品的低廉价格，就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都在惟恐灭亡的忧惧之下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就是说，变成资产者。简短些说，它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79]。

在这场风暴中，封建经济的基石被侵蚀，农村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变化从洋纱洋布的输入而开其端。从19世纪60年代起，印度纱、英国纱、美国纱、日本纱相继输入中国，日增月盛，势如江河之决堤。据海关统计，1868年全国进口洋纱还只有5.4万担，到1894年达116.2万担，增加20倍。在中国市场上，洋纱和土纱之间的竞争逐渐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外国资本家利用机器生产的优越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减少生产成本，使洋纱的市场价格不断下降。中国的农民手工业者虽然勤俭刻苦，尽量压低自己的生活水平，使土纱的生产成本降到最低限度，但是仍然不能抵抗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排挤。1868年洋纱之进口价格为每担银29两，至1894年已降至每担银18两。墨守着古老手工生产方式的中国土纱，当然没有跌价争销的可能。眼见进口的洋纱越来越多，滔滔汩汩，充斥市场，而中国的土纱生产日趋萎缩。外国资本家又从控制中国的原料入手，故意抬高棉花价格，减少印度棉花对中国的输入，并吸收中国的原棉外运。中国农村的纺织业，既因洋纱纱价低廉而推销不了土纱产品，又因原棉昂贵而购买不了纺纱原料，它在成品销售和原料供应两个方面受到了外国资本主义的剪刀式夹攻。于是，原有的纺纱事业遂一蹶不振，外国的机制棉纱逐渐占领了中国的市场。80年代，一个英国官吏洋洋得意地说道：“棉纱线消费的巨大增加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现象。不仅上海附近地区如此，全中国也都如此。在每一个村庄里都有英国棉线出售，每一个商店的货架上都可看到英国棉线”[80]。

在这种剪刀式的夹攻下，中国兼营纺织业的农家，不得不放弃纺纱，转而购买洋纱来织布。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一直强固地结合在一起的纺纱业和织布业发生了分化，纺和织逐渐脱离。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上，开始出现了一个无法堵塞的缺口，这个缺口将导致整个经济体系的土崩瓦解。

19世纪末期，中国农村中购买洋纱来织土布的现象已很普遍。以下可以举出若干例证。

福建厦门（1896年）：“本处用印度棉纱所织之土布，于台湾甚为畅销，故印度棉纱进口，因而大加增长”[81]。

云南蒙自（1893年）：“本省购用洋纱织布者，年多一年矣”[82]。

江苏南通（1895年）：“近日洋纱内灌，通海乡人，利其匀细，转相购买，参织土布，每年消耗四十余万金”[83]。

江西九江（1895年）：“内地人民尽用洋棉纱织成土布款式，取其工省，而价亦较土棉纱为廉”[84]。

江苏徐州，山东济宁、兖州、沂州，河南开封、归德（1892年）：“北方各处之人，俱购洋棉纱自织”[85]。

直隶天津（1890年）：“天津进口英印棉纱日增，因北省妇女用此纺织，年复一年，更臻纯熟，且价亦甚廉，故销流日广耳”[86]。

以上所引的资料，表明了购用洋纱来织土布已成为很普遍的现象，旧有的手工业纺纱业一落千丈，土纺和土织在分离，洋纺和土织特殊地结合。在旧纺织业的这个改组过程中，包含着无数的辛酸血泪。一般农家被排挤出纺纱领域，他们不仅减少了收入，而且不得不依赖进口洋纱来维持自己的织布副业。他们日深一日地被拖进市场交换关系中，不能不忍受帝国主义日甚一日的剥削。还有许多依赖纺织为生的独立小生产者，更被强制地剥夺了谋生手段，完全陷于贫困饥寒的绝望中。

大批的农民手工业者从纺纱领域转到了织布领域，但是这里也并不是他们可以安身立命的乐土。在织布业中，由于近代织机所能代替的劳动力价值远不如近代纺机那样大[87]，所以洋布对土布的排挤没有像在棉纱方面那样迅速、顺利，但是织布领域内的斗争仍是十分激烈的，其激烈的程度甚至还超过在纺纱领域中的斗争。这是因为：第一，洋布进口增长的速度虽然比不上洋纱，但进口的绝对数字是一直领先的（19世纪末，进口洋纱总值一度超过了洋布，但20世纪初，进口洋布又急剧增加，超过洋纱），所以外国棉布始终是进口货的最大宗，有力地控制着中国市场；第二，当中国劳动人民从纺纱领域中被排挤出来，他们还有一条防线可以退守，还可以购买洋纱来织土布，但是他们从织布领域中再被排挤出来，就真正地走投无路了。他们只得拼命压低自己的生活水平，以低于价值的价格出卖其产品，艰苦地守在织布业这条退无可退的防线上。不用说，在这场力量悬殊的竞争中，亿万劳动人民的境况十分悲惨，连牛马的生活都不如。

开始是旧式纺纱的垮台，纺和织分离了，随后是旧式织布业的垮台，耕和织又分离了。其他经济领域中的情形也和纺业、织业相仿佛，洋铁和土铁、洋煤和土煤、洋油和土制植物油、洋瓷和土瓷、洋糖和土糖，无一不在展开激烈的生死攸关的竞争。在世界资本主义潮流的冲击下，既耕既织的小天地崩塌下来，曾经长期载负着封建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石在瓦解，历史开始变换脚步、转移方向。一切都像恩格斯在1847年早已说过的那样：

“由于机器劳动不断降低工业品的价格，以前世界各国的手工工场制度或以手工业劳动为基础的工业制度，完全被摧毁。那些一向或多或少和历史发展不相称、工业尚停留在手工工场阶段的半野蛮国家，现在已经被迫脱离了它们的闭关自守状态。这些国家开始购买比较便宜的英国商品，把本国的手工工场工人置于死地。因此，那些几千年来没有进步的国家，例如印度，都已经进行了完全的改革，甚至中国现在也正走向改革。事情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今天英国发明的新机器，一年以后就会夺去中国成百万工人的饭碗。这样，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准备好地盘，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88]。

五、农产品的商品化

洋纱洋布排挤土纱土布，机器制造品排挤手工制造品，为自己需要而生产的农民家庭手工业逐渐衰落，这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农村经济发生变化的一个方面。此外，由于工厂的陆续开设，由于城市的发展以及城市人口的增长，由于通往国际市场道路的打通，对于农业唤起了新的需要，需要农业为对外贸易和城市工业提供原料和粮食，长期处在闭塞、停滞状态的农村被搅动起来，农产品在迅速地商品化。

农产品的商品化首先表现在商品粮食的增加。据海关统计，太平天国革命以后，上海一口输出的粮食，历年增加。60年代每年输出米谷仅十余万担，70年代增至二三百万担以上，80年代增至三四百万担以上。天津是粮食进口港，60年代进口米谷仅十余万担，70年代增至一百万担左右，80年代末增至二百万担以上，粮食的长距离调运愈来愈频繁了。全国各地形成了几个粮食集散的中心，如无锡，“米行大小凡百余家，一年交易额达四五百万担”[89]；如芜湖，“粤客之在芜贩米者，源源不竭”[90]，19世纪和20世纪初出口数多至五百余万担，少亦三四百万担[91]；如天津，“地处冲繁，商贾辐辏，米粮行店不下数百家”[92]。这些城市都成了大规模的粮食市场，它通过曲折复杂的线路和广大农户联系起来，农民生产的粮食日益超越狭小市集的范围，在广阔的市场上流转起来。19世纪末，估计全国的商品粮食可能高达250亿斤，其中供应城镇人口的粮食达130亿斤，供应经济作物区人口的粮食为100亿斤，用于酿酒、制酱、上浆者20亿斤，这些粮食都要通过市场交易，才能到达消费者之手。如果按每百斤粮食价格为银1两计算，国内市场上流通的粮食约值银2.5亿两。

农产品的商品化也表现在经济作物的进一步发展，几个重要的经济作物区正在形成。江浙一带，普遍推广蚕桑事业，如无锡“荒田隙地，尽栽桑树”[93]，如江宁“耕耘之外，多以种桑饲蚕为务”[94]，如常熟“近年西乡讲求蚕业，桑田顿盛”[95]，如安吉“家皆饲蚕，桑独茂”[96]，如长兴“农桑并重，而湖俗之桑，利厚于农”[97]。19世纪末，全国生丝出口量16 000担，国内销售量20 000担，共38 000担。这些生丝均须经市场交易，如按每担生丝值银3两计，全国生丝每年的市场交易量达11 000万两。江浙地区除蚕桑之外，棉作物也有所发展，如上海“有田六千八百五十二亩，棉田居其七”[98]，如松江、太仓、南通、海门的棉花“除行销本省外，盛行南北洋各路”[99]。福建、安徽、湖南、湖北是重要的产茶区。如福建省“自各国通商之初，番舶云集，商民偶沾其利，遂至争相慕效，漫山遍野，愈种愈多”[100]。如安徽建德“为产茶之区，绿叶青芽，芳香遍地……浮梁巨贾，获利颇多”[101]。

华北平原也形成了许多植棉据点，如直隶之栾城、藁城“丰年可收三千余万斤，歉年可收一千六百万斤左右”[102]；山东之临清“农产统以木棉为大宗”[103]；河南之安阳、邓县、洛阳、通许、商水、孟县“收数多至七百余万斤，少亦二三百万斤”[104]。此外落花生的种植也是日盛一日，如直隶深州“光绪十年后，花生之利始兴……其岁入过于种谷”[105]；如青岛在宣统年间每年出口花生“将及一万四千余吨，价值约在一千五百万元左右”[106]。

除此以外，广东发展了蔗糖和蚕桑业，东北广泛地种植大豆，长江流域和河南、甘肃有许多烟叶基地，江西是苎麻的产地。在新的刺激下，各个地区按照自然条件和传统习惯，发展了自己的经济作物。墨守成规的自然经济的单调性开始被商业性农业形式的多样化代替了，农民群众日益依赖于城市、日益依赖于国际市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农产品的商品化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多少好处，相反，他们除了原有的封建地租的沉重负担之外，现在又增加了新的剥削。农民在市场上购买日用品，又在市场上出卖农产品，一买一卖，不得不忍受帝国主义和中介商人的残酷剥削。

六、自然灾害对农业的危害

由于个体农民生产水平的低下，我国在农业上一直要“靠天吃饭”，水、旱、虫、风、霜、雪、潮、沙、雹、碱等各种自然灾害，严重地影响着农业收成。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由于战乱不已，水利失修，树木滥伐，生态破坏，更大大地加深了自然灾害的严重性。所以，这些自然灾害实质上也是社会性的灾害。

据黄河和长江流域12个省的统计[107]，在70年代初，受灾州县还只有一百多个，70年代末增至二三百个，80年代增至四百个以上，以后直到辛亥革命前夕，这12个省每年经常有四百个以上的州县处在各种自然灾害之中。半殖民地愈是深化，自然灾害的侵袭就愈加严重。有时是洪水滔滔、汪洋一片，有时是禾麦枯槁、赤地千里，也有时飞蝗蔽空、流民遍野，人民处在笔墨难以形容的苦难中。

最严重的灾荒，发生在光绪初年（70年代末），北方连年缺雨，旱情日益扩大，至1877年和1878年，即光绪三年丁丑和光绪四年戊寅，干旱达到了顶峰，即所谓“丁戊奇荒”。其中山西的旱灾特别严重，1877年奉旨视察灾情的阎敬铭说：“成灾州县已有八十余邑之多，待赈饥民计逾五六百万之众……往来二三千里，目之所见，皆系鹄面鸠形；耳之所闻，无非男啼女哭。冬令北风怒号，林谷冰冻……彻旦久饥，更复何从度活。甚至枯骸塞途，绕车而过。残喘呼救，望地而僵”[108]。山西巡抚曾国荃说：“古人形容饥民，轻则曰菜色，重者曰鹄面鸠形，均尚未能逼肖。”“以今日观之，直无异于地狱之变相”[109]。从这些官僚们的话，可以想见当年的惨状。由于连年干旱，许多州县几乎颗粒无收，积贮全空。民间以树皮草根为食，日久，连树皮草根亦不可得，“乃掘观音白泥以充饥。然而，不数日间，泥性发胀，腹破肠摧，同归于尽”[110]。昔日繁华的城镇，富庶的村庄，饿殍遍地，十室九空，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相。据当年《申报》的报导：洪洞县城内饿死4 000人；师村350家，饿死400多人，全家饿死100多家；北杜村300家，全家饿死290家，现在20多人；曹家庄200家，饿死400多人，全家饿死60家；冯张庄230家，现在20来人，别的全家都饿死了。兖陵县城内饿死三四万；木梳店300家，饿死五六百人；义店120多家，饿死了六分。绛州城内大约1 800家，饿死2 500人，全家饿死60家。蒲州府万泉县、猗氏县两县，饿死者一半，“吃人肉者平常耳”。屯留县城外七村内饿死11 800人，全家饿死626家，“王家庄一人杀吃人肉，人见之将他拉到社内，口袋中查出死人两手”，他说已经吃了八个人，活杀吃了一个，有一女年12岁活杀吃了。又有一家常卖人肉火烧，有一子将他活杀吃了。太原府城内饿死者两万有余。[111]

读了这些凄惨可怖的报导，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河南的灾情也极为严重。当时赴河南赈灾的袁保恒说：全省报灾者87厅州县，待赈饥民不下五六百万。“弥望平原，尽成赤地。饥民则鸠形鹄立，不忍入目。其逃者十百为群，冲犯朔风，相属于道，时有僵踣……其未逃者阻辙攀辕，涕泣求赈。每过城镇乡市，辄拥臣等不得前行……饿毙于途者，遗骸在地，荒僻处所，甚至为犬鸟残食，形体不全”[112]。《申报》也有一篇关于河南灾情的报导：

一入归德府界，即见流民络绎，或哀泣于道途，或僵卧于风雪，极目荒凉，不堪言状……其地非特树皮草根，剥掘殆尽，甚至新死之人，饥民亦争相残食……即如汴城（开封）虽设粥厂，日食一粥，已集饥民七八万人，每日拥挤及冻馁僵仆而死者数十人，鸠形鹄面，累累路侧，有非流民图所能曲绘者。目前风雪交加而冻毙者更无数之可稽。所死之人，并无棺木，随处掘一大坑，无论男女，尸骸俱堆积其中。夜深呼号乞食，闻者酸心，见者落泪。汴城灾象如是，其余可想而知。[113]

其他直隶、山东、陕西、安徽、川北各处，旱灾亦极为严重，如四川北部有这样的记载：“丁丑岁（光绪三年，1877）川之北亦旱，而巴（中）、南（江）、通（江）三州县尤甚……赤地数百里，千亩焚槁，颗粒乏登，米价腾踊，日甚一日，而贫民遂有乏食之惨矣。蔬糠既竭，继以草木……更复啖谷中泥土，俗曰神仙面……登高四望，比户萧条，炊烟断缕，鸡犬绝声。服鸩、投缳、堕岩、赴涧，轻视其身者，日闻于野。父弃其子，兄弃其弟，夫弃其妻，号哭于路途，转徙于沟壑者，耳目不忍听睹”[114]。

大灾之后，必有大疫。接踵而来的是各种传染病，无数劫后残黎，逃过了饥饿，又难逃瘟疫，被疾病夺去了生命。估计全国在这场持续的旱灾中死亡不啻数千万人。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也叹息说：“茫茫浩劫，亘古未闻。历观二十一史所载，灾荒无此惨酷”[115]。

“丁戊奇荒”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惨绝人寰的悲剧。这表明：脆弱的小农经济，在凶猛暴虐、突如其来的天灾面前毫无防卫的能力。再加上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下，政府腐败，无力赈济，亿万无助的人民遂陷入无边苦海，后世的中国人应该牢记这段刻骨铭心的惨痛记忆。

1887年（光绪十三年）全国许多地方又发生严重的水灾。永定河于春秋两季接连漫决，上游地区“连遭大雨，河流增涨，边外诸山之水，又同时大发，奔腾汇注，汹涌异常”[116]，下游一片泽国。据李鸿章称：直隶受灾57州县。又潮白河在通州溃决，香河、宝坻首当其冲，损失严重。山东境内黄河决口，又有蝗虫肆虐。尤其在八九月间河南郑州黄河决口，河督成孚贪污巨款，误工殃民，水情紧急时，尚偃卧家中。“十一日工次已报大险，该督尚以此日例不到工，藉词避忌”，“迟至十日之久，危在顷刻之间，万夫失色，号呼震天，各卫身家，咸思效命，无如河干之上，曾无一束之秸，一撮之土，束手待溃，徒唤奈何”[117]。这次郑州河决，灾情十分严重。河南被水待赈饥民一百八九十万，黄水奔流，淹及安徽、江苏等地，“三省地面约二三十州县尽在洪流巨浸之中，田庐人口，漂没无算，而里下河一带富庶之区，适当其冲，行见粮盐俱坏，江淮交病”[118]。安徽被水11州县即有待赈灾民327万。

水旱灾荒的形成固然是由于气候的原因，但统治阶级也要负很大责任，上面谈到的成孚身为河督，只知捞钱，不顾河工民命，即是一例。又如1884年9月（光绪十年八月）郑州杨桥河决，本来河堤上“才一灌洞耳！当事者利其漫溢。益河工自古为利薮，以决愈大，请帑愈多，便历年置不治，遂成大工”[119]。腐败的官僚们为了有利可图，故意养痈为害，以便领取帑银，多得大笔治河经费，以便中饱私囊。1887年（光绪十三年）河决，朝野震动，清廷以“郑工”为名，大开捐输，公然卖官鬻爵，而郑州决口，并不去努力堵塞，直到第二年秋天，郑工才勉强合龙。这场罕见的大水灾是腐败官僚们利欲熏心、玩忽民命的一个典型。

注释

[1]转引自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662页。

[2]景甦、罗仑：《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54、69页。

[3]本表根据景甦、罗仑《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一书所附资料复制而成，原资料为197村，但其中4村的统计数字不完全，故予剔除。表中之“济南周村区”系指历城、章丘、长丘、邹平、泰安、新泰、肥城、平阴、益都、淄川等10县80个村；“运河区”系指夏津、堂邑、聊城、汶上、东平等5县24个村；“鲁北区”系指利津、滨县、惠民、蒲台、博兴、临邑、临淄等7县38个村；“山东半岛区”系指昌邑、掖县、蓬莱、福山、栖霞、招远、莱阳、胶县、平度等9县28个村；“鲁西—鲁南区”系指冠县、范县、莘县、菏泽、郯城、费县、沂水、诸城、安丘、邹县等10县23个村。

[4]参见景甦、罗仑：《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51～53页。

[5]景甦、罗仑：《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69页。

[6]参见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199页。

[7]《光绪朝东华录》，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庚寅，王会英奏。

[8]《光绪朝东华录》，光绪十五年十一月戊申，张之洞奏。

[9]参见甘厚兹辑：《北洋公牍类纂续编》，卷二〇，《直隶营田局禀复核议张道筹拟营田办法文并批》。

[10]参见陈翰笙：《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见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论》，220页。

[11]郭汉鸣、洪瑞坚：《安徽省土地分配与租佃制度》，48页，1936。

[12]曾纪芬：《崇德老人自订年谱》，3页。

[13]参见徐珂：《康居笔记》，87页。

[14]参见《时报》，1906年2月8日。

[15]王闿运等：《湘潭县志》，182页，光绪十四年刊。

[16]同上书，186页。

[17]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地主罪恶种种》。

[18]《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中国分会会报》，卷23，《镇江英国领事何克逊汉姆的报告》。

[19]参见上书，卷23，《牧师李提摩太的报告》。

[20]参见景甦、罗：《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93页。

[21]参见莫里逊：《中国纪游》，31页，1902。

[22]参见周家楣：《期不负斋全集》，政书六，《职官捐置义学租产派员经理片》。

[23]参见《光绪朝东华录》，光绪十七年三月戊子，马丕瑶奏。

[24]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25]参见《农学报》，第22册，陈寿彭译：《台湾茶业说》。

[26]参见《奉天全省农业统计调查报告书》，第二期第一册，15～21页。

[27]参见鲍实等：《芜湖县志》，卷三，2页，1919。

[28]参见《东方杂志》，第四年第四期，33页，光绪三十三年四月。

[29]参见袁荣叟：《胶澳志》，卷九，13页，1929。

[30]参见《阁抄汇编》，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华北杂志》，卷一，《详志盗卖官地案》。

[31]参见《新民丛报》，四年九号，79页。

[32]参见《中国近代建筑史》，12页，稿本。

[33]《汪穰卿遗著》，卷七，23页，《杂说》。

[34]参见陈赓雅：《西北视察记》，上册，108页。

[35]参见廖北骏：《绥远志略》，179页，1937。

[36]参见李铭侯：《绥远之垦务》，载《农业周报》，三卷三期，73页。

[37]罗正钧：《劬盦官书拾存》，卷四，10页。

[38]顾颉刚：《王同春开发河套记》，11页。

[39]宓克著，严复译：《支那教案论》，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铅印本。

[40]参见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629～653页。

[41]陶煦：《租核》，5页。

[42]参见《奉天全省农业统计调查报告书》，第一期第三册，1～5页。

[43]陶煦：《租核》。

[44]《列宁全集》，第3卷，1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4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0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46]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042页。

[47]同上书，第3卷，813页。

[48][49]参见《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中国分会会报》，卷23，《牧师李提摩太的报告》。

[50][51]参见《奉天全省农业统计调查报告书》，第一期，39～41页。

[52]《列宁全集》，第3卷，158～161页。

[53]郭汉鸣、洪瑞坚：《安徽省之土地分配与租佃制度》，47页。

[54]《李鸿章全集》，奏稿，卷四三，《量减旗租经征处分》。

[55]邹弢：《三借庐笔谈》，卷八，4页，《虐佃之报》。

[56]《大清律例》，卷二七，26页。

[57]《申报》，1877年1月23日。

[58]陶煦：《租核》，12页及2～3页。

[59]《列宁全集》，第3卷，162页。

[60]参见《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中国分会会报》，卷23，《杭州牧师约翰生的报告》。

[61][62]参见上书，卷23，《牧师李提摩太的报告》。

[63]杜贵墀等：《巴陵县志》，卷一三，《田赋上》，2页，光绪十七年。

[64]陆保善：《望都县乡土图说》，西路，61页。

[65]景甦、罗仑：《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124页。

[66]参见上书，附录三，《光绪朝山东47县141村雇工情况一览表》。

[67]景甦、罗仑：《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164页。

[68]《益闻录》，第162号，1886年11月13日。

[69]窦镇山：《宦吴禀牍》，85页，《武进沙洲被灾查勘办理情形》。

[70]杜贵墀等：《巴陵县志》，卷五二，6页。

[71]李希霍芬：《旅华日记》，卷下，133页。

[72]《曾国荃全集》，奏议，卷一〇。

[73]同上书，奏议，卷八。

[74]参见《民国元年第一次农商统计表》，200～206页。

[75][76][77]《通海垦牧公司开办十年之历史》，第三章。

[78]《毛泽东选集》，第2卷，618页。

[7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470页。

[80]《美国驻华领事商务报告书》（1882年），226页，上海。

[81]《光绪二十二年厦门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见《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55页。

[82]《光绪十九年蒙自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见《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115页。

[83]《张之洞全集》，奏稿，卷二六，《通海设立纱丝厂请免税厘片》。

[84]《光绪二十一年九江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见《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36页。

[85]《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64页。

[86]同上书，下卷，55页。

[87]一个机器纺纱工人的出纱能力高于手工纺纱工人80倍，而一个机器织布工人的出布能力仅高于手工业织布的4倍，参见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267页。

[8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361页。

[89]日本外务省：《清国事情》（下），67页。

[90]《申报》，1884年12月20日。

[91]参见鲍实等：《芜湖县志》，卷三五，1页，1919。

[92]《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七九，《查获运粮无弊折》。

[93]《申报》，1880年6月21日。

[94]《申报》，1881年5月26日。

[95]庞鸿文等：《常昭合志稿》，光绪三十年，卷四六，5页，光绪三十年刊。

[96]张行孚等：《安吉县志》，卷八，29页，同治三十年刊。

[97]丁宝书等：《长兴县志》，卷八，1页，同治十三年刊。

[98]张宗坚：《种植实验说》，见《农学丛书》，一集，1页，光绪二十四年。

[99]《张之洞全集》，奏稿，卷二七，《筹设商务局片》。

[100]卞宝第：《卞制军政书》，卷四。

[101]《益闻录》，267号，1883年6月27日。

[102]农工商部：《棉业图说》，卷三，《中国棉业现情考略》，1页，宣统二年。

[103]《山东全省劝业公所报告书》，《农务科文牍》，25页。

[104]农工商部：《棉业图说》，卷三。

[105]吴汝纶：《深州风土记》，卷二一，光绪二十六年。

[106]《山东全省劝业公所报告书》，《农务科文牍》，6页。

[107]这些省份包括：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详见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720、733页。

[108]《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三年十二月丙戌，阎敬铭奏。

[109]《曾国荃全集》，书札，卷一一，《致刘岘帅》。

[110]同上书，书札，卷五。

[111]参见《山西饥民单》，载《申报》，1878年4月。

[112]袁保恒：《文诚公集》，奏议，卷六，《陈明河南赈务情形并请筹备巨款折》。

[113]《申报》，1878年1月。

[114]《通江县志》。

[115]《曾国荃全集》，书札。

[116]《光绪朝东华录》，光绪十三年七月，李鸿章奏。

[117]《录副档》，光绪十三年九月，高钊中等奏。

[118]《录副档》，光绪十三年八月刘恩溥折。

[119]顾廷龙：《吴愙斋先生年谱》，173页。

第三节　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

一、中国近代工业的早期发展

中国近代化企业的出现，以1861年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为嚆矢，一直到1894年底，历时34年，这34年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1．第一个时期（1861—1871）

从1861年（咸丰十一年）到1871年（同治十年），是中国近代工业产生的第一期，共11年。这11年中所创办的工业是清一色的军事工业，而且是清一色的官办工业。

军事工业的出现和政治局势密切相关。一方面当时清朝军队正在和太平军进行激烈的战斗，地主阶级迫切需要改进自己的武器，以便更有效地镇压人民；另一方面，外国侵略者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炫耀了自己“坚船利炮”，并在战后引诱清朝政府和自己合作，纷纷向清政府赠送、供应武器，以作为合作的钓饵。在这种形势下，一部分地主官僚开始仿造外国的枪炮轮船。这种军事工业实际上是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起来镇压人民的产物，充满着血腥的气味。

1861年由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是仿制西式武器的第一个工厂，这个工厂的工程制造是由中国的知名科学家华蘅芳、徐寿等主持的，规模很小。1865年制成“黄鹄”号轮船，曾国藩长子曾纪泽参加了试航，“在不足十四小时间逆水行二百二十五华里，回程顺行八小时”。这是由中国人自行研制、并以手工劳动为主建造的第一艘机动轮船。除主轴、锅炉以及汽缸配件所用铁料购自外国，其他材料、零配件均为自制。后来曾国藩说：“同治元二年间，驻扎安庆，设局制造洋器，全用汉人，未雇洋匠，虽造成一小轮船，而行驶迟钝，不甚得法”[1]。1863年初，曾国藩派遣容闳携银6.8万两，赴美国购买机器，以便进一步扩大军火生产的规模。就在这时候，李鸿章在上海创办了一个洋炮局，由英国医官马格里（Sir H.Macartney）主持局务，制造枪弹炮弹。以后洋炮局随着军事胜利而逐步扩充。到1864年，李鸿章已经设立了“炸弹三局”，一个由马格里主持，一个由副将韩殿甲主持，一个由苏松太道丁日昌主持。

这些军火工厂规模虽然还不大，但是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却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薛福成曾经这样说：“西洋诸国火器精利，亘古无匹，中国初不知购习，闻见渐洽……又采用委员丁日昌条议，益购机器、募洋师，设局制造，颇渐窥西人奥窔。而淮军各营，皆颇自练洋枪队助军锋，所用开花炮，大者可攻城，小者以击贼阵、破贼垒，遂能下姑苏，拔常州，连克嘉湖诸郡。设非借助利器，殆不能若是勍且捷也”[2]。曾国藩、李鸿章正是从战争中认识了洋枪洋炮的威力，把制造枪炮看成“御侮之资、自强之本”[3]。因此，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战争刚刚结束，就忙忙碌碌地开办起一批规模更大的军火工厂来。

中国第一个大型的军火工厂是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创设的江南制造局。同年他又在南京开办金陵制造局。第二年（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设立福州船政局，第三年（1867年）崇厚又在天津设立天津机器局。“沪、宁、闽、津”四局规模都是比较大的，是清朝政府军事工业的骨干。此外，在60年代开设的尚有西安机器局（1869年左宗棠开办）和福建机器局（1869年英桂开办），但规模都比较小。

2．第二个时期（1872—1883）

从1872年（同治十一年）到1883年（光绪九年）是中国近代工业产生的第二期，共12年。所以拿1872年作为工业发展的界标，因为这一年有两件重要的事：一件是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创设了继昌隆缫丝厂，这是目前所能查到的第一个中国商办机器工厂；另一件是轮船招商局的成立，这是官督商办形式的开始出现。这两个企业虽然还只是小型加工企业和新式交通运输企业，严格地说来，第二阶段内创办的许多企业，都还没有真正跨入工业制造的领域，但是它们的出现，打破了前阶段清一色的官办军事工业的局面，毕竟象征着工业方面的一个进步。

这一阶段创办的企业可以分成四个类型。

第一个类型是官办军事工业，这是前一阶段狂热地制造武器的继续。其中有1872年左宗棠开办的兰州机器局、岑毓英开办的云南机器局、1874年瑞麟开办的广州机器局、1875年丁宝桢开办的四川机器局、1881年吴大澂开办的吉林机器局以及1883年醇亲王奕譞开办的北京神机营机器局。在这些企业中，只有神机营机器局规模稍大，据说基本建设费达100万两。[4]但这个厂的寿命很短，只存在了七年多。1890年冬，一把大火把该厂全部烧光，以后再也没有恢复起来。其他都是各省创办的小型兵工厂，常年经费不过几万两，远远赶不上前一个时期“沪、宁、闽、津”四局的规模。在前一期，清朝官僚有一种观念，把制造武器看做“自强”的根本，所以不惜动用大量财力投入这个事业。可是几年来的事实证明：制造出来的武器质量低劣，而且代价很高，还不如从外国购买现成的武器。所以“洋务”活动的重点略有转移，从自制改为购买，几个已有的大型兵工厂仍勉强维持生产，但很少大事扩充。新建的许多军火厂都是各省地方官吏为了镇压人民起义、扩充自己实力，或者为了应付边界的局部事件而开设的，这种小型兵工厂主要只生产子弹火药，规模很小，经费很少，效率很差。

第二个类型是官督商办的交通电信事业，也就是轮船招商局和各地电报局。

1872年轮船招商局的成立是我国新式交通运输事业的发轫。招商局由于得到清政府的大力扶植，发展较快，甲午战前已拥有资本200万两，而且带有垄断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无第二家中国自办的轮船公司出现（外国轮船公司除外），只有1881年黎兆棠等组织了一个肇兴公司，开辟国际航线，但是不到三年就亏折倒闭。

中国的电报事业开始于1879年李鸿章架设的从天津到大沽口之间的电线，1881年又建成天津到上海的电线。电报事业完全是适应清政府统治的需要而出现的，所谓“中国创办电报，南北洋消息往来，瞬息互答，实于军务洋务，大有裨助”[5]。所以创办完全动用政府款项，架线工程告竣后才改为官督商办，由盛宣怀主持。

1882年后又陆续架设东南沿海电线、长江陆路电线以及东北电线，由于电线工程简易，花钱不多，而在政治军事上又十分重要，所以政府的态度很积极，工程进展也较快。据李鸿章在1889年说：“中国电报创造未及十年，现已东至东三省，南至山东、河南、江苏、闽、浙、两广，缘江而上，至皖、鄂，入川、黔，以至云南之极边，东与桂边相接，腹地旁推交通，几于无省不有”[6]。90年代初，西北的电线也架设起来，甲午战争前已架设至乌鲁木齐。

第三个类型是采矿业。在中国工业发生时期，采矿业处于比较领先的地位。清政府因制造枪炮，行驶轮船，急需得到燃料和原料，在一定程度上开放矿业，招揽投资，所以出现了较多的采矿业。从1872年到1883年，可以查考得出来的新式矿场共达18个，包括煤、铁、铜、金、银、石油等矿，创业资本共计达400万两。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基隆煤矿、开平煤矿、湖北荆门煤矿、江苏利国驿铁矿、热河三山银矿、山东平度招远金矿、直隶顺德铜矿等。80年代初，从表面上看来，矿业投资已蔚为风气，实际上当时还缺乏发展采矿业的社会条件，很多人本无投资的愿望和力量，不过把它当做买空卖空的投机生意，因此，抢购股票之风大盛，而主持矿务的人或者存心骗取股金，或者为客观条件所限，往往挂了一个矿务公司的空招牌，耗费很多资金，实际上并未进行开采，等到市场波动，银根紧缩，就立即发生危机。1883年上海发生矿务风潮[7]，影响所及，钱庄商铺，倒闭很多，再加上丝茶业衰败和中法战争的影响，刚刚露头的工业活动转入停滞状态。

第四种类型是轻工业。其中以缫丝厂最为突出，但规模都很小。到1881年为止，广东南海已有11家商办机器缫丝厂，每厂只有几万元资本。1881年成立的上海公和永缫丝厂，创业资本仅14万元，已经算是规模最大的了。截至1883年，缫丝业的投资估计为50万两左右。除了缫丝厂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工厂，如织呢厂、面粉厂、豆饼厂、印刷厂、机器修配厂等，但这些企业只是个别地出现，其中除官办的兰州织呢局以外，规模都很小。

这个时期的工业比前一时期在两个方面有所进展。一方面是出现了生产民用品的企业，军事工业相对地退居次要地位。另一方面是出现了商办、官督商办企业，官办企业亦退居次要地位。但是应该指出：进展是微小的，这些企业虽然生产了民用品（或像交通、电信，可以提供民用服务），可是实际上，它们仍然是由于官方需要而开办起来的，产品大多为政府收购，很少供应一般人民的需用。例如大型的基隆和开平煤矿，开采的煤大部分供应各军火工厂的需要，基隆煤矿更是直接由福州船政局投资建立，成为船政局的一个附属单位。其他铜矿、银矿的开采也莫不是为了生产军火、鼓铸货币的需要。轮船招商局的出现也是为了解决政府的漕粮运输，所谓“无事时可运官粮客货，有事时装载援兵军火”[8]，电报事业则是为了传达官方的命令、情报，连李鸿章也说：“溯自电报创设以来，实在功效，在官者多，在商者少”[9]。在清政府洋务派官僚看来，这些企业都是维持统治的不可缺少的工具。只有缫丝业和官方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它和外国又有密切关系，缫丝业的出现是和丝的出口需要的增长相适应的，它为出口的丝进行加工，产品主要运销到外国。所以这个时期的企业虽然开始突破了单纯生产军火的局面，但实际上，其产品和服务对象主要仍不是一般的民用。

从企业的内部关系来说，单纯官办虽已退居次要地位，但是这些企业并没有一步跨入商办的阶段，当时只有规模很小的缫丝业等是纯粹的商办企业，轮船局、电报局都是官督商办，18个新式矿场中有4个官办，13个是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只有1个是商办。总的来说，官和商合作，这是本阶段企业的主要形式。估计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投资数约有800万两（军火工业的投资不计），占这个时期全部企业投资总数90%以上，而单纯商办的企业投资约为70多万两，不到10%。

3．第三个时期（1884—1894）

自从1883年矿业和丝茶业风潮以后，又经历中法战争的多事之秋，整个工业活动呈衰退趋势，1887年以后始有起色。从1884年（光绪十年）到1894（光绪二十年）的11年间，工业有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上个时期已经出现的缫丝、采矿、交通电讯、军火等四类企业，有的发展较快，有的陷于停滞；另一方面，除了已有的四类企业之外，又出现了纺织、炼钢、铁路等新企业。

在上个时期就已出现的四类企业中发展较快的是缫丝业。11年内仅广东顺德一地就开设了32家小型缫丝厂，资本总额近100万元，工人达16 000人。上海一带的缫丝厂发展的劲头更要猛些，建立了好几个中型缫丝厂，资本额每个都在10万或20万元以上。

1894年张之洞说：“近十年来，上海、广东等处商人，多有仿照西法，用机器缫丝者……专售外洋，行销颇旺”[10]。估计这一阶段内全国机器缫丝的创业投资约有二百数十万两，比上一阶段增长四倍以上。

波动最剧烈的是采矿业，一方面上一阶段所设的矿场，除开平煤矿以外，全都处在衰败状态，有的已经亏折倒闭，有的是业务不振，气息奄奄，呈现一片萧条凄惨的局面；另一方面由于客观需要的增长和洋务派官僚的促使，新矿场纷纷设立，后继的投资者接踵而来。这一时期内，可以查考到的新开矿场有15个，其中较大的有1886年潘霨设立的贵州青谿铁厂（官办），1887年在唐炯主持下云南铜矿开始采用机器（官督商办），1889年李鸿章请设的黑龙江漠河金矿（官督商办），1890年张之洞开设的湖北大冶铁矿（官办）等。不能查考出来的小矿场可能也不少。[11]估计这个时期采矿业中创业资本可能达300万两。

交通电讯方面，原有的招商局和电报局都带有一定的垄断性，只此一家，别无分店。1884年到1894年间，电报业务发展很快，线路已遍布全国；轮船招商局的营业也有起色，每年盈利一二十万两，算是招商局整个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处于相对衰退的军火工业，旧有的工厂生产趋于萎缩，新的兵工厂只添设两个，一个是1885年刘铭传设立的台湾机器局，另一个是1890年张之洞设立的湖北枪炮厂。

以上是缫丝、采矿、交通电讯和军火四大类企业的情况，但是这个时期比起第二个时期来增加了其他新类型的企业，包括轻重工业和铁路等，严格地说来，到这个时期中国才真正跨入了工业制造的领域。

轻工业方面，在上一个时期除缫丝厂以外也有个别的面粉厂（如1878年天津贻来牟磨坊）、制茶厂（据说1875年福州有三个茶厂）、造纸厂（1882广州造纸厂）出现，这些企业虽然在个别工序上采用了机器，但规模很小，有的仅雇用十几个人，而且存在的时间也很短。只有在1890年初上海织布局建成之后，中国才出现了规模较大的轻工业。接着，各地的纱布厂相继兴起，1891年有上海华新纺织新局（唐松岩开办），1892年有湖北织布官局（张之洞开办），1893年有重庆纱厂（黎庶昌筹办，未成），1894年有上海华盛纱厂（盛宣怀开办）、裕源纱厂（朱鸿度开办）、大纯纱厂（盛某开设）、宁波通久源纱厂（严信厚开办）。据1894年李鸿章说：“除设立华盛作为总厂之外，另在上海及宁波、镇江等处，招集华商，分设十厂，官督商办……上海华盛总厂及华新、大纯、裕源数厂，现已购机建厂，先行开办，其余各厂，亦经陆续措置，商情尚行勇跃”[12]。90年代之初，纱布业投资确实颇有繁荣气象。估计到甲午战争时，投资总计约有400万两。

除了领先发展的棉纺织业之外，像火柴、轧花、印刷、面粉、制茶、制糖、造纸等行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其中较著名的如杨宗濂等创办的天津自来火公司（1886年）、卢干臣创办的重庆枝昌火柴厂（1889年）以及上海燮昌火柴厂（1890年）、严信厚创办的通久源轧花厂（1887年）、李鸿章投资的上海伦章造纸厂（1891年）等。

第三个时期的特点之一就是轻工业（尤其是纺织业）开始得到较多的发展，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本来都是从轻工业开始的，中国的情形也并不例外，但中国也有自己的特殊性。在前两个时期，军事工业和采矿业似乎走在头里，这个特点，和封建统治阶级求“强”、求“富”的政治目的是分不开的。统治阶级为了制造枪炮武装，孤立地发展了军事工业和采矿业。但这两类企业没有整个工业体系的支持，犹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它不能不日益枯萎下去。中国早期的军事工业从开始就染上瘫痪症，一直停滞不前；采矿业也是亏折闭歇，呈现一片惨相。几十年之间这两种企业都没有什么明显的成绩。转来转去，到90年代初还是转到了棉纺织业这条路上，但时间已经太晚了，接着就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战后外国获得了在华设厂的法定权利，刚刚露头的纺织工业挨了当头一棒。甲午战后许多外资纱厂纷纷建立，中国纱厂陆续遭到吞并，纺织业发展的一线希望亦告幻灭。

第三个时期的另外几类新企业有铸币、铁路和炼钢。

铸币完全是官办企业。自从外国输入大批银元和清政府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滥铸劣质大钱以来，币制大乱。市场上制钱短缺，而各式各样的银元、庄票以及外国银行发行的钞票泛滥成灾。对于紊如乱丝的货币制度，清政府也想加以整顿，但它不是从改革旧货币入手，却一心一意要恢复过时了的制钱，企图多多造出制钱来抵制银元、钞票。1888年李鸿章想要用外国机器造中国制钱，以五万两建立一个小型造钱厂，附设天津机器局内。但是外国制钱机器只能制造平板。钱币中间没有方孔，不合中国制钱型式，只得“另添打眼梃杆，由钱模正中穿透，始能撞出钱孔，地位殊窄，撞力过大，梃杆上下与钱模互相磨触，最易伤损，每日每座机器模撞修换数次及十数次不等。人工既费，成数亦少”[13]。据李鸿章说：每造制钱1 000文，所花成本费达2 237文。很显然，这种蚀本生意是干不下去的，因此开工几个月即告停歇。李鸿章歇手不干了，张之洞却硬着头皮要干下去，1889年他在广州设立机器造钱厂。由于统治阶级需要维持旧制钱，这项赔本生意也就一直维持下去。不过在1890年，广东所铸的制钱已由原重一钱减到八分。

张之洞在铸钱的同时，又开办银元铸造，清政府本来不同意铸造这种外国样式的银元，经张之洞一再力争，方允准试办。1890年铸成重量七钱二分六的银元及各种银辅币，这是中国自铸银元的开始。广东铸币局的投资共46万两。

关系国计民生的铁路事业也在80年代开始出现。本来外国侵略者为了推销商品，老早就试图在中国修建铁路，但一直为清政府所坚决拒绝。1880年刘铭传上疏请开铁路，引起清政府内洋务派和顽固派之间的一场大争论，这个争论一直延续十年之久，洋务派的意见占了上风，修筑铁路才列为清政府的国策。

中国第一条自造的铁路是1880年直隶开平煤矿为运煤需要而筑造的，从唐山到胥各庄，共长15里。为了避免顽固派的反对，最初只能用马骡等牲口拉着煤车在铁轨上行走，不敢使用机车去拉。1887年李鸿章把开平煤矿的运煤铁路从胥各庄一直往西南展筑到芦台，解决了运煤的困难，同时成立了中国铁路公司，拟集股100万两，以便进一步建筑铁路。1888年又展筑到天津。李鸿章还想把这条铁路一步一步地引到北京去，建议兴修津通路（天津到通州），顽固派竭力反对这个计划，引起关于铁路问题的最后一场争论，结果李鸿章的计划被修正，拟另从卢沟桥筑路至汉口，津通铁路停修。但是卢汉铁路工程浩大，一时无法开工，而李鸿章又不甘心计划失败，既然铁路不能往西南发展到北京去，就干脆掉过头来往东北发展，一直到中日甲午战争时，这条铁路刚刚伸出山海关外。

台湾巡抚刘铭传也进行了同样的努力。原来计划招商集股修造一条贯通全台南北的铁路，从基隆经台北、新竹、彰化到台南。1887年铁路开始修筑，在修筑过程中因招不到商股，只好改为官办。当时清政府的财政捉襟见肘，要让它拿出大批钱财来完成这种巨大工程是不可能的。1893年这条铁路从基隆筑至新竹（约为全路长的四分之一）即告停顿，据后任台湾巡抚邵友濂报销，该路建筑用费为129万余两。

铁路的兴起又带动了炼钢的兴起。当修筑卢汉铁路的决策确定以后，清政府把这个任务交给张之洞，并把张从两广总督调任湖广总督，来督修这条铁路。这条铁路长达三千里，工程浩大，资金、技术、材料都有问题。张之洞提出一个“先轨后路”的办法，由户部每年拨款200万两，先开设一个炼钢厂，自己轧制钢轨，再用自制钢轨筑路，这个建议被清政府采纳。1890年张之洞就开始建造汉阳铁厂，至1893年全厂落成，这是中国早期新式炼钢厂中最大的一个。在汉阳铁厂之前，贵州巡抚潘霨在1886年设立了一个青谿铁厂，备有炼钢的贝色麻炉，资金30万两，但因招股不足，不久即停办。此外，江南制造局和天津机器局也都在90年代初添置炼钢设备，规模较小，产品主要是供本厂制造武器的需要。

第三个时期的工业比起第二个时期来也有一些进展。第一，在第二个时期内估计全部投资不到八百万两，在第三个时期内估计为二千多万两，约增长一倍半；第二，第三个时期内出现了真正名副其实的生产民用品的轻工业，如纺织、火柴等，也出现了铁路和炼钢等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工业的类型越来越多，发展工业成为越来越迫切的社会要求；第三，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虽然仍是本阶段工业的主要形式，但是可以看到，商办的中小型企业正在逐渐增多，就是在官和商合作的企业里，经营方式也逐渐有所转变，企业的营利目的被进一步强调起来，有一些名为官督商办的企业，实际上完全是由私人投资和私人管理的。

以上是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初中国机器工业发展的简单情况。

二、若干重要工矿企业介绍

为了进一步了解当时工业发展的情况，以下选择中国工业产生初期的12个重要企业略作介绍。

1．江南制造局

江南制造局是中国自办的时间最早、规模较大的一个军火工厂。60年代初，当李鸿章刚刚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以后，准备进一步扩大军火生产时，有海关通事唐国华，扞手陆灿、秦吉，因案革究，纳贿赎罪，出资四万两购买了一个破旧的美商旗记铁厂，献给李鸿章。1865年李鸿章拿这个厂做基础，把原由丁日昌、韩殿甲主持的两个小军火厂合并在内。后来容闳从美国购买来的机器也并入此厂，成立了“江南制造局”。1867年在上海城南高昌庙建立新厂址，并附设翻译馆、广方言馆等。该厂大权掌握在外国人手里，主要的工程师是英国人彭他（T.Bunt）和柯尼施（N.E.Colnish）。中国工人最多达三千人。江南制造局的经费来源是清政府指拨的江海关二成洋税，每年约五六十万两左右，生产的军火主要由清政府调拨，不作为商品出卖。由于常年经费有定额，工厂没有内部积累，所以该厂建立后数十年间不可能进行很大扩充，只有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由于军火需要的增加，清政府才拨款40万两，添设了炼钢厂、无烟火药厂和栗色火药厂。

江南制造厂的产品十分复杂，既生产枪炮、火药、子弹、铜引，又制造轮船、水雷。所造枪炮的种类五花八门，有各种前膛枪、快利枪、毛瑟枪、马梯尼式、士乃得式、开花生铁炮、来福炮、田鸡炮、克虏伯炮、乌理治炮、阿姆斯特朗炮等等。江南制造局的规模似乎不小，但是产品种类复杂，机器设备就不能充分利用。有时刚刚购到制造某一类型枪支的机器，可是两江总督忽然命令改制另一类型的枪支，机器就要闲置起来，所以生产效率非常低。张之洞说：“上海局虽较大，惟所造枪弹、炮弹、水雷、火药及修理轮船，门类颇多而不专一，并无专造快枪之机器，故每一月出枪不过一百余支，亦无陆路过山炮之机器。至大炮则一年或出一尊两尊不等”[14]。产品的质量如何呢？据张之洞说局制之炮“炮身不长，机器不灵，施放过迟，一点钟止能放七八炮。徒贪弹重药多之力，殊少及远放捷之功”[15]，“沪局所造无烟药，迭经臣考察，制炼尚未能纯净得法……其栗色炮药一种，久经前北洋大臣考验，不适于用，此时亦不宜造”[16]。至于所造的枪支，因容易走火，军队都不肯使用，大批枪支堆存在仓库里，如同废物，1890年仅局制林明敦中针枪一项，工厂自己仓库里就堆存着万余杆，另外南京还堆存着数千杆。[17]

江南制造局前期还造了八艘轮船，成绩并不理想，“这些小船只能供沿海岸巡缉之用，太平年月无用，战争起时是废物”[18]。1885年后轮船制造索性停止，改为修理。但是“办理之员类皆无师自学，以致承修船支，工缓价昂。近年以来（按：时为1905年），商船裹足不前，兵轮反入洋坞修理”[19]。修理业务也是山穷水绝。1905年，江南制造局不得不改变经营，专门生产武器，仍是官办，另设江南船坞，专门修造船舶，仿照商办经营。

江南制造局是中国最早的、也是规模最大的一个工厂，清朝政府的投资不为不多、用力不为不大，但是成绩非常坏，这是当时许多官办工业共同的命运。拿江南制造局来说，经营管理的腐败是典型的，工厂的管理机构庞大，重重叠叠的机构像衙门一样，设有总办、会办、提调、委员、帮办、司事、匠目等名色，白白养活着一批冗员，所谓“坐食者三之二”[20]。至于贪污、贿赂、盗窃之风，十分严重。该厂半数以上的经费是用来购买原料燃料的，于是明扣暗扣、贱货贵值、以少报多、以无作有，种种弊端层出不穷。所以张之洞说：“沪局近二十年，人人皆视为金穴铜山，有弊无利。”[21]

2．金陵制造局

1865年李鸿章把前由马格里主持的“苏州洋炮局”迁到南京，在雨花台建新厂，名为“金陵制造局”。该厂主要制造各种大炮、抬枪及弹药，常年经费10万两，后增至15万两，由江南各类驻军军需项下拨给。它的经费较沪、闽、津三局要少，所以不要说扩充厂务，连正常的生产也难以维持。刘坤一说：金陵制造局机器、熟铁两厂所用的锅炉，“系同治初年安设，迄今二十余载，终年运用，锅炉愈烧愈薄，链补已多，汽机愈用愈旧，旋转无劲，屡经修理，仍属此修彼坏，后经曾国荃、刘坤一等扩充，稍具规模”[22]。机器设备虽然得到更新，但生产的枪炮很落后。据英人贝思福在1898年所见，金陵机器局“机器是现代的、头等的，但用来制造过时的、无用的军需物品。他们正在大量地制造一种小炮，只能放射一磅重的炮弹”[23]。据1899年刘坤一报告该厂的生产能力：“宁局每年可造后膛抬枪一百八十支，两磅后膛炮四十八尊，一磅子快炮十六尊，各项炮弹六万五千八百颗，抬枪自来火子弹五万粒，毛瑟枪子弹八万一千五百粒”[24]。

对于金陵制造局的发展来说，重要的阻碍还在于外国顾问的蛮横和无能的经营管理。工厂最初由英国人马格里独揽大权，他本是一个军医，对工程管理是外行。他在这里待了十年之久，建立了一套野蛮的家长式统治，任意鞭笞虐待工人，辱骂和排挤中国的官吏员司，非法建立一个私人的武装卫队，任意挥霍金钱，制造出来的大炮却是不能使用的废物。1875年该局为大沽要塞承造六尊大炮，当着李鸿章的面试放，“然旋放旋裂”，六尊大炮，“毁者竟居其五，僚属咸请止放，以免第六尊之自杀”[25]。事故发生后，引起舆论之抨击，李鸿章不得不把马格里撤换掉。

3．福州船政局

当曾国藩、李鸿章等大事军火制造的时候，左宗棠于1866年在闽江口马尾山下建造“福州船政局”，专门制造轮船，并附设前后学堂。该厂早期工程全由法国人日意格和德克碑主持，“洋匠”多达五十余人，中国工人约有两千多。

该厂自从诞生之后也步履艰难。本来要在五年内成船16艘，预计用费二百数十万两，但是直到1872年只造成9艘木质小船，而用款已达340万两，于是舆论大哗。内阁学士宋晋倡议“制造轮船，浪费太重，请暂行停止”，统治阶级内部经过一场争吵以后，决定仍把船局办下去。到1874年，又陆续成船6艘，而用款累计已达536万两。这些船只的质量很差。据外国报纸说：“造成的十五条船，十条安静地停泊在船厂对面江边；有些除了试航外从未下过海；有几条到过厦门，两三条曾试航过上海或更北……福州船厂在以往几年不过只是个大玩具而已，看看很漂亮，但完全无用；同时不要忘掉它对福建一省的摧残，为了它，这一省的苛税变得十分沉重”[26]。

日意格是个税务司，对造船本来是外行，他骗取了清朝政府的大量钱财，弄来一些陈旧的机器、原料，请来一帮很不高明的“洋匠”，因此造价昂贵，质量低劣，造出来的都是样式陈旧、不堪使用的船只。[27]

1874年后，日意格等“告退”。船政局在技术上完全依靠本国的工人和船政学堂学生[28]，业务稍有起色。自1875年到1897年陆续成船21艘，技术上有进步，船身从木质改为铁质，轮机从立式改为卧式，载重从几百吨增加到千余吨和两千数百吨，并有巡海快船、钢甲兵舰、穹甲舰、浅水舰等各种式样。可见当时中国造船事业离开了“洋匠”也是可以独立进行的。

但是技术上的某些进步并不能改变整个船政局衰败没落的命运，清政府本来规定每年给船政局拨款84万两，但是清政府自己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财政竭蹶，税款短绌，因此船政局的经费很少付足过，平均每年拿到的经费要打个对折，只有40多万两，有的年头只能拿到20万两。就在这笔已经大大打了折扣的经费中，清政府在财政困难的时候还要动动念头。如1879年清政府就以“晋豫待赈孔急”为名要求将轮船机器各局用款暂提十分之五办赈。[29]经费这样五折六扣，开支却十分浩大，除了维持船厂的生产之外，已造成的轮船的养护修理、工薪、煤炭也要由船政局来开销，它多造一条船，就要多开销一笔养船费，因此生产资金越来越少，再加上官吏们贪污挥霍，所谓“京外传喧，船政局乾修极多极厚，或每年数千金，少亦数百金”[30]。1885年御史殷如璋称该局“历任大臣收用员绅为数过多，薪水津贴等项需款太巨……以致造船经费不能统归实用”[31]。在这样层层剥削之下，造船业务怎能不奄奄待毙，船政局只好缩小生产规模，屡次裁减工人，几乎要寿终正寝。就像张佩纶所说，“积三年之费，不能成一新式快船，为时愈久，所费愈昂。船政几不能自立”[32]。幸亏南洋和广东委托该局代造9艘船只，依靠这笔船价，方得苟延一息。但是，船政局“乾修多，经费少，所造之船，工料不免偷减，由是各省需用轮船，多向外洋订购，中国船政局每欲承揽一二只而不可得”[33]，所以后来连代造轮船的生意也捞不着了。

1896年清政府再一次聘请法国人杜业尔任船政局监督，大权又落到外国侵略者的手里。杜业尔蛮横跋扈，较日意格等尤甚。局务完全由他一人把持，中国人根本不能过问。1902年秋，他擅自和法国公司签订造船合同，合同内竟公然写明“制造责任由杜业尔独任，所有工料一切均归杜包办。成船后有无弊病，有无短绌，有无逾限，杜向公司自理，与船政无涉”[34]。他一手遮天，船政局沦为他手下的一个并无权力的办事机构。杜业尔管局七年，只造了一艘小拖船和三艘鱼雷艇，他和四个“洋匠”每年却要支领35万法郎的高薪（合银10万两）。最后，聘约期满，杜业尔还讹诈船政局欠他料银薪俸等100万两，又在厂里赖了两年，不肯离开。

综计福州船政局从1866年开办起，到1907年为止，历时四十余年，共用银1 921万两，投资不为不大。但它好像染上了不可救药的瘫痪症，经费左支右绌，业务每况愈下。这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下一切新式工业的必然命运。

4．天津机器局

汉族地主阶级在南方纷纷设厂制造武器，那些满族亲贵们也不甘落后。1867年在总理衙门的催促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设立了天津机器局。1870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把这个工厂接收过来，并大事扩充。

该厂分两个部分，东局设于贾家沽，西局设于海光寺，共有二千数百名工人，最初由丹麦领事密妥士（英国籍）主持厂务，常年经费约40万两。该厂并附设水雷、水师、电报等学堂。李鸿章把这个由他亲自照管的兵工厂称为“洋军火之总汇”，它生产各种炮、枪和火药子弹、水雷，附带生产电线、电机、船只。中法战争中向各省供应大批军火，当时忙忙碌碌地“添购物料，加做夜工，制造军火”[35]。中法战后，清政府建立北洋海军，该局又为战舰和海口供应枪炮弹药，成为淮军和北洋海军的军械库，数十年内耗资千万两。至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彻底破坏了这个军工厂。此后天津机器局“久已鞠为茂草，扫地无存”。

李鸿章接办天津机器局后，有六年的报销清单（包括1870、1871以及1874到1877年）。这六年共开支经费132万两，用来购买机器的只有9.8万两，只占总支出的7%强，而购买料物有67万两，占总支出的一半以上，半数以上的经费都在“购料”名义下，落入外国军火资本家以及本国贪官污吏的腰包。在员工薪俸中，少数洋员薪俸高达10.4万两，中国官吏员司的薪俸达7.5万两，而两千数百名工人的工资只有20.7万两，工人的剩余劳动力完全被洋员和官僚们所占有。天津机器局的这篇账目，大体上可以代表官办军火工业和其他官办工业的情况。

5．轮船招商局

1872年由李鸿章奏请设立。其奏折中说：“各省在沪殷商，或置轮船，或挟资本，向各口装载贸易，俱依附洋商名下，若由官设立商局招徕，则各省所有轮船股东，必渐归并官局。”[36]最初聘朱其昂、朱其诏兄弟经理其事。朱氏为江苏宝山县富商，世业沙船，“自家即有沙船，其亲友更多”[37]，且与洋商熟悉。但招募商股不很理想。李鸿章又邀在上海的大买办唐廷枢为总办，另一大买办徐润与朱氏兄弟、盛宣怀等为会办，重新开张。唐氏等提出，局务“归商办理”、“各事均按买卖常规”，也就是要求抛弃官办企业的旧习，按照市场规则运作。这样，轮船招商局就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官督商办的企业。

该局创办时，反对者甚众，谤议纷纷。李鸿章对开办轮船招商局的态度极为坚决，力排众议。他说：“兹欲创办华商轮船，为目前海运尚小，为中国数千百年国体、商情、财源、兵势开拓地步，我辈若不破群议而为之，并世而生，后我而起者，岂复有此识力？”[38]“中国内河，任人横行，独不令华商展足耶？日本尚自有轮船六七十只，我独无之，成何局面？”[39]在李鸿章的坚决主张和大力扶植下，轮船招商局得以成立。

招商局开办后，购置船只，建立码头仓库，开辟航线，渐成局面。外国轮船公司怡和、太古、旗昌等竞跌运价，招揽客货，进行倾挤。但招商局有政府做靠山，借用官帑，承运漕粮，营业仍有起色，并于1876年以230万两巨款购买了美商旗昌轮船公司的产业，包括轮船16艘（招商局原有轮船11艘）及各口岸之码头仓库，大事扩充。但购买旗昌的资金依赖官府借款100万两和洋人借款100万两，因此债台高筑，利息负担每年二三十万两，也带来了负面影响。

轮船招商局的业务虽然有所发展，有较多利润，资产日增，80年代和90年代每年水脚收入常在200万两左右，但每年背着利息包袱而又经营不善，用人太滥，经营者挪用局款，营私舞弊，层出不穷，大受舆论指责，屡次遭到弹劾。1877年据董’翰揭露，“该局出入之数，每月竟须赔银至五六万两之多……各上司暨官亲幕友以及同寅故旧，纷纷荐人，函牍盈尺……所荐之人无非为图谋薪水起见，求其能谙练办公者，十不获一。甚至官员中亦有挂名应差、身居隔省、每月支领薪水者”[40]。1880年据王先谦揭发：朱其昂用高价购买了很多旧船，连年沉没，因而亏折甚巨，购买旗昌时，唐廷枢、盛宣怀拿贬值到50两一张的旗昌股票，充作100两，因而侵吞大批款项。[41]1885年据马良的调查：“各局船栈，人浮于事……‘总’之缺，向归总办分派，非唐即徐，间用他姓，则须打通关节，与局中有力者分做，即暗地分财之谓也。此种人品，一得‘总’，便引用亲朋至二三十之多……该处司董以局船为己有，专装私货……每船到埠，不准早开，以局董私货未及配载，有停至五六天者，为费不赀……某仅承揽四船油漆，而衣食美好，拟于素封。又每年用煤四十余万金，价值斤两省耗之数甚巨，但凭各船各栈报单而已……账目之弊……患在公私混乱，挪欠自如，唐总办欠六七万，徐欠二万余，各司董所欠不等……更有以烂贱股票押取局银至三十余万之多者……以致局无现银，去年九月几乎倒闭”[42]。1910年据汪康年说：该局“历来之总办，何一非挟巨力之大官乎？各船之买办，何一非某巨公之私人乎？盖不特其私人而已，其私人之私人亦靡不充满其间……最可笑者，尝有一年，总办至七八人，人吸万金以去而莫之过问也”[43]。从以上不同时间、不同人们的议论中，可以想见招商局的腐败状况。这个中国自办的第一个新式航运事业，虽然具备了借官款、运漕粮等有利条件，但由于主持局务的官僚们多方朘削，它也不可能得到长足的进展。

6．台湾基隆煤矿

基隆在很早以前就是煤炭产地，当地有不少煤窑。自从台湾淡水开港和福州船政局成立后，煤炭需要量大增，基隆的小煤窑也大大发展，所谓“船政局既设，民间私采，几不可遏禁”[44]。但是煤炭产量仍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小煤窑“人工过贵，民洞本属无多，一届农忙，半皆停歇，闲时开采，所出亦微”[45]。福州船政局为了解决燃料问题，决定用机器采煤。1875年清廷同时批准试办磁州和台湾煤矿。于是开始勘探、购机、凿井，聘用英国矿师翟萨等14人，雇用工人约一千人。1878年开始出煤，至1881年产煤量增至54 000吨。由于官办企业的腐败经营，所以煤的产量虽在增加，而煤矿仍连年亏损，一年要亏折10万两以上，究竟为什么亏本？那是很难搞清楚的。1885年台湾巡抚刘铭传说：“据先后送呈月报，核计用度与销售煤价，均属有盈无绌，不知亏折何由？”又说“平日办矿滥支，弊端百出，若彻底查究，自开局以来，经手作弊人员，办不胜办，既经锡珍等查覆奏结，自应毋庸追究”[46]。官办企业的通例就是这样，账目虚假混乱，出了问题就包庇了事。

由于严重的贪污，再加上中法战争时为防法国侵略军掠夺煤矿炸毁了矿井，此后基隆矿务一直处于瘫痪状态。忽而改成商办、忽而又改官办，但都因资本不足，产量锐减，亏折累累，90年代初，八口老煤井枯竭，又无钱另开新井，采矿完全停顿。到中日甲午战争后，这个煤矿同整个台湾被日本侵略者掠夺了过去。

7．直隶开平煤矿

1876年李鸿章命唐廷枢等创办，1878年正式开局，1881年开始出煤。90年代又增开林西矿。该矿在洋务派举办的各种事业中算是“佼佼者”。至1895年，年产煤约60万吨，职员工人约17 000人，一年可得利润3%～5%。[47]

开平煤矿开办以来碰到两个困难，一个困难是资金缺乏，另一个困难是运输不便。原来的计划是招股80万两，要使采煤炼铁一气呵成，显然这笔资金要兼办煤铁矿是远远不够用的。到1880年股金只收到30万两，而基本建设费已达40万两，只好放弃炼铁的打算。[48]但是即使专办煤矿，经费也短缺很多，到1887年已用款200万两[49]，矿务才有所好转，能够略有盈余。这80万资金和200万用款之间的巨大差额怎样解决呢？主要是依靠借贷。这个矿是洋务派的重要企业，因此有借贷官款的有利条件。据说它“自直隶省总督衙门借款240 000两，自民间借款450 000两，加上出煤以来三年售煤所得价值320 000余两，用以开支”[50]。这样依靠借贷度日，负担上沉重的利息，情形十分狼狈。所以，“在最初十年中，始终未能分付股息”[51]。

煤的运输也是矿局成败攸关的重要问题，原来计划要筑100里运煤铁路，但这个计划因顽固派的反对而被放弃，只建成了从唐山到胥各庄一段，约15里长的铁路，从胥各庄起开挖一条70里长的运河到达芦台，再由芦台转运到海口，单是挖河、筑路、购地就花了很多钱，工程也拖延很久，“成本既重，煤价亦因之而昂”[52]。铁路虽建，运河虽开成，但并没有彻底解决运输问题，因为一段陆运，一段水运，驳载极繁，开平“煤质松软，运河运输显然不宜”[53]。再加上运河时常淤塞，冬季又要冰冻，所以运输一直是主管当局极感头痛的问题，直到1888年唐山到天津的铁路竣工，开平煤矿的运输问题才告解决。

90年代开平煤矿的营业日益好转，1895年该矿年产煤35万吨，情况已不错。1896年新建林西煤井开始出煤，采煤量扶摇直上。1898年产煤73万吨，1899年产煤81万吨，拥有运煤的轮船、火车和各口岸的码头、煤栈，且煤质优良，适合炼焦之用，十分畅销。产煤成本亦低廉，每吨煤的海岸价格不到2元，而市场价为5元，获利丰厚。1898年和1899年两年合计，盈利银100万两。

企业本身固然大有起色，而帝国主义眈眈而视，阴谋剥夺开平矿。1900年八国联军之役，英军占领开平，竟拘捕了该矿督办张翼。开平的英国工程师胡华（H.Hoover）与李鸿章的顾问德璀琳阴谋策划，逼胁张翼签署“保矿手据”，委托德璀琳代理该矿总办之权，德璀琳竟把该矿私自售卖给英国墨林公司，墨林公司又转卖给英法比财团东方辛迪加。出卖的产业包括唐山、林西、胥各庄三个煤矿，二十多万亩土地，一条运煤运河，八处码头，六艘运煤的轮船以及热河的金矿、银矿和开平附设的水泥厂、煤栈、房屋等。名义上是购买，实际上外国人没有出什么钱，他们拿到的股票大部分是不交股金的虚股，“而中国人所得者最多不到其应得的百分之四十四”[54]。开平煤矿就这样被掠夺，成了外国人的产业。后来，张翼在清政府督促下赴伦敦最高法院控诉，亦败诉而回。时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袁世凯乃另组滦州煤矿，与开平竞争。不久，两矿又合并而成开滦煤矿。

8．兰州织呢局

西北是盛产羊毛的地方，左宗棠进军西北，久驻在这里，为了解决军队的被服供应，筹划开设一个织呢厂。1877年左宗棠委托买办胡光墉向上海德商泰来洋行订购一批织呢机器，并聘用德国技师、工匠、翻译等13人。1880年机器运到兰州，开始建厂。该厂是官办工业，共用经费约30万两，都是从军费中挪用的。

织呢局的命运十分坎坷。1881年初工厂刚刚建成，1883年即停办。停办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一个新式工厂的建立并不是装几部机器、请两个“洋匠”就万事大吉了，它涉及各方面的条件，当时的官僚们是不可能理解这些的。拿织呢来说：“第一，当时交通极为不便，左宗棠把这个织呢局孤零零地摆在兰州，造成运输上的极端困难，光是把机器运到兰州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机器共装四千箱，从上海用轮船运到汉口，再改用木船从汉水过到老河口，再用牲口、民夫从陆路背运到兰州。平常的木船装不下，定做才可以装得下的……大半不能不加以改造，村落不能过只得拆让。通过山中峡道，两面碰壁时，等候削去一层石壁再走”[55]。甚至“有些机器重，而且难运，所以锅炉得拆散了一块块地运”[56]。这批机器足足运了一年，才到达兰州，这些机器价值不到12万两，而运输保险费高达7.3万两。在这样困难的运输条件下，要大批制造呢布，把它销售出去，显然是很困难的。

西北虽然有优质的羊毛，但必须经过加工漂染，织呢局却缺乏这套设备，而且水源不足，开掘的井水带有咸味，因而影响到羊毛质量。“一百斤羊毛中，只有十斤能织上等呢，二十斤能织次等呢，五十斤只能织床毯，这种床毯在内地几乎无人使用，剩余的二十斤完全无用，全是杂毛和垃圾”[57]。据后来的工人们说：该局“产品不如麻包袋”[58]，这种产品当然不会有销路，所以该局业务一直处于衰疲状态。

9．上海织布局

上海织布局的筹备很早就开始了。1876年李鸿章曾令魏温云在上海招商办纺织厂，后来没有成功。1878年李鸿章又令彭汝琮、郑观应等招股筹办，初议集股50万两。据彭汝琮对李鸿章说“集股至此数已有把握，所以不致麻烦督宪”[59]。不料彭汝琮唱的是空城计。据郑观应说，招股的事“自始至终未见实际，但以招股望之他人共事者”，甚至“每至需款紧要，无论巨细，事事责成。自冬至今，皆于捉襟见肘之时，为剜肉补疮之计，甚至房租食用，亦须代措”[60]。在这种情形下，搭起的班子只好散伙。1879年李鸿章派龚寿图等另组班子，拟招股40万两（后又增添10万两），聘请美国工程师丹科主持建厂工程。1880年李鸿章为该厂奏准十年专利和减免税厘。但是这个新班子，也是一阵空锣鼓。该厂实收到股本现银352 800两。除了支付购办机器等项成本209 000两之外，其余147 200两都变成一堆收不回来的股票和借纸押据。建厂工程完全停顿，甚至“洋匠羁留日久，购存外洋机器及应付薪资，延不付价，势将兴讼”[61]。1887年织布局只得再度改组，由龚彝图接办，重订章程，续招新股，老股一百两规定要再交三十两，方换发一百两之新股票。工厂还没有盖起来，这个厂已亏折30%。1890年该厂方有部分机器开始生产。从筹备到生产，历时12年，其全部工程则拖到1891年尚未竣工，真可以算得上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织布局共有纱锭2.7万个，布机300台[62]，未开工时资本已耗尽，它的流动资金是东挪西凑来的，1891年即由李鸿章拨借官款40万两，其余向企业、钱庄和私人的借款也不少。幸亏当时纺织业利润很高，看来工厂还有发展前途。该厂每日能出平纹布、斜纹布五六百匹，销路甚畅，因此李鸿章兴高采烈，准备添置机器，大事扩充。不料1893年10月清花车间忽然失火，蔓烧全厂，外国侵略者隔岸观火，不让租界中的水龙去救火，结果一个刚刚建成的大工厂竟烧成一片瓦砾堆。事后清理，损失官款265 390两，股金554 900两，其他借款存款220 000两。

上海织布局焚毁后，李鸿章认为纺织业利益丰厚，“此事断难中止，亦难统图，应仍在上海另设机器纺织总局，筹集款项，官督商办，以为提倡，并厘订章程，号召华商，多设分厂，以资推广”[63]，令盛宣怀着手恢复。盛另起炉灶，于1894年设立华盛纱厂，资本80万两，纱锭7万个，布机750台。至于上海织布局中官款的损失，规定“悉归以后商办各厂按每出纱一包提捐银一两，陆续归交”[64]。那些新建纱厂大多是商办的，跟织布局素无瓜葛，当上海织布局被焚时，许多纱厂还没有出世，却已被统治者预先派定要负担这场火灾的损失，这是封建统治者对民营纺织业无理勒索的又一个例证。华盛纱厂筹建工作很顺利，很短时间内集资已达100万两，购纱机6.4万锭，织机750张。但华盛的资金几乎全由盛宣怀控制，成为盛氏一人的私产。

10．黑龙江漠河金矿

漠河在我国东北的极边，北隔大河和俄国毗邻，南靠大兴安岭。该地在1861年始露金苗，1877年俄国人在此盗掘金矿得利，以后到这里来掘矿的人越来越多。除中国人外，还有大批外国人，其中包括俄国人以及英、法、德、美、朝鲜人。后聚集益众，至数万人。其中以外国人居十分之六，中国人居十分之四，彼外国大小商人，如蝇赴膻，漠河沟内俨然一大重镇，如典当、俱乐部、大餐馆、大客栈、单间澡堂、走兽圈、马戏场皆备焉，大杂货商店有150余家[65]，甚至立会社、举总管、建立武装、私设刑具，其中掌握实际权力的是俄国的资本家和流氓。中国境内的漠河成了一个“化外王国”，糊里糊涂的清政府还蒙在鼓里，直到1885年才发觉边境上发生的侵犯领土、主权的严重不法行为，当即由黑龙江将军恭镗率兵入漠河，外国资本家和流氓抗拒不过，纷纷逃走。

在旧矿的基础上，1887年李鸿章奏请设立漠河金厂，派李金镛为总办，资本银20万两。清政府把开采漠河金矿视作巩固边防的一个措施，所以20万两资本中有13万两由官方垫借（其中由李鸿章作保借商银10万两，由恭镗借拨库银3万两），商股只有6万余两。矿局的设施也带有强烈的政治、军事色彩，如矿局总办有与俄国便宜交涉的权力、矿局自募兵勇等等，名义上是官督商办企业，实际上类似清政府的一个边政机构，“开厂后，招回流民数千，募练护矿防勇一营，并于漠河口各处建造房屋，广辟平旷之地，设法垦种，屯牧并兴，以绝域穷荒，人迹罕到之地，兵民辐辏，商贾繁兴，屹然为边陲重镇”[66]。所以漠河金矿的开采对于巩固和开发东北边疆是有积极意义的。

漠河金矿开办初期颇为兴旺。1890年至1892年的三年内，共得金砂6.2万余两，除局用开支及归还官款外，所得余利，以5%作为利润，分发给股商，30%充黑龙江省兵饷，20%作为办事官吏的花红，以后产金量更逐年增加。但是在帝国主义觊觎和封建政府的管理下，好景没有维持多久，八国联军战争中，俄军侵入东北，强占了金矿，直到1906年始得归还，但矿场已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11．湖北织布官局

两广总督张之洞鉴于洋纱布价廉销广，利润丰厚，准备在广州建立纱布厂。1888年向英国订购布机千台，纱锭三万余个，原先计划官商合办，但“成本甚重，商股既不易集，库款支绌，官本亦属难筹”[67]。结果张之洞的念头打到赌博场上，给广东“闱姓”[68]派捐，规定1889年捐40万两，1890年捐56万两，作为该厂购机、建厂及生产的经费。不料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继任两广总督李瀚章对这一套洋玩意儿不感兴趣，于是这个尚未开始建设的工厂只好随张之洞从广州搬到武昌。李瀚章继任后只付给第一批闱姓捐银40万，第二批56万掯勒不付。这时布局已动工，需款急如星火，经张之洞屡次请求，函电交驰，李瀚章始则一文不给，继则允借款16万两，利息6厘，还要延至收齐闱姓捐后方能付款；又继则把山西存放在广东的生息银20万，转存布局，年息9厘；最后又由广东向英商汇丰银行代借10万，年息5厘。可是经费还是不够用，又陆续借用湖北善举款20万两，质当捐8万两，并向铁政局、枪炮局及各商号借款不一，背负起一身高利贷。1892年工厂建成，投入生产，布局至此方有转机。但张之洞这时正在建设汉阳铁厂和湖北枪炮厂，这两个厂的经费更是竭蹶不堪，张之洞主张把布局的盈利拿来弥补铁厂和枪炮厂的不足，使三厂“联为一气，通盘筹划，随时斟酌，互相协助”[69]。从此织布局又走上倒霉的道路，仿佛把盈利填送进一个无底洞，自己没有内部积累来清偿欠款，反倒要给铁厂、枪炮厂垫支大宗款项。到1902年实在维持不下去，只得将布局连同张之洞陆续创办的纱局、麻局、丝局，一起出租给应昌公司承办。

张之洞开工厂的秘诀是“举债度日”。织布局尚未建成，他看到湖北一带农民都购买洋纱，自己织布，洋纱销路日益广阔，因此想另外单搞一个纺纱厂，可是资金毫无着落，张之洞计划用官商合办和借债的办法来筹集资金。1893年他用分期付款方式向英国订购机器，欠款部分按7厘起息，又通过盛宣怀之手向上海商人借款10万两。纺纱厂规模很大，订购纱锭90 700个，分南北两厂。同时募集了一部分商股，但这部分商股并没有用来清偿机器价款或作建厂用途，据1894年张之洞说：“目前机器尚未运到，所收股票之款，即可暂借拨充铁局枪炮局之用”[70]。这个尚未出世的纺纱厂，和织布官局走上了同一条倒霉的路上去，大批款项被铁厂和枪炮厂所占用。

机器既已订购，股金借给了铁厂和枪炮局，真不知道这个工厂怎么办下去。忽然张之洞调署两江总督，于是工厂又跟他来了一次大搬家，原来要装备南厂的四万多纱锭先搬到南京又搬到上海，张之洞想在上海找几个愿意投资的阔佬，但这桩合伙生意始终没有做成，不久张之洞又回湖北任。这批机器“搁置于上海杨树浦滩上席棚之内，上雨旁风，历时五年，机底机箱压陷入土者二三尺”[71]，还有一个准备安装机器的“洋匠”，也闲住上海五年之久，支领月薪400两，无所事事，此外运费、地租、栈租费、保险费、利息等等，浪费不赀，最后这批机器由张謇承领去创办了大生纱厂。

至于留在武昌的北厂，虽在1897年建成，但大权由官独揽，资金又被挪到汉阳铁厂去，于是股商请求官方增资20万两，张之洞不允，干脆收回官办，经费则到处借钱拖账。据《端方署邸残档》[72]的记载，该厂共向江苏、湖北12个衙门拖借108万两的巨款，纱局既负债累累，要付很高的利息，而且经营不善，浪费严重，到1902年不得已同布局一起租了出去。

12．汉阳铁厂

19世纪80年代，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一场修建铁路的争论，奕譞、李鸿章等主张修建津通铁路（从天津到通州）；另一部分官僚反对修建铁路。后来张之洞修正李鸿章的意见，建议修建卢汉铁路（从卢沟桥到汉口），但是建筑这样一条长达三千里的铁路，经济和技术方面都有很多困难，不能立即动手，于是张之洞又提出先积款开矿，炼钢轧轨，然后再开工筑路的办法。清政府采纳这个建议，把张之洞从两广总督调任湖广总督，负责炼钢轧轨作为筑路的准备。张之洞原来想在广东搞一个炼钢厂，已经订购了机器，随着张的调任，工厂也搬到湖北来。1890年在汉阳建厂，聘“洋匠”贺伯生、白乃等四十余人。1894年工厂初步落成，并开始出铁，基本建设费共568万两[73]，是当时远东首屈一指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创办这样复杂的大型企业，本来就存在着一系列经济问题、技术问题和管理问题，这些问题在封建官僚手里，不但得不到合理的解决，反而愈弄愈严重，变成了一堆致命的死疙瘩。

汉阳铁厂创办初期碰到了哪些问题？它怎样变成了致命的“死症”？

第一个问题是厂址的选择。一个大型钢铁厂本来应该建立在煤铁产地的附近，这在今天是基本建设中的常识问题，但是封建官僚完全缺乏这种常识。张之洞本来想在广东建厂，后来糊里糊涂把工厂带到湖北，他只有产铁炼钢的空洞愿望，根本没有考虑矿藏在哪里。幸好湖北有一个丰富的大冶铁矿，当时有人主张在大冶的黄石港建厂，但张之洞坚决反对，他的理由是工厂离自己的总督衙门太远，放心不下，他说：“厂在省外（指武汉以外），实缺大员，无一能到厂者，岁糜巨款，谁其信之？若设在省（指武汉），督抚司道，皆可常往阅视，局务皆可与闻，既可放心，亦易报销。”[74]为了让张之洞能够像守财奴守钱箱一样，紧守在工厂旁边，只好牺牲较好的厂址，在汉阳建厂。从大冶到汉阳有二百多里路程，每天要从大冶矿地搬运约上百吨铁矿砂、石灰石到汉阳的工厂，这在当时运输条件下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从此汉阳铁厂永远背起巨额运费的包袱，影响了产品的成本，所以刘坤一说“出铁矿之大冶与汉阳之铁政局，相距甚远，运脚太贵以致铁值太昂”[75]。而且汉阳地势低空，易被水淹，在这里建厂，就必须把全厂的地基填高一丈，还要加高汉水的堤岸，仅厂基填土一项，就耗费一百多万两，占全部基本建设费的20%。这都是厂址选择不当所带来的浪费。

第二个问题是燃料的供应。冶炼钢铁，需用大量焦煤，汉阳铁厂筹建时根本没有考虑到哪里去弄到这批焦煤。等到铁厂工程开始，才想到这个问题，于是派了几十批人，跑遍了湖北、湖南、江西的各府州县，去寻找煤矿，甚至远到四川、陕西、贵州等省，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始终找不到合适的煤矿，无可奈何只得在湖北大冶的王山石和江夏马鞍山乱刨一气，不料王山石矿忽然冒出大水，无法抽干，只好放弃；马鞍山虽然挖出了煤，却不知怎样炼焦，“又悬赏征求炼焦之法，掘地为坎，终日营营”[76]。闹腾了很久，又发现“马鞍山煤质磺多灰多，取制焦炭，不宜熔炼”[77]。这两个煤矿白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资金和时间，毫无成效。汉阳铁厂在燃料问题上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等到汉阳铁厂建成，还无法解决焦煤的供应，只好远到唐山去购买开平焦煤，从唐山海运到上海，然后又从长江中运到汉阳。我们知道：一个大型钢铁企业的焦煤消耗量极大，化铁炉开工以后是不能停火的，当时开平煤矿的产量虽然不小，但它供应很多工厂、轮船的需要，不可能保证汉阳铁厂的经常需要。而且经过长途运输，焦煤价格昂贵，一吨焦煤值银17两，炼铁一吨就要消耗1.1吨焦煤，而当时每吨铁价不过20两，也就是说，铁的价格刚刚能抵上所耗燃料的费用。因此汉阳铁厂的两个大化铁炉，无法同时开工，只有一个勉强开炉，掺用一半焦煤，一半土煤，结果“火力不足，几致铁液融结不流，炉座受损”。所以开工不到5个月，又干脆停工。一直到后来在江西萍乡找到优质煤，煤矿建成，燃料供应得到保证，铁厂的机器才能够正常地运转。

为了燃料问题，汉阳铁厂走了许多弯路，花了许多冤钱，等到燃料问题解决，接着又碰到了第三个问题，这就是机器性能和矿质不宜。当时炼钢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使用贝色麻炉的酸法炼钢，适宜于冶炼含磷少的铁矿；一种是使用马丁炉的碱法炼钢，适宜于冶炼含磷多的铁矿。机器设备的购置应当视铁矿的性质而定，大冶矿质极佳，唯含磷多，应该使用马丁炉。但张之洞订购这套机器是在两广总督任内，那时候他还不知道铁矿在什么地方，当承造机器的英国工厂询问铁矿是什么性质以及需要什么炉式，张之洞答复说，“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览煤铁而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用者购办一分可耳”[78]。英国资本家碰到这个糊涂主顾，乐得敷衍省事，随便弄来两个大型贝色麻炉。这一来使汉阳铁厂大吃苦头，轧出来的钢轨含磷太多，容易脆裂，铁路公司拒绝购用。为什么钢脆裂，这个问题很久没有弄清楚，后来把矿石样品拿到伦敦去化验，才知道当初购买的这套机器的性能和矿质不适应，因此必须把旧机器废弃，重新购置新机器。后来，汉冶萍公司的一个经理回顾这段历史说：“花去十余年之光阴，耗尽千余万之成本，方若夜行之烛。回首思之，真笑谈也。”[79]

厂址问题、燃料问题、机器问题已经把铁厂挤得焦头烂额，另外又加上第四个问题，就是经费的不足。清政府原来从铁路经费中拨出200万两作为铁厂的经费，当初张之洞大拍胸脯，保证“将二百万拨归鄂省，此外即不再请部款，其余不足之款，洞当竭力筹划”[80]。但是建厂工程开始不久，200万已经大手大脚地花光了，张之洞只好施展出强派硬借的本领，从湖北、江南筹防局、湖北织布官局、湖北枪炮厂以及商店票号，借来大批的钱，弄得债台高筑，等到工厂初步建成，欠债已达300余万两。

工厂建成以后，还要投一笔周转资金，机器才能够转动，这时已经罗掘俱穷，告贷无门，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要开工生产吧，既缺乏周转资本，又没有焦煤；要停工不生产吧，每年要偿还债务，而且工厂仍要支付维持费和工资，到哪里去张罗这笔钱？所以张之洞急得喊叫：“若炉久不开，每月徒有工费而无出货，成何事体？每月总需七八万金，以后用款无从罗掘，以前久债无从筹还。鄙人实无颜再向朝廷请款，亦无词以谢谤者之口，是死症矣。”[81]

封建官僚后来想出了一条通过招商承办而把工厂出卖给帝国主义的办法。当时恰好盛宣怀在甲午战争中采购军火舞弊，被人揭发出来，盛急欲得一个大官僚的庇护，张之洞给盛宣怀压下了这个贪污案件，交换条件是盛宣怀把铁厂接过去。张之洞给人的信中说：“盛之为人，海内皆知之，我公知之，晚亦深知之。特以铁厂一事，户部必不发款，至于今日，罗掘俱穷，再无生机，故不得已而与盛议之，非此无从得解脱之法”。把一个大包袱推出去，这是张之洞的办法。

试想汉阳铁厂的一堆死疙瘩，盛宣怀又有什么办法来解开，他唯一的本领就是出卖铁厂的利益，以换取外国的贷款。他先后向德国、比利时、日本借入大批款项，其中向日本借款尤多，条件是把大冶的铁矿砂永远按极低的价格卖给日本。从此这个大型的钢铁联合企业沦为日本钢铁公司的原料供应地，日本钢铁业用中国的铁矿砂喂饱长肥起来。汉阳铁厂创办以后的40年中，一共采掘铁矿砂1 200万吨，铁厂自用的只有340万吨，其余860万吨全部运往日本。日本资本家从这里捞到很多的利润，据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统计，日本对汉冶萍（即汉阳铁厂）的债权为2 000万两，而历年从廉价铁矿砂中获得的纯利已达4 500万两。

注释

[1]《曾国藩全集》，奏稿，卷二七，《新造轮船折》。

[2]薛福成：《庸庵文续编》，卷下，《书合肥伯相李公用兵平吴》。

[3]《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九，《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

[4]据1883年7月20日《捷报》称：“为建筑厂房已经花了二十万两银子……花在机器上的银子则比这笔钱要多四倍”。

[5]《李鸿章全集》，奏稿，卷四四，《创办电线报销折》。

[6]同上书，奏稿，卷六六，《拟办山陕商线片》。

[7]据1883年11月1日《字林沪报》记载这次风潮的原委说：“自去岁矿务及各公司大兴招股份，忽然搁起银数百万两，而支绌情形乃昭然显露矣。当各矿举办之初，不过暂借富商之力，众擎易举，原期大有利于国家；不谓市廛奸侩特开售卖股票之风，以致举国若狂，纳股者非富家藏窖之银，乃市肆流通之宝，而害遂不可胜言矣……乃今所收股银，大抵皆钱庄汇划之银，平时存放与人，有收回之日，一入各公司股份，永无可提之日矣。初时争先恐后，贪得无厌者，原冀得股之后，股票骤涨，即得出脱，岂知未能大涨，而人心不足，稍有盈余，必图大获，乃久之而盈余且不可得矣，又久之而如本以售亦无人问矣。将左支右绌，东移西撮之银，以易此无用纸券，一旦债主催逼，无地容身，为伙者亏空店本，为东者累及他人，倒闭纷纷，逋逃累累，而市面不可问矣。”以上转引自《上海钱庄史料》，50～51页。

[8]《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二五，《轮船招商局请奖折》。

[9]同上书，奏稿，卷五三，《电资拨抵垫款折》。

[10]《张之洞全集》，奏议，卷三五，《开设缫丝局片》。

[11]如1888年4月7日《捷报》记载，张之洞在广州设立矿务局，“发给开矿执照，不到几个星期，禀请开采的即有五十起之多。向阿梅已创办了两个矿业公司，每个公司资本十万两，并且又准在从化开采一个铁矿与银矿，和阳山的一个金矿……向阿梅经营的大屿山银矿已于三月二十八日正式开工”。这50起采矿情况如何，目前尚难于调查清楚。

[12]《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七八，《推广机器织局折》。

[13]《李鸿章全集》，奏稿，卷六三，《请停机器铸钱折》。

[14]《张之洞全集》，奏议，卷三八，《筹办江南善后事宜折》。

[15]同上书，奏议，卷三六，《整顿南洋炮台兵轮片》。

[16]《张之洞全集》，奏议，卷六二，《会筹江南制造局移设新厂办法折》。

[17]参见《两江总督曾批刘麟祥禀请改造林明敦中针枪添配活盖》，转引自魏允恭：《江南制造局说》，卷三，66页。

[18]《捷报》，卷一〇，505页。

[19]《周馥全集》，奏稿，卷三。

[20]《论制造局》，载《中外日报》，1904年6月。

[21]《张之洞全集》，书札，卷四，16页，《致鹿滋轩》。

[22]《刘坤一遗集》，奏疏，卷二六，《金陵机器局更换锅炉片》。

[23]贝思福：《中国之瓜分》。

[24]《刘坤一遗集》，电奏，卷一。

[25]甘作霖：《江南制造局之简史》，载《东方杂志》，第一一卷。

[26]《北华捷报》，1874年3月5日。

[27]郑观应说：“中国造船，无论木铁钢铜等料，无不购诸外洋，纵使价不居奇，而运载有费、行用有费、奸商之染指有费，其成本已视外国悬殊，况且良窳难辨，应为何料，购自何厂，皆唯洋匠是听，去取迁就，安能保其无它。或购矣而未尽适用，或用矣而只图美观，非独浪费，更恐误事。况出洋绘图，督造试验，无一不资于洋匠，艺未必皆精，工未必皆勤，而月薪动以数百金计。工料如此，无怪造船之费，每昂于购船，而得力反逊于所购之船也”。《盛世危言》，卷五，《船政》。

[28]当时主持造船的中国工程师有吴德章、李寿田、魏瀚、陈兆翱、李廉臣、郑清濂等，都是船政学堂的毕业学生。

[29]参见《沈葆桢政书》，卷七，《筹议海防经费并机器局未便停工折》。

[30]《刘坤一遗集》，书牍，卷六，《复黎兆棠》。

[31]《洋务运动》（五），320页。

[32]张佩纶：《涧于集》，奏议，卷四，《筹办船政事宜折》。

[33]《刘坤一遗集》，奏疏，卷二四，《整顿船政铁厂片》。

[34]《中外日报》，1903年12月20日。

[35]《清户部档抄本》，103页。

[36]《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二〇，《试办招商轮船折》。

[37]同上书，朋僚函稿，卷一二，《复何筱宋制军》。

[38]同上书，朋僚函稿，卷一二，《复张振轩制军》。

[39]同上书，朋僚函稿，卷一二，《复孙竹堂观察》。

[40]《洋务运动》（六），19页。

[41]参见上书，38页。

[42]马良：《改革招商局建议》，见《洋务运动》（六），125～126页。

[43]汪康年：《汪穰卿遗著》，卷四，《驳招商局为纯粹商办论》。

[44]《淡水厅志》，卷四二，13页，同治十年刊本。

[45]《刘铭传奏议》，卷八，《遵旨饬商退办煤矿折》。

[46]同上书，卷八，《何维楷办矿片》。

[47]参见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76页。

[48]据李鸿章于1881年奏称：“因招股遽难足额，熔铁炉厂成本过巨，非精于铁工者不能位置合宜，遂先专力煤矿”。见《李鸿章全集》，奏稿，卷四〇，《直境开办矿务折》。

[49]参见《李鸿章全集》，海署函稿，卷三，《综论饷源并山东热河各矿》。

[50][51]日本东亚同文会：《支那经济全书》，第10辑，630页。

[52]唐廷枢：《开平煤矿情形恳乞奏请援照台湾之例减轻出口税由》，见《开平矿务创办章程案据汇编》，60页。

[53]《英领事商务报告》（1882年），《开平煤矿记》。

[54]魏子初编：《帝国主义与开滦煤矿》。

[55]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199页。

[56]1881年1月3日《大清国》周刊，转引自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898页。

[57]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899页。

[58]《兰州织呢局调查材料》，转引自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274页，1959。

[59]李鸿章：《筹建机器织布局折》。

[60]《曾国荃全集》，奏议，卷三一。

[61]《曾国荃全集》，奏议，卷三一，《查复织布局务疏》。

[62]此数目据1893年10月20日《捷报》所载与马建忠在《富民说》中所说，另据徐蔚南《上海织布局的始末》，该厂有纱锭35 000个，布机530台。

[63]《翁同龢日记》，光绪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64]《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七八，《推广机器织布局折》。

[65]参见《漠河金矿沿革记略》，1918。

[66]《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七五，《漠河金厂请奖折》。

[67]《张之洞全集》，奏议，卷一九，《粤省订购织布机器移鄂筹办折》。

[68]“闱姓”是当时盛行于广东的一种赌博，用参加科举考试者的姓来猜赌，以猜中多少为输赢。

[69]《张之洞全集》，奏议，卷二一，《豫筹铁局成本折》。

[70]同上书，奏议，卷三五，《增设纺纱厂折》。

[71]张謇：《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四。

[72]转引自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572页。

[73]用款数系截至1896年为止。据《张之洞全集》，奏议，卷四七，《查明炼铁厂用款咨部立案折》。

[74]《张之洞全集》，电稿，卷一四，《致盛道》。

[75]《刘坤一遗集》，奏疏，卷二四，《整顿船政铁厂片》。

[76]叶景葵：《卷庵书跋》，54页。

[77]《张之洞全集》，牍稿，卷一二。

[78]张赞宸：《萍乡煤矿节略》，见《中国十大矿调查记》，第三篇。

[79]叶景葵：《卷庵书跋》，54页。

[80]《张之洞全集》，电牍，卷一三，《致海署》。

[81]《抄本张之洞电稿》，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初四日，《致蔡锡勇》。

第四节　中国早期工业发展中的几个问题

一、旧式手工业和近代工业的联系

中国近代工业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发生发展的？它和中国封建末期的资本主义萌芽有什么联系？鸦片战争以前即已存在的手工业曾否跃进到机器工业？这些是研究近代工业时首先会碰到的问题。

曾经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明清之际的生产事业，“除了技术不发展的情况以外，一切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需要的物质条件都具备着”，按照这样的观点，那么当机器传入中国，把机器和新技术应用到生产事业上理应不会有多大的困难，中国社会并不需要经历严重的改组就可以适应机器生产了。但是近代的历史事实却并非如此。事实是：当机器生产移植到中国之后，它和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发生了严重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在经济生活中，也表现在政治、文化生活中，资本主义经济为打通自己的前进道路而经历了很多斗争。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强大，资本主义经济始终没有发展成为主导的经济形态，中国不能不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情况对于过高地估计资本主义萌芽，是一个生动有力的反驳。认为明清之际已具备了“一切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的论点，是和近代经济状况和革命实践脱节的。

中国封建末期社会经济和手工业发展的水平还不具备自行跨入机器生产阶段的充足条件，甚至在很多部门中，机器工业也并不是由原来的手工业直接发展来的。事情尽管这样，但中国近代机器工业的产生并不是和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无关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发展变化的基础都根源于该事物的内部，内部原因是事物发展的第一位原因，外部原因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起非常重大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只有在事物发展的内在根据已经具备了的时候，才有可能发挥出来。“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1]。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同样适用于中国旧式手工业向近代机器工业的跃进。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经济和手工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是中国近代机器工业由以产生的基础和出发点，抛弃了这个基础和出发点，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就会成为不可理解的事情。譬如说，中国封建末期的社会经济和手工业生产水平假使不是那个样子，而是发展得更高一些，那么以后的机器工业也许会出现得更早些，碰到的困难更少些。反之，从前的社会经济和手工业生产水平假使更加落后，那么近代的机器工业也许会出现得更晚、碰到的困难更多。外国的侵略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方向和速度，但是不可能一刀斩断这个进程。中国近代工业某些特点的形成，可以而且也必须从以往经济发展的情况找到解释，把近代机器工业看成和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绝无关系，是一种割裂历史的观点。

那么，近代机器工业和以往的经济发展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由于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的交错作用，情况是十分复杂的，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原有的手工业直接转化为机器工业，如缫丝业和某些初级的加工工业，但这种情况是少数。

第二种情况是原有的手工业没有直接转化为机器工业，但为机器工业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如采矿、航运等。

第三种情况是机器工业和原来的手工业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但机器工业的出现仍是被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行程所决定，如纺织、炼钢、铁路、电报等等。

以下分别对这三种情况作些说明。

第一种情况，在某些行业中，原来的手工业已发展到较高的水平，如缫丝业，在鸦片战争以后又受到了外力的刺激，一方面缫丝机器传进了中国，另一方面丝的出口数量迅速增长，这就为缫丝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技术条件和市场条件。19世纪70年代初，广东地区的缫丝业领先进入机器生产的阶段，据记载：1872年广东南海人陈启源在南海的简村创立了继昌隆缫丝厂，开始使用蒸汽动力和传动装置，从此新式缫丝工业在珠江三角洲就迅速地生长起来。到1882年，广东南海有机器缫丝厂11家，1894年广东顺德有机器缫丝厂35家，到1901年顺德的机器缫丝厂已发展到200家以上。这些缫丝厂规模虽不大，但数量之多，确实很可观。为什么在南海和顺德这片地区内很快冒出这样多的小型机器缫丝厂呢？因为这片地区在历史上是产丝的中心，本来就有很多缫丝和织丝的手工工场或作坊。据一个外国人1833年的记载，南海佛山镇附近受雇织丝的男女工人有1.7万人。[2]80年代之初南海知县这样说：“卑县江浦、九江、西樵一带机工不下万余人，又与省城佛山、顺德、三水等处机匠联为一行”[3]，又说：“西樵一带机工至三四万人”[4]。可见这个地方缫丝织丝手工业具有相当发达的基础。那些小型机器缫丝厂正是在原来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否则就不会在一片地区内很快地出现这样多的小型工厂，这是手工工场直接转化为机器工厂的典型例子。

机器缫丝工业的出现是原来缫丝手工业的一个发展，同时又是对原来缫丝手工业的一个否定。原来手工业缫丝的操作称为“手经”，生产品是七里丝。1872年陈启源从国外归来，模仿法国式的缫丝机器，创用蒸汽机，被人称为“鬼经”。机器缫丝的劳动生产率比手工业缫丝提高10倍，“每一女工可抵十余人之工作”[5]，生产品是厂丝，厂丝粗细均匀，富于弹性，丝色洁净，它比起手工生产的七里丝来有很多优点。因此机器缫丝出现之后，手工缫丝开始进入衰微过程。从广州一地丝的出口数量来说，1882—1883年度，共出口丝9 556担，其中七里丝占87%（8 302担），厂丝占13%（1 254担）；但是到1894—1895年度，出口总数20 338担，七里丝下降到只占10%（2 159担），而厂丝已占90%（18 179担）。[6]这是新工业从旧工业中发生、并在否定旧工业中得到发展的一个辩证过程。

新的工业从旧的工业中产生，当然它在很多方面依然保留着旧的痕迹。广东的机器缫丝厂规模很小，资金很少，机器设备简单，雇工却很多，这些方面是和手工工场很相近的。如从1881年至1894年，顺德的35个机器缫丝厂共有资金105万元，平均每厂资金3万元，共雇工17 300人，平均每厂不到500人。这就是说每投资60元即要雇工一人。[7]它的资本有机构成是非常低的，工厂只有很少很简单的机器设备，据20世纪初期的价格，机器的最主要部分锅炉不过7 000元，引擎不过1 400元。它和手工缫丝工场在投资上相差不多，许多重要操作过程仍是使用手工劳动。

广东的缫丝业所以能够从手工业飞跃到机器生产，决定于内部基础和外部条件。因为缫丝是中国旧式手工业中较为发达的一个行业，而当时的机器缫丝并不需要复杂的机械装备，也不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这就是说，中国手工缫丝业的基础和当时机器缫丝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并不是很大的，一般的手工工场有可能跨越这段距离而跃升为小型的机器工厂，这是缫丝业得以跃进到机器工业的内在的原因。

外在的原因在这里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就是鸦片战争后丝的出口数量迅速增加以及机器和新技术的传入中国，没有这个市场条件和技术条件，缫丝业的飞跃也是不能够完成的。当内在的根据和外在的条件都已具备，缫丝业的飞跃就成为“水到渠成”的必然趋势。个别首先采用机器的手工业主大大提高了自己工厂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率，因而也大大增加了自己的利润，就像马克思所说，“采用改良生产方式的资本家，比同业的其他资本家，可以在劳动日中，占有一个较大的部分，作为剩余劳动了”[8]。其他的手工业主们也就不能不陆续地采用机器生产，否则他们就只能得到很少利润，甚至完全得不到利润，他们的事业也就会逐渐萎缩以致被淘汰。所谓“一般从事丝业者知土经之不足恃，乃相率开办丝厂”[9]。手工业主采用机器并不是由于其他动机，他们只是为了追求利润才会对采用机器发生兴趣，他们的活动处在价值法则和竞争法则的支配下，一旦内部和外部的条件都已成熟，资本主义的客观法则便会强制地发挥作用，推动着从手工业到机器工业的飞跃过程。

但是外部条件是很复杂的，有有利于飞跃的条件，也有不利于飞跃的条件。不利于飞跃的条件主要是指来自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阻挠。拿江浙的缫丝手工业来说，它的发展水平并不比广东低，同样它也具有外部条件的有利方面（市场扩大和机器传入），但是这里的机器缫丝比广东出现得晚些，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很早就在上海设立了规模较大的机器缫丝厂[10]，中国一般的小工业主经受不起外资的竞争和压力。

就拿广东缫丝业来说，虽然没有遇到剧烈的竞争，但仍有不利的外部条件，这主要是来自封建地方官吏的阻挠。1881年南海学堂乡曾经发生一次缫丝手工业工人的暴动，这次暴动的原因是缫丝业的不景气和手工业工人生活的贫困，而斗争的目标却指向了缫丝机器。这种误把一定的生产工具当做剥削根源而加以反对的情况，在世界工业的早期历史上是常有的事情。暴动从捣毁学堂乡的裕昌厚机器缫丝厂开始，发展到拥众数千人的武装斗争。当地官吏怎样来处理这件事呢？一方面是严厉镇压暴动，派出了大批军队，逮捕手工业工人领袖冯亚敬等加以杀害，另一方面勒令机器工厂停止营业，“取到各店永不复开结状，勒将前项机器依限自行变价”[11]。南海境内刚刚露头的机器缫丝遂告消歇[12]，隔了一段时间之后才逐渐恢复。

从以上缫丝业的情况可以看到，在从手工业跃进到机器工业的过程中，内部和外部条件表现出很错综复杂的作用。手工业之能否完成这个飞跃取决于两个关键，其中一个关键便是它本身的基础，假使手工业的基础较好，它和该行业中机器生产的水平相差不太远，那就容易完成这个飞跃；反之，假使手工业的基础较差，它和机器生产水平相距过远，那就不易于完成这个飞跃。因此近代机器工业和旧的手工业之间并不是没有联系的，割断了这种联系，抛开了手工业的基础，那就不可能理解近代机器工业产生的许多特点。

从手工业直接转化到机器工业的例子在其他行业中也有。较早的如浙江宁波的轧花业，原来是使用手摇机和足踏机的手工工场或作坊。1887年，有人集合资本5万元，从日本购买了蒸汽机和新式的轧花机，建立了机器轧花厂，厂名“通久”。这个小型机器轧花厂建立时，据说是“改修了旧厂房使适合新厂之用”[13]，大概也是在手工工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894年这个工厂又扩大投资30万两，成为一个规模较大的新式纺纱厂，即宁波通久源纱厂。另一个较早的例子是汉阳的周恒顺机器厂，该厂在19世纪60年代只是一个小型的炉冶坊。大约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在该厂主人周仲萱的擘划下，“从原有的手工业的基础，不断地改造，不断地采用现代翻砂技术与装置近代工作机……它的制器，从简单的轧花机、茶砖机进步到制翻砂的各种机器。到了光绪三十一年，该厂已扩充了两次，已有一个20匹马力的蒸汽原动机和一批好的工作机”[14]。不过，这种从手工业直接转化到机器工业的例子，在甲午战争以前尚不多见，通久轧花厂和周恒顺机器厂的情况也缺乏详尽的记载。到了甲午战争以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手工业直接转化到机器工业的事例才渐渐增多起来，如榨油业、碾米业、采矿业等等。

手工业能不能跃进到近代机器工业的另一个关键是外部的阻碍力量，如外国势力的竞争和打击、本国封建势力的阻挠以及苛捐杂税等等，这些外部力量处处压抑着新工业的发生、发展，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单位，外部阻力的形式、大小也表现得不一样。某些行业原来的基础虽然较好，但是碰到的外部阻力极大，因此旧的手工业不能向机器工业直接转化，而发生了迂回曲折的过渡。这就是我们所要讲的手工业和机器工业之间关系的第二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是原有的手工业没有直接转化为机器工业，但为机器工业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如航运业和采矿业。

中国的沿海航运事业也在很早就发展到较高的水平，沿海各地“沙”、“卫”、“宁”各个船帮拥有十数万工人和大量的船只、资金，从它原有的基础来说是和缫丝业相类似的。但是鸦片战后各船帮并未转化成新式的轮船公司。这主要是因为来自帝国主义的阻力极大。当时帝国主义的怡和、太古、旗昌等轮船公司垄断了中国的沿海航运，不允许中国商人插足其间，连得到官方大力支持的轮船招商局也几乎站不住脚，更不用说一般的商人了。在航运业中所碰到的外部阻力远比缫丝业中要大得多，因此旧式船帮不可能完成这个转化。

旧式船帮并没有完成转化，但它和新式轮船公司并不是绝无联系的。上海的买办和沙船商人很早也有购买轮船、向新式航运转变的意见和尝试，但是他们不敢用中国商人的名义，而是借用外国洋行的招牌，以避免外国的竞争和封建势力的干涉。李鸿章说，“各省在沪殷商或买轮船，或挟资本，向各口装载贸易，俱依附洋商名下”[15]，又说，“近来华商附搭洋轮，亦有殷实沙户在内”[16]。像著名买办唐廷枢就有轮船往来于上海、香港[17]，另一买办徐润也有轮船航行于上海、日本之间。

到70年代初轮船招商局酝酿成立，李鸿章就把那些依附于帝国主义的买办、商人拉到了自己的身边。唐廷枢、徐润后来都当过轮船招商局的总办。招商局的发起人之一朱其昂，更是出身于沙船帮，承办海运已十余年，李鸿章说，“朱守自家即有沙船，其亲友更多”[18]。大概通过朱其昂的关系，招商局所招股金中间即有沙船帮的资金在内。在当时外部阻力很强的情况下，中国商人很难独立地投资于新式企业，他们必须找外国侵略者或者找封建政府作为靠山，这就形成了中国早期工业发展中的畸形特点。

采矿业的情况也是如此，中国旧式采矿本来是比较发达的，但旧式采矿直接转化为新式采矿的事例也很少，这主要是由于封建势力的阻挠。封建地主阶级溺于风水迷信之说而且畏惧矿工起义，对开矿夙抱戒心，控制特别严格，就像郭嵩焘所说，“中国言地学者最重山脉，争执甚坚，而人心之忮刻，百出不穷，士绅有势力者则嫉忌加甚，故凡矿户自治其私，亦皆习而安之，一闻有集股开办，万目睽睽，必不能容，悉力倾之而后已”[19]。在这种强大阻力面前，一般的小矿主自然不能够采用机器，旧式矿场也就难于向新式矿场推进。

当时开办的大批新矿场虽然不是从旧式矿场直接转化来的，但是旧矿场在以下几方面为新矿场准备了条件。

第一，提供了矿址。采矿业的发展必须有勘探先行，查明矿藏的地点、质量和丰度。中国早期的新式采矿业却几乎没有什么勘探的准备，主要就是利用旧的矿址，在旧矿井附近甚至就在旧矿井的基础上，采用机器来开采。例如福州船政局创设初期，一部分煤取自于台湾的小煤窑，后来船政局索性吞并了这些小煤窑，投资购买机器，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新式煤矿——基隆煤矿。另一个大型新式煤矿——直隶开平煤矿也和小煤窑有密切关系，开平附近的小煤窑本来很多，“该处煤井乃明代开起，遍地皆有旧址，现在开挖者亦有数十处”[20]。筹建开平煤矿时到这里来考察的唐廷枢、杨嘉善、安特生的报告中，都详细地谈到当地土法采煤的生产经营状况和技术状况。唐廷枢的报告中还提到，“其煤井均系民业，已弃旧井，无不乐意出售”[21]，可见开平煤矿的部分矿井是在“已弃旧井”的基础上开凿的。其他矿场也和基隆、开平的情况相类似。[22]

第二，提供了技术和经验。新式矿场虽然在某些工序上采用了机器，但在其他许多方面继承了旧矿场的技术和经验。这是因为早期的新式矿业资本很少，不可能购买大批机器，全面采用新技术，而雇用技术熟练的旧矿工，工资又十分低下，这样新式矿场就不能不接受旧矿场的技术而因陋就简地搞起来。新矿场采用的机器大多是用来排泄矿中积水的抽水机器（积水问题是旧式矿业中不能彻底解决的问题），其他工序大多接受土经验采用手工操作[23]，有时候土法采矿比机器采矿在经济上更要合算些，因此有的机器采矿营业不振，反而倒退一步，改用土法开采。[24]可见新式矿场并不是把旧矿场的生产技术一下子都抛弃了，它是在对旧技术、旧经验的否定和继承之中发展了自己。

第三，提供了资金。有的旧式矿场矿主曾经投资于新式矿业，或者以矿场的生产资料作价入股。如山东峄县煤矿“望族绅耆，殷实行户，亦皆入资搭股”[25]，这里所谓“殷实行户”大概是包括当地的小煤窑主。又如热河三山银矿，早在1853年，即有人用土法开采，后此矿由赵姓、孙姓两人承办，1881年又由倪中兴接办。买办和洋务派官僚李文跃、朱其诏、唐廷枢等觊觎这个好矿，朱其诏“欲以二万金购矿，倪不之允，朱君商之热河道，当将银矿查封。时招商局员亦赴热河收矿，于是两造互争，各不相下。旋有人从中调处，三家合伙同开：招商局出银一万两为一股，倪姓出房屋木柴合银一万两为一股，朱君出银五千两为半股，以后得到，按股均分”[26]。李文跃、朱其诏和唐廷枢等的这场多边争夺，记载纷纭，莫名究竟。但从这里可以看出：热河三山银矿基本上是从旧式矿场发展起来的，不过，洋务派依仗政治势力插手进来，夺取了旧矿主的矿权，旧矿的矿场和生产资料后来均折价成为新矿投资的一部分。

以上是就航运和采矿来看新旧企业之间的关系。这两类行业中，旧式企业虽然没有直接跃升为近代的新式企业，但是新旧企业之间是明显地存在着联系的。

除了缫丝、航运、采矿以外，早期工业中尚有纺织、火柴、电报、铁路、炼钢等部门，这些部门属于第三类情况，它们和旧式企业之间没有或很少联系。其中像火柴、铁路、电报等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带来的新行业，中国古代并没有这种行业，这些原来缺门的行业当然只能从头开始。

另外像纺织和炼钢，在我国封建社会末期，棉纺织业还停留在家庭手工业阶段，炼钢作坊也陈旧落后，这些手工业的基础很薄弱，比起经历了产业革命而大大发展了的外国纺织厂、炼钢厂，相去不啻天壤。一般手工业主不可能一步登天，把简陋的手工作坊和工场转变成规模巨大、技术先进的大纺织厂和大钢铁厂。恰恰相反，由于这些小手工业和外国的大纺织厂、大钢铁厂生产同样的产品，行销于同一个市场，外国的机制商品很快就排挤了中国的手工制造品。因此，这些小手工业所面临的不是什么进一步向大工业转化的问题，而是在外国商品竞争下滞销、破产、重组、歇业的问题。

尽管如此，小手工业的滞销、破产、重组、歇业却又成为在这个行业中采用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契机。拿棉纺织业为例，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棉纺织业是一个最广大最主要的手工业部门，农耕和纺纱、织布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形成强固而停滞的自给自足经济体系，妨碍着纺织业的分工、独立和进步。鸦片战争以后，廉价的外国纱布大量输入中国，手工纺织受到致命的打击。先是手工纺纱业被挤垮，农民和手工业者不得不放弃纺纱，反而购买洋纱来织布，以后是手工织布业也遇到了危机，农民和手工业者又不得不放弃织布，购买洋布做衣服。在外国资本的侵略下，耕、纺和织这三者强固地结合着的经济体系逐步地分离了。这个分离过程带来了亿万人民的贫困、饥饿和死亡，是中国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一部辛酸血泪史，却又使纺织业突破了自给体系的壁垒而取得了商品生产的性质。当一向自纺自织者不得不购买棉纱来织布或购买棉布做衣服时，纺织业中的资本主义机器生产才具备了必要的条件。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农民、手工业者贫困、破产的过程。中国的第一批近代纺纱工厂就是在19世纪下半期农民手工业者贫困破产、不得不购买洋纱来织布的历史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在某种意义上说，纺织手工业仍然同近代纺织工业存在着内在联系，不过，近代纺织工厂不是从原来的纺织手工业直接发展而来的，而是以纺织手工业的破产和改组作为前提而产生、发展的。

总之，观察鸦片战争以后经济的变迁状况，可以辨认出中国旧式手工业的去脉和近代工业的来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狂暴风飙，它严重地摧残了中国原有的手工业。但无论如何，它不可能完全阻塞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也不可能完全割断中国经济前后的联系。中国近代工业有少数是从旧式手工业直接转化而来的，另一部分是凭借旧式手工业所提供的一些条件而建立的，还有一大部分是在旧式手工业破产的废墟上从头开始的。中国社会经济的基础以及在外国侵略下中国社会自身的变化，是产生中国近代工业的第一位原因。鸦片战争以后，处在剧烈变动中的中国社会既唤起了对近代工业的迫切需要，又提供了近代工业滋生的必要条件——市场的需求、资金的积累、机器和技术的提供、原材料供应以及无产阶级的出现，如果没有中国社会自身变动发展这个内部的原因，那么外国的机器技术即使再先进些，也不可能被中国所接受，近代工业也就不会产生。

二、近代工业发展的阻力

中国近代工业发生发展过程中遇到了来自企业外部的重重阻力，妨碍了工业的正常发生和正常发展。这些阻力主要是帝国主义的竞争、兼并和阻挠，繁重的捐税负担，封建势力的干涉和禁止等等，这一切都说明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

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一方面虽然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但是还有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形成了很复杂的关系，一方面是依赖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是矛盾的关系。

中国近代工业对外国的依赖表现在机器设备和技术方面、原料燃料的供应方面和产品市场方面。首先，中国近代工业的机器设备绝大部分是从外国购买来的，复杂的大机器是如此，简单的小机器也是先从国外购入，然后逐步仿制。[27]很多工矿企业都聘用“洋匠”，有的工厂中聘用“洋匠”数十人之多，成为企业开支中的一笔沉重负担。[28]其次，很大部分的原材料和燃料都是进口的，钢铁和高级原材料当然不用说，就是最普通的东西也要进口，如砖瓦[29]、木料[30]、煤炭[31]、火柴梗[32]、棉花[33]等。有些工厂表面上看起来规模很大，实际上是把进口的原材料拼凑成件，几乎成了外国在华的一个装配工厂。如天津机器局在1870、1871以及1874至1877年（共六年）支出经费132万两，其中购买机器约10万两，支付“洋匠”薪金约10万两，购买原料燃料67万两，这三项经费大多是落到外国人手里去的，共计87万两，占该厂全部经费的66%。可见开设这个军火工厂对外国的依赖程度[34]，各方面都离不开外国的支持。此外缫丝、制茶等近代工业的产生是由丝的出口增长所引起的，它的产品是供应国外市场需要的，都严重地依赖国外市场。

中国近代工业在很多方面要依赖帝国主义，同时又跟帝国主义存在着矛盾。当时，外国资本主义向中国倾销大量的商品并在中国开设工厂，弱小的中国工业面临着强大对手的竞争，因此在某些工业部门，中国工业迟迟不能向近代化企业转化；在另一些部门，机器工业虽然出现了，但一直站不稳脚跟。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基础颇厚的沙船业，这个行业在外国轮船公司的竞争下，不但不能向近代轮运业发展，而且几乎完全归于澌灭。李鸿章说从前天津、宁河两县共有海船七百余艘，“乃自天津通商以后，各国火轮夹板等船，装多驶速，日渐增添，内地海船生意多被占夺，十年之间，拆卖大半，现存不过二百只……殷实者八九荡产，中下之户更不堪问”[35]。又据沈葆桢说，上海沙船从前有三四千号，近则十不及一。[36]又如中国过去的钢铁业也有一定的规模，但自从外国大量输入钢铁以来，土铁土钢在价格、质量上均难以竞争，故钢铁业日益衰落，就像李鸿章所说，“外洋铁价较贱，中土铁价较昂，又粗硬不适于用，以致内地铁商，十散其九”[37]。其他如制瓷、纺织、制糖、制茶等行业中的情形也大体如此，在这些行业中，中国近代化企业很难产生和正常地发展。

近代企业即使在一些部门产生了，但在外国的竞争下也很难立足。例如轮船招商局成立后立即遭到外国轮船公司的跌价竞争，几乎关门大吉。又如制茶业方面，俄国很早在汉口、九江、福州等地开设茶厂，福州的中国商人购入英国机器，设立三厂，与俄商竞争，结果是一败涂地，“至光绪十七年后，三厂相继停歇”[38]。又如李鸿章投资的上海伦章造纸厂，“由于原料昂贵，与日本纸的竞争，业务难以改进，此厂已濒于停业”[39]。还有火柴业的竞争也很激烈，1893年重庆的聚昌火柴厂刚开张，英商怡和洋行立即贩运几十箱火柴到重庆来竞争，聚昌火柴厂请求地方官扣留这批火柴，这桩官司打到北京总理衙门，总理衙门的意见是“只能不许华人在该处再开，不能禁止洋商贩运贸易”[40]，本来是为了禁止外国竞争而引起的这场官司，结果却是禁止中国人再开设火柴厂，其自弃利权，一至于此。还有纺纱业方面，中国工厂亦完全居于劣势，据张之洞说，“洋纱最精，有四十号者，而华棉绒短纱粗，以机器纺之，仅能纺至十六号止，以故不能与洋纱洋布敌”[41]。

外国商品之所以能在竞争中压倒中国商品，是由于它在捐税负担上获得了保障。如拿洋煤和土煤相比，“洋煤每吨税银五分，土煤每担税银四分，合之一吨实六钱七分二厘，若加复进口半税，已合每吨银一两有奇，盈绌悬殊至二十倍之多”[42]。又1894年御史杨晨奏言，“税章每洋布价值百两抽税五两，机器局布约加二两五钱。至于民间土货则逢关纳税，遇卡完厘，其数尚不止此”[43]。关税本来是保护本国工业使不受外国打击的一个有力武器，但是中国关税的税率和行政把持在外国侵略者的手里，反而成为扼杀中国民族工业的工具。腐朽的清政府太阿倒持，授人以柄，贻下了束缚中国工业发展的无穷祸患。

除了竞争以外，外国侵略者还公开兼并中国工厂或把资金渗入中国企业内，进行控制。如上海有个华商的制冰厂，外国资本家视为眼中之钉，一定要拔掉它，他们在报纸上造谣诬蔑说这个工厂生产的冰如何如何地脏，如何如何地不合卫生，结果这家制冰厂的信誉大受打击，无法立足，只好以6 500两的低价售给一家外国制冰厂。

外国资本以贷款方式渗入中国企业的情形更是屡见不鲜。如中法战前，轮船招商局“以沪地产向天祥、怡和等洋行押款七十四万三千余两”，战后又“以局产向汇丰银行抵借英国三十万镑”[44]。1891年湖北织布官局，由广东善后局先行代借汇丰银行银10万两。[45]山东平度招远金矿“先后息借汇丰银行银十八万两”[46]，后来营业不振，借款不能偿还，该矿被“查封备抵”。又直隶石门煤矿曾向德商礼和洋行借款3万两，加上连年利息，至1890年债务达6万两，结果“该矿的全部存煤被没收，预备平价移交给礼和洋行，以清偿债款”[47]。中国工矿企业由于资本缺乏，常向外国借债，结果遭受重利盘剥，欠下沉重的债务，这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办法。

外国侵略分子还对中国工业进行各种刁难讹诈。上海织布局筹备期间：“英美商人闻之大惊，恐利权见夺，乃集资千万镑，将请人设法阻其事。乃逡巡十年，始渐设立于上海，英美商人觇之，见局厂崇闳，而管事人既非夙习此事者，机器亦不研求，且多旧式，于是相与大笑，不以为意”[48]。大冶铁矿开采时，德国政府忽然跑出来，声称大冶铁矿是德国人发现，开采权应该属于德国。中国土地上的矿藏，矿权反要归德国人，这分明是强盗的逻辑。经过再三交涉，“遂与德国订约：凡以后铁矿采掘及铁钢敷设一切器具，皆须购自德国，技师则独聘德国人”[49]。这种阻碍破坏、刁难讹诈的事例，屡见不鲜，中国的工商业者们只能忍气吞声，在气焰嚣张的侵略者的隙缝里勉维生存。

除了帝国主义之外，封建势力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另一个严重阻碍，这种阻碍集中地反映在国家政权对于民族工商业的关系方面。

建立在封建基础上的清朝政权，长时期以来奉行重农轻商的政策。从地主阶级的立场而言，农业是它的生存基础，是财富的最主要的来源，工商业不过是生活中的补充和点缀，这种在封建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制度、政策和思想观念，历经长期衍变而成为根深蒂固的传统，刚刚诞生的中国近代工业，不能不面临这个强大封建传统的压抑。

清朝政权压抑工商业的政策突出地表现在厘金制度上。厘金制度出现于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战后更进一步得到发展，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种特殊的税收制度，是封建政权对于新式工商业的残酷专横的勒索。厘金制度的弊害不仅在于它的税率极高，更重要的是它的恣意性和不规定性，它既没有确定的征税地点和统一的税率，又没有明确的征税范围和法定的纳税手续，在这些方面征税的官吏可以随便决定，他们愿意在哪里征税就可以在哪里征税，愿意征多少就可以征多少。这种制度成了培植贪污勒索的肥沃土壤，工商业者处在完全受人摆布、得不到丝毫保障的地位，它是束缚中国工业发展的严重桎梏。

拿征税地点来说，货物通过关卡要交纳厘金，但是全国有多少厘卡？都设在什么地方？并无明确规定，地方官吏可以随意增减。像饿狼一样的官吏们，设卡自然不厌其多，于是各地厘卡林立。同治初年苏北里下河地区有厘卡百余处[50]，湖北一省有厘卡140处。[51]清朝政府表面上也三令五申，令各省裁撤厘卡，实际却越裁越多。如1894年上谕称：“各省局卡林立，贻累商民，迭经谕令设法裁并，不啻至再三，各该督抚自应遵照办理……各省现设局卡，仍复不少，江西厘局多至七十余处，需索留难，虚靡滥耗，弊端百出，亟应再加申禁，著江西巡抚……核实删并……将裁定数目迅速覆奏。”[52]这样一个看似雷厉风行的命令事实上不但没有贯彻，而且江西厘卡仍在继续添设，十年以后，竟增加到130个。[53]

至于厘金税率起税点和征收范围也没有统一的规定[54]，它的办法有点像包税制，政府按历年征收的数目规定一个比较数字，责成厘金局征收，厘金局的官吏则竭力搜刮，收足了这个数字之外，还要搜刮数倍于此数的钱来孝敬上司和装进自己的腰包，就像汪康年所说，“厘税之内，上得其一而下得其九。此九成中官才二三耳，司事颇得其三四，而巡丁则得其五六”[55]。所以各省厘金差使是头等肥缺，官场中有“署一年州县缺不如当一年厘局差”[56]之谚，至于捐税范围更是苛细已极，几乎任何通过厘卡的东西都要上税，“虽一巾一扇一鞋一袜亦捐”[57]。殷兆镛弹劾李鸿章，说李鸿章征收厘金的范围甚至还包括“茶棚桌子，赌场桌子、点心，剃头担，粪担”等等。[58]厘金制度的弊端和对工商业的危害，确实是罄竹难书，所以有人愤慨地说，“商民由富而贫，由贫而至于赤贫，皆由厘金累之”[59]。

封建主义对工商业的迫害不仅仅表现在封建国家的税收政策方面，而且还表现在直接对工商业的禁止、限制、干涉等方面。在当时那种思想保守、风气闭塞的环境里，设一个工厂、筑一条铁路、开一个矿场，处处和封建观念、习惯相抵触，因此会招来无穷尽的阻碍和责难。大体上愈是内地偏僻闭塞的地方，这种阻力就愈大，所以初期的大多数工厂都开设在租界或通商口岸。这一方面是由于工厂在机器、技术原料、燃料、市场等方面要依赖外国，一方面也是由于要避免地方封建势力的干涉。但是像采矿、铁路、轮船、电报等是没有办法只限制在通商口岸的，所以在这几种行业内，封建顽固势力的干扰尤其突出。

封建顽固派阻碍工矿企业的办法是各种各样的。第一种是直接禁止，像镇江句容的矿山案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早在1868年盐商何至华在此买山一区，准备采煤，不久被地方士绅驱逐。1869年又有人申请在此采煤，被曾国藩所阻。1873年上海商人魏镛等向李鸿章请求在此采矿，当时南京、镇江两府的秀才正在考试，“闻此消息讹言日起，人心惶惶”[60]，纷纷起来反对，于是只好停止。后来有一个姓王的商人和盛宣怀都曾来此作采矿试探，也是碰了一鼻子灰。李鸿章、沈葆桢等是把开矿看做国家的“富强大业”的，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敢得罪地方士绅们，沈葆桢给镇江大绅士李承霖的复信说：“此事之可行与否，总以绅民向背为进止，若众情不以为可，虽黄金布地，无所用之。”[61]该地官府士绅防微杜渐，立下了许多碑文，永禁开矿碑文称，“如有不法棍徒再敢煽惑开矿，或被访闻，定即提案照例严办，决不姑宽”。从此以后，该处长时期成为一片被封禁的园地，工商业者不可能进行活动。

在另外一些场合，封建统治者需要工商业者帮忙，不可能完全禁绝工商业活动，他们常是小心翼翼地对付这个既可怕又缺少不得的工商业“异端”，从各方面限制它，让它在一个不会危及封建统治的框框里勉维生存。像台湾基隆的土煤窑就是一个例子，福州船政局成立以后，煤的需要量很大，不能不取给于土法开采的矿场，于是基隆的土煤窑有蒸蒸日上之势，所谓“船政局既设，民间私采几不可复禁”[62]。1870年闽浙总督英桂派人作了调查，划定采矿区，树立界牌，禁止在界外开采，又规定煤井以70洞为限（当时正在开采者有69洞），不准再增添，投资者只许本地人，“身家庐墓在此，联结充保填给执照”，雇工“只准淡辖距洞五十里内人，每洞不得过二十名，煤户具结保之”[63]。在这样的限制束缚之下，土煤窑哪里还能进一步发展。不久福州船政局索性自己投资采煤，建立了基隆煤矿，而且所有土煤窑“概令封闭停工，不准再行采取。一切煤矿，日后均归官办”[64]。后来官办基隆煤矿并没有办出成绩，船政局用煤仍需依靠土煤窑，所以土煤窑并未完全禁绝，但在封建势力多方摧残限制之下，也是奄奄一息，没有什么生机了。

封建势力横暴地禁止、限制工商业活动的事例在各地方各行业中普遍存在。例如有一个武举人李福明在北京东便门外开设一个小型机器面粉厂，被都察院勒令禁止，李福明本人被扣上“实属异常刁狡”、“不安本分之徒”的罪名交刑部治罪。[65]还有一个大商人何(山在广州创议开办自来水公司，他的计划虽然得到几百户商家的支持，但当地士绅认为“有伤风水”，出来大泼冷水，于是这个计划成为泡影。[66]当时社会上这种固结不解的顽固守旧风气，确实具有很大势力，很多官僚绅士“睹电竿而伤心，闻铁路则掩耳”[67]，就是清政府的命令和洋务派的活动也常遭他们的白眼相加。[68]中法战争后，清政府曾经命令各省督抚在所属境内举办矿务，也遭到各地的消极抵抗。如陕甘总督谭钟麟答复：“以机器取之，则百年之利，十年可尽，而十年之外，民奚赖焉”[69]；陕西巡抚鹿传霖答复：“若勉强开采，势必徒耗巨资，得不偿失”[70]；四川总督丁宝桢说：本省“实难觅可以开采之处”[71]；护理广西巡抚李秉衡说：“开采既多窒碍，不如停办为宜”[72]。清政府的这道采矿命令就这样被地方官吏们束之高阁了。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工业所碰到的外部阻力如此之大，而原来手工业的基础又如此之薄，无怪乎近代工业的诞生会成为迟缓痛苦的难产过程。这些突破了千难万阻而刚刚诞生的近代工矿企业，由于受到内部条件的强力制约而在自己身上留下了特殊的烙印，这就是官的势力打入企业内部，和商的势力形成既合作又对峙的局面。这种特殊关系和一般国家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很不相同。中国早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循着官办、官督商办这一非常特殊的道路蹒跚前进。

三、官办军事工业的性质及其内在矛盾

在早期的工矿企业中有三种并存的形式，第一种是官办企业，第二种是商办企业，第三种是官督商办企业。

官办企业是指国家进行投资、国家派员管理的企业，其中有两类不同情形：一类是企业不进行商品生产，不参加市场交换，它的全部资金的来源是国家的拨款，如官办军火工业都属于这一类；另外一类是企业从事商品生产，参加市场交换，国家只有第一次拨款，作为企业的基本建设费用和第一次生产资金，但是以后每年的生产资金，国家不再拨款，而要依靠企业本身的运转，像张之洞所办湖北纱布丝麻四官局即属于这一类企业。

商办企业是私人进行投资、私人自行管理的企业。不管企业的创办者的出身如何，不管他是不是政府的官吏（甚至是很高级的官僚），创办这个企业均属于私人活动。政权仅作为企业外部的一种力量和该企业发生关系，并不是企业内部的组成力量，如缫丝、火柴、面粉等初级加工工业和小型轻工业大多是这种形式。

官督商办企业介于官办企业和商办企业之间，是官和商的联合形式。在当时的文献里有各种名称，有所谓“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官办商销”、“官办商倡”、“以商助官”等等，其实归纳起来都可以算作官督商办。[73]在这种企业内，政权力量一般是进入了企业的内部在以下几个方面和企业发生关系：第一方面是给企业以借款，所谓“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第二个方面是给企业以免税减税优待，所谓“减轻厘税，以恤商艰”；第三个方面是收购企业的产品，像云南铜矿的“放本自行采煤，收铜以供鼓铸”；第四个方面是政府分沾企业的利润，即所谓“提取余利，报充饷银”；第五个方面是政府派员驻厂。在官督商办的企业中，政府不仅作为企业的外部力量出现，而且它在资金、税捐、市场、利润、管理等多方面和企业发生了关系，因此它可以直接过问企业的内部事务，成为企业内部的一个组成力量。当然，在这种官督商办形式中，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也有密切和疏远的区别，有些企业和政治、军事有直接关系，往往由政府的洋务派官僚发起倡办，以后再招集商股，它跟政府的关系特别密切，如轮船招商局、漠河金矿等；另一些企业由私人发起创办，为了取得政府的支持，成为官督商办，政权力量在不同程度上渗入了企业内部，如上海织布局等；也有一些企业，完全由私人创办经营，并没有和政府发生多少联系，但仅仅为了求得政府允许其存在，只得让政府和官僚势力插入一脚，也挂上官督商办的招牌，如甲午战前的大纯、裕源等纱厂，这些企业名义上是官督商办，实际上却是商办企业的性质。所以，虽然都叫官督商办的企业，实际的差别却是很大的。

以下谈谈三个问题：第一是官办军事工业的性质及其内在矛盾，第二是官督商办形式普遍流行的社会原因，第三是官督商办形式对资本主义的阻碍作用。

官办军事工业究竟是什么性质？它是封建性的企业还是资本主义企业？这是当前学术界争论颇多的一个问题。我认为：官办军事工业的性质比较复杂，它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特殊混合体。从资本的循环和增殖过程来考察，这种企业突出地显现了非资本主义性质的一面[74]，它所生产的船只、枪炮、弹药，不以商品形式参加市场交换，而由政府直接调拨给军队，它的生产经费全部由国库开支，这种情形是以往封建官营工业经营方式的继续。清政府开办这些企业，不是作为追求利润的资本家姿态出现的，它所关心的是军火产品的使用价值，不是其交换价值。在这里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竞争规律、追求利润规律等等基本上不发生作用。马克思说，资本家“不仅要生产一个使用价值，并且要生产一个商品，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并且要生产价值，不仅要生产价值，并且要生产剩余价值”[75]。又说“资本主义生产的最显明的特质之一，是这个事情：一方面，生产资本的构成要素，必须由商品市场来，不绝由这种市场更新，并当作商品购买；另一方面劳动过程的生产物，则当作商品由劳动过程出来，必须不绝当作商品售卖”[76]。但是官办军事工业的生产品恰恰不是当做商品售卖的，恰恰缺少这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最显明的特质之一”。

但是仅仅根据上述这一点，还不能够判断企业的性质。因为，从官营军事工业的内部关系看，它是在机器生产下使用雇佣劳动的企业。企业中的工人以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是中国早期的工业无产阶级。工厂的产品虽不以商品形式出卖，而工人的劳动力却以商品形式购买。当然，作为企业主的清朝政府必定会给工人们加上种种封建束缚，但这一点并没有改变军事工业中工人们的无产阶级身份，封建政府主要只能按照劳动力的价值规律来雇用工人。李鸿章说，天津机器局的工人很多是从上海、广东的外国工厂中雇来的，“该局所雇华匠……若减停制造，量予半价，在彼不足自赡，势仍散归洋厂”。曾国荃说，金陵机器局中“工匠工食，向以技艺之短长，定工食之多寡”[77]。可见这些企业中的工人基本上是自由的雇佣劳动者，并且按照不同的技术熟练程度而领取工资。很显然，在判断企业性质的时候，是不应该把企业的内部关系、把生产者的身份排除在视野之外的。很难设想，团聚了一大批产业无产阶级的企业，其性质竟是一个单纯的封建性企业。

这样，在我们面前就出现了一种“二律背反”的矛盾。从资本的循环过程看，从企业的非商品生产看，官办军事工业并不是资本主义企业；但是从企业的剥削关系看，从工人的雇佣身份看，官办军事工业应该是资本主义企业。两个相互排斥的命题都有其正确性。

这个矛盾只有放在历史辩证发展的过程中才能得到理解。世界上一切事物既然都处在永恒不断的发展过程中，而从旧事物到新事物的发展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些事物一下子就改变了自己的质态，也有些事物逐渐地、部分地改变着自己，一步步地完成飞跃和转化。在后一种渐进性的飞跃转化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若干特殊的过渡形式，这种过渡形式既残留着某些旧的质态，也萌生了某些新的质态，官营工业就是介于新旧之间的这种过渡形式，它从封建的官营工业脱胎，包含着某些旧质态（非商品生产），它处在中国资本主义诞生的时期，已经萌生了某些新质态（大机器生产下的雇佣劳动）。它是封建官营企业和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中间形式，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特殊混合体。

这种过渡形式的企业，其内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性质是不相适应的，因此企业不可能兴旺，甚至不可能有暂时的稳定。它如果不改变非商品生产的特点，就必然会被一系列矛盾所压倒，导致企业的瘫痪和解体。所有官办军事工业的命运都证明了这一点。

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存在和发展，主要是通过内部的积累，但是官办军事工业非商品生产的特点完全堵塞了内部的积累来源，这是它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的第一个表现。军火产品既不拿到市场上出卖，企业就不能通过产品的出售收回其预付资本和获得剩余价值，这样也就没有资本的周转和资本的积累可言。企业不是依靠自身的运转进行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它的产品全部被政府所吸收，它的运转又是靠政府的拨款来维持，此外就没有经费可以用来维修机器、更新设备、改进技术、扩建工厂。胡燏曾经对官办军事工业作了这样的评论：“厂系官办，一切工料资本，每岁均有定额，即有自出心裁，思创一器者，而所需成本，苦于无以报销。且外洋一器之成，如别色麻之钢，克鹿卜之炮，或法经数易，或事更数手，成本费数十万金，然后享无穷之利，垂久大之业。”[78]但是官办军事工业的非商品生产的特点完全堵塞了积蓄来源，限制了工厂的进一步发展。所以胡燏的结论是：“中国欲借官厂制器，虽百年亦终无起色。”

维持机器的正常运转、进行连续的稳定的生产是资本主义机器工业存在和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而官营军事工业的拨款制度完全排除了正常生产的可能性，这是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的又一个表现。企业既然靠清政府的拨款来维持，它的命运就完全和封建国家的国库密切地联结在一起，在清朝政府财政十分拮据的情况下，每年的定额经费常常不能付足。例如福州船政局每年定额经费84万两，其中包括闽海关年拨60万两，福建茶税内年拨24万两。但是由于福建的关税、茶税经常短收，这就致使拨给福州船政局的经费也经常打折扣，有时福州船政局一年得到的拨款只有二十多万两。到1885年为止，闽海关历年积欠拨款已达254万两，因此船政局常常停工待款，甚至“积三年之费，不能成一新式快船”[79]。由于没有生产经费，机器运转不起来，就只得缩减生产，裁撤工人，福州船政局就是这样常年地陷于瘫痪状况中。

资本主义机器工业存在和发展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不断地改善经营管理，而官营军事工业却不负自身的盈亏责任，因而缺乏改善经营管理的动力。在一般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不得不改进管理，讲求效率。即使在贪污浪费很严重的官督商办企业里，企业的盈亏状况总还是衡量其经营管理和工作效率的尺度。而官营军事工业根本没有独立的核算，它不追求利润，也无所谓盈亏。企业经营得好，它的产品全部被政府吸收；企业经营腐败，它也照样得到政府拨款，可以维持下来。企业自身既没有改进管理、提高效能的动力，也没有衡量经营状况的尺度，这就是贪污浪费和各种腐败作风产生的根源。清朝末年有人描写官办工业的经营管理状况：

购料则价不尽实，工作则时多废弛，材料则任便作践，成货则或致盗窃，出售则价或分肥，即不然，用人或碍于情面而多冗员，办事则忸于请托而多迁就，以乱章为圆到，以姑息养私恩。甚或苞苴公行，干俸累累……似此种种弊窦，层层朘削，安有不赔累倒闭者哉。[80]

总之，官办军事工业中存在着种种落后的制度和办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极不适应，从而严重地束缚着企业的发展，这是清政府以一个封建主身份占有这些企业的必然结果，这种情况一天不改变，官办企业就一天没有前途和出路。

清朝政府为镇压人民革命而开办了许多军火工厂，并在这些工厂中沿用了官营工业的一套制度、办法，这些工厂给清朝军队制造杀人武器，加强了清朝政府的镇压职能，它在巩固封建统治、反对人民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这样，这些工厂还带来了超出清朝政府预期的另一些后果。首先是在这些企业里出现了一批雇佣工人，他们是集结在大机器生产下的一批早期的无产阶级；清朝政府为镇压革命而制造枪炮，却没有想到自己同时也在“制造”颠覆整个旧社会的革命力量。其次，这些工厂都是使用机器生产，都从外国学习了近代的科学技术，并造就了一批技术工人和近代知识分子，这些工厂的出现使科学技术的传播成为必然。最后，军事工业的出现刺激了其他部门。如近代采矿业的出现是为了给军事工业提供原料燃料的，轮船招商局的成立是和福州船政局的养船有关的，汉阳铁厂的开办是为了制钢轨、造军械。近代工业各个部门好像是处在连锁反应中的一系列环节，由此及彼，相需相因，互激互荡，依次发生，而军事工业则是其中最先被拉动的一环。

四、官督商办形式普遍流行的原因

官办军事工业的性质和作用已如上述，我们再来看看官督商办这种形式。官督商办是封建政府和私人资本之间一种特殊的结合，它在早期工业史上是十分流行的形式。为什么出现这种形式？这种形式曾经起了什么作用？这进一步的发展前途怎样？

官督商办形式的盛行首先是由于清朝政府和官僚们对新式工业控制的意愿和贪欲，或者说：当时的工业利润就是吸引这批封建吸血鬼的原因。但如果进一步问，为什么官僚们控制新式工业的意愿和贪欲得以实现？这就不能不涉及中国近代工业诞生时期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不能不涉及当时工矿企业产生和发展中所碰到的一连串困难和阻力。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基地上，官僚们利用中国工业产生时期的种种困难，打入工业内部，使自己的意愿和贪欲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

我们在前面已经考察了早期工业发展所碰到的外部阻力，其中主要是帝国主义的竞争、兼并，封建主义的干涉、阻挠以及海关和厘金的束缚等等。这些阻力的存在表明当时还缺乏资本主义能够正常地诞生和顺利地发展的社会条件，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挡在工业发展道路上的两只凶猛的拦路虎，要创办任何一个企业，总会碰到前面列举的那些困难，总会碰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阻碍。为了要使企业开始运转并维持存在，就必须抗拒这些外部阻力，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这些困难。

个别企业靠它自身的力量几乎不可能抗拒和克服外来的阻力。即使是一个有地位的官僚所创建的企业，仅仅依靠这个官僚个人的权势和影响，也很难克服强大的社会阻力。早期的企业不但规模很小，力量很弱，而且每个企业都是个别地出现，分散地存在，企业之间尚未构成一股联合的力量，每个企业要能创办起来和存在下去，就必须从企业的外部找到奥援、找到靠山。试问这个工业襁褓儿能在当时社会上找到什么力量作为自己的奥援和靠山呢？除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只压抑工业发展的拦路虎之外，它是找不到其他现成的社会力量的。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专制主义国家，政权是至高无上的权力机构，它的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不仅执行着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职能，而且它的触角伸展到各个生产部门以及文化、教育、公益事业等等方面，它像一个幽灵一样到处踯躅，到处显露出无与匹敌的权威姿态，除了新侵入的外国侵略者之外，社会的每一角落都没有任何势力或机构，可以分享政府的权力和威望，在这种情形下，新式工业为了对付外部压力，仍必须利用和依靠政权的力量，它除了跪倒在这只拦路虎面前，乞求其宽容之外，就没有其他的出路，这就是官督商办流行的原因。这里应该附带提到一种例外的情形，有些企业投资者不是从封建政权那里找荫庇，而是从外国侵略者那里找倚靠，他们开设的企业挂起外国字号，任用外国人经理，向外国政府注册，也有些人干脆投资到外国工厂里，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依附的主体不一样，但同样说明企业离开外力支持就不能够存在下去，当时社会上还缺乏资本主义独立活动的条件。

中国近代工业所碰到的外部阻力是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方面来的。为了克服和缓和这种阻力，近代工业又必须依赖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解铃还须系铃人”，这是一个历史的矛盾，而“官督商办”就是这个历史矛盾的产物。官僚们控制新式工业的意愿和贪欲也由于这个历史矛盾而获得了实现的根据。从商的方面来说，它只有躲在封建政权的荫蔽所里才能够避开很多自己无力抗拒的压迫；从官（政府）的方面来说，它的传统政策虽然是和新式工业对立的，但是正在急剧变化着的形势，又迫使自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利用私人的工业投资。譬如说：清朝政府要训练一支军队，开办了军火工厂，为了维持军火工厂的生产，需要供应钢铁、煤炭，需要新式的运输业。这样，轮船招商局应运而生。但刚刚诞生的招商局遇到外商的压力，外国轮船公司跌价竞争，抢夺客货，招商局船少本薄、又无运输管理的经验，初逢大敌，其命运岌岌可危，朝不谋夕，几乎中途夭折，但后来的结果，招商局并没有关门垮台，它毕竟熬过了难关，顶住了外国轮船公司的排挤和竞争，甚至还并吞了美国的旗昌轮船公司。那么，它是怎样抗拒住这样巨大的压力呢？第一，它依靠运输漕粮。清朝政府每年从南方运到北京来的这批漕粮为数极大，招商局作为官督商办之局，每年承运漕粮的半数以上，收入十分可观，如某年招商局承运江浙漕米53万石，运费收入即达30万两，有这笔生意可做，所以不怕跌价竞争；第二，依靠政府贷款，招商局的资本100万两，直到1877年只收到股金73万两，以这样微薄资力，是不可能和外国轮船公司竞争的，但是招商局在李鸿章的庇荫下，借用大批官款，到1877年为止共借官款190万两，借款数目达到自己资金的3倍，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招商局得以周转扩充而游刃有余。所以沈葆桢说：“以商本而论，似未足以济事，而该局所以尚能支持者，则以漕粮水脚稍补跌价之亏，而北洋又酌拨官币以济之也。”[81]李鸿章则说：“承运各省漕粮，为商局命脉所系，现在局船揽载商货，为洋船挤跌，动辄亏赔，非多运漕粮，以羡余补不足，万难持久。”[82]将近二十年后，总理衙门追述当年情形，也说，“该局所以能自立者实赖官为维持，故虽怡和太古多方倾挤，该局犹能支柱。盖岁运苏浙漕米，又带免二成税课，皆该局独擅之利。其于江西两湖漕米，则代买代运，尤操奇赢”[83]。由此可见轮船招商局对于封建政权依赖到什么程度！

像轮船招商局的情形，在当时其他行业中也是相当普遍的。可以说，规模稍大一点的企业一般都通过这条官商合作的特殊道路，才能够求得生存和发展，它们之间的差别只有政府对企业支持的方式和程度各有不同而已。

政府支持企业的一种普遍方式是减轻税捐。苛捐杂税本来是封建政权强加在工商业身上的负担，也是限制工商业发展的一个有力措施。现在封建政权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而要利用某些近代工业，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减轻捐税，这对封建政府来说只是举手投足之劳，而身受减税优待的企业却不啻久旱逢雨，得到了超生。拿煤矿业说，当时洋煤每吨税银只五分，土煤每吨税银六钱七分二厘，相差达十余倍，不谈其他生产和经营的条件，只就纳税而言，土煤就不能和洋煤进行竞争，所以使用机器采矿，建立大型的矿场，重要的前提之一，就是要请求政府减税，基隆和开平的煤，都是减轻到每吨税银一钱。假使得不到政府的减税优待，任何大矿场都是不可能开办的。其他企业中的情况也类似，如官督商办的上海织布局，其优待办法是，“如在上海本地零星销售，应照中国通例，免完税厘；如由上海远运内地及分运通商他口转入内地，应照洋布花色，均在上海新关，完一正税，概免内地沿途税厘，以示体恤”[84]。

政府对企业的贷款也是一种支持的形式。我们知道：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资金，除了一部分是集股得来的企业自有资本之外，一般还有从银行借来的借入资本，依靠这笔借入资本，企业才能够运转裕如，顺利地进行生产。但是当中国工业产生的初期，根本还没有自己的银行，当然无从得到借入资本，以为挹注。在这个时候，清朝政府对某些官督商办企业起了信贷机构的作用，如我们在前面所说：1877年时轮船招商局自有资本仅73万两，而从政府得来的借入资本达190万两；开平煤矿从政府得来的借入资本有24万两；上海织布局也得到政府的大量借款，在上海织布局被焚时尚欠官款26.5万两。特别像电报局，最初由政府发起，从天津到上海的第一条电报线路的架设经费15.8万两，也完全由淮军饷项中开支，等到津沪电线工程告竣，才由盛宣怀招商承办。开办的最初几年内，电报局只交还了官款8万两，其他都以政府拍发电报的费用划抵。为了养护线路，沿线设立讯房，驻守兵士，每年经费1.1万两，还有聘用“洋匠”，招收学生，第一年内所用的经费，统归清政府开支。由此可见，电报局和清政府的关系是何等密切。像电报局这种企业，“绵亘数省，地段甚长”，“线短报稀，取资有限”，的确是“非官为保护，并为津贴不可”[85]。

从以上所说的种种情况，可见官督商办形式的出现和流行并不是偶然的，它是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那时候，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势力阻碍着新事物的成长，整个中国的天空中阴云密布，近代工业不能在和煦的阳光下正常地诞生和发育。它只能躲进封建政府给支架起来的简陋的荫蔽所里，在阴暗霉变之中畸形地生长。应该指出：官和商的“合作”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和某种程度上缓和了外部的压力，使企业得以苟延生存，但这种“合作”形式使得官的势力插入了企业的内部，必然要带来许多灾难性的后果，给企业贻祸于无穷。官对商的支持是次要的、暂时的、有条件的，而官对商的剥削却是主要的、经常的、无条件的，在所有官督商办企业中，清政府是绝对的权威，政府所派来的官僚们总是居于发号施令的地位，把持着企业的管理大权，一般投资人根本无权过问企业的事务。在企业内部，代表封建主义的“官”和代表资本主义的“商”处在尖锐的对立中，“官”的势力总是完全压倒“商”的势力。这种合作类似马和骑马人的“合作”，对于马来说，除了偶然能咀嚼一点干草以外，只能常年供人驱遣，并不断领受骑马人狠重的鞭子而已。所以在起初，官督商办也引起一些人的幻想，以为这种合作也许可以使企业得到保障，而实行的结果却只能给官僚们开辟一条贪污弄权、营私发财的新捷径，不可能使企业真正地发展起来。到后来一般投资者都裹足不前，谁也不愿意跳进这个无边的苦海里去。从根本上说，清朝政权不可能成为资本主义的保护人，官督商办也不能成为保障新式企业、积聚民族资本的有效形式。中国资本主义几乎在官督商办这条死胡同里徬徨了二十余年，结果是证明了“此路不通”。

五、官督商办形式对资本主义的阻碍作用

官督商办给企业带来了什么困难？它怎样阻碍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首先，官与商的“合作”，不可能是平等互利的关系，政府对企业的任何支持不会白白地给予，它一定要取回优厚的报偿，今天的支持往往就是明天进行勒索的根据。拿政府的借款来说，对于企业未尝不可救一时之急，可是这笔借款实际上是笔高利贷，年利约在一分左右，不管企业的盈亏，这笔借款连同利息一定要按期清偿，因此企业借到了官款就要以官利的形式分年偿还给政府。如黑龙江漠河金矿“以十成之三呈交黑龙江将军衙门，报充军饷”[86]。又如直隶临城煤矿“每年颇余利，以十成之一报效海防经费”[87]。1899年后轮船招商局也有拨盈余二成“以资饷需”的规定。[88]政府这笔借款在企业盈利的情况下还要提成分红。

那么，企业如果亏损又怎么办呢？这笔借款当然不负亏损的责任，分毫不容短欠，所谓“商本容有亏耗之时，官款从无准销之例”[89]。政府追回借款的办法更是穷凶极恶、闻所未闻。例如上海织布局被大火烧得精光，拖欠官款26.5万两，无力偿还。这笔官款就摊派到别家企业的身上，根据李鸿章的命令，以后各纱厂，“每出纱一色，捐银一两”[90]，用来偿还上海织布局所欠的官款。“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那些和上海织布局风马牛不相关的纱厂，硬被拉来赔垫这笔亏损。这笔借款既要领取官利，又要分沾红利，即使企业倒闭，欠款无着，清政府也会想出种种办法，追回借款，它比高利贷资本的作用更为恶劣。企业借用了官款，等于是饮鸩止渴，必然贻患无穷。

企业借用官款、承运官货者得到减税免税优待，这种特殊待遇出自清朝朝廷的“浩荡恩典”，企业就必须承担名目苛烦的封建纳贡义务。“军需”、“河工”、“赈灾”，以至太后的“万寿”、皇帝的“大婚”，企业都要无偿地贡献大批银两，作为报效。如1894年西太后六十寿辰，开平煤矿“以董事会和股东名义报效三万两”[91]，轮船招商局报效五万五千余两。[92]山东平度金矿开办时，即规定“酌提成头，为地方创办书院、建立善会、添设义学等项善举之用”[93]。光绪初年清政府命令轮船招商局运输直晋赈米，多而且急，局船不敷调用，由局代雇洋商轮船，赔贴水脚盘剥等费。[94]据1916年郑观应说，招商局无偿“报效”的总数“自开办以来计银一百三十余万两”[95]，这个数目约占当时资本额的三分之一（辛亥革命前夕，招商局的资本额为400万两）。

永无止境的封建勒索使得许多官督商办企业亏折不堪，营业奄奄一息，电报局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电报局的开办固然得到了清政府的很大支持，但以后清政府勒索“孝敬”，规定头等官报概不收费，而且优先送发。这项“孝敬”把电报局拖到毁灭的边缘，因为官方电报大多是骈四俪六、洋洋洒洒的长篇文章，打电报不用花钱，各衙门里的拟稿师爷们充分地发挥说废话的才能，于是“各省官报日繁，动辄数百言，均列头等。甚至停搁商报，夜以继日，仅传发及半”[96]。电报线路全被官方所占用，商报则无法拍发，甚至“三四等商报全行回绝，即或抽暇代寄，亦不能按定时刻，甚至捺搁一二日，而寄电之人不惜报资，无非求速，既难限定时刻，遂至裹足不前”[97]，于是电报生意大多被英国和丹麦的电报公司抢去。1886年上海、福州、厦门、香港四处中国电报局招揽到2.3万元生意，而英、丹电报公司却招揽到12.5万元生意，可见电报局对政府的“孝敬”，严重地妨碍了正常业务的开展，几乎把电报局完全拖垮。

在官督商办的形式下，清朝政权不仅作为一个外部力量对企业进行种种勒索，而且它作为内部力量决定着企业的人事制度、财务管理和营业方针。清朝政府给企业派来一批总办、督办、会办和帮办，掌握着经营管理大权。这批人都是官场的老爷，对于奉迎挥霍、吹牛拍马、贪污舞弊、弄虚作假都是十足的行家，至于工程技术、生产管理则一窍不通。在总办、督办、会办、帮办的周围，还有一大批兄弟叔侄、小舅子、师爷长随一类的混混儿，安插在企业的各级机构中，形成一个无孔不入的吸血网，把企业缠绕得奄奄一息。许多人总结初期工业失败的原因，无不集矢于这种腐败的人事制度。如郑观应说，企业中的总办“由大宪之札饬，不问其胜任与否，只求品级较高，大宪合意即可充当。所以各局总办，道员居多，迨至关防劄副次第到手，即全以官派行之：位尊而权重，得以专擅其事，假公济私；其下位卑而权轻，相率听命，不敢多言。公司得有盈余，地方官莫不索其报效，越俎代谋……是以数十年来，获利者鲜，亏累者多也”[98]。又如俞赞说，这些工厂的主管人“其来也不过循情面，倚声势，大率纨绔居多。其人本不知稼穑之艰，焉知大体，惟好为排场，任其挥霍……况委札甫下，荐书纷来，用人若干，薪水若干，花红若干，姑勿论事之成否，而出款已不可数计矣。无底之壑，终必匮乏，不待智者而知其必败也”[99]。又有一个英国调查团叙述他们所看到的情况说：“在中国人经营的工厂里，都可看到一个令人惊异的情况，就是：每部门都有一些衣服华丽而懒惰的士绅，各处偃息，或专心钻研经书……他们是主管官吏们的朋友，虽然对于工作一无所知……但是他们都领薪水，当监督、稽察与上司，并有相称的好听名衔。这些装饰门面的指挥者们，得自由地来往出入，他们唯一要按时去做的工作，只有领月薪一项而已……机器没有人看护，坏了没有人管，监督们就在做文章，工人们没有得到充分的照顾和适当的待遇，在大多数的事情上账目不清，所以经理方面绝对不知道每星期的生产总额”[100]。

大权既然操纵在封建官僚们手中，企业必然染上封建官场不可救药的种种恶疾，使得生产、财务和管理各方面一团混乱，效率极低，贪污公行，浪费严重。轮船招商局的贪污腐败是尽人皆知的，唐廷枢、盛宣怀、徐润等，有的任意挪用局款，去做地产投机生意；有的借购买船舶物料的机会，分沾巨额佣金；有的用局产擅自向外国洋行抵押借款；有的以私人行号的名义拖欠大量运费。招商局的账目是一堆永远无法清理的乱丝。[101]

又如湖北的王三石煤矿，连创办者张之洞也说，该矿“滥用司事，巧立名目，浮支薪资，局丁、巡丁、县差重复开支”，其贪污浪费情况“实堪骇异”、“离奇已极”[102]。总之企业管理的腐败和官督商办影不离形，是官督商办的必然产物。一个外国人这样说：“改革的措施常常会堵塞某些人的财路，这些人的亲戚故旧盘踞在局里，结党营私贪污中饱……每一步改革只要是一碰到这些人的钱袋，就会开罪他们，激起他们敌意批评”[103]。

综上所述，官督商办虽然对企业也有一定的庇荫作用，可是它的流毒深远，如附骨之疽，不可拔除。“名为保商实害商，官督商办势如虎”[104]，这是非常中肯的定评。在官督商办企业中，得其利的是那些有权有势的洋务派官僚，而蒙其害的总是一般的商人。洋务派官僚在企业中往往有其双重身份，一方面他是政府指派来的总办或督办，另一方面又是企业的股东，在这双重身份的掩护下，他们可以凭借职权，假公济私，所以几十年官督商办的结果，中国工业并没有多大进展，而那些洋务派的官僚们却都一个个成了大富翁。像后来的大资本家盛宣怀就是靠“官督商办”而起家发迹的，有人说，“盛氏当我国未立商部，未定商律，举朝大臣不识商法之时，乘时巧窃，规占诸权，以为己有。所揽利权，可谓极亘古全球所未有，自铁厂、电报、轮船、铁路、丝厂、纱矿、煤矿，皆足笼全国之大利”[105]。所以官督商办对于特定的洋务派集团来说是积累资金的最好形式，至于一般商人缺乏政治靠山，他们不可能分沾什么便宜，只得在洋务派官僚的淫威下忍气吞声地乞讨生活。所谓“商民虽经入股，不啻途人，即岁终分利，亦无非仰他人鼻息，而局费之当裁与否，司事之当用与否，皆不得过问。虽年终议事，亦仿泰西之例，而股商与总办，分隔云泥，亦第君所曰可，据亦曰可，君所曰否，据亦曰否耳”[106]。

官督商办把官和商两种对立的力量糅合在一个企业里，两者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地愈演愈烈。商人唯一的对抗办法是不肯投资或退出股金，所以官督商办工厂常常招不到股金，即使招到股金以后商人要求退股的事例也屡见不鲜。如云南铜矿于1884年拟招商股100万两，招了3年，只有7万两。黑龙江漠河金矿原拟集股20万两，结果只招到6万余两。湖北纺纱官局本来是官商合办，各出资30万两，但局务全被“官”所控制，商人希望改变办法，呈递章程四条，“仍以官为保护，商为经理为请”，张之洞认为商人们“但欲官助商人之资，而不欲官问商人所办之事。似此用款无定，成见难融，是官商合办之局诸多窒碍”[107]。最后商人只得退股，该厂成为官办工厂。又如台湾铁路最初是官督商办，已集股70万两，动工不久，官商之间矛盾重重，“各商禀请归官自办”[108]，这条铁路也成了官办事业。所以官督商办在中国工业发展的初期虽然盛极一时，但到甲午战争时，官商矛盾日益尖锐，官督商办的流弊日见其深，各方面抨击的言论也日见其多，官督商办几乎成了众矢之的。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种形式并不能促进中国工业的发展。甲午战争以后官督商办工业相对减少，商办工厂遂得以在这个缝隙中缓慢地生长。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1卷，291页。

[2]参见《中国文库》，第二卷，第七号，305～306页。

[3][5]徐赓陛：《不慊斋漫存》，卷六，《学堂乡滋事情形第一禀》。

[4]同上书，卷六，《学堂乡滋事情形第二禀》。

[6]这里的厂丝实际包括仿厂丝在内。仿厂丝仍是手工缫制的，不过手摇机器略加改进，丝经已有拣选分类，所谓“复设小机器，每人一具，携归家自经”（宣统《南海县志》，卷二六，56页）。这实际上仍是分散的个体手工劳动。当时存在的三种产品：七里丝、厂丝和仿厂丝，反映着从手工生产到机器生产的复杂序列，即存在着手工工场、机器工厂以及在机器工业影响下的已经改进了技术的手工生产。

[7]缫丝业中资本有机构成的低下，可以拿上海织布局的情况作比较，上海织布局的资本额50万两，雇工800，每投资625两雇工一人。

[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379页。

[9]许衍灼：《中国工艺沿革史略》，39页。

[10]1861年怡和洋行在上海试行机器缫丝，1866年法商亦试办缫丝局，1878年后旗昌、公平、怡和等丝厂相继出现。

[11]徐赓陛：《不慊斋漫存》，卷六，《学堂乡滋事情形第二禀》。

[12]据饶信梅《广东蚕丝业之过去与现在》说：陈启源创办的第一个继昌隆缫丝厂，本设于南海简村，“未几，被视为异端，该厂遂于光绪七年关闭（按：即学堂乡暴动的那一年）。惟陈氏志不少衰，移厂澳门，改称为复和隆丝厂。三年后得政府之许可，乃复在简村继续经营”（《国际贸易导报》，第一卷第七号）。是则继昌隆缫丝厂亦受暴动波及，被勒令停业。

[13]《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381页。

[14]怀度：《中国经济内幕》，87页。

[15]《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二〇，《试办招商轮船局》。

[16]同上书，函稿，卷一二，《复何筱宋制军》。

[17]据郑观应《盛世危言续编》复张君弼士书云：唐廷枢，在港集股银10万元，先租两船往来港沪。

[18]《李鸿章全集》，函稿，卷一二，《复何筱宋制军》。

[19]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一三，《与友人论仿行西法》。

[20][21]唐廷枢：《察勘开平煤铁矿务并呈条陈情形节略》。

[22]如磁州煤矿也是在旧式矿场的基础上建立的。《直隶磁州矿务集股启》（光绪二十二年）说：“查得磁州之彭城镇煤井甚多，考验矿脉亦甚畅旺，虽然开采于前，第以工巨费繁，全资人力，出煤未旺，本重利轻……吴家堡地方煤井十有二口，皆为柴姓世业，煤质本佳，实困乏于资斧，辍办多年。若竟任其弃置，则徒遗美利，旁咨舆情，允以继办为宜，但将井水吸净，仍得依然出煤。”又1887年8月2日（光绪十三年六月十三日）《申报》载山东淄川铅矿的情形：“昔年民间私挖，颇获厚利，因酿成命案，地方官始下令禁止。现由外国矿师前往踏勘，当经矿师勘得淄州所属黑木沟等处铅铁甚多，非仅质美而且矿线甚长，择定正脉开挖，自必取之无尽。”以上转引自《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567、688页。

[23]如山东峄县煤矿：“卑局机器只能抽出深水，其他工作毕用工人”（朱采：《清芬阁集》，卷八，《禀丁宫保论峄县煤矿地方官禀陈失实》）。又直隶临城煤矿“用土法开井，机器抽水”（丁文江：《外资矿业史资料》，9页）。又江苏利国驿煤矿“用土法取煤，以机器提水，复得峄县煤师韩象坤任之”（胡碧：《灌叟撮记》）。

[24]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76页称：热河三山银矿本为朱其诏所办，“以西法开采，用西人十二名，办理五年，接手又易二人，均未得法，赔累四十余万。自润经理始裁改西法，转为土法，办已四年，幸尚不至亏耗……前人泥于西法，用土人不过五六百名，自改土法之后，三山约养活三千余人”。

[25]朱采：《清芬阁集》，卷八，《禀丁宫保论峄县煤矿地方官禀陈失实》。

[26]《益闻录》，1883年3月10日。

[27]如轧花机来自日本，缫丝机仿效法国。

[28]如福州船政局有法国“洋匠”50人，汉阳铁厂有英、比、德籍“洋匠”40余人。“洋匠”中除正式工程师外，还包括工头、制图员以及为“洋匠”服务的医生等。“洋匠”均领取高额工资，如1895年汉阳铁厂41个“洋匠”年薪达15万两。

[29]如张之洞称：汉阳铁厂用砖“皆系洋制……数万里换船转运，破损尤多，动须补购”。《张之洞全集》，奏议，卷三三，《预筹铁厂成本折》。

[30]如沈葆桢称：福州船政局所购之“花旗木及香港所购之暹罗木先后附舶而来”。《沈葆桢政书》，卷四，《造船开工日期并船厂情形折》。

[31]各厂所用煤炭，大多是日本煤和英国煤。

[32]据《上海今昔观》，11页，上海火柴业“所用的木料和其他原料都需购运进口”。

[33]中国纺纱工厂常购用印度和美国棉花纺纱。

[34]其他军火工厂的情况和天津机器局类似。如江南制造局1867—1895年间共支出经费1734万两，其中购买机器110万两，购买原料燃料853万两，两项占总支出的56%。又福州船政局1866—1874年共支出经费536万两，单是“洋匠”的薪金、路费、赏恤和住宅建筑费即达100万两，占总支出的19%。

[35]《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二〇，《海船苦累变通办理折》。

[36]参见《沈葆桢政书》，奏稿，卷六，《江苏厘源日竭拨款日增折》。

[37]《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一九，《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

[38]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八五，《实业三》。

[39]《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

[40]《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二〇，《致总署论重庆自来火专利》。

[41]张之洞：《劝学篇》，《农工商学第九》。

[42]《李鸿章全集》，奏稿，卷四〇，《请减出口煤税片》。

[43]刘岳云：《农曹案规》，30页。

[44]《国营招商局七十五周年纪念刊》，3页。

[45]参见《抄本督楚公牍》，《饬局派员赴汉口汇丰银行点验粤汇银两存储》。

[46]李秉衡：《李忠节公奏议》，卷一〇，《奏山东历办矿务并无成效现拟封禁以靖地方》。

[47]参见《捷报》，1891年2月20日，转引自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223页。

[48]徐珂：《清稗类抄》，第17册，46页。

[49]《政艺通报》，光绪三十三年，下编，《艺学文编》，卷四。

[50]参见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8042页。

[51]参见上书，8046页。

[52]《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年六月，总3428页。

[53]1904年《阁钞汇编》称“江西一省厘局之多至有一百三十余所，为各省之所未有”。

[54]汪康年《商战论》说：“今厘卡如织，一水之地而抽厘十余次，验票又十余次……有始仅值百抽五者，继至十抽三四……尤可异者，一国之中而各省之章程不一，一省之中而各局之章程又不一，一国而前后之章程又不一。至于以若干起税，皆无一定之章。”转引自《皇朝经世文三编》，卷三〇。

[55]汪康年：《商战论》，转引自《皇朝经世文三编》，卷三〇。

[56]《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五年十二月，刘曾奏，总851页。

[57]郑观应：《盛世危言》，卷一〇，《厘捐》。

[58]参见《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九，《复奏殷兆镛等条陈江苏厘捐》。

[59]张廷骧：《不远复斋见闻杂志》，卷六，《陶公三疏》。

[60]韩弼元：《翠岩堂诗文钞》，卷一，《公致两江制府书》。

[61]沈葆桢：《复李承霖函》。

[62]《淡水厅志》，卷四，213页。

[63]同上书，卷四，215页。

[64]《申报》，1877年10月24日，转引自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578页。

[65]参见《光绪朝东华录》，光绪廿一年二月上谕，总3551页。

[66]参见《捷报》，1883年1月10日、4月27日，转引自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1022页。

[67]光绪十五年一月十四日奕奏，转引自《洋务运动》（六），233页。

[68]如1877年李鸿章说：“目下虽煤矿已有成效，武穴池州均甫开局，魏温云亦在宝庆衡州等处试采煤铁，但官绅禁用洋法机器，终不得放手为之”。（《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七，《复郭筠仙星使》）

[69]光绪十一年六月初七日谭钟麟奏，转引自《洋务运动》（七），368页。

[70]光绪十一年九月廿八日鹿传霖片，转引自《洋务运动》（七），369页。

[71]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初三日丁宝桢奏，转引自《洋务运动》（七），375页。

[72]光绪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李秉衡片，转引自《洋务运动》（七），375页。

[73]“官商合办”形式在当时口头上很流行。但严格说来，甲午战争以前并没有出现官商各有投资进行合办的企业，因为当时的清政府并没有以一个资本家身份来举办工业的愿望和办法。在很多场合，清朝政府只是借给企业资金，以借贷人的身份出现，而不是企业的投资者。有一些官僚曾经热衷于“官商合办”（如张之洞），但是他在企业中实行的封建措施违反商人的意愿，因此张之洞所办“湖北纺纱官局”中的商股不久即退出，该局仍成为官办企业。

[74]根据马克思著名的资本循环的公式，资本家首先是用货币资本去购买表现于商品形式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以进行生产，这时货币资本转变为生产资本。然后在生产进行中，原来的生产资本被消耗，新的商品被生产出来，新的商品中包含着由原来生产资本中所转移过来的价值以及由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这时生产资本又转变为商品资本，最后新的商品拿到市场上出售，换回货币，商品资本又复原为货币资本。但新的货币资本的数量已经增大，包含着工人新创造的剩余价值在内，资本在这个循环过程中实现了增殖。至于官办军事工业中并没有这个完整的循环过程。

[7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203页。

[76]同上书，第2卷，119页。

[77]《曾国荃全集》，书札，卷一九，38页，《复潘伟帅》。

[78]胡燏：《变法自强疏》，见《皇朝经世文新编》，卷一，《通论》，23页。

[79]张佩纶：《涧于集》，奏议，卷四，《筹办船政事宜折》。

[80]《直隶工艺志初编》，丛录下，《郭春畲对问》，15页。

[81]光绪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两江总督沈葆桢奏。

[82]《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三〇，《海运官物统归商局片》。

[83]《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庚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

[84]《李鸿章全集》，奏稿，卷四三，《试办织布局折》。

[85]《李鸿章全集》，奏稿，卷四四，《创办电线报销折》。

[86]《李鸿章全集》，奏稿，卷六一，《漠河金矿章程折》。

[87]丁文江：《外资矿业史资料》，9页。

[88]参见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三，6页。

[89]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禀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爵相订立织布机器合同》。

[90]《新辑时务汇通》，卷八三，《李鸿章批盛宣怀禀文》。

[91]《捷报》，1894年4月6日，转引自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662页。

[92]参见《国营招商局七十五周年纪念刊》，55页。

[93]《东省矿务公文》，载《申报》，1887年3月16日。

[94]参见《李鸿章全集》，奏稿，卷四〇。

[95]《股东签注户部章程》，4页。

[96]《李鸿章全集》，奏稿，卷六〇，《电局官报请给半资折》。

[97]同上书，奏稿，卷五三，《电资拨抵垫款折》。

[98]郑观应：《盛世危言》，卷五，《商务二》。

[99]俞赞：《恤商论》，见陈忠倚编：《皇朝经世文三编》，卷三一。

[100]高斯特：《中国在进步中》，转引自《洋务运动》（八），426页。

[101]关于招商局贪污腐败情况可参阅本章第三节：“二、若干重要工矿企业介绍”。

[102]张之洞：《抄本督楚公牍》。

[103]1887年8月25日摩斯致卡特莱特函，见符华格：《中国早期的工业化》，144页。

[104]郑观应：《罗浮待鹤山人诗草》，卷二。

[105]汪康年：《汪穰卿先生遗文》，书牍辑存，《上政府说帖》。

[106]陈忠倚编：《皇朝经世文三编》，卷二六。

[107]《张之洞全集》，牍稿，卷二，《札纺纱局改归官办》。

[108]光绪十四年十月十六日台湾巡抚刘铭传奏，转引自《洋务运动》（六），198页。

第五节　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产生

一、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向资产阶级转化

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固然是遭到了万千种阻难，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但是无论如何，新的经济因素总算是诞生了，而且在缓慢地、曲折地成长中，因而在阶级结构上也开始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新变化，中国社会上出现了新的阶级，这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是社会的基本阶级，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主要就是地主和农民两军对战的历史，一切阶层、集团、派系都从这两大对立阵营派生出来，或者附属于两大阵营中的一个。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产阶级的势力插入中国，它不但培养了一批中国的买办商人，而且和原来的地主阶级逐步地结合起来，促使其买办化。这样，中外反动势力结成了一个强大的阵营，阻碍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在近代历史的早期，站在这个反动阵营的对立方面的，仍只有农民一个阶级。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各兄弟民族的多次起义以及反洋教斗争，基本上都是农民阶级的孤军奋战。一个阵营强大，其中有武装到牙齿的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和根深蒂固地统治着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一个阵营弱小，只有分散的、无组织的农民群众。这就是近代早期革命斗争不能不归于失败的根本原因。

外国资产阶级侵入中国不可避免地刺激起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呱呱坠地了。就像毛泽东所说：“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使它发生了变化，造成了帝国主义的对立物——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工业，造成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而特别是造成了在帝国主义直接经营的企业中、在官僚资本的企业中、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中做工的中国的无产阶级。”[1]

这个后果是出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意料的，它为自己制造了一个对立物，一支强大的社会力量。好像传说中的那个狼狈的巫师，用神奇的巫术从地底下召唤来一个巨人，但后来却没有本领去制服他、驱逐他。

“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两个特殊的社会阶级来看，它们是新产生的，它们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阶级。它们从封建社会脱胎而来，构成了新的社会阶级。它们是两个互相关联又互相对立的阶级，它们是中国旧社会（封建社会）产出的双生子。”[2]这两个阶级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成为新的从来没有过的推进中国社会的动力，这两个阶级带动全国人民，掀起了一次又一次伟大革命风暴，使中国历史改变了原来的面貌。

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是封建社会里的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其中买办商人和洋务派官僚尤为重要，这些买办和官僚往往又是拥有良田基业的地主，他们投资于新式工业，利用超经济手段，利用暴力，逐步地向资产阶级转化。资产阶级发家史就是一部欺诈和掠夺的历史，正像马克思所说，“资本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3]。

洋务运动中投资于近代工业的官僚、买办、工商业者可以举出以下一些代表人物：

盛宣怀（1844—1914），江苏武进人、字杏荪，号愚斋。出身官僚家庭，父盛康，曾官湖北盐法道，注重经世致用之学，编《皇朝经世文续编》。1870年盛宣怀入李鸿章幕，李保为知府、道员。盛为人精明，办事干练，深受李鸿章器重。1873年成立轮船招商局，李鸿章命盛为会办，并管漕运与揽载。当招商局兼并美商旗昌轮船公司时，盛宣怀面谒两江总督沈葆桢，得沈之助，借拨官帑，方成其事。购并旗昌后，招商局的轮船大增，业务有所发展。1880年盛被人弹劾，得李鸿章的庇护，称其“勤明干练，讲求吏治，熟悉洋情……洵属有用之才”[4]，免于罪责。后奉命办理电报，盛宣怀雇请丹麦工程师兴工架设。1881年津沪电线开通，设电报局于天津，盛宣怀任总办，又筹建全国电报线路，19世纪末，全国各省均接通电线。李鸿章为盛宣怀请奖称：“今线路绵亘万数千里，京外军谋要政，瞬息可通，成效昭著，其功实不可泯。”[5]1892年盛宣怀调补天津海关道兼津海关监督，“管理直隶中外交涉事件并新钞两关税务以及钤辖海防兵弁”，成为李鸿章北洋集团办理内政、外交、经济、军事的大管家。1893年盛宣怀在上海开设华盛纱厂，纱锭6.5万枚，布机750张，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纺织厂。

甲午战争失败后，有人参劾盛宣怀“采买军米，侵蚀浮冒”，盛祸将不测。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开办汉阳铁厂，亏损累累，张邀请盛宣怀接办铁厂，代他弥补亏空，而自己保护盛宣怀可免查究。盛同意接办铁厂，以承修卢汉铁路为条件，组织铁路公司，自任督办，并将汉阳铁厂改为商办。为了取得借贷资本，以挹注铁厂、铁路、纱厂、轮船、电报资金的周转，盛宣怀又奏请开设中国通商银行，盛任督办。

1900年八国联军之役，盛宣怀协助南方诸总督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与列强议定，上海租界由各国保护，南方各省由督抚保护，两不相扰，即“东南互保”。事后，慈禧太后当面褒奖盛宣怀“非汝等力保东南，恐无今日”[6]，还曾对荣禄说：“今日看来，盛宣怀是不可少之人”[7]。

盛宣怀办理洋务事业，深知如果没有能够适应洋务需要的各种新式人才，将一事无成。1895年他在取得直隶总督王文韶的支持下，于天津创设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前身），1896年又在上海创设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这是中国自己创设的最早的近代大学。

盛宣怀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总揽中国的轮船、铁路、电报、纺织、炼钢、银行、教育事业，从一个不第秀才跃升为垄断全国利权的大官僚和经济巨子。他一方面干了很多中国人从未干过的事业，有功于国家的近代化，另一方面他办理各种事业，利用权力，通过巧取豪夺的手段积累了巨额财富。当轮船招商局以巨款收购旗昌时，他在银每两中抽取花红五厘。在创办华盛纱厂时，以“旧股贬值”谋得利益。在修筑卢汉铁路时，借比利时款项，从中获得巨额佣金。盛宣怀的发家史是中国官僚转化为资产阶级的典型。

唐廷枢（1832—1892），广东香山人，字景星。早年与容闳等就读于香港教会学校，娴熟英语。毕业后在香港政府中担任翻译。1858年进入外国人把持的中国海关中工作。1861年任英商怡和洋行买办，协助洋行收购茶叶，参与淮盐运销，并走私鸦片。他受过系统的西方教育，又熟悉中外商情，为人勤敏能干，深受洋商信任。1871年，洋行老板查账时发现唐有私自挪用洋行款项之事，因唐多年来勤劳任职，多有贡献，故未加深究。

唐廷枢逐渐积累了资财，自行投资于丝茶贸易、轮船运输及钱庄，成为上海口岸重要的华人投资者。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欲招富商入股，经盛宣怀推荐，邀唐廷枢入局，委以总办之职。唐“随带资本并南浔轮船入局营运”[8]。招商局成立后，洋商多方排挤，唐廷枢为防洋商渗透侵夺，厘定招商局章程，规定股票“不准滚与洋人”，股票及息折均编号，填写姓名籍贯，“以杜洋人借名”，规定商总商董由选举产生，业务“照买卖常规”办理。在唐廷枢的主持下，轮船招商局“转运日广，船舶日多”[9]。

1875年唐廷枢奉派至厦门，协助与丹麦公司谈判建架电报线事宜。由于他熟悉外情，认真负责，谈判多次，将福州至厦门段的电报线从外国人手中收归官办。又曾随李鸿章赴烟台谈判英人马嘉理被杀案件，签订《中英烟台条约》。唐折冲樽俎，颇显露其外交才能，李鸿章称赞他“堪备各国使臣”。

李鸿章又派唐廷枢开办直隶开平煤矿，唐募集资金，勘探矿藏，购买机器，聘请矿师，于1878年设立开平矿务局，用西法采煤。为了运煤的需要，在芦台和胥各庄之间开挖运煤河道，又筑铁路从胥各庄通向矿井。煤矿建成，出煤渐旺，大有起色，但礼部侍郎祁世长以煤矿邻近“陵寝重地”奏请停止开采。唐廷枢在李鸿章的支持下，上书奏陈煤矿的地理位置，并绘图说明，据理力争。经过许多波折，得以照常运行。开平煤矿是我国早期企业中经营得较好的一个。唐廷枢致力于航运业、矿冶业，为中国的早期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

徐润（1838—1911），广东香山人，字润立，雨之，别号愚斋，家境贫寒，早年随其伯父在上海宝顺洋行当买办，为洋行收购丝茶，并推销布匹、鸦片，积有资财，与人合伙开设丝茶行、钱庄。1868年，他脱离宝顺洋行，结束了买办生涯，开设宝源祥茶栈，以独立商人的身份经营茶叶贸易。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为了招徕资金，邀唐廷枢为总办，徐润为会办。时美商旗昌公司拟邀徐润为总买办，徐润宁肯就招商局会办，辞谢了旗昌的邀请。徐润入局颇有贡献，早期招商局资本200万两中，由徐润经手招来的约有一半左右。他又力主购并旗昌的轮船，积极添置轮船，扩建码头、栈房，增强招商局的实力。中法战争前夕，他的个人资财已达340万两，仅房地产一项，每月收入12万两，徐润成为上海的著名富商。

但徐润事业的摊子铺得太大，1883年，上海发生金融危机，时徐润对外欠款200余万两，无法清偿，资金周转不灵，不得已以全部资产交债权人处理抵偿。又因资金短缺，曾挪用招商局款项16万两。盛宣怀与徐润有隙，向李鸿章告发，说徐润管理局务“弊窦滋生，几难收拾”。徐被罢免，离开轮船招商局。但徐润仍是有影响的巨商，1901年袁世凯任北洋大臣，把盛宣怀赶出招商局，又把徐润请了回来，初为会办，后升总办。1907年，因徐办理财务“失算良多”，被袁世凯免职，徐润从此完全脱离了招商局。

郑观应（1842—1922），广东香山人，号陶斋，出身于读书门第，父亲是塾师。郑观应早年应童子试不第，赴上海学习经商，后由同乡友人徐润介绍进入宝顺洋行，充任买办，后宝顺洋行歇业，郑自己出资做轮船航远、茶叶与盐务生意。

1873年英商太古洋行创办轮船公司，郑观应应邀参加筹备。因他文化修养高，熟谙洋情，又勤劳干练，被委任为轮船公司总办，由于经营有方，太古获得厚利。郑观应热爱祖国，看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想用自己积攒的钱财和学习的知识报效祖国。1882年，他辞去太古轮船公司总理之职，去轮船招商局工作，任会办。又投资开发煤矿，筹办上海织布局，并与盛宣怀集资开采山东登莱青诸矿藏和辽宁锦州等处的矿藏。他具有与外国资本家争利权的思想，自言“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10]。

1884年中法战争中，郑观应受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的邀请，赴前线参加抗法斗争，他奔走安南、缅甸、新加坡等地侦探敌情，联络华侨，反对法国，又曾协助台湾筹办防务。1892年回招商局工作，整顿招商局内部，添设轮船、码头，与太古、怡和等外商轮船公司订立齐价合同。他提出不少改进经营的建议，以加强招商局的竞争力。以后又协助盛宣怀经营汉阳铁厂，任该厂总办。

郑观应不仅是一位企业家，也是近代著名的改良主义思想家。他所著《盛世危言》一书，风行一时，是19世纪后期中国人学习现代化的一部启蒙教科书。

杨宗濂，江苏无锡人。1862年入李鸿章幕，随李镇压太平军与捻军，积功至道员。他和李鸿章是亲家，70年代，管理湖北新关，有人说他“管关八年，家资巨万”[11]。后随台湾巡抚刘铭传总办台湾省的洋务商务，筹建台湾铁路。1891年，他和买办吴懋鼎及淮军将领周盛波合股开设天津自来火厂，“以市侩其行”被人参劾。又李鸿章派他接办上海织布局，因织布局资本不足，请求李鸿章拨借绥巩局银十余万两，不久织布局被焚毁。甲午战争后，又在无锡创办业勤纱厂，“先后向苏省借领积谷公款十万两，筹招存款四万两，并自措行本二万元，厂事始克成立”[12]。该厂初时，业务蒸蒸日上。据《捷报》称：“由于该厂25 000纱锭的生产能力有限，而需求有加无已，杨道台还打算在现正建筑的厂房中再装置纱锭15 000枚。在上海的无锡人说，这个纱厂的盛况是少有的，在富有效率的经营之下，该厂股息最少将为25%”[13]。

严信厚（1828—1906），浙江慈溪人，字筱舫。早年在上海宝成银楼供职，后由富商胡光墉荐与李鸿章，李当时正与捻军作战，严信厚办理淮军的饷械转运，颇为得力，李保荐他任候补道，督销直隶长芦盐务，“十余年间，积资以巨万计”[14]。

此后，严投资近代工业，1886年他在宁波创办通久源机器轧花厂，使用机器轧去棉花子，资金5万两，使用蒸汽机，雇工三四百人，并聘用日本技师，使轧花业跃升为机器生产。1896年又招股45万两，设立通久源纱厂，购纱锭11 048枚，织布机400余台。通久源纱厂初期发展很顺利。当时报纸称：“宁郡通久源纱厂，开设有年，生意也畅，现在添设纺织机器”。该厂建立被外国人认为是“最值得注意的事”，“一只大烟囱耸立在那里，和城市的宝塔一样惹人注意，强大的机器还在安装，前途充满希望”，“这样的纱厂将成为与洋布为敌的有力竞争者”[15]。

1902年上海华商为抵制外国商人的排挤倾害，在上海组织商会，以联络商情、互相帮助，严信厚被举为上海商会的第一任会长。

经元善（1840—1903），浙江上虞人，字莲珊，出身于绅商家庭，其父经纬在上海经商，40年代已积资40万金。经元善幼读经史，尤好王阳明之学。17岁奉父命学商，经营仁元钱庄，甚获成功，成为沪上知名富商，曾组织上海商人进行救灾助赈活动，得清廷嘉奖。1880年李鸿章邀经元善筹建上海织布局，经元善力主商办，因与织布局中官方代表意见不合，退出布局。李鸿章委他为电报局上海分局总办，他努力整顿局务，改变因友邀友、辗转集股的办法，公开招募股金，选拔精通业务的人员参加工作，延长营业时间，降低发报收费，使电报局扭亏为盈，报费年收入增加20倍。1890年张之洞邀经元善赴湖北参与湖北织布局之筹办工作，他提出很多建议，希望将布局办成有效益的“商办”工厂，但张之洞主张官办，不接受他的建议，经元善只得辞职回沪。

戊戌变法后，慈禧太后阴谋废黜光绪帝，立溥’为大阿哥，准备“立储”。经元善闻讯联络1 231名旅沪绅商与维新人士，联名通电，反对“立储”，主张仍由光绪亲政，全国闻风响应。慈禧太后在舆论压力和外国反对声中不得不取消废立。但经元善因此被通缉，家财也被抄没，只得避难于澳门。

陈启源（约1825—约1905），广东南海人，字芷馨，出生于农桑世家，少年时读书，在村中教授私塾。中年后赴越南投奔其兄华侨陈启枢。兄弟俩经营绸缎杂货，业务发达，颇有余财。

陈启源的家庭种桑养蚕，一直以传统的土法缫丝。他在越南看到法国用机器缫丝，质量远胜于家乡的土丝，因携资回国，于1873年在广东南海西樵乡开设继昌隆缫丝厂，仿效法国缫丝之法，这是中国近代第一家民族资本的企业。但该厂未向外国购买机器，亦未聘请外国技师，而是因陋就简，仿制法国机器，并将旧轮船上的蒸汽机拆下改装。工人多为邻舍妇女，资本银仅为7 000两。由于机器缫丝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售价较土丝高出三分之一，开厂之后，“期年而获重利”[16]。

但当年中国的风气闭塞，陈启源的机器缫丝厂受到当地人和顽固派的反对，土法缫丝手工业行会纠集千余人捣毁工厂，陈启源不得不一度迁往澳门居住，三年后才重回故乡。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发展已成不可阻遏之势，珠江三角洲的机器缫丝厂迅速兴起。1881年已有10家，至90年代更如雨后春笋，仅顺德县即有机器缫丝厂20多家，陈启源创导鼓舞之功，实不可没。

黄佐卿（1839—1902），浙江吴兴人，幼年读书，初通英文，在上海开设祥记丝栈，与各洋行往来，经营七里丝生意，后任英商公和洋行买办。1881年黄佐卿投资开设公和永缫丝厂，向法国购买缫丝车100部以及锅炉、引擎、吸水机等。以后增资至24万两，雇工850人，又开设裕晋纱厂，纱锭15 000枚。张之洞曾邀聘其子黄晋荃办理湖北缫丝局，说黄佐卿“家道殷实，综核精明，久居上海，其家开设缫丝厂有年，且在汉口设有丝行，情形颇为熟悉”[17]。

1896年江浙养蚕区普遍发生蚕病，缫丝业大受影响。黄佐卿将纱厂、丝厂出盘给英商，自己租赁丝厂，继续经营，仍无起色。1902年黄的企业全被日本三井洋行所并吞。黄佐卿死时，美国传教士李佳林致函《字林西报》：“请允许我哀悼上海一位杰出的中国商人的逝世，他的名字是黄佐卿……他在从苏州到上海的旅途中因染霍乱而死。他是丝业公所的一个领袖，是采用机器缫丝和棉织机器的最早和最热心的人物之一。”[18]

叶澄衷（1840—1899），浙江慈溪人（后迁镇海），家庭贫寒，14岁离家至上海谋生，“棹一扁舟，往来江中，就番舶以贸有无”[19]，稍稍攒钱后，开设老顺记商号，经营五金零件。由于叶恪守信用，上海华洋商人均乐与之交往。时美孚石油公司在中国推销煤油，委托叶澄衷经理其事。叶澄衷独揽下煤油经销权，他积极开拓市场，建立销售网点，利市百倍。又利用外商的信用与资本，从事各种经济活动，投资开设钱庄、票号，遍及全国各通商口岸，最盛时达108家。每家钱庄资金不多，“多无过五万，少则二万余”，由于有外国银行的放款，钱庄可以做数十倍于其资本的生意，“放账竟多至数百万”[20]。盛宣怀创办中国通商银行，请叶澄衷任总董。1890年叶澄衷在上海设立燮昌火柴厂，资本银20万两，又在汉口设分厂，资本银30万两。火柴销路日畅，获利甚丰。

叶澄衷热心公益事业，多次出巨资赈助各省灾民，又创办义学、牛痘局和其他慈善事业。他捐资兴办我国第一所私立的新式学校“澄衷学堂”，该校开学时，清廷御赐“启蒙种德”匾额，以为奖励。

祝大椿（1855—1926），江苏无锡人，字兰舫。17岁至上海学徒，1885年开设源昌商号，经销煤铁以及五金零件。1888年创设上海第一家机器碾米厂——源昌碾米厂，又购置轮船从事航运。1900年与人合资开办华兴面粉厂，获利颇丰。此时，祝大椿进入英商怡和洋行，充任买办。

20世纪初，祝大椿投资范围日益扩大，创办源昌缫丝厂（1904年）、龙章造纸厂（1904年）、怡和源打包厂（1906年）、公益纱厂（1906年），“投在房地产上的资本也是很多的，并且握有许多本国主要银行的股票”[21]，成为上海经济界名人。祝大椿创业维艰，深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故在1905年上海反美运动中积极奔走，代表工商界签名拒售美货。民国以后，祝大椿又呼吁政府减免厘金税收，以纾民族工商业之困。

清末，清朝为奖励实业，规定凡投资设立工厂“逾二百万元者加二品顶戴，祝大椿资产尚不足此数，为了猎取二品顶戴，把源昌号谎报为源昌机器五金工厂，以商业资本混充工业资本，引起后人误解。长期以来历史学界误认该厂为中国历史上最早、资本最多的民族工业。经过调查，已证明其不实”。

吴懋鼎（1850—1928），江苏吴县人，又名荫柏。最初在上海汇丰银行当副买办，后调天津当买办。他是直隶总督李鸿章与汇丰银行沟通的桥梁，1894年李鸿章派他当关内外铁路局督办，“任职三年，办事甚为干练。卸任时，甚为路局洋员工程师所称道”[22]。以后，他创办了天津织呢厂、天津电灯公司、新记地产公司，“并且是香港、上海、天津等地许多英国公司的股东”[23]。

戊戌变法中吴懋鼎支持维新派，与康、梁有交往。他建议在全国各地建立商会，被任命为农工商局督办。变法失败，吴懋鼎被撤职，逃往英国使馆避难。

张振勋（1841—1916），广东大埔人，字弼士，出生于乡村塾师家庭。17岁赴印尼雅加达打工，后略有积蓄，领地垦荒，成为富有的农业资本家。以后事业更加发展，兼营航运业，开设酒行，投资锡矿、药材、银行，替荷兰当局承包税捐，成为南洋华侨中的巨富。

清政府重视张振勋在南洋的地位，1894年任命他为驻新加坡总领事，他开始回国办实业。同年在烟台开办张裕酿酒公司，投资100万元，以后又扩充至300万元，生产各种葡萄酒和白兰地，这是中国最早的西法酿酒厂。他重视调查研究，讲究经济效益，他设酒厂于烟台，对当地的气候、土质、葡萄品种、栽种技术、酿酒工序进行调查，提出改良方法，故张裕酿酒厂的产品质优而价廉，可与进口的洋酒匹敌。

张振勋还曾投资于国内的铁路、织布、银矿、垦牧和保险公司，并积极招徕华侨回国投资，是一位爱国的华侨实业家。

周廷弼（1852—1923），江苏无锡人。先世以铁业起家。1878年周在上海开设升昌五金煤铁号，国内各口岸以至日本的长崎均有分号。后又投资于缫丝业，除蒸汽机从国外购置，其他机器“共有九十六架，皆由该绅指示工匠，自行配置。所需工料，视购自洋商者，价值约可省百分之十五，而功用与洋制无异”[24]。可见他是一位出身手工业者家庭而又懂得机器构造的资本家。他“在无锡南乡出资巨万，开辟市廛，名曰周新镇，据致众商，百货咸备”[25]。20世纪初，他共有工厂7所、资本银50万元，是手工业主成长为近代企业家的典型。

以上这些人物是甲午战争以前就已开始投资于新式工业的著名企业家。这些人，往往总是官僚、买办、地主一身而三任的人物。像总揽轮船、电报、铁路、钢铁、纺织、银行于一身的盛宣怀，本人官至邮传部尚书，同时又是个大地主，辛亥革命后他的一部分土地被革命政府所没收，仅江宁、上海、宝山三个县内被没收的土地即达80宗。另一个官僚聂辑槼担任过上海道，聂氏的田产也极多，从1905年起，他家在洞庭湖畔领垦湖田达5万亩，建立起一个封建大庄园。那些出身买办的人也和官府声气相通，他们在生意场中以外国经纪人的身份出现，而在官场中又以捐班官吏的身份出现。如张之洞说：“查上海情形，华洋错处，官商杂居，所有富绅巨贾，大率捐有二三品职官虚衔，或兼充各省局差，意气甚盛，平日与上海道分庭抗礼，厅县更不待言”[26]，至于其他出身的人，像黄佐卿、叶澄衷虽非正式买办，但和外国的关系很密切，张振勋则是清政府的外交官，后来升为太常寺卿。总之，第一批投资于工业的人好像是挖掘了三个窟穴的“狡兔”，第一个窟穴通向帝国主义，第二个窟穴通向清朝政府，第三个窟穴通向农村的土地。有了“三窟”，他们才能够得到设备、原料、技术、经验、资金和权力，才能得到创办工业所必需的一切。

这些人一旦投资于新式工业，他们就和那些纯粹的官僚、买办、地主有了不完全相同的利益，因而也就开始形成不同的性格和不同的主张。他们的经济活动本来是在清政府的批准下进行的，但政府的制度、法令和苛捐杂税又往往是发展企业的阻碍，在很多守旧派官僚的眼睛里，这些经济活动是投机射利的行为，是为缙绅先生所不齿的，所以盛宣怀、杨宗濂、唐廷枢、徐润等人都和官场有密切关系，但同时又是弹章山积，被很多官僚控告指责得体无完肤。至于那些和政府关系较疏远的工业投资人，虽然他们照例用金钱捐买了官衔，得以跻身于官场，但是他们所能捐买的不过是道员以下的中级官衔，在政府的决策机构里是根本没有地位的。

这些投资人和帝国主义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企业的机器来自外国，工厂设计、机器运转、生产管理都直接依靠或间接借鉴于外国，甚至原料来源、商品销售、资金积累也要依靠外国的支持，但同时，他们的企业又碰到外口商品的竞争和排挤，他们在极端沉闷窒息的气氛中活动，得不到正常发展的充足条件。

这样，他们一旦投资于新式工业，就开始进入一种微妙的社会关系中，一方面由于自己的出身和企业活动的需要，他们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由于企业的正常发展遭到阻碍，他们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之间又存在着矛盾。

应当指出，这些工业投资人虽然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但在甲午战争以前，他们尚没有正式形成一个新的阶级。在当时，新式工业还处在极其微弱的开始阶段，其经济力量和政治影响还没有进一步表现出来。从那些投资人来说，他们当时的主要身份还是官僚、买办或地主，工业投资不过是他们整个事业中的一部分。由于他们已经向工业作了投资的尝试，因此开始具备了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和特殊需要。但他们同时在官场升迁、商业行情和田地产业方面有更大的利益和更大的需要，后一种利益和需要，几乎掩盖住了前一种利益和需要。因此，在这第一批工业投资人身上，资产阶级的性格并不是一下子就表现得很鲜明、很强烈的。

但是，历史在缓慢地前进。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进一步发展，投资工业的人越来越多，原来投资人的产业也逐步扩充。资产阶级的利益和需要表现得日益鲜明、日益强烈，并且上升成为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力量。

资产阶级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循着几条不同的道路。

一部分工业投资人完全投靠帝国主义，并和封建政权进一步结合，他们以经济和政治的巨大力量，垄断了银行、铁路、矿山等国民经济的命脉，成为大资产阶级。

大部分工业投资人并没有前一种人那样难得的机缘。他们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处在不近不远、若即若离的关系中，他们的企业可能发展得相当可观，但并不能控制国民经济命脉，这就成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

还有更多的人，他们和新式企业并没有直接关系，但却处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影响、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之下。他们中间有的拥有一点资本、一点工具或一点土地（城市里的手工业主、小商人和农村自耕农），有的拥有一点知识和技能（知识分子），他们开始在形成一个广大的小资产阶级。他们中间少数人可能爬升进统治阶级的殿堂里去，但绝大多数人处在贫困和恐惧之中，他们的普遍命运是破产、失业、被抛进无产阶级的队伍。

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这一切都是工业发展的新产物。他们正在束装披挂，即将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而随同他们一起出场的，还有一支更加重要、更加宏伟的力量，这就是中国的无产阶级。

二、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

除了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向资产阶级转化以外，一部分农民和手工业者也转化成为无产阶级。

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旧社会产出的双生子，“但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27]。中国无产阶级，不但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的否定力量而出现，而且也作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否定力量而出现，即它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会在以后消灭中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的所有制，而且它首先要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结束封建主义对中国的统治。

中国无产阶级为求得自身的彻底解放，就必须彻底解放全中国各族的人民，必须首先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不可避免地落在中国无产阶级的肩上。

远在《南京条约》规定的割让香港和五口通商以后，上海、广州、香港等地就出现了外国侵略分子开设的工厂，如船舶修造厂、铁厂、印刷厂、缫丝厂、轮船公司等等。在这些外国企业中，开始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60年代，香港、黄埔、上海等地已经集中了一批工人，1863年的一个记载写道，“船舶修理业已经吸引了很多的本地居民到黄埔沿岸来了”[28]。70年代初期，香港的黄埔船坞公司在黄埔各船坞的工人估计将近1 000人，后来它在香港雇佣的工人平均为2 500人，“旺季则多至四千五百人”[29]。上海的耶松船厂和祥生船厂工人的数目估计也各达两千数百人。

随着外国在华企业的增设，中国无产阶级也在进一步发展。19世纪60年代以后，清朝政府创办了许多军火厂、造船厂，在这些工厂中也出现了具有先进生产技术并以出卖自己劳动力为主的雇佣工人。据1865年沈葆桢称，福州船政局内工人已有两三千人，他们各有专业，学习外国的生产技术，分工极为细密，“随同洋人学习者，若锯木之匠、造船之匠、冷铁之匠、铸铁之匠、刻模之匠、铸铜之匠、水缸之匠、翻沙之匠、车床之匠、钳工之匠，其因营造各厂而招者，若斲木之匠、版筑之匠、锤石之匠、攻皮之匠，共二三千人”[30]。官营工业里的工人，按照技术水平的高低而领取工资，像曾国荃所说，金陵机器局中“工匠工食，向以技艺之短长，定工食之多寡”[31]。他们显然是在大机器生产下具有一定劳动技能的产业工人。

到1894年为止，中国的工人究竟有多少人？目前尚无确切统计。有人估计1894年以前在中外工厂、矿场中工作的工人数目约有九万至十万人，其中外国工厂中约有三万四千人，清政府军事工业约有一万人左右，官营的炼铁和纺织工业中约有五六千人，矿业工人约有一万六千至二万人，民营工业中约有二万七千人。[32]这个估计有以下几个方面少估或漏估了，因而是偏低的。第一个方面是民营的缫丝工厂。据另一种估计，广东全省在19世纪末的缫丝工人当在十三四万人之间，至少也有六七万人[33]，而前一种估计只有九千五百人，显然是失之过少了。第二个方面，中国当时已筑成津榆铁路和台湾铁路的一段。中国的电报线已四通八达，纵横全国，沿海和沿江的轮船运输更极为发展，而估计工人数目时没有把铁路工人、电信工人、海运工人估计在内。第三个方面，原估计没有把香港、澳门的工人包括在内（原估计对香港地区只包括香港黄埔船坞公司一个企业的工人数三千五百人），特别是香港，当时是帝国主义一个重要的投资场所，集中的工人数目一定是可观的。由于这三方面以及其他的少估和漏估，1894年全国工人的数目绝不止十万人，可能是在二十万人以上。

中国无产阶级的分布是很不平衡的。从地区来说，绝大部分分布在上海、广州（包括其附近的顺德、南海等县）、汉口、天津和香港等大城市中，一小部分分布在各个矿山和交通码头上。从行业来说，数目最多的是缫丝工人，其次是采矿工人、船舶修造工人、棉纺织工人、军事工业工人以及海员和铁路工人，这几个行业中都集中了上万以至数万工人。从工厂来说，如上海祥生、耶松商船厂，香港黄埔船坞公司，清政府的“沪、闽、宁、津、鄂”五大军用工厂，汉阳铁厂，湖北纱、布两局，上海的若干外资缫丝厂，上海织布局和华盛纱厂，招商局，怡和、太古等轮船公司，以及基隆、开平、漠河、大冶、马鞍山等著名矿场，莫不拥有千名以上的工人，有的工厂里工人多至四五千人。

中国无产阶级的人数在全国总人口中虽然只占很小的比例，但它集中在若干城市、若干行业、若干工厂里。它的集中性是其他阶级不能与之比拟的优点之一。由于它在先进的生产方式之下，集中在一起，逐步锻炼成坚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因此，它在革命斗争中能够显示出巨大的威力。

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三重压迫，生活极端痛苦。据1880年《上海机器织布局招商集股章程》称：“中国人工每工不过二三百文（约合一角八分至二角七分），外国自七角半至一元，工价之悬殊几乎过半。”[34]事实上许多工厂的工资低于每日二角，如1881年上海祥生船厂普通工人的工资每日自一角七分至二角，上海缫丝厂工人每日工资为一角六分，湖北织布官局工人的每日工资更低到只有一角二分，至于粗工杂工的收入更少得可怜，重庆火柴厂糊火柴盒的女工，每天只能得到五分至六分钱。一个外国人带着惊讶的神气说：“这些本地工人的工资非常低微，从欧洲人听起来有些可笑。一个工人平均得不到五个便士（约合一角九分），被雇儿童从八岁到十三岁不等，工资则不及该数之半，人们要问：一个人一星期两个半先令怎能够生活？”[35]

工人们不但工资很少，而且工作时间极长，日出而作，日入尚不得息，一般每天工作11小时，有的工作13小时。那个惊讶中国工人工资微薄的外国人说：“工厂日夜工作，因此必须分两班，每班工作十一小时。但是日班休息一小时吃午饭。夜里是毫无休息的，工人只在有机会时吃他们所需要的一点儿点心”[36]。

工厂一般都雇佣很多女工和童工，李鸿章在致海军衙门的信中说：“鸿章曩在上海，亲见旗昌、怡和各洋行皆设有机器缫丝局，募千百华人妇女于其中，工贱而丝极美”。张之洞创办的湖北织布局中雇佣的“多系幼童”，他们的工资更加低微。缫丝厂、纺织厂、火柴厂几乎全都是女工童工，甚至有些重工业和矿场也利用女工、童工的廉价劳动力，如江南制造局的各车间里有幼童一百数十人；开平煤矿的《煤窖要略》中就有“窖内作工幼童，自有工人带作”[37]的规定；像宁波通久源轧花厂的机器“竟由一些年方八岁的童工操管”[38]。

当时工人的工作条件十分恶劣，根本谈不上劳动保证，工人的健康备受摧残。湖北织布官局的英籍总监工德金生说，工人们“瘦到只有一些皮包着骨头，五十人里面也找不出一个体格康健的人”[39]。英国海军军官寿尔说福州船政局的工人住宅“是最悲惨的寓所”[40]。工人们在难以想象的恶劣条件下工作、生活、居住，他们的死亡率极高，1877年有人记载，基隆煤矿的工人开始工作不久“便一个个死掉了”[41]，“以往两年死亡率之高，已使得人们畏惧而离开此地”[42]。

至于各工厂的工伤事故，也是层出不穷。1875年江南制造局发生爆炸事故，“但闻霹雳一声，势如山崩地裂，连人带屋，冲入云霄，登时烧毁房屋数间，工匠三人亦皆炸为飞灰”[43]；1882年天津机器局的研药铁器久未润油，磨热生火，因而爆炸，“药房轰去一座，一研药人轰至半空坠下，其右手及右足之半皆已失去，头亦击去其半，惨不忍睹”[44]；1893年上海织布局被焚，两千女工几乎被烧死，当火起时，“啼哭盈途，奔避不暇……是晚有人来寻儿媳，或言母亲不见者，究未知道避于何处”[45]；同年，开平煤矿发生坑道坍塌事故，“压在里面的有五十个工人……今晚听说有十个尸体已被掘了出来，可能还有三十几个人被埋在里面，大约都已死掉了”[46]。像这种悲惨的事故，在当时各个工厂、矿山中经常发生，工人的生命安全丝毫没有保障。

工人们不仅工资微薄，劳动日长、工作条件恶劣，而且还遭受许多封建性压迫与束缚，和奴隶的处境相仿。有的工厂规定工人不得自由离厂，如江南制造局创设时，李鸿章规定“工匠不令随意去留”[47]；有的矿场规定工人要有连环保，如1887年湖北兴山县矿务章程中规定：“招募砂丁，无论本地他乡，皆当连环互结，开具花名清册，注明籍贯，由兴山城局备办火印腰牌，发交各厂，分发砂丁，方准到厂”[48]；有的矿场里，设置公堂、刑具，俨如衙门，随便审讯、责罚工人，如开平煤矿创办的时候，唐廷枢请求在矿场设置刑具，李鸿章批示：“具有寻常酗酒斗殴，聚赌行窃等犯，准暂由吴守炽昌（即李鸿章所派督查开平矿务的知府吴炽昌）就近督查审讯，量予枷责发落”[49]；寻常小事情尚且如此，遇到鼓动罢工的大事情就更不得了，所以1895年初“金陵制造局工匠有人在局前鼓噪……查获为首滋事之甲、乙二人……严鞫……各责军棍一百下，荷以头号巨枷”[50]；工人们还要受把头的监督和封建行会的束缚，如开平煤矿的《煤井规条》中规定：“窖里作工之人，当作工时候，若无把头执照，不许出窖”[51]，又如上海祥生船厂中的工人“要把工资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交纳给行会”[52]。在帝国主义企业里工作的工人，情况更为严重，如郑观应所说，“华人受雇洋行及充洋船水手，往往借端扣减工资，甚或殴辱毙命”[53]。从以上这些情况看来，工人们的人身自由和生命安全都是没有保障的。

三、中国工人阶级的早期斗争

由于中国无产阶级所处社会地位之低和所受切身痛苦之深，因此它在斗争中从来就是最英勇、最坚决的。早在19世纪50年代，广州就出现了最早的中国搬运工人的组织，称为“广州打包工人联合会”，1858年英法侵略军占领广州，香港的市政工人和运输工人两万多人曾举行罢工，回到广东来，给外国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江南制造局本在上海洋泾浜，不久即迁高昌庙，据李鸿章说迁移的原因是“洋泾浜习俗繁华，游艺者易于失志，厂中工匠繁多，时有与洋人口角生事，均不相宜”[54]。1868年上海耶松船厂工人为反对外国资本家降低工资而举行罢工。此后外商船厂中的罢工斗争连续不断，如1879年耶松船厂的洋人和工头克扣工资，工人们罢工反抗；同年上海祥生船厂的外国资本家克扣工资并殴辱工人，也引起工人的罢工。据侵略者自己说，工人们在罢工斗争中“表示极坚定的立场”，纵然搞到“倾家荡产，当尽押绝”也要“坚持到最后胜利”[55]。

1884年中法战争中，香港工人举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大罢工，这次罢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坚决的反帝意志和伟大的团结精神，在中国职工运动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罢工的导火线是1884年9月3日起，有在中法战争中受伤的法国炮舰华路加号、铁甲舰伽利沙尼尔号和水雷艇阿特兰特号先后驶入香港船坞修理，中国工人拒绝修理这些屠杀中国人民的敌国战舰，举行罢工，并且“有图谋焚毁之意”，吓得法舰匆忙地逃离船坞。而香港的英国殖民地当局，竟派兵驻扎船坞，企图对罢工的工人进行镇压。

船坞工人们的爱国行动首先得到香港搬运工人、划艇工人和海员的支持。9月18日，“法国人在港购煤，令小工挑运上船，而小工皆哗然散去”[56]，“屡以重价招工，而挑夫无一往者”[57]，“法船上岸买牛羊，民艇不载”，“法商船到，民艇不起货”[58]，还有“法公司轮船之往来香港东洋者，其中司火华工，现亦不愿执役，悉数走散”[59]。

香港的英国殖民当局用高压手段对付罢工工人，无理逮捕了11名拒运法货的民艇工人，又撤销了许多民艇的执照。这种蛮横手段激起了工人们更大的愤慨，罢工斗争进一步扩大。10月3日，工人群众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示威，参加示威的除船厂工人、民艇工人、搬运工人外，尚有米厂工人、屠宰工人、轿工、车工。英国殖民当局派出大批警察，全副武装，向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有一个工人被打死，很多工人受伤，还有四十多个工人被逮捕。

但是工人阶级并没有被吓倒、被压服，10月5日东区的码头工人又计划举行示威，10月7日九龙的搬运工人起而响应，以舞龙为名，到油麻地示威，各行业各阶层人民纷纷要求释放被捕工人。当时在广州出版的《述报》记载：“无论商贾役夫，亦义切同仇，近闻法人在港购煤甚急，遍觅港中存煤，多属华人之货，法人虽出重价，而华人亦不肯售与敌人，即彼别有所购，亦乏工役搬运，盖挑夫盘艇，均已联行，誓不为法役，查有华商某向交法国邮船煤斤者，现亦退约，有到门而问者，无不麾之使去。”[60]

这次香港工人的罢工斗争，从1884年9月3日一直坚持到10 月7日，历时35天，使繁华的香港陷于瘫痪，“街道车声几绝”，“闭门扃户，俨如度岁”[61]。香港工人们的英勇斗争给法国侵略者及其帮凶以沉重的打击，是香港“自开港以来实罕见之事”[62]，结果香港的英国殖民当局不得不低下头来，“还所罚钱，放所拘人……听华民不装法货”[63]。

这次罢工斗争显示了刚刚诞生的中国工人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的伟大力量。10月12日广州《述报》得出结论说：“我国有此民心，法虽凶暴，其奈之何哉！”9月20日上海《申报》也指出，这是“人心团结之表现”，并号召全国人民“以香港华工之心为心”。的确，这次罢工不但支援了当时反抗法国侵略的战争，而且也给以后的反帝斗争极大的鼓舞，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随着工业的发展和工人数量的增多，各地的罢工事件日益频繁，工人们在斗争中也得到了愈来愈多的锻炼。1890，江南制造局总办为了加紧剥削，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全厂两千工人团结一致，举行罢工，当“锅炉里烧起了蒸汽，汽笛发出了鸣声，机器开动了，没有一个工人敢走进大门去工作”[64]。1891年开平煤矿中的外国侵略分子，恃势欺压工人，引起工人们的公愤，罢工好几天。煤矿中的外国顾问坚持要逮捕工人领袖，但矿局的官僚们为工人团结力量所震慑，不敢仓促处理，外国技师以“集体离厂”作要挟。一家外国报纸报导：“广东人（按：指一些工龄较长的工人领袖）在矿地已能使工人们都听从他们的话，而不听从外国技师工匠，他们发现矿厂上没有外国人时，一切工作也进行得很好。”[65]1895年汉阳铁厂的官僚无理笞责工人，工人们罢工抗议，张之洞派200名军队到厂镇压，仍无效果，后来厂方将两个笞责工人的官僚“严行申饬”，并允诺以后“不得擅用刑责”[66]，工人始停止罢工。从这些事例中可见工人阶级的团结力量正在增长，他们在斗争中已经迫使中外反动势力不得不做出某些让步。

当然，一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中国无产阶级方才以一个独立的阶级力量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在此之前还是当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革命的。当时，工人的斗争除前述的1884年香港的大罢工外，一般说来，规模还是较小的，只局限在一个工厂的范围内，但是工人群众在一次又一次的自发斗争中正在积蓄力量，提高觉悟。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太软弱，资产阶级不可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这个任务以后只能由无产阶级担当起来。粉碎旧社会、创建新世界的责任落在了无产阶级的身上。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4卷，1488页。

[2]同上书，第2卷，621页。

[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961页。

[4]《李鸿章全集》，卷三一，42页。

[5]同上书，卷五四，52页。

[6][7]盛宣怀：《愚斋存稿初刊》，附录，《盛宣怀行状》。

[8]《教会新报》，1873年6月28日。

[9]《汇报》，1874年8月14日。

[10]郑观应：《复考察商务大臣张弼士侍郎》，见《盛世危言》，后编，卷八。

[11]《杨耦舫行状》。

[12]邓承修：《语冰阁奏议》，《缕陈鄂省弊端折》。

[13]《捷报》，1897年5月28日。

[14]《商埠志》，543页。

[15]《捷报》，1894年11月16日、1895年4月26日。

[16]何炳坤：《续修南海县志》，卷二六。

[17]《张之洞全集》，奏议，卷三五，《开设缫丝局片》。

[18]《字林西报》，1902年7月16日。

[19]《张文襄公幕府纪闻》。

[20]《上海钱庄史料》，49页。

[21]《商埠志》，548页。

[22][23]《商埠志》，754页。

[24][25]《政艺通报》，光绪三十一年，下编，《艺术通辑》，卷一。

[26]《张之洞全集》，奏议，卷三七，《江苏办理捐借尚无扰累折》。

[27]《毛泽东选集》，第2卷，621页。

[28]威廉：《中华商务指南》，157页，1863年刊。

[29]《商埠志》，198页。

[30]《沈葆桢政书》，卷四，《机器到工已齐并船厂现在情形折》。

[31]《曾国荃全集》，书札，卷一九，38页，《复潘伟帅》。

[32]这个估计是孙毓棠在1957年所作。见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五章，近代工业工人”。

[33]这个估计是汪敬虞在1962年所作。见《关于继昌隆缫丝厂的若干史料及值得研究的几个问题》，载《学术研究》，1962（6）。

[34]《申报》，1880年10月13日。

[35]高斯特：《中国在进步中》，“一、新工业和新中国工人”。

[36]高斯特：《中国在进步中》，“一、新工业和新中国工人”。

[37]《开平煤矿创办章程案据汇编》，41页。

[38]《捷报》，1888年7月13日。

[39]《捷报》，1893年11月3日。

[40]寿尔：《田凫号航行记》，“一、福州船政局”。

[41]《海关关册》，1877年分，下篇，166页。

[42]同上书，1878年分，下篇，219页。

[43]《申报》，1775年6月22日。

[44]《益闻录》，1882年4月1日。

[45]《益闻录》，1893年10月25日。

[46]《捷报》，1893年5月19日。

[47]《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九，《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

[48]《皇朝经世文新编》，矿务，卷二，5页。

[49]《开平矿务创办章程案据汇编》，79页。

[50]《申报》，1895年3月28日。

[51]《开平矿务创办章程案据汇编》，44页。

[52]《捷报》，1879年1月20日。

[53]郑观应：《盛世危言》，卷二，《交涉》。

[54]《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九，《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

[55]转引自汪敬虞：《谈谈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的斗争》，载《人民日报》，1962年2 月21日。

[56][59]转引自汪敬虞：《谈谈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的斗争》，载《人民日报》，1962年2月21日。

[57][60][61][62]方汉奇辑：《1884年香港人民的反帝斗争》，载《近代史资料》，1957（6）。

[58]两广总督张之洞电，转引自《中法战争》（五），37页。

[63]两广总督张之洞电，转引自《中法战争》（五），38页。

[64]《捷报》，1890年9月5日。

[65]《捷报》，1891年4月24日。

[66]《抄本张之洞电稿》，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三日，《恽祖翼致张之洞电》。

第九章　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继续，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学术和文化的发展

第一节　中法战争后的外交交涉和西藏人民的抗英斗争

从1874年到1885年间，列强对中国和中国的近邻国家进行了一连串疯狂的掠夺。这十多年时间内，中外关系一直处在战争状态（1874年日本的侵台战争，1883—1885年中法战争）或备战状态中（1875—1876年中英马嘉理案交涉、1879—1881年中俄伊犁交涉、1882年和1884年中国和日本在朝鲜的冲突）。通过这一连串的掠夺，英国侵略势力已在我国的长江流域植下深厚的根基，并且它的侵略脚步穿过了印度、缅甸而跨入了云南、西藏和新疆；新兴的日本则吞并了琉球，插足入朝鲜，正在策划对中国的大规模进攻；法国已占领了整个越南，虎视眈眈地注目于中国西南各省；还有沙皇俄国，舒展起两翼扑向了新疆和东北。广大、富庶但却落后的中国抵挡不住许多侵略者穷凶极恶的进攻，已经被折磨得体无完肤。

1885年中法战争以后，列强的第一次掠夺狂潮已经过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形成了新的均势，它们在各自消化其掠夺得来的果实，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之间发生全面战争的危机暂时缓和下来。

但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中法战后的十年间，外国侵略者仍用各种方式不断在扩张自己的势力，中国人民和外国侵略者之间、外国侵略者彼此之间的斗争仍在时松时紧地进行。

在这十多年中，朝鲜问题正在逐步演变成富有爆炸性的一种紧迫局面。朝鲜人民正在英勇地抵抗外国侵略势力，日本、英国、美国、俄国、德国，没有一个不是想染指其间，在这里充满了错综复杂的矛盾。朝鲜人民面临着亡国的威胁。朝鲜的存亡直接关系着中国的安危，中国人民对朝鲜的危急形势不能不表示深切的焦虑。

中法战争所遗留下来的问题也在紧张地进行交涉中，1886年4月签订了《中法越南边界通商章程》，1887年6月又签订了《中法续议商务专条》。这些条约规定：开龙州、蒙自、蛮耗为通商口岸，法国可在龙州、蒙自派驻领事；法国商品由越南运入中国，税率较沿海口岸减少五分之一，法商由陆路运出中国土货，税率减少三分之一（在《中法续议商务专条》中又将进出口税率减低十分之四）；法国船只可沿内河运货入中国，除交纳少量船钞外，一概免税；并规定中国南方和西南各省如让与其他国家特权和利益时，“法国无庸再议，无不一体照办”。通过这些条约，法国侵略势力已深深地楔入广西和云南。

中法战争刚刚结束，英国又对缅甸发动了武装侵略，俘获缅王，占领缅都，宣布缅甸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为诱使清政府承认它对缅甸的统治权，和清政府举行了一系列谈判，1886年7月签订了《中英缅甸条约》五款。以后中国和英国又着手勘定中缅两国的边界，由于英国抱着侵略野心，故意制造纠纷，把中缅边界问题搅得十分复杂，长期未能彻底解决。到新中国成立和缅甸独立以后，中缅两国本着平等互利和友好协商的精神，才圆满地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

在这十多年中间，英国还通过关于香港走私鸦片的谈判，葡萄牙则通过永驻澳门的谈判，不断地扩大其侵略势力。特别是由于英国侵略者的武装入侵西藏，激起了中国人民轰轰烈烈的一场抗英战争。

以下先从禁止香港走私鸦片的谈判说起。

一、取缔香港走私鸦片的谈判

香港，这块祖国的领土自从被英国掠夺去以后，已成了英国侵华的重要基地。在战争时期，它是帝国主义的军事转运站；在和平时期，它是侵略分子贩毒走私、藏垢纳污的渊薮，特别是这里的鸦片走私活动，从香港开埠以来一直是十分猖獗的。[1]清朝政府为了抵制鸦片走私，增加财政收入，于1867年开始派遣缉私巡船在邻近香港的中国海面游弋。1871年又在汲水门、长洲、佛头洲、九龙城内以及澳门的马溜洲、前山六处设立关卡，缉私征税，这些关卡受粤海关监督管辖。

这一切是清政府在中国的领土和领海上行使自己的主权，完全是正当的行为。但这些正当措施触犯了英国鸦片贩子和香港英国当局的利益，他们咆哮如雷，蛮横地指责清政府“干涉”了香港的贸易，“封锁”了香港，要求清政府撤除巡船和关卡。

以后英国侵略者就玩弄各种手段，威胁和诱骗清政府撤除缉私措施。总税务司赫德曾要求把港澳附近的缉私措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但广州地方当局只肯在巡船和关卡上任用少数“洋员”，并没有把缉私权力交出去，赫德的阴险企图并未实现。1876年中英订立《烟台条约》，英国以鸦片税厘并征、厘金征收数目由中国各省酌定为诱饵，换取中国方面取消缉私措施和让出其他特权。这个协议已订立在条约中，但英国鸦片贩子们觉得所占便宜不大，所以群起反对，英国政府顺从鸦片贩子们的意愿，自食其言，拒绝批准《烟台条约》。又经过长期谈判，1885年《烟台条约》中仍规定鸦片税厘并征，但取消了鸦片厘金由各省酌定的办法，改为每百斤鸦片完纳正税30两，厘金80两，英国鸦片贩子的侵略意愿才得到了满足。这个条约还附带规定：“派员查禁香港至中国偷漏之事”，名义上是“查禁偷漏”，实际上却是要拔除掉中国在港澳附近的巡船和关卡。

1886年中英双方成立了一个调查香港走私活动的委员会，四名成员中倒有三名是英国人（赫德和邵友濂代表清政府、天津领事白利南和香港陪审官鲁塞尔代表英政府），1886年9月11日双方缔结了《管理香港洋药事宜章程》。章程作如下规定：除香港当局特准包揽鸦片的公司以外，他人不得进口、出口或私存不足一箱之鸦片（即不准拆零售卖）；鸦片商人须将鸦片之到口、拨载、起岸、运栈移动、存贮、复出口等一切动态报告包揽鸦片的公司，以便稽核管理，防止走私偷运。但为了执行上述规定，英方提出如下的交换条件：清政府应和澳门商订，对澳门的走私鸦片实行同样办法，由总税务司在中国九龙地方设立新关，并征鸦片税厘（每百斤鸦片征银110两）；“华船往来香港者，其货物应纳之税厘，不得较往来澳门之数加多”[2]。

英国侵略者在这里捣弄了什么把戏？究竟是谁得到了最大的好处？可以说，这个章程把一切利益都让给了英国侵略者。英国表面上说是帮助中国禁绝走私鸦片，协同清政府执行鸦片的税厘并征，但实际上，它却勒索到了许多特权：第一是在香港英国当局庇护下的洋药包揽公司，取得了垄断鸦片贸易的合法权利；第二是英国诱使清政府把香港周围的巡船关卡从粤海关监督的管辖下，转移到海关总税务司英人赫德的管辖下，从而拔除了长期以来英国商人的眼中之钉；第三是赫德的权力得到大大的扩充，它完全排挤了残存下来的传统的粤海关监督，第一次在非通商口岸行使征税权力，并且开始掠夺了代征厘金的特权；第四是章程中规定对往来香港华船征税的变更大大巩固了香港的地位，因为原来进出澳门的船货是按国内货物征税的，进出香港的同类船货却按照洋货征税，这样在征税待遇上使澳门比香港占有优势，这个章程的规定完全扭转了对香港的不利局面，加强了香港作为货物转运站的地位。可见英国侵略者在玩弄所谓禁绝香港走私鸦片的把戏中得到了多么大的好处！那么，香港的走私鸦片是否真正禁绝了呢？不！事情远不是这样的。问题在于香港英国当局的很大一部分财政收入来自鸦片包揽公司，而鸦片包揽公司的利润又主要依靠鸦片走私，这就决定了香港当局对鸦片走私必然要采取纵容和鼓励的政策。在香港当局庇护下的鸦片包揽公司“充分利用着他这种种的特权。他从新加坡输入煎制的听装鸦片，不但供应殖民地（指香港）的消费，而且还供应轮船向广州和西江各口走私。他利用煎制为名从殖民地管制下的存货中所提出的生鸦片，差不多全部都走私到中国。据承认，甚至据香港政府的一位负责官员承认：鸦片包税人为使他的专利能有利可图，就非把分配给他提取的生鸦片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五顺利走私到中国不可”[3]。在章程签订以后，鸦片走私仍十分猖獗，不过从前那种分散零碎的走私活动，现在都由香港当局控制起来，并加以支持。1898年九龙关的洋税务司义理尔坦白承认：“这样一种保证（指禁绝走私鸦片的保证）已经存在有十年之久了。可是，殖民地政府（指香港英国当局）不但没有实行这项保证，而且相反的，竟自存心凭靠鸦片包税人那种行有成效的走私活动为他们最重要税收项目之一。一个堂堂的英国殖民地政府，事实上就是多半靠着掠刮它的邻近友邦的中国以为生的”[4]。

这就是英国侵略者玩弄的“禁绝走私鸦片”的假戏法，多么的可耻而狡诈！但是它的狡诈还不仅仅表现于上述的一切，在这套戏法中，英国还诱骗昏庸腐朽的清朝政府出让领土主权，以换取葡萄牙对英国的让步，这就是关于澳门问题的交涉。

二、《中葡里斯本草约》的谈判

《管理香港洋药事宜章程》中有一项对澳门走私鸦片实施同样办法的规定。于是在章程签订以前的一个月，赫德便跑到澳门会见葡萄牙总督罗沙（Roza，Thomazde Souza）要求进行“合作”。这对于葡萄牙殖民者来说是对中国进行敲诈勒索的天赐良机。

早在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就以贿赂和诈骗的手段，入据澳门，实行殖民统治。但中国历届政府仍在澳门派设官员，每年征收租银，并没有放弃澳门的领土权。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葡萄牙乘清政府战败的时机，提出了豁免租金、扩展界址等侵略性要求，被清政府拒绝。1849年，葡萄牙殖民者非法封闭了在澳门的粤海关的办公处，驱逐了中国官员，并拒不交纳地租。此后，他们更得寸进尺，擅自扩大澳门的留居地界，越界筑路，甚至反客为主，向留居地界以外的各村各岛强征地租。澳门人民对葡萄牙殖民者进行了多次的斗争，19世纪80年代，沙岗、新桥、龙田、塔石等七村人民，坚决反对葡萄牙殖民者非法的“按户收租”，当时，“众情汹汹，各怀愤懑”，把勒收地租的葡萄牙人赶走。澳门人民以英勇的斗争反击了葡萄牙殖民者在中国领土上的非法行为。

腐朽的清朝政府虽然没有给葡萄牙殖民者以有力的制裁，但它并未放弃澳门的领土主权，并未承认葡萄牙人占领澳门的权利。连英国公使威妥玛也说：“中国从来没有放弃过它对澳门领土的权利主张”[5]。葡萄牙殖民者多次逼迫清政府承认澳门归葡萄牙所有，但都被清政府所拒绝。

在1886年管理香港鸦片的谈判中，英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要求澳门实行同样的管理鸦片的办法。为了使葡萄牙接受这个办法，英国侵略分子赫德竟居心险恶地慷他人之慨，答应以澳门正式让与葡萄牙作为补偿。1886年8月10日，赫德和葡萄牙驻澳总督罗沙这两个外国人竟然拟定了一个出让中国领土澳门的协定草案，这个草案成为此后中葡里斯本谈判的依据。

清朝政府为了早日实现鸦片的税厘并征，指望从肮脏的鸦片贸易中多收一点点税款，竟任凭帝国主义随心所欲地玩弄摆布，不惜出卖中国的领土和主权。1886年11月，清政府派赫德的副手英国人金登干（G.D.Camplell）赴里斯本和葡萄牙政府进行谈判。

于是外交史上一幕荒唐可笑的丑剧上演了，谈判的双方都是外国人，一方是葡萄牙外交大臣巴罗果美（Henrique de Barosgomees），而另一方是赫德的助手金登干，赫德和金登干的背后还有英国外交副大臣庞斯德和英国驻葡公使彼德，谈判的主题却是中国的澳门。不！这并不是中葡之间的外交谈判，而只是英葡之间的分赃会议，会议结果对中国所造成的损失是在意料之中的。谈判过程中当然也有讨价还价和相互争辩，甚至还出现过僵持局面（如关于割让拱北和撤除澳门周围关卡的争论），但这一切不过是摆摆样子给清政府看的，以表示赫德和金登干给清政府办事是颇为出力的。实际上，英葡两国侵略者早已有了默契，谈判尚未开始几乎就已经决定了谈判的结局，中国方面自然是丧失领土、主权，英葡两国则进行瓜分，各得其所。1887年3月26日，金登干与葡萄牙政府签订了《中葡里斯本草约》，内容有四条：（1）订立一个包括“最惠国条款”的条约；（2）葡萄牙人永驻、治理澳门和它的附属地；（3）未经中国同意，葡萄牙不得将澳门让与他国；（4）澳门对于鸦片征税事宜应仿照香港办法办理。不久以后，葡萄牙前驻澳门总督罗沙来到中国，和总理衙门谈判签订正式条约。在谈判中，罗沙利用草约中“附属地”的含糊措辞，尽量扩大澳门的附属地范围，总理衙门也感到葡萄牙的勒索太过分了，“附属地反倒比澳门大！馒头比蒸笼还大，怎样能行”[6]，谈判一度陷于停顿。但赫德竭力给葡萄牙帮忙，他给金登干的信中说：“总理衙门不肯有所举动，我们不便强迫，以免谈判整个失败，只有连哄带骗，下种以后顺其自然，慢慢让它开花结果”[7]。好一个连哄带骗，昏庸的清朝官僚果然走入圈套。1887年12月，中葡双方在北京签订了正式条约，除肯定了里斯本草约的内容外，葡萄牙还获得了其他特权。

英国玩弄的这套戏法，变来变去，把中国的领土澳门变成了葡萄牙的“永驻、治理”地，葡萄牙殖民者真是喜出望外。本来葡萄牙对澳门主权的觊觎已非一日，但它是个小国，无力强迫清政府割让澳门，只是依靠英国的帮助，它才能达到这个侵略目的。葡萄牙政府为了表示对赫德的感谢，于1888年授赫德以十字勋章。

当然，英国并不是白白地出力帮忙，它在这套戏法中捞取的利益也是极大的。首先，它争取到葡萄牙的“合作”，在澳门推行1886年管理香港鸦片章程中的规定，这就加强了香港的地位。其次，葡萄牙曾提出撤除澳门周围关卡的要求，随后葡萄牙对英国让步，关卡仍保留，但这些原由粤海关监督控制的关卡改归总税务司赫德管理，赫德又一次扩大了自己的权力范围。这个狡诈的侵略老手得意洋洋地说：“总的来说，我们业已胜利。现在我已将各通商口岸往来香港和澳门的民船贸易，从粤海关监督的掌握中抢了过来，置于税务司们的管辖之下”[8]。

英国和葡萄牙侵略者狼狈为奸，掠夺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却美其名曰：帮助中国缉私增税。大家都知道，英国香港当局是走私漏税犯的纵容者和包庇者，如今它大发善心，居然口口声声“缉私增税”，这种“贼帮捉贼”的虚伪姿态真是令人作呕。事实上，中国在自己领土和领海上“缉私增税，是正当的权利，何尝要这些走私漏税犯的帮助？总理衙门的官僚们也都知道”，中国大可不必别人帮忙而自办洋药税厘并征，“甚至连赫德也承认，不必需香港、澳门的合作，即可有力地对付走私”。清朝政府既然知道“不必别人帮忙”，而仍然以领土、主权为代价，来取得不必要的“帮忙”，这除了证明清朝政府的昏庸糊涂以外，也证明了它的对外依赖性已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以致没有帝国主义的许可，它就不敢执行任何属于主权范围以内的独立措施了。

英国和葡萄牙侵略者狼狈为奸，他们的侵略欲望如愿以偿，可恨反动腐朽的清政府为了在鸦片贸易中多收一点税款，竟不惜大量地出卖中国的领土、主权！

当时，清政府中一部分官僚、特别是广东地方官僚反对里斯本草约，因为港澳周围六个关卡的常税和厘金，向归广东地方官吏支配，现在这些关卡改归税务司管辖，断绝了这些官僚的一条重要财源。这些官僚从本身利益出发，不得不起而反对英、葡侵略者的阴谋，他们指出：港澳的关卡、巡船、税厘征收统归外国税务司办理，这是英国“干预税厘内政，掠夺中国主权”的侵略行为，其结果造成外国税务司“坚踞不移之势”，广东省的关卡咽喉“全归洋人掌握”，“后患不可胜言”[9]。可是清朝政府认为，这次交涉既迎合了帝国主义的意愿，又可以从鸦片税厘并收中多得到一点财政收入，因此任何劝告都成了耳边风，它反而指斥广东的官僚们说：“海军创始，筹饷万难，有此办法，冀可岁增巨款……此举非但与各省税厘无涉，并与广东税厘无损，所不便者不过厂员利薮一空，未免浮言耸动耳。该督等于朝廷全局通筹之意毫无体察，辄挟持偏见，故作危词”，“事关筹饷大局，特旨允行，又与外洋交涉，断不能朝令夕改，该督等接奉此旨，当凛遵办理，所有该六厂补抽税厘章程，即日交付两税司，毋准再有延误，致干重咎”[10]。这个一向以因循、犹豫、畏葸为特点的清朝政府，在出卖国家领土、主权方面却一反常态，表现得多么爽快、多么坚决啊！

注释

[1]当时香港走私贸易的猖獗，是众所周知的。据阿礼国（英国驻华公使）在1868年的信件中说：“这两个殖民地（香港和澳门）在它们的沿海都保持着或通过它们而保持着大量走私贸易。它们的官员全然不作任何努力来加以制止，致予中国税收以极大损失，这件事情是确凿有据、世所共知、毫无问题的”。

[2]《管理香港洋药事宜章程》的原文见《中国海关与中葡里斯本草约》，8页。

[3][4]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307页。

[5]转引自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345页。

[6]《中国海关与中葡里斯本草约》，93页。

[7]同上书，95页。

[8]《中国海关与中葡里斯本草约》，89页。

[9]《清季外交史料》，卷七〇，22～25页。

[10]同上书，卷七〇，25页。

第二节　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反洋教运动

一、70年代和中法战争时期的反洋教运动

当历史进入19世纪70年代以后，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时候，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两种具体形式：一种形式是由清朝政府主持参加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如历次外交交涉和中法战争；另一种形式就是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反洋教运动。

1870年天津人民的反洋教斗争被中外反动势力镇压下去了，但引起斗争的矛盾根源并没有消失，恰恰相反，矛盾在日益激化。从70年代起，帝国主义掀起了对中国进行贸易掠夺的狂潮，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陷入了破产失业的绝境；同时，帝国主义又加紧了对中国的政治和军事侵略，沿海和边疆出现了连续的紧张形势。日本侵占台湾、中英马嘉理案件的纠纷、中俄伊犁交涉以及中国的邻邦朝鲜受侵略、越南被进攻，帝国主义这一系列的野蛮侵略，在爱国的中华儿女的心里一次又一次地抛下仇恨和革命的火种。反洋教运动的各种力量在酝酿、在集结，斗争的火焰随时随地在燃烧、在爆发。

70年代中期，在长江流域的安徽和四川掀起了巨大的反洋教浪潮。随后由于帝国主义对东南沿海和西南边疆侵略的加紧，斗争的中心逐渐向东南和西南地区转移，中法战争前夕和中法战争期间，闽、浙、两广、云南和山东的反教活动此伏彼起，连续不断，和中法之间的政治、军事斗争相互配合、相互呼应。中法战争以后，运动转入内地，90年代初，在长江全线和热河一带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反洋教运动的波涛翻滚咆哮，奔腾不息，一浪高过一浪，形成19世纪下半期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壮观。

在1870年天津教案以后的五六年间，反洋教运动的长河正轻波荡漾地流经一个比较平静的阶段。当时，福建的古田、长乐、延平、福清，广东的琼山、龙川，直隶的霸州、广平，江西的抚州、九江，四川的黔江，都发生了零星的风潮。1876年，一股强大的潜流突然喷射出来，冲破了表层的平静。在安徽的皖南各县和四川江北厅周围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洋教斗争。

皖南的斗争最先在建平县发生，该县欧村教徒黄之绅等平日仗势欺人，包揽词讼，强奸妇女，无恶不作，人民恨之入骨。1876年该地发生偷剪辫案件，教徒白会清是剪辫的主犯，群众怀疑剪辫出于教堂的主使。有一天，农民阮光福、安定三在田侧闲谈剪辫的事，谓与教堂有关，黄之绅路过这里，把阮、安辱骂一顿。当天晚间，黄之绅率领无赖教徒，把阮、安二人绑至教堂，严刑毒打，阮光福、安定三当场毙命。人民的怒火再也压制不住了，7月13日晨，群众800人拥到欧村教堂，烧毁教堂，作恶多端的黄之绅死在群众的拳头下。建平的斗争立即波及宣城、宁国和广德一带，各地人民纷纷起来，砸毁教堂，并且发生了群众和教徒之间的武装械斗，皖南大片地区陷入反洋教斗争的炽热火海里。斗争发生后，侵略者照例对清政府进行勒索，要求惩凶赔偿，清政府也照例屈辱投降。结果，群众胡秀山、陈士柯等被斩首，并赔偿银三万三千余两。

在皖南教案发生的同时，四川也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洋教斗争。自从1869年酉阳教会残杀人民数百人之后，民教之间结下了血海深仇，教会用洋枪大炮武装无赖教徒，任意捕杀群众，斗争不可避免地愈演愈烈。1873年，黔江人民殴毙了强欲入境传教的法国教士余克林，这是四川大规模反教风潮的前奏。1875年南充的团民和营山的考生分别捣毁了该地的教堂。1876年邻水县无赖教徒王同兴纠集党羽乘夜抢劫，杀害了团民三人，全县人民义愤填膺，“互相联络，偶言逐杀”，拆掉了教堂和教民的许多房屋。这个斗争影响到重庆的江北厅，4月间，江北厅乡民与教徒们展开了武装斗争，“枪炮震地，旗戈遮日……喊杀连天，声若雷霆”，“合邑教堂尽塌，各场医馆尽毁”[1]，人民还进据县城，发号施令，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教徒。不久，涪州人民也“效江北打教之风”，数千群众“头裹红布巾，扬旗鸣炮，拥至州城”[2]，焚毁了全县的教堂，驱逐了为非作歹的教徒。四川这场反洋教运动发展成为群众的武装斗争，教会的侵略势力受到严重的打击。事后，清政府迫于压力，强迫群众赔偿教会损失8万两。

自从皖南和江北厅教案以后，反洋教运动的中心逐渐向东南沿海地区转移。1878年英国传教士在福州乌石山侵占公地、建造楼房，被人民群起拆毁，同年福建的福清，广东的海丰、陆丰和鹤山先后发生人民与教徒的械斗和人民砸毁教堂事件。1879年，福建延平又发生了驱逐美国传教士的斗争。

延平的斗争起因于美国传教士以开设书店为名，租地建屋，“原议不作教堂，群情始帖”，后来却挂出“福音堂”招牌，强欲传教。延平人民“众心汹汹，遍贴告白”[3]，酝酿进行抵制。恰巧一群小孩在福音堂前游耍，美国传教士嫌孩子吵闹，不但高声斥骂，而且“施放洋枪”，打伤了一个行路人。于是数百群众包围了行凶的教士，教士狼狈逃奔衙门躲避，被群众用石头、木棍打伤。事情发生后，美国领事捏造事实故意扩大事态，把开枪凶手说成是受难者。他向清政府威胁，“此案重大，当用非常重法以制之，方为合宜……非照此了案，则不为妥切”[4]。清政府竭力迁就侵略者，地方士绅也惧怕外国势力，渐渐声销迹敛，只有下层人民继续坚持斗争。他们张贴告白，揭露外国侵略者“诡计多端，存心叵测”，“谋我中国”，“起洋楼于海口，隐占要关；设教堂于冲途，显招爪牙”，号召人民共起抵抗，建议每户派一人，共集四万八千人，前往福州进行请愿，请愿不成，则实行武装反抗，“俾得延郡一方，不致洋人杂处在土”[5]。延平人民的斗争因清政府的镇压而流产了，但它表明人民群众具有用武装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同时这次斗争也是东南沿海反洋教运动进一步高涨的信号。

从70年代的反洋教运动中可以看到，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镇压、分化政策，并没有阻挡住人民反侵略潮流的发展。爱国的革命的中国人民越过艰难险阻，在荆天棘地中昂首前进。在60年代，曾经有一批大官僚和地方豪绅参加了反侵略阵线，但是他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坚持到底，他们被帝国主义压服和软化了，逐渐退出了运动。70年代后斗争的主力剩下了下层的贫苦人民（当时也还有一些小地主和知识分子参加运动），但是人民把斗争的旗子举得更高了，运动扩展到更广大的地区，而且采取了更高的斗争形式。运动不仅在某个孤立的地点倏起倏落地发生，而且在连成一片的宽广地区内，出现了相互支持的大规模斗争，皖南和江北厅的斗争就带有这个明显的特点。而且，运动并没有停留在毁教堂、逐教士的简单形式上，由于教会势力用武装压制人民，人民也认识到武装起来的必要性，特别像四川江北厅的斗争已接近于武装起义的形式。在斗争中，人民的觉悟程度在逐步提高，他们不仅认识到外国侵略势力是自己的死敌，而且也开始认识到中国封建势力的帮凶作用，延平人民的告白中指出，官吏们“反代鬼子作事情”，指出士绅们“不知大义，一味巴结，官说是则应是，非则应非，皆洋人驱使”，号召群众“不受洋人荼毒，亦不受官长欺凌”[6]。当然，70年代的反洋教运动没有先进阶级领导，仍然停留在单纯排外主义的阶段，因而必然会失败。但是人民用鲜血换得了可贵的经验教训，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决心日益增强，他们的组织力量、斗争形式和觉悟程度日益提高，反洋教运动正在向更大的规模、更高的水平挺进。

19世纪80年代初，法国对越南的侵略日益加紧，它企图以越南为跳板，打入中国的西南边疆。中越交界地区和南中国的海上，弥漫着浓密的战云，中越人民和法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

法国政府自称是天主教的保护者，它一贯利用天主教徒作为侵略殖民地落后国家的别动队。法国侵略锋芒指向哪里，哪里的天主教徒就积极活跃起来。当法国远征军侵入越北，它的宗教别动队就在中国西南边疆和东南沿海蠢蠢思动，图谋配合法军的进攻。早在1881年广西人民就警觉到这一点，他们指出：“法人诡计多端，已占据越南滨海各省。复在该国北圻各省建楼设堂，势将吞并全越，逼处内地。凡建教堂之处，多系招集匪人，不欲里邻过问，现欲于南（指南宁）、太（指太平）等处建堂传教，必将里外勾通，蚕蚀为害，不可不防”[7]。从1880年至1882年间，广东清远、花县、大埔，广西南宁、梧州多次爆发反洋教风潮。1883年5月，正当中法战争的前夕，云南浪穹等地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洋教斗争，揭开了战争时期海疆和边疆各地反洋教热潮的序幕。

浪穹的反洋教斗争起因于该县长营教堂法国传教士张若望等的罪恶兽行。张若望等“平日横入民家，逼勒入教，又估买木料，建造经堂，有不从者即殴辱之，其甚者将无论已未入教之妇女，计诱药迷，污辱强霸，民间积怨已深”[8]。乡民余秋和文大顺的妻子被张若望霸占，余秋、文大顺到教堂索妻，反被殴打身死。又乡民吴大发的表姪女、妻子、女儿都被抢入教堂，吴大发前往教堂理论，教徒们说：“奉教人不怕官管”，还指责吴大发“吵闹经堂”，将吴吊打一顿。教会的无耻兽行激起了群众的义愤，1883年5月初，吴大发再去教堂索人，乡民随同前往，张若望等先“从墙穴开枪”，又率无赖教徒，“各执洋枪刀矛，开门出斗”[9]，愤怒的人民奋起打死了这群豺狼，并烧毁了长营教堂。“维时永平县、蒙化厅所辖之地，甘庄、漾濞等处，凡被教民扰害之人，亦相继群起报复”[10]。清朝政府不但不支持受害人民的正义斗争，反而恐怕因此而妨碍自己与法国侵略者的妥协，命令云贵总督岑毓英“务将滋事首要各犯，悉数拿获，按律治罪。现值法越寻衅之时，出此重案，尤应及早妥办，免生枝节，不得稍涉迁延徇隐”[11]。结果，吴大发等六人反被充军杖徒，还赔银五万两。

1883年冬，法国侵略军向驻在越北的越南军队和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中法战争爆发。同时，法国军舰也在我国东南沿海窥伺挑衅，法国传教士们以为征服中国并彻底奴役中国人民的时机已经到来，他们更加猖狂地进行侦察、破坏活动。广西上思州的三所教堂，徒党繁多，平日行踪已极诡秘，“近则遣人四探，添修栈房，勾引匪人，执持军器，出入无忌，不服盘查。本月（光绪九年十二月）初五日，有教士马若望、周绍良来自钦灵，辎重甚多，并不许人过问，形迹愈觉可疑”，“且传闻教士富于道有阴带悍匪、赴援河城（指援助河内法军）之语”[12]；浙江定海有两个法教士跑到戒严区普慈寺内进行侦察，“询藏放火药处所，又向各处查探隘卡，行踪诡秘，形迹可疑，且民间传言，教堂运炮多尊，倘法船抵口，后路空虚，即便森城等语”[13]，甚至教堂内公开进行军事操练，“每日纠教民二百，在天主堂内操演，枪声远震”[14]。宁波的教堂内也“藏炮伏奸”，法国主教宣称“要呼召法船到甬”[15]；广西的法国教士纠集无赖教徒二三百人，窜至广东的北海，“系为法人召往越地助乱”[16]。教会在各地的阴谋活动构成了对我国安全的严重威胁。清廷畏法如虎，对于这些阴谋活动不但不敢过问，反而再三强调保护各国“官商教民”，威胁人民如果“妄生事端”，立即“严拿正法”。但是中国人民决不能坐视法国传教士破坏前线抗战和危害后方秩序的侵略活动，尽管清朝政府多方压制阻挠，群众仍奋起斗争。广西上思州教堂纠集的匪徒，因“民心浮动”而“概行搬避”，浙江定海、宁波的传教士因“民情汹汹”而“分别迁徙”，广东北海因有“练勇镇慑”，企图接应法军的教徒均“闻风散去”。在群众的监督和压力下，传教士的阴谋活动未能得逞。

在战争时期，沿海各地人民还对教会侵略势力进行了直接打击。1884年浙江温州人民“将教堂六所拆毁”[17]；福建龙岩人民驱逐传教士，订立反教条规，相约不准“交通外匪”，不准“趋入异端邪教”，指出“我圣上被奸兽花言巧语，许条件，岂能容我等乎”[18]，还成立了龙岩州新捐平夷灭番局，号召以武力抵抗侵略者；福建晋江县地方的帆船14艘被法舰掠夺，“深沪人大愤，以詹天注通洋，齐攻之。故教会不得已将所有堂具，迁往永宁”[19]。英美等国由于助法为恶，也遭到人民的打击，福州将军穆图善电奏：福州“众怒法久，将迁及他国，别酿衅端”，“民骤私约，闻炮即焚南台洋行，并祸各国，已连骂英美国人，恐酿他祸”[20]。至于广东境内的反侵略斗争更开展得如火如荼，1883年9月发生了著名的广州沙面事件，海关的英国扦手无故枪杀一个中国幼童和两个中国人，葡萄牙警察又把一个中国人推落水中溺死，由此激起群众的公愤，人民起来焚烧了沙面的外国洋行、教堂、住房十余间，侵略者不但没有惩办凶手，英美法德四国反而向清政府勒索赔偿29万元。1884年，随着法国对越南和中国军事进攻的加紧，广东全省的反教斗争如火燎原般地进一步蔓烧起来。张之洞说：“自法攻闽后（指马尾海战后），众怒勃发，法堂颇有被损”[21]，如广州、潮州、揭阳、东莞、佛山等地都发生了驱逐教士、焚烧教堂的风潮。当时广东官吏们说：“粤东义民，视凡法人，皆若仇敌，几欲尽与教士商民为难，即教民亦不使片刻在境，万众汹汹，各无异心”[22]，“其时人情汹汹，数百里内外，传书聚众，必欲得敌人而甘心，见有敌国之人，无论官商，敌国之物，无论钱货，誓不少留于境内”[23]。

沿海和沿边的这一系列反洋教斗争，主要是由法国的军事进攻和间谍活动所引起的，这些斗争是中法战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严重地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制止了敌人的阴谋破坏活动，有力地支援了战争，稳定了后方秩序。透过一层薄薄的宗教外衣，反洋教运动愈来愈鲜明地显现出政治色彩。美国公使杨约翰也承认：“我相信，对于宗教宣传，没有其他国家比中国更宽大了”，为什么广州又有这么多反基督教的案件呢？“这原因是政治的，不是宗教的。当时的中国，正沉溺于一种仇恨的心理之中，即仇恨法国的心理”[24]。是的，中国人民的仇恨之火在燃烧，这种仇恨是被压迫者的正义的仇恨。人民的仇恨不仅针对法帝国主义，也针对包括杨约翰在内的一切侵略者，而且还针对着与侵略者狼狈为奸的清朝反动势力。在斗争中，人民进一步认识到清朝政府的反动腐朽本质，一个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描写当时广州人民的心理说：“广州的暴民是中国最有复仇心的，他们有长久的记忆来滋养他们的仇恨……在本世纪里，这个城市曾经被英国兵进入并统治过。广州城内和四周有许多痛恨政府的人，首先恨它太无能或者太不可靠，不能把像海怪似的从洋上来的外国人再驱逐到海里去”[25]。从前，清朝政府镇压反洋教运动，说什么是为了维持“中外和好”，现在，清政府已和法国进入交战状态，虚假的“和好”之花早被法帝国主义践踏在脚底下，而清政府仍然畏法如虎，不但不敢过问法国传教士的特务间谍活动，反而千方百计加以保护，这个政府再一次更加明显地暴露出自己是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

人民在斗争中又一次吸取了教训：武装到牙齿的侵略者必须用武装来反抗，在反抗侵略者的同时，也必须对侵略者的走狗进行打击！这样，中法战争以后的反洋教运动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武装斗争成为运动的主要形式。

二、90年代初长江流域的反洋教运动

中法战争以后，反洋教运动继续发展，运动的中心又从沿海向内地逐渐转移。到19世纪90年代初，在长江流域全线和热河一带再次涌现了澎湃的高潮。

这次高潮首先在川东掀起了第一个浪头。1886年，美国和英国教会在重庆的鹅项颈、丛树牌等形势要地建盖教堂。重庆人民向官府呈诉，要求加以制止，官府严词“批驳”了群众的要求。7月1日，重庆人民纷纷集合，自己动手拆毁了教堂，第二天外国传教士和恶霸教徒罗保之雇了一百多个打手，向在罗保之住宅前示威的群众大打出手，群众被打死11人，打伤22人。惨案发生后，重庆各阶层决心为死难者复仇，于是商人罢市，考生罢考，要求严惩凶犯。群众“聚集五十余团，约有三千人”[26]，到处打砸教堂，城内外教堂均被砸毁。7月下旬，群众与教会恶势力在白果树发生武装冲突，清朝军队站在教会方面，保护教堂。群众数千人驱走了清军，击溃教徒的顽抗，焚毁了白果树教堂。人民在反对教会侵略势力的同时，也打击了保护教会的清朝反动军队，反帝斗争和反封建斗争日益有合流之势。

重庆的反洋教斗争立即得到附近各厅县的响应。江北、铜梁、合川、大足、南川、綦江都发生了逐教毁堂事件，“川东各属起团声言打教，其势汹汹”[27]，反洋教风暴席卷了广大地区，并向纵深发展，到1890年，余栋臣在大足县龙水镇揭橥反洋教斗争的义旗，把运动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龙水镇人民和教会势力的初次冲突，是在重庆反教运动的影响下发生的，经过一个反复斗争的过程，人民终于走上了武装起义的道路。

80年代初，法国天主教势力开始侵入龙水镇，教会在这里并吞良田1 200亩，招收了一批无赖教徒，为非作歹，人民积忿已久。1886年该镇有一教堂落成，7月20日（旧历六月十九日）正值灵官庙会，重庆反教运动的消息在此时传来，人民赴新教堂参观，被教徒阻拦，“初相口角，继以斗殴，一时讹言大起……群情愤激，蜂拥至天主堂，立将教堂焚毁，夷为平地”[28]。事后，清政府勒令群众赔银1.5万两，重修教堂。第二年的灵官会期，重修的教堂竣工，龙水镇人民痛恨教会势力的专横，再度拆毁教堂，清政府又勒赔银两，第三次修盖教堂。

侵略者坚持要在龙水镇立脚生根，龙水镇人民则决心要驱除侵略势力，从1886年以来，斗争在反复进行，而且一浪高过一浪。1890年8月初，又值灵官会期，教堂第三次落成。清朝官吏派兵把守，如临大敌，无赖教徒王槐之等气焰嚣张，“纠集百余人，声言缉捕捣毁教堂徒党，置之重典”[29]。结果在教堂前发生冲突，教徒们杀死平民蒋兴顺，并焚烧民房。被激怒的群众集合起来，攻打教堂，第三次把教堂拆毁。事后，法国主教强逼大足知县交出打教“主犯”，知县以莫须有的罪名缉拿蒋赞臣，称蒋是三次打教堂的主使人，蒋赞臣就逃到表弟余栋臣家中避难。

余栋臣是住在龙水镇附近西山下的农民，平日务农，农闲兼作挑煤工人。西山一带有土煤窑、石灰厂和小纸厂，聚集着一批工人和挑夫。余栋臣“膂力过人”，“有胆略，喜为人雪不平，然不肯轻侮人”[30]，在工人挑夫中享有很高的威信。龙水镇先后三次的反教风潮，余栋臣都参加在内。蒋赞臣逃到余家后，余、蒋即和余的兄弟余翠坪、余海坪以及李尚儒、李玉亭、唐翠屏等12人歃血为盟[31]，密议进一步开展斗争。1890年8月8日，余栋臣率领工人、挑夫百余人攻入龙水镇，杀无赖教徒12人，并焚烧教徒房屋，没收教徒财产，散发反教檄文。檄文中严厉斥责教会的罪行，“使司铎而钻衙门，颠倒事非，贾保正以作心腹，别有阴谋”，“无法无天，自恶自毒”，并指出这次斗争的正义性，“军令为严，民人安堵”，“其各秋毫无犯，俨若夏雨时行”[32]。龙水镇人民的反教斗争，经过了一个曲折反复的过程，终于堂堂正正地树起了武装斗争的义旗。

余栋臣反洋教武装队伍的人数愈来愈多，声势日益扩大，附近马跑场、强家坝的群众也起而响应，“数百里汹汹骚动”[33]。清政府先派重庆知府王增文到大足，企图软化余栋臣，“栋臣不期，仍率众仇视教民如故”[34]。清政府采取镇压与分化双管齐下的办法，一面派桂天培率军进抵龙水镇（不久桂擢任大足知县），一面又拉拢当地地主阶级，由大地主蒋礼堂等组织团练，成立安民局，诱胁群众退出余栋臣的队伍。桂天培的告示内称：“此番官兵到县，专为缉匪安民，所有从前附近打教之人，或受人欺凌，或被匪诱胁，一概予以自新”[35]。1890年冬，清军进攻余栋臣部，“互有损伤，卒弗能屈”[36]。但清政府毒辣的分化政策起了作用，许多人退出反洋教队伍，余栋臣等撤离龙水镇，在西山中潜伏，经常和清军发生战斗。1892年9月，余栋臣部与桂天培清军遭遇，余“麾众出场，架列大炮抬枪，骂阵抵拒”[37]，10月余栋臣退至十箭场，桂天培军与绅团合力围攻，余部奋力抵抗，“开放炮，密如雨下”，清军伤亡六十余人，桂天培右膀也被击伤。但余栋臣部人数很少，武器废劣，也受到很大损失，余翠坪被俘牺牲，余栋臣突围避匿，余海坪、蒋赞臣等投降。余栋臣初次的反洋教起义被镇压下去，但斗争的火苗并没有熄灭。龙水镇人民经受了一次武装起义的洗礼，取得了一定的战斗经验，到1898年，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余栋臣被清政府俘获，龙水镇人民再一次投入战斗，劫救余栋臣，掀起了规模更大的反教起义。

余栋臣在四川高举义旗以后不到一年，长江中下游也掀起了反洋教的巨大风潮。风潮先从江苏的扬州和安徽的芜湖发生，其后扩及长江两岸，范围极广、声势极大，尤以苏南和湖北最为炽烈。斗争的高潮是在1891年的春季至秋季，但余波荡漾，一直延续到1893年。

这次反洋教风潮的发生、发展和以湖南为中心的反洋教宣传有关。

60年代以来的许多次反洋教斗争中，已经出现了一种宣传品——揭帖。它类似传单的形式，一般均出自地主阶级文人之手，其内容当然混杂着不少封建迷信成分，对于帝国主义侵略和教会的实质不可能有深刻的科学认识。但是这种宣传品揭露了外国传教士的罪恶行为，号召群众起来斗争，它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正义要求和坚定决心。在历次重大的反洋教斗争中，反教揭帖到处传扬，成为鼓舞和推动斗争的有力工具。所以张之洞说：“近来各省闹教之由，实由匿名揭帖，最为祸首”[38]。

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反洋教宣传品的内容和形式都有了一定的提高。其内容除了单纯揭露宗教侵略之外，还联系到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侵略；其表达形式开始突破简单的规约条文，摆脱佶屈聱牙的文字，出现了生动通俗的歌谣和寓意鲜明的图画。[39]19世纪90年代初，这一类宣传品从湖南散发到各地，书名有《齐心拼命》、《谨遵圣谕辟邪》、《谨遵圣谕辟邪全图》、《鬼教该死》、《棘手文章》、《擎天柱》、《灭鬼歌》、《禀天主邪教》、《天猪叫》等。这些宣传品大多是湖南宁乡退职道员周汉的手笔，周汉虽是个封建官吏，但反对外国宗教侵略的意志颇坚决，他“编成歌谣图画极多，刻字铺不肯代刻，乃自教其诸子皆可刻字，专刻诋洋教之书，刷印数十万，托人各省分散”[40]。这些宣传品不胫而走，无远弗届，甚至传布到甘肃、新疆等地，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湘鄂两省传周之歌谣者，“十人而九”[41]。其中《鬼教该死》一书便印行了80万册。帝国主义一再压迫清政府禁止反教宣传，清朝官吏“查禁不遗余力”，但“旧本甫焰，新本旋出”，“以故劝禁俱穷，湘省官吏更无可如何”[42]。后来清政府索性对周汉直接进行迫害，以“痰迷心疾，迹类疯狂”的罪名将周汉长期拘押起来，反教宣传品的版片也被销毁。

反洋教宣传品广泛传布，恰如暴风雨前翩翩飞翔的海燕，预示着一场重大的战斗即将开始。1891年4月，江苏扬州发生了群众围攻教堂的事件。5月，安徽芜湖的教会育婴堂强抱民家幼孩，家长到堂要求领回幼孩，教士坚持不许，引起人民愤慨，群集堂前。芜湖知县率兵前往弹压，但无法制止愤怒的群众，一时“人如蚁聚，内外夹攻，不逾时四面火起，烈焰冲天，呼声动地”[43]，教士们从后门逃匿。接着，群众又拥到海关，海关外国职员持枪向群众射击，发生格斗。后来，清朝的三艘兵舰在长江中发炮轰击，群众才渐渐散去。

芜湖的反教斗争，迅速地影响到其他地方。6月，江苏的丹阳、无锡、金匮、阳湖、江阴、如皋先后发生逐教士、焚教堂的风潮，各属教堂，接连被毁，整个苏南地区“亦复谣言四起，并有张贴揭帖情事”[44]。此外，安徽的安庆育婴堂遭到群众包围，和州的教会学堂被人民拆毁，江西的吴城镇、大姑塘镇也发生民教冲突，甚至“官吏督兵弹压，不料兵士反戈相向，与官为难”[45]。

长江下游的风潮向西扩展，波及湖北省。1891年夏季，湖北接连发生重要的“教案”。6月间，有一个无赖教徒肩挑四名幼孩，经湖北武穴送往九江的育婴堂，其中一个幼孩因饥饿乏食致死，武穴人民起而干预，将教徒扭送官府，官府反袒护教徒，群众怒不可抑，群起烧毁武穴教堂，并打死了一个英国传教士和一个英籍海关职员。到9月间，宜昌教堂拐骗游姓幼孩，家长前往索领，群众也到教堂查问，一个美国教士竟开枪行凶，打伤平民一人，群情激愤，打伤了教士四人，焚毁了教堂英领事署和教士住宅；同时，门州的外国教士和无赖教徒，向群众逼勒钱财，群众起来反抗，打毁了教士的坐轿；德安府也发生殴打外国侵略分子的事件。一系列反洋教案件，层见叠出，张之洞说：“湖北民情不静，处处与教堂洋人相龃龉，自近年揭帖之风大炽，动思生衅”[46]，“武汉两岸，洋街洋堂，人人自危”[47]。湖北反教斗争的余波一直延续未绝，1892年襄阳谷城一带，传言外国教士在饮水中放毒，一时“民心惶扰”，会党“乘机啸聚”[48]，教会在杨岗、茨河所置房屋产业，均被焚毁；1893年，瑞典传教士梅宝善、乐传道强欲在麻城传教，与乡民争吵，教士雇用一批保镖，将乡民四人捆缚绑架，群众向教士索人，梅宝善和乐传道爬到屋上，用瓦片向人群乱掷，群众奋起打死了这两个不法教士。

从1891年春季以来，长江流域沉浸在酣热的战斗中。上自四川，中及湖北，下至江苏，斗争以连锁反应式展开，那一次小暴动触发起这一次大暴动，这一次大暴动又引起无数次小暴动。长江全线数千里，反洋教斗争的角声响彻云霄。总理衙门说：“本年四、五月间，长江上下游一带，公匪聚众，滋扰教堂，竟有一县焚烧数次者”[49]。美国公使田贝向美国国务院报告：“恐惧笼罩着整个中国，在若干通商口岸，进行反抗外人的起义，正在预谋中”[50]，“我们惧怕……没有一个城市是安全的，上海也包括在内”[51]。外国侵略者再一次领略了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巨大威力，在内地的传教士、洋商纷纷逃到上海租界内，侵略者甚至认为“设在扬子江流域内而远离大的中心城市的天主教教会的恶运是注定了的”[52]。

长江流域反教斗争中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下层秘密结社哥老会成为组织斗争的核心力量。清廷上谕中说：“近来江苏、安徽、湖北、江西等省，屡有焚毁教堂之事。其拒捕逞凶、抢劫衙署等案，更层见叠出。半由会匪从中主谋，游手之徒相率附和，以致愈聚愈多，动成巨案。犯事以后，四散逃逸，真犯十不获一”[53]。薛福成说：“此次焚毁教堂，殴毙教士，传闻系哥老会匪，散布揭帖，激发众怒。事起则率党纵火，事毕则潜踪四散”[54]。侵略分子也说：“秘密的会社是这些骚乱的根本原因。该项会社以长江流域为最多，他们都是反对外国人的，他们同时也是中国官吏所最恐惧的对象”[55]。反洋教运动的长河奔流了三十年之久，终于和传统的下层秘密结社合流在一起，它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大大地提高，武装斗争发展成为普遍的形式，在以后的十年中造成了怒潮迭起、波澜无穷的战斗场面；而源流久远的各种下层秘密结社也在反洋教斗争中经受了洗礼，显露出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色彩。“反清复明”一类的旧口号，逐渐代之以“驱教”、“灭洋”一类的新口号。

清朝政府对反洋教斗争和下层秘密结社残酷屠杀，不遗余力。帝国主义也直接出兵镇压，在1891年长江流域反教高潮期间，“所有外国在华可以出动的炮舰都出动完了”[56]。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人民的斗争此伏彼起，旋息旋兴，中外反动势力多方镇压，防不胜防。

中国人民的反洋教运动经历了长期的发展，现在正向新高峰前进，爱国反帝的力量正在集结和进一步准备，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强盗之间的一场短兵相接的大战斗是不可避免的。1900年的义和团反帝运动就是这场长期斗争走向高潮的表现。

三、1891年热河金丹道的反洋教起义

长江两岸的反教怒涛汹涌未息，塞北又卷起一场武装斗争的大风暴。1891年冬，在热河的朝阳、赤峰、建昌、平泉等地，秘密结社金丹道和在理教发动了一场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起义。起义军虽然只坚持了四十天即告失败，但它控制的地区十分广阔，声势极为浩大，而且起义地点是在北京、盛京（沈阳）与热河行宫（承德）之间，清廷把这里视为“根本之地”，平日间满蒙军队分隘戍守，警备森严，一旦风暴猝起，所有防御设施彻底垮台，不能不使清朝政府心惊胆落，恐惧万分。

在热河一带，封建剥削本来就十分严重。土地、牧场、山林全部被蒙古王公所占有，蒙汉劳动人民的生活非常痛苦。蒙古王公平时“勒增汉民租价，侵夺人家生产”，“府中人不免倚势，致百余里中无人不怨”[57]。有时，群众误入封禁的山林樵采，被王公府的巡差拿获，十无一生，百般拷打，“所用之刑，尤骇听闻”[58]。金丹道起义军领袖之一齐保山的胞弟和胞侄，就是“在黑山私砍柴草，被蒙古旗拿获，惩办身死”[59]。这里的清朝统治机构又极端腐朽，各级官吏贪污成瘾，勒索无厌。“各任热河都统，多以卖官为生活，于是各县官贪婪尤甚”[60]。例如，承德府知府启绍，诞妄浮夸，贪婪益著，“横索所属州县赃款，盈千累万”[61]；朝阳知县廖伦明，“在官赋诗饮酒，不理民事，并屡向富民借贷，债款甚多”；建昌知县章奏凯“庸懦无能，居心巧诈”；平泉知州文卜年“著名巧滑，遇事巧于文饰”[62]。这些评语都是皇帝的上谕中“赐给”该地官吏们的。蒙汉人民在这些贪狠专横的豺狼们的统治之下，真是如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19世纪下半期，外国侵略势力渗入热河地区。到了1899年，热河以东的内蒙古地区已建立教堂158所，另设中小学堂93所，育婴堂6所，有外国传教士23人，教徒9 000人。这批无恶不作的教士和教徒，霸占田产，强抢民女，包揽词讼，鱼肉良民，更无比地加深了人民的苦难，后来李鸿章奏报起义的原因说：“此次贼匪突起，皆由金丹、在理两教，与入天主教之民素不相能”[63]，叶志超也说起义军“以仇杀天主堂为名”[64]。这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正是在这个条件下，金丹道和在理教承担了起义组织者的任务。

金丹道和在理教都是下层秘密结社。在理教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以天津为中心，盛行于河北、山西、内蒙古、东北一带。它的成员极为广泛，“民间从其教者约十之六七，皆有身家恒业，大率手艺力役之人较多，农商次之，读书之人，亦间有与焉”[65]，但由于流传日久和成员复杂，这个组织正在蜕化中。它的宗旨是“以戒人吸烟酒为事”[66]，“凡百烟酒，皆悬为厉禁，犯者即叛教”[67]，把戒烟禁酒作为最高的教规，这就使在理教原有的抗清色彩逐渐消退，成为一个一般性的宗教团体。但也因为这样，在理教在统治阶级眼睛里成了一个没有危险性的组织，所谓“与白莲等教聚众为非者迥然不同”[68]，从而争取到了一定合法活动的权利，能够在京城附近的一次大起义中扮演一个配角。

至于这次起义的主角金丹道则是属于道教的系统。它的某些宗旨颇和在理教相类似，但传布地区较窄，迷信成分较多，而反清色彩则更为浓厚，“其教当初是劝人吃斋行善，故土人亦称学好者，例不食烟酒，名以学教诱人，实以烧香聚众，近则一月一聚，其关东山东等人则一年一聚，自称金丹道……久怀叵测”[69]。金丹道尚保持着“学法术、抗大清、兴真主”[70]的口号，其首领是杨悦春和李国珍，在热河拥有大量信徒，“所有汉人尽被杨逆煽惑，诱入其教”[71]。

1891年11月初，各地金丹道领袖在朝阳县杨家弯子（杨悦春家）集会，准备起义。11月14日，起义军数百人攻入朝阳，焚烧县衙，劫放狱囚。接着挥戈北指，攻破北敖汉旗贝子府全歼满蒙军队。11月17日，建昌县所属二十家子的在理教徒因天主教堂向各铺借粮并殴人致死，起而报复，焚烧当地教堂，并攻入平泉州城，“共烧教堂大小六十八间”[72]。于是朝阳、建昌、平泉、赤峰一带，义军纷起，“初起不过数百人，数日之间已至数千”[73]，“起事不过数旬，已分股至数十，集众至数万”[74]。金丹道领袖杨悦春称“开国府总大教师”，李国珍称“扫北武圣人”，其下有王、侯、元帅、军师等职位，军队以青、黄、白、红、黑五色旗帜为号。杨悦春以朝阳县北敖汉旗贝子府为中心，其下分成小部队活动，一支以齐保山为首，东进辽宁，转战于新立屯、朝北营子；一支以张尽先为首，踞守于黑城子；一支以刘怀、赵金贵、王廷照为首盘旋于朝阳、建昌间之榆树林子、叶柏寿、毛家窝铺一带；一支以佟杰、傅连信为首出没于建昌以南、长城北侧之叨尔登、汤道河等地；一支以郭万昌为首，活动于朝阳以东桃花吐一带。李国珍军共有四五千人，以赤峰县北乌丹城为中心，接连八十余里，立二十余营，按八卦方向，各立名目，每营二三百人或一二百人，“俱听李国珍号令”[75]，赤峰县“数十里内村镇均被占据”，县城“被围紧急”[76]。到11月底，起义军已控制了方圆数千里的广大土地。

起义军都是贫苦人民，他们打击外国教堂、蒙古王公和清朝官吏，保护人民的利益。连清朝官吏也说：起义军“于人民则但图裹胁，且称相从入教，则从此不受蒙古欺侮。愚民无知畏害，以致被其诱胁者甚多”[77]，“附近居民投入贼党，以求保护身家，官军至则为民，官军去则仍从贼”[78]。正因为他们的斗争是正义的，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所以在很短时间内，起义队伍得以很快发展，但是起义军缺乏组织性和战斗经验，他们本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弱点。

首先，各地人民虽在金丹道、在理教的组织号召下，同时发动起义，但他们的力量仍是分散的，行动仍是凌乱的，大股千余人，小股数百人，分别活动，各自为战，没有统一的指挥，也缺乏相互间的支援，这样就给敌人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

其次，当装备精良的清军大队发动围攻时，起义军错误地采取了阵地防御的作战方针，与拥有强大火力的敌人硬拼硬打。事实上，起义军的防御工事只是当铺和烧酒店的几间瓦房和几堵土墙，他们的武器都是刀矛棍棒之类，顶多只有几杆鸟枪。在这种劣势条件下实行阵地防御，反而给敌人造成捕捉主力、集中打击的机会，使自己遭到重大的伤亡。

由于起义地点靠近清朝北洋军队的驻地，又由于清军有电报、铁路等通讯运输手段，所以几天之内，大队清军就赶到了起义地区。清军叶志超部自南向北，进攻平泉、建昌、赤峰等地，奉军丰陛阿部自东向西，直扑朝阳，此外还有宣化防兵、蒙古军和地方团练协同作战。清朝军队依靠洋枪洋炮的火力优势，大肆烧杀，一路上“积尸遍野”、“血污满地”。起义军“枪炮无多”，几乎赤手空拳地奋战，每个村庄、每个市镇都进行顽强的抵抗，给清军以重大的打击，但起义军在敌人炽烈的炮火下，牺牲也很严重。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血战，清军终于闯到起义军的据点贝子府、乌丹城一带。12月15日，乌丹城失陷，李国珍被俘遇害。贝子府外围据点的起义军“被围八九日，人众食少，粮食缺乏”，“火器亦属无多”，但仍“凭墙死守”，“前扑后进、抵死不退”[79]，高度发挥了英勇的战斗精神。清军用过山炮密集轰击，贝子府陷入一片火海中。12月18日，清军攻破贝子府，起义军誓与阵地共存亡，纷纷“投井”、“跳墙”，“死者不计其数”，起义军领袖杨悦春等均被俘牺牲。

在这次短促而激烈的战斗中，清朝政府大规模地动用了新式军备，来保护帝国主义和自己的利益。最精锐的淮军和奉军全部调到了第一线，美国公使田贝高兴地说：“那些可怜的农民，以鸟枪为武器，是敌不过握有最新式的洋枪装备和受过西式训练的李鸿章部队的……据估计，已经有二万多叛民倒下来了”[80]。以“海防”、“自强”为名，经营数十年之久的“练兵”、“制器”，从来没有在反侵略战争中使用过，却在这次对内大屠杀中发挥了可耻的作用。李鸿章还自我吹嘘“热河贼匪皆系亡命犷悍，若非枪炮快利，子药应手”，断不能以少击众，克日剿灭[81]，“征调防营，及臣指示各将士剿办机宜，均赖电报迅速、相机立应，早奏肤功。中国向来用兵未有如此次之神速者”[82]。在他看来，洋务设施的最大作用就是“神速”地绞杀人民革命。热河的这次战斗清楚地证明了统治阶级洋务设施的反动本质。

但是人民的力量不可能被斩尽被杀绝，任何新式武器都抑制不住方兴未艾的人民革命运动的前进。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在新的条件下，反洋教斗争继续发展，并且跨进一个更高的阶段，出现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二次革命高潮——义和团运动。

注释

[1]《丁宝桢奏稿》，卷一四。

[2]王文杰：《中国近世史上的教案》，66页。

[3]《清季教案史料》，144页。

[4]《清季教案史料》，158页。

[5]同上书，159页。

[6]《清季教案史料》，158页。

[7]见《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二。

[8]岑毓英：《岑公奏稿》，卷一九。

[9][10][11]岑毓英：《岑公奏稿》，卷一九。

[12]《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一一，《广西巡抚徐延旭奏教堂勾匪滋事、法人窥犯北宁折》。

[13]薛福成：《浙东筹防录》，卷一，上，18页。

[14]同上书，卷一，下，13页。

[15]薛福成：《浙东筹防录》，卷一，下，13页。

[16]《张文襄公全集》，卷一一四，《批廉州府禀复北海遣散教民情形》。

[17]《清季外交史料》，卷四七，23页，《英使巴夏礼致总署咨文》。

[18]《清季教案史料》，109页。

[19][20]《闽南中华基督教简史》，卷三，8页。

[21]《中法战争》（五），34页。

[22]《张之洞全集》，卷一一二，《致总署》。

[23]同上书，卷九二，公牍七。

[24]《美国外交档案》，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卷二，597页。

[25]季南：《一八八〇年至一八八五年英国在华的外交》，转引自《中法战争》（五），15页。

[26]《巴县旧档》，刘秉璋奏，转引自赵宗城：《对艾小惠〈重庆惨案〉一文的几点意见》，载《史学月刊》，1960（8）。

[27]《李鸿章全集》，电稿，卷七，《寄芜湖送新任川督刘》。

[28][29]《余栋臣与四川农民反帝运动》，载《近代史资料》，1955（4），32页。

[30]《余栋臣与四川农民反帝运动》，载《近代史资料》，1955（4），27页。

[31]有的记载说余栋臣等在1890年时已是哥老会员（如《余栋臣与四川农民反帝运动》），但据四川大学历史系调查，余栋臣参加哥老会是在1898年再次起义时，见《1886 至1898的四川大足教案始末》，载《四川大学学报》，1956（1）。此处暂用后者之说。

[32][35]转引自《1886至1898的四川大足教案始末》，载《四川大学学报》，1956（1）。

[33]《清史稿》，列传，卷七七，《张华奎传》。

[34]《余栋臣与四川农民反帝运动》，载《近代史资料》，1955（4），28页。

[36]《近代史资料》，1955（4），33页。

[37]《光绪朝东华录》，十八年十月丙子，刘秉璋奏。

[38]《张之襄公全集》，卷一三六，11页。

[39]由于清政府严厉查禁，这些宣传品的原本现在仍未发现。今根据口头流传的某些片段，加以摘录，以见其内容的大概。如其中一首歌说：“中华素称礼义邦，国泰民安都尊敬，自从鬼子到中华，富强害得成贫困。不独通商传教人，假名游历数不尽，甲想夺我筑路权，乙想矿产齐吞并。鬼子心比虎狼凶，合力驱除须鼓劲，果然万众一条心，包管中华能致胜”。又一首歌说：“睁眼看，鬼子们，狼心狗胆。借邪教，欺骗我，一般良民。说他是，上帝爷，独生爱子。把中国，不当人，任意欺凌。尤可恶，有一些，贪官污吏。媚外人，欺己国，秀士良民。更可叹，居然有，一班痞棍。拜奉他，猪羊鬼，作子充孙。三顶拐，上衙门，冲进撞出。辱祖先，毁圣道，败灭人伦。引强徒，窥向我，廊房财宝。三分人，七分鬼，丧惑人心”。转引自《湖南历史资料》，1958（4），39、40页。

[40]《张之洞全集》，电牍，卷一五，33页。

[41]同上书，电牍，卷一六，3页。

[42]同上书，电牍，卷一五，33页。

[43]《益闻录》，第1066号，第13册，217页，转引自李时岳：《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65页。

[44]《刘坤一遗集》，第2册，698页。

[45]《益闻录》，第1074号，第13册，266页，转引自李时岳：《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66页。

[46]《张文襄公奏稿》，卷二一，《办结麻城教案折》。

[47]同上书，卷一三五，《致总署》。

[48]同上书，卷一一七。

[49]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五一，《外交一五》，10947页。

[50][55]《美国外交档案》，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2卷，600页。

[51]同上书，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2卷，602页。

[52]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456页。

[53]《光绪朝东华录》，总2915页，光绪十七年六月戊戌，上谕。

[54]薛福成：《庸庵海外文编》，卷一，《附陈处置哥老会匪片》。

[56]《美国外交档案》，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2卷，601页。

[57]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63页。

[58]《朝阳县志》，18页，转引自《近代东北人民革命运动史》，65页。

[59]《光绪朝东华续录》，总3043页，光绪十七年十二月戊戌，定安、裕禄奏。

[60]转引自《近代东北人民革命运动》，65页。

[61]《德宗实录》，卷三〇三，6页，转引自《近代东北人民革命运动史》，65页。

[62]《光绪朝东华录》，总3065页，光绪十七年十二月戊午，李鸿章、奎斌奏。

[63]《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七三，《添队剿办朝阳匪党折》。

[64]《光绪朝东华录》，总3050页，光绪十七年十二月，叶志超奏。

[65][66]《李鸿章全集》，奏稿，卷四七，《在理教请免查办折》。

[67]徐珂：《清稗类钞》，第15册，54页。

[68]《李鸿章全集》，奏稿，卷四七，《在理教请免查办折》。

[69]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62页。

[70]《凌源琐记》，转引自《近代东北人民革命运动史》，60页。

[71]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62页。

[72]《光绪朝东华录》，总3063页，光绪十七年十二月戊午，李鸿章、奎斌奏。

[73]《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七三，《援剿朝阳匪党》。

[74]同上书，奏稿，卷七三，《添派马队会剿朝阳教匪》。

[75]《光绪朝东华录》，总3047页，光绪十七年十二月辛丑，叶志超奏。

[76][78]《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七三，《添派马队会剿朝阳教匪折》。

[77]《光绪朝东华录》，总3022页，光绪十七年十二月丁丑，定安、裕禄奏。

[79]作战经过见《光绪朝东华录》十七年十一、十二月叶志超和安定、裕禄的奏报。

[80]《美国外交档案》，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2卷，605页。

[81]参见《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七四，《奏保张士珩片》。

[82]同上书，奏稿，卷七四，《京沪电报请奖折》。

第三节　中法战后的清朝统治阶级

一、关于修筑铁路的争论

在1894年中日战争以前的三十年内，洋务派和顽固派一直在不休地进行争论，开始是在制造船炮和开设同文馆问题上，后来是在采掘煤铁、架设电线、购买铁甲舰问题上。到了80年代，争论又转到修建铁路问题上，争论双方都以巩固旧的封建统治为目的，并不涉及政治改革的领域，但是随着这些争论而来的改革措施，却在缓慢地导致争论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社会关系的新变化。历史就是这样严峻而无情，顽固派纵然人多势众，他们的喊叫声似乎压倒了一切，但这究竟是绝望中的喊叫，在历史潮流的冲击下，他们不得不退却，封建主义盘踞了两千多年的坚固阵地，正在一个又一个地失去。

建筑铁路可以使资本主义通过几条铁路干线而把千丝万缕的网络伸入广大内地，这意味着封建经济的进一步解体。顽固派不能坐视这个重要阵地再被突破，因而进行了最激烈最持久的抵抗。而洋务派则日益意识到铁路的重要性，为了发挥在各地方零散地建立起来的工厂、矿场、企业的经济效果，为了把分散的军事力量联结成一个庞大的整体，他们决心打破顽固派的反抗，把铁路逐段地修建起来。至于帝国主义更是迫不及待地希望修建铁路，因为铁路运输可以促使商品无限地扩张和迅速地流转，铁路事业可以吸收帝国主义国家内大量的过剩资本，而且通过纵横交错的铁路网，还可以便利地控制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在铁路建筑的蓝图上，外国资产阶级看到了利润滚滚而来的动人的明天，就像列宁所说，“他们已经把这种建筑事业变成压迫附属国（殖民地加半殖民地）里占全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十亿民众和‘文明’国里资本的雇佣奴隶的工具”[1]。

早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后期，外国侵略者就已经提出了建筑铁路的要求，1863年上海的27家洋行要求李鸿章允许他们建筑上海到苏州之间的铁路，次年英国斯蒂芬生（M.Stephenson）来到中国，拟订了一个联结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各城市的铁路网规划，这面笼罩全中国的侵略之网，通过一条跨越云贵高原的干线而和印度连接起来。不过，这个时候外国侵略者实现其野心的时机尚未成熟，清政府拒绝了这些要求。当时清政府的洋务活动几乎还没有开始，全体清朝官僚——甚至包括李鸿章在内都不清楚建筑铁路会带给自己什么样的好处，因此他们还不愿意接受这只从西方飞来的“不祥之鸟”。

历史的急剧发展使得事情很快地改观。十几年以后，建筑铁路这件事从帝国主义和中国官吏之间的争执，转变成为中国官吏的内部争执了。经过一个阶段的洋务活动之后，洋务派官僚日益明显地看到了铁路建筑的必要，他们越来越多地在私底下议论它，说到它的种种利益，开始非正式地建议，提出这样和那样的设想。当顽固派继续在朝廷里大走红运的时候，他们的建议和设想一再碰壁。[2]到了1880年，中俄为伊犁问题而屡开谈判，东北和西北的边防突然紧张，铁路在调兵运饷方面的军事价值更为明显。同时，正在发展的开平煤矿，为了把堆存的煤运输出来，一再要求修建运煤的铁路，于是铁路问题被推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1880年底，淮系将领刘铭传上书，正式建议修建铁路，他的建议是：以北京为中心，修造四条铁路干线，一通苏北之清江浦，一通汉口，一通沈阳，一通甘肃，并主张向外国借款，先建清江浦一线。刘铭传的着眼点首先仍在军事方面，他说：“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以及行旅、厘损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一道，尤为急不可缓之图”，“若铁路造成……防边防海，转运枪炮，朝发夕至……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将来兵权、饷权，俱在朝廷，内重外轻，不为疆臣所率制矣”[3]。紧接在这个建议之后，顽固派群起反对，于是铁路问题成了尖锐、突出的政治问题，洋务派和顽固派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了整整十年。

事实上，当时中国社会已处在一个巨大的变化过程中，这就是封建经济的逐步解体和资本主义的逐步发展。很明显，修建铁路将是促进这个变化的最重要的一项经济措施，承认或者不承认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这是争论双方的基本分野。在无情的历史现实面前，洋务派不得不承认社会生活在某些方面必须变化，他们还认为，在社会经济变化了的新的条件下，反动的政治统治不但可以保持下来，而且还会得到加强，洋务派持这种观点来看待行轮船、开工厂、设学校等等，同样也用这种观点来看待铁路的修建，既然洋务派利益日益和新式企业紧密地联系起来，他们就自然而然地把铁路的修建当做势所必至、理所当然的好事情。像李鸿章就极力渲染、夸大铁路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军事价值，鼓吹铁路对于“国计、军政、京师、民生、转运、邮政、矿务、轮船、行旅”的九大利[4]，甚至说：“但自开煤铁矿与火车路，则万国缩伏，三军必皆踊跃”[5]，“倘海多铁舰、陆有铁路，此乃真实声威，外人断不敢轻于称兵恫喝”[6]。洋务派这时迷信铁路到了极点，几乎把铁路当做能治百病的神物。

可是在顽固派眼前所展现的，却是一幅完全不同的、阴惨惨的图画。他们的心目中，一个封闭着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是最好不过的理想社会。在这个小天地里，地主阶级有足够的力量和手段来维持剥削农民的权利。轮船啦，工厂啦，电线啦，这些闻所未闻的怪物，正在改变着一切，自己的剥削权利日益受到侵犯，自己的地位正在削弱，这实在是飞来横祸。现在竟还有人建议修造铁路，使生活样式更大规模地发生变化，加速并加重这场临头的大祸。他们不能理解那些洋务派同僚为什么赞成这场灾难性的变化，又怎样把这场变化和旧利益、旧观念调和起来。他们提出种种质问和反驳：假使铁路修筑起来，内地车夫船工，全部歇业，“饥寒迫而盗贼兴”怎么办？火车行走如雨骤风驰，势不能在内地密布的厘金关卡面前等候查捐，必将“尽夺内地税厘”，怎么办？铁路固然便于运兵，但是敌人亦可利用铁路，“袭邑攻城，随其所指，俄顷即至”，怎么办？天地生财，只有此数，铁路并不能生产粮食，不过是便于递送，“此盈则彼缩，彼盈则此缩”，“统一家言之，则毫末殊未有增”，试问有什么好处？中国风俗，“以俭为宝，商贾所不到，嗜欲无由生”，铁路通行，只能助长奢侈之心，耗费有用之财，试问这又有什么好处？有人还提出，铁路所经之处，平毁坟墓，尸骨暴于荒野，有亏于孝道；火车行驶，电掣风驰，必至“拥挤磕碰，伤人坏物”，有碍于治安；建造铁路，开山塞水，“龙王之宫，河伯之宅，名山大川，神斯凭焉，倘骤加焚凿，山川之神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有妨于风水。这些五花八门的反对意见，表明了地主阶级维护其原有利益的自私心理以及他们在落后闭塞社会中所养成的愚昧无知。但是在反对派的意见中，也有一部分意见是因反对借用外国款项，反对侵略者掠夺中国铁路权益，而连带地反对铁路的修建，这种意见虽然只是对外国侵略势力消极无效的反抗，但总算还有一点自卫的意义。

反对派暂时造成了浩大的声势，压倒了主张筑路的少数派，清朝政府没有批准刘铭传的建议。

但是洋务派并不理睬反对派的叫喊，他们采取了“笑骂由他笑骂，铁路我自筑之”的态度。1881年开平矿务局已筑成唐山到胥各庄之间15里长的运煤铁路，1887年又组织了中国铁路公司，将唐胥路展筑至津沽，同时刘铭传也在开始修筑台湾铁路。

唐山铁路和台湾铁路，一在矿区，一在边疆，反对的阻力比较小，修筑较为顺利。但是为了充分发挥铁路的效益，不可避免地要把它修建到通都大邑。1884年海军衙门根据李鸿章的意见，奏请展修天津到通州间的铁路。被视为洪水猛兽的铁路，现在就要筑到北京城附近来了，这不啻在顽固派中间投掷了一枚挑战的炸弹。御史余联沅首先奏陈修路的五大害，接着许多官僚，包括一些高级的大学士、尚书在内，纷纷上书反对，反对派的论据主要是怕铁路“资敌、扰民、失业”，他们还假借人民的名义，说天津百姓反对铁路，“呈诉有二三百起之多”，当时刚好北京发生地震，皇宫里贞度门、太和门失火，顽固派添油加醋，说发生地震是由于铁路伤了地脉，皇宫失火则是上天的示警，反对派动员一切力量，使用所有的论据，掀起了反对修筑津通铁路的一场轩然大波。[7]

但这个时候，却和十年前反对刘铭传建议的情形有了很大的不同，这就是后党的转而支持修筑铁路。在以往，后党一直是最有力量的顽固派，反对任何改革，可是当奕集团垮台、后党独揽中枢大权以后，他们的态度就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事实证明：顽固派是一群“顽而不固”的家伙，当帝国主义的赌注从奕集团的桌面上拿走完全转押到后党的桌面上来之后，后党就软化了，他们进一步向帝国主义靠拢，对帝国主义阿谀奉迎，较奕集团有过之而无不及。顽固派和洋务派的界限逐渐在泯灭，北洋集团对军机处、总理衙门的牢骚、抱怨大大减少了，李鸿章和奕譞之间信使往还，馈礼不绝，1886年李鸿章邀请奕譞和李莲英检阅海军，对后党大灌迷汤，不久又同意停止扩充北洋海军，将海军经费移充颐和园的修建经费，奕譞的一个“管事家人”张翼也被李鸿章提拔为开平煤矿的总办，帝国主义和李鸿章又给西太后贡献一段小铁路，铺设在中南海内，贡献几艘小火轮，游弋在昆明湖中。这些奉承手段，换来的是后党的被“感化”，从此以后，李鸿章的洋务措施得到后党的大力支持。

当唐胥铁路展筑到津沽时，奕譞就说：“窃查铁路之议，历有年所。毁誉纷纭，莫衷一是。臣奕譞向亦习闻陈言，尝持偏论，自经前岁战事，复亲历北洋海口，始悉局外空谈与局中实济，判然两途”[8]。其后修建津通路也是李鸿章借奕譞的名义提出来的，所以在津通铁路的争执中，后党公开地站在李鸿章一边，奕譞说：“夫津通之路……外助海路之需，内备征兵入卫之用，一举两益，所关非浅。乃议者不察底蕴，不相匡助，或信道听途说，或竟凭空结撰，连章论列，上渎天听”[9]，并且指斥反对派“空言盈廷，查无实策……局内创一事则群相阻挠，制一械则群讥糜费……锢习不化，相率若狂……驯至动辄聚讼，颠倒是非，疆吏寒心，戎行解体”。你看，这个十多年以前的老顽固派，现在完全改变了口吻，成了一个多么坚决的洋务派。奕譞甚至还提出一个解决分歧的一劳永逸的办法，就是把反对铁路的顽固派“派往海疆，随从督抚学习办事，或交出使大臣出洋游历”，“见闻既广，心思自充”，“阅时既久，风气日开”，“党同伐异之习已化，斯众擎易举之效可期”[10]，这也就是说：要让顽固派跟自己一样，到帝国主义和洋务派的感化院里去受“感化”一番。

由于后党态度的转变，争论得以平息下去。为了不致过分刺激反对派的感情，津通铁路暂时缓修，而首先修筑张之洞提出的卢汉铁路（卢沟桥到汉口），铁路修筑被列为清朝的重要国策。

持续十年之久的铁路争论虽然结束了，但事情仍停留在“决而不行”的阶段。卢汉铁路线路很长，工程艰巨，清朝政府又舍不得拿出大批经费来，同时这条铁路由李鸿章、张之洞共同负责，李鸿章对于铁路改线和张之洞的插手十分不满。1890年春，李鸿章以朝鲜问题紧张和俄国兴修西伯利亚铁路为理由，主张修筑东三省铁路，加强东北的防务，这个意见又得到奕譞的完全支持。于是修建卢汉路的每年200万两铁路经费又挪用到东三省铁路上。卢汉路方面，除张之洞举办了一个汉阳铁厂，炼钢轧轨，作为筑路的准备以外，由于经费无着，正式的筑路工程根本没有开始。东三省铁路方面，虽然抢到了每年200万路款，但1893年和1894两年的路款，被慈禧太后提用于六十大寿的庆典，由于缺少经费，工程进展迟缓，费了四年时间（到中日甲午战争时），铁路只从唐山展筑到山海关外的中后所，刚刚跨进东北40英里，距离原定终点长春尚迢迢两千里之远。

二、顽固派和洋务派的合流，张之洞集团的兴起

应该指出，后党支持铁路的修建并不是孤立的偶然发生的事情，它是清朝官场和整个上层社会对于洋务活动的态度发生改变的一个明显标志。

大约70年代末，王韬曾经说过如下的一段话：“咸丰初元，国家方讳言洋务，若于官场言及之，必以为其人非丧心病狂，必不至是，以是虽有其说而不敢质之于人。不谓不及十年而其局大变也，今则几于人人皆知洋务矣。凡属洋务人员，例可获优缺，擢高官，而每为上游所器重，侧席谘求。其在同僚中，亦以识洋务为荣，嚣嚣然自鸣得意，于是钻营奔竞，几以洋务为终南捷径。其能识英国语言文字者，俯视一切，无不自命为治国之能员，救时之良相，一若中国事事无足当意者。而附声吠影绪流，从而嘘其焰，自惜不能置身在洋务中，而得躬逢其盛也。噫嘻！是何一变至是也！”[11]

王韬的这一段话，如实地概括了19世纪下半期洋务派势力和影响的扩展，也是反映了清朝政权正在迅速地发生变化。当王韬写这段话的时候，变化仍在继续中。再隔十多年后，也就是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夕，我们几乎已经找不到顽固派和洋务派分歧的痕迹。

当60年代第一个洋务集团——奕集团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反对，顽固派诅咒它，后党打击它，地方实力派牵制它，奕集团在一片反对声中，权力日削，声望日减，它丧失了帝国主义鹰犬所应起的控制和欺骗作用。奕集团的垮台，固然有种种因素，它的买办性在当时官场中过分的鲜明，这也是它不得人心的重要因素。

70年代，规模更大、买办性更浓厚的李鸿章北洋军团身居要津，北洋集团也遭到各种激烈的攻击，就像李鸿章所说：“数十年来日在谣诼之中”，但它毕竟不像奕集团因孤立、无权而不敢行动。在李鸿章的手上，洋务措施在一桩一桩举办，卖国活动在一件一件进行。李鸿章集团所以能比较容易地排除障碍，主要是清朝整个官场的态度在转变，各个官僚派系虽然由于自身的利益而反对李鸿章，但在帝国主义的压力和诱惑下，又不能不向李鸿章这个老牌卖国贼的举动看齐。1880年李鸿章高兴地写道：闻都中人士“近日讲求洋务者多，亦不甚以为纰缪”[12]，他由于整个官僚界正在步武自己的后尘而感到欣慰。

作为李鸿章主要政敌的湘系官僚（包括曾国荃、曾纪泽的湘系和左宗棠的老湘系）实质上是和李鸿章亦步亦趋，并没有根本的区别。曾国荃这样说过：“今日而图治安，舍洋务无可讲者”[13]；中法战争时，曾国荃写信给李鸿章，极力赞成李的投降路线，他说：“目下事势，万不容再有轩然大波之起”，“早从公言，岂有今日之事”[14]。湘系官僚和北洋集团一样，在力求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不过因为左宗棠长期在西北，曾国荃一度脱职家居，曾纪泽则出仕较迟，这三个人在中法战后不久又相继死去，所以没有形成像北洋集团那样具有广泛影响的洋务派。湘系的事业随后由刘坤一以顽固派面目出现。70年代初，他“力拒李伯相（按：即李鸿章）开采开平煤矿之议”[15]，又称“电线铁路，变化为夷，鄙见迂疏，期期以为不可”[16]。曾几何时，同一个刘坤一却站到了自己从前所反对的立场上去，1893年他说：“中国理财之术亦已水尽山穷，欲图富强，唯有开采煤铁一策”[17]。在欧风美雨的洗礼下，这个“顽而不固”的老官僚后来变成了一个相当重要的洋务派头子。

在所有洋务派集团中，影响足以和北洋集团相颉顽的是中法战后兴起的张之洞集团。

张之洞（1837——1909），直隶南皮人，进士出身。早年投身“清流”，以攻讦时政、沽名钓誉成为“清流”的重要代表[18]，不久，当权派对“清流”拉拢分化，张之洞是拉拢的重要对象。1881年升任山西巡抚，后任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他在湖北做官近二十年，形成长红流域一个最重要的洋务集团。

张之洞在政治舞台上是一个全能演员，能够扮演各种角色，慷慨激昂的英雄或低声下气的奴才，文采风流的学士或杀人不眨眼的屠夫，他善于适应政治风云的变幻，看风转舵，两面三刀。他既是“直声动天下”的清流名士，又是权倾中南的封疆大吏；他出钱津贴过改良派，翻过脸来又把改良派送上刑场；他在纸面上声色俱厉地讨伐帝国主义，暗地里却对帝国主义频送秋波。总之他是一个狡诈多变、善于投机取巧的典型官僚。当时有人给他的评价是：“谋国似忠，任事似勇，秉性似刚，运筹似远，实则志大而言夸，力小而任重，色厉而内荏，有初而鲜终，徒博虚名，无裨实用……坚僻自是，措置纷更……方今中外诸臣，章奏之工，议论之侈，无有过于张之洞者，作事之乖，设心之巧，亦无有过于张之洞者”[19]。

假使和李鸿章的北洋集团相比较，张之洞集团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北洋集团和张之洞集团的背后都有帝国主义做靠山，李鸿章最初依附英国，随后转向德国，最后投靠俄国，反映着英、德、俄在华北地区和中央政权中的力量消长。张之洞开始和英国、德国的关系比较密切，后来和英国、日本进行勾搭，反映着长江流域帝国主义的势力对比。张之洞集团和北洋集团一样，都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培养起来的代理人。

第二，北洋集团以淮系军人和沿海买办为基础，既有军权又有财权，实力强大。张之洞集团则以官僚、地主为班底，以买办做羽翼，它的封建性较多。在他手下，有王之春、恽祖翼一类的圆滑官僚，有蔡锡勇、赵凤昌一类的买办式人物，也有梁鼎芬那样的顽固冬烘。张之洞的实力远不如李鸿章，但他标榜“文治”，到处建立书院，刻印书籍，拉拢封建知识分子，还会装腔作势发表一些类似“爱国”、“进步”的言论，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所以戊戌变法时，资产阶级改良派会错把他当成自己的同路了。

第三，北洋集团的事业，总揽军事、经济和外交，尤以建立军事实力为主。张之洞集团并未掌握军权和外交权，它的主要事业均在经济方面，它所办的工厂企业也仅局限于湖北一地。比起李鸿章来，他更多地倾向于官办企业。他创办的企业中，封建盲目性很大，资金很多是勒索挪借来的，企业没有事先的计划，基本建设和生产过程极端紊乱，造成严重的贪污浪费。所以有人说他“探访本地富家暨寄籍流寓者，家有厚赀，则抵瑕寻隙，借端罚捐……所罚之款，恣意挥霍，虽未必入己，而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砂。名曰办公，实则……中饱于不肖吏之蠹”[20]。

以上所述顽固派和洋务派的合流以及张之洞集团的踵起，都表明了帝国主义在控制中国政权和培植代理人方面，正在取得日益显著的进展，帝国主义除了施加政治、军事压力和进行物质引诱以外，在精神领域也加紧进攻，以迫使官僚、地主就范。用传教士的话来说：“首先取得了当权人物的信任，一切就会容易发展”[21]。因此，他们对官僚士大夫施展了毒辣的“攻心战术”，在这种战术前面，顽固派思想上的防御逐渐解体，满装着封建儒家经典的脑袋里，所谓“基督教文明”的影响，正在迅速增长。1891年，帝国主义分子所办的广学会，计划把自己的出版物送到一万七千多中国官僚和知识分子的手上。[22]从这种计划可以看出这个攻心战的庞大规模的一斑。广学会还说：“当时本会所发行之万国公报……各省督抚向本会订购数百份乃至数千份，分发各该省重要官吏阅读……光绪帝、李鸿章、张之洞等感受其影响……以故当时来会请教之人，有朝中之各尚书、各省之督抚及绅学各界之人士”[23]。

顽固派逐渐转向洋务派，李鸿章集团又正在靠拢后党，这些政治现象证明了曾经激烈冲突的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系都是一丘之貉，他们在最根本的问题上并没有分歧，所以到一定时候，可以而且必定会合流为一。但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矛盾以及封建制度的日益腐败，又使得统治阶级不可能修补好自己身上的千孔百疮，这种派系斗争缓和下去了，那一种派系斗争又会发生，它像附骨之疽一样随着统治阶级的存在而永远存在着。1887年，光绪皇帝亲政，他不愿意永远像婴儿一样躺在后党监护下的柔软的摇篮里，他希望像所有成年人一样地思索和行动，他希望得到皇帝的尊严和权力，于是一部分不满现状的官僚士大夫逐渐集结到皇帝的旗子下，帝党和后党开始了争夺权力的斗争，到了戊戌变法时期，这个宫廷斗争和政治上新与旧的斗争错综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更加复杂的斗争形势。

注释

[1]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

[2]据李鸿章说：“自同治十三年海防议起，鸿章即沥陈煤铁矿必须开挖，电线铁路必应仿设……廷臣会议皆不置可否，王孝凤、于莲舫（指顽固派王家璧、于凌辰）独痛诋之，曾记是年冬底赴京叩谒梓官、谒晤恭邸（指恭亲王奕）极陈铁路利益，请先试造清江至京，以便南北转输，邸意亦以为然，谓无人敢主持，复请其乘闻为两宫言之。梁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从此遂绝口不谈矣”。见《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七，《复郭筠仙星使》。

[3]《刘壮肃公奏议》，卷二，《俄事入都折》。

[4]参见《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三九，《妥议铁路事宜折》。

[5]同上书，朋僚函稿，卷一二，26页，《复丁雨生中丞》。

[6]同上书，译署函稿，卷一四，25页，《论法兵渐进兼陈铁舰铁路之利》。

[7]反对派的议论可参见《洋务运动》（六），140～246页。

[8]《光绪朝东华录》，光绪十三年二月庚辰，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奏。

[9]光绪十五年一月十四日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军机大臣会奏，转引自《洋务运动》（六），226页。

[10]光绪十五年一月十四日总理海军事务奕譞奏，转引自《洋务运动》（六），232、233页。

[11]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洋务上》。

[12]《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九，40页，《复张幼樵侍讲》。

[13]《曾国荃全集》，戈札，卷一五，28页，《复郭筠仙》。

[14]同上书，戈札，卷一八，9、10页，《复李中堂》。

[15]《刘坤一遗集》，戈牍，1819页，《复涂朗轩》。

[16]同上书，戈牍，1764页，《复杨石泉》。

[17]《刘坤一遗集》，戈牍，2046页。

[18]参阅本书第七章。

[19]《嘉定长白二先生奏议》，徐致祥：《纠劾疆臣辜恩负职折》。

[20]《嘉定长白二先生奏议》，徐致祥：《纠劾疆臣辜恩负职折》。

[21]广学会编：《没有更迅速的道路》，序言。

[22]参见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2卷，296页，

[23]广学会编：《广学会五十周年纪念》，8页，1937。

第四节　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

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先驱——冯桂芬

在19世纪的后半期，中国社会上开始出现了一股进步的思想潮流。这种思想潮流从封建的旧思潮中逐渐分化出来，又和封建的旧思想相对立，这就是中国近代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是中国近代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产物。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阻碍着中国的进步，使中国一步一步地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时候，从封建地主和买办商人出身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抱着救国救民的愿望，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思想，企图改变中国的落后和被奴役地位，企图发展资本主义。他们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最早的代言人。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从来是十分软弱的，在早期尤其如此，它仿佛是压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顽石下的一丛幼弱的柔草，因此它在思想上的代表也不能不表现出这个特点。改良主义思想家虽然发表过不少进步的、爱国的言论，但其中也包含许多落后、反动的糟粕和不符合实际的幻想。他们在很多根本问题上，没有也不可能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划清界限，他们不相信群众的革命斗争，甚至害怕群众、害怕革命，而把自己主张的实现，寄托、希望于帝国主义的同情和封建统治者的自行开放。当改良主义者的变法主张触犯当权者利益时，当权者一加反攻，软弱的改良主义者便弃甲曳兵，败下阵来。在中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虽然起过启蒙的作用，但历史证明：这种思想不可能拯救中国的危亡，不可能使中国富强起来。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在19世纪末发展到了自己的顶峰，在政治上促成了戊戌变法运动。

当历史跨入20世纪，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思潮的发生、发展，改良主义者拼命反对新兴的革命潮流，它的进步性逐渐消失，并且走向了它的反面，终于和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地主阶级的复古思想完全合流，成为一股麻痹人民革命意志的反动逆流。

近代改良主义的先驱，可以追溯到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人，这些人是鸦片战争前后进步的、爱国的地主、官僚，是封建中国初次和资本主义侵略者接触时的先进人物。他们批判了封建旧制度的种种腐朽、不合理现象，坚决主张抵抗外国的侵略，并初步提出了学习西方的主张。他们的思想对以后的改良主义思想家起了极重要的影响。

在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人之后，紧跟着而来的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一场空前剧烈的大搏斗，是封建制度固有矛盾在外国侵略刺激下的总爆发。19世纪50、60年代，全国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暴风雨中，农民和地主在政治上、思想上形成壁垒分明的对立双方。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全部精力几乎都用在反对农民革命的肮脏事业上，林则徐等人思想中爱国的、进步的因素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大约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及其以后的十多年间，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逐渐上升，农民革命运动逐渐低落，林则徐等人的思想才开始得到少数地主知识分子的微弱反响。当时出现了一批眼光比较敏锐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如冯桂芬、赵烈文、薛福成等人，而冯桂芬是当时较突出的代表。

冯桂芬（1809—1874），江苏吴县人，地主家庭出身。1840年榜眼，曾任广西乡试主考，詹事府右中允等职，后来因受当权派的排挤而弃职家居。他是一个不得志的中级官僚。当太平军攻克苏常地区时，冯避居上海，主持中外会防局，不久又在李鸿章幕中帮办军务，他一生的政治立场完全站在清政府方面。他有名的著作《校邠庐抗议》就是1860年避居上海时所写。

作为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冯桂芬，他的思想具有一个很大的特色，这就是对封建制度进行了多方面的揭露和批判。他在《校邠庐抗议》的自序中举出“奉军国则民力竭、养兵勇则国力又竭”、“文臣不知兵、武士不晓亭”、“倍微无艺”、“运道阻、天庾空”、“水利塞、稻田少、民受其饥”、“科目不得人”、“期功陌路、富贵贫贱不相恤”、“民隐不上达”、“俸薄官贪”、“则例猥琐、案牍繁多”、“夷患不已”、“器用若窳”等等旧制度的腐朽没落现象。《校邠庐抗议》一书对这些腐朽现象进行了有力的抨击。它针对不可救药的封建主义痼疾，作了详尽细致的诊断。其中一些激烈的抨击封建旧制度的言论[1]招致了某些当权派的嫉视。连他的朋友吴云为冯桂芬另一著作《显志堂稿》作序时也说：“先生悲悯在抱，愤时嫉俗之心，时流露于笔墨间，故立言稍微。”

鸦片战前的龚自珍同样是个“愤世嫉俗”的思想家，他锋利的笔锋撞击在封建制度的顽石上，往往闪耀出光辉的火花。冯桂芬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继承了龚自珍的传统。但是龚自珍生活在鸦片战争前夕，封建制度的脓疮还没有全部揭开，他只能从大处落墨，预言式地宣告变革的必不可免。而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成于太平天国革命的后期，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无情现实搅动了停滞的封建主义污水池，使得沉积在底层的一切渣滓污秽全部浮到表面上，冯桂芬已经有可能进行实际的观察，所以他对于封建主义病象描述得更加详细、具体而切实。

但是冯桂芬对黑暗腐朽现实的抨击，仍无非是从保卫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他不过是要求改善旧制度的某些方面，以便更有效地镇压农民革命，企图回复到一个“内可以荡平区宇，外可以雄长嬴寰”[2]的封建鼎盛局面。他虽然说过“夷务第一，剿贼次之”[3]的话，但实际上，他在上海主持中外会防局，竭力勾结外国侵略者，把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当做首要的任务。反动的政治立场蒙蔽了冯桂芬的视野，他不可能更加深刻地观察社会的矛盾，他所提出的治疗中国社会的方案基本上也没有超出地主阶级思想的范围。

和魏源一样，冯桂芬也提出变法和学习西方的主张，他的变法原则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4]，这个原则和洋务派官僚并没有什么区别。他所说的“富强之术”仍只是“坚船利炮”，但比起魏源来，他更着重“自造自修自用”，他不仅主张采用外国的武器，而且强调学习制造武器的方法。他说：“能造能修能用，则我之利器也，不能造不能修不能用，则仍人之利器也。利器在人手，以之转漕而一日可令我饥饿，以之运盐一日可令我食淡，以之涉江海一日可令我复溺，仓卒有隙，幡然倒戈，舟中敌国，遂为实事”[5]。

为了学习制造枪炮船只的本领，冯桂芬比他的前辈们更加重视西方科学技术的成就，他说：外国的“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阨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6]。他一方面主张设立翻译馆，从通晓外国语言文字入手，学习“历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另一方面主张以举人、进士的地位来奖励武器制造，所谓“重其事，尊其选，特设一科以待能查”[7]。冯桂芬在武器制造以外也提到经济发展的主张，他说：“闻西人现用地动新术，与天行密合，是可资以授时……闻西人海港刷沙，其法甚捷……是可资以行水。又如农具织具，百工所需，多用机轮，用力少而成功多，是可资以治生。其他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者皆是”[8]。但这种主张在他的全部言论中并不占主要地位。在冯桂芬看来，只要掌握了一些西方科学技术和制造船炮的本领，再加上他臆想的一些复古的方法，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使封建制度的痼疾霍然痊愈。他说：“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9]。

当一种全新的事物突然出现时，在最初一刻人们往往只能瞥见它最特出的某些方面，从这些方面出发，人们的认识逐渐地深化，经历一个过程才能够对新事物达到完整的认识。中国人对西方社会的认识正是这样走过来的。在19世纪60年代，中国的地主知识分子通过对外战争的失败而承认了西方武器的锐利，并进而初步承认了西方社会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某些成就，但是他们还没有认识到生长起这些力量的西方社会制度的性质，还没有认识到武器、生产力、科学技术和一定社会制度的必然联系。因此，他们丝毫也没有想到西方社会制度方面还有哪些东西值得学习和借鉴。这是60年代中国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普遍想法，冯桂芬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

我们说冯桂芬是一个地主阶级的改革派，这并不否认他对后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所起的开辟道路的作用。冯桂芬对封建社会各种黑暗腐朽现象的揭露，给改良主义者极大的启发。立新必须破旧，后来改良主义思想家抨击旧制度的锋芒所向仍大多是《校邠庐抗议》中所已经指出的那些腐朽现象，改良主义思想家以后对西方社会制度所达到的认识高度，也还是魏源、冯桂芬等认识的深化和发展，不过，在改良主义的认识中，已经注入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新内容。从思想发展的过程来说，包括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冯桂芬等在内的地主阶级改革派正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前身，而冯桂芬的思想则是从前者转化到后者的一个中间站。

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初步发展——薛福成、马建忠、王韬、何启、郑观应、陈炽、陈虬

《校邠庐抗议》一书发表后的十多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极大的变化。太平天国、捻军和各民族的革命斗争已经结束，国内阶级矛盾退居次要地位，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侵略和政治侵略日益深入，从70年代中叶起，对外贸易的入超赤字直线上升，中国社会经济面临着一场空前浩劫。同时，中国的邻邦和边疆也遭到侵略者的宰割和武装入侵，形势是非常紧迫的。在外国的猖狂侵略下，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将是怎样？如何能够使祖国在强敌环视中继续生存？如何能够使衰弱、落后的中国富强起来？这是占满了所有先进知识分子脑海的当代首要问题。

魏源、冯桂芬等曾经以为：只要学习外国武器和某些科学技术，就足够解决中国的问题。但是60年代洋务派开设军火工业和同文馆的实际成绩，证明了这种主张并不能改变中国的衰弱落后状态，从资本主义西方移植过来的这些工业和教育机构，在封建主义的土壤上迅速地变了形，成为封建官僚们贪污浪费和实行专横统治的小王国，除了挥霍大量资金以外，不能指望这些机构制造出足以抵抗侵略的武器和培养出真正的专门人才。这一点是连清朝政府和李鸿章都并不否认的。

1874年底，李鸿章在海防争论中提出所谓“变法”主张，封建官僚把洋务活动从军事领域推广到了经济、教育领域，这是洋务历史上的主要转折点。在这同时，一些知识分子和下级官僚也在“变法”的口号下提出种种主张，他们在魏源、冯桂芬所已达到的水平上继续前进。其著名代表有薛福成、马建忠、王韬等人，他们是中国资产阶级的第一批代言人。初期的资产阶级代言人在很多方面和洋务派官僚十分接近，很难清楚地判明两者之间的界限。

薛福成（1838—1894），江苏无锡人，副贡出身。1865年入曾国藩幕，后又入李鸿章幕。1889年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他的著作有《庸庵十种》，其中《庸庵文编》和《筹洋刍议》是反映他前期（中法战前）思想的重要作品，《庸庵海外文编》、《出使日记》和《出使日记续刻》是反映他后期（中法战后）思想的重要作品。

马建忠（1844—1990），江苏丹徒人。法国留学生，长期在李鸿章幕中工作。曾任轮船招商局和上海织布局总办，其重要著作有《适可斋记言》。

王韬（1827—1897），江苏吴县人，1862年曾向太平天国苏州守将刘肇均上书，提供进攻上海的策略，被清政府发觉通缉，他在英国人的庇护下躲到香港。后来曾游历各国，获得了许多新知识。1874年他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宣传变法自强。1884年后回到上海居住。他的著作极多，在政治思想方面的重要作品有《弢园文录外编》、《弢园尺牍》和《弢园尺牍续钞》等。

薛福成和马建忠都是李鸿章的幕僚，都是洋务活动的重要策划人。在中法战争以前，他们的思想基本上没有超出洋务派思想的范围，但中法战争以后，他们的思想有了一定的发展，表现出更多的资本主义倾向。王韬和洋务派没有很深的关系，他的著作中表现了较多的批判洋务活动的倾向，提出了更加积极的主张。但是王韬的思想著作绝大部分写成于中法战争之前，当时，实际生活还没有证实洋务活动的完全无效，王韬也不可能更多突破洋务活动的总范围而开辟另一条新道路。

在中法战争前薛福成、马建忠和王韬的思想里，“变法”和“学习西方”的范围已经大大地扩展了。他们不仅仅主张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和声光化电，并且主张设工厂、开矿山、行轮船、筑铁路以及学习西方教育、商务、法律和政治制度的某些方面。[10]魏源、冯桂芬等前一辈思想家对于西方文明的认识是失之狭隘，他们只是在重重遮掩的封建帷幕的缝隙中，瞥见了西方国家船坚炮利的一面。到了70年代，外国的侵略日益深入，中国和外国的接触日益频繁，封建帷幕上已撕破了无数缺口，透过这些缺口，知识分子隐约地窥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全景，其中特别唤起深刻印象的，就是像神话般地发展了的生产力，知识分子们对于西方的生产力叹为观止，并且也注意到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些思想家排除了前辈思想家所具有的狭隘性，要求在广阔的规模上向西方学习。

但在那时候，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文明并没有达到一个总体的认识。西方国家生产力和社会制度的各种表象杂乱无章地浮现在他们的头脑中。他们误认为各种表象是孤立地生长着的，可以简单地移植到中国来，他们并未认识到各种表象都是整个资本主义链条中互相关系着的各个环节。因此，他们的变法方案同样是杂乱无章地罗列着许多具体措施，并且生硬地把它和中国封建社会的旧基础结合起来。薛福成说：“我国家集百王之法，其行之而无弊者虽万世不变可也”，“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是乃所谓用夏变夷者也”[11]。这种言论还是和魏源、冯桂芬以及洋务派官僚如出一辙的。

和杂乱的措施相伴随的是杂乱的步骤，在70年代知识分子那里，许多具体措施并列在一起，根本问题和次要问题混淆不清。变法应该从哪里入手？他们并没有提出明确的答复。尽管王韬一再批评洋务活动的杂乱无章，本末倒置，他说：“盖洋务之要，首在借法自强，非由练兵士、整边防、讲火器、制舟舰，以竭其长，终不能与泰西诸国并驾而齐驱。顾此其外焉者也，所谓末也，至内焉者，仍当由我中国之政治，所谓本也”。但是什么是“本”呢？王韬含含糊糊地答复：“其大者亦惟是肃官常、端士习、厚风俗、正人心而已”[12]。毫无疑问，封建社会的“官常、士习、风俗、人心”是应当彻底改变的。但怎样才能改变这一切呢？在应该提出具体措施和具体步骤的地方，他恰恰停止了下来，他无力提出改变这一切的明确方案。

有些时候，王韬看来有跨进一步的趋势。他说“天下何从政？得民心而已”[13]，“治民之大者，在上下之交不至于隔阂”[14]。从这里出发，他认为西方国家的君主立宪制度可以使“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15]。但是王韬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赞美并没有导致他积极地提出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主张。在更多的时候，他重又陷入各种复杂表象的迷宫。在他看来首要的问题是人才，而不是制度。他一再强调“自强尤以得人为先”[16]，“贤才在上则国治，贤才在下则国乱”[17]，“今日我国之急务，其先在治民，其次在治兵，而总其纲领，则在储才”[18]。当然，培养人才是已经提到日程上的课题，但如果把这一点放到改变封建政治制度之上，当做挽救中国的首要任务，那就是一种幻想。王韬批评洋务派把军事问题提到首位是本末倒置，这是完全正确的，而他自己则同样也陷入本末倒置的覆辙。

薛福成和马建忠表现出另一种倾向。在他们杂乱的主张中比较强调“通商”的方面，薛福成说：“西人之谋富强也，以工商为先，耕战植其基，工商扩其用”[19]，马建忠的前期著作也一再强调保护商会、发展贸易、减轻商税、修筑铁路等等。但是在薛福成、马建忠的早期思想中，发展资本主义不过是巩固封建政治的一种手段，他们暂时还没有把重商思想进一步贯彻。

19世纪70年代的中国，正处在全面地接触资本主义外国的初期。五彩缤纷的西方世界突然显现在前面，使中国的知识界目迷神眩，应接不暇。知识分子们基本上还停留在直观认识的感性阶段上，他们学习和熟悉西方世界的一切，把它介绍到中国来，他们反对顽固的封建保守派，热烈鼓吹变法，并且丰富、扩大了变法的内容和范围，这是他们的功绩。但是他们认识不到资本主义的各种内在联系，分辨不清变法措施的主次先后。如果说，魏源、冯桂芬的变法偏重在船坚炮利，失之狭隘的话，那么70年代知识分子的变法，虽然克服了前辈的狭隘，却带来了另一个弱点，这就是：百废俱举，头绪纷繁，失之于庞杂。他们虽然也接触到通商制度、议会政治这一类重要问题，但却淹没在大量接近洋务派言论的汪洋大海中，并没有显示突出的锋芒和光彩。

在70年代，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刚刚诞生，洋务活动仍有很大的欺骗作用，封建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还没有呈现需要立即改变的紧迫性，资产阶级性的变法要求已在酝酿，但还没有尖锐地、全面地提上日程。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的所谓“变法”措施仍不能不是杂乱无章、枝枝节节和本末倒置的。可以说，这些措施基本上并没有超出洋务活动的范围。

要从庞杂纷繁的主张中找到出路，单单依靠思想家们的主观逻辑显然是不够的。正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危机的加深，才能够使主要问题突现出来，才能够扫除思想家头脑里的模糊性，才能够使资产阶级的变法要求更加明确化。客观的社会行程为主观思维不断地开辟着前进的道路。在80年代的中法战争以后，一批先进思想家在客观形势的推动下，从70年代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出发，继续向前迈进，成为真正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中法战争以后，清朝政府用对外投降的巨大代价，换得帝国主义的支持，统治局面出现了相对的平静。但是，在这种不稳固的平静之下，正在酝酿、翻滚着更大的波涛。一方面新兴的日本，奉行着对外扩张政策，气焰日益嚣张，时刻有破坏远东力量均势的可能；另一方面，中国对外贸易江河日下，弄得国穷财竭，民不聊生。在险恶的形势下，中国的资本主义机器工业开始生长起来，但又不能顺利地发展。李鸿章的洋务活动像纸糊的房屋一样，在中法战争中塌下了半边。某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怀疑、彷徨和不满，他们开始从洋务集团中游离出来，批评洋务活动，进一步表达了资产阶级性的改革要求，形成了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其代表人物除了在70年代提到过的薛福成、马建忠以外，还有何启、郑观应、陈炽、陈虬等人。

何启，生卒年不详，广东南海人，香港律师。从1887年到1900年，他和胡礼垣合作写成了许多鼓吹变法论文，集为《新政真诠》。郑观应（1841—1920），广东香山人，出身于太古轮船公司的买办，后参加李鸿章洋务集团，经办其轮船局、电报局、织布局等企业。他早期著作有《救时摘要》、《易言》等，1892年他对早期著作大加修订，出版了《盛世危言》。陈炽（？—1899），江西瑞金人，在北京任低级的官职，大约在1893年写成《庸书》。陈虬，生卒年和籍贯不详，大概是长期任幕友工作，1893年刊行了《治平通议》。

中法战争以后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从“洋务自强”的迷梦中逐渐清醒过来。推行二十多年的洋务措施为什么没有成效？在五光十色的西方世界中究竟哪些东西是立国的根本？中国的富强措施应该从何入手？知识分子们对这些问题进行进一步思考，他们开始突破洋务派的牢笼，并走向其对立的方面。在70年代，还只有像王韬这样的个别思想家偶尔表现了批评洋务的倾向，而1887年何启所写的《曾论书后》就系统地驳斥了洋务派头子曾纪泽，粉碎了那种依靠船坚炮利就可以振兴中国的欺骗性言论。在这以后的所有先进知识分子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批评洋务的姿态。[20]

王韬在批判洋务派本末倒置的时候，提出“结民之心，作民之气”的主张，但是他并没有切实地答复怎样才能够“结民之心，作民之气”，因此他的变法主张是空泛而不可捉摸的。80年代的知识分子同样批判洋务派本末倒置，但比王韬大大地跃进了一步，他们提出西方国家君民共主的议会政治和重商的经济制度才是救国的根本、变法的主干，才是推动一切改革而使中国臻于富强的正确途径。郑观应这样写道：“中华而终自安卑弱，不欲富国强兵为天下之望国也，则亦已耳。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永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21]。陈炽这样写道：“富国强兵，非商曷倚……此救时之急务，制敌之先机”[22]，“制国用者必出于商，而商务之盛衰，必系国家之轻重，虽百世可知矣”[23]。尽管各个思想家的变法方案存在着很多次要分歧，尽管他们都提到军事、教育、外交、法制等各方面纷纭复杂的改革措施，但是他们变法主张的重点几乎全都放在重商和实现君民共主的政治制度上。[24]重商和君民共主成为80年代先进知识界的主要特色。他们摒弃了把船坚炮利当做唯一富强手段的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克服了魏源、冯桂芬的思想狭隘性，又在五光十色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中找到变法自强的枢纽，克服了70年代知识界的思想庞杂性。他们多方面地发挥自己的主张，形成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改造旧中国的比较系统的方案。

三、改良主义的“君民共主”说

为了进一步了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内容，以下对君民共主说和重商思想作一些简单的分析。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所谓“君民共主”究竟是怎样的政治制度呢？

薛福成这样说：“西洋各邦，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然如美国则民权过重，法国则叫嚣之气过重，其斟酌适中者，惟英、德两国之制，颇称尽善”[25]。当时思想家全都认为英国、德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度是最完美的制度。从王韬一直到何启、郑观应、陈炽、陈虬等都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和薛福成完全相同的思想。

对于这些正在从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知识分子来说，美国和法国式的民主共和制度还是一种不能接受的“怪物”，还是必须坚决加以抵制的洪水猛兽。他们认为：民主共和“权偏于下”（郑观应语），“权不一而志不齐”（薛福成语），甚至误认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政柄在贫贱之愚民”，实行这种制度的必然后果就是政治上的混乱和分裂。他们受君主专制的传统思想的束缚是这样地牢固，以致无法想象没有皇帝怎能有一种正常的政治秩序。在他们设计的政治方案中，“皇帝”仍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仍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主导核心。在他们眼睛里，西方国家君主立宪制度中不无遗憾的一点就是君权过轻[26]，他们甚至把提高皇帝的权力和威信，当做变法的一个目的。像陈炽就这样说过：实行议会制度之后，“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民气日舒，君威亦日振”[27]。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并不摒弃皇帝的权力，但是客观实际又迫使他们不得不提出对皇帝权力会发生限制作用的“君民共主”的主张。这是因为客观实际已经暴露了专制政治的不可争辩的腐朽性，各种黑暗、腐朽现象首先表现为君主专制权力的不合理。整个躯体的病变常常在某一部分集中地表现出来，在当时，皇帝的专制权力就是这样一个集中地表现了全身病变的最突出的部分。

在君主专制的森严等级下，一小撮昏庸卖国的统治者高高在上，把广大劳动人民践踏在脚底下，甚至许多中小地主和新兴资产阶级也处于完全无权的地位，而这样一个对内作威作福的专制政权，在对外战争中却屡战屡败，只能以出卖国家主权来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社会的腐败和黑暗在君主专制制度上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表现，每一个新的历史事变似乎都在给这种制度宣判死刑。

我们说，中国落后和贫弱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但当时的思想家们还不可能这样从本质上认识问题，他们只能抓住复杂的历史链条中某个最突出的环节，把它当做根本的原因。他们宣布：中国落后和贫弱是由于君民之间不正常的政治关系，这种不正常的政治关系可以归结为皇帝和包括地主、商人在内的老百姓之间隔阂太深，他们以为这是腐败的政治的根源，也是中国繁荣富强的主要障碍。这种言论从冯桂芬那里就已经听到过，冯桂芬说：“上与下不宜狎，狎则主权不尊，太阿倒持而乱生，上与下又不宜隔，隔则民隐不闻”[28]。这种言论在王韬那里得到了发挥，他说：“治民之大者，在上下之交不至于隔阂……勿以民为弱，民盖至弱而不可犯也；勿以民为贱，民盖至贱而不可虐也；勿以民为愚，民盖至愚而不可欺也。夫能与民同其利者，民必与上同其忧；与民共其乐者，民必与上同其忧”[29]。这种言论在何启那里表现得更加尖锐，他说：“今者中国政则有私而无公也，令则有偏而无平也。庶民如子而君上)之，不啻如奴贱也，官吏如虎而君上纵上，不啻如鹰犬也”，“豺狼之噬人也，犹有饱时，而官府之私束，无时可饱”[30]。

当然，改良主义思想家对君主专制权力的愤恨，并没有导致他们去推翻这个制度。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制度本身是完美的，是无罪的，只是某些偶然的、外在的因素造成了“君民隔”，只要去掉这些因素，消除隔阂，问题就解决了。在这里，君主专制制度本身仍然得到宽大的原谅，得到充分的尊重，在思想家们看来，自己的任务并不是要推翻这种制度，而是要使它纯洁，使它巩固。他们要求至尊无上的皇帝重视民瘼，广开言路，倾诚纳谏，以达到政治清明、国泰民安的局面。这种政治主张并不是新鲜的，我们在封建的传统政治教条中就不止一次地碰到过。当封建社会矛盾尖锐化的时候，总会有人用“民贵君轻”、“君民一心”等封建理论来提醒最高统治者，要求统治者设法缓和阶级矛盾。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也是这样，他们为了要给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修缺补漏而求助于一种必然要限制专制权力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当他们正好在偏离专制政治的轨道时，却宣称只有自己的脚步才是分毫不差地踩在这条轨道上的，他们认为：借用西方的议会制度不过是修缺补漏的手段，不过是消除君民隔阂的一种具体措施，这不但无悖于圣贤之道，而且是圣贤之道的实现和贯彻。在这些思想家的手里，封建的统治教条被悄悄地注入了新的内容，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在旧的思想形式中获得了表现。

每一种思想原理，都只能和自己时代的历史发展状况相适应。早期的改良主义思想还得不到当代社会有力的支持，它不能不尽量去迎合传统的政治教条，在这种情况下，议会制度的意义被大大地缩小了，议会制度的作用也被大大地削弱。在西方资产阶级君主立宪的国家里，议会具有权力机构的外貌，它表面上决定着国家的大政方针（当然它实际上也只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而中国早期改良主义政治方案里的议会，则连这种庄严外貌和表面权力都消失了。改良主义思想家在搬取西方的议会制度时，无不主张“斟酌变通”。经过斟酌变通以后的议会政治，大概有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把议会制度和科举制度结合在一起，像何启在《新政论议》中提出的办法：县议员在秀才中选出，府议员在举人中选出，省议员在进士中选出，省议员每年一次集中到北京开会，“军国大政，其权虽出于君上，而度支转饷，其议先询诸民”[31]。

第二种情形是把议会制度和乡官制度结合在一起，像陈炽提出的办法：每乡举乡官二人，“其年必足三十岁，其产必及一千金。然后出示晓谕，置匦通衔，期以三月，择保人多者用之”[32]。议员的任期为二年，有薪俸和办公机构，定期开会，大政决狱，则聚面咨之，但“贪婪专复者，官得随时撤之”[33]。

第三种情形是干脆把议会制度和官僚制度融为一体，像汤震提出的办法：由四品以上的高级官僚组成上议院，由军机处管理；由四品以下的中下级官吏组成下议院，由都察院管理。国家大政由两院议员讨论其利害得失，由宰相识其同异之多寡，上之天子，请如所议行。[34]

这三种方案的具体办法各有千秋，但基本精神却大体一致。这些思想家所设计的议会，不过是皇帝的一个扩大了的咨询机关，而不是权力机关，议员们都是官僚、准官僚或地主豪绅。皇帝应该更多地俯顺“民情”，但专制的权力却是不可动摇的，西方国家中所谓三权分立和议会的“独立”外观是没有的。在这里，议会赤裸裸地表现为皇帝的仆从、专制政治的点缀。

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对议会制度的片面理解是由当时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所决定的。既然在经济领域中资本主义十分微弱，封建经济占着绝对的统治，既然资产阶级还刚刚产生，说不上和封建阶级进行多少有力的对抗，那么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也只能夹杂在大量的封建言论中，不可能更加尖锐、更加明确地表述出来。

但是无论如何，实现议会政治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要求的，它有利于资产阶级挤到政权中去，它必然要逐步限制和削弱专制皇帝的权力。改良主义者虽然竭力把自己的主张和封建专制的传统教条调和起来，但这种调和不能够维持很久。议会政治的理论一经出现，它必然会随着资产阶级的成长而发展，它的进一步发展又必然会导致对于封建君主制度的批判和否定。当然，对于谨小慎微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来说，他们始终站在君主立宪的旗子下，不敢再前进一步，进一步批判和否定君主专制制度的任务是由资产阶级革命派继起完成的。

四、改良主义的“重商”思想

除了“君民共主”的议会政治之外，改良主义者还提出了“重商”思想，宣称“商”是富国强兵的另一个关键。陈炽说：“商务盛衰之枢，即邦国兴亡之券也”[35]，薛福成、郑观应都说：“握四民之纲者，商也”[36]。这种思想和封建顽固派“重农轻商”、“崇本抑末”的论调是直接对立的。

改良主义者所说的“商”包括了以对外贸易为中心的整个国民经济的广泛领域。70年代以后，外国商品大量输入中国，对外贸易的入超成了当代最突出的经济问题。改良主义思想家们没有一个不是力图挽救这种江河日下的入超劣势，堵塞对外贸易的严重漏卮，他们的经济主张自然而然地偏重在对外贸易方面。他们跟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重商主义学派很相近，从流通过程中的表面现象出发，来理解当代的经济生活和自己的经济任务。这些思想家以为，财富就是货币的积累，而流通就是实现财富增长的源泉。他们的许多经济主张归结到一点上就是力求扭转对外贸易的巨大逆差，使金银不致外流，以保持国内的货币贮藏。马建忠说：西方国家“无不以通商致富。尝居其邦而考其求富之源，一以通商为准。通商而出口货溢于进口者利，通商而出口货等于进口者亦利，通商而进口货溢于出口者不利……欲中国之富，莫若使出口货多，进口货少。出口货多，则已散之财可复聚；进口货少，则未散之财不复散。其或散而未易聚也，莫若采取矿山自有之财”[37]。正是从发展对外贸易和获得货币财富出发，马建忠提出了整顿丝茶贸易、提倡纺织事业、开采金银矿山的一整套所谓“富民”的措施。

早期改良主义者对经济的实际运动只停留在表面观察上。在他们那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仅仅在货币资本循环的形态上被表示出来，资本增值的过程被认为是货币自身的活动，而生产只是货币自身增值的条件。发展生产的要求附属于发展对外贸易和取得货币财富的要求之下。这种观点是商品经济正在迅速扩展、而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尚未建立的那个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

尽管改良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并无深刻认识，但他们的经济思想具有明显的爱国、进步的性质。它要求发展本国的经济，保护民族工商业，和帝国主义进行经济竞争。他们提出“商战”的口号，甚至把抵抗外国经济侵略的重要性放在抵抗外国的军事侵略之上。郑观应曾指出帝国主义侵略的各种形式，除了军事侵略之外，着重指出其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他写道：“洋人之到中华，不远数万里。统计十余国，不外通商、传教两端。通商则渐夺华人之利权，并侵中国之地；传教则侦探华人之情事，欲服华人之心，阳托修和，阴存觊觎”[38]。“彼之谋我，噬膏血匪噬皮毛，攻资财不攻兵阵……迨至精华销竭，已成枯腊，则举之如发蒙耳。故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吾故得以一言断之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39]。改良主义思想家认识到当时的中外通商是帝国主义侵略的一种形式，并且认识到经济侵略的严重危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他们那种以发展对外贸易为中心的重商思想，正是包含着抵制外国经济侵略的积极意义。

早期改良主义者的重商思想，以发展对外贸易为中心，但并非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为了发展对外贸易，就必须建立机器工业，发展生产；就必须提倡科学技术，奖励创造发明；就必须发展交通运输事业，修筑铁路；就必须减轻商税，实行保护工商业的政策。所以改良主义者所说的“商”，有时候只指商业流通领域，有时候却泛指除农业以外的一切国民经济领域。他们认为商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枢纽，但也并不否认工业生产的重要性，商业是发展工业生产的前提，而工业又是商业发展的保证。郑观应说：“若有商无工，纵令地不爱宝，十八省物产日丰，徒弃己利以资彼用而已”[40]。也就是说：工业不发展，自己丰富的资源就只能成为资本主义列强的掠夺对象。所以他们提出要“以工翼商”（郑观应语），“工实居商之先”（薛福成语），以及“商之本在农，商之源在矿，商之体用在工”（陈炽语）等等。这些改良主义者对于国民经济各部门错综复杂的相互联系当然还缺乏透彻的了解，但他们正在摸索前进，他们的思想正在从狭隘经验中解脱出来，他们的注意力从流通的领域日益转向生产的领域。

早期改良主义的重商思想还很重视国家政权对经济的干涉作用，他们希望政府减轻赋税，奖励制造贸易，保护工商。陈炽建议：“宜仿泰西各国，增设商部，管以大臣，并立商律、商情、商平、商税四司公任其事”[41]。郑观应建议，在六部之外，特设商部，重要城市设立商务局，各地设商务公所，其任务是：研究种植、制造、贩运、销售，“重订税则，厘正捐章”，“凡有所求，力为保护”，以及讲授商学、研究商情、刊印商报等等。他们幻想封建政府会来帮助资产阶级发展经济。的确，当时社会上封建的经济和政治势力占着绝对统治，幼弱的资本主义经济依靠自身的力量是无法生存和得到发展的，它离开了政权的荫庇简直就寸步难移，这是产生改良主义者指望由政权来干预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幻想的客观基础。改良主义者的全部言论和一切主张都是讲给统治者听的，都是为了开导那些花岗岩石脑袋的顽固派，使他们信服和执行进步的经济政策。

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容纳某些“有益无害”的资本主义新事物，甚至洋务派对工厂、矿山、铁路、轮船还表现了很大的兴趣，这种表面的假象更加强了改良主义者关于政权干预经济的幻想。但是从根本上说，封建政权不可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只会阻碍这种发展：呼吁多年的废除厘金制度的要求，不但没有实现，苛捐杂税反而变本加厉；改订关税受到帝国主义的反对，清朝政权不敢也无权实施；设立商部、颁布商律、体恤商情的建议如石沉大海，毫无反响；政府的微薄贷款，被洋务派把持，成为某些企业的专利，一般企业不能问津；洋务派开办的企业，取得对某个经济部门的封建垄断特权，窒息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那些企业本身又是洋务派官僚营私舞弊发横财的利薮。无数事实都证明了现存政权与资本主义经济格格不入的本质。这里，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亟待政权的扶植，没有这种扶植，经济的发展、甚至一个企业的创办都变得非常艰难而几乎不可能；另一方面，恰恰是政权的干预造成了经济的严重阻碍，这种专横的干预堵塞了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通道。这个客观的矛盾造成了改良主义经济思想的严重混乱，改良主义者关于政权于预经济的论点中包含着很大的矛盾，表达得前后极不一贯。

许多改良主义思想家都发表过赞成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的言论。如王韬说：“近日所有的井矿公司，弊窦丛滋，请皆一切罢之，而悉由国家发出帑金，自行开掘，责以成效。但使总办得人，纲举目张，所出必有可观”[42]。又说：“最要者莫如官商相为表里，其名虽归商办，其实则官为之维持保护”[43]。郑观应说：“开矿之事，似宜商办而官为护持”[44]，“全恃官力，则巨费难筹；兼集商资，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则上下相维，二弊俱去”[45]。陈炽说：“商办非，官办亦非也。然则奈何？曰：考之于古则增设矿人，参之于今则官督商办”[46]。他们的这些言论指明了事情的一个方面，即：单纯依靠商人个人的努力，是不可能使企业创办和发展起来的，在这里需要政权的干预。改良主义的经济思想反映了这个客观事实，表现了对封建统治者的幻想。

但是几乎是同一些改良主义者在另外的场合却完全改变了语调，变成了官办和官督商办的反对者。同一个王韬又说：“若开掘煤铁五金诸矿，皆许民间自立公司，视其所出繁旺与否计分征抽，而不使官吏得掣其肘”[47]。同一个郑观应又说：“我国创一厂、设一局，动称官办。既有督，又有总，更有会办、提调诸名目，岁用正款以数百万计。其中浮支冒领，供挥霍者不少，肥私橐者尤多……今欲扩充商务，当力矫其弊，不用官办而用商办”[48]。郑观应的诗里甚至说：“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49]。这些言论指明了事情的另一个方面，即清朝政权压制资本主义的本质，在这个政权的干预下，社会经济不可能得到发展。改良主义的经济思想也反映了这个客观事实，表现了对封建统治者的幻想的破灭。

改良主义者时而这样主张，时而又那样主张，这种思想矛盾反映了客观历史的矛盾，也只有在历史的进一步发展中才能得到解决。大约到中日甲午战争的前夕，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社会风气有了些改变，发展经济成为社会普遍的迫切的需求，资本家的创业条件越来越成熟，私人企业成批地出现，而那些官办、官督商办企业却奄奄一息，极不景气，企业离开政权直接干预的趋势日益明显。在这样的时候，先进思想家也从政权干预经济的陈旧观念中解脱出来。甲午战争后，何启说过这样一段话：“不问何事，一闻官督，则商民必不敢办”，“今铁路之议其名曰官督商办，是民之事而主之以官也，是于不宜合谋者而使之合谋也，不宜合而合之，虽在君民最洽之邦……亦戛戛乎其难”[50]。后来梁启超更明确地宣称：“中国商务之不兴，虽谓李鸿章官督商办主义为之厉阶可也”[51]。思想家们从失败中吸取了教训，模糊地感到官（封建政权）和民（资本家）的不同本质，认识到官与民难于在经济上进行合作。他们抛弃了要求政权直接干预经济的幻想，反而强烈要求封建政权从经济各部门实行撤退，甚至要求把一直被政权所垄断的军事工业也交给商人来办。“让商人们放手干罢！不要有丝毫的拘束”，这是甲午战后带有自由主义特色的经济格言。思想家们把发展经济的希望，从依靠国家干预转向依靠资产阶级自身，依靠这个阶级的成长和团结，当时思想界关于组织股份公司、成立商会的热烈讨论正是在这个背景中发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经济思想随着历史的发展、随着资产阶级的成长而在一步一步地摸索前进。

五、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一些特点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君民共主”说和“重商”思想，俱如上述，总括起来，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改良主义者鼓吹变法，主张向西方学习以适应正在变革的客观形势，反对封建顽固派抱残守缺的保守思想。[52]

第二，改良主义者的变法主张和御侮图强的目的结合在一起，具有爱国主义的色彩。当民族危机严重的时候，大部分改良主义思想家主张抵抗外国的侵略，反对洋务派丧权卖国的投降主义政策。[53]

第三，改良主义者的变法以议会政治和重商思想为中心，直接体现了资产阶级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要求，比魏源、冯桂芬等地主阶级改革派大大跨进了一步。

第四，改良主义者只承认渐变，不承认突变。他们的变法路线是自上而下地实行改良，把希望寄托在个别统治阶级的大人物身上，对下层劳动人民抱着恐惧以至敌视的态度，这是他们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个重要区别。[54]

应该说，甲午战争以前改良主义者的变法主张已经相当细致和相当具体，大致上，戊戌变法时期的新政措施也并没有更多地超越出这个范围。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提出了一套变法的具体方案，为戊戌变法运动做了重要的准备，这是他们的历史功绩。

但是早期改良主义者和戊戌时代的思想家比较起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表现出时代的局限性。

从理论上说，早期改良主义的变法方案几乎都是各种具体措施的简单拼凑，缺乏理论的说明。这些思想家们过分地注意当前具体问题，忙忙碌碌地设计应急措施，对理论极为冷淡，他们既没有介绍过西方的哲学和各种社会学说，也不大理睬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也许他们以为这些抽象的理论、学说和当前实际比较起来，过分空泛而玄虚，不能立竿见影地解决具体问题。他们满足于经验范围内的知识，在思想史上，他们是一群站在洼地上的矮子。正因为这一点，他们在宣传变法和反对顽固派的斗争中就显得论据不足，甲午战前的思想家大多利用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陈腐论调，宣称自己的变法主张，不但不是改变封建主义的根本，而恰恰是要保卫它[55]，甚至他们中间还普遍地流行着一种奇怪的论点，说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舟车枪炮以及政治、法律、天文、历数，都是中国古代圣人的发明创造，自从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来，这些东西在中国都失传了，反而流传到西方国家去，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都是中国古圣先贤的遗产[56]，因此学习西方就是恢复古圣先贤的发明创造。思想家们振振有词地说：“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是犹取之外厩，纳之内厩，尚鳃鳃焉谓西人之学，中国所未有乃必归美于西人。西人能读中国书者，不将揶揄之乎？”[57]“知彼物之本属乎我，则无庸显立异同，知西法之本出乎中，则无俟概行拒绝”[58]。他们用这种肤浅而牵强的办法，在封建主义的传统理论中为自己的变法主张寻找合法根据。正像马克思所说：“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教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59]。

理论方面的局限带来了实践活动方面的局限，既然一切改革仅仅是为了恢复古已有之的旧东西，既然统治阶级中的个别大人物已被认定是变法的唯一执行人，那么这场改革也就被误认为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无须经过残酷的斗争。早期改良主义者只限于著书立说，缺少积极主动的行动精神，从来不关心去促成变法胜利所必需的各项条件。他们既没有动员群众的理论，又没有实现变法的组织手段和斗争手段，他们是一些“纯粹的思想家”，而且还是在狭隘经验知识范围内的思想家。

社会在迅速前进，变法维新成了当前的行动课题。历史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早期改良主义者的局限性，要求人们积极行动起来，并给变法运动以理论的说明，这个任务落在康有为等一批先进思想家的肩上。

关于康有为的理论和政治实践，我们将在之后详细地论述它。在这里只指出：康有为很早就已开始活动，但是他所走的是与早期改良主义者很不相同的道路，他早年既没有到过外国，也不懂西方的语言文字，他接收西方知识完全是靠翻译过来的书籍和早期改良主义者的介绍，是通过一条间接的途径，因此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了解是很不完善的，甚至还不如那些前辈思想家。

但是，这一点并不妨碍康有为把改良主义思想发展到登峰造极的高度。他更多地致力于学术和理论领域，早年习程朱理学，贯串经史，其后皈依今文学派，上接龚自珍、魏源的传统，并遍观西方书籍和佛学书籍，超越了早期改良主义者狭隘的经验知识范围。1884年康有为著成《人类公理》一书，包含了大同理想的萌芽，1888年第一次上书变法，开布衣上书的先例，其后又讲学万木草堂，团聚一批变法的骨干，写成《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变法运动做了理论上的准备。康有为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正是继承了早期改良主义者的事业，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先辈们的局限，大力地推动了戊戌变法运动的到来。

注释

[1]例如，冯桂芬在谈到封建官场的腐败情形时说：“外官自督从至典史，某缺肥、岁赢若干，某缺瘠、岁赔若干，所谓肥瘠者，皆陋规之属，扬扬然习于人口不以为怪，骤闻之几疑官名为市肆之名。”（《校邠庐抗议》，《厚养廉议》）又说：“今天正之乱谁为之，亦官为甚，而吏视官为甚，顾氏炎武谓养百万虎狼于民间者是也。”（同上书，《易吏胥议》）他又揭发河务衙门的腐败说：“两河岁修五百万，实用不过十之一二耳，其余皆河督以至兵夫，瓜剖而豆分之。闻驯谨河员常以十之三亦工，贪冒者递减，甚有非税险不使一钱者……此河督以下一切官弁兵丁之必宜全裁者也。”（同上书，《汰冗员议》）

[2][5]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

[3]同上书，《善驭夷议》。

[4]同上书，《采西学议》。

[6][8]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

[7][9]同上书，《制洋器议》。

[10]如薛福成说：“西洋诸国恃智力以相竞，我中国与之并峙，商政矿务宜筹也，不变则彼富而我贫，考工制器宜精也，不变则彼巧而我拙，火轮、舟车、电报宜也，不变则彼捷而我迟，约章之利病，使才之优绌，兵制阵法之变化宜讲也，不变则彼协而我孤彼坚而我脆。”（薛福成：《筹洋议》，《变法》）马建忠说：“忠此次来欧一载有余，初到之时，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富者以护商会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护商会而赋税可加，则盖藏自足；得民心则忠爱倍切，而敌忾可期。他如学校建而智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上达。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二，《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谋书》）王韬说：“中西同有?而彼则以轮船，中西同有车而彼则以火车，中西同有驿递而彼则以电音，中西同有火器而彼之枪炮独精，中西同有备御而彼之炮台水雷独擅其胜，中西同有陆兵水师而彼之兵法独长，其他则彼之所考察为我之所未知，彼之所讲求为我知所不及，如是者直不可以偻指数。设我中国至此时而不一变，安能埒于欧洲诸大国，而与之比权量力也哉！”（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变法中》）

[11]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

[12]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洋务下》。

[13][14]同上书，卷一，《重民中》。

[15]同上书，卷一，《重民下》。

[16]同上书，卷三，《设领事》。

[17]同上书，卷一，《原才》。

[18]王韬：《弢园尺牍》，《代上丁大中》。

[19]薛福成：《筹洋刍议》，《商政》。

[20]如陈炽批评洋务派的学习外国是“弃其菁英而取其糟粕，遗其大体而袭其皮毛”（《庸书》，内外篇自序）；又说：“今之言洋务者，动曰讲求公法，整顿海防，制器练兵，购船造炮，自以为当务之急，而不知皆缓图也”。（《庸书》外篇，卷上，《商部》）郑观应说：“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维新，言守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末而忘本，求其洞见本原，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盛事危言》初刊自序）

[21]郑观应：《盛事危言》，初编，卷一，《议院》。

[22][23]陈炽：《庸书》，外篇，卷上，《商部》。

[24]例如陈虬说：“泰西富强之道，在有议政院以通上下之情，而他皆所末。”（陈虬《治平通议》，卷六，《上东抚张宫保书》）陈炽说：议院是“英美各邦所以强兵富国、纵横四海之根源”（《庸书》外篇，《卷下议院》）。薛福成（后期）说：“西洋各邦，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出使日记》，卷二，光绪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条）。薛福成又说：“欧洲立国，以商务为本，富国强兵，全藉于商”（《出使日记》），卷三，光绪十六年八月初九四条）。马建忠说：“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他认为：“西方国家无不以通商致富，尝居其邦而考其求富之源，一以通商为准”（《适可斋记言》，卷一，《富民说》）。

[25]薛福成：《出使日记》，卷二，光绪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条。

[26]陈炽说：“君为臣纲，古有明训，西人倡自主之说，置君如弈棋。其贤者尚守前规，不肖者人思自取。若巴西诸国，彼此相攻，大乱方滋，隐忧未艾。此无君臣之伦者不足以致太平也。”（《庸书》外篇，卷下，《审机》）薛福成说：“西洋各国……所设上下议院，亦合古之刑尝与众之共意。惟流弊所滋，间有一二权臣武将，觊窃魁柄，要结众心，潜设异谋，迫令其君退位……此其君臣一伦，稍违圣人之道者也。”（《出使日记》，卷五，光绪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条）

[27]陈炽：《庸书》，外篇，卷下，《议院》。

[28]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复陈诗议》。

[29]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重民中》。

[30]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初编，《曾论书后》。

[31]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二编，《新政论议》。

[32][33]陈炽：《庸书》，内篇，卷上，《乡官》。

[34]参见汤震：《危言》，卷一，《议院》。

[35]陈炽：《庸书》，外篇，卷上，《公司》。

[36]薛福成：《庸庵海外文编》，卷三，《英吉利用商务辟荒地说》。

[37]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一，《富民说》。

[38]郑观应：《盛世危言》，二编，卷二，《传教》。

[39]同上书，初编，卷三，《商战》。

[40]郑观应：《盛世危言》，初编，卷三，《商战》。

[41]陈炽：《庸书》，外篇，卷上，《商部》。

[42]王韬：《弢园尺牍续钞》，《拟上当事书》。

[43]同上书，卷一〇，《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

[44]郑观应：《盛世危言》，初编，卷六，《船政》。

[45]同上书，初编，卷五，《开矿》。

[46]陈炽：《庸书》，外篇，卷上，《矿人》。

[47]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重民中》。

[48]郑观应：《盛世危言》，新编，卷八，《纺织》。

[49]郑观应：《罗浮待鹤山人诗草》，卷二。

[50]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三编，《新政始基》。

[51]梁启超：《李鸿章》，“第六章，洋务时代之李鸿章”。

[52]所有的改良主义者都鼓吹变法，反对顽固派。如何启说：“当今之世而不变今之法……亦无以决疑征信，大得于民。”（《新政真诠》初稿，《曾论书后》）如陈炽说：“惟兼东西法而后古今之变局不能挠”。（《庸书》，外篇，卷上，《西法》）如王韬说：“孔子而处于今曰亦不得不一变。”（《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变法上》）

[53]改良主义思想家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虽然在很多地方是十分模糊的，但他们和洋务派有很大的不同，在民族危机严重的关头，他们一般都属于主战派。如中法战争时，王韬说：“我国讲求武备，整顿边防，仿效西法，已二十余年矣！非出于一战，则果可用与否，未由见之。今者薄海臣民，忠义奋发，设非一战，则何以作士气？何以振人心？何以兴人才？一战不胜则再战，再战不胜则三战，但持之以坚忍不拔之志，则豪杰之士，必闻风兴起。岂独制法人而已哉！将见欧洲诸雄国胥畏之矣。”（《弢园尺牍续钞》，《与伍秩庸观察》）郑观应写的诗也讥刺洋务派投降主义的外交和失败主义的军事。其中说：“堪叹羁縻先议款，那知边牧又扬尘”，“魏绛和戎原下策，杜陵诸将鸣不平”，“三军指顾沉波国，廿载经营付海宫”（《罗浮待鹤山人诗草》，《次彭宫保师海南军次秋兴二十四章原韵》）。

[54]所有的改良主义者都只承认逐渐的量变，如王韬说：“天时有寒暑而不能骤更，火炭有冷暖而不能立异，则变亦非一时之所能也，要之在人而已矣！尽人事以体天心，则请决之以百年”（《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变法》），这不过是在某个统治者推动下自上而下地实行改革。王韬说：“移风易俗之权，操之自上，而与民渐渍于无形，转移于不觉”（同上书），陈炽说：“天下之治乱安危，定于人主之意向而已矣”（《庸书》内外篇自序），所以他们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要说服某个统治者，采纳自己的变法主张。

[55]如薛福成说：“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是乃所谓用夏变夷者也。”（《筹洋刍议》，《变法》）郑观应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知其缓急，审其变通，操纵刚柔，洞达政体，教学之效，其在兹乎！”（《盛世危言》，初编，卷一，《西学》）

[56]资本主义文明源出于中国，是当时知识界普遍流行的见解。例如郑观应说：“星气之占，始于臾区；勾股之学，始于隶首；地图之学，始于髀盖；九章之术，始于周礼。不仅此也，浑天之制，昉于玑衡，则测量有自来矣；公输子削木人为御，墨翟刻木鸢而飞，武侯作木牛流马，则机器有自来矣；秋官象胥，郑注译官，则翻译有自来矣；阳燧取明火于日，方诸取明水于月，则格物有自来矣。”（《盛世危言》，初编，卷一，《西学》）。如薛福成说：“墨子一书，导西学之先甚多”，又说：西方的议院制度和股份公司都和淮南子、管子的宗旨相合。（《出使日记》，卷五，光绪十六年十月下旬各条）

[57]郑观应：《盛世危言》，初编，卷一，《西学》。

[58]陈炽：《庸书》，内篇，卷上，《自强》。

[59]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121页。

第五节　19世纪下半期的学术和文化

19世纪下半期的中国正处在封建社会趋于崩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秩序逐渐形成的时期，社会的一切方面在动荡、变化之中。经济方面，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原来的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体系受到了极大的破坏，中国的资本主义机器工业开始产生了。政治方面，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邻邦和本土进行了疯狂的掠夺，相应地在中国激起了反侵略爱国主义的潮流，出现了一系列的反洋教斗争和几次较大规模的反侵略战争（其中包括1884年的中法战争，1888年西藏人民的反英战争，1894年的中日战争、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政治、经济方面的这个剧烈变化在文化思想方面得到了相应的反映。

19世纪下半期中国文化思潮发展的总趋势是和政治经济的发展趋势相适应的。当时文化的各个领域，如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科学、文学、艺术都发生了错综复杂的变化。这个变化的特点是：旧的封建主义文化走上了没落衰败的道路，它不但不能够适应社会生活的新变化和新要求，而且它凭借着几千年深厚的传统积累，顽固地维护着旧基础，抗拒着新事物。在当时以复古主义、烦琐主义和形式主义为特点的封建旧文化仍然占着统治地位，并且开始逐步和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结合，形成文化思想方面的巨大逆流。当时，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已经开始生长，它从中国古代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中吸收了许多有用的素材和思想观点，但同时也夹杂着许多封建毒素和奴化思想在内。资产阶级新文化在和旧文化不断斗争中成长起来，但同时又和旧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直到19世纪末，新文化的影响和势力还是不大的，它在文化的各个领域内尚未能占领巩固的阵地。同时，随着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激化，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农民和城市下层人民中兴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潮和各种形式的文艺创作，这种直接导源于人民群众中的文艺创作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具有丰富多彩的表达形式。它成为我国优秀文化遗产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其领域是十分广阔的，文化各个领域的发展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因此，一个时代的文化变革必然是错综复杂的。以下，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考察19世纪下半期的文化发展。这两个方面是：（1）经学方面，宋学的复起和宋学、汉学的合流；（2）科学的发展。[1]

一、19世纪下半期的经学和史学

经学是封建时代文化思想的一个主要领域，经学研究从来就是包罗一切学科并凌驾其上的。例如《易经》的研究常常包括了哲学和数学，《书经》的研究常常包括了政治学、地理学，《诗经》的研究常常包括了文学，《三礼》的研究常常包括了政治学、教育学和风俗学，《春秋》的研究常常包括了历史学。就是有关文字声韵的《说文》研究，有关草木鸟兽虫龟的《尔雅》研究也都在经学的范围之内。因此，经学几乎是无所不包的。著名的经学家也往往是涉猎各种学科，以淹博通贯自诩，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这种情况正是封建时代科学尚在幼稚阶段、科学的分类研究还未十分发展的反映。由于经学的范围非常广泛，所以要研究封建时代的文化思想，总是离不开对当时经学研究情况的考察。

而且，封建时代的经学是统治阶级最主要的思想武器，它具有凛然不可侵犯的尊严，其他各类学科在某种意义上说都处在派生的、附庸的地位。某个时期经学研究的趋向和风气总是权威地影响着整个文化学术界，一切文化学术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评价也总是以当代的经学理想为依归。因此，考察封建时代的文化思想的发展趋势，就必须要把当时经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弄清楚。

那么，清朝，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的晚清，经学研究的情形怎样呢？

19世纪末著名的经学家皮锡瑞曾经概括地指出清朝三百年间经学研究变化的梗概。他说：

国朝经学凡三变。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抵，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少，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又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易宗虞氏以求孟义，书宗伏生、欧阳、夏侯，诗宗鲁齐韩三家，春秋宗公穀二传。汉十四博士今文说自魏晋沦亡千余年，至今日而复明，实能述优董之遗文，寻武宣之绝轨。是为西汉今文之学。[2]

以上皮锡瑞所说的“宋学”实际上是宋明理学的总称，所说的“国初”（即清初）“汉宋兼采之学”是指以黄宗羲、顾亭林为代表的学术派别，黄、顾之学是脱胎于宋明理学的，黄宗羲是王阳明学派的最后殿军，梁启超说他是“王学的修正者”[3]。顾炎武是“辩陆王之非，以朱子为宗”[4]。不过，他们处在明清之际的变革时代，都想矫正宋学“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毛病，所以他们虽脱胎于宋学，而又在很多根本方面批判了宋学，开拓了清代学术界的新面貌。黄宗羲说：“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抵，束书而从事于游谈”[5]，他反对这种风气，所以凡是他的学生，必须“穷经读史”，拿经史学来经世致用。顾炎武则提出“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6]。他们研究经学的方法是“综名核实”，贵创造、重证据，反对宋明理学的抽象、空洞和主观武断。这种学术潮流是对清朝利用程朱理学进行思想统治的一种反抗，但是黄宗羲和顾炎武还没有像以后汉学家那样完全走到只搞考据的狭隘道路上去，所以完全站在汉学家立场上的江藩说：黄宗羲、顾炎武“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耳。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安真知灼见者哉”[7]。江藩是有意贬抑黄、顾二家学说的价值，他的评论并不公正，但由此可以看出，清初的学术思想还处在从宋学到汉学的过渡时期，这就是皮锡瑞所说的“国初”“汉宋兼采之学”。

真正的汉学体系是从三惠开始确立的。三惠是指惠周惕、惠士奇、惠栋祖孙三世，他们注释经书都以汉朝人的观点为根据，汉以后的学说一概摒弃，章太炎称“其学好博而尊闻”，“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亡见”[8]。这是汉学中的“吴派”（惠氏为吴县人），这一派的学者有沈彤、江声、钱大昕、王鸣盛、余箫客等。稍后有徽州戴震又把反理学的思想推进一步，他说：“古人之学在行事，在通民之欲，体民之情，故学成而民赖以生。后儒冥心求理，其绳以理严于商韩之法，故学成而民情不知，天下自此多迂儒，及其责民也，民莫能辩，彼方自以为理得，而天下受其害者众也”。“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9]。

戴震治学严密而有条理，研究经学主张从字义以求词意，从词意以求经义，章太炎称其“综形名、任裁断”，分析条理皆缜密严瑮，“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苏州诸学殊然（指吴派）”[10]。这是汉学中的“皖派”，这一派的学者有金榜、程瑶田、凌廷堪、卢文弨、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清朝的汉学就是乾、嘉时代“吴派”和“皖派”的总称。

汉学家的研究方法包含着不少科学的因素，他们对古代经典的爬梳整理也做了一些有益的贡献。但是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他们的研究范围局限于古代经书的章句字义，很少引申发挥（个别汉学家如戴震、焦循、凌延堪等例外）。其末流陷入烦琐主义，所谓“忘本逐末，曼衍支离”，被讥为“拾骨之学”（焦循语）。

我们在本书第一册提到：到了19世纪由于阶级斗争的尖锐，统治阶级需要一种更有力的思想武器来对付农民起义，所以宋学又有复起的趋势。19世纪初，有一个宋学先生方东树写了一本《汉学商兑》，把汉学家骂得一文不值，汉宋两家的斗争非常激烈。但是这个斗争是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的争论，宋学固然有统治阶级的大力扶持，就是汉学由于脱离了现实生活，只去钻古书堆，也逐渐蜕化为统治阶级的点缀品了。到这个时候，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走上“今文学派”的道路。关于今文学派的兴起，我们在第一册中已简略地谈到了。

以下，我们再来看看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以后经学研究的变化情形。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经学界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宋学的卷土重来。湘军代表人物曾国藩是以宋学来标榜其事业的，所以在他的幕下集合了一大批宋学家。所谓“湘军甫克金陵，公卿慕儒术者多伪托宋学以投时尚，博声誉”[11]。朝廷里也起用了倭仁、吴廷栋、李棠阶等讲宋学的大臣。宋学在政治和军事力量的支持下，逐渐得势。

当时的宋学是一种非常反动的学说，它是以支离破碎的客观唯心主义来为等级制度和地主经济辩护的封建说教。曾国藩写的《顺性命之理论》，以及几篇给刘蓉（也是当时宋学家，在湘军中，官至巡抚）的书信比较集中地表露了其哲学观点。曾国藩认为：天地之间有仁义之气，这里所说的“气”，并不是物质的，不同于一般古代哲学家所说的“气”。因为曾国藩把“气”看做抽象的、先天的东西，他说仁义之气“自其初而言之，太和絪緼，流行而不息，人也物也，圣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钧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圣人者既得其全而其气质又最清且厚”[12]。这样一来，本来是产生于封建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抽象的仁义观念，被说成为先天的、第一性的“仁义之气”，那么，这种仁义观念也就不能不永恒存在下去，而人一生下来所得的“仁义之气”又有清浊厚薄的差别，因此一部分人理应是统治别人的“圣人”，而大部分人活该是被统治的“常人”，封建等级制度也就应该“万古长青、永垂不朽”。所以曾国藩把“学”干脆归结到“剖仁义之差等而缕晰之，举好恶之当于仁义孝而力卒之”，换句话说封建教育的任务就是要人们承认和服从森严的“仁义”的等级，用一切力量来捍卫“仁义”的等级。所谓“亲有杀，贤有等，或相倍蓰，或相什佰，或相千万，如此其不齐也。不知其分而妄施焉，过乎仁，其流为墨；过乎义，其流为杨。生于心，害于政，其极皆可以乱天下，不至率兽食人不止”[13]。曾国藩的这段议论很明显地暴露了他的宇宙观和社会观的反动本质。

曾国藩的历史观、社会观是宣扬个人作用的最腐朽的唯心主义观点。他说：“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职职皆是也，是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14]。又说：“天之生斯人也，上智者不常，下愚者亦不常，扰扰万众，大率皆中材耳，导之东而东，导之西而西，习于善而善，习于恶而恶，其始憧焉无所知识，未几而骋嗜欲，逐众好，渐长渐贯，而成自然”[15]。在曾国藩的眼睛里，历史就是由一两个“贤且智者”创造的，群众都是历史上被动的、消极的因素。所以他建议清朝政府应该把“贤且智者”提拔到“当路在势”的地位，以使发挥“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的作用。很显然，宋学家的这种观点正是太平天国革命中地主阶级和农民群众尖锐对立的一种反映，正是汉族的地方性的封建势力抬头、并要求巩固封建秩序的一种反映。

反动宋学依靠政治和军事力量的支持，表面上看来，声势似乎不小。但是，当时已处在封建社会的崩解时代，人民革命力量正在成长，还有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封建制度正在起着一种严重的侵蚀作用，当时的形势恰像李鸿章所说是“三千余年来一大变局”。而宋学则是在11世纪北宋王朝适应当时封建中央专制制度的发展而产生的学说，这种学说根本不可能应付近代社会的“大变局”，因此当时公卿大臣虽然不遗余力地宣扬宋学，但是当发生了政治、经济或军事方面的现实问题时，宋学家们只会搬弄几句封建教条，完全暴露了他们的蒙昧无知和无能为力。

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不能够简单地恢复陈旧的宋学，他们需要改造宋学，使它具有更大的欺骗和束缚作用。这样，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封建的学术思想界就出现了一股宋学和汉学合流的趋势。在鸦片战争以前宋学和汉学原是相互对立的两个学派，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推到极其次要的地位，革命的雄壮声音淹没了宋学、汉学之间吱吱喳喳的争吵，这两个基本上都为封建制度服务的学术派别面临着农民革命的威胁，发现彼此原来是同命运的“一家人”，于是在维护封建制度和古代经典的共同基础上，它们之间的分歧逐渐缩小，仇恨逐渐消解，终于融合成为一体。

翻阅19世纪中叶的若干学术作品，调和汉宋的言论几乎是俯拾皆是。虽然其中也有一些人猛烈地攻击汉学，如曾国藩[16]、陈澧[17]、朱一新[18]等，但是他们在抽象空泛地谈说性命义理的宋学中找不到足以笼络人心、维系旧制度的有效武器，所以他们虽攻击汉学而最后又不得不借助于汉学，所谓“攻汉而复归于汉”，这正是当时学术风气的一个特点。例如曾国藩提倡“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19]。陈澧主张：“由汉唐注疏以明义理而有益有用，由宋儒义理归于读书而有本有原”[20]。朱一新则说：“故汉学必以宋学为归宿，斯无乾嘉诸儒支离琐碎之患，宋学必以汉学为始基，斯无明末诸儒放诞之弊”[21]。可以说，19世纪下半期，已经没有什么纯粹的汉学家，也没有什么纯粹的宋学家，研究经学的都是汉宋兼采、亦汉亦宋的人了。

在汉学与宋学融合的逆流中，一向带有进步色彩的今文学也暂时失去了它的光泽。许多今文学家惧怕并憎恨农民革命，因而缓和了他们对封建制度的尖锐攻击，像魏源、王闿运、邵懿辰、戴望等今文经学家都曾积极和统治者合作，以反对农民革命。在阶级斗争的高潮中，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大大地缩小了，一个日本人对当时的今文学作了这样的评语：“虽说今文学的大义微言，是怎样怎样，不过反复述那琐屑的小义粗言而已”[22]。一直到19世纪80年代以后，康有为等借今文经学提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主张，这才使今文学摆脱时代的逆流而再度显现出光芒。

在汉学和宋学合流中，有两个特点被反动顽固派突出地加以利用：一个是复古主义，一个是烦琐主义。

“尧步而禹趋”，“言必称三代”。这种厚古薄今的特点原本是封建知识界的一般风气，但到19世纪下半期而变本加厉起来。由于阶级的本能，封建知识界的顽固分子憎恨一切新事物，他们把机器技术看做“雕虫小技”、“奇技淫巧”，把资本主义文明看做“离经叛道”，把工商业的发展看做“本末倒置”、“上下交征”。总之，他们是用封建的老皇历来计算近代的新日子，感到日子越过越不对头，于是不能不缅怀“三代之盛德，五帝之遗风”，这种复古主义正是没落阶级思想情绪的一种表现形式。如当时的有名经学家俞樾就担心学习西方文化会抛弃了中国古代圣贤的“大道”。他说：

愚窃惟事势，有可大尤者三……

一曰孔子之道将废也……自汉唐至今，二千余年，虽学术不同，门户或异，其推本孔子之教则一也。今士大夫读孔子之书，而所孜孜讲求者则在外国之学。京师首善之地，建立馆舍，号召生徒，甚者选吾国之秀民至海外受业焉。岂吾中国礼、乐、诗、书不足为学乎？海外之书译行于中国者日以增益，推论微助，创造新奇，诚可愕可喜，而视孔子之书，反觉乎淡而无奇闻。彼中人或讥吾孔子能守旧章而不能出新法。如此议论，汉唐以来，未之前闻，风会迁流，不知其所几极，故曰孔子之将废也。[23]

俞樾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头脑也比较开通，他的议论尚且如此，其他的人更可想而知。另一个经学家王先谦的议论就更加荒诞了，他说：“商之末，奇技淫巧，风尚日新。周公以制作之圣而居于上位，顾独屏斥奇袭，观于废奇肱之飞车，用意深远，使中国数千年保守纯朴，以迄于今，公之教也”[24]。顽固派王先谦反对使用机器，却风马牛不相干地把“古之圣人”周公抬出来，作为反对机器的老祖宗，可见当时封建士大夫中复古主义之毒是多么的深！

当时学术界的另一风尚是烦琐主义，烦琐主义和复古主义一样，实质上是没落阶级畏惧新事物、不敢面对现实的反映。所谓“舍本而逐末，见树而不见株”，这本来是乾嘉汉学的通病。到了19世纪下半期，封建知识分子为了逃避现实，愈来愈深地钻到牛角尖里去，以寻求一片自我陶醉的小天地，所以烦琐的风气也就愈来愈严重。李慈铭说：“嘉庆以后之为学者，知经之注疏不能遍观也，于是讲尔雅、讲说文，知史之正杂不能遍观也，于是讲金石、讲目录，志已偷矣。道光以后，其风愈下，尔雅说文不能读而宋版矣，金石目录不能而讲古器矣。至于今日，则诋郭璞为不学，许君为蔑古，偶得一模糊之归暂，亦未尝读也，瞥见一误字，以为足补经注矣。间购一缺折之器，亦未尝辨也，随摸刻划，以为足傲汉儒矣。金石则欧赵何所说，王洪何足道，不暇详也，但取黄小松小蓬莱阁金石文字数册。而恶金石萃编繁重，以为无足观矣。目录则晁陈何所受，焦黄何所承，不及问也，但取钱遵王读书敏求记一书，而厌四库提要之浩博，以为不胜诘矣。若而人者，便足抗衡公卿，傲睨人物，游谈废务，奔竞取名；然已为铁中之铮铮，庸中之佼佼，可不痛乎”[25]。

复古主义和烦琐主义，这是当时学术界的两股歪风，跟这种歪风相适应，有许多人提倡读经，特别是封建礼教的经典——三礼——最受重视。曾国藩称“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日礼而已矣”[26]。他推崇秦蕙田的《五礼通考》是一部“体大思精”的伟著，把这部书当做宣扬礼教的根据。他的《圣哲画像记》中被列为“圣哲”的清朝人只有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四人，顾炎武治学介于汉宋之间，曾国藩抬出这块招牌来加以利用。王念孙是小学大师，在烦琐的学风下，他也被列为“圣哲”了。姚鼐以桐城文派的领袖而兼宗宋学，是曾国藩瓣香顶礼的偶像。至于秦蕙田则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大官僚，《五礼通考》实成于戴震之手，秦蕙田不过是出资刊刻，曾国藩为了“扶翼礼教”，不能不借重这部说礼的大书，可是戴震在别的书中[27]有许多攻击宋学、贬抑礼教的言论，不合曾国藩的胃口，因此曾国藩只好生拉硬扯地把“圣哲”的大帽子给跟他同一鼻孔出气的秦蕙田戴上。

汉、宋融合而形成的复古、烦琐、读经、崇礼的风气是19世纪下半期的强大逆流，它统治着知识界，窒息人们的自由思想，妨碍人们去寻找真理、追求光明，当时即使是先进的知识分子也不能避免这种反动风气的熏染，如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以前，曾用考据的形式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鼓吹变法的宣传品，而且把自己的变法主张托之于“古圣人”孔子，这一方面固然是改良主义者以顽固派之矛攻顽固派之盾的一个办法，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学术逆流的强大，许多知识分子通过这个时代的炼狱而在思想上留下了许多致命的弱点。复古主义和烦琐主义一直影响到20世纪的学术界。

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学派能够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地尊重古代的文化遗产。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古代文化遗产的根本方针是“厚今薄古”，“古为今用”。我们继承历史遗产的目的是为了今天和明天，是为了创造光辉灿烂的无产阶级新文化；是为了“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我们继承历史遗产的方法是“批判的总结”，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成果大多是通过旧时代剥削阶级知识分子所创造出来的，因此，从根本上说，它就不能不包含着历史的和阶级的偏见，这一切我们必须抛弃，这也就需要有“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批判工作。对于历史上出现过的一切学派，应该从错综复杂的社会基础、阶级关系中探究其产生和发展的条件，分辨其精华和糟粕，指明其影响和作用。我们在前面指出：19世纪下半期的汉学和宋学都是反动的潮流，这是因为在那样动荡不安的时代里，在那样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高潮中，在那样国家和民族的危急关头，这些知识分子不去研究和探索生活中所提出来的重大问题，高谈“读经”、“崇礼”，顽抗时代的潮流，或者耗尽精力钻在古书堆里，搭起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天地，这正是地主阶级垂死挣扎和没落情绪的表现。曾国藩之流正好利用这一点，推波助澜，使复古和烦琐之风泛滥一时。

但是我们并不简单地否定一切，对于那些虽受时代逆流的沾染，但尚能孜孜矻矻，勤奋钻研，因而在一定的学术领域内做出一些成绩的学者，我们是很尊重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待从前的学术派别，一方面是严肃地指明其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的局限，指明其错误的根源和危害性，另一方面是从来也不忘记吸取和保存其中的有用部分，只要是从前的学者真正做出了贡献，哪怕是一丝一毫的贡献，在今天也不会被抹杀。19世纪下半期的学者，像孙诒让（仲容）、俞樾（曲园）、刘文淇、杨守敬、李慈铭、陈澧、廖平等，他们当然存在着浓厚的地主阶级意识和时代偏见，但是他们在校释、疏注古籍方面做了一些工作，这些工作对我们今后仍有一定的用处。

19世纪下半期学术界较为特出的一项工作是疏注经籍，做出了几本大部头的新疏（注是解释经文的，疏是解释经文和注文的）。旧的十三经注疏成于汉至南宋间，大部分是魏晋至初唐的作品，体现封建社会中期的学术精神，其中不少作品还夹杂着佛学和玄学的成分[28]，而且当时校勘、辨伪、训诂之学还没有发达，对于一些伪书[29]、古字的音义以及错乱的章节字句都弄不清楚。18世纪专门考据之学发展，重视个别的、零碎的研究，对于经文中的字音字义、错乱章句有了比较切实的了解。19世纪的学者们在前人的基础上着手改造旧注疏，往往以几十年的时间写成洋洋百万言的大书，这些书的贡献大多是在校勘和训诂方面，校勘是根据各种版本的书籍，或者根据其他的证据校正古书中的错字、漏字、衍字以及颠倒错乱的章句，训诂就是从文字学、声韵学入手对古书逐字逐句地求得确切的解释。这都是研究古书的初步工作，当然谈不到对古代典籍做出全面的分析和评价，但却是科学地研究古代典籍必须具备的基础，清朝的学者在这方面的工作很出色。19世纪下半期著作的新疏很多，今举出两种作为代表。

（1）孙诒让的《周礼正义》。

《周礼》这部书是今古文争讼的焦点之一，古文学家坚信这部书是周公的著作，今文学家则称其为“六国阴谋之书”（何休语）。孙诒让完全是从古文学家的立场来疏注这部书。《周礼》从来没有详细的注疏，孙氏“博采汉、唐、宋以来，迄于乾、嘉诸经儒旧诂，参互证绎”[30]，历时二十余年，至1899年成书，共80卷。孙氏注疏《周礼》，是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刺激，在“崇礼”和“复古”的外衣下鼓吹变法主张，企图把资本主义文化和中国古代文化糅合起来。他说：“中国开化四千年，而文化之盛，莫尚于周。故周礼一经，政治之精详，与今泰东西各国所以致富强者，若会符契。然则华盛顿、拿破伦、卢梭、斯密亚丹之伦所经营而讲贯，今人所指为西政之最新者，吾二千年前旧政已发其端”[31]。甚至他把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一一与《周礼》相比较，认为“举凡西人物质之文明，科学之惊人，我国二千年前之载籍，已纤悉毕载，惜汉唐宋诸儒，未及备究耳”[32]。

孙诒让认为：凡是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中国都是“古已有之”。这种论点当然很牵强附会。这说明孙氏本人所沾染的复古气味是很浓厚的。但也应该指出，孙氏的“复古”主张和一般顽固守旧分子有所不同，他在思想上同情维新运动，主张改变现状，学习西方的文化。但在时代逆流的影响下，他竭尽力量，援引古代经典，来证明变法的合理性，这和当时今文学家康有为托名孔子改制而鼓吹变法的精神，实殊途而同归。孙诒让不像康有为，他在政治活动方面无所表现，《周礼正义》和稍后写的《周礼政要》虽然富有变法主张，但政治影响并不大，孙诒让的贡献完全是在学术方面，他总算把两千年来争讼不休的《周礼》切实整理了一番，在校勘、训诂方面付出了辛勤劳动。章太炎称誉此书是“古今言周礼者莫能先也”。孙氏此书，虽有若干自己的见解，但大部分篇幅是胪列从前经学家的旧说，繁称博引，像一部大类书，内容极烦琐。

（2）刘文淇祖孙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

《左氏春秋》本有西晋杜预的《集解》，但杜氏多援引前人的解说，而不注明出处，有剽窃的嫌疑，学术态度不严肃，而且杜预为了迎合司马贴（西晋文帝），往往随意解释经文而为司马氏篡魏作辩护，清代学者对杜氏《集解》批评很多。1828年，刘文淇和刘宝楠、梅植之、包慎言、柳兴恩、陈立一起在南京应省试，大家商量给十三经做一套新的注疏，刘文淇担任《左传》，先写成长编数十巨册，他的儿子刘毓崧、孙子刘寿曾根据长编写成《疏证》，但一直没有最后定稿，经过20世纪上半期的社会大动荡，原稿相传已散失，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二所资料室觅得原稿，经过整理，于1959年出版，这部书假使从刘文淇草创长编算起[33]，历时一百余年，方才成稿。但在反动统治时代，这种书不但不能出版，而且几乎不能保存下来，只有在今天的新中国，刘氏三世的辛勤劳动才受到了应有的尊重。

刘氏《疏证》的特点是否定了杜预《集解》的权威地位。杜预《集解》一直被认为是解释左传的依据，刘文淇等敢于攻击杜预，这不能不说是经学研究的一种进步现象，但刘氏毕竟有很大的局限，他们虽攻击杜预，但对汉代的贾逵佩服得五体投地。攻杜而复归到服贾，跳来跳去，仍旧没有离开封建主义的老圈子。

除了以上两种新疏外，其他著名的新疏尚有刘宝楠、刘恭冕父子的《论语正义》（写成于1865年），胡培翚的《仪礼正义》（约写成于1849年），陈立的《公羊义疏》（约写成于40年代），陈奂的《诗毛氏传疏》（写成于1840年），简朝亮的《尚书集注述疏》，皮锡瑞的《孝经义疏》等。这些新疏在校勘、训诂方面一般都超过旧疏。

除了新疏以外，还有一些考辨经籍的著作，其中以俞樾的《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为最有名。俞樾很崇拜乾、嘉学派中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所以他仿照王氏《经义述闻》的体裁撰成《群经平议》，仿照王氏《读书杂志》的体裁撰成《诸子平议》，又根据前人和自己阅读古书的经验，对古书中字句篇章的错乱衍缺举出八十八条公例，写成《古书疑义举例》，总结出校勘和训诂方面的若干规律。他的学生章太炎评论他“治群经不如《述闻》，谛《诸子》乃与《杂志》抗衡，及为《古书疑义举例》，辎察鳃理，疏比昔，牙角财见。为科条。五寸之矩，极巧以工，尽天下之方，视《经传释词》益恢廓矣”[34]。

19世纪下半期的学术界，研究的范围在逐渐扩大，除了考释经籍之外，对于先秦诸子、西北地理、蒙古史以及金石学都开始重视起来。研究先秦诸子书的除上述俞樾的《诸子平议》之外，当以孙诒让《墨子间诂》为代表。

《墨子间诂》写成于1883年，《墨子》这本书，两千多年来被视为邪说，没有人专门注释和传习，而且字义古奥、错乱很多，难于读通。到19世纪初，考据学发展，方才有人稍稍注意到它，如汪中、毕沅、孙星衍、张惠言、卢文弨都有片段的考释。19世纪下半期，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传入中国，《墨子》书中的逻辑学部分和自然科学部分受到人们注意，研究《墨子》的人多起来了。孙诒让以毕沅的注释为主，采集各家的研究成果，对《墨子》作了一次全面的整理，使此书能够初步读通。俞樾称孙氏的成绩是“整纷剔蠢，脉摘无遗，旁行之文，尽还旧观，讹夺之处，咸秩无紊，盖自有墨子以来，未有此书也”[35]。章太炎则说：“集众说、下己意，神情迥明，文可讽诵，自墨子废二千岁，儒术孤行，至是较著”[36]。以后研究《墨子》的，在句读训诂方面大多以此书为根据。

西北地理和蒙古史的研究发端于19世纪之初，由于清朝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极盛时期，在蒙古、新疆、西藏屡次用兵，这些边疆地区和内地的关系日益紧密，彼此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有些学者在现实生活的推动下逐渐注意起边疆的历史和地理。19世纪初有徐松遣戍伊犁，把自己所经历的山川要隘，所听到的建置沿革，编成《新疆事略》和《西域水道记》等书，这是近代研究西北地理的最早的著作。19世纪中叶，张穆著《蒙古游牧记》16卷，记述元亡以后蒙古各部落的地理和沿革，何秋涛著《朔方备乘》80卷，叙述范围东至西伯利亚，西至欧洲，对历代西北边事记载很详细，开创了后代西北地理学和元史学的风气。19世纪下半期，资本主义列强从四面八方侵入中国，边疆问题成为全国人民关心的首要问题，但边疆问题的研究却逐渐转移到历史方面。当时学者们“厚古薄今”的气味很浓厚，他们不去进一步深入研究边疆的现实问题，却把《元朝秘史》和《圣武亲征录》等书捧为至宝，再加上从西方传来了许多关于蒙古史的新材料，于是介绍新史料和企图用新史料改造旧元史的学者纷纷出现，如李文田校注《元朝秘史》，洪钧采用西方史料写成《元史译文证补》。屠寄编《蒙兀儿史记》，对于成吉思汗所征服的诸部落和西域诸汗国记述特别详细。20世纪初又有柯绍写成257卷《新元史》，完成了改造旧元史的工作。近代西北地理的研究是由现实生活的需要而促成的，由于研究工作结合了现实的需要，所以发展较快，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可惜这个良好的学风后来完全转移到了历史方面，虽然由此而兴起了蒙古史的研究，但毕竟又重新走上了厚古薄今和烦琐考据的绝路上去。当19世纪90年代中俄交涉帕米尔疆界问题的时候，西北地理和蒙古史的著名学者洪钧担任出使俄国大臣，他竟把中国的大块领土毫不经心地划在俄国的领域内，因此造成外交上的严重不利，丧失了许多领土。洪钧枉有一肚皮的边疆知识，可是在现实的划界问题上是个道地的糊涂虫，由此也可见那种“学术与政治无关”的主张和烦琐考据风气真是贻祸无穷。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还开辟了若干新的学术领域，比较突出的是甲骨、金石、汉简、敦煌、明清档案的研究，不过这些学术部门发展主要是在20世纪。还有近代最有名的两个大学者章太炎和王国维，都将在本书最后一册中介绍。

二、19世纪下半期的科学和技术

19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也有所发展，作为基础科学的数学在这时占着领先的地位，其他像化学、物理学、地理学则是作为数学的附庸而开始生长。当时有不少汉学家都兼攻数学，用考据的方法致力于数学的研究。

数学的领先发展是由几个因素所促成：

第一，18世纪编辑《四库全书》时，中国古代的数学书籍陆续传布[37]，推动了数学研究的发展。如著名的汉学家戴震曾经在《永乐大典》中辑录了许多古代真经，孔广森、李锐则致力于宋元算书的注释的研讨，焦循以数学注释《易经》，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在整理遗产的基础上，数学研究有了一定的发展。

第二，19世纪中叶，西方数学被大量地有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代数、几何、三角、微积分都有了较完整的译本，中算家跨进了研讨世界性数学问题的阶段。

第三，由于外国侵略者用巨舰大炮侵入中国以及中国机器工业的产生，在中国知识阶层中，数学和其他科学、技术的研究被提到一定的重要地位，当时甚至有一种“数学救国论”、“格致救国论”，就像陈维祺所说：“格致之学，本西人所最精，又有代微积重诸术以资其推测之用而增益其坚忍之性，于是一切天文历法、测绘、制造，大而军国、小而市廛以及化电光气种种新学，争奇竞胜于寰海七万里中，骎骎乎其未有艾……方今国家幅员之广，艺能之士日出，斗量车载而不可数计，使人人于经史之外，父以此教子，兄以此勉弟，童而习之，以底于成，以算学为初基，以格致为究竟，上焉者达乎道，下焉者成乎器，岂非富强之道，尽在是哉”[38]。这种把科学凌驾于一切之上的论调当然是错误的幻想，但是在那个时候，封建统治者极端贱视科学，少数知识分子抱着爱国热忱，希望追赶世界强国而致力于科学事业，他们的希望在反动统治之下虽然不可能实现，可是他们的努力多少推动了中国科学、技术方面的进步。

19世纪中叶以后，专攻或兼攻数学的人很不少，其中较早的如罗士琳（1774—1853），创作《四元玉鉴细草二十四卷》，历时12年，又校刻《算学启蒙》，于整理宋元古算极为努力。又如，项名达（1789—1850）、戴煦（1805—1860）的椭圆求周术，用简单的算法计算出椭圆周的长度，邹伯奇（1819—1869）、夏鸾翔（1823—1864）的开乘方捷术的方法与牛顿二项式定理相似，李善兰（1811—1882）的《垛积比类》和华蘅芳的《积较术》都详细论证了级数问题。由于对数的系统传入，在学者中间引起了“对数热”，当时论述对数的著作有几十种。邹伯奇曾根据对数表创造出对数尺，“为算器增新制，为算术开捷径，画数于两尺，相并而伸缩之，使原有两数相对，则今有数，即对所求数”[39]。此外，李善兰、徐有壬的圆率解析法，项名达、夏鸾翔的曲线论，保其寿的论纵横图也都有一定的成就。

应该提到当时在翻译数学书籍、介绍西方自然科学方面特别有贡献的李善兰和华蘅芳。李善兰字壬叔，浙江海宁人，是一个落第秀才。曾经跟随经学家陈奂读经，他素来喜欢宋元古算，所以后来就专攻数学。咸丰初年，他在上海墨海书馆和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艾约瑟、威廉臣等一起从事翻译，同治初年又曾在安庆曾国藩幕府中工作。后来，李善兰又在北京同文馆担任算学总教习，一直到1882年逝世为止。他的著作有《则古昔齐算学》，共13种。翻译的书籍有欧几里得《几何原本》13卷，续增2卷（此书有明朝徐光启的译本，但是只译了前6卷）；又译胡威立著《重学》20卷（重学即力学），附《曲线说》3卷；罗密士著《代微积拾级》18卷（即代数、微分、积分）；《谈天》18卷；《植物学》8卷。

华蘅芳（1833—1902），字若汀。江苏无锡人。幼时就喜欢学习数学，和同乡徐寿常在一起进行研讨。60年代初，徐寿为曾国藩制造“黄鹄”号轮船，华蘅芳参加了轮船的设计工作。后来又和徐寿参加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专门翻译西方的数学和地质学书籍。其著作有《行素轩算学》，译有《金石识别》、《代数术》、《微积溯源》、《三角数理》等。

除了数学的著作和翻译之外，其他西方国家的物理学、化学、工艺技术、生物学、医学、天文学等知识也被系统地介绍进中国来，例如1880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已刊的译书共98部，其中就有算学测量（22部）、汽机（7部）、化学（5部）、地理（8部）、医学（2部）、工艺（13部）、水陆兵法（15部）、新闻纸（6部）。[40]从这个目录就可以看出：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技术是中国某些先进知识分子致力学习的对象。西方的坚船利炮一方面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外国侵略者因之而能够横行中国，而另一方面，也震醒了某些先进知识分子的头脑，使他们开始认识到自然科学的价值，这些知识分子改变了攻习八股括帖的读书方向，献身于自然科学，这可以说是中国知识界觉醒的新阶段。但同时也应该指出：一直到19世纪80年代为止，中国知识界的注意力较多地放在自然科学方面，他们希望在坚船利炮、铁路开矿方面赶上西方，但还没有发现西方社会科学中所蕴藏的财富，他们还并不具有改革社会政治的迫切感。所以在上引1880年的译书目录中，西方政治、经济、历史、法律的书籍竟然完全是空白。从注意自然科学转而注意社会科学，这是社会思潮的一个巨大转变，这个转变要到戊戌变法前夕才显得明朗化。在某种意义上说，19世纪下半期少数先进知识分子的致力于自然科学乃是中国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的一个阶梯，它为中国知识界进一步的思想转变提供了一个出发点。

除了上述在数学方面译书很多的李善兰、华蘅芳之外，徐寿及其子建寅在介绍西方化学和物理方面也是有一定贡献的。

徐寿（1818—1884），号雪村，江苏无锡人，年轻时应过秀才考试，后来认为八股文没有用处，转而研究格致之学，特别擅长于化学和制器。徐寿是一个自行探索并且喜欢动手实验的科学家，曾经制造过指南针、象限仪，仿制过墨西哥银元。后来他在上海得到一本《博物新编》，和华蘅芳共同研习，根据书中所载的方法，做了许多试验（如三棱镜试验、抛物线试验），他的科学知识就在这样努力摸索和不断试验中逐渐提高。他在生活方面也和一般封建知识分子不同而贯彻着科学精神，别人称他“婚嫁丧葬，概不用阴阳择日之法……治丧不用僧道忏醮以及乐工鼓吹，营葬不用堪舆家言，居恒与人谈议，所有五行生克之说，理气肤浅之言，绝口不道，总以实事实证，引进后学”[41]。1862年徐寿在安庆军械所和华蘅芳等合作制造“黄鹄”号轮船，“推求动理，测算汽机，蘅芳之力为多；造器制机，皆出寿手制”[42]。这是我国自造的第一艘轮船。1867年与华蘅芳同入江南制造局之翻译馆，一面从事造船工程，一面从事于化学和汽机方面的翻译。当时一些洋务派大官僚听见徐寿的名望很高，都想招他入幕，徐寿“以译书行世较专治一事影响于社会尤大，辞之”[43]。他翻译的书有数百卷之多，较著名的有《汽机发轫》、《化学鉴原》等。他的译作影响颇大，据说日本曾经派“柳原前光等赴局（指江南制造局）考访，购载寿译本以归，今日本所译化学名词，大率仍袭寿本者为多”。

徐寿的第二子徐建寅也是当时有名的科学家，少时曾经跟随父亲参加“黄鹄”号轮船的制造，徐寿造船时“苦无法程，日夜凝想，建寅累出奇思佐之”[44]。后又帮助父亲在上海造船译书。1874年进入天津制造局，试制强水成功，比从外国购买强水价廉三分之一。1875年担任山东机器局总办，局内设计制造，不用外国工程师，完全由徐建寅负责。“徐建寅胸有成算，亲操规削，一个足抵洋匠数名，犹复估料程工，力求撙节，综核精密，人不能欺，故一切皆归实用，不稍虚糜”[45]。不久担任出使德国的参赞，周游欧洲各国，开始注意到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制度，著有《欧游杂录》、《德国议会章程》等书，归国后又担任金陵机器局会办、福建船政局提调等职。徐建寅搞了一辈子科学技术，但是国家却一天比一天更衰弱，他所工作过的几个企业，也在洋务派的把持下一天天地瘫痪下去，大概这时他已觉悟到政治的清明是科学发展的前提，所以积极参加了戊戌变法运动，授三品卿衔，督办农工商局新政。变法运动不久失败，建寅被销衔撤差，去湖北仍从事科学技术工作。1901年在湖北火药厂试制无烟火药，配药时引起爆炸，建寅不幸被炸死。

除徐氏父子之外，邹代钧之地图测绘和赵元益之医学研究也都有一定的贡献。邹代钧，湖北新化人，一生从事测绘地图，所作中外舆图有七百余幅之多。他融会中外的制图方法，首重比例尺。他认为“以尺量地，尺有差，地亦随之而差，以地定尺，地有准，尺亦随之而准”[46]。根据这个道理，他参考米图尺而制成中国舆地尺，用来作为绘制地图的标准尺。后来又创立舆地学会，倡导地理学的研究，他的代表作有《中外舆地全图》68幅。

赵元益，江苏新阳人，与华蘅芳为表亲，幼时就和华蘅芳等一起研习数学格致之理，但他特别擅长医术。后来在上海制造局翻译书，专门担任数学和医学书籍的翻译。他很提倡中西医的合作，认为“吾国医方得西国之医理而益可证明之，沟通中西之学说，医道庶几其中兴也”。他所翻译的医学书，有《儒门医学》、《西药大成》、《内科理法》等。

另外，由于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有了机器工业，因此在厂矿企业中涌现出一批科学技术人才，在反动统治下从事工程技术的人都被看成是“贱役”，他们的才能不但不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而且他们的姓名、事迹也都埋没不彰。以下就史料中零散所见，介绍他们中间的一些杰出的人才。

赖长，广东人，是左宗棠老湘军内的一个下级军官，曾经参加过镇压太平天国革命。1870年奉命筹办福州机器局，试造后膛熟铁炮二门，后膛熟铁枪十杆，“其式样精巧，与洋枪炮无异”[47]，1873年调去甘肃，主持兰州制造局的局务，能仿制德国枪炮，改制旧式劈山炮。据说俄国官吏索思诺福斯齐参观了兰州制造局，十分称赞，“惟诧铁质精莹，意必西洋购来，比告以系土产，以为大奇，其于赖镇（即赖长，当时已升为总兵，故称赖镇）则数数目之”[48]。1877年，赖长又自出新意，制成一架水轮织呢机，并织成一段绒片，直接促成左宗棠开办兰州织呢局。此外兰州城内饮水困难，赖长创制了一种名为吸水龙的抽水机器，把黄河的水引入市内的饮和池，挹清池内，供居民汲用。

曾昭吉，湖南人，是个小官吏，曾在山东协助徐建寅办理山东机器局。刚到山东的时候，巡抚丁宝桢要试试他的本领，给他一支最新式的亨利马氏呢枪，问他能不能仿制，丁宝桢以为这一下一定难倒了曾昭吉，不料曾昭吉在两个月之内竟仿制一百二十余杆。“相对演放，其及远与马氏呢等，而出声之响，入靶之劲，似有过之”，购买马氏呢枪，每杆需银二十四两六钱，不能短少分毫，“今曾昭吉所造，每杆仅计价银十两有零，较之购买外洋者，已省银十四两数钱，而精利相敌”[49]，这样一来，使丁宝桢也不得不惊叹其“心思精妙”了。1880年丁宝桢又调他到四川，筹办四川机器局。四川缺乏煤炭，不能供应机器局的大量需要，曾昭吉苦心钻研几个月，制成水力发动机，“其用水仅三五寸而即可以敌二十匹马力之锅炉，日可省煤一千数百斤，合计每年约可省煤银四千余两”[50]。曾昭吉的确是个杰出的技术革新家，可惜他的才能只能为洋务派的军火工业服务，而且这些工厂寿命都不长，曾昭吉以后的情况也无从查考。

温子绍，广东的一个富绅，1873年主持广州机器局。据说他“资性聪明，深谙西法，所有制造枪炮以及火箭水雷等项，无不合用。其格林炮一项，灵巧不让外洋而价值则减大半，是以直隶各省纷纷来粤购办”。1880年清朝廷内“海防”呼声日高，广东筹议购买外国的蚊子船，可是购买一艘蚊子船连同来华运费、保险费等需要十五六万两银子以上，清朝政府财政困难，拿不起这笔钱，温子绍提出仿制计划，船身不用钢板，改用木质，经过一年多施工，造成一艘蚊子船，船长十二丈四尺，马力二百匹，造船工料银三万三千余两，比从外国购买便宜四五倍，这笔钱完全是温子绍自己拿出来捐献的。造成的船和从外国购买的船一起试验，据两广总督张树声说：“虽外洋所制，机器较多，通体纯钢，与木壳有异，而温子绍仿造之船，价值悬殊，规模行驶迟速亦能不甚相悬，洵足以资备御”[51]。在工程技术条件十分幼稚的情况下，温子绍用极少的成本创制这样大的兵船，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许启邦，民族资本经营的上海均昌船厂（亦名发昌船厂）的总机司，他在80年代先后制造成许多艘轮船，许启邦担任设计绘样并亲率中国工人施工。1882年造成“犀照”号，船长56呎，马力120匹，是代芜湖关道所造；1883年造成“兆昌”号，船长7丈，供招商局用；同时又陆续造成两艘（不知其船名、船长与马力）。同年又代芜湖关道造成第五号船“江练”号，船长9丈，马力150匹。1884年又为淮军将领刘铭传制造一艘游艇，名“淮庆”号，船长80尺，船身都用铁胁铁板。1887年，在山东办理黄河工程的道员魏温云到上海筹办挖河机器，魏温云也是一个“熟于机器，夙娴制造之法”的技术家，由于黄河水流湍急，泥沙极多，和其他河道不一样，所以魏温云根据黄河的特点，苦心钻研，绘制成平底双轮刷沙机器船的图样，和均昌船厂的技师、工人合作，造成“泰通”号挖泥船，船长70尺，一小时可行30里。当时的报纸上说：该船“平底则不致搁浅，双轮则驶行倍速，随带刷沙机器，终日飞行，不假风力，更觉灵便。不但为中国所未见，即外洋亦所罕闻，实创千百年未有之奇”[52]。

何德顺，宁波人，上海广德昌机器造船厂的资本家。1889年有周德标、周德明设计一种八浆炮船，由何德顺制成一艘“先锋”号。船长六丈五尺，内设暗轮机器，每小时可行30里。若缺乏煤斤时，可以使篷或划桨。该船质量极好，当时被誉为“华人仿造轮船以来，此船实为首屈一指”[53]。第二年，何德顺又造成“义济”、“仁济”二船，这两艘船“机器不用煤火，而雇四人推轮而行，随推随驶……每一点钟能行二十余里”[54]。

注释

[1]原稿此处列有作者拟加论述的第三个方面，即“文学艺术中的现实主义潮流和民间文艺的兴起”，但下文中未及论述，故此次出版时予以删除。

[2]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复盛时代》。

[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王阳明学派之余波及其修正》。

[4][7]江藩：《汉学师承记》，卷八。

[5]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一一，《梨洲先生神道碑》。

[6]同上书，卷一二，《亭林先生神道表》。

[8]章太炎：《訄书》，《清儒第十二》。

[9]戴震：《戴东原集》，卷九。

[10]章太炎：《訄书》，《清儒第十二》。

[11]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256页。

[12][13]《曾国藩全集》，文集，《答刘孟容》。

[14]《曾国藩全集》，文集，《原才》。

[15]同上书，箴言，《书院记》。

[16]曾国藩说：“嘉道之际，学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风，袭为一种破碎之学。辨物析名，梳文栉字，刺经典一二字，解说或至数千万言，繁称杂引，游衍而不得所归，张己伐物，专诋古人之隙。或取孔孟书中心性仁义之文，一切变更古训，而别创一义，群流和附，坚不可易。有宋诸儒周程张朱之书，为世大诟，间有涉于其说者，则举世相与笑讥唾辱，以为彼博闻之不能，亦逃之性理空虚之域，以自盖其鄙陋不肖者而已矣。”（《曾国藩全集》，文集，卷一，《朱慎甫遗书序》）

[17]陈澧说：“今人只讲训诂考据，而不求其义理，遂至于终年读许多书，而做人办事，全无长进，此真与不读书者等耳。”（陈澧：《东塾遗稿抄本》，转引自《岭南学报》，二卷三期）

[18]朱一新说：“乾嘉诸老，逐末忘本，曼衍支离，甚且恣肆无忌者诚为经学之蠹。”（《佩弦斋杂存》，卷下，《复王子裳》）又说：“西河东原，记丑而博，言伪而辨。申受于庭，析言破律，乱名改作，圣人复起，恐皆不免于两亲之诛。”（《父存》，卷上，按：西河、东原、申受、于庭指毛奇龄、戴震、刘逢禄、宋翔凤四人）

[19]这本来是桐城派姚鼎的主张，曾国藩发挥姚氏的主张，见《曾国藩全集》，文集，《欧阳生文集序》。

[20]陈澧：《东塾遗稿抄本》。

[21]朱一新：《佩弦斋杂存》，卷下，《复傅敏生》。

[22]本田成之：《中国经学史》，309页。

[23]俞樾：《宾萌集》，卷六，《三大厦论》。

[24]王先谦：《虚受堂文集》，卷六，《西被考略序》。

[25]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1283页。

[26]《曾国藩全集》，文集，《圣哲画像记》。

[27]如《原善》、《孟子字义疏证》。

[28]如王弼的《周易注》；何晏的《论语集解》。

[29]如《伪古文尚书孔安国传》，系东晋时梅赜所伪造。

[30][31]孙诒让：《周礼正义序》。

[32]张寿贤：《孙仲容先生学术概论》，见《清儒学术讨论集》，第1集，下，70页。

[33]据说刘文淇的长编写了40年，刘氏死于1854年，则开始编写长编当在19世纪初。

[34]《太炎文录》，卷二，《俞先生传》。

[35]俞樾：《墨子间诂序》。

[36]《太炎文录》，卷二，《孙诒让传》。

[37]古代算书的整理传布是指算经十书（《九章算术》、《周髀算经》、《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缉古算经》、《五经算术》、《数术记遗》）、李治的《测圆海镜》和《益古演段》、杨辉的《杨辉算法》、朱世杰的《四元玉鑑》和《算学启蒙》等大多散失不全，19世纪下半期有许多数学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

[38]陈维祺：《中西算学大成序》，转引自《清儒学案》，卷一七九，《融斋学案附》。

[39]诸可宝：《畴人传》，三篇，卷五。

[40]参见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载于1880年《格致汇编》，转引自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

[41]程培芳：《徐雪村先生传》，见闵尔昌：《碑传集补》，卷四三。

[42]《清史稿》，艺术传四，《徐寿传》。

[43]《锡金四哲事实汇存》，转引自来新夏：《关于中国近代化学家徐寿的生平》，载《光明日报》，1957年8月15日。

[44]钱基博：《徐寿传》，见闵尔昌：《碑传集补》，卷四三。

[45]《丁宝桢遗集》，奏稿，卷一二，《机器局置器造船、规模大备折》。

[46]邹永修：《邹征君传》，见闵尔昌：《碑传集补》，卷四三。

[47]《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七，38页。

[48]《左宗棠全集》，书牍，卷二二，《致杨石泉》。

[49]《丁宝桢遗集》，奏稿，卷一二。

[50]《刘坤一遗集》，奏疏，卷一四。

[51]《张树声奏议》，卷五，《绅士捐造蚊子船工竣，验收合用》。

[52]《申报》，1887年8月11日。

[53]《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1033页。

[54]《益闻录》，1890年10月29日。

第十章　中日甲午战争

第一节　东亚的国际形势和列强对朝鲜的侵略

一、沙俄向东亚扩张和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

19世纪9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已将近完成，列强瓜分殖民地和争夺霸权的斗争更加激烈。非洲大陆快要瓜分完毕了，近东和中东的争夺也暂时告一段落，于是，宰割中国、朝鲜及其他尚处于半独立地位的国家便成了帝国主义侵略日程表上的主要课题。国际上风云变幻，远东地区正在酝酿着战争的大风暴。正像列宁所指出：“在金融资本时代，在世界上其它地方已经瓜分完毕的时候，争夺这些半独立国的斗争一定会特别尖锐起来”[1]。

沙皇俄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始终表现出最贪婪、最野蛮的强盗本性。80年代以后，俄国已完成了对中亚地区的征服，但在土耳其和中东方面，它的侵略野心却因英国的竞争而未能全部得逞，于是它的视线转向了远东，企图从这里寻找猎物，取得补偿。它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大力扩充军备，制造枪炮舰船，屯贮战争物资，陈兵于中俄边界，在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设屯置戍”，“十里八里之间，村堡相望，洋枪队兵，梭巡不绝”[2]。原设在庙街（尼古拉耶夫斯克）的海军基地移到了海参崴，积极扩充力量，并派遣大批军政谍报人员进入中国和朝鲜，进行渗透和刺探。

俄国政府为了向远东扩张，于1891年兴工修筑西伯利亚铁路，从乌拉尔山麓的车里雅宾斯克穿越荒芜广阔的西伯利亚，沿着中国北部和东北的边界线，迤逦东走，到达太平洋海岸的海参崴。铁路全长7 500公里，施工十年多，耗资10亿卢布（原计划3.5亿卢布），里程之长，规模之大，是世界铁路建筑史上的空前之举。俄国国内经济困难，财政匮乏，本来没有力量和资金来修建这样漫长的铁路。开工的第一年还只能拿出100万卢布的修建费。但这时它和法国正越来越靠近，成立了法俄军事同盟，法国资本源源地流入俄国。法国拉拢俄国以便从背后牵制德、奥、意集团，而俄国则利用法国的力量来和英国在亚洲争衡。1892年，沙皇任命维特为交通大臣（后调任财政大臣）。俄国政府在法国金融资本力量的支持下，全力以赴修筑西伯利亚铁路，要在完成远东战略部署的时间上抢在前面。俄国统治阶级把西伯利亚铁路视作争霸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关键，俄国外交大臣格尔思说：俄国政府“把西伯利亚铁路的修筑看作俄国最重要的问题”[3]；财政大臣维特说：西伯利亚铁路的修筑“开始了人类历史之新时代”，“它不仅替俄国商业而且替世界商业开辟了新途径与新眼界”，使俄国在东亚和太平洋“在欧洲一切国家之前占着重要的优势”，铁路又能“以必需品供给俄国舰队，并在东方海口中造成它的坚固的支点”，“因此，此路修通后，该舰队即可相当地加强，而遇到欧洲或东亚发生政治纠纷的时候，它就有很大的作用了，它能够控制太平洋上一切国际商业运动”[4]。

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侵略中国。外国的评论者说：“俄人之地势已包中国东西北界，铁路若成，必为中国之患”[5]。事实上，西伯利亚铁路修筑的第三年（1893年），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教父巴德玛耶夫就给政府上了一个条陈，建议西伯利亚铁路从贝加尔湖向南筑一条支线，经过中国蒙古地区，深入中国领土近两千公里，到达兰州。由俄国在这里组织反清暴动，暴动以后，就由这些民族（指蒙、藏、汉族）之绅商名流向俄国呈一自愿的请求书，以求收容他们作为俄国臣民。[6]这一恶毒的侵华阴谋深得沙皇赞许，维特则誉之为“新观点”、“很重要的见解”。政府借给200万卢布，成立了“巴德玛耶夫商务公司”，以推动和执行这一想入非非的阴谋计划。

除了俄国以外，新起的日本也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侵略者。它正在全力以赴地发展经济和军事力量，为并吞朝鲜、入侵中国做准备。一位日本的历史学家写道：“日本的资本主义在一登场的时候，它就扮演了帝国主义国家的角色，同样地努力对外侵略领土。从它自己还受着外国不平等条约痛苦的时候起，它就挤到近邻的国家去，把它身受过的同样的痛苦，加于邻国，求得了它自身的发展”[7]。

80年代以后，日本的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煤产量从1874年的22万吨增至1892年的300余万吨，纱锭数目从1882年的4万锭增至1892年的38万锭，铁路里程从1872年的17里增至1894年的2 000里。日本早期的工业有许多是用国库资金建立的军事工业、矿山和交通运输业，以后又转让给特权商人，“具有以人民的税款帮助大商业资本家转化为产业资本家的内容，在政治上则是为了使他们成为政府的支柱”[8]。三井在财政金融和纺织工业领域得到政府的特许权，三菱垄断了航运业，住友、川崎在矿业方面获得优惠，以后都发展成为日本的财阀。

日本的资本主义在迅速发展，而劳动人民的生活极为贫困，国内市场十分狭小。农民并没有得到土地，而且租税繁重，高利贷横行，物价高涨，工人的工资很低，工时很长。日本广大的工农大众为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国内矛盾十分尖锐。日本的统治阶级为了加强统治、摆脱危机并转移群众的视线，在国内加强以天皇为核心的军事专制体制，在国外则执行“八纮一宇”的扩张主义路线，逐渐变成一个封建的军事的帝国主义国家。1872年，日本实行义务兵役制，建立了近代化的常备军。1874年制定陆军省官制，规定陆相只能由将级军官担任。1878年设立参谋本部，直属于天皇，权力与行政机关平行，政府无权过问参谋本部的任务，参谋本部却可以通过陆军省干涉政务，军部势力越来越膨胀。

80年代以后，日本国内掀起了争取制宪的斗争，出现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党。1882年伊藤博文赴欧美考察，向德、奥帝国学习宪法。1885年改革官制，设立内阁，伊藤博文出任内阁总理大臣。1889年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这部宪法是贵族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相互妥协的产物，反映了作为封建的军事的帝国主义国家阶级关系的实质。宪法规定：国家的主权属于天皇，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内阁和军部各自对天皇负责，不对议会负责；议会的权力很小，只有纳税15元以上、年龄在25岁以上的男子才有选举权；宪法虽然在形式上也规定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通信、出版的自由，但实际上只保证了大地主资产阶级的特权，人民并没有得到民主自由权利，1890年第一次选举议会时，只有1%的居民参加了选举，广大劳动群众被排斥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

日本是亚洲唯一一个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国家。它和朝鲜、中国一衣带水，经济上文化上有密切的联系。日本人民和中朝两国的劳动人民在历史上结成了悠久的友谊。但是，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以后，它的统治者却奉行对外侵略的国策，矛头首先指向邻近的朝鲜和中国。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一直在扩军备战，对朝鲜、中国虎视眈眈，侵略活动从未放松过。1880年，日军阀头子山县有朋写了一篇《邻邦兵备论》，以中国为假想的敌人，鼓吹把对外侵略作为国家的最高目标，要求国内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服从这一目标，即使财政赤字直线上升，内外债台高筑，也要牺牲一切，扩充军备，准备对中国作战。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以前，日本已建立陆军7个师团（包括近卫师团），约12万人，此外有预备役25万人，海军有舰艇28艘，约58 000吨。[9]日本军阀、财阀处心积虑为对华战争做了长期准备。一个西方作家写道：“日本人图谋控制中国由来已久，这有一张非常详细的地图为证，它包括朝鲜、满洲和北直隶湾沿岸这一大片地区，标有所有的道路、山丘的轮廓等种种细节。这张地图想必使地球上最善于钻研的种族做了好多年秘密测量工作，才为日本参谋部在1895年的战争中用上。该图的一份复本当时为本文作者获得，目前仍属鄙人所有，它足以证明入侵中国蓄谋已久”[10]。

这样，沙俄势力的膨胀和日本资本主义的兴起正在改变着东亚地区国际间力量的对比，朝鲜和中国处在日益动荡之中。

二、日本和其他资本主义列强侵入朝鲜

朝鲜半岛背靠着富饶广阔的亚洲大陆，面向着浩瀚无边的太平洋，三千里如锦的江山是良好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又是俄国南进太平洋和日本、美国西侵中国所必争的战略要地。19世纪下半期，朝鲜和中国一样，沦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帝国主义国家争先恐后地扑向朝鲜，进行残酷的剥削和激烈的争夺。

美国对朝鲜垂涎已久。早在1866年，美国人帕雷顿等24人乘武装舰船“舍门将军”号，闯入朝鲜大同江，驶至平壤附近，炮轰朝鲜商船，抢劫粮食金银，杀伤平民十余人。朝鲜人民奋起自卫，烧毁了海盗船只，歼灭了这伙匪徒。

同年，法国的7艘军舰和600名水兵在海军上将罗兹的率领下，以保护传教为名，入侵朝鲜，袭击江华岛。朝鲜军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法舰被迫撤退。

1868年，另一个美国人詹金斯与德人、法人合谋，在驻上海的美国领事的支持下，纠集130名匪徒，潜入朝鲜，盗掘朝鲜国王祖父南延君的坟墓，“企图获得他们意想中埋藏在这些坟墓里的黄金或其它宝物，或者把这些尸体运走，借以勒索赎金，或是，据他们自己扬言：借劫持这些尸体来随心所欲地要挟朝鲜宫廷肯和他们各自的政府谈判商约”[11]。他们的卑劣行径被朝鲜人民察觉，遭到了狠狠打击，这伙盗墓贼狼狈逃窜。

沙俄也早已对朝鲜抱有侵略野心，希望得到向太平洋南进的据点。1869年，俄国炮艇侵入朝鲜海岸，肆无忌惮地进行侦察活动，要求“通商”并在朝鲜居住，也被朝鲜军民驱逐。

1871年，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和太平洋舰队司令罗吉斯率领五艘军舰和一千多名美军，大举进攻朝鲜，企图用武力强迫朝鲜接受不平等条约，开埠通商。朝鲜军民不屈不挠，浴血战斗，再一次痛击入侵者，美军被迫撤退。连镂斐迪也不能不承认：“朝鲜人以必死的决心斗争，他们的勇敢是世所罕见的，从来没有一个民族能够超过他们”[12]。

朝鲜人民的英勇抗战，一次又一次地把侵略者驱出国土，但帝国主义不甘心罢手。1868年，英、法、美曾酝酿组织一支侵略联军，以几个大国的联合力量迫使朝鲜屈服，但由于列强之间尔诈我虞，矛盾重重，这一侵略计划没有成为事实。到了70年代下半期，刚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日本竟赤膊上阵，充当了为列强打开朝鲜门户的急先锋。

在明治维新一年多以后，日本国内的“征韩论”即甚嚣尘上。在日本统治阶级中，以参议西乡隆盛为首的急进派主张立即进攻朝鲜，他们希望以对外侵略战争来消弭旧士族势力和军队对维新改革的不满。他们说：“方今维新告成，四方不得志者皆英气勃勃，蠢焉思动，若移植之于半岛（指朝鲜——引者），既可避内乱，又可拓国利于海外，洵一举两得之策也”[13]。但政府内以岩仓具视、木户孝允为代表的缓进派认为：国内改革刚刚开始，对外作战准备未足，需要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两派的争论导致了维新政府的分裂，结果缓进派胜利，大规模的侵朝战争暂时推迟。其实，无论急进派或缓进派，对于侵略朝鲜和中国这一大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仅在发动侵略的时间和步骤上有分歧。[14]

日本侵略朝鲜后的下一步目标就是侵略中国。它在侵略朝鲜时的最大顾虑就是朝鲜人民的坚强抵抗和中国对朝鲜的援助。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当时都处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风雨同舟，患难与共。朝鲜是中国的屏障，中国是朝鲜的后方。朝鲜人民对侵略者的反抗斗争就是对中国的最大支援。中国人民从道义方面或从国家安危方面考虑，都不能坐视帝国主义吞并和灭亡朝鲜。

当时中国和朝鲜之间存在着“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名义。应当指出：这种宗藩关系是封建时代国际间不平等关系的表现，反映了封建大国对中小国家的压迫。我们反对历史上一切大国主义，包括中国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的大国主义在内。但到19世纪下半期，中国自身已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宗藩关系已成历史上残留的空名。近代史上中国进行的援越和援朝战争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的，中国人民基于道义责任和自卫需要，不能不拿起武器，支援友邻国家。这是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而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争夺藩属”。至于徒具名义的“宗藩”关系确实也曾在近代外交史上热闹了一阵，那也只是出于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有一些国家，如英、俄、德，在中国具有相当势力，企图通过控制中国去控制朝鲜，因而唆使和支持清朝统治者去加强宗藩关系，以达到他们自己的侵略目的；而另一些国家，如日本、美国，当时在中国的政治影响很小，不可能从“宗藩关系”中捞到好处，因此把“宗藩关系”作为攻击的口实，以分裂中朝两国相互支援的关系，达到各个击破、分别宰割朝鲜和中国的目的。

1875年，日本政府在朝鲜开始采取重大的侵略行动，它借口日舰云扬号遭到了朝鲜的攻击，派遣士兵数千人，舰船六艘，入侵朝鲜。为了试探中国的态度，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向中国总理衙门递送节略，声言已派“全权办理大臣往问朝鲜政府心意所在”，总理衙门答复：“中国之于朝鲜，固不强预其政事”，希望日本停止派兵，“两国所属邦土，不相侵越”。森有礼即扬言：中国既不干预朝鲜内政外交，“由是观之，朝鲜是一独立之国，而贵国谓之属国者，徒空名耳”，“凡是起于朝鲜、日本间者，于清国与日本国条约上无所关系”[15]。其目的是吓唬清朝政府，牵制中国援助朝鲜。

这时，日军已在朝鲜江华岛登陆，胁迫朝鲜政府签订《江华条约》。条约规定：开放釜山、仁川、元山为对日通商口岸，日本人可在朝鲜自由贸易，享有领事裁判权，日本货物免纳关税。这是朝鲜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条约特别载明：“朝鲜国为自主之邦”，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日本侵略者真正把朝鲜当做独立国家，而不过是离间中朝关系、牵制中国支援朝鲜并为下一步侵略行动做准备的手段而已。

《江华条约》的签订正在帝国主义列强力图侵入朝鲜的时候，因此，这一条约也为帝国主义蜂拥而入敞开了大门。但是，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侵入朝鲜的方式略有不同，它们当时已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中国的政治，因而利用了中国和朝鲜之间的“宗藩关系”，威胁、引诱清政府劝说朝鲜向帝国主义开放。1879年，总理衙门奏称：“近日威妥玛（英国驻华公使）等来臣衙门，亦以为朝鲜若不与各国交通，必为琉球之续”[16]。1881年，威妥玛又要求“拟请由中国礼部行知该国（指朝鲜），准西洋有约各国遣员到朝鲜查看通商情形，再与定约”[17]。1879年3月德国公使巴兰德的信中也说道：“我告诉他们不下二十次，阻止日本企图夺取朝鲜的最好方法是使那个国家开放对外国的贸易。他们，尤其是李鸿章完全同意”[18]。

实际主持清政府军事和外交的李鸿章抱着“以夷制夷”的幻想，认为把许多帝国主义国家请进朝鲜，使之互相牵制，就可以防止某一国家独吞朝鲜，李鸿章写信给朝鲜太师李裕元说：“宜用以敌制敌之策，次第与泰西各国立约，藉以牵制日本”，“遇一国有侵占无礼之事，尽可邀集有约各国，公议其非，鸣鼓而攻，庶日本不致悍然无忌……即所以备御俄人之策亦莫先于此矣”[19]。在李鸿章的劝诱敦促下，朝鲜1882年与美国订约，1883年与英国、德国订约，1884年与俄国、意大利订约，1886年与法国订约，朝鲜变成了世界帝国主义群起掠夺的目标和公开冲突的场所。

英勇的朝鲜人民不能忍受被侵略、被宰割的命运，1882年，汉城的士兵举行了反对日本侵略和本国封建压迫的起义，史称“壬午兵变”。虎视眈眈的日本人以起义士兵焚烧日使馆、杀伤日人为借口，派了大批军队和战舰侵入朝鲜。同时，野心家大院君李昰应（朝鲜国王的生父）也利用时机，以“清君侧”为名，挟持国王，进行政变，局势极为混乱而危险。清政府为了防止日本出兵，迅速稳定局面，派吴长庆率兵入朝抢在日军的头里逮捕了李昰应，恢复了朝鲜国王的权力。这时日军已麇聚于仁川，但其军力、财力还不够充实，不能和中国开战，因此逼迫朝鲜政府签订《仁川条约》，勒索55万元及其他特权了事。

这时，朝鲜有一批出身上层家庭的青年，有志于改革朝鲜政治，组织开化党。日本侵略者包藏祸心，把他们当做可资利用的工具，竭力欺骗拉拢他们，引他们走向歧途。1884年发生了中法战争，日本趁中国缠身战争、无力东顾之机，由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率领日兵和开化党人发动政变，杀害朝鲜大臣，占领王宫，劫持国王。在竹添的操纵下，开化党人组织新内阁，史称“甲申政变”。在朝鲜官员和群众的要求下，清提督吴兆有、帮办袁世凯率领驻汉城的清兵，进入王宫，要求日兵撤退。日本首先开枪，发生了战斗，日兵战败，清军拦回了被劫持到宫外的阴颜国王，竹添等狼狈逃窜。朝鲜军民对这些侵略豺狼痛恨已极，据日方记载，当日兵逃跑时，“韩之兵民，或放枪、或飞矢、或投瓦石，四面相迫”，“每至十字路及横斜道处，即见篝火熊熊，迨我兵过，每由路旁或屋内，向我发枪或投掷瓦砾”[20]。

竹添进一郎以日政府公使的身份亲自出马，赤膊上阵，发动政变，这种在国际交往史上罕见的公开侵略行为完全出于日本政府的意旨。后来，竹添在书信中说：“余承井上外务卿之内训，与金玉均、朴泳孝诸民谋改革朝鲜之内政，并详述其方法与顺序”[21]。这是不打自招地供认了日本政府是制造和操纵政变的罪魁。

甲申政变以失败告终，日本政府还不死心，派外务卿井上馨率兵至朝鲜，企图大动干戈，清政府也派出援军，做了准备。日方考虑自己的兵力不能战胜，乃向朝鲜政府勒索恤金，强迫签订《汉城条约》。在谈判中，井上馨做贼心虚，蛮横地不准讨论甲申事变的原委和责任，却要求处决了十几个朝鲜的爱国者。

1885年，日本又派伊藤博文到天津与李鸿章谈判，签订《天津条约》，规定中日两国从朝鲜撤兵，但以后朝鲜发生“变乱”，中日两国如要派兵到朝鲜，必须互相行文知照。这一条款不啻承认了日本有派兵侵入朝鲜的权利，成为后来甲午战争时日本发动武装侵略的根据。

三、朝鲜成为东亚矛盾的焦点

甲申政变以后，东亚的政治形势日益复杂而紧张，帝国主义对朝鲜的争夺越来越激烈。英、俄是这一地区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英俄矛盾支配和影响着其他许多矛盾。

1885年，英俄在阿富汗对峙，几乎发生了战争。俄国舰队集结于海参崴，准备在太平洋上英国的势力范围内采取行动，英国先发制人，占领朝鲜巨文岛。该岛扼对马海峡、济州海峡的门户，适当俄舰南下的要道。英国照会中声称：“迩来俄国东下之势，一泻千里，直奔太平洋岸而摩朝鲜王国之垒……我英国感于利害，因预取此岛为海军根据地，以备他日之缓急”[22]。经朝鲜政府再三交涉，英国才撤出巨文岛。

英国和俄国都企图利用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通过控制中国去控制朝鲜。英国竭力撺掇清政府加强宗藩关系，甚至罪恶地教唆清政府以宗主国名义并吞朝鲜。据李鸿章于1888年的信函中说：“驻俄英使出示该外部抄文，欲请告知各国，韩地为俄垂涎，望中国锐意挞伐，收入版图，英国甚喜”[23]。把持着中国海关大权的英国人赫德也说：“我个人的私见是：如果中国公开地、彻底地将朝鲜合并，它就做得聪明了”[24]。

显然，英国在华的势力最大。清政府如果加强对朝鲜的宗藩关系，就意味着加强英国在朝鲜的势力。英国的打算是要清政府为它火中取栗。清政府虽然不敢公然并吞朝鲜，但却以宗主国资格派袁世凯和一批外国人去控制朝鲜的海关、外交、财政。这些外国人都由赫德选派（如穆麟德、墨理贤、史纳机等），赫德实际上是朝鲜海关的太上皇。他还不满足，向李鸿章提议由自己独揽朝鲜的税务大权。他说：“若由该国（朝鲜）之外部，请其廷旨，行文委派本总税司（指赫德自己）一体总理其通商各口岸之税务，似与体制更为相符，于该国亦觉壮观”[25]。朝鲜政府向中国借债，在英帝国主义分子看来也是加强英国势力的机会。赫德的亲信墨理贤（任朝鲜海关税务司）写信给赫德说：“如果是向中国政府借，这岂不是您（指赫德）通过李中堂或总理衙门使朝鲜人承认您控制海关的最好机会吗？”[26]赫德相信：利用落后的“宗藩关系”，把朝鲜和中国捆绑在一起，这是一箭双雕的最方便的侵略途径，他洋洋得意地声称：“我不相信朝鲜会溜过我们的手指”[27]。

沙俄也企图利用中朝之间的历史关系，因为如果拉拢住清政府，借用“宗主国”的名义，它就能更有效地对抗英国，渗入朝鲜。1886年俄国代理驻华公使拉德仁斯基和李鸿章进行多次谈判，要拉清政府共同“保护”朝鲜。拉德仁斯基所拟三条建议中规定，朝鲜政治的变动，要由“中俄两国或由彼此政府，或由彼此驻韩大员公同商定办法”[28]，这明显地表露了俄国企图通过清政府以控制朝鲜的侵略野心，这一建议被清政府拒绝。由于沙俄对清政府政策的影响还没有达到随心所欲的程度，它也常常采取贿赂手段，收买朝鲜官员和清政府派驻朝鲜的人员，来为俄国利益效劳。如：由英人赫德遴选并以清政府名义派驻朝鲜管理海关及协办外交的穆麟德（德国人）就被俄国重金收买，穆麟德擅自与俄国订立密约，乞求俄国保护朝鲜，由俄国训练朝鲜军队。朝鲜政府不承认这一密约，俄使大肆咆哮，声称：“贵国教师必用俄人乃已，贵国虽欲不用，亦不可得”[29]，暴露了恐吓、讹诈的流氓嘴脸。由于中国的反对以及英国、日本的牵制，俄国几次诱迫朝鲜订立密约，均未得逞。

日本随着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侵略朝鲜的欲望也越来越迫切。但是，它一手炮制的甲申事变由于中朝军民的抵抗而失败了，又怵于英俄两大势力的竞争、牵制，暂时不敢再进行冒险，它拼命加强军备，等待着局势的变化。1887年谷干城子爵的一段话，表述了日本的态度，他说：“我国拥有坚强之战舰二十艘，精兵十万人，当可争衡东洋，示西方列强以一坚强阵容。于其时，英俄间如有战争，俄国可联我以制英，英国亦可与我结盟而败俄”[30]。日本最担心俄国势力的扩张，至于老大而贫弱的中国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眼里是不堪一击的。[31]当俄韩密约之说甚嚣尘上之际，日本非常害怕俄国抢先并吞朝鲜，竟完全改变了否认中朝之间“宗藩关系”的态度，又别有用心地教唆清朝政府在朝鲜充分行使“宗主权”。据李鸿章说：“日本相臣伊藤博文向为韩事来津会议，每言朝鲜久为我（指中国）藩属。嗣榎本公使并述伊藤之意，欲我管理朝鲜外交内政”[32]。日本外务卿井上馨还向李鸿章建议八条办法：第一条为“李中堂与井上伯爵密议朝鲜外务主意办法，既定之后，由李中堂饬令朝鲜照办，务使其办到”；第三条为“……（朝鲜）国王如有擢用重臣，无论如何，必先与李中堂相商，中堂再与井上伯爵斟酌”[33]。显然，日本为了在列强的重重矛盾中扩展势力，从否认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转而又企图利用这一关系，把清政府推到前台，自己则在幕后牵线，以控制朝鲜的内政外交，这一用心险恶的建议遭到清政府拒绝。日本对中朝“宗藩关系”的态度变化无常，出尔反尔，这都以日本自身的侵略利益为转移。

美国、德国、法国也蜂拥进入朝鲜。美国的政策是扶植日本，共同侵略中国和朝鲜，美国人德尼由井上馨推荐给李鸿章派往朝鲜担任外署协办，他赴任之前，去东京拜谢井上，表示要在朝鲜实行“对日政府最有利的政策”[34]。曾经帮助日人侵略中国台湾的美国流氓李仙得也在日本政府的直接引荐下当了朝鲜的内务协办。美国的军官、商人、传教士接踵来到汉城，朝鲜的军队由美国军官训练，美国财阀准备给朝鲜贷款，在朝鲜开矿，“美国在汉城的势力就这样轻而易举地驾乎一切国家之上”[35]。美国也竭力扶植日本，以对抗英俄。1887年一家日本报纸对美国的政策感恩戴德，肉麻地说：“当我们想到：我们的成功和我们得以达到现在的值得骄傲的地位，都是由于美国，我们不能不对美国怀着特别深切的重视和尊敬。但是，美国人民使我们感觉可爱……在于他们对我们的待遇”[36]。

德国和法国也插手朝鲜，德商世昌洋行一度是朝鲜政府最大的债主，法国也提出给朝鲜政府借款200万元的建议。这样，中日甲午战争以前的朝鲜已成了东亚矛盾的焦点。

面临着共同的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和朝鲜加强联系、通力合作是必要而正当的自卫措施。但是，清朝政府不是从根本上谋求改革政治，加强经济和军事力量，反而把希望寄托于帝国主义，相信帝国主义不侵略朝鲜的口头保证，相信帝国主义之间的相互牵制可以维持朝鲜现状、实现持久和平。李鸿章一会儿指望联英以制俄日，说“他日俄、日若欲分占，我仍可暗结英以合力谋拒，是在钧署与驻英公使随时操纵而联络之，所谓不战而屈人者也”[37]；一会儿又指望联俄以制日本，说“韩虽可虑，有俄在旁，日断不遽生心。我当一意联络俄人，使不侵占韩地，则日亦必缩手”[38]。这种在帝国主义之间危险地玩弄平衡的政策只能使矛盾更加复杂而尖锐，只能助长列强的野心而加速战争的爆发。

清朝反动政府在帝国主义的唆使下，还图谋加强所谓“宗主国”地位，对朝鲜内政外交进行干预，实际上只能被帝国主义所利用，对帝国主义有利。而清政府派驻朝鲜的交涉通商大臣袁世凯又飞扬跋扈，以太上皇自居，引起朝鲜政府和人民的不满。清政府的反动路线和愚蠢做法只能削弱中朝两国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的共同合作。

日本在列强对峙的形势下竭力在加强实力，并且运用外交手段以造成有利于自己的局面。它紧密地依靠着美国，又在英俄两大势力之间装扮成无害的小伙伴，既争取英国的支持，又要博得沙俄的欢心。这时候，日本正和英国交涉改约，即修改在明治维新以前外国强加于日本的不平等条约，主要是废除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和外人在日本的租地权，这本来是日本摆脱外来束缚，争取关税、司法自主的正义要求，改约交涉经日本历届政府近二十年的努力，尚未成功。但日本政府竟把改约交涉当做争取英国支持自己侵略中朝两国的筹码，不惜向英国大幅度地出让主权，而英国也乐意拉拢远东这个新起的小伙计，以抵制俄国。“英国一向做较弱的强国的朋友，是为了把较强的强国削弱到不足以危害英国的程度……它同日本联络就是为了对付俄国人在东亚海面有威胁性的实力增长”[39]。这样，英日两国出于各自的需要而逐步靠拢，英国默许日本有采取侵略行动的自由，而日本也削减要求，向英国退让，抢在发动战争之前完成了英日改约交涉。1894年7月16日，即日本在半岛海面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的前七天，英日在伦敦结束谈判，缔结了新条约。日本政府接受60种商品仍保持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的废止推迟5年，外国人仍保持在日本的租地权利，“因这个战争的需要，所以（日本）政府不能完全收回关税权以影响英国的经济利益”[40]。在新条约签字的仪式上，英国外相祝词说：“这个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中国的大军还有利！”[41]

俄国也很想并吞朝鲜，不过，当时西伯利亚铁路兴筑不久，它的军事准备尚未完成，又由于受英国的牵制，不便贸然动手。在相互对峙和监视着的各种势力之间，它宁肯让日本带头动手，打开缺口。俄国以为：中朝两国抵抗日本的战争将相持很久，必定会出现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局面。它既低估了日本的力量和野心，也没料到清朝政府缺乏抵抗意志而一败涂地的结局。所以，它一开始就对日本的武力侵略方针表示赞许，1888年，沙俄政府讨论东亚问题特别会议的文件中说：“目下，东京对朝鲜的看法是完全符合我们的利益的”，“日本的政策的此种方针与我们的看法完全符合，我们应该竭力支持东京内阁的此一方针”[42]。当时恩格斯指出：“我认为：中日战争是把日本作为工具的俄国政府挑拨起来的”[43]。一些评论家也看清了俄日勾结的关系，他们说：“（日本）所以敢于欺中国者，以恃俄国为助”，“借朝鲜以一试之，而俄国闻此，正中下怀，遂与日本合谋以逞，俄人为其暗，日本为其明”[44]。

这样，日本利用了英俄矛盾，使英俄两大势力站到了自己的一边，国际上的顾虑消除了，发动侵略战争的时机逐渐成熟，现在只需要一个开衅的借口，而对于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来说，从来都不会找不到一个开衅借口。

注释

[1]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见《列宁选集》，第2卷，802页。

[2]徐宗亮：《黑龙江述略》，卷六。

[3]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4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4]同上书，44～47页。

[5]《崔国因出使日记》，卷六，49页。

[6]参见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48页。

[7]守屋典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23页，世界知识社版。

[8]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50页，杨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9]参见仲小路彰：《日清战争》上，74～78页。

[10]波纳尔的文章，载于1904年3月号《十九世纪及以后》，转引自丹涅特：《罗斯福和日俄战争》，147页。

[11]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4页。

[12]同上书，第3卷，6页。

[13]森山茂语：《玄洋社史》，37页。

[14]例如木户孝允于1869年致大村永敏书简中说：“韩国之事，可借以确立皇国之国体。以今日宇内之情势推之，在东洋大发光辉，当以此为始”。（转引自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10页）

[15]《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一件，《日本国节略》；第二件，《日本国照会》。

[16]同上书，第三十四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拟劝朝鲜交聘各国片》。

[17]同上书，第七十一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朝鲜宜联络外交变通旧制折》。

[18]兰谱雷：《巴夏礼爵士传》，卷二，285页，伦敦，1894。

[19]薛福成：《庸庵文外编》，卷三，《代李伯相三答朝鲜国相李裕元书》。

[20]《朝鲜京城事变始末书》，见《明治文化全集》，第6卷，《外交篇》。

[21]渡边修二郎：《东邦关系》，135页。

[22]转引自渡边修二郎：《东邦关系》，326页。

[23]《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五九五件，《李鸿章复总署信》。

[24]《赫德致墨理贤》，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18页。

[25]《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一九，《赫总税司面递节略》。

[26]《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26页。

[27]《赫德等关于朝鲜事情书函》，孙瑞芹译：《赫德致墨理贤》，1889年2月19日。

[28]《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一八，《译俄使续交改订照会内三条》，光绪十二年九月九日。

[29]《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三九○件。

[30]转引自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上册，362页。

[31]据中国驻日公使徐承祖探知，1885年底日本黑田清隆认为中国整顿军备，几年后日本势必不敌，主张“宜在此一二年中速取朝鲜，与中国一战”。伊藤博文与井上馨反对黑田的意见，伊藤说：“中国以时文取文，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为变更，则言官群参之。虽此时外面于水陆各军俱似整顿，以我来看，皆是空言”。井上也说：“中国之不足，人人皆知，无烦多论”。伊藤与井上都主张积蓄力量，扩充海军，等待发动侵略战争的时机。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四五二件，《日人朝比奈密探各事清册》。

[32]《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一九，《论朝借款》。

[33]同上书，译署函稿，卷一七，《日本公使榎本武扬抄呈外务井上函》。

[34]苏联科学院通报《历史与哲学丛刊》七卷三号所引1890年俄驻日公使雪维奇报告书。

[35]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405页。

[36]魁特：《美日外交关系史》，第2卷，240页。

[37]《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一七，19页，《论花鸟山电线》。

[38]同上书，海军函稿，卷二，14页，《论俄日窥韩》。

[39]克瓦弗利格：《1774—1914年俄国的扩张政策》，转引自《列宁全集》，第39卷，766页。

[40]井上清等：《日本近代史》，91页。

[41]同上书，92页。

[42]《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137、132页。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285页。

[44]陈忠倚编：《皇朝经世文三编》，卷七八，《论俄国助中》。

第二节　日本发动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战争

一、日本为发动侵略中、朝的战争而制造衅端

1894年初，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这是朝鲜农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压迫的革命运动。东学党是朝鲜民间的秘密组织，创始于19世纪60年代，在农民和下层群众中传布很广。“东学”这个名称显示了它是和基督教“西学”相对立的组织。1894年初，朝鲜南部全罗道人民反对官府横征暴敛，在东学党的领导下发动起义，占领古阜郡城。他们提出“除暴救民”、“逐灭洋倭”、“内斩贪虐之官吏，外逐横暴之强敌”等口号，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1894年5月初，起义军在古阜郡黄土岘战斗中，打败朝鲜官军，力量更加发展，各地纷起响应，朝鲜的南三道（全罗、忠清、庆尚）都处在起义军的影响下。朝鲜政府派洪启薰为招讨使，率兵一千名前往镇压。5月下旬，起义军又在坪洞击败官军，乘胜攻克重要城市全州。朝鲜统治者惊慌失措，向清政府告急。6月1日（光绪二十年四月二十八日），朝鲜外务督办赵秉稷奉命会晤袁世凯，要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起义。6月3日，朝鲜政府递送了求援文书。

日本帝国主义时刻在注视中朝两国的政治动态。东学党起义爆发，它认为有机可乘，派遣一批浪人以“天佑侠”的名义打入朝鲜起义军内部，企图操纵利用。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出兵，在日本看来正是一个制造衅端、发动战争的好机会，它不怀好意地竭力怂恿清政府出兵。驻朝日使馆的译员对袁世凯说：“匪久扰，大损商务，诸多可虑，韩人必不能了，愈久愈难办。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乱……我政府必无他意”[1]。日本驻朝代理公使杉村浚也向袁世凯表示：“盼华速代戡乱”[2]。一向倨傲自大的袁世凯在日本的鼓动下力主派兵，他给李鸿章的电报中说：“其（朝鲜）内乱不能自了，求华代戡，自为上国体面，未便固却”[3]。反动而昏庸的清朝政府出于对朝鲜起义人民的仇视，又得到了日本政府“必无他意”的保证，决定派兵赴朝。先派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部800人自塘沽乘轮出发，于6月8日抵达朝鲜的牙山，又由直隶提督叶志超率706人续至牙山（后又续到援兵1 800人）。

清政府仓促派兵赴朝，完全堕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圈套。日本自信在军事上已做好准备，足以打败中国，国际形势也对自己有利，正处心积虑要发动大战。清军被引到朝鲜，不但给日本以向朝鲜大批派兵的借口，而且恰好使日本可以在它自己所选择的地点挑起战端。因此，在朝鲜向清政府请求出兵的第二天，即6月2日，日本内阁开会，决定也向朝鲜派兵。会后即进行动员，调动军舰，着手组织派往朝鲜的首批侵略军。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正休假回国，奉命住在八重山号战舰上等待，一俟清军出发，立即率兵赴朝，抢先占领战略要地。

6月7日，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奉政府之命，按照《天津条约》的规定，将中国派兵赴朝的决定通知日本，日本政府故意挑剔中国照会中有“保护属邦”字样，声称：“帝国政府未曾承认朝鲜为贵国属邦”。同日，日本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奉日本政府之命，通知清政府：“朝鲜国现发生变乱，事件重大，我国有派兵必要，因此，帝国政府拟派兵若干”[4]。

6月9日，即聂士成的先遣部队到达牙山的第二天，大鸟圭介在大批日舰的护送下到达朝鲜仁川港，立即带领陆战队400人，不顾朝鲜政府的劝阻和抗议，抢先进入汉城。从6月12日起，由少将大岛义昌所率首批日本侵略军第九混成旅团八千余人陆续来到了仁川，第五师团也整装待命。日本国内组成以天皇为首的大本营，进一步征召军队，租用商轮，准备弹药粮秣。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机器已全速转动起来。

为了继续麻痹清政府，争取向朝鲜抢运军队和弹药给养，日本政府仍玩弄欺骗手法。在军刀簇拥下强行进入汉城的大鸟圭介竟装出一副爱好和平的姿态对袁世凯说：日军赴朝仅为保护侨民和使馆，“待事定，即全撤，必不久留”，“我年逾六十，讵愿生事”，“我二人即约定，我除八百外尽阻之，尔亦电止华加兵，我二人在此必可推诚商办”[5]。日本首相伊藤也向中国公使保证：“俟乱定，彼此撤兵”[6]。大鸟和伊藤的“事定撤兵”的保证完全是分文不值的欺骗。当时，日本的一个外交官却较为坦率地道破了自己政府的野心，他说：“在我们不拘用什么手段达到我们的目的以前，我们决不能，也不会再离开朝鲜”[7]。

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清朝政府的意料。朝鲜政府只向清政府求援，未向日本求援，日军为什么大批涌向朝鲜？东学党起义军已转入南部山区，战斗趋于平静，日军为什么占领千里以外朝鲜的京城？日政府声称“护侨”，为什么竟出动全部舰队和以师团、旅团编制的大军？日本的侵略意图岂不已经昭然若揭？但是，昏昏然的清朝政府害怕发生战争，仍在自欺欺人，宁可相信日本的廉价保证，进行各种外交努力，幻想中日军队一起从朝鲜撤退。为了向侵略者表示“善意”，停止一切军事调动，已抵朝鲜的军队驻在牙山不动，准备续派的军队留在塘沽，停止出发。李鸿章说：“倭性浮动，若我再整兵厚集，适启其狡逞之谋，因疑必战，殊非伐谋上计”[8]。又打电报给袁世凯、叶志超：“我宜处以镇静，若各调兵，徒自扰也”[9]，“当坚忍约束，以待后命”[10]。一味委屈退让，不做军事部署。

日本已顺利地按照预谋，把清军诱至牙山，并以优势兵力占领了仁川、汉城，隔断了清军与本国的陆路联系，使在朝鲜的清军困守绝地，处于劣势。日本向中国挑战的决心已无可动摇，问题是选择一个什么借口发起攻击，而在国际上尽量不刺激其他帝国主义，以免引起干涉，就像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所说：“我国政府在外交上虽常处于被动的地位，但一旦有事，在军事上却完全要先发制人”，“必须把事态严格地局限在中日两国之间，应极力避免和第三国发生纠葛”，“目前既无迫切的原因，又无表面上的适当借口，双方还不可能开战。因此，要想使这种内外形势发生变化，除去实施一种外交策略使局势改观以外，实在没有其他方法”[11]。

6月14日，日本内阁举行会议，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提出“改革朝鲜政治”的题目，建议由中日两国派出委员，共同调查和改革朝鲜的财政、内政和军事，并决定“不问中国政府之商议成否，非观其结果如何，决不撤回目下在朝鲜之军队，又若中国政府不赞同日本提案时，日本政府须以独力担任，使朝鲜政府行前述之改革”[12]。

这分明是借题生文，在“护侨”的名义下，日本已出兵占领了朝鲜的战略要地，在军事上居于主动地位，但是用“护侨”这个老题目，下面的文章就不好做了，只有改换题目，提出“改革朝鲜政治”这一中国方面不能同意的新题目，才能进一步把中国逼入绝境，促使两国关系破裂，制造战争的借口。陆奥宗光说：“对于改革朝鲜内政，我最初就认为除了政治上的需要外，是没有其他用意的……所谓朝鲜内政的改革毕竟不过为打开中日两国间难以解决的僵局而筹划出来的一项政策”，“如果中国政府拒绝我国提案，不问其理由如何……由此可断定中日两国的冲突终将不可避免，不得不实行最后之决心。这个决心，帝国政府在最初向朝鲜出兵时业已决定。事到如今，就更无丝毫犹豫之理”[13]。

6月16日，陆奥宗光将“中日共同改革朝鲜政治”的提议通知清政府。21日，清政府予以拒绝，但委婉地答复：“日本政府对朝鲜谋善后之策，其意虽善，然宜使朝鲜自行厘革。中国尚不干预其内政，日本最初承认朝鲜为自主国，更无干预其内政之权”[14]。并要求根据中日《天津条约》，两国从朝鲜同时撤兵。

清政府的答复早在日本政府意料之中，因此，日本政府立即于6 月22日发出强硬照会，意在促使两国关系迅速破裂，照会中声称：“帝国政府为谋朝鲜之安宁静谧计，实有施行种种计划之必要……假令贵国政府所见不同，帝国政府亦决不能撤回现驻朝鲜之军队”[15]。陆奥称此照会是“对中国的第一次绝交书”。

日本政府发出这一强硬照会之后，即抛开中国，毫无顾忌地动手宰割朝鲜。6月26日，大鸟圭介觐见朝鲜国王，要求改革朝鲜政府，随后又抛出《改革纲要》五条，包括改革官制、财政、法律、军事、教育等各个方面，严词催逼，限期执行。这时的汉城、仁川，日军麇聚，“大鸟日日促急，事势甚危，民心骚动，都城几空”[16]。朝鲜政府在日本的军事压力下，不得不虚与委蛇，朝鲜国王下了罪己诏，承认朝鲜政治有改革的必要，又委派了改革委员，以应付日方，拖延时间，暗中密电清政府告急，“速图设法，以解急迫”[17]。

这样，朝鲜的形势急转直下，日本政府按照预谋，设下圈套，步步紧逼，向中国和朝鲜无理挑衅，朝中两国再也没有退避的余地了，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这时，日本的唯一顾虑是英国、俄国和其他列强究竟抱有什么态度。

二、俄、英的“调停”

日本只有在得到俄、英和其他列强的支持或默许下，才敢发动对中朝的侵略战争。因此，它一面摆设圈套，制造衅端，穷凶极恶地威逼中朝两国，一面把眼睛盯着各国的动向，小心谨慎地博取列强的谅解和欢心，避免引起别国的干涉，就像陆奥所说：“正当欧美列强注视我国政府将对朝鲜施行何种计划之际，如果我国稍有失误，势必陷于四面楚歌的险境”[18]。

清朝政府非常害怕和帝国主义国家发生战争，这年又是慈禧太后的六十岁生日（1894年11月7日，即光绪二十年十月十日），正在大举筹备庆祝，不愿因战争而使庆典减色，在和日本交涉共同撤兵失败以后，它仍然抱着保持和平的幻想，把希望寄托于帝国主义的干涉。这时，英国公使欧格讷和俄国公使喀西尼先后路过天津，李鸿章即请英俄两国出面调停。英国公使最初态度消极，而俄国公使却一口应承，大拍胸脯。李鸿章说：“俄使过津，极愿两国撤兵，昨已电俄京七百余字，请饬驻日使力劝，如不听，则俄必从事于后”[19]。“喀（西尼）谓：俄韩近邻，亦断不容日妄行干预”[20]。以后俄国参赞又表示：“俄皇已电谕驻日俄使转致日廷，勒令与中国商同撤兵，俟撤后再会议善后办法。如日不遵办，电告俄廷，恐须用压服之法”[21]。看起来，俄国仿佛决心主持正义，抱打不平，不惜用一切手段制止日本的侵略。李鸿章感到大为宽心，对俄国的调停深信不疑。

事实上，俄国所关心的只是自己在东亚的侵略利益。在它看来：中日两国发生战争，结果将是两败俱伤，会给自己造成扩张的好机会，因此，俄国政府采取两面派态度，坐山观虎斗，静待局势的发展。它当着中国的面，装得义愤填膺，声称要“压服”日本，欺骗和麻痹清政府；而对着日本又眉来眼去，相互调情，对日本表示“友谊”和“信任”。所以陆奥宗光说：“当时俄国的举动，从外表看来，实难捉摸，有时像与中国友好，有时又像与日本友好”[22]。俄国外交大臣解释这一政策说：“帝国政府所遵循的目标是：不为远东敌对双方任何一国的一面之词所乘，也不被他们牵累而对此局势有偏袒的看法。类似的行动方式不仅有失我们的尊严，甚至可以限制我们将来的行动的自由”[23]。

6月底，俄国以“友谊态度”，口头和书面“劝告”日本从朝鲜撤兵，同时，在东京和彼得堡多次进行外交接触。这是俄国试探日本的意图，并暗示日本不得侵犯俄国的利益。日本政府早已摸清俄国的态度，对俄国干涉已没有真正的严重的顾虑。一个英国历史学家写道：“俄国从许多理由说来，是日本当然的盟国，日本久已试探俄国的意见”，又说：“（日本）信赖俄国在这次战争中的援助，他们虽未得到俄国的保证，但肯定俄国侧面行动的危险是很小的”[24]。因此，日本政府于7月2日照会俄国，拒绝从朝鲜撤兵的“劝告”，但措辞非常委婉，为了进一步安抚俄国，照会中说：“帝国政府向该国（指朝鲜）派遣军队，对目前形势实属不得已之举，决无侵略领土之意……帝国政府对于俄国政府友谊的劝告深表谢意，同时希望俄国政府本着两国政府间现存之信义及友谊，对此保证给予充分信任”[25]。这个答复保证自己不侵略朝鲜领土，实际上就是承认俄国将来有插足朝鲜的权利，请求俄国政府在自己侵略中朝的道路上开绿灯。俄国对日本的保证表示“甚为满意”。为了再次提醒日本不得触犯俄国的利益，后来俄国又照会日本：“未悉日本政府现今对朝鲜究欲提出何种要求？不论任何要求，如果违背朝鲜以独立政府资格与各国间所缔结之条约时，俄国政府决不能认为有效。为了避免将来不必要的纠纷，兹从友谊上再提请日本政府注意”[26]。

这样，俄国的调停变成了俄日之间的一场交易，日本保证不侵犯俄国利益，俄国则默许日本发动侵略。开始时声称要“压服”日本、与中国“彼此同心力持”的俄国政府来了个大转弯，它答复李鸿章说：“俄只能以友谊力劝日撤兵……但未便用兵力强勒日人，至朝鲜内政应革与否，俄亦不愿预闻”[27]，“我劝既无益，须由贵政府另筹良策”[28]。至此，李鸿章依赖俄国调停的幻想，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俄国的调停失败，李鸿章还不死心，又一头扎进英国调停中去。英国当时正在拉拢日本，根本谈不上要援助中朝两国，不过，它一是担心自己在东亚的巨大商业利益将因中日战争而蒙受损失，二是害怕俄国独占了“调停”将使俄国的影响上升，因此，英公使欧格讷也来兜售英国调停，频繁地出入总理衙门。李鸿章向天津英领事请求：“（英国）速令水师提督带十余铁快舰，径赴横滨……责其（日本）以重兵压韩无礼，扰乱东方商务，与英大有关系，勒令撤兵，再议善后，谅倭必遵。而英与中倭交情尤显，此好机会，勿任俄著先鞭”[29]。这既是卑躬屈节的乞求，又是异想天开的梦呓。

英国的调停成为对中国的又一次骗局。日本一面不拒绝英国调停，答应和中国直接谈判，一面已在朝鲜动手，天天威逼朝鲜政府接受改革政治的要求，而清政府还对英国调停寄予莫大希望。7月9日，在英国的撮合下，日本公使小村寿太郎至总理衙门和庆亲王奕劻会谈。清政府为了避免与日本冲突，表示让步，答应日本先前提出的中日两国共同改革朝鲜政治的要求，但希望两国先从朝鲜撤兵。日本与中国直接谈判，本来只是敷衍英国，这时又突然中止谈判，并于7月16日发出照会，强词夺理地指责清政府要求两国先从朝鲜撤兵是“有意滋事”，“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30]。陆奥称这个照会是对中国的“第二次绝交书”。他还坦白地承认自己蓄意破坏谈判的阴谋：“英国公使的调停归于失败，反而可使我国在将来的行动上渐得自由，值得可喜。而且朝鲜近来的局势已经十分紧张，不容因中日两国之会商而拖延时日，莫如乘此机会与中国断绝关系为上策”[31]。

俄英调停，相继成为画饼，清政府的希望落空，焦急彷徨，束手无策，而日本得以放手地执行既定的侵略步骤。日本政府命令在汉城的大鸟圭介：“目前有采取断然处置之必要，只要在不招致外间过分非难的范围内，不妨利用任何借口，立即开始实际行动”[32]。7 月19日和20日，大鸟向朝鲜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1）由日军架设汉城、釜山间的军用电线；（2）朝鲜政府为日军修建兵营；（3）朝鲜政府应下令驱逐驻在牙山的清军；（4）废除朝鲜和中国之间的一切条约。此项最后通牒限于7月22日以前答复。

日本侵略者的刀尖已经对准中朝两国，形势如千钧一发，面临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中国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分化。主战派的势力抬头，对李鸿章一味依赖国际调停的路线表示不满。7月1日上谕中说：“现在倭焰愈炽，朝鲜受其迫胁，事甚岌岌，他国劝阻，亦徒托之空言，将有决裂之势”[33]，命令李鸿章预筹战守，勿稍大意；第二天又询问李鸿章北洋海陆军的实力；7月11日，又拨银300万两作为备战经费。日本在朝鲜越是得寸进尺，咄咄逼人，中国国内主战的浪潮也愈见高涨。官僚们纷纷起来反对李鸿章。御史张仲炘请求朝廷：严旨责成李鸿章，令其一意主战，“尤须令其打破谜团，勿恃局外之调停”[34]。侍读学士文廷式主张增派援军，实力抵御，认为“英人喜倭之改制，引为己类，俄人之欲得朝鲜，尤甚于倭。此次三国出而调处，其无实心求益于我，较然可知也”，并抨击李鸿章“立功之始，藉资洋人，故终身以洋人为可恃……故一有变端，彷徨而罔知所措”[35]。礼部右侍郎志锐弹劾李鸿章“一味因循玩误”，“专恃外国公使从中调处”，使日本在军事上居于主动，“彼则着着占先，我则面面受制”，指责丁汝昌、叶志超懦怯畏缩，不孚众望，有“败叶残丁”之诮，请朝廷速饬李鸿章“厚集兵力，分驻高境，克期进发，迅赴事机”[36]。7月14日，李鸿章根据叶志超的要求，拟将牙山清军撤回，清廷不准，命令李鸿章“和议恐不足恃，亟应速筹战备……毋致落人后着”[37]。7月16日，翁同龢、李鸿藻与军机处、总理衙门会商，催促李鸿章“派出各军，迅速前进，勿稍延缓”，但仍“不明言与倭失和，稍留余地，以观动静”[38]。在日本的步步进逼和主战派的压力下，连很不愿意和日本开战的慈禧太后表面上也不能不改变态度，暂时同意抵抗。据翁同龢7月16日（旧历六月十四日）的日记中说：“余与高阳（指李鸿藻）皆主添兵，调东三省及旅顺兵速赴朝鲜。上（指光绪）意一力主战，并传懿旨（慈禧太后命令）亦主战”[39]。在清政府的命令下，李鸿章仓促备战，分水陆两路向朝鲜派兵。陆路渡鸭绿江，赴平壤，水路渡海，接应牙山清军。

直到甲午战争爆发时，帝国主义的调停骗局一直没有停止。俄国曾提出中日俄三国共同改革朝鲜政治的建议，想浑水摸鱼，乘机插手，遭到英国的反对，英使警告清政府“闻有中日俄三国会议之说，俄国与议一节，恐怕不行”[40]。而英国在中日直接交涉失败后，还在对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清政府再作让步。清政府无可奈何，接受日本要求，答应在撤兵之前与日本议定改革朝鲜政治，但日本蓄意和中国开战，立即提高价钱，声称：“朝鲜问题今已大有进展，局势决非昔日可比，日本政府已不能依据先前与中国约定会商之条件”[41]，完全堵死了谈判的途径。为了讨好英国，日本又声明：“承认上海为英国利益之中心”，“不在该地及其附近作战”[42]。英国得到了这一保证，也就放手让日本采取行动，自己已经站到高地上了，让落水者自行沉没罢！

除了俄国、英国以外，还有五花八门的所谓“列强联合调停”，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都扮演了帮凶和骗子的角色。美国是公开袒护日本的，国务卿格莱汉表示：“本政府绝不愿与任何国家联合干涉，即是对日本仅作友谊性的劝告亦不愿做”[43]。法、德两国公使表面上高唱“解决中日两国争端”，“维持东亚和平”，在和陆奥宗光私下会见时却告诉日本：“为使中国从过去的迷梦中觉醒过来，到底非有人给以当头一棒不可”[44]。这样，清政府所信赖的“列强调停”终于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列强调停无效，日本对朝鲜政府最后通牒的限期已到。7月23日，大批日军冲进朝鲜王宫，打死王宫卫队，劫持朝鲜国王和官员，解除朝鲜军队的武装，并胁迫朝鲜国王的生父大院君李昰应出来执政。日本政府按既定步骤，完成了对朝鲜的侵略，接着就要对孤悬在牙山绝地的中国军队下毒手了。

三、中日甲午战争的性质和李鸿章的投降主义路线

朝鲜的事态发展充分说明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朝中两国的侵略是有计划、有步骤的预谋。帝国主义的本性就是侵略，就是战争，不对殖民地半殖民地进行侵略和战争，它连一天也活不下去。中日甲午战争是刚刚挤进帝国主义行列的日本掠夺朝鲜、中国的战争，朝中两国为反对外来侵略，为保卫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不得不奋起抵抗。

但是，有人不正确地解释甲午战争的起因和性质，他们说：甲午战争是“中日两个帝国主义的战争”，把战争起因归于“中日两国争夺朝鲜”，或者说“中日出兵朝鲜而迎头相撞”等等。这是不公正的颠倒是非的说法。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经过了二三十年，由于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级矛盾的激化，迫切需要对外扩张，掠夺殖民地。而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共同侵略要求以及他们在东亚相互牵制的力量配置又助长了日本的野心，这是甲午战争爆发的原因。而朝鲜和中国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是帝国主义掠夺的对象，长期的历史联系和当前的共同命运使朝中两国紧密地支援合作，就像狂风恶浪中紧相依傍着的两艘危舟。把当时的中朝关系和日朝关系等量齐观，是不正确的看法。评论一切国际战争，首先要认清战争双方的社会性质及进行战争的阶级所处的政治地位。列宁指出：“中心问题应该是把民族区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45]，不能够把侵略者和被侵略者混在一起，各打五十大板。

日本在朝鲜无理挑起战端，蓄意侵略中国，而清政府却从来没有想和日本打仗，它缺乏抵抗外来侵略的物质准备和思想准备。当战火即将燃起时，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政府仍在到处磕头作揖，乞求谈判和调停。这里既不是什么“争夺朝鲜”，也不是什么“迎头相撞”，而是中朝两国被日本帝国主义逼入绝境，国家、民族处在存亡绝续的关头，朝中人民的抗日战争是正义的自卫战争。

清政府迟迟不敢自卫反击，这典型地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权腐朽懦弱的性格。当时驻在牙山的清军只有1 500人，日军已增至15 000人，前线将领再三要求增派援兵，占领要隘，李鸿章坚决反对。他说：“多兵逼处，易生事”；“我再多调，日亦必添调，将作何收场耶！”[46]“俄在日议正紧，略忍耐，必有区处”[47]；“现在与日商，未便遽添大军，致生疑沮”[48]。直到开战前五天，李鸿章还打电报给叶志超，说：“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绌，切记勿忘，汝勿性急”[49]。真是昏昏然如在梦中。李鸿章正是极端害怕和日本“相撞”，处处退让，结果不但没有避免战争，反而使牙山的中国军队株守危地，得不到增援，又不作战斗部署，军事上处于被动挨打的不利地位。

在帝国主义横行霸道的时代里，弱肉强食是一条规律。谁落后，谁软弱，谁就要挨打。谁害怕战争，谁一味退让，战争就首先落到谁的头上。被侵略人民和帝国主义之间没有什么“迎头相撞”的问题，帝国主义是必定要侵略弱国的。只有揭露和反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步骤，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才有可能制止帝国主义的侵略。

贫弱国家避免帝国主义侵略的唯一途径是增强抵抗的力量和坚定抵抗的意志，这二者又取决于进步的政治制度和路线。李鸿章搞了三十年“洋务”，标榜“富国强兵”的口号，他虽然开办了工厂，修筑了铁路，建立了海军，但受到顽固势力的阻碍，在政治上由于自身的局限畏首畏尾无所更张，所建立的企业也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阻力而迟缓不前，弊端重重，所谓“力图富强”成了装点门面的空话。结果是：国家越来越贫弱，政治越来越腐败，军队越来越怯弱，既无抵抗侵略的实力，又无抵抗侵略的意志。李鸿章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的所作所为，正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政治和军事特性所决定的。

在甲午战争中，国际调停十分活跃。这种调停都出于各个帝国主义自身的利益，又反映了帝国主义相互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它不但没有使中国避免战争，反而麻痹了清政府，给中国带来了灾难。所谓“国际调停”，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欺骗，是拿中国做交易。当然，帝国主义之间确实存在着严重的矛盾，被压迫国家和被压迫民族可以而且应当利用这种矛盾去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必先自力更生，谋求自身的进步，加强自身的力量，明确斗争的目标，认清国际的形势而不去信赖帝国主义的花言巧语。一个力量软弱、意志涣散、行动盲目、迷信外国的政府是不可能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的，相反，它只能把国家和民族拖入绝境，成为帝国主义彼此争夺和相互交易的俎上之肉。

四、日本对中国突然袭击，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

1894年7月下旬，清政府派兵分两路前往朝鲜，主力部队一万数千人渡鸭绿江，赴平壤。另2 500人从大沽越海，赴牙山，接应叶志超军。清政府租用英国商轮飞鲸、爱仁、高升三船，分载2 500人出发，战舰济运、广乙以及教练船威远护航，运输船操江载运枪炮器械随行。这时，日舰经常在朝鲜海面巡弋，大战有一触即发之势。这批援军渡海赴牙山，有一定的冒险性，丁汝昌请求出动全部北洋舰队接应护航。舰队已升火起锚，待命即发，李鸿章却大发雷霆，他认为：列强还在继续调停，战争不会很快发生，丁汝昌的举动是多事惹祸，他复电申斥丁汝昌说：“吾用汝不着，候日俄启衅，令汝观战以长胆识”[50]。北洋舰队遂停止出动。

日本处心积虑侵略中国，早在中国布置了庞大的间谍网。据上海道报告：“倭人在沪向设有日清研究所，约七八十人。五月以前，陆续散去，闻多改作华装及僧服者分赴北京、津、烟、江、浙、蜀、鄂、闽、台各处”[51]。天津是李鸿章的驻地，外交交涉和军事指挥的中心，也是日本间谍活动最猖獗的地方。驻天津的日本领事每天“派奸细二三十，分赴各营各处侦探，并有改装剃发者”[52]。一些要害部门，如电报局、军械所，都混进了日本间谍。清政府连起码的保密制度和常识都没有，李鸿章的往来机密文电全都落入日本间谍之手。因此，日本侵略者对清政府的意图和部署了如指掌。中国军队分路援朝的消息及出发日期，很快被日本间谍探知。[53]日本政府不顾当时中日两国并未交战，竟出动战舰，在朝鲜海面进行搜索拦截，“且给予命令，谓该湾附近如有优势的清国军舰驻泊，可由我方进而攻击”[54]。于是，一场惨祸落到了这批中国援军身上。

7月24日，在济远、广乙、威远的护送下，飞鲸、爱仁两轮抵牙山，一千数百名士兵和辎重连夜驳运上岸。这时已有大批日舰来袭的传言，威远是木制小船，用于教练，不能作战，先从牙山回国。7月25日晨，济远和广乙驶至牙山口外的丰岛海面，日舰第一游击队吉野、秋津洲、浪速三舰突然来袭，发炮轰击，这是中日甲午战争首先打响的第一炮。据中国的记载：“七点半，将出汉江，望见倭船三艘，旋转取势而来……驶近一万码左右，急听倭督船先发号炮一声，倭三船遂炮声并起，均向济远轰发”[55]。据日本浪速舰舰长东乡平八郎日记称：“午前七时二十分，在丰岛海面上，远远望见清国军舰济远号和广乙号，即时下战斗命令”[56]。

事后日本政府为推卸战争责任，声称济远号首先发炮轰击日舰，因而发生战争，这是值不得一驳的谰言。证诸日本在战前的部署、海军司令官的命令以及交战时双方的记载，丰岛海战是日本蓄意进行的突然袭击，日舰首先发炮挑衅也是不容抵赖的事实。日本学者也承认：“总之，开战之责任，实在日本舰队。当时，日本政府称济远首先开炮而起战端，努力将开战责任转嫁清国政府，盖欲将‘日本处于被动地位’之观念向各国宣传也”[57]。

吉野、秋津洲、浪速都是日本的精锐战舰，排水量在3 000吨和4 000吨以上，速率每时19和23里，三舰共有炮70余门，济远只有2 300吨，时速15里，炮数11门，广乙则仅为1 000吨的小船，双方力量悬殊。开战不久，广乙中炮受伤，即遁逃，后来在朝鲜海滩搁浅，管带（即舰长）林国祥等竟放火烧船，登岸逃跑。济远和三日舰作战，望台和前炮台被击毁，死伤40人，不敌而退，退走时还挂起了白旗和日本旗。吉野紧追不舍。济远船上的士兵对日寇的无理挑衅十分愤慨，炮手王国成站在15厘米口径的尾炮旁大呼：“何人助我运子？”水手李士茂挺身而出。炮弹上膛，向吉野瞄准，连发数炮，吉野以为济远已受重伤，不能还击，正鼓足马力追赶，一心一意要俘获济远，炮弹飞来，第一发“中其望台下，该船火药炮子震裂”，第二发“中其船头，火起水进”，又一发“中其船身，船便倾侧”[58]。吉野受伤，停止追赶。

不幸的是搭载着一千名左右清军的高升号商轮和运输船操江恰恰在这时驶至丰岛海面，成了日舰的猎获物。秋津洲截住了操江，将其劫持而去，浪速截住了高升号，露出黑黝黝的炮口对准了这艘非武装船只，迫令其投降。船上的中国将领和士兵临危不惧，“他们宁愿死，决不服从日本人的命令”，“他们愿意快快地打，而不愿投降”[59]。高升号的英国船长要求日舰让高升号驶回大沽。因为中日两国并未宣战，而且高升号是英国船，按照国际公法，没有在两国交战以前俘获第三国船只的道理，“即使已宣战，这也是个公平合理的请求”[60]。但是蛮横的日本帝国主义并不跟你讲什么“公法”，悍然施放鱼雷大炮，向没有抵抗手段的一千名清军进行屠杀，高升号立即沉没，士兵们跳入小艇或沉落海中，他们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英勇精神，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知道没有机会游水求生，勇敢地还击”[61]。残忍的日本侵略军向着小艇上和海里的中国士兵进行射击，据高升号上的幸存者德国人汉纳根和其他人说：“我看一只日本小船，满载武装兵士，我以为他们是要来拯救我们的，但悲伤得很，我是想错了，他们向垂沉的船上的人开炮”[62]，“高升号沉后，有一只炮舰对他的小船及在水中游的人放枪，子弹落在水中好像下雨”[63]，“日本人从船桅上向水里游的人射击……三只小船满载了人，离开高升，但日人打沉了两只”[64]。

帝国主义侈谈“信义”、“人道”、“国际公法”，丰岛袭击和高升号事件充分暴露了它口是心非、表里不一、野蛮残酷的真面目。当时，列强的调停还在进行，中日并未开战，日本甚至还保证：“若无别项缘故，倭兵不先开仗”[65]。但事实说明：相信这种调停和保证就要大吃苦头。当日本政府获悉清政府向牙山派兵的机密情报后，悍然出动军舰邀击，大肆屠杀没有抵抗手段的中国士兵，背信弃义，惨无人道，践踏公法，日本帝国主义用自己的卑鄙行径给中国人民上了一课。帝国主义行动的准则是唯利是图和唯力是视。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方式能占得便宜，它总是毫不犹豫地行动起来，不惜采取最野蛮、最残酷、最卑劣的手段。在战争史上，一方发动突然袭击，利用对方丧失警惕、没有提防的机会，给对方以严重打击，往往能带来军事上的好处。因此，帝国主义发动的战争，总是在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谈判”、“调停”的烟幕中，突然地爆发。被压迫国家和被压迫民族在任何时候都要提高警惕、做好准备，反击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而不能为“谈判”、“调停”和表面缓和所麻痹。

帝国主义是一丘之貉，同样都唯利是图、唯力是视。当帝国主义相互矛盾时，他们可以装扮出同情中国、主持正义和公法的样子，但当帝国主义的相互交易达成，就立即勾结起来，狼狈为奸，什么“信义”、“人道”、“公法”都抛到九霄云外。丰岛海战的时候，英使欧格讷还在假惺惺欺骗清政府：“现在英俄之外，又约德、法、意三国同办此事，合力逼着日本讲理，谅亦不敢不从”[66]。高升号被无理击沉，李鸿章梦想英国一定会挺身而出，他说：“高升系怡和商船，租与我用，上挂英旗，日敢无故击沉，英人必不答应”[67]。但是，日本政府抢在头里，向英国卑词厚礼、赔罪道歉，赔偿损失，甚至准备将浪速舰长撤职。英国大受奉承，它的要求得到了满足，特别是日本政府保证不侵犯上海附近的英国利益，于是，英国袖手旁观，“理”也不讲了，“法”也变了样。英国的几个国际法“权威”甚至跳出来为日本辩护，连篇累牍地论证“不宣而战”的合法性，说什么：“不宣而战虽然是不好的惯例，然而过去多少世纪以来，许多国家就是这样干的，不能因为不久以前有少数较好的宣战惯例而排斥不宣而战的做法”[68]，“（中日之间）已经存在着战争状态。虽然没有宣战，但只要一方采取敌对行动，战争就是合法地开始了，这是普通的常识，而且已被英国、美国的法庭所确认”[69]。

7月25日，即日舰在丰岛海面发动突然袭击的同一天，日军四千余人在大岛义昌率领下从汉城压向牙山，准备出其不意地吃掉清军。牙山僻处海边，军事上不宜防守。清军已在前一天由聂士成率领抢占了牙山西北四十里的要隘成欢驿，在此筑垒设防。聂士成向叶志超建议：“海道已梗，援军断难飞渡，牙山绝地不可守。公州背山面江，天生形胜，宜驰往据之，战而胜，公为后援，不胜犹可绕道而出。此间战事当率各营竭力防御，相机进止”[70]。叶志超遂率五百人前往公州。

7月28日，日军逼近成欢驿。清军武备学生于光炘、周宪章等于夜间冒雨探明了日军进兵的情况，率数十人埋伏于日军必经之路安城渡的小桥旁。7月29日凌晨，日军气势汹汹地进至安城渡，其前锋部队“渡河桥，我军骤放排枪，毙敌数十。时夜色苍茫，敌猝遇伏，遽引退，桥小人众，拥挤坠水溺死者甚众”[71]。日军先锋官松崎大尉“欲试行突击，挥剑登堤时，飞来一弹贯穿头部而死”[72]。于光炘等本来约好其他清军将领，乘势齐发，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但战斗打响以后，怯懦的其他将领“莫利前进，观望不即行”[73]，失去了反攻的时机。日军惊魂稍定，重整旗鼓，蜂拥反扑。日军左翼又从东侧包抄清军营垒，双方展开了激战，于光炘等英勇抗击，终因寡不敌众，力竭牺牲，至早晨，清军营垒失守，聂士成率军撤退。原计划叶志超据守公州险要，接应聂军，但叶胆小如鼠，害怕日军追击，竟弃公州逃跑，聂士成追上叶军以后，只好随同撤退，向东绕道，避开日军，奔往平壤。

1894年8月1日（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中日正式宣战。清光绪帝的宣战诏书中历数了朝鲜问题和中日冲突的由来，指出日本“乘我不备，在牙山口外海面，开炮轰击，伤我运船”，“不遵条约，不守公法，任意鸱张，专行诡计，衅开自彼，公论昭然”[74]，正确地说明了发生战争的原因和中国的自卫立场；日本天皇的宣战诏书中强词夺理地进行辩解，用种种美妙的词句把自己装扮起来，什么“不违反国际公法”呀，“不可与外国失和”呀，“使朝鲜永免祸乱”呀，“维持东洋全局之和平”呀[75]，一派花言巧语，其实，它的所作所为，恰恰是南辕北辙，反其道而行之。

注释

[1][3]《李鸿章全集》，电稿，卷一五，33页，《寄译署》，光绪二十年四月二十八日午刻。

[2]同上书，电稿，卷一五，34页，《寄译署》，光绪二十年五月初一日巳刻。

[4]《日本帝国会议志》，第2卷，转引自《中日战争》（七），14页。

[5]《李鸿章全集》，电稿，卷一五，36页，《寄译署》，光绪二十年五月初二日午刻。

[6]同上书，电稿，卷一五，41页，《寄朝鲜袁道》，光绪二十年五月十一日午刻。

[7]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31页。

[8]《李鸿章全集》，电稿，卷一五，44页，《寄译署》，光绪二十年五月十五日卯刻。

[9]《李鸿章全集》，电稿，卷一五，37页，《复朝鲜袁道》，光绪二十年五月初七日申刻。

[10]同上书，电稿，卷一五，44页，《复叶军门》，光绪二十年五月十五日午刻。

[11]陆奥宗光：《蹇蹇录》，11、21页。

[12]转引自王信忠：《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176页。

[13]陆奥宗光：《蹇蹇录》，29、23页。

[14][15]《近代日鲜关系之研究》，下卷，第27章。

[16][17]《李鸿章全集》，电稿，卷一六，《寄译署》，光绪二十年六月初六日巳刻。

[18]陆奥宗光：《蹇蹇录》，30页。

[19]《李鸿章全集》，电稿，卷一五，48页，《寄译署》。

[20]同上书，电稿，卷一五，49页，《寄译署》。

[21]同上书，电稿，卷一五，52页，《寄译署》。

[22]陆奥宗光：《蹇蹇录》，109页。

[23]《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择》，67页，《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函》（1894 年8月8日）。

[24]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48页。

[25]陆奥宗光：《蹇蹇录》，39页。

[26]同上书，40页。

[27]《李鸿章全集》，电稿，卷一六，12页，《寄译署》。

[28]同上书，电稿，卷一六，21页，《寄译署》

[29]《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一○五三件，《北洋大臣来电一》。

[30]同上书，第一一五五件，《日本使臣小村照会》。

[31]陆奥宗光：《蹇蹇录》，42页。

[32]陆奥宗光：《蹇蹇录》，34页。

[33]《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一○五一件，《军机处寄北洋大臣李鸿章上谕》。

[34]同上书，第一一三○件，《张仲炘奏藩属阽危敌人叵测亟宜破除成见折》。

[35]同上书，第一一三二件，《文廷式奏朝鲜事机危迫条陈应办事宜折》。

[36]同上书，第一一六九件，《志锐奏倭人谋占朝鲜事机危急请速决大计折》。

[37]《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一一四七件，《军机处密寄北洋大臣李鸿章上谕》。

[38]同上书，第一一七二件，《户部尚书翁同龢等复陈会议朝鲜之事折》。

[39]《翁同龢日记》，第33册，58页，甲午六月十四日。

[40]《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一一四八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英使欧格讷问答片》。

[41]陆奥宗光：《蹇蹇录》，44页。

[42]同上书，46页。

[43]《美国外交档案》，1894年附录一，38页，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2卷，198页。

[44]陆奥宗光：《蹇蹇录》，49页。

[45]《列宁全集》，第21卷，388页。

[46]《李鸿章全集》，电稿，卷一五，49页，《复译署》。

[47]同上书，电稿，卷一五，54页，《寄译署》。

[48]同上书，电稿，卷一六，16页，《寄译署》。

[49]同上书，电稿，卷一六，25页，《复叶提督》。

[50]《普天忠愤集》，卷五，《牙山战事纪实》。

[51]《张之洞全集》，电牍，二十年七月十八日《刘制台来电》。

[52]《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一二六七件，《北洋大臣来电五》。

[53]一说日本间谍石川五一买通李鸿章外甥张士珩（天津军械局总办）所用书办刘芬得到这个情报；另一说由日本间谍买通电报局人员，泄露出兵日期。

[54]田保桥洁：《近代日支鲜关系之研究》，233页。

[55][58]《普天忠愤集》，卷五，《牙山战事纪实》。

[56]《东乡平八郎击沉高升号日记》。

[57]田保桥洁：《近代日支鲜关系之研究》，236页。

[59]佛拉迪米尔：《中日战争》，366页，附录，《高升号船长高惠悌证词》，伦敦，1896年。

[60][61][62]同上书，357页，附录，《汉纳根证词》。

[63]同上书，《董阿新证词》。

[64]同上书，《王桂芬证词》。

[65]《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一○四八件，《北洋大臣来电二》。

[66]《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一二三○件，《军机处奏录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英使欧格讷问答片》。

[67]《李鸿章全集》，电稿，卷一六，32页，《寄译署》。

[68]Takahashi：《中日战争期间的国际法》，38页，《威斯特莱克教授致泰晤士报编辑的信件》。

[69]同上书，41页，《霍兰德教授致泰晤士报编辑的信件》。

[70][71]聂士成：《东征日记》。

[72]《日清战争实记》，见《中日战争》（一），226页。

[73]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援朝篇第二》。

[74]王芸生：《六十年来之中国与日本》，第2卷，78页。

[75]参见田保桥洁：《日清战役外交史之研究》，321页。

第三节　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8月至11月）

一、平壤战斗

中日宣战以后，双方频繁地进行军事调动。日本利于速战速决，它虽然很早就对这场战争做了准备，但究竟国家小，资本主义发展的时间短，没有充足的人力、物力进行长期战争。并且，国际形势变幻无常，随时可能发生列强的干涉，战争越拖得长，对它就越是不利，它渴望迅速地取得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因此，它拟定的第一个作战方案是：立即与中国海军进行决战，一举全歼中国海军，取得制海权；陆军随即渡海在渤海湾登陆，指望在1894年内直捣京津，结束战争。这当然是个一厢情愿的计划。中国的海军有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力量总和超过日本[1]，日本不可能很快取得制海权，也就不可能把大批陆军运来中国大陆作战。所以，连日本政府也承认第一个作战方案难以实现。日本拟定的第二个作战方案是：在不能取得制海权的情况下，陆军主力在朝鲜作战，确保占领朝鲜。甚至日本还估计到自己的海军可能被击败，在这一情况下，则采取第三个作战方案，固守日本本土，反击清军登陆，并在朝鲜以少数部队作牵制性攻击。

日本动员了全国的人力、物力，投入侵略战争。海军编成联合舰队，进出于朝、中海面，伊东祐亨任司令官；陆军以第五师团和第三师团组成第一军，派往朝鲜，军界元老、枢密院议长山县有朋任第一军司令官。8月13日颁布紧急敕令，8月15日公布军事公债条例，募集5 000万日元充作军费。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竭力煽起战争的狂热气氛，报纸上充满了“义战”、“圣战”的叫嚣。当时一个驻日外国使节写道：“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在高涨，并推动着政府的行动”，“官吏减低了薪金，给军队捐献各种礼物和金钱，政府建立了专门机构以募集和分配千万元捐献品。日本人自认为是朝鲜的保护者，以为只要一次简单的军事行动就能占领北京。他们甚至在考虑中国支付的百万元的赔款将作什么用途。他们在大做沙文主义的白日梦”[2]。和这种战争狂热形成对照的是日本劳动人民的态度，他们被拖进了战争，只能蒙受灾难，因此强烈地反对这场侵略战争。一些有正义感的日本人士写道：“无论怎样回想当时的情形，我们也没有对战争深切关心的感觉”[3]。“战争只是为了满足富贵的安逸者的掠夺。他们奴役着贫贱的劳动者，并使他们失业”，“贫乏社会阶层有责任反对仅为少数人而去流血、受苦的战争”[4]。

清政府对战争完全缺乏准备，没有统一的、明确的战略部署。掌握军政大权的慈禧太后和李鸿章都害怕战争。慈禧太后一心一意要欢度她的六十寿辰。李鸿章把淮军和北洋舰队视作自己的私产，竭力避免作战，以免遭受损失。其他地方督抚也袖手旁观，但愿战火不要烧到自己的辖境内。另外，光绪皇帝、翁同龢以及一批中下级官吏则反对投降，主张抵抗。他们虽无实权，但今天写奏折，明天上弹章，制造舆论，并在一定限度内可以发布上谕，给主和派施加压力。甲午战争就在这种复杂而纷乱的政治环境中开始。

1894年7月下旬，卫汝贵部盛军6 000人，马玉崑部毅军2 000人，左宝贵部奉军3 500人、丰陛阿部奉天练军1 500人出发赴朝，从陆路开往平壤。清政府上谕指示：“克期进发，直指汉城”。但李鸿章和一些前敌将领，磨磨蹭蹭，逗留不进，强调困难，要求增兵添饷。他们说：“目前只能坚扎平壤，扼据形胜……步步稳慎，乃可图功”[5]，用“稳慎”的招牌掩饰惧敌怯战的心理。前敌四军中，左宝贵、马玉崑两军有一定的战斗力，卫汝贵军人数最多，装备最齐，号称淮军的嫡系精锐，但纪律和战斗力最差。卫汝贵本人是一个腐化老朽的怕死鬼。军队出发的时候，卫汝贵领得饷银20万两，“竟扣出八万两，由天津票号汇寄家中”[6]。他的老婆写信给他：“君起家戎行，致位统帅。家既饶于财，宜自颐养，且春秋高，望善自为计，勿当前敌”[7]。他率领的军队由于克扣军饷太多，士兵不服，军纪荡然。李鸿章去电申斥：“闻盛军在平壤，兵勇不服，惊闹数次，连夕自乱，互相践踏……独汝所部，狼狈至此，远近传说，骇人听闻……吾颜面声名何在？”[8]又说：“卫受恩深重，此行甚不做脸，真无一点天良矣”[9]。丰陛阿的练军人数最少，战斗力很弱。“土人笑其不禁磕碰，戏呼为鸭蛋兵”[10]。后来，从牙山败退的叶志超军绕道到平壤，叶大吹牛皮，说自己如何如何打了胜仗，清政府不查察虚实，传旨嘉奖，赏银二万两，还命叶志超总统平壤各军。叶不管军务，终日花天酒地，“素知平壤歌妓久冠全球，遂心醉之，日夜在中军帐狎妓宴乐。营哨将弁，尤而效之，明目张胆，宿娼营中，无复以军务为意者”[11]。叶志超这个逃跑将军当了平壤前线各军的统帅，这就不能不加速战争的失败。

中国的海军同样也没有统一而明确的战略部署。全国海军分成四支，由于地方主义、分散主义的思想习气作祟，除了北洋舰队和广东的几艘小战舰以外，南洋、福建的全部舰只和广东的大部分舰只都没有参战，仿佛这场战争与南方的官吏们无干。清政府命令南洋三舰南瑞、开济、寰泰（分别为2 200吨、2 150吨、1 450吨）北上助战，南洋大臣刘坤一推诿说：“东南各省为财赋重地，日人刻刻注意，饷源所在，必须格外严防。若派三船赴北，不特此间炮台，势成失策，且长江五省门户，更足启敌窥伺……各船实难相离”[12]。因此，日本实际上对付的仅是一支北洋舰队。以北洋舰队而论，提督丁汝昌名为舰队的最高统帅，却没有独立的指挥权，事无大小都要请示北洋大臣李鸿章。丁汝昌又是陆军出身，不懂现代海军。下面一批管带（舰长）大多是福建学堂出身，到欧洲留过学，形成一个有势力的福建帮。平日“操练尽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识者早忧之”[13]。有些将领的脑子里充满失败主义思想，害怕对外作战。“议论间，皆以夷人之船坚炮利、兵法森严为言，一若必不可胜，必不能胜者”[14]。

自丰岛海战失利，李鸿章为了保船避战，又给北洋舰队划定了活动范围，不得超越威海卫至鸭绿江口一线以东，这就是把整个朝鲜海面全部拱手让给了日本海军。当时，朝鲜半岛上正在酝酿着大战。日本的军队、枪炮、弹药、粮秣、器械、马匹都要渡海输送，完全依靠海运。中国舰队有很多出击的机会，机动地袭击日方的运输线，给敌以沉重打击。但是，李鸿章的消极避战思想使北洋舰队丧失了良好的战机。

自宣战以后一个半月，前线反而惊人地沉寂。日本海军频繁地出动，寻找决战的机会。而北洋舰队躲在威海卫和旅顺，匿伏不出，只偶尔在近海作些巡逻。日舰来战不得，遂改变战略，放弃年内在渤海湾登陆的作战方案，选择以平壤作为决战战场，自8月中旬后，大量向朝鲜增兵。

9月初，日军分四路进攻平壤。大岛义昌少将率第九混成旅团3 600人为先锋，正面进攻平壤的东南；野津道贯中将率第五师团5 400人继进，攻击平壤的西面；立见尚文少将率2 400人，组成朔宁支队，由侧翼攻平壤东北；佐藤大佐率第三师团的4 700人，从元山登陆，抄袭平壤北路。其全部战斗兵员16 000人，约定9月15日会攻平壤。日军的作战计划有三个严重弱点：第一是它的兵力与清军约略相等，四路出动，兵力分散，各路距离很遥远，有被逐个击破的危险；第二是由于未掌握制海权，它的着陆点放在较安全的朝鲜半岛南端的釜山和西海岸元山，运输线漫长，随时有被切断的可能；第三，更为重要的是朝鲜人民痛恨日本侵略军，热烈欢迎中国军队，“王师至，欢呼夹道，为时盛暑，争献茶浆，饷我军士”[15]，朝鲜的猎户也组织起来，到平壤参战，而日军所至，除干粮外，无所得食，“以一匙之盐供数日”[16]。朝鲜南部的东学党起义军，袭击日军的后方，与平壤的中国军队相呼应。据日本驻朝公使井上馨说：东学党“切断我军用电线，袭击兵站部”，“与华兵相呼应”，“攻击我兵”[17]。但是，尽管存在着许多有利的因素，清政府和清朝将领由于政治、军事上的腐败，不可能利用这些有利因素，团结朝鲜人民，运用正确的战略，去战胜日本侵略者。相反，15 000名清军，“墨守城垣，附郭而屯”[18]，摆出被动挨打的姿态，坐待日军分路合围。

9月13日，日军逐步逼近平壤，战斗首先在东南打响，日军大岛旅团猛攻大同江畔的清军营垒，马玉崑部奋起抵抗，遏制了日军的攻势。据中国方面的记载：“倭人死伤山积，弹丸尽，伏地无策”[19]。据日方记载，清军“激烈应战，不遗余力”，“敌兵亦善战，敌垒终未得拔”，“甚至指挥的士官悉数战死”，“闻名的勇士，亦稍形缩色，眼看一军要总崩溃”[20]。但清军的其他战线已失利，日军从北面突入平壤城。因此，东南战线的抵抗最后也失败。

平壤北路是日军的主攻方向，集中了元山支队、朔宁支队7 000人的兵力，分进合击。清军探知日军将至，派三营军队扼守平壤以北的顺安一带，以作屏障。9月13日，日军行至。战斗刚刚打响，“忽闻帅（指叶志超）令，火速回城。无奈拔队而归”。日军抢占了平壤以北的山地，使平壤要隘牡丹台和玄武门暴露在日军的炮火之下。“朝鲜兵恨叶帅刺骨，谓十二之晚，若不令金营回城，日兵不得上山；日兵不上山，我军安能败北？”[21]这时，前线的战斗正酣，身为统帅的叶志超躲在城里，六神无主，想要逃走。左宝贵既痛心，又愤恨，再三劝说挽留，还派了亲兵守着叶志超，以防他私自逃跑。

9月15日凌晨，北路的激战开始，日军先以大炮轰击清军的五个营垒，继以密集冲锋。清军英勇迎战，左宝贵全付戎装，身先士卒，每个营垒都进行了激烈争夺。敌军集中了优势兵力，猛烈攻击，五个营垒相继失守。战斗迫近到牡丹台、玄武门，左宝贵已中枪受伤，誓死不退，力疾指挥，不幸中炮阵亡。清军失去了这一勇敢的指挥者，战线遂崩溃，日军抢占了玄武门。叶志超急忙在城中竖起白旗，要求投降。日军经过激战，需要休整，暂时停战。这天夜间，叶志超命令全军弃城逃跑。当时，大雨如注，四面昏黑，清军狼狈北窜，队伍大乱，军需物资全部丢弃。日军向逃跑的队伍射击，清军伤亡极大。叶志超在逃跑中既不收容逃兵，整理队伍，又不择地防守，抗击追兵，五天内狂奔五百余里，一直逃过了鸭绿江。

二、黄海战斗

平壤战斗后的两天，即1894年9月17日（光绪二十年八月十八日），中国北洋舰队和日本舰队在鸭绿江口外的黄海中爆发了一场悲壮激烈的战斗。

由于平壤的军情紧急，清政府向鸭绿江边运送援军，命北洋舰队护航。9月12日，满载士兵的五艘轮船从大连湾驶至鸭绿江口的大东沟，北洋舰队全部出动。护航任务完成后，北洋舰队正准备返航旅顺，日本侦知消息，于9月17日开到大东沟外，抱着歼灭中国海军的狂妄计划，逼清舰进行决战。

这天早晨八点多，北洋舰队正忙于返航的准备，忽然，南方的万顷碧波之上出现淡淡的黑烟柱，清军很快侦明有大批日舰来袭，丁汝昌立即发布信旗，令诸舰列阵驶出应战。

大东沟外，中国战舰共有14艘，即定远、镇远、来远、经远、靖远、致远、济远、超勇、扬威、广甲、平远、广丙以及镇中、镇南两炮艇和四艘鱼雷艇。但由于仓促整队，平远、广丙及两炮艇、四雷艇没有来得及列阵参战，实际投入战斗的为10艘，共31 000吨。日本军舰12艘，全部投入战斗，共38 000吨。日舰在数量上占优势。更重要的是，中国军舰较旧，而且吨位、航速、战斗力参差不齐。其中，定远、镇远二舰排水量各为7 400吨，大大超过了日舰，唯舰龄已12年。其余各舰大多是两三千吨，最弱的超勇、扬威、广丙只有一千多吨。日舰较新，4 000吨以上的有5舰，3 000吨以上的有4舰。从航速看，日本最快的吉野，每小时达22海里，其他舰只大多为16～19海里。中国舰只的速度，除靖远、致远可达18海里，其他的只有十四五海里。而且日舰装备的速射炮很多，发射快、火力强，在同一时间内可以射出三倍于中国军舰射出的炮弹，这一点在黄海战斗中被证明是很重要的。中国军舰的优点是重炮多，炮弹大，舰身的装甲厚，特别是定远、镇远二巨舰在战斗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中日舰队相遇，日舰以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四艘精锐的快速战舰为前锋，旗舰松岛率领千代田、严岛、桥立、比睿、扶桑等舰组成本队，排成鱼贯纵列式，依次前进，最弱小的西京丸、赤城掩蔽在本队的左舷侧。联合舰队司令海军中将伊东祐亨在松岛舰上指挥作战，海军军令部长、海军中将桦山资纪乘坐西京丸观战。中国军舰排成雁行横列式迎战，定远、镇远居中，定远的左面是靖远、致远、广甲、济远，镇远的右面是来远、经远、超勇、扬威。海军提督丁汝昌乘坐旗舰定远督战。

日本舰队的阵式，以四艘快速舰作为进攻主力，并且始终以舷侧炮应战，充分利用了快速舰的机动灵活性和一舷齐射的速射炮威力；但是它殿后的几艘弱舰没有强舰的掩护，易受攻击，这是它的弱点。中国舰队是遭到突然袭击而仓促整队的，安排成雁行横列式是为了使定远、镇远两巨舰突出在中央的前方，利用舰首的重炮掩护整个舰队，同时又使全部战舰可以迅速地接近敌舰，以便发挥全队的炮火威力。但是这种横列阵式只能利用舰首炮在较狭窄的扇面范围内进行射击，不能充分发挥全舰、特别是两舷的火力。而且，它把速度不同的船只错综混合地编在一起，大大限制了其中某些快速舰（靖远和致远舰）的运动速度，削弱了主动进攻的能力，以致整个舰队始终处在不利的防御地位。[22]

中日甲午海战示意图一（海战开始时双方队形）

9月17日中午12时50分，双方舰队相距5 300米，炮战开始。日方吉野等先锋四舰以将近两倍于中舰的速度横越中舰队列的前面，绕攻我右翼的超勇、扬威两弱舰，旗舰松岛率本队继进。一时炮声大作，海面上波涛汹涌，硝烟迷漫。我旗舰定远的桅楼一开战就被轰塌，丁汝昌等坠楼受伤，舰队失去号令，不能指挥。日本先锋四舰接近我舰队右翼，相距约两千米，定远和镇远发挥巨炮威力，在较远的距离内一一命中敌舰，吉野的右舷甲板爆炸，高千穗后部中弹，弹片飞入弹药室，秋津洲连中五炮，浪速水线下部被击中，海水灌入，四舰死伤27人。但我超勇、扬威陷入敌舰的交叉火力网内，熊熊起火，不久，超勇首先倾覆。这时，日本舰队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在炮火互击下越过我定、镇二舰的舰首，但殿后的比睿、扶桑、西京丸、赤城未跟上本队各舰，被我舰队拦腰截断，陷入我方火力网中。我炮猛烈轰击，敌舰升起熊熊大火，负伤惨重。比睿陷于定远、靖远、致远的包围中。“舰头、帆樯、索具大部分破坏，大樯摧折，军旗被击落”，顿时死伤34人，赤城“蒸汽管毁坏，速度大减。一弹在前部上甲板爆炸，前炮供不上弹药”[23]，舰长坂本少佐等十余人立时被击毙。第一个回合的战斗经过了一个多小时，双方都集中火力，攻击对方的弱舰，互有杀伤。

下午2时许，日本殿后四舰十分危急，比睿已不能行驶，发出“离队”信号，向西南方向飘浮。西京丸揭起“比睿、赤城危急”的信号，日本先锋四舰紧急向左回旋，加速返回援救；日舰本队也越过中国舰队的右翼，向右回旋。中国方面，因旗舰定远的桅楼已坍塌，传令系统损坏，无法发令指挥，诸舰各自为战，陷入包围圈中，形势不利。

我定、镇、靖、致诸舰紧紧追蹑逃跑中的西京丸、赤城，大东沟内的平远、广丙和四艘鱼雷艇也赶来助战，鱼雷艇发射三枚鱼雷，可惜均未击中，两枚掠过西京丸的左舷，一枚掠过其舰底。这时，日先锋四舰已赶到，西京丸、赤城幸免沉没。

中日甲午海战示意图二（交战后双方队形）

中日甲午海战示意图三（日舰钳形攻击）

大部分中国军舰都沉着应战，发挥了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据英国顾问泰莱说：中国“炮术甚佳”，“可称善战”，“众士兵凌厉振奋，毫无恐惧之态”，“呈欣欣之色者，大率为水手”，“统观全体，就战德而论，船面士弁及机械室职员皆极优良”[24]。据另一美国顾问麦吉芬说：“华人亦意气奋迅，大抵日人皆不能比”，“诸官皆能各司其事，不露恇怯之态，甚属可恃，水手亦甚得力”[25]。

中国舰队的弱点是：战斗开始即失去指挥，队形紊乱，各舰不能配合支援。日舰虽有四艘被击散，但前锋四舰和本队四舰仍保持整齐的队形，“我伤其一船，即有二三船飞集救之，我一船受伤，余船未能即救，而日已飞集二三船环而攻之”[26]。另一严重弱点是缺乏炮弹，定远、镇远有十寸口径的巨炮，射程远、威力大，但一共只有炮弹三发，定远有一发，镇远有二发，其中一发曾击中敌旗舰松岛，使其严重瘫痪，可惜“华军中殊少巨弹，不能击日船而使遽沉”[27]。而且，中国炮的种类、型式不一，有大有小，有德国制、英国制、法国制，炮弹的种类、型号、大小也五花八门，往往“弹子与枪炮针孔不对，枘凿不入，临时不适于用”[28]。特别严重的是主管生产炮弹的官吏贪污舞弊，有不少炮弹中未装火药，装的是煤灰或泥沙，“故弹中敌船而不能裂”[29]。所以一个外国作家评论说：“中国人在鸭绿江上是可以得胜的，假使他们的炮弹不是实着泥沙。这不是海军提督的过错，而是军需局的坏蛋官吏的罪恶”[30]。

敌舰的速射炮迅速地吞吐着火舌，密集的弹雨倾泻在我方战舰上，优势已被日舰掌握。勇往直前的致远舰中弹很多，全船大火，像一条负了伤的火龙，仍酣战不退，“阵云缭乱中，气象猛鸷，独冠全军”[31]。“敌忽以鱼雷快船直攻定远，尚未驶到，致远开足轮机，驶出定远之前，即将来船攻沉”[32]，为了自己旗舰的安全，冒着危险，竭力援救。致远管带邓世昌抱着满腔爱国热忱，平常就常说“设有不测，与日舰同沉”[33]，这时见敌势猖獗，万分激愤，想伺机击毁日舰最精锐的吉野，奋勇地鼓轮，向吉野撞去，准备和它同归于尽，以扭转战局。不幸被吉野所放鱼雷击中（一说为炮火击中），顿时沉没，全船官兵250人都落在海中，邓世昌“被溺后，遇救出水，自以阖船俱没，义不独生，仍复奋掷自沉”[34]。邓世昌和致远舰官兵们为保卫祖国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济远管带方伯谦和广甲管带吴敬荣看到致远舰沉没，害怕敌舰转过炮口轰击自己，慌忙逃跑。济远一口气逃回了旅顺；广甲舰脱离战斗后，恐怕敌舰追赶，靠着海岸浅滩处迂回行驶，不料中途触礁，吴敬荣弃船登陆，狼狈逃生。第二天，广甲被日舰发现击沉。方伯谦、吴敬荣逃回旅顺，清廷以其“临阵退缩”将方伯谦正法，吴敬荣革职留任。

战局愈来愈恶化，敌舰把火力集中到经远舰上，经远管带林永升浴血奋战，予敌重创，但不幸中弹牺牲，全船大火，由于缺乏消防措施和各舰的相互支援，最后，船也沉没。中国参战的十艘军舰，四沉两逃，只剩下定、镇、来、靖四舰以及后来赶到的战斗力较弱的平远、广丙还在坚持战斗。

但是，中国的海军将士们并没有气馁，他们在邓世昌、林永升等英勇战斗精神的鼓舞下，奋力作战，越战越勇，使日本方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赤城、比睿和西京丸已脱离队伍，暂时不知去向，战斗结束后，日舰才发现它们瘫痪在远处海面上。据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及其他人说：“西京丸舵已轰断，舟中观战之大吏（指军令部长桦山资纪）几被华军连船擒去”，“丸中人如已赴法场，重邀恩赦者然”；“比睿舰既受隔于华舰，如将罹腰斩之刑，其火光熊熊也，则又将焚尸矣。赤城舰亦备受荼毒，而善于熬刑，故不死”[35]。其他如最精锐的吉野“受伤尤剧，惟修整后，尚可使用”。还有日方的旗舰松岛，为我舰火力所萃，镇远的一发巨弹，击中松岛，附近恰好有待发射的炮弹，因此爆炸，“霹雳一声，船舳倾斜了五度，冒上白烟，四顾黯淡，炮台指挥官海军大尉志摩清直以下，死伤达一百余人，死尸山积，血流满船，而且火灾大作”[36]。松岛舰完全失去了指挥和作战的能力，靠着其他舰船的护持，没有沉入海底。以后，松岛即退出战舰序列，“送入船坞，不但舱面之物，扫荡无存，并验明护炮之铁甲亦遭华弹击碎”[37]，修理良非易事。

中日甲午海战示意图四（战斗结束时队形图）

这时，红日已经西斜，万顷碧波上烟雾浓密，炮声隆隆，双方负伤的船只上火光熊熊，黑烟滚滚。敌方先锋四舰仍在环攻我定远、镇远。这两艘铁甲舰各中敌弹二百余发，它们紧紧靠在一起，像两个巨人，巍然屹立在枪林弹雨中。战斗已进入最后阶段，双方的大炮还在轰隆隆地怒吼。靖远见定远桅楼坍毁，不能号令指挥，就主动升旗集队，负了重伤的来远以及平远、广丙集合到旗下，时间已到下午5时30分，日舰伤亡惨重，精疲力竭，不能再战。旗舰松岛已瘫痪，就由桥立舰代行升旗收兵。气壮山河的一场大海战结束了，中国军舰驶回旅顺，日舰也在苍茫暮色中向西南方向退去。

这次海战进行了四个半小时，结果中国失去五舰（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战斗失利。失利的原因从战术方面说大体可以指出以下几点：第一，封建统治阶级挥霍海军经费，在八年之内没有购置新舰，所以我舰在数量上、质量上均居劣势，还有中国在战前已有购置速射炮的计划，由于经费被挪用，计划未实现，因而严重地削弱了我方的火力；第二，日方发动突然袭击时，已排列成主动的进攻队形，我舰被迫应战，仓促整队，处于被动地位，平远、广丙和雷艇到后来才参加作战；第三，炮战开始，定远的桅楼被轰毁，不能号令全军，队形混乱，各舰无法联系，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第四，我方炮弹奇缺，而且型号不一，临时不能使用，或者中无火药，虽然命中率很高，但不能致敌舰于死命；第五，方伯谦、吴敬荣临阵脱逃，我方战斗力大为削弱。

产生这些作战失利的具体原因并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而是由清政府反动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路线决定的。这一或那一具体原因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清政权的奢侈浪费、贪污腐败，置国家、民族的安危于不顾以及对外执行投降主义路线，战备废弛，训练不精等等反动腐朽性。这样的政权根本不可能有成效地保卫国家主权，抵御外来侵略。但是中国的广大士兵和一些将领，忠勇奋发，斗志昂扬，不因稍挫而沮丧，给来犯的敌舰以迎头痛击，艰苦地支撑到最后，使日舰付出极惨重的代价，粉碎了敌人“聚歼清舰于黄海中”的狂妄计划。

黄海大战中，中国海军的英勇战斗事迹将长存史册，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将永垂不朽！

三、主战、主和两派的斗争和清政府求降

战火即将蔓烧过鸭绿江，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正在深刻地改变中国各种社会力量的相互关系。抵抗还是投降，这是摆在中国各个阶级、各种政治派系面前必须回答的大问题。

广大的劳动人民坚决要求抵抗日本的侵略，他们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主力军。劳动人民在政治上虽处于无权地位，不可能直接改变和决定清政府的路线、政策，但是，他们中间蕴藏着巨大的力量，他们要求抵抗侵略的潮流有力地推动着抗日斗争的发展，鼓舞和影响着各阶级各派系的态度。

以慈禧太后、李鸿章为首的当权派一心妥协求和，他们不愿和日本开战，日本的屠刀已经架在中国人的脖子上，他们却一刻也没有放弃投降的念头。政治上的投降主义必然表现为军事上的失败主义、逃跑主义，而战场上节节溃逃、一败涂地又反过来变成了他们所谓打不过日本、只能屈服投降的理由。

在反侵略战争的影响下，统治阶级内部也产生了剧烈的分化，地主阶级中一部分不当权的官僚、知识分子，甚至包括一些高级官僚在内，受到日本侵略的威胁和人民抗战力量的推动，转向了抗日，他们组成了地主阶级中的主战派。主战派拥护光绪帝，反对投降派，得到许多人的赞同，他们的阵营逐步扩大，影响逐步增强。

光绪帝（1871—1908）名载湉，是道光帝的孙子、同治帝的堂弟，父亲是醇亲王奕譞，母亲叶赫那拉氏是慈禧太后的妹妹。同治帝死后无子，慈禧太后选中了当时只有四岁的小孩子载湉继承帝位，以便由自己长期掌管大权。到了光绪帝长大成人，慈禧太后不得不在名义上“归政”于光绪，而实际上仍把持着最高权力。光绪“虽有亲裁大政之名而无其实，一切用人行政皆仍出西后之手，内之则宦官李莲英，外之则军机大臣孙毓汶，皆西后最得力之人，把持朝权，视皇上如虚器”[38]。光绪帝及其周围的官僚时刻希望改变自己的无权地位，这一场帝党后党的宫廷斗争正在悄悄地展开。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给帝党带来了机会，他们举着“主战”的旗号，力图扩大自己的影响，并对主和的后党施加压力。

平壤和黄海战败后，帝党官僚鼓动舆论，追究战败责任。他们的矛头指向李鸿章集团和太后集团，要求处决不战而逃的卫汝贵、叶志超、方伯谦。李鸿章本人和他的儿子李经芳、女婿张佩纶、外甥张士珩以及心腹盛宣怀、袁世凯无不遭到严厉的抨击。主战派还指出：慈禧的爪牙孙毓汶“力排众议，迎合北洋”，“秉政十年，专权自恣，在廷卿贰无不受其牢笼，各省督抚待其一书，至有相传为‘小圣旨’之说者”[39]，提议停止慈禧庆寿中最铺张浪费的“点景”，要求处置太后的4 000两存银。主战派官僚和知识分子的犀利抨击，使投降派丑态毕露，极为狼狈，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投降派不能立即向日本投降，这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但是，主战派地主官僚同样属于腐朽没落的封建阶级，他们不敢依靠人民，并没有挽救败局的力量，也提不出反对侵略的正确政略和战略。战争初起，他们主张与日本决战，速战速胜，甚至要求渡海进攻日本的本土，暴露了他们急躁轻敌、脱离实际、不了解中日军事力量对比的真实情况；后来又高唱“联英伐日”，对帝国主义同样抱有幻想；最后，战败的消息接踵传来，他们中间的不少人束手无策，灰心丧气。“向之主战者，乃始目瞪舌矫，神丧胆落，不敢出一语，偶蒙顾问，惟顿首流涕，相持嚎哭而已”[40]。不少曾经主战的官僚只得偃旗息鼓，改变态度，和投降派同流合污，一起投降。

平壤和黄海战斗失败戳穿了李鸿章三十年来大吹特吹的“求富”、“求强”的肥皂泡，全国人民和主战派官吏对于这个长期盘踞要津、丧师失律的洋务派集团无不切齿痛恨，在舆论的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于9月17日下令处分李鸿章，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李鸿章集团从权力的顶点一落千丈。

9月19日，李鸿章上了一个《据实陈奏军情》的奏折，把战败的原因归结于双方武器悬殊，宣扬唯武器论。他说：“行军制胜，海战惟恃船炮，陆战惟恃枪炮，稍有优绌，则利钝悬殊”，因此，平壤与黄海战败，“固由众寡之不敌，亦由器械之相悬，并非战阵之不力”[41]。这种辩解是没有道理的。武器的优劣固然对战争胜负会有重要影响，但并非决定胜负的唯一因素。事实上，清朝政府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凶焰，惧敌如虎，一味退让，军事上不作布置，处处被动，而一些将领如叶志超、卫汝贵、方伯谦等贪生怕死，不战而逃，这种缺乏斗志、一意避战的指导方针，和军队中畏葸怯战的风气，是导致甲午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如果拿武器来说，日本方面虽占优势，但差距并不很大，如果不是路线指导的错误，中国方面有足够的武器和物资，进行长期抵抗。据记载：平壤战败时，中国在平壤“军储甚厚”，被日本缴获的有大炮48尊，枪支万余杆，米谷57万斤，金币12箱，其他武器、物资不计其数。不是缺少武器、物资，而是这些武器、物资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以李鸿章把战争失败的原因归之于武器的“利钝悬殊”，是掩盖事实真相的欺人之谈，当时就有人指出：“中国竭数十年之精力，萃二十省之精华，始得壮其军容，备兹利器。乃一旦邻邦衅启，竟致不能抵御，悉数委之敌人，藉寇兵而赍盗粮，能不痛恨于败军之懦将哉”[42]。不是武器不足，而是失败主义的军事指导把武器送给了敌人。

既然武器不如人家，战争必定失败，停战求和就是唯一的出路。李鸿章把自己的惧敌怯战、乞求妥协吹嘘为明智的先见。他说：“臣久历患难，略知时务，夙夜焦思，实虑兵连祸结，一发难收”，“审度彼此利钝，尤不敢掉以轻心”，并责骂主战派“轻视东洋小国，以为不足深忧”。据他说：战争的前途上充满着不可克服的困难，辽东、直隶“处处空虚”，“招募新营，必须数月精练，征调外省，多属零星凑集，且有兵尤须有械”，“非仓猝所能集事”。在他看来，继续抵抗是走不通的死路，妥协才是唯一的生路。宣扬唯武器论必然要走向投降主义。

一心乞求妥协的李鸿章希望抢在日本的第二次打击到来以前赶快讲好妥协的价钱，实现停战。李鸿章放出消息：“朝鲜已被日本占据，俄廷不甚喜欢，欲劝日本急流勇退，勿再妄兴甲兵”[43]，第二天又向清政府报告：“喀使（指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三四日内来津……俄廷初意不改，不愿倭得韩地”[44]。李鸿章仍然死抱住俄国这根救命稻草，希望通过俄国调停，结束战争。

慈禧太后眼看着战争的发展不但要冲掉自己六十岁生日的庆典，并且也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权力，急于要结束这场大煞风景的抗日卫国战争。9月27日，她召见主战派翁同龢等，命翁前往天津，通知李鸿章，乘喀西尼路过天津，愿意在1886年李鸿章与拉德仁斯基谈过的中俄共同保护朝鲜的三条密约的基础上，商请俄国调停。显然，慈禧太后很希望赶快停战投降，但主战的舆论妨碍了投降活动，因此，她要把主战派翁同龢拉下水，让翁去传递调停的消息，以减少阻力，分担责任。9月30日，翁同龢在慈禧的催逼下至天津，与李鸿章会面。李大弹失败主义的老调，说“奉天兵不足恃，又鞭长莫及，此事（指战事）真无把握”，竭力主张依靠俄国干涉，说“俄廷深忌倭占朝鲜，中国若守十二年所议之约（指1886年李与拉德仁斯基商谈过的条约），俄亦不改前意”，“若能发一专使与商，则中俄之交固，必出为讲说”，“必能保俄不占东三省”[45]。

李鸿章对俄国调停的热望，仍是一厢情愿的空想。俄国的既定策略是坐山观虎斗，在平壤和黄海战后，俄国见日本的力量未可轻视，正在拉拢日本。比利时驻日公使达尼森写道：“在黄海大战以后，俄国的态度更加亲日，想拉日本对抗英国。俄国驻东京的武官沃加克在日本祝捷的盛大宴会上为日军取得胜利和未来的战果而热烈地干杯”，“这几天报纸上猜测会出现日本、法国和俄国新的三角同盟的可能性”[46]。在俄日接近的气氛中，俄国当然不会出头妨碍日本的军事行动。所以10月12日俄使喀西尼路过天津，李鸿章苦苦央求俄国出来干涉，喀西尼哼哼哈哈地答复：“今昔时势已殊”，“目前宜暂守局外之例”[47]。李鸿章最为重视的这条议和渠道起不了作用。

真是“病急乱投医”。在李鸿章央求俄国调停时，总理衙门又通过英使欧格讷、赫德，乞求英国调停。赫德向伦敦发去的密电中说：“有人倡议中俄联盟，英国政府面对着这种局势，打算怎么办？时机迫切，刻不容缓。如英国方面不能阻止日军登陆，中国必将毫无保留地投入俄国的怀抱”[48]。

英国一面支持日本，一面又担心中日战争的扩大必然要损害自己在华的商业利益，并且会把清政府驱入俄国的怀抱，因此，希望以牺牲中国为基础，结束这场战争。10月6日英国政府向俄、法、美、德建议，在中国赔偿日本军费和列强保证朝鲜独立的条件下进行联合调停。于是五国调停之说甚嚣尘上。

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为的是迫使清政府接受不平等条约，攫取经济、政治利益，而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出现能够拒绝诱降、抗战到底的领导核心，因此，每一次侵略战争都必定以中国政府的妥协和出卖主权告终。清政府外战外行，畏敌如虎，愿意向帝国主义屈服，但是能不能实现妥协，并非仅仅决定于清政府的妥协意愿，还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第一，清政府内部的主和派足以压服主战派，才能排除妥协的障碍；第二，日本的军事胜利足以保证它攫夺到充分的利益，它才会接受妥协；第三，其他帝国主义同意和支持清政府向日本妥协。

1894年10月初，英国建议五国调停的时候，这三个基本因素尚未完全具备。议和条件提出之后，清政府内部主战、主和的争论很激烈，慈禧和奕、奕劻、孙毓汶、徐用仪都主张妥协求和，翰林院文廷式、张謇等38人联名上书，反对议和：“道路传闻，以为有赔款割地之举，朘生民有限之脂膏，蹙祖宗世传之基业，度圣明在上，必不肯出此下策”[49]。主战的舆论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和谈，但慈禧有左右大局的势力，主战派官僚不可能阻止投降活动。翁同龢日记中说：“昨日（公历10月13日）英使欧格讷到署议各国保护事，限即日定议，飞促恭邸到署，议至亥正散。日本索兵费，至是发露矣。邸既入此言，孙、徐汹汹，以为不如此不能保陪都、护山陵。余与李公（指李鸿藻）谓英使不应要挟催逼，何不称上意不允以折之？俟俄使到再商，孙、徐不可……余等见皇太后，指陈欧使可恶，且所索究竟多少，如不可从，终归于战……论款事语极长，然天意已定，似不能回矣”[50]。

清政府虽有求降之想而日政府尚无受降之意。日本的贪欲很大，企图割占辽东、台湾，不满足于清政府赔款。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沉浸在战争的狂热中，“对于将来的胜利已没有丝毫怀疑，余下的只是我旭日旗何时进入北京城的问题。一般气氛，称心快意，欢欣若狂，凯歌之声，到处可闻……充分暴露出以为可以横行世界，任何希望皆可达到，任何命令都能执行的傲慢气概”[51]。英国政府向日本提出在赔偿军费和朝鲜独立的基础上进行调停的建议后，日本政府经过反复商议和缜密考虑，于10月23日答复说：“帝国政府十分感谢英皇陛下政府提出了关于停止中日战争建议的友好动机。但直至今日，战争的胜利常属于日军方面，然帝国政府认为：在战争的现阶段，尚未达到足以保证在谈判上得到的结果，因此，帝国政府暂时不能表示有关停战条件的公开意见”[52]。

在国际上，帝国主义各怀鬼胎，五国调停也不可能实现。美国政府拒绝参加调停，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说：“应该听任战争进行下去……要使这个国家（指中国）能够与世界和洽，非武力不行”[53]，美国的军方报纸说：“东方的战争将为有利的目的服务。美国人对在华商务的真实情况将大开眼界”[54]。德国则认为：“列国在此时干涉，看来似尚嫌早”[55]。法国不肯明确表态。俄国推托说，参加联合调停，需待沙皇的裁决，而裁决迟迟没有做出。美、德、法、俄，或则反对，或则观望，英国的建议搁浅。此后，英国也收回了五国调停的建议，英首相洛斯勃雷“倾向于德国之见解，即干涉尚嫌过早，将得不到日本的采纳，因此，他愿暂时放弃干涉之意”[56]。

这样，战争仍进行下去，列强继续观望。日本要竭力取得更大的军事胜利才打算议和；而清政府也必须进一步削弱主战派的势力，才能放手地卖国求和。

四、日军窜渡鸭绿江和慈禧祝寿

日本政府认为：只有把战火引向中国境内，才能吓倒清朝统治者，在谈判桌上勒索最大的利益。因此，它正忙于准备大规模入侵中国的东北。它的作战计划是分兵两路：第一军由第三和第五师团组成，陆军大将山县有朋任司令官，从朝鲜向北渡鸭绿江，向部署在江北的清军主力部队进攻；第二军由第一师团全部和第二、第六师团之一部组成，陆军大将大山岩任司令官，准备在辽东半岛登陆，进攻北洋海军的基地旅顺口。

日本已出动了四个师团的兵力，在当时条件下，这样大规模的渡海作战有很多困难，最大的问题是后勤运输。早在1894年9月底，第一军已从平壤北进，但朝鲜人民逃避一空，夫役和运输工具严重不足，粮秣弹药堆积如山，道路为之阻塞。快要到达鸭绿江边的先锋部队不得不返回来担任运输任务，直到10月中旬，运输线路才稍稍疏通，第一军才能整队北进。

日本的第二军从国内宇品港出发，先到朝鲜的大同江口，再驶往辽东半岛，迂回渡海，在敌前登陆，困难更大，中国北洋舰队保存着相当实力，停泊在旅顺和威海卫，近在咫尺，随时有出击的可能。但是，李鸿章的战略似乎故意在帮日本侵略者的忙，他命令北洋舰队不得开出渤海湾作战。因此，日军的海上航线畅通无阻，得以确保安全。当时有人愤怒地说：“海军自东沟一战，匿影潜踪，抑若天壤无此一军，不知是何肺腑”[57]。

鸭绿江边的清军笨拙地采取阵地防御的战略，近二万五千名军队沿江摆成一字长蛇阵，从江口的大东沟、安东直摆到长甸、宽甸，绵延几百里。这些军队，有的刚从平壤战败撤回，有的新从旅顺调来，有的是东北的地方部队。他们虽然大多是李鸿章招募训练的，但各有主将，派系林立，不相统属。清政府任命老资格的四川提督宋庆为前敌统帅，“宋庆武人，能战，无调度，非大将材，且诸将骤禀节度，多不悦，故诸军毕集，仍散漫无纪”[58]。至于各营的将领大多是既贪财、又惜命，“承平日久，买田园，起第宅，左狡童，右艳妾，酒色声妓、金玉锦绣、狗马玩好”[59]，腐朽的习气已经渗进这些将领的骨髓，怎能指望他们有效地抵抗日军的侵略？

1894年10月下旬，日军准备已毕，同时向鸭绿江边和辽东半岛发起进攻。其第一军部署在鸭绿江南岸，10月24日，佐藤支队先在鸭绿江上游水口镇渡江，作试探性攻击，少数日军擎枪探水，在水浅处徒涉过江。清军依克唐阿部一触即溃，日军占领了江北安平河附近高地。当夜，日军在义州以北的江面上架设三座浮桥，25日早晨，第三师团大规模渡江，进攻目标对准九连城左侧虎山（虎耳山）的清军阵地。在虎山防守的马金叙部竭力防御，“日军迭次猛扑，皆为我退，自晨至午，三进三退”[60]，日军包围了虎山阵地。宋庆、聂士成、马玉崑等渡河增援，以步骑冲锋，但未能打破日军的包围，虎山守军人数很少，不得已突围撤退。

其他防地上的清军皆不战而溃。依克唐阿军向宽甸逃跑，误入一条死山沟里，欲逃无路，受到日军截击，损失很大；刘盛休的铭军驻在九连城，战斗激烈时，“屡唤不出，仅在濠垒放枪”[61]，还发炮误伤了守在虎山的清军；吕本元、孙显寅率领盛军守在安东一带，这支部队是卫汝贵旧部，自从平壤战败后，未经整顿改编，将懦兵骄，不能作战，“见敌即溃，遇物即掳，毫无顾忌”[62]，日军迫近，甚至未放一枪，弃城向岫岩逃走。鸭绿江边，集中了李鸿章多年训练和购置的淮军、练军和大批洋式枪炮，但除了虎山一战之外，其他军队都望风而溃，整个战线土崩瓦解。日军于1894年10月26日攻陷九连城、安东，29日攻陷凤凰城，11月3日攻陷宽甸，11月18日攻陷岫岩，清军退守于摩天岭、连山关、析木城一带。

鸭绿江边，清军败退的情形非常狼狈。当时人记载说：“前敌逃兵，纷至沓来，动辄滋事”，“或见贼而逃，或未见而逃，虽有枪械，均弃不顾”[63]，“逃军溃卒，势如潮涌，皆奔营口山海关两路……沿途肆扰，所过之处，鸡犬骚然，海城、盖平一带，居民逃避几空”[64]，“兵杂将嚣，毫无纪律，索饷索械，随给随弃”[65]，“军制冗杂，事权纷歧，纪律废弛……非望风而逃，即闻风先溃”[66]。清军腐朽无能的情形暴露无遗。

鸭绿江头，炮声动地，清军纷纷败逃，而北京城里笙歌沸天，还陶醉在慈禧的祝寿活动中。慈禧的生日是阴历十月十日（公历11月7日），正是日军渡鸭绿江后的半个月，也是旅顺陷落前的14天，“其时，军书旁午，警报迭闻。西后惟以听戏纵欲为事，一切不关心，而政府及将帅皆西后之私人”[67]。早在两年以前，清政府为了隆重举行这次祝寿大典而颁布了谕旨，由礼亲王世铎等12名王公大人担任总办庆典大臣，准备大庆半个月。慈禧预定在皇宫和颐和园两处受贺，典礼的程序和节目早已详细地拟定，筹备祝寿成了政府工作的中心。颐和园内各处殿堂亭阁修缮一新，油彩粉画，金碧辉煌，不知耗费了多少民脂民膏。皇宫西华门到颐和园是慈禧往返的“跸路”，这40里跸路正在拆屋铺路，大兴土木，路上分设60段“点景”，每段“点景”建造各种样式的彩棚、经棚、戏台、香台、牌楼、亭座，张灯结彩，所费不赀。60段“点景”共耗费银120余万两；颐和园内，因庆典而置办的乘轿、桌椅、衣饰、仪仗、灯盏、围屏等杂物也耗费136万两。[68]扎一座彩棚一般需用绸缎1.5万匹、而仁寿殿、宁寿宫两处的大彩棚共用绸缎6万匹。祝寿的经费挪用了大量的国库经费，又令王公大臣、将军、督抚和大商人“报效”，公开公布的报效定额是120万两，私下报效的更多，至于官僚们作为祝寿贡礼而搜刮来的金玉财货、奇珍异宝更不计其数。

据后来清政府公布、显然已大打了折扣的祝寿开支账目，“光绪二十年恭逢皇太后万寿庆典，各衙门承办工程、差务等项，共需银五百四十一万六千一百七十九两五钱六分二厘三毫……均据各衙门照数领讫”[69]。可是，甲午战争开始时，清政府只勉强掏出了300万两银子的军费。两相对比，可见清朝最高统治者只顾自己奢侈享乐，置国家、民族的安危于脑后。

有些官吏对战争期间大肆铺张祝寿很看不过去，帝党官吏集中的南书房、上书房人员上书请求停止“点景”，这触动了慈禧的心疼处，大扫了她的兴头。她恨得咬牙切齿，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70]。可是强敌入境，迫于舆论，慈禧不得不稍稍降低祝寿的规格，下令“所有庆辰典礼，著仍在宫中举行，其颐和园受贺事宜，即行停办”[71]，“一切点景，俱暂停办，工程已立架油饰者，不再添彩”，“灯盏陈设等均收好，俟来年补祝”[72]。

尽管战争很紧张，祝寿仍是清政府的头等大事。且看日军渡鸭绿江并在辽东半岛登陆以后王公大臣们都在干什么，据《翁同龢日记》说：

九月二十一日（公历10月19日，日军渡江前六天），“昨日内奏事处口传奉旨：‘所有应进皇太后六旬万寿贡物之王大臣以及外省各大臣等，均著于本月二十五日呈进，其蒙古王公等于二十六日呈进，俱入福华门，钦此。’于是群议纷纷，即枢臣亦欲进矣。”

九月二十二日，“枢廷诸君仍进贡物，初犹秘之。既询得，乃与高阳（李鸿藻）、樵野（张荫桓）同访立豫甫（立山），托其代办，每人如意九枝，大缎九联，并匣及黄签黄折一切小费，皆托之”。

九月二十五日，“偕两邸四枢及李公花衣至瀛秀门外五间房，云是照料贡物。今日进贡之内阁、六部及将军督抚咸集”。

九月二十六日，“奉懿旨：此次呈进贡物之王公大臣各赏福字一、寿字如意一、蟒袍一、尺头二”。

九月二十八日（公历10月26日，日军渡鸭绿江之第二天），“是日，恭邸、礼邸各有起，恭奏前敌情形，礼则犹商量庆典，几及一时始下，申正二刻始散，腹枵气沮矣。”

十月初二日，“是日辰初，皇太后乘金辇出蕉园门、三座门、北长街，入西华门，由协和门至锡庆门降辇（蕉园、锡庆皆有彩殿，北长街皆有点景）……跪候过起，济济焉盛典哉”。

十月初三日，“今日所言，皆系庆典，时事如此，令人嗟诧”。

十月初九日（公历11月6日，金州失陷，旅大告急），“午初二刻，诣宁寿宫听戏……听戏三日，诸事停搁”。

十月初十日（公历11月7日，慈禧生日），“同诣皇极门外敬竢……皇太后御皇极殿，先宣表，上捧表入宁寿门，授内侍，退出门，率群臣三跪九叩……巳正二刻，入座听戏，刻许遂退……大连告警”。

十月十一日，“巳正，入座听戏，叩头毕，即退，实坐不能安也。方略馆饭，再诣听戏处，适盘赏，乃谢赏，三叩而出”。

十月十二日，“皇极殿宴近支王公，上亲进舞，卯正三刻入宴”。

十月十五日，“美使田贝、俄使喀希尼、英使欧格讷、德使绅珂、法使施阿兰、比使陆弥业、瑞典使柏固、日（日斯巴尼亚）使梁威哩均觐见，递贺书于文华殿，由中阶入，东阶出”。

十月十七日，“辰初至咸安宫恭俟，皇太后乘辇还西苑，骑驾具备，和声乐导，从宫各执如意，大学士、尚书、侍郎自西华门排至栅栏，南向，亦手捧如意跪迎。毕，交笔政以如意送庆典处，奏事处口传赏收”。

十月十七日（公历11月14日），慈禧回颐和园，祝寿庆典结束。这天，是旅顺陷落的前七天，日本侵略军在鸭绿江边和辽东半岛正在获得重大的军事胜利成果。

五、旅顺口陷落

在日军第一军窜渡鸭绿江的同时，其第二军也在辽东半岛登陆，向旅顺口进行攻击。

旅顺口是渤海湾的门户，北洋海军的基地，背山面海，军港被陆地环抱，港深而口窄，形势十分险要。1880年李鸿章开始在这里修筑军事设施，经营十余年，耗银一千数百万两。其正面临海，有黄金山、老虎尾、威远、馒头山诸炮台，安置各种口径的大炮七十余门，紧守港口，敌舰不可能正面接近口门。旅顺背后的山峦上，有椅子山、案子山、松树山、二龙山等炮台，亦有大炮数十门，居高临下，成半月形，防护着旅顺后路。军港内有海军提督署、大船坞、兵营、厂房、仓库、水雷营等，平时驻军一万余人。旅顺口东北的大连湾是重要商港，也有炮台工事和驻军数千人。从陆地进入旅大地区，必须经过金州通道，金州南北近海，陆地通道很狭窄，大部队不易通过。从天然地势、防御工事以及兵力、装备来说，旅顺口可说是坚固难拔的堡垒，足可和任何来犯的强敌展开一场有声有色的鏖战，“西人谓以数百兵守之，粮食苟足，三年不能破”[73]。

日军不在海上正面进攻，也不在金州的狭窄通道上登陆，而在金州东北三四百里的花园口登陆，远道取势，抄袭旅顺的后方。但日军的登陆行动仍是十分复杂而困难，数十艘征用的商轮、大批驳船在联合舰队的护航下，从日本宇品港出发，到朝鲜大同江口，又从这里奔袭花园口，路程远、时间长、运载量大，登陆时要由驳船多次往返运输，既怕中国海军出击，又怕中国陆军反攻，据日本史籍中说：“此处（指花园口）海岸甚为险要，潮水涨落时水位升降很大，如果敌方固守，登陆将极为困难，必然要受到重大损失”[74]。可是，花园口要地竟没有一名清军防守，躲在旅大的一万几千名清军对日军的行动不闻不问，北洋舰队匿伏港内，不敢出击，据说丁汝昌跑到天津，“请以海军全力援旅顺，决死战，鸿章詈之，‘汝善在威海守汝数只船勿失，余非汝事也’”[75]。只有当地人民奋起用农具木棍抗击日军，当日军占领花园口附近的貔子窝时，有800名农民英勇地袭击了侵略军的军营，给敌军以打击。

日本侵略军和夫役有三万余人，连同大批枪炮、弹药、粮秣、器材、马匹分批登陆，从10月24日到11月2日，共10天才完成登陆和作战准备。11月2日，日军向金州进攻。

原来守卫旅大的清军已大批开往鸭绿江边，防务大多由临时雇募的士兵接替。这些新兵“或招市井游民，或杂以僧丐，或年力就衰，或吸食鸦片”[76]，未经训练，没有纪律，也无作战的经验和勇气，“将不得人，兵不娴器，以极精极贵之枪炮，付诸毫未练习之勇丁，仓卒临敌，手忙足乱，或出队而错带子弹，或临时而忘记用法”[77]。驻在旅大的将领有姜桂题、程允和、张光前、黄仕林、赵怀业和徐邦道（后来又有卫汝成），他们之间互不服气，矛盾很深，只直属李鸿章指挥，李千里隔海，实际也指挥不了，由旅顺的营务处道员龚照屿代表李鸿章节制旅顺诸军，龚照屿“贪鄙庸劣”，不足为用。旅顺要塞交给这样一些将领和军队，战局的结果是不难预料的。

日军攻金州，金州副都统连顺只有500名士兵，向各处告急，时程之伟率山西军援旅大，已到复州，与金州近在咫尺，但程怕死不进，“连催七次，该军竟在复州逗留”[78]。旅大诸将接到李鸿章不许出援的如下电报命令：“汝等只守营盘，来路多设地雷埋伏，并无守城之责。旅顺兵单，同一吃紧，岂能分拨过湾，可谓胆小糊涂”[79]。因此也不肯出兵。只有正定镇总兵、拱卫军统领徐邦道主张速援金州，“徐邦道谓，金州失则旅顺不可守，请速分兵往逆之，顾旅顺后路，时驻旅顺凡六统领，新旧三十余营，莫之应，邦道自率所部行”[80]。驻守大连的赵怀业军，“部将数人请往御，怀业不许，云：我奉中堂令，守炮台，不与后路战事，汝辈欲往鼻子窝拒敌，须请令方可”[81]。少数士兵不理睬这一混账命令，携带武器，自动去支援徐邦道军。

11月2日，日军前锋向金州进攻，路过落凤沟，当地群众组织“红枪帮”，沿路埋伏，突然出击，打死了十多名日军，但群众人数少，只有原始的武器，被围困在沟中，他们坚持战斗，阻挡日军前进，直到最后牺牲。这时，徐邦道率领二千余清军从旅顺赶到金州以东的大和尚山，筑垒固地，徐军人数不多，但营垒严整，士气旺盛。日军正面进攻，不能得逞，乃分兵由复州道路，包抄徐军的左翼，徐军腹背受攻，寡不敌众，退往金州。11月6日晨，日军第一师团向金州猛扑，“清军之步兵、炮军集中于东面、北面的城墙上，挺立于炮火硝烟之中，殊死奋战，金州城的攻防战达到最高潮”[82]。日军以四个联队的兵力，在三十门火炮的掩护下反复攻击，最后，工兵炸塌了北面城墙，冲入城内，金州失守，徐邦道等从西门撤退。金州战斗激烈时，乞援于防守大连的赵怀业“屡催图应”，连顺与徐邦道“至于跪泣”[83]，而赵却“于大连湾码头自督勇丁运行李什物渡海作逃计”[84]。11月8日，日军进攻大连湾，赵怀业逃往旅顺，守军三千数百人溃散，日军不战而占领了大连湾。

日军攻占大连湾后，又休整十天。这时，旅顺口的清军有一万余人，却不战自乱，将领们六神无主，一个个只想逃命。金州失陷的第二天，节制旅顺全军的龚照屿坐着鱼雷艇携带家眷细软逃往烟台，队伍大乱，水雷营军官上行下效，把电线割断抢走，乱兵们抢劫仓库、工厂，进而抢劫街市店铺，龚照屿逃到烟台，又转赴天津，连李鸿章也觉得龚太不像样子了，命令他返回旅顺。清政府希望固守旅顺，临时命姜桂题统一指挥旅顺各军，“桂题庸才，无能为”，“诸将互观望，莫利前击敌”[85]。清廷又命宋庆、唐仁廉的部队向辽东半岛南进，从金州入援旅顺，宋、唐等始终徘徊于金州以北，不敢南进，只有徐邦道一军敢于抵抗，“金州之陷也，徐邦道率残卒奔回旅顺，至是愤甚，以部众新创，寡弱不足用，固请于桂题，欲增兵与倭争后路，不许；乃请给饷械，桂题许之，令至军库自择，邦道率其残卒行”[86]。

11月18日上午，日军骑兵搜索大队近千人扬长进抵旅顺以北的土城子，徐邦道军在这里埋伏，以轻骑诱敌来攻，日军以为这是少数部队的拦截，气焰嚣张地追赶。突然，中国军队从四面八方出现，展开激战。据日方记载：“我（指日军）以散开的两中队骑兵竭力抵御，敌军（指清军）人多势众，勇猛前进，战至上午十一点，已迫近至二三百米，我军弹药告竭，陷入危机”[87]。这时，日军的后续部队步兵第三联队赶来增援，把骑兵队拖出重围，向东北逃窜，徐邦道紧追不舍，当地群众和留在旅顺的一些士兵也赶来助战，日军步兵联队和骑兵大队又被包围，形势危急。“战斗愈趋激烈，彼我死伤累累。正午，清军炮兵的两门大炮出现于东北山岗上进行轰击，步兵骑兵又迫近我军左翼猛烈进攻，丸井少佐（步兵联队长）见形势不支，先命第三中队撤出阵地，随即第二和第四中队也向双台沟南高地撤退，骑兵在两侧随同退却”[88]。恰好日军另一队部队赶到，在清军侧面发起攻击，掩护日军退却，第三联队和骑兵大队才幸免覆没。

土城子的战斗证明：只要将领敢战，指挥得宜，中国军队是可以打退日军大部队的进攻的。可是，敢于战斗的只有徐邦道一人，人数仅二千余，而且连续作战，得不到补充休整，军中没有营帐锅灶，旅顺口的后勤供应已完全瘫痪，激战一天，连一杯水、一口饭也吃喝不上，战斗结束，不得不赶回旅顺去吃饭休息。就这样，土城子又被日军乘虚占领。

11月21日，日军进攻旅顺后路的炮台群，清军将领大多脚底揩油，逃之夭夭。黄仕林逃得最快，11月19日“已满载辎重预为登舟避之计”[89]，赵怀业躲在旅顺市内，后来也渡海逃走，龚照屿“便帽絮袍，偕卫汝成遁，舟小风浪作，四日始达烟台。卫易装作船户遁，龚匿不登岸”[90]。他们罪恶地把一万几千名清军、大批老百姓以及不计其数的武器、粮食、器材、物资丢弃在旅顺口。

留在旅顺的将领和士兵继续在作战。11月21日凌晨，日军以一百数十门大炮轰击旅顺后路各炮台，发生猛烈的炮战。接着日军包抄冲锋，上午8时许，西面的椅子山、案子山炮台首先陷落；11时许，松树山炮台的火药库被敌弹命中，发生爆炸，顿时天摇地动，火光大作，黑烟腾空，日军乘势攻占炮台。此后其他各炮台也相继陷落，旅顺口后路的炮台群土崩瓦解。徐邦道、姜桂题、程允和、张光前率领一部分残军向北突围逃出。

日军进入旅顺军港和市区，对中国居民大肆屠杀，制造了历史上罕见的惨剧。一个目睹这场大屠杀的英国海员，记下了日军的暴行：

在我面前展现了一幅恐怖的景象……一群日本兵围住了大批难民，把他们赶到湖里去，从四面八方向难民们射击，用刺刀把试图努力冲出去的人驱逐回去。尸体漂浮在鲜血染红了的湖水里。日本兵以复仇的狂欢心情喊叫着、大笑着，观赏着牺牲者的痛苦。满身血污的人在动荡的水面上挣扎，有许多人还活着，竭力想从死尸堆里逃出来，一会儿沉没在水下，一会儿又使尽力气浮到水面上，发出可怜的惨叫。而周围的魔鬼们却以此取乐。其中有许多妇女，有位妇女抱着孩子爬到湖边岸上，一个日兵坏蛋用刺刀一下子把她戳倒在地，又一下子把她抱着的大约两岁的孩子戳死了。孩子的尸体落在水里，那妇女爬起来，发疯似地要抢回孩子，但显然已力竭不支，倒毙在水中。

屠杀还在继续，丝毫没有减少的迹象。到处响着枪声、呼喊声、尖叫声、呻吟声，街道上十分恐怖，大地染满了鲜血，堆着被残害的尸体。有几条狭窄的街道被屠杀下的尸体堵塞住了，死者大多数是市镇居民。

（作者走进一所房屋）地板上堆满了男人、女人和小孩的尸体，紊乱地混杂在一起，他们是在这里避难而惨遭杀害的。脑袋被割下了，血淋淋地挂在木柜的一排钉子上……木柜的下部还有一个几个月的婴儿的尸体被用一块尖铁器钉在上面。地板上积着两三英寸厚的血污，还有被残害的尸体的内脏，和脑袋一起砍下来的手臂、大腿，丢得满地都是。人们的眼前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像这所房子里那样恐怖和暴虐的景象。[91]

经过日本侵略军的大屠杀，原来很繁华的旅顺市内只剩下36人，这些人是日军为了让他们掩埋尸体而被留下来的。

注释

[1]1894年时，中日两国舰船数目，各种记载略有差异。据劳灵逊说：“如果将中国和日本的舰队作一比较，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更有可能在海上战胜。1894年时，日本共有三十二艘战舰，二十三艘雷艇……中日海军最大的区别在于日本舰队是统一的，而中国则分成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大支。1894年，这四支舰队共有六十五艘大船和四十三艘雷艇。其中以李鸿章的北洋舰队为最强。单是这支舰队的实力即和日本相等。”见劳灵逊：《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168页，哈佛大学出版社，1967。

[2]伦森编：《达尼森日本通讯》，21、24页，东京，1967。

[3]藤村道生：《日清战争》，108页。

[4]藤村道生：《日清战争》。

[5]《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一四○九件，《北洋大臣来电》。

[6]同上书，第一七六三件，《军机处寄湖南巡抚吴大徵上谕》。

[7]罗惇曧：《中日兵事本末》。

[8]《李鸿章全集》，电稿，卷一七，11页，《寄平壤卫统领》。

[9]同上书，电稿，卷一七，30页，《寄义州叶提督卫镇》。

[10]易顺鼎：《盾墨拾余》，卷五，《魂北魂东杂记》。

[11]许寅辉：《客韩笔记》。

[12]《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一七○九件，《南洋大臣来电》。

[13]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卷四，《海军篇第七》。

[14]孔广德辑：《普天忠愤集》，卷七，张秉铨：《北洋海军失利情形》。

[15][18][19]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援朝篇第二》。

[16]梁启超：《李鸿章》，第七章。

[17]伊藤博文：《秘书类纂》，《井上关于朝鲜改革至难的报告》。

[20]《日清战争实记》，见《中日战争》（一），236～237页。

[21]蔡尔康等编：《中东战纪本末》，卷四。

[22]关于中国舰队列阵的得失有各种不同意见。参与这次海战的英国预备役海军少尉泰莱说：北洋舰队事前议定分段纵列阵式，临战时，总兵刘步蟾胆小怕死，擅自改成横列式，使自己的座舰定远居中，以避炮火。但据丁汝昌战后报告：“各船均以船头抵御，冀以大炮得力。”（《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七九，《大东沟战状折》）则横列阵式是根据中国舰首炮大的特点而采用的。又当时英国海军中将斐利曼特尔曾在东亚海上观察了中日海军战斗的全过程，他的意见是“定、镇两大船居中督率，此不得谓之错也”（见《中东战纪本末》）。因此，横列阵式或纵列阵式实是当时战术上的意见分歧，并非刘步蟾胆小避敌的安排。

[23]仲小路彰：《日清战争》，上册，224、226页。

[24]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张荫麟译）。

[25]>[26]《中东战纪本末》，卷七，《美麦吉芬游戎语录》。

[27][29]《中东战纪本末》，卷七，《美麦吉芬游戎语录》。

[28]《普天忠愤集》，卷七，张秉铨：《北洋海军失利情形》。

[30]《肯宁咸乙未威海卫战事外纪》。

[31]同上书，《英水师提督斐利曼特而水师提督语录》。

[32]《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七九，《大东沟战状折》。

[33][35]《中东战纪本末》，卷四，《大东沟海战》。

[34]《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一七三八件，《李鸿章奏请优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折》。

[36]《日清战争实记》，见《中日战争》（一），241页。

[37]《中东战纪本末》，卷四，《大东沟海战》。

[38]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二篇第二章，“光绪二十年以来废立隐课”。

[39]《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一三九四件，《志锐奏参孙毓汶折》。

[40]《谭嗣同全集》，《报贝元徵》。

[41]《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七八，《据实陈奏军情折》。

[42]《中东战纪本末》，卷四，《日人劫获品》。

[43]《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一六五五件，《北洋大臣来电三》。

[44]同上书，第一六六五件，《北洋大臣来电四》。

[45]《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九月十六日。

[46]伦森编：《达尼森通讯》，32页，1894年9月29日信件。

[47]《李鸿章全集》，译著函稿，卷二〇，《与俄国喀使问答节略》。

[48]《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58页，1894年9月30日赫德致金登干电。

[49]《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一七三九件，《文廷式等奏请密连英德以御倭人折》。

[50]《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九月十六日。

[51]陆奥宗光：《蹇蹇录》，90页。

[52]同上书，106页。

[53]转引自魁特：《美日外交关系史》，第2卷，490页。

[54]《美国海陆军军报》，1894年12月1日编辑部社论。

[55]《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3页。

[56]同上书，第1卷，4页。

[57]朱采：《清芬阁集》，卷四，《致赵渭卿观察书》。

[58]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奉东篇第三》。

[59]《普天忠愤集》，卷八，朱照：《上张香涛制府条陈平倭事宜书》。

[60]于云峰等：《安东县志》，卷八，《甲午战事轶闻》。

[61]于荫霖：《涑斋遗书》，日记，卷三，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八日。

[62]《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一九○四件，《宋提督来电》。

[63]徐庆璋：《辽阳防守日记》，载《近代史资料》，1962（3）。

[64]易顺鼎：《盾墨拾余》，卷五，《魂北魂东杂记》。

[65]沈祖宪、吴陶生编：《容庵弟子记》，光绪二十年七月。

[66]《袁世凯致李鸿藻禀牍》。

[67]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二篇第二章。

[68]《皇太后万寿庆典档》，寿字一号，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69]《户部奏恭办庆典款项全数劄放折》，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军机处档。

[70]转引自王云生：《六十年来之中国与日本》，第2卷，222页。

[71]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总3465页，光绪二十年八月庚午。

[72]《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九月十五日。

[73]梁启超：《李鸿章》，第七章。

[74]仲小路彰：《日清战争》，上册，113页。

[75]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海军篇第七》。

[76]《普天忠愤集》，卷七，余虎恩：《上刘岘帅书》。

[77]李本方：《颐园书牍》，卷上，《致徐剑农军门》。

[78]《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二○六九件，《裕禄奏报金州失守大概情形折》。

[79]《李鸿章全集》，电稿，卷一八，《寄大连湾赵统领》。

[80][81][84]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金旅篇第四》。

[82]仲小路彰：《日清战争》，下册，15页。

[83]《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二一一三件，《张仲炘参提督赵怀业等丧师误国请查明正法片》。

[85][86]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金旅篇第四》。

[87]仲小路彰：《日清战争》，下册，32页。

[88]同上书，下册，34页。

[89]《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二一一三件，《张仲炘参提督赵怀业等丧师误国请查明正法片》。

[90]曹和济：《津门奉使纪闻》。

[91]詹姆士·艾伦：《在龙旗下》，80、84、93页，伦敦，1898。

第四节　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11月至1895年4月）

一、主和派对主战派官吏的压制

旅顺口陷落前后，清政府内帝后两党的斗争十分激烈。后党和淮系集团迫切希望结束战争，向日本乞和，以便保存他们眼看在瓦解中的军队，挽救自己的权力；而帝党则打着主战的旗子，期待在对外战争中出现接管政权、军权的机会，使自己变成当权派。

“可怜肉食辈，日日望休兵”。求降活动就像前线的败讯一样，有增无已。11月3日，总理衙门召见英、俄、美、德、法五国公使，恳求他们再出来调停。但是，德国仍拒绝进行调停，俄国的态度含糊暧昧，英国因10月间联合调停的建议刚刚失败而不愿出头，美国不肯参与任何列强的联合行动，他们指点清政府可以同日本政府直接接触。在列强的指点下，清政府派张荫桓赴天津和李鸿章密商。鉴于日本不愿意让列强插手，而清政府又不好贸然派地位高的官员去日本求和，于是决定先派德国人德璀琳赴日本打通谈判的渠道，探询投降的条件。11月20日，德璀琳携带李鸿章给伊藤博文的照会和私人信件从天津出发。12月中，德璀琳抵达日本，可是日本政府并不愿和德璀琳接触，以免过早地泄露停战议和的条件，并且，这时候美国已开始单独地秘密活动，撮合中日和谈，帮着日本压迫清政府屈服。日本宁肯得到美国的帮助也不愿与德璀琳接触。美国为了要包办中日间的议和谈判，对德璀琳赴日感到不快，也要求清政府召回德璀琳。这样，清政府的求和又碰了壁。

帝党和后党不同，向着相反的方向活动。他们反对议和，主张抵抗下去，希望在战争中提高自己的威望和权力。11月2日，在帝党的要求下，设立了督办军务处，起用废黜已久的恭亲王奕为督办，庆亲王奕劻为帮办，翁同龢、李鸿藻、荣禄、长麟为会办。翁、李和长麟都是帝党，督办军务处成为帝党和后党混合的班子。第二天又补授翁、李、刚毅为军机大臣。军机处和督办军务处是政治和军事的最高领导机构，帝党在里面得到了更大的发言权，势力似乎扩大了。但实际上，前线的军队大多属淮系，只听李鸿章指挥，慈禧太后仍是最高的主宰。在督办军务处和军机处内，慈禧有意把自己的心腹奕劻、荣禄、刚毅塞进去，显然是为了防止帝党的权力过大。至于奕，以前曾和慈禧有矛盾，但他是个老洋务派，又为人圆滑，投闲已久，并无实权，在和战问题上完全和慈禧、李鸿章一个鼻孔出气，在权力斗争中他胆小怕事，明哲保身，在两党斗争中最多只能起一起缓和调解的作用。

在主战舆论的高涨声中，帝党计划招募和组织自己的军队，名义上是要抵抗日军，实际上是要改变后党和淮系集团执掌军权的局面。德国顾问汉纳根提出了募练10万新军的建议，“军制悉照德国良法，一统帅主之，一其号令，一其军械，一其阵法……大帅用一洋员为之军师，各营统将亦各延一洋员为之教习”[1]。按照这个建议，要聘请德国教练2 000人，耗军费几千万两。翁同龢等竭力主张实现这一计划，希望依靠德国的支持建立自己的武装，后党则拼命阻挠、反对。据荣禄说，“日前，常熟（指翁同龢）欲令洋人汉纳根练兵十万，岁费饷银三千万，所有中国练军均可裁撤……鄙人大不以为然，为争之……鄙人与常熟几至不堪，始暂作罢议。及至次早，上（指光绪）谓必须交汉纳根练兵十万，不准有人拦阻，并谕不准鄙人掣肘”，荣禄恨得咬牙切齿，大骂“常熟奸狡性成，真有人不可思议者”，“常熟则仍作伪君子，刻与其共事，几于无日不因公事争执”[2]。兵权是他们的命根子，两党的斗争十分激烈。后来，后党勉强同意练兵，但派了李鸿章的心腹胡燏棻会同汉纳根筹办练兵，以牵制和监视帝党，并且将练兵的数目削减为3万人。据翁同龢说：“赴督办处，两邸（指奕、奕劻）皆集，议洋队事，仲华（指荣禄）力争不可，乃发电致胡臬（指胡燏棻），谓三万最妙，至多不过五万，非余意也”[3]。练兵虽然按照削减了的数目开始筹备，但胡燏棻在筹备过程中找茬拆台，强调种种困难，又告发汉纳根“似欲多购船械，为牟利起见”[4]。日军已经打进中国，练兵本来就是远水救不了近火，而兵还未练，德国先来插手，后党帝党扭打成一团，各省督抚对于训练新军、裁减旧军也抵制反对。此项练兵计划长期停留在纸面上，翁同龢说：“此事全系胡燏棻簧鼓中变”[5]。汉纳根说：“事垂成矣，更不料疆臣心大不惬，似疑皇上独揽兵权，而分隶各省之兵必渐将解散也者，遂各巧构似之言，荧惑圣听，无奈概作罢论”[6]。甲午战争后，汉纳根已离开中国，胡燏棻调去搞铁道，由袁世凯接替此项练兵任务，成为袁世凯小站练兵的起点。

帝党另一个希望是利用湘系集团，对抗后党和淮系集团。李鸿章因旅顺口失陷而被革职留任，并摘去顶戴，遭到舆论界连珠炮似的弹劾抨击，帝党希望由湘系代替淮系主持军事，召两江总督刘坤一进京，任刘为钦差大臣，又以湖南巡抚吴大澂和提督宋庆为帮办大臣，征调和扩充湘系的军队。帝党对湘系期望很殷切，文廷式吹嘘刘坤一“忠诚鲠亮，条理秩然”[7]，“湘军锐士，万众一心……但当专倚畀以一诸将视听”[8]。可是，刘坤一是个老于世故的军阀、官僚，而且“年老多病，兼有嗜好，日吸鸦片二三两，惟于午、未、申三时始能勉强起来办事”[9]。他不敢也无力取代李鸿章，挑起抗日的重任。山海关内外调集的军队不少，但都是临时招募凑数，既无训练、又缺枪械，有名无实，而且军队内部派系林立，各自为政，就是湘系的军队也是派中有派，刘坤一并不能真正统一指挥这些军队。他一直赖在北京，不肯出发。1895年1月，他迟迟出京，又在天津过了旧历新年，才慢腾腾地前往山海关。刘坤一出京时，慈禧太后在他身上下了工夫，亲自召见他说：“近日外间如安维峻辈言日本事，皇帝主战，我主和，我已归政，犹把持万几，使皇帝不得施展，此语从何而来？直欺我年老欲离间我母子也！皇帝大婚，余钱二百万存宫中，会李鸿章请发赈，并平日撙节所有与之；而外人说我要钱，书诸史册，后世谓我为何如人？”这是警告刘坤一不可支持帝党，又装模作样，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自我表白：“皇帝四岁入宫，一饮一食，我自料量，所坐床褥，亲覆视之，至今犹然。我之苦心，外人何能知道？”“时太后言下自伤，泪落如洗，巾拭未曾少辍”，又对刘坤一笼络一番，表示关心和信任，说“宗社有灵，生尔公忠体国之人，俾辅朝廷，天必祚尔福寿”，“关上风雪极大，衣裘之属，宜令多备”[10]。在激烈的反侵略斗争、主和主战的路线斗争以及微妙复杂的宫廷斗争中，刘坤一采取了观望趋避的官场惯技，既不敢迅赴前敌，抵御日寇，也不敢在帝后党的斗争中明确表态，所以，帝党对他很失望。文廷式曾经吹捧过刘坤一和湘军，后来却说：“刘坤一驻山海关，一日讹言倭兵至，坤一惧而三徙，其怯谬如此，举国望湘军若岁，至是乃知其不足恃”[11]。

1894年冬，抵抗日本的军事斗争、和战两派的路线斗争以及帝党后的宫廷斗争，三者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前线战局的变化促进了内部斗争的激化，而内部斗争的胜负又影响了战争的发展。对于后党来说，只有迅速停战，才能防止帝党势力进一步扩大；而为了实现停战，又必须反击举着主战旗号的帝党，扫清议和道路上的障碍。在自己祝寿期间，慈禧太后暂时静观不动，但她眼睛盯着帝党，怒火中烧，拳头举起，祝寿过去，便要动手了。

首先是进行舆论准备。11月中，沈阳管理皇室陵墓的官员上奏，请求停战议和，理由是怕日军占领陵墓，挖掘清朝的祖坟。他们说：“东边为龙脉所在，天下安危，实系于此”，“窃虑倭人乘虚占据陵寝重地，上惊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历代贤圣之君，每为和戎和番之举，不肯频事兵革”[12]。在全国抗战声中这种别出心裁的胡言乱语实际上是投降派的舆论准备。11月26日，慈禧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撇开了光绪，召见军机大臣，把清政府内司空见惯的卖官鬻爵作为罪状，指摘光绪的两个妃子，“谓瑾、珍二妃有祈请干预种种劣迹”，即著缮旨“降为贵人”[13]，军机大臣询问皇帝是不是知道这样处理，慈禧竟说：“皇帝意正尔”。这是慈禧显示其威权的一手。她并不跟你争论和战或权力的问题，而是以封建家长的资格出来处理家务。瑾妃、珍妃的哥哥是志锐，老师是文廷式，都是帝党的中坚人物。惩治二妃就是打击帝党，二妃不但被革去妃号，而且禠衣廷杖，使帝党蒙受了耻辱。接着，慈禧又顺藤摸瓜，说二妃“种种骄纵，肆无忌惮，因及珍位下内监高万枝诸多不法”[14]，高万枝交内务府扑杀，志锐被充军到乌里雅苏台，文廷式后来也称病逃出北京。

上书房和南书房是官吏陪侍皇帝读书的地方，也是帝党集中的两个机构，慈禧也没有轻易放过。11月30日“慈谕严历周匝……次命撤满汉书房”[15]，目的是切断光绪和帝党官吏的联系。帝党遭到突然袭击，既怨恨害怕，又无力反抗，央求奕出面调解。慈禧以母后的威权，一举打乱了帝党的阵脚，使帝党惊惶慑服，于是乘势收篷，下令只撤满书房，保留下汉书房，留下一点余地。同时又召见帝党首领翁同龢，施展一打一拉的手法，“论人才贤否及志锐举动荒唐，又回溯同治年事”，在慈禧软硬兼施的手腕下，翁同龢表示屈服，感激涕零，“臣不禁泪下如縻，慈颜亦为之戚惨。复褒奖数十语，大略谓‘汝信实可靠’”[16]。狠狠地打你一巴掌，又说几句空话，奖励安慰你，这是慈禧进行统治的一贯手法。

政府内和社会上的主战舆论是对日投降的障碍，使后党深感头痛。在惩治了瑾、珍二妃以后，慈禧已经发出不祥的警告：“言者杂遝，如昨论孙某（指弹劾孙毓汶），语涉狂诞，事定当将此事整顿”[17]。12月，有个御史安维峻上了一道措辞激烈的奏折，反对议和，矛头指向淮系和后党，其中说：“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欲食李鸿章之肉，而又谓和议出自皇太后，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此等市井之谈，臣未敢深信，何者？皇太后既归政皇上，若仍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18]。这段话公开点出投降派的总后台就是慈禧，揭露了内幕，打中了要害，慈禧勃然大怒，一定要惩治安维峻，杀鸡给猴看，指责安维峻“肆口妄言，毫无忌惮，若不严行惩办，恐开离间之端。安维峻著即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以示儆戒，原折著掷还”，谕旨中又说：“向来联衔封奏，必有言责者方准列名，此外部院各官，均由堂官代奏。乃近来竟有一二人领衔，纠集不应具折之员，至数十人之多，殊乖定制。以后再有似此呈递者，定将列名之员，概行惩处”。慈禧想借着安维峻事件打击和窒息主战舆论，但全国反投降的呼声不是高压手段所能平息下去的，全国人民和中下级的官吏、知识分子中的不满和愤慨情绪在潜滋暗长，它在一定的条件下必然会爆发，而且将越出帝后两党斗争的狭小范围，成为有各个阶级参加的广泛的政治运动。

二、清政府使节张荫桓、邵友濂求和被拒

后党官僚们一面打击主战派、帝党，一面正加紧向日本求和。奕屡次恳求美国从中调停。当战争在辽东扩大，日军连续占领了中国的一些城镇，美国就认为：战争再继续下去，可能会引起其他帝国主义的干涉，对日本不利，也对美国在华的利益不利，因此，应该乘日本军事胜利的势头，诱迫清政府进行谈判，早日结束战争。美国国务卿格莱锡告诉日本驻美国公使栗野说：“日本应当结束战争了。如果日本连续打中国，把中国打垮，英法德俄等强国将以维持秩序为名，瓜分中国”[19]。1894年11月6日，美国政府训令驻日公使谭恩给日本政府致送照会说：“若战争延长，无法节制日本海陆军进攻时，与东方局势有利害关系的欧洲列强，难免不向日本提出不利于日本将来安宁和幸福之要求，以促成战争的结束。美国总统对日本一向怀有最深笃的善意。若为东方和平，在不损害中日两国双方的名誉下尽力调停时，未悉日本政府是否同意，请予答复”[20]。日本政府虽嫌军事胜利还不够，议和时机尚过早，但考虑到“中日战争不能无限期延长下去，媾和谈判的时机迟早必会成熟，那时对于第三国的公然调停虽无必要，但若有某一国从中周旋，特别是能成为一个互相交换意见的中介是非常便利的，而担当这个中介的当然没有比美国更为合适的了”[21]。因此，日本政府在11月17日对美国的公开答复中虽然说议和的时机还未成熟，但私底下，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告诉美国公使谭恩说：“将来中国如果愿意开始媾和谈判，而美国也愿意为彼我周旋交换双方意见的便利时，我国政府深愿倚赖美国政府的厚谊”[22]。日本政府把调停的权利预先许诺给了美国。

11月下旬，事态的发展十分迅速。21日，旅顺口陷落，清政府更迫切地要求投降。美国驻北京公使田贝描写了奕请求美国调停的狼狈情形：“恭亲王号泣地说：‘难道就没有办法可以停止这一可怕的战争吗？’”[23]11月22日，田贝通过谭恩，把清政府的议和要求告知日本。这时，日本的军事行动已出现许多困难，国际干涉的苗头也越来越明显。26日，日本政府表示同意由中日双方派遣全权代表，进行谈判。此后两个月内，美国驻中日两国的公使田贝和谭恩牵动着一条黑线，一头拴住诚惶诚恐地要求停战的清政府，一头接通气势汹汹地敲诈勒索的日本政府，开始了紧张的逼降、诱降和劝降活动。

日本侵略者的贪欲很大，陆军部要夺取辽东半岛；海军部要并吞台湾、澎湖；财政部提出了10亿两的庞大赔款数字；改进和革新党叫嚷：“我国必须有瓜分四百余州的决心，届时应将山东、江苏、福建、广东四省划入我国版图”；自由党声言：“应使中国割让吉林、奉天、黑龙江三省及台湾并缔结中日通商条约，其条件应超过中国与欧洲各国所订的条约”[24]。一片蝉噪蛙鸣，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暴发户的无餍贪心，就像陆奥宗光供认的那样，“中国的割让唯欲其大，发扬帝国的光辉唯欲其多”[25]。

在列强环伺下，日本要从中国掠夺大片土地和大量特权，不能单单依靠军事力量，还必须施展狡狯的外交手段。日本政府确定：对中国的态度必须格外严酷，摆出战胜国的威风，事事挑剔凌辱，使清政府畏威慑服，唯命是从；而在议和条件上先要保密，不到适当时机，不明言投降的条件，一旦拿出条件，要逼迫清政府立即接受，不容进行谈判，以免过多的媾和条件泄露出去引起列强干涉，这就是陆奥所说：“我国绝不泄露要求的条件，将问题严格局限在中日两国之间，使第三国在事前绝无插足的余地”，“媾和条约方案也深藏未露。在时机尚未成熟时，决不轻易示人”[26]。因此，当清政府得知日本同意举行会谈后，又通过田贝向日本询问停战议和的条件。12月2日日本气势汹汹地答复：“请求停止战争一事不是日本国而是中国……只有具备相当资格的两国大臣被任命为全权委员相会以后，日本国方能宣布媾和条件，若中国对此不能允诺，则迄今所谈之事不得不予终止”[27]。

清政府碰了一鼻子灰，只得接受日本的要求，先不问媾和条件，只派遣全权代表，但希望以上海为谈判地点。日本反对在上海谈判，坚持谈判地点必须在日本国内，并要求清政府立即告知全权代表的姓名、官职。12月20日，清廷告知日本派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和兵部右侍郎、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委员，前往日本议和，希望日本迅速任命谈判代表，告知谈判的具代日期和地点，并决定休战日期。12月26日和31日，日本答复：指定以广岛为谈判地点，谈判将在中国代表到达广岛后48小时以内开始。“至于休战条件，纵使日本国政府许诺休战，亦在两国全权委员会商后，始能明言”。又说：“日本政府认为没有必要预先将其全权委员的姓名、官职通知中国政府”[28]。总之，日本政府骄横傲慢，气势凌人，故意侮辱清政府，连中国政府座船悬挂中国国旗的权利也被剥夺，只有经日本官吏检查座船以后，才准许挂中国国旗。

在这段逼降、诱降、求降过程中，中日两国政府之间的函电往来全部通过美国驻北京和东京的使馆，日本政府事事挑剔，独断专行，在任何问题上“只有我说了算”，不容清政府有置喙的余地。而美国驻华公使田贝推波助澜，从旁劝诱威逼，清政府稍有迟疑，田贝就威胁说：“中国办事无果决之才，恐难成事，且待日军夺取北京，然后再议”[29]。清政府在日美两国的威逼摆布下，忍气吞声地接受了日本政府的全部无理要求。田贝洋洋得意地自语：“中国方面惟一的希望是不惜任何代价求和……在它的这一无可救药的灾难下，它以孩童似的信赖来信赖我们”。又说：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很直率地表示，希望我担任并指导全部和谈事宜”[30]，直到清政府的议和谈判代表前往日本，美国仍不放松控制操纵。田贝推荐了美国的前任国务卿科士达为中国代表团的顾问，科士达是个亲日派，他当了中国代表团的顾问，对日本有利。因此，陆奥宗光高兴地发表声明：“我对科士达先生之来是很满意的，他是我个人的朋友，他做了顾问后，那么，我们的行动就受不到像我们单独同中国会谈在方法上是不正常及迟延的那种限制。科士达先生是一位人格无可指摘的、有经验的外交家，他的出席将加速会议的进行”[31]。

中国人民和一些主战派官吏坚决反对美国导演下对日求降的丑剧。当议和代表张荫桓、邵友濂路过上海时，上海人民发出愤怒的抗议，“匿名揭帖，遍布通衢，肆口诋，互相传播……人心思奋，具见同仇敌忾之诚”[32]。主战派官吏也奏称：“今贼势日逼，则和事万无可讲，应特旨撤使臣回京，示天下以必战之意”[33]。但清政府求和心切，不顾全国的反对，甘受日本的种种侮辱而决心投降。

1895年1月31日，张荫桓、邵友濂等到达日本指定的谈判地点广岛。同一天，日本政府任命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为议和全权委员，求降丑剧仿佛就要正式开场了。可是，日本政府还认为谈判时机没有成熟，并不真正想举行会谈。一个原因是：当时日军已在山东登陆，进攻威海卫，企图歼灭北洋海军。显然，把谈判推迟到这一军事胜利以后，对日本更为有利，就像科士达所说：“日方已经派出一支军队去攻袭威海卫炮台，击毁或捕捉在那里避难的中国海军的剩余部分，当着使臣在广岛举行会议时，在该炮台正进行着激烈的战争。无疑，日本人感到这一仗胜利结束后，他们可以处于一个较优越的地位来签订和约”[34]。

另一个原因是：日本政府已拟定赔款、割地等十分苛酷的媾和条件，它认为张荫桓、邵友濂名望不高，官职太小，不能承担重大的责任，因此决心关闭谈判的大门，迫使清政府另派谈判代表。

双方谈判代表会见的前夕，伊藤对陆奥说：“详细观察目前国内外形势，不能不说媾和的时机尚未成熟……我们与中国使节会晤之日，如不明察他们的才能和权限，绝不可轻易开始媾和谈判”，经两人密商后，“决定第一步先查阅他们（指中国议和代表）携带的全权委任的形式如何，如有不符国际公法一般惯例的规定，在未进入正式媾和谈判之前，即拒绝与之继续谈判，宣布此次谈判失败。这样，就可在不暴露我国媾和条件下使谈判破裂”[35]。

1895年2月1日和2日，中日双方谈判代表会晤，交换全权证书。张荫桓、邵友濂拿出清政府的国书和光绪皇帝任命张、邵为全权委员的诏谕，伊藤和陆奥按照他们事先商定的步骤，吹毛求疵，指摘中国谈判代表的“全权不足”，清政府国书中明明有“全权大臣”字样，张荫桓又说明自己有权“商议条款便宜画诺”，但日方强词夺理说：国书是一种“信任状”，而“不是国际法上的所谓全权委任”，还倒打一耙，反说清政府“并非诚心讲和”，因此拒绝举行谈判。并且，在正式会谈中，冷嘲热讽，百般奚落，故意侮辱中国政府及其谈判代表，说什么“从来中国与世界各国几乎完全背道而驰……外交上应负之责任往往不自顾及。中国常以孤立不羁、猜疑刻薄为政”，“中国意中并无诚实修睦之心”[36]，“阁下等藐视国际法上的惯例”，“主要的全权委任竟如此渺茫不可捉摸，是绝对不能加以宽贷容忍的”[37]。张荫桓说，可以按日方要求的样式，由清政府补发“全权委任状”，希望允许中国代表团在广岛停留几天，以等待清政府补寄证件。伊藤、陆奥粗暴地拒绝说：“本市因是大本营所在地，不许无故使敌国的使臣在此驻留。阁下等若能准备好，希望明天或后天由此地出发”，“阁下等除了从速起程以外，似无他途”。就这样，会谈宣告破裂，中国政府的谈判代表被撵出广岛。

会谈破裂后，伊藤留下中国谈判代表团的译员伍廷芳作私人谈话，公然指名要由奕或李鸿章这样老资格的当权派前来日本求降。伊藤说：“其爵位名望愈高，对谈判愈为有利……例如任命如恭亲王或李中堂者担当此项任务，最为适宜”。日本对中国竭尽了压迫凌辱的能事，连中国的谈判代表也要由它来指定，可见它的气焰多么嚣张猖狂！

三、海城争夺战

日本帝国主义在战场上或谈判中凶焰万丈，不可一世，但是，它进行的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遭到了中国和日本两国人民的反对和世界舆论的谴责。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时间又不很久，国家小、力量弱，随着战争继续下去，人民的反对力量逐渐增长，日本的战争力量逐渐削弱，它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碰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

首先，日本侵占了中国的大片土地，中国的各阶级各阶层纷起反抗。当日军攻陷岫岩，当地煤矿工人组织起抗日武装，痛击入侵者：“岫岩州东南之桂花岭，其地有复来社，居民皆习淘煤，俗呼为‘煤黑’，连村数十，自练乡团，贼来犯之，乡团极力堵御，以抬枪毙贼无算。自十月中旬至下旬，相持甚久，贼不敢轻进”[38]。“近日团练日增，贼势渐减。闻岫界桂花岭团练官兵，打死倭贼不少”[39]。夹皮沟的金矿工人是又一支抗日劲旅，他们平时被统治者称为“金匪”，日本入侵，金矿工人五百人组成“敌忾军”，在韩登举（韩效忠之孙，亦称韩边外）的率领下奔赴前线，“与诸军御日军于海城”[40]，“敌忾军”英勇善战，多次重创日军，因此，“韩边外之名为敌所畏”[41]。辽阳一带的许多猎户在李樾的率领下也自动投入抗日救国战争，当时人称赞说：“辽阳打牲手，枪法灵便，彼（指日军）一有所损，则委而不攻”[42]。还有辽阳以南吉洞峪的农民组成的团练，是很有名的抗日武装，日军多次进犯辽阳，吉洞峪团练在韩家岭一带进行阻截，打退了日寇的进攻，保障了辽阳的安全，清朝官吏说：“吉洞峪民团屡歼狂寇”[43]，“连日在吉洞峪接仗获胜，贼颇畏却”[44]。

日军越是猖狂地向前推进，群众的抗日斗争就越是蓬勃开展。据史籍记载：“辽阳并凤、岫、海、新交界，周围七八百里，无民不团”[45]，“查辽、凤团练，约有数万，颇能助兵剿贼”[46]。群众的抗日武装，武器装备很差，只有抬枪、鸟铳和刀矛锄镢，但他们勇敢顽强，“壮夫老弱，死战不降”[47]，“于冰雪严寒之际，复能连次接仗，迭挫贼锋，并能阵斩贼目，甚为奋勇可嘉”[48]。群众又熟悉地形，采取了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昼张旗帜，夜燃火把，出没往来，虚实兼用”，日军大部队到来，就转移潜伏，日军用大炮轰击“许久，林烟石火而众无恙”[49]。由于群众抗日武装的活跃，日军被阻滞在辽阳以西和以南，直到战争结束，未能再向前推进。事实说明：这种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是抗击入侵强敌的最有效的途径，如果得到正确的政治和思想领导，更加严密地组织起来，就能使侵略军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而遭到灭顶之灾。

在日本国内，由于战争的巨大消耗，经济受到严重破坏而出现了萧条。1894年11月，农业生产比战前减少13%，工业生产减少51%，商业减少31%，运输业减少17%，国民经济各部门比战前减少30%以上。[50]日本的军事费用依靠募集国内公债来支撑，但公债不能接连举借，财政已告匮竭；日本政府正在向帝国主义乞求借款，据清政府驻英公使的报告：“闻倭兵伤亡甚多，不仅苦于战，且冻馁难耐。现倭在英借债，汇丰密告”[51]。日本的劳动人民和中小工商业首先受到战争的损害，厌战反战情绪正在潜滋暗长。经日本内务省检查过的《国民之友》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预防民心的反动》，其中说：

现在人心的高昂与战争开始时很不相同，主要是以个人私利为目标，没有世界的远大目标。个人向往的只是战争中得利，可是希望还丝毫没有达到，不景气的损失却已来临，因此又厌恶战争，祈求战争早日结束。现在，工商业者的心中，叹息不景气的同时还在叹息征清之师，这种情绪正在萌芽……如果陶醉于胜利，谁能担保工商业者和农民们心中的秘密不会一旦掀起反动的大波呢！[52]

由于中国军民坚持抵抗以及日本国内厌战、反战情绪增长，再加上我国东北气候严寒，日军深入内地，战线和补给线拉长，日本帝国主义碰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在攻陷旅顺口以后，日本政府内对于下一步军事行动产生了严重分歧，以第一军司令官山县有朋为首的死硬派军人，主张不顾一切地乘胜推进，在沈阳一带作战，并在山海关以南登陆。伊藤博文和参谋次长川上操六等反对山县的意见，认为在东北内地作战和山海关登陆，困难很大，战争时间会拖长，不如另辟战场，在山东半岛登陆，这里气候较暖，在沿海作战，增援和补给较易，又有威海卫和北洋海军这样绝好的攻击目标，费力较少，作战时间较短，可以获得较大的战果，对清政府造成重大压力，以迫使它投降。因此，日本政府摒弃了山县的意见，决定将旅顺口的第二军转到山东登陆。这一作战计划正在拟定中，不料，以军界权威自居的山县有朋坚持己见，违背大本营的决策，于12月初向海城方向进攻，企图一举侵入沈阳地区。在山县的指挥下，第一军所属第三师团担任进攻任务，由岫岩西进；第五师团则收缩战线，防守凤凰城、安东等占领区，支援第三师团的进攻。

12月12日，日军第三师团攻占析木城，13日又攻占海城。12月19日，日军在海城以西缸瓦寨碰到宋庆等所率中国军队最强韧的反抗。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冰天地雪地之中，两军展开激烈搏战，据日方的记载：“彼我炮声如轰雷，天地为之震撼……我兵（指日军）没有可据之地或物，只是在茫漠的原野上纵横奔驰，加以积雪达两尺余，军队的动作极不自在……我军的确站在苦战的地位。例如：以一百二十名袭击香水泡子的一支部队，仅仅有四十名生还，各队的死伤可想而知……敌兵（指清军）亦不愧为闻名的白发将军宋庆的手下，不轻露屈挠之色”[53]。后来，清军虽然撤出了缸瓦寨，但给予日军极大的杀伤，据日方报告：这次战斗中日军死伤408人，而冻伤的人数多达1 052人。从此，日军不敢再冒失推进，在海城周围山头上筑垒设防，龟缩其中，第一军从猖狂的进攻转而采取防御态势。

与此同时，东路的聂士成、依克唐阿等军也向连山关、凤凰城出击，日军第五师团应付不遑。11月底聂士成率骑兵数百人出敌不意，进行突袭，收复连山关。“时敌在梦中惊觉，不知我兵多寡，逃窜分水岭。我兵开炮射击，毙敌无算，并阵毙倭官富岗三造”[54]。12月初，清军收复分水岭，在赛马集、草河口一带与日军战斗，日军节节败退，依克唐阿部在当地人民武装的配合下，向凤凰城反攻，由于当地人民纷起参战，依克唐阿军的战斗力大为增强，日军后路被袭，惊惶万分。可惜清军的指挥不当，在河畔被日军偷袭包围，侍卫永山等战死，战斗失败，没有能够收复凤凰城。

至此，日本的第一军虽然侵占了海城，但孤军深入，战线拉长，兵力分散，后路空虚，补给困难。中国军民到处在阻击反攻，日军被钉死在辽阳以东，十分被动，山县有朋进攻沈阳的如意算盘落了空。特别是冒进到海城的第三师团，四面皆敌，进退两难，情势岌岌可危。日本大本营对于山县有朋违反命令、冒进海城的举动极为恼火，在伊藤博文等的坚持下，日本天皇召山县回国，而以野津道贯中将继任第一军司令官。为了挽救突出敌前的第三师团，野津再三要求增援，日本不得已只好从原定用于山东登陆的第二军中抽调一个混成旅团，由乃木希典少将率领，从旅顺北进，以支援海城，这就不能不影响和推迟在山东登陆作战的计划。

1895年1月10日，乃木希典旅团进攻盖平，清军章高元部进行抵抗，章军人数较少，但战斗很英勇，提督杨寿山等力战牺牲。日军虽然抢占了盖平城，但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中国军民在近代化战斗中正在逐步地学习杀敌制胜的本领。一个西方作家写道：

在盖平战斗中，中国的战术远远胜过以前任何次战斗……军队守卫在河流的北岸，对着进攻的日军排列成二千米长的火力线，又利用河流来阻滞暴露在火力线下的敌人。他们放弃了摇旗呐喊的笨拙习惯，在远距离时不浪费子弹，敌军接近到四五百米时才射击。还有一个重要的战术改进，即日军向某地冲锋时，时而卧倒在地，时而爬起前进，以前中国军队不管敌军卧地或前进总是不停地放枪。但盖平战斗中，只在日军爬起前进时中国军队才开枪。由于这些战术方面的改进，日军损失很大，在三小时的战斗中死伤309人。[55]

日本的第一军攻占海城，第二军又占了盖平，两支军队虽然取得了联络，但伤亡很大，加上气候严寒，运输困难，日军的处境并没有根本改善。中国军民活跃于海城周围。1895年1月16日至2月22日，清军四次反攻海城，争夺极为激烈。中国方面投入的兵力有韩边外的敌忾营、李樾的猎户民军、朝鲜族的抗日武装、辽阳团练以及宋庆、长顺、依克唐阿、徐邦道、李光久的部队。日军在海城郊外欢喜山、双龙山、亮甲山、唐王山构筑了坚固的防御线，凭借堡垒大炮，负隅顽抗。中国军民发扬了英勇战斗的精神，在零下三十度的气候下连续作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特别是鸭绿江畔的定边军和民团，趁着海城大战的机会，配合作战，屡败日寇，1895年2月底收复了宽甸、长甸，严重地威胁了日军的后路。“倭人阻河为守，水以东无倭人踪迹”[56]。

日军在辽东战场上的被动态势是必然要出现的。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日本侵略者以有限的兵力侵略中国，入侵越深，占地越广，分兵把守，战线拉长，兵力越来越不足，这就给中国军民造成了有利的反攻机会。但应当指出，腐朽的清政府不但不能利用有利的反攻机会，使战局逆转，而且也并未正确地理解整个战争的态势。日军侵占海城，清政府惊慌失措，担心日军北攻沈阳和西渡辽河，威胁京津地区，严令前线将领限期收复海城。在长达两个多月的反攻海城战斗中（自1894年12月19日缸瓦寨战斗至1895年2月22日第四次反攻海城），前线军民浴血奋战，前仆后继，予敌以重大打击，他们的英勇精神可歌可泣，但是，在清朝高级指挥者的脑子里只知道阵地战、攻坚战，日军在海城坚固设防，“大炮林立”，而清军和民军枪械不齐，有的只有刀矛锄镢，全军只有四门炮，而且缺乏战斗训练，组织不严密，各支部队不能密切配合，把这样的部队和民军贸然投入攻坚战斗，结果遭到了巨大牺牲而海城仍未能攻克。近代的战争历史再三证明：在敌强我弱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自卫战争中，人民爱国武装应该采取游击战和运动战为主的战略战术，充分发挥自己的有利因素，积聚力量，积累战果，在战争中锻炼、壮大自己，以取得最后胜利。

四、威海卫陷落和北洋海军的覆灭

当中日两军在辽东海城激烈争夺的时候，山东半岛的战斗也打响了。日本政府由于原定用于山东作战的日本第二军的一大部分兵力（包括第一师团全部和第六师团一部）用于支援海城，被拖在辽东，只好从国内抽调第二师团，加上第六师团的一部分，共25 000人，仍名为第二军，由大山岩指挥，选定在山东荣成县的龙须岛登陆，远道取势，避开正面，从后路进攻威海卫。这时，日本全国的常备军六个师团已有五个派来中国作战，战争进行了半年，日本猖狂的进攻势头快成强弩之末了。

1895年1月20日，日军在25艘军舰的护航下，在龙须岛登陆。山东的海岸线很长，清军分散守卫登州、烟台、威海、荣成、胶州湾等处，守备力量很薄弱，“零星屯戍，不足成军。且军械不预具，率配以旧土枪及故前膛来福枪，将驱向敌，饷亦寡薄，士气阻退”[57]。日军登陆时，人数很少的守岸清军用小炮打沉了两艘日军登陆船艇，但在日舰大炮的猛烈射击下，清军败退。当天，日军抢占了荣成县城。

日军分三批登陆，延续了五天。当时北洋舰队近在威海卫，如果及时出来，乘日军大批船只挤在海岸边等待登陆之际，发动进攻，当能予日军以重大打击，但是李鸿章事先告诫丁汝昌：“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58]。海军顾问英国人马格禄和一些怯懦将领，只想躲在军港里，也不肯出击，说什么战舰“依辅炮台，以收夹击之效”[59]，错过了良好的战机。其实，北洋舰队尚有定远、镇远、靖远、来远、济远、平远、广丙7艘战舰以及6艘炮艇、13艘鱼雷艇，还有相当的战斗力；日战舰名为25艘，“其旧制渐朽废不中用者十之七，新制坚利者十之三”[60]。主动出击，奋勇决战，远胜于躲在军港里，听任日军顺利地登陆、合围，最后全部被歼灭。

1月25日，日军从荣成分两路西进，第二师团为南路军，由师团长佐久间中将率领，沿着荣成至烟台的大道；第六师团为北路军，由师团长黑木中将率领，沿着荣成至威海卫大道，齐头并进。日本军舰则沿着海岸线行驶，作为掩护。

威海卫和旅顺口隔海对峙，是渤海湾和京津地区的门户。其地群山环绕，海港的南北两岸如两臂伸入海中，构成半圆形，刘公岛和较小的黄岛、日岛横列其前，把口门分成东西两口，形成天然的屏障，威海卫城在海港的西岸。1887年，清政府在这里建军港，刘公岛、日岛上的炮台紧护着口门，南岸有南帮炮台（包括赵北咀、鹿角咀、龙庙咀三座海岸炮台），北岸有北帮炮台（包括北山咀、黄泥沟、祭祀台三座海岸炮台），均安装威力强大的海岸炮。弱点是后路虽有陆路炮台，但无坚固工事，容易被突破。威海卫军港是北洋舰队的停泊场所，平时驻有5 000名陆军，战争爆发后，临时增募至8000人。军港的附近地区还有山东的各种部队10 000人。人数不少，但战斗力很弱。日军占领荣成，山东河防营溃退，只有孙万龄率领的嵩武军一千余人在白马集、桥头集打了几次阻击战，但其他部队不能有效地配合，日军蜂拥而上，孙军孤军作战，不得不向后撤退。

1895年1月30日，日军分路进攻南帮炮台，其北路军进攻摩天岭、杨峰岭、百尺崖等处，正面夺取炮台，其南路军进攻南、北虎口和凤林集，切断清军的退路，日舰则从海上发炮，配合轰击。防守南帮炮台的巩军分统刘超佩是个胆小鬼，老早就打逃跑的主意，军事上未作布置，李鸿章骂他“系糊涂懒惰之人”[61]，“枪炮子弹均少……足见汝毫无筹划，安心要走”[62]。日军尚未到来，他就捏称迎战受伤，丢下了炮台和三千士兵，渡海逃往刘公岛。但是，下层官兵痛恨日本侵略军，虽已失指挥，仍人自为战，坚守阵地，摩天岭、杨峰岭、凤林集、百尺崖的争夺十分激烈，日军伤亡很严重，北路军的左翼队司令官大寺安纯少将在摩天岭战斗中被击毙。据日方记载：“我军立即进逼垒下，敌发大炮防战，我军亦放山炮应战。两军战正酣，山动谷鸣，地轴为倾。敌兵在垒下豫设地雷，我兵误踰其上，爆然燃炸，黑烟冲天，我兵势稍沮”[63]。清军据守的每一个孤立的山头都使日军付出巨大的代价，许多山头上清军亦战至最后一人。最后，南帮炮台的后路要隘全部被日军占领。

南帮三炮台（赵北咀、鹿角咀、龙庙咀）有海岸炮十余尊，威力很大，其中赵北咀炮台前有28公分口径的巨炮二尊，但只能向海面发射，不能向后路发射。摩天岭、百尺崖失守，南帮三炮台没有近射武器和防护工事，眼看威力巨大的海岸炮即将落入敌手，敌人就可用以轰击躲在军港里的北洋舰队，后果不堪设想。战前，丁汝昌考虑到了这一点，已动手拆除最难防守的龙庙咀炮台，但守炮台的陆军统领戴宗骞坚不同意，向李鸿章控告，李鸿章将丁汝昌大骂一顿：“丁系戴罪图功之员，乃胆小张皇如是，无能已极”[64]。结果，已拆除的大炮又重新装配起来。日军进攻，龙庙咀炮台只有四十名炮兵，他们坚持战斗，全部牺牲，炮台失守，接着鹿角咀、赵北咀炮台也沦陷。丁汝昌临时派人去毁炮，水手们冒着极大危险，爬入炮台，把大炮连同刚冲到炮台上的日军一起炸掉。据外国人的记载：“定远舰的主炮手李某……自告奋勇去担任这工作，他说要把那两尊二十八公分的炮炸碎。又说假如兵士不让他这样干，他会放一支线香到火药房去，把整个炮台轰炸了的……三十号的早晨，赵北咀炮台被炸了，而且他在事前几分钟才逃出，他被一只鱼雷艇接走了”[65]。又当时在外海观战的英国舰上人员说：“目击日兵夺取炮台，乃正在高悬日旗之际，忽有二炮台突时坍塌，台上日兵飞入空中”[66]。虽然毁炮的时间太仓促，还剩下一些大炮可以修复，但水兵们勇敢机智的行动损坏了海岸炮的巨大威力，使北洋舰队免于立即覆灭。

南帮炮台失陷后，北帮炮台尚有三千名绥军防守，本可一战。统领戴宗骞是李鸿章的亲信，庸劣无能，只知克扣军饷，军队中聚赌宿娼，兼做生意，纪律荡然。日军进攻前夕，将官们带头逃跑，最后只剩下19个人，眼看北帮炮台又将落入敌手，丁汝昌抢在日军进攻以前赶到北岸，炸毁了炮台和弹药库，并将戴宗骞带往刘公岛。2月3日，日军陷威海卫和北帮炮台。

中国海军在威海卫军港内展开了英勇悲壮的最后抵抗。一个外国作者写道：“现在，敌对双方的地位很离奇。日军已完全包围了中国人，海面上有一支强大的舰队阻挡住军港的一切出口，整个海岸都被他们的军队占领了。丁汝昌只有舰只、岛上的炮台和水中的障碍物来保护自己。但是，中国海军很有远见和勇敢精神，即使在绝望的环境中，也坚持抵抗”[67]。

刘公岛和日岛上的大炮一齐怒吼，显示了中国军队战斗到底、宁死不屈的决心。日舰在海面巡弋，封锁了港口，但慑于北洋舰队炮火的威力，不能进入军港，只好彻夜修复南帮炮台，从山头上居高临下，连续向军港中的中国舰船射击。被困的舰船也毫不示弱，发炮还击。海水被掀起一根根直升百丈的水柱，隆隆不绝的炮声震得山鸣谷应。中国的水兵和炮兵一个个斗志昂扬，只有一些胆怯的将领耷拉着脑袋，垂头丧气。“船员皆奋跃欲战而轻其将官之不尔也”，彼等愿于应战，“此无可疑者。惟彼等与将官之间嫌隙甚深”[68]。有一个目击当时炮战的外国顾问写日岛炮台的情形：

从战争开始到停止，日岛当着南岸三炮台的炮火，地阱炮升起来后，更成了那三炮台的标的。这些炮并没有附着镜子，所以升炮的人一定要到炮台上面去，结果这人在受对方炮击，这是很危险的职任；可是那些年轻的水兵仍旧坚守着这些炮，奋勇发放。一次，三个水兵守着一个炮，冒着凶猛的轰击，汤玛斯（炮台上的外国顾问）叫他们放弃这炮，他们都反对。其中有一个因炮弹爆发，颈上、腿上和臂上三处受了伤，可是一等伤处裹好，他仍旧坚决地回到他的职守，只手助战。[69]

日军见海岸炮击不足以使中国军舰屈服，又开始用鱼雷艇偷袭，先破坏了东口门的水下障碍物，露出一个可容鱼雷艇通过的缺口。2 月5日凌晨，月落天黑，10艘鱼雷艇潜入军港内，向我舰发射鱼雷，击中了定远舰，我舰开炮还击，展开一场搏战。日鱼雷艇两艘被击沉，两艘受伤。我定远舰亦受重伤，后来自行炸沉。2月6日，又有5艘鱼雷艇进行偷袭，我舰来远、威远和宝筏被击沉。

2月7日，日舰逼近东口门挑战，丁汝昌率舰队抵御，并令鱼雷艇主动出击。水雷营管带王平胆小怕死，不但不执行命令，反而乘双方舰只在东口门鏖战时，率领13艘鱼雷艇从西口门逃跑，被日舰追及，雷艇和大部分人员可耻地被俘获。

2月9日，日舰又至东口门袭击，丁汝昌亲登靖远迎战。日军从南帮炮台发炮，靖远被击中沉没，丁汝昌被水兵们救上了小船。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中国舰船日日夜夜在日舰进攻、海岸炮台轰击以及鱼雷艇偷袭之下，舰只日益损耗，弹药粮食也将用尽，天天盼望着陆上援军夺回南北帮炮台，解救危急。可是，从鱼雷艇上逃出的卑鄙将领跑到烟台谎报军港已失陷，北洋舰队已全军覆没。同时，山东清军正在向内地逃窜，根本没有援救威海的任何行动。

丁汝昌得到情报，知援兵无望，势难久守，命令舰船突围。可是海军副提督英人马格禄、德国顾问瑞乃尔、美国顾问浩威和一些怕死的官吏将领，坚决不同意，而主张献出军舰、炮台，向日本投降乞命。刘公岛上，由一些“洋员”带头，向抵抗派施加压力，“在岛诸洋员，请姑许乞降”，“兵轮管带不欲战者，复交煽其间”[70]。“有陆军教习瑞乃尔者，特谒汝昌，言事势至此，徒多杀生无益也，请以船械让敌，兵民尚可保全。汝昌毅然拒之，谓必至船没人尽而后已”[71]。丁汝昌为防止洋员和投降派将领把战舰献给日本，下令炸沉威力最大的镇远舰。这些洋员和投降派害怕毁坏了乞降的礼物，日本侵略者会生气，竟拒不执行命令，甚至收买了一些兵痞流氓，持刀威胁丁汝昌，迫他赶快下令投降。丁汝昌在他们的包围之中，不能执行统帅的权力，于2月12日拂晓服毒殉国。先后自杀的还有总兵刘步蟾（定远舰管带）、张文宣（刘公岛护军统领）、杨用霖（镇远舰代理管带）等。

丁汝昌刚刚死去，洋员和投降派就肆无忌惮地活动起来，他们在道员牛昶,的住所开会，策划投降，由美国顾问浩威起草了投降书，冒用丁汝昌的名义，向日本乞降。日本侵略军靠着他们的帮助开进港内，占领了刘公岛。留在军港中的镇远、济远、平远、广丙以及炮舰、练舰、运输舰和大批枪炮物资都拱手送给了敌人，李鸿章多年经营并大事吹嘘的北洋舰队就这样全军覆没了。

五、牛庄战斗

牛庄战斗示意图

日军侵占威海卫以后，又腾出手来，转向辽东战场，谋求打破对海城的包围，解除第三师团的危境，把清军推过辽河以西。它出动了第一、第三、第五师团，使用了从开战以来最大的兵力，原死守在海城的第三师团得到了增援，作为中路军，目标指向辽阳、牛庄；又抽调第五师团的部分兵力，作为右翼，进攻辽阳以东；原第二军的第一师团，全部从旅大地区北上，集中于盖平，作为左翼，向营口窜犯。当时，清军宋庆部4万人在海城、营口之间，依克唐阿、长顺部2万人在海城、辽阳之间。吴大澂率领的湘军各部也陆续到达，在海城、牛庄之间。清军人数不少，但军队内派系很多，缺乏统一的指挥调遣，不能配合作战，许多将领贪生怕死，虐待士兵，平时争功扣饷，战时观望退避，军队未经训练，组织松懈，纪律废弛，甚至缺衣少食，所以各路清军会攻海城已多日，始终未能奏效。

日军部署完毕，现在，在辽东蛰伏多日的这条毒蛇又要出洞了。1895年2月24日，日军左翼首先发动，第一师团1.2万人向大平山进攻，窥伺营口，宋庆军进行抵抗，经过激烈战斗后，大平山失陷。接着，2月28日，第一军司令官野津大将亲自率领第三师团，从海城倾巢而出，沿着海城、辽阳的大道向北攻击前进，这时，日军右翼第五师团也在辽阳东南配合进攻，辽阳告急。依克唐阿、长顺驻在海城以北，本应阻击日军第三师团的北进，但依、长二军却借口回援辽阳，竟自撤出防地，也不通知在海城以西的魏光焘、李光久。结果，日军乘虚而入，抢占鞍山，又突然西向，于3月4日分路压向牛庄，切断魏光焘、李光久军的后路。

牛庄是海城通向辽河以西的要地，又是繁华的商埠。魏光焘、李光久听到日军迂回抄袭牛庄的消息，慌慌张张地率领5 000名湘军从海城前线撤退，乱糟糟地拥进牛庄，恰好陷入了日军的包围之中。魏、李二人弃军逃命，被围的士兵和下级军官和日军进行激烈的巷战，“前贼纷来，枪炮雨密，贼又从两旁拥出，与我军竟莫能辨。血战竟日，各街口皆被贼纵火，断我军出路”[72]，“战斗开始于上午九点钟，日本人碰到了激烈的抵抗。中国人建造了厚的土墙，打通了房屋，他们有小炮和无烟火药。有一队日军通过一片空旷地，遭到雨雹似的子弹的扫射……日军不得不逐屋进行殊死的争夺，因而受到严重的损失，战斗继续到夜间，深夜十一点钟还听到枪声”[73]。被围的清军几乎全部战死，牛庄于3月4日夜失守。

接着，日军左翼从大平山向营口攻击，宋庆先期撤退，营口兵力单薄，3月7日被日军攻陷。

清军的前线指挥机构设在田庄台，负有调度全军责任的帮办军务大臣、湖南巡抚吴大澂驻在这里，吴是个只会吟诗作赋、玩弄古董的封建文人，根本不懂军事，却自以为韬略盖世，文武全才，平日吹牛皮，瞎指挥，行为近于疯癫。“出关之时，所载服物器皿牲杀之具，伎巧狗马之戏，随行百余车驼，每日必奏夷乐侑食，引诸狎客酣饮，凡佞谀吴大澂得其欢心者，悉委营差，全不以军事为意”[74]。他还特别相信算命相面、风水迷信，军营里事事求神问卦，闹得乌烟瘴气。他给人的电信中大吹什么：“月内当有捷音”，“十日内军威必振”，“海城三日内必克”，“拟数日内密约一日会攻海城，嘱赵瞽代择吉日”[75]，可是，真打起仗来，他是个不战先逃的脓包，“闻炮响而辄奔，吴大澂至不知下落，久之乃从破屋寻出之”[76]。牛庄失守，他已从田庄台逃往双台子，又逃往石山站（今锦州东）。1895年3月9日，日军渡浑河，攻田庄台，主帅已经逃跑，士兵们失去指挥，但仍人自为战，奋勇抵抗。据日方的报告说：“敌兵（指清军）殊死奋战，我军亦应战极烈。彼我炮声如百雷齐发……我军从三面闯入城中，杀人无算……敌兵退守民家，我军后来放火烧之，火焰冲天，终夜不熄，田庄台一市全归乌有”[77]。

牛庄和田庄台之战是中日甲午战争在大陆上进行的最后一次战役。在以前的历次战役中，李鸿章多年训练的淮军屡败，不堪一击，许多人把幻想寄托于湘军，而这最后一次战役又表明了老牌子的湘军在对外战争中同样是不能寄予希望的。清军在关内外集中了四百余营、二十多万军队，人数不为不多，下层士兵和人民群众坚决抵抗日本的侵略，“壮夫老弱，死战不降”[78]，战斗意志不为不坚，但并没能挽救战败的局面。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败于很小的日本之手，这不能不引起全中国以至全世界的震惊。中国广大人民和爱国人士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他们检讨战争失败的原因，对政府和军队里的弊病陋习提出强烈的抨击。有的认为：清军临时雇募，仓猝入伍，既无训练，又无纪律，因此屡战屡败；有的认为：将领们暮气甚深，贪生怕死，昏庸懦怯，不战先逃，应予严惩；有的要求加强统一指挥，消除军队中的各自为政和派系摩擦；有的要求整顿后勤机构，改进枪炮弹药的供应，取缔贪污浮冒，提高工作效率；也有的进一步要求改变科举制度，提倡开矿筑路，鼓吹政治革新，学习西方文明。总之，战争揭开了长期被掩盖着的脓疮，人们都大吃一惊，不得不痛苦地面对腐败的现实，“经此创巨痛深，乃始屏弃一切，专精致思，当馈而忘食，既寝而累兴，绕屋彷徨，未知所出”[79]。过去，挂着富强招牌的洋务新政一下子坍塌净尽，故步自封、坐井观天、夜郎自大的“天朝上国”里掀起了强大的风暴，这是件好事情。列宁说：“战争虽然会引起种种灾祸和苦难，但它也会带来相当大的好处：它无情地暴露、揭穿和破坏人类制度中许多腐朽、衰颓和垂死的东西”[80]。

在近百年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上，中国人民不断地摸索前进，经历了许多次斗争的失败，而甲午战争的失败是给中国人民上的很重要的一课，政府和军队里黑暗腐化、弊窦丛生，现状必须根本改变，连最反动保守的分子也不能心安理得地重弹天下太平、一切照旧的老调子了。但是，在战争中暴露的、似乎一目了然的弊病不是偶然的，而有其隐蔽的深刻的根源，这些弊病是清朝政权这一腐朽机体上的必然产物，个别的将领可以撤换，制度的某些环节可以调整，这样或那样的漏洞可以堵塞，但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清朝政权的反动性和腐朽性却不可能改变，因此从这个有毒的根株上生出来的弊病不可能根除。改变制度的某些环节必然要触及制度的根本。杀掉了怕死鬼卫汝贵、方伯谦，仍然有叶志超、龚照屿、刘超佩、吴大澂等更多的怕死鬼，表面上的弊病是可以改正的，而机体的腐烂却不可救药。

当然，中国人民不可能一下子找到救国的方案，黑暗远未到达尽头，前途还有更严重的苦难和挫折。但是甲午战争的失败促使人民群众和爱国志士进一步觉醒。梁启超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四百兆以后始也”[81]。谭嗣同说：“苟非牛庄一溃，中国之昏梦，将终天地无少苏”[82]。现在，沉沉大梦正被惊醒，变革之风微微吹起，历史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甲午战争的失败成了中国人民批判现实、要求变革、继续斗争、摸索前进的新起点。

注释

[1]《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一九七六件，《汉纳根条陈节略》。

[2]《荣禄致鹿传霖便条》，见《中日战争》（四），576页。

[3]《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十月十七日。

[4]《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二○五○件，《胡燏棻奏统筹洋员汉纳根呈请招募洋将练兵添船购械各节折》。

[5]《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二十日。

[6]蔡尔康译编：《中东战纪本末》，《德汉纳根军门语录》。

[7]《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二二四二件，《文廷式奏请饬令刘坤一驻扎天津整饬军务折》。

[8]同上书，第三三一九件，《文廷式奏贼情险诈请申天威以作士气折》。

[9]同上书，第二六四八件，《端良奏刘坤一衰病恇怯嗜好甚深请饬查办折》。

[10]刘侃：《犊鼻山房小稿》，卷八，《北征纪略》。

[11]文廷式：《闻尘偶记》。

[12]《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一九八九件，《陵寝总管联瑞等来电》。

[13]《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九日。

[14]同上书，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二日。

[15][17]《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二日。

[16]同上书，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十日。

[18]《光绪朝东华录》，3515页，光绪二十年十二月甲辰。

[19]转引自舒意勒尔：《格莱锡生平》。

[20][21][22]陆奥宗光：《蹇蹇录》，111页。

[23]魁特：《美日外交关系史》，第2卷，495页。

[24][25]陆奥宗光：《蹇蹇录》，116页。

[26]同上书，117、118页。

[27]《秘书类纂》，田中敬义编：《中日媾和记录》，附件第四号。

[28]同上书，附件第八号、第十号。

[29]《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二二三二件，《北洋大臣来电一》。

[30]魁特：《美日外交关系史》，第2卷，501、503页。

[31][34]科士达：《外交回忆录》，《第一次中国议和使节到日本》。

[32]《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二六三六件，《张荫桓等奏请饬下关内外统兵大员实力防剿勿以议和意存观望折》。

[33]同上书，第二三一九件，《文廷式奏贼情险诈请申天威以作士气折》。

[35]陆奥宗光：《蹇蹇录》，121～122页。

[36]同上书，124页。

[37]《秘书类纂》，《中国媾和使节会谈记要》。

[38][41]易顺鼎：《盾墨拾余》，卷五，《魂北魂东杂记》。

[39]徐庆璋：《辽阳防守日记》，载《近代史资料》，1962（3）。

[40]张相文：《南园丛稿》，卷五，《韩边外志》，3页。

[42]《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三○七○件，《郎中延熙等呈文》。

[43]《张之洞全集》，电牍，《周守来电》，光绪廿一年二月十四日到。

[44][46]徐庆璋：《辽阳防守日记》，载《近代史资料》，1962（3）。

[45]《清季外交史料》，卷一〇九，5页。

[47]同上书，卷一〇六，25页。

[48]《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二四九九件，《盛京将军来电》。

[49]白永贞等：《辽阳县志》，卷二一，《吉洞峪乡团御日军》。

[50]参见进修太郎：《日清战争与经济社会》。

[51]《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二一七五件，《出使龚大臣来电》。

[52]转引自藤村道生：《日清战争》，110页。

[53]《日清战争实记》，《缸瓦寨之战》。

[54]聂士成：《东征日记》。

[55]拂拉迪米尔：《中日战争》，267页。

[56]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奉东篇第三》。

[57]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山东篇第六》。

[58]《李鸿章全集》，电稿，卷一九，1页，《寄威海丁提督、戴道、刘镇、张镇》。

[59]同上书，电稿，卷一九，38页，《寄译署》。

[60]袁昶：《于湖文录》，文五。

[61]《李鸿章全集》，电稿，卷一九，4页，《寄丁提督、戴道》。

[62]同上书，电稿，卷一九，42页，《复刘镇》。

[63]《日清战争实记》，《威海卫陷落，北洋舰队全灭》。

[64]《李鸿章全集》，电稿，卷一九，45页，《寄丁提督、刘镇》。

[65]肯宁咸：《乙未威海卫战事外纪》。

[66]《中东战纪本末》，《朝警记八，威海卫陆战》。

[67]佛拉迪米尔：《中日战争》，285页。

[68]泰莱：《中日甲午海战见闻记》。

[69]肯宁咸：《乙未威海卫战事外纪》。

[70]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海军篇第七》。

[71]《晨园漫录》，三。

[72]易顺鼎：《盾墨拾余》，卷五，《魂北魂东杂记》，《二月初八日牛庄之失》。

[73]佛拉迪米尔：《中日战争》，316页。

[74][76]《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二八四六件，《钟德祥奏参宋庆吴大澂片》。

[75]吴大澂：《吴斋中丞电稿》。

[77]《日清战争实记》，《田庄台之战》。

[78]《清季外交史料》，卷一〇六，25页。

[79]《谭嗣同全集》，297页，《上欧阳瓣姜师书》二。

[80]《列宁选集》，第2卷，615页。

[81]梁启超：《戊戌政变记》，1页。

[82]《谭嗣同全集》，62页，《仁学》卷下。

第五节　中日议和与《马关条约》的签订

一、中日议和前夕的列强态度

张荫桓、邵友濂赴日求和被拒，于1895后2月初归国，这时，中日战争和国际关系的形势正在迅速演变，日本方面越来越希望和中国议和。

从战争形势说，日军在山东半岛迅速进展，2月中攻陷了威海卫军港，中国的北洋舰队全被消灭，日本在半年时间内夺取了旅顺口、威海卫和辽东的大片土地，已持有向清政府讹诈勒索的筹码。战争再进行下去，日本的困难更大了，已感到穷于应付。据陆奥宗光说：“当时，我国的征华军队都属全国的精锐部队，现在完全驻扎在辽东半岛；我强大舰队亦都派往澎湖列岛，国内的海陆军备不仅几成空虚，而且从去年以来经过长期战斗的舰队以及人员、军需等，均告疲劳缺乏”[1]。据俄国驻日本使馆的情报说：“（日本）所有军舰的锅炉经过十个月连续不断使用的结果，已经破坏到这样程度，以致船只的最起码速度都无法维持，所有船只都急待整修和更换锅炉”[2]。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需要暂停喘息，进行谈判，用外交手段来确保和扩大侵华战争的果实。

从国际形势说，帝国主义列强为日本迅速取得的军事胜利而感到吃惊。再加上日本拒绝张、邵求和，不透露媾和条件，增加了一些国家的疑虑。英、俄、美、德、法五个帝国主义国家中，美国一贯站在日本一边，支持日本对中国提出的任何苛刻条件；法国跟随俄国，因为它在欧洲需要俄国支持；英国和俄国的利益和愿望正相反，各怀鬼胎，一方面竞相向日本讨好，希望把这一新兴的军事强国拉到自己一边，一方面又担心日本的军事胜利太快，野心太大，其媾和条件可能损害自己的利益；德国则站在英俄之间，观望投机，盼望着战争的结局会给自己带来掠夺的好机会。

俄国在中日战争中一直抱着“坐山观虎斗”的政策。日本越是得胜，俄国就越倾向日本。1894年底到1895年2月间，俄国向日本频送秋波，竭力要拉日本做朋友，驻日公使希特罗渥和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屡次密谈。希特罗渥说：“俄国皇帝闻中日两国将要召开媾和谈判，甚为欣喜，俄国切望早日解决中日战争”，“日俄两国政府之间互相交换意见，将有利于预防其他各国之干涉，俄国为了日本的利益，一定尽力周旋”，甚至还教唆日本夺取中国的领土台湾，说“日本要求割让台湾，俄国对此毫无异义”[3]。在日本看来，自己和俄国在侵略中国和朝鲜问题上已有协议，俄国不至于在中日缔约时出头作梗。日本驻德公使青木秘密地告诉德国首相说：“上月底（1895年2月底）他的政府和俄国政府交换了熟商的意见，其结果，日本将接受俄国的朝鲜完全独立的要求，交换条件是，俄国保证在和谈中支援日本取得赔款、领土割让及重新调整中日间商务关系”[4]。

但是帝国主义之间从来是尔虞我诈，彼此不可能真正地信任。俄国一面在拉日本、答应支持日本；一面又对日本的崛起感到忧虑，害怕日本不买账，径自闯进自己的势力圈，而自己又无力制服日本。1895年2月1日，俄国政府召开讨论远东问题的特别会议，决定加强太平洋舰队的力量，考虑先占领朝鲜或中国的一部分作为预防措施，还不惜与宿敌英国联系，取得谅解，“如果日本政府和中国缔结和约时所提出的要求侵犯我国的重要利益，则对日本施以共同压力”[5]。

英国也抱着两面态度，一面担心日本的野心太大，一面也希望拉拢日本。“英国政治家们在中日两国之间实行干涉的意图是同日本对华野心的大小成正比的。如果日本的要求包括某种形式的对华的保护权在内，他们便主张欧洲的联合行动”[6]。当时英国外交大臣已向德国打招呼，希望在进行干涉时得到德国的帮助。但如果日本所提条件不触犯英国的利益，那么英国宁肯站在日本一边而牺牲中国。当时的英国报纸上写道：“只要日本有节制地利用它的胜利，我们便没有理由同它争吵”[7]，“在未来的许多年里，日本不会对我们有害。我们无需反对它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力量，无疑的它会威胁和震惊俄国，但这不干我们的事，倘若他们高兴的话，让日本和俄国去一决胜负罢！”[8]

德国早想趁火打劫，乘中日战争之机，在中国攫取一块地盘，它正在舟山、台湾、澎湖、胶州湾四个地区作选择。但单靠自己的力量，它不可能打破东亚的均势，插足中国，因此，希望在英俄对立中寻找机会，或者和俄国联合。德国首相何伦洛熙公爵给德皇威廉二世的报告中说：“不论列强间利益如何冲突，干涉是可能发生的……为德国利益起见，将不犹豫地及坚决地加入”，“英国似乎迫切地祈求我们参加，以与俄法相平衡，无论如何，它将在某种程度下迁就我们的愿望”。威廉二世为了强调应在英俄之间观望取利的政策，特别加上边注：“我们必须竭力抬高我们的身价”[9]。

中国在中日战争中失败得很惨，古老而庞大的封建国家正在解体，各帝国主义鹰瞵虎视，蠢蠢欲动，准备扑向前来，争夺肥肉。

日本政府觉察到了列强的态度，害怕国际干涉将使掠夺到手的赃物化为乌有。陆奥宗光说：“欧洲的形势已经逐渐露出不稳的情景，以前经我政府决定的‘将事态局限于中日两国之间，使第三国无干涉余地’的方针，恐有不能长久维持之虞”，“我认为不如设法诱使中国政府早日再派媾和使臣，速行停止战争”[10]。

二、李鸿章赴日议和

1895年2月8日，日本通过美国使馆声明，清政府若派出有名望的全权大臣，任何时候均可进行谈判，这实际上是要求李鸿章出来谈判，当张荫桓、邵友濂求和被拒后，伊藤博文已把这个要求告诉清政府官员。为了使谈判迅速进行，避免国际干涉，日本政府又于2月16日、19日两次通知清政府，派出的全权大臣必须有商谈朝鲜“独立”、赔款、割地、签订商约的四项权力，否则，“虽再度派遣媾和使前来亦全属无益”[11]。

张、邵被拒和威海卫的陷落使清政府官僚们忧虑恐慌，焦灼无策。日本发出了诱降信号，指定中国全权大臣的人选和条件，清政府一一照办，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谕旨中说：“日本来文，隐有所指，朝廷深维至计，此时全权之任，亦更无出该大臣之右者。李鸿章著赏还翎顶，开复革留处分，并赏还黄马褂，作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商定和约”[12]，并召李鸿章到北京听训，所遗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之职由王文韶代理。

李鸿章一直主张向日本求和停战。在前线军已一败涂地的情况下，也只有议和乞降才能保持清朝的统治。但是日本的议和条件一定是很苛刻的，尤以割让领土责任重大，最容易激起舆论的反对，只有事前得到慈禧、光绪的授权，王公大臣们的赞同，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他才能去进行谈判，签订包括割地在内的苛刻条约。

2月21日，李鸿章到达北京，向慈禧、光绪请训，和大官僚们商讨、辩论，又奔走于各国使馆，向外国寻求帮助，请教谈判的方针。

帝国主义为了拉拢日本，宁肯牺牲中国。它们一致赞成派李鸿章去谈判，“各西人闻中堂奉命，咸额手为然”[13]。李鸿章恳求各国相助，使日本放宽议和条件，各国支支吾吾，设辞推托。英国说：“赴倭后，各国知倭索项，自有商酌，否则倭有以藉口肆行，各国难以干预”[14]；俄国说：“此时倭未说明情节，颇难劝解”[15]；美国则帮着日本，对李鸿章施加压力，美国公使田贝说：“我告诉李鸿章，他必须以一笔巨大的军费赔偿日本。在他没有离开北京之前，他应该让慈禧太后及光绪帝作心理上的准备，准备作重大的牺牲”[16]。

李鸿章还特别就割让领土一事向外国征求意见。他不是考虑割地严重地损害中国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会使千百万人流离失所，沦为亡国奴，却担心会惹恼英俄等国。他说：“日电非有商让土地之权……允之，北则碍俄，南则碍英法，顷商各使，电知本国”[17]。帝国主义从原则上支持日本割取中国的领土。李鸿章在得到外国同意以后说：“连日为土地事，与各使商论，皆谓非此不能结局”[18]。他正是以此为根据去压服主战派的反对，英俄都支持割地，但又不愿意让日本闯到自己的势力圈内，英国希望日本北进，占领中国的东北，俄国希望日本南下，侵吞中国的东南，彼此嫉忌，各怀鬼胎，要把祸水泼向对方。

为了达到割地求和的目的，李鸿章伙同一些主和派在朝廷会议上演出双簧。李鸿章故意制造紧张空气，高唱“割地之说，不敢担承”，“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19]，以谈判必定破裂来吓唬丧魂失魄的王公大臣们。一些主和派就装着劝说李鸿章以大局为重，“勿畏人言”[20]。“孙（毓汶）徐（用仪）怵以危语，意在撮合”[21]。这出双簧戏的基调是“必欲以割地为了局”[22]。

慈禧是主和派的总后台，不惜一切代价地要求议和。因为议和是否成功，关系到她的宝座能否坐稳。但她知道割地是十分敏感的问题，会引起舆论谴责，万人唾骂。她宁肯躲在幕后操纵一切，犯不上亲自出面去承担割地的责任。李鸿章来京请训之前，她就装病说：“今日强起，肝气作疼，左体不舒，筋起作块”[23]，干脆不和大臣见面。当然，她割地求和的心里话，可以由奕和她的心腹奕劻、孙毓汶、徐用仪替她说出。

主战派官吏极其软弱，既无力量，又没有主意，只能一步一步地被主和派牵着鼻子走。光绪第一次召见李鸿章还反对割地，“商让土地一层，上令坚拒”[24]，但以后几次召见，不敢再有所主张。翁同龢原来反对议和，这时已退到“偿胜于割”的防线上，说：“但得办到不割地，则多偿当努力”[25]，这就是说，议和乞降同意了，赔款也同意了，但宁肯多赔钱，希望不要割地。这条防线被主和派一攻即垮，孙毓汶、徐用仪当场抢白他一顿，说“不应割地，便不能开办”[26]。李鸿章也将了他一军，要翁同龢一起去谈判，吓得翁同龢推辞不遑：“若余曾办过洋务，此行必不辞，今以生手办重事，胡可哉！”[27]

清政府内割地求和的方针已成定局，但谁也不肯承担这一责任。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往皇帝身上推，皇帝又往太后身上推，“与枢（军机处）、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商，不敢担。上（指光绪）意俟长春（指慈禧）大安，禀商酌定”[28]。慈禧明明主张割地求和，却装出一副不愿轻弃国土的爱国者面孔，把求和割地说成是光绪的主张：“李鸿章所奏，恭邸所陈，大拂慈圣之意，曰：‘任汝为之，毋以启予也’”[29]。光绪不甘心独担割地的臭名，又把皮球踢过去，两天后，他对大臣们说：“汝等宜奏东朝（指慈禧），定使臣之权”。慈禧索性给予闭门羹，“奏事太监传：慈体昨日肝气发，臂疼腹泻，不能见，一切遵上（指光绪）旨可也”[30]。割地求和是慈禧幕后决定的，但表面上不由自己来批准。这时，日本已决定以马关为谈判地点，时间紧迫，不容拖延，帝党官僚在日本催逼、慈禧捉弄、主和派围攻之下，“神丧胆落，不敢出一语。偶蒙顾问，惟顿首流涕，相持嚎哭而已”[31]。最后，由恭亲王奕出面，说是奉光绪的面谕，授李鸿章以割地议和之权。主和派制伏了主战派，慈禧割地求和的卖国主张胜利了，她却装得仿佛是违反自己的心愿而屈从了光绪的主张。

议和有望，天下太平！主和派一片欢腾，振振有词地高唱投降有理。李鸿章引古证今地说：“中国让地，固难轻以与人。至于戎狄窥边，古所恒有。唐弃河湟之地，而无损于宪武之中兴，宋有辽夏之侵，而不失为仁英之全盛。征以西国近事，普法之战，迭为胜负，即互有割让疆场之事，一彼一此，但能力图自强之计，原不嫌暂屈以求伸”[32]。一些王公大臣们也说：“现在勉就和局，所最注意者惟在让地一节，若驳斥不允，则都城之危，即在指顾。以今日情势而论，宗社为重，边檄为轻，利害相悬，无烦数计”[33]。历史上干出丧权辱国、赔款割地的一切投降派都会寻找一些歪理为自己作辩护，这样，就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大胆放手地出卖祖国的一切。

李鸿章得到赔款割地的授权以后，于3月6日出京。1895年3 月15日，李鸿章带着随员仆从135人，其中有他的儿子李经方以及参赞罗丰禄、马建忠、伍廷芳等，还有花15万美元聘请的美国顾问科士达，乘坐德商公义号和礼裕号轮船，从大沽出口，驶往日本。

三、中日马关谈判

1895年3月19日，李鸿章一行到达日本山口县之马关（即下关）。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亦至马关。3月20日下午2 时30分，双方在马关春帆楼开始会谈。

第一次会议上，双方先审阅和交换全权证书。然后，中国方面要求“两国之陆海军立即一律休战，以为商议和约条款之地步”，“伊藤略思片刻，答曰此事明日作复”[34]。接着，李鸿章和伊藤进行闲谈，达数小时之久。李鸿章说：“贵国兵将，悉照西法，训练甚精，各项政治，日新月盛”，“贵大臣办事有效，整理一切，足征才大心细”，日本天皇“宵旰勤劳，不胜钦仰”[35]。日本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蹂躏中国土地，李鸿章却说“中国人虽有多数怨恨日本，但我对日友多感荷”[36]，还说什么中日两国是“天然同盟”，“日本有不弱于欧洲各国之学术知识，中国有天然不竭之富源，如两国将来能相互合作，则对抗欧洲列强，亦非至难之事”[37]。这种论调，无非是投合日本所好，早露出一副殷勤献媚的样子。第一次会议就这样结束。

中国提出停战要求，日本不肯轻易允许。它相信：保持战争压力更易迫使清政府屈服，但谈判期间停止战争是国际惯例，日方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休战，因此想出了很恶毒的对策。陆奥宗光供认：“此时他们提出休战要求，实亦无可奈何，如加拒绝，又恐违反各国普通之惯例，因而决定提出严厉的条件，使其无法接受，自动撤回休战的要求”[38]。

第二次会议于3月21日下午2时30分举行。日方拿出准备好的书面答复，提出实现休战的四项条件：（1）日本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2）上述各处的中国军队须将一切军器、军需品移交给日本；（3）天津、山海关之间的铁路，由日本支配管理；（4）中国政府负担休战期间日本的军事费用。这是骇人听闻的讹诈勒索。日本进攻中国8个月，所占土地并不比山海关至天津大许多，重要性更不能相比，它借休战之机竟要夺取比8个月战争所得还要重大的果实。而且天津是北京的门户，把天津拱手让给日本，无异是以首都作质。中国方面当然不能接受这种休战条件。李鸿章“默读此项备忘录后，似甚惊惶，面为改色，口中连呼‘过苛过苛’”[39]。

这样的休战条件，已无谈判的余地，但李鸿章仍乞求日本放宽条件，说什么“三处皆系直隶所辖，如此于我脸面有关（按：李鸿章是直隶总督）”啦，“今既到如此地步……须为中国预留体面”啦！伊藤博文骄横傲慢，寸步不让，说“国事与交情两不相涉”，“议及停战，必须有险要为质”[40]。李鸿章无可奈何，只好要求不谈休战，先谈媾和，请日方出示媾和条件。伊藤却蛮横地要求中国方面必须撤回休战提议，在今后的谈判中不准再提出休战要求，“中国使臣如不先撤回休战问题，我国不能提出媾和条件”[41]。李鸿章请求考虑一星期后答复，伊藤限期三天。会议上，日方代表气势汹汹，无理凌逼，凶焰万丈。

第三次会议于3月24日下午3时举行。李鸿章用电报向清政府请示之后，对日本的休战条件提出书面答复，表示“万难允诺，殊为遗憾”，“但本大臣之尽心议和初衷，毫不有所减退”[42]，要求日方出示媾和的条件。伊藤答应在明天会议上可以提出媾和条件，为了使中国方面迅速接受条件，伊藤说：“和款一事，两国人民盼望甚殷，愈速愈妙，万不能如平时议事延宕”[43]。这不祥地预示了日方将不允许中国方面对媾和条约多作讨论。伊藤又流露出吞并我国领土台湾的野心，说：“我国之兵，现往攻台湾，不知台湾之民如何？”“贵国如将台湾送与别国，别国必将笑纳也”[44]。会议结束时，双方约定翌日上午举行第四次会议。

当天散会后，李鸿章从会场春帆楼返回寓所引接寺。路上，突然有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从人丛中窜到李的轿前，以手枪狙击，子弹击中李鸿章的眼镜，打中左眼下的颧部，李当场昏厥，刺客被捕，谈判遂发生曲折。这个刺杀案件是一桩查不清的公案，至少也是日本政府在国内煽起反华、仇华的歇斯底里狂热的结果。但据日本法庭审判，说小山丰太郎行刺的动机是因为李鸿章破坏了东方和平，这显然是胡说八道。最终小山被判处无期徒刑了事。

刺杀案不免使日本政府感到有点狼狈，它害怕国际舆论的谴责，又怕谈判因而延搁，列强趁机干涉，因此假惺惺地表示接受中国方面的休战建议，撤销所提的休战条件。日本侵略者宣扬这次休战是日本对中国表示“宽大”，其实，这是日本政府在李鸿章遇刺后经缜密考虑而采取的最有利于自己的措施，目的是要安抚和引诱清政府继续谈判，迅速缔结条约，避免国际干涉。连陆奥宗光也承认：“内外形势，已至不许继续交战的时机。若李鸿章以负伤作借口，中途归国，对日本国民的行为痛加非难，巧诱欧美各国，要求它们再度居中周旋，至少不难博得欧洲二三强国的同情。而在此时，如一度引出欧洲列强的干涉，我国对中国的要求，亦将陷于不得不大为让步的地步”[45]。这是日本侵略者的担心所在，是它同意休战的真正原因。

3月30日，中日缔结休战条约，规定在奉天、直隶、山东休战；休战期二十一天，至1895年4月20日为止。这一休战条约不包括其他省区。事实上，在牛庄战斗后，战局转入沉寂，日军并没有于近期内在大陆上发动进攻的打算，所以陆奥说：“实战期尚在两三星期以后”[46]。日军进攻矛头当时正转向澎湖、台湾。3月23日，日军已在澎湖登陆，25日攻占澎湖城。日军有意不把台澎地区包括进休战条约，因此，休战条约对日本计划中的军事进攻实际上毫无妨碍。

李鸿章对日本虚伪的停战姿态感激涕零，就在停战条约签订的这天，即3月30日，他写信给伊藤，表示自己虽然负伤，但也要把谈判继续下去，请求伊藤出示媾和条件，甚至提出“拟于寓内布置会议处所，俾本大臣不至负伤外出受风，仍可与贵大臣会议一切”[47]。日本侵略者见李鸿章求和心切，自然感到高兴。它拟定下一步的方针是：提出媾和条件以后，尽量施加压力，压迫中国接受，时间越快越好，不许进行详细讨论，以免拖延太久，引起国际干涉。4月1日，日本提出“媾和条约案”。陆奥宗光面告李经方，必须于四日内答复。“媾和条约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1）朝鲜“独立自主”。

（2）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

（3）赔款银三亿两。

（4）日本取得通商特权：其中包括开辟北京等七个通商口岸、内河航行、设厂制造、减免税金、以日本货币交税、借用内地货栈、疏浚黄浦江等。

（5）为保证条约之实现，日军暂时占领奉天府，清政府负担日本占领军的费用。

日本提出的“媾和条约案”不但十分苛酷，而且项目繁多。李鸿章立即电告清政府，清政府也来不及仔细研究，主战派大臣反对割让土地，“力陈台不可弃”，主和派大臣则声势汹汹，“言‘战’字不能再提”[48]。正相持不决，转瞬之间，四天的限期已到。4月5日，李鸿章答复日方，提出了一个长篇说帖，除朝鲜“独立”无异议外，说割地太广，中国人民势必“饮恨含冤，日思报复，两国子子孙孙永成仇敌”；赔款太多，中国财力短绌，不能负担，“非大加删减不可”；至于通商条目，琐屑繁多，一时来不及周密考虑，“中国既有可以照准之处，亦即有必加更改之处”，希望中日两国“订一周密完善永远和睦之约章”，“庶东方两大国百姓日后永远和睦，彼此相安，福泽绵长”[49]。

帝国主义的外交，以实力为后盾，有力就是有理。尽管弱者据理陈词，娓娓动听，但强者不认你的理。日本方面对李鸿章的长篇说帖感到很不耐烦，陆奥认为：“如果我方对此泛泛的概论，一开论驳之端，彼方亦必有再三反驳的余地，如此往复论辩，必然成为‘跟着狂人乱跑’的局面”，“与其在空洞的理论上和他们哓哓不休，还不如在事实面前使他们就范”[50]；伊藤也认为：“对彼书中所云，可不作答辩……可单刀直入，以杜绝斤斤于枝叶之争论”[51]。

4月6日，日本答复说：李的长篇说帖是一种“陈情书”，“不过缕述大清帝国之国内情形……不能视为回复我国政府所具条约之意……大清帝国国内之情节如何，当兹议和之时，固不必具论”，要求中国方面对“媾和条约案”作明确表态，“或全案，或按条，可否之处，即予明复”[52]。

为了增加压力，伊藤又于4月8日邀李经方谈话，勒令“明日，即9日为期，对我方提案提出可否之明确答复”。李经方要求就赔款、割地两项再进行当面讨论，伊藤蛮横地拒绝，声称“中国使臣对我提案只能答复能否全部接受，或逐条表示意见”。伊藤还粗暴地威胁说：“日本为战胜者，中国为战败者”，“若不幸此次谈判破裂，则我一声令下，将有六七十艘运输船只，搭载增派之大军，舳舻相接，陆续开往战地。如此，北京的安危亦有不忍言者。如再进一步言之，谈判一旦破裂，中国全权大臣离开此地，能否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门，恐亦不能保证”[53]。

李鸿章不敢违误伊藤指定的答复期限，他匆匆忙忙地搞了一个修正案，于4月9日交给日方。大体内容是：割让辽东之安东、宽甸、凤凰城、岫岩四厅州县及澎湖列岛；赔款一万万两；中日另订商约，以中国与西方各国现行约章为本。李鸿章知道：日本决不会接受这个修正案，甚至，他连要求跟日方讨论这个修正案的勇气也没有。提出修正案的同一天，他就急电清政府，要求授权自己，能应允更多的赔款、割地。他的电报中说：“倘彼犹不足意，始终坚持，届时能否允添，乞预密示。否则只有罢议而归，停战展期已绝望”[54]。作为议和全权大臣的李鸿章，根本不能和日本进行真正的谈判。

日本所提“媾和条约案”本来就是漫天要价，连它自己也并未想全部兑现。陆奥说：“其实，我方最初的提案，本来是作为会谈的基础而提出的，并不是毫无修改的余地”[55]。日本怕的是拖延时间，久则生变。当时，“媾和条约案”已泄露出来，各国报纸的议论渐多，为了使清政府迅速接受条约，日本方面除了挥舞大棒，将压力加到最大限度外，又添加一点胡萝卜，假作让步，以诱骗谈判对手。这时，李鸿章的伤势渐愈，4月10日下午4点钟，双方举行第四次会议，伊藤博文装模作样地拿出日方的修正案，声称已将媾和条件减到最低限度。大体内容是：割地，在辽东略微减少，但仍要割占自鸭绿江下游至凤凰城、海城、营口一线以南及台湾、澎湖的全部；赔款减至银二亿两；通商口岸，自七处减为重庆、沙市、苏州、杭州四处。伊藤也承认这个修正案较原案“所减有限”，却又不容中方再作讨论，声称“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56]。李鸿章还苦苦哀求，说什么“譬如养子，既欲其长，又不喂乳，其子不死何待？”被伊藤抢白说：“中国岂可与孩提并论”[57]。最后，伊藤限令必须于四日内对日本修正案做出接受与否的答复。

会议后，伊藤又不断加压，4月11日和13日，两次致函李鸿章，声言：日方的修正案“乃最终的条件”，“无论至何时候，亦不允再加讨论”，如果中国方面拒不接受，“则日本帝国全权大臣对因此所生之后果，有权利肯定的说不负一切责任”，“请阁下勿认为今日可徼幸得到日方允诺的媾和条件，至后日亦仍可得允诺”[58]。

伊藤的此类虚声恫吓，竟吓倒了李鸿章，他不敢针锋相对，据理驳斥，十万火急地电促清政府：“伊藤昨呈所改约款，实系末尾尽头办法，务祈四日内切实回复”，“昨面谈，语已决绝，今又来此函，似是哀的美敦书”，“若议不合，必至决裂……恐非即与订约不可”[59]。清政府的当权派都是软骨虫，慌忙命令李鸿章接受条约，电谕说：“倘事至无再商，应由该大臣一面电闻，一面即与定约”，“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60]。甚至，接受不平等条约也少不了外国主子的准许，德国人德璀琳代表李鸿章向帝国主义探询意见之后也电告李鸿章“拟请哀的美敦期前签约，赫总税司（指赫德）亦同此意”[61]。

4月15日下午2时30分，中日双方举行第五次会议。李鸿章已没有勇气在大问题上进行争辩，仅在计算赔款利息、割让台湾时间以及交换条约期限等枝节问题上，哀求日方稍稍宽容。但伊藤如饿狼扑食，毫不放松，赔款必须计算利息，台湾必须在两个月内交割，条约必须在20天内批准。李鸿章说：“贵国何必急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伊藤早露出一副馋涎欲滴的贪婪相，回答说：“尚未下咽，饥甚！”[62]

第五次会议，以全盘接受日本的侵略条件结束。陆奥宗光洋洋得意地说道：“会见的时间虽长，散会时已到上灯时间，而其结果，他（指李鸿章）唯有完全接受我方的要求”[63]。

1895后4月17日（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上午召开第六次会议，举行条约的签署仪式。当天下午，李鸿章一行离日回国，李躲在天津，称病告假，派伍廷芳和美国顾问科士达带着《马关条约》进京，要求清政府迅速批准，以便在5月8日的规定限期内于烟台与日本使者互换批准了的条约文本。

四、《马关条约》的签订

中日《马关条约》是日本掠夺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是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又一沉重枷锁。条约共21款，主要内容如下：

（1）条约规定：朝鲜“独立自主”。所谓“独立自主”是幌子，实际上是让朝鲜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任意宰割。从此，日本对朝鲜的吞并步步加紧，并和帝俄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成为爆发日俄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直到1910年，日本灭亡了朝鲜，把朝鲜完全纳入自己的版图。

（2）条约规定：将中国的辽东半岛和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这里是中国各族人民世世代代生息繁衍、辛勤开发的土地，面积广大，人口众多，物产丰富。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这些膏腴之地梦寐以求，但是中国人民不甘心当亡国奴，随之而来的人民反抗怒潮汹涌澎湃，永未停息。台湾从1895年被日本强行割占，经过中国人民50年的斗争，至1945年抗日战争后复归祖国的怀抱。台湾人民心向祖国，帝国主义分割台湾的阴谋永远不能得逞！

日本的另一攫取目标是辽东半岛，但因此而引起了早想染指中国东北的沙俄帝国主义的嫉妒。《马关条约》刚刚签署，俄国纠合了德国、法国进行干涉，强迫日本把刚刚吞到嘴里而尚未下咽的辽东半岛吐出来。“日本外交家们在促进他们的国家的声威、权势和野心方面都获得了成功。不过，他们不久就要面临着因和约条款而产生的一个新的局势——列强的干涉”[64]。

（3）条约规定：中国赔款白银2亿两，六个月内先交5 000万两，又过六个月再交5 000万两，余款可在七年内偿清；计算利息五厘，如在三年内将赔款全部偿清，则免计利息。这是一笔很巨大的数目，达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英《南京条约》赔款数目的十几倍，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对英法两国赔款总和的近15倍。清政府当时全年财政收入不过8 000万两，从哪里去筹措2亿两赔款呢？不得已只好向帝国主义乞贷，从此债台高筑，中国的各项税收与主权抵押与人，国家愈来愈贫困，“从今欲壑成无底，括尽金缯债不停”，而日本帝国主义大发了战争横财，日本政界财政头子井上伯爵说：“得到这笔赔款以前，在日本的财政机关中，上亿日元的款项连提也没有人提过，收入至多到过八千万日元。所以想到有三亿五千万日元（即二亿两）涌进国内，无论政府或私人都产生了一种无限富有的感觉”[65]。此后，日本用中国的赔款扩充军备，建造舰船，兴办实业，开始了所谓“战后规划”。陆军人数扩充了一倍，海军舰艇的吨位扩充了三倍，工商业也迅速发展。日本的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吸吮了中国人民的鲜血而恶性膨胀起来。

（4）条约又规定：中国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本在中国取得范围广泛的政治、经济特权。为了具体规定这些特权，1895年底，中日双方在北京进一步举行谈判，中方代表初为李鸿章，后为张荫桓；日方代表为林董，至1896年7月签订《中日通商行船条约》29款。日本取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居留营业、开设工厂、租地建房、租栈存货以及内河航行、内地游历、减免税课、雇用仆役、领事裁判权、最惠国待遇等等。

在《中日通商行船条约》的谈判过程中，日本得寸进尺，竟要求日本在华所设工厂的产品全免税课，经长期谈判，结果还是中国吃亏，允许日本在天津、上海、厦门、汉口四地设立日本租界，以换取向日厂产品征税的权利，“但其税饷不得比中国臣民所纳加多”[66]。《马关条约》和《中日通商行船条约》中的此项条款彻底地毁坏了中国经济的堤防。在此之前，帝国主义虽然已在中国开设工厂，但并无条约保证，外资在华设厂是非法的。现在，日本取得了在华设厂的特权，其他列强按照最惠国条款取得同样的特权，从此，外国的过剩资本大量涌入中国，如滔滔洪水，泛滥成灾，淹没了幼小的中国民族工业。“从资本主义国家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看来，这在原则上是一项新的条款。这一条款第一次为日本提供了帝国主义时代所特有的不仅通过贸易，而且通过向中国输入资本来剥削清帝国的条件。不言而喻，日本根据最惠国待遇从中国夺取的一切经济特权，也自动地适用于同中国订有不平等条约的其它列强”[67]。

许多欧美帝国主义分子为《马关条约》的签订而兴高采烈。美国驻上海领事佑尼干说：“《马关条约》把中国的大门打开得比任何时期都大，并为文明的新势力找到了合法的途径”[68]。英国的资产阶级作家说：“尽管日本在华贸易是较为不重要的，它却提出了广泛的通商利益的要求，这些通商利益正是英国商人们渴望已久、而至今仍未能获得的。如果它获得这些利益，英国人根据他们的最惠国地位，也将获得这些利益……英国商人或许较日本人自己将获得更多的利益”[69]。

中日甲午战争以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结束。中国更深地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东亚的力量对比也骤然发生了变化，帝国主义列强趁着中国战败都想为自己捞取领土和特权，中国面临着崩溃和被瓜分的危机。一些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评论说：“甲午中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的标志，从那次事件以后，中国便一蹶不振，战争的失败把它拖得筋疲力尽，世界各国也就立即乘虚而入”[70]，“马关条约有极大的意义……它在日本向中国的推进中标志着一个重要的早期阶段……它成为欧洲国家向中国提出要求的机会，这些要求威胁着要把帝国早日瓜分掉”[71]。

五、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

还在中日两国在马关进行谈判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密切地注视着远东局势的发展，进行种种推测和估量。

老大的中国被新起的日本打败了，“中国一次又一次挨打的地方虽然只是庞大帝国边缘上的一小点，可是事实上，蛋壳已经打碎了”[72]。在帝国主义的心目中，中国能否作为一个国家继续存在下去已成了问题。谈判的结果将是什么？眼看着肢解和争夺中国的机会正在到来，列强都在等待窥测，要趁火打劫，为自己掠夺一份。

帝国主义可能通过两种方式来掠夺中国：一种方式是所谓“补偿”，即步日本的后尘，也从清政府那里强行夺取领土和特权；另一种方式是所谓“干涉”，即以帮助中国为名，迫使日本吐出一部分战利品，并从感恩的清政府那里获取“酬劳”。两种方式都是掠夺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前者是立即群起瓜分中国，后者是暂时把中国保留一段，等自己力量更加强大时再进行瓜分。

在一定时期，帝国主义对中国采取何种掠夺方式是以中国国内情况和国际的力量对比而定。中日战争结束时，瓜分中国的信号已经升起，列强都在认真地考虑“补偿”的方式，甚至选择了“补偿”的具体目标。沙俄提出了抢占中国东北的一部分和朝鲜巨济岛的方案，“俄国将要坚持为自己取得补偿，这是可以肯定地预料到的。这个补偿之重要，与俄国东亚利益因日本插足于大陆而受到之威胁成正比例”[73]。英国觊觎着舟山群岛，这块地方虽不大，但地位重要，可以大大强固英国在中国沿海和长江流域的霸权。德国大使向英国外交大臣金伯雷询问英国愿意取得什么“补偿”时，金伯雷对地图瞧了一眼，微笑说：他能够从地图上看到这里所需要的那块虽则是不十分重要的地方。德国大使写道：“我几乎毫不怀疑他系指舟山而言”[74]。德国则心神不定，不知道该夺取哪处军港为好。3月11日德国外交大臣要求海军大臣说明，“在有关列强或将利用机会以补偿方式占领中国个别地点或土地”时，德国应该选择哪些目标。4月17日，海军大臣提出了三个可供选择的方案：（1）舟山和厦门；（2）胶州湾和大鹏湾；（3）莞岛（在朝鲜）和澎湖。[75]法国的眼睛盯着台湾、澎湖和华南地区，“希望开放中国南方各省供法国贸易，在那里取得有利的承租权，并把中国与东京的边界作有利于法国的修改”[76]。

帝国主义贪心无餍，渴望瓜分中国，但感到自己力量虚弱、彼此之间又矛盾倾轧，真正要瓜分中国，它们又都感到力不从心，既怕中国人民的反抗，又怕列强争夺，因此，一面在选择目标，进行准备；一面又疑神疑鬼，顾虑重重。英国的在华利益最大，担心列强蜂拥齐上，会打烂自己的坛坛罐罐；俄国担心自己无力强占东北，陆军大臣万诺夫斯基在研究怎样取得“补偿”的会议上忧心忡忡地说：“我们应当考虑到，在西伯利亚铁路未完成以前占领满洲的一部分是有困难的”[77]；德国、美国则担心自己在东亚尚无强大军队，在瓜分中国时不免会落在后头，德国希望：“在未能保证自己享有和它的大国地位相称的份额以前，最好是拖延这个问题”[78]。这样，由于帝国主义的力量不足和互相矛盾，决定了它们对华政策的演变，瓜分中国一度被提上日程，而又被推迟了，“补偿”的方式被“干涉”的方式所代替。赫德当时就说：“事情看上去再糟也没有了！中国已经瘫痪，而西方国家正在彼此监视，一方面大家害怕，惟恐一动即将群起乱抢；另一方面也有意让这局面拖下去，乘机下手分肥”[79]。

到了1895年4月初，中日双方将正在谈判中的《马关条经》的主要条款分别透露给各帝国主义。谜底揭晓了，结果是英国大大高兴而俄国极为懊丧。中日战争期间，英俄竞相拉拢日本，媾和的条件表明：日本选择了英国。日本要求割占辽东半岛，毫无顾忌地闯进了俄国的势力圈，并且又在通商特权方面为英国争得许多好处。英国感到心满意足，乐意坐观俄日之间迎头相撞，英国外交大臣表示：“辽东的割让将威胁俄国的利益”，而“英国的利益主要集中在上海及其附近”。4月8日，英国内阁决议：“英国在东亚的利益没有因日本的议和条款而损害到足以有理由来实行干涉的程度”[80]。

沙俄既生气，又着急，它渴望从日本手里把辽东半岛抢过来，但是，日本已赢得英、美支持，单靠沙俄的力量，不足与日、英、美三国抗衡。俄国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4月11日讨论东亚问题的特别会议上，海军元帅亚历山德罗维支大公认为：“必须与日本保持良好关系”，“假使我们卷入战争，无疑英国会站在日本方面……我们的海军足以对付日本，但不足以对付英国”。但财政大臣维特等坚持：“日本占领南满，对我们将是威胁”，“在我们有必要重划阿穆尔疆界时，将使我们非常困难”，“我们不能容许日本占领南满”，“如果有战争的必要，我们就坚决行动……这样我们就成为中国的救星，中国会尊重我们的效劳，因而会同意用和平方式修改我们的国界”[81]。

这时候，德国的态度对于沙俄的政策方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德国突然积极起来，大力支持俄国对日本进行干涉。德国一直想在英、俄相持的局面中，俟机投身于一方，以便从中取利，它看到英国静观不动，而俄国又无力单独行动，这是自己出头露面的好机会，它决定支持俄国。这样做的好处，可以使俄国的力量转移到东亚，而减轻自己在欧洲受法俄腹背围逼的压力，又可以伺机在中国取得垂涎已久的军港。德皇威廉二世正在喧嚷臭名昭彰的“黄祸论”，他宣称：“朕为黄祸论者”。宣扬“黄祸论”的目的是为了瓜分中国，侵略亚洲，转移欧洲人民革命的视线，同时也是为了把俄国引向东方。威廉二世在他的公文批语中说道：“在这件事件上支持俄国的问题，是为了尽可能地大大减轻我们东部边境上的压力……把俄国引向它的真正的使命所在的地方，这也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关于如果我们保持和平，俄国则保证我们的东部边境的诺言，是具有重大价值的。我们对这项诺言的感激，最好表现于在东方联合前进！”[82]

4月中，俄、德、法三国在紧张地磋商。在俄、德决定要干涉的情况下，法国也不能不跟上，“法国政府为了向俄国证明俄法同盟的价值就必须干涉。不然，俄法两国的关系将被削弱”[83]。帝国主义之间纵横捭阖，各为自己的利益而施展拉拢、排挤的诡计，国际间的力量组合变幻无定。俄国把德、法两个世仇纠集在一起，去反对昨天自己还在与之调情的日本，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如所周知，俄国的对外政策是丝毫也不考虑通常意义上的原则的……时而附和这一边，时而附和那一边”[84]，“因此，只要善于利用相互冲突的利益，就能保证俄国在从事任何外交活动时取得强大的甚至是绝对强大的盟友的支持”[85]。

1895年4月23日，俄、德、法三国向日本递送备忘录，要求日本放弃占领中国辽东半岛。三国干涉“来势猛烈险恶，表现出旁若无人的威胁姿态。当时碇泊在日本各港口的俄国军舰，接到在二十四小时以内作好随时出航的准备命令，各军舰均不分昼夜升火待发，禁止船员上岸，战事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同时在海参崴又紧急征召后备兵……现役和后备兵员总共已集结五万人，并且作好随时出动的准备”[86]。陶醉在胜利欢乐中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如迅雷击顶，乱成一团，急忙向英、美求救。但是，俄国已使德、法站在自己一边，英、美不敢冒与三国为敌的风险。英国答称：“英国对日本虽有友谊，而俄、德、法三国也是英国的友邦”，美国答称：“在与局外中立不相矛盾的范围内，可以协助日本”[87]，都无可奈何而委婉拒绝了日本的请求。

日本经过了8个月的对华战争，“军队疲劳，舰只损坏，物资匮乏，不仅对三国联合的海军无法应付，即单独对抗俄国舰队，亦无把握”[88]。除了乖乖地屈服之外，别无他法。4月30日，日本答复俄、德、法三国，应允退出金州以北地区，但哀求三国准许自己占领辽东半岛之南端包括旅大在内的地区。俄国自然不肯让日本盘踞在旅顺口，再次向日本施加压力。日本政府只好全盘接受三国的要求。5月4日，日本内阁决议：“根据俄、德、法三国政府之友谊劝告，约定放弃对辽东半岛之永久占领”[89]。

在帝国主义统治的世界中，总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日本对强大的三国干涉只能忍气吞声地完全屈服，但对软弱的中国仍要敲骨吸髓地尽情榨取。日本的方针是：“对俄、德、法三国完全让步，但对中国一步不让”[90]，它要求中国再拿出一笔数目巨大的“赎辽费”。此后，归还辽东半岛问题完全由俄、德、法三国包办决定，中日两国不过是接受三国决定而已。而三国之间又各有打算，同床异梦，法国觊觎台湾、澎湖，德国表示反对，德国又为了不过分得罪日本，帮着日本向中国勒索尽可能多的“赎辽费”。三国之间进行了长期的争执和磋商，1895年10月间，三国达成折中协议，“赎辽费”定为银3 000万两，付清后三个月内日军全部撤出辽东半岛；台湾海峡开放为国际公共航路；日本不得将台、澎转让给其他国家。

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分赃争夺的一幕丑剧，中国不过是他们的嘴边之肉。在干涉的背后，三国都抱着不可告人的肮脏目的，它们之间已在协商吞并中国的土地。就在三国干涉发生的第三天，即4月26日，德皇威廉二世写信给沙皇尼古拉二世说：“正像我将乐意地帮助你解决日后俄国欲并吞部分领土的问题，我希望你也能同意德国在不妨碍你的某个地点上取得一个海港”，尼古拉二世当即表示，“对陛下欲于东亚取得领土一点，他绝没有任何反对”[91]。中国是唯一的牺牲者，白白地多赔了白银3 000万两，名义上是收回了辽东，实际上只是暂时看管，等待着俄国在方便的时候伸手摘取而已，而俄国的野心还远远不止是夺取辽东半岛，它要并吞几乎半个中国。据1898年1月4日俄国驻柏林大使奥斯登萨根伯爵对德国外交大臣布洛夫说：中国的东北、新疆、直隶是“俄国自中日和约签订以来即主张是属于它的势力范围”[92]。俄国的野心多么巨大！老牌的帝国主义分子赫德在评论三国干涉时倒还比较坦率，他说：“这种种外交阴谋，并不是有爱于中国，而是某些国家虎视眈眈，在为自己谋取掳获品”[93]。

六、台湾军民反对日本占领的斗争

当中国国内知悉《马关条约》的内容后，奔走相告，舆论大哗。人民义愤填膺，抨击清朝政府割地赔款、出卖国家主权的罪行。东北人民知道割让辽东，提出要结寨固守，保卫乡土，各处街头，出现揭帖、图画，知识分子口诛笔伐，用诗歌散文谴责日本的野蛮侵略和清廷的腐败辱国。当时，各省举人正赴北京会试，纷纷上书，反对议和，“察院门外，车马阗溢，冠衽杂遝，言论谤积者，殆无虚晷焉”[94]。广东举人康有为、梁启超等联合十八省举人1 300人在北京宣南之松筠庵集会，起草奏折，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练兵”四项主张，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其他各级官吏和知识分子反对和议者甚众，“近日都下，人情汹惧，奔走骇汗，转相告语，谓所有条款，皆扼我之吭，制我之命，阻我自强之路，绝我规复之机，古今所未有，华夷所未闻”[95]。社会舆论一片沸腾。主战的帝党不愿批准《马关条约》，光绪帝说：“台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96]，而主和派后党力言今日局面不可与日本再战，坚决反对废约。

《马关条约》的内容传到台湾，全台震惊，人们奔走相告，聚哭于市，捶胸泣血，鸣锣罢市。人民群众和官绅士卒，均无比愤慨，一场波澜壮阔的反对割让台湾的运动迅速兴起。以进士丘逢甲为首的台湾绅士上书清廷，慷慨陈词，“臣等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臣誓死守御，设战而不胜，请俟臣等死后再言割地”。

1895年5月2日清廷批准《马关条约》。5月8日中日两国代表在烟台互换约文。接着日本晋升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为大将，并任台湾总督，率领水陆大军赴台接收，清政府亦派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办理交割事宜。台湾沦亡，急如燃眉。台湾绅民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抗日保台。5月15日丘逢甲等致电清廷：“台湾属倭，万民不服。迭请唐抚院代奏台民下情，而事难挽回，如赤子之失父母，悲惨曷极！伏查台湾为朝廷弃地，百姓无依，唯有死守，据为岛国，遥戴皇灵，为南洋屏蔽”[97]。5月25日，台湾民主国成立，原巡抚唐景崧被举为总统，黑旗军刘永福为大将军，更改官制，制定国旗，改年号为永清。

台湾民主国是台湾人民应变救急的非常措施，是为抵抗日本占领而建立的抗日政权。它明确标举“誓不从倭”、“遥戴皇清”的宗旨，在号召和组织台湾人民抗日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时台湾守军仅刘永福所部3万人，而饷械缺乏。日本桦山资纪统率下有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的精锐部队近卫师团1.5万人，后又续派乃木希典中将的第二师团3万人以及由海军中将有地品之久和少将东乡平八郎率领的军舰11艘大举来犯。5月29日，日军攻基隆。6月3日，大雨如注，日军冲入基隆市街，发生激烈巷战。一名日本随军记者写道：“我军虽集中射击，而守军却岿然不动。风雨愈急，日近黄昏，枪炮声与风雨声相合，相当凄厉可怕，真不知何时才能攻占”[98]。但终因敌众我寡，基隆失守。日军又冒雨抢占狮球岭，向台北进攻。

台北吃紧，唐景崧闻前线失利，手足无措，藏匿于德国洋行内，随后奔沪尾，乘轮逃回大陆，由台湾官绅主持的“台湾民主国”遂告落幕。日军乘台北空虚，于6月7日拂晓进入台北，占领全城，桦山资纪在台北成立总督府，开始了对台湾长达50年之久的殖民统治。

但台湾全境的反占领斗争方兴未艾。时各地义军纷起，日军所到之处，步步遇到顽强的抵抗，所谓“村妇助磨刀，耕农自裹粮”[99]。日本侵略者曾哀叹：“举凡新竹、台北间一带土地，若说它山河草木全是土匪，也未为不可”[100]。著名的义军领袖有吴汤兴、徐骧、姜绍祖、胡嘉猷、江国辉、苏力、简成功、简精华等。义军成员主要是农民及失散的士兵，而刘永福的黑旗军大队驻守台南，分兵驰援台北、台中，与台湾人民一起，坚决抵抗来犯的日军。

6月日军进攻新竹，吴汤兴、徐骧所部义军英勇抗击。吴汤兴军“多山民，善狙击，弹无虚发，日军仆者相继，遂大败退”[101]，徐骧军作战时得到当地民众支持，“三角涌、三峡庄一带人民群起相应，四面包裹，杀声连天。日本大佐樱井氏一队六十名覆没”[102]。但敌军兵多势众，在得到增援后继续猛攻。义军饷械俱缺，未经训练，浴血奋战五天后撤退，给日军以重大杀伤。6月23日新竹失陷。

新竹失守后，义军仍云集此地，准备反攻，夺回新竹。副将杨载云率所募新楚军二营来会。新竹城外展开了激烈战斗，大小二十战，时间一个多月。义军虽未能夺回新竹，但阻滞了日军向南方的进攻。反攻期间，义军英勇顽强，给日本侵略军重大的打击。例如6 月18日安平之战，胡嘉猷率义军三百人，以竹丛为掩蔽，抵抗来犯之敌。日军久攻不下，只得抬着伤兵退回，三天后又增调大批人马，再攻安平，义军以旧式大炮应战，坚守不动。日军筋疲力尽，炮弹耗竭，又无功而返。战斗中，义军得到当地人民的大力支援，故能抵御大批日军。一个日本人写道：“不论何时，只要我军一被打败，附近村民便立刻变成我们的敌人。每个人甚至年轻妇女都拿起武器来，一面呼喊着，一面投入战斗。我们的对手非常顽强，丝毫不怕死，他们隐蔽在村舍里，当一所房子被大炮摧毁，他们就镇静地转移到另一所房子里去，等一有机会就发动进攻。不仅台北的情况是这样，而且整个新竹的四郊也是这样，新竹的村民是以顽强和勇敢著称的”[103]。

日军陆续增援，8月初日军已在新竹集结2万军队，故而义军反攻新竹的战斗未能成功，陆续退往台中。

时日本第二师团在乃木希典中将的率领下已从旅顺运来台湾增援，北白川宫能久亲王遂率近卫师团1.5万人悉师南侵，由新竹进犯彰义，吴彭年的黑旗军在安隘大甲溪设下埋伏，待日军半渡时出击。日军出乎意料，纷纷落水。徐骧所率义军又突出夹攻，日军首尾难顾，狼狈逃窜，伤亡惨重。这是义军和黑旗军并肩作战的一次辉煌胜利。日军又增兵进攻，吴彭年、徐骧、吴汤兴等退至彰化，在八卦山组织抵抗。8月28日，日军从山谷僻径上山，受到义军和黑旗军的包围，血战终日，日军战死千人，抛尸满野，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亦被击毙。此役，义军的牺牲亦甚重大，吴彭年身受重伤，不肯退下火线，以身殉国，吴汤兴也身中敌炮，战死山下。徐骧率部下数十人退入深山之中。

9月中，日本再次增兵，成立“南进司令部”，由台湾副总督高岛丙之助中将出任指挥，纠集4万大军，倾巢而出。其中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率领的近卫师团1.5万人由彰化经嘉义南下台南，第二师团之第四混成旅团1.5万人由伏见贞爱少将率领进攻台南之侧面，第二师团之第三混成旅团1.2万人由山口素臣少将率领，在枋寮登陆，捬台南之后背。海军吉野、秋津洲、济远等战舰游弋海面，发炮助攻。

10月黑旗军王德标部增援前线，一路埋设地雷，诱敌深入，至雷区，“各处火线并发，敌出不意，轰及千人，死数百人”[104]，北白川宫能久亲王亦被炸伤，不久毙命。

此时，台南的黑旗军和义军已处于三面包围之中，在台南以北20公里之曾文溪阻击日军。时士卒饥疲，饷械不继。刘永福手下能战之军不足10营5 000人，“局贮军械惟云者士得枪二千数百支，毛瑟枪数十支，林明敦枪数百支，余土枪土药，半遭湿蒸，不堪用”[105]。日军集中全力，攻打曾文溪，“炮火大发，马步齐出”。黑旗军与义军四面受敌，但他们大义凛然，宁死不屈。战斗激烈时，徐骧振臂高呼：“大丈夫为国捐躯，死而无憾！”不幸为炮弹所中，壮烈牺牲，同时殉国的有黑旗军总兵柏正材。

曾文溪失守，台南危急。刘永福与义子刘成良驻守安平炮台，时外援已绝，精锐尽丧，10月19日日军大举进攻安平炮台，守军奋勇抵御，毙敌数十人，终因众寡悬殊，刘永福等撤退，乘坐英国轮船，退回厦门。日军进占台南，历时5个月的台湾抗日斗争告一段落。

台南失陷一周后，日本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发出布告，宣称“台湾全岛已全部平定”。但不久黑旗军余部林大北在宜兰揭起抗日义旗，以“驱逐倭奴，恢复中华”为号召，打响了全台沦陷后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第一枪。各路义军，纷起响应，使侵台日军疲于奔命，应付不遑。

台湾军民的抗日斗争从1895年6月延至10月，日军竭尽全力，出动了七八万人之多（其中士兵5万余人，夫役2.6万余人），死亡官兵4 800人，包括陆军中将北白川宫能久亲王、陆军少将山根信成，负伤2.7万人，伤亡人数比在整个甲午战争中多出近一倍。台湾军民，以一隅之地，孤军作战，力抗强敌，在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注释

[1]陆奥宗光：《蹇蹇录》，158页。

[2]希特罗渥致罗拔诺夫，1895年5月10日，转引自福森科：《瓜分中国的斗争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26页。

[3]陆奥宗光：《蹇蹇录》，171、172页。

[4]《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14页，《帝国首相何伦洛熙公爵奏皇帝威廉二世》，1895年3月19日。

[5]《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148页。

[6]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60页。

[7]英国《蓓尔梅多公报》，1895年2月22日。

[8]转引自伯尔考维茨：《英国通和中国外交部》，213页。

[9]《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16、17页，《帝国首相何伦洛熙公爵奏皇帝威廉二世》，1895年3月19日。

[10]陆奥宗光：《蹇蹇录》，129页。

[11]《秘书类纂》，《中日媾和记录》，附件第三十六号。

[12]《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七九，《军机大臣密寄》。

[13]《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二六一二件，《李鸿章来电二》。

[14]《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二七○九件，《出使大臣龚照瑗来电》。

[15]同上书，第二六六一件，《出使许大臣来电》。

[16]魁特：《美日外交关系史》，第2卷，527页。

[17]《李鸿章全集》，电稿，卷二〇，18页，《寄驻英俄龚许二使》。

[18]同上书，电稿，卷二〇，19页，《复张侍郎》。

[19][21]《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

[20]《李鸿章全集》，电稿，卷二〇，18页。

[22]《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三十日。

[23]《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七日。

[24][28]《李鸿章全集》，电稿，卷二〇，18页，《复张侍郎》。

[25][26][27]《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

[29]《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二日。

[30]同上书，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四日。

[31]《谭嗣同全集》，421页，《思纬壹壹堂短书——报贝元徵》。

[32]《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七九，《预筹赴东议约情形折》。

[33]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议款篇第八》。

[34][35]《中东战纪本末》，卷五，《马关条约商订始末》，《问答节略》。

[36][37]陆奥宗光：《蹇蹇录》，132页。

[38][39]同上书，133页。

[40][43][44]《中东战纪本末》，卷五，《马关条约商订始末》，《问答节略》。

[41]陆奥宗光：《蹇蹇录》，133页。

[42]《秘书类纂》，《中日媾和记录》，附件第五十一号。

[45]陆奥宗光：《蹇蹇录》，137页。

[46]同上书，138页。

[47]《中东战纪本末》，卷五，《马关条约商订始末》，《使相徂东公牍》。

[48]《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十日。

[49]《中东战纪本末》，卷五，《马关条约商订始末》，《使相徂东公牍》。

[50]陆奥宗光：《蹇蹇录》，146页。

[51]《秘书类纂》，《中日媾和记录》，附件第六十六号。

[52]《中东战纪本末》，卷五，《马关条约商订始末》，《使相徂东公牍》。

[53]陆奥宗光：《蹇蹇录》，147页。

[54]《李鸿章全集》，电稿，卷二〇，34页，《寄译署》。

[55]陆奥宗光：《蹇蹇录》，149页。

[56][57]《中东战纪本末》，卷五，《马关条约商订始末》，《续问答节略》。

[58]《秘书类纂》，《中日媾和记录》，附件第七十一号、第七十三号。

[59]《李鸿章全集》，电稿，卷二〇，38、39页，《寄译署》。

[60]同上书，电稿，卷二〇，《译署来电》。

[61]同上书，电稿，卷二〇，36页，《天津德税务司来电》。

[62]《中东战纪本末》，卷五，《马关条约商订始末》，《续问答节略》。

[63]陆奥宗光：《蹇蹇录》，153页。

[64]菲立浦·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96页。

[65]转引自波波夫：《日本的经济》，23页。

[66]《中日公立文凭》，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三日。

[67]纳罗奇尼茨基等：《远东国际关系史》，第1卷，233页。

[68]《北美评论》，1896年10月，444页。

[69]菲立浦·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85页。

[70]菜特：《中国关税沿革史》，348页。

[71]赖德烈：《中国近代史》，87页。

[72]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54页。

[73]《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23页，《德外交大臣致驻英大使电（1895年4月6日）》。

[74]同上书，第1卷，24页，《德国驻英大使哈慈菲尔德伯爵电（1895年4月6日）》。

[75]参见上书，87～92页，《外交大臣和海军大臣来往函件》。

[76]纳罗奇尼茨基等：《远东国际关系史》，第1卷，235页。

[77]《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144页，《1895年2月1日特别会议记录》。

[78]菲立浦·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89页。

[79]《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83页，《赫德致金登干（1895年2月17日）》。

[80]菲立浦·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91页。

[81]《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153～158页，《1895年4月11日特别会议记录》。

[82]转引自菲立浦·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94页、95页。

[83]同上书，102页。

[8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192页。

[85]同上书，第22卷，23页。

[86]陆奥宗光：《蹇蹇录》，184页。

[87]同上书，162页。

[88]同上书，158页。

[89]同上书，166页。

[90]同上书，165页。

[91]《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94页，注二。

[92]同上书，第1卷，215页，《外交大臣布洛夫的记录（1898年1月4日）》。

[93]《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86页，《赫德致金登干（1895年4月22日）》。

[94]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民：《公车上书记》。

[95]《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二九八八件，《侍讲张仁黻等奏和议要挟难堪请饬廷臣会议折》。

[96]《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97]《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二，18页。

[98]《日清战争实记》，第31编，18页。

[99]洪弃父：《台湾沦陷纪哀》。

[100]大槻正秋：《台湾征讨史》，80页。

[101]洪弃父：《台湾战纪》。

[102]洪弃父：《台湾战纪》。

[103]竹越与三郎：《台湾统治志》（英译本），88页。

[104]洪弃父：《台湾战纪》。

[105]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

原第一册后记

这本书是我根据在中国人民大学授课的讲稿扩编而成的。编写时曾经参考了社会上公开发行的各种著作、论文和资料集，本书中未能一一详举，在这里谨对这些作品的编著人表示深切的谢意。

这本书的编写也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近代史组潘喆、杨遵道、林敦奎、刘美珍等同志的帮助。其中关于捻军、石达开入川和太平天国后期的土地情况等部分曾经参考了刘美珍同志所写的论文和笔记（尚未发表的）。

由于我的水平所限，书中是有许多错误和缺陷的。我期望读者们和专家们对本书提出严格的批评。

戴逸

1958年7月

后记

1954年，我开始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给历史研究班讲授中国近代史课程。当时，在全国范围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很少，研究成果更少，只有范文澜先生的《中国近代史》和胡绳先生的《帝国主义和中国政治》可以作为教材使用。范、胡两位先生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开创者，他们的著作是我们后学者的范本。其他还有郭廷以、蒋廷黻、罗尔纲、陈恭禄、李鼎声、李剑农等先生，他们对近代史也有精深的研究，其各项专题的研究也是很珍贵的参考书，但可惜当时尚无一本全面系统而简明的近代史教材可供历史专业的学生和研究生阅读。我在给历史研究班授课的过程中写了一个较简单、粗陋，适合口头讲述的中国近代史讲义，并想把它扩充成较全面、较详细的教材。

1955年，我一面授课一面在讲义基础上写作《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册）。写一本书面教材同口头授课有很大不同，其难度要大得多。首先，近代史涉及的范围十分广阔，在解放初期讲近代史时间有限，主要着重政治史的讲授，其他经济、文化、军事斗争、民族等方面有的略而不讲，有的一带而过，无须征引较多史料，也无暇作更多分析与思考。书面教材则应该更加系统和全面地谈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其次，书面教材必须征引史料，保证史料的原始出处正确无误。而中国近代史的史料浩如烟海，当年整理和出版的成果极少。如果没有一定的目标和时间控制，便会陷入渺茫无际的史料海洋之中，时间荒废，而收获有限。最后，口头讲述脱口而出，不需修饰语句，说错了话也可以当时纠正，而书面教材黑字写在白纸上，不能更改，必须字斟句酌，力求无误并通顺流畅。

正因为这样，我在课堂上关于两次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只讲了30多个小时（当然，备课的时间不计在内），而把这些内容写成《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册却几近40万字，且花了两年半时间，至195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我接着续写第二册，内容包括“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遇到的困难更多更大了。因为当时正值反右派斗争之后，政治运动连续不断。学术界批判尚钺，批判胡华，批判罗尔纲，批判孙祚民，批判刘节，直至批判吴晗，一浪高过一浪，运动繁多，不可胜数。

我对这些运动和批判惶惑不解，但幸运的是每次运动都未触及我个人，幸免挨整挨批，但不得不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下工厂去农村，研究和写作的时间大大减少了。同时第二册涉及比较敏感的政治问题，许多问题反复考虑，迟迟不敢下笔。所以直到1964年我才写好洋务运动至甲午战争部分，本应付梓，当时正值“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顾虑到有些问题会触犯禁区，前车之鉴，不敢以身试“法”，宁肯束之高阁，只印了内部油印稿，未曾正式公开出版。

当时编纂大型清史的任务已提上日程。1966年秋，周扬同志召开中宣部部长会议，决定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任命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郭影秋为编委会主任，成员有关山复、刘导生、尹达、刘大年、佟冬、戴逸，并在中国人民大学内设清史研究所，承担编纂任务。这一任务传达不久，对吴晗同志《海瑞罢官》的批判就揭开了序幕，编纂清史的任务并未进行，我个人续写《中国近代史稿》的工作也完全中断。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我虽然抽时间阅读和积累了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的资料，为续写《中国近代史稿》做准备，但此后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清史研究小组，我的任务有所变动，从研究晚清史转而研究前清史，无暇去修改和补齐已写好的稿子，更无暇去研究戊戌变法和义和团，我青年时代想写一部《中国近代史》的愿望遂成泡影。

现在重印的《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册，原由人民出版社1958年初版，写于半个世纪之前。第二册则是一个尚未修改完成的稿本，写于四十多年前。几十年来新的史料和研究成果大量出版，我当年写作时的孤陋寡闻也就凸显出来。现在我的精力和时间已不允许回头来修改四十多年前的旧作，我将它深藏箧中，未曾问世。这次在同事和学生们的劝说下，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盛情邀约下，将旧稿付梓，我已没有可能将旧稿修改、补正，只是供研究者聊作参考，因此谬误、遗漏之处一定不少，敬希同行们教正，不胜感谢之至。

戴逸

2007年9月

版权信息

书名：清代中国与世界

作者：戴逸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01

ISBN：978-7-300-25255-1

价格：94.00元

目录

CONTENTS

出版说明

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

原版编者说明

原版前言

一、黑龙江流域、乌苏里江以东，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1．我国唐以前和唐朝时的东北疆域

2．我国辽、金时的东北疆域

3．我国元、明时的东北疆域

4．我国清朝初期的东北疆域

二、沙皇俄国入侵我国东北和我国各族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上）

1．俄国在西伯利亚的扩张

2．波雅科夫入侵我国东北（一六四三—一六四六年）

3．哈巴罗夫入侵我国东北（一六四九—一六五一年）

4．乌扎拉战斗和哈巴罗夫匪帮的内讧（一六五二—一六五三年）

5．呼玛战斗（一六五四—一六五五年）

6．斯捷潘诺夫匪帮的覆灭（一六五五—一六六〇年）

三、沙皇俄国入侵我国东北和我国各族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下）

1．俄国对我国尼布楚和贝加尔湖以东地区的侵略（一六五二—一六六五年）

2．俄国重占雅克萨和侵入楚库柏兴（一六六五—一六七五年）

3．俄国在我边境地区建立的殖民统治，根特木儿匪帮的叛变投俄

4．早期的俄国来华使团巴伊可夫使团（一六五六年）

5．米洛瓦诺夫来华（一六七〇年）

6．尼果赖使团来华（一六七六年）

7．俄国在黑龙江中下游的进一步扩张（一六七六—一六八二年）

四、中俄雅克萨战争

1．清政府收复国土、加强边防和争取和平谈判的方针

2．俄国侵略军的战争准备

3．前哨战，清政府争取和平谈判的屡次努力（一六八三—一六八四年）

4．第一次雅克萨战争（一六八五年）

5．第二次雅克萨战争（一六八六年）

6．清政府主动停战并实现单方面撤军

五、中俄两国派出谈判使团，俄国对中国喀尔喀蒙古地区的侵略

1．俄国派出以戈洛文为首的使团（一六八五—一六八七年）

2．戈洛文出兵侵扰中国喀尔喀蒙古地区（一六八七年）

3．中国喀尔喀蒙古人民反对俄国侵略、反对噶尔丹叛乱的斗争（一六八八年）

4．中国派出以索额图为首的使团，俄国对中国喀尔喀蒙古的侵略战争（一六八八年）

5．中国第二次派出索额图使团（一六八九年）

六、中俄尼布楚谈判（上）

1．中国使团到达尼布楚（一六八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2．谈判前夕俄方的无理指责和中方的驳斥（八月二日—八月十八日）

3．会议时间、地点和形式的商定（八月十九日—八月二十一日）

4．第一次会议（八月二十二日）

5．第二次会议（八月二十三日）

七、中俄尼布楚谈判（下）

1．喀尔喀蒙古地区划界的被搁置（八月二十四日—八月二十七日）

2．尼布楚当地中国各族人民的抗俄斗争

3．中俄使团就两国东段边界的划分初步达成协议（八月二十七日—八月二十八日）

4．关于诺斯山和乌第河地区的争论（八月二十九日—九月三日）

5．其他问题的争论（九月三日—九月六日）

6．《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一六八九年九月七日）

八、《中俄尼布楚条约》的内容和其他

1．《中俄尼布楚条约》的基本内容

2．《中俄尼布楚条约》中河流、山脉的地理位置

3．《中俄尼布楚条约》的各种文本

九、《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清政府对东北边境地区的管辖

1．管理机构的设置和防卫力量的加强

2．对边界和边境地区的管理

3．对东北边境各族的管辖

结束语

附录一 史事记

附录二 《中俄尼布楚条约》

1．拉丁文汉译本

2．满文汉译本

3．俄文汉译本

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

原版序言

一、18世纪是世界历史的分水岭

二、近代化问题

三、农业

四、手工业

五、市场

六、经济区域

七、阶级

八、城市

九、政治

十、军事

十一、边疆

十二、思想文化

十三、科学技术

十四、对外关系

参考书目

原版后记

北洋海军

一、从一桩骗局说起

二、造船和买船

三、北洋海军的建成

四、日本“不宣而战”

五、黄海大战

六、旅顺口和威海卫的陷落

七、北洋海军的覆灭

八、结束语

后记

出版说明

本书收入《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北洋海军》三种，分别于1977年、1999年、1963年由人民出版社、辽海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一书，第一章的作者是王思治，最后一章的作者是罗明，这是戴逸先生要求说明的。

此次出版，按通用规范进行了处理，统一了体例，对个别错漏之处和衍字进行了改正，但对反映写作时历史状况的内容，如史学观点和古今、中外地名对照，以及某些模糊但今日难得的图片，则保留原貌。

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

原版编者说明

本书叙述了十七世纪沙皇俄国向东扩张，入侵中国黑龙江流域以及中国各族人民和中国军队反抗沙俄侵略的历史；叙述了一六八九年（清康熙二十八年）中俄两国政府的代表在尼布楚进行谈判，划定了两国东段边界的具体过程。这一段历史事实无可辩驳地表明：外兴安岭以南、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以东包括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在内的广大地区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将近三百年以前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对中俄东段的边界线已作了明确的规定。

本书撰写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单位和许多同志的大力帮助。他们审阅和讨论了本书的初稿，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提供了资料、插图等，特别是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给本书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我们对他们深表感谢。

本书主要由戴逸同志执笔撰写。罗明、王思治、林敦奎同志参加了部分章节的撰写。徐滨和许淑明同志提供并校阅了书中引用的俄文资料。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书中一定会有许多缺点和错误，希望同志们指正。

一九七七年三月

原版前言

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里诞育了千千万万中国的优秀儿女，这里谱写了源远流长的中国各个民族历史发展的篇章，这里产生了无数可歌可泣、英勇奋斗的壮丽伟大的事迹。几千年以来，中国东北边境的各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在祖国的大地上劳动和战斗，创造了祖国光辉灿烂的文明。他们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共同斗争、共同前进，结成了血肉相连、亲密不可分的关系。东北边境的各族人民是祖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兄弟和亲人。

十七世纪中叶，东北边境上突然袭来了腥风恶雨。沙俄殖民主义的铁蹄在越过乌拉尔山，蹂躏了西伯利亚之后，第一次闯进了我国东北的神圣领土。俄国侵略者在我国黑龙江流域烧杀掠夺，无恶不作，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种种暴行。我国各族人民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为了保卫祖国的领土，奋起抗击侵略者。在中国各族人民抗俄斗争的推动下，当时的清朝政府也出兵对俄国侵略者进行反击。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教导说：“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1]中国军民齐心抗击沙俄侵略者的战争是一场自卫的、正义的、反侵略的战争。

在抗击俄国入侵的同时，清政府作了极大的努力，争取和俄国进行谈判。一六八九年（清康熙二十八年）中俄两国的使团在尼布楚举行了会谈，在平等的基础上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中国政府把尼布楚周围及其以西原属中国的领土让给了俄国，以争取俄国撤出它在雅克萨的侵略军。条约明确地规定：以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额尔古纳河作为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线，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

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沙皇俄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趁火打劫，背信弃义地撕毁了俄国政府代表所庄严签署了的《尼布楚条约》，俄军大举侵入我国东北，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不平等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强占了我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当时，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愤怒地谴责了老沙皇对中国的野蛮侵略。马克思说：“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俄国过去是极想把这个地域弄到手的，从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到尼古拉，一直都企图占有这个地域。”[2]恩格斯指出：俄国“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3]。

今天，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声嘶力竭地为老沙皇的侵略扩张作辩护，对中苏边界形成的历史和《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谈判情况制造了种种谎言。他们说，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俄国人“开拓的地区”[4]；俄国给这里带来了“新生活的曙光”[5]，“奠定了文明的基础”[6]；他们辱骂中国各族人民和清政府的反侵略斗争是“一系列军事远征”[7]，是对“黑龙江流域的俄国村镇进行了征服性战争”[8]；他们歪曲中俄尼布楚会谈的真相，说什么《尼布楚条约》是“在满人以巨大的优势兵力从肉体上消灭俄国代表团及其护卫部队的威胁下签订的，因此，应当认为条约是强加于人的”[9]。“用武力强加于人的《尼布楚条约》对俄国说来，仍意味着丧失了俄国的哥萨克和移民四十年来所开发的很大一片领土”[10]，他们公然为老沙皇的侵华罪行辩护，声称“俄国政府有理由要求重新修改边界”[11]，而把十九世纪俄国侵占中国东北大片土地的强盗行径叫作“收复失地”。

恩格斯早就说过：“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12]明明是侵占得来的土地，硬说“自古以来”就是它的土地；明明是侵略强盗，偏要打扮成“传布文明”的英雄。今天苏联的历史学就是这样颠倒是非，制造谣言和诡辩，为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服务。试看它的所言所行，自己的军队入侵和蹂躏了别国的领土，反而美其名曰“为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自己的军舰在世界各个海洋耀武扬威、横行称霸，反而说成是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今天的社会帝国主义已经堕落到只能靠谎言过日子。

然而历史岂容颠倒，谣言和诡辩已经骗不了什么人。谁是侵略者、谁是被侵略者，事实一清二楚。这本小册子将叙述十七世纪沙俄侵略中国和《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的事实真相。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了反华和称霸世界，肆意颠倒历史，结果只能在事实面前更加暴露其侵略扩张和伪造历史的丑恶嘴脸。

注释

[1]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2]马克思：《中国和英国的条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4～35页。

[3]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7页。

[4]贾丕才：《证实真相的文件》，载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三日苏联《消息报》。

[5]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一日苏联《真理报》。

[6]奥克拉德尼科夫：《从最新考古成就看苏联的远东》，载苏联《历史问题》一九六四年第一期。

[7]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三日苏联政府声明。

[8]齐赫文斯基主编：《中国与邻国（古代和中世纪）》，莫斯科一九七〇年版。

[9]《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3页，莫斯科一九七二年版。

[10]齐赫文斯基主编：《中国近代史》上册，第60页，莫斯科一九七二年版。

[11]葛罗米柯等主编：《外交辞典》第二卷，莫斯科一九七一年版。

[12]恩格斯：《“爱尔兰史”的片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第573页。

一、黑龙江流域、乌苏里江以东，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1．我国唐以前和唐朝时的东北疆域

举世闻名的黑龙江，滚滚东流，蜿蜒数千公里，在庙街附近注入鄂霍次克海。

黑龙江在三国以前称为弱水，隋、唐称为黑水，黑龙江之名大约起于唐代[1]，而通称黑龙江则在辽朝以后。在我国古书中，黑龙江还有许多不同的名称，如乌桓水、完水、望建河、石里罕、萨哈连乌喇等等。清代，居住在黑龙江下游的我国少数民族，则称黑龙江为“马木”“满古”“满库”。俄国殖民主义分子侵入黑龙江流域以后，沿用当地居民的称呼，由于俄语发音畸变而称为“阿穆尔”（Амур）。[2]

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以东，到处是茂密的森林，盛产各种野生的动植物和丰富的鱼类。中华民族的祖先自古以来就在这里披荆斩棘，用勤劳的双手同大自然进行艰苦的斗争。近年以来，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以东的考古发掘，有力地证明了这里自古以来就同中原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黑龙江上游石勒喀洞穴遗存中的石箭头、骨鱼镖和嵌石片的骨刀，同齐齐哈尔附近昂昂溪遗存的同类器物极其相似；黑龙江新石器时代陶器的螺旋形纹饰，同中原地区出土的完全相同，按照苏联一个“权威”的说法，“汉族的祖先可能是最早创造上述那种螺旋形纹饰的人”[3]。乌苏里江以东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石刀，则近似龙山文化的典型石刀，出土的陶器也和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相似，“海滨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也和黑龙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一样，同邻近中国北部（首先是东北）同时期文化有许多共同之处”[4]。

我国历代的史籍，对于我国东北地区居民的状况，以及他们同中原地区人民的关系，都有系统的记载。先秦古籍中记载的肃慎人，就是我国东北地区远古居民之一，他们居住在白山黑水的广大地区，是后来满洲人的先世。公元前十一世纪，肃慎人向周王朝贡献“楛矢石砮”（用楛木做的箭杆，青石做的箭镞），以表示臣服于周。[5]这说明，早在三千年前，肃慎人已经同中原王朝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所以，自西周、春秋以来，中原地区的人一直称“肃慎、燕、亳，吾北土也”[6]。肃慎的后裔，在汉代至三国被称为挹娄。他们的居住地“在扶余东北千余里，滨大海”，“未知其北所极”[7]。汉代，挹娄臣属于扶余，而扶余则属汉之玄菟郡管辖，挹娄与汉王朝有政治上的臣属关系，同时经济交往也很密切。挹娄产貂，称为“挹娄貂”，被视为御寒的珍品。

汉代曾设“护乌桓校尉”以管辖今辽宁、吉林西部的乌桓和鲜卑族。桓帝时，鲜卑族的势力发展强大，先后打败了贝加尔湖[8]一带的丁令族，今吉林、辽宁的扶余，以及居住于新疆中亚一带的乌孙，“东西万四千余里”[9]，贝加尔湖地区及黑龙江大部地方均为鲜卑势力范围。三八六年，鲜卑族在北方建立了北魏王朝，居住在黑龙江中下游的勿吉（挹娄后裔）、上游的室韦，都臣属于北魏。

北朝和隋、唐分别以“勿吉”“靺鞨”称肃慎和挹娄的后人。[10]靺鞨分为七大部，其中以黑水靺鞨和粟末靺鞨最为强大。

黑龙江中下游南北两岸，东抵大海、北至小海（即今鄂霍次克海）的广大地区是黑水靺鞨散居的地方。[11]唐王朝建立之初，黑水靺鞨即向唐朝进贡。[12]七二二年（唐玄宗开元十年），唐朝政府在今乌苏里江口设置勃利州（治所即后来的伯力，今苏联境内的哈巴罗夫斯克），以当地人倪属利稽为刺史。[13]七二六年（开元十四年），唐朝政府为了加强对黑龙江中下游地区的管理，接受安东都护薛泰的建议，设置黑水州都督府，统辖黑水各州刺史。[14]七二八年（开元十六年），唐玄宗李隆基赐黑水府都督姓李氏，名献诚，授以云麾将军兼黑水经略使[15]，黑水都督府的都督以及属下的州刺史，由唐朝政府任命黑水靺鞨各部首领担任[16]，归幽州都督府管理[17]，开元末年天宝初年，又改属平卢军节度使管理[18]。同时，唐中央政府还直接派出官吏，担任都督府“长史”，实际掌握和监督地方行政。可见，黑龙江中下游地区于八世纪前半期即明确地划入唐朝版图，处于唐朝政府的有效管辖之下。

在唐代，今额尔古纳河、黑龙江中上游、精奇里江（今苏联境内结雅河）一带直至外兴安岭，是我国室韦部居住的地方[19]，室韦自北朝以来已和中原王朝发生了臣属关系[20]。六二五年（武德八年），室韦向唐朝贡，以后连年朝贡不断，贡献貂皮等物。其首领由唐中央政府任命为大都督。[21]室韦有许多部，其中“深末怛室韦，因水为号”[22]，深末怛水即精奇里江的支流西林穆丹河，在深末怛室韦东北四日程的钵室韦应在西林穆丹河源，靠近外兴安岭的南麓[23]。而大室韦则在黑龙江上游（今苏联境内石勒喀河）及雅克萨一带。[24]

唐时，乌苏里江以东至海也在唐王朝的版图内。这里属粟末靺鞨人建立的地方政权“渤海国”。

粟末靺鞨活动的地区在黑水靺鞨之南。六九八年，粟末人大祚荣自称“震国王”。“震国王”名号的由来，是因为武则天于六九六年曾封大祚荣之父乞乞仲象为“震国公”。七一三年（先天二年），唐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自是始去靺鞨号，专称渤海”[25]。“渤海国”之名是由唐王朝的册封而来的。

渤海辖地“东穷海，西契丹”[26]。今乌苏里江以东至海都是渤海的辖区，渤海在这一片地区设置了四府十一州，率宾府领三州，治所在今双城子（乌苏里斯克）[27]；定理府领二州，治所在今苏昌城；安远、安边二府领六州，辖有乌苏里江、兴凯湖以东至海滨之地。[28]今苏联境内的波谢特湾，是当年“渤海国”的出海口。[29]一九六一年一月，苏联塔斯社报导，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总分院考古队在海参崴附近的波谢特湾发现古“渤海国”的海港遗址，进一步证实了文献记载的可靠性。

“渤海国”是当时中国境内的一个地方政权，它同唐王朝中央存在着严格的臣属关系。从八世纪初到十世纪初辽灭渤海为止，历代渤海国王必带“忽汗州都督”的官衔，这表明渤海仍然是唐朝一个都督府的首长，是唐朝属下的一个地方政权。在统属关系上，安史之乱前，由平卢节度使“兼押”；安史之乱后，渤海入长安之路为当时河北的藩镇割据势力所阻隔，改由海道至山东经河南入京师（长安）。因此，七六五年（唐代宗永泰元年），唐王朝在山东的淄青平卢节度使之下设置专门官员，管理渤海国事务。[30]

自从唐朝在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地区实行直接管辖后，我国历代封建王朝都管辖着这些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政府对这些地区的管理越来越严密，这些地区同内地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我国辽、金时的东北疆域

十世纪初，唐王朝经过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而衰亡了。我国中原地区和南方，经短暂的“五代十国”之后，建立了宋朝，而北方则先后建立了辽、金两个王朝。这时，我国东北地区先后处于辽、金王朝的统治之下。

辽朝是我国契丹族建立的。契丹人长期居住在辽河上游，他们活动的地区在渤海之西。唐初，契丹向唐朝贡貂皮名马。唐太宗时，唐王朝在今朝阳县东北约四百里处设置“松漠都督府”，以统其众[31]，并任命契丹首领为都督、刺史。唐末，契丹日益强大，九一六年，阿保机称帝，建立辽朝。九二六年，辽灭渤海，尽有其地。[32]

图们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直至海滨，原来是渤海统辖的地区，辽太祖阿保机灭渤海之后，改渤海为“东丹”，命他的太子耶律倍镇守。后来辽政府撤销了“东丹”国，在绥芬河以东的双城子建立“率宾府”，设刺史管辖[33]。

黑龙江中下游两岸直至海口的这一片地区原是黑水靺鞨各部散居的地方。辽灭渤海之后，其统治逐渐扩及这一地区，《金史·世纪》记载：“五代时，契丹尽取渤海地，而黑水靺鞨附属于契丹。”辽朝改称靺鞨为女真（为避辽兴宗耶律宗真讳，又写作女直）。

以今乌苏里江口以东的伯力（哈巴罗夫斯克）为中心的地区，是当时“五国部”的住地。[34]这一地区的各个部落，于十世纪末开始向辽朝进贡，一〇三七年（辽重熙六年），“五国部”民人控告其酋帅残暴贪污，辽于是置“五国部节度使”，由辽王朝任命节度使，直接管辖这一地区。[35]“五国部”是辽朝通往黑龙江北岸和海口的要地，所以节度使多由辽王朝直接派人前往担任，还规定每年应交纳貂皮六万五千张、马三百匹。[36]

辽朝对黑龙江下游的统治，不仅有当时的历史文献的记录，而且为后来的文献记载和实物所证实。《元一统志》说，奴儿干等城，“皆辽、金之旧”，著名的《永宁寺记》中也有这样的话：“昔辽、金畴民安故业……今日复见而服矣。”在永宁寺遗址，还发现辽、金时的遗物，这一切都证明，辽的统治确实达到黑龙江下游地区。

黑龙江上游“室韦”地方，辽圣宗时（九八二—一〇三一年）设置室韦部节度使进行管辖，属西北路招讨司。[37]这个地区盛产铜、铁、金、银，因此是辽朝重要的采矿冶金基地。[38]

黑龙江南北一些没有直接编入辽籍的部落和地区，也都臣属于辽，向辽进贡，接受辽的封号，遇有征伐，必须出兵助战。[39]辽朝对于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统治大大加强了。

十世纪末，女真族完颜部逐渐南迁至按出虎水（今阿什河流域）定居，逐步统一了附近诸部。一一一五年，以完颜部为核心的女真人，在阿骨打领导下，建立了金朝。一一二五年，金和中原的北宋联合灭辽，随后，金的统治区推进到淮河流域，成为与南宋并立的王朝。

金朝继承辽朝的统治，对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进行了有效的管辖。《金史·地理志》叙称：“金之壤地封疆，东极吉里迷、兀的改诸野人之境，北自蒲与路之北三千余里火鲁火疃谋克地为边。”[40]“吉里迷”，指居住在黑龙江下游和入海口的我国费雅喀人（或称吉里亚克）。“兀的改”或称“乌底改”，即后代的“乌底赫”“乌德赫”人。

金朝政府对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以东的广大地区，分别设置了蒲与路、胡里改路、恤品路三个万户府（后改节度使）进行管理。蒲与路治所在今齐齐哈尔附近之乌裕尔河畔，其辖区东至黑龙江中上游，北边到达外兴安岭。[41]胡里改路因胡里改江（今牡丹江）而得名，治所在今黑龙江省之依兰，其辖区为松花江以东包括乌苏里江两岸、黑龙江下游直至东海在内的地区。为了管理的方便，在胡里改路之下，还在黑龙江下游敦敦河口附近设立哈里宾忒千户。[42]恤品（也称速频、苏滨）路治所在今苏联境内绥芬河畔的双城子，管辖绥芬河流域至海滨之地。金朝政府不仅在这些地区设立行政机构，还有户口、赋税的详细记录，据一一九三年（明昌四年）的统计，“上京、蒲与、速频、曷懒、胡里改等路猛安、谋克民户计一十七万六千有余，每岁收税粟二十万五千余石”[43]。

金代恤品路窝母艾谋克印

金代恤品路治所在双城子（今苏联境内乌苏里斯克），辖境包括绥芬河流域以东滨海之地。

3．我国元、明时的东北疆域

一二三四年，蒙古灭金，一二七九年，又灭南宋，到十四世纪六十年代，在我国历史上是元朝统治的时期。

元朝的疆域大大超过了以往的朝代，在和林（今乌兰巴托西南）设置了岭北行中书省，管辖包括贝加尔湖在内的蒙古游牧地区。元初，黑龙江中下游两岸及乌苏里江以东均属开元万户府管辖，至元年间，升开元万户府为开元路，属辽阳行中书省统辖。十四世纪初，黑龙江下游及乌苏里江两岸由开元路划出，增设“水达达路”。开元路和水达达路管辖着黑龙江流域、乌苏里江流域直至东海的广大地区。在开元路和水达达路之下，元朝政府设立了许多万户府和千户所两级管理机构，如开元路所辖失宝赤万户府，辖黑龙江中游南北两岸，治所在今爱辉县境。开元万户府辖境包括今双城子一带，治所在今东宁县东；失邻千户所在今苏昌城附近之苏昌河一带；牙兰千户所在今苏昌城以东的塔乌河一带。水达达路所属阿速古儿千户所在乌苏里江流域，鲸海千户所在东海之滨，兀者、吉里迷万户府在黑龙江下游。[44]“设官牧民，随俗而治。”[45]元朝政府还在水达达等处派驻常备军。一二六三年（元中统四年），政府派塔匣来（一作塔匣刺）率军三千，镇守此处[46]，并在这里开辟屯田，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在边疆地区进行农业开发。当时汉人管军上百户张成（湖北蕲州人）就曾率领军队到“黑龙江之东北极边”屯田驻守。[47]从元世祖忽必烈起，元政府就明确规定：凡不服军役的当地居民，都“隶民籍输赋”[48]，元至顺年间（一三三〇—一三三二年），水达达路共“钱粮户数二万九百六”[49]。这些事实说明了元朝对黑龙江流域的统治大大加强了。

元朝的东北疆域远达库页岛。十三世纪下半期和十四世纪初，元政府屡征“骨嵬”，“骨嵬”亦称“苦兀”，明时称“苦夷”，即今之“库页”。一二八五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元朝建东征元帅府于黑龙江入海口附近之奴儿干[50]，一二八六年（至元二十三年），东征宣慰使都元帅杨兀鲁带率兵万人，船千艘，渡海征库页岛，在岛上设置了“万户”，并驻军于此，驻军中有原来的南宋兵[51]。

史籍中还记载了住在极东北边境外兴安岭的我国居民，当时叫作“北山野人”。所谓“北山”，当即指外兴安岭，他们与乞列迷（后来的费雅喀人）为邻，曾进贡各种海产。史籍中列举他们进贡的海产，都是鄂霍次克海以至白令海所产的动物。[52]从他们“乘鹿出入”来看，大概就是后来的“使鹿部”（我国鄂伦春、鄂温克人）。

元朝政府为了加强和东北边疆地区的联系，及时了解边情，传达命令，在这里开辟驿道，设置驿站。自开元路治所（今农安县）往北通向失宝赤万户府（今爱辉县境），往东通往东临大海的永明城（当即今海参崴），往东北通向黑龙江口之奴儿干东征元帅府。[53]通往黑龙江口的一路共有四十五“城站”（即驿站），位于第二十三站的“药乞站”，在今苏联境内的哈巴罗夫斯克（伯力）。[54]从此处往下游，夏季多由水路，冬季多用狗驾的雪橇，故称为“狗站”，当时，最多有站户三百，狗三千只。[55]一二二九年，黑龙江和松花江发生水灾，“末鲁孙一十五狗驿，狗多饿死”，次年，元中央政府为了不影响至奴儿干的交通，特赈粮两月，“狗死者给钞补市之”[56]。

元朝对黑龙江两岸和库页岛的统治，远较前代严密。对这些地方，既有明确的行政区划（属辽阳行省合兰府水达达路），又有“城站”交通设施，这条交通线将黑龙江下游和库页岛同内地联结在一起，而且还有钱粮户数的明文记载。大家知道，征收钱粮赋税，是一个国家对其领土行使主权，对当地居民实现统治的具体表现。马克思说：“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57]任何一国政府绝无可能向本国领土之外的居民征收赋税，这是谁都明白的。此外，奴儿干还是元朝政府流放罪人的地方。[58]元朝政府规定：“诸流远囚徒，惟女直、高丽二族流湖广，余并流奴儿干及取海青之地。”[59]有不少汉人以及其他民族的人被流放于奴儿干，也有一些宫廷的太监、大贵族被发配奴儿干，如宦者孛罗铁木儿于一三二一年（至治元年）、诸王曲吕不花于一三二三年（至治三年）先后发配奴儿干。

明朝政权建立后，继承了元朝对黑龙江流域、乌苏里江以东和库页岛的管辖。

元朝政府被推翻之后，明朝政府很快就进至东北地区。一三七五年（洪武八年）建辽东都指挥使司，对被元朝地方官吏据守的地方，不断派出军队进行讨伐或招抚。在明政府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原元朝的许多地方官吏纷纷归降，其中有乌苏里江以东滨海地区的鲸海千户和海参崴东的牙兰（雅兰）千户。十四世纪末，明朝政府确立了对松花江流域和乌苏里江以东的统治。

一四〇三年（永乐元年），明朝政府派遣使者到达黑龙江下游招抚当地的各少数民族[60]，“自海西抵奴儿干及海外苦夷诸民……皆踊跃欢忻，无一人梗化不率者”[61]。次年，明朝政府开始在黑龙江流域设立卫所。[62]一四〇五年（永乐三年），于黑龙江下游海口附近设立奴儿干卫。一四〇六年（永乐四年），在黑龙江上游斡难（鄂嫩）河流域设立斡难河卫。设卫后四年，明成祖朱棣和元朝残余势力作战，曾亲到此地，并改其名为“玄冥河”。同年，还在精奇里江支流脱木河设立脱木河卫，在绥芬河中游双城子设立双城卫。一四〇七年（永乐五年），设立兀的河卫，兀的河即今苏联境内乌第河，也就是《尼布楚条约》中的中俄两国未定界，该地区明初即设卫治理，明确划入中国版图。同年设立的卫所，还有依木河卫及朵儿必河卫（均为今苏联境内亨滚河支流），乌苏里江流域的亦速里河卫，雅克萨东北卜鲁丹河流域的卜鲁丹河卫等。一四〇八年（永乐六年），在奇集湖畔设立钦真卫，在奇集湖东南克默而河流域设立克默而河卫。截至一四〇九年（永乐七年），明朝政府共设立卫所一百一十五处。为了加强对这些地区的管理，这一年决定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并建立驿站交通线路。[63]奴儿干都司设立以后，仍陆续添设卫所，如同年于格林河流域设立的葛林卫，一四一〇年于乌苏里江东尼满河流域设立的亦麻河卫，锡霍特山脉以东海滨额勒河流域设立的兀列河卫，一四一二年于库页岛设立的囊哈儿卫，于亨滚河口设立的满泾卫，等等。至正统时（十五世纪上半期）奴儿干都司所属共有一百八十四卫、二十所，到万历时（十六世纪下半期、十七世纪初）增至三百八十四卫、二十四所。奴儿干都司的辖境“东濒海，西接兀良哈，南邻朝鲜，北至奴儿干北海”[64]。各卫、所都以各族首领担任都督、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给与印信，俾仍旧俗，各统其属，以时朝贡”[65]，并有服从中央政府征调的义务[66]。

明代囊哈尔卫指挥使司印

明代囊哈尔卫在库页岛，一四一二年（明成祖永乐十年）设立。

永宁寺记

一四一三年（明成祖永乐十一年），明朝政府在黑龙江下游奴儿干都司所在地修筑永宁寺，建碑作记。

重建永宁寺记

一四三三年（明宣宗宣德八年）重建。

明朝沿袭元朝，设置驿站交通，以传递文报，运送贡赋。[67]通往奴儿干都司治所的驿路，起点在海西底失卜站（今黑龙江双城县西、拉林河畔花园屯古城），终点在满泾站（黑龙江下游，在奴儿干都司治所之西五里），共五十五个城站。《辽东志》“海西东水陆城站”详细描述了这条驿路，对各驿站的名称、方位记载甚详。

一四一三年（永乐十一年），明在奴儿干都司所在地修建永宁寺，二十年后又重建，有《永宁寺记》和《重建永宁寺记》二碑以记其事。时间过去已五百多年，当年的奴儿干城和永宁寺已经堙废，但在一九〇四年沙俄将此二碑运走之前，这两块石碑一直矗立在黑龙江口，碑文中记录了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开发东北边疆以及明王朝在这里行使主权的历史，它们是黑龙江流域属于中国领土的不可动摇的铁证。[68]

永宁寺碑被发现后[69]，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极大重视。

从此以后，我国明王朝在黑龙江口设治管辖的事实，为全世界学者所熟知。永宁寺碑上有汉、蒙古、西藏、女真四种文体，碑文记载了明朝永乐年间创立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的经过，叙述了钦差亦失哈和都指挥康旺等人二十年间“宣谕镇抚”奴儿干的简要过程，载明了当地的居民、风俗、物产。碑记后面题名的百余人中，有中央政府派遣的官吏，也有平民、工匠；有汉族人，也有各少数民族同胞。这些都有力地说明了奴儿干都司是明朝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地方政权机构，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以东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4．我国清朝初期的东北疆域

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明朝奴儿干都司所辖的满洲兴起。满洲是女真族的后裔。满洲建立的政权称“后金”。一六三五年（清太宗天聪九年）下令禁称“珠申”（女真）而称为“满洲”[70]，一六三六年改“后金”为“清”。满洲的领袖努尔哈赤和他的祖先都是明朝的建州卫长官，努尔哈赤世袭指挥使，后升都督，封号“龙虎将军”。一五九六年（万历二十四年），努尔哈赤对朝鲜使者说：“保守天朝（指明朝）地界九百五十里，俺管事十三年，不敢犯边，非不为恭顺也。”[71]一六三一年（天聪四年），皇太极也说：“先汗（指努尔哈赤）忠于大明，心若金石。”[72]可见，满洲从开始形成时起，它的领袖就是明朝的地方官员，满洲从来是中国民族大家庭中不可分离的一员。把满洲说成是“外族”，不过是后来帝国主义侵略和分裂中国的一个阴谋。

满洲从努尔哈赤（一五五九—一六二六年。努尔哈赤于一五八三年起兵）时起，开始其统一事业，经过努尔哈赤及其子皇太极两代征战，在一六四四年入关前，基本上已完成了对我国整个东北地区的统一。一六四二年（清崇德七年）六月，清太宗皇太极说：

予缵承皇考太祖皇帝之业，嗣位以来，蒙天眷佑。自东北海滨，迄西北海滨，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73]

这段话里的“东北海滨”系指鄂霍次克海，“西北海滨”系指贝加尔湖，使鹿部指鄂伦春、鄂温克族，使犬部指居于黑龙江中下游的赫哲和费雅喀族，厄鲁特指蒙古。当时，清朝的统治势力已远达外兴安岭和贝加尔湖地区了。

清朝统一东北的过程首先从征讨长白、扈伦诸部开始，逐步发展到东北全境。它对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统一可以分三个方面来说明：第一个方面是对乌苏里江以东至海，第二个方面是对黑龙江中游和上游，第三个方面是对黑龙江中游和下游。

瓦尔喀人在清代文献中又称为库尔喀、库雅拉，它是女真族的一支，主要分布在珲春以东岩杵河、绥芬河流域，东达海及沿海诸岛。图们江以东沿海一带，曾是“建州卫女真”的东境，满洲的统治者一向把这里的瓦尔喀人看作臣属于他们的人民，甚至是同一族。[74]从一五九八年（明万历二十六年）至一六四〇年（明崇祯十三年，清崇德五年），满洲的统治者先后十五次对瓦尔喀作战，又招抚四次（均见《清实录》），由南往北，用兵范围扩及乌苏里江流域，先后征服了额赫库伦（伯力以东）、额勒约索（锡霍特山以东滨海的额勒河、约色河）、胡叶（在乌苏里江源）、尼满阿库里（伊曼河，在乌苏里江东）、阿万（阿翁河，在乌苏里江以东）、乌扎拉（在伯力东北六百里）、雅兰和锡林（在今海参崴东北海滨）等地。[75]这样，在十七世纪三十年代，清朝就统一了乌苏里江流域、锡霍特山脉以东滨海地区及沿海诸岛。今日苏联境内的“伊曼”就是当年的“尼满”，“苏昌”就是当年的雅兰城。

黑龙江上游（石勒喀河）至中游，居住着许多少数民族。大体说来，自西往东，各族的分布是这样的：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居住着喀尔喀蒙古、布利亚特蒙古及鄂温克人。尼布楚周围是蒙古族茂明安部游牧之地。自额尔古纳河口以东，直到精奇里江（今苏联境内结雅河）、牛满河（今苏联境内布列亚河），外兴安岭以南至黑龙江两岸的广大地区，居住着达斡尔人、鄂温克人和鄂伦春人，清朝史书中常常用“索伦”之名来泛称这个地区的各部落；这个地区还住着一部分虎尔哈人，虎尔哈人即朱舍里人，是满洲的近支，俄国史籍中称作“杜切尔”。

清统治者对黑龙江中上游地区的统一过程，是“招抚”和征战兼而用之。

一六三四年（天聪八年），世居精奇里江的达斡尔族主要领袖巴尔达齐率四十四人，亲自向清统治者朝贡内属，清朝的统治达到了黑龙江以北。皇太极为了巩固对黑龙江以北达斡尔人的统治，将皇族的女儿下嫁巴尔达齐，授以“额驸”（驸马）。[76]从此以后，满洲人和达斡尔人的关系日益密切，巴尔达齐几乎每年都率领黑龙江以北、精奇里江一带的达斡尔各部族领袖数十人，向清统治者贡纳貂皮等物，而贸易交往也极为频繁。[77]

巴尔达奇碑文

巴尔达奇（齐），达斡尔族，居于精奇里江（今苏联境内结雅河）。一六三四年（天聪八年）归附清朝（后金），为“额驸”，协助清政府统一了黑龙江以北地区。一六四九年（顺治六年）迁居北京，死后葬于德胜门外祁家豁子。原碑现存北京市文物管理处。

就在巴尔达齐归附清朝的这一年，居住在尼布楚附近的蒙古族茂明安部落也归顺清朝。该部首领杨古海杜陵等五人亲自向皇太极进贡，表示臣服，受到皇太极的隆重接待。[78]

一六三六年，清朝所属蒙古兵追茂明安部逃人，到达贝加尔湖东南，喀木尼堪部头人叶雷率其众百余人归附。

一六三七年，雅克萨一带的索伦族领袖博穆博果尔向清朝朝贡内属[79]，但就在这一年和一六三九年，满洲统治者对黑龙江上游直到赤塔、贝加尔湖一带，采取了两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两次军事行动，同博穆博果尔都有直接的关系。

一六三七年（崇德二年），臣属于清后移居嫩江上游多布库尔河的喀木尼堪部叶雷等率众西逃。皇太极立即命令宁古塔驻军、卦尔察兵、蒙古土谢图亲王巴达礼和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等人的部队，共约七百人，分数路追捕。[80]当追捕部队到达博穆博果尔管辖的地方时，他也参加了清朝的追击部队，一直追到温多河，斩杀了叶雷。[81]

这次事件发生后的两年，即一六三九年（崇德四年），博穆博果尔背叛清朝，断绝向清朝入贡。叛乱势力以雅克萨为中心，蔓延于黑龙江中游两岸。但是精奇里江达斡尔族的重要领袖巴尔达齐，却始终站在清朝一边。清统治者为了巩固对黑龙江上游的统治，于一六三九年至一六四〇年，对黑龙江上游再一次采取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由萨木什喀、索海等人率领的清军，至呼玛河分路进攻博穆博果尔。两军在雅克萨城一带展开了决战。清军首先攻克了雅克萨，博穆博果尔组织了六千人的部队进行反攻，使清军蒙受了重大损失。最后，博穆博果尔的军队遭到清军的伏击而失败。一六四一年一月，博穆博果尔在齐洛台地方（今苏联境内赤塔），被清军俘获。[82]这次战役，清军共攻下雅克萨等城屯十六处。这些城屯分布在黑龙江沿岸，自额尔古纳河口至瑷珲以南。[83]

黑龙江中下游直至库页岛，居住着赫哲人、费雅喀人、鄂伦春人、奇勒尔人及库页人。早在一六一六年，清政权（当时称为“后金”）即“招服使犬路、诺洛路（挠力河附近）、石拉忻路（秦得利附近）路长四十人”[84]。“使犬路”即黑龙江中下游的赫哲人和费雅喀人。一六一八年，上述“路长”四十人率妻子、部众归附，受到努尔哈赤的优待，“路长各授官有差”[85]。努尔哈赤对乌苏里江下游两岸及黑龙江下游各部落所采取的“招抚”政策，收到较好的效果，许多部落“举国内附”。为了加强同各部之间的政治联系，清政权还将皇族女儿下嫁各族首领，如一六三三年，便有“东海使犬部落额驸僧格，偕其妻，率五十二人来朝，贡方物”[86]的记载，反映了清政权同黑龙江下游各族的紧密联系。在“招抚”的同时，一六一七年又派兵“沿东海地界收取散居未服诸部”，“凡居住海岛未归服者，乘小船尽取之”[87]。

经过大约半个世纪的斗争，清政府将东北全境收归于它的统治之下。清政府在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设置“章京”，派驻军队，统辖黑龙江流域及乌苏里江以东地区。

清朝在统一东北过程中，不断将东北地区各部落和各族人民编入八旗。珲春以东至海的瓦尔喀部，乌苏里江两岸和黑龙江中下游的赫哲族，黑龙江上中游的达斡尔族、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都有数量不等的人被编入八旗，有的成为清军的主力，一六四四年以后入关作战；有的留住原地，编设“佐领”进行管理（佐领是八旗制度下军政合一的基层单位）。一些没有编旗的地区，则“各设姓长、乡长，分户管辖”[88]。

各族人民必须向清王朝按时交纳以貂皮为主的贡税。各族首领到盛京（沈阳）交贡，清王朝隆重接待，赏赐衣帽袍带、绸缎布匹，各族的许多首领娶了宗室的女儿为妻，和清朝的关系极为密切。

清政府向各族人民征收贡物（主要是貂皮），具有双重的含义：在政治上，是臣属关系，也就是政治统治权力的体现；在经济上，它又是一种赋税制度。清政府十分重视这些地区的贡税的征收，对每个成丁应交貂皮数有明确规定。

清朝入关以后，东北边境的广大地区初由宁古塔章京管理。一六五三年（顺治十年）改为宁古塔昂邦章京，一六六二年（康熙元年）又改为“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一六七六年（康熙十五年）宁古塔将军移驻松花江畔的船厂（今吉林），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增设黑龙江将军，驻地在黑龙江东岸瑷珲古城（后移驻江西新建之瑷珲城）。东流松花江和黑龙江北岸支流毕占河以西直至尼布楚，均属黑龙江将军管辖；宁古塔将军则管辖东流松花江以东的黑龙江中下游（包括库页岛）、乌苏里江以东至海、图们江以北、图们江口以东至海之地。

综上所述，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各族人民，早在远古时代就和中原地区的人民有密切的联系。至晚到八世纪前期，唐王朝在这里设立了行政机构，历经辽、金、元、明、清几个王朝，一直在这里实行有效的统治。直到清朝在这里编旗收税，进行频繁的政治、军事活动，重新统一东北地区以后，黑龙江流域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俄国人。大量的史籍中记载了黑龙江流域古老历史的真实面目。现在苏修官员和御用文人却在声嘶力竭地叫嚷“黑龙江以北既没有满人，也没有汉人居住过”，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俄国的领土”，俄国人是黑龙江流域的“第一个开发者”。这些扩张主义谰言多么荒唐可笑！

注释

[1]参见金毓黻主编：《东北要览》，第4页。

[2]参见马克：《黑龙江旅行记》，第155页，彼得堡一八五九年版。关于“阿穆尔”名称的由来，沙俄时代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但都肯定是沿用黑龙江沿岸我国少数民族的称呼。

[3]奥克拉德尼科夫：《远东各族文化的起源》，见《古代文化遗迹》，第234页。

[4]奥克拉德尼科夫：《远东的海滨地区》，海参崴一九五九年版。

[5]《国语·鲁语下》：“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

[6]《左传》昭公九年：“武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也。”

[7]《三国志·魏志》卷三〇，《乌丸鲜卑东夷传》。

[8]“贝加尔湖”系其突厥语（一说是雅库特语）音译，意为“水产丰富的湖泊”。我国汉代称“北海”，元代称“菊海”，清入关前称“北海”，十八世纪初图理琛撰写的《异域录》称“柏海儿湖”，《大清一统志》称“白哈尔湖”。

[9]《后汉书》卷一二〇，《乌桓鲜卑传》。

[10]参见《北史》卷九四，《勿吉传》。

[11]《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室韦传》：“（望建河）又东流与那河、忽汗河合，又东流经南黑水靺鞨之北、北黑水靺鞨之南，东流注于海。”

[12]《唐会要》卷九六，《靺鞨》条：“（黑水靺鞨）武德二年（六一九年），其部酋长突地稽遣使朝贡。”《新唐书》卷二一九：“武德五年，渠长阿固郎始来。”

[13]《新唐书》卷二一九，《北狄传》：“黑水靺鞨……开元十年，其酋倪属利稽来朝，玄宗即拜勃利州刺史。”按：“勃利”即今伯力。景方昶在《东北舆地释略》卷三第10～11页对此有所考订。

[14]《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北狄传》：“开元十三年，安东都护薛泰请于黑水靺鞨内置黑水军，续更以最大部落为黑水府，仍以其首领为都督，诸部刺史隶属焉。中国置长史，就其部落监领之。”另据《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黑水州都督府”下注“开元十四年置”，则可知薛泰的建议为唐王朝所接受，于次年付诸实施。

[15][16]参见《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北狄传》。

[17]参见《旧唐书》卷一九九下，《新唐书》卷二一九。

[18]《新唐书》卷六六，《方镇表》，“开元五年（七一七年），营州置平卢军使。七年升平卢军为平卢军节度使，二十八年（七四〇年）平卢军节度使兼押两蕃（按：指奚和契丹）、渤海、黑水四府经略处置使。”同书卷二二五上，《安禄山传》：天宝元年以安禄山为平卢节度使，“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

[19]《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室韦传》：“室韦者……其国在京师东北七千里，东至黑水靺鞨。……其北大山之北有大室韦部落，其部落傍望建河（即黑龙江）居，其河流源出突厥东北界俱轮泊（今呼伦池），屈曲东流，经西室韦界，又东经大室韦界，又东经蒙兀室韦之北、落俎室韦之南，又东流与那河、忽汗河合，又东经南黑水靺鞨之北，北黑水靺鞨之南，东流注于海。”

[20]参见《魏书》卷一〇〇，《失韦传》。

[21]参见《唐会要》卷九六，《室韦》条。

[22]《隋书》卷八四，《室韦传》。

[23]《隋书》：自北室韦“又北行千里至钵室韦，依胡布山而住，人众多北室韦”。据屠寄《黑龙江舆图说》，胡布山即雅玛岭，岭北为西林穆丹河发源处。

[24]《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室韦传》：“其北大山之北有大室韦部落，其部落傍望建河居。”此处所说“大山”当指伊勒呼里山，望建河即黑龙江。

[25]《新唐书》卷二一九，《渤海传》。

[26]《旧唐书》卷一九九下，《渤海传》：“东北至黑水靺鞨，地方二千里。”《新唐书》卷二一九：“（渤海）东穷海，西契丹。”

[27]参见曹廷杰：《东三省舆地图说·率宾府即绥芬河双城子地方考》。

[28]参见谭其骧、田汝康：《“新土地的开发者”，还是入侵中国的强盗？》，载《历史研究》一九七四年第1期。

[29]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据新华社转塔斯社讯：“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总分院最近在海参崴附近的波谢特湾发现古渤海国海港遗址。在古海港区发现了一座古代大城的遗址。有瓦片、陶瓷器等和其他文物。”

[30]参见《新唐书》卷六五，《方镇表》。

[31]《辽史地理志考》卷一：“至唐初，契丹地渐广……贞观中……库克举部内属，乃置松漠都督府，以库克为都督，封无极男，赐姓李氏，改八部为十州，俱隶松漠府。”

[32]《辽史·兵卫志》：“天显元年（九二六年）灭渤海国，地方五千里，兵数十万，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尽有其众，契丹益大。”

[33]《辽史·地理志》：“率宾府刺史，故率宾国地。”按：率宾府之地望在今苏联乌苏里斯克（即双城子），参见《渤海国志长编》卷一四，第35页。

[34]关于“五国部”的地理方位，中国史籍记载甚明。详见景方昶：《东北舆地释略》卷三。

[35]参见《辽史》卷三三，《营卫志》下。

[36]参见《辽史》卷六九，《部族表》。

[37]参见《辽史》卷三三，《营卫志》下。

[38]参见《辽史》卷六〇，《食货志》下。

[39]《辽史·兵卫志》下载，属国军有靺鞨、兀惹、北女直等五十九部，“朝贡无常，有事则遣使征兵，或下诏令专征……助军多寡，各从其便”。又《契丹国志》卷二二：“（女真）无出租税，或遇北主征伐，各量户下差充兵马，兵回，各逐便归于本处。所产人参、白附子、天南星、茯苓、松子、猪苓、白布等物，并系契丹枢密院所管。”

[40]《金史》卷二四，《地理志》叙。

[41]据景方昶《东北舆地识略》卷二：“（《金史》）地志蒲与路南至上京（按：即黑龙江阿城）六百七十里，东南至胡里改一千四百里，北至北边界火鲁火疃谋克三千里。方昶按：蒲与路当即今之齐齐哈尔城一带……北界……以三千里之言推之，当极之黑龙以北外兴安岭之外矣。”

[42]哈里宾忒即元代的哈儿分，或称哈州。金朝也称“千户”为“猛安”，是比万户府低一级的军政机构。

[43]《金史》卷五〇，《食货志》五。

[44]参见谭其骧、田汝康：《“新土地的开发者”，还是入侵中国的强盗？》，载《历史研究》一九七四年第1期。

[45]《元史》卷五九，《地理志》。

[46]《元史》卷九八，《兵志·兵制》：“（中统四年十一月）女直水达达及乞烈宾地，合签镇守军，命亦里不花签三千人，付塔匣来领之。”

[47]罗福颐编《满洲金石志》卷五《敦武校尉管军上百户张成墓碑》中说：“（至元）二十二年（一二八五年）……命统所部军携妻孥轻重，随千户岳公隶宣慰使都元帅阿八赤往水达达地面屯田镇守。明年三月至黑龙江之东北极边而屯营焉。”

[48]《元史》卷十，《世祖本纪》：“女直、水达达军不出征者，令隶民籍输赋。”

[49]《元史》卷五九，《地理志》：合兰府水达达路下注“至顺钱粮户数二万九百六”。

[50]元人黄潜撰《别里贴穆尔神道碑》云：其父硕德，在“世祖时至东征元帅府，绥抚斡拙、吉烈灭等土人”。元之东征元帅府所在地，据《辽东志》卷九《外志》云：“奴儿干都司……元为东征元帅府，国初累加招谕。”可知其地在奴儿干。

[51]《高丽史》：“忠烈王十三年（元至元二十四年，一二八七年）九月，东真骨嵬国万户帖木儿，领蛮军一千人，罢戍还，来谒公主。”按：“蛮军”即指元朝收用的南宋军队。

[52]据明景泰七年修《寰宇通志》卷一一六，《女直志》引《开原新志》称：“一种曰北山野人，乘鹿出入，水产海驴、海豹、海猪、海牛、海狗皮、殳角、鲂须，以为异物，昔入贡，今不通焉。”又说“北山野人”，“居北海之南，大江之西，住平土屋，屋脊开孔，以梯出入”。

[53]参见谭其骧、田汝康：《“新土地的开发者”，还是入侵中国的强盗？》，载《历史研究》一九七四年第1期。

[54]据日人和田清考证，“药乞站”在今苏联境内哈巴罗夫斯克，参见洞富雄：《桦太史研究》，新树出版社，昭和三十一年。

[55]《元史》卷一〇一，《兵志·站赤》：辽阳等处行中书省所辖“站赤”总计一百二十处，其中“狗站一十五处，元设站户三百，狗三千只，后除绝亡倒死外，实有站户二百八十九，狗二百一十八只”。

[56]《元史》卷三四，《文宗本纪》：至顺元年（一三三〇）九月丁未条，“辽阳行省水达达路，自去夏霖雨，黑龙、宋瓦（松花）二江水溢，民无鱼为食，至是末鲁孙一十五狗驿，狗多饿死，赈粮两月，狗死者给钞补市之”。

[57]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2页。

[58]参见《大元圣政典章新集》，至治二年新集，见《重校元典章》卷六〇，附新集二册。

[59]《元史》卷一〇三，《刑法志》二。

[60]参见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四，《女直》。

[61]《明代永宁寺碑记校释·永宁寺记》，载《考古学报》一九七五年第2期。

[62]参见《明史》卷九〇，《兵志》二。以下所列卫所设置时间，均参见同书及《明太宗实录》。

[63]《明太宗实录》卷六二，永乐七年闰四月己酉：“设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初，头目忽刺冬奴等来朝，已立卫，至是复奏其地冲要，宜立元帅府，故置都司。以东宁卫指挥康旺为都指挥同知，千户王肇舟等为都指挥签事。统属其众，岁贡海青等物。仍设"（狗）站递送。”

[64]《寰宇通志》卷一一六，《女直》。

[65]《大明一统志》卷八九，《女直》。

[66]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四《女直》：“各卫酋每入贡，赏赐甚厚，有所征调，闻命即从，无敢违期。”

[67]《明太宗实录》，永乐十年冬十月丁卯：“置辽东境外满泾等四十五站。敕其提领那可孟常等曰：朝廷设奴儿干都司并各卫，凡使命往来所经之地，旧有站赤者，复设各站头目，悉恭命毋怠。”

[68]关于永宁寺碑的详细考证，参见钟民岩：《历史的见证——明代奴儿干永宁寺碑文考释》，载《历史研究》一九七四年第1期。

[69]永宁寺碑文久被湮没。十七世纪末，杨宾在《柳边纪略》卷四中首先提到石碑：“己巳年（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人传飞（费）牙喀一碑，本属汉文，而译为满，不能录。大要其地为二冈国，十年教养之后，立此碑版。后书东唐国镇守满种山将军马元亮，又有都指挥、同知官名……” 杨宾未至其地，也未亲见碑文，仅听当地人传译记录，故多讹误。“二冈国”当为“奴儿干”之误。乾隆年间成书的《盛京通志》和《大清一统志》均提到此碑，但未著录碑文。 十九世纪初，日本人间宫林藏到黑龙江“探险”，在江中航行，望见石碑，亦未读到碑文。他说：“在此江岸高处，有黄土色石碑两座。林藏从船上遥望，看不清有无文字雕刻。众夷（指当地中国各族居民）至此处时，将携带之米粟、草籽等撒予河中，对石碑遥拜。其意为何，不得而知。”（间宫林藏：《东鞑纪行》，下编） 一八六〇年，美国驻俄商务代办柯林斯在其所著《阿穆尔河纪行》和一八六一年英国人拉文斯坦在其所著《俄国人在黑龙江上》，均对这些古迹作了记录和描述。但因碑文漫漶模糊，难以辨读，柯林斯和拉文斯坦书中都把它们当作元朝的石碑。 一八八五年（光绪十一年），曹廷杰奉吉林将军之命到俄国占领区调查，著有《西伯利亚东偏纪要》等书，记述永宁寺二碑，并亲自拓下碑文。以后日本人内藤虎次郎、俄国人瓦西里耶夫亦有拓片。经过中外许多人的研究，碑文逐渐被辨认出来。一九〇四年，俄国政府将这两块石碑移到海参崴博物馆，后又移至伯力博物馆。

[70]《清太宗实录》卷二〇。

[71]《李朝实录》，宣祖，卷七三。

[72]孟森：《清太祖告天七大恨之真本研究》，见《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

[73]《清太宗实录》卷六一，崇德七年六月辛丑。

[74]《满洲实录》卷三，己酉年二月：“邻朝鲜境瓦尔喀部众，皆吾所属。”又，《清太宗实录》天聪七年九月癸卯，皇太极说：“瓦尔喀与我，俱居女直之地，我发祥建国，与大金相等，是瓦尔喀人民，原系我国人民也。”

[75]《清太宗实录》卷二三，天聪九年六月丁未： “以三等甲喇章京吴巴海，前征兀扎喇（乌扎拉）部落，俘获甚多。今又征阿库里尼满部落，收其人民，编为户口，携至，劳绩可嘉，升为一等甲喇章京，加世袭二次，准袭六次。……（以下记对随征将帅荆古尔代等加官晋爵）。” 关于清初统一绥芬河流域、乌苏里江流域及其以东地区的情况，曹廷杰的《西伯利亚东偏纪要》第25页有较详细的记述。

[76]《清太宗实录》卷一八，天聪八年五月丙戌朔：“黑龙江地方头目巴尔达齐，率四十四人来朝，贡貂皮一千八百一十八张。” 又，《黑龙江志稿》卷五四上，《人物志》：“巴尔达齐，达虎里精奇里氏。”“达虎里”即达斡尔，“精奇里”即精奇里江。可知巴尔达齐为达斡尔首领，世居精奇里江。阿那保传记《勤勇公纪恩录》说：“阿那保，达呼尔郭贝勒氏，祖先萨吉达库，原居黑龙江东部贝勒阿房屯，在黑龙江东精奇里江东岸之布丹河北。……曾孙名哈达尼，哈达尼之子乌迪默。崇德五年（一六四〇）夏四月，清太宗文皇帝征伐索伦部博穆博果尔，额驸巴尔达齐率七屯之人归朝，乌默迪族人七百人与焉。”（转引自傅乐焕：《关于达呼尔的民族成分识别问题》，载《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一辑，第30页，注①）

[77]巴尔达齐内属后，向清朝屡贡，见于《清实录》。达斡尔人与满洲人贸易交流情况，据天聪九年（一六三五年）的记载，已很密切，参见《清太宗实录》卷二三。

[78]参见《清太宗实录》卷二〇。

[79]《清太宗实录》卷三五，崇德二年闰四月庚戌：“黑龙江索伦部落博穆博果尔，率八人来朝，贡马匹貂皮。”第二年冬十月丙午，博穆博果尔又与瓦代、噶凌阿等“来朝，贡貂皮、猞狸狲等物”。

[80]有关此次事件的原委，参见《清太宗实录》崇德元年五月乙巳、六月丁丑、十二月壬申，崇德二年五月癸未、六月辛丑各条。

[81]《清太宗实录》，崇德二年六月辛丑：“是日，叙追杀喀木尼汉部落叶雷功。……尔（俄尔多木）至博穆博果尔处，率博穆博果尔追之，行一月追及……至温多河，追获逃人叶雷等，皆杀之。” 又据曹廷杰《东北边防辑要》卷下《征索伦》（第2～3页）：“崇德四年，太宗文皇帝谕曰：叶雷复逃，锡库特追至北海，斩之。阅七月始还。知此次追兵直抵北海，其路实由今黑龙江西北，经俄罗斯尼布楚城，至北海温多地方也。……（另一路）当日进兵，应由蒙古恰克图入今俄罗斯楚库柏兴，经柏海尔湖何尔尔城去伊聂谢柏兴也。时俄人略地尚未至柏海尔湖，故大兵所及，如入无人之境。”

[82]博穆博果尔叛乱后清军讨伐过程，以及在雅克萨一带决战的详细情况，分别见于《清太宗实录》崇德四年十一月辛酉，崇德五年三月己丑，同年三月癸巳，同年三月乙巳，同年四月乙亥，同年五月戊戌，同年七月癸未等条。 《清太宗实录》卷五三，崇德五年十二月己未：“……于齐洛台地方，获博穆博果尔。”同年十二月庚申又说：“……至甘地，获其弟及家属，又越十四日，至齐洛台地方，遂获博穆博果尔，及其妻子家属，共男妇幼稚九百五十六名口，马牛八百四十四。” 按：齐洛台即赤塔。曹廷杰《东北边防辑要》卷下《征索伦》（第4页）云：“今俄柏尔海（贝加尔湖）西北二千余里，有堪斯克；尼布楚西南数百里，有乞塔（赤塔）。齐洛台即乞塔之转音。锡库特兵自蒙古北边追蹑，越两月十三日，至今堪斯克地，里道颇合。自甘地越十四日，至齐洛台。今自堪斯克急行十四日，亦可至乞塔。然则当时追兵，当由蒙古车臣汗北边，向西北追至其地，又回而东南，追至乞塔也。” 据此，清军曾到达贝加尔湖西北二千余里的甘地（堪斯克地方），最后于赤塔俘获博穆博果尔。

[83]平定博穆博果尔战役中，清军攻克城屯计十六处：雅克萨城；铎陈城（黑龙江城即瑷珲西北九百里），阿萨津（同上），多金城（黑龙江城西北一千三百余里），乌库勒城（同上），乌鲁苏城（黑龙江城西北三百里，城周一百三十步，博穆博果尔居此城），郭博勒屯（黑龙江城西北一百余里），博和里屯（黑龙江城南一百五十里），噶勒达逊屯，穆丹屯，都逊屯，乌尔堪屯（黑龙江城北六百七十里），德笃勒屯，海伦屯，额苏里屯（黑龙江城西北八十余里），额尔图屯（黑龙江城西北一千三百里）。以上参见《朔方备乘》卷十四，《雅克萨城考》；西清：《黑龙江外纪》卷二。

[84]《清太祖实录》卷五。

[85]《清太祖实录》卷五。

[86]《清太宗实录》卷一四。

[87]《皇清开国方略》卷三。

[88]《清朝文献通考》卷二七一；魏源：《圣武记》卷一。

二、沙皇俄国入侵我国东北和我国各族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上）

1．俄国在西伯利亚的扩张

俄国是个欧洲国家，它原来的疆界远在乌拉尔山以西，和中国相距万里，并不接壤。

在九世纪末，居住在欧洲东部的东斯拉夫人创建了基辅罗斯国家。基辅国家还不是一个巩固的政治统一体，各地没有紧密的经济联系，滋长着封建的离心力量。基辅罗斯的主要活动地区在第聂伯河流域。

从十一世纪中叶以后起，基辅国家开始解体，分裂成许多小邦，互相进行战争。十三世纪上半期，蒙古入侵，在伏尔加河上建立起金帐汗国，各小邦都臣服于蒙古人。莫斯科公国是许多小邦中的一个。

十四至十五世纪，莫斯科公国逐渐强大，先是利用了蒙古统治的力量，打击自己的竞争对手，吞并了邻近各个小邦，以后又利用了蒙古统治者的内部矛盾，摆脱了金帐汗国的羁绊。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建立起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的俄罗斯统一国家。

摆脱了蒙古统治和初步实现了统一以后的俄国，经济迅速地发展，封建农奴制逐步增强。伊凡四世（Иван Ⅳ）（一五三三—一五八四年在位）于一五四七年自称沙皇，一面镇压农民起义，一面进行政治改革，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沙皇专制统治。由于国内封建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增强，由于农奴主、大商人和各色各样冒险家的推动，沙皇俄国走上了疯狂地对外扩张的道路。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莫斯科的大公们却只是在长期斗争之后，才终于摆脱了蒙古人的羁绊，开始把大俄罗斯的许多公国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然而，这一成就看来只是助长了他们的野心。”[1]

与俄国邻近的西伯利亚地区，土地辽阔，资源富饶，当地居民稀少，而且处在社会发展的较低阶段，缺乏防御自卫的力量。因此，它就成了沙皇政府侵略扩张的重要目标。当时，在伏尔加河、乌拉尔山两侧以及克里米亚，还有几个在金帐汗国瓦解后分化出来的小汗国——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西比尔汗国和克里米亚汗国。伊凡四世一面在西方和波兰、立陶宛、瑞典长期进行战争，争夺波罗的海的出海口，一面在东方扫清扩张的道路。一五五二年，首先征服了喀山汗国，夺取了向东进入乌拉尔的门户。一五五六年，征服了阿斯特拉罕汗国，吞并了整个伏尔加河流域。十六世纪末，以著名冒险家叶尔马克（Ермак）为首的哥萨克队伍，在沙皇政府和富商斯特罗干诺夫（Строганов）家族的支持下，越过乌拉尔山，侵入西比尔汗国，打败了西比尔汗国库程汗的军队，西比尔人民继续反抗。一五八四年，西比尔军民发动一次夜袭，叶尔马克战败，落水溺毙。以后，沙皇政府派遣军队继续叶尔马克的侵略事业，征服了西比尔汗国。一五八七年，俄国人在鄂毕河和托博尔河汇流处建立托博尔斯克城，作为进一步向东扩张的据点，在以后很长的时间内，这里一直是西伯利亚的政治和经济中心。

十七世纪初，俄国军队从鄂毕河推进到叶尼塞河，占领叶尼塞河下游曼加捷亚地区。一六一九年，在叶尼塞河中游建立叶尼塞斯克，接着又向勒拿河推进。《苏联通史》的作者写道：“一群一群想发财的人，几乎是同时从叶尼塞斯克和曼加捷亚两方面向勒拿河奔去。他们进攻住在勒拿河畔的雅库梯人，夺取他们的皮货与牲畜，俘虏妇女和小孩。叶尼塞斯克及曼加捷亚的军役人员不仅接二连三地抢劫居民，并且彼此也常为劫掠物而战斗。”[2]一六三二年，俄军在勒拿河上建立雅库次克。叶尼塞斯克和雅库次克是俄国入侵我国黑龙江流域的两个主要据点。

俄国向东扩张的速度十分迅速，范围十分广大，从十六世纪下半叶越过乌拉尔山以后，仅仅几十年的时间，一直进抵鄂霍次克海，在宽广无际的西伯利亚土地上陆续建立起稀疏的侵略据点。

俄国对西伯利亚扩张的时期正是资本原始积累和全俄市场开始形成的时期。正像马克思所指出的：这段历史“是用血与火的文字，写在人类的编年史中的”[3]。当时，西伯利亚盛产貂皮，貂皮在世界市场上的售价很高，对西伯利亚貂皮的掠夺成为沙皇国库收入的重要来源。一五八九年，掠夺的貂皮和其他皮毛占俄国国库收入百分之三点七五，一六〇五年占百分之十一，一六四四年占百分之十。[4]一个西方作者写道：“在墨西哥和秘鲁，刺激西班牙冒险家的是金子和银子；而在西伯利亚，刺激起俄国冒险者贪心的是贵重的毛皮兽类。”[5]一批批的商人、兵痞、政府官吏，闯进西伯利亚，随意烧杀淫掠，抢夺貂皮和其他物资。俄国殖民者和官吏对当地居民进行极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另一个西方作者描述了十七世纪沙皇俄国在西伯利亚的统治：

它的官员们没有薪俸，只取得向人民征来的供养费。由于他们很随便地接受贿赂，他们把自己供养得很好。……在西伯利亚实行的赋税是完全任所欲为的。当地官员比沙皇的财库从征税中得到的好处更大，许多官员都是腐败透顶。西伯利亚的土著被迫交纳毛皮实物税。即使没有对官吏的贿赂来加重它，这项税本身就已够重了。例如，对已婚的男子要征税十五张黑貂皮，对未婚的男子征收十张黑貂皮。

犯有这些榨取罪行的还不仅限于官吏，每一个俄国殖民者都要分赃。正是在这方面，外国的入侵造成最大的骚扰。新来的人当然都是单身汉，需要女人，而他们只能从土人那里强夺得来。这种称为“雅西尔（iassyr）”的征服权利使他们既得到了妻子，也得到了他们可以并且确实随意出卖的奴隶。这种贸易如此普遍，以致六张狐皮就可以买到一个通古斯姑娘。土著们十分激烈地反抗这种做法。西伯利亚历史学家奥格洛布林说：“雅西尔”的做法是十七世纪中许多次土人起义的主要原因。[6]

俄国殖民者进抵雅库次克以后，又继续向四面八方扩张，东面到鄂霍次克海滨；北面和东北面向北冰洋、堪察加半岛推进；南面则越过外兴安岭，侵入我国的黑龙江流域。

2．波雅科夫入侵我国东北（一六四三—一六四六年）

直到十七世纪三十年代，当中国对黑龙江流域行使有效的主权将近一千年之后，俄国人还并不知道世界上有一条“黑龙江”。

一六三六年，有一队哥萨克在阿尔丹河上建立寨堡，向居民强征贡税，第一次听到关于黑龙江的消息[7]，于是派出了以莫斯克维金为首的三十名哥萨克去寻找这条河流。他们沿着阿尔丹河、马雅河向东走到鄂霍次克海（一六三九年），乘船在海中航行，俘获了几个从南方中国境内乌第河来的我国鄂温克人。这些鄂温克人谈到了黑龙江流域的情况：那里居住着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的人民，盛产粮食，有银矿，还有从中国内地运去的丝绸、棉布。

一六三九年，另一队由马克西姆·佩尔菲利耶夫率领的哥萨克在维季姆河流域活动，听到了类似的消息。他们向南探索到贝加尔湖附近，进一步获得了关于居住在黑龙江上雅克萨附近中国达斡尔人领袖拉夫凯的消息。

关于黑龙江富饶情形的消息，大大刺激起俄国殖民者的贪欲。许多俄国冒险家涌到了东西伯利亚，入侵中国领土“便成了梦寐以求的目标，所有渴望轻而易举地发财致富的人都心向往之。人们传诵着从通古斯人口中得知的关于此地富饶、盛产紫貂、土地肥沃等传闻。……他们既是为了给自己寻取财物，也是为了征收实物税，即为沙皇征收贡税”[8]。由于大批的人涌到了东西伯利亚，雅库次克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俄国殖民当局还把解决粮食危机的希望寄托在侵占我国的黑龙江上。

一六四〇年，雅库次克督军彼得·戈洛文派遣七十名哥萨克沿维季姆河去远征黑龙江。这支队伍中途遇阻折返，没有到达我国边境。

一六四三年，又组成了更大规模的远征队伍，以雅库次克文书官瓦西里·波雅科夫（Поярков，Василий）为首，共一百三十三人，每人携带火枪，并有一尊炮和大量的弹药等物资。一六四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俄历六月十五日）[9]，这支侵略队伍从雅库次克出发，乘船上溯阿尔丹河及其支流乌楚尔河、戈诺姆河。这是一条崎岖难行的路，沿路都是高山丛林、急流浅滩。经过三个多月的行程，这支队伍到达了外兴安岭丛山中的河源处。波雅科夫为了在隆冬以前赶到中国境内，就留下一部分人在这里建立越冬站，看守笨重的行装辎重，亲自率领九十人乘橇，轻装急进，跨越外兴安岭，窜进中国领土，经布谅达河，到达精奇里江（即今苏联境内结雅河）的上游，然后顺流而下，于一六四三年十二月中至乌姆列坎河口。

这支轻装急进的侵略队伍，没有携带足够的粮食，他们窜入我国后，穿行于深山老林之中，饥寒交迫，处境十分狼狈，一直走到乌姆列坎河口才找到我国达斡尔族居民的村庄。

达斡尔人民起初并不理解这些俄国人入侵的性质。他们以纯朴而慷慨好客的态度接待这批正在闹饥荒的“不速之客”，给俄国人送去了食物，并且介绍了当地的情况，特别讲到：他们向中国皇帝交纳赋税，中国皇帝统治着众多的人口；这里和中国内地的往来和贸易频繁，从内地运来许多丝绸、棉布和金属品；每年还有许多官吏、士兵和商人到精奇里江来，从精奇里江到中国皇帝的都城要走一个半月[10]；等等。

尽管中国人民殷勤地款待了初到的俄国人，但是这批侵略强盗丝毫不讲什么信义，他们探知：在西林穆丹河口的达斡尔人村庄莫尔迪奇贮存着很多粮食，就派出一个分队去抢劫。莫尔迪奇村的三位领袖出来款待他们，送来十头公牛和四十筐燕麦。可是俄国侵略者竟拔刀相向，抓住其中二人作为人质，并企图冲进村庄进行抢劫。达斡尔人民为了保卫祖国的领土和自己的家园，为了抢救自己的领袖，用简陋的武器跟优势装备的侵略者作战，结果打死了十个侵略者。两个达斡尔领袖一个被杀害，一个逃脱。

一六四三年冬至一六四四年春，精奇里江上的达斡尔族人民对俄国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俄国强盗兽性大发，大肆屠杀抢劫，甚至吃起人肉来。波雅科夫的同伙回到俄国后所写的报告中说：波雅科夫“把他们（俄国哥萨克）赶出寨堡，命令他们吃被杀的当地居民的尸体”[11]。在他的命令下，一六四三年冬天一共吃了五十个人。当地中国人民因此把他们叫作“肮脏的吃人生番”。波雅科夫视人命如草芥，公然声称人是不值钱的，“一个十人长只值十个戈比，一个哥萨克只值两个铜板”[12]。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刽子手的本性。

一六四四年春夏之交，气候已转暖，留在外兴安岭北侧越冬站的哥萨克带着辎重物资越过山来，到达精奇里江，和波雅科夫会合。波雅科夫得到人员和物资的补充以后，便沿着精奇里江下航，窜至黑龙江上。十九世纪末，一个为老沙皇扩张政策辩护的作者写道：

在两岸密布丛林和河道中有着无数小岛的庄严瑰丽的黑龙江上，哥萨克们的船只迅速地顺着急流而下。俄国人从严寒的北方到来，高兴地看到这里的果树，把这个新地方当作尽美尽善的天堂。黑龙江上原始森林的景色对今天的旅行家来说也是具有魅力的，当年对那批冒险者更激起了强烈的印象。岸上住着各种不同种族的居民，他们臣服于一个满洲贵族，而这个满洲贵族又是中国皇帝的下属。当地居民惊讶地见到高个子、厚胡须、长头发的哥萨克们，被他们的火器吓住了，因此，波雅科夫能够安全地下航。[13]连这样一个作者也不能不指出波雅科夫窜扰的地区是中国的领土。事实上，这伙一路烧杀抢掠的侵略匪帮不可能不遭到中国各族人民的激烈抵抗。他们路过松花江口的时候，派出以叶尔莫林为首的二十五人侦察队，沿松花江向西推进，骚扰三天，结果被我国朱舍里（虎尔哈）人民所消灭，只有两个人逃了回去。

波雅科夫等继续下航，依次在我国达斡尔人、朱舍里人、赫哲人、费雅喀人的居住地区进行骚扰，最后来到了黑龙江口，在这里度过第二个冬天。波雅科夫等面对两条路的选择：一条是沿着旧路上溯黑龙江回国，一条是向北越过茫茫无际的鄂霍次克海回国。由于我国各族人民的激烈抵抗，他们不敢再走旧路。虽然这些哥萨克长期生活在草原上，没有航海的经验，甚至根本没有见过海洋，但是他们尝到了中国人民反侵略铁拳的滋味，不得不另找出路，硬着头皮闯进风大浪恶的鄂霍次克海。又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挣扎，于一六四六年六月狼狈地回到雅库次克。这伙侵略强盗仅在我国黑龙江下游就抢走了四百八十张貂皮并绑走了三名人质。

波雅科夫匪帮在中国窜扰三年，在中国人民的打击下，全队一百三十三人，被打死和饿死的有八十人，只有五十三人生还，约占全体人员的五分之二。波雅科夫野心不死，回到雅库次克以后竭力怂恿沙皇政府派兵占领中国领土。他狂妄地说：只要派三百个哥萨克就可以侵占中国黑龙江流域。办法是选择黑龙江上的要害地方建立三个侵略据点，每个据点里派五十人驻守，而另外一百五十人则深入各个地区去打仗收税。[14]这真是俄国侵略者异想天开的如意算盘。

波雅科夫匪帮用自己的残暴行为写下了沙皇俄国侵华历史的第一章，这是任何人都掩盖不了、涂抹不掉的。一个外国资产阶级学者写了以下的评论：“波雅科夫的行动，给人的印象是如此深刻和如此可怕，以致于黑龙江上的居民，只要一说‘哥萨克来了’，便足够使他们在脑海里浮现出一幅酷刑、绑架、死亡和吃人生番的图景”，“中国的税吏不管有多大的弊病，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像俄国人那样对当地居民犯下惨无人道的罪行。如果让黑龙江的居民自由选择愿意做哪一个国家的臣民，他们将毫不犹豫地对中国保持忠诚”[15]。

3．哈巴罗夫入侵我国东北（一六四九—一六五一年）

一六四九年，即波雅科夫从中国窜回雅库次克以后三年，沙皇俄国又对我国黑龙江流域进行了第二次武装入侵。

这次入侵活动是由臭名昭著的叶罗菲·哈巴罗夫（Хабаров，Ерофей）组织和指挥的。哈巴罗夫出生于大乌斯丘格，一六三六年来到西伯利亚，是一个闯东走西的流氓，因搞投机事业而发家致富。他曾在叶尼塞斯克搞过畜牧业，后来跑到勒拿河上雇用一批人做皮毛生意。他在依利姆河畔拥有田产，在库塔河流域开过煮盐场，又在吉伦加河流域投资垦荒，“经常的成功刺激起哈巴罗夫活跃的心情，使他不断去寻找新的利润源泉”[16]。在哈巴罗夫手下做毛皮生意的人常常深入勒拿河的支流奥廖克马河和土吉尔河去寻找貂皮，他们打听到了一条从这里翻越外兴安岭，到达黑龙江的道路。这条路线比几年以前波雅科夫入侵中国的路线要近捷方便得多。于是哈巴罗夫想出了一条发财的新门径。他在沙皇政府支持下，用自己的财产雇募和装备了一批哥萨克，准备入侵和占领我国黑龙江流域，期望在这次投机冒险事业中一本万利，大发横财。

新任的俄国雅库次克督军弗兰茨别科夫秉承沙皇的意旨，大力支持哈巴罗夫的侵略计划，供给他大量的武器、弹药、粮食、船只，“不仅如此，弗兰茨别科夫还把自己的资财交由哈巴罗夫使用，希图使自己的花费以后可以从达斡尔地区的收获中得到很大的补偿。……这样，弗兰茨别科夫便使自己与哈巴罗夫所经营的事业的成败息息相关了”[17]。

一六四九年，哈巴罗夫率领七十名哥萨克出发，弗兰茨别科夫给他如下的训令：“对拉夫凯、巴托加（按：两人都是中国达斡尔族的领袖）和其他上层人物，按其信仰，举行宣誓，让他们臣服于沙皇，永远做直接纳实物税的奴隶……叶罗菲有权搜索并准许出兵，按照军事惯例，用战争来镇压他们这些不纳实物税的人，并把上层人物酋长们抓起来当人质。周密考虑用一切方法镇压外族人，不得疏忽。”[18]哈巴罗夫携带着这一血腥训令，沿勒拿河、奥廖克马河而上，在土吉尔河渡过冬天。一六五〇年一月越过外兴安岭，侵入中国领土，来到了雅克萨以西黑龙江的支流鄂尔（或称乌尔卡）河口。

鄂尔河口是我国达斡尔族领袖拉夫凯的管辖地区。在哈巴罗夫匪帮到达的前夕，当地居民已探明了俄国哥萨克即将到来的消息，他们从波雅科夫入侵的罪行中开始认识到俄国侵略者的凶残面目，立即进行疏散撤离。哈巴罗夫匪帮初次窜入我国，就扑了一个空。他搜索了三个村屯，都阒无人影。哈巴罗夫等在这些村屯中见到建筑得很好的塔楼、壕沟、地道以及中国式的糊着窗纸的房屋。当他们停留在第三个村屯中的时候，有五个人骑马飞驰，到了村屯外，这五个人中间就有著名的我国达斡尔族首领拉夫凯。

拉夫凯为了弄清楚俄国人的来意，亲自前来侦视。他们骑在马背上，警惕地和俄国人保持着一定距离，并通过翻译和哈巴罗夫交谈。哈巴罗夫用尽欺骗和威胁的言辞，一面声称自己是来做生意的；一面却又荒谬地要求达斡尔人向俄国交税，接受沙皇的保护。拉夫凯断然拒绝了这种侵略要求。他对哈巴罗夫说：“你欺骗什么呢？我们是了解你们这帮哥萨克的。……你们想把我们所有的人都杀死，抢走牲口，抢走我们的妻子儿女。”达斡尔人“早已向博克多汗（即清朝皇帝）交纳贡税，他们已经没有貂皮了”[19]。说完这些话，拉夫凯和他的同伴就飞驰而去，哈巴罗夫匪帮想抓住他们，拼命地追赶也没有赶上。

哈巴罗夫等一直走到第五个村屯，才抓住了一个达斡尔族的老大娘。匪徒们施用拷打和火炙的严刑，要这位老大娘讲出达斡尔人的去向。老大娘答复他们：达斡尔人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将对入侵者进行抵抗，而达斡尔人的后方还有强大无比的“博克多汗”，所有的达斡尔人都向博克多汗交税。

达斡尔人的无影无踪和老大娘的这番话引起了哈巴罗夫的惊慌。他对当前形势作了估量，他了解到在前进道路上即将有一场恶战，也了解到自己的虚弱地位：仅仅七十个人，离开后方又这样遥远，是难以战胜人数众多、意志坚决的达斡尔人的。他决定立即回国求援。

哈巴罗夫搜索了达斡尔人的村屯，搜到了大批粮食，然后一把火烧掉了这些村屯，只剩下一个村，把队伍留在这里，自己则匆匆地于一六五〇年五月回到雅库次克。

哈巴罗夫向雅库次克督军陈述了入侵中国的情况。据哈巴罗夫的描述：黑龙江流域是美丽、富庶、宜人的地方。江河里出产丰富的各种鱼类，森林中的许多野兽可以提供贵重的毛皮。达斡尔人耕田、放牧，养着很多马匹，种植大麦、小米、燕麦、荞麦、豌豆、大麻等各种作物，几乎有吃不完的粮食，哈巴罗夫仅在几个村庄的地窖里抢到的粮食就够他的队伍吃上两三年之久。此外，道路近便，把粮食运过外兴安岭，然后顺勒拿河而下，只花两个星期就可以运到雅库次克。

这是一种多么歆动人心的前景啊！当天雅库次克督军便向沙皇写报告，并立即着手为哈巴罗夫的二次入侵中国作准备。哈巴罗夫的头脑似乎比波雅科夫稍微清醒一点。波雅科夫认为：只要三百名士兵就可以占领黑龙江流域，而据哈巴罗夫的估计，则要派出六千名士兵才能完成占领任务。要派出这样多的军队，对当时的沙皇政府来说，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因为直到一六八三年为止，俄国在西伯利亚的武装力量全部只有四五千人。[20]侵略者巨大的贪欲和它的主观力量的虚弱是永远无法解决的矛盾。

哈巴罗夫又匆忙地招募了一百一十七人的队伍，雅库次克督军弗兰茨别科夫给予财政和物资上的巨大支持，还另外特别拨给二十一名哥萨克火枪手。哈巴罗夫出发时，雅库次克督军发给他一个充满野蛮、血腥气味的训令和一封给中国顺治皇帝的信件。训令中说：

要博克多汗（指清朝皇帝）率领他的氏族、部落和全体的人接受全俄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统治，永远做奴隶。……博克多汗本人和他的同族应当向沙皇进贡金银、宝石和刺绣织物。如果博克多汗率领他的氏族和全体的人服从全俄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统治，沙皇将派军队来保护他们。……

如果博克多汗和他们的氏族、部落、全体的人不服从沙皇，不向沙皇交纳实物税和交出人质，那末，叶罗菲（即哈巴罗夫）应当率领服役人员和渔猎人员去秘密地用战争镇压他们。……把他们统统杀死、绞死、毁灭掉，打到最后，把他们的妻子、儿女抓起来做俘虏。如果这些没有纳实物税的人都服从了沙皇，那末就让这些人按照他们的宗教信仰宣誓，要他们一个一个地发誓，接受沙皇的统治，处于终身纳实物税的奴隶地位，保证他本人和他统治下的人年年交纳实物税。……

我们全俄国君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大公是施仁政的，他不愿流血挑衅。只要那些人祈求沙皇，做沙皇的奴隶，不反抗，那末，沙皇就不会叫他们流血，并且会赏赐他们。……[21]

一六五〇年底，哈巴罗夫再次来到了我国黑龙江上。

首先，哈巴罗夫要在黑龙江上获得一个立足点，他选中了雅克萨。雅克萨位于额木尔河流入黑龙江的对岸，西北面有一串高山阻挡住西伯利亚袭来的冷风，山上生长着橡树、桦树，山下还有榆树、榛树、柳树以及遍野的野玫瑰，周围是一片开阔的农田、牧场和沼泽。在满语中，“雅克萨”是河流冲刷的河湾。[22]它是达斡尔族领袖阿尔巴西的住地，所以俄国入侵者把这里叫作阿尔巴津（Адбазин）。无论从贝加尔湖方向或者从雅库次克方向进入黑龙江地区，都必须经过这个地方，这里是黑龙江上的枢纽。

哈巴罗夫向雅克萨发动进攻，阿尔巴西率领达斡尔居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是，达斡尔人手无寸铁，他们的主要武器不过是用兽骨、鹿角制造的弓箭。在武装到牙齿的俄国匪徒的袭击下，达斡尔人坚持战斗，从中午打到黄昏，终于失败。俄国匪徒连夜出动，骑马追杀撤退中的达斡尔老弱妇孺，最后带着浑身血污和一百一十七头牲口的掠夺物进占雅克萨。

哈巴罗夫一面在雅克萨修建城堡工事，并制造快速的平底木船，作远征黑龙江中下游的准备；一面派人四出勒索贡税，强抢粮食，捕捉人质。这伙匪徒在中国领土上犯下了擢发难数的罪行。一个苏联历史学家曾经写道：哈巴罗夫等“以肆无忌惮的残酷手段对待被战胜者。……有一次，哈巴罗夫下令将全部男俘虏淹死，将他们的妻子儿女以及貂皮皮袄按照哥萨克的风俗‘劈分’；他强迫人质给他和他的朋友干活，其中许多人受不了他的虐待，纷纷逃跑，有些则被他砍死。希尔基涅依（按：是中国达斡尔族领袖之一）的妻子不肯受其奸污，哈巴罗夫便在夜间将她掐死”[23]。

哈巴罗夫洋洋得意地写呈文给雅库次克督军，据他说：仅在雅克萨周围已经抢到了足供五年食用的粮食，而整个黑龙江地区的粮食可以供应两万大军。他向雅库次克督军指出：“黑龙江可以成为第二个西伯利亚。”一个西方作家引述了这篇呈文并评论说：“他的野心超越出了当时俄国的边界，希望征服整个满洲地区。”[24]

一六五一年六月，黑龙江气候转暖，哈巴罗夫的远征准备工作就绪，率领着他的全部侵略人马共二百余人，带着三尊炮，乘坐平底快船出发了。

以下是哈巴罗夫给沙皇政府呈文中的一段，也是这伙匪帮在中国领土上烧杀抢劫的自供状：

从阿尔巴津出航，航行了两天，于第二天到了达萨乌尔城。这是达萨乌尔酋长的城，这个城着火了，帐篷也被烧着了，只剩下两个小破帐篷……我们离开这个城，航行了半天，于中午遇到了几个帐篷。……这些人骑马逃跑。所有的人都逃避我们，只抓到一个俘虏，她是达斡尔女人。这个俘虏说：达斡尔人全住在各个兀鲁思里。我们当时就乘坐勒拿河的平底木船迅速向下游驶去，找到两个游牧村。在这些帐篷里全是达斡尔人，他们看见我们，就骑上马四处奔跑，逃避我们。我们只抓住一个俘虏，达斡尔人都跑到另外一个兀鲁思去了，并且把实物税运送到一个城镇去，帐篷被烧掉了，直冒浓烟……[25]

哈巴罗夫侵略匪帮就是这样一路烧杀来到了古伊古达儿村。

古伊古达儿村离雅克萨有三天路程，它由三个小村屯组成。这里住着一千多达斡尔居民和五十个满洲人（博克多人），满洲人是一些商贩和清朝政府派来收税的官吏。当哈巴罗夫的船只停靠到村边，“古伊古达儿酋长和跟随他的两个酋长、博克多人，和村里所有的男人，都出来站在岸上对抗我们，不许我们上岸”[26]。于是战斗开始，俄国侵略者密集的火力迫使达斡尔人退进村屯里。达斡尔人预先已知道俄国人的入侵，村中的堡垒已经加固，村外挖了壕沟，设置了一些简单的防御工事，三个小村屯之间修筑了一道土墙。哈巴罗夫通过翻译向达斡尔人喊话：

我们的国家是伟大的，我们的全俄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大公是威震四方的统治者。任何一个汗国都不能对抗我们的全俄沙皇阿列克塞·米海伊洛维奇大公，都不能反抗我们！你们古伊古达儿酋长、奥尔戈吉依酋长和洛托吉伊酋长应当服从我们的全俄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不许抵抗，快缴械投降，要向我们的皇上交纳你们力所能及的实物税。我们的皇上将保护你们免于外族对你们的侵犯。

达斡尔人（1）

达斡尔人（2）

达斡尔人房屋

古伊古达儿酋长响亮地答复：

我们正向博克多皇帝沙姆沙汗（指清朝皇帝顺治）交纳实物税。除非我们丢掉自己最后的子孙，才会向你们交纳实物税。[27]

达斡尔人坚决地拒绝了侵略者的要求。俄国匪帮就用大炮向村屯里的和平居民轰击，达斡尔人用弓箭进行抵抗，“箭矢落下如同在田地里播种一样，我们同达斡尔人战斗了一整夜，直到日出”[28]。一个外国作家描写了这场战斗：

这里大约住有一千人，包括妇女、儿童和一些满族人。

那一整个夏天之夜，俄国人的大炮轰击村屯的土墙，打开大的缺口，震恐了那些从来没有见过炮火的妇女和儿童。清晨，两个村屯的土墙已成废墟，受惊的居民挤到第三个村，也是最后一个村的土墙后面，但很快也被轰坍。居民们薄弱的抵抗已经停止，想要逃走，但时间太晚了，敌人已在眼前。一整夜的战斗激起了哥萨克们嗜血的兽性，他们的喊杀声淹没在儿童和妇女的哭声中，儿童和妇女被沾满着他们父亲、丈夫和兄弟鲜血的哥萨克们的双手所屠杀或擒捉。听听哈巴罗夫的“胜利”的歌声：“靠上帝保佑，托沙皇的福，我们把俘虏来的达斡尔人全部劈头盖脑地砍死。在激烈战斗时，有四百二十七个达斡尔大人和小孩被杀。所有在集会的达斡尔人，所有参加猛攻和战斗的达斡尔人全被杀死，杀死了大人和小孩六百六十一人。……托皇上的福，我们攻下了这个村屯，有牲畜，还有俘虏，抓到的妇女俘虏，年老的、年青的和小姑娘，共有二百四十三人，俘虏小孩一百一十八人；我们从达斡尔人那里夺得马匹，大小共二百三十七匹，夺得牛羊牲畜一百一十三头。”[29]

侵略者在古伊古达儿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暴行，又在这里享受血腥的“征服”果实，恣意地寻欢作乐达一个半月之久。在俄国侵略铁蹄的蹂躏下，我国达斡尔族人民并没有屈服，他们继续同全副武装的俄国侵略者进行斗争。一个俄国作者写道：哥萨克“没有能使任何人臣服于他们。哥萨克们从古伊古达儿村派人去见达萨乌儿、班布来伊、希尔基涅依和阿尔巴西等酋长，提议他们归顺俄国沙皇。派出去的人都是达斡尔人，有妇女和男人，但是这些人都没有回来”[30]。当俄国匪徒吃足玩够，烧光抢光，在附近再也抓不到一个达斡尔人时，他们才离开这里。他们的下一个掠夺目标是我国黑龙江上的要地瑷珲旧城。

瑷珲旧城在黑龙江和精奇里江的汇流处，位于黑龙江东岸，精奇里江口以南约半天路程，是当时黑龙江上最大和最富庶的城镇，当地居民称它为“爱呼”[31]，后来为了纪念在抗俄斗争中英勇牺牲的达斡尔领袖托尔加，又称“托尔加”城[32]。早在十五世纪初，明成祖朱棣曾在此修建了城堡。[33]十七世纪前期，这里是清朝额驸巴尔达齐管辖的地区。我们在本书第一章第四节“我国清朝初期的东北疆域”中着重提到了我国达斡尔族的这位杰出领袖。巴尔达齐很早就归附清朝，娶了满洲皇室的女儿，成了额驸。他每年都亲自率领许多达斡尔族领袖到清政府所在地盛京（今沈阳）去纳税和贸易。清政府接待他们夫妇的礼仪极为隆重，巴尔达齐也一贯忠于中央政权，协助清朝统一了黑龙江的上游和中游。当一六三九年博穆博果尔在雅克萨发动叛乱的时候，巴尔达齐率领精奇里江一带的达斡尔族坚决站在清政府一边，反对叛乱。巴尔达齐和清政府之间的互动反映了中国各民族之间亲密团结的关系。清朝入关以后，巴尔达齐继续管理着精奇里江流域和黑龙江中游的广大地区，直到一六四九年，他全家迁往北京，在中央政府供职，授三等阿思哈尼哈番（男爵）。一六五四年，巴尔达齐病故，他的侄子英书承袭爵位，继续住在北京。[34]

巴尔达齐迁往北京以后，瑷珲附近及精奇里江流域由他的女婿多伦禅和托尔加、乌穆奇继续管理。巴尔达齐离开还不到两年，俄国侵略者就闯进了他的家乡，践踏了富饶的田园，把达斡尔人民踏入血泊之中。

哈巴罗夫策划了一次远道快速突袭，以防止当地居民躲藏起来。他把部队分成两批：一批人携带火枪，轻装乘坐平底船顺流急驶；另一批人带着大炮辎重随后跟进。一六五一年八月的一个傍晚，这伙强盗偷偷摸摸地来到了瑷珲旧城，当地居民的宁静生活突然被打断，居民们还没有得到一点风声，全副武装的哥萨克已经冲进城内。一场力量悬殊的搏斗开始了。多伦禅领导居民们赤手空拳进行抵抗。许多居民被屠杀。多伦禅和托尔加力竭被俘。俄国侵略者一共俘获了二百七十人。哈巴罗夫要求他们臣服于沙皇，向他们勒索貂皮。一个西方作者写道：“哈巴罗夫碰到了中国在这里拥有主权的又一个证据。他只征收到六十张貂皮，因为居民们说：他们刚刚给沙姆沙汗（指中国顺治皇帝）交纳了赋税，还没有来得及再出去打貂。”[35]哈巴罗夫勒令居民交出一千个人的贡税。为了防止他们逃走，哥萨克站岗设哨，把居民圈禁在附近村屯里，严密看守，又把多伦禅、托尔加等领袖监禁起来，作为人质。

中国人民不愿意做奴隶牛马，全体居民秘密地串联起来，和侵略者作斗争，他们制订了一个集体逃走的计划。一六五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当俄国哥萨克还在睡梦中，全体居民突然逃跑得无影无踪，等到匪徒们睡醒发觉，急忙追赶，只抓到了两个掉队的老大娘。

这时候已进入秋季，寒风开始向黑龙江袭来。哈巴罗夫本来想在这里安安稳稳地过一个冬天，居民们全部逃走使他的过冬计划落了空。他的全部怒火都发泄到作为人质的居民领袖多伦禅、托尔加等身上，对他们严刑拷打，要他们说出居民们躲藏的地方。多伦禅、托尔加等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们回答说：“既然我们已经落到你们手里，宁肯让我们死，决不能让我们的人灭亡。”[36]“砍掉我们的头罢！我们视死如归。”[37]最后多伦禅被侵略者绑架带走，托尔加则拔刀自尽，他为祖国和人民受尽折磨，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4．乌扎拉战斗和哈巴罗夫匪帮的内讧（一六五二—一六五三年）

哈巴罗夫匪帮在这里站不住脚，放火烧掉了瑷珲和附近村庄。一六五一年九月十七日，又沿着黑龙江下驶，去寻找越冬的藏身之地。

自精奇里江口以下，黑龙江在平原上静静地流淌，水色呈深碧。东岸是宽广无际的草原，西岸隐约可以看见远处的山岭。过了牛满河口（今苏联境内布列亚河），两岸高山壁立，形成峻峭的山谷，黑龙江被紧束在峡谷中，奔腾南流。峡谷以下，黑龙江折而向东，与松花江汇合，河身转为宽阔，水势浩浩荡荡，主河道的两侧出现了数不清的小岛，这里是当年的良好渔场，时常有我国朱舍里人和赫哲人的小渔船在江上出没。到了乌苏里江口上下，两岸多草原、沼泽，长满野花、针叶树。雄伟的黑龙江在沙洲岛屿、丰草长林之间滚滚地向东流去。

黑龙江中游（1）

黑龙江中游（2）

这一带进入了我国朱舍里人和赫哲人居住的地区。朱舍里是清初文献中常见的东海三部之一虎尔哈[38]，又名萨哈连，俄国文献中称为杜切尔（Дучеры）。其居住地区，大体上“包括自松花江、黑龙江汇流处以北，呼玛河、黑龙江汇流处以南”[39]。赫哲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有各种不同的名称。其居住地区，大体上在松花江口以下黑龙江的中下游，十七世纪俄国文献中称之为纳特克人（Натки）或阿枪人（Очень）。[40]从哈巴罗夫沿黑龙江而下的入侵路线来说，朱舍里人和赫哲人正好在达斡尔人的背后，因此，他们也就继达斡尔人之后，成为俄国侵略的最早的直接受害者。

从精奇里江口到松花江口，村屯密布，居民很多。哈巴罗夫匪帮走过了一百多个村屯，“一路上，哥萨克们靠着劫掠朱舍里人而生活”[41]。当地居民不肯交纳实物税，哥萨克们“砍死和刺死他们”，“途中遇见朱舍里人的村庄，哥萨克们捣毁这些村庄，连根铲除，打死许多人，把妇女、小孩和牲畜夺为己有”[42]。一六五一年十月八日，俄国侵略者来到了乌苏里江口以下六百多里赫哲族（阿枪人）居住的乌扎拉村[43]，选择了村边河湾处一个小山头上，构筑起越冬营地。山头的形势很险要，四面都是峭壁，只有一条很陡的小路通往黑龙江边，要走进营地，必须乘船绕入河湾，然后弃船攀登小道。哈巴罗夫在山头上建立了堡垒和土墙，俯瞰和守卫着黑龙江和那条唯一的通道。俄国匪徒从这个巢穴出发，到周围各地去捕捉人质，抢劫粮食、貂皮，将一船一船装得满满的赃物送回营地，“从不幸的阿枪人那里榨取了苛重的贡税”[44]。

赫哲人和朱舍里人联合起来进行反抗。有一次趁着一部分俄国人出外抢劫的时候，他们攻打营地，爬上了山头，但无法攻破堡墙，夺取堡垒。俄国匪徒用优势火力进行又一次血腥的屠杀。哈巴罗夫在给政府的呈文中疯狂地叫骂道：“对上帝的畏惧落到了这些异教的狗杂种身上。他们在沙皇和我们武器的恐怖面前立不住脚，他们逃跑了。我们踩在他们的背上，杀了很多人，抓了俘虏。异教徒们跳进小船，逃往黑龙江上。”[45]

哈巴罗夫洋洋得意，以为血腥的屠杀足以扑灭中国人民的反抗。他想错了，更大的斗争风暴即将来临。

正像苏联历史学家巴赫鲁申所说：“中国皇帝是达斡尔地区[46]的最高君主，当地酋长们为了表示臣服，以貂皮向他交纳比较起来是很轻微的贡赋。这位皇帝是他们唯一的、天然的保护者。”[47]遭到了俄国侵略铁蹄蹂躏的中国各族人民纷纷到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向驻守宁古塔的清朝官吏报告：俄国侵略者“彻底破坏了我们的土地，把庄稼割掉了，把我们的妻子和孩子抢走了……请保护我们吧”[48]。这个时候，清王朝入关已经八年，还在和南明王朝争夺全国的统治权。关外地区只有少量兵力，由昂邦章京留守盛京，整个黑龙江流域广大地域则属于宁古塔章京的管辖范围。清朝官吏对于边境上发生的这一系列严重事件，自然不能闭着眼睛不管。在得到盛京方面的命令以后，宁古塔章京海色率领军队出发。但是清朝官吏大大低估了俄国入侵的严重性，他们以为这不过是从遥远地方偶然跑过来几个土匪的胡作非为，只需用较弱的地方武装就可以把他们驱逐了事，清朝官吏“既不了解敌人的性质，也不懂得这场斗争并不是简单的边境骚扰，而是俄国殖民主义的有组织的前锋”[49]，对敌情估计不足招致了后来战斗中的损失。

这次出动的军队有六百人，参加战斗的还有当地各族人民，“五百名达斡尔人，四百二十名从满泾站来的人，一百零五名从松花江来的杜切尔人”[50]。一六五二年四月三日（俄历三月二十四日）黎明，中国军队到达乌扎拉村，俄国侵略军还在睡梦中。但清朝指挥官一开始就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不是让军队悄悄地接近俄国营地，出其不意，发动突袭，反而在老远的地方就放枪鸣炮，把敌人惊醒。拉文斯坦说：“如果不是满洲人要吓唬敌人而放了枪的话，哈巴罗夫大概永远不能回来讲他的冒险故事了。很幸运，他被惊醒了，准备抵抗。”[51]清军和各族人民英勇作战，用装在陶罐里的火药炸开了堡墙缺口，冲进营地，把旗子插到了堡墙上。二百多个俄国匪徒被压缩成一团，负隅顽抗，陷入绝望的境地。但是，在战斗的紧急关头，清朝指挥官发出了又一荒谬的命令：不准清军在战斗中打死俄国人，全部要捉拿活的。这道命令挽救了垂危的俄国匪帮，他们趁着清军停火喊话的机会，用大炮封锁了堡墙缺口，组织反冲锋。就像戈尔德在评论中所指出：“战斗开始，中国人占了上风，看来他们很快就要攻下堡垒了。可能由于中国指挥官过分自信，或者由于执行上级命令，正当俄国人被包围时，他命令士兵不准杀死哥萨克而要捉活的，这是战斗的转折点。……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结局，一支在战斗中不准还手的军队是坚持不下去的，中国兵被打败了。”[52]

乌扎拉战斗是中俄军队的第一次交锋。中国军队先胜后败，战败的原因是指挥官接连下达了错误的命令。半年多以后，清政府追究失败的责任。《清实录》记载：“以驻防宁古塔章京海塞（即海色）遣捕牲翼长希福等，率兵往黑龙江，与罗刹战，败绩。海塞伏诛，希福革去翼长，鞭一百，仍令留在宁古塔。”[53]

中国军队虽然在初战中失败，但战士的鲜血没有白流。“他们的战斗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打击了俄国人的勇气，使俄国人极感恐惧。从此以后，由于传言中国军队还在附近，哥萨克们不敢到处乱闯。”[54]哈巴罗夫原来要下窜到黑龙江口的计划也被打乱了，他不能不考虑自己的虚弱地位——只有二百多人的一支孤军，在另一个国家里进行长距离无后方的流窜，四面受敌，得不到增援，得不到粮食和弹药，瞻前顾后，其前景是很不美妙的。哈巴罗夫感到心惊胆战，力图摆脱这一危险处境。在乌扎拉村战斗以后不到一个月，他就收拾起赃物，率领部队，离开乌扎拉村，乘船向黑龙江上游撤退。

中国军队果然没有撤离很远，他们在松花江口外进行了阻击。由于这里的江面很宽，岛屿很多，中国军队不可能完全封锁住江面的通道，经过一场战斗，哈巴罗夫匪帮趁着一阵强烈的东南风，扬帆而上，突破了中国军队的拦截，向上游逃去。当地的我国各族居民在岸上追赶俄国匪帮，高喊：“我族不给汝等以毛皮，将以大军一万与汝等激战，歼灭汝等。”[55]哈巴罗夫等逃到牛满河峡谷，碰到从雅库次克来的一支增援军队，惊魂稍稍安定下来。

这支增援军队是雅库次克督军在一六五一年夏季就派出的，共一百三十七人，由契奇金率领。他们携带大量铅弹火药于十月到达黑龙江，留在呼玛河口过冬。一六五二年五月，契奇金派出了由纳吉巴率领的二十六名先遣队，沿黑龙江下航去寻找哈巴罗夫。大概是由于黑龙江上有许多岛屿港汊，走岔了路，和撤退中的哈巴罗夫失之交臂，没有碰上面。纳吉巴率领的这支小队伍一直跑到黑龙江口，由于当地中国居民的阻击，不能再从原路返回黑龙江上游。他们和十年前的波雅科夫一样，取道鄂霍次克海，回到了雅库次克。

狼狈上窜的哈巴罗夫虽然没有碰到纳吉巴，但却侥幸地在牛满河峡谷遇见契奇金的大队。两支侵略军会合以后，继续撤退到精奇里江口。

得到增援后的俄国侵略军已有三百四十八人，哈巴罗夫妄图凭借这支侵略武装霸占黑龙江流域。他对手无寸铁的当地朱舍里、达斡尔人民进行威胁利诱，要他们断绝与祖国的联系，臣服于俄国，还想派一名使者到北京去进行谈判，要求中国皇帝“归化为俄国臣民”。但是这些狂妄的打算都成了泡影。中国各族人民坚决地抵制了侵略者的威胁利诱，他们斩钉截铁地回答：“你们欺骗什么？为什么要加入你们一伙？”“现在你们这些人已向下游航行，践踏了我们的土地，你们还会派出什么样的使者？我们决不加入你们一伙。”[56]哈巴罗夫想找一名向导也找不到，因此，拟派往北京的使者也迟迟不能成行。

黑龙江流域的我国各族人民热爱祖国，忠诚不渝。他们天天在盼望着祖国的军队前来援助自己，驱逐侵略者。我国历史文件中记载着当时各族人民支援清军、心向祖国的许多动人的事迹。例如，清军在抗击俄国侵略的战斗中丢失了马匹，赫哲人为祖国军队寻找到这些马匹，不远千里，送往宁古塔，清政府给予犒赏。文件中说：赫哲族的“黑格勒姓阿交哈章京，宁固（古）塔兵与老掐[57]交阵，失去马二十匹，本身得获送来。……我朝兵失落马匹，今得获送来甚好。照各屯头目例，给赏末等蟒缎披领一件，因其送马至宁固（古）塔，又赏妆缎镶领缎子小袖袍一件”[58]。又赫哲人何面姓被俄兵抓去当人质，清军在和俄军战斗时解救了他，何面姓感激祖国军队的援救，把貂皮褂子献给清军，清政府偿给价银。文件中说：“何面姓一人先被老掐捦获，因大兵去剿，遂得逃出。此人口称：因圣上的大兵来此，我已被老掐捦去，今日得出。将十六张貂皮作的褂子进上。”[59]

还有许多中国居民房屋被烧，家破人亡，他们在困难中仍时时刻刻怀念着祖国，把藏起来的貂皮托人远道送到沈阳和北京去，作为向政府交纳的赋税。例如，精奇里江畔的郭薄儿屯首领吴墨泰和能吉勒屯首领韩皮力于一六五四年托人向清政府交纳一百张貂皮。他们向政府诉说：“我等欲本身赍进，奈家屯被老掐放火烧毁，人皆逃散。如今甫能会合一处，盖居住房屋，若候盖毕房时赍进，路途遥远，及至往来，无暇捕貂。将进贡貂皮与差往去的户部物林人（按：指库使）宜里麻、乌黑登等代进。”[60]

中国各族人民热爱祖国，和俄国侵略者展开了英勇斗争。哈巴罗夫不断地屠杀不肯屈服的中国居民。他在给沙俄政府的呈文中供认，“我们号召这些外地人起来保卫国王陛下，但是这些人不肯服从，不肯屈服，我们就杀了这些人。”[61]但是，屠杀手段不能摧毁中国各族人民不屈不挠的斗志。俄国匪帮在四面八方都碰到反抗和阻力，居民中又盛传着中国军队即将到来的消息。俄国匪徒们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不敢单独出来活动。哈巴罗夫“派信使回雅库次克求援，由于害怕达斡尔人袭击，信使在夜间走路，路上就花费了五个星期”[62]。哈巴罗夫逐渐失去了对队伍的控制，惊慌和沮丧的情绪在俄国侵略军中无可挽回地迅速蔓延，终于爆发了一场内讧。一百三十六个哥萨克反对哈巴罗夫，抢夺了三艘大船，满载着赃物，离开哈巴罗夫而独立行动。哈巴罗夫坐视这场哗变而束手无策。这一百三十六个哥萨克一部分逃回了西伯利亚，一部分继续在黑龙江上打家劫舍，最后被中国各族居民所消灭。

这场哗变对哈巴罗夫的野心是又一次严重的打击，队伍减少了百分之四十，他不敢再在精奇里江口停留，急忙逃往上游，到达了呼玛河口。这时候，哈巴罗夫又得到了新的增援，人数有所增加。[63]但是这个被今天某些人吹捧为“传播文明”“发现新土地”的英雄的屠夫已经从煊赫的顶点跌落下来而一蹶不振。一六五二年八月以后的一年多时间，他继续留在黑龙江上，却陷入动弹不得的困境。我们再也见不到他的满纸血腥而洋洋得意的呈文了。征服当地居民的计划碰了壁，城堡并没有建筑起来，去北京的使者也没有出发。这一年内，中国军队并没有追来，可是中国军队的影子仿佛时刻萦绕在这个侵略“英雄”的身旁，他死守在呼玛河口至精奇里江口一带，不敢越雷池一步。他给雅库次克督军送去了最后一个呈文，以前的嚣张的狂言一变而为恐惧的哀鸣，他说：“我们不知道怎样过冬，不敢待在结雅河口（精奇里江）或松花江口的达斡利亚土地上……不可能征服当地居民，这里人很多，他们有武器。但是，没有得到君主的命令，我们也不敢离开阿穆尔河。”[64]历史学家看到他这种一反从前冒险进攻、长驱直入的现象后，惊讶地写道：

他的力量似乎因他部下逃跑和经常抢劫而完全陷于瘫痪。从此以后，他无所作为，什么也干不成。他最后一次给雅库次克的呈文写于一六五二年八月五日，这个呈文里申述了他的困难处境并要求增援。[65]

俄国在黑龙江上的侵略事业需要得到一次新的刺激和推动，而这一新的刺激和推动不久就直接来自莫斯科的沙皇政府。

哈巴罗夫对我国黑龙江流域的入侵，引起俄国殖民主义者的歇斯底里式的激动。上自老沙皇，下至官吏、军官、贵族、地主，一个个都在盯视着遥远的东方，渴望抢占黑龙江这片富饶的地区。沙皇政府为此而着手筹组一支以罗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为统帅的三千人的远征军，并命令在上图里耶赶造船只，以载运军队和作战物资。西伯利亚各个地方的兵痞流氓也纷纷奔向黑龙江，来寻找发财的机会，争先恐后，趋之若鹜。日本历史学家稻叶岩吉说：

（哈巴罗夫）特派使者，往莫斯科乞援。使者沿途布散流言曰：“黑龙江一带，金银矿产，遍地皆是，牛马羊貂，逐处成群，土地膏腴，居民丰裕，衣服宫室，俱镂黄金，真人间之宝库，世界之乐国云。”以是远近喧传，以讹传讹。国内无赖之徒，梦想奇利，欲侥幸于万一，一时树党结队，千百为群，咸向黑龙江进发。沿途剽掠，残酷万状，伤害人民，莫可计数。[66]

一六五二年三月，沙皇政府为了给远征军作准备，派政府官吏德米特里·季诺维也夫率领一百五十名哥萨克作为先遣队，先到黑龙江去。季诺维也夫的任务是：援助哈巴罗夫，调查黑龙江地区的情况、地形、敌人的力量，并为三千远征军准备粮食和其他物资。一六五三年八月，季诺维也夫的先遣队到达，和哈巴罗夫在黑龙江上会合。

季诺维也夫的到达给处在困境中的哈巴罗夫匪帮注射了一支兴奋剂。他给哈巴罗夫带来了沙皇颁赐的奖章，以酬赏哈巴罗夫的侵略扩张功勋，并命令匪帮为即将到来的罗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远征军作准备：抢劫和屯贮大批粮食，供远征军食用；在鄂尔河口、雅克萨和精奇里江口建筑三个城堡，作为远征军的据点；派契奇金等五人去北京，狂妄地想叫清朝皇帝臣服于俄国。

契奇金奉季诺维也夫的命令携带俄国雅库次克督军给顺治皇帝的一封信前往北京，这封信的内容极为荒谬，赤裸裸地暴露了俄国的侵略野心。信中写道：

我们的国君是强盛的、伟大的、令人敬畏的。他是许多皇帝和诸侯的统治者。……他以圣谕命令你沙姆沙汗（即顺治皇帝）率领你的全族和所有达斡尔酋长接受国君的统治，终身为他的奴隶。现在，国君只派少数几个人晓谕你们，并不是进行战争。但是，如果你拒绝归顺沙皇的统治，不肯终身做奴隶，那末，国君就会因为你不顺从而命令用战争来惩治你，夺取你的城市，使其他的达斡尔酋长看到国君的神威、死刑和毁灭，不需要打仗就能前来归降。……为了不触怒大国君，你们要用你们国家出产的金、银、宝石、贵重的商品和柔软皮货进贡，根据你们能力大小，你们要尽力而为。[67]

契奇金等五人在黑龙江中国居民中要夫要马，一路骚扰。据当地居民向清政府报告：“本年秋间，罗禅（指俄国侵略者）兵从吴喇（指黑龙江）河下，于我等住处经过。有五人到我等屯内说要马，着引路往皇上处去。我等问得：‘尔等有何公干？’据回称：‘欲将尔撒哈连吴喇（黑龙江）以东与我们纳贡，以西弄泥吴赖（嫩江）索陇人（索伦人）与皇上纳贡，因此前往去说分地一事。’等语。”当地各族居民本来对俄国强盗万分痛恨，现在这些强盗又公然要长期霸占自己的家园，更激起万众愤慨。契奇金等刚刚走到货儿托贺屯，该屯领袖阿儿多苛是去年被哈巴罗夫抓走并牺牲的托尔加的兄弟，他坚决要替哥哥报仇：“与甫喇屯头目宜库塔、枯鲁木兔屯头目卓尔奇、悟儿富屯头目纳泥恨会同，在我们货儿托贺屯公议说：‘我们蒙皇上赐衣赏马，若顺罗禅纳贡，怎生过活？’”[68]当地居民群情激愤，自发地起来把契奇金等杀死了。

季诺维也夫在黑龙江停留没有多久，就带着哈巴罗夫回莫斯科，向沙皇面陈黑龙江流域的重要价值和斗争情况去了。临走以前，指定奥努夫里·斯捷潘诺夫（Cтeпaнoв，Онyфpий）接替哈巴罗夫，指挥黑龙江上的俄国侵略军。

季诺维也夫和哈巴罗夫回国的时候，还带走了一批我国达斡尔人、朱舍里人和费雅喀人，向老沙皇“献俘”。哈巴罗夫，这个沙俄侵略中国的急先锋，以后再没有回到中国来。他在莫斯科飞黄腾达，备受礼遇。沙皇政府封给他贵族称号，赐给他勒拿河畔的大片田产。

从此，哈巴罗夫被世世代代的沙皇及其御用文人吹捧为“开发新土地”的英雄。我们且听听一个英国老殖民主义历史学家拉文斯坦是怎样评价哈巴罗夫在“新土地”上的殖民“功勋”的。他说：

回顾最早九年俄国人在黑龙江上的所作所为……当地居民受尽各式各样的压榨：贡税无限制地增加，没有给居民丝毫补偿。居民点和耕作者都找不到了，在俄国冒险家长期无休止的榨取下，当地的财富很快就枯竭了。当俄国人初到黑龙江上，居民们在那里种田放牧，十年以后，田地荒芜。这地方本来是输出粮食的，现在生产的粮食不足以维持大大减少了的人口。[69]

赫哲人

奇勒尔人

费雅喀人

库页人

赫哲人村庄

赫哲人在黑龙江行船

5．呼玛战斗（一六五四—一六五五年）

刚刚代替哈巴罗夫执行指挥职务的斯捷潘诺夫，劲头十足地把侵略机器开动起来。他竭力为沙俄远征军的到达作准备，抢劫和囤积了五千—六千普特（一普特约相当于十六点三八千克）的粮食，又跑到黑龙江下游去，抢夺更多的粮食、貂皮和其他物资，甚至沿着松花江而上，进行骚扰。我国各族人民和清朝军队对于这伙肆无忌惮的匪徒不能不给予迎头痛击。

黑龙江流域是清王朝的发祥之地，清政府自然不能容忍俄国侵略者在这里蹂躏和蔓延。在乌扎拉战斗以后，清政府作了迎击俄国侵略军的准备。一六五三年为加强宁古塔的防务，设立了宁古塔昂邦章京，派沙尔虎达担任第一任昂邦章京。

朝鲜和中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中国人民的抗俄斗争得到了朝鲜人民的大力支援，朝鲜政府不但援助粮食，而且派了一百名鸟枪手，由北虞侯边岌率领，长途跋涉，从朝鲜会宁至宁古塔，与沙尔虎达会师，沿牡丹江、松花江而下，到黑龙江上与中国军民并肩抗击俄国侵略者[70]，中朝军民在共同战斗中结成了更加亲密的友谊。

一六五四年六月，斯捷潘诺夫带领三百七十名哥萨克窜到松花江上骚扰，恰好和中朝军队遭遇。中朝军队有七百人：清满洲兵三百，曰哈兵[71]三百，朝鲜兵一百，乘坐着小船，“小者仅容四五人，百四十只；大者可容十七人者，二十只矣”，所用的武器是弓箭、少量的土炮、鸟枪和土炸药罐。俄军多大船，全是精利的火器，“贼船大船十三只，可载三百石，小船二十六只”，“贼船男女不满四百，所持火器耳”[72]。斯捷潘诺夫依仗着船大枪多，妄图一举消灭中朝军队。中朝军队斗志昂扬，奋勇迎战，痛击侵略军。在朝鲜将领边岌的建议下，中朝军队设计引诱俄军登陆，利用有利的地形，设置了工事和埋伏，“遂令曰哈三百及清兵三百择占江边地势最高处结阵，围以柳棚，列置岸上。令我军（指朝鲜军队）依蔽而放炮”[73]。气焰嚣张的斯捷潘诺夫居然弃舟登岸，向中朝军队寻战，中朝军队沉重地打击了俄国侵略军。一个西方作家写道：“这次中国军队不再下令不杀俄国人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发生，哥萨克失败了，被迫退却。”[74]斯捷潘诺夫向政府报告说：中朝军队“进行的各次战斗都是有过训练的”，“许多军役人员（指俄军）受了伤，他们已经不能同博克多人（指中国人）作战了”[75]。

斯捷潘诺夫退出松花江，向黑龙江上游逃窜，路上遇到别克托夫率领的两批哥萨克队伍，共六十三人。[76]别克托夫是从叶尼塞斯克派到贝加尔湖以东、石勒喀河上进行侵略活动的一个哥萨克“百人长”，他是第一个从贝加尔湖方面进入我国黑龙江流域，因而开辟了一条新的侵略路线，他又是在一六五四年初第一个侵占尼布楚的侵略头子。关于别克托夫在尼布楚的活动，我们在下一章中还要提到。由于他在尼布楚站不住脚，他的队伍分两批沿黑龙江而下，和斯捷潘诺夫会合。

松花江上的遭遇战，沉重地打击了俄国侵略军的凶焰。“这次战斗失败，对这支无纪律的队伍影响很坏。他们失去了自信，害怕中国军队从各方面来进攻。在结雅河（即精奇里江）口建筑城堡的计划也由于害怕敌军的到来而没有执行。现在，最重要的是找一个安全的过冬营地，为此选定了呼玛河口的高山峭壁，在这里建立了呼玛城堡。整个秋天和冬天，俄国人都在为建筑一个不可攻破的城堡而努力。”[77]

一六五四年以后，黑龙江上的形势变得对俄国侵略军越来越不利。季诺维也夫从莫斯科带来的兴奋因素迅速地消失。斯捷潘诺夫天天在盼望莫斯科的三千远征军，可是，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尽管十百成群的俄国兵痞流氓纷纷来到黑龙江，有的参加了斯捷潘诺夫的队伍，有的在黑龙江上打家劫舍，独立行动，至于盼望已久的远征军，却连一个影子也没有。

远征军没有到达，是由于俄国在西方的斗争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沙皇政府已经没有力量向遥远的东方派遣军队了。

十七世纪中叶，沙皇俄国政府正在倾注全力吞并乌克兰。乌克兰本来在波兰的统治下，一六四八年乌克兰爆发了反对波兰统治的起义，俄国政府乘机插手，勾结乌克兰的头子赫米尔尼茨基，于一六五四年初在佩列雅斯拉夫召开会议，在反对波兰统治的名义下，行兼并乌克兰之实，这是沙皇对外扩张的极其重要的一步。随着对乌克兰的吞并，沙皇政府面临着和波兰军队进行长期、残酷的争夺战争，它动员了一切力量去对付西方的劲敌。同时，北方的瑞典、南方的克里米亚汗国也纷纷插手进来，战争形成了持久、激烈而又错综复杂的局面。哈巴罗夫离开黑龙江回国，正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合并的谈判告成，俄国已向波兰宣战的时候。西方的战争牵制了向东方的扩张，这就是沙皇政府改变主意，取消派遣远征军计划的原因。

留在黑龙江上的俄国侵略军因此而陷入了狼狈的困境，不但盼望中的远征军没有到来，而且斯捷潘诺夫由于企图摆脱雅库次克督军的控制，他和上级的关系搞坏了。“利令智昏的斯捷潘诺夫把他征收的实物税直接送往莫斯科，越过了雅库次克督军。雅库次克督军为了报复，停止送火药和铅弹给他。”[78]

斯捷潘诺夫的处境越来越不妙。他又侦知：中国军队正在松花江上集结，抗俄斗争的烽火在到处燃烧。一六五四—一六五五年斯捷潘诺夫匪帮龟缩在呼玛城堡里，拼命加固工事。

呼玛城堡建筑在呼玛河和黑龙江汇流处的一个小岛上，周围是方形土墙，外层有两道栅栏和壕沟，城堡内有几座炮台和新挖的水井。斯捷潘诺夫利用了高山和小岛的有利地形，花很长时间修筑了呼玛城堡。它是当时俄国在黑龙江上最重要、最坚固的侵略据点。

一六五四年底，清政府“命固山额真明安达理统率官属兵丁，往征罗刹于黑龙江”[79]。第二年三月底，清军从水陆两路接近呼玛，我国各族人民也参加了战斗。斯捷潘诺夫在向俄国政府的报告中说：中国士兵“是各地方的人：博克多人（满人）、蒙古人、尼堪人（汉人）、杜切尔人、达斡尔人和其他地方的人。……达斡尔头目和村里的人向博克多皇帝请求保护，使他们能够不向沙皇交纳实物税，不受沙皇统治。……根据他们的请求，这支军队就开来了”[80]。俄国侵略军开始在城堡外作战，在第一次战斗中，有二十个侵略军被打死，侵略军退入城堡，凭坚死守。清军包围城堡，并在黑龙江对岸架起大炮轰击，但大炮离城堡太远，不能命中。

俄军力图打破包围，组织了反击。在反击中，有一批侵略军冲离城堡太远，陷入包围而被歼灭。

一六五五年四月三日（俄历三月二十四日），清军发动总攻，分三路冲向城堡，战斗进行到第二天黎明，俄国侵略军依恃城堡工事和优势火力，进行顽抗。清军为避免太大的伤亡停止了攻势，在离城堡远处扎营。

以后的十天，战斗成了僵持的形势。

清军的后方远在几千里以外的宁古塔。他们作战时，自己携带粮食、物资，其数量很有限，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不可能持久作战，而俄军则作好了长期被围困的准备，利用工事和火力，拼命死守，争取了时间。

清军经不起战斗僵持的局面，很快发生粮荒，不能继续拖延下去了。明安达理希望和俄军进行谈判，“向城堡中射出缚有书信的箭，哥萨克们好奇地看中国人的信，但是他们不懂这些书信，也没有回信。中国人认为写信是枉然的，就于四月四日（公历四月十四日）撤围”[81]。

参加呼玛战斗的俄国军队，共有五百人。清军的数字不明，清军方面因有当地的各族人民参加，在人数上占优势。但是，俄国史籍对每次战斗中的中国兵力和俄方战果，总是竭尽夸大渲染之能事。例如说：呼玛之战中，斯捷潘诺夫以五百人对抗清军一万人，几乎把中国士兵全部杀死，这完全是俄国殖民主义者的胡说和吹嘘。戈尔德在评论中俄在黑龙江战斗中双方的兵力时，比较客观地说道：“要记住有关这些战斗的所有材料都来自哥萨克，为了要显示自己的功勋，都缩小了自己的兵力，夸大了敌人的兵力”，“中国军队在任何一次战斗中都没有超过三千人”，“这两支军队有一个区别，俄国军队中每个人都是战斗员，而中国军队中很大一部分人不是战斗员”[82]。

在乌扎拉战斗和呼玛战斗中可以看到，中俄双方所采用的战略战术是不同的：俄国方面是兵力少而武器精，它在地广人稀的中国领土上进行侵略活动，平时远出剽掠，行踪飘忽，受到攻击时则龟缩在城堡里，凭借武器和工事的优势进行顽抗，这是俄国人在侵占西伯利亚地区的长期军事活动中运用的战略战术；清军方面似乎采用了我国古代在边塞用兵的传统战略——“长途奔趋，裹粮而行”。但是，清军在黑龙江所碰到的不是游牧部族的穹庐帐篷，而是性格剽悍、嗜杀成性、工事坚固、火力强炽的俄国哥萨克，因此千里跋涉的结果却是顿兵坚城之下，劳师糜饷，无功而返。显然，传统的战略战术不足以应付新的俄国侵略者。

对于这一点，清政府开始有所认识。后来清政府回顾这段战争时说道：“（顺治）十二年，尚书都统明安达礼（理），自京师往讨，进抵呼玛尔诸处，攻其城，颇有斩获，旋以饷匮班师[83]”，“向者尚书明安达礼轻进，至粮饷不继”[84]。因此，在呼玛战斗以后，清军的战略战术有所改变，它开始把作战的基地从宁古塔移向乌喇（即吉林）、卜魁（即齐齐哈尔）以及黑龙江（即瑷珲），使基地更接近前线。首先是在乌喇的旧有船厂的基础上，加以恢复，修建战船和运输船，以解决战争中最迫切的作战工具缺乏和运输困难问题。同时协助各族人民的妇孺老弱迁离俄国匪帮经常出没的地区，定居于后方。在上述基地建立之前，暂时不进行攻坚作战，而是趁着俄国侵略军出来掳掠的时候，与各族人民并肩战斗，布置拦击和埋伏，一股一股地打击和歼灭敌人。

这样，黑龙江上的斗争方兴未艾。中国各族人民在俄国的侵略面前正在构筑一道伟大的自卫堤防。

6．斯捷潘诺夫匪帮的覆灭（一六五五—一六六〇年）

俄国侵略者在我国黑龙江流域烧杀抢劫，迫使我国各族人民不得不离乡背井，迁往东北腹地，只有一部分青壮年继续留在战场上和侵略者继续战斗。

为了减轻边境各族人民的负担和保护他们的安全，清政府采取了措施：凡受俄兵扰害的居民，一律免纳贡税，并允许他们迁往东北内地安全的地方落户居住。一六五三年，清政府命令“镇守盛京地方昂邦章京叶克枢等：将老掐（俄兵）抢去、病故、饿死人家，候该屯头目来时，另行详问，若系是实，取保人姓名，将被抢及死的人家貂皮，免其补进”[85]。同年，居住在黑龙江和精奇里江流域的达斡尔人、索伦人纷纷向清政府要求到嫩江流域落户居住。黑龙江步儿洪屯头目绰奇太请求：“我亦是头目……我弟兄们三十家原在步儿洪屯居住……因败于罗禅兵（即俄兵），我们六家往这边移来，后又……十五家寻我来，同我居住，其余因盖房未完，俱暂居在有牛录索陇（索伦）处。我亦败于罗禅兵，投皇上来，在达把代地方居住，欲久在达把代地方居住。”为此礼部议复援引户部题准黑龙江各屯人民向内地移居，内称：“闻彼处去年、本年曾经罗禅来侵犯二次回去，今特差人前往。尔等如不动，仍在原处居住，彼处居住屯民稀少，且罗禅人又详知尔等居住地方，以后如每年来犯，尔等不得安居，路途遥远，又不能一时赴京闻报，必致离散。今差人到彼，尔等即移来单木土索陇（索伦）近弄泥（嫩江）处，酌量周围，立屯居住，庶尔等亦得安宁，来往贸易进贡不致劳苦，各得安生。”[86]达斡尔族《莫尔丁重修家谱序》说：“世祖顺治六年（一六四九年）白俄始吞并尼布楚，又东窃据雅克萨城。索伦、达斡尔诸部皆被其侵略，不得安居。遂由黑水之北，携老扶幼，渡江越岭，迁到嫩江、讷河、诺敏、格尼、阿荣、雅鲁等处，分族落村居住，并无混杂异姓人家。”[87]一直到三百多年以后的今天，嫩江流域仍是达斡尔族的聚居地区。

居住在黑龙江中游、松花江下游的虎尔哈人（朱舍里人）、赫哲人则迁到了宁古塔一带，编立八旗，称为“新满洲”（“依扯满洲”）。据康熙前期的记载：呼儿喀（虎尔哈）“迁至宁古塔，又迁至奉天，又一年则令入都。今名‘依扯’满洲者即此也。满语谓新为‘依扯’”[88]。“伊车（即依扯）满洲居混同江之东，地方二千余里。……皇上以德抚之，渐归王化，移家内地，被甲入伍，隶宁古塔将军及奉天将军部下，亦有入京为侍卫者。”[89]

沙皇俄国的侵略从反面促使我国各族人民进一步联合。汉族、满洲、蒙古族以及朱舍里、达斡尔、赫哲、费雅喀、鄂伦春人都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共同抗击俄国侵略者。

自从呼玛战斗之后，斯捷潘诺夫匪帮仍在黑龙江上抢劫骚扰。但是粮食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起来，原来很富足的黑龙江流域被俄国匪帮连年的烧杀抢劫所破坏，田地荒芜，满目疮痍。再加上各族人民坚壁清野，纷纷迁往内地，俄国侵略者要抢劫粮食越来越困难了。《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一书中写道：

在哈巴罗夫破坏了阿穆尔地区之后，对粮食的关心成为哥萨克生存的中心。……哥萨克们发现到处荒无人烟。……哥萨克们垂头丧气，他们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去年的粮食贮存已经吃完了，而又没有任何希望去弄到新的粮食。剩下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动手种粮食。

但是，像斯捷潘诺夫的哥萨克们这样一群不顾死活的冒险分子，是不愿从事和平工作的。[90]

情况因此变得复杂了。粮食问题尖锐到这种程度，是他在阿穆尔河上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命运的戏弄痛苦啊？[91]

俄国侵略军尽管时时刻刻提心吊胆，担心中国各族人民和清军的抵抗，但他们不得不硬着头皮，冒险出动，到各地去抢劫粮食、貂皮和其他物资，特别是经常窜犯黑龙江下游我国费雅喀人的居住地区，因为这里离清军较远，碰到反击的机会较少，而且盛产貂皮。一六五五年冬天，俄国侵略军在这里建立了科索戈尔斯克越冬站，抢到了五千张貂皮。

除了斯捷潘诺夫的队伍以外，还有许多俄国匪徒窜入我国境内，进行骚扰。他们也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

例如，其中一支俄国匪帮共有三百人，以索罗金兄弟三人为首，原来在西伯利亚的勒拿河上以抢劫为生。一六五五年窜入中国，索罗金匪帮在松花江口与我国朱舍里人发生了战斗，三百人被全部歼灭。这次战斗的情况不详，但不久以后，斯捷潘诺夫路过这里，发现了索罗金匪徒们的尸体以及被朱舍里人击毁的俄国船只。

又一支由普辛率领的五十人组成的俄国侵略军，原来在额尔古纳河活动，后来归附斯捷潘诺夫。

由洛吉诺夫率领的三十个哥萨克，沿鄂霍次克海海滨侵入黑龙江下游进行骚扰，我国费雅喀人民奋起抗击，全部消灭了入侵者。斯捷潘诺夫来到此地，知道这件事以后，“对猜测中的杀人嫌疑者进行了残酷的报复”[92]。

类似这种中国各族人民抗击俄国侵略者的事情不断发生。据俄国历史学家斯洛夫佐夫说：“十年期间，到阿穆尔河去的不下一千五百人，但都在那里死掉了。”[93]

黑龙江流域的中国各族人民在怒吼！

黑龙江的万顷波涛就是俄国入侵者的葬身之地！

斯捷潘诺夫匪帮也在沿着他的同伙的道路走下去，也将得到和他同伙一样的下场！

后来的俄国殖民主义历史学家们非常懊丧地谈论当年在黑龙江上的失败。他们异口同声地责骂斯捷潘诺夫“无能”，埋怨他没有能够挽救黑龙江上的哥萨克强盗，没有能够拯救俄罗斯帝国的殖民事业。看来，这些先生是错怪了他。斯捷潘诺夫早已预感到自己必将失败，他一再向雅库次克督军陈述自己的困境，哀求增援，甚至要求政府准许他离开黑龙江。他在一六五六年的报告中说：“我们等待陛下的命令，没有陛下的命令，我们不敢离开阿穆尔大河到别处去。博克多军队就在我们附近，我们已没有弹药和他们作战。”[94]

沙皇政府把主要兵力用在西方，不能派遣更多军队到东方来。但是，它对黑龙江地区这一已经吞到嘴里而又咽不下去的肥肉，是决不会自动地吐出来的。沙皇特别颁发谕旨，嘉奖斯捷潘诺夫等，要求哥萨克们继续留在中国的国土上，“今后要慎重、勇敢，要相信沙皇会赐予恩典”[95]。这些命令把一小撮俄国匪徒牢牢地钉死在黑龙江上，而对他们的士气和战斗力丝毫起不了鼓舞和增强的作用。

因此，斯捷潘诺夫匪帮就像几只嗡嗡碰壁的苍蝇，在黑龙江上乱跳乱窜，作垂死挣扎，终于不可避免地走上灭亡的道路。

一六五七年，清军在宁古塔昂邦章京沙尔虎达的率领下，在尚坚乌黑袭击和打败了俄军。

一六五八年七月，斯捷潘诺夫带领五百个哥萨克，顺黑龙江而下去抢劫粮食，由于当地已无粮可抢，他们硬着头皮孤注一掷，沿松花江而上，向我国东北的腹心地区闯去。

沙尔虎达率领清军，分乘四十七艘船只，在松花江和牡丹江的汇流处（今黑龙江省依兰附近）严阵以待。俄军陷入了包围，阵脚大乱，有一百八十个匪徒脱离了大队，往回路逃窜。斯捷潘诺夫和三百余个匪徒已经来不及脱身，经过一场战斗，二百七十个匪徒被打死或活捉，四十七人漏网，船上的赃物三千零八十张貂皮以及武器弹药被清军缴获。斯捷潘诺夫这个骄横剽悍的侵略头子也被击毙，结束了他穷凶极恶的可耻的一生。中国史籍中这样记载：“（顺治十五年秋七月庚戌）镇守宁古塔昂邦章京沙尔虎达等疏报：击败罗刹兵，获其人口、甲仗等物。命兵部察叙，以所俘获，分赐有功将士。”[96]

此后，斯捷潘诺夫的几百个残兵像一群游魂似的在黑龙江上东窜西扰，忽分忽合。他们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甚至连俄国新任“阿穆尔督军”巴什科夫派来的一小队增援部队，也被这伙已经失去理智的残余匪徒抢劫得精光。一六五九年，沙尔虎达死，他的儿子巴海继任宁古塔昂邦章京。一六六〇年，清军在巴海的率领下又在黑龙江下游进行扫荡。我国史籍中有如下的记载：

十六年（顺治十六年，即一六五九年），沙尔呼（虎）达卒，其子巴海代，寻授将军。十七年，巴海大败之（指俄国侵略者）古法坛村。[97]

顺治十七年秋七月丁丑，镇守宁古塔总管巴海等疏报：臣等率兵至萨哈连、松噶里两江合处，侦闻罗刹贼众在费牙喀部落西界，随同副都统尼哈里、海塔等，领兵前进，至使犬地方，伏兵船于两岸，有贼艘奄至，伏发，贼即回遁，我兵追袭。贼弃舟登岸败走，斩首六十余级，淹死者甚众。获妇女四十七口，并火炮、盔甲、器械等物。招抚费牙喀部落一十五村、一百二十余户。捷闻，命所司察叙。[98]

到一六六〇年，黑龙江中下游流域已全境肃清。斯捷潘诺夫的残部中，后来有十七人回到了尼布楚，另有一批人则逃回了雅库次克。据另一种说法，“在斯捷潘诺夫死后，剩下的哥萨克已经被中国人杀死在海上，只有很少几个人带着实物税回到了叶尼塞斯克”[99]。侵略者从黑龙江上被赶出去，这是俄国殖民政策的可耻失败，这是中国各族人民反侵略斗争的伟大胜利！

注释

[1]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第180页。

[2]潘克拉托娃主编：《苏联通史》第一卷，第253页，莫斯科一九五五年版。

[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904页。

[4]参见费舍：《俄国的毛皮贸易》，第120页。又，德国作家克兰在《西伯利亚毛皮贸易及其征服西伯利亚的意义》一书中也说：“黑貂促成了对西伯利亚的开发和征服，而且用它的皮子也支付了开发和征服的大部分费用。”

[5]莱特：《亚洲俄罗斯》，纽约一九〇一年版。

[6]《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29页，罗马一九六一年版。

[7]十七世纪初，俄国人扩张到西伯利亚东部的时候，对黑龙江流域的情形尚一无所知，当他们扩张到贝加尔湖附近时，听到了黑龙江的上游石勒喀河，当他们又向东扩张到阿尔丹河和鄂霍次克海滨时，又听到了黑龙江的支流精奇里江，当时的俄国史籍甚至把石勒喀河和精奇里江混而为一。

[8]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一章，列宁格勒一九二五年版。

[9]波雅科夫出发的日期，各书记载不同。有的书中说是七月二十五日（俄历七月十五日），此处根据《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53页。

[10]参见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上》，第11页，伦敦一八六〇年版。达斡尔人所说的是当时还住在盛京（沈阳）的清朝皇帝，第二年（即一六四四年）清帝才入关进北京。达斡尔人称清帝为博尔博依汗。

[11]弗纳德斯基主编：《俄国历史资料集》第一卷，第269页，耶鲁大学一九七二年版。

[12]同上书，第270页。

[13]佛拉迪米尔：《俄国在太平洋上和西伯利亚铁路》，第105页，伦敦一八九九年版。

[14]参见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上》，第13页。

[15]戈尔德：《俄国在太平洋的扩张（1641—1850）》，第40、38页，克利夫兰一九一四年版。

[16]佛拉迪米尔：《俄国在太平洋上和西伯利亚铁路》，第109页。

[17]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一章。

[18]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62页，注①，赤塔一九一六年版。

[19]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65页。

[20]参见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第121页，莫斯科一九五八年版。

[21]一六五〇年七月九日雅库次克衙门给服役人员叶·巴·哈巴罗夫的训令，见《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第56号文件，莫斯科一九六九年版。

[22]参见《清文鉴·地舆》。又，奕赓《佳梦轩丛著·清语人名译汉》（燕京大学图书馆出版）一书中说，雅克萨意为“涮滩河湾子”。

[23]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二章。

[24]佛拉迪米尔：《俄国在太平洋上和西伯利亚铁路》，第115页。

[25][26]《哈巴罗夫呈文（一六五二年八月）》，见列别吉夫等编：《苏联历史文选》第一卷，莫斯科一九四九年第三版。

[27][28]《哈巴罗夫呈文（一六五二年八月）》，见列别吉夫等编：《苏联历史文选》第一卷。

[29]戈尔德：《俄国在太平洋的扩张（1641—1850）》，第45页。其中，哈巴罗夫的话系根据《苏联历史文选》中哈巴罗夫的呈文校补。

[30]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73页。

[31]西清：《黑龙江外纪》。

[32]十九世纪中叶，俄国人马克在这里考察时写道：“瑷珲城，昔称托尔加，袭用上面提到的三个王爷之一的名字。”（马克：《黑龙江旅行记》第二章）

[33]迪·荷尔德《中国通史》中曾记载这个古城，把它叫作Aykom。据迪·荷尔德说：十五世纪初，明成祖和元朝的残余势力作战，把他们赶过了黑龙江，就在黑龙江北岸建立这座城堡，以防御蒙古人对黑龙江流域的袭击。书中说：“在北边（指黑龙江北岸），约十三里之遥，即有古代瑷康（Aykom）城的废墟。这座城是大明皇室最初的几位皇帝建造的……（永乐年间）最初的一系列战争，把蒙古人赶过了黑龙江……瑷康城就在这个时候、在永乐年间建造的，以便把他们（指蒙古人）限制在那里……看来，瑷康城曾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国通史》第四卷）

[34]《清世祖实录》卷四四，第5页，六年五月：“以巴尔达齐自井奇里乌喇率兄弟来归，授为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又《辽海丛书》第九集《雪屐寻碑录》卷一（第17页）载有《敕赐巴尔达奇（齐）碑文》，碑末记顺治十一年（一六五四年）五月十三日立。巴尔达齐当死于这年。《清世祖实录》卷九一，第17页，十二年五月：“以故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巴尔达齐弟之子英书袭职。”

[35]佛拉迪米尔：《俄国在太平洋上和西伯利亚铁路》，第117页。

[36]佛拉迪米尔：《俄国在太平洋上和西伯利亚铁路》，第117页。

[37]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76页。

[38]东海三部包括瓦尔喀部、渥集部、虎尔哈部。

[39]刘选民：《清开国初征服诸部疆域考》，载《燕京学报》一九三八年第23期。按：朱舍里或杜切尔，即“女真”之转音，实际上就是住在黑龙江中游和松花江下游的虎尔哈人，它是满洲的一支。后来清政府将他们编旗，称为“依扯满洲”（新满洲）。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编《苏联史纲》一书中说：杜切尔（朱舍里）人“住在黑龙江中游沿岸地区和松花江下游盆地”，“是农业居民，他们也打猎，用粮食和皮毛货做生意。政治方面依附于中国”，“杜切尔人主要在语言方面区别于达斡尔人，他们讲的是一种特殊的满语的方言”。根据这里所说杜切尔人的地望和生产、语言、政治等特点，杜切尔人就是清初的虎尔哈人。又，巴德利在《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197页）中也说：虎尔哈人可能就是杜切尔人。

[40]外国文献中的纳特克人和阿枪人就是指我国的赫哲人。赫哲族有很多名称和分支，它是靺鞨的后裔。据丁谦《新唐书北狄列传地理考证》说：“黑斤，本名黑哲，即靺鞨音转。”又“黑金”“黑津”“额登”都是赫哲的异译。赫哲族以捕鱼打牲为业，衣服用鱼皮制成，俗称鱼皮鞑子，又用狗拉车橇运输，故又称使犬部。杨宾《柳边纪略》称：“自宁古塔东北行千五百里，住松花、黑龙江两岸者曰薙发黑金喀喇，凡六。……又东北行四五百里，住乌苏里、松花、黑龙三江汇流左右者曰不薙发黑金喀喇，十数。”有的书上则把薙发黑金叫作赫哲喀喇，把不薙发黑金叫作额登喀喇（曹廷杰：《东北边防辑要》卷上）。外国文献把赫哲人叫作戈尔迪人（Goldi），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上》第二十章中对戈尔迪人作了详细的叙述。俄国文献则把赫哲人叫作纳特克人或阿枪人。《苏联史纲》一书中说：“在杜切尔人的下游黑龙江沿岸，从嫩江起，居住着纳特克人。他们是现在的那乃人的祖先。同基立亚克人杂居在一起的那些纳特克人，十七世纪时俄罗斯人称他们为阿枪人。”

[41]佛拉迪米尔：《俄国在太平洋上和西伯利亚铁路》，第117页。

[42]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76页。

[43]十九世纪中叶，马克到黑龙江上考察，在乌苏里江口的伯力附近找到了一个城堡的废墟，认为这就是哈巴罗夫的越冬地乌扎拉村。一八五八年，帝俄侵略中国的头子穆拉维约夫根据他的意见，在伯力建城，改名哈巴罗夫斯克，以纪念他的侵略前辈。但事实上马克的意见是错误的。曹廷杰明确指出：“乌扎拉村在今伯力下六百五十余里松花江（按：实为黑龙江）北岸银山地方。”（《东北边防辑要》卷下）

[44]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上》，第20页。

[45]佛拉迪米尔：《俄国在太平洋上和西伯利亚铁路》，第119页。

[46]俄文Даурия，即达斡尔地区，俄国史籍中指尼布楚周围地区，有时也把贝加尔湖以东直至整个黑龙江北岸都叫作“达斡里亚”。

[47]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三章。

[48]中国各族居民向清政府求援的情况是根据被俄人俘获的清兵所说，参见哈巴罗夫于一六五二年八月给雅库次克督军的呈文。

[49]曼考尔：《俄国和中国》，第25页，哈佛大学一九七一年版。

[50]《哈巴罗夫呈文（一六五二年八月）》，见《苏联历史文选》第一卷。

[51]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上》，第21页。

[52]戈尔德：《俄国在太平洋的扩张（1641—1850）》，第48页。

[53]《清世祖实录》卷六八，第24页，九年九月丙戌。

[54]戈尔德：《俄国在太平洋的扩张（1641—1850）》，第49页。

[55]谢苗诺夫：《西伯利亚的征服》，转引自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第15页。

[56]《哈巴罗夫呈文（一六五二年八月）》，见《苏联历史文选》第一卷。

[57]当时，我国黑龙江各族人民称俄国侵略者为老掐、老羌或罗禅、罗察、罗刹。

[58]《礼部尚书郎丘等题颁赏使狗地方诸屯头目本》（顺治十年三月十二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59]《礼部尚书郎丘等题使狗地方进贡貂皮本》（顺治十年三月初六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60]《礼部尚书郎丘等题沙哈连吴赖（黑龙江）索龙（索伦）进贡貂皮本》（顺治十年三月二十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61]一六五二年八月哈巴罗夫给雅库次克督军的呈文。

[62]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上》，第24页。

[63]关于哈巴罗夫匪帮的人数，众说不一，很多书上说从未超过四百人。但《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一书中说：“莫斯科表彰哥萨克们的功绩，于一六五二年赏给哈巴罗夫足赤金币，对他的二百名军役人员赏以新城金币，对七百名志愿人员赏以山雀金币。这还不足证明当时哈巴罗夫共有九百人吗？”（第一卷，第87页，注①）

[64]弗纳德斯基主编：《俄国历史资料集》第一卷，第272页。

[65]佛拉迪米尔：《俄国人在太平洋上和西伯利亚铁路》，第124页。

[66]稻叶岩吉：《清朝全史》（但焘译）第二册，第111页。

[67]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70页。

[68]《礼部尚书胡世安等题宜库塔等杀死赴京罗禅人本》（顺治十年十二月十三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69]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上》，第25页。

[70]参见朝鲜《李朝实录》影印本第三十六册，第344页，孝宗六年四月丁丑。

[71]“曰哈”当指“虎尔哈”，即我国朱舍里人。据边岌说：“自宁古（塔）行十四日，始抵曰哈。”

[72][73]朝鲜《李朝实录》影印本第三十六册，第344页，孝宗六年四月丁丑。

[74]戈尔德：《俄国在太平洋的扩张（1641—1850）》，第52页。

[75]《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第75号文件，《斯捷潘诺夫致雅库次克督军的报告》（一六五四年八月二日至三十日之间）。

[76]此处根据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但据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上》，别克托夫的队伍只有五十四人。

[77]戈尔德：《俄国在太平洋的扩张（1641—1850）》，第52页。

[78]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95页。

[79]《清世祖实录》卷八七，第18页，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丁丑。

[80]一六五五年不早于四月四日斯捷潘诺夫给雅库次克督军的呈文，见《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第80号文件。

[81]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94页。

[82]戈尔德：《俄国在太平洋的扩张（1641—1850）》，第49～52页。

[83]《平定罗刹方略》卷一。

[84]《平定罗刹方略》卷二。

[85]《礼部尚书郎丘等题枯儿凯补进缺家貂皮本》（顺治十年三月初六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86]《礼部尚书胡世安等题绰奇太等移居达把代地方本》（顺治十年十二月十三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87]《达斡尔族情况》。

[88]吴振臣：《宁古塔纪略》。

[89]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

[90]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97页。

[91]同上书，第93页。

[92]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上》，第31页。

[93]转引自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101页。

[94]弗纳德斯基主编：《俄国历史资料集》第一卷，第272页。

[95]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下篇，第三章。

[96]《清世祖实录》卷一一九，第4～5页，十五年七月十五日庚戌。

[97]《平定罗刹方略》卷一。古法坛又作古发廷，在伯力以下约二百里。

[98]《清世祖实录》卷一三八，第16页，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丁丑。

[99]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100页。

三、沙皇俄国入侵我国东北和我国各族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下）

1．俄国对我国尼布楚和贝加尔湖以东地区的侵略（一六五二—一六六五年）

一六六〇年，俄国侵略势力被驱逐出黑龙江中下游地区，这标志着十七世纪沙俄对我国侵略扩张的第一阶段的结束。

但是，一切侵略反动势力决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它们总要千方百计地图谋恢复已经失去了的阵地。俄国入侵黑龙江失败之后，并没有善罢甘休，它转而集中力量向我国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扩张，把这一地区视作卷土重来的跳板。

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河流交叉、山岭重叠、草木繁茂。这里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世世代代居住着中国的布利亚特蒙古人、喀尔喀蒙古人以及索伦族（通古斯）的各个部族。十七世纪俄国侵入黑龙江流域的同时，也在向贝加尔湖以东地区进行侵略扩张。黑龙江流域和贝加尔湖以东，不仅一衣带水，地理上相毗连，而且共同面临着俄国的侵略，两地人民反对俄国侵略的斗争相互呼应，相互支持，连成一体。他们的命运一直是息息相关的。

早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俄国政府就从叶尼塞斯克派出了以瓦西里·柯列斯尼科夫、伊凡·保哈鲍夫、伊凡·加尔金等人为首的几批哥萨克，侵入贝加尔湖以东，目的是强迫布利亚特蒙古人臣服于俄国，并在该地寻找金银矿。一六四八年，他们在贝加尔湖的东岸巴尔古锡穆建立了侵略据点，俄国名为巴尔古津寨堡。

一六五二年，野心勃勃的叶尼塞斯克督军阿法纳西·巴什科夫企图实现侵占贝加尔湖以东的计划。他派遣“百人长”彼得·别克托夫（Бектов，П）率领一百人，从叶尼塞斯克出发，沿着安加拉河到达贝加尔湖，又经色楞格河、希洛克河、音果达河至石勒喀河上（黑龙江的上游）。一六五四年初，别克托夫占领了尼布楚。

但是别克托夫没有能在尼布楚站住脚，当地的我国蒙古人和索伦人群起反抗。一部分索伦人向东南迁移到黑龙江的嫩江地区去了，“留下来的通古斯人（即索伦人）也表示对俄国人的不满。后来，他们把别克托夫包围在寨堡里，抢走了一些马匹，使土地荒芜。俄国人由于缺乏粮食而陷入极困难的处境”[1]。因此，别克托夫不得不撤离尼布楚，率领六十三人分成两队下窜到黑龙江中游，和斯捷潘诺夫会合。

当斯捷潘诺夫匪帮在黑龙江上被中国军队打得东窜西跑、陷入困境的时候，俄国政府就从这一困难局势中吸取了教训。它开始认识到：从北方雅库次克进入黑龙江流域不是一条安全适宜的侵略路线。这条路线长达几千里，中间是丛山峻岭，前线和基地的联系比较困难，增援和给养弹药没有保证，因此难以有效地镇压广大的中国各族人民的抵抗。

要侵占黑龙江地区，必须开辟新路线，建立新基地，即从西方的叶尼塞斯克进入贝加尔湖以东，巩固对贝加尔湖以东地区的占领。这条路线上有许多条相互衔接的河流可以通航，贝加尔湖以东广大的肥沃地带可以作为入侵黑龙江的跳板。

首先提出这一侵略路线的就是叶尼塞斯克督军巴什科夫，他向沙皇政府作了建议。《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一书中写道：

莫斯科政府没有冒险去同中国发生流血斗争，但是，也没有放弃占领阿穆尔河的计划。按照叶尼塞斯克督军阿法纳西·巴什科夫的报告，它决定为哥萨克各支队在外贝加尔地区建立一个立脚点。

俄国人在外贝加尔地区站住脚和定居下来并在石勒喀河上（黑龙江上游）建立一个中央据点之后，巴什科夫认为：从这里出发，可以不冒风险地逐步在阿穆尔边区扩张势力。

规模不太大，但是，比较有把握获得成功。

政府同意了巴什科夫的报告，并且提出：在外贝加尔地区设防是它今后的最近的目的。

计划的制定者被责成去实现这个计划。[2]

巴什科夫被任命为“阿穆尔督军”，前往黑龙江。一六五五年八月三十日（俄历八月二十日），沙皇颁发手谕，命令叶尼塞斯克发给火药、铅弹、薪饷、粮食，全力支援巴什科夫。

一六五六年七月，巴什科夫率领五百六十六名侵略军[3]从叶尼塞斯克出发。他沿着别克托夫走过的路线，越过贝加尔湖。一六五八年到达石勒喀河上，重占了尼布楚，他选择尼布楚作为指挥部所在地。

巴什科夫立即派人到黑龙江去寻找斯捷潘诺夫的下落，可是巴什科夫来晚了一步，斯捷潘诺夫已被打死，队伍已被击溃，俄国侵略势力已被逐出黑龙江。新任的“阿穆尔督军”巴什科夫的如意算盘落了空。

巴什科夫所能做的就是像他几年以前向沙皇政府建议的那样，努力巩固对贝加尔湖以东地区的占领。除尼布楚以外，他又建立了伊尔根斯克和捷列姆宾斯克寨堡，积聚力量，窥测时机，以便再次进入黑龙江。他为了加固这些侵略据点，以镇压当地蒙古人和索伦人的反抗，采取了极残酷的措施，驱迫他的部下和当地居民构筑工事：“人们弯着腰，在水里走着。冬天，把船拖过连水陆路。音果达河水浅，木筏很笨重，带节的笞棍粗大、鞭子尖厉，刑罚残酷，连打带骂，——人们忍饥挨饿，饱受折磨。有些人死掉了。”[4]

但是，被称为有雄心、有才干的巴什科夫并没有收到多大成效。尼布楚当地人民的反抗越来越激烈，巴什科夫部下的哥萨克大批地死亡或逃走。到一六六二年，巴什科夫带来的五百六十六个哥萨克，只剩下七十五人。俄国殖民主义历史学家瓦西里耶夫哀叹道：“到一六六二年，占据黑龙江边区的宏伟计划竟变成了泡影。”[5]

由于黑龙江上的俄国殖民军已被歼灭，沙皇政府撤销了“阿穆尔督军”，另设“尼布楚总管”，并派遣了军役贵族伊拉里昂·托尔布津[6]，接替巴什科夫为尼布楚总管。一六六二年，托尔布津到达尼布楚。

在托尔布津任尼布楚总管（一六六二—一六六七年）的时期内，当地人民不断起义。史籍中写道：

一六六二年七月，对伊尔根斯克寨堡作了第一次进攻。

尼布楚“城堡附近的通古斯人，人数并不多，但是只有用暴力才能征服他们。由于哥萨克人少，他们便拒绝交纳实物税。更有甚者，他们竟敢开始进攻有三十名哥萨克驻守的城堡”[7]。

托尔布津向叶尼塞斯克的求援报告中写道：“请求您，督军先生，从叶尼塞斯克增派一些军役人员来，送一些粮食贮备来……如果不增派军役人员和不送粮食贮备到尼布楚和伊尔根斯克。那末，我和军役人员将饿死在岗位上。”[8]

一六六四年，我国喀尔喀蒙古人进攻尼布楚。托尔布津又在报告中喊叫：“我们都处在蒙古人的包围中，并且快要饿死了。”[9]

如上所述，俄国在外贝加尔地区的殖民事业不很美妙。我们所看到和听到的是蒙古人民和通古斯人民的反抗，哥萨克的掳掠、逃亡，以及托尔布津的牢骚、怨言和求救。

尽管俄国在我国尼布楚地区还没有站住脚跟，但是一股股的俄国匪徒不断地向东窜扰，在黑龙江中游烧杀抢劫，逞凶作恶。这些匪徒遭到我国军民迎头痛击，被消灭在黑龙江上。俄国史籍中记载：一六六三年，巴尔菲诺夫率领六十八个匪徒，流窜到黑龙江中游，以后再也没有消息了。我国史籍中则记载：一六六四和一六六五年，宁古塔将军巴海两次消灭俄匪。据吴兆骞说：“老羌（指俄军）屡侵黑斤（赫哲）、非呀哈（费雅喀）诸种，宁古塔岁出大师救之。康熙三年（一六六四年）五月，将军巴海乘大雪袭破之于乌龙江。”[10]又据杨宾说：“康熙四年乙巳（一六六五年），阿罗斯率八十余人入索伦部，取貂皮而淫其妇女，卧未觉。宁古塔将军巴海轻骑往袭之，尽歼其军，脱者四人耳。”[11]

一六六五年以后，俄国在贝加尔湖以东稍稍站住了脚跟。同时，由于一六五四年乌克兰合并于俄罗斯而爆发的俄国与波兰之间的战争已经进行了十年多，俄波两国订约议和，战争暂时停止。沙皇政府初步控制了乌克兰地区，就又在远东增强其侵略力量。于是贝加尔湖以东地区的形势发生了变化，俄国侵略势力从巩固和防守转入了新的进攻和扩张。

2．俄国重占雅克萨和侵入楚库柏兴（一六六五—一六七五年）

一六六四年十二月，沙皇向叶尼塞斯克督军发出诏谕，“命令他加强外贝加尔地区的军事力量。向达斡尔地区各城堡送去一切适合当地需用的支援”[12]。

一六六七年，沙皇政府给外贝加尔的哥萨克颁赐奖赏，并传达命令，要求哥萨克“今后要为我们伟大国君服务并寻找财富，使我们伟大国君所有仓库得到收益，这项收益要持久牢固；我们沙皇陛下的西伯利亚领地面积就会不断扩大”[13]。

在沙皇政府的迭次严令下，西伯利亚各地向贝加尔湖以东输送了大批人员、粮食和物资。据说，一六七〇年就有二千零五十一人从北方沿海各城市经上图里耶到西伯利亚去，其中大部分人到了贝加尔湖以东地区。[14]同时，驻扎在这里的俄国侵略军的薪饷、待遇，也有了调整和提高。除发给现金以外，还发给粮食和各种实物用品。

力量不断增大的俄国侵略军为执行使“沙皇陛下的西伯利亚领地面积不断扩大”的指示而卖命。一六六五年，他们同时向两个方向出动：一个方向是东进，再次窜犯我国黑龙江流域，重占雅克萨；一个方向是南下，侵占我国喀尔喀蒙古管辖下的楚库柏兴（即色楞格斯克）。因此，中俄两国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俄国重占雅克萨是通过以尼基伏·切尔尼戈夫斯基（Черни‐говcкий，Никифор）为首的一群逃犯而实现的。切尔尼戈夫斯基是波兰人，一六三八年被沙皇政府流放到叶尼塞斯克。他善于巴结上司，因而被提拔为殖民农场的工头和熬盐场的监督，还当上了伊里姆斯克督军奥布霍夫的卫队长。他是当地的地头蛇，平日啸聚一班土匪恶棍，杀人越货，横行不法，坐地分赃。可是，在那个“大鱼吃小鱼”的相互倾轧的社会里，他的老婆却被更有权势的督军奥布霍夫看中和霸占了[15]，因此，他和奥布霍夫结下了深仇。有一次，在勒拿河上举行集市，奥布霍夫前去收税，满载了搜刮来的许多赃物而归。半路上，切尔尼戈夫斯基纠集了三十四个同伙进行复仇，杀死了奥布霍夫，抢走了赃物。他们犯下了“戕杀长官，抢劫国库”的滔天大罪，索性向南侵入中国境内，沿途裹胁、集合起一支八十四人的队伍，来到黑龙江上。一六六五年冬，占领了雅克萨。

切尔尼戈夫斯基等以雅克萨为巢穴，在中国领土上大烧大杀，无恶不作，遭到我国军民的英勇抵抗，“有一次出动时，他（指切尔尼戈夫斯基）的一伙中有十三人被通古斯人（我国索伦人）打死了”[16]。一六六八年（康熙七年），有一个名叫“依番”的俄国兵在战败后向清军自动投降。[17]一六六九年，切尔尼戈夫斯基又率领七十个匪徒，沿黑龙江下窜，烧杀抢劫。由于他们是一批逃犯，得不到西伯利亚方面的供应，因此他们在黑龙江上完全以掠夺中国各族人民为生。

不久以后，这群逃犯和沙皇政府的关系就完全改变了。一六六九年，切尔尼戈夫斯基在中国各族人民的反抗压力下，开始寻求俄国政府的支持，计划和尼布楚方面联系。第二年，他送了九十三张貂皮到尼布楚去，作为贡税，表示自己仍为沙皇政府效忠。第三年，又直接派人到莫斯科去，向沙皇报告他们重占雅克萨的功绩，请求沙皇赦免他们过去的罪行。沙皇政府对于这批带回来一大片侵略领土的悔罪回头的“浪子”表示万分欢迎。他们的侵略“功勋”当然不能泯灭，但是对于“戕官劫库”、危害沙皇统治的大罪也不能不有所惩处，以儆效尤。于是，在莫斯科的精心设计之下，演出了一场一边审判一边赦免的丑剧。切尔尼戈夫斯基等人被召往莫斯科。一六七二年三月二十五日，他和同谋犯十七人被判处死刑，从犯四十六人被判处断臂或鞭笞，以表示沙皇的统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可是到了三月二十七日，在庆贺沙皇生日的名义下，宣布特赦，对切尔尼戈夫斯基等人的判决全部一风吹掉。这样一出表演，既保持了沙皇统治的尊严，又洗刷掉了切尔尼戈夫斯基等人的罪名，把这班杀人越货的强盗变成正式的俄罗斯官兵。切尔尼戈夫斯基被任命为雅克萨的长官，他的部下得到了政府饷金两千卢布。“这笔款子在当时是很可观的数字。可以想象，哥萨克们是多么高兴地接受这样的恩典啊！”[18]

一六七四年，雅克萨正式编入尼布楚总管区。

在切尔尼戈夫斯基重占雅克萨的同时，俄国侵略势力又向贝加尔湖以南扩张。一六六五年九月，以瓦西列夫和洛夫佐夫为首的一队俄国侵略军深入我国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所属的楚库柏兴，建立侵略据点。

楚库柏兴，亦称色楞格地方，俄国称为色楞格斯克（Ceлeнгинск），位于色楞格河和楚库河的汇流处。这里，山陵起伏，林木葱郁，周围多水草丰美的河谷和草地，是我国蒙古人民的传统牧场。色楞格河从蒙古高原流来，蜿蜒北去，注入波涛汹涌的贝加尔湖，渡过贝加尔湖，沿安加拉河西航，可达叶尼塞斯克；向北经乌丁斯克、巴尔古津，和勒拿河接连；向东经过希洛克河、音果达河、石勒喀河，和尼布楚、雅克萨一水相通；向南溯色楞格河、鄂尔浑河而上，可以进入喀尔喀蒙古的腹地。它是外贝加尔地区四通八达的战略要地。

中国的喀尔喀蒙古领袖土谢图汗（名察珲多尔济，亦称斡齐尔赛音汗）对俄国的侵略再三提出抗议。一六六八年，蒙古使者库留克宰桑曾到莫斯科去，向沙皇政府递交信件，抗议俄军侵占楚库柏兴。一六七三年，土谢图汗和他的两个兄弟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蒙古的喇嘛教领袖）和巴图尔珲台吉又派青巴图尔和佐里克图等去莫斯科，要求俄军撤出楚库柏兴，并向沙皇表示：如果俄国停止扩张，他们愿意同俄国和睦相处，友好往来，但如果俄国继续侵略蒙古，蒙古人民将起而抵抗。沙皇政府蛮横地答复说：“俄国人奉命驻在该地，决不撤出色楞格斯克（即楚库柏兴）。”[19]

从俄国侵略军踏上贝加尔湖以东土地的那一天开始，中国北方各族人民，包括喀尔喀蒙古人、布利亚特蒙古人以及索伦人不断地进行反对俄国占领军的斗争。俄军胆战心惊地蹲在城堡里，不敢越雷池一步。一六六六年，叶尼塞斯克督军向沙皇报告说：

哥萨克们不敢走出城堡到蒙古境内去打听真实的消息。许多汗国和不同的王国（指蒙古的各部落）都与色楞格斯克城堡毗邻，因此该地的人口是稠密的。简直没有人能从色楞格斯克出去侦察新的蒙古地区。[20]

此后，外贝加尔地区的抗俄斗争络绎不断，声势越来越大。一六六八年，蒙古某部的谢伊贡台吉曾经攻打贝加尔湖以西的巴拉甘斯克、上连斯克和伊里姆斯克。一六六九年，有一万五千个蒙古人放牧到离尼布楚只有一天路程的地方，当地的索伦族人民在蒙古人民的支援下，纷纷起来，拒绝向俄国占领当局交纳贡赋。这些蒙古人在尼布楚附近放牧达两年之久，到一六七一年才离开，吓得躲在尼布楚城堡里的俄国侵略军日夜惊魂不定。一六七〇年四月，有五个哥萨克闯到索伦族牧民处收税，“通古斯人（索伦人），甚至胆大到夺取了哥萨克们的马匹，还想杀死他们。晚上，收税的哥萨克逃跑了，乘坐筏子逃到涅尔琴斯克（尼布楚）去了”[21]。一六七一年，尼布楚总管阿尔申斯基给叶尼塞斯克督军的信中说道：“他们（指驻在尼布楚及其附近伊尔根斯克、捷列姆宾斯克的俄国侵略军）被蒙古人围困在这些城堡里，饿得奄奄待毙。”同时，楚库柏兴的形势也非常紧张，在告急文书中，“请求给他们增派军役人员以抵御邻近的蒙古台吉”。

一六七四年十一月，巴翁托夫寨堡（在巴尔古津附近）爆发了一场大起义，我国索伦族的金迪吉尔部和契卡吉尔部在其领袖蒙戈和德尔布格的领导下，袭击了巴翁托夫寨堡，打死打伤俄国侵略军，解放了许多被扣押的人质，夺取了俄国国库。[22]起义者随即向东南方向撤退，俄军从各个城堡出动，追击堵截，起义军边战边走，经过尼布楚和雅克萨，摆脱了敌军的追赶，撤退到额尔古纳河以东我国腹地根河流域。一直到一六七五年，俄国侵略者仍不死心，雅克萨的俄军悍将切尔尼戈夫斯基率领三百人长驱直入，进入我国东北腹地根河流域，寻衅挑战，还妄想把这批索伦族起义者劫夺回去。

一六七四年，俄军对布利亚特蒙古人发动大规模进攻。有一批布利亚特人本来在鄂嫩河、乌德河流域放牧，“他们人数很多，不承认俄国政权。舒利金（尼布楚的俄国总管）得到大炮、火药和炮弹之后，就决定开始行动”[23]。于是，在乌德河谷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参加战斗的有三千名布利亚特人，而俄国方面也纠集了尼布楚、雅克萨的全部侵略军，结果，俄军依靠大炮、火枪得到了“胜利”。舒利金“在残酷地蹂躏了蒙古牧马人之后，建立了叶拉文斯克，目的是保留纳税的通古斯人”[24]。

战败的布利亚特人并没有放弃斗争，他们转移到鄂嫩河上游，仍继续抗击侵略军。布利亚特人“常常赶走俄国人的牲畜和马群”，俄军到各处勒索贡赋，“在行军时，他们常常死于途中”[25]。

舒利金在战胜之后，又对另一批布利亚特人进行残酷迫害，这批布利亚特人在多年以前被俄军从巴尔古津驱赶到尼布楚一带。这时，他们和俄方约定愿意离开尼布楚往南方去放牧，舒利金假惺惺地同意他们和平撤离。但是，布利亚特人走到中途，却遇到尼布楚派来的追兵的突然袭击，队伍大乱。俄国侵略军充分发挥了屠杀、抢劫的强盗本领，“向秩序混乱的布里亚特人群扫射”[26]。舒利金就是采取这种阴谋突袭的办法取得了血腥的“胜利”。

中国的大批布利亚特人在辽阔广大的外贝加尔草原上，在自己可爱的故乡已经找不到立足之地。他们离乡背井，到处流浪，忍饥挨饿，坚持斗争。后来，他们中间很大一部分人回到祖国的怀抱，投奔了喀尔喀蒙古的车臣汗（巴布，或称岱青珲台吉），成为车臣汗的部属，定居于额尔古纳河以东，他们就是今天我国境内陈巴尔虎人的祖先。

一六七五年，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以及巴图尔珲台吉又派遣加尔姆·比利克图前往莫斯科，抗议俄军在外贝加尔地区的种种罪行。比利克图向俄国政府严正地指出，俄军“对我们纳税人民进行了战争，抓走了我们的许多人和妇女、儿童、牲畜。我们纳税人民塔布努特族（即布利亚特人）所住的地方被破坏了，我们的许多人从被蹂躏的地区，逃徙流浪”，“色楞格斯克的哥萨克欺压、戕害蒙古居民，直至打死他们”[27]。比利克图要求撤回俄军，并释放被抢去当人质和奴隶的蒙古人。俄国政府仍然蛮横地拒绝这些要求，声称“任何时候都不会释放这类人”[28]。

总之，贝加尔湖以东的反侵略斗争此伏彼起，一直没有停息下来。一六七五年，俄军建立色楞格斯克已有十年之久，尼果赖·斯帕法里出使北京路过这里的时候，对当地的形势有如下的描述。

由于色楞格斯克的哥萨克人数很少，不能够使人数众多的蒙古人和通古斯人向陛下纳贡臣服。[29]

色楞格河的发源还不清楚，因为蒙古人不让哥萨克沿该河上溯超过五天路程。[30]

在尼果赖前往尼布楚的路上，俄国方面探知：有五百名塔布努特人集结于鄂嫩河谷，准备袭击尼布楚。同时尼布楚总管舒利金给尼果赖的信中说：“这里的布利亚特人又造反了，武装起来，赶走了纳贡的通古斯人的马匹。珲台吉（喀尔喀蒙古车臣汗巴布）也派人到尼布楚来要求释放人质和奴隶，并声称要向我们开战。”[31]

这是尼果赖在一六七五年路过这里的时候对当地斗争形势的一瞥。斗争在继续，一直持续到一六八九年《尼布楚条约》签订的时候，并且它和黑龙江上的抗俄斗争密切联系，成为一体。

3．俄国在我边境地区建立的殖民统治，根特木儿匪帮的叛变投俄

可以看出：十七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俄国的侵略策略比五十年代有了明显的改变。在五十年代，波雅科夫、哈巴罗夫、斯捷潘诺夫匪帮在黑龙江上进行无后方的长距离流窜，深入我国国内，抢劫骚扰。他们到处遇到我国各族人民和清军的抗击，以失败告终。六十年代以后，俄国侵略者避免孤军深入和无后方作战，而采取了建立堡寨、逐步推进的策略。他们在我国边境抢占据点，修筑工事，开辟道路，利用优势火力和坚固的工事，镇压居民的反抗，使据点和后方的联络保持畅通，并且从乌龟壳里派出兵力，去开辟新据点。侵略者每推进一步都要在当地派驻军队，设置殖民机构，勒索贡税，绑架人质，修造教堂，建立奴隶农庄，并且竭力拉拢、收买当地上层分子做鹰犬，加紧镇压人民的反抗。

这样，在六十年代以后，俄国侵略者从贝加尔湖到黑龙江流域，建立了殖民统治。在这块殖民地上，尼布楚、雅克萨、楚库柏兴是最重要的侵略据点。这三个据点分别控制了黑龙江和色楞格河的水路交通。此外，还有一些较小的据点：巴尔古津、乌丁斯克、捷列姆宾斯克、伊尔根斯克、叶拉文斯克等。

尼布楚区同叶尼塞斯克城堡之间的交通，由于这些据点而得到保障。

罗马殖民主义者的原则在这里充分实现了。这个原则就是：在新的国家内部开辟道路和保证交通，就意味着已征服了这个国家。

俄国人在上述设立在水路上的据点里加强防御，使非俄罗斯人分离，把人口稀少的外贝加尔边区变为征收实物税区。[32]

征收的实物税，主要是貂皮和其他贵重毛皮。这是当时俄国对外输出的大宗货物。尼布楚总管区每年要向沙皇的国库交纳大量的毛皮。此外，俄国殖民当局还征收牲畜、鱼类、野果和其他农牧产品。居民的车辆、船只也经常被征调，供运输之用。当时，“在俄国人刚刚定居的地方，极其缺乏劳动力和牛马牲畜。把蒙古的马匹和牛羊成群地赶到西伯利亚城市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33]。

为了勒索牲畜、毛皮和其他贡税，俄国殖民当局普遍推行野蛮的人质制度，到处捕捉居民，关押在据点里，逼迫人质们的亲族交纳牲畜、毛皮或从事无偿劳动。因此，每个侵略据点的周围都有一批牧民的帐篷，这就是人质们的亲族居住的地方，如一六七五年，仅有三十名哥萨克的小据点捷列姆宾斯克周围就住着二百名索伦族牧民，“他们每人要向沙皇交纳五张貂皮，以保证关押在城堡中的人质们的生命安全”[34]。

在俄国殖民统治下，当地盛行奴隶制度。“沙皇的督军、总管、商人和富裕的哥萨克在十七世纪后半期也利用立卖身契的奴隶以及一部分雇农的劳动来开辟耕地。”[35]那些披着宗教外衣的俄国传教士在掠夺土地和贩卖奴隶贸易中十分活跃，“寺院是最重要的土地占有者。西伯利亚东部的寺院在十七世纪利用了女性人口的不足，购买被掳的布利亚特和蒙古妇女，为她们施洗，然后把她们嫁给俄罗斯的自由‘流浪人’，借以从他们那里取得为寺院耕种田地和为寺院尽种种义务的卖身契”[36]。

在这块殖民地上，督军和总管是代表沙皇行使最高权力的土皇帝，他们专横残暴，贪污营私。一六七三—一六七六年，任尼布楚总管的舒利金就是一个臭名昭彰的刽子手。他贪婪暴虐，为所欲为，“把知名的非俄罗斯人的妻子抢来，霸占为妾”[37]。他为了抢夺财产，随意把人脱光衣服，进行笞杖，甚至把人活活烧死。他的残酷统治激起当地居民强烈的反抗，甚至他的部属也发生内讧，把他赶下了台。一六八〇年，任尼布楚督军的沃依科夫也由于克扣饷银、贪污舞弊而下台。连今天竭力为老沙皇殖民政策作辩护的社会帝国主义的御用文人也不得不承认：“沙皇的督军们往往残暴专横，征收苛捐杂税，以饱私囊，种种暴行，无所不有。”[38]“上层人物最肆无忌惮地剥削土著居民。督军、总管、哥萨克头目和其他西伯利亚行政当局的代表残酷地迫害俄国移民和土著居民，因而引起土著居民常常起义。”[39]

俄国侵略者除了实行直接的军事镇压和经济剥削之外，又收买当地各族居民中的上层分子，以加强其统治。俄国殖民当局在各部族的汗、台吉、宰桑之间进行挑拨和拉拢，给他们种种特权、赏赐，引诱他们背叛祖国，受东正教的洗礼，宣誓加入俄国国籍，做沙皇的臣民，还把征收贡赋的权力交给他们，甚至支持他们编组武装力量。一小撮民族败类在侵略者的引诱下甘心认敌作父，为虎作伥，成为俄国殖民者的得力爪牙。他们“都拥有大量畜群，他们把兀鲁思（封建领地）贫民的毛皮据为己有，用来跟俄罗斯人以及西伯利亚的邻近部落进行以货易货的交易。他们剥削奴隶和兀鲁思贫民的劳动。为沙皇国库征收毛皮实物税的权力更加强了酋长和舒林加对其本部落人的统治权”[40]。

在这一小撮民族败类中，根特木儿是一个最突出的典型。他的问题是中俄冲突中的一根重要的导火线。

根特木儿是我国索伦族某部的一个封建牧主，以前在石勒喀河和音果达河一带游牧。一六五四年，当别克托夫率领的俄国侵略军第一次强占尼布楚，很多索伦族人向东逃避，渡过额尔古纳河，根特木儿也率领他的部族内迁到根河和海拉尔河一带。不久，他又随同清军参加了呼玛战斗。清朝政府把他的部族编为三个佐领。根特木儿接受了清朝的官职，封为四品官，每月领取政府的俸饷。但后来他受到俄国殖民主义者的引诱，于一六六七年率领其亲属四十人背叛祖国，逃奔尼布楚，乞求俄国侵略者的庇护。俄国殖民当局对这个叛徒十分重视，利用他来挑拨离间，破坏我国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他欺骗、诱惑和劫持了当地部分居民为俄国侵略利益出力卖命，又曾唆使同伙巴卡伊宰桑裹胁了一部分杜利加尔人和巴雅尔人归附俄国。在俄国殖民当局的大力支持下，根特木儿组织了一支武装力量，经常劫掠和骚扰我国边境，并随同俄国侵略军，对喀尔喀人、布利亚特人作战。根特木儿是一个凶恶可耻的叛徒，是俄国殖民当局的忠实走狗。俄国的史籍中这样写道：“根特木儿有九个妻子、三十个儿子和三百名武装以长矛盔甲的战士。他的人是‘善战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达斡利亚各城堡的依靠力量。”[41]

在中俄两国的历次交涉中，清朝政府屡次要求俄国政府将根特木儿引渡给中国，沙皇政府一直拖延，拒绝交出。这个问题成为中俄两国交涉中的一个重要的争端。

4．早期的俄国来华使团巴伊可夫使团（一六五六年）

俄国在西伯利亚进行扩张时探知：在自己前进方向的东南，在西伯利亚许多部族以外的遥远的地方，就是欧洲人一直盛称的繁华富庶的中国所在。他们渴望前往中国，开辟一个新的市场，“在十七和十八世纪，中国市场对于俄国的国家和私人商业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42]。

从十七世纪初起，一批又一批既是贸易商队又是政府使节的俄国人纷纷来到中国厄鲁特蒙古和喀尔喀蒙古地区。这些人窜进我国领土，东窥西探，寻找道路，刺探情报，以至拉拢分化中国地方当局，进行颠覆分裂活动。

一六一六年，俄国托博尔斯克地方当局派遣使节到中国喀尔喀蒙古的领袖硕垒乌巴什（俄国称阿尔金汗）处[43]，从那里得到了关于明王朝的许多消息。两年以后，经过蒙古地方当局的引介，俄国第一次向北京明王朝派出了使节。[44]

一六一八年（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俄国托博尔斯克督军库拉金奉沙皇之命派遣彼特林和孟多夫去探寻中国。他们经过了吉尔吉斯境，来到了硕垒乌巴什处，硕垒乌巴什派人护送他们去北京。这年九月，彼特林和孟多夫到达北京。中国官员交给他们一封信件，信件中以万历皇帝的名义表示：欢迎俄国人到中国来进行贸易。[45]彼特林和孟多夫于一六一九年初夏回到托博尔斯克，带回了关于中国的耳闻目睹的第一手消息。

以后，据说又有一个俄国使节从中国带回了明朝崇祯皇帝于一六四二年颁发的信件。[46]

一六五三年，当时哈巴罗夫匪帮入侵黑龙江流域，遭到我国军民的坚强抵抗。沙皇政府一面在考虑向中国派遣远征军；一面派出了以费多尔·依萨考维奇·巴伊可夫（Бaйкoв，ф，И）为首的使团，前来北京。其任务是向中国皇帝呈递国书，建立外交联系，进行贸易，收集情报，摸中国的底，以便进行军事的、经济的侵略。

沙皇政府指示巴伊可夫取道西伯利亚和中国的准噶尔地区，前往北京，向中国皇帝当面递交国书和礼物，要求两国遣使、通商，并秘密地探询中国皇帝对俄国的意图，了解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礼仪和宗教，中国人在跟什么人打仗，为什么打仗，中国生产和进口什么货物，中国的税则制度，农产物情况，从俄国到中国去的道路，等等。俄国政府拨给巴伊可夫五万卢布，作为在西伯利亚和中国进行贸易的资金。沙皇政府所发国书的签署日期是俄历七一六二年二月十一日（即一六五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三月，俄国派布哈拉人谢特库儿·阿布林先行出发，作为巴伊可夫的先遣使节。阿布林于一六五五年（顺治十二年）到达北京，得到顺治帝的敕书和礼物[47]，返回俄国。但阿布林在回国途中和巴伊可夫走岔了路，没有碰到。

一六五四年五月底，巴伊可夫从托博尔斯克出发，沿额尔齐斯河上溯。这年年底到达我国准噶尔部领袖阿布莱台吉的驻帐地。使团在这里停留了半年之久。一六五五年六月，阿布莱台吉派人护送俄国使团，取道斋桑湖，翻越阿尔泰山，经蒙古地区。[48]一六五六年三月十四日，巴伊可夫使团到达北京。

巴伊可夫使团在北京停留了半年。据巴伊可夫自己说：他在北京受到清政府苛刻的待遇，被禁闭在住所里，行动不得自由。显然，巴伊可夫歪曲了事实真相。当时，和巴伊可夫同时在北京的荷兰使团目睹俄国使团的活动。他们写道：“一开始，俄国使臣受到优厚的待遇，使臣和他带来的人可以自由地出入，随意购买或出售东西。一个月以后，由于俄国人行为不端，经常在北京逛妓院，惹是非，耍流氓。因此，限制了他们的自由，但仍允许他们常常上街。”[49]

巴伊可夫到达北京以后，清政府要求他先交出国书和礼物，然后由顺治皇帝接见他，而巴伊可夫则坚持必须在顺治皇帝接见时才交出国书和礼物。巴伊可夫本来是级别最低的信使[50]，却要求清政府以最高的规格来接待他，争执相持了半年之久，无法解决。巴伊可夫在北京居住半年，已经搜集了俄国政府所需要的大量情报，并不在乎是否呈递国书，因此他在礼仪细节上寸步不让，形成了僵局。最后，巴伊可夫没有见到顺治皇帝，原封不动地携带沙皇的国书和礼物回国。据清朝官方记载：“十三年，（俄国）遣使奉表来朝贡方物，以来使不谙朝仪，却其贡而遣还之。”[51]一六五六年九月，巴伊可夫离开北京，没有见到顺治皇帝。

中俄两国早期使节交往中碰到程序、礼节以及语言方面的障碍，这是可以理解的（巴伊可夫使团和清政府交往时，将俄语译成蒙古语，然后再译成满语。担任翻译的是准噶尔阿布莱台吉所派的译员[52]）。但是，中俄两国之间产生隔阂的主要原因是俄国侵入黑龙江流域，杀人放火，造成了中俄之间的紧张形势。巴伊可夫到达北京，正是黑龙江上发生激烈战斗的时刻，清政府对俄国使团抱有怀疑和警惕。清朝官员对巴伊可夫说：“你作为使节到这里来，可是哥萨克却在向我们作战。”巴伊可夫无言可对，只得抵赖说：“这些人是匪徒，他们的行动没有得到沙皇的命令。”[53]

巴伊可夫使团没有呈递国书就回俄国去了，一六五八年夏，使团回到了莫斯科。这次出使，历时四年，获得了关于中国的大量情报，完成了摸底的任务。一个外国作家说：“巴伊可夫的出使虽然在外交上失败了，但从搜集情报的观点着眼，是成功的，使者向莫斯科提供了关于北京和中国的详细报告。”[54]巴伊可夫又带回了大批丝绒、绸缎、珍珠、宝石、白银、香料、大黄等货物。巴伊可夫的出使尽管“道路艰难，旅程漫长，而且归途缺乏车辆，以致开支浩大，却仍然给沙皇的国库带来了一定的利益”，“不仅没有使人对于同中国建立贸易关系的意图感到失望，反而促使沙皇政府力图在对中国的贸易上取得商业利润”[55]。

巴伊可夫使团回国以前，俄国已在筹划再派遣使节。一六五八年，伊凡·佩尔菲利耶夫和谢特库儿·阿布林以“信使”的身份前来中国，其任务着重于和中国进行贸易。他们携带了沙皇的国书、礼物和其他商品，于一六六〇年夏（顺治十七年五月）到达北京。使团向清政府递交了国书和礼物，但是由于国书中措辞傲慢，顺治皇帝没有接见使团。

佩尔菲利耶夫和阿布林于一六六二年十一月回到莫斯科，携回了清政府赠送的缎子、丝绒、毛皮、茶叶等礼物以及共值九百六十九卢布的中国商品。

我国史籍中关于阿布林的两次来华和巴伊可夫使团有如下的记载：

先是，鄂罗斯国察罕汗（即沙皇），于顺治十二年遣使请安，贡方物，不具表文，因其始行贡礼，赉而遣之，并赐敕书……（按：此为阿布林于一六五五年首次至北京）

后于十三年又有使至，虽具表文，但行其国礼……于是部议：来使不谙朝礼，不宜令朝见，却其贡物，遣之还。（按：此指巴伊可夫使团于一六五六年至北京）

后阅岁，察罕汗复遣使赍表进贡，途经三载，至是始至。表内不遵正朔，称一千一百六十五年[56]，又自称大汗，语多不逊。下诸王大臣议，咸谓宜逐其使，却其贡物。奏入，得旨：察罕汗虽恃为酋长，表文矜夸不逊……鄂罗斯远处西陲，乃能遣使奉表而来……来使着该部与宴，贡物察收。察罕汗及其使，量加恩赏，但不必遣使报书。尔衙门可即以表文矜夸不逊，不令陛见之故，谕其故而遣之。（按：此指佩尔菲利耶夫和阿布林于一六六〇年至北京）[57]

此后，沙皇政府又几次组织了商队来中国，这些商队由国库供给资金，主要任务是商业性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谢特库儿·阿布林的第三次来华。一六六九年，阿布林以商队领袖的身份带来了价值四千五百卢布的俄国商品，主要是各种毛皮，还有呢绒、红珊瑚珠、望远镜、自鸣钟等。阿布林受到康熙帝在御花园中接见，并参加了三次宴会，得到清政府赠送的绸缎、丝绒、银环、茶叶等价值一千零五十五卢布的礼物，阿布林出售俄国商品，购买中国的丝绸、棉布、宝石，他回国后交给国库的货物，价值一万八千七百五十一卢布，俄国政府所得利润在四倍以上。因此，俄国政府兴高采烈，西伯利亚事务衙门详细地调查了中俄贸易的道路和各种商品，向沙皇建议再派遣商队到中国来，它计划把一万零一百六十三卢布的皮货运往中国，预期可以获利三万四千五百九十三卢布。沙皇为了垄断对华贸易，于一六七七年下诏禁止一切没有得到沙皇许可的俄国私商擅自到中国来进行贸易。这时候，俄国对华的经济侵略已和领土扩张紧密配合，双管齐下了。

5．米洛瓦诺夫来华（一六七〇年）

就在阿布林商队来华的那一年，即一六六九年（康熙八年），中俄两国在地方一级进行了外交接触。这次外交接触是由于一六六五年俄国重占雅克萨和一六六七年根特木儿叛逃尼布楚而引起的。

清朝政府并不了解俄国在西伯利亚迅速扩张的局势，甚至还没有确切弄清楚再一次跑到黑龙江上来抢劫骚扰的这批强盗是从哪里来的，是什么国家的人。当时，流放在卜魁的一个清朝官吏写道：“本朝控制诸彝，受人参貂狐皮贡，爰留卒以戍之。有逻车国者嬲诸彝，使不得贡，敌之不胜，又动大众，勤舟师，遂择八旗旗八十人长戍焉。复立牛录章京梅勒昂邦以重其任。逻车亦不知其国在于何所？云舟行万二千里，不知其疆，所遇皆擅鸟枪。”[58]

为了弄清楚边境上的情况，并希望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争端，清政府早在一六六六年就派了索伦人切普切乌尔等为使者，到尼布楚去。但是，中国使者受到了俄国方面极其粗暴无礼的待遇。尼布楚俄国总管托尔布津“将该使者切普切乌尔拘留在涅尔琴斯克堡，加以镣铐，禁锢达三个月之久”[59]。

领土被入侵，人民被屠杀，使者被监禁，边境上的事态越来越严重，清政府不能不进行作战准备，以抗击卷土重来的俄国侵略者。当时，住在东北宁古塔的吴振臣说：“余五岁（按：吴振臣生于康熙三年，公历一六六四年，他五岁时是康熙七年，公历一六六八年）……时逻车国人造反（原注：又名老羌，即俄国），到黑龙江诸处抢貂皮，锋甚锐，其国在大洋东相去万里。……人皆深眼高鼻，绿睛红发，其猛如虎，善放鸟枪。有名西瓜炮者，其形如西瓜，量敌营之远近，虽数里外，必到敌营始裂，遇者必死……将军上疏求救，即奉部檄，凡流人随旗下及逾六旬者，著一概当役。选二百名服水者为水军，习水战；又立三十二官庄，屯积粮草。”[60]

另据清朝官员马喇在七年以后追述一六六九年的情形：“皇上的一个臣属根特木儿带领他的部落逃到尼布楚去了。罗刹强盗占据了石勒喀河上的尼布楚。当皇上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命令我带六千人和十门炮去抵抗。那时候，我还只是一个郎中（按：马喇时任理藩院郎中）。于是盖奈帖木儿和我集合了六千人，带着两门炮，从北京到卜魁。”[61]

因此，到十七世纪六十年代之末，由于俄国不断入侵，中俄之间已有爆发战争之势。但是清政府在第一次遣使失败以后再一次作和平努力，于一六六九年冬派沙拉岱等四人到尼布楚去。尼布楚的俄国殖民当局获知中国东北境内备战的消息，知道清政府将认真地对待边境入侵事件，就改变策略，收起狰狞面孔，装出愿意谈判的样子，以麻痹清政府，使其抵抗意志松懈下来。这样，中国使者沙拉岱开始和俄国当局进行了接触。

一六七〇年四月，沙拉岱等九人携带政府信件第二次去尼布楚，邀请俄国当局派人到北京来进行谈判。俄国的尼布楚总管达尼洛·阿尔申斯基派伊格纳季·米洛瓦诺夫（Милованов Нгнатнй，中国史籍中称英那蒂）等十人随同沙拉岱到卜魁，并由此赴北京。

米洛瓦诺夫带来一份俄国文件，由阿尔申斯基盖印发给。米洛瓦诺夫向清朝官员宣读并递交了这份文件。其中要求清政府对俄国使节“放行无阻”；俄国商人“准在中国及两国境内自由营商”；中国要求引渡根特木儿之事，已向沙皇请示，须待沙皇批准；要清政府制止中国居民在雅克萨“杀人抢劫”；特别荒谬的是，要求中国皇帝臣服于俄国沙皇，向沙皇交纳贡赋。文件中写道：

领有全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独裁大君主皇帝及大王兼领多国之俄皇阿列克歇伊·密哈依洛维赤陛下，皇威远届，已有多国君王归依大皇帝陛下最高统治之下，而大君主大皇帝陛下无不宽爱保护于其皇恩浩荡之中，彼中国皇帝亦应尽力求得……阿列克歇伊·密哈伊洛维赤陛下之恩惠，归依大皇帝陛下最高统治之下。……阿列克歇伊·密哈伊洛维赤陛下必将爱护中国皇帝于其皇恩浩荡之中，并保护之使免于敌人之侵害，彼中国皇帝可独得归依大君主陛下，处于俄皇陛下最高统治之下，永久不渝，并向大君主纳入贡赋。[62]

尽管俄国这个文件中提出了十分荒谬的要求，但清政府当时缺乏精通俄国文字的译员，不了解其中的全部含意，还是友好地接待了俄国使者。

米洛瓦诺夫等在北京停留了五个星期多，受到康熙帝的接见，得到许多礼物，参观了北京街市。八月，清政府派驻索伦总管孟格德[63]等六十六人护送俄国使团回尼布楚，并带去了康熙帝给沙皇的一封信。内容如下：

从前，我捕貂头目等曾奏报，黑龙江一带，有罗刹国之宵小劫扰我捕貂之朱舍里、达呼尔等，并有我根特木尔已叛逃，投靠罗刹等情，正欲派兵征讨，又闻罗刹者乃察罕汗属民，随派人详查，以明其真相。尼布楚长官达尼拉（即阿尔申斯基）派英那蒂（即米洛瓦诺夫）等十人为使，按尔旨意前来奏闻后，方知确系尔之属民。原尔使臣，也曾来往，如今，若按尔所奏，愿求永远和好，则应归还叛逃之根特木尔。此后勿起边衅，以求安宁。[64]

这封信件由孟格德交给阿尔申斯基，立即译成俄文，又由米洛瓦诺夫送往莫斯科。阿尔申斯基为了进一步麻痹清政府，满嘴亲善友好，说信件送给沙皇阅过后，中国方面的愿望不难满足。但从尼布楚到莫斯科，路途遥远，信使往返需要几年，要求清政府耐心等待答复。

通过这次出使和交换信件，中俄双方的矛盾摆到了桌面上。缺乏外交经验的清政府以为俄国既派来了使者，又将康熙皇帝的信件专人送往莫斯科，态度缓和，满嘴友好，边界纠纷不难和平解决，因此停止了用武力驱逐侵略者的军事准备，以等待俄国的答复。据当时的清朝官吏张玉书说：“康熙八年秋，复来寇。廷议乘江冻时彼不能返，可袭击之。朝廷以路远劳民而止。”[65]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俄国方面对于中国提出的交还根特木儿和停止边界挑衅的要求根本不予答复。清政府又两次派孟格德到尼布楚去催促，一六七一年孟格德还携去了康熙皇帝的另一封信件，但仍然如石沉大海，杳无消息。清政府对俄国当局的拖延搪塞不能不有所警惕。

一六七一年冬，康熙皇帝巡视盛京和东北边防，曾经指示宁古塔将军巴海说：“罗刹虽云投诚，尤当加意防御，操练士马，整备器械，毋堕狡计。”[66]

但这时候，中国的国内形势逐步紧张起来。一六七四年，南方爆发了吴三桂的大规模叛乱。清政府从各地调兵去南方，东北边疆“因吴三桂造逆，调兵一空”[67]，这样就没有力量去驱逐窜入国境的俄国侵略者了。

6．尼果赖使团来华（一六七六年）

一六七三年，沙皇政府决定派遣以尼果赖·加夫利洛维奇·米列斯库（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Милеску，亦称斯帕法里，意为佩剑贵族）为首的使团，前来中国。

俄国的侵略造成了贝加尔以东和黑龙江地区的紧张形势。清中央政府和蒙古地方当局要求俄国停止侵略，交还叛徒根特木儿，撤出楚库柏兴（色楞格斯克）、雅克萨和尼布楚。这时候，俄国在中国东北和北部边境上的侵略扩张正在迅速展开，它当然不会放下屠刀，停止侵略活动，但它需要了解远东形势，搜集情报，弄清中国政府的力量和意图，以便确定下一步的侵略部署和策略，并要求通商贸易，开辟中国市场，这是尼果赖使团来华的目的。使团出发以前，沙皇指示尼果赖搜集沿途的地理、物产、居民、风俗、军事、商业以及道路交通的详细情报，“在使团报告中必须以最大的精确性记录下每件事情，逐项地把整个中国帝国描写出来”[68]。

尼果赖的出使又是俄国和西欧殖民主义国家共谋打开中国市场、伸展其经济侵略势力的一个尝试。当时，欧洲到中国的传统陆路交通为土耳其所阻塞，不能通行。西欧国家只能从海上来到中国，这条海路交通要绕道好望角，路线长，风险大，航行日期长，不能适应正在迅速发展中的殖民主义国家的需要。长期以来，它们在寻找一条到达中国的更加近便的路。英国政府和商人早就向沙皇政府请求假道西伯利亚前往中国，耶稣会传教士也在酝酿着这一计划，德国使节力劝俄国政府开辟这一穿越西伯利亚的陆路交通。当时在莫斯科很有影响的德国人赖因霍伯说：“俄国处在欧亚之间的有利的地理位置上，如果打开了从西伯利亚进入中国的门户，那末东西方贸易发展将会给俄国和欧洲带来比最赚钱的采金掘矿业更大的利益。”[69]

一六七五年三月，尼果赖使团从莫斯科出发。沙皇授尼果赖以公使级衔，其地位和权力高于以前派来中国的任何使团，使团共一百五十多人。尼果赖是莫尔达维亚人，因背叛祖国受挖鼻之刑，逃出家乡，投靠了沙皇，是个臭名昭彰的卖国贼、披着学者外衣的政客。他的传记中写道：“他在和土耳其人、希腊人打交道中养成了傲慢、奸诈的性格，爱好争吵、寡廉鲜耻支配了他的一生。”[70]。

由于使团负有搜集情报的使命，尼果赖选择了穿过广阔的西伯利亚，从外贝加尔、尼布楚、嫩江前来北京的路线[71]，沿途在色楞格斯克、尼布楚等侵略据点进行了视察。途中，尼果赖获知中国发生了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叛乱，他认为：这是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实现其侵略要求的好机会。他兴高采烈地向沙皇报告：“北京的俄国逃人秘密地说：如果达斡利亚地区现在有两千名陛下的正规军，那末，不仅达斡利亚地区，而且中国长城以外的所有土地都可能臣服于陛下的统治。现在博克多汗（指清朝皇帝）极为衰弱，非常害怕哥萨克。”[72]

尼果赖到达中国边境时，还特别接见了根特木儿，和他进行了谈话。他对这个叛徒十分赞赏，当面向根特木儿保证“俄皇决不会抛弃他”，决不会把他引渡给中国，还向沙皇报告说：“根特木儿是陛下最好的通古斯臣民。”[73]根特木儿则感激涕零，表示要死心塌地地为沙皇效力。

一六七六年初，尼果赖使团从尼布楚到达卜魁（今黑龙江齐齐哈尔），清政府派礼部侍郎马喇专程赶到卜魁迎接。

尼果赖进入中国后，在一系列礼仪和外交程序问题上和清朝官员进行了无休无止的激烈争执。他事事挑剔，以势压人，态度傲慢，蛮不讲理，甚至以武力相威胁。因此，中俄两国的这场谈判极为紧张艰巨。当尼果赖到达卜魁，清朝官员要求他拿出沙皇国书，以证实使团的身份时，他固执地拒绝，说：清朝官员无权过问沙皇的国书，甚至连看一眼的资格也没有。尼果赖在卜魁住了一个月，马喇专程从北京赶来迎接他，他摆出沙皇全权代表的臭架子，不肯出来会见马喇，却坚持要刚到卜魁的马喇先到他的住所来拜会自己，并胡吹什么“沙皇是天上的太阳，照亮了月亮和所有的星星。沙皇的恩德不但荫庇了俄国的臣民，而且任何国家的君主都受沙皇的荫庇，好像星星受太阳的照耀一样”[74]。

马喇会见尼果赖，向他提出俄国入侵中国边境的问题，要求俄国停止入侵活动，“嗣后勿于边界地方侵扰，若能如此，两国方能修好，派使交易”[75]。尼果赖却矢口抵赖，说什么俄国人只知道慈爱和友好，哥萨克“没有损害过你们的人民”。马喇立即向他指出：“哥萨克来跟我们的人做生意，请我们的人作客赴宴，可是却把我们的人紧紧捆绑起来，抢去所有貂皮。还一面殴打，一面喊叫‘把藏着的貂皮都拿出来’。这就是你们哥萨克的友好方式！全世界没有人像他们一样。”[76]

尽管尼果赖态度傲慢，自吹自擂，清政府仍然希望和他谈判解决边界入侵问题，把他迎接到北京，隆重款待。清政府要求尼果赖先交国书，翻译其内容后再觐见康熙；尼果赖坚持见到康熙时才能呈交国书，并要求觐见时康熙要站起来向沙皇问安。他大吹俄国的国力如何强大、永恒，“俄罗斯帝国已立国几千年，有十二个王国围绕着它”[77]，“把西藏、卡尔梅克（厄鲁特蒙古）、蒙古（喀尔喀蒙古）、布哈拉合在一起，加上葡萄牙、荷兰，还加上你们谈到的所有派遣使节来过中国的遥远的国家，再加上更多国家，仍然没有像上帝庇佑的沙皇陛下以绝对权力统治着的那样强大的国家”[78]。

以后，呈递国书采取了折中解决的办法。一六七六年六月十五日，尼果赖在康熙的御案前呈递国书，由首席大学士接受，但皇帝本人不在场；呈递国书以后三天，尼果赖又给清政府递交一份照会，提出十二条要求；六月二十五日和七月二十一日，康熙在太和殿和保和殿两次接见尼果赖使团，以茶、酒款待。[79]

沙皇的国书中只字不提俄国入侵中国边界的问题，对中国“勿起边衅，归还逃人”的要求也不答复，却在照会中要求中国派遣使节，开放贸易，甚至要求清政府每年必须运若干银子、宝石前往俄国。这十二项要求在亲善友好的伪善词句下掩盖着经济和政治侵略的实质。清政府为了争取俄国停止入侵，准备做出重大让步，满足俄方在贸易和其他问题上的大部分要求，以获得中俄之间的和平，对俄国的十二条要求拟定了如下的答复：

（1）尼果赖带来从前中国给俄国的四封信件[80]，请求清政府协助译出。

“依其请求而行。”

（2）今后清政府给俄国政府文书应以满文和拉丁文书写。

“依其请求而行。”

（3）清政府派使节随同尼果赖赴俄国。

“察罕汗虽派使臣进贡，但并无定例，嗣后察罕汗若每年不断来人进贡，届时我等应否派使之处，著该部议奏。”

（4）俄使团携带货物，准予自由贸易、公平收税。

“随带土产，照常交易，既无保护纳税之例，则无庸议。”

（5）开辟俄国来北京之道路，沿途保护。

“不知何路为远近”，如再来使，可言明路程，“由该部准行，令沿途各旗保护”。

（6）释放俄国俘虏。[81]

“俟俄罗斯察罕汗详明回复我逃人根特木尔（儿）一事之后再议。”

（7）要求将清政府库存宝物送往俄国，俄国亦准备回赠。

“外国赠物和回赠，并无指名求送他物之例，故毋庸议。”“我国并不希罕何物，故亦毋庸议。”

（8）请告知如何称呼中国皇帝。

“著内阁兼写于敕书内寄送。”

（9）中国每年以四万斤银子及价值数万两之丝绸运往俄国，俄国将以等价之货物相送。

“向无外国人每年指数索求之例，此请求毋庸议。”

（10）两国互市，开放道路。

外国人可来“进贡交易，而无派我国之人前去外国交易之例，故毋庸议”。

（11）向中国借用造桥工人两名。

“俟详明回复我逃人事宜后，若再奏请派遣匠人时，可否派人，著该部议奏。”

（12）以上要求，每项俱盖皇帝印章，永久有效。

“届时，察罕汗若有何事……则著该部议。”[82]

清政府抱着和平诚意，力争通过谈判解决俄国入侵问题，准备以重大让步来换取俄方的谅解。但是，俄国方面视侵略扩张为自己当然的权利，拒绝承认两国存在着边界争端，用一连串谎言和诡辩敷衍搪塞。俄国明明侵略了中国领土，尼果赖却说俄国人没有损害中国的任何人；尼果赖明明亲自接见了根特木儿并向沙皇推荐过这个叛徒，他却抵赖根本不知道有根特木儿其人；六年前，康熙给沙皇的书信已译成俄文并送往莫斯科，他又推诿说俄国政府看不懂书信的内容，因此不知道中国政府的要求。清政府耐心等待俄方的答复已有六年之久，尼果赖却言语闪烁，态度傲慢，规避和拒绝进行认真的谈判。清政府官员极为失望，当场拆穿了尼果赖的抵赖谎言，指出：康熙给沙皇的书信“派孟格德送往尼布楚，因你达尼拉（指尼布楚俄国总管达尼洛·阿尔申斯基）等不通蒙文，故由孟格德再三念告达尼拉、英那蒂（米洛瓦诺夫）等，由达尼拉等译成俄罗斯文，将皇帝敕书及所译之俄罗斯文，已由英那蒂一并带往你国。既然敕书已达，而你达尼拉之文书因何未达？倘若无人通晓，又因何不向英那蒂询问该文之大概原由？英那蒂亲往京城（指米洛瓦诺夫出使北京），甚知其情由，岂能不告知你等？由此观之，乃是你等推托不通晓文书而借故回称不知”[83]。尼果赖理屈词穷，一会儿说根特木儿是俄国的臣民，中国无权要求引渡；一会儿又说在西伯利亚有十万个像根特木儿那样的人，“我君主确实不知根特木儿之情由，并指天地发誓”。而事实上，在尼果赖的随行人员中就有根特木儿的侄子托库尔泰，他是杀害了三条人命的凶手，从嫩江流域逃跑到尼布楚去，投奔他的叔父。他很熟悉东北地区的情况，根特木儿把他推荐给尼果赖。尼果赖为了刺探情报，把这样的杀人凶手混在自己的使团人员中，作为耳目。到了嫩江，这个凶手当场被中国方面指认出来，可是尼果赖还在指天发誓，说不知道有根特木儿其人。他的言论和行为不可能得到清政府的信任，清朝官员认为：俄国“虽不通文书，然伊之英那蒂等人来京之际，凡事俱已详知而返。若问英那蒂等，虽不能悉知，亦可得知其大概。伊不通文书又有何妨？何况我孟格德亲自为尼布楚长官达尼拉逐字翻译，并译成俄罗斯文，与敕书一并寄送……仅从伊借故不通文书而声称不知根特木尔情由之巧诈一事看来，其来使之言及察罕汗奏文内，虽有修好之意，亦不可相信。如此可疑之处，甚为明显”，而议政王大臣会议也一致认为“尼果赖之言，俱不可信”[84]。

特别应当指出：尼果赖和当时在清政府内供职的外国耶稣会传教士南怀仁等暗中勾结，狼狈为奸，干了种种见不得人的勾当。尼果赖给传教士送礼许愿，拼命拉拢他们。“大使对传教士（指南怀仁）说：如果他热心为沙皇的事业帮忙，使我们的事业顺利成功，沙皇一定会给以酬劳。”[85]南怀仁说：“为了基督教，将尽力为沙皇效力。”[86]并一再要求尼果赖对神起誓，不把秘密活动对外泄露。清政府在和俄使谈判中商讨对策，南怀仁立即给尼果赖通风报信。当中俄双方为觐见的礼节发生争执时，南怀仁偷偷告诉尼果赖：康熙正和他的大臣们争论，康熙很愿意接见俄国来使，可是大臣们顽固地反对，康熙已派人去翻古书，查找古代接见外国使者的礼节。当中俄双方争执根特木儿问题时，南怀仁又告诉尼果赖：康熙决心要收复尼布楚和雅克萨，因为他知道这些城堡中俄兵不多，而且离莫斯科很远。南怀仁建议：“如果沙皇陛下不肯引渡根特木儿，那就应该毫不拖延地增派大批军队，加强这些城堡。”[87]他还咬牙切齿地对尼果赖说：“但愿上帝让他们（指中国人）能有一次看到沙皇陛下的武装力量，而让他们知道沙皇和他们之间的差别。”[88]南怀仁甚至偷了康熙手头的一张机密地图，上面画有“整个西伯利亚地区，标明了所有的城堡，每个城堡有多少人”[89]。南怀仁还协助尼果赖贿赂、收买政府的大官僚。尼果赖的报告里写道：“传教士带着礼物去见阁老（大学士），阁老起初不肯接受礼物，直到传教士说明……阁老才收下礼物。阁老答应为沙皇陛下的利益效劳。……阁老说：如果沙皇从莫斯科发来什么指示，他乐于出力。阁老还通过传教士给大使回赠了十张质量低下的貂皮。”[90]

由于耶稣会士在暗中捣鬼，尼果赖窃取了大量情报，后来他写成了关于中国的很厚的书。一个外国作家说道：“斯帕法里（即尼果赖）把耶稣会士的重要意见带回了莫斯科。如果再加上他在北京期间，由于耶稣会士的帮助而大量地收集了关于中国情况和兵力等等情报，在他离开的时候，留在北京的这群神父又变成了他的聪明而有用的朋友。他出使的使命不能认为是全部失败的。”[91]

尼果赖态度傲慢，撒谎欺哄，规避谈判边境争端，又在暗中进行阴谋活动，使中俄交涉陷于僵局，清政府对他很不满意。后来，康熙这样说过：“从前尔国尼果赖到中国时，行止悖戾。”[92]连和尼果赖串通一气的传教士徐日升也在通信中说：“尼果赖·加夫利洛维奇先生来此时，以恩主自居，表现了许多姿态。若不是我加以劝阻，他还会做出更多的这种事体。”[93]最后，清政府由于谈判不能取得进展，向俄方提出三条要求：（1）引渡根特木儿；（2）今后派遣来使，应通情达理，遵守中国礼法习俗；（3）保持边界和平。只有在这三个要求获得满意答复之后，才能够进一步谈判遣使和通商问题。清朝史籍中记载说：

康熙十五年五月，察罕汗又遣陪臣尼果赖·罕伯里尔鄂维策进贡方物。[94]

得旨，准其通贡，由理藩院给谕，略云：尔主欲通和好，应将本朝逋逃根特木儿遣还，另简使臣，遵中国礼行，方许照常贸易。[95]

谈判就这样结束了。一六七六年九月一日（康熙十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尼果赖使团离开北京回国。清政府还抱着幻想，以为尼果赖回国以后，俄国政府也许会考虑中国方面的要求，停止侵略活动。它一直在等待俄国政府的答复。但是，以后的事实表明，清朝政府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了。

7．俄国在黑龙江中下游的进一步扩张（一六七六—一六八二年）

俄国的外交活动不过是对外侵略扩张的一个手段，它从来是和军事侵略活动互相配合，交错进行的。当尼果赖使团在中国进行交涉时，俄国在黑龙江上的骚扰一天也没有停止下来。当尼果赖刚刚到达黑龙江时，就有三百个俄国侵略军窜扰我根河地区，袭击当地的通古斯和布利亚特居民；尼果赖在北京交涉期间，又有一批俄军闯到精奇里江上游设立据点，勒索貂皮。据在这里收税的清朝官吏布喇代报告：“有罗刹五十人先我一日程往葛蒌河，差英那蒂、叶侵二人勒派喀萨奇每丁貂皮五张。英那蒂后云：‘我国大人住在乌龙江，已派取尔馨第哥儿矣。今于古地格所居之地，设立一庄，派取尔喀萨奇貂皮。明岁于毕雅儿、布哈所居之地复设一庄，以便派取苏定阿、穆禄等。’”[96]这一年内，俄军在这一带掠夺去二百零二张貂皮。为此，清朝官员向尼果赖提出了抗议。尼果赖竭力狡辩抵赖。他说在二十年前馨第哥儿杀了俄国人，所以现在逮捕了他。至于“勒派喀萨奇及设庄之事，我未与闻”。其实，正是他，一直在积极策划对中国的进一步入侵。尼果赖从北京返回俄国，经过海拉尔河、根河和额尔古纳河，他对这片广大的地区垂涎三尺，作了占领该地区的具体部署。他说：“如果在额尔古纳河或海拉尔河上建立一个城堡，那末在尼布楚和嫩江（指齐齐哈尔）之间的居民都可以臣服于俄国。”[97]

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尼果赖的外交活动是和黑龙江上的军事扩张紧锣密鼓地配合呼应的。就在尼果赖到达北京的这一年（一六七六年），沙皇命令把叶尼塞斯克以东地方（除雅库次克督军区以外）统一归叶尼塞斯克督军统治，以便集中权力，统一指挥对中国的军事侵略活动。同年，俄国政府又调拨许多大炮、枪支以及制造铠甲的工匠到东西伯利亚各城堡。俄国侵略军以尼布楚和雅克萨为据点，倾巢而出，分路推进，一路向东南，出没于精奇里江及其各支流上；一路向南，窜扰额尔古纳河一带。正像帝俄时代的历史学家所说：“一六七六年是在东西伯利亚推行积极政策的开端。”[98]

在此期间，俄国侵略军采取乌龟壳的推进策略，一面扩大强迫征税的地区，一面建立小的前沿据点；在这些小据点里，派驻军队，躲在乌龟壳里，逐步推进。在精奇里江方面，俄国不但不退出葛蒌河，反而于一六七八年派七十一个哥萨克进一步扩大骚扰，在精奇里江上游建立结雅斯克堡，对居住在外兴安岭的中国边境部族强迫征税。一六七九年，又进一步伸展其侵略魔爪，在西林穆丹河上游以及托莫河口分别建立西林穆宾斯克和多伦禅（俄国称多伦斯克）两个寨堡。清政府索伦总管卜吉尔代于一六八〇年报告：“罗刹执苏定阿、穆禄各一子，每丁勒取貂皮三张。闻罗刹今秋在于贩粮米，交貂皮，约所（？）罗刹筑室居住，每年冰解之时，弃室往居雅克萨。至秋复来，冬亦不去。罗刹约有七十人，所居之地，过乌龙江十五日程博尔麻塔河源区处。”[99]

俄国政府为加强前线的指挥权力，于一六八〇年把尼布楚地区划分出来，单独成立尼布楚督军区，派费多尔·沃依科夫为第一任尼布楚督军。同时又大量贮存粮食、军械，试种农作物，建立殖民农场，给哥萨克们发放全饷，把许多罪犯流放到尼布楚地区，以增加侵略兵力和劳动人手。总之，俄国侵略者从各个方面作好了进一步入侵中国的准备。

“（俄国）政府为追求增加实物税收，一六八一年下令在西林穆丹河扩大征税地区。”命令中写道：“在西林穆丹河建立寨堡，详细侦察，报告并绘制地图，招降异族人，并扣下人质。”[100]

为了执行这个命令，沃依科夫派遣伊格纳季·米洛瓦诺夫等乘坐五艘平底船到黑龙江、精奇里江和西林穆丹河上进行考察。米洛瓦诺夫就是清政府文件中屡次指名的“英那蒂”，他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侵略头目。一六七〇年他到北京进行过交涉，一六七五年又作为尼果赖使团的先遣人员再次到过北京，被誉为“又是外交家，又是向导，又是农艺家，又是总参谋部的军官”。他奉命于一六八一年五月初由尼布楚出发，沿黑龙江下航至精奇里江口，在精奇里江及其支流西林穆丹河上侦察。据他说，在精奇里江下游托莫河口的多伦禅寨堡，地点适宜，工事坚固，“修有射击工事和岗楼”，“托莫河下方有许多一望无际的牧场，非常肥沃，是适于种植庄稼的好地方，可与西伯利亚的一些牧场相媲美。在这里可以开辟大量耕地，可以让上千的或更多的国有农民来此移居”[101]。米洛瓦诺夫又从这里上溯精奇里江，到达布谅达河口，附近有“中国人和许多养鹿的通古斯氏族进行交易的地方”，再往上游航行，便是俄国于一六七八年建立的结雅斯克，由于寨堡已被大水冲毁，又因它离开交易地方太远，米洛瓦诺夫便决定把它迁移到布谅达河口以下，使它靠近交易地方和路口，以防止“通古斯人常常绕过原先的收税过冬地，不交纳实物税，就径赴交易地点，将好的貂皮作为贡物交纳给中国皇帝和卖给达斡尔人”。这个新寨堡建成于一六八二年，称为新结雅斯克。此外，西林穆丹河上还有两个俄国寨堡，“修有射击工事”，山上有各种木材，还有铁矿。米洛瓦诺夫在中国领土上东闯西窜，到处侦察，忽然听说中国官员在多伦禅和西林穆丹河上收税，这个恶棍竟想抢在中国官员前面，向当地人民收税。他的报告中说：“当时有很多达斡尔人（指清朝的达斡尔族官兵）到了多伦斯克，以便在西林穆丹河口为中国皇帝向养马的毕喇儿氏通古斯人征收实物税，因此，我急于从西林穆丹收税过冬地赶到多伦斯克，以便在达斡尔人征收实物税之前为大君主（指沙皇）征得实物税。”[102]中国官员对米洛瓦诺夫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挑衅行为十分愤慨，提出严重抗议，而米洛瓦诺夫却丝毫不掩饰俄国企图霸占中国领土的野心。中国索伦总管卜吉尔代向清政府的报告中说：“多伦禅等所居井奇里地方，有罗刹英那蒂等二十人，置板室，耕畎亩。询其故，彼云：派取喀萨奇、穆禄、苏定阿及采捕往雅克萨，甚近便，且耕其田，备糇粮，尤佳，故居之。”[103]

米洛瓦诺夫还偷偷摸摸地侦察了我国瑷珲旧城的废墟，旧城在黑龙江东岸、精奇里江口以南，城里已没有居民，城墙高二至三俄丈（一俄丈约相当于二点一三米），有内外城。米洛瓦诺夫说：“异族人称它为瑷珲。”这里是十五世纪初明成祖修筑的一座古城，至十七世纪前期，由清朝额驸巴尔达齐管理，一六五一年遭到俄国匪帮哈巴罗夫的蹂躏，被放火烧光，昔日的繁荣富庶变成满目荒芜，一片凄凉。在瑷珲旧城的下游，有一处渡口，沟通着黑龙江两岸，江东的中国各族居民通过渡口和祖国内地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人们收税、贸易、狩猎“就是从这里过河的”。在俄国侵略最猖獗的日子里，这一屹立在黑龙江边的渡口是联结两岸中国居民的强韧纽带。

米洛瓦诺夫妄想霸占中国领土，他在报告中建议在瑷珲旧城和渡口修建军事据点，以切断两岸中国人民的联系，分割和掠夺中国领土。但是，在他进行侦察的时候，清政府已在作军事抵抗的准备。一六八三年，清军进驻瑷珲，在此建立新城，米洛瓦诺夫的侵略计划才没有能够实现。

俄国侵略军除了侵占我国精奇里江地区以外，同时又向额尔古纳河进行扩张。由于这一带有丰富的银矿蕴藏，哥萨克们纷纷出动，寻觅矿藏，企图发财。他们抓住当地中国居民，要他们讲出矿藏地点，并勒索矿石样品。当矿石样品送回俄国时，“在莫斯科，人们波动起来了”[104]。一六七九年，沙皇手谕叶尼塞斯克督军和尼布楚头目，命令他们深入额尔古纳河流域，扩大征贡地区，调查银矿矿藏。一六八〇年，沃依科夫担任尼布楚督军以后，立即派遣一队哥萨克，沿额尔古纳河南进，向中国居民纳米亚辛通古斯人强迫征贡，并劫持了当地居民首领阿里汗和巴久汗作为人质。一六八一年，为了巩固新入侵的地区，在额尔古纳河东岸建立了额尔古纳堡（今黑龙江奇乾县附近），并发现了银矿矿藏以及中国古代遗留下来的采银工场的废址。沃依科夫呈报沙皇说：“只要在额尔古纳河上建立寨堡，就能迫使这班纳米亚辛通古斯匪徒听话，并如数纳贡。”[105]一六八二年，沃伊科夫接到沙皇的敕谕，命他勘察和测定银矿矿区的范围，试行采银、炼银，筹划开办工场。

俄国侵占的地区越来越扩大，骚扰劫掠越来越频繁，这不能不引起清政府的严重关切。康熙说：俄人“恃雅克萨城为巢穴，于其四近，耕种渔猎，数扰索伦、赫真、斐雅喀、奇勒尔居民，掠夺人口，俾不得宁处”[106]。黑龙江流域的中国居民都武装起来，时刻戒备着俄国侵略军的入侵。传教士南怀仁在通信中讲到当时吉林乌喇的情况：“在这座城市（吉林）中造船有特殊风格。居民拥有大量就绪的船只，用以抵御俄国人，后者经常来到松花江上和当地居民争夺采珠。”[107]“在此吉林城中，居民建造特种构造之船只，并备有众多就绪船只，溯江而上数哩，与俄国人作战，后者常至江上抢劫吉林居民采珠事业。”[108]

清政府仍然没有放弃通过和平途径解决边界问题的希望。一六八一年，清政府派大理寺卿明爱、郎中额尔塞与俄国进行交涉。明爱等前往卜魁（今齐齐哈尔），派佐领罗尔木、隋珀率二十人到雅克萨，要求举行谈判，罗尔木指出俄方“违不相扰害之言，使尔二十人居我多伦禅所居之地，不亦谬乎？尔等速撤尔国人”。雅克萨俄军头目雅库（雅科夫·叶夫谢维也夫）蛮横地答复：“令人居多伦禅地方，乃出我刹汉汗（沙皇）之言而驻之者，未可撤回。”[109]并说：没有沙皇的命令，他不能和中国官员进行谈判。

隔了不久，俄国方面为了麻痹清政府，又派米洛瓦诺夫到齐齐哈尔，声称“井奇里、多伦禅所居之地，现造房屋外，不添造亦不添人。且差人禀明我刹汉汗矣”。这分明是玩弄缓兵之计，要长期霸占多伦禅。清政府严肃地向米洛瓦诺夫指出：“多伦禅原系我地。尔等造庐舍令人居住，殊为不合。尔等应徙尔人，如不徙，则边境起争，我以众力，必驱尔徙，彼时悔无及矣。”[110]

但是俄国对清政府耐心的劝说和严肃的警告置若罔闻，在这次谈判以后，俄国的侵略活动不但丝毫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它除了继续盘踞着尼布楚、雅克萨以及精奇里江、额尔古纳河流域之外，又开始了向黑龙江下游渗透入侵。一六八二年，雅克萨派出以弗罗洛夫为首的六十一个哥萨克，乘坐六艘平底木船到牛满河、恒滚河一带去扩大占领、强征贡税。弗罗洛夫在黑龙江下游建立了侵略据点杜吉根斯克寨堡。同时，另一部分侵略军也在鄂霍次克沿海和黑龙江下游建立了乌第斯克、图古尔斯克和聂米伦斯克等侵略据点，“他们汇合在一起，常常到各地抓人质”，“有一次他们遇到近三百名那脱基人和基立亚克人（即赫哲人和费雅喀人），他们打败了这些人，并把这些人的东西一抢而光”[111]。到一六八二年底，俄国的侵略魔爪越伸越远，它的军事据点已分布到黑龙江流域的下游直到海边。

黑龙江上游（石勒喀河）

黑龙江下游（德楞）

几次谈判交涉都无济于事，一切抗议和警告好像耳边风。这时候，清朝政府已忍无可忍，但因忙于讨伐吴三桂叛乱，一时无力出兵反击。俄国侵略者反而以为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软弱可欺，就像我国史籍中再三指出的那样：俄国侵略者“深入内地，纵掠民间子女，构乱不休”[112]，“梭伦（索伦）时被其害，子女参貂，抢掳殆尽”[113]。为了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清政府不得不进行作战的准备，一场反抗俄国侵略的战争已经是不可避免了。

注释

[1]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上》，第35页。

[2]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102～103页。

[3]这个数字是根据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上》和安德列也维奇《西伯利亚史》中所说。但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下篇说有六百六十人，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说只有三百人。

[4]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106页。

[5]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108页。

[6]伊拉里昂·托尔布津是后来雅克萨战争中俄军主将额列克谢·托尔布津的父亲。

[7]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109页。

[8]同上书，第108页。

[9]同上书，第110页。

[10]吴兆骞：《秋笳集》卷二。

[11]杨宾：《柳边纪略》卷一。

[12]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111页。

[13]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122页。

[14]参见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第60页。

[15]另一种说法是督军奥布霍夫抢走了切尔尼戈夫斯基的妹妹。

[16]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下篇，第四章。

[17]参见俞正燮：《俄罗斯佐领考》。

[18]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下篇，第四章。

[19]沙斯季娜：《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第110页，莫斯科一九五八年版。

[20]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122页。

[21]同上书，第130页。

[22]参见列别吉夫等编：《苏联历史文选》第一卷，《尼布楚总管舒利金谈巴翁托夫通古斯人起义的呈文》（一六七七年十一月）。

[23][24]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132页。

[25]同上书，第137页。

[26]同上书，第145页。

[27]沙斯季娜：《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第112页。

[28]同上书，第115页。

[29]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272页。

[30]同上书，第270页。

[31]同上书，第273页。

[32]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123页。

[33]沙斯季娜：《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序言。

[34]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275页。

[35][36]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第46页。

[37]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137页。

[38]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第45页。

[39]沙斯季娜：《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序言。

[40]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第46页。

[41]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132页。

[42]曼考尔：《俄国和中国》，第33页。

[43]阿尔金汗是喀尔喀蒙古的领袖之一。他是扎萨克图汗的亲支和部属，统治管辖范围在蒙古的西北境乌布苏泊附近。十七世纪初，他是蒙古族中很强大的一支，势力和名声远达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第一个阿尔金汗是后来称扎萨克图汗的素巴第的叔父硕垒乌巴什。一六一六年，俄国使团第一次到硕垒乌巴什那里去，此后硕垒乌巴什的儿子俄木布和孙子罗卜臧台吉额林沁相继称阿尔金汗。一六三七年，阿尔金汗随同喀尔喀蒙古全体向清朝奉“九白之贡”。一六五五年，清政府封喀尔喀蒙古八个最强大的领袖为扎萨克，额林沁就是其中的一个。但额林沁以后和俄国勾结，于一六六二年弑杀扎萨克图汗旺舒克（额林沁之侄），因此引起喀尔喀蒙古内部之间的长期战乱。关于阿尔金汗和俄国交往的详细情形，可参见霍渥斯：《蒙古史》第一卷，第八章。

[44]有些历史书中说：早在一五六七年（明穆宗隆庆元年）就有沙皇伊凡四世派遣的使者彼特罗夫和雅鲁契夫到过北京。由于没有带来礼物，未能晋见隆庆皇帝，他们回俄国后写下了出使报告。这是中俄两国政府交往的开始。但许多历史学家已经指出：所谓一五六七年彼特罗夫和雅鲁契夫的出使是虚构的，它就是后来一六一八年彼特林和孟多夫出使的舛误。一五六七年的出使报告与一六一八年的出使报告内容雷同，这两个报告实际上是同一个文件。而其中提到蒙古地区佛教的盛行、三娘子在内蒙古地区的权威、努尔哈赤与明朝军队在东北作战，都是一五六七年以后的事情。可见一五六七年的出使报告是靠不住的，它不过是一六一八年彼特林和孟多夫出使报告的另一种文本。

[45]明神宗万历给俄国的信件，参见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972年）》，第7页；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72页；《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第24号文件。但信件的内容和语气不大像中国皇帝颁发的书信，可能是接待俄使的中国官员发出的书面文件。原件已遗失，仅存俄译文。内容如下： “中国皇帝万历谕俄罗斯国二使者曰：尔可往来通商。尔为大国，而中国亦不小也。可将吾两国路途上障碍扫除，俾得往来便利。尔可将俄国宝物携来此，朕亦将我国丝绸赠给尔等，使汝等归回也。下次来时，可偕尔国王之使人同来。尔若有国书，朕亦给尔国书也。尔有书来，朕甚欢迎。贵国与中国相去万里，言语不便，故朕不能遣使往尔国。朕今给尔此书，使尔晓谕朕意。我国皇帝不离本国，亦不许其臣民商人等远离本国也。” （译文系根据张星烺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二册，第529页）

[46]明思宗崇祯给俄国的信件，参见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972年）》，第7页；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73页；《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第51号文件。这封所谓“崇祯国书”据说是一个名叫维尔希宁的哥萨克于一六四二年带回俄国的。俄文译者说：颁发信件的是明朝万历皇帝的儿子朱汉继。按，万历的儿子名常洛，庙号光宗，年号泰昌，一六二〇年在位仅一个月，从时间和名字看都和这封“国书”对不上。又，一六七五年这封国书第一次译成俄文，译者附说此国书写于二十六年前，二十六年前应为一六四九年，当时明朝已灭亡，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国书”。《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的编者说：这封国书是一六四二年维尔希宁带回来的，当时正是崇祯皇帝在位的时间，但崇祯是万历的孙子，不是儿子；崇祯名朱由检，不是朱汉继。当时，维尔希宁可能到了明朝的某个边境地区进行贸易，但是一六四二年托木斯克督军卢勃科夫·莫萨尔斯基向政府报告维尔希宁中国之行的情况时并未提到他带回了“国书”，甚至也并没有说维尔希宁到过北京，所以我们对这封“国书”的来历还只能抱存疑态度。这封书信也无原件，仅存俄文译本，内容如下： “吾父在位时，大俄国皇帝之商民尝来我国通商。朕今即位，竟无商人来此。吾父在时，大皇帝之民来此者，皆得睹天日。朕今即位，而商民人等无往来也。以后若有来此者，朕甚欢迎，必加惠远人，使之光明如在天之月也。尔今贡麋角两付，朕赏还汝绸缎七百匹，并给尔国皇帝玉杯三十二只。尔进贡珍贵物品，朕亦加倍赏赐尔也。朕已令卫士三千人，护送来使三人出国境一日程也。” （译文系根据张星烺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二册，第530页）

[47]顺治帝敕书原文：“谕鄂罗斯国察罕汗曰：尔国远处西北，从未一达中华，今尔……遣使进贡方物，朕甚嘉之。特颁恩赐，即俾尔使人赍回……”（《清世祖实录》卷九一，第20页）许多历史书上说这封敕书是给巴伊可夫使团带回俄国的，这显然是弄混了。按《清实录》所记时间是顺治十二年乙未四月，即一六五五年五月，这时候巴伊可夫正在路上，尚未到达北京。而且巴伊可夫在北京与清政府起了争执，清政府对他很不满意，并没有送给他礼物。这封敕书应是给先遣使节阿布林的。

[48]有些书上说，巴伊可夫使团是由额尔齐斯河经甘肃到北京，这是错误的。巴伊可夫来华的行程，虽个别地方还有疑问，但大体上的路线是清楚的。使团取道斋桑湖、哈巴河、乌伦古海，在喀喇额尔齐斯河的河源处越过阿尔泰山，经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三音诺颜部、呼和浩特、张家口到达北京。

[49]转引自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153页。

[50]十七世纪，俄国的外交使节分为三级：第一级是大使，由杜马大贵族或内大臣充任。一六八九年尼布楚谈判中的戈洛文是大使级。第二级是公使，由内大臣、御前大臣或大商人充任。一六七六年到北京的尼果赖是公使级。第三级是信使，由秘书或商人充任。巴伊可夫、佩尔菲利耶夫和阿布林都是信使级，其任务仅限于传递文件。

[51]《清朝文献通考》卷三百，《四裔考·俄罗斯》。

[52]中国厄鲁特蒙古地方当局派“头目五人、跟役十九人”护送巴伊可夫使团前来北京，其中有译员。清政府曾两次设宴犒劳护送人员，参见《内阁学士奇车伯宴请护送俄国来使之厄鲁特头目》（顺治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53]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339页。

[54]曼考尔：《俄国和中国》，第52页。

[55]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第99页。

[56]这里所说“俄罗斯一一六五年”是“俄罗斯七一六五年”之误。俄历七一六五年即公历一六五七年（顺治十四年）。

[57]《清世祖实录》卷一三五，第2～3页，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乙卯。

[58]方拱乾：《绝域纪略》。

[59]《尼布楚总管阿尔申斯基给沙皇的报告》（一六七〇年），转引自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附录，第二件。

[60]吴振臣：《宁古塔纪略》。

[61]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339页。

[62]《故宫俄文史料（清康乾间俄国来文原档）》，第267页，故宫博物院一九三六年版。

[63]孟格德是达斡尔人，通蒙古语和俄国语，曾几次被派往尼布楚与俄国当局进行交涉，后为副都统。据《黑龙江志稿》卷五四《人物略》上：“绰奔，达虎里（达斡尔）苏都里氏，世居黑龙江，清初以众百余人来归，授骑都尉。弟孟额德（孟格德），副都统。”

[64]《康熙帝为索还逋逃根特木尔给俄罗斯察罕汗敕谕》（康熙九年五月十三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俄译文参见《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第133号文件。

[65]张玉书：《外国记》，见《昭代丛书》，辛集补编。

[66]《清圣祖实录》卷三七，第3页，十年十月十四日壬辰。

[67]吴振臣：《宁古塔纪略》。

[68]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243页。

[69]曼考尔：《俄国和中国》，第69页。

[70]转引自上书，第81页。

[71]尼果赖使团来华所经路线和以前的使团不同。以前，像巴伊可夫、佩尔菲利耶夫和阿布林都沿额尔齐斯河上溯，从中国的西北入境，经过准噶尔和蒙古地区。而尼果赖负有考察西伯利亚的任务，因此跨越西伯利亚，从我国的东北入境。其路线是：从莫斯科出发，越乌拉尔山，至托博尔斯克，由此乘船，沿着西伯利亚的几条大河流航行（额尔齐斯河、鄂毕河、克特河、安加拉河），渡贝加尔湖，至色楞格斯克和尼布楚，由此向东南，渡过额尔古纳河，经过根河、海拉尔河、扎登河、雅鲁河，到达卜魁（今黑龙江齐齐哈尔）。

[72]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257页。

[73]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291页。

[74]同上书，第296页。

[75]《理藩院为俄使尼果赖呈递国书及会谈经过情形送内阁抄奏咨文》（康熙十五年七月初一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76]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301页。

[77]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370页。

[78]同上书，第330页。

[79]《康熙帝召见俄罗斯察罕汗来使米库赖等》（康熙十五年五月十五日），又《康熙帝召见俄罗斯来使米库赖并赐饮》（康熙十五年六月十二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80]这四封信件由尼果赖带来中国。据尼果赖说：俄国没有译员，看不懂信件内容，要求中国方面翻译。其中前两件是二百六十年前明成祖（永乐）给当时黑龙江地方官吏的文件，并不是中国给俄国的信；第三件是一六六〇年（顺治十七年）由佩尔菲利耶夫和阿布林带回俄国的；第四件是一六七〇年（康熙九年）由米洛瓦诺夫带回俄国的。应尼果赖的要求，清政府命外国传教士把这些信件译成了拉丁文。

[81]据尼果赖说：“北京有十三个俄国人，其中有二人是在黑龙江上被俘的。其他的人都是从前线城堡特别是从雅克萨逃来的。……康熙皇帝给他们薪俸，替他们娶妻，让他们工作。现在他们在教中国人骑战和步战中使用火枪，其中一个托博尔斯克人曾写信告诉他的兄弟。这个家伙现在是部里的译员，他对俄文能读能写，又学习了中文，所以他能翻译任何俄国文件。”（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377～378页）

[82]《理藩院为俄使尼果赖所提各项事宜送内阁抄奏咨文》（康熙十五年七月初一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83]《理藩院为俄使尼果赖呈递国书及会谈经过情形送内阁抄奏咨文》（康熙十五年七月初一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84]《理藩院为俄使尼果赖呈递国书及会谈经过情形送内阁抄奏咨文》（康熙十五年七月初一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85]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356页。

[86]同上书，第337页。

[87]同上书，第395页。

[88]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368页。

[89]同上书，第378页。

[90]同上书，第356页。

[91]巴夫洛夫斯基：《中俄关系》，第118页，纽约一九四九年版。

[92]图理琛：《异域录》。

[93]《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491页。

[94]《清朝文献通考》卷三〇〇，《四裔考·俄罗斯》。

[95]《东华录》，康熙朝，卷一八。

[96]《理藩院奏报罗刹勒派喀萨奇貂皮并设庄情形》（康熙十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按：报告中所说“葛蒌河”或称古里河、急流河，即今苏联境内之基柳伊河，明初这里设有古星河卫。喀萨奇、毕雅儿、布哈都是中国索伦族的某部。

[97]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420页。

[98]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146页。

[99]《理藩院奏报罗刹入侵情形》（康熙十九年九月二十二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报告中所说“博尔麻塔河”亦称布尔马代河或卜鲁丹河，在雅克萨东北，明初曾在这里设立卜鲁丹卫。

[100]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156页。

[101]《米洛瓦诺夫给尼布楚督军沃依科夫的报告》，见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附录第九件。

[102]《米洛瓦诺夫给尼布楚督军沃依科夫的报告》，见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附录第九件。

[103]《命遣大臣宣谕罗刹退还侵地探彼情形》（康熙二十年五月十一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104]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136页。

[105]同上书，第152页。

[106]《平定罗刹方略》卷一。

[107]一六八二年南怀仁通信，转引自约瑟夫·德奥莱昂：《中国两个满洲征服者的历史》，第76页。

[108]同上书，112页。

[109][110]《命遣大臣宣谕罗刹退还侵地探彼情形》（康熙二十年五月十一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111]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下篇，第四章。

[112]《平定罗刹方略》卷二。

[113]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

四、中俄雅克萨战争

1．清政府收复国土、加强边防和争取和平谈判的方针

清政府为和平解决中俄两国之间的争端，进行了长期的努力。从一六六六年清政府派切普切乌尔到尼布楚希望和俄国当局进行谈判起，中间经过沙拉岱、孟格德多次去尼布楚，尼果赖来华，康熙的历次致函以及明爱的谈判。在十多年的外交交涉以后，不但问题没有解决，而且俄国方面坚持扩张主义方针，不理睬清政府的劝告和抗议，侵略活动反而变本加厉。事实证明：仅仅依靠外交谈判是不可能使侵略者歇手的，武装的侵略必须用武装的反击才能击退。

在长期交涉没有取得结果以后，清政府不得不进行作战准备。但是，清政府并没有放弃和平谈判的努力。它一面进行战斗准备，一面通过各种途径进行外交试探。

清朝政府之所以采取这一方针，主要是由国内形势决定的。

一六四四年清朝入关之后，致力于夺取全国统治权的斗争。它和李自成等的农民起义军余部以及南明政权进行了近二十年的战争，直到一六六二年初，南明的桂王被俘杀，南明政权覆灭，清王朝才取得了胜利。一六七三年，盘踞在西南和东南地区的“三藩”——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等又举行叛乱，占领长江以南以及四川、陕西、甘肃等大片地区，叛乱势力扩及半个中国，清政府全力进行讨伐，战斗达八年之久。一六八一年，清军攻克昆明，平定了“三藩”之乱，一六八三年又收取了台湾。这时中国西北边疆的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封建主噶尔丹又在并吞周围部落的战争中逐步强大起来，对国家的统一和清王朝的统治形成严重威胁。清王朝在入关以后的四十年内，经历了连年的战争，还来不及把国内的割据分裂势力全部平定，因此，它不愿意也不能够和外国进行大规模的、长期的战争，而希望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与俄国的争端，这就是它争取进行和平谈判的原因。一个封建国家的对外政策决定于国内的形势和国际间的力量对比，在康熙统治的前期，清王朝的统治还没有完全巩固，国内的割据分裂局面亟待解决，并没有力量和外国长期作战，特别是谈不到对于迢迢万里以外的俄国抱有什么“领土野心”和进行什么“军事征服”。

在这种形势下，清政府愿意和俄国和平解决边界问题。但是，当时，清王朝并不是一个怯懦、腐朽、可以任人欺凌宰割的没落王朝。从努尔哈赤以来，它进行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战争，在长期的、激烈的战争中清王朝一直是胜利者，它具有保卫自己的意志、力量和战斗经验。正像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所指出：黑龙江流域是“中国统治民族的故乡”[1]，俄国侵入了满洲的发祥地，严重地威胁到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清王朝的安全与威信。清政府决不能容忍俄国长期侵占黑龙江流域，为保卫国家的领土、自己的家乡，为了统治权的安全，清政府是不惜与任何强大势力作战的，军事压力和虚声恫吓都不可能把它吓倒。康熙说：“朕十三岁亲政之后（康熙亲政在一六六七年，即康熙六年），即留意于此（指俄国侵占黑龙江流域），细访其土地形胜、道路远近及人物性情。”[2]可见，康熙长期以来很注意东北边防情况；收复黑龙江流域，驱逐俄国侵略者，这是清朝统治者的强烈愿望，其决心是不可能动摇的。

为了抵抗俄国侵略，收复黑龙江流域，首先必须依靠军事斗争。没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不经过激烈的战斗，是无法劝说侵略者自动放弃侵略活动的，清朝政府和俄国打了几十年交道，稍稍懂得了这个道理。但是仅仅依靠单纯的军事斗争还不够，要永远根绝俄国的侵略，就必须在收复的国土上驻兵永戍、充实边防。这样，清政府就不但要把侵略者赶跑，而且要把篱笆扎紧，谨防它再来，否则就会重演十七世纪五十年代的历史。在五十年代，俄国侵略者初次窜犯黑龙江流域，清政府用很大力量打退了俄国侵略军，歼灭了斯捷潘诺夫匪帮，但由于没有在边境上派兵驻守，因此不久以后，俄国侵略军又卷土重来。康熙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今纵克取雅克萨城，我进则彼退，我退则彼进，用兵无已，边民不安。”[3]

因此，十七世纪的黑龙江问题并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失去的国土必须要使用军事力量去收复，但军事斗争不应该关闭和平谈判的大门，中俄两个封建大国的冲突只能通过和平谈判、确定彼此的边界来解决，而边界的长期安定又必须依靠派兵永驻、巩固边防的一系列措施来保证。一个美国历史学家说：“康熙不想征服俄国，而是要向俄国表明：自己有力量和俄国进行谈判解决。”[4]因此，在黑龙江上的这场斗争中，军事、外交、政治、经济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清政府在雅克萨战争中奉行的就是军事斗争、外交谈判、充实边防三者并举的方针，而这一方针的贯彻却遇到了严重的干扰和阻力。

清政府内有一些官僚和将军并不赞成这个方针。他们害怕强大的俄国，害怕俄国的精利枪炮，不敢进行斗争。在他们看来，黑龙江路途遥远，气候寒冷，出兵打仗有很多困难。俄国虽然已经侵入黑龙江，毕竟离北京很远，不是最紧迫的威胁，因此他们根本不赞成出兵。当时的理学家李光地就大肆鼓吹卖国主义的孔孟之道，高唱“虽有强邻敌国侵略，也应当修文偃武”[5]。清王朝的谕旨中说，“征剿罗刹，众皆难之”[6]，“征罗刹之举诸臣咸谓地势最远，输饷最难，故皆不愿”。但是，康熙和主张抵抗的官吏反对他们的意见，康熙认为“征剿罗刹之役，似非甚要，而所关最巨”，他“不徇众见，决意命将出师，深入挞伐”[7]，也就是坚持出兵抵抗，驱逐侵略者。

康熙像

确定了出兵抵抗的方针以后，又在怎样进行抵抗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一些官僚和将军把事情单纯地归结为出兵打仗，主张立即开战，速战速决，把俄国侵略者赶走完事。他们对于长期驻兵、充实边防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长期驻兵就引起筑城设官、物资供应、交通运输以至屯田生产等一系列复杂的任务，他们对完成这些任务没有信心。另外，特别在前敌将领中存在着怕困难、怕吃苦的思想情绪。到黑龙江去打仗已经是一桩苦差使，但时间较短，打完仗就可以回家，打了胜仗还有军功和赏赐。至于守卫边境，要在冰天雪地、人烟稀少的地方长期驻守，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平时锦衣玉食、养尊处优的官僚和将军无不视“长期戍边”为畏途。康熙曾经指出：“南方各省，人人愿往。至宁古塔，则不愿者多矣。”[8]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在当时人心目中是流放犯人的苦地方，何况雅克萨还在宁古塔以北千里以外！所以，一提到“永戍黑龙江”，清朝的官僚、将军中间那种目光短浅、畏难怕苦，置边防大局于不顾的错误思想经常表露出来。在雅克萨战争期间，清朝最高统治者不但要筹划军事，和俄国侵略者作斗争，而且还要克服内部的意见分歧，和一些官僚、将军中的错误思想与错误主张作斗争，以保证军事斗争、外交谈判和充实边防三者并举的方针得以贯彻。

一六八二年（康熙二十一年），即平定“三藩”叛乱的第二年，清政府立即把注意力转向东北，为驱逐俄国侵略者进行作战的准备。

这年四月，康熙到盛京“谒陵”，“谒陵事毕，欲巡视边疆，远览形胜，省睹祖宗开创之艰难，兼讲春蒐之礼”[9]。由抚顺、兴京、哈达城（今西丰），出柳条边，五月至船厂（或称吉林乌喇，即今之吉林市），航行于松花江上。康熙这次远出巡视，不仅仅是礼节性的，而且是去实地视察边防情况，准备抗击俄国侵略军。

一六八二年九月，康熙派副都统郎谈、公彭春率领几百人，以捕鹿为名，到雅克萨侦察地理形势和水陆交通。郎谈等从墨尔根北行，经过十六天至雅克萨，沿途“林木丛杂，冰坚沙结”，又从雅克萨沿黑龙江而下，“舟楫可通，无险阻之患”[10]，经过十五天到达瑷珲。一六八三年一月，郎谈等回到北京报告说，“雅克萨可下，罗刹可破”，“攻取罗刹甚易，发兵三千足矣”[11]，并建议集合军队，准备粮食，添造船只，调取红衣大炮二十门，“俟来春冰解时，水陆军刻期齐发”[12]。这个建议是用单纯的军事行动来解决边界问题，立即出兵，一鼓作气，速战速决，收复雅克萨，把侵略者驱逐出境。它不但没有考虑充实边防的问题，而且这样没有经过充分准备的战争能不能获胜，也还是个疑问。

康熙否定了郎谈等的建议，从更长远的观点来对待问题。他说：“兵非善事，宜暂停攻取。”[13]下令调兵一千五百人，暂勿进攻，而在黑龙江（即瑷珲）和呼玛两地建立城堡，与俄国对峙，并贮存粮食，修造船只，筹划屯田，开辟驿路，进行持久的、充分的准备。

命令下达以后不久，担任前线统帅的宁古塔将军巴海提出了不同的方针，主张把瑷珲、呼玛两地筑城的方案合而为一，筑城于更靠近内地的瑷珲，这是一个贪图省事的办法。他又提出：“罗刹倘水陆运粮，增兵救援，更难为计。宜乘其积贮未备，速行征剿。俟造船毕，度七月初旬，能抵雅克萨，即亲统大兵，直薄城下。”[14]这个建议不过是郎谈等的意见的复活，在准备还不充分的情况下，企图速战速决，把敌军暂时赶跑便算大功告成。这个建议得到很多人的支持，甚至得到了议政王大臣的批准。

康熙坚决反对这一错误意见。一六八三年五月，他下谕说：“所议进征罗刹军务，殊为疏略。乌喇、宁古塔兵，未历征战，不谙行阵纪律。将军巴海及副都统官兵，又彼此不合。巴海著留守乌喇（即今吉林）。萨布素、瓦礼祜俱以副都统领兵前往，不必授为将军。至所议七月兵到，即行攻战，亦属未可。”[15]不久，巴海因谎报粮食歉收被罢官降职，巴海被罢官显然是由于他干扰了已定的边防方针。

此后，官僚和将领中还经常出现不利于增强边防的错误主张。一六八三年夏，康熙命令派吉林宁古塔兵五六百人、达斡尔兵四五百人于明年秋天到黑龙江去，永远驻守。将领中又提出了一个取巧偷懒的建议：只派五百名达斡尔士兵携带家属到额苏里（在瑷珲稍北）垦荒耕种，屯田永驻，而把乌喇和宁古塔的三千士兵，分为三班，轮流驻守瑷珲。这是一个偷梁换柱的办法，把“派兵永驻”改成“轮流驻守”。这反映了将领中害怕艰苦环境、反对派兵永驻的错误意见。康熙认为这不是一个长久的办法，一六八三年十月他批驳了这一建议，认为轮流驻守的办法“兵丁频事更番，必致困苦，非久长之策。其在黑龙江建城永戍”[16]。

为了保证“建城永戍”的方针得以贯彻，康熙同时又提出以下措施：

预备炮具船舰，令设斥堠于呼马尔（即呼玛）。自黑龙江至乌喇置十驿，驿夫五十人。遇有警急，乘蒙古马疾驰。寻常事宜，则循十驿以行。由水路陆续运粮，积贮黑龙江。此兵既往，且立二年之业，仍设将军、副都统领之。如罗刹船由黑龙江下，我舟师尾击甚易。况黑龙江地势辽阔，照内地置十驿，又易安置家口。如此一一区画，则罗刹自穷蹙归诚矣。[17]

清政府的方针已定，措施落实，各项工作先后开展起来。从一六八三年到一六八五年，清政府作了如下部署：

（一）军队的调动派遣

一六八三年夏天，第一批乌喇、宁古塔官兵一千人在副都统萨布素的率领下到达瑷珲。[18]一六八四年秋，又有乌喇、宁古塔官兵及增派的达斡尔官兵一千人携带家属赴黑龙江屯田驻守。[19]这两批军队共二千人永驻黑龙江（瑷珲）[20]，是守卫边境、对俄作战的主力。

一六八三年冬，为了协同作战，从北京派兵五六百人往黑龙江。[21]一六八五年初，为了对付俄国的火枪，又调动了安插在山东、山西、河南的善用藤牌的福建官兵四百二十人开赴前线。[22]这两批军队共约一千人是协同作战的部队，并非永驻黑龙江，战斗结束后就撤回。

以上投入作战的清军全部人员共四批三千人。这个数目和郎谈等在一六八三年一月侦视雅克萨以后向康熙提出的“发兵三千足矣”[23]的建议是完全符合的。

此外，清政府还调派一些军队到黑龙江，但并非直接为作战之用。一六八四年春，盛京官兵六百人在副都统穆秦的率领下到瑷珲帮助筑城，城工告竣，这批军队即撤回盛京；一六八五年初，因瑷珲驻军进攻雅克萨，又派盛京官兵五百人前往瑷珲，代替黑龙江官兵守城种地；雅克萨战斗前夕，又调索伦、蒙古兵五百人，在明爱的率领下，设立雅克萨至墨尔根之间的临时驿站，以传递军情文报。这三批军队共一千六百人，都是临时调动，没有投入战斗。

以上是清政府在雅克萨战争期间的兵力调动情况。

（二）建筑黑龙江城

萨布素率领的第一批军队到达黑龙江以后，士兵们立即开始修筑城堡，建造房屋，城名“黑龙江”（即瑷珲）。城址原在黑龙江东岸瑷珲旧城的废墟上，第一次雅克萨战争（一六八五年秋）以后，迁往西岸。

一六八三年十月，萨布素升任黑龙江将军，下设副都统、协领、佐领等，在此置兵设治，长期屯驻。

（三）征贮粮食、进行屯田

为供应黑龙江驻兵的食用，清政府从科尔沁十旗、锡伯、乌喇之官屯征得粮食一万二千石，可供三年之用，并派马喇至索伦村购买牛羊牲畜。后来又在科尔沁旗的漠尔浑屯设立仓库，贮粮一万石备用。

清兵驻扎瑷珲后，在当地屯田，“康熙二十四年分，盛京官兵至黑龙江垦地一千五百余垧”[24]。清政府派侍郎萨海往黑龙江监督耕种，后来又派马喇“督理农务”。屯田士兵中有很多是索伦、达斡尔族人。据记载：“索伦、达呼尔（达斡尔）不谙农事。康熙间，特遣部员，课其耕种，尝以郎中博奇课耕有法，禾稼大收，奉旨褒美。事在二十五年。”[25]

（四）修造船舰

对俄作战，需要大批战船和运输船。清政府在松花江畔的乌喇（今吉林市）设厂造船。乌喇亦名船厂，明初已在这里造船，年久废弃。顺治末，宁古塔昂邦章京沙尔虎达抵抗俄国入侵，开始在这里恢复造船。[26]一六七六年，宁古塔将军移驻乌喇，此后，乌喇取代了宁古塔，成为国防重镇和船舶修造的中心。有人记载一六八二年该地的情形：“建木为城，倚江而居，所统新旧满洲兵二千名，并徙直隶各省流人数千户居此。修造战舰四十余艘，双帆楼橹与京口战船相类，又有江船数十，亦具帆樯，日习水战，以备老羌（指沙俄）。”[27]

一六八三年初，清政府确定对俄方针，全盘规划黑龙江防务。派户部尚书伊桑阿带领工匠到乌喇大规模修造船舰。黑龙江上有大战船十艘，二号战船三十艘，江船十艘；松花江上原有破损战船都拆毁重修，康熙命巴海备齐重修战船一百艘所需的木料。此外，黑龙江、松花江、易屯河和辽河上有几百艘运粮船。[28]水手则从士兵、奴仆和流放犯人中征发。[29]

（五）组织运输

在当时的条件下，把大批粮食、军火和其他物资运往黑龙江是颇为复杂的工作。清政府组织了从盛京到黑龙江（瑷珲）之间的分段运输。

第一段为辽河，从盛京以西辽河上的巨流河渡口起到辽河上游等色屯（或称邓子村，在今吉林省梨树县），有运粮船一百艘，溯辽河而上，“若逢淤浅，束水以行”。

第二段，从等色屯至易屯门（今吉林省伊通县），路程虽仅一二百里，但无河流，不通舟楫，粮食物资，由水转陆，“派蒙古官兵车辆陆续运往”。

第三段，从易屯门经易屯河（今伊通河）、松花江顺流而下，至松花江与黑龙江汇流处。有运粮船一百艘。

第四段，溯黑龙江而上至瑷珲，有运粮船八十艘。

这条运输线路全长四五千里。沿途设防兵、招夫役、浚河道、筑粮仓，工程很大。清政府的准备工作做得较细致，派人在各段实地勘察测量道路远近，水势深浅，确定所造船只的大小和运载量，并且在通州到瀛台之间装米行船，作了试验性的航行。[30]这条运输线路是十七世纪末沟通东北黑、松、辽三大河流的交通大动脉。

（六）开辟驿路

为了传达公文、情报，新辟了从乌喇到瑷珲的驿路，共长一千三百四十里。中途设驿站十九个，每站设官吏、驿丁几十人，拨给“台站丁地”，一面传送文报，一面垦田耕种。

2．俄国侵略军的战争准备

清政府为了保卫国土，抵抗侵略，采取了自卫措施，而俄国侵略者为了进一步扩张领土、侵略中国，更狂热地进行战争准备。

一六八〇年，俄国政府已把尼布楚地区升级为督军区。第一任督军沃依科夫到任以后，拼命扩大军力、修筑工事，千方百计地企图解决粮食和各种军需品的供应问题。

首先是改建和加固雅克萨的城堡工事。为此，沃依科夫派他自己的儿子安德列担任雅克萨侵略军的头子，命令安德列“用最大的努力尽速完成对阿尔巴津城堡及其所有防御工事的补建”。安德列到了雅克萨，督促侵略军加固城堡。他写信给他父亲，报告“我马上命令修炮楼，挖壕沟，在木桩间夯土、竖木栅”[31]。据安德列说，经加固和扩建后的雅克萨城堡，周围长一六五点五俄丈，城门及司令部都筑了炮楼。

为了建立一支机动、快速的攻击力量，以便深入中国内地作战，进一步扩张领土，沃依科夫在尼布楚增设了哥萨克骑兵部队。他非常热衷于建立这样一支进攻性的力量，大叫大嚷：“在尼布楚，没有哥萨克骑兵是不行的！”[32]

沃依科夫还企图解决粮食问题。他说：“二十年来，由叶尼塞斯克供应粮食的经验证明，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必须依靠本地的粮食供应。”[33]他在尼布楚和雅克萨一带掳掠中国的各族人民，把他们变为农业奴隶，并招徕俄国的流放犯，开垦土地，种植粮食，建立了一批使用奴隶劳动的殖民主义农庄。

应当指出，这些殖民主义农庄的生产和经营并不成功：奴隶经常反抗、逃亡，各个农庄收不到多少粮食。俄国的记载说：尼布楚地区“一六七九—一六八二年没长粮食，庄稼受铁锈病害和虫害。一六八二年下大雨……粮食全淹了”，“六年之内，半数俄亩的地是不成样子的”，“尼布楚地区的农业殖民化进行得非常缓慢”，“从一六八三年至一七〇〇年，尼布楚农民（指俄国的农户主）的人数没有增加。一六八三年有二十三人，而一七〇〇年只有二十四人”[34]。

雅克萨的殖民主义农庄比尼布楚要多得多。殖民主义农庄和侵略据点结成一体，散布在广阔的中国领土上。从额尔古纳河口至雅克萨十余处，雅克萨至布尔马大河口十余处，“筑室散居，耕种自给，因以捕貂”[35]。据说，一六八四年雅克萨地区的俄国农户主多达四百八十人，这些人既是沙皇的士兵，又是小奴隶主。他们掳掠和奴役当地的中国居民，驱迫中国居民担负繁重的劳动，“纵掠民间子女，构乱不休”。第一次雅克萨战争中，清军一举就夺回和释放了一百六十名被掳为奴隶（包括人质在内）的中国各族人。[36]

俄国侵略者从各个方面加强殖民统治，增建寨堡工事，改善粮食供应，增派援军。俄国西伯利亚事务衙门于一六八三年编制的报告中说：整个达斡利亚地区（包括贝加尔湖以东及尼布楚、雅克萨等地）共有俄国军职人员约两千人[37]，还有许多大炮、枪支、火药、铅弹，其军事力量占整个西伯利亚地区的将近一半（当时西伯利亚地区共有俄国军职人员四千至五千人）。可见，俄国在这里的扩军备战已达到了力所能及的顶点。

即使如此，俄国在这里的地位仍然是很虚弱的，首先因为它抢的地方实在太大了。从贝加尔湖以东到黑龙江直至海边，都有它的侵略据点，都要一下子吞并霸占过去，把两千名侵略军分散在这样辽阔广大的中国东北和北部边境上，处处看守，防不胜防。不管沙皇政府再增派多少军队来，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必定犹如跌进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伸手太长，力量不足，这是俄国侵略者在中国边境上碰到的不可克服的困难。

当时，从贝加尔湖以东直到海边，处处燃起了中国各族人民抗俄斗争的熊熊烈火，俄国侵略者心惊胆战。一个俄国历史学家说：“沿西伯利亚整个漫长的南部边境线所处的惊慌不安的地位，使莫斯科政府束手无策。”[38]一六八二年，楚库柏兴（色楞格斯克）附近的蒙古人爆发了抗俄起义，击毙、击伤许多俄国侵略者，夺回许多被抢去的牲口。楚库柏兴俄国当局向各地求救，而另一据点乌的柏兴（乌丁斯克）也被人民起义所震撼，还在惊惶失措地向楚库柏兴求救。同年，俄国勾结喀尔喀蒙古扎萨克图汗的部属罗卜臧台吉额林沁（即阿尔金汗）进攻扎萨克图汗，企图吞并扎萨克图部。扎萨克图汗成衮坚决反击，打败并擒获了额林沁，俄国的吞并阴谋被粉碎。[39]一六八四年，喀尔喀蒙古领袖土谢图汗再次派遣使者到楚库柏兴，要求俄军撤出中国土地，释放被掳去的中国蒙古族人民。土谢图汗的使者指出：俄国只有停止侵略，才能使边境有安定与和平。他说：“和平的言论将不会带来和平，你们别想霸占我们的国土，你们的那个城堡（指侵略据点楚库柏兴）不能再存在。”他还强调指出：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服从清政府的命令，“我们的斡齐尔赛音汗（即土谢图汗）同大清皇帝一致行动”[40]。俄方置之不理。一六八五年，蒙古人起义，袭击了侵略据点通金斯克。俄国侵略者惊呼：“强大的斡齐尔赛音汗和他的兄弟巴图尔珲台吉是色楞格斯克哥萨克的主要敌人。从一六七八年起，他们经常威胁着色楞格斯克。”[41]

其次，俄国国内政局不稳、内部矛盾尖锐也使得俄国政府不可能集中力量加强对黑龙江流域的统治。一六七六年，老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死后，十四岁的长子费多尔即位，贵族们加紧争权夺利；一六八二年，费多尔又死去，留下两个年幼的弟弟，一个是老沙皇阿列克塞前妻所生的伊凡，另一个是老沙皇的后妻那里什金皇后所生的彼得（即彼得一世）。争权夺利的贵族大臣们分成了两个阵营，一个以老沙皇前妻娘家的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为中心，拥护伊凡；一个以后妻娘家的那里什金家族为中心，拥护彼得。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夺权斗争。一六八二年五月，莫斯科发生兵变，士兵们冲进了克里姆林宫，全城陷入了大混乱，接着又发生广泛的农奴暴动。伊凡和彼得的姐姐索菲亚公主利用混乱局面，夺取了政权，宣布伊凡和彼得并立为沙皇，而索菲亚则掌握着实权。在索菲亚公主的统治下，俄国政府内部钩心斗角，互相倾轧，政局很不稳定，无暇顾及远东，不可能调动更多兵力来加强它在黑龙江上的殖民统治。

同时，尼布楚督军区内部也在进行激烈的权力争夺斗争。督军沃依科夫和雅克萨的俄国侵略军发生内讧。沃依科夫把自己的儿子安德列安插在雅克萨当头子，雅克萨的侵略军不肯服从，不但和安德列争吵，而且指责督军克扣军饷。沃依科夫亲自跑到雅克萨去平息不满，军队仍不买账，撵逐了安德列，由另一个名叫伏洛西尼柯夫的哥萨克出来当头子。这场争吵闹得不可开交，沃依科夫平息不了这场内讧，只好带着儿子跑回尼布楚，这个俄国督军自己也承认在他统治下的雅克萨“是座贼堡，是一群强盗建立的”，“那里住的是一群哥萨克强盗”[42]。他向沙皇控告这伙土匪不但不服从命令，还抢劫政府的贡物和征购的粮食。雅克萨的俄国侵略军则反过来控告沃依科夫排挤哥萨克，饿死人质，克扣军饷，营私舞弊。这一群大狗、小狗、饱狗、饿狗正在进行激烈的争夺，也不可能集中力量去加强他们的侵略据点。

一六八三年，第一批中国军队一千人在萨布素的率领下开抵瑷珲，筑城驻守，与俄国侵略军对峙。俄军慌乱惶恐，一夕数惊。“关于中国军队的人数有着没完没了的混乱的谣言。有些谣言被历史家们信以为真。一个说，有九千军队带着二十年口粮；另一个说，有一万五千军队攻打雅克萨，而更多的军队攻打尼布楚；第三个说，有一万五千军队开向雅克萨，二万五千军队开向尼布楚，还加上一万军队从水路到来，这五万军队带着可供三年之用的物资；还有另一个谣言说，中国军队共有一万五千人，其中六千人要打雅克萨，九千人要打尼布楚。”[43]

沙皇政府急急忙忙调兵遣将。一六八三年，任命亲信大臣康斯坦丁·谢尔巴托夫公爵为叶尼塞斯克督军。沙皇的谕旨中说：“达斡尔服役人员禀告说：一六八二年，中国人水陆两路，大批集结，准备进攻达斡利亚各城堡。……由于这些城堡中人数很少，无法防御……因此，一六八三年派大臣康斯坦丁·谢尔巴托夫公爵到叶尼塞斯克去。……命令他尽可能地保卫色楞格斯克，保卫整个贝加尔湖地区、达斡利亚地区和其他城堡……”[44]

一六八三年四月二十日，沙皇命令在托博尔斯克地区立即招募一千名哥萨克，编组军队，由普鲁士军官拜顿（Беитон，Афнасий）[45]率领向雅克萨增援。

处在前线的楚库柏兴、尼布楚、雅克萨的军事指挥也作了全盘调整。尼布楚督军沃依科夫因和部下争吵，互相控告，弄得声名狼藉，威信扫地，被撤换职务，由伊凡·叶夫斯塔菲耶维奇·弗拉索夫（Иван Евстафъевич Власов）继任。弗拉索夫当时是伊尔库次克的督军，他长期在外贝加尔地区活动，对当地情况很熟悉。“莫斯科政府注意到当地事务的复杂性，一反常规，决定从莫斯科直接任命一位因服役有功而晋升的督军……在这种惶恐不安的时刻，需要派了解边陲情况的人去。”[46]

黑龙江地区的殖民占领体制也作了大的调整。雅克萨从尼布楚督军区划分出来，新成立雅克萨督军区。沙皇政府在这里投入了更大的力量，任命托博尔斯克的军役贵族额里克舍·托尔布津（Алексей Толσузин）为雅克萨督军，统率已在黑龙江上的全部侵略军和正在西伯利亚编组、准备开往黑龙江的另外一千名哥萨克。额里克舍·托尔布津的父亲伊拉里昂·托尔巴津在一六六二—一六六七年间担任过尼布楚俄军的总管，额里克舍·托尔布津本人也当过雅克萨俄军的头目和尼布楚总管，父子两人都是坚决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刽子手，额里克舍更以凶悍闻名，并熟悉雅克萨当地的情况。沙皇政府在关键时刻将他提拔为督军，放到第一线的重要岗位上。在这些新任的侵略军头子的指挥和监督下，整个西伯利亚地区在狂热地进行侵略战争的准备，到处呈现一片紧张忙乱的气氛。

大批哥萨克应召，纷纷拥到托博尔斯克，拜顿在紧张地编组侵略援军，为了提高士气，给应召的哥萨克增加饷金，每人发给五卢布恩俸；大批军械物资从莫斯科源源东运；叶尼塞斯克在忙忙碌碌地征购、贮藏和运送粮食；上图里耶地区奉命赶造船只，供运输士兵和物资之用；楚库柏兴是镇压日益沸腾的蒙古人民反抗的据点和支援尼布楚、雅克萨的后方，其重要性更加突出了。贝加尔湖以东的许多城堡都划归楚库柏兴管辖，俄国当局计划把这里的驻军增加到五百人。楚库柏兴旧城堡附近在匆忙地修筑新城堡，以应付紧急事态，俄国还计划“要在蒙古草原上，沿鄂尔浑河和楚库河建立一些新城堡，以吓唬蒙古人”[47]。弗拉索夫和托尔布津在一六八四年分别赶到尼布楚和雅克萨上任，弗拉索夫在筹划从西伯利亚移民五百户到尼布楚来，托尔布津忙于加固城防，添筑工事，搜集和贮存粮食物资，以便迎接即将到来的一千名援军。

这样，中俄双方都在动员人力、物力。中国方面决心要收复国土，抗击侵略军；俄国方面坚持要用武力进一步扩张，霸占中国的土地：黑龙江上战云密布，一场侵略和反侵略战争已迫在眉睫了。

3．前哨战，清政府争取和平谈判的屡次努力（一六八三—一六八四年）

一六八三年的七月，盛夏降临到黑龙江上。天空老是阴沉沉的，密云不雨，森林和沼泽地带蚊蚋滋生、群兽出没。不久以前，黑龙江的江面还是雪积冰封，现在碧色的浪涛已在咆哮奔腾了。

有四艘平底木船和两艘货船沿着黑龙江向下航行。船上有六十七个全副武装的哥萨克，为首的名叫梅利尼克（Мыльник，Г，中国史籍中称吉礼过里）。这是雅克萨俄国占领当局派出的一支队伍。每年这个季节，雅克萨都要派出一批又一批队伍，到黑龙江中下游和松花江去劫掠中国各族居民。这支六十七人的队伍，就是雅克萨俄军当局派去侵扰中国黑龙江下游恒滚河（今苏联境内阿姆贡河）一带的侵略部队。

从雅克萨到恒滚河去，路程很远。船只沿黑龙江下驶，过了瑷珲，进入牛满河（今苏联境内布列亚河），然后沿着牛满河上溯，可以到达恒滚河的上游。其中，靠近瑷珲的一段深入中国的腹地，随时可能碰到中国军队。本来，在离开瑷珲不远的地方俄军修筑了一个多伦禅据点，紧靠着精奇里江，专门探听和监视中国军队的调动，由于听说中国军队即将到来，多伦禅据点里的俄军害怕自己突出在敌前，容易受到进攻，已经放弃了据点。但雅克萨俄军不甘心放弃这个地方，让梅利尼克路过这里，侦察中国的动静。

梅利尼克等从七月二十七日离开雅克萨，已经航行了十一天，快要到达额苏里，再有几天路程就可以通过瑷珲，到达牛满河口。梅利尼克等提心吊胆地注视着前方的动静。

突然，下游出现了异样的情况。远处有一队船只迎面驶来。事情是一清二楚的，这里除了中国水师的船队以外，不可能有别的船队。梅利尼克慌忙下令船只靠岸，全体哥萨克作战斗准备。

但是，中国的船队并没有驶近开火，它也在远处对岸停泊下来。

梅利尼克还想逃走。他盘算着或是立即回航，或是弃舟登陆，但时间太晚了，回航的江面已被中国兵船封锁，岸上也出现了中国骑兵。梅利尼克很快就发现，自己已陷入天罗地网之中。

这支中国军队由中国索伦族军官博克率领，是萨布素带到瑷珲来筑城永驻的一千名士兵的前锋部队。它刚刚到达瑷珲不久，就碰到了俄军的入侵。在当地居民的协助下，清军掌握了俄军的活动路线和当地地形，成功地部署了这次包围。

中国军队并没有立即开火。船队、骑兵和俄军保持着一段距离，监视着俄军的行动，就这样相持了一夜。第二天，两个中国军官来到梅利尼克的船上，要求梅利尼克到中国军营中去谈判。梅利尼克带着十个哥萨克来到中国军营，博克很有礼貌地接待他，劝他缴械投降，并且明确地告诉他：顽抗是无济于事的，只能白白送命，如果放下武器，可以得到优待。梅利尼克吓破了胆子，乖乖地投降。他的队伍中有一部分人跳水逃走，跑到西林穆丹河上的据点西林穆宾斯克去了。

中国方面的战略是先扫外围，后攻中心。在俘获了梅利尼克的队伍以后，立即沿精奇里江而上，多伦禅据点中的俄军早已撤走，西林穆宾斯克据点中的俄军在梅利尼克队伍里的人逃来后，得知中国军队到来的消息，也脚底抹油，狼狈逃跑。这伙匪徒贼性不改，逃跑的时候也没有忘记带着人质，拖曳着许多赃物，“沿途还向异族人征收实物税。但是，通古斯人（指中国鄂伦春族、鄂温克族）为中国人即将到来的传闻所鼓舞，中途袭击了哥萨克，打了他们个措手不及，结果有十五人被打死，人质也被他们夺回。剩余的哥萨克抛弃了雪橇，四散逃命”[48]。清军收复和拆毁了这个据点。在精奇里江上游新结雅斯克据点中的俄国侵略军，由于离得较远，没有得到清军到来的消息，被清军包围，很快也缴械投降了。

后来逃回雅克萨去的俄国侵略军，张皇报警，夸大其词。一会儿说中国有一百六十艘船只，每艘船上有二十个士兵，还有几千名骑兵；一会儿又说有三百艘船只，船上有大炮。其实，这都是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当时只有萨布素率领的一千名士兵到达黑龙江，而俘获梅利尼克队伍的不过是萨布素所属的一支前锋部队而已。

中国军队进驻黑龙江的消息，像春雷一样，震动了黑龙江。长期受俄国侵略军欺压蹂躏的当地居民欢欣鼓舞，他们纷纷起来，用原始的武器对侵略军发动零星的袭击，到处掀起了反对俄国军事占领的汹涌怒潮。牛满河上的奇勒尔族奚鲁噶奴等打死侵略军十多人。精奇里江上的鄂伦春族朱尔铿格等两次袭击俄国侵略军，第一次击毙俄军四十余人，第二次击毙俄军二十余人。[49]黑龙江下游的费雅喀族和奇勒尔族掀起了更大规模的抗俄斗争，和俄军展开激烈的战斗，“击杀罗刹甚众”[50]。俄军从“北海”（即鄂霍次克海）增援，费雅喀族人民也向清军求援，清将夸兰大鄂罗舜（或作鄂洛诚）等率兵三百、炮四门奉命驰援。以费雅喀族噶克当阿等为向导，清军冒着严寒，在冰天雪地中长途行军，于一六八四年初抵达恒滚河口，包围了俄军的寨堡。清军派俄国俘虏进寨堡去，劝令俄军放弃抵抗。俄军闻风丧胆，先交出火枪二十支，释放鄂伦春族的三名人质，接着二十一个侵略军向清军投降，其他侵略军突围向鄂霍次克海方向逃跑。[51]清军在当地各族人民的配合下，收复了大片中国领土，拔除了黑龙江下游杜吉根斯克、图古尔斯克、聂米伦斯克等侵略据点，这些据点里的俄军不是投降，就是逃跑或被击毙。

中国军队开到黑龙江上只有半年多时间，在当地各族人民的支援和配合下，如风卷落叶一样扫荡了俄军的外围据点，收复了广大的国土。到一六八四年初，除了雅克萨、尼布楚以外，整个黑龙江的中下游及其各条支流上的俄国侵略势力都已被肃清。

一六八四年夏，达斡尔“副头目”倍勒儿（原为雅克萨人）等至雅克萨进行侦察。他们英勇机智地深入俄军巢穴，击毙俄军二人，俘获一人，探明了俄军在雅克萨、杭屋莫（或称昂古墨阿山顶，为雅克萨东面要隘）一带的设防情况以及俄军人数、船只、粮食储备等。据倍勒儿等探明，当时麇集在雅克萨的俄国侵略者约有九百人。[52]

中国军队的活动体现了清朝政府把军事斗争和外交交涉结合起来的方针。每次战斗都先礼后兵，留有余地，敞开着谈判的大门。清军在进攻每一个俄军据点之前，都先派人去做政治劝说工作。在清政府的劝说下，许多俄军放下了武器，所以，扫清外围据点时所碰到的抗拒是很轻微的。俄军投降或被俘以后，不但一个不杀，而且受到优待。康熙一再下令对俄国俘虏“加意赡养，时其饮食，毋得缺乏，以示轸恤之意”[53]，并且“赏以衣帽”“给以官职”，有的封为骁骑校，有的封为七品官。这些俄俘大部分被遣返回国，一部分不愿意回俄国去为老沙皇卖命的下层士兵被安置在北京，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一六八三年十一月，清政府命令：“罗刹归顺人颇多，应令编为一佐领，令其彼此相依，庶有资借”[54]，这就是镶黄旗满洲第四参领之第十七佐领，并派三十五年前（一六四八年）在黑龙江上最早降清的俄国兵伍朗格里担任管理。一六八五年底，因雅克萨投降的俄军四十余人不足编为半个佐领，康熙命酌量归入上三旗内。[55]

清政府优待俄俘是为了表明自己不愿和俄国打仗的和平意愿，以便和俄国重开谈判，促使俄军主动撤出雅克萨，“康熙皇帝仍希望不必经过一场全面战争而能解决这个争端”[56]。一六八三年下半年，两个中国官员带着十七名士兵前往尼布楚，要求俄方派人到齐齐哈尔进行谈判，俄国方面只派出了四个低级官员和士兵，而且态度蛮横，拒不撤退。清政府希望和俄国高级当局直接联系，进一步释放俄俘回国[57]，让俄俘携带一封咨文交给雅克萨俄国当局，咨文内容是理藩院誊抄的康熙的谕旨，用满文、蒙古文、俄文三种文字缮写。一六八四年初，俄俘宜番、米海罗莫罗对把信件带到了雅克萨，信件内容如下：

鄂罗斯国罗刹等，无端犯我索伦边疆，扰害虞人，肆行抢掠，屡匿根特木儿等逃人，过恶日甚。朕不忍即遣大兵剿灭，屡行晓谕，令其自释过愆，速归本地，送还隐匿逃人。前次所差彼使尼过来（即尼果赖·斯帕法里），亦经晓谕。但罗刹尚执迷不悟，反遣其部下人，于飞牙喀、奇勒尔等处，肆行焚杀。又诱索伦、打虎儿（即达斡尔）、俄罗春（即鄂伦春）之打貂人额提儿克等二十人入室，尽行焚死。此曹虽经晓谕，藐不畏法，因特遣将军统兵驻守黑龙江、呼马尔等处，不许罗刹仍前恣意妄行，遇即擒杀。顷者罗刹诸人，经过黑龙江地方，遇我将卒，降其三十余人。奏至，朕体好生之德，未戮一人，皆加豢养，使各得其所。今雅克萨、尼布潮（即尼布楚）罗刹等若改前过，将根特木儿等逃人送来，急回本地，则两相无事，于彼为益不浅。倘犹执迷不悟，留我边疆，彼时必致天讨，难免诛罚。如路远难归，倾心投诚者，朕亦纳之，必加恩恤，使各得其所。[58]

清政府虽然做出了和平表示并进行了政治劝说，但这种单方面的表示和劝说是不可能使侵略者放下屠刀，撤出中国领土的。俄方决心顽抗下去，置不作答。

清政府没有得到俄国方面的答复，但仍在考虑除战争以外能够促使俄军撤出中国领土的其他办法。它从当地居民中了解到：俄国侵略军在粮食物资的供应方面存在着很大困难，清政府希望通过较小的军事行动进一步切断俄军的供应，以迫使其撤出中国。一六八四年，清政府命令萨布素出兵抢割雅克萨附近俄国殖民主义农庄上的庄稼，又命令蒙古车臣汗断绝对俄贸易。在军队抢割庄稼以前，又派人通知俄军：“尔等据我雅克萨、尼布潮，多历年所，屡令撤还，迁延不去，且收我逃人，侵我边民。今大兵水陆进剿，尔其远退，以保余生。”[59]清政府认为，这一行动或者可以迫使侵略军自动撤退，至少也可以削弱其顽抗的力量。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60]清政府苦口婆心，再三劝说，又采取了警告性措施，但俄国侵略者置若罔闻，继续霸占着中国的土地，为非作歹。清政府争取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多次努力都碰了壁。

在前线的清朝将领不理解这种迂回曲折的斗争策略，他们不赞成政府规定的军事斗争、外交谈判和派兵永驻相结合的方针，对于长途跋涉，到寒冷而荒凉的黑龙江地区作战和长期驻守颇为不满，因此对于抢割庄稼并不积极，磨磨蹭蹭，行动迟缓。等到俄国殖民主义农庄上的庄稼收割完毕，清朝将领还没有采取行动，并且向政府提出增调关内的军队和火器到黑龙江去助战的要求。康熙对于前线将领违背既定方针、拖延执行命令的消极态度很不满意，斥责他们“坐失机会，更借端题请，殊属不合”，“一应咨题，多属支吾，借端延滞”，并进一步指出，“此皆谪遣黑龙江狂悖之人，从中沮议，不欲成事”[61]。可见，清政府在反对俄国侵略的同时，还要同自己政府和军队内部的不抵抗主义者或速胜论者进行严重的斗争。

4．第一次雅克萨战争（一六八五年）

清政府采取了除大规模战争以外的一切手段，想劝说和促使俄军主动撤出中国领土，但都没有取得成功，争取进行谈判的努力失败了；俄俘带去的信件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抢割庄稼的行动被耽误了，断绝贸易也不起作用。清政府除了用武力驱逐侵略者外，再也没有其他选择。

一六八五年一月，清政府派都统公瓦山等赴黑龙江和萨布素等会议，决定在本年春暖后出兵收复雅克萨。二月二十五日，清政府发布谕旨：

兵非善事，不得已而用之。向者罗刹无故犯边，收我逋逃，后渐越界而来，扰害索伦、赫哲、飞牙喀、奇勒尔诸地，不遑宁处；剽劫人口，抢掳村庄，攘夺貂皮，肆恶多端。是以屡遣人宣谕，复移文来使，罗刹竟不报命，反深入赫哲、飞牙喀一带，扰害益甚。爰发兵黑龙江，扼其来往之路，罗刹又窃据如故，不送还逋逃，应即剪灭。今仰付天心，大兵逼临雅克萨城，姑再以朕谕旨，遣人宣布罗刹。谕之曰：前屡经遣人移文，命尔等撤回人众，以逋逃归我，数年不报，反深入内地，纵掠民间子女，构乱不休。乃发兵截尔等路，招抚恒滚诸地罗刹，赦而不诛。因尔等仍不去雅克萨，特遣劲旅徂征，以此兵威，何难灭尔？但率土之民，朕无不恻然垂悯，欲其得所，故不忍遽加歼除，反复告诫。尔等欲相安无事，可速回雅库，于彼为界，捕貂收赋，毋复入内地构乱。归我逋逃，我亦归尔逃来之罗刹，果尔则界上得以贸易，彼此晏居，兵戈不兴。倘执迷不悟，仍然拒命，大兵必攻破雅克萨城，歼除尔众矣。如此宣谕后，罗刹果能遵旨即回，以雅库为界，我兵即驻扎于黑龙江，设斥堠于雅克萨，令疆圉帖然。倘仍行抗拒，则大兵相机而行。[62]

清政府出兵的方针、日期已经决定，而内部抵抗和妥协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停息下来。由于反对在边境驻防屯田的人进行破坏，黑龙江上“耕牛尽毙，农器损坏”。康熙听到这个消息震怒。一六八五年三月一日的谕旨中再次申斥某些将领“故毁农器，尽毙耕牛，其意在多方迟延，冀撤离黑龙江耳！”[63]为了排除干扰，有力地指挥作战，清政府改组黑龙江前线的领导机构，派都统公彭春为统帅，又任命副都统班达尔善、护军统领佟宝、副都统马喇及銮仪使侯林兴珠等参赞军务，组成新的指挥班子。

二月二十日，清军为了探明雅克萨的情况，以利作战，再次派出以倍勒儿为首的三十多人的侦察队伍，深入敌巢。倍勒儿等潜回雅克萨，神出鬼没地在当地活动了一个月，俘获了噶瓦力喇等七个俄国兵（其中一人中途逃走）。据倍勒儿等探明，自从雅克萨俄国督军托尔布津上任后，不断加固城防工事，“雅克萨城内设立重木，中实以土。闻大兵（指清军）至额苏里，即遣人各处求援……雅克萨兵众不满千人”[64]。三月二十九日，在大军出发以前，倍勒儿等带着六名俄俘及时地回到军营，为清军收复雅克萨作了重要的准备。

一六八五年夏季，黑龙江上的景色格外明媚，万物从冰雪封冻之后完全苏醒过来，山河披上了绿色的夏日新装。清军于五月三十日（康熙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出发，进军雅克萨。沿江两岸，旗帜招展，甲仗鲜明。一队队抗俄健儿斗志昂扬，跨马前进。江面上大大小小的船只，装运着士兵和大炮、军需、给养，溯江而上。清军共有三千名战斗人员和许多水手、夫役。战斗人员包括从乌喇、宁古塔调驻瑷珲的满洲兵一千五百名，索伦、达斡尔族士兵五百名，一六八三年冬调来的京营八旗兵五六百名，新从关内调来的善用藤牌片刀的汉族官兵四百二十名。除这批开往雅克萨的队伍以外，还有盛京兵五百名调到瑷珲，暂时接管防务和屯田；索伦、蒙古族士兵五百名在理藩院侍郎明爱的率领下，设立从墨尔根到雅克萨之间的驿站，以迅速传报军情。

在大军出发以前，康熙为了开辟一条和平解决的道路，直接写信给俄国沙皇，要求俄军撤退，提出以雅库次克为界的建议。这封信件由六个俄俘从喀尔喀蒙古出境送往俄国，信件内容如下：

尔罗刹人入我境内，骚扰地方，抢掠百姓妇孺，滋事不止。为此，朕欲即刻出大兵征讨。惟念有损原来之友好相处，军旅相争有害于边民，不忍出兵兴讨，而将陈述此一情由之谕旨，交付尔使臣。亦曾派遣专人前往雅克萨、尼布楚，至今未见派人，也未复文。尔反愈加派罗刹窜入我内地，抢掠滋事，纳我逃人。朕仍不忍即刻征讨，只派官兵堵截尔罗刹所行之路，招抚亨滚等地之罗刹，未加杀害，予以收养。尔若以为兵戎者并非好事，欲求边民安宁，仍旧和睦相处，望尔撤回罗刹，以雅库地方为界，于该处捕貂纳税，不入我界，俱行放还我逃往尔处之逃人，朕亦将投降之罗刹俱行放回。

惟因尔罗刹人骚扰滋事不止，朕方出大兵征讨。虽然如此，朕愿天下万邦均享安乐之福，一切生灵各得其所。又屡降敕谕：倘若尔怜悯边民，使其免遭涂炭流离之苦，不犯发动兵革之罪，即当迅速撤回雅克萨之罗刹，以雅库等地为界居住，望明确复文或遣使，朕即令征讨之大兵停止前进，撤至边界地方。如此，则边界地方永得安宁，而无侵扰之忧，互相贸易遣使，和睦相处。[65]

尽管清政府作了极大努力，仁至义尽地提出了解决两国争端的合理主张，但俄国占领当局置若罔闻，仍在作顽抗的准备，雅克萨的城墙重新加固，城外民房四十余所全部被焚毁，周围殖民主义农庄和小据点上的哥萨克都收缩到雅克萨城内，托尔布津向尼布楚发出雪片似的告急文书。

但是，周围的俄国侵略据点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自顾不暇。清军出兵，接连告捷，鼓舞了我国东北和北部边境上各族人民的抗俄斗争。西起贝加尔湖，东至鄂霍次克海海滨，形成了一片人民战争的海洋，俄国侵略军处处挨打，疲于奔命，局势越来越被动。“许多蒙古人来到色楞格斯克，赶走了牲畜，杀死俄国人。色楞格斯克的俄国人由于人少而不敢从城堡里出击和追赶蒙古人。”[66]在祖国东北角的乌第河流域，当地人民也自发起来抗击俄军，我国鄂伦春族立克顶格等将宜番等四名俄军擒送到瑷珲。[67]各个据点里的俄国侵略军被中国各族人民的抗俄斗争所牵制，不能集中大量军队去增援雅克萨。

据中国两次战前侦察探明，雅克萨俄国武装力量有九百至一千人，但俄国史籍说只有四百五十人。从各方面情况看，俄军实不止四百五十人之数。因为，一六八三年仅雅克萨周围殖民主义农庄上就有哥萨克农户和渔猎户四百八十户。[68]这些人都是武装持械人员，当时已撤入了城内，加上雅克萨城内和各据点里的驻军、陆续到达的援军，总数接近千人。又，开战的头几天，就有一百多名俄军被打死；而战斗结束，向清军投降而被释放的有七百余人；不愿回国而愿留居中国的四十五人。可见俄军全部武装力量四百五十人的说法是靠不住的。

尼布楚的俄军只有三百三十余人，由于局势紧张，已经派出一百一十八人去增援附近的各个据点，等到清军到达雅克萨，又勉强从余下的二百多人中抽调一百人去增援雅克萨。但第一次雅克萨战争结束得很快，这一百人走到半路上，雅克萨的俄军就已经战败投降了。

雅克萨俄军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普鲁士军官拜顿招募编练的一千名哥萨克身上。早在一六八三年拜顿已在托博尔斯克开始招募，将近两年时间，队伍还没有募足，只拼凑了六百人。雅克萨形势紧急，这支队伍匆忙出发，向雅克萨增援，半路上碰到了布利亚特蒙古人的袭击，内部又发生哗变，由于武器和粮食供应不善，哥萨克抢劫了他们的将军和总管，威胁要把他们抛到水里去。内部哗变好不容易平息下来，已经大大延误了行程。当清军收复雅克萨时，这支队伍才刚刚到达尼布楚。

一六八五年六月初，雅克萨城下出现了清军的前哨骑兵，一部分没有来得及被赶进城去的牲口被清军俘获。六月十日，清军的第一批船只驶近雅克萨。二十一日，清军统帅部到达雅克萨附近的杭屋莫，派俄俘费咬多里等三人进雅克萨，带去两封信件：一封是康熙致沙皇的信件，内容和六名俄俘经喀尔喀出境带回俄国去的信件相同，要求“迅速撤回雅克萨之罗刹，以雅库等地为界居住，望明确复文或遣使”；另一封是统帅彭春给雅克萨俄军的咨文，内容如下：

我圣主前曾多次派人或行文，令尔等撤回并遣还我逃人。尔君主多年来未复一文，不仅不归还我逃人，反而愈加侵我内地，骚扰地方，抢掠妇孺，滋事不止。为此派遣官兵，堵截尔等所行之路，于亨滚等地招抚罗刹，未加杀害，而予收养。因尔等仍不撤出雅克萨，我圣主特钦命我等率领官兵征讨尔等。我官兵之威力，攻无不克，若即刻攻占尔城，均将化为灰烬。然岂止尔罗刹，即是天下万邦之人，我圣主均加怜悯，愿其各自安居乐业，因此再三宣谕，不忍即刻将尔等剿灭。尔等若撤至雅库地方，以雅库为界，于该地捕貂纳税，不入我界，俱行放还我逃人，则我亦将尔投降之人员悉予遣回。若以雅库或某地为界，捕貂谋生，则将尔等之意，行文奏请我圣主，我等将予以转奏。若仍执迷顽抗，则大兵进剿，将雅克萨城毁尽杀绝，彼时追悔莫及矣。[69]

一六八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康熙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清军主力进抵雅克萨城下，和俄方对话。中国方面要求俄军撤退，“罗刹负固，出言不逊”[70]。二十四日，清军水陆列阵，包围雅克萨。二十五日，有一队哥萨克乘坐木筏，从黑龙江顺流而下，企图冲进城内，清军进行拦截。林兴珠率领的藤牌兵发扬勇敢战斗的精神，“众裸而入水，冒藤牌于顶，持片刀以进。罗刹众见之，惊所未见，呼曰大帽鞑子。众皆在水，火器无所施，而藤牌蔽其首，枪矢不能入，以长刃掠牌上，折其胫，皆踣江中，杀伤大半，余众溃而逸。兴珠不丧一人”[71]。这次水上战斗，击毙俄军三十余人，俘获十余人。当天夜间，清军在城南设立挡牌土垄，用弓弩作佯攻之势，而暗中将红衣大炮安置在城北及东西两翼。二十六日黎明，炮火齐发，开始向城内射击。

雅克萨之战

清军在雅克萨战争中使用之大炮“大清康熙十五年三月二日造神威无敌大将军”

雅克萨的俄国占领军力量虚弱、内部不和，在清军的凌厉攻势面前，士气低落。战斗刚刚开始，就被打死一百多人。俄军伤亡惨重，心胆俱裂，城中没有防火准备，炮火所及，到处起火，清军又在城墙下堆积木柴，声言要用火攻。而俄军盼望已久的援军迟迟不来，兵力和给养导致决不能长期顽抗下去。他们走投无路，在绝望中想起了清政府多次送来的信件，这些信件中反复申明，只要停止顽抗，撤离雅克萨，就可以保全俄军的生命、财产。这时候，俄国侵略军凶悍的气焰不得不收敛，投降保命的情绪滋长蔓延。托尔布津走投无路，和城里的传教士商议，决定投降，派代表和清军接洽。清方接受投降的条件很宽大，只要俄军撤出雅克萨，保证不再重来，就可以释放全部俄军，他们的武器、财产全部可以带走。

条件很快谈妥，托尔布津举行了投降仪式，还立下了决不重来雅克萨的誓言。七百多个俄国人（大部分是士兵，也有少数妇女和儿童）[72]从雅克萨遣返俄国，清军把他们送到额尔古纳河口。另有巴什里等四十五名俄兵不愿回国，要求留居中国，随清军回到瑷珲。城内还有一百六十多名中国的索伦、巴尔虎人，原被俄军抢去作为人质和奴隶，也全部得释回家。

第一次雅克萨战争胜利结束，比清政府的预料更为迅速和顺利。清朝上自皇帝、下至官兵都欢天喜地，共庆凯旋。但是在一片胜利的颂声中，苟安麻痹的情绪正在抬头。战争前夕，康熙还说过：“罗刹果能遵旨即回，以雅库为界，我兵即驻扎于黑龙江，设斥堠于雅克萨，令疆圉帖然。”[73]但战争结束以后，清军一把火烧掉了雅克萨据点，就匆匆忙忙回瑷珲去了，雅克萨没有留下一兵一卒。连雅克萨周围已经成熟了的庄稼也没有来得及收割掉，封建统治阶级不可能把抗击侵略、巩固国防的措施坚持到底，其恶果很快就显露了出来。

5．第二次雅克萨战争（一六八六年）

托尔布津等一伙残兵败将狼狈逃出雅克萨，刚刚过了额尔古纳河口，迎面遇到了从尼布楚派来增援的一百名俄军。但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雅克萨已经丢失。侵略军凑在一起，互相抱怨，垂头丧气地回到尼布楚。这时候，他们盼望已久的拜顿率领六百人，在沿途遭到布利亚特蒙古人的重重拦击之后，也姗姗来迟，到达尼布楚。这伙侵略强盗野心不死，一旦力量增强，就想卷土重来。尼布楚督军弗拉索夫派出七十人到雅克萨进行侦察。这支侦察队发现：雅克萨空无一人，城堡已被焚毁，清军全部撤离，这对侵略军来说是重占雅克萨的好机会。经过匆匆商议以后，拜顿立即率领二百人出发，重新侵占雅克萨。九月七日，败将托尔布津重返雅克萨，带来了大批后续部队。这时离他战败投降立下决不重来雅克萨的誓言仅两个多月。

俄国侵略军的首要任务是重建雅克萨工事和住房，城墙迅速地建筑起来，两边用木材，中间填土夯实，墙外遍涂泥土，以防火攻，城墙上筑有炮楼；城内盖造了督军衙门和十座军营，并挖掘了水井、壕沟，搜罗了大批粮食，作长期固守的准备。从一六八五年秋到一六八六年夏，俄国侵略军集中全力，重建雅克萨侵略据点。

在清朝的一些将领中滋长了偷懒怕苦的情绪，他们从雅克萨后撤一千余里，回到了瑷珲，既没有在雅克萨设立哨所，也没有派出巡逻。当俄军重占雅克萨几个月之后，清朝仍迟迟没有觉察。他们正在忙忙碌碌地把瑷珲城从黑龙江东岸迁往西岸，还想进一步把黑龙江将军衙门迁往墨尔根（今嫩江），更加移往内地，墨尔根已在动工筑城。高级将领大多回北京去了，萨布素也到了卜魁（今齐齐哈尔），只有两个副都统留在瑷珲。一六八六年初，边境奇勒尔族向清军报告：俄军已重占雅克萨。这太出乎意外了，清军立即派索伦族“副头目”乌木布尔代等前往雅克萨进行侦察。乌木布尔代等像第一次雅克萨战争前的倍勒儿一样，机智勇敢地插入敌人心脏，捕捉“舌头”，俘获了俄兵鄂克索木果。随后，清军又派出四十二人的骑兵侦察队。一六八六年三月，这支骑兵侦察队走到呼玛河口，遭遇俄军。当时，俄国方面也弄不清楚清军的动向，由拜顿率领三百人沿黑龙江而下，驻扎在呼玛河口，侦察情况。四十二名由中国各族人民组成的骑兵和三百名俄国侵略军在草原上驰逐。中国骑兵英勇作战，以寡敌众，击毙俄军七人，打伤三十人。

雅克萨再一次遭到俄军铁蹄的蹂躏，清政府不得不再次出兵，驱逐入侵者。一六八六年三月六日，康熙下令：“今罗刹复回雅克萨筑城盘踞，若不速行扑剿，势必积粮坚守，图之不易。其令将军萨布素等……速修船舰，统领乌喇、宁古塔官兵，驰赴黑龙江城（瑷珲）。至日酌留盛京兵镇守，止率所部二千人，攻取雅克萨城。”[74]四月底，又派副都统郎谈及班达尔善、马喇参赞军务。郎谈临行之前，康熙单独召见他，部署了这次战斗的方针：“尔等此行宜慎之，当如前降旨晓谕：尔罗刹外国人贪利弃命，扰我边疆，今大兵复至，当速降，如不降则尽诛之。若得雅克萨城，即往尼布楚，事毕，还驻兵于雅克萨过冬，勿毁其城，亦勿损其田禾。”[75]

一六八六年六月底，清军从瑷珲出发。七月四日在门第茵举行军事会议，分水陆两路进向雅克萨，当天俘获了俄侦察兵四人。七月十八日水陆两路会师于查克丹，逼近雅克萨城，清军为了避免战争，写信警告托尔布津，劝俄军主动撤退，在离城五里处，释放俄俘鄂克索木果，令他带信入城。信中写道：

你们又偷偷返回，重建城堡，据守其中。你们还欺凌我方渔民猎户。……今我大军已兵临城下，我方决不轻易舍弃，你们对此是一清二楚的。你们将被逐出，无力卷土重来，结局便是如此。

你们休要触怒我大军，速速投降，否则将沦为俘虏。凡有愿返回者，可取道诺斯[76]，或到勒拿河，返回本土，即在该地安居。若不然，试图较量，继续顽抗，则我方也绝不善罢甘休。

你方接读此信后，从速定夺，并修书派人送来。[77]

俄军对清朝方面的警告置之不理，准备抗拒到底。这时，俄军的火力、工事、储备都比第一次战斗时增强了。雅克萨俄国武装人员共有八百二十六人[78]，有十二门炮和较多的军火、粮食。他们还从第一次围城战斗中吸取了教训，采取了防火措施，并且频繁地主动出击，不让清军的炮位和攻城器械逼近城垣。

但是，俄军在战斗中仍然捞不到便宜。清军士气很高，战斗勇猛，“许多附近的通古斯人和清军一起作战，他们都是可畏的弓箭射手”[79]。第一次在城郊的战斗中就有二十二个俄国兵被打死。俄军逃入城内，清军占领了雅克萨以西小河对面的要地，并在黑龙江的岛屿上设立营寨，控制了黑龙江的江面，切断了从尼布楚来援的道路。从七月二十三日起，清军发动攻势，郎谈等率军在城北安设炮位，向城内轰击；班达尔善在城南组织冲锋，击退出城搦战的侵略军。二十七日，清军夺取了城南土阜，俄军屡次出城反扑，都被清军击退。几天之内，有一百一十一个俄兵丧命，剩余的不得不龟缩在雅克萨城内。在清军到达雅克萨以后的第五天，一颗炮弹击中俄军塔楼的炮眼，托尔布津正在塔楼里观察战况，右腿齐膝被炸断。又隔了四天，托尔布津伤重毙命[80]，结束了他穷凶极恶的一生，由拜顿接替了他的指挥职务。

这时，尼布楚督军弗拉索夫派隆沙科夫率领七十名俄军，偷偷接近雅克萨，企图侦察情况并接应被围俄军，但清军已把雅克萨严密围困，隆沙科夫等不敢接近清军的营地，只好返回尼布楚，他报告说：清军“哨所坚固，防守严密，不论用什么办法都难以偷袭”[81]。

雅克萨城内的俄军依恃坚固的工事和精利的火器，仍在负隅顽抗。清军虽有两千一百人，但除了一些大炮之外，只有五十支火枪，士兵们全用弓箭刀矛作战，杀伤力较小，尤其不宜于攻坚作战。在这种情况下，清军改变了战术，停止强攻，在城外立土垒，挖长堑，作长期围困之计。

严冬降临雅克萨，战斗活动已减少，清军的垒堑已筑成。雅克萨的东南北三面都被壕堑土垒包围着，外面安设木桩鹿角，西边临小河，清军水师船只在这里停泊把守，离城六七里的黑龙江上游的港湾成了清军过冬的船坞，雅克萨城对面的岛上筑起清军的指挥部和过冬营寨。雅克萨被紧紧地围住，俄国占领军已成瓮中之鳖。清军准备在这里长期坚持，把疲瘦的马匹发回瑷珲和墨尔根饲养。全军除原有的萨布素所率两千一百人外，又调来原在墨尔根筑城的二百人，由副都统博定率来增援。

经过五个月的战斗和被包围，俄军已精疲力竭。城内蔓延了致命的坏血病。到一六八六年底，俄军大部分战死、病死，只剩下一百五十人。粮食已不足，弹药更是耗尽。城里派两个人冒死冲出重围，到尼布楚求救，但尼布楚也没有力量去援救。雅克萨的侵略军完全绝望了，围城旦夕可下。

清政府的军事行动虽然获得成功，但它不愿意把这场战争拖延很久。这时候，喀尔喀蒙古内部不和，土谢图汗和扎萨克图汗两个领袖发生争执，准噶尔的封建主噶尔丹觊觎喀尔喀的土地牧场，从中挑拨，伺机蠢动。清政府一面努力调解喀尔喀的内部纠纷，一面密切注视着噶尔丹的动向。由于西北地区的局势发生严重动荡，康熙更加希望结束和俄国的战争，使东北边境安定下来，以便腾出手来，处理西北的局势。一六八六年九月，有一个荷兰使团到北京出使后回国，清政府委托荷兰使团带信给俄国沙皇，建议两国停战，举行谈判。这封信由兵部誊抄谕旨，以咨文的形式，交荷兰使节宾显巴志转交沙皇，又将内容相同的咨文交给回欧洲去的葡萄牙传教士闵明我，托他亦转寄给沙皇。这封信件详细地叙述了中俄边界冲突的由来以及清政府一贯争取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努力，但是清政府要求俄军停止侵略、进行谈判的多封信件，没有接到俄国方面的答复，因此再次催促沙皇派遣使节谈判划界问题，以恢复两国之间的和平。签署日期是康熙二十五年七月三十日，信件全文如下：

兵部致俄罗斯国察罕汗咨文：

我部奉上谕：早有我捕貂头目等奏称，黑龙江一带，有称罗刹国之宵小，扰害我捕貂之朱舍里、达呼尔等，又有我根特木儿叛逃、投靠罗刹等语。据闻罗刹者乃察罕汗属下，随派人令其查明真伪时，尼布楚长官达尼拉转达察罕汗旨意奏称，望两国修好，互派使臣，贸易不断往来，以求永远和睦相处等语。又达尼拉称，至于根特木儿一事，我已奏报察罕汗，若察罕汗降旨准还，不久便还。住雅克萨之米奇帕尔（按：即切尔尼戈夫斯基）等因劫扰朱舍里、达呼尔等事，拿获其为首十人亦已奏报，以俟我君主之旨意等情，方知确系俄罗斯所属。当时曾降敕察罕汗：原尔使臣也曾来往，如今若按你所奏，愿求永远和好，则应归还叛逃之根特木儿，此后勿起边衅，以求安宁等语。对此未见覆奏，也未将我逃人根特木儿遣回，仍然不断骚扰我边境居民。后俄罗斯使臣尼果赖·斯帕法里等前来，谓不通晓我国文字，将从前行文带回，复又明确晓谕尼果赖·斯帕法里等，俱行遣回我逃人根特木儿等，以不损互相友好相处等情。对此，仍无覆奏，也未遣使前来。俄罗斯人反而从尼布楚、雅克萨等地窜至费雅喀、奇勒尔一带，杀人放火，无所不为。又将索伦、达呼尔、鄂伦春去捕貂之额提尔克等二十人诱入室内，焚屋杀害。因其对宣谕不明道理，特派将军统兵驻守瑷珲、呼玛等地，以制止俄罗斯人胡作非为。后俄罗斯人沿黑龙江而下，于亨滚等地使其投降，未加杀害，予以收养。我领兵大臣令投降之俄罗斯人宜番、米海罗莫洛多依持书送交尼布楚、雅克萨头目，令其改邪归正，撤至伊等地方。惟因仍收纳我逃人，不撤至伊等边界，我才进兵围困雅克萨城，其罗刹人俱行投降，未杀一人而放回。遣返时一再开导，令其撤至伊等边界，勿再来犯我地。俄罗斯人乘我撤兵之隙，复又来占雅克萨，将我人员俱行杀害。此等人原系伊国君主发遣之罪徒，因畏惧而不敢返回伊等地方，或因伊等畏罪而不敢将我行文送达伊国之君主，俱未可知。先曾以满文、蒙文、西洋文、俄文行文写明：尔俄罗斯人于我境内滋事不止，我欲出大兵征讨；惟念当初俄罗斯国与我国交往，友好相处，即不忍征讨，为此行文令尔迅速撤回住雅克萨之人，以雅库某地为界居住，各于界内打牲，互相和睦相处；或将此情由写明复文，或派遣使臣，我将立即令征讨之大军停止前进，撤守于边界地方，如此则可互相贸易，派遣使臣，和睦相处等语。令先前拿获而收养之俄罗斯人，经由喀尔喀地方送交俄罗斯国。如今见俄罗斯人仍然死守尼布楚、雅克萨。意尼果赖·斯帕法里等并未将朕言转达伊国君主，或住尼布楚、雅克萨之俄罗斯人俱系犯罪之流徒，因阻隔我行文未达，察罕汗并不知此情由，亦未可料定。今著尔部复拟明文：俄罗斯察罕汗当初曾与我使臣往来，互相友好相处；尼布楚、雅克萨之俄罗斯人等骚扰我边民，劫杀我妇孺不止，为此我屯兵于边界地方，令伊等撤回，于雅库等地立界，于各自地方打牲，互相贸易，和睦相处。虽经屡次宣谕而不撤，竟死守尼布楚、雅克萨等地方。今仍望察罕汗撤回其属下，以雅库某地为界，各于界内打牲，互相和睦相处。否则，断然不准伊等任意放人骚扰我边民，我驻边兵丁必定拦截擒拿以至正法。此并不合我怀柔远国之本意，而当初互相友好相处之事也将遭破坏。其俄罗斯人也将不得随意打牲，互相不得贸易。将此等情节备悉作书，专致俄罗斯察罕汗。察罕汗若有复奏或遣使，请其斟酌选择水路或陆路，迅速遣来；若来使困难，也可将奏文迅速送交西洋国、荷兰国，请其转奏。钦此，为此咨文。[82]

总之，清政府在两次雅克萨战争过程中，利用了一切可能的途径，向俄国政府寄发信件，建议停战划界，恢复边界的和平。所以，法国历史学家加恩说：“发出这些信件，就足以表明中国方面有希望达成谅解的意愿。”[83]

6．清政府主动停战并实现单方面撤军

一六八六年下半年，清军包围了俄国侵略军，雅克萨城旦夕可下。这时候，有一支三十多人组成的俄国队伍正从西伯利亚急急忙忙地向东奔驰。这支队伍是沙皇政府派遣的先遣信使，到北京去递送国书，为首的是尼基弗尔·文纽科夫（Beнюков Никифор，旧译米起佛儿·魏牛高）和伊万·法沃罗夫（Фаворов Иван，旧译宜番·法俄罗瓦）。

这个先遣信使队是因何派出的？怎样派出的？

多年以来，清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写信给俄国政府，要求俄军停止侵略，举行谈判，俄国政府未予理睬。一六八五年十一月，莫斯科政府知道了第一次雅克萨战斗的消息，同时收到康熙给沙皇的信件和清军统帅彭春给雅克萨俄军当局的咨文。在信件和咨文中，清政府明确地申述了自己的立场：由于俄国入侵中国，清政府不得不起而抗击，但是它不愿意和俄国作战，希望俄军撤出中国领土，“以雅库（次克）为界”，遣使谈判，和平解决争端，“如此，则边界地方永得安宁，而无侵扰之忧，互相贸易遣使，和睦相处”。

雅克萨战争的消息和这两封远方来信，在莫斯科的宫廷和官场中引起了一阵骚动。贵族大臣们议论纷纷，究竟坚持武装侵略，增兵攻打中国？还是接受中国方面的倡议，遣使举行谈判？经过了几天的议论、争辩，一六八五年十二月初，沙皇政府决定接受清政府的倡议，派出使团，和清政府进行谈判。

沙皇政府贪得无厌，绝对不会放弃对外扩张的方针。但是，它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采取军事的或者政治的手段以达到其侵略目的。在当时，俄国的国际、国内形势不允许它再增派大量军队到中国来进行大规模战争，因此在使用军事手段的同时也接受了谈判建议，企图用外交手段保持和扩大它在远东的侵略利益。

当时，俄国正由彼得一世的姐姐索菲亚公主执政，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斗争十分激烈，政局很不稳定，它在西方又连年进行战争。俄国那时在西方还没有一个出海口，波罗的海沿岸被瑞典控制着，一时无法打通；黑海沿岸是克里米亚汗国的土地，也不能通过。长期以来，俄国处心积虑要并吞克里米亚汗国，占领黑海沿岸，以夺取出海口。但克里米亚汗国背后有土耳其的支持，因此，俄国和土耳其的关系十分紧张。一六七六—一六八一年爆发了俄土战争。这次战争没有解决出海口问题，俄国很不甘心，又去拉拢波兰，准备成立同盟，对土耳其发动一次新的战争。当雅克萨战争的消息传到莫斯科的时候，新的对土战争已如箭在弦上，迫在眉睫。俄国的侵略重点始终在西方。沙皇政府不可能使这场关系“俄罗斯帝国”命运的新战争停止下来，而把人力、物力移用于远东方面，因此，它接受了清政府的建议，派出了谈判使团。

沙皇政府派出谈判使团并不意味着改变了对华侵略的方针。中国是一块肥肉，老沙皇一向垂涎三尺，但是这块肉很硬，咬不动。俄国对中国的武装侵略碰了钉子，增兵又不可能，它不得不考虑对外扩张日程表上轻重缓急的顺序，不得不将武装侵略和外交谈判两种手段交替地使用。因此，对老沙皇来说，外交谈判是战争的继续，是进行侵略的另一种手段，而对清政府来说，谈判则是在另一种形式下保卫领土主权的严重的斗争。

俄国政府决定派出使团，前往中国进行谈判，在使团出发以前，文纽科夫和法沃罗夫等奉命为先遣信使，驰往北京，呈递沙皇的书信，将俄国政府接受清政府建议、派出使团的消息通知清政府，要求清政府停止围困雅克萨。

一六八五年十二月三十日，文纽科夫、法沃罗夫一行从莫斯科出发，一六八六年八月从中国北部边境入境，中国喀尔喀蒙古地方当局立即奏报北京中央政府，清政府派人往喀尔喀地区迎接。一六八六年十一月十日，文纽科夫等到达北京。这时候，第二次雅克萨战争已经进行了将近四个月，黑龙江前线的俄军死伤殆尽，只剩下一百数十人，雅克萨城即将被攻克。

一六八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俄使在午门前呈递了沙皇约翰（即伊凡）与彼得给康熙的书信，清政府派大学士明珠及尚书科尔坤、佛伦等多次接见文纽科夫，进行谈判。

雅克萨战争是由于俄国入侵中国领土引起的。但是，沙皇在书信中百般抵赖自己的侵略罪行，并且倒打一耙，气势汹汹地质问：“中国皇帝之军队来我边界，我属下人并未作恶滋事，中国皇帝为何缘故，抛弃祖先之互相和睦相处，事先未通晓缘由，即行出兵？”这种说法完全是颠倒是非的诡辩。俄军明明入侵了中国领土，反说中国军队“来我边界”；俄军在黑龙江上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反说“我属下人并未作恶滋事”；清政府写了许多信件，要求举行谈判，俄国政府置之不理，反说“事先未通晓缘由”。沙皇在信中还威胁说：俄国“方派不可胜数之精兵，令其抵挡你军。我英勇之官兵，也愿与你军为敌”，并且无理地要求清政府“退还你所取之地，为首寻衅之人当治罪”[84]。

当然，清政府不会屈服于俄国的虚声恫吓，大学士明珠等驳斥了沙皇信件中的诡辩和谎言。在多次谈话中，明珠等向俄使追述了发生雅克萨战争的原委，指出战争的责任完全在俄国政府方面，并阐明了清政府一贯主张和平谈判的立场。明珠说：中国“向无伤犯尔国之处，尔国人却无故以枪炮掠杀我居雅克萨等地手无器械之虞人，并屡次纳我逃人”，“复又抢劫我手无器械之虞人奇勒尔、索伦等，并窜入我黑龙江下游亨滚（亨滚河）等地，骚扰滋事”，“如此骚扰滋事之处，曾多次向察罕汗（即沙皇）颁敕遣人，并无复奏，也未加制止滋事之人”[85]。

正是俄国的不断侵略和俄国政府对中国和平谈判的倡议置若罔闻，使得中国方面忍无可忍，不得不进行自卫反击。这场战争的责任，俄国政府是抵赖不掉的。明珠等进而反驳说：“如今你奏文中，若谓我先进犯，则你俄罗斯人过雅克萨，近二三千里，直入我亨滚等地，骚扰滋事，所拿获者至今尚在，问其于何地被擒甚明……此谓我先下手，或谓你先下手？”[86]

明珠等的这番驳斥，有理有据，义正词严，说得“俄罗斯使臣无言以对”。

尽管沙皇的信件对中国进行了颠倒是非的指责和蛮横的威胁，但清政府仍希望与俄国迅速实现和平，因此提出了中俄双方立即就地停战的建议，清朝官员向文纽科夫说，“大兵围困雅克萨城，城内之人陷于饥馑，以致于穷竭倒毙”，再三敦促俄方“令你人员携执照与我人员一同驰驿，速往止兵，以迅速了结双方之事”，表示中国方面可以把军队“撤至一处，驻于战船附近，使城里人任意出入，寻觅食物，砍伐柴草”[87]。

不料，清政府这一善意的就地停战建议，却遭到文纽科夫的拒绝。文纽科夫不满足于就地停战，要求清军从雅克萨撤回内地，而让俄军继续留在雅克萨，霸占中国领土。他说：“若撤回大兵（指清军），我则遵从皇帝（指康熙）旨意，派我人员去雅克萨，甚至尼布楚。倘若只停围，仍留兵于该地，城内人迫于饥馑，致生盗劫之事，反将归咎于我，故断然不可派遣。”清朝官吏反复譬解，再三劝说，文纽科夫一味推托、拒绝。他一会儿说自己无权下达停战令，“我即使往雅克萨派人行文，也于事无益”，一会儿说“寒冷时节，如此前去，我等穿戴均甚单薄，途中恐将遭冻死”，一会儿又说先遣使团“其中一二人有货”[88]，要求在北京贸易，销售带来的私货。他节外生枝地提出这些不成理由的要求，不肯派人到雅克萨去下达停战命令，却坚持要清军在中国领土上单方面撤退。

最后，清政府从促成中俄两国进行谈判的大局考虑，一让再让，决定满足俄方的要求，实行单方面撤兵，以等待俄国使团前来谈判，并允许俄国先遣信使人员在北京贸易十天，赏赐衣帽靴袜，供给驼马粮秣，堵塞了文纽科夫的一切口实，排除了通向和平谈判道路上的障碍。同时，清政府向文纽科夫声明：由于当时已入寒冬，黑龙江已经封冻，中国船只被冻结在雅克萨的河湾里，不能移动，因此中国答应单方面撤军，也必须等到明年天暖解冻以后，才能撤退。又再三向俄使说明：中国单方面撤军是为了促成谈判，并不意味着承认俄军霸占雅克萨，恰恰相反，中国政府收复失地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文纽科夫在给沙皇政府的报告中说：“近臣们（指清朝大学士明珠等）谈到，路上札尔固齐（指陪送俄使的清朝官员）也说过：阿尔巴津（雅克萨）当然不能归沙皇陛下所有。”[89]

一六八六年冬在北京进行的这场停战谈判，体现了清政府极大的和平诚意，也暴露了俄方的侵略野心。雅克萨是中国的领土，只有俄军停止侵略，撤出雅克萨，才能保持中俄两国之间的和平。但清政府为了促成谈判，在即将攻克雅克萨的时候，主动提出就地停战，等待谈判划界，这已经是很大的让步。俄使却得寸进尺，要求中国在自己领土上单方面撤军，而俄军仍留在雅克萨，这就充分暴露了俄方在谈判的幌子下坚持霸占中国领土的侵略意图。清政府为了早日举行谈判，实现和平解决，委曲求全，不惜一让再让，最后决定在自己领土上单方面撤军，表现了极大的和平诚意和忍让态度，文纽科夫再也找不到推托的理由，这才不得不同意派人到雅克萨去传达停战命令。于是，清政府派御前侍卫马武等四名官员与文纽科夫派出的沙拉波夫和布什科夫二人一同驰往雅克萨，对双方军队下达停战命令。

一六八六年十二月，马武等到达雅克萨，向清军宣读康熙的谕旨：“萨布素等撤回雅克萨之兵，收集一所，近战舰立营，并晓谕城内罗刹，听其出入，毋得妄行攘夺。俟鄂罗斯后使至定议。”[90]沙拉波夫和布什科夫却告诉拜顿等人，“在阿尔巴津不能高枕无忧，要注意人员和城堡的安全，以防中国人突然袭击”[91]。尼布楚督军弗拉索夫在接到停战消息以后，更命令雅克萨俄军加强备战，“免得为议和所惑”[92]。

这时候，雅克萨被围日久，疾病流行，死亡累累，又缺少粮水木柴。萨布素和俄方具体安排停战时说明：“皇帝命令中国军队长官停止进攻雅克萨以待举行全权大使谈判，军队长官将不再进攻雅克萨，要雅克萨城内军役人员（指俄军）放心，可以到黑龙江取水”，“由尼布楚到雅克萨可以允许通行”，“如果被围城中缺少什么，城内守军可以向军队长官说明，他们将下令予以帮助”，“只是希望雅克萨城内人员不要出城来滋生事端”。又说明：中国军队从雅克萨完全撤退，须待明年开冻以后，“因为他们的木船在黑龙江上冻住了，炮和军需品不能启运，他们自己也没有可乘的船”[93]。

雅克萨俄军本有八百二十六人，最后只剩下六十六人。[94]清军给他们送去粮食，还准备派医生入城给他们看病。尼布楚俄军把粮食物资运到雅克萨来，清军让他们自由出入。一六八七年五月十六日，清军退至查克丹；八月，全部撤离雅克萨，返回瑷珲。

清军信守单方面撤军的诺言，而俄军却趁清军停战撤兵的机会，不断向雅克萨运送战争物资，增派军队，加固城防。到一六八八年秋，雅克萨俄军又增加到了三百人[95]，而且一些殖民主义农庄也恢复起来。

中国方面倡议和平谈判并实行单方面撤军，战争才得以结束，中俄关系的历史进入谈判阶段。

注释

[1]马克思：《俄国的对华贸易》，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页。

[2]《清圣祖实录》卷一二一，第11页，二十四年六月四日癸巳。

[3]《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九，第8页，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三日癸未。

[4]曼考尔：《俄国和中国》，第115页。

[5]李光地：《榕村全书》卷三。

[6][7]《平定罗刹方略》卷二。

[8]《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二，第8页，二十二年九月十日戊寅。

[9]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

[10]《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五三，《郎谈传》。

[11]《清圣祖实录》卷一〇六，第23页，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庚子。参见《平定罗刹方略》卷一。

[12]《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五三，《郎谈传》。

[13]《清圣祖实录》卷一〇六，第23页，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庚子。

[14][15]《清圣祖实录》卷一〇九，第7页，二十二年四月八日庚辰。

[16]《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二，第7页，二十二年九月九日丁丑。

[17]《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二，第7页，二十二年九月九日丁丑。

[18]据《大清会典事例》卷五四四：“康熙二十二年（即一六八三年）以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征伐俄罗斯，即授为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设驻防八旗满洲兵千名。”

[19]一六八三年一月，清政府原定派兵一千五百人驻守黑龙江，但这年夏天萨布素带去只有一千人，尚有后续待派部队五百人。一六八三年秋，康熙命令“应派乌喇、宁古塔兵五六百人，达斡尔兵四五百人于来秋同家口发往（黑龙江）”。其中乌喇、宁古塔兵是补足原定驻守黑龙江的一千五百人之数，而达斡尔兵则是增派的。这道命令下达后，萨布素提出三千人分成三班轮流派兵的办法，代替派兵永驻。按萨布素的办法，一千人就算足额，后续部队可以不必派出。但这个办法受到康熙的驳斥，军队的调动部署“一如前议”。所以，康熙的命令仍被执行。后续的乌喇、宁古塔兵与达斡尔兵约一千人仍于一六八四年秋前往黑龙江。

[20]《尼布楚条约》订立后，黑龙江将军从瑷珲移驻墨尔根，带走士兵五百人，此后长驻瑷珲的军队即为一千五百人左右。

[21]一六八三年五月，康熙的谕旨中说：“京城每旗精简五十人，参以军前获罪人员，委授夸兰大、参领，别遣将由陆路直趋，五旬可达（黑龙江）。”（《平定罗刹方略》卷一）“每旗精简五十人”，八旗即为四百人，加上“军前获罪人员”，估计总数在五六百人。这批军队到达黑龙江当不迟于一六八三年冬，因为一六八四年初这支部队已经在黑龙江下游和俄军作战（见本章第三节）。

[22]一六八五年春，“议政王等议选派官二十员、兵三百八十名，共足四百名之额，兵部给官印札，以便约束，令林兴珠及何祜统兵以行。……上报可，仍于官员外派足兵四百名”（《平定罗刹方略》卷二）。

[23]《清圣祖实录》卷一〇六，第23页，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庚子。

[24]《盛京通志》卷二四，《田赋·旗田》。

[25]西清：《黑龙江外纪》。

[26]杨宾《柳边纪略》卷一：“船厂设于顺治十八年，昂帮章京萨儿吴代（沙尔虎达）造船于此，所以征阿罗斯也。”

[27]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

[28]船舰数目，参见《盛京通志》卷一六，《船舰》。但杨宾《柳边纪略》和西清《黑龙江外纪》所载船舰数目略有不同。

[29]杨宾《柳边纪略》卷四：“船厂（吉林）、宁古塔流徙者多爱浑（瑷珲）将军调度，本地将军以下不得主。爱浑将军旧官宁古塔，熟知流人姓名，按籍而稽，无得免者。故流人、奴仆，年壮者皆为爱浑水手、%匠正身，年老文弱者皆为帮儿。帮儿，帮正身者也，每年出银六两给正身家。庚午年（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〇年），自将军以下，帮儿以上者皆移家爱浑，朝廷给移家银，官四十两，披甲、水手半之，帮儿不与。余去宁古塔时，尚未尽行也。”

[30]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一〇八，二十二年三月八日庚戌。

[31]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158页。

[32]同上书，第161页。

[33]同上书，第150页。

[34]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184页。

[35]《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五，第20页，二十三年五月十九日甲申。

[36]参见《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五三，《郎谈传》。

[37]转引自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第124～125页。

[38]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149页。

[39]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一〇四，第2～3页，二十一年八月四日己卯。

[40]沙斯季娜：《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第118页。

[41]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176页。

[42]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五章。

[43]戈尔德：《俄国在太平洋上的扩张》，第59页。

[44]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170页。

[45]一说拜顿为苏格兰人。

[46]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171页。

[47]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175页。

[48]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六章。

[49]参见陈仪：《萨布素传》，转引自《吉林通志》卷一〇四。但《清实录》和《平定罗刹方略》只记载朱尔铿格击毙俄军五人并缴获其枪支，没有两次袭击和毙六十余俄军的记载。

[50]《平定罗刹方略》卷一。

[51]一百二十多年后（一八〇八年），日本人间宫林藏奉政府的命令，到库页岛和黑龙江下游进行侦察，他看到了当年中国军民抗击俄军的战地。他写道：“此日经过名为山靼卫之地方（按：在恒滚河口之特林），从前俄罗斯强盗曾沿亨（恒）滚河下航，来此地盘踞。他们招抚附近夷人并掠夺其产物，企图蚕食这一带土地，后为满洲人讨伐，兵败归国。当时贼夷所建房屋尚在。”又，间宫林藏经过“迭浩高”地方时又写道：“据说此地也曾被俄罗斯强盗掠夺，满洲人讨伐，击退俄贼。”（间宫林藏：《东鞑纪行》，下编）

[52]参见《平定罗刹方略》卷二。

[53]《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一，第7页，二十二年七月十五日甲申。

[54]《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二，第18页，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乙未。

[55]参见俞正燮：《俄罗斯佐领考》。

[56]《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三章。

[57]释放俄俘的数目不可考。俄文史料中说：俄俘经由雅库次克、托博尔斯克、色楞格斯克、雅克萨四条不同的路线回俄国，释放的俘虏为数当不少。据中国方面的记载：放回雅克萨的俄俘有宜番和米海罗莫罗对两名，不久又有鄂佛那西和费礼普两名；一六八五年进攻雅克萨时又放回费咬多里等三名，还有从喀尔喀回国去的六名俄俘；一六八六年第二次雅克萨战争中又释放鄂克索木果（或作鄂克顺科，俄国史籍中作奥克先卡）。

[58]《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二，第4～6页，二十二年九月九日丁丑。这封信的俄译本见于班蒂什卡缅斯基编：《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972年）》，第36页。

[59]《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五，第21页，二十三年五月十九日甲申。

[60]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61]《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九，第5页，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三日癸未。

[62]《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九，第6～8页，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三日癸未。

[63]《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九，第11页，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丁亥。

[64]《平定罗刹方略》卷二。

[65]《康熙帝为使俄国速撤罗刹，停止滋扰致察罕汗敕谕》（康熙二十四年三月十七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此信件之俄译文见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972年）》，第39～40页。又据中国方面说，此信件由六名俄俘从喀尔喀出境带回俄国，但据带信的俄俘雅基姆科说：“该国书系用汉文、蒙文、俄文三种文字书写。中国皇帝派遣多名俄国人取道四路前往莫斯科递送国书：取道雅库次克的三人；经卡尔梅克地区取道托博尔斯克的三人；取道阿尔巴津的也是三人；派我雅基姆科等三人经蒙古地方由呼图克图驻地附近，取道色楞格斯克堡，前往莫斯科。”（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附录第十五件，《隆沙科夫呈弗拉索夫（一六八五）》）

[66]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 6 1 9—1 9 7 2年）》，第3 9页。

[67]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一二一，第24页，二十四年七月己卯。

[68]参见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160页。

[69]《都统彭春为使罗刹撤至雅库遣还逃人致雅克萨头目咨文》（康熙二十四年二月），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70]《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五三，《郎谈传》。

[71]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

[72]第一次雅克萨战役结束后，各书记载遣返和留在中国的俄俘数目均不一致。据班蒂什-卡缅斯基以及瓦西里耶夫、拉文斯坦等的书中所记，遣返三百余人，留在中国二十五人；据《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五三《郎谈传》所记，遣返六百余人，留在中国四十五人。但一年多以后，俄国信使文纽科夫到达北京后，曾向清大学士明珠说：“攻取雅克萨城以后，只遣还七百余人，尚留四五十人。”

[73]《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九，第8页，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三日癸未。

[74]《清圣祖实录》卷一二四，第16页，二十五年二月十三日丁酉。

[75]《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五三，《郎谈传》。

[76]诺斯山即外兴安岭。

[77]转引自《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769页。此书信是从俄文回译。

[78]参见上书，第84页，弗拉索夫报告。

[79]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上》，第51页。

[80]许多俄国史书说托尔布津死于九月，但根据弗拉索夫的报告，清军到达雅克萨后九天，托尔布津因伤重毙命，则应死于七月底。

[81]《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100页。

[82]《兵部为通告俄国撤回罗刹、于雅库立界致察罕汗咨文》（康熙二十五年七月三十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83]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第8页。

[84]《俄皇约翰和彼得为请解雅克萨围遣使会议致康熙帝国书》。此书签署日期为俄历七一九四年十二月十日（公元一六八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85][86]《大学士明珠等为俄使奏文仪式及撤围雅克萨与文纽科夫交涉记事》（康熙二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87][88]《大学士明珠等为俄使奏文仪式及撤围雅克萨与文纽科夫交涉记事》（康熙二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89]《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116页。

[90]《清圣祖实录》卷一二七，第24页，二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己酉。

[91]《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118页。

[92]同上书，第115页。

[93]《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118页。

[94]据俄国方面记载：到清军完全撤围为止，雅克萨围城内幸存的俄军共六十六人，一六八七年十月俄国政府奖赏了这六十六人。但据中国方面记载：“杯顿（拜顿）已病危，唯余二十二人，亦皆羸病。”（《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五三，《郎谈传》）

[95]据一六八八年八月，雅克萨俄军向俄国大使戈洛文报告：城中有军役人员等二百人左右。不久，戈洛文即命令弗拉索夫再派一百名口粮充足的军役人员前往雅克萨。参见《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353～354页。

五、中俄两国派出谈判使团，俄国对中国喀尔喀蒙古地区的侵略

1．俄国派出以戈洛文为首的使团（一六八五—一六八七年）

文纽科夫和法沃罗夫等先遣信使从莫斯科出发以后，俄国政府就在为派出一个庞大的使团作准备。俄国外交衙门和西伯利亚事务衙门忙忙碌碌地拟定谈判方针，起草给使团的训令，调派人员，支拨经费、物资，组成谈判使团，并且组织了一支随同使团前往中国边境的军队。

一六八六年一月三十日，沙皇正式任命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Головин Федор Алексеевич，旧译费耀多罗，一六五〇—一七〇六年）为谈判使团的全权大使。戈洛文出身于贵族，他的祖父老戈洛文四十多年前任雅库次克督军，就是在他手里派出波雅科夫匪帮，第一次入侵我国的黑龙江流域。戈洛文一家可说是以侵华起家的世家。他的父亲和叔父也都是大官僚，在派系斗争中属于彼得一世的支持者。戈洛文从青年时代起就当了宫廷内务官和侍臣，靠近沙皇，在上层集团中被认为是年轻的干才。副大使是尼布楚督军伊凡·叶夫斯塔菲耶维奇·弗拉索夫（一六二八—一七一〇年），秘书官是谢苗·科尔尼茨基。使团人员中还包括侍臣、宫廷护卫、译员、书吏、几名上校和其他军官，随行军队一千九百三十八人，其中莫斯科火枪兵和炮兵五百零六人，西伯利亚各地抽调的各种士兵一千四百三十二人。[1]沙皇政府组织这样一支随行的军队，意味着它虽然接受了中国的谈判建议，但并不放弃战争手段。戈洛文被授予广泛的全权——外交权、行政权、军权，在他认为有利的情况下，可以调动自己的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军队，对中国开战。

沙皇政府给戈洛文颁发了秘密训令，规定了使团的任务、权限和谈判方案。[2]谈判方案中的最高要求是以黑龙江为界，即占领黑龙江的整个北岸；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则以比斯特拉河（即牛满河）或结雅河（即精奇里江）为界，占领黑龙江中游北岸；再达不到要求，则以雅克萨为界，但要在牛满河和精奇里江保留中俄两国共同的渔猎场。沙皇政府把这三个方案交给戈洛文，作为谈判的准则和向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这三个方案充分表现了沙俄的扩张主义野心。黑龙江流域和贝加尔湖以东都是中国的领土，当时俄国侵占了贝加尔湖以东和黑龙江上游的尼布楚、雅克萨等地，由此引起了战争。但俄国的几个方案中根本不提贝加尔湖以东和黑龙江上游的归属，不考虑怎样消除引起战争的根源，企图长期赖在这里，并且还提出了黑龙江的中下游归属问题。事实上，俄军虽然经常在黑龙江中下游进行骚扰，设立了一些小的据点，但并没有真正占领过黑龙江的中下游。自从清政府在黑龙江中游建立了瑷珲城，扫清了俄国侵略据点，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完全在清政府的牢固管辖之下，并没有一个俄国兵。但俄国提出的三个方案中的所谓“最后方案”，仍要千方百计地在清政府实际控制的黑龙江中游获得共同渔猎场。老沙皇对于已经抢到手里的土地丝毫也不肯松手，而且还要在谈判桌上抢夺在战场上所没有也不可能抢到的土地。他还训令戈洛文，“如果中国人坚持原有主张，毫不让步，不愿根据上述条件缔结和约，大使必须依照沙皇陛下的命令和西伯利亚部的军事训令采取行动（关于作战的行动）”。由此可见，扩张主义者可以在不同的条件下运用不同的策略和手段，但它贪得无厌的侵略本性是决不会改变的。

一六八六年二月五日（俄历一月二十六日），戈洛文从莫斯科起程。四月三日到达托博尔斯克，在这里集结使团人员和随行军队，准备粮秣、军需和船只。直到六月八日准备就绪，使团经由苏尔古特、纳雷姆，于九月十六日抵达叶尼塞斯克，十月三日抵达安加拉河上的雷宾斯克。俄国派出这样庞大的使团和军队穿行西伯利亚还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它占领西伯利亚仅仅几十年时间，沿途只有一些稀疏的据点，无法提供大批粮食和运输工具。俄国使团一路上强征粮食物资和夫役差马，西伯利亚当地居民或则逃亡，或则起而反抗，甚至把使团人员捆绑起来，使团不得不去平息反抗，再加上沿途多急流浅滩，携带的大炮辎重，很难通过，因此使团的前进速度很缓慢。这时，戈洛文早就接到尼布楚督军弗拉索夫连续发来的求援文报，知道了第二次雅克萨战争的消息，戈洛文决定先和中国打上一仗，企图来个下马威。早在使团从莫斯科出发以前，他已给雅克萨运去十门大炮和大批火药，在他到达叶尼塞斯克后，两次派出军队前往中国边境，一次是授权鲍加蒂廖夫中校在沿途征召三百名哥萨克，十万火急地赶往雅克萨；另一次是派施马伦贝格上校率领二百名火枪兵兼程奔往前线。戈洛文一切部署的着眼点是要扩大战争，和中国大打一仗，而不是迅速地和中国进行和平谈判。

一六八六年十月八日，使团到达安加拉河上的雷宾斯克。寒潮袭来，风暴大作，安加拉河上已开始结冰，河面出现大量冰凌，船只不能通航，只好留在这里过冬，等待第二年解冻以后才能启行。鉴于大部队已无法行动，戈洛文一面写信送往尼布楚、雅克萨，命令俄军进行顽抗，坚守待援，一面催促已经派出的援军冒着恶劣气候轻装前进，同时又派出别查利德大尉等二百一十人携带枪弹辎重，乘雪橇随后跟进，要求先头部队在年内赶到雅克萨，和中国军队交锋。

由于冰雪封冻、道路泥泞，戈洛文派出的各批援军在一六八六年底只到达贝加尔湖东西两岸，没有赶到雅克萨。这时，清政府已采取主动，与俄国先遣信使文纽科夫等迅速地达成了停战协议。十二月，在清政府的敦促下，中俄双方已向前线军队下达停战命令，这样，才使得戈洛文扩大事态、发动大战的计划未能得逞，避免了中俄之间的进一步流血冲突。

俄国使团在雷宾斯克一住就是八个月。一六八七年三月，先遣信使文纽科夫和法沃罗夫从北京返回俄国，到达雷宾斯克，和戈洛文会面，带来了康熙的又一封书信，信中又一次详细追叙了中俄关系的历史，要求俄国停止入侵；申述了中国政府决心自卫和力争和平的意愿，对俄国派出谈判使团表示欢迎。信中说：清政府“一面派人传令停围雅克萨城，一面将等候来使，议定勘划边界，停止征伐，互相和好”[3]。文纽科夫也向戈洛文报告：“中国博克多汗（康熙）愿意同陛下就划界、订约、平息争端和派遣全权大使等事宜进行协商，并已命令中国军队撤离阿尔巴津……在全权大使到达之前，他们将不对阿尔巴津采取行动。”[4]

文纽科夫还带回了一封秘密信件和一个重要情报。秘密信件是在北京的外国传教士南怀仁写给在莫斯科的尼果赖的[5]，信中建议俄国方面应坚持用拉丁语作为谈判的中介译语。因为在北京，只有外国传教士能够将拉丁文译成中文，如果用拉丁语作为中介译语，清政府就不得不依靠传教士做译员，传教士就可以影响以至操纵谈判的进程。南怀仁在信中写道：“俄国大使哪怕只带一个懂拉丁语的人来，必将给大公（指沙皇）带来利益。”[6]

文纽科夫等又带回了关于中国喀尔喀蒙古地区的重要情报。喀尔喀蒙古一直管辖着贝加尔湖地区，俄国的入侵激起了中国喀尔喀蒙古人、布利亚特蒙古人和索伦人的不断反抗。喀尔喀的领袖几次要求俄国撤出楚库柏兴，归还被劫掠去的布利亚特人，但遭到俄国政府的蛮横拒绝。当文纽科夫等路经喀尔喀蒙古地区的时候，蒙古人民反对俄国占领的斗争正在高涨。喀尔喀领袖向文纽科夫等再一次提出抗议。文纽科夫向戈洛文报告说：“这些汗和台吉都跃跃欲试，想派军队到色楞格斯克（即楚库柏兴）、伊尔库次克、勃腊茨克和巴拉甘斯克等堡寨去，如果他们将这些堡寨摧毁，今后圣明沙皇陛下的军队就不可能再增援达斡尔（指尼布楚、雅克萨一带）诸寨了。”[7]

蒙古地区的情况大出于戈洛文的意外。他心里本来有一把如意算盘，准备先在黑龙江上和清军打一仗，并用厚礼贿赂、收买蒙古上层领袖，离间他们和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为此，戈洛文带来沙皇给蒙古领袖土谢图汗的一封书信，信中露骨地进行挑拨、拉拢：“请蒙古斡齐尔赛音汗（即土谢图汗）在必要时给予协助，率全部人马进攻中国汗的臣民”[8]，“带领全体兀鲁思（领地）牧民尽心竭力为我们——大君主、大沙皇效劳”[9]。这是俄国扩张主义者的异想天开。事实上，蒙古人民的抗俄意志十分坚决，蒙古领袖忠实地服从清朝中央的命令。戈洛文那套挑拨离间的阴谋诡计根本不可能得逞，这就使戈洛文不得不另行考虑对付喀尔喀的策略。

西伯利亚的春天姗姗来迟。一六八七年五月，安加拉河上的坚冰才解了冻，船只又可以通航了。五月二十五日，戈洛文使团从雷宾斯克起程，经勃腊茨克、巴拉甘斯克，于七月底到达贝加尔湖西畔的伊尔库次克。使团在这里停留一个月之后，继续行进，渡过贝加尔湖。九月二十一日，使团到达贝加尔湖东岸的乌的柏兴（即乌丁斯克，今苏联境内乌兰乌德）。

戈洛文到达乌的柏兴不久，接到了从莫斯科专使送来的沙皇诏书和七条谈判要旨，这是沙皇政府对戈洛文颁发的第二次训令，诏书签发日期为一六八七年六月二十四日（俄历七一九五年六月十四日）。七条要旨中重申以黑龙江为界的侵略要求，但如果清政府不同意，则提出中俄双方“都不再在阿尔巴津（即雅克萨）筑寨和设居民点，也不在该处驻军。现有建筑拆除，军队撤出”[10]。沙皇政府为什么这时又提出双方撤出雅克萨的方案？这显然和西方的形势有关。一六八七年春天，新的俄土战争爆发，俄军在戈利增的统率下，远征土耳其支持下的克里米亚汗国，克里米亚军民与土耳其联合进行抵抗，火烧草原，俄军缺水缺粮，马匹倒毙，狼狈回师，遭到了大挫折。因此它经受不起再在远东发生战争，转而提出放弃雅克萨个别据点以换取对于尼布楚周围广大地区的占领，这是在当时条件下最符合俄国利益的方案。沙皇政府指示戈洛文“必须坚持并千方百计力争实现”这一方案，如果实在无法达成协议，则戈洛文应拖延时间，设法将谈判推迟，等待俄国从西方腾出手来，再作处理。沙皇政府的这一训令，是戈洛文今后遵循不渝的行动方针。

2．戈洛文出兵侵扰中国喀尔喀蒙古地区（一六八七年）

十七世纪末，我国喀尔喀蒙古地区的斗争形势非常复杂。侵略势力和反侵略势力、反动分裂势力和进步统一势力经历了长时期的冲突。戈洛文使团到达贝加尔湖以东，使斗争进一步激化而进入了高潮。这里的形势，和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谈判密切相关，成为影响谈判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喀尔喀蒙古，即漠北蒙古（后称外蒙古），其管辖范围：东至额尔古纳河和呼伦贝尔；西达阿尔泰山，与厄鲁特蒙古相邻；南临沙漠，接漠南蒙古（后称内蒙古）；北面包括贝加尔湖周围地区。喀尔喀分三部：中部土谢图汗，东部车臣汗，西部扎萨克图汗，汗以下有许多台吉。早在一六三八年（清崇德三年），喀尔喀三汗已承认清朝的统治权，每年献“九白之贡”[11]。十七世纪中叶，俄国入侵贝加尔湖以东地区，造成了紧张形势。当地的喀尔喀蒙古人、布利亚特蒙古人和索伦人（包括鄂温克、鄂伦春，统称索伦，亦称喀木尼汉）一直坚持着反抗俄国占领的斗争。

戈洛文到达贝加尔湖以东的重要据点乌的柏兴后，喀尔喀蒙古的领袖土谢图汗（斡齐尔赛音汗）和他的兄弟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温都尔格根，蒙古的宗教领袖）派格素尔洛多伊先格等六人前往会见戈洛文。格素尔洛多伊先格向戈洛文提出：俄国和中国举行和平谈判，为什么要带这么多的军队和辎重前来？他表示蒙古当局只能接待少数俄国使者，不允许大批俄军深入中国国境。格素尔洛多伊先格抗议俄军的侵略行径说，“俄国人曾杀害大量蒙古人”，“毁坏了许多帐幕，掠走了牲畜和人丁”，要求俄国送还被掳去的布利亚特蒙古人，“希望今后沙皇陛下的边民不再侵害兀鲁思牧民，不再挑起纠纷和事端”。在蒙古使者义正词严的诘责下，戈洛文无言以对，只好大耍无赖，不但不肯送还布利亚特人，还胡说什么布利亚特蒙古人“自久远年代”就是俄国的臣民，反而要求蒙古当局把全部布利亚特人都交给俄国，还诬蔑蒙古人民欺侮了俄国人。他说，“许多纠纷和凌辱都是蒙方兀鲁思牧民加给圣明沙皇陛下边境居民的”，“圣明沙皇陛下方面忍无可忍，才对他们蒙人采取报复行动”，并要土谢图汗对蒙古人“严加管束，科以重刑”[12]。

贝加尔湖畔之布利亚特蒙古人

这场针锋相对的激烈会谈使得俄国政府拉拢蒙古上层领袖的企图彻底破了产。蒙古人民及其大多数上层领袖和全国各族人民站在一起，反对俄国侵略，服从清朝中央政府的命令，任何挑拨离间的伎俩都不能得逞。当蒙古使者格素尔洛多伊先格询问戈洛文是否带来了沙皇的书信，戈洛文甚至不敢拿出那封唆使土谢图汗背叛清朝的挑拨性信件。他只好扯谎说：由于匆匆忙忙离开莫斯科，没有带来沙皇的书信，一本苏联历史书上这样写道：“沙皇的书信却保存在戈洛文军营幕府的文件里……妨碍他交出书信的原因，是在他的印象中认为：土谢图汗和温都尔格根（即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同满洲皇帝康熙关系亲近。在这封沙皇致土谢图汗的书信中建议要他出来反对康熙。戈洛文认为，把这几封书信交出去，不会有好的效果，因为蒙古领主和中国人之间十分情投意合。”[13]

戈洛文认识到形势的严重性：如果蒙古人民的抗俄斗争进一步发展，势将动摇尼布楚和雅克萨的后方，使俄军进退失据，不但会削弱俄国在即将举行的谈判中进行讹诈的能力，甚至会使俄国在贝加尔湖以东的整个侵略利益化为乌有。他不得不把贝加尔湖地区的侵略利益优先予以考虑，决心在中俄谈判以前集中力量，争取时间，把蒙古人民抗俄斗争的火焰扑灭下去，加强对贝加尔湖以东地区的占领，使俄国在未来的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因此，戈洛文到达乌的柏兴以后，迟迟不派信使到北京去联系，却利用清朝政府主动实现停战、等待俄国使团前来的时机，对我国蒙古人民进行了野蛮的“讨伐”战争。尼布楚谈判以前，戈洛文在贝加尔湖以东停留两年之久，一直在干着这一卑鄙勾当。

帝俄时代的历史学家以及今天苏修的一些御用文人对于戈洛文使团的行踪议论纷纷。他们责怪戈洛文长期停留在贝加尔湖以东，没有赶快到黑龙江去，加强俄国占领军的力量，以便在和中国谈判中讹诈更多的利益。这些人不懂得当时的斗争形势和戈洛文的用心。黑龙江上的斗争已经由于清军实现停战并主动撤退而缓和下来，清政府允许雅克萨在谈判以前暂时仍保留在俄国手里。戈洛文率领大部队亲自到黑龙江去长期驻留，不但存在着粮食和运输方面的巨大困难，而且到了黑龙江也无事可做，他既无作战的对手，也根本不想早日进行谈判。当时的斗争中心已转移到了贝加尔湖以东。能不能够把这里的抗俄斗争镇压下去，关系到能不能够在即将举行的谈判中居于主动地位。戈洛文留在贝加尔湖以东竭尽全力，压服蒙古，巩固占领，以加强谈判地位。这是他在当时形势下所能采取的最有利于俄国扩张主义利益的行动方针。

当蒙古使者格素尔洛多伊先格等还在乌的柏兴时，戈洛文已经发出了不祥的信号，为进行大规模镇压制造借口。他诬蔑蒙古牧民偷窃了俄国的马匹。在格素尔洛多伊先格离开的那天，戈洛文声称丢失了一百匹马和五十头牛羊，硬说是蒙古人偷走的，而且诬蔑蒙古台吉们坐地分赃。他威胁要“把使者扣留在这里”，并以寻找失马为名，派遣哥萨克分路出动，入侵蒙古的各个兀鲁思，命令全体俄军“切实探明敌方一切动向……对敌方军事人员采取行动”[14]。一六八七年十一月初，戈洛文亲自跑到靠近蒙古人聚牧地区的楚库柏兴，以便就近指挥镇压活动。这一带蒙古地区陷入一片恐怖气氛之中，俄军一批一批地窜到各个牧场，闯进帐篷，搜捕蒙古人，随意把蒙古人的畜群指为俄国的“失马”，强抢硬夺，将蒙古塔邦古特人（喀尔喀蒙古的一部，游牧于色楞格河流域）的十三个帐幕“洗劫一空”。还无理要求蒙古诸台吉赔偿“失盗”，“绞死惯盗”，“惩处肇事作恶之人”，逼迫他们立誓不再反抗俄国的占领。蒙古一些台吉派人到楚库柏兴抗议俄军的野蛮入侵，戈洛文却强词夺理地声称：“受害的哥萨克们，由于被偷盗、被赶走马匹牛羊，又受到蒙古人的百般凌辱，怎能不到对方蒙古兀鲁思去报仇雪恨呢！”[15]明明是俄国人屠杀、压迫中国的蒙古人民，他反而说是蒙古人“凌辱”了俄国人，这是一切侵略者颠倒是非的惯技。

戈洛文到达贝加尔湖以东将近四个月了，忙于对蒙古进行搜捕、抢劫和威吓，却连自己到达中国边境的消息还没有正式通知清政府，清政府一直在等待俄国使团前来，几次发信催促、询问。一六八七年二月，理藩院向楚库柏兴发出咨文，探询俄国使团是否到达。这年秋天，土谢图汗向清政府报告“鄂罗斯遣使请和，已抵臣境”[16]。三个月以后，清政府又写信催促“俄罗斯使臣抵色楞格地方为时已久，理应速来会议和好”，“今因何延误以至未达”，“和睦相处，勘定边界，事关紧要”，“望伊等收见该文后，即速前来”[17]。戈洛文不能再把会谈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了。一六八七年十一月三十日，他派出了两批使者，一批以斯捷潘·科罗文（Коровин Степан）为首，经蒙古前往北京；一批以伊凡·卡恰诺夫（Иван Качанов）为首，前往乌尔嘎（库伦）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处。两批使者的任务互有联系，科罗文去安排中俄谈判，而卡恰诺夫则去进一步压服蒙古，以加强俄国的谈判地位。

卡恰诺夫跑到呼图克图那里施加压力，要求中国蒙古当局制止蒙古人的反抗，“今后不得侵袭沙皇陛下的边城”，“对那些居心不良的边境蒙古居民的反复无常和偷盗行为加以约束”，还厚着脸皮开列一篇“失盗”的清单，要求“赔偿”。当时叶拉文斯克有沃隆科等七十个中国索伦族人（通古斯人）反抗俄军压迫，打死两个俄国兵后逃走，卡恰诺夫指名要求蒙古当局交出这些敢于反抗的索伦人。戈洛文在给呼图克图的书信中和给卡恰诺夫的指示中大发战争叫嚣：如果呼图克图不接受俄国的要求，俄军“势必要去袭击他们蒙古兀鲁思”，“捣毁帐幕，俘虏他们的妻子儿女，报仇雪恨”，“大军一到，蒙古人就要遭殃”。[18]

中国的蒙古族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一样，具有反对外来侵略的坚强意志和勇敢精神，任何压力和威胁都不可能把他们吓倒。当穷凶极恶的俄国侵略军窜到蒙古兀鲁思大肆搜捕、抢劫的时候，蒙古牧民们为保卫家园，群起反击俄军的侵犯。俄国哥萨克或则被痛殴而狼狈逃跑，或则被扣押。在蒙古人民抗俄斗争的推动下，蒙古当局也在鄂尔浑河一带集结军队，以防俄军的大规模进攻。

由于戈洛文采取搜捕、抢劫和高压措施，贝加尔湖以东的局势日益紧张。但蒙古当局遵循清朝中央政府争取早日谈判的精神，希望缓和紧张局势，和平解决争端。一六八八年一月十六日和二十二日，呼图克图和土谢图汗奉清政府之命，分别派人来到楚库柏兴递送清政府理藩院给戈洛文的信，催促俄使速来谈判。中国蒙古使者并就俄军最近的入侵事态向戈洛文提出，“俄国人不断袭击蒙古人，希望能查明此事；最近从涅尔琴斯克（尼布楚）就来了一批军人，击溃了在近处游牧的蒙古人，并掠去不少人丁”，希望俄军停止侵扰，并再三声明蒙古当局愿和俄国和平相处，“决不发动战争”，至于蒙古军队在鄂尔浑河集结，“仅仅是为了防范皇家部队（指俄军）前来袭击蒙古兀鲁思，免得像上次那样遭到涅尔琴斯克寨的突然袭击”。土谢图汗在给戈洛文的信中说：蒙古人和俄国人“何人原在何处生息，今后仍应在该处生息……各自安居，并治理其臣民”，建议在即将举行的中俄谈判的同时，和平解决在蒙古地区的争端。但戈洛文拒绝和平解决争端，坚持要蒙古人解除武装，完全屈服。他对蒙古使者大肆咆哮，辱骂蒙古人“图谋不规”，“想大动干戈”，“杀人害命，赶走马匹”，宣称“对呼图克图和汗（土谢图汗）的那些使者已无法信任”，甚至把蒙古使者囚禁在驿馆里，企图将其作为人质。[19]

俄军的骚扰活动并没有停止，蒙古的抗俄斗争也在发展。一六八八年一月底，蒙古军民为了制止俄军出城骚扰，在楚库柏兴附近要道上，布置了岗哨。俄军对蒙古岗哨进行攻击，发生了几次小规模的战斗。俄军虽有精利武器，但蒙古军民团结一致，英勇奋战，打得俄国侵略军丢盔卸甲，抱头鼠窜，龟缩在城里，不敢走出城堡一步。蒙古军民士气大振，斗志昂扬，在楚库柏兴城外远远地安营扎寨，进行戒备。入夜，周围山头上号角不绝，篝火通明。

俄军连吃败仗，士气低落，不但不能再到蒙古各兀鲁思去搜捕、抢劫，连楚库柏兴这个侵略据点也快保不住了。戈洛文心惊胆战，坐困围城，束手无策，急呼贝加尔湖以东各寨堡速来增援。

蒙古军民对俄军采取的战略是：戒备而不攻击。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制止俄军的搜捕和抢劫，蒙古军民不得不自卫戒备，但是他们恪守清朝中央政府的方针，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争端，所以并没有主动进攻，收复失地，特别是蒙古后方的一个长期隐患由于俄国的入侵而加速爆发，这就是中国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的封建大领主噶尔丹通敌叛乱，蠢蠢欲动。当蒙古军民在贝加尔湖以东抵抗俄军侵略的时候，噶尔丹率领大批军队趁机进入喀尔喀蒙古地区，从背后向蒙古人民砍来一刀。土谢图汗不得不亲自率领主力军，布置在噶尔丹来犯的道路上，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只能由土谢图汗的弟弟巴图尔珲台吉率领少数军队，进行戒备。一个俄国历史学家写道：“斡齐尔赛音汗（土谢图汗）唯一的想法是进攻色楞格斯克，但是他没有进攻，因为他自己不得不防备噶尔丹的进攻。”[20]俄国侵略军和噶尔丹叛军像钳子一样紧紧夹住了中国的北部领土，中国蒙古军民被逼在两条战线上迎战，他们对从北线入侵的俄军只能采取防御的态势。

蒙古军民和俄国侵略军在楚库柏兴的相持局面从一六八八年一月延续到四月初。中国蒙古当局希望能缓和紧张局势，和俄国停战言和，以便集中全力迎击从西线来犯的噶尔丹叛军。二月间，呼图克图又派曼泽伊乌真巴尔丹护送俄使卡恰诺夫返回楚库柏兴，和戈洛文会晤。曼泽伊代表蒙古当局，再一次建议举行谈判，解决争端。戈洛文知道蒙古当局由于噶尔丹的进攻而处于困难时刻，趁机施加压力。他蛮横地攻击蒙古当局“挑起战争，寻衅滋事，反复无常”，并以书面提出五项条件：要求蒙古当局赔偿牲畜，释放外出骚扰而被扣押的俄军，惩处“盗贼”，制止蒙古人的抗俄斗争，要求呼图克图“忠诚为圣明沙皇陛下效劳”。他宣称：如果蒙古不接受俄国的条件，“圣明沙皇陛下的皇家部队会毫不迟疑地迅速平定蒙古领主们对他们挑起的那些争端”。中国蒙古当局为缓和局势、和平解决争端，再三进行了努力，但由于戈洛文顽固地坚持侵略要求而并无结果。[21]

俄国的侵略和噶尔丹的叛乱遥相呼应，使得蒙古地区的形势正在发生不利于中国的急剧变化，这一形势削弱了中国人民反对沙俄侵略的斗争，影响到清朝政府在尼布楚谈判中的政策，使它不得不对沙俄做出重大的领土让步。

3．中国喀尔喀蒙古人民反对俄国侵略、反对噶尔丹叛乱的斗争（一六八八年）

准噶尔是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属于厄鲁特蒙古的一部。厄鲁特蒙古居住和游牧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西至巴尔喀什湖。明朝时称为瓦剌，或称卫拉特，外国史籍中亦称卡尔梅克。十五世纪初，明王朝封瓦剌部的三个封建领主为顺宁王、贤义王、安乐王。十五世纪中叶，顺宁王马哈木的孙子也先和明王朝进行战争，在离北京不远的土木堡（在今河北怀来县）击溃明军，俘获明英宗朱祁镇，这就是著名的“土木之变”。也先“统治着中亚细亚的东半部，并自认完全代表中国行事”[22]。后瓦剌部衰落，向西迁移，分成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四部，“分牧而居”[23]，“部自为长”[24]，他们中间有些部族沿额尔齐斯河游牧，远至鄂毕河和塔拉地区。厄鲁特四部有一个最高的联盟会议（“丘尔干”），调整四部之间的事务，商议和决定共同性的重大问题。十七世纪初，和硕特部的拜巴噶斯担任“丘尔干”首脑。

厄鲁特蒙古服从明王朝的管辖，在经济上双方也有很密切的联系，各部每年向明朝政府贡马，数量常达几千匹，以换取中原地区的粮食、丝绸、布匹、铁器等。明朝政府并向它遣使收税。一六一六年（明万历四十四年），俄国使者托密尔柯·彼得洛夫到达厄鲁特蒙古，曾经碰到了中国政府派来这里征收贡税的官员，彼得洛夫向这个中国官员询问了有关中国的土地、人口和宗教等问题。[25]十七世纪初，和硕特部拜巴噶斯的弟弟图鲁拜琥（后来清政府封他为顾实汗）迁居青海，于一六三七年（清崇德二年、明崇祯十年）服从了清王朝的统治，此后经常向清政府纳贡。一六四七年，厄鲁特蒙古人和清军在甘肃发生冲突，“会顾实汗奉表贡，赐甲胄弓矢，俾辖诸厄鲁特。嗣是间岁辄遣使至”[26]。随同顾实汗遣使奉表贡的有和硕特十三部、土尔扈特三部、准噶尔五部。准噶尔五部即巴图尔珲台吉（名和多和沁，噶尔丹的父亲）和他的弟侄们。[27]

准噶尔部游牧在伊犁河流域的肥沃牧场上，并且和中原地区、蒙古其他部、西藏以及中亚细亚的贸易较发达，力量逐渐强大。巴图尔珲台吉成为“丘尔干”的首脑。一六五三年，巴图尔珲台吉死，子僧格继位。不久，准噶尔内部发生夺权斗争，僧格被杀。他的弟弟噶尔丹本来在西藏当喇嘛，闻讯赶回，打着西藏达赖喇嘛的旗号，以替僧格复仇为名，击败了自己的政敌，掌握了统治权。

噶尔丹是个阴险狡诈的野心家。他取得权力后，在内部加紧集权，对邻近部族发动一系列兼并战争。一六七六年，他进攻青海和硕特部，杀掉自己的岳父鄂齐尔图车臣汗（顾实汗之侄），又打败自己的叔父楚琥尔乌巴什。一六七八年进兵天山南路，并吞“回部”，后来又谋杀了僧格的儿子、准噶尔汗位的合法继承人索诺木阿拉布坦，“自称博硕克图汗，因胁诸卫拉特奉其令”[28]。他统治着天山南北，控制了青海和西藏，野心勃勃，企图进一步扩大地盘。

俄国对我国西北领土早就抱着侵略野心，从十七世纪初就不断派人到厄鲁特诸部进行活动，用威胁利诱手段企图使厄鲁特各部领袖脱离祖国，臣服于沙皇。俄国的阴谋活动因巴图尔珲台吉和僧格的严词拒绝而并未得逞，但噶尔丹一反其父兄的爱国立场，甘心充当沙俄的鹰犬。早在僧格在位的时候，噶尔丹就公开采取亲俄的路线。一六六八年，僧格向俄国政府的使者伯林要求归还被俄国抢去的惕列乌特人，说俄国如果拒绝，势将发生战争。可是噶尔丹为了向俄国献媚，却大唱反调，他对伯林说：“我们卡尔梅克人和台吉们在任何地方都不要发动对皇上陛下（指沙皇）的战争，没有什么必要保护我们的已经迁往皇上陛下那边去的惕列乌特人。”[29]噶尔丹掌握大权以后，和俄国政府信使往还，搞得火热。一六七四年至一六七五年间就曾派使到俄国去，一六七六年、一六七七年、一六七九年和一六八一年这几年内又有噶尔丹的使者前往俄国。[30]俄国则给他供应枪炮军火，噶尔丹在俄国的支持下野心越来越大。

噶尔丹表面上仍服从清朝中央的命令，恭敬地接待中央派去的官员，并经常遣使入贡。一六八三年，清政府派遣的内大臣奇塔特到达准噶尔，噶尔丹“跪受敕书”[31]，并贡马四百匹、骆驼六十头、貂皮三百张、厄鲁特鸟枪四杆。第二年，噶尔丹派了以古尔班拜为首的三千人的庞大队伍，去北京纳贡[32]，并矢口服从清朝中央的命令，说什么“我并无自外于中华皇帝”[33]，“向在中华皇帝道法之中，不敢妄行”[34]，但背地里却在捣鬼。就在一六八三年，噶尔丹派出一个七十多人的使团去伊尔库次克，对俄国人说：噶尔丹听说清军和俄军在黑龙江上对峙，形势紧张，特派这个使团到莫斯科去商谈双方的合作。使团还携带着噶尔丹给沙皇写的信件。噶尔丹背着清朝中央，和俄国勾结，丧心病狂地大搞分裂卖国活动，而俄国也利用他这条走狗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

戈洛文率领大批俄军到达贝加尔湖以东，对我国蒙古人民进行镇压，同时极力拉拢和唆使噶尔丹背叛祖国。“戈洛文在给外务衙门的报告中提出建立俄国—厄鲁特联盟的想法”，“他建议由托博尔斯克派出使团去见厄鲁特汗”[35]。戈洛文自己也坦白供认：“三年前，他就已希望与博硕克图汗（指噶尔丹）对向蒙古人武装进攻一事取得一致意见。去年（俄历七一九六年，公历一六八八年）曾向与布哈拉人一起来伊尔库次克的他们的使者就此事提出过建议，并为此多次召见他。”[36]噶尔丹在俄国的教唆和支持下，贼胆更大，野心勃勃。他借口什么喀尔喀内部土谢图汗欺压了扎萨克图汗以及在一六八六年一次会议上呼图克图不尊敬达赖喇嘛的使者，率兵三万，悍然进入喀尔喀地区。他出兵的时间正好和俄军在贝加尔湖以东镇压蒙古人民相配合，形成对喀尔喀蒙古的钳形夹击。所以蒙古地方当局曾向俄国抗议，“卡尔梅克的博硕克图汗进攻蒙古地区是同沙皇陛下的军队联合行动的”[37]。《戈洛文出使日记》中也记录了蒙古领主的谈话：“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是根据陛下（指沙皇）的谕旨发动战事的，有大批俄国军队，并有大量火器大炮协同他作战。战场上相遇时，卡尔梅克人就以皇家部队（指俄军）的名义来恫吓他们。”[38]

噶尔丹的军队在俄国的支持下，气势汹汹，窜过杭爱山。喀尔喀各部也联合起来，在土谢图汗的率领下，协同抵抗。一六八八年春，两军接战。土谢图汗初战失利，急令在楚库柏兴对俄军实行戒备的巴图尔珲台吉（土谢图汗之弟）所率领的蒙古军队撤出北线，速来增援土谢图汗，这就给了俄军实行反扑的机会。俄军在乌的柏兴集结兵力，当蒙古军队正在准备撤退的时候，一千五百名俄军在斯克里皮增上校、格拉鲍夫上校和施马伦贝格上校等率领下，倾巢而出，从乌的柏兴奔袭蒙古军队。我国蒙古军民在敌军的突然袭击下，面对着优势火力，浴血奋战，表现了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英勇精神。当完成了阻击俄军的任务以后，蒙古军民在俄方没有觉察的情况下有秩序地进行转移，撤离楚库柏兴周围，星夜前往援救土谢图汗，抵抗噶尔丹叛军。一六八八年四月四日，俄方侦察人员向戈洛文报告：他们出城沿色楞格河上行约三十俄里，“一个蒙古人也没有遇到……那些营地已全遭焚毁，他们在那些营地上一个人也没有见着”[39]。

蒙古军队撤离楚库柏兴周围以后，摆在戈洛文侵略日程上的首要课题是：配合和利用噶尔丹叛乱的时机，出兵攻打蒙古，完全压服蒙古的反抗。一六八八年四月十一日，戈洛文返回乌的柏兴，一面派人四出“捕捉舌头”，探听清朝中央、蒙古当局和噶尔丹叛军的动向，一面调兵遣将，准备大举出击。到六月间，当俄军还没有来得及出动的时候，派往北京的使者科罗文突然回到了外贝加尔，带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消息：清朝政府愿意早日举行中俄谈判，同意谈判地点就在楚库柏兴，而且立即派出了以索额图为首的谈判使团，中国使团已从北京起程，很快就将到达了。

戈洛文听到中国使团即将到达的消息感到很意外。当时贝加尔湖以东蒙古人民的反抗斗争并未平息下去，他为取得谈判中优势地位而进行的准备还没有完成。他立即行动起来，为加强谈判现场俄国的实力而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他下令军队进入戒备状态，在楚库柏兴和乌的柏兴增建工事，架设大炮，并增募士兵，赶运粮食。在谈判前夕慌慌张张地采取这些军事措施，恰恰说明了戈洛文企图利用军事力量胁迫中国使团在谈判中就范。

4．中国派出以索额图为首的使团，俄国对中国喀尔喀蒙古的侵略战争（一六八八年）

一六八八年五月三十日清晨（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初二），北京德胜门外旌旗招展，人马喧腾。这一天是以索额图为首的中国对俄谈判使团启行的日子。满汉各族的文武官员都来送行，京城市民，万人空巷，纷纷赶来观看。大路两旁，人头拥挤，熙熙攘攘。使团人员衣饰鲜丽，护卫部队精神抖擞地戎装骑马，列队前进，随后的驮马行李，络绎不绝。天气已经很炎热，康熙很重视派出的使团，特派皇长子允禔代替自己在清河镇设座赐茶，为使团饯行。

谈判使团的首席代表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正黄旗满洲人，是清初辅政大臣索尼的儿子，又是康熙皇后的叔父。他和康熙关系亲密，曾经协助康熙反对守旧派大臣鳌拜，从鳌拜手里夺回了大权。在康熙朝的前期，索额图掌握着很大权力。第二名谈判代表都统、国舅佟国纲，镶黄旗汉军（后抬旗入镶黄旗满洲），是康熙母亲的兄弟，出身辽东大族，地位显赫。此外，谈判代表中还有理藩院尚书阿尔尼，多年经管蒙古事务，当时已先往蒙古调解土谢图汗和噶尔丹之间的矛盾；左都御史马齐，镶黄旗满洲人，出身于富察氏大族；护军统领马喇，熟悉对俄交涉事务，曾经负责接待俄国的巴伊可夫使团、尼果赖使团，又在雅克萨战争期间办理后勤事务。使团中有两个汉族官员，一个是兵部督捕理事官张鹏翮，一个是兵科给事中陈世安。

中国谈判使团内有两个耶稣会传教士充当译员。一个是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原名托马斯·贝瑞拉，一六六六年到中国澳门，一六七二年到北京任宫廷音乐教师。当时，在北京任职钦天监正的老牌传教士南怀仁早就和俄国勾结，希望替俄国效力，以换取沙皇开放西伯利亚通道，让耶稣会士从这条道路到中国来。南怀仁在给俄国的密信中建议用拉丁语作为中俄谈判的中介语言，自己由于年老，而且坠马受伤，不能亲自出马当翻译，就向康熙推荐了懂得拉丁语和汉语的徐日升（一六八八年初，南怀仁已病死于北京）。另一个译员是法国传教士张诚，原名弗朗索瓦·热比雍，受法皇路易十四的派遣前来中国，一六八八年初刚到北京，任清朝宫廷的数学教师。

使团还携带护卫部队八百人，包括八旗前锋兵二百人、护军四百人、火器营兵二百人，由都统郎谈、班达尔善，副都统纳秦、札喇克图等率领随行。从北京到楚库柏兴，路程几千里，沿途大多是山岭和沙漠，人烟稀少，缺粮缺水，粮食和所有日用必需品都要从北京带去。因此，使团有一个包括很多运输人员和私人仆役的庞大后勤队伍，携带着大批粮食物资和驼马牛羊。

使团是在俄国大使戈洛文所派信使斯捷潘·科罗文到达北京之后立即筹组并很快派出的。一六八七年十一月底，戈洛文从楚库柏兴派科罗文到北京联系中俄谈判事宜。一六八八年三月二十四日，科罗文到北京。清政府对科罗文的到来表示十分高兴，官员们和科罗文进行多次谈话。科罗文正式通知清政府：戈洛文使团已到达色楞格斯克（楚库柏兴），但不能前来北京，要求清政府派出使团，前往边境地区进行谈判。并提出：在谈判现场双方所带护卫人数应相等，各为五百人。清政府接受俄方的要求，同意立即派遣使团到楚库柏兴去谈判。清朝官员对科罗文表示：中国愿和俄国“永世和好亲善”，早已“下令军队撤离阿尔巴津，希望通过使臣谈判查明边民之间的争端”。科罗文顺利地完成任务以后，于四月二十七日离开北京，返回楚库柏兴。

清政府毫不迟延地筹组使团，进行各种准备。一个多月以后，以索额图为首的中国谈判使团已从北京出发。临行之前，康熙给使团发出指示，说明了中俄雅克萨战争发生的原因，分析了黑龙江流域中国各民族的分布和地理状况，提出“尼布潮（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鄂罗斯”，表示了收复失地的决心。这一指示的全文如下。

上谕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等曰：罗刹侵我边境，交战于黑龙、松花、呼马尔诸江，据我属所居尼布潮（楚）、雅克萨地方，收纳我逃人根特木儿等，及我兵筑城黑龙江，两次进剿雅克萨，攻围其城，此从事罗刹之原委也。其黑龙江之地最为扼要，由黑龙江而下，可至松花江；由松花江而下，可至嫩江。南行，可通库尔瀚江（即牡丹江），及乌喇（吉林）、宁古塔、席北、科尔沁、索伦、打虎儿（达斡尔）诸处。若向黑龙江口，可达于海。又恒滚、牛满等江及净溪里江口俱合流于黑龙江。环江左右，均系我属鄂罗春、奇勒尔、毕喇尔等人民及赫哲、飞牙喀（费雅喀）所居之地。若不尽取之，边民终不获安。朕以为尼布潮、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鄂罗斯。我之逃人根特木儿等三佐领，又续逃一二人，悉应向彼索还。如鄂罗斯遵谕而行，即归彼逃人及我大兵所俘获招抚者，与之画定疆界，准其通使贸易。否则，尔等即还，不便更与彼议和矣。[40]

索额图使团于一六八八年五月三十日从北京出发。在盘旋回绕的群山中向西北行进，经过居庸关、张家口，于六月十五日到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又向北行，进入喀尔喀蒙古地区。队伍穿行于广阔的沙漠中，沿途都是冈阜沙碛，缺乏水草，气候又很炎热，每天都要举火而炊，掘井而饮，长途跋涉，十分困顿，人马日有死亡。七月五日，使团到达克勒阿祭拉漠，碰到一批又一批喀尔喀蒙古人扶老携幼，驼马络绎，纷纷向南逃徙。原来是噶尔丹叛军刚刚打败了土谢图汗，蒙古军队已溃散。噶尔丹叛军横冲直撞，攻陷库伦，大烧大杀。库伦成了一片废墟。土谢图汗和呼图克图仓皇撤退。整个喀尔喀地区兵荒马乱，“各弃其庐帐器物，马驼牛羊，纷纷南窜，昼夜不绝”[41]，“溃卒布满山谷，行五昼夜不绝”[42]，“迁徙者蚁聚蜂屯，其色惊惶”[43]。这时，俄国侵略者趁喀尔喀战败、秩序混乱之机，向其上层人物施加压力，逼胁他们投降俄国。在这一重要关头，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挺身而出，坚持爱国的路线，向蒙古上层人物宣示民族团结的大义。他说：“俄罗斯素不奉佛，俗尚不同我辈，异言异服，殊非久安之计。莫若全部内徙，投诚大皇帝（指康熙），可邀万年之福。”“众欣然罗拜。议遂决。”[44]呼图克图以及土谢图汗等率众先后南走，请求清朝中央的援助。清政府一面安置南来避难的喀尔喀官兵人民，一面派人到噶尔丹处，命令他停止战争。噶尔丹的这场叛乱使得即将和俄国举行重要谈判的清朝中央十分被动，北部边境上的形势顿时改观，清政府全力注视着噶尔丹的动向，极力防止内部叛乱势力和外国侵略势力勾结起来。这时，正好索额图使团行近战地，眼看道路阻塞，已无法前进，使团只好在当地停留待命。七月二十二日，康熙派使者到达使团的驻地，命令使团折返北京。另派参领索罗希等轻骑前往俄国使团的驻地，把中国使团中途受阻、折返北京的原委通知戈洛文，约定将谈判日期推迟。具体的谈判日期和地点由戈洛文再派信使到北京商定。中国使团的第一次行程就这样被噶尔丹叛军所阻而中断。

噶尔丹的叛乱瓦解了我国北方领土上的抗俄阵线，给俄国以进一步镇压蒙古人民反抗斗争的大好机会。戈洛文在得知蒙古战败、中国使团受阻、谈判延期的消息后，立即集中全力，和噶尔丹配合，发动对蒙古的“讨伐”战争。一六八八年九月，戈洛文亲率全军，倾巢出动。他侦知蒙古塔邦古特部策凌佐库莱台吉所属的牧民正在希洛克河畔游牧。十月十日夜间，俄军偷渡希洛克河，对睡梦中的蒙古牧民进行突然袭击。牧民们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起而自卫。俄军残酷地烧杀抢劫。戈洛文自己供认：“战斗十分激烈。赖上帝恩佑，托陛下洪福，击毙约二百名蒙古人，俘虏多人，缴获大批马匹牛羊。”[45]十月二十日，俄军又侦知另一部蒙古牧民在泽德河口渡河，立即出动奔袭，但被蒙古人及时发现，“蒙古人仓卒离去，沿途扔下了沉重的蒙古包和毯子，还有走不动的牛羊马匹”[46]。十一月十三日，俄军又袭击色楞格河附近的二十二座蒙古人帐幕，“打死蒙古人三十名，俘虏了他们的妻孥，缴获马群、牛羊和帐幕”[47]。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驻地乌尔戛（库伦）

喀尔喀蒙古牧民渡河

戈洛文炫耀兵力，大肆屠杀我国蒙古人民，并逼胁蒙古领主“归顺”俄国，派人“以全权大使名义对他们说：他们——台吉们已领略过由全权大使统领的沙皇陛下英勇皇家部队的强大威力。要是他们不愿使自己和所部兀鲁思牧民遭到这支部队的毁灭性打击，他们就应率领所部兀鲁思牧民臣服于沙皇陛下的专制统治”[48]。这个被人捧为摇着橄榄枝的“和平使者”的屠夫，就是这样赤裸裸地进行军事镇压和使用武力威胁的。一六八八年底，戈洛文派卡恰诺夫到蒙古各部，提出十项“归顺”条款[49]，要求蒙古台吉们：

（1）“永世臣服沙皇陛下崇高的专制统治”，“协同沙皇陛下军队作战”。

（2）向俄军“提供尽可能多的差马骆驼”。

（3）对“沙皇陛下臣民，不得有任何侵害”。

（4）杀死俄国人者“处以死刑”。

（5）不得“窝藏逃犯”。

（6）不得要求归还被俄国劫掠去的喀尔喀蒙古人、布利亚特蒙古人、通古斯人。

（7）不再服从呼图克图、土谢图汗以及清政府的命令，与其断绝一切来往。

（8）劝说其他蒙古领主“归顺”俄国。

（9）派使者往莫斯科觐见沙皇。

（10）每人（指每个台吉）每年交纳五十头壮牛、五十只羊。如逾年拖欠，按三倍罚交。

卡恰诺夫带着这十条吞并我国蒙古各部的条款东奔西走，以征服者的姿态，对蒙古台吉们颐指气使，发号施令，胁迫台吉们承认条款，按信仰立誓并签字盖章。蒙古台吉们虽然平时也压迫下层牧民，但大多数人是有爱国心的，不肯接受称臣纳贡的吞并条款。他们有的逃往远方，有的拒绝谈判，有的“态度顽固，一再推诿”，有的“坚持己见，不愿称臣效劳”。[50]戈洛文在贝加尔湖以东停留两年，用尽一切力量企图吞并蒙古，但他不可能平息蒙古人民的反抗，这里的抗俄斗争仍在继续，经常发生零星的暴动。而少数台吉虽为俄军淫威所逼，不能脱身，不得不暂时表示“归顺”，但以后戈洛文的军队离开这里，这些台吉带着自己的妻儿家室逃离俄军占领区，回到了祖国。

5．中国第二次派出索额图使团（一六八九年）

戈洛文为镇压中国喀尔喀地区的斗争、逼胁蒙古领主“归顺”俄国而忙碌了半年之久。一六八八年十二月，清政府又派人去雅克萨送信，希望尽早与俄国“进行外交谈判和举行使节会议”[51]。直到一六八九年初，戈洛文才慢吞吞地派伊凡·洛吉诺夫前往北京，和清政府再一次联系会谈的地点和时间。

洛吉诺夫是俄国外务衙门的书吏，从莫斯科派到乌的柏兴已有半年，他给戈洛文送来了沙皇于一六八七年十二月颁发的诏书以及关于划界的几种方案。

戈洛文在中国边境的重大活动都由莫斯科决策甚至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沙皇政府前两次给戈洛文的训令中已经详细规定了谈判的方针和范围。后来，它又听说清政府要求会谈在北京举行，沙皇政府担心：这样一来俄国在中国边境上的军事力量将不能对谈判产生影响，俄国代表在北京将不能坚持俄国的侵略性要求，这对谈判是不利的。因此，它命令戈洛文要争取在边境地区举行谈判，在任何情况下，戈洛文不得亲自到北京去。作为一种替代的办法，沙皇政府具体地拟订了四种条约文本，交给洛吉诺夫携往北京试探，在预先严格规定的范围内和清政府谈判。第一个条约文本，要求侵占黑龙江流域，把边界划在“脑温村庄”（齐齐哈尔）附近根河和松花江两河的上游；第二个条约文本，要求以雅克萨为界，但俄方可在黑龙江中游进行渔猎；第三个条约文本，规定俄军撤出雅克萨，双方都不在雅克萨建立城堡和设居民点。沙皇政府又授权戈洛文拟订第四种条约文本，因为康熙给沙皇的信件中多次提到“以雅库（次克）为界”，仅仅撤出雅克萨并没有满足中国方面收复失地的要求，沙皇政府除撤出雅克萨外，还准备再吐出一点侵略果实，但究竟撤到哪一条线为止，对此犹豫不决，就把这件事推给戈洛文去决定。戈洛文拟订的第四个条约文本除撤出雅克萨以外，加上了“其他争端留待他日解决”的含糊词句。这一条的意思可以理解为以贝加尔湖以东和尼布楚地区作为未定界，留待将来谈判解决。但后来戈洛文又变了卦，没有把第四个条约文本交洛吉诺夫带到北京去。他向沙皇报告说：“臣仆等已将第四个条约文本缮就，但未交给伊凡（洛吉诺夫）带去。因为，陛下，为使整个达斡尔地区不因此而大大缩小，边界不能再超过上述限度划定，不能对中国人再作让步。”[52]

这四个条约文本都是侵略性的，它反映了当时俄国侵略中国的最高和最低要求。俄国政府明明知道，要侵占中国的黑龙江流域或其中游，是自己力所不及的，甚至要赖在雅克萨不走也是不可能的，但它野心不死，仍然要把第一个、第二个和第三个条约文本拿出来，逐个地讨价还价，尽可能地进行讹诈勒索。俄国政府也知道，即使撤出了雅克萨，自己在贝加尔湖以东和尼布楚地区还侵占着广大的土地，这片地区上正在发生激烈的反抗斗争，俄国政府也准备再稍稍后撤，以巩固对这一地区的占领，因此命戈洛文拟订第四个条约文本。俄国殖民主义者尽管高喊着“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属于俄国”，但他们知道这是谁也欺骗不了的鬼话，他们真正担心的却是清政府将会提出以雅库次克划界的主张，使得自己的侵略利益遭受严重打击，他们神经紧张地注视着清朝政府的意图。

洛吉诺夫只带了三个条约文本前往北京。他首先应争取中国使团到边境地区去谈判，如果中国方面拒绝派出使团，他才可以依次地出示三种条约文本，完全按照条约文本的字样，争取和清政府达成协议，签订条约。戈洛文指示他，“应千方百计，因势利导，以便使近臣（指清政府官员）能根据第一个文本签订条约，不得已时，可根据第二个文本，实在不成时，则根据第三个文本。但必须千方百计，极力坚持”，“哪怕是为此向合适的人行贿，但要密切注意，秘密行事”。[53]

戈洛文还要洛吉诺夫搜集各种情报。他十分注意清政府对贝加尔湖周围地区的态度，因此特别要洛吉诺夫刺探清政府是否在联合蒙古，是否准备收复色楞格斯克，并探听中国军队战术如何，人数多少，有哪些军官，储备如何，中国使团如果到边境来，将带多少军队，走什么路线，以便“确定今后同中国人会谈或作战时，我们应如何行事”[54]。

洛吉诺夫等四十三人取道尼布楚、齐齐哈尔，于五月二十三日到北京。清政府等待俄国信使已九个月，盼望早日举行谈判，洛吉诺夫等到达北京的当天，索额图便接见了他，并没有坚持要在北京谈判。洛吉诺夫呈递了戈洛文的信件，信件中要求谈判时“双方人数均应相等，相会地点当定于两国边界之间”[55]。两天以后，清政府即同意以尼布楚为谈判地点。清朝官员表现出和平的极大诚意，洛吉诺夫向戈洛文报告。“官员们在同我的各次谈话中，态度和蔼，希望和好”[56]，中国使团也没有携带大批军队前往边境地区的迹象。因此，洛吉诺夫带到北京来的三个条约文本放在行装里，根本就没有拿出来。六月十日，洛吉诺夫的任务完成后，离开北京，仍由原路回尼布楚。

洛吉诺夫在京期间又一次利用通向耶稣会传教士的秘密黑线。当时，早和俄国勾结的南怀仁刚刚死掉，另一个葡萄牙传教士、尼布楚谈判中的译员之一徐日升会见了洛吉诺夫，并派人给洛吉诺夫送酒送菜，“来人避开同来的拨什库（清朝下级官吏），将一纸加封的拉丁文信件秘密地交给书吏（洛吉诺夫）”。徐日升认为中俄谈判将给外国的侵华事业带来机会，大力巴结恭维沙皇，高喊“我们看到永远拯救无数生灵的圣旗已经树起，我们的时代已经开始”[57]，并把中国谈判代表索额图、佟国纲的身份、地位预先透露给戈洛文。

清政府的第二次谈判使团立即组成，一六八九年六月十三日（康熙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出发。临行前，清政府对当前形势和谈判方针重新作了研究。当时噶尔丹叛军已击败土谢图汗，占领了喀尔喀地区。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向南败退，要求清朝中央保护和干预，清政府邀请达赖喇嘛协同调解。噶尔丹口头上表示照旧服从清朝中央，却坚持要把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交给自己处理，这分明是拒绝调解，违抗中央命令，顽固地要把战争继续下去。很显然，问题绝不是地方势力之间的局部冲突，而是蓄意破坏统一，制造分裂，向清朝中央政权公开挑战。清政府意识到，一场艰巨的平叛战争已无可避免。俄国的侵略和噶尔丹的叛乱是相互联系的，清政府更加迫切地要求与俄国实现和平，以便摆脱两线作战的不利处境，集中力量对付噶尔丹叛军。在重新研究对俄谈判方针时，索额图仍然提出去年的方针，说：“尼布潮（楚）、雅克萨既系我属所居地，臣等请如前议，以尼布潮（楚）为界，此内诸地，皆归我朝。”但康熙认识到：形势已经发生不利的变化，谈判方针需要有所改变。他说：“今以尼布潮（楚）为界，则鄂罗斯遣使贸易，无栖托之所，势难相通。尔等初议时，仍当以尼布潮（楚）为界，彼使者若恳求尼布潮（楚），可即以额尔古纳为界。”[58]这是清政府在噶尔丹叛乱形势下做出的对俄国的重大领土让步，希望以此换取与俄国实现和平，中国使团在尼布楚谈判中正是遵循了这一方针的。

清政府的第二次谈判使团的成员有索额图、佟国纲、郎谈、班达尔善、萨布素、马喇和温达等，传教士徐日升和张诚仍任译员。清政府对戈洛文使团随带大批军队表示疑虑，曾经询问洛吉诺夫：俄国大使到中国来谈判，“而不是为了打仗。全权大使为何征集军队，对此他们感到惊讶”[59]。为了保证使团的安全，因此“官兵同往者量增于前”[60]，人数在二千五百到二千九百人之间，分水陆两路进发。陆路由索额图、佟国纲率领。张诚说这一路有“一千四百名兵弁”[61]，而洛吉诺夫听清朝官员说，“随同使臣前往的，除了仆役、工役和厨师以外，为表示使团尊严，尚带有一千名官兵”[62]。水路由郎谈、萨布素、马喇率领，有一千五百名士兵。使团要带足将近半年的粮食和其他用品，所以有一支包括运夫、水手、仆役的庞大后勤队伍，人数为士兵的两倍以上，携带着大批粮食、用品和供乘骑、驮载、食用的几万头马驼牛羊。

郎谈、萨布素等于六月十一日由瑷珲乘船，溯黑龙江而上，经雅克萨（七月四日）、格尔必齐河口（七月十八日），于七月二十六日到达尼布楚。索额图、佟国纲等从北京起程（六月十三日），出古北口（六月十五日），沿滦河上行，至达尔泊（六月二十七日），渡克鲁伦河（七月十六日）、波儿集河（七月二十二日）、温都河（七月二十六日），于七月三十一日到达尼布楚，一路上都是山岭、草原、急流、沼泽，行程近三千里，历时四十九天。而俄国大使戈洛文却像蜗牛一样，还没有到达尼布楚。

注释

[1]在戈洛文率领的军队中有：莫斯科火枪兵和炮兵五百零六人；托博尔斯克派出的军役人员四百九十九人，此外尚有哥萨克骑兵六十二人、哥萨克步兵四十七人、火枪兵七十一人、龙骑兵二百人、军役人员子弟一百一十九人；秋明派出的火枪兵和哥萨克九十八人；叶尼塞斯克派出的哥萨克和哥萨克子弟五十六人；伊利姆斯克派出的哥萨克一百二十人；托木斯克派出的哥萨克子弟一百人；纳雷姆派出的哥萨克子弟三十人；上勒拿斯克派出的哥萨克子弟三十人。全军共一千九百三十八人。（《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764页，注⑨）

[2]沙皇政府给戈洛文秘密训令的详细内容，参见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附录，第153～155页。

[3]《康熙帝为停围雅克萨候俄使会勘边界致俄罗斯察罕汗敕谕》（康熙二十五年十月初七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按：文纽科夫带去的这封书信，以满文书写，有拉丁文副本，今据满文原件译。此书信之俄译文见于《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139～142页。

[4]《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133页。

[5]关于尼果赖，可参阅本书第三章（6）。一六七六年，尼果赖出使北京，和南怀仁相勾结，南怀仁向他透露过重要情报，当时文纽科夫和法沃罗夫都是尼果赖使团中的随员，与南怀仁相识。文纽科夫这次到北京来，带了尼果赖给南怀仁的一封信，企图重新接上这条黑线，利用南怀仁盗窃机密情报。但据说尼果赖的信件在西伯利亚途中被雨水淋毁，所以文纽科夫没有交出信件。南怀仁的秘密信件是作为对尼果赖的答复。全文见于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436页。签署日期为一六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康熙二十五年十月初九）。

[6]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436页。

[7]《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135页。

[8]同上书，第183页。

[9]同上书，第765页。

[10]《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178页。

[11]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七：“崇德三年，三汗并遣使来朝，定岁贡。”下注：“三汗各贡白马八、白驼一，谓之九白之贡，岁以为常。”

[12]格素尔洛多伊先格和戈洛文会谈的详情，参见《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181～189页。

[13]沙斯季娜：《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第125页。

[14]《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197～198页。

[15]同上书，第204页。

[16]《清圣祖实录》卷一三〇，第23页，二十六年七月十二日戊子。

[17]《议政王大臣议奏已撤围雅克萨俄使应速来议划边界本》（康熙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18]参见《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217～223页。

[19]一六八八年一月戈洛文与中国蒙古当局使者的谈话以及土谢图汗致戈洛文的书信，参见《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237～238、242～246页。

[20]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192页。

[21]一六八八年二月戈洛文与中国蒙古当局使者曼泽伊的三次谈话，参见《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261～272页。

[22]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一卷，第44页。

[23]邓廷桢：《蒙古诸部述略》。

[24]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九。

[25]参见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39页。

[26]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九。

[27]准噶尔五部为巴图尔珲台吉和他的兄弟墨尔根岱青、杜喇勒和硕齐、楚琥尔乌巴什以及他的侄子罗卜藏呼图克图。

[28]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九。

[29]转引自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三章，“十七世纪五十到六十年代的准噶尔汗国”，莫斯科一九六四年版。

[30]参见加恩：《早期俄中关系史》，第73页。

[31]《清圣祖实录》卷一一〇，第16页，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戊戌。

[32]后来，清政府因噶尔丹派来的贡使人数太多，只准其中二百人进北京，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一一六，第24页，二十三年九月十二日乙亥。

[33]《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七，二十七年十一月甲申。

[34]温达：《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七。

[35]《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18页。

[36]同上书，第621页。

[37]《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307页。呼图克图的属员商卓特巴与俄使斯捷潘·科罗文的谈话。

[38]同上书，第360页。

[39]同上书，第277页。

[40]《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五，第14～15页，二十七年五月二日癸酉。

[41]《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五，第25页，二十七年六月十九日庚申。

[42]张鹏翮：《奉使俄罗斯日记》。

[43]钱良择：《出塞纪略》。

[44]松筠：《绥服纪略图诗注》，转引自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七。

[45]《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355页。

[46]同上书，第356页。

[47]同上书，第363页。

[48]《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361页。

[49]参见上书，第383～386页。

[50]参见《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413～419页。

[51]戈洛文致弗拉索夫信件，转引自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附录，第二十七件。

[52]《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429页。

[53]参见《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403～405页。

[54]同上书，第428页。

[55]《俄使戈洛文为约定议界之时间地点致近侍大臣函》（满译拉丁文，一六八九年一月十一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56]《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455页。

[57]同上书，第490～491页。

[58]《清圣祖实录》卷一四〇，第30页，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壬辰。

[59]《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453页。

[60]《平定罗刹方略》卷四。

[61]《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62]《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455页。

六、中俄尼布楚谈判（上）

1．中国使团到达尼布楚（一六八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尼布楚城在黑龙江（石勒喀河）和尼布楚河的汇流处。黑龙江向东稍偏北，汹涌地流泻着。河水清澈，水流湍急，河面约宽一里。尼布楚河从北面几百里的外兴安岭万山丛中，奔腾来汇。两河汇流处形成平坦的三角洲，尼布楚城就筑在这里。城不很大，高大的炮楼和教堂的塔尖耸立在低矮的房舍之间。它坐落在尼布楚河的东岸上，南距黑龙江约有二里。尼布楚河西岸不远处，有一连串山岭，这里是尼布楚城的制高点，山上长着枞树和桦树，隐约可望见山上的房舍、十字架，大概设有俄军的岗哨和工事；尼布楚城东北稍远处有略微低矮的山丘，树木很少，山丘向北延伸，逐渐低平，山坡上有蒙古人和索伦人开辟的小块农田；尼布楚城北，地势略平，黄羊、野兔出没于草丛林间。尼布楚河注入黑龙江处，冲刷出一个大河湾，形成天然的船只停泊场。黑龙江南岸，山峦起伏，树木繁密，郁郁葱葱，却没有开阔的平地。中国使团到达以前，接连下了几天大雨，江水暴涨，道路泥泞，到处布满了水洼和沼泽。

尼布楚城外的俄国人都撤进了城，在当地放牧的布利亚特蒙古人、索伦人、温科特人也被俄军赶到西北几十里以外的山上去了。在山侧溪畔偶然可以见到几处房舍、窝棚，但居民都不见了。

清军的一百艘木船整整齐齐地停泊在两河合流处的河湾里，岸边搭起一座绿色大天棚，与木船相连接，地方宽敞，来往方便，成了中国使团每天聚会议事的地方。使团的营帐扎在黑龙江南岸。驻地按“旗”划分，每一个旗由士兵的帐篷围接成一个圆形幔城，高级将领在幔城的中央设帐幕，帐幕前分列长戟六杆，幔城正门竖起绣着金龙的大锦旗，两旁安设炮铳两门，这样的幔城共有九座。一些士兵、文官和夫役的帐篷散布在幔城外面。远远望去，彩色缤纷的幔帐、旗帜掩映于山谷林际。入夜，木船和各个帐篷高挂着大灯笼，灯光倒映入江心，犹如一片灿烂繁星。

尼布楚城已戒备森严，城头上的大炮对准着黑龙江江面，俄军持枪执械，往来不息地巡逻守望，城外挖了壕沟，树起了拦马栅，许多新工事还在紧张地施工。后来，城堡前又临时搭起两座帐篷，因为尼布楚城已经变成军事碉堡，城里还关押着许多作为人质和“舌头”的当地居民，不能让中国人进城。这两座帐篷就作为临时接待中国人的会客室。帐篷旁安放着十二尊野战炮，每座帐篷有一百二十名火枪兵守卫。城上经常吹起军号，发出凄厉的呜呜声。这里一点没有和平会谈的气氛，反倒像一个阴惨惨的屠杀场。

中国使团到了尼布楚，立刻就产生了怀疑和忧虑，因为俄国信使洛吉诺夫在北京告诉清政府：俄国使团已定于本年二月从乌的柏兴前往尼布楚，路上约需半个月。清朝官员以为，俄国使团已早到达尼布楚，一定等候很久，快要不耐烦了，因此急急忙忙地赶来。出人意料的是：俄国使团不但不在尼布楚，而且连到达的确切日期也没有。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自己要在这里等候多久？中国使团只带了五个月的粮食和用品，来时路上花了四十九天，如果计算返回的行程，在尼布楚等候加上谈判的时间不能超过一个半月，否则粮食就不够了，衣服也抵不住黑龙江上早来的寒风，这一次六千里的艰难行程，是不是又像第一次出使那样要徒劳往返呢？这怎能不使人怀疑和担心？还有，中国使团的驻地是俄国人提出的，初来时俄国人说“江南牧草好，江北牧草甚劣，请住于江南”[1]。谁知，适得其反，黑龙江南岸多高山、树林和沼泽，没有高旷开阔的平地，牧草很少，几万头供食用和运输需要的马驼牛羊找不到合适的牧场，甚至许多营帐无地可驻，泡在低地的水里，这怎能不使人焦急和忧虑？

索额图到达尼布楚的第二天（即八月一日）就写了一封信给戈洛文，请尼布楚督军弗拉索夫毫不耽搁地送去，信中敦促俄国使团赶快前来尼布楚，并把中国驻营地的困难告诉了戈洛文。据张诚转述，这封信的大意如下：

我们业已依照他们（指俄国方面）的请求，尽一切可能赶到，奇怪的是他们却连到达的确讯都没有。如果他们再不赶快，我们将不得不渡过河去（指渡过黑龙江）寻找一处比现在的营地更为宽敞而方便的扎营地点。我们目前扎营处地方太小，而且牧草不久即将告罄。信上还说：这边之所以尚未渡河，为的是避免给他们以怀疑我方缔结和约诚意的任何理由。[2]

戈洛文使团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自然，他没有忘掉尼布楚会谈，而是为了准备会谈正在大忙特忙。他仍然停留在乌的柏兴，继续在镇压贝加尔湖以东蒙古人民的反抗，逼胁他们“归顺”俄国。戈洛文把贝加尔湖以东地区看作中俄谈判胜败的关键。这里关系到俄国的重大殖民利益，可能成为未来中俄谈判中棘手的争端，而当地人民激烈的抗俄斗争，将会严重地削弱俄国的谈判地位。他必须扑灭抗俄斗争的火种，牢固地占领尼布楚的这片后方，才能大胆放心地走进谈判的会场。噶尔丹击溃了喀尔喀蒙古的军队，中国内部的这一场叛乱给俄国造成了千载难逢的时机。他正好利用这一时机对失去领导的喀尔喀蒙古各部强行肢解，各个击破。他在谈判以前要干的事很多，只嫌力量不够、时间不足。因此他迟迟没有前往尼布楚。

一六八九年三月，戈洛文洋洋得意地向老沙皇报告自己对当地居民进行血腥征服的功绩。他说：“前来永世称臣，接受大君主（指沙皇）崇高专制统治者已有一千多帐篷，并把人质交到色楞格斯克。”[3]以后，俄军又绑架了八个蒙古领主，强迫他们签订“归顺”条约，扣押他们的子女亲人作为人质。同时，戈洛文也在为加强谈判现场的军事力量作准备。为了把大批军队、粮食和军用物资运往尼布楚，他遣人四出，强征夫马，搜抢粮食，一次就征用蒙古塔邦古特部和多伦哈顺部的一百五十匹马、布利亚特人的二百二十匹马。他还“向团长安东·冯·施马伦贝格发出紧急指令，命令派该团火枪兵到各村去寻找粮食，可根据登记单在海（指贝加尔湖）彼岸所有各类居民家中搜寻”[4]，“又令伊凡（即尼布楚督军弗拉索夫）在涅尔琴斯克寨（即尼布楚）及其附近尽可能构筑工事”[5]，并逼迫尼布楚当地的中国居民迁往远处。一六八九年的上半年，戈洛文正在进行绑架、抢劫、强迫迁徙以及种种镇压活动，为巩固后方和加强谈判现场的军事实力而大忙特忙。

六月二十四日，戈洛文才从乌的柏兴出发，他在给清政府的信件中反复强调人数相等，要求中国使团只带五百名士兵参加谈判，而自己的军队除一百二十人留在乌的柏兴，六十人留在楚库柏兴之外，全部开往尼布楚，有一千七百多人。加上原在尼布楚的六百名俄军[6]，总数为二千三百余名俄军。此外，还有叛徒根特木儿编练的三百名军人，埋伏在尼布楚东北的山中。一本俄国历史书中写道：“决定外贝加尔地区命运的时刻到来了，忠实于俄国人的根特木儿王爷武装了他的通古斯人，来增援我方队伍。俄国人采用了示威性手法以迷惑中国人，在涅尔琴斯克东北面的山上出现了俄国人的步兵和骑兵，向中国人表示俄国的援军已到达，而这些人马还是根特木儿的原来的那些人马。”[7]戈洛文以为：拼凑了这二千六百多名俄军和伪军，加上精利的火器和新建的工事，将可对中国使团获得压倒性的军事优势。

十七世纪末俄国占领下的尼布楚

中国使团迅速地来到尼布楚，使戈洛文感到很意外，特别是：中国方面没有相信戈洛文所说只带五百名士兵来的鬼话，为了保证使团的安全，所带护卫部队在二千五百到二千九百人之间，还有大量运输后勤人员，力量与俄国方面大体相当，戈洛文要在军事力量上压倒中国的企图成了泡影，使他大为丧气。但他不甘心在双方力量均等的情形下立即进入谈判，因此故意拖延行程，争取要在谈判以前，以外交礼节和国际法为借口，责难和折辱中国，使中国使团处于被动地位。一场尖锐复杂的外交斗争正在展开，这场斗争是清朝封建官员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2．谈判前夕俄方的无理指责和中方的驳斥（八月二日—八月十八日）

中国使团到达尼布楚后，与尼布楚的俄国督军弗拉索夫互致礼节性的问候。八月二日，俄国第一次派信使瓦西利·卢托维诺夫携带戈洛文的信件来到中国营地，卢托维诺夫在说明俄国使团“因于途中遇有雨水，行走艰难，以致延误日期”[8]之后，就对中国使团提出了一连串无理指责。戈洛文信件中和卢托维诺夫口头上提出的指责有以下几点：

（1）中国使团及护卫部队突然到达尼布楚，为什么不按外交礼节和国际惯例事前通知俄国？

（2）中国使团为什么带来这么多军队和物资？“是不是要来打仗？”“如果真心想要讲和，恐怕不会带这么多的队伍同来。”[9]

（3）中国军队一路骚扰，行为粗暴，甚至“杀人行凶之事也屡有发生”[10]，中国军队“经过雅克萨时，附近有两个俄国方面的人被杀”[11]。

（4）前往北京的俄国信使洛吉诺夫等为什么还没有回到尼布楚？是否被扣留在北京？

（5）中国军队驻扎在尼布楚对面，“离城太近，和国际公法不符”[12]，“这在周围任何国家，均无此惯例”，必须“沿石勒喀河而下，退至阿穆尔河河口（实指额尔古纳河河口），并在该地停泊到使臣会谈结束。如果该军队长官拒绝如此行事，而向上游航行，则同其使臣的谈判与会晤，将都不能举行”[13]。

中俄谈判前夕，争辩集中在这五个问题上。从七月三十一日（中国使团到达尼布楚）起，到八月十八日（俄国使团到达尼布楚）止的十九天内，戈洛文接连四次派出信使到中国使团的营地（瓦西利·卢托维诺夫于八月二日到达，潘克拉特·巴巴耶夫于八月七日到达，瓦西利·卢托维诺夫于八月十日第二次到达，谢苗·瓦西里科夫于八月十六日到达），再三地对中国方面提出强烈的指责，企图在谈判以前把中国置于被控告的不利地位上。

索额图对俄国方面的指责逐一作了针锋相对的答复，并于八月十二日派侍卫罗多浑[14]、员外郎喇喜迎着俄国使团的来路，行至鄂嫩河上回访戈洛文，就某些问题当面作了说明。这场争论很激烈，而俄国方面的指责却是毫无道理的。

第一，戈洛文指责中国使团违反国际惯例，突然来到尼布楚，事先没有通知俄国，这一指责完全不合乎事实。中国使团从北京出发以前的半个月，即五月二十七日，已派官员玛尔干等四十五人随同三名俄人先期到尼布楚送信。信中言明：中国使团将于“四月二十六日”（公历六月十三日）出发，预计六月（公历七月底）到达。中国使团的行程与这一信件中的预先通知完全吻合。这一信件于中国使团到达之前一个月送至尼布楚，随即转给戈洛文，可见事前没有通知的指责明明是扯谎。并且，中国使团分水陆两路行进的途中，又屡次派人将使团的行程随时通知了俄方。郎谈、萨布素等从水路前来，曾两次派人预先通知雅克萨俄国当局；索额图等从陆路行至克鲁伦河，也派左庶子琛图等前往尼布楚预先通知到达日期。索额图列举了这些事实，答复俄使说：“预先告知之例，已再无如此守信者也。”[15]这就完全驳倒了俄方所谓违反国际惯例、没有事先通知的指责。

第二，戈洛文早已从各方面获得情报，明明知道中国方面“非常愿意和好”“很希望和平”，但他故作姿态，硬说中国使团是带兵来打仗的。对此，索额图进行了耐心的解释，说明自己“仅带侍从以及派遣使用之官兵”。此外，“我驻防东北将军萨布素等，系专为管辖黑龙江等处之人，勘界事宜完毕后，将交付伊等管理。故伊等亦由水路从雅克萨前来尼布楚”[16]。据传教士张诚说，索额图“运用自己的全部说服力使他（俄使卢托维诺夫）相信我们所企求的也只是坚定持久的和平”，“竭力使他相信，此来是为了缔结和约，并无其他意图”[17]。中国使者罗多浑、喇喜往见戈洛文时，再一次解释“钦差大臣（指索额图）到涅尔琴斯克，途经蒙古土地，如不增加人，则无法前进”，中国使团此行“不是为了打仗，而是抱着缔结永久和约的目的而来的”[18]。事实上，戈洛文从乌第斯克到尼布楚，路程近得多，随带士兵却达一千七百人之众。索额图还进一步指出，“你前年来文内称带官员五百、兵丁五万人前来议事等语”[19]。俄国的这个通知，曾使清政府感到惊讶，但清政府没有被俄国的虚声恫吓所吓倒，也无意在谈判现场从军事上压倒俄国。康熙特为此下达谕旨说：“盖因伊国之规定，而须带如此众多之人前来。朕并无恶意，会议之际，兵丁众多又有何妨？着你等仅带侍从以及派遣使用之官兵。着黑龙江将军以船只运载你等两路人员所食用之粮米。”[20]由此可见，虚张声势，摆出一副打仗架势，想以兵多压人的恰恰是俄国而不是中国。

第三，俄国方面指责中国士兵“杀人行凶”、行为粗暴，更完全是造谣污蔑，血口喷人。索额图严正地否认了这种无理指责。索额图声明：中国方面已严令所属官兵遵守纪律，不许侵害俄国人，“违者处以死刑”。至于雅克萨有两个俄国猎人被杀，与中国无关，中国方面并不知情。索额图说：中国方面“将与我方交战时所获之人，不予杀害而放回，岂有暗杀行猎人之理耶？”[21]事实上，所谓雅克萨两名俄人被杀，是俄方故意捏造的。雅克萨俄军头子拜顿在报告中说：中国军队路经雅克萨，“似乎是为了进行会谈，而对阿尔巴津（雅克萨）以及其附近所种的庄稼并未受命采取任何行动”。雅克萨当局派到戈洛文处的信使费利卡还当面告诉戈洛文：“中国人平静地驶过阿尔巴津，并没有寻衅。”[22]尼布楚的俄国督军弗拉索夫也“极力颂扬从陆路到来的使团首脑礼貌周到”[23]。可见俄国方面指责中国士兵“行凶杀人”纯属恶意污蔑。戈洛文于八月八日给索额图的信中说：“在贵方行动中我等虽然尚未发现贵方军队对和议有何抵触，但其行径无疑是违反国际法的，何况许多坏事可能由此产生。”[24]既说没有发现中国军队的行动对和议有抵触，又说中国军队“杀人行凶”“为了打仗”“违反国际法”，这岂不是前后矛盾、自打耳光？

第四，戈洛文借着俄国信使洛吉诺夫还没有返回尼布楚而大做文章，再三对中国使团进行质问，用意是想诬蔑清政府把洛吉诺夫扣押在北京。索额图回答说：“你伊凡·洛吉诺夫由京城先于我等启程，此事属实。”同时又解释：中国使团走的是呼伦贝尔以西的小路，距离较近，洛吉诺夫等人由于要到齐齐哈尔取他们留在该地的一批马驼，故“绕行而来”。而且洛吉诺夫等得到清政府的许多赏赐，又在北京大做生意，“驮载沉重，行止驮卸以致延误行程等，不可料定”[25]。为了堵塞俄方的口实，索额图建议由中俄双方派人一起顺着洛吉诺夫等的来路去迎接。不久，洛吉诺夫等果然从额尔古纳河方向出现，于八月十日到达尼布楚。

第五，戈洛文指责中国使团和护卫部队驻在尼布楚对岸是“兵临城下”“和国际公法不符”，先是要求中国方面撤到额尔古纳河口。这一要求十分荒谬，因为额尔古纳河口距尼布楚八九百里，撤往该处，两国使团相距近千里，怎能坐到一起进行谈判？中国使团说：“既然你我以和好之礼，相会议事，住于近处，也仅为便于行走议事，并无恶意。”[26]后来，俄方又要求中国使团往下游方向撤退，中国使团为了排除会谈的障碍，愿意撤退到稍远处。索额图对卢托维诺夫说：“果于下游有移驻之地，我等亦可改牧于下游。我等并非以此地方为紧要之地而驻扎，实为除此地外，别无可驻之地。如今江水涨溢，流入我营地。你若不信，请瓦西利（即卢托维诺夫）乘我之骑察视，怎可瞒你？”[27]索额图还“希望瓦西利能同他们的人（指中国方面人员）一起去寻找可以安营之地，只要能找到，他们便准备撤往该地”[28]。俄国方面既不肯让中国使团渡江到北岸来，在南岸下游又确实找不到可供驻扎放牧的地方，以后也只好无形中取消了这一无理要求。

戈洛文的一切指责和刁难全都落了空。中国使团进行了耐心的解释和必要的驳斥，不卑不亢，合情合理，使俄方使者理屈词穷，无言可对。连奉命来对中国提出一连串指责的卢托维诺夫也不能不承认中国方面确有实现和平的诚意，“他在路上告诉官员们（指清朝官员）说：得知我们意在和平，他非常高兴”[29]。

3．会议时间、地点和形式的商定（八月十九日—八月二十一日）

戈洛文既不能在军事力量上压倒清军，又不能用外交惯例和国际法难住中国使团，他无计可施，不能再继续拖延下去，只好于八月十九日进抵尼布楚。[30]他剩下的一手就是在中国使团面前装排场、摆架子，炫耀自己高人一等的尊贵姿态。他到达尼布楚时，大批俄军出动，强押三百名中国索伦族（通古斯）居民远道前去“欢迎”，并坚持中国使团的木船让道回避，移往下游。中国方面为争取早日举行谈判，作了必要的让步，将木船暂时驶向下游，以后征得戈洛文同意才又回驻原处。

戈洛文到达尼布楚的当天，即八月十九日，双方互派使者，就会谈的时间、地点和方式进行磋商，使者往返于尼布楚城和中国营地之间，经过两天的紧张磋商，终于达成了协议。

双方能够较快地达成协议是由于中国方面做出了很大让步。索额图表示：会谈何时何地举行以及双方随带多少人员“让给俄国全权特使去决定”[31]，“中国钦差大臣愿意听从全权大使的决定”。只是希望“会谈地点设在旷野帐幕中”，“距石勒喀河（即黑龙江）较近的岸上，因为钦差大臣把许多人马由石勒喀河彼岸摆渡到此岸，困难很多”[32]。因此，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几乎都是戈洛文决定的。

在磋商过程中也不是没有斗争的。当双方已议定中俄各有三百人进入谈判现场之后，中国方面提出：在谈判现场的士兵，除刀剑以外，不得携带火器。戈洛文表示反对，说：“全权大使所带士兵如不带武器，则不成体统。”[33]经中国方面坚持，戈洛文才勉强同意中国方面的提议。但后来会谈时，戈洛文却违反协议，让俄军偷偷地带着手雷，进入谈判现场。

中国的使者又说明：中国使团将乘坐木船前往谈判会场，除进入现场的三百人外，另外将在木船上保持五百名士兵。戈洛文气急败坏地立即提出一连串质问：“钦差大臣是否乘很多木船渡河？船上士兵和差役是否很多？这些士兵是否带有什么军用物资？”并攻击中国使团“想随心所欲地令大量人员登上木船”，“这些木船停泊在会议地点附近是不适宜的”[34]。

中国使者冷静地回答：中国使团的木船将有三十艘，木船的停泊处至会场的距离将与尼布楚城至会场的距离相等。木船上不带军用物资，但必须保持五百名士兵。因为，由戈洛文指定的谈判会场距尼布楚城只有二百俄丈，而尼布楚城内有大批俄军，中国方面根据“双方应在每一件事上平等”的原则，理应在木船上保持五百名士兵。如果戈洛文不同意中国保持五百名士兵，则请戈洛文告知中国，尼布楚城内的俄军有多少？中国方面将在同等的距离内保持同等的兵力。这一席话说得戈洛文张口结舌，无言对答。

中国方面同意戈洛文将谈判会场设在尼布楚城附近，处在俄军瞬息可达和炮火射程范围内，这是极大的让步。当然，戈洛文就没有理由再反对中国在同等距离上保持五百名士兵。经过辩论，他不得不同意中国的要求。双方同意会谈的安排“应在每一件事上平等”，并达成如下协议：

（1）第一次会议于八月二十二日举行。

（2）会议地点：在尼布楚河岸边，距尼布楚城二百俄丈处。

（3）双方于会议地点自设帐篷，其中一个相互连接，备会议之用。会议帐篷内的座位相对，任何一方不得尊于对方。

（4）进入谈判现场之使臣，官员各为四十名，卫兵二百六十名。卫兵侍立于会议帐篷十俄丈以外，除刀剑斧钺外，不得携带任何火器。

（5）中国使团乘坐的木船，“停泊之处至会议地点的距离，应与涅尔琴斯克至会议地点的距离相等”，船上可保持五百名士兵。

（6）双方各派人员在谈判现场进行检查，“防止人员随意增加”。

一六八九年八月二十一日，中俄双方各派人员至会议地点按照协议，进行丈量，标明双方应带人员及警卫的位置，然后搭设帐篷，为次日的正式会谈做完了必需的准备工作。

4．第一次会议（八月二十二日）

一六八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拂晓，中国使团的营地上灯火通明，人喧马嘶，热闹异常。清政府等待将近三年之久的中俄谈判今天就要开始了，官员和士兵们从半夜里就起床，忙忙碌碌地进行准备。天色渐渐明亮，大家集合上船，几十艘木船横渡黑龙江，停靠在江北岸，士兵们登岸在附近的柳树林中休息，等待索额图等谈判使臣到来。

忽然，一个俄国军官带着一批俄国兵，气势汹汹地走过来，对着正在休息中的中国士兵指手画脚地吵骂起来。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等到译员把话译出，大家才明白：原来俄国方面提出了新的指责，说根据前天的协议，中国的五百名士兵只能留在木船上，不准离船上岸。现在中国士兵在附近岸上休息，“与会议地点的距离比原定的近了一些”[35]，这就是破坏了协议，破坏了平等原则，违背了国际法，威胁了谈判现场的安全。这个俄国官员奉戈洛文之命，前来提出指责。就是为了这点事情，“俄国人提出了抗议，并废弃了那个协议”[36]。

真是平地又起风波！驶到北岸来的木船只有三十艘，容量很小，船上运载着八百名士兵和一百匹马，十分拥挤（其中有三百人被允许进入谈判现场）。两国使团会谈的时间还不知道有多长，会议期间，士兵和马匹必须挤在船上等候，连在附近岸上坐一坐就是破坏了协议和平等，威胁了谈判现场。这算是哪门子的国际法？明明是有意刁难！

俄国的这一指责不能不使中国使团感到气愤和怀疑。谈判地点已按戈洛文的要求设在离尼布楚城只有四百公尺的地方，如果说对谈判会场有什么威胁的话，那也是来自尼布楚城头上的大炮和二千三百名战备状态中的俄军，而绝不是来自坐在柳树林里休息的五百名中国士兵。中国方面做了很大让步，好不容易才促成了谈判的开始。现在戈洛文又节外生枝，在五百名士兵上岸的问题上大做文章，要“废弃协议”，停止会谈。他的真实用意究竟何在？特别是，有的谈判使臣“在与俄罗斯人办事时曾一再受欺”[37]，不相信俄国方面有谈判诚意，甚至怀疑俄国不许中国士兵上岸有不可告人的阴谋：是不是要发动突然袭击，劫持谈判使臣作为“人质”呢？

中国使团临时进行了紧急磋商，终于要求谈判的心情占了上风，决定作一次努力，派传教士徐日升和张诚向俄方进行解释。

两个传教士前往俄营去见戈洛文。由于有中国官员一同前往，传教士们多少要掩盖一下他们和俄国勾通的关系。但是，在和戈洛文相互致候时，他们之间相当露骨地打了招呼。戈洛文说：“希望他们从耶稣教的愿望出发，能够倾心于全权大使。”传教士说：“按自己信仰，有责任在一切力所能及的事务中，对基督教徒给予帮助。”[38]

他们真的给戈洛文帮了忙。他们懂得，戈洛文这一套是外交场合司空见惯的把戏，目的是要在进入谈判之前刁难和折辱中国使团。但是这种把戏不能玩得太过火，因为中国使团没有外交谈判的经验，容易把假戏错当作真情。既然俄国方面声称要“废弃协议”，中国使团信以为真，就要转身回北京了。传教士把中国使团中的议论和情绪告诉了戈洛文，“我们把钦差大臣们方面的情况向他们摆了出来”[39]，并提醒戈洛文，不准许中国士兵上岸是不行的，“五百人在三十只木船中非常拥挤，实难容纳。因此他们离船上岸。中国方面未超出协议规定带来任何多余人员”[40]。他们建议戈洛文的这场戏要适可而止，“中国人非常固执，对待使臣会议没有经验”[41]，“除非他们（指俄国方面）愿在谈判尚未开始之前即告破裂，就有必要对于钦差大臣们的缺少经验作些让步”[42]。

随同前来的中国官员（扎尔固齐）热切希望谈判得以举行，他真以为戈洛文在担心中国士兵会威胁谈判现场，愿以自己人身作抵押。他竭力保证：中国方面“不会进行任何欺骗，为证实起见，请全权大使把他——扎尔固齐扣留起来，同他们钦差大臣举行会议”[43]。

其实戈洛文哪里会担心五百名中国士兵威胁谈判会场，他在相同的距离内，保持着二千三百名战备状态的俄军哩！他不过是给中国使团来个下马威。于是在传教士的提醒和中国官员的保证下，戈洛文扭扭捏捏地趁势收篷，同意中国士兵上岸，但要限制在一个地方，不得持械列队。

风波终于平息下来，戈洛文达到了尽量刁难和折磨中国使团的目的，并且这一事件提高了以后谈判中耶稣会士的地位。这场风波仿佛是由于他们出力斡旋而平息下来的。传教士乘机吹嘘自己的功劳和俄国大使的“文明”，埋怨中国使臣“无知”，“怀有鬼胎”，做出“无礼行为”，“成为全世界的笑柄”[44]。而中国使臣们认不清传教士的真面目，反而越来越把他们当作可以合作的朋友。

中俄的谈判就要开始了。戈洛文要先声夺人，在气派上压过中国，摆出极其阔绰的排场。三百名俄国官兵手持旗帜、马刀，以及古色古香的罗马式的斧钺、长矛，列队在前，他们却违反协议，身上暗藏着手雷。戈洛文等三名使臣衣饰华丽，满身珠光宝气，在侍卫们的簇拥下，策马徐行。一路上铜鼓、喇叭、风笛、号角，吹吹打打，显得很热闹。而中国使团却没有什么大排场，使臣们身穿金线织锦蟒袍，戴着红缨帽，挂着朝珠，每人身边撑一顶红缎华盖，士兵们只有腰刀佩剑，没有什么仪仗和乐队。

双方来到谈判的帐篷前，士兵侍立旁侧。两国使臣同时下马，走进帐篷。

中俄双方的帐篷是互相连接的。俄国帐篷里装饰豪华，地上铺着鲜艳的土耳其地毯，帐壁挂着五光十色的图画，中间有一个金色的欧洲式写字桌，桌上有讲究的波斯台毯，摆着精致的时钟、金质墨水瓶、文件和两个刻着浮雕的银制容器。戈洛文南向坐在一张铺着黄缎面的安乐椅中，旁边一名侍从，手执缀满宝石的镀金权杖。另外两名俄国使臣——尼布楚督军弗拉索夫和秘书官科尔尼茨基，坐在戈洛文的旁边和后面。其他军官、书吏都站在后面，没有座位。戈洛文企图用这种阔绰排场和森严等级炫耀自己的力量和权威，对中国使团施加心理上的影响和压力。在谈判过程中，他始终神态傲慢，故作矜持，要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他当是一位权力很大、地位很高的人”[45]。

中国使团没有准备什么华丽的陈设，一顶比较精致的黑帐篷，地上铺着席子，中间放着长板凳，上铺毡子，此外就没有什么了。索额图、佟国纲、郎谈、班达尔善、萨布素、马喇和温达七名使臣一起坐在长凳上，徐日升和张诚坐在旁边，使臣们的身后还坐着四名梅勒章京。陈设是简单的，但却朴素、自然，显示出使臣们亲密一致的气氛。

双方使团入座，互致问候以后，戈洛文就以凌驾一切的傲慢口吻宣称：“大君主沙皇陛下获悉，汗殿下（指康熙皇帝）未经宣布，突然派兵侵犯沙皇陛下国界。……竟置两国之间的友谊于不顾……制造流血事件，发兵来犯沙皇陛下臣民，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沙皇“决定派遣数不胜数的强大军队，携带大批作战物资，前来抗击这些军队，下令征服敌人。这些军队由沙皇陛下勇敢的将军率领，愿意效命，准备敉平敌人”。但是，沙皇后来收到了康熙要求举行谈判的信件，“愿意同汗殿下遵循古例，和睦友好相处。为平息两国臣民之间的纷争，钦命我等沙皇陛下的全权大使前来赴会”。要求中国方面“给自己的军队下令不要武装越境，不要挑起任何衅端，要释放俘虏，平息一切纠纷，对受害者要给予赔偿，要满足于自古以来就有的领土状况（像汗殿下祖先自古以来就占有的那样），但是汗殿下军队以武力新占领的地方，应归还我大君主沙皇陛下方面，对造成此等纷争的人员，要予以惩处。唯有如此，大君主沙皇陛下和汗殿下之间，才能保持友好情谊”[46]。

很明显，戈洛文采取了先发制人、以攻为守的策略，一面炫耀武力，一面又打出和睦友好的幌子，企图把侵略和挑起战争的罪名加到中国头上，向中国提出了无理的指责和要求。

索额图立即发言反驳，他首先简单回顾了俄国侵略中国的历史，指出了战争的起因。他说：“往年间，沙皇陛下方面的哥萨克叶罗菲·哈巴罗夫等人，窜入中国上述地区，兴建了雅克萨。住在雅克萨附近的中国皇帝的一些贡民被这些哥萨克打死，他们的妻孥被掳走，而其余贡民多年以来遭到不堪忍受的蹂躏，财产被劫走，妻孥被抢去，本人则被打死。”“臣民们曾多次向中国皇帝控告这些哥萨克。于是中国皇帝命令自己的军队长官带兵前往雅克萨。”因此，俄国的侵略是发生雅克萨战争的原因，挑起战争的责任完全在俄国方面，而中国方面则是不得已的自卫行动。索额图指出，中国一贯希望和俄国恢复和平、保持友好关系。在第一次攻克雅克萨后，释放了全部俄俘，但俄国督军托尔布津违反自己的保证又重占雅克萨；清军第二次包围雅克萨时，收到了沙皇信件，表示接受中国和平谈判的建议，康熙“传旨官兵自雅克萨撤离，并授命在全权大使到达并签订和约之前不要再与沙皇陛下臣民发生纠纷”。中国方面的意图和行动是光明磊落、合情合理的。在反击侵略、保卫国土的同时，中国为同俄国举行谈判、划分边界、实现和平而作了种种努力。

接着戈洛文和索额图之间展开了短兵相接、针锋相对的激烈辩论。

第一，戈洛文一口咬定：贝加尔湖周围和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即为沙皇陛下所领有，而汗殿下则从未管辖过”。但是，他提不出任何论据和事实，只是叫嚷着“他们全权大使们受命坚决捍卫沙皇陛下方面自古以来就有的土地”。

索额图则严正声明：“黑龙江一带，沙皇陛下的人从未领有过，贝加尔海这面的所有土地都隶属于中国皇帝方面。”索额图列举许多确凿的事实加以论证，他说：“鄂嫩（河）、尼布楚皆为我茂明安（喀尔喀的一部）等诸部落原来居住之地。雅克萨为我虞人（猎人）阿尔巴西等居住之地”[47]，又是“我达斡尔总管倍勒儿故墟”[48]，“该手无器械之虞人，因实难忍受你突然侵入，掠杀抢劫，皆内迁我嫩江等地，于是此地被你长期占去”[49]。至于“贝加尔海这边的土地全是蒙古汗的领地，而所有的蒙古人自古以来就是他们中国皇帝的臣民”。索额图并指出：上述土地上的居民一直向中国政府纳税，他们的领袖和子孙至今健在，许多人进到了中国内地。

戈洛文举不出任何理由反驳这些铁的事实。他一会儿不得不承认，“即使在古代某个时期，这些达斡尔居民曾向汗殿下（指中国皇帝）方面交纳过实物贡，则他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那些地方当时距沙皇陛下的城市很远”，一会儿又说“此事探究起来将旷日持久”，他的这种辩驳自相矛盾，回避问题，陷于不能自圆其说的尴尬处境。

第二，戈洛文硬说：一六七六年俄使尼果赖在北京时，曾和清政府谈判尼布楚和雅克萨的归属。戈洛文煞有介事地说：“博克多汗殿下（即康熙）近臣曾对他（指尼果赖）说：博克多汗殿下与阿尔巴津、与涅尔琴斯克以及与沙皇陛下方面修建城寨和设置居民点的地方，与这一切地方都无关”，这是彻头彻尾的捏造。尼果赖留下很详细的出使报告，其中不但没有中国官员把尼布楚、雅克萨说成与中国“无关”的记录，相反，其中却有中国官员向尼果赖再三抗议俄国入侵的大量记录，还有耶稣会士南怀仁告诉尼果赖，中国决心收复雅克萨，将对俄军进行反击，嘱咐俄国赶快增兵设防的秘密谈话的记录。

索额图当时对戈洛文的捏造进行了揭露和批驳。他指出，中国官员没有也绝不可能向尼果赖做出雅克萨、尼布楚与中国无关的那种荒唐的表示。“尼果赖奉派觐见中国皇帝，并非为了划定疆界。对此，尼果赖所赉送的沙皇陛下的国书，可资佐证。”恰恰相反，中国方面“曾向尼果赖提出：希望沙皇陛下臣民无条件地从他们中国这些地区撤出，并请尼果赖将此事奏闻沙皇陛下”。

会议以后，索额图对这个问题再次作了如下的说明：

至于全权大使向他们提到，中国皇帝近臣似乎曾对尼果赖·斯帕法里说过，要求沙皇陛下的人不再侵占领土，而是希望他们安分守己地住在沙皇陛下方面所建的堡寨里。近臣们所以这样说，并非为了确定边界，只是为了两国之间不发生战争。他们曾要求尼果赖陈奏沙皇陛下，俄罗斯人已侵占了他们大量土地，收留了许多交纳实物贡的逃亡者，他们走遍各兀鲁思，殴打许多贡民，进行抢劫，横征暴敛实物贡，许多中国商人也遭他们毒打，财物被他们抢劫。使臣中有一名侍郎自始至终参加了同尼果赖的全部会谈，该人目下就在此（按：指马喇）。除非是尼果赖向大君主谎报了划界之事，该尼果赖从未谈过边界问题，在尼果赖带来的沙皇陛下致中国皇帝的国书中谈的也不是划界问题。[50]

第三，戈洛文抵赖说，索额图所说“沙皇陛下臣民对汗殿下臣民的种种欺凌，大君主沙皇陛下并无所知。汗殿下应该就上述欺凌事件向大君主沙皇陛下遣使说明……双方互派使者进行交涉，使纠纷得到平息，而不诉诸武力”。并指责“汗殿下方面却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纠纷，竟至表现出不友好态度”，“由于这样一些小小纷争而挑起战端，实无必要”。戈洛文把自己打扮成公正与爱好和平的“天使”，仍企图把挑起战争的责任强加于中国。

索额图指出：俄国对中国“突然侵入，掠杀抢劫”，我国当地居民“实难忍受”，“皆内迁我嫩江等地”。而戈洛文轻松地把这种领土掠夺和杀人放火的行径说成是“微不足道的纠纷”，“一些小小纷争”，这是多么荒谬的强盗逻辑！索额图还指出：中国方面曾再三对俄国进行劝说、抗议和警告，要求停止入侵，举行谈判，划分边界，但俄国方面我行我素，置若罔闻。索额图说：“数年以来，等待你等醒悟”，“俄罗斯人虽为外国，也该是有君臣礼让之国。于是我圣主屡次行文宣谕，惟不得回音，反而犯边不息，故于黑龙江等地屯兵驻守”[51]。所以，戈洛文抵赖沙皇不知情以及指责中国没有说明原委而挑起战端，完全是歪曲事实，强词夺理。

第四，戈洛文坚持中国惩办“挑起战端”的人员，对受害者给予赔偿，还“要求退还他们一些炮和其他东西”[52]。

对此，索额图答复说：俄国的侵略“给中国造成很多损失”，“打死中国皇帝的许多臣民，掳走他们的妻孥，进行了种种破坏，有的人抓去以后被活活烧死”[53]。如果要谈“惩凶”和“赔偿”的话，那就是俄国应该惩办自己方面的“凶手”和赔偿中国“受害者”的损失。索额图表示：中国方面为了争取和俄国实现和平，“避免因此给划定疆界和永修和好造成龃龉和障碍，因此只谈边界问题”，以求“根据共同协商的结果秉公划分”，而不向俄国提出“惩凶”和“赔偿”要求。

在这场辩论中，尽管戈洛文素称精明老练、能言善辩，而索额图却从来没有外交经验，但俄国方面站在侵略者的立场上，明显地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因此任何花言巧语都掩盖不了它侵略中国的罪责。在索额图义正词严的驳诘下，戈洛文言语支吾，矛盾百出，既说达斡尔地区自古以来属于俄国，又说“在古代某个时期，这些达斡尔居民曾向汗殿下方面交纳过实物贡”；既说蒙古领主“从未向呼图克图和土谢图汗交纳过实物贡”，又说“这些领主在此之前以呼图克图和斡齐尔汗（即土谢图汗）为首领”。正是前言不搭后语，暴露了他陷于理屈词穷的窘境。

这时候，耶稣会传教士出来帮他解围了。徐日升插话说：“各位大人，我认为，翻旧账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只是浪费时间。”他以貌似公正的姿态，给中俄双方各打了五十大板。他说：“当他们杀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手也不是束缚着的。我们的人无疑也进行了自卫，并非没有造成流血，我们的人也尽力杀戮。”[54]他把侵略者和被侵略者扯到一起，混为一谈，从而为俄国开脱了罪责。他在“不咎既往”的幌子下，建议停止“无休止的争论”，立即讨论划界问题。徐日升的这一建议正好投合戈洛文的心愿，戈洛文马上表示赞成。于是，中国东北和北部领土历来的归属以及沙俄是侵略者这两个至关紧要的原则问题在徐日升的建议下被搁置了起来。

俄方提出了第一个划界方案。戈洛文说：“应以阿穆尔河一直到海为界，阿穆尔河左岸属沙皇陛下方面，右岸属博克多汗殿下方面，因为从久远的年代起该河左岸即为沙皇陛下所领有。”并宣称：“他们全权大使受命坚决捍卫沙皇陛下方面自古以来就有的土地。”

索额图断然拒绝了这个荒谬的方案，指出“里雅那江（即勒拿河）原系我疆界”[55]，黑龙江流域以及贝加尔湖以东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提出以勒拿河和贝加尔湖作为中俄国界。并宣称，中国皇帝“并未谕令他们向沙皇陛下方面割让一寸领土，同样没有令他们去新占对方领土”。

双方就这两个方案再次展开交锋。戈洛文举不出任何理由和事实进行反驳，他一会儿进行讽刺、挖苦，说索额图“枉费心机，希望钦差大臣放弃此种多余的要求，要谈论实际的问题”；一会儿进行战争威胁，又搬出“大君主沙皇陛下在国内拥有数不胜数的军队”，甚至大发呓语，进行恫吓讹诈，说北面的领土都是俄国的，“自沙皇陛下边界起到他们汗（指康熙）的领地，甚至一直到长城所有的土地都位于北面”。

双方争辩激烈，会议形成僵持局面；夜色已经降临，两国使团第一次会议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便散会了。

中俄两国使团各自带着烦恼和忧虑离开会场。俄国使团被中国的论据所痛击，他们不可能理直气壮地辩护自己的立场；中国使团则被俄国的讽刺、嘲笑所激怒，对俄国的谈判诚意更增添了怀疑。双方提出的划界方案是如此悬殊，双方对于对方的意图是如此不了解，能不能最后缩小差距，找到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划界方案？这是中俄使团都还没有把握的。但是方案毕竟刚刚提出，还没有展开充分讨论，双方都把希望寄托在明天的会议上。

5．第二次会议（八月二十三日）

次日，即八月二十三日，中俄两国使团仍按照前一天的形式，举行第二次会议。

中俄双方使团对这次会议的想法显然是不同的，中国使团没有经历过这种谈判，把事情想得很简单，以为在相互交换意见以后，能不能达成协议，自然水落石出，他们很少考虑使用什么策略手段。在他们看来，整个谈判过程可以很快结束，就像徐日升说的那样：“中国人对这些他们不习惯的事情毫无经验，他们估计只要十天便可订约。”[56]因此，中国使团把第二次会议看作可见分晓的关键性谈判。而俄国方面则不然，就像本书前一章内所介绍的，俄国政府已预先拟定了四种条约文本，要逐个地进行讨价还价，俄使熟悉种种外交手段和策略。为了获得最大的侵略利益，他们带着充足的“弹药”，准备在谈判桌上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因此，俄国使团把第二次会议仅仅看作外交战的序幕。徐日升评论说：俄国使团“只是想以拖宕的政策（在这类情况下一种普通的方法）以取得他所要求的。鞑靼人（即满洲人）和汉人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办理过交涉”[57]。

会议一开始就进入了对划界方案的讨论。戈洛文声称：昨天中国提出的以勒拿河和贝加尔湖为界的方案，“不仅不能照办，而且也不可能予以考虑”，要中国方面“根据全权大使提出的建议，着手确定边界”[58]。

索额图回答说；俄国的侵略使中国人“多次遭受欺凌和蹂躏”，被俄国夺去的中国领土理应归还中国，“边界应到贝加尔海”，请俄方另行提出他们的建议。

双方都守住昨天各自提出的方案，不肯先移动一步，另提别的方案，“在这一点上双方都一再坚持，极力想使对方先提出新的划界方案”。

这是戈洛文运用外交手段造成突破的时候了。他收起了傲慢态度和讽刺语言，抛出一些甜言蜜语，什么“双方亲切交谈”啦，“满怀友情”啦，“使臣之间的深情厚意”啦，“钦差大臣们为表示和好愿望拟把边界划到什么地方”啦，等等，对索额图灌起迷汤来。索额图没有因这点迷汤而晕头转向，仍坚持原来的划界方案。

这时候，传教士在翻译索额图的话时擅自加进了“已向雅克萨派出大量军队”一句话。戈洛文神色骤变，立即抓住这句话，提出质问，企图以使用武力威胁、破坏两国谈判的罪名来吓唬中国使团。戈洛文声色俱厉地说：“钦差大臣提起此事用意何在？或许是想放弃使臣会谈而诉诸武力。但沙皇陛下全权大使决不害怕中国军队。”接着，又尽情地夸耀俄国的军事力量而蔑视清朝的军事力量，他说：“中国使臣本人也清楚地知道，沙皇陛下方面拥有的军队，人数如何之多。而且俄国人了解中国人如何作战。”最后，指责中国使团说：“以战争相威胁是违反惯例的。如果使臣们想打仗，则请向全权大使宣布。”

索额图等被这番话弄得莫名其妙，随即发现传教士擅自加了话，“他们相互用满语交谈良久，显然责备了耶稣会士”。又通过蒙古语翻译，对俄方声明“他们命令耶稣会士只谈边界问题，从未令他们谈军队的事”。

这一突然的风波平息下去了。戈洛文忽笑忽怒的变脸术并没有奏效，索额图仍坚守在原来的方案上。但是，索额图等的情绪是阴郁的，他们殷切期望谈判成功，而且预想会迅速成功，而越来越多的事实使他们认识到俄国使团的诡幻莫测，谈判前途渺茫，失败的不祥阴影越来越浓重地笼罩在他们的思想上。他们感到失望，以及对俄国使团顽固蛮横态度的愤怒。

戈洛文又要变换手法了。他开始启用锦囊里的法宝，故作姿态，表示首先让步，抛出了另一个划界方案，以求突破，把中国使团拉离他们坚持的原方案。戈洛文发言说：

大君主沙皇陛下愿把边界划到贝斯特拉亚河（即中国的牛满河，今苏联境内布列亚河），但中国方面对阿尔巴津（雅克萨）居民以及其他被毁堡寨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应如数赔偿，并将全部被俘和叛变人员交还沙皇陛下方面。

戈洛文这一假让步，实际上仍然停留在沙皇政府侵华最高要求的范围内。因为，在沙皇政府预先拟定反映其侵华最高到最低要求的四个条约文本里，侵占黑龙江北岸是第一个文本中提出的最高要求，以雅克萨为界是第二个文本的要求，撤离雅克萨是第三个文本的要求，撤离雅克萨后其他争议地区留待日后解决则是第四个文本中规定的俄国所能接受的最后界限。而戈洛文的假让步，把边界划到雅克萨东南一千几百里的牛满河上，只是把沙皇政府第一个文本中的最高侵略要求稍稍削减。按照这个划界方案，清政府不但没有收复失地，而且还要把当时自己实际控制的黑龙江中游地区拱手让给俄国。戈洛文自己也明明知道清政府决不会接受这个划界方案，把它抛出来不过是作为引诱中国使团离开昨天的方案而另提新方案的钓饵而已！

但是，戈洛文的假姿态却在中国使团中产生了强烈的效果。正在失望和忧虑中的中国使臣们以为：俄国的态度已经松动，阴暗的前途出现了希望，也许是把自己方面预定的让步说出来，以促成谈判的时机了。

中国钦差大臣听完全权大使发言后，相互商量了很久。

然后，索额图提出了中方的第一个划界方案。

应以尼布楚为界，左面，沿黑龙江往下至尼布楚，属沙皇陛下方面；右面，沿该黑龙江至鄂嫩河以及鄂嫩河至发源于筏场的音果达河一带，均属中国皇帝。[59]

由恩吉德河（音果达河）直至楚库河、色楞格河，彼岸属俄罗斯，此岸属喀尔喀。[60]

索额图所提第二个划界方案比第一个方案向东和向南作了极其重大的领土让步，把边界划在尼布楚以及音果达河、楚库河、色楞格河一线。这样，俄国在贝加尔湖以东的殖民利益将得到很大程度的满足，清政府愿意做出这样重大的让步，是希望以此换取俄国的谅解，迅速地把贝加尔湖以东直至鄂霍次克海滨的中俄边界全面地划定，结束两国争端，维持比较长期而稳固的和平。

尽管中国使团迫切地希望和平，表现出极大的诚意，但是，他们把这场复杂的外交斗争看得太简单了，一下子就把尼布楚让给了俄国，把康熙预定的最后边界线摊了出来，往南又让到了音果达河、楚库河、色楞格河一线，从此就失去了回旋的余地。清政府使团事前没有准备多种多样可供回旋的划界方案，再加上急于要使谈判成功，临时又被戈洛文的假让步所迷惑，误以为俄方的顽固态度已在改变，只要自己方面以诚相见，俄方也会和自己一样亮出他们的最后意图。他们并不懂得，殖民主义者的外交是市场买卖式的外交，诚实就意味着吃亏上当。

中国使团立即做出了这样重大的领土让步使戈洛文喜出望外。戈洛文虽然漫天要价，但心中真正盘算的是尼布楚和贝加尔湖以东的归属问题。沙皇政府预定的条约文本中已把雅克萨划出去，自己的真正任务是要试一试能否保住尼布楚和贝加尔湖以东地区。第一天会议上，中方提出以勒拿河和贝加尔湖为界使自己忐忑不安，预料谈判将极为艰难棘手。现在中国使团一下子就让过了尼布楚，使他松了一口气。对戈洛文说来，阴云开始消散，天空正在放晴，他已有充分把握，在谈判桌上维护俄国的侵略利益，完成沙皇交给的任务。他内心是多么得意啊！

但是戈洛文以哈哈一笑来掩饰自己内心的得意，又故意说了几句奚落话：“我很感谢你们，我十分感谢你们让我今晚在这里过夜”[61]，“真是应当感谢我们的钦差大臣把这样一处无可争辩的地方给了他们”[62]，“俄罗斯人被允许在自己的家里（指尼布楚）休息”[63]。这些奚落话对于迫切希望谈判成功的中国使团犹如当头泼了一瓢凉水。

眼看俄方一口拒绝了自己的方案，态度傲慢、言语尖刻，中国使团既失望又气愤。他们无法劝说俄方作让步，而自己已无步可让，他们真正感到了谈判前途的幻灭。而戈洛文却还保有许多方案和种种手段来同中国使团周旋。他的语调又从尖刻而转向柔和，以“使自己名扬四海”“一路上饱尝艰辛，便徒然分散，有何裨益”等话头来打动中国使团。但中国使团没有其他方案可提，建议休会。最后，戈洛文再次玩弄假让步，他高声宣布了第三个划界方案：

为使双方使臣不虚此行，为了签订和约，现特向钦差大臣宣布再不能更改的与事实相符的划界建议：边界划到结雅河（即中国的精奇里江），阿穆尔河左面至该河属沙皇陛下方面，右面归博克多汗殿下（指康熙）领有。

既是“再不能更改的”，又是“与事实相符的”，戈洛文活像一个杂货铺的老板做生意，“价钱少得不能再少”“货色好得不能再好”。而事实上，俄方这第三个方案仍是要求最高的第一个条约文本的变种，他把边界划到雅克萨以外一千里之遥。直到这时，还舍不得拿出那个以雅克萨为界的第二个文本，更不用说拿出第三个和第四个文本了。他吹嘘这个新出笼的方案是“真正基督教君主”老沙皇“不愿生灵流血”而特颁的谕旨，“全权大使们不敢拖延这道谕旨，出自良好意愿，特向钦差大臣宣布”。

尽管戈洛文善于推销术，无奈中国使团不可能逾越康熙预先划定的最后界线。他们只好老老实实地答复戈洛文：“除尼布楚以外，再无别的边界可以接受，他们已无话可说。……他们愿意签订和约，只是奉本国皇帝的谕旨，超过上述限度，无法再提其他建议。”

这时天色已晚，第二次会议也没有达成协议而散会。

会后，戈洛文立即派自己的拉丁语译员安德烈·别洛鲍茨基偷偷地去找徐日升和张诚，对他们进行收买，“允诺给予大君主的恩典和赏赐，希望他们促使钦差大臣表示出和好的诚意”[64]。“耶稣会教士欣然同意为了贿赂而为俄罗斯人效劳”，表示“将在传递信件时报告必要的消息”[65]。他们还估计为俄国效劳的机会很快就要到来，“预料中国使臣明日将派遣他们去涅尔琴斯克办理某些事宜”[66]。缺乏经验的中国使团不仅要面对老谋深算的戈洛文，而且旁边还埋伏着两个被收买过去的传教士，他们的处境是多么复杂！

注释

[1]《索额图等奏抵达尼布楚日期及俄罗斯人情形本》（康熙二十八年六月十六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2]《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八月一日）。又，《戈洛文出使日记》中有此信之俄译本，参见《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470页。

[3]《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427页。

[4]同上书，第442页。

[5]同上书，第462页。

[6]戈洛文带到中国边境的军队为一千九百余人。一六八八年十月底，他离开楚库柏兴，留下六十名士兵协助原在该地的俄国占领军守城；一六八九年七月，戈洛文离开乌的柏兴，又留一百二十名火枪兵协助守城，因此他带往尼布楚的有一千七百数十名俄军。又一六八九年八月初，戈洛文向沙皇报告：尼布楚原有俄军六百人。参见《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357、451、466页。

[7]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197页。

[8]《索额图等奏抵尼布楚以来与俄方官员往返交涉情形本》（康熙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9]《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八月二日）。

[10]《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462页。

[11]《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八月二日）。

[12]《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21节。

[13]《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463页。

[14]罗多浑，或作罗多珲，是尼布楚谈判时中国方面的俄文译员。他的父亲是俄国人伍朗格里，早在一六四八年（顺治五年）在黑龙江上向清政府投诚，以后在中国落户，娶妻生子。一六八三年，清政府将投诚和被俘的俄国人编入镶黄旗满洲佐领，伍朗格里任佐领之职。伍朗格里死后，罗多浑继袭父职，管理镶黄旗满洲第四参领之第十七佐领（即俄罗斯佐领），并且一直是清政府的主要俄文译员。（俞正燮：《俄罗斯佐领考》）

[15]《索额图等奏抵尼布楚以来与俄方官员往返交涉情形本》（康熙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16]《索额图等奏抵尼布楚以来与俄方官员往返交涉情形本》（康熙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17]《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八月二日）。

[18]《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493页。

[19][20][21]《索额图等奏抵尼布楚以来与俄方官员往返交涉情形本》（康熙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22]《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461页。

[23]《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24]《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471页。

[25][26]《索额图等奏抵尼布楚以来与俄方官员往返交涉情形本》（康熙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27]《索额图奏俄使费奥多尔抵尼布楚日期本》（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初五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28]《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472页。

[29]《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八月二日）。

[30]戈洛文到达尼布楚的日期，按《索额图奏俄使费奥多尔抵尼布楚日期本》应为中历七月初四日，即公历八月十八日，徐日升、张诚所记日期与此相同。但戈洛文自己说，俄历八月八日（公历八月十八日）到达尼布楚河畔，第二天即八月十九日才进尼布楚城。

[31]《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八月十六日）。

[32]《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496～497页。

[33]同上书，第497页。

[34]同上书，第498页。

[35]《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36]《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22节。

[37]《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38]《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03～504页。

[39]《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40][41]《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03页。

[42]《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43]《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04页。

[44]《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23节。

[45]《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24节。

[46]以下索额图和戈洛文在二十二日第一次会议争论时所说的话，除特别注明者外，均引自《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06～513页。

[47]《索额图等奏报会同俄使议定边界本》（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48]《平定罗刹方略》卷四。

[49]《索额图等奏报会同俄使议定边界本》（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50]《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38页。

[51]《索额图等奏报会同俄使议定边界本》（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52]《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29节。

[53]《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48页。

[54]《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28节。

[55]《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五三，《郎谈传》。

[56]《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20节。

[57]同上书，第30节。

[58]以下索额图和戈洛文在二十三日第二次会议上争论时所说的话，除特别注明者外，均引自《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14～518页。

[59]《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17页。

[60]《内大臣索额图为俄罗斯伊尔库次克城长官遣使谢缅请求归还其逋逃等事之满文复文》（康熙三十二年五月），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61]《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29节。

[62]《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63]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第170页。

[64]《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19页。

[65]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第170～171页。

[66]《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19页。

七、中俄尼布楚谈判（下）

1．喀尔喀蒙古地区划界的被搁置（八月二十四日—八月二十七日）

从一六八九年八月二十四日起，中俄尼布楚会谈的正式会议休会，转入了会外谈判。此后，双方各派使者往来于两国使团的营地之间，传达各自的建议、意见和驳辩。这样的会外谈判进行到九月六日达成协议为止，共计十四天。

八月二十四日，中俄双方都在研究前两天会议的情况，考虑今后的对策。戈洛文对中国使团在会议上很快就让出了尼布楚是心满意足的。但是，他还不肯迅速地拍板成交，而要继续施展外交手段，利用中国使团缺乏谈判经验和急于达成协议的心理，来谋取更大的侵略利益。戈洛文的主要考虑有两点：第一是竭力避免讨论在喀尔喀蒙古地区的划界，因为当时俄国利用了噶尔丹叛乱的形势，正对新近战败的中国喀尔喀蒙古各部进行“讨伐”战争，继续向南扩张，如果把喀尔喀蒙古地区划界问题提到会议上讨论，甚至在这里划定了边界，势必就会妨碍俄国进一步的侵略活动，束缚住自己的手脚；第二是戈洛文不甘心立即拿出俄国政府的历次指示，放弃对雅克萨的占领，而把雅克萨当作不可轻易脱手的谈判筹码，要试试有无空子可钻，有无价钱可讲。

戈洛文带有五花八门的划界方案和诡谲莫测的谈判策略，准备没完没了地和中国使团纠缠，还可以利用安在中国使团内部的两颗棋子——传教士徐日升和张诚，用贿赂来驱遣他们为俄国出力。八月二十四日这天，他两次派人到中国使团的营地去窥探动静，并向索额图提出或者继续开会，或者互相派人进行谈判，特别希望中国方面“通过使者，尤其是通过拉丁语，将自己的意图向全权大使作详尽友好的说明”[1]。这就是直接点了徐日升和张诚的名，要他们两人出马。

索额图答复：中国方面对边界划分已提出了明确的建议，没有其他的话要说，但是，中国使团“准备聆听”俄方的建议和意见，“并将予以答复”[2]。

中国使团在八月二十四日一整天内也在进行紧张的磋商。谈判的前途怎样？俄方的意图是什么？他们是愿意谈判呢，还是装装样子借以掩盖下一步的军事行动？自己应该采取什么对策？中国的营地狭小而低湿，又该怎么解决？

中国使团对会议极为失望，自己方面以诚相见，已经割让了尼布楚，但是俄方的野心极大，坚持要霸占雅克萨，谈判已陷入了僵局，除非俄方改变立场，同意撤离雅克萨，否则谈判就难以继续下去。他们对谈判前景悲观失望，对俄国的意图极为怀疑，对戈洛文很不信任。

这时候，两个传教士出来为俄国辩护了：“大人们！小题大做是不对的。你们不该把小事和大事混淆在一起，更不该把平民和大人物混为一谈。大人们对俄国人的观念所根据的是与下层民众打交道的经验，而这些人的目的时常是为了欺骗。在此以前，你们并没有机会和莫斯科人谈判和认识他们。”接着，他们讲了一套关于“大人物”和“下层民众”之间的区别，按照他们的说法：凡是“大人物”都是“可以信任”的，俄国的使臣都是“大人物”，因此，不应该怀疑他们的“谈判诚意”，而是“应该听取俄国人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而不要盲目相信别人对他们的看法”[3]。

两个传教士还认为：自己出马上阵的时机已经成熟。戈洛文在会议上漫天要价，故作姿态，已使中国使团对谈判产生了绝望之感，“对这类事件毫无经验的鞑靼人（指满洲人），就决定不订什么条约，要班师回朝了”[4]。现在是帮着戈洛文，拴住中国使团，并把谈判的权力更多地揽到自己手里的时候了。他们故意在中国使团眼前燃起一点希望的火光，徐日升说“缔结和约仍有很大希望”[5]，张诚断言“俄国人将放弃雅克萨”[6]。两个人一吹一唱，并毛遂自荐，愿意亲自去会见戈洛文，探听俄国的意图。中国使团对传教士的话不很相信，就像徐日升所说，“他们不了解我怎么会对谈判成功这样有把握”[7]。但是在当时的僵持形势下，再加上戈洛文曾经点名要他们出马，中国使团也就同意他们两个去试一试。

八月二十五日，两个传教士在员外郎喇喜的陪同下，兴冲冲地渡江到了北岸。戈洛文听说他们到来，“显得极高兴”[8]，他高兴的是自己预定的策略部署正在顺利地实现，两个传教士出现于谈判的前台，不只是充当译员，而且在中俄使团之间担任传达和联络，这将造成更加有利于俄国的局面。据传教士说，戈洛文“十分和蔼有礼地接待我们，甚至当我们还在准备下马时，就走出来迎接我们”[9]。在喇喜的陪同下，传教士们不得不例行公事地说几句门面话，以掩盖自己和俄国的秘密勾结，但他们把康熙所定的最后边界和中国使团的情绪统统告诉了戈洛文。他们说：“钦差大臣已经奉有明白谕旨，不得俄方在这一点上让步（指俄国撤出雅克萨），决不谈和。至于从尼布楚到雅克萨以及萨哈连河（黑龙江）以北的土地，我们没法确实说明我们的人究竟肯把有关的要求削减多少。”这就是暗示在喀尔喀地区的划界可以搁置，而尼布楚和雅克萨之间的划界也可以进一步勒索。他们建议戈洛文“自己应当判断，在尼布楚与雅克萨之间，何处可以满意地划作两帝国的边界”[10]。

传教士们提供的情报和暗示十分重要，戈洛文立即构想和安排了一个以雅克萨为钓饵以骗取中国使团做出新让步的策略。他假装愿意让出雅克萨，当着中国官员喇喜的面仔细“倾听”意见，表示将“予以考虑”，“进行研究”，并询问俄国撤出雅克萨以后，中国方面“将把边界划到尼布楚和雅克萨之间的什么地方”。但对于喀尔喀蒙古地区的划界，戈洛文深闭固拒，口风很紧，不肯进行任何谈判。

谈话完毕，戈洛文私下派人告诉传教士们，“他们二位如此热心效力，定能获得大君主的恩典”，但由于要避免中国使团的怀疑，暂时不给他们“馈赠”。并建议传教士们：“留下一名亲信，以便与他们用信件或其他方式互通消息。”传教士们怕引起怀疑，没有同意，但答应“等以后双方愿意谈判时，再如此行事”[11]。

徐日升和张诚回到中国使团营地，汇报了戈洛文的态度，中国使臣们的眼前闪现出了希望。戈洛文虽然拒绝讨论在喀尔喀蒙古地区划界，但在交还雅克萨问题上表示将予“考虑”，显示出通融的姿态，中国使团感到很高兴，以为在传教士们的劝说下，戈洛文的顽固立场已有所改变，放弃了霸占雅克萨的念头。他们十分感激传教士们挽救谈判危局的“功劳”。据徐日升说：“我们的钦差大臣们听到这个消息，其兴奋之情令人难以置信。他们都倾听着我们讲，说一切都是我们的功劳。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要让我们参与谈判之事。”[12]

八月二十六日，双方使者在中俄营地之间往返频繁，继续进行会外谈判，中国使团误以为俄方已同意考虑撤出雅克萨，谈判正在步入正轨，再作一些努力，协议将不难达成，因此愿意尽量多做让步以迁就俄国。而戈洛文故意在归还雅克萨问题上显示出松动迹象，俄使别洛鲍茨基在双方使团之间来来去去，装模作样地挟着地图，仿佛正在认真研究中方的建议，并提出各种条件要求中国使团接受。

俄国使团提出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是“喀尔喀人的问题不列入和约”[13]，这是戈洛文最大的一块心病。他在到达尼布楚以前用了两年之久的时间，刚刚把蒙古人民的反抗镇压下去，如果讨论在喀尔喀地区划界，不但会限制俄国势力进一步向南扩张，甚至会鼓舞起蒙古人民脱离俄国统治的斗志，再次爆发大规模抗俄斗争，而使自己的两年镇压之“功”尽付东流。所以当传教士们向戈洛文提起“蒙古边界要沿色楞格河划定，因为蒙古汗和呼图克图臣属中国皇帝”时，戈洛文立即神经紧张地问：“这是中国使臣授命他们提的，还是他们自己向全权大使建议的？”传教士们回答：“是中国钦差大臣令他们向全权大使提出的。”戈洛文随即大耍无赖，把他自己对蒙古人民的血腥镇压说成是蒙古人民对俄国“挑起战争”[14]，“俄国人相反地指控喀尔喀鞑靼人侵害了俄国”[15]。戈洛文甚至还强词夺理地指责：既然喀尔喀蒙古属于中国，那么，这场“侵害了俄国”的战争就是清政府挑起的。他居然要把挑起战争的罪名安到清政府头上。两个传教士也跟着戈洛文的逻辑，胡说八道地答复：“当时斡齐尔汗（即喀尔喀领袖土谢图汗）尚未臣服中国皇帝，是他擅自发动了对沙皇陛下的战争。”传教士们的这些话极端荒谬，不但把战争责任揽到中国的土谢图汗身上，并且把喀尔喀蒙古说成是刚刚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传教士们的这种谬论当然不是中国使团的观点，因为，仅仅三个月以前（一六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索额图写给戈洛文的信中就十分明确地说：“卡尔梅克人（即厄鲁特蒙古，包括准噶尔在内）和蒙古人（指喀尔喀蒙古）自古以来即归属我大圣皇帝，从未间断。”[16]索额图自然不会授权传教士们作那样荒谬的答复。

戈洛文听了传教士们的答复，更大放厥词，说什么喀尔喀蒙古“归顺中华帝国尽管属实，可是他并没有能力把他的土地也带过去。这片土地已在一年前被厄鲁特国王（指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的叛军头子噶尔丹）从他手里夺去了”[17]。就这样，俄国在中国领土喀尔喀地区发动侵略战争、俄国策动噶尔丹叛乱以及在中国北部边境上划界等等重大的原则问题，就在戈洛文和传教士这种演双簧式的一问一答之下滑了过去，而没有进行严肃认真的谈判。

戈洛文千方百计回避在喀尔喀蒙古地区划界，他一会儿蛮横地表示俄国“决不会在该蒙古地区划界”[18]，一会儿又花言巧语，请求延缓讨论这一问题。据索额图后来追述在尼布楚谈判的情形：“我曾声明欲议定喀尔喀事宜，明确地方。你声称喀尔喀尚未定，我察罕汗（指沙皇）又无旨意，暂且不议，以后再议”[19]，“前我亲自与费耀多罗·额礼克谢（即戈洛文）议定边界时，曾提及议定喀尔喀地方，议定后，亦不得收纳喀尔喀逋逃，立即送还等语。费耀多罗·额礼克谢声称：察罕汗令我只议东段边界，并无议喀尔喀之旨意，且此地方我亦并不知晓，来时也未向察罕汗请示。如我擅自议定，不但对我有失体面，而且合家生命也将难保。大臣等若定相议，则暂行存放，俟我奏请察罕汗后，再行定议，并屡次派人请求”[20]。

在再三权衡之下，中国使团把收复雅克萨、保持与俄国的和平放在第一位，不愿因此而妨碍与俄国达成协议，表示可以暂时不谈在喀尔喀地区划界，等到平息噶尔丹的叛乱后再说。但是中国使团为了防范俄国利用界址未定的空子，继续向南扩张，因此在同意搁置这一问题时曾严肃声明：“俄国人不得在萨哈连乌喇（即黑龙江，此处指黑龙江之上游石勒喀河）和在此河稍南一点的一道山脉之间的土地上定居，也不得向喀尔喀人的土地上推进。”[21]

于是，中国喀尔喀蒙古地区和俄国之间的边界划分（即中俄的中段边界）被搁置下来。《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俄国向南扩张，不断入侵我国喀尔喀蒙古地区，烧杀抢劫，挑起衅端。清政府屡次向俄国建议，进行谈判，划定中俄两国的中段边界，但俄国方面置之不理。[22]喀尔喀地区的划界被搁置了三十八年，直到一七二七年（清雍正五年）才开始谈判，在对中国不利的形势下签订了《中俄布连斯奇条约》，划定了这一地区的两国边界。

中国使团为了争取俄方退出雅克萨，除同意将喀尔喀蒙古地区的划界暂时搁置之外，又作了两个重大让步。

第一个让步是：在戈洛文希望了解中国使团“将把边界划到尼布楚和雅克萨之间的什么地方”的要求下，中国使团指出了以黑龙江上的支流绰尔纳河作为边界，这样一来比第二次会议上提出的以尼布楚为界向东退让了四百几十里，绰尔纳河离尼布楚“有七天路程”。以后，在俄方的要求下，又从绰尔纳河向东退让几十里，至格尔必齐河上，“格尔必齐河流经涅尔琴斯克和阿尔巴津中间”[23]。中国使团的这一让步已退过了康熙规定的最后边界线。据传教士们后来说：“钦差大臣奉有中国皇帝的最后谕旨，即沿绰尔纳河划定边界，而钦差大臣已越过其君主的谕旨，把边界划到了绰尔纳河后面的格尔必齐河。”[24]

第二个让步是：中国使团又将黑龙江上游南岸的边界线让到额尔古纳河，额尔古纳河距尼布楚九百里，这一广大地区有新发现的银矿、盐湖以及大片耕地、牧场，是沙皇政府最垂涎的富饶地区。

中国方面一让再让，甚至已让过了康熙规定的最后边界线。中国使团以为作了这些让步以后，雅克萨当能收复，协议即可达成，条约将会签订，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戈洛文正在玩弄阴谋诡计。

八月二十七日，俄国答应要给最后的答复了，中国使团高高兴兴地派喇喜和两个传教士去听取好音信。戈洛文指着地图向喇喜等宣布：“边界在于雅克萨以下不远之处”，也就是说，在中国方面作了很多让步以后，俄国仍要继续霸占雅克萨。听了戈洛文的宣布，中国官员如雷轰顶，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戈洛文冷酷的声音确确实实宣布了俄国这一背信弃义的方案。连两个传教士也觉得戈洛文的这种公开欺骗太不像话了。张诚说：戈洛文“以他们将要放弃雅克萨的希望，愚弄我们的钦差大臣们。现在再想让我们的人相信他们或继续谈下去，那就难了”，“我们一听到他的话立即站起来要走”[25]。徐日升则告诉戈洛文：“派别人去送致他们的答复，因为我本人无颜去宣布这个答复。”[26]

戈洛文派了别洛鲍茨基向索额图宣布这个方案。索额图愤怒地说：俄国强占雅克萨“只是不久以前的事。他们凌辱、蹂躏中国居民，掳走他们的妻子儿女，横征实物贡，焚烧商贾，劫走货物，还干了其他种种坏事”。现在还想永远霸占雅克萨，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中国决不承认俄国对雅克萨的占领。索额图并指出：俄国使团在三天之内出尔反尔，自食其言，背信弃义，“显然，全权大使不是来议和，而是对他们进行欺诈”，中国使团“不愿对他们作任何答复”。“谈完之后，钦差大臣怒气冲冲地令他们归去。”[27]

至此，谈判又陷入了僵局。在戈洛文的捉弄和哄骗下，中国使团对谈判前途的乐观情绪又一次幻灭。

2．尼布楚当地中国各族人民的抗俄斗争

戈洛文用诈骗手段摸清了中国使团的“底”，逼中国使团做出了许多让步，因此而占了便宜。在国际谈判中的策略手段对于谈判结果常常产生重大的影响，任何人跟殖民主义侵略国家打交道，不懂得他们那套策略手段是要吃亏的。但是两国之间重大问题的交涉和解决毕竟是由国际形势、两国的内部条件以及双方力量对比所决定的，诡诈欺骗只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和一定的限度内产生作用，不可能改变客观条件，倒转历史潮流。正当中俄在尼布楚谈判的时候，当地的中国各族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抗俄斗争。这场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戈洛文无休止的阴谋骗局，促进了中俄两国的谈判进程，使两国之间的第一个边界条约得以在平等的基础上签订下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8]

从俄国侵占尼布楚以来，当地的中国各族人民反对俄国侵略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俄国占领当局使用了很大兵力，花费了很长时间，一直未能扑灭中国各族人民反抗斗争的怒火。当中国使团来到尼布楚的前夕，俄国当局为了隔绝当地居民和祖国使节之间的接触往来，强迫中国居民迁往尼布楚西北的山上。戈洛文对居民们威胁利诱，三令五申，“要他们不要背叛大君主（沙皇）的专制统治，不要听信中国人的蛊惑宣传。他们为此将能蒙受大君主的特大恩典”[29]。但是，高压手段和甘言诱惑都动摇不了各族人民对祖国的忠诚，他们在热烈地盼望着祖国使团的早日到来。当郎谈和萨布素等乘船溯黑龙江而上，行至格尔必齐河口，就有十八名我国索伦觉拉人历经千难万险，突破俄军的封锁阻拦，从尼布楚跑到格尔必齐河口等候并欢迎祖国使团的到达。[30]索额图等从陆路前往尼布楚，遇到了很多原居于尼布楚后因俄国侵入而离乡背井、流浪在克鲁伦河一带的中国喀尔喀蒙古人。他们争先恐后地充当中国使团的向导，据徐日升说：“他们是俄国人的死敌。”[31]还有喀尔喀车臣汗的叔父等八个台吉在克鲁伦河求见使团，诉说自己受俄人的欺压，恳求使团搭救被俄军掳去的蒙古人。他们说：“先前，俄罗斯曾掠去我等所属之奴婢，后又于今年二月，掠去我等住于哲林托音地方之托音岱青等四台吉。如蒙大臣等怜悯，可否兼议。”[32]索额图等到达尼布楚以后不久，有蒙古巴尔虎部（即布利亚特蒙古）的人从尼布楚城中逃出，带来了关在城内的“人质”们给使团的求救信，内称：“你等（指中国使团）方至，伊等（指俄军）即给我等上铁镣。倘若互相交战，则请先行设法营救我等。”[33]还有温科特人和布利亚特人前来诉说：他们“原在鄂嫩河游牧，被俄所获。头领二十二人被俄拘禁，我等怀念头领”，“望速设法营救我头领”[34]。附近库因格河畔的一个俄国殖民农庄里，二十个中国奴隶听说祖国使节来到，自发地起来造反，拆毁房屋粮仓，俄国的殖民农场主狼狈逃往尼布楚。当地的中国各族人民受尽了沙俄殖民主义的压迫和蹂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日夜想念着祖国，迫切地期待着祖国伸出有力的手，帮助自己挣脱沙俄的殖民枷锁，重回祖国的怀抱中。

中俄谈判正在进行中，戈洛文正在精心策划和得意地玩弄那场骗局。突然，消息传来，在俄军强迫下迁往西北山中的中国各族人民造反了，他们突破俄国的封锁，从山中大批地拥出来，要渡河去寻找和迎接祖国的来使。这时候，中国使团反而表现得犹豫动摇，害怕和俄国的关系搞僵，不敢放手支持人民的斗争。但是当地的各族人民对祖国忠诚不渝，他们的眼睛日夜望着黑龙江南岸的中国营寨，他们的心飞到了祖国来人的身边。“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这种政治上的热烈向往、思想感情上的紧密联系，是任何人也隔绝不了、阻挡不住的巨大力量。

这样，尼布楚地区风云骤变，中俄两国使团各自面临严重的问题。中国使团由于受骗上当，对俄国做出了很大让步，却连一寸土地也收复不了。时令已入秋季，黑龙江上连旬阴雨，“因此河水溢出两岸，几乎把我们的营地全部淹在水里”[35]。中国使团六月间从北京出发时所带的衣服已经抵御不住西伯利亚萧瑟秋风带来的寒意。此外，“在我们这一边（指黑龙江南岸）已没有可供饲养牲畜之用的草地”[36]，大批牛羊马驼日见瘦弱，而这批牲口却是对使团人员至关重要的食粮。中国使团既打不破谈判的僵局，而又遇到了迫在眉睫的营地、御寒以及牧草等等一大堆生活问题。

八月二十七日，中国使团获知俄国不肯撤出雅克萨，当天举行使团会议，各队各营的官员将领全都出席。他们找不到一条摆脱谈判困境的出路，只好首先解决牧草不足和营地低温的困难，除将辎重和一部分卫队留在黑龙江南岸以外，决定携带牲口，明日渡江寻找牧场和新营地。在做出这一决定后又考虑到不要引起俄方的误会，“过河之后，万一发生敌对行动，那末缔和的一切希望都将完全毁掉，皇上或许会责备他们把和谈搞决裂了”[37]。因此，中国使团选择了距尼布楚城较远的下游渡口作为渡河地点。[38]

在对待抗俄人民的态度上，中国使团中存在着意见分歧，有的人主张援助和收容要求挣脱俄国殖民枷锁的中国各族人民；有的人则害怕因此而影响谈判，反对这一做法。这个问题在使团中间讨论了很久。两个耶稣会传教士坚决反对和抗俄的人民群众发生任何瓜葛，徐日升把这叫作“昏头昏脑”和“荒唐计划”。他对索额图等说：“皇上没有派我来找喀尔喀人，而是派我来订立一个和约，如果我带了和约回去，他将感到满意。但是如果我带了喀尔喀人而不是带了和约回去，他是一点也不会高兴的。而且帮助喀尔喀人反抗俄国人，就一定会破坏和平。”[39]在后来的几天内，抗俄的人民群众集合得越来越多，但中国使团没有也不敢依靠他们，只对他们说了一些安慰人心的空话，没有支持他们的斗争。据两个传教士记载：中国使团渡河以后，“遇到了大批的喀尔喀人，至少有六七千人，他们已起义反抗俄国人”[40]。“许多受过他们的俄国主人压迫的蒙古或喀尔喀鞑靼部众派代表来，告诉钦差大臣们说：他们都愿意退入中国境内，回到中国皇帝一边。代表们恳求收容他们并帮助他们过河。他们业已聚集了一千人，各带家眷和牲畜，而且人数在最近几天里又有相当增加。我们的钦差大臣们为了不致妨碍议和，没有向他们许诺什么。”[41]

中国使团态度消极，他们害怕和当地抗俄人民发生联系会影响谈判的进行，他们甚至把人民要起来造反的消息预先通知了俄国方面。但尼布楚当地的中国各族人民对祖国来使充满着向往和依恋之情。大批人民群众逃出山来，扶老携幼，带着帐幕，赶着牲口，聚集在尼布楚河上游，盼望着祖国来人的接应。中国使团携带的粮食不多，当地人民主动派人把牲畜食物送到中国营地去。据俄国的情报，本来“中国人粮秣极端缺乏”，但当地各族人民把大批牲畜和马匹运到中国营寨，中国使团购买下来，“他们的粮秣便绰有余裕”[42]。中国使团孤立深入敌占区，脱离后方数千里，唯有当地的中国各族人民是他们真正的支援力量。

3．中俄使团就两国东段边界的划分初步达成协议（八月二十七日—八月二十八日）

尼布楚当地中国各族人民的抗俄斗争使俄国侵略者感到恐慌和震惊。中国使团就驻扎在附近，俄国既不敢派遣大批军队进行镇压，又不甘心坐视中国各族人民逃出牢笼。各种恼人的情报纷至沓来，戈洛文无可奈何地哀叹：“尽管温科特人和布利亚特人叛变的消息频频传来，但不能从涅尔琴斯克派人对他们采取军事行动。因为那些叛变者大约已有两千人集中在一起，并已做了一切准备。如果从涅尔琴斯克派出许多人，而只留少数人在寨里是不行的。”[43]

尼布楚地区形势突变：一方面，戈洛文的骗局未能得逞，中国使团态度坚决，顶住了他的讹诈勒索，谈判已濒于破裂的边缘，连中国使团已经承诺的割让尼布楚的利益亦将化为乌有；另一方面，人民的抗俄斗争勃然兴起，势不可遏。贝加尔湖以东包括楚库柏兴、乌的柏兴将会产生一场连锁反应，俄国在中国东北和北部领土上的全部殖民利益可能会尽付东流。面对这种可怕的前景，权衡各方面的利害轻重，戈洛文不得不改变策略，收起贪得无厌的要求，在局势变得不可收拾以前，抛出俄国政府预定的划界方案，以俄军撤出雅克萨为饵，引诱中国使团继续谈判，进行讨价还价，束缚住中国使团的手脚，使其不敢去援助和支持抗俄的人民，分裂和离间中国使团和中国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以便进一步去镇压和平息人民的抗俄斗争。这是戈洛文在当时形势下的主要考虑。

机不可失，事不宜迟。八月二十七日深夜里[44]，戈洛文就急急忙忙地派遣别洛鲍茨基渡河前往中国使团的营地，把由于他自己在白天玩弄骗局而中断的谈判继续下去。

这天夜里，中国使团人员都在忙忙碌碌地收拾打点，准备明天黎明就要渡河。皇舅佟国纲和徐日升在一起谈话，他愁眉不展，情绪忧郁地说：俄国人只是耍弄他们，不想真正谈判，看来他们这次出使又是白跑了。渡河到北岸去，营地和牧草的困难可以缓和了，可气候越来越冷，士兵、夫役都还穿着单衣，又怎么办呢？徐日升却肚子里明白，戈洛文的强硬态度不过是故作姿态的讹诈手段，他在日记里写道：“他们（指中国使臣们）不了解，这是装腔作势。”[45]他在一旁心里暗暗发笑，满有把握地说：“大人，我仍怀有俄国人会派人来找我们的希望……我这样说是有充分理由的。……我希望俄国人当晚就会派人来。”[46]佟国纲抬着头注视着徐日升，想听听他怎么会做出这种乐观判断的。徐日升只是说俄国人“不想空手回去”，“不会以一个草率的决定来结束”这样一桩大事，“我的衣服带得更少，受苦的可能更大”，却没有说出什么别的话来。佟国纲将信将疑地摇摇头，说：寒冷，这算不了什么，如果俄国人真心谈判，“纵令我们须足足等待一个月，也不能不订和约就回去”[47]。

夜已经很深，徐日升回帐入睡了。忽然，佟国纲兴奋地高声叫喊：“俄国人来了，俄国人来了！”啊！真是不出徐日升之所料，俄国人深更半夜来此，会有什么好消息呢？大家高高兴兴地从床上爬起来，齐集到议事的帐篷里。中国使臣们脸上展现了一丝笑意，抱着很大希望，仔细聆听着。俄使别洛鲍茨基说出了俄方的另一个划界建议：以雅克萨为界，中俄双方都不在雅克萨驻军或设居民点，俄人可在雅克萨自由渔猎。这是俄方提出的第五个划界方案，这个方案也就是沙皇政府预先拟定四种条约文本中的第二种文本。

戈洛文讨价还价的手法真是层出不穷，直到这时候他还只拿出了预定的第二种条约文本。中国使团听了这一方案，高兴和失望的心情混杂在一起，高兴的是俄方的态度出现了松动，失望的是俄方仍然不肯干脆地撤出雅克萨。索额图立即指出了这一划界方案存在的漏洞。中俄两国要谈判划定边界是为了杜绝两国的争端，如果划定边界以后，俄方人员仍可在边界两侧自由渔猎，那么，“一年之内，照旧会对中国人进行蹂躏和凌辱”，而且“沙皇陛下边城的人仍会啸聚在一起，此等恣意妄为之徒，会建造另一些堡寨（不在雅克萨所在地而是在其附近），照旧行凶作恶”。他坚持把边界划在雅克萨、尼布楚中间的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而且“边界一经划定，双方均不得以任何理由越境，对此也应达成协议，以免大君主方面恣意妄为的俄罗斯人借此挑起任何纠纷”[48]。

别洛鲍茨基带着中方的意见回去作研究，约定第二天（八月二十八日）清晨再作答复。这时中国使团为了解决营地和牧草的困难，渡河之举势在必行，不能中止。于是索额图等使臣留在原地等待答复，其他人马按照原计划渡河。使臣们等候了很久，从黑夜等到天亮，又等了一个上午，仍不见俄使到来，只好随着部队也渡过河去，驻扎在尼布楚城东的山头上等待俄方的答复。

别洛鲍茨基迟迟没有来作答复，因为俄国使团正彻夜忙于军事部署和讨论对策。尼布楚的工事正加紧构筑，城厢周围连夜修起三层拦马栅，并在拦马栅旁挖掘战壕。十五门炮身很长的钢炮，还有一些钢铸的小炮，像一头头狰狞的恶兽，注视着抗俄人民聚集的方向。俄军已分批出动，侦察情况，开始拦击和追捕抗俄人民。军役贵族杰米扬率领一百名俄军开到尼布楚河的上游渡口，和携老扶幼、只有原始武器防身的中国各族人民“交锋，俘获舌头三名。因为众寡悬殊，杰米扬未能对叛变者进行大搜剿”[49]。为了显炫武力、震慑抗俄人民，戈洛文亲自率领火枪兵和骑兵“排列成战斗队形，背着火枪，端着长矛，举起飘扬的军旗，走出尼布楚”[50]，在城郊耀武扬威。

戈洛文最放心不下的是贝加尔湖以东各地的动向。

他连夜派人赶到楚库柏兴、乌的柏兴和捷列姆宾斯克，命令各地总管加强警戒，“提防交纳实物贡的蒙古族、布利亚特族和通古斯族贡民的叛变，以免他们由于中国人的到来，而像布利亚特人和温科特人那样骚动起来”。并且向各族、各部落发布欺骗性的告示：“蒙上帝眷佑，与中国钦差大臣即将议和，望彼等宰桑、舒林加周知，安居勿惊。”[51]

俄国使团内部对谈判策略也在进行讨论。有的人主张强硬到底，迷信自己的武力可以压倒抗俄人民加上中国使团的力量，尼布楚督军弗拉索夫就是这样的死硬分子。有的人则认为，中国所要求的没有超出俄国政府预定可以妥协的范围，谈判下去，俄国可以得到不少好处，不值得去冒那种玩火的危险，而应该迅速地控制局势，继续谈判，力求在最有利的条件下签订条约，这是当前最符合俄国利益的稳妥可靠的策略。俄国使团内部的讨论继续到二十八日上午，后一种意见占了上风。

别洛鲍茨基再次前往中国营地。这时候，约定的时间早已过去，中国使臣久候俄使不来，已经渡河到了北岸。别洛鲍茨基又折返北岸，在尼布楚东边的小山上找到了中国使团，“钦差大臣们对于他的来到尤其高兴”[52]。别洛鲍茨基传达了俄方同意撤出雅克萨的决定，要求进一步讨论具体的分界线。至此，俄方重新回到了八月二十五日已经承诺的谈判立场上。由于尼布楚当地中国各族人民抗俄斗争的兴起，戈洛文的骗剧不得不收场。

索额图向俄使解释了中国使团渡河的原因。他说：“我方军队过河并非执行敌对行动，而是为了把队伍分扎得更宽敞一些，因为他们无法留在被水淹没的营地里，而且附近已经没有牧草了。”[53]同时，中国军队的岗哨不妨碍尼布楚城里俄国人的往来出入，“他们到哪里去都可以，往返完全自由。只是希望全权大使命令军役人员夜间不要从尼布楚外出，以免在中国营寨中引起不安”[54]。别洛鲍茨基“对这个答复认为满意”[55]。

这样，中俄双方的主要争执之点初步获得解决，两国中段边界的划分暂时搁置，而在东段边界方面，中方已同意割让尼布楚，俄方也同意从雅克萨撤离。但是两国的边界线究竟划在什么地方还需要作进一步谈判。中国方面仍主张以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和外兴安岭为界，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正好在尼布楚和雅克萨的中间，而俄方则提出把边界划在离雅克萨不远的奥杰康河（或称鄂尔多昆河，即鄂尔河），并要求保留在额尔古纳河东岸原有的俄国据点。

八月二十八日，张诚和别洛鲍茨基往来于中俄营地之间，继续传达和交换意见。终于俄方接受了中方提出的边界线。

俄方之所以接受了这条边界线，因为它在沙皇政府预先规定的可以妥协的范周之内。一本苏联历史书写道：“这一步在他们（指俄国使团）所奉的敕令中是预先规定了的，即放弃阿尔巴津，讨论以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以及沿斯塔诺夫山脉（即外兴安岭）以至于海的问题。”[56]

戈洛文在出使日记里谈到自己同意以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界的三点考虑：第一，尼布楚地区中国的布利亚特人、温科特人已经起来造反，通古斯人也将起来造反，为了防止这一连锁反应扩大到贝加尔湖周围去，必须和中国迅速达成协议；第二，“中国钦差大臣异常顽固”，也就是说，中国使团态度很坚决，顶住了戈洛文的压力和讹诈；第三，“阿尔巴津和格尔必齐河之间，适宜居住的地方很少”，而额尔古纳河以西有银矿、盐湖，并且耕地甚多，“由涅尔琴斯克往这些地方移民，比去阿尔巴津要好”，“为了将额尔古纳河右岸（指西岸）所有上述矿区和有用地区留在沙皇陛下方面”。[57]

至此，中俄双方在划分两国的东段边界上已取得了初步协议。

中国使团对戈洛文在谈判中出尔反尔、又诱又逼的恶劣手段记忆犹新，余痛未消。直到八月二十八日俄方送来最后答复以前，还摸不透俄方的谈判是真是假，会不会又是一场骗剧的重演。索额图在稍稍松了一口气时，跟徐日升开起玩笑来。徐日升满有把握地认为和约能够签订，索额图要和他打赌。如果谈判成功，和约签订，他愿意输给徐日升一匹好马；如果谈判破裂，和约不能签订，徐日升得输给他一座时钟。这一轻松的小插曲使得一直处在思想紧张状态中的使团人员都活跃了起来，大家拍手赞成，愿意为这一次打赌做证。索额图显得比较高兴，对和约抱着热望，他笑着说：“打这个赌，我很乐意输，因为所输掉的不过是一匹马，所赢得的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和平条约。”[58]

4．关于诺斯山和乌第河地区的争论（八月二十九日—九月三日）

中俄双方对于东段边界线的划分虽然达成了基本协议，但是离条约的签订还有一段距离，还要经历艰难的谈判和重大的波折。俄国方面是不肯放过一切进行敲诈勒索的机会的。

八月二十九日，俄方给中方送来了一个条约草案，共七条。内容如下：

（1）以格尔必齐河及其河源至第一道石头山为界。俄方拆毁阿尔巴津城，双方不得再在此处建立居民点和寨堡，但双方可在此不受干扰地进行渔猎；

又自额尔古纳河上行直至河源为界，俄国在此所筑寨堡移入俄国境内。

（2）中国致俄国的国书中应书写俄国沙皇的全衔尊号。

（3）双方接待对方使臣，“按外交惯例，以礼相待”，“满足一应所需”。

（4）每五年双方互派使臣及随行商贾一次，中国以宝石及其他物品进献沙皇。

（5）中国应将俄方被俘人员和“逃人”送还俄国。

（6）中国应归还俄国在战争中失去之枪炮并赔偿俄方的损失。

（7）今后发生违反条约的事件，应遣使谈判解决；俄方撤出雅克萨需用之船只，由中国提供。

八月三十一日，中国使团也提出了条约草案，共六条。内容如下：

（1）拆毁雅克萨城堡。

（2）以格尔必齐河及该河河源之高山（即外兴安岭），绵延向东，至诺斯山为两国之界。

（3）以额尔古纳河为两国之界，河南俄国房舍迁至对岸。

（4）俄中两国之人不得越过额尔古纳河狩猎。

（5）订约后双方不得收容对方之“逃人”。

（6）对越境者严加惩处，对持械越境、杀人作恶者判处死刑。

中国方面在向戈洛文递交这份条约草案的时候，由员外郎喇喜和两个传教士分别用蒙古语和拉丁语郑重地声明：“蒙古汗从来就是，现在仍然是中国皇帝的臣民”，“所有蒙古领主自古以来便臣属中国皇帝，历年来一直向这些蒙古人征收上等骆驼和上等马匹的实物贡”，“有关这些蒙古人的问题，待今后沙皇陛下向中国皇帝派出大使或公使时再行商谈”[59]。

中俄双方提出的这两个条约草案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俄方从最大限度地谋取侵略利益出发，条约草案中除谈到边界线的划分以外，还提出一大堆无理的额外要求，如尊称沙皇的“全衔”、“以宝石进献沙皇”、“赔偿俄国的损失”、把“逃人”送还俄国（实际上是指逃出俄国统治的中国老百姓）。其中很多问题在前一阶段的谈判中根本没有讨论过。中国方面从杜绝两国争端、保证边界安定的愿望出发，条约草案的内容集中在边界线的划分以及“逃人”、越境问题上。其中，第六条禁止越境是中国方面极其关心的问题，因为中国站在被侵略的立场上，希望防止今后再发生俄国的武装入侵事件，所以提出了严禁越境的规定。而其中第五条双方不得收容“逃人”是俄国极其关心的问题。因为，俄国站在殖民占领的立场上，害怕尼布楚和贝加尔湖一带占领区内的中国各族人民大批逃回祖国去，在谈判中，俄方一再要求中国交还这些“逃人”“背叛者”。中国使团为了迅速地缔结条约，迁就了俄方的要求，做出了重大让步，规定今后不再收容“逃人”。这一规定有利于俄国巩固对新占领地区的殖民统治。

中俄双方各自提出条约草案以后，彼此进行驳辩。俄国方面毫无理由地抓住中方条约草案中的诺斯山问题，横生枝节，胡搅蛮缠，采取极端卑鄙的造谣、欺骗手法，再一次迫使中国方面做出了重大的领土让步。

九月一日，俄使别洛鲍茨基前来中国营地，要求澄清诺斯山的地理位置。据他说，俄国方面从来没有听说过诺斯山这个名字，因此不同意在这里划界，硬要把边界划在靠近黑龙江口的较小的山岭上。

其实，诺斯山就是外兴安岭最东端靠海处的一座山峰。中俄双方刚刚达成的协议是边界线沿外兴安岭直达于海，所以，中方条约草案中指明了诺斯山，这是完全符合协议的。索额图向俄使作了说明，指出：“诺斯山在黑龙江与勒拿河之间。当地雅库梯猎人称这座山为诺斯山。”诺斯山以南有乌第河及其他河流，乌第河亦称沙弗利河，“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沿岸住着中国皇帝的贡民而不是沙皇陛下的贡民”，“从黑龙江口至山脉边缘（指外兴安岭或诺斯山），中国方面在五个地方建立了城镇”，中国政府“每三年派遣侍郎去上述大小河流一带，为中国皇帝向当地居民征收赋税一次。这位侍郎现在是钦差大臣的同僚”，而俄国方面“常常侵入这些地区，挑起争端，行凶杀人”。[60]索额图表示：按照和俄国刚刚达成的协议，边界沿外兴安岭而东，应当划在诺斯山，并要求俄方停止对乌第河地区的入侵。

关于诺斯山的名称、位置和状况，是当地中国居民以及管辖该地的政府机关向索额图提供的，因此索额图的答复有理有据，很明确地说明了该地区的历史和现实状况，驳斥了俄方的无理纠缠。而俄方却说不出任何像样的理由，只是反复地说：康熙从前给俄国的信件中只谈到雅克萨划界而没有提到诺斯山、乌第河呀！俄国使团没有奉命就这个地区谈判划界呀！甚至言词矛盾，自打嘴巴，一会儿说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诺斯山这个名称；一会儿又说诺斯山属于雅库次克县，离乌第河很远，“需要走十个礼拜左右”[61]。

诺斯山究竟在什么地方？在这个问题上，当年的戈洛文、徐日升、张诚和后来的帝俄殖民主义者直到今天的苏修新殖民主义者制造了种种谣言，搅得混乱不堪。他们有的说：根本找不到诺斯山这个地方；有的说：诺斯山远在堪察加半岛上；有的说：远在白令海峡的楚科奇半岛上；有的说：远在北冰洋里；也有的说：诺斯山不在靠海处而在贝加尔湖中。他们企图以此来说明索额图当时不明地理情况，提出了过分的和荒唐的划界方案，从而给中国使团的脸上抹黑。其实，诺斯山是当地中国各族居民熟知的名称，外兴安岭从西向东延伸，直达于海。其最东尽头处的山峰耸立于鄂霍次克海边，它是外兴安岭最东端的高山。西伯利亚史学家米勒说：当地居民把海角叫作诺斯（Noss）。诺斯山之名即由此而来。该地约在北纬五十五度，位于乌第河以北只有一百几十里。中国方面一直把诺斯山看作中俄两国的边界。一六八七年，清政府曾给雅克萨俄军写去一封俄文信件，劝告俄军撤离中国领土。信件中写道：“即将返回的人们，回到你们的故土去罢，或越过诺斯，或到勒拿河上，回到那个地方去过活罢。”[62]又《尼布楚条约》签订后四年，即一六九三年，索额图给俄国当局的信中说：“于康熙二十八年，奉我中国圣主谕旨，前往尼布楚会同你俄罗斯大使费耀多罗·额里克谢（即戈洛文）议定边界时，曾提出：将由北流入黑龙江之绰尔纳，即乌鲁木河附近之格尔必齐河为界，沿此河源之石大兴安岭直至延伸入海之诺寺山（诺斯山），山阳属我，山阴属俄罗斯。”[63]很显然，诺斯山就是指外兴安岭东端，而不是什么遥远的其他地方。诺斯山这一中国的名称一直沿用几百年，直到一九五四年苏联出版的世界地图上在外兴安岭东端的海滨还赫然标有诺斯山角（Носорог，或译“犀牛角”）的字样。[64]

戈洛文在谈判中一直采取忽软忽硬、又诱又逼的种种策略，极力为俄国谋取侵略利益。当谈判陷于僵持时，他就抛出一点诱饵，做出一些假承诺，纠缠住中国使团，进行讨价还价。当中国使团被这些假象所迷惑，以为协议即将达成，从自己方面竭力做出让步以后，戈洛文却又制造借口，横生枝节，突然改变态度，砰然关闭希望的大门，逼勒中国使团再作让步。他就是通过这样的手法，一张一弛，操纵着谈判的议题和进程。

诺斯山问题是戈洛文制造出来用以勒逼中方再作领土让步的又一个借口。俄方立即摆出剑拔弩张的姿态，在一夜之内“已经在尼布楚四周树起一道栅寨”[65]，“在一天一夜之内，他（指戈洛文）把他的城的防御工事加强得相当充实”[66]，并派出五百名火枪兵在城厢站岗放哨，耀武扬威。戈洛文摆出了一副寻衅打仗的架势以后，于九月二日给中国使团送去一份强硬的抗议书，坚决反对以诺斯山为两国边界，主张将这个地区的划界“留待他日沙皇陛下与汗殿下（指康熙）愿意之适宜时候再遣使友好议决”，并指责中国使团“置一切道理于不顾”，“蓄意挑起战端”，声称俄国方面“寄希望于事实的见证者——上帝，他将驱逐违背一切善良愿望的不义之师”[67]。

戈洛文的这种忽软忽硬、又诱又逼的策略，一次又一次地使得从未参加过复杂的国际谈判的中国使团感到困惑不解。自己方面只是提出和申述了以诺斯山为界的意见和理由，并没有进行军事部署，他们不知道戈洛文的指责和威胁因何而来。这时候，两个耶稣会传教士又帮着戈洛文说话了。他们学着戈洛文的腔调，声称诺斯山在一个十分遥远的地方，仿佛是一座虚无缥缈的海外神山。据徐日升说：“这个山脉是在北纬七十五度，从这里一直延伸到北极。”他胡说自己用经纬度计算出“这些地区约有八百里格（近八千里）”之远。[68]张诚说，“这支山脉抵达海滨之处约在北纬八十度”[69]，北纬八十度已接近北极。他们两个竭力劝说索额图迁就俄方的要求，不要提出以诺斯山划界这种“荒唐”建议。张诚说：他“不相信俄国人会同意他们的要求”[70]。徐日升说：“我们的中国皇帝如果听到这份抗议书（指戈洛文送来的关于诺斯山的抗议书）的原文，一定很生气，因此，再次尽一切努力试图诚恳地进行谈判是明智的。”[71]戈洛文和两个传教士等骗子手就是用那种危言耸听的无稽之谈来吓唬和哄骗中国使臣。中国使臣虽然从当地中国居民那里了解到诺斯山的名称和位置，但他们并没有亲自到过诺斯山，不能完全识破和揭穿外国骗子手们制造的谣言，他们看到俄方张皇其词，似乎不惜因此而决裂，就感到犹豫不安起来。他们担心“自己提出的要求超过了他们所奉的命令，并且冒有使谈判破裂、和约不得缔结的风险”[72]。为了从速签订和约，中国方面作了新的领土让步，建议由两国均分这一地区。但是戈洛文不同意两国均分，极力坚持将这一地区留待以后再议，中国使团只好再作让步，接受了戈洛文的意见。

事情还没有到此为止。当中国使团接受了戈洛文坚持的“留待以后再议”的意见，把条约草案改成“惟至诺斯山中间流入海之其余河川及其间所有土地，因俄国全权大使不全知晓，应暂行存放”[73]后，戈洛文看了这个条约草案，突然又改变腔调，仿佛全然忘记了两天以前自己坚持留待后议的意见，他说道：诺斯山周围有许多打猎的地方，乌第河上有俄国的寨堡，“那些土地从久远的年代起就归沙皇陛下管辖”，“这些堡寨怎么能定为共用之地？为何留待他日划分？”，而要求改写成“在阿穆尔河河口和沙弗利河（也称乌第河）之间所有土地和河川不能划分”[74]。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原来戈洛文声称不知道诺斯山而坚持把这里作为“待议”地区，两天以后他又一口咬定诺斯山和乌第河都是俄国领土而要求把“待议”地区划到黑龙江口。戈洛文就是用这样的欺诈拐骗、反复无常的手段使中国使团陷入圈套，一次又一次地做出让步。最后，在《尼布楚条约》中规定的“待议”地区已不是原来的诺斯山，而是向南推移，变成了“乌第河以南”。

耶稣会传教士在待议地区的争论中帮了俄国很大的忙。他们按着戈洛文的调子在中国使团耳边敲边鼓，念帮腔，迷惑和哄骗中国使团。有一次，中国官员和传教士去见戈洛文的时候，“这两位耶稣会士还悄悄地提请大使（指戈洛文）注意，当着他们的面讲斯拉夫语要当心，因为他们当中有一个纯种的中国人，精通俄语，他常常把听到的事情告诉他们的使臣（指索额图）”[75]。

在诺斯山的争论告一段落时，两个传教士感到是向俄国索取贿礼的时候了，他们给戈洛文秘密地写了一封法文信，“信中请全权大使给予赏赐，令留下的那个人给他们带来貂皮、银鼠皮（数量随便）、做帽子的黑狐皮、美酒、母鸡、牛油。他们相信能得到全权大使的恩典”。当天，戈洛文就从皇库中提取四十张貂皮、一百八十张银鼠皮以及其他贵重皮毛，外加美酒、食品送给传教士。以后，传教士“又请全权大使准许他们的随从人员暗中做些买卖”[76]，“全权大使准如所请，答应安排贸易，以慰教士之心”[77]。一个收买，一个出卖，俄国的和西方的殖民主义分子拿中国的领土主权偷偷摸摸地大做交易。

5．其他问题的争论（九月三日—九月六日）

在争论诺斯山问题的前后，俄国使团还提出了一系列其他侵略要求，其中主要有：书写沙皇的全衔尊号，遣返俘虏和“逃人”，互派使节，通商贸易，雅克萨地区双方自由渔猎以及中国不在该地区建造房舍等问题。双方就这些问题也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一）关于书写沙皇全衔尊号问题

戈洛文要求，今后，中国致俄国的国书以及中俄条约中必须书写沙皇的全衔尊号。据他说：罗马大帝、波兰国王以及世界各国的君主都这样尊称俄国的沙皇，因此，中国也必须照式书写沙皇的全衔，不作任何省略。这是戈洛文的又一个无理要求，因为沙皇的全副头衔长得吓人，佶屈聱牙，译成汉字有三百多个字[78]，其中还有“王中之王”“东西方的独裁者，南北方的统治者”“其他许多在其统辖和崇高统治下的国家的征服者和战胜者”“帝中之帝”等等字样，表现了妄自尊大和对其他国家的不平等态度，这样的称呼自然不能为清朝政府所接受。索额图主张在正式条约内只书写“中国大皇帝”和“俄罗斯察罕汗（沙皇）”字样，并保证今后中国的国书中对自己的皇帝不写“主宰天下”字样，不用“上对下”的语气。戈洛文再三坚持书写沙皇的全衔，并和两个传教士一起大骂中国使团“不按照外交惯例行事”“极端粗野，异常固执”。在这些殖民主义者看来，狂妄自大、奴视别国、又臭又长的沙皇全衔就是他们所谓“外交惯例”和“文明”的象征。中国使团为了迅速缔结条约，又作了让步，同意在《尼布楚条约》的正式文本中书写沙皇的另一个较短的头衔，而中国方面仍只写“中国大皇帝”五个字。就是这个较短头衔加上沙皇的名字也有六十余字，汉译如下：“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东、西、北各方众多疆土世袭君王和领主，上帝恩佑的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

（二）关于遣返俘虏和“逃人”问题

戈洛文声称出于“人道主义”的关怀，再三要求中国方面遣返俘虏和“逃人”。他要求“遣返”的实际上是三部分人：第一部分是战争中被俘的俄军，第二部分是自愿投奔和归降中国的俄军下层士兵，第三部分则是反对俄国压迫而逃回祖国的中国各族居民。戈洛文把第一部分人叫作“被掳人员”，把第二、三部分人叫作“叛变者”，要求统统交还给俄国，这又是一个无理的要求。因为，清政府已多次无条件地释放了俄俘，如第一次雅克萨战争结束后，一次就释放了俄俘七百多人。还留在中国的俄俘或自动投奔中国的俄军都是不愿回到俄国去再替老沙皇的侵略扩张政策卖命的俄国下层士兵，这些俄国士兵已在中国编设佐领，成家立业，得到妥善的安置，清政府不能强迫遣返他们。至于因反对俄国压迫而逃回祖国内地的边境各族居民，根本不是俄国人而是中国人，谈不到什么“遣返”，清政府当然不能把回到祖国来的中国各族居民交给俄国，把他们再推入殖民主义的火坑。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使团丝毫没有让步的余地。

针对戈洛文这一要求，中国使团答复：遣返不是单方面的而应该是双方面的，如果俄方遣返所有被掳去的中国各族人民，那么中国亦可遣返在中国境内的所有俄国人。这个答复把戈洛文吓了一跳，因为被俄国掳去的中国各族人民数量极大，何啻千千万万，而留在中国的俄国人只有一百人左右，就像戈洛文自己所说，这样的交换，中国将“向沙皇陛下索还数目可观的异族贡民”[79]。因此，他立即改变了腔调，反对自己一再提出的遣返要求，并把那些曾在他的“人道主义”关怀下的俄国人破口大骂一通。他说：“那些叛变的俄罗斯人，竟不怕渎犯上帝，忘记东正教的信仰和大君主沙皇陛下对他们的隆厚恩典，叛离俄国，如今居于汗殿下境内（指中国境内）。由于他们这种罪恶的强盗图谋，已没有必要让他们回到沙皇陛下方面来。”[80]

《尼布楚条约》签订的那天，戈洛文在签字仪式之后和索额图谈话，又提出要求遣返留在中国的俄国人，他竟然卖弄几个臭钱，说俄方“可为每个人交二十卢布的赎金”。索额图当场把他顶了回去，答复说：俄国如能遣返被掳去的中国各族人民，中国方面愿意“为每个人交三十卢布赎金，分文不欠”[81]。

（三）关于派遣使节问题

戈洛文要求在条约内规定中俄每五年互派使节一次，中国对俄使应当“以礼相待”。中国使团答复，俄国什么时候派遣使节“任其自便”，中国方面“一概给以优渥待遇”，但没有必要把五年遣使一次规定在条约中。至于中国遣使赴俄国，须报告中国皇帝以后再作决定。

那时，清政府似乎已有遣使赴俄的打算。索额图对戈洛文说：“预料中国皇帝将遣使觐见沙皇陛下，但能否很快派出，则不得而知。”[82]甚至清政府已内定了赴俄使臣的人选，据传教士徐日升、张诚向戈洛文泄露：“预料中国皇帝即将派出席此次使臣会谈的第四位使臣使俄。”[83]第四位使臣即指都统班达尔善，但以后不知什么缘故，遣使赴俄之事并未实现。

（四）关于通商贸易问题

俄国政府极为重视和中国通商贸易的利益，“中国以出产金、银和其他种类的贵重商品著称于世，俄国因此很有理由把中国看作它的将来的巨大市场”[84]。俄国政府给戈洛文使团的训令中写道：“沙皇陛下帝国所珍视的礼物为宝石、银子、丝绒制品、中国缎和香料。”[85]它希望能从中国每年输入一千、二千、三千或更多普特的银子以及大量的丝绸，希望中国敞开大门，能让俄国商人自由通行、自由贸易并免除捐税。

戈洛文提出了每五年互派使者及随行商贾的要求。中国使团答复中国“从不明令禁止商贾人员往来，进行自由贸易”，但是不愿意把它写进条约内。清政府从来认为通商贸易是商人们的私事，用不着写进条约，更不同意在条约内规定中国官方使团带着一批商人跑到俄国去做生意。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并没有迫切地发展对外贸易的需要。但是，为了照顾俄方要求，中国使团也作了让步，同意在条约内写进了“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来往，并许其贸易互市”。在《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中俄贸易有了很大的增长。

（五）关于在雅克萨共同渔猎问题

俄国撤离雅克萨当然不是心甘情愿的，它千方百计要在这里保持某种特权，因而提出了中俄双方人员可以在雅克萨地区共同渔猎，“不受干扰”的要求，这当然是中国使团所不能接受的。中俄边界既已划定，雅克萨属于中国的内地，它离划定的边界（格尔必齐河）有七百里左右。如果同意俄国这一要求，俄国人就可以大摇大摆地越过边界，深入中国内地七百里，“不受干扰”地自由活动，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绝不会接受这种侵犯本国领土、主权的侵略要求。并且，中俄两国几十年来的矛盾冲突就是俄国殖民主义分子不断入侵中国领土、压迫中国人民而引起的，中国使团对此记忆犹新。因此，索额图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俄方的要求，他说：“至于要在雅克萨均得渔猎一事，难道沙皇陛下方面全权大使还想今后再挑起纠纷吗？……望全权大使完全打消此念。关于共同渔猎之事，他们奉有中国皇帝的谕旨，不得通融，因为先前的纠纷概皆由此引起。”[86]

（六）关于中国不在雅克萨建造房舍问题

戈洛文要求在条约内写明中俄双方都不在雅克萨建造房舍，这是无理而又很奇怪的要求。因为雅克萨是中国的内地，俄国当然不能在这里建造房舍，至于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是否建造房舍，俄国根本无权过问。但是，戈洛文一直进行无休止的纠缠，要求在条约内必须写上这一条。甚至威胁说：“如果中国使臣不在条约文本中写上双方在阿尔巴津地方永不建造任何房舍，则他们，全权大使将永远不会缮写条约文本。”[87]

戈洛文为什么坚持写进这一条款呢？这是有其阴险目的的。如果条约内写进了雅克萨地区两国共同渔猎以及中国不在这里建造房舍，那么，俄国就可以把雅克萨说成是中俄两国共有之地。戈洛文在签订条约的时候就在竭力为将来曲解条约制造可乘之机，故意搅乱两国的边界线，他的这个阴谋被中国使团所识破，索额图坚决拒绝了戈洛文的这一要求，他说：中国方面“永远不会将此事写入条约文本”，并明确指出“之所以不写上此事，是防止全权大使将此地作为边界”[88]。

在这个问题上，戈洛文无休止地进行纠缠，但中国使团始终没有落入圈套。戈洛文甚至采取卑鄙手段，派别洛鲍茨基暗中许给两个传教士厚重的贿礼，要他们在条约文本内偷偷地写进中国在雅克萨不筑城、不住人一条。别洛鲍茨基对徐日升、张诚说。“不必让中国使臣知晓，因为用拉丁文缮写的条约文本内容是什么，谁也不能知道。”[89]可是，两个传教士知道这种做法责任太大，将来会承担严重的后果，没有敢答应。戈洛文这一包藏祸心的阴谋并没有得逞。

《尼布楚条约》签订的第二年，索额图写信给戈洛文叙述当时谈判的情形说：“我等会议时，议定拆毁你于雅克萨地方所筑之城垣，俱行撤回你雅克萨地方之居民，并将此写入界约之内。至于雅克萨城墟不再筑城住人之说，界约内并未书写。你再三声称不筑城不住人时，我已向你声明：‘雅克萨地方原为我属，如今明定地方时也为我属，怎可将我不筑城住人写入文内？’已与你议定矣。所有地方，界约之内，书写甚明。”[90]

中国使团为了排除谈判道路上的障碍，对俄国作了很多让步，但同时也坚决拒绝了俄方许多露骨的侵略要求，戈洛文并不可能把自己的意志随心所欲地强加于中国。当时，尼布楚地区中国各族人民的抗俄斗争还在继续，戈洛文的侵略野心不得不稍稍收敛，和中国使团达成协议，以便抽出力量去对付抗俄的人民群众。就像徐日升所说的那样，“如果不是由于喀尔喀人造反而使局势紧张，俄国人会坚持要求更多的东西和更明确的条件”，“喀尔喀人当时正在渡河，如果不加阻止，就将从俄国人那里逃走，带着他们的所有牲畜回到他们的老家去。这对俄国人来说将是很大的损失，因为他们从喀尔喀人那里每年榨取贡物”[91]。

因此，当戈洛文继续和中国使团进行谈判时，摸清了中国使团不敢冒使谈判破裂的风险去支持抗俄的人民，他就毫不迟延地派出军队去进行镇压。当时，中国各族人民正在纷纷渡过黑龙江，希望逃出俄国的侵略魔掌，返回祖国去。戈洛文第一次派出俄军四百人，第二次又派出俄军六百人，到黑龙江渡口拦截并进行追捕。戈洛文命令俄军，先用甘言诱惑中国各族人民“不要逃离沙皇陛下的统治”“从前的罪过将永远不予追究”。如果诱惑无效，“应在仁慈的上帝保佑下，诉诸武力，不放他们遁入蒙古草原”[92]。

中国各族人民反抗奴役、心向祖国的坚定意志是不可动摇的。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为自由、独立和返回祖国的权利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战斗。仅在黑龙江渡口的一次战斗中，俄军就屠杀了一百多名正在渡河的中国各族群众，中国人民奋起还击，打死二十六个俄国侵略军。尽管戈洛文布下了一层层的罗网，使用了诱惑、恐吓、屠杀种种手段，中国各族人民仍有许多冒着千死万难，突破阻拦，摆脱追击，跋山涉水，回到了祖国。还有，在尼布楚地区抗俄斗争的影响下，其他地方的中国各族人民也纷起反对俄国殖民统治，在楚库柏兴一带就爆发了一次规模浩大的抗俄起义，有五万中国喀尔喀蒙古族人民摆脱了俄国的统治，向南撤退，也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里。

俄国侵略者对于中国各族人民挣脱枷锁、获得自由是极不甘心的，还千方百计要把已经逃出虎口的中国各族人民劫夺回去。《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两个多月，戈洛文派隆沙科夫到北京去，还向清政府索取这批中国人。俄方提出，“有许多温科特人和布利亚特人叛离沙皇陛下逃走，目前居住在博克多汗殿下（指康熙）境内”，“望汗殿下下令将这些地方的叛逆者交还”[93]，清政府并没有理睬俄国的这一侵略要求。

6．《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一六八九年九月七日）

经过艰巨、复杂的谈判和中国方面的一再让步，中俄双方对于条约内容才达成了协议，定于九月七日在尼布楚城外五十俄丈的一个帐幕里举行签署的仪式。

九月六日夜间，中国营地上灯火辉煌，通宵达旦，人们都在高高兴兴地做准备工作。一六八九年九月七日早上（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俄历七一九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徐日升、张诚等先到俄方营地去誊写条约文本，随后，中国使臣们全副朝服，率领官员和士兵前往会场。

突然，事情又发生了波折。本来，条约文本和签署仪式都已经预先商量好了，俄方又临时变卦，提出异议。因此，中国使团不得不在尼布楚城附近的小山头上停留下来，等待进一步的谈判交涉。

争执之点在于中国皇帝和俄国沙皇排列的次序，以及条约的份数、签署的方式。双方本已商定：条约以拉丁文、满文及俄文写定，但是条约文本中把中国皇帝写在前面还是把俄国沙皇写在前面，当时被双方当作有关国家尊严和荣誉的大问题。中国使团本着平等的原则，建议双方各准备四个条约文本，中国方面缮写两个拉丁文本和两个满文本，把中国皇帝和俄国沙皇轮流写在前面。签署时，中俄使团在所有的文本上都盖章，但按照中国习惯，不必再由使臣个人签字。条约文本不必交换，但如果要交换，则可把其中俄国沙皇写在前面的一个拉丁文本和一个满文本交给俄方，而把中国皇帝写在前面的另一个拉丁文本和另一个满文本留给中方。俄国方面缮写的两个拉丁文本和两个俄文本亦照此办理。经过交换之后，中俄使团将各自带回四个条约文本，两个拉丁文本、一个满文本、一个俄文本，都经双方盖章，并且都是把自己的君主写在前面。

俄国使团临时提出四点异议：（1）双方只缮写两个文本，一个拉丁文本，一个本国文字的文本，两个文本中都把自己的君主写在前面；（2）签署时只在自己缮写的这两个文本上盖章，不在对方缮写的文本上盖章；（3）除盖章外，还必须有使臣个人的签字；（4）条约文本必须互相交换。经过互换以后，双方使团将各自得到由对方缮写并只有对方签字盖章的一个拉丁文本和一个对方国家文字的文本。

这样，谈判到了即将签署条约的最后时刻又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僵局。使者在双方使团之间来来往往，传达无休止的争论和驳辩。俄国使团说：他们不能够缮写把中国皇帝放在俄国沙皇前面的字样，也不能够在别人缮写的条约文本上签字盖章。中国使团说：他们不能够只带回一个单方面签字盖章的条约文本。

这一天的天气也变幻无常，仿佛是故意要增添人们的烦恼。早上还是晴空万里，慢慢地云层堆积，变得阴沉沉的，到后来竟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中国的使臣们和随从的官员、士兵，一直在光秃秃的小山头上伫立等候，从早上等到中午，又从中午等到傍晚，挨着雨水浇淋，无处可以藏身。后来，虽然临时搭了一个小帐幕，也只能容纳使臣和少数几个人挤在里面。争辩还在继续，交涉尚无头绪。戈洛文的态度格外强硬顽固，寸步不让。连徐日升也不能不说：“我对于他们（指俄国使团）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感到有些恼火和惊讶，因为这个问题是在前一天就已经决定了的。而且，我们的钦差大臣们已经到来，在小山上等候，这是俄国人可以亲眼看见的事。钦差大臣们正在那里仰望着即将下雨的天空，就在这个时候，雨对他们毫无顾忌地已在开始下了。”[94]

以后，还是中国使团一步又一步地退让，最后，几乎完全接受了俄国的要求。双方议定：（1）各方只缮写两个条约文本，而不是四个条约文本，其中一个拉丁文本作为正式文本，另一个本国语言（满文或俄文）的文本作为副本，各自把自己国家的君主写在前面；（2）双方在条约的两个正式文本（拉丁文本）上共同盖章签字，而满文本和俄文本上只由本国盖章签字；（3）盖章的文本上由使臣个人签字；（4）条约文本进行互换。这样，俄方的四点意见几乎全部被采纳。俄方只作了一个让步，那就是在条约的正式文本即拉丁文本上，由双方共同盖章签字。但就是在这一点上，俄方的让步也是假的，戈洛文等耍了一个花招，他和弗拉索夫在共同签署的条约正式文本上用蜡油盖了章，这个蜡油印记不久以后就化开了，成为两个斑痕。现在影印出来的《尼布楚条约》正式文本上，中国方面七个使臣的签字和黑龙江将军的印章很清晰鲜明，而俄方盖章处只留下两个污痕，什么也看不清。戈洛文在谈判的自始至终一直就是采取这种狡猾诈骗的手段。

又是由于中国方面的让步，双方才能在签署形式上达成协议。等到双方使团进入会场，开始举行签署和交换仪式的时候，已经到了下午六点钟左右了。

签署仪式先由双方宣读条约的正式文本即拉丁文本，中国方面由传教士张诚宣读，俄国方面由译员别洛鲍茨基宣读，此方宣读时，彼方即以自己方面缮写的文本校核。宣读校核完毕后，双方彼此询问没有经过宣读的副本——满文本与俄文本——是否与拉丁文本一致，接着双方签字盖章，但“只有拉丁文本盖有两个国家的印玺”[95]，满文本和俄文本只盖本国的印章。然后，索额图和戈洛文代表两国使团宣誓，对所订条约，两国永远遵守不渝。宣誓毕，双方交换条约文本，中国使团得到俄方缮写的一个拉丁文本和一个俄文副本，俄国使团得到中方缮写的一个拉丁文本和一个满文副本。这时乐声大作，双方使团互相致敬，签署和交换仪式结束。戈洛文以甜食和茶点招待中国使团，并进行了交谈。直到夜间，中国使团才返回自己的营地。一整天的等待、交涉和仪式已使中国使臣们精疲力竭，但是几个月以来的长途跋涉和艰难谈判总算有了成果，当他们离开会场的时候，没有一个不为条约的签订而感到欣慰、喜悦。

黑龙江上已经很寒冷，中国使团人员只穿着单薄的衣服，因此急欲返回北京，但由于俄方的挽留，九月八日中国使团没有起程。俄方送来了礼物，有自鸣钟、怀表、银杯、望远镜、大烟斗、貂皮等等，中国使团也回赠礼物，有镂金鞍辔、如意、金杯、锦缎、棉布等等，索额图还满足了戈洛文的要求，送给他一顶制作精致、价值昂贵的帐篷。戈洛文邀请徐日升和张诚到尼布楚去，两个传教士向戈洛文最后一次递送情报，谈了中国的物产、毗邻国家以及清政府的对外政策等等情况，并且还拿出一幅中国全图送给戈洛文；戈洛文给了他们许多犒赏，犒赏中竟包括一个十二岁的中国蒙古族孩子。戈洛文还对徐日升说：“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应该多么感谢你。你为了共同的利益给了我们多么大的帮助。我要让你知道，我是知道你的帮助的，而且我向你保证，不久你将得到同样的报答，知道你的工作在莫斯科产生的结果。”[96]

九月九日，中国使团拔营起程，离开尼布楚，沿着来时的路线仍分成水陆两路，一路沿黑龙江返回瑷珲，一路经蒙古返回北京。十月间，回到康熙正在狩猎的热河围场。

戈洛文继续留在尼布楚约一个半月，忙于追捕中国各族人民，拆迁雅克萨、额尔古斯克寨以及改建尼布楚城。十月下旬，他离开尼布楚。一六九〇年二月离开贝加尔湖以东地区，留下一千余名俄军，继续巩固俄国的殖民统治。至一六九一年初，戈洛文使团回到了莫斯科。

《中俄尼布楚条约》（中方缮写之拉丁文本）

《中俄尼布楚条约》（中方缮写之满文本）

《中俄尼布楚条约》（俄方保存之俄文本）

注释

[1]《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20页。

[2]同上书，第521页。

[3]《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31节。

[4]《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30节。

[5]同上书，第32节。

[6]《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7]《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32节。

[8]《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9]《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32节。

[10]《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11]《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23页。

[12]《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32节。

[13]《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32节。

[14]《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27～528页。

[15]《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16]《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427页。

[17]《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18]《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28页。

[19]《为俄罗斯大使咨文告知额尔古纳河村舍因冬季所迫未及迁徙及索还伊逃出之喀尔喀布鲁特人事我大臣寄俄罗斯大使之满文复文》（康熙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二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20]《索额图答复俄罗斯使臣厄里阿萨尔之请求事项之满文文书》（康熙三十三年二月初六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21]《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22]《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清政府屡次写信和派人敦促俄方举行谈判，以划定中俄两国的中段边界。如一六九三年索额图给俄国伊尔库次克当局的书信中说：“行文与你先来之使臣，欲议定喀尔喀地方，至今尚未复文。”（《索额图为俄罗斯伊尔库次克城长官遣使谢缅请求归还其逋逃等事之满文复文》，康熙三十二年五月）一六九四年索额图答复俄使伊兹勃兰特的信中又说：“况且曾行文与你前使，欲约定地点，议定喀尔喀等事，至今尚未复文。如今议定喀尔喀边界，于何时何地会议，请你转告你君主，速复一文。”（《索额图答复俄罗斯使臣厄里阿萨尔请求事项之满文文书》，康熙三十三年二月初六日）一七〇二年土谢图汗奉康熙之命派都统布延图前往俄国，“欲与其议定条约。但视其俄罗斯之复文，竟对定约事项，只字未提”（《理藩院致尼布楚城长官伊凡书》，康熙四十一年闰六月）。一七一七年清政府给俄国书信中又指出：“曾给你察罕汗去文欲议喀尔喀之事，因十年来未见复文，故尚未会议。如今又指使你属之人于我属地方，造房居住，断然不可。”（《理藩院致俄罗斯察罕汗西伯利亚省总督玛特维·嘎嘎林书》，康熙五十六年七月）以上书信均藏于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

[23]这是戈洛文从尼布楚当地居民中听说的，见《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27页。实际上，格尔必齐河西距尼布楚约五百里，东距雅克萨约七百里。

[24]《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67页。

[25]《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26]《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33节。

[27]《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31页。

[28]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29]《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29页。

[30]参见《都统郎谈等奏率船兵抵尼布楚日期及设水营情形本》（康熙二十八年六月十六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31]《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10节。

[32]《索额图奏俄罗斯劫掠喀尔喀四台吉本》（康熙二十八年六月十六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33][34]《索额图奏喀尔喀恳求营救本》（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初五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35]《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36]《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34节。

[37]《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38]徐日升和张诚都说渡河地点在尼布楚下游三里格，如按一里格为三英里计算，每英里又合三点二里，则渡河地点在尼布楚下游二十八点八里。

[39][40]《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42节。

[41]《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42]《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39页。

[43]《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24页。

[44]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程，在八月二十六日以前，《徐日升日记》《张诚日记》《戈洛文出使日记》的记载是一致的。但从八月二十七日起，《戈洛文出使日记》所记日期都比徐日升、张诚所记晚一天或几天。例如：别洛鲍茨基深夜往中国营地，徐、张日记中均作八月二十七日，而戈洛文日记作八月三十日（俄历八月二十日）；中国使团渡河，徐、张均作八月二十八日，而戈洛文作八月三十一日（俄历八月二十一日）；俄方为诺斯山向中方提出抗议书，徐、张均作九月一日，而戈洛文作九月五日（俄历八月二十六日）。甚至连中俄开会签署《尼布楚条约》的日期也不一样，徐、张日记作九月七日，而戈洛文作九月八日（俄历八月二十九日）。本书采用了徐日升和张诚所说的日期。因为：第一，《尼布楚条约》的正式文本和中国档案中所说的签署日期是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即公历一六八九年九月七日，与徐日升、张诚所记日期是一致的，而《戈洛文出使日记》中的日期晚了一天。第二，《徐日升日记》和《张诚日记》是当时或事后不久分别记录的，两人代表耶稣会的不同派别，存在内部矛盾，他们各写各的日记，大概没有交换意见，对证日期，而他们两人所记的日程几乎完全相同。第三，《戈洛文出使日记》是在事后将许多文件、记录稿汇编而成，有不少文件的日期是后来补填上去的，因此常常出现日期错乱和缺漏的现象。第四，特别重要的是，《戈洛文出使日记》中对谈判日程明显有作假的痕迹。例如：《戈洛文出使日记》中对八月二十六日以后几天内的谈判记载很少，以掩盖戈洛文正在玩弄的骗局，而把俄方同意让出雅克萨的日期拖延了几天，表示自己曾和中国使团进行了艰巨谈判，以便向沙皇政府邀功。而徐日升、张诚在有些问题上也作了假，如隐瞒自己向俄国索取贿赂，但他们两人对于谈判日程却并无必要串通起来共同作假。

[45][46][47]《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34节。

[48]《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38页。

[49]同上书，第541页。

[50]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第176页。

[51]《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38～539页。

[52]《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38节。

[53]《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54]《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42页。

[55]《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38节。

[56]雅科夫列娃：《1689年的第一个俄中条约》，第178页。

[57]参见《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44～545页。

[58]《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40节。

[59]《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50页。

[60]参见《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57～573页。

[61]《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61页。

[62]同上书，第792页，注242。

[63]《索额图为俄罗斯伊尔库次克城长官遣使谢缅请求归还其逋逃等事之满文复文》（康熙三十二年五月），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64]参见《世界地图》，第79～80页，莫斯科一九五四年版。

[65]《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九月三日）。

[66]《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43节。

[67]《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59～560页。

[68]参见《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43、45节。

[69][70]《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九月二日）。

[71]《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45节。

[72]《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九月二日）。

[73]《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71页。

[74]《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72页。

[75]同上书，第573页。

[76]同上书，第562页。

[77]同上书，第571页。

[78]沙皇的全衔称号如下：“神圣光荣三位一体的全能上帝恩佑的大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王中之王，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各邦各国的领有者，各王国、各国家的征服者，东西方的独裁者，南北方的统治者，所属莫斯科、基辅、弗拉基米尔、诺夫哥罗德、喀山、阿斯特拉罕、西伯利亚、普斯科夫、斯摩棱斯克、特维尔、尤戈尔、彼尔姆、维亚特、保尔加尔等国的皇帝，下诺夫哥罗德、契尔尼哥夫、梁赞、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别洛奥杰耳斯克、乌多尔、鄂毕多尔斯克、康金斯克的君主和大公，伊维利亚地区卡尔塔利亚和格鲁吉亚诸王和卡巴尔达地区切尔卡斯和哥尔斯克诸公的君主，其他许多在其统辖和崇高统治下的国家的征服者和战胜者，对乞求者恩赐和平与安宁的强大独裁者，解除痛苦增进福利的治理者，帝中之帝至尊上帝眷佑的基督教君主、沙皇陛下。”

[79][80]《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51页。

[81]同上书，第598页。

[82]同上书，第597页。

[83]同上书，第603页。

[84]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第9页。

[85]同上书，第154页。

[86]《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47页。

[87][88]同上书，第577页。

[89]同上书，第568页。

[90]《索额图为俄罗斯大使咨文告知额尔古纳河村舍未及迁徙及索还伊逃人事寄俄罗斯大使之满文复文》（康熙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二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91]《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54节。

[92]《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74页。

[93]《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614页。

[94]《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47节。

[95]《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九月七日）。

[96]《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56节。

八、《中俄尼布楚条约》的内容和其他

1．《中俄尼布楚条约》的基本内容

《尼布楚条约》是中国和俄国之间签订的第一个条约，是一个平等的条约。条约共六条，实质性部分主要包括：中俄东段边界的划分，越界侵略和逃人的处理，中俄往来贸易的规定等。

中俄东段边界的划分是条约中最重要的部分。条约明确规定：以格尔必齐河、石大兴安岭（即外兴安岭）和额尔古纳河为两国的分界线。清政府在领土方面作了很大的让步，将尼布楚周围及其以西原属中国的领土让给了俄国，以换取俄军撤出雅克萨。所以条约中又规定了俄国在雅克萨和额尔古纳河南岸的据点全部拆毁、迁移。

中俄东段边界全部按河流、山脉等自然界线来划分，在当时条件下按自然界线来划分边界是简便而唯一可行的方案，使得两国的边界线能够迅速而明确无误地确定下来。

条约规定：外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的地区，暂行存放，留待以后议定。条约签订之后，清政府曾一再要求和俄国议定这一地区的边界，但俄国政府托故拖延，不肯解决。一七二七年《中俄恰克图界约》中，重申这块地区是未定界。

《尼布楚条约》严禁彼此越界入侵。凡一二人越界捕猎或盗窃，立即械系，送回本国处罚；凡十数人结伙，持枪越界，杀人劫掠者，捕拿送回本国，处以死刑。这一条规定显然是针对俄国哥萨克窜入中国境内进行侵略骚扰而言，是清政府为防止俄国再次入侵而提出的要求。

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条约的这一规定对于俄国再度侵入我国东北境内具有一定的约束力。清政府发现俄人越界入侵，即通知俄方，要求按照条约的规定，进行惩办。如一六九三年、一六九四年索额图曾几次写信给俄方，指出有几十个俄国殖民主义分子越界入侵，在精奇里江上游及乌第河以南的中国领土上进行骚扰，绑架人质，搭盖窝棚数十余处，要求俄方严惩，俄国当局不得不按照条约规定，作了处理。后来，俄国方面违反和破坏条约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入侵事件日益频繁，但由于《尼布楚条约》中对于两国边界和严禁越界入侵的条款规定得十分明确，因此，俄方对违约侵入中国边界多少还存在一点顾虑。连十九世纪中叶的侵略头子穆拉维约夫在着手策划吞并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时，对于派人越界进入中国境内也做贼心虚，自知理亏。他说：“考察队到格尔必齐河彼岸进行活动，势必被中国人发现，并引起他们的注意。尤其不便的是：在这一带进行活动，我们提不出任何正当的理由。”[1]

《尼布楚条约》中还规定了对“逃人”的处理方法。逃人和入侵者同样都是越界者，情节类似，性质却不一样。入侵者都是俄国人，越界是为了抢劫和扩张土地；逃人则大多是中国人，因俄国侵占其家园，逃出了俄方占领区，迁入中国内地。清政府关心的是禁止越界入侵，以防俄国哥萨克卷土重来，而俄国关心的是制止逃人，力图防止住在尼布楚地区及其以西的中国各族居民逃离新划入俄国的土地。对此，清政府作了重大让步。条约中规定：凡订约以前，已在中国的俄国人和已在俄国的中国人不必遣返。又规定：订约以后，两国不收逋逃。由于这些规定，新划入俄国疆界内的中国各族居民不能返回祖国，因此，当尼布楚地区的居民听到条约即将签订的消息，极为愤怒和恐慌，大规模地起而反抗。

《尼布楚条约》规定：中俄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可以过界来往，贸易互市。这是俄国方面长期以来的要求，而中国方面由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比较牢固，并不迫切需要和俄国通商，但清政府为了求得妥协，满足了俄国的要求。法国历史学家加恩说：“俄国国库由于不断增长的行政开支和在西方进行的历次战争，十分空虚，急需金银。只要俄中两国间能够达成一种协议，那么，随之而来的两国间的贸易必然不在少数，并且会给俄国方面带来可观的利益。”[2]

《尼布楚条约》是在平等基础上签订的条约，条约对两国政府都是有利的。

在尼布楚进行的谈判是严格按照对等的原则安排的，两国在尼布楚地区的兵力大体上相当，到达谈判现场的人数相等。双方代表都在各自政府事先指示的范围之内进行谈判交涉，最后达成的协议并没有越出中俄两国政府愿意接受的范围之外。谈判的难点是关于雅克萨和尼布楚的归属。俄国政府对戈洛文发出几次训令，逐步地修改自己在边界要求上的立场。一六八六年戈洛文从莫斯科出发时，俄国政府的训令将以雅克萨为界作为最后的要求，但以后了解到贝加尔湖以东俄国统治秩序不稳以及它在侵略克里米亚、吞并黑海沿岸土地的战争中受挫，为了要确保贝加尔湖周围的侵略利益并把侵略重点放在西方，因此稍稍修改对中国提出的侵略要求。一六八七年六月二十四日颁发的训令中指示戈洛文可以撤出雅克萨；同年十二月俄国政府拟订和中国谈判的四种条约文本时，又准备在撤离雅克萨外，再作一些让步。所有这些降低谈判中的要价的姿态都是为了取得中国政府对俄国侵占贝加尔湖以东及尼布楚地区的承认，并能保证把侵略重点放在西方。而中国方面，康熙也就划界问题作了两次指示，一六八八年在第一次指示中坚持收复失地，要求俄军撤离尼布楚、雅克萨；就在这一年，噶尔丹叛乱蔓延。为了稳定中国的北部局势，防止俄国和噶尔丹进一步勾结，一六八九年的第二次指示作了很大的领土让步，放弃了归还尼布楚的要求，把尼布楚及其以西原属中国的领土割让给俄国，并暂时搁置了两国中段边界的划分。谈判的结果完全符合双方预定的方针，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正好就在雅克萨和尼布楚的中间。所以，巴夫洛夫斯基在《中俄关系》一书中说：“双方代表团来到尼布楚所携带的训令，在措词上表明，早在会议之前，它们之间实际上已有共同的意见。”[3]曼考尔也说：“每方对指示的不断修改提供了协议的基础。”[4]

中俄两国政府由于缔结了《尼布楚条约》而各自得到了利益。中国方面，虽然在领土问题上作了很大的让步，但促使俄军撤出雅克萨，收复了长期被俄国霸占的国土，并从法律上明确肯定了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是中国的领土；由于和俄国订约停战，清政府也就能够腾出手来去对付准噶尔叛乱势力，进一步完成国家的统一。

俄国方面撤出了雅克萨和其他侵略据点，但却取得了清政府承认自己对一直在反抗中的尼布楚及其以西地区的占领，因而极大地巩固了在该地区的殖民统治。苏联历史书籍中曾赞扬戈洛文“所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是把东西伯利亚巩固在自己手中并和北京政府达成正式协议的俄国的巨大胜利”[5]；“一六八九年订立的《尼布楚条约》实质上是莫斯科外交极大的胜利”[6]；“俄罗斯同中国的《尼布楚条约》是按照平等原则签订的”[7]；“尼布楚谈判是正式的平等的谈判”，“该约巩固并扩大了两国人民的和睦关系”[8]。通过和中国签订《尼布楚条约》，俄国除了获得领土方面的巨大利益以外，又打开了和中国通商的门户。此后，由俄国政府特许的商队大批来到中国，每次商队多达几百人，两国贸易额迅速增长。从俄国输入中国的，一六九一年为七千五百六十三卢布，一六九六年增至四万九千三百卢布；从中国输往俄国的，一六八九年为一万四千四百七十三卢布，一六九三年增至二十四万卢布。当时的中俄贸易几乎全由俄国政府垄断控制，它所获得的商业利润和税收极为可观。加恩说：“俄国显然对于它在远东的经济利益是最为重视的，而它在一六八九年与北京进行交涉中已经获得了这一重大的报酬。”[9]

中俄两国政府对于《尼布楚条约》的签订都表示满意。中国代表团回国，康熙在狩猎营地接见了代表团。据张诚和徐日升说，康熙“对于谈判的成功深为快慰”[10]。

“皇帝觉得事情办得很好，很为满意。”[11]俄国代表团回到莫斯科，彼得一世颁发了传令嘉奖的诏书，戈洛文和弗拉索夫得到金质奖章，护卫代表团的军职人员得到升级的奖励。以后，戈洛文成为俄国对外关系的重要决策者，屡次被派办理外交交涉并被提拔为使节部部长（相当于外交大臣）和陆军元帅。

俄国政府由于得利巨大，在签约以后半个多世纪内，一直对《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很称心惬意，再三赞美条约，声称对条约将遵守不渝。例如，一六九四年，俄国尼布楚城长官嘎嘎林派阿哈皮特送信给索额图，内称：“边界之事，大使业已共同议定，不得违背。”[12]书信中又称：“我俄罗斯君主已有禁令：双方大使所定之疆界，断不可越入兴乱。其逾越所定边界之人，我俄罗斯君主之法制，亦断不能容。”[13]一七〇八年，俄国尼布楚城长官穆新·普什金写信给清政府官员说：“照先前大使等友好之议定，和睦相处，断无违背。”[14]一七一一年，俄国西伯利亚总督玛特维·嘎嘎林给清政府的信中说：“遵守与贵国相定之友好界约，则永享太平。设不改变两国所定之和约，如同泉出金银，益于万万人。”[15]一七二〇年，俄国特使伊兹玛依洛夫给清政府官员的信中说：“遵照我两国以永久和好之礼所定之条约，决不负约。两国之人，皆照所定，妥为遵行。”[16]

看！左一个“不得违背”，右一个“妥为遵行”，并且是“如同泉出金银，益于万万人”。当初，俄国政府对《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多么兴奋鼓舞，真是赞扬备至，信誓旦旦。但是，俄国殖民主义者在对外扩张的道路上得陇望蜀，它的贪心是永远不会有止境的。半个世纪以后，即到了十八世纪中叶，随着俄国在远东的力量逐渐增强，它对我国富饶的东北地区又垂涎欲滴，虎视眈眈，越来越迫切地企图卷土重来。这样，它对《尼布楚条约》的态度也随之发生变化，将过去的赞美、保证、誓言全都抛到了脑后。老沙皇及一批反动的官僚、文人，狂热地掀起了一个诋毁和歪曲《尼布楚条约》的宣传活动，就尼布楚谈判前后的历史制造了许多离奇的谣言，随心所欲地曲解条约中明确规定了的两国边界线，故意把水搅浑，以便否认《尼布楚条约》的法律效力，为撕毁条约、再次入侵中国东北领土作辩解。十八世纪，受老沙皇豢养的德国人米勒和十九世纪俄国侵略中国的头子穆拉维约夫、涅维尔斯科依就是这类谣言和诡辩的制造者。

今天，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抛出了许多有关《尼布楚条约》的专著、论文和资料集，他们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凭空捏造历史，也把十月革命以后曾经正确地评论过《尼布楚条约》的苏联历史著作抛到了脑后，跟在老沙皇的背后，鹦鹉学舌，重复“侵略有理”的谰言，其目的是为侵略中国和扩张争霸制造反革命舆论。

2．《中俄尼布楚条约》中河流、山脉的地理位置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俄国的新老殖民主义者就《尼布楚条约》中定为边界的每一条河流、每一条山脉都制造了荒唐可笑的谣言和诡辩，把他们挖空心思地炮制出来的这些货色略加剖析，大可打开革命人民的眼界，增长革命人民的见识。

《尼布楚条约》规定以格尔必齐河为两国国界。这是很明确的，中国政府在这条河上立了界碑，定期派人巡视。但是，殖民主义分子后来制造了一个极其荒诞的谣言，他们说：格尔必齐河有两条，一条在西边，一条在东边，而东边的那条河又名阿玛扎尔河，两河相距两百多公里。他们硬说《尼布楚条约》规定的边界在阿玛扎尔河上。这个谣言最早的制造者就是十八世纪沙皇的雇佣文人德国人米勒，谣言后来在俄国殖民主义分子中间得到进一步渲染和传布，至今还阴魂不散，被苏修的政客和文人奉为至宝。[17]近年来，他们出版的书籍和文章大肆叫嚷当年的中俄边界划在阿玛扎尔河（河口在东经一百二十二度），而不是在格尔必齐河（河口在东经一百一十九度）。他们这样造谣惑众，目的是要把《尼布楚条约》中十分明确地规定的中俄边界线故意搅乱，以利于扩张。他们甚至还诬蔑中国政府私自把边界线从东边的阿玛扎尔河移到了西边的格尔必齐河。这种偷梁换柱、栽赃诬陷的手法实在卑劣不堪。

事实上，作为边界河流的格尔必齐河，其地理位置是一清二楚的。河口西距尼布楚约五百里，东距雅克萨约七百里。河流从北面注入黑龙江（石勒喀河）。全世界各国的历史地图、包括苏联的历史地图在内都画出了这条河流的确切位置，并标明这里是中俄边界所在；至于阿玛扎尔河——在格尔必齐河以东四百余里，是和边界毫不相干的另一条河流。以下列举的证据完全足以驳倒新老殖民主义者任意把阿玛扎尔河指为格尔必齐河的谬论：

（1）《尼布楚条约》中指明，格尔必齐河在“绰尔纳河即鞑靼语所称乌伦穆河附近”。打开中外地图，如上海申报馆一九三四年出版的《中国新地图》第八图，在东经一百一十九度附近有一条小河，未注河名，河口地名郭尔比察，即格尔必齐的异译。西边附近有绰尔纳牙河，上游两支叫作绰尔尼乌留穆河和别雷依乌留穆河；一九五四年莫斯科出版的《世界地图》（Атлас мира）第七十四页所画地形与申报馆地图相同；一九六九年莫斯科出版的《苏联地图》（Атлас CCCP）第二版第五十九页则画有格尔必齐河，亦在东经一百一十九度附近，其西边附近亦有绰尔纳河，上源名白乌伦穆和黑乌伦穆河，和《尼布楚条约》中所说的完全符合。至于阿玛扎尔河，离尼布楚九百余里，附近也没有又名乌伦穆的绰尔纳河。可见殖民主义分子硬把阿玛扎尔河指为两国边界是无稽的谣言。

（2）索额图在条约签订后两天（一六八九年九月九日）致理藩院的咨文中说：“格尔必齐河距黑龙江城二千余里，距尼布楚城近五百里。”[18]按此里程，格尔必齐河口的确切位置正好应在东经一百一十九度附近，和阿玛扎尔河的里程完全不合，这一条是确定中俄边界位置的最有力的证据。

（3）据《戈洛文出使日记》，格尔必齐河在尼布楚和雅克萨中间，距尼布楚约为七天行程[19]，和索额图所说相符，而阿玛扎尔河离尼布楚九百余里，有十天以上行程。

（4）俄国当时绘制地图的专家列麦佐夫在《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的七年（一六九六年）绘制的《西伯利亚全图（挂图）》上，在格尔必齐河所在赫然标明“中国边界”字样，不久他又绘制黑龙江流域的地图，在格尔必齐河所在亦写明“以此为界”字样[20]，这两幅地图上都另有阿玛扎尔河，在格尔必齐河的东边，可见作为边界河流的格尔必齐河与阿玛扎尔河是两条河流，决不容许混为一谈。

（5）中国十八世纪上半期的地理学家齐召南在名著《水道提纲》中说：黑龙江“经尼扑处（尼布楚）城南，又东南流数十里，折向东北二百里，折而东稍北二百余里，经界碑南，即与鄂罗斯国分界处也，有昂巴奇里比其河（格尔必齐河）”[21]。齐召南所说与索额图、戈洛文、列麦佐夫所说都是一致的。

（6）在尼布楚谈判时，有一个名叫费利卡的俄国兵从雅克萨到尼布楚去。据他的报告，他在经过额尔古纳河口以后，又往西步行和乘船几天，才到达作为边界河流的格尔必齐河口。[22]可见格尔必齐河是在额尔古纳河的西边，而阿玛扎尔河却在额尔古纳河东边不远处。这也证明了格尔必齐河与阿玛扎尔河是两条不同的河流。

以上这些证据，有的是条约中的规定，有的是中俄使团当时的文件，有的是当时亲至格尔必齐河的人的记载，有的是中俄双方地理学家的记载或图籍，他们的话完全一致，格尔必齐河的地理位置十分明确，这就完全戳穿了新老殖民主义者把阿玛扎尔河指为格尔必齐河的无稽谣言。

在外兴安岭的走向问题上，殖民主义分子也故意制造混乱。《尼布楚条约》中明明规定：“格尔必齐河发源处为石大兴安岭，此岭直达于海，亦为两国之界。”但是，十九世纪侵略中国的急先锋涅维尔斯科依硬说外兴安岭并不直达于海，而是在乌第河河源处折向西南，穿过黑龙江和松花江，直至朝鲜。根据这个荒唐的说法，中俄的边界线也就要穿过黑龙江，插入中国内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俄国政府正是以此为借口，强占了我国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领土。直到今天，居然还有人捡起老沙皇的殖民主义滥调，叫嚷外兴安岭走向西南。事实上，外兴安岭向东延伸至鄂霍次克海，并不走向西南。在尼布楚谈判以前十多年，尼果赖出使中国路过尼布楚时，对这条山脉的走向就有如下记载：“在勒拿河和黑龙江之间的地区是宽而长的。有一条大的山脉（按：即外兴安岭，后来俄国人称为斯塔诺夫山）在这两条河之间延伸，从贝加尔湖开始，不仅直达于海，而且远远地伸出海中。”[23]中国古代书籍中则说：“自小肯忒山东北行，为大兴安山，包络黑龙诸水之北，而东入海。”[24]就是苏联出版的大百科全书中也说：“斯塔诺夫山脉（即外兴安岭），从奥廖克马河中游起，向东至乌第河左岸支流马亚河为止。”可见涅维尔斯科依以及一切新老殖民主义分子所谓外兴安岭走向西南都是毫无根据的胡说。甚至一个很崇拜涅维尔斯科依的苏联作者卡马宁也不得不说：“涅维尔斯科依的这些设想，如我们现在所知，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不存在一条从乌第河上游到朝鲜的统一山脉，因而也不存在他所写的斯塔诺夫山的那种急转弯。”[25]

殖民主义分子对条约中规定的“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亦为两国之界：河以南诸地尽属中国，河以北诸地尽属俄国”一段，也强词夺理，进行诡辩。他们说，这一条在条约的俄文本中写作“将流入阿穆尔河之额尔古纳河为界：左岸所有土地直至河源皆属大清国，右岸所有土地皆属俄罗斯国”。由于条约的俄文本中有“河源”字样，殖民主义分子就胡说“蒙古东部的颇大部分和满洲的一部分作为位于该河左岸的土地应该划归俄罗斯”[26]。这真是想入非非，不啻白日做梦。

《尼布楚条约》的正式文本是拉丁文本，在会议上经过宣读核对，由双方代表签字盖章，互相交换，具有充分的法律效力，其中并没有“河源”字样。至于条约的俄文本由俄方单方面起草缮写，未经中国代表签字盖章。俄文本如与正式的拉丁文本产生歧义，当然应以正式的拉丁文本作为根据。并且，其他所有各种文本，包括中国方面缮写和翻译的满文本、汉文本以及耶稣会士徐日升记录的拉丁文本、张诚记录的法文本中，也都没有“河源”字样。由此可见，殖民主义分子根据俄方单方面在条约俄文本中塞进的“河源”字样而对蒙古东部及满洲里地区提出主权要求是毫无道理的讹诈行为。

事实上，《尼布楚条约》只划分了中俄的东段边界，在额尔古纳河上游以西的中俄中段边界，当时由于俄方不肯划界而没有划定。这里属于中国喀尔喀蒙古，当中国代表在尼布楚谈判中要求同时划分中俄中段边界时，俄方代表以种种借口，拒绝谈判中段边界的划分。中国代表为了不妨碍对两国东段边界的划分达成协议，同意暂时把中段边界搁置起来。所以，额尔古纳河上游以西的边界，当时由于俄国的反对而没有分界。可是，俄国却欺蒙中国代表不懂俄文，在条约的俄文本中偷偷塞进额尔古纳河“河源”字样，使两国边界线向南伸入中国内地，这完全是非法的卑劣勾当。

额尔古纳河河源，即呼伦贝尔的北部，从来是中国的领土，在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不属于俄国。《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前，这里是中国喀尔喀蒙古车臣汗的牧场，那时候，俄国人还没有到过这个地方。一六七五年，俄国使节尼果赖渡过额尔古纳河，前来北京，当时他说：“无论如何，还没有人（指俄国人）沿着这条河（指额尔古纳河）到达河源达赉淖尔（即呼伦湖）。”[27]连俄国使节也承认俄国人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却硬要算作他们的领土，这真是地地道道的殖民主义强盗逻辑！

《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三十八年，即一七二七年（清雍正五年），中俄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规定并详细勘分了两国的中段边界，这段边界的东部起点在额尔古纳河上游西岸，正对海拉尔河口中间阿巴哈依图山顶，当时设立了六十三号鄂博，边界线向西延伸，直至我国蒙古西北之沙宾达巴哈。根据这个条约，额尔古纳河的河源完全属于中国。

3．《中俄尼布楚条约》的各种文本

《尼布楚条约》的正式文本是拉丁文本。由于当时中俄双方都不通晓对方的语言文字，谈判中用耶稣会传教士作为译员，以拉丁文作为中介语言，所以条约也以拉丁文正式写定。除了正式的拉丁文本以外，还有其他一些文本。这些文本在个别问题以及分段、译名等方面有某些差异，但基本内容及其所规定的边界线走向都是一致的。现在所能见到的条约文本主要有以下八种：

（1）中方缮写的正式拉丁文本。会谈时中俄双方各用拉丁文缮写条约，共同签字盖章，互相交换，这一文本是由中方缮写交给俄方的一份。下有清政府七个谈判代表的满文签字，盖有“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的印章。俄方代表则在签署时耍了一个花招，用蜡油盖章，所以俄方盖章处只剩下两团污迹，图章已看不清楚。条约全文共有六条。

（2）满文本。这是会议上由中方缮写交给俄方的文本，有中方签字盖章，但无俄方签字盖章。共八条，比正式文本多两条，正式文本中的第一条，在满文本中分成第一、二两条；正式文本中的第二条，在满文本中分成第三、四两条。

（3）俄文本。这是会议上由俄方缮写的文本，有俄方签字，但无中方的签字和印章。共六条。分段和正式文本亦有差异，正式文本中的第一、二条，在俄文本中分作第一、二、三、六条，而正式文本中的第三、六条，在俄文本中却被省略归并了，故俄文本仍为六条。

（4）《清实录》著录汉文本。这是会议以后，清政府根据满文本译出的，载于《清圣祖实录》卷一四三第十六至十七页。《平定罗刹方略》《大清一统志》等书所载均为实录本。共七条，译成汉文时省略了乌第河未定界一段和满文本中第八条“永远和好之处，奉行不得违误”等语。

（5）徐元文汉文本。《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年，清政府准备树立界碑，用汉、满、蒙、拉丁、俄五种文字将条约刻在碑上。刻碑汉文是由大学士徐元文根据实录本润色写定的，前有徐元文所写序言。《清朝通志》《清朝经世文编》《中俄约章会要》所载即为徐元文汉文本。共六条，其中实录本的第七条被合并于第五条中。

（6）西清汉文本。十九世纪初，西清从黑龙江当地人处得到一个条约的满文本，据以译成汉文，载于西清著《黑龙江外纪》一书中。共八条，内容与满文本符合。

（7）徐日升拉丁文本。耶稣会传教士葡萄牙人徐日升担任中俄谈判中的译员。他在日记中用拉丁文记录了条约全文，共六条，与正式的拉丁文本几乎完全相同。仅正式文本中第三条下半段遣还逃亡者的规定，在徐日升文本中写入第四条的上半段。

（8）张诚法文本。谈判中的另一译员、法国传教士张诚在日记中用法文记录了条约全文。共七条，与徐日升文本相近，但徐日升文本中的第四条在张诚文本中分为两条。

比较各种文本，有以下一些差异：

关于额尔古纳河一段。俄文本中有额尔古纳河“河源”字样，正式的拉丁文本和其他文本里都没有，应以正式文本为准。这个问题已在上一节中予以说明。

关于乌第河一段。正式拉丁文本中写作“惟界于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诸川流及土地，应如何分划，今尚未决”；满文本中写作“惟乌第河以南、兴安岭以北中间所有地方河溪暂行存放”；俄文本中写作“俄国所属乌第河和大清国所属靠近阿穆尔河之山岭之间所有入海河流及其间一切土地，因钦差全权大臣未得划分此等土地之沙皇旨意，应暂行存放”；徐日升文本和张诚文本与正式拉丁文本相同；西清文本与满文本相同；实录本、徐元文汉文本则没有未定界的规定。寻绎文意，除俄文本中把乌第河说成“俄国所属”，据为俄国所有，并无根据以外，其他文本和正式的拉丁文本实际上是并不矛盾的。正式文本中无“以南”“以北”的字样，是笼统的写法，而满文本是详细的写法，更具体指明了这片未定界的位置，至于实录本和徐元文汉文本，则是在译成汉文时省略了这一条。应当指出，清政府一直承认这片土地是未定界，它在一七二七年的《中俄恰克图界约》中公开地申明了这一点。

关于刻碑一段。正式拉丁文本中规定以华、俄、拉丁文刻碑，作为永久性的界标。俄文本中仅说：中国方面“如欲在国境建立碑碣，刻写条文，以资纪念，亦可任便办理”。

关于译名。由于各种文本用不同的文字写成，因此译名出现了差异，如拉丁文本和满文本中的萨哈连乌拉，在汉文本中作黑龙江，在俄文本中作石勒喀河；又如满文本、汉文本中的石大兴安岭，在拉丁文本、俄文本、法文本中作石山。这一类差异不会对条约的解释产生任何误解。

关于各种文本的分条和顺序。正式的拉丁文本为六条，其他各种文本的条数和顺序与正式文本有差异。俄文本、徐元文汉文本、徐日升文本亦为六条，但分段和顺序不同；实录本和张诚文本为七条；满文本和西清汉文本为八条。

比较各种文本的差异，可以约略地看出条约文字形成的整个过程，以及中俄双方在条约最后写定以前，仍在就个别问题和条约的分段、顺序方面进行争执。当中俄双方在谈判中就条约基本内容和边界线走向达成协议以后，两国代表团各自用满文和俄文起草了条约的草稿，这是满文本和俄文本的由来。边界的划分和雅克萨的归属是谈判的主要问题，因此，满文本和俄文本的第一、二、三条都首先反映了谈判的这一主要内容，第四条以下虽然大体上亦有协议，但并没有进行充分讨论。满文本和俄文本的差异反映了两国代表团在谈判中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中国方面着重于防止俄国的再次入侵，所以满文本中把今后不得越界入侵的规定，突出地单独列在前面，而在俄文本中这一规定却归并在最后一条内；俄国方面不肯交出根特木儿的家族，它又把商业利益看得非常重要，所以把不索还订约以前逃人及两国来往贸易的规定列在最前面。这种分段和排列顺序的差异，反映了两国的要求和强调重点有所不同。

正式的拉丁文本是在满文本和俄文本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并不是单纯的译本，而是进一步谈判、妥协的结果，是最后形成的定本。它和满文本、俄文本都不完全相同。个别问题上的争执已经消除，而在分条、顺序方面则照顾了中俄双方的提法，如禁止越界入侵的规定，既照顾中方的写法，仍按满文本的顺序排列在前面，又照顾俄方的写法，不把这个规定单独列条，而归并在第二条内。又如，不索还订约以前的逃人和两国往来贸易的规定虽按照俄文本的写法，单独列条，但并没有放在优先的顺序上。

正式的拉丁文本的全部内容以至分条、顺序、措词都是两国代表团共同同意的。在会谈的最后阶段，对于条约文字的修改、润色、写定很仓促，正式文本写定以后，双方并没有把原来起草的满文稿本和俄文稿本再和正式文本逐条逐字地核正改定，或者只作了大体上的修改，就作为会议上的副本而彼此交换。所以，这三种文本虽然在基本内容上是一致的，而在个别问题以及分条、顺序、措词上存在着差异。

徐日升和张诚的文本，是中俄双方在满文和俄文的条约草稿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的文本，两个文本都很接近于正式的拉丁文本。大概是在多次修改之后，双方对条约文字已经取得了一致意见，徐日升和张诚把它记录下来，认为已经是定本了，但到条约签订时，又有一些微小的改动，徐日升和张诚都没有对自己的记录再进行校改，因此仍留下极微小的差异。其中徐日升的文本最接近于正式文本，仅有一处分段差异，即徐日升文本内第四条的上半段在正式文本中移至第三条的下半段，而张诚文本中，这一段却单独作为一条。

实录本、徐元文汉文本以及西清汉文本，是从满文译成汉文的。其中，西清的译文较忠实于满文本，与满文本一致，而实录本、徐元文汉文本都作了节略和润色。考察《尼布楚条约》各种文本的差异及其产生的原因，可以得出如下的意见：

第一，尽管《尼布楚条约》的各种文本存在着差异，但拉丁文本是最后的定本，是经过两国代表团签字互换的正式文本，具有充分的法律效力，各种文本中的一切差异都应以正式的拉丁文本为准。

第二，《尼布楚条约》各种文本中的内容及规定的边界线走向是明确的，并且也是一致的。差异仅在于个别细节及条约的分条、顺序、译名、措词问题。这些差异不会使双方对条约的基本内容和边界线走向产生任何误解。

第三，条约的八种主要文本是在谈判前后各个不同阶段用五种文字写定的文件，有的是在谈判中双方各自起草的条约稿本（满文本、俄文本），有的是正在修改中的文本（徐日升和张诚的文本），有的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文本（拉丁文本），有的是会议结束后的翻译本、节译本（西清汉文本、实录本、徐元文汉文本）。这些不同文本表明两国代表团在谈判最后阶段的立场、观点尚有某些分歧，经最后的争执，才达成了妥协。我们可以把各种文本作为研究谈判过程的历史资料，但绝不能用任何一种文本来代替正式的拉丁文本作为解释条约的根据。

第四，当时，中俄双方代表都不通晓对方的语言文字，条约最后修改、写定的时间又很仓促，因此中俄双方都没有用正式的拉丁文本来仔细校改各自起草的满文本和俄文本。特别是对于缺乏谈判经验，第一次和欧洲国家签订正式边界条约的清政府代表团来说，他们没有认识到核对文字的重要性，更是可以理解的。这种细微的文字核对工作在近代的国际谈判中是不可缺少和必须做到的。

注释

[1]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一卷，第216页，莫斯科一八九一年版。

[2]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第9页。

[3]巴夫洛夫斯基：《中俄关系》，第124页。

[4]曼考尔：《俄国和中国》，第156页。

[5]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编：《苏联史纲》，“封建时期十八世纪头二十五年的俄国”，第619页，莫斯科一九五四年版。

[6]鲍爵姆金：《世界外交史》第一分册，第215页。

[7]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第211页。

[8]葛罗米柯等主编：《外交辞典》，第403～404页，莫斯科一九六一年版。

[9]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第25页。

[10]《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十月十二日）。

[11]《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62节。

[12][13]《俄罗斯尼布楚城长官嘎嘎林为已正法越界捕猎者一事致内大臣索额图之满译俄文书》（康熙三十三年九月），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14]《尼布楚城长官穆新·普什金致大学士、尚书、侍郎之呈文》（一七〇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15]《俄罗斯察罕汗西伯利亚省总督玛特维·嘎嘎林呈送之拉丁文书》（一七一一年五月一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16]《俄罗斯察罕汗所派使臣列福·伊兹玛依洛夫致大臣等之俄罗斯文书》（一七二〇年六月一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17]参见别斯克罗夫内、齐赫文斯基、赫沃斯托夫：《论俄中边界形成史》，载苏联《国际生活》，一九七二年第6期；米亚斯尼科夫：《满人入侵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和一六八九年的尼布楚条约》，见《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前言；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第三节。

[18]《索额图为报会同俄使议定界约事致理藩院咨文》（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六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19]参见《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27页。

[20]两幅地图见于《俄国·蒙古·中国》及《十七世纪俄中关系》两书内。

[21]齐召南：《水道提纲·黑龙江水道编》。

[22]参见《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462页。

[23]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271页。

[24]齐召南：《水道提纲·黑龙江水道编》。

[25]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第19页。

[26]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第196页。

[27]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278页。

九、《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清政府对东北边境地区的管辖

1．管理机构的设置和防卫力量的加强

十七世纪中叶俄国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清政府正集中全力于关内，进行统一中国的战争，在广大的东北地区，只留下少数兵力镇守。以后，在抗击沙俄侵略者的过程中，由于斗争的需要，陆续加强东北地区的机构。一六五三年（顺治十年）增设宁古塔昂邦章京，一六六二年（康熙元年）改盛京昂邦章京为镇守辽东等处将军（以后改称奉天将军、盛京将军），改宁古塔昂邦章京为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为了指挥作战和进行管理的方便，于瑷珲设置了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并在墨尔根和齐齐哈尔设兵驻防，以保证驿路和交通的畅通。这些布置对于抗俄斗争的顺利开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对于管理、守卫辽阔的东北边境地区却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巩固东北边防，防止沙俄的再次入侵，必要的管理机构的建立和增强防卫力量，是《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清政府必须解决的问题。

雅克萨战争期间，康熙总结过去明安达理、沙尔虎达、巴海等在抗俄斗争中长途行军、粮饷不继、功败垂成的教训，决定“驻兵永戍”，以逸待劳。在黑龙江方面，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开始修筑黑龙江城（瑷珲城，起初在黑龙江东岸，后移西岸），一六八六年（康熙二十五年）修筑墨尔根城，一六九一年（康熙三十年）修筑齐齐哈尔城，同年于齐齐哈尔北嫩江西岸宜卧齐地方设置布特哈（打牲）总管衙门，专辖打牲官兵。[1]一七三二年（雍正十年）于海拉尔设呼伦贝尔统领（后改副都统衔总管），负责对额尔古纳河边境地区的防卫，同年于松花江北盛产粮食的呼兰设兵驻防。至此完成了黑龙江六城的设置。

在吉林方面，一六九二年增设白都讷副都统。白都讷位于松花江和嫩江汇流处南岸，控制着松花江和嫩江的航运，又是黑龙江驿站和吉林驿站、蒙古驿站的接合点，地位极为重要，可以说是黑龙江的重要后方交通要道，对于黑龙江的建城设防的布局是必不可少的。宁古塔地区，自一六七六年宁古塔将军移驻吉林（一七五九年以后改称吉林将军）之后，宁古塔只留副都统镇守，而其辖区东北至黑龙江江口以北的鄂霍次克海（包括库页岛），东南至日本海，防卫这样纵横数千里的地区，仅有宁古塔一处显然是力不胜任的。一七一四年（康熙五十三年）在宁古塔东北牡丹江与松花江汇流处设三姓协领，次年建三姓城[2]，又于宁古塔东南珲春河东岸设立珲春协领（当年就原有古城重修），分别设兵驻防。一七三二年三姓改置副都统，增加驻军人数，成为控制东北边境地区的重镇。

从一六八四年至一七三二年，在黑龙江和吉林两省新建驻防十城（除上述九城外，还有雍正三年设置的阿勒楚喀城），从何处征调所需的大量驻军，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一六四四年清兵入关时，绝大部分八旗兵都入关作战，在统一了全中国以后，八旗兵除留相当数量兵力拱卫京师（称为“禁旅八旗”）外，其他则派驻全国各重要处所（称为“驻防八旗”），实际上很难从关内抽调旗兵镇守。至于号称六十余万的绿营，向被视为二流角色，清政府根本不会抽调他们驻防被清朝统治者视为“发祥重地”的东北。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采取了一个重要的决定，那就是继续把东北边境各少数民族编入八旗，充当防兵。

东北各少数民族，从种族、语言到生活习惯，同满洲有许多共同点，历史上有密切的联系，本属满洲的近支。清统治者向来把他们当作自己人。[3]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谈到，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即已不断对各族进行编旗，清兵入关以后，为了充实驻防兵力，安定地方，巩固后方，以利于在关内进行的统一战争，继续采取将当地少数民族编入八旗的政策，对于扩编旗兵有功者给予奖励[4]，而对于率领乡人族人入旗的各族头人，则给予各种世职的鼓励[5]。在黑龙江编旗以前，编旗的新满洲（入关以后编旗的称为“新满洲”）主要是宁古塔以东乌苏里江左右的赫哲人和珲春河以东至海的库雅拉人，一六七一年，吉林一次即编设库雅拉十二佐领[6]，宁古塔一次即编设四十佐领[7]，在此前后编旗的还有不少。

黑龙江的驻军，最初由宁古塔将军所属的吉林、宁古塔两处抽调，《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年，即一六九〇年，决定从两处抽调二十五佐领，其中从吉林抽调二十一佐领，从宁古塔移去四佐领。[8]举家迁徙，由于道路遥远，交通不便，在财政、运输、粮食等方面，都有不好解决的问题，所以到了次年七月，康熙就指示：“黑龙江、松花江接壤之地，彼处附近所居扳奇勒诸姓中，原有可披甲之人，应酌量令其披甲驻防，遣满洲八十人往彼教训之。齐七喀尔（齐齐哈尔）地方，以索伦、达呼里之众，酌量令其披甲驻防，遣满洲二百人往彼教训之。伊等居址附近，亦心乐披甲，如此则无远徙之苦，亦不致需用糗粮矣。”[9]当年即将达斡尔族十六佐领兵九百六十名编入齐齐哈尔八旗，鄂温克、达斡尔八佐领兵四百八十名编入驻防瑷珲八旗，又将鄂温克、达斡尔十五佐领兵九百名编入墨尔根八旗。布特哈总管所属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族陆续编为一百零八佐领，兵丁一千六百二十一名。以后又陆续征调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以及蒙古族的新旧巴尔虎、厄鲁特等部壮丁编入八旗，披甲驻防，如一六九四年陈巴尔虎四佐领兵二百四十名编入齐齐哈尔八旗；一七三二年设呼伦贝尔统领时即从布特哈总管处抽调五十佐领兵三千名充当防兵，同年增编厄鲁特二佐领；一七三四年又将新巴尔虎四十佐领兵二千四百名编入呼伦贝尔八旗。统计五城驻防旗兵，到乾隆元年以前，从吉林、宁古塔调往者不过满洲三十二佐领，汉军八佐领，而当地少数民族编旗的则达二百零六佐领。从士兵人数来说，满洲兵只有一千九百二十名，汉军四百名（主要是水师营和火器营），而各少数民族编成的旗兵则达到九千六百名。[10]

黑龙江新设诸城的驻防兵既能顺利地就地征集，吉林新设之城防兵就更有条件在当地编旗驻防。一七一四年，珲春、三姓同时设定驻防，清朝政府决定“即以捕獭之库尔喀兵一百五十名充珲春额兵”[11]，编为三个佐领，这些人原来是在海参崴、黄岛一带捕打海獭的渔民[12]。至于三姓城，“即以捕貂之新满洲二百人充当三姓额兵”[13]，编为四个佐领，全部是三姓城及其下游松花江沿岸的赫哲族人[14]，编旗时共有壮丁一千四百九十二名[15]。一七三二年，三姓改设副都统，扩编驻防旗兵，从附近居住的赫哲族中增编了六个佐领，又将乌苏里江以东霍尔河等地的八姓赫哲旗人编为十个佐领，使三姓城的驻防一下子增加到二十佐领，兵力达二千八百人。在此次编旗中立功的赫哲族人阿玛奇喀，受到清政府的嘉奖。[16]

清政府把东北当地各族人民就地编旗当兵，不仅节约了财政开支，减少了各种困难，加强了防卫力量，而且从长远来看，汉、满以及其他各族人民长期共处，对于加强各族人民之间的密切联系，促进东北各族人民的经济和文化向前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

随着黑龙江和吉林的建城驻兵，建立可靠的后勤运输以保证粮食和军事物资的供应，建立文报的传递以保证指挥系统的正常运转，就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

黑龙江建城驻兵之初，一切粮食和军事物资全部依靠后方供应，为了向黑龙江运送所需物资（主要是粮食），充分利用松花江这条航运线，清政府建造了运输船二百八十艘，其中用于辽河的一百艘，用于伊通河的一百艘[17]，用于松花江至黑龙江的八十艘。沿途分段运输，水陆并用，建成了一条数千里长的运输线。在雅克萨战争及其后一段时间，还动员了蒙古各部生产的粮食以供军需。从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至二十八年，几千军队在前方驻防和作战，没有粮食匮缺的问题，证明当时运输的组织还是有效率的。但是，这种几千里的长途运输，不仅劳力费时，而且不能不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例如前往瑷珲的船运，从伊通河口沿松花江顺流而下，航行还较顺利，到达黑河口以后，即变成逆流而上，需要人力拉纤前进，从黑河口到瑷珲一千里路程，即需一个月时间。东北地区气候寒冷，冰冻期长，黑龙江的通航期只有五个月时间，去瑷珲的运船，每年只能往返一次。很明显，不就地解决粮食问题，一旦发生问题，就很难保证运输供应。有鉴于此，清政府决定就地生产粮食，解决军队的给养。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年），盛京派出的官兵在黑龙江城附近即开垦土地一千五百余垧[18]，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年），瑷珲、墨尔根等地，由户部、理藩院督导索伦、达斡尔官兵种地一千六百六十垧。以后又陆续设立“官庄”，各城旗丁均分给土地耕种（即不纳赋税的“旗地”），这样最后解决了粮食问题。乾隆元年，齐齐哈尔、墨尔根、瑷珲三处有官庄六十一处，规定每一庄丁每年上交粮食三十石，共约一万八千石；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〇年），官庄数达一百三十六处，庄丁每年上交二十五石，比以前减少五石，而总上交量却达到三万四千石。至于旗地，黑龙江五城（呼伦贝尔除外）则达到十七万二千七百一十九垧。[19]其中特别是呼兰，在黑龙江六城中，人口最少，而生产的粮食则最多，成为黑龙江的粮仓（所以呼兰也成了黑龙江酿酒业的中心）。经过各族人民几十年的努力，黑龙江驻军的粮食问题完全解决，远途运粮也就成为过去。

松花江、黑龙江、嫩江是沟通黑龙江省和内地的通道，为了维护水路的畅通，执行巡逻和作战任务，清政府还设置黑龙江水师营，统辖瑷珲、墨尔根、齐齐哈尔三城大小战船、三板船一百二十艘。这些战船除了用于各城和各哨所的巡逻、联络之外，瑷珲城的战船还用于每年的巡边。

黑龙江虽有几条可以通航的大江，但只能用于物资的运输，对于需要迅速传递的文报，却因为航道迂回、速度太慢而无法利用，因此必须另建驿站。在雅克萨战争期间，清政府抽调蒙古和索伦、达斡尔等各族人民建成从雅克萨至墨尔根的临时驿站以通文报，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年）和二十四年，清政府两次派人丈量从瑷珲至吉林的路程里数，二十四年决定建立从瑷珲通吉林的驿站，驿站的路线是从瑷珲西南翻越小兴安岭至墨尔根，由墨尔根沿嫩江通过齐齐哈尔直达松花江北岸的茂兴，共设十九站（雍正五年，即一七二七年，在茂兴之北又加设乌兰诺尔一站），在茂兴过江即接上吉林的驿站，文报可直达北京。紧急军情，则到达茂兴后转向西南由蒙古驿马飞驰入喜峰口送达北京。雍正十年（一七三二年），因为呼伦贝尔和呼兰同时设防，又增设西北和东南两路驿站。东南路自乌兰诺尔站至呼兰设七站，西北路则自齐齐哈尔至呼伦贝尔总管驻地海拉尔共设十八站。黑龙江六城全部用驿路联系起来。吉林方面也先后设置了宁古塔至三姓、三姓至阿勒楚喀的驿站，还建立了自宁古塔至珲春的交通路线。

驿站的站丁，政府都拨给土地耕种（称为“站地”），每个驿站慢慢自成村落，驿路也就成为商旅往来的交通大道。驿站为商旅提供食宿和运输的方便，促进了商业和交通的发展。许多驿站本身也逐渐发展为重要的商业和交通要地，例如松花江北的茂兴站，到了清代中叶以后，就发展成为有一千多户人家的大集镇。

2．对边界和边境地区的管理

《尼布楚条约》内规定：“此约将以华、俄、拉丁诸文刊之于石，而置于两国边界，以作永久界碑。”订约以后，清政府一面派人分路视察新定的边界，一面着手准备树立界碑。一六九〇年春，都统郎谈和副都统诏三从墨尔根城出发，翻越大兴安岭，至额尔古纳河河口巡视，并在河口附近的石壁上镌刻了文字[20]；与此同时，工部给黑龙江将军送去咨文，委托巡视新定边界的官兵在额尔古纳与格尔必齐两河口附近，寻找符合一定尺寸的石块，以备镌文树碑[21]。

但这时候，准噶尔部噶尔丹叛军在打败了喀尔喀蒙古的军队以后，进抵呼伦贝尔以北的额尔古纳河上，离拟定立碑的地方不远，立碑之事受到妨碍，所以清政府在边界河流上树立界碑的时间推迟到一六九二年后。一六九二年初，索额图、郎谈、班达尔善等曾将推迟在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树立界碑之事，行文通知了俄国尼布楚当局。[22]

此后，清政府究竟什么时候在额尔古纳和格尔必齐两河口树立界碑，虽未见记载，但关于这两块界碑，中外图籍中的记录很多，如《大清一统志》、《盛京通志》、清朝《内府舆图》都载明了分界石碑的位置。拉文斯坦在《俄国人在黑龙江上》一书中也记载了中国巡边人员每年巡视界碑的情况。他说：“这一远至乌斯特—斯特雷尔卡的行程大约要四十天（按：指中国巡边人员从瑷珲乘船至额尔古纳河口）。两艘船留在对面河岸中国地界竖立界标的地方（按：指额尔古纳河口之界碑）。其余船只则继续沿着石勒喀河航行直到格尔必齐河。他们在这里与俄国驻军长官交换礼品，租赁马匹，骑到竖立在江口以上二十英里处的界标那里去（按：指格尔必齐河口之界碑）。”[23]

为了防止沙俄方面的越境和骚扰，清政府在黑龙江流域和额尔古纳河东岸，设有许多哨所（卡伦），执行着巡逻和警戒的任务。其中有不少卡伦在今苏联境内。

在呼玛河和黑龙江汇流处的河口岛屿上设有呼玛卡伦。据十九世纪中叶俄国方面记载，“岛屿上展延着一片草地，草地上有三架圆锥形窝棚和一栋茅舍，全都覆盖着苇秸。窝棚和茅舍里住着满洲官员和一支不大的部队。这支部队驻守在呼玛卡伦，封河以前一直在这里驻扎，一俟河面结冰，这支部队就开赴瑷珲过冬”[24]。

在呼玛卡伦以下，有乌鲁苏木丹卡伦（据《盛京通志》的解释，乌鲁苏是蒙古语芦苇之意，木丹是满语河湾之意），位于瑷珲西北约三百里。黑龙江流到这里，盘曲回绕，河道形成弓字形。北岸的乌鲁苏城，原是索伦人的故居。康熙年间就在这里设卡伦，“驻防官一员，领兵十七名，每月一更”[25]。这个卡伦一直存在到十九世纪中叶以前，一八五九年被沙俄用武力强行拆毁。[26]据当时俄国方面的记载：这个卡伦有三栋住房，附近有一座庙宇，“这个卫戍部队的驻地也是各边防卡伦的集结地，各该卡伦通常于五月中旬在此地集结，然后由此溯航阿穆尔河，前往格尔必齐河。乌鲁苏木丹卡伦的任务是捕捉罪犯，特别是在以前，这些人经常从涅尔琴斯克（尼布楚）各矿场逃来；其次是监视居住此地的满人和达斡尔人的活动；最后是验看过往商人的护照”[27]。一八五七年，美国人柯林斯在沙俄军官陪同下闯入我国黑龙江时，曾受到这个卡伦官兵的拦阻。

在松花江口有黑河口卡伦，因该处江面宽阔，岛屿港汊甚多，故黑龙江南北两岸，各设一卡。乾隆元年修《盛京通志》卷一六载，“黑龙江口（原注：二处）卡伦”，“每处领催一名，兵五名”，此处卡伦又名“将军屯”。

在牛满河北的丛山中有一处布特哈检貂卡伦，是为了稽查来这里打貂的猎户而设的。或称“间设卡伦”，“每年三月派兵往驻，河冻撤回”，设“官一员，领催一员，兵九名”[28]。

在黑龙江以北除上述四个卡伦以外，可查知名称的还有伊玛河口卡伦、精奇里卡伦[29]以及图勒密卡伦（在乌苏里江口）。[30]所有这些卡伦分布在黑龙江沿江将近二千里内，属瑷珲副都统、三姓副都统及布特哈总管管辖。

在黑龙江西部的呼伦贝尔方面，沿边界河额尔古纳河东岸，雍正五年建立卡伦十二处，自与蒙古交界之察罕敖拉起至珠尔特依，每卡设官一员，兵三十名，逐日巡阅，“遇有越境俄罗斯及偷盗牲畜者，归总管呈报办理”[31]。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年），经黑龙江将军建议，从珠尔特依北至默里勒肯河口，增设卡伦二处。[32]

至于吉林方面，三姓、宁古塔、珲春等处也均先后设立卡伦。珲春的十五卡，在今苏联境内的有三处，即蒙古街卡伦、珠伦河卡伦以及图拉穆卡伦。[33]

清政府在沙俄可能入侵的通道（黑龙江两岸及额尔古纳河东岸）设置卡伦，起到了警卫边境的作用。东北边境线绵亘几千里，在当时的情况下，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沿线遍设卡伦，但为了安全起见，在《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不久，清政府即决定定期派出官兵进行“巡边”。每年六月齐齐哈尔、墨尔根、瑷珲三城各派出协领一员，率领官兵百名巡查边界河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齐齐哈尔派出人员，西渡嫩江越大兴安岭，沿海拉尔河前进到额尔古纳河，顺界河向东北方向巡查，进抵额尔古纳河中游的墨里勒克河；墨尔根派出人员，负责墨里勒克河口至额尔古纳河口的巡查；瑷珲派出人员，乘战船溯江而上，经雅克萨、额尔古纳河口进至格尔必齐河。[34]巡边人员“各书衔名月日于木牌，瘗山上，明年察边者取归以呈将军、副都统，又各瘗木牌以备后来考验，此为定例”[35]。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年），清政府曾将巡查边界的决定由理藩院通知俄方西伯利亚总督嘎嘎林：“再，黑龙江将军宗室杨福奏称：由厄鲁特路之墨里勒克河至呼伦口（按：即呼伦池），拟派齐齐哈尔官兵巡查，由墨里勒克河至额尔古纳河口，拟派墨尔根官兵巡查等情，奏报我圣主后，准其巡查。我黑龙江将军派其所辖官兵巡查地方之处，除告知你前来之俄罗斯商务委员外，特此咨文告知你俄罗斯总督嘎嘎林。”[36]巡边人员的努力和警惕，在一段时间内，确曾起到维护边境安全的作用，他们发现了俄国方面越境捕貂、放牧、砍伐树木等违约事件多起，通过交涉，俄方不得不按照条约规定对于非法越境的俄方人员执行惩处。

关于这一长期相沿的制度，外国方面也有所记述，如缪勒和帕拉斯的《西伯利亚的征服和早期中俄交往、战争及商业史》，以及稍后的拉文斯坦的《俄国人在黑龙江上》等书，均有大体相同的记载。

对外兴安岭边界地区的巡逻，分别由布特哈总管和黑龙江副都统负责。外兴安岭以南、精奇里江上游和牛满河上游山林地区，均系布特哈辖下各族人民（主要是鄂伦春族）狩猎之地，每年秋后，他们即前往捕打貂鼠以及其他皮毛畜，所以这一带的边境地区的巡逻任务就归布特哈总管负责。屠寄的《黑龙江舆图说》中对此有所说明：“黑龙江本极边防戍之地……大抵有分兵无分土，而布特哈专辖牲丁，其牲丁所至之地，皆布特哈总管巡查之地，故外兴安岭鄂博，向归布特哈巡查。”布特哈总管于每年捕貂季节，派出章京、骁骑校等官兵前往精奇里江和牛满河、西林穆丹河上游各地巡查，每三年一次派出副总管率佐领、骁骑校等官兵前至该三河上游河源外兴安岭巡查，并设立鄂博。至于外兴安岭的西段格尔必齐河河源等处，则由黑龙江副都统负责，每三年一次派员巡查，也设立鄂博。同巡查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边界一样，巡查人员也书写衔名月日于木牌上，妥放于鄂博近处，以备查考。一七六五年，清政府根据黑龙江将军爱僧阿的建议，重申巡查外兴安岭边境的规定：“（布特哈总管）每年派章京、骁骑校、兵丁，六月由水路与捕貂人同至托克、英肯两河口及鄂勒希、西里木第两河间遍查，汇报总管，转报将军。三年派副总管、佐领、骁骑校，于冰解后由水路至河源兴堪山（按：即外兴安岭）巡查一次，同时呈报。其黑龙江官兵每年巡查格尔必齐河口照此，三年亦至河源兴堪山巡查一次，年终报部。”[37]

对外兴安岭边境地区的定期巡逻，一直是执行着的，十九世纪沙俄侵略分子米甸多夫偷越国境在中国外兴安岭以南进行特务活动时，发现中国巡边人员设立的鄂博多处。[38]

在吉林方面，三姓副都统每年都要派出官兵巡逻黑龙江下游，直至黑龙江口附近，有时更进至库页岛。日本人间宫林藏于十九世纪初从库页岛渡过海峡进入黑龙江下游，对于中国官员每年在黑龙江下游执行任务的情况，有详细的记载。[39]一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罗马天主教传教士也有如下的报告：“一支拥有十二到十五只船的小舰队，由上面提到的那位官员率领，被派到这条河（按：指黑龙江）的下游去，此外由他的副手带领的几队武装随从，每年都要派到谬钦（按：即敦敦河）去防止高级地方官吏卖放走私船。”[40]对于乌苏里江以东和绥芬河等地区，也进行定期的巡逻。在外国侵略者从海上进行侵略的危险还不明显的时候，这种巡逻主要是为了防止未经许可进入该地私采人参的行为。[41]有时也进行长途巡查和搜索，如一八一一年（嘉庆十六年）就曾派出两支部队，一路沿尼满河，一路出珲春长岭子进行巡逻搜索，直至海参崴以东的苏昌。[42]

由于当时的具体情况不同，黑龙江、吉林两省在卡伦的设置、巡边制度的实行等方面略有差异，但总体来说，《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清政府对于条约所规定的边界线以及黑龙江下游、乌苏里江以东广大边境地区，始终进行着有效的巡逻和管理。

3．对东北边境各族的管辖

东北边境各少数民族，在黑龙江省境内的有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族，清代通常概称之为索伦。在吉林境内黑龙江中下游直至库页岛，有赫哲、费雅喀、奇勒尔、库页和鄂伦春等族，乌苏里江以东至海则居住着赫哲和奇雅喀喇等族，在锡赫特山南部各河流域至海，是库雅拉人的住地。这些少数民族，早在清朝入关以前即都臣属于清，有的还被编入八旗，跟随清兵入关。

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族，原来居住于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直至石勒喀河上游的广大地区。他们除了渔猎之外，在精奇里江沿岸居住的达斡尔族，还从事农业和畜牧业。沙俄侵略者侵入黑龙江时，索伦等族人民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抗斗争，用原始的武器抗击沙俄侵略者的火枪和大炮，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以后，因为斗争的需要，大部分人撤离原来居住的故乡，迁到伊勒呼里山以北各流域以及嫩江上游支流诺敏河、甘河、阿伦河、雅鲁河、讷河等处。直到今天，鄂温克族中还流传着当年南撤时许多人淹死在黑龙江的悲壮故事。[43]各族人民世代经营的产业，惨遭沙俄侵略者的破坏，许多村屯被夷为平地，精奇里江一带原来繁荣的农业和畜牧业成为一片荒芜。

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的民族。在《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又有一部分人回到原来居住的江北沿岸及精奇里江一带，在被沙俄侵略者破坏的满目疮痍的故土上重建家园。[44]以后有不少满洲人和被流放到黑龙江的汉族人到江北定居下来，同达斡尔族人一起，在艰苦的条件下从事农业和狩猎业以及其他生产劳动。为了沟通黑龙江两岸的交通，便利各族人民的来往，一七四九年，清政府特在瑷珲城东和对岸精奇里江口以南之间这个传统渡口地方，设立渡船两只，归黑龙江水师营管理。[45]一百年以后，这里就发展成为著名的“江东六十四屯”，人口达到一万多人，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又成为良田沃壤比比皆是的富庶之区。此外，外兴安岭以南的广大山林，始终是黑龙江各族人民特别是鄂伦春人的狩猎地。每年的狩猎季节，他们成群结伴前往猎取珍贵毛皮兽，以为贡纳和交换之需，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一八五八年。

清太宗崇德年间，即开始对黑龙江各族人民进行编“佐”，以后由于抗俄斗争的需要，编“佐”以更快的速度进行，至一六八一年（康熙二十年）陆续被编成“佐”。[46]黑龙江设城驻兵时，一部分编入八旗驻防黑龙江、墨尔根、齐齐哈尔等处，其余统归布特哈总管管辖。据嘉庆年间的统计：“达斡尔三旗三十九佐领，索伦五旗四十七佐领……又鄂伦春马军（按：即他书记载之‘摩凌阿鄂伦春’）六佐领，步军（按：即他书记载的‘雅法罕鄂伦春’）三佐领，又毕拉尔（也属鄂伦春族）二佐领。每佐领设佐领一人，骁骑校一人。”[47]

布特哈所属三族人民，凡成丁每人每年交貂皮一张。所谓成丁，只要身体高度达到五尺，即须负担纳貂义务。[48]这种确定是否负担纳貂的身高测量，每五年进行一次。各族人民所交的貂皮，按照貂皮的质量分别等级，清政府分别赏给银子，例如一等赏银四两，二等赏银三两半，三等赏银三两。[49]因为成丁人数不断变动，故应纳貂皮也无定数。康熙三十年（一六九一年）成立布特哈总管衙门时，布特哈有打牲官兵不足二千，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〇年）这一年捕貂丁役为四千六百五十六。而嘉庆朝修《钦定大清会典》卷七三则云：“貂皮，每年黑龙江额交五千余张。”

清政府对黑龙江边境各族的管理，主要着重于军事编组和政治的管辖，至于经济方面除成丁交纳貂皮之外别无其他负担，而且回赏的银子，一般都超过貂皮本身的价格。清政府要他们纳貂，固然是因为宫廷里穿用和赏赐的需要，但更重要的还是政治上的，那就是通过一年一度的贡貂，明确他们是清朝的臣民，有随土而贡的义务。

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族人民，当他们还大部分住于黑龙江以北的时候，即与内地有了经济交往，每年都有内地商人带着丝织品和铁制工具前往交换皮毛。[50]达斡尔族从事农业生产，农作物的品种大部分是内地经由蒙古而传到那里的[51]，他们大部分迁到江南以后，经济来往就更为频繁。各族人民居住的地区，江河里出产大量的鱼类（如黑龙江的鲟鳇鱼、大马哈鱼），山林里有大量的野果和各种皮毛兽，当时有“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在饭锅里”的说法[52]，形容其自然资源之丰富。勤劳勇敢、精于骑射的各族人民，每年都能捕获大量的皮毛兽，他们用皮毛和内地商人交换生产用具、生活用品，这种交换产品的最大市集是一年一度在齐齐哈尔郊外举行的“楚勒罕”。

“楚勒罕”有很长的历史。从康熙年间开始，“旧制布特哈所属达呼里、索伦、毕喇尔、摩凌阿俄伦春、雅发罕俄伦春官兵，岁五月于齐齐哈尔幕府输贡貂。贡有定额，不中选者得市易，号曰楚勒罕，译言盟会也。楚勒罕地在城西四十里因沁屯……乾隆六十年移楚勒罕于城中，布特哈则卓帐城北”[53]。在“楚勒罕”期间，各族人民除了向黑龙江将军交纳貂皮外（每丁一张，余下貂皮经将军、副都统验阅，打上钤记，可以在市场上出售），主要是进行商品交换。经过了繁忙艰苦的狩猎季节，黑龙江两岸各族人民很多是全家赴会，大兴安岭以西呼伦贝尔草原上的牧民们也赶着牛马前来赴会，嫩江上游的木材也顺流而下于此出售。瑷珲、墨尔根、齐齐哈尔各城的商人都在会上搭帐买卖，吉林等地的商人则用船装运交换货物，由松花江折上嫩江，直达会场。真是“皮货山积，牛马蔽野”[54]，“皮张山积，商贾趋之若鹜”[55]。“楚勒罕”会期约一个月，在这期间，各族人民以出售产品（主要是皮张、鹿茸、鹿筋、鳇鱼骨、药材、牛马、木材等）所得换取一年里所需的生产用具和生活用品，“楚勒罕”对于黑龙江各族人民的经济生活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尽管中间产生过一些弊病，如官吏们的低价勒买、各族人民的一些额外劳役和负担等，但始终一年一度地进行下去。乾隆六十年，发生了达斡尔族骁骑校奇三控告黑龙江将军等贪污勒索一案，清政府派员调查，在报告中提到“至打牲人等每年交貂会盟（按：即指‘楚勒罕’），俱将伊等妻子带来，且客商云集，伊等一年所用之物，全赖此次置买，应请照旧办理”[56]。

除了一年一度的“楚勒罕”之外，黑龙江南北两岸也有一些交换货物的地点，如南岸的呼玛河口、北岸的海兰泡，海兰泡后来还发展为颇具规模的集镇。

黑龙江境内通过各种形式的货物交换，各族人民逐渐使用内地先进的各种生产工具和铁制工具，以代替较原始的生产工具，各种必需的日用品也大量进入各族居住地区，这对于各族人民的经济发展，对于加强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联系，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清政府对吉林所属各族人民的管辖状况，由于历史和环境的差别（黑龙江方面采取那样的治理方式，同当时抗俄斗争的需要有密切关系），采取了同黑龙江稍为不同的方式。除了上述对部分赫哲人和库雅拉人采取直接编旗之外，对其余没有编旗的各族人民，一般采用原有的地域组织和氏族组织，“设乡长、姓长以治之”[57]，也就是《东华录》所载的，“每姓请立头目一人以为约束”[58]。“辖以三姓副都统，统以吉林将军。”[59]据《大清会典》的记载，“三姓所属赫哲、费雅喀、（奇）勒尔、库叶、鄂伦春、恰克拉五十六姓，二千三百九十八户”[60]。据日人间宫林藏的记载，库页岛南北的姓长（喀喇达）和乡长（噶珊达）“均由满洲官吏任命”，“林藏所到东鞑地方，有费雅喀、山旦、赫哲、基门阿以诺等夷人，大抵各部落均设喀喇达、噶珊达指挥当地夷人”[61]。间宫所说的“东鞑”，指黑龙江下游台伦（德楞）乡以下至海口之地。这些乡长和姓长都是世袭职务，是从他们的祖先那里承袭来的。

乡长和姓长是基层行政单位的负责人，他们负有督促所属按时纳贡、供应官差[62]、维持治安、执行清政府法令等责任，他们也有权在政府规定的范围内对所属执行惩处[63]。三姓副都统通过派出官员或书面命令，指挥乡长和姓长，对黑龙江下游至库页岛以及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

对于各族头人，清初曾实行联姻的办法（以宗室女儿或大臣女儿下嫁各族头人），以加强同黑龙江下游和库页岛的赫哲、费雅喀等族的政治联系。康熙年间，政治联姻仍在实行，杨宾的《柳边纪略》有“其头目皆尚少主”的记载，而其《宁古塔杂诗》第十九首还有“少主和亲惯，乘舆出塞门”的诗句，一直到乾嘉时代还有赫哲、费雅喀等族来北京和吉林娶妇的记载。[64]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年），三姓副都统根据中央政府的指示，特行文黑龙江下游和库页岛等处各族乡长、姓长，通知改变每年来京娶妇的时间。有一些首领的子弟，还被选到北京充当皇帝的侍卫。也有一些人迁居北京，入旗当差，成为满洲八旗的成员。

吉林所属各族人民，同黑龙江各族人民一样，有向清政府交纳貂皮的义务，按照规定，每人每年缴纳貂皮一张（也有记载为每户一张的，因为是每户出一丁纳貂，故两种说法并不矛盾），清代吉林各族每年交纳貂皮二千余张。[65]清朝初年，各族交纳的貂皮由他们派人送至京师；对于进京纳貂的各族代表，清政府给予使用驿车的权利，并派兵护送，照顾颇为周到。[66]各族人民交纳貂皮的同时，也在北京出售皮张，购买必需品。康熙以后，宁古塔设立将军，政府以其路途遥远，各族应纳貂皮改至宁古塔交纳。三姓后来成为东北重镇，大约在乾隆中叶交貂又移至三姓。为了使库页岛及黑龙江下游沿海各族交纳更方便，清政府又在黑龙江下游奇集湖附近的普禄乡设立收税点，届时由三姓派官员前往收纳并颁发回赏之物[67]，还在乌苏里江东岸尼满河设立收税点，隔年一次派出官员前往办理奇雅喀喇人的纳貂和颁发赏物事宜[68]。上述两处收税点，由于各种原因，曾经几次变迁。两处派出的官员是清政府的代表，除了征收貂皮之外，还调解纠纷，执行法律，负担了巡回法庭的事务。此外，他们或者自己随船携带商品，或带同汉满商人的商船一起前往，与各族人民进行交换，所以，每次清政府收税官员的到来，也就成了各族人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他们所到之处既是交税的场所，又是临时法庭，更是熙熙攘攘的市集。以德楞乡来说，每次都聚集了五六百人，规模虽不如黑龙江的“楚勒罕”，但却颇有点节日的气氛。对此，间宫林藏在《东鞑纪行》中有具体而生动的叙述。

清政府对于吉林边境各族，也如同对黑龙江边境各族一样，征收贡税，政治上的意义大于经济上的意义。从康熙至咸丰近二百年，吉林各族所贡貂皮在数量上始终没有增加，而每年交貂之时，清政府除了照例款待之外，还回赏了大量绸缎、布匹以及其他物品。据道光年间的记载，仅布匹一项，即达一万九千多匹。“三姓所属之赫哲、库叶、费雅喀等，每年贡纳貂皮，例赏毛青三梭布一万九千三百八十九匹，向由户部给领颁发”，那一年（道光七年，一八二七年）因为户部库存中无此项布匹，临时用了九千七百七十四两银子采买苏布三万五千五百四十三丈，“折抵毛青梭布应给之数”[69]。布匹产自内地，路途遥远，运输困难，价格昂贵，每匹可换貂皮一二张，对于黑龙江下游的少数民族来说，几乎成了奢侈品。清政府回赏之物仅布匹一项，其价格约为所交貂皮之十倍。清政府的目的主要是通过交貂，表明它是各族人民的统治者。世代相传的结果，逐渐形成一种习惯，各族人民明确他们是中国的臣民，有向清统治者交纳貂皮的义务，也有从政府那里领取赏物的权利。直到一八五四年沙俄侵略者大举侵入黑龙江以后，下游的各族人民仍然心怀祖国，履行他们的义务和希望享受他们的权利。一八五五年，沙俄侵略分子马克在黑龙江下游普禄以下不远处，遇到费雅喀人的一只船，“船中坐着几名来自阿穆尔河河口附近庙村的基立亚克人（按：即费雅喀人），他们前往雅扎必拉河河口，指望在那里见到满洲官员，向他们贡献方物”[70]。居住在乌苏里江以东的赫哲人和鄂伦春人，一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即强迫割让乌苏里江以东以后二十多年，仍然“全都不服从俄国政权，而服从中国政权”，“仍然每家每户逐年向满洲那颜缴纳两张貂皮的实物税”[71]。沙俄侵略者枉费苦心，用尽各种残酷手段，也无法切断各族人民同祖国的血肉联系。

长期的政治统治固然是各族人民和内地形成紧密联系的原因，长期的经济联系也是一条重要的纽带。

吉林所属各族人民，向以渔猎为生，他们居住的地方，各种资源十分丰富，乌苏里江口左右及其以东地区，除盛产著名的紫貂外，还出产珍贵的细皮毛，如貉皮、狐皮等，鹿茸是此地的特产。乌苏里江以东还是人参的著名产地（康熙中叶以后，吉林野山人参主要产自该处和绥芬河山林地区）。各族人民用各种皮毛和鹿茸（人参则几乎都是汉族人所采），同内地交换他们所必需的生产用品和生活用品。清政府规定，在交纳贡貂之后，可以自由进行贸易，各族人民每届纳貂之期，带着大量的皮张，乘小船沿黑龙江、松花江、牡丹江至宁古塔（后移三姓），进行交易。[72]康熙中叶，仅貂皮一项，每年至宁古塔出售的即达两万余张。[73]最初出售皮张并不纳税，以后规定每交易貂皮一张收税银三分，乾隆三十二年（一七六七年），三姓城共收“貂皮税银一百八十四两八钱”[74]，按每张三分计算，这一年纳税出售的貂皮也还有六千余张。他们在换取了所需用品以后，便乘小船顺江回驶。

但是，每年纳貂和交易季节，也正是他们繁忙的捕鱼季节，他们不可能全部丢下生产跑到三姓贸易，因此，每年开江以后，“凡三姓旗丁民人，年年来此（按：指赫哲人住地）贸易，谓之换黑金，利可数倍”[75]。而许多专门经营毛皮贸易的满汉商人则乘着装载货物的船只，沿松花江下至黑龙江，络绎不绝，驶至各族人民的夏季营地（因为捕鱼，故多沿江搭盖窝棚居住），以铁制工具、布匹、绸缎、粮食、烧酒以及其他日用品，换取他们所拥有的皮张和其他产品。这些商船，有的一直驶到库页岛。[76]

黑龙江下游德楞地方各族人民向清政府每年派出之官员贡貂

德楞地方贡貂期间之贸易

库页岛居民保存之清乾隆四十年三姓副都统颁发的文书

随着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内地生产的商品到达少数民族地区的便日益增多，价格必然下降，以铁锅为例，“康熙初，易一铁锅，必随锅大小，布貂于内，满乃已。今且以一貂易两锅矣”[77]。杨宾是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年）去宁古塔的，二十来年间，貂皮和铁锅的比价由十几、二十几比一变为一比二。铁器大量运往少数民族地区，对于生产的发展是有利的，扎枪的枪头、箭头、鱼叉均需要铁，而这些在火枪使用以前是渔猎生产的主要工具。

除了密切的经济交往之外，大量汉族人来到乌苏里江以东的地区，对于加强各族的联系和该地的经济发展也起了重大的作用。他们最初到乌苏里江以东，主要是挖人参，而且多是季节性的，以后有不少人逐渐定居下来，除采参狩猎外，还从事农业生产，种植粮食和蔬菜。当地的赫哲族和鄂伦春族人民，在他们的影响下，改变了过去的单一狩猎经济，有的也兼营农业。经过汉族和当地少数民族长期的努力，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农业生产到了十九世纪初期已经具有相当高的水平，沙俄侵略分子维纽科夫一八五八年闯入该地之后，曾有如下的记述：“从伏锦河源到它与三道沟合流处，凡七十五英里，沿河两岸有许许多多中国人从事农业生产，他们种植小米、大麦、小麦、燕麦、大麻、马铃薯、黄瓜、南瓜和各种蔬菜，产品完全足够他们自己和采人参者的需要。天朝人民以他们特有的勤劳从事这些田地的经营。”[78]

《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清政府对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管辖是大大加强了，各族人民在清政府统辖之下同内地的政治联系和经济联系也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代。马克在铁的事实面前，无可奈何地作了如下的叙述：“中国政府历来就管辖着阿穆尔河两岸，松花江一直是而且至今仍然是中国政府活动达到这里的通道。久远以来，满洲官员每年都从松花江来到阿穆尔河，沿河而下向边疆居民征收赋税，直至基立亚克人居住的地区。……满洲官员这种一年一度的巡行，不能不对松花江江口以下的阿穆尔河两岸地区发生作用。由于满洲官员的影响，居民的整个生活得到某种程度的发展，受满洲影响的痕迹，不仅见之于这里的风俗和服饰，而且见之于他们的语言，特别在临近乌苏里江和松花江一带，这种影响迄今造成的结果如此之大，以至在许多情况下很难把外来语言和固有语言区别开来。”[79]

今天，苏修叛徒集团及其御用文人，完全无视众所公认的事实（沙俄时代的许多人也承认这些事实），竟捏造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是“不受任何人管辖的土地”的谎言，为老沙皇侵占中国大片领土进行辩护，为新沙皇的领土扩张制造舆论。但是，任何谎言总是站不住脚的，它只能在世界人民面前，再一次暴露新沙皇扩张主义的丑恶嘴脸。

注释

[1]布特哈总管设置的时间，记载上略有不同，最早的是康熙二十三年，最晚的是康熙三十年。此从《盛京通志》。

[2]《依兰县志》载三姓建城在雍正十一年。此从《盛京通志》。

[3]何秋涛《朔方备乘》卷一：“凡此诸部（按：指赫哲、费雅喀、奇勒尔、库页、鄂伦春等），皆满洲所属，故会典不列于理藩院。”

[4]《吉林通志》卷五一：“康熙元年题准，自宁古塔出兵招新满洲一百户者准给头等军功，八十户者准给二等军功，六十户者准给三等军功，四十户者准给四等军功，二十户者准给五等军功。”

[5]《八旗通志》卷三七：“（康熙）十七年覆准，各姓新满洲累世输诚进贡，复自本土迁于宁古塔、乌喇地方，与旧满洲官兵一体效力者，分别率众迁移先后，给与世职。”

[6]参见《盛京通志》卷五二。据《吉林通志》卷六四和《珲春乡土志》，吉林、珲春新满洲，有原居住在图们江江口以东的岩杵（也有写作炎楚、颜楚、烟楚的）河、图拉木河的，也有原居住在海参崴以东的锡林河、雅兰河的，以上河流均在今苏联境内。

[7]阿桂等修《盛京通志》把宁古塔此次编设的四十佐领，误记为墨尔根地区的蒙古族，《黑龙江志稿》等书沿袭其误。此事其他书记载得很清楚，如《吉林通志》卷九二《巴海传》、卷八七《安珠瑚传》引王燕绪《安将军行状》，卷一〇四《萨布素传》引陈仪《萨布素传》，均记为宁古塔以东乌苏里江左右的赫哲人。上述材料记载，此次编旗的赫哲族人共二千余户，四千七百余丁，安置于宁古塔附近。又《清圣祖实录》卷五〇记载，一六七四年，“镇守宁古塔将军巴海，率松阿里吴喇（松花江）、诺罗河、吴苏路乌喇（乌苏里江）、木伦（穆棱河）居住之墨尔哲勒氏新满洲佐领四十员并佐领下人等入觐行礼，上命射，赐茶酒”，可为印证。

[8]《黑龙江志稿》记为五佐领，则移至黑龙江者当为二十六佐领。查《大清会典事例》《盛京通志》《吉林外纪》等书均作二十五佐领。

[9]《盛京通志》卷二。

[10]以上据《盛京通志》有关数字统计。

[11]《吉林通志》卷五十。库尔喀即库雅拉。

[12]关于此次编设之三佐领库雅拉，《珲春乡土志》有较详细的记载：“清康熙五十二年，罢库雅拉捕打海獭职务。原于珲春地方设库雅拉打牲丁一百二十名内拨放戛山达三名管理捕海獭（原注：又名海驴，产海参崴、黄岛一带）职务。康熙五十三年，珲春地方雅库拉部戛山达钮呼特哈喇（郎姓）巴克喜纳率本族二十六户兄弟子侄男丁七十人，戛山达泰楚喇哈喇（邰姓）莽柱率本族十五户兄弟子侄男丁五十人，又戛山达钮呼勒哈喇（郎姓）达巴库率领本族兄弟子侄（原注：户数人数原案已失）等，以历年捕获海驴皮朝贡有功，设珲春三旗，以巴克喜纳为厢黄旗世管佐领，莽柱为正白旗世管佐领，达巴库为正黄旗世管佐领。（原注：译郎、邰、郎三代满文旗谱。）”

[13]《吉林通志》卷五十。

[14]据《依兰县志》，三姓原名和屯噶珊，汉名古城屯，因赫哲族之葛依克勒、努雅勒、胡什哈里三姓人所居，因改名依兰哈喇（按：汉译为三姓）。康熙五十三年编旗时，除上述三姓外，又加上舒穆鲁氏，共编四佐领。

[15]参见《三姓志》。

[16]《依兰县志》载，阿玛奇喀“于雍正九年特旨派招抚霍尔（也写作和罗、霍洛、贺洛，即牡牛河，在今苏联境内）、佛阔（《大清一统志》卷三五有阿库里河，在尼满河以南，疑即此）八姓人丁归旗当差，着有勤劳，奉旨赏穿黄马褂，留京充一等侍卫”。

[17]据《盛京通志》卷三四和《柳边纪略》卷二，《盛京通志》卷一六作二百艘。

[18]参见《盛京通志》卷二四。垧也有写作日的，意为一人一天所能耕的地，当时一垧约相当于六亩。

[19]参见《盛京通志》卷三八。

[20]参见《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五三，《郎谈传》。其中说：“（康熙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厄里古纳（额尔古纳），立碑于河口石壁上，镌清、汉、鄂罗斯、蒙古、里的诺（拉丁）五样字毕而返。”按：此处所说，大概是郎谈在巡视新定边界时曾在石壁上刻字，但并没有正式立碑。《皇朝通志·金石略》中曾说：“御制与俄罗斯定约分界碑文，康熙二十九年国书、行书、俄罗斯、蒙古、捷提诺（拉丁）五种书额里古纳摩崖。”据此，则额尔古纳河口除正式界碑外，应尚有“摩崖”一处，当为郎谈所立。至于正式立碑的时间，在康熙三十一年（一六九二年）以后。

[21]参见《工部致黑龙江将军咨文》（康熙二十九年三月初五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其中说：“窃查翰林院所送额尔古纳河口、格尔必齐河口碑文式样，其满文、蒙文、汉文勒于碑阳，俄文、拉丁文则勒于碑阴。此碑碑额若放榫子，则需高八尺、宽三尺一寸、厚八寸之石二块。制榫子需高二尺二寸、宽三尺六寸、厚一尺三寸之石二块。若于此处制做，路途遥远，运输困难，故除咨行盛京、宁古塔、黑龙江将军等，查找何处有合该尺寸之碑石外，又托前往额尔古纳、格尔必齐两路查看新定边界之大臣等，于额尔古纳、格尔必齐一带，或此二处附近山上，查找有无合该尺寸之碑石。俟该大臣等咨报到日，另行议奏等因。”

[22]参见《索额图、郎谈、班达尔善致俄罗斯察罕汗尼布楚城长官费奥多尔·伊萨耶维奇文书》（康熙三十年十二月初一），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23]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上》，第70页。

[24]马克：《黑龙江旅行记》第二章。

[25]阿桂等修：《盛京通志》卷五二。

[26]参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四六。

[27]马克：《黑龙江旅行记》第二章。

[28]《盛京通志》卷一六。

[29]徐宗亮《黑龙江述略》中除提到乌鲁苏穆丹、纽勒们河（牛满河）、松花江口三处卡伦外，还有伊玛毕喇昂阿（伊玛河口）、精奇里河二处卡伦。他说：“咸丰八年，中俄分江为界，黑龙江城境如伊玛毕喇昂阿、精奇里河、乌鲁苏穆丹、纽勒们河、黑龙混同两江口五卡，归左岸俄境。……”

[30]参见马克：《黑龙江旅行记》第三章。

[31]《盛京通志》卷五二。关于额尔古纳河东十二卡，何秋涛《朔方备乘·北徼卡伦考》以为是黑龙江设立卡伦之始，这是错误的。黑龙江卡伦不始于雍正五年而始于康熙年间的黑龙江南北岸卡伦，《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四六载，咸丰九年（一八五九年）黑龙江将军特普钦给清朝政府的报告中谈及俄人武力拆毁乌鲁苏木丹卡伦时，即明言此卡伦设于康熙年间。

[32]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七四三。

[33]参见《珲春乡土志》。据《吉林通志》卷三一，珠伦河、图拉穆河、蒙古河（蒙古街）均在图们江口以东、海参崴以西，乃南流入海之河。

[34]参见方式济：《龙沙纪略》。

[35]西清：《黑龙江外纪》。

[36]《理藩院致俄罗斯察罕汗西伯利亚省总督玛特维·嘎嘎林书》（康熙五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37]《清高宗实录》卷七四三。

[38]参见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上》，第205～210页。

[39]参见间宫林藏：《东鞑纪行》。

[40]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上》，第104页。

[41]《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八四《户部·参务·关汛巡防》：“乌苏里等大山，须由水路前往，乘船分路，于所至之极处，将新牌悬挂，换回旧牌。二处副都统回到之日，将查明之处声明咨报将军衙门。”

[42]参见萨英额：《吉林外纪》。

[43]参见《鄂温克族简史简志合编》。

[44]《大清一统志》（乾隆朝）卷三六：“国初有索伦、打虎尔二部，居额尔古纳河及净溪里江之地，并归服于太宗文皇帝。继因罗刹筑城雅克萨，侵扰索伦、打虎尔，崇德四年移驻诺尼江……康熙二十二年设将军、副都统镇守……二十八年遣大臣于格尔必济河旁立石为界。于是索伦、打虎尔仍居旧地，咸安业焉。”《盛京通志》卷二三也有相同的记载。

[45]参见《盛京通志》卷三四，《津梁》。

[46]参见《关于布特哈地区过去历史的抄本》，见《鄂温克族简史简志合编》。

[47]《大清会典》卷五〇。

[48]英和《卜魁城赋》注：“布特哈户出一丁，以竿量身足五尺，岁纳一貂。”

[49]参见《清宣宗实录》卷三四。

[50]参见潘克拉托娃主编：《苏联通史》第一卷，第274页。

[51]参见《达斡尔族简史简志合编》。

[52]参见《黑龙江外纪》卷八。

[53]《黑龙江志稿》卷四九。

[54]方式济：《龙沙纪略》。

[55]《黑龙江述略》。

[56]《清高宗实录》卷一四八七。

[57]魏源：《圣武记》卷一。

[58]《东华录》（雍正朝）卷二二。

[59]《大清会典》卷三六。

[60]《大清会典》卷一七。

[61]间宫林藏：《东鞑纪行·附录》。

[62]《吉林通志》卷二七引《赫哲风土记》：“邻省官役有事过此，派其土人执役，谓之‘抓官’。”

[63]《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八六：“七姓赫哲人等在乌苏里口附近居住，恐有射利，各留偷参之人，接济粮米等弊，自当定其赏罚……如仍有容留等弊，将应给赏物裁汰，仍将容留之人交该乡长等责惩。”

[64]参见《大清会典事例》卷五六五；昭梿《啸亭杂录》卷四；等等。

[65]《吉林通志》记为二千三百九十八张，《三姓志》数字同，但不包括奇雅喀喇应纳之数。《吉林外记》为二千六百张。

[66]《大清会典事例》卷五八三：“原定赫哲、费雅喀等处进贡貂皮、江獭皮等物，据吉林将军勘给火牌及开原城守尉来文，沿途给车，移盛京将军护送。部给兵票，回日据兵部兵票、火票换给，沿途给车，移将军拨给兵护归。”

[67][68]参见《满洲源流考》卷八。

[69]《清宣宗实录》卷一一五。

[70]马克：《黑龙江旅行记》，第209页。

[71]纳达罗夫：《〈北乌苏里边区现状概要〉及其他》，第48页。

[72]参见吴振臣：《宁古塔纪略》。

[73]参见杨宾：《柳边纪略》卷三。

[74]《三姓志》。

[75]《赫哲风土记》，转引自《吉林通志》卷二七。

[76]参见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上》，第88页。

[77]杨宾：《柳边纪略》卷三。

[78]《阿穆尔河、中国和日本游记》，第151～152页。

[79]马龙：《黑龙江旅行记》，第137页。

结束语

《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内，中国政府信守条约的规定，而俄国政府一直忙于对欧洲的争夺，无力在远东扩张。因此，我国东北边疆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安定。但是，这一个半世纪内，全世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首先在西欧国家内迅速地发展起来，资产阶级披挂登场，扫除了本国的封建主义堡垒，并向国外到处侵略扩张，亚、非、拉国家的广大人民受到殖民主义的野蛮侵略，受尽了苦难和屈辱。俄国在经济上比西欧国家落后，但其对外扩张的狂热和野蛮程度，比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历代沙皇都以建立一个世界大帝国作为自己的目标，向四面八方邻近的国家和人民伸出了侵略魔爪。它的领土继续不断地扩张，“一次征服必然继之以又一次征服，一次吞并必然继之以又一次吞并”[1]。它自然不能忘情于美丽富饶的我国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一个外国作者写道：“彼得大帝渴望得到海洋，他除了认识到要占领涅瓦河和顿河的出口以外，也注意到了太平洋，企图征服黑龙江口。但是，在欧洲的战争妨碍他实现这一宏大的计划。临死前一年，他还表示要去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甚至要去中国的长城。”彼得一世的后继者叶卡捷琳娜二世，“在欧洲实现了彼得大帝的愿望，在远东也有和彼得大帝同样的计划。她精明地说，‘黑龙江仅仅作为到达我们堪察加属地和鄂霍次克海的通道，也必需占领它”’[2]。世世代代的老沙皇对我国的领土虎视眈眈，伺机欲扑。

十八世纪以后，中国的封建社会进一步走向没落，各种社会矛盾迅速激化，清朝统治由盛转衰。一八四〇年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鸦片战争打开了封建中国的大门，把中国逐步地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资本主义侵略者又全副武装，在中国横冲直撞。这时候，沙俄认为它长期期待着的吞并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时机已到，便悍然撕毁从前自己政府庄严地签了字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在黑龙江上大举出动炮舰，武装占领中国土地，于一八五八年五月二十八日迫胁清朝当局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把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

两年以后，英、法侵华联军的武装入侵进一步深入，攻占了中国的都城北京，沙俄也加紧了侵略活动，它一面对摇摇欲坠的清政府施加压力，以“兵端不难屡兴”相威胁；一面和英国、法国、美国勾结在一起，出来充当“调停人”，两面三刀，浑水摸鱼。一八六〇年十一月十四日，它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把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强行划归俄国。

从此，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原属中国的广大土地沦于老沙皇的铁蹄之下。《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是俄国统治阶级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任何花言巧语都撕不掉老沙皇用自己的行动写下的这一页侵略扩张的肮脏历史。

贪得无厌的沙俄统治者并没有就此满足。此后，它又强占了中国西部的广大领土，并和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一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穷凶极恶地进行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侵略，企图灭亡中国，变中国为俄国的殖民地。

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越来越激烈的反抗，瓜分中国的阴谋彻底破产。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指出：“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3]

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沙皇的老殖民主义和中国历届反动卖国政府一个个地进入了坟墓。俄国人民在列宁的领导下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后，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又继续革命，乘胜前进，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过去无权利、受欺压的中国人民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4]中国人民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并且历来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由历史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而造成的边界问题，应当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二十多年来，中国政府为和平解决与邻近国家的边界问题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中国人民坚决拥护中国政府的正义立场。但是中国人民决不在军事压力下屈服，也决不受花言巧语的欺骗。帝国主义为所欲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任何超级大国妄想扩张称霸，胆敢侵犯中国的神圣领土和主权，必将在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坚强抵抗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注释

[1]恩格斯：《在土耳其的真正争论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第18页。

[2]佛拉迪米尔：《俄国在太平洋上和西伯利亚铁路》，第167页。

[3]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4]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附录一　史事记

黑龙江流域、乌苏里江以东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该地远古居民称为肃慎。公元前十一世纪，肃慎向周朝贡献“楛矢石砮”表示臣属于周。公元前三世纪末至公元五世纪初（两汉、三国、两晋），肃慎又被称作挹娄。公元五世纪至六世纪（南北朝），改称勿吉。六世纪末（隋）以后又转称靺鞨。在漫长的岁月中，尽管名称有所变更，朝代不断更迭，但这个地区的居民始终臣属于中原地区的封建政府。

唐

七一三年（唐玄宗先天二年）

唐王朝以粟末靺鞨人大祚荣为忽汗州都督，授为左骁卫大将军，封渤海郡王。其辖区后来扩大到乌苏里江以东，一直到日本海。渤海和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服从唐王朝中央的管辖。

七二二年（唐玄宗开元十年）

在今乌苏里江口以东置勃利州（勃利即后来之伯力，今苏联境内哈巴罗夫斯克），任命黑水靺鞨部落首领倪属利稽为刺史。

七二六年（唐玄宗开元十四年）

置黑水州都督府，属幽利都督管辖，唐中央政府并派出官吏担任都督府“长史”。

九—十二世纪

一直到九世纪，在今苏联欧洲境内的洛瓦特河及第聂伯河上才出现由东斯拉夫人组成的两个较大的军事联盟。十世纪初，洛瓦特河上的诺夫哥罗德人征服了第聂伯河上的基辅人，东斯拉夫人创建了第一个国家——基辅罗斯，其版图仅限于基辅周围。后又陷于封建割据，分裂为许多小公国。

辽

九二六年（辽天显元年）

辽灭渤海，尽有其地。其后，黑龙江流域五国、乌古、敌烈、室韦、女真各部先后臣属于辽。

辽圣宗时（九八二—一〇三一年），在黑龙江中上游置室韦部节度使，属西北路招讨司。

一〇三七年（辽兴宗重熙六年）

于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之间置五国部节度使，由辽政府任命的节度使直接管辖。

金

一一一五—一一二二年设立蒲与路万户府、胡里改路万户府和恤品路万户府，下设猛安、谋克等机构，管辖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和绥芬河流域至海。一一五一年（天德三年），改上述万户府为节度使，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官吏进行管理。

元

一二三五年（元太宗七年）

立开元万户府，管辖乌苏里江以东至海及黑龙江中下游地区，一二八四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升为开元路。

十三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蒙古两次西征，征服亚洲及东欧的大片土地，在欧洲东部建立了金帐汗国。俄罗斯各小邦都臣服于蒙古人。

一二八三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年）

立海西辽东提刑按察司，专辖乌苏里江两岸及黑龙江下游之女真水达达部，其后置水达达路。

一二八五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

建东征元帅府于黑龙江下游入海口附近之奴儿干。并多次征库页岛，岛上各部落均臣服于元。

十四世纪初，莫斯科公国逐渐强盛，在金帐汗的册封下，取得代征全俄罗斯贡税的权力，并开始对邻近各公国进行兼并战争。

十四世纪末，金帐汗国被帖木儿所败，国势衰落，后来分裂出许多小汗国。

明

十五世纪初（明成祖永乐年间），明朝政府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及库页岛遍设卫所。在黑龙江上游有斡难河卫等，在黑龙江下游有奴儿干卫、卜鲁丹卫、兀者卫等，在乌苏里江以东有双城卫等，在库页岛有囊哈儿卫等，在外兴安岭东端有兀的河卫。

一四〇九年（明成祖永乐七年），明朝政府在黑龙江下游的特林地方，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并派驻常备军，管辖西至鄂嫩河、东至库页岛、北至外兴安岭、南至日本海的广大地区。

一四一三年（永乐十一年），亦失哈带来大批生活和生产物资，对各族人民进行慰抚。并在特林修建一座永宁寺，立碑以记其事。

一四三三年（明宣宗宣德八年），立重修永宁寺碑。这两块碑记载了建立奴儿干都司和亦失哈巡视这个地区的经过，有力地证明了奴儿干都司是中国明朝的地方政权。

十五世纪中叶（明英宗年间），奴儿干都司属下卫所增至二百零四处。

十五世纪末，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击败金帐汗阿合马，摆脱了蒙古的统治，开始建立起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的俄罗斯统一国家。

一五四七年（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一月

俄国伊凡四世（一五三〇—一五八四年）称沙皇，疯狂地进行对外侵略，从一五五二年（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起，他先后征服了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一五七四年（明神宗万历二年），他命斯特罗干诺夫家族在俄国当时的东部边境上修筑城堡，经营工商业，为向东的领土扩张作准备。

一五八一年（明神宗万历九年）

以叶尔马克为首的俄国哥萨克越过乌拉尔山，侵入西比尔汗国，遭到以库程汗为首的当地居民的激烈反抗。一五八四年（明神宗万历十二年），叶尔马克在战败逃跑途中，落水淹毙。

一五八六年（明神宗万历十四年）

从莫斯科派来增援叶尔马克的军队到达图拉河，在图拉河上建立第一座西伯利亚城——秋明，为进一步征服西伯利亚的据点。

一五八七年（明神宗万历十五年）

俄国人征服了西比尔汗国，库程汗向东转移。俄国人在托博尔河与额尔齐斯河汇流处建立托博尔斯克城，该城成为沙皇政府向东侵略的军事、行政中心。

一五八八年（明神宗万历十六年）

奴儿干都司所属建州卫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次年，明朝政府授努尔哈赤为都督佥事。一五九五年（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封龙虎将军。

一五九四年（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

俄国沙皇政府军队沿额尔齐斯河而上，建立塔拉城。

一五九八年（明神宗万历二十六年）

塔拉城督军击败了向东转移的库程汗。库程汗英勇抵抗，边战边退，最后死于中亚。此时，俄国势力东达鄂毕河中游苏尔古特一带。

俄国在图拉河上游建立边界关卡城——上图里耶，该城成为莫斯科通往西伯利亚官路的起点。

十六世纪末叶（明神宗万历年间），奴儿干都司所属卫所增至四百零八处。

十六世纪末，俄国人在鄂毕河上游建立了一系列城镇，如苏尔古特、那雷姆。一六〇四年在鄂毕河支流托米河上建立托木斯克城。

一六〇九年（明神宗万历三十七年）

努尔哈赤攻取兴凯湖以东瑚叶河畔（今苏联滨海地区刀毕河）的’野路。

一六一四年（明神宗万历四十二年）

努尔哈赤征服雅揽（雅兰河流域，明牙鲁卫）、西临（今苏联苏祖赫河一带，明薛列河卫）二路。

一六一六年（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

努尔哈赤称汗，建国号金（后金）。是年，努尔哈赤派兵攻位于黑龙江中游两岸的萨哈连部，取两岸三十六寨。

一六一七年（明神宗万历四十五年）

努尔哈赤派兵征库页岛及附近小岛，各部先后入贡。

一六一八年（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

位于黑龙江中游的虎尔哈部部长纳喀达率众归附努尔哈赤。

九月，俄国托博尔斯克督军库拉金派遣彼特林和孟多夫到达北京，一六一九年返回托博尔斯克。

一六一九年（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

俄国军队从鄂毕河推进到叶尼塞河，在叶尼塞河中游建立叶尼塞斯克。

一六三二年（明思宗崇祯五年）

俄国人在勒拿河上建立雅库次克。

一六三四年（明思宗崇祯七年）

精奇里江（今结雅河）达斡尔族首领巴尔达齐率众归附后金。居住在尼布楚附近的蒙古茂明安部首领扬古海杜陵等向后金入贡，表示臣服。

一六三五年（明思宗崇祯八年）

漠南蒙古各部全部归服后金，承认后金皇太极为蒙古大汗的继承者。明年上“博克多彻辰汗”尊号。

一六三六年（明思宗崇祯九年）

皇太极改后金国号为“清”。次年，黑龙江上游索伦部另一首领博穆博果尔臣服于清。厄鲁特蒙古领袖图鲁拜琥亦归服于清。

一六三八年（明思宗崇祯十一年）

漠北蒙古喀尔喀诸部臣服于清，进“九白之贡”。

一六四〇年（明思宗崇祯十三年）

清兵平定博穆博果尔的叛乱，相继将黑龙江上游的达斡尔人、鄂伦春人、虎尔哈人等编入八旗。

俄国沙皇政府成立雅库次克督军管辖区，进一步实行对外扩张的政策。次年，雅库次克督军戈洛文派遣巴赫捷雅罗夫率七十名哥萨克远征黑龙江，中途遇阻折返。

一六四三年（明思宗崇祯十六年）

雅库次克督军派遣波雅科夫率领一百三十二名哥萨克，再次远征黑龙江，是年冬抵达精奇里江，这是第一批侵入我国东北边境的俄国人。这帮匪徒在中国境内烧杀抢劫，无恶不作，这年冬天吃掉了五十个当地中国居民。

清

一六四四年（清世祖顺治元年）

清兵入关，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战斗失利，清兵进入北京，开始了统一中国的战争。清兵入关后，东北地区由盛京昂邦章京和宁古塔章京负责管理（后改盛京将军和宁古塔将军）。

俄国波雅科夫匪帮由精奇里江窜至黑龙江，顺流而下，沿途骚扰抢劫，遭到当地中国各族人民的坚决抵抗，被迫从黑龙江口渡鄂霍次克海于一六四六年窜回雅库次克。

一六四九年（清世祖顺治六年）

俄国政府派遣哈巴罗夫率领七十名哥萨克，对我国黑龙江流域再次进行武装入侵。一六五〇年初，越过外兴安岭，窜到黑龙江的支流鄂尔河口。

一六五一年（清世祖顺治八年）

哈巴罗夫匪帮得到俄国政府的增援后，占据我国达斡尔族领袖阿尔巴西住地雅克萨。

六月以后，哈巴罗夫匪帮沿黑龙江而下，到处抢掠烧杀。血洗我国达斡尔族的古伊古达儿村，杀死六百六十一人，抢去妇女、小孩三百六十一人，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暴行。

一六五二年四月三日，清朝军队和中国各族人民在乌扎拉村痛击俄国哈巴罗夫匪帮。

一六五三年（清世祖顺治十年）

哈巴罗夫奉沙皇政府之召回国。在黑龙江上的俄国侵略军由斯捷潘诺夫统率。

清政府册封厄鲁特蒙古领袖图鲁巴琥为“遵文行义敏慧顾实汗”。

一六五四年（清世祖顺治十一年）

中国清朝军队和朝鲜军队于松花江上并肩作战，击退斯捷潘诺夫率领的俄国侵略军。

俄国吞并乌克兰，并与波兰宣战，战争达十三年之久。

俄国派遣别克托夫从贝加尔湖侵入我国领土，强占尼布楚，但在当地中国各族人民的反抗下，不久离去，向东窜扰黑龙江，与斯捷潘诺夫匪帮会合。

一六五五年四月三日（清世祖顺治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清军在明安达理率领下，抗击黑龙江上呼玛城堡的俄国侵略军。

俄国沙皇政府任命巴什科夫为“黑龙江督军”。实际上督军区并未成立，巴什科夫于一六五八年再次侵占中国领土尼布楚。

一六五六年三月十四日（清世祖顺治十三年二月十九日）

俄使巴伊可夫到达北京。巴伊可夫态度傲慢，并抵赖俄国在中国黑龙江上的侵略罪行，顺治帝未予接见。

俄国为夺取波罗的海港口与瑞典发生战争。

一六五七年（清世祖顺治十四年）

清军在宁古塔昂邦章京沙尔虎达的率领下，在尚坚乌黑打败俄国侵略军。

一六五八年（清世祖顺治十五年）

沙尔虎达率领清军在松花江和牡丹江汇流处，围歼俄国侵略军，斯捷潘诺夫被击毙。

一六五九年（清世祖顺治十六年）

沙尔虎达死，其子巴海继任宁古塔昂邦章京。

一六六〇年（清世祖顺治十七年）

俄国信使佩尔菲利耶夫和阿布林到达北京，因国书措词傲慢，顺治帝未接见。

巴海败俄军于古法坛村。

一六六一年（清世祖顺治十八年）

顺治帝死，康熙帝即位。本年，南明永历帝被俘。次年，郑成功死。一六六四年（清圣祖康熙三年）李来亨兵败自杀，抗清斗争基本结束。

一六六二年（清圣祖康熙元年）

俄国政府任命伊拉里昂·托尔布津为尼布楚总管。尼布楚地区中国各族人民反抗俄国侵略者的斗争风起云涌。

一六六五年（清圣祖康熙四年）

以瓦西列夫和洛夫佐夫为首的俄国侵略军南下向我国喀尔喀蒙古地区扩张，建立楚库柏兴（即色楞格斯克）寨堡，遭到喀尔喀蒙古人民的反抗。同年冬，俄国侵略头子切尔尼戈夫斯基重占我国领土雅克萨，再次窜犯我国黑龙江流域。

一六六六年（清圣祖康熙五年）

俄国侵略军又建立伊尔库次克寨堡。叶尼塞斯克督军向沙皇报告，要求增派军队镇压我国蒙古人民的反抗斗争。

清政府派索伦族人切普切乌尔为使至尼布楚，要求和俄国谈判。俄国侵略者蛮横地拘禁中国使者。

一六六七年（清圣祖康熙六年）

我国索伦族酋长根特木儿背叛祖国，逃奔尼布楚，乞求俄国侵略者庇护。

俄国与波兰停战，签订《安德鲁索沃条约》。

俄国爆发了以斯捷潘·拉辛为首的起义。起义军席卷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的广大地区，沉重地打击了沙皇统治。至一六七一年，拉辛起义被镇压。

一六六九年（清圣祖康熙八年）

康熙帝拘捕辅政大臣鳌拜，夺回了被保守派篡取的权力。是年冬，清政府派沙拉岱等到尼布楚与俄国谈判。

一六七〇年（清圣祖康熙九年）

清政府又派沙拉岱等去尼布楚，邀请俄国派人到北京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俄国尼布楚总管派米洛瓦诺夫等随同沙拉岱到北京。康熙帝在复信中要求俄国交还根特木儿，并停止对中国领土的侵略挑衅活动。

一六七一年（清圣祖康熙十年）

清政府派孟格德到尼布楚，催促俄方交还根特木儿和停止边界挑衅。

康熙帝巡视东北边防，令宁古塔将军巴海整顿边防，抵抗俄国侵略。

一六七二年（清圣祖康熙十一年）

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遣使进贡。

一六七三年（清圣祖康熙十二年）

吴三桂举兵叛乱，以后耿精忠、尚之信响应叛乱，占领了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清兵进行平叛战争，历时八年，平定了叛乱。

中国蒙古土谢图汗派遣使团到莫斯科，要求俄军撤离色楞格斯克，但遭到沙皇的拒绝。

一六七四年（清圣祖康熙十三年）

我国索伦族人民起义，袭击巴翁托夫寨堡（巴尔古津附近）的俄国侵略军。

一六七五年（清圣祖康熙十四年）

鄂嫩河、乌德河流域的布利亚特蒙古人反抗俄国的侵略，虽被俄军残酷镇压，但斗争仍在进行。雅克萨俄国侵略军在切尔尼戈夫斯基的率领下，骚扰我东北根河流域。

是年，沙皇政府派出尼果赖·斯帕法里使团前来中国。

一六七六年（清圣祖康熙十五年）

五月，俄国尼果赖·斯帕法里使团到达北京，康熙帝两次接见了使团。尼果赖向清政府提出许多侵略要求，并在北京与耶稣会传教士暗中勾结。清政府拒绝俄国的无理要求，提出俄方应停止在边界的侵略挑衅活动、交还根特木儿等合理建议。九月，尼果赖离京回国。

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死，其子费多尔即位。

噶尔丹进攻青海，两年后又出兵南疆，控制天山南北和青海、西藏，并屡次遣使俄国，逐渐显露分裂和背叛祖国的阴谋。

一六七七年（清圣祖康熙十六年）

俄国向黑海地区扩张，和土耳其发生战争，至一六八一年战争结束。

一六七八年（清圣祖康熙十七年）以后

俄军在黑龙江及精奇里江流域逐步扩张势力，先后建立结雅斯克、西林穆宾斯克、多伦禅等寨堡。

一六八〇年（清圣祖康熙十九年）

俄国政府成立尼布楚督军区，沃依科夫为第一任督军，增加军队，作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准备。

一六八一年（清圣祖康熙二十年）

清政府派明爱至嫩江，要求雅克萨俄军撤出中国，进行谈判，为俄国当局所拒绝。

俄军侵入额尔古纳河以东，建立额尔古纳堡。

十二月八日（十月二十九日），清兵克昆明，三藩之乱至此平定。

一六八二年（清圣祖康熙二十一年）

俄国侵略军弗罗洛夫等侵入黑龙江下游亨滚河一带，建立侵略据点。

沙俄政府成立雅克萨督军区，任命阿列克谢·托尔布津为雅克萨督军；任命伊尔库次克督军伊凡·弗拉索夫为尼布楚督军，弗拉索夫受权可越过叶尼塞斯克直接与莫斯科联系。

俄国侵略军焚死我索伦、达斡尔、鄂伦春之猎人额提儿克等二十人。

沙皇费多尔死，其弟伊凡（约翰）与彼得（即彼得一世）并立为沙皇，沙皇的姐姐索菲亚执政，贵族大臣彼此倾轧，内部矛盾尖锐。

康熙帝至东北“谒陵”，至吉林乌喇，航行在松花江上，巡视抗俄斗争的基地。九月十六日（八月十五日），清政府遣副都统朗谈、公彭春等前往雅克萨侦察。于次年一月回京。

一六八三年（清圣祖康熙二十二年）

置黑龙江将军，驻瑷珲，管辖齐齐哈尔以北、黑龙江上中游、外兴安岭以南地区。松花江以东、黑龙江下游地区至日本海，包括库页岛归宁古塔将军管辖。是年夏，清政府命副都统萨布素率乌喇、宁古塔兵一千人抵达瑷珲。后萨布素任黑龙江将军。

沙皇任命亲信大臣康士坦丁·谢尔巴托夫公爵为叶尼塞斯克督军。沙皇颁发特别诏书，命令在托博尔斯克等地编组哥萨克军一千名，命拜顿统率，准备派往黑龙江地区。

七月，清军在黑龙江中游额苏里附近包围侵扰我黑龙江下游的俄国侵略军，俄军头目梅利尼克等投降。接着清军进攻雅克萨外围的侵略据点，收复多伦禅、西林穆宾斯克、结雅斯克。

七月十六日（六月二十二日），施琅统率清军攻克澎湖。十月三日（八月十三日），施琅自澎湖至台湾，郑克塽投降，台湾统一于清政府。

十月二十八日（九月初九），清政府释放俄国俘虏宜番、米海罗莫罗对，令其持理藩院咨文回雅克萨，咨文中要求俄方撤出中国，送还逃人根特木儿等。宜番等于次年初抵雅克萨。对于清政府的合理要求，俄方拒不作答。

一六八三—一六八四年（清圣祖康熙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

黑龙江流域中国各族人民的抗俄斗争风起云涌。牛满河上的奇勒尔族奚鲁噶奴等打死侵略军十多人；精奇里江上的鄂伦春族朱尔铿格等打死侵略军数十人；达斡尔族倍勒儿等至雅克萨侦察军情，打死俄军二人、俘一人。黑龙江下游的费雅喀族和奇勒尔族人民也和俄军展开激战，一六八四年初，三百名清军赶去援助，中国军民共同战斗，拔除了黑龙江下游的俄国侵略据点。

一六八五年四月二十日（清圣祖康熙二十四年三月十七日）

清政府为表示和平解决争端的诚意，释放俄国俘虏十二名，分四路回国（由厄鲁特蒙古至托博尔斯克，由喀尔喀蒙古至楚库柏兴，由瑷珲至雅克萨及雅库次克）。清政府在交由他们携致俄国沙皇的信件中，再次希望俄国方面撤出中国领土，不再侵犯中国边境，若此，则军事行动即可停止。

五月三十日（四月二十八日），清军三千名在彭春等率领下，从瑷珲向雅克萨进发，六月十日（五月初九），清军前锋抵达雅克萨。

六月二十三日（五月二十二日），彭春等抵雅克萨城下，致书俄方，再一次要求俄方撤出中国雅克萨地方，又为俄方所拒绝。六月二十六日（五月二十五日），清军发动进攻，水陆并进，火炮齐发，托尔布津投降。清军准许俄军携带军器和财产离开雅克萨。俄军离开雅克萨之后，清军也全军返回瑷珲。

九月七日，俄国侵略分子托尔布津，违反投降时所作的不再返回雅克萨的誓言，带着原有的部队和新到援军返回雅克萨，重建侵略据点。

十一月二十五日（十月二十九日，俄历七一九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俄国沙皇政府接到中国皇帝一六八五年四月二十日（康熙二十四年三月十七日）的信件和清军统帅彭春的咨文。中国政府抗议沙俄对中国的入侵，要求俄国停止侵略活动，以雅库次克为界，遣使谈判，和平解决争端。

十二月五日（十一月初十，俄历七一九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沙皇政府任命文纽科夫和法沃罗夫为先遣信使，十二月三十日（十二月初五，俄历七一九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从莫斯科动身来华，将俄国接受谈判建议、派遣使团的决定，通知清政府。

一六八六年一月三十日（清圣祖康熙二十五年一月初七，俄历七一九四年一月二十日）

俄国沙皇政府任命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为对华谈判使团的全权大使，指示以黑龙江流域为界的谈判方案。戈洛文率领大批随从人员和军队于二月五日（俄历七一九四年一月二十六日）从莫斯科出发。三月，俄方从雅克萨派出骑兵三百名进至呼玛河口进行骚扰，与清军侦察队四十二人作战。

四月三日（三月十一日，俄历七一九四年三月二十五日），以戈洛文为首的俄国谈判使团到达托博尔斯克，并集结使团人员和随从军队，准备粮秣、军需和船只。

六月底，萨布素率所属清军从瑷珲分水陆两路出发，七月十八日（五月二十八日）水陆两军会师于查克丹，逼近雅克萨。七月底至八月，中俄军队在雅克萨展开激战，托尔布津被炮弹击毙，拜顿接任俄军指挥，清军围困雅克萨城。

九月十六日（七月二十九日，俄历七一九四年九月六日），戈洛文使团抵叶尼塞斯克，收到尼布楚发出的求援信，先后派出鲍加蒂廖夫中校、施马伦贝格上校等率兵去雅克萨，增援俄国侵略军。

九月十七日（七月三十日，俄历七一九四年九月七日），清政府将致俄国沙皇咨文，托荷兰使节宾显巴志转交俄国。咨文中列举俄方侵扰中国边境、占地筑城、勾引逃人等事实，叙述中国方面多次和平解决的努力，均未获答复，最后仍希望中俄边界问题能够和平解决。清政府并将内容相同之咨文托回国的葡萄牙传教士闵明我设法转交俄国。

十月三日（八月十六日，俄历七一九四年九月二十三日），戈洛文使团抵达安加拉河上的雷宾斯克，在此过冬。十一月，雅克萨被围日久，俄军死伤甚多，城内疾病流行，濒临绝境。

十一月十日（九月二十五日，俄历七一九四年十月三十一日），俄国先遣使节文纽科夫、法沃罗夫到达北京。清朝大学士明珠等接见他们，指出两次雅克萨之战皆由俄国的侵略引起，但中国政府仍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为表示和平诚意，清政府主动停战并同意单方面撤军。十二月，清政府派侍卫马武偕同文纽科夫派出之二俄使至雅克萨传达停战命令，中俄雅克萨之战结束。

一六八七年（清圣祖康熙二十六年）

俄国为争夺克里米亚与土耳其发生战争，结果受挫。

五月二十五日（四月十五日，俄历七一九五年五月十五日），俄国对华谈判使团全权大使戈洛文离雷宾斯克，经伊尔库次克，于九月二十一日（俄历七一九五年九月十一日）到达乌的柏兴（即乌丁斯克，今苏联境内乌兰乌德）。

十月三日至九日（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初四，俄历七一九五年九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中国喀尔喀蒙古的领袖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派使者会见戈洛文，抗议俄国军队侵略贝加尔湖以东的中国领土，质问戈洛文既为和谈而来，为什么带领大批俄军深入中国国境。

十月九日（九月初四，俄历七一九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戈洛文收到沙皇第二次训令，指示对华谈判中坚持最高侵略要求——以黑龙江流域为界，最低要求——中俄双方撤出雅克萨，但俄国人仍要赖在雅克萨地区“渔猎”。

十一月五日（十月初一，俄历七一九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戈洛文为镇压中国喀尔喀蒙古人民的抗俄斗争，跑到楚库柏兴，亲自指挥，派人四出袭击蒙古兀鲁思。

十一月二十九日（十月二十五日，俄历七一九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戈洛文派斯捷潘·科罗文前往北京安排中俄谈判；派伊凡·卡恰诺夫前往中国喀尔喀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处，妄图压服蒙古人民的反抗。

一六八八年一月八日（清圣祖康熙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六，俄历七一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清政府理藩院致函俄国全权大使戈洛文，催促他迅速前来谈判。本年春，为防止俄国侵略，中国喀尔喀蒙古族军民在楚库柏兴周围实行戒备，但因准噶尔部头目噶尔丹勾结俄国，引兵三万大举进攻喀尔喀蒙古，蒙古军民从楚库柏兴撤退。

三月二十四日（二月二十三日，俄历七一九六年三月十四日），俄国信使科罗文到达北京。清政府接受俄方要求，同意立即派遣全权大臣到楚库柏兴，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

五月三十日（五月初二，俄历七一九六年五月二十日），清朝政府任命内大臣索额图为首的中国对俄谈判使团从北京出发。使团成员还有佟国纲、阿尔尼、马齐、马喇等，携带护卫军队八百人。耶稣会传教士徐日升、张诚为拉丁文译员。同年六、七月间，噶尔丹叛军打败土谢图汗等率领的喀尔喀蒙古军，大举东进，烧杀抢劫。土谢图汗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向南撤退，要求清中央政府的援助。

七月五日（六月初八，俄历七一九六年六月二十五日），由于噶尔丹叛乱，中国使团到达外蒙古克勒祭拉漠，无法前进，折返北京，另派使者索罗希前往俄国使团驻地，建议将谈判日期、地点另行商定。

七月十七日（六月二十日，俄历七一九六年七月七日），洛吉诺夫携沙皇诏书从莫斯科到达乌的柏兴。沙皇政府拟订三种条约文本，并授权戈洛文可按实际情况拟定第四种条约文本，以达到侵略中国的目的。

十二月二十四日（十二月初二，俄历七一九六年十二月十四日），戈洛文派卡恰诺夫前往蒙古各部，提出“归顺”俄国的十项条款，暴露俄国贪得无厌的侵略野心。

一六八九年一月二十一日（清圣祖康熙二十八年正月初一，俄历七一九七年一月十一日）

戈洛文派洛吉诺夫携带四种侵略条约文本前往北京（后来又改变主意，只带三种条约文本），争取中国使团到边境地区谈判，如果中国方面要求在北京商谈，则可按三种条约文本的先后次序，和清政府在北京举行谈判，签订条约。

五月，俄国为争夺克里米亚，再次与土耳其发生战争，俄军在彼列科普又被土耳其军打败。

五月二十三日（四月初五，俄历七一九七年五月十三日），洛吉诺夫到达北京。二十五日（四月初七），清政府提出以尼布楚为中俄双方谈判地点。因此，洛吉诺夫没有再就边界划分问题进一步谈判，就离开北京返回。

六月十三日（四月二十六日，俄历七一九七年六月三日），以索额图为首的中国对俄谈判使团组成，使团成员有佟国纲、郎谈、班达尔善、萨布素、马喇和温达。索额图、佟国纲从北京出发，由陆路取道蒙古东部前往尼布楚。郎谈、萨布素由瑷珲乘船去尼布楚。临行时，康熙帝指示以尼布楚为界，但俄方强求时，可以让步至以额尔古纳河为界，表示了中国政府对谈判的极大诚意。

六月二十六日（五月初十，俄历七一九七年六月十六日），戈洛文从乌丁斯克动身赴尼布楚。

七月二十六日（六月初十，俄历七一九七年七月十六日），清朝政府对俄谈判代表郎谈、萨布素从水路到达尼布楚。

七月三十一日（六月十五日，俄历七一九七年七月二十一日），以索额图为首的中国对俄谈判使团抵达尼布楚。而俄国谈判代表戈洛文却故意拖延，还未到达。

八月一日—十八日（六月十六日至七月初四，俄历七一九七年七月二十二日至八月八日），索额图与尚在路上逗留的戈洛文互派使者交换有关中俄谈判的信件。戈洛文对中国使团提出了种种无理责难，索额图一一据理驳复。

八月十九日（七月初五，俄历七一九七年八月九日），戈洛文抵达尼布楚。

八月十九日至二十日（七月初五至初六，俄历七一九七年八月九日至十日），中俄双方就会谈的时间、地点和方式，经过磋商，同意会谈“应在每一件事上平等”的原则下，达成协议。

八月二十一日（七月初七，俄历七一九七年八月十一日），中俄双方各派人员至会议地点，搭设帐篷，为次日的正式会谈作准备。

八月二十二日（七月初八，俄历七一九七年八月十二日），中俄双方举行第一次会议，就划界问题进行会谈。中国首席代表索额图指出，黑龙江流域和贝加尔湖以东地区自古以来属于中国领土，提出以勒拿河和贝加尔湖为国界。俄国戈洛文却无理提出以黑龙江一直到海为界，遭到中国代表的坚决拒绝。

八月二十三日（七月初九，俄历七一九七年八月十三日），中俄两国使团举行第二次会议。中国代表索额图作了重大让步，提出以尼布楚为界，尼布楚归属俄国，但仍遭俄方代表戈洛文拒绝。

八月二十四日（七月初十，俄历七一九七年八月十四日），由于俄方坚持侵略中国的无理要求，中俄尼布楚会谈休会，自二十四日至九月六日（七月初十至七月二十三日，俄历七一九七年八月十四日至八月二十七日），中国方面派员外郎喇喜和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法国传教士张诚等，俄国方面派别洛鲍茨基等往返于中俄营地之间，传达双方意见，进行会外谈判。

八月二十四日以后，被俄国侵略军强迫迁移到山内的尼布楚当地中国各族人民纷起反抗俄军，逃出山区。

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七月初十至十三日，俄历七一九七年八月十四日至十七日），中俄双方使者会外频繁接触，继续进行谈判，中国方面考虑俄方意愿，同意暂时搁置喀尔喀蒙古地区的划界，但俄方态度蛮横，并进行讹诈欺骗，谈判一度陷于僵局。

八月二十八日（七月十四日，俄历七一九七年八月十八日），中国为了争取和俄国达成协议，作了重大让步，将尼布楚周围及其以西地区割让给俄国。俄方代表讹诈未遂，考虑到尼布楚和贝加尔湖以东中国各族人民抗俄斗争的发展，又考虑到中国方面已同意割让广大而肥沃的土地，因此，接受中国方面提出的分界线，同意放弃对雅克萨的占领。

九月一日（七月十八日，俄历七一九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俄国代表横生枝节，就外兴安岭东端（诺斯山）的分界线提出无理要求，再三纠缠。中国方面又做出让步，同意乌第河以南的一片地区留待以后议定。

九月三日至六日（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俄历七一九七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中俄双方就贸易问题、沙皇称号问题、逃人问题进行讨论，中国方面又再三让步，完成了条约的草稿，并就条约文本的交换、签字盖章、宣誓方式达成协议。

九月七日（七月二十四日，俄历七一九七年八月二十八日），《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条约规定：格尔必齐河和外兴安岭及额尔古纳河为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线，乌第河地区留待后议。两国严禁越界入侵和收纳逃人。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可以过界往来，通商贸易。

九月九日（七月二十六日，俄历七一九七年八月三十日），中国清朝政府对俄谈判使团离尼布楚返回北京。

附录二　《中俄尼布楚条约》

1．拉丁文汉译本

中国大皇帝钦差分界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内大臣一等公都统舅舅佟国纲，都统郎谈，都统班达尔善，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萨布素，护军统领玛喇，理藩院侍郎温达；俄罗斯国统治大俄、小俄、白俄暨东、西、北各方疆土世袭独裁天佑君主约翰·阿列克歇耶维赤及彼得·阿列克歇耶维赤钦差勃良斯克总督御前大臣费岳多·阿列克歇耶维赤·柯罗文，伊拉脱穆斯克总督约翰·鄂斯塔斐耶维赤·乌拉索夫，总主教谢门·克尔尼次克，于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两国使臣会于尼布楚城附近，为约束两国猎者越境纵猎、互杀、劫夺，滋生事端，并明定中俄两国边界，以期永久和好起见，特协定条款如左：

一、以流入黑龙江之绰尔纳河，即鞑靼语所称乌伦穆河，附近之格尔必齐河为两国之界。格尔必齐河发源处为石大兴安岭，此岭直达于海，亦为两国之界：凡岭南一带土地及流入黑龙江大小诸川，应归中国管辖；其岭北一带土地及川流，应归俄国管辖。惟界于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诸川流及土地应如何分划，今尚未决，此事须待两国使臣各归本国，详细查明之后，或遣专使，或用文牍，始能定之。又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亦为两国之界：河以南诸地，尽属中国；河以北诸地，尽属俄国。凡在额尔古纳河南岸之墨里勒克河口诸房舍，应悉迁移于北岸。

二、俄人在雅克萨所建城障，应即尽行除毁。俄民之居此者，应悉带其物用，尽数迁入俄境。

两国猎户人等，不论因何事故，不得擅越已定边界。若有一二下贱之人，或因捕猎，或因盗窃，擅自越界者，立即械系，遣送各该国境内官吏，审知案情，当即依法处罚。若十数人越境相聚，或持械捕猎，或杀人劫略，并须报闻两国皇帝，依罪处以死刑。既不以少数人民犯禁而备战，更不以是而至流血。

三、此约订定以前所有一切事情，永作罢论。自两国永好已定之日起，嗣后有逃亡者，各不收纳，并应械系遣还。

四、现在俄民之在中国或华民之在俄国者，悉听如旧。

五、自和约已定之日起，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来往，并许其贸易互市。

六、和好已定，两国永敦睦谊，自来边境一切争执永予废除，倘各严守约章，争端无自而起。

两国钦使各将缮定约文签押盖章，并各存正副二本。

此约将以华、俄、拉丁诸文刊之于石，而置于两国边界，以作永久界碑。

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2．满文汉译本

中国大圣皇帝钦差分界大臣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内大臣都统一等公舅舅佟国纲，都统郎谈，都统班达尔善，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萨布素，护军统领玛喇，理藩院侍郎温达，会同俄罗斯察罕汗钦差全权大臣内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岳多·阿列克歇耶维赤·柯罗文等，于康熙二十八年己巳七月二十四日，在尼布楚地方，为约束两国猎户宵小越境打牲、彼此劫杀、滋生事端，并明定中俄两国边界，以期永久和好，共同议定：

一、将由北流入黑龙江之绰尔纳，即乌鲁木河附近之格尔毕齐河为界，沿此河源之石大兴安岭至海：凡岭阳流入黑龙江之河溪尽属中国，其岭阴河溪悉属俄罗斯。惟乌第河以南、兴安岭以北中间所有地方河溪暂行存放，俟各自回国察明后，或遣使，或行文，再行定议。

一、将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为界：南岸属中国，北岸属俄。其南岸墨里勒克河口现有俄罗斯庐舍，著徙于北岸。

一、雅克萨地方俄罗斯所筑城垣，尽行拆毁，居民诸物悉行撤回察罕汗处。

一、已定疆界，两国猎户不得越过。如有一二宵小私行越境打牲、偷窃者，拿送该管官分别轻重治罪；此外，十人或十五人合伙持械打牲、杀人、劫物者，务必奏闻，即行正法。其一二人误犯者，两国照常和好，不得擅动兵戈。

一、除从前一切旧事不议外，中国现有之俄罗斯人及俄罗斯国现有中国之人免其互相索还，著即存留。

一、两国既永远和好，嗣后往来行旅，如有路票，准其交易。

一、自会盟日起，逃亡者不得收纳，拿获送还。

一、两国大臣相会议定，永息兵戈，永远和好之处奉行不得违误。

照此各将缮定文本盖印互换，又以满文、俄罗斯文、拉丁文刊之于石，置于两国交界之处，永为标记。

3．俄文汉译本

俄罗斯国统治大俄、小俄、白俄诸地及东、西、北各方国土封地世袭独裁天佑君主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钦差全权大臣内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柯罗文，内大臣伊拉脱穆斯克，总督伊凡·鄂斯塔斐耶维奇·伏拉索夫，教士谢苗·克尔尼茨基；亚洲国家君主、中国大圣皇帝钦差分界大臣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内大臣一等公都统舅舅佟国纲，都统郎谈等，在尼布楚附近会聚，共同议定各条款如下：

第一条

将在绰尔纳河附近向下流入石勒喀河左岸之格尔必齐河定为两国之边界。

自此河源之石头山起，顺该山之岭脊直至于海：凡山南流入阿穆尔河之大小河流，均属大清国。

山北所有河流，均属俄罗斯国。俄国所属乌第河和大清国所属靠近阿穆尔河之山岭之间所有入海河流及其间一切土地，因钦差全权大臣未得划分此等土地之沙皇旨意，应暂行存放，俟两国使臣归国后，两国皇帝愿意划分之时，或遣使臣，或行文书，再行议定。

第二条

将流入阿穆尔河之额尔古纳河为界：左岸所有土地直至河源皆属大清国，右岸所有土地皆属俄罗斯国。额尔古纳河南岸所有房舍应迁移至该河对岸。

第三条

俄罗斯国所筑阿尔巴津城应尽行拆毁，所居俄罗斯人民及一切军用与他种物品，均应撤回俄境，不得稍有存留，致受损失。

第四条

两国订立本和约之前，逃往中国之俄罗斯人及逃往俄罗斯国之中国人，双方不再互相索还。订约之后，所有两国越境者，应立即送还两国边界督军，不得收留。

第五条

两国今既永修和好，嗣后两国人民如持有准许往来路票者，应准其在两国境内往来贸易。

第六条

从前两国沿边人民一切争端概作罢论。和好既定之后，如有两国渔猎人等私自越界劫盗、杀人，应即捕送该管边界督军，严加惩处；如聚众合伙劫盗、杀人，务必捕送边界督军，处以死刑。不得因两国边界人民轻起战端和发生流血。遇有此种情事，应行各自奏明，以书信和平议结。

中国皇帝对于此项界约，如欲在国境建立碑碣，刻写条文，以资纪念，亦可任便办理。

创世后七一九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在俄属达呼尔地方订立。

本约经安德烈·贝洛鲍茨基亲笔缮写，并缮成拉丁文。

秘书费奥多尔·蒲罗托波夫逐页签字付署。

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

原版序言

中国的历史编纂学长期以来并没有像欧洲那样将18世纪视为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中国历史或依照更大的“单元”，即朝代来划分（18世纪便属于清王朝），或以更小的“单元”，即帝王的统治时期来划分（18世纪则分属于康熙朝、雍正朝和乾隆朝）。欧洲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术语之一，譬如说the epoch of“Aufkl－rung”（启蒙时代），似乎不适用于中国历史。

著名学者戴逸教授主编的九卷本《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即将出版了。这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这部著作定将为这个时期的研究奠定基础，并开创对其特征的充分探讨。这部鸿篇巨制由导言、政治、军事、边疆民族、农民、经济、社会、思想文化以及对外关系诸卷组成。

国际18世纪研究会向中国同行们祝贺这一巨著的出版。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中国18世纪研究会的建立及其所进行的一系列工作。这一研究会是由戴逸教授和张芝联教授主持的，其常设机构设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国际18世纪研究会的宗旨，在于促进世界各国所有与18世纪有关的文化遗产研究的发展、协调。这些文化遗产包括历史、哲学、思想、宗教、语言、文学、科学、艺术和法律。

上述宗旨长期以来一直被理解为以欧洲为中心。在过去的数年中，我们的研究会向世界其他各洲，尤其是亚洲的开放，使我们的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95年，中国史学界举办了以“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中国18世纪研究会。这部巨著就是以《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为书名，它的出版将极大地推动中国学者对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这一时期对于当今时代的价值和重要性绝不仅仅限于欧洲。

国际18世纪研究会主席

约翰·施洛巴赫（Jochen Schlobach）

1998年12月

一、18世纪是世界历史的分水岭

世界历史是架构宏大、流程久远、内涵丰富、各种关系错综复杂、变化万千的整体，必须由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历史学家们共同努力、分工合作去研究。只有不带偏见地全面审视了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历史，才能比较正确地认知世界历史的整体，而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也必须在世界历史总的发展框架中，才能够适当地定位，理解其真谛与意义。

我们通常用时间和空间把世界历史分解为若干段落、若干部分，以便对历史作宏观的理解和微观的分析。有时把历史分解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有时区分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有时名之为渔猎社会、游牧社会、农耕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有的分解为亚、欧、非、美、拉美等地区史、国别史；也有以王朝兴替来划分的，如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宋元史、明清史；等等。人们用以识别历史演变的这些标识可以体现历史前后发展中的连续和变异，以及空间分布中的共性和特性。历史可以也必须分成许多段落去进行研究，以便更集中、更深入地追踪事件、观察人物、分析制度，更充分地理解世界历史的丰富性、多样性。当然，将历史分解开来以便于研究，这并不是从历史中孤立地截取某个段落，而丢掉它前后左右的联系。历史是一条连贯而不断流动的长河，又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前后相续、波浪推涌、你长我消、彼此影响，并不能一刀切断和分割。

在这套丛书中，我们选取了18世纪的历史作为研究对象，焦点还在18世纪的中国，但希望在时间和空间上作相应的拓展，不仅限于18世纪，而力求了解l7世纪的来龙与19世纪的去脉，也不仅限于中国，力求把中国史放在世界发展的背景中加以考察、比较，改变中国史与世界史分隔和孤立研究的习惯。要更深刻地理解某个时段、某个地区的历史，应该跳出时空的限制，把它放在更广大的范围中，以克服时段和地区的狭隘性。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只有把中国放在世界的坐标系中，才能认识中国的真实地位和状态，而世界又必须包括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抛开了中国史，世界史就不是完全的真正的世界史。

18世纪是人类历史伟大的转折点。英国发生了产业革命，法国发生了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经历了独立战争而诞生。这些伟大的历史事件震撼和改变了世界。世界开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跃进。18世纪以来的三百年，急流奔腾，沧桑巨变。历史改变了迂缓迟慢的步伐而急剧前进，达到了令人头晕目眩的程度。在此之前，人们一直局限在小生产中，生产品很有限。地球蕴含着庞大的资源和能量，人们一直在探求而少收获。18世纪，一下子得到了打开宝库的钥匙，新的生产力像蛰伏地下的泉水，突然地喷涌迸射出来。工农业产值几百倍、成千倍地增加，物质财富滚滚而来，源源不绝。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了生产力的巨大变化：“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1]18世纪的成就是辉煌的，尽管有资产阶级的榨取掠夺，无产阶级的艰难辛酸，但人类总体的生活质量在迅速地提高。18世纪的伟大变革因何而起？这是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多种因素交互作用所引发的历史运动，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结果。18世纪末，从法国卷起的政治风暴为历史的进步扫清了道路，但政治斗争本身不会给社会添加物质财富；科学技术确也促进了社会发展，但恰恰是正在成长的社会需要才促进了科技的发展，如果没有社会需要，科技将无用武之地，亦无发展可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在社会发展中亦起了重要作用，但这类精神因素只能在一定条件下才会转化成物质的力量。如果没有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只凭任何单一因素，伟大的历史整体性变革永远也不会实现。这里只有相互的许多可变因素，许多必然性与偶然性的遇合，任何简单化的解释均将走入误区。

世界各个地区的历史不是同步发展的。当近代文明的曙光首先照耀到西欧时，其他地区和国家尚在茫茫的封建长夜中沉睡未醒，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由此而产生了18世纪的许多纠纷、许多冲突，产生了悲惨壮烈的血与火的场景，产生了傲视一切、践踏一切的征服者与闭目塞听、昏聩无能的落伍者。回顾18世纪世界史，将能够看到芸芸众生在历史大潮中的升沉起伏、欢乐悲哀，有人勇敢应战，成功前进；有人屡逢挫折，急起直追；有人麻木不仁，消沉堕落。往者不忘，前事可师，人们将能够汲取历史的教训，以迎接新时代的挑战。历史是人们对以往的反思、对前途的探索，历史将提供给人们前进的智慧和勇气。

中国作为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东方古国，曾经长时期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以它丰富多彩的文明成就润泽过东方，影响过世界。直到18世纪，当时正处在清朝的康雍乾盛世，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大大巩固。如果只把它和汉、唐、元、明作纵向比较，而不进行世界性的横向比较，中国封建社会看起来仍具有活力，仍在继续发展。18世纪的中国确有值得称道的巨大成就。

但是，西方世界突然在加速前进，航海业的发展冲破了人们之间的空间隔阂。探险家、商人、传教士足迹遍天下，殖民主义伸向世界的各个角落，中国和西方在迅速地靠近，古老的中国文明和近代西方文明猝然相遇。西方的发展，犹如脱缰之马，腾跃飞驰，一日千里，迅速地脱离传统社会，相形之下，中国如龙钟老人，步履蹒跚，缓慢迟滞。一个是青春的资本主义，一个是迟暮的封建主义，两者的发展阶段不同，社会性质不同，已不可同日而语。

西方国家走向资本主义是由几个世纪的长期进程所准备起来的，是很多领域近代因素的汇聚、成长的结果。近代因素的积累和成长是一个静悄悄的、未被觉察的缓慢过程。当近代因素积累、成长到一定时刻，就会像火山喷射、地震突发那样，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摇撼一切，改变一切，创造一切。而中国的18世纪，也存在着近代因素，但幼嫩稚弱，阻碍重重，不能够加快积累和汇聚，还远远不能够冲破中国封建社会的桎梏。中国社会已经落后于西方，但历史经常被迷雾笼罩着。18世纪的康雍乾盛世，貌似太平辉煌，实则正在滑向衰世凄凉。可当时中国没有人能够认清楚这一历史真相，只有岁月推移，迷雾消散，矛盾激化，百孔千疮才逐渐暴露。历史的悲剧只有在悲剧发生以后很久时间，人们才会感到切肤之痛。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6页。

二、近代化问题

贯串在18世纪世界历史中的主题就是近代化问题，亦即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迈进。西欧国家在18世纪后期率先开始近代化，全世界其他国家也先后被带动到近代化的边缘。

什么是近代化社会？关于这个问题有着种种意见，甚至规定了许多具体的指标。蓬勃发展的工业，持续增长的经济，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日益扩展的机械化、电气化，逐步完善的生产、经营组织和技能，普及的大众教育，以及购买力，储蓄率，生殖率，人均住房面积，人均拥有的汽车量、电话量，等等，用这些具体指标去衡量近代化的程度太过于纷繁，但近代化确实不是单一的标准，应该从多方面加以考虑。除了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以外，还须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来估量，如大众政治参与程度，民主化、法制化，舆论开放与监督，政府的效率与廉洁程度，人民的文化素质。总之，近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深远、最伟大的变革，它是个系统工程，包括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科技等许多方面，相互联结，相互推动，同步前进。用单一的标准不可能对社会进步程度做出正确的评价。40年前，我国学术界热烈讨论封建社会后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当时着重的标准在有无手工工场及雇佣劳动的普遍程度。当然，手工工场和雇佣劳动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建立是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但两者远非近代社会的充足条件，仅仅这两个因素是不可能把传统社会推进到近代社会的。近代化这一庞大的系统工程中存在着许多复杂的子系统，各个子系统既相对独立，又彼此联系、彼此制约。其中，经济系统处于最优先的地位，生产力是决定性因素，它决定社会面貌和社会发展的方向、速度，而政治、军事、文化、法制等其他系统也十分重要。没有经济的进步，其他系统不可能前进，反之，没有其他系统的前进和带动，经济也不可能孤军挺进，一枝独秀。因此，研究18世纪的中国和世界，就要全面了解中国和世界历史中的各个领域与各个系统，看看存在着哪些可以促进近代化的因素，哪些足以妨碍近代化的因素。同时我们要记住：某些领域中单个或少数近代性因素是肯定可以找到的，但仅仅这些还不足以导向近代资本主义。近代化运动不是一元单线的简单运动，而是多元多线的复杂运动，是众多系统、众多因素长期积累、相互作用的结果。单个因素也许可以促进社会某些方面的暂时变化，但不足以引发社会持续的、全面的前进运动，只有各个系统、各种因素的相互带动和全面推进，才能激发出一种克服社会惰性的伟大力量。近代化犹如大海中的波浪，往复推滚，永不停息，它席卷一切，带动一切，冲击一切，匆匆地向前奔进，所有的人物、事件、典章制度都要服从它的走向，遵循它的轨道，使传统社会跨进近代社会。

18世纪以来，西欧的近代化进行了二三百年之久，它的力量非常巨大，成果极其明显。尽管有大规模的侵略与反抗，压迫与斗争，血流成河，饿殍遍野，但它提高了人类的能力，增长了社会财富，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近代化浪潮激荡全球，缩小了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地理距离，使它们摆脱了古代世界中彼此隔离的状态而进入世界历史的旋涡，它使历史真正地变成了世界史。

各个国家和民族近代化的方向和目标是一致的，它是人类对更富裕、更民主、更美好生活的追求，谁也不可能违抗这一历史潮流。但各国近代化的道路和日程表却是千差万别的，各国近代化的起步先后不同，经历的道路难易迥异。每个国家都根据自己的条件、自己的传统、自己的国情，走着自己的道路。

西欧国家从中世纪以后的海上贸易和海外扩张中聚集了巨大的商业财富，形成了广阔的市场，重商主义兴起，航海事业发达，民族国家逐渐形成，宗教革新所提供的精神动力、科学技术之应用于工业生产以及启蒙运动的发展造成了近代化的环境和氛围。但是，同样处在这种大环境中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早期殖民国家，并未率先走向近代化。只有英国由于各种条件的凑合和自身的努力，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通过政治革命和产业革命的途径，成了近代化的先锋，建立起持续增长的经济和不断更新、完善的政治与社会体制。

英国的率先发展为同属于基督教文明的欧美诸国开辟了新天地。法国通过政治大革命，美国通过独立战争，首先解除了封建压迫和殖民束缚，紧追英国之后，步入近代化轨道。德国和意大利则在完成国家统一之后，进行近代化努力。俄罗斯的封建制度更加牢固，在近代化的道路上长期徘徊，一直停留在农奴制残余很浓厚的资本主义早期阶段。欧洲还有一批中小国家，如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丹麦、瑞典、瑞士，它们和英、法邻近，且具有相似的条件，在英、法的带动下，也顺利跨越了近代化的门槛。

这里，英国虽然是世界近代化的先行者，但周围国家的富裕发达程度并不比英国落后多少，它们几乎在同一起跑线上。英国的产业革命固然施惠于其近邻国家，而其他国家的经济文化成就也被英国吸取和应用，它们彼此是互动的关系。近代化进程往往是一群国家几乎同时、同步的历史运动，相互竞争、相互促进、你追我赶，焕发出持续前进的活力，这是对西欧现代化十分有利的国际环境。而18世纪的中国，国土广大，国内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周围没有比较先进而交往密切的邻邦，远离世界文明的中心。近代中国遇到的是不远万里而来的陌生的侵略者、掠夺者。中国近代化开始所面对的国际环境是十分严峻、十分不利的。

世界其他地区的近代化各有其特殊的道路。加拿大、澳大利亚较晚走向近代化，但在美国“新边疆”模式的启示下，较顺利地开辟丰富的资源，成为近代富裕的移民国家。至于拉丁美洲，虽然得风气之先，受到欧美的强烈影响，较早发生独立革命，但革命之花没有结出相应的经济之果，未能清除殖民地的影响，未能保持经济增长与政治稳定，近代化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只有日本，由于西方殖民主义集矢于中国，它幸运而又巧妙地避开了外国的打击，在各种条件的凑合下，努力实现了经济和社会转轨，开始了近代化进程，但它一开始就走入了军国主义的歧途。

广大亚洲和非洲的发展水平比西欧要落后，在近代化的暴风骤雨降临西欧时，它们受到殖民主义的侵袭，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抵抗。在重炮和商品的双重打击下，亚非各民族纷纷败下阵来，经历了苦难深重的岁月。中国与其他亚非国家不同，它距离西欧最遥远，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它是最后一个被西方殖民主义攻陷的封建堡垒。17世纪，中国作为东方大国，抵抗住了来自海上和陆路的殖民侵略，通过中荷之战，郑成功将荷兰驱逐出台湾；通过雅克萨之战，康熙帝把俄罗斯阻挡在黑龙江以外。通过两次战争，中国保持了领土、主权、尊严。18世纪，中国仍是统一的强大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均有长足的进步，西方国家通过对外贸易悄悄地插进中国，但无论哪一国尚不敢设想以武力征服中国。中国封建社会中虽然有了新的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但封建制度十分牢固，并未濒临衰亡的边缘，新因素只能在夹缝中露出萌芽。这种情形就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

历史并非单一的笔直的线性运动，而是非常复杂曲折的过程，其中必然性和偶然性相互交织。历史的前进并没有既定的模式，一切有待于人的努力、人的创造。而人的努力、创造也要以既定的社会条件为凭靠。在历史的重要关头，人们面临着多种机遇的选择，历史看似可左可右，可前可后。譬如，18世纪的前期如果没有中西礼仪之争或者康熙帝和罗马教廷之间彼此让步，找到一个妥协的方案，耶稣会传教士继续在中国活动，中西文化的交流扩大和加深，那么，中国人的思想和信仰方式是否会有所改变？是否将有利于中国的进步？1743年（乾隆八年），漕督顾琮奏请限制富民占田，不得超过三十顷。如果采纳此议，土地兼并将趋于缓和，对生产力的发展将起什么作用？1744年（乾隆九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奏：科举徒尚空言，不适实用，请予废止，别求遴选真才之道。如果这一建议得以实现，中国思想文化界解除了重大束缚，是否会出现思想文化的进步？如果18世纪清朝积极对待中外通商，放宽闭关政策，鼓励并支持中国商人出洋贸易，与西方商人一争短长，是否能增强中国经济的实力，提高中国商人的地位？如果清朝没有严酷而频繁的文字狱，放松思想控制，知识界能否出现生动活泼的局面？如果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不因跪拜礼仪而僵持，不因皇帝的傲慢无知而中止谈判，中英之间得以建立外交关系，中国能更早地打开窗户，了解世界，这对以后的历史发展将会有什么影响？18世纪的历史中充满着这类“如果……那么……”的不可破解的历史之谜。

历史学家向来摒弃“如果……那么……”的公式，因为这只是一种假设，只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愿望和期待，它并不存在于历史实际中。在18世纪的历史关头，人们之所以作这样的抉择而非那样的抉择，之所以制定这样的政策而非那样的政策，并非单纯由于人们的主观错误。主观抉择与政策制定需要有客观历史进程的依据，如果缺乏客观条件，这类愿望、抉择与政策只能是空中楼阁，纸上谈兵，不可能付诸实施，即使暂时得到实施，以后也必定会夭折。良好动机和意愿的实现，进步政策之实行，人的能动性的发挥，只能在必然性所容许的范围之内。

18世纪中国之所以不能选择有利于实现近代化的政策，因为近代化的任务尚未被客观历史进程提上日程。以上所述文化交流、限制占田、废除科举、对外开放、放宽思想控制、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等等，在我们今天看来都是良好的、正确的政策，有利于中国的进步。但生活在18世纪的中国人并无此种感受，他们并不认为这些政策具有充分的正当性、合理性及十分迫切的必要性。

18世纪的中国，近代化尚未开始，但18世纪的现实却是尔后实现近代化的起点，基本上可以解释中国近代化的模式、速度和阻力。在这篇导言中，我将对18世纪的各个领域进行简略的观察，并与当时世界各国的情形相对照，以探索中外近代化的不同起点与不同道路。当然，这种考察只能是简略的、鸟瞰式的，有关的详细内容将在本书其他各卷中阐述。这个导言的主旨与其他各卷内容不会有重大背离，但亦非简单的摘要或复述。导言与以后八卷是相互呼应、相互补充的。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3页。

三、农业

中国封建社会的基础是农业，中国的农业耕作有悠久的历史，到18世纪更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在当时的世界上，中国农业是无与伦比的庞然大物，任何地方都没有像中国这样巨大而高水平的农业经济。18世纪，全世界有9亿人口，中国占3亿，养活了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国农作物的总产量毫无疑问占世界第一位。关于中国耕地面积的数字，由于资料混乱和缺乏，难以得出精确的数字，据《大清会典》《户部则例》《清朝文献通考》的记载，中国耕地面积雍正二年（1724年）为7﹒2亿亩，至嘉庆十七年（1812年）亦仅为7﹒9亿亩，而明崇祯时耕地已为7﹒8亿亩。18世纪清代的疆域远较明末为大，这是很不合理的。清朝官书中还有另一个耕地面积数字，即《清实录》中所载：雍正二年（1724年）为8﹒9亿亩。以此推测，乾隆朝开疆拓土，奖励移民，耕地的数字当大大增加。

乾隆朝耕地的增加，缺乏准确的数据，各书零星记载，混乱矛盾，难以征信。大体上，内地各省耕植已接近饱和，难有大量增加，但个别地区尚有潜力，如洞庭湖区的围湖造田，川陕老林中的伐木垦田，规模均大，增加耕地颇多。又乾隆五年谕旨，准民间开垦内地及边省山头地角畸零土地，免予升科纳税。在这一政策的鼓励下，农民开垦小块畸零土地，每个农户开垦虽少，但全国相加起来，开垦地亩亦有相当数目。此外，由于18世纪实现了全国的政治统一，边疆地区秩序安定，与内地的交往增多，内地的人口正在迅速膨胀，人民纷纷向四面八方扩散，移民浪潮席卷东北、蒙古、新疆、台湾以及湘桂滇黔地区，昔日的森林、牧场、沙碛或贫瘠荒芜的地方变成了大片农田。估计到18世纪末，全国耕地约为10﹒5亿亩，粮食产量达2 040亿斤[1]，以全国人口3亿计，人均占地3﹒5亩，人均粮食680斤，如果扣除饲料、酿酒、制酱等用途，人均口粮约600斤（皮粮）。

18世纪的农业能够养活达3亿之众的人口，其总产量和亩产量都远远超过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朝代，和世界先进国家相比水平也是很高的。当时，来华访问的很多外国人称赞中国农民的勤劳和农艺的高超。如18世纪末访华的英使马戛尔尼说：“在整个路途上，我没有见到一块土地不是用无限的辛劳来加以耕作，来生产它能够生长的每一种粮食和蔬菜”，“中国人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农民”[2]。随马戛尔尼使团来中国的巴罗则估计粮食的收获率高于英国，他写道：在中国“麦子的收获率为15∶1，而在欧洲居首位的英国为10∶1”[3]。所以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盛赞18世纪的中国农业，他写道：“中国的农业于18世纪达到了其发展的最高水平，由于该国的农业技术、农作物品种的多样化和单位面积的产量，其农业看来是近代农业科学出现以前历史上最科学和最发达者。”[4]

18世纪中国农业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这是由于17世纪中叶，清朝入关，镇压农民军，击败南明并平定三藩，统一全国以来，休养生息一百多年，中原地区长期安定，没有发生大的战乱。政府重视农业，以农为本，劝农力耕。一方面奖励垦荒，地方官以垦田数目作为考核政绩的标准，“有田功者升，无田功者黜”，对垦荒农民支持帮助，“流移者给以官庄，匮乏者贷以官牛，陂塘沟洫，修以官帑，则民财裕而力垦者多矣”[5]。另一方面，实行“更名田”，把明王朝藩王占有的土地“给与原种之人，改为民户，号为更名地，永为世业”[6]。清朝对大型水利，如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长江和江浙海塘极为重视，投入之大，令人瞩目，如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黄河青龙岗（在河南）堵口工程费时二年，耗帑银945万两。在大型水利工程之外，还有许多小型工程，如江南长江三角洲、洞庭湖鄱阳湖畔、成都平原等处，河塘沟渠，水网交错，官府民间共同努力分工修治；北方多旱缺水，民间随处打井，引水灌溉。当时，全世界都没有中国这样宏大、高水平的水利设施，英国泰晤士河、法国塞纳河、德国莱茵河、俄国伏尔加河上的水利工程，远较中国的为小。

18世纪，中国农业产量的增加还由于高产作物的推广种植。17世纪，玉米、番薯、花生等从美洲引进，到18世纪在不少地区已相当普遍地推广种植。此类作物耐旱、耐涝、耐碱、耐寒，能适应各种土壤与环境，抗虫抗灾能力强而产量又高。其他经济作物如棉花、桑树、甘蔗、烟草等也在扩大种植。

清朝在整顿和减轻税收方面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地”政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取消了人头税，按人们占有土地的数量征收田赋，缓和了赋役不均的状况，这是中国赋役史上的重大改革；又多次蠲免和普免全国的钱粮，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清朝统治者十分关心农事，注意各地的雨水、收成和粮价，要求地方官按时上报。全国设立常平仓、社仓、义仓，积谷屯粮，一遇灾荒，不惜耗费巨额帑银和大批粮食，实施赈济。

18世纪的中国农业虽然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如果与西方先进国家相比较，中国农业存在不利的因素，主要是人口急剧膨胀，耕地却并未相应增加，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当时，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仅有3﹒5亩，而18世纪的英国，每农户占地八英亩（合49﹒6亩），每农户如按五人计，人均占地10亩，约相当于中国的三倍。此外，英国还有大量可垦荒地，据英政府公布，当时荒地数为800万英亩，英国人口约800万，每人尚能拥有荒地1英亩（合6﹒2亩），自然赐予英国人的农业条件要优惠得多。整个欧洲的情况与英国相似，“欧洲是一个遍布草原、休闲地和森林的地区，它从来不缺少可耕地”[7]。而美国，18世纪后期人口约300万，土地则辽阔广大，几乎无穷无尽，美国早期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靠向西部边疆移民和垦殖，开发西部土地的宝藏。中国的粮食产量虽然很高，但人均所获农作物大大低于西方先进国家。18世纪，中国人口膨胀的重负已十分明显。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康熙帝说：“本朝自统一区宇以来，于今六十七八年矣。百姓俱享太平，生育日以繁庶，户口虽增，而土田并无所增，分一人之产，供数家之用，其谋生焉能给足？”[8]翌年，康熙帝又说：“民生所以未尽殷阜者，良由承平既久，户口日繁，地不加增，产不加益，食用不给，理有必然。”[9]乾隆帝也很关心人口造成的压力。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他的诗中说：“民数频滋谷恒少，对时艰致是千仓。”[10]意思是说：人口数目不断增加，粮食经常缺少，艰难的任务是怎样能装满粮仓。

由于地少人多，中国农民虽勤奋劳动，所获仍少，过着十分贫穷的生活。为了取得更大的收获，农民们挤在一块狭小的耕地上，密集地进行劳动，精心选种育苗，改良水渠灌溉，利用河泥施肥，进行精耕细作。按照报酬递减的规律，在单位面积上投入的劳动越多，所得的报酬不是相应提高，而会相对下降，人均所得反而减少。繁重的劳动和艰难的生活耗尽了中国农民的力量，他们难以改进农业技术与农业工具，无力投资改善生产的条件，艰辛的劳作环境抑制了他们的创造性，养成了得过且过、因循保守的习惯和心理。这是中国和西方先进国家农业的重大区别。马克思说过，“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并且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11]，劳动生产率按每个劳动力每年所能生产的产量来衡量。据专家的研究，英国在13、14世纪农业劳动生产率为每户2 369公斤，至封建社会解体的15、16世纪上升到每户5 520公斤。[12]中国到19世纪初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每户2 651公斤。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带来的农村的贫困和落后是中国社会迟迟不能迈开近代化步伐的重要原因。

中国农业总产量尽管很高，也有较好的农业耕作技术，但劳动生产率低下，难以突破农业仅作为维生手段的临界点，难以形成农业生产的持续增长。13、14世纪英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很低，不见得高于中国，但二三百年后，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未有显著提高，而英国则提高了一倍多，这是理解中英两国发展道路和速度的关键。英国农业的进步并非依靠人力的投入，也非依靠机器和技术的使用，而是改变了土地的利用和经营，采取多次犁耕和轮作制，重视改良品种和商品性农业的发展，以圈地的形式把公有地和小农所有地变成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此外由于地多人少而实行耕牧结合，大量牧场与耕地并存，养育众多马骡牛羊，而中国由于地少人多，所有土地都用来种植粮食，不能用作牧场，马牛驼羊主要豢养于西北地区，耕和牧分离，实行远地分工。农区家庭中只饲养少量的猪和家禽，农民多素食，农田缺少牲畜粪肥。中国农家与手工业的结合却十分密切，男耕女织，终岁勤勉，以应付一年的支出。西方农村的发展起始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农村分化，农业租地资本家的兴起和农业雇佣劳动的涌现。在农村中发财致富的“约曼”“乡绅”经营土地，从事商业，开设作坊，挣得了钱财。在英国，农村中的乡绅、贵族、约曼只要有了财富，便会有荣誉、权力、地位，便会受到社会的尊敬，上升到新贵族，在议会中掌握部分权力，和旧贵族平起平坐。中国则面对着不易分解的、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生活虽然艰苦，农家却不计成本地在小块土地上投入更多的劳动，以稍稍增加收获量，勉强维生。中国的农户如果勤奋劳动，积累财富，购置更多的土地，可以成为乡村中的土财主，但这类土财主如果要进一步发家晋升，就必须转移到科举仕途。仅靠农业不可能挣得更多财富，也不可能取得更高地位。他必须用金钱培养子孙们去受教育，科考应试，获取功名，这才是可行的晋升之路。在农村中，经营一百亩土地，每年最多获利二百两银子，而当一任知县，每年大概可以获利几千两。中国社会号称重农，但社会的实在结构是只能走农业以外的途径才能够发家致富，进入上层社会。农业只是糊口的手段，其蓬勃发展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工业化的开始，归根到底要依赖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为这能为工业提供必不可少的市场、资金、原料、剩余劳动力。几乎一切进步都要从农业开始，产量庞大、看似先进的中国农业却蕴含着土地资源、农业结构、耕作方式上的严重缺陷，未能为工业进步开辟出新的道路。

注释

[1]对中国之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许多专家作了测算估计，数字略有差别。这是我查阅各种资料后的一种估算。可参见拙著《乾隆帝及其时代》，第286～296页。

[2]转引自《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5页，《18世纪晚期的英国与中国》。

[3]转引自上书，第188页，《赴华使团》。

[4]谢和耐：《中国社会史》，第416页。

[5]《清圣祖实录》卷二五。

[6]《清朝通典》卷一，《食货》。

[7]谢和耐：《中国社会史》，第418页。

[8][9]《清圣祖实录》卷二四〇。

[10]《清高宗御制诗二集》卷七六，《填仓日漫题》。

[11]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885页。

[12]参见侯建新：《中世纪晚期中英农业发展趋向的比较》，见罗荣渠主编：《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

四、手工业

18世纪的中国，我们也看到了手工业生产的进步，看到了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活动，看到了分工发展、技术进步、雇佣劳动、手工工场等近代性因素，看到了一潭静止沉寂的死水中荡漾起微小的波澜。但新的经济因素犹如覆盖在无边沙碛中的小块绿洲，远不能战胜和取代庞大的封建经济。

由于各个手工行业内部和外部条件不同，近代因素的存在形态和发展道路在各行业中不尽相同。棉纺织业在手工业生产中居于首要地位，在世界各国，棉纺织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得最早也最快。18世纪，中国棉纺织业盛极一时，但主要作为农村的家庭副业而存在，以补充微薄的农业收入，如“上海一县，民间于秋成之后，家家纺织，赖此营生，上完国课，下养老幼”[1]。纺织业和农业强固地结合在一起，在这种经济结构中，生产成本极低，也不需要复杂的工业和先进的技术，资本无法与它竞争，难以取得稳定的利润。如同马克思所说，“因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在这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2]。因此，18世纪中国的棉纺织全都是农户的小商品生产，并不存在手工工场。但由于棉纺织品有广大的市场，商业资本极其活跃，出现了一批控制了生产和销售的包买商，他们垄断了棉花的供应和棉布的销售，把棉花分配给家庭中的织工，换取布匹。这样，商人用原料来换取制成品，既切断了织工与棉布市场的联系，又切断了织工与原料市场的联系，使他们离不开起中介作用的商业资本，不得不屈服于商业资本的权威。列宁说：“这就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上跨了很大一步……在商业资本的最高形式下，包买主把材料直接分配给‘手工业者’使其为一定的报酬而生产。手工业者de facto成了在自己家中为资本家工作的雇佣工人，包买主的商业资本在这里就变成了工业资本。于是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形成了。”[3]18世纪的经济领域中正在发生这种静悄悄的变革。

丝织业比棉纺织业更加集中，更加专业化。康熙前期（17世纪末），清政府为了限制民间丝织业工场的发展，规定“机户不得逾百张，张纳税当五十金”，后来，江南织造曹寅奏免额税，民间的织机大大增加，“至道光间，遂有开五六百张机者”[4]。这类丝织业手工工场雇佣着大量工人，在一个资本的指挥下进行生产，“苏城机户，类多雇人工织，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至于工价，按件而计，视货物之高下，人工之巧拙为增减”[5]。可见江南已存在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不过，它还是耸立在广阔自然经济上的点缀品，不能不接受封建政府的控制，任其鱼肉。18世纪丝织业中盛行“领机给帖”办法，织造衙门将官府织机交给民间织户，发给印帖，从此“机户名隶官籍”，有织造任务时，机户向织造衙门领取丝料、工银，雇工织造缎匹。机户接受官府的加工订货，不可能独立经营和自由发展，备受官府的盘剥。

矿冶业是历史悠久的手工业生产部门，18世纪的矿冶业中出现了雇佣劳动和大规模工场，以前的卫军匠役制已被普遍废除，矿冶业中都是“富者出资本以图利，贫者赖佣工以度日”[6]的雇佣劳动制。云南的铜矿生产规模最大，资本雄厚，产量很高。投资开采铜矿的是来自外省的大商人。从事开矿的劳动者，一部分是不领固定工资而按一定比例分取产品的“亲身兄弟”，有比较浓厚的人身依附关系，另一部分则是常年受雇用的“月活”，有固定工资，去留自便，保持着人身自由。云南铜矿的生产分工细密，技术要求很高，组织形式较完备。但它的发展是适应清王朝的官方需要，由于铸造钱币，需要大量铜斤，故清政府鼓励和扶植民间采铜，实行“放本收铜”政策，政府每年拨款银一百万两，作为预借铜本，发给各厂，所采之铜，由政府收购。由于清政府投入巨额资金，铜矿发展很快，产量迅速上升，最高时年产量达一千数百万斤。但“放本收铜”政策导致了封建政权势力渗入铜矿内部的恶果，使铜矿走上一条畸形发展的道路。商民预借铜本的条件是将采得的铜斤以固定价格售给政府，是为“官铜”，只有极少部分作为“通商铜”被允许进入市场，自由买卖。而政府收铜的价格很低，“夫矿民开采铜斤，其费甚大，有油米之费，有锤凿之费，有炉火之费，其运至省店也，有脚价之费，所费甚大，而官价不足以偿之”[7]。矿民预借铜本进行生产，铜斤产值不够偿还借本，造成大量厂欠。清政府榨取了矿工创造的全部剩余劳动，夺走了矿商的利润，矿场连简单再生产也维持不了。清政府渗入铜矿，给企业带来严重的危害，但由于铸币必须用铜作原料，清政府不得不把这种不死不活的局面拖延下去，时而提高铜价，时而减免厂欠，时而放宽通商铜的限制，可是这种一点一滴的改变无法治疗封建主义给云南铜矿造成的致命创伤。1880年乾隆帝的谕旨中说：“滇省采办铜斤，近年以来，屡形竭蹶。节经降旨该督抚等，设立调剂，实力筹划，终无成效。”[8]19世纪，清政府更加腐朽，人民斗争风起云涌，国库已无力支放巨额资金作铜本，云南铜矿一蹶而不能复振。

采铁、冶铁是国民经济极重要的部门。18世纪已允许商民自行开采、冶炼。雍正时“粤省铁炉不下五六十座，煤山木工，开挖亦多，佣工者不下数万人”[9]；陕西省冶铁业也很发达，“供给一炉，所用人夫，须百数十人，如有六七炉，则匠作佣工，不下千人。铁既成板，或就近作锅、作农器，匠作搬运之人又必千数百人。故铁炉川等稍大厂分，常川有二三千人，小厂分三四炉，亦必有千人数百人。利之所在，小民趋之如鹜”[10]。

封建官府的资金没有渗入采铁、冶铁业内部，控制比较松弛。但清政府又害怕铁的广泛使用和自由流通将使被压迫人民容易获得战斗的武器，因此又将铁的采冶运销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清政府规定：除征收铁税百分之二十以外，凡采铁、冶铁地方，炉座的数目、产量、工场主以至矿工、铁工的姓名、履历均须详细报官，发给执照，禁止无执照私铁的销售，尤其不准铁器出洋，连烧饭用的铁锅也不准带往海外。在这样严格的控制和监督下，采铁、冶铁、铸铁手工业的发展当然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18世纪的采煤业也极为普遍，各地有许多煤窑。北京西郊煤窑林立，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工部衙门报称：西山和宛平、房山两县采煤窑有273座。[11]直隶磁州“向有采煤炭窑口，俱系小民自备工本开采”[12]。河南巩县“巩邑产煤，开窑凿井，千百为群”[13]。山东峄县“煤矿最盛，岭阜处处有之。人采取者，任自经理，不复关诸官吏。方乾嘉盛时，县当午道，商贾辐辏，炭窑时有增置。而漕运数千艘，连樯北上，载煤动数百万石，由是矿业大兴”[14]。

以北京门头沟煤矿为例，这里的煤窑资本多采取分股合伙制度，民窑内部初步具有了资本主义关系，一方面有“自备工本，赴窑开采”的窑户，另一方面有大批受雇挖煤的“窑夫”。采出的煤斤作为商品，在市场上自由出售，各煤窑之间进行竞争，有时，几个煤窑也联合经营。18世纪，已有大窑主“垄断”“鲸吞”的现象，吞并了许多小煤窑，资本显示一定程度积累和集中的趋势。

清政府对煤矿的管制虽较松弛，但它害怕开矿聚众，容易闹事，也常无缘无故地禁止采煤。据记载，煤矿“大江以北，所在多有，即臣籍泰安、莱芜、宁阳诸郡县，悉皆采煤，此臣所素知者，特以上无明示，地方有司恐聚众滋扰，相沿禁采，遂使万民坐失其利”[15]。可见官府禁令仍是煤矿业发展的一大障碍。另外，各地煤窑虽很普遍，但多数还停留在小商品生产的阶段，资本很少，设备简陋，技术低下，产量不多。这类小煤窑要积累资本，改进技术，提高产量，发展到大规模开采，显然还需要经历漫长曲折的路程。

由此可见，在18世纪，我们已看到了手工业领域中的进步和变革，看到了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的活动，看到了商品生产对封建壁垒的撞击，看到了分工发展、技术进步、雇佣劳动、手工工场等等，看到了一潭静止沉寂的死水中荡漾起微小的波澜。但这种微弱的近代性萌芽要发展到资本主义的参天大树还有十分遥远的距离，传统的手工业只有经历像英国那样的产业革命的洗礼，才能摆脱束缚，驰逐上阵，迈开雄健的步伐，跨过近代化的门槛。

英国的产业革命是各种历史条件汇聚的结果。由于农业的发展而充实了经济的基础，由于掠夺殖民地而积累了巨大的资本，由于海外贸易而开辟了广阔的商品和原料市场，由于圈地运动造成了无产阶级后备军，由于劳动分工的细密，生产过程被分解为单纯、划一的操作，由于科学的进步而使科学成果得以应用于生产，总之，由于许多历史条件的汇合，机器的发明、推广成为现实的可能，也成为社会的迫切要求。18世纪后期，英国率先进入了产业革命。

产业革命首先在棉纺织业部门中发生。1733年凯伊发明飞梭，大大提高了织布的效率，以后哈格里夫斯于1768年、阿克赖特于1769年相继发明纺纱机器，使纺织工序的效率紧紧跟了上来，1785年卡特赖特发明自动织布机，纺纱与织布形成你追我赶的局面，整个纺织生产部门突飞猛进。1776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使工业摆脱了对自然能源的依赖，为拥有许多机器和大量工人的近代工厂的出现创造了前提。18世纪末，英国各地的工厂如雨后春笋，纷纷创立，工厂制逐步取代了家庭手工劳动，英国的工业生产进入了一个新纪元。18世纪初在英国加工的棉花不过100万磅，1764年增至380万磅，而到1789年已达3 240万磅，增加了31倍多；生铁的产量1720年仅为1 800吨，1802年已达25 800吨，增加13倍多。1844年恩格斯在回顾英国产业革命时写道：

六十年至八十年前，英国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城市很小、工业少而不发达、人口稀疏而且多半是农业人口。现在它却是和其他任何国家都不一样的国家了：有居民达250万的首都，有许多巨大的工业城市，有供给全世界产品而且几乎一切东西都是用极复杂的机器生产的工业，有勤劳而明智的稠密的人口，这些人口有三分之二从事于工业。[16]

产业革命起始于纺织业，但它是全体工业和经济部门的进步，而不是某个单项工业的进步。纺织是先锋，为了制造纺织机器，冶铁和机械制造紧随其后；为了开动机器，煤矿必须发展；为了运送大量增加的原料和制成品，交通运输业又要有相应的进步。众多部门，依次带动，相互促进，如果某个部门产生故障，就会发生阻滞整个产业革命的瓶颈现象。

近代化运动是众多潮流的汇聚，是由长期历史进程所准备好的必然运动。工业的各部门以及农业、商业、交通运输，还包括政治、科技、法制等等方面，相互配合，协调发展，每个部门和领域都在为其他部门和领域创造前进的条件。正是这种整体的前进运动，焕发出蓬勃的、不可遏抑的力量，使产业革命能够开出绚烂之花，结出丰硕之果。而18世纪中国之手工业，即使有规模较大的生产，即使存在某些近代性因素，但它生存在很不利的环境中，问题成堆，阻力重重，冲不破制约的力量，得不到各方面的带动、配合、支持，没有形成那种整个经济和社会协同前进的条件和力量。

注释

[1]《李煦奏折》，第6页，《请预发采办青蓝布匹价银折》。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第373页。

[3]《列宁全集》第三卷，第328页。

[4]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十五。

[5]《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第6页，《奉各宪永禁机匠叫歇碑记》。

[6]《清朝经世文编》卷五二，《陈粤西矿厂疏》。

[7]李绂：《穆堂初稿》卷四二，《与云南李参政论铜务书》。

[8]《清高宗实录》卷一一〇六。

[9]《清朝经世文编》卷五五，鄂尔达《请开矿采铸疏》。

[10]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九。

[11]参见清代抄档，史贻直等奏，乾隆二十七年正月十一日。

[12]清代抄档，工部尚书哈达哈等题，乾隆五年十一月初九日。

[13]乾隆《巩县志》卷七。

[14]光绪《峄县志》卷七。

[15]清代抄档，工部尚书哈达哈等题，乾隆五年十一月初九日，引赵国麟奏。

[16]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295页。

五、市场

市场的发育是近代化进程得以启动的关键。商品生产发展、市场交易活跃、运输业进步、人口增长与流动、城市崛起，这是经济增长的条件和标志。在封建自然经济下，如果商品性农业得不到发展，农村不发生市场转变，则整个社会经济便不会有重大的突破，而农业商品化实有赖于农业生产的提高以及可出售的商品粮食、经济作物的增加。中国经济是地主所有制下的小农经济，由于资源匮乏、经济结构的制约，单个农户难以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产品，没有更多的农副产品可以拿到市场上出售，但农民以地租形式交给地主的粮食会有很大部分转化为商品，流入市场。另外农民为了维生必须从事家庭手工业和副业，小农经济与小商品生产相结合，成为中国农村中的普遍形式。小农的小商品生产规模小、资金少，劳动分工只能是年龄与性别的自然分工，难以形成技术性的专业分工，只能是拼劳力、拼时间的生产，不计劳动力成本和劳动时间去参加市场竞争。从一家一户而言，农民不可能生产出大量商品，难有发展的前途。但由于农户众多，全体农民提供的商品总量却是巨大的。

农民提供的最大量的商品是粮食。18世纪末，中国市场上流通的粮食估计达245亿斤（16 000万石），约值银3 000万两[1]，其中大部分是在农村集市上销售，调剂余缺，供就近城镇人口食用，也有一部分作长距离运输，销往远方市场，估计此类商品粮共有52亿斤（3 500万石），约值银700万两。长距离运输的商品粮，主要路线有五条。一是江浙皖赣鄂湘等的商品粮约200万石，随同400万石漕米，每年经由长江、运河，运往北京在内的华北各地。总量为600万石。二是东北小麦、大豆由海路南运至天津、山东、上海，每年一千数百万石。如包世臣所说：“自康熙二十四年开海禁，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2]三是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产粮区的粮食经过长江运往江浙等商品经济发展、人口密集的缺粮区，每年估计达1 000万石，形成汉口、九江、芜湖、无锡等重要米市。四是台湾米渡海运到福建，每年约有100万石。五是广西米经由西江运至广东。据记载，广东“即丰收而乞粜于（广）西省者犹不下一二百万石”[3]。除了以上五者，还有一些长距离贩运粮米的路线。以上全年长距离商品粮约3 500万石。

稍次于粮食的重要商品是布匹。江南土布素称“衣被天下”。18世纪，全国进入市场的棉花达255万担，值银1 200万两；布匹31 000万匹，值银9 455万两。布匹的市场十分广阔，如江苏松江府，人称“松有劳纴之利，七邑皆是。捆载万里，功归女子……冀北巨商，挟赀千亿，岱陇东西，海关内外，券驴市马，日夜奔驰，驱车冻河，泛舸长江，风餐水宿，达于苏常。吾闻之苏贾矣，松之为郡，售布于秋，日十五万焉”[4]。其他如直隶、山东、河南、湖北亦有大批布匹运销远地，中国的土布甚至还曾行销海外。

农产品中的丝和茶也是重要的商品，如南京的丝织品在全盛时“北趋京师，东北并高句丽、辽沈，西北走晋绛，逾大河，上秦、雍、甘、凉，西抵巴、蜀，西南之滇、黔，南越五岭、湖湘、豫章、两浙、七闽，溯淮泗，道汝洛”[5]，其产品行销遍全国。又如安徽的六安茶，“土人不辨茶味，唯燕、齐、豫、楚需此日用，每隔岁，经千里，挟货而来，投行预质”[6]。丝和茶不仅有广阔的国内市场，还有国际市场。18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平均每年从中国购买茶叶值银400万两，每年出口生丝约6 000担。

估计18世纪末，粮食、棉花、布匹、丝、绸缎、茶、盐七项主要商品的流通值为3﹒5亿两[7]，如果加上烟、酒、糖、油、煤、铁、瓷器、木材，当不下于4﹒5亿两，以当时的人口3亿计，人均的商品流通值为银1﹒5两。

米、布、丝、茶这些中国市场上的主要商品都是由农村提供的。贫困的农民为了维持生活，保证交纳地租、国课，不得不把少量的剩余粮食拿到市场上出卖，不得不兼营家庭手工业，辛勤纺织，以补生计。所以小农经济并不排拒商品生产，而恰恰是以少量的商品生产作为补充。但是，农民生产的米、布、丝、茶，拿到市场上出售，市场却不能反馈以同等数量的工业品，只能报之以少量的铁器、瓷器和日用百货，其数量大大低于农村提供的商品，两者之间的差额转化成为地租和赋税，成了农民给统治阶级的无偿贡纳。

尽管全国的商品总量很大，但由于农民人均生产很少，普遍贫困，买不起更多的工业品，需求不足限制了手工业生产的发展，限制了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又由于家庭手工业的生产规模小、分工简单、资金短缺、技术含量低，难以发展成更大规模的生产事业。市场的扩大与发育不但要有社会需求的拉动，需要有分工、技术、资金等条件，还需要有明晰的财产权，需要有法制的保障和市场行为的规范化，而l8世纪的中国还没有做好扩大市场的一切准备。

那么，在世界各地，市场经济的情况怎样呢？用布罗代尔的话说：“在经济发展全面加速的18世纪，交易的一切工具都合乎逻辑地使用起来了。”欧洲国家进入了更高层次的市场，证券交易、信贷已很活跃，证券交易所扩展了它们的活动，“伦敦模仿阿姆斯特丹并试图取而代之，阿姆斯特丹此时趋向专业化发展，欲成国际贷款之要地，日内瓦和热那亚参与这些危险的游戏，巴黎摩拳擦掌，开始亦步亦趋，这样一来，钱款与信贷便越来越自如地从一处流到另一处”[8]。在充分使用现代交易工具的地方，传统的交易会反形逊色，而欧洲经济的边缘地区，如法国的博盖尔、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地区与南部波兰，巴尔干半岛以及俄罗斯，商品交易会却方兴未艾，蓬勃发展。

其他地区也是一片市场的兴旺景象。在伊斯兰国家，最大的市场处在城门外，非城非乡的城乡接合部分，一边是城里人，一边是农民，汇合于市场上，交流他们的商品。城市里拥有可转换的票据，其借贷网一直扩展到远东。印度几乎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市场，巴尼亚商人将全村的实物地租转化为货币，上交给莫卧儿统治者。印度又是著名的交易会之国，它在庙会上进行交易，进香者和交易者纷沓而来，万头攒动，热闹异常。在日本，交易有了更好的架构，商业网络组织得很完善，町人的社会作用迅速提高，伴随着地方产品进入中央市场，进行激烈的竞争，出现了新的地域分工和“江户周边经济圈”。在南亚诸岛，这里自古是海上经商的通道，有定期的商品交易会，巴达维亚是最活跃的交易地点，在每天集市贸易结束后，这里的商人们便要碰头议事。

在全世界，市场经济无所不在，甚至在非洲和美洲的印第安人地区也存在许多市场。若论重要的市场经济繁荣的程度和发展的高度，还是要首推英国。

英国的市场状况怎样？由于英国本土地窄人少，直到18世纪初，国内市场仍很狭小。但英国农业的发展为国内市场的扩大奠定了基础。由于农业发展，农户收入增加，可以购买更多的商品。1688年英国平均每个家庭每年只买10英镑货物，1750年增加到25英镑，1811年增加到40英镑，增加了3倍。农村购买力增长使交易兴旺，集市发达，大批工业品下乡，与农畜产品交换，到处是熙来攘往的商贩和顾客。小商贩阶层人数激增是18世纪英国的突出现象，估计17世纪末全国商贩有5万人，而18世纪增加到16万人。所以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说：“英国是一个商人充斥的国家。”

海外贸易对英国的经济产生重大的促进作用。英国通过一系列战争确立了世界殖民霸权和商业霸权，赢得了十分广阔的全球市场，不仅起带头作用的纺织业产品有了畅通的销路，而且在工业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棉、铁原料也有了可靠的来源，大批英国商船载运着各种货物，航行于全世界。18世纪内，英国国内市场销售额从基数100增加到152，而海外市场的销售额，从基数100增加到550。海外殖民地还带来了工业化所必需的资金，1757—1815年，仅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印度搜刮到的财富就多达10亿英镑。

国内外贸易的发展、市场的扩大，促进了交通事业。1801年英国商船吨位已达170万吨，雇用了10万名水手。国内道路得到整治，建立了许多由私人出资的收费道路，宽敞平整，四通八达。英国人曾自豪地说：“在一个国家的内地交通方面，人们从未见过任何革命能够比得上英国在几年时间内所实现的那种革命。谷物、煤炭、各种货物的运输，几乎只需要以前所用马匹的半数。商业旅行快一倍以上，农业进步与商业并肩前进，作为这个大运动的枢纽的东西就是我们的道路的改革。”[9]18世纪下半期，英国还兴起了修建运河的热潮，中国的大运河已建一千几百年，而英国到18世纪中叶还没有一条真正的运河，1757年它开始修筑第一条运煤的运河。此后半个世纪内，迭兴工程，宏规大起，修建的运河达3 000英里，投资2 000万英镑。伦敦、布里斯托尔、伯明翰、利物浦之间有了纵横交接的公路网、运河网。

在商业繁荣和市场活跃的基础上，银行、信贷证券事业也蓬勃发展，18世纪，伦敦和阿姆斯特丹、巴黎、日内瓦之间形成了银行界的四角联盟。形形色色的信贷证券大大便利了商品批发和国际支付业务，整个市场被活跃的信贷和贴现所推动。18世纪英国在悄悄地发生一场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大革命，这是一场经济领域中全方位的革命，虽无喧嚣兵马和弥漫硝烟，但威力无穷，将改变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和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开辟新的历史航程。起初的变化都是缓慢而具体的，日积月累，纺织工序的逐步机械化、焦炭炼钢、蒸汽机的应用、工厂制的出现、农业的发展、农村购买力的增加、市场的兴旺、商人的活跃、航海业的进展、殖民地的开拓、交通运输的改善等等，这是漫长的过程。许多举措、许多事件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推移演变，每个举措和事件都很重要，但也说不上是决定性因素。时间在流逝，幸运的是：各个部门都在悄悄前进，哪个部门都没有停滞不前，成为阻碍整个经济运转的危险的瓶颈。这样，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化，跨进了“近代社会”。

注释

[1]关于粮食、布匹等商品的数量与价值，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某些数字作了修正。

[2]包世臣：《海运南漕议》，见《安吴四种》卷一。

[3]《朱批谕旨》，雍正四年七月二十六日，闽浙总督高其倬奏。

[4]《清经世文编》卷二八，钦善《松问》。

[5]汪士铎：同治《上元江宁两县志》卷七，《食货考》。

[6]转引自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第359页。

[7]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第284页。

[8]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第18页。

[9]H．荷麦：《王国公路的改善和保养办法的探讨》，转引自陈紫华：《一个岛国的崛起》，第181页。

六、经济区域

中国幅员辽阔，地广人多，各地区的地理、气候、土壤、水文、资源、生产组织、历史传统、劳动者素质的差别甚大，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经济难以有效整合，这是制约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经济最发达的是东南沿海，农业发达，能生产出较多的粮食和经济作物，商品经济较发展，手工业门类较齐全，存在较明显的近代性因素。广大的腹地、山区和边疆地广人稀，农业产量低，商业、手工业不发达，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与东南沿海地区形成强烈的反差。

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同西欧很不一样，西欧有许多中小国家，其自然和人文条件彼此接近，许多独立国家同时并存，相互竞争，你追我赶，经济文化水平相差不悬殊。15、16世纪，航海事业刚刚兴起，葡萄牙、西班牙走在前面，带头冲出欧洲，走向世界。航海业带来了殖民地和财富，带来了世界联系，葡萄牙和西班牙曾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随之荷兰崛起，呢绒业的欣欣向荣，海上贸易的蓬勃活力，使“十七世纪的荷兰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模范国家”[1]。到了18世纪，英国的成就超过荷兰，产业革命中工业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使英国脱颖而出，第一个迈进近代化的门槛。这时候，西欧其他国家的发展水平并不悬殊，它们在英国的影响下相继站到了近代化的起跑线上，而西欧国家的近代化又反过来推动英国更快地向前迈进。

按照自然环境、生产力水平、经济联系、民族状况、政治与历史传统，可以把全中国分为八个经济区域。

1．东北经济区

18世纪的东北，气候寒冷，无霜期短，然土壤肥沃，隰野千里，地广人稀，到处是奔腾的河流、茂密的树林和辽阔的草原，农业发展的前景十分广阔。关内山东、直隶的移民络绎而来，清政府虽实行封禁，但移民仍源源不绝，来此耕种、刨参、采金。其中辽沈地区开发尤早，18世纪中已成为繁荣的农业区，大量小麦、大豆从海路输出，境内设置了有军事特色的驿路与城镇。

2．华北经济区

这里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传统的农业区，黄河横贯东西，大运河纵贯南北。种植小麦、高粱，番薯、玉米亦已推广，但整个农业产量较低。由于耕植的历史已很长久，生态失衡、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到处童山濯濯，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较严酷。黄河、淮河、永定河经常漫决，水患严重，人口密集，耕地匮乏，水资源不足，经济呈现衰落的景象。北京，作为清王朝的首都，是华北也是全国最大的城市，工商业猬集，商铺栉比，店摊林立。北京众多人口的粮食要依靠由运河运来的南方各省的漕米。食盐须由渤海湾长芦盐场供应，煤炭由西山开采，手工业百货由周围州县生产，这样形成了以北京为巨大消费中心的经济圈。此外直隶、山东、河南广植棉花，棉纺织业是重要的家庭手工业，山西盛产煤铁，供应犁、锄、镰和铁锅、铁盆。

3．华中经济区

北以淮河为线，南至武夷山、五岭，西至大巴山。长江出三峡，横贯全境，蜿蜒曲折，河道宽深，气候温和，雨水丰沛，生产发展，财富充积，人文荟萃，是经济文化的黄金地带。这里也是近代性因素最明显的地方，最有希望带动中国经济的前进。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实行稻麦二熟耕作制，产量较高，湖广地区是重要的粮仓。江南地区多栽棉植桑，发展棉、丝纺织业，是重要的工商业区，集中了江宁、扬州、苏州、杭州、武汉等大城市。由于人口密集、商品经济发达，18世纪江浙一带已成缺粮区，需要四川、湖广的米粮东运接济，所谓“湖广之米日至苏州者不可胜数”[2]。沿长江和运河，城镇繁密，商业活跃，形成了一些专营性的工商业城镇，如苏松地区的棉布业城镇、湖州地区的丝织业城镇，以及沿长江的米市。华中的苏浙皖赣鄂湘六省田赋占全国田赋的40%，为清朝主要的财税来源。但本区域内，人口之增殖已达饱和状态，生态环境之破坏也相当严重，长江流域屡遭水灾，平均每年遭水灾州县51个，严重的时候如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受水灾州县124个，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受水灾州县90个。

4．华南经济区

即珠江、闽江流域，包括福建、广东、广西的一部分与台湾、海南二岛。这里气候温暖，属亚热带地区，海岸线长，有众多海港。这里在古代是“蛮荒之地”，隋唐以后，经济文化有显著变化，明清二代发展尤其迅速，其重要性仅次于长江中下游。境内江河纵横，水资源丰富，水陆交通发达。粮食生产多稻米，一年两熟，区域内福建、广东为缺粮区，仰赖台湾、广西米的供应。此外盛产甘蔗、茶叶、水果、木材。手工业、商业发达的有广州、佛山等城镇，广州是外国商人来华进行海上通商的唯一口岸，外商在此收购中国的茶、丝、瓷器、土布，出售呢绒、棉花、五金等，这里最先受到欧风美雨的冲击和影响。佛山镇则是国内贸易的大埠，商贾丛集，街市喧阗，万家灯火，百货充足。台湾从康熙中实现统一之后，18世纪内发展尤其迅速，统一时人口为12万，此后福建漳、泉二府与广州潮汕人民大量移居台湾，19世纪初已达190万人。农业发达，物产丰富，经济发展的速度在全国领先。

5．蒙古经济区

包括内外蒙古。地处高原，气候寒冷而干燥，多沙漠，少河流，主要是蒙古族居住区，地广人稀，有广大的牧场。蒙古族是游牧民族，“赋性不谙耕作，无贫富皆赖驼马牛羊四项牲畜，以资度日”[3]。蒙古在行政体制上实行盟旗制。旗相当于县级行政单位，设札萨克（旗长）管理事务，具有较独立的权力，履行清王朝委派的职责。其上为“盟”，设盟长，可以监督各旗的军政事务，但不能直接发号施令。盟旗制度使该地区的政权组织纳入全国的行政体制中，加强了政治统一。18世纪内，越来越多的汉人前往漠南蒙古租种土地，垦荒耕作，形成星罗棋布的农业村落。当地的游牧经济逐渐与农耕经济混合。漠北则有清政府为解决驻军食用而开辟的屯垦区，但屯垦规模不大。商业都以驼马牛羊、皮革制品供应内地，换取烟、茶、油、糖、酒、铁、布、绸及粮食，重要城市有承德、张家口、库伦。

6．西北经济区

包括今新疆、宁夏和甘肃西部，这里土地广袤，多沙漠高山，气候干寒，居住着众多少数民族。自17世纪以来，清政府与准噶尔长期战争，为了筹措军粮，在甘肃西部及哈密一带屯田。雍正末年，甘肃西部有屯垦户八千余人，宁夏新渠、宝丰一带亦有屯户。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清政府平定准噶尔以后，在新疆进行大规模屯田开发，重点在乌鲁木齐与伊犁地区，有以绿营兵为主要劳动力的兵屯，有以内地迁来的农民为主要劳动力的民屯，有八旗兵丁耕种的旗屯，有从南疆迁来的维吾尔族耕种的回屯，有以发遣新疆的囚犯为主要劳动力的遣屯，新疆的农业生产迅速发展。至19世纪初，新疆民屯耕地有75万亩，兵屯有17万亩。[4]北部新疆汉族移民较多，从以往的游牧经济逐步转变为游牧与农业的混合经济，新疆南部为维吾尔族聚居区，“本境之人业农者，十居其八”，盛产粮米、棉花、瓜果。手工业则有纺织、采矿，贸易商品多为土特产，以牲畜、皮革制品为大宗，与中亚各地素有贸易往来。

7．西南经济区

包括云南、贵州、四川以及广西西部。这里地形陡峻，河流湍急，多高山峡谷，交通不便，居住着很多少数民族。除四川盆地较富庶外，广大西南地区经济不发达。18世纪以前，许多地方实行土司制，阻碍着生产发展，不利于国家统一。雍正年间，在西南广泛实行“改土归流”，打击、削除了土司的割据势力和特权。清政府在此设置州县，派任官吏，丈量土地，整顿赋税，招民垦种。内地人民纷纷移入，人口增加，生产发展，“楚、蜀、黔、粤之民携挈妻孥，风餐露宿而来，视瘴乡如乐土，故稽烟户，不止较当年倍蓰”[5]。本地区富有矿藏，18世纪云南的铜矿、川南的井盐均盛极一时。至于四川盆地，地势平缓，土壤肥沃，河川交织，明清之际遭到战乱，人口锐减，生产凋敝，康熙朝大力提倡移民与垦田，休养生息数十年，18世纪已渐恢复，成为殷富之区，所产粮米从长江东运，接济下游各省。

8．青藏经济区

四面多大山，平均海拔4 000米，气候寒冷，交通不便。居民以藏族为主，人口稀少，多信仰藏传佛教，大小寺庙，遍布各地。生产以牧业为主，农业为辅。农产品多青稞、豆类，畜产品多绵羊、牦牛。清廷对准噶尔作战时，十分注意做西藏的工作，雍正时设驻藏大臣，协助西藏驱逐入侵的准噶尔，平定西藏的叛乱，迎接班禅六世到北京，击退廓尔喀的侵略，制定《西藏善后章程》等，使内地和西藏的联系日益密切。青藏的许多生产工具、日用品需要内地供应，和四川、甘肃、云南有频繁的商业往来，也与克什米尔、巴勒布（尼泊尔）有边境贸易。

中国土地的辽阔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西欧国家迥异，像江南和珠江三角洲经济高度发展的地区占全国面积的比例很小，犹如点缀在沙漠中的绿洲，不能代表整个中国的全貌。由于受到广大后进地区的制约，少数先进地区的进一步发展也显得困难重重，形成“连鸡不飞”之势。法国的领土相当于英国的2﹒2倍，相当于荷兰的13倍，法国学者把法国的落后归咎于地域过大：“我们的国家首先受它自身之累，它的厚度、体积和巨人症都对它不利……它自身的联系也变得不便，政府的命令、国内生活的运动和脉冲以及技术进步同样难以传遍全国，即使具有燎原之势的宗教战争，其熊熊烈火也不能一下子燃遍法国全境。”[6]如果法国受“巨人症”之累，那么，中国领土相当于法国的17﹒4倍，更是个“超级巨人”，各地的经济水平、政治体制、民族差别、历史传统如此悬殊，江南与珠江三角洲少数先进地区难以带动庞大的后进地区，全国也更难有效地联合起来，形成一个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经济和政治实体，中国经济发展之滞后从这里可以得到有力的说明。

注释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第681页。

[2]《雍正朱批谕旨》，雍正四年五月十四日，毛文铨奏。

[3]《张文襄公全书》卷十七。

[4]参见冯锡时：《清代新疆的屯田》，见《清代边疆开发研究》，第247页。

[5]道光《广南府志》。

[6]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第368页。

七、阶级

18世纪中国社会中，地主和农民是基本的两大阶级，社会历史围绕着地主和农民的矛盾而展开。而地主阶级和农民内部还分别有不同的阶层，他们各有不同的生成背景和利益、意志，或相联合，或相争斗。地主内部，有直接掌握统治权力的贵族、官僚，也有绅衿和庶民地主；农民内部有自耕农、佃农、雇农，有的稍富裕，大多数很贫苦。除了地主和农民之外，还有商人、手工业主、手工业工人、游民、贱民、奴婢等等。

贵族是指皇族和满蒙王公，他们得到朝廷的封爵和恩荫，拥有特权和富厚的家财。其下有大批满汉官吏，他们口衔帝命，执掌着各级政权，权重势大，富有资财。官吏是封建专制主义大树上结出的果实，与专制政权同命运共休戚。

18世纪，中国各级封建政府的文武官吏估计有二万人，这个官僚机构已是庞然大物，但要统治管理近三亿人口，仍不免人数太少，力不从心。清朝政权组织只到县一级为止，而每县人口十多万人，分散在广阔的土地上。只有一个知县、几名佐杂和低级武官，无论如何也照顾不过来，因此，大量统摄民众的事务落到了绅衿地主的身上。绅衿亦即乡绅，拥有较多财富，很多人有功名职衔，是官与民之间的联系纽带，分担官所难以顾及的许多事务，如排解纠纷、赈灾济贫、修庙祭祀、办理公益善举。当农民起义时，甚至招募和统率团练武装进行镇压。绅衿的生成与官府有密切关系。绅衿都是退职家居的官吏及其亲属、取得功名的知识分子、捐纳官职者以及与官府交往的土豪。没有政府的认同和支持，他们不可能取得武断乡曲的权力和威望，而清政府也把他们看作自己统治的基础。缺少这一基础，政府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便不能有所作为。

英国农村中也有乡绅和稍低一级的约曼，与中国乡绅的名称相同而实际上有差异。英国的乡绅和约曼起于15世纪，16世纪已大盛。他们拥有大量田产，富裕程度可与贵族匹敌，把持着农村权力，常在本乡充任治安长官，又和城市中的商人一起，参加政府或议会，可以与封建政权分庭抗礼。英国的乡绅、约曼在发展壮大的同时也在发生蜕变，经营地产、商业和手工业作坊，越来越带有资本主义色彩。他们肩负着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使命。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令英国国王侧目而视，国王力图限制他们，却又不得不乞求他们的财政支持。而中国农村中的地主不管在事业上有多大成功，在经济上有多大实力，却仍是封建政权的附庸。在英国务农成功，拥有财富，就可以拥有地位、权力，可以获取贵族称号，挤进议会、政府中去。而在中国，权力更加重要，权力可以滋生财富，仅仅有了财富，却不一定能转化为权力，而必须通过科举、军功或捐纳等途径，才能进入权力机构。17世纪英国发生克伦威尔领导的革命，乡村中的乡绅和约曼，积极拥护和参加革命，成为革命的基本力量，而中国的农民革命中，无论是17世纪的李自成、张献忠起义，还是18世纪的川楚白莲教起义，甚至是19世纪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乡绅都站在封建政权一边，成为革命的敌人。

与绅衿地主并存的尚有庶民地主。某些农户因劳动力较多、较强，耕作更勤劳，经营更得法，零星地积累财富，购进土地，富裕发家。当他占有的土地超过自家劳动力所能承担的界限，就出租土地，雇工耕种，进行剥削，量变引起了质变，他的阶级地位也就发生变化，从自食其力的农民变成剥削他人的地主阶级。能够从农民上升为地主的人是少数，大多数农民则在两极分化中更加贫困。这类从农民上升的地主，无官府的攀附援引，没有政治特权，社会地位不高，是乡间的土财主。庶民地主和商人、农民、手工业工人在清代法律中被称作“凡人”。

与地主阶级对立的是大量自耕农、佃农和雇农。自耕农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以此维生，交粮纳税。佃农则佃种地主的土地，向地主交纳地租，地主一般不应夺田另佃，某些地区已有保障佃农的永佃权；雇农则没有土地，受雇于地主，当长工或短工，是最贫苦的农民。农民生活在狭小的圈子里，在一片小得可怜的土地上精耕细作，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勤劳终年，与外界接触有限，只偶尔涉足几十里地以外的集市，不了解光怪陆离的外部世界，沉重单调的劳动重担、千篇一律的生活节奏使他们的劳动和思维变得简单、刻板，缺乏活力。18世纪，全世界的许多地区盛行农奴制，农奴从属于封建领主，受其奴役，有浓厚的人身依附关系。而中国的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关系已逐渐松弛。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清政府修订“雇工人”的法律条文，“雇工人”是从属于“雇主”的阶层，这次修改律文规定：凡从事农业劳动、工商业服务的雇工，在实际生活中与雇主“共坐共食，彼此平等相称，不为使唤服役，素无主仆名分”者，在刑律上都以“凡人”科断，不再属于“雇工人”范围，使雇农在法律上和地主处于平等的地位。这样，地主和农民之间主要是经济关系，农民可以自由地买卖土地，离乡背井，处理自己的日常生活，不受地主的干预，而不像欧洲许多国家的农奴一样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一盘散沙似的农民生活在广阔的土地上，难以凝聚，难以控驭。中国封建政府历来的重大课题，就是如何统摄、如何整合、如何直接面对农民这一庞大的群体。

在承平时期，农民茹苦含辛，默默无言，驯服得像羔羊一样。可是天灾人祸，逼得农民走投无路时，他们便会揭竿而起，迸发出巨大的能量，冲击封建统治。18世纪中国的白莲教起义与天地会起义就是如此。欧洲国家中，德国闵采尔领导的起义以及俄国的拉辛起义、普加乔夫起义也无不如此。世界封建主义时代的历史上充满着农民斗争，农民的反抗之火一旦被点燃，便会发展成燎原之势。

全世界的农民起义很多以民间宗教和秘密结社作为武器。宗教和结社开始时不过以信仰耶稣、佛祖，教人行善，聚会讲经，互相帮助为宗旨。农民之所以信从它，因为它对所有贫困流离、孤独无助的人一视同仁，提供物质帮助和精神安慰。民间宗教和秘密结社把外部世界纷繁复杂的现象纳入一个简单明晰的框架中，使生活显示出纪律、秩序、希望和意义。虽然其中有大量荒诞不经的教义和神话，但封建社会中，农民普遍地缺乏文化，受不到教育，他们相信神道、奇迹、超自然力量。民间宗教和秘密结社适应农民的水平，向他们提供了温暖和帮助，阐明了人生的希望和意义。当承平之时，这类宗教和结社只为农民解决在孤独、痛苦、贫困、疾病中的某些需要，一旦社会矛盾尖锐，它的反抗性便会凸显出来，增加许多激进内容，成为引导群众走向斗争的有力武器。恩格斯说：“这些起义同中世纪的所有群众运动一样，总是穿着宗教的外衣……但在宗教狂热的背后，每次都隐藏有实实在在的现世利益。”[1]

宗教外衣是农民群众的精神食粮和斗争武器，中外农民运动的历史轨迹如出一辙。

注释

[1]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526页。

八、城市

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城市，18世纪的中国城市比前代更加兴盛、更加繁荣，而且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19世纪初，全世界有十个拥有50万以上居民的城市，中国就有六个[1]，即北京、江宁、扬州、苏州、杭州、广州。城市以下的墟市集镇的数量也大大增加，如苏州府在明正德年间有市镇45个，到清乾隆年间增至100个；松江府在正德年间有市镇44个，乾隆时增至88个；上海县在明代有市镇18个，至清康熙中叶增至35个；广州府在康熙初年有市镇67个，至嘉庆时已达151个。许多市镇在明清之际由乡村发展起来，成为拥有几千以至上万户人口的中小市镇。在18世纪的中国大地上密布着城市和市镇，形成一个商业网。它交流货物，调剂有无，在封建后期的经济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北京是清朝的首都，是政治重镇，也是商业中心。富商大贾聚集前三门外，商铺林立，货物充盈，小商摊贩，蜂攒蚁聚，“货行会馆之多，不啻什百倍于天下各省”。南京是著名的丝织品产地，18世纪末，全城有丝织工人数万人，“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凑集，金粉楼台”[2]。苏州城交通发达，工商业繁盛，“阊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流水，列肆招牌，灿若云锦，语其繁华，都门不逮”[3]。扬州是盐商聚居地，“四方豪商大贾，鳞集麇至，侨寄户居者不下数十万”[4]。杭州田土沃饶，产粮甚盛，“外郡人民在杭织机、捶箔、摩纸、挑肥营生者众多”。广州则是对外贸易城市，“中华帝国与西方列强的全部贸易都聚会于广州。中国各地物产都运来此地，各省的商货栈在此经营着很赚钱的买卖”[5]。18世纪下半叶，每年有几十艘外国商船进入广州，最多的年份商船达83艘，19世纪初增加至一百几十艘。鸦片战争前夕，外国人估计广州的人口已达100万，“有机会到过广州，走过它的街道，看一下各街道熙攘的情景的人，就会认为此城人口绝不会少于一百万人”[6]。

其他中小城镇星罗棋布，尤以华东、华南最多。许多城镇也很繁华，如广东佛山镇为华南工商业的中心，店铺作坊林立，“万瓦齐鳞，千街错绣，棋布星罗，栉比辐凑，炊烟乱昏，灯火连昼”[7]。湖北汉口镇为九省通衢，粮米、木材、布匹的集散地，“水陆之冲，舟车辐辏，百货所聚，商贾云屯”[8]。江西景德镇是传统的制瓷中心，“列肆受廛，延袤十数里，烟火近十万家，窑户与铺户当十之七八，土著十之二三”[9]。还有如安徽之芜湖，“今城中，市廛鳞次，百物翔集，文采布帛鱼盐，襁至而辐辏，市声若潮，至夕不得休”[10]。湖南郴州“南通交广，北达湖湘，为往来经商拨运之所……行旅客商，络绎不断，诚楚南一大冲会也”[11]。山东济宁为“百货聚集之地，客商货物，必投行家”[12]。河北宣化“市中贾店鳞比，各有名称……各行交易馆，沿街长四五里许，贾皆争居之”[13]。福建厦门“人民商贾，番船辏集，等诸郡县。市井繁华，乡村绣错，不减通都大邑之风”[14]。江苏苏州之平望镇，乾隆年间“货物益备，而米及豆麦尤多，千艘万舸，远近毕集”。江苏嘉定县之南翔镇，为布商、染坊、踹坊集中之地，东西宽五里，南北长三里，“商贾云集，烟户众多”，“市易甲于诸镇，商贾争尚侈靡”[15]。山东长山县的周村以产柞蚕丝绸闻名，“烟火鳞次，泉货充牣。居人名为旱码头”[16]。山东东阿县的张秋镇，有几十条街巷，27个专业化市街。广东潮州府之渡头庵墟，乾隆年间，为“海（阳）、潮（阳）、揭（阳）、澄（海）四邑，商贾辐辏，海船云集”。广东韶州府之乳源县营埠市，“异省商民杂居五百余家，水陆通郴桂各处，出棉花、芝麻、葛芋，交通最繁，商总多粤西人”[17]。

18世纪，中国大小城镇甚多，一片繁荣景象，但与欧洲先进国家相比，有很大不同。如中国六大城市，包括北京、江宁、扬州、苏州、杭州、广州的人口合计约400万。1700年英国伦敦人口50万，中国每个大城市的人口要超过世界最先进的城市伦敦。但18世纪中叶，中国人口已达2亿，六大城市的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2%。而1700年英国人口580万，伦敦已集中了全国人口的8﹒9%。人口城镇化的程度，英国比中国要高出很多。据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说：“大致可确定城乡居民的比例。18世纪的荷兰在这一方面创下纪录，其城乡人口各占50%，同一时期的英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30%，法国则占15%～17%。”[18]18世纪中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可能只是5%。

中国城市的性质、构成、功能也与西方的城市大相径庭。西方城市以工商业为本位，是工商业者的据点、市民阶级的摇篮。18世纪的西方城市中，工商业者有相当强大的力量。城市管理自己的行政和经济，拥有议会和自己的法规，保证工商业利益，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城市之间建立商业联盟。市民阶级已从卑微地位成长起来，国王愈益依靠市民的支持，因为城市是国家财赋的主要来源。

这种情况，在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城市力量薄弱，它的相对人口少，工业产品有限，它能提供的工商业税很有限。城市主要是官僚地主们的聚居地，工商业者占次要地位，而且身份低下，“士农工商”，工商居于四民之末。中国的城市，按照京城、省会、府城、县城的序列形成一个等级网络。城市首先是政治和军事中心，是衙门所在地，朝廷命官和乡绅是城市的统治者。除了长江和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外，全国大多数城市的繁荣依靠官吏、地主、军队及其附属者的消费，而不是主要依靠工业制造与远程贸易。

18世纪的西方城市中，商人和手工业主在政治上起着重大作用。早在16世纪，伦敦议会36位议员中已有25位工商业者。法国大革命前夕，巴黎的手工业十分发达，手工业工人人数达全城人口的50%。[19]第三等级的代表在国民议会中占多数席位。18世纪的欧洲发生过许多次战争，其背景是争夺海外殖民地，保持工商业发展。甚至在日本幕府时代，也出现了由“町人”（工商业者）管理的城市共同体“町人町”。它们传达幕府的命令，负责管理土地房产，审查户籍，管理行会，征收税款，调解民事纠纷，具有某些自治权力。此外，出现了可与封建统治阶级抗衡的大商人“札差”。“札差”们支配禄米，发放高利贷，控制了众多的武士。

在中国，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城市牢牢地控制在专制国家的手中，工商业者屈服和依附于封建朝廷，没有形成自己的阵营。城市的自治，议会，工商业者参与管理、审查预算，为工商业而战等等，中国人闻所未闻。中国的大商人都是受官府庇护和控制的皇商、官商，如盐商、公行商、木材商、米商，他们尽管拥有雄厚的资财，但只有依仗官府，才能生存；没有政府特许，便寸步难行。

在西方，具有独立地位的工商业者联合手工业工人向国王、贵族、教会作斗争，而中国的工商业者只是官府的奴婢，没有独立精神。例如，18世纪苏州丝织业中多次发生手工业工人的罢工。机户（手工业主）都依靠官府镇压织工。雍正十二年（1734年），清政府立碑禁止机匠罢工，内称：“嗣后如有不法棍徒（指织工）胆敢挟众叫歇（罢工），希图从中索诈者，许地邻机户（丝织手工业主）人等，即时扭禀地方审明，应比照把持行市律究处，再枷号一个月示儆。”[20]道光二年（1822年）所立石碑中又称：“查民间各机户，将经丝交给机匠工织，行本甚巨，获利甚微。每有匪匠，勒加工价，稍不遂欲，即以停工为挟制……此种恶习，甚为可恶……倘机匠人等故违不遵，及借端生事，苛敛良匠，有妨工作，许各机户指名禀县究治。”[21]从这些碑文中可见中国工商业者依附封建官府的性格。中西方城市中阶级力量的对比、组合截然不同，中国的工商业者从无为自身利益联合手工业工人逼使封建政权做出让步的事例。

注释

[1]参见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第205页，其他四个人口50万以上的城市是伦敦、巴黎、阿姆斯特丹、江户。

[2]吴敬梓：《儒林外史》。

[3]孙嘉淦：《南游记》卷一。

[4]乾隆《淮安府志》卷十三，《盐法》。

[5]《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VolⅡ，1833，p﹒294。

[6]琼斯塔德：《关于在中国的葡萄牙居留地和罗马天主教会的历史概述》，第284页。

[7]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十一，梁序镛《佛山赋》。

[8]晏斯盛：《楚蒙山房集·奏疏·清厘牙行》。

[9]道光《浮梁县志》卷二，《风俗》。

[10]嘉庆《芜湖县志》卷一，《风俗》。

[11]嘉庆《郴州县志》卷二一，《风俗》。

[12]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二，《风俗》。

[13]康熙《宣化县志》卷十五，《风俗》。

[14]道光《厦门志》卷十五。

[15]乾隆《嘉定县志》卷十二，《风俗》。

[16]嘉庆《长山县志》卷十三。

[17]康熙《乳源县志》卷四，《街市》。

[18]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第344页。

[19]参见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第34页。

[20]《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6页，《奉各宪永禁机匠叫歇碑记》。

[21]《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13页，《元和县晓谕机匠揽织，不得倡众停工碑记》。

九、政治

18世纪，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体制更加强化，更加完备。中国的专制政治从秦始皇开始已延续两千多年，它有深厚的经济基础和悠久的历史传统。在这种政治结构中有君、臣、民三个方面，三者之中，君处于主导地位，是唯一不受法律约束的立法者、统治者。皇帝大权独揽，其地位神圣不可侵犯，臣则辅君治理，顺从君的意旨。至于人民，只是赋税力役的承担者，供上驱遣。政治系统的运转取决于君和臣，人民在政治生活中只有服从的义务，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利，也没有表达自己正当要求的机会，否则就是可杀可诛的莠民、刁民。但是民众的生活疾苦、情绪动向又以迂回的形式影响决策者。朝廷的政策，在民间或受欢迎，或遭反对，信息反馈回朝廷，迫使皇帝和官吏们不得不重新考虑与选择政策，或者坚持，或者放弃，或者修正，以使社会矛盾缓和，君臣民之间协调相处，各个集团的利益得到均衡，政权亦趋稳定。这就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人民的力量以被动的形式进入统治者的决策范围。

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体制宝塔尖上的是皇帝，其地位至高无上。18世纪，随着清朝统治的巩固，皇权无限扩张，生杀予夺，“天下莫予毒也”。专制皇帝不受其他力量的制衡，其决策、施政带有极大的随意性。任性的皇帝有时像一匹发狂的怒马，驰逐咆哮，要冲倒一切，践踏一切，蔑视崇高与尊严，破坏权利与义务。但对皇位继承人事先实施的儒家教育以及层层堆积的祖制圣训，像塞在马嘴里的嚼子，加在马身上的缰索，能使怒马驯服，受到约束，返回理智的常态。无限权力必然带来的任性骄横屈从于柔顺的礼仪教化、儒家伦理。由于皇帝掌握大权，政治清明与否很大程度上以君主个人的品德、才能、修养、性情为转移。但专制统治体制并不能保证英明有为的君主长期在位，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我们只看到屈指可数的几个好皇帝，充斥政治史的是大量庸碌之主或沉湎酒色的荒淫皇帝。

18世纪是中国政治史上仅有的光辉一页，连续三个英明的君主统治达130多年之久。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都知识广博、处事干练、精力充沛而又深深接受了儒家政治伦理的教育。康熙帝冲龄践祚，少年时代除鳌拜、平三藩，表现了非凡的才能；以后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奖励垦荒，致力治河；团结汉族的士大夫官僚，励精图治；又统一了台湾，驱逐了入侵的俄罗斯，平定了割据的噶尔丹，奠定了清朝的统治基业。唯晚年精力衰疲，诸子争立，举朝不宁，流于宽弛。雍正帝即位，以果断手段消弭内争，削弱宗室贵族的势力，更加集中权力，整顿吏治，打击朋党和贪污，清理赋税，严立纲纪，实行摊丁入地、耗羡归公等重要改革，使政治清明，一扫积弊，国库贮存渐增，国力增强。但手段苛刻，惩治过严。乾隆帝袭父、祖之余荫，继承了前代的政策而宽严相济，允执其中。又平定了准噶尔、回部，加强与西藏的联系，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其文治武功，业绩卓著，迎来了清朝的全盛时期。但晚年宠信和珅，政治渐趋腐败。18世纪三位君主的品格和才能使清王朝赢得了自己的历史地位，焕发出可与汉唐并提的光辉。

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在中国已存在两千多年，它不能适应近代化要求。但在漫长的历史上，它曾保证土地辽阔、情况复杂的中国达到政治统一与秩序安定。众多分散的农民需要有强有力的政治力量使之整合，君主的过分集权正好和农民的高度分散互为依存。分散的农民必须由集权的君主才能够统摄，而权力的集中，又必定是被统治者过分分散软弱，既不能自行解决日常矛盾，又无力对抗统治者的结果。在中国还有汉族和许多少数民族，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极不相同，有的以农耕为业，有的以游牧为生，即使是人数最多的汉族也存在不同的宗族和地方集团，由于血缘上、地缘上的差异，他们之间在经济利益上、政治信念上、宗教信仰上、风俗习惯上也有种种不同。要把各个阶级阶层、众多的民族宗族、许许多多的利益集团整合起来，必须有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力中心，必须有一个能够调节和统摄各种利益、各种意见的统治力量，这就是专制君主政体必然产生并得以长期延续的原因。一种政治制度的长期存在不取决于某个创制者的意志和愿望，而取决于客观现实。“一切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只不过是本国状况所产生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1]正是封建主义中国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现实催生了专制皇帝这样一种统治模式。皇权衰落、纪纲不振时，各种势力必定会崛起，互争雄长，天下大乱，战火纷繁，广大人民亦因之受难遭殃。历代农民都渴望“真命天子”出世，结束混乱局面，带来政治稳定，创造“太平盛世”。

18世纪的中国正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太平盛世”。但就在这个时期，专制政治体制也在不断加强，不断完备。经历了18世纪初康熙晚年诸王并立、争夺储位以后，雍正皇帝总揽权力，进一步削弱亲贵王公的势力，规定宗室王公不得交通“外吏”，旗主对旗下人不得擅自治罪，下五旗的护军撤归营伍，消除了贵族宗室干政的可能。又设置军机处，这是加强专制君主权力的一项重大措施，它取代了内阁的职能，代皇帝拟撰谕旨，下达执行，但又非独立机构，而是皇帝的秘书班子，绝对听命于皇帝，没有丝毫独立地决策和行动的权力，“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划于其间”[2]。军机大臣由皇帝在满汉大臣中指定，满大臣占大多数，位置高于汉大臣，汉大臣很少担任首席军机大臣。乾隆初年，重组军机处，将宗室王公全部摈斥在军机处之外，皇权进一步巩固。

清朝吸取了历代专制统治的经验，从一开始就严密防范可能动摇、侵犯皇帝权力的各种弊端。在历史上，危害专制皇权的弊端有宰相擅权、母后专政、外戚篡夺、宦官横行、地方割据、士民结社等等。这种种情形，层出不穷，史不绝书，构成对皇权的威胁，引起朝廷内争、社会动乱，甚至使王朝易姓。清朝统治者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将权力集中于皇帝一身。以军机处辅佐，内阁大学士仅有虚名，避免了权臣出现。后妃深居宫中，不得过问外事，外戚仅予以生活上的优待，不干预政事，清初清末虽有孝庄太后与慈禧太后的干政，但那是在特殊历史情况下的现象，不像汉代动辄母后临朝。清朝宫廷由内务府掌管，太监由其统辖，不能形成自身的权力系统。清朝军队分驻全国各地，最高武职到提督为止，地位低于文职，有事时，军队的统帅，特旨临时任命，平时将不统兵，故亦无拥兵自重、违抗中央的跋扈将领。清廷对知识分子控驭严格，再三告诫，不得结社议政，各地府学县学内设立卧碑。顺治十七年谕：“士习不端，结社订盟，把持衙门，关说公事，相煽成风，深为可恶，著严行禁止。”康雍乾三朝大兴文字狱，对稍有反清思想的士子大肆杀戮，使知识分子惶恐战栗，钳口结舌，所谓“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对官僚大臣中的分党争讧也严加防范，雍正帝专门写了一篇《朋党论》，严斥结党之非，并严厉惩办了年羹尧、隆科多之党。乾隆时，又惩治了鄂尔泰、张廷玉的结党纷争。因此，清朝的专制君主，权力十分巩固，乾纲独断，令出必行，避免了历代王朝经常发生的宰相、母后、外戚、宦官擅权和武将跋扈、文官植党、士人结社议政等现象。

尽管中国在18世纪达到了封建专制政体较完善的阶段，但这种政治体制具有自身致命的缺陷。皇帝任命百官，把权力分给各级官吏，却缺少约束和监督的机制。官吏遂滥用权力，牟取一己的私利，这是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常规。这一弊端是生长在专制皇权身上的恶瘤，如附骨之疽，不可救治。尤其在18世纪，商品经济有了一定发展，而法制远没有建立，官吏手中的权力很容易商品化，权钱交易成为普遍现象，贪污腐化、贿赂行私层出不穷。最高统治者竭尽努力也无法遏止。康熙帝一生奖励清官，痛恨贪吏，但他后来也承认：绝对的清官是没有的，所谓“清官”不是一文不取，因为政府的俸禄不足以开销做官的用费，除非像张伯行那样富有家财，从家里带钱出来做官，才能够成为“清官”。乾隆中后期，社会越是繁荣，商品经济越是发达，政界的贪官却越来越多，而且贪污数额越大，手法越巧越奇。乾隆帝严治贪污，杀戮大官僚甚多，但贪风不止，吏治无澄清之期。

总之，中国的封建专制君主制度已有两千多年历史，清朝吸取了历朝兴衰成败的教训，使之更加完善。但它是宗法制农业社会的产物，不能适应近代化的要求。当列强入侵，专制王朝面临外来侵略而屡战屡败，暴露了自己的腐败无能而威信全失，这一制度的种种痼疾就更加显现，丧失其存在的合理性。20世纪之初，清王朝灭亡，封建专制君主制度走到了历史的终点。一旦皇帝被推翻，庞大、复杂而发展不平衡的中国失去了权力中枢的控驭，一时也建立不起新的强有力的权力中心，遂形成政治失序、地方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

近代前夕的西欧，随着经济的发展，政治上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出现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英国的都铎王朝、斯图亚特王朝，法国的波旁王朝，德国的霍亨索伦王朝，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俄国的罗曼诺夫王朝，等等，都产生了若干精明强干的国王，集权力于一身，在促进资本主义、建立近代国家中发挥了杰出的作用。恩格斯称之为“瓦解中的封建君主制和萌芽中的资产阶级君主制”。从表面上看，中西方同时存在的政治集权现象颇多相同之处：同样是中央集权，同样是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同样是庞大的官僚机构，同样是正规的常备军。但从本质上看，中西方政权差异甚大，情况完全不同。

首先，中国的封建专制君主政体延续两千多年，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势力盘根错节，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西方的君主集权主要在16、17、18世纪，历史相对短暂。

其次，中国的专制皇权，至高无上，无所不及，皇帝是全国人民和土地的主人。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主掌握着行政、军事、财政、法制、教育、文化的权力，涵盖一切方面。而近代前夕形成的西欧君主制，其权力相对有限。国王对自有土地，在契约性规定的基础上享有支配权力，而对隔级附庸的封地，没有直接干涉的权力。欧洲有一句谚语：“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这句话反映了西欧中世纪封建采邑制权力分割的特点，各个等级之间有习惯性的权利和义务，即使是国王也不能够直接支配全国的土地，驱遣全国的臣民。如果违反了既定的权利义务的规定，其臣民可以进行抵制。因此，西欧国家不可能形成像清朝那样权力高度集中的专制帝制。

再次，西欧国家的国王是政治和军事首脑，但在它周围还存在多个权力中心。议会这一立法机关已逐渐脱离国王的卵翼；司法审判也逐步独立，出现了法官、陪审团，行政机构不得干预；教化和思想权力则操纵在教会手中，教会权力牵制着国王的权力。在西欧，没有一个像中国皇帝那样可以涵盖所有社会生活领域的绝对权力。

最后，清朝专制帝制的基础是单一的地主阶级，它是地主阶级的最高代表。而在欧洲，封建贵族日趋衰微，城市中市民力量增长，商人和手工业主的地位提高，乡村中带有资产阶级倾向的乡绅大量增多。议会中来自商人、市民和乡绅的人数大幅度增加。英、法的国王为了对付教会和贵族，不得不利用市民和乡绅的力量，不得不把权力一点点让给他们。

近代前夕的西欧国家一方面集中权力，一方面迫切需要市民、乡绅的支持，相应地也必须维护他们的利益，实施有利于工商业者的政策。西欧国家普遍地奉行“重商主义”国策。它重视金银货币，把金银的积累看作国家财富的标志；它重视对外贸易，以此为财富的主要源泉，千方百计鼓励出口商品，执行贸易保护政策，以实现贸易顺差。这种国策和17、18世纪海上贸易繁荣，各国争相开拓殖民地的情况是一致的。而清朝统治者的国策恰恰相反，重视农业而鄙视工商，视工商为妨碍农业的“末业”。像雍正那样精明能干的皇帝，却对工商表现出很深的成见和敌意。他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今若欲于器用服玩之物，争尚华巧，必将多用工匠。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且愚民见工匠之利，多于力田，必群趋而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小民舍轻利而逐重利，故逐末易而务本难。苟遽然绳之以法，必非其情之所愿，而势所难行。惟在平日留心劝导，使民知本业之为贵，崇尚朴实，不为华巧。如此日积月累，遂成风俗。虽不必使为工者尽归于农，然可免为农者相率而趋于工矣。”[3]

当时商品经济对封建自然经济造成的某些腐蚀作用，以及手工业发展对封建统治基础可能带来的危害，使雍正帝忧心忡忡。这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反映了农业社会中地主阶级利益的经济理论，和西方重商主义政治家、思想家的理论完全背道而驰。相应地，中西方政府的政策中也贯彻着完全不同的思想。清王朝对工商业千方百计阻挠压抑。对于某些具有政治重要性而又有利可图的手工业，政府抓住不放，设立官营工场；对于大多数的民间手工业，在经济上实行高额征税，低价收购产品，无偿摊派款项，在政治上或则限制其开设，或则控制其流通，或则指定特许商人，进行垄断经营。封建王朝滥施淫威，压迫工商业，而工商业者还不具备对抗的能力，只能匍匐在政权的脚下，任其蹂躏。西欧国家与清王朝相反，不遗余力地保护工商业的发展。呢绒业是英国主要的手工业，英国政府制定了许多法令、政策，保护其发展，对呢绒出口征税很低，以鼓励向海外输出。政府对矿冶业也提倡扶植，从德国聘请矿冶专家，引进技术，创立皇家矿业公司。许多贵族子弟纷纷依靠商人的投资，开发自己领土上的矿产。法国政府则用补助经费和给予特权的办法，扶植丝织业、毡绒业、制瓷业以及玻璃、镜子、羊皮、壁纸等商品的制造业，法国国王鼓励外国商人到法国经商投资，外国匠师和新的生产部门在巴黎开业享有优惠待遇。

恩格斯说过：“政治权力……它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就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就加速了。或者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4]中国18世纪的清朝政权即属于后一种情形，它不能承担进行近代化的任务，也避免不了衰微和最后灭亡的命运。

注释

[1]恩格斯：《致尼·弗·丹尼尔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95页。

[2]赵翼：《簷曝杂记》卷一。

[3]《清世宗实录》卷五七。

[4]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第199页。

十、军事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18世纪的中国和世界政治矛盾极为尖锐，因而战火纷起，干戈扰攘，国家的军事活动频繁，军事力量膨胀。中国是18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相应地拥有最大的战争机器和军事实体。清朝全国的正规兵力为80万人，其中八旗兵20万人，绿营兵60万人。满人在入关以前，实行兵民合一、军政合一体制，将全部人口编列八旗之下，“出则备战，入则务农”。入关以后，八旗的军事职能增强，生产职能削弱，兵民合一逐渐演变为世袭兵役。

18世纪，八旗兵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京营八旗，驻守北京，逐渐演变成许多特种部队。从八旗中抽调人员组成各种名目的“营”，其中有亲军营，共1 770人，任务是在侍卫处的领导下保卫皇帝；前锋营，共1 770人，作战时为先锋；护军营，共15 000人，保卫紫禁城内外；圆明园护军营，保卫皇帝驻园及往来途中安全；步军营，共3 000人，负责北京卫戍；骁骑营，共28 000人；虎枪营，始建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以黑龙江所进精骑射、善杀虎者编成；火器营，始建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挑选善放火器者编成，共7 800人；健锐营，始建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为攻打金川，在香山练习爬山攻碉而建成。

八旗兵的另一部分为驻防八旗，分别驻防于东北的盛京、吉林、齐齐哈尔等地和江宁、西安、太原、德州、宁夏、张家口、绥远、热河、杭州、京口（镇江）、福州、广州、荆州、开封、青州、凉州、成都等要隘处所。全国八旗京营和驻防合计20余万人。

绿营兵制沿袭了明朝的兵制，因以绿色旗帜为标志，故名绿营。绿营“因地设官，因官设兵”，“量地形之险易，酌兵数之多寡”，分散驻防于全国各地。每省最高级武官是提督，其下有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清朝重文官，各省总督、巡抚例兼兵部尚书或侍郎，可节制本省之绿营兵。全国绿营兵为60万人，共有66个镇，镇的长官是总兵。

18世纪，中国有80万军队，在世界各国中居首位。然而，究其实际，第一，中国军队数目在人口的比例上却远远不及西欧国家。18世纪末，美国正规军队14万人，人口为800万，军队占人口数的1﹒7%；普鲁士军队18万人，人口仅300万，军队占人口数的6﹒0%；而中国在18世纪末人口数3亿，军队占人口数仅为0﹒27%。第二，中国军队数在18世纪中始终保持80万左右，没有很大的增减，而西方国家军队数在18世纪急剧增长。如普鲁士18世纪初仅为4万人，至18世纪末为18万人；俄国在18世纪初军队数27万人，18世纪末发展到50万人。

欧洲是个多元世界，列国并存，错综对立，力量均衡，彼此之间为了王位继承、领土扩张、商业利益、海外殖民而纷争不已，长时期处于对抗状态，战事频仍，烽火连年。从18世纪开始，以法国、西班牙为一方，以英国、奥地利、荷兰为另一方，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年），后来是波兰王位继承战争（1733—1735年），奥地利帝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七年战争（1756—1763年），俄土战争（1768—1774年），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年），法国大革命后欧洲诸国对法国的战争。在众多的战争中，英国和法国往往是对立的双方。此外，西班牙、奥地利、荷兰、普鲁士、波兰、俄国、土耳其都参加了战争。其中没有一个是绝对的强者、永恒的胜利者，往往在这次战争中得胜而在另一次战争中失利。力量对比的天平，经常在变化。列国之间也没有持久的盟邦，各国关系不断在重新组合。今天亲密的同盟，可能是明天殊死的仇敌，战争双方经常势均力敌。

18世纪欧美的战术随着武器的进步和战斗人员素质的变化发生了极大改变。恩格斯曾有大段文字描述18世纪战术的改变：

只是在十八世纪初，装有刺刀的燧发枪才把长矛最后从步兵的装备中排挤出去。那时的步兵是由经过严格训练的、但是完全不可靠的诸侯雇佣兵组成的，他们是从社会中最堕落的分子中招募来的，他们只有在鞭笞之下才俯首听命，这种步兵还常常是由强迫编入军队的怀有敌意的战俘组成的；这些兵士能够应用新武器的唯一战斗形式就是线式战术，这种战术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达到了最完善的地步。军队的全体步兵排成三线，形成一个非常狭长而中空的四边形，只能以战斗队形为一个整体来运动；最多只准许两翼之中的一翼稍稍前进或后退。这种动转不灵的队伍，只有在十分平坦的地形上才能整齐地运动，而且还是以缓慢的步伐（每分钟七十五步）行进的；战斗队形的变换在作战时是不可能的，步兵一进入战斗，只经一次突击，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决定胜败了。[1]

线式战术的变换发生在美国独立战争时。美国起义者虽训练不足但士气较高，不像雇佣兵那样临阵脱逃，不必以线式队形来约束，而是以行动敏捷的散兵群在隐蔽的地形上袭击敌人，于是产生了散兵作战，这种战术至法国大革命时进一步改进。当时，法国以训练较差的全民武装来和反法同盟的训练有素的雇佣军队相对抗，必须在兵力众多的野战中击败反法同盟军，仅仅散兵作战已经不够了，必须具备整列军队的队形，于是纵队产生了。纵队队形使训练较差的军队也能够相当整齐地运动，行进速度高于横列的线形队伍（每分钟100步以上），能够在复杂的地形上和散兵战相结合，来阻滞、打击列成横队的敌人，一直到最后用预备队的兵力在决定性地点突破敌人的横队。这种新的作战方式，以散兵和步兵纵队相配合，以军队区分为独立的师或军为基础，它在战术和战略方面都被拿破仑发展到了完善的地步。

中国在18世纪也发生了许多次战争，但面对的形势与欧洲国家截然不同。清朝是当时远东最强大的国家，它遇到的战争对手要弱小得多。第一类是国内的少数民族，如准噶尔、回部、金川番民和西南苗民；第二类是近邻国家，如缅甸、安南、廓尔喀；第三类是国内的农民起义，如山东临清的王伦起义，台湾的朱一贵、林爽文起义和川楚白莲教起义，其人数、装备、组织程度、经济力量和总体实力都远逊于清朝政府。清朝虽然也多次遭到军事败绩，但敌人的军事力量从来不能构成对清朝生存的威胁。故乾隆帝所夸耀的十全武功（两次平准战争、平定回部战争、两次金川战争、征讨缅甸战争、征讨安南战争、镇压林爽文战争、两次驱逐廓尔喀战争）全是扬威边疆的性质。其困难不在于作战本身，而在于距离遥远、地形复杂、气候寒冷、交通不便、军事后勤产生的种种问题。例如第一次平准战争，清军利用准噶尔内讧的机会，乘虚捣隙，很快攻进伊犁，俘获达瓦齐，但因路程遥远，粮运不继，大批军队后撤，故准噶尔再起叛乱，鄂容安等少数突出在前沿的清军陷入包围而遭到杀害。又如平定回部之战，兆惠率前锋部队进抵喀什，与后续部队失去联系，困守黑水营，险遭不测。又如金川战争，番民仅五六万，方圆数百里，但该地山高林密，气候寒冷，金川人又善筑碉堡，负隅顽抗，使清军数万人，屯兵坚碉之下，不得进展。又如驱逐廓尔喀的战争，战斗在喜马拉雅山上，路途遥远，经常大雪封山，从四川到西藏边境，长距离行军运输，困难重重，伤病累累。至于镇压白莲教起义，白莲教起义军运动迅速，东窜西扰，倏分倏合，使清军无所措手，防不胜防。18世纪清朝面临的战争中，可怕的不是敌人的战斗力，而是距离、地形、气候和后勤不继等诸多非战斗因素。故清朝的后勤运输，在战争实践中建立和发展起一套运兵运粮的台站制度，颇有效能，而在武器、训练、战术、队形方面改进甚微。

18世纪，清政府常远距离调动军队，形成一套规则，称“送兵章程”。行军路途上设立许多台站，负责后勤供应，由各省地方官管理，将所需粮秣、车马、住所、食品事先准备，以备过兵所需。军中则设立粮台，储备粮秣军需。康熙帝要求带兵统帅亲自注意台站水草。他说：“运送粮饷，安设台站，牧养马匹等项，俱系领兵将军职任。今米粮不能运至，皆由水草不足之故。朕昔亲统大兵中路出征时，沿途必留有水草之处，以牧运米牲口，尔等所亲知者。身为领兵将军，此等事不能深晓，领兵直前，沿途水草如火烧赤地，后队兵马及运米人役牲畜有不至困乏者乎？”[2]由于清朝统治者重视台站后勤，保障行军供给，故在当时交通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清军能运送军队到遥远的缅甸、安南以至喜马拉雅山区作战。相对说来，欧美当时军事后勤并不完善，拿破仑能运用极高超的战略战术，但不重视后勤。他指挥的战争常常因后勤滞后，以致贻误整个战局。美国独立战争中，士兵们缺乏食品、服装和营帐，常常怨天尤人。士兵们的困境是通货膨胀、商品奇缺、交通落后、管理不善所造成的。

正因为如此，清朝对于军队的后勤台站道路十分关心，努力使之保持畅通和高效，但对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不甚注意。军队分散驻扎各地，平时缺少训练，战时不能迅速集中。军队的职能主要是分散各地，防止民众造反，而并没有十分强大的战斗敌手。18世纪承平日久，武事日渐废弛，腐败习气侵蚀军营，克扣军饷、冒名顶替、吃空额的情况相当普遍。士兵因兵饷菲薄，为了赡养家口，兼作其他营生，平时不训练，战时懦怯畏惧，临阵脱逃。乾隆帝多次指责军营的弊端说：“朕闻山西将弁，每将长随窜入营伍食粮……又闻将弁等于属兵内挑取伴当、传宣、旗牌、书吏、军牢、夜不收等项差使。且将亲戚家人，滥入兵额，侵占兵粮，并不当差，以致额设之兵，不能实有其数……有经年累月不知操演者，或所设炮手，有名无实，竟不能施放炮位。”[3]“台湾营伍废弛，总由总兵营私牟利，备弁等相率效尤，纵容兵丁，离营他出贸易谋生，甚至包庇娼赌，无所不为，将惰兵骄，实由于此。”[4]“此等兵丁奉派随征及防守县城，一遇贼匪攻扰，即纷纷散失。绿营恇怯积习，最为可恶。”[5]

在武器方面，清军使用的火器主要是鸟枪。这是一种前装滑膛火绳枪，发射前须从枪口装填火药，塞入弹丸，以火绳为点燃装置，引爆火药，以推射弹丸。装药困难，射击迟缓，每分钟仅一二发，射程约100米。且战时须携带火绳、火种、火镰、火药、铅弹，下雨潮湿天气，就难以点燃。而西方当时已普遍使用燧发枪。燧发枪的性能虽与中国鸟枪相差不很悬殊，但简化了装填火药的过程，去掉了火绳，射速每分钟可至四五发，射程可及200米，较鸟枪先进。且清军配备鸟枪的士兵只占十分之四，多数士兵仍用刀枪弓箭，火器与冷兵器混合使用。而西方国家的军队全部使用火器，冷兵器已被淘汰。

中国在明清之际已使用从葡萄牙传入的红衣大炮，威力极大，在当时世界上属于先进的武器。统一全国以后，已无强大敌手，具有威力的火炮无用武之地，更无所改进。但由于17、18世纪西方大炮亦无十分重大的改进，故直至18世纪中国大炮在样式和机制原理上与西方大炮大致相同。但工艺制造方面却有着重大的差别：一是中国铸炮的铁质差，故所铸炮位施放时容易炸裂；二是中国的工艺落后，铸件粗糙，不能将炮膛精细加工，致使炮弹发射弹道紊乱，命中率低；三是中国的炮车质量差，影响了火炮的运送与射击俯仰转动的范围；四是炮弹的种类单一，质量低劣。

18世纪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军事思想也大相径庭。中国的军事思想重视权变谋略，而西方的军事思想重视力量、技术。《武经七书》曾是清朝武试时必须研习的重要兵书，大多是以寡敌众、出奇制胜的谋略类书籍。而西方的将军们孜孜钻研的是筑城学、枪炮学以及战略战术，重视以力量、技术和指挥艺术作为制胜的手段。清朝养兵80万，却并不重视军事学的研究。在明朝，军事著作很多，达千种以上，而18世纪编纂《四库全书》时仅选录了五种，仅及其千分之五，其他均在淘汰之列。清人编写的军事著作很少，即使有一些著作，在当时考据盛行的风气下，大多围绕《孙子兵法》一书作细密的考证，如孙星衍的《孙子十家注》、毕以珣的《孙子叙录》。这些书并非总结实战经验，亦无指导作战的作用，仅有校勘、训诂方面的价值，与西方的军事著作全异其趣。清朝以科举时文取士，加以儒学重文轻武的风气，知识分子几乎和兵书绝缘。故王芑孙说：“慨然念近世士大夫以科目进，其精力尽于时文，不知读书。其间有读书者，则又沉溺于训诂、考订之间，高谈汉学，老死卷轴，与之言兵，龂龂必出于《素书》《黄石抱奇》《太白阴经》，征文奥义，(智惊愚。而论于古者窒于今，长于论者短于用。”[6]18世纪中国军事学的研究很不发达。

满洲的带兵将领，富有实战经验，英勇果敢，荡决无前，却有很多是文盲或半文盲，既不能把作战经验提升到军事理论的高度，甚至不能从传统的兵书中吸取知识，而仅能从《三国演义》之类的小说中学习作战的方法。嘉庆时，著名统帅额勒登保即因学习《三国演义》而成一代名将：“嘉庆忠毅公额勒登保初以侍卫从海超勇公（海兰察）帐下，每战辄陷阵。超勇曰‘尔将材可造，须略识古兵法’，以翻清《三国演义》授之，卒为经略。三省教匪平，论功第一。”[7]

与中国相比，18世纪西方的军事学研究进入兴旺时期。18世纪前期，法国萨克斯的《沉思》一书论述士气在战争中的作用以及制胜的各要素，成为军事名著。稍后，英国的劳埃德有《军事政治回忆录》，把战争区分为军事的物质材料部分与作战部分。在他看来，前一部分可以用规则加以规定，而后一部分的情形千变万化，没有现成的规则，只取决于统帅的指挥天才。同时，法国吉贝尔作《战争概论》，阐述了组织国民军队的思想，这一思想成为后来拿破仑所遵奉的军事原则。俄国的军事家苏沃洛夫在《战胜的科学》中详尽阐述了训练方法与士兵的道德、纪律，强调在作战时进行直接进攻的重要性。他再三说：“只有直接的、勇敢的进攻，才能够取胜。”普鲁士的军事家比洛在《最新战法要旨》中申述供应线和仓库在战时的重要性。他强调：进攻敌人的侧翼与后方，破坏其后勤供应，足以制敌于死命。总之，18世纪中国军事学研究十分沉寂，而西方的军事著作层出不穷，军队组织、军事工程、军事技术、战略战术得到了相当充分的研究。这是西方国家生产水平、技术手段的发展以及实战的激烈频繁在军事学方面的反映。

注释

[1]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07页。

[2]《清圣祖圣训》卷四八。

[3]《清高宗实录》卷十。

[4]《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八四。

[5]《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九七。

[6]王芑孙：《洴澼百金方·序》。

[7]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十。

十一、边疆

中国是个大国，有辽阔广大的边疆地区，这一点和西欧国家不同而和俄国、美国相类似。18世纪，清政府全神贯注于经营边疆，继军事行动之后，在各个边疆地区设官筑城，驻兵屯田，以巩固统一，发展当地的经济、文化，清政府经营边疆成绩巨大，影响深远。在此前后，俄国和美国则在扩张和经营各自的边疆。

16世纪末，以叶尔马克为首的俄国哥萨克越过乌拉尔山，打败了西比尔汗国。17世纪初，俄国迅速向东扩张，在西伯利亚的广阔土地上猎取貂皮，设置据点，屠杀当地居民，如入无人之境，先后占领鄂毕河、叶尼塞河、勒拿河。《苏联通史》上写道：“一群一群想发财的人，几乎是同时从叶尼塞斯克和曼加捷亚两方面向勒拿河奔去。他们进攻住在勒拿河畔的雅库梯人，夺取他们的皮货与牲畜，俘虏妇女和小孩。叶尼塞斯克及曼加捷亚的军役人员不仅接二连三地抢劫居民，并且彼此也常为劫掠物而战斗。”[1]俄国扩张速度迅猛，17世纪中叶已进抵鄂霍次克海，濒临太平洋。它甚至侵入中国的黑龙江流域，占据了尼布楚、雅克萨等地，康熙帝奉行军事反击和外交谈判同时并举的方针，与俄国进行边界谈判，使俄国撤出雅克萨，退还黑龙江中下游，但仍占据着尼布楚。到18世纪，俄国更向东北挺进，跨越白令海峡，占据了北美洲的阿拉斯加。

美国的边疆扩张从1783年独立战争结束以后开始，当时美国仅有本部13个州，面积约89万平方公里，人口不到400万。先是英国因战败而将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土地让给美国，美国从此开始了强劲而持续的“西进运动”。1803年向法国购买了路易斯安那，这片土地几乎包括了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土地广阔而肥沃，面积80多万平方公里。接着从西班牙手里夺取和购买了佛罗里达，向英国购买了北达科他州，1845年合并了墨西哥的得克萨斯，1848年对墨西哥战争结束后，得到了新墨西哥、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等地。美国把边疆从密西西比河向西拓展一千英里，跨过落基山，直抵太平洋东岸。

美国向西部扩张十分迅速，驱逐和屠杀印第安人，霸占他们的土地，掠夺他们的财富。印第安人人口稀少，缺乏组织，社会发展程度较低，不能进行有效的抵抗。美国西进的动力是夺取土地。中西部辽阔广大，一望无际，土质肥沃，政府以低廉的价格标卖土地，土地投机商十分活跃。美国一些扩张分子狂热地迷恋土地，他们口出狂言：“应该给年轻的美国让路，他还没有足够的土地。他需要更多的土地作为他夏季的纳凉处，他需要更多的土地作为他的美丽牧场。我告诉你们，我们将把俄勒冈给他作为他的夏季荫凉处，并把得克萨斯给他作为他的冬季牧场……浩瀚的太平洋和澎湃的大西洋将属于他的，直到他在冰冻的海洋里解了渴，他才罢休。”[2]美国从建国以后一直在向中西部扩张推进。西进运动缔造了美国，形成了美国的民族精神。美国的边疆学派历史学家杰克逊·特纳说：“直到现在，一部美国史大部分可以说是大西部的拓殖史。”[3]

稍晚于俄国，稍早于美国，清朝也在努力经营边疆。康熙帝平定三藩、统一了台湾之后，把战略重点转移到北方，一方面对付入侵黑龙江的俄罗斯，1689年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使东北边疆安定下来，另一方面以极大力量征讨准噶尔蒙古的噶尔丹。当时的准噶尔是清朝统一中国的最大障碍，它势力强盛，占地辽阔，以伊犁为中心，雄踞天山北路，征服了天山南路的回部，控制着青海、西藏、哈萨克，又入侵和占领喀尔喀蒙古（外蒙），把外蒙王公赶往南部，并进军呼伦贝尔，军锋达乌兰布通，威胁北京。不战胜准噶尔，清朝统治不能稳定，统一全中国更无可能。此后，清朝和准噶尔进行了长达70年的战争，战争共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乌兰布通之战到1697年噶尔丹失败身亡。康熙帝几次亲征，得到内外蒙古协力相助，在乌兰布通和昭莫多战斗中，清军大获全胜。噶尔丹在伊犁的根据地被其侄策妄阿拉布坦所占，进退失据，流窜不定，1697年势穷自尽。清军虽战胜，力量损耗亦大，无力远征伊犁，双方停战20年。第二阶段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准噶尔汗策妄阿拉布坦派兵入西藏，攻杀拉藏汗，欲以武力吞灭西藏始，清军援藏，驱逐准噶尔，又有北路和通泊之战与光显寺之战，鏖兵十多年，双方互有胜负，精疲力竭，又议和停战20年。第三阶段，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廷乘准噶尔部内讧之际，命将出师，远征天山北路，攻克伊犁，俘获准噶尔汗达瓦齐，中经反复，已投降清朝的阿睦尔撒纳，觊觎准噶尔汗位，煽众复叛。清廷再次出兵，阿睦尔撒纳战败，逃往俄罗斯，1757年客死异国。翌年，回部的大小和卓据天山南路叛乱，被清军讨平。历时近70年的平定准噶尔战争，屡经波折而胜利结束。在此前后，又经苗疆的改土归流、西藏的平定叛乱和驱逐廓尔喀入侵，以及两次金川战争、缅甸战争、安南战争、台湾镇压林爽文起义，清朝在边疆地区进行了长达一个世纪的长期战争，其中平定准噶尔的战争历时最久，用力最大，意义亦最为重要。它扫除了清朝统一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从此结束了中国西北游牧地区和中原农耕地区长期对峙的局面，全国复归于一个政权的管理之下，为中国近代版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继军事征讨之后，清朝在边疆地区采取一系列措施，设官筑城，移民屯田，安抚少数民族，使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清朝在中央特设理藩院，为管理边疆地区的机构。其地位与六部平行，对驻边的将军、大臣有监督和指导的权力，处理边疆要政，有迅赴机宜之功。又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设置不同的军政机构，以加强中央对边疆地区的管辖，如东北盛京、吉林、黑龙江与西北的伊犁地近俄国，为防范强邻入侵，实行军府制，设立将军，派兵驻守，兼理民政与军事。在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给予一定的自治权力，盟长、旗长既是本盟本旗的上层贵族，又是国家的行政官员，受理藩院的监督管理。天山南路保留回部原有的体制，废除和卓家族的特权，仍实行伯克制，由清廷派授，管理民政。乌鲁木齐、巴里坤一带，因迁来的汉民较多，故实行与内地相同的府州县制。西藏地区奉行政教合一，清廷大力建立起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权威，设立西藏地区政府“噶厦”，并派驻藏大臣驻在拉萨，与达赖共同理事。西南云、贵、桂、川、湘，实行“改土归流”，取消土司、头人的特权，设置府州县。台湾先设府，后设道，属福建省管辖，19世纪后期升格为台湾省。

边疆地区多少数民族，清王朝原来就是由满洲人建立的，比较关心少数民族的利益，理解他们的要求与心理，因而能制定较合理、较有成效的民族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族关系，增进了民族团结。清朝的基本方针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即不改变其原来的社会习俗、宗教信仰以及适宜的体制，而整顿他们的政治，发展他们的经济、文化。清廷尽量团结、利用少数民族中的上层分子，保留和承认他们的统治权，封以高官显爵，给予俸禄赏赐，减免赋税差徭，并和蒙古族通婚。满洲自皇帝至王公高官常娶蒙古女子，立为后妃福晋，而蒙古贵族常娶满洲的公主、郡主、格格为妻，以婚姻关系加强“满蒙一体”，以保证边疆的安定。

清朝为保卫边疆，设置一系列军事哨所，名为“卡伦”。有常年固定的“常设卡伦”，有不固定的“移设卡伦”“添撤卡伦”，还规定了定期巡阅边界的制度。为了保证边疆地区人员往来方便，政令信息畅通，清廷广设台站，开辟驿路，形成了从北京到东北、西北和西南边疆的台站网络。

清廷又致力于边疆的开发，由于人口过剩，内地人民纷纷往边疆迁移，如东北地区虽有封禁之令，而河北、山西、山东人民素有“闯关东”之习，前往东北垦荒挖参。乾隆帝说：“盛京可耕之土甚多，畿辅山左，无业穷氓，挈侣至者，咸垦荒安居，久之悉成土著……户口繁孳，借此以养无数万穷黎。故向有禁之之例而未尝严饬也。”[4]乾隆帝的这段话说明，清统治者顺应这一历史趋势，睁一眼闭一眼，不去严禁移民之涌向东北。内蒙古地区未垦之地甚多，“走西口”的内地移民亦络绎于途。乾隆帝说：“古北口外一带，往代皆号岩疆，不敢尺寸逾越。我朝四十八部子弟臣仆，视同一家，沿边内地民人前往种植，成家室而长子孙，其利甚溥，设而禁之，是厉民矣。”[5]乾隆帝认识到，禁止移民是坑害老百姓的政策。新疆地区，清廷从平定准噶尔以后，更是鼓励移民，有计划地迁移人口，设置屯田。乾隆帝说：“自新疆底定后将及四十年，该省（按：指甘肃省）之无业贫民，前往伊犁、乌鲁木齐及回疆等处作贸认垦者，安居乐业，户口日增，不下数千百万人。其往来贸迁并获厚利，而该省本地居民生计，借此亦臻饶裕……稽之史牒，只有疲弊中国之物力以事远域，从未有借口外之地产以赡中国之民人者，此皆仰荷上苍眷祐，版图式廓，中外一家，因以天地自然之美利，养给中国之亿万生灵。”[6]乾隆帝懂得了利用边疆广阔的土地资源以养育过剩人口的道理。至于西南地区，原来被土司、头人把持、封禁的土地也得以开垦，如云南一些边远的地方，“楚、蜀、黔、粤之民，携挈妻孥，风餐露宿而来”[7]；云贵交界之处，“焚烈山林，久荒之土，亩收数倍”[8]；湘西地区，“凡土司之新辟者，省民率挈孥入居，垦山为垄，列植相望”。台湾海岛，当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郑克塽归降清朝时，人口12万人，因“台疆初辟，地力甚厚，三熟四熟，收获丰稔，漳泉粤东之民，趋之若鹜”，人口迅速增加，至嘉庆十六年（1811年）已增至194万人。尽管18世纪中原和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仍有很大的差距，但当时边疆的人口骤增，垦田日多，经济、文化有较大发展，民族关系得到改善，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大大增强，出现了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团结统一的局面。

18世纪中国对边疆的经营与俄、美两国的扩张，则有着明显的不同特点：

第一，中国的边疆经营是在重新统一的自古以来的版图之内。从汉唐以来，中国的疆域已很辽阔广大，东北至黑龙江，北至贝加尔湖，西北跨越葱岭，至中亚地区，西南至喜马拉雅山，南至南海诸岛。但统一的程度很不巩固，边疆各族经常据地抗衡，境内许多地方经常不在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下。清朝康雍乾时期，削平各个民族的割据称雄，实现了统一，使中国全境接受中央政权的有效管辖，其范围则没有超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范围之外。而俄、美两国，一向东部扩张，一向西部挺进，都是夺取新领土，开拓新边疆，所至都是俄国人、美国人从前没有到过的地方。中国是在重新统一的领土范围内进行经营，而俄国、美国则是在新获得的土地上进行殖民扩张，这是重要的区别。

第二，俄国边疆的东扩和美国边疆的西扩是由经济利益直接驱动的。西伯利亚盛产貂皮，而服用貂皮衣着是当时欧洲显贵们的时尚，为了取得貂皮，俄国的猎户、商人、哥萨克大批涌到西伯利亚。17、18世纪俄国的貂皮贸易所得，占国库收入的十分之一。而美国的西进是为取得大片廉价而肥沃的土地。独立战争后，美国西部人烟稀少的广大地区得以开放，这对土地投机家是极大的“福音”，而美国政府由于负债累累，廉价出售不费气力取得的大块土地，每块达640英亩，这正好符合土地投机家的利益，由此便形成了一股又一股抢夺土地和向西部推进的浪潮。

而中国的情形完全不同，清廷征讨准噶尔得不到什么直接的经济利益，它所考虑的是要解除西北游牧民族对中央政权的威胁。自从汉、唐、宋、明以来，对付游牧民族的入侵是让历代统治者最伤脑筋的难题。历史上许多次劳师糜饷的防御戍边，或进军远征，都是为了把敌对的游牧民族挡在远距离之外，使它不能进入中原的农耕地区。每次战争动辄耗银千万两，转战于黄沙大漠之中，得不到补偿，不可能像俄国那样得到贵重的貂皮，也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得到肥沃的可耕地。因此，俄国和美国的边疆扩张持续多年，几乎没有终结，它和直接的经济利益相联结，只要有貂皮、土地可得，扩张运动就受到推动而持续下去，直至到达太平洋岸。而清朝的边疆经营，打了胜仗，削弱或赶跑了敌人，取得一定的安全系数之后，军事行动就会停止下来，国家财政不能够长期支持边疆战争。故准噶尔战争虽长达70年之久，然其间两次停战议和，停战时间长达40多年。康熙帝击败准噶尔，不能乘胜扫穴犁庭，进攻伊犁，不得不休兵议和。乾隆帝平定准噶尔、回部以后，亦不再西进，攻击哈萨克、浩罕，因为没有经济利益去推动其军事行动。

第三，俄国、美国向东部或西部扩张，是在人烟稀少的地区进行拓殖，所遇阻力较小。西伯利亚的通古斯人、布利亚特人、雅库特人或美洲的印第安人，人口很少，经济落后，组织松散，处在原始部落阶段，尚未形成国家组织，没有坚强的防御能力。故俄国、美国的扩张活动往往是国家支持下的私人行为，几十、成百人组成的俄国哥萨克队伍或美国的大车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土地上横冲直撞，凭着精良的火器，肆意掠夺，屠杀当地居民，如入无人之境。而清朝统一边疆，它所面对的准噶尔蒙古，人众60万，经济相当发达，组织严密，勇猛善战，回部、苗民、金川人也有强韧的战斗力。故边疆的统一和经营必须采取集中的军事行动，出动政府的正规军，进行大规模战争，以扫除统一道路上的障碍；然后采取行政和经济措施，筑城驻兵，设官建署，移民屯田，开通驿路，发展农牧业生产。

中国与俄国、美国都是大国，在进入近代以前都有一段经营其边疆的历史，性质、动机、形式、意义各不相同，但对本国历史和全世界都有极大影响。对中国来说，实现了重新统一，奠定了近代中国的版图，加强了民族联系，逐步形成了团结、和睦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对俄国和美国来说，扩大了本国领土，获取了丰富的资源，完成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并在扩张过程中塑造了俄国人和美国人的民族性格。对全世界而言，这三个大国的存在和崛起，大大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影响近现代国际政治的格局。

注释

[1]潘克拉托娃主编：《苏联通史》第一卷，第253页。

[2]托马斯·贝利：《美国人民外交史》，第227页，新泽西，1980。

[3]特纳：《美国历史上的边疆》，第1页，纽约，1920。

[4]《清高宗御制诗文集》四集，卷五四，《盛京土产杂咏十二首》。

[5]《清高宗实录》卷六一二。

[6]《清高宗御制诗文集》五集，卷九二，《陕甘总督勒保报二麦收成八分有余，诗以志慰》。

[7]《清世宗实录》。

[8]道光《广南府志》。

十二、思想文化

什么样的经济和政治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和文化。18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有其光辉的成就，但也存在明显的严重的缺陷。有清一代十分推崇儒学，特别是程朱理学，儒学成为统治思想。孔子被誉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每年各地都要举行隆重的祭孔典礼，给孔子的后裔衍圣公以种种荣耀和特权，给孔府增拨土地，赏赐财物。康熙帝南巡，过曲阜，谒孔庙，召集官吏，讲论经义，以天子之尊，向孔子行三跪九叩首之礼。孔子的先世，赠王爵，设祠崇祀。对历代重要的儒家代表人物均优礼有加，为他们建祠庙，立牌坊，赐匾额。“先儒”的后裔都世袭五经博士，备加优宠。康熙帝根据儒家学说，制定和颁发圣谕十六条，作为人们的道德训条和行为规范，其内容是：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雍正帝又加以注释发挥，称为《圣谕广训》，它是宗法社会中，封建专制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政治和道德训诫，典型地表现了儒家的社会理想和生活信条。雍正二年，将《圣谕广训》颁发全国，广为宣传。吏部通知地方督抚，在各地遴选秀才，进行宣讲，“句诠字释，阐发音义，毋得虚应故事”。例如，直隶获鹿县“每月朔望为讲约期，于西门外为讲约所，上供圣谕牌，设讲案于中间，令生员一人，以为讲约正，再选二人以为值月。是日清晨，县官率僚属士民齐集讲所行礼，令约正宣讲圣谕十六条……各乡村则于居民稠密之处，或就义学相近，设讲约所。本乡所举约正与文学师会同宣讲”[1]。清政府千方百计地把儒家思想贯彻到全国的每一个角落里去。

清朝对程朱理学尤其用力提倡，把朱熹像从孔庙两庑的先贤中抬出，放在大成殿四配十哲之次，成为第十一哲。清代科举，考四书五经，要以朱子的注释作为准则，“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康熙帝说：“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今经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宏巨。”[2]又说朱熹的“文章言谈之中，全是天地之正气、宇宙之大道。朕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外内为一家”[3]。皇帝把朱熹抬得这样高，大臣们迎合皇帝的心理，跟着也大肆吹捧。大学士李光地鼓吹道统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自朱子而来，至我皇上，又五百年，应王者之期，躬至贤之学……伏维皇上承天之命，任斯道之统，以升于大猷”[4]，恭维康熙帝上接朱熹的儒学道统。李光地及魏裔介、熊赐履、汤斌、张伯行等“理学名臣”都极受重用，位居极品。清王朝大力尊重孔子、朱熹，倡导儒学，目的是巩固封建秩序，加强专制统治。雍正帝有一段话说得很清楚：“若无孔子之教……势必以小加大，以少陵长，以贱妨贵，尊卑倒置，上下无尊，干名犯分，越礼悖义。所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其为世道人心之害，尚可胜言哉！”[5]

为了表示“崇儒兴学，稽古右文”，清廷招罗大批知识分子，大规模地编纂和注释古代典籍，属于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自然最受重视，一大批“御纂”和“钦定”的注经作品连续出版，康熙时有《御纂周易折中》《日讲易经解义》《钦定书经传说汇纂》《日讲书经解义》《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日讲春秋解义》《钦定诗经传说汇纂》《日讲四书解义》；雍正时有《御纂孝经集注》；乾隆时有《御纂周易述义》《钦定诗义折中》《钦定周官义疏》《仪礼义疏》《礼记义疏》，又修《明史》，续三通，编方略。又编纂《古今图书集成》，此书由陈梦雷主持编纂，分别门类纲目，荟萃群书，是一部大型的类书，从各种典籍中按类采择摘录，汇编成本。《古今图书集成》分6汇编，32典，全书10 000卷。

规模最大的是乾隆朝所编的《四库全书》。这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它把我国古代重要的典籍首尾完整地抄录下来，分编于经、史、子、集四部44类之下，共收图书3 461种，79 309卷，包罗宏大，丰富浩瀚，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之总汇。参加编纂工作的有360名官吏和知识分子，集中了当时的大批名流学者。在编纂过程中，著名学者纪昀等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共200卷，对著录书、存目书10 254种都作了介绍和评论，《四库全书》在我国学术文化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几乎和编纂《四库全书》同时，法国的一批启蒙学者也在编纂《百科全书》。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法国《百科全书》28卷出齐，第二年，即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清廷设四库馆，开始编纂《四库全书》。两书显示了东西方知识体系和文化精神的差异。《四库全书》的着眼点在收集、保存前人已经撰写的书籍，用力于“汇编”，其特点是“博大”。而《百科全书》在前人文化成就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加以发展，用力于“撰写”，其特点是“创新”。《四库全书》的编纂由清廷主持，书籍的著录有严格的去取标准，其宗旨是“阐明性道治法，关系世道人心”，多卫道者的思想。《百科全书》则不受官方的干预，自由表达思想，其价值取向是普遍理性和人性，鼓吹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多叛逆者的语言。这两部书都有一个宏伟的理想，即要囊括以往的文化成果。两书以不同的形式对繁复的人类知识体系进行探讨和分类。但《四库全书》是汇编书籍的丛书，它的分类是书籍的分类，属于目录学的范畴，而《百科全书》以各门知识的统一为基础，初步勾画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学科分类体例。两书分类的不同，既是体例上的差异，也是东西方知识结构与文化成就的差异。

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重视政治和伦理关系，忽视自然科学、生产技术、工艺、商业和民间文学。这类书在《四库全书》中很少收入，或全不收入。如自然科学，虽收入了经戴震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几部古代算书，也收进了明末利玛窦、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等少数西方自然科学著作，但数量很少，一些重要的科技书如《天工开物》《算法统宗》并未收入。词曲一类，被认为“厥品颇卑，作者弗贵”，收录甚少，尤其是元明清极为发达的戏曲，一概不录。至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小说，更被认为“猥鄙荒诞，徒乱耳目”，均在摒斥之列。法国《百科全书》创造了一个科学、艺术、工艺无所不包的知识分类体系，其显著特点是注重自然科学与工艺。它的写作者中不少是著名的科学家和工艺师。因此，它的内容涵盖甚广，重视实践经验，现实性很强，不仅总结了前人的文化成果，而且反映了法国当时的社会生活和科学水平，展现了经济、政治、宗教、社会、生产和生活多方面的情况。

《四库全书》和法国《百科全书》是同时诞生的东西方两部辉煌的巨著，各有其特色和成就。《四库全书》汇聚了中国的大量古籍，网罗广博，内容丰富，在清理和总结中国历史文化遗产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它以官方思想为指导，没有偏离封建主义正统儒学的轨道。而法国《百科全书》则总结了西方科学与文化的成就，进行创新，发展了唯物主义和进步的历史观、政治观，它坚决而猛烈地抨击宗教思想和专制统治，呼唤新时代的来临，为行将到来的法国大革命作了思想准备，给法国革命党人以一面理论旗帜，并为《人权宣言》提供了原则。

18世纪清廷除了右文兴学，推崇儒家思想，以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之外，又严厉地钳制异端思想，大兴文字狱，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治罪之严酷，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康熙时，文网尚宽，但庄廷)的《明史》案与戴名世的《南山集》案，株连甚众，造成恐怖气氛。雍正时文字狱增多，一是用以打击朋党势力，如汪景祺的《西征随笔》案、钱名世案、查嗣庭案；一是用以整肃潜藏在汉族中的民族意识，如吕留良、曾静案。到乾隆时，以孙嘉淦的伪稿案开始，迭兴文网，有意罗织，因文字而获罪的人不胜指数，指派的罪名往往莫须有，牵强附会，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其中，有的是向皇帝上书献策，因阿谀话说得不得体而获罪；有的是写了告诉大家怎样避讳的书，而书中举上应予避讳的人名，反因此而犯讳下狱；也有的是精神病患者疯言疯语，触犯禁忌。文字狱苛严、荒唐的程度令人震惊。在令人战栗的文化恐怖政策下，文人学子动辄得咎，只好泯灭思想，丢掉气节，死抱着高头讲章、八股程式，背诵孔孟程朱的教条，以求科举入仕。知识分子不敢研究现实，也不敢研究历史，一切有悖于正统儒家的知识、学问，均是危险的异端，无人敢于问津，思想界万马齐喑，黑暗沉寂，犹如一潭死水。

18世纪汉学兴起，这是以钻研古代经典为专职的学派。它不涉及现实政治，因而能在苛密的文网下存在并发展。统治阶级认为：它不会危及现存政权，而能点缀学术，粉饰太平。但汉学颇具近代理性主义精神，主张以人的心智去认识和理解客观事物，提倡归纳方法、逻辑推断，强调实事求是，不承认直觉、感悟等认知途径，反对宋明理学家的内省、修养和空谈。清代的汉学家与宋明理学家的学术路线截然不同，它抛弃了理学家通过玄学思辨以寻求自然、社会和人生问题的答案的方法。汉学家认为：宋明理学空谈性理，大多虚妄荒诞，不是实在的学问。

18世纪后期，即乾隆、嘉庆时代，汉学发展为学术界的主流。它对古籍中的文字、音韵、训诂、史事、典章制度作了缜密的注疏和考证，纠正和补充了古籍中的伪作、讹传、谬误、脱漏，使后人能够更加科学地进行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清代学者全力贯注于古代典籍的具体考证，这从专业的意义上是必要的、无可厚非的，但清代汉学家整体的价值取向脱离现实，脱离政治，偏颇烦琐，不食人间烟火，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局限性。

18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在宋明理学的陈腐说教和乾嘉汉学的烦琐考证中盘旋，并未超越封建文化的藩篱。与之相比，同时代的欧洲启蒙学者的思想境界与清代汉学家的迥然不同。启蒙学者如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爱尔维修等，猛烈抨击西方的封建制度和基督教会，在政治上主张天赋人权、主权在民，在经济上鼓吹自由放任，在国家体制上宣传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在思想上宣扬理性至上、人道主义和唯物论。他们鲜明地举起反对专制暴政和宗教教条的大旗，进行坚决而不妥协的战斗。中国18世纪的汉学家在封建专制政权面前却只能俯首，小心翼翼地避开敏感的问题，只在圣经贤传的故纸堆里讨生活，不敢明目张胆地与封建暴政、纲常伦理作正面抗争。

只有极少数先进的思想家，曲折隐晦地表露自己反封建的观点，如哲学领域中的戴震对天理人欲的阐发不同于官方的程朱理学。他尊重人性和人欲，认为人性包括欲、情、知三个方面。“欲”是对于声色嗅味的欲望，“情”是喜怒哀乐的感情，知是分辨是非、美丑、善恶的能力。人类有了生命，就有欲、情、知。“欲”是人类自然的生理要求，不像理学家所认为的是“万恶之源”，不可能也不必要灭掉。所以，他反对“尽天理，灭人欲”。“欲”合乎规律地发展，有节制地得到满足，就是“善”，就是“仁”。他说：“人之有欲也，通天下之欲，仁也。”“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6]戴震大胆地揭露，宋明理学家标榜的“理”并不是真理，而不过是主观成见，是强者欺凌和压迫弱者的口实。他大声疾呼：“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后儒冥心求理，其绳以理，严于商韩之法，故学成而民情不知。天下自此多迂儒，及其责民也，民莫能辨。彼方以为理得，而天下受其害者众也。”[7]

真是字字血泪，声声痛切！不知有多少无辜的卑者、幼者、贱者牺牲在“理”字之下，“后儒以理杀人”，这是对封建礼教的悲愤控诉和猛烈抨击。

几乎和戴震生活在同时代的曹雪芹创作了伟大的《红楼梦》。它以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表达了和戴震非常相近的思想。《红楼梦》抒写了“赫赫扬扬将近百年”的贾氏家族的衰败没落，揭示了封建大家族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塑造了生活在大观园中的一群弱女子的栩栩如生的形象。她们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为维护人格尊严和爱情权利而抗争、牺牲。曹雪芹和戴震一样表达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不过戴震是通过哲学的论证，而曹雪芹则使用了文学的语言。

在诗歌领域中主张“性灵”的袁枚，尊重人的性情，说“言诗必本乎性情”，“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8]。他肯定人的现实情感和物质欲望，尤其肯定男女欢悦之情。他说：“宋《蓉塘诗话》讥白太傅杭州忆妓诗多于忆民诗，此苛论也，亦腐论也。《关雎》一篇，文王辗转反侧，何以不忆王季、太王，而忆淑女耶？”[9]他反对把诗歌作为载道、卫道的工具，主张诗就是抒写性灵，表现山水、男女之情。他抨击理学家把封建道德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说：“孔门四科，因才教育，不必尽归德行，此圣道之所以为大也。宋儒硁硁然将政事、文学、言语一绳捆束，驱而尽纳诸德行一门，此程朱之所以为小也。”[10]袁枚提倡性灵，尊重自我，举着反理学的旗帜，是诗的领域中要求个性解放的异端。

此外，绘画方面的扬州八怪金农、郑燮、李鱓、李方膺等强调艺术的个性化、世俗化，不拘法度，师法自然，抒发性灵，强调独创，表现了不同于传统文人画、宫廷画的意趣。

以上表现于哲学、文学、诗、绘画各个领域的异端思想还比较微弱，没有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也不像法国18世纪的启蒙学者那样对专制政治和封建教条进行猛烈挞伐，但有一个共同点，即反对程朱理学的伦理价值观，反对为封建专制政治辩护的纲常名教，肯定人的权利，追求个性解放，具有近代人文主义的色彩。

注释

[1]光绪《获鹿县志》卷八，《学校》。

[2]《东华录》，康熙五十一年二月。

[3]康熙《御纂朱子全书》，序言。

[4]李光地：《榕村全集》卷十，《进读书笔录及论说序记杂文序》。

[5]《东华录》，雍正五年七月。

[6][7]戴震：《孟子字义疏证》。

[8]袁枚：《蕺园论诗本》，见《小仓山房续文集》卷三〇。

[9]袁枚：《随园诗话》卷一。

[10]袁枚：《答朱石君尚书》，见《小仓山房尺牍》卷九。

十三、科学技术

18世纪正是欧洲国家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其科技发展自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古希腊的思想特点是诞育了自然哲学，即哲学思想和自然科学知识密切地交织在一起。古希腊的学者很重视对自然界的观察与研究，探索其普遍原理，他们研究宇宙的本原问题，提出了早期的原子论，建立了几何学与逻辑学，给自然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些必须遵循的思维规律和论证工具，这大大有利于今后自然科学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恩格斯说：“最早的希腊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1]。近代自然科学的勃兴得益于继承和发扬了古希腊的学术传统。

在中国古代学术中，自然科学的某些方面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总体说来，它更加关心人事，关心政治和伦理道德。中国从汉代以后，主流学术的宗旨在于阐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而较少关心自然界。中国的认知方法更多是通过感悟与思辨的理路，而不善于用逻辑方法对大量的经验事实进行归纳和分析，又缺乏实验手段以观察大自然的种种奥秘。中国古代常常把自然现象纳入政治、伦理的范畴。学者们沉溺于对包括自然界在内的整个世界做出政治和伦理的说明，即所谓天人感应，以天象附会人事，如把日月食、地震看作天象示警，把彗星出现看作刀兵之灾的预兆，等等。这种认知思路妨碍了对自然界进行认真观察和深入探索。知识分子只重视科举考试，把它当作正途，将科学技术视作左道妖术、奇技淫巧，而不屑闻问。国家甚至不允许老百姓有科技知识，如明朝初年，禁止民间学习历法。明人沈德符说：“国初学天文有厉禁，习历者遣戍，造历者诛死。”[2]封建专制淫威扼杀了科学技术。

中世纪的西方国家，在神学的统治下，自然科学亦形停滞，天文、数学、物理成了神学的奴婢。尽管处于从属的地位，但自然科学还存在着。早年的宗教需要利用科学，因此在宗教控制的学校中也保留了一些自然科学的课程，还出现了像洛吉尔·培根那样重视实验方法的杰出科学家。而中国儒家经典中却没有自然科学的容足之地，中国主流学术长期以来面向社会而背对自然，只关心用儒家经典去判断人们思想行为的善恶与是非，而不愿耗精劳神去观察自然界，探视其真谛。狭隘偏颇的思想造成狭隘偏颇的研究范围，故自然科学不能成为知识分子的研究课题。

文艺复兴以后，西方理性主义思潮兴起，人们逐渐抛弃神学的玄想而相信经验事实。科学的每一步发展都和宗教发生越来越严重的冲突。教会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而把科学家付诸火刑，但人们却发现了科学的价值和力量，相信一切知识应该来自观察、实验和论证，不能来自教义。这种新的知识论给近代科学奠定了基础。结果，在科学和教会的冲突中，在人和神的冲突中，科学得到了胜利。17世纪以后，科学革命席卷了欧洲。

欧洲的科学革命的先驱是哥白尼。1543年，他发表《天体运行论》，阐述了以太阳为中心的天文学说，粉碎了作为神学宇宙观的地心说，自然科学开始从神学的牢笼中得到解脱。17世纪的科学巨人伽利略研究了自由落体和钟摆运动，发明了望远镜等科学仪器，大大改进了科学观测的手段，发展了科学和实验相结合的研究方法。17、18世纪之交的伟大科学家牛顿发现了运动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阐述了经典力学理论。这一理论不仅是物理学和天文学的基础，也是近代一切机器制造、土木建筑、交通运输等工程技术的理论基础。牛顿在光学和微积分学方面也做出了重大贡献。在牛顿的时代，欧洲完成了科学革命，自然科学获得了光彩夺目的成就。

17世纪之后，西方人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大为增加，科学的价值得到社会的认同。不仅知识分子，就连贵族、商人与平民无不赞美和喜爱科学。开始时，科学并不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而只是一种社会风尚。各国纷纷成立科学研究机构，17世纪英国成立皇家学会，法国成立法兰西研究院。18世纪，德国、俄国、瑞典也先后设立科学研究机构，研究自然科学在欧洲蔚然成风。继牛顿之后，大批科学家、技术家、实验家涌现，大批科学成果诞生。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发展了微积分学；华伦海特和摄尔修斯分别发明了华氏温度计和摄氏温度计；英国物理学家卡文迪许做了大量静电试验；美国物理学家富兰克林证明了闪电是一种放电现象；意大利人伏打制作电池，为人类提供了一种新的能源；光学方面，牛顿认为光是由微粒流的簇射所形成的，惠更斯则认为光是一种振幅的波动，形成光学理论中的微粒说和光波说两大学派；英国化学家波义耳提出化学新理论，把化学从古代炼金术中分离出来；法国化学家拉瓦锡则提出燃烧是氧化的学说，推翻了传统的燃素说；瑞典植物学家林耐在大量采集标本、进行研究之后，提出生物分类的学说；地质学家提出地球形成的“水成说”“火成说”“灾变说”“均变说”，互相争论。在各个科学领域取得重大理论成就的同时，英国的工业革命应运而生，产生了一系列重大、连续性的技术突破。首先是1733年凯伊发明飞梭，提高了织布工序的工效，打破了纺和织之间传统的平衡。织布的进展对纺纱部门提出了改进技术的要求，果然1768年哈格里夫斯发明多轴纺纱机，1769年阿克赖特发明水力纺纱机，纺纱生产跟上和满足了织布工序的要求。纺织业中首先发生了技术革命。1776年，英国人瓦特发明蒸汽机，这是技术革命的重大标志，使人类摆脱了对自然能源的依赖，从此，生产浪潮汹涌前进，近代的大工厂得以建立，人类跨进了工业社会的时代。

18世纪，在西方国家形成了科学、技术、实验三者鼎立、互相牵引、彼此促进的互动机制。科学理论对技术和实验起指导作用，理论成果应用于技术改进和实验设计方面，而技术的进步对科学研究提出新要求、新课题。实验则成为科学理论的论证手段，起着检验和鉴别的作用。正是三者的相互促进，带来了欧洲国家科学的起飞。

从西方科技的历史中可以看到，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总是大批的、连续的、成系列的，在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各个领域中先后涌现，而非单个的、零星的。一段时间内，成批的、系列的发明创造，互相推拥和牵引，犹如滚滚前进的浪潮，形成科学技术的持续前进。例如英国纺织行业中，18世纪中叶前后的几十年内，有无数次大小的创造和革新，共同完成了纺织行业中的技术革命。科学史上许多发明创造，甚至完成于一个人之手。例如伽利略本人除发明望远镜，观测到了宇宙中的新天地外，又证明了等加速运动定律、钟摆原理，提出抛物线下落定律，发现了土星光环、木星的卫星、太阳的黑子，等等。牛顿除提出力学三定律与万有引力定律外，又是微积分学的创始人、光学的先驱，提出色光是白光分解的结果。他一生获得的发明专利有20项。瓦特发明蒸汽机，但这一重大发明实由一系列发明而得以完善，开始是降低蒸汽的消耗量，以后发明行星式齿轮，化往返运动为旋转运动；又发明双向活塞，使活塞在往返运动中都能产生动力；又发明离心调速器、压力表，使蒸汽机逐步改进，配套齐全，切合实用。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创造不仅有赖于个人的聪明才智、勤奋努力，而且有赖于社会环境。18世纪的欧洲形成了尊重自然科学的风气，各种科学团体如雨后春笋，学校中增加科学课程，设立各种奖励和专利，引导知识界向自然科学进军，以研究自然科学为荣。而科学理论、方法的建立，实验手段的改进，形成了从理论到实验，再从实践到理论的循环。此外，18世纪欧洲经济的发展，造成了科技进步的有利条件。经济和科技，比翼双飞，不可离异。科技应用于生产，大大促进了生产力，使经济得以起飞，而经济的发展又从物质上、财力上给科技提供了支持。

总之，从16世纪到18世纪，西方国家科学技术和社会方面种种条件的积聚，形成了自然科学发育成长的土壤，于是西方的科学革命水到渠成，得以实现。

中国从明代以来，科学技术越来越落后于西方。封建专制政权贱视科技，科举教育、八股取士把自然科学排斥在知识的门外。长时期内，中国没有产生几位重要的科学家，没有几件重要的科学成就。直到明末，西方耶稣会传教士来华，带来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开始闪耀起朦胧之光。而到清初，康熙帝提倡科学，一度燃起了科学复兴的微弱希望，但好景不长，终因中国政治和社会条件严酷，微弱希望归于澌灭，中国复归于科学无知的漫漫长夜之中。

17、18世纪之交，康熙帝在位，他对自然科学怀有浓厚的兴趣，宫廷中罗致了许多懂得科学的耶稣会传教士。康熙帝本人跟着传教士南怀仁、闵明我、徐日升、安多、白晋、张诚、巴多明等孜孜不倦地学习几何、三角、代数、人体解剖学、音乐、天文、地理、拉丁文字，表现了过人的才智和刻苦的精神。白晋说：“他（指康熙）整天和我们一起度过，听课，复习，并亲自绘图，还向我们提出随时发现的疑问。然后，我们将文章留给他自己去反复阅读。他同时练习计算和一些仪器的使用，经常复习一些最重要的欧几里得几何定理，以便更好地记住那些论证。这就使得在五六个月的时间里，他就熟练地掌握了几何学原理，只要给他一张与某定理有关的几何图，他就能立即回忆起这个学过的定理和论证。因此，有一天他对我们说，他已把这些几何原理从头至尾读了十二遍以上了。”[3]康熙帝还在畅春园蒙养斋中设立算学馆，聘请一批数学家在其中研究天文数学，康熙帝参加研究讨论，“亲临提命，许其问难，如师弟也”[4]，又鼓励用西方技艺制造物品，“皇帝还经常提出要以欧洲的，其中包括巴黎的各种制品为样品，鼓励工匠与之竞赛”。尽管康熙帝个人的爱好和倡导一度促进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但中国的农业经济、专制政治与儒家思想不能形成使自然科学正常生长的环境。西方科技并未跨出宫廷一步，未能向社会推广，仿佛只是宫廷的专利品，只供皇帝个人欣赏。例如，康熙帝很重视人体解剖学，在他的倡导下，传教士写了一部人体解剖学讲稿，康熙帝赐名《钦定骼体全录》，称誉此书“必大有造福于社会，人之生命，或可挽救不少”。而此书却因其中的人体图像有诲淫之嫌而不能刊印，束之高阁，只手抄几部，供皇帝阅览。

在康熙帝主持下，18世纪初，清廷从事两项巨大的科学工程：一项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开始编纂《律历渊源》，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完成；另一项是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开始测绘全国地图，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完成。

《律历渊源》100卷，包括律（《律吕正义》5卷）、历（《历象考成》42卷）、数（《数理精蕴》53卷）。《律吕正义》介绍了中国和西方音乐的各种理论、乐器制造方法。《历象考成》介绍了从西方传来的天文历法，加以条理化，并有许多观测应用的实例，内容多采自汤若望、南怀仁的观测和研究成果。《数理精蕴》是一部荟萃数学研究成果的巨著，既包含了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数学，也收集了中国算学的精华。此项科学文化工程有当时著名科学家陈厚耀、何国宗、何国柱、魏廷珍、梅瑴成、明安图等参加。第二项科学文化工程是测绘全国地图。随着清朝统一的逐渐巩固、政治局面的日益稳定，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派传教士雷孝思、杜德美、白晋等，从测绘长城开始，对全国地形、地貌作了实地测量，采用三角测量辅以经纬度的先进测绘方法，纠正了不能够精确的计算地球曲率的平面测量方法。此项工作历经十年，绘成《皇舆全览图》。这是我国运用近代科学方法绘制的第一幅详细的全国地图，“关门塞口、海汛江防、村堡戍台、驿亭津镇，其间厄冲据险，环卫交通，荒远不遗，纤悉毕载”[5]。以上两项文化工程，在中国科学史上均有重要意义。

到了雍正、乾隆二朝，尽管文治、武功均有成就，可与康熙朝相媲美，但两位皇帝对自然科学均无爱好，加以康熙末由于礼仪之争，罗马教廷与清朝的关系破裂，清廷禁止在中国传教，限制传教士来华，通过耶稣会传教士架设起来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突然摧折。18世纪20年代以后，清宫廷中虽然还保留了一些西方传教士，从事历法、宫廷建筑、绘画和翻译工作，但在传播西方科学技术方面就没有多少作为了。

18世纪初，因康熙帝个人的爱好和倡导，自然科学在宫廷范围中曾取得一定进展。但崇尚科学的风气未能推广到整个中国社会，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下，弥漫着轻视和蔑视科技之风，把科技知识视作“形而下”，把发明创造称为“奇技淫巧”。知识界的研究对象局限在社会关系和伦理人事方面，不去探求自然界的奥秘。望远镜、显微镜、温度计、钟表、三棱镜之类的科学仪器，这时都已传入中国，但并没有成为科学研究的工具，而沦为宫廷或贵族家庭中的玩物。阮元是18世纪的著名学者，比较懂得自然科学。他著《畴人传》，为自然科学家立传，连他也认为自然界是神秘莫测、非人所能探知的。他说：“天道渊微，非人力所能窥测。”故而人们对自然界只能“言其所当然而不复强求所以然”[6]。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般满足于以阴阳五行解释自然现象和各种变化。固然，阴阳学说蕴含着矛盾对立的辩证思想，但这种朴素的思想不能解释各种具体物质形态的本质和变化。人们长期停留在这种肤浅、模糊的认识上，只能成为进一步研究的障碍。

中国的科举考试与教育体制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极为不利。尽管考试制度是公平合理地选拔人才的一种方式，但科举考试的内容不包括自然科学，各级学校和书院中也没有自然科学课程，科技知识完全被排斥在教学内容之外。明清两代进士考试二百多科，共得进士五万数千名，对自然科学有造诣者寥若晨星，仅有明代李之藻、徐光启，清代梅瑴成、陈厚耀、戴震、钱大昕、阮元、项名达、吴其濬等数人，而许多杰出科学家，如李时珍、徐霞客、程大位、宋应星及王锡阐、梅文鼎、戴梓、江永、明安图、李锐、罗士琳、邹伯奇、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徐建寅等都不是进士出身。故明末杰出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愤愤不平地说：“丐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7]可见，科举制度只能妨碍科学技术的进步。

18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的自然科学仿佛进入了冬眠状态，少数留在宫廷中的传教士郎世宁、蒋友仁、王致诚只能从事乾隆帝所喜好的绘画、圆明园建筑工程、喷泉设施等等。1760年，蒋友仁献《坤舆图说》及新制浑天仪，“言天体浑圆，地居天中，其体亦浑圆也，地圆如球”，向中国详细介绍了哥白尼的天文学说和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定律，竟被中国学者视为荒诞的邪说。像阮元这样的著名学者竟也攻击哥白尼学说：“至于上下易位，动静倒置，则离经叛道，不可为训，固未有若是甚焉者也……逞其私知，创为悠谬之论者，吾不知其伊于何底也！”[8]中国的天文、数学家如明安图、李锐、项名达只能在数学的某些分支领域中进行钻研，戴震则埋头于中国古代算经的辑佚考证。他们限于环境，得不到西方自然科学最新发展的信息，和世界科学发展的主流相隔离，也就不可能有重大的成就。

在天朝上国的自大心理和科学技术明显落后的对比下，中国知识界流行着一种西方科学起源于中国的理论。其实，这只是一种适应心理平衡需要的错误认识。早在明末，徐光启刊行《几何原本》时就说过，几何学中国古已有之，“三代而上，为此业者盛”[9]。他鼓吹这种说法，是要表明向传教士学习科学知识不过是恢复尧舜禹三代以来失传的学问而已。康熙帝明确地提出：“西学实源于中法。”数学家梅文鼎谓：“伏读圣制《三角形论》，谓古人历法，流传中土，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尔。天语煌煌，可息诸家聚讼。”[10]以后，康熙帝又进一步发挥说：“算法之理，皆出于《易经》。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彼称为阿尔朱巴尔。阿尔朱巴尔者（Algebra），传自东方之谓也。”此类把《易经》奉为数学之祖以及把西方现代数学称作东来的学问，把西方科学说成中国古已有之，一方面可以堵塞中国顽固士大夫所谓“用夷变夏”，不愿接受西方科学的口实，而另一方面，把近代科学贬为中国古代学术的派生物，也起了误导知识界的作用，使得18世纪中叶以后，西方科学的引进全部停顿，而中国古代算书研究有复兴之势。一直到19世纪，这种西学中源说还是一种很流行的意见。

注释

[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第526页。

[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〇。

[3]白晋：《康熙帝传》。

[4]《清史稿》卷四五，《时宪一》。

[5]《清圣祖实录》卷二八三。

[6]阮元：《畴人传》卷四六。

[7]宋应星：《天工开物·序》。

[8]阮元：《畴人传》卷四六。

[9]《徐光启集》，第63页。

[10]梅文鼎：《绩学堂诗钞》卷四，《上孝感相国》。

十四、对外关系

中国是东亚的大陆国家，领土面积广袤。东临太平洋，岛屿星罗棋布；南面以喜马拉雅山、喀喇昆仑山、横断山脉为屏障，到处是难以逾越的高山峡谷；西面、北面有广阔无垠的沙漠、草原。交通阻塞，行旅艰难，离世界上的其他文明中心很遥远。自古以来，中国与朝鲜、日本、越南、缅甸、泰国以及哈萨克、浩罕等中亚地区交往较频繁，再远一点是南洋各地和印度、波斯，与欧洲没有经常的接触往来。中国由于地理格局的自成一体，在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中长期未遇到有高度文明的强大竞争者。经济上、文化上的先进性，培育了政治上的优越感，形成了封闭的文明体系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念。按照这一观念，中国是天朝上国，文明程度高出于“四夷”之上，周围的国家和民族都是藩属，受中国的教化和影响。18世纪欧洲的国家与民族和世界其他国家与民族，其社会发展阶段、国力强弱和文明程度本来是很不相同的，但很不相同的事物在暮色苍茫中看起来都是灰暗的，因而也是近似的。在当时中国人的特殊观照中，“西方”和“东方”国家也是近似的，它们都是缺少文明教养的民族，并无不同之处。所有的藩属外邦，都可按照远近亲疏的关系纳入以朝贡制度相联结的国际关系的网络之中。

藩属和朝贡是中国封建朝廷处理国家和民族关系时的一种特殊体制，它是按照中国国内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原则延伸构建而成的。按照这种体制，中国的封建朝廷是君主，其他国家和民族是臣属。这是封建社会的不平等在国际和民族关系中的反映，但君主国不干预藩属国的内部事务，也不要求获取经济利益。藩属国名义上受清朝的册封，奉中国的正朔，定期派遣贡使到北京来朝贡。贡品一般是藩属国的土产，不必特别丰厚，对清朝的财政无足轻重，但礼仪是很郑重的，朝贡表文的称谓、册封赏赍的规格、觐见皇帝的仪式均有规定。这一方面表示远方国家的臣服归附，显示清王朝的德威广被；另一方面也是朝贡国得到“天朝”的认可，有利于巩固朝贡国自身统治的安全。清朝对朝贡使团的人数、来期、道路也有规定，来往途中和在北京停留期间的食宿、交通工具一般均由清廷供应，还有多次赐筵、娱乐，赏赐绸缎、茶叶、瓷器、珠宝金银，赏赐物的价值要大大超过进贡礼品的价值。

朝贡制度给清朝带来的是政治威望。清朝皇帝自称奉天承运，统治全人类，如果国境以外的“夷狄”不承认他的统治，那不仅会招来入侵国境的灾难，而且也就不能指望国内人民会长时期匍匐在自己的宝座之下。而朝贡国则通过这种形式，开辟了一条向中国进行商业贸易的渠道。朝贡国的使团里常常有商人参加，而且朝贡本身也是一种商业行为，使团或者可以免税将商品带到北京出售，或者允许在边境城市进行贸易，或者从清朝得到丰厚的赏赐。清朝则并不重视通商的利益，而只把它当作怀柔远人的手段和赐予“外夷”的恩惠。

与中国的国际观念相反，欧洲从中世纪以来，是一个多元世界，多国林立，相互竞胜，各争雄长，没有哪一个国家长期居于中心，长期处于优越地位。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奥地利、普鲁士、瑞典、俄国，它们之间地理相近，宗教相同，经济文化的差距不大，交往频繁，利害关系错综复杂，斗争绵延不断，至18世纪已形成了许多民族国家。就理论上说，这些国家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相互平等，疆域判然，没有隶属关系，各有其法统。其国际秩序，依靠各国之间权力的均衡。而且欧洲的海外扩张和殖民主义已有数百年历史，重商主义是其传统。自从地理大发现以后，在国家政权的支持下，鼓励航海探险，致力于海外贸易，建造大舰巨舶，组织商船队和贸易公司，纷纷走出国门，跨越海洋，到世界各地掠夺金钱、土地和人口，进行原始积累。18世纪，东西方的经济背景已截然不同，它们对外政策的动力和内容也迥然不同。西方国家要打通世界的每个地区，开辟殖民地，寻找商业机会，取得更多的财富，以增加资本的积累。学者们估算，英国在1757—1857年的100年中，仅从印度运回本国的货物和货币总值就达120亿金卢布；英国1701—1810年还从西部非洲贩运200万黑奴，进行贸易。马克思说：“在整个十八世纪里，从印度流入英国的财富与其说是用比较不关重要的贸易办法，勿宁说是用直接剥夺领土和夺取巨量财富而后运回英国的办法取得的。”[1]

至于清朝政府，它以农立国，关心国内事务，注意农业收成、气候雨水、国库收入、社会秩序、官吏治绩、民众心态。它的对外政策只要求“外夷”归附，为的是怀柔远人，宣扬恩德，以保持国内秩序的稳定。至于航海探险、远洋贸易、对外扩张，它对这一切既缺少实行的手段、能力，也没有试探的兴趣。它不重视对外贸易的经济利益，只把通商当作怀柔的手段。因此，当英国商人给清朝的文书中要求扩大通商，声称中英通商“与天朝有益”时，乾隆帝谕令两广总督苏昌：“国家四海之大，何所不有，所以准通洋船者，特系怀柔远人之道。乃该夷来文内，有与天朝有益之语。该督等不但当行文笼统驳饬，并宜明切晓谕，使知来广贸易实为夷众有益起见，天朝并不借此些微远物也。”[2]清廷正因不重视通商利益，不愿与外国频繁往来，故而执行闭关政策。

有的学者不承认清朝执行了闭关政策。他们争辩说：在清朝统治下，进出口税率很低，对外国商人的活动虽有限制但执行并不严格，而且对外贸易数量在直线上升，增长很快，因此清朝并未实行闭关政策。我认为，由于清王朝财政主要依靠农业税而非商业税，故海关正税征收较轻，但粤海关的陋规和勒索亦不在少数，故英国商人宁肯增加正税，多次要求清廷禁止陋规和勒索。为对外国商人进行限制，清廷曾多次制定“防夷章程”，但官吏腐化，贿赂公行，只要用金钱进行买通，对清廷订立的一切规章制度，外国商人都可以逾越不遵。就像马克思所说：“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3]至于18世纪内，中外贸易确实在迅速增长，但这并不是清朝执行了开放政策的结果，而是世界潮流，大势所趋，中国一天比一天更深地被卷入世界性的交往之中。清朝的闭关政策不可能逆转这一世界趋势。18世纪中外贸易量的急剧增加伴随着中外矛盾的急剧尖锐化。东西方两大文明在迅速靠近，不可避免地要迎头相撞。

清朝的闭关政策建立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不需要外来的货物，不愿意与外部世界交往。又由于清朝害怕人民群众一旦与外国交往，就会增强对现实统治的不满情绪。乾隆十七年（1752年），安徽霍山发生马朝柱案，以迷信拜神，聚众谋反。这纯属国内的反抗斗争，但因口供中称尚有徒党在四川峨眉山西洋寨活动，朝廷因见有“西洋”二字，神经紧张，严令查拿，后四川总督查复，“访之老民，按之图志，并无西洋寨之名”，“凡峨嵋山周围各县，山村庙宇，一一检查，并无踪影”[4]。清廷极害怕人民群众和外国人接触往来，几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又发生英国人洪任辉控告粤海关购买洋货时克扣勒索甚至“全不酬价”事，并要求清政府多开通商口岸。清廷将粤海关监督李永标与洪任辉拘禁审讯，李永标勒索审实，却推诿是他家人“置买绒呢羽纱等项不以实价给发”，而凡与洪任辉有联系的中国人，俱判重刑。代洪任辉书写呈诉状的四川人刘亚匾“即当明正典刑，不得以杖毙完结”[5]。另一与洪任辉有来往的噶喇巴（今印尼雅加达）华侨林怀，“在彼已住三辈，蓄留头发，作为鬼子，尤堪骇异……其家属如有尚留内地者，一面密拘齐确讯，并将该犯设法招回治罪，毋令漏网”[6]。又有安徽商人汪圣仪与洪任辉有商业往来，乾隆帝谕令“将该犯婺源本籍一切家资财产，缜密查抄，无任稍有寄顿隐匿，办毕，将该犯照部议发遣，以为贪利狡诡、潜通外夷者戒”[7]。从这个案件的处理可见，凡是与英国人洪任辉发生过联系的人均遭严重惩治，或斩首，或抄家充军，即使三世居于外国的华侨，也要设法招回治罪并株连其家属。可见清廷最害怕中国人和外国人发生联系、接触，因为这将助长反清情绪，引发更大的反清斗争。清朝为巩固自身统治而实行严格的闭关政策。正像马克思所说：“推动这个新的王朝实行这种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8]

清朝在统一台湾后，一度开放海禁，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地为通商口岸。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以“民俗易嚣，洋商错处，必致滋事”为理由，将通商口岸限制在广州一地。外商来华贸易，必须通过公行商人，不得与中国商民直接贸易。行商一方面垄断对外贸易，外国进口货物由其承销，内地出口货物由其代购，并负责规定进出口货物的价格；另一方面，行商又受政府委托，执行政治职能。外商并不向粤海关直接交税，须由行商代收代纳。行商又代表政府办理交涉事宜，外国商人不得和官府直接交往，一切命令、文书亦由行商转达。

清廷对出口商品有严格的限制，凡军器、火药、硝磺、铜铁等可以制造武器的，均在严禁之列；米麦、杂粮、马匹因内地缺少，亦禁出口；书籍可能泄露中国情况，也不许运往国外。中国本来能制造巨大的帆船，出没于远洋。到18世纪，世界各国的航海业突飞猛进，船只越造越大，而清政府却规定：“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9]对于出洋的水手、客商，防范极严，“各给腰牌，刻明姓名、年貌、籍贯，庶巡哨官兵易于稽查”[10]。中国人到外国贸易，立定年限回国，如逾期不归，永远不许返回。雍正帝说：“若逾限不回，是其人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朕亦不许令其复归。如此则贸易欲归之人不敢稽迟在外矣。”[11]

清廷指望通过采取闭关政策避免外部世界对中国产生影响，因为与外界完全隔绝是保存中国旧体制的最重要的条件。但从长远来说，这种消极、落后的政策并不能阻挡西方的侵略，反而阻碍了中国人了解和学习先进事物，阻滞了中国的发展，窒杀了中国的生机，使得中国的对外贸易的权利全被外商操纵，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日益落后于西方国家。

与执行闭关政策的清政府完全不同，18世纪的西方国家纷纷打开国门，把资本主义的触角伸向全世界。贪婪的西方商人，确信自己的好运在远方，把商品带到世界各地，追逐丰厚的利润；炮舰和军队用刀和剑在各个殖民地上建立起统治；外交使节和传教士到处奔忙，把政令和《圣经》传播到各个角落，并热衷于搜集情报，了解各地的情况。和中国人对西方一无所知、漠不关心的情形相反，中国，这一自成文明体系的东方大国，受到西方各界人士的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

明清之际，大批耶稣会传教士来华，在中国长期居住，进行传教和各种活动，努力探访中国的各种情形，反馈到欧洲国家。这些传教士成为欧洲人最初了解中国的媒介。18世纪开始出现了介绍中国情况的大部头书籍。如1702—1776年共出版了34卷的《耶稣会士书简集》，收集了传教士从中国和东方其他地区发回的大批书信，其中包含了中国等地政治经济状况、文化习俗、社会风貌和民众生活状况，内容极为丰富。还有1735年出版的杜赫德主编的《中华帝国全志》，介绍中国的历史、地理、自然和人文状况，以及政治、经济、教育、宗教、伦理、医学、文学等等。此书被誉为“中国的百科全书”，译成许多种文字，风行于欧洲。

中国，这一遥远而陌生的国度，受到18世纪欧洲主要思想家的注意。很多思想家赞美中国，歌颂中国，把中国理想化。法国启蒙学者伏尔泰称赞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他钦佩孔子的人文主义精神，认为中国文化最合乎理性与人道，中国历史不记载超自然的奇迹。伏尔泰还根据元曲《赵氏孤儿》，写成《中国孤儿》一剧，于1755年在巴黎上演，甚获成功。伏尔泰十分重视中国，声称：中国文化的被发现，对欧洲思想界来说，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重要。法国《百科全书》的主编狄德罗所写该书中的“中国”条目，全面介绍了中国与中国文化，盛赞“中国民族，其历史之悠久，文化、艺术、智慧、政治、哲学的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被称为现代政治经济学始祖的魁奈，对中国文化特别偏爱，他撰写了《中国的专制制度》，赞美中国的政治遵循着自然法则，推崇中国的礼治、伦理与重农政策，要求欧洲国家仿效中国治国的榜样。他对《易经》《周礼》《论语》等中国经典十分熟悉，被称为“欧洲的孔夫子”。德国的莱布尼茨也称赞中国文明，认为“欧洲较之中国优越之处，在思维和思辨的科学……但一转到实践哲学，即生活、伦理、政治实践，欧洲人便难以和中国人相抗衡”。他认为他所发现的二进制数学原理和中国八卦中的卦爻的原理相通。

18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还处在早期阶段，他们对中国的评价并不一致，除了大量赞美之词，也有谴责和贬抑的言论，如孟德斯鸠认为：“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构成它的基础的是权力的威慑。”卢梭和其他人的著作中也有不少指责中国专制制度的言词。总之，当时的欧洲思想家们都通过传教士提供的凌乱、芜杂和相互矛盾的资料来了解中国，他们又各自有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因此对中国的认识、评价存在分歧。但他们都热衷于寻求远方的新知识，要求更清楚、更深入地认识中国，认识世界。

18世纪的中国，自我封闭，孤芳自赏，不仅缺少世界的知识，也没有产生探求外部世界知识的冲动与热情。很多知识分子不知道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日耳曼、俄国之间的区别，不了解它们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经济状况、语言习俗、宗教信仰和生活风俗。18世纪初，曾有山西人樊守义随传教士于1707年赴欧洲游学十多年，遍历葡萄牙及罗马、热那亚、佛罗伦萨、米兰等地，将所见所闻写成《身见录》一书。这部最早介绍西方的著作，在中国从来没有人提起过。18世纪下半期，又有两位青年人高类思和杨德望，在意大利和法国学习十多年。法国国务大臣杜尔果曾和他们交往，向他们询问有关中国的问题。两人于1764年回国定居，但他们二人并非科举中人物，不受重视，虽有西方知识，却不能发挥作用，甚至他们的名字和行踪在中国亦无人知晓，今天只能从当时外国人的记载中略知其信息。

尽管清政府把商业贸易视为无足轻重，但18世纪中外交往最频繁、发展最快的仍是商业贸易，而且因此引发矛盾，带来挑战，产生了重大的冲突。

从海关征收的进出口税金可以看出18世纪对外贸易的急剧增加。康熙年间，清朝征收的关税正额只有银43 000两，直到鸦片战争时并无改变。而实际上，随着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关税收入激增，大大超过了“正额”，超额部分称为“盈余”。乾隆末，每年“盈余”已达85万两，是康熙年间所定关税正额的近20倍。

中国对外贸易的出口商品，主要是茶、丝、土布，尤以茶叶占第一位。当时，正在迅猛增加的英国工人普遍以红茶作为佐膳饮料，消耗量极大。18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平均每年从中国购买茶叶，值银400万两。而英国商人运到中国来销售的商品，主要是毛织品、金属和棉花，其中毛织品的价格太昂贵，一般中国人买不起，市场滞销；运来中国的金属，以铅为最多，但销量有限；只有英商从印度贩运来的棉花，适应正在发展中的广东纺织手工业的需要，有较大市场。但毛织品、金属、棉花三项商品的总值，尚不足以抵消从中国输出的茶叶一项。18世纪中国在对外贸易中长期出超，为了平衡贸易收支，英国商人必须运送大量的白银到中国。一个清朝官员描述当时的贸易状况：“夷船必待风信，于五六月间到粤，所载货物无几，大半均属番银。”[12]即使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前期，英国经历了产业革命以后，依靠着机器大生产的优势，还不能将商品大量打进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阻碍着外国商品的进入，英国长期不能扭转对华贸易的逆差。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派遣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名义上是补祝乾隆帝的八十寿辰，真实目的是希望改善通商，获取某些特权，使英国商品更加顺利地进入中国。使团一行700余人，分乘五艘船舶，于翌年到达中国，赶往承德避暑山庄晋谒乾隆帝。中英外交接触一开始就碰到了难题，即觐见皇帝的礼仪。清朝自视为天朝上国，其他都是“蛮夷”之邦，英国使团觐见皇帝自然应行三跪九叩首之礼。这对英国来说，被认为是一种屈辱，决不能接受。中英双方都认为这一问题事关国家的尊严和威信，难以找到妥协的办法。由于礼仪的争执，乾隆帝极为不快，接待使团的规格立即降低。谕旨中说：“似此妄自骄矜，朕意甚为不惬，已全减其供给。所有格外赏赐，此间不复颁给。”[13]礼仪问题的争执表明：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各自在自己的环境中生成、发展，形成独特的制度和观念，彼此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东西方世界的相互接近，开展正常的交流，需要经历长期的、艰难的、痛苦的适应过程。

以后，马戛尔尼向清廷提出谈判的条件，其中有割让舟山的侵略要求，也有改进贸易的正常要求，乾隆帝一律斥之为“非分干求”，拒绝进行谈判。在当时，英国还只能通过谈判手段来扩大其贸易，只要外交接触继续下去，可以增进相互了解，缓和矛盾冲突，对中国有利而无损。中国和英国在谈判中的地位是对等和平等的，英国在当时并无远征中国的可能，不能强迫中国接受它的要求。问题在于，处在封闭和自给自足状态中的清政府，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也无需求。它没有近代国际交往的经验，也不认为有建立经常的外交关系的必要，因此砰然关闭了谈判的大门，马戛尔尼使团悻悻然返回英国。

14年之后，英国又派遣阿美士德使团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来华。他们带着和马戛尔尼同样的要求，碰到了和马戛尔尼同样的问题，因觐见时的叩头礼仪而闹成僵局，干脆没有觐见嘉庆帝。阿美士德使团完全走上了马戛尔尼使团的覆辙。

但中英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而且愈演愈烈，两个文明之间的摩擦演变为刀兵相向的对抗。19世纪初，英国终于找到了鸦片这一平衡对华贸易逆差的武器。英国鸦片贩子用种种手段运进大量鸦片，换取中国的茶丝，赚取大量金银，使贸易逆转，中国反而变成了出超国。鸦片贸易危害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削弱清朝的财政和兵力，威胁清朝的统治。中国为了自身的生存而严禁鸦片贸易，英国竟以武力对抗，一场战争遂不可避免。战争中，腐败的清朝军队一败涂地，貌似强大的清朝纸老虎原形被戳穿，被迫签订城下之盟——《南京条约》。这是外国资本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第一道枷锁。从此，中国开始沉沦，一步一步地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日益贫穷、落后，中国人民坠入水深火热之中。“物极必反”，中国人民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不得不起而反抗。19世纪中叶以后，如火如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不断掀起高潮，中国历史进入了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注释

[1]马克思：《东印度公司，它的历史和成果》。

[2]《清高宗实录》卷六四九。

[3]马克思：《鸦片贸易史》，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6页。

[4]《清高宗实录》卷四一四。

[5]《清高宗实录》卷五九八。

[6][7]《清高宗实录》卷五九七。

[8]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第115页。

[9]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七六。

[10]《清朝文献通考》卷三三。

[11]《清朝文献通考》，雍正五年上谕。

[12]《文献丛编》第17辑，福建巡抚常赉奏。

[13]《掌故丛编》第7辑，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六日上谕。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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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仁宗实录》　中华书局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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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会典事例》　光绪二十五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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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稗类钞》　徐珂　中华书局1986年版

《啸亭杂录》　昭梿　中华书局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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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簷曝杂记》　赵翼　中华书局1982年版

《畴人传》　阮元　台北世界书局印行

《方望溪全集》　方苞　中国书店1991年版

《惜抱轩全集》　姚鼐　中国书店1991年版

《李煦奏折》　中华书局197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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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编年》（康熙朝）　林铁钧、史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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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通史》　萧一山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0年修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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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　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　傅衣凌　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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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　陈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清代边疆开发研究》　马汝珩、马大正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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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传统与文化》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

《中国农业史》　吴存浩　警官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　罗荣渠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简明清史》　戴逸　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乾隆帝及其时代》　戴逸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　樊洪业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自然科学发展简史》　潘永祥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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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　吴于厪、齐世荣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中外文化交流史》　周一良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美国经济史论》　黄安年　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商品经济与荷兰近代化》　陈勇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美国史论文集》　三联书店1983年版

《新编近代史》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三联书店1957年版

《一个岛国的崛起》　陈紫华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英国政党政治史》　阎照祥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日本史》　吴廷璆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美国通史简编》　黄绍湘　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列宁全集》　人民出版社

《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法］布罗代尔三联书店1993年版

《资本主义的动力》　［法］布罗代尔　三联书店1987年版

《美国人民外交史》　［美］托马斯·贝利　新泽西　1980年版

《美国历史上的边疆》　［美］特纳　纽约　1920年版

《中国科学技术史》　［英］李约瑟　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

《中国的现代化》　［美］罗兹曼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中国社会史》　［法］谢和耐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费正清集》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法国对华传教政策》　［法］卫青心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剑桥晚清中国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苏联通史》　［苏］潘克拉托娃主编　莫斯科1955年版

《准噶尔汗国史》　［苏］兹拉特金　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原版后记

18世纪是整个世界酝酿着空前变革的重要时代，对这100年历史的研究早已引起了各国学者的高度重视。

对于中国来说，18世纪同样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这100年间，全国人口数量翻了一番，首次突破3亿大关；番薯、玉米等美洲农作物新品种在内地广泛引种；由于中外贸易的发展，数以亿计的外国银元流入中国。在这100年间，传统经济、文化、学术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出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之一——“康乾盛世”。在这100年间，经过数千年历史发展而形成的中国国情，最后基本确定。所有这些，都与18世纪以前或以后的中国有着显著区别，从而呈现出18世纪的中国的历史特点。

还应看到，18世纪又是在世界格局正发生剧变的大背景下，中国开始衰弱与落后的关键的100年。

因此，要深入了解近代乃至当代的中国，追本溯源，都有必要回到18世纪；而把18世纪中国纳入世界历史背景下进行比较研究，更有助于透彻认识今天中国诸多现实问题的来龙去脉，加深对今天中国国情的认识和理解。

我们奉献给读者的《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这部书是哲学社会科学“八五”国家规划重点课题“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的最终成果。全书共分9卷，它试图对18世纪的中国历史展开全景式的论述，并立足于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有可比性的方面进行比较。因此，它有别于通常所见的国别史和断代史，其特点是按照政治、军事、边疆民族、经济、农民、社会、思想文化、对外关系等范畴，对这一时期的中国做出比较宏观的、综合性的历史分析。

这部二百数十万字的书从1992年立项开始，至今已经历了七八个春秋了，这中间遇到的困难和周折实在一言难尽。令我们感触最深的倒不是客观条件的不足，而是搞这么一个全新研究课题所遇到的知识结构方面的缺陷，对世界历史一知半解，不掌握或不能熟练掌握外语工具，眼光受到很大局限。所以尽管我们十几位作者数年如一日地作了不懈的努力，为了尽可能地提高研究水平，我们开了数十次专题研讨会，最后又花了很大精力对书稿进行了反复修改，但最终成品还只能说是凝结着我们诚实劳动的初步探索。我以为，我们今天的成果是不很像样的，深入研究这一重大课题还有待来日。

最后，我要深深感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

国家“211工程”和中国人民大学的资助；

史学专家马大正、陈祖武、郭松义、郭毅生、张羽新、张寄谦、瞿林东等对本书所提出的带指导性的宝贵意见；

辽宁省新闻出版局局长任慧英、辽海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李家巍和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李英健等对本书出版的大胆决策和鼎力支持；

辽宁古籍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辑徐彻对本书出版的支持，他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伸出了援助之手，对本书的关照贯彻始终；

责任编辑高虹始终经理其事，她的敬业精神、精心组织、勤奋和创造性的工作，使这部书的整体质量有了很大提高。

当本书杀青之际，我还要向其他所有帮助本书撰写与出版的同志深致谢忱！

戴　逸

1998年12月

北洋海军

一、从一桩骗局说起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和日本的海军在黄海上狠狠地打了一仗，中国这支海军就是北洋海军。下面所讲的就是北洋海军建立、发展和覆灭的故事。

北洋海军至1885年（光绪十一年）成军，经过了艰难困苦的努力，可以追溯至二十四年前阿思本舰队的建立，这是清政府第一次建立海军的尝试，结果是一场骗局，建立起就被解散。

那是在1861年太平天国革命的后期，太平军在长江下游发动了强大攻势，攻破了江南大营[1]，解放了苏州、常州，包围了上海，大军所至，势如破竹，控制了长江中下游的运输线。由于战略上的需要，清政府需要从外国购买一批兵舰开到长江里来，和太平军作战。清政府委托在华任职的英国人李泰国向英国购买军舰。

李泰国兴高采烈地接受了委托。

李泰国是什么人呢？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人掌握了管理海关的权力，李泰国就是第一任海关总税务司。他控制着中国的海关，又借购买军舰的机会，意图得到控制中国海军的事权。

清朝政府本来只委托他买船，他却把什么事情都通通给包办了，除买了七艘又小又旧的军舰外，又找了六百个外国水兵，任命了一个名叫阿思本的人当舰队司令，组织了一支完全受自己支配的军队。李泰国肆无忌惮，他把生米煮成了熟饭，强迫清政府购买的这支海军由他本人节制，不归清政府直接管。

1863年，这支舰队开到了中国，真是离奇荒唐。船是外国船，兵是外国兵，司令是外国人，它是中国出钱购买的却不归中国管的舰队。李泰国伪造了一个合同，说是他代表清政府和那位自封的“司令”阿思本订立的。这个合同说些什么呢？

其中一条说：阿思本只接受由李泰国传达的清朝皇帝的命令，由其他人传达的命令一概不接受。

又一条说：李泰国认为皇帝的命令不合理时，可以拒绝传达。

又一条说：中国所有的海军，归阿思本一人指挥。

又一条说：中国海军将挂用“欧洲性格”的旗帜。

好了，不必多引证了。外国的船，外国的士兵，外国的司令，外国的旗，李泰国把中国海军权力完全抓到自己手里。这支中国海军可以不听任何中国人的命令，甚至连皇帝的命令也可以拒绝，这真是一支奇怪的“中国海军”！习惯上，它称为“阿思本舰队”。

李泰国欺骗了清政府，不仅遭到清政府总理外国事务衙门强烈的反对，也触犯了其他很多侵略者的利益。譬如美国看到英国人抢去这样大的权力，非常反感。美国公使蒲安臣在一个秘密报告中说：“阿思本做了中国海军统帅，我们的工作就很困难了，因为我们美国人对于海关的规则，从来是不遵守的。这件事，中国政府就是不反对，我为着美国的利益，也不能答应的。”其他很多国家的态度也跟美国一样。

感到恼火的还有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实力派。他们当时正在长江下游和太平军作战，知道船已经买回，自然满心高兴，指望用这些船来扩充自己的兵力，对付太平军。谁知如今却从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不但军舰不归自己管，而且还有一个外国司令和一群外国兵要闯到长江下游来横行。所以他们也竭力反对，对清朝中央政府说：“当初只是购买船只，怎么又跑来一个外国司令呢？我们不能让他开进长江里来，否则，就要影响我们的士气，跟太平军的仗也打不下去了。”

清朝政府不能接受这样的一支舰队，但木已成舟，怎么办呢？后来还是曾国藩提出了一个“两全”的办法，他说：“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区区一百多万两银子的买船经费，就像一根毫毛一样，根本不在乎的，不如解散舰队，把船只送给外国算了。”清朝政府无可奈何，只好参照曾国藩的建议，解散舰队。可是李泰国不答应，后来费了许多唇舌，好说歹说，答应给他一笔很大的遣散费。李泰国看到各方面反对，知道事情弄不成，也就同意遣散舰队。李泰国企图控制中国海军的野心虽然没有实现，但借此敲诈到一笔遣散费，大大地发了一笔横财。

后来，这批舰只仍驶向英国出售，售船所得的钱就作为遣散费。不过据李泰国说，所得的钱还不够遣散之用，清朝政府只好掏腰包补给。共计购船经费是一百三十万两银子，另补给经费三十八万两。那个自封“司令”的阿思本也没有白跑一趟，清政府还送给他犒赏银一万两。

清朝政府建立的第一支海军，就这样胎死腹中，受骗上当，落得船财两空。

注释

[1]建立在太平天国天京城外的清军大营。

二、造船和买船

清朝政府建立海军的最早企图，在李泰国的骗局中幻灭，但是它并没有放弃建立海军的愿望，因为中国迫切需要一支近代化的海军，来对抗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事关国家的兴亡。所以此后清朝政府仍然非常热衷于制造船只和购买船只。

1866年，一个专门制造船舶的大规模工厂在福州马尾中岐山下江边的民田上建立起来，这就是著名的福州船政局。

福州船政局由闽浙总督左宗棠发起创办，后来由南洋大臣沈葆桢主持，被请来主持造船工程的是两个法国人，一个名叫日意格，是一个热心于造船的法国海军军官，一个名叫德克碑，也是一个海军军官，两人都曾在左宗棠麾下率领“常捷军”与太平军作战。日意格忠实于清政府，对造船工程很认真，秉公办事，跟着沈葆桢平地建厂，奔走于海内外，说服法国皇帝和国会支持建厂，招募法国工程技术人员，购置机器，管理留学生，还学会了中国话，能看文言的奏折信函公文，成为沈葆桢得力的助手。福州船政局不仅是造船厂，也是早期的海军学校，有前学堂和后学堂，学生学习造船、航海和海战，学两门外语——法语和英语，曾派出很多学生到法国和英国留学，培养出很多中国最早的海军和造船人才。

福州船政局于同治五年建厂，到了同治十三年，在经费短缺、经验不足的情况下，以每年两艘的速度，已经建造出十五艘军舰，打下了中国造船工业和海军舰队的基础，这支“南洋海军”是第二支中国海军。随着欧洲造船技术和兵器工业的快速发展，清朝政府逐渐意识到，以前制造的木质炮舰已经落后，于是改变了方针，停造木质兵舰，改为建造铁甲舰。福州船政局积累了经验，逐步掌握了造船技术，不断更新改进，后来，自己建造出中国第一艘轻型钢甲巡洋舰“平远”，纳入北洋海军序列，参加了黄海海战，重创和追击日舰。

由于国家财政经费短缺，福州船政局几度濒临关门停产。沈葆桢艰辛经营，奔走疾呼，极力抗辩，才保全了这片艰苦奋斗创下的国家造船基业。

同治十三年，日本萨摩藩西乡隆盛侵略台湾，清政府开始真正重视加强海上防卫，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皇帝发布诏书，在全国发动“海防大筹议”，商议加强海防的国策，要“自强有实才而外侮潜消”。

当时在西北的左宗棠，正在对付对新疆虎视眈眈、挑动西北少数民族同清朝作战的俄国，对俄战争迫在眉睫，一触即发，正需要用于战备的军饷，于是引起“塞防海防”之争。西北边疆和东南海疆的军事防御都需要用钱，怎么办？最后，清政府做出决定：两边都重要。每年拨四百万两银子作为海防经费专款，一从海关税收中拨出四成，二在沿海七个省份的厘金中抽取。从北至南在沿海兴建炮台壁垒等海防设施，购置军舰，建设海军。

北洋大臣[1]李鸿章负责主持购买军舰、建立海军的事务。光绪元年以来，全国出现持续几年的大灾荒，全国都要赈灾救助，洋务运动期间需要建设工厂，开办企业，开发矿山，兴修铁路，架设电报线，开办学校，需要进行很多大型的经济建设项目，国家财政非常拮据，各省各地都缺钱，清政府所计划的每年四百万两海防专款根本无法凑齐，南洋大臣[2]沈葆桢顾全大局，把南洋的拨款让给了北洋，使中国海军能够快些成军。到了光绪七年以前，李鸿章手里只积攒下一百四十万两白银，仍无法建起大型海军铁甲舰队。

当时的中国，列强环伺：俄国在西北觊觎新疆；英国在云南派出武装“勘探队”挑动边事，激发“滇案”，借此派十三艘军舰开到烟台，威逼签订《烟台条约》，进入内地长江通商，争夺市场；法国侵占了越南南方，正准备占领北方；日本侵占台湾，吞灭琉球国，准备侵占朝鲜。它们或是通过战争手段，或是通过“万国公约”的法理名义，正在消灭中国周边历史上的藩属国家，意图在亚洲建立和扩大势力范围，进而全面进入中国。清政府在国家危亡之际，认识到必须建立起海军，但是中国社会刚刚从农耕社会起步，通过洋务运动向近现代社会迈进，没有时间立即转变为工业社会，在金融等方面也没有形成现代化体系，无法聚拢社会财力，国家财政极为匮乏，无法迅速建成海军。

海关总税司赫德根据这种情况，建议购买一种新型的英国铁炮船。这种炮船身轻炮强，称为“蚊船”，适合当作近海的活动炮台，防御海岸海口，但不适合远洋海战。李鸿章虽然认为不能单纯防御，但为了应急，此方法不失为权宜之计，于是先后由北洋和山东、广东向英国订购蚊船十三艘。

这些蚊船在南北洋时分时合，应事调用，与其他舰船混合使用调配，或可看作北洋海军成军之前的过渡时期形成的第三支中国海上武装。它们虽然没有编成一支单一的舰队，却给正在发展的中国海军装上了铁甲，增强了实力，在广袤的中国海域执勤训练护航游弋，在台湾和朝鲜事务中起到了很大作用。

北洋海军的建立，从光绪七年开始落实，那时李鸿章开始向英国购买轻型铁甲巡洋舰超勇和扬威号，于光绪八年在德国定制定远和镇远号，以后又从英国订购致远和靖远号，从德国订购济远和经远号。这些铁甲舰被命名为“远”，与以前多以“镇”字命名的蚊船相比，可以看出其长远用意不在单纯的防御，而是意在“制敌于远”的远洋威慑。日本吞灭琉球国，再次给中国敲响了警钟，又引发起“海防大筹议”，唤醒了中国的远洋战略意识。

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由于不战不和，边打边谈，暧昧复杂多变的战争局势，使南洋舰队无所适从，法国海军先发制人，在闽江出海口趁潮汐转换进行突然袭击，消灭了福州船政局建立的第二支中国海军“南洋海军”。

南洋海军毁于一旦，震动全国，中法在越南和台湾的战事同时激烈展开，再一次引起“海防大筹议”。北洋海军加快了建设，并加紧建造旅顺口军港，袁世凯的叔父袁保龄就是为了赶建工程，累死在工地上的。北洋海军终于在光绪十一年成军，成为中国第四支海军。经过三十年的曲折和奋斗，建成清代最强大的一支海军。

注释

[1]北洋通商大臣的简称，办理天津、登州、牛庄等三口的通商交涉事务，后又总揽外交、海防等各项事权，由直隶总督兼任。

[2]南洋通商大臣的简称，地位和北洋大臣相当，职权也大体相同，辖东南沿海和长江沿岸各通商口岸，由两江总督兼任。

三、北洋海军的建成

经过三十年的造船和买船，清朝政府终于建立起一支北洋舰队。这三十年中，制造和购买的大小军舰共一百余艘。1884年中法战争中被击沉了一批。此外，触礁沉没、陈旧报废或不宜作战而改成教练船、运输船、商用船的很多，所以后来编入北洋舰队序列的正式军舰只有十六艘。南洋方面（指长江以南的沿海省份）也保留着少数舰只，但又小又旧，不能成军作战。清廷建立南、北、中三支海军的规划因财穷尚未完成。

北洋舰队的精锐战舰只有七艘，即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主力舰），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和济远五艘穹甲快舰（巡洋舰）。这七艘军舰是花了将近八百万两银子从德国和英国买来的。此外还有平远、超勇、扬威等轻型巡洋舰，龙骧、虎威、飞霆、策电、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等蚊子炮船（炮舰），以及许多教练船、运输船和鱼雷艇。

清政府除了购买军舰以外，又动员大量人力、物力，建设旅顺口和威海卫海军军港，挖浚港澳，建造船坞，修筑星罗棋布的海岸炮台，驻屯大批军队，于是北洋海军的规模大体具备。1885年，又在京城设立了海军衙门，醇亲王奕譞（光绪皇帝的生身父）担任总理大臣，奕劻和李鸿章担任会办，善庆和曾纪泽担任帮办，而实际负责海军工作的是李鸿章。

近代化海军在中国前所未有，缺乏专门人才是很大的问题。李鸿章派去统率北洋舰队的海军提督[1]丁汝昌是个旧式的陆军军官，不懂得海军，所以聘用了许多外国教习和军官。长期担任水师总查[2]的是英国人琅威理，琅威理治军严明，教习有方，很快提高了北洋海军的军事素质，但由于丁汝昌不在的时候，提督旗降落，琅威里坚持要升起自己的旗子，来代表北洋海军，因此激起一些军官的不满，海军中展开了一个驱逐琅威理的运动，李鸿章不得不把他辞退。此外德国人式百龄、汉纳根和英国人马格禄也都取得过海军提督或副提督的官衔。这些人对海军的建设都做出过贡献。

海军里管带（即舰长）以下的中下级官佐，主要由福州船政局留学外国的学生或中国学堂的学生担任，如我国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等分别担任各舰的管带；著名的翻译家严复也是同期的留学生，担任天津水师学堂的总教习；著名的思想家、语言学家马建中，是法国留学生，负责天津水师营务处[3]的工作；还有黄海大战中壮烈牺牲的致远舰管带邓世昌，也是福州船政学堂最早的优秀学生。国家改革进步的时代，正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

这些学生学到了西方的科学知识和驾驶技术，是北洋海军中不可缺少的专家。他们既有传统教育的根基，有一腔爱国热诚，也有新知识、新思想。其中有些人如邓世昌、林永升等，在后来激烈的海战中勇往直前，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是近代反侵略斗争中的民族英雄。当然，这些学生中也有一部分不良分子，整日花天酒地，聚赌宿娼，到了战争临头，便贪生怕死，当了可耻的逃兵。

北洋海军里的士兵，都是从沿海劳动人民当中招募来的。他们勇敢、耐劳，勤于操练，严守纪律。一个外国人描写他看到的情形说：“水手们面部总带着愉快的笑容，他们的动作活泼机敏，用种种方式把炮座装饰起来，对炮座、船只流露出亲切的感情。从战争道德来说，舱面的士兵和机械室里的职工都是最优秀的。”的确，北洋海军的广大士兵具有高度的爱国热情和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在后来的中日海战中给日本侵略者以巨大的打击。他们是甲午战争中坚决的抵抗派，是保卫民族利益的一支主要力量。黄海大战之前，有一位海军士兵的弟弟正好在定远舰上探亲，没来得及下船，舰队就紧急护送陆军奔赴朝鲜。黄海大战中，这个少年参加作战，表现极为英勇，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气节。战斗中，还有很多外国教习军官和中国官兵并肩作战，英勇战斗，有的战死，有的受伤，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定远舰上的美国教习马吉芬，他留下了描写战斗过程的记录。

北洋海军成军之后，再没有增添一艘军舰，停止发展。这部分是因为财政原因，因为维持一支大型的舰队花费很多，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本来就难以为继，再加上慈禧太后不顾国家大局，大兴土木，染指海军经费，于是购船完全停止下来，北洋海军不能更新加强。

注释

[1]北洋海军的指挥官。

[2]相当于总顾问、总教习一类的官。

[3]营务处，负责军团营中行政事务的机构。

四、日本“不宣而战”

当北洋海军建立的时候，远东形势正逐渐紧张起来，矛盾的焦点集结在朝鲜问题上。英国、美国、俄国、日本等势力一个跟着一个打进了朝鲜，特别是刚刚兴起的日本，抱着独霸东亚的野心，企图并吞朝鲜，然后再以朝鲜为跳板，侵入中国的东北。它屡次在朝鲜策划政变，发动武装挑衅。

中国和朝鲜都是被侵略、被蹂躏的半殖民地。两国人民在历史上有悠久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更进一步结成了兄弟般的友谊。日本侵略者在朝鲜发动的几次颠覆政变，在朝鲜人民的努力和中国的支援下都平息下去了。日本把中国看作自己侵略道路上的绊脚石，要并吞朝鲜，一定要先打败中国。日本侵略者抱着这样的信念积极地准备战争，欧洲列强袖手观望，以便从中得利。远东的天空中密布着重重阴云，一场暴风雨即将降临。

1894年6月，清政府应朝鲜统治者的请求，派遣陆军二千多人开赴朝鲜，帮助镇压朝鲜东学党起义。当中国军队开到朝鲜，东学党起义已被镇压下去。日本侵略者抓住这个机会，认为发动侵略战争的时机已到，它借口保护使馆和侨民，派大批军队侵占了汉城，威逼朝鲜政府订立亡国条约。中国军队被隔绝在牙山一带，孤立无援，有被歼灭的危险。到了这样的地步，李鸿章起初想依靠英国、俄国出面调解，争取准备的时间。7月下旬，李鸿章派出二千多援军，分乘商船，开赴朝鲜，并派海军济远、广乙等舰护航。

哪里知道，天津的电报局里满布着日本间谍，日本方面立即得到了中国增援和护航的详细情报。7月25日，济远和广乙从牙山回驶，行至丰岛海面，日舰吉野、浪速、秋津洲预伏在此，进行袭击。当时中日两国并没有交战，日本海军用不宣而战的卑鄙手段，首先发炮攻击，中国军舰也进行还击。

广乙是广东的军舰，因参加海军巡阅，来到北方，没有来得及回广东，就和广甲、广丙等编入北洋舰队。这只舰船身小、战斗力弱，开战后不久就受了重伤，船身倾斜，管带林国祥可耻地逃离战场，后来驶至朝鲜海岸浅滩，将船焚毁。

济远舰上的士兵和某些将领，作战很英勇，他们和优势的日舰猛烈搏斗，大副沈寿昌等数十人中炮牺牲。管带方柏谦下令撤退。当时正好有商船高升号、运船操江号载运一千多名陆军和各种器材驶来，济远本有护航的责任，却丢下高升、操江不管。日舰吉野穷追不舍，方柏谦挂起白旗，在白旗下面又挂了日本的海军旗。济远舰上的士兵十分气愤，水手王国成、李仕茂等违反方柏谦的命令，发尾炮轰击，连发四炮，三炮命中，其中有一炮击中吉野的要害，吉野受伤，船头立即低俯，不敢再追击。这个事实说明了中国士兵的英勇机智和爱国热忱，可惜他们在怯懦的将领的指挥下，不能够充分发挥打击敌人的力量。

高升和操江两船失去保护，结果，满载器械的操江号被日舰俘去。日舰又强迫高升号投降，高升号上的中国士兵和军官，宁肯葬身波涛之中，坚决拒绝投降。日舰发炮轰击，中国军队以步枪还击。最后，高升号被日舰发出的鱼雷击沉，船上一千多名英勇坚决的士兵，壮烈地沉没在大海中。

当济远、广乙出发护航时，北洋舰队本来准备全部出动应援，众舰已升火待发，但清廷认为中日两国尚未宣战，日舰一定不会先开火，电令北洋舰队不必出动。若非如此，北洋舰队正好可以赶上丰岛海战，三艘日舰必将遭到歼灭性的打击。日本不宣而战，突然袭击，取得可耻的胜利。

丰岛海战中，中国军舰一逃一焚，陆军千余人牺牲，而中国广大士兵群众表现了英勇机智和临危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值得我们赞颂和敬佩。

丰岛海战以后，中日两国的陆军在朝鲜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北洋海军没能拦截日军在朝鲜登陆。日本侵略者在朝鲜战场上取得优势，攻陷了中国军队设防的平壤，把战火推到鸭绿江边。

五、黄海大战

1894年9月中旬，中日陆军在平壤激战，中国派援军从海道到鸭绿江边的大东沟，北洋舰队出去护航。护航的任务完成以后，北洋舰队准备于9月17日返航旅顺口。这时候，日本舰队挂着美国的旗子，全队开到大东沟外，抱着“聚歼清舰于黄海中”的狂妄计划，逼我进行决战。丁汝昌等发现日舰近，遂列阵应战，一场悲壮激烈的海战开始了。

大东沟外，中国军舰共有十四艘，其中四艘小弱的军舰，正在朝鲜海岸保护陆续登陆的陆军，实际投入战斗的只有十艘，另有鱼雷艇四艘。日舰共有十二艘，全部投入战斗。从力量对比来说，中国军舰十艘，共三万一千吨，日本军舰十二艘，共三万八千吨，日舰在数量上略占优势；更重要的是，中国军舰陈旧，主要战舰定远和镇远的舰龄已达十二年，日本军舰大多是在甲午战争前不久下水的，式样很新，动作便捷。从航速方面看，日本最快的吉野，每小时可达二十二海里，其他船只大多是每小时十九海里，中国舰只的速度，每小时只有十四五海里；而且日舰装备的速射炮很多，进攻的速度快、火力强。中国军舰的优点是定远、镇远二舰的炮较大、装甲较厚。总体来说，日舰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占着优势。

两支舰队相遇。日舰以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等四艘精锐的战舰为前锋，旗舰松岛率领千代田、严岛、桥立、比睿、扶桑等舰组成本队，排成鱼贯纵列式依次衔尾前进，最弱小的西京丸、赤城掩蔽在本队的左舷侧。舰队司令伊东祐亨在松岛舰上指挥作战，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乘坐西京丸观战。中国军舰排成雁行横列式迎战，定远、镇远居中，定远的左面是靖远、致远、广甲、济远，镇远的右面是来远、经远、超勇、扬威。海军提督丁汝昌乘坐旗舰定远督战。

日本舰队的阵式，以四艘快速舰作为进攻主力，并且始终以舷侧炮应战，充分利用了快速舰的机动灵活性和一舷齐射的速射炮威力，但是它殿后的几艘弱舰没有强舰掩护，易受攻击，这是它的弱点。中国舰队是遭到突然袭击而仓促整队的。它排成雁行横列式，是为了使定远、镇远两巨舰突出在中央的前方，以掩护整个舰队，同时又使全部战舰可以迅速地接近敌舰，以便发挥全队的炮火威力。但是这种横列阵式只能利用舰首炮在较狭窄的扇面范围内进行射击，不能充分发挥全舰的火力；而且它把速度不同的船只，错综混合地编在一起，大大限制了其中某些快速舰（靖远和致远）的运动速度，削弱了主动进攻的能力，以致整个舰队始终在不利的防御地位。

9月17日中午十二时五十分，炮战开始。日方吉野等四艘先锋舰以两倍于我舰的速度，横越我队形前面，绕攻我右翼的超勇、扬威两弱舰，旗舰松岛率本队继进。一时炮声大作，黄海的海面上，波涛汹涌，烟雾弥漫。我旗舰定远的桅楼被敌弹轰塌，丁汝昌等坠楼受伤，我舰队失去号令，不能适应战斗形势而改变队形。不久，超勇、扬威两舰中炮起火，超勇舰首先倾覆。但日本舰队殿后的比睿、扶桑、西京丸、赤城四弱舰速度迟缓，跟不上本队各舰，被定远、镇远等拦腰截断，陷入我方火力网中。我炮猛烈轰击，敌舰升起熊熊大火，负伤惨重。第一个回合的战斗，双方都集中火力，攻击对方的弱舰，互有杀伤。从战果上说，彼此旗鼓相当，未分胜负。

这里，日本先锋四舰，见殿后弱舰危急，就向左回旋，返回援救，日舰本队也越过中国舰队的右翼，向右回旋，形成钳形包围圈。中国方面因旗舰定远的桅楼已坍塌，无法传送号令，诸舰各自为战，队形紊乱，陷入包围圈中。

但是大部分中国军舰都沉着应战，发挥了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无论日本方面或参与战斗的外国顾问都承认中国的水兵“炮术极佳”“可称善战”。他们瞄准敌舰，奋勇射击，正是弹无虚发，个个命中。奇怪的是，日本军舰好像使用了什么魔法，炮弹打中了，竟不能爆炸。原来，外国军火商和中国军需官狼狈为奸，把装满泥沙的假炮弹冒充真炮弹，使海军将士在这次激战中大吃苦头。

敌舰的速射炮迅速地吞吐着火舌，密集的弹雨倾泻在我方战舰上，优势已被敌方掌握。勇往直前的致远舰，中弹最多，全船大火，像一条负了伤的火龙。管带邓世昌见敌势猖獗，愤不欲生，奋勇地鼓轮，直向吉野撞去，准备和吉野同归于尽，以挽救整个战局，不幸被吉野所放的鱼雷击中，顿时倾覆，邓世昌和全船官兵壮烈牺牲。

最可耻的是济远管带方柏谦和广甲管带吴敬荣，他们看到致远舰沉没，恐怕敌舰转过大炮轰击自己，慌忙转舵逃跑，一口气逃回了旅顺口。仓促之间，济远舰竟撞着了已负重伤、飘浮在海面上的扬威舰的舵叶，扬威舰被撞沉海底。广甲舰脱离战斗后，恐怕敌舰追赶，靠着海岸浅滩处迂回行驶，不料中途搁浅，吴敬荣弃船登陆，狼狈逃生。几天以后，广甲被日舰发现击沉。

战斗愈来愈恶化，敌舰把火力集中到经远舰上，经远舰管带林永升浴血抗击，中弹阵亡，船也被焚沉没。中国的十艘军舰，四沉两逃，还剩下四艘在坚持战斗。

但是中国的海军将士们并没有气馁，他们在邓世昌、林永升等英勇战斗精神的鼓舞下，奋力作战，越战越勇，使日本方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赤城、比睿和西京丸已脱队伍，暂时不知去向。战斗结束后，日舰才发现它们瘫痪在远处海面上，其中西京丸还几乎被我舰生俘。吉野和扶桑都受重伤，死亡枕藉，烈火熊熊，船面上被轰得荡然无存。特别是旗舰松岛，为我舰火力所萃，中弹数百处，已像一具仅存躯壳的僵尸，完全失去了指挥和作战的能力，靠着其他舰船的扶持，还没有立即沉入海底，敌舰半数已负重伤。

这里，红日已经西斜，万顷碧波上笼罩着浓密的烟雾，敌方先锋四舰仍在环攻我定远、镇远。这两艘铁甲舰紧靠在一起，像两个巨人，英勇地屹立在枪林弹雨中。战斗已进入最后阶段，双方的大炮仍在轰隆隆地怒吼，靖远见定远桅楼坍折，不能号令指挥，就主动升旗集队，大东沟内的平远和广丙也出来集合。时间已到五时三十分，日舰伤亡惨重，精疲力竭，不能再战。旗舰松岛已完全瘫痪，就由桥立舰代行升旗收兵。气壮山河的一场大战结束了。日舰在苍茫暮色中向西南方向遁逃。

这次海战进行了四个半小时，中国失去五舰，尤其是致远、经远的沉没，损失是很大的。日方受重伤的有六舰，其中西京丸已近粉身碎骨，比睿、赤城“如罹腰斩”，这三艘战舰，勉强被拖回日本，不久西京丸和赤城即沉没。旗舰松岛，受伤太重，已无法修理，此后即退出战舰序列。所以我方虽未获胜，而日方也没有占着很大便宜。

这次海战，中国方面的条件是很不利的。第一，北洋海军在八年之内没有购置新舰，所以我舰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均居劣势，而日本海军主力是后来购置的新型军舰，航速快，炮速快，机动性强。双方炮速比为六比一，即我军发一弹，敌军发六弹。第二，日方发动突然袭击时，已排列成主动的进攻队形，我舰被迫应战，仓促整队，处于被动地位。第三，炮战开始，定远桅楼被轰折，不能号令全军，我舰失去总指挥，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第四，方柏谦、吴敬荣临阵脱逃，而且撞沉扬威舰，冲乱了阵形，我方战斗力大为削弱。这些都是对我方极不利的条件。但是我方士兵忠勇血战，斗志昂扬，不因稍挫而气馁，给来犯的敌舰以迎头痛击。定远、镇远两舰，各中弹数百发，但铁甲坚厚，打不沉，艰苦地支撑到最后，终于击退了日舰，粉碎了敌人“聚歼清舰于黄海中”的狂妄计划。

黄海大战中，中国海军的英勇战斗事迹将长存史册，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将永垂不朽！

黄海大战，中日双方均受重创，但日本海军修复功能优于中国海军，北洋海军还在旅顺口修理的时候，日本舰队已能逐渐恢复，重回海上。这对后来的战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六、旅顺口和威海卫的陷落

黄海大战的同时，平壤也发生了激战，陆路战事的情况，比海战要糟糕得多。日军在平壤外围山上用大炮轰击城中，清军统帅叶志超、卫汝贵在战斗中突然下令逃跑，左宝贵英勇抗击日军，中炮阵亡，平壤失守，战火很快蔓延到中国领土上。10月下旬，日本侵略军分两路侵入中国，一路从朝鲜跨越鸭绿江，攻占我国东北边境上的九连城、凤凰城；另一路由海道至辽东半岛东侧的花园口登陆，从背后袭击旅顺口海军要塞。战斗进入了极艰苦的阶段。

旅顺口和威海卫是北洋海军的两个基地。这两个军港夹海相对，控制着渤海的门户。旅顺口背山面水，形势险要，李鸿章花费了十多年时间和几千万两银子，在这里建筑了新式的大船坞、十八座海岸炮台，还有一些陆路炮台，装备着数百门最新式的德国克虏伯大炮，并且还贮存着无数军械、器材和粮食，驻防军队有两万人。按照地势、兵力、装备来说，大可和日本侵略军进行一场有声有色的决战。但是由于许多将领不战而逃，一切有利条件都没有发挥作用。这个异常坚固的海军要塞只经过短促的战斗就完全崩溃了。

日军登陆以前的六天，受到重创的北洋舰队离开旅顺口，驶往威海卫修理。10月24日，日军开始在旅顺口的后路花园口登陆，全军三万人和大批军火、辎重，用浮码头陆续运送了十二天，才全部登岸。

日军的进攻开始了。总兵[1]徐邦道主张在旅顺口的后路设防抵抗，他率领二千多士兵，从已经无人管理的仓库里拖出四门大炮，开到旅顺口的后路。日本侵略军以为旅顺口的守军已经逃光了，大摇大摆地闯进来，冷不防被徐邦道用大炮轰击一阵，死伤遍地，狼狈逃窜。徐邦道率领二千英勇儿郎一直追杀到金州[2]西南的双台沟。

但是徐邦道的军队很少，而且没有帐篷、粮食、锅具。旅顺口的官僚、将军逃得一干二净，没有人给这支出力抗日的军队办后勤供应。他们打了一整天仗，已经精疲力竭，还得退回旅顺口去吃饭。几天以后，日军大队集中了一百多门大炮猛攻旅顺口，徐邦道军战败。11月21日，日军侵占旅顺口，这个经营了十多年的海防要塞同仓库里的大批枪炮、器材、粮食全都成了日本侵略军的战利品。

旅顺口陷落以后，日本侵略者立即策划进攻另一个海军要塞威海卫。威海卫突出在山东半岛上，南北两岸渐伸入海，环抱成半圆形，港口横列刘公岛和日岛。这里有海军提督的衙门和各种海防设施，威海卫北岸有炮台九座，南岸有炮台三座，刘公岛和日岛上有炮台五座，共安装大炮一百六十多门，确是个形势险要、设防森严的优良军港。日本侵略者不惜一切代价，要夺取这个地方，以便完全消灭停泊在这里的北洋舰队。

日本进攻威海卫的办法跟进攻旅顺口一样，绕过要塞炮台的正面，从后路登陆，发动进攻。

1895年1月20日，日军在威海卫东侧荣成县的龙须岛登陆。这里是个很重要的地方，但驻防的清兵只有四百人。日军出动了二十五艘战舰和二万人，一拥而上，清军抵抗不住，日本侵略军纷纷爬上了山东半岛，在威海卫的后方点燃了战火。

这时，北洋舰队一动不动地株守在威海卫的军港里，眼睁睁坐视敌人从容登陆，抄袭自己的后路，束手待毙。

日军登陆以后，立即抢占荣成，并分兵两路，进扑威海卫。山东巡抚李秉衡事前没有周密设防，临时调集一些军队堵御，战斗几昼夜，失败了。日本侵略军推进到威海卫南岸炮台的后路。

接着，日军开始进攻威海卫。威海卫南岸炮台的主将刘超佩假称腿部受伤，坐小轮船逃跑了。士兵们自发地起来抵抗，北洋舰队也在军港中发炮支援，给敌军以重大杀伤，日军左翼队司令官大寺少将也被炮火击毙。战斗两昼夜，中国守军既失指挥，又无援军，南岸炮台遂告失守。

战斗前夕，丁汝昌恐怕炮台大炮被日军夺去后，用来俯击军港中的北洋舰队，所以预先拆卸下大炮的机件。但是炮台守将坚决反对拆卸大炮，到李鸿章那里告状，李鸿章电令丁汝昌把拆卸下来的大炮机件都送回去。不几天，南岸炮台就失守了，这些大炮都被日军俘获。这时定远舰上有一个勇敢机智的炮手李某，在炮台失守前夕，上岸用大量炸药，炸毁了一座炮台，减轻了对港内军舰的威胁，可惜的是另外两座威力强大、机件完整的炮台，仍然落入日军的手中。

南岸炮台失守以后，北岸炮台的将领戴宗骞奋力抗击，反复争夺，战败后愤然自尽。

南北两岸炮台陷落以后，北洋舰队被困在刘公岛边，前有大批日舰的封锁堵截，后有陆路炮台的猛烈轰击，舰队像釜底之鱼，陷入了绝境。

注释

[1]镇守一方的统兵官。

[2]今辽宁金县，在旅顺东北。

七、北洋海军的覆灭

强烈的北风在奋力呼啸，威海卫的群山上覆盖着皑皑白雪，日本侵略军居高临下，用刚刚俘获来的海岸大炮，连续向军港射击，海水被掀起一根根直升百丈的水柱，隆隆不绝的炮声震得山鸣谷应。

北洋舰队在进行最后的抵抗，军舰上、刘公岛上以及日岛上的大炮一齐怒吼，显示了中国军队抵抗到底、宁死不屈的决心。一个曾经目睹这次炮战的外国顾问，对当时日岛炮台上的情形，有这样一段描写：

从战争开始到停止，日岛当着南岸三炮台的炮火；地阱炮升起来后，更成了那三炮台的标的。这些炮并没有附着镜子，所以升炮的人一定要到炮台上面去，结果这人立受对方炮击，这是很危险的职任；可是那些年青的水兵仍旧坚守着这些炮，奋勇发放。一次，三个水兵守着一个炮，冒着凶猛的轰击。汤玛斯（炮台上的外国顾问）叫他们放弃这炮，他们都反对。其中有一个因炮弹爆发，颈上、腿上和臂上三处受了伤，可是一等伤处裹好，他仍旧坚决地回到他的职守，只手助战。

由于军港的东口靠近威力强大的南岸炮台，中国军舰不能在这里驻足，开到西口避炮。日本的鱼雷艇在炮火掩护下，拆除了东口的水雷和障碍物，于夜间进港偷袭。2月4日清晨，日本鱼雷艇两艘，趁着天黑，直扑定远舰，定远发炮迎击，将两艘鱼雷艇击沉，但定远也被水雷击中，受了重伤，后来我方自行将定远炸沉。

当时丁汝昌曾经提出突围的主张。突围当然会遭到重大损失，甚至可能全军覆没，但以北洋舰队尚保持的实力来说，突围一定能给敌舰相当的杀伤，比起困在港内挨打要强出无数倍。但是这个主张遭到外国顾问和怕死的官吏们的坚决反对，没有实现。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舰队日夜处在大炮轰击和鱼雷偷袭的威胁中。2月6日，来远、威远和宝筏三舰被偷袭的鱼雷艇击沉。2月9日，靖远舰又中炮沉没。丁汝昌为了回击敌人的偷袭，命令左一鱼雷艇管带王平率鱼雷艇十三艘，袭击敌舰。但卑鄙的王平胆小怕死，当双方舰只在东口炮战时，他不但不执行伺机袭击敌舰的命令，反而率领全部鱼雷艇从西口逃跑。这一群可耻的逃兵不久即被日舰追及，连船带人全都被敌人俘获。

敌人的包围一天天紧缩，舰只日益损耗，弹药粮食也将用尽。丁汝昌等人天天盼望陆上援军从日军手里夺回南北岸炮台。可是那些将军早已逃得无影无踪，山东巡抚李秉衡空嚷一阵“反攻”“增援”，却没有派出一个兵来，自己躲在数百里外的莱州行辕里围炉赏雪，置海军全体将士于死地。

2月11日，丁汝昌得密信，知外援无望，势难久守，就召集会议，命令冒死突围。但是副提督英国人马格禄和美国顾问浩威、德国顾问瑞乃尔、英国顾问泰莱等都反对，他们和一些官吏、将领如营务处的牛昶炳等勾结起来，拒绝突围，还主张献出军舰、炮台，向日本投降。丁汝昌下令炸沉镇远舰，他们恐怕毁坏了乞降的礼物，日本人会生气，又不执行命令。他们甚至收买一些流氓兵痞，持刀威胁丁汝昌，迫他赶快投降。丁汝昌在投降派的胁迫下，不能执行统帅的权力，于2月12日夜间服毒殉国，和丁汝昌同时自杀的还有总兵刘步蟾（定远舰管带）、张文宣（刘公岛陆军统领）、杨用霖（镇远舰代理管带）等。

丁汝昌是北洋海军的统帅，他出身于淮系陆军[1]，被李鸿章提拔为海军提督，丁汝昌表现了一个爱国军人的应有品质，他竭尽所能，抵抗日本的侵略，临危不屈，死而后已，和那些可耻的逃跑的将军、投降将军是不可以同日而语的。

丁汝昌死后，投降派更肆无忌惮地活动起来，他们在牛昶炳的住所会议，公推美国顾问浩威起草了投降书，向敌人乞降。日本军队靠这些投降派的帮助，开进了刘公岛。当时，不甘屈服的士兵们还踞守着几个据点，进行最后的抵抗，但随即被日军镇压。留在军港中的残余舰只镇远、济远、平远、广丙以及大批枪炮、辎重都拱手送给了敌人。北洋海军就这样全军覆没了。

北洋海军的覆灭不是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重要的原因，是慈禧太后可战而不战，在战争大局未定的时候投降。与列强的战端一开，北京离沿海太近，是锋芒所在，必须迁都，才能坚持反侵略战争。日军进入东北以后，在海城战役已经开始显露强弩之末的颓势，中国若坚持抗战，不会轻易失败。但慈禧坚决不肯离开皇城，让他人做替罪羊，与日本谈判，签订卖国条约。

注释

[1]清末以李鸿章为首的武装。

八、结束语

北洋海军的建立，经过了三十年的岁月，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其中有千千万万动人的故事，它所体现的是中国在列强环伺、民族危亡之际，民族的奋起和抗争的历史。

北洋海军的建立，不仅是一支武装力量的兴起，而是引领整个洋务运动发展的历史事件，体现了中国社会从农耕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一支海军，没有钢铁，没有船坞，没有造船厂，没有铁路，没有矿山，没有学堂，没有专业化人才，不能称其为海军。它的建立和成军，标志着中国社会全方位的进步，它所开启的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基础。

那些为建立中国海军艰苦奋斗的人，那些为后世创立发展基业的人，那些在捍卫国家的战争中牺牲的人，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纪念。

后记

这是写于1962年的一本旧作。1958年，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同志鉴于市场上缺乏历史的普及读物，因而以个人之力组织“中国历史小丛书”编委会，聘请人员写作。该书以普及中国历史知识为目的，出版以后大受欢迎，不仅中学生人手一册，竞相购阅，就是中年知识分子与干部也十分爱读，几有洛阳纸贵之盛。1962年，吴晗同志向编委会提议，每一编委必须选写一册，以为倡议。当时我忝为编委之一，因此选择此题写成此书。“中国历史小丛书”共出版一百数十种，作者遍及全国各地。往事已成尘影，徒供忆叹！

当年有关北洋海军的史料甚少，四处访觅难得。时过五十五年，有大批历史资料被发现和出版，当年因史料所限，缺陷很多，今年重新出版，但我现在无法大量阅读改写，只能略加修改，略微改进。简陋之作，不尽如人意。

戴逸识，年九十一岁

版权信息

书名：经史札记（外一种）

作者：戴逸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01

ISBN：978-7-300-25227-8

价格：79.00元

目录

CONTENTS

经史札记

小序

经学

史学

诸子读后

《资治通鉴》

《史记》

《盐铁论》

清史

满族的兴起，清朝对全国统治的确立

康雍乾时期的经济、政治、民族及对外关系

清朝的衰落，外国资本主义的武装入侵

太平天国起义，清统治格局的变化

清统治危机的加深

清朝的覆亡

清朝的思想文化

清朝的历史地位

经史札记

小序

“文革”之岁，怒潮倏至，逃遁无计，坐而待毙。手头偶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书，卷帙厚重，因知此书为戴震、邵晋涵、周永年诸儒精心校著，而纪晓岚集其成，为精粹不朽之作。批阅数页，日前被严厉批斗之苦，顿时消退。此后日与此书相伴，在挨批斗、作检讨、罚劳动及囚禁牛棚之后，即读此书自慰，聊作解忧忘危之计。后又延读诸子、《资治通鉴》、《史记》等书，并作札记。存稿既多，积累成帙，唯三次抄家与下放“五七干校”时散佚尚多。当时戏作一联：“读书只为解忧计，著文却成阶下囚。”盖余之得罪，实因“文革”前夕借调往中宣部，参与写作《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被指为假批判，真包庇，为对抗“文革”之“大毒草”也。此文由周扬指导，参与者龚育之、邢贲思、林甘泉与余四人。

往事如行云逝水，五十年过去，于予为刻骨铭心，常在记忆中。当年读经史诸书，未及深思熟虑，殊少心得，今日付梓，亦难避人之敝帚自珍耳。

戴逸

2016年7月11日

经学

中国历代经学，汉代笃实谨严，其病在拘；晋至北宋流派纷乱，各自论说，其病在杂；两宋理学说经，超越汉唐，精研义理，各立门户，其病在悍；元明学派支分，攀援争斗，自立主张，驱除异己，务定一尊，其弊在党；清代实事求是，考据精确，说理细密，其弊在琐。

《易经》

1．《子夏易传》　11卷　唐以前人伪作　旧题　卜子夏作

唐时刘知几、司马贞已明其伪，唐末又有张弧之伪作，而今之传本，又非张弧之本，伪中生伪，至一至再，难于辨析。《易》主象数而明义理，孔颖达宗王弼而黜郑玄，象数遂微。王应麟首辑郑注，仅一卷，后惠栋辑三卷，张惠言又作订补。

2．《周易郑康成注》　1卷　宋　王应麟编

3．《新本郑氏周易》　3卷　惠栋编

郑注亡于南北宋之间，王应麟辑其佚文，惠栋又加补正。

4．《陆氏易解》　1卷　明　姚士粦辑此姚辑陆绩《周易》注也。

5．《周易注》　10卷　魏　王弼

阐明义理，使《易》不杂于术数者，弼与韩康伯深为有功。祖尚虚无，使《易》竟入于老庄者，弼与康伯亦不能无过。瑕瑜不掩，是其定评。

6．《周易正义》　10卷　唐　孔颖达疏

孔作《正义》，专崇王弼，众说皆废。此书对王注明有偏袒，然疏家之体，主于诠解注文，不欲有所出入，此通例也。《四库》馆臣对王弼注亦甚袒护。

7．《周易集解》　17卷　唐　李鼎祚

《新唐书·艺文志》作17卷，而晁公武、李焘称10卷已全，盖另有略例1卷、索隐6卷，略例、索隐后已亡失，而传本妄改10卷本为17卷。此书辑唐以前说《易》35家之佚文，是真可宝之古笈也，后人能见汉《易》者赖此书也。

8．《周易口诀义》　6卷　唐　史徵稍保存一些唐以前《易》注的佚文。

9．《周易举正》　3卷　旧题　唐　郭京北宋人伪作。

10．《易数钩隐图》　3卷　附《遗论九事》　1卷　宋　刘牧为《易》学图书派之首倡者，其学出于种放、陈抟。

11．《周易口义》　12卷　宋　倪天隐

胡瑗讲《易》之口说，其弟子倪天隐所录。说《易》以义理为宗，程颐颇受其影响。

12．《温公易说》　6卷　宋　司马光

为未完成稿本，已佚，从《永乐大典》辑出，反对王弼虚无玄渺之说，故于古今事物之情状，无不贯彻疏通，推阐深至。大都不袭先儒之旧说，平实简易，要如布帛菽粟之切于日用。

13．《横渠易说》　3卷　宋　张载

于义颇属未安。

14．《东坡易传》　9卷　宋　苏轼

是书实苏氏父子兄弟合作。其中不免杳冥恍惚，沦于异学。至其他推阐理势，言简意明，往往足以达难显之情，而深得曲譬之旨。盖大体近于王弼，而弼之说惟畅玄风，轼之说多切人事。其文辞博辨，足资启发，亦足珍视。

15．《易传》　4卷　宋　伊川程子

程子不信邵子之数，故邵子以数言《易》，而程子此传则言理，一阐天道，一切人事。

16．《易学辨惑》　1卷　宋　邵伯温

伯温为邵雍子，作此书以驳郑夬。从《永乐大典》辑出。

17．《了翁易说》　1卷　宋　陈瓘

陈瓘之学出于邵雍、刘安世。造语颇诘屈。

18．《吴园易解》　9卷　宋　张根

诠义理而不及象数，不袭河洛之谈。注文简略，亦无支蔓之弊。

19．《周易新讲义》　10卷　宋　耿南仲

《四库》斥其“经术之偏，祸延国事”（指耿南仲主和事），然大致“因象诠理，随事示戒，亦往往切实有裨”。

20．《紫岩易传》　10卷　宋　张浚

“立言醇粹”，但专主刘牧图书之学。

21．《读易详说》　10卷　宋　李光

“书中于卦爻之辞，皆即君臣立言……切实近理”。从《大典》辑出。

22．《易小传》　6卷　宋　沈该

23．《汉上易集传》　11卷　《卦图》　3卷　《丛说》　1卷　宋　朱震

“得失互陈”。

24．《周易窥余》　15卷　宋　郑刚中

兼取汉儒之学，其解义稍异先儒，而亦往往有当于理。

25．《易璇玑》　3卷　宋　吴沆

26．《易变体义》　12卷　宋　都絜

务为穿凿，以求合乎卦变之说，而义亦不醇。又多引老庄之辞以释文、周之经，则又王弼、韩康伯之流弊，一变而为王宗传、杨简者矣。

27．《周易经传集解》　36卷　宋　林栗

林栗说《易》攻朱熹，为士类不齿，而《四库》颇回护之，称“辞色相轧，两不肯下，遂互激而成讦奏，盖其衅始于论《易》”，又称“持论颇为平允”。

28．《易原》　8卷　宋　程大昌

虽排斥众论，务申己说，不能脱南宋之风气，然其参互折衷，皆能根据《大传》，于《易》义亦有所阐明。从《大典》辑出。

29．《周易古占法》　1卷　《古周易章句外编》　1卷　宋　程迥

30．《周易本义》　12卷　附《重刻周易本义》　4卷　宋　朱子

是书唯论其篇章之分合，不加评论。《四库》馆臣隐贬朱熹此书。

31．《郭氏家传易说》　11卷　宋　郭雍

剖析义理，与程《传》相似。

32．《周易义海撮要》　12卷　宋　李衡

房审权作《周易义海》一百卷，摘取历代说《易》之专明人事者百家，上起郑玄，下迄王安石。唯卷帙繁多，其书已佚。李衡删为此书，采撷精华。使古书不没于后世，衡之功也。

33．《南轩易说》　3卷　宋　张轼

唯著录其传流渊流，《四库》馆臣不加评论。

34．《复斋易说》　6卷　宋　赵彦肃

彦肃说《易》在即象数以求义理，以六画为主。故其言曰：先圣作《易》，有画而已；后圣系之，一言一字皆自画中来。譬如画师传神，非画烟云草木比也。然则彦肃冥思力索，固皆研搜爻义，务求其所以然耳。其沉潜于《易》中，犹胜支离于《易》外矣。

35．《杨氏易传》　20卷　宋　杨简

简之学出陆九渊，故其解《易》，惟以人心为主，而象数事物，皆在所略。……自汉以来，以老庄说《易》始魏王弼，以心性说《易》始王宗传及简。

36．《周易玩辞》　16卷　宋　项安世

伊川《易传》惟阐义理，安世则兼象数而求之。其意欲于程《传》之外补所不及。从《大典》辑出。

37．《易说》　4卷　宋　赵善誉

其论皆明白正大。从《大典》辑出。

38．《诚斋易传》　20卷　宋　杨万里

大旨本程氏，而多引史传以证之。……舍人事而谈天道，正后儒说《易》之病，未可以引史证经病万里也。

39．《大易粹言》　10卷　宋　方闻一

40．《易图说》　3卷　宋　吴仁杰

其说特为新异，迥与他人不合。

41．《古周易》　1卷　宋　吕祖谦

谈古《易》者，此书与吴仁杰书最晚出，而较仁杰为有据，或谓窃自吕大防，然祖谦非窃据人书者。

42．《易传灯》　4卷　宋　徐姓（佚其名）

“传灯”本释氏之语，乃取之以名经解，殊为乖谬。

43．《易裨传》　2卷　宋　林至

未免有主持稍过之处，而所论多中说《易》之弊。

44．《厚斋易学》　52卷　宋　冯椅

缕析条分，至为详悉，其蒐采亦博洽。《大典》本。

45．《童溪易传》　30卷　宋　王宗传

其书惟凭心悟，力斥象数之弊，与杨简《慈湖易传》宗旨相同。宋人说《易》皆受王弼影响，但胡、程祖其义理而归诸人事，故似浅近而醇实。王宗传、杨简祖其玄虚，而索诸性天，故似高深而虚幻。明万历以后，动以心学说《易》，其源始自王宗传、杨简此二人。

46．《周易总义》　20卷　宋　易祓

易祓谄事苏师旦，人不足重，然其书于经义实多所发明。

47．《西谿易说》　12卷　宋　李过

李过晚年丧明，冥心默索，不能与师友相订正，意所独造，或不免毅然自为，而收视返听，用心刻挚，亦往往发先儒所未发。其乱经之罪与诂经之功，固约略可以相当也。

48．《丙子学易编》　1卷　宋　李心传

所取惟王弼、张子、程子、郭雍、朱子五家之说，而以其父舜臣《易本传》之说证之，亦间附以己意。

49．《易通》　6卷　宋　赵以夫

或谓出黄绩之手。其书大旨在以不易、变易二义明人事动静之准。

50．《周易经传训解》　2卷　宋　蔡渊

但言其残缺，未加评论。

51．《易象意言》　1卷　宋　蔡渊

是书阐发名理，多本师传（指朱熹）。然兼数而言，则又西山（渊父蔡元定）之家学也。惟不废互体，与朱子之说颇异。

52．《周易要义》　10卷　宋　魏了翁

大旨主于以象数求义理，折中于汉学、宋学之间。故是编录，虽主于注疏释文，而采掇谨严，别裁精审，可谓剪除支蔓，独撷英华。

53．《东谷易翼传》　2卷　宋　郑汝谐

所谓《翼传》者，翼程子之《传》也。然亦时有异同。

54．《朱文公易说》　23卷　宋　朱鉴

朱鉴为朱熹嫡长孙。是书全采《语录》之文，以补《本义》之缺。

55．《易学启蒙小传》　1卷　附《古经传》　1卷　宋　税与权

阐明邵雍之说。

56．《周易辑闻》　6卷　附《易雅》　1卷　《筮宗》　1卷　宋赵汝!

疑《说卦》《序卦》《杂卦》皆为汉儒窜入……颠倒篇章，使经传混淆……于宋人《易》说之中，犹为明白笃实。

57．《周易详解》　16卷　宋　李杞

为李光、杨万里之以史证经派。惟多引老庄之文。从《大典》辑出。

58．《淙山读周易记》　21卷　宋　方实孙

取朱子《卦变图》别为《易卦变合图》，以补《易学启蒙》所未备。其说多主于爻象，不涉空谈。

59．《周易传义附录》　14卷　宋　董楷

以洛闽为宗。惟程颐《传》用王弼本，而朱熹《本义》用吕祖谦所定古本。楷割裂朱书以就程《传》，其后流风所及，专用程《传》矣。

60．《易学启蒙通释》　2卷　宋　胡方平

发明朱熹《易学启蒙》之旨。

61．《三易备遗》　10卷　宋　朱元昇

学本邵子。其言河图洛书，则祖刘牧。

62．《周易集说》　40卷　宋　俞琬

初主程朱，后自出新义。其说颇新奇。

63．《读易举要》　4卷　宋　俞琬

以朱子为宗，《易》图多本邵子。从《大典》辑出。

64．《周易象义》　16卷　宋　丁易东

远绍旁搜，要归于变动不居之旨。因《易》象以明义，故曰《象义》。从《大典》辑出。

65．《易图通变》　5卷　《易筮通变》　3卷　宋　雷思齐

图书之学，实出道家，思齐又本道家衍说之，以附于《易》。

66．《读易私言》　1卷　元　许衡

大旨多发明《系辞传》同功异位、柔危刚胜之义。

67．《易本义附录纂疏》　15卷　元　胡一桂

以朱子《本义》为宗。

68．《易学启蒙翼传》　4卷　元　胡一桂

与其父胡方平之书（见第60条）相出入，宗朱熹。方平主于明本旨，一桂主于辨异学。

69．《易纂言》　10卷　元　吴澄

改《易经》字，多本古书。依傍胡瑗、程、朱之说。其解释经义，词简理明，融贯旧闻，亦颇赅洽，在元人说《易》诸家，吴澄为佼佼者矣。

70．《易纂言外翼》　8卷　元　吴澄

一决于象，能尽破传注之穿凿，故言《易》者多宗之。从《大典》辑出。

71．《易原奥义》　1卷　《周易原旨》　6卷　元　宝巴

本程子之说。

72．《周易程朱传义折衷》　33卷　元　赵采

其书虽宗宋学，而兼及象数。

73．《周易衍义》　16卷　元　胡震

序次颠倒，不谨严，然议论尚为平正。

74．《易学滥觞》　1卷　元　黄泽

谓王弼废象数，遁于玄虚；汉儒用象数，失于繁碎。故折中以酌其平。

75．《大易缉说》　10卷　元　王申子

力主数学，而持论与先儒迥异。于古来说《易》七百余家中，惟取六家：①河图洛书，②伏羲，③文王，④周公，⑤孔子，⑥周子《太极图》。

76．《周易本义通释》　12卷　元　胡炳文

据朱子《本义》，折衷是正，复采诸家《易》解，互相发明。

77．《周易本义集成》　12卷　元　熊良辅

78．《大易象数钩深图》　3卷　元　张理

皆为图，纯主陈抟先天之学。

79．《学易记》　9卷　元　李简

采录古代《易》说凡64家，仿李鼎祚《集解》、房审权《义海》之例。

80．《周易集传》　8卷　元　龙仁夫

据程朱者多，而能抒所心得，非如胡炳文等徒墨守遗文。

81．《读易考原》　1卷　元　萧汉中

其说出于邵氏。

82．《易精蕴大义》　12卷　元　解蒙

从《大典》辑出。

83．《易学变通》　6卷　元　曾贯

纯以义理说《易》。

84．《周易会通》　14卷　元　董真卿

采集各家说《易》者，兼搜博采，不主一说，务持义理象数之平。

85．《周易图说》　2卷　元　钱义方

图书派。

86．《周易爻变义蕴》　4卷　元　陈应润

自宋以后，毅然破陈抟之学者，自应润始。

87．《周易参义》　12卷　元　梁寅

融会程《传》、朱《本义》，平易近人。

88．《周易文诠》　4卷　元　赵汸

源出程朱，主于略数言理，亦兼用邵氏之学。

89．《周易大全》　24卷　明　胡广奉敕撰

此书钞录董楷《周易传义附录》、董真卿《周易会通》、胡炳文《周易本义通释》、胡一桂《易本义附录纂疏》四家。专主程朱，为明一代功令之书。

90．《易经蒙引》　12卷　明　蔡清

专以发明朱子《本义》为主，而多与《本义》异同。不全从《本义》而能发明《本义》者，莫若蔡清。

91．《读易余言》　5卷　明　崔铣

以程《传》为主，而兼采王弼、吴澄之说，与朱子《本义》颇有异同。大旨舍象数而阐义理，故谓陈抟所传图象皆衍术数，与《易》无干。

92．《易学启蒙意见》　5卷　明　韩邦奇

因朱子《易学启蒙》而阐明其说。

93．《易经存疑》　12卷　明　林希元

以朱子《本义》为主，多引用蔡清《蒙引》。

94．《周易辨录》　4卷　明　杨爵

狱中论《易》之作，多以人事为主，颇剀切著明。

95．《易象钞》　4卷　明　胡居仁

简明确切，不涉支离玄渺之谈。

96．《周易象旨决录》　7卷　明　熊过

以象为主。

97．《易象钩解》　4卷　明　陈士元

98．《周易集注》　16卷　明　来知德

知德独居二十九年成此书。其立说专取《系辞》中错综其数以论《易》象，自谓孔子没后而《易》亡，二千年有如长夜。信其说者颇多，攻之者亦不少。

99．《读易纪闻》　6卷　明　张献翼

献翼殆有狂易之疾，而其说《易》乃平正通达，笃实不支。

100．《八白易传》　16卷　明　叶山

专释六十四卦爻词，以诚斋《易传》为主，出入子史，佐以博辨。

101．《洗心斋读易述》　17卷　明　潘士藻

采掇李鼎祚《集解》、房审权《义海》，而以《义海》为主。

102．《易象管见》　9卷　明　钱一本

即卦爻以求象，即象以明人事，虽间有支蔓，而笃实近理者为多。自称用力几二十年。

103．《周易劄记》　3卷　明　逯中立

随笔记录，采之诸家者为多，其以己意论著者仅十之四五，然去取颇为精审。

104．《周易易简说》　3卷　明　高攀龙

以心言《易》。

105．《易义古象通》　8卷　明　魏濬

明末经学弥荒，此编独能博考旧文，兼存古义。

106．《周易像象述》　5卷　明　吴桂森

其学从钱一本来。

107．《易用》　5卷　明　陈祖念

108．《易象正》　16卷　明　黄道周

邵氏《皇极经世》之支流。

109．《兒易内仪》　6卷　《兒易外仪》　15卷　明　倪元璐

与黄道周书同为依经立训者也，大抵忧时感世，借《易》以抒其意。

110．《卦变考略》　1卷　明　董守谕

谈卦变之学。

111．《古周易订诂》　16卷　明　何楷

博而不精，然取材宏富，辞必有据。明人经解，空疏者多，此书犹足备采择者。

112．《周易玩辞困学记》　15卷　明　张次仲

以义理为宗，尽废诸家义例与图画。

113．《易经通注》　9卷　傅以渐、曹本荣奉敕撰

114．《日讲易经解义》　18卷　康熙御定

115．《御纂周易折中》　22卷　康熙

数者《易》之本，主数太过，使魏伯阳、陈抟之说窜而相杂，而《易》入于道家；理者《易》之蕴，主理太过，使王宗传、杨简之说溢而旁出，而《易》入于释氏。明永乐中官修《易经大全》，庞杂割裂，无所取裁。此书冠以《图说》，殿以《启蒙》，未尝不用数，而不以盛谈河洛，致晦玩占观象之原。冠以程《传》，次以《本义》，未尝不主理，而不以屏斥谶纬，并废互体、变爻之用。

116．《御纂周易述义》　10卷　乾隆

推阐《周易折中》之蕴，于宋《易》、汉《易》酌取其平。

117．《读易大旨》　5卷　孙奇逢

奇逢说《易》不显攻图书，亦无一字及图书，大意明义理，切近人事。

118．《周易稗疏》　4卷　附《考异》　1卷　王夫之

乃随笔札记，遇有疑义，乃为考辨，故不逐卦逐爻一一尽为之说。大旨不信陈抟、京房，于《先天》诸图、纬书、杂说皆排之甚力，而亦不空谈玄妙，附合老庄之旨。故言必征实，义必切理，于近时说《易》之家为最有根据。

119．《易酌》　14卷　刁包

以程《传》、《本义》为主。

120．《田间易学》　12卷　钱澄之（秉镫）

其学初从京房、邵康节入，故言数颇详，盖黄道周之余绪也。后乃兼求义理，参取王弼《注》、孔颖达《疏》、程子《传》、朱子《本义》，而大旨以朱子为宗。其说不废图，其说与元钱义方之论合。

121．《易学象数论》　6卷　黄宗羲

辨象学之伪，订数学之失。盖宗羲究心象数，故一一能洞晓其始末，因而尽得其瑕疵。与胡渭《易图明辨》均可谓有功《易》道者矣。

122．《周易象辞》　21卷　附《寻门余论》　2卷　《图书辨惑》1卷　黄宗炎

力辟陈抟之学。

123．《周易筮述》　8卷　王宏撰

虽为筮蓍，而辟焦、京，立论悉本经义，较方技之流有别。

124．《仲氏易》　30卷　毛奇龄

大旨谓《易》兼五义：变易、交易、反易、对易、移易。其言甚辨，虽不免牵合附会、以词求胜之失，而大致引据古人，终不同于冥心臆测者也。

125．《推易始末》　4卷　毛奇龄

专言卦变。

126．《春秋占筮书》　3卷　毛奇龄

因《春秋》诸占以推三代之筮法。

127．《易小帖》　5卷　毛奇龄

毛奇龄说《易》之语，其门人编次，攻王弼、陈抟，申明汉儒之学。使儒者不敢以空言说经，实奇龄开其先河。

128．《乔氏易俟》　18卷　乔莱

推求人事，参以古今之治乱得失。盖诚斋《易传》之支流。

129．《读易日钞》　6卷　张烈

以朱子《本义》为宗。

130．《周易通论》　4卷　李光地

综论《易》理，在宋学中融会贯通，卓然成一家之说。

131．《周易观彖》　12卷　李光地

尊信古经，不从程朱改字，与程朱有异同而无背触也。

132．《周易浅述》　8卷　陈梦雷

作于戍所，行箧乏书，未能广览诸家。以明象为主，持论多切于人事，无诸家言心言天、幻窅支离之说。

133．《易原就正》　12卷　包仪

笃信陈抟《先天图》，持论颇偏，然发挥明简，词意了然，乃非抛荒经义、排比黑白、徒类算经者可比。

134．《大易通解》　15卷　《附录》　1卷　魏荔彤

反对扶阳抑阴之说，谓阴阳中皆有君子小人。

135．《易经衷论》　2卷　张英

专释六十四卦，以朱子《本义》为宗，坦易明白，不务艰深。

136．《易图明辨》　10卷　胡渭

胡渭，浙江德清人。力辨河图洛书为宋陈抟、邵雍所作，并非由龙马神龟由河中负出。他说《诗》《书》《礼》《春秋》皆不可无图，惟《易》无所用图，六十四卦、二体、六爻之画即其图也。程朱理学皆信其说。此书最有功于《易》学之传承研究。

137．《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　80卷　纳兰性德

138．《周易传注》　7卷　附《周易筮考》　1卷　李"

猛烈攻击图书派。

139．《周易劄记》　2卷　杨名时

其学得自李光地。

140．《周易传义合订》　12卷　朱轼

因程《传》与朱《本义》有异同，参校以归于一是。

141．《周易玩辞集解》　10卷　查慎行

传黄宗羲之学。

142．《易说》　6卷　惠士奇

专宗汉学，以象为主。然有意矫王弼以来空言说经之弊，故征引极博，而不免稍失之杂。

143．《周易函书约存》　18卷　《约注》　18卷　《别集》　16卷胡煦

卷帙较多。持论汉宋之间，与朱子颇有异同。

144．《易笺》　8卷　陈法

145．《楚蒙山房易经解》　16卷　晏斯盛

146．《周易孔义集说》　20卷　沈起元

147．《易翼述信》　12卷　王又朴

以《彖》《象》《文言》诸传解释经义。

148．《周易浅释》　4卷　潘思榘

149．《周易洗心》　9卷　任启运

150．《丰川易说》　10卷　王心敬

切近人事。

151．《周易述》　23卷　《易汉学》　8卷　《易例》　2卷　清　惠栋

惠栋说《易》，专宗汉儒虞翻、郑康城，反对王弼和宋人之说。惠栋搜罗汉人《易》说，抉隐钩沉，不遗余力，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己见，其长在于嗜博尊古，其失亦在于驳杂泥古。

152．《周易虞氏义》　清　张惠言

专宗虞翻之学，精研《易》之象数。其解说虞氏之卦变消息在于循序渐进，谓阴阳之道变化之理，“此是穷理尽性之功也”。又把《易经》分作上下两篇，上篇明天道，言乾坤；下篇明人事，言泰否。颇有新意。

153．《易通释》　《易章句》　《易图略》　清　焦循

焦循，江苏甘泉人。他从事物发展的角度研探《周易》，认为《易经》中有“相错”“旁通”“时行”三义。“相错”即事物的对立统一，“旁通”即事物发展秩序，“时行”即事物发展的变化循环。他以经学的外衣建立了接近近代哲学的体系，又很强调实测，称“宇宙天地，实难尽知，惟实测可以渐知”。

154．《易纬稽览图》　2卷

为郑玄所注书。《大典》本。

155．《易纬辨终备》　1卷

所存寥寥数十言，又与旧史所引不合。《大典》本。

156．《易纬通卦验》　2卷

讹脱颇多，正文与注相混，与旧史经疏所引亦有异同。《大典》本。

157．《易纬乾元序制记》　1卷

疑古纬本无此书，后人于各纬中分析以成此书。《大典》本。

158．《易纬是类谋》　1卷

以韵语缀辑成文，与诸家所引并合，诸纬中略称完备。其间多言"祥推验，并及于姓辅名号。《大典》本。

159．《易纬坤灵图》　1卷

缺佚甚多。《大典》本。

谶纬并称，其实二者不同。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所谓圣人作经，贤者纬之。

《书经》

1．《尚书正义》　20卷　旧题　孔安国传

孔安国《传》之伪，自朱子以下，梅鷟、朱彝尊均攻之，至阎若璩而论定。

2．《洪范口义》　2卷　宋　胡瑗

说《洪范》，不取阴阳灾异象数图书，驳正注疏。《大典》本。

3．《东坡书传》　13卷　宋　苏轼

轼究心经世之学，明于事势，又长于议论，于治乱兴亡，披抉明畅，较他经独为擅长。朱子称其书解最好。洛闽诸儒以程子之故，与苏氏如水火，惟于此书有取焉。

4．《尚书全解》　40卷　宋　林之奇

贯穿史事，覃思积悟，实卓然成一家言。虽真赝错杂，不可废也。惟自序所述《尚书》始末，舛误特甚。

5．《郑敷文书说》　1卷　宋　郑伯熊

郑为永嘉学派之宗。是书虽为科举而作，而不落于俗学。惟信《书序》真为孔子作，故多误。

6．《禹贡指南》　4卷　宋　毛晃

引《尔雅》《周礼》《汉志》《水经注》《九域志》等以证古今山水之原委，颇为简明。

7．《禹贡论》　5卷　《后论》　2卷　《山川地理图》　2卷　宋程大昌

程有地理癖，经筵进讲地理，孝宗厌之而罢官。然援据厘订，实为博洽。《大典》本。

8．《尚书讲义》　20卷　宋　史浩

以注疏为主，参考诸儒，而以己意融贯之。《大典》本。

9．《尚书详解》　26卷　宋　夏僎

渊源于林之奇。初与蔡氏《传》并行，后蔡盛而夏废。其书视蔡《传》稍冗，然反覆条畅，深究详绎，不失为说《书》之善本。以《大典》和浙本互校成帙。

10．《禹贡说断》　4卷　宋　傅寅

博引众说，断以己意，具有特解。以《大典》本、通志堂经解本互校成帙。

11．《书说》　35卷　宋　吕祖谦

吕居仁、林之奇、吕祖谦、时澜为一脉相承者。

12．《尚书说》　7卷　宋　黄度据孔安国《传》。

13．《五诰解》　4卷　宋　杨简

杨简推本心学。又当字说盛行之后，喜穿凿字义，为新奇之论，然能驳正旧文，自抒心得，兼综群言。《大典》本。

14．《絜斋家塾书钞》　12卷　宋　袁燮

发明本心，反覆引申，颇能畅陆九渊之说。而于帝王治迹，尤参酌古今，一一标举其要领。《大典》本。

15．《书集传》　6卷　宋　蔡沈

朱子嘱蔡沈作，十年而成，本朱熹之意。疏通证明，较为简易。且渊源有自，大体终醇。元明以来最为盛行，此书为读《尚书》者共同推崇。

16．《尚书精义》　50卷　宋　黄伦

荟萃众说，依经胪列，不加论断。间有同异，亦两存之。每条列张九成之说及北宋24人之说，借此可考见宋人《书》说遗闻。《大典》本。

17．《尚书详解》　50卷　宋　陈经

多取古注疏，参以新意，与蔡氏颇有异同。自序颇近陆九渊六经注我之说。

18．《融堂书解》　20卷　宋　钱时

表章《书序》，而不知《书序》为伪。《大典》本。

19．《洪范统一》　1卷　宋　赵善湘

所释皇极、九畴，折衷于朱陆之间。《大典》本。

20．《尚书要义》　17卷　《序说》　1卷　宋　魏了翁

大抵取材于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

21．《尚书集传或问》　2卷　宋　陈大猷

其学出于慈湖。

22．《尚书详解》　13卷　宋　胡士行

解经多以孔《传》为主。

23．《尚书表注》　2卷　宋　金履祥

摭拾旧说，折中己意，与蔡《集传》颇有异同，然有窜改经文以就己意之处。

24．《书纂言》　4卷　元　吴澄

宋吴棫《书裨传》始攻古文《尚书》，朱子《语录》亦疑其伪，然宋人据古文《尚书》立教，故不肯轻议之。其考定今文、古文，自陈振孙《尚书说》始。其分编今文、古文，自赵孟《书古今文集注》始。其专释今文，则自澄此书始。

25．《尚书集传纂疏》　6卷　元　陈栎

疏通蔡《传》之意，纂辑诸家之说。宗朱。

26．《读书丛说》　6卷　元　许谦

许谦，金履祥之弟子。自蔡《书传》出，学者宗其简易，谦独博核事实，不株守一家。

27．《尚书辑录纂注》　6卷　元　董鼎

宗朱。不满蔡氏《集传》，故特引朱子之说，补其缺失。

28．《尚书通考》　10卷　元　黄镇成

虽颇芜杂，然犹为以实用求书，不以空言求书者。

29．《书蔡传旁通》　6卷　元　陈师凯

发挥补充蔡氏《书传》。

30．《读书管见》　2卷　元　王充耘

所说与蔡氏多异同。

31．《书义断法》　6卷　元　陈悦道

为科举作。

32．《尚书纂传》　46卷　元　王天与

以朱子为宗（根据蔡氏《传》），以真德秀说为羽翼，于名物训诂多缺略，阐发义理则特详。

33．《尚书句解》　13卷　元　朱祖义

宗蔡《传》，为科举作。

34．《书传会选》　6卷　明　刘三吾等奉敕撰

明太祖以蔡《传》有不当处，令刘三吾等定此书。“凡蔡《传》之合者存之，不预立意见以曲肆诋排。其不合者则改之，亦不坚持门户以巧为回护。计所纠正凡六十六条。”

35．《书传大全》　10卷　明　胡广等奉敕撰

主蔡《传》，实即根据陈栎《纂疏》、陈师凯《旁通》，是书在《五经大全》中尚为差胜。

36．《尚书考异》　5卷　明　梅

谓古文《尚书》25篇为皇甫谧所作，又谓孔安国序并增多之二十五篇悉杂取传记中语以成文，则指摘皆有依据。

37．《尚书疑义》　6卷　明　马明衡

38．《尚书日记》　16卷　明　王樵

主蔡《传》，又取金履祥《通鉴前编》事。

李维桢序称：“《书》有古文、今文，今之解《书》者又有古义、时义。《书传会选》以下数十家是为古义，而经生科举之文不尽用。《书经大全》以下主蔡氏而为之说者，坊肆所盛行亦数十家，是为时义。”其言足括明一代之经术。

39．《尚书砭蔡编》　1卷　明　袁仁

纠蔡沈之误，有得有失。

40．《尚书注考》　1卷　明　陈泰交

从训诂纠正蔡《书传》。

41．《尚书疏衍》　4卷　明　陈第

笃信梅赜古文，反对梅鷟。

42．《洪范明义》　4卷　明　黄道周

沿《皇极经世》之余波，多牵合穿凿。

43．《日讲书经解义》　13卷　康熙

大学士库勒讷等奉诏以讲筵旧稿编次而成。

《尚书》一经，汉以来所聚讼者，莫过《洪范》之五行；宋以来所聚讼者，莫过《禹贡》之山川；明以来所聚讼者，莫过今文、古文之真伪。

44．《钦定书经传说汇纂》　24卷　康熙

宋以来《易》《诗》《春秋》皆有门户，惟《书》《礼》无大异同。蔡《传》独盛。此书仍以蔡《传》居首，众说列后。

45．《书经稗疏》　4卷　王夫之

醇疵互见。

46．《古文尚书疏证》　8卷　阎若璩

古文《尚书》较今文多十六篇，其说绝无师承，实已佚。东晋初乃有25篇之出，自吴棫始疑之，朱熹、吴澄、梅鷟相继抉摘，其伪益彰。至若璩乃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所列128条，考证精严，反复厘析，古文之伪乃大明。

47．《古文尚书冤词》　8卷　毛奇龄

毛之要旨：①据《隋志》：“晋世秘府存有古文《尚书》经文，今无有传者。及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至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始得安国之《传》奏之。”奇龄以为梅赜所上者乃孔《传》而非古文《尚书》。其古文《尚书》，本传习人间而贾、马诸儒未之见。②二十五篇与马融、郑玄所传篇名不同，毛以为马、郑未见古文。③杜预、韦昭所引《逸书》见于伪古文，而毛以为所谓《逸书》非佚，乃不立学官之谓也。毛说实强词夺理。

48．《尚书广听录》　5卷　毛奇龄

为辨证三代事实而作。坚护孔《传》。

49．《尚书埤传》　17卷　朱鹤龄

以孔《传》为真。

50．《禹贡长笺》　12卷　朱鹤龄

不如胡渭书之精博。

51．《禹贡锥指》　20卷　《图》　1卷　胡渭

宋以来注《禹贡》者数十家，精核典赡，此为冠矣。

52．《洪范正论》　5卷　胡渭

谓汉儒推衍五行，穿凿附会，其病一。宋儒创黑白之点、方圆之体、九十之位，变书为图，纷纭更定，其病二。王柏、胡一中任意改经，其病三。

53．《尚书解义》　1卷　李光地

不以训诂见长，辞旨简约而多有精义，信伪古文。

54．《尚书后案》　清　王鸣盛

阎若璩既证古文《尚书》为伪本，铁案如山，王鸣盛踵其后，欲恢复此书之真面目，乃遍搜群书，钩沉索隐，寻觅郑康城之旧注，以改正经文。

55．《今文尚书考正》　清　皮锡瑞

皮锡瑞为今文学家，以伏生所授今文《尚书》传承确切，源源本本，足以取信后人，因以伏生《尚书大传》为主，取各家之说作参证，编成此书。

56．《书义矜式》　6卷　元　王充纭

经义程式。

57．《书古文训》　16卷　宋　薛季宣

所载经文均以古文奇字书之。唐时有人伪造古字，宋人崇尚之，薛书盖即此类也。

58．《书疑》　9卷　宋　王柏

柏之学，名出朱子，实则师心，与朱子之谨严绝异。《尚书》一经，疑古文者自吴棫、朱子始，并今文而疑之者自赵汝谈始，改定《洪范》自龚鼎臣始，改定《武成》自刘敞始，其并全经而移易补缀者自柏始。案刘向校经，始言书有脱简错简，而柏即据此言，随意臆改经文。

59．《古洪范》　1卷　宋　贺成大

据朱子《大学》分经传之例，分《洪范》全文为经为传，谓之《洪范》古本，纯出臆断。《大典》本。

《诗经》

1．《诗序》　2卷

《诗序》作者问题聚讼最多：①郑玄（《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②王肃（子夏所序《诗》即今《毛诗序》）；③《后汉书·儒林传》（卫宏作）；④《隋书·经籍志》（子夏创，毛公、卫宏润益）；⑤韩愈（子夏不序《诗》）；⑥成伯玙（子夏惟裁初句，以下出于毛公）；⑦王安石（诗人自作）；⑧程颢（《小序》为国史旧文，《大序》为孔子作）；⑨王得臣（首句即为孔子所题）；⑩曹粹中（毛公门人作）；⑪郑樵、王质、朱熹（村野妄人作）。

2．《毛诗正义》　40卷　汉　毛亨传　郑玄笺　唐　孔颖达疏

《隋志》作毛苌传。惟郑玄《诗谱》、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皆云毛亨传。郑《笺》宗毛，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郑《笺》既行而齐、鲁、韩三家之说废。王肃又驳难郑《笺》。孔颖达作《正义》，宗郑《笺》。孔书以刘炫、刘焯之书为稿本，故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终唐之世无异说。宋郑樵始发难端，南宋诸儒继之掊击毛、郑。明胡广作《大全》，专用朱《传》，汉学遂亡。清初而毛、郑之说复盛。

3．《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　2卷　吴　陆玑

陆玑非陆机，《经典释文》明言其履历，此书从《诗正义》辑出。

4．《毛诗陆疏广要》　2卷　吴　陆玑

明毛晋注。

5．《毛诗指说》　1卷　唐　成伯玙

共4篇：①兴述，②解说，③传授，④文体。定《诗序》首句为子夏所传，其下为毛苌所续。

6．《毛诗本义》　16卷　宋　欧阳修

宋议毛、郑自欧阳修始。

7．《诗集传》　20卷　宋　苏辙

以《小序》反复繁重，类非一人之词，疑为毛公之学，卫宏之所集录。因惟存其发端一言，而以下余文悉从删汰。按古人说《诗》，率以一语括其旨。韩《诗》、鲁《诗》均然，辙取《小序》首句为毛公之学，不为无见。《后汉书·儒林传》及成伯玙之见与苏辙相似。

8．《毛诗名物解》　20卷　宋　蔡卞

宋王安石之《字说》，有所发明。

9．《毛诗集解》　42卷　佚名

集宋李樗、黄櫄而附以李泳所订吕祖谦《释音》。

10．《诗补传》　30卷　旧题　逸斋

盖为范处义所作，尊《诗序》。

11．《诗总闻》　20卷　宋　王质

南宋初废《诗序》者三家：郑樵、朱熹及王质。郑、朱之说最著，亦最与当代相辨难。质说毅然自用，别出新裁，坚锐之气，乃视二家为加倍。自称覃精研思几三十年，始成是书。

12．《诗集传》　8卷　宋　朱熹

朱熹注《诗》凡两易稿，初宗《小序》，后乃改从郑樵之说。此后说《诗》者分宗《序》、攻《序》两家。

13．《慈湖诗传》　20卷　宋　杨简

本孔子无邪之旨，反复发明。以《小序》出自卫宏，并诋《左传》、《尔雅》、陆德明、郑康成、子夏，然折衷同异能自成一家之言。

14．《吕氏家塾读诗记》　32卷　宋　吕祖谦

吕氏初与朱熹论《诗》最合，故此书有采朱熹之语，惟朱后从郑樵说，反与吕相左。陈振孙称此书博采诸家，存其名氏。先列训诂，后陈文义，翦裁贯穿，如出一手。有所发明，则别出之。《诗》学之详正，未有逾于此书者。魏了翁则称其能发明诗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之旨。

15．《续吕氏家塾读诗记》　3卷　宋　戴溪

实戴自述己意，非尽墨守吕氏之学，大旨不甚主《小序》。《大典》本。

16．《絜斋毛诗经筵讲义》　4卷　宋　袁燮

议论和平，颇得风人本旨。于振兴恢复之事，尤再三致意。《大典》本。

17．《毛诗讲义》　12卷　宋　林岊

笃信毛、郑。《大典》本。

18．《诗童子问》　10卷　宋　辅广

辅广为朱熹门人。是书羽翼《诗集传》，以述平日闻于朱子之说，多掊击《诗序》。

19．《毛诗集解》　25卷　宋　段昌武

仿吕氏《读诗记》，而词义较为浅显。

20．《诗缉》　36卷　宋　严粲

以吕氏《读诗记》为主，而杂采诸说发明之。音训、名物考证尤为精核。与吕书并称善本。

21．《诗传遗说》　6卷　宋　朱鉴

取朱子《文集》《语录》论《诗》之语汇编而成。

22．《诗考》　1卷　宋　王应麟

集齐、鲁、韩三家佚文。

23．《诗地理考》　6卷　宋　王应麟

考证《诗》中的地名。

24．《诗集传名物钞》　8卷　元　许谦

谦虽师王柏，而醇正远过其师，是书所考名物、音训颇有根据。

25．《诗传通释》　20卷　元　刘瑾

是书为发明朱熹《诗集传》，与辅广之书相同。后为胡广《诗经大全》之蓝本。陈启源作《毛诗稽古编》，多所驳诘。

26．《诗传旁通》　15卷　元　梁益

此书为朱《集传》所引故实，一一引据出处，辨析原委。

27．《诗经疏义》　20卷　元　朱公迁

墨守朱子，不逾尺寸。

28．《诗疑问》　7卷　附《诗辨说》　1卷　元　朱倬

29．《诗缵绪》　18卷　元　刘玉汝

发明朱《集传》。《大典》本。

30．《诗演义》　15卷　元　梁寅

推演朱《集传》之义，浅显易见，切近不支，为幼学而作。

31．《诗解颐》　4卷　明　朱善

推衍朱《集传》，借《诗》立训，不甚训诂字句。

32．《诗经大全》　20卷　明　胡广等奉敕撰

北宋以前，说《诗》者无异学。欧阳修、苏辙以后，别解渐生。郑樵、周孚以后，争端大起。绍兴、绍熙之间，左右佩剑，相笑不休。迄宋末年，乃古义黜而新学立。故有元一代之说《诗》者，无非朱《传》之笺疏。至延祐行科举法，遂定为功令。而明制因之。广等是书，亦主于羽翼朱《传》，乃剽窃刘瑾之书而稍损益之。

33．《诗说解颐》　40卷　明　季本

多出新意，不肯剽袭前人，而征引该洽，亦颇足以自申其说。

34．《读诗私记》　2卷　明　李先芳

大多从毛、郑，毛、郑难通，则从吕氏《读诗记》、严氏《诗缉》，折衷汉宋。

35．《诗故》　10卷　明　朱谋玮

以汉学为主，与朱氏《集传》多所异同。

36．《六家诗名物疏》　54卷　明　冯应京

因宋蔡卞《诗名物疏》而广之。所谓六家指齐、鲁、毛、韩、郑《笺》、朱《传》。

37．《诗经疑问》　12卷　明　姚舜牧

兼用毛《传》、朱《传》、严《缉》，时亦自出新论。舜牧于诸经皆有疑问，惟此编差善。

38．《诗经世本古义》　28卷　明　何楷

依时代编次，始于夏少康，终于周敬王，牵强附会，然名物训诂，考证详明。

39．《待轩诗记》　8卷　明　张次仲

40．《读诗略记》　6卷　明　朱朝瑛

以《小序》首句为主。

41．《钦定诗经传说汇纂》　20卷　《序》　2卷　康熙

《诗序》自古无异说，合《序》言《诗》，始于欧阳修、郑樵、朱熹、辅广以下，递相羽翼。永乐修《大全》，取刘瑾之书，朱说独尊，然数百年来，诸儒尚窃相辨诘。是书以《集传》为纲，而亦不废古义。

42．《钦定诗义折中》　20卷　乾隆

分章多准康成，征事率从《小序》。

43．《田间诗学》　12卷　钱澄之

以《小序》首句为主，自《注疏》《集传》以外采录20家之说。

44．《诗经稗疏》　4卷　王夫之

辨正名物训诂，以补传笺诸说之遗。

45．《诗经通义》　12卷　朱鹤龄

专主《小序》，力驳朱熹废《序》之非，称《序》乃一《诗》之纲领，废《序》则不能通《诗》。

46．《毛诗稽古编》　30卷　陈启源

训诂准《尔雅》，篇义准《小序》，诠释准毛《传》而佐以郑《笺》，名物准陆玑。所辨正者朱子《集传》为多，欧阳修《诗本义》、吕祖谦《读诗记》次之，严粲又次之。所掊击者刘瑾为甚，辅广次之。坚持汉学，不容一语出入，引据赅博，疏证详明，但其中释西方美人谓是佛教，为不伦矣。

47．《诗所》　8卷　李光地

主推求诗意，涵泳文句，得其美刺之旨，然臆测多，考证少，在光地经说中较为次乘。

48．《诗毛氏疏传》　清　陈奂

从古籍中博采广求，证《诗经》毛序为出自孔子之门，极力尊毛而又收集清儒考《诗》之作，成传世之新疏。

49．《诗识名解》　15卷　姚炳

迂固，如凤凰世所未见，而连篇累牍辨其形状之同异。

50．《诗传名物辑览》　12卷　陈大章

征引繁富而考证不足，体近类书。

51．《诗说》　3卷　惠周惕

于毛《传》、郑《笺》、朱《传》，无所专主。

52．《诗经劄记》　1卷　杨名时

以光地为宗，斟酌于《小序》、朱《传》之中。

53．《读诗质疑》　31卷　《附录》　15卷　严虞惇

从《小序》者十之七八，从《集传》者十之二三，以推求《诗》意为主，略于名物训诂。

54．《毛诗类释》　21卷　《续编》　3卷　顾栋高

采录旧说，颇为谨严。

55．《诗疑辨证》　6卷　黄中松

主于考订名物，折中诸说之是非。

56．《三家诗拾遗》　10卷　范家相

因王应麟之书重编，较王书详赡。

57．《诗渖》　20卷　范家相

家相学出于毛奇龄。毛盛气诘驳，而家相持论和平。是书为释《诗》者，斟酌于《小序》、朱《传》之间，而断以己意。

58．《诗序补义》　24卷　姜炳璋以《诗序》首句为国史所传。

59．《虞东学诗》　12卷　顾镇调停《小序》与《集传》。

60．《韩诗外传》　10卷　汉　韩婴

杂引古事古语，证以诗词与经义不相比附，故曰《外传》。所采多与周秦诸子相出入。

《周礼》

1．《周礼注疏》　42卷　汉　郑玄注　唐　贾公彦疏

于五经中最晚出，汉武时河间献王上之，所言周制与《孟子》等不合，人疑其伪。《四库》以为是书出于周公，但官制典章代有兴革，故不尽同于古书，但此书后人增益者不少耳。郑玄精于三《礼》，所释特精，惟好引纬书，是其一短。贾疏亦博洽。故朱子称五经疏中《周礼疏》最好。

2．《周官新义》　16卷　附《考工记解》　2卷　宋　王安石

熙宁中置经义局撰《三经义》，皆本王安石《经说》，《书》《诗》皆亡，此书幸存于《大典》，为王安石手著。王行新法，附会经义以钳儒者之口。此书惟训诂多用《字说》，病其牵合。其余依经诠义。其说多为后儒所采，不可以人废言。《大典》本。

3．《周礼详解》　4卷　宋　王昭禹

其学宗王安石，亦有不尽同者，如反对青苗，宋人说《周礼》者多引其说。

4．《周礼复古编》　1卷　宋　俞庭椿

谓五官所属皆六十，不得有羡，其羡者皆取以补《冬官》。凿空臆断，其谬妄殆不足辨。……复古之说始于庭椿，邱葵、吴澄皆袭其谬，遂有《冬官》不亡之一派。

5．《礼经会元》　4卷　宋　叶时

叶时献策函侂胄之首以乞和。书共百篇，与郑伯谦《太平经国之书》体例略同。①时欲复封建、井田、肉刑，颇迂阔。②谓补以《考工记》为累《周礼》。③反对郑玄注。④谓《冬官》散见五官中（即俞庭椿之说）。

6．《太平经国之书》　11卷　宋　郑伯谦

共30目，推明建官之所以然。参证后代史事，以明古法之善。时武统于文，相权极重，郑尚欲重宰相之权。又南宋歌舞湖山，而郑深斥汉文之节俭，毋乃为谄贾似道以干进乎？但贯通经义，颇有发明。

7．《周官总义》　30卷　宋　易祓

研索经文，断以己意，与先儒颇有异同。祓虽人品卑污，而于经义，则颇有考据，不以韩侂胄、苏师旦故，掩其著书之功也。

8．《周礼订义》　80卷　宋　王与之

采旧说凡51家，唐以前仅杜子春、郑兴、郑众、郑玄、崔灵恩、贾公彦6家，余皆宋人，盖以当代诸儒为主。其学本于程颐、张载，以义理为本，典制为末。又主俞庭椿《冬官》未亡之说。45家之《周官》说，今佚十之八九，借此可以考见。

9．《鬳斋考工记解》　2卷　宋　林希逸

为注《考工》之最古本，明白浅显，初学易于寻求。

10．《周礼句解》　12卷　宋　朱申

逐句诠释，大略根据注疏，义取简约，虽循文诂义，无大发明，而较之窜乱古经横生新义者，犹不失谨严之意。

11．《周礼集说》　10卷　佚名

陈友仁因宋人旧本重辑，分条阐说，极为赅洽。所引旧说，俱能撷其精粹，而于王安石之说采摘尤多。

12．《周官集传》　16卷　元　毛应龙

于诸家训释，引据颇博，散佚之说，借存崖略。《大典》本。

13．《周礼传》　10卷　《图说》　2卷　《翼传》　2卷　明　王应电

谓《周礼》自宋以后，胡宏、季本各著书指摘其瑕衅，至数十万言，俞寿翁、吴澄则以为《冬官》不亡、杂见于五官中而更次之，近世何乔新、陈凤梧、舒芬亦各以己意更定。然此皆诸儒之《周礼》也。

论说颇醇正，虽略于考证，而义理多所发明。大抵三书，多参臆说不尽可从。以《周礼》《仪礼》，至明几为绝学，故取长弃短，略采数家，以姑备一朝之经术。

14．《周礼注疏删翼》　30卷　明　王志长

删郑《注》、贾《疏》繁文，又杂引诸家之说以发明其义。

《周礼》一书，得郑《注》而训诂明，得贾《疏》而名物制度考究大备，后有作者弗能越也。周、张、程、朱自度征实之学必不能出汉唐之上，故虽盛称《周礼》，而皆无笺注之专书。其传于今者，王安石、王昭禹始推寻于文句之间；王与之始脱略旧文，多辑新说；叶时、郑伯谦始别立标题，借经以抒议。其于经义，盖在离合之间。于是考证之学始变为论异之学，而郑、贾几乎从祧矣。

15．《周礼全经释原》　14卷　明　柯尚迁

取俞庭椿说。

16．《钦定周官义疏》　48卷　乾隆

17．《周礼述注》　24卷　李光坡

李光地之弟，取注疏之文，删繁举要，以溯训诂之源。又旁采诸家，参以己意，以阐著作之意。措词简要。

18．《周礼训纂》　21卷　李锺伦

李光地之子，得其父叔及梅文鼎、何焯、徐用锡、王之锐、陈万策指授，学有本源。惟于名物度数，往往考之弗详。

19．《周官集注》　12卷　方苞

谓《周官》非记礼之文。持论醇正。

后苞著《周官辨》10篇，指《周官》为刘歆窜改以媚王莽。

20．《礼说》　14卷　惠士奇

宗郑，征引博而皆有本原，辨论繁而悉有条理。

21．《周官禄田考》　3卷　沈彤

欧阳修谓《周礼》官多田少，禄且不给，沈彤作此辩驳。其说精密淹通，可谓特出之作。

22．《周礼疑义举要》　7卷　江永

融会郑《注》，参以新说，于经义多所阐发。其解《考工记》二卷，尤为精核。

23．《周礼正义》　清　孙诒让

《周礼》一书，聚讼纷纭，有说周公所作，有说为“六国阴谋之书”，孙氏信为周公作。博采先儒旧注，参互证译成此书。他生于晚清大变动之世，深信《周礼》一书中即有西人的各种学问。他说《周礼》一经政治之精详，即今西方各国所以致富强之道，故此书赞成变法改革。章太炎称誉此书为“古今言礼者莫之先也”。

《仪礼》

1．《仪礼注疏》　17卷　汉　郑玄注　唐　贾公彦疏

《仪礼》有三本，戴德、戴圣、刘向《别录》。郑注从刘向。经文有今古文，玄注参用二者。自玄后，王肃亦有注，已佚。贾公彦仅据齐黄庆、隋李孟悊二家之疏。《仪礼》文古义奥，传习者少，注释者亦代不数人。

2．《仪礼识误》　3卷　宋　张淳

根据宋代各种刊本，参以陆氏《释文》、贾氏《疏》，加以校定。因举所改字句，汇为此书。《大典》本。

3．《仪礼集释》　30卷　宋　李如圭

宋自熙宁中废罢《仪礼》，学者鲜治是经。如圭全录郑《注》而旁征博引以为之释，多发贾《疏》所未备。《大典》本。

4．《仪礼释宫》　1卷　宋　李如圭

考古人宫室之注。《大典》本。

5．《仪礼图》　17卷　《仪礼旁通图》　1卷　宋　杨复

共图250。依经绘图，用心勤挚。但此书对古人宫室未详考，故各图无所附丽，似满屋散钱，纷无条贯。

6．《仪礼要义》　50卷　宋　魏了翁

《仪礼》最难读，诸儒训诂亦稀。郑《注》古奥，猝不易通；贾《疏》繁复。了翁此书取而删剟之。《仪礼》训诂备于郑、贾，郑、贾精华备于此书。

7．《仪礼逸经传》　2卷　元　吴澄

掇拾逸经，以补《仪礼》之遗。凡经八篇，皆辑自大小戴《礼记》及郑玄《三礼注》。

8．《仪礼集说》　17卷　元　敖继公

不满郑《注》，加以删补，对后世影响较大。

9．《经礼补逸》　9卷　元　汪克宽

取古笈中涉礼者，以吉、凶、军、宾、嘉五礼统之。克宽究心道学，于礼家度数非所深求，于著书体例亦不甚讲。

10．《钦定仪礼义疏》　48卷　乾隆

大旨以敖继公所说为主。

11．《仪礼郑注句读》　17卷　附《监本正误石经正误》　2卷张尔岐

取郑《注》为之句读，并参校石刻及诸书，考证甚详。顾炎武称“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

12．《仪礼商》　2卷　《附录》　1卷　万斯大

取《仪礼》17篇，篇为之说，颇有新义，而亦勇于信心。

13．《仪礼述注》　17卷　李光坡

取郑《注》、贾《疏》，总撮大义，而节取其辞。亦间取诸家异同之说，附于后。

三《礼》之学，至宋而微，至明殆绝。《仪礼》尤世所罕习。盖《周礼》犹可谈王谈霸，《礼记》犹可言诚言敬，《仪礼》则全为度数节文，非空辞所可敷演，故讲学家避而不道。

14．《仪礼析疑》　17卷　方苞

苞于三《礼》之学，晚年自谓治《仪礼》十一次，用力良勤，然亦颇勇于自信。用功既深，发明处亦复不少。

15．《仪礼章句》　17卷　吴廷华

以张尔岐句读过于墨守郑《注》，章分句释，笺疏明简。

16．《补飨礼》　1卷　诸锦

取旧笈中关于飨礼者，以补17篇之缺。

17．《礼经本义》　17卷　蔡德晋

18．《宫室考》　13卷　任启运

于李如圭《释宫》之外别为类次，考据详核。

19．《肆献祼馈食礼》　3卷　任启运

20．《仪礼释宫增注》　1卷　江永

取《释宫》为之详注，多所发明。

21．《仪礼小疏》　1卷　沈彤

彤三《礼》之学，亚于惠士奇而醇于万斯大。此书则亚于《周官禄田考》，而密于《尚书小疏》。

22．《仪礼集编》　40卷　盛世佐

辑古今说《仪礼》者197家，而断以己意。持论谨严，辨证尤详。

23．《内外服制通释》　7卷　宋　车垓

仿朱熹《家礼》。

24．《读礼通考》　120卷　徐乾学

言丧礼极详，分八类，后秦蕙田即因其义例而修《五礼通考》。

《礼记》

1．《礼记正义》　63卷　汉　郑玄注　唐　孔颖达疏

汉初，河间献王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132篇献之。刘向校经籍，增至214篇。戴德删为85篇，谓之《大戴记》。戴圣删大戴书为49篇（一说删为46篇，后马融又增3篇）。传小戴之学者，有桥仁、杨荣、刘佑、高诱、郑玄、卢植。元代科举，《礼记》用郑玄《注》。《永乐大全》改用陈澔《集说》，礼学遂荒。

孔颖达疏系根据皇侃、熊安生两家。

2．《月令解》　12卷　宋　张虙

《月令》，马融、贾逵、蔡邕、王肃、孔晁、张华皆以为周公作，郑玄、高诱以为吕不韦作。张虙书辞义晓畅。

3．《礼记集说》　160卷　宋　卫湜

用力三十余年，采摭群言，最为赅博，去取亦最为精审。所取144家，除注疏外，原书无一存者，可云礼家之渊海。

4．《礼记纂言》　36卷　元　吴澄

以《戴记》经文庞杂，重加编次，只取36篇，虞集甚推重此书。《四库》讥其僣圣，然“排比贯串，颇有伦次，所解亦时有发明，较诸王柏删《诗》，尚为有间”。

5．《云庄礼记集说》　10卷　元　陈澔

《礼记》郑注简奥，孔《疏》典赡，卫《说》繁富，均不似陈澔此书浅显简便。故明初立为官学。澔所短者在不知礼制当有证据，礼意当有发明，而笺释文句，一如注《孝经》《论语》之法，故用为训蒙则有余，求以经术则不足。朱彝尊讥为兔园册子。

6．《礼记大全》　30卷　明　胡广

以陈澔为主，采掇诸说42家，或谓亦窃自元人成书。

7．《月令明义》　4卷　明　黄道周

改经。

8．《表记集传》　2卷　明　黄道周

牵强附合，随心标目，但议论正大。

9．《坊记集传》　2卷　附《春秋问业》　1卷　明　黄道周

以《坊记》为经，举《春秋》事迹以证，臆断与上书同，但意存鉴戒。

10．《缁衣集传》　4卷　明　黄道周

是书为劝戒崇祯识别君子小人，不必尽以章句训诂绳也。

11．《儒行集传》　2卷　明　黄道周

道周于《易经》用力最深，《礼记解》五篇则借以纳谏，意原不主于解经，一年之中成书五种，亦成之太速，故考证不免有疏。

12．《日讲礼记解义》　64卷　康熙

《礼记》一书，朱子以为《仪礼》之传，然特《冠义》等六篇及《丧服》诸篇与《仪礼》相发明耳，至于他篇，则多整躬范俗之道，别嫌明微之防，不尽与《仪礼》相比附。盖《仪礼》皆古经，《礼记》则多志其变；《仪礼》皆大纲，《礼记》多谨于细；《仪礼》皆度数，《礼记》则多明其义。

13．《钦定礼记义疏》　82卷　乾隆

14．《深衣考》　1卷　黄宗羲

排斥前人，务生新义。宗羲经学淹贯，著述多有可传，而此书则变乱旧诂，多所乖谬。

15．《陈氏礼记集说补正》　38卷　纳兰性德

补陈澔之遗，正陈澔之失，皆先列经文，次列澔说，而援引考证以正其失，大抵训诂名物十之三四，义理是非十之六七，而爱博嗜奇，亦往往泛采异说。凡所指摘，切中者十之八九。

16．《礼记述注》　28卷　李光坡

亦反对陈澔者。

17．《礼记析疑》　46卷　方苞

删改经文。

18．《檀弓疑问》　1卷　邵泰衢

疑《檀弓》多附会，摘而论辨之。

19．《礼记训义择言》　8卷　江永

自《檀弓》至《杂记》，于注家异同之说，择其一是，为之折衷，与陈澔注颇有出入，然持论多为精核。

20．《深衣考误》　1卷　江永

考证精核。

21．《大戴礼记》　13卷　汉　戴德

今存39篇，《夏小正》为最古。

22．《夏小正戴氏传》　4卷　宋　傅崧卿

《夏小正》为古书，戴德作传，旧本经传混淆，崧卿分之，并作注，后朱熹、金履祥均沿其绪。

23．《三礼图集注》　20卷　宋　聂崇义

崇义得三《礼》旧图六本，重加考订。六本为郑玄、阮谌、夏侯伏朗、张镒、梁正、开皇时所作。沈括、欧阳修、赵彦卫、林光朝均讥《三礼图》，然此书颇承旧式。

24．《三礼图》　4卷　明　刘绩

是书本陆佃、陈祥道、林希逸，而取诸《宣和博古图》者为尤多，与旧图大异。

25．《学礼质疑》　2卷　万斯大

考辨古礼，颇多新说。

26．《读礼志疑》　6卷　陆陇其

取郑、孔诸家注疏，折衷于朱子，务得其中。陇其墨守程朱，论三《礼》固不及古之专门家，然随文纠正，考核折中，用意非俗儒所及。

27．《郊社禘祫问》　1卷　毛奇龄

性喜攻驳，反覆辨诘，未免繁杂。

28．《参读礼志疑》　2卷　汪绂

取陆陇其《读礼志疑》，以己意附参，主王肃而黜郑玄，颇与旧注相左。

23至28为三《礼》总义。

29．《礼书》　150卷　宋　陈祥道

祥道为王安石之徒，务异先儒，排斥旧说。此书攻驳郑玄甚力，然贯通经传，论辨精博，故晁公武、李廌皆元祐党人，而亦推举此书。

30．《仪礼经传通解》　37卷　《续》　29卷　宋　朱熹

以《仪礼》为经，取《礼记》及古笈中有关礼者，附于本经之下，具列诸儒注疏之说，分为家礼、乡礼、学礼、邦国礼、王朝礼，但未定稿。朱子因王安石废《仪礼》存《礼记》，故撰是书，后黄榦续《丧礼》15卷，张虙又续《祭礼》14卷，古礼梗概略备于是。

31．《礼书纲目》　85卷　江永

仿《仪礼经传通解》之例，补正较多。

32．《五礼通考》　262卷　秦蕙田

因徐乾学《读礼通考》之例，网罗众说，扩成吉、凶、军、宾、嘉五门七十五类，原原本本具有经纬。较陈祥道等有过之无不及。

29至32为通礼。

33．《书仪》　10卷　宋　司马光

书仪者，私家仪注也，其中《表奏公文私书家书式》一卷、《冠仪》一卷、《婚仪》一卷、《丧仪》六卷，朱熹推重之。

34．《家礼》　5卷　《附录》　1卷　旧题　朱熹

王懋竑《白田杂著》有《家礼考》，谓《家礼》决非朱子之书。按《仪礼经传通解》中本有《家礼》9卷。朱子于《三家礼范跋》中有志续司马光之书而实未作。朱死后，遂以二事牵混。又有依仿成此书者，朱子葬日有携来此书，谓是往年僧寺所亡佚者，而朱子儿辈门徒均信之。

35．《泰泉乡礼》　7卷　明　黄佐

恪守程朱，此书多切实际。

36．《朱子礼纂》　5卷　李光地

辑朱子《文集》《语录》中说礼之语，但有遗漏。

《春秋》

1．《春秋左传正义》　60卷　左丘明传　杜预注　孔颖达疏

唐赵匡始疑左丘明其人，王安石、朱熹、叶梦得亦疑之。杜《注》多强经以就传，孔《疏》亦多左杜而右刘（刘炫）。

2．《春秋公羊传注疏》　28卷　汉　公羊寿传　何休解诂　唐　徐彦疏

作传者实不尽出于公羊高，而为传公羊学者所作。

3．《春秋穀梁传注疏》　20卷　晋　范宁集解　唐　杨士勋疏

恐为梁弟子所作。

4．《箴膏肓》　1卷　《起废疾》　1卷　《发墨守》　1卷　汉　郑玄

为郑玄与何休辩论，不知何人所辑。

5．《春秋释例》　15卷　晋　杜预

《春秋》以《左传》为根本，《左传》以杜解为门径，《集解》又以是书为羽翼。

6．《春秋集传纂例》　10卷　唐　陆淳

释其师啖助及赵匡之说。其论多异先儒。如论《左传》非左丘明所作，公羊名高，梁名赤，未必是实。《左传》释经殊少。开宋人舍传求经之先路。

7．《春秋微旨》　3卷　唐　陆淳

先列三《传》异同，参以啖、赵之说而断其是非。

8．《春秋集传辨疑》　10卷　唐　陆淳

述啖、赵两家攻驳三《传》之言也。……《左氏》事实有本而论断多疏，《公》《榖》每多曲说，而《公羊》尤甚。汉以来各守专门，自是书与《微旨》出，抵隙蹈瑕，往往中其窾会。

9．《春秋名号归一图》　2卷　蜀　冯继先

10．《春秋年表》　1卷　佚名

11．《春秋尊王发微》　12卷　宋　孙复

上祖陆淳，而下开胡安国，谓《春秋》有贬无褒……使孔庭笔削变为罗织之经。

12．《春秋皇纲论》　5卷　宋　王皙

考辨三《传》及啖助、赵匡之得失，谓《春秋》若有贬无褒，则尊贤旌善之旨缺（反对孙复），又说《左传》出一人撰，《公》《榖》出众儒讲。

13．《春秋通义》　1卷　佚名

14．《春秋权衡》　17卷　宋　刘敞

依经立意，不似孙复之意为断制。

15．《春秋传》　15卷　宋　刘敞

节录三《传》事迹，断以己意。褒贬义例多取诸《公》《榖》，然往往窜改传文，宋代改经之习，敞导其先。宋代出新意解《春秋》者，自孙复、刘敞始，复沿啖、赵之余，几于尽废三《传》。敞则不尽从传，亦不尽废传。

16．《春秋意林》　2卷　宋　刘敞

未完成作品，文体晦涩。

17．《春秋传说例》　1卷　宋　刘敞

本有49条，从《永乐大典》辑出25条。敞说《春秋》，颇出新意，而文体则多摹《公》《榖》，诸书皆然，是编尤为简古，大致精核，多得经意。

18．《春秋经解》　13卷　宋　孙觉

其说以梁为本，及采左氏、公羊历代诸儒所长，间以其师胡瑗之说断之。

19．《春秋集解》　12卷　宋　苏辙

其说以左氏为主，取公、榖、啖、赵诸家以足之。陈宏绪谓其过诋公、榖。

20．《春秋辨疑》　4卷　宋　萧楚

楚为胡铨之师，忿蔡京当国，誓不复仕。书之大旨，主于以统制归天王，而深戒威福之移于下。虽多为权奸柄国而发，而持论正大，实有合孔子笔削之义，与胡安国之牵合时事动乖经义者有殊，与孙复之名为尊王而务为深文巧诋者用心亦别。《大典》本。

21．《春秋经解》　12卷　宋　崔子方

大略皆从左氏，亦间有从公、榖者。《大典》本。

22．《春秋本例》　20卷　宋　崔子方

公、专以日月为例，穿凿破碎，啖、赵一扫诸例而空之，崔子方又以日月为例。

23．《春秋例要》　1卷　宋　崔子方

24．《春秋五礼例宗》　7卷　宋　张大亨

礼与《春秋》本相表里。是编取《春秋》事迹，分吉、凶、军、宾、嘉五礼，依类别记，各为总论，义例赅贯。陈振孙称为考究详洽。

25．《春秋通训》　5卷　宋　张大亨

大亨之学出于苏轼，议论宗旨亦近之。

26．《春秋传》　20卷　宋　叶梦得

27．《春秋考》　16卷　宋　叶梦得

28．《春秋谳》　22卷　宋　叶梦得

叶梦得反对孙复舍传求经，也反对苏辙主左氏而废公、榖。《大典》本。

《南窗记事》称：解释音义曰传，订正事实曰考，掊击三《传》曰谳。

《提要》称《春秋谳》信经不信传，犹沿啖助、孙复之余波。于公、榖多所驳诘，谓左氏战国时人。又称《春秋考》大旨在申明所以攻排三《传》者，实本周之法度制作以为断，故所言皆论次周典，以求合于《春秋》之法。

29．《春秋集解》　30卷　宋　吕本中

后人误为吕祖谦作。书自三《传》而下，集诸儒之说，而采择颇精，全无自己议论。

30．《春秋传》　30卷　宋　胡安国

其书作于南渡之后，故感激时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不必一一悉合于经旨。朱子曰：胡氏《春秋传》有牵强处，然议论纵横，醒人耳目精神。明代胡《传》独盛。

31．《春秋集注》　40卷　宋　高闶

以程子未成《春秋传》为本，杂采唐宋诸家，镕以己意。《大典》本。

32．《春秋后传》　12卷　宋　陈傅良

傅良于臆说蜂起之日，独能根据旧文，研求圣人之微旨。赵汸甚推重之。

33．《春秋左氏传说》　20卷　宋　吕祖谦

持论与《博议》略同，而推阐更为详尽。朱子称其极为详博。然遣辞命意，颇伤于巧。所谓巧者，指其笔锋颖利，凡所指摘，皆刻露不留余地。

34．《春秋左氏传续说》　12卷　宋　吕祖谦

体例主于随文解义，故议论稍不如前说之阔大。然于传文所载，阐发其蕴，并抉摘其疵。如所谓左氏有三病，不明君臣大义，一也；好以人事附会灾祥，二也；记管、晏事则尽精神，说圣人事便无气象，三也。不倡废传高论，视孙复诸人，其学为有据多矣。

35．《详东莱左氏博议》　25卷　宋　吕祖谦

凡180篇，其门人张成招注。

36．《春秋比事》　20卷　旧题　宋　沈棐

前以诸国类次，后以朝聘、征伐、会盟事迹相近者，各比例而为之说，持论颇为平允。

沈棐不知为何许人。

37．《春秋左传要义》　31卷　宋　魏了翁

是书节录注疏之文，每条之前各为标题，而系以先后次第。

38．《春秋分纪》　90卷　宋　程公说

与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体例多相同。盖刻意学左者。

39．《春秋讲义》　4卷　宋　戴溪

当韩侂胄北伐败衄，和议再成，故于内修外攘、交邻经武之道，尤惓惓焉。《大典》本。

40．《春秋集义》　50卷　《纲领》　3卷　宋　李明复

41．《春秋集注》　11卷　《纲领》　3卷　宋　张洽

明洪武中，以此书与孔安国《传》同立学官。永乐间此书废而胡《传》独行。

42．《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　3卷　宋　李琪

以诸国为纲，而以《春秋》所载事迹类编为目。所论多有为而发，如讥徽宗通金灭辽，讥高宗和议，隐示抑金尊宋等。

43．《春秋通说》　13卷　宋　黄仲炎

大旨谓直书事迹，义理自明。于古来经师相传之义例，一切辟之。与朱子意见相似。

44．《春秋说》　30卷　宋　洪咨夔

议论明鬯，而考据事势，推勘情伪，尤多前人所未发。

45．《春秋经筌》　16卷　宋　赵鹏飞

主于据经解经。自序曰：学者当以无传明《春秋》，不可以有传求《春秋》。亦孙复之流派也。

46．《春秋或问》　20卷　附《春秋五论》　1卷　宋　吕大圭

于三《传》之中多主左氏、梁而深排公羊。于何休《解诂》，斥之尤力。考三《传》之中，事迹莫备于左氏，义理莫精于梁，惟公羊杂出众师，时多偏驳。何休《解诂》牵合谶纬，穿凿尤多。大圭所论，于三家得失，实属不诬。

47．《春秋详说》　30卷　宋　家铉翁

其说以《春秋》主乎垂法，不主乎记事……其论平正通达，非孙复、胡安国诸人务为刻酷者所能及。

48．《读春秋编》　12卷　宋　陈深

以胡氏为宗，而兼采《左传》。

49．《春秋提纲》　10卷　旧题　陈则通

分征伐、朝聘、盟会、杂例四门。大抵参校其事之始终，而考究其成败得失之由。其言闳肆纵横，纯为史论之体，盖说经家之别成一格者也。

50．《春秋集传释义大成》　12卷　元　俞皋

以胡《传》与《左》《公》《榖》并列为四传，宗程子。

51．《春秋纂言》　12卷　《总例》　1卷　元　吴澄

分七例：天道、人纪、吉、凶、军、宾、嘉，与张大亨《春秋五礼例宗》相似，而较精密，亦又改窜经文处。

52．《春秋诸国统纪》　1卷　《目录》　1卷　元　齐履谦

以《春秋》之事分国纪载，排比经文，颇易寻览。

53．《春秋本义》　30卷　元　程端学

采176家，依经附说，类次群言，间亦缀以案语。主常事不书、有贬无褒之义。支离轇轕。

54．《春秋或问》　10卷　元　程端学

历举诸家，各加抨击。过疑三《传》，而于宋儒深刻琐碎之谈、附会牵合之论，转能一举而摧陷之。

55．《春秋三传辨疑》　20卷　元　程端学

以攻驳三《传》为主……大抵先存一必欲废传之心，而百计以求其瑕疵。求之不得，则以不可信一语概之。

不信三《传》之说创于啖、赵，其后析为三派。孙复《尊王发微》以下，弃传而不驳传者也；刘敞《春秋权衡》以下，驳三《传》之义例者也；叶梦得《春秋谳》以下，驳三《传》之典故者也。至于端学，乃兼三派而用之，且并以《左传》为伪撰。

56．《春秋谳义》　9卷　元　王元杰

辑程朱之说，特尊朱熹。

57．《春秋诸传会通》　24卷　元　李廉

以胡《传》为主，而博采诸家之说。

58．《春秋经传阙疑》　45卷　元　郑玉

平心静气，得圣人之意者为多。

59．《春秋集传》　15卷　元　赵汸

义例创自赵汸，其弟子倪尚谊续成。

60．《春秋师说》　3卷　元　赵汸

赵汸述其师黄泽之说，尊左氏、杜预。

61．《春秋属辞》　15卷　元　赵汸

谓《春秋》随事笔削，决无凡例。

62．《春秋左氏传补注》　10卷　元　赵汸

采陈傅良之说，以补杜注。

63．《春秋金锁匙》　1卷　元　赵汸

与沈坚书体例相似而较简。

64．《春秋胡传附录纂疏》　30卷　元　汪克宽

宗胡《传》，永乐《大全》即全据此书。

65．《春王正月考》　2卷　明　张以宁

66．《春秋钩元》　4卷　明　石光霁

张以宁弟子，体例与张大亨、吴澄之书相似。

67．《春秋大全》　70卷　明　胡广等奉敕撰

抄袭汪克宽书。

68．《春秋经传辨疑》　1卷　明　童品

主左氏。

69．《春秋正传》　37卷　明　湛若水

以《春秋》本鲁史之文，不可强立义例，以臆说汩之。惟当考之于事，求之于心。体例颇与刘敞《权衡》相近。

70．《左传附注》　5卷　明　陆粲

驳正杜预、孔颖达、陆德明，于训诂家颇有裨益。

71．《春秋胡氏传辨疑》　2卷　明　陆粲

主于信经不信例，“《春秋》无达例”，足破繁文曲说之弊。自永乐后，胡《传》立为功令，世儒莫敢异同，陆粲、袁仁始攻其失。

72．《春秋明志录》　12卷　明　熊过

自出新意，辨驳前人。于《公》、《榖》、胡《传》俱有所纠正，而攻《左传》者为尤甚。大抵务黜三《传》如程端学，乃至臆造事迹，其弊更甚于端学。然端学多缴绕拘牵，格格然不能自达，过则断制分明，纰缪者极其纰缪，平允者亦极其平允。

73．《春秋正旨》　1卷　明　高拱

论说经以左氏为长，胡氏为有激而作。明白正大。

74．《春秋辑传》　13卷　《宗旨》　1卷　《春秋凡例》　2卷　明　王樵

以朱子为宗。

75．《春秋亿》　6卷　明　徐学谟

以《春秋》所书皆据旧史，旧史所缺圣人不能增益。一扫公、无字非例之说与孙复、胡安国无事非讥之论。

76．《春秋事义全考》　16卷　明　姜宝

以胡《传》为本，而亦颇参以己意。宝独谓孔子于周王、鲁侯，事有非者直著其非而已。后人说经，用恶字、罪字、讥贬字，皆非圣人之意。

77．《春秋胡传考误》　1卷　明　袁仁

谓胡安国愤王氏之不立《春秋》，奉君命而作传，志在匡时，多借经以申其说，其意则忠，而于经未必尽合。

78．《左传属事》　20卷　明　傅逊

改《左传》为纪事本末体。

79．《左氏释》　2卷　明　冯时可

发明《左传》训诂。

80．《春秋质疑》　12卷　明　杨于庭

纠胡《传》。

81．《春秋孔义》　12卷　明　高攀龙

斟酌左、公、榖、胡四传之间，无所考证亦无所穿凿，持论稍拘而犹谨严。

82．《春秋辨义》　39卷　明　卓尔康

经文每条之下，皆杂取旧说，排比诠次，而断以己意。持论醇正。

83．《读春秋略记》　10卷　明　朱朝瑛

其学出自黄道周，颇不拘墟于俗见，而持论不必皆醇。是书辑录旧文，补以己意。所采上自啖、赵，下及季本、郝敬，大抵多自出新义，不肯傍三《传》以说经。朝瑛之所论断亦皆冥搜别解，不主故常。大致如叶梦得之三《传》谳而无其博，似程端学之三《传》辨疑而无其迂。

84．《春秋四传质》　2卷　明　王介之

85．《左传杜林合注》　50卷　明　王道焜　赵如源

合注林尧叟之《左传句解》。

86．《日讲春秋解义》　64卷　康熙

每条先列《左氏》之事迹而不取其浮夸，次明《公》《榖》之义例而不取其穿凿。

87．《钦定春秋传说汇纂》　38卷　康熙

驳正胡《传》。

88．《御纂春秋直解》　15卷　乾隆

89．《左传杜解补正》　3卷　顾炎武

补正杜预《集解》。

90．《春秋稗疏》　2卷　王夫之

考证地理者居十之九。

91．《春秋平义》　12卷　俞汝言

多引旧文，自立论者无几。自序谓传经之失不在于浅，而在于深。

92．《春秋四传纠正》　1卷　俞汝言

摘列三《传》及胡《传》之失，随事辨正，区为六类。

93．《读左日钞》　12卷　《补》　2卷　朱鹤龄

采诸家之说以补正杜《注》，于赵汸、陆粲、傅逊、邵宝、王樵五家所取为多。大抵集旧解者十之七，出己意者十之三。

94．《左传事纬》　12卷　《附录》　8卷　马骕

谓《左氏》义例在《公》《榖》之上。

95．《春秋毛氏传》　36卷　毛奇龄

分四例：礼、事、文、义。宗《左传》，力攻胡《传》。

96．《春秋简书刊误》　2卷　毛奇龄

刊正三《传》经文之误，以《左传》为主。

97．《春秋属辞比事记》　4卷　毛奇龄

分义例为二十二门，分门隶事，如沈棐、赵汸之体，条理明晰，考据精核。

98．《春秋地名考略》　14卷　高士奇实徐胜所作。

99．《春秋管窥》　12卷　徐庭垣

谓孔子当日为一鲁大夫，身为人臣，岂肯作私书以赏罚王侯君公？此犯上作乱之为，而谓圣人肯为之乎？

100．《三传折诸》　44卷　张尚瑗

朱鹤龄之弟子，然贪多务得，往往支离曼衍。

101．《春秋阙如编》　8卷　焦袁熹

历来说《春秋》多刻酷，是书酌情理之中，立褒贬之准，谨持大义，刊削烦苛。近代说《春秋》者，当以此书为最。

102．《春秋宗朱辨义》　12卷　张自超

本朱子据事直书之旨，不为隐深阻晦之说，惟就经文前后参观以求其义。焦袁熹以外，此书其亚矣。

103．《春秋通论》　4卷　方苞

辨经文孰为旧文，孰为笔削，分类排比，然多出臆断。

104．《春秋长历》　10卷　陈厚耀

105．《春秋世族谱》　1卷　陈厚耀

106．《半农春秋说》　15卷　惠士奇

以礼为纲，而纬以《春秋》之事，事实据《左氏》，论断采《公》《榖》，虽未免过信汉儒，然言必典据，论必持平。

107．《春秋大事表》　50卷　《舆图》　1卷　《附录》　1卷顾栋高

以《春秋》列国诸事，比而为表，旁行斜上，经纬成文，引据博洽，议论精确，体例与程公说相似而典核过之。

108．《春秋识小录》　9卷　程廷祚

考证《春秋》官职、地名、人名，颇精核。

109．《左传补注》　6卷　惠栋

援引旧训以补杜《注》，其长在博，其短亦在于嗜博；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

110．《春秋左氏传小疏》　1卷　沈彤

以赵汸、顾炎武所补杜《注》未尽，更为订正。

111．《春秋地理考实》　4卷　江永

考证《春秋》地名，皆确指今为何地，意主简明，极精核。

112．《三正考》　2卷　吴鼐

《春秋》以周历纪时，刘知几始有《春秋》用夏正之说，宋儒信之。元李濂、明张以宁驳正之。吴鼐取两家之说，益以其他人所论，引证详明，判数百年之公案。

113．《春秋究遗》　16卷　叶酉

宗其师方苞《通论》，于胡《传》之苛刻，《谷》《榖》之附会，芟除殆尽。于《左氏》亦多所纠正。

114．《春秋随笔》　2卷　顾奎光

115．《春秋繁露》　17卷　董仲舒

发挥《春秋》本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阴阳五行。《崇文总目》疑其伪，程大昌攻之尤力。通行本已缺，以《大典》本校补之。

案　《春秋》三《传》，互有短长。左氏之所谓“君子曰”往往不甚得经意，然其失也，不过肤浅而已。公、榖二家，钩棘月日以为例，辨别名字以为褒贬，乃或至穿凿而难通。左氏亲见国史，据事而言，不至大有出入。公、榖则前后经师，递相附益，推寻于字句之间，或凭心而断，各徇其意见之偏也。然则征实迹者其失小，骋虚论者其失大矣。

《孝经》

1．《古文孝经孔氏传》　1卷　附宋本《古文孝经》　1卷　旧题孔安国传　日本太宰纯音

按《孝经》一书，大概是孔子门徒所遗，和《礼记》相类，蔡邕、《吕览》都征引过，可见非伪书。但陈(、汪应辰皆疑其伪。且后有孔本、郑本之争。郑为今文，玄宗注用今文；孔为古文，朱熹用古文。其文句小异，义理不殊。

清初日本太宰纯得《孝经》刊行，传入中国。其传文证以《论衡》《经典释文》《唐会要》所引证，颇相合。但《四库》仍称其浅陋冗漫，不类汉儒释经之体，以为伪书。

2．《孝经正义》　3卷　唐　玄宗注　宋　邢昺疏

注文刻于石，谓之《石台孝经》，今尚在西安府学中。唐元行冲曾作疏，宋邢昺疏，即以元书为蓝本。《孝经》有今古文，今文称郑玄注，其说传自荀昶，而郑《志》不载其名。古文称孔安国注，其书出自刘炫，而《隋书》已言其伪。刘知几主古文，司马贞主今文，互有驳诘。玄宗注行，孔、郑二家并废。

3．《古文孝经指解》　1卷　佚名

集司马光、范祖禹之说合为一书，反对唐玄宗用今文作注，此为《孝经》今古文之争的开始。

黄震《日钞》称：“按《孝经》一尔，古文、今文特所传微有不同……非今文与古文各为一书也。”

4．《孝经刊误》　1卷　宋　朱熹

朱子怀疑《孝经》多后人所添加（实疑其伪）。取古文《孝经》，删旧文二百二十三字，南宋后作注多用此本。

5．《孝经大义》　1卷　元　董鼎

取朱熹《刊误》本加以诠释，全为口义之体，如《语录》。

6．《孝经定本》　1卷　元　吴澄

取今文《孝经》，删削旧文。澄称：观邢《疏》而知古文之伪，观朱子所论，知今文亦有可疑。

7．《孝经述注》　1卷　明　项霦

诠释古文《孝经》本。不为深奥之论。

8．《孝经集传》　4卷　明　黄道周

先立五大义，然后以《礼记》诸篇条贯丽之。推阐颇为详洽。

9．《御注孝经》　1卷　顺治

用石台本，不用孔安国本，息今古文门户之争也。不用朱子《刊误》本，杜改经之渐也。按帝王注《孝经》者有晋元帝、晋孝武帝、梁武帝、唐玄宗及顺治。

10．《御纂孝经集注》　1卷　雍正

11．《孝经问》　1卷　毛奇龄

驳朱子《孝经刊误》及吴澄《孝经定本》，凡十条。

汉儒说经以师传，师所不言则一字不敢更。宋儒说经以理断，理有可据则六经亦可改。然守师传者，其弊不过失之拘；凭理断者，其弊或至于横决而不可制。王柏诸人点窜《尚书》，删削二《南》，悍然欲出孔子上，其所由来者渐矣。

12．《孝经句解》　1卷　元　朱申

诠释朱本古文《孝经》，极浅陋，糅杂无绪。

13．《孝经正误》　1卷　《附录》　1卷　明　潘府

主张《孝经》皆孔子语，不应强分经传。因旧本而校正之，自谓幸复圣经之旧，然亦孰见圣经之旧本而证其能复否乎？

14．《孝经宗旨》　1卷　明　罗汝芳

专明良知之学。

15．《孝经疑问》　1卷　明　姚舜牧

以为《孝经》语意联贯不应分章，因合为一篇。又将不类孔子之语删去。舜牧何人，乃敢变乱古籍？

16．《孝经集讲》　1卷　原题　熊兆集

乡曲陋儒投献干进之书也。训释皆词旨鄙陋。

17．《孝经注义》　1卷　魏裔介

词旨浅近，训蒙之作也。

18．《孝经集解》　1卷　蒋永修

训蒙之作。

19．《读孝经》　4卷　应是

循文摘句，无所发明。

20．《孝经类解》　18卷　吴之

引经史子集以证经文。所引后代故实，牵合比附。

21．《孝经正文》　1卷　《内传》　1卷　《外传》　3卷　李之素

用朱子《刊误》本，《内传》引经史子集以相证，《外传》列大舜至明末孝子行实。

22．《孝经详说》　2卷　冉觐祖

取今文，大旨在辨定吕维祺《孝经本义》《大全》《或问》三书。

23．《孝经》　1卷　朱轼

用吴澄考定之本而略为推衍其义。

24．《孝经三本管窥》　1卷　吴隆元

主古文。

25．《孝经集解》　1卷　张星徽

改《孝经》为经一章、传十章，以合于朱子更定《大学》之本。

26．《孝经章句》　1卷　任启运

增一百一十二字，自序称得之山西佛寺中，疑为北齐熊安生所传之本。

27．《孝经通义》　1卷　华玉淳

谓《孝经》首尾通贯，不必分经传。字句删削从朱，简文错误从吴。

四书

1．《孟子正义》　14卷　汉　赵岐注　旧题　宋　孙爽疏

赵岐于党锢避难时在夹柱中作。汉儒注经，多明训诂名物，惟此注笺释文句，乃似后世之口义，与古学稍殊。然孔安国、马融、郑玄之注《论语》，今载于何晏《集解》者，体亦如是。盖《论语》《孟子》词旨显明，惟阐其义理而止，所谓言各有当也。

疏虽称孙奭作，而朱子《语录》则谓邵武士人假托，蔡季通识其人。其疏皆敷衍语气，如乡塾讲章。

2．《论语义疏》　10卷　魏　何晏注　梁　皇侃疏

实何晏与孙邕、郑冲、曹羲、荀)五人合作，共集《论语》诸家训诂之善者，名《论语集解》。

皇侃所作疏，南宋时已亡佚。而日本尚存此书，清初传返中国。

3．《论语正义》　20卷　魏　何晏注　宋　邢昺疏

其文与皇侃疏本异同不一，大抵互有短长。此书翦皇氏之支蔓，而稍传以义理。汉学、宋学兹其转关。是疏出而皇疏微，迨伊、洛之说出而是疏又微。

4．《论语笔解》　2卷　旧题　唐　韩愈、李翱同注

韩愈曾作《论语注》，已否成书其说不一。此书又名《笔解》，卷数亦不合。

5．《孟子音义》　2卷　宋　孙奭

陆德明《经典释文》于群经皆有音义，独缺《孟子》，奭因旧籍成此书。

6．《论语拾遗》　1卷　宋　苏辙

苏轼曾作《论语说》。辙取轼说之未安者重为此书，颇涉禅理。

7．《孟子解》　1卷　宋　苏辙

共24章，其少年作也，瑕瑜互见。

8．《论语全解》　10卷　宋　陈祥道

祥道为王安石门徒，精于三《礼》，诠释《论语》，亦于礼制最为明晰。但学宗安石，往往杂据《庄子》以作证佐，非解经之体。

9．《孟子传》　29卷　宋　张九成

九成学出于杨时，又喜与僧宗杲游，其作品杂于释氏。朱子《杂学辨》颇议其非。然当时冯休、李觏、司马光、晁说之、郑厚叔皆排诋《孟子》。故九成特发明于义利经权之辨，主于阐扬宏旨，不主于笺诂文句。曲折纵横，全如论体。

10．《尊孟辨》　3卷　《续辨》　2卷　《别录》　1卷　宋　余允文

反对司马光《疑孟》、李觏《常语》、郑厚叔《艺圃折衷》、王充《论衡·刺孟》、苏轼《论语说》。《大典》本。

11．《大学章句》　1卷　《论语集注》　10卷　《孟子集注》　7卷《中庸章句》　1卷　宋　朱熹

尊四书自二程、朱子始。朱熹于《大学》《中庸》均改定章句，于论《孟》则融会诸家之说。

朱熹平生精力，殚于四书。其剖析疑似，辨别毫厘，实远出《易本义》《诗集传》之上。

12．《四书或问》　39卷　宋　朱熹

《或问》为未定稿，故与《集注》有矛盾处。

13．《论孟精义》　34卷　宋　朱熹

集宋儒说论《孟》者12家。

14．《中庸辑略》　2卷　宋　石

集宋儒说《中庸》者，朱熹称其谨密详审。

以上三书皆与朱子四书《章句》《集注》辅翼。

15．《论语意原》　2卷　宋　郑汝谐

其学出于伊洛，然所说颇与朱子《集注》异。

16．《癸巳论语解》　10卷　宋　张栻

朱熹曾驳其118条，栻从朱子改正者仅23条。

17．《癸巳孟子说》　7卷　宋　张栻

于王霸之辨、义利之分，言之最明。

18．《石鼓论语问答》　3卷　宋　戴溪

诠释义理，持论醇正，而考据间有疏舛。

19．《蒙斋中庸讲义》　4卷　宋　袁甫

备列经文，逐节训解，盖平日录以授门弟子者。其学出于杨简、陆九渊。

20．《四书集编》　26卷　宋　真德秀

朱子作《章句》《集注》，其去取之意，散见《或问》《语类》《文集》中，而先后异同颠舛。是编博采朱子之说以相发明。

21．《孟子集疏》　14卷　宋　蔡模

蔡沈之子，为朱子《集注》作注疏，谨守一家之说，简汰不苟。

22．《论语集说》　10卷　宋　蔡节

大旨从朱《集注》。

23．《中庸指归》　1卷　《中庸分章》　1卷　《大学发微》　1卷《大学本旨》　1卷　宋　黎立武

《中庸》之学传自程子，后诸弟子各述师说，门径遂歧。游酢、杨时之说为朱子所取，而郭忠孝《中庸》说以中为性、以庸为道，亦云程子晚年定论。此书皆阐此旨。

24．《四书纂疏》　26卷　宋　赵顺孙

为朱熹《章句》《集注》作疏，所引十三家，皆朱子门徒或为朱学者，颇繁瀚。

25．《大学疏义》　1卷　宋　金履祥

履祥为王柏弟子，而谨严笃实，此书阐明朱《章句》。

26．《论语集注考证》　10卷　《孟子集注考证》　7卷　宋　金履祥

为朱《集注》作疏，于事迹典故，考订尤多。

27．《四书集义精要》　28卷　元　刘因

朱子为《集注》，与其《或问》《语录》《文集》中所说多有出入，后卢孝孙取《语录》《文集》所说，辑为《四书集义》100卷。此编则为30卷，佚2卷。

28．《四书辨疑》　15卷　佚名

考当为陈天祥所作。元初人。

29．《读四书丛说》　4卷　元　许谦

谓圣贤之心备于四书，四书之义备于朱子。

30．《四书通》　26卷　元　胡炳文

所取皆恪守朱学者。大抵合于经义与否非其所论，惟以合于注意与否，定其是非。

31．《四书通证》　6卷　元　张存中

胡炳文《四书通》详义理而略名物，存中因作是书。

32．《四书疑节》　12卷　元　袁俊翁

科举之学。

33．《四书经疑贯通》　8卷　元　王充耘

科举之学。

34．《四书纂笺》　28卷　元　詹道传

仿古经笺疏之体，取朱子四书《章句》《集注》《或问》，正其音读，考其名物度数，在张存中书之上。

35．《四书通旨》　6卷　元　朱公迁

取四书之文，分为98门。门目既多，微嫌其繁。

36．《四书管窥》　8卷　元　史伯璿

取朱子学者所作，加以辨明，与刘因之书相似。

37．《大学中庸集说启蒙》　2卷　元　景星

发挥颇简切。

38．《四书大全》　36卷　明　胡广等奉敕撰

自朱子作《章句》《集注》后，黄、真、祝、蔡、赵、吴、陈皆采朱子以注《章句》《集注》。倪士毅则采陈栎《四书发明》、胡炳文《四书通》合而为一，颇有删正，名曰《四书辑释》。胡广《大全》即采倪书而稍加点窜，遂为有明一代取士之制。

39．《四书蒙引》　15卷　《别附》　1卷　明　蔡清

虽为科举作，犹有宋人讲经之遗风。

40．《四书因问》　6卷　明　吕柟

《学》《庸》均从古本。柟文宗李梦阳，佶屈聱牙；而学问宗薛瑄，平正笃实。

41．《问辨录》　10卷　明　高拱

取朱子《章句》《集注》，逐条辨驳。

42．《论语类考》　20卷　明　陈士元

朱子之后，真德秀、蔡节主于发明义理，金履祥、张存中、詹道传始考究典故，三人皆笃信朱子，惟金偶有驳正，而张、詹于舛误处皆讳而不言，是书略同金氏之体。

43．《孟子杂记》　4卷　明　陈士元

叙孟子事迹及经解。

44．《学庸正说》　3卷　明　赵南星

体例近乎讲章，然词旨醇正，诠释详明。

45．《论语商》　2卷　明　周宗建

其人刚方正直，而其学则沿姚江之末派，颇近于禅。

46．《论语学案》　10卷　明　刘宗周

其学以慎独为宗。

47．《四书留书》　6卷　明　章世纯

世纯与艾南英、罗万藻、陈际泰号临川四家，以制义名。其书类刘敞《春秋意林》之体。

48．《日讲四书解义》　26卷　康熙

49．《四书近指》　20卷　孙奇逢

挈其要领，统论大旨。其学兼采朱陆，主于穷则励行，出则经世。

50．《孟子师说》　2卷　黄宗羲

述其师刘宗周语，多阐发良知之旨。

51．《大学翼真》　7卷　胡渭

前三卷述古代学校制度与《大学》经传撰人、古本、改本，后三卷为渭考定之本，大旨仍以朱子为主。

52．《四书讲义困勉录》　37卷　陆陇其

万历以后，异学争鸣，攻朱子者固人自为说，阐朱子者亦多阳儒阴释，是编荟粹群言，一一别择，羽翼朱子之功，较胡炳文有过之无不及。

53．《松阳讲义》　12卷　陆陇其

诸生讲论而作，陇其一生精力，粹于《章句》《集注》。时南有黄宗羲，北有孙奇逢，西有李颙，陇其皆不以为然。

54．《大学古本说》　1卷　《中庸章段》　1卷　《中庸余论》　1卷《读论语劄记》　2卷　《读孟子劄记》　2卷　李光地

不用朱熹本，《大学》用古本，《中庸》则自分为十二章，大旨主于寻求义理。

55．《论语稽求篇》　4卷　毛奇龄

朱子《章句》《集注》，原不以考证见长，奇龄学博而辨，遂旁采古义以相诘难。

56．《四书剩言》　4卷　《补》　2卷　毛奇龄

杂论四书之语。其子与门人所编。

57．《大学证文》　4卷　毛奇龄

备述诸家《大学》改本之异同，包括注疏本、汉熹平石经本（即今注疏本）、魏正始石经本（丰坊伪撰）、程颢改本、程颐改本、朱熹改本、王柏改本、季本改本、高攀龙改本（即崔铣改本）、葛寅亮改本。

汉以来专门之学，各承师说，但有字句训诂之异，无人敢窜乱古经。郑玄称好改字，特注某当作某耳，不敢遽变其字也。费直始移《周易》，杜预始移《左传》，但析传附经耳，亦未敢颠倒经文也。自刘敞考定《武成》，列之《七经小传》，儒者视为故事，遂浸以成风。《大学》一篇，移掇尤甚。

经籍总义

1．《驳五经异义》　1卷　《补遗》　1卷　汉　郑玄

许慎作《五经异议》，郑玄驳之，宋以后并亡佚。此为从各书中采缀而成，或题王应麟编，然无确据。

2．《郑志》　3卷　《补遗》　1卷

郑玄弟子追论师说及应答，郑小同编次成帙。另有《郑记》，为郑玄门徒各述师言更相问答。书佚于北宋，此本不知为谁从诸书中辑出。

3．《经典释文》　30卷　唐　陆德明

诸经皆摘字为音。所采汉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十余家，又兼载诸儒之训诂，证各本之异同。后来得以考见古义者，注疏以外，惟赖此书之存。

4．《七经小传》　3卷　宋　刘敞

杂论经义之语。所谓七经，乃《书》、《诗》、三《礼》、《公羊》、《论语》。其中改易经文，以就己意，变先儒淳实之风者，实自敞始。其说亦往往穿凿，与王安石同。

5．《程氏经说》　7卷　宋　程颐

或称《河南经说》，包括《系辞》《书》《诗》《春秋》《论语》《改定大学》，其中有一时杂论（《诗书解》），有专著而未成（《春秋》）。

6．《六经图》　6卷　宋　杨甲撰　毛邦翰补

作各经图，有三百余图。

7．《六经正误》　6卷　宋　毛居正

毛居正受诏厘定经籍，乃裒所校正之字成此编，校勘异同，订正讹谬，殊有补于经学。但其中辨论既多，不免疏舛者。

8．《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　1卷　宋　岳珂

岳珂刊相台九经本，作此总例1卷。其目：①书本，②字画，③注文，④音释，⑤句读，⑥脱简，⑦考异。皆参订同异，考证精博，厘舛辨疑，使读者有所依据，其论字画一条，酌古准今，尤属通人之论也。

9．《融堂四书管见》　13卷　宋　钱时

钱时之学出于陆九渊、杨简，故四书有《孝经》而无《孟子》，亦不用程朱本。

10．《四如讲稿》　6卷　宋　黄仲元

多述朱熹之绪论，然亦时出新义。

11．《六经奥论》　6卷　旧题　宋　郑樵

伪：①议论与《通志》略不合；②郑樵自述其著作，不及是书；③论《诗》主毛、郑，与所著《诗辨妄》相反；④引文及郑樵自己而称夹漈先生；⑤引文及于朱熹《诗传》及朱之号、谥，郑樵皆不及见。

12．《明本排字九经直音》　2卷　佚名

明州本也。其书不用反切而用直音，颇染乡塾陋习，然所音俱根据《经典释文》，犹为近古。且《释文》所载皆唐以前音，而此书则兼取宋儒，与陆氏之书，尤足相续。在宋人经书音释中，最为妥善。

13．《五经说》　7卷　元　熊朋来

恪守宋人，故《易》亦言先天、后天、河图、洛书，《书》亦言《洪范》错简，《诗》亦不主《小序》，《春秋》亦不主三《传》。

14．《十一经问对》　5卷　旧题　何异孙

元初人，仿朱子《或问》之体设为问答。

15．《五经蠡测》　6卷　明　蒋悌生

《诗》说独多，《易》《书》次之，《春秋》为少，《礼记》亡缺，体例不一。大抵僻处穷山，罕睹古籍，于考据引证，非其所长，而覃精研思，则往往有所心得。名虽不及熊朋来，书则实在朋来之上。

16．《简端录》　12卷　明　邵宝

读书有得，题释简端。

17．《五经稽疑》　6卷　明　朱睦㮮

《春秋》用力较多，大旨取直书其事、美恶自见之义，《易》《书》《诗》《礼》所说殊略。

18．《经典稽疑》　2卷　明　陈耀文

取汉唐以来说经之异于宋儒者分条辑载。所采未尽精审。

19．《钦定翻译五经》　58卷　《四书》　29卷　乾隆

译成满文。

20．《七经孟子考文补遗》　199卷　山井鼎撰　物观校勘

以汲古阁本为主，而以诸本考其异同。其中有足利本（宋本也），今以毛居正、岳珂两书中所引宋本参校，有合有不合。

21．《九经误字》　1卷　顾炎武

因明国子监本及坊本字多讹脱，乃考石经及诸旧刻作为此书。所摘监本、坊本之误，诸经尚不过一二字，惟《仪礼》脱误最多。

22．《经问》　18卷　《经问补》　3卷　毛奇龄

毛奇龄说经之词，其门人录之成编，皆一问一答，证佐分明，可称精核。指名攻击顾炎武、阎若璩、胡渭三人。以其博学望重，足以攻击，而余子不足齿录，其傲睨可云已甚。

以马、郑之淹通，济以苏、张之口舌，实足使老师宿儒变色失步，固不可谓非豪杰之士也。

23．《十三经义疑》　12卷　吴浩

取诸经笺注，标其疑义，考订之力颇勤。

24．《九经古义》　16卷　惠栋

凡《易》、《书》、《诗》、三《礼》、三《传》、《论语》十经，其中《左传》补注别行。曰古义者，汉儒专门训诂之学得以考见者也。是书蒐采旧文，互相参证。有爱博嗜奇处，然大体元元本本，精核者多。

25．《经稗》　6卷　郑方坤

杂采前人说经之文，以多摭诸说部之中，故名“稗”。诸家笔记中多说经考证之文，其善者如宋洪迈、王应麟，明杨慎、焦竑，清顾炎武、阎若璩。然篇帙纷繁，颇难寻检。方坤能荟粹众说，深为有益。

26．《十三经注疏正字》　81卷　沈廷芳

以诸本参互考证。

27．《朱子五经语类》　80卷　程川

取朱子《语录》之说五经者分类编次。

28．《群经补义》　5卷　江永

随笔诠释，多能补注疏所未及。考证赅洽。

29．《经咫》　1卷　陈祖范

说经之文。论《书》不取梅赜，论《诗》不废《小序》，论《春秋》不取义例，论《礼》不以古制违人情。

30．《九经辨字渎蒙》　12卷　沈炳震

校正九经文字，排比钩稽，颇为细密。

31．《古经解钩沉》　30卷　余萧客

采录唐以前诸儒训诂，列其书为目录。

小学类

1．《尔雅注疏》　11卷　晋　郭璞注　宋　邢昺疏

《尔雅》作者不知为谁，有言周公作一篇，余为孔子所补，又说子夏、叔孙通、梁文所补。此书实采录古书中训诂名物，历代递相增益，而托名于周、孔者也。

郭璞去汉未远，多见古本，所注多可据。昺疏亦多能引证。

2．《尔雅注》　3卷　宋　郑樵

郑樵博洽傲一时，其《诗辨妄》开数百年杜撰说经之路，惟此书无穿凿附会之失，于说《尔雅》家为善本。

3．《方言》　13卷　汉　扬雄撰　晋　郭璞注

按《汉书·艺文志》及《扬雄传》皆不及《方言》，东汉190年中亦无称雄作《方言》者。汉末应劭《风俗通义序》始称扬雄作《方言》九千言。至宋洪迈《容斋随笔》始考证《汉书》，断非雄作。然证佐尚不足。今本字数、卷数皆不合于旧说。

此书文字古奥，训义深隐，传本多舛，今从《大典》辑出。

4．《释名》　8卷　汉　刘熙

20篇，以同声相谐，推论称名辨物之意，中间颇伤于穿凿，然可因以考见古音。又去古未远，所释器物，亦可因以推求古人制度之遗。此书又名《逸雅》。

5．《广雅》　10卷　魏　张揖

因《尔雅》旧目，博采汉儒笺注及《三苍》《说文》诸书以增广之，于扬雄《方言》亦备载无遗。隋曹宪作音释。此书又名《博雅》。

6．《匡谬正俗》　8卷　唐　颜师古

前4卷55条，皆论诸经训诂音释；后4卷127条，皆论诸书字义字音及俗语相承之异。考据极为精密。惟拘于习俗，不能知音有古今，往往以今韵读古音，以古音读今韵。古人考辨小学之书皆失传，此书最古。

7．《群经音辨》　7卷　宋　贾昌朝

凡群经之中，一字异训、音从而异者，汇集为四门：辨字同音异，辨字音清浊，辨彼此异音，辨字音疑混，另有辨字训得失。书中沿袭旧文，不免谬误者，然《经典释文》散见各经，颇难检核。昌朝会集其音义，丝牵绳贯，同异粲然，俾易寻省，不为无益。

8．《埤雅》　20卷　宋　陆佃

王安石门人，释鱼兽鸟虫马木草天，略于形状而详于名义。寻究偏旁，比附形声，务求其得名之所以然。又推而通贯诸经，曲证旁稽，假物理以明其义，中多引王安石《字说》。其所援引，多今未见之书。

9．《尔雅翼》　32卷　宋　罗愿　元　洪焱祖音释

释草木鸟兽虫鱼，考据精博，体例谨严，在陆佃《埤雅》之上，陈栎讥此书牵引失当。按栎之学识不能望罗愿项背，遽纠其失，似不自量。

10．《骈雅》　7卷　明　朱谋玮

取古书文句典奥者，依《尔雅》体例分章训释，征引详博，颇具条理。

11．《字诂》卷黄生

于六书多所发明，每字皆有新意，而根据博奥。

12．《续方言》　2卷　杭世骏

采《十三经注疏》《说文》《释名》诸书以补扬雄《方言》之遗。蒐罗古义，引据典核。

13．《别雅》　5卷　吴玉搢

取字体之假借通用者，依韵编之，各注所出而为之辨证。

以上小学训诂之属。

14．《急就章》　4卷　汉　史游

史游，汉元帝时宦官，是书或作《急就篇》，或作《急就章》，自此书出，解散隶体，渐行章草。其书始终无复字，文词雅奥，非蒙求诸书所可及。今流传有颜师古注及王应麟补注。

15．《说文解字》　30卷　汉　许慎

14篇（另有目录1篇），540部，文9353（其中重文1162），注133440字。

是书推究六书之义，分部类从，至为精密，而训诂简质，猝不易通。又音韵改移，古今异读，谐声诸字，亦每难明。故传本往往讹异。徐铉等重加刊定，有所增补，别题为“新附字”。音切则以孙愐《唐韵》为定。

魏晋以来，言小学者皆祖慎。至李阳冰始曲相排斥。慎书以小篆为宗，所引五经文字亦多与今本不同。

16．《说文系传》　40卷　南唐　徐锴

包括《通释》30卷，释《说文》15篇，继以《部叙》2（说明540部次序），《通论》3，《祛妄》1（驳李阳冰），《类聚》1（举字之相比为义者），《错综》1（旁推六书之旨，通诸人事），《疑义》1（举《说文》偏旁所有而缺其字及篆体笔画相承小异者），《系述》1（自叙）。是书已多残缺，后人采徐铉书以补之。

17．《说文系传考异》　4卷　《附录》　1卷　清　汪宪

因徐锴《说文系传》传本讹舛，乃为考定。

18．《说文解字篆韵谱》　5卷　南唐　徐锴

以四声部分，编次成书，所注颇简略，实与其兄徐铉合作。

19．《重修玉篇》　30卷　梁　顾野王　宋　陈彭年等重修

凡542部，今所传皆陈彭年等重修本。按顾野王作《玉篇》，唐孙强尝增字释，陈彭年等又大加增补，顾、孙原本反失传。

20．《干禄字书》　1卷　唐　颜元孙

为章表书判而作，以四声隶字，又以206部排比字之后先。每字分俗、通、正三体，颇为详核。其侄真卿曾为勒石。

21．《五经文字》　3卷　唐　张参

后汉熹平中，立五经文字于石，是为熹平石经。张参取其3235字，依偏旁为160部，编成此书。张参定五经文字，书于太学屋壁，开成（唐文宗）时易以石刻，是为开成石经。

22．《九经字样》　1卷　唐　唐元度

开成立石刻九经，唐元度主其事，此书即作于当时。共421字，分76部，以张参《五经文字》为准。二书并附于石刻九经之后。嘉靖时地震，石经与二书均有损缺，此据宋拓本而以石刻残碑校之。

23．《汗简》　3卷　《目录叙略》　1卷　宋　郭忠恕

分部从《说文》之旧，征引古文凡71家（95%已亡佚），后之谈古文者，辗转援据，大抵从此书相贩鬻。

24．《佩)》　3卷　宋　郭忠恕

上卷论形声讹变之由，分为造字、四声、传写三科。中、下卷则取字画疑似者，以四声分十段。所言俱中条理。

25．《古文四声韵》　5卷　宋　夏竦

以四声分隶古篆，所引88家以校《汗简》，未尝多一种，但此书以韵分字，以隶领篆，较易于检阅。

26．《类篇》　45卷　旧题　司马光

为官修书，丁度、王洙、胡宿、范镇相继领其事，司马光特缮写奏进而已。时因修《集韵》，添字既多，别为此编，共53165字。所编录不及《说文》《玉篇》之谨严，然后世字增多，非九千旧数所能尽，故《玉篇》增于《说文》，而《类篇》又增于《玉篇》。

27．《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　20卷　宋　薛尚功

所录篆文，大抵以《考古》《博古》二图为本，而蒐辑较广，实多出于两书之外。尚功深通篆籀，能集众家之长而比其同异，颇有订讹刊误之功。

28．《复古编》　2卷　宋　张有

据《说文》以辨俗体之讹，至为精密。

29．《汉隶字源》　6卷　宋　娄机

凡汉碑309，魏晋碑31，以《礼部韵略》206部分之，皆以真书标目，而以隶文排比其下，于古音古字，多存梗概。

30．《班马字类》　5卷　宋　娄机

引《史记》《汉书》所载古字、僻字，以四声部分编次，考证训诂，辨别音声，于假借、通用诸字，胪列颇详。

31．《字通》　1卷　宋　李从周

以《说文》校隶书之偏旁，分类殊无端绪，大旨主于明隶书之源流。

32．《六书故》　33卷　元　戴侗

以六书明字义，尽变《说文》之分部。元吾邱衍极诋之。“侗以钟鼎文编此书，不知者多以为好。以其字字皆有，不若《说文》与今不同者多也。形古字今，杂乱无法。钟鼎偏旁，不能全有，却只以小篆足之。或一字两法，人多不知。”

33．《龙龛手鉴》　4卷　辽　僧行均

录26430字，于《说文》《玉篇》外多所搜辑，虽多录佛经中字，然不专以释典为主。

34．《六书统》　20卷　元　杨桓

以六书统诸字，所立之例纷如乱丝。变乱古文，始于戴侗，而成于杨桓。

35．《周秦刻石释音》　1卷　元　吾邱衍

据宋杨文昺之书，取《石鼓文》《诅楚文》《泰山峄山碑》。

36．《字鉴》　5卷　元　李文仲

据《说文》以订后来沿袭之谬。

37．《说文字原》　1卷　《六书正讹》　5卷　元　周伯琦

推衍《说文》者半，参以己见者亦半。不及张有《复古编》之精密，亦不如杨桓《六书统》之糅杂。

38．《汉隶分韵》　7卷　佚名

取洪适所集汉隶，依次编纂。

39．《六书本义》　12卷　明　赵㧑谦

大抵祖述郑樵之说。以《说文》540部并为360部。

40．《奇字韵》　5卷　明　杨慎

编释字体之稍异者，然多遗漏。

41．《古音骈字者》　1卷　《续编》　5卷　明　杨慎　清　庄履丰　庄鼎铉

取古字通用者以韵分之，各注引用书名于其下，于古音颇有考证，但遗缺过多。

42．《俗书刊误》　12卷　明　焦竑

刊正讹字。

43．《字孪》　4卷　明　叶秉敬

取字形似而义殊者分类诂之，与郭忠恕《佩觿》大旨略同，每字缀以四言歌诀。

44．《康熙字典》　42卷

《说文》体皆篆籀，不便施行。《玉篇》字无次序，亦难检阅。《类篇》以下诸书，惟好古者用之。世所通用，惟梅膺祚《字汇》、张自烈《正字通》。然梅书疏舛，张书尤芜杂。康熙四十九年，谕陈廷敬等编此书。共119部，以字画之多寡为序，每字下列《唐韵》《广韵》《集韵》《韵会》《正韵》之音，训释其义，次列别音、别义，次列古音。

45．《御定清文鉴》　32卷　《补编》　4卷　《总纲》　8卷　《补总纲》2卷　乾隆三十六年奉敕撰

为满汉字典。

许慎《说文》9000字，李登《声类》11520字，陆法言《切韵》12056字，陈彭年《重修广韵》26194字。

46．《御定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　33卷　乾隆四十四年奉敕撰

满、蒙、汉对译字典。

47．《钦定西域同文志》　24卷　乾隆二十八年奉敕撰

满、汉、蒙古、西番、托忒、回字对译字典。

48．《篆隶考异》　2卷　周靖

辨别篆隶同异，用意与张有《复古编》相类。

49．《隶辨》　8卷　顾蔼吉

根据娄机《汉隶字源》，续收汉碑之出于机后者。

以上小学字书之属。

50．《广韵》　5卷　佚名

今所传《广韵》有二本，一为陈彭年等重修，一即此本。唐代有几家曾修《广韵》，此本即其中之一。

51．《重修广韵》　5卷　宋　陈彭年、邱雍等奉敕撰

隋陆法言等撰《切韵》5卷，长孙讷言为之注，孙愐作序重加刊定，改称《唐韵》，历代递有增益。宋初陈彭年等重修，其书206韵仍陆氏之旧，收26194字（《切韵》为12158字），注文19万字，较旧本为详，而冗漫颇甚。

52．《集韵》　10卷　旧题　宋　丁度等奉敕撰

不满陈彭年等多用旧文，繁略失当，而新修。参与者丁度、贾昌朝、王洙、李淑、司马光等。收53525字，归并13韵。

53．《切韵指掌图》　2卷　附《检例》　1卷　宋　司马光

光书以36字母，区分20图。元邵光祖补《检例》。其法有音和、类隔、双声、叠韵、凭切、凭韵、寄声、寄韵，与刘鉴之法同。

等韵之说，自后汉与佛经俱来。然《隋书》仅有十四音之说，而不明其例。《华严》42字母亦自为梵音，不隶以中国之字。《玉篇》后载神珙二图，《广韵》后列一图，不著名氏，均粗举大纲，不及缕举节目。其有成书传世者，惟光此书为最古。《大典》本。

54．《韵补》　5卷　宋　吴棫

旧称朱子作《诗集传》根据此书，实非。

此书泛取旁搜，无所持择，参差冗杂，漫无体例。然自宋以来，著一书以明古音者，实自棫始。

55．《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　5卷　《附贡举条式》　1卷

可能为丁度所作。此为科举之程式，宋初科举用韵尚漫无章程，因撰此书。然收字颇狭，后屡请增收。

56．《增修互注礼部韵略》　5卷　宋　毛晃增注　毛居正重增

又称《增韵》。毛晃2655字，订正485字，毛居正又增1402字，但不知古今文字声韵之别，不及欧阳德隆之本，但辨正训诂，考定点画，故后来字书韵书多所征引，《洪武正韵》据是书尤多。

57．《增修校正押韵释疑》　5卷　宋　欧阳德隆撰　郭守正增修

亦称《紫云韵》。据《礼部韵略》辨其字义异同，能否通押，考证颇详密。

58．《九经补韵》　1卷　宋　杨伯岩

《礼部韵略》与九经同列学官，人莫敢出入，然《韵略》收字少，奏请增字特严，是书摭九经中79字补入。

59．《五音集韵》　15卷　金　韩道昭

以三十六母各分四等，排比诸字之先后，此即以等韵颠倒字纽之始。字则以《广韵》《集韵》为蓝本。

60．《古今韵会举要》　30卷　元　熊忠

旧题黄公绍编辑，熊忠举要，实熊忠所作也。自韩道昭以等韵颠倒字纽而韵书一变，刘渊《新刊礼部韵略》始合并通用之部分，而韵书又一变。忠此书字纽遵韩，部分从刘韵书，乃尽变无遗。是书今古韵不别，文繁例杂，但援引浩博，足资考证。

61．《四声等子》　1卷　佚名

论等韵之书，除司马光外，此书最古，刘鉴《指南》即以本书为根据。

62．《经史正音切韵指南》　1卷　元　刘鉴

以司马光书及《四声等子》为根据，增以格子门法，于出切行韵取字，乃始分明，故学者便之。故言等韵者至今多称《切韵指南》。

63．《洪武正韵》　16卷　明　宋濂、刘基等奉敕撰

大旨斥沈约为吴音，一以中原之韵更正其失，并古韵206部为76部，注释以毛晃《增韵》为本。事实上指斥者为陆法言以来之韵，非沈约之韵。此书虽官定，但竟不能通行于天下。

64．《古音丛目》　5卷　《古音猎要》　5卷　《古音余》　5卷《古音附录》　1卷　明　刘慎

仿吴棫《韵补》，以今韵分部，而以古音之相协者分隶之，然条理多不精密。慎博洽过陈第，而洞晓古音之根柢则不及之。

65．《古音略例》　1卷　明　杨慎

取《易》《诗》《礼记》《楚词》《老》《庄》《荀》《管》诸子有韵之词，标为略例。

66．《转注古音略》　5卷　明　杨慎

大旨谓《毛诗》《楚词》有叶韵，其实不越保氏转注之法。

67．《毛诗古音考》　4卷　明　陈第

言古韵者自吴棫《韵补》始，然庞杂割裂，谬种流传，古韵乃以益乱。顾炎武作《诗本音》，江永作《古韵标准》，以经证经，始廓清妄论。而开除先路，则此书实为首功。

大旨以为古音与今异。今所称叶韵，皆即古人之本音，非随意改读，辗转牵就。

分本证、旁证。本证者，《诗》自相证；旁证者，以他书相证。钩稽参验，本末秩然，实古韵之津梁也。共列444字。

68．《屈宋古音义》　3卷　明　陈第

取屈、宋38篇中韵与今殊者234字，各推其本音，与《毛诗古音考》互相发明。

69．《钦定音韵阐微》　18卷　康熙五十四年奉敕撰

定反切之法，上字为母，下字为韵。

70．《钦定同文韵统》　6卷　乾隆十五年奉敕撰

以梵文藏译汉音。

71．《钦定叶韵汇辑》　58卷　乾隆十五年奉敕撰

字数、部分皆仍《佩文诗韵》。惟以今韵之离合，别古韵之异同。

72．《钦定音韵述微》　30卷　乾隆三十八年奉敕撰

73．《音论》　3卷　顾炎武

74．《诗本音》　10卷　顾炎武

75．《易音》　3卷　顾炎武

76．《唐韵正》　20卷　顾炎武

77．《古音表》　2卷　顾炎武

以上为顾氏《音学五书》。

《音论》为五书之纲领。持论精博，自陈第以来，迄为正宗。

《诗本音》主陈第诗无叶韵之说，不用吴棫之说，大抵密于陈第而疏于江永。南宋以来，随意叶读之谬论，始一一廓清。

《易音》即《周易》以求古音。

《唐韵正》以古音正《唐韵》之讹。

《古音表》凡分十部。

78．《韵补正》　1卷　顾炎武

批评吴棫《韵补》。

79．《古今通韵》　12卷　毛奇龄

80．《易韵》　4卷　毛奇龄

二书均反对顾炎武。《古今通韵》创五部、三声、两界、两合之说。其病在执今韵部分以求古音，然援据浩博。

《易韵》亦为论《易》中韵文，大抵引证之博，辨析之详，奇龄过于炎武。至于通其可通，缺其所不可通，则奇龄不及炎武之详慎。

81．《唐韵考》　5卷　纪容舒

徐铉校《说文》，用《唐韵》（孙愐增订之《切韵》，为唐代场屋程式）。纪容舒据之以考订《唐韵》。《唐韵》分合之例与宋韵改并之迹，可见大概。

82．《古韵标准》　4卷　江永

以《诗》三百为主，谓之诗韵，而以周秦以下音之近古者谓之补韵。界限较明，体例最善。古韵之有条理者，以此书为最。

以上小学韵书之属。

83．《六艺纲目》　2卷　元　舒天民

取《周礼·保氏》六艺之文，因郑玄之注，标为条目，各以四字韵语括之。

史学

正史

1．《史记》　130卷　汉　司马迁撰　褚少孙补

凡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其10篇未成，褚少孙所补。年代久远，有所增窜，然自晋唐以来，传本无大异。此书为我国史书之鼻祖，记事精审，为他书所难及；结构严整，为后世所取法；记载通贯，穷古今之变革；文笔流畅，篇章可诵；人物传神，栩栩如生。后人继步，已积累至二十四史，实为我国史学精萃之集大成者。

2．《史记集解》　130卷　宋　裴骃

骃以徐广《史记音义》简略，乃采九经诸史作此书，多引先儒旧说。

3．《史记索隐》　30卷　唐　司马贞

因《史记》旧注或散佚，或疏漏，乃因裴骃《集解》作此书，如陆德明《经典释文》之例，惟标所注之字，盖经传别行之古法。又欲改本纪、世家数篇之名及次序，并谓司马迁述赞不安而别为之。

4．《史记正义》　130卷　唐　张守节

亦标字列注，如《索隐》之例，其长在于地理。

5．《读史记十表》　10卷　清　汪越撰　徐克范补

考校颇精密。

6．《史记疑问》　1卷　清　邵泰衢

《史记》采众说以成书，征引浩博，不免牴牾。此书抉其疏舛，大抵参互审勘，得其间隙，故所论多精确不移。

7．《汉书》　120卷　汉　班固撰　班昭续

《南史·刘之遴传》载有《汉书》真本，《四库》详辨其伪。固作此书有受金之谤，又有窃据父书之谤，实均无其事。

颜师古注条理精密，实为独到。

8．《班马异同》　35卷　旧题　宋　倪思　或题　刘辰翁

实非刘辰翁作。比较《史》《汉》字句异同以参观得失。

9．《后汉书》　120卷　宋　范晔　唐　李贤（章怀太子）注

范书实90卷，无志。后人以司马彪《续汉书》志30卷补足。

10．《补后汉书年表》　10卷　宋　熊方

范书无表，熊方为之补，证据一本范文，义例仿之《前汉》。钩考精详，条目灿然。

11．《两汉刊误补遗》　10卷　宋　吴仁杰

刘敬、刘奉世、刘邠有《两汉刊误》，于旧文多所改正。吴仁杰继作此书，引据赅洽，考证详悉，实胜三刘原书。

12．《三国志》　65卷　晋　陈寿撰　宋　裴松之注

魏志30卷、蜀志15卷、吴志20卷。以魏为正统，至习凿齿《汉晋春秋》又以蜀为正统。裴松之作注杂引诸书，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崖略，又多首尾完具，故征引者反多于陈寿本书。

13．《三国志辩误》　3卷　佚名

《三国志》简质有法，古称良史，而亦不免牴牾，是书辨陈书、裴注之误共57条。

14．《三国志补注》　6卷　附《诸史然疑》　1卷　清　杭世骏

《补注》颇芜杂，《然疑》为世骏纠诸史之疏漏43条。

15．《晋书》　130卷　唐　房乔等

唐初尚存《晋史》18家，唐太宗令作此书。其所褒贬，略实行而奖浮华；其所采择，忽正典而取小说。《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几全部收入，是直稗官之体。正史中，此书及《宋史》最劣。有唐何超《音义》三卷。

16．《宋书》　100卷　梁　沈约

纪10，志30，传60，无表。八志中符瑞为赘疣，州郡亦疏略，礼、乐较善。

17．《南齐书》　59卷　梁　萧子显

纪8，志11，传40，其叙传则佚。文伤蹇踬，而义甚优长，为序例之美者。其中附会纬书，推阐禅理。列传尤冗杂。而直书无隐，不失是非之公。

18．《梁书》　56卷　唐　姚思廉

承其父姚察遗稿，用力甚勤，但亦多矛盾。持论平允，尚具史法。

19．《陈书》　36卷　唐　姚思廉

根据其父姚察遗稿及顾野王、傅,、陆琼三家《陈书》，然思廉之力独多，故体例秩然，出于一手，不似《梁书》之参差。

20．《魏书》　114卷　北齐　魏收

此书缺失部分，系取魏澹、张太素二家《后魏书》补足。是书为世所诟，谓之秽史，如谓受尔朱荣子金，附杨愔、高德正、阳休之，为其家作佳传等，其实并无根据。盖收恃才轻薄，有惊蛱蝶之称，德不足以服众，又魏齐世近，著名史籍者并有子孙。秽史之说过甚其词，收叙事详赡，而条例未密。

21．《北齐书》　50卷　唐　李百药

承其父李德林之业，残缺部分，以《北史》补足。

22．《周书》　50卷　唐　令狐德棻等

贞观中，修《梁》《陈》《周》《齐》《隋》五史，其议自德棻发之，而德棻专领《周书》。其书残阙殊甚，多取《北史》补之。刘知几诋此书。

23．《隋书》　85卷　唐　魏徵等

多人集体合作，矛盾较多。其十志为后世推崇，而十志内容包括梁、陈、齐、周、隋五代，盖本为五代史志，非专为《隋书》作也。律历、天文二志与《晋书》重复。经籍志编次无法，述经学源流每多舛误，在十志中为最下，然汉以后之艺文，借此考见。

24．《南史》　80卷　唐　李延寿

承其父大师之志。先成《南史》，后世称延寿之书删烦补缺，为近世佳史。延寿当日致力《北史》，《南史》不过因宋、齐、梁、陈之旧文。

25．《北史》　100卷　唐　李延寿

本纪12，列传88。叙事详密，首尾典赡。视《南史》之多仍旧本者迥出两手，惟其以姓为类，分卷无法。《南史》以王、谢分支，《北史》以崔、卢系派，故家世族一例连书，览其姓名则同为父子，稽其朝代则各有君臣参错混淆，殆难辨别。此书残缺甚少。

26．《旧唐书》　200卷　晋　刘昫等

长庆以前，本纪惟书大事，简而有体；列传叙述详明，赡而不秽。颇存班、范旧法。长庆以后，本纪语多支蔓，列传多叙官资，繁略不均。按吴兢曾撰《唐史》，讫于开元，其后史官续增，刘昫等以吴兢旧稿为蓝本。长庆以后，史失其官，昫等自纂，动乖体例，平心而论，盖瑕瑜不掩之作。

27．《新唐书》　225卷　宋　欧阳修　宋祁

自称事增于前，文省于旧。刘安世谓事增文省，正是新书之失！盖事增则易流猥杂，文省则势成涩体。

28．《新唐书纠谬》　20卷　宋　吴缜

驳正《新唐书》讹误，凡二十门四百余事。大多吹毛索瘢，然欧、宋意在文章而疏于考证，牴牾踳驳本自不少。缜自序中所举八失，亦深中其病。

29．《旧五代史》　150卷　宋　薛居正

纪61，志12，传77。多据累朝实录及范质《五代通录》为稿本，后薛史亡佚，《大典》中多载其文，遂得辑成全书。按欧史文章极工，体例谨严，而于情事不能详备，薛史秉笔者均逮事五代，虽文体平弱，叙次烦冗，而遗闻琐事，反借以获传。又欧史仅《司天》《载方》二考，诸志俱缺，薛史则有十二志。

30．《新五代史记》　75卷　宋　欧阳修

私撰。褒贬祖《春秋》，故义例谨严。叙述祖《史记》，故文章高简。而事实则不甚经意。又此书无志，是为大失。

31．《五代史记纂误》　3卷　宋　吴缜

从《大典》辑出，此书抉其阙误，无不疏通剖析，切中症结，故宋代颇推重之。

32．《宋史》　496卷　元　托克托

卷帙繁多，大旨为表章道学，余事皆不甚措意，舛谬不能殚数。其中纪传互异，志传互异，传文互异。又宋人国史，北宋详而南宋略，此书亦因此弊，故柯维骐以下，屡有改修。

33．《辽史》　116卷　元　托克托

辽制书禁甚严，不得传播境外，故修史时可参考者仅耶律俨、陈大任二家之书，又一年修成，无暇旁搜，潦草成编。

34．《辽史拾遗》　24卷　清　厉鹗

拾《辽史》之遗，有注有补，采掇群书三百余种，凡有异同，分析考证，缀以按语，厉鹗自比裴注《三国志》。

35．《金史》　135卷　元　托克托

修史时，可参考之书甚多（如《大金吊伐录》，《元好问遗稿》，刘祁《归潜志》，及张柔、王鹗之书），且元代长期准备修《金史》，与《宋》《辽》二史取办仓卒者不同，故首尾完整，条例整齐，约而不疏，赡而不芜，于三史中独为最善，惟列传多疏舛。

36．《元史》　210卷　明　宋濂等

《元史》之病，不在蒇事之速（仅半年），而在始事之骤（洪武二年），盖当时元人说部文集或未成，或未出，势不能裒合众说，参定异同。但此书例体亦不协。

37．《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　46卷　乾隆四十六年奉敕撰

以索伦语正《辽史》，以满洲语正《金史》，以蒙古语正《元史》。

38．《明史》　336卷　张廷玉等

15年成书，用王鸿绪《明史稿》为蓝本。

编年史

1．《竹书纪年》　2卷

伪。《四库》引前人之征引《竹书纪年》以核之甚详，所引有《晋书·束皙传》、杜预《左传》注、郭璞《穆天子传》注、《隋书·经籍志》、郦道元《水经注》、刘知几《史通》、李善《文选注》、瞿昙悉达《开元占经》、司马贞《史记索隐》、杨士勋《榖梁传疏》、王存《元丰九域志》、罗泌《路史》、鲍彪《国策注》、董逌《广川书跋》。此书旧题沈约注，亦伪托。

2．《竹书统笺》　12卷　清　徐文靖

注《竹书纪年》，实伪书也，但较孙之-为精密。

3．《汉纪》　30卷　汉　荀悦

汉献帝令荀悦改写《汉书》为编年体。刘知几极推崇之，顾炎武则病其索然寡味。

4．《后汉纪》　30卷　晋　袁宏

体例仿荀悦书，而又参考张璠《后汉书》，璠书今已亡佚。悦书翦裁班固旧文，而此书则抉择去取，自出鉴裁，刘知几亦推重之。

5．《元经》　10卷　旧题　隋　王通撰　唐　薛收续　宋　阮逸注

此书实阮逸伪造。王通隋时作史，何以预避李虎、李渊讳？陈师道、何薳、邵博并称逸作此书，曾以稿本示苏洵。其书无可取。（书始于晋太熙元年，终隋开皇九年。末卷称收所续，自隋开皇十年，迄唐武德元年。）

6．《大唐创业起居注》　3卷　唐　温大雅

记唐高祖起兵至即位357日事，时大雅为记室参军，主文檄，得之见闻，记录当真。与《唐史》有出入。

7．《资治通鉴》　294卷　宋　司马光　元　胡三省音注

凡十九年而成，光自称精力尽于此书，正史而外采杂史322种。助之者刘邠、刘恕、范祖禹，故其书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

胡三省注极通赅，即《通鉴》小有牴牾，亦必明著其故。

8．《资治通鉴释文辨误》　12卷　元　胡三省

南宋史炤作《通鉴释文》，浅陋特甚，胡三省刊正之。援据精核。

9．《通鉴胡注举正》　1卷　清　陈景云

参订胡三省音注之误，凡63条，而所正地理居多，颇为精核。

10．《通鉴地理通释》　14卷　宋　王应麟

《通鉴》所载地名异同沿革最为纠纷，因作是编，首历代州域，次历代都邑，次十道山川，次历代形势，而终以唐河湟11州、石晋16州、燕云16州，征引浩博，考核明确。

11．《资治通鉴考异》　30卷　宋　司马光

光作《通鉴》，参考极多，传闻异辞，光择其可信者从之，复参考同异，别为此书。

12．《资治通鉴目录》　30卷　宋　司马光

《通鉴》浩繁，读者倦于披寻，此编提纲挈要，其体全仿年表，标明卷数，使知某事在某年，某年在某卷。

13．《通鉴释例》　1卷　宋　司马光

修《通鉴》时所定凡例。南渡后其曾孙司马伋整理刊行，后附司马光与范祖禹论修书帖二通。其书杂出于南渡后，恐不无以意损益。

14．《稽古录》　20卷　宋　司马光

上溯伏羲，下讫英宗，论历代兴衰治乱之故。

15．《通鉴外纪》　10卷　《目录》　5卷　宋　刘恕

刘恕助司马光修《通鉴》，又有志修《前纪》《后纪》，此为临终前口授，其子录成，改名《外纪》，包羲以来1卷，夏商共1卷，周纪8卷，目录则全用《通鉴》目录例。金履祥诋其好奇。

16．《皇王大纪》　80卷　宋　胡宏

上起盘古，下讫周末，前二卷皆粗存名号事迹，尧以后始用《皇极经世》编年，博采经传，附以论断。陈振孙讥其误取庄子寓言，然较罗泌《路史》则切实多矣。

17．《中兴小纪》　40卷　宋　熊克

排次南渡事迹，自建炎至绍兴，年经月纬，勒成一书。陈振孙称其疏略多牴牾。盖以当时之人记当时之事，耳目未周，然上援朝典，下参私记，缀辑联贯，具有条理。《大典》本。

18．《续资治通鉴长编》　520卷　宋　李焘

仿《通鉴》之例，备采一祖八宗事迹而成此书，历四十年而成。《癸辛杂识》称焘为《长编》，以木厨十枚，每厨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志之。凡本年之事有所闻，必归此匣，分日月先后次第之，井然有条。后世传流仅前五朝175卷，而《大典》中保存较多，但缺徽、钦及熙宁、绍圣间7年事。

19．《纲目续麟》　20卷　《校正凡例》　1卷　《附录》　1卷《汇览》1卷　明　张自勋

是书为改正朱熹《纲目》者。

20．《纲目分注补遗》　4卷　清　芮长恤

按朱子因《通鉴》而作《纲目》，因分注浩繁，属其事于赵师渊。此编为补分注之遗。

21．《纲目订误》　4卷　清　陈景云

初尹起莘作《通鉴纲目发明》，凡有疑义，率委曲以通其说。周密始纠《纲目》之失，后张自勋、芮长恤递有订正，是书捃摭诸家所未及，虽未免稍涉吹求，然多指摘精确。

22．《大事纪》　12卷　《通释》　3卷　《解题》　12卷　宋　吕祖谦

取《史记》年表所书编年系月，以纪周敬王迄汉武时事，采辑诸书以广之。《通释》录经典中要义格言，《解题》略具本末，而附以己见。

2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200卷　宋　李心传

述高宗朝36年事迹，仿《通鉴》例，编年系月与李焘《长编》相续，以国史日历为主，而博采群书，繁而不冗。大抵李焘学司马光而或不及光，心传学李焘而无不及焘，宏博典要，非熊克、陈均所能追步。

24．《宋九朝编年备要》　30卷　宋　陈均

取日历、实录及李焘书，删繁撮要，记北宋九朝事迹。

25．《续宋编年资治通鉴》　15卷　宋　刘时举

记高宗至宁宗时事。记事以简约为主。

26．《西汉年纪》　30卷　宋　王益之

《通鉴》所记西汉系根据班、马、荀悦，其余鲜所采掇。此书旁取《楚汉春秋》《说苑》诸书，视《通鉴》详密，考异亦精审。《大典》本。

27．《靖康要录》　16卷　佚名

陈振孙已不知作者为谁，按洪迈曾作《钦宗实录》40卷，此书可能撮要提纲而成，记钦宗在位一年事，详载政制诏诰及对金和战事。按宋史，前有李焘书而缺徽、钦，后有熊克、李心传书而惟载高宗一朝，徐梦莘书惟录与金有关之事。此书虽叙事太略，载文太繁，而适补其所阙。

28．《两朝纲目备要》　16卷　佚名

记光宗、宁宗两朝事，本两朝实录，参以李心传之书，叙次简略。

29．《宋季三朝政要》　6卷　佚名

宋遗老纂集理、度二朝及幼主本末，附以广、益二王事。但未见国史，故所记反略于《宋史·理宗本纪》，且多舛误。而宋末轶事颇详，多有史所不载者。

30．《宋史全文》　36卷　佚名

前人以为李焘作，实非。是书靖康以前，本于焘书，高、孝二代取诸留正之《中兴圣政草》，光、宁以后为自编，度宗、少帝、益王、广王俱有录无书。

31．《通鉴前编》　18卷　《举要》　3卷　宋　金履祥

刘恕作《外记》，不本于经而信百家之说。此书则以《尚书》为主，下及《诗》《礼》《春秋》，旁采旧史诸子。自尧以下接于《资治通鉴》。意在引经据典，以纠刘恕之好奇。惟履祥亦好持新说，去取失当，未必在恕书之上。

32．《通鉴续编》　24卷　旧题　元　陈,

.实为明初人。世传史学。其书首卷述盘古至高辛氏，以补金履祥所未备，摭契丹在唐及五代事为第二卷，其余22卷述宋一代史事。大书分注，全仿《纲目》。

33．《大事记续编》　77卷　明　王祎

续吕祖谦《大事记》，自汉武至五代末，何乔新称此书予夺褒贬与《纲目》不合，惟考证尚好，前贤议论荟萃尤多。

34．《元史续编》　16卷　明　胡粹中

自世祖至顺帝，编年系月，大书分注，全仿《纲目》之例。其议论学步宋儒，未免优孟衣冠，过于刻划。商辂修《续纲目》，全取此书为蓝本。

35．《皇清开国方略》　32卷　乾隆三十八年奉敕撰

自太祖至入关事。

36．《御批通鉴辑览》　116卷　附《明唐桂二王本末》　2卷乾隆三十二年奉敕撰

自黄帝至明末。

37．《御定通鉴纲目三编》　40卷　乾隆四十年奉敕撰

初，张廷玉等奉敕采明代史事撰《通鉴纲目三编》，以续朱子、商辂之书，然史事多缺漏，译名沿袭旧文，乃重加编纂，大书体例皆遵《通鉴辑览》，细注则详核史传。

纪事本末

1．《通鉴纪事本末》　42卷　宋　袁枢

取《通鉴》所载编成，始于三家分晋，终于周世宗征淮南，是为纪事本末体之创始。枢所缀集虽不出《通鉴》原文，而去取翦裁，义例极为精密。

2．《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　5卷　宋　章冲

以《左传》改编成纪事本末，后于袁枢书九年，殆踵枢之义例而作。

3．《三朝北盟会编》　250卷　宋　徐梦莘

自政和七年至绍兴三十一年，共45年，引书196种。凡宋金通和用兵之事，悉为胪载，皆征引全文，无所去取。虽失于抉择，然博淹贯通，南宋诸野史中，自李心传《系年要录》以外，未有能过之者。

4．《蜀鉴》　10卷　佚名

李文子属郭元蹈作，后世误谓李文子作。此书叙自秦至北宋史事，每事各标总题如纪事本末，每条有纲有目有论，如朱子《通鉴纲目》。南渡后楚蜀势重要，故此书于战守胜败之迹、军事地形极详细，其意在励恢复之气。

5．《炎徼纪闻》　4卷　明　田汝成

汝成久官广西，取西南兵事作书14篇，如王守仁征岑猛、大藤峡、云南夷事等。所载较史为详，且得之身历，取所见闻记之。

6．《宋史纪事本末》　26卷　明　陈邦瞻

是书采冯琦稿本十之三，邦瞻自作十之七。分109目。于两宋兴废治乱之迹略具梗概，铨叙颇有条理。

7．《元史纪事本末》　4卷　明　陈邦瞻

《元史》及商辂《续纲目》潦草简略，此书悉据二史，故不能如《宋史纪事本末》之赅博，而对元代推步、科举、学校、漕运、河渠诸大政记载颇明晰。共27目。

8．《平定三逆方略》　60卷　康熙二十一年　勒德洪等奉敕撰

平定吴三桂、尚之信、耿精忠事。

9．《亲征朔漠方略》　40卷　康熙四十七年　温达等撰进

记康熙三十五年征噶尔丹事，始于康熙十六年噶尔丹入贡，终于康熙三十七年策妄献噶尔丹尸为止。

10．《钦定平定金川方略》　32卷　乾隆十三年　来保撰进

记乾隆十三年傅恒平定金川沙罗奔。

11．《御定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54卷　正编85卷　续编33卷　乾隆三十七年　傅恒等撰进

前编记康熙三十九—乾隆十七年，策妄构衅，策凌归附，达瓦齐自立，准噶尔内乱事。

正编记乾隆十八—二十五年，征准噶尔，定伊犁，俘达瓦齐，诛阿睦尔撒纳、霍集占事。

续编记乾隆二十五—三十年，列戍开屯，设官定赋。

12．《钦定平定两金川方略》　152卷　乾隆四十六年　阿桂撰进

记平定两金川事，自乾隆二十年至四十四年。

13．《钦定临清纪略》　16卷　乾隆四十二年　于敏中等撰进

记乾隆三十九年镇压临清王伦起义。

14．《钦定兰州纪略》　20卷　乾隆四十六年奉敕撰

记乾隆辛丑回民苏四十三陷河州、攻兰州及被镇压事。

15．《钦定石峰堡纪略》　20卷　乾隆四十九年奉敕撰

苏四十三余部田五、张文庆、马四娃等于乾隆四十九年夏起义，福康安、阿桂征之，围之于石峰堡。

16．《钦定台湾纪略》　70卷　乾隆五十三年奉敕撰

镇压台湾林爽文、庄大田事。

17．《绥寇纪略》　12卷　清　吴伟业

专记崇祯时农民起义，分十二篇。记事尚颇近实，然回护杨嗣昌、左良玉，亦涉恩怨之私。

18．《明史纪事本末》　80卷　清　谷应泰

仿袁枢之例，记明一代史事，共80目。时《明史》未出，无所折中，不免沿野史传闻之误（如建文事），然评略得中，极为淹贯。

19．《滇考》　2卷　清　冯甦

甦官云南时作。自庄/通滇至明末清初，掇其大事，成37篇。

20．《绎史》　160卷　清　马骕

仿袁枢之例，记开辟至秦末之事。事迹皆博引古籍，排比先后，疏通辨证，别录亦荟萃诸书之文，搜罗繁富，词必有征，非罗泌、胡宏所能及。

21．《左传纪事本末》　53卷　清　高士奇

因章冲《左传事类始末》而广之，并有补逸、考异、辨误、考证、发明。较冲书后来居上。

22．《平台记》　11卷　附《东征集》　6卷　清　蓝鼎元

记镇压朱一贵起义事，始于康熙六十年，迄于雍正元年。时鼎元在军营，记其见闻。《东征集》载军中公牍书檄。

23．《鸿猷录》　16卷　明　高岱

凡60事，起于明太祖起兵，止于追戮仇鸾，皆事之关于用兵者。

24．《永陵传信录》　6卷　明　戴笠

记嘉靖时史事。

25．《高庙纪事本末》　无卷数　佚名

载明太祖事迹40篇，大抵钞撮实录之文。

26．《三藩纪事本末》　4卷　清　杨陆荣

载福、唐、桂三藩事。

别史

1．《逸周书》　10卷

旧称《汲冢周书》，实非汲冢所出。司马迁、许慎、马融、郑玄皆曾征引及之，《汉书·艺文志》已有著录。所载武王伐纣事颇与儒家所传不同。陈振孙以为战国后人所为，然《左传》中已征引此书。此书缺11篇。

2．《东观汉记》　24卷　旧题　刘珍撰

此书实为后汉东观诸人所修之当代史。始事于班固，一续于安帝时刘珍、李尤，二续于桓帝时伏无忌、黄景等，三续于熹平时蔡邕、杨彪、卢植等。是书晋时与《史记》《汉书》并为三史，唐代此书遂微。《隋志》著录143卷，新旧《唐书》则云126卷，北宋仅有残本43卷，南宋《中兴书目》只具8卷，元以后此书已佚。清姚之+曾搜辑遗文，《四库》诸人又据姚本与《大典》所载，辑为24卷。

3．《建康实录》　20卷　唐　许嵩

记六朝事迹，起吴大帝，迄陈后主，凡四百年。为例不纯，有乖史法，然引据广博，多出正史以外，唐以来考六朝遗事者多援以为征。

4．《隆平集》　20卷　旧题　宋　曾巩

实出伪托，非巩所撰，但亦北宋旧籍也。记太祖至英宗五朝事，分24目，体似会要；又立传284，各以其官为类。

5．《古史》　60卷　宋　苏辙

辙不满《史记》，因而改作。自伏羲、神农至秦始皇，自谓追录圣贤遗意，而颇言释老。

6．《通志》　200卷　宋　郑樵

凡帝纪18，后传2，年谱4，略51，列传125。纪、传删录诸史，年谱仿《史记》诸表。其平生精力在二十略。《氏族略》多挂漏，《六书略》多穿凿，《天文略》只载《丹元子步天歌》，《地理略》全钞杜佑《通典》，《谥略》疏漏，《器物略》与《金石略》复出，《礼》《乐》《职官》《食货》《选举》《刑法》六略亦删录《通典》无所辨证，《艺文略》分门太繁，《金石略》脱略十之八九，《灾祥略》悉抄诸史五行志，《草木昆虫略》则并《诗经》《尔雅》之注疏亦未能详核。然采摘浩博、议论警辟，虽纯驳互见而瑕不掩瑜。

7．《东都事略》　130卷　宋　王偁

采北宋九朝事迹，为12本纪，5世家，105列传，8附录。叙事约而该，议论亦持平。南宋诸人不满其书，盖偁闭门著述，不入讲学宗派耳。宋人私史卓然可传者，李焘、李心传与此书而三。

8．《路史》　47卷　宋　罗泌

前纪8卷（三皇至阴康无怀之事），后纪14卷（太昊至夏履癸），国名纪8卷（上古至三代诸国姓氏地理），发挥6卷，余论10卷（辨难考证之文）。古事茫昧，此书多采纬书及道家依托之言，皆不足据，然引据浩博，文采瑰丽。

9．《契丹国志》　28卷　宋　叶隆礼

帝纪12卷，列传7卷，晋降表宋辽誓书议书1卷，馈贡礼物数1卷，地理及典章制度2卷，行程录及诸杂记4卷。钱曾推重之，而苏天爵则讥其失实甚。大抵此书根据《资治通鉴》、李焘《长编》、欧《史》、《松漠纪闻》、《燕北杂记》等书，全袭其词。但当时史籍尚多，今已亡佚，故所录亦颇有可据。

10．《大金国志》　40卷　旧题　宋　宇文懋昭

恐为元人伪托，或元人增益懋昭之书，因：①金亡后五日即进是书，无如此之速；②进书在理宗时而不讳济邸之废；③斥金宋而独称元兵为大军；④多录元好问之文。

记金太祖至哀宗9主117年，凡26纪、4传及杂录制度行程等，可与《金史》参证。

11．《古今纪要》　19卷　宋　黄震

撮举诸史，括其纲要，上自三皇，下迄宋哲宗，词约事该，颇有条贯。

12．《续后汉书》　47卷　宋　萧常

改写陈寿《三国志》，以正统予蜀，取材多自陈《志》、裴《注》，大旨在书法不在事实。

13．《续后汉书》　90卷　元　郝经

亦改写陈寿书，升昭烈为帝纪，黜吴、魏为列传。《大典》本。

14．《春秋别典》　15卷　明　薛虞畿

15．《钦定历代纪事年表》　100卷　康熙五十五年御定

周清源、王之枢等修，起唐尧，止元顺帝，凡3725年。

16．《钦定续通志》　527卷　乾隆三十二年奉敕撰

纪、传、谱、略一仍郑樵之旧。惟列传改定二例：①异名者归一；②不备者增修。二十略变其例三：①《艺文略》补撰人名氏爵里；②《图谱略》重分十目；③《昆虫草木略》补阙正讹。

17．《历代史表》　53卷　清　万斯同

诸正史均无表，斯同仿《史记》《汉书》《新唐书》之例，为补表九种，网罗繁富，端绪历然。

18．《藏书》　68卷　明　李贽

自战国至元，编为纪传，自序曰：“千百余年……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固未曾有是非耳。”《四库》极攻之：“贽书皆狂悖乖谬，非圣无法。惟此书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尤为罪不容诛。其书可毁，其名亦不足以污简牍。”

19．《续藏书》　27卷　明　李贽

为明人作纪传。《四库》称：“贽所著《藏书》，为小人无忌惮之尤。……因自记其本朝之事，故议论背诞之处，比《藏书》为略少。然冗杂颠倒，不可胜举……种种踳驳，毫无义例，总无一长之可取也。”

20．《函史上编》　51卷，《下编》　21卷　明　邓元锡

仿郑樵《通志》，郑书之病，纪、传病于因，二十略病于创，而邓元锡适相反，纪、传名目繁多（表、纪、志、内纪、谟、述、训），北齐、周、隋、辽、金则不为二人立传。《下编》即二十略，亦仅类书策略之陈言。

杂史

1．《国语》　21卷　吴　韦昭注

出自何人，说者不一。韦昭注兼采郑众、贾逵、虞翻、唐固。今诸注已亡，惟昭注最古。

《汉书·律历志》始称《国语》为《春秋外传》，王充、刘熙亦有此说。

2．《国语补音》　3卷　唐人旧本　宋　宋庠补葺

辨证详核。

3．《战国策注》　33卷　旧题　汉　高诱注

实宋姚宏之校本。其中仅八篇有高诱注。

刘向裒合诸记，成《战国策》。

4．《鲍氏战国策注》　10卷　宋　鲍彪

《国策》本甚凌乱，刘向排比成帙，鲍彪又改其篇次先后，为之疏通诠解，殚一生之力。

5．《战国策校注》　10卷　元　吴师道

取姚宏、鲍彪注参校，其篇第注文，一仍鲍氏之旧。增缺者为之补，纠失者为之正，并保存刘向、曾巩所校旧第，撮举彪注之大纰缪者凡十九条，议论精审，《国策》诸家之注，以师道为最善。

6．《贞观政要》　10卷　唐　吴兢

兢于《太宗实录》外，采其与群臣问答之语，作为是书，用备观戒，共四十篇。所记事迹，与《唐书》《通鉴》颇有牴牾。……史称兢叙事简核，号良史，而晚节稍疏牾。此书盖出其耄年之笔，故不能尽免渗漏。然太宗为一代令辟，其良法善政，嘉言媺行，胪具是编，洵足以资法鉴。

7．《渚宫旧事》　5卷　《补遗》　1卷　唐　余知古

上起鬻熊，下至唐代，所记皆荆楚之事。“渚宫”，楚王所建宫室也。此书一名《渚宫故事》。本为10卷，今仅存其半，止于晋代。

8．《东观奏记》　3卷　唐　裴庭裕

专记唐宣宗一朝事，记事颇具首尾。闻见所及，记近事者多确。恩怨未尽，记近事者亦多诬。

9．《五代史阙文》　1卷　宋　王禹偁

凡载五代史事十七条。王士祯称辨正精严，足正史官之谬。《新五代史》《新唐书》多采其说，当时视为信史。

10．《五代史补》　5卷　宋　陶岳

以薛居正书之阙，凡104事，虽近小说，然叙事首尾详具，率得其实，欧阳修、司马光多采之。

11．《北狩见闻录》　1卷　宋　曹勋

曹勋侍徽宗入金营，所记北行事皆与诸书相出入。大都近实。

12．《松漠纪闻》　1卷　《续》　1卷　宋　洪皓

洪皓使金，被留15年，此书乃归宋后追记金国杂事。

13．《燕翼诒谋录》　5卷　宋　王栐

王栐为高宗时人，是书记北宋制度沿革，共162条，极有典据。

14．《太平治迹统类前集》　30卷　宋　彭百川

共88门，皆宋代典故，于朝廷大政及诸臣事迹条分缕析，多可与史传相参考。

15．《咸淳遗事》　2卷　佚名

“咸淳”为宋度宗年号。其书为宋遗民作，于尊崇锡命诸政典记载颇详。《大典》本。

16．《大金吊伐录》　4卷　佚名

纪金太祖、太宗用兵克宋之事，皆荟萃文献而成。自天辅七年交割燕云起，至康王南渡，全录原文，首尾该贯。《大典》本。

17．《汝南遗事》　4卷　元　王鹗

鹗本金官，金亡降元，是书记随金哀宗在蔡州围城中事，共107条，皆亲身目系之事，最为详确。《大典》本。

18．《钱塘遗事》　10卷　元　刘一清

实纪南宋一代之事，高、孝、光、宁四朝颇略，理、度以后最详，大抵杂采宋人说部而成。

19．《平宋录》　3卷　元　刘敏中

记至元十三年巴颜下临安及宋幼主北迁事，与史文无大异同，旧误题平庆安撰。

20．《弇山堂别集》　100卷　明　王世贞

载明代典故。凡《盛事述》10卷，《异典述》10卷，《奇事述》4卷，《史乘考误》11卷，《表》34卷（67目），《考》36卷（16目）。其《表》《考》辨析精核，有裨考证，全书亦详洽，其《盛事》《奇事》颇涉谈谐，非史体。

21．《革除逸史》　2卷　明　朱睦㮮

载建文一朝之事，时异说甚多，睦㮮以为建文髡缁遁去及正统间迎入大内之说，乃好事者伪说。

22．《钦定蒙古源流》　8卷　乾隆四十二年奉敕译进

原作者蒙古小彻辰萨囊台吉，前部分记载佛教及吐番事，3卷以后记蒙古世系。自成吉思汗至元顺帝直至清朝克蒙古，中间传世次序，诠序详晰。

23．《艺祖受禅录》　1卷　旧题　宋　赵普　曹彬

载赵匡胤初生及幼事特详，侈陈符瑞。《大典》本。

24．《龙飞记》　1卷　旧题　宋　赵普

记匡胤受禅事。

二书疑皆后人依托《大典》本。

25．《景命万年录》　1卷　佚名

记匡胤受禅事，与《龙飞记》同。《大典》本。

26．《青溪寇轨》　1卷　宋　方勺

记方腊起义，所述皆与《宋史》不合，后附论二则，一为追述魔教之始，一为追叙致乱之由，并载韩世忠擒方腊事，或为洪迈所附笔。

27．《清溪弄兵录》　2卷　宋　王弥大

前编即录方勺之作，后编从《续会要》第253卷《出师门》中录出。

28．《避戎夜话》　1卷　宋　石茂良

金人陷汴京，茂良在围城中记所见闻。其中多言都统制姚友仲守御东南两壁之功。旧误题汪藻作。

29．《孤臣泣血录》　1卷　旧题　宋　太学丁特起

载汴京失守、二帝播迁事，《三朝北盟会编》颇采之。

30．《靖康蒙尘录》　1卷　佚名

二帝北狩事，与《南烬纪闻》文相同，盖坊贾易其名以欺世者。

31．《靖康纪闻拾遗》　1卷　佚名

大旨责宋不于太原未下前早割三镇与金。

32．《北狩行录》　1卷　旧题　宋　蔡鞗.

蔡鞗，京之子，从二帝北行，此书疑为王若冲作，或王、蔡合作，书中多谀颂徽宗之词。

33．《靖炎两朝见闻录》　2卷　旧题　陈东

记徽宗北迁、高宗改元时事特详，末及绍兴以后事，但陈东不应见绍兴后事。

34．《建炎时政记》　3卷　宋　李纲

乃纲奉诏所编，起建炎元年六月，至八月。

35．《建炎通问录》　1卷　宋　傅雱

雱曾充大金通问使，此即记其奉使之事，从《北盟会编》中录出。

36．《建炎维扬遗录》　1卷　佚名

记高宗自扬州奔杭州。

37．《维扬巡幸记》　1卷　佚名

实即《维扬遗录》，传写互异，大意罪汪伯彦、黄潜善。

38．《己酉航海记》　1卷　宋　李正民

亦曰《乘桴记》。高宗乘舟逃温、台，正民从行，按日记驻跸之所，盖起居注体也，《北盟会编》全录此书。

39．《燕云录》　1卷　宋　赵子砥

赵从二帝北行遁还，尝密刺全国情状，所记：①陷没宗室从官；②陷没百姓；③金人族帐所出与设官之实；④政事之纪；⑤虚实之情；⑥南北离溃之情。

40．《绍兴甲寅通和录》　1卷　宋　王绘

绘为魏良臣使金之副，未至金即还，此书记其事，鄙朱胜非等主和派。

41．《顺昌战胜录》　1卷　宋　杨汝翼

顺昌之战，刘锜败金人，杨汝翼在军中，因记其事。

42．《淮西从军记》　1卷　佚名

叙刘锜在淮西作战，顺昌、柘皋之役，及张俊、杨沂中濠州之败。

43．《采石战胜录》　1卷　宋　员兴宗

记虞允文采石之战。

44．《南渡录》　2卷　《窃愤录》　1卷

二书斥金之残酷野蛮，故《四库》诋之为伪书。

45．《御侮录》　2卷　佚名

记南渡后与金构兵及和议之事。

46．《重明节馆伴语录》　1卷　宋　倪思

绍熙二年，金遣完颜兖、路伯达来贺重明节，倪思为馆伴，纪问答之词。

47．《正隆事迹记》　1卷　宋　张棣

张棣自金归宋后述所见闻。所记皆金海陵王事，始于初立，终于瓜洲之变，大抵约略传闻，疏漏殊甚。

48．《金图经》　1卷　宋　张棣

一名《金国志》，自京邑至族帐部曲。

49．《炀王江上录》　1卷　佚名

叙宋内侍梁汉臣为金人所得谋欲弱金事。所载汉臣劝金主都燕山，营汴梁，开海口，进兵采石，退至瓜洲被杀。

50．《使金录》　1卷　宋　程卓

嘉定中使金，途中记行之作。于山川道里及所见古迹皆排日载之。俗传泥马渡康王即是书所记。

51．《襄阳守城录》　1卷　宋　赵万年

开禧二年，元兵20万攻襄阳，赵淳新以万人御之，战四个月，元兵解围去。万年时为幕僚，详录其事。

52．《诛吴录》　1卷　宋　张革之

杨巨源与安丙诛吴曦，后安丙嫉功杀巨源，张革之为巨源鸣冤，自云从旁目击其事。

53．《丁卯实编》　1卷　宋　毛方平

毛方平，与杨巨源等共谋诛曦者，毛亦为巨源鸣冤。《大典》本。

54．《平叛录》　1卷　宋　郭士宁

平吴曦之叛，记载较史为详。《大典》本。

55．《辛巳泣蕲录》　1卷　宋　赵与

嘉定十四年，金兵破蕲州，赵与从围城中逸出，叙其事。

56．《使北日录》　1卷　宋　邹伸之

理宗时，宋与元议攻金，邹伸之为使。在途十三月，取所闻见及往复问答，作此书。

57．《广王卫王本末》　1卷　宋　陈仲微

仲微随二王入广，目击时事，逐日抄录。厓山败，仲微遁入安南而殁，后安南国使携此书入觐，因传于世，文多简略，不甚赅备。

58．《三朝野史》　1卷　佚名

记理、度、恭三朝琐事，共19条。词旨猥琐，殊不足观。

59．《碧溪丛书》　8卷

收南宋杂史八种：①《吴武安公（玠）功绩记》；②蔡鞗《北狩行录》；③万俟4《皇太后回銮事实》；④《顺昌战胜录》；⑤《松漠纪闻》；⑥《金国文具录》；⑦《绍兴正论》；⑧杨尧弼《伪豫传》。

60．《焚椒录》　1卷　辽　王鼎

记道宗皇后萧氏为宫婢单登构陷事。《契丹国志·萧后传》无一字及此事，是《契丹国志》之疏略也。

61．《南迁录》　1卷　旧题　金　张师颜

记金爱王大辨叛据五国城及元兵围燕，贞祐迁都汴京之事，所述金帝室世次年号舛错谬妄，亦不闻有爱王大辨其人，故赵与时、陈振孙皆称其伪。或谓南宋人华岳所作。

62．《南宋补遗》无卷数　旧题　谢朱胜

载南渡后将帅轶事，于韩、岳尤详。然多他书所习见。

63．《皇元圣武亲政录》　1卷　佚名

记元太祖初起至太宗时事，共40年，大概元世祖时人所作。其书序述无法，词颇蹇拙，又译语讹异，往往失真。《元史》所载元初事，大概本此书也。

64．《庚申外史》　2卷　明　权衡

记元顺帝时治乱大纲，于宫廷构煽、盗贼纵横之事皆能剖析端委。惟其中称顺帝为瀛国公子，最为无稽。

65．《国初礼贤录》　1卷　旧题　明　刘基

载明太祖任用刘基、叶琛、章溢、宋濂事，实非刘基作。

66．《平蜀记》　1卷　佚名

遣汤和伐蜀，明昇出降事。

67．《北平录》　11卷　佚名

载徐达、李文忠出塞追王保保及破应昌府事，颇简略。

68．《别本北平录》　1卷　佚名

记徐达、常遇春北征事，从实录中抄出。

69．《云南机务钞黄》　1卷　明　张

傅友德平云南，在行间，后留官于滇，取当时制敕诏诰有关军务者37篇编成。

70．《汉唐秘史》　2卷　明　宁王权

其书以刘三吾等洪武间进讲汉唐事实类次成编，而多取委巷之谈，如汉高斩蛇、蛇后转生王莽之类。

71．《奉天靖难记》　4卷　佚名

记成祖初起至即位，极诋建文。

72．《国初事迹》　1卷　明　刘辰

盖修太祖实录时所进事略草本也。刘辰曾使方国珍，又在李文忠幕下，所见旧事皆真确。其文质直，无所隐讳。

73．《北征录》　1卷　《后北征录》　1卷　明　金幼孜

成祖北征阿噜台，幼孜扈从，记所历山川古迹及行营之所见闻。

74．《后北征记》　1卷　明　杨荣

永乐二十二年扈从北征，记其往还始末，榆木川之役，即在其中。世多异说，而史采杨荣之说。

75．《三朝圣谕录》　3卷　明　杨士奇

录永乐、洪熙、宣德三朝面承诏旨及奏对之语，《明史·士奇传》多采之。

76．《天顺日录》　1卷　明　李贤

随手记载，于天顺时事颇详。李贤自郎署结知景帝，而此书极诋景帝荒淫。

77．《否泰录》　1卷　明　刘定之

记英宗北狩事。

78．《朝鲜记事》　1卷　明　倪谦

景泰元年出使朝鲜所作，语意草略。

79．《南征录》　1卷　明　张瑄

天顺八年张瑄征广西峒蛮事，所述当日军政，殊无纪律。

80．《出使录》　1卷　明　李寔

一名《使北录》，英宗被俘，李实为使至也先营，此记在漠北见英宗及与也先辩论语。

81．《东征纪行录》　1卷　明　张瓒

记成化中张瓒征苗事。

82．《马端肃三记》　3卷　明　马文升

一、《西征石城记》（记成化初为陕抚与项忠平满四）；二、《抚安辽东记》（成化十四年辽东巡抚陈钺冒功激变，文升奉命抚定）；三、《兴复哈密记》（弘治初土鲁番袭执哈密忠顺王，文升持议用兵，遣许进等讨平之事）。

83．《复辟录》　1卷　明　杨暄

记夺门之变，暄尝目睹。

84．《平蛮录》　1卷　明　王轼

弘治十三年王轼督贵州军务，讨普安妇米鲁，是编所录即其奏捷之疏。

85．《北征事迹》　1卷　明　袁彬

袁彬从英宗北狩，此为17年后之回忆，与《否泰录》相似。

86．《正统临戎录》　1卷　佚名

实哈铭作，哈铭与袁彬同侍英宗北狩，所记与《北征事迹》略同，而详悉过之。

87．《燕对录》　1卷　明　李东阳

自弘治十年至正德六年，凡召见奏对之词，悉著于编。

88．《平吴录》　1卷

或云吴宽所作，载张士诚据吴始末。

89．《史余》　1卷

传为王鏊所作，纪明代朝廷典故，凡49条。中多及正德初年事。

90．《明政要》　20卷　明　娄性

仿《贞观政要》，编太祖、太宗、仁宗、宣宗、英宗五朝之事，凡452条，分40类。

91．《东征忠义录》无卷数　明　刘昭

王守仁平宸濠，昭在幕府。所记显己之功，诋王守仁，与当时诸珰之排挤王守仁相呼应。

92．《继世纪闻》　5卷

亦陈洪谟作。记明武宗时事，谓韩文等劾刘瑾，司礼监王岳等助之。瑾己垂诛，李东阳党于瑾，先期漏言，遂不可制。又谓张彩于瑾多所匡正。

93．《平番始末》　1卷　明　许进

弘治七年土鲁番阿黑麻陷哈密，执忠顺王陕巴，时许进为甘抚，出兵复哈密。嘉靖九年，进以奏稿案牍编为此书，述用兵始末及西番情事颇详，《明史·土鲁番》《哈密传》据此书。

94．《南巡日录》　1卷　《北还录》　1卷　明　陆深

嘉靖十八年，南幸承天，陆深扈行，记往返程途。

95．《姜氏秘史》　1卷　明　姜清

搜辑建文朝事，编年记载，无地道出亡之事，颇精核。

96．《革朝志》　10卷　明　许相卿

记建文一朝君臣始末，用纪传体。主出亡之说。

97．《茂边纪事》　1卷　明　朱纨

朱纨征四川深沟诸砦番，述其措置始末。

98．《楚纪》　60卷　明　廖道南

世宗以兴王继统，实封于楚，故以楚地为受命之符，博采古今，为15纪，凡一人一事与楚有涉者皆牵引入之。道南颇负文名，此书殚十余年精力，以太史公自比，然体例芜杂，援引附会，殊不足观。

99．《哈密事迹》　1卷　附《赵全谳牍》　1卷

前载土鲁番侵哈密及彭泽、王琼构衅事，后载审判叛人赵全事。

100．《洗海近事》　2卷　明　俞大猷

隆庆二年俞大猷讨平曾一本，是书裒集当时奏疏公牍书札。论用兵委曲较史为详，但事之始末，端绪纷乱。

101．《奉天刑赏录》　1卷　彭褧

题懒生袁子。记明成祖靖难时爵赏诛戮之事，多本都穆《壬午功臣录》、《教坊录》、《客座新闻》、《震泽纪闻》、《立斋闲录》。成祖之暴虐，于此可见。

102．《平濠记》　1卷　明　钱德洪

德洪为王守仁弟子，述平宸濠事，得于师友所见闻。中谓宸濠之败，由于迟留半月，其迟留则守仁反间以疑之也。

103．《南泰纪略》　1卷　明　尹耕

记嘉靖四年翁万达平李寰、卢四、赵楷事。

104．《处苗近事》　1卷　明　李恺

记洪武至嘉靖湖广苗民叛服征剿事。

105．《安南奏议》　1卷　佚名

安南莫登庸篡位，嘉靖中议讨之，众论不一，已而中罢。

106．《平黔三记》　1卷　佚名

记洪武中傅友德平云南，正统中王骥平麓川，嘉靖中吕光洵平武定，而意在表彰吕光洵。

107．《使琉球录》　2卷　明　郭世霖

嘉靖十一年，陈侃出使琉球，作《琉球录》。嘉靖三十七年，郭世霖出使琉球，因取陈侃旧本缀续此书。

108．《平播始末》　2卷　明　郭子章

平贵州杨应龙事，时郭子章与李化龙共讨杨，化龙有《平播全书》，时外间饰化龙之功，郭作是书，以辨其诬。

109．《平播全书》　15卷　明　李化龙

杨自唐代据播州，历29世800余年，万历初，杨应龙作乱，李化龙为总督四川、湖广、贵州军务，讨平之，因裒军中文牍编为此书。

110．《建文朝野汇编》　20卷　明　屠叔方

杂采野史传闻，大抵沿袭伪传，不为信史。

111．《使琉球录》　2卷　明　萧崇业　谢杰

万历七年，萧、谢出使琉球，本陈侃、郭世霖二书而润益之。

112．《先拨志始》　2卷　明　文秉

记明末事，三案、阉党等。

113．《守汴日志》　1卷　明　李光壂

记李自成三攻开封，河决城没事，时光壂助守城，皆所目睹，记载详悉。

114．《东林始末》　1卷　明　蒋平阶

自万历二十一年京察至崇祯十六年周延儒赐死。惟叙朋党攻击之事，故于三案、阉祸、经抚不和均不叙述。

115．《谈往》　1卷

明遗民作，皆明末轶闻，凡27条。

116．《平寇志》　12卷　旧题　管葛山人

实海盐李确所作，明末农民起义，分年记载，自崇祯元年至顺治十八年，叙述详悉，持论颇平允，然体例未免芜杂，不无重复参差。所记北京陷时事，颇失实。

117．《明倭寇始末》　1卷　清　谷应泰

即《明史记事本末》中之一卷。

118．《见闻随笔》　2卷　清　冯甦

始载闯献传，次叙永明王始末，及何腾蛟、瞿式耜十五人传。冯甦时官云南，摭所记忆成此编，毛奇龄纂《流寇传》多采之。

119．《安南使事记》　1卷　清　李仙根

康熙七年，仙根出使安南，随笔记录。

120．《交山平寇本末》　3卷　附《诗》　1卷　《详文》　1卷《书牍》　1卷　清夏骃

康熙七年交城知县赵吉士平交山盗，时夏骃在幕中。

121．《平闽记》　10卷　清　杨捷

皆康熙十七年杨捷攻郑成功时之档案文件。

122．《师中纪绩》　1卷　清　王得一

得一为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之幕友，是书皆纪正色战功。凡23事，自康熙十二至二十年，正色与姚启圣异议，不欲攻台湾，启圣奏调施琅代之。

123．《武宗外纪》　1卷　清　毛奇龄

记明武宗事94条，皆取之实录。

124．《后鉴录》　7卷　清　毛奇龄

记明一代盗贼之事，亦《明史》拟稿之余也。

125．《封长白山记》　1卷　清　方象瑛

记康熙十六年遣官至长白山事。

126．《辨苗纪略》　8卷　清　俞益谟

记康熙四十二年征辰州红苗，益谟时率湖南兵从征。

127．《衡湘稽古》　5卷　清　王万澍

湖南古史也，自伏羲、神农至周昭，多摭自《路史》，其丛杂与廖道南《楚纪》约略相等。

诏令奏议

1．《唐大诏令集》　130卷　宋　宋敏求

敏求谙悉唐史，此据其父宋绶所辑，重加绪正，世无刊本，脱佚23卷。共23类。

唐三百年，实录无存，其诏诰命令之得以考见者实赖是书，可称典故之渊海矣。

2．《两汉诏令》　23卷　宋　林虙　楼昉

皆从三史辑出，然博雅可观。

3．《政府奏议》　2卷　宋　范仲淹

是编即范官参知政事、推行庆历新政之奏札。

4．《包孝肃奏议》　10卷　宋　包拯

其门生张田所编，然编次凌乱。

5．《尽言集》　13卷　宋　刘安世

安世，司马光门人，正直刚劲，弹击权贵，有“殿上虎”之称，然其劾蔡确，迹似陷害，且诋程子为五鬼。故朱熹《名臣言行录》不载其一字。

6．《谠论集》　5卷　宋　陈次升

共116篇，最著者为止吕惠卿之使岭南及劾章惇、蔡京、蔡卞、曾布诸疏。《大典》本。

7．《左史谏草》　1卷　宋　吕午

理宗二年时所上，其论宋宰相台谏之弊尤极恳详。

8．《商文毅疏稿略》　1卷　明　商辂

共33篇，有劾汪直疏，《边务疏》中论养军莫善于屯田，守边为上守，关次之，徒守京城最为下策。

9．《王端毅公奏议》　15卷　明　王恕

恕扬历中外四十五年，如奏参镇守太监及论中使扰民。

10．《马端肃奏议》　12卷　明　马文升

55篇。成化、弘治中马文升负一时重望，朝端大议，往往待之而决。

11．《关中奏议》　10卷　明　杨一清

分五类：马政、茶马、巡抚、总制、后总制，所陈多陕甘边事。

12．《杨文忠公三录》　7卷　明　杨廷和

其中有不从正德的戏命，擒戮江彬，议兴献始末。

13．《胡端敏奏议》　10卷　明　胡世宁

曾劾宁王，纠中官，惟议大礼与张璁、桂萼合。

14．《何文简疏议》　10卷　明　何孟春

李东阳之门生，以气节自许。如救言官庞泮，请停万岁山工役，谏武宗幸宣府。

15．《垂光集》　2卷　明　周玺

为刘瑾所毙，劾瑾二疏最著。

16．《孙毅菴奏议》　2卷　明　孙懋

懋抗直，曾劾江彬。

17．《玉坡奏议》　5卷　明　张原

直谏。

18．《南宫奏稿》　5卷　明　夏言

于一朝典礼多所酌定。

19．《讷谿奏疏》　1卷　明　周怡

以劾严嵩廷杖系狱，平生触犯权幸至再至三，共13篇。

20．《谭襄敏奏议》10卷明谭纶

分闽稿、蜀稿、蓟辽稿，纶沉毅知兵，战功甚著。

21．《潘司空奏疏》　6卷　明　潘季驯

为官广东、江西及在兵部所上奏疏。

22．《两河经略》　4卷　明　潘季驯

季驯总河务27年，书中所载皆万历初相度南北两河奏疏。

23．《两垣奏议》　1卷　明　逯中立

共六篇，皆官给事中时作。《论公用舍》，《论修史用人》，《论会推阁臣》，《请罢织造》，《论东倭》，《请停例金》。

24．《周忠愍奏疏》　2卷　明　周起元

以忤魏忠贤被害，奏疏多有关国计民生，非虚矜气节者比。

25．《张襄壮奏疏》　6卷　清　张勇

官至甘肃提督，靖逆侯。共120篇，始于顺治六年，迄康熙二十三年，值肃州回乱，昂汉夷人入边及王辅臣乱，于秦陇兵事较详。

26．《靳文襄奏疏》　8卷　清　靳辅

官至河督，皆治河奏疏。

27．《华野疏稿》　5卷　清　郭琇

官至湖广总督。共44篇。自康熙二十七年至四十一年，琇初劾罢明珠、余国柱等，后又劾罢徐乾学、王鸿绪、高士奇。

28．《诸臣奏议》　150卷　宋　赵汝愚编

起自建隆，迄于靖康，分12门、114目。

29．《历代名臣奏议》　350卷　黄淮　杨士奇奉敕编

自商周至宋元，分64门，名目太繁，又将文王、周公、孔子之问答编入，踳驳失伦。然自汉以后，收罗大备，可与《通鉴》《三通》互相考证，实古今奏议之渊海也。张继曾有节本刊行，然去取颇乏鉴裁。

30．《名臣经济录》　53卷　明　黄训编

自洪武至嘉靖九朝名臣经世之言，分十门，奏议居十之九，与淮、士奇所编时代相接。

31．《钦定明臣奏议》　20卷　乾隆四十六年奉敕编

传记

1．《孔子编年》　5卷　旧题　宋　胡舜陟

实其子胡仔所作。辑录孔子言行，体例如年谱，依据纪传考寻事实，以《论语》为主，不采谶纬书，颇审慎，然《编年》有幸合之处。

2．《东家杂记》　2卷　宋　孔传

分21类，皆孔子及孔林事迹。

3．《晏子春秋》　8卷　旧题　齐　晏婴

实后人采晏婴之言行而作。刘向、班固俱列于儒家，柳宗元谓应入墨家，此书实为传记之祖。

4．《魏郑公谏录》　5卷　唐　王方庆

方庆为高宗、武后时人，此书录魏徵事迹，确然可信，《通鉴》多采之。

5．《李相国论事集》　6卷　唐　李绛

乃蒋偕编集李绛奏议之文、论谏之事而成，已缺1卷。共65条，叙事拙朴，编次芜杂，然遗闻旧事，多新旧《唐书》所未载。

6．《杜工部年谱》　1卷　宋　赵子栎

杜甫年谱创始于吕大防，此辨吕大防谓甫生于先天元年之误。以为甫卒于辛亥冬，是为误说。其援引亦简略。

7．《杜工部诗年谱》　1卷　宋　鲁訔

以为甫生于先天元年壬子，卒于大历五年庚戌，承吕大防之说，辨正《旧唐书》之误。此书循少陵平生行迹，编定其诗，密于赵子栎多矣，间亦有附会处。

8．《绍陶录》　2卷　宋　王质

上卷摘陶潜、陶弘景遗文遗事，别为词咏之。下卷纪同时唐汝舟、鹿何事，而附以林居咏物之诗。逃世之作也。

9．《金陀2编》　28卷　《续编》　30卷　宋　岳珂

辨其祖岳飞之冤。《6编》包括《鄂王行实编年录》6卷、《鄂王家集》10卷、《吁天辨诬》5卷（记秦桧锻炼诬陷）、《天定录》3卷（朝廷复封谥）。《续编》包括《丝纶传信录》11卷（飞受官制札及三省文移札付）、《天定别录》4卷（岳云、雷、霖、甫、琛辨诬复官告制札）、《百氏昭忠录》14卷（岳飞战功政绩）。多脱简缺文。

10．《象台首末》　5卷　宋　胡知柔编

知柔之父胡梦昱以论济王事贬死象州。知柔编其奏疏遗文及诸家赠答题跋，成此书。

11．《魏郑公谏续录》　2卷

元翟思忠所编也。王方庆《谏录》未为赅备，是书采摭众书为之续。

12．《忠贞录》　3卷　《附录》　1卷　明　李维樾　林增志编

辑卓敬（建文死事）遗稿1卷及后人题诗咏文2卷。

13．《诸葛忠武书》　10卷　明　杨时伟

前6卷为遗文，后9卷为事迹，辨《梁父吟》《黄陵庙记》为伪托。

14．《宁海将军固山贝子功绩录》　1卷　佚名

记富喇塔平耿精忠之事。康熙十三年，富随康亲王杰书讨耿精忠，十四年破台州、温州，皆土人得之目击者。

15．《朱子年谱》　4卷　《考异》　4卷　《附录》　2卷　清　王懋竑

自明以来，撰朱子年谱者甚多，懋竑于朱子遗书研思最久，作此书，又作考异，备列其去取之故。于学问特详，于政事颇略。

16．《古列女传》　7卷　《续列女传》　1卷　汉　刘向

其书屡经传写，至宋已非古本。

17．《高士传》　3卷　晋　皇甫谧

谧书本72人，而此本为96人。

18．《卓异记》　1卷　旧题　唐　李翱

实非李翱作。皆记唐代朝廷盛事，共26条。

19．《春秋列国诸臣传》　30卷　宋　王当

共191人。

20．《廉吏传》　2卷　宋　费枢

自列国至隋唐114人，以风厉廉隅为主。

21．《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　1卷

进士题名录也，凡330人，是科朱熹名在五甲第九十。

22．《伊雒渊源录》　14卷　宋　朱熹

记周子以下及程子交游门弟子言行。《宋史·道学》《儒林传》多据此为之。宋人道学宗派门户自此书始。

23．《名臣言行录前集》　10卷　《后集》　14卷　《续集》　8卷《别集》　26卷　《外集》　17卷　宋　朱熹　李幼武

前后集为朱熹编，录北宋名臣之言行，惟编次不得法，即朱熹亦自知。吕祖谦、叶盛及《四库》均有讥议。

24．《名臣碑传琬琰集》　107卷　宋　杜大珪

起于建隆、乾德，止于建炎、绍兴，分三集，上集多神道碑，中集多志铭行状，下集多别传。

25．《钱塘先贤传赞》　1卷　宋　袁韶

采许由以下39人为之传赞，多得之故老流传，颇详赡。

26．《庆元党禁》　1卷　佚名

题沧州樵叟撰。党禁起于宁宗时，共59人。《四库提要》力言朋党之祸。

27．《宝祐四年登科录》　1卷

考官为王应麟，一甲一名文天祥，二甲一名谢枋得，二甲二十七名为陆秀夫。

28．《京口耆旧传》　9卷　佚名

南宋末丹阳人所作，京口包括丹阳、丹徒、延令、金坛四县，此书采京口人自宋初迄端平、嘉熙间轶闻逸事，较史为详。《大典》本。

29．《昭忠录》　1卷　佚名

记南宋末忠节之士130人，其文确实可据。

30．《敬乡录》　14卷　元　吴师道

是编因洪遵《东阳志》所记人物有遗漏，以补其缺，自梁至宋，附录每人诗文，故零篇散什，借存者不少，所编宋人小传犹在《宋史》未成之前，可补证正史。

31．《唐才子传》　8卷　元　辛文房

是书原列397人，现从《大典》辑出287人，大多新旧《唐书》所不载而从传记说部采辑，其体例因诗系人，以文为主，不以其人之事功为主，初盛唐稍略，中晚渐详，亦下包五代。其书杂以臆说，不尽可据，然较计有功唐诗记事，叙述差有条理。

32．《元朝名臣事略》　15卷　元　苏天爵

自木华黎至刘因共47人，大抵据诸家文集所载碑志、行状、家传为多，盖仿朱子《名臣言行录》之例而始末较详，不录全篇，但一一注明出处，不失为信史。

33．《浦阳人物记》　2卷　明　宋濂

共29人，分忠义、孝友、政事、文学、贞节五目。

34．《古今列女传》　3卷　明　解缙等奉敕撰

起自有虞，迄于元明，汉以前本刘向之书，汉以后取各史列女传，时成祖后甚关心此书，故去取颇审慎，在明代官书中犹为善本。

35．《殿阁词林记》　22卷　明　廖道南

集词林、殿阁、宫坊、台省诸臣旧事，分类记载。

36．《嘉靖以来首辅传》　8卷　明　王世贞

记嘉靖、隆庆、万历三朝阁臣事迹，详悉近实，可与正史参证。

37．《明名臣琬琰录》　24卷　《续录》　22卷　明　徐3编

仿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自洪武至弘治117人，《续录》95人。

38．《今献备遗》　42卷　明　项笃寿

采明代名臣事迹，自洪武至弘治共204人，盖本袁袠所著而稍损益之。明人所作传记甚多，此书颇简明有法，叙述详赡。

39．《百越先贤志》　4卷　明　区大任

自东汉以上共120人，各为之传，多凭史传，不采杂书，体例谨严，注出处。

40．《元儒考略》　4卷　明　冯从吾

大抵据《元史·儒学传》，而旁采志乘，体例丛碎。

41．《钦定八旗满洲氏族通谱》　80卷　乾隆九年奉敕撰

42．《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　12卷　乾隆四十六年奉敕撰

共31人，附传21人。

43．《钦定蒙古王公功绩表传》　12卷　乾隆四十四年奉敕撰体例同上书。

44．《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　12卷　乾隆四十一年奉敕撰

予专谥者33人，通谥者忠烈124、忠节122、烈愍377、节愍882，忠义祠2249人。

45．《明儒学案》　62卷　清　黄宗羲

共列学案17，凡210人。大抵朱陆分门以后，至明而朱之传流为河东（薛瑄），陆之传流为姚江。其余或出或入，总往来于二派之间。宗羲生于姚江，欲抑王尊薛则不甘，欲抑薛尊王则不敢。故于薛之徒阳为引重而阴致微词，于王之徒外示击排而中存调护……宗羲此书犹胜国门户之余风，非专为讲学设也。然于诸儒源流分合之故，叙述颇详，犹可考见其得失，知明季党祸所由来……

46．《中州人物考》　8卷　清　孙奇逢

载河南人物。分理学、经济、忠节、清直、方正、武功、隐逸七科，皆明代人。

47．《东林列传》　24卷　清　陈鼎

载180余人。

48．《儒林宗派》　16卷　清　万斯同

自孔子以下至明末诸儒，授受源流各以时代为次。

49．《明儒言行录》　10卷　《续录》　2卷　清　沈佳

录133人，附见83人。沈佳宗朱熹，故以薛瑄为明儒之宗，于陈献章颇致不满，虽收王守仁，而守仁弟子则删汰甚严，王畿、王艮咸不预焉，与《明儒学案》之宗旨不同。

50．《史传三编》　56卷　清　朱轼

包括名儒、名臣、循吏三编。

51．《闽中理学渊源考》　92卷　清　李清馥

李光地之孙。自杨时起，下迄明末。

52．《孙威敏征南录》　1卷　宋　滕元发

记孙沔与狄青平侬智高事。时朝廷专赏狄青，沔之功不显，此为表沔功绩著。

53．《骖鸾录》　1卷　宋　范成大

乾道时出知静江府，记途中所见。

54．《吴船录》　2卷　宋　范成大

淳熙时，由四川取水程赴临安，随日记所见，古迹形胜言之最悉，如释继业纪乾德二年太祖遣三百僧往西方求舍利贝多叶书路程。

55．《入蜀记》　6卷　宋　陆游

乾道五年自山阴入川，述其路途所经，于山川风土叙述颇雅洁，而于考订古迹尤所留意。

56．《西使记》　1卷　元　刘郁

元宪宗时，锡里库西征西域、苏丹诸国，宪宗遣常德西使锡里库军中，所记但据见闻，不能考证古迹。其所经，今皆在屯田列障之内。

57．《保越录》　1卷　佚名

记胡大海初攻绍兴败绩，守将为吕珍，记胡军淫掠及发宋陵事。

58．《闽粤巡视纪略》　6卷　清　杜臻

平台湾后，杜臻奉诏视察粤闽，凡沿海形势、营伍制度、兵数多寡及诸洋列戍控置，皆述其详。

59．《扈从西巡日录》　1卷　清　高士奇

康熙癸亥，帝至五台山，士奇记途中闻见。

60．《松亭行纪》　2卷　清　高士奇

康熙辛酉，帝出喜峰口（谓为古松亭关），士奇记其行。

61．《孔子世家补》　12卷　宋　欧阳士秀

据《皇极经世》以驳《史记》。《大典》本。

62．《孔子实录》　1卷

叙次无体例。

63．《孔子论语年谱》　1卷　旧题　元　程复心

以《论语》各章分隶于孔子年谱，牵强附会，末有驳季本《圣迹图考》。季本为明代人，此书殆明末人伪作。

64．《孟子年谱》　1卷　旧题　元　程复心

取《孟子》七编为编年，谬妄与上书同。

65．《阙里志》　24卷　明　陈镐

此为第一本阙里志（弘治时修），崇祯中孔允植重订，编次冗杂。

66．《三迁志》　12卷　清　孟衍泰　王特选　仲蕴锦

因吕元善旧志重修。

67．《孟子生卒年月考》　1卷　清　阎若璩

博引诸书，考孟子出处始末，而于生卒年月，卒无的据。按《山堂肆考》谓孟子生于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卒于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年84。若璩独不引之，盖先儒诂经不取杂书也。

68．《孔子年谱》　5卷　清　杨方晃

69．《至圣编年世纪》　24卷　清　李灼　黄晟

李灼作《孔子生日说》，谓《公》、《榖》与《史记》所记差一年，《公》《榖》所记为怀妊，《史记》所记为诞生，殊为穿凿。

70．《洙泗源流》无卷数　佚名

71．《别本晏子春秋》　6卷　旧题　齐　晏婴

即《晏子春秋》，但次第已乱。

72．《尹和靖年谱》　1卷　佚名

尹焞门人所记。

73．《周子年谱》　1卷　宋　度正

记周敦颐。

74．《朱子年谱》　1卷　宋　袁仲晦

较王懋竑本疏略。

75．《君臣相遇录》　10卷　佚名

载韩琦事迹。

76．《范文正遗迹》　1卷　佚名

记范仲淹生平游历。

77．《言行拾遗事录》　4卷　佚名

记范仲淹言行事迹。

78．《道命录》　10卷　宋　李心传

记程子、朱子进退始末，元程荣秀已损益之，大旨不出门户之见。

79．《饶双峰年谱》　1卷

记饶鲁事，鲁自称为黄榦弟子，是书多记讲学事。《大典》本。

80．《许鲁斋考岁略》　1卷　元　耶律有尚

有尚为许衡门生，记许衡言行也。《大典》本。

81．《刘文靖公遗事》　1卷　元　苏天爵

记刘因之事，《元史·刘因传》采之。

82．《草庐年谱》　2卷　《附录》　2卷　明　危素

吴澄年谱也。

83．《褒贤集》　5卷　佚名

取宋元人著作有关范仲淹者合为一书。

84．《滁阳王庙岁祀册》　1卷　佚名

祀郭子兴之规条庙碑。

85．《崔清献全录》　10卷　明　崔子璲

记崔与之（宋理宗时丞相）遗事遗文。

86．《陆右丞蹈海录》　1卷　明　丁元吉

记陆秀夫，采《宋史》及龚开所作传、黄缙所作年谱。

87．《张乖崖事文录》　4卷　明　颜端　徐澣

辑张咏遗事遗文，咏全集尚有传本，颜、徐未见。

88．《李卫公通纂》　4卷　明　王承裕

记李靖遗事遗文。

89．《阳明先生浮海传》　1卷　明　陆相

记王守仁初谪龙场，经杭州遇害落水，漂至龙宫得生还事，荒诞不经。

90．《朱子实纪》　12卷　明　戴诜

是书详述朱子始末。

91．《韩祠录》　3卷　明　叶性　谈伦

记潮州韩愈遗迹。

92．《传信辨误录》　1卷　明　陈虞岳

其祖陈循，土木之变为首揆，景帝欲废英宗太子，循依违不能匡正，陈建《通纪》载其事。此书为其祖辩诬，然大多无确证。

93．《吴疏山集》　17卷　明　吴悌

吴悌学出于王守仁，其文仅3卷，以下皆诰敕及表章颂美之文。

94．《胡梅林行实》　无卷数　明　胡桂奇编

记其父胡宗宪事。

95．《忠烈编》　10卷　明　孙堪　孙墀　孙升编

宸濠之变，孙燧抗节死，其子汇其制诰、卷牍、碑状、志传。

96．《董子故里志》　6卷　明　李廷宝

董仲舒广川人，而广川括景州、德州、枣强三地，三地皆争之。

97．《濂溪志》　9卷　明　李桢

述周子事。

98．《濂溪志》　13卷　明　李嵊慈

辑补李桢旧志。

99．《东方类语》　16卷　明　朱维陛

类聚东方朔事迹，征引猥杂。

100．《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　8卷　明　司马晰

101．《武侯全书》　20卷　王士骐

搜罗完备，而真伪芜杂。

102．《米襄阳外纪》　12卷　明　范明泰

纪米芾遗事。

103．《薛文清年谱》　1卷　旧题　明　杨鹤

实杨嗣昌据薛瑄门人张鼎所作加以重订。

104．《苏米谭史》　1卷　《苏米谭史广》　1卷　明　郭化

采苏轼、米芾轶事可资谈柄者。

105．《海珠小志》　5卷　明　李韡

宋李昂英捐修海珠慈度寺，其裔李韡考寻古迹辑此书。

106．《襄阳外编》　无卷数　明　顾道洪

记孟浩然。

107．《程朱阙里志》　8卷　明　赵滂

108．《考亭朱氏文献全谱》　12卷　明　朱钟文

109．《温公年谱》　6卷　明　马峦

110．《梅墟先生别录》　2卷　明　李日华　郑琬

记嘉兴周履靖能诗好事，与妻桑贞白自相唱和，多刊书籍，明季所谓山人之流。

111．《张抱初年谱》　1卷　明　冯奋庸

记其师张信民。

112．《心斋类编》　2卷　明　王元鼎

记王艮于崇祯四年从祀孔庙始末。《明史》艮附王畿传，不载从祀事，今孔庙亦无艮位，不知何以有此书。

113．《逊志斋外纪》　2卷　《续集》　2卷　明　姚履旋

记方孝孺。

114．《周元公集》　10卷　明　周沈珂

周敦颐作品仅五之一。

115．《周氏遗芳集》　5卷　明　周沈珂

116．《灵卫庙志》　1卷　明　夏宾

建炎三年金兵攻临安，钱塘令朱跸抗战死，立庙建祠，是书记其事也。

117．《宋四家外纪》　49卷

蔡襄（徐作）、苏轼（王世贞作）、黄庭坚（陈之伸作）、米芾（范明泰作），此为坊贾合刊。

118．《罗江东外纪》　3卷　清　闵元衢

记罗隐。

119．《贺监纪略》　4卷　清　闻性善　闻性道

记贺知章遗文轶事，采撷颇富。

120．《姑山事录》　8卷　清　吴肃公　杜名齐

述明末沈寿民事。寿民曾劾杨嗣昌、熊文灿，福王时又几为马、阮所害。

121．《谢翱年谱》　1卷　清　徐沁

载宋遗民谢翱事。

122．《宁海将军固山贝子保越平闽实绩》　1卷

记富喇塔征耿精忠事。

123．《保台实绩录》　1卷

台州兵巡道杨应魁从富喇塔，与耿精忠战于台州，是书记其政绩。

124．《杨公政绩记》　1卷　清　黄家遴

记明天顺间循吏杨继宗（嘉兴知府）事迹。

125．《陆象山年谱》　2卷　清　李绂

九渊年谱，有其弟子袁燮、傅子云同编，李绂董加补辑，大旨申王守仁、朱子晚年定论之说。

126．《考订朱子世家》　1卷　清　江永

127．《曹江孝女庙志》　10卷　清　沈志礼

记孝女曹娥事。曹娥事在汉顺帝时，见于邯郸淳所撰碑。

128．《汉末英雄记》　1卷　旧题　魏　王粲

已佚，王世贞辑成，凡44人。

129．《广卓异记》　20卷　宋　乐史

采汉魏以下至五代，以补《卓异记》。

130．《靖康小雅》　1卷　佚名

录靖康死事之臣12人，自《北盟会编》辑出。

131．《绍兴正论》　1卷　旧题　湘水樵夫

录不附和议遭秦桧贬谪者三十人。

132．《桐阴旧话》　1卷　宋　韩元吉

录韩氏（韩维等）家世旧闻13条，以京师第门有桐木故名，桐木韩家别于魏国韩家（琦）。

133．《南渡十将传》　10卷　宋　章颖

刘锜、岳飞、韩世忠、李显忠、魏胜、张俊、虞允文、张子盖、张宗颜、吴玠。

134．《稗传》　1卷　元　徐显

记元末王艮、柯九思、王冕等事。

135．《伊洛渊源续录》　6卷　明　谢铎

继朱子《伊洛渊源录》而作。所录21人，以朱子为主。

136．《宋遗民录》　15卷　明　程敏政

前列王炎午、谢翱、唐珏，后附汪元量、龚开、郑思肖等8人。

137．《考亭渊源录》　24卷　明　宋端仪　薛应旗重订

仿《伊洛渊源录》，首列李侗、胡宪、刘子翚、刘勉之四人以溯师承，次载朱子始末，又次同时友人张栻等7人，又次则弟子黄榦以下293人。

138．《鹿城书院集》　无卷数　明　邓淮

录南宋温州之士游二程、张、朱之门者，有周行己等23人。

139．《莆阳文献》　13卷　《列传》　75卷　明　郑岳　黄起龙重订

采莆田仙游人自梁陈迄明著作诗文并事迹，采掇繁富。

140．《群忠录》　2卷　明　唐龙

记太祖时征陈友谅诸臣姓名事实。

141．《名臣言行录前集》　12卷　《后集》　12卷　明　徐咸

142．《毗陵忠义祠录》　4卷　《附录》　1卷　明　叶夔

载南宋末常州知府姚訔、通判陈炤抗元死节事。

143．《建宁人物传》　4卷　明　李默

凡417人，皆本之旧志，疏略甚多。

144．《纪善录》　1卷　明　杜琼

记吴中循吏先贤，自洪武迄正统，凡40人。

145．《三家世典》　1卷　明　郭勋

辑徐达、沐英、郭英三家世系、履贯、勋阀、遭遇，大抵本实录、国史。

146．《淮郡文献志》　26卷　《补遗》　1卷　明　潘埙

147．《祥符乡贤传》　8卷　明　李濂

148．《祥符文献志》　17卷　明　李濂

以上二书所录皆明代之人。

149．《金华先民传》　10卷　明　应廷育

150．《国琛集》　2卷　明　唐枢

记明初迄嘉靖人物，简陋。

151．《闽学源流》　16卷　明　杨应诏

记杨时以后诸儒至于蔡清，共195人。

152．《道南源委录》　12卷　明　朱衡

始于杨时，附以游酢、王蘋，闽士咸载焉。

153．《东吴名贤记》　2卷　明　周复俊

记吴中名贤，自商相巫咸至明代魏校，共47人，仿《华阳国志》体例，然所记简略。

154．《列卿记》　165卷　明　雷礼

胪列明代职官姓名，自洪武至嘉靖末。

155．《内阁行实》　2卷　佚名

从《列卿记》中录出之一部分。

156．《善行录》　8卷　《续录》　2卷　明　张时彻

凡435人，取自史传。

157．《逸民传》　2卷　旧题　明　皇甫涍

实皇甫濂作，起晋孙登，迄宋林逋，共百人。

158．《元祐党人碑考》　1卷　明　海瑞

《元祐党人碑》载于李心传《道命录》与马纯《陶朱新录》者互有异同，是编以《道命录》为主，阙者以他书补之，故所录较他书为多，所附庆元伪学党籍，与他书无异同，不及《永乐大典》所载详备。

159．《圣学宗传》　18卷　明　周汝登

王守仁→王艮→徐樾→颜钧→罗汝芳→杨起元、周汝登。

汝登欲合儒释而会道之，辑《圣学宗传》，尽采先儒语类禅者以入。

160．《献征录》　120卷　明　焦竑

采自洪武至嘉靖名人事迹，搜采极博，然文颇泛滥，不皆可据。又引据之书，或注或不注。

161．《明十六种小传》　4卷　明　江盈科

分忠、孝、廉、节、慈、宽、明、慎、隐、怪、机、侠、奸、谄、贪、酷十六目，大抵委巷之谈。

162．《夥坏封疆录》　1卷　明　魏应嘉

皆诸臣之不附魏忠贤者，其词狂悖，列35人。

163．《东林点将录》　1卷　明　王绍徽

以梁山108人配属东林诸人，所传各本，名或有异同。

164．《东林籍贯》　1卷　佚名

共162人。

165．《东林同志录》　1卷　佚名

共319人。

166．《天监录》　1卷　佚名

列“真心为国不附东林”103人，皆奄党也。

167．《廉吏传》　无卷数　明　黄汝亨

宋费枢《廉吏传》采114人，自春秋迄五代，汝亨以为未备，增五代前33人，续添宋元64人，共得211人，分上中下三等。

168．《历代循良录》　1卷　清　孙蕙

汇历代循良事迹，惟取县令。

169．《古人几部》　6卷　清　陈允衡

所录皆明哲保身急流勇退之人。

170．《历代党鉴》　5卷　清　徐宾

自东汉党锢至曹爽、贾充、王伾、王叔文、牛僧孺、李德裕、宋之洛蜀朔三党、元祐党籍、庆元伪学以及明之东林、魏党，又采各家论朋党之语附于后。

171．《畿辅人物志》　20卷　清　孙承泽

记明一代畿辅人物。

172．《四朝人物略》　6卷　清　孙承泽

承泽习掌故，精赏鉴，故所撰《春明梦余录》《庚子销夏记》皆考证详明，而史笔叙述，非其专门也。

173．《益智录》　20卷　清　孙承泽

起周迄明，凡圣贤名人言行可录者，而明人事居三之一，门户之见甚深。

174．《顾氏谱系考》　1卷　清　顾炎武

考据顾氏谱系。

175．《荆门耆旧纪略》　3卷　《列女纪略》　1卷　清　胡作柄

176．《学统》　56卷　清　熊赐履

以孔、颜、曾、子思、孟、周、二程、朱九人为正统，自闵子至罗顺钦23人为翼统，冉伯牛至高攀龙178人为附统，荀子至王守仁7人为杂统。

177．《道统录》　2卷　《附录》　1卷　清　张伯行

因仇熙《道统录》而增辑。

178．《道南源委》　6卷　清　张伯行

因朱衡《道南源委录》重加考订。

179．《伊洛渊源续录》　20卷　清　张伯行

因谢铎《伊洛渊源续录》、薛应旗《考亭渊源录》二书重加考订。

180．《嘉禾征献录》　46卷　清　盛枫

记明代嘉兴人物。

181．《人瑞录》　1卷　清　孔尚任

记康熙二十七年天下奏报寿民自70岁至百岁以上者共37万余人。

182．《修史试笔》　2卷　清　蓝鼎元

183．《道学渊源录》　1卷　清　王植

184．《蜀碧》　4卷　清　彭遵泗

纪蜀乱始末及死节士女，自崇祯元年至康熙三年。体例冗杂。

185．《西征记》　1卷　宋　庐襄

北宋人赴京考试纪行之作，颇近传奇小说。

186．《乙巳泗州录》　1卷　宋　胡舜申

舜申在泗州，亲见朱;父子往来及徽宗幸泗州事，然记载寥寥。

187．《己酉避乱录》　1卷　宋　胡舜申

记金兵攻平江。时舜申在平江，颇诋韩世忠。

188．《逢辰记》　1卷　佚名

记吕颐浩事。《大典》本。

189．《勤王记》　1卷　旧题　宋　臧梓

记建炎三年金兵攻泗州，诸路勤王事。《大典》本。

190．《西征道里记》　1卷　宋　郑刚中

绍兴己未，陕西初复，郑刚中奉谕往陕安抚，记其所见闻。《大典》本。

191．《乌台诗案》　1卷　旧题　宋　朋九万编

苏轼坐作诗讪谤，追赴御史狱，此为当时诗案也。此本似从胡仔《渔隐丛话》录出，而托名朋九万。

192．《客杭日记》　1卷　元　郭畀

193．《使西域记》　1卷　明　陈诚

永乐中李达、陈诚使西域，历哈烈、撒马儿罕等17国，记山川风俗物产，其所经不过嘉峪关外一二千里，见闻未广，传述失真，不足征信。

194．《使交录》　18卷　明　钱溥

乃天顺六年使安南所作，多赠答诗文。

195．《淮封日记》　1卷　明　陆深

封淮王途中所作，其中纪马中锡抚贼事较详。

196．《使西日记》　1卷　明　都穆

奉使册封庆藩妃，至宁夏，记道路所经，于碑碣古迹载之颇详。

197．《断碑集》　1卷　明　方豪

重立颜真卿所书宋璟神道碑，碑在沙河。

198．《滇程记》　1卷　明　杨慎

谪永昌时记程之作。

199．《南内记》　1卷　佚名

即英宗所居之南城。

200．《西迁注》　1卷　明　张鸣凤

谪川所记，其中碑刻多载全文。

201．《蜀道驿程记》　2卷　清　王士祯

士祯为四川试官，记所经历，较士祯他行记精核。

202．《南来志》　1卷　清　王士祯

奉使祭南海。

203．《使琉球记》　1卷　清　张学礼

康熙元年奉使琉球所作。

204．《塞北小钞》　1卷　清　高士奇

从康熙北行所记。

205．《伪豫传》　1卷　宋　杨克弼

述刘豫降金僭号始末，克弼曾为刘豫之臣，后归宋。

206．《徐海本末》　1卷　明　茅坤

记胡宗宪诱杀徐海事，时茅坤在宗宪幕中，皆所亲见，叙述特详。

载记

1．《吴越春秋》　10卷　汉　赵煜

此为元大德十年丙午刊本。徐天祜音注。

赵煜所述虽稍伤曼衍，而词颇丰蔚，是汉晋间稗官杂记之体。徐天祜注颇有考证。

2．《越绝书》　15卷　佚名

实东汉初会稽袁康作，同郡吴平所定。其文纵横曼衍，与《吴越春秋》相类，而博丽奥衍则过之。又多杂术数家言，皆汉人专门之学，非后来所能依托。

亦元大德丙午绍兴路刊。已非全书。

3．《华阳国志》　12卷　《附录》　1卷　晋　常璩

叙四川开辟以来事，自公孙述、刘备、刘禅，至晋平蜀，李特、雄、期、寿、势，又有《先贤士女志》《后贤志》《三州士女》等编。常璩即劝李势降桓温者。

是书已残缺，宋李<为之补缀。

4．《邺中记》　1卷　晋　陆翙

翙书本为二卷，记石虎之事，后人摭唐人马温所作《邺都故事》以补之，并为一卷。其书已佚，从《大典》中辑得72条。虽篇帙无多，而叙述典核，颇资考证。

5．《十六国春秋》　100卷　旧题　魏　崔鸿

实明屠乔孙、项琳伪撰，崔鸿所作北宋时已亡。

6．《别本十六国春秋》　16卷　旧题　魏　崔鸿

亦伪书，其出在屠伪本之前，或为节录崔鸿原书所成。

7．《蛮书》　10卷　唐　樊绰

樊绰官于安南经略使幕府，亲见蛮事，故于六诏种族风俗、山川道里及前后措置始末，撰次极详，实舆志中最古之本。成于唐懿宗时。此书久佚，从《大典》辑出，已断烂不尽可读。

8．《钓矶立谈》　1卷

实史虚白之子所撰，杂录南唐事迹，附以论断。

9．《江南野史》　10卷　宋　龙衮

记南唐事，用纪传体，此本佚脱已半。叙次冗杂，殊乖史体，然与《五代史》颇有异同，可资考证。

10．《江南别录》　1卷　宋　陈彭年

记南唐事，其书颇好语怪，然其他可取者多。按彭年幼时即负文名，为李后主召入宫中，故于南唐事见闻甚详，为《资治通鉴》采用甚多。

11．《江表志》　3卷　宋　郑文宝

记南唐事。郑文宝亦南唐旧臣，后降宋，今仅存24页。

12．《江南余载》　2卷　佚名

此书实据郑文宝《江表志》为稿本。

13．《三楚新录》　3卷　宋　周羽翀

三楚者，长沙马殷、武陵周行逢、江陵高季兴，皆据楚地称王。此书记其兴废本末，其中与史不合者甚多。

14．《锦里耆旧传》　4卷　宋　句延庆

一名《成都理乱志》。纪王氏、孟氏据蜀时事，其体实近编年，所录西蜀兴废之迹，亦颇简略，惟于诏敕章表书檄，记载独详。

15．《五国故事》　2卷　佚名

为北宋初作品，以吴杨氏、南唐李氏、蜀王氏孟氏、南汉刘氏、闽王氏为五国，实小说之体，记录繁碎。

16．《蜀梼杌》　2卷　宋　张唐英

编年体，载王建、孟知祥据蜀事迹颇为详备。

17．《南唐书》　30卷　宋　马令

采及诗话小说，不免芜杂琐碎，不及陆游之作，然椎轮之始，令实有功。

18．《南唐书》　18卷　《音释》　1卷　宋　陆游

宋初撰南唐事者六家（徐铉、王举、路振、陈彭年、杨亿、龙衮），其后撰南唐书者三家（胡恢、马令、陆游），而游书尤简核有法。

19．《吴越备史》　4卷　《补遗》　1卷　旧题　宋　范坰　林禹

载钱镠以下累世事迹，图表俱佚，实钱俶之弟钱俨所作。

20．《安南志略》　19卷　元　黎崱

崱安南人，元世祖伐安南，降于元。所记安南事实与《元史》列传多有异同。其他山川人物，叙述亦皆详赡。

21．《十国春秋》　114卷　清　吴任臣

吴14卷，南唐20卷，前蜀13卷，后蜀10卷，南汉9卷，楚10卷，吴越13卷，闽10卷，荆南4卷，北汉5卷，十国纪元世系表合1卷，地理志2卷，藩镇表1卷，百官表1卷。

于旧说虚诬多所辨证。五表考订尤精，可称淹贯。

22．《越史略》　3卷　佚名

又名《大越史略》，纪安南事。上卷为赵陀诸王、西汉至石晋交州牧守姓名、吴权、十二使君、丁部领、黎桓以下诸王，中下卷皆曰阮纪，自李公蕴以下诸王记载特详。此书当是陈朝陈普或黎休所作。此书唐以前全袭史文，自丁部领以下则出其国人之词，与史殊有异同。

23．《朝鲜史略》　6卷　佚名

一名《东国史略》。乃明时朝鲜人所纪其国治乱兴废之事。始于檀君，终于高丽恭让王王瑶。自新罗朴氏以前稍略，而高丽王建以后皆编年纪载，事迹颇具。

24．《晋史乘》　1卷　《楚史梼杌》　1卷　佚名

此为元吾邱衍摭拾《左传》《国语》《说苑》《新序》及诸子书汇次。后书坊改题书名，伪称古籍。

25．《十六国考镜》　1卷　旧题　宋　石延年

载十六国世代，共六千言，伪托宋人所作。

26．《西夏事略》　1卷　旧题　宋　王称

实王偁《东都事略》中之西夏传，作伪者钞出。

27．《明氏实录》　1卷　明　杨学可

记明玉珍父子始末，序次颇详。

28．《高丽史》　2卷　高丽　郑麟趾

原本有130余卷，仅存2卷。

29．《唐余纪传》　24卷　明　陈霆

以南唐承唐之正统，体例学《新五代史》。

30．《南诏事略》　1卷　明　顾应祥

摭各史蛮夷传及滇中旧志参订而成，所载郑氏世次及一切事实，皆诸书所未载。

31．《吴越纪余》　5卷　附《杂吟》　1卷　明　钱贵

纪春秋吴越事，所载皆习见之事。

32．《滇载记》　1卷　明　杨慎

纪滇域原始及各部姓种类。

33．《陈张本末略》　1卷　附《方国珍本末略》　1卷　明　吴国伦

多疏略。

34．《越峤书》　20卷　明　李文凤

以黎>《安南志略》为蓝本，益以洪武至嘉靖事，朱彝尊极称其书。

35．《孤忠小史》　18卷　佚名

实即李文凤《粤（越）峤书》。

36．《朝鲜国纪》　1卷　明　黄洪宪

洪宪奉使朝鲜，睹其国先世实纪，因成此书，然所录甚略。

37．《吴越世家疑辨》　1卷　明　马荩臣

欧阳修《新五代史·吴越世家》，极言其汰侈暴敛。荩臣之师钱德洪为钱镠十九世孙，因令荩臣摘钱氏爱民政绩，以证《吴越世家》之妄。

38．《后梁春秋》　2卷　明　姚士粦

欲以萧詧续梁正统，用编年体。

39．《韩氏事迹》　1卷　《方氏事迹》　1卷　明　刘文进

记韩林儿、方国珍。纪事本末体。

40．《南诏野史》　1卷

实阮元声作，托名于倪辂、杨慎。前半册逐条标目，颇丛琐。后半册大蒙国以下，则历纪蒙氏始据南诏以迄于段明。末叙明代平滇始末。

41．《南唐拾遗记》　1卷　清　毛先舒

皆习见之事。

42．《十六国年表》　1卷　清　张愉曾

43．《中山沿革志》　2卷　清　汪楫

册封琉球国王时所作，专纪中山世系。

44．《十六国年表》　22表　清　孔尚质

以伪本崔鸣《十六国春秋》列传改为编年。

地理

1．《三辅黄图》　6卷　佚名

皆记长安古迹，以汉为主。三辅者京兆、冯翊、扶风也。晁公武谓梁陈间人作，程大昌谓今本唐肃宗以后人作。此书记宫殿苑囿之制，条分缕析，至为详备，考古者恒所取资，惟兼采《西京杂记》《汉武故事》诸伪书，《洞冥记》《拾遗记》诸杂说，爱博嗜奇，转失精核，不免为白璧微瑕耳。

2．《禁扁》　5卷　元　王士点

详载历代宫殿门观池馆苑御等名，凡116目15篇。欧阳玄、虞集皆以详赡推之。

3．《元和郡县志》　40卷　唐　李吉甫

原有图，已亡佚，又有六卷多亦亡佚，篇目断续，颇难寻检。《四库》仍勒为40卷，以存吉甫之旧。《舆记图经》《隋》《唐志》所著录者，率散佚无存，其传于今者，惟此书为最古，其体例亦为最善。

4．《太平寰宇记》　193卷　宋　乐史

宋太宗统一时所作。其书采摭繁富，惟取赅博，并录人物、题咏、古迹，开后来方志列人物、艺文之先河。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自是而大变。是书虽卷帙浩博，而考据特为精核。原本200卷，今佚7卷。

5．《元丰九域志》　10卷　宋　王存等奉敕撰

详载全国地理，始于四京，终于省，凡州县皆依路分隶，列地理、户口、土贡、乡镇、名山大川。其于距京距府，旁郡交错，四至八到之数，缕析最详，叙次简洁有法。此本为毛晋影钞北宋刻本。

6．《舆地广记》　38卷　宋　欧阳忞

前四卷先叙历代疆域，五卷以后乃列宋郡县名，体例特为清晰。燕云十六州等列入化外州。端委详明，较易寻览，亦舆记中之佳本。

欧阳忞，晁公武称无其人，而陈振孙以为其书成于政和中，忞，欧阳修之从孙。

7．《方舆胜览》　70卷　宋　祝穆

祝穆为朱熹弟子。所记以临安为首，分十七路，各系所属府州军于下，所述惟南渡疆域而已。大抵他志乘所详者皆在所略，惟于名胜古迹多所胪列，而诗赋序记所载独备，盖为登临题咏而设。然采摭颇富，大致详赡。

8．《明一统志》　90卷　明　李贤等奉敕撰

天顺中修成，体例根据《大元一统志》（其书已佚，《大典》中尚有佚文），然纂修不出一手，舛讹牴牾，《日知录》讥之。此本内有嘉、隆时所建置，盖后人已有所续入。

9．《大清一统志》　500卷　乾隆二十九年奉敕撰

初辑于乾隆八年，每省先立统部，冠以图表，下列分野、建置沿革、形势、职官、户口、田赋、名宦。府州县又各立表，下列分野、建置沿革、形势、风俗、城池、学校、户口、田赋、山川、古迹、关隘、津梁、堤堰、陵墓、寺观、名宦、人物、流寓、列女、仙释、土产21门。共342卷。

乾隆二十二、二十八、四十年定伊犁，收回部，抚云南，又加增修。

10．《吴郡图经续记》　3卷　宋　朱长文

书成于元丰七年，载苏州一地。上卷分封域、城邑、户口、坊市、物产、风俗、门名、学校、州宅、南园、仓务、海道、亭馆、牧守、人物15门，中卷分桥梁、祠庙、宫、观、寺院、山水6门，下卷分治水、往迹、园第、冢墓、碑碣、事志、杂录7门。征引博而叙述简，文章尔雅，为郡志之最古者。

11．《乾道临安志》　3卷　宋　周淙

原本15卷，今仅存3卷。第一卷记宫阙官署题曰行在，二卷记沿革星野风俗……叙录简括，三卷记自吴至宋诸牧守。书虽残缺，而考武林掌故，必首称此书。

12．《淳熙三山志》　42卷　宋　梁克家

分地理、公廨、版籍、财赋、兵防、秩官、人物、寺观、土俗9门，主于纪录掌故，所记十国遗事，可资考证。（三山似即闽泉州。）

13．《吴郡志》　50卷　宋　范成大

分39门，征引浩博而叙述简核，为地志中之善本，往往夹注之中又有夹注。是书成大晚年作，郡人龚颐、滕茂、周南等助之。成大死后，人谓此书不出成大手，以是不得锓版。绍定时赵汝谈作序，以周必大墓志定此书实成大自撰，论乃定。

14．《新安志》　10卷　宋　罗愿

即徽州也。首州郡，次物产、贡赋，次歙、休宁、祁门、婺源、绩溪、黟六县，次先达，次进士题名，次牧守，次杂录，叙述简括，引据亦极典核。物产一门乃愿专门之学，征引尤为该备。（成于淳熙时。）

15．《剡录》　10卷　宋　高似孙

高似孙媚韩侂胄，居官贪酷。此乃所作《嵊县志》也。征引该洽，唐以前佚事遗闻颇赖以存。其先贤传，必注出处。其山水记，仿《水经注》。脉络井然，而风景如睹，均可为方志取法。（成于宁宗嘉定时。）

16．《嘉泰会稽志》　20卷　《宝庆续志》　8卷　宋　施宿撰张淏续

即绍兴府志也。不用以纲统目之例，但标细目117，叙次有法。后25年，张淏续50目，亦简核不苟。皆地志中之有体要者。

17．《嘉定赤城志》　40卷　宋　陈耆卿

即台州总志，以所属临海、黄岩、天台、仙居、宁海五县，条分件系，分十五门。耆卿为叶适弟子，叙述咸中体裁，旧有图十三，今本图已佚。

18．《宝庆四明志》　21卷　《开庆续志》　12卷　宋　罗濬撰梅应发　刘锡续

初，知庆元府胡榘命方万里因张津《四明图经》重加增订，事未成，罗濬继之。前十一卷为郡志，分9门46子目，后十卷为鄞、奉化、慈谿、定海、昌国、象山各县志。郡志与县志不相混，叙述谨严。

开庆元年，梅应发、刘锡作《续志》，专记吴潜治鄞三年政绩，于山川疆域已详旧志者概未之及，然吴潜政绩可观。其文集无传，此志载潜《吟稿》二卷。

19．《澉水志》　8卷　宋　常棠

实澉浦镇志也。分十五门，冠以舆图，叙述简核，纲目该备，8卷仅44页。明韩邦奇《朝邑县志》言约事尽，世以为特绝之作，其源乃出于此。（成于理宗绍定时。）

20．《景定建康志》　50卷　宋　周应合

即金陵府志。旧有乾道、庆元二志，应合之为一，复增补正讹。首为留都4卷，次图表志传45卷，末拾遗1卷。援据该洽，条理详明。

21．《景定严州续志》　10卷　宋　郑瑶　方仁荣

严州于宋为遂安军，度宗尝领节度使。是书叙述简洁。

22．《咸淳临安志》　93卷　元　潜说友

潜说友，宋亡降元，其人不足道，而书颇有条理。前十五卷为行在所录，记宫禁曹司之事，自十六卷以下乃为府志。区划明晰，体例井然，可为都城记载之法。后人作《西湖志》多采之。今本已佚碑刻七卷。

23．《至元嘉禾志》　32卷　元　徐硕

即嘉兴路志也。序次甚详，考证典核，而碑碣多至十一卷，自三国六朝以至南宋，备载无遗。

24．《大德昌国州图志》　7卷　元　冯夏京　郭荐

即定海县。因旧志重订，刊削浮词，简而有要。

25．《延祐四明志》　17卷　元　袁桷

袁桷文章博雅，为一时台阁之冠。此书分十二考，条例简明，最体要，考核精审，不支不滥，颇有良史之风。视至元嘉禾、至正无锡诸志，更为赅洽，惟自第九卷至第十一卷已亡佚。

26．《齐乘》　6卷　元　于钦

专记三齐舆地（山东），分八类：沿革、分野、山川、郡邑、古迹、亭馆、风土、人物，简核淹贯，向来称善本，苏天爵亦推挹甚至。

27．《至大金陵新志》　15卷　元　张铉

续周应合《建康志》以后七八十年事，其书亦依周书凡例。

28．《无锡县志》　4卷

约洪武时所作，分邑里、山川、事物、词章，词简事该，亦地志之善本。

29．《姑苏志》　60卷　明　王鏊

苏州自宋范成大、明卢熊后纂辑久缺，弘治中吴宽等续修未成，王鏊因宽旧稿与祝允明、文璧等芟繁订讹，分31门，繁简得中，考核精当。

30．《武功县志》　3卷　明　康海

仅7篇：地理、建置、祠祀、田赋、官师、人物、选举。王士祯谓其文简事核，训词尔雅。石邦教称其义昭劝鉴，尤严而公，乡国之史，莫良于此。

31．《朝邑县志》　2卷　明　韩邦靖

分7篇，仅24页，古今志乘之简无有过于是书者，而宏纲细目，包括略备。盖他志多夸饰风土，而此志能提其要，故文省而事不漏。然叙次点缀，若有余闲，宽然无局促束缚之迹。自明以来惟康海《武功县志》与此志最为有名。论者谓《武功志》体例谨严，源出《汉书》；此志笔墨疏宕，源出《史记》。然后来志乘多以康氏为宗，而此志莫能继轨。

32．《岭海舆图》　1卷　明　姚虞

凡12图，首为全省图，次十府十图，终以南夷图，图各有叙，大旨厚今薄古，略山川详厄塞，略战官详兵马钱粮，略文事详武备。湛若水、钱曾极推之。

33．《滇略》　10卷　明　谢肇淛

分为十门。大抵本图经旧文，稍附益以新事，而引据有征，叙述有法。

34．《吴兴备志》　32卷　明　董斯张

辑湖州故事，分26征，采摭极富。每门皆全录古书，载其原文。

35．《钦定日下旧闻考》　120卷　乾隆三十九年奉敕撰

因朱彝尊《日下旧闻》旧本删繁补缺，朱本分13门，钦定本增为15门。

36．《钦定热河志》　80卷　乾隆四十六年奉敕撰

分24门。

37．《钦定满洲源流考》　20卷　乾隆四十三年奉敕撰

分部族、疆域、山川、国俗4门。

38．《钦定皇舆西域图志》　52卷　乾隆二十一年奉敕撰

共载新图21，历代旧图12，又列表明国土分合建置沿革。疆域分4路：安西南路（嘉峪关外）、安西北路（哈密至迪化）、天山北路（伊犁）、天山南路（和阗）。又次为山水、官制、兵防、屯政、贡赋、钱法、学校、封爵、风俗、音乐、服物、土产、藩属、杂录。

39．《钦定盛京通志》　120卷　乾隆四十四年奉敕撰

旧志32卷，加以扩充。

40．《畿辅通志》　120卷　清　李卫等监修

康熙十一年令天下郡县分辑志书，于成龙延郭棻主其事。雍正七年又命天下重修通志，督臣唐执玉延田易等纂辑，后刘于义、李卫代领其事，雍正十三年成，分31目。

41．《江南通志》　200卷　清　赵宏思等监修

康熙二十二年总督于成龙等奉部檄创修，凡76卷。雍正七年尹继善奉诏重修，由黄之隽司其事，乾隆元年成。惟纂辑不出一手，微有牴牾。

42．《江西通志》　162卷　清　谢旻等监修

旧有康熙五十九年白潢增修之《西江志》，雍正七年巡抚谢旻与陶成依据白志而修成，文简事核，厘然有序。

43．《浙江通志》　280卷　清　嵇曾筠等监修

明薛应旗有《通志》72卷，康熙二十一年赵士麟等复增修，雍正九年李卫开局，由沈翼机、傅玉露、陆奎勋司其事，共54门。

44．《福建通志》　78卷　清　郝玉麟等监修

明黄仲昭有《八闽通志》，分30类。

45．《湖广通志》　120卷　清　迈柱等监修

共31门，附见13门，所记湖北较湖南为详。

46．《河南通志》　80卷　清　王士俊等监修

有顺治旧志，雍正九年田文镜开局，由孙灏、顾栋高司其事，考古证今，体例颇为整密。

47．《山东通志》　36卷　清　岳濬等监修

有嘉靖及康熙时旧本，此为雍正七年奉诏开局，杜诏主其事，于旧志体例多有改革。

48．《山西通志》　230卷　清　觉罗石麟等监修

有成化、嘉靖、万历、康熙旧本。康熙旧本系刘梅所修，五易稿而成。雍正七年奉诏开局，因旧本增订，共四十类，司其事者储大文，此处记山川形势，颇得要领。

49．《陕西通志》　100卷　清　刘于义等监修

旧有康熙志，称简当。雍正开局，沈青崖主之，分为32类。

50．《甘肃通志》　50卷　清　许容等监修

甘肃至清代始设巡抚，无旧志参考，是本系据旧时《全陕志》为蓝本。

51．《四川通志》　47卷　清　黄廷桂等监修

川志明代凡四修，惟艺文志出杨慎手，最雅赡。康熙时又曾重修，雍正七年开局，分49类。

52．《广东通志》　64卷　清　郝玉麟等监修

有康熙时旧本，共35门，然成本匆促，多因旧文。

53．《广西通志》　128卷　清　金7等监修

成书于雍正十一年，亦多因旧文。

54．《云南通志》　30卷　清　鄂尔泰等监修

康熙三十年始草创省志，雍正七年复开局，靖道谟主之，因旧志增修，分30门。

55．《贵州通志》　46卷　清　鄂尔泰等监修

与《云南通志》同时纂次，亦由靖道谟主之，至乾隆十一年刊刻始竣。

56．《历代帝王宅京记》　20卷　清　顾炎武

历代建都之制，自伏羲至元。

57．《水经注》　40卷　后魏　郦道元

《水经》旧称汉桑钦作，实误，大约是三国时作品。有郭璞与郦道元二家之注。郭注唐杜佑尚见之，今佚。郦注佚5卷，是书自明以来无善本，惟朱谋玮所校盛行，今从《大典》辑出，犹宋之善本也。补今本缺漏2128字，删今本妄增1448字，正其误字3715字，旧本经注混淆，今悉厘正。

58．《水经注集释订讹》　40卷　清　沈炳巽

据明嘉靖黄省曾刊本而以己意校定，多所厘正。

59．《水经注释》　40卷　《刊误》　12卷　清　赵一清

《水经》旧本，经注混淆，一清辨验文义，为之离析，并考证已佚5卷所载21水道。其中不免影附夸多，然旁引博征，颇为淹贯。

60．《吴中水利书》　1卷　宋　单锷

考察吴中水利三十年而成此书，原载《苏轼集》59卷中。

61．《四明它山水利备览》　2卷　宋　魏岘

鄞县有它山水，唐王元暐始艺堰溉地，宋嘉定中魏岘重修。

62．《河防通议》　2卷　元　沙克什

以宋沈立汴本及金都水监本合编，分6门，凡物料功程、丁夫输运以及安桩下络、叠埽修堤诸法毕备。

63．《治河图略》　1卷　元　王喜

首列六图，图末各系以说，而附《治河方略》及《历代决河总论》二篇，大旨取李寻因其自然之说，惟以浚新复旧为主。

64．《浙西水利书》　3卷　明　姚文灏

因太湖常泛滥，主张以开江置闸围岸为首务，兼修河道田围，参考诸家之言，斟酌形势，颇为详审。

65．《河防一览》　14卷　明　潘季驯

潘治水27年，卓有成绩。此书包括《河议辨惑》《河防险要》《修守事宜》《河源河决考》，并辑录前人奏议论说80篇。隆庆中河决，季驯力主河复故道，生平规画总以“束水攻沙”为第一义。后虽时有变通，而言治河者，终以是书为准的。

66．《三吴水利录》　4卷　明　归有光

大旨以吴中水利宜专力松江，松江既治，则太湖之水东下，而他水不劳余力。

67．《北河纪》　8卷　《纪余》　4卷　明　谢肇淛

首列河道诸图，次分河程、河源、河工、河防、河臣、河政、河议、河灵8纪，详疏北河源委及历代治河利病，搜采颇备，条画亦颇详明。

68．《敬止集》　4卷　明　陈应芳

谈泰州一带河流。

69．《三吴水考》　16卷　明　张内蕴　周大韶

万历初，林应训视察三吴水道，令张、周辑成，诸水源流，诸法利弊，一一详赅，务切实用。

70．《吴中水利书》　28卷　明　张国维

列图52幅，辑章奏论议，所记虽止明代，然指陈详切。国维崇祯时治水有功，此书皆其阅历之言。

71．《钦定河源纪略》　36卷　乾隆四十七年奉敕撰

乾隆时，阿弥达奉诏探河源，言星宿海以西300里有阿勒坦郭勒，水色独黄；又西有阿勒坦噶达素齐老，为黄河真源。于是令纪昀、陆锡熊等辑此书。首冠以图，次以“质实”“证古”“辨讹”“纪事”“杂录”。按自古谈河源者或以为在西域，或以为在吐蕃，元世祖时遣笃什西探，仅达星宿海。

72．《昆仑河源考》　1卷　清　万斯同

按河源所在，历代争论，张骞言河源出盐泽，司马迁言河源出于阗，唐书又有李靖登积石山览观河源之言，元世祖令笃什西探，称得之朵甘思西鄙，潘昂霄等遂以鄂敦塔垃之潜行复见者为河源，斯同以为张骞所说不诬，而潘昂霄误。

73．《两河清汇》　8卷　清　薛凤祚

薛凤祚以天文名家，亦究心地理，此为论黄河、运河之书。

74．《居济一得》　8卷　清　张伯行

为河督时得诸阅历之作。前七卷条议东省运河坝闸堤岸及修筑、疏浚、蓄泄、启闭之法。

75．《治河奏绩书》　4卷　附《河防述言》　1卷　清　靳辅

中有川泽、漕运、河决、河道、职官、堤河等考，及修防汛地埽规、河夫额数、闸坝修规、船料工值，又有辅所上奏疏及部议、各河疏浚事宜等。

又《河防述言》为靳辅幕客陈潢所述，张蔼生笔录，分十二篇：河性、审势、估计、任人、河流、堤防、疏浚、工料、因革、善守、杂志、辨惑。

76．《直隶河渠志》　1卷　清　陈仪

述河北25大水，但记当时形势，敷陈利病，不谈考证沿革。

77．《行水金鉴》　175卷　清　傅泽洪

谈全国水道源流分合，综合古今，并及疏浚堤防，其例皆摘录诸书原文而以时代类次。谈水道者观此一篇宏纲巨目，亦见其大凡矣。传为傅泽洪幕客郑元庆所作。

78．《水道提纲》　28卷　清　齐召南

水道除《水经》外无专书，是书谈天下水道，以巨川为纲，而以所会众流为目，其源流分合，方隅曲折，则统以今日水道为主。

79．《海塘录》　26卷　清　翟均廉

谈浙江海塘。

80．《筹海图编》　13卷　明　胡宗宪

倭寇时所作，述明代海防。

81．《郑开阳杂著》　11卷　明　郑若曾

若曾师魏校、湛若水、王守仁，又与归有光、唐顺之游，入胡宗宪幕，论江防海防形势皆所目击。

82．《南岳小录》　1卷　唐　道士李冲昭

约作于唐昭宗时。列衡山五峰三涧，次叙宫观祠庙坛院之属，而以历代得道飞升之迹附之。

83．《庐山记》　3卷　附《庐山纪略》　1卷　宋　陈舜俞

舜俞尝以六十日尽游庐山而成此书，考据精核。

84．《赤松山志》　1卷　宋　道士倪守约

85．《西湖游览志》　24卷　《志余》　26卷　明　田汝成

因记湖山之胜，而及南宋事迹，体裁在地志杂史之间。

86．《桂胜》　16卷　附《桂故》　8卷　明　张鸣凤

《桂胜》以桂林之山水标目，各引证诸书叙述于前，即以历代诗文附本条下，而石刻搜采尤详。《桂故》分郡国、官名、先政、先献、游寓、杂志6门。在明代舆记中，此书与康海、韩邦靖之书鼎足而三。

87．《钦定盘山志》　21卷　清　蒋溥等奉敕撰

盘山在蓟州北25里，清帝谒陵时常驻跸于此。

88．《西湖志纂》　12卷　清　梁诗正　沈德潜

李卫于雍正中修《西湖志》，延傅玉露、沈德潜分修。乾隆南巡，沈与傅重辑为十卷，献于帝。

89．《洛阳伽蓝记》　5卷　后魏　杨衒之

魏都洛阳崇佛，庙宇极盛，永熙之乱，城郭丘墟，武定五年衒之行役洛阳，感念废兴，追叙故迹。体例明晰，其文秾丽秀逸，烦而不厌，可与郦道元《水经注》肩随。史事亦详尽，其他古迹艺文及外国土风道里，采摭繁富。

90．《吴地记》　1卷　附《后集》1卷　旧题　唐　陆广微

实北宋人作。

91．《长安志》　20卷　宋　宋敏求

考订长安古迹。凡城郭、官府、山川、道里、津梁、邮驿，以至风俗、物产、宫室、寺院，纤悉毕具，其坊市曲桥及唐盛时士大夫第宅所在，皆一一能举其处，粲然若指诸掌。

92．《洛阳名园记》　1卷　宋　李格非

记洛中园囿，自富弼以下凡19所。

93．《雍录》　10卷　宋　程大昌

考订关中古迹，以《三辅黄图》、宋敏求《长安志》、吕大防《长安图记》及《绍兴秘书省图》诸书互相考证。搜罗既富，辨证亦详，在舆记之中，固为最善之本也。时孝宗锐意恢复，此书亦寓经略西北之意。

94．《洞霄图志》　6卷　宋　邓牧

洞霄宫在余杭，七十二福地之一。此书分宫观、山水、洞府、古迹、人物（列仙、高道）、碑记6门。牧文章本高旷绝俗，故所录皆详略有法。

95．《长安志图》　3卷　元　李好文

宋吕大防曾作《长安图记》，元时图尚有旧碑，好文因其旧本芟除讹驳，更为补订，凡汉唐宫阙陵寝及渠泾沿革制度皆在焉。

96．《汴京遗迹志》　24卷　明　李濂

义例整齐，颇有体要，征引典核。虽其精博辨晰不及《长安志》《雍录》，而自朱梁以迄金元，数百年建置沿革，皆汇考胪编。

97．《武林梵志》　12卷　明　吴之鲸

南宋时杭州寺院极盛，至明渐废。之鲸考得426所，详记创置始末及其山川形胜。

98．《江城名迹》　2卷　清　陈宏绪

考南昌名迹，事皆目历。宏绪文章淹雅，在明末号能复古。是书叙次颇有条理，考证亦多精核，惟喜载杂事，多近小说。

99．《营平二州地名记》　1卷　清　顾炎武

营州为辽东，平州即永平，辽水之西，此书仅记辽东、辽西之古地名，至五代而止。

100．《金鳌退食笔记》　2卷　清　高士奇

士奇居太液池西，每日过金龟玉桥，能望见内苑景物，又访问内监，故记之。此书已为《日下旧闻考》全部采录。

101．《石柱记笺释》　5卷　清　郑元庆

吴兴山水清佳，唐时刻有《石柱记》，载其山川陵墓古迹古器甚详。元庆采掇诸书，为之注释。其征据考证，颇为赡博。

102．《关中胜迹图志》　32卷　清　毕沅

以郡县为经，以地理、名山、大川、古迹4子目为纬，而以诸图附于后，援据考证，各附本条，具有始末。

103．《南方草木状》　3卷　晋　嵇含

此书《隋》《唐志》不载，《宋志》始著录。其书分草、木、果、竹4类，共80种，皆岭表之物。叙述典雅，非唐以后人所能伪。其本亦较完整。

104．《荆楚岁时记》　1卷　旧题　晋　宗懔

实为梁人。录荆楚岁时风物故事，自元日至除日，共36事。隋杜公瞻为之作注。

105．《北户录》　3卷　唐　段公路

是书约唐懿宗时在广州所作，载岭南风土，颇为赅备，而于物产为尤详，征引亦极博洽，如《淮南万毕术》、《广志》、《南越志》、《南裔异物会要》、《灵枝图记》、陈藏器《本草》、《唐韵》、郭缘生《述征记》、《临海异物志》、陶朱公《养鱼经》、《名苑》、《毛诗义》、《船神记》、《字林》、《广州记》、《扶南传》，诸书兹已散佚。

106．《桂林风土记》　1卷　唐　莫休符

唐昭宗时作，记桂林民风土产，又其中记录唐人诗篇，为《全唐诗》所采录。

107．《岭表录异》　3卷　旧题　唐　刘恂

刘恂，昭宗时人，然此书殆成于五代。粤东舆地之书如郭义恭《广志》、沈怀远《南越志》皆已不传，刘恂此书为最古。此书从《永乐大典》辑出。记载博赡，文章古雅，于虫鱼草木所录尤繁，训诂名义率多精核，历来考据之家，皆资引证。

108．《益部方物略记》　1卷　宋　宋祁

知益州时所作。凡草木41，药9，鸟兽8，虫鱼7，共65种，列而图之，各系以赞，而附注其形状于题下。图已佚，赞皆古雅。盖力摹郭璞《山海经图赞》，往往近之，注则颇伤謇涩，亦每似所作《新唐书》。

109．《岳阳风土记》　1卷　宋　范致明

不分门目，随事载记，书虽一卷，而于郡县沿草、山川改易、古迹存亡，考证特详。其他轶闻逸事，亦颇资采择，叙述尤为雅洁，在宋人风土书中，可谓佳本。

110．《东京梦华录》　10卷　宋　孟元老

北宋人于南渡后追忆汴京繁盛而作此书。自都城、坊市、节序、风俗及当时典礼、仪卫，无不赅载。虽不过识小之流，而朝章国故，颇错出其间，核其所记，与《宋史》颇有异同，可以互相考证，订史之讹舛。

111．《六朝事迹编类》　2卷　宋　张敦颐

其书为补《金陵图经》而作，分14门，引据详核，而碑刻一门尤有资于考据。

112．《会稽三赋》　3卷　宋　王十朋

①《会稽风俗赋》（仿《三都赋》，记山川、物产、人物、古迹）；②《民事堂赋》；③《蓬莱阁赋》。史铸作注。

113．《中吴纪闻》　6卷　宋　龚明之

采吴中故老嘉言懿行及其风土人文，编次成书。

114．《桂海虞衡志》　1卷　宋　范成大

共13篇。志岩洞、志金石、志香、志酒、志器、志禽、志兽、志虫鱼、志花、志果、志草木、杂志、志蛮，皆志广西风物。叙述简雅。

115．《岭外代答》　10卷　宋　周去非

周去非，宋孝宗时作官桂林，自序谓本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而益以耳目所见闻，凡294条，分20门，所言皆军制户籍之事，视嵇含、刘恂、段公路诸书为详。

116．《都城纪胜》　1卷　宋　耐得翁

记杭州琐事，分14门：市井、诸行、酒肆、食店、茶坊、四司六局、瓦舍众伎、社会、园苑、舟船、铺席、坊苑、闲人、三教外地，叙述颇详，可以见南渡后土俗民风之大略。书成于端平二年，时孟珙会元灭金，文武恬嬉，故是书以富盛相谈。

117．《梦粱录》　20卷　宋　吴自牧

全仿《东京梦华录》之体，所记南宋郊庙宫殿，下至百工杂戏。然详于叙述而拙于文采。与《武林旧事》详略互见，均可稽考遗闻。

118．《武林旧事》　10卷　宋　周密

记南宋都城杂事，目睹耳闻，最为真确。于乾道、淳熙间三朝授受、两宫奉养之故迹，叙述尤详。体例仿孟元老而词华典赡。

119．《岁华记丽谱》　1卷　附《笺纸谱》　1卷　《蜀锦谱》　1卷元　费著

成都唐宋时号为繁富、经南宋末兵燹，井闾凋敝。费著因追述旧事，自元旦至冬至无不备载，体例近《荆楚岁时记》。末附笺纸、蜀锦为川中二特产。

120．《吴中旧事》　1卷　元　陆友仁

记其乡之轶闻旧迹，以补地志之阙，其体例则小说家流也。《大典》本。

121．《平江纪事》　1卷　元　高德基

纪吴郡古迹，而亦兼及神仙鬼怪，诙谐谣谚，可裨图志佚闻。序次详赡，条理秩然，亦龚明之《吴中纪闻》之流亚也。其体不全为地志，亦不全为小说。

122．《江汉丛谈》　2卷　旧题　环中迂叟

据称明陈士元所作，其书于楚地故实，凡众说异同者，各设为答问，以疏通证明。

123．《闽中海错疏》　3卷　明　屠本畯

详记闽海水族，鳞部167种，介部90种。

124．《益部谈资》　3卷　明　何宇度

记四川山川物产及古今轶事。蜀地古迹多，文士众，物产富，是书掇拾搜罗，虽未赅备，然诠释不苟，去取颇严，以简洁胜。

125．《蜀中广记》　108卷　明　曹学佺

分名胜、边防、通释、人物、方物、仙、释、游宦、风俗、著作、诗话、画苑12目，搜采宏富，亦时有舛讹，谈蜀中掌故者终以此书为渊薮。

126．《颜山杂记》　4卷　清　孙廷铨

廷铨为益都颜神镇人。此书即叙其故乡，简核而隽异。王士祯称其记山蚕、琉璃窑器、煤井、铁冶，文笔奇峭。

127．《岭南风物纪》　1卷　清　吴绮

绮本文士，所叙简雅不支，可与《桂海虞衡志》相伯仲。共144条：气候2，石10，草木花竹60，鸟17，兽5，虫6，鳞介17，布3，香3，酒2，蔬谷4，杂事15。

128．《台海使槎录》　8卷　清　黄叔璥

巡视台湾时所作，分赤嵌笔谈、番俗六考、番俗杂记三部分，于山川风土、民俗物产言之颇详，而于攻守险隘、控制机宜及海道风信亦皆一一究悉，于诸番情势尤为赅备。

129．《龙沙纪略》　1卷　清　方式济

式济父谪黑龙江，式济往省，因据所见闻，考核古迹。分9门：方隅、山川、经制、时令、风俗、饮食、贡赋、物产、屋宇。

130．《东城杂记》　2卷　清　厉鹗

记杭州东城事85条，略于古而详于今。

131．《游城南记》　1卷　宋　张礼

张礼于元祐时游长安城南，访唐古迹，凡门坊、寺观、园囿、村墟及前贤遗迹见于载籍者，叙录甚备。

132．《河朔访古记》　2卷　佚名

实元郭啰洛纳新（葛逻禄乃贤）所作，纳新于至正五年自浙江渡淮溯河，寻吊古迹，因为之记，原本16卷，已佚。今从《大典》中辑出134条，所记皆在真定河南境内。其山川古迹多向来地志所未详，而金石遗文，言之尤悉。

133．《徐霞客游记》　12卷　明　徐宏祖

徐30岁后游各地，殁后手稿散佚，后人搜辑。第一卷自天台、雁荡以及五台、恒、华各为一篇，第二卷以下皆西南游记，凡25篇。宏祖锐于搜寻，工于摹写，足迹所经，排日记载，耳目所亲，见闻较确，黔滇荒远，舆地多疏，而此书于山川脉络，剖析详明，尤有资于考证。

134．《佛国记》　1卷　宋　释法显

晋义宁中，法显自安游天竺，经三十余国还，到京与天竺禅师互辨定以成此书。胡震亨称此书应名《法显传》。其书以天竺为中国，以中国为边地，盖释氏自尊其教，所记亦不必尽实。然六朝旧籍流传颇久，叙述古雅，亦非后来行纪所及。

135．《大唐西域记》　12卷　玄奘译　辩机撰

玄奘于贞观三年西行，归后辩机为撰此书，所叙138国，多《唐书》所不载，所述多佛典因果之事，而举其地以实之。晁公武称其记诸国风俗、衣服、幅员、物产，盖未详检此书。此书侈陈灵迹，尤不足稽，然山川道里，亦有互相证明者。

136．《宣和奉使高丽图经》　40卷　宋　徐兢

宣和六年奉使入高丽而作此书，分28门，凡其国之山川风俗、典章制度以及接待仪文、往来道路，无不详载，原本有图，今图已佚。

137．《诸蕃志》　2卷　宋　赵汝适

为提举福建路市舶时所作，所言皆海国之事，与《宋史》合，惟《宋史》多谈事迹，而此书详记风土物产，所记皆得诸见闻，叙述详核，为史家所依据。

138．《溪蛮丛笑》　1卷　宋　朱辅

南宋末人，记辰州五溪蛮之风土物产俗尚，事虽鄙而词颇雅。

139．《真腊风土记》　1卷　元　周达观

元成宗遣使真腊，达观从行，留其地三年，因记所闻见，共40则，文义颇详确。

140．《岛夷志略》　1卷　元　汪大渊

大渊至正中附贾舶浮海，越数十国，纪所闻见，以《瀛涯胜览》《真腊风土记》校之，互有不同，盖偶一维舟，不能周览无遗。作诸史外国传者皆未身历其地，而大渊皆身历而手记，又于诸国山川险要、方域疆里一一记述，较史为详。

141．《朝鲜赋》　1卷　明　董越

弘治时出使朝鲜所作，凡土地之沿革、风俗之变易以及山川亭馆人物畜产，无不详录。

142．《海语》　3卷　明　黄衷

黄衷南海人，家居，就海洋番舶，详询其山川风土，裒录成编。分4类：风俗（2目）、物产（29目）、畏途（5目）、物怪（8目），所述海中荒忽奇谲之状极详，皆出舟师舵卒所亲见。

143．《东西洋考》　12卷　明　张燮

成于万历时，仿《诸蕃志》例，惟载海国之通互市者。①西洋考（15国，附录4）；②东洋考（7国，附录12）；③外纪考（日本、红毛番）；④税饷考（分水编、陆编、职官、公署）；⑤舟师考（分内港水程、祭祀占验、水醒水忌、定日、恶风潮汐）；⑥税珰考（记神宗时内官高寀通番蠹国劫官扰民始末最详）；⑦艺文；⑧逸事。

144．《职方外纪》　5卷　明　西洋人艾儒略

成于天启，因利玛窦、庞迪我旧本润色。所记皆绝域风土，自古舆图所不载。分五大洲，实世界地图也。《四库》称其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然天地之大，何所不有？

145．《赤雅》　3卷　明　邝露

放诞之士，与阮大铖结交，后乃殉国。露游广西诸土司，为瑶女云A娘留掌书记，归而述所见闻，所记山川物产皆词藻简雅，序次典核，不在《桂海虞衡志》下，可称佳本。

146．《朝鲜志》　2卷　佚名

卷首略叙疆域沿革，下分六大纲为经（京都、风俗、古都、古迹、山川、楼台），以所属八道为纬，皆略如中国地志。

147．《皇清职贡图》　9卷　乾隆十六年奉敕撰

以朝鲜以下诸外藩为首，其余诸藩诸蛮各以所隶之省为次，并增绘西域诸部，凡三百余种，分图系说。各图各绘其男女之状及其部长属众衣冠之别，凡性情习俗服食好尚，无不毕载。

148．《坤舆图说》　2卷　清　南怀仁

上卷自坤舆至人物，分15条，皆言地之所生。下卷载海外诸国道里山川民风物产，分五大洲。

149．《异域录》　1卷　清　图理琛

康熙五十一年图理琛出使土尔扈特，由喀尔喀越俄罗斯至其地，五十四年回京，所历之地为自古舆记所不载。

150．《海国闻见录》　2卷　清　陈伦炯

其父陈昂从施琅平台，琅遣使捕余党，出入东西洋五年。伦炯少从其父，后又官于滨海地，以平生闻见著此书。上卷记天下沿海形势录，下卷图六幅（《四海总图》《沿海全图》《台湾图》《台湾后山图》《澎湖图》《琼州图》），于山川道里、沙礁岛屿、风云气候、民风物产，一一备书。

诸子读后

《老子》读后

老子是什么人？司马迁已经不很清楚，说他是老聃，又说可能是老莱子、太史儋。

自清代汪中到梁启超，颇疑老子其人：①孔孟不称引老子书。②老子书内容多战国时之思想术语。

老子的时代问题很难解决：其书思想确似战国时，它在哲学概念上比《论语》要精确细密，这些概念显然是在批判儒家仁义礼的概念后产生的（孔孟的仁义礼是伦理哲学的概念，而老子的道德是自然哲学的概念），是反儒家的。另外书中谈王侯、上将军、下将军、取天下、万乘之国，这些都是战国时的。另外书中也有兵家、墨家的影响。但是《庄子》称引老子，则其书之成大概早于《庄子》。

郭沫若认为：此书自春秋到战国形成，最后辑录者为环渊。郭说近似，但环渊辑录尚难证实。

老子书针对当时纷争的现实，从愤世嫉俗走向虚无主义，在这点上和庄子相似，但老子是提出哲学上的论证和政治上的主张，而庄子则以玩世的寓言、奇恣的文字表达出来。

老子对圣人、智者、仁义礼提出严格批判，创造了道德有无的新概念，富于思辨色彩。

老子书的最大特点是矛盾对举，如有无、阴阳、动静、高下、智愚、祸福……五千言中都是矛盾对举作论证，但他只能及矛盾的表面现象而没有深入本质，他强调了矛盾的统一转化，但无视矛盾的对立斗争，所以陷入相对主义，调和矛盾。（如§8“夫唯不争，故无尤”，§66“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68“不争之德”，§81“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这种对待斗争的态度反映出以柔为胜。

在政治上老子是无为主义、虚无主义、复古主义，主张返于自然，无为而治，反对现实中积极进步的事物，如反对知识，反对群众，反对实践，反对调查研究，反对主观能动性。（§3、18、19、20、29、38、47、65、80。）

老子看到了矛盾的发展，看到了主要矛盾方面的转化，但他死死抱住矛盾的非主要方面（柔弱），提倡柔弱的哲学，这样他的思想就有三个消极方面：

①成为懦夫哲学，要人一味谦卑柔弱不敢进取。（§76“强大处下，柔弱处上”，§52“守柔曰强”，§36“柔弱胜刚强”。）

②成为阴谋家哲学。（§61“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34“将欲弱之，必固强之”。）

③中庸者哲学。（§44“知足”“知止”，§46“祸莫大于不知足”。）

《庄子》读后

1．《逍遥游》（顺自然）

此篇以汪洋奇恣的寓言笔调表达出世超脱、任其自然的思想。其主旨在“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顺物之性，适其变化）。鲲鹏行万里，蜩鸠抢枋榆，大者小者，各任自然，大者不自知其大，小者不自知其小，“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人之志行各有不同，使主客观混为一体者为最高，故列子尚不免待风而行。混为一体，故无大小、修短、贤愚之别。许由敝屣天下，藐姑射山之神人游于物外，大瓠大樗亦任其自然，则各得其所。

这是出世哲学，抹杀主客观的矛盾，所以一切都是无目的、无标准、无差别。把鸿荒时代的世界视为最高境界，十分反动。

鹪鹩巢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

越俎代庖。

河汉斯言。

大有径庭。

短发文身。

形如槁木，心如死灰。

存而不论。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庄周梦蝶。

朝三暮四，朝四暮三。

2．《齐物论》（无差别）

此篇开头就以天籁、地籁、人籁来譬喻主客观之相互依存，相互同一，我与自然，混然一体，所谓“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没有客观就没有主观，没有主观，客观亦无所体现）。

从主客观之同一，进而论证是非之同一。因为从主观出发，所以“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产生无穷的是非纠纷（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如果主客观是同一的，无彼此之分，也就无是非之分了。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听任自然。庄子给描绘了一个万物无差别的境界，“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那些是非好恶美丑的成见都像“朝三暮四、朝四暮三”的众狙一样，“天下莫大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以下又用五则寓言来喻证“齐物”：①尧舜之问；②啮缺、王倪（知不知、美丑、利害均无差别）；③瞿鹊、长梧（生死无差别）；④罔两与景；⑤庄周、蝴蝶。

庄子的谬误在于：①强调主客观的相互依存，相互同一，而抹杀主客观的矛盾对立。②把价值标准（是非、美丑、善恶、大小、生死）都看作主观的，完全抹杀客观标准。他从无主客观、无彼此观走入了无是非观、无价值观，从相对主义走入虚无主义。

3．《养生主》（养生之道）

此篇较短，开头一段是总纲，以下提出五个喻证。大旨是养生要顺自自然，庖丁解牛一节最为脍炙人口。

庖丁解牛。

目无全牛。

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

踌躇满志。

火尽薪传。

4．《人间世》（处世哲学）

庄子是出世主义者，《养生主》《人间世》岂不是矛盾的？庄子对待生命和现实，其实是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思想。在本篇首段仲尼答颜回的一段，提出“心斋”“虚者心斋也”，虚柔任物，随世浮沉，放任自然，苟全性命，所以仲尼告诫颜回，入卫有杀身之祸，只能“入游其樊而无感其名，入则鸣，不入则止，无门无毒”（也就是俯仰随俗，可为则为，不可为则止，无成规无目的）。第二段叶公子高问仲尼一节与第三段蘧伯玉一节，与世浮沉的思想更明显，所谓“乘物以游心”（随世俗而寄托我心），既不要抗拒现实，否则螳臂当车力不胜任！又不要沉溺现实之中，否则爱马拊虻，缺衔碎胸。

庄子的人生哲学是混日子的哲学，他用树木和残废者作喻证，不材之木可以全其天年，而良材不免于斧斤，残废的人可以逃避兵役劳役。

螳臂当车。

终其天年。

5．《德充符》

此章说两个意思：

（1）现象和本质的对立。举丑陋、残疾而有德者说明物形体虽残废而德充于内，所以外形与道德不是统一的（如兀者王骀、申徒嘉、叔山无趾、哀骀它等）。

实际上外形和道德并不是一对矛盾。现象当然并非总和本质相符，但庄子则把两者完全割裂了。

（2）庄子处世哲学是：既生而为人，就得任其自然，混迹世间，但不要有是非好恶的感情。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6．《大宗师》

此篇多言“真人”“道”“生死”。

7．《应帝王》（治天下）

无为而治。

顺其自然。

外篇颇有疑非庄子作，而为学庄者缘老子立言，故中多老语。

8．《骈拇》

此篇首尾完整，是一篇严密的论文、主旨是任性命之情，反对仁义，把仁义看作骈拇枝指。

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

9．《马蹄》

主旨同上篇，任自然之性，反对仁义礼乐，文章首尾完整，结构严密，颇似秦以后的文章，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10．《胠箧》

反对圣贤智慧。

窃钩者诛，窃国者侯。

以上三篇（七、八、九）思想一脉相承，阐发老子之义，文体类似首尾完整，复古倒退思想。

11．《在宥》

此篇亦言治天下，主张无为而治，与《应帝王》相发明。

12．《天地》

此篇体裁较零碎，大多为论道之作，与《大宗师》相互发明。

13．《天道》

14．《天运》

15．《刻意》

16．《缮性》

17．《秋水》

言物各任其自然之性，则各得其所，即《逍遥游》《齐物论》之意，均以喻证书之。共七喻证，皆精彩之作：①河伯与北海君；②夔一足，蚿多足，蛇无足；③孔子困于宋；④驳公孙龙；⑤曳尾涂中；⑥鸱与鹓雏；⑦濠上观鱼。

望洋兴叹。

方家。

夏虫语冰。

天地稊米，豪末丘山。

管窥锥指。

邯郸学步。

曳尾涂中。

濠上观鱼。

18．《至乐》

言苦乐生死之道。其主旨是：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于实，义设于道。各个具体事物都有具体的价值标准。

庄子的矛盾变化观点是突出的，但却是相对主义。

鼓盆而歌。

南面王。

19．《达生》

亦谈养生之道，发挥《养生主》。

什么是生命？“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合则成体，散则成始。”

各喻证皆说明顺应生命之自然：醉者坠车，虽疾不死，以其死生惊惧不入于胸中。津人操舟若神。养生如牧羊。梓庆削木为。

20．《山木》

以山木与雁喻人应处于材不材之间，度己以游世，鸟之不先不后者保其生，螳螂捕蝉黄鹊在后，此发挥《人间世》之旨。

君子之交淡若水。

21．《田子方》

较零碎，言得道真人。

亦步亦趋。

22．《知北游》

论道之作，阐明老子思想，道不可致，德不可至，无言之教，化腐朽为神奇，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监市履狶每下愈况。

23．《庚桑楚》

24．《徐无鬼》

徐无鬼因魏武侯之所好而说之，贬斥爱民仁义，似纵横家言。

以下几则寓言颇精彩。

25．《则阳》

蛮触相争之喻。

卤莽灭裂（为政勿卤莽，治民勿灭裂）。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知五十九年之非。

26．《外物》

鲋鱼求水。

盗墓之儒。

老莱子语孔子。

宋元君杀神龟。

辙中鲋鱼。

得鱼忘筌，得意忘言。

27．《寓言》

28．《让王》（以下四篇古今学者多以为伪作）

皆让天下而不受，与富贵而不受，意殊浅薄。

29．《盗跖》

盗跖驳孔子一段有造反精神，淋漓痛快，但文气绝不类庄子作品。

子张、满苟得一段讽刺儒者言行不一。

30．《说剑》

记庄子劝赵文王摒弃剑士之事，首尾一贯，颇似纵横家言。

31．《渔父》

托渔父与孔子对答之词，贬儒术，以天真与人伪对立。

32．《列御寇》

33．《天下》

当代学术流派的批判。

《墨子间诂》读后

墨：“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能独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墨翟、禽滑厘之意，其行则非也。”“虽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

宋钘、尹文：白心，别宥之术。

彭蒙、田骈、慎到：弃知去己。

关尹、老聃：古之博大真人哉！

庄周。

惠施。

1．《亲士》

《尚贤》篇之余义，大意是治国须进用贤士。

甘井近竭，招木近伐，灵龟近灼，神蛇近暴。

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

其直如矢，其平如砥。

2．《修身》

根本要务在行为、实践，主张“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反对“务言而缓行，多力而伐功”。

3．《所染》（言择人治国，择人交游）

举19个历史例证，以下又举6个例证，通篇用历史例证说明治国、交游均须择人。

墨子见染丝者而叹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

4．《法仪》

《天志》之余义。此篇颇有平等思想。

首段言百工皆有法度，治天下更需要法度。天就是法度，“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天之于人兼爱兼利，故圣王亦兼爱兼利。

5．《七患》

《节用》之余义也。

首先提出七患，转入农业生产之丰歉，国君应节用备荒，着重在节约有备。

6．《辞过》

与《节用》篇文义略同。

在宫室、衣服、饮食、舟车、妾侍五方面要节用。

7．《三辩》

《非乐》之余义也。三辩指尧舜、汤、武。

历史上乐愈到后愈繁，其治愈寡。成王不及武王，武王不及汤，汤不及尧舜。

驾而不税（马拉着车老不休息，“税”即“脱”也，有劳无逸之义）。

8．《尚贤上》

国之治在于尚贤，欲使国之贤士多，在于富之贵之教之誉之。

尚贤为政之本。

9．《尚贤中》

尚贤为政之本。

有一些颇有问题、可玩味的说法。“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自愚且贱者，为政乎贵且智者，则乱”，这是阶级压迫的表现。从此篇观，墨子很强调治人而不强调治法，强调提拔贤者，是否新兴封建主的要求？

墨子所说“贤”，是指能者，故曰尚贤使能，贤的反面是不肖者、亲者、面目姣好者。

墨子书特点是好读历史，古为今用。

10．《尚贤下》

与上二篇相同。

以富贵来激劝贤能，是物质刺激。

为贤之道将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

11．《尚同上》（同是统一、团结、和睦、服从）

首段，墨子把上古无刑政社会看作乱世。

此篇值得注意：墨子描绘了天子、诸侯、乡长、里长的金字塔社会，要求上同于天子，亦即服从天子，这岂不是后来几千年封建专制政体的预言吗？

12．《尚同中》

这是贵族社会的反映，亦是封建专制统治的意图。

上同不敢下比，这是专制社会的反映。

今日之“正长”，是“宗于父兄故旧”，这是反贵族统治。

13．《尚同下》

强调“得下之情”“明于民之善非”。为要“得下之情”，必须“尚同”。

14．《兼爱上》

言天下之乱，是由于不相爱而起。唯心主义！

15．《兼爱中》

怎样才能兼爱？靠统治者提倡。

16．《兼爱下》

以兼代别。

17．《非攻上》

此篇大意与“窃国者侯，窃钩者诛”相同。

18．《非攻中》

此文是反对战争，理由是当时土地广（有余），人口少（不足），战争是弃不足而重有余……

19．《非攻下》

禹攻九苗，汤攻桀，武王攻纣，皆非攻而为诛，这是词意学的诡辩。

非攻是和弭兵之会差不多的意思，战争是阶级斗争最高形式，墨子根本不知此道理。

25．《节葬下》

节葬是从节用的原则而来，墨子之意是以人民富足为目的，厚葬则劳民伤财。主张桐棺三寸，衣衾三领，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生者必无久哭。

26．《天志上》

顺应天意，不可得罪于天，天欲义而恶不义。

又提出金字塔式的政治结构：庶人、士、将军、大夫、三公、诸侯、天子、天。

“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

27．《天志中》

“义不从愚且贱者出，必自贵且知者出。”

天是最贵最知，故治国君子必从天意。天之意不欲大国攻小国，大家乱小家……

28．《天志下》

“然而正者，无自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是故庶人不得次己而为正。”

“顺天之意何若？曰兼爱天下之人。”

“顺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别也。兼之为道也义正，别之为道也力正。”

以上是墨子思想的核心。

31．《明鬼下》

天下之乱，在于疑惑鬼神之有无，不明鬼神之能赏贤罚暴。

通篇以历史例证证明有鬼。杜伯之于周宣王，郑穆公得赐寿19年，庄子仪之于燕简公，祩之殪观辜，羊触死中里徼。

又举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及周书、商书、夏书。

32．《非乐上》

乐对民没有利，故非乐，乐使上下不勤。

33．《非乐中》（缺佚）

34．《非乐下》（缺佚）

35．《非命上》

反对宿命论，言有三表：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相信宿命就抹杀了主观能动作用。

36．《非命中》

安危治乱在上发政，岂可谓有命哉？

37．《非命下》

38．《非儒上》（缺佚）

39．《非儒下》

驳三年之丧；驳列尸弗敛；驳娶妻亲迎，优厚于妻；驳天命；驳繁饰礼乐，久丧伪哀，立命缓贫，倍本弃事，贪于饮食、惰于作务；刺儒之夏乞麦禾，五谷既收，大丧是随，子姓皆从；驳儒之古言古服；驳循而不作；驳胜不逐奔，掩函弗射；驳君子若钟，击之则鸣，弗击不鸣。

说孔子勾结白公（白公与石乞作乱于楚）。

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絫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愚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

责孔子煽田常之乱，奉季氏，抢肉抢酒，诬舜、周公，其徒子贡、子路、阳货、佛肸、漆雕皆作乱。

40．《经上》

41．《经下》

42．《经说上》

43．《经说下》

以上9篇舛误脱漏，佶屈聱牙，不可卒读，多自然科学。

44．《大取》

错乱不能卒读。

45．《小取》

皆形式逻辑也。

46．《耕柱》

皆墨子与其徒问答之词。

鬼神智于圣人。

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

君子无斗。

47．《贵义》（此篇为墨子语录）

墨子推崇“义”。

墨子是“贱人”，言行但求利于天鬼百姓，合于三代圣王。

以卵投石也，尽天下之卵，其石犹是也。

量力而行。

48．《公孟》

大多是和公孟辩论之词，批判儒家，公孟为儒者。

驳君子不扣不鸣；驳君子处而不出，人争求之；驳儒服古言；驳儒家之命定论；驳久丧废事；驳无鬼而学祭礼；儒家四政丧天下（不信天鬼，厚葬久丧，弦歌鼓舞、习为声乐，定命论）。

劝学重义。

49．《鲁问》

前段为答鲁君之问，大多言非攻之意。

中有与吴虑辩论，吴虑盖许行之徒也。

墨子不受越封地。

“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E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F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

末段与公输对答。

50．《公输》

此篇述墨子止楚攻宋事，首尾完整一贯，足见墨家行事精神。

51．缺

52．《备城门》

53．《备高临》

54．缺

55．缺

56．《备梯》

57．缺

58．《备水》

59．缺

60．缺

61．《备突》

62．《备穴》

63．《备蛾傅》

64．缺

65．缺

66．缺

67．缺

68．《迎敌祠》

69．《旗帜》

70．《号令》

71．《杂守》

以上均言守城法。

墨子书可分成五组：

①自《亲士》至《三辩》。《法仪》一篇颇似墨家纲领，而《亲士》《修身》《所染》三篇，缺少墨学味道，或为伪托。

②《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非儒》为墨家思想的中坚，其中兼爱是墨家思想的主干。尚同、尚志、明鬼都是兼爱的根据，而非攻、节用、节葬、非乐都是兼爱的应用推衍。

③《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小《取》都是逻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错简古字很多，极难读，但似和墨家思想无多大关系。有人说是墨学在后期的发展，有没有可能是错混在墨子书中的呢？

④《耕柱》至《公输》五篇为墨子的问答、语录、行事。

⑤《备城门》以下为守城之法。

墨子思想是反儒家的，又显然与儒家有同源关系，对《诗》《书》《春秋》等古典籍，对三代圣王的态度，对“义”的概念和儒家是一致的，他所反对的是儒家的礼乐。（对《易》则没有提起。）

墨子生当中国刚刚跨入封建社会的时候，他的反贵族思想是特出的：尚贤是反对贵族的特权政治，非攻是反对贵族的不义战争，节用、节葬、非乐是反对贵族的奢侈淫逸。他的出发点是兼爱，要兼爱天下，兼利天下，这是墨家判断言行的最高准则。天下为什么乱呢？答复是起于不兼爱。为什么应当兼爱呢？答复是顺天之意。怎样才能兼爱呢？答复是靠说服。这是用唯心主义的陈词滥调代替了血淋淋的阶级斗争的现实。墨家的思想就是这种简单而朴素的论证。

墨子是个思想家、苦行家、宗教教主。怎样实行兼爱？他实际上是毫无办法，或者根本不去答复这个问题。儒家有一套修齐治平之道，法家有严酷的法度，只有墨家缺乏实现主张的手段，但那种苦行的意志，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的精神，栩然纸上。墨家最与宗教相近，尚同的思想贯彻到墨家的组织中，墨子俨然是创教的教主，以后墨家的巨子制度，令出必行，似乎是相当严密的组织。

墨子思想中最下乘的糟粕，一是《明鬼》，通篇胡说，极为浅薄；另外《天志》中肯定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尚同》中提倡自上而下的政治，是专制主义的辩护士。

墨家和各派思想的关系是个很有趣的问题。我的印象是春秋战国百家中，儒家最先出，影响最大，墨家继之。儒、墨都继承了周代思想传统，儒家是无保留地全盘肯定，而墨家则肯定三代圣王，但批判其礼乐，这是对奴隶社会思想传统的批判（思想的批判常常不是在思想的全部领域展开，而是常从其薄弱腐朽的环节开刀）。所以儒、墨两家的冲突反映了奴隶主和封建主的冲突。

其他百家就在儒、墨的影响之下。

名家和道家是与墨很有关系的，墨的兼爱一变而与惠施的泛爱万物天地一体，惠施取兼爱而抛弃了天志、明鬼的理论根据，另外提哲学和科学上的根据，并且发展了辩术，因此而有桓团、公孙龙的名家。墨子书的第三组中保留着此一派的思想资料。

宋钘、尹文提出“心之容”（宽容）、“情欲寡”，但仍以兼爱、非攻、节用为中心，所以宋钘、尹文有说是道家，也有说是墨家。

从宋钘又走向老聃的无为主义，不为天下先，再走向庄子齐万物任自由，但老和墨又显然有本质区别。

《荀子》读后

1﹒唯物主义自然观

把天说成是自然，没有意志，没有目的，而只有功能。物质是由气构成（但未详细展开）。

物质是第一性：

“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礼论》）。

“形具而神生”（《天论》）。

反对天命论：

“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

“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

反对灾异。

人定胜天：

“制天命而用之”。

“天地官而万物役”。

局限性：

i．循环论。“千岁必反，古之常也”（《赋》）；“始则终，终则始，若环之无端也”（《王制》）。

ii．神秘主义残余，神道设教。

2﹒唯物主义认识论

事物可认识，“可以知物之理也”（《解蔽》）。

感觉和思维，天官和天君（五官和心）。

“心有征知……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簿其类，然后可也”（《正名》）。

行重于知：“知之不若行之，学止于行之而止矣”（《儒效》）。

局限性：

i．夸大心的作用，认为心“出令而无所受令”（《解蔽》）。

ii．夸大君子和圣人的认识。

iii．真理的标准是“其行合礼”，“合王制”。

3﹒正名论的逻辑思想

i．正名的必要。制名以制实，使名实相符，人们才能够交流思想。

ii．正名的根据。感觉不同。

iii．正名的原则。异实者异名，同实者同名。

4﹒性恶论

强调性伪之分，反对先天的道德观念论，主张环境决定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性恶》）。

5﹒社会历史观

人能群。

解释礼的起源，是养人之欲，给人之求。

夸大礼的作用，礼就是等级，“礼别异”。

礼法并用。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王制》）

王霸杂用。

法后王。

6﹒荀子的贡献与局限

i．天人关系。唯物主义自然观和人定胜天，但“不求知天”。

ii．经验与理性关系上。避免了狭隘经验论，但仍重理性。

iii．主客观关系上。承认客观是基础，但过分强调心的作用。

iv．名实关系上。实决定名，但狭隘地理解为政治服务，妨碍逻辑学的独立发展。

v．人性问题上。反对先天的道德观，但陷入唯心主义的人性论。

vi．在礼法关系上。礼法并重，但把礼绝对化。

7﹒性善性恶的区别

i．善包括知识，是承认先验的知识，这是先验论。

恶是感官的欲望，是伦理学上的感觉论，略有唯物主义色彩。

ii．因性善，就向内做功夫，重修养。

因性恶，就向外界学习，环境决定论。

iii．两者共同错误不是从社会实际出发，都是抽象的人性论。

8﹒荀子的“礼”

从性恶到礼，人都有欲望。荀子错误地把人的生理欲望叫作恶，光是寡欲是不行的，而要适当地满足和调节，这就是礼。礼是“损有余，益不足”（财产再分配）。

“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止乎礼而止矣。”（《劝学》）

“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礼论》）

“礼者，养也。”（《礼论》）

《韩非子》读后

1．批判孔子的仁

也就是批判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亲亲原则，反对“去求利之心，出相爱之道”，反对仁人君子，主张功利主义。

主张“君不仁，臣不忠，则不可以霸王矣”（《六反》），“设利害之道以示天下”（《奸劫弑臣》）。

建立法治理论。

2．批判法先王

包含历史进化论因素。“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五蠹》），“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心度》）。

“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而政不免于乱”（《五蠹》）。

指出厚古即非今，“为人臣常誉先王之德厚而愿之，是诽谤其君者也”（《忠孝》）。

3．中央集权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扬权》）。

“势”（似指权力），“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

4．法

“主施其法，大虎将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宁。法刑苟信，虎化为人，复反其真”（《扬权》）。

“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难三》）。

“法不阿贵”，“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有度》）。

5．耕战

耕战是国家富强的保证。

6．《五蠹》

《五蠹》是韩非总结秦和韩不同变法过程而写成的。为建立一个封建的统一政权而服务，为取得统一战争的胜利，就要有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因此大力提倡耕战，反对五种人：“学者”（儒）、“带剑者”（侠）、“言谈者”（纵横家）、“患御者”（食客）、“商工之民”。

（1）反儒言论。

“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显学》）。

“儒以文乱法”（《五蠹》）。

“称先王之道……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五蠹》）。

（2）法后王。

“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五蠹》）。

举守株待兔例。

（3）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地主阶级专政。

“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五蠹》）。

（4）承认专政和暴力，强调统一。

“严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五蠹》）。

“峭其法而严其刑”（《五蠹》）。

“行诛无赦”（《五蠹》）。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扬权》）。

强调法、术、势。

（5）后人的评论。

董仲舒：骂秦“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汉书·董仲舒传》）

司马光：骂韩非“罪固不容于死矣，乌足愍哉”（《资治通鉴·秦纪》）。

胡适：“是科学与哲学思想发达的最大阻力”。

7﹒法、术、势

韩非总结了商鞅（法）、申不害（术）、慎到（势）的思想。

（1）法是行为的标准，是统治工具，有助于树立地主阶级专政。法令叫作“名”，根据法令进行赏罚叫作“刑”。

“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定法》）。

“使吾法之无赦，犹入涧之必死也，则人莫之敢犯也”（《内储说上》）。

（2）术是根据法去控制官吏的手段。

“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难三》）。

（3）势就是掌握政权。

“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

8﹒进步的社会历史观

韩非在《五蠹》中讲上古、中古、近世（这种说法已包含历史进化味道，但仍是英雄史观）。

反对复古主义，不仅历史观上，而且在认识论上提“参验”。

斗争的原因是人口增殖，物资缺乏。

君民关系建立在利害对立之上，“不恃赏罚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贵也”（《显学》），“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五蠹》），“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显学》）。

9﹒唯物主义认识论

10﹒唯物主义自然观

自然界的总规律是道，事物的特殊规律是理。

“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解老》）。

反对龟策、鬼神。

《盐铁论》读后

这是地主阶级从进步革新走向保守反动过程中爆发的一场大争论，是西汉前期一百几十年政治路线的批判和总结，争论集中在经济政策、对外路线和内政问题上，但涉及先秦历史、儒法的主张。

大夫主张，货币应统一由官铸，“刀币无禁，则奸贞并行”，盐铁应当归国营。

王充

27—100年（光武－和帝），上虞人，祖辈“以农桑为业”，“以贾贩为事”。

对当时的贫富对立、政治腐败、谶纬迷信很不满。

1﹒唯物主义自然观

自称其自然观“虽违儒家之说”，而合于“黄老之义”（《自然》）。

元气论，“天地，含气之自然也”《谈天》，“天覆于上，地偃于下，下气蒸上，上气降下，万物自生其中间矣”（《自然》）。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生于天地也，犹鱼之于渊，虮虱之于人也，因气而生，种类相产”（《物势》），“夫倮虫三百，人为之长。人，物也，万物之中有智慧者也”（《辨祟》）。

形神关系：“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论死》）。

反对神学目的论。“儒者论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犹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物势》）。

2﹒无神论

反对天生圣人。

反对祥瑞。“文王当兴，赤雀适来；鱼跃乌飞，武王偶见。非天使雀至白鱼来也”（《初禀》）。

反对果报，至诚感天。

反对灾异谴告。

反对卜筮祭祀。“虽雩祭请求，终无补益”（《明雩》），“夫论解除，解除无益；论祭祀，祭祀无补；论巫祝，巫祝无力。竟在人在不鬼，不德不在祀，明矣哉”（《解除》）。

反对人死为鬼。“物死不为鬼，人死何故独能为鬼”（《论死》），“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论死》）。

3﹒认识论

反对生而知之。“天地之间，含血之类，无性（生）知者”（《实知》）。

强调学用结合，效验。“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超奇》）。

4﹒历史观

反对崇古（包含着进化思想）。

历史发展决定于“天地历数”，不决定于人君贤愚，反对英雄史观，但陷入机械论，客观上反而替腐败政治服务。“昌必有衰，兴必有废。兴昌非德所能成，然则衰废非德所能败也，昌衰兴废皆天时也”（《治期》）。

5﹒命定论和人性论

“有死生寿夭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命禄》）。

但他的命定论是为了反对神学目的论，反对天能赏善罚恶。

认为人性分三等，有善有恶，但强调后天环境可以改变人性。

《资治通鉴》

汉文帝

前十二年（168B﹒C．）

晁错《论贵粟疏》，其中说商人“因其富厚交通王侯”（自古以来商业资本即与官府勾通）。

前十三年（167B﹒C．）

文帝时：“上既躬修玄默，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

（大力提倡农业，这是当时最要之务。）

前十四年（166B﹒C．）

匈奴老上单于自甘肃入陕西，帝欲亲征，群臣太后阻之。

冯唐之对。

（可见文帝当时颇有伐匈奴之意。）

张苍与公孙臣关于水德、土德之争。

（此为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余绪。）

前十五年（165B﹒C．）

公孙臣胜利，张苍由此自绌。

晁错上书言宜削诸侯及法令可更定者，书凡三十篇，上虽不尽听，然奇其材。

新垣平言长安东北有神气，作渭阳五帝庙。

（方士也来挤入政权。）

前十六年（164B﹒C．）

重用新垣平，又“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

分齐为六国（齐、济北、菑川、胶东、胶西、济南）。

分淮南三国（淮南、衡山、庐江）。

新垣平言玉杯、日中、宝鼎。

（都是胡说的迷信。）

后元年（163B﹒C．）

有人告新垣平所言皆诈，诛平，“上亦怠于改正、服、鬼神事”。（儒家的进攻失败。）

后二年（162B﹒C．）

匈奴连年入边，不得已仍与和亲。

申屠嘉为相，屈辱邓通。

后三年（161B﹒C．）

匈奴军臣单于立。

后四年（160B﹒C．）

后五年（159B﹒C．）

后六年（158B﹒C．）

匈奴侵云中。

周亚夫，细柳军。

后七年（157B﹒C．）

帝死，以薄葬为言。

汉景帝

前元年（156B﹒C．）

与匈奴和亲。

复收民田之半（三十税一），前一时期全免田租。

“文帝除肉刑，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

“张欧亦事帝于太子宫，虽治刑名家，为人长者”。

前二年（155B﹒C．）

申屠嘉与晁错矛盾（欲穿垣事杀错，未成）。

梁孝王居天下膏腴地……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枚乘、严忌、羊胜、公孙诡、邹阳、司马相如皆从之游。

（一个最阔气的王。）

前三年（154B﹒C．）

窦婴谏文帝不得以大位让弟。

（看来窦婴不是地方势力，且识大体。）

吴王跋扈，“然其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卒践更，辄予平贾；岁时存问茂材”。

（依靠商业，拉拢知识分子。）

晁错论削藩，指出：①刘邦封藩，地方势力之大，“齐七十余城，楚四十余城，吴五十余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②经济力量强大，“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

窦婴反对削藩，恐引起战乱。

初楚元王好书，与鲁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诗》于浮丘伯，为穆生设醴。

（此为诸侯交结儒士之一证，此楚元王为交，至其孙戊与吴同反。）

七国之乱。

晁错所更令三十章，诸侯喧哗，错父罹祸自杀。

（可见斗争激烈。）

晁错、袁盎矛盾很大，袁盎本为吴相，与吴勾结。

（袁盎无疑是儒者的代表。

晁、袁的斗争，晁失在犹豫，而袁因窦婴而进，又鬼鬼祟祟告密，说斩错可以罢兵，是欺骗手段。

邓公为晁错抱不平之言。）

周亚夫战略：①间道先取洛阳；②不救梁，使梁、吴相持，而以兵扰吴后路；③坚壁不战。

七国败灭。

卫绾是河间王太傅。

窦太后反对为吴王立后。

（可见太后并非地方势力。）

前四年（153B﹒C．）

淮南王刘安是和吴王濞勾结的。

前五年（152B﹒C．）

仍在和亲。

前六年（151B﹒C．）

王夫人因长公主之助排挤栗姬。

前七年（150B﹒C．）

废太子荣，太子太傅窦婴谢病免。

立王皇后，立刘彻为太子。

郅都。

（勇悍公廉的代表人物。）

中元年（149B﹒C．）

中二年（148B﹒C．）

窦太后因临江王之怨杀郅都。

（窦似又与地方势力牵连。）

梁孝王之事颇复杂：

①窦太后是袒梁孝王的，甚至欲立为嗣，而窦婴、袁盎是反对派，梁刺杀袁。

②羊胜、公孙诡助梁孝王，什么立场？

③韩安国捕羊胜、公孙诡，又是什么立场？

（一种理解是窦太后、梁孝王均法家，求嗣失败是法家之败；而窦、袁、韩为儒家，拥刘彻。

一种理解是窦、梁是地方势力，羊胜、公孙诡为儒，此种理解似不妥。）

中三年（147B﹒C．）

从栗太子事件中可见周亚夫站在栗太子方面，又反对王夫人之兄封侯，因此逆景帝意免官。

中四年（146B﹒C．）

中五年（145B﹒C．）

中六年（144B﹒C．）

梁孝王死，分梁为五国（梁、济川、济东、山阳、济阴）。

灭笞法，定棰令。

匈奴入边，李广以百骑杀敌数千骑。

宁成继郅都治宗室豪杰。

后元年（143B﹒C．）

卫绾为丞相。

景帝对周亚夫不满，因小事入狱死。

后二年（142B﹒C．）

匈奴入雁门。

重农抑商。

后三年（141B﹒C．）

重农。

景帝死。

武帝立（年十六）。

从刘邦称帝（202B﹒C．）至武帝即位（140B﹒C．），其中刘邦12年，惠帝7年，吕后8年，文帝23年，景帝16年，共66年。

当时最大的问题是诸侯王势力，先是异姓王，后是同姓王，当时半个以上中国都在诸侯王控制之下，如刘邦所封荆、楚、代、齐、韩五王占地246县，晁错说，刘邦“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中央政令不能达全国。刘邦说：“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刘邦所以迁都长安，就是远避诸侯王，诸王中最骄蹇的如淮南王刘长、梁孝王、吴王濞。

汉初沿六国分裂的余习，国相都忠于诸侯，中央无法控制，如赵相贯高、田叔、孟舒、蒯通自称桀犬吠尧，张胜、范齐为燕王出力。国相不受诸侯控制，从齐相召平开始。

诸侯王和商人勾结，晁错称商人交通王侯，陈豨造反，都商人子；吴王因盐铜致利，军中亦多贾人。

这种商人势力恐和奴隶制残余有关，商业是奴隶制最后一个堡垒，用奴甚多。

所以中央王朝政策就是如何加强中央权力：

一是实关中。徙大姓豪富，发民城长安。

一是重农抑商。政策上有规定，观《通鉴》景帝死后评论。

一是削藩。贾谊、晁错均以为言。

形势和秦王朝相似，继承秦的历史任务，行秦政。

萧何　曹参　张苍

官制　钱法　刑法

儒家是在帮闲地位：

一是在野钻古书。伏生、高堂隆。

一是在朝帮闲。叔孙通、陆贾。

但是他们制造的舆论是有力的，辱骂秦始皇，陆贾、贾山、枚乘。

第一场斗争是166B﹒C．张苍、公孙臣之争，新垣平加入儒家，借助阴阳五行，但结果儒家失败了。

第二场斗争是削藩。

贾谊、晁错的主张。

窦婴、袁盎是反对派、儒家，政治上进攻，勾结地方势力，用阴谋。

晁错失败，但七国之乱平定了。

这场斗争后，儒家钻进中央。卫绾是河间王太傅，崇儒。田蚡与淮南王勾结。

汉武帝

建元元年（140B﹒C．）

董仲舒对策，强调仁义礼乐为治道之具，对民教化，更秦之政俗，攻击秦。“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建议兴太学以行教化，提拔贤士（实即儒家），复古法先王，勿与民争利，“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法度可明”。

（这是一篇捧孔反秦政的纲领。）

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奏可。

（一次儒家的进攻。）

窦婴为相，田蚡太尉，荐赵绾、王臧，请立明堂，荐申公，议巡狩、改历、服色事。

（儒者纷纷而来，势如潮涌。）

建元二年（139B﹒C．）

淮南王与田蚡勾结，蚡言可继帝位。

（儒与诸侯王交结之证。）

赵绾请毋奏窦太后，窦怒其欲为新垣平，赵绾、王臧自杀，废明堂事，婴、蚡亦免，申公亦免归。

（这是法家的一次反击。）

石奋及其子石建、石庆。

田蚡虽罢，因王太后故，仍有势力。

帝与陈皇后不睦，娶卫夫人。

太皇太后怒帝“新即位，大臣未服，先为明堂”。

时大臣多摧抑诸侯王。

建元三年（138B﹒C．）

中山王刘胜借机控诸大臣摧抑。

（地方势力衰微过程中的小插曲。）

大饥，人相食。

（不是说武帝时府库充盈吗？何以有此？）

庄助救东瓯。

（闽越受吴太子驹唆使，攻东瓯，田蚡主张不救，而庄助主救，可看出七国之乱的残影，武帝反对田蚡。）

武帝亦养士（庄助、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

“上以俳优畜之，虽数赏赐，终不任以事也。”

（儒者和文学之士还是一个帮闲地位。）

武帝颇调皮，微行，筑上林苑，东方朔、司马相如谏园囿畋猎。

建元四年（137B﹒C．）

建元五年（136B﹒C．）

置五经博士。

建元六年（135B﹒C．）

窦太后死，田蚡为相，骄侈，权移主上，武帝问他封官完了吗？

何不取武库？

（武帝与田蚡矛盾。）

淮南王谏伐闽越（也引秦伐越无功作证）。

（地方势力不愿对外作战，又闽越与地方势力勾结，又先攻南越边城。）

汲黯清静无为。

汲黯刺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

庄助称赞汲黯，武帝亦称社稷臣。

（庄助先反对田蚡，主伐闽越，又赞汲黯。）

王恢与韩安国争论，王恢反对和亲。

元光元年（134B﹒C．）

郡国举孝兼一人，从董仲舒议。

李广治军简，程不识治军严。

举贤良文学。

元光二年（133B﹒C．）

李少君以迷信大言，受宠于帝，自此燕齐方士多来。

从谬忌言，长安立太一祠。

（迷信又来了。）

王恢、韩安国再次争论对外政策，王恢主张攻伐，韩主和亲。

（武帝用王恢之议。）

王恢与聂壹以计诱单于，伏兵三十万以待之。王恢以事当斩，贿田蚡，武帝恨之，仍自杀。

（王恢虽死，而对外政策定矣。）

元光三年（132B﹒C．）

河决，田蚡谬言是天意，不必治河。

（谬论。）

魏其、武安之争，因王太后意，族灌夫，魏其弃市。

（汲黯、郑当时皆是魏其。）

元光四年（131B﹒C．）

田蚡死。

韩安国、薛泽继为相。

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征旧书，采礼乐，山东儒者多从之游。淮南王亦好书。

（地方势力与儒结合之一例。）

元光五年（130B﹒C．）

河间献王献雅乐，“岁时以备数，不常御也”。

班固、司马光对河间献王大加赞赏。

唐蒙通夜郎。

司马相如通巴蜀。

陈皇后废居长门。

东方朔劾董偃，“陛下方积思于六经，偃不遵经劝学”。

（东方朔亦用儒术。）

张汤、赵禹定律令，务在深文。

公孙弘对策，治之本八。

（似调和儒法之言，辕固讥其曲学阿世。

观此可见儒学要转变得为统治者赏识，虚伪手段。）

“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

元光六年（129B﹒C．）

郑当时作郑国渠。

四将军（卫青、公孙敖、公孙贺、李广）拒匈奴。

李广被俘得脱。

元朔元年（128B﹒C．）

立卫夫人为皇后。

匈奴入侵，李广、卫青拒之。

主父偃出身似非儒，言九事，八事为律令，一为谏伐匈奴；又把秦亡说成是由于伐匈奴。

严安亦谏征伐，亦引秦喻。

徐乐言土崩瓦解。

三人上书：①反战言论。②徐乐说，“间者关东五谷数不登，年岁未复，民多贫困”，似又与史言矛盾。

元朔二年（127B﹒C．）

赐淮南王几杖，勿朝。

主父偃上推思削藩之策，“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

（地方割据势力基本上解决。）

从主父偃策，筑朔方城以备胡。

（主父偃的思想复杂，一时反战，一时又力主筑朔方。）

主父偃主张徙郡国豪杰于茂陵。

（强化中央。）

郭解。

公孙弘主张族郭解。

（这也是强化中央、建立封建秩序的措施，班固、荀悦之论有点意思。）

主父偃摧燕、齐，二王自杀，赵王告发之，公孙弘唆帝杀偃。

（主父偃颇如法家：①反对诸侯；②与公孙弘对立。）

孔臧、孔安国。

元朔三年（126B﹒C．）

公孙弘反对通西南夷、苍海及筑朔方，武帝使朱买臣难之。

弘改变腔调，“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苍海而专奉朔方”。

（儒家的对外政策就是主和。）

汲黯劾公孙弘诈，弘承认饰诈欲以钓名。

（巧伪人。）

张骞通西域归（经十三年）。

王太后死。

张汤为廷尉，表面上亦请教董仲舒、公孙弘。

汲黯骂张汤。

元朔四年（125B﹒C．）

匈奴入代郡。

元朔五年（124B﹒C．）

公孙弘为丞相、平津侯，开东阁延贤人。

公孙弘与吾丘寿王挟弓弩禁令之争。

（公孙弘老是辩论失败，如罢朔方、挟弓弩，汲黯斥其伪，但弘性意忌，外宽内深，排挤董仲舒、汲黯。）

汲黯常毁儒，面触弘。

卫青等十余万人击右贤王，大胜，卫青封大将军，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独汲黯与亢礼，卫青敬礼汲黯，“数请问国家朝廷所疑”，武帝亦敬黯。

公孙弘请设博士弟子五十人，以儒学奖吏，“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

（董仲舒是思想上倡导，公孙弘是实力上扶植。）

淮南王好读书属文，喜立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多江湖间轻薄士。

（儒与地方势力关系之又一证，其中又与方士结合。）

淮南王阻击匈奴，被削地，自称吾行仁义反见削地，耻之。

元朔六年（123B﹒C．）

卫青第二次出定襄征匈奴，赵信降匈奴。

霍去病以军功得冠军侯。

因连年征匈奴，财政困难，诏得输金买爵赎罪。

元狩元年（122B﹒C．）

幸雍，祠五畤，获麟。

济北王献泰山，作封禅用。

（汉武渐渐入套了。）

淮南王欲反，伍被反对，但后来伍被被迫随同出谋造反，最后又出首控告，淮南王自杀。

张汤力主杀伍被、庄助（与淮南王交私）。

淮南、衡山之狱，连引列侯二千石豪杰等，死者数万人。

（地方势力全部铲除。）

因张骞言，由蜀欲通身毒，而至滇。

元狩二年（121B﹒C．）

公孙弘死。

霍去病以万骑击匈奴，得功，李广失途，以寡兵敌匈奴。

“票骑日以亲贵，比大将军矣”。

江都王建有罪自杀。

匈奴浑邪王降，为五属国，金日。

（因迎匈奴降者，费用大。）

元狩三年（120B﹒C．）

山东饥，赈之，徙贫民于关西、朔方，70万人，费以亿计。

作昆明池。

（财政上已竭蹶。）

立乐府，用司马相如、李延年，汲黯反对。

（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广峻，群臣虽素所爱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辄按诛之，所无宽假。汲黯劝之。）

元狩四年（119B﹒C．）

造皮币、白金、三铢钱，盗铸钱者诛，用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领盐铁理财。张汤立告缗之法。

“其法大抵出张汤。汤每朝奏事，语国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充位，天下事皆决于汤。百姓骚动，不安其生，咸指怨汤。”

（法家的发舒时期，汉武初年重用的有田蚡、主父偃、公孙弘、张汤。）

卜式输财助边。

卫青、霍去病大举伐匈奴，李广数奇，大战单于遁走。

李广自杀，霍去病之封，封狼居胥。

“大将军青日退，票骑日益贵”，“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后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

匈奴请和亲，任敞主张臣服之，使于匈奴，为其扣留。

狄山主张和亲，张汤不为愚儒。

（和战的争论尚未停止。）

义纵继宁成、王温舒。

赵禹、张汤以深刻为九卿，其治尚辅法而行。

李少翁（后弄假牛腹书被杀）。

元狩五年（118B﹒C．）

李蔡被杀。

更铸五铢钱。

汲黯为淮阳太守，言张汤之奸：“智足以拒谏，诈足以饰非，务巧佞之语，辩数之辞，非肯正为天下言，专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因而誉之。好兴事，舞文法，内怀诈以御主心，外挟贼吏以为威重。”

（汲黯何以攻张汤？）

徙奸猾吏民于边。

庄青翟为相。

武帝病，甚信巫医，信“神君”。

元狩六年（117B﹒C．）

杨可告缗钱。

（武帝尊卜式，欲豪强在经济上支持中央，“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于是杨可告缗钱纵矣”。）

武帝子：齐王闳、燕王旦、广陵王胥。

吏民盗铸钱数十万人，不发觉者不可胜计，犯者众，吏不能尽诛。

（经济财政上的严重问题。）

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六人分循郡国。

霍去病死。霍光。

颜异反对经济政策，腹诽之罪。

（他的反对主张已说出，指货币，怎是腹诽？）

元鼎元年（116B﹒C．）

元鼎二年（115B﹒C．）

张汤有罪自杀。

（完全是一场诬陷。①被人诬告和富商串通分财，而身后家产只五百金。②鲁谒居之弟对张汤不满而诬告。③对立者是御史中丞李文、丞相庄青翟以及朱买臣、王朝、边通。④汉武帝后知其冤屈，杀庄青翟和三长史。）

作柏梁台、承露盘，“宫室之修自此日盛”。

赵周为相，石庆御史大夫，孔仅大农令，桑弘羊大农中丞，置均输。

（均输法使富商大贾无所牟利。）

专行三官钱，无法私铸。

张骞通乌孙，本年还国，从此出使西域的人很多。

置酒泉、武威郡，以控制匈奴。

元鼎三年（114B﹒C．）

关东郡国十余饥，人相食。

匈奴乌维单于立。

元鼎四年（113B﹒C．）

行幸雍，祠王畤，议立后土祠，天子始巡游郡国。

刘胜死。

用栾大，言黄金可成，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封将军，食邑二千户，妻以卫长公主，赐甲第，僮千人。

得大鼎。

赵禹初“无害”（公平），后“酷急”，晚节“宽平”。

儿宽得人心。

招抚南越。

公孙卿言得宝鼎，与黄帝年庚同。

元鼎五年（112B﹒C．）

帝巡陇、川、陕。

立太一祠坛。

南越相吕嘉不欲内属，举兵反。

汉兵大举攻越（路博德等），卜式请往前线。武帝奖之，“布告天下，天下莫应。是时列侯以百数，皆莫求从军击越”。汉令列侯献金助祭宗庙，酎金轻者有罪，丞相赵周坐知列侯酎金轻自杀。

（经济领域的斗争很尖锐。）

石庆为相。时国家多事，桑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属峻法，而儿宽等推文学，皆为九卿，更进用事，事不关决于丞相。

栾大不敢入海，其方不售，弃市。

西羌勾匈奴反。

元鼎六年（111B﹒C．）

李息等十万人平羌。

路博德、杨仆征南越，降之，置九郡。

公孙卿谩言见仙人迹缑氏城上。

平南夷，夜郎、冉駹皆请臣，置越嶲、沈黎、汶山、武都郡。

杨仆、韩说、王温舒击东越。

置西域四郡。

卜式言官制盐铁器苦恶，价贵，船有算，商少，物贵，忤帝意。

议封禅。

（1．方士儒生都参加。2．专采儒家的不行，只好自制礼仪，而泥古儒生反对。3．儿宽的议论什么意义？）

元封元年（110B﹒C．）

帝自陕北河套出塞巡阅，骄语单于，还祭桥陵。

贬卜式（因不习文章），以儿宽代之。

平东越。

东巡嵩山，至海上，“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遣人入海求仙。

“令侍中儒者皮弁搢绅，射牛行事，封泰山”，改元，又至海边，欲浮海求仙，东方朔谏止，乃至碣石、辽西，巡万八千里。

桑弘羊平准法的效果，“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卜式请烹弘羊以求雨。

元封二年（109B﹒C．）

公孙卿又胡说见仙人，帝至东莱。

初河决瓠子，二十余年不塞，梁楚受害，帝祠泰山还，临决河，令从者负薪填河，梁楚之地复宁。

作明堂于汶上。

杨仆、荀彘征朝鲜。

滇王降（设益州郡）。

汉发南方吏卒，费用浩大，“仰给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赡之。

杜周为廷尉。“周外宽，内深次骨，其治大放张汤。时诏狱益多，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余人……”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万余人。

元封三年（108B﹒C．）

赵破奴破车师。

初作角牴戏。

朝鲜战，围王城，但杨仆、荀彘矛盾，帝遣公孙遂往，遂与彘捉住杨仆，荀并帅二军攻灭朝鲜，设四郡，但荀以争功相嫉乖计，弃市，杨仆赎为庶人。

元封四年（107B﹒C．）

巡阅陕北、雁北。

匈奴养精蓄锐，而以和亲之言对付汉。

元封五年（106B﹒C．）

帝南巡赣、湘，射蛟长江，北至山东，封太子。

卫青死。

置十三州，设刺史。

令州郡举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元封六年（105B﹒C．）

巡山西。

郭昌攻昆明。

乌孙公主。

安息通中国。

是时各国使者来汉者甚多，皆厚赏。

儿单于立。

太初元年（104B﹒C．）

巡泰山，祠明堂，入海求仙，柏梁灾。

作建章宫，千门万户，太液池，三神山。

公孙卿、壶遂、司马迁言历纪坏废，宜改正朔。儿宽与博士赐等议改秦正，用夏正，造太初历，色尚黄，定宗庙百官之仪，以为典常，垂之后世。

筑受降城。

向大宛求马，命李广利伐大宛。

王温舒自杀，罪王族。

太初二年（103B﹒C．）

石庆死，公孙贺为相。时相多罪死，贺不肯任丞相。

李广利中途乏食，返敦煌。

赵破奴攻匈奴，失利覆军。

儿宽卒。

太初三年（102B﹒C．）

儿单于死，匈奴又入定襄、云中。

汉初功臣封列侯143人，大侯万家，小者五六百户。文景时户口渐多，大者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子孙骄逸，多抵法禁，陨身失国，至是见侯裁四人。

（汉初功臣后裔之衰微。）

有人主张停伐大宛，专力伐胡。武帝不允，罪言者邓光，发六万人出敦煌，十八万屯边。李广利三万人至大宛，宛人杀其王降。

上官桀俘郁成王。

太初四年（101B﹒C．）

李广利班师，自是西域震惧，沿途设亭站。

且鞮侯单于立，降服，归汉使之不降者。

天汉元年（100B﹒C．）

苏武出使，被拘，徙北海牧羊。

天汉二年（99B﹒C．）

巡东海。

李广利出酒泉，攻右贤王，被围，赵充国溃围有功。

李陵率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单于骑三万围陵，败，又召八万骑攻陵，矢尽降。司马迁腐刑。

上以法制御下。

东方盗贼滋起，大群至数千人，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道路不通。

（阶级矛盾尖锐。）

镇压很厉害，大郡斩万余，牵连数千人，作沈命法。

暴胜之。

天汉三年（98B﹒C．）

杜周为御史大夫。

初榷酒酤（官卖酒）。

至泰山，脩封，祀明堂，方士无效验。

匈奴入雁门。

天汉四年（97B﹒C．）

李广利等二十万人出朔方、雁门、五原，与单于战，不利而还。

太始元年（96B﹒C．）

公孙敖因妻巫蛊腰斩。

徙郡国豪杰于茂陵。

太始二年（95B﹒C．）

杜周死。

白公渠（溉田45万亩）。

太始三年（94B﹒C．）

幸东海，浮海而归。

昭帝生（母钩弋夫人）。

江充“督察贵戚近臣逾侈者，充举劾无所避”，又劾太子家人行驰道中。

太始四年（93B﹒C．）

祀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

征和元年（92B﹒C．）

立赵王昌。

建章宫有男子带剑，逐之弗获，闭城大索。

征和二年（91B﹒C．）

公孙贺之狱，家族（因其子擅用北军钱千九百万，与阳石公主通，祝诅帝）。

刘屈氂为相。

卫皇后二女、卫青子皆坐巫蛊诛。

武帝与太子的思想路线不同：

①太子“性仁恕温谨；上嫌其材能少，不类己”。②太子反对征伐；“上曰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③上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虽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④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

武帝待太子不薄：①对卫青谈话，以安卫后、太子之意。②行幸时以事付太子。③知小黄门诽谤太子，诛之。④皇后久无宠，尚被礼遇。

当时宫中妇女无知，信巫术，祀木人。帝疑祝诅，杀后宫及大臣数百人，乃令江充治巫蛊狱，死者数万人。又掘太子宫，得木人。乃从石德计，捕斩江充，发兵。刘屈氂逃，帝发三辅兵，太子亦发囚徒，战五日，死数万人，太子兵败。凡官吏稍游移者皆斩，如田仁、任安、暴胜之，太子宾客皆诛，太子东至湖，拒捕自杀。

初上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故宾客多以异端进者。

（可见太子周围的人很复杂。）

征和三年（90B﹒C．）

李广利等15万人出击匈奴。

刘屈氂腰斩，事连李广利，李降于匈奴。

田千秋白太子之冤。

征和四年（89B﹒C．）

巡东莱，至海，欲求仙。

幸泰山，脩封，祀明堂。

帝追悔往事，以田千秋言，罢方士。

田千秋为丞相。

桑弘羊请在轮台屯田，武帝不欲扰民，批驳之。

赵过为搜粟都尉。

匈奴杀李广利。

后元元年（88B﹒C．）

马何罗造反，欲刺帝，金日抱持之。

燕王旦依次当立，“旦辩慧博学，其弟广陵王胥有勇力，而皆动作无法度，多过失，故上皆不立”。

武帝欲立弗陵，意使霍光辅政，先杀钩弋夫人。

后元二年（87B﹒C．）

武帝死，立昭帝（八岁），以霍光、金日、上官桀辅政，桑弘羊为御史大夫。

霍光“出入禁闼二十年，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小心谨慎，未尝有过。为人沉静详审”。

金日“在上左右，目不忤视者数十年”。

上官桀“始以材力得幸”。

汉武“聪明能断，善用人，行法无所假贷”（杀昭平君事）。

班固赞词说武帝如何尊儒。

司马光骂他有亡秦之失。

霍光辅幼主，“政由己出，天下想闻其风采”。

在位54年

武帝初立仅十六岁，制于田蚡，儒家采取正面进攻，董仲舒对策，及赵绾、王臧用事，议立明堂，改历、服、色，事太嚣张，窦太后袒护法家，给予反击，计未得逞。

此后儒采取迂回策略：1．和阴阳迷信结合。董仲舒、夏侯始昌皆言五行，后来又参与封禅事，而儒学的迷信色彩加重。2．造伪书（似稍靠后）。3．以柔媚进，帮闲地位（如公孙弘）。

在重大问题上儒法仍是对立的：i．对外政策上，田蚡反对援东瓯，淮南王谏伐闽越，韩安国与王恢之争，公孙弘反对筑朔方，狄山主和亲。ii．地方势力虽是残余，然与儒颇有牵连，如淮南王与田蚡、河间献王。但制礼问题上方士占优势，而儒家靠拢方士。财政问题上，桑弘羊等一套受人责骂。

汉武帝本人是法家，所用汲黯、张汤、赵禹、主父偃、桑弘羊均法家，他的政治措施也只有用法家一套，但阻力不小。经济上，地方势力、富商牵制很大，故用酷吏对付。

戾太子之变是否亦是路线上的冲突？

汉昭帝

始元元年（86B﹒C．）

益州夷反，遣吕破胡平之。

燕王旦与齐王泽、中山哀王子长谋反，齐王先谋泄，诛。

隽不疑“严而不残”。

金日死。

始元二年（85B﹒C．）

霍光封博陆侯，上官桀安阳侯。

匈奴老单于死，内讧，势衰。

始元三年（84B﹒C．）

上官桀因盖长公主而以己孙女（五岁）入宫为倢伃。

始元四年（83B﹒C．）

立皇后上官氏。

西南夷反，遣田广明击之。

始元五年（82B﹒C．）

有自称卫太子，聚观者数万人，隽不疑饬令收捕，霍光称赞“公卿大臣，当用有经术，明于大义者”。

（观此霍光赞儒，隽不疑应是儒家。）

上官安顽悖。

杜延年劝霍光修文帝时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悦民意。

（像是儒家言。）

始元六年（81B﹒C．）

盐铁论之争。

（大争论。）

李陵说苏武，苏武得归。

罢榷酤官，从贤良文学之议也。

“武帝之末，海内虚耗，户口减半，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是匈奴和亲，百姓充实，稍复文景之业焉”。

元凤元年（80B﹒C．）

武都氐人反，出兵击之。

上官桀、盖长公主为丁外人求官，霍光不许，与光矛盾。燕王旦亦怨望，桑弘羊亦恨光，旦厚赂上官、盖主、弘羊，上书言霍光专权，而昭帝信霍光，不信上官。

桀与盖主谋刺光篡位，杜延年告变，诛孙纵之、桀、安、弘羊、外人，盖主自杀，燕王旦自杀。

（这场政变扑朔迷离，实情如何？）

擢用张安世（张汤子）。

光持刑罚严，延年常辅之以宽。

（杜延年有儒家之风。）

匈奴入侵。

元凤二年（79B﹒C．）

匈奴意在和亲。

元凤三年（78B﹒C．）

大石自立，枯柳复生，眭弘上书，当有匹庶为天子，请帝禅位贤者。坐妖言惑众诛。

（可见儒家向谶纬发展。）

匈奴入张掖、酒泉，击退。

桑迁之牵连。

（i．桑弘羊子亦通“经术”。ii．霍光的斩尽杀绝，“议者知大将军指，皆执吴为不道”。iii．田千秋在盐铁争论时模棱两可，霍光也要搞掉他。iv．杜延年手腕厉害，不为己甚。）

乌桓渐强，与匈奴战，霍光遣范明友乘机击败乌桓。

元凤四年（77B﹒C．）

田千秋死（伴食宰相）。

傅介子使西域，在龟兹斩匈奴使者，又刺杀楼兰王，更名其国鄯善，在此设屯田兵四十人。

元凤五年（76B﹒C．）

元凤六年（75B﹒C．）

募郡国徒，筑辽东、玄菟城。

范明友击乌桓。

杨敞为相。

元平元年（74B﹒C．）

诏减口赋钱什三。

帝死，年23，霍光恐立广陵王，不安（燕王旦亲弟），乃立昌邑王。

昌邑王狂纵，好游猎，王吉谏之，龚遂谏之。

（王吉、龚遂皆儒家言，但看来昌邑王尚能纳谏。）

昌邑王淫戏无度，龚遂谏，张敞谏。

田延年劝霍光废立，并与张安世谋。昌邑出游，夏侯胜谏，以《鸿范传》的预言吓霍光，“光、安世大惊，以此益重经术士”。

（儒生以古书吓唬霍光。）

废立事由霍光、田延年、张安世策动，杨敞胆小。由太后（20岁耳）出令闭宫门，弗纳昌邑，下诏数其罪（略女子、不封玺、好乐、淫乱、滥赏赐、私祭父、下发1127事，与博士议，引《春秋》之义），废之。昌邑尚能以《孝经》答复，并不糊涂。昌邑臣200人被诛，王吉、龚遂免死。

（这场废立把戏是滑稽的，昌邑并无大罪，而且时间很短（27天）。霍光抓权不放，先不肯立广陵王，以后又见昌邑年长而且带了自己的班子来当皇帝，先发制人，擅行废立。这场政变中，儒家学说已经是重要根据，夏侯胜以《书经》吓霍光，政变后升官，太后引《春秋》之义行废立，昌邑师王式以《诗》三百五篇免死，儒家学说在政治上已是重要的依据。）

田延年是个什么家？

丙吉救皇曾孙。

张贺、张安世兄弟对皇曾孙的看法不同，贺欲妻以女，安世反对。

皇曾孙受《诗》于东海澓中翁，高材好学，然亦善游侠，斗鸡走狗，以是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

（宣帝为人。）

“师受《诗》《论语》《孝经》”。

宣帝得立的条件之一是“通经术”，杜延年亦劝光立宣帝。

（武帝、宣帝都懂得儒家一套。）

严延年劾霍光擅废立，蔡义为相。

宣帝不愿立霍光女为后，而立许后。霍光怕许氏当权，借口许子汉刑余不宜君国。

汉宣帝

本始元年（73B﹒C．）

霍光稽首归政，帝不受，诸事皆先关白光。其子侄禹、云山皆高官，“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上虚己敛客，礼下之已甚。

光诛上官后，“遂遵武帝制度，以刑罚痛绳群下，由是俗吏皆尚严酷”。

宣帝用黄霸。

（黄是什么家？）

本始二年（72B﹒C．）

田延年有罪自杀。

（看得出来是霍光、杜延年逼迫的，恐其始建废立之议。）

议武帝庙乐，夏侯胜跳出来大肆谤毁武帝，“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无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无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胜下狱，黄霸亦以阿纵下狱，霸从胜受《尚书》。

（儒家猖狂了，敢谤武帝，但得罪并不大，回潮之迹显然。）

常惠使乌孙，乌孙求与汉夹击匈奴，乃遣田广明、范明友、赵充国十六万人出征。

本始三年（71B﹒C．）

显与淳于衍勾结，毒死许皇后。

五将军攻匈奴，无功而返，田广明、田顺不力进，有罪，自杀。常惠与乌孙军有功。

常惠攻龟兹。

蔡义死，韦贤相。

匈奴为乌桓、丁零、乌孙所攻，势大衰，人民死。

赵广汉为京兆尹，发奸擿伏如神，自汉兴，治京兆者莫能及。

（法家风度。）

本始四年（70B﹒C．）

立霍光女为后（奢侈）。

地震，令百姓与博问明经之士，有以应变。

（采儒家言。）

夏侯胜、黄霸得释。

（上亲信之，年九十死，太后赐钱二百万，为胜素服五日，以报师傅之恩，儒者以为荣。）

地节元年（69B﹒C．）

楚王延寿唆广陵王胥窥伺帝位，延寿自杀。

于定国廷尉，罪疑从轻。

地节二年（68B﹒C．）

霍光病死，治丧甚厚。

魏相奏以张安世为大将军。

时霍禹为右将军，霍山为乐平侯，显通籍长信宫，魏相因许广汉奏其骄奢放纵，宜损夺其权。

魏相请去副封（归权于帝也）。

宣帝亲政，励精图治，五日一听事，有功者赏，特别注意吏治。

（法家作风。）

匈奴意在和亲，但仍扰边。

地节三年（67B﹒C．）

立刘奭太子，丙吉、疏广为傅，封霍云冠阳侯。

霍显怒立太子，谋毒死之。

魏相为相，丙吉御史大夫，韦贤休致。

萧望之言雨雹是一姓专权所致。

（宣帝和霍氏矛盾很厉害。）

时博延贤俊，民多上书。

霍氏奢华，“帝自在民间，闻知霍氏尊盛日久，内不能善”。

（魏相与霍氏矛盾。）

帝派霍婿范明友、任胜、张朔、王汉、邓广汉外任（剪其支叶），令张安世为卫将军，京城兵尽属之。

（张安世什么态度？）

路温舒上书论尚德缓刑，“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

（用人性论作工具，来一次反攻。）

帝从路温舒，设廷尉平，并亲至宣室决狱，但郑昌不以为是，主张删改法律。

（地主阶级感到法律的束缚。）

车师。

地节四年（66B﹒C．）

子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者，皆勿治。

霍氏权力日削，相对泣怨，骂魏相变易法令，“诸儒生多窭人子，大将军常仇之，今陛下好与诸儒生议”。

（这样一来霍光的面目不清楚了，是尊儒呢？还是反儒呢？）

因毒死许皇后事，霍氏恐惧欲反，张敞上书请罢霍氏三侯不久，霍云、霍山、范明友自杀，霍禹腰斩，连坐诛灭数十家，杜延年亦以霍氏旧人免官，废霍后。

（班固、司马光评论，班认为霍光不学无术，坏在其妻；光以为霍太专权，而宣帝亦少恩。）

减盐价。

龚遂治渤海。

元康元年（65B﹒C．）

初作杜陵，徙訾百万者。

赵广汉与魏相矛盾（赵疑丞相夫人杀婢），腰斩。

选博士、谏大夫通政事者补郡国守相。

尹翁归公廉明察。

冯奉世来莎车，威震西域。

元康二年（64B﹒C．）

立王皇后。

诏戒持法不公，擅兴徭役，毋出今年租赋。

匈奴攻车师，上与赵充国议增兵，魏相反对。上从之，弃车师。

（魏相似为儒家，引孔子言。）

魏相采贾、晁、董之言施行。

（到底是哪一家？）

萧望之经明持重，议论有余。

（昌邑王是白痴？）

元康三年（63B﹒C．）

宣帝封张贺侄（安世子）及丙吉、许、曾等以报恩。

张安世谨慎周密。

疏广、疏受气病归（成帝在二疏陶冶下，年十二通《论语》《孝经》）。

黄霸务耕桑，节用殖财，力行教化，不逐年老长吏。

（黄霸儒者之治乎？）

元康四年（62B﹒C．）

年80以上非诬告杀伤人勿坐。

高祖功臣失侯者136人赐金。

张安世死。

韦玄成谦让高节。

西羌反。

神爵元年（61B﹒C．）

上颇修武帝故事，谨斋祀之礼，以方士言增置神祠。王褒使蜀求金马碧鸡，《圣主得贤臣颂》（谏上求神仙）。

张敞上书（敞为京兆尹，方略耳目不及广汉，然颇以经术儒雅文之）。

王吉亦以儒家之言进，建议“与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旧礼，明王制”，“尚公主逆阴阳之位”，“上下服制僭差”，“不任世卿”，“除任子之令”。

（儒家味浓厚，“上以其言为迂阔，不甚宠异也”。）

羌败义渠安国，赵充国已七十，出征，攻羌策之商讨。充国主先攻先零，廷议欲先攻H、幵，又遣许延寿、章武贤与充国合击。充国力阻廷议，请屯田，不用征伐而羌可自降。

神爵二年（60B﹒C．）

羌果降，置金城属国以处羌。

盖宽饶刚直公清，数干犯上意。时上方用刑法，盖奏：“方今圣道浸微，儒术不行，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上以为怨谤，吏议盖宽饶大逆不道。郑昌讼其冤，盖自刭。

（又一次进攻。）

匈奴内争，日逐王降汉。

郑吉威震西域，始立都护。

乌孙。

神爵三年（59B﹒C．）

魏相死，丙吉相，尚宽大，好礼让，不亲小事，萧望之御大夫。

官吏加俸。

韩延寿治颍川，“上礼义，好古教化”。

（儒家。）

神爵四年（58B﹒C．）

黄霸治颍川八年，郡大治，“百姓乡化，孝子弟弟贞妇顺孙，日以众多”。

严延年治河南，阴鸷酷烈，号曰屠伯，得罪语言怨望、诽谤政治，弃市。

（这两个对比，吏治尚宽，地主对严格刑法感到不便，用人性论作武器。）

呼韩邪单于立，其国内乱。

五凤元年（57B﹒C．）

匈奴五单于分立：呼韩邪、屠耆、呼揭、车犁、乌藉。汉议者欲趁其分立出兵，萧望之反对，引《春秋》之义，主张吊丧。上从之。

（萧望之的儒家味，反对出兵。）

萧望之与韩延寿矛盾相攻，韩以奢侈逾制弃市，人民念之。

（此一矛盾是儒与儒的争权？）

五凤二年（56B﹒C．）

每年正月均幸甘泉，郊泰畤。

萧望之与丙吉亦矛盾，“礼节倨慢”，萧降贬。

时匈奴仍战乱不已。

杨恽袒韩延寿，又因怨望妖言，贬为庶人。

五凤三年（55B﹒C．）

丙吉死，黄霸相。

张敞奏劾黄霸为相，群臣“归舍法令，各为私教，务相增加，浇淳散朴，并行伪貌，有名亡实，倾摇解怠，甚者为妖……以伪先天下……（汉家）造起律令，所以劝善禁奸……条贯详备，不可复加”，主张“郡事皆以法令为检式，毋得擅为条教；敢挟诈伪以奸名誉者，必先受戮”。天子嘉纳。

（张敞似法家。）

五凤四年（54B﹒C．）

广陵王胥因祝诅上，自杀。

耿寿昌立常平仓。

（耿寿昌似法家。）

杨恽报孙会宗书，帝见书而恶之，腰斩。

（司马光评赵、盖、韩、杨之死，皆不厌众心。）

甘露元年（53B﹒C．）

张敞五日京兆。

太子请帝用儒生，宣帝答复。

（此段典型说明宣帝的态度。）

上欲淮阳宪王。

呼韩邪单于决策降汉。

乌孙，冯夫人。

甘露二年（52B﹒C．）

杜延年免，于定国为御史大夫。

赵充国死。

呼韩邪款五原塞，萧望之主张不待以臣礼，以羁縻之。

甘露三年（51B﹒C．）

呼韩邪入朝，赏赐甚厚，以兵卫送单于出塞，自是西域咸尊汉。

麒麟阁题名：霍氏（不名）、张安世、韩增、赵充国、魏相、丙吉、杜延年、刘德、梁丘贺、萧望之、苏武，十一人。

黄霸死，于定国为相，陈万年御史大夫。

诏诸儒讲五经同异，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榖梁春秋》博士。

（这是儒家的一次大胜利，地位已稳定了。）

乌孙公主返国，冯夫人出使。

甘露四年（50B﹒C．）

呼韩邪、郅支俱遣使朝汉。

黄龙元年（49B﹒C．）

呼韩邪来朝。

郅支单于西走，常攻乌孙。

帝死，令史高、萧望之、周堪辅政。

（班固的赞说明汉室是儒法并用。）

昭帝14年　宣帝26年

汉武死后，儒家力量仍是强大的，一方面他们帮闲百年，积累了一点政治资本；另一方面在文化思想方面占优势，特别是垄断着教育。

霍光“不学无术”，但政治上沿袭武帝，恶儒生，可是经常被儒生的经训古义吓倒，如隽不疑断伪太子（82B﹒C．），废立时夏侯胜之言。

盐铁论之争，法家尚能旗鼓相当地进行论战，但第二年桑弘羊牵连在谋反案里被杀（显然这是霍光的主意，霍光是不注意意识形态方面的，但对武帝的对外经济政策不满，颇有所改变，如匈奴和亲，罢榷酤，轻徭赋，听杜延年的话），从此法家没有什么像样的人物了。

儒家的进攻很猖狂，夏侯胜攻击汉武，但得罪很轻，后来反而得到荣遇，这是一种鼓励。

但宣帝有法家作风（68B﹒C．）。

路温舒尚德缓刑，郑昌主修改法律，用地主阶级人性论做武器（67B﹒C．）。

王吉上书，又是一次进攻，但帝不用（61B﹒C．）。

盖宽饶又一次上书（60B﹒C．）。

问题集中在德刑之争、礼治法治，地主阶级感到法律对自己的束缚。

当时循吏、酷吏问题，是这一斗争的基础和反映。

但汉宣是王霸杂用，自己学过儒家的一套（入承大位的一个条件），让儿子学儒家一套，他重用的魏相、丙吉也是儒法并用，不愿意让儒家独占天下。

张敞的反击（以伪攻击循吏（55B﹒C．）），耿寿昌常平仓争议（54B﹒C．），这是退兵一战，胜利，但无能挽大局（张本人也以经术自饰）。

宣帝死前三年，石渠阁平议，立博士，说明儒的地位更巩固了。

汉元帝

初元元年（48B﹒C．）

立王皇后。

以田苑给民，赈贷，省膳，减乐，省马。

关东饥，人相食，赈之。

（政治上儒的虚伪手法。）

征王吉、贡禹。

（用人上儒的一套。贡禹所讲的无非是节俭。）

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

初元二年（47B﹒C．）

行幸甘泉，郊泰畤。

望之名儒，选拔刘向，“劝导上以古制……上甚乡纳之”。

弘恭、石显久典枢机，明习文法。

三个集团矛盾：官僚士大夫（萧望之、刘向、周堪），外戚（史高、许），宦官（弘恭、石显）。萧望之下狱，贬官。

罢狗马，以囿池借与民，举茂材、异等。

立太子，萧望之反对，以张敞教太子。

（争夺接班人很注意。）

关东饥，齐地人相食。

弘、石阻萧望之进用，刘向使外亲上书，被发觉下狱，又牵连望之下狱。萧自杀，天子大惊，却食涕泣。

弘恭死。

珠崖反，贾捐之反对，认为古代圣王地方很小，攻击秦皇、汉武用兵黩武，主张弃珠崖。

（对法家对外政策进行清算，当时有争议。）

初元三年（46B﹒C．）

以关东饥困为理由，罢珠崖郡。

贡禹上言罢宫卫。

初元四年（45B﹒C．）

初元五年（44B﹒C．）

封周朝之后裔承休侯。

行幸雍，祠五畤。

用贡禹言，减膳，减马，罢角抵，罢齐三服官、北假田官、盐铁官、常平仓，博士弟子不置员，以广学者。

（节约的理由是假的，所改变都是法家经济政策，而博士弟子反而没有限额了，武帝时50人，昭帝时100人，宣帝末200人，元帝时无限，后因用度不足，设员千人。）

令民有通一经者皆复。

（奖读经。）

郅支杀汉使，西走与康居结合，攻略乌孙。

贡禹死。

永光元年（43B﹒C．）

薛广德的直谏，甚为无聊（不让元帝坐船）。

天下大饥。

帝为太子时从孔霸受《尚书》。

刘向上书，完全是一套崇儒反法言论，请元帝提拔儒家，信用士大夫（其矛头似指向外戚宦官）。

杨兴、诸葛丰皆谤周堪、张猛、刘向。

贾捐之、杨兴阳颂石显，而背地里不满，取而代之。石显控告，捐之弃市。

（儒者惯技。）

呼韩邪北归王庭。

永光二年（42B﹒C．）

韦玄成为相，郑弘御史大夫。

匡衡上疏力言改变风俗的重要，特别要改变首都风俗，崇礼。

（从根本上兴儒。）

羌反，上问玄成，玄成等默然，莫有对者。

冯奉世自愿出征，求六万兵，饭桶大臣只给一万，后加二千。打败仗，冯上书，只得发六万人，大胜。

（可见儒家无用。）

永光三年（41B﹒C．）

冯奉世回京。

复盐铁官，置博士弟子员千人（因用度不足故也）。

永光四年（40B﹒C．）

诏用周堪、王猛。堪不久死，猛自杀。

用贡禹言，庙祭悉依古礼，诸陵不徙郡国民。

永光五年（39B﹒C．）

上好儒术、文辞，颇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进见。

匡衡上书。“议者……争言制度不可用也，务变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复复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无所信。”

（连匡衡也觉得改变太凶了。）

河决清河。

建昭元年（38B﹒C．）

冯倢伃当熊而立。

建昭二年（37B﹒C．）

京房学焦氏《易》，善言灾变，元帝信用之，使京房奏考功课吏法。大家以为房言烦碎不可行。

京房与石显集团矛盾，其言“水旱蝗虫，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

（儒家依靠迷信。）

京房因与石显矛盾，贬任魏郡太守，又奏京房与张博通，诽谤，弃市。石显权盛，与勾结者牢梁、五鹿充宗。

建昭三年（36B﹒C．）

韦玄成死，匡衡相，李延寿御史大夫。

时郅支在康居，甚暴虐，又辱使乌孙、大宛。陈汤矫诏发兵四万，直抵单于城下，大破之，斩郅支。

建昭四年（35B﹒C．）

甘延寿上汤献郅支首，上书。

建昭五年（34B﹒C．）

复诸庙祭。

竟宁元年（33B﹒C．）

王昭君和亲，嫁呼韩邪，请罢边戍。侯应上书言罢戍十不可。

石显荐冯逡，逡不附之，乃贬逡弟冯野王。

召信臣治绩第一。

石显、匡衡以甘延寿、陈汤矫制出兵，不欲封之，刘向力言应封赏，封甘延寿义成侯，陈汤关内侯，石、匡犹力扼之。

成帝“少好经书，宽博谨慎，其后饮酒，乐燕乐”。

（儒家倾向。）

帝以太子无能，欲立山阳王康，史丹谏止。

帝死。

（班彪评元帝：“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

成帝即位，元舅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

匡衡上书“言六经统天地之心，《论语》《孝经》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

（一开始就以儒家经义包围皇帝。）

汉成帝（在位26年，20岁即位，45岁死）

建始元年（32B﹒C．）

石显失权贬归，牢梁、五鹿充宗皆贬。

封王氏诸舅：王崇、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

杨兴上书：黄雾四塞，阴盛阳衰，请斥王氏。不许。

薛宣上书，言多苛政。

建始二年（31B﹒C．）

罢雍、五畤及陈宝祠（均为秦祭祀之典，匡衡奏罢之）。

始郊祀长安南郊，始祠后土北郊。

立皇后许氏。

选良家女以备后宫。

呼韩邪死，复株累若鞮单于立。

建始三年（30B﹒C．）

关内大雨，百姓奔走，长安大乱。

杜钦、谷求言女宠太盛。

匡衡免为庶人。

建始四年（29B﹒C．）

王商为相。

白虎殿对策，谷永上书说，现在一无外患，二无割据，三无权臣，无戒女色。（谄王凤也）。

冯逡先请浚河，博士许商行视，以用度不足而罢，至是河决馆陶、东郡，淹及四郡三十二县，地十五万顷，深者三丈，房四万。

（儒者无能。）

南山群盗傰宗数百人，发兵千人，岁余不能擒。

（阶级矛盾。）

陈汤下狱论死，谷求为辩护，出。陈汤言乌孙事有验，重用之。

河平元年（28B﹒C．）

用王延世治河，三十六日塞决口。

日食，时许后专宠，刘向上书言恐妨继嗣。当时都以无嗣为言，而时成帝二十余岁耳。

诏曰，今大辟之刑千有余条，律令烦多，百有余万言。

（要大规模修改法律。）

河平二年（27B﹒C．）

五舅王氏尽封侯（谭、商、立、根、逢时）。

王尊被劾，三老讼其冤。

陈立以计杀夜郎王兴，平西夷。

河平三年（26B﹒C．）

使谒者陈农求遗书，刘向等校书。

（大规模的复古作伪。）

刘向作《洪范五行传论》，皆言符瑞灾异，以反对王氏专权。

（迷信。）

河决平原，所坏半建始时，复令王延世治河。

河平四年（25B﹒C．）

赦天下徒。

王凤与王商矛盾，欲罪商，商病死。

上为太子时受《论语》于张禹，至是以禹为相。

罽宾使入贡，杜钦劝绝之。

阳朔元年（24B﹒C．）

成帝无权，连封刘歆一个小官也被阻。

成帝与弟定陶王甚相亲，成帝病，王留京，王凤因日食言宜遣归国，成帝不得已涕泣遣之。王章乃言日食由于王凤专权，历数王凤排挤王商（宣帝外族），将张美人纳后宫。而成帝犹豫不决，王凤辄捕王章，死狱中。

阳朔二年（23B﹒C．）

王音为御史大夫。

王氏极盛，亦好士养贤，宾客满门。

（所重用的杜钦亦儒者。）

刘向劾王氏。

阳朔三年（22B﹒C．）

颍川铁官徒申屠圣180人起义，历九郡。

（阶级斗争。）

王凤死，荐王音自代，王音与王谭矛盾。

阳朔四年（21B﹒C．）

鸿嘉元年（20B﹒C．）

上始为微行。

薛宣为相，王骏御史大夫。

鸿嘉二年（19B﹒C．）

博士行大射礼，有雉来庭，成帝说是有人故意抓来的，王音劝其谋于贤智，克己复礼，以求天意，继嗣可立。

（迷信、儒术、政治三结合。）

营作初陵，徙郡国豪杰赀五百万以上五千户。

鸿嘉三年（18B﹒C．）

五侯奢侈，帝怒，吓之，但未罪诛。

幸赵飞燕及其女弟，淖方成唾为祸水。

（儒家思想作怪。）

郑躬起义。

（阶级斗争。）

鸿嘉四年（17B﹒C．）

河决，淹31县，房4万。用李寻言，不塞。

郑躬起义扩大与失败。

永始元年（16B﹒C．）

欲封赵飞燕为后，刘辅上书得罪。

王莽“折节为恭俭，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王凤先荐之，王商与百官亦称其贤，乃封新都侯。“爵位益尊，节操愈谦，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私买侍婢，为众闻知，转赠朱博。其匿情如此”。

（王莽①孔子信徒，②虚伪。）

飞燕封后，昭仪得宠，奢侈淫乱，然无子。

刘向作《烈女传》。

刘向谏营作昌陵，倡薄葬，攻秦始皇（取土东山，与谷同贾）。罢昌陵。

永始二年（15B﹒C．）

王音死。

以王商为大司马。

谷永上书，以日食星陨言奸人、女祸、奢侈、陵墓，直斥成帝。

成帝大怒，而谷永则持太后与王氏援，故敢言。

帝长夜之饮，喜与张放游，太后与王氏出张放。

翟方进相，孔光御史大夫。

（翟以经术进，其为吏用法深刻，好任势立威。孔为褒成君霸少子，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问，据经法以心所安对，不强谏，以是久而安。）

王商恶陈汤，免为庶人。

永始三年（14B﹒C．）

用匡衡议，罢甘泉泰畤，因无嗣，又复甘泉泰畤、汾明后土及雍五畤、陈宝祠。时上好鬼神方术，谷永上书辟迷信方士。

樊并起义。

苏令起义。

（阶级斗争。）

梅福上书，以对付人民起义为言，建议求士纳贤，屏斥外戚。

永始四年（13B﹒C．）

梁王之狱。

元延元年（12B﹒C．）

因灾异，谷永上书：正君臣之义，勤三纲之严。

刘向上书。

王商死，弟王立辅政，因王立占垦草田，不用，而用王根。

张禹“为天子师，国家每有大政，必与定议”。

（儒者得志。）

朱云折槛，劾张禹为佞臣（因其附阿王氏）。

上厌游乐，复修经书之业。

元延二年（11B﹒C．）

段会宗以精兵入乌孙。

羁縻康居。

元延三年（10B﹒C．）

山崩水竭，刘向言汉必亡。

大出猎。

元延四年（9B﹒C．）

定陶王欣“诵《诗》，通习，能说”，帝器重，赵飞燕、昭仪、王根皆附和赞美。

谷永所上四十余事，略相反复，专攻上身与后宫而已，党于王氏。

（谷永的真面目。）

绥和元年（8B﹒C．）

立定陶王为太子。

把孔子作为殷后裔，封孔吉为殷绍嘉侯，与周承休侯进爵为公，地各百里。

设三公，王根为大司马，何武大司空。

淳于长之败，许后自杀，王立外遣。

翟方进“智能有余，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缘饰，号为通明相”，“又善求人主微指，奏事无不当意”。

（善拍马屁。）

王莽首发淳于长，得为大司马（时年38）。

（权力斗争中取胜。）

王莽之伪，其妻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问知其夫人。其饰名如此。

罢刺史，置州牧。

刘向请兴辟雍，设庠序，陈礼乐……以风化天下，说礼为本，法为助。

有人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

岁余复如故。

（意识形态大规模回潮。）

绥和二年（7B﹒C．）

翟方进死（实自杀，时大灾异，成帝逼自杀以应灾异）。

成帝死，责赵昭仪，赵自杀。

（成帝亦孔学熏陶的，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论语·乡党》），而好色好酒如此。）

哀帝初立，躬行俭约，省减诸用，政事由己出，孔光为相。

帝母傅太后也是个权谋家。

改革音乐，放郑声，罢省过半，然豪富湛沔自若。

王莽荐刘歆，歆上《七略》。

（大规模作伪书。）

师丹建议限田30顷，奴婢30人。贵戚近习皆不便，诏书缓行。

王莽与傅太后矛盾，王莽不退，进用傅喜，“好学问，有志行”。

罢斥王根。

贾让治河策，以疏导为上策，开河灌溉分水势为中策，筑堤为下策。

师丹为大司空。

耿育为陈汤讼冤。

汉哀帝

建平元年（6B﹒C．）

赵昭仪怎样谋杀内宫所生婴儿被揭出，赵氏尽免官，耿育竟建议勿穷究其事，赵飞燕深结天子，故置而不论。

傅喜为大司马。

争论定陶皇太后的称号，师丹失上意。

师丹同意废止货币，以龟贝为钱，又以泄密，师丹罢大司空。

师丹“经行无比”，“经为世儒宗”。

时孔光相，傅喜大司马，又用朱博大司空。

建平二年（5B﹒C．）

傅喜罢，因不同意给傅太后上尊号。

改了三公官号，下面的官制未改，很不便，又改回来。又州牧改回来复为刺史。

（儒家复古之事难行。）

孔光亦因议尊号事罢官，朱博为相，赵玄御史大夫。

上傅太后尊号。

（此事成为即位二年来的大事。）

成帝时齐人甘忠可造《太平经》12卷，言汉当更命，为刘向奏劾，下狱死。其徒夏贺良仍习《太平经》，请改元易号（时哀帝病）。

称“陈圣刘太平皇帝”，哀帝改号一二个月，病加重，贺良以反道惑众死。

帝多病，信神，兴神祠700所，1岁37000祠。

朱博承傅太后旨，欲害傅喜，帝察觉，朱博自杀，平当为相，王嘉御史大夫。

建平三年（4B﹒C．）

平当死，王嘉相，王崇御史大夫。

王嘉言奖励人才。

息夫躬讦告东平王谋逆。

建平四年（3B﹒C．）

民间传西王母付筹。

董贤得宠于上，断袖而起。

王嘉谏止封董贤侯爵。

上硬封董贤、孙宠、息夫躬为侯爵，骂王嘉等。

上以武库兵赐董贤，毋将隆谏，得罪贬官。

鲍宣上书，民有七亡七死，奏劾外戚、董贤。上以宣名儒，优容之。

单于求朝，不许，扬雄谏，乃许之。

上用息夫躬谋，欲对匈奴用诈，并遣大将军行边。

元寿元年（2B﹒C．）

王嘉上封事，劾董贤骄侈。

杜邺对策，言外戚势大。

征孔光、王莽。

王莽杀子（因子杀死奴隶）。

傅太后死。

上免孙宠、息夫躬官。

王嘉又阻止董贤封官，上大怒，王嘉下狱死，孔光相，何武御史大夫。

董贤封大司马，位在三公，时年22，孔光谄礼董贤。

哀帝甚至戏言禅位于董贤。

元寿二年（1B﹒C．）

单于、乌孙王等西域各国来朝。

又恢复三公：大司马（董贤）、大司徒（孔光）、大司空（彭宣）。

帝死，太皇太后起用王莽，董贤自杀，莽为大司马。

立中山箕子为帝，贬丁、傅二氏。

孔光附王莽，王莽奏罢何武、公孙禄，莽大规模清除异己。

王莽“色厉而言方，欲有所为，微见风采，党与承其指意而显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让，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于众庶焉”。

废赵飞燕和哀帝后为庶人，皆自杀。

汉平帝（9岁立）

元始元年（1）

王莽令蛮夷自称越裳氏，重译献白雉黑雉。

封王莽安汉公、太傅，孔光为太师，王舜为太保，大封百官。

政事皆由莽决定。

平帝母留中山，不得至京。

申屠刚请迎帝母，罢归。

封褒成君孔霸曾孙均为褒成侯，奉孔子祀。

元始二年（2）

董支国献犀牛。

孔光等奉王莽功德比周公。

孙宝谏言，罢官。

封汉兴功臣之后为列侯及关内侯117人。

大旱，蝗，莽献钱百万，田30顷。

王昭君女入侍太后。

处置西域、匈奴失策。

以莽女为后。

元始三年（3）

莽定车服制度，郡国县邑乡聚皆置学官。

莽杀长子。其子不同意隔绝卫后，用计让后来京，被发现，杀子及吴章，株连元帝妹，莽叔王立及王仁皆迫令自杀，卫氏全死，只余卫后一人。

元始四年（4）

改革奴女并老幼，无得坐系。

王恽等八人分行天下，览观风俗。

吏民八千人上书请益封莽。

莽虽专权，然所以诳耀媚事太后，下至旁侧长御，方故万端，赂遗以千万数，白尊太后姊妹号皆为君，食汤沐邑，以故左右日夜共誉莽。

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网罗天下异能之士，前后至者千数……将令正乖谬，壹异说云。

（尊孔。）

令西羌献地。

禾不种自生，茧不蚕自成，甘露从天下，醴泉自地出，凤皇来仪，神爵降集。

（吹牛。）

元始五年（5）

祫祭明堂。

孔光死。

48万人上书请封王莽。

加九锡。

有人上书请莽行天子事。

毒死平帝（因帝渐长，不满王莽对卫后）。

掘石，有安汉公为皇帝，乃由莽摄皇帝。

王莽

居摄（6—8）

《史记》

（汉高祖、文帝、武帝及书、世家、列传杂采）

卷8　高祖本纪

闻豨将皆故贾人也。

卷10　孝文本纪

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谓磐石之宗也。

诸侯王及列侯，子孙继嗣，世世弗绝，天下之大义也。

淮南王刘长，废先帝法，居处毋度，出入拟于天子，擅为法令。

卷12　孝武本纪

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

武帝议封禅，颇采儒术以文之，群儒既以不能辩明封禅事，又牵拘于诗书古文而不敢骋。上为封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与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周霸属图封事。于是上绌偃、霸，尽罢诸儒弗用。

卷17　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

高祖子弟同姓为王者九国（齐、楚、淮南、燕、赵、梁代、淮阳），唯独长沙异姓……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僭于天子。……汉独有……十五郡。

汉武推恩分封后，诸侯稍微，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千里。

卷19　惠景间侯者年表

高祖定天下，功臣非同姓疆土而王者八国（齐王韩信、韩王韩信、燕王卢绾、梁王彭越、赵王张耳、淮南王英布、临江王共敖、长沙王吴芮）。

卷23　礼书

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变改。

孝文好道家之学。

晁错明于世务刑名。

卷26　历书

高祖方纲纪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袭秦正朔服色。

鲁人公孙臣以终始五德上书，言汉得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张苍以为非是罢之。其后黄龙见成纪，张苍自黜，所欲论著不成，而新垣平以望气见，颇言正历服色事……

卷30　平准书

汉初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

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

吴王濞即山铸钱，富埒天子。

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

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又兴十万余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库库益虚。

其后连年伐匈奴，捕斩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虏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而汉军之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之财、转漕之费不与焉。于是大农陈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有司言：天子曰朕闻五帝之教不相复而治，禹汤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此后可以买官赎罪。

淮南、衡山、江都三王之狱，坐死者数万人，长吏益惨急而法令明察。

此时富商大贾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兼并之徒。

（经济改革之始，首先从货币改革入手，造皮币、白金、三铢钱，禁止私铸钱。）

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

（当时又磨镕三铢钱，故改作五铢。）

接着禁止私铸铁器煮盐，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货，以致富羡，役利细民。其沮事之议，不可胜听。

（改革的范围扩大，斗争激化，而桑弘羊等用商人为吏。

缗钱是工商业税和车税。）

又有富家输财助边，是时富豪皆争匿财。

再接着实行均输法，国家贸易。

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余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犯者众，吏不能尽诛取。

诛颜异，张汤死。

再次改革，禁郡国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

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

屯田措施，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

酎金。

卜式见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铁器苦恶，贾贵，或强令民卖买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贵，乃因孔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悦卜式。

桑弘羊行平准，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天子巡游，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于大农。

弘羊又令吏得入粟输官，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卜式言，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卷49　外戚世家

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书。

武帝赐修成君钱千万，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顷。

卷50　楚元王世家

七国乱时，赵王遂欲勾结匈奴，与连和攻汉。因早败，匈奴闻之亦止，不肯入汉边。

卷51　荆燕世家

高祖六年始封同姓王，立刘贾为荆王，王淮东五十二城；高祖弟交为楚王，王淮西三十六城。因立子肥为齐王（七十余城），始王昆弟刘氏也。

卷53　萧相国世家

刘邦疑萧何多受贾人财物。

卷54　曹相国世家

曹参相齐，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

曹参为相，举事无所变更，遵萧何约束，择郡国吏，木诎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

曹参言，高祖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

卷55　留侯世家

张良劝刘邦勿立六国后。

刘邦轻士善骂。

卷56　陈丞相世家

陈丞相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

卷57　绛侯周勃世家

周勃不好文学，每召诸生说士，东乡坐而责之。

卷58　梁孝王世家

梁为大国，居天下膏腴地。……四十余城，皆多大县。……梁孝王大造宫室，广园囿，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人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数十万，而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

帝召袁盎诸大臣通经术者。

卷59　五宗世家

河间献王德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之游。

赵王彭祖好法律，不好治宫室"祥，好为吏事。

武帝时诸侯贫者，或乘牛车。

卷89　张耳陈余列传

陈余好儒术。

卷91　黥布列传

刘邦称随何为腐儒，为天下安用腐儒？

卷92　淮阴侯列传

成安君（陈余），儒者也。

卷93　韩信卢绾列传

助陈豨反者王黄、曼丘臣皆故贾人。

陈豨招致宾客而下士，名声过实。

卷96　张丞相列传

张苍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明习天下图书计籍，善用算律历。

韦贤以读书术为吏。

魏相以文吏至丞相。

邴吉以读书好法令。

黄霸以读书为吏。治颍川，道不拾遗，男女异路，狱中无重囚。

韦玄成少时读书，明于《诗》《论语》。其治容容，随世俗浮沉，而见谓谄巧。

匡衡好读书，从博士受《诗》。十年之间，不出长安城门。侍元帝读《诗》，居殿中为师，以此起家。

卷97　郦生陆贾列传

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

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

卷99　刘敬叔孙通列传

从刘敬策，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妻单于（约在汉7—8年）。

匈奴去长安还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

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

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

叔孙通之降汉，从儒生弟子百余人。

刘邦在定陶称帝，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

叔孙通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

叔孙通斥鲁二生鄙儒也，不知时变。

诸生乃皆喜曰，叔孙子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卷100　季布栾布列传

季布逃匿，改扮成奴隶，混在几十个奴隶中，一起卖给朱家。

栾布为人所略卖，为奴于燕。

卷101　袁盎晁错列传

袁盎曾为齐相、吴相。

盎素不好晁错，晁错所居坐，盎去；盎坐，错亦去。两人未尝同堂语……晁错为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受吴王财物，抵罪，诏赦以为庶人。

吴、楚反，晁错说，袁盎多受吴王金钱，专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请治盎宜知计谋。……晁错犹与未决。

盎因窦婴见上，言吴所以反状，以错故，独急斩错以谢吴，吴兵乃可罢。

使袁盎为太常，窦婴为大将军，两人素相与善。

晁错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先所，与雒阳宋孟及刘礼同师。

受《尚书》于伏生。

数上书孝文时，言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书数十上，孝文不听，然奇其材。

任为御史大夫，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将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议，莫敢难，独窦婴争之，由此与错有郤。错所更令三十章，诸侯皆喧哗疾晁错。

卷103　万石张叔列传

王臧以文学获罪。皇太后以为儒者文多质少。

张叔（欧）孝文时以治刑名言。

卷106　吴王濞列传

汉十一年，刘濞封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吴有豫章郡铜山，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

晁错言高祖封三庶孽，分天下半。现吴王称病不朝，铸钱煮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小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

景帝纳其言，削楚、吴、赵、胶西四郡及六县地。

赵王遂亦反，阴使匈奴与连兵。

吴王发二十万兵，东越亦发兵从。

吴王檄中对十个诸侯王说，自己地方三千里，精兵五十万，南越可出兵三十万，燕王、赵王固与胡王有约，燕王北定代、云中，抟胡众入萧关，走长安。

号召存亡继绝，振弱伐暴。

袁盎向文帝进谗，此段较详。

吴王濞为东越所杀，其子子华、子驹逃闽越。

卷107　魏其武安侯列传

窦婴，孝文后从兄子，喜宾客，为吴相。

七国兵已尽破，封婴为魏其侯，诸游士宾客争归魏其侯。

景帝瞧不起他，说他沾沾自喜。

魏其、武安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以礼为服制……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建元二年，赵绾请无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

但田蚡因是帝舅，仍有势力，窦太后死，田为相。

武帝与田蚡矛盾。

田蚡对淮南王安说，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贤，高祖孙，即宫车晏驾，非大王立当谁哉！淮南王大喜，厚遗金财宝。

卷108　韩长孺列传

韩安国尝受韩子、杂家说于驺田生所。

安国以五百金贿田蚡，得为都尉，迁大司农。

对付匈奴的争论，建元六年。

匈奴请和亲。王恢认为，几年匈奴就背约，不如用兵。安国以为，长途出兵，劳师糜饷，兵不获利，不如和亲。群臣汉者多附安国。于是上许和亲。

明年（元光元年）。

卷110　匈奴列传

汉兵32万，刘邦率以征匈奴，被围平城七日。

高帝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

匈奴先后与韩王信、陈豨、燕王卢绾勾结。

匈奴给吕后书信，戏侮吕后，吕后无力击之，仍与和亲。

文帝时仍和亲，遗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

每年送匈奴缯絮米糵，不备，苦恶，则候秋熟，以骑驰蹂而稼穑耳。

文帝十四年，匈奴14万骑从陇东（北地）前哨到雍（离长安三百里）。汉军动员出兵，匈奴留月余出塞，汉兵不能有所杀。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

孝文后六年冬，匈奴六万入上郡、云中（陕北），所杀略甚众。

汉从陕西、甘肃到长安，设六将军。

景帝时吴、楚反，匈奴欲与赵合谋入边，后复与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

武帝初仍和亲，厚遇，通关市，饶给之。

马邑之事（133B﹒C．）。

129B﹒C．，四将军击匈奴，胜败相当（卫青、公孙贺、公孙敖、李广）。

128B﹒C．，匈奴归辽东，围韩安国，又入雁门，卫青、李息抗击。

127B﹒C．，卫青出击，取河南地，筑朔方。

（第一次出击。）

126B﹒C．，匈奴入雁门。

125B﹒C．，匈奴入代、定襄、上郡，扰朔方。

123B﹒C．，卫青等六将军出朔方，败右贤王。

（从防御转入进攻，但互有进退。）

122B﹒C．，六将军再出（十余万人）定襄。

121B﹒C．，霍去病出陇西（万余骑），匈奴亦入代、雁门。

浑邪王降汉，陇西、北地少寇。

120B﹒C．，匈奴入右北平、定襄。

119B﹒C．，卫青、霍去病十万余骑大举北上，战于漠北，单于向西北遁，是后漠南无王庭。

是后一度休战。

卷112　平津侯主父列传

主父偃策，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

公孙弘阻城朔方，秦时常发三十万众筑北河，终不可就，已而弃之。

卷114　东越列传

吴王子子驹亡走闽越，怨东瓯杀其父，常劝闽越击东瓯。至建元三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食尽，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问太尉田蚡，蚡对曰：“越人相攻击，固其常，又数反覆，不足以烦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弗属。”

庄助反驳。

卷116　西南夷列传

唐通首通西南夷，至夜郎，设犍为郡，司马相如再至巴蜀，不久西南夷常反，公孙弘主弃之。

元狩时采张骞言，欲自西南夷通印度，至滇。

破南越后，西南夷咸平，置越嶲四郡。元封二年以兵临滇，立益州郡。

卷117　司马相如传

卓王孙家僮八百人，程郑亦数百人。

卷118　淮南衡山列传

淮南厉王谋反，亦使人勾结闽越、匈奴。

淮南厉王出入拟于天子，擅为法令，擅赐爵关内侯以下九十四人。

淮南王安好读书鼓琴。

田蚡说：“方今上无太子，大王亲高皇帝孙，行仁义，天下莫不闻，即宫车一日晏驾，非大王当谁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遗武安侯金财物。

淮南王自言，吾行仁义见削，甚耻之。

卷121　儒林列传

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

汉初：《诗》　　申培公（鲁）　　辕固生（齐）　韩婴（燕）

《尚书》　伏生（济南）

《礼》　　高堂生（鲁）

《易》　　田生（菑川）

《春秋》　胡母生（齐鲁）　董仲舒（赵）

汉初帝王之师，楚元王交师浮丘伯，其子郢、孙戊师申公培。申公弟子百余人，弟子有楚王及王臧，博士十余人。

公孙弘请立博士弟子五十人，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

辕固生是清河王太傅，诸齐人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

韩生是常山王太傅。

法家也向儒家学，如晁错。张汤办事，找儒者儿宽帮助。

董仲舒学生多。

卷122　酷吏列传

郅都行法不避贵戚。

赵禹与张汤论定诸律令。

汤每朝奏事，语国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决于汤。

张汤与狄山之争，狄山的理由是，从前都是和亲，不打仗，天下就富足了。

义纵直法行治，不避贵戚。

赵禹、张汤以深刻为九卿矣，然其治尚宽，辅法而行。

尹齐斩伐不避贵戚。

张汤的助手有赵禹、王温舒、尹齐、杜周。

杜周：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自张汤死后，网密，多诋严，官事浸以耗废，九卿碌碌奉其官，救过不赡，何暇论绳墨乎？

卷126　滑稽列传

东方朔好古传书，爱经术。

卷129　货殖列传

南阳孔子铁冶为业，连车骑，游诸侯。

刀间用奴隶，逐渔盐商贾之利，连车骑，交守相。

《盐铁论》

1．《本议》

文学请罢盐铁、酒榷、均输，理由是民趋末者众，应导之以仁义道德。

大夫认为盐铁等支持对外战争，以佐助边费，并调剂国内有无，赡农用，足民财。

文学反驳对匈奴贵以德而贱用兵……今废道德而任兵革，暴兵露师以支久长，转输粮食无已。

（阐明盐铁、均输、平准对民生国用的意义。）

2．《力耕》

此篇大夫言工商亦是利民的一个手段，而文学则反对，必须重农，工商只能使人民学坏。

文学说理民之道在于节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

大夫：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

3．《通有》

大夫以为工商可致富，通有无；文学以为节俭可致富，现在的问题是奢侈造成了贫困。

4．《错币》

俗弊更法。

大夫主张货币官铸，刀币无禁则奸贞并行，币由上则下不疑；文学争夺铸币权，诽谤官币，吏匠侵利，或不中式，高唱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

5．《禁耕》

大夫主张盐铁官营，文学主张私营，官营为了抑豪强，私营为了便民用。

罢盐铁以资暴强，遂其贪心。

豪民擅其用而专其利。

县官笼而一之，则铁器失其宜，而农民失其便。

6．《复古》

大夫：浮食奇民，好欲擅山海之货，以致富业，役利细民，故沮事议者众。

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

大夫：古时名山大泽不以封，据此应杜绝豪强专利，且须伐匈奴。文学则说现在应当与民休息，反对敝诸复以役夷狄。

（1、2、3，是重农还是重工商？4、5、6，铸币盐铁是官营好还是私营好？）

7．《非鞅》

大夫赞秦商鞅内立法度，严刑罚，秦任商君，国以富强。

文学批判商鞅峭法长利，秦人不聊生。商鞅以重刑峭法为秦国基，故二世而夺。

（此段从盐铁转入商鞅，因盐铁官营从商鞅始。大夫以为商鞅变法而富强，文学则以为商鞅变法而秦亡。）

8．《晁错》

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著书数十篇。

大夫认为晁错亦如商鞅冤死，文学说错不像鞅，而是人臣死其主。

（7、8由盐铁官营引起官营的创始人商鞅，又由鞅之冤死而引出晁错冤死。）

9．《刺权》

大夫说禁盐铁可以加强中央权力，文学反驳这样一来形成官僚的奢侈。

10．《刺复》

至此，双方极不投机，大夫叹息儒者无用，而文学斥责政府不礼贤士。

斥儒信往而乖于今，道古而不合于世务。

公孙弘据周召之列而无益于治。

其后干戈不休，军旅相望，甲士糜弊，官用不足，故设险兴利之臣起。

11．《论儒》

大夫认为儒家无安国之术，不能根据时势而徒为高论；文学认为，儒家是坚守正道，不能扫道求客。

12．《忧边》

大夫认为，盐铁是为安边疆，儒家议论太不实际，且改武帝之政；文学认为，现在天下统一，边疆可不用兵，我们是主张治本，因时而变，未改武帝之政。

文学：“蛮貊之人，不食之地……加之以德，施之以惠，北夷必内向”；夫夫讥儒生“发于畎亩，出于穷巷，不知冰水之寒”。

（9、10、11、12转入对双方学派之批判，儒批法奢侈不礼贤，法批儒无用空谈。）

13．《园池》

大夫说开园池为国用，文学说这种做法只增加浪费。

14．《轻重》

大夫说搞了经济改革，国内外形势很好，文学说经济改革、国内外形势都不好。

“张廷尉论定律令，明法以绳天下，诛奸猾，绝并兼之徒，而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大夫各运筹策，建国用，笼天下盐铁诸利，以排富商大贾，买官赎罪，换有余补不足，以齐黎民。是以兵革东西征伐，赋欲不增而用足。”

15．《未通》

御史言国家强，经济富，赋税轻，现人民有饥寒是不好好劳动之故；文学言赋税重，现在民不堪命。站在国家和豪强的不同立场发言。

16．《地广》

御史言内地应支援边疆，文学则言对外战争使内地人民困敝。斥文学“能言而不能行，居下而讪上”。

（13、14、15、16，争论扩及土地奴隶。）

17．《贫富》

御史讥文学连自己谋生都不行，怎能治国；文学则说应讲仁义，不能谋生，但有更高的志向。

18．《毁学》

大夫强调利，讥文学不能居高位；文学则强调仁义，讥大夫居高位而刮民，最后必败。

文学批商鞅、吴起、李斯。

19．《褒贤》

大夫以智足与谋、权举当世为贤，讥儒生投机；文学认为服古之服，诵古之道为贤。

儒家攻苏秦、张仪、赵高、蒙恬，法家攻孔鲋、赵绾、王臧、主父偃、东方朔、袁盎、公孙弘。

（17、18、19，双方对各自的学说主张能力人格进行攻击，法家讥儒家无能，儒家讥法家卑劣言利。）

20．《相刺》

大夫讥儒学不得用是由于不知变革应时，文学认为这是君主的过错。

“今儒者释耒耜而学不验之语，旷日弥久而无益于理，往来浮游，不耕而食，不蚕而衣，巧伪良民，以夺农妨政。”

21．《殊路》

大夫从七十子讲到学没有什么用处，强调非学无以治身。

22．《讼贤》

大夫讥儒者无能而自以为了不起，故得祸，文学则赞美直道而行。

讥儒者“矜己而伐能，小知而巨牧，欲人之从己，不能以己从人，莫视而自见，莫贾而自贵”。

23．《遵道》

丞相史反对文学“随古不革，袭故不改”，文学则持百世不易之道。

儒者“饰虚言以乱实，道古以害今……众口嚣嚣，不可胜听”。

24．《论诽》

丞相史以文学为诽谤，文学自称直言而斥对方为谀。

兼及颜异、狄山。

25．《孝养》

丞相史讥文学无力孝养，怎能治国，由此展开孝的争论。法家认为：孝就是养亲、安亲，儒家以为孝就是尽礼。

陈余、伍被、主父偃、吕步舒皆儒家。

26．《刺议》

文学斥丞相史顺流以容身，从风以说上，强调执经守道。

（20—26，双方就学说主张、政治态度开论，法家攻儒不知变，儒攻法家谄谀。）

27．《利议》

大夫要求对时世之变有所用，文学仍提出崇礼义退财利，复往古之道，说自己所以不用是公卿大夫不识人。

大夫说：“诸生无能出奇计，远图伐匈奴安边境之策，抱枯竹，守空言，不知趋舍之宜，时世之变，议论无所依，如膝痒而搔背，辩讼公门之下，汹汹不可胜听，如品即口以成事”，“文学桎梏于旧术”。

“孔丘斥逐于鲁君……以其首鼠多端，迂时而不要。故秦王燔去其术而不行，坑之渭中而不用。”

（27似乎是又一轮的辩论，儒家标榜崇义退利，是这一轮的纲。以下儒家提出节俭、选贤、教化，均为内政问题。）

28．《国疾》

大夫转而询贤良，贤良对形势作估计，仍攻击国家“严急之征”。

“诸生II争盐铁……欲反之于古而辅成仁义也。”

29．《散不足》

贤良攻击奢侈。

30．《救匮》

贤良说节俭崇礼就可挽救，大夫讥为空谈。

31．《箴石》

丞相说贤良只是争，提不出办法，贤良说你们不听建议，路狭。

32．《除狭》

贤良申说现在路狭，指吏途太滥，应选贤而器使之。

33．《疾贪》

大夫言吏途病在下级之贪，贤良说责任在上级，上级贪，又不教育下级，应缓刑重教。

34．《后刑》

大夫说刑是必要的，贤良说教更重要。

“教成而刑不施”。

35．《授时》

大夫言民情，应用刑，贤良言应先富民，不妨农时，富然后可教。

贤良说“富民易于适礼”。

大夫“妄予不为惠，惠恶者不为仁”。

（35以下又转入政策问题，富民、盐铁、奢侈、对外……至41辩论告一段落，先罢郡国榷酤、关内铁官。）

36．《水旱》

贤良以水旱灾荒归咎官府，主张罢盐铁以富民；大夫说盐铁官营，与饥荒何涉；贤良说铁器不合规格，盐价太贵，私营才能促进农业生产。

贤良说“今县官作铁器，多苦恶，用费不省，卒徒烦而力作不尽”，“盐铁价贵，百姓不便”。

37．《崇礼》

接上文除雕琢，湛民以礼，大夫说这些费用是对外需要，贤良反驳，说喻德示威，惟贤臣良相，不在犬马珍怪。

贤良：“王者崇礼施德，上仁义而贱怪力”，“国有贤士，边境为之不害”。

38．《备胡》

贤良说对匈奴应以德，可以释备，匈奴是麋鹿，中国别管它，征匈奴所以力疲财乏；大夫指出匈奴侵扰边境，释备是“以黎民委敌”。

贤良：“用军于外，政败于内”，“秦所以亡者，以外备胡越而内亡其政也”，“以德安近而绥远”，“古者天子封畿千里，徭役五百里”。

39．《执务》

丞相言先王之道难复，贤良言公卿未思也，先王之道何远之有！要务在于上不苛扰，下不烦劳，各修其业。

40．《能言》

大夫讥贤良能言不能行，贤良认为能言还算好的。

41．《取下》

大夫责文学贤良利下损上，贤良说上下贫富太悬殊，应行仁义，则民乐为用。

42．《击之》

大夫言现匈奴孤弱，有机可乘，应出兵击之；文学言应偃兵休士，厚币结和，亲修文德。

43．《结和》

大夫言和亲已受欺骗，怎能不用武？这是匡难避害，以为移民远虑；文学言打仗就劳民，秦以此亡，不如两主好合，内外交通，天下安宁，世世无患。

贤良说秦伐匈奴“人罢极而主不恤，国内溃而上不和”。

44．《诛秦》

大夫言秦立帝号朝四夷是靠武力，中国怎能坐视边境受侵不用武力？文学言秦力尽而灭，只有靠德，蛮貊自至。

“不务积德而务相侵，构兵争强，而卒俱亡。”

45．《伐功》

文学指责桑弘羊力主征匈奴，据西域，执政十余年无效。

“匈奴久未服者，群臣不并力，上下未谐故也。”

贤良：“不爱民之死，力尽而溃叛者，秦王是也。”

46．《西域》

大夫说通西域是为攻匈奴，今西域已通，匈奴疲弱，不攻匈奴，功亏一篑；贤良说匈奴地大，攻打之三军疲惫，而无所获利，反而会引起国内起义。

文学：征匈奴“师旅相望，郡国并发，黎人困苦，奸伪萌生，盗贼并起”。

47．《世务》

文学斥贤良是空谈，必须备战；贤良仍坚持，去武行文，废力尚德，罢关梁，除障塞，以仁义导之。

贤良：“任德……远国不召而自至，任力则近者不亲，小国不附。”

大夫：“匈奴贪狠……而欲以诚信之心金帛之宝，而信无义之诈。”

48．《和亲》

大夫说和亲靠不住，撤边防必定引起匈奴入侵；文学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世无不可化之民，为政务以德亲远，不必担心匈奴侵扰。

大夫：“匈奴数和亲，而常先犯约，贪侵盗驱……反复无信，百约百叛。”

49．《繇役》

大夫说用兵对外是必要的，饬四境所以安中国；贤良说文可长用，武难久行，今中国为一统而方内不安，徭役远而外内烦。

大夫：“自古明王不能无征伐而服不义”；文学：“画地为境，人莫之犯”，“以义取之，以德守之”，“秦以力取之，以法守之，本末不得，故亡”。

50．《险固》

大夫说必有地利而后可以王霸，文学强调地利不如人和，阻险不如阻义。

大夫：“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羌胡近于边，今不取，必为四境长患”。

文学：“以行义为阻，道德为塞，贤人为兵，圣人为守，则莫能入”，“行善则昌，行恶则亡，王者博爱远施，外内合同”。

51．《论勇》

大夫说内据金城，外任利兵，得勇士，可破匈奴；文学言以道德为城，仁义为郭，道德为胄，仁义为剑，莫之敢当。

文学：“得贤圣而蛮貊来享。”

52．《论功》

大夫言征匈奴可操胜算，应乘有力量时，攻克之；文学言攻匈奴未必有把握。

文学：“兵者凶器，不可轻用也”，“不牧之地不羁之民，圣王不加兵，不事力焉，以为不足烦百姓而劳中国也”。

53．《论邹》

大夫引邹衍大九州之说为政府开拓疆土辩护，文学引秦始皇并六国而亡失三十六郡以捍之。

（42至53均论对匈奴之策。）

54．《论灾》

文学言灾变阴阳，强调重德轻刑。

文学：“好行善者，天助以福，符瑞是也；好行恶者，天报以祸，妖灾是也”，“兵者凶器也，甲坚兵利，为天下殃”，“以己之所恶而施于人，是以国家破灭，身受其殃，秦王是也”。

55．《刑德》

大夫主张重法，文学主张笃教。

大夫：“令严而民慎，法设而奸禁。”

文学：“法令众，民不知所辟”，“治民之道，务笃其教”，“爱人以顺天”，“今废仁义之术而任刑名之徒，则复吴秦之事也”，“为君者法三王，为相者法周公，为术者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56．《申韩》

大夫说法治是必需的，明理正法，奸邪之所恶而良好之福也；文学说现在的法陷不辜，累无罪，“一人有罪，州里惊骇，十家奔亡”。

大夫：“吴子以法治楚、魏，申、商以法强秦、韩”，“无法势，虽贤人不能以为治；无甲兵，虽孙、吴不能以制敌”，“孔子倡以仁义而民不从”。

文学：“商鞅反圣人之道，变乱秦俗，其后政耗乱而不能理”。

57．《周秦》

文学说现在的刑法太严厉，大夫说严刑民不敢犯禁。

58．《诏圣》

御史大夫言今古时势不同，不能不用法，严法则民不敢犯；文学说严刑峻法不能止民不作乱，只有行仁义。

御史：“法弊而更制”，“明君据法，故能长制群下，而久守其国也”，“儒者不知治世而善訾议”，“善言古者考之今”。

文学：“罢马不畏鞭箠，罢民不畏刑法”，“严刑峻法不可久也”，斥秦皇“上无德教，下无法则，任刑必诛”，“所行反古而悖民心”。

59．《大论》

仍是文学责大夫之法治。

大夫：“呻吟槁简，诵死人之语”，“文学所称圣知者，孔子也，治鲁不遂，见逐于齐，不用于卫，遇围于匡，困于陈蔡。夫知时不用犹说，强也；知困而不能已，贪也；不知见欺而往，愚也；困辱不能死，耻也。若此四者，庸民之所不为也，何况君子乎？”

摘录

1﹒经

佐助边费，赡农用，足民财1（此数字代表这几句在《盐铁论》中的篇序，下同）

足民何必井田2

刀币无禁，则奸贞并行，币由上则下不疑4

罢盐铁以资暴强，遂其贪心，豪民擅其用而专其利5

浮食奇民，好欲擅山海之货，以致富业，役利细民，故沮事议者众，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6

大夫难罢盐铁，忧国家之用，边境之费28

有司请总盐铁，一其用，平其贾，以便百姓公私36

不轨之民困挠公利而欲擅山泽，从文学贤良之意则利归于下而县官无可为者，专欲损上徇下，亏主而适臣41

节用尚本，分土井田2

患僭移之无究3

吏臣侵利或不中式，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4

县官笼而一之，则铁器失其宜而农民失其便5

与商贾争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国家13

崇礼义，退财利，复往古之道，匡当世之失27

诸生II争盐铁，欲反之于古而辅成仁义也28

薄其税敛则民富，富民易与适礼35

今县官作铁器多苦恶，用费不省，卒徒烦而力作不尽，盐铁贾贵，百姓不便36

去权诡，罢利官，一归之于民，亲以周公之道，则天下治而颂声作40

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50

兵者凶器，不可轻用52

贵以德，贱用兵1

蛮貊之人，加之以德，施之以惠，北夷必内向12

国有贤士，边境为之不害37

用军于外，政败于内，秦所以亡者，以外备胡越，以德安近而绥远，古者天子封畿千里38

今百姓所以嚣嚣中外不宁者咎在匈奴38

莫若偃兵休士，厚币结和亲，修文德而已42

无胡越之患，民安乐而无事43

两主好合，内外交通，天下安宁，世世无患43

人罢极而主不恤，国内溃而上不知43

不务积德而务相侵，构兵争强而卒俱亡，恩施由近及远，而蛮貊自至44

师旅相望，郡国并发，黎人困苦，奸伪萌生，盗贼并起46

任德，远国不召而自至47

去武行文，废力尚德，罢关梁，除障塞，以仁义导之，则北垂无寇虏之忧47

世无不可化之民48

画地为境，人莫之犯49

以仁义为阻，道德为塞，贤人为兵，圣人为守，则莫能入50

得贤圣而蛮貊来享51

严法任刑，奸犹不正14

明德教，谨庠序，崇仁义，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道也23

废古术，隳旧礼，专任刑法，塞士之涂，壅人之口，道谀日进而上不闻其过，此秦所以失天下而殒社稷24

君子急于教，缓于刑33

教成而刑不施34

不爱民之死，力尽而溃叛者，秦王是也45

以义取之，以德守之，秦以力取之，以法守之，本末不得，故亡49

兵者凶器也，甲坚兵利为天下殃54

以己之所恶而施于人，是以国家破灭，身受其殃，秦王是也54

法令众，民不知所辟，治民之道，务笃其教，爱人以顺天，今废仁义之术而任刑名之徒，则复吴秦之事也55

网漏吞舟之鱼54

德教废而诈伪行，礼义坏而奸邪兴55

法者，缘人情而制55

严刑峻法不可久也58

峭法长利，秦人不聊生，重刑峭法为秦国基，故二世而夺7

批商鞅、吴起、李斯18

今之有司，盗主财而食之于刑法之旁18

2﹒匈奴

边境强则中国安16

文学不能治内，安能理外17

匈奴公为寇，侵扰边境38

今不征伐，则暴害不息；不备，则是以黎民委敌38

今四夷内侵，不攘，万世必有长患，所以匡难辟害，以为黎民远虑43

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44

中国与边境，犹肢体与腹心，无边境则内国害44

匈奴久未服者，群臣不并力，上下未谐故也45

匈奴贪狠，而欲以诚信之心，金帛之宝，而信无义之诈47

匈奴数和亲，而常先犯约，贪侵盗驱，反复无信，百约百叛48

自古明王不能无征伐而服不义49

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50

3﹒刑德

虽言仁义，亦不足贵18

刑所以正民，锄所以别苗34

妄予不为惠，惠恶者不为仁35

令严而民慎，法设而奸禁55

明君据法，故能长制群下而久守其国也58

4﹒儒法

俗弊更法4

秦任商君，国以富强，内立法度，严刑罚7

信往而乖于今，道古而不合于世务，公孙弘处周、召之列而无益于治10

发于畎亩，出于穷巷，不知冰水之寒12

孟轲守旧术，不知世务，孔子能方不能圆11

张廷尉论定律令，大夫君运筹策，赋敛不增而用足14

能言而不能行，居下而讪上16

儒者释耒耜而学不验之语，旷日弥久，而无益于治，不耕而食，不蚕而衣，巧伪良民，以夺农妨政20

七十子之徒，负荷而随孔子，不耕而学，乱乃念滋，故玉屑满箧，不为有宝，诗书负笈，不为有道20

矜己而伐能，小知而巨收，欲人之从己，不能以己之从人22

饰虚言以乱实，道古以害今，众口嚣嚣，不可胜听23

诸生无能出奇计，抱枯竹，守空言，不知趋舍之宜，时世之变，汹汹不可胜听27

文学桎梏于旧术，孔丘斥逐于鲁君，以其首鼠多端27

儒者口能言治乱，而无能以行之40

孔子倡以仁义而民从风56

法弊而更制58

儒者不知治世而善訾议，善言古者考之今58

呻吟槁简，诵死人之语59

斥孔子四病59

耕而不学，则乱之道也20

有司桎梏于财利27

商鞅相秦，后礼让，先贪鄙，尚首功，务进取，无德厚于民，而严刑罚于国，俗日坏而民滋怨，故惠王烹菹其身以谢天下28

先王之道，何远之有39

为君者法三王，为相者法周公，为术者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55

韩非非先王而不遵，舍正令而不从55

商鞅反圣人之道56

清史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由满族建立。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清太祖）称汗，国号“金”（史称后金），年号“天命”，建都于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西老城）。后迁都盛京（今沈阳）。明崇祯九年（1636），其子皇太极（清太宗）改国号为“清”。1644年明朝覆亡，清军入关，迁都北京，经过长期战争，确立了对全国的统治。到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农业生产得到全面恢复和进一步发展，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国力鼎盛。乾隆以后，内外矛盾激化，反清起义频繁。道光二十年（1840），爆发了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武装入侵中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从独立的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朝晚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极为尖锐，帝国主义横行，战乱不断，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政府日益衰落腐败。但中国社会也生长起新的经济和新的阶级，西方的科学文化得到了传播。中国人民为了挽救危亡，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直至宣统三年（1911）发生了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翌年清帝逊位。

从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至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清帝逊位，清朝对全国统治二百六十八年。入关以前有两个皇帝，即清太祖（年号“天命”）和清太宗（年号“天聪”“崇德”）；入关以后有十个皇帝，年号为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

满族的兴起，清朝对全国统治的确立

后金政权的建立

满族的先世一直居住在东北地区，和中原地区关系密切。满族的祖先肃慎，曾向周武王朝贡。后肃慎改称挹娄、勿吉、靺鞨。靺鞨七部中的粟末靺鞨曾建立渤海国，受唐朝册封。公元10世纪后，靺鞨改称女真，曾建立金朝，灭辽伐宋。明朝女真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三大部。满族出自建州女真，它的直系祖先居住在黑龙江流域北岸，后来逐渐向南迁移。明朝政府设立了建州卫和建州左卫、建州右卫（史称建州三卫）。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即是明成祖任命的建州卫都指挥使。

《满文老档》中关于满族起源的传说称：布库里山麓有布勒和里湖，有三仙女浴于湖中，第三位仙女佛古伦吞食神鹊衔来的朱果，孕而生子，姓爱新觉罗，名布库里雍顺。这个神话明确记载在清朝的官书中，反映了东方原始民族只知有母、不知有父和崇尚鸟类图腾的习俗。布库里雍顺是满族传说中公认的始祖，布库里山旧说即长白山，但据《满文老档》所载，此山应在黑龙江以东，原江东六十四屯的东南，而那里正是满族直系祖先居住的地方。

南迁后的女真族经济发展很快，从渔猎经济转变为以农业生产为主。其时，建州女真分为苏克素浒、浑河、完颜、哲陈、栋鄂等部，居住在今抚顺以东直至鸭绿江边；海西女真分为叶赫、哈达、乌拉、辉发等部，居住在今开原东北至松花江流域；此外还有长白山的纳殷、珠舍里、鸭绿以及东海的窝集、库尔喀、虎尔哈等部。各部分散，不相统属，互争雄长，明朝政府对它们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

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以祖、父遗甲十三副起兵，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事业。经过五年战争，统一了建州各部。他在羽翼尚未丰满的时候，对明朝十分恭顺，接受其所授官号，并多次亲自赴北京朝贡。此后，努尔哈赤又击败海西女真的哈达（1601）、辉发（1607）、乌拉（1613）、叶赫（1619）等四部，基本上统一了女真各部。在战争过程中，努尔哈赤创建了八旗制度。八旗是军政合一的组织，它把分散的女真族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和战争。努尔哈赤使子侄们分别担任各旗的旗主。又发展经济，促进贸易，订立行政和法制规条，选拔人才，创制文字，设立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建国号“金”。

后金的建立威胁了明朝对辽东的统治。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1619），明军十余万人分兵四路征伐后金。后金以六万兵力于萨尔浒击破明军。明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1621），后金乘胜攻取沈阳，天启五年（后金天命十年，1625），迁都于此，后又席卷辽西大片地区。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后金攻打宁远，遭到袁崇焕率领的明军的坚强阻击，后金战败。努尔哈赤夺取全辽的计划受挫，这年八月因病去世。

满族社会状况

16世纪，辽东的女真族大体上处在奴隶社会晚期。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努尔哈赤统一事业的进展，以建州女真为主的东北各族，融合和重新组织，逐步形成了新的满族共同体。满族已有较先进的农业，使用铁制农具和牛耕，粮食产量丰富。17世纪初，各地遍布使用奴隶耕作的农庄（托克索）。后金政权直接控制的屯田，则带有一定封建生产方式的因素。满族又以采集和畜牧等作为农业经济的补充，如采参、养蜂、捞珠、捕鱼、狩猎、牧马。手工业也较发达，能制造武器和生产用具，有矿冶、纺织、煮盐、陶瓷、造船、铸币等。满族居住在明朝统治的辽沈地区附近，和汉人经常接触，通过朝贡和马市，与明朝进行频繁的贸易。

早期满族社会基本上由三部分人组成：（1）八旗的旗主、长官、将领，这是满族的上层统治者，占有许多“托克索”和奴隶。（2）阿哈，即奴隶，大多是战争中获得的俘虏和一部分破产沦落的民户。（3）珠申（诸申），即自由民，大多是原来建州女真的民户和主动归附的其他部族，被编为八旗战士，占有少量土地和奴婢。

满族进入辽沈地区后，受先进生产方式的影响，其社会迅速向封建制过渡。明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1621），实行“计丁授田”，将辽沈地区许多闲废的土地分配给满族士兵。后来，又参照满族原来的“托克索”和汉族在辽沈地区的民屯，实行“编庄”。许多汉族农民被编为壮丁，每庄壮丁十三人、牛七头、土地一百垧，其中八十垧的收获归壮丁自有，二十垧交公，这是奴隶制向封建制演进的重要标志。壮丁实际上是农奴，有自己微薄的经济，但受国家和农奴主的剥削和控制，仍无人身自由。

皇太极改制称帝

努尔哈赤死后，八旗并立，各有实力。其第八子皇太极势力最强，被拥立为汗，改元天聪。政权沿袭原来的原始军事民主制，由皇太极和其兄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四大贝勒共同主持军政大事。皇太极改易族名为满洲，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1）集中权力。改变四大贝勒共主国政的体制，每旗设旗务大臣，与诸贝勒偕坐，共议国政。此后，又剪除或削弱了其他三大贝勒的权力，形成南面独尊的局面。

（2）建立和完善国家机构。后金政权原以八旗制度行使国家权力。皇太极在削弱旗主权力的同时，仿照明朝的中央集权制，建立和完善国家机构。设内三院，负责草拟诏令敕谕，颁布制度政策，参与国家机务，使之具有内阁的职能。又以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都察院、理藩院为八衙门，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取代了八旗贝勒理政的局面。

（3）任用汉族官员、将领和知识分子。以高官厚禄招纳汉官汉将，并授以实权。实行开科取士，荐举贤才。从而增强了后金政权的实力，分化、削弱了明朝的力量。

（4）设立汉军八旗、蒙古八旗，编制和满洲八旗相同，直接听命于汗，扩大了兵源，增强了战斗力。

（5）重新编庄。满族占领辽沈地区，奴役汉民，引起反抗和大量逃亡。皇太极为了缓和矛盾，发展农业生产，将农庄重新编组。八名壮丁编为一庄，“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又清丈土地，编审壮丁，严禁隐匿，使大量土地改为屯地，许多壮丁成为国家控制下的民户。这些措施促进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

（6）加强法制。制定各种法律，强调秉公执法，赏罚严明。违犯法令，虽权贵亲族亦不宽纵。

满族在军事上节节胜利，经济逐渐繁荣，政治日益安定。皇太极地位日尊，遂于明崇祯九年（后金天聪十年，1636）在盛京称帝，改国号为“清”，改元崇德。

明清战争与清军入关

皇太极面对着三种力量：明朝、蒙古和朝鲜。即位之初，他表示愿与明朝议和，以争取时间。他利用漠南蒙古的内部矛盾，采取“慑之以兵，怀之以德”的方针，拉拢蒙古各部封建主，集中力量打击其中力量最强的林丹汗，并于明崇祯五年（后金天聪六年，1632）完成了对漠南蒙古的统一。漠北喀尔喀蒙古亦臣属于清朝。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1636），征服朝鲜，解除了后顾之忧。皇太极还对黑龙江流域各部族进行招抚或征讨，统一了东北全境。清入关以前，统治所及，“自东北海滨（鄂霍茨克海），迄西北海滨（贝加尔湖），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

与此同时，皇太极采取奔袭骚扰的战略，数次越过长城，继续进攻明朝。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亲率大军，从喜峰口入关，围困北京；又施用反间计，借崇祯帝之手杀袁崇焕。明崇祯七年（后金天聪八年，1634），又绕道蒙古地区入长城，攻袭宣化、大同，大掠而归。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1636），阿济格率军入居庸关，破京郊各城，军锋南至保定。明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1638），多尔衮、岳托等出兵从墙子岭、青山关毁边墙而入，长驱南下，明督师卢象昇战死于冀南，清军突入山东，攻破济南，俘获大量的人畜和金银。此外，还陆续攻破明朝在旅顺和皮岛的据点，彻底消除了背后的隐患。

这时，军事形势发生进一步变化。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转战中原，声威日盛。明朝两面受敌，左支右绌。皇太极乘机在明崇祯十三年至十六年（清崇德五年至八年，1640—1643）大举用兵，夺取了明朝重兵设防的锦州、宁远地区，扫除了进入山海关的障碍。

明崇祯十六年（清崇德八年，1643），皇太极突然病逝，清政权在继承问题上发生纠纷。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与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多尔衮争立，经调和解决，由皇太极的第九子、年仅六岁的福临（清世祖）即位，改元顺治，而以两个叔父多尔衮和济尔哈朗辅政。后来，多尔衮的权势日盛，称皇父摄政王。

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推翻明朝，崇祯帝自缢。驻军山海关的吴三桂投向清朝，引清兵入关。四月，李自成率军至山海关，与吴三桂和清朝的联军战于一片石、石河等地，农民军战败。从此，形势急转直下，李自成匆忙撤出北京，退往陕西；撤离北京前夕，登基称帝，国号大顺。清军在多尔衮的率领下，打着为明朝复仇的旗号，长驱直入北京，取代了明王朝的统治。

清军又分兵两路，追击李自成。多铎攻潼关，阿济格由边外入陕北。大顺军屡战失利，李自成放弃西安，退入湖北，占领武昌。清军追至，李自成又撤出武昌。顺治二年（1645）六月途经通山县九宫山，遭地主武装的袭击，李自成遇害，余部退至湖南。

当李自成的起义军攻入北京、推翻明朝的时候，张献忠的起义军进入四川，建元称帝，国号大西。清军击败李自成后，派豪格率兵入川。张献忠从成都北上迎敌。顺治四年（1647）正月驻军西充，遭到清军的突然攻击，张献忠牺牲。大西军余部转战南下，进入云南。

南明及各地的抗清斗争

明朝灭亡后，南方的官僚、地主拥立福王朱由崧于南京，年号弘光，建立了南明的第一个政权。弘光小朝廷内，马士英等把持朝政，排斥异己。史可法督师江北，但指挥不了军队。江北四镇高杰、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横行于江淮，左良玉军盘踞长江中游，各拥兵自重。面临着清军南下的威胁，弘光帝沉湎酒色，官僚将领之间倾轧火并。四镇中兵力最强的高杰被许定国诱杀。左良玉因和马士英矛盾，以“清君侧”为名，率兵东下。这时，多铎率领清军渡过淮河，而防淮的刘泽清、刘良佐都被南调抵挡左良玉军。史可法困守扬州，少兵无援。顺治二年（1645），扬州失守，史可法被俘，不屈就义。清军渡长江，南明的官吏将领纷纷投降，南京失守，弘光帝逃走，后被捕杀。

弘光政权覆亡，钱肃乐、张国维等拥鲁王朱以海，监国于绍兴；黄道周、郑芝龙等拥唐王朱聿键，称帝于福州，建元隆武。这两个政权内部矛盾严重，兵骄将悍。顺治三年（1646），清军渡钱塘江，破绍兴，鲁王逃往舟山。同时，清军分兵越仙霞岭，郑芝龙降清，隆武帝逃到汀州遇害。清军略定浙、闽，进入广东，又击溃了刚刚由唐王朱聿J建立起来的绍武政权。当时，丁魁楚、瞿式耜等拥立桂王朱由榔，称帝肇庆，年号永历。闻清军来袭，逃往广西，颠沛流离，处境极为险恶。

清军入关后，发布圈地令，严定逃人法，强迫汉人薙发易服，激化了民族矛盾，抗清斗争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如阎应元等保卫江阴，黄淳耀、侯峒曾等坚守嘉定，陈子龙、夏允彝等起兵松江，赤脚张三等渔民活跃于太湖周围，金声、江天一等战斗于皖南，鄂皖边界的英、霍、蕲、黄山寨林立，浙江四明山区的抗清军声威远播，江西的棚民、矿工袭击各州县，福建的义军围困福州，山东榆园军长期坚持战斗，山西吕梁山军曾攻占数十州县，甘肃回民丁国栋、米喇印控制甘肃，郑成功、张煌言等出没于海上，刘体纯、郝摇旗、李来亨等十三家结寨于夔东，许多降将降官也倒戈反清，如金声桓起兵于南昌，李成栋起兵于广州，姜瓖起兵于大同。

在这种形势下，南明永历政权先和大顺军合作，得以在西南立足。后因内部兵将不和，永历政权及大顺军的军事实力被清军消灭。这时，张献忠的大西军余部由孙可望、李定国率领，已据有云南全境。永历政权又与其联合抗清。顺治九年（1652），李定国出兵抗清，经贵州、湖南，攻桂林，清定南王孔有德战败自杀，接着又在衡州杀清军统帅敬谨亲王尼堪，两蹶名王，声威大振。但大西军内部矛盾日增，孙可望妒忌李定国功高势大，阴谋杀李。李定国避往广东，希望与郑成功会师，收复广州，但战斗失利，实力大损。他撤到贵州，接走了被孙可望劫持的永历帝，回师云南。孙可望率军征讨李定国，大西军内部同室操戈。孙兵力虽众，但骄横妒功，军心不附，阵前倒戈，败逃降清。清军乘大西军内讧之际，挥师西进，占贵州，入云南。李定国迎战失利，撤出昆明，永历帝逃往缅甸。康熙元年（1662），吴三桂率军入缅，俘杀永历帝，李定国则转战云南边境，同年病死。

和李定国同时坚持抗清的还有郑成功。他的父亲郑芝龙降清，而他奉南明永历帝年号，以厦门为据点，转战于福建、广东、浙江沿海。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与张煌言合作，出动水师，深入长江，克瓜洲、镇江、芜湖各州县，围攻南京，苏、皖震动。后来中了清军的缓兵计，顿兵坚城之下，遭到清军的突然反击，郑军战败，退回福建。顺治十八年（1661），郑成功为建立持久的抗清基地，率军攻打为荷兰占据的中国领土台湾，康熙元年（1662）荷兰军力竭投降。郑成功收复台湾后，不久病死。

清初的统治政策及措施

清朝入关时，采取了一些野蛮的掠夺政策，如在京畿大规模圈占土地，分配给满族的王公、官僚和将士。在直隶圈地遍及七十余州县，总数接近两千万亩。官庄旗地由奴仆、壮丁耕作，这些下层劳动者承担着苛重的剥削，遭受非人的待遇，逃亡者甚多。清朝政府重申逃人法，严厉处罚逃人及隐匿的窝主，使各阶层惴惴不安。在政治上，清朝“首崇满洲”，强迫汉族按照满族习俗薙发易服，以表示对新朝的忠顺，违者处死。虽经汉族强烈反抗，清廷坚持这一政策，毫不退让。为了防止占人口很少数的满族被汉族同化，严立满汉界限，不许满汉通婚，在满族中努力保持骑射、满语及其他习俗。还保障满族的特权，王公亲贵按爵职领取银米，待遇优厚，一般正身旗人也有少量俸饷。刑法方面，满汉之间、各个等级之间量刑标准亦不同。许多汉人虽在政府中任官，但实权掌握在满族官员手中。清廷特别对汉族乡绅和知识分子严加控制防范，利用种种机会打击各地士绅。江浙发生的通海案（与郑成功相通）、科场案（科举考试中舞弊）、奏销案（欠交钱粮）、文字狱（如庄廷K明史案），诛杀流放许多乡绅士子，打击和削弱了明末地方地主阶级的势力和特权。为了防止郑成功从海上进攻，又颁布迁海令，从江苏到广东的漫长海岸线上，沿海五十里内居民，均迫令迁移，不准商船、渔船出海，使许多人破家失业。

清初为适应新占领区的形势，不断调整各种措施，政策也有其开明和进步的一面。入关伊始，即取消明末苛重的“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奖励垦荒，招集流亡，减轻赋役，使农业生产有所恢复，耕地和人口数字逐渐回升。在政治上，打着为明朝复仇的旗号，礼葬崇祯帝，收罗人心。招降明朝的文官武将，委以职任，发挥他们的才能。在清初建立全国统治中，汉军八旗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名属旗籍，实为汉人，掌握兵力，具有知识，了解内地的民情风俗。依靠他们，才能征服更多的地方，确立牢固的统治。所以，清初的地方督抚中汉军占十之七，满族占十之三。为了笼络知识界，又开科取士，为他们开辟入仕做官的途径；尊重汉族大部分原有的制度和习俗，崇尚孔子和儒家文化。清朝政权，虽属满族当权，却逐渐形成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顺治四年（1647）以后，停止了大规模圈地，更后，又放宽了逃人法，减少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满族上层统治者内虽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却能用温和的手段解决分歧，避免了公开分裂和剧烈动荡。顺治即位和多尔衮摄政就是满族上层统治者内部矛盾调和的结果。顺治帝对多尔衮怀着仇怨，故多尔衮死后被贬，但各种政策仍沿袭未变。

顺治十八年（1661），顺治帝逝世，其子年仅八岁的玄烨（清圣祖）即位，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鳌拜掌握实权，思想趋于保守，企图恢复满族的祖制旧章，又专横跋扈，擅自杀戮大臣。玄烨不甘当傀儡皇帝，康熙八年（1669），计擒鳌拜，夺回权力。

康熙帝（即玄烨）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三藩割据。平西王吴三桂、定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占有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福建等广大地区，兵多财足，朝廷号令不行。康熙十二年（1673），康熙帝毅然下撤藩之令，削去他们的权力，收回他们盘踞的地盘。吴三桂、耿精忠和尚可喜的儿子尚之信悍然发动叛乱。经八年战争，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了三藩叛乱。

这时，郑成功已死，其子郑经统治台湾，内部矛盾激化，内讧不息。自从南明灭亡后，郑氏集团失去了政治方向，一度曾与三藩中的耿精忠联合，后又发生矛盾。郑经死后，诸子争立，郑克塽继位，力量已大大削弱。清政府在平定三藩之后，决定收复台湾，任用姚启圣、施琅等练兵造船，积极准备。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统率舟师出海，先攻澎湖，击败郑氏军的反抗，兵至台湾。郑氏集团的防御瓦解，郑克塽出降，台湾遂统一于清朝中央政权之下。

康雍乾时期的经济、政治、民族及对外关系

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明清之际，经过长期战乱，经济残破，土地荒废，人口锐减。清朝确立全国统治之后，采取各种措施使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农业和水利

在农业方面，清廷奖励垦荒，招集流民授以土地，资助农具种子，延长垦荒升科的年限，并以垦地多少衡量地方官的治绩。故中原无地的人民纷纷向地广人稀的四川、云南、贵州、台湾、新疆、东北、内蒙古流动。全国耕地面积增加，顺治中只有五亿多亩，乾隆时达到七亿多亩。康熙八年（1669），实行更名田，将明朝王公勋戚、官僚地主占有的大批土地给予原耕之人，永为世业，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减轻赋税，除遇水旱灾荒豁免和减收外，多次普免全国钱粮，减轻人民的负担。在水利方面，投入大量财力、物力治理黄河、淮河、运河、长江、钱塘江、永定河，努力减轻水患，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提高农业产量，保持运输畅通。重要的有以束水攻沙的方式治理黄淮、修固荆江大堤、修筑江浙海塘工程等。农业生产方面，在传统农业技术的基础上，对耕作方法、灌溉、施肥、选种均有某些改进。北方试行区田法种植水稻，南方种植双季稻，也获得一些成效。特别在各地推广高产作物番薯、玉米，对于提高产量、防止灾荒、供应口粮、保障人民生活具有重大作用。经济作物方面，棉花种植甚盛，长江三角洲和东南沿海是著名的产棉区。江浙、广东种桑养蚕，获利甚厚。此外，茶叶、烟草、甘蔗、苎麻、蓼蓝等的生产也很繁盛。

手工业和抑商政策

手工业也逐渐恢复并有所发展，生产工具有某些改进，织丝机具比较复杂精巧，采矿工具、地质方面的知识亦有进步，但仍是手工劳动，不是机器生产，没有摆脱对人力、畜力和自然力（水力、风力）的依赖。

最重要的手工业是纺织业，包括棉纺织业、丝织业及相关的染踹业。棉纺织业处在家庭副业和小商品生产阶段，但包买商相当活跃，掌握着原料棉花的收购和产品纱布的运销，棉纺织手工业者处在商业资本的控制之下。布匹的踹光、染色也有发展，苏州一地即有染坊、踹坊数百家，踹匠多至一万余人。丝织业较为集中的南京、苏州、杭州等地，“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最大的机户拥有织机四五百张，规模可观。矿冶业中，云南铜矿的规模最大，资本雄厚，工人众多，组织严密，采冶技术达到相当水平，全省铜产量最高时（乾隆中叶）达一千数百万斤，但在官府的严密控制下，发展速度十分缓慢。采铁、冶铁，既供军需，亦供民用，清廷的控制也很严格，官府资金虽未渗入铁矿业，一般均由商民申请开采，但开采、冶炼、招工、设炉、运销均须报官批准、发给执照。广东佛山是冶铁中心，佣工数万；汉口铁业亦盛，有铁匠五千余人。煤炭为民用必需，各地小煤窑很多。但清廷对采矿的总政策长期摇摆，金铜煤铁利益甚薄，虽为官方民间之必需，不能禁绝，但又害怕聚集大批矿工，反抗闹事，故矿场时而被禁，时而准开。制瓷是重要的传统手工业，景德镇瓷业最发达，内部分工很细密，工艺精致，在色彩、厚度、形制、上釉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此外，熬盐、伐木、制烟、榨糖、造纸等手工行业均有相当发展。

清代手工业很繁荣，生产规模、雇工数量、分工程度、技术水平、产品质量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并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较先进的经济因素集中在长江、珠江下游和某些地区、某些行业内。广大的腹地、山区、边疆，经济文化很落后。整个中国，农业和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封建经济远没有解体。中国和当时先进的西欧国家相比，存在着很大差距。

清政府把工商视为末业，执行抑商政策。对于那些有大利可图及有关国计军需的手工行业，政府插手干预，指定官商，实行垄断。对于其他手工行业，允许商民经营，但控制亦严，且高额征税，低价收购，无偿摊派。手工业中还普遍存在着浓厚的地域性、排他性的行会组织。这些都妨碍手工业的自由发展。

大城市的出现

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基础上，许多大城市得以繁荣。北京是全国的首都和政治文化中心，仕商群集，各地商货荟萃，传统的手工艺产品有景泰蓝、雕漆、玉器等，前门外是繁华的商业区。

北京城在明朝修建的基础上，屡加修葺，形成了西郊园林区，有三山五园（畅春园、圆明园、万寿山清漪园、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宫殿坛庙、街道河流亦经大力改建修浚，形成了传统的北京城。

扬州位于长江北岸，濒临运河，是淮盐的集散地，经济发达，财货殷富，多富商大贾。南京、苏州、杭州都是丝绸、布匹及其他手工业品的产地，产品远销各地，城内商铺林立，作坊星布，附近土地肥沃，富农桑鱼米之利；且文化发达，风景优美，苏州有园林之趣，杭州有自然之胜。广州是对外贸易的口岸，是封闭的封建中国通向世界的主要窗口。每年来往的商船很多，进出口商品聚散于此，号称“金山珠海，天子南库”。此外，景德镇的制瓷，佛山镇的冶铁，盛泽镇的缫丝，产品精良，远近驰名。汉口居长江中游，四通八达，为米谷、木材、食盐、药材等各种货物的集散地。除了这些繁荣的大城市以外，广大农村有许多小城镇以及定期集散的墟场、市集、庙会，形成广阔的商业网，是农民群众和行商坐贾进行交易的场所。

赋役制度的改革

清初经济的发展，与赋役制度的改革密切相关。清朝建立后，即逐步着手整顿混乱的赋役制度。顺治和康熙时，编定《赋役全书》，以明万历年间（1573—1619）的赋役额为准，取消苛捐杂税，归并税收名目。又颁发“易知由单”“串票”，简化征收手续，改进纳税制度。但由于传统的赋役制度是按土地数量和人丁数目两个标准征收，分别为“地银”“丁银”，全国土地数目已难确知，人丁则死亡增殖，隐匿流动，变动频繁，无法统计。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国库有了盈余，清政府考虑不再增收人丁税。康熙五十一年（1712），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将丁税总额固定下来，不再随人口的增加而增收，稳定了全国的丁税负担。为了进一步解决赋役混乱和负担不均，又于雍正元年（1723）制定“摊丁入地”政策，在各省陆续推广实行。此项政策将丁银平均分摊于地亩之内，不再按人丁和地亩双重标准收税，变成了单一的土地税。这是一项意义重大的改革，从此废除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人头税，简化了收税标准和手续，有利于丁多地少的贫苦农民，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也有所削弱。雍正时还进行了其他改革，如耗羡归公，“耗羡”是为了补偿征收银米的亏损，于正税之外增收的附加税。各级官吏往往借此谋利，任意加征，名目繁多，流弊极大。清廷将“耗羡”改为正税，数额固定，由国家统一征收。此项收入即发给官吏作为养廉银和办公用费，以提高官吏的微薄官俸，对改善吏治起了一些积极作用。此外，雍正时，又将各地“贱民”，如晋陕的乐户、浙江的惰民、江苏的丐户、安徽的世仆、广东的L（M）户开豁为良，编入民籍，废除了残存的奴隶制。

政治制度的设立与完善

清朝政权实行以满族贵族为主体的满、蒙、汉封建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高度发展形态。

政权机构

政权组织沿袭明朝制度，专制皇帝君临全国，主宰一切，他的意志就是国家法律。清代中枢权力机关和明朝有所不同，明代的权力在内阁，清代内阁虽地位尊崇，而权力较小。最初，军政大权操于议政王大臣会议，日常庶政归内阁。康熙时，皇权加强，南书房协助皇帝，参与机务。雍正时，创设军机处，其为有清一代处理政务的最高权力机关，负责决策发令，撰述谕旨，综理军国大计。军机处不是独立的正式衙门，而是皇帝身边的办事机构，无官署、无定员，军机大臣均为兼职，由皇帝特简。其他中央机关和明代相同，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执行政令，综理事务，设尚书、侍郎，满汉并用。都察院为监察机关，设御史、给事中等官。新增的理藩院管理少数民族和某些对外事务，只任用满族和蒙古族官吏。另有机构庞大的内务府，照料皇室的生活和财产，管理宫廷太监、匠役。地方行政机构，大体分省、府、县三级，总督、巡抚为省级最高长官，布政使（藩司）、按察使（臬司）分掌全省民政、财政、刑法。还分设道员，作为辅佐。府设知府，统辖数县，承上启下。县设知县，为基层亲民之官，掌管全县政务、赋役、户籍、缉捕、诉讼、文教。少数民族地区，根据各地情况，设立不同的地方军政机构。

军队

清朝军队，以八旗兵为主体。八旗分为禁旅和驻防两类，禁旅八旗驻在北京，保卫皇室，驻防八旗分驻各地。遇有战事，从禁旅和驻防兵中调遣出征。八旗兵额共二十二万人。清初，八旗兵战斗力很强，待遇亦较优厚，但后来渐染城市习气，不习武事，逐渐丧失了战斗力。清朝入关，招降了大批明朝军队，以绿旗为帜，以营为建制单位，称为绿营。绿营分驻各地，有马兵、战兵、守兵、水师等区别，共六十余万人，设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等武职。清朝中叶以后，又有汉族地主自募自练的团练乡勇，称为勇营，有事时招募，无事时裁撤，不同于八旗、绿营常备之兵。

法律

清代法律，结合满族在关外时期的习俗、制度，也沿用明律。顺治初已制定了《大清律》，康雍乾三朝不断修订增删。乾隆初公布《大清律例》，包括律文四百三十六条、附例一千四百零九条。它和此前的封建法典一样，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按照人们不同的身份等级有不同的审判手续和量刑标准；包括“叛逆”在内的“十恶”被视为最严重的罪行；对地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封建家族的权利，做了明文保障。律制鲜明地体现了封建统治的本质，其中还有许多民族压迫和歧视的条文。

科举制

清朝继续以科举制作为培养、选拔官吏的“正途”。府州县每年考试，录取秀才；乡试三年一次，录取举人；以后举行会试、殿试，录取贡士、进士。殿试前三名为一甲，俗称状元、榜眼、探花。考试从四书五经中出题，写八股文章，思想内容和文章形式均有严格的程式，应试者受很大束缚，不能反映其真才实学。除了三年一次的考试外，有时还开恩科、特科，如康熙、乾隆时曾开博学鸿词科。知识分子以此为进身入仕的阶梯。

统治阶级上层的斗争

清朝在入关前后，皇帝和八旗旗主的矛盾很尖锐，以后旗主的权力削弱，皇权加强，但上层的斗争并未停息。康熙帝去除鳌拜集团以后，重用索额图、明珠。这两人各树党羽，争权倾轧。康熙二十七年（1688），明珠等遭郭琇弹劾，被革职。当时，汉臣徐乾学、高士奇等受康熙重用，招权纳贿，形成“南党”，但在明珠党被逐后不久，也令休致回籍。康熙中期，索额图势力最大，并与太子胤礽结合。有人告发他们图谋不轨，欲加害康熙，索额图被囚处死。此后康熙、胤礽父子之间猜嫌日深。康熙四十七年（1708），废太子，康熙的许多儿子群起结党，争逐太子之位，胤禔、胤祉、胤禛、胤禩、胤禟、胤䄉、胤禵、胤祥等卷入了这场争夺。第二年，康熙忽然复立胤礽为太子。但胤礽骄纵妄行，致父子之间的隔阂难以弥合，康熙五十一年（1712）又被废黜。太子忽立忽废，康熙举止失措，朝臣混乱恐慌，此后，继承问题被长期搁置。康熙六十一年（1722），康熙帝死，据称遗诏指定皇四子胤禛继位，即雍正帝。胤禛可能用非法手段抢夺了帝位，其实际内幕复杂难明。他上台后，打击敌党，最怀恨的胤禩、胤禟被诛杀，其他弟兄被囚禁，株连甚众。雍正鉴于这场斗争的教训，实行秘密立储，密写继承人的名字，藏于乾清宫的匾额后，以避免公开立储引起的争夺。

雍正时，朝臣中仍多结党。雍正亲自写《朋党论》以告诫廷臣。他最亲信的大臣年羹尧、隆科多亦得罪，年赐死，隆被囚，其案可能是皇位争夺的余波。乾隆初，鄂尔泰与张廷玉亦广植党羽，乾隆帝加以裁抑，两派均不得专权。乾隆年老，和珅得宠，纳贿营私，权势甚盛。乾隆死后，和珅立即被嘉庆诛死。有清一代，上层政治屡起风波，政局经常变幻，但专制皇权却很强固，最高统治者能够驾驭局势，驱遣左右，故统治秩序尚为稳定。

边疆地区的治理

清代在康雍乾时期统一了天山南北，加强了对西藏和西南地区的控制。

西北地区

清初，游牧在伊犁河谷的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的准噶尔部最强盛，其领袖噶尔丹野心很大，战胜了其他部族，征服南疆的回部（维吾尔族），进兵青海，笼络西藏，侵扰甘肃，自称“博硕克图汗”。康熙二十七年（1688），噶尔丹乘漠北喀尔喀蒙古内部纷争之机，竟和俄国相配合，率兵三万，由杭爱山东侵。喀尔喀蒙古战败，求援于清政府。康熙二十九年（1690），乌兰布通之战中清军击败准部，噶尔丹遁逃。次年，康熙与内外蒙古的首领参加多伦会盟，改变喀尔喀蒙古原有的部落组织，实行盟旗制度，稳定了喀尔喀蒙古长期动荡的局势。康熙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1696—1697），康熙帝率师亲征，平定了噶尔丹叛乱。此后，策妄阿拉布坦重振准部，在康熙后期派兵进入西藏，占领拉萨。清廷闻讯，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派兵入藏，驱逐了准噶尔军。雍正二年（1724），清军又平定了和硕特部罗卜藏丹津叛乱。罗卜藏丹津逃往准噶尔，清朝和准噶尔更加深了对立。在策妄阿拉布坦之子噶尔丹策零统治时期，双方攻守互有胜负，曾一度议和停战。乾隆二十年（1755），清朝因准部发生内讧，初命班第、永常率兵偕同阿睦尔撒纳等降众，分两路进攻准噶尔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平定准噶尔，统一了天山北路，随即进入南疆。乾隆二十四年（1759）夏，平定了回部大小和卓之乱，统一了南疆。乾隆三十六年（1771），西迁到伏尔加河下游的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部三万余户近十七万人，在其领袖渥巴锡的率领下克服路程的艰难险阻，冲破俄军的追击拦截，跋涉一万余里，行程八个月，回到伊犁，受到清政府的重视和欢迎。渥巴锡被封为亲王，部众得到妥善安置。

西藏

清朝还加强了对西藏的管辖。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军逐准部出西藏，清廷以康济鼐主持藏政，设驻藏大臣监督。雍正时，颇罗鼐主持藏政，服从清朝政令。他死后，其子珠尔墨特不服中央管辖。乾隆十五年（1750），清军再次入藏平叛，七世达赖与僧俗人众也反对叛乱，擒杀珠尔墨特。清廷为了稳定西藏局势，制订《西藏善后章程》，改组噶厦（西藏地方政府），设四名噶隆（须听命于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管理政务，并在西藏常驻清军。乾隆五十六年（1791），尼泊尔廓尔喀族因贸易纠纷大举进攻西藏，清军驱逐廓尔喀军，追越喜马拉雅山，议和而返。清廷又制定《钦定西藏章程》，对西藏的政治、军事、财政、宗教、外事等方面进行全面改革，进一步提高驻藏大臣的权力，规定西藏地方官员的职权和品级，训练藏军，统一铸币。并实行金瓶掣签制，以防止班禅、达赖的转世为贵族农奴主操纵、利用。

西南地区

为加强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雍正年间，清廷采纳鄂尔泰的建议，在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废除土司，分别设置府厅州县，委派非世袭的流官任职，和内地各省实行相同的政权管理体制。“改土归流”政策遭到土司的抵制和反抗。清朝采取和平招抚和武力镇压两种手段，对抗命骚乱者，出兵征讨。清朝镇压土司势力用力最大、耗时最久的是乾隆年间的大小金川之役。

民族政策和边防设施

清朝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基本政策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也就是保持各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采取措施，加强统治和管理。

在边疆行政机构的设置上，因地制宜。北方边境，经过长期战乱，且与俄国接壤，着重于巩固边防，设军府制，统管军政民政。东北设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外蒙古设定边左副将军，新疆设伊犁将军，派兵戍守。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地区，沿用原有的伯克制，但非世袭，而由参赞大臣请旨简放。内外蒙古、青海实行札萨克制，设盟长、旗长，统属于理藩院。西藏则适应政教合一的体制，建立和完善了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协同管理的噶厦机构。西北的乌鲁木齐、巴里坤，西南新设流官地区以及台湾，则和内地一样，设府州县制，分属将军及各省总督、巡抚管辖。

清政府对少数民族的上层，采取各种措施，团结笼络，如优给廪禄，减免徭赋，封以爵位官职，保证他们的世袭权利。规定他们轮流到北京或承德觐见皇帝，观光赐宴，待遇优渥，以联络感情，增进了解。特别重视蒙古族上层，强调“满蒙一体”，以皇室子女和他们通婚联姻。又在蒙古族、藏族中扶植黄教，尊崇活佛，优礼喇嘛，大兴土木，修建许多喇嘛寺庙，利用宗教进行统治。

为了加强边防，沿边的山川隘口、交通要道，设置许多军事哨所，名为卡伦。又在漫长的边境线上规定巡边制度，派兵定期巡视。18世纪下半叶，清政府巡边的范围东北至外兴安岭，西北至巴尔喀什湖、伊塞克湖。

清朝统一全国，边疆地区在中央政府管辖下得到了较长时期的安定，经济迅速发展，各族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内地急剧增加的汉族人口大批迁往边疆，开垦田地，从事农耕，传播了较为先进的耕作技术，也有的经营手工业、采掘业、商业，使边疆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大大活跃起来。清政府又大力开辟驿路，广设台站，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通向边疆各地的交通网。四通八达的驿路、台站，既是政府文书军报传递的工具，又是商货物产交易流通的渠道。沿着驿路，新兴起一大批农业村落、军政据点和工商城市。

中国与俄国的关系

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俄国向东扩张，越过乌拉尔山，征服了西伯利亚的许多原住民，推进到鄂霍茨克海滨，并向南侵犯中国的蒙古和东北。17世纪中叶，波雅科夫和哈巴罗夫率领的俄国哥萨克，窜扰黑龙江流域，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清军和当地各族人民进行了英勇抵抗，在乌扎拉、呼玛尔和俄军作战。顺治十五年（1658），清军在松花江的战斗中大胜，全歼入侵的哥萨克。但俄军仍盘踞在黑龙江上游的尼布楚，以后又侵占雅克萨。顺治十三年（1656）俄国巴伊可夫使团来到北京，康熙十五年（1676）尼果赖使团又到北京。清政府对俄军侵入黑龙江提出交涉和抗议，但俄使态度傲慢，置之不理。俄军在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建立堡寨，设置据点，强征贡税，迫害当地中国居民。清政府为确保东北这一满族的发祥之地不受侵扰，在三藩战争结束和统一台湾后，将注意力转向北方，积极筹划，做武装驱逐侵略者的准备。康熙二十一年（1682），康熙帝东巡盛京，亲自航行于松花江上，视察边防，并派郎谈、彭春等赴俄军强占的雅克萨附近侦察地形、交通、敌情。清廷的基本方针是军事斗争、外交谈判和充实边防三者并举。翌年，清军在黑龙江两岸筑城屯田，派兵永驻，并在很短时间内出兵扫清了俄军在黑龙江中下游设立的据点。清廷还通过各种渠道，或派遣使者、释放俄俘到雅克萨，要求俄军撤出中国领土，或直接带信到莫斯科，要求沙皇约束俄军，派使者进行谈判。但一切交涉均无效果。康熙二十四年（1685），彭春统率清军攻雅克萨，用大炮轰城，俄军战败，俄将托尔布津不得已开城投降。清军释放了俄俘，允许他们带走自己的武器财物，但须保证不再重来。随之，清军也从雅克萨撤退。但俄军背信弃义，在得到了增援以后，托尔布津又率军重占雅克萨。康熙二十五年（1686），萨布素率清军再次进攻雅克萨，围城数月，八百余俄军战死、病毙，只剩六十六人，危城旦夕可下。这时，俄皇在接到康熙帝要求谈判的信件以后，派遣使者到北京，接受中国的谈判建议，清军遂停止攻打雅克萨。

康熙二十八年（1689），以索额图为首的中国使团和以戈洛文为首的俄国使团在尼布楚举行谈判。经过艰难曲折的交涉，对中俄东段边界的划分达成协议，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条约规定：以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和额尔古纳河为两国的分界线；外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的地区，暂行存放，留待后议；条约禁止彼此越界入侵，双方不得收容逃亡者，两国人民持有“路票”，可以往来贸易；等等。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一个平等的条约，双方代表在政府事先指示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做出一定让步，达成了协议，明确划分了中俄的东段边界。条约签订后，东段边界相对平静，贸易有较大发展。但北段边界由于俄国不断入侵蒙古，矛盾逐渐加剧。清政府多次要求与俄国谈判，划定两国的北段边界。雍正时，俄国派出以萨瓦为首的使团到中国谈判，并指示使团必须要中国让出外贝加尔地区。雍正五年（1727），清廷先后派隆科多、策棱与俄国使臣在波尔河举行会谈，签订了中俄《布连斯奇条约》，规定东起额尔古纳河，中经恰克图、西至沙宾达巴哈为两国的北段边界。这段界线的划分完全满足了俄方的要求。

清朝的衰落，外国资本主义的武装入侵

嘉道时期的农民起义

乾隆后期，清朝走过了全盛阶段而逐渐衰微。首先是土地兼并严重，社会矛盾尖锐。大地主田连阡陌，广大贫苦农民无地可耕，沦为佃农、雇农。地主出租土地，收取高额地租，往往达收获量的一半以上。地主还采取超经济的强制手段，逼迫农民服劳役，送节礼，进行人身控制。雇农或做长工，或做短工，工资微薄。农村中还有相当数量的自耕农，在自己的小片土地上耕作，一遇天灾人祸即倾家荡产。

在土地急剧兼并、封建剥削苛重的情况下，清代的人口却在迅速增长。康熙时在册的丁数近二千五百万，加上妇女老幼与隐匿人口，总人口一亿多。乾隆六年（1741），全国第一次人口统计为一亿四千万人。一百年后，即道光二十年（1840），增至四亿一千万。人口增加三倍，但耕地面积并未相应增加。乾隆五十九年（1794），全国人口三亿七千零四十六万，全国耕地约九亿亩，人均占有耕地不足三亩。人多地少，谋生困难，矛盾十分突出，再加上历年发生水旱虫灾，粮价腾贵，饥民遍野，社会秩序日益动荡。

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皇室铺张挥霍，供应浩繁。康熙、乾隆多次巡幸，助长奢靡之风。贵族王公、官僚富商无不宅第巍峨，婢仆成群，金货山积，整日在花天酒地之中。官场贪污腐化，贿赂公行。乾隆后期屡兴大狱，诛杀很多大贪官，但并不能扭转腐败风气。贪污之风影响到军队，各级将领克扣军饷，竞尚浮华，任意役使士兵，士兵不得温饱。军政废弛，纪律败坏，士无斗志，武装力量大大削弱。

从康熙中叶到乾隆中叶，清朝的统治相对稳定。除康熙六十年（1721）台湾发生朱一贵起义，一度占领全台外，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存在着分散、零星的斗争。汉族的中下层怀念明朝，打着“朱三太子”“反清复明”的旗号，从事反清活动，但都旋起旋落，被清政府扼杀。还有全国各地的抗租抗粮斗争，农民不给地主交租，不给政府纳税。这些斗争虽然分散、细小，但却频繁、普遍。一旦条件具备，自发的经济斗争便有可能转化为起义和战争。此外还有城市中手工业工人的斗争，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反对压迫，但城市中的工商业者和工人，尚未形成可以和强大的清政权相抗衡的力量。

清前期，各种反清力量还微弱，但阶级矛盾在发展，不稳定因素在滋长，白莲教、天地会这类民间宗教和秘密结社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中得以生长、传布。白莲教是传统的宗教迷信组织，盛行于北方农村；天地会则流传于东南地区，始创于清代（或说康熙时，或说乾隆时）。这类民间宗教和秘密结社，在阶级斗争激化的时候，成为下层人民反抗现存统治的强有力的工具。

以乾隆三十九年（1774）山东临清的王伦起义为契机，揭开了清中叶农民起义的序幕。起义虽很快被镇压下去，但因其发生在清朝统治的心脏，所以全国震动，影响极大。乾隆四十六年（1781），甘肃爆发了苏四十三、田五起义，参加者多为撒拉族、回族人民。乾隆五十一年（1786），台湾爆发了天地会的林爽文起义。乾隆六十年（1795），又发生了湘黔苗民起义。嘉庆元年（1796），爆发了清中叶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川楚白莲教起义。这次起义历时九年，波及湖北、四川、陕西、河南、甘肃，规模甚大，战斗激烈，严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

上述起义虽被镇压下去，但阶级矛盾并未缓和，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嘉庆年间，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仍持续不断。嘉庆十年（1805），东南渔民在蔡牵领导下发动起义。嘉庆十八年（1813），北方天理教在李文成、林清领导下发动起义。林清联络教徒二百人，准备由太监接应直冲宫禁。林清本人坐镇黄村，等待后援。起义教徒由西华门攻入紫禁城，虽因众寡悬殊而失败，但对京师震动极大。嘉庆十九年（1814），陕西三才峡木工，因失业乏食，发动起义。道光十一年（1831），湖南、广东、广西的瑶民分别在赵金龙、越子清、盘均华的领导下发动起义，都发展成规模较大的斗争。还有东南各省的天地会，也发动了频繁、细小的武装反抗。这些起义也都被镇压下去，但社会的动乱还在继续，更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正在酝酿，终于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闭关政策与鸦片贸易

康熙统一台湾后，下令开放海禁，对外贸易有所恢复发展。这时，英国在各国对华贸易中占首位。18世纪中叶，它在欧美对中国贸易的进出口总值中已占一半以上，18世纪末增加到百分之八十以上。清朝前期的对外贸易，中国长期出超，传统产品茶叶、生丝、土布、瓷器在欧洲市场上很受欢迎，销路日益增大，而西方国家除了把印度棉花转贩到中国，不能提供其他适当商品。英国的机制棉毛织品在中国市场上滞销亏损，只能把大量白银输入中国，以平衡贸易逆差。外国商品难以进入中国市场，主要原因是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对外国商品有强大的抗拒力，部分原因是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在中外贸易和交往方面设置了障碍。清政府担心，如果开放贸易，中国人民接触了外部世界，将会增强反政府的倾向和力量，所以对中外交往严密控制。一方面限制中国人出洋贸易和居住，严格规定出洋船只的大小、型制，装载货物的品种、数量，水手、客商人数及往返期限。另一方面限制来华外国人的活动，指定在广州一口通商，规定进出口货物的种类，对外国商人在中国的行动、起居制订规条，稽查防范。特别是设立行商制度，使来华的外商只能和指定的行商交易，不准和其他人往来。外国进口货物由行商承销，外商购买内地货物出口，亦由其代购。甚至外国商人交纳关税、办理交涉也必须通过行商作中介，不得和官府直接交往。这种闭关政策建立在落后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力图与外部世界隔离，以保存、维护封建主义的统治。它并不能消除或减轻外国的侵略，反而窒息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航海事业，妨碍了中国学习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造成的危害十分严重。

当时，英国不甘心于对华贸易的长期逆差，为扭转局面、开辟市场，做了种种努力。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派马戛尔尼使团到北京，要求开放贸易口岸，割让舟山某个小岛作为英国存放货物、居留商人的地方，允许英人自由来往广州，以及颁定税率，禁止额外加征。其中一些侵略性条款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但清政府并未认真谈判，即一概拒绝，马戛尔尼使团在承德、北京停留一个半月，未获结果而回国。嘉庆二十一年（1816），英国又派阿美士德使团来华，但在觐见皇帝的礼节问题上，双方各执己见。清政府要求行跪拜礼，阿美士德坚决拒绝，形成僵局，竟因此未能进行对话，英国使团被遣送出境。

英国资产阶级后来终于找到了可以改变对华贸易不利局面的途径，即向中国输入大量鸦片，以抵销贸易逆差。鸦片最初是以药品输入中国的，数量很少。18世纪末，输入量逐年增加，每年达四千箱。清政府觉察到鸦片的危害，于嘉庆五年（1800）禁止鸦片进口，以后又不断重申禁令，采取各种禁烟措施。但英国鸦片贩子通过贿赂和走私，使鸦片输入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连年激增，到鸦片战争前夕，每年输入高达四万箱，其价值超过了中国出口的茶丝布匹全部价值的总和。中国的对外贸易从出超变成入超，每年为抵偿贸易逆差，外流的白银达一千万两。

罪恶的鸦片贸易为英国商人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而给中国社会、中国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鸦片烟不仅摧毁了许多中国人的身心健康，而且导致白银大量外流，扰乱了货币流通过程，银价上涨，银贵钱贱，影响了生产、交易。官吏和士兵吸食鸦片，意志萎靡，不理政事，不习武功。清朝也因货币流通混乱、税源枯竭而减少了财政收入。

清政府三令五申，严禁鸦片，但并无效果。有一些和鸦片利益有关系的官吏，阻挠和反对禁烟。道光十六年（1836），许乃济提出鸦片弛禁，进口按章纳税，并许内地种植，这一荒谬主张遭到许多有正义感的官吏的驳斥。在这场严禁与弛禁的争论中，黄爵滋提出了重治吸烟的办法，吸烟者限一年内戒绝，否则处以死刑。这一严厉而彻底的禁烟主张，得到了一些官吏的拥护。湖广总督林则徐支持这一主张，并在辖境内切实贯彻禁烟命令，收缴烟土烟枪，限期戒烟，取得了成效。道光帝也主张禁烟，召见林则徐，派他为钦差大臣，往广州查办鸦片。

两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及后果

道光十九年（1839），林则徐奉命为钦差大臣往广州禁烟，收缴并焚毁了二百三十七万斤鸦片。英国鸦片贩子和英国政府因不肯放弃这项具有大利可图的贸易，悍然发动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

道光二十年（1840），英国司令懿律率领远征军来到中国，先在广东、福建沿海骚扰。林则徐、邓廷桢进行抵抗，英军随即北上，攻陷浙江定海，驶往大沽。因沿海各省防卫准备不足，清廷幻想弭兵息事，派琦善赴广州和英国谈判，指责主张抵抗侵略的林则徐、邓廷桢“办理不善”“轻开边衅”，将他们革职，遣戍新疆。琦善执行投降妥协政策，撤除广州防务，接受了割地赔款的屈辱条件。而道光帝动摇于和与战之间，不甘心不战而降，又撤换琦善，准备在广州和英军作战。道光二十一年（1841），英军进攻虎门，提督关天培等英勇抵抗，力竭牺牲。

身为统帅的奕山却与英军一触即溃，向英军交纳六百万银元“赎城费”，以乞求英军不进入广州城。广州之战显示了清军和英军之间的力量差距，暴露了自诩为天朝大国的清王朝的虚弱无能。而广州郊区三元里的民众奋起抗击英军，予敌重创。

广州战役之后，英国更换了统帅，派璞鼎查率军北上，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又攻陷定海、镇海、宁波。清廷派遣的第二个统帅奕经重蹈前任的覆辙，一战失利，全军溃退。英军于第二年进入长江。清军在吴淞口和镇江进行了英勇抵抗，提督陈化成力战牺牲，驻防镇江的旗兵全部战死，但未能阻挡住英军的前进。英军抵达南京。强敌压境，清廷惊慌失措，失去了抵抗的意志和决心，遂派耆英、伊里布议和，接受了英国的全部侵略要求。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即中英《南京条约》。条约规定：割让香港，赔偿军费、烟价共两千一百万银元，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议定”税则，等等。以后又和美国签订《望厦条约》，和法国签订《黄埔条约》。从此，资本主义列强纷至沓来，掠夺权利，一个个不平等条约更加阻挡落后中国的前进。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了中国孤立于世界历史潮流之外的格局，古老的封建中国遭遇到强大的西方殖民主义。不同的制度、不同的文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激烈冲突。战争结果表明，中国已大大落后于西方，必须急起直追，了解外国，变革图强。但这一真理还没有被当时的中国人所认识。

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虽然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是外国商品的输入还不像外国资本家所期待的那样迅速增加。这一方面由于中国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另一方面由于清政府虽已战败，但天朝大国的幻觉仍使它对外国商品和技术持排斥态度。外国侵略者提出修改条约的要求，企图扩大侵略权利，被清政府拒绝。咸丰六年（1856），英国以广州官兵搜查曾在香港登记的中国走私船“亚罗号”为借口，法国以在广西传教的法国传教士被杀为借口，共同出兵，再一次发起侵略战争。咸丰七年（1857），英国的额尔金、法国的葛罗统率英法联军进攻广州，清军未作战守的准备，广州很快失守，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俘。次年春，英法联军北上，在大沽登陆，攻陷天津。清王朝正在长江中下游和太平军殊死战斗，北方毫无军备，只得和英法议和，订立《天津条约》。依据条约，清政府除赔款、修改税则、开放更多通商口岸外，又同意外国使节常驻北京，外国人可赴内地游历、通商、传教，等等。

冲突还没有就此结束。咸丰九年（1859），英、法公使赴北京交换政府已批准的《天津条约》。清政府指定了换约使团行经的路线，被英、法拒绝。为了向清政府示威，英、法以强大舰队随行，强行闯入中国设防的内河，向清军寻衅。驻防在大沽口的清军进行还击，打败了来犯的侵略军，从此再起战端。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二万五千人大举出动，在北塘登陆，攻陷大沽、天津。咸丰帝仓促逃往热河。是年八月，英法联军至北京，大肆劫掠，焚毁了圆明园，大批珍宝、文物、书画、图籍被烧、被抢。咸丰之弟恭亲王奕R留在北京，与英法联军议和，签订了《北京条约》。除承认前年《天津条约》中的一切条款之外，又增加赔款，添开商埠，割让九龙司地方一区给英国，准许英国招募华工出国。

俄国乘机渔利

俄国在英法联军进攻时趁火打劫，所得的侵略利益比英、法更多。它很早就觊觎着中国的黑龙江流域。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早就在进行入侵中国的准备。他建立哥萨克军，派遣考察队和其他人员越境窜入黑龙江流域，建立据点、村屯。当英法联军第一次攻占天津时，俄国军舰乘机闯进黑龙江，驶抵瑷珲，鸣枪放炮，迫使清朝地方当局签订《瑷珲条约》，割占黑龙江以北大片中国领土，并将乌苏里江以东土地列为中俄“共管”。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俄国又自称“调停”有功，进行威胁恐吓，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全部侵吞了所谓“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地区。这两次侵略行动，共侵吞中国东北领土达一百余万平方公里。中俄《北京条约》还规定勘分中俄的西段边界，为俄国侵占中国西部领土做了准备。

太平天国起义，清统治格局的变化

太平天国起义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已在中国南半部爆发。它是18世纪以来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的产物。

建立政权

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人，出身农家，在科举考试落榜之后，接触到西方的传教书籍，逐渐离开传统的儒家信仰，接受了基督教的一些思想，劝人信拜上帝。他与冯云山深入广西桂平紫荆山区传教，在贫苦人民中获得了大批信徒。洪秀全创作了一系列宗教作品，揭露现实的黑暗，宣传平等的理想，提出“斩邪留正”，号召农民起来反对清朝封建统治。信奉的群众越来越多，和地主阶级的团练武装发生激烈冲突。拜上帝会发展成一支强大的力量，形成了以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为首的领导核心。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的诞辰），拜上帝会起义于清朝统治相对薄弱的广西金田，建号太平天国。后与清军在紫荆山区鏖战九个月，北上攻克永安州，出广西，入湖南，队伍日益扩大；又获得大批船只，建立水师，提高了行军速度，进入湖北，攻克武昌，顺长江东下，破九江、安庆。咸丰三年（1853），攻克南京，定都于此，改名为天京。

定都天京后，建立各级政权，颁布规章制度，制定军法，申明纪律。《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废除土地私有制，将土地平均分配给群众耕种，建立农村公社式的社会基层组织，以达到农民理想中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这种绝对平均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太平天国也没有采取过分配土地的措施。但《天朝田亩制度》的提出，反映了世世代代农民对土地的强烈渴求，并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吸引广大农民参加斗争的作用。

北伐与西征

太平天国的胜利进军使清王朝陷入极度的惊慌恐惧之中，清将向荣、琦善分别组成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在天京附近驻扎和窥伺。但腐败的八旗、绿营、募勇都不足以对太平天国构成重大威胁，太平军在天京站稳脚跟后，继续发动攻势，分兵北伐和西征。

北伐军由李开芳、林凤祥率领，经江苏、安徽、河南、山西至直隶，屡败清军，前锋进至天津附近。但人数太少，远距离无后方作战，得不到增援，加以气候寒冷，衣食供应困难，而清廷调集大批军队聚集在北京附近，以众击寡，以逸待劳，北伐军不得已从天津南撤。天京方面虽然派出援军，但仓促招募，未经训练，在山东溃散。北伐军粮尽援绝，南撤到直隶的连镇和山东高唐州，终因众寡悬殊而失败。

太平天国进行北伐的同时，分兵西征，溯长江而上，占领安庆，围攻南昌，进入武汉，但在咸丰四年（1854）进军湖南时，遭到曾国藩湘军的顽强抵抗。

与湘军、淮军之战

曾国藩在太平军从广西进入湖南时，以礼部侍郎丁忧家居，旋奉旨组织团练。他纠集当地地主阶级的力量，在军事上别树一帜，创立湘军。多用湖南人，并以纲常名教笼络人心，对抗太平天国的宗教异端。将领大多是受程朱理学教育的儒生，士兵招募青壮年农民。将领自择营官、哨官，自募士兵，在军营中建立个人的隶属关系，形成了以族戚、同乡、同学为纽带的战斗力很强的地方军队。湘军还很重视水师，自造战船，购置洋炮，训练水手。此后，左宗棠统率的老湘军、李鸿章统率的淮军（用安徽人），其建军宗旨、编组原则基本上都和湘军一样。湘淮军是镇压太平天国、支持晚清政权的主要武装力量。

咸丰四年（1854），湘军与太平军战于湖南，太平军失利，节节败退。湘军夺取武汉，沿江东下。两军大战于江西湖口。石达开指挥作战，击败湘军，将其水师切断成两截。曾国藩困守南昌，太平军第三次占领武汉。接着，石达开经营江西，攻克了许多城邑，招收了大批天地会起义群众，实力大增。咸丰六年（1856），太平军又击破了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

太平天国在军事上正处于顺境，内部矛盾却在激化。东王杨秀清大权在握，他虽然很有才能，建立了卓著的功绩，但骄奢日甚，凌虐同僚部属，甚至假天父下凡之名，要责罚洪秀全，并要逼洪封自己为万岁。北王韦昌辉表面顺从而积怨于心，他利用洪、杨之间的矛盾，突然举兵杀死杨秀清，并株连杀害了许多无辜的将士，引起群众的愤怒。洪秀全顺从群众的要求，杀了韦昌辉。此后，石达开又遭洪秀全的猜忌，带兵出走，转战西南，最后在四川大渡河畔全军覆没。

太平天国内讧后，精锐尽丧，致使有利的军事形势发生逆转。重要城市武汉、九江、庐州、镇江相继失守。但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下，各族人民纷起抗清。天地会、捻军、白莲教、云南和陕甘的回民，与太平军或联合作战，或遥相呼应，有力地支援了太平天国，使清军顾此失彼，穷于应付。而且清王朝内部矛盾重重，满族亲贵不信任曾国藩等汉族地方武装，不肯委以重任，给以事权。当时又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朝和外国侵略者处在敌对状态。由于这些原因，加之太平军后期将领士兵的勇敢作战，太平天国虽经内讧的创伤，尚能支撑危局，和清军长期相持。

当时，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等一批青年将领，具有指挥才能，作战身先士卒，能够辨认形势，团结盟军，故屡立战功，肩负起挽救危局的重任。咸丰八年（1858），陈、李与捻军联合作战，攻破重建的江北大营，又在安徽三河全歼湘军精锐李续宾部。咸丰十年（1860），大破号称有十万大军的江南大营，解除了对天京的包围。接着，乘胜东进，席卷苏州、常州，攻克杭州，在江浙开辟了新的局面。

起义失败

太平天国军事形势虽一度好转，但政治日益腐败，纪律废弛，多次发生叛乱，将领各自为政，苦乐不均，败不相救。洪秀全深居宫内，不理朝政，赏罚不公，封爵冗滥，天京逐渐失去了权威。陈玉成、李秀成也受到猜忌。洪仁玕从香港来到天京，写了《资政新篇》，企图有所建树，但他的某些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主张不被农民所理解。当太平军逼近上海时，和外国侵略者发生了冲突。先有美国人华尔组织的洋枪队帮助清军；以后李鸿章在曾国藩的荐举下，率淮军至上海作战，并聘用英国军官戈登组织常胜军；左宗棠率老湘军在浙江作战，也聘用法国军官组织常捷军。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外国侵略者就插手中国的国内战争，枪口转向太平军。太平天国不仅要抗击以湘淮军为主力的清朝部队，还要抵御外国侵略军，局势更加困难。

咸丰十一年（1861），天京上游重镇安庆经激烈争夺后失守，清军从四面八方逼向天京。陈玉成又在皖北被俘遇害，太平军的西战场瓦解。李秀成既要抵抗李鸿章、左宗棠的猛烈进攻，保卫苏州、杭州，又要和曾国荃作战，以解天京的围困，左支右绌，败局已定。他提出撤离天京、“让城别走”的建议，未被洪秀全采纳。形势日益对太平天国不利。同治三年（1864）四月，洪秀全逝世。六月，清军攻破天京，李秀成在突围时被俘遇害。幼天王洪天贵福也在江西被俘杀。太平军余部在李世贤、汪海洋的率领下转战江西、福建、广东，被清军击败。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遂告失败。

全国范围的反清起义

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全国各族人民掀起规模浩大的反清大起义。起义地域广阔，民族众多，时间持久，斗争激烈，相互策应，声势为历史上所仅见。

早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前夕，湖南、广东、广西的天地会十分活跃，山堂林立，起义队伍很多。这些零散的起义军，掩护了正在酝酿中的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军在金田崛起并北上进军后，各地掀起抗清高潮。其中著名的如上海小刀会起义，攻克上海和附近地区，战斗一年半之久；福建小刀会黄得美、黄位，红钱会林俊等起义，攻克漳州、厦门，使“全闽震动”；广东天地会陈开、李文茂起义，包围广州十个月，以后进入广西，建立大成国；广西天地会朱洪英、胡有禄起义军进入湖南、江西，一部分队伍参加了石达开的太平军。太平军进行北伐，皖北捻军纷起响应。咸丰五年（1855），各支捻军公推张乐行为盟主，声势大盛。以后捻军与太平军联合作战，起到了为太平天国的西战场提供屏障的作用。天京失陷后，太平军将领赖文光等和捻军领袖张宗禹、任柱合作，在中原地区运用流动战术，屡败清军，击毙了清朝倚为“长城”的僧格林沁。以后，赖文光率领东捻，张宗禹率领西捻，分兵作战，直至同治七年（1868）失败。

太平天国期间，各地还有许多少数民族的起义，有力地支持了太平军。其中有广西僮族（壮族的旧称）黄鼎凤、李锦贵、吴凌云、吴亚终的起义军，曾和石达开密切合作；贵州的苗民在张秀眉的领导下，要求减赋，掀起大规模斗争，“千里苗疆，莫不响应”。直至同治十一年（1872），贵州各族人民的起义才被入黔的湘军镇压下去。云南则在咸丰六年（1856）爆发了以杜文秀为首的回民起义，起义军以滇西大理为据点，建立政权。同治十一年（1872），清军攻陷大理，坚持十八年的云南回民起义失败。陕西的回民在同治初年发动抗清斗争，义军林立，号称十八大营，曾和太平军、捻军配合作战。此后，甘肃、宁夏、新疆的回族、维吾尔族也起而响应。清朝在平定捻军以后，派左宗棠进入陕、甘、宁，镇压了回民起义军。

这次各族人民反对清朝统治的起义规模很大，遍及全国。汉族和苗族、瑶族、回族、僮族、布依族、白族、彝族在反清的共同目标下，相互支援，协同作战，表现了各族人民反对清朝封建压迫的共同意志。

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组合

两次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起义，使当时的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咸丰、同治年间，清统治阶级内部各种势力的分化组合，就是这种变化的重要表现之一。

辛酉政变

《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清廷即发生了一场政变。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咸丰帝病逝于热河，其六岁的儿子载淳即位。载垣、端华、肃顺等受遗诏，赞襄政务。幼皇帝的生母慈禧太后企图揽权，使人上奏请求皇太后“垂帘听政”。载垣等人以“本朝向无垂帘故事”予以拒绝，故彼此发生严重的权力冲突。慈禧与留守北京的奕訢合谋，在九月回銮北京时发动政变，将载垣、端华、肃顺逮捕处死。慈安和慈禧两太后垂帘听政，改年号为同治。奕訢出任议政王大臣，辅理政务。从此，慈禧太后把持晚清朝政将近半个世纪。慈禧、奕訢政权的建立，得到外国公使的支持。列强期待着这个政权将会更加服从自己的意志，有助于侵略势力渗入中国各地。

兵权、财权下移

这一时期，政治格局的又一个明显变化是地方性汉族封建势力的崛起。湘淮军的许多将领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晋升高官，其中不少人位列封疆，清朝前期由满人垄断地方督抚的局面有极大的改变。晚清的中央政权虽仍由满族亲贵领衔掌权，保持着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外貌，但汉人在中枢和地方的实力增强，清政府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地方汉族地主势力的支持，故政治离心力显著增强，地方对中央的号令、政策推宕拖延，阳奉阴违，自行其是。

中央和地方、满族和汉族的权力消长表现在兵权和财权方面。清朝原有的八旗、绿营等常备兵号称八九十万人，但有名无实，有饷缺兵，已蜕化成毫无战斗力的乌合之众。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湘军虽然解散，但各省仍有大约五十万由湘淮军演变来的“勇营”，编组和指挥的权力在总督、巡抚手中。清朝中央竭力“强干固本”，组织神机营，企图重建八旗武力，又加饷训练京兵，但并无实效。清廷三令五申，要求各省“裁勇节饷”，各地均以“地方不靖”“伏莽可虑”为借口，反对和抵制裁勇，致已经下放到地方的兵权不可能再收归清朝中央。

兵权下移的同时，财权也在逐步下移。清代的地方财政本有一套严格的拨估、协解、奏销制度，全国财政大权集中于户部，地方并无独立的财政。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清廷财穷力竭，不能发放军饷，督抚将领均就地筹饷，不再受户部控制，也不能按照原来刻板的则例报销。同时，财政收支的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收入方面，关税、厘金、洋药土药（鸦片）税大量增加，超过了传统的地丁大宗收入；支出方面，赔款以及地方的勇饷、洋务、善后等新开支激增。财政内容的变化，反映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化。旧的章程则例不能适合新的财政内容，故财务制度陷于混乱。督抚掌握地方财政，自行支配，户部连各省收支的项目和总数也不清楚，更不可能进行财政的统筹和监督。清政府再三颁布“总核天下度支”“统筹饷需”“开源节流”的办法，但几纸命令不可能使地方把既得利益拱手奉还给朝廷。

洋务派的形成

清朝政府被迫打开了中国的门户，逐步改变其制度、政策。洋务派官僚集团应运而生，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奕訢、李鸿章、张之洞等。他们改变了某些传统观念，一是认为外国入侵中国不过是要求通商，并非要推翻现存政权，所以和外国作战并无必要，也不可能战胜。为此他们执行对外妥协的外交。二是主张学习外国的某些长处，以辅助封建主义之不足。他们的主张和措施遭到各方面的猛烈反对，但洋务派在日益频繁的对外交涉、创建海军以及工商活动中积聚起了实力。

李鸿章的北洋集团在19世纪后期居重要的支配地位。他本人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二十余年，经办晚清海军、陆军的编练，枪炮、机器的购造，轮船、工厂、矿山的开设，以及对外交涉、条约谈判。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军人、政客、企业家、知识分子。他们希望在军事、经济、外交、教育方面做一些枝节的变革，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创办新式企业，引进武器装备，虽不能挽回清政权的颓势，但在客观上为进一步的变革准备了条件。

除李鸿章的北洋集团外，洋务派尚有奕訢、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集团。奕訢集团出现最早，且因和英法联军议和、支持慈禧上台而立功，掌握中枢权力二十余年，但这一集团缺乏实力和人才，后来与慈禧失和，在中法战争中下台。曾国藩是洋务主张的倡导者，因去世较早，没有进行更多的活动。左宗棠集团以福建和西北为据点，创办了福建船政局等重要事业，主张积极抵抗外国的侵略。左宗棠曾亲率大军，跋涉西北，收复新疆，为祖国的领土完整做出了贡献。张之洞洋务集团崛起较晚。他本人出身于“清流”文官，并未掌握军权和外交，活动主要是创办了各种企业，集中在武汉一地。他无曾、左、李诸人的实力和影响，主张文治，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洋务运动制造理论的根据。

洋务派的主张和活动遭到封建顽固派的激烈反对。奕訢等在北京创设同文馆，学习西方的语言文字、科学技术，引起理学大臣倭仁的攻讦。李鸿章的各种活动经常受到指责和弹劾。例如，关于铁路的争议，从光绪六年（1880）提出建造铁路干线的建议以后，洋务派认为铁路具有重大的经济和政治价值，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而顽固派认为修筑铁路将带来生活的灾难性变化，是封建统治的祸殃。尽管争论双方都企图维护封建制度，但道路和方法不同。争论持续了十年，结果拖延了时间，丧失了机会，中国的铁路建设长期停留在争论阶段而踏步不前。

外国侵略势力的深入

19世纪70年代，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导致争夺殖民地的斗争更加激烈。老牌的和新起的殖民主义者利用两次鸦片战争击败中国的有利条件，对衰弱的中国鹰瞵虎视，寻机择肥而噬。

侵略边疆

首先是俄国，以《北京条约》中关于勘分西北疆界的规定，和清政府在塔城谈判，使用蒙骗和威胁手段，把侵略条款强加于中国。同治三年（1864）签订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去了巴尔喀什湖以东约四十四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同治四年（1865），浩罕汗国（1876年被沙俄吞并）的军官阿古柏在英国支持下，利用新疆混乱的局势，侵占南疆，建国称汗。同治十年（1871），俄国以清朝不能安辑地方为名，出兵侵入伊犁，名为“代管”而久占不去。光绪初，左宗棠率兵进入新疆，阿古柏战败自杀。光绪三年（1877），清军收复南疆。清朝派崇厚前往俄国，索还“代管”的伊犁。俄国玩弄花招，勒索更多的权利，崇厚受欺弄擅自签约，舆论大哗。清廷改派曾纪泽前往俄国，要求改约。光绪七年（1881），签订《中俄伊犁条约》，虽索回了伊犁并稍稍争回了一些利益，但中国丧失的领土仍达七万平方公里之多。清政府收复新疆后，招集流亡，兴修水利，奖励耕垦，努力治愈长期战乱的创伤。光绪十年（1884），建立行省，与内地行政制度统一起来。

当时日本明治维新刚刚发端，即效法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进行侵略。同治十三年（1874），以琉球人被台湾人民所杀为借口，派兵在台湾登陆，对清政府勒索讹诈。清廷妥协退让，赔款乞求日本撤兵。为了保卫海疆，光绪十一年（1885），台湾建为行省，这一措施促进了台湾政治、经济和防务的发展。但十年后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台湾又被日本所攫夺。

英国和法国则为争先打开中国西南的门户而进行争夺。英国为了打通缅甸至云南的通道，派遣近两百人的探险队，持枪执械，闯入云南，遭到当地民众的反抗，英国译员马嘉理被杀。英国公使借机勒索，态度蛮横，提出许多无理要求，并出动军舰，以战争相威胁，迫使清政府于光绪二年（1876）签订《烟台条约》。条约除了赔款、道歉、开放云南边境贸易外，还涉及税务、外交特权以及准许英人进入西藏的条款。英国据此而组织武装力量入藏。光绪十四年（1888），英军侵入西藏边境，西藏军民奋力抗击侵略军，但清政府极力妥协，与英国签约议和，为英国势力的入藏提供了便利。

侵犯主权

在侵略中国边疆地区的同时，外国侵略势力还以不平等条约为口实，极力扩大在中国的种种特权，并企图从各方面对清政府施加影响。根据条约中外国使馆长期驻京的条款，许多国家的公使聚居在紫禁城边，对清政府颐指气使，施加压力。上海、天津、汉口、九江等处先后开辟租界，侵略者在那里划地界，修道路，设官署，颁法令，建货栈，使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了许多独立于清政府管辖的殖民主义小王国。挂着外国旗子的轮船满载着舶来的商品闯关越卡，免除厘税，行驶在中国的内河上。外国传教士纷纷活动，深入中国的穷乡僻壤。侵略势力希望利用清政府帮助自己掠夺更多的权益，镇压人民的反抗，所以在两次鸦片战争后，转而对清政府采取庇护、“合作”的政策。一方面，要求清政府在制度、政策方面做适当的修改变化，以适应外国的侵略需要；另一方面，向清政府提供武器，竭力支持这一腐朽政权。

列强改变和控制清政权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咸丰十一年（1861）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奕訢任总理大臣，管理对外交涉，兼及通商、条约、海军、关税和铁路、开矿等事，权力广泛。同时，又设立了南北洋通商大臣。从此，列强可以甩开地方官吏层层的拖延、阻挠，直接和清朝的最高层打交道。洋务派官僚即产生于这些新设立的衙门。

同治十二年（1873），皇帝亲政，在列强的压力下，不得不以平等礼节接受各国公使的觐见，放弃了要求外国来使必须向中国皇帝跪拜叩头的礼仪。同时，也开始向外国派遣使节。马嘉理案件发生以后，光绪二年（1876），郭嵩焘作为道歉的专使前往英国，此后常驻伦敦，成为中国第一个驻外公使。以后陆续在欧美各国设立使馆，派遣公使。清政府在倍感屈辱、很不情愿的情况下，勉强参加国际社会交往，进行外交活动。外国侵略者攫取中国主权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长期控制中国的海关。海关总税务司一职一直由英国人赫德担任，各口岸的海关税务司全部任用外国人。海关大权旁落，为外国商品的倾销和人员的出入打开了方便之门。由于进出口贸易急剧增加，关税收入大增。清政府在财政穷竭、常年入不敷出的情况下，有外国人管理的海关提供经常的、有保证的财源，因此越来越仰赖帝国主义。赫德对清政府的影响很大，许多重要对外交涉由他操纵，甚至直接干预清朝的内政和官吏任免。

人民的反抗斗争

面对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中国人民进行了坚决的反抗，主要表现之一是遍及全国、持续时间很久的自发的反洋教斗争。这种斗争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号召力。当时，不少外国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修建教堂，招收教徒，且有些教士、教徒利用特权，横行不法，鱼肉百姓，引起人民的愤慨和反抗。一些官吏、地主和知识分子也纷纷参加，致使斗争变得极为复杂。19世纪下半叶，各地的反教会斗争连绵不绝，其中较大的有同治年间的贵州教案、四川酉阳教案、天津教案，光绪初年长江下游各地的教案，中法战争期间西南地区的教案以及甲午战争前四川余栋臣、热河金丹道发动的斗争。越到后来，规模越大，反洋教斗争和反清斗争逐渐有结合的趋势。秘密结社的参加，武装起义的频繁，成为19世纪末反洋教斗争的特色。

清统治危机的加深

近代工业与新阶级的产生

19世纪下半叶，中国对外贸易发生了重大变化。鸦片战争以前，中国进出口贸易总值每年不超过银二千万两。光绪二十年（1894），增加到银二亿九千万两，即半个世纪增长近十五倍。其中进口的增长尤其迅速。这年进口值银一亿六千万两，出口值银一亿二千万两，入超四千万两，相当于清政府当年财政总收入的一半，因而赤字巨大。而且这种不利的贸易趋势继续发展，到民国元年（1912），即清朝覆亡这一年，对外贸易总值增至银八亿四千万两，十八年间又增加近三倍。其中进口值银四亿七千万两，出口值银三亿七千万两，入超达银一亿两。

外国输入的主要商品是棉纱和棉布。其纱布价格低廉，大量倾销，中国传统的纱布手工业受到严重打击，手工业作坊闭歇，农户失去副业，造成生计艰难。中国输出的主要商品茶和生丝的市场，操纵在外国资本家手中，特别是以后印度、锡兰推广种茶，日本发展缫丝，中国传统丝茶业遭到激烈的竞争，至20世纪已一蹶不振。

外国商品输入和中国农产品输出，促进了国内商品经济的活跃，使市场迅速扩大。同时，传统手工业的崩解又使大批农民、手工业者破产失业，这就给资本主义的生长提供了市场和劳动力条件，近代机器工业应运而生。

近代工业发展艰难

中国土地上的机器工厂最初是由外国人投资创办的。大批外国船只运货来华，需要停泊检修，因此在上海、广州、香港等地出现了一些外资的船舶修造工厂，如上海的耶松船厂。以后，由于出口农副产品需要加工，在缫丝、制茶等行业中也出现了外资工厂。但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不准许外商公开设厂，加之上述工厂仍属于修理、加工性质，因此，中国近代机器制造工业实开始于镇压太平天国时政府创办的军事工业，如上海的江南制造局、南京的金陵机器局以及福州的船政局等。这些军事工业是官办企业，资金由清政府拨付，机器设备、生产技术则依靠外国，聘用“洋匠”，生产的枪炮、军舰、弹药直接调拨给军队使用，不计算产品价值，不参加市场交换，企业本身没有从利润转化来的资本积累。在这些企业内，贪污浪费惊人，效益很低，冗员充斥。清政府虽耗费了大量资金，官办军事工业仍难以存在和发展。

稍后，近代工业逐渐在运输、采矿、纺织等行业中萌生，如上海的轮船招商局、直隶的开平煤矿、台湾的基隆煤矿、上海的织布局等。这些企业都由官府和商人合作，或为官商合办，或为官督商办。在政府支持下，能有一些优惠和特权，如贷款、减税、专利等，但官府势力渗入企业内，遗患无穷，在人事任用、经营管理、利润分配上，都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官商间发生严重摩擦，企业得不到正常发展。历史经验证明：官商合办、官督商办严重窒息了近代工业的活力，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纯粹商办企业最早在一些加工企业中发生，如缫丝业、制茶业、碾米业、纺织业等。甲午战前，资本不多，规模较小。甲午战后，商办工厂逐渐增加，从光绪二十一年至民国二年（1895—1913）的十八年间，共设立厂矿五百四十九个，资本总额达一亿二千万元。其中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企业八十六个，资本额约三千万元，其他均为商办的厂矿。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绝大部分是轻工业，尤以纺织业所占比重最大，其他则为矿冶、面粉、卷烟、金属加工等行业。较大的工厂有张謇创办的南通大生纱厂等，祝大椿创办的上海源昌碾米厂、缫丝厂等，张振勋创办的烟台张裕酿酒公司，聂缉槼创办的上海恒丰纱厂，无锡荣氏兄弟创办的面粉厂、纺织厂，华侨简氏兄弟创办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总的来说，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极为缓慢，在创办过程中碰到一系列困难。

中国工业发展的困难主要来自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的近代工业，从机器、技术甚至某些原料都要依赖外国，但又和外国存在着矛盾。帝国主义倾销大量商品，夺去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市场；它们又在中国设厂制造，资本雄厚，实力强大，弱小的中国工业面临其强有力的竞争，难以立足。许多创办不久的中国企业亏损严重，或者倒闭，或者被外资吞并。清朝封建政权奉行压抑工商的传统政策，所行厘金税，税制混乱，征收苛重，税率和征收地点、征收范围均无明确规定，逢关抽厘，遇卡留难，亦成为工商业的重大负担。中国又缺乏正常的金融市场，借贷利率很高，资金筹集困难，企业资金不易周转。还有封建官府的勒索、地方士绅的刁难。这些都使近代民族工业遇到极大的阻力，其诞生和发展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早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出现

新经济的产生和初步发展，导致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得以出现。

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是封建社会里的一部分商人、地主、官僚，还有通商口岸的买办。他们开始投资于近代工商业，向资产阶级转化。在他们身上，封建性极为浓厚，有的人本身就是大官僚、大地主，他们开办工厂矿山，由清政府保护，利用了政治特权；另一些投资者虽和清政府关系稍疏远，但也要仰政府的鼻息，本人则捐买官衔、挤进官场以提高自己的地位，便于企业的活动。资产阶级又和帝国主义有密切关系。他们的机器设备来自外国，生产技术依靠“洋匠”，经营管理借鉴外国工厂，有的企业甚至原料来源、产品销售、资金筹集也离不开外国。但另一方面，中国幼弱的近代工业又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沉重压迫，不能正常发展，因此，新兴的资产阶级又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存在着矛盾。

除了一部分商人、地主、官僚向资产阶级转化外，一部分农民和手工业者也转化成为无产阶级。鸦片战争以后，外商在中国通商口岸设厂，这些外资企业中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此后清政府和私人陆续投资设厂，中国无产阶级的人数日益增加。估计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已有十万人，到清朝覆亡时已发展到六十万人。

中国的无产阶级不但要受资本主义的剥削，而且要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他们工资极低，工时很长，工作条件恶劣。很多工厂任用封建把头，使用暴力、刑具惩罚工人。他们处在社会最底层，受压迫最重，斗争最英勇坚决。由于外资或中国的工厂都设立在沿江沿海的大城市中，中国无产阶级也就集中在上海、广州、天津、汉口等地。从行业说，纺织、缫丝、采矿、海轮、铁路的数目最多。无产阶级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还很小，但它集中在新式企业中，代表新的生产力，因此最有生机和前途。在清朝灭亡以前，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独立地登上历史舞台，但追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派，已显示出巨大的声势和潜力。例如，中法战争中，香港工人拒绝法国军舰到香港停驻而发动了一个多月的总罢工，使繁华的香港陷于瘫痪；辛亥革命中，上海和汉阳的工人支援起义，参加战斗，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重要力量。

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

继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又对中国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有光绪十年（1884）的中法战争、二十年（1894）的中日甲午战争、二十六年（1900）的八国联军入侵。

中法战争

法国一直觊觎中国的西南边疆，企图以越南为跳板侵入中国的广西、云南。当法国侵占越南的许多地方、强迫越南签订不平等条约时，越南国王遣使向清政府求援。光绪八年至十年（1882—1884），清政府一方面做出援越姿态，一方面寄希望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致使中国军队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光绪十年七月初三（1884年8月23日），泊于马尾的中国福建舰队遭法舰袭击，十一艘军舰在很短的时间内全部被击沉，官兵伤亡达七百余人，花费了大量金钱和时间所建立的福建海军，被清朝的妥协政策所葬送。至此，清政府不得已才下诏宣战。中国军队在台湾、镇海等地遏制了法国的海路进攻。

光绪十一年（1885）二月初，清军在广西边境要隘镇南关前和法国侵略军展开了激战，击毙法军一千多人，法军全线崩溃。清军挥师追击，攻下谅山、文渊，法军纷纷向南逃窜。镇南关大捷引起了巴黎的政潮，法国茹费理内阁因侵略战争失败而倒台。但在前线大捷、中国军队正在战场上胜利推进时，清政府竟宣布停战缔约，授权李鸿章签订和约，承认法国占领越南，在广西、云南边界开辟商埠，并规定中国以后在此修建铁路时向法国商办，为法国侵略中国的西南地区打开了门户。

中日甲午战争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不久，即侵略中国，曾一度入侵台湾。又把侵略的矛头指向朝鲜，强迫朝鲜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旨在以朝鲜作跳板，入侵中国。

光绪二十年（1894），朝鲜发生东学党起义，清政府应朝鲜国王的请求，派兵帮助镇压。日本乘此机会，动员海陆军开到朝鲜，并不宣而战，在海上和陆路向中国军队大举进攻。清政府被迫于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1894年8月1日）下诏宣战。清军在平壤集结，设防据守。日军分四路进攻，清将左宝贵率部力战，英勇牺牲，但其他将领却不战而逃，退过了鸭绿江。日军乘胜侵入中国的东北，进占安东、九连城、长甸、宽甸、金州、大连、旅顺等地。日本舰队又在鸭绿江大东沟外的黄海海面袭击中国舰队，双方激战达五小时之久。中国海军官兵英勇奋战，邓世昌、林永升等以身殉国。战斗结果，中国失利，日本海军亦受重创。此后，李鸿章命令北洋海军躲藏在威海卫军港内不许出战，造成束手待毙的局面。日本陆军在山东半岛登陆，威海卫陷入包围之中。日军从海面和陆地开炮轰击，中国海军陷入绝境，水师提督丁汝昌自杀。在此战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战争进行中，慈禧太后和李鸿章始终抱妥协的方针，乞求日本谈判。日方不允。战争即将结束时，在日本的军事压力下，李鸿章以全权代表的身份赴日接受投降条件，签订了《马关条约》。条约规定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款银二亿两，允许外国人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等等。

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

《马关条约》签订后，形成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

《马关条约》中的条款之一是把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这引起了视中国东北为其禁脔的沙俄的强烈不满。俄国纠集了法国、德国，要求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领土要求，否则将“采取共同的军事行动”。日本无力对抗，决定对俄让步，把辽东半岛归还中国，但索取赎地银三千万两。三国干涉还辽加剧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矛盾和争夺。俄国与英国是当时争霸中国的主要力量，并且因俄国“还辽”有功，清政府对之感恩戴德。光绪二十二年（1896），俄国沙皇举行加冕典礼，清政府派李鸿章为特使，赴俄参加庆典，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密约在共同防御日本的幌子下，允许西伯利亚铁路通过中国境内以达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俄国有在沿线开矿建厂、设置警察的权利。

《马关条约》的另一条款是赔偿银二亿两，后加上赎辽费银三千万两。清政府每年财政收入仅银八千万两，自然无力偿付，只得向帝国主义借债赔款。英国和俄国为取得贷款的权利而展开激烈争夺。结果，俄国联合法国取得第一次贷款权，英国联合德国取得第二次和第三次贷款权。三次贷款总额折合银三亿两，利息重，回扣高，并以关税、盐厘作抵押担保。此后，清政府经常借贷度日，以各种主权作抵押。借款大多用于偿付赔款、购买军火、财政开支及修筑铁路。到清朝末年，债台高筑，借款总数达银十二亿两。

《马关条约》允许外国在华设厂，于是，纺织、面粉、造船等行业中出现很多外国工厂。光绪二十二年（1896）到辛亥革命爆发的十五年间，外商共创办资金十万元以上的工厂一百一十九家，资本总额达九千八百万元。外资工厂财力雄厚，设备技术先进，并有优惠的政治特权。20世纪初，帝国主义已控制中国生铁生产的百分之百（1910年），棉纱生产的百分之七十六（1908年），内外航运的百分之八十四（1907年），中国的民族工业力量薄弱，不能正常发展。外国还在中国各地设立许多银行，以发放对清政府的贷款，投资铁路、矿山、房地产业，垄断国际汇兑，吸收中国闲散资金，发行货币，从而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和信贷。

修筑铁路是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并划分势力范围的重要手段。光绪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1898—1900），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多次铁路借款，总数一亿三千多万元，夺取了长达两万里的铁路修筑权。其中，俄、法以比利时银团出面，取得了芦汉铁路的修筑权，英、德取得了津镇铁路（后改为津浦铁路）的修筑权，美国取得了粤汉铁路的修筑权，英、德、俄分取了关内外铁路（京沈路）的修筑权。这些都是深入内地、贯穿广大区域的铁路干线。到清朝灭亡时，先后筑成了京汉、中东、南满、胶济、滇越、正太、沪宁、京沈、津浦等铁路，全长一万八千余里。其中由帝国主义直接或间接投资经营的达一万六千余里，占百分之九十以上，中国自办铁路不足两千里。

帝国主义又对中国的矿产资源垂涎欲滴。甲午战争以后不久，法国即强迫清政府立约，取得了在云南、广西、广东开矿的优先权。以后，英国福公司掠夺了在山西、河南的采矿权，两省矿务的财务、人事、利润均归其支配。四川、直隶、安徽的矿业中，英国资本亦渐渗入。德国则在山东成立德华矿务公司，攫夺全省矿权。俄国则取得了在东北的矿藏开采权，还伸展势力于蒙古、新疆。日本也取得大冶铁矿矿石的优先供应权。至清朝灭亡时，帝国主义在华已开采的矿场有三十四处，投资四千一百余万元；准备开采的矿场二十五处，资本额八千二百余万元。大大超过中国自办的矿业。

在掠夺路权、矿权的同时，帝国主义又争先恐后，占据中国港湾，要求租借地，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光绪二十三年（1897），德国借口传教士在山东被杀，派军舰占领胶州湾，租借青岛，把山东作为其势力范围。俄国紧随其后，派军舰进入旅顺，强租旅顺、大连，并把整个东北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法国要求租借广州湾，把广东、广西、云南视为禁脔，要求清政府不将三省租借给他国。英国除在长江流域保持强大的势力外，又在北方租借威海卫，在南方扩充香港的界址，扩大租占九龙半岛。日本则迫使清政府承认福建省为其势力范围。中日甲午战争后的短短几年内，帝国主义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为瓜分中国做准备，中国面临着沦为列强殖民地的严重危机。

在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中，美国因忙于争夺菲律宾而姗姗来迟。它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在各国势力范围内实行同等的关税、铁路运费，以后又提出保持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这些都是为了自己能插足于中国，与列强共享利益而不被排挤。

百日维新

《马关条约》的签订及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极大地震动了各个阶级、阶层，促进了中国人民爱国意识的觉醒。当议和条件传出后，举国上下强烈反对，主战派官吏纷纷上奏，谴责李鸿章媚敌误国，要求拒签条约。当时，正在北京举行会试的各省举人集会，由康有为起草上皇帝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签名的举人有一千三百余人，掀起了反对投降的巨大运动。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台湾人民闻知割弃台湾的消息更是悲愤交集，誓不愿做亡国奴。日军在台湾登陆，台湾军民激烈抵抗，在孤悬海外、饷械俱缺的情况下，和优势日军战斗拼搏。

继“公车上书”之后，康有为又给光绪帝（清德宗载湉）多次上书，建议变法。同时，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设立强学会，进行宣传鼓动，团聚了一批维新志士，争取了光绪帝及帝党官僚翁同龢等的同情和支持。强学会因遭顽固派的忌恨而被查禁，但变法维新的思潮汹涌激荡，一发而不可阻遏。维新运动的主要代表康有为、严复、梁启超、谭嗣同等，大力宣传变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其倡导和组织下，各地纷纷成立学会，开办学堂，出版报纸。甲午战后四年内，国内设立的学会、学堂、报馆、书局共三百多处。光绪二十四年（1898）初，康有为等又在北京组织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号召，联络和组织知识分子、中下级官吏，经常集会演说，痛陈国难当头、形势危急，激发人们关心国家命运的热情。各省旅京人士也纷纷组织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通过这些团体和一系列活动，变法思想和救亡运动相结合，并迅速发展，从宣传和组织阶段进入实际行动阶段。

光绪帝看到了康有为的上书，表示赞赏。康有为又向光绪帝上《应诏统筹全局折》（第六次上书），指出“变则能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建议皇帝大誓群臣，开制度局，许天下人上书。又进呈自己撰写的《日本明治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要求光绪帝奋发振作，运用君权，排除阻挠，效法日本、俄国，实行改革。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并召见康有为、梁启超等询问变法的步骤和方法；派康在总理衙门上行走，梁办理译书局；后来又任用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为军机章京。康有为和其他人递了许多奏折，提出一系列变法建议。光绪帝根据这些建议，颁布改革的诏令，主要是：发展经济，保护农工商业，设立农工商局，提倡私人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改革财政制度，编制国家预算；开放言路，鼓励创办报纸，允许士民上书言事；精简官僚机构，裁汰冗员；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北京创办京师大学堂，各省广设学堂，提倡西学，翻译书籍；选派出国留学生；改革军制，士兵改练洋操。这种改革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并未根本改革封建专制制度，甚至为了减少变法的阻力，维新派过去宣传的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等主张，在百日维新期间也并未提出过。就是这种不彻底的改良措施，也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势力的反对。早在百日维新之初，慈禧就迫使光绪帝罢免翁同龢，以孤立皇帝。又命自己的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掌握兵权。百日维新期间，大部分大臣和督抚把变法上谕束之高阁，拒不执行。维新派和守旧派的冲突愈演愈烈。京师盛传守旧派要发动政变，光绪帝屡遭慈禧太后的训斥，处在朝不保夕的危境中。帝党官僚和维新派并无实力，一筹莫展，寄希望于正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光绪帝召见袁，升他为侍郎。谭嗣同夜间访袁，劝他举兵勤王，驱除旧党，支持变法。袁世凯向旧党告密。9月21日（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自己出面训政，废止新政，并下令捉拿康有为、梁启超。康、梁逃往日本。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杨深秀、康广仁被捕处死。其他维新派和拥护变法的官吏，或被遣戍，或被革职。历时一百零三天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义和团运动

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外国传教士在各地胡作非为，引起了人民大众的激烈反抗。戊戌变法刚刚被镇压，农民和城市下层人民就掀起了大规模的反侵略斗争。19世纪末，爆发了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本名义和拳，原是起于山东的烧香拜神、操练拳棒的反清秘密组织。为反对外国侵略，义和拳举起“扶清灭洋”的旗号，改称义和团，并得到地方官吏的某些支持，声势日益浩大。清政府在帝国主义的要求下，撤换了镇压不力的山东地方官，派袁世凯为山东巡抚，屠杀和逮捕义和团。义和团遂向北发展，活动于直隶各地，焚烧教堂，拆毁铁路、电线。又渗入天津和北京。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夏之交，天津和北京街头上，义和团成群结队，头裹红巾，手执刀矛，公开活动。大街小巷，到处是拳厂和坛场。其他各省也纷纷响应，东北、山西、内蒙古、河南、四川、云南，都有大小规模不等的义和团。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因百日维新后在废立光绪帝问题上与列强存在矛盾，所以承认义和团合法，并采取控制、利用的策略，企图以义和团的刀矛发泄自己的怨愤。

义和团的主要成分是农民、手工业工人、城市居民，尤多青少年，也有妇女参加。它没有统一的组织和领袖，在思想上盲目排外，组织和斗争形式原始落后。它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顺应了民族矛盾尖锐化的形势，但也模糊了对清朝统治者的认识。

八国联军，帝国主义的干预

当义和团进入北京、天津，帝国主义立即调动军队，进行干涉。英国将军西摩尔率领两千侵略军，从天津租界出发，向北京进攻。但沿路遭到义和团的阻击，被迫退回。接着，英、俄、日、法、德、美、意、奥八国组成联军，强行攻占大沽炮台，正式挑起大规模入侵中国的战争。慈禧太后等出于对洋人不满，遂决定宣战。南方各省督抚抵制宣战，提出东南互保，与帝国主义勾结，维持现存秩序，镇压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保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利益。

面对帝国主义军队的进攻，义和团和清朝爱国官兵进行了英勇抵抗。天津城郊的战斗持续了一个多月，手持刀矛的义和团群众遭屠杀，聂士成等清朝的将领、士兵浴血奋战，以身殉国。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纠集两万兵力，向北京进攻。清朝调集一些勤王军阻截，但抵敌不住侵略联军的凶猛攻势。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仓皇逃走，前往西安。侵略联军分兵四出，占领山海关、张家口、保定、井陉等战略要地，并在京津地区屠杀抢劫。民居商铺被焚烧，户部存银洗劫一空，颐和园的书画、古器等被捆载而去，北京城遭到外国侵略军的又一次蹂躏和践踏。沙俄除了参加八国联军外，竟出动了十多万军队入侵中国东北，烧杀抢掠，占领主要城市，企图并吞东北全境。还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烧死、杀死在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居民三万人，并将居住在海兰泡的七千多中国侨民驱赶入黑龙江，活活淹死。

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灭洋”，是为了发泄私愤。但她对义和团始终心存戒惧，在逃跑的路上就急忙发布“剿匪”上谕，命令清军掉转枪口，对准义和团。又催促李鸿章北上，与帝国主义议和乞降。李鸿章和帝国主义签订了《辛丑条约》，主要内容有：赔款银四亿五千万两，拆除大沽至北京间的中国炮台，允许各国在北京附近驻兵，设置东交民巷使馆区，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参加任何反帝组织，惩办首祸诸臣。《辛丑条约》使中国下降为列强共管的半殖民地。

帝国主义扩大侵华权益

20世纪初，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深入。英、美、日相继强迫清政府签订《通商行船条约》，增开商埠，开放内河水道，为外国商品和资本输入中国提供更多的方便条件。帝国主义的争夺更加激烈。八国联军入侵时，沙俄占领东北全境，迟迟不肯撤兵，引起日本和英、美的强烈不满。日、英结成了同盟，共同对付俄国。光绪三十年（1904），日本和俄国在中国的领土上爆发大战，双方调动六十万大军在沈阳附近会战。而清政府无力干预，竟宣布“局外中立”。战争结果，俄国陆军败退，海军覆灭；日、俄在美国调停下停战议和，俄国将南满的利益让给了日本而退居北满。

此后，日本扩大从沙俄手中夺来的权益，独占南满铁路，扩充旅大租借地；俄国则紧紧抓住北满，以中东铁路为主干，渗透势力于各地。美国提出诺克斯东北铁路“中立化”计划，要由列强共同投资和管理，企图插足于日、俄的势力范围内。刚刚经过大战的日本和俄国重新修好，抵制美国势力进入东北。鉴于东北处在日、俄瓜分的严重危机下，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政府宣布废止东北的将军制，改为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设东三省总督和三省巡抚，并企图开矿、设厂、筑路、练兵，以抵制日、俄。但当时的清政府已十分腐败，不可能有所作为，东北建省未能抵制日、俄势力在东北的日益扩张。

英国和俄国为觊觎西藏进行长期争夺。英国侵略军一千多人突然闯过中印边界，于光绪三十年（1904）占领拉萨，强迫西藏地方当局签订《拉萨条约》，阴谋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在中国各族人民的强烈反对下，清政府不敢在条约上签字，但以后重订新约，英国仍取得了许多特权。

辛亥革命发生后，帝国主义又趁火打劫。当时，俄国正在胁迫清政府重新修订《伊犁条约》，企图进一步掠夺领土和权利；并乘中国局势动荡，干预和侵略蒙古地区，分割中国领土。英国也在西藏策划分裂活动。中国边疆危机迭起。

清朝的覆亡

清政府的“新政”

帝国主义列强允许慈禧太后从西安回銮，在北京重建统治，慈禧因而对帝国主义感恩戴德，往往唯命是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成为当时清政府重要的对外政策。列强要求清政府调整机构、政策，进一步实现政权的买办化。慈禧也就打出了不久以前还在拼命反对的“新政”“变法”的招牌，以此酬答列强的要求，消弭正在兴起的革命浪潮。光绪二十七年（1901），成立督办政务处，以筹划和推行“新政”。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纷纷上书，献计献策。

新政涉及各个方面，在政府机构上，按《辛丑条约》的规定，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裁撤一些冗闲重复的机构，增设商部、巡警部及财政处、学务处。光绪三十二年（1906），进一步改变从前部院衙门的结构，以外务部、民政部、度支部、学部、陆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取代从前的六部。军事上，决定编练新军，设立练兵处，计划编练全国常备军三十六镇；实际上到清朝灭亡时共练成新军十四镇、十八个混成协及禁卫军一镇，约十六万人。经济上，振兴商务，奖励实业，拟订商律，设立商会，保护资产阶级和华侨资本家；颁布矿务、铁路、公司、银行等各种章程，又统一度量衡，成立大清银行，改革币制，废除银两，确定以银元为货币单位。在文化教育上，将各省书院改为大、中、小学堂，颁布学堂章程，规定学制。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止了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一切士子均由学堂出身。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办学的积极性很高，学堂的建立犹如雨后春笋，出国留学受到资助、鼓励，并给予进士、举人出身。在法律方面，仿效西方国家的法制，编订新法典和单行法规，删除凌迟、枭首、缘坐、刺字等酷刑峻法。

在这些“新政”中，清政府最重视的是练兵筹饷，以增加收入，巩固统治，其他方面多属表面文章。尽管这样，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的变革，毕竟为长期停滞的社会机制带来了一些活力，扩大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新生力量，加强了新势力对旧势力的冲击，实际上为反对和颠覆清朝统治做了准备。

在办理“新政”中，袁世凯的北洋集团乘机崛起，形成了近代军阀势力。袁在小站练兵，采用德国的操练方法，聘用德国教官，全军训练严格，装备精良，为中国陆军近代化的开端。李鸿章死后，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受命办理练兵、外交、铁路、商务等，权倾朝野。他在原有军队的基础上，练成北洋新军六镇，号称劲旅。其军官都经过陆军学堂的训练，但军内保持淮军“兵为将有”的传统，重要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勋都是袁的心腹。袁世凯还多方拉拢官僚、文士徐世昌、唐绍仪、赵秉钧、梁士诒等，向内政、外交、财政、实业、路矿等领域渗透，形成庞大的势力集团。北洋集团背后有帝国主义支持，军队、企业中聘用外国教官、顾问，袁本人和各国公使交往甚密，因此在帝国主义心目中，袁世凯是能够维持统治秩序的最有实力的人物。袁世凯又和庆亲王奕劻勾结，使用贿赂，赢得其支持。光绪三十四年（1908）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死去，宣统帝（溥仪）即位，醇亲王载沣摄政，袁世凯被罢黜家居，但他多年卵翼的北洋集团依然存在。武昌起义后，清朝幻想利用袁的实力镇压革命，不得不请袁出山，付以全权。袁世凯依靠北洋势力，投形势之机，代替了清政府，排斥了革命派，再次成为最有实权的人物。

孙中山与中国同盟会

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下，一部分最先进的爱国志士很早就走上了革命道路，其代表人物就是孙中山。

孙中山，广东香山人，出身于农民家庭。早年在美国檀香山学习，接受资产阶级教育，后回国行医，目睹政局日非，痛恨腐朽卖国的清政府，立志救国济民。光绪二十年（1894）他在檀香山成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次年，他以香港为据点，筹划发动广州起义，因事机泄露而失败，被迫逃往国外。百日维新失败后，又在广东惠州发动起义。那次起义虽被镇压，但影响很大。

光绪二十八年（1902），留日学生集会纪念明朝灭亡二百四十二周年，上海出现爱国学社。翌年，因俄国不肯从东北撤兵，上海、北京的学生集会抗议。东京留学生尤为激昂，组织拒俄义勇队，回国请愿。

上海和东京陆续创办许多报纸刊物，反对专制，批评时政，宣传革命。其中，革命青年邹容以通俗而犀利的文笔写《革命军》一书，揭露清朝的黑暗统治，热情呼唤“开创中华共和国”；章太炎（章炳麟）在《苏报》上发表许多文章，尤以《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影响为大，驳斥康对革命的诬蔑，揭露了他的保皇反动面目。还有陈天华写《警世钟》《猛回头》，指出清政府卖国的本质，号召人民起来反对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

在革命思想传播的基础上，出现了许多革命组织。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在海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设立许多支部，出版许多报纸，并和康有为的保皇党进行论战。光绪二十九年（1903），湖南青年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在长沙组织华兴会；次年，江浙知识分子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等组织光复会。这两个组织都联络会党，策划反清起义。后因起义失败，很多人跑到日本。还有湖北的青年组织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在当地新军中宣传革命。

光绪三十一年（1905），孙中山从欧洲到日本东京，与黄兴、宋教仁等创立中国同盟会。该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为纲领，推举孙中山为总理。总部设于东京，国内和海外设立分会和支部。一年后，会员已超过一万人，其中以知识分子占多数，也有下层的会党和海外华侨。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成熟的标志。同盟会出版了自己的机关报《民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把十六字纲领阐发为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民族主义即是用暴力推翻清朝政府，避免列强的侵略和瓜分；民权主义即是废除专制帝制，建立共和政体；民生主义即是实行土地国有，以改良的方法解决土地问题，防止贫富悬殊。

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民报》为阵地，和以《新民丛报》为阵地的保皇派进行了激烈的争辩。革命派以有力的论据、雄辩的逻辑、犀利的笔锋，阐明进行暴力革命的必要性，揭露清朝政府是民族压迫、专制横暴、反动卖国的政府，驳斥了保皇派的种种谬论，为革命高潮的到来做了舆论准备。

同盟会成立后，把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清朝政府放在首要的日程上。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起，同盟会先后在各地发动了萍（乡）浏（阳）醴（陵）起义等一系列起义，还组织了多次暗杀清朝官吏的活动。但革命派领导的这些起义，规模较小，时间较短，计划不够周密，又有很多在沿边沿海省区，缺乏接应，很快被清军镇压。但斗争连续不断，屡挫屡奋，锻炼了革命派的力量，表现了他们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

和革命派发动武装起义同时，爆发了全国范围大规模的群众自发斗争，有反教会斗争，有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还有抢米风潮。这些群众斗争缺乏组织、纲领，具有很大的自发性，但波及的地区普遍，发动的次数频繁，参加的群众广泛，使清朝统治的基础发生了动摇。

收回利权运动

针对帝国主义疯狂掠夺中国的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中国人民展开了收回利权的爱国运动。美国合兴公司攫取粤汉路权之后，违约将股票转让给比利时银团。湖南、湖北、广东人民要求“废约自办”，声势浩大，迫使美国合兴公司做出让步，在勒索六百多万美元赎款后，同意废约。江浙人民则为收回苏杭甬路权，和英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自行集款筑路。清政府先是执意向英国借款修筑，遭到两省人民的坚决反对。后来怕激起“民变”，将英国借款移作别用，允许苏杭甬铁路归为商办。山西人民为了从英国福公司手中收回采矿权，经过反复谈判，在偿付赎款后收回了平定、孟县、潞安、泽州的煤铁开采权。在轰轰烈烈的收回利权运动中，还收回某些路矿的部分权益，如津浦铁路，广九铁路，沪宁铁路，以及安徽铜官山煤矿，浙江衢、严、温等处煤铁矿，山东中兴煤矿，四川江北厅煤铁矿，奉天锦西煤矿等。帝国主义尽管不甘心吐出既得利益，但面对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不得不稍稍改变策略，在勒索大量赎款以后，交回部分利权，以缓和反抗。收回利权运动是广大群众为保卫国家、民族的利益、主权而进行的爱国主义的斗争。

光绪三十一年（1905），由于美国国内歧视和虐待华侨、华工，广州、上海工商界集会抗议，通电全国，号召抵制美货。全国各城市纷纷响应，形成广泛的群众性的反美爱国运动，时间持续将近一年，给美帝国主义以重大的打击，使其对华贸易额明显下降。

在以上一系列运动中，工商界的资产阶级和立宪派起了较大作用。他们以指导者的姿态活跃在舞台上，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丧权辱国，但当反动势力威胁利诱、施加压力时，他们又表现出软弱妥协的特点，中途退出运动，不能坚持到底。这一弱点也表现在立宪运动中。

立宪运动

20世纪初的经济发展、思想变化和革命风潮，从不同的方面促进了资产阶级的立宪运动。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投资于工商业的资产阶级虽不愿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决裂，却又希望在清朝统治下能改善自己的地位和发展条件。他们鉴于英国、日本、德国的君主立宪政体，也想通过这条途径挤进政府，分享权力。立宪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是流亡海外的梁启超以及国内的张謇、杨度、熊希龄、汤化龙、汤寿潜等人。清朝权贵当然对立宪并无兴趣，但由于革命风潮的兴起，清廷也企图以立宪为诱饵，拉拢立宪派，瓦解革命派。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翌年，颁布预备立宪的谕旨，在“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的口号下，拉开了立宪运动的帷幕，提出改革官制、清理财政、整饬武备、详订法律、广兴教育等，将行之数年未获成效的“新政”权作预备立宪的内容。立宪派则兴高采烈，纷纷成立团体。康有为将保皇会改名为国民宪政会，梁启超在日本组织政闻社，江浙立宪派组织预备立宪公会，湖南组织宪政讲习会，湖北成立宪政筹备会，广东组织粤商自治会。各地立宪派积极活动，向清政府上书请愿，施加压力，要求召开国会。

但清政府在宣布各省设立谘议局、北京设立资政院作为国会的基础的同时，把召开国会的期限推迟到九年以后，并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不受议会的约束，臣民的权利极为微小。光绪三十四年（1908），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死去，满族亲贵集团企图集中权力，排斥拥有实力的汉族大臣，以足疾为名将袁世凯开缺回籍。又训练禁卫军，成立军谘府，企图以皇室亲贵统揽全国兵权，各省督抚对此加以反对。统治阶级内部在立宪的招牌下各怀私念，争权夺利。清朝上层中的满族亲贵、汉族大臣、立宪派三种势力的裂隙日益扩大。

宣统元年（1909）以后，各省谘议局与北京资政院先后成立，并经常开会讨论，批评政治，弹劾官吏，提出议案，与清朝中央和地方政府发生摩擦。立宪派对清朝的拖宕延缓、独揽权力很不满意，先后发动三次请愿，要求速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请愿的规模越来越大，情绪越来越激昂。有些地方督抚从抵制亲贵用事、维护自己权力出发，也参加了立宪运动。清政府不得已同意缩短预备立宪的期限，改为五年；并于宣统三年（1911）裁撤军机处等机构，组织以奕劻为总理大臣的新内阁。内阁成员大部分为满族亲贵，十三名阁员内汉族仅占四人，因此这个内阁被称为“皇族内阁”。立宪派企图和清政府分享权力的愿望化为泡影，汉大臣也受到排挤，这就促成了辛亥革命时统治阶级上层的离心离德，导致清王朝迅速土崩瓦解。

辛亥革命和清帝逊位

辛亥年，即宣统三年（1911），是社会矛盾长期积聚而达到总爆发的一年。八月，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黄花岗起义和保路运动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计划在广州发动更大规模的起义。在条件尚不具备而计划又有泄漏的情况下，同盟会领导人黄兴决心迅速发动起义，冒险一击，时间定于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届时黄兴仅率一百数十人发难，攻入两广总督督署，随后遇到大批清军的攻击。革命党人以寡敌众，许多人战死或被捕牺牲。其遗骨合葬于黄花岗，故这次起义称“黄花岗起义”。

黄花岗起义刚刚被镇压，湖南、湖北、广东、四川四省广大人民以及资产阶级、地方绅商，为反对清政府掠夺商民路权，擅自把粤汉、川汉路权拍卖给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又掀起了保路风潮。四川保路运动发展尤其迅速，超出了立宪派“文明争路”的范围。成都和全省许多城镇一齐罢市，并提出不纳粮税、不认外债等。清政府决定武力镇压，派端方带兵入川。总督赵尔丰逮捕保路的领袖多人，并开枪击毙游行群众数十人。四川各地的同盟会会员和哥老会会员纷纷组织保路同志军，筹划起义，把合法的保路运动发展为反对清朝的武装斗争。各路同志军从四面八方围攻成都，声势浩大。清政府急忙从湖北调兵入川，湖北形势亦发生动荡。

四川保路运动为武汉革命党人发动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武汉地区的文学社、共进会等团体，平日在新军中宣传革命、发展组织，因而在军队中有深厚的基础，许多士兵和下级军官参加革命组织。

武昌起义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夜间，驻在武昌城内外的新军发动起义，攻占总督衙门，清朝官吏遁逃。

但当时革命派的重要领导人都不在武汉，起义士兵筹划组成湖北军政府时不懂得保持领导权的重要性，以为需要有名望、有地位的人出来组织政府。于是，清朝高级军官新军协统黎元洪被请出来当都督，立宪派汤化龙当了民政长。

武昌起义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首先是湖南和陕西分别发动起义，树起独立的旗帜。接着，各地革命党人纷纷组织会党、新军起来响应。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内，又有江西、山西、云南、浙江、江苏、贵州、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山东等省和上海宣布独立。武昌的革命军与清军相持于汉口、汉阳，江浙的革命军打败清军、克复南京、组织北伐，一时革命风潮大盛，连清朝统治的腹心地区直隶，也发生了滦州的新军起义。

辛亥革命中，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是领导者和组织者，起义的普遍发动和迅速发展是同盟会长期宣传、组织、筹划的成果。会党和新军是主要的依靠力量。他们反对清朝的态度最坚决，斗争最勇敢。资产阶级立宪派本来并不赞成革命，但在争路、宪政问题上已和清政府产生严重裂痕，起义的普遍发动把他们推向了革命一边。他们的地位很有利，一方面既不是清朝的当权派，容易转身投向革命；另一方面，他们有声望，有产业，受到地方上的信任。所以，立宪派这时几乎全都放弃君主立宪的主张，赞成共和政体，并在新政权中占据了重要位置。甚至，有些旧官僚受到周围的压力，看到大势所趋，也不得不附和革命，这样就扩大了革命阵营的声势，使清朝政府陷入众叛亲离的不利处境。但立宪派和旧官僚投向革命，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他们和革命派的思想和目标很不一致，在革命内部争夺权力，形成错综复杂的情况。有的省份，革命派发动起义，建立了革命政权，但立宪派和旧势力通过政变和武力手段，屠杀革命派和群众，篡夺了权力，如湖南、贵州。有的省份，革命派和立宪派并存，立宪派占了优势，以后两派都未能保持权力，一些掌握军队的实力派取而代之，如云南、浙江、四川。有的省份，经过各种势力的斗争，政权落在流氓、政客、军阀手中，如福建、山西。还有的省份，清朝旧官僚投机革命，宣布独立，摇身一变，成为新政权的首领，如江苏、广西、山东。经过一段实力的较量和形势的演变，掌握在革命派手中的尚有上海、广东、江西、安徽等地区。但革命派也在分化蜕变，有些人放弃了革命理想，向官僚军阀势力靠拢。

武昌起义后，年底，孙中山从海外回国。各省代表齐集南京，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组织南京临时政府。翌年元旦（民国元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职，任命临时政府工作人员，颁布除旧布新的各项政令。不久又成立临时参议院，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清帝逊位

武昌起义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帝国主义迫于形势，打起了中立的幌子，催促清朝政府起用袁世凯。北洋军队的将领都是袁的心腹，要调动他们抗拒革命，非袁不可。清政府只好解散皇族内阁，请袁世凯出山，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向他交出军政大权。袁世凯以帝国主义为后盾，挟北洋军队的实力，一面利用革命声威恫吓清政府，逼迫满族亲贵交出权力；一面又向革命派威胁利诱，施加压力，迫使就范。袁世凯指挥北洋军进攻武汉时，同盟会领袖黄兴率领革命军英勇抗击，但事权不一，力量悬殊，战斗失利。北洋军占领汉口、汉阳，炮轰武昌。经过帝国主义的撮合，袁世凯又和革命阵营试探和谈。早在孙中山回国以前，南北和谈已在上海进行，双方就停战、国体、召开国民会议等进行讨论。

帝国主义支持袁世凯，压迫革命派妥协。立宪派和有的同盟会会员也向袁世凯靠拢，表示如果清帝退位，将拥护袁出任第一任大总统。孙中山回国后，虽然反对妥协，积极主张北伐，组织了各路北伐军，但各军未经训练，编制各异，指挥不灵，遭到各方面反对和掣肘。帝国主义拒绝承认南京临时革命政府，扣留海关税收，而各省军政府新建，供应浩繁，革命政权因此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立宪派和一部分同盟会会员则指责非难孙中山等的革命主张，致使北伐无法进行。孙中山面对革命阵营的涣散状态和南北议和的既成事实，也无能为力，只得同意让步。他表示如果清帝退位，宣布共和，自己即辞去职务，可另选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袁世凯在得到革命派出让政权的确切保证后，便向隆裕太后上奏，声称自己的北洋军队已无力镇压革命、保卫京畿，请召开皇族亲贵会议，速定方针。他自己则不再入朝，只派心腹催迫清帝退位，隆裕太后召开多次御前会议，争论激烈。一部分满族亲贵态度顽固，反对退位，组成宗社党，指责袁世凯“蔑视纲常”“居心更不可问”，主张和南方革命军决战。袁世凯唆使段祺瑞等数十名前线北洋将领致电清政府，要求实行共和政体，斥责皇族亲贵“败坏大局”。各地官吏迎合袁的意图，纷纷电奏，主张共和。宗社党本无实力，其首领良弼此时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亲贵们吓得纷纷逃到天津租界和大连、青岛。民国元年（1912）2月12日，隆裕太后带着宣统小皇帝举行清王朝最后一次朝见仪式，接受优待皇室的条件，发布逊位诏。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王朝宣告灭亡。

清朝的思想文化

清初的学术思想

清代的思想文化，丰富绚丽，流派众多，人才辈出，在许多领域取得了光辉的成就。清初，一度产生幼弱的民主启蒙思想，但由于生产和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以及清朝的思想高压政策，进步思想未能得到正常发展，思想文化界仍不能冲出儒家的樊笼。

清初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活跃、最繁荣的时期之一，出现了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为代表的许多杰出学者。他们经历了明末农民大起义和清兵入关的变乱时代，身受亡国破家之难，认识到明王朝的腐败和封建理学的虚伪空疏，以犀利的笔锋、奔放的热情，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宣扬经世务实的思想，治学严谨，勇于创新，阐发了深刻而新颖的政治观点、哲学观点，开创了与宋明理学相对立的新思潮、新学风。

黄宗羲、唐甄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方面走在最前列。他们所著《明夷待访录》《潜书》，论证了专制君权的起源和实质，揭露了历代专制帝王的昏淫残暴，并希望通过学校议政、加强法治或实行地方分权来限制君主的专制权力。这虽然是难以实现的幻想，但他们的言论，如电掣雷鸣，震撼了窒息已久的思想界。顾炎武提倡务实致用，“多学而识，行必有果”，并注重调查研究，广求证据，开辟了新的治学途径。颜元讲求“实学”，强调“躬行践履”，主张讲求功利，匡时济民。他们的思想和实践有力地影响了后世的学风。王夫之发展了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哲学传统，批判了“道在器先”“道本器末”的唯心论，精辟地指出：“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就是说，离开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就无所谓规律、理念。他又指出自然界和社会是“生生不息、变化日新”的发展过程，初步用辩证的观点去观察世界，研究事物，把中国的唯物主义思想提高到了新的水平。他还解释天理和人欲的关系，说“私欲之中，天理所寓”，肯定了人们的合理欲望。方以智也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并和哲学有机地结合起来。清初思想家在历史学、地理学方面也做出了贡献。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学术思想史。在他的影响下，继者踵接，如万斯同、全祖望、邵晋涵及稍后的章学诚，形成了以研究历史著称的浙东学派。顾炎武作《天下郡国利病书》，论列山川形势、城邑关津、古今变易，开地理研究之先河。以后胡渭、阎若璩、顾祖禹、齐召南均曾致力于历史地理的研究。

清初思想家对现实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他们大多数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同时对清朝奉为官方哲学的程朱理学，口诛笔伐，指责理学家是“奴君子”“优孟衣冠”“亡国之学”“祸烈于蛇龙猛兽”。他们健笔凌云，激扬风气，尽情鞭挞封建末世的诸多弊端，提出新颖的见解，使当时的思想界十分活跃。

清前期的文化政策

清初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状况尚不能使思想界得到充分发展。清朝重建封建政治体制，加强了对思想的控制，后继的思想家也不得不随之转向。如阎若璩、胡渭继承了清初务实的学风，博学多识，不尚空谈，而研究方法则趋细密，在诠释古籍、辨别真伪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绩。阎若璩考证《古文尚书》为伪书，胡渭考证“河图”“洛书”为晚出，廓清了封建学术界长期的迷信盲从，但在清朝的高压政策下，埋头古籍，变得谨小慎微，失去了前辈思想家那种干预现实、评议朝政、臧否人物的战斗精神。

清朝为了巩固思想统治，笼络知识界，大力尊孔崇儒，给孔子加上“大成至圣先师”的尊号。儒家思想是理政、治学、处世、待人的标准，程朱理学又被视为孔子的真传、儒学的正统，因此朱熹备受尊重，四书及五经中的一部分均以朱熹的注释为准。清朝的统治安定以后，大规模编纂书籍，最著名的有《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和《四库全书》（七万九千余卷）。《四库全书》收集历代经、史、子、集各类书籍三千四百余种，其中有很多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已经失传的书籍，包罗宏大，丰富浩瀚，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之总汇。但在编纂过程中，清政府对全国图书做了一次大检查，大批书籍被认为对清朝统治不利，归入悖逆、违碍之列，遭到销毁或篡改。

除了传统的儒学以外，很多外国耶稣会传教士来华，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文化，包括数学、天文、历法、物理、医药、地图绘制、武器制造、绘画、建筑等，编写了一些书籍。康熙帝本人还学习过西方科学，但清廷未用力提倡，知识界沉溺在儒家经典中，不了解西方科学的内容和价值。

清朝对文化思想的控制十分严厉，发生了许多次文字狱，惩治极重，株连极广。康熙时有庄廷K明史案，雍正时有吕留良、曾静案。乾隆时，文字狱更多，获罪的人大多是下层知识分子。他们或腹有牢骚，爱发议论；或僻居乡村，不知忌讳；或乱上条陈，干禄幸进；或吟诗作文，用字不慎：都招来了杀身破家之祸。这些案件多是捕风捉影，望文生义，滥杀无辜，以确立封建专制统治的淫威。哪里发生了重大的文字狱，地方官也要受处分。因此官吏稍见文字违碍，即捕人抄家，罗织罪状，株连宁多勿少，处理宁严勿宽。文人士子，惴惴自危，不敢议论当代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也不敢编写历史、研究现实，只得埋首故纸堆中，消磨智慧和志气，使知识界思想麻木，万马齐喑。文字狱造成了严重的恐怖气氛，对社会的影响是十分有害的。

汉学的兴起

由于清廷文化政策的严格控制，知识分子既不满于作为官方哲学的理学，又不敢评论政事、研究实际，只得把智慧和精力专注于整理、注释古籍。乾隆时，汉学兴起。这一学派以儒家经典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考其真伪，正其讹误，辨其音读字义，校勘异同。他们做了许多踏实的基本工作，消除了古代典籍在长期流传中产生的错漏、误解和故意的篡改。在治学的态度、方法上，强调博学多闻，尊重客观事实，力戒主观武断，运用归纳法，重视证据，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宋明理学读书但观大意、随意发挥、游谈无根、注重内心修省的弊病。

汉学中有两大派别：（1）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尊信和固守汉代儒者的说经。他们认为，汉人离古不远，遗说尚存，要弄清古代圣贤的经典，必须遵循汉儒的注疏诠释。惠栋专精《周易》，对汉人的遗说搜辑研究甚勤，而较少发挥自己的见解。所以这一学派被统称为“汉学”，以与专治理学的“宋学”相区别。其他学者有沈彤、余萧客、江声、王鸣盛、钱大昕，他们都是苏州附近人，故称吴派。吴派的宗旨被认为“凡古必真，凡汉皆好”。其中钱大昕的学术成就较高，能稍稍摆脱墨守古训的痼弊。（2）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治学宗旨和研究态度与吴派相似，不同的是戴震等有自己的见解和是非标准，并不专崇汉儒。戴震学问渊博，识断精审，擅长音韵训诂、典章制度、天文、地理、数学等。他还和其他汉学家不同，写了许多义理文章，阐述唯物主义思想，发挥人性论和理欲说，正面与“宋学”对抗。他认为，“欲”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然要求，应该在理智的指导下，合理地得到满足，这就是“善”；反对理学家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他指出，程朱理学把老百姓的“饥寒愁怨”“常情隐曲”都说成是万恶的“人欲”，因而抹杀了群众正当的生存要求，是残忍而虚伪的说教。又指出，理学家所说的“天理”，并不是真理，而不过是主观偏见，是强者欺凌和压迫群众的口实。他沉痛地喊出了“后儒以理杀人”的呼声。戴震的弟子与后辈多安徽和江苏扬州附近人，有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洪榜、汪中、焦循、凌廷堪、阮元等，各在自己的专门领域中做出了贡献。乾嘉之际，汉学大盛，治经、考史、文字、声韵、天文、历算、地理、金石以及目录、校勘、辑佚、辨伪、版本等学蔚起，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汉学家具有比较踏实的科学态度，发展了客观而精密的研究方法。但是他们的研究领域狭小，局限在儒家经典的范围内，不接触现实，不研究自然科学、生产技术，也不敢谈论政治和社会问题。研究的方法陷于孤立、静止，缺少从事物的相互联系和运动中去考察，注意微观研究，忽视宏观研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此，虽然对古代典籍爬梳考证，做出了成绩，却不能提供新鲜理论和有系统的思想体系，也不易接受、消化西方刚传来的科学技术。到了鸦片战争前夕，一个新的学派开始兴起，这就是清今文经学。其代表人物有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下及龚自珍、魏源。主要研究对象虽仍是儒家经典，但主张通经致用，留心实务，议论政事，强调变革，形成了区别于汉学的新学风。

清前期的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

清代在文学艺术方面取得新的成就，并开始接触西方科学技术，但远远落后于世界上的先进国家。

文学艺术

明清之际，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深刻地影响了文学艺术的发展。清初出现了一批具有较强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家，如诗人屈大均、陈恭尹、顾炎武、归庄、钱澄之、杜濬。他们的篇章具有深厚的民族感情和坚强的斗争意志，抒发亡国之痛，诗风激昂。另外一些著名诗人，如钱谦益，诗作凝练工稳，主张自写胸臆；吴伟业，风格典雅华丽，哀婉沉郁，多以明清间的史事作题材。稍后则有王士禛标举“神韵”之说，其诗清新流畅，多年雄踞诗坛。他的反对者赵执信，诗作劲拔峭刻。词人则有豪放苍劲的陈其年，婉约清丽的纳兰性德，声律工整的朱彝尊。散文家有侯方域、魏禧、汪琬等，文笔生动流畅，善于叙事记人。清初的戏曲界，有洪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堪称双璧。前者写兵荒马乱中封建帝妃的爱情故事和生离死别，后者写南明的兴亡历史和名士才女的悲欢离合，都深沉地寄托了亡国的哀痛。这两部剧作在思想上和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清代中期，著名诗人有沈德潜、袁枚、翁方纲等。沈德潜主张“格调说”，认为作诗应平和雅正，怨而不怒，其诗多歌颂升平之作。翁方纲主张“肌理说”，以学问入诗。袁枚主张“性灵说”，重视个人的感受，强调性情和灵感的作用，开新鲜独创的诗风。文章则有方苞、刘大櫆、姚鼐的桐城派，倡导古文义法，主张文以载道，要求文章的内容有益于世道人伦，又发展了作文的技巧，讲究气势、条理、修辞、音节等。桐城派的古文对后世影响甚大。

清代文学成就最大的是小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借妖狐鬼魅，写世态人情，故事曲折，形象生动，文笔优美，寓意深远，为人民群众所喜爱。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笔锋犀利，讽刺深刻，揭露了科举制的弊端和知识界卑劣丑恶的阴暗面，反映了封建末期的政治腐败和文化、道德的沦丧。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中国最优秀的古典小说，它围绕着贵族家庭中爱情悲剧的主题，展示了宽广的、丰富多彩的历史生活的画卷，塑造了形形色色、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歌颂了个性解放与坚贞的爱情，有力地批判了封建的纲常伦理，预示了封建社会走向没落和必然灭亡的命运。

清代的绘画也达到了很高的成就，流派林立，名家辈出，色彩缤纷，富于创新。清初四僧，即弘仁、髡残、石涛、八大山人，笔意高远，画风苍劲，很有革新精神。画坛正宗，推“四王恽吴”，即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恽寿平、吴历。他们师法黄公望、董其昌，发展了传统的文人画，或工整明丽，或高旷秀逸，或深厚沉雄，各极其致。清中叶，有“扬州八怪”汪士慎、黄慎、金农、高翔、李膺、郑燮、李方膺、罗聘，师法自然，风致高逸，随意挥洒，不拘成格，极富情趣。还有来中国的西方画家郎世宁，供奉内廷，在西洋画法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国画的特色，创作了许多描写战功、朝会和人物的画幅。

科学技术

清代，官方和学术界都不重视科学技术和生产技术，故这方面的成就不大，和同时代的西方国家相比，落后甚远。明末清初有不少外国传教士传来了西方的科学，虽有某些影响，但并未得到重视，没有得到传播推广。清中叶，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外国传教士中止来华，从此，和外部世界的联系更加阻隔。清代科学技术的落后是中国贫困积弱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有清一代，某些传统的科学技术领域比前也有所进展。

在历法方面，清初废弃了沿用已久、误差渐大的传统的《大统历》，改用利玛窦、汤若望等编著的《时宪历》，吸取了西方的天文理论和计算方法。这是中国最早跨入近代科学的一个领域。当时的天文学家、数学家王锡阐、梅文鼎等颇能中西兼采、潜心天算，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以后西学的输入中断，乾隆时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许多已经失传的古代算书，于是古算学的研究一度发展。

另一受西方影响较大的是地图测绘学。康熙、乾隆时，国家统一，版图巩固，始绘制全国和各地的地图，派人到各处实地测量。外国传教士雷孝思、杜德美和中国学者何国宗、明安图等参加了这项工作，采用西方经纬度定位和梯形投影的方法，所制地图居当时世界水平的前列。

在器械方面，也引进了西方的制造技术。传教士曾为清廷造过不少大炮。康熙时，戴梓发明了连珠铳、冲天炮，颇具威力。但中叶以后，国家承平，只强调刀矛骑射，不重视火器的改进。中国不乏聪明才智之士，能制造各种精巧的器具、机械，如眼镜、望远镜、温度计、钟表、水车，但这种研究和制作，被视为奇技淫巧，得不到提倡和推广。

农业方面，清代有《授时通考》《广群芳谱》《补农书》等著作，详细论述了各种作物的栽种和农业生产技术。

医药学方面，有名医徐大椿、喻昌、柯琴等，对古代医学典籍的注释做出了贡献。叶天士、吴瑭等开创了温病学派，治疗各种热性病症，颇有效验。王清任、王维德在外科领域进行探索，对人体脏腑的结构、部位以及痈疽病毒有一定的研究。

建筑学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宫殿、园林、寺庙、宅第、城垣的建筑，盛极一时。或雄伟庄严，或富丽典雅，彩绘藻饰，光彩照人，庭院草木，错落有致。著名匠师梁九、雷发达均有高超的设计和施工技艺。外国传教士蒋友仁、王致诚等带来了西方的建筑技术，设计了圆明园内西洋楼、大水法等建筑群。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产生、发展

随着新经济、新阶级的出现以及国外科学、文化的传入，中国的知识界也发生急剧的变化。鸦片战争时，个别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开始睁眼看世界。魏源针对中国闭关锁国、落后于世界发展的弱点，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主张了解外情，仿造外国的枪炮军舰。此后，知识分子中要求学习外国、进行改革的思潮日益高涨。戊戌变法以前，早期的改良主义思想家有薛福成、马建忠、王韬、容闳、郑观应、何启等人。他们有的游历外国，有的居住香港、上海，较多接触西方的制度和文化。他们不仅主张仿造或购买外国的坚船利炮，提倡开工厂、兴矿业、筑铁路、设学校、译书籍，并且主张在政治、经济制度方面做某些改革。他们提出“重商”，宣称“商”是富国强兵的关键。他们所说的“商”，包括以对外贸易为中心的整个工商业，即是要求发展本国经济，保护民族工商业，促进出口，堵塞对外贸易的巨大漏卮。他们又认为中国的落后和贫穷是由于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政治关系不正常，专制君主政府和不当权的绅商、人民大众之间矛盾尖锐，隔阂太深，希望在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上，放松控制，重视舆论，缓和上下矛盾，让中下层的绅商分享权力。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著书立说，提出许多改革措施，向统治者进言献策，是向西方学习的先驱。但他们寄希望于封建当权派的自动改革，缺乏推行改革的力量和实际手段。

中日甲午战争后，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使改良主义的思潮进一步高涨。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维新运动，其主要代表有康有为、严复、谭嗣同、梁启超等。康有为除多次上书要求变法外，并撰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他利用今文经学议论时政，抨击受历代统治者尊崇的古文经典，反对墨守成规；又以孔子“托古改制”为变法寻找根据。他写的《大同书》（原名《人类公理》）则为未来社会描绘了美好的蓝图。严复除写作一批政论文章反对封建政治和文化，曾翻译有《天演论》《法意》《原富》《群学肄言》等，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社会学说。特别是《天演论》一书，发挥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严复在翻译过程中加进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大声疾呼如不变法图强，必将遭到弱肉强食的命运而亡国灭种，这对知识界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谭嗣同是维新派中最激进者，他在《仁学》中猛烈抨击封建的纲常伦理，指出“君为臣纲”最黑暗而无人理，号召冲决纲常名教的网罗，矛头直指清朝专制主义的统治。梁启超以清新犀利的笔锋写《变法通议》，阐述变革的必然性和迫切性，号召向西方学习，并主张伸民权，设议院。这些思想家和他们的著述、译作，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形成一个解放思想的启蒙运动。

近代知识分子的出现和新学的传播

工厂企业的兴办，资产阶级的形成，列强瓜分的危机，戊戌变法的推行以及西学的传播，都促成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出现。特别在科举考试废止以后，读书应试、入仕做官的传统途径被堵塞，知识分子或进学堂攻读，或到外国留学，受西学熏陶的知识分子迅速增加。光绪三十四年（1908），全国学堂达四万七千所，各类学生一百三十万人；留学生的人数也很多，例如这一年赴日本的留学生有八千人，次年增至二万三千人。早期的近代知识分子是从封建士子转化而来，但又和旧士子不同。近代知识分子是在国家危亡的形势下产生的，他们大都关心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前途，要求独立富强，富于责任心和政治敏锐性；热心变革，以天下为己任，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他们又接受外国科学、文化的影响，活跃、开放、勤奋。尽管他们初步接触西学，水平不很高，但他们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学习，坚信能够找到救国的真理。科举仕途被切断以后，近代知识分子有了更为宽广的出路：有的参加政治运动，成为革命派或立宪派；有的致力教育事业，学习科技工程、医学，办工厂，开矿山，从而成为教育家、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近代知识分子是政治运动的先锋，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桥梁。但他们又和封建的传统儒学有血缘关系，头脑中的新思想和旧思想并存。他们和劳动群众缺乏联系，实践能力差，政治上不够成熟，在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时容易悲观消极，或者跟不上时代而落后。

随着近代知识分子的增长，西方的思想迅速传播，在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形成西学和中学、新学和旧学的尖锐对立。

自然科学最早受到重视，是由于洋务运动中造船、制械、设厂、开矿的需要。江南制造局、北京同文馆、上海广学会翻译了一大批自然科学作品。数学、天文、地质、地理、医学、机械以及声、光、化、电等科技书籍的出版，蔚为风气。当时出现了最早一批科技人才，如数学家李善兰、华蘅芳，化学家徐寿，工程师詹天佑等。20世纪初的留学生中也有不少攻读科学、技术、医学的。尽管科学刚刚传入，中国的水平远远落后于外国，但毕竟冲破了封建社会传统的知识结构，注入了崭新的内容。

学术研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宋明理学和乾嘉汉学都已走到了尽头，一批既有旧学根基又受西方影响的学者，如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章炳麟）、蔡元培、王国维等脱颖而出。他们研究哲学和政治、历史、文学，开始引进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和方法，在总结和批判传统学术、开拓新的研究途径方面做出了贡献，在他们的推动下，进化论，天赋人权思想，平等、共和学说，真、善、美观念，不胫而走，为沉闷、静止的知识界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

在文学艺术方面，黄遵宪等倡“诗界革命”，反对陈腐的“同光诗体”，在诗歌的内容、题材、技巧上均有所创新。随着形势的演变，以后又出现了宣传反清的爱国革命文学团体“南社”。梁启超提倡小说，把它作为揭露黑暗、改造社会的手段。清末的谴责小说风行一时，出现了李伯元、吴趼人、刘鹗、曾朴等作家。还有林纾、曾朴等致力于翻译外国小说，许多世界名作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

清朝的历史地位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帝制王朝。在它统治期间，中国从封建社会逐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初，满族在东北兴起，人数很少，力量微弱，各部不相统属，社会发展相对落后，但却富有勇武刚强的精神。经过半个世纪的奋斗，整顿政治，建立组织，练兵聚饷，学习先进的经济和文化，在对周围地区不断进行征战中统一东北，进而长驱入关，问鼎中原，取得全国的统治权。新兴的满族显示了锐于创业的蓬勃朝气和不断进步的革新精神。入关之初，它曾采取野蛮、落后的政策，如屠城、圈地、逃人法、迁海等。随着历史的发展，清政府逐渐改变政策，致力于恢复生产，奖励垦荒，兴修水利，赈济灾荒，改革赋役制度，减轻人民负担，使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到康雍乾统治时期，中国的封建经济高度繁荣，农业生产有较大的提高，商品经济有一定的发展，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中资本主义萌芽有所增长；在政治上制定了各项典章制度，矛盾相对缓和，秩序比较稳定，国力臻于鼎盛。清朝国家机器较长时期维持正常的运转，皇权集中，统治巩固，困扰着中国历代王朝的母后、外戚、宦官、权臣、朋党、藩镇等祸患，降到了最低程度。清朝前期总结了中国历史上统治的经验教训，决策施政，经过深思熟虑而审慎从事，威权专一，令出法随，取得了重大的治绩。

清朝最突出的贡献是统一全国，增强了多民族大家庭的团结，最后奠定了中国的版图。中国虽然自古以来是统一国家，但各时代的情况复杂，统一与割据错综交替。明王朝后期，东北、西北、西南广大地区处在中央政府有效管辖之外，有的地区和明政府长期对抗，兵戎相见；有的地区接受中央的羁縻，但非明朝号令所能及。明王朝实际管辖的地方只有内地的十几个行省。清朝取得全国统治权后，大力经营边疆，在东北阻挡住了俄国的入侵；在西北，经过长期战争摧毁了准噶尔割据势力，平定了天山南北；又安抚了内外蒙古；在西藏，对政教事务进行改革，驱逐了廓尔喀入侵；在西南，大规模地改土归流；还招降郑氏，统一了台湾。经过清朝的长期努力，原来处在分裂状态的中国重新统一，边疆敉宁，版图巩固。在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以前，清朝完成了国家的统一，明确了边疆地区的归属，增强了全民族的凝聚力。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一百多年，但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同舟共济，共御外侮，至今以社会主义统一国家屹立于世界，这和清朝长期致力于统一事业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清朝在历史上既有光辉的一面，也有反动、落后的一面。清朝政权是满汉统治阶级的联合专政，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无情的镇压，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极为严重。在高度集权的统治下，清政府实行高压政策，滥施专制淫威。虽标榜崇文兴学，纂修典籍，优遇文士，但钳制言论，禁毁书籍，屡兴文字狱，造成知识界不敢议论政治、研究现实的沉闷局面。在对外政策方面，又自我孤立，虚骄自大，执行闭关政策，限制中国和外国接触交往，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

清朝前期的治绩，十分突出，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高峰。但如果同当时世界上一些先进国家比较，则政治、经济、文化成就可谓处于相对停滞状态。当时，西欧正在经历政治革命和产业革命，生产力突飞猛进，英国以富厚的国力称雄于世界；美国发生独立战争，建立了新国家；法国发生1789年的大革命，扫荡了本国以至欧洲的封建制度，大批启蒙思想家宣扬自由、民主，科学技术获得迅速的进展。但中国却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沉睡，不了解外部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日益落后，和西欧的差距日益拉大，这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到了鸦片战争时，英国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门户，貌似强大的清王朝露出了不堪一击的虚弱本质。从此，外国侵略者蜂拥而入，掠夺各种权利；外国的商品大量输入，侵蚀和破坏了中国的自然经济，使广大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破产失业；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束缚了中国人民，严重损害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利益。中国从独立的封建社会逐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朝政府曾企图振作自强，引进外国的枪炮船舰、机器铁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但它只能勉强地做些枝节的改变，而顽固地拒绝根本性的变革。因此，不但不能扭转国家贫穷衰弱的局面，而且在列强进一步侵略面前，不断地败退、妥协、求降，暴露了自己的腐败无能，使国家和民族处在帝国主义瓜分宰割的危机之中。中国的先进志士怀着爱国忧时的热忱，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他们经过长期艰苦的探索，付出流血牺牲的代价，寻找着拯救国家、振兴民族的道路。他们认识到，清朝政府已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只有推翻这个腐败的卖国政府，进一步实现变革，中国才可能得救。20世纪初，全国掀起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巨大浪潮，在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的领导下，清朝政府终于被推翻，建立了共和国。清朝的覆灭虽然并没有解决中国的根本矛盾，但在中国大地上两千多年的专制帝制结束了。这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重大成果，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伟大胜利。

版权信息

书名：清史编务（戴逸文集；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重点资助项目）

作者：戴逸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11-01

ISBN：978-7-3002-6400-4

价格：89.00元

目录

CONTENTS

把大型《清史》的编写任务提到日程上来

《清史》编纂规划（草案）

关于组织人力编纂《清史》的建议（草稿）

编纂《清史》的任务、要求和工作条例

一代盛事　旷世巨典——关于大型《清史》的编纂

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构建新世纪标志性文化工程——清史编纂工程启动感言

贯穿《清史》的一条主线——新修《清史》通纪内容要旨

问题和疑难——在北京龙泉山庄会议上关于《清史》体裁体例的讲话

在两岸《清史》纂修研讨会上的讲话

在台湾宜兰佛光大学谈《清史》纂修

在台北《清史》纂修座谈会上的讲话

关于《清史》目录的几点说明

在典志组第一批委托项目立项会议上的讲话

在《清史》传记样稿研讨会上的讲话

在图录组图片征集会议上的讲话

在清史档案整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传记人物名单讨论会上的讲话

在《清史》通纪工作研讨会上的讲话

清史工程与修史人才

在图录组2004年总结会上的讲话

读《教育志》《天文志》《朴学志》《摊丁入地》大纲样稿的意见

读策凌、赵翼、长庚传记书后

在主体类项目阶段性成果评估经验交流会上的发言

在清史工程项目阶段性成果评估工作会上的讲话

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第四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在通纪撰写大纲（一、二、三卷）研讨会上的讲话

在“桐城派名家文集汇刊”项目组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通纪第四卷（乾隆朝）讨论会上的讲话

在通纪第五卷（嘉庆、道光朝）讨论会上的讲话

在《清史》史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在通纪项目（卷四至卷八）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在传记组关于传记编写若干问题的讲话

在典志组会议上的发言

在通纪“戊戌变法”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解决项目超期的问题

在史表组汇报会上的讲话

在传记组汇报会上的讲话

在图录组会议上的讲话纪要

在编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纪要

在通纪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关于图录大纲调整的意见

在典志经济类项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在《地理志》、区域六志及其他重要问题会议上的讲话

关于清史工程审改工作的第一次讲话

史表工作汇报会上的讲话

典志工作汇报会上的讲话

在清光绪皇帝死因报告会上的讲话

在图录编纂研讨会上的讲话

在审改办法讨论会上的讲话

听取有关审改工作情况汇报时的讲话

关于审改工作的讲话

如何进行审改工作

在《清代诗文集汇编》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编委会主任办公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读中介公司对清史工程的评估报告

关于通纪第四卷的审改意见

自我评估，加速前进

在第七次编纂委员会上的讲话

关于通纪第一卷的评估意见

如何把握乾隆盛世——关于通纪第四卷修改工作的讲话

在通纪第五卷审改讨论会上的发言

通纪第八卷读后意见

在审改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认真检测文字，杜绝抄袭

读稿印象和今后工作

《清史》三审合成阶段的工作展望

关于《清史》编纂的下一步工作

在编委会全体专家会议上的讲话

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在各组工作汇报会议上的讲话

在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在编委会组长会议上的讲话

把大型《清史》的编写任务提到日程上来[1]

我国有易代修史的传统。一个封建王朝灭亡以后，继起的统治者为了借鉴往事，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很快就设史馆，聘人才，编纂前朝的历史。他们懂得：从前朝的历史中，可以寻找到进行统治的经验教训。

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已灭亡70年。在孙中山先生任职临时大总统时，就有人呈请设立国史院，孙中山先生将此建议咨送临时参议院讨论。袁世凯任总统时，设立清史馆，由赵尔巽任馆长，参加修纂工作的有柯劭忞、缪荃孙、王树枏、吴廷燮等100余人。从1914年开始工作，至1927年完成，历时14年，写成《清史稿》一书，共536卷，是近代一部大型的重要历史著作，篇幅比“二十四史”中的任何一部都大（“二十四史”中篇幅最大的是《宋史》，共496卷），此书在汇集和排比资料、叙述史事方面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清史稿》的缺点和谬误较为严重，主要是参加编写的人大多是遗老遗少，他们站在清朝的立场上，为其歌功颂德，反对革命，反对进步。《清史稿》刚刚发行，有人就指出此书的19条谬误。其中有的是政治问题，也有的是学术、体例和材料问题。一部大型历史著作存在某些错误和缺陷是难以避免的，可是《清史稿》一书的问题确实太大了。他们在中华民国时代修史，对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抱敌对的态度，用所谓“春秋笔法”进行褒贬。例如，把武昌起义写作“革命党谋乱于武昌”（本纪二十五），把四川保路运动写作“四川乱作”（同上）。在辛亥革命中，有一些清朝督抚如端方、赵尔丰、松寿、陆钟琦等被革命派击毙，《清史稿》大发议论说“或慷慨捐躯，或从容就义，示天下以大节，垂绝纲常，庶几恃以复振焉”（列传二百五十六）。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先生当选临时大总统，《清史稿》连孙中山的姓名也不予记载，说：“甲戌，各省代表十七人开选举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于上海，举临时大总统，立政府于南京，定号曰中华民国。”（本纪二十五）至于临时大总统是何人，《清史稿》中不予记录。这类谬误之处甚多，几于俯拾皆是，难于枚举。

《清史稿》付印后，由于明显地抱着与民国敌对的立场，被国民党政府禁止发行。有人建议做重大的修改，或者另行编写新的《清史》，但一直未能进行。1959年，台湾当局组成“清史编纂委员会”对《清史稿》做了一番修改，主要是对南明史、太平天国史、辛亥革命部分有较大的补充修改，改名《清史》，装订成八巨册出版，但工作时间仅一年，其他部分变动很小，无论在政治上、学术上还是在资料的搜集上都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善和提高。

现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来编写一部大型《清史》的任务应该提到日程上了。我们要团结一致，群策群力，来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工作。清朝离我们的时间很近，和现实的关系非常密切。今天的中国是由过去的中国发展而来，要透彻地了解今天的中国社会，就不能不探本溯源，追溯清代的历史。譬如说，今天中国人民都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改变国家的落后状况而努力奋斗，但是，中国在经济、文化、科学方面的落后并不是在短时间内造成的，而是几百年历史形成的结果。正确地认识中国落后的历史根源，弄清楚中国是怎样和为什么落在欧美国家的后面的，这对当前社会主义建设是有重要意义的，而这就必须要研究和懂得清代的历史。我们经常说：要了解中国的国情，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社会主义。要了解国情就离不开学习历史。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曾经说过：“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我们非常需要有一部观点正确、实事求是、叙述详尽、条理清楚、材料充实、采择精审、包罗宏富的大型《清史》。应该力求提高质量，努力使这部著作能够如实地反映清代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成为300年来知识的总汇和生活的镜子。当然，编写这样一部水平较高的大型历史著作，不是轻而易举的，不是可以在较短时间内突击完成的，不是少数人和个别单位所能承担的，而是应该设立专门机构，集中各方面的力量，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协作，分阶段、分部件地陆续来完成它。

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继承和发扬祖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发展社会主义的学术，编写大型《清史》势在必行。在正式的清史编纂机构成立之前，有许多工作可以逐步开展，为今后的编写工作做好准备。

第一是积累和整理资料。清史资料十分丰富，汗牛充栋，不但种类多、数量大，而且分散杂乱，收藏在全国各地，缺乏整理，使用不便。有些珍贵的稿本、抄本，更亟待抢救，以免损坏湮灭。党中央十分重视古籍的整理，目前这项工作正在进行。我国的古籍中，清代古籍在数量上占绝大部分。我们应该积极地对清代的古籍、档案和各种史料进行搜集、整理、出版。一部科学的历史著作必须建立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之上。当然，我们不可能也不需要把清朝近300年的历史资料全部整理好了才来撰写《清史》，但无论如何，大型《清史》应该有丰富、充足的第一手史料，这样才能够保证这部多卷本著作达到应有的学术水平。

第二是开展专题和专史的研究。清史领域中的问题很多，有一些问题已有不少学者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资本主义萌芽、思想史、文学史上某些人物和作品以及诸如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等。但是即使在这类研究成果较多的领域，也有薄弱的方面，学术界对一些观点的看法并不一致，尚待深入研究。还有不少领域则是空白和薄弱环节，如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史、清朝和亚洲国家的交往史、清朝典章制度和政策的演变、清朝统治阶级中的政治派别和某些人物，还有科学技术等等，这些领域有的研究者甚少，有的几乎无人问津。进行专题和专史研究，是编写好综合的通史的基础和前提。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谈到中国近百年史的研究时指出：“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有了专题和专史研究的丰硕果实，我们才能够把大型《清史》编写好。

第三是培养人才。编写《清史》是一项长期的大规模工程，需要许多专门人才的通力合作。目前，人才不多，特别是中青年研究人员极为缺乏，要有计划地选拔优秀的大学生、研究生，严格要求，精心培养，全面考察，使他们在编写过程中边干边学，在政治思想、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上得到锻炼和提高，形成一支坚强的、水平较高的清史研究队伍。人才是完成一切任务的根本，编写大型《清史》要依靠许多专门人才的努力才能够完成，而人才必须早做考虑，有所规划，在研究的实践过程中来选拔、培养和提高。

第四是编写的目的要求和全书的体例。我们既要继承和吸收我国传统史籍的优点，又不能全盘照抄。清代历史，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有了与以前历史极不相同的新内容，亦即当时人所说：处在“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中。显然，旧史的体裁、凡例、篇目不可能全面地、准确地包罗和反映这样的历史大变局。新的内容就要求有相应的新形式、新体裁来表现它，我们在体例上必须有所创造、有所革新、有所前进。

现在，编写大型《清史》的条件正在日益成熟起来。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伟大号召，我们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大型《清史》的编写，有利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批判地继承祖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开展历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具体措施。让我们齐心协力，发挥干劲，设置专门的编纂机构，组织各方面的力量，把大型《清史》的编写工作迅速地推向前进。

注释

[1]原载《清史研究通讯》，1982年第1期。以下凡题注中未标原载的，均为首次刊载。

《清史》编纂规划（草案）[1]

包括此文以后的四篇文章均为1978年至1982年准备启动编纂清史工程时所写。但因“文化大革命”刚刚过去，拨乱反正工作十分迫切，未能顾及编史，且主持编史之郭影秋同志长期卧病，事遂中辍。今略记其事梗概：

新中国成立伊始，董必武同志首倡编修《清史》之议，得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总理之首肯，但因建国事殷，百废待举，暂未实行。延至50年代末周总理与吴晗同志商议，邀吴晗主持修史，吴晗向各方面征求意见。当时，他曾找到我商谈有关修史规划、资料、人才与编写步骤等。随之因三年困难时期，事亦搁置。至1965年秋，周总理委托周扬同志召集中宣部部长会议，决定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承担撰修《清史》任务，以郭影秋为主任，委员有关山复、刘导生、尹达、刘大年、佟冬、戴逸等。又决定在中国人民大学设立清史研究所。此次暂未请吴晗及党外专家参加。因当时思想界之形势渐趋严峻，已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媒体上常出现批评吴晗的文章，故清史编纂委员会悉以党员充任。两个月后，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在上海《文汇报》刊登，“文化大革命”揭开序幕。修撰《清史》之事又被迫停止。“四人帮”倒台后，有人给邓小平同志写信，建议纂修《清史》，此事又被提上日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部的主持下成立《清史》编纂规划起草小组。这四篇文章是我在小组工作时起草的。

一、清史研究的重要性和现状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从它建立到被推翻，共经历将近270年。如果追溯到满族的兴起，那就有300多年。清朝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鸦片战争以前我国仍停留在封建社会晚期阶段；从鸦片战争开始，我国社会逐步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鸦片战争前，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经过长期的发展最后形成了。并且由于这个时期清朝面临的世界形势，我国同世界各主要国家开始了广泛的接触，遭受了殖民主义的长期侵略。清朝灭亡之后不久，历史便进到我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以清朝距我们现在的时代很近，和现实斗争的关系很密切。深入研究清朝的历史，对于我们分析和批判现实生活中封建主义残余的历史根源以加速我国四个现代化的进程，对于了解近几个世纪的中外关系以促进我国今后外交事业的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长期以来，中央许多领导同志对清史研究工作十分关心。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敬爱的周总理和董老就曾指示，要组织力量编写《清史》。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这一工作被迫停止。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同志又批转了群众要求编写《清史》的来信。全国史学工作者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就是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关心而被林彪、“四人帮”破坏了的《清史》编纂工作迅速抓起来，编写一部内容丰富、具有较高科学水平的《清史》，大力促进历史科学的繁荣和发展，以迎接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新高潮。

许多国家的学术界对我国清代历史的研究非常重视。日本一向注意研究我国清代的历史，许多大学开设了专门的清史讲座和研究中心，翻译了我国的满文历史资料。他们在研究清代边疆历史、少数民族历史以及经济史方面下了很大功夫。近10年来，美国研究我国清史的学者也越来越多，加利福尼亚大学设立了清史研究中心，邀请了许多国家的历史学家参加，现已出版专门刊物《清史问题》24期。苏联也大力加强了对我国清史的研究，编出了大部头的著作和资料集。此外，英、法、德等国家都有清史研究的专家。我们无论在论文著作的数量、资料整理出版的规模还是研究人员、研究机构增长的速度等方面，都远远落在他们后面。全国的清史研究工作者估计只有100人左右（近代史未计），专业研究机构也才刚刚建立。清史研究的基础薄弱，空白环节甚多，发表的论文有限，专著更少，资料的收集、整理、编辑、出版也很差，大量的档案、官书、地方志、文集、笔记目前无人整理，根本无法利用。我们必须大力开展清史资料的整理、出版工作，大力加强清史的研究工作，迅速改变这种落后的状况。我们必须树雄心、立壮志，在我们这一代完成《清史》编写任务，不能把这个任务留给子孙后代。

二、任务和方针

《清史》全书可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从满族的兴起到1840年以前，下编从鸦片战争到1911年辛亥革命。由于两个时期的社会性质和特点不同，研究机构和人员也有明确分工，因此在体例方面，既要注意保持连贯性，又不能完全一致。鉴于研究鸦片战争以前清代历史的人员较多，机构也比较充实，目前先搞出上编的规划，待取得一定经验后，另行组织力量，制定下编的规划。

为完成这一大规模的编纂任务，须采用分部件、分阶段、统一领导、全国协作的工作方针。在统一领导下，把全书分成若干部件（通史部分、专史部分、传记部分、年表部分、图录部分），在全国范围内分工协作，限期完成。不适于分散的部件（如通史部分、年表部分以及某些专史）就集中编写。有的部件（如专史部分、图录部分）可以由一个单位或几个单位承担，按质按期负责完成。有的部件还可以定出规格要求，分散给个人完成（如传记部分和某些专史）。

凡质量较高又适于单独出版的稿件，可以提前单独出书，或先在刊物上发表，以便通过学术界的自由讨论，纠正错误，提高质量，也有利于早出成果，发现人才。

三、体例与篇幅

《清史》编写体例是一个很重要又很复杂的问题，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召开专门会议进行讨论。为了便于征求意见，我们先提出上编的初步设想。共分五个部分：

（1）通史部分，分6卷，约150万字。

（2）专史部分，暂拟23篇，供讨论时参考。如：农业、工业、水利、商业、财政、中外关系、自然灾害（包括地震、泥石流、水、旱、蝗、风等）、国家机关、兵制、法律、园林建筑、学校科举、学术、文学艺术、科技、交通、文献、少数民族、会党、天文、地理、宗教、都市，分23卷，约400万字。

（3）传记部分，暂定2000人，有的可采取合传、附传形式，每篇1000~5000字不等，分15卷，约400万字。

（4）大事年表，1卷，约30万字。

职官表、封爵表等，1卷，约20万字。

（5）图录，约1000幅，分4卷。

全书共50卷，约1000万字。

四、机构

为了完成这一大规模的编纂任务，建议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请国家领导人和著名史学家担任委员，以便组织领导全国的研究力量。在清史编纂委员会正式成立之前，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筹备工作。

在清史编纂委员会下设立办事机构，主要任务是设计全书、组织协作、掌握编写工作的进展情况、帮助协作单位解决具体问题。编纂委员会还应直接掌握一支相当数量的研究队伍，以便完成一部分不适于分散进行的研究任务，如通史、年表及某些专史和传记。同时对各地分散撰写的稿件负责验收，组织讨论修改定稿。

在编写过程中将有大量的印刷出版任务，应有一个条件较好的印刷出版单位，拨给专用纸张，负责出版资料、刊物、内部通讯和未定稿等。

五、研究人员的培养

充分发挥现有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和加速培养新生力量，是完成《清史》编纂任务的关键，必须大力抓紧。目前从事鸦片战争前清代历史研究工作的，只有100人左右，其中不少同志的研究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长期被迫抛荒。要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必须合理组织现有力量，注意发掘人才，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时还必须大力培养新生力量，使清史研究人员在近期内迅速地增长，力争在1985年形成一支500人左右的队伍，从事鸦片战争前清代历史的研究。具体的计划和措施是：

（1）1985年以前培养研究生200人，其中历史研究所培养60人，人大清史所培养60人，其他院校和研究机构培养80人。

（2）在有条件的高等院校历史系开设清史专业，培养清史研究人员100人。

（3）吸收社会上有志于清史工作，并有一定研究能力的人员100人。

（4）抓紧培养一批熟悉少数民族语言（如满、蒙、维、藏等）和外语的人才。这类人才的培养，可委托中央民族学院、内蒙古大学、外语学院代培（应列入国家招生计划），也可以在有条件的院校或科研机构招考研究生进行培养。在1985年以前，应完成约100人的培养任务。

六、预备时期规划要点

1979年到1982年为预备时期，共3年。

这个时期主要任务是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筹备机构，讨论并确定全书的体例和拟订《清史》大纲，培养研究力量，充实研究机构，把清史研究工作和资料整理工作向前推进一步。

具体建议如下：

（1）争取在今明两年内设立清史编纂筹备机构，开始时人员可以少些，以后逐步充实。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如抽调、借调、兼职等），使这一机构直接掌握一支强大清史研究力量，至1981年不少于50人，到1985年不少于120人。

在筹备就绪及研究工作有所进展的基础上，1981年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

（2）规划确定后立即开始研究《清史》体例，可召开会议，也可在报刊上展开讨论，以便集思广益，取长补短，争取在1980年上半年初步确定《清史》的体例。

在讨论中要逐步明确各个部分的要求，确定专史专题和表的名称内容并初步编制出人物传的名单。

1980年和1981年内制定通史、专史、传记、表、图录各个部分的编纂规划，并分别成立小组，负责该部分的编写工作。

1981年以前，拟订出《清史》大纲，进行讨论，作为编纂全书的依据。

（3）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其他有条件的单位招收清史研究生，1982年前毕业的研究生不少于60人，1982年至1985年毕业的研究生不少于100人。

建议有条件的高等院校的历史系设立清史专业，1982年前毕业的学生不少于20人，1982年至1985年毕业的学生不少于80人。

（4）今明两年内成立清史资料编纂委员会，首先做好全国清史资料摸底工作，编制目录，并进行整理、编辑出版。要立即着手出版清史资料丛书和清史资料杂志（详见附件一）。

（5）有条件的地区分别成立清史研究会，推动研究工作，组织学术讨论，交流经验和情况，每年举行一次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

（6）筹备出版《清史研究》刊物，发表研究成果，可先在内部试刊，1982年公开发行。另出版《清史研究动态》，交流研究经验，介绍国内外清史研究的动态，1980年创刊，内部发行。

七、编纂时期规划设想

从1983年开始到1992年为编写时期，共计10年。这个时期的工作，初步设想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1983年至1985年）

（1）首先开展人物传的编纂和图录的收集工作，在这个阶段应完成传记的40%，完成图录的初步搜集。

（2）着手撰写一批专史，并力争完成一部到两部。

（3）编完全国清史资料总目录，更大规模地整理出版档案及其他资料。

2.第二阶段（1985年至1989年）

（1）人物传记和图录部分完成定稿。

（2）专史部分至少应完成70%。

（3）开始编制大事年表和其他各种表。

（4）集中力量开始编写通史部分。

3.第三阶段（1989年至1992年）

全书完成，讨论定稿，筹备出版，编制索引和参考书目录。

附件一：关于成立清史资料编纂委员会、出版清史资料的建议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强调史料和观点的统一，强调占有大量的可靠的历史资料。我国历史资料向称浩如烟海，尤其是清代，除实录、会典、通考、方略等官修史书外，还有大量公私档案、方志、奏议、文集、谱牒、信札、笔记、契约、碑刻等等。数量之多，不可胜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清史资料的整理出版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例如标点出版了《清史稿》、《晚明史料丛书》（已出七种，不少是有关清初的资料）、《清代史料笔记丛刊》（已出七种）、《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等等，此外，上海图书馆还刊印了一批清代上海地区的方志和笔记，这为开展清史研究提供了方便。但是，无论就数量或质量来说，与形势和任务相比，差距实在太大。有的同志在谈到这一点时，愤慨地指出：这些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们的史籍出版工作一直停滞不前，甚至连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都比不上。[2]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有些外地同志写信反映：我们很想做点清史研究工作，但苦于资料欠缺，比如《清实录》《东华录》这类搞清史最基本的史籍，我们这里却根本找不到。至于大量的文书档案，如故宫博物院藏清宫档案、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藏孔府档案、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藏清人信札（据说有一万余件），以及四川巴县档案、徽州契约文书等等，则更是很少或根本没有整理出版。而这些文书档案，都是史料价值很高的第一手材料，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整理出版，一定可以大大推动清史研究工作的前进。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特定意义上说，史料工作就是史学研究中的先行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在这方面也有不少经验和教训。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国史学会主持下，系统地搜集出版了《近代史资料丛刊》若干种（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等等），近代史研究所还编辑了专门刊物《近代史资料》，对于推动和活跃近代史研究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反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30年来，清史研究除个别项目（如资本主义萌芽）外，却长期进展迟缓。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史料整理、编辑、出版工作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

为了加强清史研究工作，把它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以保证《清史》编纂规划胜利完成，必须同时把资料工作尽快抓上去。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1）由科研、教学、文管、出版等有关单位成立清史资料编纂委员会，负责筹划和协调清史资料的编辑出版工作。

（2）根据史料价值的高低，分别轻重缓急，有步骤地分批整理、出版清史资料丛书。

凡纳入该丛书的出版物，只在开本（建议采用小32开本）和封面式样上求得统一，至于资料的收集、整理、标点、注释、编审、印刷、出版等项工作均由各地有关单位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自行处理。

（3）有条件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文物档案管理部门，应当组织人力，根据本地区本单位的资料收藏情况，搞各种清史资料汇编，如入关前满族社会经济资料汇编、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汇编、清徽商史料汇编、《清实录》中农民起义史料等等，及时出版。

（4）在条件许可时，出版一种清史资料杂志，及时发表那些史料价值较高、篇幅不大的清史资料，包括从国外翻译的有关资料。

附件二：关于为配合《清史》修撰而加强清代档案整理工作的建议

要编出一部内容丰富、具有较高科学水平的《清史》，必须充分利用最原始、最确凿的档案史料。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是国内保存清代档案最多、最系统的专业部门，那里所保存的900多万件（册）历史档案，99%以上都是清代官文书，包括了清代所有中央国家机关和少数地方政权机构所形成的历史文件。特别是像清代内阁、军机处、内务府等中央主要施政机关和皇宫内府机构的档案文件，保存得比较多、比较集中。清代六部和各府、寺、监等各中央主管机构以及顺天府、东北地区、山东等少数地方政权机构的档案，也都保存了一些。另外还有一些像溥仪、端方、赵尔巽等个人所形成的档案全宗。这些都是撰修《清史》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原始资料。清代国史馆和北洋军阀政府的清史馆也形成了大量文件、长编和稿本，保存在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其中仅清国史馆的人物传记稿本就有5000多册。它们对《清史》的撰修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清代档案如此大量而比较系统地保存至今，并且有了一定的整理基础，这就是撰修《清史》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所以我们建议，在今后撰修《清史》的过程中，有关清代档案史料方面的筹备工作，可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为基础。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作为管理明清历史档案的专业部门，表示有责任也十分希望能为撰修《清史》服务。但是，目前所存清代档案的状况及对这些档案的管理和整理工作等方面，还都存在着不少困难和问题，如不迅速解决，必将直接影响《清史》修撰工作的进行。为此我们有如下建议：

一、必须重视清代档案的征集工作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所藏清代档案，有900多万件（册），数量可谓巨大。但若就某一项具体问题而言，它又往往是很不够的。因为：

（1）数百年来，由于自然或人为的原因，清代档案曾经遭到严重的损毁，致使现存清代各中央或地方机构的档案，都已不完整。

（2）他们所保存的档案，主要是清代中央一级机构的官文书，清代各地方衙门的档案，基本上还散存在全国各省市，有的也可能已经损毁殆尽。即使是清代中央机构的档案，也有不少已经散到国内外各单位或私人手中。台湾现存的也不少。有些散存在国内各地的档案，因为无人专管，正在不断丢失损坏。

所以，无论是为了《清史》撰修的需要，或是为了抢救历史资料，都应进行清代档案的征集工作。这首先应由党和国家发布明令并授权专门的机构具体办理此项工作。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在“文化大革命”前曾受命接收并征集流散的明清档案，从1953年至1965年期间，曾从全国各地征集并接受了400多万件明清两代档案，他们表示今后仍愿承担此项任务。清代档案的征集工作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史有前例。清初为了编修《明史》，曾于顺治五年、顺治十二年、康熙四年等多次颁诏，明令内外各衙门开送所存的明代档案，我国目前保存的数千件明代档案就是那时征集来的明档中的一部分。我们建议动员国内各保存清代档案的机关团体或个人，主动提供所藏档案，为撰修《清史》所用。其具体办法，究竟是征调或借调原件，还是复制副本为好，可以在征集过程中具体研究协商解决。

二、必须加强清代档案的整理工作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所存的档案，经过新中国成立前后50多年的清理和整理（主要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目前虽然已大致做到有目可查、有规可循，大部分都可以提供使用，但由于整理得比较粗放，除宫中、军机处全宗的一部分朱批奏折、录副奏折和少部分其他全宗的档案已经立卷编目，可以逐卷逐件查找利用外，大部分档案还是论包成捆，使用不便。另有将近200万件的零星档案或残档，至今还无目可查。修撰《清史》势必要全面地查找使用清代档案，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清代档案的整理工作。要达到全部档案都有细目，这当然是不容易的，但至少要使全宗的重要档案都可按件提取，全部档案都能有目可查。这首先需要人力。目前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整理组只有13人，全年最多整出20万件，何日才能整完！整理人员必须成倍增加，才能赶上《清史》撰修的需要，或者采取增加少量专业人员、利用社会力量、组织大协作的办法来解决。

三、必须大量编辑出版清代档案史料

为了保证撰修《清史》和学术界开展研究工作的需要，应尽快将清代档案史料进行系统的编辑和出版。和国外情况相比，我国历史档案的公布工作已远远落后。

清代的档案史料，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虽已编辑出版过数十种，成为国内外研究清史及有关学术问题的珍贵原材料，但基本上属于零敲碎打，谈不上系统和完整。明清档案部史料编辑人员也只有11人，力量太弱。我国学术界十分重视对清代档案史料的研究利用，已有不少单位提出要求与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合作编辑出版档案史料。他们的选题和目的要求都不相同，方式方法也不一样，使明清档案部难以接待和配合。为此，我们建议，由在京各有关学术单位、出版单位与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联合成立清代档案史料编纂委员会，统一研究清代档案史料编辑和出版规划，并共同解决人力、经费、纸张、设备及印刷出版诸问题。

目前状况是：一方面，明清档案部编辑人力不足，出版公布的档案史料有限，远不能满足学术界的需要；另一方面，出版力量有限，纸张供应紧张，印刷周期太长，困难重重，致使已经编好的有限几部档案史料也不能及时出版，往往积压数年之久。因此，为了保证《清史》撰修和其他研究工作的需要，除应成立清代档案史料编纂委员会和充实编辑力量外，还应同时解决纸张供应及印刷方面的问题。我们建议请党和政府拨出专门经费、纸张并指定专门的出版社来印刷出版清代档案史料。必要时可在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添购专门的印刷设备和增加印刷人员，专门从事清代档案的印刷出版工作。

四、必须适当增加保管明清档案的经费和设备

目前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的经费不足，设备陈旧，致使前来查阅档案的同志要以较长的时间等候提调档案；更需花费很多的时间抄录档案史料；霉烂损坏的档案不能及时修复，珍贵的档案原件不能更快地复制副本；库内由于通风防湿防虫等设施不足，档案继续在霉烂破损和变质；等等。为此急需增加复印机、缩微摄影机、防虫防光防潮设施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工作人员等等。

总之，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今后如何保证为《清史》修撰提供资料，内部各工作环节如何为此而调整规划和计划等等，还需要提请有关领导机关认真研究考虑。

所有这些问题，当然不是短期内所能全部解决的。但是，我们认为，应在筹备撰修《清史》的同时予以优先考虑。敬爱的周总理早就指出，档案、资料是科学研究的必备条件。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所存档案的保护管理以及整理编辑出版方面的问题，都是与《清史》修撰紧密相关，甚至是先决的条件之一，因此应该尽快地加以研究解决。

以上建议未必有当，仅供讨论时参考。

附件三：编辑清史图录的建议

（1）配合多卷本《清史》的编纂出版，可着手编辑清史图录，作为全书的一个组成部分。

（2）该图录的内容，可完全按照《清史》中通史部分的体例进行编排，分上下两编，每编分若干章节。

（3）图录的取材，可在广泛搜集有关文物和遗迹照片的基础上精选，上下编各收1000幅左右，共约2000幅。

（4）图录文字尽量从简，除每幅图版的必要说明以外，不附更多文字。

（5）此项编辑工作建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和文物出版社等单位抽派人员，在清史编纂委员会领导下进行。

（6）所需照片，凡以上各单位收藏文物或底版者由各单位提供；凡需另行拍摄者，其经费由清史编纂委员会经费中设专门项目。

（7）此项工作可由1980年开始收集资料，1985年以前完成图录的初步收集，1989年定稿。

附件四：清史（1840年以前）研究拟题

满族源流和满族共同体的形成

女真的统一和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

八旗制度研究

明满关系

清初社会矛盾和抗清斗争

三藩及其叛乱

清代的疆域

清代边疆和海岛海域的开发、管理

清代的准噶尔、喀尔喀蒙古、“回疆”和西藏

“改土归流”和西南少数民族

清代的民族关系和清朝的民族政策

清代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

清朝的军制

清朝的官制

清朝的法制

清朝的保甲制度研究

清朝的教育制度、科举制度和捐纳制度

清朝的财政和赋役制度

清朝的盐政

清代的治河与漕运

清代的人口问题研究

清代的灾荒和清政府救荒政策的研究

清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与清朝的有关政策

清代的土地制度

清代的农业和水利

清代的手工业

清代的商业、钱庄、票号和高利贷

清代的货币

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

清代的著名城市、集镇和城市生活的研究

晚期封建制度下的地主、农民和农村阶级关系

从清代实际情况看晚期封建制度的腐朽和反动

清代的农村租佃关系和雇佣关系研究

清代的白莲教和天地会

清代的市民斗争

清代的农民战争及其特点

清代中叶东南沿海“洋盗”的阶级构成及其斗争性质

清代的族权统治

封建主义批判（结合清代社会实际情况）

文字狱与清朝文化专制主义批判

清代的学术

清代的文学艺术

清代的科学技术及其落后于西方的原因

清朝的历史地位

清朝的国际环境和清政府的闭关自守政策

广州十三行和对外贸易

清代的耶稣会士在华的活动

沙俄加紧对华侵略和中俄关系

清代中国和周边各国关系

西方资本主义的对华侵略和清政府封建统治的危机

清代中国海外交通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清代的华侨

清代历史人物研究（例如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康熙、雍正、乾隆、郑成功、李定国、吴三桂、噶尔丹、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曹雪芹等）

注释

[1]原载《戴逸自选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根据我们了解的很不全面的情况，台湾出版了《清史》（就《清史稿》略加整理而成）、《明清史料》戊编至癸编共六种、《明清档案存真选辑》、《满文老档》若干册、《台湾史料丛刊》百余种（其中绝大部分是清代的）、《清实录》、《清朝经世文编》，并且还影印或排印了不少文集、奏议和几百种方志。

关于组织人力编纂《清史》的建议（草稿）[1]

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我们建议采取有力措施，组织人力，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完成一部内容丰富、具有较高科学水平的《清史》。

清代历史，从1644年满族入关建立全国统治开始，到1911年辛亥革命清王朝被推翻为止，共268年。这是中国社会性质和国内外阶级斗争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中国从封建社会逐步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接我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历史时期承先启后，继往开来，距我们时代很近，和现实斗争的关系极为密切。

“文化大革命”以前，毛泽东同志在和范文澜同志的谈话中曾指出研究清史的重要意义。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清史研究工作也十分重视和关心，周恩来同志、董必武同志曾再三指示，要组织力量编写《清史》。1965年，在周恩来同志的指导下，当时的中宣部曾组织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和几个高等院校历史系，成立了清史编纂委员会。不久，由于林彪和“四人帮”的干扰，这一工作被迫停止。1974年，周恩来同志指示明清档案部开设满文班，选调了一批知识青年学习满文，以便整理和研究清代的满文历史资料。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同志又批转了群众要求编写《清史》的来信。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新时期赋予全国史学工作者一项迫切的任务，就是把毛泽东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关心而被林彪、“四人帮”破坏了的《清史》编纂工作迅速抓起来，大力促进历史科学的发展和繁荣，以迎接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新高潮。

目前，世界许多国家的学术界对我国清代历史的研究非常重视。日本一向有研究我国清史的传统，各大学都开设了专门的清史讲座和研究中心，编译了我国的满文历史资料，他们在研究清代边疆历史、少数民族历史以及经济史方面很花工夫。十多年来，美国研究我国清史的学者也越来越多，加利福尼亚大学设立了清史研究中心，邀请了许多国家的历史学家参加，现已出版了专门刊物《清史问题》24期。苏联也大力加强了我国清史的研究，编出了大部头的著作和资料集。此外，英、法、德等国家都有清史研究的专家。仅以论文、著作数量和研究队伍相比较，我国的清史研究工作者人数既少，且目前分散在全国各地，处于无组织状态，论文和著作的数量也少。我们应该采取措施，加强清史的研究，迅速改变这种状况。编纂大部头《清史》，是促进这一薄弱学科繁荣和发展的有效措施之一。

为完成这一大规模的编纂任务，兹将有关问题请示如下：

（1）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由国家领导人和知名史学家担任委员，以便组织领导全国的研究力量。在清史编纂委员会之下，设立研究机构和相应的办事机构，组织和协调全书的编写工作，承担部分研究任务，编辑刊物，筹划清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在清史编纂委员会正式成立之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筹备工作。

（2）除充分发挥全国各地现有的研究人员（约100人）的骨干作用外，还应加速培养一批新生力量，建议在各地有条件的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中招收一定数量研究生，或开设清史专业，争取在1985年前形成一支500人左右的队伍，从事鸦片战争前清代历史的研究。

（3）迅速草拟《清史》编纂规划，经讨论修改后，列入全国哲学和社会科学发展规划。

（4）《清史》的编写，应利用清代丰富的历史档案，建议对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的领导体制和管理方法进行研究，做必要的调整和改选。

（5）编纂《清史》所需经费由筹办机构做出预算，报请财政部审批。

以上意见，是否妥当，请批示。

注释

[1]原载《戴逸自选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编纂《清史》的任务、要求和工作条例[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第二十六章《哲学社会科学》所列史学研究课题中提出了清史项目。经研究协商，初步确定清史项目的任务、要求和工作条例如下：

一、任务

清史的内容自满族兴起、建立清朝起，至辛亥革命、清朝灭亡止，约有300年的历史。拟在“六五”和“七五”计划期间（至1990年）编写两种多卷本学术著作。第一种《清史》10卷本，第二种《清史人物传》20卷本。

《清史》（10卷本）以鸦片战争为界，分成上下两编，上编5卷，下编4卷，附录1卷，约350万字，每卷字数可视具体情况而定，但应注意各卷的均衡。

《清史人物传》（20卷本）亦分上下两编，上编12卷，下编8卷，每卷字数约30万字，全部入传人物估计1500人左右。

以上两种著作在1990年基本完成。“六五”计划期间（1985年前）至少完成6卷（《清史》1~2卷，《清史人物传》4~5卷），力争超过6卷。其他各卷在1986年以后陆续完成，具体完成的时间，待各分卷的主编确定以后再作协商，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鼓励提前完成。

所谓任务的完成，系指全书脱稿，交付出版社，不是出书的时间。

二、学术带头人和协作单位

学术带头人：暂缺。

协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近代史所，第一历史档案馆，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大学以及其他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

协作方式：在编委会的统一领导下，取得各单位的同意和支持，商请个人承担任务，或承担分卷的主编，或撰写某些稿件，或参加编纂处工作，或参加审稿和定稿，协作方式视具体情况而定。

三、机构

设立清史编委会，负责领导和组织《清史》（10卷本）和《清史人物传》（20卷本）的编写工作。编委会是实际工作的机构，编委会成员均须参加编写、审稿和组织工作，在本书编写期间不再负担其他重大的科研和教学任务，应把主要精力放在完成此项国家重点项目上。编委会成员要统筹全书，要实际负责并经常讨论协商全书的编写工作和稿件质量。其成员应在各分卷主编、人物传编辑工作组以及在京各协作单位中遴选，并可聘请若干一贯关心清史的领导同志和有学术造诣的老年专家参加。为便于工作，编委会可指定7~9人为执行编委，负责日常工作。

编委会在政治上、学术上对两部著作负责。编委会确定全书的结构、体例、各分卷的范围，规定全书的质量要求，协调各卷的内容，督促检查各卷的进度，验收和审定全书，组织出版等。编委会认为某些稿件未达到质量要求时，可商请分卷主编修改或重写，亦可直接请人修改、调整乃至重写某些稿件。

编委会对于不能按进度和要求完成编写任务的分卷，可以进行督促批评，在提出充分的理由后，可以解除未完成任务的分卷主编或其他作者的编写工作。

编委会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制。《清史人物传》（20卷本）上下编委托两个编辑工作组分别负责，《清史》（10卷本）上下编亦应有编委各一人分别负责，督促其进度并组织审稿验收，以专责成。

设立编纂处为编委会的办事机构，负责全书的事务性工作。编纂处由一名编委负责。

四、《清史》（10卷本）的编写要求和工作条例

（一）编写要求

《清史》（10卷本）应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和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和丰富的史料，力求比较详细、比较全面地反映有清一代的历史，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既要叙述重大史事、战争、人物、思想文化，又要叙述典章制度、政策措施、生产状况、人民生活；既要反映经济基础、阶级斗争，又要反映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尽可能地包括社会历史生活的各个方面，力求提高质量，精益求精，在政治上和学术上达到较高的水平。

本书应该在新、深、通、全四个方面下功夫。

新，即创新，要在观点上和史料上有所突破，有所前进。既要吸取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又不能因袭旧文，囿于成说。在某些重要问题和薄弱环节上，力求深入第一手史料中去，刻苦钻研，独立思考，解放思想，勇于探索新说，成一家之言。

深，即深刻。要求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用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深入的分析，有史有论。既要占有丰富的史料，较详细地叙述史事，又应寓理于史，史论结合，避免史料堆砌、烦琐叙述和一般化的议论。

通，即贯通。本书是通史性著作，不同于各个专史的简单汇合，前后左右，力求贯通。各卷虽分别编写，分别负责，但全书的基本观点和体例应该一致。线索清晰，前后相承，不应有矛盾、抵牾、重复和重要的遗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对外关系等各方面的内容，有内在的有机联系。应有全局观点，左右贯通，相互照应。章节标题的设置，引文的格式，时间、地点的标法，全书均需一致。风格和行文亦力求接近。

全，即全面。本书系断代通史，故应力求全面，避免畸轻畸重，以偏概全。迄今研究不多或没有研究的空白点应努力补上。一些一时难以得出结论的问题，也不能回避，应该有所交代。

本书力求条理清楚，文字凝练通畅，生动具体，引人入胜，避免枯燥、呆板、拖沓、晦涩之病。

（二）分卷的体例和内容

另有《分卷内容概要》，简述如下：

上编

第一卷　满族兴起和清朝的建立（关外时期）

第二卷　确立对全国的统治（顺治至康熙前期）

第三卷　繁荣鼎盛（上）（康雍乾时期。本卷包括经济、政治制度、阶级斗争等）

第四卷　繁荣鼎盛（下）（康雍乾时期。本卷包括对外关系、民族问题、文化思想、科技、文艺等）

第五卷　中衰（乾隆后期至嘉道）

下编

第一卷　外国入侵和太平天国运动

第二卷　半殖民地统治秩序的建立和洋务运动

第三卷　瓜分危机和爱国运动

第四卷　辛亥革命、清朝覆亡

附录一卷　清史大事年表、人名地名索引等

（三）工作条例

本书是有许多单位和许多人参加的协作项目，为了协同努力，组织好力量，保证全书的质量和进度，必须严格实行责任制，分级分卷，专人负责，做到分工清楚、职责明确、制度严密。参与编写工作的同志必须按期保质，完成承担的任务。

《清史》（10卷本）采取分卷主编负责制，由编委会商请一或二人承担分卷的主编。各分卷主编对本卷的内容和进度全面负责，尽快拟定本卷的编写提纲，选定作者（作者人数不宜太多，作者名单报编委会备案），组织编写工作，督促检查编写的进度、质量，负责插图，统一修改全卷。

各分卷主编志愿协商，承担任务，但须得到本单位领导的同意和支持，并能组织和团结若干作者，胜任全卷的编写任务。

各分卷主编必须把最主要的精力和时间放在本书的编写上。必须事前商得本单位同意，在完成本卷的任务之前，不承担其他重大的研究任务，不承担繁重的教学工作。分卷主编必须亲自执笔编写若干章节。

各分卷主编接受编委会委托，须签订协议书，并对完成本卷的条件和问题进行估计，每年须汇报工作并交出阶段性成果。

五、《清史人物传》（20卷本）的编写要求和工作条例

（一）编写要求

《清史人物传》（20卷本）应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占有充分的材料，对人物进行深入的研究，正确地写出其一生的主要活动、言论和思想。实事求是，不溢美，不隐恶，不夸张附会。所写人物，主要是写其生平的经历言行，议论不要过多，观点寓于史实之中，不要写成评传；又要有重点、有条理、生动具体，也不要写成年谱或作品系年。传记中的事实，力求翔实可信，要查对原始材料。叙事应详略得宜，讲究文采，能反映其人的事业、思想、行为、性格、作风，避免千篇一律，千人一面。

入传人物以其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分成四类：甲类7000字左右，乙类5000字左右，丙类3000字左右，丁类1000字左右。少数特长条可以写到万字以上。有些人物虽然很重要，但史料缺乏，对他的事迹所知不多，字数只能减少。对于少数民族、妇女、科技人物、民间艺人等薄弱的方面，可适当放宽入传人物的标准和字数。

几个人物关系密切，事迹表现于同一重大事件中者，可写合传。

传记按记叙文体用白话文书写，力求凝练、准确、生动。

（二）工作条例

《清史人物传》（20卷本）的编写同样贯彻责任制。在清史编委会的领导下，分设上下编两个编辑工作组，编辑工作组拟定入传人物的名单、分卷内容，组织和督促编写工作的进行，并审定全书。每个编辑工作组设组长一人。

《清史人物传》（20卷本）的编写采取两种形式：

一种形式是分卷主编负责制，在编辑工作组拟定分卷人物的名单以后，由分卷主编承包，商请作者进行编写。分卷主编须签订协议书，对本卷的质量、进度、组织工作和统一修改全部负责，按期保质完成任务。

另一种形式是由编辑工作组直接组稿和编辑。

编辑工作组对全书有审定、修改、抽换部分稿件以保证质量之责。

每篇人物传由作者署名负责，每一分卷由分卷主编署名负责。

六、经费

各分卷所需经费，由分卷主编所在单位，按承担国家项目论，向上级申请拨给经费，不足时由编纂处酌情补给。

编纂处经费请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拨给。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编委会和编纂处对经费开支有较大的自主权。在经费初步落实之后，应制定出经费开支条例，报请上级机关批准执行。

注释

[1]原载《戴逸自选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一代盛事　旷世巨典[1]——关于大型《清史》的编纂

中国有“易代修史”的传统。一个朝代灭亡以后，后继的新朝代为了总结历史，借鉴往事，吸取经验教训，都要给上一个朝代编纂历史。宋修《唐史》，元修《宋史》，明修《元史》，清修《明史》，这一修史的优良传统绵延不断，经久未绝，两千多年来积累了丰富浩瀚的“二十六史”和其他汗牛充栋的历史著作，构成我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一

现在，清朝被推翻已经整整90年了，但至今还没有一部较为理想的大型《清史》。1914年，北洋政府曾开设清史馆，历时14年，至1927年完成536卷《清史稿》。由于参加编纂的人大多是清朝的遗老遗少，忠于清廷，故而在不少重大问题上记载失实，评论不公，如把徐锡麟、秋瑾、熊成基等革命烈士斥为乱匪，而把端方、志锐、陆钟琦等因抗拒革命而被击毙的清朝官员说成是“或慷慨捐躯，或从容就义，示天下以大节”。还有在记载1912年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只书其事，而不书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之名。这种立场、观点当然不能为世人所接受。故国民党统治时代，《清史稿》被列为禁书。平心而论，《清史稿》是以前清国史馆的资料、稿本为基础，提纲挈领，删繁就简，囊括近300年史事，历时颇久，用功甚勤，有相当的学术价值，未可一笔抹杀，但存在严重的政治缺陷。且编纂时，清宫所藏历史档案尚未为世人共知，故没有利用丰富的档案史料，这就大大影响了此书的质量。国民党去台湾以后，亦有编纂《清史》之议。但它偏居一隅，无心做此巨大的文化工程，又缺乏修史的专门人才，故仅把《清史稿》稍做修订。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领导人曾提出编纂《清史》的建议与设想。董必武同志向中共中央建议编写两部书，一部是《清史》，一部是《中国共产党史》，此建议得到许多领导人的赞同。但当时百废待兴，还顾不上修史工作，故而搁置下来。50年代末，周恩来总理委托吴晗同志考虑编纂《清史》的规划。吴晗有一个较宏大的设想，拟设立清史馆，先从培养清史研究人才和大规模征集、整理清史史料开始，他向戴逸谈过设想并征求意见。田家英同志对修史最为热心，有意亲自撰写《清史》，收集了大量清人的墨迹和史料作为修史的准备。60年代初，毛泽东主席在和范文澜同志的一次谈话中说，自己退居第二线，管的事情少了，空闲时间多了，想读一点清史方面的书。可见，清史和编纂《清史》的工作受到了中央领导人极大的关注。1965年秋，周恩来总理责成中央宣传部筹备此项工作，中央宣传部为此召开部长会议，决定设立清史编纂委员会，作为编纂《清史》的领导机构，委员由七人组成：郭影秋（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关山复（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尹达、刘大年、刘导生、佟冬、戴逸，并在中国人民大学内成立了清史研究所，作为编纂大型《清史》的执行机构。但这次会议后不久，“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酝酿多年的编纂大型《清史》的工作化为泡影，而且成为中央宣传部和郭影秋干扰和对抗“文化大革命”的一项罪行。“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人民大学被勒令解散，教师被分散到其他学校。郭影秋为了保存已在中国人民大学集合的一些清史研究力量，于1973年建议成立清史研究小组，暂时附设在北京师范大学内。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清史研究所复归人大。“文革”后，有人写信给邓小平同志，建议国家纂修《清史》，邓小平同志将这封信批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此时，国家正在制定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六五”规划，清史是历史规划中最重要的项目。本拟先写一部清代人物传和一部清代通史，作为整个大型《清史》的主要架构，此项工作一直延续到“七五”规划。由于当初的社科规划基金较少，资助的力度不够以及其他原因，大型《清史》的编纂工程未能继续实施下去。现在，已进入21世纪，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国家的面貌焕然一新，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综合国力增强，加之研究队伍壮大，学术积累丰厚，编纂大型《清史》已是最佳时机。此项工作启动过早或过迟，均有不利。启动过早，历史当事人很多健在，涉及个人利害关系与意见分歧，且史料未及整理，研究未及展开，猝尔命笔，质量难以保证。启动过迟，时过境迁，历史记忆淡褪，历史细节模糊，亦不易写成真实可信的历史。“二十六史”中的很多部写成在旧朝代灭亡以后数十年至100年左右。现在清朝灭亡已90年，编纂大型《清史》，此其时矣。希望政府、社会、学术界共同关注此事，使此巨大的文化工程得以及时启动和顺利展开。

二

编纂《清史》不但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而且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清朝统治中国达268年之久，其前期在发展经济文化、巩固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等方面有重大功绩，其政策措施多可借鉴。中叶以后，内外矛盾尖锐，实行闭关锁国，拒绝进行改革，政治日益腐败，其失误和教训，实足发人深省。“殷鉴不远，在夏后氏之世。”且清朝灭亡至今不足100年，离我们时间最近，对现实生活影响最大，和当前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文化等各个方面息息相关。要了解和掌握中国的国情，根据中国的国情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非对清代历史进行深入研究不可，因此很有必要编纂一部网罗各方面史事，详尽完备、篇幅较大的《清史》。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又说：“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修纂《清史》的重大意义，也正在于此。

我们今天要写一部怎样的《清史》？其体例、体裁、部件、篇幅需要全国的专家学者共同讨论，各抒己见，集思广益，拟定一个比较完善而可行的方案。《清史》的编纂既然是继承和发扬我国修史的传统，就应该和已有的“二十六史”相衔接，吸收已有史书的优点。但清代后期已从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跨进，历史内容和单纯的封建社会很不相同，修史的体例、体裁、方法应该超越前史，有所创新。为了讨论方便，《清史》可否考虑设置以下部件：

（1）编年。编年以记史事，按时间为序，取代“二十六史”中为帝王作传的本纪。（2）传记。网罗近300年之历史人物，分别作传。这是大型《清史》的主体部分，篇幅最多，相当于旧史中的列传。（3）通史。按今日章节式之体裁，写成有清一代之通史。篇幅不必过大而观点须鲜明，叙事须准确，文字须通畅，为旧史所无之新增部分。（4）专史。分门别类，叙述清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思想、文化、科技、文学、艺术等各方面之发展，取代旧史中的志。（5）表。各种史表，如世系表、职官表等。（6）图。地图与其他图籍。（7）纪。清代近300年中，包括南明和太平天国，二者各有其政权，各有其历史，各有其典章制度，可否另设南明纪、太平天国纪，分别叙述。又清代关外部分，可否设立清史前纪。（8）清史著述书目。

当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内设立清史研究所，即为了编纂大型《清史》。35年来，这一巨大的文化工程虽然迟迟未能正式启动，但清史研究所一直坚持这一工作方向和目标，黾勉以赴，矢志不渝，为大型《清史》的编纂做准备。大型清史，工程浩大，部件众多，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把各个部件分解开来，采取“蚂蚁啃骨头”的办法，逐个部件，分期分批，撰写完成。这个办法，持之以恒，已见成效。20年来，清史研究所与其他单位合作，已完成了许多研究成果，包括《清史编年》12卷、《清代人物传稿》37卷以及大量资料的整理编纂，这些成果可以作为今后修史的准备和基础。

三

“盛世修史”在文化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我们现在说到历代的文化工程，唐代就会提到《五经正义》和修纂六史，这些都完成于唐初的贞观盛世；宋代就会提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唐会要》以及《新唐书》、《新五代史》、《资治通鉴》，这些都成于北宋前期政治较安定的宋太祖至宋神宗年间；明代就会提到《元史》和《永乐大典》，二书成于明太祖、明成祖国力最强大之日；清代就会提到《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和《明史》，这些都是在康熙、雍正、乾隆的盛世所编纂的。我们这一代人幸值国家开始腾飞之时，将以什么样的文化工程传留给后世？当然，编纂《清史》《中华民国史》《中国共产党史》，应是21世纪历史学界光荣的使命和义不容辞的责任。

编纂《清史》是一项艰巨的文化工程，要有政府和社会的支持与参与。既要有一定的经费、编制，又要组织和协调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努力，如军事史要依靠军事史家，经济史要依靠经济史家，科技史要依靠科技史家，要有学术界、文博界、档案界、科技界、出版界的协同配合，还要邀请台湾与海外学人参加讨论与编纂。任何个人或单位皆难以承担这一繁复的组织领导工作。历代修史都是政府主持，以政府首脑领衔，如唐初六史的修撰，以宰相魏徵、房玄龄、褚遂良等领衔，有学者姚思廉、李延寿、颜师古、李淳风等参与；清修《明史》，由大学士张廷玉领衔，有史学家万斯同、王鸿绪等参与。这样的修史班子具有政治上和学术上的权威性，便于创造修史的条件，动员和协调各方面力量，研究和解决编纂中的疑难和问题。可以相信，如果组织有力，条件具备，规划妥善，不难于20年内完成编纂大型《清史》此一代之盛事、旷世之巨典。

注释

[1]原载《人民日报》，2001年4月14日。

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

各位先生，各位专家学者：

刚才周部长（文化部周和平副部长）传达了中央关于编纂《清史》的指示和精神，宣布了编纂委员会的名单。中央的决定非常英明、正确。我一定和全体编纂委员会的同志团结一致，贯彻执行。这里我和同志们谈一谈编纂《清史》的由来和工作的展望。

编纂《清史》有一个比较漫长的历史过程，我简单地把这个历史回忆一下。“易代修史”是中国的优秀传统。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前一个朝代灭亡以后，后一个朝代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作为治理国家的借鉴，都把修纂前一朝代的历史作为政治上的一件大事来完成。这样的优良传统在历史上绵延不断，因此积累了丰富浩瀚的“二十六史”。有了这样的传统，我们的历史典籍特别多，构成了我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所以江泽民总书记曾经说过，中华民族历来重视治史，世界几大古代文明，只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地延续下来，这同我们这个民族始终注重治史有着直接的关系，这说明古代的修史传统积累了中华的文明。清王朝已经被推翻90年了，但至今还没有一部比较理想的、系统的、全面的、大型的史书。新中国成立之初，也就是20世纪的50年代，董必武首先向中央提出建议，写一部正式的《清史》，这个建议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重视。50年代末周总理委托吴晗同志考虑一个《清史》编纂的方案，当时吴晗同志征求了史学界很多同志的意见，跟我和任继愈等同志都亲自谈过。但由于当时是三年困难时期，这项工作就停顿下来。之后，毛主席有一次跟范文澜同志说，自己退下来以后，管的事情少了，想读一点清史方面的书。田家英同志当时担任毛主席的秘书，曾经想编纂一部《清史》，而且得到了毛主席的首肯。他收集了很多清代的书法作品，有两千种，准备作为纂修《清史》的资料。1965年秋，周总理委托周扬同志召开中央宣传部部长会议，决定成立“七人清史编纂委员会”。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郭影秋同志担任主任，而且指定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清史研究所，这就是今天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由来。但是两个月后，“文化大革命”揭开序幕，编纂工作化作泡影，没能实现。不仅实现不了，这件事情还成为当时批判中央宣传部和郭影秋同志的罪状，说他们要干扰、破坏“文化大革命”。后来，郭影秋同志为了保存在中国人民大学已经集合的一批清史研究力量（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已被解散，该校的同志分散到各个单位），就在北京师范大学成立清史研究小组。直到“四人帮”垮台后，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清史研究小组复归中国人民大学，正名为“清史研究所”。“文革”后，有人写信给邓小平同志，建议编纂《清史》。邓小平同志把这封信转给中国社会科学院。80年代初，在制定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六五”规划的时候，曾经考虑过《清史》编纂问题，并决定要上马，但由于当时经费紧张和其他一些原因，又没有进行下去。我讲这段往事，是说国家编纂这样重大的文化工程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坎坷的酝酿过程。

今天我们迎来了盛世，有了修史的机会，编纂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受国家的委托，编纂有清一代268年的历史，这是很难得的机遇，也是史学工作者值得骄傲和引以为荣的事情。这件事情落在我们肩上，可以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知识贡献给国家和人民，这是件人生的幸事。国家修史在历史上是百年不遇的，中国600余年来修过3次。第一次是洪武元年（1368年），明军刚刚攻下大都（北京），就立即下令修《元史》；第二次是顺治初年，清兵刚刚进入北京，不久就下诏为明朝修史，但实际上在康熙年间才启动，花八九十年修出《明史》；第三次是1914年，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下令成立清史馆，花14年修了《清史稿》；我们这是600余年来第四次，是难得的盛举。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国家给予的这次修史的机会，齐心协力把这部《清史》修好。

为什么编纂这样一部大型的《清史》？它的意义何在？清朝统治长达近3个世纪，时间跨度很长，而它灭亡距今仅仅90年，越是离我们时间近，对我们影响越大，清朝的许多事件和人物我们都耳熟能详。而且清朝处在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重要时期，今天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都跟清朝息息相关。因此要了解和掌握中国的国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对清朝的历史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很有必要编纂一部网罗各个方面的史事、详尽完备、分析正确而深入、篇幅较大的清代历史。在酝酿过程中，有的同志提出疑问，我们已经有了一部《清史稿》，多达536卷，有没有必要再修一部《清史》？我们认为还是很有必要的。应该说《清史稿》是一部有一定的价值但并不理想的史书。因为当年袁世凯聘请的参加修史的人，大多数是清朝的遗老，思想上忠于清朝，站在清朝的立场上修史，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都被歪曲了。比如写辛亥革命的武昌起义，它用“革命党谋乱于武昌”这样的写法；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它记为“举临时大总统，立政府于南京，定号曰中华民国”，不屑于提孙中山的名字，《清史稿》中孙中山的名字仅在通缉他的时候出现过一次；写秋瑾、徐锡麟牺牲称为“伏诛”，完全是清朝的立场；清朝官僚因为对抗革命被打死的，被称为慷慨捐躯、从容就义，对之大加歌颂。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因此当年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呈请国民党封禁此书，说这部书“诽谤民国，乖谬百出，开千百年未有之奇”。《清史稿》本身在观点、内容、史实上确实有很多缺点，所以被称为《清史稿》，其中基本常识有不少错误。台湾搞了一本《〈清史稿〉校注》，查出问题8万条，其错误率是很大的，所以它无论从观点上还是从史实上都不是一部理想的史书。我不是全盘否定它的价值，因为《清史稿》利用了国史馆长年累月积累的资料，有一定的价值，它的文字也简练概括，但是观点、内容和史实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需要有观点正确、内容确切的大型《清史》来替代它。现在离清朝灭亡已有90年，正是修史的好时机。20世纪所有的政府，包括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非常关心修《清史》。北洋政府成立清史馆，国民党政府封禁《清史稿》后拨了50万元重新修《清史》，因抗日战争而未能进行。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致力于国家经济建设，政治运动也很多，顾不上修史。《清史》几上几下，最终没有上马。现在国家已经安定，进入小康社会，有了稳定的环境，有了比较充裕的财政条件，有了人力、物力、财力可以投入这样巨大的文化工程。所谓“盛世修史”，《清史》的修纂反映了我们中国正在迎接一个盛世的到来。另外，20世纪清史领域学术上的准备也不够。《清史稿》纂修的时候，没有利用清代大量的档案，仅仅利用了国史馆的材料，因为清宫大量档案的发现比较晚。现在大量档案的发现，为《清史》编纂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前一辈学者如孟森、郑天挺、罗尔纲、郭廷以等在清史领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胡绳等同志用唯物史观阐明了中国晚清史的规律，晚清史的研究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探索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很多研究者在追溯中国现代化早期历史上取得很多成绩。新资料的发现更是层出不穷，第一历史档案馆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整理出版了100多种档案，达4亿字。清史研究队伍也在迅速壮大，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各个学科的发展非常快。所以，在人才方面、研究成果方面、资料方面，现在启动《清史》编纂正当其时，是良好的时机。

下面我谈一下工作的展望。现在工作还没开始，所以详细地、具体地谈今后的工作还不可能，只是粗略的展望。目前重要的工作，一是建立和健全机构，建立编纂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和其他一些职能部门；二是组织队伍、调集人员，调集人员是比较困难的，还要拜托诸位推荐优秀人才；三是开展调查研究；四是组织体例规划的讨论；五是制定规章制度。总之，千头万绪，工作很多也很乱。现在我们一部分《清史》编纂人员和文化部的同志正努力做准备启动的工作。我们的目标是写出一部观点正确、实事求是、记事翔实、条理清楚、内容丰富、史料确凿的高质量的《清史》，能够反映我们的学术水平，成为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篇幅暂时考虑为3000万字上下，时间为10年左右。写出高质量的《清史》有相当大的难度，我们一定要严肃对待，团结协力，认真写作，全力以赴，经过艰苦的努力达到这个目标。3000万字的《清史》是我们编纂工作的主体工程。全面系统地讲清朝的历史，一定要按照中央的精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重大的理论问题上要讲政治，讲原则，实事求是，坚持学术创新和发扬优秀史学传统的统一，坚持尊重客观历史真实和反映时代精神的统一，坚持文化学术积累和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统一。它的内容、体例、文字要经过专家多次的论证，在充分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付诸实施。

中国传统史书一般都有纪、传、表、志几个部分。我们要参考和借鉴传统的体例，但我们修的《清史》不能照搬旧的体例，要创造新体例，如何把创新和继承结合起来，希望各位委员各抒己见，研究讨论。比如说写一部通史是否合适？它的篇幅可以小一点，能够全面系统地讲清朝近300年的历史，要求要高，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通史作为全书的纲要和核心部分，占全书的1/10。这部分不仅专家可以读，一般群众也可以读，因为3000万字的大书群众是读不了的，如果两三百万字群众就可以读。

另外在修《清史》时可否列入图录？这是以前的史书所没有的。郑樵在《通志》里说过，历史书应该有图。传统史书没有图，可能是由于印刷条件落后，也可能是由于古代没有适宜的、好的图录可以放入历史书中。现在情况不同了，因为印刷技术发达，图像印刷非常准确、精美，包括风俗民情的图、战争地图、疆域地图等，像康熙朝的《皇舆全览图》等都是世界著名的地图。能够把大量的图放入历史书中，可以更生动形象地表现历史。

传统史书里的纪、传、表、志，不能全部搬用，也不能全部抛弃，应该考虑如何加以重点改造。例如，本纪实际上是这一朝代的大事记，我们可以把本纪和皇帝的传记分开，保持记录大事的部分。人物传我想还是要的，因为历史是人的活动，是由人创造的，但写多少人，如何排列（按时间还是按类别），需要考虑。志是否要保留，要占多少分量，写什么样的志？譬如《清史稿》里的天文志可以讨论要不要。天象的变化比较小，原来把它写在历史书里是强调“天人感应”，我们要不要这个志？地理志在《清史稿》中篇幅很大，我们能否用地图等来代替它？有的志要加重分量，到近代出现了许多工厂、矿山、铁路、轮船，《清史稿》将它们放在交通志里，并不合适。《清史稿》中有9个表，职官表很大，如何改造？文体问题怎么办，用白话还是用文言？用文言，后来人可能看不懂，也达不到《清史稿》的水平；用白话则字数要多，篇幅会很大。欧阳修讲，写历史的主要原则为“文省事增”，用白话文，文字就会很多，总之，有一利就有一弊。3000万字的《清史》是我们10年的主要目标，特别是其核心的通史部分，要遴选高手来写。

除了主体部门，我们是否还要扩大眼界，拓宽领域，大规模地搞清代文献档案的整理工作？为了保证《清史》的质量，必须进行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因为离开资料我们谈不上历史研究。清朝灭亡一个世纪以来，清史文献档案资料陆续发现，但由于数量太多，许多文献档案还没有整理。现在我们要进行全部的整理和抢救也不可能，要有选择、有区别地进行。第一，要整理那些和清史研究关系比较紧密、可以比较快地提高清史学术质量的资料。第二，要选择孤本、稿本等很快就要消失的资料来抢救。第三，要斟酌文献档案的整理工作量有多大，投入的人力财力有多少，要分别轻重缓急，量力而行。这是提高《清史》质量的关键，也是对清代文献资料的抢救和保护，是很有意义的工程。历代修史都要事先征集资料和书籍，但没有都保存下来，绝大部分遗失了，现在我们看到的仅仅是一小部分。如果我们能够看到当时写史的根据，那么现在的历史研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现在我们的经济条件、技术条件、社会条件都允许我们把这些资料完整地保存下来，留给后人。我觉得有以下几个系列的文献档案要充分地注意：

（1）清代国家档案系列。这是非常宝贵和丰富的历史遗产，50年来第一历史档案馆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还有许多重要的档案没有整理。10年内我们能不能把较大的精力和财力投入档案的整理？比如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的宫中档还没有整理，这是非常重要的资料，是皇帝放在宫中看的；档案馆现在保存的粮价雨水折、单、片，是清朝规定全国每个县每个月报一次粮食的价格和雨水的情况，这样大范围、大面积的气象和价格记录是全世界仅有的，是经济史和气象资料里非常珍贵的东西，而且数量很大。清朝保存的清末外务部的档案也是非常完整的，这一段外交史料完整地反映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

（2）个人档案系列。像上海图书馆保存的盛宣怀的档案，当年顾廷龙先生把它收在上海图书馆，现在开始有几个人在整理。盛宣怀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人物，上海轮船招商局是他办的，中国最大最早的纱厂——华盛纱厂是他办的，中国电报是他办的，汉冶萍公司是他办的，卢汉铁路是他修的，中国第一家银行——通商银行是他创办的，另外交通大学也是他创办的。把他的档案整理出来，对于写清代近代化历史非常重要。

（3）清人诗文集系列。这部分有4万种，几部目录已经出来，而且做得非常好，有书名、卷数、作者、版本、源流、藏地、纪要等，都很详细。我们是否能够取其精华，发表一些？取其百分之一，就是400种、上亿字。

（4）清人年谱、日记、笔记、书信系列。清人的年谱约有800种，大多数没有发表。日记也很多，像曾国藩日记、李慈铭日记、翁同龢日记，都非常有名。笔记发表较多，但很零碎。书信很多都是原件，从来没有发表过，上海图书馆有11万封。前天看到报纸上讲，明人的书信刚刚出版了，有4万件，清人的书信也应该出版，听说苏州博物馆和国家图书馆也有很多。像这样的书信可以影印，它不仅有历史价值，还有艺术价值，因为清人很多都是书法家。

（5）少数民族文字档案系列。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不光有用汉字写成的史料，还有用满文、蒙古文、维吾尔文、藏文等写成的非常重要的史料。

（6）徽州契约文书系列。现在有30万件，其中20万件已经发表，还有10万件没有整理。

（7）学者著作系列。清代的学派很多，有考据学派、西北史地学派、古文学派、今文学派等，能否把他们的著作搞一些丛书？比如西北史地学派著作丛书，把他们的著作都集合在一起。

（8）翻译系列。清朝和前面的朝代不同，它和世界历史的关系非常密切。比如清朝时来华的传教士写了很多关于中国的情况，当时有个规定，每个传教士定期要向罗马教廷报告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已经出版了一套传教士的书信集，十几个国家都有译文，唯独中国没有，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是简本。晚清的这类东西很多，如外交官、商人、军官所写的作品，我们要有选择地翻译。其他还有家谱、报刊、图录等系列，每个系列都包含了大量的历史信息。

要把全部的文献档案都包下来是不可能的，但我们要尽最大的力量来进行文献档案的整理。《清史》纂修是标志性的文化工程，既然国家托付我们这样一个重任，我们就投入最大的人力、财力来做，动员一切力量来进行抢救和整理清代历史文化遗产的工作。要整理档案文献，就要进行可行性的调查研究，要整理哪一部分，要投入多少力量，要用多少钱和时间，由哪些人来整理，写出规划方案，争取在10年内多做一些项目。整理档案文献可以提高《清史》的质量，纂修《清史》又可以带动文献档案的整理，两者相辅相成，并行不悖。写历史的人和整理档案文献的人适当地分开，齐头并进，不至于耽误写作的时间。《清史》工程实际上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3000万字的主体工程，另一部分是规模很大的档案文献整理工程。10年后《清史》主体工程出台，各项文献档案工程也陆续出台，形成规模性的文化工程。打个比方，我们要打造一艘航空母舰，不仅仅需要航空母舰，还要有许多驱逐舰、巡洋舰、潜水艇，要形成一个战斗群，形成规模性的文化工程。这样做，一是为了能够有坚实的资料依据修好《清史》；二是我们放宽眼界，抢救保护珍贵的档案文献。这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这样规模的工程，人员可能动用二三百人，用款可能达到几个亿。几个亿在文化方面显得很大，但在整个经济建设上是个小数，用来对清代的整个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是很值得的。江泽民主席讲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四个同等重要，但是我们现在缺乏标志性的文化工程。《清史》编纂如果按照这样的规模进行，可以称得上名副其实的国家行为、国家工程，是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它的实现依靠全体编纂委员和整个学术界的共同努力。我相信全体编纂委员愿意承担这样艰巨、宏大的任务，会积极地投入这项巨大的文化工程。这项工程时间长、难度大、工作复杂，但我相信有党中央、国务院强有力的支持，有文化部领导的协助，我们和广大历史学界团结一致、积极努力、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一定能够完成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托付给我们的编纂《清史》的任务。

注释

[1]2002年12月12日。

构建新世纪标志性文化工程[1]——清史编纂工程启动感言

我国有重视历史著述的传统，历代撰写的史籍汗牛充栋，并且非常重视“以史为鉴，资政育人”。每当一个朝代衰亡了，继起的政府为了总结前代的历史经验，都要为前朝修史。江泽民同志说，中华民族历来重视治史，世界几大古代文明，只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地延续下来，这同我们这个民族始终注重治史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我国的众多史籍中，有“正史”之名的纪传体史书共二十五部，系统详细而不间断地记录了自五帝以来数千年的中国史。这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载体，是人们了解、研究我们国家和民族形成发展的百科全书，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智慧宝库。

“二十五史”至《明史》而终，不包括清代历史。清朝自满族入关至宣统逊位，统治中国长达268年，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史料繁多，而且与现实接近，因而清史的地位和价值十分重要。当代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如经济建设、政治改革、文化发展、中外交往以及人口问题、宗教问题、边疆问题、生态问题、城市化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等等，都各有其历史渊源，都要追溯到清代才能够了解问题的根由。因此，编纂一部详尽的高水平的《清史》是全面了解祖国历史、科学分析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需要，也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

清亡后，继起的北洋政府于1914年开设清史馆，为清朝修史，但因战争频仍、经费拮据和政权更迭等原因，没有正式成书前即仓促杀青，故名为《清史稿》。该书虽然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修撰者大多是清朝遗老遗少，往往站在清朝的立场上说话，故在许多问题上记载失实，讹误甚多，且评论不公。如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贬抑殊甚，以致国民政府将它列为禁书。此后台湾当局亦欲再修《清史》，但限于人力、财力及缺乏史料，仅修补了《清史稿》之一部分，近年来又作《〈清史稿〉校注》，订正了《清史稿》中的许多谬误疏漏，而再修《清史》之工作始终未能启动。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清史》的纂修。新中国成立以后，董必武同志曾建议纂修《清史》，并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同。50年代末，周恩来总理曾委托吴晗同志考虑纂修《清史》的规划，后因三年困难时期暂行搁置。1965年秋，周总理委托中央宣传部周扬同志负责组成了以郭影秋为首的“七人清史编纂委员会”，并在中国人民大学建立清史研究所，作为编纂《清史》之机构，因不久发生“文化大革命”，修史计划又告夭折。“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邓小平同志转下一封建议纂修《清史》的信件，学术界又筹议纂修《清史》，并初步拟订了编纂规划。但当时刚刚改革开放，百废待举，万端待理，难以顾及修《清史》之事，故此议再度被搁置。由此可见，纂修《清史》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殷切期望，也是几代史学家努力不懈的奋斗目标。

时至新世纪，学术界再次呼吁编纂《清史》。中央领导经过详细地调研和缜密地考虑，衡量修史的时机和条件，决定启动编纂《清史》工程。应该说，动员组织学术界的力量撰写一部能反映新中国理论水平、学术水平的大型《清史》，使之成为新世纪学术发展、文化建设的标志性成果，这对发展我国学术事业，推动历史研究，提高我国人民的历史知识和人文素养，增强爱国主义精神，展示新世纪的文化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蓬勃发展，成果辉煌，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学术文化日趋繁荣，清史研究也取得巨大的进步。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清史学体系逐渐形成，日臻完善，大批清史资料已整理出版，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水平不断提高，优秀成果大量涌现。纂修《清史》的学术条件已基本成熟。因此，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在有关部门的支持协助下，在全国清史和其他学科专家的通力合作下，我们有信心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努力，完成一部多达3000万字的具有较高水平的大型《清史》，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奉献一部优秀的历史作品。

《清史》纂修是新世纪的一项标志性文化工程。我们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重大理论问题和历史是非问题上讲政治，讲原则，实事求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要坚持学术创新与发扬史学优良传统的统一，坚持尊重客观历史真实与反映时代精神的统一，坚持文化学术积累与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统一；要做到材料丰富，叙事精当，观点正确，文字流畅；要组织专家研究新编《清史》的内容、体例、文字和编纂规划，经过充分讨论，继承传统史书的长处，吸收现代史学研究的成果，并结合清朝历史的实际情况，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做到思想性、学术性与科学性的较完美统一。

清代的文献档案，浩如烟海，不计其数。要撰写一部高质量的《清史》，必须对原始资料做一番认真、切实、细密的研究和清理工作。查核记载，考证史事，改正讹误，做到“实事求是”，“言必有据”，力求成为“信史”。有清一代的各种文献档案数量庞大，分散各地，杂乱无章，从未经过有计划的全面整理，我们对其种类、数量、保存地点和保存情况，还心中无数。由于年深日久，纸质脆薄，不少珍贵的文献档案已破损碎裂，行将毁灭。我们应大力进行抢救，经过调查研究，搜集整理，或妥善保存，或公开出版，使之流传永久，泽及后世。这是保护清代历史文化遗产的大事，必须充分重视。文献档案的整理研究是提高《清史》质量的关键，而修撰《清史》又可带动清代文献档案的抢救、保护和开发。

纂修《清史》，工程浩大，时间长久，不是少数单位、少数人员短时间内所能完成的。我们必须组织学术界广大力量，调动大家的积极性，群策群力，共襄盛举。清朝历史时间跨度长，涵盖领域广，不仅有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和民族等内容，而且涉及科技史、艺术史、社会史、宗教史、民族风俗史等，包罗万象。除了发动清史学者修史，还应邀请其他领域的学者参与，争取撰写一部全面、真实、高水平的《清史》。

为了调动修史人才，为了利用浩瀚的档案文献和历史资料，为了取得充分的物质和资金保障，应有政府介入，得到政府的领导和支持。因为编纂《清史》是一项规模宏大、艰难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经历很长时间，投入很大的人力、财力，任何个人或单位都没有举办这项宏大文化事业的能力。中国历史上重大的有成效的文化工程大多是由政府出面组织的，历代所修正史以及唐代纂修的《五经正义》，宋代纂修的《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明代纂修的《永乐大典》，清代纂修的《四库全书》等，无不如此。这是顺利完成工作的需要，也是保证工程质量的需要。在此需要提及的是，现在政府支持《清史》的编纂与过去官修史书已完全不同。今天修史主要是专家学者的集体创作，政府在物质条件和财力上予以支持，并不是在学术上干预，因而不会发生封建时代“罢黜众说，定于一尊”的事。而且也只有尊重专家学者的研究自由和学术观点，在百家争鸣的基础上各抒己见，独立思考，权衡至当，择善而从，才能产生高水平的学术著作。

《清史》纂修工作即将启动。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全社会和学术界的支持下，在全体编纂人员的努力下，我们相信这项宏伟的文化工程一定能够顺利实施，圆满完成。

注释

[1]原载《光明日报》，2003年2月25日。

贯穿《清史》的一条主线[1]——新修《清史》通纪内容要旨

新修《清史》的总体设计，内设通纪，8卷本，拟写300万字，占《清史》全书约3000万字的1/10。通纪与典志、传记、史表、图录共五项，合为新修《清史》的主体内容。五项都是新《清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通纪之重要，可用“全书的总纲”“全书的核心”来概括。

纂修新《清史》，是当代中国一项世纪性的文化学术工程，是学术界百年宏图大业，需要所有学者、专家都来关心它，支持它，并积极参与到这项事业中来。因为这个缘故，我想就通纪的基本内容做一简介，实际是对这部分内容的结构设计，以期引起讨论，企盼提出更富有创见性的意见和建议，帮助通纪达到高水平、高质量。

一

新修《清史》设置五个部分，即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图录，一方面继承了传统史书的体裁，另一方面也吸收了20世纪以来新的体裁，它们各有长处。传统的纪、传、表、志体裁的优点，有比较大的包容量。中国传统史书，如“二十四史”，都是用传统体裁写的，直到20世纪，从梁启超、章太炎开始才有了章节体，之后的100年都用章节体，而传统体裁几乎被废弃不用了，只有罗尔纲修《太平天国史》用了传统体裁。我认为，这两种体裁都有各自的优点，也各有自身的缺陷。我们新修《清史》，主要采用了传统史书的传统体裁，发挥其包含量大的优点，从各个方面反映清代历史内容，体现历史发展演变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同时，我们又考虑到20世纪以来盛行的章节体的长处就在于它能表现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揭示历史的规律，可以对历史进行连续性的、立体式的、有重点的编写。所以，我们设计的五个部分，其中四个部分是用传统体裁，一个部分即通纪采用章节体。

何谓“通纪”？按我的设想，“通纪”也就是“通史”，或者不叫“通纪”叫“总序”，或者干脆就叫“通史”？名称应以准确、贴切为好，究竟哪个名称更好，可以讨论而后定。

不论用哪个名称，现在姑且称“通纪”，就是用8卷本、300万字的规模，把清代近300年的历史加以扼要地叙述，前后贯通，表现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和我们的历史观，阐明清代从崛起到发展与鼎盛时期，再到衰落以至灭亡的全过程。这里面，当然要多方面反映清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内容，包括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各个方面，包括意识形态、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这些方面的叙述都比较简略。这8卷是宏观的叙述，一方面不能过于简略，否则很多问题就说不清；另一方面又不能太细，内容过多，否则通纪部分承担不了。因此很多内容要由纪、传、表、志分别承担。

通纪分为8卷，是根据清史的内容和新修《清史》各部分的比例，经过反复考虑才定下来的。有一种意见，主张通纪不宜写多，写两卷就够了。我觉得这样写困难比较大。第一，要阐明清朝近300年发展大势，两卷本是不够的，100万字以内不行，3卷也不够，8卷已经是比较少的了。近300年的时间跨度很长，内容太多，前后变化太大，比较短的篇幅难以说清这个大势，很多问题说不清楚。第二，通纪部分涉及的内容，如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各个方面都需照顾到，不能太简略。再比如，通纪重点讲政治、军事、外交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也只有在这里可以说清楚，在后边就没有地方再讲了。就说军事，清朝打仗可不得了，17世纪打了一个世纪，18世纪是一个太平世纪，当然也有乾隆朝的“十全武功”，但是战争还是比较少的。到19世纪时，又打了一个世纪，从白莲教到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整整打了一个世纪。哪个志能写战争呢？《兵志》是不能写战争的，因为《兵志》是记述军队编制的，讲八旗、绿营的编制，不能写打仗的事，所以不能指望《兵志》来解决具体战争问题。那么，传记能写吗？的确有些人物参与过战争，可能是个统帅，但一次战争中统帅也常常撤换，写一个人物不可能贯穿地写一场战争。至于表，就更无法反映战争的内容了。显然，只有通纪才能反映这么多的、这么重要的、这么激烈的战争！这些内容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都要求写到通纪部分。再如，鸦片战争的过程不一定展开，不能写得很多、很详细，但不能没有它。政治斗争也是这样，有许多重大的政治斗争，如雍正夺嫡问题，有各种不同意见，有的认为雍正是合法继承，有的认为雍正是非法继承。这些都可以讨论，但雍正继位这件事不能不写，放到哪里去写呢？也只能在通纪里去写。雍正帝的传肯定要写这个内容，但涉及的人多，内容也多，不能全写进传记里。再如，北京政变，慈禧上台，当然可在慈禧传里写，主要还是在通纪里写。很清楚，没有相当规模的通纪，就无法处理这些政治上、军事上的重大事件。

原先我曾设计“载纪”，将一些特殊的历史事件，如南明、吴三桂建周政权、太平天国、准噶尔等，都附载于《清史》，名为“载纪”，这也是沿用了“二十四史”中《晋书》的体例。后来，反对设“载纪”的意见比较多，我也就把它撤掉了。那么，“载纪”里的内容放到哪里去写呢？如上面提到的太平天国，不仅是打仗，不仅是军事，还有一些制度，如“天朝田亩制度”“守土乡官制”“天历”等，都可以放到通纪里写。准噶尔的丘尔干会议，是一项很重要的制度，但不是清朝的制度，在官制里也不能写。跟准噶尔打仗的内容，该写在哪里呢？显而易见，这些内容只能写到通纪里，这就使通纪的内容很拥挤，用8卷写，已显得容纳困难，如只用两三卷，就将使通纪困难重重，无法承受。

二

通纪分为8卷，实际是把约300年的清史划分为8个历史阶段而设的。清史为什么要划分为8段？为便于说清问题，将各卷内容要旨分述如下。

第一卷：满族兴起和清朝建立（1583—1643）

这段历史是从努尔哈赤以13副遗甲起兵一直到清兵入关前，一共60年时间。努尔哈赤起兵打败了尼堪外兰，统一了建州各部，接着又平定了海西女真辉发、乌拉、哈达、叶赫四部，共花了将近30年时间，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一个新兴的民族在东北崛起，直到萨尔浒战役和明朝对抗，使明朝号称的40万大军全军覆没。又经过多次战争，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之后又进入辽西锦州地区，逼近山海关。满族人口仅几十万人，人口很少，从统一内部开始，花了60年时间发展成这么大的势力跟明朝对抗。皇太极时，满人屡次突破长城，并且曾经围攻北京，势如破竹，百战百胜。

当时满族人口不多，却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功！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我认为，第一点是由于满族处于社会发生根本变化的阶段，处于从奴隶制走向封建农奴制的阶段，在这样一个关头，这个民族最容易产生一种蓬勃的朝气。社会发展处于上升的阶段，农业也发达，经济也发达。第二点是由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这两代领袖英明善战，他们想了许多削弱明朝的办法，而且创造了八旗组织。八旗组织是非常坚强善战的组织，把整个满族的人组织在八旗制度之下，整个满族子弟剽悍勇敢，团结在领袖的周围。第三点是由于满族内部民族凝聚力强大，是一个处于上升阶段的民族，是一个在胜利中前进的民族，这时它的凝聚力是最强大的，而且满族能够比较果断地解决内部矛盾。当时的内部矛盾很多，努尔哈赤跟舒尔哈齐的矛盾、跟褚英的矛盾，以及皇太极与其他大贝勒之间的矛盾，还有多尔衮跟豪格的矛盾，但他们善于处理这些矛盾，不至于像太平天国一样闹得一塌糊涂。第四点是由于满族向汉族学习，学习汉族的文化、制度，重用汉人，从李永芳、范文程、洪承畴、孔有德，一直到吴三桂。第五点是由于满族联合蒙古及黑龙江流域的各民族，尤其与蒙古族联姻联盟，获得蒙古族的支持，蒙古骑兵成为清朝的一支劲旅。而跟满族对立的明朝则内外交困，腐败不堪：在当时朝廷外有李自成、张献忠起义，闹得全国各地烽火连年；朝廷内又有党争，东林党、非东林党、阉党激烈地斗争；外部还有满族的进攻。三面夹攻，这样的政权是胜不了的。一看史料就知道这两个政权的不同：一个是焦头烂额、四面楚歌，一个是欣欣向荣。所以人口少的满族政权，将对于它来说是庞然大物的明朝打败了。满族政权也不是一下就把明朝打下来的，而是对峙了很长时间，逐步削弱明朝的枝叶。所以第一卷的内容应该围绕着满族的兴起、清朝的建立，一支非常弱小的、处于偏僻地方的力量是怎么崛起的来写。把这个问题写透了，第一卷就成功了。

第二卷：清朝入关和确立全国统治（1644—1683）

李自成进京后，崇祯皇帝上吊身亡，明朝灭亡，清朝入关。清朝入关伊始，势力限于华北北部，然后扩展到整个华北，后到长江流域以南，跟南明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南明失败后，又跟三藩长期进行战争，一共花了近40年才把南中国统一。这个时间也是很长的。闯王进京，明朝灭亡，对清朝来讲这是问鼎中原的最好时机，如果不利用这个时机，就要失去历史机会了。这个时候，皇太极偏偏刚死掉，多尔衮和豪格两个人争当皇帝，黄旗和白旗争起来，差一点火并。但是，清朝的高明就在这里，它内部协调，两个人都不做皇帝，捧出一个小孩——顺治做皇帝，两个人辅助顺治。豪格本是皇太极的长子，应名正言顺做皇帝，但多尔衮能干，权力和势力大，如果他们两人火并起来，也就进不了关了，即使进关也不行。他们能够妥协、缓和，内部解决了这个矛盾，这是历史上很重要的经验教训。当然，后来多尔衮全胜，把豪格关起来，但当时清朝是能够挥师入关的。所以历史的机遇只能被那些善于驾驭局势的能人抓住，如果他们两人只顾争权夺利，就会失去机遇。

入关以后的40年中，清朝致力于争夺全中国的统治权，主要是长江以南，对手是南明。南明有三个主要政权——弘光、隆武、永历，一个在南京，一个在福建，一个在西南，再加上农民军李自成的余部和张献忠的余部，从人数来讲还是很多的。南明有不少军队，但太分散、太腐败。南明之后，又有三藩起来，一直到收复台湾（1683年），共40年，我想当时清军入关后，中国很有可能变成南北朝。因为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入侵中原后一般都出现南北朝：晋朝时候“五胡乱华”，东晋跑到南方去，形成第一个南北朝；第二个南北朝是南宋与金，金国也是占了汴梁（今开封）后，把宋高宗赶到杭州，后来金兵打到杭州，宋高宗又跑到海上，金兵守不住而退兵。因为游牧民族经过中原长期的战争筋疲力尽，到南方以后，天时、地利、气候、饮食习惯、语言等都有障碍，往往过不了长江。但清朝就挥师南下，势如破竹，这是怎么回事？我觉得，一是当年清朝与南明的军事战争，不仅是军事斗争，而且还是一场政治斗争，清朝高明就高明在政治上争取到了汉人的认同。满族本来是一个落后的民族，它的政策是比较落后的，所以入关后就屠城、抢掠、乱杀人，在北方圈地。但是它的野蛮政策逐渐改变，圈地很快停止，顺治四年（1647年）、五年（1648年）后就停止圈地了，屠城后来也停止了，而且用各种宽大的政策招抚汉民，免除“三饷”，采用科举考试来招抚汉族知识分子。它当然不是一下子就能改变的，但是它在改变。越是清初，政策越严格。反之，南明最根本的要害就是分散，政权林立，各自为政。农民军也很多，李赤心一支、郝摇旗一支、李定国一支、孙可望一支，虽然都奉明朝的年号，实际上个个都是很跋扈的将领，内部斗争很激烈，特别是弘光朝、永历朝闹得一塌糊涂、非常腐败。清朝则号令一致，多尔衮发布命令没人敢违抗。南明虽然力量大，但没有这样集中的力量。再一点，清朝打南明，主要利用汉族军队，即吴三桂、孔有德、尚可喜这些人，不是利用八旗兵。汉族军队适应汉族地区的天时、地利、风俗习惯。为什么三藩后来尾大不掉？就是因为打南明时，主要的力量已经不是八旗兵了。清朝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利用汉人，所以能够在南方站住。三藩的失败是必然的，吴三桂本来招清兵入关，把永历皇帝杀掉，后来又反叛清朝，道义就没有了。对老百姓来说，他毫无威信，这在战争中是很重要的。再加上他保守，守在岳阳一带不再前进，更不行。

第二卷的内容，大体上就是这样。要讲清楚清朝为什么能够很快打下南中国，而且没有形成南北对立的局面。如果当年形成南北对立，那以后的历史就变化了。没有清朝统一的局面，我认为我们今天就可能分崩离析。

第三卷：经济的恢复、发展和康熙之治（1684—1722）

进入康熙朝后期，也就是康雍乾盛世的开端，在统一南中国、平三藩、收复台湾时，清朝后方起火。一是在黑龙江流域，俄国越过乌拉尔山，跨过广阔的西伯利亚，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到达太平洋边上。这个速度是很快的，因为西伯利亚空旷无人，没有抵抗。但是，俄国到达黑龙江，建立据点，碰到强大的反抗，跟达斡尔人、赫哲人打得非常激烈。另一件事是察哈尔蒙古的布尔尼在三藩之乱时叛乱。第三件，也是威胁最大的，就是准噶尔汗国在今新疆伊犁崛起。这三支力量，一个在东北，一个在西北，一个在北方，让康熙一面打前边，一面看后边。布尔尼叛乱时，北方都没有军队，都派到南方去了，当时满族还比较能战，是图海率领满族的家奴去打的。东北方面，清军在雅克萨战争中打败了俄国，双方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安定了中俄东段边界。《尼布楚条约》所划的边界比我们现在的领土要大得多了。布尔尼也很快平定下来。西北方最主要的敌人是准噶尔汗国，它的根据地在伊犁，军队很强大，已经把天山南北都占领了。往西打到哈萨克，现在中亚细亚的大部分国家当时都是它的势力范围，东边袭扰整个外蒙古，往南威胁内蒙古，外蒙古的领袖包括哲布尊丹巴、三个大汗往南跑到康熙这里来求援。北方相当紧张。这个时候康熙发兵，在乌兰布通把噶尔丹打得大败，噶尔丹逃到外蒙古。当时的行军很困难，清军进不了外蒙古，双方相持了很长时间。直到乾隆元年噶尔丹病死，这场持续了七八年的战争才告一段落。但准噶尔汗国的问题并不是那么轻易就解决得了的，虽然它往南攻打北京的威胁解除了（乌兰布通离北京只有400公里），但是它的老窝伊犁仍然被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占领，清朝跟策妄阿拉布坦时战时和。策妄阿拉布坦曾经派军队进入西藏，所以康熙末年有一场允禵援藏战争。那场战争一开始也是清军全军覆没，后来派十四皇子允禵去，还有岳钟琪、年羹尧，他们也都是在那场战争中崭露头角的。雍正时又在外蒙古发生和通泊战役、光显寺战役。和通泊战役中清朝军队几乎全军覆没，双方打成平手。乾隆初年开始讲和，以阿尔泰山为界。乾隆十年（1745年），噶尔丹策凌死掉，他是准噶尔汗国比较英明的领袖。他死后准噶尔内讧，达瓦齐上台，排斥异己，准噶尔很多人跑到内地投奔乾隆，这给了乾隆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说实在的，当时准噶尔汗国要是不内讧，清朝政府就无法统一。因为当时到新疆去打仗谈何容易，没有先进的交通工具，靠马，靠步行，粮食也很难运输，当时也想办法商运粮食，在北京一两银子可以买到的一石米，运到那边要十七八两银子，开销很大，仗没法打。所以乾隆看到准噶尔内讧，决定平准，把来投奔的人都派回去，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出兵时朝廷的许多大臣都反对，乾隆说所有的人都反对我平准，说这是劳师无功。特别是刘统勋，这个人是迂夫子，他说没有粮食。那时还顾得了粮食啊！你进去吃人家的呀！因地就粮。他说粮食要准备三年，三年之后时机早就过去了，你打什么仗啊！清朝就是这样进入新疆的，而且先锋就是那些投降过来的人马，主要是阿睦尔撒纳。进入新疆后，清朝军队因为粮食跟不上，所以一进伊犁，把达瓦齐抓住后，清军马上撤退，只留了几百人。于是准噶尔又重新起来反抗，把驻守的军队都杀掉了，这就有了第二次平准。这中间的曲折我就不说了。平下来以后，打大小和卓就顺理成章，比较容易了。这样，我们才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奠定了中国的版图。不经过这些战役，国家的统一就难以实现。在当时的新疆，蒙古人是主要的，由于他们反复叛乱，乾隆非常恼火，采取了屠杀政策，应该说这是一种民族灭绝政策。可见战争是血腥残酷的，进步的事业也是要用残酷的代价换来的，绝没有什么仁慈之师。乾隆不好说把他们都屠杀，他叫“办理”，把这个人给“办理”了。他要求进关“办理”，不要在新疆杀掉。我们肯定他的这场战争是进步的，没有这场战争，中国统一不了，但是这场统一战争付出了很惨痛的、血腥的代价。这些我们将来写的时候都要表现出来，不能说好就都是好的，什么缺点也没有。

康熙在北方打仗的同时，还抓中原地区的经济恢复。康熙中叶以后特别注意这方面：治河，治黄河不惜工本；垦荒，因为经过大战乱后人死得多，没有人种地，把荒了的田地都垦出来；北方是挖井，雍正时光陕西一省就挖了5万口井。平定三藩后，100年没有战争，经济能够恢复、发展，这是首要和根本的条件。中原地区长期的安定为康雍乾盛世创造了条件，所以康雍乾盛世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统一，另一个是经济。这是第三卷的重点内容。

第四卷：雍正改革和乾隆统一全国（1723—1776）

康熙后期问题也多了。一方面儿子太多，20多个儿子抢帝位抢得一塌糊涂，抢得康熙都哭，太子立了又废，废了又立，闹得很厉害。另一方面官员贪污，吏治败坏。康熙时的官饷很少，也是低薪制，三藩之乱时全国知县不发俸银，要自己想办法养活自己，于是搜刮加剧，后来逐渐好转。雍正上台，我们不管他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对此学术界分歧很大。我认为他是非法的，但他上台后确实是厉行改革，严厉惩治贪官，成立“会考府”，就像我们今天的反贪污办公室。雍正还从制度上进行整顿，实行高薪，耗羡归公，设养廉银等。没有雍正的改革，乾隆难以为继，所以应当肯定雍正的功劳。虽然雍正与准噶尔打仗时，没有打大胜仗，但是他在改革内务上很有成绩。从雍正以后，国库的存银逐渐增加，国家有钱了。

第四卷从雍正上台一直到乾隆四十多年，这一段是康雍乾盛世的后期，也是最高峰。一个是乾隆二十年（1755年）以后两次平准、一次平回，完成全国的统一，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大的功绩。经济上又继承了康熙的有关政策，军事上向周边移民。中国从康雍乾开始移民的方向不一样了。之前中国历史上的移民都是从北向南——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从长江流域向珠江流域移民。康雍乾时期人口极度增加，移民向四面八方移动，中原地区是核心，向南移民、向西移民，很多新疆移民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还向东北移民。东北在清初时人口极少，南怀仁记载他跟康熙到松花江去，一过铁岭，全是大森林，蔽天遮日，铁岭在辽宁省，吉林、黑龙江也都是大森林、大沼泽地。生态环境在清朝一朝被破坏得很厉害，森林都被烧光了。所以我们有一卷《生态志》，要写一写生态环境的破坏，这个工作是很艰巨的。农业上，乾隆大兴水利，有一次黄河青龙冈决口，花了两年才堵上口子，用了半年的全国财政收入，不惜工本。清朝皇帝十分注重农业、关心农业，档案馆里保存着粮价雨水条子，每一年每个月各县都要上报本地下雨几寸，粮食价格多少，大豆多少钱、米多少钱、小麦多少钱。我想把这部分档案全部整理出来，这是大范围的经济和气象资料，全世界没有这么大范围、长时间的资料，这都是珍贵的历史资料。乾隆时期经济上的繁荣可以说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明朝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人口纪录最高没有超过8000万，当然实际人口可能达到甚至超过了1亿。清朝就不一样了，乾隆六年（1741年）人口为1.4亿多，这是正式统计，比较准确，乾隆末年人口3亿，道光时有4亿，道光以后一直打仗，到民国时期也没有增加。明朝以前，中国粮食的生产能养活不到1亿人，到乾隆时养活3亿人，粮食生产增加1倍多，这还不算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吗？农业国的经济就是看农业生产，粮食生产多了就说明经济发展水平高。我认为清朝的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了汉唐。汉朝是6000万人口，唐朝最多是8000万人口，只能生产养活这么多人的粮食，而清朝有养活3亿多人的粮食，所以经济发展水平肯定超过汉唐。在世界上有两种统计：一种说法是当时中国的农业产量占全世界的32％，比当时全欧洲生产的粮食还多；另一种说法是占当时全世界的24％，差不多占1/4。究竟哪一种准确，我现在也没法判断，将来我们写的时候能不能把它搞清楚？究竟当年的GDP是多少？这个工作也是比较难的，但不妨做一做。当时清朝经济确实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工农业的产值全部超过当时的欧洲，就是当时的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等加起来还赶不上一个当时的中国。当然那时他们的人也比较少，全欧洲的人口到不了3亿。特别是英国、法国，人均生产水平比我们高，生活水平比我们高，劳动生产率比我们高，走在我们前面，但是那时他们还没有经过产业革命，产量的增加还很有限。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全世界的经济大国，这个资料是我从肯尼迪的名著《大国的兴衰》上找到的，当然，他说的也不一定可靠、准确，但他是有根据的，是引用了一个统计学家的研究。

为什么中国有康雍乾盛世的到来？一个原因是当时的世界潮流，中外的接触增加了。尽管中国当时实行闭关政策，不和外国接触，但是实际上做生意的商人、传教士到中国来得很多了；中外贸易也达到很高水平，丝、茶出口量很大，白银大量输入。最近有一本书《白银资本》，说当时全世界有1/2的白银输入中国来了，中国的贸易量大大增加，跟以前大不相同了。另外，雍正改革也使得国内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制度有所改进。但是所谓盛世繁荣，不能光看到盛世，不能光看到繁荣，还要看到繁荣下面掩盖的阴暗。如果跟当时世界的其他国家相比较，虽然我们国家的GDP相当高，但是我们仍然是封建国家，仍然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仍然是牢不可破的专制主义，传统的阻力非常大，难以前进。所以，尽管GDP相当高，但后续的发展劲头就差了，表现在：一是专制政治太强大，人民没有权利，不像欧洲出现了市民阶级，掌握了一部分权利，逐渐向中产阶级发展。二是闭关自守。全国人民不了解世界是怎么回事，虽然当时的清朝已经与世界开展了规模相当大的交流，但是不允许老百姓接触外国人，比方洪仁辉的案件。洪仁辉跑到北京去告状，他本人没有被杀掉，给他写状子的汉人倒被杀掉了，就是不允许中国人与外国人接触，妄自尊大，觉得我是天朝上国，你们都是蛮夷小邦。三是重农轻商。重视农业，轻视工商业，不保护、不奖励工商业。四是轻视科学，科学技术被认为是奇技淫巧。这样一些阴暗的东西阻碍着中国的前进，使中国没有持续前进的动力。而当时西方的英国，生产发展阶段是处在从一个社会进入另一个社会的上升时期，朝气蓬勃，一日千里。中国却停滞在那里。所以康雍乾时期是发展到高峰，又跌落下来，也必然要跌落下来。存在这样一些问题而不能解决，就无法突破封建制度的框框。

那么，当时中国有没有前进的可能呢？也不能说没有。因为历史就是不断给人们提供选择的机会，就看你怎么选择。当然，如何选择也不完全取决于主观的因素，也取决于客观氛围、环境、条件。清朝有选择的机会，譬如闭关政策。由于闭关政策，中国人被限制不能出洋，不能了解外国，但是也不是说没有机会突破。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洪仁辉上北京告状，告广州海关官员贪污，他请求多开口岸——当时是广州一口通商，别的地方不能做交易，他请求在宁波、厦门等地方做交易。当时清朝也讨论过这个问题，要求督抚们上书，讨论能不能多开放口岸。有的官吏主张多开放，大部分官吏主张不要开放，特别是广州的官吏反对开放别的地方，因为开放了别的地方，广州的生意就少了，所以两广总督杨应琚坚决反对。乾隆在犹豫，他觉得开的话跟广州税收一样，可能好一点。最后讨论的结果是没有开放。这是一种选择的机会。科举制度也是如此。当时很多人觉得科举制度很不好。当时的小说《儒林外史》《红楼梦》《聊斋志异》都反对科举制度，包括许多大官都说科举制度不好，但是改革不了。舒赫德曾经上奏折提出取消科举，后来被鄂尔泰驳斥。这个问题引起过争论，乾隆皇帝也没有改革。如果舒赫德的意见占了上风，真正能把科举改一改，或者能把通商的口岸多开一点，跟外国多接触，对中国是不是有好处？当然今天很难说，我们也不能注重历史假设。不管怎样，清朝是有机会选择前进的，但它没有前进，这就是历史的惰性。所以，传统既是我们宝贵的财富，也是我们沉重的负担。背着一个很长久的传统，往往改革和前进是比较困难的。这是第四卷康雍乾盛世的内容。

第五卷：清朝中衰（1777—1839）

1776年金川战争结束。金川战争从性质上讲，也是一场统一战争，但是它与平准、平回的意义不可同日而语。这场战争的起因是内地四川的割据势力挡住了由四川进入西藏的道路，所以不平金川就不能很通畅地进入西藏。虽然它是规模最大的战争，花了7000万两银子，打的时间很长，花的力气最大，但实际上金川只有5万人，清朝出动了十几万军队，战争得不偿失。金川战争结束，统一的任务完成。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临清的王伦起义，这是中原地区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中原地区太平了100年，到这个时候又掀起农民起义，表明国内固有的阶级矛盾激化，土地兼并严重。到1796年，也就是乾隆禅位的第二年，爆发了白莲教起义。白莲教起义后，起义连续不断，南方是天地会起义，北方是林清、李文成起义，以及各教门的起义，一直到太平天国运动。外国势力也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来华，20年以后又有阿美士德使团来华。中国那时在对外贸易上始终保持着顺差，外国人的白银输入中国，购买丝、茶等，他们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运到中国来卖，开拓不了市场，这时就开始输入鸦片了。一下子，鸦片泛滥。这个时候，中国越来越落后于世界了，也没有机会打开国门来看一看世界，甚至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也不了解外国是什么情况。英吉利是个大国，它究竟在什么地方，有多大，谁也不清楚。这样，终于在1840年爆发了鸦片战争。落后就要吃亏，落后就要挨打，历史又进入了新的阶段。第五卷是乾隆后期到嘉庆、道光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发展处在停滞状态，又困于矛盾之中，内部的矛盾就是农民起义，外部的矛盾就是外国越来越进逼中国，而且已经用大量的鸦片输入来撞击中国的大门了。

第六卷：外国武装侵略和国内农民战争（1840—1864）

第六卷的内容进入了近代，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被镇压。这一段历史对清朝来说是沉重的打击。矛盾爆发，清朝面临着大危机、大灾难。一个是太平天国占了南中国的很多地区，另一个是英法联军占领了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逃到热河，南北夹攻，眼看着清朝就要灭亡了。这个时候清朝处于极端危险之中，但清朝却没有在这个时候灭亡真是个侥幸！历史发展出人意料，为什么清朝能够支撑过去，还能恢复过来呢？恐怕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太平天国的迅速腐败。1856年杨秀清、韦昌辉内讧，韦昌辉杀掉杨秀清，不仅杀掉了他一个人，而且把杨秀清的部属几万人都杀掉了，这些人都是广西来的老战士。之后，洪秀全又杀掉韦昌辉，石达开又带兵跑掉。这样一下子，太平天国元气大伤。本来从金田起义以来，太平军势如破竹到了南京，就在形势很好的时候，爆发了这场内讧，使太平天国元气大伤。所以太平天国不可能抓住历史的时机打败清朝。到了1860年第二次英法联军战争的时候，太平天国没有恢复元气，不可能再北伐。第二个原因是英法侵略者态度的改变。他们在鸦片战争的时候是打清朝，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就是既打清朝又帮清朝了。他们要在中国搞一个统治的工具，所以从打到扶有一个策略上的转变，扶持清朝来对付太平军。当然他们开始也想扶持太平军，后来没有扶成，这一点就不说了。第三个原因是国内汉族地主阶级的崛起，也就是湘淮军的崛起。太平天国战争中，向荣的江南大营崩溃以后，清朝的整个军事体系已经被摧毁了，八旗军不行，绿营兵也不行，清朝就是靠着湘淮军，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些人，取代了满族的八旗以及绿营。由于这样的三个原因，清朝又能够恢复元气，把太平天国打下去。从此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跟鸦片战争前的形势完全不同了。

最大的不同就是外国势力的入侵，中国社会上不再是地主和农民两支力量，还增加了一支外国侵略势力。从此中国社会产生了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抵抗外国的武装入侵，外国欺负你，你必须进行抵抗。当然由于力量悬殊，打不过外国，事实确是如此。但打不过也必须抵抗，因为妥协就更没有出路，妥协，求和，列强还是要欺负你，战争的性质就决定了这一点，这是一场侵略战争。人家要打你，你即使不抵抗也躲不开这场战争。而且如果不抵抗，你的民族精神就萎缩了，就失去了民族的信心，失去了民族的尊严和凝聚力，就很危险了。进行抵抗，则可能在抵抗中得到锻炼，得到成长。为什么说近代的主和派误国，就是上述原因。我的看法不一定对，李鸿章打日本也是这样一种情况，当时确实是打不过日本，但不打不行，日本要打你。对日本而言，不打败中国就起不来，就不会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只有打败中国，从中勒索很多赔款、土地，它才能够得到原始资本积累。所以日本非要打中国不可，你没法退让。当然李鸿章也有他的考虑，他觉得不打，请别的国家调停是不是也可以，历史证明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必须抵抗。妥协之后，不仅要赔款，还要割地，而且失去了民族信心和尊严，这更危险。这是一个任务——反对外国侵略，这个任务一直延续下来，可以说是从清朝中叶一直延续下来的。第二个任务就是必须要向侵略者学习。这就矛盾得很，要抵抗侵略就必须要向它学习，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否则无法抵抗。学习先进的事物、先进的文化、先进的制度，学习西方，实现近代化，就是近代化的任务。一个是抵抗外国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任务，另一个是实现近代化的任务，这两个任务一直到现在还是有效的。当然形势不一样了，但这两个任务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产生了。不学习就不能前进，不学习外国的长处抵抗就会不断失败，而且爱国行为、抵抗行为就会转化为盲目的排外，正义的爱国的抵抗就会变成非正义的排外的屠杀。义和团就是这样，抵制侵略发展到对一切外国人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本来正义的反抗，就变成了非理性的活动。所以，从此抵抗外国侵略和向外国学习的任务一直贯穿于中国近代历史中。

第七卷：清朝自强运动及其失败（1865—1895）

从太平天国失败到甲午战争失败，这30年的主要历史内容就是洋务运动。这个时候中国面临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的各种事物都在变。外国势力进入中国后，整个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各种事物和人都在变化。

洋务运动的历史充满着外国的侵略，也充满着和外国的谈判、交涉、妥协、反抗。19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修约热潮，通过修改条约进一步侵略中国；又发生很多教案，如天津教案、浏阳教案等；接着发生马嘉理事件，马嘉理在云南被杀，中英在烟台进行谈判；接着是琉球交涉，日本侵占琉球，就是现在的冲绳；接着是伊犁交涉，俄国侵占了伊犁，中俄剑拔弩张，几乎打起来。19世纪80年代，中国与法国在安南（现在的越南）发生战争，与日本在朝鲜引发冲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在此中间，清朝也还有抵抗的一面，所以它也要整顿武备，也要学习外国，建立北洋海军。北洋海军当时在全世界是名列前茅的，日本的舰队一开始赶不上北洋海军，到甲午战争前夕才赶上了。但是，清政府跟外国也有妥协的一面，好多仗都没有打起来，只有中法战争打起来了，虽然中国战胜了，但结果订了一个屈辱的条约。无论是抵抗还是妥协，都不可能胜利。因为胜利与否取决于国家的实力，当时中国的实力不行。但在抵抗中还有希望，还能够得到锻炼和成长，所以反侵略的任务演变得越来越艰巨。

另外，学习西方，实现近代化的任务提上了日程，这个任务和反侵略的任务同样重要。清朝开始认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于是学习开兵工厂，开了上海、南京、天津、福建四大兵工厂，跟着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上海织布局、漠河金矿等。工厂、铁路、矿山、轮船带来了军事上的利益和经济上的利益。同时又急需人才，因为开工厂邀请外国工程师，但没有翻译，于是开同文馆，开船政学堂，送学生到美国去留学。詹天佑、唐绍仪等第一批留学生送出去时都是12岁的小孩，准备学9年。此外，清朝还组建北洋海军。中国在近代化的道路上迈开了步伐。但是，中国的传统力量太大，顽固派的势力太强，想要创新和改革阻力重重，非常困难，每走一步都要碰到顽固派的反对。如果仔细看看那些资料，这30年的历史真是令人长叹。轮船招商局开办以后不久就遭到弹劾，1873年开办，1874年就弹章山积，那些御史骂轮船招商局贪污，骂李鸿章，总算李鸿章顶住了他们的弹劾，但轮船不准开到他们的地方，湖南就不准轮船开进去。北京要开同文馆，招收一批科举出身的高级人才进馆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结果大街小巷的揭帖多得不得了。以大学士倭仁为首，骂奕GFDA3“用夷变夏”。奕GFDA3没办法，上奏折请倭仁来管同文馆。皇帝下谕旨让倭仁来管，倭仁故意从骑的马上掉下去，说受伤了要休养，不能管了。招科举出身的人也没有招上来，所有科举出身的人员全部抵制，科举出身的人员都是中国的精英，结果没有一个人来考，同文馆内凄凄凉凉。派了12岁的小孩去留美学习，准备学9年，到了5年都撤回来了。为什么呢？说这些孩子在外国辫子也剪掉了，西装也穿上了，有的信了基督教，每周去做礼拜。那些官僚一看，这还得了！结果没学完就被撤回来了。当时容闳、李鸿章都反对撤回，但挡不住。造铁路争论了10年，从刘铭传、李鸿章开始上书要建铁路，争论了整整10年。朝廷里一片反对之声，说铁路一开要轧死人、破坏风水、造成很多挑夫小贩失业等等。李鸿章在唐山到胥各庄之间开了一条十几里的铁路运煤，开始不敢用蒸汽机，在轨道上用马拉，可见阻力之大难以想象。后来为了说服西太后，在中南海到北海之间修了一条铁路，现在档案都还在。我觉得西太后是李鸿章的学生，李鸿章教她学习外国，很多事情李鸿章也是在西太后的支持下才能进行下去，否则在全社会没有多少人赞成的情况下是进行不下去的。洋务运动搞了30年，有几个科举人员出来干洋务的？没有。风气闭塞，开风气是非常难的，老牛破车，中国的传统势力太强大，传统的包袱太沉重，一下子甩不掉。

中国是这样，日本却抓住了历史机遇。日本和中国一样也是一个封建国家，但是它的包袱比较小，比较早地接受了西学。它的明治维新跟我们的洋务运动是同时起步的，但它走得快。日本也派留学生，一大批一大批被派出去；也开工厂，比洋务运动的煤矿、轮船招商局开得还晚。但到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已经开了国会，成立了议会，制定了宪法，用30年时间走在了中国前头。当时的历史形势就是这样，中国和日本在竞赛，谁走在前头谁就上来了。如果当时中国打败了日本，中国就上去了，日本上不去；反之日本打败中国，中国就上不去，日本上去了。这是一个你死我活的竞赛。中国就是由于老牛破车，走得慢，结果甲午战争失败，割地赔款，台湾被割走，本来辽东半岛也割走了，旅顺、大连是由于三国干涉，花了3000万两银子赎回来的。甲午战争赔款两亿，相当于当时日本6年的财政收入，日本把这些钱用来扩大军队、开军工厂、搞教育、建铁路，一下子上去了。在那样的世界里，中国落后，就要受人家的欺负、蹂躏。

第八卷：清末改革和清朝覆亡（1896—1912）

这一段是从甲午战争之后，一直到清朝灭亡的历史。甲午战争之后，列强瓜分中国，日本割去台湾，别的国家跟着效仿，争先恐后，德国分走山东，俄国分走旅顺、大连，英国分走长江流域，法国分走华南，都来瓜分中国。甲午战争和当时瓜分中国的局面促使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反对割台的声浪惊天动地，台湾的老百姓、北京的举人都强烈反对，这是中国群众运动的开始。接着就是戊戌变法。戊戌变法时，中国也是封建力量太强大，维新力量太弱小。要改革科举，当时的知识分子都是靠科举上去做官当老爷的，把这个生路断了，他们干吗？所以要废止科举很难。要改革军队，裁军，也是闹了几十年，洋务运动的时候就说要裁军，各省的督抚纷纷反对。要把旧的军队裁掉，另外拿钱去练新军，新军归你们管，哪个总督、巡抚肯干呢？士兵也不干，军队裁员后他们就失业了。要办教育、开学堂，当地的士绅都不同意，说把外国的东西都弄进来了。连和尚、道士都不干，因为要搞学堂，一般都是把庙宇改成学堂。要裁冗员，精简机构，北京城的官吏都反对。所以反对的力量太大，维新派只有几个知识分子，既没有军队，也没有群众，怎么能够胜利？当年，器物层面的改革，就是轮船、枪炮、铁路、火车等，逐渐显露出好处来，人们可以接受了，但是，制度层面上的改革和思想层面上的改革，人们不接受。什么叫立宪，什么叫宪法，什么叫民权，人们都不知道，只认为纲常伦理至高无上。所以维新派被孤立，结果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当然政变里也有一个策略的原因。当时维新派走投无路，就想包围颐和园劫持慈禧太后。本来我们认为这个事情可能是袁世凯造谣，但现在看来实有其事。在日本发现了毕永年的日记，记载了“围园劫后”的详细情况。维新派想孤注一掷，劫持慈禧太后，让光绪帝出来下命令硬干。即使这件事成功也不行，因为当时的阻力太大了，何况当时没有成功。所以慈禧太后一个谕令，维新派人头落地，六君子牺牲。

戊戌变法是清朝挽救自己的最后一个机会，虽然这个机会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但是错过了这个机会，清朝走向灭亡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清朝只能走向灭亡，没有第二条路。所以戊戌变法以后，特别是义和团以后，社会上的精英分子很快站到了清朝的对立面，很快走向了革命。孙中山在成立兴中会的时候感叹没有人跟着他走，当时人们都是跟着清朝走。于是孙中山本人开始向李鸿章上书，想革新，后来他才觉悟要进行革命。到了戊戌变法、义和团的时候，还有很多人想跟着清朝走，但是戊戌变法、义和团失败后，很多人很快地转向了革命。所以，20世纪中国革命的潮流汹涌澎湃，势不可当。历史证明，在中国这样的国家，要改革几千年的传统，阻力非常大，只有各种社会力量汇合起来，和旧势力决一死战，才能够冲破这种阻力。所以中国革命的形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旧势力强大的反应和刺激造成的。所以革命是客观形成的，而不是谁制造出来的，某个革命家制造革命是不可能的。孙中山当年在兴中会时感慨没有人跟他革命，到了20世纪，人一下子都来了，这是由于整个客观形势的变化。

有一种论调是“告别革命”。我说革命是告别不了的，你要跟它告别，它还会来找你。要想跟它告别，你就会变成反革命，康有为就是典型。康有为本来是进步分子，但他不愿意革命，结果他变成了保皇派，后来张勋复辟时，他变成了复辟派，成为反革命。告别革命就成为反革命，这是客观的历史形势，不是任何人制造出来的。历史形势的发展表明，中国这样的情况不可能走英国、日本那样的道路，必须要用积聚的全部社会力量打破旧的反抗，历史才能前进。把社会力量积聚起来，这就是一种革命形势。义和团本来是在民族危机下农民自发的爱国运动，但是它排斥新事物，笼统地反对西方，拔电线杆，拆铁路，杀“大毛子”“二毛子”，不加区别地对外国人滥施屠杀，变成一种盲目的、失掉理性的排外运动，这也是一种历史的悲哀，最后和慈禧太后这样的守旧势力合流，跟8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宣战，失败是必然的。后来清朝搞新政，搞立宪，想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挽救自己，但是为时已晚，时机已经过去了。历史就是这样，时机过去了就不会再来，形势已经整个改变了。戊戌变法时没有这种群众的革命形势，到新政时革命形势已经起来了，人民已经不允许你再搞了，内外矛盾更加激化、复杂，清政府在人民心目中完全失去了威望和尊严，成为一个卖国政府。革命派的势力抬头了，孙中山的威望上来了。同时，在新经济、新文化之下发展起来的立宪派希望通过立宪限制专制的权力，争取到个人的发展，清朝也不愿意把权力给他们。还有汉族的袁世凯这些人，也跟清朝闹矛盾，结果被以足疾开缺回籍。所以清朝的最后几年满族亲贵搞集权、搞皇族内阁时，全国一片反对之声，人民反对它，革命派反对它，立宪派反对它，连汉族地主也反对它，你说它还能有活路吗？可以说是众叛亲离。所以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全国响应。孙中山在外国都不知道此事，是在火车上看到报纸才知道的，武昌起义也是同盟会有计划的行动。革命到时候就要爆发，没人领导它也会起来，不可避免。所以登高一呼，各地响应独立，清朝对中国268年的统治土崩瓦解，清朝就此灭亡。清朝灭亡是政治上的一件大事，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开创了共和国，这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伟大的胜利、伟大的前进。

三

以上简述了清朝近300年的历史，这是一个轮廓、一条主线，作为贯穿新修《清史》全书的线索。但是，很简单、很粗糙、很不全面、很不深刻，希望大家讨论、指正，看看这样的线索行不行。历史本身是生动丰富的，近300年的清朝历史像一条万里长江，源远流长、波澜壮阔、气象万千、雄伟壮观，你怎么样来认识它？怎么样来认识长江的真面目？你不能把长江的某个河段、某个景点、某个港湾看作长江，三峡虽然宏伟，但它只是长江的一部分，不是长江的全部，因此你只能把它浓缩，才能看清它的全貌，浓缩为画在地图上的一条线，才能看清它的全貌。虽然长江的本来面貌不是一条蚯蚓般的小线，但只有浓缩到地图上，我们才能看到它的源头、它的入海口、它流经的省份和城市、它接受的支流，也才能相对看清它的漫长曲折，看清它何处是奔流的，它何处是拐弯的，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地图上的长江最接近于长江的全貌。为了认识全貌，浓缩是必要的。我不自量力，把近300年的历史画成了一条线，画得像不像，希望同志们指正。因为我们写《清史》必须要贯穿一条主线，必须要有鸟瞰式的全景，必须要浑然一体。我阐述前8卷的内容，用意就在这里，就是使我们将来写出来的东西不至于支离破碎，要有一个主线来贯穿，至于这条主线是否合适，还请各方专家、学者多加批评、指正。

注释

[1]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5期，系2003年6月4日在清史会议上的讲话。

问题和疑难[1]——在北京龙泉山庄会议上关于《清史》体裁体例的讲话

各位同志：

这次是我们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以来工作人员的第一次全体会议。6月4号在北京达园宾馆召开了一次二三十人的会议，本来要找更多的同志，但由于“非典”，没有实现。在达园宾馆会议上，我谈了框架设计，当时提出90卷，现在变成了91卷。

上次讲了前8卷的《清史》框架，它非常重要，是整个清史的主要内容。整个91卷的内容是用这条主线贯穿起来的，是全书的纲领，如果没有这条主线，那么91卷的内容就会像铜钱一样凌乱分散。我企图用这条主线将铜钱串起来，使它井然有序，能够显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不知道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希望同志们畅所欲言，越是尖锐，越是能启发我的思考。如果主线歪了，那整个建筑就会不正，所以希望大家提出意见。

下面我讲其他几个部分。

第二部分：编年

编年一共3卷，100万字，编年不是详细展开，而是记录大事情，展现近300年发生了哪些大事，按照朝代、年月日记录下来，要求简洁明快，一目了然。谈到这个问题，又想起我上次讲过的一个问题，是采用大通纪小编年，还是利用大编年小通纪？这个在体例讨论会议上争论不决。我现在拟的通纪比较大，8卷，编年比较小，3卷。还有很多同志主张通纪要小，写个30万字、50万字就行了，最多在100万字以内。小的通纪，大的编年，编年可以写10卷，把事情放在编年里面写。这两个方案，很多同志都提出来，也都有相当多的同志拥护，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犹豫了很长时间，考虑了很长时间，最后我还是用了大通纪小编年的方案，理由我上次已经说了。因为我感觉到，通纪太小，容量太小，不足以阐明历史规律，也不足以阐明政治事件、军事斗争等等，这次就不多谈了。由于我搞了个大通纪小编年，所以会后有同志提出来，干脆把编年取消了，既然这么小的编年，只有3卷，前面通纪8卷已经把大事情讲了，那么编年3卷似乎又重复了，这个意见也有一定道理，我也拿不定主意。现在我搞这个东西，很多地方都犹豫不决，所以请同志们帮我出主意。是啊！已经有了8卷的通纪，再搞个编年，编年里的大事通纪里都会有，这不是重复吗？所以这个也有一定道理。而且3卷100万字也不可能比较大地展开，也是非常简单的，这样是不是将来在表里面搞个清史大事年表？这也不失为一种主张。同志们考虑考虑这个方案行不行。我还没考虑清楚，希望大家帮我出出主意，帮我做个决断，究竟怎么办？

第三部分：典志

典志问题就多了，现在好多同志写了很多书面意见。今天刚刚发的大表，郭松义、赫治清、杜家骥、李根蟠、来新夏等同志都搞了个体系，而且还远不止这些。如果说通纪是从纵面观察清朝历史的全过程，那么典志和传记是从两个横的断面记录近300年的社会生活和人物的活动。通纪只是一个历史的骨架脉络，有了典志、传记，才能显示出丰满的历史内涵，所以这两部分都非常重要，是反映清朝全面社会状况的重要部分。典志要写多少卷？目前我们列了39卷，占全书的1/3以上。是多了还是少了？这个问题我也考虑了很长时间。

现在我提出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有一些志是否一定要写？因为历史的社会生活内容非常多，我们当然很希望把历史写得丰富多彩，但不能面面俱到，什么都包括进去，一定要有取有舍。究竟舍哪些，取哪些？哪些可以列志，哪些不能列志？要做出选择，否则就不是3000万字的问题了。

我现在考虑有7个志要不要，就是《天文历法志》《地理志》《港澳志》《盐政漕运钱币志》《城市志》《西学志》《医药志》。对这7个志我是很犹豫的，我想有些不列进去。《天文历法志》一开始我倾向不列进去，它是自然现象，日食、月食和人的活动没有多少关系，和社会历史没有关系。古代将它列入，是因为古代讲究天人感应，这是迷信的东西，我想是不是不要了。一次一位院士专门给我打电话，谈到新修《清史》中应该有《天文历法志》。我说《天文历法志》应该怎么写呢？资料多不多呢？钦天监档案资料没有，不好写。他说地方志中资料很多，肯定能写。所以，我列在里面。同志们考虑考虑，能不能写。说实在的，《天文历法志》不好写，现在的历史学家写不了，看都看不懂。如果看《清史稿·天文志》，一般人看不懂，连名词都不清楚，不知所云。

《地理志》要不要？它在《清史稿》里篇幅极大，一直写到每个州县，描述虽然简单，但因为州县多，所以量很大。所写主要内容一是冲繁疲难，二是离省城有多远，三是山水有哪些。我想有张地图是不是就可以解决了？我们现在已有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当然，这个历史地图不够细，没有细到县。如果要写，非常费篇幅。不过，邹逸麟同志主张写《地理志》。

《港澳志》，我为什么列进去呢？因为我想香港、澳门被列强割走以后，没有地方专门谈它的历史发展了。香港在辛亥革命前已经发展成了很大的城市，澳门也一样，所以我列了《港澳志》。但我没有列台湾。有同志说，为什么没有台湾呢？我想新修《清史》中很多地方要说到台湾，在郑成功收复台湾时要写，康熙收复台湾时也要写，以后开发台湾也要写，台湾人口由20万增长到甲午战争时期的200万人也要写，日本占领台湾，那是甲午战争时期的大事，也会写到，所以没有单列台湾志。如果写了，也会重复。有的同志说，光有港澳不行，要有台湾，台湾好像更重要。我现在也不确定要不要，希望大家谈一谈。《港澳志》要不要？要不然全取消？

盐政、漕运、钱币，这三件是清朝的大政，也是清朝重要的制度，各种议论很多，各种主张很多，史料多得不得了。但从今天来看，并不是太重要的事。漕运今天已没有了，铜钱已经不用了。若要放在一起写，恐怕也不容易，难度很大。如果分开，盐政、漕运、钱币各一个志，这样志的篇幅太大。

《城市志》，城市太多，到清朝晚期各种各样的城市很多。一种是口岸城市，如上海是新兴口岸城市，发展很快，鸦片战争时只是一般的县，到辛亥革命时期已经是繁荣的城市了，广州也是如此；另一种是传统城市，比如扬州，原来非常繁华，后来衰落了；还有北京，是城市之首。总之，城市的种类很多，我们不可能逐个城市地写。这个问题要研究。如果我们将来成立负责编修工作的六个部，这些问题都要由各个部进行更仔细认真的研究。到底怎么写，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西学志》，我暂时列了这个名称。西方文化传到中国，从哪里写起？是从清初写起，还是从鸦片战争写起？内容很多，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整个西学内容非常广泛，怎么划分？到底写哪些相关内容？这是个难题。

《医药志》，我本来也没有列，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冀问我新修《清史》中有没有医药，我说还没有，他说不行，新修《清史》中没有《医药志》不行，医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国宝，在清代有很大发展。所以，我也暂时把它列进去了。

第二个问题是，内容太丰富的志如何写？

这类志恐怕要先分解成若干的课题，然后再合成。比如《民族志》，是每个民族都写，还是只写汉、满、蒙、回、藏这几个有代表性的民族，还是按东北、西北、西南这样分地区写？内容很多，怎么写？

《兵志》，清朝兵制也很复杂。清初有八旗、绿营，这是主要的兵制，后来有团练、湘淮军、新军、北洋水师，这些内容都得写，每个内容如果只写五六万字，怎么写？要高度精练、浓缩，相当困难。当然有些内容有基础，可以把已有的成果合成。

《外交志》，是写总的《外交志》，还是分各方面内容来写？中俄、中英、中日、中法关系，中国与朝鲜、东南亚等国，还有与美洲国家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中外关系，如果都放在一个志里，怎么写？我实在想不出办法。

《宗教志》，宗教有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萨满教等，还有民间宗教。民间宗教算不算宗教？民间宗教与邪教如何区分？哪些是民间宗教，哪些是邪教？如何定性？每个宗教写六七万字，一共40多万字，怎么写？如果分开写，每个宗教一个志，量太多，也不可能。

以上这一类内涵丰富庞杂，如何分解，如何写？

第三个问题是，志怎么划分？

《学术志》怎么分？清代学术流派很多，有宋学、汉学、经世学、今文经学、古文经学，还有新学。有的同志提出划分为经学、史学、诸子学，但这几类都是考据学，是否能涵盖清代学术呢？理学、边疆史地学、宋学和新学放在哪里呢？学术流派很多，怎么划分，怎么写？如果有一种划分方法能包括清代所有学术流派就行。

《文学志》，也有很多方面，小说、诗词、散文，内容很多，各立一个志，还是合在一起？小说《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著名作品，不定位也不行。散文的桐城派，从方苞以后一直到清末，源远流长，很有名；诗词有清初渔洋派、神韵说、翁方纲肌理说、袁枚性灵说、宋诗派、江西诗派、黄遵宪的新诗派等等，很多；清代词也相当发达。我们不能全部要，这一点是肯定的。要舍弃，但舍弃哪些呢？

《戏剧志》，本来想把京剧、昆剧分开来写，尤其是京剧，它是我们戏剧文化的代表。但仅是京剧，内容就已很丰富了。地方戏剧也很多，梆子腔、弋阳腔、乱弹、秦腔等，这些不能不写。此外，还有曲艺、大鼓、杂耍、皮影戏、相声等民间艺术，是都写还是有选择地写呢？好像这方面的研究著作目前也不多，已有的大多是描述现象，深入本质性的研究比较缺乏。

《艺文志》，这个问题更多了，《清史稿·艺文志》分经、史、子、集四卷，一共是9000多种书，不到1万种，大家说这个收得太少了。现在山东王绍曾先生补到5万余种，三大本，按照《明史》的体例，《艺文志》是一代典籍总括。而在清代，即使上述5万余种也不是全的，这么三大本都变成《艺文志》，这能行吗？这一二百万字搞个志，那怎么行，不然又怎么办？实在一筹莫展。清代的书籍那么多，即使写个目录，也要上百万字。

现在初步想了个办法，搞个清代著述总目，不放在我们新修的《清史》里边。这个清代著述的总目录，绝不止5万余种，恐怕要10万种，比王绍曾的还要多。然后，我们从这10万种里边，挑选一些重要的书目，大约几千种，放在我们这个《清史》的《艺文志》里。但挑选很关键，如何挑选，这是个大问题。不可能把10万种书都看完后再挑选，那也只能凭一种印象，向大家征求意见，只能这样来挑选，就像我们开一个什么必读书目一样。当然，这种做法也是一种创新。从前的《艺文志》都是从古到今的书，传下来有多少书全部著录。到明代，不行了，明人一看，把从古到今传下来的书都著录，再加明代的书，那不得了，所以明代就有了一个创新，它就只写明代的书，这是它的一种创新。我们这个又是创新了，我们不仅不把一代的书都收进来，而且要挑选，选少数的书。但操作的难度相当大，因为，尽管不能全看所挑选的书，但还是要挑选出比较合适的书、重要的书、产生重大影响的书。有的不用看就知道是重大的，但有些书你不看一看，就不知道它是否重要。

所以写志的难度是相当大，问题相当多，我们能不能做好志，这是新修《清史》是否成功的一个关键。我们把志写得比较有质量，那就是我们很大的功绩。

志里面还有一个分歧：志与专史是什么关系？我们这里把专史和志放在一块，是不是还分开，一种叫典章制度，一种叫专史？我的倾向是把两种都放在一起，就叫典志或者史志。

什么是志？从广泛的意义上讲，它可以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典章制度，一部分是专史。典章制度当然可以叫史，从前的礼制、兵制这些政治典章制度都是史，都放在志里。郑樵的《通志》里也都是典章制度。那么，专史能不能放在志里边呢？专史，宋代的郑兴裔曾经说过“郡之有史”，“如国之有史”。也就是说某郡立个志，相当于国家有史。可见，他把当时的地方专史看成是国家的历史，相当于国家的史，所以某一地区的专史犹如国家的历史，可以放在志里面。这样解释不知通不通。如果再分成两个的话，好像我们又与传统的史书体例不一样，在纪传体史书中二者是不分的。

还有一个意见，就是提出要加层次，不要光列三十几个志，而且三十几个志还要有规律，有的属于自然现象，比如《地理志》《天文志》《生态志》，这些属于自然类；有的属于政治现象类；有的属于法律或者文化类。我的倾向是可以不加了，加层次太复杂了。有的志，你说它是自然类吧，它也不完全是自然的。比如生态，你说它是自然的，可是对生态的破坏是人为的，很多是人的因素，因此它也是社会的。好多志都很难区分，而且划分层次多了以后，看起来乱。本来就三十几个志，已经够多的了，如果再来个层次，比如5大类，39小类，那样更显得乱。所以，我倾向于不在上面加层次，行不行？

志的写作中可以产生很多中期的成果。主体工程一下子写不出来，要由分别写出的中期成果来合成。比如宗教，刚才讲的清代道教，好像没有专书。这类课题，我们恐怕要搞中期成果，要不然，你一下子写，可能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宗教太多了，需要对清代佛教、道教等分别进行研究，然后再进一步合成。所以中期成果必须为终期工程服务，如果与终期工程没有关系，不能立中期项目。

第四部分：列传

列传一共18卷。传记里边有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写多少人。传记写多少人，现在好多意见倾向于写1500人至2000人。立传一定要谨慎、不乱，不要为不应该立传的人立。将来传记组也得把这个关。谁能立传，谁不能立传，标准是什么，这些都不能乱。但是又要全面，又要不漏，不要漏掉重要人物。像《清史稿》中就漏掉了好几个重要人物，像翁方纲、朱筠都没有，还有一些重要的人物也漏了。这一点遭到了后人的批评。我们搞传的时候，要把《清史稿》的传仔细地研究一下，看看它给哪些人立传是立对了，哪些人立错了、不应该立，或者是哪些人漏了，没有立，《清史稿》漏的人也很多。

第二个问题就是可否将传分成短条、中条、长条、特长条，字数也要因条的长短而不同。每个人物，根据重要性来分类，要写他的主要东西。

第三个问题，写传时应该既要全面又要精练，不要拖泥带水。我感觉到，我们写传有个基础，从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合搞了一个《清代人物传稿》，共20卷，这可以作为我们参考的基础。但是我们要大大地修改、大大地改善此书。我前一阵子看了此书，感觉到不太满意，书中有的叙述不确切，讲的事情讲错了，不是那么回事，具体的错误比较多。台湾出的《〈清史稿〉校注》，我们应该好好利用，它把《清史稿》整个搞了一遍，把写错的地方一个一个都挖出来了。这本书的字数比《清史稿》本身的字数还多，指出《清史稿》有七八万条错误，如果人家指出来了的错误我们还继续再错，不知道利用《〈清史稿〉校注》，还那样写，那我们就是太差劲了，至少我们要把它校出来的错误一一改正。有的错误《〈清史稿〉校注》没弄出来，有的也可能是它搞错了，不一定是《清史稿》搞错了。不管怎样，它指出来的错误，我们一定要严格查对，究竟是怎么回事，到底错了没有，要把事实弄确切。

另外，我觉得我们原来的《清代人物传稿》字数太多了。我对照了一下：多尔衮，《清史稿》是7000字，我们的《清代人物传稿》写了14000字，超过1倍；李卫，《清史稿》写了1600字，我们的《清代人物传稿》写了10000字，超过5倍；林则徐，《清史稿》写了3000字，我们的《清代人物传稿》写了8000字；李鸿章，《清史稿》写了7000字，我们的《清代人物传稿》写了13000字。这些政治人物都超过1倍。当然，我们是用白话文写的，它是用文言文写的，它的字当然比我们少些，但是不是它还漏了很多？我也不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可以研究为什么《清史稿》写得少。《清史稿》写得简练，这一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时的作者很多属桐城派，都是桐城派的文学家，文章是没的说，相比之下，我们的字数就多了。更严重的是学者的传，我们的字数更多了。顾炎武，《清史稿》有1800字，也是一个较大的传，我们的《清代人物传稿》写了10000字；黄宗羲，《清史稿》写了2000字，我们的《清代人物传稿》写了9000字；侯方域，《清史稿》写了500字，很少了，我们的《清代人物传稿》是4500字，超过8倍；惠栋，《清史稿》写了700字，我们的《清代人物传稿》写了6700字，超了9倍。《清史稿》字数都很少，它给学者写的传都很少。查慎行，《清史稿》写了400字，我们的《清代人物传稿》写了5000字；薛福成，《清史稿》写了800字，我们的《清代人物传稿》写了4500字。这些都要超过至少是5倍，多的达到12倍。学者的传我们写得特别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把学者的一些思想写得很多。学者的传记究竟怎么写法，是把他全部的思想都写出来呢，还是把他很主要的东西写出来就行了呢？我比较同意《清史稿》的写法，不能写那么多，要简明扼要。我不知道在《清史稿》中戴震是多少字，可能也不是很多。所以我觉得现在写传的问题比较大，如果我们这样写的话，就写不了多少人。《清史稿》的优点，是文省事增，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文章要写得典雅一点，字少一点。文章写得精练很重要，这要求同志们要提高文学的修养。

另外一个问题是如何排序。是按照笔画还是按照生卒年？是按照生年还是按照卒年？这又是一个问题。按照生卒年不太可行，有的很早就死了，有的活得很老。如果按照生年的话，把老的跟小的都排到一块去了。按照卒年，也不行。像陈玉成与曾国藩，若按照卒年，他们两个排得很远，曾国藩是1872年死的，陈玉成是1862年死的。所以，按照生卒年可能不太合适。那么按照数字笔画，恐怕更不行了，很容易乱套。

我感觉，《清史稿》的排法也还有一定的可取之处，请大家研究。《清史稿》它是这样，一开头就立传，传表面上是不分类的，实际上是分类的，不分类又分类。它是把部院大臣搁在一块，军机大臣搁在一块，下边是武将搁在一块，文官搁在一块。同时按照朝代，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以时间顺序排下来。后边是几个类传，文苑、儒林、循吏、忠义这几个传。凡是类传字数都很少，所以你看儒林传上百人，只有两卷，字数很少。

我们能不能也借鉴《清史稿》的做法：前面不分类，但实际上有分类。当然，分类很难，实际上也分不清楚，这都是两难的。现在已经碰到的问题，都是两难的问题。譬如说忠义，凡是跟帝国主义打仗牺牲的都放在这里。邓世昌、丁汝昌可以立专传，而威望、位置比较低的人物立不上专传，这类人有好多，像陈金揆、林永升，虽然他们与邓世昌、丁汝昌同是北洋海军的将领。如果每个都立传，那就多了。如果放到一块，叙述就节省多了。因为他们都是在这次黄海大战中牺牲的，所以就不需要重新再翻来覆去地讲黄海大战。类传就有这个好处，把类似的人放在一类里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跨时代的人物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也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明清之际史可法、黄道周写不写？史可法在顺治二年（1645）就牺牲了，在清朝没有活几年。搁到《明史》就行，《明史》里面都有传。黄道周死得比较晚，《清史稿》里也没有他的传，搁到《明史》里面写也行。郑成功、张煌言、李定国这些人活的时间比较长，而且他们在明朝没有什么事情，到了清朝，才有事情可写，这些人是否应该搁到新修《清史》里来写呢？究竟明清之际的人，以什么标准来取舍呢？没一个很确切的标准。你说他在清朝活几年就可以放在新修《清史》里呢，是10年还是8年呢？这个不好判断。

人物的下限也是问题。革命党人怎么办？有些人没有活到民国，秋瑾、徐锡麟、陈天华、邹容都没有活到中华民国，不能在民国史立传，他们都不是民国的人。黄兴、宋教仁、蔡锷开创中华民国以后不久，两三年、四五年后就去世了，这些人怎么办？如果直接纳入新修《清史》，也是麻烦。按照道理，新修《清史》应该给孙中山立传，因为他在清朝的事情很多，干革命，十几次起义，应该立传。如果这样，民国史怎么处理？传统史书没有这种体例。比如，《隋书》不为李渊、李世民立传，《元史》不为朱元璋立传。还有反面的人物，袁世凯、徐世昌、冯国璋怎么办？他们当过中华民国大总统、副总统，但他们在清朝的事情很多，做了很多事，是非常重要的人物。《清史稿》里面没有他们的传。但康有为有传，按“生不立传”的惯例，这就自乱体例了。所以像袁世凯、徐世昌、岑春煊这一大批人物，怎么处理？我们不能说他当过民国的官就不能够进入新修《清史》，我们也不能说他没当民国的官就可以进新修《清史》，这都是问题。跨朝代的人物搁在哪里来写？清末一大批高官显爵在《清史稿》中均无传，我们似应补，如载沣、奕劻、善耆、赵尔巽、张人骏、陈宝琛等，恐怕写传记的对此还得好好研究。

还有附传，要不要附传？要不要在主传之后附几个人？比如，郑成功的传要不要附郑经、郑克塽这两个人？单独给郑经、郑克塽立传，没有多少分量，写不出多少东西。郑经可能多一些，郑克塽更少了。又比如，傅恒的儿子福康安、福长安、福隆安、福灵安都是重要人物，都应该有传，但只有福康安可以单独立传，另外3个适合附传。再比如，贪污官员王亶望是个大贪官，与他同案的人，像勒尔谨、陈辉祖这几个人也可以附在王亶望的传里，因为他们都与同一个案件有关，他们之所以出名就在于贪污。这几个人名头大，如果讲了王亶望的事情，其他两个人的事情就不一定详细讲了，可以节省笔墨。再譬如，武将鲍超的部将唐仁廉、宋国永、娄云庆等人，如果列在鲍超的附传里面，很简单。再比如常熟翁家，翁心存有三个儿子，翁同龢可以单独立传，但翁同爵、翁同书两个人是不是可以附在翁心存的传里？附传这种写法的好处，就是你不用再交代他的其他事情，写过的都一样，不用再说了。比如部将，打仗一起打的，每场战争，不用每写一个人就再提这场战争，写鲍超写了这场战争，后边就不用详细写了。我觉得附传这种办法是可行的，这样省篇幅。

第五部分：史表

我现在列了7个表。外戚表我就不要了，清朝的外戚不太重要，没什么太重要的外戚，是不是可以省了？大学士表、军机大臣表、总理各衙门表，还有议政王大臣表，《清史稿》有这几个表，我们要不要？能不能做出来？有无档案可查？另外，部院大臣、总督巡抚，还有提督、藩司、臬司这一级，要不要列表？如果都要的话，那又庞大了。

皇子皇女表，我把它合在一块了。皇子表本来在《清史稿》里多得不得了，因为皇子的儿子、孙子、重孙、玄孙都有。我给它简单化了，皇子的儿子一概不立，皇女的儿子不立，《清史稿》的公主表中皇女的儿子是不立的，皇女也只立她的名字、生年、嫁给谁、她的夫婿是什么官。所以，公主表比较简明。我看《清史稿》里面的皇子表，看不明白，太烦琐，里面人名太多。另外，我觉得黄兴涛同志提的一个意见可以采纳。还有一个书院学堂表，这倒也是可以考虑的，这些有现成的材料。另外，像人口表，讲人口志时会附在那里，如果这里再搞个表，就重复了。土地表，如果能够搞清楚的话，可以放在农业志里。贸易、税收都在相关的志里可以讲，而且如果要搞清楚，一定要用这个表。所以，如果单独搞这些表，会重复。

第六部分：图录

图可以分为舆地、生产、民事、军事、建筑等类。我对图录是外行，也不知道该怎么分。说实话，我也根本没见过那么多图录。现在图多得不得了，有各种各样的图，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国家图书馆等各地方都有，特别是地图很多，很精彩。还有外国的图和很多照片。刘潞从外国回来，带来一部分照片，搞了一部分放映出来。我看了一部分，觉得很好，很多照片都没见过。但是，我没有研究，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个编法。故宫博物院朱诚如副院长刚才说，他有一个设想，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分类，另一种办法是按照时代，时代下面再分类。这也是可以考虑的。按照顺康、乾嘉这样分，下边再分小类，我觉得这部分可以编得很好，因为从前没有，这完全是创新的，而且我们的图这么丰富，这么多，挑选的余地大得很。我现在的担心是，如何印这么大的图？现存的很多清代地图都是这么一个房间一张地图，现在怎么印？我不知道技术上能不能解决。

以上我很简单地就这后面80多卷讲了我的想法、我的考虑，考虑中间一些解决不了的问题，一些苦恼。觉得这么弄不行，那么弄也不行，今天提出来，跟同志们一起来商量。

注释

[1]2003年7月3日。

在两岸《清史》纂修研讨会上的讲话[1]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你们好！

首先，我热烈地欢迎从台湾远道而来的学者专家们，感谢你们光临北京，和我们一起共商《清史》编纂的大计。我们请来的是一批老师，在座的各位先生都是知识渊博、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希望大家在这次研讨会上能够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展开讨论。我们将十分重视这次会议上提出的各种意见，尽量吸收采纳，来制定比较适当的体裁体例，制定比较完善的纂修方案。

清朝的历史是我们国家漫长历史的一个重要时期，时间跨度很长，有268年之久，内容丰富，人物众多，事件复杂，而且正处在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时期，给我们后人提供的启示、教训、意义非常丰富。中国是历史学非常发达的国家，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历朝历代的历史都有连续的记录，没有中断过，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是任何一个国家所没有的。但是“二十四史”到《明史》为止，清朝历史至今还没有一部详细的、完整的史书。虽然有《清史稿》，而且这部书也有相当的文献价值，但由于作者的观点立场存在着一些问题，也没有直接利用大内的档案和原始文献，因而错误比较多，加之最后匆匆成稿印刷，因此只是一部稿本。《清史稿》成书以后，很多人对它不满意，多次提出重修《清史》。在抗战前夕，国民党政府准备修《清史》，但由于抗战的爆发，没有启动。国民党到台湾以后，张其昀先生等领衔对《清史稿》做了比较大的修改。近年来台湾学者们又写了一部《〈清史稿〉校注》，工程浩大。这些虽然不是直接修《清史》，但为修《清史》做了准备。

祖国大陆方面，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酝酿修《清史》。董必武提出纂修《清史》的建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重视。50年代末吴晗同志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着手制订纂修《清史》的计划，由于赶上三年困难时期，没有进行下去。到了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国家要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以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郭影秋为主任，并决定在中国人民大学建立清史研究所。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姚文元发表了批判吴晗同志《海瑞罢官》的文章，修史又告夭折。但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保存下来了，成为今天修《清史》的一支重要力量。“文革”后，邓小平同志批转下了一封人民来信，该信建议编纂《清史》，但由于“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国家千头万绪，还顾不上，也没有支持的经济力量，这一放就是20年。所以，在祖国大陆修《清史》也是几起几落，路途是坎坷而漫长的。本世纪初学者再次呼吁修《清史》。2002年初，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成立编纂委员会。去年（2002年）12月正式成立机构，到现在已经有8个月。由于全体同人的努力，由于全国史学界的大力支持，工作健康发展，开展了全国性的大讨论。8个月中间我们开了9次全国性会议，《清史》目录修改到了第四稿，就是刚刚发给大家的，小的会议就更多了。应该说今天这是第十次会议。这次讨论会后，我们将对《清史》目录进行一次较大的修改，整个体裁体例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9月份准备转到分解项目、确定作者、进行试写的阶段。

台湾学者这次光临北京开会，我们抱有很高的期望。因为台湾学者对清史研究很深入，许多先生都是成果累累、造诣精深的专家学者，一定能够帮助我们把工作大大地提高、推进。不仅如此，我热切地期望台湾学者能更多地参与修史工作，因为修史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悠久传统，编纂一部《清史》也是海峡两岸同胞共同的愿望。台湾有杰出的人才和丰富的历史资料，希望海峡两岸的学者能够通过适当的方式携起手来，共同纂修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

我下面介绍一下我们考虑的主要原则和方法，向大家请教。

第一个原则，是编写《清史》要力求做到科学性和包容性的统一。所谓科学性就是实事求是，探求历史的真实，写出客观真实的历史。求真求实，这是历史学的生命，要排除想当然的、不确切的历史，当然要坚决反对虚构历史、伪造历史。但是追求历史真实是不容易的，因为留下的史料大多是片面的，甚至是矛盾的，这里有个考证的问题、鉴别的问题。同样的历史事实，由于立场不同、时代不同，就会对事实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评价。对于事实上的矛盾，对于史观上的分歧，一定要慎重对待，决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要有相当的包容性。当然写《清史》要实事求是，特别是写一部书要有大体统一的意见，不能五花八门，矛盾百出。但也绝不是定于一尊，绝不是抹杀不同的观点。因为，人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有时候你认为的真理可能是谬误的，有时候你认为是谬误的却可能包含着真理。因此，我们的方针是实事求是，追求历史真实，尊重历史真实，尊重不同意见，而不能抹杀不同意见。所以，我们坚持包容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有些同志也担心，国家修史是否会定于一尊呢？这是完全不必担心的。此次是国家支持下的学者修史，国家从财力、人力上给予支持，加以保证，在机构、人员之间进行协调。至于修史，完全是学者做的事，国家不干预学术问题。像我们这样大的工程，国家不出头、不支持是不可能的。任何个人、任何单位都是无法独立完成的。过去修“二十四史”，修《永乐大典》，修《四库全书》，都有政府的参与；如果没有政府的参与，中国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文化工程，就不可能留下这样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但是，今天的国家文化工程与以往有根本的不同，国家不干预学术，修史完全是学者们进行的，表达的是学者们的学术观点。我想10年以后，还会有集体或者个人继续研究清史，继续写《清史》，而且绝不会局限于这部《清史》的框架，肯定会后来居上，成就会更大，水平会更高。我们这部《清史》不仅不是唯一的一部，而且若干年后也不是最好的一部，因为以后会有更好的《清史》。因此，我们写的这部书仅仅是21世纪初一群学者的集体作品，当然我们力争达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高水平，不辜负人民的委托和期望，但也必然带有时代的局限性。

第二个原则，是以叙事为主，尽量少发议论。历史著作是记录过去的历史，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力求表现历史的真相，不应该也不需要发表很多议论。应该相信读者的判断能力，读者从一本叙事真实、好的历史书中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作者用不着灌输，所以我们写的书应该以叙事为主，尽量少发议论。历史本身是多方面的，是非常丰富的，可以从很多方面生发出很多感想、议论。例如，历史上的一次战争，可以引发读者对作战双方力量对比的评论，可以引发对战争原因的评论，可以引发对战略战术方面的评论，也可以引发对战争影响的评论，读者见仁见智，形成各种不同的看法。作者的责任是把战争真实详细的情况告诉读者，无须也不可能将与战争有关的种种议论都告诉读者。所以要以叙事为主，尽量少发议论。但是如果完全没有议论似乎也不可能，因为作者对事实的理解本身就包含着作者的主体认识，包含着作者的价值判断，作者在叙述事实时不可避免地要带有自己的倾向性。例如，我们这些身经抗日战争的中国人，在叙述抗日战争时，一定是带着自己的判断的，不可能不谴责日本侵略者，不这样做也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历史学家要从事实出发，不可以添枝加叶，主观臆断。

第三个原则，是编写好主体工程的同时，要大量整理清代历史文献档案。我们这次要写一部3000万字的主体工程——《清史》，要全力以赴地写好，同时要大规模地整理清代历史文献档案。因为，历史研究的基础是史料，科学研究必须掌握丰富的、可靠的历史资料。而清朝存在的时间约三个世纪之久，当时印刷出版的条件已经很发达，离我们的时间很近，留下来的资料浩如烟海，只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就有档案1000余万件，负责保管的工作人员就有100多人。各个地方还有很多档案，如最近发现的四川南部县档案等。这么多的档案，我们不可能全部整理出来，但至少要整理一部分，即使修《清史》时来不及参考，也要在这方面做工作，因为很多档案已经板结，面临散佚的危险。我们现在还拿不出很多成果，只能拿出两套书（《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和《清宫热河档案》），现在摆在外面。我们准备照着这个样子，或出版印刷，或做光盘数据库。我们面临的困难是史料太多，而人力、物力单薄。例如，我们准备新编几个全集，原来的李鸿章全集（《李文忠公事略》）是吴汝纶编的，已经有700万字。现在我们从故宫博物院等地方又找了很多资料，正在编的字数超过原来4倍。我原来看的时候，也发现李鸿章的资料到甲午战争时就没有了，原来吴汝纶并没有全部编进去。但现在的工作量很大，要核对、编排。还有盛宣怀档案，这个人对研究中国的早期近代化很重要，他办了很多近代实业，有银行、工厂等。以前有个《愚斋存稿》，但大量的东西没有被整理。盛宣怀的全集也得60多本，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现在计划中整理的全集还很多，张之洞的全集、袁世凯的全集、康有为的全集、梁启超的全集、严复的全集、彭玉麟的全集、王鸣盛的全集、孙奇逢的全集，这些都已经动工了，工作量非常大，经费也不够支配。还比如说，清人的诗文集，据精确统计有4万种，很多都是稿本、抄本，流传很少，我们现在不知道怎么处理，如果影印2000种，字数就非常庞大，可能达到8亿字，字数比《四库全书》还多。其他还有笔记、年谱、家谱、地方志、日记等等，汗牛充栋，再加上满文资料、蒙古文资料、藏文资料，多得不得了。我们深深感到，国家的历史文化宝库太丰富了，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在整理保存方面人力太少，只能做一小部分工作，但我们一定要团结全国历史学家，依靠国家的力量，尽我们所能，大量整理清代历史文献档案，这既能推进清史学科的发展，也是为保存祖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做一点贡献。我在编委会成立大会上说过，我们要编写一部3000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要搞好，但同时要做大量文献档案整理。我打了个比方，主体工程是航空母舰，要全力以赴打造好，但同时还要打造很多巡洋舰、驱逐舰，形成一个战斗群。档案丛刊、文献丛刊、编译丛刊就是巡洋舰，已经出版的《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清宫热河档案》就是已经打造好的两艘军舰，10年以后我们会打造出上百种这样的军舰。

第四个原则，是慎重地选择作者，加强质量检查。我考虑最多的就是如何保证质量，参与写作的人很多，参加的人水平参差不齐，如何保证质量是个大问题。我接受这个任务时有喜有忧，纂修《清史》这个机会值得珍惜，所以很高兴，但担子大，压力大，不敢懈怠，感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敢辜负人民的委托。我希望各位能提出好的办法。我想，一是要广泛地听取意见；第二个是要挑选好人才，现在各个地方都有人才，但苦于没有交往，恐怕“有眼无珠”，发现不了人才。我们现在正在做全国的清史人才库，力求挑选第一流的人才。另外就是加强质量检查，要组织评审，进行中期评审、最后评审。总之，一定要小心谨慎，严格把好质量关。

以上是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希望能在以后的实践中不断完善，但目前还不知道是否行得通。因此，我诚恳地希望大家给予指教，提出意见。

下面我谈一谈具体的想法，对《清史》目录（第四稿）做一些说明：

《清史》目录目前一共六个部分，就是通纪、编年、典志、传记、史表、图录。这六个部分是综合了传统史书体裁和20世纪章节体史书体裁而形成的，我们不妨叫“综合体”。一方面，它含有纪、传、表、志等传统的体裁；另一方面，它也有通纪、图录这样新的现代史书的特点。我们认为，传统史书体裁的长处是包容丰富，体现了历史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这是优点。但也有缺点，就是章学诚讲的“大势难贯”，总的历史发展趋势不容易表现出来。中国传统史书从来都是这样写的。到了20世纪，史书体裁背离了传统，改为章节体。20世纪的史书几乎都是章节体，当然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还是用纪传体。章节体史书的特点是能表现历史大的发展趋势，对历史可以进行连续性的叙述，比较符合现代人的思维，但章节体包容量小，包容不了很多人，也不能兼顾历史很多的横断面。所以，我们兼采了纪传体和章节体，这既是背离传统又是回归传统，所以我们称其为“综合体”，试图吸收两种史书体裁的长处。

95卷目录中的第一部分通纪有8卷，这是全书的主干，表现了宏观的发展趋势，说明清代的兴、盛、衰、亡，包括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内容上不能太简单了，要包括清代历史的各个方面，否则不能说明情况，但又不能太详细了，要不然新修《清史》承担不了。

第二部分是编年，按照时间顺序记叙历史，第四稿列了3卷，可能要扩充。编年体是中国史书中源远流长的体裁，它的功能是写实、存史。如果说通纪是揭示规律和历史教训，不免以一些议论反映作者的历史观点，那么编年是要严格按照时间的框架表述事实，厘清事实，与通纪优势互补，相得益彰。我担心编年与通纪这两部分内容容易重复，要尽量避免出现这个问题。

第三部分是典志，篇幅最大，第四稿列了39卷，第五稿准备扩充，准备做一次大的修改。在讨论的9次会议中，典志部分的分歧最大，议论最多，简直是五花八门。一种意见认为，典与志不同，不是同一个级别的东西，认为典高，志低一些，应该以典统志。我感觉，典、志的原意未必有高低之分，如果分开是否有叠床架屋之感？层次太多了，反而混淆不清，自乱体例。所以我主张典、志不要分开。究竟设哪些典志，意见分歧比较大。《天文志》，历代史书都有，一开始我主张不设，因为《天文志》的内容是自然现象，我们历史学家写不了，乾隆以后的资料也非常缺乏，清后期的钦天监资料也缺失，我主张不写。但有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提出意见，说《天文志》不能没有，各地记录的资料非常多，我就加上了，但也没有把握。历史学家写不了，只能找这位天文学家去写。还有《医药志》，本来我也没有立，后来也有中国科学院院士说了，清代的医药非常发达，应该立志，所以我听了他的意见也暂时设上了，请他们写。还有很多志到底设不设，我也很犹豫。《生态志》《疆域志》《租界志》《港澳志》《科举志》《史学诸子学志》《西学志》等也是讨论中认为不应设，或者归入其他志中的。我也请大家考虑。还有主张设立《北京志》，那其他城市设不设志呢？还有《宫廷志》《仓储志》《文书档案志》这些究竟设不设？请先生们考虑。还有一些应该设但怎么写呢？如《民族志》，56个民族都写，还是只写几个有代表性的民族？《外交志》，国家那么多，欧洲国家、亚洲国家、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与晚清都有关系，这些又该怎么写？一卷志书能包容这么多内容吗？可否分成两卷？总之，难度很大。《宗教志》，清代有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藏传佛教，还有民间宗教，这么多宗教怎么写？还有清朝的《兵志》也很难写，前后变化太多，八旗、绿营、团练、湘淮军、北洋水师、新建陆军都得写，又怎么写呢？一卷30多万字，每个兵种也就五六万字，这又该怎么写呢？清代历史太丰富了，资料太多了。如果弄成个“压缩饼干”有没有味道？还有个大难题，就是《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著录清代书籍9000余种，篇幅已经很大了，后来武作成补了1万余种，山东大学王绍曾先生又补了5万余种，现在看来能补到10万余种。这样字数太多，没法放进新修《清史》，那到底怎么变通呢？《艺文志》以前史书都收，明代只收一朝的，清代只能选了。那我们怎么办呢？这个也请大家来考虑。

第四部分是传记，清朝统治中国的时间达268年之久，加上关外时期存在时间很长，我们到底立多少传？我定了2000个人物，大家认为少了，要增加一些。立传不能滥，要有标准，也不能漏，不能像《清史稿》那样把翁方纲这样的人物都漏掉。还要分短、中、长条。另外，类传我们立不立？有的先生主张不立，有的先生主张立。如果要立类传，那么立哪些，不立哪些？我本来列了循吏传，有先生说那么酷吏传为什么不立？我的本意是在循吏传中收录那些官不大但做了好事的官吏，不知这样是否合适？我们现在没有为清末的革命党人立传，像邹容、徐锡麟、秋瑾等，他们没有活到民国，应该写入新修《清史》。还有人主张立方外传，包括和尚、道士。我们现在立的类传也不少，我的想法是，进类传的人写的字数要少。如果名气很大，字数很多，就可以单列传，不进入类传。还有跨朝代的人怎么办？黄道周、张煌言、郑成功、史可法、李定国是否立传？有的在《明史》中已经有传，但郑成功等人在《明史》中没有，如果新修《清史》不列，那么就没有他们的传了。如果立了也有问题，他自己就不承认自己是清朝人，他在九泉之下是不是要抗议呢？同样，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人物怎么办？徐世昌、袁世凯曾任民国大总统，在清朝做了很多事，如果不立，就不知道这些人在清末做了什么事。还有很多革命派人物，如孙中山，如果列入新修《清史》，搞民国史的人要反对了。还有许多人，像蔡锷、陈其美等人，没在民国活几年就死了，他们的主要事迹都在清朝。所以传记有很多问题。

第五部分是史表。已经有了大学士表、军机大臣表、督抚表、部院大臣表，但也有人主张将布政使等也列成表，这就很多了。第80卷科举鼎甲表，是把历年进士题名列成表。有的先生提出增加重大的教案表、文祸表，这个也正在考虑。文祸表我考虑有点问题，不好界定，比如“苏报案”这种革命活动，还有洪亮吉被流放，算不算文祸呢？所以很多不太好界定。

第六部分是图录，这是我们新加的部分。“二十四史”里没有图。清朝图很多，晚清有了照相机，现在故宫博物院保存有几万张照片，还有外国的。图片可以证史，在一定意义上，它比文字记录更加形象、直观、丰富，有时一幅生动的图片可以胜过千言万语。所以郑樵非常重视图，他说“置图于左，著书于右”。但是，我们编图缺乏经验，“二十四史”中没有经验可借鉴。怎么分类？是按照朝代还是按照片类别来分？如何用一个清晰的主题合理地贯穿这些图片，使之成为鲜明的、生动的、真实的历史画卷，从而展现清朝历史的发展轨迹？但不能杂乱无章地堆砌。

以上我对《清史》目录做了简单说明，在很多问题上我犹豫不决，希望台湾的专家指教如何妥善地解决这些问题。

谢谢大家！

注释

[1]2003年8月25日。

在台湾宜兰佛光大学谈《清史》纂修[1]

这次我们清史编纂委员会来到风光秀丽的台湾宜兰，向台湾的学者请教。我们正在启动清史编纂工程，设计全书的框架结构，讨论全书的体例体裁。清史编纂工作从今年年初开始到现在已经10个月了，工作进展比较正常，我们也碰到了很多问题，也有一些初步的想法，这些想法是否适当，也要向台湾的同行们请教。台湾的许多学者对清史有深入的研究，有很好的著作。我想，纂修《清史》是海峡两岸学者的共同事业，我们非常期望台湾学者的支持和参与，能够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希望这项工程在一开始就设计得比较完善。

我们为什么要纂修《清史》呢？政府为什么要投入这么大的财力、人力支持学者们修史呢？我想，这是看到了历史学的重要性。中国是历史学非常发达的国家，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再早有《尚书》《左传》等史书，司马迁的《史记》从五帝世家开始，历史非常悠久。而且我们从商周就有了甲骨文，以后历朝历代都有历史记载，从来没有中断过，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是任何一个国家所没有的。所以，中国被称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历史，因为历史是人类对自己过去的回忆和反思。人类的智慧、知识都是从过去的实践、经验中获取的，这种历史的回忆和反思也使我们认识到人类的自身，使我们有了创造新生活的能力和信心。如果忘掉了历史，丢掉了历史，就不知道自己的来历，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丢失了自己的过去，忘记了自己的祖先，也就不可能开辟自己美好的未来。我想中国人懂得这一点，因此，非常重视自己的历史，希望用过去生动的事实，用过去丰富的经验教训，来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中国有一个好的传统：易代修史。朝代改变了，新的朝代就要为已经覆亡的朝代修史，就是要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唐太宗曾经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唐太宗讲得很有道理。

清朝统治中国有268年之久，清朝灭亡也有了90多年了，但至今还没有一部详细的、令人满意的《清史》，这是非常遗憾的。所以，易代修史这个任务我们一定要担当起来。当然有个《清史稿》，这部书也有一定的价值，有史料价值、文献价值。《清史稿》主要是依据过去国史馆的档案、稿本来修纂的，这些稿本是经过了很多作者长年累月的编写，再三修改而成的，《清史稿》吸收了这些成果，当然是有价值的。但是，还存在不可讳言的缺点，首先是观点上的问题，对辛亥革命抱有偏见，把起义称作“作乱”，把革命党人称作“匪类”，等等。甚至孙中山的名字只在《清史稿》出现过一次，就是慈禧太后通缉他的时候。连1912年选举临时大总统都没有出现孙中山的名字。《清史稿》记载了这件事，但没有写孙中山，到底选举的是谁啊？没有说。这就是所谓“春秋笔法”，看来《清史稿》不愿意将孙中山的名字写进去，所以在观点上有问题。其次就是史事上错误很多。台湾的学者们花了很大努力写了《〈清史稿〉校注》，校正了《清史稿》的很多错误。最近我简单地翻了翻这本书，确实是考证精密，内容丰富，我很钦佩各位先生，做了那么好的工作。所以，我给《清史》编纂工作的同志们说，要人手一册，我们写的时候，可不能再犯《〈清史稿〉校注》已经指出的错误。《清史稿》错误很多，我也曾看到过一个很幼稚、很初级的错误。太平天国的时候浙江的一个村即诸暨县的包村被包围，在太平军打下以后，说杀了村民60万人，啊呀！这个你不用对史料，一看就知道这是错误的，这个村子只是浙江一个小小的村庄，当时整个杭州可能还不到60万人，一个村庄怎么可能有这么多人呢？这类错误可能很多。还有，《清史稿》利用了国史馆的档案，但没有利用大内档案。由于这些原因，《清史稿》存在着不少缺点，不能令人满意，当然它自己也说自己是“稿”，并不是定本。

《清史稿》成书以后，20世纪内多次提出要重修《清史》。我记得，抗日战争以前，国民党曾拨款50万元要修《清史》，但由于抗战爆发，没有能够启动。台湾方面在1961年由张其昀先生领衔主编，修《清史》，萧一山等都参加了，这就是“国防研究院”印的《清史》。这部书在利用《清史稿》的基础上，对其做了重要的修改，不是重新编写，所以张先生在序言中说：“网罗有清一代的文献，完成理想中的新《清史》，寄厚望于后来之作家。”他希望后人来完成，并没有说自己已经完成了。1978年，钱穆先生建议写一部《〈清史稿〉校注》，利用在台湾的档案和其他史料来校正《清史稿》的错误。后来出版了15大册，工程很大，共计1200多万字，远远超过了《清史稿》的800万字。今天就有很多先生，像冯明珠先生、陈捷先先生，还有庄吉发先生都参加了当年《〈清史稿〉校注》的编写。

大陆方面也非常重视《清史》修纂，解放之初，董必武先生第一个提出要修《清史》。之后，50年代末，周恩来委托吴晗先生着手制定纂修《清史》的规划，这件事我参与了，当时搞清史的人很少，我是搞近代史的。当时吴晗先生找到我，一起商量《清史》纂修规划，吴晗先生讲的规模很大，远远超过我们现在的《清史》纂修的规划。由于当时人才缺乏，就从培养人才做起，要从本科学生中抽调人才。但后来赶上三年困难时期，这件事情停了下来。1965年周恩来委托当时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筹备成立“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当时就是这个名称，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著名明清史专家郭影秋为主任，并在中国人民大学内成立清史研究所。当时房子都看了，准备开动了。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受到冲击，又停止了，而且后来“修清史”还成了一条罪状。中国人民大学一直保持着清史研究的力量。“文革”后，邓小平转发了一封人民来信，建议编纂《清史》，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千头万绪，还顾不上，也没有支持的经济力量，又拖了下来，而且一拖就是20年。所以，在大陆修《清史》也是几起几落，路途坎坷曲折，这几次我都参加了，第一次参加时我才30多岁。到2001年，学术界再次呼吁修《清史》，政府郑重考虑了，也调研了很长时间。到2002年年底成立了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启动《清史》编纂，这得到了中央几个主要领导人的批准。

由此可见，《清史》纂修是两岸长期十分关心的问题，但好几次都流产了。编一部《清史》是两岸共同关心并为之奋斗的目标。可见，《清史》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因为清代历史离开我们不远，清史对我们特别重要，历史上的很多问题与现实密切相关。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发奋努力实现现代化，就是因为在清朝历史上中华民族受尽了欺负。还有人口问题，清之前历史上的人口记录从来没有达到过1个亿，最高也只有七八千万，当然历史记录与实际有出入，但也不会太多，清代以前中国实际人口可能只有1亿多。今天的人口有10多亿，人口的滋生基数主要在清代，研究人口问题就要追溯到清朝才能解释清楚。又如，外交问题、划分边界、中英问题、中俄边界问题、香港问题，这都是清代遗留下来的问题。又如民族问题，也是清代遗留下来的。清代处理民族问题有成功的地方，也留下了很多问题。因此，如果要了解今天的现实，了解中国的国情，就必须了解清史，今天的很多现实问题都要追溯到清代的历史。以台湾为例，台湾是清代发展最晚的地区，也是清朝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以前关于台湾的历史记载，我们可以追溯到三国孙吴时期，以后隋、唐、宋、元不断有历史记载，而且以前人口比较少。但到了清朝，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郑成功驱逐荷兰，这是中国人民第一次反对西方侵略的斗争，当然要在清朝历史上大书特书。康熙二十二年收复台湾，这也是大事，平定三藩以后又收复台湾，清政府没有后顾之忧了，以后战略重点就放到了西北。康熙收复台湾以后，很多福建、广东的移民到了台湾，开发台湾。台湾当时大约只有7万人口，可是后来迅速增加，到甲午战争前夕达到了225万人口。自然生殖没有这么快，大多都是大陆来的移民，他们辛勤劳动，开发了这片土地。这些开发台湾的先民是中华民族子孙，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语言、他们的风俗也都是中国的。当时的台湾历史就是中国人在这个岛上的活动，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清史》要大书特书。说到这里，我自然而然地想到，最近台湾的教科书要把清史与中国历史剥离开，放到“世界史的范畴”，这使我大为惊讶，实在没有想到，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是对历史的公然篡改，忘掉祖宗，丢弃祖先，企图以此让百姓忘记自己的过去，忘掉自己的历史，忘掉自己是什么人。一手岂能遮天，两岸的同胞肯定会坚决地反对。

以上我讲了两岸对清史的关注和清史的重要性。我们这次编纂《清史》已经启动10个月，我们编纂《清史》的方针是：要实事求是，探求历史的真实，写出客观真实的历史。求真求实是历史学的生命，要反对想当然，更要反对任意地篡改，反对隐瞒历史。当然，追求历史真实很不容易。暂且不说故意伪造历史，即使是真正抱着科学研究的态度，也还不容易做到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因为历史非常复杂，同一个事件可能有相互矛盾的记载，也可能有各种完全不同的说法。由于研究者的时代不同，观点不同，所以在实事求是的前提之下，也还会有不同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应该尊重不同的意见，相互交流，深入探讨。写一部历史书，当然要有大体一致认同的观点，但并不是定于一尊，并不是抹杀不同的观点。人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有时候你认为的真理可能是谬误，有时候你认为是谬误却可能包含真理。因此，我们的方针是实事求是，追求历史真实，尊重历史真实，尊重不同意见，而不能抹杀不同意见。

编纂《清史》是个学术问题，要代表21世纪的水平。我们准备用10年的时间编纂这部《清史》，10年以后还会有人继续研究清史，而且必然是后来居上，成就肯定会超过我们。将来会有更好的《清史》，否则历史学就不能进步了。我们力求达到这个时代的最高水平，但并不是完美无缺，我们会有时代的局限性。另外，我们编的这部书以叙事为主，尽量少发议论。历史著作的功能就是记录过去已经发生的事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不必多发议论，读者从一部叙述历史真实的书中会有自己的判断，要相信读者，给读者留下足够的思考、判断的空间。当然，完全没有议论也不可能。从前的史书也有“太史公曰”“臣光曰”这一类的评论，这都是观点。因为，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本身就包含着历史学家自己的认识和判断，如何叙述，如何写，用哪些事实，这本身就是价值判断。所以写作时不可避免要带有观点，带有价值判断。比如我们身经抗日战争的这些人，如果让我们写抗日战争，一定是带着自己的判断，带着自己的是非标准的，一定是谴责日本侵略者的。不这样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历史学家要从事实出发，不能添枝加叶，更不能歪曲历史。

我们这个《清史》工程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主体工程，一部分是基础工程。主体工程就是3000万字的《清史》，分成88卷，基本内容在下次台北会上我再做介绍。这是我们的主要任务，要全力以赴、保质保量地完成，不辜负人民的委托。同时要整理大量的文献档案，这是基础工程。清朝统治近3个世纪，留下了大量史料，汗牛充栋，光第一历史档案馆就有1000多万件，多得不得了。地方档案还有1000万多件，如四川南充的档案、南部县的档案、内蒙古的档案、西藏的档案等，有些眼看就要毁了，怎么办呢？极力抢救吧！我们尽可能整理抢救更多的历史档案。

清代文献也很多，清人诗文集就有4万余种，去年出版的《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中现存的就有4万余种。我们整理多少出版呢？2%就是800种，大概有几亿字，相当于一个《四库全书》了，汗牛充栋。我们的力量太微弱了，我希望团结海内外的学者共同完成这个工作。

我打个比方，修《清史》是打造一个航空母舰，不仅需要航空母舰，还要有巡洋舰、驱逐舰等，这样才能组成一个战斗群。因为时间关系，其他的我就不详细讲了。

注释

[1]2003年10月27日。

在台北《清史》纂修座谈会上的讲话[1]

一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大家好！

首先，我要感谢大家光临这次会议，来听取关于《清史》编纂的介绍，并发表意见和建议，这是对《清史》编纂的极大关怀和支持，我代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对大家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清史编纂委员会自去年（2002年）12月成立至今已经有10个月了，工作取得了一些进展，设计了框架，制定了《清史》目录。在10个月的时间内，我们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开了10次规模比较大的全国讨论会，在北京、上海、大连、广州征求全国清史学者的意见。目前，我们即将进入下一个工作阶段，也就是分解项目，选拔作者，进行试写。其间我们也碰到许多问题，碰到许多疑难困惑。

台湾有很多清史专家，他们在清史研究上有很精深的造诣，而且看问题的角度也许和祖国大陆的学者不完全相同。我希望听取大家的意见，得到台湾学者的指教，以修改完善我们的初步想法。

前几天，在宜兰清史讨论会上我就《清史》编纂的缘起做了介绍，讲了我们为什么编纂《清史》，编纂方针和原则是什么。我曾经提到，半个世纪以来，海峡两岸的学者为纂修《清史》都做出了努力。台湾有张其昀先生主持编修的《清史》，即“国防研究院本”《清史》，但它不是新修《清史》。在“序言”中张其昀说，以我们现在的人力财力难以完成一部《清史》，寄厚望于后来的学者。此后钱穆先生倡议写《〈清史稿〉校注》，并做了大量有意义的工作。最近我看到了这部书，感觉此书非常有意义。我曾经给清史编纂委员会的同志说我们必须要人手一册，作为重要的参考。半个世纪以来，在很困难的情况下，台湾学者做了很多工作，我表示非常的尊敬。

祖国大陆方面，国家领导人也非常重视《清史》编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都非常重视。最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董必武提出纂修《清史》的建议，得到毛泽东的赞同。50年代末周恩来委托吴晗先生制定编纂《清史》的规划，当时我也参加了，当时我30岁出头。由于赶上三年困难时期，此项工作没有进行下去。到了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国家要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以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郭影秋为编纂委员会主任，并且在中国人民大学设立清史研究所，我被任命为所长，做《清史》编纂的准备，当时还成立了机构，但两个月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件事又夭折了。不仅夭折了，而且还成了我后来的一项罪名。但是中国人民大学一直保留着清史研究力量，这支力量成为今天修《清史》的一支重要力量。“文革”后，邓小平批转下了一封人民来信，该信建议编纂《清史》。1982年在长沙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着重讨论了要不要启动《清史》编纂。由于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国家千头万绪，还顾不上，而且也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支持这样巨大的文化工程，于是《清史》编纂工程被放下来了，一放就是20年。所以，在祖国大陆修《清史》的事也是三起三落，路途坎坷而漫长。到本世纪初，就是2001年，学术界再次呼吁修《清史》，政府做了慎重考虑，进行调查研究，做可行性的考察，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最后经国务院以及江泽民、胡锦涛、朱镕基和李岚清四位中央领导的批准，《清史》编纂工作启动。

这几次，我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第一次是三十几岁，现在已经过了半个世纪，垂垂老矣！对于这个历程，我不胜感慨，颇有沧桑之感。在此事上，虽然两岸学者以前没有交往，但都为此而努力，因为《清史》编纂是我们全民族的共同心愿。

最近，我听说，台湾的某些人要将《清史》划入世界史范畴，把台湾史从中国史中分离出去，这是对历史的公然篡改。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从未独立过，将来也绝对不会。国际社会一致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独”分子隐瞒历史事实，这是非常危险的，是玩火。

这次清史工程也经过了很多坎坷的历程。对于我们历史学家来说，这是难得的机遇。屈指算来，从朱元璋下令修《元史》近600年来，国家修史共有四次：第一次是明朝修《元史》，第二次是清朝修《明史》，第三次是北洋政府修《清史稿》，我们这是第四次。这四次修史，都有国家的支持。只有在国家的支持下，大规模的修史才可能展开。我希望海峡两岸的学者能够共襄盛事，都能关心，都能参与，把聪明才智贡献给伟大的文化工程。

在宜兰的会议上，有人提出这次修史是不是官修正史。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这次是官修正史。首先，我们编纂委员会的25个委员全是学者，没有一个是官员。过去修正史的都是官员，而我们参与修《清史》的委员都不是官员。清修《明史》，只有一个特殊人物万斯同不是官员，他本人只是以布衣参与修史，没有接受清政府的授官。其次，我们是学者修史，学术意见是自由的，怎么修，采用那些学术意见，完全由学者决定，由学者负责，政府不干涉。将近一年来，政府和我们一起开过多次会，但从来没有在学术上提出应该怎么修。最后，这次和官修正史不一样，我们不是独此一家，不是垄断修史，不是只准我们修，不准别人修。封建社会的时候修史是由官府垄断的，像清初修《明史》，庄廷GFDA1个人修了个《明书》，就惨遭杀戮，后来戴名世搜集一些资料，还没有修史，也惨遭杀戮。所以封建官府不准别人修史，这是文化专制主义，是很恶劣的做法。我们遵从“双百”方针，欢迎私人修史，欢迎各种意见。

当然，我们与官修史书有相似之处，首先我们接受政府的支持，接受政府的委托。这个项目不是我个人的，也不是哪个单位的，而是政府的。其次，工程是经政府批准的，由政府出钱，由政府组织队伍，由政府协调、支持，如果没有政府支持，不可能进行这样一个宏大的学术文化工程。祖国大陆现有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每年资助项目上千个，任何个人报的题目经批准就可以获得资助，学术意见完全自由，个人可以自主进行研究，而且目前有成效的科学研究基本上都获得了政府资助，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要干预。在我国历史上，一项伟大的文化工程必须有政府的支持，宋朝修《册府元龟》《太平广记》，元朝修《宋史》《辽史》《金史》，明朝修《永乐大典》和《元史》，清朝修《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都没有离开政府的支持。祖国大陆也有各种各样的意见，也有人反对修《清史》。但是，一项有意义的文化工程必须有政府的支持，历史上一个有作为的政府也必会大力支持文化工程。

我们得到政府的支持，深感责任重大，要保证质量，要全心全力地将这项工作做好，不辜负人民的委托。同时我感到高兴，因为从年轻时就参与，一直到现在70多岁才实现这个愿望，清史工程终于启动了。

经过10个月广泛的调查研究，我们大体上有了共识，认为新的《清史》应该采用新的综合体，既要吸收传统的纪传体的长处，也要吸收现代的章节体的优点。纪传体是在历史上经过长期使用、长期考验的，有它的优长之处，突出优点是包容量大，有人物传，有表，能反映历史的丰富性、多样性，这是章节体所不具备的。章节体的流行主要是自上个世纪之初始，经梁启超、章太炎等大力倡导，以后成为主要使用的体裁，祖国大陆除了罗尔纲先生的《太平天国史》使用纪传体之外，基本上都使用章节体。章节体的特点是能够表现历史的大事，能够表现历史的复杂性，可以连续叙述历史，把握历史规律。如果能够把这两种体裁结合起来，就能够把历史反映得更加具体、更加真实。经我们多次调查，大家都基本同意使用综合体，我们收到的1300份书面意见都赞成综合体。调研的对象很广，不但有学者，还有工人、学生等。另外，有人主张用纪传体，有人主张用编年体，有人主张用章节体，尽管这些是少数人的意见，我们也认为这些意见都是很有价值的，因此我们决定把专家们的意见全部整理出版，包括把少数人的意见也详尽地整理出来，以供参考，以表示对少数意见的尊重。

同时我们也搞了《清史》目录，经反复修改，大体上确定《清史》框架的六个部分：通纪、编年、典志、传记、史表、图录。这六个部分各有特点，各有功能，组合在一起，相互补充，就构成了整个新修《清史》的框架。

为了引起讨论，我对《清史》目录做一些说明，便于大家了解，希望提出批评指正。

通纪，通就是司马迁讲的“通古今之变”，我们强调记录事实，而不是发表意见。这部分是全书的核心，是全书的纲领，应该做到史事准确，观点正确，表现清朝一代的兴、盛、衰、亡。要写清朝的重大历史事实，以政治、经济、军事为主干，也有相关的社会文化等内容。必须结合事实，对历史大势做出清楚的交代。通纪一共8卷，8个段落，这是我们根据历史呈现的阶段性确定的。本来历史是连续的，不能割断，前后都有联系，但这268年的历史有其发展特点，每一段历史的重点不一样。根据我们的认识，将其划分为8个阶段，总体上展现清朝的兴、盛、衰、亡。前两卷讲清朝的兴起，第三、四卷讲清朝的全盛，第五、六卷讲清朝的中衰，最后第七、八卷讲清朝的灭亡。我们没有用12个皇帝来划分，当然这也是一种写法。本纪就是这样，以皇帝为中心，我们没有采用，因为我们考虑围绕皇帝个人展开，有点像“帝王家谱”。因此，我们考虑用通纪，而不用本纪。这个做法是否妥当，请大家指教。我也不敢说用别的方式就不行。

第一、二卷是讲满族的崛起，清兵入关，打败李自成，打败南明，接着平定三藩。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多尔衮、顺治、康熙，从建州女真开始，满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发展得非常迅速，打败了很多强盛的势力。满族人口很少，却最后成为全国的统治者，这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为什么满族能够发展迅速？为什么能够战无不胜？优势在哪里？它也可能统一东北以后就发展不起来了，也可能入关以后中国形成南北朝，因为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南下以后中国往往容易形成南北朝，游牧民族打不到长江以南。为什么清朝能够统一全中国？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原因，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第三、四卷讲自康熙平定“三藩”以后，清朝的战略重点转移了，从南方转移到北方。在北方要对付准噶尔部，对付俄罗斯，实现全国统一。从康熙中叶到雍正乾隆，前后一个多世纪，中国做了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件大事就是统一，统一南中国，但是北中国还没有统一，打败准噶尔部割据势力，才能统一北中国。统一北中国是很艰巨的，战争很长，而且当年的交通很困难，军队难以到达新疆，粮食难以运到新疆。北京的粮食运到新疆，费用昂贵，但最后统一了。一方面是由于准噶尔内部混乱，乾隆抓住了历史机遇。另一方面是由于发展生产力，康雍乾时代的生产力，我认为远远超过汉朝，当然我的看法不一定正确。衡量一个农业国家的生产力，应看当时的粮食产量。乾隆时期人口有3亿，道光时达到了4亿，养活这么多人口需要有相应的粮食，清朝是远远超过汉唐的。从横向来看，中国人口占当时世界人口的1/3，农业生产也相应占有这样的比例，当时全世界人口50万以上的城市共10个，有6个在中国。所以，从经济总量上讲，清朝在当时的世界上是名列前茅的。但是，我们绝不能因为这个而沾沾自喜，我们应该看到背后隐藏的危机，康乾盛世存在严重的问题。当时中国不了解外国，包括当时的皇帝、大臣，即使是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也不了解外国，妄自尊大，自诩天朝上国，轻视科技，这是致命的弱点。当时中国的经济总量位居前茅，但是人均拥有量较少，而且在发展进程中隐藏着很多忧患，所以康乾盛世的光辉下存在着抹不去的阴影，是落日下的余晖，而不是朝阳的光芒。

第五、六卷讲清朝中衰，包括白莲教起义、天理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等，一共70年。连续多年大规模的农民战争表明国内矛盾激化。太平天国起义，时间长，规模大。外部矛盾也十分严重，发生了两次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内部纷争，外部忧患，清朝风雨飘摇却幸存下来。农民本身很难建立巩固的政权，很难成为社会的新力量，加上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农民起义很快陷于失败，太平天国起义就是被中外势力镇压的。同时，清朝内部产生了曾国藩的湘军等力量。

第七、八卷主要讲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清朝灭亡。这个时段的特点是变化，社会力量和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

编年我就不多说了。

关于典志，在讨论中意见很多，比如《天文志》，一开始我并没有设立，因为它主要是自然科学的内容，而且我认为乾隆以后的天文志资料缺乏。但现在我了解到乾隆以后的资料也有。比如《艺文志》也非常重要，但清朝的书籍很多，不胜记载。到底怎么写呢？又比如漕运、盐法，这其中每一个都很重要，现在放在一起，怎么写呢？

由于时间的关系，传记、图录部分我就不多说了。

谢谢大家！

二

非常感谢台湾的学者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建议和批评，尽管有些批评相当尖锐，但是我诚恳地欢迎批评，这些批评是很难得的。我觉得能够坦诚相见，把各人的学术意见贡献出来，对我是很大的帮助。我们一定要把这些意见带回去，认真地研究。大家提出的很多问题具有启发性，我们没有想到。可见两岸隔了一段时间，可能彼此的理念、对一些问题的基本观点有一些差异，出现这些分歧是可以理解的。我觉得贵在交流，我们能够交流，能够彼此理解，通过沟通，我们能够达到基本的共识。即使在某些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存在分歧也没有关系，可以存在下去，可以争得面红耳赤。

这些意见中有很多我很难解答，有许多问题不是没有考虑过。譬如说做长编，这是修史的一项基本手段，我们正在考虑。除了做长编，还想仿司马光之例，做考异。清代史事、逸事太多，分歧太多，资料太多，需要做大量的考证。这项工作难度很大，我现在找不到人来搞考异。我找到了一位先生，请赫治清、张捷夫去请这位先生做考异，他不愿来，说身体不太好。我临来台湾的时候还给他写了一封信，不知道他能不能答应。

人才很难得。我现在主持这个事情，深深地感觉到人才问题的重要性。写通纪、写表志缺人，没有多少人能够承担；搞文献整理也缺人，草书没人能辨认。现在确实是人才断档，这几十年里面，教育体制方面有一些问题，所以人才培养不容易。但是如果我们不写史，哪能够培养人才？我想应该是在修史过程中、在实践中培养人才，而不能先培养人才，然后再修史。最近我们准备在清史编纂委员会里边招博士后，按照编写要求，一面编纂，一面培养。这是个很难的问题，他们可能一开始不能适应工作，但我想他们会慢慢成长起来的。

关于通纪、编年的重复问题。我主张小编年，编年小一点，尽量压缩，避免重复。但好多同志主张编年大一点。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定论。

许多先生谈到清国史馆所藏档案的底本，这当然是很重要的资料，修史时必须利用。我们明天去台北“故宫博物院”，预先请求他们提取福康安、蒋廷锡、李鸿章、陈宝箴四个人的“传包”，因为“传包”保存了许多不同的传稿底本，可以看出当年清史馆的先生们是如何修史的，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也存有大量纪传表志的底稿。

许多先生集中地谈了“正史”的问题，力主现在修的就是正史，应该保留本纪。什么是正史？“二十四史”被正式列为正史是在修《四库全书》时，这是迟至18世纪的事。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沈约修史时，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是在修正史，他们只是想修一部足以反映历史真实的史书。我们也只想修一部高质量的史书，至于是否被列为正史，对我们并不重要。

正史的体裁也有所不同，有的有载纪，有的无表志，而陈寿的《三国志》只有列传，并无本纪，不能说就不是正史。我们的通纪其实是对本纪的改造，随着时代的要求，史书的体裁应该可以改造。我们是尝试改造，尝试也许会失败，但不敢尝试就不会有前进。

本纪改为通纪，实际上是将以帝王划分阶段改成以历史内容划分阶段，何者更好？我想还是以历史内容划阶段为好，尽管以帝王划阶段可以固定不变。以历史内容划阶段，见仁见智，因人而异，会产生分歧，但每个阶段的历史内容经过深入研究和反复讨论，还是可能取得共识的。

有的先生提到修史不要渗入意识形态，不要有价值判断，不要用褒贬的方法，如果有这些因素，就不能称为正史。当然写历史不能简单化，不能简单地把人物分成好人坏人两大类，我们应该客观地、全面地对待人物和事件。但中国传统史书，包括正史在内都有价值判断和是非褒贬。“二十四史”中把起义农民称“匪”，称“寇”，这不是价值判断吗？为什么过去正史可以这样写，而我们仅仅把太平天国称作“农民战争”的写法就是渗入了意识形态呢？有的先生批评我在提纲中用了“革命党人”字眼，感到“流于意识形态”，我感到惶惑不解。像陆皓东、徐锡麟、秋瑾、熊成基等，不称为“革命党人”，又该称什么呢？“革命党人”是两岸学者多年习用的名称，并不是我的创造。

写历史不可能完全没有价值判断和是非褒贬。让亲历抗日战争的人来写抗战史，必然对日军义愤填膺，称之为“侵略军”。在侵略和被侵略之间，深明民族大义的人是无法站在中间立场而漠然无动于衷的。

有的先生说，1980年以前祖国大陆史学界前辈的论文著作可参考的非常少。我不能同意这种看法，祖国大陆前辈史学家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都有杰出的成就，对历史有宏观性的、精深的研究，我们都是他们的学生。20世纪祖国大陆的历史学成绩是相当辉煌的，当然也有问题和缺点。我们下一代的历史学者都是沿着前辈的足迹继续往前进的。

以上发言，有些不同的意见坦陈出来，以就教于台湾的同人们。

注释

[1]2003年11月2日。

关于《清史》目录的几点说明[1]

《清史》目录在我心中酝酿已久，自今春开始广泛深入研讨《清史》体裁体例以来，专家学者及各界人士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使我深受教益。经过认真研究，在充分吸收各种意见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最早的86卷《清史》目录，并发给编委会一些同志请他们提出意见，这是今年4月上旬上海会议前后的事。5月在认真阅读专家们咨询报告的同时，又将86卷方案修改为90卷方案，交给了体裁体例小组作为内部研讨之用。这以后，我不断收到热心者关于体裁问题的建议，为了听到更多的批评意见，6月初我在达园宾馆向编委会部分工作人员重点讲通纪部分，以阐述我对贯穿清代历史的一条主线的看法。6月下旬主任办公会议决定7月初召开一次以编委会工作人员为主的更大规模的体裁体例研讨会，以进一步比较权衡已有的主要方案的利弊，方案之一就是经过我进一步修改的91卷《清史》目录。7月3日和4日与会同志进行了热烈讨论，回来后我反复琢磨，觉得大家说的不少意见都有道理，于是立刻着手对91卷目录做较大的改动。这次修改与以往稍有不同，在列出《清史》目录的同时，也说说我的一些想法，以便与各位专家学者更好地交流。

一、整体框架中6大部分的设置

6大部分考虑了传统史书的体裁，也结合了20世纪以来新的体裁，是吸收了它们的长处而设置的。传统纪传表志体裁的优点，在于有比较大的包容量。中国传统史书都是用这种体裁写的，直到20世纪，经梁启超、章太炎大力倡导，之后的100年都用章节体，传统体裁几乎没有了，只有罗尔纲修的《太平天国史》用了传统体裁。我们觉得这两种体裁都有它的优点，也都有它的缺陷。传统史书的优点是包容量比较大，从各方面反映清代历史内容，体现了历史的丰富性、多样性。同时我们又考虑吸收20世纪以来章节体的长处，章节体的优点就在于它能够表现历史的大的趋势，揭示历史的规律，对历史进行连续性的、立体式的、有重点的编写。所以我们的6个部分中，2个部分用章节体，4个部分用传统的体裁。第一部分通纪用章节体，另外典志部分将来恐怕也得用章节体。

二、我对通纪的想法

通纪部分需要比较大的规模，所以拟分9卷，它要从纵向把清代整个268年的历史加以扼要地叙述，前后贯通，揭示它的连续性，同时多方面地反映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但它的缺点是容量比较小，写通史很少写到人物的活动，所以要有传记。同时很多方面，如文学、戏剧、医药、天文等，通史中也没法多写，所以又要有典志部分。典志就是把社会生活各个横断面都包罗进来，最大程度地透视历史横断面。但是，为了反映历史大势，揭示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必须要有通史性的通纪部分，各次研讨会上多数人也认为要有这个部分。

9卷近300万字的通纪，约占全书的1/10，是全书的核心，是纲领，表现宏观的趋势，表现历史观，表现历史发展的大的形势，阐明清代从崛起到鼎盛，直至衰落、灭亡的全过程。当然其中包含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包括了阶级斗争、民族斗争，也包括了意识形态、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但是这些方面会写得比较简略。这9卷是宏观地叙述，一方面不能够太简略，太简略了很多问题说不清楚；另一方面又不能太详细，太详细了历史内容太多，通纪部分承担不了，很多问题要由传、表、志分别承担，要有分工。

讨论中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很多，究竟是大通纪小编年，还是大编年小通纪？就是第一部分9卷大一些、第二部分编年小一些呢，还是反过来，第一部分小一些，比如写2卷，第二部分大一些，写10卷、8卷？这两种都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方案。我原来倾向于通纪部分相对较大，编年部分相对较小。现在还是坚持通纪部分不能小。当然还可以讨论，我讲的都不是定论。在后面讲到编年的时候，我还要谈到这一点。有的同志提出通纪小一些，编年写成纪事本末性质的大事记，详细展开。我考虑再三，觉得这样写困难比较大。第一个理由，要讲清楚近300年的发展大势，2卷是不够的，100万字以内不行，3卷也不够，9卷已经是比较少的了。近300年的时间跨度很长、内容太多、前后变化太大，比较短的篇幅说不清这个大势，很多问题说不明白。第二个理由，通纪部分涉及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都要全面照顾到，不能太简略。它重点讲政治、军事、外交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在后边没地方再讲了。比方军事，清朝的打仗可不得了，17世纪打了一个世纪，18世纪是一个太平的世纪，当然也有“十全武功”，但是战争比较少，19世纪又打了一个世纪，从白莲教到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八国联军，整整打了一个世纪。哪个志能写战争呢？《兵志》是不能写战争的，因为《兵志》是讲军队的编制，讲八旗、绿营的编制，不是讲打仗的，不能指望《兵志》来解决战争问题。人物传里能写吗？一个个人物，可能他是个统帅，但一次战争里统帅也常常换，不可能贯穿地写一场战争。“表”就更不行了。那么，在哪里来反映这么多的、这么重要的、这么激烈的战争呢？还得上第一部分通纪里面去，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都要求把它写到第一部分去。鸦片战争的过程不一定写得很多、很详细，但必须有，这都是重要事件。政治斗争也是，有许多重大的政治斗争，比如像雍正夺嫡，雍正是否夺嫡，有各种不同意见，有的主张雍正是合法继承，有的主张雍正是非法继承，这些可以讨论，但雍正继位这件事情得写，放到哪里去写呢？也得在第一部分里写。不能在雍正传里写，雍正传里写他有个对立面，涉及的人很多。再比方说辛酉北京政变，慈禧上台，当然可以在慈禧传里写，但主要还是在第一部分通纪中写。所以，没有大的通纪，就没法处理这些政治上、军事上的重大事件。另外，原来想设立载纪，这是我先前提出来的，后来反对的意见比较多，因此就撤掉了。但载纪里的内容放到哪里去呢？太平天国到哪里写？太平天国不仅是打仗，不仅是军事，还有一些制度，“天朝田亩制度”“守土乡官制”“天历”等都在哪里写？我觉得这些都可以放到通纪里写，当然可以简单地写。再比如准噶尔的丘尔干会议，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制度，如果不在通纪里写，跟准噶尔打仗时写不到，在官制里也不能写，因为这不是清朝的官制。如果把载纪里的东西都挪到通纪中来，这9卷是很拥挤的。以上解释第一部分为什么设立9卷，而不是2卷、3卷。

三、我集中谈一点编年的问题

原来，我是主张编年小一些的，以为100万字即可。理由很简单，这样安排可以避免通纪与编年内容的重复。在这次的龙泉山庄会议上，有的同志认为100万字的编年大不大、小不小，清代近300年，每年只写三五千字，恐怕不能称其为编年，不如索性砍掉编年，改为在“表”的部分加个“大事年表”。会后经过与同志们交换意见，我觉得这一想法仍不可取。理由一是编年的传统源远流长，它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叙史体裁之一，体现了传统史学精华之所在，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我们在新编《清史》的框架设计中，应博采众长，不能对编年体没有适当的继承。二是编年以其存史的功能见长，寄托着历史学以外诸多学科加以利用的厚望，若代之以“大事年表”的处理，实不足以承当编年所应担负的重要使命。三是编年与通纪不仅在功能上互补，写法也有不同，处理得当，可收相得益彰之效，即使有某些重复，叙史的角度到底不同，也可作技术处理。

那么，编年究竟多大规模、多少字数合适呢？我觉得，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要说明在整个框架中通纪与编年的关系问题。在我看来，通纪与编年的关系，应是在纵向叙史格局上形成优势互补，体现出章节体和传统编年体各自的长处，前者重在从宏观上揭示历史发展的大势，标题设目，字里行间都不可避免较多地反映编者的“史识”，尽管我们力主客观，标之以“纪”。后者则主要通过严格明确的“年月日”时间框架，表现历史事件的局部，彰显在较短时间内历史事件之间的彼此相关性，并考订史实，凸显“存史”功能，以之传世。在龙泉宾馆的讨论会上，不少同志强调“存史”的意义，这对思考编年部分的规模和写法具有启发作用，我想是否应修正我原来100万字小编年的设想呢？

在综合考虑大家的意见之后，我感到在维持通纪较大规模的前提下，编年的部分适当扩大也不失为一种构建《清史》框架的思路。可能“大通纪小编年”或“小通纪大编年”的构架都不太合适，是不是“通纪与编年恰当合理配置”这种思路比较好。在字数上，“编年”不妨比我过去主张的大些，可以增加到大约300万字的规模。

这样一来，可能会带来两个问题：一个是全书字数要超过3000万字，另一个是可能出现综合体史书通常存在的内容交叉重叠的毛病。在龙泉会议上有的同志不赞成通纪与编年“平分秋色”，大概就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也有些担心，两个方案融通以后，各自的缺陷似乎都克服了，但彼此的优点是不是也失去了呢？这些我还考虑不好，希望大家想办法解决。

四、关于典志

在龙泉会议上专家学者们对这个部分的议论较多，有的认为志目之间内在逻辑不太清晰，有的认为典与志不在一个量级上，辈分不同，好像祖孙三代同堂（与此相联系，认为每卷一律35万字也不太合适），还有的认为《天文志》绝不能删，《礼乐志》《舆服志》作为当时国之大制也应加上去。大家的意见对我很有启发，下面谈谈我的想法。

我原拟40个志目，前后顺序大概有这样一种考虑：地理环境放在第一板块，接下去是人、政治、法律、军事、外交、经济、社会、教育、科技、思想、学术、文化这些板块。总的思路大概是地理环境、经济、社会、文化占典志志目最大分量，政治、法律、军事、外交在通纪、编年里讲得多一点，所以志目偏少。这样安排主要是把通纪、编年和典志三大部分结合起来，从不同角度多维地反映清代中国的整体历史，突出新编《清史》的存史功能，当然尽量避免内容的重复也在考虑之中。为醒目起见，我在修改志目时，采取空行的办法，把各大板块分开了，不知这样做行不行？另外，人口和民族单列一个板块好不好？有的同志建议人口、民族放在社会板块之首，也有一定道理，请大家帮我一并裁夺。

关于“祖孙三代同堂”问题，以前的研讨会上有的专家主张搞典与志两个层次，典是大范畴，志是典之下的小范畴，让人看起来一目了然。我的想法是，典与志的内容实际上交叉较多，边界并不明显，采用所谓“十典百志”的方法，分两个层次设置志目是否容易出现削足适履的问题？我现在考虑大体按照今天学科分类二级学科这一层次设目，这样比较能反映志目的特色，也避免了“祖孙三代”之嫌。至于一级学科、大范畴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等等，对其在清代近300年的宏观走势的描述应该在通纪部分完成，而典志则强调其创新，强调其学术含量，以其精深取胜。与此相关的还有，这样一来志目的数目可能有较大的增加，相应字数也会大大膨胀。怎么解决呢？一是各个志的字数“因志制宜”，不必也不应一刀切；二是志要写得精粹一些，平均每个志25万字。再有，关于志目的取舍标准，是不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具有清代特色的要设，不能删？如《港澳志》《租界志》《华侨志》等。在清代当时确为国之大制的也要设。从这点出发，不仅《天文志》不删，而且增加了《礼乐志》（含《舆服志》）。与此相关，我还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志目的设置不要面面俱到，求全责备，比如文学下面的门类很多，但清代最突出的是小说和诗文，所以，只设《小说志》和《诗文志》，以概括清代文学全貌；《艺术志》下面门类也很多，但清代最有特色的是戏剧（特别是昆曲与京剧）和书画，所以不设《艺术志》，只设《戏剧志》与《书画志》，以概括清代艺术全貌。总的来看这次修改，典志部分的修改最大，砍掉了一些大而不当的志，增加了更多的志目，一减一加从原来的40个志增加到50个志。这部分改动，我把握不准，请大家讨论。

注释

[1]2003年冬。

在典志组第一批委托项目立项会议上的讲话[1]

今天我们邀请了准备第一批启动的6个典志方面的负责人，主要是听一听大家的考虑和设计情况。

清史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文化工程，它的由来很长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都十分重视，现在已得到了中央和国务院的批准。2002年11月中央成立清史纂修领导小组，由14个部委共同组成，文化部部长孙家正担任清史纂修领导小组组长。12月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有25个委员。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一年多以来，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主要是体裁体例方面的工作。去年一年我们先后在北京、上海、沈阳、广州、台北召开了体裁体例方面的座谈会，一共13次。同时，还向社会发出了调查问卷1000份，问卷回收916份，得到了社会强烈的反响，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在广泛听取了专家学者的意见之后，编写了《清史》目录，经过6次修改后大体定下来为92卷，一共分成5个部分：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图录。

除了通纪组，我们已经成立了4个组：典志、传记、史表、图录，现在已开始工作。还准备大规模地整理出版资料，成立了档案组，主要是一档馆的同志。另外还有文献组，文献组的同志在全国进行了大量清史资料的调研工作。还有编译组，准备搞外文资料的编译工作。

去年，对我们而言可以说是体裁体例年，确定了《清史》体裁体例的框架。今年的任务是要立项。我们采取项目制，因为这是一个很繁杂、很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10年多时间。我们每一个项目都要立项，全部项目可能达到300多项。这次会议是我们第一次立项，第一批项目有七八十项，今天我们谈到的6个项目是典志。这6个项目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清史工程的先行。立项工作非常繁杂，今年年底能不能完成还是个问题。项目多，涉及的主持人多。清史是个大项目，下面有二级项目、三级项目、四级项目。典志组是二级项目，再下面还有三级项目、四级项目，以后大家就慢慢熟悉了。

这次立项的典志有：《天文志》《地理志》《法律志》《农业志》《水利志》《灾赈志》。这6个项目的负责人都是顶尖级的学者专家，写的可行性报告我都已经看过了，写得非常好，有的可行性报告提出了非常宝贵的建设性意见。看完这些可行性报告，增加了我的信心，我觉得可以写好。只要专心致志，努力工作，就一定能把这6个志写好。

《清史》目录第六稿共92卷，其中典志有39卷，可见典志的分量很重，比传统的“二十四史”所占的比例都要大，《清史稿》只有16个志，我们有35个志，超过它1倍以上，所以很多都是新志。比如，《生态环境志》《人口志》这些都是新提出来的志。另外，还有一些新的志，如《华侨志》《医药卫生志》《戏曲志》，我认为这些都应该写。我们为什么设立了这么多的志？因为清代与以前社会有很多的不同，而且时间跨度很长，历史内容繁杂，要多用一些志来反映历史各个方面的面目。清代是封建社会的终结，也是近代社会的开始，其中有很多新事物、新东西产生，如《交通志》《港澳志》等就是要反映这些新内容。还有《法律志》，清末有了新的法制法规，也应该用相当的篇幅来写这些内容。《灾赈志》，以前的赈灾是官方的，到了晚清民国灾赈有了民间的，这个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

晚清社会是一个转型时期，写志时一定要抓住这个特点。新修《清史》的关键是质量问题，质量是这本书的生命线。我们已经有“二十四史”这样辉煌的典籍摆在我们的面前，现在来写清代史，无论怎么说我们也要无愧于前人。四位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此事，可见对此多么重视，国家也从来没有投入过这么大的资金来修史。老百姓对修史也非常关心，很希望有一部正史来反映清代历史。如果修不好，怎么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呢？所以，我们一定要写出一部像样的《清史》。

保证质量的关键是选好主持人，选对了主持人质量就有了保证。我们对第一批选的主持人比较有把握，因为我们对他们的学识、品德、著作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将来我们采取委托与招投标相结合的方式，大量招标大概是在四五月份，要在全国范围招标，网罗全国的专家，你认为你能写，你就来投标，公平竞争，优者得标。另外一个是管理，要严格把关。领了项目以后，我们要全程跟踪，要全面管理。典志组的同志跟你们联系，要经常了解你们的情况，了解你们遇到的问题，写出来的成果要及时向编委会汇报。现在正在建立一个网络中心，你们的阶段性成果一上网，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写作的五六年时间里，要随时保持这种联系。

在社科领域里进行招投标，这还是第一次，没有经验，可能会成功，也可能会遇到很多问题，但是碰到问题我们会及时地研究解决，加以改正。如果感觉到这里面问题比较大，或者主持人不负责任，延误日期以及稿件达不到质量要求，将停止拨款。所以经费不是一次下拨，如果问题很严重，就要停止拨款，甚至取消项目，追回拨款。在这里，我们要向同志们说明一下，管理严格一点，是为了保证质量，没有严格的管理是不行的，请同志们务必谅解。

300多个项目的工程是很庞大的，没有严格的管理，是进行不下去的，所以我们专门成立了项目中心。当然，各个项目还是由各部门自己管理，如典志组、传记组等。工程计划10年多完成，去年一年已经过去了，今年的第一批经费在春节拨下来了。去年我们没有经费，但工作干得不少。还有9年，9年多的时间里面，我们还要留出两年多的时间来评审我们的稿子，有些成果和项目还要进行修改，这都需要花费时间。还要有出版的时间，剩下3年的时间也是十分紧张的。这样算来，还有7年的时间，因此我们决定主体工程《清史》92卷，必须要在2009年全部交稿，全部完成，之后留出评审的时间和出版的时间。所以，实际写作只有6年时间。现在已经是2004年2月底了，所以对同志们来说，写作时间是非常紧的。但是也不能3000万字一下子在2009年交，我们也看不过来，所以希望有的项目在2007年写好，写到哪一部分，就交到哪一部分。这样2007、2008、2009年陆续交来。交稿情况根据各典志情况来定，这是给我们一个时间限度，必须要这样做。我看到在有的工作小组写的可行性报告中，准备两年搞资料，两年搞专题研究，第五年开始写作，这需要商量。两年搞资料，接着两年搞专题，2008年你才开始交稿，那可不行，所以同志们在定工作步骤时一定要注意。一般来讲，写作的规律是无底洞，资料总也收集不完，如果那样的话，时间非拖不可。我们宁可前紧后松，也不要前松后紧，这是我的想法。到时候一定要完成，因为这个工程是国家工程，是集体工程，92卷中有一卷完不成，就不能出版，一卷耽误了，整个工程就耽误了。所以，一开始就要和同志们说清楚，这个工程一天都不能拖。我一直担心这一点。全体同志能按这个要求做，我们就能完成，少数同志不按这个做，我们就完不成，就出版不了。到时候我们讲的出版日期就不能兑现，我们跟国务院也是这么说的。因此，我们每个项目的负责人都要重视这个问题，要前紧后松，不要前松后紧，到时候就来不及了。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点是要求出成果。当然《清史》的正文要出来，我们要求92卷每卷35万字。这35万字的正文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写好。还要有附件，附件的第一个叫工作大纲、计划或者叫纲要。大纲写好了，再写一个样稿，好好讨论一下，其他基本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工作计划什么时候交，跟各个组商量后定下来，但是时间不要拖得太久。第二个是资料长编。我们写史一般要有长编，但是长编写起来字数比较多，也耗时间。长编做完后上网交给我们，看一看你的核心部分长编写得怎样。

第三点是考异。清史里面的“异说”多得不得了，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解释非常多。前人已经搞了很多考证，我想，我们现在出版的这本《清史》也应该有清史考异，这是必须有的，每个项目都必须交考异，交多少不限。台湾出了一部《〈清史稿〉校注》，这是台湾内部印行的，我们只有一部，这是很重要的书。这本书非常大，有1200万字，比《清史稿》正文还多，考了8万条异说。这8万条异说不得了，花的力气很大。我们这次写，必须要参考这本书。我们在写新史时，要避免旧史已经出现的错误，否则就让人笑话了，台湾学者已经把它们考出来了，大陆学者怎么就没看到？这可太不像话了。他们这本是内部书，外面买不到，我想跟台湾方面商量一下，将来我们如能印行，每个组都要发这么一本书。这样我们就能站在一个最前沿，不至于落后。8万条考异干了多少年才搞出来，内容很多。前些日子有个清朝皇室后裔找我，说同治有个遗腹子。但据史载，同治和皇后是一块死的，不可能有遗腹子，就需要好好考证一下了。同治的家世很清楚，档案馆里可查到。如果考证不了，我们两说并存。另外，以前有许多人做过考异，像孟森、罗尔纲等。将来我们的考异可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前人考的，二是我们现在做的和依靠各种项目提供的考异成果。考异成果必须交，多少不限，但要保证质量。有些考异交来也可能不采用。

第四点是专题研究。研究出论文成果，这个也要交。在专题研究这个问题上可以放松一点，不一定都要有专题。但是前面的大纲、工作计划、长编和考异一定要有，专题研究可有可无。

关于每个项目的组成人员，我们希望是2～3人，我们给的报酬是按3个人给的，另找1个人我们不能再给报酬了。35万字1人写12万字，工作量不是很大，不要搞那么多人，也不要一个人。项目制由项目主持人来负责，招什么人我们不管，但人数希望在2个人左右，人数不要太多。

第五点是档案。档案的资料浩如烟海，档案你看也看不完，但你还必须看。如国史馆档案，这就够我们查的，那里保存的传记有6000多人，我们的《清史》中只要写二三千人，我们不准备写那么多人。他们每个人的传记有两三份，我在台北看到李鸿章的传包就有四份，不同人不同的传记，写得都不一样，字数也不一样，《清史稿》的传记都是根据传包来的。前人做出的传包，我们要利用，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传包丰富得不得了，写《清史》我们必须用到它，同志们写志也要看传包。比如《天文志》，老的《天文志》写到乾隆为止，下面就没有了，我到台北看，原来传包中有乾隆以后的《天文志》，不知怎么《清史稿》没有用。我希望同志们要多加努力。外地的同志们也要到北京来看档案，不看档案写不好，档案中有这么珍贵的资料，这么翔实的资料，是十分重要的。写《清史》不用这些资料肯定是写不好的，后代就会批评说你们怎么不看档案。所以，档案要重视起来，这是第五个问题。

第六点是知识产权的问题。我们写出来的成果，版权是国家的，不是个人的，得到许可才能发表，这一点请同志们谅解。国家给的报酬是比较丰厚的，所以这些成果的知识产权被买断了。

第七点，经费是分批给的。经费的拨款手续十分复杂。我们现在有一个初步想法，测算工作正进行，签约以后就会给大家一个结果，所以我今天不能讲得很明确。但是每个项目都有一个基本津贴，另有项目费，可以支付各种费用，但项目费的开支，国家有规定，有的花销能开支，有的花销不能开支。我们一定尊重专家们的劳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一样，没有贵重精密的仪器，经费由国家支持，不会成问题。当然我们还是要精打细算，节约开支。

我就谈这么多，希望各项目主持人集中精力，通力合作，全力以赴。祝大家初战胜利，把我们的《清史》写成高质量的作品。谢谢大家！

注释

[1]2004年2月28日。

在《清史》传记样稿研讨会上的讲话[1]

《清史》92卷，要分解成一百几十个项目，加上文献的项目、档案的项目、编译的项目、辅助工程的项目，都要立项，通过项目来管理，这种新的管理体制对我和许多同志来说都没有经验，都在摸索。项目首要问题就是立项，立多少个项目，每个项目什么时候完成，谁来主持等，争取在4月20日立项完毕。现在已经3月底了，只有一个月了。第一次立项要立6个项目，找6个主持人，大体上主持人已经有着落了，也有个别的还在考虑。下半年要把立项做完，要两三百个主持人，人到用时方觉少。这么多数量的主持人确实难找啊！所以要求赶紧建立人才库。因为我们对年轻人不了解，不知道他们的专长。人才库当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还是可以提供一个线索。写过什么文章、在哪个单位、年龄等信息通过人才库很快就可以查出来。人才库做得还不错。比如输入一个名字，关于这个人的所有信息都出来了。今年从春节以来已经忙了两个月了。因为92卷要分成一百几十个项目，特别复杂，有的一卷一个项目，有的一卷几个项目，绝不能像机器生产一样，不能一刀切，机器产品全部一样，我们的项目大不一样。有的一卷立一个项可以，但是有的就不行。比如宗教，就有佛教、道教、藏传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没有哪个人对这些宗教都精通，必须要分出好几个项目，写了以后还要合成，因为《宗教志》只有一卷，要合成一卷。现在我们第一批立项的典志有6个项目，快要签约了，就要把经费拨出去。传记也立了6个项。史表是5个项目。总共17个项目。主体工程总共有一百几十个项目，所以今年的工作量很大。下面我们用投标、招标的方法，要引进投标机制，优者竞标，是公开地、公平地、公正地进行竞争，只要有本事，谁都可以来。我们不知道哪儿有人才，投标的好处就是可以网罗人才，将来要在报纸上公布竞标的信息。

今天的会是谈传记的，传记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传记在纪传体史书里占的分量也非常大。本纪就是一个纲，传记就是一个目了，纲举目张嘛！“二十四史”里头有很多只有本纪、传记，没有表、志，所以后人有很多补表补志的，没有补传的。没表没志可以成为一部史书，但是没有传记就不成为正史。“二十四史”里哪部没有传记啊？可以说无传不成史。我们现在定了22卷，分量不是很多，但也不少了。其中正传是15卷，7卷是类传。分为正传和类传，传统史书上也是这样分的。传记要记述各种类型的人物，凡有贡献的，有名望的，而且也有史料的都要写传记。各种类型，从帝王将相到三教九流。精彩的史书以传记最为吸引人，就像《项羽本纪》《屈原贾生列传》等。传记很多都是合传，四五个类似的人，合成一卷传记，我们较少采取合传形式，大多是单独成传，但是有些情况我们可以采取附传的形式。某个人和一些次要的人关系密切的话可以用附传。比如《清史稿》的岳钟琪，那是重要人物，所以他有单传，但是还有附传，一个是他的叔叔岳升龙，一个是他的堂弟岳钟璜，还有他的儿子岳濬。他们虽然也是重要人物，但是没那么多事儿，够不上写单传。又如鲍超，也有好几个附传，都是他的部将，如娄云庆、宋国永、唐仁廉，所以《清史稿》里的附传是很多的。因为有很多人和其他人有关系，或者是部下，或者是儿子，事情很少。也有儿子附父亲的，有的儿子名气更大，附的是父亲的传。有的可以考虑合传形式。如几位将军，一起打仗，要是每人都给写一个传，事情重复，那就很啰唆，所以干脆就一个人立传。如僧格林沁，他的附传是很多的，因为他打的仗很多，部将很多，附传人也很多，这种附传办法可以采用。另外一个就是类传，我今天重点讲一下，因为这里有分歧，我们立了7个类传，立那么多类传做什么？新修《清史》的类传和以往的类传不一样，以往都是皇后有类传，太监有类传，党锢有类传。我们列的类传很多是新的。因为清代社会有一个特点，它是一个过渡社会，从旧社会、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在此期间，产生了许多人物，新的方生，旧的未死，新旧交替，有许多人物带有一些新社会的特色，但不很鲜明，名气也不大，当时社会看不起他们，事迹也不多，但他们代表着一个新的势力的崛起。因此这样的一些人物，我觉得应该给他们立传。但他们没有许多事迹可写，当时的人瞧不起他们，没有多少记载，《清史稿》里也找不到他们的传，例如陈启源，第一个民族资本家，《清史稿》没有他的传，很多资本家都没有传。

类传需要从多方面来创新、挑选，写什么人，这是一个创新，历史上不曾注意，《清史稿》里没有，《清史列传》里也没有，这些人物我们以前不知道，要去挖掘，挖掘出来就是创新。我们所知道的都是《清史稿》或《清史列传》里的传记。我看现在所选的人物好多都是重复的。《清史稿》《清史列传》《清代七百名人传》等，包括我们自己编的《清代人物传稿》，写来写去都是那批人，资料就这么些，你再花时间也就这么多了。当然你还可能找出更多，但是难度很大。比如曾国藩、李鸿章、洪秀全等，研究的人、研究的论文已经那么多，再创新是很难的。当然这部分也是非常重要，要花力量搞，但应该转移我们的一部分力量去发掘一些新的人物。比如妇女传，我们列了一个妇女传，有些人问，妇女写什么？妇女传是不是就是烈女传？当然不是。我感觉到清代妇女有一些变化，当然变化不是很大，就算是一个小的变化吧。女子从来都是无才便是德，但是在清代可能有些改变，知书识字的妇女很多，才女非常多，如清初的柳如是、顾横波等，清中叶的王渔洋的女弟子，袁枚的女弟子席佩兰、金纤纤、严润珠，还有他的妹妹袁杼、袁机，还有顾太清、王照圆、汪端，清末还有个女侠秋瑾。陈寅恪发现了一个柳如是，一个陈端生，我们能不能再发现一些女性？我前几天和一位同志谈文献的事情，我请他编一个清代闺阁诗文选。清代妇女诗集有2000多部，现在能看到的有800多部，分散在各地图书馆。他说他知道一些，看过一些，清代妇女有一个不同的特色，读书识字的很多，特别是在江南，浙江、安徽等地的很多妇女会著书写诗，诗写得很好。怪不得你看《红楼梦》里有那些女子会写诗啊！她们也组织诗社、雅集，结交诗友，吟咏唱和，清代就有这种风气。这种诗也有它的弱点，写实很少，但是情感非常丰富细腻。妇女和男的不一样。我支持编一个闺阁诗集，就是把所有妇女的作品聚集起来。但是难度很大，图书馆不让看，照相只能够照1/3。这怎么行哪？一听说是《清史》搞的项目，就要价太高，本来1块5毛钱，现在变成10块了，难度很大。妇女们能写很好的诗，有些是大学者的夫人，有些是女儿。我们可以看到的有800多种妇女诗集，当然不可能把800多种都编起来，但是我们可以挑选一些来编，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创新。从前不写妇女，“二十四史”里写妇女都是节妇贞女、夫死不嫁之类。现在我们转换一下视角，去写妇女，我觉得这可能是超出以往传记的地方，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妇女的自由度越来越高了，虽然还是男权社会，依附于男权，但是妇女的地位已经有所不同了。

譬如沈雨梧同志搞的科学家，研究勤奋，资料也很多，我觉得很好。但是我看还有一个问题，清代的科学家不一定是传统的学者、文人，因为近代机器工业已经产生，工厂里有许多工程技术人员，他们名不见经传，以往史书中不写他们。其实他们为中国工业建设做出了贡献，我们该不该为他们立传？如魏瀚、陈兆翱，他们是法国留学生，在福建船政局工作，自己造军舰，虽然被打沉了，但是自己能造军舰，这已经是很了不得了。有一个叫赖长，左宗棠把他请到甘肃，搞织呢厂，后来成为甘肃很有名的搞各种各样的工程的人物。有个曾昭吉，是丁宝桢手下的，丁宝桢在四川开机器厂，他是工程师。当时没有工程师这个名称，是个匠人吧，后来随丁宝桢到山东。还有一个李维格搞汉阳铁厂，是东亚的第一个钢铁厂，他是技术人员，他好像是广东人吧？还有彭英甲，他是在兰州建造黄河铁桥的，兰州的黄河大铁桥在清末建造，彭英甲虽非技术人员，但也主持了铁桥工程，在类传中可否给他一个位置？这座铁桥不久以前还在使用吧？像这样的人，传记中一个都没有。这些资料很少，确实有困难，难度很大，但是不冲破难关就没有创新。你就得去找。当时的报纸《申报》等，以及各省的地方文献都会有不少记载。还有许多经济资料里，偶然提到一笔，事情很少，仅留下名字。有些人也不知道是哪儿的，比如赖长这个人很灵巧，不知道是哪里人。所以不仅要有徐寿、华蘅芳、李善兰这些著名的人，还要发掘更多的对中国有贡献的人，尽管他们的事情少，我们说不出多少来，但是我们还是要为他们立传，这是写《清史》的一个重要责任。所以类传一般人物量很多，但是字数很少，因为他确实没有留下东西来，可惜啊！江南制造局就有很多搞技术的工程师。江南制造局有位大学者萧穆，搞西北地理的，在江南制造局待了许多年，他是个传统文人，但是在他的文集里就什么都不记，没有任何江南制造局的信息，其实他是一个大学者，应该有记载。我找了萧穆的《敬孚类稿》，其中一点没有记江南制造局的事，因为传统学者看不起“奇技淫巧”，这也是中国的悲哀。所以现在要找这类材料，像沙里淘金，要下很大的功夫。我们既要在传统的重要人物上花功夫，也要下功夫去找那些不被注意但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因为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很多新的人物不被注意，被埋没了。有的教育家，在清末开了那么多的学堂。医生，中国第一个西医是谁？是黄宽，他是和容闳一起留学的，回来以后是搞医生的。像这类事情都应该写。我觉得类传的发掘余地是很大的，也很有意义。还有华侨，华侨从前没有，《明史》里没有华侨。《清史》应该有华侨，现在我们要列一个华侨类传的名单，举不出什么人物来。因为我们没有研究，不是没有人物，你去找搞华侨史的人，他肯定能说出一些人物来。台湾、澳门、香港，有些什么人物能够放到我们传里？我们说不出人来，以前我们没有注意，现在修新《清史》，香港、台湾、澳门有志，如果香港、台湾、澳门的人在传里连一个都没有反映，那不是就闹笑话嘛？这些不是中国的地方吗？台湾有一个大富豪林维源，光绪时人，非常有名，清代官书中常常提到，有人给他写传记吗？我想台湾肯定有人写。现在台湾我们知道的有丘逢甲、郑成功等，我们去发掘发掘肯定会有很多的人，所以类传立的人物很多。我提出写类传以后，有的同志不同意，认为就写一般我们知道的人就行了，干吗花那么大力气去写我们不熟悉的？我觉得老写那种人所皆知的传统人物，没有创新，没有新意，再花多少力气也就是那么多资料，某种意义上，是翻来覆去炒冷饭。但是一些重要人物一定要写好，如曾国藩、李鸿章等这些重要人物。我觉得创新亮点之一就在类传上。我这个看法也不知道对不对，请教大家。

我还加了孝义传、忠烈传。什么是忠烈啊？农民战争中被打死的叫忠烈？当然不是，我指的是在与外国侵略者作战中牺牲的，这些人不是大官，够不上列大传，像鸦片战争中牺牲的第一个人姚怀祥，是定海知县，小小的知县，也没有什么大事，专门立传立不上。还有文丰是圆明园管理大臣，在火烧圆明园中他跳福海死了。还有一位畅春园千总燕桂，他砍倒了几个烧园的侵略兵，他牺牲了，他全家16口均遭杀害。现在大家谈火烧圆明园，却不知道提这些以身殉国的人。就这一点，我觉得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气节！可以写。黄海大战中邓世昌、丁汝昌等都有大传，有正传，可以写。但是还有一批人，像陈金揆是个大副，立不上传，甚至林永升能不能立上传都成问题，他是管带。好多人都立不上传，可以放在类传里，以表彰为国牺牲的人物。忠烈是指在和帝国主义作战中死去的人，我们不要忘记他们。不知道我这个想法对不对，请同志们斟酌。不是光指邓世昌等人，死的人多了。老舍的父亲就是被八国联军打死的，当然他可能不会列在我们的传里。

我们还立了一个孝义传，为什么要立孝义传呢？我觉得孝是中国的传统道德，当然我们不能愚孝，卧冰求鱼、割股疗亲都是愚蠢的办法，那个不要写，但是真正对父母好的，赡养父母非常尽心尽力的，历史上不乏其人。我就看过陆陇其写的文章，是我读初中时的语文课本中的，我不记得篇名了，但印象深刻，至今不忘，讲兄弟几个怎么赡养他们的父亲，看了以后才知道对父母应该这样做，这也是一种伦理教育。义，对兄弟友爱也是一个优良传统，这种例子很多，史料也不少，家谱、墓志里边都有一些，当然家谱用起来要小心，有吹牛溢美的地方。但是地方志就稍微好一些。要大量看家谱、地方志。还有循吏传。小官吏哪儿赶得上立传啊！但是他做的事情可真是感人，为老百姓做了好多事情，赈灾、水利、修桥、铺路、断案，但是史中无传。所以我觉得应该去发掘，到处去找，《清史列传》《清史稿》里都是些大人物，当然《清史稿》的循吏传里也有很感人的。所以传记组目录迟迟提不出来，因为有个类传在那里，大传好提。大传都会提，《清史稿》里7000人呢，从这里找出两三千还不容易？难就难在这个类传上，到现在半年了，传记没提出个名单来。为什么？因为类传，该立谁啊？你不去找书，不去努力发掘，那就永远立不出来。还有一些人，像武训，武训将来要不要立传？武训传搁在哪？还有像叶澄衷、杨斯盛，干了那么多义举，这些人的传搁在哪呢？所以到最后一稿，我才决心加上了孝义和忠烈，最早我也不敢加，后来我下决心要加，而且一定要加。类传我觉得应当特别着重讲。当然不是小看正传，正传当然很重要，康熙、乾隆传当然重要，曾国藩、李鸿章这些传当然重要，阿桂、兆惠、鄂尔泰、张廷玉这些著名人物当然很重要，但是他们的传记说实在的，现在已经写了很多了。当然还有深入挖掘的必要，像曾国藩、李鸿章的全集等。我们新编的《李鸿章全集》有2800万字，以前编的只有700万字，超过3倍，明年年底就可以出版了。如果看完《李鸿章全集》再去写李鸿章传那当然是更好了，但是不行，太多了，时间也来不及，只能看一部分。所以传记确实很有潜力可挖，有已经写过的，也有许多是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人物和资料，特别还有很多新旧交替时候的重要人物。还有少数民族，从前的传记里少数民族是很少的，非常汉化的少数民族才有。《清史稿》里连噶尔丹的传都没有，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也没有传，四大活佛没有传。还有土谢图汗、大小和卓、阿睦尔撒纳、莎罗奔、索诺木、杜文秀、张秀眉，一律无传。这次新修《清史》里我们就增加了四大活佛的表，增加了哲布尊丹巴、章嘉等的表。

我们这部《清史》最重要的是质量问题，成败利钝就在质量，这是我们的生命线。质量搞不上去不仅是每个人的事情，而且影响到集体的荣誉，影响到我们国家的荣誉。自从担任这个任务以后，我一天到晚就在想这个问题，怎么样提高质量，要不然我对不起国家。国家花了那么多的钱，投入了那么多的人力、财力，结果被你们搞得一塌糊涂，这个你说得过去吗？修史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朱元璋修《元史》的时候是洪武元年，离开现在600余年了，600余年来只有几次修史，第二次是顺治二年开始修《明史》，第三次是《清史稿》，第四次就是我们，这是600余年里的第四次。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能够碰到这样一个修史的机会，是我们的幸事，能够参与到修《清史》的行列中，来为这个出力，的确是一种幸事。我们决不能辜负了国家的希望、人民的希望。老百姓非常希望修好《清史》，给我的来信多得不得了。昨天《清史》中心还转给我一封小学生写的信，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写的信，谈修史的事情。你看他们都那么期待我们，所以我们的质量问题一定要做好，拜托各位！特别是样稿，样稿是提高质量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因为我们将来写人物，会有许多专家参加，写3000人物，少说也得有一二百位作者，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写作水平、不同的写作习惯、不同的写作用语等。我们这个书是一部书，要思想统一、体例统一、文风统一，不能够五花八门，样稿就起一个标兵的作用，就要照着样稿来写。同志们的责任重大。将来你们二十几个样稿都要发给大家，就按照这样子来写。一般光讲讲原则、讲讲细则的话，弄不清楚应当怎么样来执行。比如写一个人物，先写名字，再写生卒年月、籍贯、字号，先写什么，后写什么，这就是统一。如李鸿章先写合肥人，哪年生，字少荃，等等。体例上要统一。这里还有个写法问题，比如，一个人死怎么写？你们细则中没有说到。升官写了，死是也有讲究的。皇帝叫崩，亲王叫薨，大臣叫卒、死，被处斩的叫斩首，有的叫伏法、赐令自尽，各种各样的写法。当然这些写法不一定完全遵从，有一些也不一定合理。但是我们要有个规范，像“牺牲”之类的词可否不写，如认为某某人牺牲了，邓世昌就不要写牺牲，直接写死，就是战死，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壮烈的事。我这意见对不对？这就是写作规范。同志们一定要注意，要看细则，要不五花八门地写出来，将来改就很难，谁来改啊？所以细则非常重要。写样稿，我们的时间放得比较久，原则是宽以时日，从优酬谢。时间比较宽，最多5个月写1篇，最少3个月，3个月写1篇比较短的。5个月1篇那就是5000字，5000字写5个月时间很充裕了，1000字1个月，所以有从容的研究推敲的时间。

我想关于要求呢，就提一些原则性的。第一条，事实准确。真实是写史的生命，如果不真实，弄错了，写了虚假的东西，甚至一些造伪的东西，那怎么行啊！一定要弄确切，当然有些事情很难弄确切，但是我们一定要尽最大的可能，把事件、人物、时间、地点弄确切，不出错，要不你老是错，那人家谁还用你的书啊，不相信你。真实性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反复核对。台湾的学者们花了很长时间搞了部书，叫《〈清史稿〉校注》，当然这部书也有缺点，但是他们花的力量是很大的，他们一共校出《清史稿》8万多条错误和异说。15册，1200万字，《清史稿》才800万字。我们这次写一定要看《〈清史稿〉校注》，千万不能再犯《〈清史稿〉校注》已经校出的错误，否则就让人家笑掉大牙了。你们修史，连《〈清史稿〉校注》已指出的错误都不知道，真是孤陋寡闻，成了大笑话，所以大家都要看。但是他校出的不一定是错误，也许本身不是错误反而校错了。你也不能盲从它，所以还有核实的工作。他校出来的错误可能大多数是错误，或者有些不是错误，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一定要看这部书。另外还要看档案。档案里有很多东西。不一定去看最原始的档案，那里是汪洋大海，短时间内摸不清楚，可能看不出什么东西来。当年的国史馆有许多成稿，在第一历史档案馆，从来没有什么人用过，当时写《清史稿》的人用了一些。有6000个人的传包。有的传包在台湾，放在两地啊！真的是很宝贵的材料，因为当年写作时间离传主的时间近，比我们清楚，一定要看，你们领到这个任务以后，一定要到北京来，到档案馆去查阅资料。有些人可能没有传包，大部分人都有传包，有的可能在台湾，现在传包在大陆较多，表志在台湾比较多。我看《天文志》，《清史稿》的《天文志》写到乾隆朝为止，下面没有了。我原以为修《清史稿》的人没有写完，到台湾一看，完整的《天文志》都有，是由多年前国史馆史臣所写，写《清史稿》时没有看到，因此只写了半部《天文志》。所以档案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发掘。千万不能怕费力，不去博览群书。要尽量翻阅，这样才能使我们的传记写得好。这个第一条真实性非常重要。

第二条就是条理性，条理要清楚。一个人的事儿很多，一生的事很多，要分清楚主次，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没有条理。按照历史顺序叙述下来，重要的多写，次要的少写，有的根本不写。我是主张文省事增，字数不要太多。我们以前写的《清代人物传稿》，字数太多了。李鸿章传在《清史稿》里写了8000字，我们则写了16000字，多出了1倍，当然我们用的是白话。这个还不严重，最严重的是学者的传，把他的生平、思想、著作等全部写出来。这在《清史稿》里是没有这么写的，一般都是几百字、千把字。当然，他们是文言，我们是白话。欧阳修说：修史应文省事增。文章文字要省，笔墨不要太多，事情要增加，他认为他的《新五代史》比《旧五代史》写得好，就是文省事增，所以不要写得啰啰唆唆。欧阳修的文章写得好。文章的条理要清楚。

第三条就是文字简要，无关紧要的，一大篇名词、形容词等都是不必要的。穿鞋戴帽也不必要，开门见山。我们虽然用的是白话，但是文章力求典雅、简洁。《清史稿》虽然缺点很多，但是它的文字很好，有桐城派的味道。参加《清史稿》写作的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桐城派，一部分是满洲的才子。桐城派的很多，文章作得很好，史写得较差。

第四条是要生动形象。我还是希望能够生动一点，因为传本身就是生动的事实记载，是非常生动的故事，读史的人一般都喜欢读传。读表的人很少，表是非常枯燥的，表是用来查的。我们千万不要把人物写成履历表，《清史稿》就有这个毛病，今年升什么官，明年升什么官，性格没有，情节没有，干巴巴的，没有可读性。

第五条就是要讲究文采了，语言要规范，要讲究修辞，写成好文章。

注释

[1]2004年3月27日。

在图录组图片征集会议上的讲话[1]

今天，清史编纂委员会邀请沈阳故宫、承德市文物局、清东陵、清西陵、颐和园、圆明园、天坛、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图书室、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等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有关单位的领导和专家们，共同讨论《清史》图录的编纂事宜。《清史》图录如何开展工作？图片如何收集？在座的专家都来自图片、文物收藏宏富的单位，所以我们要请各位专家贡献智慧，大力协助。

修纂《清史》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项规模浩大的标志性文化工程。自2002年末成立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和清史编纂委员会，项目正式启动以来，迄今已是一年四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清史编纂委员会健全了机构，聘请了人员，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最为主要的是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了体裁体例大讨论。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拟定出基本的《清史》卷次目录，同时也形成了涵盖《清史》内容的结构框架。

我们现在编写的这部《清史》有3000万字，分为5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通纪，第二部分是典志，第三部分是传记，第四部分是史表，第五部分就是图录。

收图入史是新修《清史》的一大创新。图录的作用在于以图明史、以图补史、以图证史，即用图录反映人文历史，用图录补充文字历史，用图录形象地表现历史。以往的“二十四史”没有一部是含有图录的。在纂修《清史》的今天，我们给予图的部分以一个正规的命名——“图录”。这一命名并非我们随意杜撰，蔡文姬的父亲蔡邕著有《太尉汝南李公碑》，其中有“奕世载德，名昭图录”的佳句。“图录”一词最早的出典应在于此。另外，章太炎的《驳康有为政见书》也认定“图录有征”，强调“图录”作为证据的可靠性。基于以上用语，我们命名了“图录”，设置了图录部分。

新修《清史》的图录初步拟定10卷。最终图录设定多少卷，要依据图片的价值和数量丰薄，斟酌而定。如果图片价值连城，收藏宏富，10卷容纳不下，可以增加卷次。也许征收选中的图片偏少，不足以支撑起10卷的框架，那么也可以相应地核减卷次。现在初步拟定的10卷篇幅，占有全部《清史》92卷容量的11％，已经成为《清史》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能够收入《清史》图录的主要应该是具有历史价值、有代表性，并且是纪实性的舆图、图画、照片、文物遗址图像。这些图片应该能够反映清代的历史生活、社会风俗，从而强化新编《清史》的形象性与真实感。我已说过，古典的“二十四史”没有设置图录，但并不是说中国古代没有图。古代中国的图与书往往相提并论，“图”“书”二词并连使用，遂有“图书”一词。古书中有“河图洛书”“左图右史”的说法。

一些史书也有“图”与“书”的连带表述，《周礼》就记载说：职方司掌管天下的图。《史记·萧相国世家》篇章里记述：汉王刘邦率军攻破秦朝的国都咸阳，许多将领、士兵都急于抢夺金银财宝，而萧何则去收敛秦朝遗留的律令、图书。正因为图书记载着秦朝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刘邦得以了解天下的险要，查知大众的户口，知晓各地的贫富，明了关中的物产。刘邦战胜项羽可以见证“图”“书”的重要。

“二十四史”里没有设置图录，的确使人萌生疑虑。司马迁在《史记·留侯世家》曾说：原以为张良的相貌奇伟、身材魁梧，但观看图画之后才知道“张某如妇人女子”，可见汉代之际已经出现图画。然而，司马迁在哪里看到的张良图？又为何未编入《史记》？推测其中的原因，我估计最有可能是古代的图和书截然分开。汉代的文字是刻在竹简上的，竹简宽度有限，比较狭仄，没法画图。所以我们见到的汉代画图都是以绢为载体的。比如，马王堆出土的图画就画在绢上。竹简与丝绢是无法编为一体的。古代史书不见画图大抵缘于此。但丝绢容易腐烂，难于保存，能够经历时间的销蚀而留存下来的画图为数很少，经考古发掘出来的图画就更少得可怜！绢画绘制需要较大的空间，因此，古代画家也把绘画移植到墙壁上，我们称之为“壁画”。地表建筑上的壁画，长期遭受日晒、风吹、雨淋，难以在数百年后完好保存。湮埋在沙土之下的建筑，尤其是大型陵墓，如章怀太子墓、永泰公主墓，倒是能够保存一些壁画。所以，以竹简、纸质为载体的“二十四史”没有画图，我估计缘由在此。

但有一点需要说明，“二十四史”不载画图，并不表明古代史学家忽略画图的历史价值。郑樵《通志》里设有20略，其中一个“略”称为图谱略，专门讲解图的重要性。清代学者章学诚说，天象、地形、舆服（服装）、仪器“难以文字注，绘图以标明之”，阐述了画图的形象性。明清时期，画图逐渐多了起来，而且偏重于插图。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之一的《水浒传》，配有陈洪绶绘制的插图，成为传之久远的画图版本。插图或者放在书的前面，或者置于书的中间，一章、一卷插入几张画图，附属于文字。这一时期图书表现出文字主干、画图枝叶的特点。应该说设置《清史》图录是一项创新，是新修《清史》的一个亮点。《清史》图录中的图片不像从前附属于文字，不是插图，而是成为主体。图录的图片不附属于纪、传、表、志。它自成体系，有相对的独立性，是利用整体来表现清代历史的。

编纂《清史》图录是一项创新，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参照借鉴，因此要靠我们自己摸索、探讨。这就是一门学问，涉及整体设计、科学分类、真伪鉴别、严格保管、严谨编纂、贴切的文字说明等一系列的问题。既有技术攻关，也有理论性的规范。我知道前不久在大兴讨论编写总则时，关于图录定位出现了以图证史、以图明史、以图补史的各种说法，这都可以讨论。如今，我们拥有的编纂条件远胜于封建时代，纸张品质的提高和制版印刷技术的进步，给我们收图入史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编纂出版精美、考究的图录已经不再是一件难以实施的事情。此外，图片资源非常丰富，清代纪实性的图画多得不可胜数，舆图、风俗画、肖像画、战图等，种类繁多。晚清时节又引进了照相术，图片的摄影便利了许多，大量的晚清老照片汹涌而出，可以用来拼接历史的记忆，复原历史。因此我们决定与时俱进，设置《清史》图录部分。照片能够非常真实地反映历史时代的人物、建筑、器物、风俗及场景，关于这方面的图片多来自晚清之际来华游历的外国人。外国人到中国，对一切都感到新鲜，他们撰写旅游日记，拍摄旅游照片，回国之后出版描述中国社会面貌的图书。许多图书里面附了照片，真实地记录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人文风情。我浏览过一本《俄国人在黑龙江上》的书，里面有反映黑龙江流域达斡尔族、赫哲族的民居及黑龙江自然风貌的照片，非常漂亮。李希霍芬是非常著名的德国地质学家，在中国居留数年，足迹遍布山西、山东各地，听说他著录了四大卷书，里面穿插着很多具有历史价值的插图和照片，尤其是详尽的山东省全图。类似的图书不可胜数。晚清之际，许多传教士、外交官、探险家、军官到中国来，回国之后大多数人撰写了回忆录。图录组的刘潞同志前年在英国休假期间收集了很多珍贵的图片。我花费一个下午仔细浏览了她赠送的光盘图片，觉得里面的图非常珍贵，颇有价值。

我们要扩大积累清史图片资源，把收集来的大量图片归集到一个图片库，实现科学的保管利用。每一张图片收录回来，都要著录名称、年代、内容、形制、规格、收藏单位，还要评估图片的价值。这项工作现在就应该开始启动，因此我们请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等单位给予援助，协助我们建立清史图片库。目前来看，散在各地各处的图片汗牛充栋，无法准确估算。苏州大学图书馆馆长王国平，以一人之力花费五六年的时间，收集了5万张清代（不止清代）历史名人图片。我知道，第一历史档案馆有上万张舆图，故宫也有几千张！现在全国还没有一个机构收集这些图片，如果下功夫搞好的话，我们将是全国第一家。

我希望能建立一个容量达10万张以上的图片资料库。在广泛收集图片的基础上精选图片，选出比较精彩，具有历史意义，能够反映清代历史的图片上万张。要一边收集，一边编写，用两年时间完成收集，用两年时间编纂出来，争取在2007年底完成。

现在的这个编写总则，比体裁体例组议定的目录更细化、更具体。但图录组取消了体裁体例组拟定的肖像卷，主张将肖像内容打散后分到其他各类里去，这属于学术分歧。我要再阐述一下自己的理由：我认为肖像还是应该集中起来立一卷。所谓肖像是杰出人物的个人像，不是群像。例如清帝狩猎、群臣朝拜、信使朝觐、接见外藩就不是肖像，而是群像。战争中的图画或者照片，场面千军万马，也是群像。我们说的肖像一般是指一个人，或者有名有姓的几个人。众多肖像集中起来，其本身就可以自成体系，成为一部清代名人的画廊。从努尔哈赤开始一直延续到光绪，甚至到溥仪幼年时代。不分类别，一律按照生卒年流水排列。用人物肖像来表明清朝的历史，使人们知道清朝有哪些历史名人，乾隆朝有哪些文臣武将，雍正朝有哪些勋吏封疆，其身高、相貌都能够反映出来。可能会有人物缺漏，而且还是非常重要的人物，特别是清前期会有很多人物没有图像。晚清时期要好些，一些重要人物的肖像，我估计能够找到十之七八。我们要把肖像卷编纂成《清史》里一个有体系的形象化的部分。如果把肖像分门别类地打散，编入各个类别中，会产生几个缺点：第一，历史上著名的人物以政治人物居多，文化人物居次，其他人物寥寥。如果以类划分，都集中到政治类、文化类里，图录的结构会非常不平衡。政治、军事、文化类的图片极度膨胀，一卷的篇幅都容纳不下，仅仅是政治类恐怕就要有300人，其他如民俗类、建筑类，几乎没有肖像。这是非常不均衡的。第二，某些重要人物无法准确划定类别。如努尔哈赤、皇太极肯定有肖像，而图录组设置的政务篇是从多尔衮执政开始，加不进去。划分到军事篇里是绝对不合适的。努尔哈赤、皇太极是皇帝，一定要放到政治卷里。政务篇里设置了太上皇训政，那只是乾隆帝退位时段的事务，那么，清朝前期重要大臣阿桂、兆惠、张廷玉等人如何处置？不能归在太上皇训政里面，因为他们都是乾隆朝前期的人物，时间跨越了半个世纪！将来编纂图录的时候，肯定会发现以类划分将面临无法解决的难题：某些重要人物有肖像，但无法简单地划分为何种类型人物，也就无法恰如其分地放入相应卷目。我提出设立肖像卷的建议，还可以协商探讨。清史编委会借本次会议，希望各馆藏图片单位能够慷慨地给我们提供查阅、收集、利用的便利。我们将支付一定额度的费用，具体合作办法还可以继续协商。《清史》图录实际编入的图片不会太多，每卷1000张图，10卷图录最多能够容纳1万张。因此我们要反复精挑细选，去伪存真。对各馆藏单位来说，也是在参与修史，参与国家文化工程，为国家文化建设贡献力量。

图录组将开展大规模的征集图片工作，此前的档案文献征集工作已经全面铺开，希望继续得到有关单位的热诚支持。

注释

[1]2004年4月。

在清史档案整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

同志们：

你们好！

今天我们请来了档案界的许多专家，这是一个向你们请教的会议，请教编纂《清史》如何利用档案，如何结合档案来进行修史。大家知道，研究历史最重要的是史料，要有第一手的真实的史料。其中档案是最重要、最珍贵的史料，是不可替代的史料，也是清史研究的基础。因此，研究清史必须和档案相结合，《清史》编纂工作必须和档案整理齐头并进。

为什么清史研究必须依赖档案？为什么档案是清史研究最重要的基础资料？这是由档案本身的性质和它的特点所决定的。档案有这么几个特点。

档案的第一特点是丰富性。全国所存档案的数量非常大，浩如烟海。第一历史档案馆就有1000多万件，各地方保存的中央档案和地方档案也有1000多万件，总共有2000多万件。档案的一件，有的不只是一片纸、两片纸，而是有很大一摞，所以2000余万件数量的清代档案，包含了很多的信息，涵盖了清朝近300年的历史。近300年间的历史大事、历史人物、典章制度、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各方面在档案中都有比较详细、比较完整的记录。尤其是清朝中央一级档案，也就是中枢机构的档案，包括内阁、军机处、内务府等，经过那么多战乱，能基本上完整保存下来，这很不容易。当然也有散佚在各个地方的。还有地方的档案也非常多。总之，档案的丰富性决定了它的重要性。清代档案的数量如汪洋大海，这是我们进行清史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料源泉，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资源库。

档案的第二个特点是它的系统性。一般而言，档案是在处理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形成的文书，它不是片断的记录，不是零碎的记录，而是对历史事件自始至终、原原本本的记录，非常完整，非常系统。这件事情怎么开始，怎么进行，怎么发展，中间碰到什么困难，碰到什么问题，一直到它结束，原原本本把历史事件都记录下来了。比如有一本《中日交涉史料》，是由档案编成的，要研究中日甲午战争，就非看这个档案不可。从战争一开始日本如何在朝鲜挑衅，中国如何应对，各个国家如何调停、调解，到战争爆发后，日本进行偷袭，丰岛之战，黄海之战，中国不得不应战，应战中又如何屡战屡败，每一次战役怎么打的，怎么布置的，将领是谁，为什么失败，最后到《马关条约》签订，这一年多时间里的档案非常多，自始至终，记录很详细。研究甲午战争，不看这些档案是不行的。虽然还有其他的第一手记载，但都是记载一个方面，如记载的只是黄海大战，或是平壤之战，或是记载外国的调停，或是记载主战派怎么弹劾主和派等，外交的、军事的、政治的都有，这样的史料也非常多，但都是一个方面的记载，不是个完整的记录。唯独档案，它是完整的、全面的，各个方面都有。由于档案存在时间上的连续性和内容上的系统性，看完了这些档案，对于甲午战争的全过程就了然于胸、非常清楚了。所以档案的长处、优点，就在于不是记片断的事情，不是一堆杂乱无章的个别记录，而是全面系统的记录，它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档案的第三个特点是直接性。档案是历史事件进行中当事人根据亲身经历和直接见闻所形成的第一手记录。比如关于一次战争的档案，根据统帅意见上报朝廷的一些奏折，它是当事人直接的报告，所记录下来的文书不是为了留传给后世看的。其他的记载，很多是事后的回忆录，有的是隔了几十年时间的回忆，就可能有差错，所以回忆录是有点靠不住的。现在有一些回忆录，对于同一件事情就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因为时过境迁，人的记忆模糊了，当事人也记不住了。譬如同盟会成立的日期，现在知道是在1905年9月，但到底是哪一天呢？各种不一样的记载都有，还都是参加同盟会成立大会的人说的。我曾经担任吴玉章老校长的学术秘书，帮他写回忆录，就问过他。吴老是参加了这次会议的人，对同盟会成立的日期，他只记得是在秋天，连9月都记不起来了。因为从1905年同盟会成立，到20世纪50年代我给他当学术秘书的时候，已经有半个世纪了，时间太长，记忆就会模糊。因此回忆录往往有差错，它不是当时的记录，是事后的回忆，好多事情容易记错。如果你不是当事人，不在历史现场，所记的是人家告诉你的传闻，那这个记录更要打点折扣，因为传闻常常有说错或听错的地方，甚至有添枝加叶的，或者有些细节忘掉了。档案就没有这个问题，它是当时的记录，不是人家传说的东西。比如战争的档案，不是听人说那次仗怎么打，而是他参加了这次战争，看到了这次战争，或是指挥了这次战争，回来写的报告，这就比较可信。因此档案有直接性，也就是权威性，是这件事情的权威的记录，避免了记忆上的错误，也避免了传闻中的错误，同时避免了一些主观的想象，因此档案较真实可信。我们研究历史，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真实。真实是历史的生命，一点也不能造假，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都要是真的。讲真实性，档案最有真实性。当然档案也不完全可靠，比如说打了败仗，向上报的档案却说打了胜仗，这种情况也是不少的。所以我们也不能百分之百地相信档案，档案里边也有许多虚假的东西、模糊的东西。但是比起其他的记录来，档案则要好一些，因此我们历史工作者最重视档案。

为什么历史研究要重视档案，我想就是上面说的三点：一是丰富性，信息量大；二是系统性，记事完整系统；三是直接性，比较真实可信。这三条非常重要。国家编修《清史》，最重要的是质量，档案整理利用是《清史》纂修的基础工程，我们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历代修史也是这样的。比如说明朝朱元璋修《元史》时，元朝其他的实录保存着，但是没有元顺帝的实录，因此朱元璋下令征集元顺帝时所有的档案，散失在外的都要征集回来。清朝修《明史》的时候，也缺失了很多档案，因此从顺治开始下令修史，修了很长时间，有90多年，前一阶段根本没动笔，就是征集史料，讨论体例，这个时间花得很长。历史上，新的朝代一建立，很快就要修前朝的历史，要赶快修史的原因之一，就是时间一长，档案一旦丢失就修不了史了。可以说，没有档案，就无法修史。唐朝的时候，唐太宗曾设立史馆，他有个命令，就是把重要的档案移到史馆，在史馆里才能查看重要档案。我们现在修《清史》比前代人幸运得多，因为清代的档案，现在虽然散失了很多，特别是部、院和各地方的档案，但是清代中枢的档案，如军机处、内阁、内务府的最重要的这部分档案，基本上都保存完整，这是我们的幸运。要是这部分档案丢失了，这可麻烦了。其他像户部、工部、刑部的也保存着一些，但是比较零碎，大部分都遗失了。保存下来的档案很多，这是我们的幸运，但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根本看不过来。刚才我讲到清代档案的丰富性，让一个人一辈子去搞档案，也只能看到其中的一个小角落。这么多的档案，怎么样去利用它，也是一门学问。档案工作者都知道档案的分类、提要、索引非常重要，它们为你指出了一个怎么去看档案的门径。档案太多了，如果东看一点西看一点，什么也抓不住。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同志做了大量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大概出了数以百计的档案史料，有四五亿字。这还仅仅是档案中很少的一部分，光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东西，就多得不得了。所以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以来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继承第一历史档案馆原来的传统，再整理部分档案。当然，我们编纂委员会力量很有限，不可能把档案都整理出来，只能整理很小的一部分。这些档案，将来还有子孙后代来整理，这是我们的一个宝库。档案的使用价值很大，整理出来也不仅仅是为了我们编修《清史》，还有很多用处。譬如现在连年闹水灾，历史上水灾的档案多得很，在什么地方，哪些年发生过大水，就可以参考。从前黄河每年都有水灾，现在黄河的水少了，水灾也少了，倒是长江厉害起来了。档案里面，就能够查到长江的水文记载。除了水利，其他如建筑方面，现在故宫的建筑，避暑山庄的建筑，圆明园、颐和园的建筑，还有各地方的建筑，“样式雷”的建筑设计档案也非常多，有内务府的，有工部的，还有营造则例。各种各样的档案，除了我们《清史》编纂离不开以外，其他方面的工作与档案的关系也很大。

除了中央的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很多档案以外，地方上的档案我们也很注意。比如辽宁省档案馆就有满文老档、玉牒（就是皇帝的家谱）、黑图档、屏风档。屏风档就是明末辽东残档，后来曾用来糊了屏风，称为屏风档。大连图书馆也保存了一部分内务府档案。吉林省，有吉林将军衙门的档案、中东铁路的档案（中东铁路是清朝末年修的，这个档案，除了吉林，黑龙江也有）、矿务档案等。又如黑龙江省，有黑龙江将军衙门的档案。河北省，有获鹿县档案，这以前是保存在北京的，后来调回去了。还有内蒙古的档案。内蒙古各个盟旗，蒙文档案非常多。我们这次特别希望能够整理出版少数民族文字的档案，满文的、蒙文的、藏文的，等等，因为清朝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我们不能光出汉文档案，蒙文、藏文档案的量也是相当大。像内蒙古清朝末年贻谷垦荒的档案。当时大规模的垦荒，一方面是扩大了耕地面积，提高了粮食产量，养活了那么多人口，但另一方面也破坏了生态，这里面是不是也有些教训可以吸取？像贻谷的档案，我非常重视，因为这是晚清时候一个新政的大举措，在内蒙古的河套地区垦荒。还有阿拉善札萨克衙门档案，我听说数量很大，但是不知道记的是什么内容，价值如何也不清楚。江苏泰州也保存着很多中央一级的档案，听说还有明朝的档案。还有，最近在四川发现的档案。四川的巴县档案是有名的，最近又有一个南部县衙的档案，内容是些什么，还不太清楚。巴县档案量很大，听说有25万件，只出了一小部分。保存在南充市的南部县衙档案，听说量也不小。还有西藏的档案，数量就更大了，甚至有宋朝的、唐朝的，当然大量的档案是清朝的。西藏最重要的档案是噶厦政府的档案。还有译仓的档案，是宗教的。还有寺院的档案，像色拉寺、哲蚌寺，都有档案。还有各大家族的档案，西藏各个贵族家庭里的档案。西藏档案中还有许多是人物传。

所以地方档案也是数量大、品种多。但是我们这些在北京研究历史的同志，对地方档案就不太清楚了，只是看过书上很简单的介绍，而它们的实际内容是非常丰富、非常重要的，是我们珍贵的文化遗产。因此我们希望各地方的同志们能够协助我们在编《清史》时整理利用这一部分档案。当然，对于这些档案，我们也不可能全部整理。我们的办法是招标，你们认为有比较好、价值比较高、比较完整的档案，由你们向清史编纂委员会来申报整理项目，包括什么名称，大体内容是什么，重要性是什么，有多少数量，整理的人是谁，要多少时间，花多少经费，等等。少数民族文字档案，如满文、藏文、蒙文，还要翻译，译成汉文。我们大概在今年五六月份在报纸上登出招标广告，请大家注意时间，也可以写信索取投标的详细办法。希望各个单位能够拿你们的项目来投标，我们挑选那些内容重要、整理得比较好、经费也比较合适的项目进行评选。哪个项目中标，我们就拨给资助经费，请你们在一定的时间内整理出来。当然落选的也不见得就一定不好，因为落选有很多原因，如档案数量太大，或者整理经费太高，等等。下一阶段我们要采取这个办法来跟同志们合作，我希望各个地方的档案馆都能够踊跃地来投标，参与清史纂修工程的工作。

注释

[1]2004年4月15日。

在传记人物名单讨论会上的讲话[1]

今天讨论传记的名单，名单里面的人物很多，大概有3000多人。我看了几天，晕头转向，犹如倾盆大雨。这个人物与那个人物是怎么回事，也弄不清楚，确实是很繁杂。传记的特点就是人物多得不得了。

传记目录的名单非常重要，它是我们分工写作的基础。传记22卷目录怎么分工，究竟写什么人，什么人入传，什么人入正传，什么人入类传，这些都要有一个抉择。排序要按时间顺序来排，人物又要定等级，所以必须有这个目录。可以说，目录是我们工作的前提，非常重要，决定了我们这本书的面目，也决定了我们这本书的质量。因此，把传记的目录搞好，非常重要。当然，目录不可能一下子搞好，只能逐步完善。现在讨论目录，初步确定以后进行分工，然后立项。之后，各传主持人还要考虑：这一卷写哪些人，排序怎么排，等级怎么定，并不是说目录定了以后，就成定论了，还要有调整，而且在写的过程中，还会发现问题。

传记在整个《清史》中非常重要，可以说无传不成史，中国传统史书的特点就是这样，没有传就不能成为正史。正史都是有传的，“二十四史”里面没有一部没有传的，可以没有表，没有志，但不能没有传记。有的甚至全部都是传，比如《三国志》无表无志，都是传。所以，人物传记在传统历史学里是非常重要的。纪传体作为正史，记载中国历史的最大特色，是写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一个朝代的重要人物统统立传，有几千人之多。《清史稿》的传，有统计说各色人物大概有8000人。我们现在的目录有3000人，也不少。这在世界历史著作中是独一无二的，哪一个国家的历史著作中有那么多人！记载大量历史人物的历史著作，就会展现一个丰富多彩的人物画廊，色彩鲜丽。本来历史就是人创造的，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成千上万人的活动组合成历史活动的洪流，而且决定了历史的发展。写人物传记，有鲜明的性格，有具体的活动，有各种历史细节，甚至有他的对话。所以写人的历史，才会使历史著作生动、具体、充实。

去年在《清史》体例体裁的讨论中，有的主张写章节体。我也考虑了章节体，它本身有很多长处，但有一个缺点，就是不好写人物，章节里怎么写人物呢？一章里写几个大人物就不少了，更无法写群体人物，所以后来不完全采用章节体。传统的历史著作重视写人物，这个传统我们应该继承，这样历史容量更加宽阔，叙述更加生动，所以后来决定用现在这种体裁。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传统传记写法的缺点，过去的传记最大的缺点是全是帝王将相，都是大官、重要的武将，正传尤其如此，只是在类传里有一些小人物。如果达不到一定品级，再重要的人物也不能入正传。比如，钱大昕当过广东学政，相当于一省的教育厅厅长，《清史稿》里没有正传，只在类传里有。所以，《清史稿》的最大的弱点就是政治、军事人物占据正传，这就反映了封建社会的官本位特点，不重视老百姓，也不重视那些非官方人物，即使是大官也要二品以上才能入传，当然三品以下也有，只是少数。所以如果我们要有所突破，第一个必须改变传记的结构，即写什么人物。我们以前已经考虑到了这个问题，重视类传。我感觉，类传比较接近平民，比较接近技术专业人员，如《畴人传》全是科学家，所以要增加类传。《清史稿》中的类传大概有9种，现在我们拟增加到13个类传，增加了很多。这是我们在结构上很大的创新。但是在现在的目录中，类传还比较凌乱，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类传缺乏研究，好些人物不清楚，在《清史稿》里也没有。

传记目录有3000多人，已经经过再三斟酌、讨论，几易其稿，可以作为一个工作的基础。但目前仍然比较粗糙，需要补充、提高、修改。我看了以后，感觉现在的目录有四个特点：

第一，选人严格，比较有原则。与《清史稿》相比，人物已经大大简化，《清史稿》正传里许多人物没有入选。当然，有的人物写不写还值得考虑，但是很多人物被淘汰了，不太重要的政治、军事角色也已经去掉了。

第二，以时间为序，按时间排列。这样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因为历史本来就应该按时间叙述。

第三，以类相从，按照类别区分，分为政治家、学者、军事家以及其他人物。但是部院大臣等分类将来出版时是不标明的，因为很难区分，所有的大学士，不是曾担任部院大臣就是曾担任督抚，要不怎么能升为大学士？所以很难严格地区分部院大臣和大学士，类传里文人学者和部院大臣也不能严格区分。比如阮元是个大官，他入正传是因为他当过两广总督、云贵总督，而并不是因为他的学术地位。这样的人物清朝还有很多，所以以类相从是相对的。

第四，分别主次。分别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就是目前定的级别，分为特级、甲级、乙级、丙级等，按照人物在历史上的贡献、在历史上的地位影响进行划分。将来写的时候每个人物的字数就按级别来定，这是一种具体操作的手段，没有级别就不好确定字数。前天，我收到一封信，写一个科学家的，我们现在将这个人物定的是丙级，而他写了六七千字，丙级应该是3000字，他的文章再加上注文有1万字。文章写得还不错，很扎实，资料丰富，但是有个缺点就是字数太多。如果都这样的话，这部书的字数就不得了了。他还附了一封信给我，说你一定要开恩，要从宽处理，实在舍不得割爱。我说，你还得割爱。很多人物都可以写几十万字的一部传记，如果开恩的话，都往外撒开来，那还得了。所以定级，对字数进行限制是必要的。而且我觉得丙级定为3000字还多了，还应该减。总的感觉是，目前这个名单经过筛选，按时间排列，以类相从，而且有一定的等级，为下一步工作做了很好的准备。

对于这个名单，我一方面比较满意，另一方面又有不满意的地方。最大的问题是与《清史稿》的面目颇为相似，虽稍有不同，但是没有大的改变，好像是把《清史稿》简化了，正传尤其如此，类传要好一些。目前，正传里的绝大部分人物是政治、军事人物。当然历史人物总是那些人，怎么挑选也是那些人，与《清史稿》相似是必然的。但还是比较单一，帝王将相占90%，只有10%是其他人物。因此，我们应该进一步采取措施改变传记结构。

第一个措施，是加强类传。《清史稿》的正传是255卷，类传有41卷，现在我们大大增加了类传，正传与类传的比例是15∶7，类传分量加重了。而且，类传改革的力度比较大，与《清史稿》的类传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除了文苑、学术、科学、遗民四卷一样外，其他都不同，增加了工商、宗教、少数民族、华侨、外国人、农民领袖、妇女、革命党人等，这些在《清史稿》中都没有。把各界人物都吸收进来，大规模地改变了类传的内容，因为类传更加贴近于下层，更加贴近于平民，这就大大减轻了官本位的色彩。所以，写好类传是我们很重要的任务，也是难点。因为类传的资料比较少，《清史稿》里也没有这些人物，我们要另外找材料，要重新开辟资源，无法从《清史稿》中单找，甚至《碑传集》《国朝耆献类征》《清史列传》里都很少，要从文集、地方志、族谱、家谱里找资料。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程，地方志很多，看也看不完。不投入大力量是干不好的。所以我觉得，写类传是我们一个亮点，也是难点。

第二个措施，是改变正传的结构。正传原来都是写官员的，而且都是大官，小官还排不上。《清史稿》的正传全都是政治、军事人物，即使有几个学者，也是因为他当过大官才写进去的，而不是因为他是大学者。比如王士禛入正传，因为他是工部尚书，并不是因为他是诗人。同时代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大学者都没有入正传，只是在类传里。戴震是清代有名的大学者，也在类传里，没有入正传。至于医生、工匠、艺术家更不在话下，全在类传里。蒋廷锡倒是大画家，在正传里，这是因为他是大学士。曹雪芹、蒲松龄甚至在《清史稿》中找不到。文学家袁枚、桐城派鼻祖姚鼐也没有正传。还有商人，如盐商宛平查家、山西范家也没有传。红顶商人胡光墉也没有。程长庚作为京戏的创始人，《清史稿》里也没传，因为正史不会让唱戏的人入正传。我们能不能打破观念，把程长庚放入正传？还有“样式雷”的雷家，雷家世世代代都是宫中的掌案，是建筑总设计师，雷家七代都是清廷样式房的掌案头目，因此被世人称为“样式雷”。在清代200多年间，七代“样式雷”都为设计修建皇家建筑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他们设计修建的建筑包括圆明园、颐和园、北海、中海、南海以及京城中的王府、御道、河堤等，他们遗留下来的作品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就有故宫、天坛、颐和园、避暑山庄、清东陵等。全世界有哪一个家族曾创造了这么多的建筑精品？创造了这么多的世界文化遗产？烫样也是雷家的发明，所以雷家非常重要。这样的家族，世代好几个人都可以入传，但是《清史稿》里一个人也没有。我们这里倒是注意到了，在目录中有一位雷发达，但写一个雷发达我觉得还不够，这样的家族应大书特书，不止写一代，后代的重要人物也要写，如雷发达之子雷金玉、四代孙雷家玺、五代孙雷景修。不给他们写传是不公平的，而且他们材料很多，有族谱，资料保存很好，可以写很多。所以第二个措施就是我们要打破传统传记的框框，不仅重要的政治、军事人物可以入传，而且文化和其他领域的重要人物，像程长庚、雷家等人物，也可以入传。把传记的面目改变一下，不要完全是帝王将相，当然，帝王将相还是会占多数。但一打开这个传记，面貌就与《清史稿》不一样了，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人物，色彩斑斓，形象丰富多样。

至于哪些人物入正传，哪些人物入类传，由二级组来决定，由正传和类传的主持人进行协商。我的意见是将来要有一批非军政人物进入正传。同时，还要适当提高他们这些人物的字数级别。我觉得你们把这些人物的级别定得太低。目前定的特级人物有8个：努尔哈赤、皇太极、康熙、雍正、乾隆、慈禧、曾国藩、李鸿章，全是帝王将相。我想清朝最重要的人物就是特级人物。能不能拉一个名单，看看清朝最重要的人物到底是谁，历史贡献最大的人究竟是哪些人，我想这里面也应该有曹雪芹吧？当然曹雪芹写不了多少，因为没有资料，总不能去编造，但是没有关系，事情少，他也可以是特级人物，也入正传。这样，正传人物恐怕要有几十个人，到底多少人，你们拉一个名单出来，再考虑，然后按照这个来定甲级、乙级。有的人可以与努尔哈赤并列为甲级，如郑成功、林则徐、孙中山，还有黄宗羲、顾炎武，再比如曹雪芹，他的影响大，不一定比努尔哈赤小，我看知道曹雪芹的人可能更多些，贡献也大。当然我不是贬低努尔哈赤，两个人的级别至少是差不多吧。目前，对一般文化人物的级别定得都比较低，所以定级别还要斟酌。

第三个措施，我主张搞合传、附传。把相关的两个人或者三个人甚至更多的人物合起来。当然，这比较难搞，是难点，谁和谁合写，谁附在谁的后面，这都要考虑。现在我们的人物是一个一个的，很少有附传。《清史稿》倒是有很多附传。因为人是社会的人，不是孤立的一个人，人与人之间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写人物，重要的一点就是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对于写传记很重要，要了解人们之间的关系网络，现代社会有人与人之间的网络，封建社会更是如此。如果可能的话，应写一写合传、附传。它的好处，第一个是可以文省事增，就像欧阳修讲的原则，文字少但是事情不少，附传里的很多事可以略掉不讲。两人共同经历的事情可以只写一次。比如三河之战写李续宾，曾国华、丁锐义、孙守信可以作为附传，因为他们是一起作战又一起战死在三河镇的。

写合传、附传的第二个好处是可以看到很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一点我觉得也很重要。比如，清初五大臣中的额亦都是最早归附努尔哈赤的，额亦都要立正传，他的儿子彻尔格、图尔格、伊尔登、超哈尔、遏必隆都很有名。遏必隆后来是辅政大臣，也应立正传，另外有几个儿子是战死的。他们一家子全是在努尔哈赤时冲锋陷阵、投入全力创业的。如果一个一个地写，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了解额亦都、遏必隆为什么那么重要。额亦都是五大臣之首，为什么他那么重要？为什么努尔哈赤能兴旺起来？因为有很多人在帮助他，有这么多的家族集团在帮他干。如果用附传的形式，就可以看出他这个家族的重要。费英东也是这种情况。费英东的儿子索海在《清史稿》中有传，第七子图赖也很有名。他侄子鳌拜更是个重要人物。鳌拜当然要独立成传，但要交代清楚他是费英东的侄子。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五大臣为什么这么重要。他们作为家族集团，都在为努尔哈赤打江山，为此全家战死的人也很多。这样，读者对清初努尔哈赤的兴起就会有更深的印象。

汉人也有这种情况。比如昆山徐家的徐元文、徐乾学、徐秉义。目录里虽然已经列了徐乾学、徐元文，但是你们把他们分开了，看不出他们的兄弟关系。徐家是科举世家，三兄弟一个状元（徐元文是状元）两个探花，而且徐乾学四个儿子都是进士。他们当时在昆山势力非常大，是非常显赫的门第，后来有人弹劾徐乾学，说他鱼肉乡里，结果徐乾学被罢官。如果分开各立各传，就看不出他们之间的网络关系，就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要弹劾他。所以要提到他们的功名，要提到他们的子侄。桐城张家也是如此。张廷玉的父亲张英是大学士，他自己也是大学士，他弟弟张廷璐，侄子张若溎，儿子张若蔼、张若澄都是进士，还有很多人。所以，乾隆有一次说，这次科举会试你们张家不要考了，你们家的进士太多了。可以说，张家、姚家占了半个桐城，他们家里全是科举出身。科举世家在封建社会往往会形成很大的势力，他们的关系也往往构成一个社会网络。鄂尔泰是满族世家，他的儿子鄂容安、鄂实都死于平准战役。他还有一个儿子叫鄂弼，官不大。还有个侄子叫鄂昌，也是大官，是湖北巡抚，与胡中藻案有关。可见，鄂家的势力也很大，而且鄂家与张家是对立的两党。这种关系要在传记里表现出来。如果只写一个鄂尔泰，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势力怎么会有那么大。

学术界也是这样的。清初学者万泰有八个儿子：万斯年、万斯程、万斯祯、万斯昌、万斯选、万斯大、万斯同等，个个都是大学者，在文学、史学等方面都很突出，号称“万氏八龙”。八个人不一定都立传，现在有万斯同的传，万斯大、万斯选也比较有名，其他的人可以做附传。又如黄宗羲，他的弟弟黄宗炎、儿子黄百家都可以做附传。

又比如说高斌一家。他是乾隆皇帝贵妃的父亲，儿子高恒是两淮盐政，侄子高晋曾是安徽巡抚、两江总督，也是一代名臣。乾隆对他的岳父高斌、小舅子高恒以及高恒的儿子高朴都不客气。有一年秋天，黄河因官吏侵吞工程款，导致误工决口。乾隆非常愤怒，要把有关人员斩首示众，同时命河道总督高斌等人绑赴刑场陪斩，以示儆戒。后来，高恒因盐政任上贪污，被处死刑。高恒的儿子高朴到新疆叶尔羌办事，采办玉石时贪污钱财。乾隆派人调查，证实确有其事，被诛杀。当时皇后的弟弟傅恒为高朴求情，说“高朴是皇贵妃的侄子，可免一死”。乾隆说：“那如果皇后的兄弟犯法，又该怎么办？”吓得傅恒“战栗不敢言”。可见乾隆整治贪污的力度很大。所以写高斌时，把这几个人都写出来，可以看到乾隆当时整治贪污的力度和决心。所以我觉得写合传、附传有好处，可以看出人际关系，一个一个传不容易看。你不知道谁和谁是什么关系。

又如费扬古，他是打噶尔丹的主将，很有名，但他是董鄂妃的弟弟。这一点很少人知道，传中可以提一下。又比如琦善已经有传，他的孙子瑞澂是湖广总督，是武昌起义第一个逃走的清政府高官。如果两个人分开了，也不知道他们的关系，而琦善又是清初蒙古额驸恩格德尔的后人。可以在琦善的传里点一下，祖父是谁，孙子是谁。我觉得有必要这样，把人际关系搞清楚，可以使信息量更丰富。又比如姚鼐，《清史稿》有类传，我们这里列为正传，他的四大弟子方东树、刘熙载、管同、梅曾亮也非常有名，但可能立不上正传，可以在姚鼐的正传里写附传（或在学术类传中立传）。可以说，写附传、合传不是简单的一个人，而是弄清一个网络。战役也是这样，曾国荃传里可以附上李臣典、萧孚泗。他们两个是打太平天国时最早进入南京的，后来清朝封官时，曾国藩封了侯爵，曾国荃封了伯爵，李臣典封了子爵，萧孚泗封了男爵。这几个人不一定都立传，可以在曾国荃的传里附上李臣典、萧孚泗等人。又如王GFDA5望的传里也可以写勒尔谨、陈辉祖，因为他们是一个贪污案里的人物，放在一起写，就更明晰。不单要看《清史稿》，还要弄清楚他们的关系，这一点很重要，难度比较大，但是我们要努力去做。

最后关于传记目录提几个具体意见：

第一，第一卷一开始列的重要人物有三个：努尔哈赤、皇太极、塔克世，我觉得可以加上觉昌安。

第二，类传中的忠烈不一定从鸦片战争开始，鸦片战争之前的也要算。在郑成功收复台湾，施琅收复台湾，雅克萨之战，平大小和卓中战死的人物都要算，但是在打缅甸、打安南的战役中战死的不能算，因为很难断定是什么性质的战争。

第三，还有些人物有缺漏。比如太监，好像一个也没有，吴良辅、魏珠、安德海、李莲英有吗？是不是也应立传？你们再考虑。另外，太平天国里没有洪仁玕，把李秀成、陈玉成放在类传里也不合适。我觉得应该把洪仁玕、陈玉成、李秀成放在正传里。

第四，体例前后不符。前面汤若望、南怀仁入正传，后面却没有外国人入正传。按说，近代外国人与中国的关系更密切，后面的外国人也应该更多，比如赫德简直是清政府的大总管，是不是应该有？还有华尔、戈登等人都是很重要的。

第五，次序有些混乱。鳌拜这个集团放在康熙朝了，应该放在顺治、康熙朝这一卷。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个人分开了，分别在第一卷和第二卷里。这三个人是密不可分的，应该在一起。吕留良不能放在雍正朝，他的案子在雍正朝，而他本人不是雍正朝的人，应该放在前面。还有李鸿章的传在光绪朝，他的弟弟李鹤章、李昭庆却在同治朝，他的部下程学启、周盛波、唐殿奎也都排在他的前面了，不符合时间顺序。左宗棠也有这个问题，他的部下刘松山等人都在前面，而左宗棠排在后面。还有漏掉的人，像黄兴、宋教仁、蔡锷这些清末人物漏掉的比较多。

以上就是我的几点看法，可能有不合适的地方，仅供参考。

注释

[1]2004年8月6日。

在《清史》通纪工作研讨会上的讲话[1]

今天的会议是通纪立项的筹备会议。通纪是整个《清史》最重要的部分，记载清朝近300年的全部历史，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重大事件，有300多万字，占全书篇幅的1/10。通纪既要展示近300年清朝历史的全貌，也会展示我们对清朝近300年历史的一些观点和评论，全书其他部分如典志、传记、史表、图录等都要以通纪为核心，以它为纲。

通纪也是全书最受关注的部分，整个清史工程搞得好还是搞得不好，就要看这8卷。现在已经有很多清代通史了，写得各有特色，各有千秋，那么如何在他们的基础上有所前进、有所创新呢？这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将来一般人看《清史》，不会看所有的3000万字，3000万字太多了，一般人看不了。他看的可能就是300万字的通纪。有的同志说，你这个3000万字《清史》写出来谁看？说得也对，3000万字《清史》一般同志看不了，他们建议将来写成缩本。我说也不用写缩本，通纪本身就是缩本，因此，通纪的质量一定要是精品，要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水平，要经得住检验。

通纪部分第一个要求是观点明确，第二个要求是史料丰富准确，第三个要求是结构严谨合理，第四个要求是文字简明流畅、有可读性。我相信经过大家的努力，经过几年的奋斗，这部书会写好，会有所创新。正因为对这部书的质量要求很高，所以邀请主持人经过了再三的考虑，你们几位专家都是我们诚心诚意以礼聘请的，各位都年富力强，写作经验丰富，学术水平高，具有独立研究和创造能力，能把你们邀请来参加通纪的写作，我个人感到非常荣幸，很不容易，也感觉很骄傲。

去年，我曾经专门在一次会议上讲了讲通纪的内容，按照8卷的内容一卷一卷地讲，因为写通纪总要有个贯穿全书的线索，我试图提出这样一个线索，由于时间限制不可能全面展开讲，讲得也非常肤浅，内容也难免片面，观点也不一定对，可以讨论。今天我还是先发个言，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指教。

第一，是对清朝历史的定位。清朝近300年在整个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如何？它的成败、得失如何？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国社会达到了什么？没有达到什么？有什么成绩？有什么失误？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留下了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总结出什么经验教训？对清史进行定位，不是我们才开始做的，前人已经做过。《清史稿》对清史就有自己的定位，它的定位是清朝天子是圣明的，造福苍生，功德无量，总之是歌颂。辛亥革命年间的革命党人对清朝也有个定位，他们的定位是清朝统治是血腥的、残暴的、不平等的、不合理的、腐败的、落后的统治，要推翻它。这跟《清史稿》的定位是完全不同的。辛亥革命党人这样评价是合理的、正当的，因为当时清王朝确实十分腐败，不推翻它，中国就不能得救。站在推翻清王朝的立场上，当然要尽情揭露它的黑暗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对清史研究较少，但对近代这部分研究得较多，认为当时是落后、屈辱、封闭的社会，研究角度是反帝反封建，反对清朝统治，因此对清朝的评价都是负面的。改革开放以后，研究的人多起来，钻研逐步深入，对清史才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开始看到清代社会积极的因素和正面的东西。所以，以前的定位，不能说不准确，但他们都只抓住了一个方面，强调和夸大了负面的东西，这是时代所决定的。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人，都有他的时代性，他在这个时代所看到的和感受到的方面，表现了他们所处时代的特点。现在我们处在21世纪，是新世纪了，我想我们这部书应该反映新世纪的观点。每个时代的人都有他的时代局限性，都会有看不到的东西，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现在能看到20世纪人们对清史研究的局限性，我们今天也同样有局限性，假如再过一个世纪，人们同样会看到我们的局限性。我们的工作就是在今天这个时代重新反思清朝近300年走过的路程，我想每个不同时代的人对过去的历史都会重新反思，得出某些以前人们所看不到的东西。

应该说，在清朝这段历史时期，中华民族走过了漫长曲折而又光荣艰难的路程，既有光辉的历史事迹，也有悲惨屈辱的遭遇，既有不幸的痛楚和苦难，也有执着的追求和对未来的希望。这些我们都应该看到。满族，开始只是个少数民族、一个小部落，13副遗甲起兵，刚刚崛起的时候人非常少，但充满朝气，具有英勇的、团结的、奋斗的民族精神，故能在很短的时间里统一了女真各部，统一了东北。这时正好李自成起义进京，满族抓住这个历史时机，进入北京，并很快挥师南下，渡过长江，可以说无攻不克，无坚不摧。应该说，当时的满族确实是一个有朝气的群体。中国历史上，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对抗的过程中，游牧民族强大的时候，可以打到中国北方，甚至占领中原，但是很少能够越过长江。清朝不同，不仅越过了长江，统治了长江以南的地区，而且接着巩固了统治，这在以前是没有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南北对立，南宋时期也是南北对立，只有蒙古族渡过长江，但蒙古族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才灭南宋的，而清朝很快就统一了长江以南。当然在征服战争中发生了严重的暴力行为，杀戮了许多汉民，应予谴责。这是民族融合和国家统一进程中难以避免的，历史的进步常常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清朝到了康熙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以后，历史又发生了转折。北方的问题严重了，俄罗斯向东扩张，蒙古也有叛乱，尤其是准噶尔的割据势力对清朝统治形成重大的威胁。所以，康熙在解决南方以后，马上把战略重点放到北方，亲自去巡视松花江，布置北方防务，抵抗俄国入侵，签订《尼布楚条约》，又用全力对付当时威胁最大的敌人准噶尔蒙古的噶尔丹。经过康、雍、乾三代前后70余年的长期战争，时和时战，最后平定准噶尔和回部，统一了全中国，包括蒙古、新疆、西藏、云南、贵州、四川，奠定了中国的版图，这是非常伟大的成绩，前人留给了我们版图广阔的遗产。

在经济上，康熙从他年轻时就将平三藩、解决漕运、治理黄河写在宫里的柱子上，念念不忘。在治理边疆的同时，他在中原地区休养生息，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奖励垦荒，轻徭薄赋。我们现在减收农业税，康熙那时也曾6年不收农业税，乾隆时期也是六年全不征税，结果生产突飞猛进。康、雍、乾三世生产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要进行总体上的估计，当然很难有精确的数字。应该说，当时的生产力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远远超过汉朝、唐朝。从人口上来看，汉朝、唐朝的人口，在记录数字上没有超过8000万，但实际人口可能达到了1亿或者1亿以上。乾隆初年的统计是1亿6000万，乾隆末年达到3亿，道光朝是4亿，这个人口数量一直持续到解放时。要养活4亿人口，就需要相应数量的粮食，由此可见乾嘉时期的农业生产力达到了中国历史的最高峰。有学者认为，18世纪中叶中国的GDP相当于世界的1/3，与占世界人口的比例相当，当时整个欧洲的人口也没有中国人口多，因此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中国应是世界第一。当然，18世纪的中国社会也延续了历史上许多致命的弱点：一是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人民没有权利；二是闭塞守旧，故步自封，不了解世界，当时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也不了解国外的情况，不知道国外有什么好东西，有什么先进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中国故步自封，没有进取心，没有改革的愿望和改革的动力，而且轻视科学，不重视自然科学的研究。由于这些致命的弱点，因此在18世纪后期即欧洲经过产业革命以后，中国很快就落后了，而且是越来越落后。据国外的统计，在18世纪中叶中国的GDP占世界总量的30％左右，到19世纪20年代下降到20％左右，到了义和团时候只占6％左右。这个统计可能不精确，但整个下降趋势是显然的。落后就会挨打，后来接连是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战争，半个世纪内中国多少次挨打，受人欺负，每次都签订不平等条约，屈从外国侵略者的要求，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可以说，19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一部伤心的历史、悲惨的历史。

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但也并不是没有希望，世界还在变化，中国人开始觉醒。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迅速觉醒了，有了抗争的意识，有了学习先进的意识，有了近代爱国主义的意识。觉醒、抗争、学习先进、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推进晚清社会的大潮。尽管航路险恶，礁石遍布，但这股大潮浩浩荡荡，不可阻挡，它是拯救、复兴中国的伟大的精神力量。与这股潮流同时出现的是阶级结构和社会群体的大变动。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绅商，从事新式企业、交通、教育、报刊、医疗的人群以及学生新军应运而生，显示中国正开始艰难而奋勇地走上近代化的征程。所以这段历史也不全是灰溜溜的，中国有许多新的变化、新的转机，历史不可能永远沉沦下去，万劫不复。因此，清朝近300年既有强盛的时代、繁荣的时代，也有落后屈辱的时代，有起有伏，整个趋势是波浪式的变化。如果我们从明朝看起，明末内忧外患，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同时清朝满族兴起，到明朝灭亡，当时是“天崩地裂”的低谷时代。接着兴起了新的民族满族，很快统一了全国。后来，发展生产，达到空前繁荣，经营边疆，设立行政机构，巩固边疆，远远超过前代。经济上也是远远超过前代。所以，经过明朝末年的低谷以后，很快走到18世纪的高峰。延续100年左右又很快往下跌，成了半殖民地。进入20世纪以后，各种新的力量兴起，民主革命开始，孙中山推翻了清政府。当然，孙中山以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还没有消灭，又经过了几十年的奋斗，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重新站立起来。所以清朝近300年历史的发展是波浪式的推进，历尽艰辛苦难，经过风风雨雨，有胜利也有失败。清朝的发展不是个“超稳定结构”，其中有稳定也有不稳定，有进步也有退步，但也不是长期的停滞。现在我们一般说“宋朝以后中国衰落了”，我看不完全这样。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存在许多潜在的致命弱点，但并没有一下子显示出来，直到18世纪的清朝从整体国力来讲也不低于外国，CDP总量尚是世界第一。中国真正落后于外国是从18世纪开始的，真正是直落千丈，一泻千里，所有潜在的弱点在外国力量的冲击下都暴露无遗。而到晚清也不是全方位的黑暗，中国社会正在产生新的因素，有新的力量成长，也有追求和前进，也有这个时代的希望。

以上是我对清代中国历史的看法，我不知道这样定位准确不准确？我的看法不一定对，我讲出来向大家求教，看按照这个思路来写通纪行不行？或者要做什么样的修正？希望大家提出意见。总之，近3个世纪的清朝历史有兴、有盛、有衰、有亡，是很漫长的过程，是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起伏的过程，我们的任务就是追踪这一过程，研究它，分析它，阐明它，把这段很贴近我们的历史如实呈现给读者。

第二，我们必须用辩证的思想去对待历史。清朝近300年是一个很漫长的错综复杂的历史，各种因素、各种关系相互交错，我们必须要用辩证法进行深入的、理性的思考，要充分估计到历史的复杂性。不能静止地、简单地看问题，以为好的就是好的，坏的就是坏的。在很多时候，好事中间会带来负面的因素，坏事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好事。比如战争。战争是残酷的，我们今天都反对战争，希望和平，但历史发展常常是通过战争完成一定的历史使命。比如平淮战争，非常残酷，几乎是一场灭绝族群的战争。我们不能因歌颂统一战争，就隐讳这一点。这种战争从国家统一来说固然是好事，但也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在战争紧张的情形下，必须要求号令一致，令出必行，这就需要中央有绝对权威，其结果是封建君主集权的程度越来越高。因此，不能单方面地看问题。人物也不能简单化、脸谱化，因为人都生活在具体时间、具体空间和具体条件下，都有他的时代局限性，正面人物不是各个方面都完好，要看到正面人物也有缺点，不必为尊者讳。同样，反面人物也不要写成魔鬼，反面人物也有他的思想逻辑和生活逻辑。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唯物史观，因为它是剖析社会历史最锐利的武器，历史的复杂性要用唯物辩证法进行深入的分析，才能实事求是，存真取信。

第三，要把清朝近300年的历史放在世界历史的长河里来考察。清朝与前代很不同，一开始就进入了世界体系的一体化过程中。明末有许多传教士来到中国，清军入关时好多传教士就留在了中国，清朝一开始就和外国接触了。不仅民间有很多传教士，宫廷里也有很多传教士。顺治皇帝对汤若望非常尊重，据记载，在两年的时间里，顺治皇帝到他家去了20多次，平均一个月去一次，可见关系非常密切。康熙皇帝更不用说了，他宫廷里养了很多传教士，学数学的，学技术的，因此清朝一开始就接触了西方文化。为什么后来完全汉化了呢？为什么没有接受西方文化呢？既然与西方人接触这么多，而且关系又是这么好，为什么后来简直就没有外来文化的痕迹而完全走上汉化的道路了呢？这恐怕是文化传播方面的一个谜吧。可能是土壤问题，文化一定要有适合的社会土壤才能生长。由于礼仪之争，传教士被赶走了，文化的交流停顿了。但是其他的交流还没有停顿，贸易往来、经济交往的关系在18世纪依然有相当大的发展，自18世纪初到18世纪末，海关的收入增加了20倍，可见对外贸易很频繁。有人说，美洲银矿产出的1/2都运到中国来，都被中国吸收了，中国是当时世界白银的地窖、仓库。这个说法可能是夸大了一点，但进入中国的白银数量肯定是很大的。另外就是美洲农作物玉米和白薯的传入。这两种农作物在18世纪的中国迅速推广，为什么中国人口的增长非常迅速呢？可能与这两种农作物的广泛种植分不开，白薯和玉来是高产作物，所以能够养活当时那么多的人口。这也是中国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因此，在18世纪，清朝虽然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不愿跟外国接触，但实际上与外国的接触还是很多。鸦片战争以后就更不用说了，外国直接打进中国来了，那时不愿意接触也得接触了。因此，要从世界一体化的角度来考虑，离开一体化，就不能了解清朝的历史。

第四，叙述史实要准确、丰满、清楚。准确，就是要求叙述历史不能推断，不能臆想；丰满，就是要有血有肉，不是苍白无力的；清楚，就是要结构严谨，条理清晰，不是模糊不清的，不是主次不分的。同时，又给予公平的、有分寸的价值判断。有人认为，叙述历史不能有价值判断。当然我们不要多发议论，而一定的价值判断是难以避免的，因为在写某件事的时候你当然要尽力做到客观，但是你一点立场都没有，一点倾向都没有，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要接触这个史实，就会有你的感情。比如写抗日战争，你应该客观公正地写，但是不是一点感情都没有？中国人对抗日战争就必然有倾向，而且如果我来写，肯定会强烈谴责日本侵略者，因为我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当然，我们不能用感情代替科学，但我同情什么，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立场要鲜明。所以，我们一方面强调客观准确，但并不排除历史学家的主观判断，只有对侵略者进行谴责，才能够体现历史学家的客观和公正。

第五，文字要简明、流畅、生动。欧阳修认为写史要文省事增，文字要省，笔墨不要太多，但事情要增加。他认为《旧五代史》太啰唆，文字太长，写得不好，所以重新写了《新五代史》。《新五代史》确实是文字简练，但也有人认为它的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这是欧阳修在删繁就简时，将不少具体资料也一同削去所造成的。我们现在写史也要求简明，但不能因简单而干瘪。另外，文字还要流畅、生动，不要佶屈聱牙、深奥晦涩，要有理性的思考，但不要大讲哲学，要用哲理的头脑来考虑问题，但不是专门讲述哲理或胡乱引进外来的概念。使用外来的词汇要慎重，尽量把它转化为中国式的语言，因为我们的作品是要写给别人看，要让普通人看得懂，要民族化、大众化，这是老生常谈了。

最后我讲讲立项。通纪工作首先要立项，我们这个会议就是筹备立项的会议。整个《清史》编纂是一级项目，通纪是二级项目，大家要申报的是三级项目。通纪8卷共分为9个三级项目，其中第8卷分为两个项目。立项的第一步是填项目申报表。其中每个项目的成员2至3人最好，因为字数并不多，一卷也就35万字，5年完成，平均一年也就七八万字吧。所以不需要很多人，不要组织一个很大的队伍，这样你们工作起来也麻烦。我要求绝大部分的内容都由主持人自己来写，因为各位主持人都年富力强，有丰富的写作经验。在申报表中有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希望大家对本卷的内容梗概有个叙述，字数约3000字，主要讲这一卷写什么，解决什么问题，重点突破什么问题，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什么地方，可能的难点在什么地方。我希望大家能够找到亮点和难点，当然一开始这些都很难预计。这个内容梗概是非常简略的，希望大家沉潜思索，把本卷内容做一次全面考虑，努一把力，写出内容梗概，即使写得较粗浅、一般化也没有关系，因为在研究之前、写作之前，是不可能有精彩内容的。但是我相信经过5年的钻研，一定会出现一些亮点和前人没有考虑到的重要问题，一定会有超越前人的观点和写法。我希望能够写出一部面貌不同的书，这个不同并不是刻意的，而是有道理的，你可以不同意我的意见，但我有史料，有论据，言之有物，言之成理。我知道，有的同志不是长期研究这段历史的，但我相信大家经过多年的努力，依靠大家的学养才智，一定会写出好的作品。

通纪立项准备今年年底完成，明年一月份开始工作。我希望第一年交一个二三万字的提纲，这个要多少时间，大家考虑考虑。大纲要比梗概详细，要分篇章子目，要有简单的史实、观点以至评论，大致上是可读的纲目。可以看出全书的轮廓，也可以看出你的观点，甚至可以看出你文字的风格。我想用一年时间写大纲是不是可以，明年年底交稿，怎么样？当然，具体时间还可以商量。通纪部分是一个整体，各卷之间所提出的问题都存在相互的交叉和连续，因此如何协调布局、统筹照应就显得很重要。这就需要大家讨论，所以提纲写出来之后，再来进行讨论，要集思广益，吸收大家的意见。如果提纲定了，接着就要制订出写作计划，在4年的时间内如何安排进度，每年写出多少，都要有个规定。你不能说我头一年没有，第二年没有，第三年没有，等到第四年再一起交来，这样不行。因为，这个集体项目如果没有阶段成果，就看不出你的进展怎样，也不清楚你的风格如何，观点如何。所以必须要有阶段性成果，一个阶段交一部分成果，至于交多交少可以商量。这一点，希望同志们谅解。

集体项目既要给大家一个充分的创作空间和自由，要充分发挥同志们的聪明才智，什么观点、意见都可以讲，但也要有规定，要步调一致。如果缺一部分，那全书就没有完成。大家都很忙，研究任务也重，但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集中力量。如果还有其他项目没有完成，那么赶快完成，优先考虑这个项目。将来项目完成以后，大家都可能要署名，现在署名的方式还没有确定，但可能署名是你写的，要负责任的。写作阶段到2009年为止，这后面还有时间要审议、合成，要请专家们来评审，做必要的修改。如果前后体例不一致，文风不一致，就要我们尽量协调。我们充分尊重专家们的意见，尊重专家们的劳动，但全书要有个协调，比如标点符号、引文方式等。另外也有观点的问题。在观点上尽量不改变同志们的看法，尊重大家的意见，但有一些问题如果前后矛盾，是非颠倒，那就要进行一定的修改调整。

最后，我希望我们9个人加上工作人员，形成一个学术团队，在这5年中间团结一致，努力工作，相互讨论，虚心谨慎，在工作中彼此理解，彼此学习，加强友谊，培养一个良好的学术氛围，经过5年的努力，写出一部出色的作品！

注释

[1]2004年10月30日。

清史工程与修史人才[1]

清史工程启动已有一年之久，经常有朋友向我询问：“在编纂《清史》中，您考虑最多的是什么？”每次我都毫不迟疑地问答：“质量问题。”

作为国家的大型文化工程，质量问题最为重要。我国前有“二十四史”这一世界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工程，后有无数继起后贤们的高水平著作，《清史》若要厕身其中，也必须有自己的特色与贡献，为清朝近三个世纪走过的历史路程，做一次详尽可信的记录和深入透彻的分析，为后世留下我们这一代人对这段艰难曲折历史的深刻反思。

清朝灭亡之后，袁世凯北洋政府曾于1914年开设史馆，为清朝修史，但由于种种原因，历经14年所成的《清史稿》未能尽如人意。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三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清史，并先后三次动议重修。新中国成立之初，董必武同志曾建议纂修《清史》，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同。20世纪50年代末，周恩来总理曾委托吴晗同志考虑纂修《清史》的规划，1965年秋周总理又委托中宣部负责组成了七人清史编纂委员会，并在中国人民大学建立清史研究所，作为编纂清史之机构，但都因种种原因夭折。“文化大革命”之后，邓小平转发了一封建议纂修《清史》的信件，学术界又曾筹议纂修《清史》，初步拟订了编纂规划。但由于当时刚刚改革开放，百废俱举，万端待理，难以顾及修《清史》之事，故再度搁置。直到2001年，人大清史研究所的专家学者再次呼吁编纂《清史》，得到社会科学界的积极响应。2002年8月，中央领导经过详细调研和缜密考虑，认为重修《清史》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经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李岚清四位政治局常委批准，做出了启动清史纂修工程的重大决定。工程由中央财政划拨专项资金，用十年或十余年的时间完成。由中央14个部委组成领导小组，可见中央的重视。2002年12月12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并在京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由清史学界的专家学者组成，全面负责清史纂修的学术组织工作。

如今，大规模修史的条件已经具备。指导我们研究的是马克思唯物史观，这是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武器，将引领我们走向历史的深处。当前学术研究的环境相当宽松，历史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已有成效，研究成果已有较丰富的积累，研究人才正在成长，经济条件和其他物质条件都有极大的改善。这是修史的良好时机，也是提高《清史》质量的根本保证。其中人才问题尤为重要。应该说清史还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要完成一部内容丰富、观点正确、史料翔实、文字流畅的大型清史著作，我国目前的高水平研究人才尚嫌不足。因此，如何识拔、团聚、培养和提高研究队伍，是完成修史任务的关键，也一直是我们关注和考虑的焦点。

中国有重视历史研究的传统。全国研究清史的人才数量不少，根据很不完备的资料，我们制作了一个清史研究的人才库，记录了1000名左右的清史专家。在一个断代史领域有这样多的人才，实属可观，在世界各国学术界也是罕见的。但由于我国清史学界交流不广，分散各地，彼此缺乏了解，对许多专家的经历、才能、学识、品德心中无数，因此选择研究项目主持人颇多犹豫，难做决断。韩愈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我们在实施清史工程时先要学习当伯乐，“知人善任”，选拔适当的人才，主持项目得人，才能使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质量。

为了广揽全国人才，必须去除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陋习，礼贤下士，诚邀各方才俊，共襄盛举。为此，清史工程决定试行研究项目招标制，在清史基本框架确定以后分解为若干项目，实施委托与招标并举的办法。许多研究项目确定项目名称、研究要求、篇幅结构、完成时间后，在全国范围公开招标，以公正、公平、唯贤是举的原则，评选项目主持人，给以优厚的待遇和条件，俾能专心致志投入修史工作。这样，就可以依靠许多优秀项目主持人的共同努力完成研究任务，写出高水平的清史著作。

注释

[1]原载《瞭望》，2004年第12期。

在图录组2004年总结会上的讲话[1]

我浏览了图录组演示的幻灯图片之后，感觉到《清史》图片的确非常丰富，非常精彩。可见图录组在诚如同志的领导下，在全组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为《清史》图录的编纂工作做了很好的准备。我认为很多图片都是可以利用的，而且某些图片是必须要利用的。

图录是新编《清史》的组成部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清史》修纂的一项创新。以前，“二十四史”没有条件编图录。如今，我们编纂图录的条件成熟了：印刷技术取得巨大进步，图片资源极为丰富。

我认为，利用图片表现历史是一种新颖的创新形式，并且是一种更直观、更生动、更具体的表现形式。历史图录给人一种历史的真实感。比如怎样来表现康乾盛世？浏览了这段时期的历史图片之后，你就会感慨：康乾时代真是意想不到的繁华！人流如织，货殖丰饶，生活异彩纷呈，给人的历史感觉非常形象直观。所以，图录是我们新编《清史》的一个亮点、一个特色。这也就使得新编《清史》与以往的“二十四史”有着大的区别：新编《清史》有大量的图片来表现全部的清史。

但是，在浏览演示的图片之后，我也感觉到部分方面有缺失：第一是生产部分。比如耕织图等，反映清代农耕生产活动，但未收入。第二是缺少工业、制造业等方面的图片，这关系到生产力的进步。第三是人物图像比较少。叶恭绰编撰的《清代学者象传》，你们可以参考。第四是战图方面的问题，也应该引起关注。比如乾隆时期紫光阁功臣图，能够找到吗？第五是缺少近代以来的图片，尤其是近代化方面的图片。清朝历史的变迁，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刚才演示时有一张铁路通车的照片，画面上人员众多，盛况空前，显得非常新鲜。今天看来这种场面可能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但在当时却是不得了的场景。

你们把征集的图片划分为诸多门类，大致是11个门类。如果算上11个门类里包含的小类别，估计能有上百个小类别。这就存在着征集图片时的筛选和总量控制的问题。

《清史》图录收入的图片应该是具有历史表述性的，与博物馆专注工艺艺术的收藏目的不一样。它最重要的目的是用来表现历史生活，这就需要图片包含丰富而重要的历史信息，需要能体现出历史价值。清代距离我们很近，如果什么图片都收入进来，其数量将超出预想，收不胜收。北京市里就现存着很多各类清代的图片，我的老家常熟地区，也有很多古建属于清代的民居。如果都要拍照下来，数量就太多了。我参观过碑刻博物馆，发现里面百分之八九十的碑刻都是清代遗留下来的，我们当然不能凡是清代的碑刻都予以收录，应该有所筛选，有所考证。选择含有历史信息的实物图片。如果历史信息比较少，就要舍弃。

图录组现处于收集图片的立项阶段，迄今已经立了几批。预计可以收集图片9万张。仅这些项目完成后，就快接近最初预定的总量10万张图片的任务了。

图片的征集要有选择性，具体需要你们去掌握。但要集中把握住一条：图片的收集标准应该具有历史性。你们汇报说明年还有31个立项，是不是可以适当减少一点？

具体每一件器物（遗址）的图片怎么选择？我也没想好。一座大佛可以拍几十张图片，从头到脚，正面、侧面、胸部、背部等许多部位，这种拍法是供建筑、艺术研究的。我们编纂的图录是描绘一种历史现象，一种器物的图片不要多，但必要的历史信息都要保存。比如印章，上面的印文要保持完整，要有完整的历史信息，但也不用拍摄过多。再比如瓷器，拍摄瓷器正面的形状就完全可以了，不一定要拍整个瓷器各角度的剖面图。我还知道，故宫收藏的西狩回銮（慈禧逃难西安后回北京）的照片很多，许多场面是重复的，真正拍慈禧太后形象的没有几张。许多照片都是反映行进队伍的场景，凌乱不堪。像几个人抬个轿子，扛个旗，经过天安门、午门等地方，就拍一张。其实这些场景的图片，不一定全部需要。我们挑选几张就可以。

以前我主张的建设10万张容量的图片数据库，也只是一种估算。因为我们《清史》图录能够容纳的也就是1万张左右，粗算起来，需要10多倍的图片资源保证。不过，征集来的图片即使进入不了《清史》图录，也可以当作一种研究资源。依现在的图片征集规划，我看20万张就可以了，不要太庞大了。

我还要提醒你们注意：中央电视台十频道播放的几部关于清代的历史短片，比如《百年中国》《留美幼童》，我看之后，觉得画面的形象比较好。中央电视台是花费很大气力，甚至到国外查阅了容闳上学的档案，查阅到了当时的档案照片。此外应该注意《清宫秘档》这部资料片。像上述的历史图片资料片都应该完整地收集起来。甚至可以进一步开阔思路，调查一下各省市是否也有类似的资料影像。

晚清以后，来中国游历的外国人，对中国的一切事物都感到新鲜、惊奇，利用携带的照相机拍了许多民俗、风情图片。我们一定要设法寻找这类西文图书，挖掘其中的图片资源。西文图书中的老照片需要花费一定精力，可以请编译组协助。

总体来说，图录组的工作很好，很出色。征集的图片资料丰富多彩，许多图片都是我没有看见过的。相信利用这些图片编纂图录，可以编得很好。

注释

[1]2004年12月底。

读《教育志》《天文志》《朴学志》《摊丁入地》大纲样稿的意见[1]

《教育志》记事详明，原原本本，对晚清学制之变更，礼部、学部之递嬗，叙述清晰，颇有条理，文字亦通顺。观已交各典志样稿，体例尚不一律，如《教育志》设篇目，《天文志》设章目，《摊丁入地》则不设篇章目等，似应及早规定，全书一律。

（1）可否考虑全书卷之下设篇，篇之下设章，章之下设目（用一、二、三、四标目，不列目的名称），目之下设子目（用1、2、3、4标子目，子目视情况可不设）。如按此规定，则《教育志》应设4篇15章。

（2）清代传统教育以官学、书院、蒙学、讲约为主，时间最长。从前对此类教育了解很少，希望加大力度深入研究，阐明其组织、形式、作用、流弊。学堂为近代化的产物，当然亦是研究重点。

（3）留学中应有早期留学之追溯，清初传教士曾携若干中国教徒出国留学，如高类思、杨德望等在欧洲留学11年回国，他们曾与魁奈等学者接触，曾觐见法皇，颇通晓西学，回国后居京多年，默默无闻，无所表现。中国载籍中查不到他们的姓名，这是他们个人的悲哀，也是闭关锁国下中国之悲哀。他们的资料在外国教会档案中能找到。

（4）学堂篇子目中“转向欧美”可否改为“庚款留学与留美预备学堂”？因庚款留学对中国教育影响深远。预备学堂即清华之前身，京师大学堂既设子目，预备学堂亦可列子目。

（5）1986年西北大学出版社有谢兴尧整理之《荣庆日记》，荣庆长期主持学部工作和学制改革，官至学部尚书，与晚清教育关系甚大，样稿中未见引用《荣庆日记》。

《朴学志》包容丰富，分类叙述追溯源流、辨章学术，甚有功力，网罗经史、诸子、小学，旁及校勘、辑佚、金石、目录、天算、地理，无所不包。广博固是其优点，但35万字必不能容纳如此宏大之内容，应加以归约，择其重点，删其枝叶，去其重复。如《易经》只谈胡渭、惠栋、焦循数家，礼只谈江永、凌廷堪、孙诒让数家。此所举只以记忆所及略加罗列，并非确定之人。以此类推，重点阐述。至于公羊、穀梁、地理之学、天文历算，不必多费篇幅。因或者不属朴学主流，或者另有《思想文化志》言及，或者另有《天文历法志》详谈。《朴学志》相关之各卷，如传记中之学术类，以及典志中之各卷，必须注意分工合作，避免重复。

《天文历法志》样稿对宇宙理论之阐述，为打破传统宇宙理论之偏见，亦属必要，但理论阐述之篇幅稍多，可否略减？其中对中国士大夫颇多批评，谈及《地球图说》时，对钱大昕、阮元挞伐较重，说他们的言论“堵塞了通向科学研究之通路”。钱大昕、阮元等人之宇宙观仍属传统型，对西洋新说不能全部接受，故多非议，此亦在情理之中。但钱大昕、阮元总体上并非排拒西学，钱氏盛赞西方科技之发达，并刊印《地球图说》，即是一证。阮元创编《畴人传》为古代科学家立传，均属当时先进之中国人。因为他们宇宙观中留有传统之影响而斥之堵塞科学研究之道路，似属言之过重。

《摊丁入地》内容繁复，注释详备是其优点，但地丁银之名目数字与改革过程极为复杂琐屑，阅读时含混不清，可否酌减头绪，以清眉目。

注释

[1]2005年2月13日。

读策凌、赵翼、长庚传记书后[1]

《策凌传》

此传总体尚可，文句通顺，有新史料，并有考释，如与准噶尔议和划界，准噶尔派遣使者达什、博尔济是两个人，《清史稿》误作一个人，此文加以纠正。

但对策凌之评价尚有可商议之处。策凌在统一战争中战功卓越，做出了贡献，清廷因其战功册封亲王，但在对俄国划界谈判时丧权失地有重大失误，此文中仅称其“不谙外交”，用语甚轻。雍正五年，策凌随隆科多与俄使臣萨瓦会议八次，隆科多坚持收回被俄国侵占之中国领土，争执不下。此时隆科多突然被逮回京治罪，策凌代替隆科多继续谈判，仅与萨瓦会议两次，即允俄方要求，签订《布连斯奇条约》，把恰克图以北之大片领土拱手让与俄国，此为何等重大之过失！当时俄国人“高兴得无法形容”，“因为他们看到这一条约，不仅没有使他们的土地面积缩小，反而更加扩大了，有的地方扩大了几天行程的面积，有的则扩大了几个星期行程，从而给俄国带来了不少好处”（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当年隆科多坚持不肯让步，策凌参与谈判，亦必深知，何以很快做出如此巨大之让步，殊不可解。后来策凌被内大臣四格（亦为谈判代表）弹劾，廷议应削爵，文中称因“施放枪炮，叩谢天恩”而遭弹劾。我估计可能因策凌谈判失误，割地辱国，得此重咎，仅因施放枪炮，不致获削爵重咎，此为清代文书中惯用之讳饰手段。策凌是否曾被削爵，亦有异说，蔡家艺所写《策凌传》称后来未被削爵，仅罚俸三年。中俄谈判中之失地责任为一重大公案，请加考实，以昭信史。

又，康熙五十九年（1720）随傅尔丹出兵“擒杀准噶尔宰桑贝坤，俘获近七百人”，《清史稿》作“俘获百余人”，未知孰是？

又，与俄议约得罪，本文第三页说“并与俄罗斯人一同列队施放枪炮，叩谢天恩。廷议责其举止荒唐，应削爵，诏罚俸三年”；而《清史稿》称“陈兵鸣炮谢天，议罪当削爵，上命改罚俸”。记载有异，未知孰是？

又，关于策凌生年，蔡家艺《策凌传》推测为康熙十二年（1673），本文推测为康熙二十一年（1682），根据何在？

又，策凌之子成衮扎布、车布登扎布，其孙拉旺多尔济皆有战功，不知另立传否？如无传，应在此附传。拉旺多尔济之孙车登巴咱尔（其妻为奕绘之女，奕绘的侧福晋是著名女词人顾太清）家庭文学底蕴深厚，藏书甚富，今天著名的《车王府曲本》即他家的藏本。

《赵翼传》

《赵翼传》系以《清史列传》为蓝本。《清史列传》以记载宦绩为主，赵翼虽少入枢廷，曾官知府，从征缅甸，但官品不高，时间较短。此人所以能立传全在其史学和诗的成就。所撰《赵翼传》重点仍在其宦绩，虽补充若干文事，但仅缕述其著作，对其思想成果、艺术风格较少论及。至如述及《簷曝杂记》评为“稍芜杂”，此评语欠妥，取名“杂记”，自然较杂，但形式虽杂，内容却多可取，未必“芜杂”。《簷曝杂记》中关于军机处与乾隆勤政之记载，史家颇多引用。

统观全文，似宜改变以宦绩为主线之结构，加重对其史学与诗作之介绍，而尤以《廿二史劄记》为重点。赵翼的鲜明特色为创新精神，该书用归纳法将历朝史事排比整理，分析比较，得出结论，发人之所未发。能潜心深思，别出机杼，摆脱传统史学之局限，亦与当时盛行之经学考据不同，寓论于史，有理有据，创为札记之体裁。其诗文迥异凡俗，立意新颖，卓然不群，前无古人，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长庚传》

长庚为清末大官僚（伊犁将军、陕甘总督），政绩平常，无重大罪愆，亦无特殊功绩。虽可立传，篇幅不宜达3000字之多。

光绪十四年（1888），长庚平瞻对事，一方面惩办了虐民的藏官，另一方面“歼渠宥胁”，也镇压了瞻对的藏民，以“稳定川藏大局”称誉之，似属过当。

巴尔鲁克山之收回，长庚虽不无微劳，然因借约期满，俄方不得不把该地归还。

光绪十八年（1892）英、俄强占帕米尔，本文称其“加强防御”，实际上是无所作为，长庚劝说陶模“兵衅不可开”，“毋以小忿遂起大衅”，将帕米尔拱手让给俄、英。此事固属强弱悬殊，非陶模、长庚等所能挽回，然难言其“筹边有功”。

长庚办理新政，“力图振作”，但宥于内地风气、经费、人才所限制，未有实济。

辛亥革命中，升允为革命之顽敌，长庚荐举升允，与之联手对抗革命。清廷退位，长庚即弃官归隐，尚属识时务者。

综观长庚一生，为清末一普通之大官僚，碌碌无所作为，传文篇幅与名将策凌、名臣孙嘉淦等相差无几，应加删削，揄扬亦稍多。至于赵欣余之回忆录固为有用之新史料，但赵欣余为长庚之子，必多颂扬之词，使用时应慎重鉴别。

注释

[1]2005年4月5日。

在主体类项目阶段性成果评估经验交流会上的发言[1]

很多问题我也考虑不清楚，究竟怎么办好，我也不知道，但我们这个会非常重要，我们这个会进行到一个实质性的阶段。因为以前很多会，立项的会以及体裁体例的会，我们都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从这些工作中看到了我们的成果，有样稿，有试写稿，占到我们全书的1%，我关心的问题是我们写出来的东西的质量是不是好，估计我们写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样的。

我看到了第一批出来的成果比较少，占全书的3%，所以我要问大家，你们觉得这个成果满意度如何，我关心的问题是这批的质量如何。现在看来二三批的项目比较多，两头小中间大，满意的很少，很不满意的也很少。如果谈到这样一个成果，我自己感到还可以，两头小中间大，我觉得比较正常，但是我们花费的力量很大，我感到样稿翻来覆去地这么三五遍地看，大概不可能，今后我们有大量的稿子要上来，我们就没有这么多的人力时间来搞，这可怎么办。同志们要有忧患意识，要认真对待，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要搞好这个书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什么都不行，我感觉我看稿子大概有30至40篇了吧，当然我不是翻着资料来看，有的稿子我看得很仔细，有的稿子我看得很粗。我自己看了以后，跟同志们的感觉差不多，满意度也差不多。我们这个稿子有它的优势，一个是稿子规模宏大，全面反映了清代的历史和清代社会，我不知道同志们有没这样的感觉。你比如说，我看《清史稿》里面的《水利志》，里面讲了淮河、黄河、永定河几条河，而长江、黑龙江都没有讲，但是我们这里分了七个水系，中国到现在还没有一部比较完整的水利著作做明确的记载。新修的《清史》对这些水系增加了说明。再看《教育志》，是李世愉同志提的意见吧？写的很多、很仔细，按照他的这个设想我感觉到能够写得很好，他补充了社会教化，把它从教化书院里面分出来，这个路子是对的，很有道理。从传统到现实教育，这在《清史稿》里是没有的。现在有没有全面反映清代教育的书？我还没有看到。有一些反映清代的书还是新出的，所以我感觉到总的说来我们这个研究反映得很宽。就拿表来讲，过去的表反映的都是人表，现在加了很多的表，像教案表、事表、报刊表，这些都是近代的新生事物，或者是部分反映清代的事物，所以我们充分发挥了表的功能，我觉得这样还是可以的。

传记，现在加上了许多类传，这个类传很难，从来没有，连人都找不到，难就难在新。比如写谁的传，如霍元甲、大刀王五等，这些都是新的，不管你写成什么样都是新的，过去没有，过去不重视这些。雷氏一家搞了五个世界遗产，避暑山庄、东陵都是他们家搞的。《清史稿》里面没有传，我觉得这家七代都要写上，为中国搞了这么多世界遗产还不能立传吗？有的还有家谱，这个写出来就是新东西，还是要有些创新。我看传记里面有些东西还是要注意的，李治亭同志提供的一些资料，是满文老档，还是有些新资料的。但是有些仅仅根据资料来写是不够的，还是要从档案里面去搞，我感觉到要用全面的眼光来看清代这个世界。现在社会发展了，我们的眼光也要发展，不能用旧的眼光来看，而是要新的眼光来看一百年以前的清代。

我们谈的这些问题很艰巨，要认真对待。要多次修改，要多次推敲。有些我可能看得不准确、不仔细。现在大家要写样稿，我们不叫样稿，可以叫试写稿，不说它好也不说它坏，你们来参考着写，没有什么时间来写样稿，我主张你们写一本书，人手一册发给大家，照这个格式来写。我们不做样稿，半年发不下去，那可不行。通过评估，我增加了几分信心，我觉得评估非常重要，通对专家评估，质量把关，人人见智，大体上来讲质量差的作品是进不来了。但是要把不满意的质量提高上去，伪劣的东西决不能进入我们的《清史》，对进来的文字要进行核对，要进行校对，通过这次的评估会议我增加了几分信心，大家各有各的想法，任务是非常艰巨的。我们常说人到用时方恨少，真正到了立项时，找项目主持人的时候没有人，如何解决？我想到我们不是有一个人才库吗？我建议在这个基础上搞一个专门专家评估人才库，找什么样的专家来评估是非常重要的，你不能找错了，本来是搞医学的你找了一个搞文学的来评，那可不行。评估专家一定要负责，你不能找一个不负责的来。实在不行的你就不要请他，如果实在忙不过来，我们内部承担项目的负责同志也可以上。因为我们的人太少了。我看了稿子后有一些想法，不管传记也好其他也好，一般来说我们的稿子字数偏多，李文海同志改了一个稿子比较好，我一看改得更清楚了，写史的原则是字要少，史要丰，事要多，要分清主次，要裁去枝叶。我也改了一个稿子，王鉴是一个画家，原来有1400字，我给去了700字，裁去了多的地方，这些多的地方没有关系的写了很多，作者不懂得剪裁，现在这个问题比较多。

第二个是结构大纲，我觉得赫治清同志写的《农业志》比较好。他把该写的地方都分开写了，这个结构非常重要，结构是决定你全篇的一个总的内容，结构要合理。我感到典志组在这方面要注意。《教育志》也有这个问题，《水利志》也是这样，原来分省讲，我觉得还是应该分区讲，我对生态不懂，生态是否也应该分区讲？因为每一个地区的生态都不一样。一篇文章当中也有结构问题。还有一篇文章的引文问题，同志们都谈到这个问题，有的4个字也用一个引文，4个字你能不能用自己的话来说，该用的地方你用，不该用的地方少用。要用权威的话来说，你写得好将来别人就引你的，引文不通将来这个文章就不好读。另外注解不要太多，尽量用自己的话说，特殊情况找来原稿看看。引文一定要严肃对待，该加引号的要加引号，否则就成了你自己的话了。引文一定要合情合理。另外一个问题是重复，重复得不得了！《科学志》《思想志》《文学志》这三个志怎么分？如傅山，既是思想家又是书画家，又是移民，又是妇科专家。书画家说傅山是书画家，应该由他们来写，怎么写？每个传都有这个问题。所以我刚才说这些问题组内协调解决，要有全面了解，联系人与联系人之间要保持密切联系。另外，我考虑章节标题怎么标，现在有不同标法。我曾经提出过92卷按卷标，后来考虑按篇标，或者按大写的数字一、二、三标，或者按阿拉伯数字1、2、3标，要有统一标准。

另一个问题是前言问题，是叫序还是叫论，但是不能乱用，因为前言这个词太前卫了，不能用。具体用什么我们再说。还有一个则例，各个组都有，我看了以后觉得还可以，就暂时用陈其泰先生改订的则例。你们写出来的这个则例不要违反陈其泰同志写的那份则例，你们要按规则写，引文怎么写，标点符号怎么用，注释怎么写，什么时候用大写数字，什么时候用阿拉伯数字都要统一起来。人名地名怎么写，皇帝年号怎么写，用高宗的年号还是用乾隆年号好，我觉得还是用乾隆年号比较好写，大家都知道的是约定俗成，你要用清太祖努尔哈赤写年号大家谁知道？我想还是约定俗成的好。还有下一个问题我想提出来。我们这个评估一定要公正，要准确，要有一个量化。量化有没有缺点？量化有好处还是没有好处？有可能的话可以给一个评定的分数，具体的问题看看再说吧。评估的意见马上要反馈给相关部门和作者本人，今天我们开完这个会就可以马上反馈给他们，如果有改好的稿子马上给他们看，看他们同意不同意，枪毙一个稿子一定要慎重，不可以了了从事。

上面我谈了一些想法，好多问题一下子也讲不清楚，需要以后慢慢再说，尽管我们评估的工程很大，但是我们还是要进行下去，我们的要求是达到21世纪的最高水平，不能说30至50年别人就超过我们了，我们要做的是21世纪的传世之作，达到21世纪的最高水平，如果达到了我们就成功了，如果达不到就说明我们没有成功。

注释

[1]2005年4月15日。

在清史工程项目阶段性成果评估工作会上的讲话[1]

今天主要讨论《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项目阶段性成果评估验收办法》。截至目前，我们进行了七次项目评审，一共立了182个项目，其中主体类立了120项，基础辅助类立了62项。主体类项目接近于完成，但还没有结束。我们下一阶段的重头戏就在于对阶段性成果的审读、评估。去年年初立项的项目，已经有一些成果陆续交来，正在各组进行评估。因此，我们必须制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评估办法。现在这个办法已经修改了好多次，项目中心的同志很辛苦，多次讨论，集中各种意见，进行多次修改。现在拿出来，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进行讨论。

对稿件进行评估是个非常重要、非常复杂的工作，关系到稿件的质量，我们能不能达到21世纪清史研究的最高水平，能不能成为精品，其中很重要的环节就是评估，包括审读、评估。评估工作的好坏是工程成败的关键，也是编委会的艰巨任务，必须要严肃认真，全力以赴，必须把评估工作做好，要摸索出一个妥善的、切实可行的评估办法，而且在今后四五年内，评估工作要不断进行。因为我们的撰写过程是一面写作，一面评估，一面修改，不可能把3000万字主体工程写完后，放在那里，以后再来评估，这样不行。阶段性成果交来了，怎么办？要立即评估，这关系到下一步拨款与工作计划，所以不仅要评估，而且速度要快。清史主体工程有100多个项目，将来每年有大量的阶段性成果上交。我们好像制造汽车，要先造零件，零件也分阶段上交，这样成百上千个零件造好了，才能合成一辆完整的汽车。边写作边评估，这是个很长的、很艰巨的工作，要有章可循，要建立评估、修改的机制。将来，评估、修改工作的任务主要落在二级项目组。二级组是承上启下的枢纽。目前，二级项目组已建立四个，通纪组还没有建立起来，但很快要建立起来。评估办法大家要共同讨论，共同修改，共同出主意，集思广益，这样制订出的文件才会切实可行。

我下面主要讲三个问题：一是评估的任务，二是评估的程序，三是评估的标准。

第一是评估的任务。评估工作的最终任务是为了保证质量，提高质量。这部书是一部规模宏大、由上千位专家参与的大工程。我听说，前一段时间，中宣部副部长雒树刚同志在讲话中提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四大文化工程：马列著作编译、大百科全书、夏商周断代，还有就是清史工程。清史工程作为一个重大的学术文化工程，有众多学者参与，每个作者写作风格不一样，有的清新，有的厚重，有的水平很高，有的水平稍差，所以不经过评估、修改，就不能合成一部统一的、高水平的作品。

我想，下一步评估程序应该包括审读、评议、修改。要对稿件的优缺点，对使用材料的丰富程度、准确程度，对观点是否正确、是否有创新，对文字是否流畅等各个方面进行详细评议。在评估工作中，最重要的步骤是对稿件的修改。编委会对稿件有修改的权力，这在合同中也写明了。由于这部书是众人参与的集体作品，不修改肯定不行。即使是写得很好的作品，也要修改。可能不会修改其中的观点，但其内容与别的部分可能会有重复或者有遗漏，也可能引文不合乎规范，甚至标点符号、称谓等不合乎标准，这些都要修改。评估的任务就是提高质量，保证质量，没有评估、修改，质量就没有保证。这是个非常艰巨也非常重要，要花费大量时间的任务。

第二是评估的程序。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分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审读。稿子交来以后，要先读一遍，判断有无修改的基础，暂时先不去核查材料的准确性。如果有修改的基础，就进入下一个程序，否则就退回去。这个程序的负责人是联系人，由二级项目组联系人来决定，是退改还是转入下一程序。这个步骤要在10天到两周之内完成，要快。因为，审读这一关通过以后，要决定下一步拨款。没有二级项目组的通知，财务部门就不能拨款。所以，这个程序要快。当然，如果是退改，要慎重处理，要提出明确的修改意见。如果一点修改基础都没有，便要否决，否决的稿子要提交主任办公会。实在无法挽救的项目，要立即更换主持人，决不能含糊。第一步的责任人是项目联系人。

如果审读通过了，接着第二步就提交二级项目组组长，由组长组织聘请2至3名专家进行评议。评议要认真，要有详细的评价，要核对材料的准确性，要看结构是否合理，剪裁是否得当，资料是否确凿，有无新史料，文字是否流畅、通顺，观点是否正确，要写出详细的评议书。同时，我们要求有量化的评议，填写评议表，要打分数，用百分制。这个大家可能有不同意见。但我想，评议一定要细化，一定要详细，要提出稿子不足在哪里，要提出如何修改，哪些地方要修改。这一程序最多3个月的时间，不能再长。

第三个步骤是修改。由二级组组织修改，由谁具体来修改呢？我想，一是联系人，因为他们都是专家，懂得这个专业，在写作过程中跟踪始终，了解项目的情况。即使不十分熟悉这个专业，联系时间长了，也会逐渐熟悉原本不太了解的研究领域。另一个当然的修改人是作者本人和三级项目主持人，很多作者水平是很高的，之所以稿件有不足，很可能是这个专家不太了解我们的写作体例。如果有了我们二级组联系专家的修改稿，作者和主持人就可以举一反三。另外，就是外面聘请的专家，如天文史专家、工业史专家、农业史专家等，可以请他们参加修改。

我的想法，是不是大体上二级组专家修改20％的稿件，三级项目主持人和作者修改50％的稿件，其他聘请专家修改30％的稿件。这个比例，我也只是设想，不一定合适，提出来供大家讨论。当然，具体到每个项目，这个比例是可以调整的。

为什么要求联系人修改稿件呢？因为他了解情况，不仅参加了体裁体例的讨论，而且自始至终了解项目本身，至于写作者就可能不甚了解，他可能还是写论文的思路，长篇议论，而不是我们对史书的要求。另外，写作专家水平可能很高，但他可能不太在意写作细则，也可能是文字偏向文言。因此，二级组联系人都要参与修改。当然，我们的联系人在很多领域不如作者，如《天文志》，这些就无法修改，更无法增加新的史料。但对于一些基本观点，如违背唯物史观，就可以提出来。至于是否符合总主持人的学术观点，这一点关系不大。可以说，很多主持人的见解都比我高明，而且绝大部分要超过我，否则这部书怎么创新呢！在学术观点上，尤其是新的思想，新的见解，我们都竭诚欢迎。只有超越传统的观点，才能有所创新，除非是政治上出问题。所以，我想将来的修改可能更多的是在风格上、体例上的修改，而不是重大内容、学术观点的修改。

修改稿件一要靠联系人，二要靠作者本人和三级项目主持人，三要靠外聘专家。绝大部分主持人是负责的，但也有个别主持人不太负责，不认真，把项目分给自己的学生，胡乱应付差事。我们要杜绝这种“拆烂污”的现象。如果真的出现了不负责的主持人，要撤销其项目，并通报所在单位。这种情况，联系人绝对不能包容，要对国家负责。如果联系人不及时上报，到时也要追究责任。有一些项目的修改，可能更多地要从外面聘请专家，如《天文志》《水利志》《戏曲志》等，我们这里很多人都修改不了，所以还得要请专家，预计有30％的内容要请他们修改。我这也都只是空想，但为了有个方案，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最近，我看了两个志的大纲和样稿的修改稿。《农业志》，是由郭松义写的，他是国内水平非常高的专家，也非常负责，初稿写得相当好。赫治清是这个项目的联系人，对稿子进行了审读、修改。我觉得修改得不错。如果赫治清同志同意，是不是发到各组，供大家参考。比如，原标题有“清初垦政”，删掉“清初”二字，改为“垦政”，很准确。又如，原标题是“对各地官员的垦田考成”，现在改为“垦田考成”。我认为改得很好。“考成”实际就是针对地方官员，所以无须再加“对各地官员”。修改之后的标题更加准确、简明。另外，我也看了传记组的试写稿，也不错。如，代善的传稿，全面反映了代善的一生，内容丰富，重点突出，而且资料长编做得很好，使用了近年出版的许多新资料，看来做资料长编很有必要。如果都能写到这种程度，我就觉得满意了。还有一些稿子，如周汉、策凌、邓世昌、倭仁的试写稿，写得也不错。当然，传记组同志花了很多工夫，但我看了以后就觉得有信心了。只要我们下功夫，国家给我们这么好的条件，我们一定能写好。修改稿子很难，如果单纯发发议论，对稿件评议一番，说起来较容易，但要动笔修改，就难了。看着它写得不是很通顺，但要修改通顺，修改成一个浑然一体的、前后连贯的作品很不容易。整个评估过程中，修改是其中的核心。这个学术评估包括三个过程：第一步是审读，填写审读书；第二步是评议，填写详细的评议书；第三步是修改。修改一次不行，再修改，这样反复修改才行。要边撰写，边审读，边修改，同时进行。如果零部件都合格了，到时合成也就容易了，而且能够保证质量不会出大问题。

第三是评估的标准，也就是成果评估指标。第一，观点是否正确，是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是否有超越与创新；第二，内容是否全面，结构是否合理，剪裁是否得当；第三，是否充分占有资料，是否丰富、准确，有无新史料；第四，条理是否清晰，逻辑是否严密；第五，文字是否简洁、流畅、精练；第六，是否符合细则、体例。如果用百分制分配，观点可占25分，内容结构占25分，史料占25分，逻辑条理占5分，文字占15分，细则体例占5分。

按照这六个标准打分，大家看行不行。如果不打分，太笼统，难以评估全部作品的质量，但打分也不是绝对的标准，可能大家看法也不一样。给稿件打分数，当然不能做到精确，但可以相对地反映情况。如果所有稿件都分为合格与不合格，就很难估计优劣。70分与75分，看不出区别，但60分与90分就不一样了。这也只是相对的反映，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稿件的总体质量。稿件与稿件之间拉开差距，也有助于我们决定抽查哪些稿件。如果一个很有水平的专家稿件，得了60分，就要抽看了；如果一个平时水平不是很高的专家稿件，得了90分，也要抽看，看是怎么回事。量化无法做到绝对精确，但可以相对反映整体质量。所以，我觉得打分是可行的。当然，打出来的分数要保密。最后，稿件通过审读、评议、修改之后，再由项目中心协同三位副主任分管验收，也可以抽查。

两年来，清史工程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注。汪道涵同志与宋楚瑜会谈时谈到两岸学术文化交流，还专门提到了修《清史》有台湾学者参加。中宣部副部长雒树刚也在讲话中提到了清史工程。因此，我们要兢兢业业地做这项工作。过去的工作成绩是依靠二级组专家，今后还要依靠大家。二级组的工作责任大，工作量大，但人员少，时间少，我期望大家继续奋斗。的确有困难，但我们要克服，之所以要留大家在二级组，不让你们承担项目，就是要靠大家修改稿件。我们要不辞辛劳，千方百计把质量搞上去。

我粗略估计，二级组的工作量，除了图录，大概有3000万字需要评估。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四个二级项目，目前有18位专家，每人平均160万字稿件，在4～5年内审读、评议、修改，平均每年约30万～40万字，每年如果修改20％，大约不到8万字，一个月就是6000字。这个工作量，大家努力一下，还是可以做到的。我现在希望能增强你们二级组的力量，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人，如果你们能找到人，也可以推荐。另外，我也希望年轻的同志能逐渐开始核对稿子，审查稿子，甚至修改稿子。当然，一开始要由老专家带一带。希望年轻人要逐渐进入修改、评议的行列中来，得到锻炼，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

评估办法将来要作为工作的依据，当然各个组的情况也都不一样，应有灵活性。如传记，不能一卷一卷地审读、评议，而是要一篇一篇地写审读意见。如史表，也有特殊性，每个表的标准也都不同。另外，除了主体工程外，基础辅助工程也有个评估、评议办法。如文献，评估的重点不是在内容上而是在校勘、标点、操作规程上，也有阶段性成果的问题。编译组怎么评估，怎么把关，也要想办法。希望基础工程举一反三，思考一下怎么来评估。

以上，是我与几位副主任，与项目中心和秘书组的一些同志共同商量的想法。当然，我们一开始进度会慢一些，没关系，逐渐地我们就会熟练起来。我提出这些看法，大家一起讨论，看是否可行，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即使颠覆这个想法也可以，我们的目的是摸索出一个适合的妥善的评估办法。

注释

[1]2005年5月16日。

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第四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

清史工程，从2002年底开始，到现在已两年半了，在领导小组的关心领导下，在各位委员、全体工作同志的努力下，总的形势还是比较平稳地发展，比较有序地开展，工作当然也有失误，我们努力及时发现错误，努力及时改正错误。现在进入了第三阶段，就是对项目阶段性成果的评估。第一阶段是讨论体裁体例，第二阶段是项目分解立项，第三阶段是对项目阶段性成果的评估。现在我们刚刚进入评估阶段。

第一阶段体裁体例的讨论是2002年开始的。工程总要先搞个体例，准备写成什么样的书，要先有个蓝图，同时要建立机构，健全制度。为了确定我们写一个什么样的《清史》，我们召开了多次讨论会，充分听取了各种意见，集思广益，把《清史》框架定下来。

第二阶段项目立项工作是2004年春季开始的，第一次立项是在2004年4月，直到现在，前几天第八次立项评审工作刚刚结束，这也不是最后一次，以后还有呢，但立项阶段基本结束了。我们的立项工作是根据2004年中央三号文件《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推行科研工程项目制，以项目制为纽带，以项目主持人为龙头的科研体制。立项的主要任务，就是选择项目的主持人，组织写作梯队，明确写作任务。我们把上一阶段制订的框架分解成为两百多个项目，通过招标、委托的方式，对项目主持人的学术水平、工作态度，对课题论证等进行评审。截至目前，已开了8次评审会，已确定立项191项，其中重点是主体工程，还有基础辅助工程。现在绝大多数项目已经动工了，去年最早的第一批项目已经开始一年多了，各组也已经交了很多稿件，准备进行检查、评估，开展大规模的评估工作。基础辅助工程进展也比较快，有几十个项目，其中最大的是《清代诗文集汇编》。这部书现在初步估计收录3600种诗文集，总数要达到五六亿字，相当于一部《四库全书》。我昨天刚刚参加了这个项目的会议。另外，还有很多档案、翻译、研究项目。我们准备出五个系列：档案丛刊，用红色封皮；文献丛刊，用绿色封皮；编译丛刊、研究丛刊也用统一的格式；我们还有一个图录丛刊，目前还没有出书。所以，第二阶段工作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

现在，处于第三阶段的开端，各个组已经交了一些阶段性成果，我们怎么办？这个工作前后已经讨论了好几个月了，开了很多次会，反复讨论，现在总算有了个评估的暂行办法。评估工作包括四个过程：第一步是审读，二级项目组的联系人进行初审；第二步是评议，请这方面的专家评议，写出详细的修改意见，填写表格；第三步是修改；第四步是验收，由三位副主任分工负责验收。我们这个工程很大，项目很多，所有项目都要评估，但评估工作主要是针对主体工程项目的。主要是，编纂委员会主任办公会议要了解各个项目的进展程度，及时了解存在的问题，要在各个项目之间及时进行沟通、协调。二级组的联系人要有专人联系，全程陪同、跟踪，了解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我们要坚持质量重于泰山，质量就是生命。评估阶段的工作就是要保证质量，提高质量，要竭尽全力搞好质量。现在的做法是，各项目组一边写稿，一边进行评估，一边进行修改，评估的原则是观点正确、内容全面、材料确凿、史事正确、文笔通顺流畅，要尽一切力量写出一本高质量的著作。因此，选择主持人非常重要，但同时修改工作也非常重要。我要说明一点，稿子都是专家写的，到底谁能修改呢？对于稿子要不要修改这个问题，我们也斟酌了很长时间，刚开始我们不怎么敢修改，但后来考虑再三，还是要修改。这个考虑是否合适，也请大家提出意见。主持人和撰写人毫无疑问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从专业水平来讲，我们编委会的修改人员不如他。但全书是个统一的项目，而作者有几百人，写作风格不同，水平不一，所以初稿肯定是五花八门的，现在交上来的稿子也确实是五花八门的。虽然作者水平很高，但大都是写论文的风格，不大符合写史的要求，不像个史书，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经过修改，不经过整合，肯定不行。

所以，第一是对重大观点的把关，不过，到目前还没有发现在这方面出问题的。第二是内容的交叉问题，这个问题始料未及，各卷之间、前后之间的矛盾、重复、遗漏的现象很多。这个问题是由本书的结构本身带来的。比如，有《文苑传》，还有《文学志》，不同的人写必然要重复，所以协调的工作非常艰巨。又如，经济类14个志，30个主持人，最近要在成都开协调会，我很想去，但天太热，不敢去。经济方面有贸易、工业、手工业等，分得很细，肯定有重复、交叉，哪一篇重点写什么，整体思想是什么，清代经济怎么估值，都需要有个统一的认识。清代盛世的经济，以往我们估值比较低，细想一下，历史上哪个时期能够养活三四亿人口？世界上哪个国家有过这么多人口？没有。当时中国的GDP占世界的1/3，经济上如何定位，全书的口径要基本一致。要有比较统一的认识。又如，《教育志》，还有个《学校学堂表》，这个也会重复。当然，志与表之间的重复问题要好解决一些。还有农民领袖传，通纪要写太平天国起义等，传记也要写农民起义中几个重要人物。这个要协商，谁重点写，谁简单写，要事先协商。要兼顾左邻右舍，因此我考虑非要修改不可。即使水平再高，不了解整体情况，也可能会有矛盾、重复、遗漏。按道理，我们不应该修改专家的稿子，但是我反复考虑还是要修改，也请同志们出出主意，到底怎么办？另外，用语、用词方面也要规范。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写作习惯，即使有个则例发给大家，也不一定能一致，所以还要加工，只有这样才能比较统一。不修改，就成不了一部书。

总的来说，评估阶段包括四个程序：审读、评议、修改、验收。这是今后的工作重点。验收之后，我们还有个第四阶段，就是合成。每个项目都是一个零件，如同组装一部汽车，各个零件完成了，还要组装，才能成为一个产品。比如《宗教志》，下面有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每一篇写完了还要整合成一个完整的志。今后我们长期工作的重点就是评估工作，这是个艰苦、持久、细致的工作。同时也要求工作人员要继续努力，要不断提高水平，努力投入工作，这样才能保证产品的质量。各位委员都是著名的学者，都参加过集体著作，都积累了很多经验，我迫切希望向大家学习、请教。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大规模的集体工作，同时大家也来自各地，也可能看到了我们工作的一些问题，所以，非常希望各位委员能指出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这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最大的爱护。

注释

[1]2005年6月25日。

在通纪撰写大纲（一、二、三卷）研讨会上的讲话[1]

昨天，有的同志提出要务虚，我觉得很有道理。有些共性的问题，有些体例结构的问题，有些历史的内容都需要务虚，从理论上提高认识。历史已经过去，不会发生变化，问题在于不同时代的人认识不一样。《清史稿》所写的内容与我们今天所写的内容就不一样，这就是人们的认识问题。历史上发生了什么要弄准确，为什么会发生，怎样发生的，要提出背后的问题，否则就成了史事的罗列。要问个为什么。

有很多问题，光靠历史资料、史事，看不出背后隐藏的东西，史料不会直接告诉你，而是要经过探索，经过各种比较，经过考虑、研究，才能探索出规律性的东西。我们写这部书的目的就是要探索规律性的东西。当然，史事要正确，要来自事实。历史资料虽不会直接告诉你隐藏在背后的东西，但可以用我们的头脑，以唯物史观作为武器，透过现象，发现本质，探索规律。所以，通纪首先要翔实、准确。但仅仅这样还不够，还要力求创新，要能看出问题，要有思维的能力。不仅要问发生了什么，而且要问为什么会发生。要能够提出问题。提出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否则，你看历史就是平面的，发现不了问题。所以提纲要下功夫。清史资料，浩如烟海，要竭泽而渔是不可能的，但要尽可能看更多的史料，要全面掌握史料，这样才能进一步考虑，才能深入。而且要对史事非常熟悉，闭上眼睛，你一想，就像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的历史场面展现在眼前。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弄清事实，校正史料，让人物、历史生动地凸显出来。这还不行，还要有思想，要琢磨这些场面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发生。要把思想的光芒照射到史实上，形成对历史的看法，这样才能有突破、飞跃。这是个困难的过程、艰苦的过程，并不是很轻易、很随便就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必须经过勤奋的阅读、艰苦的思考、细致的分析，才能有所创新，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创新，马克思主义是分析问题、看问题的望远镜。所以，第一条必须弄清史实，第二条必须从史实中得出结论，第三条要运用正确的、科学的理论武器。经过这样提炼出来的提纲才能够站得住脚。创新不一定要求全面创新，在某个方面有创新就很不容易了。要表现亮点，产生思想的火花。这里面没有秘诀，就是读书，在前人基础上，掌握史料，打开视野，解放思想。从前的都是成说，前人的结论我们要尊重，但不要迷信，可以超越它。我们这部书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比较全面地论述清代近300年的历史。要全面但不可能非常详细、面面俱到，该有的就要有，不该反映的就不要，不能细大不捐，要有所取舍，最重要的是写清历史过程，反映历史规律。

关于史与论的关系，要不要论，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本书不可避免地要有一定的议论。古书中有“太史公曰”“臣光曰”等，这就是论述。但我们的论述站得要高，是概括的、有高度的、科学的论述，能够画龙点睛。这个问题可以讨论。我们的主体是叙述，但要有适当的议论，要有自己的观点。这个观点不是离经叛道，不是歪门邪道，而是用马克思主义史观指导的、实事求是的观点。

首先是第一卷《满族兴起和清朝建立》，我比较仔细地看了。提纲写得不错，很翔实，内容充实，条理清晰，文字流畅，观点体现在叙述中。内容以时间为序，全面地展开。入关以前的总形势是什么？我也边读边思考。满族是个很小的民族，处在东北一隅，在明朝强大势力的包围下，它是怎么发展的？怎么脱颖而出的？碰到了什么历史机遇？怎么能与明朝抗衡？怎么打败了明朝？这一卷应该回答这些问题。

建州女真在前30年首先是整顿和统一女真内部。在统一建州女真自身之后，接着是与哈达、辉发、乌拉、叶赫等海西女真部斗争，一面用武力征服女真内部的反对势力，一面又把它们团聚整合，成为自己的力量，用了30多年的时间。后来，入关用了22年，倒没有这么长的时间，统一内部花了很大力量和时间。内部是怎么统一的呢？它打完了后再收容、整合，完全把被征服者当作自己人，善待被征服者，这是满族在崛起之初的包容、团结的精神。例如康熙时的权臣明珠，本是叶赫部金台石贝勒的孙子，叶赫部与建州女真是宿敌，连年攻杀。努尔哈赤攻打叶赫，尽焚其村寨，灭其部落，金台石被俘缢杀。明珠与清廷有杀祖之仇，但努尔哈赤善待叶赫余裔，并未斩尽杀绝，也不以奴畜之，而是养育了明珠的父亲等，后来明珠因有才能，得以重用。明珠也不因杀祖之仇而怨恨清廷，反而化解了仇恨，甘心效忠，迅速升擢。康熙三年（1664）已任内务府总管，后来官至武英殿大学士，权倾一时。以明珠的际遇，可见初兴的满族有广大的包容力，能化敌为己，善用降人。因此，越战越强，四面八方的部族都来归附，其势力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皇族内部也是如此，努尔哈赤本与其弟舒尔哈齐位势相埒。舒尔哈齐因与其兄争权，被囚禁，最后他和他两个儿子被杀害。舒尔哈齐共有9个儿子，其他儿子并未被株连，均被任用授爵。舒尔哈齐第二子阿敏，后来位居四大贝勒，排序第二，掌国政，阿敏又得罪皇太极，被囚禁死。舒尔哈齐第六子，阿敏之弟济尔哈朗仍未被废弃，居高位。皇太极死后，济尔哈朗与多尔衮共同执政，称辅政王。即使皇族内部相残，亦不株连其兄弟子女。

满族内部最危险的一次内争就是皇太极死后的继承人之争。两黄旗必欲立皇太极之长子豪格为君，多尔衮、多铎所属两白旗，必欲立多尔衮为君，其他有从黄旗者，有从白旗者，也有中立者，双方壁垒分明，剑拔弩张，势将火并。豪格见势紧张，表示让步，多尔衮亦表示不愿继帝位。两人均退出了争夺，形势缓和，商议立皇太极第九子、尚在幼年的福临（即顺治帝）为嗣皇帝，由多尔衮、济尔哈朗共同辅政，一场势将爆发的严重冲突才缓和消解。这事发生在李自成攻占北京之前半年多，如果这场内部冲突不能和解，黄白旗双方势力相当，必有长期激烈之内战，如同太平天国的内讧一样，力量消耗，人心涣散，很可能会丧失挥师入关、统治全中国的机会。满族的崛起和它具有坚强的团结力、凝聚力、包容力有密切的关系。

满族崛起之初，还有开放、学习的精神。满族处在各种势力的包围之中，外部环境的压力虽大，也有好处，就是吸收了周围各种势力的文化。一个民族如果不吸收优秀文化，就不能进步。满族一开始学习的是蒙古族文化和朝鲜族文化，后来接触汉族，又学习汉文化。皇太极积极学习汉文化，重用投降的汉人，采用汉族的制度。红衣大炮也很快学会了，而且在战争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在形成的时候，当它乘风破浪前进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向心力、凝聚力，会产生英勇作战、努力学习的精神和风气。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兴起都是这样。契丹、女真、蒙古，莫不如此。一个民族的崛起会形成朝气蓬勃的民族精神，否则不可能崛起。这样来理解历史，写起来可能就与以前不一样了，解释了满族是怎么兴起的。当然还有很多别的优点。

满族正式诞生于1635年，这一年废诸申，改称满洲。这个日子很重要，在中国土地上崛起了一个民族，同时诞生了新的朝气蓬勃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推动着它的前进。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形势，我觉得，当时的辽东开始出现了从分散到统一的形势，在蒙古、女真、朝鲜、明朝的共处局面中出现了统一的趋势，要完成这个趋势就必须要有强人的出现。我看，海西哈达部的王台好像是第一个顺应这种趋势的人。他一度统一了海西四部。明朝总兵李成梁不行，他用钱与各民族贸易，把他们养肥了，管理无方，用以夷制夷的老一套，没有长远的战略，所以形成了东北部族的崛起。但王台晚年昏庸，他与明朝关系也比较好，是依靠明朝强大起来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他的命运。王台死后，他的儿子不行，又出现了努尔哈赤，他是顺应统一趋势的第二人。努尔哈赤与王台所部有联姻关系，他不怎么依靠明朝，开始也不得罪明朝，以他英勇的才略逐步统一了女真各部，所以，统一的趋势出现以后，关键就看谁能抓住统一的时机。

满族崛起之初还有一个优点即和汉族不相混淆、保持距离的主体精神。汉族有上亿人口，满族把汉族包容进来，犹如一条小河要包容汪洋大海，势必被汉族迅速同化，在汪洋大海中惨遭灭顶。满族在包容大民族时，必须保持自己的民族主体性，保持满族的身份、特权、传统、习俗、语言、信仰，不被迅速同化，不失其主体性，故而采取各种措施，提倡国语骑射，保持萨满教的信仰，禁止满汉通婚。进北京后，分城别居，满族居住北京内城，后扩充到圆明园、香山周围、玉河沿岸以资警卫，汉族都被赶到南城。各地驻防旗兵都住在满城之内与汉族隔离。甚至在占领江浙之后，强迫汉民剃发易服，触动了最敏感的民族情绪，引起汉民的强烈反抗。有人说：这是多尔衮的失策。当时多尔衮也很犹豫，后来坚决下令剃发，我觉得他可能不得不这样做。如果江南财富之区的老百姓都不剃发，不认同清朝的统治，服饰发辫异样的少数满族人生活在多数汉族人中间，就会显得孤立，对清朝的长久统治十分不利。多尔衮即使没有非常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也会朦胧地有所感觉。所以他下剃发令先是犹豫，后是坚决。

满族崛起时还具有英武善战的精神，它是生长在草原山林中的狩猎农耕民族，骑马射箭、打斗扑击是其擅长，中国历史上新兴的北方游牧民族都有这种尚武精神，如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所以北方诸民族能对以农耕为业的汉族进行强有力的攻击，汉族人数虽众，但往往挡不住他们的攻势。

最后一点是满族的组织性。北方民族平日居住散漫，相互攻斗，联系松散，缺乏强韧的组织，但他们从相互的兼并战斗中逐渐聚合，联系密切了。一旦出现强人，以一种组织形式部勒其众，整肃队伍，严明纪律，那就会爆发强大力量，成为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劲旅，这种组织形式就是八旗制度，这是努尔哈赤在长期狩猎和战斗中创造的。把建州、海西、野人女真三部，再有若干蒙古、汉族及其他部族整合起来，成为一个朝气蓬勃的新兴的满族。中国历史上曾有许多北方民族兴起，大概都有类似的活力和神奇色彩。

具有以上这些特点的满族，虽然起初弱小，但比起周围的蒙古、明朝、朝鲜，具有重要优势，最重要的是民族精神上的优势，而非人口众多或物质丰富的优势。再加上努尔哈赤、皇太极所聚合的领导群体，既英武勇猛，又有雄才大略，两位领袖文武双全，富于韬略。看看它和明朝初战的萨尔浒战役，明军10万余，号称47万大军，以杨镐为统帅，分兵四路，攻打后金。努尔哈赤所部共6万人，沉着应战。努尔哈赤见明军虽多，但兵力分散，士无斗志，于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努尔哈赤说“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辽事述》），先集中力量迎击明军之主力杜松于萨尔浒，猛烈攻击，大获全胜，“死者漫山遍野，血流成渠”（《满洲实录》卷五）。得胜后迅速挥师北上，第二天，大败北路马林所率明军，马林逃窜，仅以身免。接着后金军返旗东向，伏击正向赫图阿拉进攻的明军刘GFDA7，刘GFDA7战死，全军覆没。第四路李如柏所率明军仓皇撤逃，才免了被歼的命运。5天之内，后金军连续作战，3次大捷，指挥灵活机动，行动迅速敏捷，战斗勇敢顽强，创造了速战速决、以少胜多的战例。从此，后金的力量大增，对明朝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提纲中对蒙古的处理也很好。早期蒙古既是努尔哈赤的敌人，又是他的帮手，蒙古本比建州女真强大先进，满族的文字和官制是从蒙古学来的，以后在战斗中与蒙古部落结盟、联姻，得其帮助。当时满族逐渐强大，人口骤增而战争频繁，消耗甚大，壮年丁口都去打仗了，没有人种田生产，于是要远征关内，抢掠人口、粮食、财物。但山海关防守森严，清兵过不了关，就绕道从喜峰口、古北口、大同进长城，假道蒙古的地方到直隶、山西、山东，大肆劫掠，满载而归。还包围了北京，对明朝造成重大威胁。皇太极的这种策略，既为了解决自己的供需，又为了削弱明朝，斩其枝叶，动摇根本。

反观明朝，内部党争几十年，矛盾深刻，不可化解。万历皇帝长期不见百官，不理朝政；天启皇帝信任宦官，残害忠良；崇祯皇帝虽有振作之心，但刚愎自用，猜忌心重，任意杀戮大臣，连干城良将袁崇焕也惨遭冤杀。再加上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干戈扰攘，烽烟四起……双方形势与才略相较，优劣显然。故明朝虽是庞然大物，但已如枯木朽株，满族初起力微，又僻处东北一隅，但努力自强，如日初升，它最后脱颖而出，取代明朝是历史的必然。

现在讲第二卷《清朝入关、平定南中国》。

总体说来，这一卷提纲视界宽广，思路很活跃，内容较新颖，有所突破，有所前进。

有两个特点：一是把17世纪放在世界背景之下，放在16世纪传统之后，在更广阔、更长的时段内思考；二是对清朝入关后进行区域性分析，按照华北、江南、东南、西南进行分析。这个思路我很欣赏。以往，写这段历史没有层次，而提纲中分别区域的写法有所突破。每个区域碰到的问题不一样，问题不同，对策也就不同，表现了不同的历史过程。这种思路可取，但还要深入。譬如，华北地区是经过了长期战争破坏的地区，清军在此掳掠，李自成军也曾在这里作战，到这时已经没有抵抗力了，整个防御体系崩溃了，抵抗信心也没有了。清军来了，老百姓就逃了。江南不一样，是个富饶的地区，是知识密集的地区，没有经过战争的破坏，李自成没有来过，元气没有伤。虽有点力量，但不是正规的军队，只有江北四镇，纪律很差，战斗力弱。弘光政权没有思想准备和军事准备，所以史可法一死，清军很快渡江。但江南财富力量强，文化发展比较高，关于夷夏之防、古代民族主义的信念很浓，它对明朝倒不一定迷恋，但古老的夷夏观根深蒂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你不改衣冠、不剃发还行，一旦改衣冠剃发就翻了天了。所以，多尔衮剃发易服的命令触动了民族的敏感点，引起了强烈反抗。

清朝很重视江南的财富，失去这个地方，就统治不了北方，所以对江南的镇压也很厉害，出现了很多抛头颅、洒热血的事件，这是传统民族主义的显示，但一直没有一支像样的军队。过去的江北四镇，如高杰、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等类似土匪部队，没有纪律，也没有战斗力，高杰、黄得功都已经死了，刘泽清、刘良佐降清，成了镇压人民的力量。江南人民抗清起义很多，由于剃发易服而起来反抗，如江阴的阎应元，松江的陈之龙、夏完淳，余姚的孙嘉绩、熊汝霖，东阳的张国维，宁波的钱肃乐，金华的朱大典等，纷纷起兵，但他们缺乏有组织、有训练的正规军队，虽英勇作战，但被清军所扑灭。江浙、安徽长期潜藏着一股反清暗流，许多知识分子和明朝遗臣参与其中。清朝进行严厉镇压，对官绅士人控制甚严，发生了许多大案要案。如奏销案、明史案、科场案、通海案、哭庙案，矛头都冲着江浙皖地区的官绅知识分子，直到康熙亲政后才逐渐改变政策，开博学鸿词科，编纂书籍，拉拢明朝遗民与士人。这一政策十分重要，安抚了江南知识界，缓和了矛盾。

怎样评价南明人物激烈反抗满族的斗争呢？应该充分肯定像史可法、黄道周、何腾蛟、瞿式耜、张煌言、郑成功、李定国等的抗清斗争，他们的民族主义尚是古代的华夷之辨，但和近代的民族主义是相通的。清朝入关之初，实施民族压迫政策，如圈地、逃人法、易服剃发令等，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保卫本民族利益和传统文化的权利，他们起而反抗是合理的。尽管今天来看满族也是中华民族，但当年满汉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政权、不同的风俗习惯，并没有交融合一，整个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概念尚未最终形成。当然对于满族入关也不能等同于后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毕竟满族也是中国境内的民族，但境内民族之争也有个是非问题，也有个强大凌虐孱弱的问题。最先，强大的明朝曾经欺凌弱小的建州女真，之后战争的性质逐渐在变化。崇祯末年，已是强大的清朝屡次入边抢掠汉族的人口财物，清朝进入中原和南方，对广大汉族而言是压迫战争。我们不能把史可法、郑成功、李定国的反抗视为对新兴势力的反抗，是违抗统一，自取灭亡，而把清朝入关之初的残暴镇压、滥杀无辜视作正义战争。当时清朝和南明谁能统一中国尚未可定，随着战争的进展，清朝和南明的势力互有消长，彼此的政策均在不断调整，这场战争不仅是军事的斗争，也是政治的竞赛。优胜者却是清朝，它逐渐在改变野蛮落后的政策，愈益进步，愈益顺应人心，而南明却内部争夺激烈，钩心斗角，不能协力抗清，各种措施失当，导致最后失败。顺民者昌，清朝最后统一了南中国。

当清军进入东南沿海福建一带，他们遇到的对手是一批海商、渔民和海盗。对手海上作战能力甚强，且有对外贸易之利，财力较充足，而海上作战恰恰是清朝八旗兵的弱项，故郑成功等能据守厦门及沿海港口、岛屿，与清军战斗，相持甚久。

清军进入湖南、广西、贵州战场，遭遇到的又是一种情形。抗清的主力军是李自成、张献忠的余部李过、郝摇旗、高一功以及孙可望、李定国，都是久经沙场、能征善战的劲旅，战斗激烈得多。再加上山高路远，贵州、云南土司林立，是三国时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地方，清军在这里作战也艰难得多。但那时清廷已统治全国许多地方，财富充足，兵力甚众，西南一隅之地已难对抗清廷举国之力，尤其是清廷利用了吴三桂、孔有德、洪承畴等汉族降将降臣的力量，抵消了自己在南方作战不利的地理因素，南明终于失败。

所以清军入关之后，进入不同地区，遇见了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对手，也出现了非常不同的复杂的历史过程。这里有个问题，清军入关，为什么没有形成南北朝对立、划江而治的局面？在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一旦拥有强大武力，越过长城，占领中原，至长江戛然停止，形成南北朝对立，东晋如此，南宋也如此，因为游牧民族不能适应南方的气候、风土饮食，战斗力大为削弱。为什么清朝入关后能够长驱直入，跨过长江，进兵闽粤，深入西南，统一关内全部地区，而没有出现南北朝对立的情况？我认为原因有以下两点：

第一，清朝是一元化领导，尽管内部也有许多矛盾，但能够内部解决，不使扩大，不影响领导权。多尔衮大权独揽，以后顺治继之，有统一、权威的领导，可以集中力量，一个拳头打人。而南明存在弘光、鲁王、隆武、绍武、永历五个政权，五个指头打人，力量弱小。

第二，满族八旗兵渡长江作战有较大困难，但清廷大量起用汉兵汉将，如洪承畴、吴三桂、孔有德、黄梧、施琅等。洪承畴是福建人，有文韬武略，对南方风土民情、天时地势十分熟悉。吴三桂、孔有德均百战骁将。而东晋南宋时，游牧民族南下并未大量起用汉人，只有苻坚重用王猛，但仅一谋士而已，金人用张邦昌、刘豫，但未给予兵权，而洪承畴曾指挥南方之全局。吴三桂、孔有德均为方面统帅，重兵在手，执掌大权，包括大批忽降忽叛的姜瓖、金声桓、李成栋，均曾为清廷出力，镇压南明。清廷使用以汉攻汉、以汉治汉之策略，故能成功。

至于提纲中谈到的岸本美绪的东亚世界理论，岸本美绪是很有成就的研究者，她讲东亚世界当然也包括中国，但可能着重于海上诸国。中国拥有广大陆地，有些情况不一定适用于中国。还有所引人口学家说明朝人口已达2亿，我不相信有如此之多。据何炳棣推算，康熙三十九年（1700），中国人口已达1.5亿，这是推算的数目，我感到似乎也稍高些。乾隆六年（1741），正式统计的人口只有1.4亿。

下面讲第三卷《康熙之治和雍正改革》。

我觉得这部分写得翔实、厚重、细致。对史事很熟悉，用力甚勤，读书甚多。

这段历史从康熙帝平定三藩，统一台湾之后，直到雍正去世，这是清朝走向兴盛的时期。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君主，他少年时代，计擒权臣鳌拜，夺回了政权，将三藩、治河、漕运三事写在宫内柱子上，牢记此三大要政。青年时代定议削藩，消灭了尾大不掉的三藩割据势力，又决心收复台湾，练兵选将，一举成功。在南方军事行动即将胜利之际，立即把战略重点转移到北方，两次在雅克萨战败俄国入侵者，实行军事斗争、外交谈判与充实边防三者并举的方针，与俄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又用兵8载，多次亲征，攻打准噶尔。

在消灭三藩之后，准噶尔蒙古是康熙最大的威胁和对手，因为准噶尔雄踞伊犁，兵力强盛，不但统治北疆，而且控制和影响南疆、西藏、青海与中亚地区。当中俄双方在黑龙江上对峙时，准噶尔向外蒙古三大汗发起进攻，逼三大汗南逃，兵锋直指内蒙古，到达乌兰布通，该地区距北京仅700里，人心惶恐，“京师戒严，每牛录枪手派至八名，几乎倾国矣。曲廨尽闭，来价至三两余”（《广阳杂记》）。康熙一开始迎战准噶尔，只是防御措施，后来战局顺利，形势变化，成了一场统一西部、北部的战争。

关于乌兰布通的胜负，我尚心存疑团。据《东华录》所载，统帅福全（康熙之兄，裕亲王）的奏折称，八月初一日“未时交战至掌灯时，大败之，斩杀甚多”，康熙闻此捷报“大喜，焚香谢天”。故后来历史书中据此而称乌兰布通大捷。既战胜，则应乘胜追击，而福全却接受噶尔丹的议和请求，停止了追击。噶尔丹率兵逃遁，康熙责备福全不该“坐失事机”，意见甚大。福全班师，康熙令他停驻朝阳门外，不令入城，后福全被革去了议政王，罚俸三年，而且几乎带兵的全部将领，包括康熙的弟弟常宁，大臣索额图、明珠等，全都受到惩罚。康熙和哥哥福全，手足之情深厚，战争又大胜，仅是未擒拿到噶尔丹，何以遭此重谴？福全甚至自请死罪，康熙不客气地对福全说，要死你就该死在战场上，又牵连这样多的人。我一直抱有疑问。现在看到了当时的外国传教士李明在北京听到的消息，其大意是说：皇帝派兄长率兵征讨鞑靼（指准噶尔蒙古），鞑靼军瞄准战机，及时出击，以少胜多，打败了王者之师，官兵全面败北，溃不成军，而国丈（此处李明误，实为国舅佟国纲）率勇猛善战的炮营战死疆场。福全回北京，康熙亲自审讯他战败之罪，福全自请死罪，康熙震怒回答：你咎由自取，应该战死在沙场，不该死在北京。（《中国近事报道》220页，述其大意）

从李明的记载看，乌兰布通之战，清军是一场败仗，国舅佟国纲和名将韩大任战死，福全讳败为胜，谎报军情，时康熙的皇长子允禔在军中，可能已将福全措置失宜、指挥不当之处密报父皇，但康熙不信允禔之言，斥责允禔“听信小人谗言，与裕亲王不协”。当然纸里包不住火，战败的消息传来，康熙的震怒可想而知，故有不令福全入城及福全自请死罪和康熙的重话。可见失败之惨与福全得罪之重。当然康熙并未处死自己的哥哥，仅革职罚俸，从此终福全一生，康熙不再让他带兵作战。大概乌兰布通战败，当时北京人皆知此事，故李明记录此事。作为一个外国传教士，没有把胜仗说成败仗的理由。而不令福全入城与众将领革职罚俸载在官书，如果打了胜仗，不应这样对待凯旋之师。

奇怪的是乌兰布通之战发生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八月，而《清圣祖实录》中对此战只字未提，八月实录记事寥寥无几，只有一页半，而在七月《清圣祖实录》中却记载给舅舅佟国纲议恤以及韩大任祭葬之事，佟国纲所率炮营，李明称其勇敢善战，韩大任为当时名将，时任职火器营（即炮营，大概佟国纲、韩大任和火器营全军均战死。《实录》把他们战死时间提前了一个多月，这年有闰七月）。当时档案明明还保存着，因为蒋良骐在乾隆后期纂修《东华录》时使用了福全奏报乌兰布通大捷的战报，雍正时编《清圣祖实录》，也是讳败不言，竟把乌兰布通这一重大战役，全部从《清圣祖实录》中删去，不见其踪影，可见《清圣祖实录》不可全信。

延至1696年，即乌兰布通之战6年后，康熙又亲自率兵出征，费扬古等在昭莫多地区设伏诱敌，打败噶尔丹，噶尔丹之妻阿奴阵亡，才重创了准噶尔军，后噶尔丹败亡。

噶尔丹虽死，但准噶尔问题并未解决，伊犁已被策旺所据，新疆路途遥远，地多沙碛，清廷的物力、财力尚不能远征伊犁，只能在边境设防。至康熙后期，准噶尔实力恢复，进兵西藏，在喀喇乌苏大败清军，康熙派皇十四子允禵驻军青海，先锋岳钟琪入藏，驱逐准噶尔军。至雍正时，平定了青海的罗卜藏丹津，又在蒙古的和通泊、光显寺作战，双方互有胜负，以议和告一段落。

康熙的立足点和历代汉族帝王不同。汉唐宋明均以关内富庶之区为立足点，北筑长城，抵拒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而康熙不同，满族本崛起于东北，视东北为龙兴之地，入关前就征服了内蒙古，并与之结成亲密联盟，1791年多伦会盟，又团结了外蒙古的三大汗。他的立足点不仅在关内，而且包括东北与内外蒙古的广大地区。康熙的军事活动不是为了倚靠长城保护关内，而在造成对新疆的包围态势，故他不修长城，不以长城为内外之界，而是平定青海，安抚西域，驻兵于乌里雅苏台和巴里坤、哈密一带，压缩和限制伊犁的割据势力。这一统一全国的伟大事业，康熙雍正两朝始其事，至乾隆时毕其功。

康熙、雍正在内政方面也很有成绩。劝农、垦荒、治河、蠲免赋税、摊丁入亩、设养廉银、立军机处、严惩贪污等，总的来说，康熙的作风在“宽”而雍正的作风在“严”，雍正时文字狱增加，大多和反清复明或内部党争有关。

至于康雍之间，授受之际，疑窦丛生，争议难决。提纲中详列双方的见解观点，没有主见。我感到大体上可以做结论，雍正帝是不合法地夺取帝位，孟森、王钟翰、许曾重、杨珍的意见较正确，我们可采用其说。《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一书中载有康熙近侍赵昌与太监魏珠在康熙死后，很快被处死，此事尚无人提及。康熙一死，雍正放着许多大事不办，却偏偏先要杀掉康熙的两个亲信近侍，这也颇透露了重要的信息。可以仔细研究一下，或可作篡位说新的佐证。

注释

[1]2005年12月22日。

在“桐城派名家文集汇刊”项目组座谈会上的讲话[1]

今天很高兴和各位先生见面，谈谈“桐城派名家文集汇刊”如何编纂。我是搞史学的，对桐城派完全是外行，很多问题要向你们学习。清史编纂委员会对这个项目非常重视，这是文学领域相当重要的一个项目，困难也比较大。桐城派是清代历史上主要的文学流派，它的重要性、价值和影响都不容低估。我们希望能够编好这部书，也相信在严云绶先生的领导下，各位专家学者全力以赴，一定能够很好地完成这项任务。

桐城派源远流长，传播了200多年，几乎与清朝历史相始终。从康熙时候开始，一直到清朝灭亡以后，这个文派还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我觉得桐城派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是传承最久、作者最多、影响最广的一个文学派别。它的传承达七世之久，如果戴名世、方苞算第一世，那么刘大GFDA8就是第二世，他们相距约30年。刘大GFDA8到姚鼐又是30年，姚鼐是第三世。姚鼐的几个弟子，梅曾亮、管同、刘开、方东树，包括他的侄孙姚莹，也相距三四十年，是第四世。再下去是曾国藩、吴敏树、戴钧衡，是第五世。曾国藩以后是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都是他的幕僚，是第六世。吴汝纶下边有曾涛、二姚（姚永概、姚永朴）、马其昶、范当世。这样算来总共七世。试看中国文学史上哪有流传七世的文派？没有。中国的文学流派，从散文来讲，《左传》下来是《孟子》《荀子》，以后隔了几百年转到《史记》《汉书》。《史记》《汉书》之后又没有了，转到六朝骈文，韩柳欧苏一代二代而终，韩愈的传人有李翱，苏轼的传人有秦观、黄庭坚，再下去就没有了。所以，中国文坛数不出像桐城派这样的文派，“代有传人”是桐城派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特点。桐城派能够流传下来，发挥那么大的影响，这个特点值得研究。桐城派流传200多年，人数之多前所未有，有人说共有600人，有人说是1200人，当然像曾国藩、梅曾亮、范当世都不是桐城人，他们也属于桐城派。“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可见桐城派当时影响之大，盛况空前。因此，我认为这个文学派别流传之久，人数之多，与中国历史上其他的文学派别不一样，此现象值得我们研究。我们要跳出清代的范围，与前代的文学流派进行比较。《史记》《汉书》以后到六朝骈文，文体变了，韩柳欧苏下来到明代，古文显得比较疲弱。而清代散文的作者队伍庞大，作品非常多，而且写得很精彩。桐城派的特点是不仅有文学实践，而且有其理论：方苞提出的“义法”，刘大GFDA8提出的“神气”，姚鼐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曾国藩再加一个“经世”。但是理论分散在文章中，没有总结性的。我立这个项目，是从这样的角度来考虑的：不管以前曾经出过多少关于桐城派的书，不管是否会重复，我们是立足于这样一个高度，即从总体上看桐城派这个文学现象有什么规律性。所以我们要编这部书，就要抓住桐城派的特点，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文派？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出现这样一个文派？它和以前的文派有什么不同？与其他的文体有什么不同？诗词有很多派别，但都没有像桐城派影响那么深，只有桐城派的生命力特别强，为什么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我觉得对于桐城派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值得研究的地方还有很多。

所以我要求编文集要反映桐城派的整体特点和作家在桐城派中的地位。我们现在选定了23位作家，其中有几位作家的集子已经出版，如《方望溪集》、《惜抱轩集》和刚刚出版的《吴汝纶全集》。现在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出的文集和已经出版的集子有什么差别？我们不管他们，重复出了也没关系，我们出版的应该是选集而并非全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非将其全集照单全收。名家的作品重复出版的很多，从不同角度选择就有不同的意义。像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所选的古代文章大家都熟悉得很，都是重复的，但是经过姚鼐的选编，成了一个精品。我原来的设想是，比如方苞的文章，我们可以抛开《方望溪先生全集》，一篇一篇地重新选。我开始很惊讶，为什么你们的项目1000万字还不够？现在才明白，你们不是选，而是全部搜集进来。我是想有一定的选择，这样就跟其他的全集不一样了，是用我们的眼光来看最能代表桐城派特色的文章是什么。比如现在我们选《郭沫若集》《巴金集》《冰心集》，他们的全集都出了，有几百万字、上千万字，而我们要出这些名家的汇集，每人只选一本，只选几十万字，这样就可以看出选家的眼光。但是，你们现在已经把框架搭起来了，是根据底本来补、校，补以前文集所未收，所以篇幅更大了。必须明确我们这部汇刊不是钩沉辑佚之作而是选录，用力之处应在精选而非补足。所以有的图书馆拥有佚作，我们要求提供，他们开出了天价。我们不必去补遗佚的文章。究竟怎么做，我们可以商量。这就有个诗选不选、选多少的问题。我原来的设想是诗可以选，桐城派不是以诗著名，但是像范当世的文章比较少，他是以诗出名的，不选诗不行。我认为每人选30万字，20多个人就是六七百万字。而你们是找到底本去补，那当然会多了，底本里的好多东西可以不要，不是代表他最精华的东西。我们这一套书，就是要他最精华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体现选集的价值。当然，我们是代表21世纪的人来选的，是以21世纪的人的眼光来看问题的。到了22世纪，人家认为我们选得不好，有偏见，那是另外一回事。

你们现在的做法也是比较费劲的，找底本来补，这样将来就不能再叫《惜抱轩集》，而是以《惜抱轩集》为底本重新编的《姚鼐集》；也不叫《方望溪先生全集》，而叫《方苞集》；等等。这样做也有一定价值。我认为我们还是应当选一选，一些比较短的、不太重要的文章可以去掉，经学的部分很多可以去掉，诗也可以适当减少——不是搞全集而是选集。由补全集改为精选，当然是较大的改变，但不会很困难。如果某个作家文集中有一百篇文章，削去30％或40％，就选出六七十篇，不必再找其他的书来补充。可以把文集中宣扬愚忠愚孝的、宣扬不近人情的贞女节妇、为对抗农民起义而被击毙的传记、墓志铭、神道碑，以及含有迷信鬼神、荒诞不经的作品去掉。总之是把思想性、艺术性很差的文章删去，能删多少就删多少。这样工作量反而减少，不是增加，而汇刊的精华之处更加凸显，篇幅也可以大大节约。

桐城派还有个问题，就是在发展晚期受到五四运动的冲击，这个冲击是非常激烈的，被全面否定、抹杀。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曾说：方、刘、姚等“妖魔”，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称霸文坛，胸中无物。所谓桐城派者，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也。陈独秀作为文学革命的主将，对桐城派批评得非常厉害。胡适也同样，他说：下规姚曾，上师韩欧，皆为文学之下乘，二千年文人的文学都是死文学。他不仅把桐城派骂倒了，而且把中国整个文学都骂倒了，这显然是不合适的。还有钱玄同则标举要打倒“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当年五四运动中这些激烈的言论，我们今天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有其时代背景。桐城派形成于封建社会后期，到五四时，中国要摆脱封建主义，向近代社会迈进，要求文学要能够跟上时代、接近大众。文言文和大众的口语脱节，为了使文学为近代服务，就要从内容到形式进行彻底的改革，使大众传媒革命化。而当时文坛势力最大的就是桐城派，其不符合时代的要求，当然首当其冲成为激烈的批判对象。因此他们发出了一些很激烈的言论，矫枉过正，可以理解，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言论虽然有片面性，但五四运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功绩是伟大的，开辟了白话文的发展道路。但是他们这种激烈的言论到今天也应该冷静地来看待，所以评价桐城派不能把他们的文章都当成糟粕扫进垃圾堆。五四运动人物的古文修养实际都是很好的，他们也很了解古代文学中精髓的东西。桐城派古文的“义法”，就是“言有物，言有序”，就是内容的充实和形式的美，都是文学的要求，不能算是错误的。五四运动中批判“言有物”是程朱理学。其实桐城派的文章很多都不是讲理学的，而是丰富多彩的，文章讲究形式、讲究艺术、讲究结构和方法，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你可以说它讲得不够，或者不全面、不完整，但你不能说“言有物”有问题。当时将桐城派比之于“八股”，但桐城派的文章与八股文是不一样的，当然桐城派中的许多人善于作八股文，像方苞、戴名世。桐城派的文章在内容上还是比较丰富的，有讲学理的文章、有叙事的文章、有描写景色的文章、有人物的传记，形式也是曲折变化的，不是千篇一律的。所以我们今天来编书时，要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如何来评价桐城派？它有缺点、问题和时代的局限，比如说有些文章的内容不行，许多妇女传记中讲贞节，还没出嫁就殉死，还有许多文章讲封建的愚忠愚孝。这是些糟粕，而且相当多，应该将这些宣扬封建道德迷信的东西去掉，要选出桐城派的精神。这样你们的任务就比较繁重了，甚至可以增补几个作者，最好把曾国藩、吴敏树、黎庶昌、薛福成、贺涛、王拯几个人都补上，形成一部千万字以内的汇刊。是不是可以打开另外一个思路，每个人选三四十万字，选30家，不要超过1000万字。有些人可以多选一些，有些人可以少选一些，适当地做出调整。我感觉到，把那些封建糟粕也放在里面，对我们这套书没有好处。

另外，我有两句话：质量重于泰山，质量等于生命。我们编《清史》关键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我最担心的就是质量问题，哪怕少一点，但是做得很精，这就是好书；做得很多，但是很庞杂，不算好书。保证质量，首先就是要用心去搜集文献，另外还要选。选就要有眼光，就看得出功力，用我们时代的眼光去选择。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也可以不选，根据我们的篇幅来决定。其次就是编，不一定按照底本来编，将各种版本的文章编在一起。整套书的体例要统一，全部按照时间来编，或者全部按照问题、文体来编，有统一的规范，不要八仙过海，否则就不是一套书了。再次是校，校勘是很难的，最好是对校，希望我们能够找到几个文本进行对校。又次就是点，标点，有很多书是原刻本，是没有经过标点的，我们在标点时千万不能闹笑话，有报纸报道甚至将五言诗标成七言诗了。最后是校对，完成后的校对也是很复杂的，一两遍是不行的，现在一般校六遍。按照新闻出版总署的规定，错误率不能超过万分之一，否则就不能评奖，那是很难的，不能完全依靠出版社。所以我拜托先生们要把住这些关，达到一个高的要求。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注释

[1]2005年12月。

在通纪第四卷（乾隆朝）讨论会上的讲话[1]

第四卷讲乾隆一朝，共60年。这是清朝盛世的高峰，也是通纪的核心内容之一。乾隆帝完成了全中国的统一，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最终形成，人口增至两三亿，经济文化达到极盛。

这一卷要写出盛世的气象和盛世的规模。盛在什么地方？怎样达到了鼎盛？要写它的经济发展、政治措施、军事实力和文化繁荣的程度。写盛世要实事求是，既不夸大、溢美，也不缩小、贬低，要有根有据，言之成理，有说服力。为什么兴盛？其后来了个跌落，而且一落千丈，盛世中埋藏着什么隐患？我们要力图解释这一100多年之谜。

第四卷提纲写了很多问题，经济问题、国家能力问题、疆域问题、皇权合法性问题、官僚体制问题都提到了，有些提法较新鲜，考虑较深入，也有些问题值得商榷。例如提纲中说人口压力迫使乾隆调整粮食政策，形成了新的经济布局，出现了全域性开发，促进了市场发育，加快了早期工业化的步伐。对此我要做些修正。通常情况下，统治者在人口压力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人口急剧增加，人多地少，争夺土地资源，加剧贫富分化，只能陷入马尔萨斯陷阱，即发生农民起义，经过激烈战争，然后改朝换代。为什么乾隆时人口增加很多，却能避免农民战争，它还有发展经济的空间，还能创造一个辉煌的盛世？仅仅是人口增加不可能使统治者头脑中发明应对的新政策。如果乾隆时确实出现了带点新意的政策，必定是客观形势为人们开辟了新的出路，这样才会有新政策的出现，才会有实现新政策的可能。不是人口增加迫使乾隆发明了新政策，而是客观形势的变化推动了新政策的出现，允许人口有更多增加的空间。我们的任务是阐明当时出现的客观形势。一是不要过分夸大统治者的作用，没有新形势的出现，新政策不会有立足之地；二是也不要夸大新形势所允许的人口增加的空间，应该说这种增长仍在封建社会框架之中，从整体上看，并未突破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的范围。否则为什么到嘉庆初年，人口增至3亿多，经济未能同步增长，不堪负荷，爆发了白莲教农民大起义，清朝盛世，开始衰落。

提纲中的第二个问题是异族入侵和皇权合法性的问题，这是清朝的老问题，不是乾隆盛世的主要问题。满族入关，遭到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汉族的强烈反抗，汉族不承认满族君临全国，这时满族的皇权合法性遇到极大挑战。经过清初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和安抚，到康熙中期以后，情况已大为缓和。三藩之乱已没有多少明朝遗民加入吴三桂的行列，清朝开博学鸿词科，傅山、李GFDA9等虽拒不应试，而毛奇龄、朱彝尊等曾经参加抗清斗争的人，应试并中式了，投奔清朝做官去了。由于清廷把儒学奉为国家的指导思想，知识界的反清思想逐渐淡褪，很多人慢慢认同了清朝的皇权合法性，连黄宗羲那样坚决抗清的人，也让他的儿子黄百家、学生方斯同参与了清廷开馆修《明史》的盛举。尽管满汉矛盾的情结长期存在，当时有朱三太子案与各地以朱洪英为名的造反，辛亥革命时满汉矛盾也起了很大作用，但那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革命所借用的一种形式。康熙中后期满汉矛盾逐渐缓和下来，不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乾隆时满汉矛盾已不是困扰国家的一项重大问题了。提上日程的是另一个问题，是全民族的认同，即国家在广大地区统一之后，最终组成了中华民族，在这民族大家庭中，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回族、苗族等族对清朝中央政权的认同，这才是乾隆时的重大问题。乾隆对少数民族的许多措施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如尊崇藏传佛教，各种政治措施因地而异，建立扩大避暑山庄，围班年班款待各民族的王公等，都是为了得到全民族的认同，为了捍卫祖国的统一、巩固国家的统一。

对第四卷的写作，我提一个不成熟的方案，写三个方面：第一，政治、军事；第二，经济；第三，文化。

乾隆的活动站在什么舞台上？处在什么形势下？客观形势因何能允许他做出偌大的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乾隆上台和康熙不同，康熙上台时是站在长期战争所造成的一片废墟上，经济凋敝，反叛势力猖獗。康熙在经济上振兴农事、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减免赋税，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又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与俄国签订边界条约，打败了准噶尔部的进攻。雍正整顿了内部，在西南实行改土归流，平定了青海，对准噶尔造成包围态势，可以说已从军事上、财力上做好了统一全中国的准备。雍正末年与准噶尔达成划界的和议，维持了20年的和平。当时为什么没有攻打伊犁，统一全国？最大的困难在于路途遥远，饷秣不继。从北京到伊犁，远隔万里，饷械的运输是个大难题。每个士兵日食粮一斤几两，如果派出5万士兵，每日耗饷6万多斤，征战一年耗2000多万斤，如果作战3年，需用粮食六七千万斤，这是何等巨大的运输量！军中需用大量的火器、弓箭、火药、帐篷、衣服、锅碗，马驼所食草豆等尚不计在内。当时只能靠马驼装载，人夫背运，而人夫在途中又要耗费很多粮食。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几万大军，长驱到伊犁，旷日持久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故而康熙后期和雍正时，虽然打了胜仗，但清军最前沿的军务设在玉门关外的巴里坤和外蒙古的乌里雅苏台，在此驻兵屯田，以防异动，而不能深入乌鲁木齐、伊犁。

到乾隆十年（1745），时机来临，这就是准噶尔领袖策凌死后，达瓦齐继位，内部发生长期内讧，争权夺利，兵锋屡起。先是萨赖尔降清，接着是达什达瓦部被排挤，其领袖也归附清朝，再以后是杜尔伯特部三个车凌（车凌、车凌孟克、车凌乌巴什）不堪达瓦齐之虐迫，率3000户、1万余人归附清朝，厄鲁特蒙古像这样大规模降附清朝尚属初次。乾隆大喜，于避暑山庄赐宴，决定进兵伊犁。乾隆十九年（1754年），达瓦齐又与辉特部的阿睦尔撒纳反目火并，阿睦尔撒纳战败，率部众3万余人内奔，归附清廷，准噶尔汗达瓦齐众叛亲离，这更增强了乾隆平准的决心。

平定准部统一全国的时机到来了，作为政治领袖要能审时度势，敏锐地抓住时机，做出决定。乾隆帝及时做出决定，迅速地于乾隆二十年（1755）出兵，分两路进军伊犁。当时很多人反对出兵。时任陕甘总督的刘统勋负责西路大军的粮秣后勤，他说要准备3年后才能出兵。乾隆斥责他是个迂夫子，说3年过去，准噶尔的内讧也停止了，战机已经失去，哪里还能打到伊犁？乾隆指示：出征的军队只要自带部分粮食，其余可以“因地就粮”。

乾隆二十一年（1756）第一次平准，两路进兵，以近年来归附的准噶尔降人为先锋，由阿睦尔撒纳率领，远道长驱进入伊犁，沿途敌军皆不战而降，兵不血刃，达瓦齐逃到格登山，战败被俘。但阿睦尔撒纳抱有野心，想自立为准噶尔汗，建立一个独立的准噶尔国，因此煽动叛乱。清军只有很少人随同鄂容安、班第留驻伊犁。叛乱起，鄂容安、班第遇难。于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第二次平准，战斗十分激烈，加上缺少粮食，流行疫病，死伤者甚众，阿睦尔撒纳逃往俄国，死在那边。清军继续南进，攻打维吾尔族的大小和卓。清军一度被困于黑水营。维吾尔族是农业民族，战斗力不强，清军反败为胜，终于统一了新疆。

统一中国很不容易。自康熙始，经历大小战争无数次，时间长达100年。当时国家有实力能够支持战争，两次平准和一次平回，统一了新疆。在此前后还有许多战争，如两次金川战争［乾隆十二年—十四年（1747—1749），乾隆三十六年—四十一年（1771—1776）］，耗时最久，靡费最多。金川在四川西北，由土司管理。那里地处进入西藏的道路，土司之间相互争斗，清廷驾驭失当，抚治无方，地方秩序混乱。清朝派兵介入土司之间的纠纷，不料该处地势险峻，雨雪连绵，土司兵力仅5万，而战斗骁勇，善筑碉堡，清军持续失利。清廷调兵10万，帑银7000万两，耗力之大，为“十全武功”之首，方才平定大小金川。

还有两次廓尔喀战争［乾隆五十三年（1778）、乾隆五十六年（1781）］，显示了清廷保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决心和实力。当时廓尔喀人觊觎西藏的财富，两次跨越喜马拉雅山，进入西藏日喀则，占领班禅的驻锡地扎什伦布寺，大肆抢劫。清政府两次出兵入藏，战争更加艰苦。试想，在当年没有现代化交通条件的情况下进入西藏，还要攀越喜马拉雅山打仗，其艰苦程度，难以言喻。粮食供应，从四川省起至喜马拉雅山上，安设粮站，形成漫长的运输线，共分七段。每段有一个督抚级的大员管理。由于地形险峻，大雪封山，高原反应以及战斗激烈，清军死伤者甚众，这场“世界屋脊的战斗”，在世界战争史上无与伦比，是保卫国家驱逐外敌的壮举。

经过康熙以来100多年的艰难经营，浴血战斗，形成了中国统一的局面，其版图之广阔，联系之密切，统一之巩固是前所未有的。这是清朝留下的最宝贵的历史遗产，这是何等伟大的业绩。在明朝，东北的大部分，内蒙古、外蒙古、新疆、青海、宁夏、西南许多地区以及台湾还没有纳入中央政府管辖的范围。当然，历史上的统一总是通过战争武力才能完成，必定会造成人员的大量伤亡，也必定会遗留下众多的矛盾和问题。清朝在边疆和民族地区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措施，使统一后的人民逐渐和好相处，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是乾隆盛世的第一个伟大主题。

乾隆盛世的第二个主题是经济繁荣，国力增强。经济和政治是相互联系的。经济发展，才具备统一的实力，而政治统一又促进了经济繁荣。

康熙以后经济恢复发展，人口迅速增长，到乾隆末全国已有3亿人，但没有陷入马尔萨斯陷阱，没有很快发生阶级冲突和农民战争，这是什么原因？因为乾隆时，中国的历史舞台拓宽了，不像宋代、明代局限在长城以内。清朝增加的人口可以寻觅新的生存空间，发生了长时期的大规模的移民潮。中国从前的移民潮大多是受北方游牧民族侵犯的影响，自北而南迁徙，晋代、宋代，北方民族进据中原，以农耕为生的汉族向南退往长江以南，以至珠江流域。而清代移民方向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中原人口密集地区向边疆、海岛迁徙，形成中心爆炸，向四周辐射的模式，所谓“闯关东”“走西口”，就是指山东、直隶、山西、陕西人民纷纷移居东北、内蒙古谋生。统一台湾后，福建人民渡海赴台湾定居。统一新疆后，甘肃、四川人民移往新疆，清政府还大力提倡移民，移民至新疆者每户给田30亩，发给耕牛种子，建造房舍，资助路费，免收数年田赋。还有改土归流后，湖南、湖北、江西人口进入西南地区。国家的统一促进了人口大迁移，扩大了生存的空间。原来的提纲中说，乾隆盛世不是靠农业垦种。我认为，这个观点值得商榷，当时那么多迁徙的人口都是为了到边疆、海岛种田的。譬如台湾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即统一台湾后两年）人口只有7万人，而到嘉庆十六年（1811年）人口达到190万人，这些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是从闽粤移来的。他们均以种田为生。因此大规模的人口增长与移民垦荒应是乾隆年间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

康雍乾的经济发展仍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而不是建立在工业或商业基础上的。当然手工业与市场经济也有很大发展，但不足以改变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从全国耕地面积而言，康熙时约有七八亿亩，雍正时达9亿亩，乾隆后期估计10.5亿亩，当时人口还不到3亿。每人的平均耕地是3.5亩。现在去估算二三百年前的耕地，十分困难。每人估算的数字均不相同。我估算18世纪后期（乾隆后期）耕地面积为10.5亿亩，吴承明先生估算19世纪前期（嘉庆道光时）的耕地面积为12亿亩，卜金斯估计19世纪后期的耕地面积为12亿亩，都是按个人的方法独立估算的，每人估算均有差距，但差距不太大。我以为这个估算数字可以应用。乾隆后期的粮食产量为2040亿斤，人均680斤，这是皮粮，如果去掉糠壳，可能要减去10％以上。粮食是农业社会的基础，乾隆盛世是建立在生产2040亿斤粮食的基础上的，这些粮食养活了当时世界1／3的人口。

还有海外华侨，在世界一体化浪潮的影响下，中国人也移居到了海外，18世纪东南亚的华侨已有相当数量。总之，中国人活动的地域大大扩展，从内地到边疆，到海岛以至海外，这是当时经济发展的很重要的因素，也是全中国统一所带来的结果。

全球一体化对康乾盛世的到来也起了重大作用。18世纪中英贸易逐步增长，经历了100多年之久。交易物品以前是出口手工业品、瓷器、丝绸换取香料、苏木和珠宝，后来则是出口瓷器、丝织品、茶叶换取大量的白银，贸易规模日益增大。康熙时，粤海关税收仅4.3万两，定为关税正额，以后贸易额扩大，税款增加部分称盈余。乾隆末“盈余”85.5万两，比正额高出20倍，至鸦片战争前“盈余”已达150多万两，增加至35倍，可见对外贸易飙升之速。马戛尔尼曾经说：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从中国进口茶叶2000万磅，在不到100年的时间内，增加了400倍。而欧洲国家在当时没有什么商品可以拿到中国市场上销售，只能以美洲所产白银换取中国的茶、丝和瓷器。中国长期出超，大批白银滚滚流入中国。

中国生产的增长、外贸的扩大、大批白银流入，有助于中国市场的发育，国内商业也有很大发展。康熙年间淮关、浒墅关、九江关的商税正额共为47万两，至嘉庆时，三关的税收银140万两，上升近3倍，这说明国内市场的发展。18世纪南方运往北方的粮食每年有600万石，湖南、湖北、四川运往江苏、浙江的粮食每年有1000万石。棉布每年的交易量达1亿两。据吴承明先生说：加上丝、茶、盐、糖、木材、瓷器，中国之内的长途交易量达4.5亿两，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全球一体化的另一个影响是粮食经济作物的传播，如甘薯、玉米、花生、烟草，到乾隆时期更加推广了。当时，福建人陈世元曾至山东、河南等地教种甘薯，死后乾隆帝谕旨悼惜，赏国子监学正。山东按察使陆燿著《甘薯录》，教种薯之法。乾隆帝令直隶、河南翻印此书，广为传播。乾隆后期，四川、陕西、直隶、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漫山遍野，皆种玉米。英使马戛尔尼途经天津，对该地种植玉米之多大为惊叹。甘薯、玉米都是高产作物，耐旱耐涝，推广种植，有利于提高粮食产量。

乾隆时经济很繁荣，从纵向比较，超过汉唐。汉朝人口峰值6000万，唐朝人口峰值8000万，而乾隆时人口达3亿，显然清朝的农业养活了几倍于汉唐时的人口。从横向说，18世纪全世界人口为9亿，清朝养活了全世界1／3的人口。据国外学者计算，乾隆十五年（1750年），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32％，印度占24％，英、法、德、俄、意共占17％，中国高居首位。这个数字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我不很清楚，但被一些权威著作所引用，应该有一定根据。但中国人口多，人均GDP比英、法等国低很多。尽管当时经济繁荣，但还没有处在近代化的临界点上。尤其在鸦片战争后，遭受列强侵略，经济一落千丈，到1900年，中国的GDP仅占世界6％，跌入了谷底。

乾隆盛世的第三个主题是文化昌盛。

文化是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它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而改变。康雍乾时期长达130多年的经济发展，必然会带来文化的进步和繁荣。当时文化品种之多、作品之精、人才之盛，蔚为壮观。这个时期文化的特点一是求实，二是创新，三是集大成。

文化有两类不同的载体。一类是以文字为载体，如哲学、文学、史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另一类是以物质为载体，如建筑、雕塑、戏曲、书画等。

康雍乾时代出版书籍之多是前所未有的，达数万种，有很多大部头书籍，如《四库全书》达3500多种8万卷之多，集古今之书，精选保存，提要钩玄，每部书都精心撰写了提要，评其得失，论其源流，撮其大旨，贯通考证。清政府网罗了当时许多第一流的学者，倾注了极大的力量。还有一部《古今图书集成》，为陈梦雷主持编定，共1万卷，分6编，抄撮古书，分类编成有利于查找利用的大类书，内容丰富，无所不包。还有继杜佑、郑樵、马端临之后完成“九通”的编纂，对本朝典章制度著录详备。《康熙字典》、《全唐诗》、《一统志》、《方略》、《佩文韵府》、《日下旧闻考》、《八旗通志》以及《明史》的撰写，都是规模很大的文化工程，编纂精审，水平很高。清政府还指定各地撰修地方志。据统计，清代地方志书共5700多种，有许多著名学者应聘修志。清代还出了许多丛书，如曹溶的《学海类编》，张潮的《昭代丛书》，鲍廷博的《知不足斋丛书》，黄丕烈的《士礼居丛书》，都篇幅浩大，把许多书籍集合编纂在一起。当编纂《四库全书》时，还辑出古代佚书，形成辑佚之学。马国翰所辑《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古代佚书有580种之多。乾隆朝文化之盛在于整理古籍，规模浩大，集古代文化之大成。

乾隆朝文化的另一特点是求实。坚持以理性精神来研究世界。当时，以惠栋、戴震为首的汉学大盛，如日中天，他们不迷信、不盲从，重视证据，不受成说和权威的影响，运用归纳分析和逻辑的方法。这种考据学就是求实之学，必求实在的证据，方能定论，如戴震所言，“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戴震校勘《水经注》，以确凿的根据建立校勘该书的原则，果然把《水经注》原来经和注混淆的地方分清楚了。王念孙《读书杂志》考订了许多古书的音训句读，如萧一山所言，“凡列一说，博采证据，然后论定，故最足令人信服”。后来章太炎说过“审名实，重佐证，戒妄牵，守凡例，断情感，汰华辞，六者不具而能成经师，未之有也”。这里所说的“六者”，就是以理性的精神和方法，反对主观臆断，反对华而不实的治学态度。

康乾时代文化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创新精神。第一位代表人物郑燮（板桥）是康乾时代的著名作家。他能诗、工书、善画。他的诗清新旷达，能反映民间疾苦。他的画风劲秀潇洒，自然活泼，能表达出不同凡俗的意境，跳出了传统书画的束缚，代表了扬州一批画家自然而创新的追求。第二位是曹雪芹，他生于康熙末期，死于乾隆中叶，创作的《红楼梦》是中国伟大的小说，描写了大观园里一群被禁锢而天真活泼的少女。他同情女性，同情弱者，体现了尊重人关怀人的人文主义精神，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反映了封建衰世的矛盾。第三位是袁枚，与曹雪芹同时。他是性灵派诗的创始人，写诗是为了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反对模仿抄袭，反对诗以卫道，他说“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调”。第四位是戴震，他是乾隆时期学界领袖。他学识渊博，又擅考据。他尊重人，认为人有欲望是合理的，天理即在人欲之中，反对理学家把天理、人欲对立起来，认为要存天理灭人欲是不对的。这四个人都生活在康雍乾时代，年岁较近，虽然他们生前并未交往，亦未相逢，但在不同的领域表现了类似的思想倾向，具有鲜明的创新精神，超凡脱俗，力求创新。有的用诗文，有的用书画，有的用小说，有的用哲学，表达了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精神。

18世纪虽然有这一批人表达了进步的、新颖的思想，这种思想在一定条件下如能发展，必将冲击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但当时只是一些思想片段，没有成为潮流，甚至他们之间彼此从无交往，并不相识，被认为是异端、怪人。郑板桥被称为“扬州八怪”之一，曹雪芹是个落魄的世家子弟，甚至他写《红楼梦》长期未为世人所知。袁枚负诗名甚高，却因招收女弟子，被认为是无行文人。戴震的学问无人能及，皇帝钦赐举人，参与会试，但他发挥进步思想的主要著作《原善》《孟子字义疏证》，却被他的朋友们贬为不能代表他成就的著作，只承认他在考证方面的成就和著作。当时这些进步思想尚是涓涓细流，不可能有力地冲击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

乾隆这一卷应该写出它政治上的统一、经济上的繁荣和文化上的昌盛。当然，如果要细化，那将是很大的篇幅，要进行更多的研究。

注释

[1]2006年3月3日。

在通纪第五卷（嘉庆、道光朝）讨论会上的讲话[1]

现在谈第五卷，这一卷是从乾隆盛世走向衰微。我们把鸦片战争也包括进这一卷了。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既是传统封建社会的结束，也是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

乾隆时期已经到了封建社会的鼎盛，随之跌落下来，一落千丈。为什么跌落下来？因为乾隆盛世是建立在封建农业社会的基础上的，内部包含着许多不可克服的矛盾，不同于当时的英国，英国的兴盛建立在工业革命的基础上。一个是农业社会，一个是工业社会，性质不同，结构不同，发展的前景也不同。一个是封建主义的迟暮，一个是资本主义的青春。英国蕴藏着发展的潜力，如初生的朝阳，富有蓬勃的朝气；而清朝则是落日残照，它的余晖正在黯淡下去，即将坠入黑暗中。尽管GDP总量仍很高，仍然是个庞然大物，人口很多，市场规模很大，但国家已千疮百孔，它不可能跨越产业革命这一关，它还没有站在工业社会的门口，前面等待着它的是无穷的坎坷、灾难和伤痛。

产业革命是全人类历史长期发展而出现的机遇，是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各个领域协调发展的结果。创新贯穿于产业革命的始终，各部门科学技术创新的高潮迭起，持续不断，相互促进，使机器工业取代了传统的手工业。创新与进步是近代化交响曲的主旋律。产业革命唤起了埋藏着的经济能量，使巨大的生产力如魔法般地从地底下喷涌而出，以十倍百倍的速度加速前进。社会必须像一台机器一样，制造、装配、调运、操作达到最佳状态，各个部件协调动作起来，互相带动，互相促进，全面发展，才能跨越产业革命，进入近代化轨道。如果某个部门某个零件发生故障，就会影响其他部门的运作，最后导致整部机器运转不灵，滞后停顿下来。

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所沉淀下来的固有模式和陈规陋习，根深蒂固，难以改变。尽管全国的GDP总量较高，但人均GDP相当低下，如以人均土地计算，18世纪中国人均耕地面积3.5亩，而同时的英国每农户占地8英亩（合49.6亩），每农户如按5人计，人均耕地近10亩，高于中国3倍，农业生产和收入高于中国农民，具有较大的改善生产的能力，也能扩大购买的市场。中国人均GDP的低下正是跨越产业革命门槛的一大障碍。

18世纪的英国已经形成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与技术的风气，各国纷纷成立皇家学会或科学院。欧洲的科学研究蔚然成风，涌现了牛顿、莱布尼茨、波义耳、拉瓦锡、惠更斯等大科学家。在科学发展的基础上，英国在纺织业中出现了连续不断的技术创新。1769年瓦特发明蒸汽机，使人类摆脱了对自然能源的依赖。从此生产浪潮汹涌前进。而中国政权则鄙视科技，斥之为“奇技淫巧”，八股取士把自然科学排斥在科举选才制度以外，使人民长期处在科学无知的漫漫长夜之中，使中国不可能通过产业革命的关口。

中世纪的欧洲，工商业者以城市为据点，争取自己的权利，使国王、贵族、教士不可能任意褫夺其生命和财产。而中国的工商业者，地位卑微，匍匐在专制政权的脚下，唯命是从，生命和私有财产毫无保障，因而缺乏投入产业革命的条件，也不可能激发产业革命的勇气和热情。

还有一个法制问题，中国的法制也是有缺陷的。中国古代的法律偏重于刑法，讲大逆不道、造反、盗贼等刑法的规定比较细，而民法不是很细，如财产纠纷、民事纠纷很多由宗族调解解决，法律中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比如工商需要有专利，中国从来没有专利法，欧洲很早就有专利法，对发明创造非常关心。在中国发明一个东西也没人理你，得不到保护，不利于科学和工商业的发展。

由于中国社会这种结构性的问题，它不是一个短时间能解决的问题，这些矛盾积累了很长时间。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也是盛世，也是人口增长、商品流通，但是这类结构性的问题很多。各个部门、各个领域的不适应与滞后限制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就提出这么一个结构性的矛盾，经济不能与各个部门协调一致地前进，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受到牵制，就停步不前，就要跌入马尔萨斯的陷阱。因此，当时中国的社会没有成熟到可以很快进入近代社会，原因在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法制等各个领域缺乏协调，存在结构性的矛盾，不仅缺乏相互的推动促进，而且相互牵制，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寸步难移了，动不了了。这种制度性的障碍，不是哪一个部门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长期积累的矛盾，不是短时间形成的，因为清朝的许多制度是从明朝继承来的，有些问题是明朝就存在的，甚至是唐宋时就存在的。一个个丢不掉的沉重的包袱，日积月累，难以解脱。所以清朝的落后，当然清朝人应该负责，为什么到你这里落后了，但是也不能完全埋怨清朝人，他也是从前人那里继承下来的。打个比喻，四个人接力赛跑，最后一个人失败了，最晚跑到终点，但是你不能怪最后一个人跑得不好，前面三个人跑得也并不好啊！前面三个人的问题在最后一个人身上表现出来。当然清朝人有责任，历史给清朝人一个往前赶的机会，但是他也没赶上去。马戛尔尼到中国来就是一个机遇，阿美士德来也是一个机遇，这些机遇都一个个丢掉了，这当然是清朝人的责任。但是他为什么会丢掉机遇呢？也有他的必然性，他也是从前人那里继承下来的思想观点。还有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国的地理位置，离欧洲太远。彼得大帝发现自己落后了，赶紧迁都，把都城迁到彼得堡，跟西欧靠近一点，他跑到欧洲去留学，当学徒工去学习，他有这个机会。中国离得远，没有这个机会，看不见人家是什么样子，是怎么干的，没有借鉴学习的机会。知识分子应该看得比较远一点，但闭关锁国政策把知识分子都关在笼子里边，他哪有机会看西方世界？他不仅不能实际到达西方，连世界还存在许多与中国不同的西方国家也不知道，他没有机会接触。如果有一个参照系，我想不会失败得这样快、这样惨。拿火器来讲，明朝打满族打得很厉害，满族一看你这个炮厉害，我得学，他就把汉人俘虏过来，让一些工匠俘虏造炮，后来满族的炮也很厉害。他有参照的实例，就想法赶上了。但是到后来，满族军事上也落后了，因为入关以后清朝长期面对的敌人是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这些对手更落后，没有先进的武器，只用弓箭和刀矛。欧洲就不一样了，欧洲几百年大战，15世纪、16世纪、17世纪，百年战争、三十年战争、玫瑰战争、王位继承战争，多少战争！多少国家之间打仗！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这些都是处在长期战争中的国家，并不是和一个揭竿而起的乌合之众打。跟乌合之众有什么可打的，装备较好的军队到那儿，乌合之众就瓦解了，它根本没有坚强的组织，也没有先进武器，也没有给养。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可不一样。欧洲在长期的军事斗争中磨炼了它的战争能力，把中国远远地甩在后面。当年马戛尔尼看了中国军队，说真是不堪一击。中国军队没有碰到强大的敌人，200年以后曾经学的造火炮的技术全丢了，吴三桂时还有大炮，后来就没有了，跟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都用不着大炮，跟少数民族打仗最重要的是后勤问题，主要问题是后勤跟不上，路途遥远，运输不行，而不是武器跟不上。因此，清初以来武器就没有进步，中国的落后也是必然的。

这一卷前面几章是否可以考虑合并？能不能合并？首先是人口问题，从3亿增加到了4亿不到50年，按照当时农业生产的水平来讲，土地的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极限，所以发生了社会的动荡。乾隆的后期，起义就开始发生了，第一次起义是临清的王伦起义，以后，不断发生起义，甘肃回民起义、湖南贵州苗民起义，一直到白莲教起义，农民战争起来了。这是因为乾隆盛世并没有越过产业革命，不能够避免马尔萨斯效应，如果它建立在工业基础上，如果经历了产业革命，就不会发生那么多起义，不会发生社会的大动乱。矛盾激化了，起义发生了，官僚体制腐败、老化、保守，应付不了。社会动荡，嘉庆初年手忙脚乱，捉襟见肘。白莲教的情况就是如此。白莲教是官逼民反，本来还没有想起义，是官府抓人逼出来的，自己到处点火，湖北襄阳开始，接着蔓延到陕西、四川，打了八九年，中央的决策能力下降，谈不上决策了，只是对付，军队的战斗力也下降，没有办法，镇压不下去。应该说，嘉庆和道光两个皇帝，从才能上讲不是最昏庸的，只是平庸。在那种条件下，如何显示出才能？有本事也显示不出来，到处是反对的声浪。这个不在于他们个人的才能问题，而在于他们所处的环境。本卷中还讲了生态环境的破坏。砍伐森林、破坏植被越来越严重，经过盛世，维持4亿人的生活，对土地来讲的确是极大的负担。如果是小规模的生态破坏，自然界有自我修复的能力；如果大规模开垦，持续多少年，环境就失去了自我修复的能力。大自然就要对人类进行报复，就要形成大的灾害。康雍乾时期，中原地区一个半世纪的太平，人口从1亿多增加到4亿，连年的开荒，破坏之大、时间之长，触目惊心。当年没有生态环境保护的知识，我看到一些讲18、19世纪生态环境破坏的论文，讲木兰围场的破坏、陕西南部老林的破坏、榆林地区的破坏都很厉害，因此，中国的灾荒加剧。乾隆以前，长江没有大灾害，乾隆五十余年开始，荆州大水，把荆州城整个冲垮，湖北几十万人淹死。清前期人口大量移往四川，湖广填四川，造成长江上游压力加剧。还有一次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黄河在青龙岗决口，两年没有堵住缺口，黄水到处泛滥，一直泛滥到山东。本来从江苏淮河入口，后来到咸丰五年，铜瓦厢决口，从山东大清河入口，黄河大迁移，造成多少老百姓死亡，惨不忍睹。青龙岗决口，乾隆一年要花900多万两银子来治理，相当于当时一年财政收入的1/3。我觉得当时的生态破坏已是个很大的问题了。

我想一、二、三章可以合并，第四章专讲起义，大大小小的起义很多，这些起义当然要写，但也不必太多。清朝发生大问题，中衰的表现正是内部矛盾的激化，至少用几万字来写，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国地方之大、版图之广、地域性发展的不平衡。北方是教门，南方是天地会，更多是游民参加的，对这些起义要肯定，不能一概说他们是土匪，大部分是被逼无奈的老百姓揭竿而起。当然这些人采用的是激烈的行为，非理性的行动甚至残暴的手段，我们也必须指出他们的弱点，这些起义没有出路，中国人不能靠这个。农民起义为什么会利用宗教？因为农民没有更适当、更有力的政治和思想武器，只有利用宗教的组织系统来动员说服农民起来反抗，不能以邪教一概而论。在战略战术上有特点，一种是流动战术，像白莲教，打不过清军就走，往深山老林里跑；一个是占山为王，这个在少数民族里比较多。这些人，战斗力不强，没有什么火器，都是冷兵器，没有枪炮，清兵没有强大的对手，用不着先进的武器。

我有一个想法，这一卷经济要少讲，集中到乾隆时期讲，不然就重复。讲思想时，着重讲士林风气，经世学风，比如《皇朝经世文编》，研究盐政、漕运等，唯独没有研究世界的。这里建议加入一章对外贸易，康熙、乾隆那一卷就没有，在这个地方着重来讲。因为分散讲不好，集中到这里从清初讲起，中国的丝、茶贸易，连年出超，从康熙讲起，一直讲下来，对外贸易增长非常快，达到几十倍。随着对外贸易增长，对外矛盾也增长。这样正好接上鸦片战争，英国在对外贸易中大量白银流入中国，这对中国市场的发展有利，但是长期下来英国受不了，他发现了一种特殊商品——鸦片，吃了上瘾，因此嘉庆年间鸦片贸易上升了。道光年间，进口的鸦片多得不得了，这样引起林则徐的禁烟，发生鸦片战争，跟近代部分接上了。

鸦片战争后10年也归这一卷，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思想家，沿海有了变化。鸦片战争只是在沿海，对内地的影响比较小，有些先进人士感觉到了，很多老百姓仍然没有感觉到。中国真正的奋起是到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地方大，各个地方信息不灵通。要使全国人民觉醒，需要时间，需要有更大的触动，中国的觉醒是非常漫长的过程。

注释

[1]2006年3月3日。

在《清史》史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

史表是《清史》中的重要部分，现定13卷，共31个表，在《清史》总92卷中约占14％，有一定的分量。其实史表在《清史》中占的分量不止于此，因为在典志的《人口志》中，人口数字、各地人口比例、性别比例可能都有表。《工矿志》《交通志》中工厂、矿山、铁路也有表，《财政金融志》中税收数字各种支出，还有进出口贸易也少不了有表。总之，在新修《清史》中会有很多史表。

司马迁创10表、8书，班固继之，作8表。史表和《清史》的其他部分不同，它以表格的形式表现历史现象，以一统多，以简驭繁，一目了然，这是叙写历史的一种好形式、好体裁。

但值得研究的是自从司马迁、班固创制史表之后，一千年间，无人为正史作表。随后继作的16部正史，包括《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齐书》《梁书》《陈书》《北魏书》《北齐书》《北周书》《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等均无史表，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直到欧阳修写《新唐书》才恢复了史表，与《史记》《汉书》相隔一千年。这是什么缘故呢？

第一，《史表》很难做，难在资料不全。因为《史表》的内容是实在的。譬如宰相表，某一朝宰相的姓名、任职岁月都要写明，一个也不能少，不能借助推测、传闻来补充，也不能靠模糊不准的记忆来写作，必须依靠准确的档案资料。自汉至唐，国家分裂为南北朝，战乱频仍，档案缺失，难于把一个个人名和年代写出，而唐太宗时大规模开馆修史，离晋代和南北朝时间已久，已难寻觅这些旧的人事档案，这可能是史表缺少的一个原因。

第二，南北朝史家很多，他们写了不少当代的历史，可惜所写史书散失殆尽，没有传留下来，即使他们书中有的做了史表，我们今天也看不到了。

第三，当年史家对史表似乎不甚重视。《史记》《汉书》以下16部史书，有本纪有列传，志则有写有不写，表则一律皆无，故而“二十四史”亦称纪传体史书，无纪无传不成正史，无表无志仍可列为正史。唐代的刘知幾称史表“有之不为宜，无之不为损”。在这位大历史学家心目中，史表也是可有可无的。后来虽有许多史家为前史补表，但时间离得越远，资料越是稀少，工作也更加困难。

欧阳修继司马迁、班固之后为《新唐书》做表，这是很有眼光的，也是唐代复杂的历史现象促使他恢复了史表。中唐以后，由于藩镇林立，形成一团乱麻的长期割据现象，几十个地区都成了独立王国，各立山头，各推领袖。这种复杂混乱的历史现象，用史表的形式可以表现得简单明了。欧阳修为《新唐书》做方镇表6卷，把中唐以后的复杂历史交代得很清楚。

在欧阳修以后，史表在正史中的地位重新确立，此后的史书中，包括《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新元史》《清史稿》中均有表，此后历史的内容愈来愈繁复，表的数量也越来越多。《清史稿》的一个优点就是史表多，共有10表，不仅设有部院大臣、总督、巡抚等中央地方大员年表，而且根据中国多民族特点设藩部世表，根据中外交往频繁的特点设交聘年表。我们更将史表增至31个，不仅新增提学布按、进士等多种人表，而且增设大量事表，如史事、书院学校、文祸、教案、中外约章、报刊等表。

从《新唐书》设表以后，史家对史表也重视了。郑樵说：“《史记》一书，功在十表。”梁启超说：“史公仿周谱作十表，宜为史家之大法。后起诸史，或私自著述，力有不逮，且付阙如，或史臣无识，遂以删汰。”（《清史商例》第一书）充分肯定了史表的作用。

对于你们所编《史表表文选编》与《史表配套成果选编》共3大册，洋洋洒洒，共1200页，斐然可观。我未能详读，大略翻阅一下，初步印象有四个优势。

第一，立表之多远超前史。前史立表最多的是《史记》和《清史稿》，均是10表。我们立31表，这是为适应清代历史的复杂性、多样性而设的，可以反映多方面、多领域的社会生活，而且创立事表，也超出前史。如果我们能用心做好，每个表都可能成为一个亮点。

第二，使用原始档案资料远胜于前。前代修史能看到的档案甚少，大多已散失。我们能看到基本完整的清代档案，实是幸运，表中所引，很多来自档案。

第三，我们的做法是先将档案、实录和其他文献编成资料汇编与考异，再据此做史表，根据确凿。汇编、考异等字数要超过史表5倍以上，将来虽不出版，却是我们这一代修史者的心血所凝聚，要很好地保留下去。

第四，我们的表格设计颇费匠心，参考了《清史稿》表、钱实甫的《清代职官年表》、魏秀梅的《清季职官表》等成果而有所改进。

以上四点意味着良好的开端，循此以进，努力工作，必有成绩。我谨对参与工作的先生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衷心的感谢。

注释

[1]2006年5月26日。

在通纪项目（卷四至卷八）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

今天，主要谈通纪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这5卷，谈包含什么内容，有什么难点亮点，准备怎么写。今天的会议主要是沟通的会议，交流意见，畅所欲言，海阔天空，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只有思想解放，才能突破传统，才能有所创新，有所超越。我先抛砖引玉，谈点意见。

第一卷主要内容是关外，第二卷主要内容是顺治时期和康熙前期到1683年康熙收复台湾，清朝从东北入关，统一中原和南中国。这两卷是清朝兴起，进展顺利，速度很快，摧枯拉朽。我们多方面观察，分析清朝崛起的原因，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所处客观环境到主观努力，分析它的崛起对中国的影响。清朝在崛起过程中既改变了客观世界，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又改变了主体本身，诞生了满族，发展了满族。

第三卷主要内容是康熙后期和雍正时期，致力于西北边疆统一，又致力于国内经济发展和内政治理。统一西北不是那么容易的，是旷日持久的战争，准噶尔蒙古立足于伊犁，内部政治经济千头万绪。中原地区有了较好的环境，经济的恢复为实现统一提供了可能性。人口增加，土地开垦，农业水利、手工业、文化逐步发展，国力蒸蒸日上。

第四卷主要内容是乾隆一朝，这时清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到最高峰，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人口达3亿，道光时达到4亿。在封建社会，人口是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尺，人口既是计算社会劳动能力的指标，又是衡量社会财富的指标。养那么多人口，就要有那么多粮食。农业社会主要以农产品粮食数量衡量国力，18世纪全世界9亿人，中国占3亿，占全世界的30％，居全世界首位。现在有些外国著作中说当时世界中心在中国，如《白银资本》，这种说法是否正确，有待于研究讨论。我们对世界各国的GDP做个估计（不可能有精确统计），当时欧洲都是小国，英、法、德、俄总人口加起来也没有中国多，英国仅800万人口，法国2300万，整个欧洲不到2亿人，当然GDP赶不上拥有3亿人口的中国。当时的世界大国，一个是奥斯曼帝国（土耳其），一个是莫卧儿帝国，但也没有中国强大，它们都在不景气的时候。

中国完成西北统一是非常艰难的，从康熙和噶尔丹开始进行乌兰布通之战到乾隆平定准噶尔部、回部，一共70年。如果加上两次攻打大小金川，有100多年。和廓尔喀打仗，翻越喜马拉雅山，是世界屋脊上的战斗，是全世界最艰苦的战斗。一共100多年，才统一和巩固了新疆、青海和西藏。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来之不易。

第五卷的主要内容是嘉庆、道光时期，共55年，这是衰落时期，加上第六卷咸丰一朝。嘉庆、道光时期重大事情少一点，但有白莲教起义，起义此起彼伏，越来越多。白莲教以后，林清、李文成打进皇宫。还有南方天地会起义，直到太平天国起义，少数民族起义。阶级矛盾激化，连续70年起义。这些起义的正义性无可怀疑，穷苦人民水深火热，因而起来冲击清王朝，太平天国时清朝几乎灭亡。除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外，中外之间的矛盾也在激化。当时中英贸易迅速增加，但中国贸易顺差很大。中国出口茶叶，还有生丝、瓷器，而英国商品生产还没有达到打开中国市场的能力，它需要中国商品，就用鸦片贸易扭转逆差。中外矛盾引起鸦片战争，这场战争不可避免，这是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后果，但它在鸦片贸易上爆发，正反映了这场战争的侵略性、非正义性。

这里写法上有所改变。由于嘉庆和道光在位长达55年，但事情较少，所以想把鸦片战争放在这卷，直到道光三十年（1850）。由于把鸦片战争提了上来，不作为下一卷的开端，而作为第五卷的结束，因此把中英贸易、18世纪中英贸易、鸦片贸易也放在这里，再把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变化也放在这里，所以事情就多了。鸦片战争后《黄埔条约》《望厦条约》《上海租地章程》签订，租界设立，对外贸易从广州转到上海，广州的反入城斗争，以及中国思想的变化，都放在第五卷，以便篇幅的均衡。

第六卷的主要内容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咸丰一朝11年，同治朝3年，把太平天国打败，捻军、回民起义，李鸿章平捻、左宗棠平回，以及苗民起义杜文秀都放在这里，打破1861年甚至1864年的界限。

现在对太平天国议论很多，有的完全否定。我想应当肯定它是起义，有它的历史合理性。它是人民反抗封建剥削的斗争，民不聊生，揭竿而起，反对封建主义。到后期太平天国碰到外国干涉。太平天国是早期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农民阶级本身具有局限性，反对封建又恢复封建，走了一个怪圈又回到封建主义，内部腐化争权夺利，后期军纪也不好。农民阶级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既要肯定它的正义性，又要严格批判它的落后性。加上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镇压，必定失败。因为太平天国是清史的一部分，本想写三部载纪：第一，南明；第二，准噶尔；第三，太平天国。顾虑到重复太多，篇幅过大，所以删去载纪，分别放在通纪、人物传中。所以这一段太平天国应着重写。当然主要还是写清朝，这一时期清朝方面发生了两个显著变化：一个是满汉权力重新分配，中央地方权力重新分配。湘淮军崛起，满族还掌握朝政大权，但汉族地方督抚很多，而且地方督抚权力很大，有兵权、财权、用人权、司法权。以后大权旁落，朝廷大权落入李鸿章、袁世凯和张之洞手里，后来演变到民国初年军阀割据。另一个显著变化是外国侵略势力的态度发生重大转折，从打击清朝转向扶植清朝，通过清朝统治中国。以英法联军战争为转折点，外国帮助清朝镇压太平天国，通过条约制度来束缚中国；清朝相应设总理衙门、南北洋大臣。建立了双重体制：一重是从皇帝下面的军机处、六部到各省；另一重是外国，下面是总理衙门、南北洋大臣、出使大臣。所以，以后洋务运动，不是举国一致努力，而是从李鸿章到少数地方督抚，没有得到全国认同或每个统治机构的认同。

第七卷进入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化起步。不管它的动机如何，效果如何，也不管它整个路线方针存在什么大问题，它还是中国近代化的开始。一桩大事业的开始必然是幼稚的，有许多缺点，走许多弯路，谁也不可能一下子走正确。洋务运动显然是在学习西方，不过洋务派对西方的认识不是一步到位，不是全部看清了西方制度，包括优点和缺点，而是认识逐步深化，逐步前进。开始搞军事工业，为的是镇压太平天国。但搞了兵工厂需要烧煤，需要运输，第二步就创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工厂用外国工程师，另外和外国办外交需要外文，办工厂需要科学，因此认识到培养人才的重要，就要办同文馆，派遣留美学生，翻译书籍。办工厂、矿山需要资金，因此认识到要先搞轻工业，如纺织、面粉、火柴厂。认识逐步深入，行动逐步前进。有人批评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只知改革枝节，只知船坚炮利、开矿、铁路、工厂、海军，不知道最根本的是政治改革和思想改革。这个批评当然是事实，有道理，但洋务运动就像盲人登楼梯一样，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摸索攀登，走一个台阶时不知道还要走第二个台阶，而走第二个台阶必须先走第一个台阶。因此洋务运动是一个漫长艰难的过程，只能依次攀登，循序渐进。没有人能一下子认识到最后，一步登天，达到目标。孙中山甲午战争上李鸿章书时，思想最超前，基本上也还是洋务运动框架。何况李鸿章是封建士大夫，更不能认识到彻底改革的必要性。要知道洋务运动时客观国际环境险恶，天然竞争者你死我活，你上去我就上不去。当时中国和日本同在东亚，处在竞争态势中，日本明治维新同时开始，日本战胜，踩在中国身上，爬进了世界列强的行列，中国早期近代化失败，跌进了万丈深渊。

第八卷的主要内容是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这是中国人对甲午战后面临亡国灭种的反应，有三个不同的群体：一是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知识分子和下层官吏，如戊戌六君子；二是义和团农民和顽固派官吏；三是革命党、小知识分子、新军和会党。目标都为了挽救中国。戊戌变法被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扼杀；义和团被帝国主义扼杀；辛亥革命有成功的一面，推翻了清朝统治，但袁世凯篡夺革命成果，挽救中国的目的也没有达到。三次运动，三个不同的群体，三样不完全相同的结果，但都没有达到救亡的目的。历史告诉我们，这时国际国内环境非常险恶，辛亥革命是联合工人、农民、新军、会党以及立宪派共同努力取得的巨大成就。

以上八卷，内容说起来非常简单，是老生常谈，但写成作品很不容易。今天希望听一听大家的想法。大家已酝酿了相当一段时间，会有所考虑，有所启发。

注释

[1]2006年6月3日。

在传记组关于传记编写若干问题的讲话[1]

刚才成崇德同志代表国家清史编委会谈了三年多以来的工作。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六个字，即平稳、有序、顺利。所谓“平稳”，是指没有发生大的风波，当然也有很多困难和矛盾，但在清史领导小组的指导下逐个地克服了困难，解决了矛盾。所谓“有序”，是指工作基本上按预先的设想、计划逐步推进，当然步骤也有所调整，但改变的幅度不大。所谓“顺利”是指工作的进度还算可以，质量也未发生大问题。

今天召开传记组的编纂会议，交流意见，讨论问题，要对传主总目录以及若干试写稿、资料长编、考异提些意见。传记分为列传和类传，列传、类传在传统史书中均称列传，我们因为加重了类传的分量，故把两者分开。列传有15个项目，类传有13个项目，两者人数均为1700多人，总计3500多传主，每位（包括合写）都要写一篇传记。

传记是中国历史著作中极普遍、极广泛的一种体裁，地位很重要，号称“正史”的“二十四史”大部分篇幅都是传记，所以“二十四史”名为纪传体史书。130卷《史记》中列传占70卷，其实，还有些本纪、世家也属于传记，如《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以及《萧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留侯世家》也是人物的传记。《清史稿》536卷，列传315卷，约占60％。正史中可以没有表没有志，但不能没有传，无传记则不能称“正史”。“二十四史”可说展示了中国几千年历史画廊中的人物群像，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本来历史是人创造的，记录人物是历史学的职责。人物有行动，有言论，有性格，有事迹，生动活泼，记载的人物可以栩栩如生，是历史著作中鲜活的亮点。写人物群像是中国历史学的好传统，同一个时代写很多人的活动，包容宽广，信息量大，涉及历史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可以反映出一个时代的全面性、整体性、丰富性。

我们列传与类传要写3500多人。《清史稿》写了多少人，我没有仔细统计过，可能达六七千人。它写传记，当然有它那个时代的取舍标准，在我们今天看来，有应立传的人未立传，也有不应立传的人立了传，我们大幅度地削减了很多人，去掉了许多事迹言行不彰的文武官员，还有许多贞女烈妇，但增加了许多类传。我们的原则是“做表不漏，做传不滥”。上千个总督巡抚，几万名进士，做表时全部记录，不漏掉一人；做传时就要慎重选择，不能滥竽充数，因为史传不是人名大辞典，够得上立传的人才能够立传。

我看了全部传记名单和部分试写稿、资料长编、考异，先谈点读后感，抛砖引玉，以供讨论。我初步印象有四个特点，或者也可以说是优点。

第一个特点是传记的结构有重大突破，即分别设立了列传和类传。列传、类传都是司马迁创造的，如《货殖列传》《酷吏列传》实际上是人以群分的类传。我们的突破不是创造了类传而是大大增加了类传的分量。前史的类传比较少，如《清史稿》列传262卷、类传53卷，两者的比例是5∶1；而我们的列传是15个项目，类传13个项目，两者的比例几乎是1∶1。量的变化成为质的变化，因为列传所写大多是帝王将相，都是大官，连中级官员也很少，小官除特殊情况，一般是轮不到立传的，因此“二十四史”被指责为帝王将相的家谱。士、农、工、商这四种人一般都进不了史传。农民人数最多，肩负着生产的重担，但几乎没有一个农民能进入正史；工商也被歧视，很少立传；士是知识分子，但没有功名，没有一官半职的布衣之士也难入史传。“学而优则仕”，只有高级的文武官员充满了史传。这不能客观地反映历史，而是被扭曲了的“官本位”的历史。我们增加类传的分量，使得士、农、工、商都能进入正史，如工商人士、农民领袖、科技人士、华侨、少数民族人士、妇女、宗教人士，也有学者、诗人、艺术家。这样就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清代社会的阶级结构、群体结构，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官本位，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看了传记的总名单，有面目一新的感觉。

第二个特点是许多下层人民进入了正史。多设类传，其中农民类传有几十个人都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像武训则是出身农民并为农民兴学的。科技类中有宫廷匠师“样式雷”家族，自康熙以后世代在宫中服役，他们建造的北京故宫、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沈阳故宫、清东陵都已经评上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世界上哪一个家族曾经创造过五个世界历史文化遗产？这是我们民族的荣耀，但《清史稿》中没有为雷氏家族一个人立传，这很不公平。我们的传记名单中有雷发达、雷金玉两人，我觉得还可以增加一些，因为雷发达、雷金玉是康熙、雍正时的人。清代建筑最繁荣的乾隆时代还没有到来，好在北京中国文化研究所和国家图书馆有雷氏家族的丰富资料，有他们的家谱，包括各代匠师的传记。清代许多民间艺人处在社会的底层，他们也不能入史传，像清初柳敬亭是位说评书的能手，清初许多文人集子中有很多记载。同时的苏昆生则是吹笛子的乐师。光绪年间的朱绍文创造了相声，外号“穷不怕”，大概是一贫如洗的杰出艺术家。相声这一艺术品种人所共爱，传布极广，喜闻乐见，我们也应该给他立个传。还有像中国的武术，闻名遐迩的拳师霍元甲居住在天津郊区，前些时候报纸上整版报道霍元甲的后裔谈他的生平。还有创造了太极拳的杨露禅以及大刀王五。还有围棋国手范西屏、施襄夏、黄龙士都有立传的资格。京剧是中国精湛的艺术，它诞生于乾隆后期，徽班进京融合吸收了各种地方剧种的精华，像程长庚、谭鑫培等“同光十三绝”，名家辈出，也可以写不少传记。社会上一些小知识分子也有立传的资格，如这次试写稿中有一位吴楚材，康熙时人，编《古文观止》，这是流传300年之久的一部古文普及读物。它是我在青少年时代常读的课本，我很早就知道这个人，但不知道他的身世，原来他是绍兴人，长时间做幕僚，本名吴乘权，是曾任两广总督吴兴祚的侄子。吴楚材声名不显，无人给他作传。我们的作者从绍兴吴氏族谱中找到资料，为他立传，这样做很好，因为吴楚材在普及文化方面贡献很大。跟他类似的一位蘅塘退士，曾经编《唐诗三百首》，我还不知道他是何许人（后经刘桂生先生查明，“蘅塘退士”是无锡人孙洙，乾隆进士）。能不能查找一下，也给他立个传。朱柏庐《治家格言》也是耳熟能详的作品，讲治家之道和伦理规范，但《清史稿》中似乎也没有朱柏庐的传。总之，新传记的第二个特点是挖掘出大量有才能有贡献的下层人民，为他们立传，使新传记不再成为帝王将相的家谱。

第三个特点是资料丰富。新传记大量利用各种资料，包括档案、碑传、诗文集、各种官书、报刊以及外文资料，搜罗之广，发掘之勤，引用之多，是以前写传记的人难以做到的。能做到这一点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现在条件较好，生活在安定、开放的时代，前人为我们做了很多准备工作。第一历史档案馆出版的档案已有一百数十种之多，各种资料也相继编纂刊印。台湾出版了《〈清史稿〉校注》，又提供了清朝国史馆档案（包括大量传包、志包）。我们所处的时代很容易看到各种资料，这是前人的积累，加上各位先生的勤奋努力，我们在资料以及研究成果的积累和使用上超过了前人。

例如，我读了阎若璩的传稿，此人是大名鼎鼎的学者。钱大昕、江藩给他写过传记，赵执信写过墓志铭，张穆编过年谱。《清史稿》《清代名人传略》中也有他的传。现在写的传集中了前人成果，又研读了他的著作《古文尚书疏证》《潜邱札记》。阎若璩多次从淮安到北京、太原应试，交游甚广，与当时学界名人多有往来，可见他人际关系的网络和所处学术气氛环境造就了他的学术人生。但看来此人性格上有弱点，利禄之心甚重，康熙南巡时他忙着献诗献文，没有赶上，就派他的儿子专程赶到北京向皇帝进献作品。他考试博学鸿词科末中式，引为大憾。晚年受雍亲王府征召，以69岁高龄，欣然上道，可能是老年体衰，到北京三个月就因病逝世，其追求利禄的性格特点跃然纸上。他和毛奇龄争论《古文尚书》真伪，毛奇龄伶牙俐齿，阎若璩辩论失败，甚为失落。这篇传记写得很生动，如见其人，正因为作者掌握了大量资料，故能运用自如，左右逢源。

写史最重要的是资料，掌握史料多，乃能昭示历史的真相。最近我看到一部重要的工具书，江庆柏编《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其中收清人3万人，对我们很有用。我们的《传记》名单上生卒年不详的很多，有的朝代半数以上的人不知其生卒年，这部工具书对我们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还有像《〈清史稿〉校注》也是很有用的。

第四个特点是我们设置的一套工作程序发挥了作用。我们要求：写作传记之前，先收集资料，编写资料长编，如有不同记载，应做考异。这一程序看来是行之有效的，推动了研究和写作的规范化。要求大家必须充分掌握资料，必须细心梳理资料，再进入写作。经过这样的程序，写出的传记，资料充实了，思路清晰了，质量提高了。譬如遗民类传中的邱维屏，《清史稿》中附于魏礼传后，仅300字。作者仔细检索了《邱邦士集》、《魏冰叔集》以及《遗民录》、《赣州府志》、《小腆纪传》、《易堂九子文钞》，编成详细的资料长编，分成七个小标题，写成四篇考异，邱维屏的生平变得清楚、丰富，写出2000字传文，这篇传记自然要超过《清史稿》中的传文。

以上讲了我的四个印象，也可称为传文的四个优点。但目前尚不能对全部传文做出评价，因为3500余篇传文，目前只有几十篇，而我只读了几篇。豹窥一斑，不能以此推论其他的传文。但我希望大家能努力从事，把传文写好。

以下简单提出一些不足之处，我也来不及仔细推敲、查对，也可能我反而说错了。

我刚才说“立传毋滥”，有的传似乎可以不立，如努尔哈赤共有16个儿子，我们的传要立13人，似乎太多了，可酌情删几个。顺治朝未为孙承泽、傅以渐立传，似应补立。左良玉早死可不立传。郑芝龙降清不应入南明抗清人物。康熙朝可补充杨方兴、朱之锡二传，康熙朝（下）人物有几个死于康熙初期与中期，如李率泰、姚启圣、吴兴祚、佟国纲，应移康熙（上）。而徐元梦应移至康熙（下），不应置于雍乾朝，因徐元梦在雍正朝已年老，屡有差错，不受重用，乾隆六年死，年已87岁。方苞、姚鼐均应改入文苑传，张献忠、李自成余部李定国、李过、郝摇旗、高一功等应入南明抗清人物，不应入农民领袖类传。康熙（下）韩大任不应入三藩集团，因他降清后，在乌兰布通战死，受清廷赏恤。曾国藩不应置于同治朝，可改入咸丰朝，他虽死于同治时，其事迹多在咸丰，且其部下罗泽南、李续宾、江忠义等均在咸丰朝。汪辉祖不应放在学术类而应放在循吏类，另外文苑传应增补曾朴、柯劭忞、叶德辉、叶昌炽、陈衍等人。

当然这个传记目录可能还有很多问题，可以商榷，第一次拿出来的初稿不会一下子就很完美，必然会有瑕疵。一个学术精品，必须经过反复打磨，千锤百炼。以后对稿件评估、审改，一定要认真负责，严格把关，评审每篇稿件，达不到标准的稿件要退回修改，力求使所有稿件均能合格，多花一分功夫，就能提高一分质量，希望先生们理解我们的愿望和做法，一起共同努力把《清史》写成一部高水平的著作。

注释

[1]2006年6月30日。

在典志组会议上的发言[1]

听了典志组的汇报，读了7篇稿子（《医药卫生志》《宗教志·佛教篇》《水利志·防洪篇·长江》《回族志·土族篇》《华侨志·侨政篇》《城市志》《宗教志·基督教篇》），总体印象比较好，可以列入中上等水平，如果再修改锤炼，可以达到更高水平。希望大家努力加劲！

好在哪里？第一，史料十分丰富，引用资料之多、之广，很钦佩，每篇稿子都先做了各自的史料长编，功夫下得很深，如《宗教志·佛教篇》天童系的长编。不是有长期积累和深厚功力的专家，是做不到这一点的。第二，内容较充实，正因为资料丰富，所以写作的内容很充实，把主题的各个方面都叙述到了，比较全面，很有内容。第三，逻辑较严谨，叙述论断较清楚而谨慎，合乎分寸，顺理成章。第四，文字较通畅，可以通读，可以读懂。

郭成康同志估计：好的和较好的稿件达到60%。我看可能还要超过。看了这批稿件，我增加了一点信心。当然也还有可以改进、可以商榷的地方。今天主要是讨论如何改进典志的编纂，如何提高质量。所以谈的问题和缺点多一些，这也是我不成熟的印象，且稿件太多，看得匆促，来不及深思熟虑。我是抛砖引玉，意见很可能不对，只是提供讨论，提供参考。

我谈五方面的问题：第一，典志篇目；第二，典志的内容、结构与写法；第三，篇幅；第四，重复；第五，文字。

一、典志篇目

典志篇目已讨论修改了许多次，现在共有40个志，已经很多了。《清史稿》16个志，我们超过二倍半。因为典志要反映社会生活、典章制度的各个方面，而清代社会已进入近代，内容甚为丰富、复杂，像铁路工矿轮船、华侨、生态、港澳台问题。以前社会都没有的或不重要的，在清代凸显出来了，所以增加了很多篇目。是不是太多了？见仁见智，意见不尽相同，可以继续讨论。

是否立志，我想不外乎考虑三条：第一，该志的意义和价值，有无立志的必要？第二，志的内容，其丰富程度如何？有的志即使内容丰富，但我们没有研究，写不了，也可以暂时不立。第三，该志内容与全书重复多否？重复太多，可在其他部分撰写，不必再立志目。我的想法是现在按照40个志写下去。因为讨论可能旷日持久，一下子得不出结论，而且40个志已经立项，再讨论要不要增减，会影响写作。我们的篇目业已确定，共40个。没有重大的、充分的理由，不轻易改变。比如《天文志》，我开始立此志时很犹豫，因为天文纯属自然现象，不关人事。又《清史稿》的《天文志》只写了一半，到乾隆为止，资料不全。后来专家们说，“二十四史”均有《天文志》，且位列第一，十分重要。资料在各书和地方志中很多，应该立志。我们尊重专家的意见，后来在台湾“故宫”发现有国史馆《天文志》志包，原来清中期以后已有原始的天文记录。

有的同志说，《生态环境志》缺乏对全国生态的研究，写不好，可以撤销。我觉得《生态环境志》十分重要。自从清朝人口激增，晚清至民国生态环境破坏日甚。像木兰围场，清中期林木繁密，溪流纵横，兽群出没。其面积有1.2万平方公里，当年北京一带的气候可能受益颇多。我在20年前到过围场，全都开垦成农田了，树木很少了。睹此情景，感慨很深。后来读到两篇论文，说木兰围场的今昔变化，深受教益。还有清初东北，铁岭以北全被森林覆盖。当年南怀仁随康熙东巡，有所记录。还有陕南老林，内蒙古河套，四川水土流失，都有一些记载和研究。即使研究不够，记载不详，我们努力把它写成《生态环境志》，意义很大。即使粗糙一点，也为今后的研究做了准备，所以还是保留为好。也有同志主张撤销《港澳台志》，这三地比较特殊，经历了一段殖民统治，与内地情况各异，我也主张保留为好。

《城市志》，我最初也很犹豫要不要。这次看了稿件，增加了我设置《城市志》的决心。因为内容较充实，现在各城市均在写志，地方志的研究成果甚丰。我看《城市志》的稿件中吸收了很多新写地方志的成果，故内容充实而新颖。

二、典志的内容、结构和写法

典志该写什么内容？如何设计框架结构？怎么样进行撰写？说实在的，我并没有研究，也说不清楚。这些问题需要在工作实践中探索前进。

“志者，一方之史也。”志是一个方面、一个领域的历史和状态。从“二十四史”来看，天文、地理志是写自然现象和地理沿革的，食货志是写经济领域的变迁的，职官、刑法、兵志是写政治、法制、军事方面的历史和状况的，礼乐、艺文志是写文化领域的制度和状况的。总之，“志”应该反映各领域的历史现状、规章制度。我们曾经提出“事以类从，依时叙事”，也就是把这个领域的历史现象分成几类，每类按时间顺序叙述。如《民族志》可以考虑把一个民族分成五题：一是概况（族称、族源、人口、分布等），二是政治，三是经济，四是文化（包括宗教，因为有《宗教志》，故而在《民族志》中自然不可避免地会写到宗教，但不要多写，也不必立目，不必加详），五是风俗习惯。五题大体就可以。如果小民族材料少，也可合并几题甚至不分题目，务必要简明扼要，条理清晰。“文省事丰”，也就是篇幅尽量小，信息量却要丰富。当然各个志均有其特殊性。如《防洪篇·长江》，一上来就是依时叙事，并未按“事以类从”分成多少题，这样做很合适。哪一年有洪水就记载，没有就不记。要分类的话按上游下游地段分，或以工程种类分，都不合适。

没有绝对统一的框架结构和撰写方法，因为各个志的内容不同。应该量体裁衣，“事以类从，依时叙事”也只是个原则，要按照不同的内容设计不完全相同的框架结构。这就要求三级项目组发挥聪明才智，设计出适合本志之用的框架结构。

现在看来，《兵志》的结构有些问题。它只写了兵种，即八旗、绿营、防军（湘淮军）、北洋水师、新建陆军等。《兵志》有两卷，只写兵种，给两卷太多。当初的想法还应该有韬略（战略战术）、兵器、装备、训练、后勤、工程等等，都忽略了。能不能加上去？《兵志》除战争以外（战争都归通纪写）要反映军事的各个方面，如后勤就非常重要，也非常复杂。清朝打仗很多在边远地区。战争的对手是少数民族或农民，战斗力不很强。问题在于山高水险、路途遥远，粮饷运输很困难。如统一新疆的战斗，转战大漠，一直到帕米尔高原，进藏抵御廓尔喀，翻越喜马拉雅山，道路冰封，艰苦卓绝。粮食、物资的运输、供给、保护、管理是一项极艰难的工作。清朝在战争中的台站制度运作良好，入藏作战，从四川运粮，沿路设立七个粮台，每个粮台均以一位督抚大员驻扎管理，效率很高。不知现在有没有人研究，是否写得出来。还有《佛教篇》，资料很丰富，文字也通畅，但体例尚待商榷。写佛教各派的衣钵传承，共30多位高僧，有点像高僧传，可否改变一下体例和写法。我已经在传记部分看到木陈忞的传，而《佛教篇》中又有一个木陈忞传。一部《清史》中，一人两传是不能允许的。其他像《佛教篇》中已有的玉林琇、函可等，我想传记部分的宗教类传中亦可能出现。又如圆悟、圆修、慧经、元镜、如馨等多名高僧都死在明末，没有活到清朝，不能在《清史》中立传。佛教中的衣钵传承怎么写，我提不出意见，但不要写成传记，实在不行，只写个名字、列个表，也可以。

内容方面尚有《侨政篇》中说“顺治十八年采用郑成功叛将黄梧的献策，推行迁海令”。黄梧之前不要加上叛将的帽子，当然叛降是事实，但情况非常复杂，后来收复台湾的施琅也是郑成功叛将，他们以前跟着郑芝龙当海盗，并不是一贯效忠明朝的将领。凡是书写人物时，都不要书写贬义或褒义的头衔。

还有《医药卫生志》中说“顺治病重期间，其子玄烨因未出痘，隔离于紫禁城外，不能进宫尽孝，乃成终天之恨”。玄烨（康熙）小时是出过痘的，因出了痘，才能得继帝位。

三、篇幅

7篇稿件，字数略多，每个志如果超出10万字，40个志就要超出400万字，所以一定要注意“文省事丰”的原则。二级项目组的任务，第一是注意稿件质量，“质量重于泰山，质量就是生命”，没有质量，一切都谈不上，我们一定要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二是要注意进度，按计划进行，无特殊原因，最好勿拖延。三是要注意篇幅，字数超过太多，将来也不好收拾。

现在如《防洪篇·长江》达二三万字，似乎要减一些。《城市志》三个城市写三四万字，计划要写60多个城市，将达70万字，达两个志的篇幅。土族写1.5万字，56个民族也要超出不少字。

解决字数多的问题，是要详略取舍，要略其所可略，判断什么应详，什么应简，什么应删，取舍剪裁是写史的重要方法。客观历史非常丰富，其内容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写什么，不写什么，应有识见，否则冗杂支蔓，难断纠葛，不但字数多，而且史事也会模糊不清。我挑选《防洪篇·长江》中的一段文稿试行改写，看看效果能否好一点。

乾隆九年御史张汉有一段议论：

建言于长江两岸恢复通江穴口。即江南疏通采穴口，使之与虎渡口合流；疏通杨林市，与调弦合流，以增加江水入湖水量。江北则复郝穴，使江水东注，而黄潭堤不筑自固；复庞公渡，以减缓监利防洪压力。于汉江则复操家口等支流故道以达五通口入于江，以缓天门、汉川滞涝。

此段共109字，似从张汉奏折原文引来，我尝试进行了改写：

于长江两岸兴工。江南疏通采穴口等，以增加江水入湖水量，江北修复郝穴，减缓监利防洪压力。于汉江则疏通支流故道，使水入江，以缓天门、汉川滞涝。

剩下60字，减掉了许多地名（这些地方虽是通湖通江的重要渠道，但大多已淤废，清朝时已不为人所知，似可省略）、衍字，省略49字。我不懂水利，不知是否有损原意，是否可行？但从字面上看，字数缩省，意思亦明豁了。这是举例而言，以一反三，应在改换语气、节省字数方面用些力量。

字数多的另一个原因是注释太多。将来出版会有简明的注，只注资料出处——作者、书名、页数（或卷数）三项，其他（如出版社、日期等）从略。稿件中释文甚多，如《土族篇》解释族称、族源的注释将近10个，达4000多字；解释其寺庙有30多个注释，达1万数千字（会上撰写者解释，这些都是给审稿者参考的，出版时要删掉）。《土族篇》中历代袭职土司的名字一概列明，是否不必保留，列明或者只保留首任土司之名，下面写几传而止，不写传袭者的名字。我想一个土司的管辖范围可能只有今天几个乡、镇，最大亦不超过一个县城，《清史》中要保留全部土司的名字是不可能的，只能分别在各地方志中保留。《土族篇》（送审稿）讲其语言，还制成“称谓表”。我们的书，单独有史表，其他部分一般不制表（除《人口志》《财政志》等），修改稿已删掉了，这一删改是很合理的。

四、重复

重复是我们这部书的大问题之一，很难解决。由于内容太广，篇幅甚大，写作者之间少有沟通，因此到处都有重复，不通读全书就发现不了。即使发现了重复，哪里该写，哪里可不写，哪里该详，哪里该略，也难以决定。总之，既要保持全书的完整性和全面性，又要避免相互重复和前后记载矛盾，是很费力的工作。

例如闭关政策，我本来以为闭关政策可能会在通纪、《外贸志》、《邦交志》、《边政志》中发生重复。这次读稿，发现《华侨志》中谈禁止人民出海也涉及闭关政策。当然它只是从禁止人民出海而言，但篇幅写得也很多（又其中写吴尚贤在缅边所开银矿，似应在华侨经济活动中写，不要在清廷压抑侨民政策中写）。

又如《城市志》的《兰州》中写左宗棠兰州织呢局很详细，是否会和通纪中的《洋务运动》重复？应该协调一下，但《兰州》中写黄河第一桥是宣统时建成，《交通志》内肯定不会写，而对兰州来说去却是大事，似可详述。

各志之间重复问题很严重。如所立《朴学志》《西学志》《思潮志》三志，甚难区分；又《边政志》《宗教志》《民族志》《风俗志》之间亦应注意其重复之处。有的一个志中就会有重复，如《邦交志》中写到八国联军，不但和通纪重复，也会在《邦交志》内各篇之间相互重复，如英国、法国、俄国、德国、日本、美国、意大利都参加了八国联军，在每一国家之中都写八国联军如何分工。不要在同一个志的八个国家中都大写特写八国联军，联系人必须注意分工协调。

解决重复问题的原则是加强沟通，整体协调。

第一，三级项目组应了解全局。纪、传、表、志都要了解大概，要东张西望、左顾右盼、胸有全局，加强各部分之间的沟通。

第二，二级项目组联系人更要有全局观念，考虑自己联系的项目与其他项目的关联，进行协调。

第三，可考虑将纪、传、表、志的目录、提纲、传记人物总表发给全体写作者。（此事需办公会议讨论一次。）

第四，将来结稿时，尚须留出时间抽查稿件，重点是查遗漏、重复、矛盾之处。因稿件不齐，现在这些弊病是查不出来的。

五、文风

7篇文稿，文风各有差异。《医药卫生志》《宗教志·佛教篇》《水利志·长江》较文，《基督教篇》较白，《城市志》《回族志·土族篇》《华侨志·侨政篇》在文白之间。我的倾向是应向中间靠拢。

文风不同，其中一个原因是引用原始资料，未将语句转换，因而看起来像古代人的文章。有的志专业性甚强，使用的名词、术语，表达均已定型，难以转换，只好稍文一点，但尽量转换成接近现代人的语气。

著史对文字的要求是很高的，一定要简明概括、通顺流畅。虽非文学作品，也要求文字达到上乘水平。传世的“二十四史”中观点、结构、史料可议之处甚多，但文字不通或佶屈聱牙的艰涩之作却很少，一般均能够做到文从句顺。这一写史的优良传统一定要继承下来。我感到这7篇稿件还应下力气从文字上细加推敲。

以上所谈是听了典志组汇报和读了7篇文稿后的感想。由于篇幅大、字数多、专业性强，我看得又很粗略，走马观花，许多意见可能不对，只是提供讨论。其中涉及篇目设置、框架结构、篇幅大小、重复遗漏、文字风格等问题，对各典志带有普遍性。欢迎大家提出意见，批评指正。专家们的意见，我们一定虚心考虑。

注释

[1]2006年10月18日。

在通纪“戊戌变法”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1]

茅海建先生的提纲写得很好，得到了一致的认可。好在平实清晰，多叙事而少发议论，寓论于史。当然写历史不可能没有作者的倾向性，应该通过叙述历史来表现倾向性。就像昨天杨天石先生所引恩格斯的说法，要学莎士比亚的写法，不要学席勒的写法。利用档案是茅先生一大优势，写戊戌变法的人几乎成千上万，可以说，没有人像茅先生看了那么多的戊戌变法的档案。茅先生在提纲中写道：这部分档案已看完了，有把握下笔写了；那部分档案尚未看完，还没想好应该怎么写。我看了，既高兴又惊讶，因为就是读一部分档案也是穷数年之功。利用档案写历史，其权威性要大得多。

以下我谈点感想：

首先是谈通纪，共8卷，9个项目。篇幅占《清史》的1/10，但很重要，是全书的纲。纲举目张，“纲”要站得住，其他“目”的部分才能张开，全书才能成功。因是通观全局，故难度甚大，要简明有序，史中有论，叙事准确流畅。

目前通纪碰到的一大难题是各卷的统一问题。很多同志为此担心。9个人写作，9个样子，9种风格，怎么办？我也为此而忧心忡忡。无论如何，我们要在努力争取基本统一的前提下发挥每人的聪明才智。

首先，我们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撰写历史。迄今为止，我在9个提纲中尚没有看到出格的违反唯物史观的论点。

其次，我们是集体著作，只能尽量统一体例、观点、文风，但做不到完全的统一，像完全出于一人之手那样。因为每个作者虽然写的是同一部书，但各有思路，各有写作习惯和行文风格，只能相对统一。

我想采取如下的做法，可否做到相对统一？

第一，理出一条主要线索，确定《清史》的整体内容和框架，弄清大致思路和主要观点。我在2003年达园宾馆的长篇讲话中做了一次努力，当然这是浅陋之见，有待于丰富和充实。

第二，召开多次学术讨论会，对每一段内容做详细深入的探讨。从2005年底以来，我们举行了五次较大规模的讨论会（包括今天这次在内），会议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各卷作者相互了解，在观点写法上尽量靠拢。

第三，我们听取了积极建议，修订和完善了编写的细则，规定分卷分章，各种称谓如何记年记人，引用书籍以至标点符号等，以利于行文的统一。

第四，我们请求作者们给予编委会修改作品的一定的权利。因为这是一项集体作品，各卷之间难免有互相矛盾、互不衔接、互相重复，以及观点、文字、引文以至标点上的舛误之处，有必要进行修改。除通纪以外，典志、传记、史表、图录中也有这种情况。我们承诺：只有在必要的情况下，才进行重大修改，尽量尊重原作者的意向，少做重大修改。

第五，稿件完成之后，将聘请专家通读，再一次校正其舛误、重复、遗漏及其他不尽如人意之处，总之，要经过反复锤炼打磨，方能作为成品。

即使经过多次打磨，也难以做到各卷之间在风格和观点上完全一致。我想，如果承认集体创作可以存在，那么作品各部分之间的某些差异应该是可以允许，可以认可的。

以下回到茅海建先生的提纲本身。提纲分两章，前章谈戊戌前夜的社会变动，后章谈戊戌变法本身。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影响之大、刺激之深，是前所未有的，真正有了亡国灭种的切肤之痛。康有为的上书皇帝虽还没有看到，但许多知识分子看到了，起了很大的觉醒作用。报刊、学会、学堂在各地纷纷涌现。经济上筑铁路、开矿山，提纲谈到了。但应该强调一下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都是戊戌变法运动的物质基础。时间虽然很短暂，但各种工厂开办了很多，连新科状元张謇也跑回家乡开办大生纱厂，搞实业救国去了。当时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新趋势，即商办工厂多了，也就是私营企业多了，官办、官督商办少了。事实证明官办工厂弊端重重，效率低，很多亏损倒闭，洋务时期和后来张之洞办的民用企业就是这样。

提纲中说，戊戌变法是一件突发事件，不是逻辑地发生的。我从另一方面考虑，戊戌变法虽然是一次不成熟的改革运动，但它也是当时社会的需要和必然，因为有了一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有了一点社会传媒（报刊）和群众团体（学会）的出现，有了一批先行的思想家的鼓吹（如薛福成、王韬、郑观应），特别是有了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人心激愤，人心思变，这就是戊戌变法必定会发生的原因，但是不知道怎样变。当时经济很幼稚，改革主体没有发育成长，没有改革理论，完全套用外国的经验，而并不适用于中国的现实。当时中国改革的群体力量尚未成长，“改革”就像在母腹中躁动欲出的婴儿，但当时中国还没有一位强有力的改革领袖，光绪帝和康有为就来充当不称职的接生婆。康有为登高一呼，群起响应。康有为是一个大智大勇的人，他既看到了改革的迫切必要性，又甘冒千万人的反对，举起改革的大旗，不避艰险，勇敢向前。他既是第一个发出呐喊、呼唤改革的改革者，又是知识上、性格上有缺陷的改革者。这些缺陷导致改革夭折。但即使没有他那种冒失作假、不慎重的性格缺陷，戊戌变法也不会成功，因为守旧派和维新派的力量对比太悬殊了，改革运动尚未成熟，未成熟的改革运动才产生了软弱的光绪和康有为这样未成熟的改革家。

当时，“人心思变”，连慈禧太后对改革也是点了头的。光绪的有些措施，她曾经是同意了的，但突然一下了完全拐了弯，是光绪和康有为行动过激得罪了她？有的先生甚至说慈禧并不是个守旧派，你看她在八国联军后，从西安回来，态度很开明，改革行动比戊戌维新走得更远。那是因为形势已经急剧改变，革命运动已经起来，不改革清朝走投无路，只能灭亡。在戊戌时代慈禧不过是随大流，甲午战败也说要改革，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真要实行改革，就会侵犯她和她周围人的利益。改革必然是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触犯了她的权力利益，她就必定要拼命反对，这就是“叶公好龙”。改革越深入，触动的面就越大，反对也愈加激烈。一大批守旧派集结起来，慈禧就是守旧派的领袖。礼部六堂官被光绪罢黜，礼部尚书怀塔布的媳妇就是慈禧的亲戚，罢免了她的亲戚，连个招呼也不打，怒气就上来了，还能不反对？如果说慈禧不是守旧派，那么当年就没有一个守旧派了。判断人物的政治倾向不是根据她口头上曾经说过什么，而是要看她一生的言论和行动，特别是关键时刻的言论和行动。从政治上说，慈禧既是个有心机、有权术的人，又是个浅薄、短见、昏庸的人，她并没有认识到国家和她自己的长远利益所在。她长期在宫中，足不出宫禁，智不识大局；又没有多少文化，未和外界接触，不认识历史潮流，不知道世界上各种势力和新鲜事物。她所接触的只是很小的圈子，宫中的嫔妃、宫女、太监，自己家里的亲戚朋友，有限的几个王公朝臣。她生活在一个守旧派的小圈子、小范围中，没有什么远大的见识。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危急的关头，偏偏有这样一个不允许有所作为的最高统治者、顽固的守旧派，她一手扑灭了改革并杀害了六君子，这是极大的悲哀与不幸！

甲午战后虽说人心思变，但这出于一时激愤，其实很多人的头脑并没有变，还是装满旧思想，需要一次启蒙运动。戊戌变法的政治改革虽然失败了，但它在思想启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形成了中国的第一次思想解放，促使很多人觉醒，纷纷从改良走向革命。

好几位先生都用“睡”和“醒”来形容19世纪中国人的情形，这确是很形象的比喻。中国国门关闭甚紧，专制统治日久，不知世界大势，不识新鲜事物，浑然入梦。拿破仑就曾说过：东方的中国像一头正在睡觉的大狮子，最好别去惊醒它，要是它醒来，世界会因而颤抖。大家说中国近代多次遭到外国入侵的战争，每一次战争，中国人因受刺激而醒了一下，但随后又睡着了。确实如此。19世纪中国睡着的人太多了，睡觉的时间太长了，很多人长期在昏昏入睡，从未醒来。例如，戊戌变法时，全国督抚中除了陈宝箴、张之洞以外，哪一个是清醒的？有的人是先睡后醒的，如翁同龢；有的人是先醒后睡的，如康有为。戊戌变法以后，康有为站在原地不动，时代在前进，他就落后了，成了保皇派。总之，在那个时代睡觉的人太多，这是由于封建传统意识太浓厚，根深蒂固不易摆脱，所以当时梁启超说要开民智，写了《新民说》，孙中山说要唤起民众，毛泽东说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他们都很看重提高全体人民的素质。

注释

[1]2006年12月25日。

解决项目超期的问题[1]

这几天分别与典志组、传记组、史表组开会，占用了假期，因为有特殊的原因。这次会议实际上是2006年工作总结会议的继续。因为会上发现各组有不少项目进度未完成，超期现象较为严重，急需研究解决。

项目超期本是意料中的事，科学研究由于各种原因，有些项目会发生延期超时。我们现在共有268个项目，不可能100%按时完成，有若干项目要延期应是正常的。但现在的超期又很不正常，出乎意料，因为超期项目甚多，达50％以上。如果有10％～15％超期，可算作正常范围，20％超期就太多了，要引起注意。如果50％超期就很不正常，要引起严重注意。我们正式动笔纂写，时间才两年左右，就发生严重超期，再过些时候超期就会越来越多，不可收拾。一个项目超期会影响其他项目，互相仿效，互相影响，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如果不加注意，会产生严重问题，说得危言耸听一点，整个清史工程会你拖我延，出现雪崩之势，所以必须想法扭转。

我们编纂的时间只有10年，现在已经过去4年。我们的经费也按10年拨给。如果超期延期，我们的工程是进行不了的，因为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经费。希望大家认清这个形势。我听到超期达50％以上，心中感到很沉重，有点食不甘味、寝不安枕。

我们重视质量，强调质量第一，没有质量，一切都是空的。但又要重视进度，因为没有进度，就没有质量，进度是质量的前提。如果稿子都没有写出来，还有什么质量可言！今天的会议就是研究项目超期，研究解决的办法，扭转严重的超期形势。

超期有众多的原因。事前对项目设计考虑不周，研究进行中发现许多新问题、新资料，以及主持人得病甚至去世，这是一些难以避免和不可抗拒的原因，但也有项目管理不善和主持人投入不够的原因，今天的会议上我提出几点供大家考虑：

第一，逐个排查全部项目，逐个分析，逐个解决。那些按期交稿的就不必研究了，对超期的要求延期的项目，逐个研究其超期原因。主持人怎样？梯队怎样？管理怎样？了解该项目情况，做到掌握全盘情况，心中有数，逐个解决。

第二，加强二级组联系人的责任。我们有联系人制度，每个项目都有联系人监督、检查项目的进度、质量及其他问题。联系人要加强责任，做好工作。监督工作要抓紧，要经常过问主持人的进度。当然要讲究做法，尊重作者，关心作者，和作者交朋友。不是打个电话就完事，也不是板起面孔像讨债一样，而要态度和蔼，帮助作者解决问题，关心他们的困难。总之，联系工作要做得和蔼、细致、有礼貌。

第三，启动经济机制。我们本来规定了超期延期要暂停发津贴的办法，甚至要撤销项目。我希望尽量不采用这个办法，现在无可奈何，只得使用这个办法，也许能起些作用。但是清史工程不是商业行为，而是国家的学术行为，一定要尊重学者，使他们理解我们为什么要使用经济机制。学者重视的是信用和声誉，不在乎金钱，千万不可粗暴对待。

第四，增加力量。有些三级项目组力量薄弱，可想法加强其力量。编委会也想组织一支预备队，物色一些年轻优秀的学术力量。哪些项目力量不足，就去帮助。但找人不容易，找到了人，钱从哪里出？都是问题。如果没办法，只能从超期的项目费中扣取。下一步我们就要研究这个问题，准备组织队伍。

希望大家有点忧患意识，加强责任感，关注项目超期问题，齐心协力，千方百计，缓和并扭转项目超期现象。

注释

[1]2007年2月7日。

在史表组汇报会上的讲话[1]

五一长假期间看了史表组送的材料，包括《编纂工作手册》和10个表（《史事表》《诸臣封爵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年表》《按察使表》《学政表》《提督表》《驻防将军都统表》《驻外使领表》《外国驻华使领表》《报刊表》）。

这些史表做得不错，好在丰富、扎实、细致、有创新，努一把力，可能成为上乘之作。

丰富，是指品类多，涉及领域广，提供的信息量大。《史记》只有10表，《清史稿》有10表，我们有31表，超过2倍。清代的社会生活更加复杂，能看到的资料更多，能做出更多的表。既有人表，也有事表，各个领域应有尽有。

扎实，是指资料功夫扎实、深厚。正表只有寥寥几页，但所附资料、考异很多，比正文多出5倍、8倍，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支持。一条信息不是只有一条材料，而是参稽众说，折中于一。这些资料副产品很有价值，要保存起来。

细致，我们做的是细活、实活，一个姓名、一个日期、一个地点、一个籍贯、一个生卒年，反复推敲，寻根问底，于细微处见功夫。31个表是大量劳动的结晶，如百花丛中采蜜，点滴积累而成，感谢各项目组的努力。

有创新，一方面是指我们许多表前人从未做过，如《进士表》《报刊表》《约章表》《书院学堂表》《教案表》《文祸表》《四大活佛表》《议政王大臣表》等。做出来就是新的，前无古人。另一方面，资料挖掘深入，上谕档、起居注、官员履历档、满文档等以前没有印出来，编《清史稿》的人看不到，我们能够看到了。有大量新的史料，可资利用。

这样，如果我们加紧努力，31个史表可能成为权威之作，因为品种多，史料征引广而新，可信程度高。

以上谈的是我们的优势，以下谈点应该注意的问题和缺点。

第一，我担心史表的篇幅可能膨胀，甚至使全书失衡。原定史表13卷，现在看来会膨胀。《进士表》原定1卷，之后才知道清朝进士有2.8万人，加上主考官，几达3万人。每人记载其姓名、籍贯、出身、及第年龄、最高官阶、生卒年、三代父祖名等，字数不少，即使用很小的字体，3万人非有6万行不可。将来印的书每册不过500页，每页30行，每册可容1.5万行，6万行非4册不能容纳，如此浩瀚篇幅，望而生畏。将来通纪部分也只有8册，而一个《进士表》达4册之多，有失平衡。其他的如《部院大臣表》，以及督、抚、布（政使）、按（察使）、学（政）、提（督）各表，人数也很多。而且史表部分排印时不免有空行空格。原定《史表》13卷看来会大大膨胀，如何控制要预先筹及。“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都有这个问题，如中华书局版的《清史稿》印成48册，其10个史表印13册，占全书的27％。我们的《史表》有31个，将来所占篇幅可能会很多，希望尽量减少一些不太重要的信息点，压缩篇幅。亦应考虑将来怎样排版，减少空行空格。这虽然是将来印刷方面的任务，但做史表时也要预先筹及，才能把表格设计得更合理、更节约篇幅。这是史表组的一个特殊性。还有图录组也有印刷设计的问题。

第二，提些缺点。看表时很匆促，手头亦无参考书查对，也查不出若干瑕疵，都是小问题。大多数史表不存在观点以及文字问题，都不是大毛病。但对史表组来说小毛病就是大毛病，错了一个名，错了一个年代，就会影响权威性，这是个细活，必须多次校对，多次核查，消灭每一个小错误。稍有疏忽，即为大错。

如年代的写法，则例中规定“康熙二十五年”“乾隆三十八年”的其中“十”字省略，写成“康熙二五年”“乾隆三八年”，这是为了节省篇幅，既有此规定，便当严格执行。但有不少不按则例，有的省略，有的不省略，并不统一。如陕西提督表1页，“康熙四十二年召京”（此处多一“十”字），“四十八年授镇绥将军”（此处又多一“十”字）；同页，马见伯“康熙五十九年十月卒”（此处多一“十”字）。类似的很多，如1页金国正、3页杨宁、4页胡超、6页邓增等。

又《驻外使领表》，曾纪泽“一等勇毅侯”似是“毅勇侯”之误。

《驻外使领表》中洪钧、李凤苞下均作“荷兰公使”，而许景澄下作“和兰公使”。

史表是细功夫、硬功夫，每个字都不能错，史表的质量在于记载完整，准确率高，多核实一遍，就能多消灭错讹。将来评估不必多请老专家，只需细心踏实的博士生、硕士生每天到我们图书室或数据库内，核对资料即可纠正很多错误。

体例上每个表有没有小序或前言，也不统一。《总理衙门表》有前言，伊犁将军有前言，但其他表都没有。最好都能写简短的“小序”或“前言”。

超期问题有的可以稍延时间，但多数稿件，应按时完成，要抓紧。

注释

[1]2007年5月11日。

在传记组汇报会上的讲话[1]

听了传记组的汇报，也看了一点材料，但我很久未看传记稿件，因此了解情况并不真切，也许所了解的情况是表面情况。

传记组做了大量工作，在评估稿件上很用力气，看得很细，查阅了大量资料，做了修改，把关工作很有成效。当然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现在，通纪、典志、史表、图录都有各不相同的问题，也各有自己的解决办法，工作都在艰难中逐渐推进。现在进入了攻坚阶段，问题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棘手，一定要集中精力，研究办法，逐个解决。

传记组共有28个项目，如每个组平均有4位专家，加上二级组共有100多位专家，力量不可谓不雄厚，但分布不平衡，各组强弱有别。现在看来，道光组、光绪组（下）、遗民组、民族组做得较好些。其他各组亟须抓紧，赶上去，突出的问题是进度。进度和质量之间是相互联系的。质量是我们永恒的主题。学术成果质量第一，但进度也十分重要，进度没完成，稿件写不出来，就谈不上质量。从进度上来看，存在很大差距，问题相当严峻，我感到忧心忡忡。

可以从三个方面看：

第一，从立项时间和交稿数目来看，传记组立项在2004年有4项，2005年有17项，2006年和2007年有7项，还有1项正在等待立项。全部稿件有3000多篇。如以2005年立项计，已有两年半时间，只交了772篇，占全部稿件的1/4。照这样的进度再过两年半，即到2009年底，只能交1500余篇，仅及全稿的一半。我们预定在2009年要结项。如果结项时只完成一半文稿，这怎么能行？当然，以后交稿可能会快些，但前期的进度是不行的，必须赶快抓紧。

第二，从立项时原定各阶段完成计划看，至2007年底应交稿2400篇，只剩600多篇在2008年交。2008年以后应是定稿评审修改的时间。现在离2007年底只有7个月了，离原定目标差距太大，即使允许各项目延期交稿，到底延到什么时候才行？而且把评审修改定稿的时间都占去了，怎么办？须知全书应在2012年定稿，时间不允许拖延。

第三，从各项目存在的问题看，较好的项目只有七八个。有六七个问题较大，有的主持人患病卧床不起；有的年老体弱，难以承担；有的组成员逝世；也有的组成员太少，几乎是主持人在单干；也有的主持人或成员工作忙碌，无暇顾及。我们必须逐个项目进行研究，想办法补救。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应该紧急行动起来，下星期再开会，逐个项目进行研究。

我初步提个想法。

第一，在今年内（2007年）再完成四五百篇。年内共有1200篇稿件，今年7个月时间内平均每个项目组要上交15～18篇。下次会议落实这四五百篇稿子。估计每个组能写出几篇，抓紧落实。

第二，2008、2009年每年完成900篇左右，这样到2009年可以完成3000篇。当然完成这些稿件要保证质量。

第三，主持人最好不更换，但如果问题太大，完不成任务就必须更换，要果断，有决心。时间紧迫，耽误不得。

第四，已经延误的评审修改定稿工作怎么做，也要研究一下。

注释

[1]2007年5月18日。

在图录组会议上的讲话纪要[1]

今天邀请图录组和有关单位同志参加，一起商讨图录组的立项问题。上周五（7月6日）开了图录组的立项评审会，通过了10个项目，另一个项目未通过。我没有参加专家评审会，事后看了申报书，感到有些问题还要商议，否则如果在主任会议上通过，签了合同书，有的事难以操作。

图录组的立项已酝酿很久，去年避暑山庄开会时我和图录组同志谈过，此后又多次个别交换意见，但一直存在意见分歧，故迟迟未能立项。当然，立项拖延也有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原来搜集图片的项目只拿到10万张照片，还有一半未拿到，想等到多拿到一些图片再立项。

看了立项申报书，我想提出些疑问和建议：

（1）图录组立项后，工作是将数据库里的图片进行整理、分类、挑选、说明。现在数据库内图片还不全，已有10万张，加上二级组搜集到2万张，共12万张，还有10万张未拿到，全部拿到需在2008年底。图录组结项，全部工作完毕预定在2009年底，你们后期制作（整理，分类，挑选，说明）的时间只剩一年，能完成吗？原定三年搜集、三年制作的计划不是落空了吗？

（2）立11个项目，请11位专家工作，但工作离不开数据库，必须来上班。11位专家大多在其他单位工作，能按三天上班的规定到编委会的数据库来上班吗？还有住在天津的和年已70岁的专家，都能上网工作吗？

（3）有的专家聘请助手，最多有4个助手。我们每个项目只发一位专家的津贴，助手的钱怎么办？助手的工作电脑和工作空间都没有，又怎么办？能否不请或少请助手？

（4）立项后要请11位专家来办公，可图录组现已有工作人员11人，原来的11人干什么？图录组22人工作，人员太多了。应实行岗位责任制，明确任务和工作量。

（5）现规定每个项目只给津贴，不给项目费。如果实行项目制，每个项目是应给一定项目费的，如每人需有一台电脑，必需的办公用品，最重要的调研和拍摄图片的照相机和胶片，以及会议费用。没有钱怎么推动工作？你们说这些钱用二级项目组的经费，但11个组所用经费不少，二级项目组今年经费已超支，能拿得出钱吗？

（6）我们前期收20万张图片已花费很多钱，听说将来发表还要向图片保管单位交纳每帧800元的发表费。保管单位都是国家的博物馆、图书馆，是保管者，不是图片的所有者。我们为国家修史既已付出为数不菲的收集费、保管费，又要付每帧800元发表费，这不太合理，能否不收和少收发表费？

（7）你们规定将来图片每卷1000幅，太笼统。图片有大有小，大图（如舆图）一帧占1页或数页，小图可能3帧、4帧占1页，不能一刀切，将来整理图片须标明大图、中图、小图，由你们负责，根据图片大小设计版面，不要推给出版社来定。

（8）目前图片分11类，即政事、军事、生产、财贸、科教、社会、科技、民族、宗教、舆图、肖像，据此立11个项目，但收集的图片有的类很丰富，质量也高，有的类甚稀少，质量较低。视实际情况，类别可以补充或合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进行调整。规定书面说明，字数尚嫌太多，以后写出样稿，再看可否再精简一些。

（9）11类中，无少数民族类，这类照片都混在其他类中，有无单列的必要？

（10）建议图录组就已有人力做初步挑选，将已有12万张图片选出若干。按其质量列出特等、上等、中等三类。可备选入图录之用（不是正式选用），只写图片名字，其他从略。大批被淘汰的图片不必列入，作为编委会负责人与今后项目主持人的参考。

注释

[1]2007年7月10日。

在编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纪要[1]

编译组自成立以来工作成绩很大，我以前也看过些有关编译组工作的材料，我给编译组送四句话：

第一句话是成果多。我上次参加编译组的工作会议，感觉到你们的工作内容很丰富，成果不少，印出来的书也很多。我看了一下编委会的几个出版物，截至目前，“编译丛刊”共18种，包括译著12本，《清史译丛》6辑。其他几个丛刊，像“档案丛刊”出了5种，当然这5种是大的，一种就30本甚至40本；“文献丛刊”出了14种，其中也有一些是很多本的，像《李慈铭日记》有18本；“研究丛刊”出了14种；“图录丛刊”出了5种。所以论本数来讲，你们是少的，但从种数来讲，“编译丛刊”比较多。因此第一句话是成果多，不算少。

第二句话是质量高，尤其是你们搜集了一些质量很好的东西。像上次从法国弄回来的8000张档案照片，还有《中国丛报》。我看了很高兴，你们拿回来的是全套的吧，我年轻时就知道《中国丛报》之名，这么重要的东西，但我从来没见过。《北华捷报》你们也弄回来一部分，质量也很高。我们编淮军资料的时候本来没考虑到国外的报刊，后来上海方面一翻《北华捷报》，发现记载淮军的东西很多，因为当时淮军是李鸿章在上海训练的，当时上海的外国记者一看中国成立新式军队了，就纷纷报道，都登在《北华捷报》上，几乎每天都有淮军的消息。所以后来他们的项目分出个子项目，专门做外国报刊关于淮军的报道，大多是从《北华捷报》上翻译过来的，包括淮军的组织训练、军器、服式等情况，这就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资料。

第三句话是范围广。你们已经联系了十几个国家了，主要是欧洲国家和澳大利亚、美国、日本，而且结交了很多知名人士，国际上很多知名学者，像孔飞力、史景迁等人，都是美国研究清史的权威。另外法国巴斯蒂夫人，也是欧洲汉学权威。米亚斯尼科夫是俄罗斯的权威。这几个专家我认识有20多年了，孔飞力在80年代的时候在清史所做访问学者，时间达一年之久。我认识米亚斯尼科夫的时候，他还不是院士，现在是俄罗斯科学院的院士了。他们都是非常知名的、非常有影响的专家。

第四句话是难度大。我听了编译组的工作总结以后，觉得困难很多，工作难度很大。经费上的问题，选聘程序上的问题，限制太多，有点像关在笼子里面耍拳棒，耍不开。因此我想应该给你们较大的灵活性，较大的自主权。

我最近跟外国没有多少交往了，有些情况也不了解。加上现在主体工程正处于攻坚阶段，我也顾不上考虑太多编译方面的问题，但你们确实做出了很大的成绩。

编译工作对于我们《清史》编纂作用非常巨大，这就是给编译工作的定位。无论直接的作用，还是间接的作用，都帮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比如我曾经几次都在会上说过，我偶尔看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那本书，发现他对乌兰布通之战的记载，和我们中国的记载完全不同。我们所有的书上都记载那是一场大胜仗，我的《简明清史》里也是这么写的，但李明记载的那是一场大败仗。我一看吓了一跳，怎么是一场大败仗呢？仔细想，李明说的可能有道理。因为李明当时正在北京，他是外国传教士，跟这场战争没有关系，没有编造谎话的必要，而战后清军的那个总司令，也就是康熙的哥哥福全，被搁在北京城外，不准进城。福全请康熙赐给死罪，康熙是怎么答复的呢：你死在北京还不如死在战场上。这么严重！佟国纲战死了，韩大任也战死了，清朝整个炮兵被消灭了，一场大败仗。后来我想印证一下，看看中国史书怎么写的，我一翻《清实录》，《清实录》里没有记载，那一个月连一句乌兰布通战役的话都没提，这为什么？我没时间研究这个具体问题了，但其实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后来想，可能是败了，所以《清实录》里面没记载。蒋良骐写《东华录》，魏源写《圣武记》的时候，是根据当时的奏折写的，中国的档案当然很重要，但尽信档案不如无档案，中国的档案里边记载的战争没有失败的。例如，国民党在解放战争时候的报纸，报纸里面写的都不是败仗，后来蒋介石却逃到台湾去了。中国统治者一向有讳败为胜的毛病，人们就以为他真打胜了，其他按这个写，都是胜仗，就上当了。估计乌兰布通战役可能也是这样，实际情况是败仗。后来我在查史料时发现，乌兰布通之战后清朝受处分的官员很多，波及的面很大。当然中国当时的力量很强，最后噶尔丹还是逃跑了，他从伊犁打到承德围场附近，孤军深入，他怎么能够打胜呢？怎么可能牵制清朝那么多的军队呢？但是在这场战争中清朝确实失败了，这是通过最近翻译的《中国近事报道》这本书才了解的。这就是你们编译组的功劳，现在我决定以后多翻翻这种书。历史要求真相，但对历史真相的了解，仅靠我们中国方面的资料，有时候看不到真相。所以你们的工作为我们打开了通向世界的门户。

在清代的时候，世界全球化的浪潮相当高了，这个背景和以前的汉史、唐史、宋史、元史都不一样，中国的历史已经和外国的历史交织在一起了。清代前期，中国遭到了四次世界历史的冲击：

第一次的冲击来自传教士，从明末的利玛窦，一直到清朝的汤若望、南怀仁、白晋、郎世宁等，成百上千名传教士来到中国，有的在中国住了一辈子，在宗教上、文化上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二次的冲击，南方的从海上来，即荷兰侵占了台湾；北方的俄罗斯从北方过来到黑龙江。这是军事上的冲击。

第三次冲击是18世纪，从康熙中叶一直到乾隆、嘉庆时期，以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海上贸易迅猛发展，这是贸易上的冲击、经济上的冲击。

第四次冲击是乾隆末年到嘉庆时期，英国的马戛尔尼、阿美士德两个使团先后来华。

在这几百年时间里，这四次冲击都有大量的文字记载，数量浩如烟海。关于东印度公司的材料比较完整地保存着，数量庞大。我希望能够复制一套，但是它是天价，复印不起，数量也太多。中国如果有财力，应该复制，都是讲和中国做生意的，是讲中国历史的。

总之，材料实在太多，每一次冲击不管文化上的也好、军事上的也好、经济贸易上的也好、政治上的也好，都有大量的记载。比如，关于马戛尔尼使华的材料，已经翻译了不少，但是还有一个使团——阿美士德使团，嘉庆时候来的，在马戛尔尼之后20多年来的，那个时候是拿破仑刚刚战败，我们现在翻译了很多关于马戛尔尼使团的东西，但关于阿美士德使团，一份原始材料都没有，连阿美士德使团哪怕比较简单的介绍都没有。阿美士德这个使团的规模不下于马戛尔尼，这是继马戛尔尼之后中英政治上的重要事件。马戛尔尼使团700人，他们可能是600人，600人的大使团，也有各种各样的专家，也有各种各样的记载，但是现在没人注意这些记载。学界都关注马戛尔尼，而我们就要关注全面，阿美士德使团怎么回事。马戛尔尼还在热河见到了乾隆皇帝，阿美士德连嘉庆帝的面都没有见到。当时是怎么谈的，不清楚，这种情况，空白的多。比如，关于郑成功收复台湾的事情，有很多资料，都存在莱顿图书馆，所以要研究郑成功不搞莱顿图书馆的资料不行。再比如，梵蒂冈保存了各个国家的传教士的大量信件，汗牛充栋，肯定有很多关于中国的，有多少我们现在也不知道。

清朝前期有四次冲击，每次冲击都有大量的记录。到清朝后期是五次战争，第一次是鸦片战争，第二次是英法联军战争，第三次是中法战争，第四次是甲午战争，第五次是八国联军战争。五次战争派那么多军队来，文书、士兵、将军，以及带兵的统帅很多人都有很详细的笔记、日记。鸦片战争的英国统帅濮鼎查，他的日记我们没有翻过。德国传教士郭士力的东西很重要，他记载了当时的中国海路的航路、航线，他在中国待了很长时间，留下的材料都在德国。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时候，英国的统帅是额尔金，是他下命令烧了圆明园，他留下两大本日记，已经出版，记载了到北京和日本的情况。他的日记在中国也有，是英文的，国家图书馆可能有，应该译出。巴夏礼是英法联军中很重要的人物，他和中国人谈判时被抓，英国人很恼火，后来以此为借口要惩罚中国，两国交战不斩来使嘛。巴夏礼后来一直在中国，也写了很多东西。中法战争时期，外国人也写了很多东西，广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法战争的资料，对打台湾、云南镇南关、马尾各个战役的情况，有很多记载。甲午战争那不用说了，在日本的军务档案里记载很多，连日本伊藤博文的东西我们都没翻译过。所以对外国的材料，我们只是知道一些皮毛，翻译的都是比较浅的、比较短的东西，大的东西都没有翻译，所以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当然这是五次大的战争，小的战争还有很多，像日本占领琉球，俄国占领伊犁等。派到中国的外交官，那些大使、公使都写回忆录，而且记载得非常具体，非常感性，不像中国人记笔记都大而化之，比较笼统。比如他们对人数的记载，有几个人就是几个人，很准确，比较具体，对历史学来讲很有用处。每个使团来都有笔记，巴德利写的《俄国·蒙古·中国》很详细。因为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在东方，外国人好长时间不了解，他们很好奇，现在有机会到中国，会非常注意记录中国，写了很多东西，动不动就是一本书，留给我们的资料也就不计其数了。世界上的资料是我们研究中国的非常重要的信息，虽然是外国的资料，却是有关中国的文化遗产，因为全写的是中国，是外国人眼中的中国，记录的是中国的事情。他是从另外的角度来看的，有些东西他看不清楚，瞎说，但也有些东西比我们自己还能看清楚，价值很高。

所以在这些资料面前，我们编译组怎么办？怎么来工作？怎么来利用？像你们计划出版的160本书，我看看目录，都是很重要的，立项究竟该怎么立？这个主意我一下子也不好拿，或者分解开，分成几个部分，有个先后，比如今年立50，明年立50，分两年，情况就不同了，反正我们要想个办法来立项。

对于你们的工作，我送给你们八个字：开拓、创新、守先、待后。

第一，开拓。你们的工作是具有开拓性的，用世界眼光、世界史料来研究中国，以前没有这样的规模。以前外国来一个人写一本游记，现在不是一个人写的书，而是成批成批的人、几百个人写的书。我觉得这种学问将来会有所发展，能够让我们的后人看到当时的外国人是怎么看中国的，与中国人自己是怎么看中国的，二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写史学史的时候加上一笔，用外国史料来研究中国，这是很有开拓性的工作，将来可能会成为一门学科。有这么丰富的史料，可以在学校开一门课，可以写多少本专著，永远也研究不完。从长期来看，这种资料的积累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现在刚刚开始，做的是奠基工作。

第二，创新。你们的工作是创新的，因为你们的资料是新的，一般的历史学创新要靠资料。为什么有敦煌学？因为发现了一批敦煌文书。你们发现了一批外国的资料，外国人看中国的看法不一样，观点不一样，利于创新。历史学的创新往往要靠新的资料。比如讲戊戌变法，戊戌变法时康有为要包围颐和园，谋杀慈禧太后，我们都不信，说这是袁世凯告密的时候造谣，故意夸大康有为的罪状，他怎么能杀慈禧太后呢？后来日本找到一册毕永年所写的《诡谋直纪》，一看果然是，康有为为了包围颐和园，为了调军队，把毕永年调到了北京，让他当总指挥。他写了本日记，这本日记没有保存在中国，保存在日本的档案馆。杨天石先生把它带回来了，这下子杨先生成为戊戌变法的专家了，这是新观点，你不信也得信。再比如说顺治皇帝，说顺治皇帝有个董鄂妃，从前有人说，董鄂妃可能就是董小宛吧，后来汤若望的东西出来了，不是董小宛，是董鄂妃，而且是满洲人，是顺治皇帝弟弟的老婆，是他的弟媳妇，顺治把他弟媳妇抢来了，这是汤若望讲的，他讲的是真的。凌力写《少年天子》讲了这个事，有人怀疑，就是因为没有看汤若望的日记。这是新资料，产生了新观点，所以你们搞外文的东西最容易创新，有新资料就有创新。比如光绪皇帝的死现在还没有定论，我们有了个意见。我相信当时那么多外国人在中国，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死他们会不会有记录？他们有什么议论？我们不知道，我们没去找，也不知道到哪儿找去。现在我们知道了，光绪皇帝是被毒死的，证据确凿，因为头发上有砒霜，肯定是毒死的，现在没有问题了，但当时外国的档案中已有预料。日本的外交官讲光绪帝不可能死在慈禧之后，当时宫里面的人都是这样看的，可见这是大家不敢宣传的秘密，他肯定要被谋杀，这是孔祥吉发现的，这也是一种新史料。所以你们的工作可以帮助研究工作的创新。

第三，守先。前人留下了这么多东西，外国人写了中国的那么多东西，一个东印度公司的材料就弄不完了，怎么办？我们的责任就是守先，守先就是我们要保护先人留下的东西，对于其最好的保护就是翻译出来，影印出来。守先就是把以往的传统继承下来，把以往的文化遗产保护下来。我们现在没有力量去全部复制，但是把它记录下来，在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大体什么内容，如果将来编完《清史》，能有这么一个清单，对全世界就算很大的贡献了。梵蒂冈如果和我们建交成功的话，我们应该去看看，传教士有多少信啊！前一阵子联合国计划要整理，后来也没有消息了。所以这类东西要能够了解，在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这个可是大海捞针。守先，守住先人传下来的东西，包括外国人写中国的东西，对编译组来讲，主要就是外国人写的东西，像东印度公司那么多的东西，谁会去复制，印度、美国不会去复制，要去复制也是中国，因为是有关中国的文化遗产，是关于中国的东西。我们要弄得更清楚一些，什么东西藏在哪儿，它有什么价值，能够编出这么一个清单来，就是很大贡献了。

第四，待后，期待后人。清史工作我们这一代人做不完，几代人也做不完，代代相传。我相信，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将来的文化学术工程肯定会有大发展，各种各样的文化工程都要上。现在除了《中华大典》《儒藏》等一些老的文化工程，又上了一个文化标志城，就是要在山东孔子和孟子的故乡之间，即曲阜和邹县之间的一个山上，建一个城，作为中国文化的标志，比我们清史工程的项目大得多，现在正在请专家论证。所以将来文化学术工程肯定要一批一批地上，我们这一代做不完，我们下一代也做不完。

开拓、创新、守先、待后，这个不仅是给你们编译组的，也是给我们清史工程的。将来《清史》写出来，30年后，后人承认你的观点吗？可能新的看法出来了，因此一定要谦虚一点，后人一定能超过前人，后人也有他们的看法，我们写的只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看法，是我们这一代人工作的成果。所以根据这个情况，你们要考虑什么东西能立项，什么东西不能立项，什么东西暂时不上。暂时不上并不是我们就永远放弃了，我们是量力而行，有多少力量我们做多少事，要做的事情还多得很。

还有一个补充，我提出一点，前几天看《新华文摘》第13期，有一篇关于火烧圆明园的文章，登有圆明园被烧以前的照片，是当时英国军队照下来的。这些照片出自《伦敦新闻画报》，是有一百几十年的老报纸，它里面肯定有很多中国的照片，你们到英国一定去看一看。既然英法联军有，火烧圆明园有，八国联军有没有？那么后来辛亥革命，甲午战争，可能都会有照片。你们是不是到英国去一次？对图录组非常有用。另外其他国家你们了解吗？有没有类似的图片？你们帮图录组一个忙，好不好？

注释

[1]2007年7月18日。

在通纪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1]

各位专家，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今天邀请大家过来讨论《清史》通纪的提纲，也就是讨论《清史》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观点。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新修《清史》总共92卷，一开头就是通纪，为的是给读者提供一个简明扼要、生动鲜活的清史知识。我们把通纪写好了，才能体现写作《清史》的宗旨，才能体现这本书的作用和功能。通纪是统率全书的一个纲。通过写作近300年的历史，来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写通纪，要运用丰富确实的史料，要重视史料，但主要不是堆砌史料，不是排比史料，而是运用史料叙述历史过程，探索历史的整体面貌。我们的书当然不能发表长篇大论，也不宜发表长篇大论，而是应该通过叙述历史事实、历史事件来说明近300年的发展，但也可以有适当的议论。因此撰写者必须对史料进行深入的思考。我们希望能够运用确切的历史事实、哲理性的思想、简明而优美的文笔来书写历史，将三者结合起来撰写我们的《清史》，这样才能写出高水平的作品。当然这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奋斗目标。目前离此目标的差距还非常大。为了讨论的方便，我抛砖引玉，在这里简要地说明一下我对清史很肤浅的了解，请教大家，将这样的思路贯穿在这部书里面是否合适，希望大家指正。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跟其他王朝当然有不同之处。清朝创造了一个其他王朝无与比拟的辉煌的功绩。版图之大，疆域巩固，多民族的融合，形成了一个有凝聚力的民族大家庭，再加上经济文化的繁荣，可以说是中国历史发展到了最高的水平。但同时它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中以及殖民主义入侵形势之下，由全盛转向中衰。在应对外来入侵时，屡战屡败，从辉煌的顶峰一下跌入万丈深渊，变成了半殖民地。强烈的历史落差使我们许多代的中国人刻骨铭心，他们毕生投入拯救中国、复兴中国的斗争中，想打造和再造一个强大的新中国。因此清朝的历史内容非常重要、非常丰富、非常复杂而又非常激动人心。

近300年的清朝历史，我用四个字来概括——兴、盛、衰、亡。“兴”是指努尔哈赤起兵，中经皇太极经营、顺治入关，直至康熙平定三藩和收复台湾，共100多年的历史。这段历史奠定了清朝的基业。在我们的提纲里分成两篇，即“创业”和“入关”两部分。“盛”是指康熙收复台湾后，战略重心转移到北方和西北，抗击俄罗斯，平定准噶尔，形成了一个新的更大的统一，同时又恢复发展国内的经济，到乾隆时代达到鼎盛。这部分内容也分成两篇，即第三篇的“统一”和第四篇的“鼎盛”。“衰”指的是从嘉庆、道光、咸丰，一直到同治初年，从盛转衰。在此期间，国内外的斗争非常尖锐：一方面是从嘉庆时期的白莲教起义，一直到咸丰、同治时期的太平天国，还有此后的捻军等，像这样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的起义，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另一方面是外国的入侵，即两次鸦片战争。它改变了中国正常的历史进程。这也分成两部分，包括第五篇“中衰”和第六篇“危局”。最后是“亡”，指同治三年（1864）一直到清亡。清朝政权，最后众叛亲离，孙中山振臂一呼，推翻了清朝，跨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部分内容分成三篇，即第七篇“洋务”、第八篇“变法”以及第九篇“覆亡”。这样近300年的历史，分成“兴、盛、衰、亡”这四段。我想对这四段历史简要地叙其要点，当然挂一漏万以及认识不妥之处，希望大家指正。

第一段是它的“兴”，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康熙初年。一个新民族——满族的兴起，需要有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而且在此期间会将许多领袖人物推向历史的前台，会发动一些战争，会产生若干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在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一个又一个地兴起，像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西夏、女真、蒙古等等。每个民族在新兴的时候，它都带有朝气蓬勃的气息，带有一种民族的精神，这就是一个新民族在兴起的过程中形成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尺度。这些东西成为一个民族行动的原则，这些原则一旦形成，就能把全民族凝聚起来，团结起来，奔向一个目标。没有这样的民族精神，这个民族就是散漫的，因为它没有了奋斗目标，也没有远大前途，也就不能兴起，不能形成一个民族。在17世纪刚刚形成的满族，从胜利走向胜利。在这个过程中，它弥漫着一种奋发、上进的民族精神，这是它取得胜利的一个主要原因。这种民族精神表现在它英勇善战，表现在它有严密的组织纪律，突出地体现在八旗制度上。它内部有较严密的法规，善于学习周围各个民族的一些长处，如汉族、朝鲜族、蒙古族等。另外，它有包容的能力。在打败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之后，将它们全部纳入满族之中，所以后来有新满洲和旧满洲之别。它具有很强的包容能力的另一个体现是，能将许多汉人也融入进来，像招降吴三桂、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洪承畴等汉人。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其他游牧民族能像满族这样去做。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前秦苻坚，他重用一个汉人王猛，但他不带兵，也无实权，仅是一位谋士。女真占领中原后，利用张邦昌、刘豫这两个傀儡，没有实用。但满族利用汉人、汉将，其包容力很大。降清而为清朝做事的人也很多。满人与汉人的关系逐渐由紧张走向缓和。清朝采取了一些诸如开科举、设博学鸿词科等举措。后来一些抗清的斗士都纷纷投降清朝，像毛奇龄原来是抗清的，后来应试博学鸿词科。朱彝尊亦然。黄宗羲虽未应清朝之招，但派他的儿子和学生参加《明史》的纂修。清朝重用汉人，几与汉人融为一体，这是它在促进民族融合方面的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正因为这样，它才能一举跨过长江，一统中国。而此前的游牧民族入侵中原，往往勒马于长江之边，与汉人划江而治，如历史上的南北朝，宋与金的对立。清朝为何能一举跨过长江？长江以南的气候、地理、风俗习惯、语言、饮食，使来自东北的满族人很不适应，所以给他们的作战带来了很大的不利。因此他们在江南进行战争，很多时候是利用汉将，这样才能一举平定南中国，没有形成南北对立的局面。这一点对以后的历史影响甚巨，此前没有出现这种局面。清王朝在入关前即已占领东北，并与内蒙古关系甚为密切，然后又在入关以后，占领中原地区，接着挥师渡江占领全国首富的东南之区以及西南地区，囊括了庞大的财富，这就奠定了它统一全中国的基础。没有这样的基础，它不可能统一全中国。这是它兴的内容。

第二段是它的“盛”，从康熙中叶到乾隆时期，大概100年的时间。康熙中叶以后，清朝已将注意力转向东北、西北以及北部等地区。它站在了一个更高的平台上。清朝不似汉唐。汉唐的人口只有5000万～8000万，其根据地是中原地区。中原地区的力量有限，人口不多，它要统一中国是不可能的。它只能将匈奴、突厥向外驱逐。它们没有力量完成统一大业。清朝也不似契丹、女真。在历史上，虽然契丹和女真曾据有中原地区，但并没有占领过南方，其力量有限，也不可能完成对长城内外的统一。清朝据有蒙古这块向西北挺军前进的基地。为何清朝要建承德避暑山庄？为什么有的皇帝每年有几近半年的时间住在避暑山庄？乾隆在位60年，来避暑山庄达57次之多，且每次住的时间都很长。他在这里处理对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区以及对外国的事务。清朝既有控制西北地区的前沿和平台，又有江南、西南甚至珠江等各个地区雄厚的人力、物力的资源支持，所以有能力在18世纪统一中国。这个过程充满着艰辛和困难。这是我们18世纪主要的历史，是为今天中国这样的局面形成做出铺垫的一段历史。为什么能出现这段盛世的历史？没有前一段的兴起，就不会有后面如此强大的实力。当然，它在政治上，一方面利用汉族的儒学，如开科举、设博学鸿词科、招徕文士等，希望泯灭满汉界线，淡化满汉矛盾，另一方面利用藏传佛教联络和团结少数民族。蒙古、藏族等皆崇奉藏传佛教。推崇藏传佛教，便可以起到笼络许多少数民族的功效。加上康雍乾三朝100多年的长期努力、艰苦作战，使用了军事、政治、文化等种种手段，经历了无数次战争和磨合，最终完成了统一。当然统一是充满困难的，是伴随着征服和反抗的血腥斗争的，是付出了沉重代价的。康雍乾缔造了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大家庭，结束了中国历史上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长期战争。仔细想想，我们所学的历史包括什么呢？除了农民战争，就是民族战争。汉朝与匈奴，魏晋南北朝与鲜卑、五胡十六国，唐朝与突厥、回鹘、吐谷浑，宋朝与契丹、西夏以及蒙古，中国历史几乎是一部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你进我退、拉锯战争的历史。清朝为什么能结束这样的局面？这是我们研究清朝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它到底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消除了两大民族之间的对立？当然矛盾还是有的，但总的来说，乾隆之后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的战争。所以到了近代，帝国主义侵华时，本来中华民族很容易分崩离析，但没有发生这一幕。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各民族并肩作战，反抗侵略。在近代历次反抗外来的侵略战争中，中华民族都没有分崩离析。康雍乾时期实现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事业十分伟大。至今我们是世界上的一个统一的大国，也是继承了这个盛世的丰功伟绩，所以我们要倍加珍爱这个成果。

盛世在经济文化上也是有所体现的。我举三点来说明：第一，人口。乾隆时期的人口达到3亿，道光时期达到4亿，这样的人口规模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朝代。汉朝人口才5000多万，唐朝7000多万，明朝据记载有七八千万，目前有人研究约有一亿几千万，但远远没有赶上清朝。清朝的生产水平应该是封建时代中最高的，可以养活几亿人。从全世界来讲，18世纪末全球人口9亿。中国为3亿，占1/3。印度居第二，人口1亿多。欧洲很少，西欧12个国家总共才1亿多，也只有中国的1/3。第二，GDP（国民生产总值）。GDP是衡量一国经济力量强弱的主要标准。在1820年，中国的GDP总值为2286亿国际元。全世界是7000亿国际元，中国的GDP占当时世界的1/3，而中国的人口也占当时世界的1/3，这是相当的。第三，GDP的增长速度。康雍乾时期的中国GDP增长速度是世界第一。从1700年至1820年的120年时间里，中国的GDP比西欧十二国的GDP增加了40％。这些统计的数据，我是从英国权威的经济统计专家麦迪森所著的《世界千年经济史》一书中获致，该书2003年出版中译本。当然，麦迪森自己也说他书中的许多数据不是很精确，许多是估算的。有的是从比较中得来的，但我看这些统计都有一定的依据。我们自己没有做过类似的计算。我在犹豫这些数据能不能使用。这也是我向大家请教的一个问题。当时的统计很难做到精确，我们连当时全国有多少土地、多少粮食产量都不太清楚。但我相信麦迪森的数据从总体来看，比较接近历史实际。

毫无疑问，至18世纪末，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当时很小，几百万人口，18世纪才立国。俄国版图很大，但西伯利亚很荒芜，人烟稀少，是不毛之地。中国是当时最大的经济体，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我们不能仅仅看到经济规模大这一点。它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与英国是大不相同的。英国当然是个小国，从GDP来看，远远不如中国。但它已经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经历了工业革命的洗礼，已经拥有宪法和立宪政治，已经有了选举和法制，已经发展起科学技术，已经产生了像牛顿这样伟大的科学家。它经济发展的潜力非常大，持续发展的可能性非常大，所以英国是一个如日东升的、兴盛的国家，散发着灿烂的光辉，而中国是一个封闭的国家。虽然中国版图大、人口多、GDP总量大，但其开放的程度、对世界的认知水平、科技文化的水平、政治路线以及经济政策存在着一系列重大的问题，在前进的道路上有着不可逾越的障碍。18世纪末的中国没有跨过近代化的门槛，已经是落日余晖，逐渐黯淡下去。

下面讲中衰。经过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又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清政府接受了城下之盟，接受了不平等条约，咸丰逃到热河去了，北京陷落，清朝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它虽是一个经济大国，却又是时代的落伍者，不能够持续发展，不能够持续前进。它的前途将会碰到困难、屈辱、悲惨。清朝的中衰包括嘉庆朝、道光朝、咸丰朝以及同治朝初年在内的长达70多年的历史。在此期间，农民起义烽火连天，从白莲教起义到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以后还有很多教案，一直到义和团运动。19世纪这个世纪，农民暴动遍及全国。世纪之初是白莲教起义，世纪之末是义和团运动。从这里可以看见农民左右历史的巨大能量。农民人数最多，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分散落后，没有文化，但是它蕴藏了无穷无尽的力量。前一个世纪，即康雍乾盛世的辉煌，是建立在农民劳动的基础之上的。后一个世纪，即19世纪，农民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当他们能勉强生活下去的时候，是沉默的，历史前台没有农民的声音。然而一旦农民爆发起来，就像火山喷发一样，破坏力极强，毁灭一切，有无比的威力。但由于农民本身具有分散落后的一些弱点，所以不可能引导中国走向一个光明的前途。另外，在中衰时期，地主阶级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地主阶级里边分化出一批利用程朱理学武装自己的地主，如曾国藩、左宗棠等，组成湘淮军，从正心、诚意、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他们利用儒家的这套理论来整治这个国家，随后出现了李鸿章、张之洞这样的一批地主阶级，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世界的潮流，用西方的文化进行调适，以此维护封建统治。通过搞洋务运动，分化出的湘淮军和洋务派，成为晚清政局的主要力量，成为晚清统治者的依靠。另外，外国侵略者很多，有英国、法国、俄国、德国、美国、意大利、日本等，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纷纷侵入中国。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一样的，但它们的策略手段是不一样的。各个时期，各个帝国主义都有不同的策略。它们实行合作政策，这个合作政策指的是什么呢？一方面是指帝国主义国家与清朝合作，它们不推翻清朝，不取而代之。当然，它们也代替不了清朝对中国的统治。它们是利用清朝来统治中国，所以支持清朝。当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它们立即转向帮助清朝镇压太平天国，使得清朝脱离了危险的局面，能够继续统治下去。这是合作的一方面，即中外的合作。另一方面是指帝国主义之间的合作。许多帝国主义联合起来侵略中国。在中国取得力量的平衡，取得力量的均势，以此来保护自身的利益。当然这种力量的平衡、力量的均势，只能是暂时的，不可能长久下去。帝国主义本身的力量对比有变化，哪个国家力量增长快一点，哪个国家力量增长慢一点，力量的平衡于是就被破坏了。第一次力量均势的破坏是中日甲午战争。这一战中，日本战胜，在中国的力量开始膨胀。此后八国联军进行了整合，八个国家一起来对付中国。但不久，力量均衡又被破坏了，爆发了日俄战争。战胜的日本在中国的势力进一步拓展。所以这是一个很复杂多变的年代，社会力量都在迅速地组合分化，形成了历史上种种复杂的现象。

外国的侵略，把中国推向了半殖民地，但也带来了西方文明，使得中国产生了几千年以来最根本的变化，催生了中国社会上新的近代化的因素。所以中国的近代化不是原生意义上的近代化，不是我们自己本身发展到近代化，而是外国的侵略带来了外国的文化。外国文明的输入，中国的近代化，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地前进。近代化的第一阶梯，是器物层面的近代化。中国开始认识西方就是从船坚炮利开始的，造军舰，造枪炮。此后学习西方的机器生产，开工厂，开矿山。而做到这些，需要人才。要翻译外国书籍，要有科技人员，要引进教育和科技，要有资本。器物层面的前进，也花了很长的时间。从轮船招商局、上海织布局，到电报局、铁路，都是逐步前进的。但是洋务运动搞了30年，磨磨蹭蹭，阻力非常大，举步维艰，进展缓慢，发生了几次大的争论。第一个是同文馆之争。同文馆要不要开？要不要学习西方的文化？大家都知道，我就不详细讲了。第二个是招商局之争。招商局要不要开？出现贪污该怎么办？关于贪污这件事，顽固派多次借此阻挠，招商局险些被关闭，李鸿章坚持不答应。第三个是塞防、海防之争。当然这不属于顽固派和洋务派的争论，这是洋务派内部之争，是湘淮军为了争夺资金分配的斗争。第四个是撤回留美学生之争。1872年由清朝派出一批幼童赴美留学，原定学习期限为15年，后来学了9年便被迫撤回。当时李鸿章、容闳等力主不要将留学生撤回中国。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也写信给中国政府，建议不要撤回留美学生。中国政府坚决不听。在这些争论中，洋务派大多居于下风，顽固派都是气势汹汹，声势浩大。因为中国的传统根深蒂固。同文馆在招生时，科举出身之人，无一报名。顽固派用纲常伦理和华夷之辨来指责和驳斥洋务派，洋务派无言以对。洋务派为什么无言以对？因为它本身的思想立场和顽固派如出一辙，都是从传统的儒家教育中走出来的。他们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也是对付外国的权宜之计。他们也认识不到当时中国最根本的国策、根本的传统价值观都要改变，这一点李鸿章他们也认识不到。当然我们今天也不能苛求他们能达到这种程度。一个历史上的人物只能达到他自己的历史高度，不能够要求他什么事情都能做。所以洋务派拿不出什么正当的理由来驳斥顽固派。整个社会基本上也是跟着顽固派走。更多的人理解洋务运动，需要时间。由于传统势力的深厚，洋务运动30年成效很低。

但是有个关键问题，即中国有一个近邻日本。日本明治维新几乎与洋务运动同时开始。但是它的国情与中国不同，日本有学习外来文化的传统，它对外来文化不像中国那样排拒。它有一种功利主义的思想，并不固守义利之辨。所以它一开始学习西方，一下子就全盘西化了。大规模地学习西方成为它的根本国策。脱亚入欧是当时日本国人的共识。这一点和中国情况就不一样了。国情不同，思想观点不同，治理国策不同，步骤不同，措施不同，效果就不一样。因此日本不断地造轮船，不断地造军火，而且很快地开议会，搞选举，成立内阁，搞普及教育等等。就在日本变化很大的时候，中国还在争论。铁路之争达10年之久，一条铁路都没能修起来。后来，刘铭传在台湾修了一条较长一点的铁路，这已是中法战争之后而临近甲午中日战争之际的事情了。可见，中国的洋务运动步履维艰。相对于日本来说，中国是速度慢而成效低，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国和日本同在亚洲，一山不容二虎。两个亚洲国家要同时实现现代化，在当时绝无可能。在当时弱肉强食、充满竞争的世界里，两个国家想一道崛起，达到双赢，几乎是不可能的。日本要起来，必然要踩在中国的肩上，剥削中国，掠夺中国。同样中国要起来，日本也就起不来了。当时的历史条件跟今天21世纪的历史条件不一样，当时只能一个上升，一个趴下。中国洋务运动贻误了时机，酿成了后来的苦果。甲午一战决定了中日两国的命运：一个上去，一个下来。当然经过日俄战争，日本发展更大了。甲午战败是个坏事，当时对中国刺激极大。中国损失极大，除了巨额赔款外，还被割去了台湾。但坏事中往往也蕴藏着好的契机。中国本来受到三千年封建体制的束缚，麻木不仁。现在居然被一个小小的日本打败了，而且受到这么大的损失，对中国人来说是个很大的刺激。鸦片战争以来40多年间，中国并没有真正觉醒。这个时候却真正觉醒了。近代爱国热情的高涨，甲午之战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改革要求的高涨、革命运动的高涨全在此时开始。所以这个时候，中国人民才认识到，中国不仅要在器物层面上改革，而且需要在制度层面上改革。改革越深入，反对的势力就越猖狂。结果后来的戊戌变法也失败了，康、梁逃亡，六君子被杀。当然，也有人说改革是否应该缓慢一点，是否应该等耐心地说服慈禧太后以后再行改革。我认为改革快慢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由环境决定的。改革快慢的方案不是康、梁所能设计和驾驭得了的，而是由当时的客观环境决定的。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以后，社会上群情激愤。群众觉醒，要求大变、速变、快变。这是康有为的话，代表了当时社会的一种趋势，反映了一种客观的状态。在这种形势下，必然要求迅速变法和全部改革。

戊戌政变以后，维新运动被扼杀，社会发生反弹，发生了义和团运动。本来义和团运动是民众日益高涨的爱国主义情怀的表现，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但它也有反理性的一面，反对向西方学习，拆铁路，拆电线杆，滥杀无辜，杀所有的教士和教徒。而且和顽固派结合起来，与八个国家作战。八国联军进京，义和团运动失败，慈禧太后逃亡。义和团运动再次证明了农民的重要性。在中国，农民是头等重要的力量。没有农民，中国什么事都做不成。但历史也证明，只有农民，没有其他阶级、其他力量的参与，农民什么事情也做不好，什么事情都要弄糟糕了。历史进入20世纪，西太后被八国联军赶到西安。清政府腐败透顶，倒行逆施，而洋人在重重地打击它后，又将它扶植起来了，恢复它的统治。清政府的力量何在？威信何在？体面何在？这样的政府还能维持下去吗？当时清朝的统治失去了合理性、合法性。中国近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必然要进行政体改革，要改造政权。民众要求一个有效率的、有权威性的政府。中国近代化又进入了一个政治体制的层面，政治体制的改革需要一个客观的社会基础，即社会结构的变化。没有社会结构的变化，政治体制的改革是空谈。社会上要出现一种推动政治改革的力量。慈禧太后从西安回来后实行新政，中国又发生了许多变化。实际上，她实行了戊戌变法时提出的一些改革要求和一些纲领。这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简要地讲讲它所产生的几点影响。第一点，废除了科举制度，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失去了目标、方向，没有了上进之路和生活来源，他们该怎么办？这部分人中很多跑到日本去留学。1905年和1906年都有上万人留学日本。成千上万名学生蜂拥到外国，这意味着什么呢？日本当时是中国革命的摇篮。革命党人已经在那里成立了同盟会。去日本留学的这批人，都是有文化的、有热情的、血气方刚的青年。他们很多人参加了革命党，这便培养了革命党。这是中国社会客观力量的变化。第二，清朝政府为了巩固它的军事力量，改组军队，练新式军队，招募有文化的年轻的兵。这样就把一些知识分子都招进来了，把一些革命分子也都招进新军里来了。中国军人革命化了。这成为培养中国革命者的又一个摇篮。第三个是会党。由于农民、手工业者穷困破产，游民大量增加。为了互助谋生，他们便组织成秘密会党。于是会党力量大大增加，成为革命党的第三摇篮。第四是地方绅商。他们都是地方有钱的、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组成商会。其中很多人不赞成革命，反对革命。他们要走君主立宪制的道路。但是他们对清政府也不满，不满它的保守、落后、僵化，要对它进行改革。绅商不是直接的革命党人，他们既是革命党人的竞争者，但在反对清政府方面又是革命党的同路人。清末新政加速了社会的变动，加速了社会结构力量的变化，也加速了革命的到来。清政府无意之中培养了它自己的掘墓人。孙中山正是顺应了这样的历史趋势，站在历史的前头，才成为共和国的缔造者，做出了推翻专制主义制度的伟大功勋。当初革命党和立宪派竞争，但革命胜利了而立宪没有成功，原因何在？因为中国激烈的社会变动将强烈要求改变中国现状的革命力量推上了前台，而把要求缓进的力量边缘化。要求缓进者不能够主导历史的潮流，革命的胜利是必然的。这是由中国当时的国情决定的。革命的成功，并不仅仅是革命党人预先谋划的，而主要是客观的形势造就的。水到渠成，革命成功。

我简单地复述了一遍从清朝开国到清朝灭亡的这段历史，很简略，不免挂一漏万。在其他场合，我也多次地讲述我这个想法。我想把这条线贯穿到我们的通纪里边，行不行，请教大家。我主要是想谈谈清朝的“兴盛衰亡”。它兴到什么程度？它的兴对当时中国有何意义？没有少数民族——满族，没有与蒙古族的联合，没有清朝的入关，没有大量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中国是统一不了的。《尼布楚条约》谈判时，康熙皇帝派汉官去参加谈判，汉官都告病不去。第一次出发还有两个汉官，第二次没有汉官去。这些汉官认为：父母在，不远游。这是儒家的基本教义。因而汉人不可能完成这一伟大的任务。第二阶段是它的盛。它为什么能够盛？盛到什么状况？其鼎盛时期的经济能养活4亿人口，这是前所未有的，为什么能做到这点？第三阶段是衰，它为什么会衰？是怎么衰落下去的？总体上是国内外的矛盾交织而起的作用。衰的时候，它挣扎，它自救，力图拯救危机，但屡次丧失时机，终未成功。丧失时机，是最大的失败！时机，一去不复返！等到日本起来了，你再想起来，已经不可能了。

注释

[1]2007年9月21日。

关于图录大纲调整的意见[1]

图录的大纲一共12卷，1万张照片，加上文字，篇幅很大，结构很复杂，把社会各方面的事情都包括在内，采取什么结构更为合适？政治、经济、文化、科教、舆图和文学等等，工程浩大，收集图片很不易，再编排出来，按类排成顺序，专家们付出了很多劳动，很辛苦。正像刘潞同志刚才所言，数量大，质量高。有好多图是从前没有见过的，反映了好多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可以告慰于大家。在这里，我要感谢各位专家的辛勤劳动。

12卷我没有全部看完，比较详细地看了政事卷和军事卷，翻了翻生产卷和建筑卷，其他各卷未及细看。我是外行，不懂图。资料上只有图名，也没有样子，所以提出的意见可能不准确。因为是挑错误，我就大胆提出我认为不对的地方、应该改的地方，可能有些吹毛求疵，希望同志们谅解。

第一，图录的框架要跟整个《清史》一致。《清史》的框架结构层次是卷，篇，章，一、二、三，1、2、3，图录有点不一致。这个问题怎么办？要统一。可以参考一下《清史编纂手册》中的通纪与典志。这一点好改，没有问题。

第二，编图录，要注意有没有遗漏，要消灭硬伤，要消灭张冠李戴。如果一张图没有任何说明，你就搞不清楚是什么时候照的，照的是什么。

第三，图片要有历史感。历史图片给大家的感觉，应该有历史感。但图是不全的历史，有的重要的历史没有图片，有的次要的反倒有图片，编排起来要有次序，不能因为不全就乱排。

第四，图片说明要求简单、明了、扼要。

下面我对政事卷说说具体的意见。不知道图录12卷的顺序今后怎么排，政事卷是不是第一卷。如果是，开篇即20多张天坛的图片。由于政事卷第一篇就是祭天，天坛是祭天的地方，就造成这样。仪典中祭天礼的确很重要，但它是政事的形式而非内容。我的意见是把政事的实质内容放在第一位，比如从努尔哈赤登基开始。政事卷的顺序改为：政务第一，法制其次，之后依次为民族事务和对外关系，仪典放在最后。当然，将来最终定稿也许不是这样，可能还会调整。

如果把政务放在第一篇的话，现有选定的图片中努尔哈赤的内容不多。讲了他的女儿，但他的儿子倒没有讲。要增加五大臣的内容，补充舒尔哈齐、褚英像。皇太极、顺治朝的内容不少，很丰富。到了康熙时，就只有储位之争这个内容。康熙在位61年，事情做了很多，如果只反映这一点内容，就显得过于单薄。到乾隆时，更没有内容。这一部分我不太满意，因为没有显出康乾政事来，他们的政务应该有很多。为什么形成这个情况，是结构上出现了问题。

整个图录把政事、军事分成两篇，现在看来可能不妥当。政治、军事是分不开的。太平天国是一场农民战争，只放在政事卷里，军事卷一点儿不反映，这就是问题。把政治、军事割离开来，如同被腰斩，首尾不全。这里面有好多例子，比如在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禁烟、林则徐虎门销烟，都在政事卷里。等战争来了，政事卷没有，放到军事卷中。战争打完，该签订条约了，又跑到政事卷“条约”目里去了。这样就割裂了历史，没有历史感。一个完整的鸦片战争，割裂开了，一件事情分成三部分。我觉得这个结构问题很大。还有辛亥革命也是这样，分成两拨儿，同盟会、起义活动、刺杀活动、秋瑾等，都在政事卷，武昌起义开始，放在军事卷，打到南京又没有了。南北议和呢？又回到政事卷了。

这两卷怎么改，我在想方案。能不能把政治、军事合一，分上下卷，这样政治、军事搁在一起就完整了，把政治与军事合在一起，清朝的历史就表现出来了。按照兴、盛、衰、亡编排，下边再分篇分章。两卷的图片要整个打乱重新安排。这样一来努尔哈赤的事情就多了。康熙的事情更多了，“十全武功”等都在里面，这样就不会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不过，这个方案我也犹豫，工程量太大，你们考虑可不可以这样搞。这个变动是比较大的，变动之后，集中力量，其他同志一块儿来干。这个卷按照兴、盛、衰、亡分四个阶段排列清代的政治、军事大事。兴，从努尔哈赤开始，经皇太极、顺治到康熙平定三藩、收复台湾，是清朝的兴起；盛，指康雍乾盛世，到乾隆末为止，有100来年时间；衰，从嘉道至太平天国结束，以同治三年太平天国失败为止，大约六七十年；亡，包括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直到清亡，也有约50年。这样跟通纪相呼应，一开头勾画清朝历史面貌，解决割裂问题，以免损害历史的真实性和历史感。

接着我要谈一些具体的问题，主要是图片缺漏问题。比如说到皇太极，他有很多重大事件，其中四大贝勒一定要写。和蒙、汉的关系也非常重要，也要有所反映。因为和蒙、汉结盟是统一中国的两个平台：把内蒙古收归麾下，这才可能入关；跟汉族结盟，才能出兵西南、西北，才能统一中国。没有蒙古的军队，统一不了新疆。另外，蒙古跟西藏是有联系的，所以把西藏也纳入了。皇太极七进中原，从长城边上绕道进入中原，包围北京，这表现了皇太极在政治上的厉害。他拉拢蒙古，笼络汉人。洪承畴被抓后，没有杀他，一直到洪承畴投降，对入关起了很大作用。

顺治最重要的政务是入关，打垮南明，是一个战争时期。有没有董鄂妃的画像？顺治与和尚的关系、和汤若望的关系都很密切，图片中没有表现。洪承畴的画像应该放在顺治朝。另外，尼堪的事迹也搁地方不对，应该是不到康熙时期的事情。清代三大苛政——剃发、圈地、投充，也是重大的政治，要有所表现。

到了康熙时期，政事就更多了。博学鸿词科影响很大，这表明对汉族知识分子的笼络。像这些重要的内容要收入政事卷中。朱彝尊、毛奇龄这些人以前是抗清的，也应博学鸿词科了。康熙时有几个大词人。第一是纳兰性德，大学士明珠的儿子，清代第一词人，他和汉人的关系很好。第二个是曹寅，第三个是王士禛，是清初诗坛的领袖。要表现康熙是如何通过这些知识分子，是如何通过编书团结汉人的。另外，治河也是重要政务，不妨从“水利”挪到这儿。还有“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就是取消人头税，从此以后中国就没有人头税了。还有南巡等此类的大事也一定要有所反映。

雍正的改土归流、文字狱。吕留良案是当时的重要政务，要体现。

乾隆朝赦放罪人、平反冤狱、“十全武功”，军事卷中虽然写了很多，但政务卷中只有一张老年像，这样不妥，没有历史感。

嘉庆、道光各朝也是这样的顺序排列。这样，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辛亥革命也都完整了。

这样把两卷集中起来，把政治、军事的图片放在一起，再重新分类，制订纲目，返工很大。这怪我们在立项之初没有看出来，实际一操作，才看出问题来，割裂了历史。这是我对结构的意见，大的意见，也就在这方面。

一幅图片的名字，是用原来的名字，还是用我们取的名字？原来的图名，用起来要慎重，不行要改，改要改得恰当。另外像光绪之死之类的最新成果你们没有用，要采用。我发现图片目录中有一幅路易十四的画像，为何选？像戈登等跟清朝有来往的外国人可以选一张肖像。路易十四没来过中国，没必要出现画像。还有太平天国有很多壁画，太平天国的望楼很高。南京太平天国侍王府壁画保存得比较完整，也出版过图录。你们这里一张都没有，可以跟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联系。

准噶尔也有图。有一个挪威人或瑞典人被俘，画了许多准噶尔的图像。这是我们知道的最早的有关新疆的图像资料，描绘了地图、牧场等伊犁地区的情况。

还有，政事卷中端方的官衔，在相邻的两张图片中名称不一样。一张称他是湖南巡抚，另一张称他是闽浙总督，可能是数据库中的错误，专家们在使用时一定要注意，不能出现这样的硬伤。

宗教卷与民族卷“民族、宗教”目重复，既然有宗教卷，那么民族卷里的宗教内容就都不要讲了。如果民族卷中这部分图片很精彩，可以提供给宗教卷采用。民族卷里有100多张宗教图片，缺少伊斯兰教，并没有讲全。这100多张图片都可以删，好的挪到宗教卷中。

我们有舆图卷，可在科教卷科技篇里还有舆地学，可以删除，图片归并到舆图卷。

文艺卷里没有选桐城派，从方苞、姚鼐、刘大櫆到清末的吴汝纶，一个人都没有。无论如何应该有桐城派。桐城派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学流派，它传了七代，在学派人数和流传上，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文学流派可以与之匹敌。中国文学真正形成派别只出现在清代。诗文也是如此。桐城派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也非常巨大。我们要给桐城派平反。它主张文章要有内容、有次序，文有道有序。另外诗人中也缺少翁方纲，沈德潜也没有。庚款留学有没有？这是一件大事，要有反映这方面的图片。

注释

[1]2007年12月。

在典志经济类项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

今天，讨论清代经济的宏观趋势。参加这次会议的都是清代经济史方面的著名专家、顶尖的高手。我非常高兴看到有这么多权威学者参与《清史》纂修工作，参与《清史》经济部分的讨论。有你们参加，我对《清史》纂修的质量放心得多了。关于经济方面，我看得不多，不过也看了几篇，我觉得写得非常好。典志组的经济部分一共有9个志，17个项目，在整个《清史》中所占比重是很大的。如果你们这部分写好了，对《清史》的水平、《清史》质量的提高有重大的意义。典志组的同志想让我说几句话，我很犹豫，因为我不是研究经济史的，可以说是个外行，不敢班门弄斧。由于我在编《清史》，只好勉为其难，先说几句，抛砖引玉。

经济是社会的基础，它决定政治、文化、军事、法制、思想等等。要想全面了解清史，不能不学一点经济史，不能不思考一些经济史的问题。当然我的所学所思十分浅陋，不能登大雅之堂。在座的很多位专家都是我的老师。说实在的，我看过你们不少著作、文章，都是我学习的榜样。今天，我想谈一点很肤浅的感想。我的发言比较简单，以学习心得的方式向大家汇报，希望大家指正。清代近300年的经济发展，我想是否可用驼峰型模式这种说法来概括，就像单峰骆驼的背，两头低，中间高。清初经济一片残破，经过长期的战争，破坏得很厉害，这方面史料很多了。清朝初期，有三四十年时间经济十分萧条。康熙以后，经过了恢复、发展，又经过雍正、乾隆到达了高峰，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鸦片战争以后，又迅速跌落，外国的侵略，经济本身的衰败，又跌落到一个低谷，形成这样一个驼峰型。

清朝入关以后的三四十年间，经济处在低谷，因为明末清初一直在打仗。从努尔哈赤起来，从李自成、张献中在陕北起来，后来清军入关，打农民起义军，之后打南明、打三藩，打了一个世纪。17世纪是一个战争的世纪，连续不断的、全国范围的战争使经济破坏得很厉害。大概康熙二十年（1681）以后，三藩被平定以后，经济的恢复比较快。康熙中后期、雍正、乾隆100多年，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这100年是一个经济向上的世纪，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是一个高峰，经济大幅度增长，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大大超过汉唐。横向比较看，当时的中国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

从人口来看，清初，中国的人口可能在1亿左右，有的说1亿多，有的说1亿几千万。到了18世纪，乾隆后期人口到了3亿，道光二十年到了4亿，两个世纪人口翻了4倍。我们想想世界上哪个国家、哪个时代在200年内人口可以翻4倍？任何时代都没有这种情况，这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从纵的发展来看，中国的经济汉代盛世是五六千万人口，唐代盛世有7000多万人口。我们可以从人口估算它的经济，有多少人口就必须要生产相应数量的粮食来供养这些人口，汉朝的粮食可以供养五六千万的人口，唐朝生产的粮食可以供养七八千万的人口，到了清朝18世纪的时候，要供养3亿多的人口。这时粮食的产量比汉唐时多得多。中国是封建农业社会，在农业社会，衡量国家力量主要是看粮食的产量，当然还要看其他方面。粮食产量是衡量当时国家国力的很主要的标志。中国18世纪的生产力远远超过汉唐，到道光能养活4亿多人口，一直到我们小时候，还经常说四万万同胞团结起来，那是道光时的数字，是清朝时期达到人口最高的数字。和世界历史横向来比较，18世纪的中国经济与世界其他国家横向来比较也是最高的。我们发了一本麦迪森的书，这本书我找了好长时间，后来我在北图找到了一本英文版的。我一开始还不知道有译本，到现在我才知道有了中译本，我非常高兴。根据麦迪森的统计，根据贝洛克的统计，他们统计当时18世纪中国的GDP占世界GDP的32%，是世界第一。第二是印度，印度好像是24%。中国32%的GDP远远超过英国，远远超过法国。产业革命以后，中国的经济也依然很高，在世界上是第一大的经济体。当时欧洲的国家都很小，英国当时的人口1800万，法国稍微多一点。欧洲20多个国家加起来人口1.7亿，中国3亿，全世界9亿多人口，中国占1/3。可见，当时中国的生产力是很高的，从农业的产量、城市的数量、手工艺的规模、市场、贸易中都可以看出来当年的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为什么中国生产这么高？原因何在？一个是中国土地广大，人口众多，人口占全世界的1/3。当时一切生产都要靠手工，农业是靠手工，工业也要靠手工。人多生产的东西就多，地大生产的东西就多，但是一定要没有战争，有战争就不行了。17世纪不行，19世纪也不行，都是因为战争。18世纪，在中原地区没有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在这期间休养生息，太平盛世就是这样来的。一打仗，秩序大乱，就不行了。

中国的农业和欧洲有些不一样，欧洲的优势是地多人少。比如说英国人均耕地大约3倍于中国，它的耕地很多了，所以可以有休耕的地，可垦的地也很多。18世纪的中国耕地已经是很紧张的了。我估计当时中国的人均耕地大约是3.5亩，而当时英国人均耕地是十一二亩。18世纪耕地面积有多少，现在我们国内有很多计算。因为这个太复杂了，没有那么多的资料，所以统计很困难、很艰巨。统计口径也不统一，有用垧，有用大亩、小亩，各种各样，故统计起来很困难。总的说来，中国耕地少，但比起外国来，中国的农业也有它的优势。

第一个优势就是中国政府重农，把农业放到首位，不像欧洲的政府重视商业、贸易。中国政府将劝农、水利灌溉、不耽误农时、劝耕、为农民免税免赋等各种优惠政策应用到农业中。现在农业不收农业税了，其实在康熙时候有好几年也是不收农业税的，大概是6年吧。乾隆不收农业税也好几年，但不可能全部免税，因为当时主要是靠农业税，如果农业税都免了政府就没办法开支了，所以它实行轮流免税的办法，尽量减轻农民负担。水利的规模大得不得了。治理黄河的决口，经常花费上千万两银子。

第二个优势是有新的高产作物的推广。比如说玉米、甘薯、花生等高产作物。一亩地的小麦那时是一二百斤，而种甘薯则收成上千斤。

第三个优势是精耕细作。地少人多，在单位面积上投入更多的劳动力。中国的种地就像绣花一样，精耕细作。

第四个优势就是市场的扩大。18世纪的市场确实有很大的扩展。我读过吴承明先生的书，写得很精辟，写了当时白银的大量输入。美国有过一本书叫《白银资本》，书中讲大部分的白银都流到中国来了，是不是有点夸大？但不管怎么说，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润滑了中国的市场，使中国的市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同时清朝也统一了蒙古、新疆、西藏。长途的贸易也很活跃。还有一个就是外贸的增加。对外的贸易要比明朝增加得多。康熙初年海关的关税有几十万两，到了乾隆中后期，增加了20倍。可想而知，海外贸易量增加是非常大的。尽管当时中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不让外国人来，但是生意照做，因为经济一体化的潮流是无法阻挡的。你不让外国人来，不让外国的文化传进来，把传教士都赶走了，但是它在贸易上还是不断扩大。经济上的来往还是很多的。不管你怎样闭关锁国，但是经济一体化的潮流还是随之而来的。

总之，康、雍、乾时期是清代经济发展的最高峰，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的最高峰。我的这个说法对不对，请大家讨论、批评。说它是最高峰是从它的经济规模来讲的，是从它的经济总量来讲的，不是人均的经济水平，这一点要注意。特别是中国经济在本质上没有改变，仍然是封建经济。整个结构还是封建社会的结构，没有走上近代化的轨道，没有经过产业革命。中国的经济与当时18世纪西欧经济的重要差距就在这里。没有经过产业革命，你的量是不少，人多，地大，经济体很大，但是本质上还是封建经济，没有经过产业革命。很大的经济量除以很大的人口量，人均所得并不很多。不像西欧在18世纪后期，经过产业革命，生产力迅速上升。正如马克思所讲，它像地底下的喷泉喷涌而上，越喷越大，越喷越多，越喷越高，势不可当。中国的经济总量是不少，但是不可持续。人口不断增多，人均耕地面积在不断减少，这样中国就陷入了马尔萨斯的陷阱，发生了农民战争，发生了动乱。18世纪以后，19世纪初，开始是白莲教，8年时间，四川、陕西、甘肃、河南、湖北很多省卷进去，打了八九年。接着是南方的天地会，北方的天理教，各种各样的教门，再就是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打了一个世纪。一个世纪还没有完，后面还有抗日战争。在这100多年的战争中，中国就不可能跨过近代化的门槛，经济虽有所上升，但很缓慢。为什么中国经济有发展，量有变化而不能跨过这个门槛？这是值得思索、值得探讨的问题。一个原因就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乱了中国正常的经济发展（这个我就不详细说了）。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国本身的经济、自身的社会结构有很大的问题。一个社会的近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大系统里面有很多子系统、小的系统。如政治系统、经济系统、法律系统、文化思想系统、科技系统等。经济也可以被看作一个大的系统，它下面有工业、农业、商业、财政、金融等子系统。近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大系统中的许多子系统要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要协调发展。这样才能跨过近代化的门槛，必须协调发展。经济的发展可以促进政治、文化、科技等的发展，而反过来政治、文化、科技也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也可以阻碍经济的发展。如果政治的发展滞后，科技不发达，没有法制，近代化就没有希望了。因为近代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它还要很多方面的配合，很多子系统的配合，没有这些子系统的协同努力也不可能跨过这个门槛。近代化不是一个一元的、单线的运动，而是一个多元的、多线的运动。有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好多条线，好多个因素协同的动作，互相推动，互相促进，整个社会才能向前走。只有各个系统、各种因素的协同发展、相互推动才能引起整个社会的全面前进，才能产生克服社会惰性的伟大的动力。其实传统的惰性是非常大的，你看看洋务运动期间发生的事情，简直让人啼笑皆非，比如说反对开矿、反对开工厂、反对造铁路。没有各个系统的协调动作，只是经济这个单箭头是前进不了的。必须有其他方面的配合，如果没有其他方面的配合，那就会产生瓶颈效应，挡住了，上不去了。其他方面上不去，经济也要缓慢、停滞下来，整个社会发展就不可持续。

我觉得18世纪后半期到19世纪前半期，中国就是处在一个瓶颈的状态，处在一个不可持续的状态。18世纪中国社会已经暴露了很多迹象，都是妨碍近代化的。封建专制体制，法制不健全，动不动抄家，动不动没收。产权根本没有保障，虽无罪也要报效国家，法制不行，不健全，而且是贫富不均，贫富分化，兼并土地很严重。贫富不均就会发生社会动乱。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就是这个原因。科技十分落后，贪污腐败严重，这些都是危害社会发展的极其严重的方面。18世纪到了高峰以后，19世纪全乱了。再加上外国的入侵，我们的经济状况变得一塌糊涂了。经济跌落到低谷，我说跌落低谷，不一定是生产量、贸易量的绝对数跌落，主要是经济的性质不利于国计民生持续发展，譬如：贸易量，鸦片战争以后，对外贸易数量在上升，但是已从出超变为入超。进口商品主要是鸦片，祸国殃民，中国越来越贫弱。所以我说驼峰型是指经济性质是殖民地型经济，而且也是与世界各国对比而言。中国的经济在19世纪初还占30%多呢，还是第一，但是经过鸦片战争以后就不行了。根据麦迪森这本书所讲，中国的GDP在义和团的时候才占世界GDP的6%，到抗日战争时期占4%，跌入到这个低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开始挡住下落的趋势，但是上得不快。这个低谷不同于前面的低谷，历史不会完全重复，它是循环上升的。19世纪的低谷不同于17世纪的低谷，19世纪的低谷不同在于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下，经济一体化的潮流汹涌澎湃，不可阻挡。当然这种潮流的冲击带来了灾难，老百姓穷困破产的很多，但是也带来了希望，带来了机遇，因为经济领域里产生了新的因素。外国的工厂传进来了，外国的文化传进来了，西方科技市场传进来了，西方的制度、西方的组织、西方的各种工具也传进来了，这些都是资本主义进入中国，是新的社会因素进入中国。中国进入洋务运动，进入清末的新政，到了民国以后，发展不快，这就是由于我刚才讲的中国的惰性。

日本经过30年时间的发展打败了中国，可以说日本完成了近代化。中国30来年很悲惨啊！洋务运动破产了，甲午海战一败涂地。虽然失败了，但还是在前进。中国虽然没有经过产业革命，但是，开始走向近代化的道路，是后发的一种模式。中国不是原发的近代化，是在世界潮流的带动下进入了近代化。当然这种后发的近代化道路十分坎坷，非常曲折，苦难深重，但是不管怎么困难，不管怎么挫折，近代因素产生了，发展了，有了新的阶级了，有了新的社会群体了，有了新思想、新文化，有了科技，有了工业，有了现代农业。中国社会正是由于这些经济变化也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政治上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等，这些政治事件都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晚清的经济处在低谷，但后来也出现了变化，产生了希望，与清前期经济面貌大不相同。中国总算从一条漫长的、曲折的道路中走出来了，走过了黑暗，迎来了光明。经济又重新向上，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辉煌的成就，我们都有目共睹，是亲身经历的。研究历史不能不考虑经济的发展，不能不考虑它的长期变化，要不然你不能深刻地了解它是怎么回事，也不能正确地说明它。社会的变化，经济是基础。当然，现在我们正在建设小康社会，民族复兴有望，正在攀登更高的境界。2007年的GDP达到3.5万亿美元了，居世界第四，和德国差不多。2008年肯定能超过德国。在历史上我们长期处于经济领先的地位，但19世纪和20世纪前期，由于外部侵略和自身弱点，中国摔了一大跤，摔得很重，伤筋动骨，成了最贫困、落后的国家之一。经过全国人民努力30年进行改革开放，我们正在恢复元气，正在重新进入世界大国的行列。确切地说：今天的奇迹是几千年古国的经济复兴，不是像美国那样平地起家的经济崛起。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荣耀，这么快，完全靠自己，没有靠外援，就站起来了。我们目前还不是很强大，美国的GDP是13万亿美元，我们的GDP只是美国一个零头，我们还要靠长期的拼搏，再接再厉，取得更大成绩，才能无愧于后人，也无愧于先人。

注释

[1]2008年4月19日。

在《地理志》、区域六志及其他重要问题会议上的讲话[1]

这次会上讨论非常热烈，提出了很多问题，各抒己见，百家争鸣，这样很好！会上有不同意见，这是好事！至于不同意见，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你对我错，对错分明；还有一种是双方讲得皆有道理，见仁见智，没有绝对的谁错谁对，关键是要区分出哪种意见更好一点。昨天李文海讲了，我们一面要重视学理，另一面又不能忽视现状，这种看法很有见地。

《地理志》到底要写些什么内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所说的那段话，我看了后很受启发，我也是这么想的。在中国史学史上，典志一开始是专写典章制度的，但到了后来，典志的内容在逐渐扩充。以往正史中的艺文志、经籍志能算作典章制度吗？显然不能！典志应该反映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层面不断丰富，这些都要纳入历史书写的范围里去，由典志来反映其面貌。晚近时期的志书，有点像社会史、文化史，如同梁启超所言的专史。我感觉，古代对典志不是太重视，司马迁创八书，班固成十志，陈寿虽名《三国志》，实则书中无志。降及魏晋南北朝，许多正史没有志。唐代以后的正史都有志，为什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正史中没有志？我认为大致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写志比较难。写志乃专门之学，有些是历史学家力所不逮的。如天文志，需要天文学家来写。又如河渠志或沟洫志，需要水利学家来写。这些内容，历史学家写不了，因为他们没有相关的专门知识。二是社会生活的内容在唐以前不被看重。到了唐朝以后，社会生活越来越复杂，人们也越来越重视社会生活，因此此后的正史中都有典志。此外，唐朝以前是个人修史，不仅缺相关典志类的材料，也缺少相关知识。唐以后，基本上是国家修史，因此有条件延请一些相关专家来承担典志纂修，如唐修《晋史·天文志》时，请的就是当时著名的天文学家李淳风来负责。

这次请瞿林东先生来给典志项目建言献策，我们收获很大。瞿先生有很精深的专门知识，毕生从事史学史的研究，对史书编纂的历史知之甚详。我看了瞿先生的讲稿，感觉讲得很好。对典志框架、子目多少、篇幅大小等等，都提出了很多意见，讲得也很有道理。现在子目达到40个志，篇幅达到1700万字，占全书的52％，字数确实过多。据瞿林东先生统计，传统史书中的典志，最多占全书的1/3强。这个统计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我们是否应该朝着这个方向来努力呢？当然，瞿林东先生所谈的有些问题，值得商榷。瞿先生对我们新修《清史》非常热心，也非常友好，就《清史》纂修问题与我面谈过多次，提出过很多好的意见。我们现在40个志，确实有点多。《清史稿》也仅有16个志，我们比其多出24个。但是我们之所以立这么多志，是因为清朝的社会生活的确十分丰富，各方面都需要反映，志太少不足以反映全貌。“文革”后，邓小平同志批转了一封关于《清史》纂修方面的信，我当时曾规划设立23个志。至2004年，我在全书92卷的目录里，设有36个志。后来由于一些原因，分增了一些志，如《港澳志》一分为二。我想，将来我们还可以视情况需要对有些志再予以合并，比如《商业志》和《外贸志》，是否可以考虑合并，虽然这两个志写作范围和内容很不相同，但都属于商业范畴，不过是前者对内后者对外而已。合并以后，可酌减字数。

今天，我想着重谈谈《地理志》和区域志的情况。目前，《地理志》分为上下两卷，区域志共分六志。瞿林东先生和其他一些学者主张将两者合并。如果不合并，又当如何处理？我觉得这个问题还可以商榷。关于《地理志》如何写，有所谓的“宪法”，那就是传统的写法，可是清代出现了许多新东西，和传统并不一样，需要在体例上有所创新和突破。传统的写法，以《清史稿》中的《地理志》为例，主要写自然地理，如介绍城池位置和大小、山川以及水源走向等等。此外，在每写一个地方时，首先要突出其“冲”“繁”“疲”“难”等特点，“冲”谓地方冲要，“繁”谓事务繁重，“疲”谓民情疲顽，“难”谓民风强悍难治，这些都是从政区划和行政治理的角度来写的。此外有的篇幅还讲了何地设立县城，何处设立税官，何处设游击、总兵等等。因此，《清史稿》中的《地理志》以自然地理为主，也包括了一些政治性的内容，人文的内容相对比较少。这样的传统写法，是否适用于新修《清史》？前天，我看了邹逸麟写的《地理志》中的《江苏篇》，昨天华林甫还给我看了《直隶篇》。两个写得很好，邹逸麟不愧为大家。两人所写志的内容很丰富，考证极其精详，有望超过《清史稿》。但是，在体例上，我有不满意之处。关于上海，邹逸麟只写了11行，还不如一个普通县写得多。上海是晚清出现的一个新事物，它既表明了中国半殖民化的特点，也反映出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可写的东西很多，为什么不写呢？总体上，邹先生还是遵循老式的地理志的写法，写了黄浦江、吴淞江以及一些浜塘等情况。关于上海的半殖民地以及近代化等内容，后面只写有通商开埠、设立租界、有火车等寥寥几句。等我们新修《清史》出版后，发现上海只写了200字左右，这能行吗？尽管多数部分写得很全面，但上海不应写得这么少。或许这种写法，是为了将一些内容留给《租界志》。如果是这样，那我建议邹逸麟可以保留这样的写法，但最好要在文末附上一句话：“见《租界志》”。《租界志》可不写自然地理方面的情况，这样可以与《地理志》形成互补。

华林甫写承德，写了滦河、潮河以及棒槌山等，但却独独没有写避暑山庄。避暑山庄现在是世界文化遗产，而且当时也是清朝的第二政治中心，当时许多为完成统一大业而采取的军事行动，都是在这里发号施令的，怎能不写呢？热河木兰围场、外八庙等内容也都没有。作为普通读者，要看《承德志》，恰恰是要看这些内容。在清朝，有了避暑山庄后，才有承德市。没有避暑山庄，就没有承德！

又如《京师志》，在写北京西郊一带皇家行宫苑囿，如香山、万寿山、圆明园、颐和园等三山五园时，不能仅仅满足于提其名称，还要写得更详细一点。至于会馆，在《京师志》中好像没有提到。有清一代，北京会馆极多，总体上分为两种：一种是供知识分子进京赶考住宿之用的同乡会馆，又称“试馆”，如山西三晋会馆、福建同安会馆、安徽休宁会馆等；还有一种是由各地在京的商人或手工业者创办的，实际上是一种行会、行帮性质的组织，当时也称为会馆，或称行馆。会馆是清朝北京城的一大特色，因此志文中不仅要提及会馆的名称，还要将会馆的修建情况、成立缘由及其历史作用说清楚。这些内容属于地理，但又不完全属于地理，更多的是要写出人文，突出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内容。正是考虑到有些内容倘若放到《地理志》里，会显得很臃肿，所以我把它们单独抽出来，从而设立《京师志》《租界志》等区域六志。总体而言，区域六志属于交叉学科，不仅仅属于《地理志》的范畴，有独立成志的必要。没有区域六志，许多重要内容我们无法写入新修《清史》，比如一旦缺少《城市志》，作为既是今天世界文化遗产又是清朝陪都的沈阳故宫，就无法写入新修《清史》中来，这将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我坚持保留区域六志，是因为它固然是从《地理志》中分离出来的，但许多内容实已超越了《地理志》。按照邹逸麟所说，传统《地理志》的写法，有一个“宪法”约束，只能写自然地理。但是我们恰恰需要写宫殿、园林、会馆、琉璃厂等内容，因此就必须在体例上做变通处理。一方面为了避免将《地理志》弄得过于臃肿，另一方面也不去扰乱传统《地理志》书写的“宪法”，所以保留独立的区域六志为好。至于香港、台湾、澳门以及租界单独立志，是因为它们有自身的特点。对这些地方多写一点，能彰显出当时半殖民地、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又如，由于社会生活发生了变化，清代的城市格局也不同以往了，出现了新兴的通商城市、边疆城市与传统城市并现的局面，这就需要单列《城市志》。

现在，我们写区域六志包括写《地理志》，有一个很好的条件：各地都修了志，大多数志都是从晚清开始写起的，其间一定能找到我们所需要的丰富的内容。我们应该借鉴这些新修地方志。这些地方志，可能对传统的写法有所突破，因为里面写了大量关于近代的内容。比如兰州的地方志，记光宣年间兰州修有一座铁桥，为当时甘肃洋务总局彭英甲所督造，负一时盛名，有“黄河第一铁桥”之誉，一直沿用至今。关于这座桥，我觉得新修《清史》的《城市志·兰州篇》里应该将其收入。又如，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正规陆军军校的保定军校，在清代即有北洋速成武备学堂、北洋陆军的陆军速成学堂、陆军军官学堂作其前身，如果《城市志》要写保定，这一内容理应写入。华林甫在写京师宫殿时，仅仅将武英殿、文华殿等宫殿名称罗列出来，对这种写法我有不同意见。我认为应该分别出哪些宫殿是承继明朝的，哪些宫殿又是清朝自己修建的。清朝京师的许多宫殿是明朝造的，对这些宫殿可以一笔带过。至于清朝自己修建的，应当特别详写。其实，关于这些内容，孙承泽的《天府广记》以及清宫纂修的《国朝宫史》里都曾讲过，可以参考。在华林甫所写的京师志中，北海、中南海皆未写。北海实际上全部为清朝所造。顺治年间，请尼泊尔工匠造白塔。至今白塔山上还保留着乾隆手书的四块碑，其中有一块名为“白塔山四面记”，记载着修建白塔山的缘由以及四周景致。因此，总的来说，《京师志》应当主要写人文方面的信息。有一点需做说明的是，《地理志》里也可以写京师，但主要侧重于自然地理。在《地理志》写完京师内容后，可以附上一句：“见《京师志》。”同理，《地理志》中的承德可以按照传统的写法来写，但在后面可以附上“见《城市志·承德府》”。这样做，可以避免内容上重复。

至于《艺文志》，我开始是打算立的。但后来发现清朝书籍卷帙浩繁，可能有20万种，如果对每本书写上10字，即已达200万字，而且10个字也只能写完书名、作者、卷书等信息，无法周及书的内容。现在，国家搞清全国古籍目录，该工程不亚于我们的清史工程。这一工程之所以难度很大，主要就是因为清代书籍的确切数目很难弄清楚。唐代书籍不多，自宋朝印刷术兴起书籍开始增多，明代又有所发展，但最多的还属清代。我们现在立了一个项目，叫“清人著述总目”，由杜泽逊承担，就是为了试图摸清清朝书籍总数。杜泽逊非常努力，做得也相当不错，现在越做越大。面对如此浩繁的书籍，如何去写《清史·艺文志》呢？谁又有能力去写呢？瞿林东先生认为将《四库全书》《续四库全书》的目录写上去就可以了，这种想法过于简单了。其实，《四库全书》的写法，我是不敢恭维的。如集部书目，清朝有4万部之多，而《四库全书》里只收录了40部，且多为皇帝、高官之作，真正有影响的大作家的书籍却并未收入。《续修四库全书》，是利用日本退还给清朝的庚子赔款，组织人员纂修而成的，虽比《四库》书目增加51％，但与清朝的实际书目数仍相去甚远。最关键问题在于，书目之多，无人能遍览，因此我们找不到一个愿意或者有能力承担此项目的人。不写不行，写亦有所不能，两难之下，我只有请人做一个“清人著述总目”，即便这样，也只能将目前所能见及的清代书籍名称列出，书目提要也还是难以做成的。仅仅将《清人著述总目》内容写入《艺文志》，预计将达1300万字，这几乎与一个典志字数相当，肯定不行！左思右想，《艺文志》我只能割爱！不过，这个“清人著述总目”，我拟将其作为三个附录之一列入新修《清史》之中［其他二个附录是：谭其骧等所做的《清朝地图集》（产权问题再作商量），《考异》（待定）］。所以，总的来说，《艺文志》准备用附录解决。

关于排序问题，我还是分为7个版块，区域六志仍单独存在。其实，我和瞿林东的排序差别不大，他只是将区域六志搁入《地理志》里面，成六个版块。但如上所述，我认为区域六志不完全属于《地理志》，可以单列，正所谓“由附庸而蔚为大国”，它已上升了一格，不再是《地理志》的附庸了。昨天姜涛建议将《华侨志》放入“天·地·人”类里面去，这比搁在“邦交”类里要合理些，我同意这种做法。

写大小序问题，比较麻烦。当初我也准备设大序，后来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便不敢再设。什么问题呢？许多志，成于众人之手，里面或四篇或五篇不等。其中，《民族志》，包括《东北民族篇》《北方民族篇》《西北民族篇》《西南民族篇》四部分，据说该志已有人承担了总序撰写任务，并已立为三级项目，这很好。但是，这仅仅是个特例，其他志都没有人去写大序。至于小序，能否由三四级项目主持人自己来写。我想，写大小序都并非容易之事，它需要撰序人通观志文，对内容烂熟于胸，且胸有洞见、文笔简练。我怀疑各项目主持人是否确有能力做好此事。这件事情还需要会后认真研究，再做决定。如果最后我觉得各主持人写得很好，就予以保留；写得不好，就宁缺毋滥。如果有的写得好，有的写得不好，那么为志文统一计只有全部作废。

现在，二级项目组的工作进入了更加紧张的阶段，有的项目业已接近尾声，所以评审、修改的工作已经提上了日程。如何评审、修改，李文海同志曾经讲过，我也在早些时候讲过。我想评审标准无非这样几个内容：

（1）内容是否全面、正确。《清史稿》为了反映出手工业的发展，专设《交通志》，这对正史而言本身就是一大创新，也是《清史稿》的一个亮点。但从内容而言，《交通志》并不全面。虽写有铁路、航运、电报等内容，但缺少矿山、工厂等重要内容。我们新修《清史》要引以为鉴，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又如，就准确性而言，《清史稿》称徐锡麟等英勇就义为“伏诛”，显然不准确。再如，《清史稿·包立身传》记太平天国攻占浙江诸暨县包村一事，称“合村死者，盖六十余万人”，这显系夸大之辞，因为当时杭州城也达不到60万人。

（2）一手资料是否丰富，是否使用新资料。确实发现不了新资料，也无大碍，但最好能找到新资料。资料是否丰富，关键是看资料长编做得如何。此外，重要的资料千万不能遗漏。

（3）结构是否合理，即框架结构、章节设计是否得当。每篇都要根据内容来确定篇章结构，譬如造房，前门、后门、花厅、堂室、后花园位于何处，应事前做好统筹布局。

（4）条理是否清晰，是否能做到“洗眉刷目”“眉清目秀”，是否能做到桐城派所说的“言之有序”，千万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

（5）文字是否清通。文、白、洋三种文字风格，皆不符合要求。

（6）篇幅是否合理。同一类项目的文字篇幅要大致相当，不能出现过度膨胀，否则有失对称。从我目前看的稿子来看，多数内容冗长，取舍不当，显得太烦琐、太凌乱，不够清爽。我曾经看过典志组的《水利志》的稿子，引文过多。我认为，不宜大段引用，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来转述，务求简练。我曾经试着改写《水利志》中所出现的一段150余字的引文，最后成100字左右，我自认改写过的文字对引文原意毫无损害，改后文字反而比较清通了。二级项目组将来对文章中的大段引文，该删则删，该改则改。总之，将来我们这部新修《清史》需要减肥瘦身，过于臃肿则会有碍观瞻。关于典志项目，如何减少字数？我提一个初步方案。《天文志》《地理志》《生态志》《人口志》都不减。《民族志》可由120万字减为90万字。《民族志》写得过于琐细，比如《西南民族篇》在写一个土司时，将明代自清代的十几代土司的名字一一列出，这已远远超出了书写清代知县的规格，实无必要。这些内容写入地方史中尚无不可，但写入国史里面便显得有点啰唆。此外，《民族志》中许多有关风俗部分的内容，也写得琐细而啰唆。《邦交志》可由92万字减为80万字。《教育志》可由40万字减为35万字（《选举志》可附职官志后，仍由杜家骥承担，可在原来35万字基础上增加5万字，经费酌增）。《商业志》和《外贸志》可以合并，由原来总数70万字减为40万字，可否对内贸易的内容多一些而对外贸易的内容少一些呢？考虑到《财政金融志》包括厘金、关税等内容，不宜大减，但能否在原来90万字的基础上，适当减少字数。《灾赈志》《漕运志》可各定35万字。《会党教门志》可以由40万字改为30万字，《京师志》也可以酌减字数。总之，我们将来的主要任务是，删繁就简，去其重复，实现瘦身，应该朝着1200万～1400万字的目标迈进。

（7）体例是否规范。清史编纂有个总例，各组也定有总例指导下的分例，应当遵守这些标准，如标点、专有名词称法等方面的规范。

以上是我的一点建议和意见，提出来以供大家讨论。

注释

[1]2008年6月6日。

关于清史工程审改工作的第一次讲话[1]

这次讨论是未雨绸缪，现在还没有进入审改，先展望一下审改工作，做一点思想准备。大家对审改工作产生了意见分歧，分歧是正常的。二级项目组专家们要求立项，我不太同意。但是，大家的意见和建议也不是没有道理，我仔细地把他们的报告又看了一下，看看是否可行。我考虑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提出来讨论。我们在分歧的意见中做比较，寻找一条可行的道路。提出审改工作立项的理由有四点：

第一个理由，落实岗位责任制，刘潞在会上也讲了，责、权、利三者要落实。如果立项责任到人，那权利也要落实到人。如果不分别立项，大家混到一起，审改的报酬也不按劳动量计算，有的人审改二三百万字，有的人审改十几万字，报酬都相同，这就不公平，劳逸不均。立项明确分工，按劳计酬，权利落实，可以调动专家们的积极性。

第二个理由，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同志，到我们这儿来工作，在本单位没有别的科研项目，如果在我们这里立项，他们可以向本单位交代，补充他的工作量。我觉得这个理由可以理解。

第三个理由，就是认为有些项目的性质类似、接近。例如，典志类有8个项目都是经济，经济类可以捆在一起来立项，立项以后便于修改，便于评审。

第四个理由，就是审改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要查很多资料，做较大的修改，体例要一致，文风要统一，工作量很大。

大体上就是这么几个理由，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不立项的前提下，来解决这些问题？变通办法，改变思路，而不要立项。因为我认为立项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我担心的是一个项目立项两次可能会出现一些我们想不到的问题。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项目重复立项的先例，其他的科研工程项目都没有过两次立项，我们不能开创这样的先例。我不知道项目条例里有没有这样的规定：一个项目可以立两次项。我觉得不应该重复立项。

第二，立了项以后，似乎会削弱二级项目组的作用，二级项目组干吗去啊？大家都去立项了，好像是包干、单干去了，二级项目组散了，这恐怕不好。二级项目组还应该存在，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从这两方面来考虑，我不赞成立项。因为二级项目组是我们这个工程中最重要、最基础的一个组织。我们质量的提高也要靠二级项目组。所以，如果削弱它的作用很不利。

我看了他们的书面意见，我谈一谈今后4年的工作思路。

我画一个路线图吧，今后4年能不能照这个路线图走下去。路线图的起点是三级项目组已经完成的初稿，我们审改开始启动。三级项目组把它的工作比如《民族志》交稿，交稿经过了评估，退回去修改，它自己修改了以后，再交回来，这就是初稿。二级项目组认为它的初稿合格了，接收了，从这个时候开始启动我们的审改工作。我们的审改办法，姑且称它为“主审制”吧，把几个相近的项目捆绑在一起，由一位同志负责主审，主审人也可以请几位专家，组成一个小组。两三个人或三四个人组成一个审改组，来审改若干项目。但是，这里面有几点：

第一，一个项目最好是一个人从头到尾审改，别的专家只是看稿子，提意见，不要你改一道，我改一道，这样做不行。我们这部书很大的毛病就在这里，因为是许多人写的，风格不一，水平不一，写得杂乱无章。审改不同于写作，写作一个人写不下来，不得不几个人集体写，但是30万字一个项目，可以一个人审下来，审改到底，便于统一体例、统一文风，这是第一点。

第二，主审人全面负责项目，他除了动手审改若干个项目外，他负责的主审项目都要过目。他觉得不合适可以动笔修改，不能把主审项目分给几个专家单干。审改动笔是一个人一改到底，但怎样修改要由几个人商量着干。我想项目组的专家不宜太多，二三个人就可以，二三个人搞几个项目就可以了，如果自忖能力可以，多承担几个项目，我们很欢迎。另外就是主审人要全面负责，不能个人包干，不能个人单干，要讨论商量着改，如有意见分歧，要由主审专家和执笔专家拿主意，全面负责。执笔专家只对自己审改的工作负责，这是第二条。

第三，改多少字给多少报酬，你不改稿就没有报酬，工作和报酬挂钩。对原有专家津贴进行调整，仅参加讨论的专家的报酬与主笔审改专家的报酬不同，或由主笔专家从报酬中分给，这是较公平的，避免劳逸不均。

第四，审改专家最好由联系人来承担，为什么要由联系人承担呢？因为联系人最了解项目，他联系了三四年、四五年了。他从这个组的联系专家成了主审专家，他对这个项目的内容和写作的情况十分清楚。我们以前的联系工作不是上传下达，也没有什么需要上传下达的，以前的联系专家要求审查三级项目的进度，审查质量，要了解初稿的内容和质量，你联系了三四年了，对这个项目一无所知，这是失职，你对这个项目的质量也是负有责任的。联系专家应该负起责任来，帮助把这个项目弄好。以前，他在平日工作中也在不断了解这个项目的质量，项目有多少是合格的，有多少是不合格的，其缺点、难点和需用力修改之处在哪里，这些都是联系人从联系工作的实际中得出来的。

第五，二级项目组仍然存在。专家的工作不再是联系而是审改。当然如果初稿尚未完成，他就继续做联系工作，初稿完成并认定之后，审改开始，专家就转到审改工作上了。当了审改专家要负责，可能工作量更多一些，责任更重一些。我们也可以将来增聘一些审改专家来承担，我想这一点明年或后年可以做到。因为明后年有很多三级项目需要结项，结项完了他就没有事了。到时，我们又可以聘请他当审改专家，审改别人的稿子，而且我们了解谁比较有能力，谁有经验，工作负责，我们就请谁。审改专家修改以后，要有一个定稿，这个定稿由二级项目组主持人来定。比如，典志组就是由郭成康来定稿，定稿当然不能全看，采取每本书抽查的办法，可以找几个帮手。有的定稿可能很不好，那要扣下重新加工，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能做得通。可能有些同志不同意，主要问题还是工作量大，认为工作量大不立项是不行的。工作量大是一个客观事实，你立项也是这么多工作量，不立项也是这么多工作量，你搞主审制也是这么多工作量，这是客观的，不能因为你立了项工作量就会减少，立项不立项和工作量大小没有关系。当然我们在审稿的报酬上可以优厚一点。以初稿的字数计算，审改多少字就给多少报酬。稿子要不要分类，有的质量高不必大改，看一遍略加润色就可以了，有的修改大，工作量大，需要不需要把稿子分类计酬，大家可以商量。审改与稿子的质量有很重要的关系，我们的钱花到这个地方应该是值得的。

还有就是你没有项目不好向本单位交代。我想，我们的专家有四类：第一类是离退休专家，不存在向本单位交代的问题；第二是社会科学院的专家，他们也不是很在乎项目的多少；第三类是高校的正教授，说实在的，高校的正教授对项目的紧迫程度也不是非常高，他不需要靠你这个来申请正教授；第四类也是最关心这个问题的是年轻的副教授，但是，年轻的副教授能不能胜任审稿专家、审改专家？可能有的行，有的不行，所以这类专家的人数很少。如果真有几位副教授能胜任审稿专家，我们可以以我们单位的名义写一封信给他所在的单位，请他们支持，请他们帮助，请他们单位给予一定的照顾，这是可行的。可以请他审稿审一年，他们是可能接受的。

对于审改，第一点，我强调一个“改”字，请专家审的同时要改，要请有经验的、年富力强的、知识面广的专家来改，我想我们的联系专家比较熟悉稿件，深知其优缺点。如果让我们三级项目的作者自己来改，怕改不好，因为这是他自己写的。改不好的原因一个是他工作忙没有时间改，另一个就是他责任心不强，最重要的是他学术水平和思想框框的原因，他写出来的初稿就是这个水平，你要让他提高水平，改变思路，超过他的初稿水平，很难达到，改了十遍八遍可能还是不行。改得焦头烂额也许改不好，除了初稿让他修改以外，初稿过关以后，由审改专家来修改。

第二点，所谓改，改什么？这一点很重要。我强调就现成的稿子改，尽量不要大改，因为写这方面稿子的都是这一行的专家，审改的人水平可能还不如作者。我所说的就原稿改，第一是不增加新内容，你审改一个题目，看法不一样，你不要把你的观点强加给他，你找资料，找了许多天资料，写了一小段，最后也超不过人家，所以不要增加新内容；第二个是不要改变结构，你要把第二章换到第一章，或是除掉一章，或是增加新章，那就改动太大了，我们没有时间，可能做不到，这相当于整个重新写了，那肯定是不行的；第三是尽可能不改变原作者的学术观点，当然要保持全书大的观点一致，很多具体观点应该百家争鸣。

审改时需要注意：第一看有没有政治观点上的问题，有无与现行政策上的抵牾，这个很重要，像《民族志》《边疆志》《邦交志》都有这方面的问题，这一点要特别注意；第二就是史料有没有硬伤，你看不出来没有办法，你也不必要给他找新资料，那样的话没完没了，关键是史料有没有错误；第三条是删掉重复，重复的内容一定要删掉，别的地方讲了，你再讲这个就叫重复，如有多处重复，宜在何处详讲，何处少讲，何处不讲，应和有关作者商量；第四就是文字的润色，欠通的文句要修改，啰唆的句子要删去，如《民族志》中有一些东西是没必要写的，如历代土司的名字就没必要写了，写一些著名的、重要的就可以了。大部分稿件，我感觉太臃肿，应该“减肥”。我看到的稿子大多臃肿，写得啰唆，文字很长，也不符合我们的规范、体例，做一些修改调整，但是不要增加新内容，不要改变它的结构，不要有很大的变动。

我们重视稿子的质量，但是时间也是有限制的，在限定的时间内要尽量完成。2012年底付印，我们还有4年半的时间，印出来，要上报中央，我们《清史》完成了，请中央审查，请专家们审查。我们希望在这个成品的基础上，还有机会打磨，还应该精雕细琢，成为一个精品。你上交一个经过三审的成品，中央便于审查和考虑，你没有成品，工程没有完成，中央怎么考虑啊！你现在有这个成品了，看样子还可以，有基础，工程比较大，这就有可能争取到再打磨几年的时间，精益求精。如果中央说，你们不必干了，我们就服从。所以不管如何，到2012年底都要付印，然后再争取中央的支持。要不然的话，中央也无从了解你的工作，你上交的是成品，虽非尽善尽美，但不是一个半成品。

第三点，我认为目前编审组有一些年高德劭、知识广博、威信很高的老专家，在各方面对我们有指导作用，他们的任务就是指导、抽查、咨询，举一反三，看质量怎么样，有问题向他们请教，请他们出主意。实际上，文海同志对我们的帮助是巨大的，参与了一些决策性的指导工作，起了很大作用。我们的工作很需要有远见卓识的指导。

第四点就是要做好若干准备工作。

第一个准备工作就是在网上搜索清史专家、近代史专家。一开始启动的时候，我们搜索过一次，当时是王江同志做的。我详细看了，知道了他们的名字，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分别擅长什么，写过什么东西。现在过了5年了，又有大批新人出现，又有大批的人退休，最好注上他们的专长，年龄也要注上，离退休了，我们可以请他。现在我们不了解清史的专家有多少，特别是青年专家成长很快，有点与世隔绝的感觉，这些对于我们下一阶段邀请专家来参加工作有很大的作用。尽量搜集比较全一点，最好要有他的著作和重要的文章，他是研究什么领域、什么时段的，要不然的话，我们不好请他来。

第二个准备工作是档案，档案工作要提到日程上来，我指的是我们的稿子，不是我们的工作档案。吴孝英同志负责工作档案，她很有经验，工作做得很好。我指的档案是印出来的稿子，以及《清史》的各个小项目，典志是几十个项目，传记有30多个项目，通纪有12个项目，史表是20多个项目。每个项目都有初稿、修改稿、定稿、资料长编、注释、考异，字数浩博。这么多的东西没有人管怎么可以呢？我觉得要有档案制度，让专门的档案员来保管整理，管理这些东西非常重要：第一不能丢失，第二不能弄乱，第三不能外传。虽然这些不是什么机密文件，但是限定不能外传。要有内部的借阅制度，要让修改的同志便于查阅。有的稿子要复印多份，送给领导和有关同志，这是繁重而复杂的任务。档案制度要很快建立起来，要用专门人员来管，要分类分档，井井有条，而且不能有闲人出入。各类的档案都要分清楚，要把初稿、定稿、修改稿详细分清，保管得当，便于查找。

第五点，对于特别差的稿件，可能是10%或是5%，小动不行，必须动大手术，由二级项目组提出来，哪几个项目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另外组织力量来攻关，把特别差的项目也要搞上去。有的实在不行，无关紧要的我们可以删掉，宁缺毋滥。当然，我们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做这些工作，要到2012年以前完成。

第六点，五个主体组工作不同，各有特色。通纪、典志是长篇文章，史表是一个一个的信息点，它不是写文章。史表的主要问题是查资料比较费劲。传记组又不一样，它是一个个独立的单项，它不是一个章、一个节，没有什么逻辑联系，去掉一些篇幅，不会影响整个传记的结构。所以，这五大部类在执行的过程中间，就要因地制宜，要根据总的原则去执行，不能按一个模式来执行，复杂就复杂在这里，费事就费事在这里。所以，传记组同志说他们不立项，传记组没有捆绑不捆绑。他们碰到的问题不一样，如果这个办法可行的话，给各个组说明，你们根据这个总的原则，自己还要有自己的路线图，总的精神是这样，就是到2012年付印审定稿，这就是我们路线图的终点。

以上是我的一些设想，也没有想好，大体上是这样吧。总之要考虑周到，谨慎对待，摸索前进，开动脑筋。我们是一个庞大的文化工程，搞这个工程相当复杂，一方面，我们要鼓足信心、鼓足勇气，要前进，相信我们能够完成任务；另一方面，我们确实要谦虚谨慎，要千方百计地克服困难，按照这个路线走，达到我们的既定目标，到2012年，拿出我们的付印稿。能否操作，还要到实际中去证明。最后，还要留一定的时间找一些人通读，通读会发现很多问题，最后通读是因为只有全稿完成之后，才能发现哪里有遗漏，哪里有重复，哪里有矛盾，才可以着手修改，最后完成付印本。我不知道这个路线图行不行，如果行得通，我们是否可以制订一张倒计时的日程表，以便安排好今后的工作。

注释

[1]2008年6月25日。

史表工作汇报会上的讲话[1]

我读了《大学士表》，没有读完，查出一些问题，但没有仔细改核，没有把握，希望作者再复核一下。

《清史稿》史表每篇前面有一个小序，几百字，非常简明，记述大学士的来源、源流、执掌、特点等，这样的做法好。传记后面也有一个小结，虽然有些写得不好，但有些写得相当好。我们现在没有小序，30个表，我替你们拟了一个《大学士表》的小序，不一定合适，供你们参考。

史表组的工作量很大，我看了《大学士表》，比较满意，当然浏览一遍，无法仔细核对错误。但我看比《清史稿》中的《大学士表》好得多，信息量、信息的准确程度好多了，肯定参考了台湾的《〈清史稿〉校注》。台湾的《〈清史稿〉校注》是一部好书，它核对了很多档案和《实录》，将来审改的时候应该参考，当然它也有一定的问题。

史料的来源究竟是以《实录》为标准还是以公开或未公开刻印的档案为标准，有时很难说。《实录》会来源于档案，很难说档案一定准确，《实录》一定不准确，这也是相对的，当然一般说档案还是比较准确的，比《实录》准确度高。还有一些私人记载（家里的记载）和地方志记载，可信度不见得比官方史书（《实录》、档案）差。准确度是相对的，主要是选择的材料是有根据的就可以。

《实录》也有问题，对于任官的时间记载不一，有的是任命时间，有的是到任的时间。任命时间也很复杂，有的是离京的时间，有的是发上谕的时间，但我们有根据，可以推断哪一个比较合理。有的时候档案也不可尽信。任命是一个过程，有人任命外官后很久时间仍留在北京，未到任。不能太拘泥，应该有一个灵活性。太平天国时期，因为战争需要绕道走，很长时间有时甚至一年也无法到任，这种情况也很多。

我们的资料标准应该在《实录》和档案之间，我们只能根据我们能够看到的尽量搜集、尽量阅览。未刊的档案很多，我们无法全部看到，很难要求人家。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我们这个时代能达到的水平，等到将来未刊档案出得多了，准确度可能提高，十年后再做肯定会超过我们的。但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只能认定现在的标准。

程歗同志说得很好，要因地制宜，各组的情况很不相同。史表组主要考虑的应是信息量大、信息点全。至于写法可以再商量、再讨论。但看了《大学士表》，我比较满意。刚才的一些意见，我也没有核对，可能也不太准确，史表组再核对吧。

审改工作怎么做，会后是否搞一个章程，应该细化。各组的情况不一样，组织方法也不一样，一审、二审的工作如何配合？如何分工？二审不仅要看稿子的质量，还应看一审的评审情况，应给出评价。如何判断审改质量呢？应根据第二个专家对第一个的整体评价。经济的手段如何挂钩？史表组的审改量是4000万字，还是600万字？600万字来源于4000万字，但我们的审改对象就是600万字，所以恐怕还是得按600万字计算，只算正文，否则开支太大。我们不要求改资料长编，但审改的稿子应仔细看，按这个数字计算工作量和经费。一个专家可以审几个相近的表。

二审的专家不要动笔改，不要几个专家改一个稿子。如果中央将来还要我们打磨，我们再打磨。但现在10年的经费，10年的任务，时间一定要控制住。二审的专家可以更多地请外面的同志，史表组可以先摸摸底，提供一些备选专家的名单，主审专家必须报编委会批准，其他的也应上报备案。

注释

[1]2008年9月12日。

典志工作汇报会上的讲话[1]

典志组工作比较扎实，我能够和每位专家接触来听取意见，受益匪浅，知道具体工作里面的艰辛，许多问题我也不能立即答复，究竟怎么办还得商量。典志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二级项目组，有40个志，70个项目，字数最多——1700万，占《清史》的半壁江山。如果这半壁江山做好了，我们的《清史》也就能做好，如果这半壁江山做不好，那《清史》肯定不行。典志组是一个关键，我比较关注质量，如果典志不行，那就一半不行了。

审改工作特别重要，因为这是提高质量的重大措施。作品一开始写出来总是比较粗糙的，总是有比较多的缺陷、瑕疵、毛病，审改就是把这些瑕疵、毛病挑出来改掉，要精打细磨，“玉不琢不成器”。一篇文章、一部作品、一个科研成果如果不加以修改不可能成为精品。我们都是写文章的，知道写文章的经验就是修改、再修改。大家都说过文章都是要修改的。没有审改这个程序是不可能的。怎样进行审改？上次我发给大家的一个讲稿，只是我当时的一个想法，也没有讲完，只是当时的一个交稿日期，一个路线图，到2012年底我们要上交中央一个成品，这个成品可能还粗糙一点，但是我们一定要交出来，交给中央看一看，审一审，如果觉得还可以，那么中央是否还允许在成品的基础上进行打磨。你拿不出东西来，中央怎么来审定啊？我们当时的计划就是10年的计划，给的经费是10年的经费，每年的经费都是有定数的，到了2013年就没有经费了，2012年底一定要拿出一个成品来。

我们要全心全意关注质量，当然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进度也是要注意的。进度上不来谈不上审稿，所以既要讲质量也要讲进度。上次6月25日我讲的那个主要是修改方面的路线图。观点、材料、文字等方面怎么修改。文字我觉得比较简单，大部分都是专家写的，可能写得还不错，这样我们动的不会太多。今天听起来有些志可能还是有比较大的改动，我会进一步考虑审改的组织怎么搞。现在我们是二级项目组，我总希望你们考虑得细一点，提出一个方案。审改要不要重新组织？恐怕任务不一样，各个组的情况也不一样，有的组可以按照原来的组织情况，可是典志组行不行？

我的初步想法是典志组看看这种调整有没有必要？有没有可能？你们一共40个志，有些志可以分开捆绑成4个板块或3个板块，5个板块也可以。二级项目组就按照这4个板块，这4个板块下面有40个志，每个板块下面有10个志，每个志有主持人。这样层层负责，这个想法行不行？二级组不动，有组长，每个板块也有组长，负责10个志，他不是一个人，有几个人，有的主审专家年龄大了只能审1个志，有的可以审几个志，最好他原来联系的志由他来主审，当然也不一定，能不能这样来组织？要不然一个人怎么来联系这40个志啊？不分成板块，这40个志行吗？或者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二级项目组，第二个层次是板块组，第三个层次是志，主审负责制，可以负责1个志，也可以负责几个志，多多益善，因为我们专家太少了，能不能这样去组织？主审专家应该有比较大的权利，他在主审的时候可以和原作者商量，有的时候不同意你的意见怎么办？当然你得仔细考虑这些意见，不商量也可以，我认为，为了讲效率，商量来商量去耽误了时间，商量一次不行，商量两次不行，商量三次不行，那怎么办？不商量就直接改。

改稿子的工作不可能你和他商量他就同意的，一次肯定同意不了，两次也有可能不同意，好说话的还好，不好说话的他是坚决不同意的，这样的话不要谈了。如果他的思路行也可以，如果非改不可了，比如说刚才说《文学志》，我上次提了几个建议，比如桐城派，不要写一个个桐城派的人了，也不要写作品了，这些都是搞文学人的事，我们搞史的人应该搞清它的源流、派别，写桐城派的产生、影响、发展、特点，要写这些东西，你和搞文学的人商量，他们肯定不同意，如果写一个个人也可以，这个志也不一定非要照我的意见写，但这样写是不是更好一些，避免重复。我认为尽量少改，不要把我们的意见强加给他们，一定要尊重著者的意见。如果有的本身就是错误的，不能用这种体例，按照他的写法就不行，这样我们就主张不商量，直接去改动，不要商量来商量去，因为时间不够，我现在很着急的就是时间。或者重大问题和郭成康商量，或者更大的问题也可以找副主任或者我，非常重大的问题可以讲，一般的问题你们自己决定。我觉得是要和三级项目组联系，但是我有这个担心，就是联系作者不大好，能够尊重他们的就尊重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们的意见不能尊重，那我们就这样做，将来你们署名就是作者、审者两个人。审的人一个人看一个志，不要几个人看。因为不同人有不同的路子，审改再要两三个人那意见就更不统一了，最好是一个人审一个志，当然有些问题可以商量商量。但是为了讲求效率也不要程序过多，影响工作效率，拖延时间，不能完成任务。

我的想法是首先要保持二级项目组，二级项目组是主持审改的核心机构，促进审改，推进审改，审改以后验收由板块组长和二级项目组审改。二级项目组以下设不设组？因为我们各个组情况不相同，典志组我觉得有必要，因为志太多了，其他组有没有必要那倒不一定。通纪一共才几个，就不要分组了，这个方面让他们自己考虑。史表组三十几个项目要不要分让他们自己考虑，典志不要求分也可以不分。

另外，整个审改的程序要有灵活性，程序必须交叉，你们好几个人在发言的时候都说交完稿开始审稿，这个不行。因为把所有的稿子拿到以后才开始审改那就麻烦了，有的稿子要到2011年才交，先拿到的稿子先审，现在就定好主审专家，下去后就开始施行。要不要分板块？哪几个志放在一块？我们内部能够承担多少志？我们现在请专家有没有人？我看了名单人倒不少，也可以在三级项目组专家里面物色。比如说杨国桢、郭松义这样的同志，他们完稿后可以审稿，他们很负责任，年龄也不是很大，完全可以。

关于程序我本来有这样一个想法：三审定稿。一审不是三级组自己审，而是返回二级组审。审完了以后能不能有一个二审，二审怎么审？找外面的专家审，不能改，只审不改，把原稿、初稿发给他，审改稿也发给他，他也看看改得怎么样。我本来想能不能这样，现在看时间不行。到时候我们给报酬的时候是按劳给酬，改得好不好，在报酬上把握好，在权、责、利上把握好，真正做到多劳多得，公平合理，不是把稿子发给你多少钱就完了。我觉得应该这样，让二审专家来评一审专家审得怎么样，先发50%审稿费，然后还有50%等到二审专家的意见出来后再发给报酬，这样真正能够体现按劳分配。一审专家只是板块的专家，二审专家直接到外面找。我6月25日讲的到现在已经9月份了还在讨论，我们的工作效率低啊！这个真是没有办法，真是推不动啊！应该拿出实施的方案来，现在还在讨论这些问题，照这样子我们怎么评审啊？磋商来磋商去，工作做不了，下不去，出不了活，那怎么办？原来我的想法是有程序，三审定稿。

你们提的这些问题我现在确实很难回答，至于报酬我没有考虑。时间很短，大家要抓紧，至于我们下一步一定要做一个总的规划，总的审改规划。这个总规划不要太详细，因为各个组都有一个规划，各个组的规划越细越好，越能操作越好，要想得细。一般人提出的问题都有解决的办法，在我们这种条件下怎么解决。总的规划我想现在我要指明责任人：成崇德、徐兆仁你们两位能不能在短的时间内拿出来？因为各个组要看这个规划，特别是审改，从哪里开始审改？不是稿子交齐了开始审改，一面交稿一面审改，前面没有做完的事情接着完成，实际工作照样进行，要不然来不及，再拖下去等交齐稿子再审改的话那就没有时间了。我估计每个审改专家如果很努力，每天审改一千字是可以的，当然我指的是年富力强的、有学识的专家，不用查什么东西。现存稿子都很长，不能再膨胀了。有些问题可以少写，减肥瘦身，增加东西就比较麻烦。

另外，各个组要确立组织，什么组织？各个组情况不同，我不硬性规定。你们按照我刚才所说的那样确立组织也行，要适合你们的情况。没有组织不行。层层负责，要不然不好做，组织要很快建立起来，这个由马大正和朱诚如负责。审改的组织、审改的计划由你们两个负责催、督促、帮助他们，也要在很快的时间内做好，究竟多长时间我也不好说。我刚才说一个专家一天能审1000字的话，还有两年多的时间，这个数字我是不是保守了一些。

审稿专家要写两个意见：对原稿的评价和对审改的意见。二审比较容易一些，重点是一审，一审要严格，该改的要改，可改可不改的可以不改。今天我讲的是审改的组织、程序，一审、二审、三审，如果再拖的话，那就取消了，不能拖，每个人都要订合同。接受了审稿任务一定要按期完成。大家都要负起责任来，我看典志组都很负责，刚才听了大家的发言，我很感动，你们做了很多工作。典志情况比较好，交稿情况也比较好，很多都是客观原因。到明年有不少志上来，这么多志上来你放在那不看，到后来任务更重啊。

另外我还要提醒一下的就是档案的问题。我们的稿子很多，各种各样，有原稿、一审稿、二审稿，还有资料长编、考异，还有其他附加产品，发到每个人手里，还要保存一份底稿。大规模审改以后，非常杂乱，档案收取、保存、管理、分法都必须有序，井井有条，不要丢失，也不要外传，而且可以方便查阅。我邀请了童本道同志来统一做这个工作，每个组都有一个档案员，找一个博士生，一个不够两个，各位专家各位组长，包括档案员和秘书，各在其位，各司其职。

下一阶段的工作编委会要站在第一线，以前站在第一线的是三级项目组的专家，现在主要是我们了。过去我们的工作主要是联系，写的任务主要是三、四级项目的专家。现在主要是我们编委会内部的专家来做，来改，当然也要请外面的专家，是一种角色转化，我们要做好这个工作，从二线转变为一线。编委会要冲在第一线，披挂上阵，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个事情，非常重大的一个转变。既然在这个岗位上就必须负责任，不能马虎，不能懈怠，严格工作纪律，要建立表扬激励机制。

我上次的讲话绝没有草草收兵的意思，我希望能尽我微薄的能力来完成这项任务，所以要限制时间，实在是因为时间太短、不够。我常常想到一个故事，从前，有两个著名的炼剑的名师干将、莫邪，他们两人非常敬业，炼了多次，宝剑没有炼成。最后一次，他们以身投入炼剑炉，剑炼成了。我对他们这种精神非常仰慕、非常向往、非常佩服。如果能够修好《清史》，要我投入这个炼剑炉我会毫不犹豫，抱着这种精神和心情，我是甘心情愿的。

希望我们大家振作精神，团结一致，共同来完成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这样一个重大的任务。

注释

[1]2008年9月17日。

在清光绪皇帝死因报告会上的讲话[1]

各位专家：

刚才钟里满先生和四位专家已经详细地讲了光绪皇帝死亡原因的检测过程，非常清楚，他们做出这样的很科学的论断贡献很大。我这里补充一点历史背景和历史材料。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几乎同时死亡，到现在正好100年。现在是2008年，他们是1908年死亡的，而且是阳历11月，现在也正好是11月。当时国内外震惊，怀疑、议论非常多。当时保皇党康有为他们认为光绪肯定是被慈禧谋杀的，辛亥革命后议论更多了，舆论放开了，很多人都说光绪是被毒死的，是被谋杀的，比较接近光绪的人、了解光绪的人都这么说。比如说光绪的起居注官恽毓鼎，他陪着光绪活动，记录他每天的言论、行动，他认为光绪是被毒死的。1904年，清朝的外务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副部长伍廷芳，和日本驻华的公使内田康哉有一个谈话，后来内田向日本政府写了个报告。内田问伍廷芳如果慈禧太后死在光绪前面那光绪会怎么样？伍廷芳说这个事情很糟糕，光绪不可能死在慈禧后面，慈禧在临死的时候一定要动手杀害光绪。伍廷芳和日本公使在光绪和慈禧死之前的4年就已经这样说了。原文是这样：“对皇太后驾崩后皇上会如何之问，伍言道：亦如世间传闻，诚为清国忧心之事，万望无生此变。伍话中之意，皇太后驾崩诚为皇上身上祸起之时。今围绕皇太后之宫廷大臣，及监官等俱知太后驾崩即其终之时。于太后驾崩时，当会虑及自身安全而谋害皇上。此时，万望能以我守备兵救出皇帝。”这一点北京宫里面的人都知道，王府里面的高级官员也知道。他们求于日本，日本当时在北京有驻军，求日本能不能派军队把光绪救出来，但日本政府是不会干这种事情的。内田的这个报告前几年已经发现了，是孔祥吉同志在档案里面发现的。伍廷芳是这么说的，这是刚刚从档案里面发现的。

另外，晚清内务府大臣增崇的儿子说道，他小时候听他的父亲和叔叔议论也说，内务府大臣管皇帝生活，看病等都是他们管，也说光绪死因很可疑。还有德龄，我们知道德龄是慈禧的女官，慈禧晚年是她陪着慈禧在宫里的，她和慈禧很有感情。她说慈禧什么都好，就是虐待光绪，而且谋害他，这一点她是不能同情的，她是这么说的。

溥仪写了一本《我的前半生》，他在书中说，他小时候听宫里面的老太监说，光绪吃了一杯什么东西，是袁世凯送进来的，吃过之后死了。

还有启功，启功先生是清朝宗室，乾隆皇帝的后代。他听他祖父说，慈禧生病他在宫外面等候，看见太监拿着一碗塌喇给光绪吃了，塌喇是满语，意思是酸奶，吃了塌喇之后光绪就死了，这是启功先生听他祖上这么说的。很多人包括与光绪很亲近的人都这么说，都说光绪是被谋杀的。当时学术界一般都相信光绪是被谋杀的，但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没有目睹光绪是怎么死的，都是听说，都是传说。而且这里面说法也都不一样，有的说是袁世凯送的药，有的说是慈禧送的药，没有铁证，所以也就不能定案。他们都认为光绪是被谋杀的，但苦于没有证据。

到了20世纪80年代，“文化大革命”以后清宫里面发现了大量的档案，数量非常多，其中就有光绪皇帝的病例、脉案，很详细，每次看病都记录，开什么药，很多历史学家、档案学家、医学家还有科学院的院士都来研究，他们从病案来看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从病案来看光绪皇帝长期虚弱，百病丛生，久治不愈，治不好，光绪死亡没有伤害性的迹象，也没有中毒的痕迹，应该属于正常死亡，当年他们发表了很多文章。专家和院士们长期研究档案，研究光绪的病例，说光绪从小多病，大婚以后病得更严重，又受到太后的虐待。他们是用现代的医学语言来说的，是肺结核，加上有肝病，又加上心脏病，又加上风湿，光绪的死亡不是慈禧毒害，不是谋杀，他们的死亡是巧合，没有可怀疑的地方。他们的文章是这么写的，有的文章不肯定，肯定的文章就是这么写的。既然是清宫档案医案，大家都没有话说。现在还是有人怀疑，启功的文章就是以后出的，启功的回忆录是2005年他死之前的回忆，但是档案是这么说的，大家就没有话说了，所以学术界一般都相信光绪是正常死亡。

本世纪之初，钟里满和原子能研究院、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所、清西陵这几个单位一起来研究光绪的死因这个课题。他们到我家里来，我说这个是大问题，你们好好研究一下，暂时保密，没有得到结果之前不要说出去。这些科学家真是很辛苦，材料很少，不能开棺，从北京到西陵也不近，检测手段非常复杂。清史编委会后来在2006年、2007年也开了两次学术讨论会，讨论这个问题，一直到今天大体可以定论了。我看了这次的报告，也听了他们几次讲，光绪的衣物里、头发上、骨头上发现那么高的砷含量，你说怎么死的吧？砷就是砒霜啊！高出常人2000多倍，一般人是1以下零点几，当然有的人比较高，但这个2000倍于常人，这么强烈毒性的东西，他能不死吗？肯定死。我认为今天可以得出结论，就是他们报告里面写的，光绪帝是中毒死亡的。我是很同意他们的结论。

整个解释工作刚才已经讲了，虽然用了最通俗最简明的语言和幻灯的手法来介绍，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外行来说还是比较深奥，也很复杂，很多东西不明白，听不懂，但是大体上还是能看出来。好在他们也写了详细的工作报告。钟里满也收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进行了排比，光绪皇帝死前10天，已经做了排比，每天发生什么事情很详细，从这里面也能看出来光绪是怎么死的，从这两个主报告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我也写了一篇补充的情况的文章，也还要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毒害光绪的不是其他人，很可能是慈禧本人。为什么呢？因为在戊戌变法的时候康有为有一个“围园劫后”的计划，就是包围颐和园，劫持慈禧太后，甚至杀掉慈禧太后来推动戊戌变法。本来我们不相信有这么个计划，说是袁世凯告密造谣，后来杨天石同志在日本也发现了一个毕永年写的《诡谋直纪》，是有这个事，而且当天晚上康有为和袁世凯商量这个事。开始抓人的时候没有抓谭嗣同，抓的是康有为和康广仁两个人，开始不知道有这个围园的计划，等到袁世凯告密这才知道。“围园劫后”计划泄露后，慈禧就大批量地杀人，这斗争多激烈啊！抓到后立即处决。清朝法律是要经过秋审后才能杀人的，这时审也不审就杀掉。当时慈禧他们都恨死光绪了，我说当时慈禧太后就要杀光绪，为什么？“政变”以后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了一个上谕，找全国的名医进京给皇帝治病，说皇帝从四月份以来到八月份身体越来越不好，让全国各地的名医进京，大张旗鼓找医生。这就奇怪了，四月份以后，光绪皇帝还意气风发地开始维新变法，推行新政，发布新政，发布诏谕，怎么身体不好了？这是慈禧在造谣，为什么？因为他要杀光绪或要废光绪，她要找一个名义，怎么杀？不能没有名义就杀了，那可不行，至少要制造一个，就说生病，病死了。清朝的政治制度与汉朝、唐朝不一样，汉朝董卓、曹操可以杀掉皇帝，唐朝太监可以杀死皇帝，明朝刘瑾、魏忠贤可以在后宫杀掉皇帝，清朝不行，清朝的专制制度最严密，皇权至上，谁也不能杀掉一个皇帝，所以她要造这么一个舆论。她大张旗鼓地找医生就是为杀光绪制造一个舆论。第二件事就是立了大阿哥，就是接班人，人都找好了，都进宫了。杀掉光绪把他推为新皇帝。这两件事慈禧做得非常愚蠢，大家一看心知肚明。皇帝在变法的时候身体还很好，现在怎么生病了，病得这么重，还要全国找医生，而且把接班人接到宫里去。上海的绅商1000多人联名上书要求保护光绪，大部分华侨也要保护光绪。

“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君臣的名分已经定了，舆论是不会答应的。慈禧一下子就担心了。而且外国人也干预，外国派医生给光绪看病，慈禧不让看，不让看不行，必须给皇帝看病，法国医生还是进了宫，见了皇帝，后来回来说光绪没有病，这一下把慈禧的把戏戳穿了。慈禧恼怒了，所以在义和团里面她就允许杀洋人，因为洋人阻碍了她的阴谋，戳穿了她的把戏。所以慈禧杀光绪不是从后面开始的，她是一直策划着的。她就干了这么些蠢事，结果她一杀洋人就不好了，八国联军来了，她就跑到西安去了，回来后外国人没有废掉她，还让她当最高统治者，这个时候光绪帝已经被软禁起来了。光绪就被当作傀儡皇帝软禁起来放在那了，但她心里面是这么个想法，所以她在宫里面总是说皇帝不会死在她的后面。她70多岁了，皇帝才30多岁，为什么不会死在她的后面？这很明显就是她死的时候光绪也活不成。政治斗争非常残酷，积怨甚深，所以就发生了这一幕：1908年11月14日（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光绪死，第二天慈禧死。果然这样一幕历史就出现了，这是她预谋的。她很早就想杀掉光绪了，但没有成功，之后光绪还是死在慈禧前面了。清朝的两个掌舵的人没有了，当家的人没有了，3年后武装起义，一下子清朝灭亡了，这一幕对中国历史还是很重要的。光绪的死因牵涉到这样的历史背景，所以我们重视它。我是相信这个报告的结论的。

注释

[1]2008年11月2日。

在图录编纂研讨会上的讲话[1]

这一天半的会议，讨论得很好，图录组的工作还是卓有成效的。图录共分12卷，基本囊括了清代历史生活的各个面相，能以图像生动地反映清朝的人和事。所选图片比较新颖，图面美观。《清史》图录计划选入1万张图片，可谓洋洋大观、琳琅满目。图录是我们新修《清史》最有希望的亮点之一，有厚望焉。相较以往，我们图录的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目前，大纲还没有将图录的内容全部展现出来，比如卷的总述、篇目的概述都没有印上去，图像的选择和排列还没能看到全貌。下面还有许多有待进行的工作，也必然还会出现这样和那样的问题。这次会议，将图录置于高水平的理论平台上加以分析和探讨，就图录的功能、作用以及具体编纂方法，建言献策，集思广益，成效显著。

现就所听到的内容，发表一下我个人的意见。

（1）从外文图书中收录到的图片，底下都注有外文内容，没有将其翻译成汉字。我们的《清史》图录的多数读者是中国人，理应将其翻译成中文，可保留外文的原文。

（2）会议材料上的文字说明，有简本和繁本两种，我认为最后出版时应该用简本。至于有的简本，可稍稍增加一些内容。

（3）版面设计应当更合理一点，图片应该和文字说明置于同一页面上，以免给读者阅览带来不便。至于一些大图，如舆图，可以用折页。当然折页不宜太多，否则有失美观。针对一幅图片，版面上不要有两个题目。有的地图，如乾隆时期京城图，可以放大一点。这幅图非常著名，侯仁之先生曾以该图为参考，画出了十几幅宣南地区的地图。

（4）建议有选择地去寻找有关清朝边界的地图，看看钓鱼岛、西沙群岛、台湾、西藏、新疆、中印边界地带等区域的分布情况。

（5）收录图片，是图录组长远的任务。我们要放宽视野，看看外面还存有哪些图。紧密关注外面的动向，因为经常出现关于清朝图片的拍卖活动。可能我们图录库所收图片已经洋洋大观，但我们还须精益求精。图录的质量首先取决于图片的质量，有好的图片才能编出精彩的图录。图片质量不行，万事皆空。

目前，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等单位收藏的图片，我们还未能获得，后面还需积极奔走，积极攻关。此外，港台的图片没能拿到，也是一大遗憾。欧美的图片，我们拿到亦属有限。伦敦一家报刊，从19世纪60年代出版图片，每周一期，关于清朝的数量应不少。现在我们已和对方联系妥当，他们也答应让我们无偿拍照。但苦于手续复杂，久未成行。外国书籍里的清朝图片也有很多，比如英法联军头目额尔金的《从中国到日本》一书里，想必会有关于清朝的图片，图录组应当去国图搜找。总之，我们一定要多想办法，通过多种途径，持久地去搜集图片。

（6）图录总数计用1万张图片，每卷大体可用800张。

（7）关于设卷、篇、目三级结构，是否可行？我原初主张取消目，但听完刘潞的相关发言后，觉得保留目尚有道理，现在还拿不定主意。大家知道，纲举目张。如果按照现行设计，我们图录全书将有400个目，要写400个相应的概述，是否有点烦琐？能否将概述写好亦成问题。即便写成，我怕也未必符合历史的要求。在其他项目组，我也曾提出希望能够写些小序，如同《清史稿》一样。我个人也唯恐写不好。至于表，只有三四十个表，即便写小序，字数也不会太多。典志组40个志，无人敢动笔写小序。图录设有400个目，一旦写序，数量蔚为壮观，而且以寥寥百余字，涵盖底下图片的内容，殊非易事。我担心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纲举而目不张。鉴于设目过多，许多内容会有重复，到目前为止，我还不太倾向于给图录目写小序。现在图录目下还有小目，设得就更细了，实在无此必要。一些篇目结构是在没有照片的前提下定的，所以可能有点主观，势必要修改。下一步修改大纲结构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8）有一个突出的问题需要注意，艺术卷有个书画篇，而书画篇里设有卷轴目，并将年画、版画、篆刻与之并行列入。其实，卷轴具有独立的地位，版画、年画的重要性与之不同。书画类，除了篆刻以外，悉属卷轴。正确的划分，应该将书法和绘画分开，各自再进行重新划分。书画最好能按照流派来分。至于个别人物不能划入流派中，可以用一个很泛化的目加以统括。

（9）关于图录的定位问题。“二十四史”中从无图录，这是我们新修《清史》的一大创新。但是我们必须明确，图不是万能的，对于非物质遗产，如思想、语言、制度、科学等，图片无力反映。比如黄宗羲的思想如何用图反映呢？图片毕竟不像文字表达那样可以无微不至。认识到图片并非全能，才能更准确地定位图的功能。我们能说以图“证史”“补史”“明史”，而不能说“以图代史”。我们不能编成一本图说清史。

（10）关于文字部分的要求，李文海同志用“准、简、达”来概括，非常恰当。关于图片，程歗同志提出“真、精、稀”，说得很准。我稍做补充，图片还应注重其“典型性”“有序性”。我个人认为，典型性的图片，应该具有普遍性、先进性，按此标准，水葬、天葬、凌迟处死等图，既不属于普遍性的范畴，亦不能代表文明和先进，不当入选。我们选图的时候，尽量摈弃丑恶的、非典型的东西。从20万张图片中选取1万张，看看能否本此标准。我提“有序性”，是针对目前肖像卷的无序排列而言的。此外，除了朱诚如刚才提到的图录出版时印刷要精美，所选择的图片本身也要精美，应具有艺术性。

以上建议，供图录组参考。我个人体会，图录工作难度极大，一不小心就极易出错，或错在图假，或错在文误，或错在文图不符，大家工作时需要格外谨慎。

注释

[1]2008年11月13日。

在审改办法讨论会上的讲话[1]

同志们：

今天我们召开这个会议来谈一下审改办法，根据项目中心起草的审改办法第二稿，在这个基础上，我先谈点意见。这个会议比较重要，涉及我们今后几年的工作的做法。关于审改办法这个稿子，我们研究了好几次了，提出了一个大致的办法。在这里，我来把问题集中一下，这里面有的办法没有提到，我在这里做一下补充，便于讨论，便于操作，便于更快地落实。

第一点，就是从2009年1月开始，我们如期地启动审改工作。这个办法讨论了比较长的时间了，我们决定《清史》的稿子经过三审定下稿来，到2012年，用4年时间完成三审。所以，我们要在进入审改阶段之前，制定办法，指定专家，准备稿件，和专家签订协议，等等，到明年初，即2009年1月，我们如期地讨论审改工作，不是一下子全部讨论，因为我们还有前期的工作没有完成，有条件的项目可以讨论。我们全部审改的量估计是3500万字，这里面有20多个项目不在这次审改范围之内。哪20多个项目呢？图录组的12个项目，加上通纪组的11个项目，所以一共有121个项目需要审改。

第二点，加紧处理未完成的初稿。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初稿没有完成，如果初稿没有完成，审稿的对象是什么呢？所以，我们要加紧完成初稿。但是我们也不能等到初稿全部完成了再去审改，因此，我们必须要交叉地进行，一面接受初稿，一面开始审改。对于已经交稿的稿子，我们就可以投入审改了。我们现在是谈3个组的一共121个项目。典志组、史表组、传记组，这里面就存在如何处理尚未完成的稿件的问题，这些尚未完成的稿件大部分应该在2009年底完成，也有个别的稿件在2010年完成，各组情况不一样，但是都存在如何处理未完成的稿子的问题。

史表组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看来问题还不是很严重，还可以解决。传记组好像问题比较多。乾隆下、嘉道、康熙上、康熙下、科技、学术，这些项目的进度不行，对于这些未完成的任务，我们下周单独和三个组开个会，看怎么办。比如说，实在不行，要不要更换主持人，这样好像不太合适。我想补救的办法有几种，一种就是拿来我们曾经做过的近代人物传，当时我们做得还是比较认真的，我们拿来和原作者商量一下，这是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选拔几个比较好的研究生，有写作经验的，让他们来补。比如说一个传里面有100个人，作者写了60个，还有40个，作者写不了那么多了，让作者分出20个来，由研究生帮着写，这个办法行不行，一定要赶上去，如果不赶上去，我们这个审改工作就启动不了。采用这两种办法看看行不行，如果实在不行，我觉得更换主持人也可以，现在不果断不行，如果他水平不行，时间没有，也不全身心地投入，出现这种情况就要更换主持人。我们到现在为止只更换了《兵志》的主持人，其他的主持人还没有更换过呢，因为更换主持人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我不清楚当初和他们签订的协议里面是否有这么一条，如果完不成任务就要更换。如果没有这么一条，那我们就等着吧，但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如果我们看准他不行了，水平也不行，也不投入，工作很慢，而且拖拉得很久，这样的情况就要更换。

《典志组》也存在问题，《邦交志下》问题比较多一点，还有就是《城市志》《人口志》也不太行，如果不行的话，我们也要想办法。

下周我们研究一下推迟的项目怎么办，我们一个一个的项目来研究，我们要果断地处理这些未完成的初稿，催他们交稿，补充人力，帮他们做，甚至是更换主持人，都可以考虑。

第三点，我们三审定稿，一审是一个很重要的审级，因为一审就要动手修改。一个项目有一个主审专家，由他自己聘请助手。有的专家可能电脑也不会用，我们也可以帮助他聘请助手。主审专家要全权进行修改，包括作者和原来的联系人我们还是要与他们保持联系，我们二级项目组要与原来的联系人保持联系，这样他们组成一个审改组，这个审改组要协助主审专家审改、讨论。审改小组的其他人都不动笔，只让主审专家动笔。

项目中心的文件上规定得很清楚，这个文件里有五条，我加了一条，一共六条。哪六条呢？第一条是政治导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在重大政治和理论问题上一定要严肃认真，充分发挥新修《清史》在认识历史、传承文明、资政育人、服务社会方面的重要作用，在政策上不要和中央有矛盾。第二条是学术水准具备世界眼光和整体视野，立足清史研究的学术前沿，充分吸纳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真实、准确地反映历史面貌，大胆探索、锐意创新，做到史料和观点一致，史论有机结合。第三条关于逻辑结构，要观点统一，逻辑严密，布局得当，结构合理，做到重要内容不遗漏，避免出现重复叙述。第四条我加一点，史料要准确、丰富、引用得当，有的你可以把它变成你自己的话，可以在语言上改变一下方式，这些怎么修改，你们下去再去考虑。第五条是语言文字，采用精练的现代汉语书面语，文字要求准确、平实、简洁明了、清新流畅、风格一致，体现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第六条是撰写体例，体例统一，符合《清史编纂总则》规定的体裁体例以及各组制定的撰写细则等要求。

审改的时候，我们不要加新内容，更不要另起炉灶，不能把前面的人写的都推翻了，重新来写，这个从时间上来说肯定来不及，功力上也不够。因为写这些稿件的专家都是在这个领域里比较有精深研究的。他这样写有他这样写的道理，不要轻易地大动，尽量保持他原来的内容，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要根据前面提到的六条标准，考虑他写的稿子，必须动笔，不可能一稿就十分完美，我们尽量使他提高业务水平。从我看的稿子来说，大都字数比较多，感觉臃肿不堪，我们要对它们进行瘦身，减少史料。但是我们要用典型的史料，避免文字啰唆和不精简，要对稿子进行推敲，要反复地研究稿件。我举一个欧阳修写《醉翁亭记》的例子，他把写好的文章贴在墙上反复看，最后《醉翁亭记》成了一篇很著名的文章。所以，我们审改专家就要有反复推敲的这种精神，一方面不要大改，另一方面又要改。我们谈论的是审改阶段，不是评审阶段。审改阶段重点在“改”字上，不能拿着稿件看完一遍不改。一审一定要改，二审不要改。

我想，审一个项目不超过6个月行不行？一个项目一般30万字，一个月5万字，时间是有点紧，但是如果不紧的话，我们就完不成了。有的项目字少，典志的《宗教志》分了5篇，一个项目不到20万字，就不算多了。主审专家可以一个一个地申请项目，不能一下申请几个项目，第一个项目审完了，你再申请第二个，等到你第二个项目也审完了，你再去申请第三个项目。审改专家与项目组要订协议，对于协议中的条款，项目组要认真地考虑，对于修改问题一定要说清楚。从2009年到2010年这两年可能是我们稿件的一审阶段，2010年能不能结束我们的一审，这个我也很难料定。一审是我们最重要的审改阶段，审改的目的就是提高稿件的质量，也是我们提高质量的一个重要手段，我们对于一审寄予厚望，我们希望通过一审能够较大地提高稿件的质量。

第四点就是二审。二审就要简单一点了，我认为请一个专家看一个项目，看完了也可以看第二个项目。看完了不用修改，但是要写一个详细的意见。这个意见要分两部分，一部分要对这个项目做一个总体上的评价，合格还是不合格，如果发现有重大的问题，一定要提出来，二审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把关。除了总体评价以外，还要查看哪些地方的史料错了，哪些地方的文字不通，哪些地方的逻辑不对，甚至哪些地方有政治问题，这些也都要一一写明，用另纸写或者写在稿上。这些意见上交给二级项目组以后，由原来的联系专家来处理这些具体的意见，由二级项目组来决定哪些采用，哪些不采用。如果采用了，就根据二审专家的意见进行修改，不用二审专家亲自动手修改。另外，二审专家要和编委会开个会，汇报项目的情况，和主审专家一起讨论，主要是这么一个程序。二审和一审不同，一审主要是“改”，二审重点在“评”。一审、二审由二级项目组把关，不让不合格的项目通过。至于三审，我们商量请专家抽查，这样来审查稿件的质量，如果没有三审时间，我们可以把三审和书的合成阶段并起来，具体的三审办法我们到时候再去商量，因为现在还不到三审的时候。这个三审怎么审？审的办法是什么？审的时间是多长？二审一般三个月，最多四个月，这是第四个问题。

第五点是专家问题。一审专家要执笔，其他的人不执笔。二审专家要负责看，要写意见。原来的联系专家保持岗位不变，但是任务有所改变，除了要把原来的初稿的任务负责到底以外，还要与主审的一审专家和二审专家保持联系，要决定二审专家的意见是否采纳。现在的专家人数可能不够，我们挖空心思想了一个二十几人的名单，基本上都在北京或天津、山西、山东等近距离的省市，供二级项目组选用，能否用这些专家，我们再商量。对于陆陆续续要交稿的那些专家，如果我们觉得他在写稿子的时候很认真、很负责，写得也不错的，我们可以请他们来审改，我们选择的范围也可以扩大，所以，我觉得可供我们选用的专家不是大问题，够用。

我讲的情况大致就是这些，这些方法能否操作，我们现在还没有做，不知道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我说的这些话不是不可以改变的，我们可以在以后的操作过程中进行修改，不合适的可以否定。我们各个组的情况不同，史表和典志不一样，典志和传记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根据这个总的办法，是不是各个组还要根据本组的情况制定一个具体的审改办法，大体上要与这个总的办法一致，时间一致，从明年的一月份开始，先审改几个，再慢慢地增加。

联系专家之后的任务还是很重的，原来他要联系五六个项目，二审阶段他仍然还要联系这五六个项目，他要是来改，改得太多了，我估计一个项目，这些专家都能改，两个项目可能有点吃力了。再一个就是主审专家的来源，现在的专家审改这么多的项目人数是不够的，所以要考虑外聘专家。

注释

[1]2008年11月19日。

听取有关审改工作情况汇报时的讲话[1]

一、进入审改的条件

通过二级项目组评估，质量合格的三、四级项目成果，可以成为进入审改阶段的初稿。二级组说初稿没有评估完，不能全交上来，那我们就要等。能不能这样，比如传记组用不着全交上来，可以一个个人物审，可以把第一卷的20个人，第二卷的30个人，捆到一起来审，可以不可以？可以灵活一些。其他组的也可以啊！不能全部写完了我们再审。比如一共有6个阶段，你审了5个，也就是80%已经审了，那你可以先交上来，可以考虑这样的办法。后面的，我们到时延期一下就可以了。你如果全都放到后面再去审的话，恐怕是不行的。如通纪，有一个人审，那其他的四五个专家在那待着，他们在等稿子来，我觉得现在他们可以先审前面的。对于传记组，我觉得更没有问题了。哪怕到第五阶段，审不完了，可以不审了，直接交上来都是可以的。不能全部写完了再来审。要不然的话，我们全耽误了，到2012年，我们也交不上一个送审本来，那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二、联系专家的职责

原来的联系人，还是这个项目的联系人，不能说我当了审改专家了，我这个联系专家的业务工作就不管了，这是不行的。联系专家还继续做上传下达的工作，收稿子是你，发稿子也是你，不能因为你审改了，联系工作就不做了。你不能说你审改了工作很忙，那如果真的忙的话，你可以少审一个或两个，也可以不审。

联系人没有权利深入审改的内部，你不能干涉人家，主审专家说了算。你可以提一下意见，采纳不采纳由主审专家说了算，要突出主审专家“一支笔”的作用。这个要求可能对联系人高了点，请他们谅解。

三、一审的标准

审改工作一审完成后，稿件应该达到齐、清、定，一个部类之间应该没有重复、矛盾的地方，观点要统一，文风要相对一致，按照编纂手册的要求，稿子的技术规范要相对统一。最关键的是篇幅，比如说规定你交5万字的稿件，经过一审以后，你还是10万字，那肯定是不行的。原来给你5万字的任务，现在最多能让你达到6万字，再多就不行了。当然，这里面注释也要规范，这个最后编辑还要做。

四、一审组织形式——主审制

我们强调的是“主审制”，这个底线不能动。我在这里强调“主审制”，一些人在一起商量，但是由一个人来修改。最好是一个人来改，谁也别商量。我们给主审专家钱，让主审专家把这审改费下分给审改专家。所以主审制也是责任制。

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审改专家不够，传记组有7个专家，典志组有十几个专家，通纪组有四五个专家，人手不够。因为我们九月份如果再上来一批新稿子，各组专家还在审前面的稿子呢，腾不出手来，怎么继续啊！所以，我们要请专家，我们可以考虑宽一点，把原来做项目的、已经完成的、负责任的、写作水平高的专家请来。不在我们这个工程内的年轻专家也可以，不怕他学术浅，我们只要把“尺子”给他们，让他们去量，文字通不通他们应该能看得出来，字数多了还是少了肯定能看得出来，逻辑混乱应该也能看得出来。所以，我们还要再请一批专家来帮忙审。

这些专家可以由二级组提名，我们来审核，但二级组自己不能找专家。要有一个专家库，哪个地方，什么单位，职称、年龄、专长等都要有。

五、一审如何改

关于审改，我的意见是审的人的水平不一定要高于写的人的水平，如果都找高于写的人的水平的专家，我们就没法弄了，因为我们请的撰写人都是一流的专家，我觉得写的人的水平一般都高于审的人，或水平相当，水平相当的人也是改不了的。我们把这些细则交给审的人，让他拿这把“尺子”去量，如果哪一点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那么就按这个要求去改，并不是说你学问有多大才能去修改，为什么我总是强调小改呢？就是这个原因。大改是不行的。让审改专家按照我们规定的细则去审，如字数让你写30万，你写了40万，那就去掉一些。并不是说在写作水平上能提高多少，我不是这个意思，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取消审改这一程序了，因为不用改都已经很高了。

所以我们按照我们的标准、我们的字数、我们的规范、我们的意图去修改这些稿子。我改的稿子都是小的改动，没有大的改动，大多都是去字数，内容没有多大的改动。如《海关篇》，我没有深入的研究怎么能去给人家改学术水平上的东西呢？我不能去改，我只能从字数或是从规范上加上小的改动。如果真的想让我改他的学术方面的东西的话，那只能是我去查资料，显然这种去查资料修改的办法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只是让审改专家看着我们的审改细则去对稿子进行衡量，要尽量保持原稿的整体结构与行文风格，不做大拆大卸，需要修改补充和删减的是那些硬伤，以及不必要的议论和引证。对于重大学术观点要力求全书统一。审改专家要有反复推敲的精神，一方面不要大改，另一方面又要改，审改阶段的重点就在“改”字上。

再一个就是我们的审改专家不用胆怯某某人是权威，不能改他的稿子。因为他没有掌握着这把“尺子”，如果他写了60万，而规定是让他写40万，那你就把那些认为不重要的去掉就可以了。被改人的稿子，如果你怕他闹，你可以不给他看。作为主审专家，我不一定会去找作者去商量。如果到时候我们改得不好，我们还可以返回来用他的原稿。即使一审改的不行，我们还有二审、三审的专家可以协助呢，再改回来也是可以的，所以这个不要心虚。

六、审改经费使用

关于审改的经费，基本上是可以按字数来算的。如按卷来算，有的卷大，有的卷小；按项目来算，有的是大项目，有的是小项目。对于三级项目，35万字的项目都按4万元来算，所以，按字数是比较合理的。审改经费不给审改小组的负责人，给主审人，不能中间再来一个中介，不要审改小组。原来的联系人，还是这个项目的联系人，不能说我当了审改专家了，我这个联系专家的业务工作就不管了，这是不行的。

审改经费可以先付30%。剩下的70%如果按要求完成审改，当然可以给了，如果没有完成，就不能给了。这个问题一定要说明。关于这个问题我和清史办都已经说好了。这里面不存在报销的问题，这是给你的钱。

七、一审与二审工作

一审和二审，现在的问题很复杂，我也没有考虑清楚。一审进行的时候，二审也要开始了，一审完了，马上给二审，是一个滚动的过程。但是几项工作穿插进去了，滚动以后，一审和二审的工作就绞到一起了，甚至有的稿子还没有完成呢，正在写呢，不像前一段的工作比较单一。现在还要负责审稿子，审出来的稿子谁来看？审完了以后怎么办？审完了，稿子交给联系专家，联系专家交给二级项目组组长，二级项目组组长也看不了，怎么办？

一审改完的稿子要有一个转入程序，有一个经过评审后进入二审的程序。

八、署名问题

对于联系专家署名不署名，我还没有想好，如果有不愿意署名的那就没有办法了。我觉得对于每一个项目，主持人都应该署名，主持人之下的专家，都写到后面。主持人写到他主持的项目上面。谁参加了这项写作，要由主持人提供名字。比如说传记，康熙朝的主持人写到上面，一个或两个。联系专家、审改专家不写到康熙朝里面，写到传记组里面，组长是谁，下面专家是谁，或是按姓氏笔画排，没必要写出谁负责联系哪个项目，如果这样写的话就太乱了。

我觉得所有的作者都写到后面的一个编纂人员的大名单里面。到最后出版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作者名录，专门介绍编写情况。比如第一百零二卷是正文，第一百零三卷就是一个编写大名单，这样就行了。

九、关于编审组工作

我们在审改过程中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去咨询编审组的专家们，请他们给我们出主意，想办法。他们的任务就是指导、抽查、咨询。在审改工作中，编审组的专家们可以帮助抽查，能抽查多少是多少。

十、希望

现在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朝”。我们六七年来在一起同心同德地工作，千万要站好最后一班岗。在这一阶段，确实作为审改专家有点难，比较累，比较紧张，这个我们都能够理解，但是我们也希望专家们能理解我们的苦衷。对于二级组的专家，我们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给他们讲道理，不要用激烈的话。到开大会的时候，把我们的思想统一了，把我们的思想给大家说清楚，去说服他们，给他们去讲道理。到了审改阶段，我们要严厉点了。

这是国家的项目，我们要共同把这个工作做好，如果有困难，我们可以专门解决，但是我们不能不做。我们希望他们能把工作做下去，把工作做完，不能半途而废。

注释

[1]2009年4月30日。

关于审改工作的讲话[1]

我们《清史》编纂自启动以来已经有6年多的时间了。6年多来，一直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因为我们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上次大规模的编史是在民国初年，是近百年以前的事，我们没有赶上，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编的，程序怎么进行，怎么组织，这些我们都不知道，心中没有底。实际上我们是边想边干边学，自己选择路程，自己开辟路程。6年多以来我们经历了设计阶段、立项阶段、写作阶段，现在进入了审改阶段。

按照我们原先的规划，到2009年应该基本上完成初稿，但现在还是有点滞后，还没有完全交上来，完成初稿的项目可能有百分之七八十，但是我们不能总是拖，拖下去时间就不够，因此我们还是启动审改。为什么我们要审改？刚才马大正同志已经说了，“是提升质量”，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审改这一步骤上。提高质量，这是一个很关键很重要的步骤，保证我们能写出一部合格的、经得起考验的历史著作。

我们的写作成果，一方面限于我们自身的水平不够，整体水平与前人有差距；另外一方面这是一个大集体的工程，仅主体项目就有160多个。这次启动审改的有144个项目，就有144个主持人，还有很多审改专家，规模很大，稿件出于众人之手，而且写的时候谁也不和谁联系，也来不及联系。所以各写各的，零敲碎打，统一性比较差，不成体系。文风各异，很多观点也不同，甚至前后矛盾。所以我们必须把稿子重新做一番仔细的审查、修改，重新统一整合。所以这个工作也是很繁重、很琐碎的。

审改工作就是按照我们的要求，按照我们的尺寸把作品来量一量，该补充的就补充，该删除的要删除，该修改的要修改。在观点上、体例上、行文风格上尽可能保持一致。我相信经过审改我们的初稿质量从整体上可以提升一个层次。有的同志有点怀疑，这些写初稿的人都是搞这一行的、精通这一门的大专家，我怎么能改得了他们的稿子？有的同志认为改不了，也不敢去改。有这样的疑虑，我觉得这可以理解，也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我还是要鼓励大家，一方面要尊重写作者的权威性，虚心向他们学习；另一方面我们要解放思想，要敢于去改他们的稿子。比如《天文志》，我不是搞天文的，但是我和主持人联系了4年，我了解他写作的过程，了解他写作的内容，了解他写作的弱点，这样我们就有条件提出意见进行修改。

我们整体水平可能不如写作专家，但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我们的优势在哪里？我们有一把尺子，我们写史，承担为国家修史的任务，要按照国家修史的体裁体例来写。写史是要叙事简明、清楚、准确，少发议论，史料要可靠扎实。另外我们发了一个编纂总则，还有各个组的细则，我们就按照总则、细则来衡量。什么是则例？则就是原则，例就是例样。原则就是一把尺子，就是用来衡量的。例样就是我们改的样子，有了尺子，有了规矩，没有规矩就不能成方圆。

我们的另一个优势就是我们的写作目标很明确。写一本国家水平的《清史》，有它的要求，要少发议论，史事要准确。可专家们在写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他不关心则例，他是用写论文、专著的办法来写，一看就不符合我们的要求。虽然他们的学问很大，但还是不符合，或他没有仔细看我们的则例。规则很细，引文怎么引，先引什么，后引什么，都是规定得非常明确的，但专家们写东西就按照他们的习惯。我们就是尽可能地统一起来，而且我们规定是简注，不是详注。我看了一些稿子都是详注，都是从长编来的。第一条注已经注了，第二条同样的还是那样，如果这样详注，我看字数会膨胀得不得了，所以只能用简注的方法。前面一个依据注了，后面再出现就用同上就行了，不需要再写一遍。还有许多写得不规范，一个传主，先写名字，然后出生年月、籍贯等。这些技术性的修改有很多，我也试着修改了典志的几篇样稿，我感觉最繁重的是这些部分，不是论点，论点上没有什么出入，专家在观点上很熟悉，我是看不出什么错误的。不符合的地方就是他们不了解我们要怎么写，所以每位审改专家要熟悉则例，当然则例中如有不妥的地方还可以修改。

专家们学问很大，知识很渊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存在的问题也很多。其中可能有些疏忽之处，加之有的写作很匆忙，可能文字上有拖泥带水的，这些可以大段地修改；有的引文堆积，这些地方就可以删掉，必须要的能不能改几个字，改的稍微通顺些，不要很生硬很古板，这种情况在我看到的稿子里面是大量存在的；有的堆积的史料不知道说的是什么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动动手术把它去掉。这次不是大改，不是大拆大卸，而是比较小的修改，是逻辑上、文字上、引证上的修改润色。在我看到的几篇文章中，这样的问题比较多，当然不完全都是这样，可能还需要有其他的改动。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要适当控制篇幅。要求20万字的稿件，有的作者加上引文甚至达到了40万字。这样一来，我们原来设计的3000万字就变成了6000万字，这绝对不行！要严格地按照我们规定的字数，30万字就是30万字，35万字就不行，加一二万字也许不太苛求，但不能太多，否则无论质量多好还是要删，一定要压缩到合理的范围内。当然这样来改，要自己动笔，要仔细看、仔细琢磨、仔细比较，还要查档案，要斟酌思考。所以这一步是比较累的，审改工作是比较辛苦的。但如不经过这个阶段我们的书就不符合要求。我相信专家们是能够胜任的，是能够挑起审改的担子的。我们不担当谁来担当？我们当仁不让！一方面我们是研究清史的，现在的审改专家，都是原来的联系专家，你和作者已经联系了五六年了，你知道他们写的内容，也熟悉他们的弱点和难点，所以我相信你们能够承担起来，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工作承担起来，即使我们改得不行，改坏了，我们也不会追究责任，因为原稿还在，即使改坏了我们把它恢复过来，这个很容易。这一点不用大家担心。大家可以放开手去干。我相信专家们都是有知识、有经验、有能力来做这个工作的，能够辨别出哪些可以，哪些不行，应该怎么改，也相信专家们的敬业精神，我们的这个事业有它的尊严性、神圣性，这是国家修史，我们有责任把这个事做好，当然这个比较难，大家一定要知难而上，希望大家鼓起勇气来，不要胆怯，不要感觉到自己水平不行。我们有条件进行修改。抛开顾虑，修改中间要谨慎虚心，我们是最有资格进行修改工作的。

今天与会的专家基本上是审改专家。我们要拉上第一线，今后比较长的时间就是审改，修改稿子。虽然我们还没有拿到全部的稿子，但已经有百分之七八十完成了，我也看了一些。其中有的稿子还是比较好的，用不着很大的修改；有一些稿子可能麻烦一些，有一些需要加工，我感觉还是要一些加工的技巧。对于现有的稿子，我还是比较佩服作者知识面的广度，但就是在体例上不太符合要求。

我希望大家千方百计、齐心协力做好审改工作。一方面每个专家都要发挥积极性、主动性，根据自己分担的那部分的特点来做，我给大家很大的自由性，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发挥团队的精神，同心协力，紧密团结，把全书当成一盘棋，因为我们这个书不是一本一本的个体，而是相互紧密联系的一个整体，是清代的历史，很多地方肯定有重复。当前，大家一定要发挥互相协作的精神，要照顾各个方面的工作。

我对审改工作充满了信心，因为我们有初稿作为基础。现在4个组144个项目要同时上马，之后还要滚动上马，一审、二审、三审交叉进行，这个工作比较复杂。怎么样组织好今后的工作是关系成败的大事，我相信以我们的水平和基础是能够做好的，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只要我们给予比较大的投入，只要我们比较精心地来组织，我相信我们能够达到目标，能够完成国家、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

谢谢！

注释

[1]2009年5月25日。

如何进行审改工作[1]

审改是《清史》纂修中一个很重要的步骤，目的就是要减少《清史》编纂中的差错，提高稿件质量。任何文章都要经过修改，甚至是不止一次的修改。审改是一个切磋磨合的过程，也是斟酌损益的过程。

如何审改？这是很值得研究的，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原有一个编纂则例，提出审改的六条标准：一、政治导向；二、学术水准；三、逻辑结构；四、史料运用；五、语言文字；六、纂写体例。用这六条标准来衡量稿件质量，这就是审改的基本准则。如何来落实这六项标准？所谓则例，“则”就是原则、标准，还应该有“例”，例就是例稿、个例，“例”必须在实践中产生，没有经过审改，就没有“例”，没有样本。审改稿件后才能产生样本。印出初稿以后，我拿到了一部分稿件，国庆放假的时候就动手试着审改。我拿到的是传记的一部分稿件，之前我也看到了典志组和史表组的一部分稿件。大家今天手里的审改稿，大多是我今年国庆假期时审改的，现在发给大家作为例稿。昨天李文海同志把《史表·大学士表》也做了审改，给我写了书面意见，他看得很仔细，他没有改，而是写了意见，很值得参考。我说明一下，我审改的时候没有参考书，没法核对。有些地方怎么改，要不要改，很犹豫，稿件肯定有改得不合适的地方，不是一个很好的标杆，只是一个例稿，仅供参考。

我看了约20万字，我们全书有3000万字，大概只看了全书的0.7％，不能用我看的这20万字来判断全书的整体面貌。但“豹窥一斑”，根据我看过的稿件来判断，要比我预想的好些。当然有些稿子写得好些，有些稿子写得差些，总的说来，都还有修改的基础，这就增加了我修改的信心和决心。如果我们全力以赴地进行审改，可能会使稿子的质量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高，达到上等的水平。

今天发给大家的审改例稿作为参考，现在我就讲一下：

第一个就是稿件审改以小改为主，不要大改。稿件中有一些错误，政治性的错误很少，也许我看的这些不是很敏感的部分。例如，我看到一处称郑成功的军队为“海寇”，这个是不行的，可能是引用原文的时候，按照原来史料的说法写进去了，必须改一下。史料的错误我没有查对，所以没有发现什么错误。在审改过程中普遍查史料是不可能的。我总的印象是这次审改不要大改，还是小改，最多是中改。像我修改的稿子，都是一些小改，删改多，增加少。原因是因为执笔的人都是这方面的专家，比如通纪第一卷的作者刘小萌是清入关前的历史的专家，他的稿子找不出很多错误，基础比较好，而且写了有四五年之久，对结构、文字、资料等都进行了仔细推敲，不用很大的改动，主要是小改。不是大拆大卸，不是颠覆性的，不是推倒重来，这一点在以前的审改工作会议上我已经反复地说过。大动不如小动，大动不仅仅框架要重新调整，史料也要重新梳理，这在时间上不允许，而且也不一定能提高多少质量。所以我觉得主要是小改，不是大改，但小改也改不少。

第二个是要把错误改掉。政治性的错误不多，但要十分注意，如在外交、民族、宗教等问题上务必不要出错，史事上的错误还是有的。举个例子，乾隆十三年（1748）第一次金川战争把讷亲、张广泗杀了，但在原稿中说是把“张广泗和讷亲处分”了，其实两人是被处死了，而不是简单的处分，这至少是用词不当。还有在皇太极死了以后，李自成还没有进北京这一段时间，当时有人劝吴三桂投降清朝，他没有降。而稿件里就有“吴三桂在山海关外坚守不降”，皇太极刚刚死，当时后金没有发动大战争，北京也没有被李自成攻陷，没有腹背受敌，他怎么会投降？吴三桂一生投降又叛乱，没有忠节的理念，“坚守不降”这个词用在吴三桂身上不适当，这是我的看法。还有就是英军占领定海，贴出“伪告示”，这个“伪”字也不太恰当，可以删去。乾隆在平准的时候，阿睦尔撒纳逃跑到俄国去了，玉保去追，没有追上，让他逃掉了，说乾隆“羞忿交加”，当时又不是他自己去追，他有“忿”，“羞”则不会有，也是用词不当。李文海同志指出大学士表中顺治六年大学士希福“王命革”，实际上是摄政王命令革职，只写“王命革”不很清楚。乾隆时命“吏部尚书、公、协办大学士讷亲”为首席军机大臣，“公”是爵位，可以去掉。“大学士、伯张廷玉”，也是如此。

第三个是结构性和体例性的问题，这个不是审改专家一个人所能解决的，需要二级组来通盘考虑。典志将近40个志，次序该怎么排列，孰先孰后？我和他们讨论过体例问题，现在的排列，基本上是可以的，但新加的志如《华侨志》排在《租界志》之后、《朴学志》之前，似不妥，应当调整，放在《人口志》《民族志》之后较妥。

人物传记主要是按时间顺序来排的，问题不大，但类传问题较多。类传第一是学术，然后是文苑、循吏、孝义、忠烈、工商、科技、民族、宗教、华侨、农民战争、革命人物、妇女、遗民、外籍。我的想法是把遗民放在第一，他们都是明朝遗民，时间最早；然后就是忠烈，因为这些都是在反抗侵略中牺牲的人；再然后就是循吏、孝义，这样调一下，是否更合适些？

谁立传谁不立传是一个大问题。有一些人物，如方苞我没有找到，是否漏了？他是桐城派的开山祖师，应该放在文苑传里面，不要放在学术传内。遗民传里面人太多，有些人不够立传的就不要立传，宁缺毋滥。正传的人物大体上都够标准了，我甚至认为正传的人物还少了些，还有一些够立传而没有立传的。外籍人士也有问题。我们的标准凡是清朝封了官的就立传，没有封官的就不立传，但其中有些对中国很重要的外国人没有立传，这些较特殊的人物似亦可立传。如巴夏礼，这个人物很重要，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他是来谈判的，当时清政府把他抓起来，关进监狱里，这在当时影响很大，成为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火烧圆明园的借口。还有法国传教士樊国梁，当时义和团攻打东交民巷没有打下来，打北堂也没有打下来，带人守北堂的就是樊国梁。而且所有的驻华公使都没有立传，这个怎么办？需要讨论一下。这么多人都立传也不合适。但像郭士立、威妥玛、莫里循等人确实在中国时间很长，影响很大，清朝又没有给他们封官，可以考虑立传。

还有一个体例上的问题。举典志为例，在志的前面或篇的前面都有一个说明，然后再进入正文，有的叫前言，有的叫引言，有的叫例言，有的叫小序，名称不一样，其实都是前言；长短不一样，有的五六千字之多，有的仅500字；内容也不一致，有的概括志的整体内容，有的追溯源流，述其要点，论其影响、得失。看起来是五花八门，一部书里面要进行统一，这些序怎么办，可以讨论一下。名称应统一，篇幅要差不多，写的内容可以灵活掌握，用较通俗的文言为好。我在发的稿子里面写了6个小序，能不能按照这个样子来写？每篇有一个小序，小序字数不超过1000字，开门见山。或者有的可以超过1000字，但不能超过太多。我写的小序你们可以参考，可以讨论是否需要这样的小序，《清史稿》和其他的一些史书中有这个东西，读起来感觉比较好，一看这六七百字就知道内容是什么了。《厘金篇》有二三十万字，我写的小序不超过800字，讲了几点：一是起源，怎样产生的；二是危害性；三是怎么被废除的。我觉得这样可以提纲挈领，不用看全篇就知道是什么情况。《海关篇》也是如此，我写了六七百字，也是什么时候有海关，外国人怎么抢去的，丧失海关权的危害性，一直到民国二十几年才拿回来。典志每篇写个小序，没有篇的就加在志前。要有都有，要没有都撤，如果大家认为不需要，那就都撤去，但必须要统一。我的倾向是应该有，这样看了小序之后就知道内容是什么了，可起“画龙点睛”的作用，将来甚至可以把小序做成一本书，可以对全书有个了解。《清史稿》别的地方不太好，但小序写得很好。小序文体要用浅显的文言，难就难在这里，要用白话文字数就多了。另外，其他的要不要有，史表里面不是用引言、前言等，而是用体例，我觉得体例用法不好，因为体例是指写法，写法不是在正史里面写。我也为《大学士表》写了一个小序。清代大学士的执掌与明朝完全不一样，没有实权，只是一个虚职，它是怎么演变的，我也是用了二三百字写了一个小序。军机大臣也是这样，又比如布政使也可以加一个小序，说布政使有什么演变，是干什么的。总督、巡抚表的前面也可以加小序，讲它们的演变。比如四川总督管辖的地区是多少，陕甘总督管辖的地区是多少，台湾、新疆巡抚何时设置，这种变化与它的所辖范围，以及它们是干什么的，也用不到1000字。

第四个问题是考证的问题。我们的稿件中考证不少，原来计划有一个考异，但没有做下去，主要原因是做考异的专家与我们的理解不一样。我们的考异主要考史事，看有没有这个史事，史事真相到底如何。写史有很多记载，究竟是哪种记载对，往往众说纷纭，所以司马光写了一个《通鉴考异》，我开始也想学司马光写一个考异，但大家对如何写考异有分歧。如写太平天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农民革命？这个应该算不上考异，所以工作暂停，现在的稿子中有不少考异，我认为大多数不能用。因为事情太小，不重要，不应载入正史。我举一些例子：

如，陈圆圆的传才1000多字，注很多，有15个以上。有的注是考异，陈圆圆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有一个考。另外，陈圆圆曾经被送到崇祯的宫中，但崇祯没有要，这里也有一个考异，是田弘遇送进去的，还是周奎送进去的，这个考证就没意思了。田弘遇送进去也罢，周奎送进去也罢，反正送进去了，崇祯没有要，又退出宫外。考证这个干什么？正史里不需要写这个。作为一篇文章或一种意见可以发表，我现在看到的稿件里的考证有很多是这样的。

如，唐通去劝降吴三桂，哪一天到山海关，是23日还是23日以后到达山海关，这个也考了几百字。唐通劝吴三桂，吴三桂也听了他的意见，归降李自成，可走到遵化又回去了，因为听到陈圆圆被抢了，他的父亲被拷掠了，“冲冠一怒为红颜”。而且也确实是唐通劝降的，管他是23日还是24日到的，我们的书里就不做细究了。

另外，吴三桂和李自成是在哪里打仗的，是在石河还是在一片石？恐怕是在石河，当然一片石也打了，这里面也没有什么可考证的。大的战役是在石河打的，这个没有问题。一片石也打了，可能是先头部队。

洪承畴在江南当总督时，他的父亲去世要守制，然后稿件中就考证是什么时候得到的消息，什么时候上奏请守制，什么时候清朝批准了，什么时候交代，什么时候离开，什么人接替洪承畴，这些考证有什么意义呢？直接写上守制离任不就行了吗？什么人接替都不要说，他离任后肯定有人接替。这些考证太过烦琐。

还有李自成和吴三桂大战，很激烈，时值大风，对李自成不利。风是战前还是战中刮起来的，也考证一番，反正是刮了风了，影响战争了，这么多细节我们就不要管了，否则我们的书太冗长烦琐了。

还有穆彰阿是满洲郭佳氏还是满洲郭尔佳氏？这个考证有必要，采择考证的结果，但不要把考证的过程都写进去，不然字数就太多了。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篇幅臃肿。现在字数多，真是没有办法，一个乾隆传按照规定是写1.2万字，现在的稿件写了2.2万字，这个怎么改？我改了半天也没有改成规定字数，只删掉4000字，可还有1.8万字，其他大部分的稿件都是篇幅过大。

入关以后的奏销案，清朝对拖欠钱粮处分很严，究竟是顺治十五年还是十六年？考了半天是顺治十五年下的命令，传达下去到地方，顺治十六年开始执行。你把考证的结果写进去就行了，把考证的过程、材料全都写上，这样会臃肿不堪。

华侨类传中有一个叫陆佑的，出生时间是1844年还是1864年，相差20年，相差太多了，考清楚了，把结果写进去，不要写考证过程。类似的情况相当多，他们的研究很有心得，但只要把新的结果写进去就行了，过程不要，改的时候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认为考证有新意就保留下来。

第五个问题是前后矛盾。如杨锐传说杨锐是张之洞的学生，长期跟随张之洞。清朝要开经济特科，张之洞保荐，后来经济特科没有开成。后面又说张之洞为了避嫌没有推荐，由陈宝箴举荐。看了以后不知道是谁荐的，前后矛盾。

再如，说袁世凯反对立宪，这一点我有怀疑。我的看法是袁世凯不会反对立宪，他在直隶搞新政，他当然反对革命，但按理不会反对立宪。这个话是载泽说的，需要查证一下，查一下载泽是怎样说的，袁世凯究竟反对不反对立宪。

还有一些应该删掉的不必说的事情，太琐碎。还是举杨锐为例，把他的先祖都写上了，曾祖玉光、祖士达、父承熙，还加上先祖的官衔。每人都这样写，那怎么得了啊！我们的传记成了家谱？这些都要删除，除非这些人很特殊，比如遗民传里面的卢象晋，可以保留他的哥哥卢象昇，因为卢象昇是非常有名的抗清将领，牺牲在邢台战场上。

还有罗列一大堆不重要的人名、地名。例如科场案，江南受罚的举人很多，牵连的人也非常多，除了74个人文理精通，其他人都需要重新考试，其中又有14个人文理不通，革去举人头衔，一共有38个人的名字，臃肿就在这里。

还有关于土司的名字，土司相当于乡长、镇长，都是世袭的，七八代土司的姓名都写上去，土司的职务，最大的也就不超过知县，如果觉得资料很珍贵，可以放到当地的地方志中去，没有资格上国史。不要因为这是珍贵资料就放进去。

海关志，清初四口通商停留外国船只，每个关都有十多个口岸，把全部名字都列上去了。

最容易罗列史料的是传记里面的大官，写得像履历表。像穆彰阿这样的人，也没有带兵打仗，也没有上书言事，官很大，首席军机大臣。他的履历表实在太多，一个人一辈子职务可能很多。如穆彰阿只会做官，不会做事。第122页，都是穆彰阿先后任职的一些官名，这么长的官员履历，大概有150个字之多。另外史贻直、蒋溥的传也是这样，这几个传的文字写得不错，但就是官职罗列太多。我改成“又先后在各部侍郎、各旗副都统、光禄寺各衙门任职”。这样行不行？我也不知道哪个重要，哪个次要。有的任期几个月就换了，像这样的就不要保留。

第六个问题是引文太长。我们的作品都是根据史料来写的，有的写得好，有的写得不好，一个重要的标志看他引文怎么处理。引文太长没有必要，清朝可引的比较长的文章不是太多，如多尔衮和史可法来往的信件很重要，我觉得全引都可以。有些条约很重要，虽然不是很长，但也不要全引。

多尔衮入关的时候也不敢一下子入关，满族亲贵也不想入关，范文程力劝多尔衮入关，他的上疏很重要，可以引，但不要引那么多，我已经去掉了一些。特别是会党志，简直是引文加引文。有的引文可以改写。我曾经改写过一段引文，在所发材料的第4页。乾隆九年（1744），关于长江防洪的问题，第四段一共109个字，太长，我改过以后用了60个字，我感觉对文章的意义没有太大的损害。地名去掉了一些，但改写引文要花些工夫，要把全文反复地看，明白全文的意思，减少一些字。同志们在遇到这种情况时，实在要引用，可以改写，正史里面很多用这种办法。字数那么多，怎么办啊？引用那么多，堆砌起来肯定不行。审改的时候要注意，长的引文，要么不用，要么缩短，要么改写、删节，想办法处理。

第七个问题是注释太多、太长，这是一个普遍的严重的问题。这是我们编委会的失误，当时我们规定要有详注，审改时可以查，实际上审改时查对原始资料已经很困难了，没有多少时间。现在注多了，注长了，就背了包袱。我们的稿子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臃肿，字数太多，现在就是要减肥瘦身，使它苗条一些。这是修改的一个重要任务，用不着注的地方不注，这样行不行？比如《聂士成传》，151页，写得不错，但是注释太多。一开头士成“少负勇略”有一个注，接着“目为敢战”有一个注，“二年投奔李鸿章淮军……常日驰二三百里”又有一个注，“昕夕告瘁，治国事如家事”等两句、三句的引文也注。像这些都是传记里面常有的话，或者少有才能，或者闻于乡里，或者幼即聪慧，这些几乎成了套话，可以不用注了。一直到最后，聂士成死了以后注释也还没有完。其子赏道员，也有一个注。注太多，因为你所写史实都是根据史料来写的，都有根据，如果要注，全都可以，名字也可以注。什么地方该注，什么地方不该注，我们应该有辨别的能力，不能什么都注，否则全文都是注了。

有些短文也有十几个注。《华侨传》写得很好，我看了正文后一个字也没有动，可注释多得不得了，这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布置的时候有问题：要求注释详细，这样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来改，其实用不着这样。像伍佐南传，只有600多个字，我一个字也没有改，就是注释太多。“光绪六年生”一个注，“幼聪颖好学”一个注，“赈济灾民”一个注，这些普通事情都注了，共有19个注。徐宗汉传也是700个字左右，注也很多。有些稿子注文超过正文。

另外，注文太长。像陆佑传中的注文长得不得了，约有几十个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再加上《广州文史资料选辑》这本书的名字，“第二十三辑第204页《我所知道的南洋华侨黄陆佑》”篇名，再加上“广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出处一共70多个字，能不能直接写“广州市政协”？力求精简。出版社要不要注，可以考虑，能不能不注呢？因为现在我们的注释太多，字数太多，要尽量压缩字数。比如我们用的书，从出版的角度来说，一个地方出版的，不用注也是这个地方出版的，没有第二版。有些书出版次数多得不得了，你也不知道该注哪一本好，你注的那版别人不一定能找到，注出来无非就是告诉别人我的这个注出处在哪。一个出版社出的书，别人拿到了能找到这些材料，如果是很多出版社出的书，他拿到这种书也能找到这则材料。所以，“广州人民出版社”能不能不注啊？这个问题你们研究。现在我是主张简注，不能像我们写文章似的那样详注。我们要惜墨如金，所以请你们研究：能不能不注出版社和出版年月日？

我们用档案很多，根据则例规定，应该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可这十个字是否必要，这些档案都是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如果不是，是特殊的，就可以注了，比如也有在台北的，或者在辽宁的档案，这样特殊可以注。凡是“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都可以不注。我们3000万字中引用档案很多，如果引1000处，那么可以节省1万字。

《清实录》引用更多。《清实录》是中华书局1985—1987年间出版的，我们用的都是中华书局的版本。如果查《清实录》写明哪个朝代年月日，或者几卷几页肯定能查到，即使有些版本不同，有些字差别也没有关系，甚至有些同志说《清实录》用得太多了，可以不注，我的倾向是《清实录》还是要注的，但可以简注，注“《清实录》卷×，页×”就行了，或者注时间，不注页码也可以，因为《清实录》都是影印，它没有排印。到底用哪种方法注，你们自己考虑，最好是哪种字数少就用哪种。我自己也拿不定主意，我看得也不是很多，不知道其中是不是还有一些奇怪的注出现。总之，要少用注，注文要少，出版社、出版时间等都可以简化。

第八个是观点问题。我们分发了一个“重大学术问题的表述”，这个材料也是经过了反复讨论，几易其稿，内容大多是讲入关以后的，特别是近代的比较多，入关前的讲得比较少。我现在讲的是关外的。学术观点应该也必须自由地讨论，自由地发表意见，当然最好是能够取得共识，大家都同意。但这是不可能的，观点总有分歧和不同，应该允许并欢迎不同观点。但是我们现在作为一本《清史》书，要相对地取得一致，在重大的学术观点上要一致起来，不能这里这样说，那里那样说。比如雍正即位问题，是篡位还是合法继承？雍正传里面说是夺位，康熙传里面说是合法继承，前后矛盾，这样不行，在一个问题上必须统一。这不是政治观点，合法继承和非法继承都可以讲，但是在我们这一本书中不能前后不一致，这涉及我们很多不同的卷，除了康熙传、雍正传以外，还有皇太子胤礽、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皇十四子胤禵，以及隆科多、年羹尧、苏努、延信等很多人的传都涉及雍正的继承问题。我的想法是用通纪里面的观点统一全书，通纪怎么写，其他各卷也怎么写，这个办法好不好？因为那么多卷，一个一个查，怎么查啊？除了雍正问题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学术问题。

书里面表述的统一，每人的观点可以保留，而且欢迎争论，但现在到了后期有些问题在表述上要统一，可能有些问题还要继续讨论，因为重大的问题都会在通纪中得到表述，所以就按照通纪的标准，向通纪看齐。专家如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也欢迎讨论。每个学术问题不能议而不决，如两种观点同时并存，能根据现有的材料做出决定的，尽量做出判断，不要在我们手里留下太多的议而不决的历史疑案。我们就把它定下来，虽然不一定正确，但没有关系，将来证据多了就可以推翻了。不要留下很多问题，否则别人一看，你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对事情都没有判断，这样不太好。

我以清初四个大的疑案为例谈谈我的看法，欢迎提出不同的意见，当然问题还有很多，来不及讲，今天就讲四个问题：

第一，努尔哈赤是怎么死的？一种看法是在宁远被炮伤了，隔了半年多，伤口复发而死；有的说是被打伤了，后来被气死的；另外一种看法认为根本没有被打伤。我认为是被打伤了，疮发而死。反对的人就说，努尔哈赤没有受伤，因为档案里面没有记载。我就反问他，档案中可能记载这个吗？打仗的时候，全军主帅受伤这是绝对的机密，这种情况是必须保密的。有些事史料里面是秘而不宣。武皇帝实录里面没有，但是在朝鲜李星龄《春坡堂日月录》中说努尔哈赤“已受重伤”，我觉得这是可信的，别人认为是孤证，我也看到了《明熹宗实录》卷70中也有这样的记载。这是两个不同的来源，一个是来源于朝鲜人，一个是来源于明朝被俘虏逃回来的人，并非孤证，即使孤证也可以考虑。因为努尔哈赤不是当时就死了的，而是隔了一段时间没有治好。说他因为战败生气了背上长了一个疮，努尔哈赤身经百战，胜败乃兵家常事，他会被气死？我不相信。那为什么他背上长了疮？我认为是炮伤没有治愈，当时没有死，伤口复发后来死的。有的同志说肯定没有伤，如果伤了，袁崇焕还不报功啊？我认为，可能袁崇焕并不知道努尔哈赤伤得很重，这是绝密的消息，朝鲜人不知道怎么得到这个消息的，逃回来的人在满洲内部得到这个消息，而且我们也不能肯定袁崇焕没有报，可能报了，因为袁崇焕明末的档案现在没有，即使报了，我们也看不到。而且我有一个很大的疑点，努尔哈赤一辈子打胜仗，每次都是反败为胜，就这一次打了败仗。但这一次有点奇怪，他的军队远远胜于袁崇焕，袁崇焕是1万多人，努尔哈赤是6万多人，如果不是红衣大炮，袁崇焕肯定不行，而清朝不知道有这种武器。打了两天，努尔哈赤就命令撤兵。努尔哈赤打了败仗往往是坚持打下去，他为什么两天就撤兵了？这非同寻常，一定是碰到了重大的挫折，什么样的挫折？我觉得很可能是努尔哈赤受了重伤，主帅受伤，所以撤兵。不然不能解释打了两天就不打了，而且也才死伤一两千人。相反，后来努尔哈赤死了以后，皇太极为报此仇攻打锦州，打了一个月，也没有攻下来，也失败了，但皇太极并没有很快撤兵。我觉得从各种迹象来看，好像是努尔哈赤受重伤的可能性更大。我是不相信努尔哈赤是气死的，这是我的意见，虽然这里有推想的成分，但合理的推想可以允许，否则我们也许会受到历史档案记录者的欺骗。所以我就写努尔哈赤中炮而死，结论就是这样，至于是怎么考证出来的，就不用写了。努尔哈赤之死也涉及很多传记里面的内容，我们一致起来。如果大家不同意，可以提出更多的证据来推翻我的观点，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前进一步。

第二个问题，努尔哈赤死，皇太极即位，表面上风平浪静，但让大妃殉葬，不能不令人怀疑。四大贝勒逼迫大妃殉葬，大妃反抗，四大贝勒说这是努尔哈赤的遗命，大妃被逼殉葬，皇太极顺利接班，我觉得这里面似乎隐藏着一个阴谋，隐藏着一场生死决战。努尔哈赤受伤以后，开始还能处理事情，到六月份开始安排后事了，告诫四大贝勒一定要和睦团结，不得仗势欺压，当时贝勒之间已经有很多矛盾了。四大贝勒是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下面还有四小贝勒，如多尔衮、多铎、阿济格、岳托，主要是这些人掌握八旗势力。这八个贝勒分成两派，一个是四大贝勒的阵营，代善掌握两个红旗，岳托是他的儿子，阿敏是努尔哈赤的侄子，掌握蓝旗。努尔哈赤在晚年交给多尔衮、多铎、阿济格60个牛录，其中阿济格、多铎是旗主，如果努尔哈赤自掌的两黄旗在他死后应归多尔衮兄弟，那么力量对比更能增强。但是多尔衮、多铎都是小孩，都年轻。少数民族传位都是传给最小的，特别是多尔衮聪明能干，深受努尔哈赤青睐。据朝鲜很多史料说，努尔哈赤临终前，要代善辅助多尔衮继承汗位。他们的母亲阿巴亥很厉害，刚三十几岁，时值盛年。努尔哈赤受伤后曾去温泉疗养，但没有治疗好，在回来的途中赶紧把大妃从沈阳召来。四天后努尔哈赤死去，在努尔哈赤死之前就已经多次告诫贝勒们和睦，他死后可能把汗位与两黄旗给了多尔衮和多铎，这样一来，形势就变了，阿巴亥掌握的力量几乎可与四大贝勒相抗衡。代善等不愿由幼弟继汗位就是这个原因。父亲刚死，立即翻脸，逼迫阿巴亥殉葬，否则为何第二天阿巴亥就死了。又隔了约20天，四大贝勒之间进行讨价还价，才拥立皇太极为汗，彼此之间立了相互制衡的盟誓，形成天聪初年四大贝勒同理国政的特殊局面。四大贝勒都有军功，一个比一个厉害，都掌握实权，多尔衮等年龄这么小，能干什么呢？显然是不行。努尔哈赤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找大妃到身边来是要托付后事的，很可能是要把位子传给多尔衮。虽然他们手中可能有四个旗，但旗主都是小孩。大妃也只是一个女流之辈，孤儿寡母顶不住四大贝勒的势力。正妃殉葬没有这个先例，一般都是侧妃殉葬，而且也不多。当时多尔衮、多铎年龄都很小，努尔哈赤还那么喜欢他们，怎么可能让他们的母亲殉葬？这不大可能。努尔哈赤在死之前把大妃找到身边，可见很宠爱她，而且可能有大事要托付她，怎么可能让她殉葬？而大妃本人也不同意殉葬，激烈反抗，如果努尔哈赤真有遗命，她就不能反抗了。具体细节如何现在已经搞不清楚了，但是从这些迹象来看，这是一场阴谋，权威政治的统治之下争夺接班人是一个常规，不奇怪，肯定有这样的事发生。朝鲜史料中关于皇太极夺位的史料甚多。如果没有多尔衮这些人，他们四个人也会争。皇太极上台后，两三年间，阿敏被处罚了，接着莽古尔泰也被关起来了，然后就是代善。这里面是权力之争。所以我认为大妃的殉葬是被迫的。后来多尔衮获罪，甚至他的坟被挖，原因之一是多尔衮生前说皇太极夺取了本来属于他的皇位，我想这个罪名不是完全捏造的，肯定是多尔衮说过这个话，要不然怎么给他定这个罪名呢？现在的看法主要是四个人按照努尔哈赤的遗命推选的，其实不是，他们四个人在那时候是团结一致的，为了对付大妃阿巴亥，她的儿子如果继承汗位，又掌握了四个旗，八旗里面有四个旗都在她的掌握中，这样四大贝勒就麻烦了，他们必须团结一致，最后阿巴亥被逼死了。四大贝勒平分了这一胜利果实，所以发生了早期四人平起平坐共理国政的局面，我认为是这样的。如果有不同的观点我很欢迎，如果能提出更多的证据也是一个进步。我们可以把具有最大可能的事件定下来，不要总是两种意见或多种意见并存。过分相信档案也不行，因为档案是胜利者写出来的。在一些关键点上提出疑问，不要只听一面之词，只相信胜利者炮制的历史。

第三个问题是袁崇焕之死。他在宁远战争中立了大功，本来明朝军队一触即溃，他用红衣大炮大败后金，挽救了明朝的危局，所以崇祯皇帝对他很器重，加官晋爵，封为督师。努尔哈赤死后三年，皇太极进攻宁远也没有成功，报仇没有报成，打了一个月也撤兵了。以后他不再正面进攻宁远城了，而是绕道去打蒙古，然后从蒙古地区进入长城，从独石口、古北口、洪山口等地进关，但这些地方不太容易行军，都是森林、泥沼，没有路。当时代善、莽古尔泰等都反对，没有路可走，路途险远，如果袁崇焕拦住他们的后路怎么办。皇太极就反驳他们，坚持要打，他数次把小贝勒找来商议，最后终于顺利地打进来了。明朝在山海关有重兵把守，而这些地方却没有多少兵力，如入无人之境，一下子逼近北京了。从遵化的洪山口进来，先打遵化。袁崇焕知道后，赶紧调动军队回来，打了一仗，到北京崇祯不让袁崇焕入城，说袁崇焕通敌，把敌人带进来了。不久，袁崇焕被抓起来，下了大狱。说是两个太监被俘虏过去，在监禁中听满族的重要官员议论，他们如何和袁崇焕勾结，并说好了里应外合。两个太监后来逃回去了，这使用的是蒋干盗书的反间计。这两个太监逃回北京，告诉崇祯皇帝，然后崇祯皇帝把袁崇焕下狱，第二年被处死，而且是被凌迟，当时北京城的人都争着吃袁崇焕的肉。袁崇焕是被冤杀的，崇祯皇帝虽然刚愎自用，不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但也不至于傻到完全听信两个太监这种程度。我们还要从袁崇焕方面考虑这是为什么。袁崇焕有些事做得也很失策。首先，他一心一意要和后金议和，写了很多信，派了很多差使去议和，但是北京崇祯皇帝和阉党不同意议和，意见分歧，致使袁崇焕一度被罢免，后来不得不重新起用。其次，袁崇焕最大的错误是杀了毛文龙。毛文龙是海岛上的一支抗击后金的军队，辽东的老百姓受满族残酷对待，都跑到他那里去，他们占据皮岛，成为牵制后金的重要力量。清朝出兵，他在后面偷袭。但毛文龙恃功而骄，甚是跋扈，袁崇焕没有请示崇祯就把毛文龙杀了，这一下皮岛的队伍散了。尚可喜、耿继茂、孔有德等都曾是毛文龙的部下，后来都投降了清朝。大敌当前，怎么能不团结好这样一支抗清队伍呢？而且没有报告崇祯，先斩后奏，他知道如果报告崇祯，崇祯一定不会同意的，如此专断，这是袁崇焕自己惹下的祸。当然，他是被冤的，但他造成了被冤的口实。再次，袁崇焕的军队有12万在山海关，满族军队也不是很多，差不多。满族军队从沈阳出发，从蒙古地区绕圈子往古北口、喜峰口、洪山口等处进入北京，走了二十几天，这么大的军事调动袁崇焕怎么会不知道？等清军出现在北京附近他才知道，赶紧调军队向回跑。不仅如此，他应该可以用围魏救赵的办法去攻打沈阳，袁崇焕手中当时也有10万大军，从宁远到沈阳只有三四天路程，一打沈阳，清朝前线的军队必然军心大乱，不得不回兵援救，如果打下沈阳，功劳那就太大了，即使打不下沈阳，也可以解除别人对他的怀疑，不致遭到杀身之祸。因此我们在分析史实的时候，不能仅说两个太监怎么样，把崇祯说得像个傻子似的，当时全北京的人都相信袁崇焕是通敌的，所以袁崇焕死了以后，北京人争着吃他的肉，后来乾隆皇帝给他平反了，乾隆吐露了实情。所以对于袁崇焕被冤杀，要全面地看，他自己有很多失策，引起了别人的怀疑。

第四个是太后下嫁之谜。我认为太后下嫁应该确有其事。孝庄太后是顺治的母亲，在多尔衮的辅助下，顺治六岁登基。顺治母亲入关以后嫁给了多尔衮，有没有这件事？我认为有，一个证据是张煌言的诗：“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躬逢太后婚。”张煌言本人是抗清的将领，当时他在舟山群岛，他听到这个消息写了这首诗。第二个根据是多尔衮本来被称为皇叔摄政王，后来突然改成了皇父摄政王，而且在满族风俗里，小叔子娶嫂子是很正常的。多尔衮还公开娶了他侄子豪格的妻子。第三个理由是孝庄死后，并没有运到关外与皇太极合葬，却葬在清东陵的风水墙外，葬在她的儿子顺治、孙子康熙陵墓附近。第四个理由是多尔衮死后，顺治对他怨气特别大。多尔衮死了两个月，顺治就把他的坟给挖了。按道理如果没有太后下嫁的问题，顺治不会对他那么恨，因为多尔衮给他立下了很大的功劳。皇太极死后，本来两个人争当皇帝，一个是多尔衮，一个是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一个是两白旗支持，一个是两黄旗支持，争执不下，势将火并，最后两者都退让，让皇太极比较小的儿子福临当皇帝，这就是顺治。顺治对多尔衮应该没有那么大的怨恨啊！多尔衮辅政的时候保护了顺治，而且入了关，打下了江南，打下了天下，打下了这么大一个江山给顺治。顺治长大到十几岁，多尔衮一死，顺治就翻脸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其中有个人的因素，我觉得顺治汉化很深，多尔衮公开地娶他的母亲为妻让他感到很耻辱。而且顺治皇帝性格非常刚烈，所以多尔衮一死，他马上翻脸，挖他多尔衮的坟，抄他的家。直到乾隆时期才恢复他的皇籍，乾隆皇帝也说了公道话，认为多尔衮为清朝打下了基业，功劳非常大。而且顺治不仅对多尔衮有意见，对其母亲也有意见，所以他们一直不和。顺治的皇后是孝庄的侄女，后来顺治把皇后废了。什么事情都和孝庄对着干，可以看出来。为什么顺治那么恨多尔衮，和其母亲也不和？恐怕也有个人因素。我想这种个人因素用太后下嫁来解释更加合理。有人说张煌言的诗不可信，因为他是敌人，他是诬蔑，那他为什么造这个谣呢？而且张煌言远在舟山群岛，他怎么了解北京？北京那么多诗人，怎么没有人写？北京的汉族诗人倒是不少，可这些诗人敢写吗？也就张煌言他们能写出来，因为他们无所畏惧，他们是抗清的。那朝鲜为什么没有说？朝鲜也不敢说，况且朝鲜知道不知道也很难说。

入关前的这四个问题争论比较大，当然还有一些争论，如关于褚英的死、舒尔哈齐的死，也有一些疑点，但比较小，这四个问题争议比较大，是关系到全局的，涉及很多人。我的看法是这样，我准备在通纪里面按照这个观点来写。如果同志们不同意，也没关系，可以保留意见，也可以发表意见。有机会时可以讨论，如果证据确凿，比我讲的更充分，更合理，我就采用。我们根据材料和情理，哪方面比较充分，就按照哪方面来写。不能优柔寡断，模棱两可，对什么问题都保留两种意见。我们现在能做出结论就做出结论，即使结论错了，将来改，也没有关系。

注释

[1]2009年11月16日。

在《清代诗文集汇编》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1]

各位专家，各位来宾：

今天举行《清代诗文集汇编》出版的学术讨论会，许多专家学者发表了很精彩的讲话，肯定了这部大型文献的重要性和学术价值，阐明了清代诗文的丰富多彩和达到的艺术高度，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和新颖的思想，给人以启发，给人以鼓舞。在这里，我感谢各位专家的发言！

这部《清代诗文集汇编》我们筹备了很久，从《清史》立项一开始第一次讲话我就谈到这部书，就想编这部书，经过漫长的准备、酝酿，经过很多同志的努力，特别是北大图书馆和人大的同志的共同努力，终于出版了，我感到很高兴，很鼓舞。

清代的诗文，首先是数量多。诗文之多，出乎我的意料，以前我们不知道清代诗文有多少，一直到杨忠同志的书出版，我们才知道清代诗文一共有4万种。今天我们出版了4000种，仅仅是1/10，还有9/10我们没有出版，因为我们目前还没有力量去出版。清朝乾隆皇帝编《全唐诗》，一共才4万首，还不是4万种。我们4万种集子，一种集子里面不知道有多少首。光乾隆帝一个人就有4万首，相当于《全唐诗》，可以说是诗歌的海洋。

第二是作家多，有各种各样的人。清代前期、中期、后期，风格不同，流派也不一样。譬如说妇女的诗，前代女诗人我们知道谁呀？李清照、朱淑真、谢道蕴，人很少，诗也很少。但是清代的女诗人多得不得了。我们已经完成了“清代闺阁诗集萃编”，几百人，数量很大。我们看《红楼梦》，好多女子都会写诗，并不奇怪。诗文在清代是一个高峰，流派多。清朝之前的诗文也有流派，但比较少。比如苏东坡有四大弟子——黄庭坚、秦少游、晁补之和张耒，但后学乏人。而清代的桐城派，传承了六七代，前后200年，从康熙时期一直到五四时期，从第一代方苞，第二代刘大GFDA8，第三代姚鼐，一直到姚鼐的四大弟子——梅曾亮、方东树、刘开、管同，再到曾国藩，曾国藩又有四大弟子，还有范曾的曾祖父范伯子也是桐城派一代巨子。人数之多，可以说是薪火相传。学术的发展一定是团体的发展，不是几个人。我们中国学术的发展，要靠学派，这个学派一脉下来，时间要很长，绵延不尽，才能发展到一个高峰。我觉得我们新中国的学说应该有学派，也必须有学派。清代诗有自己的特点，清代的诗风格多样，百花齐放，繁星满天，值得我们借鉴。

我看大家讲了很多，我也没有做什么准备，随便讲几句。最后，我非常感谢光临大会的各位专家，感谢参与这个工作的各位同志，谢谢大家！

注释

[1]2010年1月25日。

在编委会主任办公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

今天的主任办公会议，正当2009年刚刚过去，2010年新年刚刚开始的一个月，我们的工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进入了审改阶段。审改工作关系到我们整部书的质量，非常重要。以前的工作重点是在三、四级项目组，三、四级组的专家们在写稿子，今后的工作重点转到了二级项目组，二级项目组原来的联系专家角色转变，现在要动笔审改，成为审改专家。所以这个转型时期还是很重要的。

第一个问题是加强领导。上个星期我们主任办公会议通过了一个决定，决定李文海同志作为正式成员参加主任办公会议。以前他也经常参加，是邀请的，今后作为正式成员参加，主要是为了加强我们的领导工作。我参加的会议他都参加，我们俩说好的，我不参加的会议他看必要，斟酌情况也参加，所以秘书组今后一些重要的会议都要通知他参加。

为什么这么做？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们下一阶段的工作比较紧张、比较繁忙、比较复杂。进入审改阶段以后一定要搞好我们的组织工作、领导工作，使得我们的工作更有效，组织工作更有效，领导工作更加有力量。有了科学的管理、科学的组织和强有力的领导，才能保证我们书稿的质量。没有这些东西，书稿的质量是不能提高的。而进入审改阶段，由于工作的头绪很多、很乱，容易出乱、容易出错，有很多新问题、新困难要解决，现在难以估计将来还会有多少问题。文海同志本人知识渊博，也很全面，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业务方面，都能拿得起来，思想很敏锐，考虑问题很深入，又能身体力行，所以他的优点和他的才能大家都知道，都比较熟悉了。而且他上一段，就是前七年基本上跟我们一起工作，当然这里边有一段时间病了。所以他对《清史》的全过程也比较熟悉，跟各位同志也都非常熟悉，相处了很长时间。所以我就再三地邀请他最后这三四年参加这个攻坚战，来参加我们的领导，请他统筹全局，指挥我们的工作，我想一定能够得心应手，能够做好。当然，我们目前的领导班子，这七年工作搞过来，也都是非常努力的，我觉得我们的领导班子一个是很团结，一个是很努力，再一个也有效率。文海同志的加入使我们这个领导班子能够增强力量，能够更好地面对预计要面临的挑战。他参加之后，我们领导班子结构还是不改变，但是力量会大大地增强，我相信能做得更好。

第二个原因就是我的年龄越来越大了，年龄不饶人啊！今年84了，身体越来越不行了，力不从心，确实是这样。去年我住了三次医院，3月份一次，5月份一次，8月份一次，比较误事，耽误事情不少。住三次医院，半年多去掉了。今年一开始又有点不行了，上个礼拜就一礼拜跑医院，本来这个会是上礼拜要开的，但是我上个礼拜差不多每天跑医院，礼拜一的那个出版会议我差一点也参加不了，感冒了，感冒好一点了，后来就参加了。到现在我的感冒还没有全好，所以老是病病歪歪的，这个情况不是很理想。我的身体确实是每况愈下，再加上我本人缺乏这种领导工作的经验，没有做过什么实际工作，所以干起事来，手忙脚乱，丢三落四，顾此失彼，往往这样，大事小事一把抓，分不清主次，效率比较低，我干事就是这样的情况，这是我一个很大的缺点。这7年真是勉强推进，幸亏3位副主任都比较尽力，他们协助我，我们一起把工作总算挺过了7年。下一段工作更难了，许多学术问题更紧迫地提到了面前，我的实在是分不出时间、分不出精神来照顾这方面的事情，所以我想多一点力量投入学术方面去。首先我准备自己先来改一卷，我再找个研究生帮我忙，帮我查档案，因为我的电脑不行，我自己来审改一卷，因此我就顾不上这个全局性的工作了。我现在写东西很慢，从前我很快，一下子就写出来了，现在我的脑子就凝固了，不行了，干干就累了，晚上也不能干事儿，所以工作效率大大不如从前了。现在越来越感觉不行，所以我把更多的精力用到那方面去，因为那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通纪，是很重要的方面。

当然我不会因此而推卸责任，这绝不会的，该干什么我还是要干，我也勉力地来承担领导方面的一些工作，但是能够大大地减轻，我更多地考虑学术上的问题，这样更有利于这本书的完成。所以我搬救兵了，去年年底吧，就是下大雪以前，我就上李文海家去了，亲自登门拜访，谈了半天，我把我这个苦衷跟他讲了，希望他能够出来帮助我，把这个工程完成。我们完成初稿也就是三四年的时间，现在2010年了，还有三四年的时间嘛，一起奋斗三四年，把这个完成。谈得很恳切，文海同志也是坦诚相见，他也讲了他的困难，当时他是不答应。我说你不答应、你不出来的话我就坐在这不走了。他说那我考虑考虑吧，一直考虑，后来下雪了我就没有再去。后来他也确实经过慎重地考虑，首先同意参加主任办公会议，凡是我参加的会议他都参加，帮我来处理一些事情。这个想法呢，其实老早就有，本来在决定编《清史》，任命我为编纂委员会的主任以后，我当时就考虑这么办。同志们可能还记得，第一次编纂委员会上，讨论成立一个编纂委员会，还要成立一个学术委员会，编纂委员会主任任命我，那么学术委员会主任当时是定的文海，而且我兼学术委员会委员，他也兼编纂委员会委员，彼此兼，当时的想法就是我跟他是双元领导。因为我知道我的缺点就是不会干领导，干不好领导，我希望他能够来担任这个工作。文海同志领导经验很丰富，当了十几年的副校长、校长、书记，经验很丰富，领导这一摊子绰绰有余。当时考虑成立两个委员会，我们两个人共同来领导，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这样。一到会上，编纂委员会把我们的这个想法推翻了，不同意成立学术委员会，全体委员都不同意成立学术委员会，说一个编纂委员会就可以了，何必还要成立一个学术委员会呢？他们也不了解我们的苦衷，所以学术委员会没有成立起来，只有一个编纂委员会。我这个编纂委员会主任是不称职的，实际上我应该干学术，以后总想把他拉出来一起干，但是不久以后他身体不好了，又碰到个大手术，他的心脏手术比较大，休息了比较长的时间，恢复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这就不好拉他出来了，就一直拖延下来了。我们勉强在那干下去，但是到现在，比较关键，下一步比较困难，还有三四年的时间，请他出来一起来共度时艰吧，他也是很勉为其难地答应了。我跟文化部的领导，跟孙部长也曾经讲了这个问题，跟周副部长也讲了这个问题，看机会，请文海同志出山来共同完成这个任务。后来呢，成立了一个编审组，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怎么办呢？怎么拉他出来他也不出来，也不肯担任什么名义，当然他身体恢复得也比较慢了，有相当长的时间。现在我感觉这个形势比较严峻了，不得不请他出山，情况就是这样。

所以他参加我们这个领导呢，第一个他是正式成员，第二个就是他要过问审改的全局，进行策划、指挥、领导，有什么问题可以向他请示，由他来跟大家共同解决。第三个是今后，一直到我们完成，究竟怎么来进行？怎么做法？由他和大家共同来商量。我再说一下，我不会退出，我不会不负责任，这个请同志们相信我，我对这个工作是非常执着的。但是用他擅长的地方，他擅长领导，这是第一点，我讲加强领导工作。所以今后有什么事情可以向他请示，一定要向他请示。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下阶段的工作，当然前一阵子我也考虑了一些问题，今天我把我的想法提出来，看看今后怎么做。因为文海同志刚刚接手嘛，他也不是很了解前一段的工作，当然他也参加了，实际上他也了解。

我觉得我们今后概括起来有五个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一审。一审的任务是马大正同志负责的，我们当时都有分工。一审任务现在已经安排了39个审改项目，两批，第二批是12月中旬启动，因此我们已经转入审改的轨道了，正在审改这39个项目。但是我们差不多还有110个项目还没有进入一审。现在进入审改的39个项目正在进行，我们应该要追踪这个情况。下一段马上就要放假，假期里面我们也要追踪，因为假期他们都在改呢，不能把任务分了以后就不管了，我们还要想办法追踪这个任务，要了解他们进行的情况、困难、进度，或者要不要再用寒假开个会，找他们谈一次，看看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能不能按期完成。如果一审第一、二批任务不能按期完成，这就打乱我们的计划了。

另外，一审完成以后，这39个项目审改完成了，如何转入二审，这里边有个程序，有个交代，你不能一审专家审完以后马上就交给二审专家吧？怎么样才符合转入二审的程序？这一点我跟文海同志曾经交换过意见，文海同志有些想法，当然谈得不是很深入了，因为当时还没有这个任务。今天一会儿可以谈一下他的想法。

另外，除了39个项目，还有110个项目怎么上？这个是比较重的任务，100多个项目，现在看来恐怕还要至少上三批，三批都可能不行，可能要四批也说不定，但什么时候能够上完呢？这个想一想，考虑考虑，今年还能上两三批？是不是要到2011年还要上一批？2011年上一批的话，那我们一审完大概是什么时间呢？这个都得有个计算，都得有个数目。什么时候上第三批，什么时候上第四批，什么时候上第五批，如果还有第六批的话，什么时候上第六批，都得预先有计划。在上以前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我们现在审改等于是烧饭吃，一方面要有米，烧饭嘛，得有米，准备初稿，初稿没写出来呢，没交稿怎么审啊？无米之炊那不行，一定要把前面的项目弄整齐了，弄得能够进行审改。第二方面就是找好大师傅，谁来烧饭啊？谁来审啊？要有一定水平的专家，要比较合适的。有些也是专家，但是他不合适，这个专家分工分得很细，太细了，我搞一个小问题，其他什么都不知道。比如我搞辛亥革命，我就知道武昌起义这一段，其他都不知道，前后各地的起义都不知道，太窄了。现在我们专家里有这样的情况，所以不是每个专家都适合。他连些常识都没有，有些问题。所以我们还要看准专家，这个也很难。从前我对近代史专家都很熟悉，现在不行了，很少看杂志。从前基本上“文革”以前所有近代史的文章我都知道，大概谁发表什么文章都知道，现在根本不看了。现在杂事太多，学报也多得不得了，根本弄不清楚，哪些是新人我都不知道，所以要挑选专家。朱诚如同志给了我一个二审的专家名单，我一看哪，谁都可以，我是不了解谁是哪方面的专家，就按照你们的意见吧，我都提不出意见来。我不认识他们，有些连名字都没听说过。

所以一审的任务，除了这39个以外，还有很多，还有100多个。这个任务很重，一审是审改工作里边最重要的一个阶段，这个要计划好，安排好，分批、分次落实。也还要抓紧时间，不能拖。一审里边有个进度，像三、四级项目似的，一拖就是几个月不交稿，这个就麻烦了，因为这样审改专家也脱不出来，跟后边的也接不上。后边要审二审的稿子，一审还没交稿怎么办？一个月都不能耽误，我想着都害怕，简直是紧张得很，耽误一两个月，二审还等着呢，二审进行不了。

这是第一个任务，就是一审的任务，除了这39个，还有100多个，今年年内基本上就要上网。

第二个任务就是二审。二审怎么进行，我以前提了一个概括的、很简单的一个轮廓。我说二审请外边专家审，不要我们自己审，我就是想我们的稿子经过一审以后，拿给外边看一看，听听外面专家的意见。但有没有这么多专家，我现在有怀疑。当然这个专家不一定是非常专的，一般搞清史研究的就可以，要不然实在没有人。

另外我们一审的稿子要准备好，一审已经审完了要经过一个程序转到二审，这个程序要做好。如果一审稿子在春节以后交，那二审肯定3月份是启动不了了，还有一个程序呢，这个程序怎么做，一会儿再说。

二审是4月份，二审也要一批批来。二审的一、二批又不能跟得很紧，因为一审要6个月才能完，二审预计两三个月就行了吧？那一审还没有完，二审没有稿子怎么办？又发生这个问题了。所以二审时间究竟多少，怎么跟一审衔接，这都是问题。诚如同志已经有个方案，昨天打电话跟我说啊，他们已经讨论了个方案，我觉得很好，预期准备，大家讨论看看，可行不可行。当然，这个过程肯定还要有修改，到底什么时候启动，什么时候进行二审的二批、二审的三批、二审的四批，怎么样连续下去。诚如同志管这个事情，恐怕从这以后诚如同志会很累。

第三个任务，现在图录组是3月份完成第一阶段，也要审，也要进入审改。3月份他们完成之后还要进行善后工作，要评估。如果说6月份审改，那么现在有没有这个考虑，谁来负责？你们两位主任都有一审、二审，那么谁来负责？不能完全由他们自己来审，当然要他们参加审改，但我们编委会也得有人来，这个再商量吧，现在看是没人了。

图录组这个审是另一种审法，它又不像通纪、传记写的是大篇的文章，它这个是说明，主要是图片，文字能够说明这个图片。它不是说明历史，而是说明图片，应该区别开，不要直接去说明历史，那就坏了。我们前面就是直接谈历史，你再谈一遍历史，那没有什么意义，而是要通过图片使大家来了解历史，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简单多了。有的东西没有图片就不要说，不要勉强一定要说，你没有图片你说什么呢？以前他们有这个毛病，觉得这段历史很重要，比如某个东西很重要，某件事情很重要，但是没有图片怎么办？没有图片就缺着，有图片说，没有图片就不要说。

它这个审改也不一样，历史上的情况不说了，你就说明这个图片，图片是怎么回事，通过图片来让大家了解历史情况，应该是这样。所以它的审改的办法要另行制定，审改要不要经过三个程序，能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一次性审改行不行？这个都是下一步需要考虑的问题。这个在审改以前都要考虑好了，什么时候启动？怎么审改？请哪些审改专家？也不要我们做的人自己审改。审改的量不是太大，现在是14个项目，能有7位专家审改就可以了吧？一个人审改两个项目行不行啊？这个要具体商量了。我们要在脑子里面有这个印象，要做这个工作，这是第三个任务。

第四个任务是要召开第七次编委会，我们已经两年没开编委会了，能不能四五月份开？4月份不行就5月份，要有个报告，顾春和王江写的稿子不错，明天就见报了，参考一下。第二个要补些委员，我们现在是25个委员，能不能补一些干得好的，下面的工作要依靠他们，补充哪几位？另外我们是不是这次搞个奖励，奖励三、四级项目组，不奖励编委会内部的，这个以后再说。这次奖励按计划完成，而且质量比较好的项目组。凡是没按计划完成的，不奖。凡是到今年2月底3月份前交齐的就算按计划完成，当然这是我自己的想法。评奖由谁来负责，怎么考虑，我们想一下。

第五个任务是临时加的任务。前天传记组的一些问题项目要做些调整，问题项目我们还是在这半年里全力解决，有的传记项目只交来一篇或者两篇，这个怎么审啊？有的问题项目提出了解决办法，很多办法可以，但是有的办法也不行，已经不是督促解决这个问题了，要用一些手段解决。

办法有两种。一个办法是原来出了《清代人物传稿》，现出版了20本。5个主编有3个在我们这里，他们写的质量有的不比我们差。比如光绪上差20篇，从这里面找找，进行一些补充，语言要修改一下，补充需要的材料，文字上进行一些加工，基本就可以用了。这就要让传记组统计一下，缺什么，补哪些，能不能用，当然我们会给原作者稿费。第二种办法就是赶紧换主持人。

这些问题今年上半年都得解决。

注释

[1]2010年1月28日。

读中介公司对清史工程的评估报告[1]

中介公司以数月之力进行调查研究，写成了《清史纂修工程中期执行情况报告》，写得很好。全面、系统、科学地总结了我们的工作，客观而又公正地展示了工程的全貌。我对中介公司的同志们尽心竭力、奋勉工作表示感谢，致以敬意。

清史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学术工程，内容丰富，头绪纷繁，难题甚多，资料浩瀚，参加人员仅主体工程即有1800人之多。工作启动以来千头万绪，不知从何入手，只能随着工作的展开，一步步地摸索进行。其设计框架、规章制度、组织机构、步骤机制只能在实践中产生形成，并逐步完善，至今仍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亟待改进。

这个报告充分体现了清史工程之巨大、复杂和艰巨性，相应地也反映了我们应对的决策和措施，显露了我们智慧不足、能力欠缺的窘境。

报告内容甚好，描述了清史工程的前期和中期状况，可惜后期工程刚刚开始，难窥全豹，未见全书内容，不能做出全面的评价。但从中可见清史工作人员的辛勤努力，也可略知我们的失误与不足。

工程首要的学术问题，报告中较少提及，我们始终坚持学术质量第一，对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档案、文献、编译三个组的设置就是为了打下坚实的学术基础（也为了保存抢救可能佚失的珍贵历史资料），为此举行了许多学术研讨会、座谈、个别谈话，沟通交流，切磋问题，殆无虚日。通纪组在制定提纲时共举行较大的学术讨论会十几次（我在《涓水集》中所收8篇长篇讲话就是在通纪研讨会上讲话，还有许多讲话稿尚未发表）。自2004年至2006年约两年时间，我的力量主要集中在通纪的提纲学术内容上，集中所收8次讲话就是这个时间内形成的。对于其他的如清初努尔哈赤之死，皇太极继位，袁崇焕之死，满族何以能兴起并统一全中国，满蒙联合的深远影响，乌兰布通之战的胜和负，雍正篡立，乾隆的生地，香妃其人，嘉庆传位密诏，中国几千年来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战争为何在18世纪后终结，明清之际的名节与贰臣，18世纪中国的GDP居世界首位，清代诗词的地位与评价，中国古代的教育功能，鸦片战争中英的力量对比，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对李鸿章之评价，对慈禧、袁世凯之评价，光绪帝之死因，近代革命运动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戊戌变法的失误，中日战争两国海军的力量对比，清末新政，清朝灭亡的必然性等重大的政治和学术问题开了许多次会议或者小型座谈，个别交换意见，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取得了共识，当然也存在不少歧见尚待处理。在编写过程中涌现出来的重大学术问题，是可贵的收获，将能促使研究人员潜心钻研，取得突破和创新的学术成果。

其他我感到重要的是领导小组、编委会、清史办三个组织的关系是编好《清史》的关键，领导小组孙家正、蔡武、李洪峰、周和平等领导尊重知识分子，为人谦和，处事合理，对我多次的建议多予采纳，使工作顺利进行。清史办石雅娟同志有能力，作风好，和编委会相处融洽，亲如一家，赢得了许多专家的尊敬。当然我们的领导体制存在一些问题，即三驾马车，不易驾驭，三方面同志来自四面八方，如果各执己见，易生龃龉。孙家正、蔡武、李洪峰、周和平高瞻远瞩，大处着眼，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石雅娟同志承上启下，大度宽容，使清史工程顺利进行。这是几个单位组合领导体制最重要的经验，否则清史工程决不能顺利推进。以上狂瞽之言，语必有疵，仅供中介公司参考。

注释

[1]2010年9月3日。

关于通纪第四卷的审改意见[1]

原稿字数太多，存在较多结构性问题，与其他卷、篇重复较多，内容不全面。当然作者很努力，读了不少书，做了较多的思考。但这一卷很重要，也很难写，能写好是很不容易的，要在半年时间内改好，也很不容易。通纪部分是全书的纲，一定要尽最大力量改好它，达到上等水平。俗话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如果把目标定低了，那就改不成上好的作品了，一定要努力再努力。

这部分原有六章，建议修改政治、经济部分，这几章改好，可以挽救全卷。

第一章标题，可以改为“乾隆初政”，但要大加削改。第一篇乾隆的政治理念可以保留，但要大删，且转换角度。乾隆初即位有“复三代”的理念，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继承了康雍留下来的好基业，已经达到了封建盛世。当时乾隆还是个青年，希望把国家治理得更好，复见“三代之盛”。其实中国历史上并无“三代之盛”，只是古代的传说，乾隆也不可能创造个虚幻的“三代之盛”。他在初年的科举考试时出了几次考试题，问应试人：“我非常努力治国经邦，为什么国计民生没有起色，还存在很多问题？”其实，现实生活中根本创造不出“三代盛世”，它只是存在于乾隆脑子里的虚幻理念。如果是写乾隆传，当然可以写写他的理想，但我们现在是写历史，连篇累牍用数万字之多写这种虚幻理念，没有必要，应大加删削。但转换一个角度则是可以的。乾隆在这一理念的驱使下，确实勤政、理事。刚即位几年内，诗写得很少（后来每天都要写几首诗），也不出宫去玩，每天批折听政，这一理念成为他前进的动力，所以他能把祖父两代创造的基业更加推进一大步，达到全盛时期。原稿上已有“复三代”的理念，可以保留一点，但不要太长，只是说明他早年的励精求治。

宽严相济这是乾隆初政特点，但原稿也太长，可以稍删些引文。现实政治迫使乾隆治国越来越严格，权力越来越集中。这是中国封建专制政治久远传统的结果，也和中国的国情有关。中国是个多种民族、多种文化长期并存、长期冲突的庞大国家，乾隆的重大功绩是统一，而要使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统一起来，没有中枢的权威是不行的。中国地域广大，各地发展很不平衡，有游牧民族，有农耕民族，把它们纳入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除了自然的趋同力之外，必须有强制的整合力。几千年中国没有完成真正的统一，到清朝完成了。到明代已可以看到北方游牧民族趋同于农耕，如雇用汉人耕种，以增加谷物作为口粮，重视和明朝的马市交易，获取内地的丝绸、茶叶物品，游牧生活缓慢地定居下来（这是清朝在蒙古设盟旗的基础），边外的板升（汉人的定居点）多了，游牧地区出现了呼和浩特、张家口等城镇，蒙汉的交流增加，这是走向融合和统一的基础。清朝促进了这一融合统一的过程，军事行动和强有力的、高效的行政措施必不可少，后人对清朝武功和集权的理解，要领就在于此。但也因此而加强了专制主义，这是历史的悖论和无奈。康雍乾排除了亲贵预政，一百年无亲族王公进入军机处，打击朋党。雍正时屠囚兄弟，乾隆时折辱鄂尔泰、张廷玉都是集权于一身的表现，即所谓“乾纲独断”。审改时可参考郭成康所写乾隆政治，讲决策、执行和中央地方的权力分配等。

审改经济部分要注意，为什么18世纪经济能更上一层楼？GDP能高居世界经济的首位？原稿的思路不要，原稿意思说是由于人口压力，康、乾诸帝积忧焦思，考虑应对之策，提出所谓“全区域开发”的概念，这个概念不要使用。国力的发展是由于当时历史提供了发展空间，而不是那些帝王脑子里想出来的政策，政策的出现和成功只能在客观现实允许的范围之中，杰出人物也只能顺应历史潮流才能实现政策措施。当时的历史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长期对抗后出现了交流、接近、融合和相互依靠的倾向，于是有了统一和移民垦荒辟地的可能。又，当时世界一体化的趋势，使美洲的粮食作物传入中国，到清代在全国大规模推广种植，有了提高粮食产量、增加人口的可能。中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世界白银大量流入中国，通货增加起了贸易润滑剂的作用，出现了大规模交易，出现了许多商帮，商品经济取得巨大发展的可能，正是历史大环境的变化提供给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机遇。清朝皇帝们抓住了某些机遇（统一、移民、发展生产贸易），也失去了某些机遇（开放、改革、学习西方）。

审改本卷要有世界眼光，要注意西方的发展变化。当时清廷虽然对中外交流设置了巨大障碍，但经济交流已然大量而频繁，中国正在被迫进入世界的历史潮流中。可惜清廷作茧自缚，成了不识世界时务的自大狂人。

注释

[1]2010年9月15日。

自我评估，加速前进[1]

今天的会议本来是通纪组的小会，经过商议，想扩大一下，请各组负责人参加，汇报通纪组的工作和初步评估，谈谈9个月来一审工作的若干问题。

通纪组的一审已滞后了，只审完第一卷，第二、四、五、六卷的一审刚刚启动。通纪组的审改办法和人员有些变化，审改办法采取老少搭配进行审改。

审改工作今年以来渐有起色，因为工作重担落在了编委会内部专家的肩上，许多专家动起来投入工作。文海同志参加领导，抓得很紧，我听大家反映他有决断、有智慧、有办法。三位副主任、各组组长连日开会，工作很紧张。

我连续住了两次医院，误了不少时间，几个月来一直在看通纪的稿件，通纪一直是我们关心的重点。今年以来已到交稿时限，现在交稿较多，已完稿者已达90%。通纪稿件的质量是第一要务，几个月来我都在阅稿，已阅近120万字，约占全稿的1／3（其中四、五卷全阅，一卷阅10万，二卷阅5万，六卷阅8万，七卷阅6万，九卷阅1万，三卷、八卷一字未阅），阅前忧心如焚，怕内容不如理想，差距太大，虽大力审改，仍难副人望；阅后心稍宽慰，感到大部分稿子写得相当好，好多卷可能进入优秀之列。

我对全阅或阅读较多的四部稿件做了内心评估，尽量客观、公正，排除主观意愿，给出分数，两卷可入优秀，一卷中上，另一卷不合格，平均可达73分，但审改时尚有较大的提高空间。

以下分别叙说各卷情况。

一卷，史料丰富，满文老档、旧档实录与明季和朝鲜史料均已使用，日本、俄国、中国台湾地区和大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亦广收博采，已站到关外史研究的最前沿。特别是满族如何从部落发展到国家，以及皇太极对明朝的攻战均有新意。我分别询问成崇德、王思治两位，均交口称誉。两位专家不约而同，成崇德说：“此稿可评80~85分。”王思治说：“此稿可评80分以上。”

二卷，我仅阅5万字，叙述颇有条理，闻刘仲华同志说：“此稿新意迭出，认真审改可成佳作。”

三卷，此稿尚可，但还不甚理想。作者已写完，正在打磨，我未阅此稿，难做评判，估计审改时要多花些力气。但作者专攻此段历史，估计不致太棘手。

四卷，作者花费很大劳动，读了很多书，思考了许多问题。但此段历史写作难度大，史料太多，仅实录有40函（1500卷）之多，比前五朝（太祖、太宗、顺治、康熙、雍正）全部实录相加多出4倍，史料难于穷尽。内容繁多，难于掌握归纳。目前结构性问题很多，需要新安排框架，删削重复，补缺拾遗，花较多力量。

五卷，共七章。三、四章述除弊，河、漕、盐内容甚烦琐而概括得当，言简意明；六章稍有重复；七章鸦片战争，多用外文资料，较已有之书胜出；二章较乱；一章较平。

六卷，此稿颇佳，掌握史料甚多，其中档案25册与《曾国藩全集》最为重要，作者熟知众多史料，运用自如，得心应手，时有创见，条理亦清楚，行文流畅，审改时略删其冗繁处，可臻上佳。

七卷，已观六万字，未窥全豹，唯见其语工意深，出手不凡，必有可观。句炼意凝，甚有哲理性，但与一般史学之写作风格迥异。所虑者全书风格殊异，难于统一。

八卷，虽未读稿，然闻作者在档案馆多年，已掌握此段之全部存档，资料丰富，必可预期。证以20多年前所作名著，必能胜任愉快，写成上品。

九卷，三年前我读此卷部分稿件曾评其“排列有序，叙述明晰，少有议论，甚合史法，文章畅达如行云流水”。至今尚未阅其他稿件。

有了以上基础，再加两年多审改，加紧努力，使全书达到优秀水平应是较有把握的。最近读了120万字稿件并做了调查研究，心中有了点底，不像过去那样忧心忡忡了。当然这还仅是可能性，要把可能性变成现实性，今后两年多，必须投入很大力量，苦心钻研，细致打磨，不能有丝毫松懈怠惰。

其他二级组我最近未阅读稿件也未参加会议，难于置评。但专家们都十分努力，投入审改，史表的把握较大，因我们这部书设表最多，人表、事表，新颖可观，掌握的信息量亦大，尽可能全面、系统、创新。但听说督抚表有问题，这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史表，要抓紧、抓好。

图录组工作正常有序，听说舆图卷最突出。现在最重要的是购买图片，请图录组与清史办合作尽快购图，以免迟延贻误。

传记组审改办法不大一样，各组均有自己的情况，可以各自安排。但也要抓紧把外籍人士、诸艺等写成，时间紧迫，不可拖延。

典志组任务最繁重，共有72个项目，和其他组项目总数几乎相等，占半壁江山，你们太辛苦了！听说萧国亮同志病了，我很关心，希望工作与健康并重。可否再请些专家以分担任务？

现在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我们要按期完成《清史》第一稿，不能搞烂尾工程、胡子工程，也不能搞豆腐渣工程、垃圾工程，一定要按期保质完成任务。

现在除五个项目组之外，还有若干遗留项目必须考虑处理办法，如历史地图、公历清历对照表、《艺文志》立项很晚，不知能否按期完成；又如《考异》二卷，其中《考异下》因作者与编委会对考异内容存在歧见，完成任务亦差距较大；又《礼篇》目前尚未找到合适的主持人；《兵志》交稿数量亦有差距。怎么办？要积极想法沟通解决。

注释

[1]2010年9月20日。

在第七次编纂委员会上的讲话[1]

自2002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启动《清史》编纂以来，已历时近8年，这是一条艰难、辛勤、曲折的路程，甘苦自知，一言难尽。但在这8年间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现在主体项目的稿件已收到大约90％，已经比原计划推迟了一年多时间。滞后有各种原因，有的主持人工作繁忙、分身无术，有的是年高病重，甚至有的已故世，当然也有个别主持人工作不够投入。

今年6月已经启动了审改工作，对已交稿件进行审读修改。现在一审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为什么要审改？为了提高质量。这是极其重要的、必须做好的一步，千言万语，质量为重。我们必须交出一部合格的、能够代表时代水平的《清史》著作，审改是不可缺少的程序。集体著作的质量第一是依靠执笔的作者，要有责任心强、大力投入的饱学之士来写作。第二是依靠集体智慧进行审读评估，谨慎修改，严格把关。

审改是提高质量的关键。任何人写的文章必须经过多次修改才能成为好文章，玉不琢不成器，文不修疵谬多。这是写文章的经验之谈，尤其是集体创作，有统一的要求，有共同遵守的规范，不能由每个作者各行其是，五花八门，结果就会支离破碎，矛盾百出，混乱不堪。这一点请专家们谅解。当然，写作是个人行为，文责自负，一般不必别人参与，但也要请教知己和专家，汲取有益的意见，何况是集体创作，要有相同的体例，相对统一的行文风格，相互协调的内容观点，无重复、遗漏、矛盾之处，所以必须有审读评估。

审改是《清史》编纂的最后阶段，完成审改工作即《清史》杀青。我们决定审改分三步进行。第一审是集体讨论一人审改，由一个人集中大家意见，进行修改。不是七手八脚，一拥而上，而是实行个人责任制，改得好、坏、快、慢，一个人负责，审改不好，可以推翻重来。我们还强调审改人要十分谨慎，十分谦虚，充分尊重原作者的劳动。原作者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专家和权威，审改者很可能不如原作者，审改过程应是审改人向原作者学习的过程。那么为什么审改人敢于修改原作者的作品呢？因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何况原作者不熟悉我们的体例、规范、行文风格。我们拿着编委会的则例就可以衡量作品是否符合要求，可以进行修改。就是这样一方面我们鼓励审改人大胆审修，不要因是专家的作品就不敢动笔；另一方面又嘱咐他们要小心审改，谨慎谦虚，尊重专家，向原作者学习。还有强调是小改不是大改，原来的提纲、结构一般不做大变动，不是推翻重来，重大学术问题的改变要让原作者知情，最好得到认可，如不认可，必要时两种意见可以并存。

这期间我在通读通纪的稿子，全部300万字，已读180万字，9卷通纪有的整卷读了，有的只读了一部分，我尽量客观、公正、小心地做了评估，其中4卷已达到或接近优秀，两卷加以审改很可能进入优秀，两卷需要大力审改才能达到优秀或合格，1卷必须全力以赴在结构上、内容上进行很大调整才能达到合格或良好。

第二审拟请社会上的知名或资深专家通读，写出评估意见，所提具体意见写在另纸上，对原稿和一审意见做评估，目的是从整体上衡量质量，建立交叉评估、相互制衡的机制。希望146个主体项目在明年年底大体完成审改。目前有55个项目进入一审，仅占38％，还有62％未进一审。任务繁重，时间十分紧迫，不容丝毫懈怠。

第三审即终审，十分重要也十分复杂，应是“分类审改、总体整合”，目前尚来不及详细考虑办法，任务大概是通读一遍，搜寻有无政治上、学术上、史料上的重大缺失，有无逻辑上、表述上、文字上的重大瑕疵，有无体例规范、注释、引文、标题、标点上的具体错误，特别是要使用新科技网络软件找出内容有无重复、遗漏，观点有无相互矛盾，甚至有无抄袭行为。还有全书的合成需要缜密考虑，犹如制成了很多零部件，要合成一辆能运客、能载物、能开动、能奔跑的汽车，还需许多工作程序。其封面设计，字体和开本大小，分成几卷几册，地图怎么印刷装订，作者怎么排序列名，要不要序言、后记、出版说明等。审书如扫落叶，一遍扫过还有剩余问题和新问题，二遍、三遍是免不了的。

工作完成之后应该送审，我主张送审稿件可名第一稿，公开出版。因为送给中央领导来读3500万字是不现实、不可能的，只有公开出版让所有专家和群众来阅读使用，才能发现作品的优点与缺点，收集群众意见，进行打磨修改，才能精益求精，渐成佳作。专家和群众的阅读和使用，就是最好的审查，中央的审查亦必取材于此。《明史》从编纂到完成，达91年之久，其间有《明史稿》问世，似应吸收这一经验，以达理想的境界。

注释

[1]2010年10月26日。

关于通纪第一卷的评估意见[1]

这是一本精心写作、资料丰富、思想深刻、颇有新意的著作，进一步修改提高，可以达到优秀水平，主要优点是：

第一，结构严整、章节分明、脉络清晰，以时间为序叙述关外60年创业之艰难与辉煌，读此书可以清楚地了解满族在两代人的努力下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击败其内部的竞争者和周边的明朝、蒙古、朝鲜，在详尽的叙述中可以见到它所以能兴起的原因，指明了它众多的优长之处与可资镜鉴的失误，启人心智，发人深思。

第二，资料丰富，网罗了已出版的几乎全部资料，故能把握全局，正确论述。主要使用满文老档与《清实录》，并采集了明人和朝鲜的纪录，又能搜集中国和日本、俄国的研究成果，深思熟虑、研求琢磨，显示出扎实的功力和犀利的眼光，故能挥笔从容，出以新意。

第三，某些段落如满族早期的社会演化、萨尔浒之战、宁远之战、四大贝勒的关系、满蒙联盟、松锦之战写作较详，着墨颇多，以客观的态度精心分析，清晰、生动、翔实，事件逼真入画，人物栩栩如生，叙事颇佳。

第四，此段历史存在许多历史疑谜，为公众所关注，作者深入研究，不回避有争议的难点，严谨、公正地进行分析。如对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之评价、努尔哈赤之死、黄白旗之争、袁崇焕之失误等，一一加以说明，观点鲜明、理由充分、实事求是、引人入胜，无游移不定、模棱两可之病，不少问题有新见解、新观点。

第五，文章畅达，逻辑严谨，事实详审而字凝句练，简洁可诵，得“文省事详”之史法。

以下读后似有可商榷之处，列举如下：

（1）注文太少，与其他各卷差别甚大；

（2）每叙一段史事，文前常有一小段概括，似无必要；

（3）尚有枝蔓之处；

（4）“诸申”（27页）、“古出”（43页）似名词解释，“猛安谋克”（79页）为金代史事，虽均有新意，但宜改为注文，似不必列于通纪正文之中，以免隔断文气；

（5）文中有“小结”，与体例不符；

（6）杀戮大小70余城（李永芳）均一一列名，似太琐屑；

（7）文中多处夹杂满文、拉丁文（162、227页），可尽量减少；

（8）阿巴亥死时，多尔衮似非旗主，仅受赐25牛录，两白旗似为阿济格、多铎所掌；

（9）胪列人名过多（234、236页）；

（10）明末党争写得过多，己稍删削；

（11）通纪标题只设卷、章、节、目，文中多处有第五级标题（如255页1毛文龙之死，标题如何与各卷统一）；

（12）259页刘兴治被杀事是否有误；

（13）270页印刷似有遗漏；

（14）袁崇焕事已稍有补充（见稿278页）；

（15）满蒙联盟之意义稍有补充（302页）；

（16）后金第二次入关骚扰（阿济格掠大同、宣化）遗漏未叙（343页）；

（17）明末农民起义，非清史范围，删去万余字（377页后）。

此外，尚有不少逻辑上、体例上、文字上之问题，均甚细小，已批改在原稿上，所见浅俚，恐非确见，可进一步商榷。

此事大醇小疵，符合要求，鄙意可列上等。

注释

[1]2010年11月2日。

如何把握乾隆盛世[1]——关于通纪第四卷修改工作的讲话

通纪第四卷比较难写，内容重要，也是热点，大家都关心，一定要写好。这一卷第一要写出盛世的气象，为什么是盛世？第二是为何能达到盛世，客观和主观原因是什么？还有，盛世之下的问题是什么？盛世的局限在哪里？这一卷时间跨度比较长，总共60年。可参考的研究成果也不多，要费很大力气才能做好。

政治部分的内容分为两章，乾隆前30年的事为一章，后面的内容放在第六章。经济部分的中外贸易要从全球一体化的角度来写。当时白银大量输入，白银输入中国后，润滑了中国的市场。为什么乾隆时能达到盛世？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由于世界一体化的浪潮，当时的远程贸易、跨省贸易、对外贸易都很兴盛。茶叶贸易量已经超过丝绸，占据第一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体化进程。伦敦的工人阶级兴起了一股饮茶之风，大量购买中国茶叶。当时的中国经济已经卷入了世界经济之中。能达到盛世，是由许多因素共同促成的：一是边疆的统一，二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三是经济作物的引种，四是朝廷关心和扶持农业，等等。

政治部分的“仁政”作为乾隆帝的观念可以写，但这只是乾隆皇帝头脑里的理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根本实现不了“三代之治”。可是，思想也会起作用，主要表现就是促使乾隆皇帝早期很勤政，诗写得少，巡幸也少，一直住在宫里，勤于政务。因此，“仁政”的理念使乾隆帝早年很勤政，生活很规律，是个奋发图强的皇帝。这也说明，清代培养储君的做法很成功。

政策的宽严，孝贤皇后之死是个转折点。这一年是乾隆十三年（1748），乾隆帝杀了不少人，像讷亲、张广泗、庆复等人都是这时被杀的。政策开始由宽向严，这一方面是个人情绪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当时的现实所迫。因为，十多年来，乾隆帝感觉到长期以来的宽松政策效果并不佳，所以他感觉要变。就像一个碎瓶子，打碎很容易，但粘起来很难，统一当时的中国比粘一个碎瓶子还要难。乾隆面对的中国是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状况，既有边疆游牧民族，又有中原农耕民族，把这个复杂的国家统一起来治理好，需要中央的权威，需要有细致艰巨的工作，需要耐心和长期努力，否则就要分崩离析。这是中国历史的一大特色。所以，统一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艰巨的使命，是一个特殊的体制。统一可以避免分裂，避免战争，避免互相的争斗，这是历史的需要。民国时期不是很宽吗？但军阀割据，民生不安，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政治方面完全实行宽松政策是不行的，如果那样，战争和互相斗争就是家常便饭。要严格纪律，令出必行，不允许跋扈擅权，这才能实现统一。这是稳定的需要，是统一多样的体制、经济、政治的需要，统一既要靠战争，又要靠政治上的权威。

当时，经济上有一种趋同，游牧民族向农业民族趋同。蒙古这一带开垦土地，逐渐推行农耕，因为农耕比游牧能更大地提高生产，这一趋势实际上在明朝就开始了，但到了清朝更加明显。“板升”就是这一趋势的反映。“板升”是关内汉民跑到蒙地去耕种时建造的住房村落。统一还要有经济和文化上的纽带，藏传佛教因维系了蒙、藏民族，其作用非常重要，否则统一不了，清初就是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因此，经济与宗教的联系会导致不同民族相互依存，趋向统一。

政治上的集权也不能全部否定。当时必须用军事手段，在传统社会中就是这样，离开军事是不行的。因此，很多制度是适应军事战争而建立的，如军机处是在大一统的需要下形成的。

乾隆朝把古代社会长期以来存在的外戚、母后、太监、权臣专权的弊病基本上消除了或者最小化了。当时，还有亲贵的问题和朋党的问题，乾隆早期对允禄、弘晳以及鄂尔泰、张廷玉的处理摒除了亲贵干政和朋党之争，这两个问题也逐渐被压了下去。可以说，乾隆时代把封建政治体制修饰得最为完美、最为光滑，运转得也最好，但专制权力也趋于高度集中。

关于南巡的问题。以往对南巡的评价否定的居多，批评皇帝到处游玩。明朝皇帝倒是不怎么出去玩，除了正德皇帝外，很少有皇帝外出巡幸，可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呢？端居深宫，无所事事，不知民瘼，不是荒淫无度就是荒废朝政，权臣、宦官之祸接二连三。封建帝王一定要干事，否则就是昏君，要努力勤政，不能总住在宫里，要往外跑，了解社会，了解民情。外出巡幸本身就是了解社会、接触社会的一种方式。历史上有为之君都在全国巡游，如汉武帝、唐太宗、明成祖等。乾隆的诗文中有一些写老百姓是如何如何苦，不接触现实，就写不出来。当然，乾隆巡幸花费很多也是毛病。

同样，土木也无可厚非，不能批评得太狠。当时没有资金出路，没有投资渠道。古代也是反对修园林的，主要是要役使大量人力，是无偿的徭役。可乾隆朝的做法不同，是雇工兴建，解决了劳动力的生路问题，不是无偿的，是以工代赈。乾隆花钱厉害，是因为本身钱就多，资金充足。因此，土木也不能一概而论，当然缺点也要指出，但没有乾隆的兴建就没有今天的优美景点。

关于经济，要写出乾隆朝经济兴盛到什么程度，为何能够达到这种程度，经济兴盛的不足在哪里。

为什么是盛世？当时粮食产量2040亿斤，人口3亿人，土地10.5亿亩。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顶峰，产粮是顶峰。因为在农业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就是生产粮食，没有多少手工业，当时所产粮食能够养活3亿人，人均粮食达680斤。应该说，这个经济水平是历史上最高的，汉代最高仅5000万人，唐代最高仅8000万人，从纵向比较，乾隆朝远远高出汉唐。横向上，和世界各国比较，当时全世界人口9亿，中国占1/3，GDP占全世界的32％。英国有个统计学家，是统计学领域的权威，当时的GDP怎么算得出来呢？他也是各方面的推测估计，不是也不可能有精确的统计。中国占32％，印度占27％，欧洲全部加起来占23％，其他国家那就很少了。当时美洲人口很少，非洲也很少，澳大利亚更鲜有人。所以，18世纪的时候，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32％，这个虽然是估算的结果，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统计，但是也可以推想而知。中国当时人口最多，物品总量也应该是占世界第一。因为中国人口3亿，而当时全世界人口的统计还是有的，欧洲人口出生教堂都需要登记，大概也是很粗略，全世界有9亿人，中国人口占1/3，GDP占32％差不多，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它。因为没有别的资料可以取代它，我们自己也拿不出资料来，大体上讲得不太离谱，所以这种资料我认为能用。我们没有比这个更好的资料。横向比较是第一，纵向也是第一。当然，我不是说哪个更高，哪个更强，不是要说清朝比汉唐更高更强，清朝比18世纪的英国更高更强，不必那样去比较。但可以说，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盛世，清朝在18世纪仍在世界上居领先地位，这样说就可以了。我们说话也应该有点保留，这里的统计不是精确的结果，这一点要说明，但是这个结果并不离谱。

第四卷写人口、耕地，人口现在来看，差不多是比较规范的了。耕地，我们要计算耕地数据，就比较麻烦了。官书根本不可靠，写得太少了。我的估测，乾隆时候是10.5亿亩。我们现在是18亿亩。将我们的人口和土地进行比较的话，人口增加了3倍多，现在13亿，土地则增加了80％。粮食产量呢，我的估算是2040亿斤，我们今天的产量是1万亿斤，是当时的5倍。我看你引用的吴慧、吴承明的数据，吴慧的数字比我少一点，吴承明是嘉庆十六年（1811）2050亿斤，我是乾隆末2040亿斤。这都是估算，相差不远。你要当时的准确数字，没法算，因为乾隆时候，好多地方像新疆、蒙古、西南，当时是不收粮的、免税的，免课十年，有的少数民族根本不收粮，也没有登记，所以没法算。大概能确定下2040亿斤，这当然不是准确的数字，也没法得到准确的数字。在我们《清史》书中，都用这个数字，吴慧的数字跟我的差不多，吴承明的数字也差不多（用公式能够计算）。但是用公式计算，这种方式也不科学，数据从哪来？没有。你讲一个地区的历史，可以不用总体的数字，但讲全部的历史，最好还是用这个数字，相对可信。

另外一个，乾隆时的经济为什么能够提高到这个水平？康熙朝时已恢复到历史的最高水平，乾隆朝又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我觉得有几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100多年的太平。从康熙平定三藩以来，100多年中原地区没有大的战争，社会秩序安定、稳定。假如没有稳定而是年年战乱，像明清之际那样，那哪里行？第二，朝廷奖励种地，采取各种措施。像乾隆皇帝的诗，很多是讲天气的，下雨了，天晴了，每天都在考虑这个，关心这个事情，奖励农耕。中南海还有一个丰泽园，当时就是种地的，是康熙种试验田的地方。圆明园里也有北远山村。中国的公园里面有耕地，这在北京的公园里有，其他的地方一般不会有。

当时的农业技术不见得有很大提高，但农业技术得到了广泛推广，比如《授时通考》《耕织图》等。乾隆时期还有棉花图、瓷器工艺图，非常细密。对于水利，清朝简直是不惜工本的投入，黄河屡次决口，最大的一次决口，花费了2000万两，大约相当于一年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历时两年才堵上。对河工特别重视，还有浙江的海塘等等。

第二个条件是边疆的开辟。康熙把内外蒙古统一了，乾隆把新疆统一了，还有台湾和西南地区。出现了大量移民，与以往历代的移民相比，清朝发生了转折性的改变。历史上的移民都是从北往南，游牧民族南下，没饭吃了往南下，到农业地区，农业地区的老百姓被驱赶往南走。中国历史上的移民大多是这样的。东晋的南渡、唐代的安史之乱、南宋的建都杭州都是被游牧民族挤着往南移民。移民都往环境好的地方去，往容易生存的地方走，这就是移民的心理。到了清朝，改变了，它不这么走了。移民是从中心地区向四围辐射，向东北，闯关东；向内蒙古，走西口；向新疆，搞屯垦；向西南，云贵地区；向台湾，福建人大批渡台；还有去东南亚的，中国开始有了华侨。清朝入关后的移民运动，致使农耕区扩大。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结合、交流加强，蒙古人请汉人去耕地，后来慢慢就在那里定居了。乾隆以后，还是在开垦土地，可能在耕地的数量上反映不出来，因为这些地区都是不收税的，甚至连户口都没有。

到了康熙时候，人口到了1.5亿，已经到了历史最高点了，为什么还有增加的空间？一个是太平了100多年，这在中国历史上很少；第二个是边疆的扩大，开荒。

第三个条件是中国卷入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之中。

第一个浪潮是耶稣会士来华，带来了西方文化；第二个浪潮是贸易，最早是葡萄牙人，荷兰人还是小打小闹，英国人来了不得了，东印度公司来了，中英贸易迅速发展。18世纪的贸易增长非常快，贸易的发展必须要有小的容易携带的通货，才能进行大规模的贸易，所以市场的变化是很明显的。清朝的长江贸易、省际贸易，第一个通道是长江，第二个通道是运河。边疆地区，像恰克图贸易，好多电视讲的晋商，均在恰克图做贸易，从事中俄贸易。明朝的晋商是不很起眼的，清朝的晋商不得了，运粮食、绸缎、茶叶、布匹，那时候没有汽车、火车，人背着，马驮着。至于海运的船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外国运来的是白银，大量白银输入中国，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另外美洲高产作物真正的推广是在乾隆时期。像陆燿，总结当时种植番薯的经验，写成《甘薯录》，在北方推广白薯，种白薯。白薯这个东西可是影响大，我下乡体会到白薯的重要性。我在山西近一年，每天吃白薯，没吃过白面，因为白薯的产量高，能养活更多人。那时候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吃白面，其他时候全吃白薯。中国人口为什么增加那么多？我就体会出来，原来就是有这个东西。白薯的大范围推广是在乾隆以后。还有就是玉米，这也是中国没有的，适宜种在干旱的地方，而且耐寒，只要很少的水就能生长。不像水稻，没水就没法种。高产作物的推广，对中国的发展、人口的增长都有很重要的作用。

乾隆的时候经济能够更上一层楼，这是很重要的因素。人口到了3亿，到了道光就是4亿了，以后一个世纪内一直没有增加，我小时候讲的就是四万万同胞。乾隆时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盛世，达到中国的最盛，它的版图面积达到1300万平方公里，现在我们960多万，是后来丢了。当时制舆图，也是一个盛世的行为。当然你搁在文化里面去写，或者搁在疆域扩大里面去写也都可以。

还有，康熙、乾隆都免了6年的税，全部税收都免除，这是极大的惠民举措。总之朝廷很关心农业，采取各种措施，这样生产才能发展起来。经济部分主要讲这些问题。其他无关的可以少写，无关盛世的不写。但是这个盛世是没有经过产业革命的盛世，产业结构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盛世里面贪污也出来了，土地兼并也出来了，还有人口与土地失衡、吏治的问题，等等。这些都是盛世的局限、盛世的阴影。

关于文化，文化的盛事怎么表现？原来我让你们写四个人，戴震、袁枚、曹雪芹、郑板桥，我不是让你们写他们四个人的传记，是写他们的时代精神。这四个人分属不同的领域，学术、诗歌、小说、书画，但都是同时代人，生于康、雍时期，死于乾、嘉时期，他们在不同领域反映了共同的时代精神，即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精神：尊重人，关怀人，重视个人的价值。戴震是哲学家，经史大家，他反对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认为“人欲寓于天理之中”。他说“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不能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这是对封建礼教的重大打击，主张捍卫人的正当感情和欲望。他指责那些封建卫道者说“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袁枚倡性灵派诗，认为诗应该表现和抒发人的喜怒哀乐，反对把诗看作载道、卫道的工具，“夕阳芳草无情物，解用都为绝妙词”。他收了很多女弟子，教她们学写诗词，冲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禁区，被人责骂为“通天妖狐”。曹雪芹的《红楼梦》写大观园里的一群女子，个个都聪明，美丽善良。进步思想家的作品多歌颂妇女，因为女子是人类中的弱者，在封建社会中饱受欺凌压迫，进步作家大多赞颂和同情她们，尊重她们的地位和价值。蒲松龄笔下的女鬼富有人性，而男人却多鬼性。至于郑板桥的画劲秀潇洒，反映了他清高的人品，所谓“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竿”。

这四位文化名人时代相同，虽居所不同、境遇不同、专长不同，但都表现了盛世的时代精神，即尊重人的价值，重视理性。他们的诞生是否有其必然性？他们虽是同时代人，却并不相识，互无联系，这说明这种可贵的时代精神还是涓涓细流，没有成为汹涌大潮，他们只是孤立的个人，被包围在封建伦理的围墙中孤寂地存在，且常受到周围人的嘲骂。袁枚被称为狐；郑板桥被称为怪；戴震因学识渊博，名重京师，但他重要的哲学著作不被重视，有一位十分钦佩他的官员朱筠反对其哲学著作，说“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何图更于程朱之外复有论说乎？戴氏所传者不在此”；至于曹雪芹更是穷困潦倒，他被遗忘了100多年，至今我们仍难以为他写出一篇较详细的传记。

康乾盛世的文化名人很多，我们还可以举出当时的四种文化现象，也是盛世所特有的现象。

一是朴学的盛行。朴学即考证学，是一种研究学问的方法，提倡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应用归纳和演绎，求证立说，摒弃主观臆想，是接近现代的科学方法。乾嘉时期臻于极盛，有吴派、皖派、扬派等，执学坛之牛耳。

二是编纂书籍。最有名的是《四库全书》。乾隆朝广泛征集天下图书进行编纂、选录，缮写提要，历时14年。参加工作的有4000多人，全国知名学者均网罗在内，共3.6万多册，是中国以至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丛书。所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渊博精审，由许多知名学者撰写。此外，朝廷还编纂了《全唐诗》《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道藏》《佛藏》以及各种方略，各地也分别编纂地方志、丛书，编书印书之多，汗牛充栋，为历代之冠。

三是康乾时期各地精美建筑很多，尤以北京为最。建筑既是土木工程，也是文化创造。今天我们看到的宏伟宫殿、雅丽园林均是那时建筑或修葺的。乾隆朝国库富有，工艺水平很高，乾隆帝本人也欣赏和谙知建筑艺术，故大力建设北京城，留下了许多辉煌胜迹，如故宫、圆明园（已毁）、北海、中南海、天坛、避暑山庄等。工程的规模、建造的质量、设计的新颖、艺术风格的多样，均突破了前代水平。清代宫廷中有雷氏世代娴习建筑，称“样式雷”。第一代雷发达，祖籍江西，应募来京，二代雷金玉，三代雷声澂，四代雷家玮、雷家玺、雷家瑞，他们充分发挥其建筑才能，建造了许多宫殿园林、王府、陵墓，供奉清廷200多年，迄今评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有五处（故宫、颐和园、天坛、避暑山庄、沈阳故宫），这样的建筑世家在全球也是绝无仅有的。

四是京剧的诞生。乾隆五十五年（1790）徽班进京庆祝皇帝的80岁生日，这是京剧诞生之始。此后京剧逐渐发展，活跃在北京舞台上，它吸收了许多剧种的优点，如昆曲、秦腔、汉剧、梆子，发展了生旦净末丑各种角色，精研唱念做打功夫，改编、新编各种剧目，改进音乐伴奏，又出现了许多优秀演员和各种流派，大大丰富和提高了京剧的艺术水平，这是清代盛世的一大文化创造，流传200多年至今盛行不衰。

以上列举了四位文化名人和四项文化成就，可以使我们更加认知乾隆盛世文化的宏伟绚丽。乾隆朝之为“盛世”应当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但我们如果从另一角度切入，又可发现许多问题：专制政治变本加厉，下层人民政治上毫无权力，科学技术不受重视，法制不健全，财产权没有保障，政治上腐败，工商业被视为贱业，文字狱甚多，没有经受启蒙思想的洗礼，等等，故乾隆之盛世不可持续。总之，乾隆盛世没有经过产业革命，仍然禁锢在旧的框子里，滞留在农业社会时代。故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大量增加，人口与土地数量失衡，陷入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陷阱中，盛世不再。内外矛盾积累，冲突爆发，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这就进入了下一卷的内容，即清朝的衰落，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

注释

[1]2010年12月10日。

在通纪第五卷审改讨论会上的发言[1]

第五卷共6章，约35万字。去年我通读了一遍，并做了修改，感到本卷第一、二章写得不好，盐、漕、河部分较好，鸦片战争用的新成果、新资料较多，但篇幅稍少，质量参差不齐。

这次稿没有全读，详读了第一章、第四章，略看了第二章，其他翻阅了一些，主要在春节中阅读10天。

阅读修改后的第一章，我很高兴，虽然是不同问题凑到一起的，但结构尚可，特别是思路清晰。在这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纵谈世界大势，世界大国经过产业革命，国势日隆，而中国进入了由盛而衰的轮回，一上一下对比鲜明，感慨系之。史料亦丰富（谈生态、灾荒、疫病等）。文字较通畅，写得较成功。我相信再努一把力可以臻于上乘。

这次修改确实面目一新，作品大有提高，史料很多，问题复杂，讲的较简明、清楚。

第三章这次没有看，审改时需注意蔡牵等既是抗清武装，又是凶悍海盗，打家劫舍，并跟越南的海盗勾结在一起，也做海上贸易，性质很复杂。

第四章较详细地看了，逻辑、文字、史料都不错。第一部分是当时人批评主流学术——汉学的。第二部分讲理学、今文学派、经世学派，一直到龚自珍、魏源。虽写得不错，但要做些删削。

现在第四章总字数可能有6万字，字数太多。上一卷乾隆盛世已讲过“汉学的全盛”及“汉学产生的背景”，讲得较简单，因为全书典志的《朴学志》详讲朴学的经史子集，考证、校勘小学分类详述数10万字，故通纪中只述其大势，未详述其内容，重复不多。这里讲它的缺点，确也击中其要害，但篇幅太多，有二三万字，通纪中讲其大势很简要，讲其缺点反而更多，显得有点失衡，也过分凸显了缺点。另外，第四章的注释引文特别多，特别长，有堆砌材料之嫌，也不规范。例如较长的一个注是引阮元的一段话，说明汉学家不仅能考实而且善作文，注文比正文长许多倍，内容如下：

189页注2，阮元《致孙渊如书》（1794.9）陈鸿森辑《阮元揅经室遗文辑存》（增订本），杨香龙主编《清代扬州学术》153—155页，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5年。据王章涛考证：此信写于1794年9月。

这条引文几乎有八九十个字，虽然《编纂则例》中说明引文要详细完整，但这条引文未免拖泥带水。我常说写史应该“文省事增”，意思是文章简短而内容丰富，这条引文违反了这个原则。问题更在于类似这种引文在本卷第四章中比比皆是，因此一定要大加删削，对则例的理解和应用不要太死板。

还有一条，本章出现了很多清代的人名，每个人名附有生卒年，如朱珪（1731—1807），百龄（1748—1816），连篇累牍，这是违反则例的写法，每个人都加生卒年就要多用10个字，如果书中出现1万个人名，就要多出10万字，重要的人物在列传中均有生卒年，在史文中加生卒年是重复无用的累赘。

第五章是“中西交往与矛盾激化”，此章包括中外贸易、禁教与新教东来、外交与军事冲突、鸦片贸易与禁烟等。

这一章需做结构性调整，不是作者写得不好，而是第四卷乾隆盛世中出了问题，缺少一节对外贸易。第四章现已一审结束，但缺外贸，后来请专人写第四卷对外贸易部分，仍不如人意。主要是对闭关政策做了正面评价，说是为反对帝国主义的防范性措施，这个观点不能成立。它不但不能阻挡外国入侵反而把中国人封闭在天朝的牢笼之中，不能接触西方文明，导致落后倒退。以后又请了一位外国留学的博士补写这一段，写得不错，但文字太长，10万多字，且只写了贸易，未写马戛尔尼使团、阿美士德使团。第五卷中写了对外贸易，但重点写嘉道时期。现综合考虑进行调整，要写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写清前期对外贸易，放在第四卷内，约四五万字，写中英贸易，这是乾隆盛世的一部分，外贸增长数十倍，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成为中国商业运转的润滑剂，国内水陆贸易迅速发展，市场扩大，出口激增，主要写18世纪对外贸易直到马戛尔尼于乾隆末年来华。另一部分写19世纪初的中外关系，放在第五卷内，主要内容有嘉道时中外交往与冲突、当时的对外贸易、新教传教士东来、阿美士德使团、俄国戈洛夫金使团以及鸦片贸易、林则徐禁烟等。

第六章鸦片战争写得较好，利用外文资料较多。但有些问题可以不必提，如“林则徐对外国的措施可能有些方式、方法欠妥当，但行为本身是正当的”。一个从未接触过外国的中国官吏初次与外国接触，有些方式、方法欠妥是必然的，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当时的交往已是一个贩毒国家和被害国的交往，所以上述文字可以删去。

文中写道“清军战败逃跑，英军追赶，许多百姓在一旁围观，漠然视之”。这种现象可能出现过，这是中国民众第一次被侵略，不了解其真相与后果，也是民族尚未觉醒的一种表现，不一定要写在书内。也有相反的情况，如英军破镇江全城军民英勇抵抗以及广州三元里之抗英斗争。

注释

[1]2012年2月25日。

通纪第八卷读后意见[1]

通纪第八卷基础较好，又经文海同志认真润色，更显光彩。一是通篇以档案与新出史料为依据，甚有新意；二是叙事细微，具体生动；三是叙中略有议论，合乎史法，议论亦平实可取；四是文章流畅，有可读性。总之是一卷质量较好的作品。

鉴于第七卷中甲午中日战争篇幅较少，仅5万字，而本卷戊戌变法、义和团各达十八九万字，篇幅严重失衡。因此审改时加多甲午中日战争分量而减少本卷字数，故审改时对本卷多加砍削割爱，以顾全大局，照顾前后失衡。

删削较多之处，一是三国还辽部分，上卷中已叙述，避免重复，删近4页（24—28页）；二是驿递轮船削了一些；三是戊戌时学会表削3页多（102—105页），因学会随即解散，数字亦不完整；四是刚毅在东南掠银数字并不多，其是非亦不必书写；五是224页以下农村之贫困、苦难略加减缩；六是梅花拳、神拳均义和团前身，不必追溯过多（26—29页）；七是袁世凯剿拳不必过详（272页）；八是由东南互保引起的风波缕述过多（408—416页）；九是八国联军后，俄占东北时间甚长，已超出本卷范围，一直延续到民国以至新中国时期，鄙意写到李鸿章去世交涉告一段落为止，其后均非本书范围（468—476页）；十是注释引用过多、过长，删节亦多，其他尚有逻辑文字上的调整压缩，总字数删削可能有6万字之多，删后仍有近30万字，不知删削是否过多？请予检视，如感到有问题，请提出商议。

注释

[1]2012年5月15日。

在审改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

读了各组关于审改的书面总结，写得很好。经过深思熟虑、认真准备，说明了成绩，提出了困难，建议了解决办法。这表明了大家一年来的努力，表明了同志们对清史工程的爱护和关心。读了以后，深受感动。

例如典志组任务重、项目多，他们详细规划了进度和要求，加紧督促，附了多封给审改专家的催稿信，心情迫切而词语委婉、恳切，我想一定会起到感动专家的积极作用。又如编审组的总结仿佛是一篇陈情的万言书，有情况、有问题、有困难，但也有道理、有决心、有建议，是一篇好文章。又如项目中心，自从撤除改组了一些组之后，未了的善后工作都遗留给他们，工作繁重，头绪很多，但他们做得井井有条，结项经费、数据库、审改进度十分清楚有效。还有其他组的总结写得都很好，我都认真读完了，十分感谢。

今天我的发言，不是针对这些总结报告，而是汇报自己的审改感受。最近两年来，我的大部分精力放在读稿、改稿上，共读改30个项目，约800万字，当然读得较快、较粗，不像审改专家那样认真、细心，也很少查对资料。读得认真的只有6卷通纪（一、二、四、五、六、八卷），我读稿的目的主要有三个：

1.估计全稿的质量问题。

2.看看稿件有哪些错误或不足，哪些问题具有普遍性。

3.寻找三审和合成的工作思路，因为只有了解稿件存在的问题，才能对症下药，设计三审与合成的工作方案，才能使三审具有针对性与可操作性。

一、质量评估

所看的30个项目，占优的11个，合格的13个，不合格的6个。当然这是估计，30个项目占总项目146个的20%，豹窥一斑，而且只是我主观评估，可能有较大偏差。优等项目观点鲜明、逻辑严整、史料丰富、文字流畅，一般带点新意；合格项目各方面还可以，但有稍多瑕疵，或史料一般，或文字平常，或条理不甚清晰；不合格的项目内容差错或失误稍多，或逻辑混乱，或史料堆砌，或文字欠通，当然经过精心审改，大多可以合格。

《清史》是国家工程，必须精心写作，严格要求，达到高标准，质量重于泰山，质量就是生命。如果成为垃圾工程，那就愧对国家，愧对人民，必须全力以赴，使之成为代表时代前沿的作品。

当然也不可能尽善尽美，我们都有局限性。第一，这是一部集体著作，成于千百人之手，人多手杂，难于协调，观点不同、文风不同、体例不同、写作习惯不同，作品很难浑然一体；第二，清史资料太多，浩如烟海，档案、实录、会典、通考、方略、文集、笔记，实难穷尽，知一而不知二，顾此而失于彼；第三，由于我们是兼职修史，各人都还有本职工作，不能集中力量专心修史，10年时间尚嫌短少；第四，清史是一门新起的学科，前人研究成果较少，许多重大问题尚难有定论。受种种条件限制，所以编撰的作品仍不能尽如人意，必定还有瑕疵和缺陷，即使再延长几年仍难有大的改善。因此，我主张以2014年为限，完成全书。虽未能尽善尽美，但再经两年通力合作，精心钻研，锤炼打磨，把不合格的全部消灭，把已合格的更加提高，可以达到代表时代水平的传世佳构。如果再拖几年，恐徒耗时光，强弩之末，无补于事。

二、审改中所见问题

我所看的30个项目，总体来说是比较好的，但确实也存在不少瑕疵，甚至是严重的问题。

有一例最严重的政治性错误是图录《基督教篇》558图，把耶稣画成一头猪，钉在十字架上，下面坐着围坐拍手的人群，这是光绪年间反洋教斗争中湖南的一帧图片，这是对基督教的极大污蔑与亵渎，会引起全体基督教徒的公愤。我们的历史著作中决不能展示这种作品，否则可能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编史者应引以为戒。

图录组的专家们精通文物、图典的鉴别，但少数专家缺乏政治敏感，也疏于文字表述。《风俗篇》中描写妇女缠脚和吸食鸦片的照片稍多。缠脚和吸鸦片是历史上的事实，选用几张是可以的，但选用较多殊无必要。在《道教篇》中有阴曹地府的图片，亦可适当删汰。

其他所见学术观点，分歧者甚多，但无关政治，可以各抒己见，但以编委会的意见为准绳。

初稿中错字脱漏甚多，审改中应大力改正，消灭硬伤。有些错字，虽差之毫厘而谬之千里，如果不改，会成为笑柄，举例如下：

（1）原文“清军从云南运狼入西藏”，“狼”系“粮”之误。

（2）传记《工商卷》“山西某商（男性）与其夫和衷共济”，“夫”系“友”之误。

（3）传记《民族类篇》“派遣军队十万人，抡掠十余头牛羊”。“十余头”系“十余万头”之误。

（4）传记《邓廷桢》“邓廷桢亲自乘船贩灾”。“贩灾”系“赈灾”之误。

（5）典志中“有十多名犯人押在雨中毙命”。“雨中”系“狱中”之误。

（6）典志中“官吏殉情庇护”，“殉情”系“徇情”之误。

以上六例都是一字之差，但原意完全走样，都是严重错误。我们要努力消灭这类错误，审改时要做勤查、细读、慎改。

我在读《邦交志·美国篇》时发现清末庚款留美的篇幅很小，其意义也写得不充分。清末与西方列强的邦交当然是一段侵略中国的历史，但并不全是侵略，也有友好的篇章。如庚款留学，美国主动退回庚子赔款，用以培养中国人才，这是一件重要的事件。中国的现代自然科学从此发端。《邦交志·美国篇》12万字，仅1000字写庚款留学，未免太简单，也没有充分地肯定其友好意义。我又查了一下《教育志》，其中写得亦很简略，都没有单列庚款留学的标题，建议补充修改。

附带提一下，有些审改专家提的意见很尖锐，如说“一塌糊涂”“笑话”“幼稚”“完全错了”等等，使用近乎苛刻的语言。我开始看时，也感到不舒服，但冷静思考，态度苛严对我们有好处。有些可能是审改专家挑错了，但多数还是对的，挑得越多，受益也越多，我们反而应该感谢他们近于苛严的挑错。例如稿上写“乾隆下谕旨”，专家说不对，乾隆是年号，不能用作人名，他一共在通纪第四卷中挑出76个“乾隆”的错误。所以一卷书中挑了100多处错误，听起来吓一跳。我们在口头上，习惯上用年号代替人名，正式书写应该用“乾隆帝”，用“乾隆”虽不是重大错误，但还是用“乾隆帝”更好些。苛严的挑剔能帮助我们更严格地规范文字。当然专家也有挑错了的，我们不采用其说就是了。

三、由审改想到的三审和合成

我所读过的30个项目，大多是二审后的成稿，二审稿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即三审的工作重点。现稿件整体内容、大的论点、框架设计似乎没有大变动的可能和必要，但新史料运用不足，某些项目结构有问题，文章风格不甚统一，若干问题研究不够深入，这些问题在三审中是难以完全解决的。新史料几乎无穷无尽，结构问题也难办，如《户籍人口志》原定有6篇，只写了《户籍篇》《数量篇》《移民篇》，还缺3篇，作者已无暇再写。有些项目结构不甚合理，篇章安排需要调整，但结构和篇章变动要有更多思考，更长时间，即使再延长几年，也恐难以完成。我们的时间、人力、财力有限，只能尽我们的可能去做那些普遍性的、紧迫的、可能做到的问题。在两年之内改那些必须改、可能改的问题，使质量提高一大步。

根据目前我们的人力、时间、学术水平和稿件情况，宜在以下四个方面集中力量进行三审。

第一，查重，查找重复、矛盾或遗漏的地方进行删削、调整和补充。例如康熙传下福全、常宁、允禔、索额图、佟国纲、苏努诸传中所叙乌兰布通之战皆与通纪中所叙矛盾。又如典志《民族卷·维吾尔族篇》中叙平定回部与黑水营之战过详，而通纪第四卷中所叙甚略，且未叙黑水营之战。《教育志》与《邦交志》中所叙美国退回庚款留学事皆甚简单等等。但查重时应注意适当的重复是必要的，在不同卷和篇中叙述同一事件，应繁简不同，叙述的方法、角度不同。

第二，查篇目，应对体例做一次讨论修改（不宜大改），主要包括篇目的名称、数目、排列顺序、估计字数（供出版时分卷的参考），每篇的前言、引言、总述、概述、小序、则例应统一名称，规定篇幅，尽量删削或取消；人物传内人物的分卷和排列顺序宜总查一遍，重要人物不要有遗漏，次要人物应该删去，质量太差的篇章宁缺毋滥，其中包括统计每卷的作者、审改者名单。

第三，查注释，查对注释可否再删减，其准确性、可信度如何，文字是否冗长，注释号码是否准确，将注文与原文核对。鉴于注释太多，每4字如有3个注，全书注释不下12万个，全部核对一遍，工作量太大，做到什么程度尚须估量。

第四，通读与最终评估，146个项目须由许多人通读，每人读若干卷，除原组长、联系人、评议人和其他人已通读部分外，至少有两三人通读，对本书进行评议，写出评语，评定等级或分数，此项工作有无力量进行，能否按时完成亦须估量。

注释

[1]2012年12月31日。

认真检测文字，杜绝抄袭[1]

3月18日，通纪组送来《文本复制检测报告单》，这是检测文字剽窃的新型检测系统所做检测报告。我乍看检测报告，大吃一惊，文字重合之处甚多，且用红字注明“剽窃文字”表述，触目惊心。如果真是这样，修史10年，将付之东流，该报告单显示如下：

通纪第一卷：总文字复制比12.7％，总字数25.7万字，重复字数3.2万字，主要出现在第一章；

通纪第二卷：总文字复制比9.1%，总字数27.4万字，重复字数2.4万字，主要出现在第二章、第五章、第六章；

通纪第三卷：总文字复制比27.9%，总字数30万字，重复字数8.3万字；

通纪第四卷：总文字复制比14.2％，总字数38.7万字，重复字数5.4万字；

通纪第五卷：总文字复制比9.7％，总字数29.8万字，重复字数2.8万字；

通纪第六卷：总文字复制比6.6％，总字数32.6万字，重复字数2.1万字；

通纪第七卷：总文字复制比36.2％，总字数39万字，重复字数14.1万字；

通纪第八卷：总文字复制比9.5％，总字数30万字，重复字数2.9万字；

通纪第九卷尚未完成，故无显示。

前8卷中有4卷篇幅总文字复制比在10％以上，最多（第七卷）高达36.2％，其他4卷在10％以下，最少的（第六卷）亦有6.6％。为何文字雷同如此之多？是否有抄袭之嫌？百思不得其解，初读该表，忧心如焚。

当天下午三点钟，我携回第三、第四两卷，亲自以目验检测，工作到子夜二点钟，检查完第四卷，才稍稍松了一口气，认定是许多复杂情况造成的，雷同文字未可一律判为“剽窃”。当天晚就给仲华同志通电话，告知一些复杂情形，请他宽心。翌晨，又电告成崇德同志绝大多数并非抄袭。

机器检出的雷同文字有多种情况，一种情况可定为“剽窃”与“抄袭”，即文字一模一样，字数较多，即为“抄袭”，这是学术不端行为，决不允许。个人写的文章不允许，何况国家文化工程！绝对应该杜绝！这是原则，决不能逾越的底线。我们必须坚持。

但机器查出雷同文字并不都是抄袭，可列举以下几种例子：

1.引文，如谕旨、文章、语言等原始史料，作者引用时未加引号，未注释出处（因注释太多，编委会曾要求减少不必要的注释）。如乾隆时议论所用州县官书生甚多，不能任事。乾隆帝反对这种意见，说“如州县官果足以当‘书生’二字，则以勿直至诚之心，行宽和厚爱之政，任一邑则一邑受其惠，治一郡则一郡得其利。朕读书多年实一书生也”。未加注释，这一段60余字，机器判为剽窃。

又如乾隆帝一首诗“四过济南不入城……”28字，机器亦标为“剽窃文字”。

如英国国王致乾隆帝的国书，以及乾隆帝的回信文字甚长，达千余字，未加注释，亦标为“剽窃文字”。

类似此种引用史料系历史学者所惯用，凡没有注释者均称“剽窃”。即使很短几个字如“承认得俞姓之贿”7个字亦标“剽窃”。历史学文章与其他文章不同，要用史料说话，有的加注，有的可不加注，如果引用史料判为剽窃，史学家将无法执笔作文。

2.人物传惯例在姓名之后，即书写生卒年、籍贯、字号、官阶，几乎千篇一律。如“曾国藩，湖南湘乡县白杨坪人，字伯涵，号涤生，清嘉庆六年生，同治十一年卒，道光进士，曾任侍郎、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封一等毅勇侯，卒，谥‘文正’”，这一大段履历表如出一辙，但这也不是抄袭。

在第九卷中类似的例子也有，“乾隆爱妻孝贤皇后富察氏，生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二月二十日，满州镶黄旗人”，此34字机器即标为“剽窃文字”。

3.某一历史场合出现许多人名或专有名词，如“乾隆论罪处分和亲王弘昼、大学士来保、侍郎鄂容安，俱罚俸三年，尚书盛安、尚书汪由敦，侍郎勒尔森、钱陈群、兆惠、魏定国六堂官革职处分”，50余字，机器亦判为“剽窃文字”，这是很不合理的。我们今天报纸报道许多人的名字均按序排列，或以姓名笔画或论职务高低排列，多者排列数十人，不能因此说今天的报纸抄袭昨天的报纸，昨天的报纸抄袭了前天的报纸。

还有一种情况如新疆维吾尔族伯克制度，“各城各村均设伯克，各有专门名称”，史籍中为保留史料，记录这些地名称，按官阶高低排列计有千字以上，不能判为“剽窃”。

4.一篇文章题目即有50字以上，曾刊载于某报，我们引用这一题目不能判为抄袭。如发现纳兰性德之弟揆叙的墓志铭，题目就是“皇清诰授光禄大夫经筵讲官起居注议政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事教习庶吉士管佐领事加七级谥文端揆公墓志铭”，某报曾刊载此碑文题目，我们也用了这个文字长达54字的题目，不能认定我们抄袭了某报。

5.书中某一段落与作者从前所写某文雷同，这不是剽窃，因为这是自己过去所写的研究成果，用以修史，这完全可以允许，只能称为“过度引用”。当然这也是不太合适的。可以继承本人的成果，但文字表述应有差异，不宜全文照录。这类情况不以抄袭论，我们已要求作者进行修改，作者均表同意。

凡引用其他人的成果，我们也检测到多处，但都注明作者和文章题目、发表刊物。机器显示“剽窃”字样太多，多属于这5种类型，当然也有少数确有抄袭之嫌，我们坚决予以改写或删除，主要由作者处理，也有些由联系专家进行处理。

清史工程现仅检测8卷通纪，还有100余卷（除史表、图录外），亦须通过机器检测与人工识别，方能保证工程的安全，此事费工较大，费时较多，但必须要做，希望各组注意。“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机器检测为一重要发明，时间快，效力高，判断明确，使用机器判断有助于查析，以震慑抄袭，纯洁学风。但机器不能理性思考，只识雷同文字，不能分辨许多复杂情况，并不是印出的红字全可判为“剽窃”，必须佐以人力检测，以避免偏差和冤判。

以上意见可传达到作者和联系专家，切须关注此事，以保证工程之质量与安全。

注释

[1]2013年3月28日。

读稿印象和今后工作[1]

当前《清史》编纂工作正常进行，进度较快。今天请全体专家来谈两个问题：一是读稿印象，二是今后工作。

一、读稿印象

我个人近一二年以来较多精力用于读稿、修改。总的印象是绝大多数稿件写得很好，二审后的不少稿件达到了创新和优质的目标，但也有不少问题。现在工作处于二审阶段，要抓紧审改，提高质量。为了节约时间，好的方面先不说，只谈必须注意的缺点方面。

1.政治错误或严重错误

以下举些例子。有的稿子的插图中把耶稣画成一头猪，挂在台上的十字架上，台下许多拖辫子的人鼓掌狂欢，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侮辱宗教，违反政策，一定要剔除出去，否则可能引起政治风波。这是晚清反教斗争中的一幅画，绝不能出现在我们新编的书中。另外，图录类中有较多吸鸦片、缠小脚、娼妓赌博的图片，这是历史的真实存在，但不甚雅观，可适当减少。

历史是客观的，但写历史的人都有各自的立场，记录必有其倾向性。我发现传记的咸丰卷存在较多明显的问题，就是同情、赞扬甚至歌颂被太平军打死的清朝官员，写官员与太平军作战，不少人英勇捐躯，大义凛然。例如安徽巡抚吕贤基战败投水死，在稿中留下遗诗：“笑赴清泉死，泉香骨亦香；满腹祭热血，地下侍先皇。”另一位广西巡抚邹鸣鹤在南京战死，遗诗有：“太仓一粒粟，沧海一浮尘；人生百年耳，忠尽人乃纯。”还有一位也是安徽巡抚江忠源在合肥战死，遗诗有：“生无将略酬时望，死有忠魂报主知；家国艰难空呜咽，乾坤维系只君亲。”读后感到茫然不解。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为非正义战争拼力卖命，其死轻于鸿毛。尽管这些人也有自己的理想、信念、操守，但不值得同情和歌颂，不懂这一点就不是一位好的历史学家。这些应该一律删除，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

还有典志中的《会堂教门篇》，其中叙述山东的王伦起义，说王伦在守卫临清城时驱使许多妇女赤身裸体，上城退敌。写得这里也就够了，下面又细写一些猥亵不堪的字眼，污人耳目，这也应说是严重的错误。

还有不少严重错误，如战争中杀死起义军写成“杀贼若干”，不带引文、括号的叙述中出现“朕”“本朝”等字眼。

2.事实错误

写历史重在真实，不能把事实弄错，这属于硬伤。如多铎之子是多尼，而生卒年中写多尼生于1602年，多铎生于1620年，儿子比父亲早生18年。如运河在镇江北上扬州，典志《财贸篇》中却说运河经南京北上。清代从未明令禁设私营工厂，而《城市志》中却说清朝在甲午战争后允许私人开设工厂。中俄尼布楚谈判，中方代表七人全是满族并无汉人，传记中却说张鹏翮参加了尼布楚谈判。其实尼布楚谈判使团曾派出两次，第一次确有汉人张鹏翮、钱良择参加。第一次谈判地点本拟在贝加尔湖附近（楚库柏兴），但因喀尔喀蒙古地区发生战争，中途受阻折回。第二次改在尼布楚举行（黑龙江上游），再派代表团，汉人惧路远天寒，无人愿往。清廷无奈，未派汉人。

再有康熙时的乌兰布通之战，是决定性的大战役，参加此役的将帅传中如福全、索额图、苏努、殷化行传都说是大胜仗，其实是一场败仗。这从当时外国传教士的记载中可知。康熙对自己哥哥福全的严厉责备，佟国纲的战死，噶尔丹的免脱，火器营的覆灭，以及《清实录》在战争当天对战争的讳言，均可证明。历史的真实性是其灵魂，考据史实的重要性即在于此。

3.错字

利用计算机当然对科研产生了巨大的正面作用，但亦造成某些缺陷，比如初稿中错字太多。

在二审稿中错字亦不少，有些错字，很离奇，如“把犯人关在雨中”，“雨”字是“狱”字之误；“从云南运狼往西藏”，“狼”字是“粮”字之误；“官吏殉情包庇下级贪污”，“殉”字是“徇”字之误；“山西商人与其夫同心合力”，“夫”字是“父”字之误。意义变得滑稽可笑。还有如“派出十万军队掳获粮饷十余石”，怎么只获十余石？其实是十余万石，真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4.冗长琐屑

这是文稿中最普遍的缺陷，写史要有所取舍，有所剪裁，决不可堆砌史料，冗长散漫。很典型的是注释的例子，一个是一块神道碑，引文中有55字，“皇清诰授光禄大夫经筵讲官起居注议政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事教习庶吉士管佐领事加七级谥文端揆公墓志铭”，共55个字，这篇碑文墓主的名字还没有写出来。这位墓主叫揆叙（是纳兰性德之弟），可以改成“揆叙墓志铭”，何必使用这么多啰唆的官衔。还有一本《华侨传》的注释中所用作者加上他所属单位竟有70余字之多。其他像《维吾尔族篇》中新疆的伯克名称多得不可胜数，作者写进书稿的有50个之多。

《城市志》应列上各城市著名的名胜衙署、市街建筑，但数量太多，一般的官衙、庙宇、学校、街巷都进入史册，臃肿不堪。

官员的传记当然要写明他的简历，但应注意写传主的事功、思想、行动、性格，不是履历表。很多传记几乎像一张履历表，例如咸丰朝的赛尚阿，虽短短3000字，履历升转很多。但我看到启功先生家的《外家纪闻》，赛尚阿是启功家前代外祖，写赛尚阿也使用不少上谕档。虽字数较长，却较生动可读，也写出了赛尚阿软弱的性格与行事。写人物切忌写成履历表，升降转调，连篇累牍，索然无味，一定要研究他的行事、性格、思想。有的书稿连父母丁忧也毫不遗漏，每个官员都有父母，父母去世都要在家守孝，这样的常规现象实在可以省略了。

5.重要遗漏

清代近300年之久，事件、人物、战争很多，重要的不应遗漏。我们初稿中却遗漏了中日甲午战争，成了大笑话，立即请人立项补写。还有不少遗漏，如“样式雷”，这是个建筑世家的名称，现存的历史文化遗产故宫、颐和园、东陵、避暑山庄等都是出自雷家之手，目录中虽标有“样式雷”，却没有写该立传的是谁。还有我常提到清代几位著名的文化普及工作者，即《唐诗三百首》的孙洙，《古文观止》与《纲鉴易知录》的吴楚材，《治家格言》的朱柏庐，其普及文化之功，泽及几百年，至今尚受其惠，应为他们立传，但传记目录中并未列入。我们开始设计时有《地理志》，其中不包括海洋，现在我们都想起来，及时补上了。还有什么重要的事件、人物，要通盘考虑一下，有无重大遗漏。

以上是我的读稿印象，谈的都是错误和不足之处，作为审改工作的参考。

二、今后工作

这是大家很关心的事，二审之后还要做什么工作？怎样做？二审距离全书的完成还有多远？我们各组的工作有快有慢，像通纪组进度较快，已经在做二审后的工作了。未雨绸缪应当把今后工作全盘考虑、设计。当然，预先设计难以完全适应今后的实际工作，只能在工作中边工作，边修改，使之逐渐完善。

二审后的三审与全书的合成应该一起完成，大约有以下几项工作，有的艰难些，有的容易些，有的花时间，有的可在预期内完成。

第一项工作是查重复，查遗漏，查矛盾。要查找这些问题就要比较熟悉《清史》的全部内容，也要熟悉二审稿件的情况，因此，必须由项目组专家来承担。我想的办法较笨拙，就是按图索骥，就是查阅本卷内容，联想与本卷内容可能相关的部分。如查太平天国，就要去查传记中的农民领袖类传和咸丰、同治朝的人物；如查雍正夺位事就要查康雍之间的有关人和康熙的许多儿子、亲信；如查天文卷，只需翻阅通纪第二卷顺康之间的历法之争与汤若望、南怀仁、杨光先的传记，以及科技类梅文鼎、明安图、李善兰等传记即可。这种查法，从大处着眼易于操作，小的地方的重复有的是必要的，是不可缺少的重复，有的是字数很少的重复，可以不必顾虑。

查遗漏很难，尽力去寻找，由于有知识的局限，没有重要的、大段的遗漏就可以了。

查矛盾要了解清史研究的状况，通常是两种不同学术意见的矛盾，如查出矛盾，一般以通纪的叙述判断为准。

第二项工作是查注释。查文稿中所引档案文献有无错误，有错则改正，要把引文找到源头。有的出了新版本，要求查到新版本。这个工作看似简单，却很重要，可以提高书稿的质量，又是一项繁重费力的工作。我们的意见是请一二十名研究生协助，由专家指导进行，全部注释可能有十几万条，可见其工作的繁重。但要注意有时原文找不到，甚至北京根本没有这本书，我们就保留原注释，不必吊死在一棵树上，白费力气。

对研究生查注释要认真重视起来，专家要用心指导，随时帮助。这不仅减轻编委会工作量，提高书稿水平，而且培养研究生熟悉业务，为研究工作进行准备，要关心研究生的工作困难，作息时间，要保证查注释的整体质量，不能造成错误、混乱或散漫无序的情形。

现在通纪组已查完8册，通纪的注释要检查质量，总结经验。

第三项工作是查篇目。清史工程启动时做了一册则例，全部列出《清史》全书的卷篇详细目录。在工作中有许多变动，因此有所变化，有的同志未按体例写，这也是正常允许的，因此造成篇章目录的偏离和多样性。现在全部书稿内容已确定，应按实在内容进行规范，尽量统一起来。

由于《清史》各类内容与表述方式不同，因此其篇目章节不尽相同，全书不可能有统一的体例规格，但全书仍有相对的统一。总的体例是用卷，篇，章，一、二、三，1、2、3五级标题，有的可延伸到六级、七级标题，但则例中并无规定。有的无篇，一律规定不用节。大多稿件是按则例写的，但亦有违背的。尤其是“体例”中并无“引言”的规定，但许多稿件多有类似“引言”的文字，名称则五花八门，“引言”“小引”“序言”“小序”“概述”“综述”“总述”，其内容与叙述方式亦不尽一致。如何统一，应提一明细方案。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即出版如何分册。《清史》各卷篇幅不同，有的长达近百万字，有的仅有几万字，不可能按卷分册，卷与册不能一致，册是出版次序，每册篇幅应相对均衡，因此将来出版，有的册可能包括多卷，有的卷字数多（如《地理志》《进士表》），可能要分成二册、三册。因此篇目组的任务要根据各卷篇幅大小和分类次序，排列成出版时的书册顺序，既要考虑书卷排列次序不可颠倒，又要使每册篇幅大体均衡，这是个困难任务，如何完成？事先要弄清每卷、每篇有多少字数。

第四项工作是搜集和排列工作人员名单。本书出版时初步考虑要公布工作人员名单，要将参加工作的人员名单全部搜集汇总（除工作量极少的人员与辅助人员），先分类排列。名称除历届领导小组正副组长、编委会全部成员、办公室成员外，另拟使用学术职衔称总纂、分纂（主体项目各组长）、纂修（撰稿主要人员）、审改、校阅，此一名单在全书成稿时提出。

第五项工作是查雷同文字，以避免抄袭等不规范行为，由项目组负责，每稿要附有雷同文字检查表。因历史学科的特殊情况，雷同文字不超过15％者不议。

第六项工作是通读全书，此工作似乎要做，但困难甚大。因篇幅太多，能通读的专家不多，有的年老，有的有病，有的太忙，似乎很少有人能承担通读的繁巨任务，以后再议。

第七项工作是写序与工作说明。此书出版要不要序言和出版说明，写什么？

第八项工作是索引，以后再议。

还有些版权问题亦应早日解决。

以上八项工作全部完成，即可交付出版社，以上有些工作须和出版社共同合作。

注释

[1]2013年10月9日。

《清史》三审合成阶段的工作展望[1]

《清史》纂修已经历11年半，现在进入了新阶段，144个项目初稿成果已全部提交，完成二审项目已有135个。现在启动三审合成工作，也就是进入收官阶段。我要强调收官阶段的重要性，围棋高手收官本领很高，开局和中盘战斗很精彩，如果收官不利，也就满盘倾覆。中国有一句老话“为山九仞，功亏一篑”，最后一筐土如何运上，覆盖山顶，是非常重要的。我要求三点：第一努力工作，全力以赴，不能有丝毫懈怠；第二细致谨慎，小心翼翼，切忌粗枝大叶；第三要有全局观念。在合成阶段不是一个个小组关起门来各干各的，而是要通力合作。不能只顾自己的小局，还要加强全局观念、整体观念，各组友好合作，才能胜利完成任务。

三审合成阶段要完成哪些任务？

第一，我已经说过多次，最重要的是加快滞后项目，返工不合格项目，打磨一般项目，加快二审工作，赶紧把红本全部印出来。这个工作由原来的项目组来做，特别是典志组、传记组，也包括图录组、史表组。上个月我们对125个项目进行了初步的自我评估，优良的51个，合格的67个，不合格的7个。这个结果不能使我们满意，所以我们同意延长一段时间进行锤炼打磨，要消灭不合格项目，较大幅度地提高一般项目的质量。我们不敢夸海口做到十全十美，但一定要站在时代水平的前列，要求写出一部真实、可信的大型历史书。要内容全面，观点正确，史料丰富，文笔流畅。努力投入，细心斟酌，反复修改才能出精品。

第二，是和第一个任务关联的，我们长期讨论的查重复、查遗漏、查矛盾的问题。这一问题影响质量，但较难解决。我们写的是一部大型史书，问题不知隐藏在什么地方。比如我最近看了写辛亥革命的通纪第九卷，这一卷写得很精彩，结构合理，新意迭出，文字通畅。但发现一处矛盾，两处遗漏，都是重要的地方，如果不改，就会影响质量。一处矛盾是说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光绪是被慈禧毒死的，在他们两人的传记中都是写被毒死的。如果第九卷中写“相继死去”，似乎是正常死亡，这就会产生一部书中两种不同的声音。再有辛亥革命有一股暗杀清朝官员的潮流，虽然暗杀不可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也不是当时的主流，但对清朝官员产生了巨大的震慑作用，像吴樾行刺五大臣，汪精卫行刺摄政王，温生才刺杀孚琦，彭家珍刺杀良弼，至少要简要叙述，只字未提是一个缺点。还有放垦蒙地由贻谷主持，这是晚清经济的重大事件，民众中掀起“闯关东”“走西口”的更大浪潮。所以，即使写得很优秀的作品，细心品读，也可能发现它存在缺陷，还会有较大幅度提高其质量的空间。

第三，查注释，这项工作我们也做了很久，在通纪组做了试点。去年，由通纪组聘请10位研究生查通纪的注释，查出的错误率高达50%，使我大为吃惊。前天李岚同志给我三本传记组注释问题的报告，29个传记项目共有注释2.6万多条，注释字数107万字，报告中说“经过两次审改的项目，稿件注释错误、不规范之处仍然较多，从而使得征引书目与信息错误率较高，硬伤比比皆是”。可见查注释的重要性。它是提高质量的重要举措，虽然工作量很大，困难很多，但不能畏难不前。可以聘请研究生工作，对我们来说减轻专家缺少的困难，对研究生来说是他们进行研究的预备和锻炼。查注释不能全靠专家，因为专家少，年龄大，查注释必须上班，不能在家里工作，因为家里没有大量书籍。一部普通常用的《清实录》达数千卷，没有几位专家有财力置备，只能坐到图书馆里查。他们大多年事较高，要求长期上班，也不近人情，但专家的指导是必须的。

如果做一个很完善的《注释则例》，大家按此进行，是不是就能解决问题？当然《注释则例》必须有，但做注释要有规范，也要有灵活性，完全按规范行事也不行，要视情况而灵活应对。一般注释的要素有五条：作者（或编者）、书名、卷页、出版处、地点。我们现在注释按体例做就出现了黄宗羲著《黄宗羲全集》，孙中山著《孙中山全集》，或者张廷玉著《明史》，或贾桢、宝鋆纂辑《筹办夷务始末》，顾廷龙、戴逸编《李鸿章全集》等。其实这些作者、编者均可考虑省略，作者黄宗羲、孙中山是与书名重复的多余字。“二十四史”是常见书，史学家均知晓其作者，如《史记》可略去司马迁著，《汉书》可略去班固著，编纂者并非书的作者，亦可略其姓名。有些书籍是档案，凡编纂国家藏清档一般都挂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我们使用档案汇编很多，如果删去编纂者的名字10个字，引用500处就能节约5000字，为简约计，亦可考虑去掉编者或者只在卷首或章首出现一次全注。与上注同者亦可写同上注。如传包，有写清代国史馆传包，有写清史传包，有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传包，有写故宫博物院藏传包，似应写清代国史馆传包××传。出版处和时间，《清实录》中华书局1987年北京版，亦无注明必要，因此版实根据原本影印，并无别的版本。总之事情千变万化，极为复杂，要随机因应，既要规范化，按则例行事，但亦不可胶执一端，毫无变通。

第四，查篇目，2014年各个组都印出了篇章目录。篇章目录是内容的纲领，十分重要，要详细、准确、有序、规范。详细就是要包括全部篇章，不能遗漏，不能有文无目，也不能有目无文；准确是篇目与印出的二审稿稿本完全符合，不能有差错、遗漏；有序是排列有次序，或按时间，或按类别，不能杂乱无章；规范是每个标题要准确、鲜明、简洁，太长的标题要压缩修改。如各卷所用前言或称概述、引言，或称序言、小序，例言名称应统一。现在情况相当混乱，如典志的《交通志》《邦交志》《水利志》既有概述又有引言，而《京师志》《手工业》《风俗志》有概述而无引言，《工矿志》《科举志》《港澳志》《民族志》《会党教门志》却有引言而无概述。名称不当或排序不当亦考虑修改。如《艺文志》是否可改称《典籍志》？因为它是精选的清代书籍，依“二十四史”之例称《艺文志》，但《隋书》却用《经籍志》名称。因为我们书中排在一起的前一篇称《文学艺术志》（内容是诗词文书画），紧跟着又是《艺文志》（内容是书籍），容易混淆，可仿《隋书》之例改名《典籍志》。

还有一些标题太长，如《汉学志》中一标题“清初至乾隆时期以段玉裁、桂馥为代表的‘说文学’”20个字，是否改为“段玉裁、桂馥的说文学”改为9个字？清初“说文学”尚未正式兴起，乾隆时，段玉裁始张《说文》旗帜，而后面标题也只要写王筠、朱骏声的说文学不必加时代（嘉庆、道光）。又如《对外贸易卷》中的一处标题“新疆设省之后该地区主要陆路口岸的进出口贸易状况”，更多达23字，可缩成“清末新疆之对外贸易”，新疆设省已在清末，它只有陆路贸易并无海上贸易。如此等等，太烦琐的标题可修改，举一反三，仅举二例。

篇目组的第一个任务是做好书目名单，第二个任务是做好书册名单，这是两个不同的名单。书目名单是按志，篇，章，一、二，（一）、（二），黑体字标题之层级设置的。书册名单则是根据前一名单排列书册，第一册排什么，第二册排什么。有的一册一个志，有的两册一个志（《地理志》上、下），有的几个小项目合成一册（如《四大活佛表》《议政王大臣表》《大学士年表》《军机大臣年表》《总理衙门年表》等），将来排列成书，每一册包含哪些内容要明确注明，如第一册可标清史卷—通纪—创业。为了做出书目名单，必须确定每卷、每篇的字数，确定每册开本大小、字体大小，要适宜于携带阅读，每册顺序不能置换颠倒，又要力求每册篇幅大致均衡，这可能是不好解决的难题，这个问题要听取出版社的意见。

篇目组要做的第三个名单是每卷、每篇的作者（纂修）、助纂、审校，可能是一大批人，要做出统计，将来出版如何署名。人数不能太多，其确定和排序又是个需要协商的难题。

还有前言、后语（序、跋）、索引等以后再议，也要及早考虑。

注释

[1]2014年5月19日。

关于《清史》编纂的下一步工作[1]

大家好，给大家拜个晚年。我最近身体不好，疾病顽固，心情很烦闷，想念着《清史》，上不了班，办不了事，看不了稿。对《清史》情况不太了解，一些同志跟我说了好多，从书面上也了解了一些。

最近审改还比较顺利，感谢同志们的努力。收到一些审改完的稿子，但视力不好，看得不多，下面主要谈一下我个人的印象与想法。

今天主要讲三审，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工作就是三审，十分重要。审改工作是提高质量的重要手段。我以前已经看了几十本稿子，这些稿子都已经完成了二审，事实证明，经过二审之后，质量确实提高了不少。前几天看了80多页的《矿业志》，只找到一处毛病，稿子很清楚、很规范，心里很高兴。但其他稿子还不都是这样，有些错误率高的几乎达到万分之十。所以，审改是非常必要的，实际上我们审改的时间比写稿的时间还多。

我们审改，一次比一次更加深入。我最近看了《矿业志》《风俗志》《农业志》《交通篇》等，总体上是不错的。对于三审而言，不需要做大的改动，尤其是结构上，基本不动，一些大的观点也没有太大问题。我们这次审改，主要是改正错字、错误的史实，一些不必要的地方可以简化，删繁就简，重点要查查重复和矛盾。

关于稿件的重复与矛盾问题。我现在比较烦恼的是内容上的矛盾，一些大的事件在不同稿件的表述上往往不一致，对于一个事件的叙述，通纪、典志、传记往往不相符合。而且到现在仍然能够发现一些很低级的错误，如出现错别字，人名“张謇”写成“张蹇”，“倮人”写成“猓人”。尤其是经过二审的稿子，还出现如此错误，确实很不应该，也不允许。技术性的细节特别重要，细节在一定条件下决定大局。

三审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它是终审，如果这次无法查出错误，就会永远保留，失去了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希望大家严肃认真把住这个关口，把缺点、瑕疵尽最大可能消灭掉。

就我看到的很多稿件而言，还有一些啰唆之处。以典志为例，其中一些引文是家谱序言，几千字通通全文引用，我认为没有必要引文那么多。一些材料本可保留，却未保留。通纪第一卷多尔衮与史可法来往书信，内容很重要，写法很典雅，彼此的立场、主张、政策很明确，是两篇重要的历史文献，这样的历史文献却没有保留。相反，多尔衮入关时，范文程、张存仁、洪承畴等很多人提出具体建议，这些建议很重要，但只需择要保留，却保留了大量原文。史书中可以保留文献，但有些文献过长，就没有必要全文保留。

关于矛盾问题，以太后下嫁之事为例。通纪、传记中如何体现？下嫁一事张煌言的诗“慈宁宫里烂盈门”不是捏造的，也不只是个人之间的情感问题，还反映出清代初期很多政治现象。我们不同的稿子有不同的表述，我个人支持下嫁属实这个观点，可以举出许多证据，通纪、传记有关章节写法不一样。顺治期间很多事情都像谜一样，如果不写太后下嫁，这些历史就不好解释，这些地方都是我们应该深入关注之处。顺治晚年那么多案件，都隐含了很多内容与含义。顺治挖了多尔衮的墓，这是事实，我们稿子里写成降低规格，毁碑、掘墓、曝尸、鞭尸，不能说仅仅是降低规格。当年多尔衮在拥有绝对实力的情况下，不接受皇帝之位，是有理由的，都可以分析，都可以找到合理的解释。顺治为什么那么反对多尔衮？这与他母亲和多尔衮的事有关系，这些都是太后下嫁的有力说明。我认为，稿件就应该按照这个思路来写。现在大的结构不能动了，但太后下嫁之事可以改。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改过来，传记相关的稿子在太后下嫁这个问题上应该与通纪保持一致。

查重复是否可以用电脑？从我们做过的实验效果分析，有的可行，如稿件和报刊上的文章是否雷同，这个工作查起来很方便；有的难于操作，如叙述重复、矛盾与遗漏之处，因为稿件量太大，操作起来有很大难度。可以先在各个组内进行查重，还是应该由组内人查，审改者查。查矛盾可以简单一些，只列出一些重大争论问题，或者一些关键词。例如，《职官志》就可以列出军机处等几个官衙来查，其他没有争议的可以不查，如果这样的话，每卷就比较简单了。还有翁同龢罢官之事，到底是谁罢了他的官？这是一个传统的程序，慈禧太后要把光绪帝的老师给扳倒，必须迫令光绪亲笔下谕，不能看到是光绪亲笔写的上谕就说光绪和翁同龢发生了矛盾才罢官的。所以，查重复就是查矛盾，但要简单查，不能太复杂，不能再搞出个四审来。

历史跟文学不同，两者侧重点不同。历史重现实，文学、小说、诗歌这类东西是艺术，艺术重创作。司马迁是述史，讲历史事实，不是作者臆想创造的，不是编造出来的东西，而必须根据史料。人人都写一件史实容易有相似之处，但文字不能全部雷同。文史虽然不分家，但区别是明显的。如果写曾国藩的一生履历，如：曾国藩，湖南湘乡人，号涤生，何年生，何年卒，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大学士，谥文正。这些字谁写都是一样，不能说是抄袭，很难写出新东西，雷同无法避免。很多信息是固定的，机器判定是雷同，不能认为是抄袭。所以，对雷同的判定，要有一个释准，这是我的看法。所以，对于重复的问题、抄袭的问题，要有特殊规定。既要杜绝抄袭，又要谨慎辨认有些文字雷同并非抄袭，对于这次三审我的意见就是：不是全面铺开，不能做整个结构性的改动，就是改正错误，一些小错误并不严重也要改正，相互矛盾的要消灭掉。另外就是文字上再通顺一下，从我读到的稿件看，有的不太通，读起来很别扭，这些问题都需要解决。

关于三审，我重复以下几条：

第一，三审任务就是修改错误，删繁就简，解决矛盾。比较重要的矛盾要解决，并且应该由写作者或者审改者来解决，不能再找别人。

第二，交稿以后必须由机器再查验一遍，要注意是否有抄袭现象。重复率10％以下的不用管，因为写历史有些程式，都根据同样史料叙说，稿件之中有些重复是必然的，不是抄袭。

第三，必须要按时交稿，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交稿，不允许拖拉。现在我们的工作已经拖拉了两年，如果不交稿或者延期交稿，一定要采取严格处理，或者扣除审改者费用，或者进行通报。

还有好多细致的问题，凡事预则立，要预先想到就能解决好，不预则不立。好多细致问题要考虑好才能交给出版社，不能指望出版社完全解决。我们自己要考虑好，要对学术负责。

另外，篇目组也要考虑很多事情，现在这些篇、章的开头，有概述、叙述、小序、引言，各种各样的写法都有，有的就是一小段，什么也没有标明，这些内容要统一起来。

标题的层级也要统一。卷，篇，章，一、二、三，1、2、3。我们设计的标题有缺陷，是五级标题，层级太少，再下面就不统一了，五花八门，各出新招，自添层级。有再用一、二、三，1、2、3的，有用黑体字的。另外当初没有设节是一个失误，这些都要统一弥补。

在正式出版之前，还有好多具体问题需要解决，所以篇目组的任务不是很轻，不是只把篇目列出来就完了，还有许多比较具体的问题。

篇目组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清史最终的署名问题。每一篇每一章的作者是谁，审改者是谁，一审是谁，二审是谁，这个问题需要搞清楚。名单不一定非要在书上印出来，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底本，现在要有所准备，即使不印出来，也可以方便以后备查。现在社会上出现了很多由于搞不清稿件是谁写的而打官司的现象。

关于名单问题。除了作者以外，还有以前文献组工作人员的名单、档案组工作人员的名单、编译组工作人员的名单、出版组工作人员的名单，还有全体的工作人员的名单，都需要有，都要留底存档，当然还包括我们最高的领导、编委会委员、几任领导小组的领导都要有。

关于篇幅问题。每卷、每篇的字数要查清楚，我们要提前设计，这是为了排版、出版的需要。

还有开本等问题。多大开本合适，用什么字号，用什么字体，这些都要考虑，当然出版社会考虑，但我们自己要有主意，好商量。首先，字体要大一点，不能像一般的书那么小，间距也要宽一点。一本书究竟多少字比较合适，35万字？40万字？恐怕40万字以上就太厚了。有的一卷有5个篇，那么可能就要2本或者3本，有的一卷没有那么多字，20万字，怎么办呢？如果前后的本子均有50万字，那就麻烦了，因为每卷都有顺序的，不能把顺序调换，这个问题需要研究。不久以后，我们领导小组也要开会讨论，还要调整组织，调整分工，要服从上述这些工作，做出安排。

注释

[1]2015年3月5日。

在编委会全体专家会议上的讲话[1]

今天的会议，我主要谈对今后两三年工作的一些基本想法，提出来跟大家商量，争取能够拿出更好的方案。

我至今看了大概70本已经完成二审的稿件，没有仔细核对材料，总体上感觉还是不错的，但也喜忧参半。喜的方面，经过二审，质量上了一个台阶，比初稿好得多。忧的方面，一些稿件仍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错误还非常多。希望大家在以后的三审中再接再厉，全力以赴，努力把错误减少到最低。

我希望到2017年7月结束三审。这个三审包括查矛盾、查重复，三审之后还需要一个全书整合的程序。最终，《清史》的全部工作能在两三年之内完成。

从现在起到明年7月是三审，时间比较长，我的意见是在明年7月之前完成，完成的标准就是能够交稿付印。我已经与典志、传记两组的负责同志沟通，要求他们一定要完成。当然，他们的任务都比较繁重。据我所知，现在两个组的进展都比较顺利，到明年7月份大部分项目都可以交稿付印。个别项目还存在问题，有些找不到合适的审改人，要尽快确定合适的人选。比如典志的《礼篇》，难度很大。古人生活在礼治的社会里，我们现在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所谓的“礼”缺少感性的认识。原作者能做到现有的程度，已经很不容易了。因此，要求不能太高，能够基本合格就可以了。如果最后项目没有搞好，也可以壮士断腕，不能因为这个项目再耽误时间。

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查矛盾。清史工程参与的人很多，涉及的内容也非常庞杂。大家事先没有互相通气，彼此不知道对方在干什么，对于某一个问题，不同项目都会涉及。我看到的稿件，就有很多重复。重复不是一个大问题，重要的是不能有矛盾，不能一个问题有很多种说法。以太后下嫁为例，孝庄传记中就否定了下嫁，而通纪中则肯定下嫁，双方都言之凿凿。多尔衮、顺治的传记中也没有下嫁的内容，有的稿件则态度模糊。对于这个问题，我已经强调多次，全部向通纪看齐。雍正夺嫡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作者的意见可以保留，不同观点可以进行学术争论，可以以文章的方式发表，但在《清史》中应该有统一的观点，统一的说法。

关于努尔哈赤之死、皇太极登基、光绪之死等问题，不同项目的说法也各不相同，莫衷一是。三审中要把这些问题解决。怎么解决？有的同志提出用计算机查关键词。以军机处为例，《清史》中涉及这一关键词的内容可能有上千处，实际做起来效果不好，现在看来，这不是一个好办法，我的意见还是要按图索骥。

关于查矛盾的问题，要查大矛盾，小的矛盾可以放过。比如，史表项目中的进士表，收入的进士大概有27000人，这些人都有生卒年。同时，传记项目也涉及很多进士，也会涉及生卒年的问题，其中必然会有一些不一致，有的甚至差别会很大。如果要去解决这些问题，会耗费大量时间。即使查出生卒年月不一致，又如何判定哪个更正确？所以说，在这些小的地方不必花太多功夫，但一些著名的大人物，这些基本信息还是要一致。总之，《清史》中的一些重大矛盾一定要找到，一些小地方不用管它。

今后一年半的工作就是三审，三审的重点是“小改”，不要“大改”。小改，主要包括史料是否有错误，注释是否有错误，文字是否很清楚等。大的结构、大的观点、大的评价，都不必再推倒重来。可以用四个字概括三审工作：“准”，史料准确；“简”，文字简略，不能冗长；“清”，表述清楚；“通”，文字通顺。

重复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重要的问题是遗漏。但我们不能事无巨细都要有，只要大事不遗即可，遗漏小事没问题。以通纪为例，清末英国人两次攻打西藏，一次在甲午战争前夕，一次在1904年，这些问题对后来的中印关系、麦克马洪线等问题都有很大影响，但这两次事件都没有在通纪中出现，这一事件不该遗漏。

三审之后是全书的整合，估计需要一年半的时间。对于这个问题，已经研究多次，我们争取在2018年底完成全部工作。还有一个通读的问题，对此比较犹豫，欢迎发表意见。如果通读，还需要花时间，可能还需要两年，那么先前提到的时间表还需要再延长。

此外，出版问题，涉及装帧、开本、字体大小等，还有每本书署名怎么署，署多少人的名字合适。参加审改的人很多，不能全部署名。一本书的署名不宜过多，至多两三人。署名之事要慎重，避免风波。

另外，我一再强调，目录要与内容一致。我看到的一些二审稿，有的有文章没有目录。有的有目录没有文章。整个目录要重新核对，搞出新的篇目来。这是篇目组的任务。

前言、后记怎么写？大家再讨论。索引一定要做。按理来说，索引应在全书完成之后再做，但实际情况不允许。我们要滚动式做，一边审改，一边做索引，这样速度快、效率高。

注释

[1]2016年3月17日。

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

各位专家，各位委员：

今天大家来到香山饭店参加此次会议，我表示衷心欢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全体会议最初几乎每年召开一次，后来编委会会议精简，有4年时间没有召开。其间，已经有几位委员离开了我们，包括龚书铎先生、程歗先生、李文海先生，他们做了很多工作，做出了很多贡献，我们永远感谢他们。今天，各位委员非常热心，在百忙中抽空参会。章开沅先生长途跋涉，不辞辛劳，冯尔康教授不远万里，非常令人感动。

清史工程已经进行了14年，经过初稿撰写、一审、二审，现在，我们正处在三审阶段，也是终审，这是我们最后的一道程序。经过1000多位专家的共同努力，完成这道程序之后，将有一部有巨大篇幅的超过3000万字的《清史》问世。

我们这些长期在编委会工作的同志，在这个关键时刻，在作品即将问世的阶段，心情很复杂。一方面，经过长期的、那么多人的努力，有了成果，我们是期待、兴奋，愉快；另一方面也担心、不安。经过14年的打磨，我们当然对稿件有所了解，知道优点在哪里，缺点在哪里，但究竟质量如何，坦率说，我们既有信心，又没有把握，忧心忡忡。

这本新修《清史》，内容比较丰富、全面，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原因在于事先做的一些准备。《清史》纂修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董必武先生提议，在20世纪50年代末，吴晗同志就同我谈起过这件事情。“文革”前夕，中宣部召开会议，建立清史研究所，郭影秋同志担任所长，开始筹备编纂工作，但“文革”打断了这个进程。“文革”后，邓小平同志也曾经关心过《清史》编纂，转了一封信给中国社科院，表示需要考虑《清史》编纂。但国家百废待兴，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做保障，《清史》编纂又一次被搁置。进入21世纪之后，经过许多专家再次呼吁，政协提案，中央开始重视。2002年12月在中南海召开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大会，李岚清同志主持，清史工程正式启动，至今将近14年。

清史工程前期已有准备，但并不充分。在资料收集方面投入了很大力量，做了大量工作。启动之后，整理档案150万件，有的公开出版，有的纳入数据库。我们出版了十几亿字的文献资料，翻译诸多外文资料，大大方便了《清史》纂修。对于编纂体例，我们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这部《清史》继承了“二十四史”的优良传统，又进行了各方面的改造、创新。例如，把传统本纪改造成章节体通史，叙述清代近300年的全部历程。传记分成类传与专传。专传包括活跃在清史舞台上的精英人物，类传撰写清代社会各个群体，包括少数民族、宗教、遗民、华侨、妇女等。典志大大扩充了旧史的范围，设立了40个项目。清代社会生活、典章制度非常丰富。晚清已经走向近代化，租界、条约、边疆、海洋等都是旧史中所没有的内容。史表扩充了很多，图录也是新开辟的领域。前史没有图录，古代图片少且不易保存。至清代，图片丰富，后来出现了照相术。我们的图片库收录了20多万张老照片，选了将近1万张图片。

这些创新和突破，不是我们编书人的功劳，是历史本身发展所形成的。清代开启了近代化，工厂、矿山、轮船、铁路、电报、银行、学堂、报刊这些都是新事物。面对列强的侵略，产生了条约、邦交、边疆纠纷、海洋争端。正是历史的发展，才形成了本书的诸多特色。写史的人要跟随历史的脚步前进，如实记录历史的真实。

但在《清史》纂修过程中，我们也面临着非常大的困难。清史时间贯穿比较长，资料浩如烟海、无穷无尽。开始时，我们用了很大精力收集、整理资料，现在还在持续。今年上海图书馆出版了《盛宣怀档案》，明年《梁启超全集》有望出版。此外还有端方档案，我们正在进行整理，还有很多未了的工作。我们出版了《清代诗文集汇编》，800册，篇幅接近《四库全书》。但这也仅仅是清代保留下来的1/10。因为财力、人力的限制，做不了太多。我们虽然集中了上千名专家在工作，但只能窥测到清史资料的一小部分，远远不可能穷尽。清史未来有非常宽广的发展空间，资料方面的限制使很多历史真相看不清楚。

清史是一个新兴学科，分为古代史与近代史两段。清灭亡以前也编纂了很多史书，部头很大，但多为资料书，且只是歌功颂德。民国时期则是一笔抹杀，很难实事求是。虽也有几位老先生踏实的研究，如孟森、郑天挺等，但人数很少。清史研究真正的起点是“文革”之后，到本世纪才蓬勃发展，产生了很多优秀人才以及高水平作品。但毕竟时间短暂，清史涉及的问题非常多，远远没有穷尽，可以利用、吸收的成果还比较少。同时，《清史》的编写者水平有限，特别是编委会领导学识不够，理论水平不高，看问题不准确，造成书稿上出现一些错误与不足。

我们清楚这本书的优点与缺点，但有些还不能完全看清楚。总之，在收尾阶段，还有两年多的时间可以打磨。三审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集中力量，抓住重点，奋力攻坚，消灭错误。

古语言，行百里者半九十，一件事快要成功的时候，一定要专心致志、竭尽全力，不能功亏一篑，我们现在正处在这样的阶段，希望得到各位的关心、帮助、督促。希望编委会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小心、用心、耐心地做好收尾工作，不辜负国家的委托与人民的希望。谢谢大家。

注释

[1]2016年6月18日。

在各组工作汇报会议上的讲话[1]

听了各组的汇报，感觉这段工作进展不错。去年习总书记对清史工程的批示，对编委会工作起到了很大的鼓舞、推动作用。总书记从编纂质量、进度以及意义等方面都肯定了《清史》，大家学习得很认真，工作很积极，成效很明显。今天我来看到12本已经印好的典志稿，很高兴。希望各组能加快进度，书稿完成之后就一批一批提交出版社，在这个环节上不耽误时间。今天大家汇报得很好。

我虽然看了很多书稿，但都是初审稿、二审稿，现在不能下完全结论。虽然肯定也有缺点，但总的感觉是一次比一次好，审改工作对质量的提升作用非常明显。我们花了六七年的时间写稿，用了五六年的时间审稿，审稿时间很长，达到现在这样一个程度，很不容易。当前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要准备5月份的会，是领导小组会与编委会一起开，领导小组以前开会很少，这次我们要重视，要很充分地准备。

刚才听了汇报，通纪部分总体来讲还可以，但不是十分令人满意。对于第七卷，我曾想重来一遍，但仔细考虑不行，时间、人力不够，还不一定写得更好。只能是部分修改。现在看来，效果也不是特别好。也想过自己写，但精力不济。

关于典志的三个志。《商业志》毛病很多，不好改，而且涉及抄袭问题，留下来是隐患，我建议壮士断腕，放弃。《礼乐志》可以保留。《礼志》勉强保留也可以，可能遭到外界批评，但也没有办法。《艺文志》，从20万种书中挑出5万种，数量非常大。现在看来，清代书的数目要比我们所知的还要多。我们现在的这个《艺文志》超过《清史稿》，从数量上是超过，比其他的都好，这是我们《艺文志》的价值所在。想挑出错误也不容易，很多人看不到原书。我认为，对于《艺文志》，搞到什么样子算什么样子。典志数量大，稿件质量也不错，是《清史》半壁江山。出版社在质量上也能起到把关作用。总之，对于那些决定要砍掉的项目，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以便应对。

传记也不错，最近在看光绪朝部分，用了很多档案、笔记。我们写的很多人物还是很有意思的，如围棋人物，一些我都不知道。传记项目最重要的是排序问题，以什么为排序标准？传记目录的排序对于整个《清史》排序也是一个重要的基础。

图录一共14本，我要求图录的文字简单明了，通顺，准确。编委会领导应分工看稿，做好把关。

另外，我们现在要思考这个领导小组会议怎么开。初步的想法是会议要开得实在一点，不要太空，要有效果。重要的是对稿件做出自我评价，应实事求是。不拔高，不夸大成绩，不抹杀。我认为，要准备几份材料。首先是一份是全书总目录，目录上要有书目名称、卷数、册数，这个由谁负责，要明确。各组要提供相关内容，包括主持人（单位、职称）、审改者等丰富信息。作者来自五湖四海，还有不少参加清史工程的人员都要在目录中体现出来。以前档案、编译、出版的成果，也应有一个总目录。我们前期花了很大精力做这些事情，包括研究丛刊、编译丛刊、《清史镜鉴》等，要把这些成果表现出来。可以把《清史镜鉴》送给参会者。此外，还需要准备一个报告，主要讲三审的工作。

下一步的工作是整合。清史工程是一个整体，以前是零件，现在是在组装，要有秩序地牢固组装。整合就是编目，包括署名，内容太多，不要乱。篇目部分我看到有些是有目无文，有些有文无目。前言、概述、序言的说法也不统一，整合过程中就是要统一，大家要按照这些做工作。我们以后可以按顺序交稿，这样比较清楚，在向人民出版社提交稿件的过程中，要做好交接工作，具体经办人要签名。关于索引，要及早做，恐怕到时会来不及。在会议上，我可以做一个简短的发言。

注释

[1]2017年4月13日。

在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

尊敬的树刚部长，尊敬的各位委员，女士们、先生们：

感谢各位在炎热的夏天来参加会议。有的同志远道而来，张岂之先生从西安赶来，冯尔康同志从天津赶来，姜义华先生从上海赶来，我深受感动，对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祝愿大家身体健康，心情愉快。

现在《清史》编写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阶段，三审工作马上结束，同时已经进入了全书的整合工作，规模巨大的《清史》即将诞生，明年可以完成稿件。这部大书约有2100人参加，包括基础工程与主体工程。基础工程是为修史而收集的档案、文献与翻译各种资料。主体工程包括100多卷，是一个全国性的各方面专家集体奋斗的成果。清史工程从提出以来，已经有66年。最早提出这一建议的是董必武同志，他向中央建议编纂一部党史、一部清史。但当时国家百废待兴，不具备条件。随后，1959年、1965年、1982年三次提出启动，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等事件的干扰，始终未能成功。1982年的那次因为人员、经费等问题，也再次搁浅。这期间，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都过问、关心过《清史》纂修工作。我们的学术界前辈周扬、吴晗、郭影秋等也都为《清史》纂修做了很多工作，但客观条件不成熟，几起几落。

直到2002年12月，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岚清联名签署，在中南海召开会议，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工程正式启动，到现在已经有15年之久。习近平总书记非常了解、非常关心、非常注意清史工程进展，曾经几次过问，我也曾送过几次材料。去年，总书记做出重要批示，要求我们加强统筹协调，坚持质量第一，加快工作进度，严格把关。精益求精，确保早日编出一部无愧前人、启迪后人的信史、良史。习总书记对我们的期望很高，这个批示对清史编纂是非常有力的推动。专家们深受鼓舞，工作热情再次被调动，工作进度进一步加快。

在《清史》编纂过程中，我们一直牢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决反对唯心主义，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反对历史无用论。人类历史进程复杂，清代近300年历史比较漫长，而且已经与世界历史联系在了一起。这一时期，不仅有封建主义，还有帝国主义，产生了无产阶级与软弱的资产阶级。清史离今天最近，历史既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也是人类智慧的宝库。现今存在的很多问题大多可以从过去寻找答案。历史之因，现实之果。要理解现实问题，就要了解过去是如何发生、发展的。今天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要了解社会主义国情、民情，就必须了解历史。只有走上正确的道路，才能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清史》即将完成，我已91岁，担任主编15年，耄耋之年，全力以赴。这15年来，我时刻注视着《清史》、关心着《清史》、呵护着《清史》，几乎废寝忘食。从开始的规划、设计、篇章安排、结构处理、宗旨、观点的讨论、事实的确定，我都小心翼翼，鞠躬尽瘁，坚持到底。我现在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是期待，也有一定的信心。我认为，《清史》在各位专家的共同努力下，已经接近时代最前沿，这是欣慰的一面。另一方面，我也惶恐不安。由于我们理论水平不高，知识不广，眼光不远，也难免有一些缺陷与不足，必然影响到《清史》的编纂质量。在今后的一年中，我们一定要鼓足干劲，全力以赴，奋斗拼搏，寻找问题，深入研究，使《清史》稿件在整体与局部方面更进一步提高，确保它能够成为后人借鉴的信史、良史，不辜负总书记对我们的厚望。谢谢大家。

注释

[1]2017年5月27日。

在编委会组长会议上的讲话[1]

我刚才听到大家的汇报，各组都能如期完成它们的任务，比较满意。我们这部书稿目前总共100卷，非常好，可以称为百卷清史，我希望不要再变动了。今天开这次会，主要讨论的内容是如何给中央送出一部内容完整的、统一的、没有错误的稿子，而且要求和正式出版前的稿子基本一样。

今天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清史》稿子的扉页怎么写？如，扉页上是写清史编纂委员会呢，还是写清史领导小组呢，或者是写清史中心呢？如果都写，怎么写？写到什么程度？今天定下来。除此之外，编委会各主体组和其他辅助组如何写进去？这些问题想和大家讨论一下。

第二个就是前言问题，现在正在起草，据说已经完成一半以上了，要求7月25日完成。写完后，要印出来，让大家来改。这个不叫序言，而是叫前言，序言与前言的性质是不同的。前言是要写明这本书的写作缘由，中间经过了三起三落；还要写明编纂委员会成立之初做了哪些工作，我们《清史》初稿写好后是如何审改的；还要写明我们最后这本书稿的收官过程。前言并不是要写这本书的内容概述。前人写的古书基本上都没有写序言，我们要明白古人的用心。而且我们这本书的前言内容要求不要太多，2万多字就可以了。

要把《清史》编纂的过程写清楚。《清史》编纂可谓三起三落，第一阶段是50年代末董必武提议，委托吴晗考虑，最后毛主席和周总理同意了。第二阶段是“文化大革命”前夕，编写《清史》的工作中央交给了郭影秋同志，但后来影秋同志去世，这个事情没做成。第三阶段是长沙会议上提出写《清史》。第四阶段是2001年我在报纸上写了一篇关于《清史》纂修的文章，后来李文海和王晓秋分别在重要场合提议，最后《清史》纂修的工作才得以落实。这项工作原本打算由国务院秘书处负责领导，但是由于秘书处工作繁忙，最终交由文化部主管。

这部分内容不要太多，主要突出写《清史》这部书稿得到了中央的重视、关心和专家同志们一直以来热情的呼吁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前言要写好，很重要。

《清史》纂修的最初3年是组织专家队伍、调查研究和准备史料阶段。组织队伍工作我是委托王江把清史的人才汇集在一起供大家参考。大家在全国各地进行了调查研究。这个阶段要把准备史料工作强调出来，编史一定要重史料。第二阶段是搞项目制，几千人如何工作呢？需要立项目、招标。我们了解哪个专家擅长哪方面，就请他来当项目主持人。第三阶段就是审改工作，我们是如何进行审改的，而且审改工作经过了三四年。最后就是我们现在的收官结尾阶段，主要工作是查重、调整目录阶段。

注释

[1]2018年7月10日。

版权信息

书名：书评书序

作者：戴逸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11

ISBN：978-7-300-26410-3

价格：59.00元

目录

CONTENTS

摛藻堂《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影印序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档案丛刊”总序

《清代人物传稿》序言

《清通鉴》序言

《午亭文编》序

《李鸿章全集》序言

《恽毓鼎澄斋日记》序言

《清代浙东经史学派资料选辑》序

《名臣奏表八十八篇》序言

《尚氏中国古代通史》序言

艰难的里程 深刻的教育——读吴玉章同志的回忆录

研究清史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推荐《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

一部传记体裁的清史巨著

《顾炎武论考》序言

《李定国纪年》再版序言

读李燕光、关捷的新著《满族通史》

《清兵入关与中国社会》序言

读《少年天子》

《漂落异域的民族》序言

《清代蒙古政教制度》序言

《清代前期西部边政史论》序言

《清帝东巡》序言

龙庭亦是豪游地 海月边霜未觉愁——《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序言

清代黑龙江将军与东北边疆治理——《清代黑龙江将军传丛书》序

《明清史学术文库》序言

《清人笔记随录》序言

《考证学集林》序言

《清集簿录》序言

《中华明清珍档指南》序言

《清代学术与文化》序言

《汉宋之间：翁方纲学术思想研究》序

评《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

《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序言

《翁同"传》序言

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太平天国史论文选》前言

《近代中国灾荒纪年》序言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序言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序言

我国近代会党史研究的新成果——评《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

慷慨悲壮的历史画卷

《山海集》序言

《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序言

《湖湘文化传统与湖南维新运动》序言

序《谭嗣同与晚清士人交往研究》

《梁启超评传》序言

投身革命 调适佛儒——荐《黄宗仰传论：出世入世间》

胡华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

中国留学教育的光辉道路

《中国近现代教育家系统研究》序言

近代开发西部的历史足迹——读《西部开发历史回顾》

早期革命史上的瑰丽诗篇——读张惠芝《“五四”前夕的中国学生运动》

翔实·公允·清新——评《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上册

《海外侨团寻踪》序言

《百年浮沉》序言

《学与思的足迹》序言

《国耻备忘录》序言

《清史镜鉴》序

展示中华文明的瑰丽画卷——读十卷本《中华文明史》

《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序

《东瀛义士——川喜多大尉传奇》序言

一段不能忘记的历史——序《台湾同胞抗日五十年纪实》

《日本历史教科书风波的真相》序言

《齐良迟花鸟画集》序

历史巨人的足迹——读《开国总理周恩来》

《中华美德贤文》读后感

以碑说史——《中国百年历史名碑》读后

《常熟市志》序言

名城佳志 历史见证——《重修常昭合志》评介

《常熟历史文化研究》序

《江阴历史名人漫记》序言

《北京安徽会馆志稿》序

《北京宣南历史地图集》序言

《近代京华史迹》序言

《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序

东北地域文化论——《东北历史与文化论丛》序

中国经济的千年态势与复兴之路——读安格斯·麦迪森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

义和团廊坊大捷

百年奋斗的历程

摛藻堂《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影印序[*]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160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从乾隆三十七年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历时7年，共征集图书12 237种；然后由四库馆臣对内府藏书以及从各地征集的图书进行校订，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其中，应抄、应刻之书被认为是合格的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而应存之书则不能收入《四库全书》，仅仅是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存目。《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收入图书3 457种，凡79 070卷，装订成36 000余册，6 752函，成为中国历史上卷帙最多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的编纂抄写历时十余年，共抄出7部，全书底本藏于翰林院，第一部抄本藏于文渊阁，其他六部分别藏于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热河文津阁，是为北四阁；镇江金山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杭州西湖文澜阁，是为南三阁。

当乾隆帝下诏开馆征书时，他已是63岁高龄的老皇帝了，这项浩大的工程能否在他有生之年完成，他自己也没有把握。用他的话说：“朕临御已三十余年，亦望七之岁矣，斯事体大物博，时略嫌迟”，于是乾隆帝便有了依照全书体例，另编一套卷帙较少的丛书的想法。同年五月初一日，乾隆帝颁下谕旨，以全书卷帙浩如烟海，不易检索为由，命在《四库全书》中“撷其菁华，缮为《荟要》，其篇式一如《全书》之例”。随后，便另外设立了《钦定四库全书荟要》修书处。至乾隆四十三年，《钦定四库全书荟要》第一部缮写完毕，保存在坤宁宫后御花园内的摛藻堂。两年以后又缮出第二部，存于长春园味腴书屋。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焚圆明园，味腴书屋所藏《钦定四库全书荟要》被焚毁。藏于摛藻堂的《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则成为世间孤本。庚子事变，八国联军进北京，京城再遭劫掠，《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或存或亡竟至毫无消息。

1924年，北洋政府组织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接收清点清廷文物图书，清点过程中，在故宫内发现了与其他字画杂物放置在一起的《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所幸该书不仅完整无缺，而且触手如新。在战乱频仍的年代，这部世间孤本竟得以保存下来，可谓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幸事。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政府把《钦定四库全书荟要》连同故宫文物运至西南，全国解放前夕，又把《钦定四库全书荟要》运到台湾。1985年，台湾世界书局将此书影印出版，精装16开本，共500册。由于《钦定四库全书荟要》的编纂宗旨不似《四库全书》那样面向民间，而仅供皇帝御览，所以该书有着《四库全书》无法与之相匹的特点。

如前所述，《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几经战火，已经是天壤间硕果仅存的珍品。由于清廷十分重视这部丛书，修书务求精美而不计资费。据目睹此书的台湾学者说，《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字体端严劲挺，纸白墨润，装潢考究”，这一点完全可以从世界书局的影印本中得到证实。

清代编纂《四库全书》的主要目的，在于搜集逸书，其结果必然是卷帙浩繁，“检玩为难”，而《钦定四库全书荟要》的编纂却是为了供皇帝一人御览，故其旨在于精而不在于多。所选图书均为先秦至清代久享盛名的图书精品，其思想学术、义理辞章俱属上乘。可以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华尽备于斯。

自康熙时兴起的文字狱，到乾隆时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乾隆帝在诏令修《四库全书》的时候，也同时敕令对图书的内容严加审查。在这一意义上，清修《四库全书》，虽对保留、整理中国传统文化有所贡献，但与此同时，《四库全书》中也有相当一些图书文献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由于《钦定四库全书荟要》仅供皇帝御览，因此，其所收图书在内容上也就务求完整，没有大量删改的必要。由于这一原因，《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收入图书种类虽然仅仅是《四库全书》的七分之一，而册数却近乎《四库全书》的三分之一，在原本保存、内容真实方面，《钦定四库全书荟要》胜于《四库全书》。

在《钦定四库全书荟要》编纂过程中，据以缮写的底本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内府刊刻本，这些刻本主要来自清内府图书刊刻机构武英殿；二是内府所藏历代善本和抄本；三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以后在民间征求到的书籍。在内府藏本和民间奉献的遗书中自然不乏宋元时期的旧本。再由于修书馆臣和誊录、校对的人员都具有相当的学识，他们缮写精细，校勘、核对精审，从而使得《钦定四库全书荟要》较少有错谬之处。时至今日，《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据为底本的许多宋元刻本已经不复存在，这就更突显了《钦定四库全书荟要》版本的珍贵。

注释

[*]原载《光明日报》，2005年7月25日。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档案丛刊”总序[*]

2002年8月，国家批准建议纂修清史之报告，11月成立由14部委组成之领导小组，12月12日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编纂工程于焉肇始。

清史之编纂酝酿已久，清亡以后，北洋政府曾聘专家编写《清史稿》，历时14年成书。识者议其评判不公，记载多误，难成信史，久欲重撰新史，以世事多乱不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领导亦多次推动修清史之事，皆因故中辍。新世纪之始，国家安定，经济发展，建设成绩辉煌，而清史研究亦有重大进步，学界又倡修史之议，国家采纳众见，决定启动此新世纪标志性文化工程。

清代为我国最后之封建王朝，统治中国268年之久，距今未远。清代众多之历史和社会问题与今日息息相关。欲知今日中国国情，必当追溯清代之历史，故而编纂一部详细、可信、公允之清代历史实属切要之举。

编史要务，首在采集史料，广搜确证，以为依据。必借此史料，乃能窥见历史陈迹。故史料为历史研究之基础，研究者必须积累大量史料，勤于梳理，善于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进行从科学之抽象，上升为理性之认识，才能洞察过去，认识历史规律。史料之于历史研究，犹如水之于鱼，空气之于鸟，水涸则鱼逝，气盈则鸟飞。历史科学之辉煌殿堂必须岿然耸立于丰富、确凿、可靠之史料基础之上，不能构建于虚无缥缈之中。吾侪于编史之始，即整理、出版“文献丛刊”“档案丛刊”，二者广收各种史料，均为清史编纂工程之重要组成部分。一以供修撰清史之用，提高著作质量；二为抢救、保护、开发清代之文化资源，继承和弘扬历史文化遗产。

清代之史料，具有自身之特点，可以概括为多、乱、散、新四字。

一曰多。我国素称诗书礼义之邦，存世典籍汗牛充栋，尤以清代为盛。盖清代统治较久，文化发达，学士才人，比肩相望，传世之经籍史乘、诸子百家、文字声韵、目录金石、书画艺术、诗文小说，远逸前朝，积贮文献之多，如恒河沙数，不可胜计。昔梁元帝聚书14万卷于江陵，西魏军攻掠，悉燔于火，人谓丧失天下典籍之半数，是5世纪时中国书籍总数尚不甚多。宋代印刷术推广，载籍日众，至清代而浩如烟海，难窥其涯涘矣。《清史稿·艺文志》著录清代书籍9 633种，人议其疏漏太多。武作成作《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增补书10 438种，超过原志著录之数。彭国栋亦有《重修清史艺文志》，著录书18 059种。近年王绍曾更求详备，致力10余年，遍览群籍，手抄目验，成《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增补书至54 880种，增加书目超过原志4倍半，此尚非清代存留书之全豹。王绍曾先生言：“余等未见书目尚多，即已见之目，因工作粗疏，未尽钩稽而失之眉睫者，所在多有。”清代书籍总数若干，至今尚未能确知。

清代不仅书籍浩繁，尚有大量政府档案留存于世。中国历朝历代档案已丧失殆尽（除近代考古发掘所得甲骨、简牍外），而清朝中枢机关（内阁、军机处）档案，秘藏内廷，尚称完整。加上地方存留之档案，多达2 000万件。档案为历史事件发生过程中形成之文件，出之于当事人亲身经历和直接记录，具有较高之真实性、可靠性。大量档案之留存极大地改善了研究条件，俾历史学家得以运用第一手资料追踪往事，了解历史真相。

二曰乱。清代以前之典籍，经历代学者整理、研究，对其数量、类别、版本、流传、收藏、真伪及价值已有大致了解。清代编纂《四库全书》，大规模清理、甄别存世之古籍。因政治原因，查禁、篡改、销毁所谓“悖逆”“违碍”书籍，造成文化之浩劫。但此时经师大儒，联袂入馆，勤力校理，尽瘁编务。政府亦投入巨资以修明文治，故所获成果甚丰。对收录之3 000多种书籍和未收之6 000多存目书撰写详明精切之提要，撮其内容要旨，述其体例篇章，论其学术是非，叙其版本源流，编成200卷《四库全书总目》，洵为读书之典要、后学之津梁。乾隆以后，至于清末，文字之狱渐戢，印刷之术益精，故而人竞著述，家娴诗文，各握灵蛇之珠，众怀昆冈之璧，千舸齐发，万木争荣，学风大盛，典籍之积累远迈从前。唯晚清以来，外强侵凌，干戈四起，国家多难，人民离散，未能投入力量对大量新出之典籍再做整理，而政府档案，深藏中秘，更无由一见。故不仅不知存世清代文献档案之总数，即书籍分类如何变通、版本庋藏应否标明，加以部居舛误，界划难清，亥豕鲁鱼，订正未遑。大量稿本、抄本、孤本、珍本，土埋尘封，行将澌灭。殿刻本、局刊本、精校本与坊间劣本混淆杂陈。我国自有典籍以来，其繁杂混乱未有甚于清代典籍者矣！

三曰散。清代文献档案，非常分散，分别庋藏于中央与地方各个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教学研究机构与私人手中。即以清代中央一级之档案言，除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1 000万件以外，尚有一大部分档案在战争时期流离播迁，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此外，尚有藏于沈阳辽宁省档案馆之圣训、玉牒、满文老档、黑图档等，藏于大连市档案馆之内务府档案，藏于江苏泰州市博物馆之题本、奏折、录副奏折。至于清代各地方政府之档案文书，损毁极大，但尚有劫后残余，璞玉浑金，含章蕴秀，数量颇丰，价值亦高。如河北获鹿县档案、吉林省边务档案、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河南巡抚藩司衙门档案、湖南安化县永历帝与吴三桂档案、四川巴县与南部县档案，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之鱼鳞册，徽州契约文书，内蒙古各盟旗蒙文档案，广东粤海关档案，云南省彝文傣文档案，西藏噶厦政府藏文档案等，分别藏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甚至清代两广总督衙门档案（亦称《叶名琛档案》），被英法联军抢掠西运，今藏于英国伦敦。

清代流传下之稿本、抄本，数量丰富，因其从未刻印，弥足珍贵，如曾国藩、李鸿章、翁同龢、盛宣怀、张謇、赵凤昌之家藏资料。至于清代之诗文集、尺牍、家谱、日记、笔记、方志、碑刻等，品类繁多，数量浩瀚，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天津、武汉及各大学图书馆中，均有不少贮存。丰城之剑气腾霄，合浦之珠光射日，寻访必有所获。最近，余有江南之行，在苏州、常熟两地图书馆及博物馆中，得见所存稿本、抄本之目录，即有数百种之多。

某些书籍，在中国内地已甚稀少，在海外反能见到，如太平天国之文书。当年在太平军区域内，为通行之书籍，太平天国失败后，悉遭清政府查禁焚毁，现在中国，已难见到，而在海外，由于各国外交官、传教士、商人竞相搜求，携赴海外，故今日在外国图书馆中保存之太平天国文书较多。20世纪内，向达、萧一山、王重民、王庆成诸先生曾在世界各地寻觅太平天国文献，收获甚丰。

四曰新。清代为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之过渡阶段，处于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之中，产生一大批内容新颖、形式多样的文化典籍。清朝初年，西方耶稣会传教士来华，携来自然科学、艺术和西方宗教知识。乾隆时编《四库全书》，曾收录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利玛窦《乾坤体仪》，熊三拔《泰西水法》《简平仪说》等书。迄至晚清，中国力图自强，学习西方，翻译各类西方著作，如上海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译书馆所译声光化电之书，后严复所译《天演论》《原富》《法意》等名著，林纾所译《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文艺小说。中学西学，摩荡激励，旧学新学，斗妍争胜，知识剧增，推陈出新，晚清典籍多别开生面、石破天惊之论，数千年来所未见，饱学宿儒所不知。突破中国传统之知识框架，书籍之内容、形式，超经史子集之范围，越子曰诗云之牢笼，发生前所未有之革命性变化，出现众多新类目、新体例、新内容。

清朝实现国家之大统一，组成中国之多民族大家庭，出现以满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傣文、彝文书写之文书，构成为清代文献之组成部分，使得清代文献、档案更加丰富，更加充实，更加绚丽多彩。

清代之文献、档案为我国珍贵之历史文化遗产，其数量之庞大、品类之多样、涵盖之宽广、内容之丰富在全世界的文献档案宝库中实属罕见。正因其具有多、乱、散、新之特点，故必须投入巨大之人力、财力进行搜集、整理、出版。吾侪因编纂《清史》之需，贾其余力，整理出版其中一小部分；且欲安装网络，设数据库，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贮存、检索，以利研究工作。唯清代典籍浩瀚，吾侪汲深绠短，蚁衔蚊负，力薄难任，望洋兴叹，未能做更大规模之工作。观历代文献档案，频遭浩劫，水火兵虫，纷至沓来，古代典籍，百不存五，可为浩叹。切望后来之政府学人重视保护文献档案之工程，投入力量，持续努力，再接再厉，使卷帙长存，瑰宝永驻，中华民族数千年之文献档案得以流传永远，沾溉将来，是所愿也。

注释

[*]原载《戴逸自选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末署2004年。

《清代人物传稿》序言[*]

历史是人类自觉活动的产物。一切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活动，都是人所策划、人所参与、人所进行的。离开了人，就无所谓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一书中写道：“‘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卷，118～1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历史上的任何辉煌业绩都是由人类完成和创造的。每个个人都参加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因而必定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对历史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当然，就单个个人而言，在多数场合下影响总是很微小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个人的力量和作用常常会相互抵消，被淹没在波涛汹涌的历史的汪洋大海之中。只有集中和代表着许多个人的意志和行动，亦即阶级的、集团的意志和行动才是强有力的，才能够在历史的戥盘中显示出分量。

历史唯物主义从来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要着重研究各个阶级、各个集团的利益、性格、意向、行为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斗争，这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动力。但我们一点也不抹杀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杰出的个人正是群众利益的代表者，群众意志的体现者，群众行动的组织者。杰出的历史人物最善于体察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群众的意愿，最能够反映本阶级的利益，把社会发展已经成熟了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并且能够动员和组织群众，为实现某个历史目标而努力奋斗。个人的行动可以在历史上发生巨大的作用，加速或延缓社会的发展。他的意志、才能、性格、作风、爱好都会影响具体事件的发生、发展，使得历史的进程打上个人品质的印记，而具有特殊的外貌。历史发展有其客观必然性，但这种必然性离不开个人因素的偶然性，必然性要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如果不是许多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人的活动，历史本身将不复存在，也就没有历史的必然性。马克思说：“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版，第4卷，3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因此，历史研究离不开对一个个人物进行具体的研究。过去的历史书籍详细地记载了许多人物的思想和行动，以此作为主要内容。例如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所开创的“纪传体”史书就是这样。一部二十四史，绝大部分是人物的传记，其中保留有各个时期、各种人物的大量生动丰富的记录，这是我们宝贵的历史遗产。应该说，研究历史人物个人的生活经历、言论行事和品格特征是历史学家的职责。

正是因为这样，我们编写了这部《清代人物传稿》，希望通过对形形色色的人物的剖析，更深入地理解清代的历史。清代离现在的时间很近，和现实息息相关。有清一代三百年的历史是一个天翻地覆、动荡剧烈，发生了重大转折的时期。曾经创造了古代灿烂文明的封建的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欧国家，终于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灾难深重，与之进行了激烈的反抗。中国在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暴风雨中摸索前进。当然，清代的三百年，也有它的成就和业绩，经济上繁荣兴盛，达到了封建经济的高峰；政治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思想文化上成果累累，创造辉煌。众多的人物活跃在清代历史的舞台上，演出了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这些人物，有的叱咤风云，顺应历史的潮流，不愧是站在时代前头的英雄；有的杀身成仁，为国家和民族的生存而英勇献身；有的矢志革新，以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复兴为己任；有的以创造性的科学技术成果和思想文艺作品造福人民，嘉惠后世。但也有的干了卑鄙龌龊的勾当，留下不光彩的名声，成为历史的小丑和民族的罪人。不了解一个时代众多形形色色人物的活动，也就不会了解这个时代。记述和研究清代人物的经历、行事、思想、贡献以及他们的品德、才能、作风、爱好等，将给人以有益的启发和借鉴，将是从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去透视有清一代的历史。

已有的清人传记很多，可谓汗牛充栋，但今天仍有根据新观点、新体例重新进行编写的必要。现存的清人传记汇编，如《清史稿》，《清史列传》，《国朝耆献类征》，《碑传集》正、续、补编，《八旗通志》，《清儒学案》，《满汉名臣传》，等等，都卷帙繁富。另外，文集、地方志、野史、笔记、家谱中还有很多传记、行状、逸事、墓志铭、神道碑等等。我们根据71种清人传记汇编做了粗略的计算，有传记可寻的清代人物有四万多人，这还是很不完全的统计，地方志和文集中的很多传记尚未全部包括在内，实际数目还要大大超过。这样丰富浩瀚的清人传记资料是我们在工作时必须认真采择、精心吸取的，不充分利用这一巨大的宝藏，就不可能写成高质量的《清代人物传稿》。但是，已有的传记存在着不少缺点，不能适应今天的需要。我们要写的人物传，不是旧传记的选录、拼凑或简单改写，两者在指导思想、体例风格、评价标准、写作目的方面是完全不同的。对于过去的传记，我们应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而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批判地继承、利用。

已有的清人传记有如下一些重大的缺陷。第一，传记选录和评价人物的标准是按照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拟定的，所以达官贵人、忠臣孝子、贞女节妇充斥于旧史传中，并被大加颂扬，其中很多并不是重要人物。第二，散见于文集、家谱中的大量传记，很多是“谀墓”之作，为了夸耀父祖或朋友的功德，竞立佳传，隐恶扬善，颂词盈篇，沽名钓誉，其真实性是可疑的。第三，许多传记形成刻板的写作公式，枯燥地记录传主的仕途经历、官职升转，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缺乏特色，较少对本人的事业、言行做生动、具体的记述，更少对人物的精神面貌、内心世界进行深入的探索。第四，清人的传记虽很多，有一人而数传、十数传的，但很多却是辗转相袭，大同小异，改头换面即成新传，内容重复，文字雷同。第五，真正在历史上起作用的许多重要人物，旧的史传中却记载很少，语焉不详。如农民起义的领袖，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人物，才能卓越的妇女，有贡献的科学家、技术家、发明家，以及华侨、实业家、工匠、民间艺人、医生、拳师、僧道喇嘛、宗教人士等等。今天，要为这些人编撰传记，深感资料缺少。

正因为已有的清人传记有上述缺陷，我们才组织了《清代人物传稿》的编写。所收人物的时间，起于努尔哈赤在东北兴起，迄于辛亥革命、清朝覆亡。将网罗和记述这三百多年间比较重要的各方面人物，估计有2 000人，篇幅暂定20卷，全书分为上、下两编，齐头并进，分别出版。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只有遵循这一科学的思想，历史才能够成为真正的科学，我们才能够透过纷纭复杂的现象去认识历史的本质，才能够正确地记述和评价各种历史人物。我们将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从实际出发，详细地占有材料，经过认真的研究，力求真实地、公正地反映历史人物，做到“求实”和“存真”。真实性是任何历史著作的灵魂，我们应该秉笔直书，言必有据，还历史人物以本来的面貌，不能虚构夸大，随意剪裁取舍，或者用现代人的模型去想象、改铸、评价古人。这部传记以记事为主，寓论于史，少发议论，实事求是地评价人物，不苛求，不溢美，不隐恶。历史人物都是环境的产物，要如实地反映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思想、行动、性格，使人理解为什么恰恰在这一时代，恰恰在某个特定阶级、阶层之中，出现了这样一些历史人物。

作为历史传记，在尊重真实的前提下，还要求记述生动，文辞优美。我国许多优秀的历史传记，本身又是文学作品，写得文采风流，人物形象鲜明，栩栩如生。达到这样的水平当然是很不容易的，但无论如何，科学内容和优美形式的结合应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我们的水平有限，人力不足，缺乏经验，编写这样一部大型的人物传记必定会碰到很多困难。我们将全力以赴，团结一致，谨慎从事，有计划、有步骤地分工协作。我们将邀请众多各方面的专家一起来参加编写，只有依靠集体的力量和智慧，才能够构筑、绘制这一漫长、丰富而绚丽多彩的清代历史人物的画廊。目前，这一工作正在进行，《清代人物传稿》的上编和下编各写成了第一卷，分别由中华书局和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期待专家和读者对本书进行批评、帮助，以利于我们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继续前进，努力去完成今后更繁重的编写任务。

注释

[*]原载《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

《清通鉴》序言[*]

历史是已经消逝了的人物、事件、典章制度的汇集。各个阶级、各个群体、各个人物在历史舞台上进行活动，扮演种种不同的角色，或则伟大，或则渺小，或则光彩，或则丑陋，给后世的人们造成继续生存和发展的新环境。由此世代延续，流淌而成漫长、曲折的历史长河。人们总是要回顾这条长河的源头，现实包孕在过去之中，是从过去发展而来，要正确地认识现实，必须追溯源头，了解过去。我们的祖先是怎样在漫长的岁月中披荆斩棘，拼搏奋斗，历尽艰险，才取得进步，创造了今天的新天地？历史向我们详尽地诉说这一切，诉说先辈们的苦难和忧虑、探索和努力、成就和挫折、经验和教训。

因此，历史是一部生活的教科书，人们总是从先辈的经历中学会如何面对今天的问题，去开辟未来的道路。一个国家和民族，为了更好地前进就必须经常温习历史，回顾过去。当然，历史的条件、场景迅速在变换，不可能出现一模一样的人和事，因此，历史的经验教训不能一成不变地生搬硬套。但滚滚流淌的历史长河中又会不时地出现许多相似之点，某些历史场景在不同的条件下会一再重复出现，因此，治理邦国、整饬吏治、建立制度、制定政策、进行战争、运用战略、保护良善、惩治邪恶、发展生产、整顿社会又有着普遍的规律和共通的法则。人们从学习和研究历史中了解并熟知这些规律、法则，并加以运用，推动着历史的前进。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光辉传统的国家，历代中国人勤于修史，善于学史。宋朝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开创了通鉴体历史著作。宋神宗御制序言中称：“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荒坠颠危，可见前车之失；乱贼奸宄，厥有履霜之渐。《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封建社会中人们研究和撰写历史的目的和今天不完全一样，但以史观政、以史褒贬、以史为鉴、以史育人则是一样的。

继司马光之后，清代毕沅撰写《续资治通鉴》、夏燮撰《明通鉴》，使通鉴体史书一脉相承地传续下来，丰富了史学著作的园地。有清一代三个世纪的历史，史料浩如烟海，内容尤为重要，但大规模的整理撰述工作尚待进行，迄今还没有一本较详尽的通鉴体史书。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在山西人民出版社的支持和协助下，决定撰写《清通鉴》，网罗三百年史迹，详其史实，著其人物，明其典章制度，考其记载同异，述一代之盛衰，究世事之治乱，示过往之教训，揭历史之规律。清朝灭亡至今尚不到一百年，距今天极为切近，与现实紧密衔接。清代历史十分重要，在其后期，中国受外国的侵略，从独立的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出现了微弱的近代工业和商业，初步建立了近代军队和近代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制度。尽管步履蹒跚，但古老的中国在缓慢地前进，经历了许多艰难曲折，走上革命道路，推翻了旧社会，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历史形成了20世纪的旧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落后，国家受欺，人民贫穷，文盲充斥，生产力水平和文化教育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必定会碰到更大的困难，要付出更艰巨的努力和更漫长的时间。只有认清和把握历史形成的中国国情，我们才能真正懂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政策，才能从历史中汲取智慧，鼓舞勇气，明辨方向，坚定我们前进的决心和信心。

本书编纂时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历史事实无限丰富，且十分丛杂。我们从繁复纷纭的历史资料中选取较重要者，编次排比，略其枝叶，显其本质，辨其同异，正其讹误。我们致力于叙述史事的过程、原委，我们的历史观点和态度即寓于史事的陈述中，事实正确而清晰，是非曲直，已在其中。通鉴属编年体史书，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按年月编排，唯重大史事适当地集中，或回溯，或延伸，追踪其来龙去脉，使首尾完整，一目了然。文字则使用浅显文言，以收文损事增、明晰易懂之效果。重要人物撰有小传，大多系于其逝世年月之下。

我们力求使本书吸收近年来清史研究之主要研究成果，反映三百年清朝历史的真实面貌，给读者以较丰富、较切实之清史知识。但由于水平所限，编纂的时间仓促，必定有许多不足与讹误之处，期望读者和专家们不吝教正。

注释

[*]原载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

《午亭文编》序[*]

陈廷敬（1639—1712），山西泽州（今山西阳城县）人，清顺治十五年进士。在此后五十多年的仕途生活中，他一路升迁，青云直上。曾供职于翰林院、南书房、都察院以及吏、户、礼、刑、工各部，直至康熙四十二年出任文渊阁大学士。位极人臣，是一位“太平宰相”。康熙五十一年病逝，年七十五。

康熙皇帝曾任用一批汉族文人学士，赐以高官，委以重任，其中一些人参加了南书房。南书房是皇帝的秘书班子，除随侍皇帝读书和讲论诗文、品评书画之外，也参与某些军国要务。其中有李天馥、张英、张玉书、徐乾学、高士奇、王鸿绪等，陈廷敬亦在其列。

陈廷敬是一位勤政爱民的官员。《清史稿》《清史列传》中引录了他的四篇有代表性的奏折。第一篇，讨论钱币。当时，社会上盛行毁钱取铜，虽立法甚严而屡禁不止。陈廷敬建议：减轻铜钱的重量，并多多开采铜矿，则毁钱者无利可图，不禁自止。第二篇，提倡节俭。他主张凡冠服衣饰，婚丧之礼，应规定体例，摈斥奢华。“节俭之风，庶可渐致”。第三篇，谈灾荒以后，减免税收。旧例烦琐，税收的减免，往往拖延甚久，一年半载，难以实行。请勿循旧例，改进效率，以惠下民。第四篇，谈督抚的职责，重在正身率吏，教化人民，使人迁善远过，以期政清刑简。从这几篇奏折中可见他很注意民生国用和转移社会风气，他是辅佐康熙帝的得力大臣。

陈廷敬也是康熙朝的著名诗人。当时和陈廷敬同科成进士的王士禛，诗名最高，主坛坫数十年。王士禛标举“神韵说”，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为诗的极致。王擅长歌咏河山风光。陈廷敬和王士禛是同年至好，常在一起诗歌唱和，并向康熙推荐过王士禛的诗才。但论诗主张、作诗风格和王士禛截然不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廷敬论诗宗杜甫，不为流连光景之词，颇不与王士祯[2]相合，而士祯甚奇其诗。……（陈廷敬）生平回翔馆阁，遭际昌期，出入禁闼几四十年。值文运昌隆之日，从容载笔，典司文章，虽不似王士祯笼罩群才，广于结纳，而文章宿老，人望所归，燕许大手，海内无异词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七《午亭文编》）四库馆臣对陈廷敬的文才揄扬备至，评价很高。陈的诗文有不少反映政治事件和社会生活的，如对平定三藩、平定噶尔丹、康熙南巡均有诗作，对清初战争之后社会残破的情况也有很出色的描写，如《桑林午食二首》：

底柱山前乱石村，十家今有一家存。

千岩万壑人踪在，正是皇朝赐复恩。

石田漠漠草菲菲，破屋炊烟四散飞。

行到村前还怅望，五年不见一人归。

长期战乱带来了浩劫，给人民造成重大的苦难。尽管清初休养生息，但农村依然贫穷凋敝。“十家今有一家存”，“五年不见一人归”。诗人抒发的伤痛之情，何等强烈！

陈廷敬虽然不写“流连光景”，但他赏景思友，也不乏佳作，如他赴山东途中寄王士禛的诗：

千里江湖梦，三春雨雪游。

风帆出渤海，星野入齐州。

九点烟仍在，长河日自流。

相思若汶水，不断绕行舟。

这首诗写旅途中思念朋友之情，颇见真挚。陈廷敬的诗自成一家，不与他人苟同，一生留下两千多首诗，可称多产。康熙帝说他从政“恪慎清勤”，写诗“清雅醇厚”。这样的评价是颇为中肯的。

清人诗文集现在存世者极多，共四万多种，两万多家。其中不少是稀刻本，抄本，稿本，还有一些分散的文稿，这是一笔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其中蕴藏有清一代268年丰富而珍贵的知识和信息，是研究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极有价值的第一手史料。开发这一部分文化财富，是一项艰巨而重要的任务。需要较长时间，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近年来已有一些重要的清人全集和文集陆续整理出版，如王夫之、黄宗羲、戴震、钱大昕以及晚清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章太炎等。陈廷敬的《午亭文编》亦是其中的一种。两万多家清人文集的整理出版，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为使工程顺利展开，应当进行全面规划，分工合作。最好像陈廷敬《午亭文编》一样，由原籍地方上的专家选定先贤文集的整理出版项目，外地学者和出版社积极参与，促成其事。这样通力合作，众擎易举，刊刻公布大量重要的清人诗文集当非难事。可为学术界提供珍贵的研究资料，推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之发展。

当此陈廷敬《午亭文编》即将出版之时，赘此短文，以为序言。

注释

[*]原载陈廷敬：《午亭文编》，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

[2]王士祯：原名王士禛，字贻上，号阮亭，清初著名诗人。1722年，康熙病逝，皇四子胤禛即位，是为雍正。为了避讳，改名士正。1775年，乾隆令改为士祯。此后的清代文献多称王士祯，他的原名却鲜为人知了。

《李鸿章全集》序言[*]

李鸿章（1823—1901）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青年时代曾在北京从曾国藩问学，道光二十七年（1847）成进士。不久，太平天国起义，在南中国点燃起燎原大火，李鸿章以翰林院编修由京回乡组织团练与太平军作战，升至道员后投曾国藩幕府。曾国藩攻下安庆后谋增兵力，命李鸿章在安徽募组淮军，1862年春李鸿章赴上海，旋署江苏巡抚，与列强合作，练军购械，与湘军东西夹击太平军，攻陷苏州、常州。太平天国失败，李鸿章因功封一等肃毅伯。

1865年曾国藩受命攻捻，李鸿章继其后任两江总督。曾国藩作战无功，李鸿章继之，将捻军镇压下去。

1870年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常驻天津，时列强打开中国门户后，激烈争夺中国的主权利益。天津为北京门户，清政府虽已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然上层官僚畏避外国，视中外交涉为畏途，因而大部分对外交涉付之北洋大臣，李鸿章任职达25年之久，“中外系望，声出政府上，政府亦倚以为重”（《清史稿》卷411《李鸿章》）。

李鸿章在晚清政治舞台上活跃40年，这40年国际形势十分险恶，列强侵略中国，步步进逼，中外交涉频繁，战火连绵，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社会一方面在外国的侵略下正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另一方面又开始萌生了具有近代性质的各种新因素。这是一个复杂、多变、充满苦难的社会转型期。用李鸿章的话来说，是“三千年一大变局”。李鸿章的思想和活动都是为了应对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局，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作为19世纪下半期办理洋务的领军人物，李鸿章经管事务之多，涉及领域之广，在当时的同僚中罕有其匹。在军事领域，他先后创建了淮军和北洋水师两支近代化的武装。在经济领域，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他办了三个——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并干预福州船政局的管理和人才培养；后来又创办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漠河金矿、津沪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民用工业，并率先在中国倡建铁路。在文教领域，他主持了多起赴美、赴欧留学生的派遣。以他为首的淮系集团，因而也成为几个洋务集团中实力最强者。至于外交领域，从19世纪70年代起，他代表清政府经办了一系列对外交涉：天津教案、中日建交、中秘华工交涉、琉球事件、马嘉理案和《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辛丑条约》。以至于在当时外国人的眼里，李鸿章就代表着清政府，甚至只见李鸿章而不见清朝皇帝。梁启超则更是把他在李鸿章死后不久写成的《李鸿章传》别称为《中国近四十年大事记》，认为李鸿章是近代“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李鸿章一生的活动几乎可以看作晚清历史的一个缩影。不了解李鸿章，就不能深入了解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也不能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史。

李鸿章一生的是非功过，在他生前与身后已有大量评论，见仁见智，褒贬不一。就其对外交涉和反侵略战争而言，他主张妥协退让一味求和，出让领土主权，贻误国家，挫伤了全国军民反侵略的积极性与爱国精神，咎无可辞；就其创办工厂、矿山、轮船、电报、铁路、新式军队和教育而言，他引进了许多西方的新事物，在学习西方方面跨出了重要一步。可以说，李鸿章为中国早期的近代化事业做出了历史贡献，但他的引进和改革局限在器物的层面，未曾触及政治制度层面，这是他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所致。判断历史活动家的功绩，不是根据他们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应根据他们比其前辈提供了哪些新的东西。

历史科学的本质特点是依靠大量、确凿的史料进行研究。花大力收集、考订、梳理史料，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才能深入探索历史人物的思想、行为和心态，理解他们的处境、困难以及他们的判断、决策和采取的措施。李鸿章过世已105年，但尚没有一部系统、完整的《李鸿章全集》问世，这不能不是研究工作中的一大缺陷。过去虽有吴汝纶所编《李文忠公全书》，此书卷帙浩繁，达165卷700余万字之多，却并非完璧。我青年时开始研究中国近代史，花费许多时间阅读此书，感到奇怪的是：前期中期的资料相当丰富，到甲午战争时几乎戛然而止，没有提供什么重要的信息。吴汝纶是一代古文名家、李鸿章的机要幕僚，他在编辑此书时抱定宗旨，要为李鸿章辩诬止谤。他在给潘藜阁的信中说：“自倭事起至今，傅相为中国士夫所唾骂，此由政府扬其焰，而后进之士，闻声和之。弟以为傅相经营远略卅年，前十年事具在奏稿。中十年，则奏稿尚或假手幕僚；至总署信函，则全系亲笔。后十年，则机要事件，皆在电报，亦不肯倩人代办，必出亲裁。现拟将此三者辑录成书，则历年支持危局，力求富强之苦心，具在简册，亦止谤之一道也。”（吴汝纶：《尺牍》卷一《答潘藜阁》，《吴汝纶全集》第三册，133页，合肥，黄山书社，2002）他又在给周馥的信里说：“某区区欲删定合肥文集，不欲使贤相身后令名淹没于悠悠之口，以为功名本末具在此书也。”（吴汝纶：《尺牍》卷一《与周玉山》，《吴汝纶全集》第三册，151页）这就是编纂的目的。吴汝纶编的稿本比较详细，达1 700多万字，还编有一个简本，简本中的部分奏稿，以《李肃毅伯奏议》为名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李鸿章在世时曾石印刊行。吴死后，其侄婿廉泉拟刊印其详本，可能因篇幅太大，经费不足，又大加删砍，将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和以后一段失意时期的文稿及其他机密文件大多删汰，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印行，仍用吴汝纶主编之名，即为通行近一百年的《李文忠公全书》。其删削之多，令人意外，吴原编1 700多万字，而行世之《李文忠公全书》只有700多万字。

吴汝纶所编详本长期保存在李鸿章的合肥老家中。1949年李氏后裔将详本携至上海，当时正在参与筹建上海图书馆的顾廷龙先生独具慧眼，将详本与刊行本比对，发现详本所收文稿超过刊行本甚多，其价值之珍贵自不待言，因将此辗转搬运、险遭湮灭的吴汝纶原编详本保存珍藏。20世纪80年代起，顾廷龙先生多次呼吁新编并出版《李鸿章全集》，供研究者使用。安徽教育出版社一向热心支持学术著作与珍贵资料之出版，尤重视本省的乡梓名人，视新编出版《李鸿章全集》为己任，醵集重金，独家组织编纂出版事务，顾老出任主编，邀我襄助他的工作。我对李鸿章研究饶有兴趣，欣然承诺，忝附骥尾，略尽绵薄。1998年顾老逝世，但他为《李鸿章全集》保存收藏，倡议整理，制订编纂计划与体例，尽心尽力，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这部新编《李鸿章全集》自1992年秋申请立项，1993年4月在北京组成编辑委员会，正式启动编纂整理工作以来，忽忽已历14寒暑，参加成员有京、沪、皖、鲁、粤等省市史学、图书、档案和出版部门的30余位专家学者，并得到全国各有关图书、档案部门的大力支持，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全体同志的通力合作，终于形成现在这样一部洋洋大观，包括奏议、书信、电报、诗文四大部类共计2 600余万字的文献巨著。在字数上超过行世一个世纪的《李文忠公全书》近4倍，也超过吴汝纶原编详本近1 000万字。内容涉及晚清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思想、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其中许多文字非李鸿章亲自撰写，而是出于幕僚之手，但应是秉承李的意旨，或是经李阅后改定。在自古至今已出版的个人著作中，篇幅之巨、字数之多，堪推第一。这次新编的《李鸿章全集》，除全部包含吴汝纶原编未刊的1 700多万字详本之外，又有许多新的内容。李鸿章去世之后，有各种李氏文稿出版，光绪三十一年（1905）李鸿章之孙李国杰编印了《合肥李氏三世遗集》，其中《李文忠公遗集》收录了李鸿章的诗文；民国五年李经方、李经迈出资，将李鸿章另一个机要幕僚于式枚保存的李鸿章信稿32册石印出版，题名《李文忠公尺牍》；民国七年李鸿章的同乡兼门生黄书霖把他所保存的李鸿章在咸丰三年（1853）到同治元年（1862）致曾国藩的亲笔信札28通和便笺3通交给坊间石印，题名《合肥李文忠公墨宝》；商务印书馆1957年12月出版的《捻军史料丛刊》第二集和1958年6月出版的第三集，分别收录了《李鸿章信稿》《李鸿章信稿补遗》，这实际上就是刻本《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里散失的同治四年（1865）至六年三月的部分，由当时李鸿章的幕僚钱恩棨，携带回原籍江苏太仓，1954年江苏省文管会在接收前太仓图书馆的资料时发现，经江世荣先生整理考订后出版；1960年3月，中华书局出版年子敏先生根据潘鼎新儿子潘永龄保存的李鸿章给其父的145封信，以及安徽社科所历史研究室从安徽博物馆辑录李鸿章残缺信稿4封整理而成的《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1984年，合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征集到李鸿章致吴赞诚信稿12封；1986年，苏州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发现李鸿章于光绪十六年（1890）信稿1册共57封，前者经戴健，后者经董蔡时、陈珍棣先生整理后，分别刊载于是年的《安徽史学》；1989年，广东省丰顺县政协《丰顺文史》第二辑发表了由江村先生整理的《李鸿章致丁日昌函稿》102封；1992年，由天津档案馆和南开大学分校档案系编辑、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天津租界档案选编》里，存有李鸿章为列强在天津设立、扩充租界的各种批札以及当时地方官给李鸿章的禀帖10余件；1997年6月《近代史资料》总91号，刊发了辽宁博物馆藏《李鸿章手札》25封（刘金库整理）；1998年，武汉出版社出版了由王庆成先生编著的《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其中收录了他在英国伦敦图书馆藏“戈登文件”里发现的李鸿章致戈登的函、札和批复11件；2004年7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的《历史文献》第七辑，收录了辽宁省图书馆藏李鸿章函稿26封（王清源整理）。另外，还有一些零星发表的李鸿章佚稿。总共出版的字数在七八百万字之间，现一并收入新编《李鸿章全集》中。

除了以上收录已刊行者之外，新编《李鸿章全集》中收录的未刊李氏文稿尚有：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18册李鸿章信稿，上海博物馆所藏李鸿章致亲友函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李鸿章李瀚章兄弟函稿》等。

吴编李氏文稿中数量最大的是奏稿，由幕僚抄录，基本上按一月一册，从同治元年（1862）四月担任江苏巡抚起，到光绪二十年（1894）底止，一共348册。甲午以后，李鸿章到北京任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投闲置散时期，他未能像在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上那样再雇请数量众多的幕僚，所以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马关条约》签约后到二十五年（1899）底的奏稿没有底本。到了光绪二十六年（1900）他短暂出任两广总督，又有6册《粤督奏稿》，此外还有上海图书馆长乐路书库的两大册奏稿散页。经过将近一年的整理，我们发现，这些奏稿虽然都经过吴汝纶的圈阅，留下编选的痕迹，但有不少部分只有月份而无准确日期，更缺乏朱批或上谕。直到我们看到了档案中所藏李氏奏稿，两相对勘，才能核定时间，编入本书。

编纂过程中，特别重要而令人振奋的是查找到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军机处录副档和宫中电报档中包含的大量李鸿章的奏稿、电稿。当我们编纂工作开始时就意识到大内档案中必有李鸿章的文稿，但其种类、数量以及有无损毁，心中无数。且分散在浩如烟海的档案海洋之中，查找不易。我向时任第一历史档案馆馆长的徐艺圃同志请求并多次商议，承蒙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大力支持，由馆中四位专家从1993年年底起，花费近三年时间进行搜集、辑录、复印，结果惊人！一共从军机处录副档案中辑录各种奏折和附片9 600余件、4万多页，从宫中电报档中辑录和复印9包。

另外还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发现了一套较完整的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期间的题本也有约3 000万字，于1996年10月全部复印，妥运至合肥。档案馆的这一重要发现，扩大了此书的篇幅，大大提高了此书的质量。可以把当年李鸿章草拟奏稿的底本与给清廷的进呈本对校，比较其异同，又可以看到皇帝皇太后的朱批，了解清廷对具体事件的态度和处理措施。应该说这对研究者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但也因此而打乱了我们原来的工作计划，大大增加了我们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不得不将李氏家藏的底本与档案中的进呈本一一对勘，补其缺讹，剔其重复，核准时间，考订异同，编纂工作遂延宕14年之久。

这部分题本是直隶总督向皇帝上报直隶地方各种事务的例行公文，在封套上盖上直隶总督的官印，严格说虽然不能算李鸿章本人的文字，但以李鸿章的名义上奏，它对研究直隶当时的吏治和省情，颇有价值。面对这样一大堆珍贵的资料，我们又喜又忧。喜的是新编《李鸿章全集》又增加了许多新资料，更加丰富充实了；忧的是工作量又要加大，题本如果全出，字数要增加将近一倍，体例上也要做重大调整；加之出版社财力有限，全部收入《李鸿章全集》，势所不能。好在每份题本上都附有一份内容摘要，也就是所谓“贴黄”，每份数百字到千余字不等，言简意赅，基本能反映题本正文的内容，经与各位专家反复研究，决定整理部分“贴黄”，约260万字，作为奏稿的附录部分收入新编《李鸿章全集》。这就是目前我们这部新编《李鸿章全集》的大致规模。

首先，在编纂体例方面，吴汝纶所编，分奏稿、电稿、函稿三大部类。新编全集则在三部类之外，以《李文忠公遗集》为基础，广泛搜集李鸿章散存民间的遗诗佚文、碑铭谱序，另成一“诗文”部类。在处理各部类的编排时，也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进行处理。如奏折，除了正折与附片外，还有诸如清单、附在折片后的上谕或者朱批、军机处寄谕、照会、条陈节略等大量非李鸿章本人的文字；电报也同样录存了不少别人的来电。对于这些文字，本着李氏全集应以李氏正文为中心的原则，在经过仔细校勘后，均以另号字体排附于正文后的适当位置，以更为明晰一事之原委。对此，编纂凡例有详尽的说明，兹不赘述。

校勘方面需要做一些说明，尽管《李鸿章全集》收集范围极为广泛，但对李鸿章文稿的来源及其真实性坚持严格把关。如在清理上海图书馆藏李鸿章档案时，发现一册在书目登记卡上登记为《李鸿章日记》，原书封面题名为《过目不忘》的稿本。鉴于以前曾有赝品出现，李鸿章有无日记传世已经成为一桩历史疑案，编委会邀请有关专家经过多方慎重论证，从笔迹、行文格式、内容记载各种因素确定，此件非李鸿章亲笔，亦不符私人日记之体裁，而属于要事备忘录，与江世荣所编《捻军史料丛刊》中的李鸿章大营《军情》《军报》同属一类，具有较重要的史料价值，故将其整理后作为附录收入集中。

其次，在版本校勘上采取稳慎的态度，以四大部类中字数最多的奏折为例，上海图书馆的幕僚抄本底稿一共有12 000余件折、片，而军机处录副档的9 600余件，虽不足以涵盖前者，但它因附有朱批，是被清廷最高当局阅过并有明确表态的正本；两相对勘，其中还有2 300余件是上图抄本所未见的，除了补上光绪二十一（1895）至二十五年（1899）散失的以外，主要是涉及边防军事、人员保荐、对外交涉等军机大计，不能假手于幕僚，必须由李鸿章亲笔拟稿，即所谓密折（片），弥足珍贵。就拿密保人才一项来说，通过上千件保举属吏将弁的折片，可以清楚地显示：李鸿章作为淮系集团的首领，是如何网罗人才，左提右携，集结成这样一个近代最庞大洋务派实力集团的。因此，我们在校勘中，以军机处录副档作为首选底本，其不能覆盖的上海图书馆抄本部分，仍照原稿保留；录副件中有字迹潦草难以辨识和脱漏衍误之字，经与上海图书馆抄本对勘辨正后，加以校注。通过这样对勘，绝大多数折、片校准了上奏日期，而在折、片之后，又大都附有抄录的朱批，反映了最高当局对李鸿章呈报各事的处理意见，这在由幕僚抄录的上海图书馆底本里是没有的，从而使得整部奏议更加精确和科学。

最后，在文稿的句读和审议中，采取以校注、简注为主，避免蛇足式的繁注、详注；有关文字校勘中的增、删，则一律以符号标明，以收一目了然之效。

综上所述，我相信，这样一部规模宏大、收集齐全，集30多位专家，以14年之久，广搜精编的跨世纪史料文献的问世，对于推动清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能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将会弥久而愈深。

注释

[*]原载《清史研究》，2008年第1期。

《恽毓鼎澄斋日记》序言[*]

清朝人有写日记的习惯，许多名人大多有日记刊行于世。如政治家林则徐、李星沅、曾国藩、翁同龢、王文韶、唐景崧，以及学者李慈铭、王闿运、叶昌炽等。名人往往处于历史旋涡的核心，比普通人有更多见证历史真相的机会。他们或铺陈重大历史事件，或书写读书心得，或阐发个人胸臆，或缕述起居琐事，或披露参政内幕，这些文字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也有一些官吏位居中下层，但关心时事，富有才能，又有机会结交权要，出入豪门，甚至行走宫内，侍奉皇帝。他们见多识广，了解政坛内幕，消息灵通，所见所闻写在每天的日记中，常常能透露其他文献资料中见不到的历史真相。这类日记，其历史价值甚高。

摆在我面前的《恽毓鼎澄斋日记》的作者恽毓鼎，原籍江苏常州，任晚清史官19年，担任过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国史馆协修、纂修、总纂、提调，文渊阁校理，咸安宫总裁，起居注总办，编书处总校、总纂、总办，功臣馆总纂，讲习馆总办等职，是清廷为数不多的皇帝近臣之一，曾随侍光绪皇帝，写有《崇陵传信录》，是记述清末史事的一部信史。他熟悉晚清宫廷内幕及掌故，成为宫廷事件的旁观者和记述者。《恽毓鼎澄斋日记》虽然常从日常生活入手，但记事并不琐碎，保留有大量政治历史资料和宫廷生活细节。

恽毓鼎还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任过《各国政艺通考全书》的总校兼总纂。宣统二年（1910），翰林院奏设宪政研究所，以恽氏为总办。因此他也是晚清新政的参与者与见证人，其日记对晚清政治风云与思想变迁颇多反映，时发议论，折射出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如光绪二十一年八月日记称：对官员所上八项变革办法条陈（一铁路，二军制，三变通科举，四造就人才，五筹款项，六重工商，七矿务，八交涉），恽氏认为第一、第五、第七三条可斟酌而行，其余固宜就今法变通，却反对单纯对西洋之法亦步亦趋地模仿。他的观点是，中国自有长处，患在用人不当：“故重情面，袭具文，苟且姑息，以致弊端百出耳。必欲舍己从人，而仍用此等丧心误国、贪利营私之人，亦何法不能滋弊哉！”对于器械之道与人相配合的重要性，恽氏以中日战争为例发出了自己的感叹：“中日战事，我兵皆望风而遁，无人向东发一矢放一炮者，故使敌人得利耳。岂得咎以器械之不精哉！即尽得外洋火器，而纪律不精，刑罚不严，委而去之，徒资寇也。”这真实反映出面对西方入侵时，晚清士大夫普遍呈现出的焦虑心态。

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中国在战争中的惨败，使有识之士清醒地认识到洋务运动仅仅靠引进西方器械之道使国家走向富强所导致的局限性。以后的戊戌变法即着眼于制度变革，20世纪初年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国民性”素质的质疑和讨论都是由此引发而来。《恽毓鼎澄斋日记》中所反映的心态成为时代变迁的晴雨表。

《恽毓鼎澄斋日记》按年编排，起自光绪八年（1882）恽毓鼎中举始，至其逝世前一年（1917）止，其间有残缺。恽毓鼎曾将所记内容概括为六类：文献、时事、读经史子集笔记、论古文诗词、民俗风情、家庭琐事。文献、时事二类中含有大量的时局议论。最重要的是《恽毓鼎澄斋日记》反映了清廷末世的腐败。他在光绪三十四年的日记中写道：“时事日非，而京朝官车马衣服，酒食征逐，日繁日侈。吾辈光阴精力，皆消磨于奔驰醉饱中，可为太息。”在宣统二年（1910）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又写道：“凡为外官者，必谋要津大老书函致其上司，名为‘运动’。且视京官无不嗜财，但挟重金，即以为无投不利。此虽贵人有以致之，然亦可以觇风气、测人心矣，可叹可叹！”再如，他在宣统三年十月十四日的日记中，就通过点评五代唐明宗时大理少卿康澄上疏所言五不足惧六可畏，来讽喻当时的政局。认为：宣统年间所谓六可畏者，无不蹈其辙，“更加以贪人败类，贿赂公行，无一事非因贿而成，无一官非因贿而进，人心安得不去，大乱安得不兴乎？”

但恽毓鼎本人处在衰世浊流中亦非洁身自好者。他曾讨好奕劻和袁世凯，上疏弹劾瞿鸿!、岑春煊，在晚清权力斗争中推波助澜。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民俗风情与家庭琐事二类中所包含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内容。以往我们对晚清日记的解读与研究利用多只注意与重大政治事件相关的那一部分内容，而忽略日记中对日常琐碎生活的描写，而中国历史研究要实现突破，恰恰要把目光投向这些日常生活的描写，以展现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间更广阔、更复杂的层面，以及实现历史转变的全貌。前几年乔志强同志在点校刘大鹏《遐想斋日记》中对此已有所反映。在这方面，《恽毓鼎澄斋日记》同样提供了相当丰富的资料。日记中举凡古籍版本、书画手迹、行医处方、天气天象、地理地震等，均有程度不同的记载。恽毓鼎叙事的优点是不像一般日记，行文易走如流水账的叙述模式，而是叙议结合，往往将对话语言等细节照录其中，存录了大量的历史资料。

作者又具有版本目录学家、书法家和医生等多重身份，故其日记中的记载也展现了中国近代社会和文化知识的方方面面。又由于史晓风先生的大力整理，解决了识读和其他疑点、难点，故此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可读性。《恽毓鼎澄斋日记》的出版无疑将对中国近代史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是值得推荐的一部好书。

《恽毓鼎澄斋日记》长期收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中，篇幅浩繁，有36册，百万字之多。因恽氏行草字体辨认较难，断句不易，难以卒读，所以从未刊行面世。史晓风先生退休以后，发挥余热，穷十年之力，埋头整理这一珍贵的史料，实难能可贵。他年事已高，却勤奋用功，寒暑不辍，把整部日记点校整理并誊写一遍。由于恽氏日记是随笔记录，多用草书，故辨认字体极为艰难。有时辨认某个字，遍阅草书字典，仍不得其解；以后忽见另一处亦用此字，前后通观，反复研读，其义豁然贯通。遇到许多人名、史事，亦必追根究底，切实理清。这种勤奋、缜密、敬业之精神，老而弥笃，值得钦佩。

在学术著作出版难的今天，浙江古籍出版社决定出版这类珍贵史料，具有现代出版家的远见和胆识，也是令人赞赏和欣慰的。

注释

[*]原载《恽毓鼎澄斋日记》，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

《清代浙东经史学派资料选辑》序[*]

国家清史编纂工程自2002年正式启动以来，到2005年，尚有一些重点项目没有落实招标对象。2005年4月，时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吴光同志因为温家宝总理关于黄宗羲思想的一封信来电相询，我就动员他参与“浙东史学派”项目的招标。他说，梁启超先生关于“浙东史学派”的说法固然弘扬了浙学，但却存在偏颇，忽视了浙东学派“明经通史、经史并重”的学术特色。因此，他希望以“浙东经史学派”的项目名称参与竞标。我当时未置可否，让他不妨试试，将项目论证做得充分一些。不久，吴光同志将题名为《清代浙东经史学派资料选辑》的项目申报书寄给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组，设计了十二辑约600万字丛书性质的清史文献整理项目。经编纂委员会评审讨论，认为吴光同志的论证很充分，清代“浙东经史学派”之名可以成立，故一致通过了该项目的立项申请。我个人也表示支持立项，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遂与吴光同志签订了工作协议。

关于清代浙东学派，自梁任公在《清代学术概论》提出“清代经学之祖推（顾）炎武，其史学之祖当推（黄）宗羲”，又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指出“梨洲学问影响后来最大者，在他的史学”等论述之后，史学界一般都将“浙东学派”当作史学派。如《浙东学派溯源》一书的作者何炳松、《清代浙东之史学》一文作者陈训慈、《清代的史学与史家》的著者杜维运都持“浙东史学”之论。但吴光同志对此早就提出质疑，他在1986年提交的宁波“国际黄宗羲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黄宗羲与清代学术》（发表于《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中说：“关于清代浙东学派，前人往往作狭义的理解，称之为浙东史学派，并以章学诚为其殿军，恐怕有失偏颇。愚意以为，浙东学派是一个包括经学、史学、文学、自然科学在内的学术流派，虽然史学成绩显著，但不应仅仅视作一个史学流派。”这是颇有见地的。后来，他的这一观点日益明晰，在多篇论文中明确提出：“以黄宗羲为首的清代浙东学派，是一个崛起于清初、延续至清末、涵括经学、史学、文学、科学等多个领域而以经史之学为主体的学术流派。该学派的活动区域，以浙东的宁波、绍兴为中心而扩展于浙西，影响至全国。其主要代表人物，以经学为主兼治史学的有黄宗炎、万斯大，以史学为主兼治经学的有万斯同、邵廷采、全祖望、章学诚，经史兼治而偏重文学的有李邺嗣、郑梁、郑性，偏重于自然科学的有黄百家、陈吁、黄炳垕，偏重考据学的有邵晋涵、王梓材。这个学派的正式名称，应当称之为‘清代浙东经史学派’，而非‘清代浙东史学派’。”（吴光：《浙学的内涵及其当代定位》，载《光明日报》，2005年5月10日；《为“清代浙东经史学派”正名》，载《光明日报》，2008年10月19日）此后，他在专著《黄宗羲与清代浙东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中对此做了系统论述，并称这个学派的学风特色是“明经通史、经世致用”。我认为其论证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

长期以来，我对清代学术思想的传承演变、来龙去脉颇为关注，并著文讨论。我在1999年9月29日发表于《人民政协报》的短文《吴、皖、扬、浙——清代考据学的四大学派》中，首次将清代考据学分为吴、皖、扬、浙四大派，认为以俞樾、黄以周、孙诒让、章太炎、王国维为代表的晚清浙派形成了清代考据学的一个独立流派，其学术特点“因受西方学术的影响，力求与西学沟通，其杰出代表能够中西兼纳，推陈出新，故其特点在‘创新’”，“堪为从传统走向近代的桥梁”。但我的短文仅论及晚清浙学人物，而吴光同志上推到清初的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创派立说、承绪接统，这很有新意。浙学在有清一代足与吴、扬、皖三大派并驾齐驱，其时间之长、人才之盛、著作之富、内容之新，实驾吴、扬、皖而上之。此种文化现象，实与此地区经济之发达、人文之昌盛有关，这也构成了明清以来浙江区域文化史的一大特点，值得深入探讨与研究。然前三学以考证为重点，而浙学兼重经世。晚清的学风，不仅受到乾嘉考据学和近代西方学术的影响。而且也受到清初浙东学派“明经通史、经世致用、兼纳西学”之学风影响。至康有为之公羊派则全以经世鸣世矣。

如今，在吴光同志的主持下，十多位学者经过八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完成了《清代浙东经史学派资料选辑》这个重要的文献整理项目，我作为清史纂修工程的总负责人，由衷表示祝贺。吴光同志是我与尚钺同志于1978年共同招收的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历史系的首批硕士研究生之一。他好学深思，实事求是，正直敢言，多有创见，尤其是在道家黄老学、儒家道德人文哲学和明清浙江思想史的研究领域里成就显著。因为他是我的学生，这个文献整理项目又是我建议他提出申报的。他希望我能写一简序冠诸卷端，在我也属难以推辞，故陈述原委，择其旨要，聊以成篇。

注释

[*]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14年第2期。

《名臣奏表八十八篇》序言[*]

在光辉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反映中国士大夫理想、抱负与用世、致治的优秀政论文章，历来为人们所推崇、传诵。这些作品，同许多其他文章、诗词、戏曲、小说、书画一样，是我国浩瀚的文化遗产海洋中的瑰宝，亟待大力发掘。

创作这批优秀政论文章的作者群是中国历史上的所谓“名臣”。在君主专制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做官、做高官，是人们衡量读书人有成就的最重要标尺。“名臣”便是达到了最高或较高成就的那批知识分子。他们不但在政治上，而且也在文学上、学术上达到了很高水平。其政论代表作，如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治安策》、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诸葛亮的《出师表》、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陆贽的《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范仲淹的《论十事疏》、欧阳修的《朋党论》、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疏》、胡铨的《请斩秦桧书》、文天祥的《己未上皇帝书》、叶兑的《定取天下大计书》、施琅的《陈台湾弃留利害疏》、林则徐的《重禁吃烟片》、康有为的《公车上书》等等，其政治价值和美学价值早已为人们所认同，故流传千百年而不衰。

《名臣奏表八十八篇》的编者——黄进、黄毅、郭豫庆等，将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历代名臣在议论朝政、处理军机、管理社稷，以及用人处事等方面给皇帝所上的疏策、奏章、表志进行精选，集中编成一部集子，加以注释、评点、翻译出版，其用心显然不仅仅是出于文学价值的考虑。与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咏山川田园、道人世沧桑、抒壮志豪情的许多作品相比较，这些疏策、奏表凝结着更为厚重的历史感，翻阅这部集子，与其说是赏析优秀的散文佳作，不如说是在阅读一部富有政治内容和哲理色彩的中国史书。

大致上说来，中国封建社会朝臣的疏奏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整顿和完善社会经济制度和秩序，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而向皇帝所提出的一些措施和对策。这些措施和对策几乎包括了中国封建社会所有的革新变法中有关经济生活的内容，如屯田制、均田制、两税法、改土归流、禁烟、举办近代工业等等。这类疏奏的作者亦几乎涉及历朝历代的变法代表人物，如王安石、张居正、康有为等。

第二类为国家民族遭遇入侵之时朝臣向皇帝所上的抗敌御侮之书。中华民族历史上流芳后世的民族英雄，如班超、岳飞、文天祥、戚继光、史可法、林则徐等人精忠报国的浩然正气，视死如归而不向敌人低头的伟大气节，均跃然纸上。

第三类为完善中国封建制度、维护封建统治机器正常运转而向皇帝提供的方法手段和策略方针。贾谊在《治安策》中提出的“削同姓王”，即“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以加强中央集权，以及董仲舒《天人三策》中“独尊儒术”均属此类。还有整肃贪官、裁汰冗吏、防止小人、弹劾奸佞的奏表亦可归于此类。

这三类疏奏，都表现出“忧国忧时”、“为民请命”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中国士大夫标榜的崇高使命。与那些没有在朝廷做官——“在野”的知识分子不同，这些头上有顶乌纱帽的知识分子，不仅仅抨击时政，揭露弊端，更注重于提供可供操作之“良策”。许多名臣，因为是知识分子，便具有知识分子对民族和人民的“良心”；又因为是“朝臣”，不得不在对人民的“良心”和对皇帝的“忠心”之间痛苦地寻求一种“和谐”与“平衡”。在黑暗的封建专制制度下，一切的社会弊端无不与皇帝有着必然的联系，即使是皇帝的“近臣”“宠臣”在向皇帝上奏疏时，也随时有着冒犯龙威以至于失宠、被贬乃至丧失性命的危险，这就需要有不怕坐牢、杀头的勇气，有威武不能屈的精神。黑暗时代，那些“贤臣”“良将”常常是悲剧的主人公。南宋枢密院编修官胡铨向皇帝提出的安邦建国大计中，竟要求诛杀当朝宰相秦桧，结果被拘禁流放近20年。林则徐为了禁止鸦片，反抗侵略，竟被远戍伊犁。即便如此，许多“良臣贤士”一息尚存，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仍不放下他们手中那支笔，故而中国封建社会许多朝臣的疏奏读来有一种悲壮之美。像胡铨、林则徐这类对国家和民族充满责任感的朝臣，是民族的脊梁。“良心”和“责任感”，是中国知识分子可贵的优良传统。在当今我们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途上，面对着部分社会成员把注重经济效益变为了“金钱第一”，醉生梦死，腐化堕落，古人向我们昭示的“良心”和“责任感”就更显得极为可贵！

封建社会朝臣们向皇帝上疏奏，自然希望皇帝重视和采纳自己的意见，这就使得“疏奏”与一般士大夫知识分子充满辛辣嘲讽特色的抨击时政的文章，在行文风格上有鲜明的不同，要做到：既揭露社会问题，又不致冒犯皇上；既充分阐明政见，又不致有使自己的眼光才智超越圣上之嫌。这就决定了疏奏的写作，既需要勇气，又需要聪慧和技巧。一般说来，饮誉当时并流芳后世的疏奏，写作上有几个特点：一是深谋远虑，援引史实，取譬眼前，说古论今；二是有理有节、层层深入，惨淡经营，鞭辟入里；三是文字简要，用词精当、朴实无华、无懈可击。这些疏奏、鲜明地表现出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才华、智慧、整体性格特征以及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处境。文章中所蕴涵的哲学的、逻辑的、推理的力量，直到今天，还在向我们展示着它独有的魅力。

中国历代的统治者，都非常注意研究和总结前人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而这种研究和总结的重要材料之一便是历代朝臣的疏策和奏章。明代黄准、杨士奇主编的《历代名臣奏议》就是最有影响的一部集子，流传至今。遗憾的是今鲜有人能读懂。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中国，领导人民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时，亦十分重视研究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国情。毛泽东便是一个精通中国历史的巨人，这部《名臣奏表八十八篇》中的许多篇章，如赵充国的《三上屯田书》、姚崇的《十事要说》等，便曾为毛泽东生前所批注圈点过。从毛泽东对待这些历史文化遗产的态度上，我们可以学到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所应持的正确态度。

读者会注意到，被收入本书的并不全部是历史上被肯定的“正面人物”，其中也有个别篇章出自“奸佞”之手。因其论点明显地影响过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对社会生活产生较大作用，故亦被收集在内，如秦桧的《论边机三事状》。

选编这样一部《名臣奏表》，作为黄进博士主编的《华夏津梁》丛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读书界还是首次。编著者还以作者与作品简介、成语·典故·名句提示、原文、注释、译文这种新型的体例，试图将学术性与可读性相结合，让更广大的读者层能够接受它，这一考虑，可谓颇具匠心，对于今天其他历史类著作和读物，亦是很有借鉴意义的。故编者嘱我作序，我欣然允诺。古人说“读书贵在自得”，这样一部书，只要认真研读原文，细心体味，我相信对国内外和海内外各类读者都会是大有裨益的。

注释

[*]原载黄进、黄毅、郭豫庆主编：《名臣奏表八十八篇》，北京，华艺出版社，1992。

《尚氏中国古代通史》序言[*]

尚钺同志的《尚氏中国古代通史》将要出版了。早在50年代，他就因学术观点而遭到不公正的打击，因此，这部书的出版，推迟了三十多年之久，这是很不幸的。但“文化大革命”以后，尚钺同志的问题已全部平反昭雪，今天能够出版这部讲义，又是值得高兴、庆幸的事。

面对他的遗著，我思绪万千，心潮难平，仿佛回到了建国初期的岁月，沉浸在虽然遥远却又十分清晰的思念和回忆之中。

从1951年到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开办研究生班，设有历史专业和经济史专业，学制三年，以满足高等学校历史师资的需要。研究生班的课程设置很简明，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俄语以及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最后一学期，还要撰写一篇研究生毕业论文。其中，历史课自然是学时最长、讲授最详的主修课程，尚钺同志和尹达同志分别担任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教学。1953年尹达同志调离了中国人民大学。在尚钺同志的鼓励、指导和帮助下，我接替了尹达同志的近代史教学任务。这部《尚氏中国古代通史》就是尚钺同志以讲义的形式在三届研究生班上授课过程中写成的，我当时在他的领导下，和他一起工作。今天捧起这部讲义书稿，往事历历在目。

这部书是尚钺同志多年心血所萃集，最系统详尽地阐明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形成了很有影响的一家之言。建国初期，虽然已有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同志的许多研究成果，但在历史学领域中如何全面深入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一方面，历史学领域中重大的理论问题，如古代史分期和资本主义萌芽，有的刚刚提出，有的尚未展开充分的讨论；另一方面，高等学校中还没有一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编写的教科书，很多历史学教授正在从头学习马列主义，历史教学碰到极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尚钺同志率领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些历史教师，编著了《中国历史纲要》一书，以适应高校历史系课程建设的需要。

尚钺同志对工作永远不知疲倦，奋进不已。他怀抱宏伟的愿望，在《中国历史纲要》的基础上，要借研究生的课堂，展开对中国古代历史全面、系统的阐述，把自己创立的体系，加以丰富、充实、提高，在教学实践中进行探讨、验证、补充、总结，以形成一部富有特色的大型中国古代史著作。他为此目标而废寝忘食，全力以赴，锲而不舍。那时候，我们同住在一个宅院里，我清楚地记得尚钺同志撰写这部著作的情形，课程排得很紧，每周三次，每次讲授三小时。尚钺同志夜以继日地读书、写作、授课。他读了许多理论书籍，翻遍各种原始资料，经常和教师、学生辨难、答疑。每当夜深人静，走过尚钺同志居室的窗前，总能瞥见一灯荧然，他正在聚精会神地伏案钻研，经常工作到深夜两三点钟尚不休息。尚钺同志青年时代是运动场上的好手，故年过半百而精力极健，胜过许多年轻人。我们教研室的全体同志都承认：尚钺同志年龄最大、学问最高，是我们的师长，但又是我们中间最用功、最刻苦的一个。他的勤奋精神深深地感染和教育了我们每一个人，成为大家的榜样。

尚钺同志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历史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又能不囿成说，勇于创新。他对理论书籍，读得最多、最熟，有人向他请教问题，他往往不需翻检书籍便能将马列著作中的重要段落，复述得大致不差。他具有许多哲人常常具有的那种创造精神和执着性格。他提出魏晋封建论和资本主义萌芽说，体系最完备，论述最详尽，旗帜最鲜明，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与范文澜的西周封建论、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论并称为古代史分期鼎足而立的三大学派。他对自己的学术主张极为坚持，虽然碰到了万钧压力而毫不动摇。回想那时，学术研究的环境太严酷了，有的情况简直到了可悲又可笑的地步。由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提过一句：中国的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因此，持魏晋封建论的同志碰到了越来越多的麻烦，开始尚是一般的诘辩非难，逐渐地上纲上线，成了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异端邪说，甚至扣上托派的帽子。领导明令不准在课堂上讲授魏晋封建论，其帽子之大，压力之重，令人惶惶然，尚钺同志的这部讲义也就没能在当时出版。从50年代中期，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长长的二十多年内每一次政治运动，他都首当其冲，无数篇的批判文章，排山倒海，汹涌而来。服劳役、蹲牛棚，直到家破人亡。尚钺同志遭受的坎坷经历，一言难尽，非一般人所能承受。但他一直镇静自若，处之泰然，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争取保留自由研究的权利。他对自己认定的真理，执着追求，表现出“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大无畏气概。阅读他的遗作，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可以挑拣他在论证和运用史料中的疏失，但你不能不佩服他那种在逆境中坚持真理的勇气，那种“威武不能屈”的铮铮铁骨，那种对马克思主义坚定不渝的信念和乐观主义精神。

翻开尚钺同志精心撰述的这部讲义，想起他因讲义中的学术观点而遭到的迫害、打击，这对一个老党员、老学者实在是太不公正了。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我国学术界遭到的不幸。科学得以存在和繁荣的前提是民主、自由、和谐的环境，没有这种环境，不仅会窒息学术研究，而且也将危及整个社会生活。在学术研究中，剑拔弩张，上纲上线，随意地附会政治，罗织罪名的做法，几乎导致了亡党亡国的一场浩劫。这一痛苦的历史教训，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也不应该忘记。

我，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的许多历史教师，都是在尚钺同志的教诲和影响下成长的，在他的遗著出版之际，略缀数语，以为纪念。

注释

[*]原载尚钺：《尚氏中国古代通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艰难的里程　深刻的教育[*]——读吴玉章同志的回忆录

最近，吴玉章同志在报刊上发表了他写的《从甲午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并收入他的著作《辛亥革命》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篇文章清晰地勾画了五十年前资产阶级革命从酝酿到高涨的全貌，描述了当时爱国革命志士们如何披荆斩棘走过这段艰难的路程。

从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期间，正是中国进一步沦为半殖民地的时期。帝国主义强盗们力图把中国变为他们的殖民地，腐朽的清朝政府已经完全投靠到帝国主义的怀抱中。中国天空中密布着黑暗阴云，国家民族面临了存亡绝续的关头。但是，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征服、被吓倒，一批又一批的革命志士投身于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伟大斗争行列，辛亥革命就是这个斗争发展的最高潮。虽然由于当时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十分软弱，革命最终归于失败，但是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清朝反动政府，严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嚣张气焰，大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民主主义觉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做了重要的准备。

吴玉章同志的回忆录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概括总结了这样一个艰苦的革命年代，并以生动酣畅的笔墨，叙述了个人经历和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刻画了站在当时历史运动前头的许多革命家的光辉形象。

回忆录共有二十三节。这期间吴玉章同志的经历，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894年甲午战争开始到1903年作者留学日本为止。当时，吴玉章同志正在四川读书。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在这位青年志士心中激起了爱国主义的怒火。他为甲午战争的失败而痛哭不止，为戊戌变法的发生而欢欣鼓舞。他倾心于改良主义思想（当时是一种进步的思潮），以至被顽固分子讥为“时务大家”，“要杀头哩！”但是，他仍旧以百折不回的勇气向前走。戊戌变法以后一系列现实斗争深刻地教育了这位热情的青年，把他逐渐推动到革命的道路上去。他开始感到改良主义不可能救中国，转而钦佩义和团“反洋人的革命精神”，厌恶清朝政府“挂羊头卖狗肉”的“新政”。为了出国去寻找救国道理，他不惜抛开家庭，离别妻儿。在回忆录中，作者以素朴而动人的笔墨，描绘了自己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的这段经历。1903年吴玉章同志到了日本，立即参加了著名的拒俄运动，成为一名勇敢热情的民主主义革命战士。

第二个阶段是从留学日本开始到1911年参加四川保路运动为止。吴玉章同志一面在日本学校读书，一面积极参加了各种革命活动，如同盟会的成立、《民报》和《四川杂志》的创办、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组织暗杀活动、建立共进会、筹备黄花岗起义等等。吴玉章同志为革命事业费尽心血，努力奔走。他个人的优秀革命品质也进一步得到发扬。他为了《四川杂志》的查封事件，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法庭上慷慨陈词；他在运送枪械时不避艰险，出生入死；他为了维持革命报刊的出版和革命同志的生活而到处奔走，募捐告贷。他把革命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表现了无限的忠诚，把个人与革命的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三句话可以作为作者在革命活动中的恰当写照。

第三个阶段是从参加四川保路运动起一直到二次革命失败。这是辛亥革命的沸腾岁月，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从高潮走到了失败的时期。吴玉章同志以一个坚强的革命者姿态，投身于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中。但是可以看到，帝国主义的破坏，封建军阀的反扑，立宪派的倾轧，革命阵营的分化，一重又一重的难关阻碍着革命的进展。吴玉章同志和其他许多先进人物在一起为挽救垂败的革命而努力，但是他们并没有获得成功。于是，怀疑、苦闷产生了。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这个重大的问题盘旋在他们的脑中。但是，作者对国家和民族前途仍然充满着信心。他在描写当时自己的心境说：“我对于祖国的前途总是抱着无限的希望，我相信我们伟大的祖国既有着几千年悠久而光荣的历史，又有着数万万勤劳而勇敢的同胞，她一定会冲破重重的黑暗而走上光辉灿烂的前程。”正是这种从现实斗争中锤炼而来的革命乐观主义和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推动作者进行新的探索的动力。吴玉章同志的回忆录到此为止。在这以后不久，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吴玉章同志和其他许多先进革命者很快地接受了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从一个民主革命家一跃而成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这篇回忆录不仅叙述了个人的经历和斗争，而且作者以亲身的经历见闻作为线索，进一步给我们展示了一整幅宏伟壮丽的革命历史图卷。“高瞻远瞩”和“具体入微”相结合，正是这个回忆录的一个重要特色。作者把个人的经历和整个历史交织融合在一起。回忆录中除了描写个人的思想活动之外，还概括地叙述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其中包括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同盟会成立、辛亥之前革命派的历次起义、四川保路运动、武昌起义、清王朝的覆灭、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以及二次革命，等等。作者叙述了这些事件的经过，阐明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影响。作者当时的思想活动是和上述这些历史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局形势的变化决定着个人的思想面貌和进步历程，而人们的努力奋斗又推动着革命的进展，可以说个人和革命事业同呼吸、共命运。因此，回忆录的字里行间令人深深感到时代的脉搏在跳动，其中反映出当时青年一代的忧虑和希望、社会、家庭、师友、同志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艰苦细致的秘密工作，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总之，在短短几万字间，头绪纷繁的历史事件叙述得层次分明，各种人情世态历历如绘，许多历史人物栩栩如生。当然，要是没有作者那样的亲身经历和体验，是不可能刻画得这样生动细致、具体入微的；要是没有作者那样高度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斗争经验，也是不可能通观全局，高瞻远瞩地总结这样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的。可以说，这篇回忆录既是一部生动优美、令人百读不厌的传记文学著作，也是一部丰富翔实、气势磅礴的历史著作。

回忆录的另一个特色是充沛的革命热情和高度的科学精神相结合，作者的爱和恨、歌颂和谴责表现得非常鲜明。回忆录中描写了为宣传革命而囚死在牢狱里的英气勃勃的邹容；描写了少年聪俊、善于制造炸弹，并且在黄花岗起义中奋勇当先、临危授命的喻云纪；描写了在少数兄弟民族地区埋头工作，献身于民主革命和民族团结事业的王仰思、安彝鼎；描写了慷慨悲歌、豪放多才，后来积极领导保路同志军转战各地，积劳病逝的龙鸣剑。在作者的笔下，这些英雄人物，一个个精神奕奕、光彩照人，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留下难忘的印象。同时，作者也以犀利的笔锋鞭挞了人民的敌人和革命的叛徒、逃兵，其中有老奸巨猾、怀抱窃国野心的袁世凯，骄横一世终于像一条狗一样死去的端方，投机取巧、沽名钓誉、“素鲜恒德”而出卖自己灵魂的汪精卫，还有顽固不化屠杀四川人民的赵尔丰，信口雌黄、编造自己光荣历史的周善培，贪生怕死、把枪械丢到大海里的周来苏，临阵脱逃、置同志生命于不顾的陈炯明，以及骄横跋扈的悍将林畏生，私填委任状的官迷秦毓鎏，等等。作者虽然着墨不多，但是寥寥几个字就把他们的丑恶神态揭露无遗。使人读了之后觉得他们真是既可笑又可怕。无论是歌颂还是谴责，都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作者成功地运用了夹叙夹议的方法，对于这段历史和当时的人物做了深刻的分析和确切的评论。在回忆录的开端，就展现了一幅革命时代的背景。人民群众力图挣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枷锁，起来反抗斗争，令人感到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革命的风暴不可避免地一定要到来，而那些革命派人物，好像是呼唤暴风雨的海燕，展翅飞翔，往来于风雨之中。作者不仅记载了事件和人物，并且论述了产生这些事件和人物的条件、情势，论述了事件的前因后果和人物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作者在歌颂革命运动和英雄人物的同时，也并没有忽略对它们的弱点进行分析和批判。例如，在肯定同盟会纲领的积极意义时指出了它怎样轻轻放过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个最主要的敌人，在赞扬革命派的革命斗争时也指出了像章太炎分裂倒退和宋教仁幼稚天真所造成的损失，在表扬会党的积极作用时也批评了它们中间成分复杂、纪律废弛的缺点，在阐述新军的首义功绩时也分析了它们因缺乏经验而拱手交出领导权的弱点。作者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从各方面总结了这次革命的弱点，并指明这些弱点的产生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这样就使人对于辛亥革命的必然失败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

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吴玉章同志当年是勇猛果敢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今天更是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数十年来，他一直站在时代的前列为人民的事业忘我地奋斗，并且在斗争中不断地改造自己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前进而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正确道路。他以五十年前的亲身经历写成的这篇回忆录，给我们进行了一次非常生动、丰富和深刻的革命历史教育。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当时的斗争是何等艰难困苦，先辈们的革命道路是何等迂回曲折，而他们的革命精神又是何等英勇坚强。一代一代的革命志士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才为我们后辈人争得了今天的幸福，人民的胜利确实是得来不易的。温习过去，我们就应该更加珍惜今天，继承革命前辈的事业，学习他们坚强的革命精神，不断地改造自己的思想，并掌握好革命和建设的本领，为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加倍努力。

注释

[*]原载《光明日报》，1961年12月10日。

研究清史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推荐《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

乾隆皇帝姓爱新觉罗，名弘历。清康熙五十年生，嘉庆四年病逝（1711—1799），享年八十有八，庙号高宗。他是清朝入关后第四代皇帝，在位时间长达六十年，加上以太上皇训政的三年，其主持政务时间之久，为中国古代数百名帝王中所仅见。被史家艳称的“康乾盛世”在他的治下达到了顶峰。乾隆皇帝的思想、言论和行动深刻地影响着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一定意义上，他是18世纪中国历史的参与者、领导者和塑造者。

乾隆皇帝不仅是一位政治巨人，而且是历史上最多产的诗人。当他在位时，陆续结集出版的五集《御制诗》已收诗四万一千八百首，加上皇子时代的《乐善堂全集》及去世后刊行的《御制诗余集》，总数达四万三千六百三十首。其诗作之多，有史以来，首屈一指，无人可以望其项背。就拿康熙年间编印的《全唐诗》来说，搜罗宏富，洋洋大观，共九百卷，收集唐代三百年间两千二百多位诗人的作品，不过四万八千余首。乾隆一人的诗作，竟可与存世的全部唐诗相比拟，其数量之多，创作之勤，实在令人惊愕。难怪日本一位写乾隆皇帝传记的作者说：“世界各国皇帝没有一个曾留下这样多的作品，就这一点来说，乾隆也可称为伟大的皇帝。”

当然，数量如此惊人的诗篇不可能都是乾隆的创作，对此，皇帝本人并不讳言，他一再申明，所作“或出词臣之手，真赝各半”。不过，这四万多首诗总体风格是一致的，即使捉刀之作，也是经过乾隆审定的。

乾隆的诗艺术和审美价值如何？当时御用文人所称颂的“金声玉振，涵盖古今”，“神龙行空，瞬息万里”云云，固然近于肉麻的吹捧，而后世论及乾隆诗时以“高宗诗最不堪”一笔抹杀之，也未必公允。乾隆是个极现实的人，他似乎不太善于用审美的、艺术的方式把握人生和世界。他的诗基本上是写实之作，其中间有思辨的、理论的色彩，这同他的美学观点也是密切相关的。乾隆主张诗以言志，贵有神韵。他以为陶潜的幽隐，庾谢的清新，李白之放，老杜之愁，风格尽管迥异，但其中都有一种气韵，这些佳作之美正在于此，而绝非炫耀辞藻能达到的。因而乾隆说：“于诗岂不然，奚在藻缋修？似淡味弥永，我朴中乃腴。”但在创作实践中，他没有达到自己所追求的“淡而愈醇，外朴中腴”的艺术境界。总的看来，乾隆诗虽不乏清新自然之作，但许多诗，特别是那些应景即兴诗往往似信手涂鸦，读来诗意不浓，甚至味同嚼蜡。

乾隆皇帝的古文同样不事雕琢而唯重气韵。他曾说过：“作文之道，以气为主，气厚则文自佳。至于雕饰字句，不过一时美丽，气味未能深厚也。”阿哥时代的乾隆受教于古文大家蔡世远，作文宗师韩愈，他一生所写文、赋等篇什虽远不及诗之多，但有相当造诣，一些名篇读起来精神十足，很有昌黎韵味。

平心而论，乾隆诗文的历史价值要大大超过其艺术价值。

在乾隆看来，写诗是他平生最深的“结习”。在他当政期间，尽管勤于政务，事必躬亲，但无论军书旁午、公务繁剧也罢，四方无警、政清刑简也罢，都始终保持着赋诗作文的习惯。正像他所说的：“机务之暇，无他可娱，往往作为诗、古文、赋。文赋不过数十篇，诗则托物寄情，朝吟夕讽。其间天时农事之宜，莅朝将事之典，以及时巡所至，山川名胜，风土淳漓，莫不形诸咏歌，纪其梗概。”纵观乾隆诗文，有的叙述某些史事，有的阐释某些制度和政策，有的记录自己的行踪游迹，有的发挥自己的统治思想、历史观点、人生哲学和学术宗旨，还有的记载日常生活，诸如听政、批折、召见、祭祀、筵宴、行围等等，乾隆也说：“拈吟终日不涉景，七字聊当注起居。”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不少诗附有详细的序文及诗注，或胪陈事实，或诠解典故，或说明诗意，介绍背景。总之，乾隆的笔触涉及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学术、宗教、艺术、边疆民族、社会风情、宫廷生活、中外关系等重要领域，生动地再现了18世纪中国几乎全部重大的事件。

乾隆的诗文，是研究这个既仁慈又残暴，既英明又短视，既充满巨大智慧又浅薄虚荣的帝王的不可或缺的绝好史料。在《清实录》等以乾隆为中心的官书中，人们只能看到一个具有浓厚政治色彩、正襟危坐的圣主偶像，与其说他是人，不如说他是神。只有在御制诗文中，乾隆才稍稍敞开自己的心扉，使后人得以窥见他那深邃幽秘的内心世界。慈祥的祖父康熙，严肃的父亲雍正，富贵雍容的生母钮祜禄氏，阿哥时代的同窗挚友，没齿不忘的“三先生”（福敏、朱轼和蔡世远）以及傅恒、兆惠等终生怀念的旧臣……在他那支富有人情味的笔下，联翩走入了用诗文结构而成的艺术殿堂。特别是他韶年早逝的结发妻子孝贤皇后，乾隆献给她的百数十篇诗赋实在堪称最见真情的佳作。在这些诗赋中，乾隆真正走下了神坛，放下了帝王的尊严，尽情地抒发了内心深处对异性的爱恋。

乾隆诗文的价值绝不限于历史与艺术。他的诗文中有大量游览作品，抒写山川名胜，反映江南塞北各种风光，有歌咏亭台楼阁、离宫别苑的诗，对于研究古典建筑和园林建置很有价值；有欣赏音乐戏曲，描写骑射、冰嬉、龙舟竞渡的诗，反映了当时的艺术活动和体育风尚；有品评书画、鉴赏文玩、题写版本刻石的诗，显示了皇家庋藏的丰富及乾隆个人爱好和文化素养。这些无疑是文物、艺术、地方志、园林古建等研究领域珍贵的文献资料。

“诗以证史”，是中国古代治史的传统。对于研究乾隆时代和乾隆其人来讲，卷帙浩瀚的《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具有与档案、官书比较毫不逊色的价值。《清高宗实录》的纂修者在叙述乾隆朝编年史时，曾画龙点睛地征引过某些御制诗文。近代清史大师孟森先生也曾在考证乾隆身世名篇中大量引证乾隆诗文，遗憾的是，至今治清史及撰写乾隆传记的专家学者似乎对乾隆诗文的重要价值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其原因就在于其存世无多，阅览匪易。如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将《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影印出版，实在是一件嘉惠士林、繁荣学术的好事。我愿意借此机会将《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介绍给热心研究清史和乾隆皇帝的读者。

注释

[*]原载《清史研究》，1994年第2期。

一部传记体裁的清史巨著[*]

一

在西方研究我国清代历史著作中，恒慕义（A﹒W﹒Hummel）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简称《传略》）是一部颇有学术价值的史学巨著。本书的编纂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共同发起，由恒慕义邀集东西方五十余名学者利用美国国会图书馆极为丰富的藏书，自1934年至1942年，通过共同努力才最后完成的。全书分为两卷，第一卷出版于1943年，由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所印刷；翌年（1944年）第二卷也付梓问世。

本书主编恒慕义博士（美国前任驻华大使恒安石之父）系美国著名东方学家，1920年代曾在我国山西汾阳县铭义中学（教会学校）任校长，对沟通中美文化早有贡献。本书执笔者多为当时学有专长的知名学者，特别是美籍中国学者房兆楹及其夫人杜联喆对本书的编写出力最大。正如恒慕义在《传略》的序言中所说：“房兆楹先生为编辑本书整整辛劳八年，在这期间他所撰写的传记数量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人。”而杜联喆“同她丈夫一样忠心耿耿为这个事业服务”（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编者序》）。本书出版后，博得了中美学术界的好评。胡适曾写了序言，对《传略》做了评介。（胡适：《清代名人传略·序》）美国学者米切尔于1944年著文对《传略》编者的劳动予以高度的评价。他指出：“研究远东问题的学术界深为感谢编者恒慕义博士和他的助手们”，因为“他们审阅了几十名学者的文稿，作了必需的增补，并且自己撰写了很大一部分传记”。他认为，“这部具有高度学术水平的著作将对西方世界在近代中国历史的研究方面产生不可估计的促进作用”（米切尔：《〈清代名人传略〉评介》，载《远东季刊》（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1944），第3卷，第4期，386页）。《传略》的出版，对西方学者研究我国清代历史的确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很多西方研究者的有关清史论著多把《传略》作为重要的文献依据而广泛引用。

前已述及，《传略》的编著是从1930年代初到1940年代初（1934—1942）进行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何以在这一时期里组织大批学者从事《传略》的编著呢？这绝不是毫无目的的偶然之举，而是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的。众所周知，1930年代到1940年代，国际形势正处于风云变幻、动荡不定的动乱时期，德、意、日结成的法西斯主义反动逆流，有如决堤洪水，泛滥成灾。他们积极“反共”，残酷镇压民主运动；并疯狂地对外掠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人类有史以来惨绝人寰的浩劫。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自1931年侵占我国东北后，进而于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富有反抗侵略传统的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包括国民党抗日派在内的全国各派抗日力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掀起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钳制和打击了法西斯侵略势力，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非常清楚，这一时期中国所发生的巨大政治变动，特别是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伟大力量，不能不引起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关注。其中特别是作为与中国盟国的美国政府和人民，由于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而形成了同盟合作。中美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不仅要求在军事、经济方面进行合作，而且也要求在文化上进行交流，对对方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求得更深的了解。《传略》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由美国学术团体发起、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进行编纂的。本书主编恒慕义在序言中写道：“不难看到——东亚发生的事件所造成的压力现在已经清清楚楚——如果我们对中国的著名人物、伟大的事件以及极其丰富的文学宝库不甚了了，我们西方人就不能指望对中国人民有足够的了解。”（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编者序》）可以看出，《传略》的编写反映了当时美国人民要求了解中国人民的愿望，并试图推进中美双方关系与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

《传略》出版距今已有四十余年，其间国际形势已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中美两国的关系也经历了一段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自从1970年代中美两国建交后，在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日益发展。中国人民渴望了解美国的历史与现状；同样，中国的学术界也希望了解美国学术界研究中国的学术成就。今天，我们把美国学者四十余年前编著的《传略》翻译出版，正是为了加强我国人民与学术界对美国学术界的了解与认识。

二

当然，这部《传略》汉译本的出版，不仅限于上述的现实意义，从本书的学术价值来看，对我国史学研究者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一，《传略》在形式上虽是一部大型的清代历史人物辞典，但实际内容却是一部传记体裁的清朝断代史。这样一部清代历史专著，对我国清史研究者的研究工作，无疑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借鉴作用的。

从历史科学的发展规律来看，研究历史人物的历史活动和历史作用，是揭示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重要方面。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决定社会历史进程的是生产方式的发展，但一点也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尽管个人的作用有大有小，有加速、推动历史进程的积极作用，也有阻碍、延缓社会发展的消极作用。但他们的活动和作用都在特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代表着一定社会阶级和集团的利益而受到历史客观规律的制约。历史人物的活动看来似乎是彼此毫无联系的个人行为，实际上是受到生产方式、阶级意识以及种种社会条件的制约的。正是许多个人的行动推动着或影响着历史发展的进程。列宁论述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时曾说：“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列宁选集》，2版，第1卷，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有清一代的历史，正是由代表不同阶级的各类“活动家”的各种活动所构成的，而《传略》在这方面给读者以较为全面的揭示。

《传略》通过八百余篇的人物传记把上起明末下至清亡三百年间历史的各个方面——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民族、宗教、文化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领域中的历史概貌展现出来，给读者勾画出整个清代历史的基本轮廓。胡适在为本书所写的序言中说：“此书是一部完备的大型传记辞典。但是，《清代名人传略》绝不仅仅是一部传记辞典，它是今天（指四十余年前。——引者）可以看到的一部最翔实、最好的近三百年中国史。”（胡适：《清代名人传略·序》）美国学者米切尔也认为《传略》是以传记形式“构成一部最完美的中国清史专著”。应该说上述的评论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传略》的每一传记，虽然独立成篇，但所记每篇人物的活动，不仅背景相同、时代一致，且其活动也密切联系和相互衔接，因而可使读者“了解整整一个时代的著名人物以及一些事件的本末”（《远东季刊》（1944）第3卷，第4期，386页）。如《传略》中通过对清代杰出帝王康熙、雍正、乾隆一生活动的记述，以及对这个时期许多大臣、将军、名士、学者的详细介绍，给我们展现了“康乾盛世”文治武功、繁荣鼎盛的景况。再如，《传略》对清代汉学家学术活动的描述极为详尽具体，从顾炎武、颜元、阎若璩、戴震、高邮二王（王念孙、王引之）等传记的评述中，不仅看出他们在清代学术史上的成就和功绩，同时也能了解到清代汉学的形成、派别及其发展演变过程。正因如此，《传略》这部传记体的辞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清代通史和专史的作用，从而使研究者和读者从中得到有益的参考与借鉴。

第二，《传略》作为一部大型传记辞书，还可以补充如《清史稿》一类史籍之不足。在清代历史上有些颇为重要的人物，《清史稿》中却略而不载，或记而不详。如根特木是启中俄交涉之端的人物，在清代文献中只有“逃人”根特木字样，其本身的来龙去脉向无详细记载。而本书为之立传，对其身世与活动做了介绍。又如对准噶尔部首领策旺阿拉布坦的记载是颇为详尽的。策旺阿拉布坦于清康熙年间，作为准部的珲台吉在我国西北地区建立起强大的地方民族政权，他不仅统一了天山南北，且其势力威胁青海、西藏，成为中亚地区一支强大的政治势力。他统治准部期间，不仅农业、畜牧业有所进步，而且在商业贸易、手工业、冶铁业等方面均有较大的发展，为统一西北和开发祖国边疆都做出了贡献。不仅如此，策旺阿拉布坦在抗击沙俄入侵方面也建立了历史功绩，他领导准部军民于1715年和1720年两次抗击沙俄军队对准噶尔地区的入侵，有力地遏止了沙俄的扩张势力，捍卫了祖国的西北边陲。像这样一个少数民族首领的一生事绩在《清史稿》中未有记述，只在《藩部》中提到他攻打西藏一事，且所记甚简。（《清史稿》卷525第48册，第145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但本书却为他立传，对其一生活动和作用均做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和公正的评价。再如，对中日文化交流有过贡献的陈元"，我国文献中对此人并无记述。陈元"，杭州人，明末曾两度赴日，1638年再次东渡后即长期留居日本，1691年死后葬于名古屋。陈氏居日期间，曾把中国的擒拿术传给日本人，对日本的柔道术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因而颇得日本人的称道与重视。《传略》的著者从日本文献中将陈氏身世整理成传，从而补充了我国文献记载的不足。

第三，《传略》广泛运用西方史料，补正了我国原有史料的不足与缺陷。本书许多篇目是西方学者所撰写，他们具有搜集和运用西方文献资料的优越条件。胡适在本书序言中谈到本书优点时曾指出：“中国老一辈的传记作者根本无法运用外文资料，而在许多情况下必须以外文资料补正本国学者记载的不足，因为本国学者往往对外部世界的状况与事件并无所知。”（胡适：《清代名人传略·序》）在清代历史上有很多西方人来到中国从事各种活动，从17世纪早期来华传授的天主教徒，到参加鸦片战争、参加太平天国战争的西方人以及后来代表清廷办理外交洋务的外国人士，他们手中都留有大量文字记载，而这些记载很多是他们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珍贵史料。因而使一些不见于我国文献记载的秘闻得以公之于世，如对大学士马齐的揭露便是明显的一例。马齐出身于满洲贵族，是康、雍之际的重臣。康熙年间并曾一度因拥立皇八子胤#事而遭罢斥，但不久又受命主管俄罗斯事务，复任大学士多年，雍正即位后其官位如故，并受褒“忠诚”。乾隆皇帝对他很是称赞，说他“历相三朝，年逾大耋，举朝大臣，未有及者”（《清史稿》卷287《马齐传》）。就是这位“忠诚”于清廷的马齐，在《中俄恰克图条约》谈判时，却背着朝廷接受了俄国使臣萨瓦·弗拉吉斯拉维奇（Sava Loukifch Vladislavich Ragusinskin）的贿赂，致使双方谈判很快达成协议。本书在参与《恰克图条约》谈判的图理琛传略中做了如下的揭露：“据俄国记载，萨瓦·弗拉吉斯拉维奇之所以能与清方订立此项条约，其部分原因归之于他与当时主管中俄交涉的大学士马齐的友谊，……我们得知，萨瓦·弗拉吉斯拉维奇曾向马齐许下送礼两千卢布的诺言，但在条约签订之后因现金短缺只付给他此数的一半。”关于马齐的这一秘闻，在国内有关文献中，是根本没有记载的。

三

《传略》在清史研究中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它毕竟是四十余年前西方人的作品，在今天看来也有其不足之处。

首先，《传略》中所选人物不够全面，有些在清代颇有作用的人物并未立传。《传略》的编著者虽然注意到人民起义领袖的历史地位，如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李秀成等在书中都有一定的篇幅，反映出编著者对历史的客观态度。但若仔细察阅，仍有些重要起义领袖却被遗漏。如嘉庆年间川楚陕白莲教农民大起义领袖王聪儿就是明显例证。王聪儿作为农民起义军的一个女首领，她率领数万群众，转战四川、湖北、陕西等省，与清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直至最后壮烈牺牲，为中国农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树立了榜样。像这样一个杰出的起义领袖，《传略》中却未立传。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近代史上涌现出的各族人民起义领袖更是不胜枚举。仅以太平天国时期各族起义领袖来说，如捻军领袖张乐行、云南回民起义领袖杜文秀、贵州苗民起义领袖张秀眉等，都是当时风云一时的领袖人物，在各自领导的反清起义中都发挥过重要作用，但《传略》中也没有他们的传。不仅如此，《传略》在民族与宗教方面人物的选择上也有明显的疏漏。清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传略》对各族有影响作用的人物应尽量有所反映。如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首领顾实汗，在明末清初我国西北民族关系史上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不仅统一了青藏高原，并沟通了西北蒙藏各族与清朝政府的关系。然而《传略》编著者并未替他立传，只在其他传记中略带一笔。至于宗教方面的代表人物，其遗漏更为明显。如藏传佛教黄教领袖达赖与班禅，在清代转世多辈，其中起过重要作用者不乏其人，如达赖五世、班禅四世等都是西藏政教史上重要的人物，但《传略》均无反映。

其次，《传略》的编写虽然以大量中外史料为依据，显示出本书在资料上的优势。但它毕竟编写于四十余年前，撰稿者受到时代条件的局限，特别处于当时的战争年代，更未能利用我国收藏的大量清政府档案。这种缺陷，当时编者已认识到了，并寄希望于来日。这也是本书的不足之处。上述的档案目前分别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这批档案是清政府历朝积累的政府文书，是研究清史最基本、最原始的史料。

最后，还有一点应该提到的，本书在朝代断限上（主要指明清两朝）也不够清楚。《传略》作为清代名人传记的辞书，所收选人物应严格限制于清朝范围之内。但编者却把“在清王朝建立前几年逝世”的一些明代人物也收入《传略》。这当然有编者的道理（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编者序》），却使本书名实不太相符，给读者以朝代断限模糊不清之感。尽管明朝某些人物思想、活动对后来清朝历史有着影响和作用，但他们毕竟是清朝建立前死去的明朝人，他们的活动事迹与影响作用只能在清代有关人物传记中做适当交代与补充。

瑕不掩瑜。《传略》作为四十余年前编著的一部巨型清代人物传记辞书，对我们今天研究清代历史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注释

[*]原载《青海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

《顾炎武论考》序言[*]

顾炎武是明清之际的杰出人物。他著述宏富，行迹万里，交游遍天下，是一位守先待后、继往开来的思想家、学术大师。他行谊高洁，学问广博，见识远大，誉满天下。但是，到现在为止，虽有很多研究他的文章和小册子，却还没有一部大型的传记，这不能不说是一桩憾事。沈嘉荣同志勤力钻研，孜孜以赴，积数年之功，写成了这部50万字的《顾炎武论考》，包罗丰富，洋洋洒洒，全面论述，考订了顾炎武的行事和治学，填补了学术史上这一重要的空白。

我对顾炎武无专门研究，曾浏览过他的某些著作，其学如汪洋浩瀚，难窥其涯岸，但至少有几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他是节行坚贞的爱国志士，参加过抗清起义。失败后，浪迹天涯，读书著述，誓不仕清，他是一位铁骨铮铮的硬汉。多年以前，有人说：满族也是中国人，也有在中国坐天下、当皇帝的权利。反抗满族统治谈不上是爱国，反而是不识时务，违背进步潮流的行为。正是根据这个理由，否定了史可法、顾炎武、瞿式耜等一批人物。此论实在不敢苟同，的确，满族入主中原，这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内部事务，不是今天意义上国家之间的侵略与反侵略。但一个国家的内部也有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国内的民族战争也有是非曲直，不能因为是国内问题而抹杀了一切区别。一个被欺凌、被践踏的民族起而自卫，虽因力弱势微而失败，但其不屈不挠、苦心孤诣、志存匡复的精神是值得称赞的，这正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顾炎武和他那个时代的一批抗清志士是值得后人崇敬、纪念的。

第二，顾炎武为学精深广博，提倡经世致用、救世匡时。他研究山川、地理、物产、水利、赋役、户口，作《天下郡国利病书》，为的是要挽救艰难的时局。他作《日知录》，其弟子潘耒称，“朝章、国典、民风、土俗，源源本本，无不洞悉”，“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这种学风与宋明理学的末流坐而论道、脱离实际、空谈性命天理是完全不同的。

第三，他治学勤奋刻苦，严肃认真，搜罗材料，重视证据，排除种种主观臆想，富有科学精神。他研究的领域广阔，引经据典，加以实地考察，根据充分，立论坚实，下笔审慎，“每一事件必详其始末，参以佐证，而后笔之于书”，对清朝一代学风有极大影响，开乾嘉学派之先河。

沈嘉荣同志这部《顾炎武论考》，详细追踪了传主艰险而传奇的一生，考订其行事、交谊，分类剖析了顾炎武广博的学术成就，包括哲学、伦理、政治、经济、法制、教育、史学、地理、金石、音韵、诗歌、散文等等，全面地反映了顾炎武的人品和学问，使我们得以更加详细而正确地了解、认识三四百年以前的这位大师。我国学术史上的杰出人物非常之多，如群星灿烂，映耀长空，他们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如果能像沈嘉荣同志这样，对历史上的许多学术大师都做出详尽而高水平的个案研究，那么，大部头、高水平、综合性的中国学术史的问世，将指日可待，这是我们所希望和期待着的。

注释

[*]原载沈嘉荣：《顾炎武论考》，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李定国纪年》再版序言[*]

郭影秋校长已经离开我们二十年了，但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工作的同志还时刻怀念他崇高的品德、卓越的才能、渊博的学识以及实事求是、关心群众的工作作风。尤其是国家启动了清史工程，组织了机构，集中了人才，编纂工作正在紧张进行，每当遇到各种行政上、组织上、学术上的巨大困难的时候，我便会想到影秋校长，他的身影便会呈现在我的脑海中，当年他对我耳提面命的教诲也不时重现，这鼓舞着我的信心，使我振作起精神，增加了我的力量。对影秋校长的人品、才能、学问的崇敬和思念，成为推动和鞭策我努力工作的动力。

编纂清史的工程是老一代共产党人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的愿望，早在20世纪50年代即已提出，1965年秋被筹划付诸实施。党中央命周扬同志在中宣部部长会议上专门研究实施方案，决定成立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任命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清史专家郭影秋为编纂委员会主任，与关山复、刘导生、尹达、刘大年、佟冬、戴逸同为编纂委员会委员，并在中国人民大学设清史研究所，开展筹备工作。当时全国正在进行“四清”运动，影秋校长已率领教工学员到京郊苏家坨前沙涧西山农场搞运动，副校长孙泱同志参加了中宣部的会议，并亲自到我的家中转达中央的决定，和我商议筹备工作。不料时隔不久，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掀起了“文化大革命”序幕，一场风暴席卷全国，干部被打倒，各级机构瘫痪，国家建设工作陷于停顿，计划中的清史编纂工程也就不幸夭折。影秋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受了巨大的打击和灾难，长期被关押批斗，身心备受摧残，以致病魔缠身，辗转病榻，长期未能康复，最终不幸于1985年逝世。

影秋同志虽被任命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但由于突然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机构没有成立，工作没有开始，所以毕其一生，他未能践履其职务。但他始终关怀清史编纂工作，竭力为修史工作做重要准备。他预见到国家发展不会从此停顿，正常工作迟早会恢复，所以中国人民大学虽然在1969年被解散，人员下乡劳动，但在影秋同志的建议下，学校教工均成建制地分到各个单位，避免了专业人员分散流失，这样就集中保存和保护了大批教师，特别是历史教员。也是在影秋校长的建议下，凡是中国历史教研室和世界历史教研室的教员都集中在一起，不可分散，他还从哲学系、法律系、档案系、语文系调进了一批教师，1973年我们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建立了清史研究小组，附设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开始研究清史，他还亲自担任清史研究小组组长。这一不寻常的举措表明影秋同志牢记党的嘱托，他认为一旦“文化大革命”过去，天朗气清，修纂清史的工作必将恢复，工作可以顺利进行，这可以看到影秋同志的深谋远虑和良苦用心。2002年当党中央再次决定启动清史工程以后，一支训练有素的专业人才队伍已经形成，立即可以投入工作。如果没有影秋同志当年的远见卓识和不凡举措，如果人才长期分散不能从事研究，这次清史工程的启动必定会举步维艰。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清史研究所正式成立，作为校领导的影秋同志，又抱病参加清史研究所成立的会议。此后，所里的工作一直受到他的重视与指导。他常常听取所里的工作汇报，并就研究方针、研究方向和研究规划，做出切合实际的指示，一些重点科研项目，如《简明清史》《清史编年》，就是在他的倡议和帮助下编写的。他还就《清史编年》的体例和内容，多次与我们谈话，又亲自为该书写了序言。

从影秋同志建议设立清史研究小组到决定成立清史研究所，直至他病逝前的年月，尽管缠绵病榻，他一直关心着清史研究所的工作与清史研究事业，曾多次约我面谈，谈话内容大多是有关清史研究的问题。通过多次交谈，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作为历史学家的影秋同志，深深感到他读书甚多，博闻强记，知识丰富，有深刻的洞察力，分析事件、评价人物时独具卓识。他最熟悉明末清初的历史，和我谈过李自成、张献忠、崇祯帝、史可法、张煌言、郑成功、李定国、孙可望、多尔衮、范文程等人，谈到明朝何以失败，清朝何以兴起，谈到农民军的重大失误和归宿，等等。他熟知历史上各个人物的经历、性格、才能、优缺点，做出许多很有见地的分析，娓娓而谈，如数家珍。他掌握的史料极为丰富，不少稀见的稿本、抄本，是我闻所未闻的。他给我介绍书籍的作者、卷数、版本、收藏单位、内容梗概以及自己的评论，使我深受教益，终生难忘。

影秋同志之所以能对历史典籍如数家珍，对许多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有独到的分析和见解，就在于他无论是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岁月繁忙的党政领导工作中，都始终不废读书治学，写诗填词，撰写著述。《李定国纪年》就是影秋同志研究明清史的代表作，该书凡二十余万言，以丰富翔实的史实，记述了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定国一生的光辉业绩，是书正文自庚午年（明崇祯三年，1630，李定国10岁）起，至壬寅年（清康熙元年，1662）李定国逝世止，按年月汇集了李定国一生的资料。同时，又简要地记述了明末清初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有关资料。凡引用资料，均注明出处，并对有些资料加“案”，提出自己的看法。另外卷首刊有关于李定国事迹的地图、照片及文物拓片；书后又附录了关于李定国的多篇传记及评述。该书虽名《李定国纪年》，其内容实际上则是大西军的编年体战史，是国内外第一部全面、系统的关于大西军及其领导人物的史料性专著，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此书的显著特色是：其一，坚持唯物史观评价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该书卷前冠有作者写的长篇序言，其中论述了他为什么要整理大西军和李定国的史料，怎样评价李定国这个人物，如何整理史料，在对这些问题的论述中处处闪烁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在论及史料整理时，作者也一再强调要从史料的表象中弄清历史事变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以揭示历史事件的规律。其二，搜罗宏富，考订精审。全书广征博采，搜罗各种文献典籍多达一百余种，诸凡正史、野获、稗史、文集、笔记、奏议、方志、揭帖、碑铭，一一涉猎，从中辑录的史料多至数千条，再经削繁就简，细致考订，去伪存真，审慎取舍。从中可以窥见作者深厚的学术造诣和扎实的考据学功底。其三，史论结合，勇于创新。该书虽然是一部史料性专著，但绝非仅仅停留在对史料的编排整理方面，对诸如怎样恰如其分、实事求是地评价大西军、大顺军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克服厚此薄彼的偏颇之见，对李定国这个杰出的历史人物的个人特点和历史作用，首次做出比较全面的评价，对明末农民军联明抗清的战略转变以及李定国和郑成功的联合抗清等问题，均做出深刻的揭示和论述，较之前人的研究多有创新，其中不少看法和见解为明清史学界接受与采纳。本书于1960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首次出版，至1961年11月前后印刷四次，反映了其甚受史学界欢迎。因其出版已久，目前，不少想阅读、利用这部著作的读者都苦难觅求，故建议再版重印。

历史学研究像其他学科一样，伴随新史料的发现和研究视野的拓展，以及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的更新，总是不断地发展与前进，而清史研究的发展与繁荣又尤其突出。《李定国纪年》是一部杰出的著作，但毕竟是四十多年前的著作，加之，作者撰写此书时，又正处在频繁发生政治运动的环境中，这些带有极左倾向的政治运动，也势必在意识形态与学术研究中有所反映。影秋同志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学术研究中有着冷静的头脑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但受时代条件的限制和客观环境的影响，这部著作也难免留有时代的烙印。对此，既毋庸讳言，也不应苛求。鉴于作者早已过世，书中的观点与史料上的某些不足，已难以修订纠正，再版时只能保持其原貌，读者在阅读中当会有自己的分析与评判。另需说明的是，影秋同志曾公开发表有《谈郑成功和李定国的关系》及《论李定国坚持西南抗清斗争的历史作用》，这两篇论文与此书主旨吻合，且相辅相成，故一并附录于后。

还需指出的是，影秋同志对明清史的贡献，不仅仅表现在他个人在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成就方面，还突出表现在其推动和组织清史研究、贯彻中央编纂清史的决定、积极组建清史研究机构、指导和确立清史研究项目以及关心和爱护清史研究工作者、组织清史研究队伍、积蓄学术力量等方面。所以，我不久前在一次关于清史编纂体裁体例的学术会议上说过，影秋同志始终坚持搞清史，他对清史编纂功不可没。我们今天理应从影秋同志对清史研究的贡献中汲取力量，努力把清史的纂修工作做得更好！

注释

[*]原载郭影秋：《李定国纪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读李燕光、关捷的新著《满族通史》[*]

满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勤劳勇敢，善于学习创造和富于革命传统的优秀民族。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以女真为主，吸收汉、蒙古、朝鲜等族人员，形成了满族共同体，充满着激情与活力，在辽东大地崛起，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1644年（顺治元年），满族贵族率军入关攻占北京，建立我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少数民族统治全国政权的清王朝，时间长达268年之久。有清一代，曾出现闻名遐迩的“康乾盛世”，满族人民在维护国家统一、发展经济文化、反对外国入侵等都起了很大作用，特别是在现代革命史中，为了反对国内外敌人，前仆后继，英勇斗争，涌现出许多杰出的英雄人物，献出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据1990年公布的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其中满族人口总数为980万，在我国民族大家庭中，名列第三位。因此，从满族的历史和现状而言，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一部有分量的满族的发展、创造和斗争的历史，以史为镜，鼓舞民族不断奋进，这是满族史和清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长期以来，虽然有关满族史的论著不少，但是有的比较简明，有的过于专一，而内容宏丰的大著却不多见。最近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由李燕光、关捷先生主编的《满族通史》，参加此书撰写的人员，都是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全书分三编十四章四十五节，约53万字。《满族通史》的问世，不仅为满族史文库增添了一部大著，而且亦是迄今为止满族史研究最为详尽、深入的学术专论，无疑将对满族史研究向纵深发展起着积极推动作用。这里我们不想对《满族通史》做全面的评价，只是从史的角度，就其某些侧面的特点，谈些读后的启示和看法，向读者推荐这部好书。

历史研究要从真实的材料出发，这就要求必须掌握丰富的历史资料，并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进行分析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方可达到历史科学的彼岸。《满族通史》在掌握和利用资料方面，除了大量引用实录、会典、方略、三通、方志、文集、笔记等卷帙浩繁的官书私籍外，全书还比较突出的重视发掘以下四个方面的资料：一是历史档案资料，这是以往人们在处理政务，或相互交往中，自然产生的最原始的历史记录，直接反映出历史的原貌，因此史料价值极其珍贵。《通史》中大量引用了一史馆、二史馆和辽宁省档案馆收藏的有关清史、民族史及现代史的档案资料。二是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这是深入实地和民间进行考察所得有关历史遗迹、文化习俗等方面的材料，在某些方面弥补了正史的不足。《通史》中吸收了这部分许多资料，特别是辽宁地区的调查材料，对研究满族史十分重要。三是满族家谱资料，家谱和一般历史资料不同，它是专门反映一个家族的历史，同时也可洞察社会的一个侧面，记载了有关满族姓氏、迁移、人口、土地、风俗、伦理等方面的珍贵资料。《通史》中引用家谱资料不下二十余种。四是外国文献资料，如朝鲜的《李朝实录》等，另外，有清一代，许多外国传教士在华期间，有的深入宫廷，有的出入官场，有的布道民间，写下了大量耳闻目睹的笔记资料，在国外出版，这部分材料往往是中国史料中所未见的。《通史》中引用外国资料，多达十余种。由上可见，史料丰富是《满族通史》的特点之一。

《满族通史》在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勇于攀登学术研究高峰，首先，关于满族发展的阶段问题，自1635年满族正式定名，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止，前后经历了三百余年的历史，这就要求用历史唯物主义，透过历史现象，把握发展脉搏和趋势，从而科学划分满族发展的历史阶段。《通史》把全书分为三编，可视为三个发展阶段：其一，源远流长，回顾了从肃慎到女真人的历史进程，并通过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满族共同体的形成，阐明了满族的兴起，以及社会形态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其二，封建社会时期，时间是从清军入关建立清王朝到鸦片战争之前，大约经过二百年，此间落后的满族接受先进的汉族生产方式，进入封建社会，出现了“康乾盛世”，在维护国家统一和发展社会经济等方面做出了贡献，但到了嘉道时期由顶峰滑落下来；其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1840年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清政府腐败无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满族人民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他们在党的领导下，推翻三座大山，获得了解放。这种划分历史发展阶段是科学的，符合历史实际的。

其次，关于清朝前期和后期如何撰写问题，以往认为清朝前后期社会不同性质，因此清史只写鸦片战争以前，1840年以后就由近代史取代了。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有清一代，再加上关外时期，约三百三十年的历史，它是一个连续的历史整体，清史作为一部封建王朝的断代史，不能只写前期，不写后期，何况鸦片战争以后，虽然社会的性质开始发生了变化，但是清王朝的统治并未到此结束。《通史》突破了这个框框，不仅把清史作为历史的发展的整体来写，而且妥善地处理了满族史和清史的不同之处，突出满族史在清史中应占有的地位。另外，《通史》把清朝后期视为前期的发展和伸延，因此在注意到近代史着重写“两个过程”“三大高潮”“八大事件”的内容同时，侧重写清朝前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延续，同时也照顾到和近代史上的反侵略战争、农民战争、维新变法和革命运动的互相联系、互相补充。

最后，对满族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有新突破。这里仅举几例说明：其一，民族关系，满族在清朝是统治民族，如何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没有民族偏见地评述满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专家学者和民族工作者关注的问题。《通史》作者认为，在清朝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里，满族的统治阶级所推行的民族政策有成功的一面，但是应该看到它的本质仍是阶级的政策，不仅剥削、压迫满族人民，而且扩展到其他民族中去，因此加深了民族矛盾。但是，满族人民与各族人民之间友好往来、互相促进、共同进步则是主流。这种阶级分析方法，有助于消除满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隔阂和误解。其二，满族经济，有关清朝前期满族社会经济的旗地、皇庄、王庄等，作者对其分布、数量和生产关系，做了深入研究，特别是对满族内部的阶级结构进行了具体剖析，如王公大臣、八旗兵丁、包衣佐领、户下人等，他们内部及其之间的地位与关系，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近代满族社会经济变革、八旗土地制度的崩溃进行了新的探索，填补了这一课题的空白。其三，满族文化，作者通过对满族思想、文化艺术、宗教信仰、社会习俗、科学技术的研究，认为满族是我国一个古老而又优秀的民族，它的文化有其自身独立发展的一面，同时也吸收了大量的汉族文化，从而促进了满族文化的振兴与繁荣，并且指出应该看到满族文化束缚于汉族的封建文化传统模式之中，致使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这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具体内容上，都获得研究新成果。

综观以上三个方面，既有涉及全书的指导思想和通篇布局，又有具体史事的深入探索和开拓，因此有所创新是《满族通史》的特点之二。

满族是一个勤劳勇敢、富于革命斗争的民族，为祖国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通史》的作者热情地讴歌了满族的光荣历史：

——善于学习，勇于创造。满族原是居住在白山黑水之间的一个文化落后的民族，自从兴起以后，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于汉族先进文化，采取了开放接受的态度，并制定措施，提高民族的文化水平。新兴的满族入关后建立了清王朝，使已经没落的中国封建社会重新复苏，并推向极盛的顶峰，维护了国家统一，发展了社会经济，成为世界强国，屹立在东方大地上，这是我国其他少数民族无法比拟的。

——生气勃勃，人才辈出。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产生、发展，到了明朝中叶以后，已经进入衰落时期，国家政权如同即将死亡的病人，五官犹存，运动皆滞了，天灾人祸接踵而来，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要挽救这个濒临倒塌的大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清朝自太祖努尔哈赤为大清开国奠定基础以后，接着出现了皇太极、福临、玄烨、胤禛、弘历几代有作为的皇帝，致使中国封建社会再次繁荣，出现了百余年的“康乾盛世”，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造就出一大批满族的优秀人才，他们为本民族的进步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维护统一，反对侵略。满族为了完成国家统一，加强巩固边疆，康熙初年消灭了南明和农民军，实现了统一。1681年，清朝平定了“三藩叛乱”，加强了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量。1683年，郑克塽投降，清朝统一了台湾，并设立台湾府。17世纪初，沙皇俄国不断派兵侵扰中国的西北和东北地区，但遭到清军的抗击，取得了胜利，1689年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定中国的东北地区与俄国的边界。1727年签订《恰克图条约》，划定中国蒙古地区与俄国的边界。1755年，清朝打败准噶尔部阿睦尔撒纳以后，巩固了额尔齐斯河上游和巴尔喀什湖直至帕米尔地方的边防。1788年、1791年，清军两次抗击廓尔喀的入侵，取得了胜利，保卫西藏社会的安宁。另外，清政府还对蒙古、青海、新疆、西藏的管理制度进行改革，从而巩固和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编纂典籍，弘扬文化。满族建立的清王朝统治政权，对汉族文化虽然出于政治目的，实行文字狱，但是总的来说，还是采取学习接受的态度。因此，有清一代编纂典籍的风气很盛，而且长期不衰，早在顺治年间就开始组织学者注释经书，康熙、雍正都很重视文治，除了对儒家经典重加疏解外，还编了《古今图书集成》，全书一万卷。到了乾隆时期，又编了《四库全书》，共收图书3 457种，79 070卷，确实丰富浩瀚，是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总汇。另外提倡满人学习汉文，并把许多汉文典籍译成满文，以便互相学习交流，因此满族涌现出一大批文人学士，写下了许多不朽的历史典籍和诗词小说，为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贡献了力量。

以上事实说明，讴歌满族的历史贡献，加强民族团结是《满族通史》的特点之三。

我们读了《通史》，深感受益匪浅，但是亦感到有两点不足之处，一是前详后略，全书总共740页，1840年以前就占了544页，而其中1644年入关以前，却占了284页，鸦片战争以后，直到新中国成立，仅占196页，这些数字反映出内容比例不协调。二是插图太少，阅读此书颇有单调之感，如果书后有年表、地名和人名索引，查阅就方便多了。

注释

[*]原载《清史研究》，1992年第2期。与李鸿彬合撰。

《清兵入关与中国社会》序言[*]

1994年是李自成农民军进入北京、明朝灭亡和清兵入关的三百五十周年。50年前，郭沫若先生发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李自成农民军失败的原因进行了科学的总结。文章发表后受到正在为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各解放区都专门印发了单行本，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以《甲申三百年祭》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50年后的今天，中国人民早已完成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正在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重新探讨清军入关及其对中国社会影响，不仅有利于推动清史研究的深入，而且对于加速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同样会从中得到新的历史启迪。

所以，1993年，在史学界许多同志的邀约、请求下，辽宁大学孙文良教授慨然承诺在沈阳组织和召开第七届中国暨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把清军入关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作为主要议题，得到了海内外清史学界的热烈响应。参加会议发起的有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吉林师范学院历史系、吉林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辽宁人民出版社、辽宁大学历史系、辽宁大学出版社、辽宁少数民族古籍出版办公室、辽宁古籍出版社、辽宁民族出版社、辽宁民族研究所、辽宁师范大学、辽宁社会科学院、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故宫博物院、沈阳鹏达企业集团共19个单位。

第七届中国暨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于1994年8月30日开始，9 月2日结束。来自日本、美国、意大利、俄罗斯、韩国以及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百余名清史研究的专家学者会聚沈阳市，就清军入关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天崩地裂”的变化这一主题，分别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外交等各个方面发表了精辟的见解，利用各种机会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

350年前，中国国内的政治和军事形势怎样？当时有三种势力正在激烈竞争和相互搏杀，即：统治着全国的明王朝、新兴的清王朝以及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中国大地上硝烟弥漫，三种势力兴衰消长。谁能够取得最后胜利，取决于各个势力集团内部的团结、进步及采取的政策，取决于哪个势力集团能够适应历史的潮流和民心的向背。

明王朝在长期统治全国以后日趋腐化，文恬武嬉，暮气甚深。神宗昏庸无道，唯以搜刮财货是视；熹宗荒淫嬉戏，听任客氏与魏忠贤操纵朝政；崇祯虽有心振作，然刚愎自用喜怒无常，猜疑忠良而信任奸佞，“公侯皆食肉纨袴，而倚为腹心；宦官悉龁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思；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明季北略》）。面对农民起义的烽火和清王朝的进攻，明王朝的军队屡遭败绩，且“自残人民，行赂朝臣，诈为己功。朝臣专尚奸谗，蔽主耳目，私纳贿赂，罚及无罪，赏及无功。由此观之，明之必亡昭然矣”（《清太宗实录》）。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起于平民，反抗暴政，转战多年，旋兴旋灭，其后整顿队伍，严明纪律，政策正确，深得民心，故能所向克捷，在中华大地上点燃漫天烽火，推翻了明王朝。但是，当胜利出人意料地迅速到来，却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并无准备。他们被城市的繁华景象弄得头晕目眩。农民军的领袖没有抓住时机奋发求治，厉兵秣马，巩固和推进胜利，而是骄傲自满，贪图享乐，迷恋声色财货，失去了民心，也失去了全面取胜的机会。起义军在山海关为清王朝和吴三桂的联军战败，只好撤离北京，仓猝西走，最后败亡。农民军是明王朝的掘墓人，却不能保持纪律、团结与战斗力，不曾建立一个为人民欢迎的政权，终于丢掉了胜利的果实。

清王朝之所以成为最后胜利者，是因为这一新兴势力集团具有蓬勃的朝气，勇于进取，自立自强，励精图治，积蓄力量，又能够随着形势的发展，保持内部团结，调整战略政策，以适应入关以后迅速变化的形势。在关外，清朝已经历了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位杰出领导人的长期经营，统一了东北和蒙古地区，建立起严密的政治和军事组织。入关前夕，虽然发生了黄白旗之间帝位的争夺，但相互妥协让步，顾全大局，保持了团结，故能迅速入关，共同对敌。入关以后，清朝起初的许多落后的政策措施，曾引起关内人民的激烈反对，但清朝在一定程度上尚能体察民情，缓和满汉矛盾，逐渐改变和调整其政策，尽可能争取汉人的合作，故能逐渐削平反对势力，建立了全国政权，对中国持续了两个半世纪的统治。

由此可见，一种事物、一种势力，其持久的生命力不在乎它表面上的强大与弱小，而在于它有没有旺盛的朝气和不断前进的活力。350年前，中国三种势力的激烈角逐，其结果是人数少、力量小的新兴的满族，战胜了明王朝这一庞然大物，也战胜了曾经凌厉无前而以后腐败蜕化的农民军。正如民谚所说：“朱家面，李家磨，蒸了馍馍送给对门的赵大哥。”处在多种力量共存与竞胜的环境中，谁能不断进步，谁能奋发图强，谁才能够得到最后的胜利。

第七届中国暨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共收到与会海内外学者递交的80多篇论文。会后，在大会组织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编委会，主要由辽宁大学孙文良教授和其他同志负责，经过他们的辛勤工作，圆满地完成了论文集的编辑工作，并即将付梓。这本论文集代表了迄今为止海内外清史学术界研究清兵入关这段历史事件的最新成果。有的论文研究了当年的力量对比和清朝的决策，指出清朝内部曾经有“退保关外”与“进取中原”两种主张之争，在千钧一发之时，多尔衮的态度和决策发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促成了清朝的全面胜利；有的论文指出明朝与农民军各自的腐败，导致自身的覆亡，清朝所以能以少胜多，正是利用了对方的腐败与内讧。有的论文突出了清军入关对满族思想文化的发展，认为清军入关本身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并对满族政治思想文化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在政治上，清军入关之初就大量录用满化汉人（汉军），并采用明制。康熙皇帝不愧为有清一代在政治上、思想上有突出贡献的帝王。雍正帝治国有方，雷厉风行，他关于东夷、西夷均属中华的论断，是满族与汉族的相互认同，颇具远见卓识。类似这些观点，能够启迪思考，推动我们的进一步研究。

这次清史学术讨论会还组织与会学者分为东西两路，赴新宾和山海关考察，我参加了新宾一路的考察。亲眼看到了当年的古城垣、古建筑、古战场，我体会到，要深入研究清史进行这种实地考察是十分必要的。就清朝历史来说，东北，尤其是辽宁地区，有丰富的历史遗迹，当地政府非常重视保护这些遗迹。辽宁又是满族人口最多的地方，全国13个满族自治县辽宁就有8个。满族人不但了解本民族的历史，而且保存下本民族的历史遗物、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因此，历史调查对于丰富清史的内容、扩大研究范围、提高研究水准，都是不可缺少的。

当我快要写完这篇序言时，传来了辽宁大学孙文良教授因病逝世的消息，我从长途电话中得知这一噩耗，心惊神滞，悲痛之情难以自持。我把这篇序言搁下了很久，不忍落笔，因为拿起序言，就会想到文良教授，其音容笑貌宛如在眼前。孙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清史专家，是我的老朋友，也是这次清史学术研讨会的主要组织者，没有他的精心擘画和操劳奔走，这次学术会议是不可能召开的。我草写这篇序言也是受他的嘱托，他特别派他的弟子张杰副教授专程来到北京，要我为此书作序，并且他和张杰先生提供了关于这次会议的有关资料，我才得以执笔。谁能知道，嘱托的言语尚在耳际，提供的资料亦在案头，而文良教授却因病魔困扰而匆匆离去，琴存人亡，令人悲从中来。生命之易逝，知己之难得，实堪叹息！

这里，我不能不提到孙文良教授组织这次学术讨论会，编纂这本论文集的劳绩。清史学术研讨会自1980年以来，举行过七届，第一届1980年在北戴河召开；第二届1981年在沈阳召开；第三届1983年在长春召开；第四届1985年在南京召开；第五届1987年在深圳召开；第六届1989年在成都召开。高校和学术单位在经费拮据的条件下，挤出有限的钱，集腋成裘，苦心撑持，维持了两年一次的清史学术研讨会，这些研讨会，对于加强学者友谊，促进学术交流，推动清史研究，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原定1992年召开的第七届清史学术会议，因经费无着，组织和后勤工作繁杂，竟然无人敢于承担，被迫停辍。许多专家学者很焦急，希望重新恢复定期举行的会议，以发扬学术交流的传统，收切磋问学之益。我也曾向各方面呼吁商请，希望有急公重学之人能够在困难中，力肩重任，筹款出力，担任会议的东道主，承担会议的组织工作。我首先想到了老朋友孙文良教授。他毕生治学勤奋，著述宏富，成绩卓越，蜚声历史学界，为人热诚正直，急公好义，待人和蔼，襟怀坦荡，办事认真干练。若得他的承诺，可以使全国清史研讨会维持不绝。1992年，我拜托李治亭教授途经沈阳之便，与孙文良教授商谈，可否由辽宁大学历史系承担会议东道主，勿使清史研讨会中断。这一困难的包袱开始推给了文良同志。文良是非常负责、非常慎重的同志，他考虑再三，分析当前的情况和问题，1981年已经在沈阳承办过第二届清史会议，现在要再办一次百人左右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经费无着，困难重重，一介书生，何处筹此巨款。其间，文良同志、治亭同志和我信函往返，商议筹划，至再至三。1993年秋，中国史学会第五届大会期间，文良同志以中国史学会理事、辽宁省历史学会会长来北京参加会议，我和他又面商清史会议之事。为了推动学术，使清史研讨会断而复续，文良同志义无反顾，慨然承担会议东道主的责任，并立即投入工作，向有关领导请示报告。文良同志任事之勇，治事之勤，给了我极深刻的印象。为了使清史研讨会不致中断太久，定于1994年8月举行第七届会议，准备的时间很仓促，文良同志组织力量，抓紧工作，奔走联系，日日夜夜，可说是紧张繁忙，心力交瘁。特别应该感谢辽宁省党政领导和辽宁大学校长及各部门支持帮助，不遗余力。会议的准备工作井井有条，这就保证了沈阳第七届中国暨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的顺利举行和圆满成功。出乎意料的是，会后仅8个月，文良同志突患重病，遽尔辞世。我国史学界失去了一位杰出的学者，我个人失去了一位真挚的朋友。

孙文良教授不仅是这次学术讨论会的主要组织者，这本论文集的主要编纂人，而且他对这次讨论会的主题有深湛的研究和精辟的见解。他和张杰副教授合著了《1644年中国社会大震荡》一书，以20多万字的篇幅，集中分析了350年前闯王进京和清军入关这场“天崩地裂”之变。我粗略地通读了他的遗著，其剖析之透彻、史料之丰富、识见之高远、文笔之酣畅再一次展现了文良同志深厚的学力和宏大的才思。

文良同志不幸辞世。我想：去年盛大的学术讨论会，这本刚刚编成的论文集以及会议期间印成的他的遗著，这三项都是孙文良教授生前的贡献，是他赐予清史学界的珍贵礼物，我们将永远珍惜它，并深切感谢文良同志为此做出的巨大努力。

注释

[*]原载《清兵入关与中国社会》，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

读《少年天子》[*]

凌力同志的历史小说《星星草》下册问世于1981年，经过四五年以后，现在又发表了《少年天子》。两相比较，凌力同志的作品更加成熟了，无论从艺术构思、人物塑造、情节描写都有了显著的提高。我是研究清史的，读这部小说，着重看它是不是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我觉得凌力同志这部作品，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达到了比较完美、和谐的统一，其可信度是很高的。她用艺术的笔法，使这段三百多年前的历史再现在读者的眼前。《少年天子》可以说是一部形象化了的真实历史。

创作历史小说，怎样对待历史，似乎存在着矛盾。一方面，既是历史小说，以历史作题材，必须尊重历史真实，不能歪曲、篡改历史；另一方面，又是小说，是文艺作品而不是历史著作，文艺作品不仅允许，而且必须有虚构、想象、夸张。如果像要求历史著作那样言必有据，那就抹杀了文艺创作的特点，等于否定了历史小说的存在。

于是就发生了争论，历史小说究竟应该七分真三分假，还是三分真七分假？二十多年前吴晗和李希凡同志对历史剧进行过争论，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如何统一？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的意见，常常相左。历史学家看重事实根据，而文学家多向往自由想象。

我的粗浅想法是：创作历史小说、历史剧当然应尊重历史，可否考虑以下几点：

第一，创作者应熟悉当时的环境、气氛、历史发展的趋势，尊重历史的是非曲直，不能随意篡改。封建专制统治的环境，不能写成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战争乱离的年代不能写成繁荣盛世、歌舞升平。是非曲直不能颠倒，秦桧不能写成爱国主义者，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不能写成仁义之师。

第二，重要人物和重大史事，应尊重真实。写顺治朝，其头等大事就是和南明的斗争，并且顺治是胜利者。写董鄂妃、孝庄太后，写王公贵族、文官武将，尽可能按实际情形。不要闹关公战秦琼的笑话。自然。这里说的是重要人物、重大史事。小说毕竟不同于历史书，按照典型环境，按照情节的需要和人物性格的发展，可以有虚构，甚至较多的虚构，问题不在于虚构多少，而在于虚构是否符合当时的环境、气氛，虚构是否合情合理。

第三，各个历史时代有不同的风俗习惯、交往礼节、语言、服饰等等，这些细节也应力求符合当时的情况，不能让顺治宫内的宫女跳迪斯科，唱流行歌曲。不注意细节的真实，就不能再现那个特定的时代，就会破坏艺术效果。

以上三点，应予注意，否则就很难说是一部严肃的历史小说或历史剧。这样，就对作家提出了一个要求，必须钻研历史、深入历史生活的深层，把握历史脉搏的跳动，尽可能了解历史生活的各个方面。作家越是钻研历史，懂得了历史的发展，就越是获得创作的自由，虚构和想象的自由。因为，这样的虚构、想象建立在对历史必然性的理解的基础之上，看起来是合乎情理的，不同于胡编乱造，随意狂想。应该说：尊重历史真实给作家留下的自由驰骋的天地是十分广阔的，不会扼杀作家的灵感，不会妨碍作家发挥才能。

我感到《少年天子》在这些方面做得很成功。凌力同志既是作家，又是历史学家，她在钻研历史方面付出了艰巨的劳动，成年累月蹲在图书馆、档案馆里，孜孜不倦，全力以赴，发掘这段流逝已久的历史。这部小说在艺术上的成就怎样？我是外行，不去说它。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其真实可信度是很高的，严格地按照历史上实有的人和事来写作，几乎可以作为信史来阅读。

顺治这位少年天子，最大的业绩是统一中国，和南明长期作战。他是满族入关后的第一位君主，是个有作为的创业者，执政时间不很长，却完成了统一的大业。《少年天子》围绕这个主题，刻画了各种人物，展开了曲折情节，其中包括顺治和董鄂妃之间的爱情故事。清朝入关以后，它的优势在军事方面，长于骑射、英勇善战，但它是一个后进的民族，入关后带来了一些落后野蛮的传统与政策，特别是某些民族压迫的措施，如圈地、逃人法、剃发令，使得满汉矛盾十分尖锐。满族当时只有几十万人口，要统治上亿的汉族，不能只靠武力，必须有一套正确的政策措施，必须改变满族原有的某些制度、传统和民族偏见，减轻民族压迫，适应入关以后新形势的要求，顺治即是顺应这一历史要求而出现的杰出人物。清朝是我国少数民族建立的最巩固、最繁荣的朝代，紧接顺治以后，出现了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的康雍乾盛世，顺治起了奠基和开辟的作用。他所以能战胜南明，实现统一，是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政策转变，抛弃了某些落后的传统，缓和了满汉的矛盾。军事斗争的胜败往往取决于政治上的竞争。顺治的成功是由于克服了内部的阻力，实现了政策转变，而又能维持内部团结，没有导致分裂。《少年天子》围绕这条主线，写圈地、写逃人、写科场案、写任用汉官，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都是真实的，作者抓住了历史发展的主流，成功地表现了那个时代的历史场面。

这部小说所写的许多人物、事件大多是真的。譬如写外国传教士汤若望就是根据汤若望的自述；又如董鄂妃原来是顺治的弟媳，襄亲王的福晋，后来襄亲王被打，妻子被夺而自杀，事情和小说中所写差不多。陈垣先生曾加以考证，情节很离奇，很有戏剧性，但并非虚构。从封建伦理观点看，顺治是失德。但当时满族刚刚入关，其婚姻观念和汉族不同，故有太后下嫁多尔衮之说。此事是否可靠且不说它，但多尔衮确曾娶其侄豪格的福晋，这类事情在当时并不是很奇怪的。福临和董鄂妃的爱情故事，确有其事，当然其中的细节、对话，应该允许创作者用想象、推理来填充。

小说中的其他大事，如科场案，杀陈名夏，顺治在南苑遇到和尚，他想出家，取法名“行痴”，郑成功围攻南京的失败以及宫廷内的事件，第一个皇后被废，第二个皇后被停中宫笺表，皇三子（即康熙）出痘，董鄂妃死后的隆重葬礼以及众多殉葬者，都实有其事。

我并不是要求历史小说都要写出这样众多的真人真事，那是不可能的。但《少年天子》至少是一种写法，接近于顺治的真实传记。所以能做到这样：第一，这段历史本身很有戏剧性；第二，保留下来的史料特别丰富；第三，作者具有很高的历史学的素养。小说中，除王同春、梦姑、费耀色表现下层民众的这条线是虚构的以外，我只发现一件大事是虚构的，那就是简亲王济度的政变。济度实有其人，但政变、行刺顺治是史籍无征的。这种虚构是允许的，由于顺治进行改革，他和王公贵族的关系十分紧张，濒临破裂的边缘。小说即是根据这一实在的矛盾虚构了济度政变，把故事推向高潮。

小说对顺治的塑造是很成功的，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他的才能、性格、作风和历史上的顺治惟妙惟肖。由于作者的艺术才华，使我头脑中原有的很模糊的顺治形象丰满生动起来。历史上的顺治帝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性格是矛盾的复合：既仁爱宽厚，又暴躁而喜怒无常，有时还显得残酷；既有雄心壮志，很有抱负和作为，又幼稚、脆弱，缺乏经验；既是世俗的，有七情六欲、享尽荣华富贵，又是出世的、超脱的，看破红尘，敝屣江山；既聪明好学，温文尔雅，又保留着原始的粗野、真挚诚朴。他的一生充满着矛盾，在事业上，他是胜利者，完成了统一大业，在个人生活上却是不幸的，历尽崎岖，几乎是殉情而死。

总的来说，《少年天子》是一部很好的历史小说，成功地再现了三百多年前的政坛风云、宫廷斗争和帝王生活，把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较完美地统一起来。

注释

[*]原载《长篇小说》，1987年3月号。

《漂落异域的民族》序言[*]

马汝珩与马大正同志经过长期努力，终于完成了《漂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一书，这是作者艰辛劳动的结晶，也是他们多年研究清代卫拉特蒙古史的主要成果之一。本书的出版，将增进我们对土尔扈特民族为维护祖国统一与增强民族团结所做伟大贡献的认识。

二位作者是我多年的同事与朋友，他们多年来就致力于清代民族史研究，尤其于卫拉特蒙古历史方面用力最勤，曾发表过一些有关专题论文和著作。这次本书的出版，是作者在卫拉特蒙古史学术领域中又一次新的开拓，是值得祝贺的。为此在本书付梓之际，我愿执笔以为序。

从史学研究角度来说，最重要的在于研究课题的现实意义。历史本是业已逝去的事情，史学研究的任务不仅要以科学方法揭示出历史本来面貌及其发展规律，并要在总结前人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为人们的现实活动提供借鉴，古人所说“鉴古而知今”就是这个意思。土尔扈特是我国卫拉特蒙古的一个部族，在明清两代历史上是个比较活跃的游牧民族，在广阔欧亚大陆的历史舞台上，演出过一幕幕绚丽多彩、雄伟悲壮的史剧。明朝末年，作为卫拉特蒙古四部之一的土尔扈特部为了寻求新的生存环境，部族的大部分离开原在塔尔巴哈台的游牧故土向西迁徙，越过哈萨克草原，渡过乌拉尔河，来到了当时尚未被俄国占领的伏尔加河下游、里海之滨。在这里，开拓建置，劳动生息，创立起游牧民族的封建汗廷，完善了各项典章制度，维持了长达一百数十年之久的政权。以后，俄国势力迅速扩张，对土尔扈特的压迫日益加紧。为了摆脱俄国的控制，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土尔扈特部在渥巴锡汗的领导下，英勇果敢地发动反对俄国压迫的斗争，浩浩荡荡地走上了重返故土的征程。他们在长途跋涉中遭遇到难以意想的种种困难，俄军的追击围堵、道路的艰险崎岖，沿途缺乏粮秣水草，加以疫病流行、牲畜死亡。然而，土尔扈特部坚强不屈，战胜了俄军的阻截和许多不利条件，经过八个月的跋涉，终于进入中国的西部边境。他们从伏尔加河出发时约有17万人，此时仅余7万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终于实现了返回祖国的强烈愿望。清政府对回归祖国的土尔扈特部隆重接待，发给大批帑银与粮食茶布，划定牧场、分赐牲畜，“口给以食，人授之衣”，使他们的生活得到妥善的安置。乾隆帝在承德接见了渥巴锡等，封渥巴锡为卓里克图汗，并亲自撰写碑文，记录了土尔扈特族冲破阻难、全族东归的英雄事迹。土尔扈特东归的伟大壮举确是可歌可泣、值得赞扬的。而他们寄居异乡一个半世纪中表现出的不畏强暴的斗争意志与思念祖国故土的爱国热忱，更是激励今天人们的可贵精神遗产。作者捕捉这段历史作为研究课题，应该说，对今天维护国家统一、增进民族团结，无疑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本书的出版还有其不可忽视的学术意义。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对缔造祖国历史与文化都做出过伟大贡献。特别到了清代，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进入巩固与发展时期，在这一阶段中，我国各个民族不论是在抗击外力入侵、守卫疆土的英勇斗争，或是在披荆斩棘、开发边疆的艰苦劳动中，他们都为祖国做出过不可磨灭的功绩，在清代史上谱写下辉煌的篇章。但长期以来，我们在清史研究中，对边疆民族历史的研究并不充分，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不足。近年来，史学界同志们已注意到此点，先后出版了一些有关论著，作者出版本书，正是为弥补清史研究的薄弱环节而做的努力，其学术价值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最后，我想再说一点。作为脑力劳动的学术研究，一般说来，应以个人的钻研为基本方式。但个人研究并不排斥集体合作。有时为了完成一项巨大项目，或为攻克难度较大的科研课题，科研工作者之间采取互助合作的形式，也是屡见不鲜的，本书的出版就是两位作者长期合作的结果。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两位作者并不在一个单位工作，而且他们都有自己的研究、教学任务。但他们能够在较长时期里坚持相互合作，切磋钻研，并在所探求的学术领域中取得优异成绩，这是值得称道的。这里，除了两位作者的学术观点、研究志趣一致性之外，还与他们合作过程中互敬互助、彼此理解的友谊精神分不开的。因此本书的出版，也可说是两位作者在志同道合、同心协力的土壤中结出的友谊之花。我希望两位作者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中，继续发扬友谊合作精神，创造出更丰硕的果实来。

注释

[*]原载马汝珩、马大正：《漂落异域的民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清代蒙古政教制度》序言[*]

赵云田同志的《清代蒙古政教制度》杀青了，我欣喜地读完了初稿，这是史学园地中开放的一支新卉。它的出版，将能补充清史研究中非常重要却又相当薄弱的一个领域。

赵云田同志研究清代蒙古问题已有较长时间了，1978年，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开始攻读历史学硕士学位，即以清代理藩院作为研究题目，后来，论文答辩时，得到一致好评，获得了硕士学位。以后又继续钻研这个题目，他长期勤奋不懈地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浇灌、培育着一株学术嫩苗，现在，嫩苗已茁壮成长、开花结果了，他写成了《清代蒙古政教制度》这一有价值的著作，我祝贺他的成功，更要称赞他在科学道路上认定目标、全力以赴、坚持不懈、克服艰难险阻、勇于攀登高峰的进取精神。

探讨清代蒙古政教制度，这是清史和蒙古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这不仅因为蒙古族是我国重要的少数民族，而且蒙古问题又是清朝重新统一中国的关键所在。作为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清朝，其历史地位和是非功过应当怎样评价，学术界还存在着不同意见，需要进一步展开讨论。但是，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即清朝在奠定我国的疆域、缔造和巩固多民族大家庭、增强祖国的统一方面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边远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大大发展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了，边疆和内地的联系更加紧密了。清朝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权威地行使着自己的统治职能，中华民族更加强固地凝聚团结在一起。因此，在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一百多年，割夺中国的领土，制造民族分裂，力图分而治之，达到并吞中国的目的。但是中国并没有被灭亡，大敌当前，中国的各民族中焕发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团结战斗，休戚与共，抵御外侮，保卫祖国。中国各族人民捍卫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生存。直到今天，这种各族人民共有的爱国主义仍然是鼓舞我们振兴中华、实现“四化”、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力量。

清朝前期，在经历了激烈的国内民族战争以后，中央政府的力量有效地管辖着祖国的辽阔疆域，康雍乾时期，经济繁荣，政治安定，中华民族在团聚和形成的漫长道路上迈过了最重要的一段路程，全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牢固的政治统一。就像周恩来总理所说：“清代以前，不管是明、宋、唐、汉各朝代，都没有清朝那样统一。”如果进一步问：在增强国家统一和民族团聚方面，清朝是怎样取得重大成就的？那就不能不首先注意到清代的蒙古问题，因为，在长期以来直到清代的中国政治舞台上，蒙古族一直是十分活跃的力量，其地位举足轻重，它的兴衰、强弱、向背成为祖国统一或分崩离析的关键因素。

蒙古族崛起于13世纪初，成吉思汗时力量鼎盛，声威远播。忽必烈灭亡南宋，统一了中国，建立了元朝。后来，朱元璋推翻了元朝统治，建立了明朝。但英勇善战的蒙古族驰骋在祖国北部和西部草原上，它所控制的地域，辽阔广大，远达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在长时期内曾是明朝统治最重大的威胁。当时，汉族和蒙古族是中国土地上势力匹敌的最强大的两个民族。历史的演变很富有戏剧性，17世纪经历了长期动乱之后，建立起中央政权的既非汉族，亦非蒙古族，而是崛起于东北的满族。满族虽然形成较晚，人口很少，僻处边隅，但在发展的初期，表现出蓬勃的朝气和旺盛的生命力，当它击败了明朝残余势力（包括南明、三藩、郑克塽），建立了对汉族的牢固统治以后，把战略重点转移到北部和西部，与咄咄逼人的准噶尔蒙古进行较量。准噶尔是蒙古族中最强大的一支，它居住在伊犁和中亚地区，控制了青海和新疆南部，威胁着西藏和漠南、漠北蒙古。准噶尔割据政权的存在是当时统一中国西部、北部以至青藏地区的重大障碍。清政府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以极大的力量处理蒙古问题，军事行动、政治手段、宗教措施，三管齐下，紧密地团结漠南蒙古，谨慎地保护漠北蒙古和西藏，个别解决青海和南疆，孤立并打击准噶尔割据势力，经过七八十年的长期努力，才取得了平准战争的胜利，重新完成并大大加强了中国的统一。

清代蒙古的政教制度是清朝统一中国过程中的产物，它既来源于蒙古族社会长期的历史发展，又反映了清朝对蒙古族的统治措施。这种制度自然具有鲜明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烙印，同时也表现了清政府在实现统一时所积累的大量经验教训。由于清王朝是由少数民族——满族的上层所建立，它对少数民族的处境和要求体会最深，清政府又很早就和漠南、漠北蒙古结成亲密的合作关系，因此，它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最成功的政策。清朝采取的基本方针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也就是保持和尊重蒙古族和其他民族的社会习俗、宗教信仰和某些政治制度，笼络和利用其上层分子，根据各地的情况，设置不同的统治机构，建立不同的制度，实施不同的措施。在维护统一、强调中央权威的前提下给予各族有限度的自治权。这一基本方针，逐步地具体化、制度化，形成清代对蒙古和其他少数民族统治的特色。由此可见，探讨清代蒙古的政教制度，对于研究蒙古史和清史是十分重要的，对于了解祖国怎样取得统一以及统一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也是很有意义的。

对清代蒙古政教制度的研究开始于1930年代至1940年代，那时，有几本杂志，例如《开发西北》《边政公论》等，曾刊载过一些文章，初步介绍了清代前期的理藩政策和清代蒙古的政治制度。同时，日本的学者也开始接触到这个问题。此后40多年，清代蒙古的研究受到重视，成果累累。中国大陆的专家学者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发表了有见地的论文和专著，为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的研究工作，也有了重大进展。还有，苏联、美国和意大利的学术界也密切注意到了这一研究领域。经过国内外学者的努力，关于清代蒙古政教制度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也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薄弱环节。就国外和我国台湾某些学者的研究而言，他们的观点比较陈旧，而且有的还否认满族和蒙古族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因此，对一系列问题的具体看法和我们大相径庭，他们的这种观点当然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此外，国外以及我国台湾的学者，在资料的使用方面，也不够充实。他们一般使用《东华录》《清会典》一类资料，能够全面利用《清实录》的已不多见，而对珍贵的档案几乎没有使用，地方志、私家笔记、碑版谱牒也很少涉及，这不能不使他们的研究成果受到局限。近年内，我国大陆关于这一题目的论文、著作虽日渐增多，但也还只是对某些片段和局部问题的论述，缺乏一部系统、全面研究清代蒙古政教制度的专著。赵云田同志的这部书，既吸收了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接触了更丰富的史料，有所创新、有所前进。勾画了清代蒙古政教制度的全面图景，给清史和蒙古史的研究填补了薄弱的环节。

作者把全书分为十三章，首先概述明清之际蒙古社会情况和清朝统一蒙古各部的过程，然后从九个方面阐述和分析清代蒙古的政教制度：一、设置主管蒙古事务的中央机构理藩院；二、以盟旗制度作为统治蒙古地区的社会组织形式；三、派遣将军、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等军政官员，设立各级军政机构，以加强对蒙古的统治；四、制定蒙古地区专用的刑法，加强法制；五、在蒙古地区开通驿路，广设台站、卡伦，“宣传命令，通达文移”，加强内地和蒙古地区的联系；六、建立年班和围班制度，作为抚绥蒙古王公的重要手段，加强他们对清朝中央政权的向心力；七、通过联姻、通婚，增强满洲贵族和蒙古王公感情上的联系，巩固满蒙之间的联盟；八、利用喇嘛教，尊重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章嘉活佛，通过宗教领袖人物，发挥他们安定政局的作用；九、制定适当的经济措施，促进蒙古地区的经济发展。以上九个方面，大体上反映了清代蒙古政治和宗教制度的全面轮廓。

作者的指导思想是很明确的：从我国是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力图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阐述清代蒙古政教制度的各个方面，给以恰如其分的评价。作者主要看到了这些制度在巩固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中的作用，予以肯定的评价，同时也看到了它的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的性质。清代前期，外国殖民主义已经东来，骎骎威胁中国的东南海疆和北部、西部边疆。我国封建社会中长期存在的民族问题，因为外国侵略势力的进逼，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的性质，大大提高了民族统一的紧迫性。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清王朝统一中国以及为维护、加强统一而建立的制度，采取的措施，其积极意义是十分明显的。作者总的看法和评价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而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论述上，也有颇多新见。如，作者认为：清代蒙古盟旗制度是由努尔哈赤时创建的满洲八旗制度和蒙古民族原有的鄂托克、爱马克相结合而演变成的社会组织形式。又如，作者认为：清代的备指额驸制度是满洲贵族和蒙古王公之间关系日益松懈的产物，等等。

本书在资料的搜集方面，也比较广泛、丰富。作者多年来埋头于档案馆、图书馆中，手不释卷，笔不停录，积累了大量资料，既包括实录、会典及档案，也利用了许多地方志、笔记以及国外著述。参考书达百种以上，其中有一些珍贵的新资料。如乾隆内府抄本汉文《理藩院则例》，乾隆三十一年殿刻本汉文《蒙古律例》，国内至今还没有人引用过。作者把长达十万言的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和道光朝、光绪朝刊刻的《理藩院则例》进行了反复比较对照，搞清了它们的异同，理出了有清一代对蒙古制度变化的某些线索。还有，抄本《百廿老人语录》是清代办理蒙古事务的满族和蒙古族官吏们的回忆，书中所记载的都是他们的亲身经历，很珍贵。

自然，清代蒙古的政教制度，时间跨度大，历史演变，迂回曲折，问题繁多，情节琐细。资料浩如烟海，难以穷极。赵云田同志在这一领域做出了不少成绩，整理出清晰的线索，勾画出全面的轮廓。但今后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例如：结合蒙古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来探讨其政教制度的得失；大批汉民移入蒙古所产生的影响；鸦片战争后，外国商品和宗教势力侵入蒙古后的情况；等等。在资料方面，大量的原始档案也有待发掘，特别是蒙文档案的整理和利用，尤为重要。这项工作十分艰巨繁重，目前还没有提上日程，但却是提高这一课题研究质量的关键。科学发展的一个规律就是要在已经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百尺竿头，更上一步，不断地冲刺，不断地突破。看来，清代蒙古问题仍然是一个有待大力开发，精心耕耘的园地。谁能够继续努力，勤奋不懈，坚持既定的目标，谁就能进一步取得成绩，攀登上新的科学高峰。

注释

[*]原载赵云田：《清代蒙古政教制度》，北京，中华书局，1989。

《清代前期西部边政史论》序言[*]

张羽新同志的《清代前期西部边政史论》即将出版，翻阅了这部厚厚的书稿，我感到非常欣慰。羽新同志以不懈的努力，艰苦的劳动，又为中国边疆史地学奉献出了新的研究成果。

张羽新同志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读研究生期间，就以清朝治理新疆的政策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198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分配到国家文物局工作。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他继续孜孜不倦地研究清代新疆和西藏问题，先后出版了《清政府与喇嘛教》《避暑山庄的造园艺术》等专著，发表了数十篇论文，总字数达百数十万言。今天，他又完成了《清代前期西部边政史论》这部书，10年的辛勤耕耘，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少数民族多居住在边疆地区。历代封建王朝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秦、汉时期，在实现统一的过程中就致力于边疆的开拓，设立政权机构，实行统一的行政管辖，密切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促进和推动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隋、唐两代，是我国历史上继秦、汉之后更加繁荣富强的时期，在治边政策中，除设置管理机构、加强军事部署、注重怀柔招抚外，尤其注意在不同的边疆地区侧重实行不同的政策，使政策更加适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从而促进了边疆经济文化的发展，加强了内地和边疆的联系。元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其边疆政策中，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特点也很鲜明。元代所创造的全国规模的大统一局面，对后来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明代的边疆政策中，突出了“守备为本”“刚柔并济”“以夷治夷”的思想内容，同时因不同的边区形势，侧重实行不同的政策措施，对缓和民族矛盾、保持边疆安定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清代是由少数民族满族建立的一个封建王朝，在边疆政策方面，广泛而深入地总结了历代的经验教训，在巩固统一、团结各民族、治理和开发边疆方面，达到了前代封建王朝所未能达到的辉煌成绩。在历史上，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北方的游牧民族与南方农业民族的汉族，长期处在冲突和战争之中。到了清代，边疆与内地、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的矛盾仍然存在，历经康雍乾三朝的战争，达到了全国的统一。随后，清廷在边疆设置各种类型的行政机构，驻兵戍守，设官治理；屯垦开边，发展经济；扶植喇嘛教以安蒙藏民族，制定年班、围班制度，进行满蒙联姻，以抚绥上层王公贵族，等等。这些措施使作为多民族大家庭的中国的团结和统一得到空前的加强和巩固。在清代，我国的边疆史和民族史进入了新的转折时期。如果说在18世纪以前的中国史中，南北方各民族之间的战争与冲突占据着大量篇幅，那么，18世纪以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逐渐改变。仇恨的阴云渐渐消散，和平交往代替了冲突和战争，各民族间团结友爱、相互帮助的主调正在形成。所以，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突出内容就是：全国各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封建压迫（如太平天国时，汉族、回族、苗族、彝族、维吾尔族的起义斗争，相互支援；辛亥革命时，各民族联合推翻清政府）、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如历次反侵略战争中，特别是新疆、蒙古的抗俄，东北、台湾的抗日，西藏的抗英，广西、云南的抗法、抗英，均有许多少数民族参加）。各民族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关系更加亲密，结成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友谊。因此可以说，清代的治边成绩和政策效果极为重要，对形成我国今天的民族大家庭具有巨大的作用。张羽新同志这部书研究清代的西部边政，以新疆、西藏为重点，这是清朝治边最主要、最典型的地区。通过这部书，可以从多方面了解清代治边的内容、特点、经验、教训，还可以了解中国形成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条件以及所经历的长期艰难的历程，从历史上加深对这一基本国情的认识，更加珍惜、爱护今天政治统一、民族团结的大好局面。

从清朝中晚期开始，一些有识之士就注意研究边疆史地问题，写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著作。祁韵士在完成《皇朝藩部要略》著述后，在遣戍伊犁期间，仍发愤著述，写成《西域释地》《西陲要略》等书。张穆用史志体完成《蒙古游牧记》，人们给以很高评价。何秋涛有感于俄国与中国壤地连接，宜有专书以资考镜，撰成《朔方备乘》。此外，魏源的《圣武记》、徐松的《新疆事略》等书，也都凝结着作者关心边事、忧国忧民的心血。清朝灭亡以后，中华民国期间，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边疆地区的侵略日益扩大，人们对边疆地区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苏演存的《中国境界变迁大势考》，谢彬的《中国丧地史》，白眉初的《国界小志》，葛绥成的《中国近代边疆沿革考》，顾颉刚、史念海的《中国疆域沿革史》，毕企云的《中国边疆问题》等书相继问世，与此同时，数以百计的论文发表。这些著述，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的边疆史地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设置，对协调我国各方面人才，加强边疆史地研究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为了加强中华民族各民族的团结，开发边疆，建设边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具有强烈使命感的我国学者，继承和发扬前辈们的优良传统，正在努力开创边疆史地研究的新局面。张羽新的《清代前期西部边政史论》在这时候出版，就是这一形势的反映。该书丰富的内容，无疑会给边疆史地研究这一春天的百花园增添新的艳丽和光彩。

张羽新同志的这部书，比较深刻地论述了清代前期中央政府在新疆、西藏地区的施政及其效果，以及中原内地与新疆、西藏政治、军事、经济、民族等方面的关系，还有对一些问题的考证及分析，内容宏富，论述严谨，分析透彻，史料丰富，反映了作者在这一领域深厚的功底、独特的见解，读后使人感到该书有许多特色，主要表现在：

首先，对清代的喇嘛教政策进行了全面论述，把这一问题的研究提高到了新的水平。喇嘛教是藏传佛教的俗称，是清朝统治蒙藏地区的思想武器。以往人们虽肯定了清朝的宗教政策，但缺乏深入的分析。本书在《清代的喇嘛教政策》一篇中，指出清朝之所以推行这一政策，有其深刻的历史、社会、政治原因：喇嘛教在蒙藏民族中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传统势力，清朝为巩固政权，笼络和争取蒙古族上层分子，便“从俗从宜”，加以利用；利用喇嘛教首领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牵制蒙藏世俗贵族；在当时面临西方殖民主义入侵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清朝尊崇和利用喇嘛教，是维系多民族国家统一的一种特殊政治策略。这对坚定蒙藏上层人物在对外斗争中的内向之心，安定边疆，巩固统一，起了积极作用。应当说，这些见解是实事求是的，令人信服的。此外，清代前期的中俄关系与喇嘛教，清朝统一新疆与喇嘛教，都是以往人们很少接触的课题，本书多方搜集资料，充分利用中外的研究成果，去伪存真，精心研证，作者认为：清代前期的中俄关系与喇嘛教问题，实质上是沙俄侵华和中国人民反对沙俄侵略斗争的一项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清朝统一新疆过程中的喇嘛教问题，实质是分裂与统一的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单纯的宗教问题。这些结论，以事实为根据，都是很有见地的。

其次，对有关经济和民族问题给予充分关注。以往的边政学研究中，多重视政治措施以及人物的活动，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是仅此似乎也是不够的。本书弥补了这一缺陷，结合我国历史上形成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特点，以及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以更多的笔墨探讨了经济和民族问题。《清代前期西藏地方经济长期停滞落后的原因》一篇，对造成鸦片战争前西藏劳动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和地方财政的极度匮乏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文中指出：繁重的赋税和乌拉（差役），迫使广大藏族人民处于极端贫困的境地；喇嘛教的盛行，使社会财富大多消耗在宗教活动上，不能用于扩大再生产和发展经济所必需的社会积累，因此促成了经济的衰败和萎缩；战乱频繁，政局动荡，摧残了西藏的经济。这些见解对我们了解历史上西藏的经济状况以及今天发展西藏地方经济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清朝统一新疆后恢复和发展经济的主要措施》一篇，特别强调了安定人民生活以保存劳动生产力的重要性，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我们现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有启示作用。《清代前期迁居北京的大、小金川藏族》一篇，根据有关文物和文献资料，以及作者的实地调查，探讨了大、小金川一部分藏族迁至京师的经过和他们的生活情况；《清代前期吐鲁番维吾尔族移居瓜州始末记》《清代迁京的维吾尔族》两篇，依据档案材料和地方志，分别对吐鲁番维吾尔族移居瓜州以及再迁回吐鲁番的情况，清朝统一新疆后，部分维吾尔族迁京及他们的生活情况进行了探讨，使许多历史上鲜为人知的具体事实公之于世，这对了解藏族、维吾尔族的历史发展，中华民族各民族的相互融合，各族人民共同为发展祖国的经济、文化所做出的贡献，提供了新的情况。

再次，对清代前期西部边疆史地研究中一些大家颇为关注的问题提出了新见解。康熙二十九年（1690）的乌兰布通之战，是清代前期清朝中央政府与准噶尔蒙古噶尔丹地方割据势力之间一次重大战役，也是清史上一件大事。许多历史著述，都认为是清军重大胜利和噶尔丹惨重失败。本书中《乌兰布通之战的胜败问题》一篇，通过对乌兰布通之战实际战况的考察，对某些史料去伪存真的分析，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在这次激战中，双方伤亡都很惨重，清军并未击溃噶尔丹的军队；噶尔丹的战后请和，只是一种退兵之策，并非战败乞降；噶尔丹军队的大量减员，亦非遭受清军杀伤的结果，而是瘟疫造成的；在战斗过程中，由于清军腐败，造成了许多失误并遭受重创。这一观点和传统见解大相径庭，但却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肃州贸易考略》一篇，对被不少历史学家忽略的问题，依据档案材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再现了清代前期清朝中央政府与准噶尔地方政权之间经济贸易活动的情况，弥补了《清实录》等清代官书的疏漏与不足，由于考证严密，分析精当，所得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

最后，本书搜罗了丰富的资料，故立论有较坚实可靠的基础。众所周知，历史研究必须充分占有资料，只有依靠大量的、经过审慎考证的资料，才能够科学地说明历史问题。本书不仅较多地利用了原始档案材料，而且充分地利用了实录、方志、会典、则例、碑刻、谱牒、私人著述和国外研究成果，参考书目达百数十种之多。其中，《卫藏通志》和《西藏志》等书，不单是一般的引用书目，而是作者在整理有关清代前期西藏地方史汉文资料过程中，专意研究而有独到领会的典籍。也有的书是极难搜觅的抄本。本书作者充分利用了这些材料。我们可以想见，作者为完成此书的著述经历了怎样艰辛的劳动。在有些人认为史学无用的时候，在一些人急功近利、单纯追求短期效益的时候，本书作者却不分寒暑，读书与实地考察相结合，在大量的披沙拣金的劳动中，寻找历史的真实，不以为苦，乐在其中，时间长达十年之久。史学工作者只要坚持和发扬这种实事求是、刻苦钻研的精神，历史科学必定会在新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做出应有的贡献。

正如一切事物不可能完美无缺一样，张羽新同志的这部书，也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有些课题，例如新疆的军府制，西藏的驻藏大臣制，典型地表现了清代边疆政策的特色，似应展开更加翔实的论述；清朝中央政府中管理边疆民族地区的机构理藩院在新疆和西藏地区的活动及其作用，论述中显得较薄弱；伊犁将军和驻藏大臣中有代表性的人物，也应有所选择地给予论述。在资料利用方面，满文和藏文中蕴藏着许多待开发的富源，本书利用不够亦是一项缺憾。此外，有些地方语言还可以更加洗练。我期待着张羽新同志能继续努力，在今后的研究中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注释

[*]原载张羽新：《清代前期西部边政史论》，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

《清帝东巡》序言[*]

天子出巡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项重大政治活动，在最早的经典中即有所反映。《书·舜典》说：“岁二月，东巡守”。《孟子·梁惠王》说：“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帝王，如秦皇、汉武都曾巡行各地。人们对天子出巡，议论颇多。有人认为：巡狩是为了视军察吏、观民问俗，是最高统治者接触下层社会、履行统治职责的重要活动。也有人认为：天子巡幸，靡费钱财，扰害百姓，只是满足帝王个人冶游的欲望，有害无益，是一大弊政。在这个问题上，百家争鸣，分歧甚大。看来需要具体分析，帝王出巡往往有利有弊，每次出巡都要动用大量财力物力，耗费甚多，但在当时条件下，又不失为整军经武，接触社会，了解官方民情的一种方式。每个皇帝每次出巡的目的、性质、规模、耗费亦有所不同，不可一概而论。

有关清以前帝王出巡的具体情况，年代久远，文献缺略，语焉不详，我们现在难以完全弄清其出巡的盛况和作用。唯有清代的档案和资料，存留下来的最为丰富，有许多珍贵的原始记录，使我们得以了解清代帝王出巡的许多细节。关于康熙和乾隆的南巡江浙受到大家的普遍注意，学术界发表过一些著作和文章。但清帝的东巡，尚无人研究，人们所知甚少，而东巡的重要性，其军事和政治意义实际上超过了南巡。王佩环等同志所著《清帝东巡》是第一部系统而全面地介绍、评述清代帝王东巡情形的书，到目前为止，也是最具体详细地描述封建帝王出巡的一部有价值的著作。

所谓“东巡”，系出巡盛京（沈阳）、吉林等地。这里是清朝的发祥之地，祖宗陵寝所在。兴京（新宾）的永陵为清帝先祖之墓，盛京的福陵为清太祖努尔哈赤墓，昭陵为清太宗皇太极墓。清帝继承祖先基业，报本追源，十分重视祖宗陵墓与发祥之地。在其入关之后，曾有四个皇帝先后十次赴东北谒陵：康熙帝三次、乾隆帝四次、嘉庆帝二次、道光帝一次。在谒陵的同时，行围习武，考察吏治，联络蒙古，关心农牧，修葺城垣，提倡文化。其中康熙帝第二次东巡（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其主要目的是抵御沙俄的侵略，故远行至松花江上吉林船厂，其意义最为重要。高士奇在《扈从东巡日录》中说：“移宁古塔将军驻镇于此，建木为城，倚江而居。所统新旧满洲兵二千名，并徙直隶各省流人数千户居此。修造战舰四十余艘，双帆楼橹，与京口战船相类。又有江船数十，亦具帆樯，日习水战，以备老羌（即俄罗斯人）”。

《清帝东巡》一书搜集的资料极为丰富，包括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各种档案，辽宁省档案馆所藏《黑图档》、《盛京内务府档》，以及《实录》、《会典》、《御制诗文集》，官吏、传教士的私人著述，朝鲜史料，等等。作者对原始资料爬梳整理，用功甚勤，故能清理出十次东巡的清晰线索，勾画出许多具体细微的情节。每次东巡，从颁发谕旨、诏告天下起，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准备，从铺垫御道，修缮行宫，准备马匹车辆，途载食品用具，到东巡队伍的组成出发、路线、站程、行围打猎、住宿膳食、沿途风光、风俗民情，以及谒陵之程序、仪注、各种典礼祭祀、筵宴赏赐、整军较射、理政观风、游览题咏等等，细微而形象地再现了二三百年前清帝东巡的盛大场面和多种活动。阅读本书，犹如置身于当年的东巡队伍中，一幕又一幕生动的历史场景浮现于脑际，加深了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

清朝统治中国的时间很长，存留下来的资料很丰富，而需要研究的问题极多。应该分工合作，逐个地进行具体研究。每个课题都要花费艰巨的劳动，从整理原始资料做起，在浩瀚的史料中披沙淘金，撷取精华，使之条理毕具，再现已经逝去的历史。《清帝东巡》一书就是这样做的。我读完书稿，掩卷沉思，颇有所得。我深深感谢王佩环等同志的辛勤努力与开拓创新精神，抓住这一具体课题写出了一本好书，大大深化了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他们为正在盛开的清史研究园地奉献了一束芬芳而绚丽的花朵。

注释

[*]原载王佩环主编：《清帝东巡》，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

龙庭亦是豪游地　海月边霜未觉愁[*]——《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序言

收到《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书稿，一口气读下去，兴味盎然，不忍释手。这是一部好书，选注者张玉兴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值得欢迎和赞扬。

清代前期，有大批“免死减等”的罪犯被流放到东北各地，主要是沈阳、尚阳堡、宁古塔以及伯都讷、船厂、卜魁、瑷珲、三姓等地。流放的人数达十几万人。那时候，这些地方开发的程度低，人烟稀少，环境艰苦。有人描写去宁古塔途中“渡湍江，越穹岭，万木排立，仰不见天。乱石断冰，与老树根相蟠亘，不受马蹄。朔风狂吹，雪花如掌，异鸟怪兽，丛哭林嗥。行者起踣其间，或僵马上”（《吉林通志》卷125）。流放的“罪犯”大多是专制统治下无辜的受害者。他们来到陌生的、艰苦的环境中，为自身和家庭的生存而顽强地奋斗，将中原地区比较先进的文化知识、生产技能带到东北，为开发和保卫东北边疆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流人中有一些是有很高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来自南方，因种种罪名流放到边疆，在艰苦的条件下，不废吟咏，留下了许多诗篇。谢国桢先生的《清初东北流人考》曾着重介绍了他们被发遣的背景、戍地、流放生活以及诗歌创作的情况。古语云：“诗言志，歌咏言。”诗歌是心声的记录。这些不幸被遣戍的骚人墨客，将自己惊险艰难的遭遇、思慕哀怨的感情、奇特新鲜的见闻都形之笔墨，托于诗歌。就像因丁酉科场案被流放到宁古塔的吴兆骞所说：“由来才士，半多飘蓬，自古羁人，偏多篇翰。”（《方与三其旋堂诗集序》）“由来志士，遘此穷途，未有不凭柔翰以消忧，托长歌而申恨者也。”（《孙赤崖诗序》）他们居然在流放地结下诗社，相互唱和。如函可和尚与左懋泰等在沈阳组织“冰天诗社”，参加者达33人。宁古塔则有“七子之会。分题角韵，月凡三集，穷愁中亦饶有佳况”（吴兆骞：《寄顾舍人书》）。吴兆骞评论流放诗人说：钱德维（钱威）“议论雄肆，诗格苍老”；杨友声（杨越）“诗甚清丽”；苕中三钱（钱虞仲、钱方叔、钱丹季兄弟）“才笔特妙”；姚琢之（姚其章）“诗如春林翡翠，时炫彩色”；张坦公（张缙彦）“河朔英灵而有江左风味”；陈雁群（陈志纪）“唱酬亦富”。他们在特殊的环境里写出的这些诗章，不同凡响。

也许，正因为他们是离乡背井、颠连困苦的流犯，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接触到众多的贫苦人民，而且万里远戍，跋涉山川，见多识广，所以他们的思想更加敏锐、眼界更加开阔、感情更加强烈、笔墨更加精警。他们作品中反映的自然界和社会界，更加真实、宽广和深刻。他们的诗风，或沉郁，或哀婉，或激昂，或悲怆，吐露了生活中的酸辛与不平。从他们的诗歌中，可以看到在清朝高压政策下人民和知识分子的深重苦难，可以认识到东北各民族劳动和斗争生活，可以欣赏那里山林川泽的雄浑壮丽，也可以领略富有特色的风土人情。

尽管流人的诗作，有许多精彩的篇章，但是过去却并没有很好搜集、选择、刊印，致使很多流放诗人湮没不彰。他们的遭遇是十分悲惨的，大多数人殂殁戍所，少数人即使被赦回乡，也多在潦倒中终老一生，因此许多诗作都散失不传。例如，本文前面所举吴兆骞评论过的八位流放诗人，多数人的诗作早已不见。乾隆二十五年（1760）沈德潜编《国朝（清）诗别裁集》，收集清初至乾隆初年诗作者达900余人，其中仅有流人诗作者12位，选诗50余首。在清廷大规模禁书、焚书之前，情况已如此，可见流人诗作散失之严重。民国年间，徐世昌辑200卷本的《晚晴簃诗汇》，收清代诗人达6 100余家，是迄今最宏富的一部清诗选。该书还特别注意搜辑一些不甚著名的诗人及一些流传稀少的诗作，但流人诗作者也只收了18位，共录诗70余首。50年代，邓之诚先生编辑的《清诗纪事初编》，只收流人诗作者12位，录诗10余首。在这三种诗集中，上引吴兆骞所评论的8位诗人，一位也没有。可见流人诗的遗漏散佚是十分严重的。

玉兴同志有感于流人诗的重要及其散失的情况，决心收集、选录东北流人的诗作，并加注释，以期给大家奉献一部反映清前期东北地区历史事件和社会风情的诗集。经过长期的辛勤劳动，完成了这部长达40余万字的《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这是一部有分量、有水平的资料性、学术性的研究成果。它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辑佚钩沉，搜罗丰富，考证精当。本书选流人诗作者48位，诗558首，另附6位赴戍所探视者56首诗，共计收诗人54位，得诗614首，成为迄今为止搜罗流放诗人及其诗作最丰富、最完备的选本。这里既选有名家巨子，也有行迹不著的普通文士。其中有从经过多方搜寻发现的传世诗集（现共发现19位流放诗人有传世诗集）中选录者，而大部分诗人之作却是从方志、笔记和其他人的诗集、文集中仔细搜寻得来的。这种“披沙拣金”的办法需要翻阅很多书籍，付出长期艰苦的劳动。这部分诗篇所选虽少而用力最多亦颇繁难。玉兴同志还用了一番考证核对的功夫。如本书所选左懋泰诗7首，除一首选自函可《千山诗集》卷20“冰天社诗”中外，其余6首均注明选自康熙十六年（1677）修《铁岭县志》。查今通行的《辽海丛书》本以及民国年间重修本《铁岭县志》，虽然这6首诗均赫然在录，却都有明确标识：其中3首为“佚名”或“失名”，另3首为“木斋李呈祥”，并无左懋泰之诗。但玉兴同志认真琢磨，发现这些版本的《铁岭县志》中所载之诗夺误甚多，而标明李呈祥作的6首诗中的后4首，在其《东村集》中却查找不到等疑点，进而查阅康熙十六年原刊本，终于发现通行本及重修本的排印之误，从而检得左诗7首（本书选6首），同时又寻绎出其他人一些诗作。于此可见辑佚勘校工作中所下功夫之一斑。

由于选注者的悉心搜辑，目前所能见到的流人诗作者大都汇集于此书，这是远远超过前人成就的丰硕成果。

第二，选取审慎，内容充实。玉兴同志经过长期努力共发现50余位流人诗作者，近万首诗作。经过仔细斟酌、详加推敲、去粗取精，共收录48人的500多首诗。选录的原则是，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并重。凡有作于戍所之诗或反映流放生活之作者，均当选录之列。凡无诗集行世者（此类情形中诗人较多，存诗甚少），酌情放宽选录的标准，不因诗少而遗漏一位流人诗家，做到以诗存人；凡有诗集者便认真选择。此类情形，作者虽少（占总数五分之二），但存诗甚多（占流人诗总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故本书所选之诗仅为现已发现的流人诗作的二十分之一。但“尝一脔知一镬之味”（《淮南子·说山》），本书基本上荟萃了流人诗作的菁华，注重了选录反映各方面情况的诗作，使各种内容、各类体裁、各种风格俱备。多而有绪，繁而不紊。本书以形象化的语言记录了清代前期动荡的社会。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众多的人物活动与思想变化，特别是东北地区的史事，在这里都有反映。不论是流人的怀念故国，抨击时弊，抒发愤懑，哀叹不幸，还是反映社会生产生活，描状风土民情，讴歌边疆壮丽河山，赞颂各族人民抗俄御侮的斗争，等等，都质朴无华而感人至深。这种写实手法正是清初的诗风。因而本书所选之诗多有“诗史”的价值。其中选录较多的函可、季开生、丁澎、吴兆骞、方拱乾、张贲、戴梓、方登峄等人的诗作，在记录反映清代前期社会风貌方面尤为突出。不少诗人虽因存诗无多而选录较少，但所选之诗无不反映了他们的思想与生活，展现的是东北边疆丰富多彩的历史风俗画。正是春华秋英，千姿百态，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读完这部诗选，谁也不能不承认流人诗作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这些均为人们全面了解清前期社会以及欣赏借鉴提供了方便。

第三，存史证史，补史之阙，纠史之谬，证史之疑，这是本书的又一特色。它着重注意搜辑证史、存史的珍贵史料。如反映清初于辽东推行招民垦荒授官条例与流放宁古塔的郑芝龙被械离戍所情景等诗篇，便是目击者记录的第一手材料。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本书《前言》中叙之甚详，此不复赘。这里仅就反映流人思想感情变化的诗篇加以说明。

流放，这本是一种严厉的惩罚，被流放者或单车就道，或全家、全族遭遣，无不经受种种困难而愁肠百结，痛苦万状。本书所选诗作对此有大量生动的反映。但艰难困苦的环境却又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从本书中人们又可以看到一些诗人出人意料地对戍所风情、边塞生活给予某种肯定的评价，甚至表现出眷恋之情。特别突出的是与清廷对抗意识最为强烈的函可，终于吟出“莫笑孤僧老更狂，平生奇遇一天霜。不因李白重遭谪，那得题诗到夜郎”（《自嘲》），“无罪还应出塞来……不到天山眼不开”（《寄江南诸同社四首》其四）的豪语。江南才子吴兆骞也发出了“龙庭亦是豪游地，海月边霜未觉愁”（《赠人》）；“漫道射雕多健卒，只今文士习弓刀”（《秋日杂述》其四）的强音。他们大多是在风光旖旎的环境中成长的，骤然投身到新的、艰苦的环境，生活内容极大地丰富，思想感情发生强烈的变化，反映在诗歌创作方面，突破了文人传统诗的框框，在题材、风格、情感、观点方面产生了飞跃。这就是函可之所以由昔日的“浊世佳公子”（戴遵先《和北里》），成为抨击现实、刚强不屈的“缁流高品”；吴兆骞所以由只知吟赏风月的倜傥才子，成为激昂慷慨的边塞爱国诗人的原因所在。从这点看，艰苦的戍所生活反倒成就了他们的诗歌创作。伍崇曜在《秋笳集跋》（《秋笳集》是吴兆骞的诗集）中说：“梅村诗原评称汉槎极人世之苦，然不如此，无《秋笳》一集，其人恐不传。天之厄之，正所以传之也。”这是严酷的却又是实实在在的历史辩证法。

第四，注释详明，考索透彻。选诗难，注诗更难。本书对所选的每位流人诗作者的生卒年、爵里、字号、身世经历、突出事迹以及著述情况，均考索详备，予以简明介绍。对所选每首诗章的背景、用意、内容，不论时事旧典，均加注释，征引丰富，交代明确，甚便读者。

任何一篇著作都有其写作的时代背景，在当时来说即使篇章的内容十分明白，但历时久远，背景和原委湮晦不彰，不经解释，后人难明究竟，甚至完全不解其意。面对古籍，人们有时会发出“无人作郑笺”的浩叹，可见注释工作的必要。恰到好处的注释，往往会消除由于时代造成的隔膜，沟通古今的思想，丰富读者的知识，启发今人顺利地理解古籍的内容。陈寅恪先生说：“自来诂释诗章，可分为二。一为考证本事，一为解释辞句。质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当时之事实。后者乃释古典，即旧籍之出处。”（《柳如是别传》页7）要做到这两点，一般说来注释者需要深厚的学问根底，透彻的研究，以及广博的文史知识与对典籍的轻熟掌握能力。注释好清代东北流人诗作，不仅检验注释者的学识水平、对清史研究的基本功力，更检验其对流人所处的特殊背景与行事的研究深度。相对来说，这后一点更为重要。大家知道，清入关伊始便推行高压政策，兴文字狱。一般学人士子多不敢秉笔直书，写诗著文多用曲笔，以隐晦的笔法反映周围的事物。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事情的真相就模糊不清了。而流人著作，由于其人的悲惨遭遇，行踪泯灭，更使人们理解的困难加深一层。因而欲探求流人诗作的真谛必须进行多方面的考索。

本书在注释上，特别在“今典”的注释上较有特色，反映了选注者所付出的大量劳动和功力。如对左懋泰、陈掖臣、吴达、罗继谟、董国祥等人的简介；如指出方拱乾《感时》与张贲《宁古台纪事（二十首之十七）》是咏叹郑芝龙的悲惨遭遇之诗；函可《寿陈令公二首》及李呈祥《再呈陈明府》是歌颂在辽东招民垦荒、关心民间疾苦的代表人物陈达德之诗；吴兆骞以及何世澄、杨宾等诗中所赞美的李召林侍御，即当年揭发吴三桂罪状的福建道御史李棠；等等。虽然仅寥寥数语，却无不是经过认真考证之后得出的结论，其中倾注着注释者的大量心血。

本书在旧典注释上，认真考索的态度也同样值得称道。在大量征引文献、广备异说的同时并能吸收最新研究成果以为参稽。如左懋泰《异石》中“逐五湖”条注释，指出据《吴越春秋》所载越国灭吴之后，西施为范蠡所携，“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适”是历采相沿的成说，左诗取意本此。同时又据古本《吴越春秋》及《墨子》等书，说明较为真实的情况是：灭吴之后西施被“沉江”而死。戴遵先的《和北里》“心史”条注释，据引《顾亭林诗集汇注》卷6《井中心史歌·自序》，说明《心史》（又名《铁函心史》）传为宋遗民郑思肖所撰，藏于古井，于明末被发现。这件事曾是明清之际在文化界轰动一时的新闻，当时一致相信，并无异词。戴诗亦奉此说。接着注释者又指出，自康熙年间陆续有人攻其伪，而坚信者又证其真，可谓疑信参半，真伪难分，三百年来迄无定论。方拱乾《游东京城旧址》的“东京城”及“乌禄”条注释中，纠正了清初以来以渤海国的上京为金朝上京的谬误。再如，本书对许多诗中出现的“混同江”的不同指谓，都一一做了说明。这种深入探讨不停留于一般征引，更增强了本书的学术价值，对读者当能很有裨益的。

历史研究要以丰富的资料为基础。清史研究如何深入下去？掌握史实，全面地占有资料，特别是占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是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搜集资料，考证史实，要多渠道、多方面地进行。过去不为人们注意的清代东北流人诗作中，不仅有许多值得领略、鉴赏的艺术妙处，更有值得史家充分利用的有价值的珍贵资料。玉兴同志披荆斩棘而编成的这部《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可以说是一部生动的历史教材，为人们研究清史、认识清前期社会、进行多方面的专题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形象史料，同时也为人们全面深入地研究这方面史料开辟了途径。

作为开拓之作，本书也不无可议之处。一是搜集还应继续，选目还应扩展。作者曾拟名此书为“初编”，即寓有需进一步充实完备之意，所选之诗人及诗篇虽远远超过前人，但仍嫌不够，钩沉索隐，尚待来日。有些资料，如方志、诗集、笔记之类尚大有挖掘之潜力，个别篇目还有斟酌去取的必要。二是注释功夫虽然用力甚勤，但还应加强，特别在略读者所熟知、详读者所未知方面尚可改进。当然古籍注释是一件十分艰巨复杂的科研工作，任何高手也难免出现纰漏，但多下苦功夫，尽量争取完善还是可以办到的。希望续编在已取得的丰硕成果的基础上更臻完善。

总之，我认为《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是一部成就斐然的拓荒之作，是研究清诗和清史的一份可喜成果。熔文学选本与历史教材于一炉，使二者相得益彰，可雅俗共赏，而有功学林。因此值得我们重视和欢迎。

注释

[*]原载张玉兴选注：《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沈阳，辽沈书社，1988。

清代黑龙江将军与东北边疆治理[*]——《清代黑龙江将军传丛书》序

东北是我国重要的边疆地区之一。它所处地理位置独特，与中原相距最近；地域辽阔，南北贯通，无门庭之限；生态资源丰富，可耕可牧可渔可猎。这里，自古以来就是游牧、渔猎及农耕诸民族世代生息的家园，相互角逐的舞台。

东北地区的肥土沃野，培育出一代代强族，不断崛起，雄飞中原，如鲜卑，如契丹，如女真，如蒙古，如满洲等，先后占有北方半壁，或一统天下。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东北长久地处于战略地位，不断给中原王朝注入强大影响，甚至决定其盛衰或兴亡。

东北之重要，朝鲜李氏王朝中有识之士做出这样的评论：“天下安危常系辽野：辽野安，则海内风尘不动；辽野一扰，则天下金鼓互鸣……此所以为中国必争之地，而殚天下之力守之，然后天下可安也。”（《辽东大野记》）

中国人感同身受，也做出了同样的判断。明朝镇守辽东的巡抚王之浩说：“辽……中国得之，则足以制胡；胡得之，亦足以抗中国。故其离合实关乎中国之盛衰。”（《全辽志·序》）

所谓“辽”“辽野”，确指辽东，相当今之辽宁省境。在清以前，东北还没有一个整体性的统一名称，只有辽东为历代所通用，或指为行政区划，或用为地区名称。在辽东以外，即今吉林、黑龙江两省，除少数民族建立政权，有过短暂的行政区划名称，并无一个与辽东并列的通用名称。故上述引文中的“辽”，亦泛指东北。古人洞察东北的战略价值，其识见当不在今人之下。

至清，尤重东北，更远胜历代。东北为清朝的发祥地，还是满洲及其先世的古老故乡。清朝视东北为其“根本之地”，而盛京则是“重中之重”。清入关后，设盛京为陪都，并开始在东北区划设治。先于盛京设将军衙门，几度更名，最终定为镇守盛京等处将军衙门；顺治九年（1653），再设吉林等处将军衙门。吉林之名，沿用至今。其时，黑龙江地区尚未设治，归于吉林将军衙门管辖。30余年后，迟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为反击沙俄入侵，正式设黑龙江等处将军衙门，标志清在东北基本完成行政设治。一改历代在此两个地区所行羁縻之策，正式派将军，设首府，驻八旗，收赋税，纳入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在中国编年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中央王朝对盛京、吉林、黑龙江地区即东北的完全统一。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月，东北三将军衙门改设行省，比同内地，以东三省总督统辖，从而完成了管理体制与内地“一体化”的历史变革。

比较历代统治东北，唯清代统治最长久，以其完善的管理体制，实行一系列治边措施，推动并加速东北社会的变迁。特别是近代以来，东北经济发展突飞猛进，领先于诸边疆，成为最富庶的边疆地区。不言而喻，清代东北二百多年中所发生的变化，无不与一代代东北三将军的有效管理及其实践息息相关。这就提出了一个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即以东北三将军为研究对象，展开系统而深入的研究，用以阐述有清一代东北历史与文化演变的历史进程，有助于揭示东北地区的历史真相。

东北地方史学者对东北史的研究已经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对东北三将军的研究尚未启动。在东北三将军衙门存续的220多年中（最早建将军衙门的盛京将军已达250多年），任此职位的将军几近400人。除个案研究，尚缺乏“群体性”研究。例如，将这些将军们的生平事迹写成传记，即是其中之一。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的学者们捷足先登，率先包揽有清一代120多位黑龙江将军，编纂《清代黑龙江将军传丛书》，打开此项研究的新局面，开了一个好头，适足以起到示范作用。

在东北三将军中，黑龙江将军居于特殊地位。首先，黑龙江将军所辖之地，与中央王朝政治中心相距遥远。无论是远古，还是清以前；无论是清代与沙俄划界前，还是划界后，黑龙江流域都被称为我国东北的“极边”之地。古代交通不便，鞭长未及，一旦发生不测之事，难以迅速得到中央王朝的指令，如需支援，也难以迅速到达。这是黑龙江将军之处事，较之盛京、吉林两将军更难。其次，这里自然条件虽说资源丰富，但气候更严酷，冬季漫长而寒冷，生存条件远不如盛京与吉林两地区优越，以至地广人稀，除游牧、渔猎等少数民族，长期以来，汉人少见。这又使黑龙江将军为政之难，又难于盛京与吉林两将军。最后，更难更具危险性的是与沙俄为界，直面野蛮、贪婪，也更具侵略性的沙俄，其处境远比盛京与吉林两将军更严峻。与沙俄分界，是在沙俄入侵我国东北黑龙江地区之后，清军首度激战雅克萨，才迫使沙俄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与清朝签订《尼布楚条约》，是为中国历史上首次与毗邻的国家划分边界。自此，黑龙江遂成名副其实的边防重地，在此任职的一代代将军们也置身于边防最前线，负有守土之责，亦比盛京、吉林二地区的将军更重；办理外交、解决与俄的各种边务问题，又多了一份重要职责。

显而易见，研究黑龙江历任将军们的实践活动，其内容尤为丰富，特别是在抗击沙俄一次次入侵的斗争中，更见英雄本色。如，首任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军反击沙俄侵占我国的雅克萨，建树功勋；至近代，光绪二十六年（1900），当沙俄大举进攻，寿山将军组织军民奋起抵抗。在兵败之后，愤然自卧棺材，吞金自杀殉国，死得十分惨烈。他们中还有一些将军为治边、开发边疆做出了显著的业绩，因而推动黑龙江地区的经济向前发展。当然，并非个个将军皆英雄，实际上，也有庸懦之人，亦有不廉不清之辈。如同其他群体一样，黑龙江将军群体，也是形形色色，不一而足。他们的将军生涯，各种实践活动，都在《丛书》的各个将军的传记中得到了充分的评述。认真总结他们治理边疆的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充分认识他们的品质作风，对于当代人，确有参考与借鉴的重要价值。

这部《丛书》，较为翔实地展示各个将军在黑龙江的历史活动，如果把他们各自在黑龙江的历史相互联结起来，就组成了一部清代黑龙江地区的全史。若了解该地区的历史，或了解每位将军的生平事迹，这部《丛书》值得一读。同时，它也为史学工作者研究清代黑龙江地区史提供了新思路。

黑龙江齐齐哈尔地方历史学者首次编纂这部大型人物传系列，颇具创新的学术意义。但这仅仅是开始，有待于展开深层次的学术研究，给予每位将军以准确的历史定位，给予他们以中肯的评价。若达到这一目标，进一步深入挖掘史料是必不可少的。例如，将军们在黑龙江任职，他们向朝廷的奏疏必然不少。除了《清实录》略有记录，大都保存在黑龙江省档案馆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无疑，这些难以计数的档案，是研究黑龙江将军的重要的史料来源。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期待齐齐哈尔地方史学者继续努力，为地方文化的发展做出多方面的贡献。

《丛书》编纂成功，可喜可贺。是为序。

注释

[*]原载《东北史地》，2012年第3期。

《明清史学术文库》序言[*]

一百年前的1912年，清朝覆亡，宣统帝退位，中华民国建立，标志着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终结。中国历史迈开了前进的脚步，中国人民觉醒奋起，在近代化的征途上努力前进。

伴随着清王朝的覆灭，中国的一大批学者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两个王朝——明朝和清朝的历史进行了认真、系统的研究，章太炎、梁启超、孟森、钱穆、萧一山、蒋廷黻、郭廷以、郑天挺、吴晗、罗尔纲、王钟翰等学术前辈在明清史处女地上披荆斩棘、辛勤耕耘，为明清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地解放思想，积极吸收外国的研究思想和方法，使我国明清史的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长足进步，涌现出一批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但在当时，中国或者尚在战乱时期，或者尚在建设的探索时期，经济贫穷，文化欠发达，学术著作的印刷数量不多，流传不广，不利于学术交流和明清史研究更深入的发展，故而故宫出版社将多年来明清史专题性研究著作纳入《明清史学术文库》，重新修订再版，力求涵盖民国以来各个时期的学术大家及其代表性著作，目的就在于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研究著作汇集一起，以此反映明清社会的整体状况，为学者深入研究明清时期的社会状况提供学术平台。

明清两代，时间长达五百多年之久，道路崎岖，变化迅速，人物和事件丰富繁多，是最接近今天现实的历史，生产力已有相当发展，居于当时世界各国的前列，社会结构和各种关系已相当复杂，人口众多，经济繁荣，交流频繁，财富充盈，各种事业兴旺发达。至康雍乾时期，中国历史发展到最高峰。但社会中的各个领域存在着缺陷，各种主客观条件尚未具备，整个社会难以协同推进，阻力重重，举步维艰，所以未能进入近代化的轨道。中国坐失了西方世界在18世纪所抓住的社会进步的良好时机，这是中国的不幸，也是我们前几辈先人痛心扼腕、力图奋起直追的动力和原因。今天，我们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绩辉煌，但前途还有许多艰难曲折，需要我们奋斗拼搏，晚近明清历史上先辈们走过的崎岖道路值得我们回顾、反思、探索、研究，以利于后人的继续快步前进。

在中华民国成立以前，明清史虽已编纂了许多重要的档案资料，但研究尚在起步阶段，历史编纂中充斥着对本朝的歌功颂德和对前朝的诋毁。民国以后的明清史研究则有了重大的进步。其进步主要可举出三个方面：

第一，改变了形而上学和英雄史观，逐渐以社会进步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研究历史；改变了停滞不动、堆砌史料、罗列历史事实，不讲究前因和后果，不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强调英雄创造了历史而忽视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不能给人以真实的历史知识的做法。历史是人类进步的活动，是人民群众艰辛创造和英勇斗争的进程。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的基础，而政治、军事、法制、文化、思想都是其上层建筑，将会或早或迟地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20世纪初社会进步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出现，大大改变和推动了中国历史研究，明清史研究领域出现了许多高水平的、科学的、实证的著作。

第二，研究领域的扩大。自民国以来，明清史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不仅着重于帝王将相活动，不仅有内外战争、官场升贬、刑律惩治，也不仅宣扬封建的纲常伦理，还涉及中央和地方的典章制度、兴废沿革、官阶序列、财政收支、赋税征收，人口的增减迁移，城镇的设置变迁；经济方面有农林牧副各业的状况，开垦和耕作记录，各种传统的手工业和商业，以至近代工厂、矿场的兴起，电报的设置，火车轮船的建造；军事方面，有八旗、绿营、团练、湘军、淮军以至北洋水师、小站练兵等；文化方面，既有诗文辞赋、绘画书法、人物传记，又有昆曲、京剧、小说、唱本各种民间艺术；加之民族、法制、科学、宗教、城市、乡镇、风俗习惯、生态海洋等方面。各种研究无所不包，覆盖了各个社会历史领域，使得每朝的史书类似于百科全书型的著作，可以阅读和寻找到各种各样的知识。

第三，史料的整理和发展大为进步。民国以后，大内档案公之于世，其数量达一千万件以上，其中尤以清朝的档案与史料为多，它们的大量公开出版为后人提供了无穷的研究宝藏。档案和各种史料是认识和研究历史的重要载体，只有对它们进行积累、分析、辨识、考证，才能揭示出历史的真相。近百年来，收集、保存、整理和利用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使我们对五百多年的明清历史有了许多新的重要的发现和认识。

故宫出版社作为故宫博物院的下属部门，把服务和促进明清史和故宫学研究作为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并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坚持资助出版《明清史论丛》，还抽出人力、物力出版了《明代宫廷史研究丛书》等一批颇具特色的明清史著作，逐渐成为明清史研究成果的一个重要的出版阵地，为明清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相信本丛书的出版，无论对史学工作者还是普通的史学爱好者，都是一个极大的便利，必将对明清史学术知识和研究的深入发展与广度普及，产生积极的影响。

注释

[*]原载《明清史学术文库》，北京，故宫出版社，2013。

《清人笔记随录》序言[*]

尽多日之力，我匆匆地读了来新夏先生的新作《清人笔记随录》，它将我引进了一个饶有趣味的知识境界，大则国计民生、军政要事、典章制度以及经史议论、科场掌故、风土人情、园林佳胜、里巷习俗、世态炎凉，直到谈狐说鬼、脂粉灵怪、因果报应。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生活中的众生相毕呈于眼前，绘声绘色，光怪陆离，包含了巨大的信息量。我以前也读过不少笔记，但从来没有这样一下子集中接触到如此巨大的数量。来新夏先生此书著录的笔记作者有一百四十余人，有的作者所写笔记有两三种，甚至五六种之多，因此全书谈到的笔记总数将近二百种。清代笔记数量很多，二百种远未囊括清代所有的笔记，但数量已是洋洋大观，可称是清代笔记的渊海。

笔记在我国古代著作中是一种特殊的体裁，传统书籍的分类中并无笔记一类，因其内容庞杂，界划不清，经史子集不知分属何类。有的笔记入杂史类，如冯甦的《见闻随笔》、杨捷的《平闽记》，《四库全书》皆入于史部杂史类；有的笔记可入地理类，如高士奇的《金鳌退食笔记》、吴绮的《岭南风物记》、方式济的《龙沙纪略》、厉鹗的《东城杂记》，《四库全书》皆入于史部地理类；有的笔记可入儒家类，如程大纯的《笔记》、范尔梅的《读书小纪》，《四库全书》入于子部儒家类；有的可入小说家类，如王%的《新世说》、钮琇的《觚賸》、吴陈琬《旷园杂志》，《四库全书》皆入子部小说家类。更多的笔记则归于杂家类。笔记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内容杂，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兼收并蓄，无所不包，凡无法按内容界划分类的，都可以归进子部杂家类。因此，我们在《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可以看到各种类型的“笔记”，如：顾炎武的《日知录》，姜宸英的《湛园札记》，王士禛的《居易录》《分甘余话》，张贞生的《唾余随录》，张文炳的《公余笔记》，高士奇的《天禄识余》，徐昂发的《畏垒笔记》，谈迁的《枣林杂俎》，张尔岐的《蒿庵闲话》，宋荦的《筠廊偶笔》，陆廷灿的《南村随笔》，魏裔介的《佳言玉屑》，赵吉士的《寄园寄所寄》，黄叔琳的《砚北杂录》，等等。这些笔记体例不一致，价值有高下，有论有叙，或庄或谐，《四库全书》都把它们纳入子部杂家类；并且条分缕析，谓：“杂之义广，无所不包……以立说者谓之杂学，辨证者谓之杂考，议论而兼叙述者谓之杂说，旁究物理、胪陈纤琐者谓之杂品，类辑旧文、途兼众轨者谓之杂纂，合刻诸书、不名一体者谓之杂编，凡六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杂家类某种笔记，如果按照传统的分类法去寻找，真不知道该在何部何类中去搜检。

大多数笔记篇幅短小精悍，每则记叙，长则数百字，少则几十字，简单明快，很少千字的文章，更无万言书。史梦兰叙述自己写作《止园笔谈》的情形：

园居无事，惟以卷轴破寂，偶有所触，辄赫蹄记之，以备遗忘。客至则借为谈柄，谈之快意，则相呼浮一大白。遇有以杂事、异词、琐语相告，可以资劝惩、广见闻者，亦收拾缀辑，付之毛生，积久成帙，遂亦忘其为我谈、为客谈、为今人之谈、古人之谈，而概目之为笔谈云。

大多数笔记都是在这种环境、心态中兴之所至，随笔书写，情意率真，较少做作，故多清新可读。读笔记就像是听讲有趣的故事，展现情节生动曲折，跌宕起伏，描写人物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可以增加历史和生活的知识，又可以得到艺术的享受，许多笔记都是上佳的文学作品，如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张潮的《虞初新志》、梁绍壬的《两般秋雨盦随笔》等。

笔记中所记保持较多的真实性，因为作者或闲居自娱，或消愁解闷而作笔记，无心沽名传世，亦非刻意著作，故无所避讳，无所顾忌，无所掩饰，能透露某些真实情况和真实思想，比起官方史书更加可信。如嘉庆十八年，河南滑县天理教抗清起事，史载滑县知县强克捷死难，清廷优礼褒恤，赐谥立祠，但在张昀的笔记《琐事闲录》中却有不同的记载：

封丘邑侯全大令福与强公（指强克捷）戊辰通谱。强公逃至封署，拟为恢复计，比闻滑邑既失，公之眷属已阖门遇难，即欲自尽。全大令再四阻之，且百计防范，所以潜居二十余日，迄无知者。及恤典既下，全不得已，始具宴邀强公痛饮。二更后，延至花厅，将衣裳棺椁妥为料理，握手拜别，强公乃从容捐躯。吁！亦悲矣。

尽管张昀对强克捷充满了同情，但毕竟写出了事情真相。原来强克捷并未慷慨殉节，而是逃到封丘县，躲藏二十多天。等到朝廷封恤令下，他无法再在人世露面了，才不得已自尽。当然，笔记中所记内容，因为信笔所写，作者或未能核实，或有传闻失实或记忆有误的地方，甚至还有故意造作赝品的笔记，如记载太平天国的《江南春梦庵随笔》与《燐血丛钞》二书，是并不了解太平天国内部情形者所写的做伪之书，已由罗尔纲和祁龙威两位先生考证阐明，来新夏先生也将此两部伪书剔除，没有放在本书之内。

笔记最重要的功能是补正史之不足，历史上很多大事为正史所不记或少记，笔记作者常能据其闻见透露更多的信息。如朱子素的《嘉定县乙酉纪事》，记载清兵下江南，三屠嘉定城，“直书北兵淫掠屠戮之惨状，无所忌讳”，城内外死者二万余人；王家桢的《研堂见闻杂录》记载清初科场、哭庙、奏销、通海、庄氏史案几次大狱，惩治严酷，罗织极广；萧奭的《永宪录》记雍正朝史事，详于雍正杀弟和年羹尧、隆科多事件，邓之诚先生赞其为信史，说：“使多得类此之作，史之征信，为不难矣，而惜其不可得也”（邓之诚跋文）；陈昙的《邝斋杂记》、薛福成的《庸庵笔记》记载抄没和珅之家产，可比较其详略异同；叶梦珠的《阅世篇》、钱泳的《履园丛话》记载田价、米价、银价以及其他物价之涨落，可以了解清代的经济和市场情况；王韬的《瀛瓀杂志》、畹香留梦室主的《淞南梦影录》记载鸦片战争上海开埠后之经济繁华、风俗奢靡；李斗的《扬州画舫录》、顾禄的《清嘉录》、陈作霖的《凤麓小志》记载扬州、苏州、南京的风土人情、园林胜地；张祥河的《关陇舆中偶记编》叙述北京宣南诗社结社的始末；昭’的《啸亭杂录》对朝政国事耳熟能详，娓娓而谈，如数家珍，可当作康雍乾盛世的别史阅读，其中所谈的很重要历史情况是官书和正史难以见到的。

来新夏先生是史学大家，勤奋治学，见闻广博，识断精审。他写作此书，有长期的积累，平日读书，时有所得，笔录整理，已积稿成帙，不意十年浩劫中，投之祝融，悉遭焚毁，痛心饮恨，情难自已。但来先生壮志不灰，理念常青，深自激励，愈挫愈奋，重理故业，几乎从头做起，使我想起明清之际史学家谈迁稿件被窃、重新写作的故事，其执着追求之心志，令人感佩。“文化大革命”以后，来先生的作品更加成熟、更加繁富，《清人笔记随录》即是其中的一种。他研究清人的笔记，大力考证其作者，详尽介绍其内容，精心甄别其版本，还有许多别具新见的评说议论，足以窥见作者的功力与识断。例如，李慈铭诋刘献廷的《广阳杂记》，“糅杂无序，偶一考古，大率浅谬”，来先生不以为然，为刘献廷辩护，称此书“识见甚新颖可喜。他的厚今、求实之说是当时不可多得的高论”。而李慈铭为人狂傲怪僻，他所写《越缦堂日记》，读书甚广，多有新论，亦为人诟病，鲁迅先生即评其“做作”，而来新夏先生对李慈铭的《萝庵游赏小志》评价颇好，称其“文笔优美，清新细腻，可当游记美文读”。可见，他评论作品，能够分别对待、客观地做出评价判断，而不是人云亦云，一笔抹杀。他对上乘的笔记评价甚高，如顾炎武的《昌平山水记》精于考证，王庆云的《石渠余记》“信而有征”，薛福成的《庸庵笔记》“涉笔谨严”，方式济的《龙沙纪略》为“舆地不可少之本”，李斗的《扬州画舫录》“远胜他书”，姚莹的《康(纪行》为“近代探求新知者”，刘玉书的《常谈》“入理坚深……独具一格……不得以其无所知名而忽其论述”。寥寥数字多能洞中肯綮，令人信服。

对于一些名人所写的名作，来新夏先生也不是盲目推崇，而是实事求是地指出其缺点，如梁绍壬的《两般秋雨盦随笔》是清代畅销海内的著名笔记，读者甚众。来先生虽然也推崇此书采择广博，雅善诗文，但批评它“格调不高，内容芜杂”；焦循是清代中叶著名学者，但所写笔记《忆书》也受到了来先生的批评，说其书帖部分“尚可资考证”，“其他各卷类多怪诞不经之事，或语涉因果报应，似不足以与焦氏著作之林”。又如高士奇的《天禄识余》也是一部著名的笔记，来先生评“其书……虽涉面广而未加类次”。

来新夏先生对笔记作者的考证，版本的介绍，钩沉索隐，甚见功力。如《阅世编》的作者叶梦珠，本不知其生卒年，来先生从《阅世篇》的《金伯固先生》一文中获知明崇祯七年（1634）金伯固设塾于上海城南，叶梦珠前往就读，叶时年14岁，因考见叶梦珠当生于明天启元年（1621）。《阅世篇》中又记载了康熙三十年以后事，因推知叶梦珠活到17世纪90年代，享年七十多岁。又笔记《溃痈流毒》辑集有关鸦片战争之文献，本不知辑者为谁，书中有鹤间评语，或称鹤间居士，亦不知何许人。来先生在读道光后华亭王氏族谱时，发现附有王清瑞《鹤间草堂主人自述苦状》，又从此文中见“余辑《溃痈流毒》一书，详载始末”及题诗内称“《溃痈流毒》谁所为，嗟尔载编空激切”，这才考定此书辑者是王清瑞。又查到王清瑞后改名王清亮，字慕筠，乾隆五十三年生，江苏青浦人，一生以游幕为业。由此可见，来新夏先生读书甚广，且细心用功，故能触类旁通，找到解决疑难的佐证。

来新夏先生对书籍的版本流传也十分看重，许多笔记多寻根溯源，访查各种版本，如查慎行的《人海记》，咸丰年间张士宽得其稿本“断烂丛杂”，张士宽为之校刊，认真精细。据张士宽说：“此书向未刊行”。但来新夏先生查找到道光《昭代丛书》壬集补编及沈氏世楷堂刊本等数种书籍，均在张士宽之前所刊，可见张氏之说不确。又如褚华的《沪城备考》，纠正上海县志之缺失，极为有用。该书在褚华生前并未刊刻，褚殁后，书归杨藻江家所有。至嘉庆时上海藏书家梅益征借得其原本，但已错乱缺失，且删改甚多。梅益征“细寻涂改之迹，融会参订，悉依原本足成之，得五门六卷。是《沪城备考》之成书，梅氏与有功焉”。但梅氏亦未能刻印此书，故叹曰：“噫！录之者尚有人，刻之者谁乎？”至光绪初，始由上海申报馆以活字本问世，但脱讹较多，未为善本。1935年上海通社又取旧家抄本，校其讹误，录其未刻，收入《上海掌故丛书》中，始得窥其书之全貌。由于来先生之求索考证，《沪城备考》之成书和传刻之曲折始末，方为世人所知。

清代笔记为研究清史极重要之资料，前辈谢国桢、张舜徽先生均有著作，创开辟蹊径之功。来新夏先生继谢、张之后，裒辑之广，用力之勤，心得之多，蔚为大观。

此书之后附《清人笔记中社会经济史料辑录》，广征博引，收集了许多重要史料，可供阅览引用，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便利。总之，来新夏先生的《清人笔记随录》一书不仅是清史研究者所必备，即使业余爱好，工作之暇，消遣翻阅，其中朝章国故、风土人情、奇人文士、隽语逸事，亦可以增长见识，以资谈助。是为序。

注释

[*]原载来新夏：《清人笔记随录》，北京，中华书局，2005。

《考证学集林》序言[*]

祁龙威教授是我的同乡，同生长于江苏常熟，同受业于金鹤冲叔远先生门下，他稍长几岁，是我的学长。我们相交已四十多年，经常切磋学业，交流心得。他为人豪爽热情，常常操着浓重的常熟方言，抒发新见，议论风生，一座为之动容，我从中受益甚多。

龙威同志治中国近代史，尤致力于太平天国史，著作甚丰。他学识渊博，多才多艺，曾受过文字音韵学的训练，遍览古代经典，娴熟传统学术，尤精于考证。他青少年时代即在一个传统文化浓郁的环境中成长。我们的老师金叔远先生是邑中饱学宿儒，正直耿介，以教书为业，生活清贫，淡泊名利。1946年夏，我去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的前夕，曾从金先生学《史记》两个月，学生只有我和何鼎新同学二人。金先生的教学方法很特殊，他要求我们每天用朱、蓝二色毛笔先圈点阅读《史记》若干页，第二天和我们讲解讨论。圈点阅读时，我只识其字句，知其大意，经讲解讨论，我才能深入理解篇中的精意，金老师就是这样引领学生们步入学术的殿堂。这两个月的学习，使我得益匪浅，可惜时间太短，未能得叔远先生真传。龙威学长在金先生门下，较我为早，时间也长得多，与叔远师关系密切，我很羡慕他长时间得到名师的传授，所以形成了深厚的学术根底。

还有，我常听龙威同志谈起他的表亲杨无恙先生。杨是常熟的名士，极有成就的诗人，龙威同志与他谊属近亲，从杨求学问业，故学问精进。我也认识无恙先生，那是30年代末，避日寇之难，迁居上海，与杨家住屋相邻，我还是初中一年级的小孩子，尚不识无恙先生的诗赋辞章，但我的父亲对无恙先生极为尊敬。杨家住地虽狭小，生活也不富裕，家中却经常高朋满座，常招集一批友人吟诗作画，虽在国难期间，也不废诗文会友，我不知道龙威同志曾否参加过无恙先生招集的此类雅聚。又龙威同志青年时代即与章太炎弟子王仲荦、朱季海等前辈论交，英年早慧，饫闻笃学之论。

龙威同志青少年时代在这样浓郁的文化氛围中成长，和这样有学问的师长亲友相交往，环境优越，得天独厚，耳濡目染，蕴深涵厚。再加上性喜文史，勤奋钻研，所以有非常扎实的国学基础。我阅读母校孝友中学校史前几班校友名单中，祁龙威的名字赫然在目，他是当年全校名列前茅的高才生。

这部《考证学集林》，是龙威同志运用考证方法研究历史的心血所萃。考证学是我国的传统学术，宋代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考异》，明代陈第作《毛诗古音考》，这些是早期的考证学著作。至清代，顾炎武、阎若璩、惠栋、戴震、钱大昕、王念孙、王引之将考证学发扬光大，成为清代学术的一大特色。龙威同志说：“考证乃是占有史料的方法，包括收集史料、比较史料、归纳史料等过程，乃是历史研究者不可缺少的基本功之一。”历史是早已逝去的人物和事件，历史学家不能参与历史，也不能在实验室里复制历史场景，而只能通过史料去认识历史、研究历史。因此，占有史料是历史研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步，离开了大量并经过考核的确凿史料就谈不上再现历史的真实，谈不上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

但是存留下来的史料，数量浩瀚，分散在各个地方，有档案、书籍、报刊、碑刻、实物等等，记载的内容多有分歧，真伪杂出，精粗并陈。一件事实、一个日期、一位人物，有时不同记载达十余种之多，前后矛盾，相互抵牾，莫衷一是，这就需要历史学家从多方面进行核实考证，辨其真假，正其讹误，补其脱漏，定其是非。考证工作是一项既繁难又琐屑的工作，但它是历史研究不可超越、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没有了考证，就没有了信史。

距今二百年前，清代乾嘉学派是我国考证学的集大成者。当时，考经证史，蔚然成风。阎若璩考伪《古文尚书》，推倒了儒家奉为权威的十六字心传；戴震考《水经注》，发明了判别经注混淆的义例，使原书豁然贯通；钱大昕考二十二史，订讹补缺，抉疑发覆，纠正了正史记载中的许多谬误；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考古代经典“一字之证，博及万卷，折心解颐，他人百思不能到”（阮元：《王石臞先生墓志铭》）。乾嘉学派把考证学发展到高峰，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做了清理和总结。

考证学运用人类理性的力量思考、核查、研究学术，强调实事求是，重视证据，无征不信。凡立一说，必多方搜集证据，包括本证与旁证，有了充足的证据，才敢下判断，无证存疑，孤证不立，遇有力之反证，则必修改成说。这种方法依靠逻辑的证明、理性的推导，归纳证据以寻求结论，不尚浮议，不涉虚诞，不盲从权威，不凭借主观感悟，与近代科学精神相接近，排斥蒙昧主义、宗教信仰和超自然的认知方式。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王国维、陈垣、陈寅恪、胡适等除接受西方学术的影响外，均广泛地吸收了乾嘉学派的研究成果与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同样也把考证看作历史研究的基本工作，运用考证和归纳的方法可以从辨别事实真伪、叙述历史过程过渡到揭示历史的规律。考证学的原则与唯物史观相通，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历史学家也受到传统考证学的影响。

做考证工作要有两个条件：一是学问渊博，见多识广，能从各种文献和实物资料中搜罗爬梳，广征博引，寻找更多的证据。尤其要懂得小学，识字审音，乃能辨证经史。二是有科学头脑、逻辑训练，认真求证，严密推理，一丝不苟。下一判断，如老吏断狱，客观冷静，不杂成见，不带感情。龙威同志具有这两方面的优长，故而他运用考证方法治中国近代史，能得人所不能得，能见人所不能见，能言人所不能言。

由于中国近代史史料繁富，记载杂出，矛盾分歧之说极多，而做考证工作的同志极少，故龙威同志这部《考证学集林》实有筚路蓝缕、开辟榛莽之功。书中不仅考订史实，对辨别伪书做了很切实有益的工作，还总结考证学的原则，介绍考证学派和考证学家，为治考证者指点门径，提供知识，传授方法，这部书是对中国近代史和考证学的有力促进和重要贡献。今值《考证学集林》即将出版之际，聊缀数语，以表祝贺。

注释

[*]原载《扬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清集簿录》序言[*]

1982年夏，为了解清代书籍、史料、档案的存佚、整理情况，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四位同志到南方各省进行局部地区的调查。他们回到北京以后告诉我，听湖北省图书馆的同志介绍说：北京有一位同志，以业余时间研究清人诗文集，孜孜不倦，搜罗极广，伏案著录，已达十年。这个消息引起我极大的兴趣。经过打听、查找，终于找到了这位同志，他就是人民日报图书馆的柯愈春同志。

我对此很感兴趣，这是因为我治清史多年，接触了一些清人诗文集，知道其内容的丰富与可贵，对于清史以及中国文化遗产的研究甚有价值。清人诗文集，浩如烟海，分散庋藏各地，有些还是未印行过的稿本、抄本。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可贵的书籍，不免水渍虫蚀，霉变损坏，正从人世间佚失。我十分希望对这笔浩瀚的文化遗产进行调查、摸底，以后进一步整理、辑录，但此项工程极大、非少数人、短时间所能蒇功，没有想到柯愈春同志单独一人，并以业余时间，已在从事这一工作，其坚韧不拔、勤奋刻苦的精神，实可令人敬佩。

以后，我和柯愈春同志多次晤谈，听他讲了编写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并阅读了部分初稿。此书搜罗广博，编次有序，著录明晰，叙述扼要。我将他的部分初稿和其他同类书籍粗略地做了比较对照，柯愈春的成绩远远超过同类书籍。

我以前一直弄不清楚存留在世的清代文集究竟有多少。五十多年前，王重民先生编《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仅收书428种；张舜徽先生著《清人文集别录》，收书670种，其自序称“所得寓目者，才一千一百余家”；郑振铎先生性好聚书，节衣缩食以至典物举债，竭力搜求，所得清人文集八百多种，并多次慨叹收藏清集艰难；陈乃乾先生从清人文集中录成《清代碑传文通检》一书，所见清人文集极多，他说：“南北各大图书馆所藏的清人文集，当在三千种以上”；徐世昌所辑二百卷本《晚晴簃诗汇》是迄今最宏富的清人诗选，收诗人6 100家，应是接触到了相当多的清人诗文集；孙殿起的《贩书偶记》与续编，著录清人文集约有四千种；《清史稿·艺文志》著录的别集1 685部，加上武作成的《清史稿艺文志补编》所收2 890部，两者合计为4 575部（其中尚应剔除辑录古人的散佚文集及重复著录者）；邓之诚先生去世前一年，撰成《清诗纪事初编》一书，据他本人所藏顺康时诗文集，著录作者六百人，所写介绍多有得之言。关于清集数量最多的记载，是东莞伦明，藏清人集子，几乎达到万种，不到三十年，都转卖散失（《周叔弢六十生日纪念集》）。这一记载是否确实，有待查考。外国人也早已注意到了清人文集的价值，七八十年前，日本有位藏书家搜集清代顺康以至嘉道时期的集子很多，有“清诗万卷楼”之称（叶德辉《藏书十约序》）。日本人西村元照于1972年编成《日本现存清人文集目录》，收录诗文别集2 650余家。

以前，已有不少人对清代文集进行收集或著录，而柯愈春同志的工作，自1972年正式开始，迄今已十八年，他寒暑无间，辛勤劳动，白天上班，夜深人静，或节日假期，别的同志正在休息游览，他却怀抱遍览清代别集的宏愿，独坐书城，目索手抄，著录存世的清人诗文集将及一万六千家，辑成《清集簿录》一书，所得远远超过了前人。他按作者生卒年代排列，其中有的一人数种、十数种以至数十种书，如按种数计算，现存清人诗文集不下数万种。真是浩瀚广博，洋洋大观，使我们得以探测清人别集的全貌，为学术研究提供可靠的线索和丰富的资料。

诗文集，亦即古代目录学中所称“别集”，是由个人的作品结集而成，通常包括论文、散文、游记、序跋、诗词，有时也包括奏疏、书信、公牍等等。一个人所著各种内容、各种体裁的作品几乎都可以纳入别集之内。马端临《文献通考》将别集析为诗集、歌词、奏议三门。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馆臣以为“奏议皆关国政，宜与诏令并为一类，不宜别之于集”，于是移奏议入史部；又认为“歌词体卑而艺贱”，亦从别集类分出，而另立词曲类。

个人作品的结集，始于汉代，现存最早的《扬子雄集》《蔡中郎集》《诸葛亮集》《曹子建集》《嵇中散集》都是后人掇拾遗文补编，非作者自编或当时编成。自编诗文集始于江淹及萧衍父子，唐宋以后，编纂文集之风大盛。不少学者和藏书家也注意到了这类书籍的价值，有意识地收藏或著录前代及本朝人的诗文集。宋僧文莹收宋初至熙宁间文集二百余家；清初曹溶撰《静惕堂宋元人集书目》，载宋人自柳开以下一百八十家，元人自耶律楚材以下一百十五家之书。清初，黄宗羲、吕留良、吴之振、张自烈均注意收集宋明人文集，吴之振家产富裕，所得尤多，合吕留良所藏，刻成《宋诗钞》，收录诗人百余家作品，张自烈藏书三十万卷，其中明人文集很多。

诗文集之所以受到重视，正因为它有独特的价值。诗文集反映个人的思想、知识、行为以及所见、所闻、所感，上至军国大事，下至身边琐事，包含的内容很广泛，既是丰富的历史生活的记录，又是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宝藏。由于作者众多，他们的出身、地位、经历、职业、思想以及居住和活动地区不同，而诗文集中所收，或为文章，或为诗词，或为奏议，或为书信，所以内容的涵盖面十分宽广，涉及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社会历史、经济文化、民情土风以及许多人生活、思想的各个方面。

前人也有瞧不起文集的，认为文集的内容“参差庞杂”“后世应酬牵率之作，决科俳优之文，亦泛滥横裂而争附别集之名”（《文史通义·文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认为除了少数人的文集，其余均可淘汰，因为“天地英华所聚，卓然不可磨灭者，一代不过数十人”，又认为“有明以后，篇章弥富，则删薙弥严”，理由是“阅时未久，珠砾并存”（《四库提要·别集序》），基于这种认识，四库所收明人别集只有二百部，而清人别集，除皇帝的御制诗文外只有四十部。

固然，文集数量很多，其价值高下各有不同，应做具体分析，但《四库全书》之所以“删薙弥严”是从卫道者的立场出发。在他们看来，天地间的圣贤就那么寥寥数人，天地间的道理也只有儒家经典上所说干巴巴的几条，其他的人物和言行都不关重要，没有传世的价值和必要。意见多了、思想活跃反而莫衷一是，有碍圣道，这是卫道者的逻辑。尤其是他们认为异端旁门的作品更是摒弃排斥，如一代才人汤显祖，被认为“才与学皆不逮”，风靡晚明文坛的公安派被认为“矜其小慧，破律而坏度”“相率而趋纤仄……论者比之诗妖”，思想界的怪杰李贽更是“狂悖乖谬，非圣无法……罪不容诛，其书可毁，其名亦不足以污简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别集类和别史类，存目）。所以汤显祖的《玉茗堂集》、袁宏道的《袁中郎集》、谭元春的《谭友夏集》只列存目而不录其书，李贽的诗文则在存目里也找不到。四库馆臣们囿于时代的偏见，看不到在大量的诗文集中包含的珍贵思想和史料、丰富的民情和风俗以及人们真实的悲欢离合的感情。

更多的学者文士重视诗文集的价值，如顾炎武晚年，曾经自编诗集十二卷，诗中都有记述史事的自注，准备日后交给他的朋友王炜，他担心王炜不重视，亲自对他说：“此史也！”可惜这个本子没有传世（王炜《鸿逸堂稿》），现存的《亭林诗集》是顾炎武身后由他外甥徐乾学提供的。徐乾学是清朝显宦，对于涉及时事的原诗和自注，必多忌讳，当有大量删削。黄宗羲则说过“以诗补史之阙”，杜濬也提出“诗可正史之讹”。譬如清代顺康雍乾时代发生许多次科场案、文字狱，大批官吏、知识分子遭到杀害或流放，许多案件的始末，正史中很少涉及，在别集中却有详尽的叙述。又如民间疾苦，人们耳闻目睹、感受极深，写得很生动深刻，汪洪度的《菜人市》诗序说：“岁大饥，人卖身割肉于市，曰菜人。有客此乡者，赘某家，其妇忽持钱三千与夫，劝速归，己含泪而去。客不言，寻复踌躇，迹妇所往，已断手臂悬菜人市矣。向所持钱，乃以身售价助夫归途费者。”康雍间的诗人金埴描写监狱中的黑暗残酷，其《哀东狱》诗序中说：“埴尝过山东州县，稔闻狱卒率以闸版拘囚人，子夜终夕不令转侧，罪之轻重勿论也。”如果将这些诗歌汇编成书，那将是反映社会弊端和下层生活的触目惊心的历史图幅。还有清代有很多官吏文人被流放到东北、新疆或其他边地，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不废吟咏翰墨，将自己惊险坎坷的遭遇，哀怨悱恻的情感，奇特新鲜的见闻写成诗文，从中可以领略塞上雄浑壮阔的山林草泽，认识到人民和知识分子的深重苦难以及边疆地区的劳动和斗争生活。

诗文是一种很好的史料，可以证史、补史。如康熙时，郭琇参劾明珠、余国柱，这是当时的重要事件，但《清实录》内未载郭琇的劾疏。蒋良骐编的《东华录》，从郭的《华野集》中录出补入。又如郑成功坚持抗清斗争，清军造船备战，百姓苦于工役，吴嘉纪的《邻翁行》中写道：“闻道沿江防敌兵，造船日夜声丁丁。工师困惫不得歇，张灯把炬波涛明。监使还嫌工弗速，如霜刀背鞭皮肉。肉烂肠饥死无数，抛却潮边饱鱼腹。”形象地描述了清廷对人民的役使和虐待。又沈德潜的祖父沈钦圻的集子内，载《秦良玉遗像诗》，诗中说：“勤王兵残势穷蹙，子丧弟死一身独。连斩六贼力已殚，拔刀自刎身不辱。”秦良玉与张献忠战于四川，原来良玉是在“子丧弟死”的战场败境中自杀身亡的，与后修《明史》说她病死于家完全不同。沈钦圻与秦良玉是同时代人，他的说法应较可信。

清集同前代的别集一样，大部分已亡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总序中叙述历代别集亡佚的情况说：“《隋》《唐志》所著录，《宋志》十不存一；《宋志》所著录，今又十不存一。”据柯愈春抄录方志所载清集书目，发现目前未见存世的，亦多至十之八九。清集大量亡佚，究其原因大约有三：一是自然淘汰。有名的诗人文士或有钱的达官贵人，他们的集子容易刻印。一般知识分子即使编写成集，很难刻印，故很多集子只有稿本、抄本，没有行世，便已亡佚。二是朝廷禁书。乾隆朝编修《四库全书》的同时，禁毁大批书籍，种数几乎与四库所收书相等，其中大量是“国初人伪妄诗文”。有些诗文集，朝廷并未禁毁，但作者的后人恐内容有违碍，惧怕招祸，自行焚书毁板。三是毁于兵燹。清中叶以后，战争频仍，如川楚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各地少数民族起义，还有历次的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社会动乱达一个半世纪，战争中被毁的书籍也不在少数。

将清代文集中有价值的部分钩稽辑录，分类编次，提供利用，这是古籍整理的一项任务。郑振铎先生在《清代文集目序》中早就谈道：“专治一经一史或一专门之学者，其亦必将有取于斯无疑也。辑序跋，则可自成一书；辑碑传，则可补缪、闵诸集；收诂经之文，则可成一弘伟之诂经文钞；录论史之作，则可集为史学史之资料。大抵竹头木屑，无不有用。”实际上这一工作早就有人在做，魏源为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所辑均清人文章。当代如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谭其骧主编《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张玉兴编《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都是从清人的诗文集中搜寻和甄选材料，分门别类，录编成书的。

柯愈春同志半生精力尽萃于《清集簿录》一书，这是一项巨大而有意义的工程。还有一点值得提到，他从方志艺文、公私藏书目录、清人笔记日记及诗话等书中录出大量清人别集，并全面调查我国各地图书馆所藏的清集，在进行这番追踪寻迹、比勘核对的工作后，大体弄清了清代诗文集存佚情况和庋藏地点。这种方法在《隋书·经籍志》中已开其端，柯愈春将其运用于此书，不但便于我们寻踪利用，也使我们对清集现存的情况有所了解，因而增加了本书的学术价值。

《清集簿录》中叙述多而议论少。作者谨慎立言，本来没有什么不对。但本书还有一个引导读者利用清集的任务，如能对书籍的源流、内容、形式，作者的经历、思想做更详细、准确的分析、介绍，那就更好了。当然，这样的要求，工作量就要大大增加。只有柯愈春一个人，而且业余从事于此，条件又有许多限制，仅将清代别集眼过手摹一遍就需要艰巨的劳动和坚毅的恒心。《清集簿录》已为进一步的整理、利用打下良好的基础。我相信：在这一基础上，柯愈春同志和其他学者们将会继续前进，为发掘清代诗文集这一丰富珍贵的历史文化宝藏做出贡献。

注释

[*]原载《文献》，1989年第1期。

《中华明清珍档指南》序言[*]

档案是历史正在进行过程中形成的各种文书，事后归档存贮，以便印证稽查。因此，它是历史活动的直接记录。我国古代十分重视档案的保管、整理和利用，许多杰出的学者都曾做过档案工作，或曾博览档案，故能博闻多识、著书立论。老子曾为周室柱下史，柱下史是周朝管理图书档案的官吏。孔子观百二十国宝书，“宝书”应是各国的史书与档案。司马迁为太史公，遍览汉皇家所存的国籍档册，撰成《史记》。班固为兰台令，作《汉书》，兰台也是存贮图书档案的机构。唐代设史馆，规定政府的重要档案要录送史馆存贮。清修《明史》，下令征集散失的明朝档案。可见档案与学术密不可分，档案是历史研究中最重要、最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在造纸术发明之前，我国的古代文字刻写在龟甲兽骨、青铜铸器、缣帛竹木等载体之上。近代考古发掘得到大量甲骨文、钟鼎文、帛书、简牍，实即我国远古时代之档案，这些古代文字深埋土中数千年，幸未损毁而重新出土，是国家的稀世珍宝。

我国在地面上留存的纸质档案，时间较早、数量最丰富的应推明清档案，而尤以清代档案为数最多。这些档案时间已久，历经沧桑，屡逢劫难，播迁流散，至今保存幸尚完好。它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文物价值和应用价值。今天，海内外学术工作者均深知明清档案的重要性，负笈而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阅读者络绎不绝。

但明清档案数量庞大，种类繁复，立卷众多，内容浩瀚，存世总数达2 000余万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庋藏1 000万件，其余分散在台湾、辽宁、吉林、黑龙江、四川、西藏等全国各地，而且种类繁多、名称各异。存世最多的是中央机构的官文书，有皇帝颁发的诏、诰、敕、谕、旨、朱批、廷寄、字寄、电旨，有大臣上呈的题、奏、表、笺、单以及各衙署往来的各种文书。清廷编纂的实录、方略、起居注、玉牒、舆图、档册等，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宗教、外交、文化、教育，以及天文、气象、环境、物产、水利、灾荒、地震、园林建筑、饮食服饰、医药卫生、宫廷礼仪、风俗民情等。明清档案是了解近五百年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最为巨大的信息库。

面对如此巨大而复杂的明清档案，初入档案馆，如果无人指引，将如坠入五里雾中，茫然不识门径，不知道怎样去查找所需的资料。秦国经同志的《中华明清珍档指南》介绍了有关明清档案的详细知识，帮助读者了解和利用档案，是开启和利用明清档案宝库的一把钥匙。就像国经同志在本书初版绪言中所说：“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把我对明清档案的研究和业务工作的经验公之于世，以便中外利用者更好地了解和查用明清档案；同时能促进全国各档案馆之间，特别是海峡两岸的档案业务和资料的交流，从而更好地管好用好明清档案，以期明清档案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希望明清档案学这一专门学科更快地成长。”

《中华明清珍档指南》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明清档案的形成、演变、数量、内容、类别、存贮与价值，逐个介绍了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军机处、内阁、宫中、内务府、宗人府等重要的档案全宗以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各类档案，阐述了档案管理的各个工作环节，包括收集、保管、修复、统计、整理、编目、鉴定、开放、出版、缩微，并展望了档案的现代化管理和全国档案目录中心的建立等，原原本本，昭彰详明，条理清晰，言简意赅，内容切实而有用，嘉惠学人，诚非鲜浅。所以，本书1994年由人民出版社初版之后，不胫而走，销售一空，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

我和国经同志相识已久。1960年国经同志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长期从事档案工作，毕生精力奉献于明清档案事业。他勤勤恳恳，孜孜矻矻，长年累月地阅读、整理、研究，积累深厚，根基扎实、知识广博。这部著作是他长年探索之所得、毕生心血的结晶，也是科学地总结档案工作经验的优秀之作。

我是研究清史的，我自己以及我的同事和学生们经常去档案馆，得到国经同志的接待和指引，受益甚多。既敬佩国经同志的扎实知识和勤奋精神，又感谢他长期的帮助和指引，故在本书再版之际，略缀数语，以为序言。

注释

[*]原载秦国经：《中华明清珍档指南》，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清代学术与文化》序言[*]

清代的学术文化涵盖面宽广，博大精深，流派纷呈，内容极为丰富多彩。它像一条汹涌奔腾的江河，汇百川细流，扩万顷洪波，浩浩渺渺，气象万千。有清一代的学者们，深入钻研，求真务实，在众多的领域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成果，充实了我国的思想宝库。研究清代的学术文化是一项很有意义，但又艰难繁重的工作，因为清代载籍之富，学者之众，流派之多，领域之广，业绩之丰，为前世所罕见。而遗留存世的注疏、论说、考证、文集、札说浩如烟海，难以计数，超过其他朝代何啻十倍、数十倍。如何发掘、利用、研究和弘扬清代的学术文化，撷其精粹，以利于当前之文化转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任务。

王俊义和黄爱平同志，是与我合作多年的同事和学生。他们从事清代学术文化研究已有多年，投入极大的力量，治学勤奋，成绩卓越，颇多创见。我读过他们的许多著作、论文，得益匪浅。这本《清代学术与文化》，上起明清之际，下迄鸦片战争，对清代学术文化的发展与演变，清代学术文化领域的重要方面和重大事件，清代各个时期、各个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特别是对乾嘉学派的萌生、发展、成就、特色、蜕变、衰落，乃至今文经学的兴起，都做了翔实而具有创造性的阐明，原原本本，条理清晰，资料丰富，分析深刻，堪称学术史上的一部力作。

乾嘉学派是清代学术文化的主流，有其重要而独特的地位。过去的研究者对之批评较多，苛求太甚。实际上，历史上的每个学派均有其时代所决定的成就与局限。乾嘉学派由于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把自己的注意力贯注于古代典籍与文字上，进行具体的、孤立的研究，因而不少学者带有偏颇琐屑、脱离现实、在书本中讨生活、缺少整体观念的重大缺陷。但是，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勤奋不懈，铢积寸累，积百余年之功，成果极为丰厚。他们为整理、研究中国的古典文化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其业绩不容低估。

任何学派和学人研究自己的专业，都必须在很长时间内专心于一个狭窄的领域，全神贯注，不事旁骛，这样才可能取得光辉的成绩。因此，科学家摆脱世务，相对地离开现实，排除外来的干扰，这是必要而无可厚非的。科学有一定的独立精神和长远的价值取向，科学家埋头研究工作，不直接从事政治活动，也不一定时刻挂念学术文化的短期功利。诚然，清代学术文化在研究古代典籍方面达到了繁荣的高峰，而在自然科学、现实社会的研究方面大大落后于当时的西方国家，人们往往因此而责备乾嘉学派。其实，对专家学者们的评价应当看其在专业领域中贡献的大小，而不能把整个科学文化畸形和落后的责任加到他们的身上。问题不在于专家学者们群集于古代典籍的诠释与研究，问题在于专制统治下的文化趋向和血腥的文字狱关闭了其他领域的研究大门。中国当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不能形成发展自然科学和现实研究的强有力机制。

至于所谓“孤立研究”，即是把研究对象的多方面联系与变化暂时舍弃，致力于静止的个别研究，这当然不是全面的认识。但是为了探索事物的本质，钩隐发微，取得更深入的知识，这种个别的研究也是必需的，如果不做分析的个别研究，就难有综合的整体认识。在某种意义上说，乾嘉学派的某些缺陷，不仅有时代的原因，而且恰恰构成为这一学派的研究特色，又是学派得以保存发展和取得重大成就的条件。

乾嘉学派在当时的条件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对古籍中的文字、音韵、训诂、史事、典章制度做了缜密的注疏和考证，纠正并补充了古籍中的讹传、谬误、脱漏，拂拭去了长时期封积的历史尘垢，使之晦而复明，恢复本来的面目，使后人得以在更加科学的意义上理解、继承、发扬中华的传统文明。他们求真求实的研究精神是很可贵的。他们广搜证据，归纳推理的研究方法和近代科学研究的方法有相通之处。乾嘉学派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曾经“如日中天”，名家辈出，盛行于中国。现在虽然已经风流云散了，但它却深深地影响了我国近代学术文化的成长与发展。重新研究和评价这一学派是极为重要的，这将是对我国学术界昨天和前天的回顾和总结。看看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学术文化如何走出封建的樊笼，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进入一个中西交流、冲突撞击、吸收融合、变化创新的新时代。

乾嘉学派和中国历史上的其他许多学派一样，他们的业绩是长存的。后代人们将会不断地研究他们，重新认识、重新评价，接受其学术遗产和研究工作的经验教训，在他们已经达到的基础上，为弘扬中华的传统文化而努力前进。就此而论，王俊义与黄爱平著的《清代学术与文化》，对乾嘉学派及清代学术文化有关问题的分析和论述，可谓是有益的探索。我预祝他们百尺竿头再接再厉，在清代学术文化领域的研究中，陆续有新的成果问世。

注释

[*]原载王俊义、黄爱平：《清代学术与文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

《汉宋之间：翁方纲学术思想研究》序[*]

乾嘉之际，文人荟萃，通儒辈出，是清代学术发展的高峰期，而且这一时期高寿的学者不少，翁方纲就是其中之一。翁方纲一生勤于读书，笔耕不辍，在经学、诗学、金石学、目录学、书画学等方面留下了大量著作。但以往对他重视不够，《清史稿》甚至没有他的传，对他的研究也大多集中在以“肌理说”为标志的诗学和金石学等方面，至于其经学等方面的成就，关注的人更少。这是因为：一方面翁氏的著述刊刻不多，流传不广，而且主要集中在诗学和金石学方面；另一方面他的大量著述都是稿本、抄本，而且辗转流散于海内外各地，尤其是其《四库纂修提要稿》和经学手稿长期以来不为人所知，只是近些年来整理出版后才渐渐为大家熟悉。

这本《汉宋之间：翁方纲学术思想研究》，首先是翁方纲一生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的全景图。翁方纲是个经学家，他著有《群经附记》，对考据汉学的批评较多，偏重于维护程朱理学派的经学路子。反对宋明以来疑经的风气，主张以阙疑、谨慎的态度看待古经，批评考据汉学过于“征实”的弊病，主张谨慎使用“诸经互证”和“通例”的方法，这些都是他的特色。翁方纲是个书法家，他和刘墉、铁保、永瑆号称清中期“四大书家”，主张以金石证书法，学唐碑不遗余力，是晚清碑学风气的开创者之一。翁方纲又是乾嘉时期北方诗坛的盟主，倡导肌理诗，主张诗文同源，以学为诗，是晚清宋诗运动的先驱者。翁方纲又是一个目录学家，作为纂修官参与了《四库全书》的校勘以及《四库全书总目》的撰写，所撰《四库纂修提要稿》不仅是纪昀《四库全书总目》的重要基础，而且是保存至今篇幅最大的一部提要稿。

这本书也可以看作对乾嘉时代士大夫思想的一个解剖。任何一个时代的学术都不会凭空出现，都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条件下的产物，乾嘉之际的汉宋之争也不例外。考据汉学在乾隆时期已经如日中天，“家家许郑，人人贾马”，就是对当时情形的形象描述。当时一个偌大的京城，竟然很难买到常见的理学书籍。朝鲜使臣柳得恭拜访纪昀后，请他帮忙在京城购买《朱子语类》以及明代薛瑄的《读书录》等理学书籍，纪昀却说，京城这些年来流行畅销的是《尔雅》《说文》一类的书，至于理学著作在书坊间很少有了，不易买到。无独有偶，礼亲王昭’在北京书肆购买理学书籍时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形。

不过，考据汉学的后来发展，越来越偏离了清初顾炎武等人所开启的初衷，日益沉浸在文字音韵、训诂考证中，这些做学问的方法虽然富于理性的精神，但所关注的问题和讨论的对象，往往局限于经解典籍中，很少涉及现实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它和明末理学的毛病一样，也流于空疏和无用。到了乾隆朝末期和嘉庆朝，考据汉学的弊端日益凸显，再加上当时社会矛盾斗争日趋激烈，各种危机接二连三，因此考据汉学越来越受到一些有识之士的批评。自清初以来长期被压抑的程朱理学也乘机抬头，于是批评考据，主张宋学，或者主张汉宋兼采的声音越来越大。

翁方纲的学术思想就是当时的一种反映，他以程朱为尊，反对专言汉学，主张考据之学以义理为宗，提出“博综马郑，勿畔程朱”。不过，这时与清初理学发展的条件又不同了，身处汉学熏染的环境中，翁方纲已经不习惯像清初理学诸儒那样大胆谈论义理、探求心性了。他虽然明确指出了考据汉学的弊病，但似乎对于改进的方向仍没有突破，拿出来的东西还是宋明理学的那套陈旧说辞，甚至反对义理创新。这一特点的确反映了乾嘉之际整个社会的总体思想面貌，也是当时那个时代的局限所致。

这本书对翁方纲学术态度和风格的探讨，也可以看作乾嘉时代士人精神面貌的一个缩微。无论是翁方纲研究《易》《古文尚书》的态度，还是他根柢经传、不以性情为诗的文学思想；无论是他主张“阙疑、慎言”的治经座右铭，还是他中规中矩的书学风格，都反映了当时士人中间普遍谨慎保守、噤若寒蝉的精神面貌。当然，乾嘉时代也有思想的火花，也有锋芒毕露的叛逆者。比如，戴震大胆批评理学家所标榜的“理”，痛斥“后儒以理杀人”；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揭示封建大家族的衰败没落，以大观园的爱情表达个性解放的需求；袁枚呼吁“性灵”，招收女弟子，也是对个性解放的追求。此外，还有汪中、郑板桥等人。但这些学者之间基本没有来往，极个别的思想火花没有形成思想潮流，反而遭受到很多正统士人的批判。因此，从当时士人的整体精神面貌上来看，是沉寂的，保守的，即使要表达批评思想也是隐晦的，曲折的。不要说一般的士人是这样，就连勤政求治的嘉庆帝都只希望自己做个守成之君，面对新的社会危机时也只是修修补补而已。

学术研究需要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刘仲华此书虽然只是对翁方纲个人学术思想的探讨，却为我们了解清代乾嘉时期社会精英的思想状况和精神面貌，提供了细致入微的图景。

注释

[*]原载《北京日报》，2015年1月5日。

评《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

杨念群同志的《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一书，是多年来钻研的成果，可以说是心血浇灌的一部力作。现在的书比原来博士论文改观了，无论从思想的探索、力度的开掘，还是从方法的选取、文字的修饰看，都有很大提高。今天我不是作为导师，而是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来谈的。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很赞赏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摒弃了一般思想史光写人物、光写事件、讲故事、单线条叙述的框架，构筑起区域文化这样一个模式来解释学术的发展，分析近代三个知识群体，应该说很成功。构架新颖，旁征博引，论述得非常精彩，在学术史上别开生面，读起来跟传统思想史很不一样。但这本书一下子不容易看懂，要反复去体会。也许是因为引进的东西较多，这是个优点，但也可能是个弱点，不够明白晓畅、深入浅出，我感觉到可能有这个问题。但是引进国外理论方法我是赞成的，中国长期以来在各个领域不了解国外的情况，今后学术发展一定要借鉴外国，吸收它们的东西。

这本书分析的中心意思有三个：儒家的三个学术群体，即广东、湖南、江浙。广东学术群体简单说起来是些理想型的思想家，这些思想家神秘色彩、浪漫色彩浓厚，善于构筑思想体系，像洪秀全、康有为和孙中山，确实是这个样子；湖南是事功型，重实际，经世致用，如曾国藩、左宗棠，后来的黄兴等；江浙学术群体思想严密，带些科学色彩、实证色彩，像顾炎武、戴震，一直到王国维。当然还有四川、福建，但影响没那么大，主要是这三个群体。这样的分析从更深的层次上、更细的方面来理解近代儒学，是这本书的新东西。

儒学本来是非常庞大的整体，时间、空间跨度很大。时间上从先秦儒学到汉代、唐代、宋明、清代，都不一样；从空间上谈，宋明理学分为濂、洛、关、闽等多个区域，所以研究儒学一方面要把握它的整体，既然同是儒家，就有共性。另一方面先秦不同西汉，西汉不同宋明，时间上要分开来；空间上，近代儒学三个群体确实有不同侧重点、不同色彩，同作为儒学，既有共性，又有特色，儒学研究笼统地讲儒学，恐怕是粗线条的。更细的分析要从不同的空间、时间、各个派别入手，所以区域文化的研究非常重要。因为中国这么大，它的各个区域文化就是不一样，既有它的共性，又有它的特点，所以杨念群同志提出三个学术集团、知识群体，阐述得很精彩。

为什么具有特色？这一点还可以继续探讨。广东出大思想家，江浙出实证派，湖南重事功，恐怕这就是探讨文化跟社会生活的关系，文化的地理环境跟人民处境、生活方式、心理、风气之间的关系。文化一方面继承传统，一方面从生活中汲取营养，生活本身影响到文化特色。我觉得这个问题还可以继续研究。杨念群讲了这三处区域性文化，我就想到三处区域性文化的互动关系，这里涉及北京文化。北京文化能不能算一种区域文化？因为它是五朝帝都，是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中心，应该说三处区域性文化都离不开北京。北京地区本身大学者不一定很多，但北京文化不可小看，因为各地方文化要成为显学，必须到北京，从北京再反馈到各地，才能形成全国性影响。像乾嘉学派，属江浙皖人，但他们的文化怎么能成为显学？那个地方虽是全国的发达地区，但只是局部地区。乾隆年间江浙皖士人大都到北京来做官，又在北京搞了个《四库全书》，把这些人网罗来，北京就成为一个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其实都是苏皖人在搞，后来又影响到全国，最终依靠北京的政权力量，文化才能影响全国。这本书里如果要展开讲的话，我觉得还可以加上北京。北京有什么特色？它是文化集中区，把区域文化吸收进来，最后又辐射出去。这是统一国家的一个特点，不是分散的国家，不光有三处区域性文化，还有一个统治性文化中心。例如广东的岭南文化，一直没什么影响，后来是康、梁到北京公车上书，搞戊戌变法，《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都进京了。清初岭南不是很重要，湖湘学发达也是在曾国藩、左宗棠做了大官，在北京居中枢地位以后。所以要成为显学，必须通过北京，通过中央政府，这也是中国学术文化跟中央政权的关系。

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很欣赏这本书，但我也要挑刺。虽然我们是师生，但在学术上可以有不同的意见，有争论、辩论。第一个是你讲“王者之儒”和“教化之儒”，“王者之儒”为统治阶级服务，“教化之儒”主要承担教育、归化职能，这成为儒学知识分子的双重形态，统治和教化的功能是儒学的两个功能。我感到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更重要的是官方意识形态，“王者之儒”色彩非常鲜明。大体上说来儒学都是“王者之儒”，除了极少数异端分子之外，差别仅在于和官方的紧密性和疏离性、直接性和间接性，中国封建社会不存在一种单纯的“教化之儒”，这是中国儒学的弱点。在中国封建专制体制下，任何学说都是笼罩在专制王朝的阴影之下，没有或很少有自己的独立性。除了少数人讲讲异端思想以外，儒学本质上是专制王朝的工具，这样说不是要抹杀儒学里面精华的东西，但它本质上是这样。所以把宋明理学说成是“教化之儒”，教育功能当然是有的，但这个教育功能服从统治的需要。统治阶级为了统治，必须要进行教化，但这种教化是社会伦理的教化，对引进外部知识的教化没有发展，所以说宋明理学是“教化之儒”、复兴运动，反叛了两汉“王者之儒”而维护了先秦“教化之儒”，这个命题，我觉得不完全能接受。与其这样，不如说宋明理学是另一种形式的“王者之儒”，我看宋明理学是王者之儒，只是与两汉形式有区别。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时务学堂，我提点不同意见。这本书里用一个整章来讲，说明把它当作重点。戊戌变法时期，办时务学堂，湖南人请梁启超等到长沙教书，湖南大哗，攻击他们无君无父，这场争论我认为是新与旧的斗争。念群也承认是新旧之争，但比较强调广东、湖南地域之争。地域色彩当然不能说没有，把广东人请到湖南讲学，湖南人很丢面子，可能有地域性因素，但根本性质还是新旧之争。杨度跟梁启超的争论，主要是梁不尊重杨度的老师王闿运。王闿运是今文经派，梁也是，但梁不提王，杨度很不服气，如果说有地域之争，还不如说这个因素比较直接。当时杨度的思想可能跟叶德辉他们差不多，当然后来不一样了，留学之后思想开通多了。每场学术争论，都有很多东西，总是很复杂，决不会是单纯的新旧之争，必然夹杂着各种地域性的差异，学派的差异，个人之间恩怨、利害关系。但基本性质上，一个是夹杂着今古文学派争论，康、梁是今文派，叶、王你说是湖湘代表，我说他们学风接近江浙，搞朴学，所以甚至可以说是江浙跟广东之争；一个夹杂着程朱与陆王之争，湖南是程朱，广东比较倾向王学，你强调广东注重个人主观意志，包括谭嗣同、龚自珍，都讲佛学与王学，正因为维新派力量的软弱，才要呼唤个人意志。念群讲时务学堂是地域性差异的一个鲜明例证，我觉得不一定是这样。学风差异不会弄出这样的轩然大波，如果志同道合，风格上的差异就比较容易妥协、相互容纳，但如果是在根本观点、根本利害关系上不同的话，那就势不两立。如果这场争论只是地域之争，王、叶、杨因是湖南人而跟梁启超发生很大争论，同样是湖南人，谭嗣同、唐才常、皮锡瑞是跟梁启超走的，赞赏梁启超，所以本质上不是地域之争。地域性差异我不是说绝对排斥，但这很轻微，与其说王、叶代表湖南，还不如说谭、唐更代表湖南，讲实际，讲事功。这是学术上的问题，可以继续研究，我希望念群同志在各方面进行更深入研究，能以更有力证据来说服我。

这里还有些硬伤的地方，比如第224页，你讲吴县乾隆元年至六十年出了372名进士，215名举人，这个说法一看就不对，因为进士本身都是举人，进士怎么会比举人多呢？第275页有“《永乐大典》的缮写”，“缮写”应是“辑佚”之误。

注释

[*]原载《语冰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

《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序言[*]

今年是中日甲午战争100周年，全国许多地方都在纪念它，因为，这场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里程碑。1994年9月，在山东省威海市举行了“甲午战争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海内外100多位专家学者光临会议，提交论文，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本论文集收集了会议上的文章，反映了近年来对中日甲午战争研究的新成果，表达了今天海内外人士对这场战争的认识和反思。

甲午战争对中国和日本影响极为巨大，意义极为深远。中国战败，割让台湾，赔款银二亿三千万两，主权尽失，创巨痛深。战后，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在极其严峻的形势下，中国人民不甘心被奴役、被凌辱。他们奔走呼号，奋起抗争，爱国主义浪潮迅速高涨。甲午战争中，有许多将领士兵战斗不屈，为国捐躯，如邓世昌、左宝贵、林永升、丁汝昌、刘步蟾等；《马关条约》谈判时，全国各阶层反对妥协投降，主张继续抵抗，康有为和在北京应试的举人们发动了有名的“公车上书”，接着展开了戊戌维新运动。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则在1894年于檀香山组织了革命团体兴中会，为十多年后推翻清朝专制政府的辛亥革命运动做了准备；台湾人民长期坚持反对日本占领的斗争，勇敢坚强，不屈不挠。甲午战争以后，爱国主义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许多先进的中国人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复兴艰难探索，殚智竭虑，前仆后继，英勇献身。正是这种爱国主义的觉醒成为全民族在困难中的精神支持，鼓舞他们努力奋斗，阻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推动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前进。

中日甲午战争留下的历史教训是异常深刻的。“落后就要挨打”，在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世界里，中国是个弱者，没有强大的经济与国防，因此就受欺侮。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割地赔款，任人宰割，元气大伤，一蹶不振，难以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和军事，更加失去自卫防御的能力。落后就要挨打，挨打了就更加落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陷入这一历史怪圈之中而难以解脱。故随甲午战争之后，有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有1900年的八国联军，有1904年日俄在中国东北作战和英军对西藏的入侵，有1915年日本逼胁签订二十一条，有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屡次得利，野心更大，步步进逼，气焰嚣张。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中国人民历尽艰险，饱经苦难。

回顾百年历史，更加激发起我们奋发努力、加快步伐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心和信心。只有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军事强大，中国才能免遭欺凌，才能告慰甲午战争以来无数为国为民流血牺牲的先烈们！

中国人民要永远记住中日甲午战争！牢记这场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苦难与屈辱，缅怀为中国的独立、进步而艰苦战斗、英勇献身的人们，珍惜并弘扬在国难临头的时刻全国激发出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且和日本以及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合作，相互尊重，维护世界和平，清除军国主义余毒，使侵略战争的悲剧不再重演。

注释

[*]原载戚其章、王如绘主编：《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翁同"传》序言[*]

翁同龢是晚清政坛上的重要人物，甲午战争中坚持抗日，反对投降，戊戌运动中力图自强，促进变法，他对国家和民族做过有益的贡献。翁同龢出身官宦家庭，父兄都是朝廷大臣。他早年受传统的儒家教育，饱读经史，娴熟诗文，尤擅书法。他生活的时代几乎和中国近代史相始终。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他已11岁，为躲避入侵长江的英军而逃往苏州灵岩山。太平天国战争时期，他寓居北京。咸丰六年（1856）27岁时春风得意，高中状元。同治四年（1865）36岁时，在弘德殿行走，授读同治帝。光绪二年（1876）47岁时，在毓庆宫行走，授读光绪帝。仕途经历，一帆风顺，两朝帝师，屡任学官，回翔于刑部、工部、户部衙门，更入值军机、总署，参与中枢决策。甲午战争中是主战派的领袖，戊戌变法时是维新改变的倡导者。他忠于光绪，反对侵略，引荐康、梁，支持改革，因而得罪于顽固派，为慈禧太后所不容。光绪二十四年（1898），他69岁，百日维新刚刚开始，被开缺回籍，驱逐出京。维新运动失败后，他被追论罪责“着即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此后，在常熟虞山下结庐隐居。光绪三十年（1904）75岁时抑郁以终。

翁同龢长期在北京担任要职，处在晚清政治旋涡的中心。从他的一生遭际，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瓜分豆剖之祸迫在眉睫。也可以看出当时风云变幻，政潮汹涌，守旧与革新两派的激烈较量。翁同龢忠君爱国，蒿目时艰，苦心焦虑，力图改革，拒降主战，变法维新，反映了仁人志士们为了拯救国家危亡而在荆棘遍布的道路上，艰难探索，奋斗行进。翁同龢作为一个统治权贵，清室大臣，自有其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但他那种忧国爱民，坚持变革，力抗逆流，不避艰险，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和襟怀是值得景仰的。就以他个人的操守而言，他为官40多年，状元宰相，两朝帝师，位极人臣，尊荣无比，任户部尚书，主管全国财政十余年，开缺回乡后竟两袖清风，囊无余资，晚年生活，尚须亲友和门生接济，甚至典卖字画度日，其道德操守、清廉作风，也是值得称赞的。

翁同龢一生中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有的是他亲自交涉办理，参与决策，有的是他耳闻目睹，洞悉原委。时间跨度很长，涉及领域宽广。所以，他的传记实际上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晚清历史的几乎全过程。尤其难得的是，他坚持每天写日记，从1858年至1904年病死以前，长达47年之久，无有间断。其中所载，军国大事、外交交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宫闱秘事、社会风情、治学论文、品评书画、朋僚交游、家庭生活，以及刑部的审理狱讼、工部的陵寝工程、户部的度支奏销，包罗极广，巨细无遗。翁同龢日记的突出优点是：叙事真切准确，言简意赅，得其要领。他记录了近代史上很多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和典章制度，大多是他亲身经历、参与、熟悉的，而且当时立即记录，不是得之于传闻，也不是多年以后的追忆，不像其他人的日记和回忆录往往有传讹失实或记忆错误。因此，他的日记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为近代史研究者所重视。日记所载可以和档案相印证，其时间、地点、事实确凿无误，却又不像档案那种官样文章，多所讳饰。

到现在为止，像翁同龢这样一位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尚无一本详细的传记。他的日记虽早已影印，却还没有一本较完整的《翁同龢集》，这不能不说是近代史研究中的重要空白。对翁同龢的研究，困难比较大。第一，史学界尚无人对翁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仅发表过一些零散短文，缺乏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从观点到资料，几乎都要从头做到。第二，翁同龢生活的时间长，经历和处理过许多重大事件，交往的人员很多，侍讲帷幄，知识渊博，诗文书画，无所不能。研究他，必须熟知晚清历史的全过程，必须有广博的知识基础。第三，翁同龢的作品和有关他的资料，分散庋藏在全国和海外的图书馆、档案馆和翁氏后裔手中，收集颇为不易。第四，翁同龢日记是了解他一生思想和活动的最重要的书籍，全书篇幅浩瀚，内容丰富。很久以前，商务印书馆即以草书真迹，影印行世。但草书影印本，辨认困难，不易卒读，研究者咸视为畏途。谢俊美同志开始进行研究时，还找不到楷书排印本。

谢俊美同志深知这项研究工作的意义，在困难面前，他没有退却，而以坚强的毅力，加倍的勤奋，全身心地投入这项研究。他告诉我说：1981年，当他确定这一研究课题，借到了一部《翁文恭公日记》影印本，打开第一页，心就凉了，纸上龙飞凤舞的草书字迹，句子读不通，字也不认识。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从事此项研究，有些同志也劝他换一个研究题目。他反复权衡，经过思想斗争。他想：翁同龢是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总会有人去研究，要研究就必须克服识别草书的困难，如果别人能够克服困难，我为什么就不能够呢？“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做学问更应从难、从严，才能有进步，才能有创新。谢俊美同志就是在这样的信念下，没有回头，孜孜不倦、信心十足地干下去。为了看懂草书，他专门学习《草书汇》，读《说文解字》，向人请教，揣摩着翁同龢的用笔习惯和书写风格，逐字逐句啃读日记，反复读了20遍，按照日记里提到的人和事，查阅有关资料，做了大量的卡片和笔记。翁同龢在其日记中提到由他手拟、修改，或单衔，或与他人连衔的奏折就不下一百五六十件，这些折件无疑是研究翁氏从政活动的重要史料。翁氏还提及曾与他书信往来的朋僚、门生、亲属有200多人，这些书信也是反映翁氏各个时期思想和活动的第一手资料。为了查找这些资料，谢俊美同志利用寒暑假，跑遍北京、上海、常熟、苏州、南京、长沙、广州等地的大小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由于经济拮据，生活上不得不因陋就简，有时借住在亲友家、学校里，有时寄身于小客店，饿了啃冷馒头、干面包，渴了喝凉开水。当查阅到一些有用的资料时，心中有股说不出的高兴，补偿了生活上的艰辛和劳累。他钻研了整整10年之久，全神贯注在研究工作上，几乎没有节假日，也没有星期天，甚至旧历除夕，大年初一，都在努力工作。他勤奋从事，编辑了除翁氏日记、诗稿之外，以奏稿、函稿为主要内容的近百万字的《翁同龢集》，撰写了这部50万字的《翁同龢传》，反复修改，四易其稿，卒底于成。当我阅读这部手稿时，深深感到他见识之深邃，搜罗之丰富，撰写之严谨，用力之勤苦。在我跟前映现出一位中年历史学家伏案书写、无间寒暑、刻苦钻研、孜孜以赴的感人形象。谢俊美同志把自己的智慧、精力、青春无保留地奉献，完成了一项艰巨而有意义的研究工作。

这部《翁同龢传》，将来会有历史学家来做全面的评价。我读后的印象是：作者广泛搜集了翁氏和其他人的日记、奏疏、文稿、诗词，旁征博引，言之有据，史料极为丰富、可信。全书按时间为序展开了传主一生的活动，把传主放在时代的潮流和特定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实事求是地对翁同龢的一生活动和历史功绩做了评价。书中不仅对传主的政治经历、思想发展、学术和书法成就做了深入剖析，而且涉及许多重大的政治事件、战争交涉、党派纷争、宫廷仪注、官场情态、朋僚交往、家庭生活，以至翁同龢个人的性格、嗜好、爱情经历等等，做了具体的描述，写得既深入又生动，有血有肉，娓娓动听，趣味盎然。把丰富繁杂的史料融化在自己的行文中，把科学性和可读性很好地结合起来，故内容充实、分析透彻而行文流畅，无烦琐堆砌之弊。我对谢俊美同志十年来的辛勤劳动表示敬佩和感谢，也为他完成了这部有特色、有价值的著作而表示庆贺。

注释

[*]原载谢俊美：《翁同龢传》，北京，中华书局，1994。

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以下简称《丛刊》），从1951年到现在，已经出版了九种（《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和《辛亥革命》），共约两千万字。这是一桩大规模的史料整理工作。《丛刊》的出版对于近代史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提供史实，积累材料，对于历史科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历史研究的任务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具体历史过程，从错综复杂的史实中间揭露社会生活和阶级斗争的发展规律。历史工作者首先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武装自己，以免被纷乱浩繁的史料所俘虏。同时，历史工作者又必须掌握确切而丰富的史料。只有对大量史料进行了综合和分析，才有可能洞察历史的真实过程，才有可能对客观历史进行科学的概括，正像马克思所说：“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态，并探寻出这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不先完成这种工作，便不能对于现实的运动，有适当的说明。”（《资本论》第二版跋）

但是，历史工作者在掌握近代史资料方面却存在着许多困难。近代史资料十分丰富，其数量大概要以百亿千亿字计。人们常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中国古代史书的丰富，可是由于近代文化发达和时代较近的关系，保留下来的近代史资料的数量还要远超过古代史书。研究工作者限于精力，实不能一一涉猎。并且，近代史资料又很分散、杂乱，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整理工作，许多珍贵史料，秽积尘封，埋藏在纸堆里，不为人所闻知。这是妨碍近代史研究工作进一步开展的重要因素。

《丛刊》的出版，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近代史资料缺乏的问题，有助于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开展。《丛刊》具有以下几个优点：第一，编者们遵循着统一的方针，以阶级斗争作为线索，提供了有关近代革命运动的大量资料。尽管由于资料来源的限制，《丛刊》中还只能录入许多反动方面的记载，但是通过序言、书目解题、按语、编排方法以至像《辛亥革命》中从零散资料汇辑的“人民反清斗争”专栏，都可以看出编者们的政治倾向性。

第二，《丛刊》编辑方法大体上采用了类书的编辑方法，即把近代历史分成若干重大事件，合则成为丛刊，分则成为专辑，每个专辑又按照事件的发展区分成相互联系的若干类目，各种史料分别按照其内容而系于不同的类目之中。这种编辑方法虽然有时不免要把一本完整著作割裂开来，但是从利用史料的角度来看，为了驾驭大量不同内容的资料，使之绳联珠贯、条目分明，按类编纂的方法是必要的。

第三，《丛刊》的编者们在搜集、选择、摘录、标点、校勘方面进行了辛勤的劳动。仅据《义和团》的编者说，他们涉猎了三百多种史料，而仅仅选录了四十八种，由此即可见整理工作的艰巨性。特别是许多史料因经过官方的删改和因印刷抄写的模糊讹错，缺陷甚多，编者们多方觅求各种本子进行校勘，或者直接从档案中抽补，这种工作对于史料的利用和研究是非常有益的。

第四，编者们对于曾经大量印行过的资料，一般不再选录，因此，《丛刊》中所收集的很多是未经刊刻的抄本、流传很少的印本和原始档案。单是这些稀见本的刊行，对于研究工作者就是一种很大的鼓舞。在反动统治时代，这种稀见资料或者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或者埋藏在旧纸堆中，广大群众和一般历史工作者根本没有见到的机会；只有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只有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以及许多藏书家的思想觉悟逐步提高的今天，这些珍贵资料才会被整理出来和公之于世，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财产。

由于《丛刊》一方面搜集了丰富和珍贵的资料，并进行了校勘，所以它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另一方面，它又经过初步的选择和一定的编排，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性和条理性，也可以作为教学上一般参考之用。

当然，《丛刊》的编辑工作也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在总的体例方面，《丛刊》很重视每次革命高潮和战争的史料，这是正确的，可是它对于革命低潮时期的史料却完全忽略了。大家都知道，阶级斗争是经常存在的，但是只有在特定的时间内才会形成革命高潮和武装冲突。近代史上的革命和战争虽然特别高昂和频繁，但是它们也总不能代替历史发展的全局。拿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来说，一方面固然有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等公开的武装侵略。另一方面即使在和平年代，帝国主义也通过了各种外交手段，逐步地把侵略势力渗入中国，中国人民也相应地有无数自发的、地区性的反抗斗争。因此，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整个过程说来，各种外交交涉和人民反洋教的史料就是不可缺少的。可惜《丛刊》在这些方面没有提供什么东西。类似的情况还可以举出不少，如各种制度的演变、人民的生活状况、秘密会党、边疆地区的开发、少数民族的社会情况、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等方面的资料，都还需要加以补充。

《丛刊》在具体的编选方面也有可以商榷的地方。多数专辑都是按照史料的内容来分类，可是，《太平天国》专辑却主要按照资料的来源分类（分成革命方面记载、清方记载、外人记载等），《戊戌变法》专辑虽然考虑了史料内容，但是偏重于史料的形式（分成专著、上谕、奏议、书牍等），《捻军》专辑的分类也过于笼统。以上三个专辑，在同一类目之下，收录的内容太庞杂，读者翻检不便。并且，各辑编选的资料也有遗漏、重复或冗长的毛病。例如，《太平天国》中所收录的大多是清方私人记载，又偏重在很晚才开辟的江浙战场方面，而有关太平天国的主要战场——安徽、江西、湖北方面的资料却反而很少，这样就不可能反映太平天国的全貌。又如，有关上海小刀会资料更是越出了该辑的范围，应该和福建、两广的天地会、小刀会另编专辑。《捻军》中对于奏议一概不录，这也是值得考虑的。由于只选地方性资料而连最重要的奏议也完全摈弃了，这就使这一辑资料显得很零散。《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两辑中的外交档案，既然是经过了选录的，那就不妨精益求精，而像现在那样经过选录以后的档案，仍有一百二十多万字，易使读者望而生畏。《丛刊》基本上接近于类书的性质，不能过分求全求备；至于档案的全部刊布，应该另属专书。此外，《中日战争》中缺少各阶层反对签订《马关条约》的专栏，《戊戌变法》完全不录重要的学术著作，《义和团》的资料完全集中在北京、直隶、山东，而对于其他各省的反帝斗争（特别是东北）未予重视，《辛亥革命》中缺少1905年的反美斗争和各地的收回路权矿权运动，在《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战中也未适当著录反对派的言论和活动，等等。这些缺点，作为一个系统的资料集来说是应该尽量避免的。

最后，有些资料所附的“书目解题”，很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书目解题”内介绍了大量未被录入《丛刊》的资料，使读者的视野豁然开朗，了解到有关专题目前资料的大体情况，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可惜这些“书目解题”还只是平铺直叙的介绍，很少有高瞻远瞩的评论，而且介绍也大多太简略。为了提高史料整理工作的质量，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对资料进行全面的介绍和评论，从当时的社会关系中阐明资料的来源、性质和价值，这不失为今后资料工作的一个方向。二百年前编纂《四库全书》的时候，曾经产生了一部巨大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成为后代学者寻求知识的津梁。随着新中国文化事业的日益繁荣和各种典籍整理出版工作的不断开展，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编写的古籍提要显然也是十分需要的。我希望今后推广和发扬“书目解题”的形式，逐步为编写一本新型的古籍提要准备条件。

注释

[*]原载《人民日报》，1959年4月11日。

《太平天国史论文选》前言[*]

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人民反对本国封建压迫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伟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单纯农民战争发展的最高峰。这场革命运动规模浩大，时间持久，影响深远，斗争的烽火燃遍了长江上下，大河南北。在太平天国革命的推动下，全国各地的各族人民奋起开展抗清斗争，形成了中国和世界农民战争史上无与伦比的宏伟高潮。太平天国革命没有先进阶级、先进政党的领导，农民阶级孤军奋战，因此革命被中外反动势力的强大联盟所绞杀。千百万农民革命的英雄，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国家的繁荣和富强而勇敢战斗，坚强不屈，他们的鲜血浇灌了中国的大地，培育着世世代代的革命新苗。一百年来，人民的革命斗争连绵不断，一浪高过一浪。革命火种，世代传续，从来没有熄灭，直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人民革命史上的高大丰碑，它为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彻底胜利做了准备。太平天国革命可歌可泣的战斗事迹将永远铭记在子孙后代的心中。当我们迈步前进，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候，将不会忘记一百年来人民革命，包括太平天国革命的丰功伟绩和经验教训，将会从中汲取鼓舞我们继续前进的精神力量。

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的一百多年内，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迅速地发展，成为我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中国的反动统治者和外国的侵略者站在反革命立场上，编纂了大量史籍、传记，诬蔑和诋毁太平天国革命，宣扬清朝的“中兴”战绩，散布历史唯心主义。但是，革命的人民也从太平天国的历史中受到了教育，增长了革命智慧，坚定了革命意志，加强了革命决心。一些尊重事实、忠于科学的历史学家以自己长期的辛勤劳动把太平天国的研究工作推向前进，老一辈历史学家做出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这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的宝贵财富。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历史学领域中的传播和运用，使得太平天国革命的研究工作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三十年，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迅速发展，获得了可喜的成果。解放以来，我国出版了许多有关太平天国的著作和资料集，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对太平天国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开展了多次学术讨论。

我们的研究工作者曾经对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展开了讨论，研究了引起这次革命的矛盾的性质，革命的任务、后果，革命的打击目标和革命的动力，批判了反动的唯心主义谬论，肯定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

研究工作者对于太平天国的革命农民如何向西方学习给予一定的注意，研究了农民革命思想的内容和形式，研究了它产生的社会原因和思想渊源，特别是研究了洪秀全的许多作品以及《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等重要革命文献，对于农民革命的纲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做了多方面的探讨。

研究工作者又着重研究了太平天国和资本主义各国的关系，揭露了外国侵略者初则虚伪中立、继而又绞杀革命的罪恶，描绘、歌颂和分析了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反对外国侵略的英勇斗争。

研究工作者对太平天国的军事制度、战略战术和一些重大战役作了一定的研究，探讨了定都天京、西征、北伐以及东进苏杭、保卫安庆、防卫天京的利弊得失，使我们对于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各个阶段的发展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

研究工作者还研究了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发生在全国各地区的各族人民抗清起义，如天地会、小刀会、金钱会、白莲教、捻军以及回族、苗族、壮族、维吾尔族、彝族等的抗清起义，指明了它们的共同点和各自的特殊性，探究了它们和太平天国革命的关系，使我们对于近代历史上第一次革命高潮有了更加全面、更加完整的理解。

研究工作者也研究了太平天国革命和其他起义斗争中涌现出来的领袖人物，力图用马列主义观点对这些农民革命的领袖做出评价，指明他们的功过是非，并由此而展开了不同意见的热烈讨论。

研究工作者分析了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原因，指出了单纯农民战争所难以解决的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军事上的一系列问题，从而说明只有掌握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中国无产阶级，才能够领导中国革命走向彻底胜利。

研究工作者对有关太平天国的史料做了大量的搜集、整理、考订、注释工作，大批革命文献和重要资料陆续公布，改变了资料短缺的局面，打破了资料垄断的恶习。又对伪造的和记载失实的史料做了鉴别和订正，弄清了很多重要史实和细节，使我们的研究工作建立在更加牢固、更加真实的基础之上。历史资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先行，没有丰富的事实材料，就不可能有科学研究和科学概括。我们在太平天国史研究方面取得的巨大成果中凝聚着很多长期埋头资料工作的研究人员的辛勤劳动。

三十年来，太平天国史研究工作繁荣昌盛，蔚为大观，这是全体研究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所取得的胜利。研究工作者遵循实事求是和百家争鸣的方针，踏实钻研，勤奋工作，团结一致，开展讨论，取长补短，相互学习，共同提高，使得从前很薄弱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发展成为我们历史学的一个重要、繁荣的分支。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期，太平天国史研究也受到重大摧残，许多研究人员受到了迫害，有价值的著作、论文被诬蔑为毒草，研究和资料工作陷于停顿，“四人帮”制造的儒法斗争反动理论以及指桑骂槐的影射史学泛滥成灾。在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历史学界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对“四人帮”反动史学观点的批判，收到了很大成绩。目前，“四人帮”的流毒正在进一步肃清，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已初步活跃起来，各项工作有所进展，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正在进行讨论。实事求是、踏实钻研、生动活泼、民主讨论的好风气正在逐步形成。

今后，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它是研究工作者的强大思想武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建国以来，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所以有比较重大的进展，获得可喜的成果，关键就在于研究工作者认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努力把这一科学理论运用于研究工作。林彪、“四人帮”对我国各项工作的破坏就是从思想理论入手，歪曲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用“左”的词句来颠倒是非，蛊惑人心，败坏思想理论的名声。我们要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把研究工作搞上去，就一定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体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太平天国史研究的阵地，决不能在理论学习和理论研究方面放松努力。过去，千千万万的学问家，虽然孜孜不倦，勤奋一生，但是，由于没有正确理论的指导，他们的科学成就大大地受到限制，只能够搜集、积累片段的资料，描写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而不能认识历史的规律和本质，有的人甚至在错误的理论影响下，走入歧途，得出了完全错误的历史论断。我们提倡科学理论与历史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冲破禁区，追求真理，这是提高我们学术水平的唯一途径。反对从概念出发，反对从一成不变的框框出发，反对只搞个别词句的引证，正确地理解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将给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开辟更加广阔的前途。如果忽视了这一点，我们便会被淹没在变幻、复杂的历史现象中，茫然无所措手足，失去分辨是非真假的能力。现在，太平天国史研究中，在很多问题上存在着不同意见，众说纷纭，争论热烈，这是好事，应当欢迎各种意见都发表出来，自由讨论。但在不少问题上，大家掌握的史料基本相同，只是在看法上很不一致，这里就存在着理论水平高下的差别，思想方法正确与否的差别。当然，真理越辩越明，但真理只能有一个，谁肯努力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谁就能够较早、较快地接近真理。

今后，我们还要重视历史资料，在资料工作方面下功夫。过去，历史学界在太平天国史资料的搜集、整理、考订、出版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还有许多工作要继续做。历史研究要实事求是，一切从事实出发。只有在丰富的资料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鉴别、考释、分析、综合，才能取得有价值的成果。历史材料之于历史研究，犹如空气之于人一样。没有真实可靠的事实材料，历史研究就不复存在。我们反对脱离历史事实的空谈，更反对歪曲和伪造历史。说话写文章都要言之有据，有了充足的材料根据，才能有科学的概括，才谈得上言之成理，才是实事求是。太平天国史的资料是十分丰富的，我们通过已公布的资料对于太平天国革命的全过程和许多重大问题已能认识其梗概，但还有不少事实过程和重要细节因缺乏资料而尚不能做出判断。已公布的资料有的记述含糊，难知真相；有的相互矛盾，莫衷一是；也有的故意歪曲了事实。这就需要我们一方面大力挖掘、搜集新材料，一方面对已公布的资料进一步鉴别、考订、评述和做索引工作，以便研究工作者的查阅和利用。尚未公布的资料，我们已知的即有清政府的大批档案，从统治阶级方面反映了太平天国的整个过程，现在基本上整理就绪，但尚未出版，还有分散在各地的重要文物和资料，如四川巴县档案中有石达开的新资料，地方志内有太平军和其他起义军政治和军事活动的大量记载，许多文集、诗集、笔记、日记中也有不少资料，还有民间流传的口碑传说。外文资料有各国的外交文件，外交人员及传教士的记述以及像《北华捷报》等外文报刊中有关太平天国的资料，也应整理选译。资料工作是一项复杂、细致的工作，需要付出长期艰辛的劳动，做好这项工作，才能使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更加深入，才能使我们的学术水平不断地提高。

今天，全党工作的重点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工作者应该坚决贯彻党的“双百”方针，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发奋努力，和全国科学战线以及其他各条战线上的同志们一起，加强团结，携手前进，在历史研究的领域中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注释

[*]原载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论文选（1949—1978年）》，北京，三联书店，1981。末署1979年5月。

《近代中国灾荒纪年》序言[*]

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农民群众胼手胝足，辛勤劳动，养育了众多的人口，支撑了庞大的上层建筑，创造了悠久的中华民族的文明。长期以来，土地、气候、水文是农业生产的关键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们生活的温饱，社会秩序的稳定，王朝统治的延续。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是人们普遍和最高的祈愿。但是，当生产和科学尚不发达的时候，人们并不能掌握自然的规律。大自然既仿佛像宽宏慈爱的母亲，使生命萌动，万物滋长，赐予人们以雨露和阳光；又仿佛是个喜怒无常的统治者，君临于芸芸众生之上，经常鞭挞惩罚他们，水旱风霜虫雹等自然灾害轮番地降落到他们的头上。有时大雨如注，尽成泽国；有时亢旱连年，赤地千里。亿万人民在死亡线上奋斗着、挣扎着，面对巨大的灾难，无望地泣告和抗争。小农经济既顽强，又脆弱。从总体来说，它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风雨雨，在频繁的灾害和战乱中崩塌，又在废墟上按照原来的模样很快再生，屹立如故。从一家一户的农民家庭来说，却极其缺乏抗灾自救的能力，一遇水旱，几乎束手待毙。读一读这部《近代中国灾荒纪年》，可以看到我们的祖辈是在多么悲惨的环境中生活和斗争，经受着多么巨大的不幸和灾难。中国的政治史，表面上看缤纷陆离，变幻无穷，众多的人物在历史舞台上演出种种活剧，但在历史的最深层正是流淌着同一不变的小农经济的潜流，广大的人民过着同样辛酸凄惨的生活。因此，要理解中国历史，理解我们祖先的生存发展和欢乐悲痛，就必须理解大自然是如何对待他们的，是宽宏地赐予，还是残忍地剥夺。可以说，自然灾害史是探索历代人民生活、政治变迁和社会发展极其重要的深层因素。

即使在生产力大大发展了的今天，自然灾害仍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现在中国和全世界每年因自然灾害而损失的生命财产难以数计。并且，我们越来越认识到：自然灾害不仅仅是自然的恶作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人类自己造成的。天灾人祸互为因果，这一方面是指频繁的战争、腐败的政治足以引发天灾，或加深灾害的程度；另一方面也指人类对自然界贪婪无度的索取，破坏了生态平衡，因而发生灾害，遭到大自然的报复。生产和科学越是进步，人类控制和改变自然的能力越是增强，破坏自然生态的后果也变得日益严重起来。今天，尽管抗灾救灾的能力大大加强了，但是，由于过度开垦、采伐，工业布局的不合理以及经济建设中的短期行为，已使自然生态严重恶化，水土流失，森林减少，土地沙化碱化，大气、河流污染，水资源匮缺。960余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大地，过分沉重地负载着十亿以上的人口。回顾历史上自然灾害给我们祖国和民族造成的疮痍，展望将来正在迫近我们的更大灾害的阴影，真使我们触目惊心。我们必须爱惜和保护自身赖以生存的环境，学会和自然环境协调相处。人类向自然索取应当有一个限度，而且必须继之以补偿，不断保持生态平衡，使大自然永远成为适于人类栖息的乐土。因此，整治国土、改善环境、治理污染、保护生态是我们“四化”大业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使我们和子孙后代免遭更大自然灾害的头等重要的战略措施。从这个角度考虑，近代灾荒史的研究不仅对理解过去的历史十分重要，而且对今天的建设和未来的生活也很有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自然灾害史的研究非常薄弱。新中国成立四十年以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著作、论文、资料大量发表刊行，却没有一部能够全面、系统地反映近代中国自然灾害情况的著作问世，已有的自然灾害年表一类的资料书，或失之于粗略，或仅反映局部地区的情形，或仅搜集了某种自然灾害（如地震）的发生，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重要的一片空白。中国人民大学的李文海、林敦奎、宫明、周源等同志于1985年组成了“近代中国灾荒研究”课题组。由于前人没有留下这方面的系统资料，他们的工作不得不从头做起，从搜集和整理资料入手。他们同心协力，辛勤工作，不避寒暑，查阅了大量的官方文书、文集、笔记、书信、日记、地方志、碑文以及报纸杂志，尤其是查阅了清宫档案，摘录了历年各省督抚等官员就各地灾情向清朝政府的报告，共搜集、整理数以百万字计的有关资料，并在此基础上详加考订甄选，条析缕分，编写成这部《近代中国灾荒纪年》，交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此书采取传统的编年体形式，对历年全国发生的各类重大的自然灾害分别省区予以说明，尽可能将各地自然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受灾的范围和程度加以详细介绍，而且对灾区人民的生活状况、清政府救荒措施及其弊端予以说明。翻阅此书，近代史上自然灾害的概貌和受灾地区的具体情况可以大致了然。我相信：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同行们，各地正在编志修史的同志们，从事农业、水利、气象、地震、病虫害研究的专家们，以及致力于国土整治、防止环境污染、保护生态平衡的专家们，将此书置于案头，或则阅读，或则检索，都将从中获得有益的知识和信息。

当然，中国幅员广大，地域辽阔，各个地方的自然条件千差万别，每年发生的自然灾害层出不穷，作者不可能将所有资料搜检无遗。而且历次灾荒的发生、蔓延、后果，各种防灾救荒措施的得失，灾荒与政治的互为影响等等，也有待于更细致的研究、剖析。《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是作者对灾荒问题研究第一阶段的成果。他们在已经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还在进一步搜集资料，进行深入分析，编写《中国近代灾荒史》，全面地揭示严重危害人类的灾荒现象的各种规律。我期待并祝愿，在不久的将来，作者将把这些更新、更有深度的研究成果奉献给读者。

注释

[*]原载《近代中国灾荒纪年》，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序言[*]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常称作“近代”。祖国的这段历史既坎坷、崎岖，又光辉、悲壮。说它坎坷、崎岖，因为自从外国资本主义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中国不断受侵略，被欺凌，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国家濒于豆剖瓜分的灭亡危机；中国社会贫穷、落后、黑暗、腐败，人民群众遭受深重的苦难。这是一段伤心、屈辱的历史。说它光辉、悲壮，因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人民逐渐觉醒，起而抗争，投身战斗，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爱国主义精神高度发扬，许多志士仁人为祖国的独立、民族的复兴贡献了自己的生命，在近代历史上谱写了一曲又一曲英勇慷慨、气壮山河的乐章。

八十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很短暂的一段，但中国近代的八十年却丰富、曲折得多。它的蕴涵、它的光彩、它的意义，比得过任何历史时代，比得过国破家亡的乱世凄凉，也比得过威烈壮丽的盛世辉煌。

文学是时代抒发的心声，时代决定了文笔的内容、形式和意义。中国近代文学的突出特点就是爱国主义的昂扬，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正气磅礴，充塞表里。你在阅读这套丛书时，必能感受到作者的忧患之感、经世之志、愤悱之情，正是这种爱国精神使中华民族得以支撑过艰难岁月，迎来了新生。对于今天的青年人来说已得不到一百年前那种举步维艰、风雨如磐的切身感受。但读读这些文章诗词也可以体会到我们先辈面对的巨大灾难，体会到他们的思想感情与希望追求。一部中国近代史可以描绘出八十年中国的大概历程，而阅读这些名人名家撰写的名著还可以带引你进入那个刚刚逝去的时代，聆听他们的心声，体察他们的喜怒哀乐与所思所求，更深刻地认知我们国家和民族走过的这段路程。

诚然，由于本套丛书所选文章作者们的阶级地位、生活经历、个人性格、艺术修养不尽相同，他们的作品也必然会深深地打上时代和阶级的烙印。比如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等所谓“中兴名臣”，就是为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步入他们事业巅峰期的。而在抵御外来侵略中，除左宗棠、彭玉麟等少数人尚能“锋颖凛凛”向敌外，往往奉行“曲全邻好”的妥协政策。译注者们在选文时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因而着眼于挖掘他们诗文中的积极因素，对其负面影响相信读者会自己去鉴别的。

近代的文章是从古代文章演变来的。但其体裁之多样，风格之变异，描摹之宽广，情感之激越，已非古代文章所能比拟。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奔腾澎湃，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百川汇海，恣肆汪洋，变化万状，蔚为大观，传统的价值观、历史观、审美观都在嬗变，这样一个新旧交替、承前启后的时代，必定勇于创新、富于创新。从当时的文章诗词中显示了时代的精神，时代的闪光。我们既看到了对蕴蓄丰厚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又看到了对现代文化新领域、新路径的开辟。名家辈出，百舸争流，风格各异、精彩纷呈：龚自珍的瑰丽、魏源的务实、章太炎的古奥、林则徐的赤诚、孙中山的宏伟、康有为的骛远、梁启超的清隽、谭嗣同的犀利、秋瑾的激昂、严复的卓远以及曾国藩的通博、左宗棠的雄浑、李鸿章的时新。八十年短短的历史画廊中挤立着如许众多的人物，我们聆听其心声，品评其论说，如闻其声，如见其形。至于这套丛书中的实业文、法制文、报刊文、外交使节文、海军海防文、科学家文都已超轶了中国古代文体的范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新事物，而游记、笔记、序跋、日记之类的古老文体，也注入了新内容，充满了爱国忧时、经世致用的光彩。我相信：近代的文史名著是可以传之后世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继承的取之不尽的宝藏。

编译《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我们希望能比较全面地展示一百多年前的文史优秀成果。由于作品众多、内容丰富、体裁多样，选文难度较大。我们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选编，既从著名人物入手，如选编了康有为、梁启超的诗文，孙中山的文章；或者几人合编一册，如严复、林纾合编，黄兴、宋教仁、朱执信合编，龚自珍、魏源合编，黄遵宪、丘逢甲合编；也有以人物群体合编，如戊戌六君子、辛亥烈士、晚清词人、近代科学家等；又有以事件为中心，把反映近代史上某个重大事件的诗文汇集在一起，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法和中日战争等等；还有以文章的体裁、流派、类别汇编成册，如笔记文、游记文、序跋文、报刊文、桐城派文等等。我们的想法是尽量搜集近代八十年优秀的代表作，反映这个时代文学的丰富多样。但这样选录，内容较为庞杂，各种文章不免发生交错，因此我们基本上按照作者的年代、写作时间排列，力求避免重复选录。

编译过程中，我感到欣慰的是组织了一个团结和睦、认真负责又具有权威性的编委会。这个编委会集中了十几位在京的著名文史专家，同时还包括巴蜀书社三位经验丰富的高级编审人员，可谓群贤毕聚，人才荟萃。编委们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责任心强，工作十分努力，对编辑这套丛书采取了非常严肃的态度。我们在选题确定后，约请了京内外数十位研究有素的作者编选、注释，并译成白话。译注者们兢兢业业，数易其稿，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每部初稿完成后都要经过几位编委认真审读，再经全体讨论，确定采录与否，并提出修改意见，真是一典之原，反复查核，一名之立，旬日踟蹰，个中甘苦，唯亲历者知之。然后又经过巴蜀书社编审先生们的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才奉献于读者面前。编选和翻译古籍是一项艰难繁重的工作，这部丛书必定还会有缺点和错误，但我与编委们共同工作了一段时间，为他们认真负责的精神所感动，也从他们那里学习到了许多新知识。

注释

[*]原载《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成都，巴蜀书社，1997。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序言[*]

前年，吴雁南教授和我谈起他正和许多位中国近代史专家、思想史专家合作，编写一部《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篇幅较长，规模宏大，时间跨度从晚清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半个多世纪。时隔两年，现在这部多达4卷、200余万字的皇皇巨著已经杀青，即将由湖南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参与工作的主编和撰稿人中很多是我的老友或新交，我由衷地为他们取得的成绩感到鼓舞、欣喜。

从晚清以来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正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国家穷困落后，战乱频仍，外国侵略，军阀肆虐，亡国之祸，迫在眉睫，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先进人士奋起抗争，探索救亡的道路，长期以来，这种努力一直在执着地、不懈地进行着。而反动落后之势力亦粉墨登场，旋起旋灭。伴随着派系和人物的活动，思想领域中亦波涛翻滚，急流飞溅，阴晴明晦，潮起潮落，种种“主义”和“主张”前推后拥，此起彼伏，千姿百态，目不暇接。当时的人们或者从刚刚传来中国的西方文明中寻找救国的真理，或者从尚未退出舞台的传统文化中觅取济时的药方。改良主义、立宪主义、国粹主义、复古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实验主义、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各种各样的主义名目繁多，匆促上阵，曾几何时，又仓皇退潮，像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这部著作中，对半个多世纪内匆匆来去的各种思潮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和极有见地的分析，使我们了解当时中国思想界主义之繁多、思想之纷杂，正反映了苦难中的中国社会的紊乱、彷徨、无序。但是，历史的行进有着确定的方向，先进志士的不懈探索，使中国前途上出现了希望的光辉。这就是上个世纪之交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思潮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出现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潮，这是历史的主流、时代的强音。中国同盟会、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先后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带领人民群众，昂首阔步地前进。

一种有生命力的思潮的形成、传播，不仅仅是某些杰出人物的创造和引导，还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长远的历史传承。中国在半个多世纪内出现了这样多的“主义”和“主张”，偏偏只有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成为人民信奉的指针，这决非偶然。这部著作告诉我们：20世纪初的三民主义和后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怎样产生？它们借鉴了什么样的先行思想？又在中国的社会实践、革命运动中汲取了什么营养？它们何以会被20世纪的中国人所接受而成为人民群众行动的指针。一种思潮，并不会无缘无故地产生，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流行。它总是以一定的经济和政治为基础，反映着某个阶级、某个集团的利益，代表着向上的、前进的或者倒退的、落后的趋势。认真辨析各种思潮的背景、渊源、性质、内容，就能正确地判断它的作用、意义和发展前途。思潮是从社会的物质生活中派生的，但这一点并不妨碍思潮具有超前的引导作用，它一旦产生，将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反馈力量，人们将以他们倾向或信奉的“主义”“主张”指导当前的行动。思潮对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牵引作用。观察和研究某个社会中的主流思潮，将能预见这个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大致轮廓。

各种思潮的同时并存和前后相继都伴随着激烈的斗争。我们看到这半个多世纪内，有革命和立宪之争、共和和复辟之争、尊孔和反孔之争、问题和主义之争、科学和玄学之争、本位文化与西方文化之争、社会史社会性质之争，等等。我们应该在这些眼花缭乱的争论中把握住观察的方向和方法，找出隐伏在这种思想斗争之下的深层内涵。在各种思潮的反复较量和长期斗争中，社会主义思潮脱颖而出，赢得了广泛而热烈的认同。其原因在于只有社会主义思潮最符合中国的国情，最适应历史之潮流，故而被广大群众所接受，成为时代的主导思潮。主观的思想，当它获得客观历史进程强有力的支持时，这种思想才能不胫而走，迅速发展，广泛传播。

当然，20世纪众多的思潮和主张中并非只有对立的方面，也有着彼此呼应、相互影响的同一方面。例如“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如果天真地以为可以用之来避免革命、拯救国家，那当然是空想而不切合实际的。但曾经服膺这种主张的人怀抱强烈的救国爱民的愿望，切切实实为社会办了许多实事，还有不少人因他们原来主张的碰壁进而走向社会主义。这些主张中也包含了与社会主义可以相通的某些具体思想，对于一切社会思潮中所包含的积极、合理的成分，应予肯定。

人们习惯于回顾刚刚走过的艰辛路程，以总结经验，增长智慧。现在，已临近20世纪之末，回顾20世纪前半叶存在于中国社会中的各种思潮，探析其发生、发展及其内容、意义，辨析其精华和糟粕，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这将对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起着有益的推动作用。

注释

[*]原载《贵州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我国近代会党史研究的新成果[*]——评《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

会党问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历史研究工作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新中国成立以来，也发表了不少文章，往往是探讨某个时期（如太平天国与辛亥革命时期）、某些地区（如两广、两湖、四川）或某些问题（如会党的源流、会党起义、会党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关系），还没有人对会党史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也没有出版过内容比较系统、论述比较全面的会党史著作。因此，会党史上的许多空白点长期无人问津。蔡少卿对会党发展的全过程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写出了《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一书，对许多重大问题做了分析阐述。这样，不仅填补了许多空白点，而且将中国会党演变的过程勾画出一个比较完整清晰的脉络和轮廓。本书15篇论文的内容编排即构成一个发展系统：第一篇是综论性的文章，介绍近代秘密结社的主要系统，论证了他们在组织、信仰、成员和地区分布等方面的不同，对会党产生的社会起源、会党的性质和作用做了分析论述；第二篇阐述天地会起源，其创始人和时间、地点，对传统的说法进行辩驳；第三篇详细研究了天地会首次发动的大规模起义，即台湾的林爽文起义；第四篇分析了天地会在清嘉庆、道光年间的发展特点和传播情况；第五篇至第七篇阐述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会党活动，对太平天国起义各阶段与南方会党、教门的关系做了具体的考察和论证，并对太平天国史上长期有争论的天地会首领洪大全的身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八篇至第十篇论述哥老会的源流及其反抗斗争，作者对哥老会与啯噜、江湖会、天地会的关系做了细致的分析，指出19世纪60年代以后，哥老会势力在长江流域兴起，是会党史上一个重要变化，又论述了哥老会与长江流域教案的关系；第十一、十二篇主要论述辛亥革命时期会党与资产阶级各派势力的关系，具体介绍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联络会党的活动及其经验教训，肯定了会党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作用；第十三篇介绍民国初年的会党；第十四篇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会党与工农运动的关系，以及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对会党的政策方针；第十五篇研究南洋华侨中的秘密会党。这15篇论文，分则一题一事可以单独成篇，合则前后相关，首尾贯串，构成比较完整的系统。其中有不少是研究的空白点或薄弱环节，既无前人的成果，材料也难于发掘。蔡少卿经过长期努力，攻克了难关，将中国会党史的线索清楚地整理出来，写成这部著作。无疑，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开创性工作。

会党由于长期流传，处于秘密状态，外人不深知其内情，又缺乏自身的第一手资料，因此很多问题暧昧不明，众说纷纭，真假难分。这部著作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关于天地会起源、哥老会的源流、会党的性质和社会功能、会党史的分期、林爽文起义在会党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会党和教门之间的融合渗透、洪大全其人、太平天国与斋教的关系、哥老会与长江教案的关系、自立军起义与会党的关系、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会党态度的改变、中国共产党对会党的政策和工作等等。有不少问题是发人所未发，言人所未言，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当然，这些重要问题的论述未必已经全面、已经完善，但毕竟提供了讨论和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蔡少卿撰写这部著作，付出了大量劳动。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他就深入中央档案馆的明清部（即现在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阅读了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的大量档案。在这部著作中，他还利用了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台湾出版的档案资料。据我所知，蔡少卿是最早利用我国的档案对秘密会党进行长时期系统研究的一位学者。此外，他又收集、阅读了文集、笔记、地方志、报刊、回忆录、外文资料，进行了社会调查，例如：他曾对嘉庆、道光时广东、广西、福建三省81个会党案件做了仔细的统计，概括出19世纪前期会党传播和发展的特点；又如作者研究中国共产党对帮会做工作时，不但引用了李立三、邓子恢、何长工、冯仲云、陈奇涵等革命前辈的回忆，还亲自拜访过李立三，在安源煤矿的老工人中进行社会调查。正是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才能摆脱会党本身流传的一些神话传说的影响，把研究工作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可以看出，作者的研究努力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将会党问题和中国的经济政治状况、人口增长、社会结构等联系起来考察，使得会党这一主题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大的历史背景之中。这样，就可以使人们更清楚地理解秘密会社的产生、发展、影响、作用。作者进行分析论证时，比较注意将宏观研究与微观考察的方法结合起来，如作者在考察哥老会的源流时，一方面从中国社会变化的宏观角度提出教门与会党走向融合的论断，另一方面又从微观的角度具体分析教门与会党的相互渗透和影响，这样就更有说服力量。此外作者十分关心国外同行专家以及台湾学者在会党研究方面的成果，从中汲取营养和借鉴。

当然，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作者对会党的研究比较集中于天地会、哥老会组织，而对小刀会、青帮等其他支派没有专题论述；另外，本书对专题论述比较深入，但对会党发展史的全面论述就显得单薄。

注释

[*]原载《光明日报》，1987年9月16日。

慷慨悲壮的历史画卷[*]

1977年，有一位老同志给我送来了一部手稿，约90万字，装订成厚厚实实的十大册，誊写工整，字迹秀丽，这是一个青年的处女作——《星星草》的第四稿。当时，我还不认识作者凌力同志。因为这是一部描写捻军的历史小说，所以那位老同志要我从历史学的角度给这部小说提些意见。说实在的，开始我并不打算从头到尾读完这么一部大作品，只想抽读若干章节。但是，读了几章以后，我却被作品吸引了，很快读下去，几天之内就读完了全书。

这部作品所写的捻军起义是近代史上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是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继续。当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农民革命的烈火并没有很快熄灭，太平军的余部和原来在皖北作战的捻军结合在一起，在杰出领袖赖文光、张宗禹、任化邦等率领下，迎着枪林弹雨，继续战斗在黄淮流域的广大地区。全国范围的农民大革命已经进入退潮，革命和反革命力量的对比悬殊。可是，捻军战斗得那样英勇、那样机智、那样有声有色。他们击毙了骄横不可一世的僧格林沁，打败了凶狠狡诈的曾国藩，牵着李鸿章、左宗棠等一大批湘淮军将领东奔西跑，把各地清军打得团团乱转。捻军最后虽然失败了，但是，捻军英雄们坚强不屈的精神和光辉战绩将永远彪炳史册。

我过去读过一些捻军的史料，很喜爱其中的人物、故事，还讲过课，写过文章，但只停留在史事梗概的一般叙述上。读了《星星草》，一个个的捻军英雄形象在我脑际浮现，变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使我得以共享他们喜怒悲欢的感情；我原先知道的故事梗概，充实了具体细节和生活气息，显得生动而丰满；史事有了发展、起伏、转折；各种场面千变万化，错综复杂，像一幅色彩绚丽、气魄宏伟的历史画卷展现在眼前。

凌力是一位年仅三十几岁的女同志，原来是学习无线电控制工程的。她花费了十年时间创作这部长篇历史小说。写历史小说不但要有文学修养，掌握文艺创作的规律，还要懂得历史，掌握丰富的史料。作者的思想感情要深入到已经流逝了的那个时代中去，熟悉当时的人物、故事、社会风俗、山川地理、语言服饰等等。作者必须通过大量地搜集、研究史料来间接地了解和体验过去的生活，因此，创作历史小说需要长期、艰苦的准备。“十年辛苦不寻常”，凌力同志从1968年开始泛读史料，做准备工作，1970年选定了以捻军为题材，进行写作。十年以来，这部作品大修大改，共有七次，积稿逾数百万字。这部历史小说所达到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读者自会做出公允的评价。凌力同志坚定而勇敢地走过了漫长崎岖的道路，用自己的才华和心血浇灌了《星星草》，把它奉献于社会主义祖国的文艺花坛上。她的勤奋努力、锲而不舍、坚韧不拔的精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1968年，林彪、“四人帮”已窃夺了党和国家的部分权力，把社会主义新中国推入血泊之中。大批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惨遭迫害，文化学术界万马齐喑，一片萧条。亿万青年失去了学习和工作的权利，他们有的被卷进大规模武斗，有的彷徨消沉，无书可读，无事可做。人民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反革命夺权和文化浩劫缺乏思想准备。那时，凌力同志还是个从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入世未深，经验不足。她的家庭和其他革命家庭一样遭到了冲击。她看到人民的生活遇到挫折和不幸。她像所有正直善良的人一样感到迷惑、苦闷，尝到了世态炎凉，思想感情遭到巨大的压抑。当时的许多单位，两派对立，武斗严重，工作停顿，不能上班。可是她并没有沮丧绝望，并没有被逆境所压倒，也不随波逐流。她多次谈到写作《星星草》的动机：“我当时对形势不理解、不满意，感到困惑、郁闷、不平。但是，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不论在什么环境中，都要为人民做点事。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天职。正常的工作不能进行了，做什么呢？我同情当时被打倒的大批的革命干部，为他们鸣不平，想讴歌在逆境中坚持斗争的英雄。我从小喜爱文学和历史，于是决定创作一部历史小说，并且选择了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在革命低潮时期坚持战斗的捻军。我喜爱他们‘誓同生死，万苦不辞’的团结不屈的精神，希望反映他们可歌可泣、英勇悲壮的斗争。”这就是长篇历史小说《星星草》的创作由来。

青年人富于理想，而重要的是能不能把理想付诸实现。当时，凌力同志写作的条件十分困难，既无书籍，又无指导，没有写作经验，缺乏可以磋商的同志，一切都要孤身只影地从头做起。更难的是没有可以安心创作的环境和气氛。在“四人帮”统治下，创作这样的历史小说，明明是触犯“四人帮”的文艺帮规的，可以想见作者在创作过程中遇到了多少艰难和挫折。这部长篇小说第一稿的一部分，是作者在下放干校时写的。每天劳动以后，夜深人静，伙伴们已入梦乡，但是作者忍受着疲劳困乏，在一盏油灯下顽强地写作。“要为人民做点事”这一坚定的信念，在她身上唤起了无穷的力量，推动着她克服千难万阻，坚持不懈地学习、探索、写作、前进。

在这个时期，我们所熟悉、敬爱的老作家们被迫放下了笔，有的还被迫害致死。“四人帮”要全部消灭文学艺术。但是，他们是不能得逞的。你看，我们那些有理想、有抱负、有才华，像凌力同志那样的青年们，在困难的环境中，顶住压力，拿起了笔，自觉地继承着老一辈作家的事业，十多年来，勤奋努力，默默无闻，埋头苦干着！

“江山代有才人出”，在扫除了林彪、“四人帮”之后，我们的文化事业复苏了，逐渐地生机盎然，文艺园地上新芽萌生，鲜苞怒放，嫩叶扶疏。《星星草》，这个作者十年劳动的成果也得以公开出版。

“要为人民做点事”，这句话一直回荡在我的脑海中，它是过去凌力同志处逆境而坚持工作的力量源泉；今后还将鼓舞着她继续前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这句平凡而简单的话，表达了作者的革命情操和理想。在此，除了向读者推荐这部作品之外，我还愿以作者这种一心扑在事业上的革命精神，与在各条战线上为早日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同志们共勉！

注释

[*]原载凌力：《星星草》，上、下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1981。

《山海集》序言[*]

《山海集》是郭毅生教授文章的结集，包括四个部分，即：北美风光篇、白山黑水篇、近代中国篇、人物书评篇。集里面的文章，反映了毅生同志研究的心力所萃及平生的行踪所至。我和毅生同志相交43年，经常谈论学术，得切磋之益，深佩其资质敏慧，富于开拓创新，治学勤奋，锲而不舍，为人正直坦荡，待友真挚热情。他是我国著名的太平天国史专家，又长期研究东北的历史地理，他的研究成果深得罗尔纲、谭其骧等前辈学者的激赏。收集在这本书中的文章，有一些我多年以前曾经读过，有很多则是近期才得拜读。

郭毅生教授在长期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特而优良的治学风格。他既擅长理论分析，勤于思索，又博学多闻，重视史料考证，能把科学的历史观和具体的史事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故而他的文章高屋建瓴，能开拓新境，发他人所未发，而又丰满扎实，论证精详，极有说服力。记得40年前，读他的早期有关太平天国革命性质和《天朝田亩制度》等文章，当时他英年奋发，风华正茂，笔锋凌厉，如江海澎湃，突破前人研究的藩篱，新意甚多。那时我也在研究太平天国史，对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的战略抉择，蓄疑在胸，未得正解。读了他所写的《太平军克南京时全军人数考》，证实了当时太平军并无百万之众，故而它只能守护天京，偏师北伐。久蓄的疑团，遂涣然冰释，由于读他的文章，深受启发，故而40年后的今天，印象还十分鲜明。

毅生同志写过许多考证文章，显示他治学的功底和广博的学养。他研究历史地理，非考证无以明其地望所在，故毅生同志穷年累月，孜孜不懈，进行了艰难的搜集与爬梳。记得十年动乱期间，别人正在批判，打派仗，毅生同志却专心致志于学问，黄卷青灯，从事东北历史地理的考证。我当时颇留意于清初的中俄关系史，需要了解中俄边境的历史地理。他送给我许多东北的地理资料，每次见面，总是谈论他正在进行的考证工作。他非常热爱和关切自己的研究工作，一事之疑，求索徘徊，一地之明，踌躇满志。回想当年我们之间高谈阔论，滔滔不绝，兴趣盎然，沉浸在学问的喜悦之中，丢掉了尘世的烦恼，完全忘记了自己还是被监督、受审查的身份。

毅生同志的考证工作很有成绩。如明初奴儿干都司城址何在？事关中俄疆域的领辖，以往的学者言之而未能确证。在本集所收《历史的见证》一文中，作者娴熟史料，广征博引，运用明代《实录》、元代“站赤”资料、《永宁寺碑文》以及晚清学者曹廷杰的实地考察，确切指明奴儿干都司城在黑龙江下游特林附近的具体地望，论证有力，遂成信谳。《中国历史地图集》即以此说定位制图。

又如辽代东京道的通州城，关系到渤海国的扶余府和汉魏的扶余王城之所在，十分重要。但资料奇缺，日本人津田、箭内亘、和田清皆以为无考。毅生同志锐意钻研，别出蹊径，从辽、金、宋往来使节的“行程录”中，从元、明的驿站地名中，钩沉索隐，排比对勘，终于找出其相应位置，并确证它即为今四平市西之“一面城”古城址。此研究成果亦为历史地理学家所认同。

中国古代学者从来重视对实地的踏勘调查。司马迁游历名山大川而撰《史记》；赵明诚踏遍黄淮各地而著《金石录》；杜甫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近代学者杨守敬搜书于东瀛；曹廷杰访碑于黑龙江。毅生同志仰慕前贤，继承这种优良传统，为著书立说而奔走各地，曾经三访黑龙江、四下苏浙、五次出入广西金田村；又深入滇黔，探索夜郎、大理之遗迹；西出玉门，瞻仰敦煌，沿丘处机、左宗棠所行路线，深入流沙，横越绝漠，追踪阿古柏之史事。这不是一般的旅游观光，而是做实地的学术考察，寻碣扪碑，投宿荒村，极为辛苦。如他参与《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部分的编绘工作，为了解决元、明“站赤”的所在，曾不惮劳瘁，从开原、铁岭辗转水陆，沿松花江而下，到中俄交界之伯力附近，勘明其里程、形势，编绘入《中国历史地图集》。该书所以获得学术界的推崇，正是因为在谭其骧教授的领导下，有一批像郭毅生同志那样的学者进行了艰苦不倦的工作。

郭毅生教授在太平天国史研究中也发扬了实地勘察的优势和特点，他曾主编过《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对太平军的进军路线、战场态势、文物史迹做了详尽深入的研究。其勘查之广泛，搜集之宏富，考订之精审，令人叹服。太平天国史上著名的地点：花县之官禄)、桂平县的金田村、紫荆山、永安州、蓑衣渡、半壁山、三河镇、九洑洲，以及苏浙皖的许多县市镇村，毅生同志均一一亲历，在该处踏勘测绘、拍摄照片、制成草图、访求文物史籍。他所写文章、所绘地图多得于第一手考察，故信实而有征。

毅生同志一生勤奋，著述甚丰。《山海集》一书反映了他在中国近代史和历史地理学方面卓越的研究成绩，又给后学者留下了可作楷模的治学风范和严肃认真的工作精神。

注释

[*]原载郭毅生：《山海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

《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序言[*]

经过长期的研究和讨论，学术界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具体了，而丝织业则是研究者注意的焦点。在历史上，苏州的丝织业极为发达，产生过“账房”的组织，它所采取的“账房放料，机工代织”的生产经营方式，一直被视为中国明清时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典型形态，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注意。长期以来，言人人殊，议论纷纭，歧见屡出，真有点像刘知几所说的“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了。以往就这个问题展开的讨论，曾经给人以有益的启迪，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材料和具体的说明，难免有“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之感，误解疏漏之处，屡见不鲜。而且，以往的研究局限于鸦片战争以前，至于苏州丝织业“账房”在近代如何发展？怎样演化？它是否走向兴盛？为何开始衰落？何时最终消失？造成这些结果的原因又是什么？这一切，迄今人们都还不甚了了，几乎可以说是一片空白。这个领域中研究工作的进展自然会引起大家的兴趣。

多年来，王翔同志一直在对苏州丝织业“账房”盛衰兴亡的历史过程和基本规律进行着不懈的研究和探讨。他在发掘和整理苏州档案馆藏大量第一手历史档案资料的基础上，改变了以往人们研究“账房”时的那种静态分析的方法，把苏州丝织业“账房”这一研究对象放在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中考察，对之进行动态的分析，从而把握它所呈现出来的事物总体性的特征；也就是说，不是把“账房”当成一种凝固不变的事物，而是把它看作一种发展演化的过程，力求对“账房”孕育、萌生、发展、嬗变、衰落、消亡的历史全程做出尽可能科学的阐述，对“账房”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中的形态、特征、性质以及所以造成的原因做出尽可能准确的描绘，以体现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历史规律，体现出近代中国经济的客观环境和生长特征。显然，这对于清醒地认识我国的国情，对于推进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能够提供一些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王翔同志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丰富的资料，通过对苏州丝织业“账房”的研究，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孕育和成长，对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消亡，对旧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等重要学术理论问题，比较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新看法，得出了一些新结论。这对于民族文化的积累和学术探讨的深入，无疑是很有裨益的。

西方哲学家把20世纪称为“分析的时代”，不管这种提法是否恰当，他们不满足于停留在已有的对整体的朦胧认识，要求对事物做具体入微的分析，以此来丰富对整体的认识，这种具体分析的方法，对于克服习惯于普遍一般，不愿意冥索细推、深入剖析的思想方法是很有帮助的。当然，从事具体研究并不是画地为牢，埋头于琐碎的考证，而是要通过典型解剖来反映全局，通过个别来说明一般。共性总是存在于个性之中的。在某种意义上，对苏州丝织业“账房”的研究就具备着这种功能：它是人们公认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典型形态；它在鸦片战争之前和以后的发展变化很具代表性；它的历史发展过程比较完整，积累下来的材料比较充分。可以说它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一种很具典型性的发展演化道路。我想，正是基于上述考虑，作者才把书名定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的吧。

王翔同志是一位脚踏实地、勤奋治学的青年学者。他谦逊好学，刻苦自励，学业上精研锐进，这部《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便是他几年来锲而不舍、辛勤耕耘的结果。我祝贺他的这部新作的问世，同时殷切地期望王翔同志百尺竿头，继续前进，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注释

[*]原载王翔：《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

《湖湘文化传统与湖南维新运动》序言[*]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战败，割让台湾，赔款白银2亿两，主权尽失，国势一蹶不振，给予人们重大的刺激。为什么庞大且搞了30年洋务的中国竟败在日本这个新兴小国之手？这不能不引起人们深入的思考。中国有一句老话：“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有志之士感到了进一步实行变革的必要性、迫切性。于是，中国大地上要求变法维新的浪潮勃然兴起，1898年产生了以康有为为首的戊戌变法运动。

戊戌变法运动虽然只有一百零三天，时间很短，如昙花一现，但它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维新志士们奔走呼号，要求变法自强，期望国家和民族的振兴。在他们的推动下，清朝廷发布谕旨，实施新政，练新军，变科举，奖留学，开办京师大学堂，设立农、工、商局，一系列变法措施相继推出。变法维新因守旧派的破坏而告失败，但它确曾震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人们盼望着能够更改旧制度、旧规章，摆脱死气沉沉的停滞生活，使中国自立自强，能与列强平等共存于世界。

中国是个大国，凡是全国性的政治思想运动必有地区的活动做其基础、为之先行，戊戌变法运动中，广东和湖南的知识界最为活跃。广东是中国与西方国家最早接触和交往的地区，西学传播最早，风气先开，故有康有为、梁启超及万木草堂的弟子们，执戊戌变法运动之牛耳。而湖南自太平天国以后，显耀于世，人才辈出。特别是湖湘文化，博大精深，渊源有自，教育和启发了一大批维新志士。丁平一女士的《湖湘文化传统与湖南维新运动》即是研究戊戌变法时期湖南的维新运动及其与文化传统的关系。全书资料丰富，结构谨严，分析深入，颇有新意，是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从来的戊戌变法专著中对于地区的情况涉及很少，丁平一女士补充了这一薄弱环节。她用全书绝大部分篇幅研究湖南的维新运动，透彻地剖析了湖南省的士风民气、官绅各界、维新精英，缕述了这里在戊戌变法前夕和变法期间的新政措施，诸如设学堂，办教育，创报刊，举办近代的矿业、交通业、邮电业、机电业、轻工业以及开办算学会、南学会，设课吏馆、保卫局等，并对维新运动中各个利益集团的分野，新旧两派的激烈斗争做了深入的分析，原原本本地介绍了湖南维新运动的全过程及其来龙去脉，大大地加深了人们对整个戊戌变法运动的认识。

丁平一女士还分析了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与湖南维新运动的关系。书中指出：湖湘文化的精髓在于爱国主义、变革精神、经世致用、敢为天下先等。湖南的青年知识分子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受熏陶培养，脱颖而出，产生了像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樊锥、易鼐、毕永年、秦力山、皮锡瑞、蔡锷等一大批理想远大、见识卓越、勇敢坚毅、求新务实的维新志士，推动了全国和湖南维新运动的前进。

文化传统是某个地区的人民群众在实践活动中创造和积累的文明成果，凝集为特定的风气和精神。它形成于过去，积淀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却又存活在现实里，支配和影响着现实生活。人们都离不开传统，都要在某种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今天的活动，创造今天的历史。当时的湖南为什么能得风气之先，在戊戌变法运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这和湖湘文化的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这种优秀的文化传统较早地唤醒了他们的觉悟，使他们更加关心政治、关心国家的命运，使他们更多地投身于经世致用的教育和实业活动中。丁平一女士比较圆满地诠释了湖南在近代政治和思想运动中为什么占有突出的地位。

1998年正当戊戌变法100周年，我很高兴读到这部书，并愿意推荐给读者。

注释

[*]原载丁平一：《湖湘文化传统与湖南维新运动》，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

序《谭嗣同与晚清士人交往研究》[*]

谭嗣同是中国近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他生于1865年（同治四年），比孙中山大一岁，比康有为小七岁。这时正是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一年——外国列强加紧侵略，清政府被迫赔款割地，丧失主权，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面临列强瓜分的危险，中国人民掀起了爱国主义的热潮，希望挽救中国，振兴民族。谭嗣同怀抱对国家、对民族的热爱之心，痛恨帝国主义的侵略。他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努力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为了救亡图存，必须维新变法，必须反对封建主义。他猛烈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和封建纲常伦理，指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认为“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控诉“数千年三纲五常之惨祸酷毒”，号召人们奋起“冲决网罗，扫荡桎梏”。他是大无畏的战士，是中国近代的先知先觉，其思想言论在当时沉沉黑夜中放射出耀眼光芒，照亮了后人继续前进的道路。

谭嗣同又是一位博学多才、知识丰富、中西贯通的学者和先进的思想家。他早年熟读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学习考据注疏，“心好沉博绝丽之文”，喜爱历史兵法，骑马击剑，讲霸王经世之学。他的老家在湖南浏阳，生长在北京，几次到大西北，到过江南，游历全国各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关心国家大事和民生疾苦。后来又钻研明末清初思想家王船山的学说，努力学习西方的数学和自然科学，由此形成了内容广博、中西兼采的知识体系。这一点正是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的特点。当时正是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中西文化冲突和交流的时代，谭嗣同对西方文化采取了开放的态度，他大量阅读译书，如饥似渴，好学深思，努力吸收西学来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他可说是当时阅读译著、引用西学最多的思想家之一，《仁学》这本书就是中西兼采的著作。因为当时处在向西方学习的早期，谭嗣同所学杂博而不专精，显示出不成熟的特点，这是不能苛求的。谭嗣同虽然否定荀学和程朱理学，但他并不反对孔子，认为孔子是春秋时代诸家之一，孔子和各家都有贡献，但孔子的学说被后儒所歪曲。可见他虽是很激进的思想家，但对中国的固有文化还能抱分析的态度，并不是全部否定。

谭嗣同是一位政治改革家，实干家。坐而言，起而行，言行一致。他热情投身于维新运动之中，风尘仆仆，到处奔走，与其他维新志士一起创办了许多学会（算学社、湖南强学分会、测量学会、农学会、不缠足会、南学会、延年会、群萌学会等）、学堂（时务学堂、女学堂、致用学堂）、报纸（《湘学报》《矿学报》《湘报》），还办公司，开矿山。在短短的几年中，做了很多实事、好事。他把全部精力、时间都贡献给社会，谋求社会的进步。1898年，谭嗣同被保举晋京，参与百日维新。当顽固派发动政变时，谭嗣同毫不畏惧，拒绝出走避难。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的狱中题壁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成为千古传诵的绝唱。谭嗣同是为救国救民，为中国的独立、繁荣、富强而流血牺牲的伟大人物，他的爱国牺牲精神值得继承和发扬。

像谭嗣同这样的重要历史人物，总是会不断引起人们研究的兴趣。在建国以来很长一段时期内，谭嗣同一直是近代史研究的热点之一。很多专家学者都撰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和著作，据不完全统计，到1998年谭氏就义100周年之际，已经发表的有关学术文章有200多篇，专著10余部，经中华书局第三次修订的《谭嗣同全集》也已出版发行。对于历史人物研究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它一方面表明人们对谭嗣同的热情始终未减，另一方面也说明学术界对此已经投入了较大的力量，谭嗣同研究早已不是一块未被开垦的处女地，而是一个屡经耕耘、收获颇丰的学术园地了。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谭嗣同研究，就要求研究者在充分吸取、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推陈出新，调整研究的视角，开拓研究领域，发掘新的资料，寻找新的突破口，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任务。

贾维同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的家庭与浏阳谭氏有历史渊源关系，因而有志于从事谭嗣同研究。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选择了《谭嗣同与晚清士人群体交往研究》作为自己的论文题目。后来又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多次修改和补充，成为今天摆在大家面前的这部学术专著。作者广泛搜集了谭嗣同及其师友，以及谭氏家族的各种资料，如日记、信件、文稿、诗词、族谱、县志等，为此他曾三赴长沙、四赴浏阳，走访了湖南、湖北、南京、上海等地的图书馆和档案馆，查阅了大量资料。如《瓣姜函稿》《瓣姜文稿》《刘人熙日记》《谭氏家书》等资料都未曾刊行，其中不少是在本书中首次使用的。又如谭嗣同的父亲、湖北巡抚谭继洵的资料，以往很少有人注意，作者也专门花了一番功夫加以整理。作者还利用在湖南浏阳的社会关系，采访了有关的当事人，对当年谭氏家庭的状况做了一些调查了解，非常难能可贵。所以这本书史料丰富，做到了言之有据，信而有征。

全书以谭嗣同及其师友作为研究对象，将谭氏放在与其师友的关系中加以考察，以谭氏本人经历为线索，叙述了其在不同时期的交往活动，探讨了这一交往的历史背景和影响。书中不仅对谭嗣同的家世、早年生活、思想发展、政治活动和学术成就做了详细叙述，而且涉及刘人熙、欧阳中鹄、唐才常、汪康年、陈三立、夏曾佑、康有为、梁启超、宋恕、黄遵宪、熊希龄等一大批晚清著名知识分子，对他们与谭嗣同的交往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作者在书中还对谭嗣同与湖湘文化的关系，以及在维新运动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谭嗣同及其师友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它填补了以往谭嗣同研究的空白，为谭嗣同研究增添了新的成果。

《谭嗣同与晚清士人交往研究》一书已由湖南大学出版社列入“湖湘文化研究系列”丛书，并已出版发行。我向贾维同志表示祝贺，并将本书推荐给广大读者。

注释

[*]原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梁启超评传》序言[*]

当吴廷嘉同志把她的新作《梁启超评传》放在我的书桌上，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以及怎样完成了这部新作。因为，近几年来，她家庭不幸，与她相爱至深的沈大德同志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她自己又病魔缠身，经常住在医院里，去年即住院三次，时间达八个月，甚至医院发出了病危的通知，身体上和精神上承受了巨大的打击和磨难，已心力交瘁。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从病床上爬起来，恢复健康，就很不容易了。谁会料想到：短短时间内，她又完成了这部学术专著，真可谓“生命之奇迹”，在她身上似乎有一股永不枯竭的活力，一颗永不会被征服的心灵。

吴廷嘉就是这样一个人。开朗、达观、活跃、坚强执着的个性，天真无邪的童心，充沛旺盛的精力，诚恳炽烈的热情，对人坦率真挚，可与深谈，可共患难；对事业和学问，孜孜追求，坚持不懈，她富有思考和论辩的才华，很早之前，我曾听过她在数万人大会上的一次公开辩论，舌战群英，滔滔雄辩，真有千军辟易之概。她不知疲倦地工作，想要做和正在做的事情多得不可胜计，除了搞研究、写文章之外，又要扶植某个社会团体，支持某种高雅艺术，组织某个讨论会、研究会，或者苦心筹划，为边远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献计献策，或者千里奔波，为某个地区的旅游文化进行调查和规划。小而至于帮助同志，抚养和教育孩子；调解家庭纠纷；带着温馨的心，风尘仆仆去看望和慰问在外地遭到了不幸的朋友。我每次见到她，总要劝她保重身体，缩短战线，严格控制活动的范围，有时提高声音，表现了我的忧虑和责备。她总是笑笑，好像理解了我的规劝但又无可奈何地委婉拒绝。追求事业，帮助别人是她人生中的最大乐趣，她永远在无休止地奔波、忙碌，却无暇休息几天，将养自己的身体，照料自己的家庭。她富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又极其珍视友谊，为别人考虑、做事，把生命献给别人而对自己却少所顾惜。

只要稍稍翻阅此书，就会知道吴廷嘉写作此书花费了多少时间，投入了多大的才思和精力。尤其是她病躯怯弱、事务冗忙之余，真是用自己的心血滴成了这部学术新著。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的杰出人物，政治上推进变法维新，开辟一代新风，学术上涉足多种学科，构建近代学术理论的体系，成为知识界的启蒙大师和精神领袖。梁启超一生的著作丰富，《饮冰室合集》，皇皇巨著，篇幅浩瀚，而要深入研究他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成就，更需要广博的知识和各方面的深湛修养。过去，学术界研究梁启超都重在他的政治活动和宣传工作，对学术方面并无系统的专著。而且，梁启超在政治上遭到不公正的贬抑，这也不能不影响对他学术成就的评价。吴廷嘉有鉴于此，发大宏愿，奋大毅力，决定撰写此书。她很早以前，曾经精心钻研过《饮冰室合集》，也深入探讨过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王国维等人的思想。积累甚丰，酝酿已久，故发之也疾。加上她才思敏捷，勤奋努力，在病体稍愈之后能够迅速而高质量地完成这部新作，为学术界填补了重要的空白。这也许就是我刚刚看到书稿，感到惊讶而不解的原因。

吴廷嘉的《梁启超评传》，以时序为经，以学科为纬，系统地研究了传主的全部学术活动。梁启超生活在封建社会走向近代的过渡时期。他的学术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和性质。梁启超的古学极有根底，故而是传统学术当之无愧的继承者、诠释者，又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吸取西学，勇于进取，开拓新知，故能成为中国近代学术的奠基人。他的研究范围极为广泛，最有成就的当推历史学、思想史、历史研究法，旁及政治学、经济学、财政学、法学、新闻学、教育学、佛学、诸子学、目录学、文艺、诗歌小说等等。他的学术精髓在于继旧开新，沟通中西，为近代学术扫清道路，奠筑基石，其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泯灭，而草创伊始，大辂椎轮，涉猎广泛，难期折中至当，故不免有浅尝辄止之诮。诚如吴廷嘉所指出：“虽时有粗浅的印记，但却决非一概粗浅，而有他人难以企及的、非常深刻的一面。”梁启超的思想学说“哺育了戊戌以来几代人的成长，其中包括后来的革命党和更为其后的共产党前驱”。

吴廷嘉一方面以史学家的冷静和严峻态度，剖析梁启超的学术活动，区分其精华和糟粕，指出其成就和局限，另一方面又全身心投入研究，不仅用理智去思索，而且用感情去体验，故而行文跌宕生姿，笔锋常挟风雷。她高度评价和讴歌梁启超的学术贡献，对这位政治上和学术上的巨人一赞三叹，充满崇敬之情。她把梁启超放在大的时代背景中，作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既怀抱爱国救民、淑世济人的情怀，矢志不渝，百折不回，又受时代的局限，徘徊踯躅，惆怅迷惘，上下求索，随时流变。吴廷嘉既用科学的态度去观察他、分析他，又用心灵和感情去接近他、理解他。应该说，这样做是非常必要的，你不在心灵上和感情上去接近和理解知识分子，你就很难研究他，认知他，正确地评价他。

当前，文化研究仍是研究的热点。梁启超在研究传统文化，尤其是撷取古代文化精华，创造性地构筑近代学术殿堂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成绩。他的著作、学说理应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牛顿说过：由于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故能取得物理学上的光辉成就。我国也有自己的文化巨人，梁启超就是其中的一位。我们应当继承他的思想遗产，去创造新时代的学术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吴廷嘉的研究工作十分重要，她大病初愈，不辞劳瘁，全力以赴，锲而不舍，给学术界带来可贵的成果，我怀着感谢和敬佩之心，读完了她用心血滴写的这部著作。

注释

[*]原载沈大德、吴廷嘉：《梁启超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

投身革命　调适佛儒[*]——荐《黄宗仰传论：出世入世间》

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风起云涌，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他们为时代精神所感召，为民族救亡而奔走，为崇高理想而奋斗，为这段悲壮而又激昂的岁月书写了一篇篇不朽的史诗。

被梁启超誉为“我国佛教界中第一流人物”，身后唯一荣膺民国政府褒典的乌目山爱国僧人黄宗仰，虽身居世外，却殷忧国事，以佛学为纽带，投身辛亥革命，在20世纪初的中国政坛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黄宗仰生活的年代，正是世纪之交中华民族面临被瓜分危机的存亡之秋。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面对由此而引发的社会思潮的涤荡，黄宗仰与同时代的许多有识之士一样，经历了始则对清廷抱有幻想，继而同情维新运动，最终拥护共和政体的人生征程。特别在1903年前后，由拒俄运动及苏报案而起的清末革命浪潮中，黄宗仰为革命奔走呼号，实现了其政治思想的跨越。民国初年，在围绕国会选举与宋教仁案的复杂政潮中，他频频发言，针砭时弊，显示出一名民主主义政论家的政治良知与爱国热忱。

古城常熟，人杰地灵，是为江南人文渊薮。生于斯、长于斯的黄宗仰，深受故乡人文气息之熏陶，自幼聪慧好学，胸怀大志，剃度为僧后更是钻研释氏内典，旁及中西政治学说。在近代社会的特殊思想环境中，他的佛学思想并未止于前人之成就，而是紧跟时代脚步，力图契合现实社会，增进国民道德；力求改造、革新传统佛教，调适佛儒关系；力倡以唯心唯识为正宗的佛教义理。清末民初佛学的复兴，成为处在上升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之缩影。

沈潜先生积十年之功，将黄宗仰当年散见于清末民初各种报刊上的诸篇诗文辑录出版，名之曰《宗仰上人集》。在此基础上，又倾十年心血，撰写完成这部《黄宗仰传论》，通过多维度勾勒黄宗仰不同历史时期的生命轨迹及其思想概貌，努力填补辛亥革命史及近代中国佛学史在此方面的研究空白。该作知人论世，史论结合，不仅公正客观地全面再现了黄宗仰独特的心路历程，而且着重剖析了他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的矛盾纠结，及其对于清末民初佛学复兴思潮的影响。作者独立思考，见解不俗，治学严谨，是一位功底深厚，极具潜力的青年历史学者。该作思路清晰，史料充实，行文流畅，是一部融学术性与可读性于一体的人物传记。

注释

[*]原载沈潜：《黄宗仰传论：出世入世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胡华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一书在新中国诞生60周年之际，第十五次出版了。作者是我早年的导师、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教育家胡华教授（1921—1987）。为此，我感到由衷的高兴。这本书历经60年的风风雨雨，至今依然像宝石一样熠熠生辉。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最初是作为教材，问世于20世纪40年代末。1948年8月，以陕北公学为前身的晋察冀华北联合大学和晋冀鲁豫的北方大学合并，建立了华北大学。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配合解放全中国，为迅速建立的各级新生的人民政权培训大量急需的干部。在此形势下，华北大学出版了一本由胡华编写的教材，名为《中国近代革命史讲话初稿》，该书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雏形。

早在1940年1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后，深入抗日敌后办学的华北联大就把这篇著作列为中国革命问题课的主要教材。为帮助学生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毕业于陕北公学的胡华，在成仿吾、江隆基、何干之等前辈的指导下，于当年4月开始讲授“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那时，他才19岁。当他钻研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一书的指导思想就已初步形成了。

胡华备课、著书的资料，是用生命保存下来的。1939年9月，华北联大师生从延安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征途3 000多里，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当跨越同蒲铁路的敌人封锁线时，大家背着背包（内有被子、衣服、书籍等）冒着生命危险趁着夜色急行军，一口气就是140里。经历过那次行军的丁一岚同志（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原台长，邓拓夫人）曾回忆说：“在跑步行军时，背包越背越重，喘气都很困难，许多师生在途中痛心地扔掉了一些书。胡华告诉我，当时他也跑得气喘吁吁，但是他咬着牙坚持背着三十多本成仿吾校长与何干之同志在延安送给他的关于革命理论的书，有的还有毛主席亲笔签名。他一本也没有扔。在那种紧张的情况下，他内心的斗争，我是十分理解的。对一个研究学问的人来说，‘书’是他生命的一部分。那些沉重的、宝贵的书，始终紧贴在胡华的背上一起过了敌人的封锁线。”（《他骤然离开了我们》，见《胡华纪念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1948年4月，党中央在对华北大学的有关决定中，规定要开设“中共党史课”，胡华担任了中共党史教学组组长。由于华大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国民党统治区，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历史了解很少，因此讲授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时候，常常要结合着历史来讲，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后来历史部分越讲越多，便把这门课程改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历史”。从此，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作为最重要的政治理论课程之一，就成了一门专门的学科。胡华一边给华北大学全校上课，一边负责编写教材，这部教材从开始的《中国近代革命史》逐渐形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

当时写作条件十分艰苦，“稿纸”是边区自造的黄色土纸，墨水（蘸水笔用）则是用紫色颜料配制的。作为胡华的学生并伴随他近半个世纪的彭明教授曾这样讲述：在刚解放的河北正定城胜利街一座民房里，“没有电灯，也没有煤油灯。只有一只漆黑的小铁碗盛着为数不多的菜籽油；几支灯芯草轮流地燃起一缕缕摇曳不定的灯光。灯光下，一位不满27岁的青年正在用一支蘸水的钢笔（还需不时地更换笔尖）奋笔疾书。时值三伏天，他还需不时地抽出一只手来拍打叮在腿上的蚊蝇。已是深夜了，他站起来伸伸手脚，继续伏在案上，这就是我所见到的胡华在1948年夏秋写作《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时的情景……”（《科学研究的艰苦岁月》，见《胡华纪念文集》）

1948年10月，我作为热血青年（北大学生，因参加学运而被反动当局通缉）从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进入解放区，就读华北大学。华大是一座革命的熔炉，锻炼、培养青年知识分子以迎接即将来临的全国胜利。学校分成四个部，我所在的一部是政治部，对青年知识分子进行短期培训。胡华是华北大学一部最年轻的教师，给我们讲授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我虽然是北京大学史学系的学生，热爱历史专业，读过一些通史和专门史，却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党如何诞生、如何成长、如何奋斗、如何历经挫折走向胜利，我毫无所知。第一次从胡华那里听到这些知识，了解当代最重要的历史发展，犹如发现了一个新世界，对共产党的崇敬之心油然而生，革命的信念更加坚定。

那时，知识青年成群结队投奔革命阵营，华大的学生激增，几天之内就新编一个班，我被编在第十七班。上课是在广场上，成千人坐着小马扎听课。华北大学的教师们都富有革命经验，学识广博，口才雄辩。胡华是很突出的一位，他的课程内容丰富、条理清晰、语言生动，分析史实精辟而深刻，讲课带着充沛的革命感情。当他讲到死难的烈士，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可歌可泣的斗争情节，真实地反映了爱国爱党的浩然正气和甘冒斧钺的刚烈精神。每至激动处，他往往声泪俱下，满座动容，成千青年的心灵被课程内容深深打动。我听了他的课，从心底为这位只有27岁的革命老师所折服。那期间，他还担任着第十一班的班主任。苏星（原中央党校副校长、《求是》杂志主编）当时在第十一班做胡华的助手，他回忆：“胡华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内容丰富，很受同学欢迎……听了胡华老师的讲课，使我们看到了新中国的未来。”（《回忆华北大学政治十一班》，载《百年潮》，2007年第5期）

1948年底，我在华北大学一部学习结业，留校工作，恰好分配到一部政治研究室中国革命史组当研究生，导师就是胡华老师。我还清楚地记得与其他人一同第一次谒见导师时的情景：在昏暗矮小的住房里，他正披着一件旧羊皮大衣，伏案疾书，整理革命史讲稿。他停下笔来，和蔼地询问我们的姓名、年龄、经历，跟我们说研究革命史的重要性，热情地勉励我们。能够和这样一位年轻而博学的导师朝夕相处，随时请教，我心中非常高兴。

此后三年间，我一直跟随胡华老师学习和工作。当时他正忙着写作和修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一书，十分重视收集更丰富的史料，设法寻觅各种书籍、报刊。他又拜访会见了许多党史事件的亲历者，进行口述记录。当时在他的指导下，我们通过抄录、分类、归纳、精选，后来编辑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主编是胡华，编辑是彦奇和我两人。书中收录的党的各个时期重要文件和许多文章，全是胡华个人收藏和从各处借来的，当时都是难得的珍贵资料。

胡华勤奋谦虚，严谨治学，对学生亲切和蔼，爱护备至。我们在他身边，深受他的影响。我的第一本处女作《中国抗战史演义》就是在他悉心指导和帮助下出版的。回忆我自己的治学道路，十分庆幸遇到这样一位良师。

新中国诞生，以华北大学为基础的中国人民大学在北京建校。此间，全国掀起了学习革命史的热潮。胡华在许多高校和单位讲课、做报告，听过他课的人不下几十万人。同时，他参加了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的工作，在周恩来、李维汉、徐冰等同志领导下，组织、指导有关民主人士的理论学习。他还忙着出版书籍，为报刊写文章，并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连续向全国进行学习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播讲。其学科建树影响之广、效益之大是难以估量的。胡华不愧是革命队伍中杰出的教育家、宣传家。

胡华编写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一书，经周恩来、吴玉章和胡乔木、田家英、王惠德、邓拓、胡绳、叶蠖生、何干之等有关领导及学术界专家提出意见修改后，于1950年3月由全国新华书店及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系统而简明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是新中国第一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编写的中国现代革命史。它很快成了全国干部、青年和高等院校学生学习中共党史的基本教材。该书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印了13版，发行230多万册，除了中文版、日文版和朝鲜文版外，还用哈萨克、维吾尔等少数民族文字印刷发行。

1950年4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唐天健）的文章，把胡华在这本书中以人民为历史主人、以党领导中国革命30年光辉历史为叙述主体的科学观点做了概括的介绍：“首先，是把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大革命当作现代史的主流来处理的，这就符合了客观历史的真实。比如五四运动，许多人总是把它单纯地看作新文化运动或爱国运动，这本书把它写成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是共产党领导着人民解放军及广大人民进行的，在若干历史小册子及历史教科书中，也都抹杀了这个铁一般的历史事实……这本书却按照事实而将战争中的艰苦斗争与战争后的荣誉归之于人民……”“其次，是关于近30年来的中国革命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问题……编者在这本书里介绍了认识这个问题的科学观点，强调是依靠了理论与政策的正确。从鸦片战争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的80年中，中国人民曾经进行了无数次的求解放斗争，但是只有到共产党成立以后才明确地指出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与反封建，从此以后，中国的革命运动才得到了正确的理论指导。这本书中，在历史发展的关键问题上，对于经过毛泽东同志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的革命理论在革命指导上所起的作用，作了比较清楚的指点……”

该文也就“初稿”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连同各方面的反映意见，胡华始终虚心地接受并进行考订，在后来屡屡再版时认真地进行过多次修订。《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从初版到第13版，一直称为“初稿”。这是因为，书虽然出版了，但作者始终认为，这本“应急之作”有待于听取各界读者的指正，不断补充修订。这足见胡华老师谦虚治学的态度。由于该书是为新中国诞生而作，在海内外有十分广泛的影响，北京图书馆曾把这本书的手稿征集在国家的珍本文库中。

中国人民大学原党委书记张腾霄评价《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一书说：“许多读者通过《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学习，脑子里存在的问题逐步得到了回答，认识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必然的，是遵循中国历史和革命的规律前进的。”他赞扬说：“胡华一方面是‘桃李满天下’，在革命和建设时期，他教的学生奋战在全国各个战线上。孔夫子学生三千，贤者七十二，哲人十二……胡华的学生大大超过了三千，其中不少是国家重要的领导干部，为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一方面是多产作家，在华北联大时期，他就在教学过程中，发表了不少有关党史方面的文章，特别是解放以后，发表了不少的专著，既有普及方面的著作，为广大群众学习党史提供了方便，又有专门党史方面的探讨，许多党史方面的事端、疑难，经过胡华的探索，还它历史的原来面目，极大地提高了党史的科学水平。”（《献身革命事业，深治党史科学》，见《胡华纪念文集》）正因为如此，曾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著名历史学家李新同志称胡华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中共党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一生很有价值》，见《胡华纪念文集》）。

我后来从事了清史研究，虽然与胡华不能朝夕相处，但我们作为近邻，常在一起促膝谈心。“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一起遭受过造反派的冲击，挤在一间“牛棚”里；在江西“五七”干校，我们还曾同在养猪班当过“猪倌”……师生情谊，历久而弥深，我始终感激他对我的培育之情。

1981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应改革开放新时期青年学习中国现代革命史的需要，再版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一书。我了解到，这是经胡华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六中全会的精神，以新的研究成果再次亲自补充、修订过的。1983年又进行了第二次印刷，共10万余册。

2009年，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专家们的修订，中国青年出版社重新出版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这是具有切合历史和时代意义的。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时任总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谈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胡锦涛同志还指出：把学习中国革命史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紧密结合起来；把学习中国革命史与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把学习中国革命史与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对于今天的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来说，有机会读到该书，来了解什么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了解中国人民为什么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了解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中国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是十分有益的。我认为，该书既有厚重的学术深度又具有简明革命历史读本的特点，是普及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知识的好书，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再版是非常必要、非常及时的。

注释

[*]原载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

中国留学教育的光辉道路[*]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用炮火打开，中国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先进的志士仁人谋求救国救民之方，他们逐渐懂得要挽救中国的衰弱，必须“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也就是要学习西方文明的长处，才能够抵抗西方国家的侵略。怎样学习西方文明的长处？办法是“请进来”和“派出去”。“请进来”，就是聘请西方的专家、学者、工程师来中国讲学、指导、当顾问，传授西方文明。“派出去”，就是派遣留学生到外国去学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一个半世纪来，中国留学生络绎不绝，负笈海外，蔚为时代的潮流。几十万莘莘学子怀着拳拳报国的赤子之心，背井离乡，远走世界各地。出国学习的目的是救国，学成归国的志愿是参加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他们勤劳奋斗，刻苦努力，寒窗攻读，切磋学业，没有辜负祖国和人民的期望，汲取了先进的科学知识，归国以后成为中国革命的先锋和建设的栋梁，对近代中国的历史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的留学教育，经历了一条爱国主义的光辉道路。

中国古代也有为数不多的出国留学生，如东晋法显、唐代玄奘，他们历尽千辛万苦，到印度学习佛学，取回佛经，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做出了贡献。而近代以来，随着交通条件的发展，到海外去求学的青年则随年俱增，先后出现了若干次浪潮。若按时间顺序可将留学生分成十大批。

近代以来，最早到外国留学的要推广东人容闳。他于1847年去美国。在耶鲁大学学习，1854年回国。曾去游说太平天国的领袖，但未受重用。又投曾国藩幕下，时曾国藩正在筹办洋务，准备开设兵工厂，因此派容闳到国外购买机器。1870年，容闳向曾国藩建议派遣留学生，曾国藩及李鸿章采纳了他的建议。从1872年（同治十一年）起，清政府以官费分期派遣留学生120名赴美国学习，这是中国大批派遣留学生的开始。清政府所以要大批派遣留学生，就因为开办洋务需要有了解外国情况、懂得科学知识的人才。这第一批留美学生中后来有许多知名人物，其中如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清末外务部尚书梁敦彦、驻美公使梁诚、清华学堂监督唐国安，以及在中法马尾海战和中日黄海大战中为国捐躯的宋文*、邝咏钟等八位海军将领。

洋务运动后期，重点转向海军建设，制造和购买军舰，建设军港，设立水师学堂。光绪年间，曾派遣近百人去英、法、德等国学习，这是清政府派遣的第二批留学生。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也在此时期去檀香山自费留学。这批选派赴欧学习的留学生回国后成为中国新建北洋海军的骨干力量，如思想家、翻译家严复曾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魏瀚、陈兆翱在马尾船厂当造船工程师；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黄建勉等担任北洋各舰的舰长，后在与日本的海战中舍生忘死，壮烈牺牲；还有后来曾任海军部长的萨镇冰、刘冠雄、李鼎新等人。

历史进入了20世纪，外国的侵略日益加紧，中国的苦难更加深重，国势垂亡，民穷财尽。清朝政府的媚外卖国和腐败无能已暴露无遗。中国人民寻求从根本上拯救中国之道，先进知识分子纷纷走上了反对清政府的革命道路。这时留学日本的风气很盛行，因为日本学习西方有成效，而且离中国较近、费用低廉。去日本最多时每年达一万多人。他们有的是官派，但多数为自费，主要学习政治、法律、军事，以短期速成班为主，也有入普通科和高等科，而入大学的仅占1%。民主革命思想首先在留日学生中传播。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标举“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宗旨，宣传革命思想，组织反清起义。同盟会的重要人物大多是留日学生，如黄兴、宋教仁、胡汉民、廖仲恺、秋瑾、徐锡麟、吴玉章等。同时和稍后在日本留学的还有鲁迅、陈独秀、李大钊、郭沫若等。这些可算为第三批出国留学生。1911年在同盟会的领导下，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

义和团运动之后，帝国主义勒索中国赔款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之巨。至1908年美国将抵赔的余款退还中国，规定此款供培养中国留美学生，每年选派数十人赴美学习，这就是“庚款留学”的开始。庚款是指庚子年（1900年）因义和团运动对帝国主义国家的赔款。用庚款留美的学生的产生和第三批留日学生完全不同，留美学生的选拔都经过严格的考试。为在国内进行预备学习，建立了清华学堂（清华大学的前身），曾设立了中等科和高等科。学生赴美后所学专业大多是理工农医等自然科学，后来才有学习人文科学的。多数学生进入大学本科获得学士学位，有些人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他们勤奋学习，成绩优秀，考试经常名列前茅，深得美国各大学教师的赞扬。这第四批留学生后来成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奠基人，其中有自然科学方面的地质学家李四光（留英）、化学家侯德榜、气象学家竺可桢、生物学家吴先骕、桥梁学家茅以升、建筑学家梁思成、物理学家周培源和叶企孙等，还有人文科学方面的文学家胡适、语言学家赵元任、教育家梅贻琦、经济学家马寅初等。这个时期的留欧官费生王宠惠，留美官费生王正廷、颜惠庆、顾维钧等以后曾在民国政府中担任要职。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中国青年和知识分子中掀起了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他们为寻求救国的真理而步出国门，到法国学习，至1920年人数达到1 600人。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五批留学生。他们既非官费，也非家庭出资，而是一面学习，一面做工，勤工俭学，自力更生。他们大多数进入普通中学，有些进入职工学校，虽生活清贫，工作劳累，但他们坚持学习，勤奋努力，成绩十分优异。这批青年人中很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第一代共产党人，其中有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陈毅、李富春、聂荣臻、李立三等。此时的留法学生中还有不少人成为著名科学家，如严济慈、陆惟一（鼎恒）、童第周等。

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很多中国知识青年前往他们向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去学习，这形成了近代的第六批留学生。1921年莫斯科成立东方大学，设立中国班，最早在这里学习的有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后来又有从法国转来的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聂荣臻、李富春等。1925年东方大学改名为中山大学，大批中共党员来此学习，成为培养中国革命干部的摇篮。中山大学以政治、历史为主要课程，学生们学习马列主义、中国革命史、俄国革命史、社会发展史、军事和俄语等课程，学制两年。在这里学习过的有张闻天、王稼祥、王明、博古、杨尚昆、伍修权、乌兰夫等。还有一部分国民党员如蒋经国、谷正纲、康泽等也在这里学习过。中山大学自开办至1930年，共培养了中国留学生600人。

在二三十年代，中国政府又向西方国家派出留学生，每年有100人左右，到南京政府时期逐年增多，最多时每年达到1 000多人，其中有中央政府选派的，也有地方政府选派的。此外，庚款留学的范围也扩大了，除美国庚款外，英国和法国等也先后退还部分庚款支持留学。在抗日战争时期，虽然条件非常艰苦，但选派留学生出国没有中断。抗战以前和抗战中出国留学的学生有钱学森、王淦昌、钱伟长、钱三强、费孝通、钱锺书、夏坚白、戴文赛、唐敖庆、王佐良、李国豪、张维、王大珩、李赋宁、杨周翰等。这批留学生回国的时间先后不一。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全球交通中断，不少人在国外停留了较长时间，战争结束后才回到祖国。他们回国后，分别成为原子物理学、力学、化学、航空航天、天文学、语言文学、社会学等专业领域的学科带头人。后来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李政道也是在这个时期出国学习的。这一段时间出国的可称第七批留学生。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又兴起了一次留学高潮，当时制定了《自费留学生派遣办法》，使得不少学生和学者得以自费到美国和欧洲去学习和进修。从抗战末期到全国解放，出国的超过3 000人，可称为近代史上第八批留学生。在全国解放前后，有千余人响应新中国的号召，或已学成，或中断学习和进修，返回祖国参加建设，其中有严东生、邓稼先、朱光亚、邹承鲁、侯祥麟等。但不久朝鲜战事爆发，美国对华态度日趋敌对，美国政府在无理阻挠准备回国的物理学家钱学森、赵忠尧等出境后，又对要求回国的理工科学生均予以限制，一时，滞留在美国的中国学生有四五千万人之多。从1954年至1956年，100多位中国学生同美国政府进行了长达两年多的斗争。经我国政府与美方交涉，他们才得以离开美国，胜利回到祖国。这次行动在我国海外留学生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第八批留学生中以学理工专业的居多，回国后在教育、科研及生产部门都起了骨干作用，尤其是在60年代和80年代两次全国科学规划工作中起了关键作用，如张文裕、郭永怀、师昌绪、陈能宽、林兰英、汪德昭、吴仲华、李恒德、徐光宪、郑哲敏等。他们中很多人被选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由于种种原因，这批留学生的情况一直鲜为人知，《建国初期留学生归国纪事》一书的出版，可以说在这方面填补了历史的空白。

中国的第九批留学生是在4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派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不再派留学生往欧美和日本，而只派往苏联和东欧国家，这是建国初期国家政策向苏联一边倒的反映。1951年派出了375名留学生，以后每年增加，到1959年为止，共选送了1﹒6万人，1960年后因中苏关系紧张才停止选送。这批留学生中很多人后来成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以及在各条战线上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骨干力量，其中包括江泽民、李鹏、李铁映、邹家华、宋健、周光召、王梓坤、冯康、谷超豪、郝柏林等。

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国家经历了十年动乱，一切文教事业陷于停顿，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才恢复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出国学生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国家公费派遣，另一类是个人自费留学。公费派遣的多为具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人员，他们以访问学者身份到国外去进修提高；自费学生则普遍地依靠国外大学的奖学金，个人再靠打工补助生活。自改革开放20年来，出国的留学生已超过30万人，求学地点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这第十批留学生，是规模最大的一批，其数目超过前九批的总和。近几年有很多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已经回国，他们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得到较好的工作条件，得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专长，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派往国外的留学生有一突出特点，即当时哪个国家先进，就到哪里去，那一时期不先进的国家就很少有学生去了。留学生们经历了漫长曲折的道路，随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留学的时间长短、学习的专业侧重以及回国后发挥作用的机会都不相同，但总的说来，中国近代留学生是社会革命中冲锋陷阵的先锋，是国家建设中承担重任的栋梁。留学生中绝大部分人是爱国的，他们有理想、有知识、有能力、有干劲，他们回国后忘我工作，鞠躬尽瘁，为拯救祖国、复兴民族，做出了巨大贡献，许多人还牺牲了生命。他们对祖国一片丹心，忠诚不渝，经历了探索真理、自强不息、艰苦卓绝的爱国主义光辉道路，永远值得后人学习和崇敬。

注释

[*]原载《建国初期留学生归国纪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此文为序言。

《中国近现代教育家系统研究》序言[*]

一部中国近代史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英勇奋斗史，是中华民族为救亡御侮、自强图存而艰难探索的历史。延续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文明，在近代中西方文化冲突与汇合的汹涌浪潮中，逐渐向现代文明转换。文化的变革和政治斗争同时开始，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不同方面。文化思想的巨变，可以向上追溯到鸦片战争以后林则徐、魏源、冯桂芬等人倡导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下经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以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到史无前例的巨大冲击，不断地退却、变化、更新、转换。近代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明体系逐渐孕育、成长，文化价值取向重新定位，人们的人生观、历史观、世界观发生根本变化。旧文明体系的核心，是其独特的伦理价值。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把这种传统的价值当作立国之本，但在应付西方的挑战中，又不得不承认和接受西方文化的价值，特别是其科技价值。由此产生了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产生了中学与西学、旧学与新学的对立。在近代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的文化价值取向折中于“中体西用”的互补价值。到了五四运动时，文化战线上的斗争趋于激烈，有些人主张抛弃古董，“全盘西化”，而另有些人主张读经复古，保存“国粹”。这两种主张都走向片面和极端，只有马克思主义者实事求是，根据国情，从革命救亡和现代化的需要出发，逐渐开辟了一条批判继承和融合吸收的正确道路，有力地领导和推动了新文化的发展，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科学内容和大众化形式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

文化的现代化转移，在理论与实践方面，较为显著而富于成效者，教育应是其一。如洋务运动，尽管在主观意旨上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而在军事、外交上又遭到了失败。然而，教育方面却尚有若干成就，同文馆、方言馆、船政学堂、水师学堂的设立，留美、留欧学生的派遣，西方书籍的翻译，实开风气之先。此后，百日维新中，康、梁在教育方面的建议，京师大学堂的创设；1903年张之洞等所拟“癸卯学制”的颁行；1905年科举考试的废止；各地设立学堂，提倡出洋留学。民国成立以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教育改革令，促进和完善了新学制，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标志着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教育在崎岖的路程上奋力前进。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入，教育的体制、方向发生了重大变化，局面为之一新。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将革命和教育结合起来，以工农大众为教育的对象，以革命救亡为教育的内容。在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和组织下，发生了勤工俭学运动，又有了工人学校、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及抗战时期的抗大、陕北公学、华北联大等崭新的教育形式。社会上则有一批有识之士和学界巨子以极大的热情，发宏愿，筹巨款，在全国创办了各级各类学校。各种教育思潮云蒸霞蔚，有平民教育思潮、工读教育思潮、乡村教育思潮、科学教育思潮、职业教育思潮、生活教育思潮、普及教育思潮等等。在众多的教育思潮中，既有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革命家，如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杨贤江、毛泽东、吴玉章、徐特立、成仿吾等，又有许多进步的、爱国的教育家如梁启超、蔡元培、陶行知、黄炎培、梁漱溟、晏阳初、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雷沛鸿、舒新城等。应该指出：在近代，曾经有一些“教育救国论者”，他们企图不经过革命、单纯依靠教育手段去改造旧中国，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他们在各自实践的领域对教育事业做出了这样或那样的贡献，或者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或者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民主思想、公民意识，他们在传播知识、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培养革命和建设人才、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的功绩是不能埋没的。在近代中国，从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由之路，是使中国独立、繁荣、富强的前提，而教育则与革命相辅而行。它是启迪心智、消除愚昧、获致知识、振奋精神的不可缺少的手段。教育促进了革命，而革命又为教育开辟了新局面。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宋恩荣同志，对中国教育史素有研究，学识丰富，见解深刻。他组织了有关的专家、学者，对近百年的著名教育家及教育思想进行了有计划的、有系统的研究，拟组织进行“中国近现代教育家系列研究”这一大型课题。这无疑是一件很有价值的工作。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急待研究、总结，提高到理论的认识。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愈益受到重视。人们认识到：经济和文化教育犹如社会发展的两翼。经济建设，如果没有文化教育的同步前进是不可能成功的。宋恩荣等同志对近现代教育史的系列研究，可以为今天社会主义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提供宝贵的历史借鉴。我诚恳地希望：从事这一系列研究的专家、学者们牢牢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搜集丰富的史料，进行总结概括，在分析评判各种教育思想和教育家时，能深入探究其社会环境、思想渊源、教育宗旨和人物特点，在错综复杂的现象中揭示其主流和本质。既有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历史感，又有强烈的“古为今用”的现实感。既要在学术上不囿于成说，大胆创新，探索求真；又要密切联系实际，将研究成果与当前的教育实践相结合，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服务，使研究工作保持充沛的活力和蓬勃的生机。

注释

[*]原载宋恩荣主编：《中国近现代教育家系统研究》，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

近代开发西部的历史足迹[*]——读《西部开发历史回顾》

西部大开发是党中央面对新世纪提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富国利民、振兴中华的根本举措，引起了全国和全世界的密切关注。为配合中央决策，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了《西部开发历史回顾》一书。该书追溯了从晚清以来中国各族人民胼手胝足建设西部地区的历史，展现了广大人民群众战天斗地、建设边陲、开发西部的壮丽画卷。读者可以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得到教益和鼓舞。

中国近代的西部开发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行动。洋务运动时，大批洋货在中国泛滥倾销，有识之士为挽回利权，设厂抵制。始于1878年的兰州织呢局，1886年的贵州青溪铁厂，1904年的云南个旧锡矿，都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开设的。但由于旧中国经济处在帝国主义控制之下，西部的工农业举步维艰。中国近代开发西部的第一个高潮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当时日本大举入侵中国，占领了中国沿海和东部、中部广大地区，上海等地的工厂企业大规模迁移到内地，内迁工厂达644家，机器设备12万吨，技术工人25 000名，从而在西部地区建立起抵抗日本侵略的经济基地。

开发西部的第二次高潮是在建国以后，特别是1964年后。当时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我国进行战争威胁，形势剑拔弩张，我国不能不提高警惕，进行战备，建设三线。当年的大三线均在西部地区，国家进行大量投资，至20世纪70年代末，形成固定资产值1 400亿元。大批工厂和工人的又一次内迁，改变了西部地区工业落后、交通闭塞的状况。历史地看，由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都从蚕食边疆开始，所以抵抗外来侵略，先必加强边防，建设边疆。尽管今天西部地区经济文化仍然相对落后，但比一百年前，情况已大大改观，这是中国人民在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下艰苦奋斗的结果。

这本书对广大职工开发西部的拼搏精神有着非常生动而详尽的记述，读后令人感动，深受鼓舞。如水源不继，要从几十里外轮流挑水；没有新鲜蔬菜，长期用盐巴咸菜就食；有时粮食断绝，只得挖掘野菜充饥；冬日有时温度低到零下30摄氏度，仍然居住在单薄而漏风的帐篷里；夏天炎热，蚊虻叮咬，劳动时用泥浆涂满全身……种种艰辛，难以想象。正是在这种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广大职工凭着劳动的双手，创造了许多人间奇迹。例如，原22兵团的战士，在新疆玛纳斯的一片荒滩上，营造良田400万亩，修建河渠12 500公里，建造了塞外的花果园。建国初期，四川省15万军民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利用晚清时期留下的轧钢机器，轧制钢轨，建成505公里的成渝铁路，结束了四川省无铁路的历史。地质勘探工作者五进柴达木盆地，含辛茹苦，风餐露宿，探明了大片宜农宜牧土地、河流湖泊以及石油、钾、镁等矿藏。中央领导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则是高瞻远瞩、统揽全局，为西部建设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可以说，在西部开发中，全国人民发扬了上下同心、团结协作、艰苦奋斗的精神。这种精神值得后人学习、继承和发扬，它是在新的世纪实施西部大开发不可缺少的精神财富。

历史表明，只有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人民当家做主，才有可能、有力量大规模地开发建设西部。在旧中国，或是清朝的腐败统治，列强侵凌，国家危亡；或是军阀割据，战祸连年，社会动荡。爱国之士虽有志于开发西部，但良好的愿望难以实现，当时西部的发展十分迟缓，几乎停顿，即使开办了若干企业，也是困难重重，大多以停业、破产而告终。抗战时期，全国军民团结一致，共赴国难，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设了以重庆、昆明、兰州为中心的抗日工业基地，西部地区一度呈现出勃勃生机，但由于国民党倒行逆施，发动内战，扼杀了西部的发展生机，导致西部的经济萧条不振以至奄奄一息。新中国成立以后，西部地区得到解放，工农业蓬勃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限额以上的工程项目，有53%分布在西部地区。再从西藏地区的交通来看，旧中国这里没有一条正式的公路，没有一辆民用汽车。解放以后到1997年为止的40多年内，修筑了川藏、青藏、新藏、滇藏、中尼等公路干线以及沟通许多城市村镇的公路网络，通车里程达2﹒3万多公里，民用汽车有3﹒5万多辆，这是新中国实施西部开发取得的伟大成就。最近，铁道部已经开始修建进入西藏的铁路，作为新世纪西部大开发的重点项目。由此可见，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是顺利实施西部开发的先决条件。

100多年的历史实践证明：水利、交通、能源是西部开发的先决条件。西部多干旱荒漠地区，年降雨量较少。要顺利开发西部，必先寻找水源，进行水利建设，解决引水灌溉和排水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把荒原改造为农田牧场。即使建设工厂，也要解决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问题。如本书中所讲的青海钾肥厂，因缺乏淡水，影响生产，经过苦心钻研，成功使用淡卤水代替了淡水，才得以正常进行生产。

交通也是必须优先考虑的问题。西部地区山高路远、地势偏僻，许多地方人迹罕至。要在这样的地方进行建设，必须修筑铁路、公路，开辟水路、空中运输，这样才能使大量人力、机器设备、原料产品和生活日用品顺利出入、通行无阻。目前西部地区已有许多铁路干线，如包兰路、兰新路、宝成路、成渝路、襄渝路、成昆路、川黔路、湘桂路、南疆路、甘青路等，这些铁路将为新世纪实施西部大开发提供有力的支持。

新世纪的西部开发应把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列为头等大事，这是从过去的盲目开发中所取得的沉痛教训。人们开垦荒地，扩大农业生产，向大自然索取财富，以赡养更多的人口，这种单向的、无补偿的开发会导致森林消耗、水土流失、生态失衡，使大地成为光山秃岭或浩瀚沙漠，使人们难以继续栖息和生存下去。今后的西部开发必须改变过去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开发模式，使经济发展、人口增长与资源、环境相协调。黄河在历史上曾经灾祸频发，近代以来，由于宁夏和河套灌区农田扩大，引水过多，导致水土流失，下游经常断流，不但无水灌溉，一些地区甚至连饮水都很困难。长江以前是一条无灾害的大河，但清朝以来中上游的人口激增，四川的山林尽辟为农田，森林消失、土壤流失；湖北、湖南、江西大规模围湖造田，与水争地，使原有的湖泊面积日益缩小。一旦洪水暴涨，无所消泄，便会使这些地方顿成汪洋泽国。青海柴达木盆地原有固沙植被三千万亩，由于过度樵采，植被受损，已有三分之一的土地被沙化。内蒙古由于超量放牧及滥挖发菜，使两亿亩草原遭到严重破坏，已有六千万亩草原沙漠化。这些触目惊心的历史教训必须铭记在心。今后的西部开发，必须以治理环境为第一要义。大力进行绿化，退田还林还草还湖，使西部地区不仅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人民生活富裕，而且青山绿水、草丰林茂，适于人类永远居住。

总之，《西部开发历史回顾》一书是我国人民战天斗地、改造河山的真实记录，从中可以窥见近百年来西部开发的历史轨迹，可以了解开发事业的重要、开发活动的艰难、开发成绩的巨大、开发精神的可贵，以及开发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所有这些，都对新世纪更大规模地开发西部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注释

[*]原载《求是》，2002年第9期。

早期革命史上的瑰丽诗篇[*]——读张惠芝《“五四”前夕的中国学生运动》

学生运动，在中国近代革命历史上自有其重要的地位。中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时间漫长，道路曲折，斗争艰苦。无论在人民大众觉醒奋起，向着革命的敌人发动猛烈攻击的革命高潮时期，或者在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并和封建阶级相勾结疯狂屠杀人民的革命低潮时期，怀抱爱国救民意志的广大青年学生和工农大众站在一起，并肩战斗，英勇不屈，为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起了先锋和桥梁的作用，是革命队伍中觉悟最早、文化最高而且富有理想、热情和牺牲精神的成员，是革命阵营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军。

由青年学生发动的最有声色、最具影响的斗争首推1919年的五四运动。它既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又是一场倡导科学、民主的文化运动。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巴黎和会屈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把中国山东的种种权益让与日本，中国以战胜国的地位可悲地遭到战败国的待遇。巴黎和会的消息传到中国，舆论大哗，群情激愤，北京的学生首先举行游行示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喊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六三”以后，全国工人、商人、市民加入反帝反封建的行列，运动进入高潮，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里，而学生在其中起了冲锋陷阵的先锋队作用。此后的学生运动此起彼伏，长久延续。如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上海学生团结在工人阶级的周围，掀起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大罢工；1935年日本侵略华北，北平学生为拯救危亡，发动了一二·九运动，推动了全民族抗战的到来；1945年蒋介石实行专制独裁，镇压人民，昆明学生发动“一二·一”运动，反对独裁，争取民主；1946年后全面内战爆发，北京和全国学生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倒行逆施。这些学生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配合正面战场的革命大军，发挥了唤起民众，组织力量，冲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重大作用。中国学生运动，在革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莫不有前因与后果。学生运动的兴起也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学生，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是在近代诞生的。随着帝国主义入侵中国，西方的科学文化也传入了中国，最初是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以后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科举制度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从19世纪末叶以后，近代的学堂、报纸、学会纷纷产生，传统的知识分子改变了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他们或者负笈海外，留学外国，或者进入刚刚开办的新式学堂，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成为新型的知识群体。这些青年知识分子生长在列强环逼、鹰瞵虎视的环境中，饱受民族的历史劫难，怀抱爱国爱民的强烈思想。他们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青年学生，这一近代的社会群体，在20世纪初的民族危机和革命风潮中诞生，并迅速壮大。到五四运动以前，全国学生已有500万人，这是一支反帝反封建的重要生力军。

五四以前，规模最大的学生运动是1918年因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而掀起的巨大浪潮，这是中国学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中国权益的斗争，也是中国人民声援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反对帝国主义联合干涉的斗争。1918年4月，运动首先由留日学生发起，他们在日本举行集会，发表演说，进行抗议，组织留日学生救国团并罢学归国，广泛地联络、宣传。5月间，中国国内爆发了群众性的游行集会，北京、上海、南京、福州、广州、昆明、成都纷纷响应，形成全国性的学生抗议浪潮。同时，各种学生团体如雨后春笋，把青年学生进一步组织起来，增强了力量，最著名的有新民学会、少年中国学会、互助社、学生救国会、新潮社等。五四以前的学生运动和学生组织，构成了早期革命史上的瑰丽诗篇，为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准备了条件。

早期的学生运动，还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也没有和工农大众相结合，因而都失败了。斗争的目的虽未达到，但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它为不久到来的五四运动提供了经验教训，准备了干部人才。它是五四运动的预演。五四运动爆发，学生很快地集结组织起来，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迅速地影响全国，这和1918年反日学生运动中取得的组织和宣传工作经验是分不开的。五四运动中的骨干如李达、邓中夏、周恩来、李汉俊、黄日葵、陶湘等都是1918年学生运动的领袖或参与者，而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赵世炎、马骏等也早在五四以前参加了各种学生组织，显露出他们的革命抱负与才能。早期学生运动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领导人才。

要深入了解中国近代的学生运动，不能不回顾学生群体的形成及其早期活动，但有关这些方面的研究很薄弱。张惠芝同志有鉴于此，致力于五四以前学生运动的研究，阅读了大量当年的报纸、刊物、档案、回忆，抉微钩沉，搜罗丰富，又加以认真的分析研究，勤奋努力，撰写了《“五四”前夕的中国学生运动》一书。从这本书中，可以追溯五四运动的源头。书中对近代学生群体的兴起，辛亥时期学生的革命活动，1918年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斗争以及五四以前各种学生团体做了详细而生动的描述，使我们看到近代学生运动如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步步发展壮大，汇成了巨大的洪流。此书不仅内容充实，而且文笔清新、叙事畅达，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好书。

注释

[*]原载《河北学刊》，1997年第5期。

翔实·公允·清新[*]——评《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上册

我们怀着极大的兴趣读完了新近出版的《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上册（《中华民国的创立》（上））。这是一部史事翔实、立论公允、格调清新的优秀史学著作，是近年来我国丰富多彩的学术园地中开放的一枝新卉。

《中华民国史》编写的是从中华民国的兴起直到灭亡的整个一代的历史。此书由集体编写，李新同志主编。全书计划写三编：第一编包括中华民国创立时期及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历史；第二编是北洋政府时期的历史；第三编是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历史。此书是一部规模宏大的多卷本著作。编写这样的著作和论文汇编、单本专著不一样，需要更加深湛的研究和更加丰厚的资料积累，需要许多同志长期而有计划地通力合作。它既是很艰苦的研究工作，又是很复杂的组织工作。我们建国已经三十二年了，社会科学领域中还很少有规模宏大的多卷本著作。我们需要有能够和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与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地位相称的学术巨著，我们需要有博大精深、丰富详赡，能够同“二十四史”相媲美并超过它的优秀的历史学巨著。随着全国四个现代化的发展，可以期待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多卷本科学著作的出版。

对我们来说，中华民国还是刚刚过去的昨天，是中国人民得到新生和旧剥削制度逐步走向灭亡的历史时期，是父辈、兄辈以至我们自己生活过、斗争过的火热的年代。它和今天一脉相承，息息相关，我们当然相当了解这段历史，但是为了继续前进，我们需要经常回顾它，更加了解它、熟悉它。不充分地懂得昨天，就不可能安排好今天和明天。我们应该有一部大型的、包罗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多卷本历史著作，来全面地反映中华民国这一历史时期。这对于总结历史经验、认识中国国情、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是十分重要的。

要完成这样的学术巨著，必须有专题研究和收集资料的长时期的准备，必须有周密的计划和良好的组织。在编写《中华民国史》以前，已经预先编写了《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华民国人物传》以及各种专题资料数十册。正是在大量的资料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基础上，才能够着手编写《中华民国史》第一编。因此，它的出版，既是过去多年大量的辛勤劳动的可喜成果，又是今后大规模编写工程的良好开端。

本书第一编上册，共三十三万字，是全书开宗明义的篇章。它分析了中华民国产生的背景，描述了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反清革命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说明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中国同盟会的出现以及这个革命组织成立后所从事的一系列革命斗争，充分肯定了孙中山等革命派领导和推动革命的伟大功绩，展现了那个时代无数志士仁人为振兴中华而英勇奋斗的历史面貌。在这一重要的历史时期内，各种政治势力的矛盾错综复杂，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更迭变幻，人民群众的斗争风起云涌，政治形势的发展瞬息万变。本书通过对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现象和历史事件的细致而深刻的叙述与分析，形成了自己的颇具个性的若干特色。

本书在“序言”中曾经提出：“要实写，不能虚写，虚写容易概念化”。应该说，第一编上册是认真贯彻了这个主张的。对于一些重大的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书中总是力求具体地、详尽地加以论述，讲清它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尽可能地把事情的全貌告诉读者，没有多少脱离历史实际的空议论。作者的观点，或者体现在历史情况的叙述中，或者在讲清历史过程之后画龙点睛地做一些必要的概括。作者不是先验式地向读者去“灌输”什么现成的历史结论，而是通过对历史本身的翔实的描绘，引导读者自己去做出判断。例如，在讲到中国同盟会的成立的时候，一般都要讲到在同盟会之前已经有了哪些革命小团体。以往的论著大抵只介绍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及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等几个较著名的组织，详细一点的也不过对其他的革命小团体略举一二。本书则除了上述几个革命团体外，还根据确凿的历史资料，具体介绍了：江苏的励志学会、知耻学社、强国会；四川重庆的公强会，成都的华阳阅书报社、公德社；上海的旅沪福建学生会；福建的益闻社、文明社、汉族独立会、福建学生会支部；江西的易知社、我群社；安徽的岳王会、维新会；广州的群智社；贵州的武备学堂学生自治会；以及留日学生中的革命组织新华会、革命同志会、大湖南北同盟会等。（293-306页）这样，不仅具体地说明了群众革命情绪的增长；同时，中国同盟会成立的必要性、迫切性、客观条件以及同盟会建立的意义和影响等，也就有了更为生动、更有说服力的根据。又如，在讲到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时，以往的论著往往只注意在日本的《民报》与《新民丛报》之间的论战。而本书则指出：除了这一对主要论战对手之外，在其他地区也形成了许多对垒的报纸，如南洋有《中兴日报》与《南洋总汇新报》，檀香山有《自由新报》与《新中国报》，曼谷有《华暹新报》与《启南新报》，仰光有《光华报》与《商务报》，温哥华有《大汉日报》与《日新报》，旧金山有《美洲少年报》与《世界报》，“上述地区论战的激烈程度也不亚于东京和南洋”（377页）。这就把这一场论战的广度和深度，规模和气势，以及它在政治界、思想界的影响，更加清楚地表现了出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任务在于揭示客观历史的发展规律，但是如果把揭示规律局限于空泛地阐述几条结论，那显然是很不够的。客观历史本来是生动具体、丰富多彩的，只有对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进行确切详尽的研究和叙述，才能对客观历史进程进行科学的抽象和概括。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讲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的时候，曾指出仅仅正确把握“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是不够的，还要了解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因为“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版，第3卷，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本书由于注意了对于历史事件的各个细节做详细而正确的描画，因而使我们对这一时期的历史总画面看得更加清楚了。

我们已经说过，本书编写以前已做了许多专题研究和资料工作的准备，从第一编上册所征引的资料，也可以看出作者为了做到史事翔实而付出了多么艰苦的劳动。这些资料，不仅来源于国内已经公开出版的大量书籍报刊，而且还有许多采自从未发表过的历史档案、手稿、电稿、碑文拓片等，同时，也尽可能地参考和利用了台湾和国外出版的有关论著及材料。对于某些记载歧异的史料，书中做了必要的考订。这些都表明了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所持的严肃认真的态度。

在书中得到较好体现的另一优点是实事求是，立论公允。本书“前言”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研究和编写历史，就要绝对尊重历史事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而不容作任何歪曲”，“要求立论公允”。要贯彻这些主张，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它不仅要求有相当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和掌握、驾驭大量确切的历史材料，而且还要有足够的理论勇气和科学良心。用句老话来说，就是不但要有史识、史才，还要有史德。譬如说，由于近代社会矛盾的极端复杂性和斗争的空前尖锐性，许多历史人物，前期和后期的政治态度和历史作用，常常有很大的变化。随着岁月的推移，本来在同一营垒中的战友，却有的前进，有的颓唐，有的落伍，有的叛离了。当然，其中不乏始终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人物，也有许多历尽艰难险阻而仍然百折不挠地坚持革命、坚持进步的坚强斗士；但确实也有不少人，在一定的条件下参加了伟大的历史运动，做出过相当的、有时甚至是重要的历史贡献，可是在后来却走向了反面，终于成了历史的罪人。对于这些昙花一现的人物曾经有过的历史功绩，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是因为他们后来的罪恶而对他们前期的历史活动一笔抹杀、讳莫如深呢，还是对他的前期活动进行适当的“改铸”，以证明他后来的坏是有“历史根源”的呢，抑或是对他的前期功绩和后来的罪恶如实写出，以看出这个人物的发展轨迹及历史全貌呢？本书坚持了最后一种态度，因而也就真正地做到了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事实。这里可以举汤尔和为例。汤曾经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一员，在1903年的拒俄运动中是个颇为活跃的人物。在这一年的4月29日召开的以拒俄为内容的留学生全体大会上，汤被推为临时议长，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但是，只过了一年多时间，汤就倒向了立宪派一边，到了三十年代末，更公然地当了汉奸。对于这样一个人，本书仍然用整整一页的篇幅介绍和分析了他在4 月29日大会上的演说词，鲜明地肯定“这篇演讲代表了当时留学生们沸腾的爱国主义热情”（155页）。同时，也毫不含糊地分别在一些地方指出他后来背弃革命和丧失民族气节的罪责。

不仅对于二等汉奸汤尔和是这样，就是对于后来成了头号大汉奸的汪精卫，以及后来是国民党著名右派的吴稚晖、胡汉民等，也无不如此。如汪精卫是辛亥革命中的活跃人物，曾在《民报》上写过不少宣传革命的文章，其中有一些文章是孙中山授意、由汪精卫执笔写成并署名发表的。可是，由于汪后来成了臭名昭彰的民族罪人，许多论著中常常不愿意或者不敢叙述汪在这一时期的历史活动。本书却并没有简单地把汪写成一个生来就坏、一切皆坏的恶棍，而是实事求是地肯定了他曾经做过的一些好事。甚至，对于汪精卫所受到的某些不符合实际的指责，本书还根据历史事实做了适当的交代。例如，1905年12月留日学生在抗议取缔规则的斗争中，曾经发生过意见分歧，一派主张全体退学回国，一派主张“忍辱负重”，继续留学。有关论著一般把秋瑾、宋教仁等作为前一派的代表，而把汪精卫、胡汉民作为后一派代表，并认为汪、胡的主张和活动起了破坏留学生罢课斗争和革命团结的作用。本书特意在一个附注中说明：“当时，孙中山担心同盟会员大批归国，有可能被清政府一网打尽，打电报给汪精卫，要他出面劝阻。12月24日，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等组织维持留学界同志会，主张忍辱负重，以求学为前提，不轻言返国。”（353页）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中两种主张的谁是谁非，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汪精卫既然是执行孙中山的指示，而孙中山的出发点又是怕同盟会员大批归国后被一网打尽，那么，给汪精卫、胡汉民扣上破坏罢课斗争和革命团结的帽子，是并不公允的。这种不公允的评价并不因为汪、胡日后的堕落而成为合理的东西，因为，它毕竟背离了历史的真实。

这样的写法将会造成怎样的社会效果呢？这并不会使反动人物逃脱历史的谴责。当历史学家把历史人物的全部社会活动作为一种历史过程如实加以反映以后，只会使人们更清楚、更深刻地认识各种历史人物的本质，从而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人们看到了那些风云一时的人物，怎样蜕变，怎样叛卖，怎样投靠，以致从历史功臣变成历史罪人的全部过程，就会更增加对他们朝秦暮楚、翻云覆雨的丑恶品质的鄙夷，同时也就更增加对那些始终坚持革命初衷、不断跟着时代步伐前进的先进人物的景仰和崇敬！

对于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和革命英雄，本书在充分肯定他们的历史功绩的同时，也并不回避他们的某些局限和缺点。这是尊重历史事实、公允评价人物的又一个方面。因为任何历史活动家，即令是十分伟大的人物，也不可避免地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会发生或多或少的失误。历史科学的任务，既不是指责这些缺点和失误以苛求于前人，也不是掩饰这些缺点和失误以神化历史人物，而是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们能够正确地取得历史经验和教训。本书对于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传家陈天华的论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书中详细地介绍了陈天华的革命活动，对他所著的革命宣传品《猛回头》《警世钟》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指出“《猛回头》《警世钟》反帝爱国思想的强烈程度超过了当时的同类作品。这两本书还以通俗易解见长”，“所以很快就深入到农村、军营和工人、平民中去”（199页）。但是，本书也指出，在1905年初，陈天华由于受梁启超的引诱，曾经一度发生动摇。对此，书中分析说：“陈天华有他自己的弱点，他是一位慷慨悲歌之士，激流之中不会吝惜热血和头颅，却容易被崎岖的道路和腻人的琐务消磨掉意志。他的动摇突出地反映了当时革命运动处于停滞、沉闷状态所产生的危机”（306页）。这样才是令人信服地分析了革命英雄身上存在的弱点，避免了那种好就是绝对地好、一切皆好的形而上学。

上面提到的这些优点，使得本书在内容上具有一种突破了框框的新特点。但还应该指出，本书在表述形式和文字方面，也给人以一种值得称道的清新之感。历史著作不同于文艺作品，它不是以艺术构思和形象塑造去感动人、吸引人；但是它可以而且应该通过生动的历史事实，去激励人、说服人、教育人。历史本身是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历史科学著作也应该避免写得枯燥、干瘪、呆板。为此本书选择和使用了许多活生生的史实，其中包括一些在通常的习惯看来是“上不了书”的材料，使得全书丰满充实，情趣盎然。在描写历史事实时，不仅有过程，有时还有情节；在分析历史人物时，不仅讲思想和行动，有时还讲性格；在综述社会现象时，不仅有数字统计，有时还有图表。此外，在引用的材料中，有对话、演说、歌诀、诗词，甚至有人物的外号、别号，社会的民俗、民谚。所有这些，都不是游离于基本历史线索之外的搜异猎奇，而恰恰起着更好地渲染和烘托历史主线的作用。

本书的优点当然不仅止于这些，这里我们只是着重指出那些具有特色的方面而已。同时，这本书自然也不是尽善尽美的，它也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例如：由于这是一本集体编写的著作，有些地方前后文气显得有些不统一；有一些历史事件，分散在几个地方叙述，显得有点零散而不连贯（如关于留日学生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就是分别在352-353页、373页、429页中陆续交代的）。

马克思在说到科学研究工作的时候，曾经引用过这样一句俗语：“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版，第2卷，2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对于《中华民国史》这部多卷本的历史科学著作来说，第一编上册的出版，表明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头，我们也就有理由期望，全书将会顺利地编写下去，并将较快地陆续提供到读者的面前。我们相信，只要保持并发扬在第一编上册中所具有的优点和特点，一部有分量的、可以真正称作“信史”的《中华民国史》的诞生是指日可待的。

注释

[*]原载《学习与研究》，1982年第3期。与“文海”合撰。

《海外侨团寻踪》序言[*]

方雄普同志研究华侨史多年，勤奋著述，作品丰硕。近年来，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海外华侨华人社团上，研究它们的起源、演变、组织、宗旨、作用、活动事迹、典故等等，撰写了新作《海外侨团寻踪》，这是华侨史研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

当今，全世界华侨华人约三千万人，形成庞大的群体。华侨华人在世界各地并非孤立的、单独的存在，他们结成各种团体，分别在自己的社团里活动。据说：现在海外华人团体的总数已有九千个之多，其中世界性的、影响较大的就有几十个。每个社团中都聚集和联系着众多的华侨华人，而很多华侨华人又往往分别参加一个或几个团体。这样，海外华人社团，星罗棋布，形成了无远弗至、遍布全球的网络。可以说：不了解海外侨团的情形，就不可能全面、深入地了解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数千万华侨华人；不可能了解他们的事业、活动、成就和发展前途。因此方雄普同志此书的研究是有意义的。

古代即有侨居外国的中国人，但为数甚少。大批华人出国定居，是在近代历史时期才变得普遍起来。18世纪以来，中国的人口大量增加，无计谋生的贫民不断向周边地区和海外迁徙，形成持续的移民浪潮；同时，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触角伸向全球，世界上原来许多空旷荒芜的地区也发生了变化，如美国西部的经济发展，东南亚地区的农业开发，需要大量的劳动人手。于是中国东南沿海，尤其是广东、福建、浙江等省的过剩人口，走向海外，在各地从事耕植、采矿、筑路等苦力和商贩服务行业。

早期华侨、华工的经历充满着苦难和酸辛，他们在故土，贫苦不堪，衣食无着，不得不离乡背井，远走天涯。有的则是被外国人贩子欺骗或绑架而沦落异国的。他们含辛茹苦、饱受凌辱，许多人饮恨而殁、葬身异域。幸存者经过长期以至几代人的奋斗，在侨居国置产立业，有了栖身之所。一部海外华侨史是诉不尽的血泪史、屈辱史、奋斗史。

在远离祖国、非常恶劣的客观环境中，海外华侨和华人唯一能得到的关怀和援助，是来自华侨自身之间的友谊和亲情。同是天涯沦落人，同是中华儿女，相互伸出友情之手，患难与共，疾病相助。“涸辙之鲋，相濡以沫”，他们在种族上、血缘上、语言上、文化上、习俗上的强烈认同产生了强韧的亲和力、凝聚力。正是这种客观需要和主观情结，遂结成了形形色色的社团，有以血缘相亲的宗亲会，有以地缘相近的同乡会，有以同业、同学相联的同业会、同学会。众多的海外侨团，融入了所在国家的社会，成为所在国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在联系当地华侨华人，扶助弱小，联络感情，开拓事业，调解纠纷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又对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过去，介绍海外侨团的专门著作寥若晨星，方雄普同志的新著，无疑是一种可喜的探索。它对世界各地繁多复杂的各类侨团做了简明的归纳和深入的分析，既是积累多年的研究所得，又出之以生动流畅的文笔，内容充实，情趣盎然，使学术性和可读性结合在一起。所以，我郑重地向广大读者推荐它，阅读此书，认识海外华侨华人中的群体结构，认识他们在历经艰辛、长期奋斗中焕发出来的凝聚力和特殊的组织形式，可以使中国人民增进对海外华人的理解、尊敬、友谊和亲情。

注释

[*]原载方雄普、许振礼编著：《海外侨团寻踪》，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

《百年浮沉》序言[*]

齐大之、任安泰同志所著《百年浮沉——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道路》一书，我从前读了几章，这次又重新翻阅了全部稿件。读过之后，掩卷冥想，旧中国民族工商业的经历，一幕又一幕地映现于脑际，其坎坷历程，历历如绘，令人感慨，发人深思。感谢作者在不大的篇幅中清晰地勾画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帮助我们重温了这一段很有教益的经济和历史课程。

“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这一结论并不是一句空话，其背后蕴藏着丰富、深刻的内容，它是对近现代历史进程的科学概括。中国并不是没有走过资本主义道路。五四运动以前的爱国者、革命者，向西方学习救国的真理，有人希望仿效法国、美国，建立民主共和政体；有人希望仿效德国、日本，走君主立宪的道路。当年立宪救国、共和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无非都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的种种构想。而在经济领域，则如本书中所写，时而出现投资热、设厂热、筑路热、开矿热、国货热。中国新生的资产阶级也不乏创业自立、发财致富、报国惠民的勇气、欲望和激情。但事与愿违，中国并未建立正常的资本主义制度，没有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国依然贫穷积弱、经济凋敝、政治黑暗。先驱者们从西方国家学习来的救国方案，都不可能在中国实现。正在彷徨失望、进退维谷的时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民改弦更张，选择了社会主义，选择了一条真正能够实现独立、民主、繁荣、富强的新道路。

中国近现代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难道这一切都是偶然发生的？难道这仅仅是少数人的一时冲动和随意选择？马克思主义引导我们不要就表面现象去解释历史，而要从经济的深层去探究历史的真实根源。一百多年来的曲折而多变的政治和文化现象，只有通过一百多年来日积月累的深刻的经济变迁，才能科学地加以阐明。齐大之、任安泰的这部著作所写，虽然只是百年多民族工商业的变化，但其中却包含着破译中国政治和文化谜团的重要信息。直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百年浮沉，历经凄风苦雨，仍未能形成独立的经济体系，在国民经济中也不占主要地位。你看：中国最成功的企业家们，如本书中历数的方举赞、陈启源、张謇、许鼎霖、简照南兄弟、荣宗敬兄弟、孙多森兄弟、范旭东、刘鸿生、卢作孚，他们哪一个不是艰辛创业、挣扎求存而仅能苟延残喘？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掀起的狂潮恶浪中，风雨如磐，历尽险境。中国之大，几无他们可以容身立足之地。据本书的记载：到1949年为止，民族工业资产净值仅8亿元，只相当于抗日战争爆发前的2／3。钢产量只有15﹒8万吨，煤产量只有3 000多万吨，石油只有12万吨，棉布只有18亿米。1949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同年，美国为1 453美元，西欧为437美元，亚洲国家平均为44美元，其中日本为100美元，印度为57美元。中国在亚洲位列倒数第一。中国经济太落后，民族工商业承受过分沉重的压力而不能正常发展，这是基本的国情。弄清楚这一点，才能摸准旧中国的政治脉搏，理解当时历史舞台上的风云变幻和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失败的必然性，理解为什么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应时而起，代替了软弱的资产阶级，担当起领导革命的重任。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如此脆弱，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上层建筑又怎能矗立在这堆流沙之上？自由是对规律的认识和顺应。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这一历史规律是经过几个世代的探索、奋斗，花费了重大代价而得来的结论。革命先辈们总结经验教训，顺应历史规律，开辟了一条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得以推翻了三座大山，改变了中国的被奴役地位，使人民生活达到了温饱的水平。历史证明：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如果蔑视规律，硬要使资本主义复辟，必然要在铁的规律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本书的优点是用丰富的史料、翔实的数据、生动的例证，论述了旧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历史命运，使人领悟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这一无可辩驳的结论。经济史的研究离不开许多史料、数字、理论，有时显得烦琐、枯燥而又艰深，大部头作品不免令人望而生畏。但这部书写得简明扼要、条理清晰、剪裁得当、生动可读。事实和理论，数据和例证，科学性和生动性在书中较好地结合起来。我相信：它对广大读者，特别是对青年读者了解中国国情，了解旧中国的贫弱是很有帮助的。只有了解过去，才能把握未来。如果真正了解旧中国经济发展的缓慢和艰难，就会珍惜团结安定的建设环境，就会对新中国已取得的光辉经济成就感到自豪，就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景充满信心，这是我读此书后的粗浅体会。

注释

[*]原载齐大之、任安泰：《百年浮沉——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道路》，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

《学与思的足迹》序言[*]

我和周溯源同志相识已有多年了，他是一位坦诚、爽朗、热情而好学、深思的青年。我们之间开始只是工作上的联系。他在《求是》杂志哲史部工作，向我采访，邀我开会和写稿，交往渐深，论学谈心，话逐渐多起来，极为相得，成了忘年之交。他工作的地方离我的住所很近，这几年他便成了我书房中的常客。他谈风甚健，议论风生，每次总是说一些新见解，或者带来一些新消息、新见闻，使我这个很少出户的孤陋寡闻者大开茅塞。

周溯源同志非常勤奋，读书孜孜不倦。由于他做编辑工作，接触各种学科的文章，读各种类型的书籍，故而形成了渊博的学识根基。他闻见既广，又能深思熟虑，积累多年，故学有造诣。他是武汉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从学于名师唐长孺、吴于廑、肖致治诸教授。因此，他酷爱历史，在史学方面用力最勤，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黾勉追求，常至废寝忘食，其他哲学、政治、时事方面他也都非常关心。这本论文集《学与思的足迹》，就是他十多年来结合工作探求学问的成果。

“学”与“思”是治学的两个关键环节，是必须处理好的一对矛盾。“学”就是学习、吸收。向书本学习，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向现实学习，吸收群众在实践中的创造。就像人活着必须吃饭，汲取营养。研究学问的前提是学习，以充实知识，加强修养，收集材料，才能进行科学研究，构建学术的辉煌殿堂。“思”就是思索，开动脑筋。依据学习来的东西，探索构思，揭示掩盖在现象背后的本质，发现客观事物的规律，开拓未知的领域。“学”和“思”相并而行，不可偏废。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有学而无思就好像白白地吃饭，只有汲取而不做工作；有思而无学则好像没有吃饭，有气无力，也做不了工作。周溯源同志在编审工作之余，完成了这本论文集，做的工作既多且好，这就是“学”和“思”相结合的结果。“学”和“思”实在是做学问必须具备的两个方面，周溯源同志深深懂得做学问的三昧。他把文集取名为《学与思的足迹》，也是十分贴切的。

我大略翻阅了本书的清样，许多文章读来津津有味，有以下几点感想：

一是周溯源同志治学的范围广、路径宽，善于从宏观上把握问题。这本书分为哲学研究、史学研究、政治理论、工作研究与书评、随笔五个部分，上下古今，涵盖宽广。这和他的理想、志趣、性格有关，他爱好广泛，涉猎甚广，思路开阔。同时，也和他工作的性质有关。他长期在《求是》杂志社工作，接触书稿很多，交游亦广，他负责哲学、历史的稿子，必须勤奋钻研，才能处理稿件，做好工作。正因为他投入精力最多，故文集中历史和哲学文章最为精彩，篇幅也最多。

二是周溯源同志治学得益于一个“勤”字，这一点极其重要。他白天在办公室里处理稿件与行政事务，晚上才能挤出时间做学问，读书写作常常到凌晨一二点才得上床休息。他读书多而广，有什么新书问世，不拘是何类书籍，他总想先睹为快，急急忙忙找来阅读。有什么问题，积疑于胸，他善于找人讨论、请教，虚怀若谷，不耻下问。他写文章非常认真，一义未安，再三推敲，一文草就，反复修改。这部文集中的文章都是他刻意运思、呕心沥血之作。

三是周溯源同志的文章富有新意，独抒己见，有理有据。像这本集子里，对“天人合一”的看法，对抗日战争开始于何时，对历史创造者的阐发，对张之洞的军事思想等都自出机杼，有着自己的看法，这是他读书有方、勤于思考的缘故。不管你是否同意他的看法，但是他不拘成说，勇于创新，提出新见，言之成理，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我既敬佩他为学勤奋，也赞赏他的创新精神。

四是周溯源同志爱好文、史、哲，这有一个好处，使得他的文章既有思想性、知识性，又有文采，可读耐看。在哲学文章中饱含丰富的历史知识，在史学文章中推导出启迪人的哲理，而政论文章则不乏理论色彩，各种文章都文笔流畅。如果没有对高境界的追求，没有长年累月的磨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学与思的足迹》即将付梓，周溯源同志嘱写序言，因濡笔作此文。

注释

[*]原载周溯源：《学与思的足迹》，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国耻备忘录》序言[*]

何瑜、华立二位同志奉献给读者的《国耻备忘录——中国近代史上的不平等条约》，是一部以近代不平等条约为线索，阐述中国从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程的历史教材，是一部论述严谨、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通俗读物。

当历史步入19世纪，古老的中国送走了它最后的一个兴盛期——康雍乾盛世，迎来的却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暴风骤雨。在外国侵略者的胁迫下，中国政府与它们缔结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失利权，国家被侵害，民族受欺凌。据统计，自鸦片战争至1949年为止，中国政府与外国订立的条约共有一千数百个，这些条约像一副又一副沉重的枷锁，套在中国人民的身上。

在西力东渐的资本主义狂潮中，素有“泱泱大国”之称的中国何以落到如此地步？蛮横无理、侵略成性的西方列强如何一步步进入中国，朘削中国？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又是怎样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造成了怎样的严重后果？这些都是本书要回答的问题。

作者把全书分为十章，首先概述了18世纪中国与世界的形势，然后分九个方面阐述和分析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形成的过程、每一项不平等条约的具体内容及其对中国的危害：一、炮舰打开了天朝大门；二、登堂入室的强盗；三、被夺去的七分之一国土；四、走向深渊的清王朝；五、鹰瞵虎视下的中国边疆；六、豆剖瓜分的华夏；七、灾难，20世纪初的中国；八、“远东病夫”的最后遗产；九、亡国·灭种·图存。中国近代史上的大大小小的不平等条约都概括为以上九个方面，作者对一些重要条约订立的历史背景做了简明叙述，对重要条款给以必要的分析，以此为线索说明围绕这些不平等条约所形成的复杂的国际关系及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

近代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华民族的苦难是十分深重的，全书十章又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帝国主义列强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使中国领土的完整遭到了破坏。至19世纪初，中国疆域辽阔，东濒太平洋，西跨葱岭，北接西伯利亚，南到南沙群岛，西北的巴尔喀什湖、东北的库页岛、西南的西藏和东南的台湾及其附属岛屿都属中国版图之内。但是，自1842年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割去香港。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华战争不断升级，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又从中国割去大片领土。主要有：九龙尖沙咀，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的4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包括斋桑湖、巴尔喀什湖和伊塞克湖在内的西北44万平方公里土地，以及喀什噶尔西部共7万平方公里土地，台湾、澎湖则被日本占领达半个世纪之久。

第二，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巨额赔款，使中国遭到了无情的掠夺。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南京条约》规定清政府赔款2 100万元，如果加上广州的赎城费，则达2 700万元。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北京条约》规定赔偿英、法两国各800万两白银，再加上其他赔偿，则达1 670万两。甲午战争中的《马关条约》规定赔款2亿两白银，加上其他赔款，达2﹒3亿两。八国联军侵华的《辛丑条约》规定赔款白银4﹒5亿两，如果加上利息则达9﹒8亿两。巨额赔款使中国人民坠入贫困的深渊。

第三，根据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控制了从东南沿海到西北内地的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攫夺了中国的海关主权，把持了中国的铁路交通和内河航行。此外，列强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料，开办工厂，生产的商品又直接投放到中国市场，中国完全成了外国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开设银行，这种银行利用其雄厚的资本，发放信贷，吸收存款，控制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这样，中国的经济命脉也完全被帝国主义所控制。

第四，1840—1900年，帝国主义列强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关税协定权、海关管理权、内河航运权以及在各自势力范围内修筑铁路和经营矿务的权利。列强还在中国的16个通商口岸建立了他们直接管理的租界，在租界内完全实行殖民地统治，中国失去了国家独立和主权，处于任人摆布的可悲境地。

帝国主义列强一步步把中国拖入了半殖民地社会，从边疆到腹地，从沿海到堂奥，从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侵略魔爪深入中国的各个方面，逐步形成了一个侵华的系统网络。每一次侵略活动之后，列强都利用不平等条约把掠夺的权利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一部不平等条约的历史反映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血迹斑斑的事实。作者在收录、阐述和分析这些不平等条约时注意避免重复叙述，按订立的时间以及各个条约的特点和差异，统筹编次，组合安排，使重点突出，层次分明，尽量使读者能得到全面而清晰的印象。

何瑜、华立是两位基本功很扎实的中青年学者，思路开阔、学风严谨。这部《国耻备忘录》，以史实为依据，通过科学的分析论证，以理服人，避免空洞的说教，语言流畅、生动活泼，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悠悠岁月，千古兴衰，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了落后挨打的局面，中华民族的尊严被践踏，中国的疆土遭到了浩劫。这部《国耻备忘录》犹如一部悲壮的“国耻”系列剧，沉痛地向人们诉说了中华民族的不幸、忧伤和耻辱，但同时也是一部中国人民为摆脱奴役地位，争取民族自强所进行的思索、探求、抗争和拼搏的历史。

爱国主义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强大精神支柱，是推动我们实现现代化的巨大力量。“知耻近乎勇”，让我们以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作为借鉴，团结一致，发愤图强，发扬爱国精神，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做出贡献。

注释

[*]原载何瑜、华立：《国耻备忘录——中国近代史上的不平等条约》，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1995。

《清史镜鉴》序[*]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统治中国长达268年之久，其前期在发展经济文化，巩固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等方面甚有功绩。中叶以后，内外矛盾尖锐，外敌入侵，国内动荡，政治日益败坏，其失误和教训，实足发人深省。清亡距今不足百年，离我们时间最近，对我们现实生活影响较大。“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要根据中国国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学习和研究历史，特别是离我们今天很近的清史。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弘扬文化、传承国脉，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清史纂修，曾成立相关机构进行筹备，但由于种种原因，修史之事，几起几落，一直未能启动。2002年8月，中央领导做出纂修《清史》的重大决定，相继成立了清史纂修领导小组、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纂修工程于焉肇始。

清史纂修不仅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还和现实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不是网罗奇闻逸事，不是观赏陈迹古董，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和时代脉搏的跳动息息相关。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延续了两千多年，到了清代，它具有什么特点？它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到了怎样的高度？清代众多的历史人物应该怎样评价？清代很多扑朔迷离的事件真相如何？为什么古代中国一直处于世界的先进行列，而到了清代却愈来愈落后？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和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清朝统治的268年究竟处于什么地位？应该对其如何评价？如果没有外国的侵略，中国将会沿着什么方向发展？发展的前途可能会是怎么样？这些都是此次清史纂修所要研究和揭示的重大问题。

清史编纂工作自2002年启动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下，经过海内外专家们的鼎力合作和辛勤努力，目前已有大批阶段性研究成果相继产生。在有计划、按步骤推进清史纂修的同时，为了更加全面、广泛、客观地反映纂修中取得的重要成果，及时将其应用于我国新时期新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充分发挥清史纂修在资政、存史、育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经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副组长、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同志提议，在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办公室诸同志的努力下，于2006年7月开始编发《清史参考》。刊物集学史和资政于一体，兼顾资料性和时政性，择要刊登清史纂修中形成的部分科研成果。内容大致涉及典章制度、名人史事、轶闻掌故、档案文献、学术争鸣、资料考证等，力求如实反映300年清朝历史的真实面貌，给读者以较丰富、较切实之清史知识。

历史是已经逝去了的人和事的记录，是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创造。人有反思往事的感情，有寻根问先的愿望，有从自身的经验教训中学习的天赋。人类在不断前进，但每一代人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不断前进的。这就形成了文化的传承和历史的延续，形成了历史、现实、未来之间相通的无穷无尽的长链。现实深深植根于历史之中并通向遥远的未来。历史研究可以帮助人们在过去的远景中认识自己，并为未来的创新指点方向。历史学虽然不能像应用科学那样快速而直接地取得实用效益，但它的功能是长期的、巨大的。人类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将会在现实和未来中迷失方向。历史学是传承文明、陶冶心灵、提高素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必需，也是了解社会、掌握国情、管理和建设国家、进行战略决策所必需。

《清史参考》创刊后赢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办刊两年来，共有50余位专家在《清史参考》刊发文章。《清史参考》的作者，大多为清史纂修工作的项目承担者，也有一些是清史编纂委员会的骨干专家，都学有所长，是各自研究领域的佼佼者。所载文章不仅有很强的学术性，还多富深刻的现实意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且篇幅短小，风格朴实，文字流畅，可读性强。应该说，对于现阶段社会上流行的种种“戏说”清史的文艺作品，能够起到一定的校正作用，用真实的历史史实来教育青年，教育大众。这本身也是历史学家们理应担负的一种社会责任。

近日，欣闻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办公室计划将《清史参考》结集出版，以扩大清史纂修的社会影响，使刊物资政、存史、育人之价值，泽及社会，服务学界，繁荣文化。欣喜之余，略缀数语，以为序言。

注释

[*]原载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清史镜鉴——部级领导干部清史读本》，第1辑，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末署2008年7月28日。

展示中华文明的瑰丽画卷[*]——读十卷本《中华文明史》

我非常高兴地读到了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文明史》十卷本，共一千余万字。这是一部格局宏大、包罗丰富、组织严密、体大思精的百科全书式的巨著，是一幅展示中华历史文明的瑰丽画卷。

中华文明是世世代代中国的先民们在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中创造的成果。它经过长期岁月的累积、凝集、淘洗而形成文明的积淀，以各种形态贮存在今天的生活中。它或者表现为物质载体，或者表现为抽象的思想形式，或者表现为宗教信仰、民族心理、思维方式、行为规范、价值取向、风俗习惯等等。文明成果的内涵非常丰富，包罗万千。它既是历史的，在人类已经过去的生活中产生、形成；又是现实的，即深深渗透在现实中，对今天的生活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每个人都在传统文明的氛围中出生、成长，又在过去形成的历史基地上创造新的生活。人们不能割断历史，不能脱离过去的文明，在一定意义上说：人们的一切创造活动都是对历史形成的既定文明的继承、批判与改造。

《中华文明史》以时间发展为序，分门别类，经纬交织，纲举目张，十分详尽地论述了古往今来的中华文明，蕴涵着各类知识和巨大的信息量。全书按时期、朝代分为十卷，各卷首先叙述政治文化与法制、军事、政治。法制最能反映文化特色，又最能影响文明发展；军事既是文明的破坏者，又在一定条件下是新文明的催生婆。其次论述经济生活，传统的中国是农业国，中华文明深深植根于农业土壤之中，故全书以较大篇幅概述了农业制度、农耕技术、水利灌溉、作物栽培等等，也涉及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游牧文明和渔猎文明，显示地区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最后论述手工业、商业、交通，对于能够反映中华文明特色的手工艺，如丝织、制瓷、漆器、玉雕、建筑以及作为中华文明血脉之一的大运河，叙述尤为详明。

本书的又一特色是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成就十分注意，用力甚大，如各个时代的数学、天文、历法、化学、地理、生物、医药等等，记述深入浅出，条理清晰，下及儒学、佛道、史学、图书、教育、散文、诗词、戏曲、小说、绘画、书法、音乐、舞蹈、体育、武术、中外文化交流，以至典章制度、衣食住行、岁时风俗等等，作者们进入非常广阔而精彩纷呈的各个文化领域，论述阐发，努力发掘中华文明的奇珍异宝。此书分别观之，是各部门、各学科的专门史，其中不少篇章具有坚实的功力和精彩的创见。合在一起又全景式地展现了中华文明的产生、发展、成长，起伏跌宕、波澜壮阔。各卷还附有几百幅彩色图片，印制精美，琳琅满目。翻开此书，仿佛展开了中华历史文明的长卷，感到网罗宏富，支脉繁衍，汪洋浩盈，气象万千，显示出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内容和宏伟蓬勃的气概。

编写这样一部包含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体在内的鸿篇巨著，其难度可想而知。全书在吸收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又各有专门研究，各有开拓创新，故能达到较高水平。没有众多学科的几百位专家学者的努力研究与分工合作是不能完成的。河北教育出版社组织和出版此书，他们不惜工本，不怕困难，不计眼前的小利，更不被当前某种不良风气所左右，而着眼于弘扬中华文明，振奋民族精神，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其目光远大，志趣高尚，实在难能可贵，值得表扬。

注释

[*]原载《光明日报》，1994年12月16日。

《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序[*]

一部世界文化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各民族文化相互传播、碰撞、融合和不断创新的历史。学术界比较公认的人类“原生文化”发祥地的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也有人称作尼罗河文明、两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文明、印度河文明和黄河文明，就是在文化的交流中不断创新和发展，并影响了世界文化的进程。发源于尼罗河下游的埃及文化，由于和两河流域的巴比伦文化相距不远，在一千公里左右，又没有难以逾越的地理屏障，相互交流相对比较频繁。大量的考古成果已经证明，埃及和两河流域在农业、畜牧业、手工业技术乃至天文、历法、语言文字、算术、服饰等方面有许多相同或相近的地方。埃及最早的象形文字，就曾受到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图画文字的影响。美索不达米亚（即两河地区）的苏美尔人所创造的楔形文字，在公元前两千年中期逐步变成了西亚各族人民的通用文字。由于埃及文化和巴比伦文化的大量交流和融合，学术界也有不少学者将其合称为东地中海文明或西亚文明。位于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文化，虽然受伊朗高原的阻隔，和西亚文化交流非常困难，但目前的出土文物和一些文献记载充分说明，两个地区也时常有人员和货物的往来，美索不达米亚的图画文字曾传入印度，西亚地区还出土了印度河流域生产的哈拉巴文化的印章。而作为欧洲文化发源地的希腊文化，很早就和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有着较为广泛的交流。在埃及曾发现了一个很古老的仓库，里面藏有希腊克里特岛生产的各种金银器皿；在克里特岛上出土的许多文物，则明显地可以寻到埃及文化的因子，克里特的文字、壁画、印章、石器以及各种装饰品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埃及文化的影响。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产生于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加里特字母，很早就传到了希腊，希腊字母和阿拉伯字母都是在乌加里特字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来的拉丁字母、斯拉夫字母，直至今天的英文、法文、俄文、德文、梵文、阿拉伯文等，就字母来讲，都是乌加里特字母的进一步发展。文化的传播已经超越了种族和国界。至于公元前6世纪希腊和波斯之间的战争，特别是公元前4世纪北起希腊，南到埃及，东抵南亚次大陆印度的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欧洲文明、阿拉伯文明和印度文明更相互冲突、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讲，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和欧洲文化，从原生期至后来的再生期，并没有绝对严格的疆域限制。

中国文化在原生期由于受地理因素和生产力的限制，无法冲破喜马拉雅山脉的阻隔以与西亚文明和南亚文明交汇。但是，仍然遵循着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努力向外传播，与他民族文化交流，出现了包括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广大地区的中华文化圈，同时在汉代以后与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乃至欧洲文化有较多的交流和融合，显示了中华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受容性。张骞通西域、丝绸之路的出现，中国和阿拉伯及地中海地区的文化交流达到了一定的水平，造纸、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的西传，改变了西亚、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风貌。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高僧克服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促成了在汉代以后逐步扩展的中印佛教文化交流，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而明清以来，尤其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欧洲西方文化的呼啸东来，更迫使中国文化在困境中艰难而有力地向现代化迈进。学术界的一些学者将秦以前称之为中国文化原生时的独立发展时期，将汉至宋概括为中印文化的融合时期，将近五百多年以来归之为中西文化的深刻交汇时期。梁启超在20世纪初年则形象地把中国历史的演进说成是“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三个相互递进的时期。这些概说不能讲百分之百地科学，但道出了文化交流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毫无疑问，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欧洲文化等曾对中国文化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文化也直接或间接推进了欧洲文化、阿拉伯文化和印度文化以及世界文化的进步。文化交流促进了人类文明，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随着对文化交流重要性认识的逐步深化和近代学术体系在我国的逐渐建立，中国学者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即开始了具有近代学术意义的文化和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尤其是在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直接推动下，五四前后出现了研究文化的热潮。从推进中国全面现代化的目的出发，一大批学者以西方文化为重要的参照系，致力于解决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关系问题，也就是老生常谈的古今中西问题。在处理这个问题上，虽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学术流派，也引发了影响深远的东西文化大论战，但问题远没有解决。这说明中国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换的艰巨性。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五四之后特别是二三十年代，产生了一批相当有水平的文化研究成果。就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来讲，已经写出了几部很有价值的学术专著，为这个新兴学术门类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向达的《中西交通史》、张星烺的《欧化东渐史》和《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此后，历史在推进了半个多世纪之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80年代以来学术界和知识界又出现了文化研究的热潮。除了继续讨论古今中西文化关系之外，对世界流行的各式各样的文化理论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将文化的研究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在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上，也取得了骄人的学术成果。比较有水平的专著就有二十多部，周一良先生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季羡林先生所著的《中印文化交流史》是其中的佼佼者。不过，从总体上来考察，这些著作大都是从国别、地区或某方面的问题出发，分专题去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这当然是非常必要和有价值的；如果进一步从推进文化交流史的深入研究出发，还应该编写一部大型的，按照整个历史发展顺序，比较全面系统地来论述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沿革的专著。为弥补这一缺憾，李喜所同志主编了这部5卷本的《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按时间先后，深入评述了从古代到1999年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并列入了世界知识出版社的“九五”重点项目。这实在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该书贯彻厚今薄古的原则，依据中外文化交流的客观实际，上古至明中叶1卷，明末清初至鸦片战争1卷，而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半世纪有3卷，特别是首次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外文化交流单列1卷加以详尽的叙述，略古评今，重点突出，将历史和现状有机地结合起来，给人一种历史的整体感。如果详细阅读该书，还可以发现较为明显的三个特点：

第一，比较系统、全面，且重点突出。该书将中国传统史学的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的写作方法较好地结合起来，交叉运用，以编年体为历史发展的基本顺序，把五千年的中外文化交流分阶段加以前后编排，历史顺序十分清晰；具体到每一个阶段，也可以讲每一卷，则在照顾到前后顺序的前提下采取纪事本末体的方法，分专题进行较完整的评述，这就使具体的文化交流事件或人物相对独立和深入，增加了历史的厚重感。每一卷后所附的大事年表，不仅便于查阅，而且补充了纪事本末体写作中年代会打乱的不足。可以讲在整体编排上，该书是独具匠心的。在内容的选择上，该书也颇有特色，做到了面和点的合理而有机地结合。全书在对五千年的中外文化交流进行系统描述的基础上，对影响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文化交流现象都做了重点考察，尤其是加强了交流的背景和结果的剖析。像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张骞通西域、佛教与中国文化、四大发明与世界、鉴真东渡、郑和下西洋、西学东渐、留学生与中外文化、港澳与中西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改革开放与文化交流、当代西方思潮与中国等几十个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问题，书中都进行了全面而有一定哲理的探讨。有了这些重点画面，自然会加深读者的印象并有所启迪，由历史联想到现在乃至未来。

第二，较多地进行了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比较是交流的前提，任何文化交流都是在相互比较下进行的，所以只有准确地了解了不同文化的不同特点，才能较好地去论述中外文化的交流。一部好的文化交流史必须突出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应该说，该书在这方面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对于欧洲文化、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异同，书中都用了一定的篇幅加以论述；即使是同一文化圈内的文化，如日本文化、越南文化、朝鲜半岛文化等，书中也力所能及地做了评论。可喜的是，在一般剖析这些文化的不同特质的基础上，该书还运用文化生态的理论试图从不同文化生成的客观环境上去加以比较研究。由于地理环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人文环境的差异，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文化就必然有不同的特质。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就是这个道理。该书能够从文化的生成环境和生存状态来进行比较研究，就使文化的研究大大深入了一步。随着文化比较研究的加深，自然就为文化的融合性和变异性，以及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可能性等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样是中外宗教文化的交流，佛教就会在中国生根开花，基督教就较难发展；而同样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就出现了不少新的流派，深深地打上了中国文化的印记。这都是文化的差异性使然。对这些不同的文化现象进行比较研究，不仅能够提出一些新的观点，而且会给人以哲理性的思考。总之，以文化的比较为基础，去叙述文化交流的背景、过程、手段和影响，既避免了以往的一些论著平铺直叙的罗列现象的缺陷，又增强了该书的学术深度。

第三，富有较强的理论探索精神。对于文化交流中的许多理论问题，该书不仅有所涉及，而且大胆地提出了作者的看法。尽管个别观点还有可商榷的地方，但这种勇敢的探索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例如，各民族文化的高低优劣问题，很难界定和评判，而这个问题讲不明白，所谓文化交流就不大好叙述。书中提出了一个高势能文化向低势能文化传播的观点，认为一般情况下总是高势能的文化向低势能的文化传播，低势能的文化只有在融合高势能的文化中才可以生存和发展。这种观点虽然有待进一步完善，但解决了研究文化交流史的一些难点，有开拓意义。再如文化的传播机制和接收机制，书中从理论解析和实际史实论述的结合上重点做了评说。提出良好的传播机制与优良的接收机制的完美结合，才会出现高层次的文化交流，二者缺一不可。而且还对文化的传播和接收机制做了理论上的探讨，发人深思。还有，文化交流中的民族性和时代性问题，非常难以把握。往往强调了民族性，就可能关闭开放的大门，拒绝文化的交流；提倡了时代性，又难免会引发不顾民族尊严，崇洋媚外，将文化的交流引入了歧途。该书在总结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经验后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国人素质的高低决定着文化交流的方向和面貌。一个高素质的民族就会较好地处理保持民族传统和跟上时代潮流的关系，去创造高水平的新文化。就我国目前的实际来讲，现代化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石，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应统一到现代化上来。这些理论探索，无疑增加了全书的亮点。

注释

[*]原载《历史教学》，2001年第1期。

《东瀛义士——川喜多大尉传奇》序言[*]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读完了北京市文史研究馆张常人老先生撰写的《东瀛义士——川喜多大尉传奇》一书。这位生活在一个世纪之前的日本炮兵大尉的一生，充满了感人的惊险情节，放射出耀眼的正义光辉。在阅读本书时，我的心潮随着故事的展开而起伏奔腾，时而惊奇，时而钦佩，时而感奋，时而忧伤。传主的经历，多么曲折离奇，多么悲壮慷慨。但这故事并非虚构，而是20世纪初发生的真实生活的记录，是中日关系历史长河中溅起的一朵绚丽的浪花，虽瞬间即逝，但它的意义深远、重大。川喜多大尉在中日关系风云险恶的年代里，用他宝贵的青春和壮烈的生命，为中日长远的友谊奠筑了一块厚重的基石。

川喜多大治郎是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的高才生，曾参加日俄战争，作战负伤，因战功卓著而受勋，日本政府派他到中国来，担任保定军官武备学堂的教习。川喜多爱好中国的历史、文化，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情谊，志愿帮助中国振兴军事，受到中国官佐、学员的崇敬和爱戴，却遭到日本军部的怀疑，被召回国，受到免职处分。川喜多不以功名利禄为意，矢志与中国友好，并不改易初衷。他再度来华，改名张寿芝，受清政府之聘，秘密主持特别军事讲习班，授课教练，为中国培养高级军事人才。日本军部对川喜多十分嫉恨，必欲置之于死地，竟置国际法于不顾，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8月在北京城内出动宪兵，擅入中国民居，拘捕川喜多。川喜多奋勇抵抗，身受枪伤，被绑架劫持到日本使馆，不久因伤逝世。这是20世纪初的一起重大外交案件。日本政府竟在中国首都公然武装绑架，行凶开枪，伤人致死。其蔑视中国主权，鄙夷国际公法，侵犯人身安全，莫此为甚！当时京津为之震惊，报刊上口诛笔伐，舆情沸腾。清政府再三交涉，但国力衰弱，交涉无成。又因事关军事机密，日本方面制造谣言，诬蔑川喜多大尉是“清国之间谍”“日本之卖国贼”，遂使此事之历史真相湮没不彰，川喜多磊落坦荡之事迹与惨遭毒手之事实，亦鲜为人知。

事隔半个多世纪之后，张常人先生认识了当年在保定军官武备学堂和特别军事讲习班受教于川喜多大尉的学员李炳之先生（李在民国初年曾任旅长、陆军中将、代理督理河南军务。抗战中，隐居办学，1966年在北京逝世）。了解川喜多生平的大概，因发宏愿，为此“东瀛义士”撰写传记，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张先生竭26年之努力，遍访川喜多之家属及友人，包括其哲嗣川喜多长政（日本东宝、东和映画株式会社社长）及夫人，凭吊川喜多当年工作和生活的旧居，搜集文物、图片、报刊，并赴日本，在其政府档案中查找到有关川喜多的文件，长期钻研，精心构思，撰成此书。张常人老先生以耄耋高龄，发大毅力，不辞劳瘁，发幽起潜，表彰川喜多大尉高尚而义烈的一生，令人深为敬佩。

川喜多大尉理想高远，性格刚强，娴熟兵法，兼通文史，才华出众。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滔滔浊浪中，怀有远见卓识，真诚与中国友好，帮助中国自立自强。他在人生道路上每跨出一步都面临艰难的选择。他敝屣荣利，不惧迫害，特立独行，坚持崇高的人生目标。张常人先生用文学的笔法努力挖掘川喜多的思想、性格和行为，将传主的光辉生平抒写得栩栩如生、淋漓尽致。他对事业和目标的执着追求，秘密赴华时与妻子的诀别和预留遗嘱，在中国和同仁、学员们的真挚友谊，与蓬子的纯洁感情，都写得生动、真实，感人肺腑。尤其是他在北京丁公馆被捕，与日本宪兵英勇格斗的场面，更是紧张、惊险，悬念迭生，充分表现了川喜多的刚烈、蓬子的英勇和日本宪兵的凶残。

在中国近代史上，许多帝国主义欺凌、侵略中国。但在这些国家中，也有不少正直仗义的友人，给中国以帮助。其中如太平天国时的英国人呤唎，在江南制造局译书28年之久的英国学者傅兰雅，中日甲午战争时的德国人汉纳根，辛亥革命时的日本人宫崎寅藏、山田良政，上海文化“围剿”时的内山完造，抗日战争时的苏联航空队队长库里申科，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川喜多大尉应该列入这一连串中国友人的光辉名录中。他和山田良政、库里申科、白求恩一样，为中国英勇献身。中国人民永远怀念他们的真诚友情，感激他们为中国做出的牺牲。

注释

[*]原载张常人：《东瀛义士——川喜多大尉传奇》，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0。

一段不能忘记的历史[*]——序《台湾同胞抗日五十年纪实》

一部中国近代史，是中国人民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凌辱的历史，同时也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抵抗外侮的牺牲奋斗史。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外国奴役的斗争始终是史不绝书。我们对此似乎早已耳熟能详，可是当我读到《台湾同胞抗日五十年纪实》一书时，却仍为台湾人民曾经拥有这样一段锥心泣血般的经历而深深感到震惊和感动，因为书中所叙述的这段令人心酸而又慷慨悲壮的抗日史，正是一般史书所常常忽略或疏于记述的。

台湾岛虽地处祖国大陆的边缘地带，然而人们可能难以想象，自16世纪直到抗战胜利前的400多年间，据专家研究，台湾岛共遭受外国势力16次之多的侵袭与占领，犯境者包括日、美、英、法、荷、西等国家。台湾岛遭受外国侵略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长，罹祸之惨，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是没有先例的。如果把1840年发生的鸦片战争定为中国人民全面遭受外国侵略的开始，那么台湾民众蒙受外邦奴役的时间要比大陆人民整整长两个世纪。与之相应的是，台湾民众为抗击外国势力染指家园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其持续时间之长，抵抗情景之悲烈，亦足以令人惊叹并为之动容。特别是甲午战败后，清朝政府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使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以此为契机，台湾人民在岛内掀起了一波波拼死抗击强虏的悲壮起义，在割让已成定局、企求外援无望的情况下，丘逢甲率台湾绅民上书唐景崧代奏，决心“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表达了誓死守御、义与存亡的决绝态度，并在台湾已成孤岛的绝境中，被迫“遵奉正朔，遥作屏藩”，临时成立战时行营式的“台湾民主国”。“台湾民主国”的领袖们以民族大义相感召，动员民众由北而南，节节抵抗，旌旗所指，重创日军，虽因实力不济终至覆亡，却正式揭开了台湾义军抗战的帷幕。

台湾义军是在日方宣布所谓“全岛平定”的状态下崛起的，他们既无清廷支持，又无外援策应，且装备极为简陋，却义无反顾地殊死抗击着总兵力达7万多人、拥有40余艘军舰的侵台日军。在日军层层进逼、日夜搜剿甚至屠村杀戮的恐怖威胁下，台湾民众自1895年至1902年总共进行了长达7年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并涌现出北部简大狮、中部柯铁虎、南部林少猫等合称“三猛”的义军首领。他们采用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术，屡屡击破日军的包围搜捕，使带血的义旗猎猎飘扬在台湾上空。在林少猫牺牲以后，台湾人民被迫暂时收卷起了义旗，然而抗日的风潮仅仅沉寂了5年左右，从1907年至1915年，与国内同盟会的反清活动和辛亥革命互相激荡，台湾人民再次揭起了反抗的旗帜，罗福星等人慷慨赴死的英烈气概与噍吧哖起义中台岛人民前仆后继的决死精神，早已成为后人景仰的典范。以后，高山族同胞为反抗日本殖民统治而发起的雾社起义更是震惊了全世界。总而言之，在日帝殖民统治的前20年中，台岛起义烽火连绵不息，真可谓是“三年一小战，五年一大战”，由此谱写出了一曲撼天动地的民族正气之歌。

日本侵占台湾采取的不仅是武装镇压的暴力形式，而且交替使用着剿抚并行的殖民策略。在日资大量拥入台湾，经济掠夺日趋严重的同时，各种奴化与歧视政策和所谓“皇民化”的措施也纷纷亮相出台，企图从民族认同的根基上摧毁台岛人民与大陆的血脉联系。为了抗衡这股恶势力，血管里流淌着中华民族血液的台湾同胞抱着与大陆民众同根同种的执着情感，从20世纪20年代起，开始转换反抗方式，在政治、文化、经济等领域内继续开展与日本殖民当局的非武装抗争，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又一波澜，出现了诸如林献堂与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以及台湾文化协会、民众党和台湾地方自治联盟这样的政治组织，台湾共产党以及农民组合、工会、反帝同盟等各种团体也纷纷成立，并开展了不同类型的活动，如林献堂曾发起多次议会设置请愿，力争台湾人民的政治合法权益；文化协会组织读报社、讲习会和文化演讲会，向民众宣讲台湾历史和中国文明史，以此借历史之喻，讽现实之弊，重新培植和恢复台岛人民的民族记忆和感情。有时演讲名义上是文化性的，实际上内容多涉及台湾政治、经济、社会诸问题，演讲人借机抒发对日本统治的不满，抨击殖民政策，倡导文化启蒙；台湾民众党还以废除保甲制度为自己的纲领性任务；在共产党的支持与领导下，反抗日本殖民掠夺与剥削的工农运动亦蓬勃开展。这些政党团体尽管政见不同，路线各异，但在反对日本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这一基点上却达成了一致，与上层知识分子的爱国运动相呼应，当时各阶层民众均积极投身于保卫中华文化、认同祖国身份的各种运动中，民间继承着民族语言、风俗习惯与信仰，在最困难的条件下，顽强地传递着中华文化在台湾的香火遗脉。

七七事变成为台湾人民抗日斗争的新的转折点，自此之后，台胞抵抗外侮的豪迈行动终于有机会融汇到了祖国大陆全面抗战的连天烽火之中，再次铸就了自己的辉煌。许多像吴思汉、钟浩东这样的热血青年，不仅须忍受身体上的艰辛困苦，而且还要甘受被自己人误解怀疑的心理创痛，经过数不清的颠沛劳顿，冲破日警的封锁，潜归祖国大陆。他们像火种一样播撒散布于各种抗战团体之中，有参加新四军、八路军的，有投身国民党军队的，许多人在大后方重庆参加各种抗日组织和团体，如著名的抗日志士李友邦将军组织的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就长期转战在祖国的东南地区。无论身处哪条战线，担任何职务，他们的工作都协力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彻底击败日本侵略者，最终光复自己与祖国血脉同源的家园。华南、华东、华北……在祖国的大江南北，到处都留下了台胞默默奋斗的足迹，他们和祖国的同胞一起迎来了抗战胜利的黎明时刻。

从1895年割台到1945年台湾光复，回顾台湾人民长达半个世纪的抗战史，我深切感受到，台湾人民在孤绝的环境中所遭受的苦难和进行的殊死抗争，完全可以用感天动地来加以形容。台湾同胞的抗日斗争事迹实在可歌可泣。据统计，台胞先后有65万人在半个世纪的斗争中捐躯殉国，他们和大陆为八年抗战而流血捐躯的3 000万同胞一样，应同样成为我们民族苦难记忆的焦点而予以充分关注。我们尤其强调的是，台湾人民的抗战并不是孤立的行为，而是波澜壮阔的整个中华民族自救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把这场斗争孤立看待的观点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台湾人民的抗日运动，在长期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民族救亡的理念和意识，尽管这些理念和意识由于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的限制，特别是在日本长期的残酷殖民统治下会表现出不同的形态，但是在坚持中国整体的民族立场与抵抗日本殖民统治这个大原则上却是完全一致的。而且抗击日寇与回归祖国是同一理念的两个方面，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正如李友邦所阐述的那样：“先从日帝对台湾的殖民地统治下争取‘民族独立’，然后‘返归祖国’”。所以说，台湾人民的抗战精神虽然有自己的特征和界定，但就寻求民族独立，渴望回归祖国的意义而言，仍须看作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整体民族精神的一种表现，而不应仅仅视为与祖国无关的台岛人民自发的行动和意识。

应该说，台湾同胞为了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争取回归祖国而进行的斗争构成了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台胞抗日斗争史为这段历史增添了极为光辉的一页。

全国台联编辑出版的《台湾同胞抗日五十年纪实》一书，是一部很好的爱国主义教材，可以使人们更好地了解台湾同胞为维护祖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曾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为史学界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填补了有关台湾抗日史研究方面的空白。从内容来看，既有综述台胞抗战的总体事迹的文章，又有细述重要抗战事实及人物的佳作。尤其珍贵的是“八年抗战中的台胞”这一部分，收录的皆为当事人或其晚辈、亲朋及知情者所撰写的回忆录，许多为首次发表，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很多文章读起来十分生动感人，让我们看到了台湾同胞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对国家、民族做出的巨大贡献。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必将进一步推动对台湾历史的研究，使之达到更高层次的水平。

注释

[*]原载《高校理论战线》，1998年第8期。

《日本历史教科书风波的真相》序言[*]

日本文部省通过了右翼分子编写的2002年版中学历史教科书，这本书对过去侵略战争的认识出现了大倒退。该书在许多关键问题上大肆歪曲历史，内容荒谬，“慰安妇”的内容全部被抽掉，“南京大屠杀”被认为是捏造的，有关“七三一细菌部队”的内容已删去，“三光”政策也不提了，侵略中国改写成“进出”中国。诸如此类的歪曲历史的做法比比皆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我们作为曾被日本侵略过的中国人听到这个消息不能不义愤填膺，拍案而起。

修改历史教科书，尤其是涉及侵略和反侵略的历史并不仅仅是日本的国内问题，而是涉及亚洲国家的历史。日本作为侵略一方，亚洲各国作为被侵略一方，是历史事实。如果不承认侵略，掩盖了侵略罪行，就是对被侵略国家人民的侮辱和伤害，就是表明日本某些人企图卷土重来，重操杀人屠刀。对此，曾饱受日本之害的中国人能漠不关心、无动于衷吗？

我们今天反对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并非斤斤计较，算陈年老账，而是担心日本右翼势力通过歪曲历史把军国主义毒素灌输给日本青少年，实现他们恢复大日本帝国的美梦，因此一定要大声疾呼，反对右翼势力的倒行逆施。不能沉默，不能含糊，要使国际舆论形成压力，以抑制右翼分子的活动。我们虽然不能直接去教育日本青少年，但总可以告诉中国青少年，要他们毋忘国难，毋忘国耻，擦亮眼睛，提高警惕，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

日本右翼势力的活动是多方面的，除了修改中学历史教科书，还准备修改宪法，摆脱宪法的约束以便扩充军事力量，增加军费开支，从一个经济大国变为军事大国，争夺世界霸权或者和美国分享霸权。最近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的活动，是召唤已经死去多年的侵略分子的亡灵，企图重建军事机器，再现昔日“皇军”的威风，重圆征服中国的迷梦。容忍右翼势力的猖狂活动就是容忍犯罪，中国和亚洲就不会安宁和平。

中国人民是善良、正直、爱好和平的，渴望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渴望生活在一个没有战火没有饥饿的土地上，但我们懂得这不是一厢情愿的。如果日本右翼势力一意孤行，美化侵略历史，企图复活军国主义，那么中国和亚洲人民只能做好准备坚持反击，粉碎他们的侵略妄想。

苏智良教授的近作《日本历史教科书风波的真相》一书对教科书的内容、观点、问题性质以及由此而起的长期斗争，亚洲各国的反应，做了详尽的叙述和深刻的分析，事实俱在，有理有据。侵略者欠下的血债是抵赖不了的，日本右翼分子为侵略战争涂脂抹粉的丑行也是徒劳的。善良的亚洲各国人民应该警惕，要团结一致，协调行动，决不让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注释

[*]原载苏智良：《日本历史教科书风波的真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齐良迟花鸟画集》序[*]

我和齐良迟先生在北京市文史研究馆共事多年。光阴荏苒，倏忽之间已与他唁别两年。但是他杰出的艺术造诣和宽厚和蔼、温良恭俭的风范，给我极深的印象，使我眷恋于怀，经久不释。最近文史馆编委们集先生历年的精湛遗作，出版专辑，嘱我作序。我对书画艺术是个外行，愧不敢承诺。然而挚友情深，聊写数语以寄托我对他的仰慕之情。

良迟先生是国画大师齐白石的四子，自幼承受家教，10岁学书画，20岁就读于北平辅仁大学美术系。随溥雪斋、溥松窗、汪慎生、陈缘督等学习中国画，后又兼学西画。毕业后应聘于国立北平艺专任教。解放后奉周恩来总理之命，辞职居家，专心侍奉白石老人作画。他孜孜以求，深入学习家法。同时又参古法，重变化，进而师造化，得心源。所以他的作品题材广泛，笔墨豪放，气韵生动。举凡所绘花卉、果蔬、虫鱼、虾蟹，无不形神兼备，栩栩如生。这正是遵照白石大师“画所见之物”的教诲。从而得生活之真谛，领造化之奇功，使丘山皆韵，草木成吟。

绘画之外，他还以白石“四绝”为楷模，工诗书、篆刻。画具诗情，书与画配，篆刻抒情，四者兼备，相得益彰。他一生为白石老人在中外出版巨著百多种，工作勤奋，不遗余力；而自己却甘居寂寞，不事矜夸。只应约出版《补读斋诗词选》和《绘画技法丛书》八册而已；但在公益事业上他却锐意挥毫，所得润资扶困济贫，热心奉献。故广为世人称赞，德艺双馨，是后学之楷模。值此画册即将印行之际，谨赘数语，以表贺忱。

注释

[*]原载齐良迟：《齐良迟花鸟画集》，北京，线装书局，2005。末署2005年8月。

历史巨人的足迹[*]——读《开国总理周恩来》

力平同志撰写、李琦同志指导和审定的《开国总理周恩来》，最近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全书近40万字，简明扼要而又形象生动地展示了周恩来总理伟大而辉煌的一生。

本书作者力平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原组长，现为室务委员、研究员。作者长期从事周恩来著作的编纂工作和对他生平、思想的研究，深深地被周恩来为国为民的忘我献身精神，以及他的高尚品德、睿智才华、隽美情操和作风感动不已，怀着对周恩来的崇敬之情，他撰写了《开国总理周恩来》。

写周总理的书，国内外已出版了很多，而《开国总理周恩来》具有显著的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材料确凿，真实可信，而又有新的史实。本书所述，言必有据，严格遵循历史学的真实性原则，可信程度极高，而不以奇闻轶事取胜。书中透露了若干重大而鲜为人知的新史实，如：遵义会议以后确立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周恩来拥护和支持毛泽东，起了重大的作用，显示了周恩来卓越的见识和推举贤能的博大胸怀。又如：1957年反冒进，在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上周恩来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评，几乎要离开总理岗位，但在政治局会议上，老同志们一致认为，中国政府不能没有周总理。邓小平写的会议纪要中说，周总理“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第二，叙述全面而有重点。周恩来的一生与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相终始。他的丰富智慧和大量工作，需要有大部头的著作来记叙论述。本书则旨在以简短的篇幅，扼要介绍周恩来的一生，既要照顾全面，追踪周恩来革命征途上的每一步足迹，历叙其幼年、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的全部重要经历；又要突出重点，选取重要而有意义的事件，具体展开，精心描绘，工笔重彩，展现当代伟人的睿智、才略及为人民鞠躬尽瘁的高尚精神。本书着重写新中国成立后的周恩来，章数占全书三分之二。尤其写“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周总理在极度困难、极度繁忙中忍辱负重，折冲周旋，尽量减轻了国家的损失，例如：写“九一三事件”发生时的指挥若定，收拾危局；写与“四人帮”斗争时，抱病工作，苦心维护和支持邓小平的感人事迹；等等。

第三，突出了周恩来作为战略家、思想家的形象。周恩来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主要助手，同时，他又是伟大的、杰出的战略家、思想家，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大而富于创造性的思想、方针和政策，充实和丰富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建国后他为奠定共和国的始基而殚心竭力。他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他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口号。他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来成为世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他在1956年就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认为实现现代化，科技是关键。周恩来遗留下来的思想财富，极其丰富而珍贵，是我党制定方针、政策的根据，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

周恩来的名字是和中华民族、中国革命、中国建设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阅读本书，可以追踪这位历史巨人的生平，更深刻地了解他伟大而光辉的一生；也可以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是如何在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领导下，冲破黑暗，历尽崎岖，而走上光明道路的。

注释

[*]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1994年10月5日。

《中华美德贤文》读后感[*]

广西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中华美德贤文》是一部很好的启蒙读物，全书不到7万字，把流传已久的中国传统道德和当前的时代精神结合起来，用通俗生动的文字宣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它的内容是讲人们应该遵守的伦理规范，它的形式简明生动，讲究对偶，韵律优美，抑扬顿挫，朗朗上口，容易引起读者的兴趣，打开读者的心扉。所谓“贤文”原是民间流行的训蒙读物，即是利用“贤人”的名言佳句进行教育。广西的数十名专家，收集古今“贤文”，进行筛选、加工、整理，撰写了“导读”，编成此书。出版以后，不胫而走，印数达一百万册，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这样来进行道德教育，可以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物质文明的建设要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一起抓。所谓精神文明建设就是要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我们所要建设的是富裕的、民主的、文明的社会主义社会，要求全体人民有文化、有知识、有礼貌、有道德、有理想、有纪律。很难设想：在一个文盲充斥、理想失落、道德败坏、不讲文明的国度里能够建设起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一方面要求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物质生产极大丰富，人们普遍富裕；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又要求人们有崇高的道德修养，有正确的人生追求，有礼貌、讲公德、爱科学、重知识。

应该把思想道德建设提到更迫切的日程上，它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想道德包括多方面的内容，有个人立志砥砺品格，提高内心世界的修养，也有处理家庭关系，对待父母、夫妇、兄弟姊妹的，还有对国家、对社会、对集体的公共道德，以及在各个不同工作岗位上的职业道德。不建立和完善各种道德规范，社会就不能有序地运作，人们就不能正常地生活。而道德规范的建立和完善不是通过行政命令，也不是通过经济、法律手段，而必须进行长期、耐心的教育，循循善诱，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习与性成，使全社会自觉地遵守道德。

《中华美德贤文》成功地开发、利用我国丰富的传统道德的遗产，结合社会主义时代的要求，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加以宣传、推广。这本书对当前的思想道德建设、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有意义的贡献。

注释

[*]原载戴逸：《繁露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以碑说史[*]——《中国百年历史名碑》读后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托辽宁省政协牵头，在各地政协和文物部门的支持下，把散见于各地的镌刻着鸦片战争以来150多年重要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名碑搜集到一起编辑而成的《中国百年历史名碑》一书，最近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这填补了国内以碑记史之空白，是值得称道的益世之举。

历史悠久的中国也是碑的王国，数不胜数的碑碣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自古以来，从国家、某个单位到一个家族、家庭，都以树碑这种方式来“述德”“铭功”“记事”，以垂永久。因此，树碑立传，是人们心目中一件庄严而神圣的事情。为人为事树碑，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之一。这种方式，直至现代仍为人们所运用。

《中国百年历史名碑》是从成千上万座碑刻（含部分崖刻）中精选出432块，经编者刻意搜寻和摄影工作者精心拍照，用较先进的制版印刷手段印制而成的。尽管成碑的年代不同，叙事的内容有别，碑文的观点、风格、体裁各异，但我们从中可以寻绎出历史事件的脉络和历史人物的事迹。这些碑刻，有些在史书中没有记载，有些在档案文献中也难以寻找，因此可以说弥补了档案文献之不足，填补了史书记载之空白，拓宽了历史研究之史料来源。

《中国百年历史名碑》坚持“以碑说史”的编写原则，开创了编写形象历史的新途径。该书从“虎门销烟纪念碑”、“林公则徐纪念碑”到“永远盛开的紫荆花”、“香港回归祖国纪念碑”，其中包括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甲午战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抗震救灾、改革开放、香港回归等历史事件，对重要事件和人物（包括董存瑞、邱少云、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英雄模范人物和国际友人白求恩、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的碑刻都进行了精心设计和编排，其中蕴涵着大量有价值的史料，也有不少书法精品。尽管每块碑刻反映的是历史上的某一人物或某一事件的片段，但对史学研究工作者来说尤其对研究近现代史和地方史志仍是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对一般读者乃至广大青少年来说，又是图文并茂的爱国主义教材。

注释

[*]原载《人民日报》，2000年6月22日。

《常熟市志》序言[*]

眷恋乡土，怀念亲人，这是人类自然而真挚的情感。我从20岁离开常熟以后，长期生活在北方，40多年来常常想起我的故乡。青少年时代的所见、所闻、所感、所知，不时浮现于脑际，印象格外真切、明晰。我是在常熟城里诞生、成长的。这里的土地哺育了我，这里的文化氛围塑造了我，这里的亲朋师友教育了我，自己的性情、志趣、爱好以及思维和行为模式、生活习惯都在离开故乡以前就定型了。我对故乡怀有深切的感情。我每次回乡探亲，当汽车驶近常熟城，首先要看到虞山和方塔，儿时熟识的塔影岚光，渐渐逼近眼帘，从心底涌起对故乡和母亲的仰慕和渴恋。平时我在报刊上看到或从人们口头上听到常熟的信息，总是聚精会神地注视和倾听，为故乡和亲人的成就而欢乐，也为其困难而忧虑。我体会到人类心灵深处那种“寻根”“认同”的强烈感情。

自然，我对常熟的一切非常关心。《常熟文史资料辑存》我每册都抱着很大兴趣阅读过，从中知道许多我以前略有所知或毫无所知的事件、人物、掌故。这次《常熟市志》全部完成，我穷数日之力，通读一过。仿佛时光倒流，把我带回童年时代的环境中，我所熟悉、我所热爱的故乡似乎在我耳边喁喁细语，诉说自己的生平遭遇，使我更全面、更准确、更深刻地了解故乡，使我在情感上、知识上得到了极大的充实和满足。

《常熟市志》是一部篇幅宏大、卷帙浩瀚的大著作，包括概述、大事记、专志、志余，而以专志为主干，专志共27编、144章，内容涉及自然环境、建置沿革、工农生产、商业交通、财政税收、政法军事、革命斗争、党派团体、文化教育、文物园林、民风习俗、人物传说等等，洋洋一百数十万字，可谓大观。其详备程度，超过了常熟历史上任何一部志书。此书叙述的断限，起于辛亥革命、民国肇建，迄于1985年。编纂工作已八历寒暑，四易其稿，经过许多人员和部门的通力合作，才完成了这一规模巨大的文化工程。

我的故乡是个经济发达的地区，被称为“鱼米之乡”。“常熟”这一千几百年沿用的名称，就意味着常年丰收。我曾经去过全国的许多城市，也曾去各地农村蹲点、调查、劳动，还很少见到过像我故乡那样富庶的地方。但常熟是个传统的农业区，过去虽有一些纺织工业、加工工业，并不占重要地位。在十年改革中，常熟市的乡镇企业，蓬勃兴起，快速腾飞，创造了经济奇迹，这是阅读《常熟市志》后所得到的最深刻的印象。1985年，全市工业产值突破36亿元，工业产值占总产值将近90%。常熟从传统的农业区变成了工业区，其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县市中名列前茅。

我为故乡创造的优异成绩感到高兴、感到自豪。在阅读《常熟市志》时，也沉浸在思索和探求之中：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中，常熟的经济能够高速发展？

当然，第一是由于党中央的正确指引，常熟市的领导和人民，在这十年之中，同心协力，上下一致，贯彻党中央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摆脱了经济迟缓的状态，创出了一条迅速发展经济的新路。十年来，常熟市取得的优异成绩，说明了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也显示了常熟父老同胞勤奋拼搏、改造河山、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

第二，这里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气候适宜，河港交叉，土壤肥沃，物产丰富。农业的丰足为整个经济发展确立了坚实的基础。这里的商品经济发展也较早较快，商业交通发达，城乡交流畅通，人们商品经济的意识也较浓厚。这里又离上海不远，靠近工业发达、设备先进、科技力量密集的中国第一大城市，常熟经济的发展大概受到了上海地区的影响和支援。

第三，最为引起我关心和注意的是文化因素。常熟市是全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素称人文荟萃之区。历史上，学者、文士、诗人、画家很多，才俊辈出，人杰地灵。当我读了《常熟市志》的教育编、科技编、文化编、藏书著述编，我更深地理解到常熟市在文化教育方面的良好基础，以及多年来投入之多、用力之勤、成绩之大。我想，这应该是保证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文化教育的发展，意味着人民有较好的文化素质，意味着科技知识、管理水平、经营能力、道德观念、思想境界的提高，而这一切，正是发展经济所不可缺少的主体条件。我国一穷二白，经济上贫穷、文化上落后，这是我国基本的国情，两者又是互为因果的共存体，经济贫穷制约了文化的发展，而文化落后又影响了经济建设，因此，治“白”必须治“穷”，而治“穷”又必须治“白”，两者必须同时进行。积40年建设的经验，我们逐渐地懂得了文化教育的重要性。一个教育严重滞后、文盲充斥、理想失落、精神滑坡、人民素质低下的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我读了《常熟市志》，强烈地加深了这一信念。常熟市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得益于它文化积累的深厚、教育的普及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建设者主体的健全和完善应是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常熟市是祖国大家庭中的一隅之地，面积仅占全国的万分之一二，人口不到全国的千分之一。它在工农业和文化建设方面同步建设，相互促进，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它摆脱了贫穷落后，达到了小康并正在走向全面的繁荣富裕，这是一条可供全国参考借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之路。

一本好的地方志，应有严格的质量要求：体例允当、观点正确，内容丰富、材料准确，条理清楚、文字明快。《常熟市志》基本上达到了这些要求。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它在提供地区知识的同时，对人们的思想深有启发，它勾画出了常熟70年来的历史发展轨迹，特别是详细反映了40年来常熟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努力以及取得的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并非教条式地堆砌罗列，而是渗透在丰富的史实、详尽的数据、清晰的叙事中。这部书是故乡父老兄弟姐妹们辛勤努力，建设家园，振兴桑梓的生动记录，也从一个地区反映了我国伟大社会主义建设的沸腾生活。读完这部书，掩卷长思，我不仅更加思念和眷恋着正在建设故里的常熟人民，而且沉浸在对全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前途的深深的思考之中。

注释

[*]原载瞿鸿烈主编：《常熟市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名城佳志　历史见证[*]——《重修常昭合志》评介

常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又是吴地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经考古论证，常熟已有五千五百年的悠久历史，世世代代的常熟人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创造了灿烂的吴地文化。古往今来，夸耀常熟之词不胜枚举，诸如虞山福地、岁岁常熟、言子故里、鱼米之乡……这声声赞誉无不倾注了赞美者对常熟的真挚情感。每一个常熟人都为此感到骄傲与自豪，我作为一个旅居京城56年的常熟游子，也深感欣慰和鼓舞。

言及常熟文化的发达，人们自然会想到作为言子故里文化氛围之浓郁，文化根基之深厚，文化传统之悠远。其中，编修地方志书可说是常熟极富地域特色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一。自1196年（南宋庆元二年）至1949年的七百五十多年间，常熟编修的地方志书已达四十余种。这些志书无论官修私纂，虽精粗有别，均为史材之宝库，文化之瑰宝，历史长河之见证，乡邦文献之珍要，堪称卷帙浩繁，蔚为大观。

《重修常昭合志》是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封建君主专制后编修的首部志书，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编纂的最后一部志书。编修工作启动于1917年，由县署成立“常熟县修志征访处”，许多耆宿俊彦为之溯源穷流，广征博采，露纂雪钞，晨书暝写，无间寒暑。其间，首任总纂丁祖荫、继任总纂徐兆玮更是呕心沥血，亲自校雠，相继厘为初稿，并付印过半，惜乎厥功未竟，先后赍志而殁。抗战胜利后，庞树森被公推继任总纂，辑补缮校，完成全志。奈何时局动荡，烽火连天，加之物价飞腾，米珠薪桂，一部耗时三十年囊括宋元明清、星罗万象的皇皇巨著始终未尝悉数付梓，功亏一篑。已经付印的，有的不及装订而散佚，有的则毁于兵燹，存世者凤毛麟角。至今想来，依然令人扼腕痛惜。然而全志手稿一直得以妥为珍藏，实是不幸中之万幸。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通人和，百业兴旺，常熟的修志工作开始大规模展开。先是八历寒暑，四易其稿，首部《常熟市志》于1990年正式出版。继之，各乡镇、各专业的志书编修工作相继启动，至今已有乡镇志、专业志数十部先后问世，可喜可贺。由于编史修志事业不断发展，也为了满足各界人士了解常熟历史、研究常熟历史的需求，常熟市地方志办公室于1998年春组织专家对民国年间难以全书付梓的《重修常昭合志》进行标校。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既体现了常熟市人民政府对地方志工作、对历史传统文化的重视，也是对前辈修志者勤勉耕耘所创业绩的敬重，同时也可看出具体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对地方志事业认真负责的精神。

《重修常昭合志》计22卷及卷首、附录，240万言，总结前志，结束清代，承前启后，独树一帜，在历代旧志中后来居上。全志史料翔实，内容丰富，体例完备，考证周密，为常熟历年修志之集大成者，具有较高的学术与史料价值。《重修常昭合志》可与新中国成立后编修的首部《常熟市志》贯通古今，融为一体。此次正式出版，堪称方志界的一件实事、幸事、盛事。《重修常昭合志》从编修工作肇端至今已经八十多年了，新中国成立至今也已跨越了半个多世纪。这部凝聚了数代修志者无数心血的精善之作历尽劫难，今天终于能够以其完整的、全新的面貌与读者见面了。虽然，民国年间参与该志编修的前辈都已故去，但是，他们的遗愿终究得到了实现，如若欣闻佳音，也当含笑九泉。

我衷心祝愿《重修常昭合志》能发挥其“存史、资治、教化”的重要作用，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更希望广大读者能从中汲取营养，创造辉煌业绩，为故乡方志不断谱写崭新篇章。

注释

[*]原载《江苏地方志》，2002年第6期。

《常熟历史文化研究》序[*]

党的十七大会议，号召我们要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弘扬中华文明，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文化是民族的元脉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重要支柱。当今提高文化素质，丰富精神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强烈愿望。随着经济的发展，全国各地掀起了文化建设的热潮。撰写地方志，保护和修复各地的名胜古迹，出版众多的科学读物和乡土教材，建立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修缮革命遗址、名人故居，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娱乐活动，蔚然成风，推陈出新，竞放异彩。而我的家乡常熟市地方志办公室创办了《常熟历史文化研究》期刊，拟分门别类，有计划地长期积累，潜心研究，进行写作，将常熟悠久而光辉的历史文化推介于读者，传之于久远，这是富有创意的好事，是常熟市父老乡亲建设自己“精神家园”的重要步骤。

常熟的历史文化悠久而丰富，从仲雍开辟，言偃南归，萧统读书，常建题诗以来，英杰联袂，胜迹无数，沧桑屡变，代有才人。忠烈事迹，史不绝书。诗文书画，琳琅满目。这些都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提高当地人民文化素质，发扬爱乡爱国的精神动力。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绵延久远，生生不息，其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具有悠久的历史传承和亲切的文化认同。

我的故乡常熟素以富庶著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迅速，GDP居于全国前茅，这就带动了文化的繁荣，而文化繁荣又将给经济开辟更加宽广的发展空间。经济和文化相辅相成，互为促进，这一良性循环定将使故乡的建设再上层楼，更快地实现小康和富裕社会，在中华民族的复兴史上留下光彩的笔墨。

欣喜之余，执笔涂鸦，鄙俚无文，聊作序言。

注释

[*]原载《常熟历史文化研究》，2011年第1期。末署2008年7月。

《江阴历史名人漫记》序言[*]

地处长江下游南岸的滨江古城江阴，是一座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文化名城。两千多年前，延陵吴公子季札、楚相春申君黄歇，是开发、建设江阴的最早两位先贤，所以这里有“延陵古邑”“春申旧封”之称。又由于江阴所处“江海门户，锁航要塞”的险要地理位置，千百年来这里演绎了一幕幕军民奋力抗金、抗倭、抗清、抗英的雄壮活剧；尤其是1645年满洲贵族重兵围攻江阴，典史阎应元率领十万军民死守孤城八十一天的可歌可泣故事，更是驰誉遐迩。因而，江阴历来有“忠义之邦”的称誉。

如此锦绣、英烈的名壤沃土，自然会滋润、孕育出一批批崇尚节义、才能卓著的英雄豪杰、贤人奇士。每个地区如能将本地的种种人文历史忠实而生动地反映出来，成为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乡邦文献，将能激发读者爱国爱乡的思想情操。田柳同志撰著的《江阴历史名人漫记》，就是这样一部富有教育意义的读物。

我们从《江阴历史名人漫记》中，就看到了江阴自宋以来至清末民（国）初一千年间一个个异彩纷呈的民族精英和乡贤先哲。他们中，有南宋抗金重臣丘崇；元末诗人王逢、许恕；明代抗倭官吏薛甲，东林党人李应升、缪昌期，地理学家徐霞客；清代抗清老贡生黄毓祺、大学者杨名时、著名词人蒋春霖、藏书家缪荃孙，还有作家、画师、名医、高僧……他们一个个无不展现了江阴人爱国爱乡、刚正不阿、仗义执言、聪敏豪爽的浩然品格和英姿风采。这一代代江阴先辈的立德、立功、立言资料，形成了江阴地区浓重厚实的历史文化积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历史文化积淀，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又很自然地融入了今天以“人心齐，民性刚，敢攀登，创一流”为特征的“江阴精神”之中，并以此推动江阴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我国是个文明古国，江南更是一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富庶之区。在数千年中华文明史上，江南各地城镇均像江阴那样，人才辈出，英杰迭现，诞生过一大批卓有成就的历史文化名人，为中华文明史写下了极其灿烂的篇章。在今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形势下，我们应当进一步发扬这一辉煌的文化传统，充分认识和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作用，担负起“以高尚精神塑造人，以优秀作品鼓舞人”的光荣任务。现在各条战线都在研讨如何提高人的素质的问题。大家知道，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我们事业的成败得失，归根到底，取决于人的素质的高低。具有厚重历史感和现实感相交融、互渗透的《江阴历史名人漫记》，正可以成为我们进行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生动教材，特别可以发挥它的“鉴古知今，以史育人”作用。因为，田柳同志笔下江阴历史上的近百位名人，无论是抗敌重臣名将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抑或东林党人、复社成员忧国忧民的崇高形象，还是学者名流、硕儒高士心系事业的执着追求，都真实、鲜明，而且生动地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英雄品德和聪明才智。读者从书中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名人身上，分明见到了当代一些人的思想和影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江阴历史名人漫记》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

目前，我们正处于迈向新世纪的“四化”建设新高潮的关键时期，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建设具有地域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更好地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我们希望各地重视发现、发掘各自有鲜明地方特色、蕴藏丰富的名人资源和文化资源，加以开发研究，形成当地的宝贵财富。为此，我期望能读到更多的像《江阴历史名人漫记》这样的读物！

注释

[*]原载田柳：《江阴历史名人漫记》，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末署1996年11月。

《北京安徽会馆志稿》序[*]

有清一代，北京前门外宣武区、崇文区，会馆林立。会馆分为两类，一类是行业会馆，由工商业者集资建造，作为聚会、议事、祀神、酬酢的场所；另一类是同乡会馆，由同省或同县人建立，作为同乡人联络情谊、借宿、集会、观剧、娱乐的地方。北京是国家的首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各地的官宦、知识分子、工商业者络绎往来，车水马龙，上自达官名流，下至寒士、工商业者，大多来会馆驻足。据说在全盛时期，北京的会馆多达四百多个。安徽会馆位于今琉璃厂以西，是其中建成较晚、规模最大的一个，且极具代表性，是北京市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民国以来，安徽会馆被各个单位和居民长期占用，年久失修，已破烂不堪。现在正鸠工兴作，不日将首先恢复其中路的戏楼，再现当年巍峨崇闳的外观。

清咸丰朝以前，北京只有安徽各县的会馆，规模较狭小，而无安徽全省的大型会馆。自从李鸿章率领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以后，安徽籍人以军功得富贵者甚众，冠盖塞途，簪缨满朝。在京的安徽籍达官贵人们倡议兴修安徽会馆，推举新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和湖广总督李瀚章弟兄主持其事。于是集资醵金，大兴土木，1871年（清同治十年）安徽会馆落成，耗银二万八千两，李鸿章撰写了碑记。安徽会馆的建立标志着晚清淮系政治势力的崛起，它成为淮系文武官僚在北京的活动大本营。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势力极大，盘踞在晚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重要岗位上，举足轻重。梁启超曾为李鸿章作传，书名题为《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梁甚至以晚清40年历史与李的个人传记等量齐观，可见李鸿章在当时人心目中的地位，梁启超还说“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出入安徽会馆的都是李鸿章的亲信部曲，当时政、军、实业界之头面人物。故此会馆之建筑富丽堂皇，气象轩昂，为京师之冠。以后，安徽会馆又与戊戌变法中的维新派结下不解之缘。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梁启超为鼓吹变法，在北京创设《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选登“阁抄”，译录新闻，介绍西方国家情况并及自然科学知识，报社即设在安徽会馆内，此报对宣传改革，开通风气有重要作用。故康有为说：“报开两月，舆论渐明，初则骇之，继亦渐知新法之益。”（《康南海自编年谱》）不久，康有为创立强学会，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改革派的政治团体，其宗旨是：联络人才，鼓吹和推动改革。北京强学会的会址亦在安徽会馆内。民国初年，在段祺瑞执政时期，鉴于当时呼吁实行地方自治的民意“如潮流之不可逆”（《北洋政府内务部档》），由国会酝酿恢复地方自治。安徽会馆又成为旅京同乡讨论自治制度的地点。因此，安徽会馆既象征近代政治舞台上地方势力淮系集团的兴起，又是戊戌变法前维新志士办报纸、设学会、发动改革的活动场所，而且亦是北洋皖系势力的大本营。清末民初，安徽籍的达官贵人、文人雅士如李鸿章、孙家鼐、张树声、吴长庆、刘瑞芬、周馥、胡燏芬、蒯光典、吴汝纶、江朝宗、姜桂题、段祺瑞、徐树铮、倪嗣冲、孙毓筠、柏文蔚、胡适等都在会馆留下了活动的记录。故安徽会馆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意义。

又安徽会馆的前身是著名的后孙公园，系清初官吏孙承泽的别业。孙颇著文名，交游甚广，他所著《天府广记》与《春明梦余录》均著称于世。他在别业中款待、宴接过清初许多名人，如顾炎武、谈迁、吴梅村、龚鼎孳、陈其年、朱彝尊、徐乾学、顾贞观、王士禛，或有题诗，或曾记事。后来，著名剧作家洪昇作《长生殿》传奇，誉满京都。此剧曾在后孙公园上演，演出适逢皇后之丧，触犯忌讳，遭弹劾，洪昇与诗人赵执信等五十余人被除名，此为戏曲史上之重要掌故。后孙公园中经常有清代学者、文士的踪迹，姜宸英、查慎行、彭维新、沈云椒、翁方纲、孙星衍、李慈铭等或曾在此居住，或曾雅聚吟诗。总之，有清一代，后孙公园及安徽会馆中，政治家、学者、诗人，此往彼来，涛起云移，堪称文士荟萃，人杰地灵，极一代之盛。

北京原来的众多会馆，今星移物换，大多湮没无闻，难以寻觅其踪影。而面积最大、名声最高、极有文物价值的安徽会馆，巍然尚存，鲁殿灵光，劫余硕果，弥足珍贵。北京作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首，自应将此文物古迹保护下来。今北京市和宣武区已在修复安徽会馆中之戏楼。为配合会馆的修复工程，北京著名的历史文物专家王灿炽先生编纂成《北京安徽会馆志稿》八卷，具陈建馆始末，备列房舍、经费、规章、人物及馆中之古物、石刻，条分缕析，源源本本，俾后人知安徽会馆兴衰之历史与当年园林、馆舍之盛况。灿炽先生学问渊博，极有识力，所辑《志稿》，丰赡翔实，后人游此会馆，读此《志稿》，既能了解会馆之沧桑变迁，亦可窥知清代政治文化史的某些侧面。

中国是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国家，但历史上战乱频仍，屡遭兵燹，地面上的宫殿建筑、名胜古迹破坏损失极大，对于劫后幸存的地面文物自更应注意保护。现在全国正掀起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各地都在破土动工，大拆大建，不可避免地会对历史古迹、文物建筑发生破坏损毁，热爱历史文化遗产的有心人，为保护文物尽心竭力，千方百计，奔走呼号，其人其事，可感可佩，而筹划修复安徽会馆的北京市政府文化顾问黄宗汉先生就是很突出的一位。

宗汉先生本为工业界人士，但他热心文化事业。80年代初，在他的倡议下，结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拍摄，利用制景经费，选定京城西南一片苗圃，按《红楼梦》书中的描述，建成美轮美奂的大观园，从而更为有效地发挥了投资效益，不但提供了拍摄电视剧的外景，并且铸造了全国著名的旅游景点。80年代中，他又向北京市和宣武区政府主动请缨，承担修复湖广会馆之责。北京的湖广会馆始建于1807年（清嘉庆十二年），是北京会馆中建筑格局现今保存最为完整的，1984年定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清代湖南、湖北籍京官喜庆宴集常在此举行，两省来京会试的举人很多借住在这里。民国元年，孙中山先生至北京与袁世凯会晤，曾五次莅临湖广会馆，还在这里改组同盟会，建立了国民党。这座建筑自然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但年久失修，墙坍栋折。尤其是进行修复需要迁移3个机关企业、33户居民以及周围十余家商店，难度很大。宗汉先生毅然担任修复筹备处主任，耗尽心力，多方求助、终能集资三千余万元，于1997年修复工程告竣。今湖广会馆岿然立于宣南虎坊桥，成京华一大胜处。90年代初宗汉先生又挑起了修复安徽会馆的重担，遇到的困难更大。湖广会馆的占地面积原为4 000平方米，而安徽会馆的占地面积则达9 000平方米，目前修复的不过原面积的四分之一。安徽会馆全面修成，尚须时日。鉴于安徽会馆在北京的历史文物建筑中十分重要，我完全赞同各界学者的意见，应千方百计，加大资金投入，进一步扩大安徽会馆的修缮规模，使其更臻完善。

近二十年来，宗汉先生每每被难事、烦事、苦事缠身，但从不畏难退缩。他在自己的名片上赫然印上“京都文丐”四个大字，以当代武训自许、自励。他年近古稀，抱着乐观坦荡的胸怀，戏称自己是个“梦想家”，以老骥伏枥的精神，甘当文丐，终日奔走呼号，多方求助，殚心竭力，为保护北京的历史文化遗产而奋力拼搏，不达目的绝不休止，实在是一个扎扎实实的理想主义者。值得庆幸的是北京市和宣武区的领导对他极为信任，备加支持，帮助他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北京市委原副书记李志坚同志说过：“希望北京多出几个黄宗汉。”这是领导同志对他的高度赞扬。宗汉先生目前尚在从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北京宣南文化”的课题研究，参与筹划修复戊戌变法有关的历史遗址及保护大栅栏历史风貌区等诸多事项，任务极为繁重。故就此作序之机，我愿为宗汉先生助“一呼之力”，诚望各级领导和各界人士，继续给予鼎力支持，助其实现各项富有创意的理想。

注释

[*]原载北京市宣武区档案馆编，王灿炽纂：《北京安徽会馆志稿》，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

《北京宣南历史地图集》序言[*]

北京市宣武区档案局张秀敏局长持《北京宣南历史地图集》求序，我对历史地理并无研究，何况是侯先生主持的大作，本不敢妄加涂鸦。但当时我毫不犹豫，愉快地接受了，其原因，一在于“人缘”，二在于“书缘”。

说起“人缘”，此书作者侯仁之先生与岳升阳先生都是我的熟人。侯先生应是我的师辈。1946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学习，侯先生已是誉满京华的名教授。他专攻历史地理学，造诣精深，我当年缘悭，没有听过他的课，但读过他的文章，深受教益。新中国成立以后，20世纪50年代末，吴晗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小丛书》，这套书是普及读物，但影响很大，行销全国，作者中有很多知名学者，而侯仁之先生是该书编委会的成员，我也接受了吴晗先生的邀请，忝列编委会之末座。编委会经常开会，主编吴晗极为认真，每次编委会都亲自主持。侯仁之先生工作十分负责，经常参加会议，审定稿件，发表意见。编委会会议每年举行两三次，因此我经常得见侯先生，亲聆教言，逐渐熟悉交谈。我还记得侯先生给我介绍了喜仁龙（忘记是何国人）所著《北京的城墙》一书。喜仁龙研究得精细、深入，给我印象极深。侯先生待人和蔼，很健谈，学问渊博，识见卓越，语言精警，使我极为倾服。

“文革”期间，吴晗先生惨遭打击，每位编委可能不同程度上遭到株连，接受批判。编委会风流云散，多数编委已物故，我所知存世者可能只有任继愈、马少波、侯仁之等先生和我。“文革”以后，也很少见面，但当年编委会开会的情景却并投有淡褪，谈笑风生，各抒己见，热烈而又亲密友好。“文革”以后，我只记得在两次会议上见到了侯先生，他一见到我就认出来了，和我亲切握手，说话叙旧。多年以来，听说侯仁之先生年高体弱，深居简出，想不到他勤奋依然，伏枥奋蹄，精心主持编绘了这册《北京宣南历史地图集》，精密而厚重，在学术上做出了重大贡献。

再一个“人缘”，就是侯先生的学生、助手和合作者岳升阳先生。我多年前第一次和他见面，是在讨论“宣南文化”的座谈会上。当时听他发言，觉得这位青年学者不同凡响，具有深厚的知识内蕴，学养俱优，只知道他是侯先生的高徒，感到毕竟是名师出高徒。以后开会接触较多，进一步感到他为人厚重，研究深入，必能做出优异成果。最后才知道原来他是我在北京大学同窗学友岳麟章的哲嗣。讶异之余，为麟章学兄有此宁馨儿而感到高兴。麟章在北大学习时，勤奋攻读，成绩优秀，常名列前茅。且当年参加学生运动极为积极，一度曾在北京郊区搞秘密活动，后来又长期离开历史专业，在其他革命岗位上工作。我曾读过他辗转北京郊区进行革命活动的一篇回忆文章，印象很深，细节已记不清楚。该文叙事清晰，文笔生动，如行云流水，深有史家法度。岳升阳先生既得师传，又承家教，加上自己的刻苦努力，故有能力协助我国历史地理学界泰斗侯先生完成他晚年的巨著。

除了上述“人缘”，还要谈谈“书缘”，即侯仁之、岳升阳合作完成的《北京宣南历史地图集》。此书经过长期研究，广泛调查，缜密考证，精心绘制，历时8年之久，详细著录了宣南地区从周代迄至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山川地望、宫苑官署、会馆寺庙、名人故居、园林学校、街市酒肆、人口分布，共图60余幅。在中国历史地图的制作中，还从来没有对一个城市的一个地区如此大力投入，做如此长时段的精密研究，复原了这个重要地区的原貌，发挥了“观图识城”“观图知史”的作用，这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一大创新。宣武区方圆不过十余里，与全国面积比较，不过是“弹丸之地”，侯老和岳先生何以情有独钟，投入如许大力，为它绘制详细精密的地图，这就不能不说到宣南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独特地位。“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北京是中国的古都，是中国的政治与文化中心，尤其是辽朝在此建立都城以后，历经金元明清与民国，近千年以来，中国文化之元脉与精华均荟萃于宣南。北京的文化在此孕育，在此生成，在此酝酿，在此成熟，放射出灿烂的光辉，又从宣武地区传播到全国，泽及各地。文化的成长、发展需要众多哲人才士的努力，需要汲取各地和各民族的文化因素。只有在宣南地区最具备这样的条件。因为北京作为中国首都的年代最长，五方杂处，八面来风，会聚全国的精英。封建时代的科举，都在北京会试，全国举人都要进京应试，他们从卢沟桥经广安门，走进宣南地区。这里会馆林立，商业繁盛，为举子们适宜的栖身之所。清朝曾规定：满人居内城，汉人居外城，故汉族的京官文士、平民商人，麇集于南城，成为文化的荟萃之所。文化的生成、发展，最忌闭塞，必须开放交流才能促使文化的繁荣。各个地区和各民族的文化在这里会聚、交流、融合、提高，成长为优秀文化，辐射和影响全国。以清朝的戴震为例，他早年在皖南受教于江永，学力甚深，但僻处一隅，孤陋寡闻，尚不能当“大师”之称。后只身来北京，居住在宣南的歙县会馆，穷困潦倒，饘粥不继，往访钱大昕。两人晤谈后，英雄相惜，互相推重。钱大昕把他介绍给新科进士王鸣盛、朱筠、纪晓岚、王昶、卢文弨等人，朝夕讲论，学业更进，又进入秦蕙田、纪晓岚、王安国家中，教读修书，得见更多书籍，收有段玉裁、王念孙等学生，以上诸人均为乾嘉知名学者。戴震在其中脱颖而出，以后又在四库馆编书，创立皖派学术，风靡全国，成为有清一代最杰出的学术大师，这和他长期在宣南的活动很有关系。在宣南地区的长期活动和交游，使戴震眼界宽广，胸怀旷达，学力大进，方才能有此后辉煌的成就。历数《清史稿》中《儒林》、《文苑》、《艺术》和《畴人》四传中约七八百人，有清一代的文化精英，悉在其中。估计多数人物曾在宣南地区居住或活动过。人杰则地灵，宣南之所以被全国瞩目，即在于此。其文脉悠久，底蕴深厚，亦出于此。研究近千年来中国文化之孕育和生成，应该对宣南的自然条件、山川形势、社会背景、屋宇街市、人文氛围、民风习惯有所了解。观此而识彼，鉴往以知来。我们可以从《北京宣南历史地图集》中了解近千年中国文化孕育生成的大环境，获得很多重要的历史和地理信息。侯仁之和岳升阳先生这册皇皇巨著的重大贡献，即在于此。

执笔构思，浮想联翩，信笔书写，聊作序言。

注释

[*]原载侯仁之、岳升阳主编：《北京宣南历史地图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末署2008年10月。

《近代京华史迹》序言[*]

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是驰名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它的历史十分悠久，向上追溯，它是人类祖先的发祥地之一。几十万年以前著名的“北京人”在这里生息、劳动，开辟草莱，揭开了中国远古历史的第一章。就是往近处说，从历史有了明确的记录算起，周武王分封召公奭于燕，也有三千年的历史了。此后，这里有过众多的名称，纷繁的建置，蓟城、广阳、燕郡、幽州……物换星移，屡经变迁，而北京，随着中华民族的发展而日益繁荣，所谓“人物殷阜，百姓富饶”。它是古代中国北方的重镇，是汉族和北方各民族交流往来的枢纽。

辽、金、元、明、清各朝，均建都于北京，在漫长的岁月中，它一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这座古老、繁华的城市中，有多少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在这里叱咤风云、建功创业，又有多少文人学士、俊才骚客在这里裁制鸿篇、吟诗作文。但是，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那历代的亿万劳苦大众，他们克勤克俭，默默无闻，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心血汗水浇灌着北京这块土地，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财富，他们是北京城真正的主人。

进入近代，北京城的历史更加曲折。它仍是全国的首都、社会的心脏，北京城发生的事态牵动着全国各地的神经。清朝的太后、皇帝，民国的北洋军阀都在这里发号施令，王公贵族、文官武将、洋人汉奸也在这里横行跋扈、花天酒地。近代期间，北京城曾经三次被外国侵略军占领，第一次是英法联军，第二次是八国联军，第三次是日本侵略军，古老的都城蒙受了深重的灾难和不幸，被打上了封建的和半殖民地的印记。“青柳年年傍御河，何人醉眼看铜驼”，回首往事，不胜痛心和感愤。但是，国家和民族毕竟在前进，社会总是新旧递嬗的，旧的在流逝、新的在生长，历史的长河滚滚向前。回顾一百几十年北京的历史，既有凄惨辛酸、催人泪下的哀曲，也有高亢激昂、振奋人心的强音。五四运动在北京点燃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火炬，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和最早的共产主义者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章太炎、李大钊、陈独秀、鲁迅、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这一系列光辉的名字和北京城相联系着。五四以后，“二七”的工运风暴、“三一八”的紧密枪声、一二·九的爱国游行、七七的抗日烽火以及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一个接一个的革命浪潮在北京卷起。直到1949年10月1日，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升起，在万众欢腾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古老的北京充满了革命的活力，焕发出青春的光辉。

前辈们千辛万苦，披荆斩棘，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北京城改换了容颜。我们在继续前进的时候，将会遵循他们的方向，辨识他们的足迹，去努力完成更加宏伟的事业。倘若能够把一百几十年间发生在北京的革命活动、历史事件、人物行踪以至地理沿革、文物掌故、风俗人情收集、记录下来，这无疑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哪怕是一鳞半爪、零星的絮语、不完整的片段，也将引发我们对过去的深沉反思和对未来的热烈追求。

1982年至1983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受教育部的委托，举办了一期全国高等院校中国近代史教师的进修班，为期一年。在他们临近毕业之际，根据李文海同志的建议，我们组织了这些年轻的史学工作者，对近代北京史迹进行了实地的考察调查。他们不辞辛劳，朝出暮归，足迹踏遍了古城的每个角落，对革命史迹、文物遗存、宫殿苑囿、王公府第、名人旧居、梵寺古刹、会馆商号、茶楼酒肆、陵墓坛庙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他们或者披阅清宫档案、图书册笈，或者访问皇室后裔、耆年宿学，在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这些文章，由林克光、王道成、孔祥吉等同志修改润色。此后，又组织了清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对一些历史遗迹再做调查，进行补充，汇编成这样一本集子。

令人高兴的是：本书所辑文章，有的运用了新出的资料，有的进行了深入的调查，有的做了多方面的考证，颇有值得称道的新见解。如《颐和园修建年代考》纠正了从前史学界关于颐和园始建于光绪十四年的错误说法；《汪精卫谋炸摄政王地点考实》指出了长期以来所谓谋炸地点在银锭桥是以讹传讹；《李莲英墓之谜》的作者对墓地及发掘经过进行了考察，并访问了知情人，揭出了这个晚清宫廷炙手可热的太监头子出宫后遭人谋杀、身首异处的历史真相等等。所有这些篇章力求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写得更通俗、更生动，熔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炉，既可供闲暇时阅读浏览，雅俗共赏，又为近代史的研究提供某些资料和线索。当然，由于时间仓促，作者的水平参差不齐，书中一定会有缺陷和不足之处，我们诚恳希望读者的批评指正。

“花月秣陵王气销，暮鸦啼处草萧萧。”旧日北京那衰微破败的景象已经成为历史的云烟，矗立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座欣欣向荣、充满无限生机的新型都会。让我们以这份微薄的礼物奉献给为建设北京、实现首都四个现代化而辛勤劳动的人们。

注释

[*]原载林克光、王道成、孔祥吉主编：《近代京华史迹》，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序[*]

中国有敬老尊贤的传统，历朝政府礼聘罗致社会耆宿，山林积学之士，史不绝书。汉初，刘邦欲废太子而立心爱的幼子，太子从张良之策，礼聘“商山四皓”陪同在身边，“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史记·留侯世家》），使得一向瞧不起知识分子的刘邦大惊而敬服，不再进行废立，太子终于保住了位子。唐太宗未当皇帝以前，即在秦王府中开文学馆，招纳文学家虞世南，史学家姚思廉，经学家颜师古、陆德明等18位学士。即帝位后，扩大聘请范围，设立弘文学馆。朱元璋起自寒微，也知道敬礼知识界，“所至征召耆儒，讲论道德，修明治术，兴起教化，焕乎成一代之宏规”（《明史·儒林传》）。清康熙和乾隆两朝为了网罗知识分子，包括不肯和清朝合作的知识分子，特开博学鸿儒科和博学鸿词科。史称：“自康乾两朝，再举词科，与其选者，山林隐逸之数，多于缙绅”（《清史稿·选举志》）。

为什么历朝历代的政府都重视礼聘草野知识分子，特别是老年知识分子？因为天下虽然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而治理天下，非有知识不可。刘邦说：自己以马上得天下，“安事《诗》《书》”？陆贾答道：“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汉书·陆贾列传》）不重视文化知识的政权不可能长治久安，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治理天下需要制订各种制度法规，需要顺应民心国情，需要懂得工农业生产，需要拥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知识，需要借鉴历史和往事。总而言之，需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知识。在今天，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治理今天的中国，把中国建成高速度发展的现代化强国，更非掌握高深尖端的科学知识不可。有了丰富、新鲜、实用的知识，人类才能进步，社会才能安定，国家才能富强，民族才能振兴。敬礼知识分子就是相信知识、尊重知识、依靠知识。知识世代传承，需要长时期的积累。老年知识分子经验更丰富，知识更渊博，理应得到社会的优礼尊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继承了我国古代敬老尊贤的传统，毛泽东建议成立中央和各地文史研究馆，礼聘和安排一些学有专长的耆年宿学之士，利用他们的专长，发挥他们的余热，为正在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增添力量。这是一个高瞻远瞩的重大战略举措，是统一战线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国共产党重视知识分子问题，即使在极左思想统治时期，在反右斗争和十年动乱时期，知识分子遭到严重的迫害，而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周恩来等，还在千方百计地保护知识分子。

北京市文史研究馆诞生于1952年，它是一个统战性、荣誉性的机构，馆内无固定的工作任务，无规定的工作时间，亦无离休制度。馆员们颐养天年，修身怡情之余，心有爱好，业有专攻，或著书立说，或吟诗填词，或从事书画，或进行翻译，或登坛献艺，或精研医理，或办班办学，或赈灾义卖，百花竞放，各擅胜场。近半个世纪文史馆的丰富多彩的活动，证明了这批老年知识分子不仅老有所养，也老有所为，能够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大厦中添砖加瓦。

北京市文史研究馆的馆员们生活的20世纪，既是中国最灾难深重的年代，也是全民族奋起抗争，赢得独立，建设祖国，再创辉煌的年代。每个馆员都会庆幸自己历尽了艰难，进入老年而盛世降临。他们经历了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都有自己不平凡的人生历程。有的含辛茹苦，历尽政治磨难；有的屡遭风波，饱尝人生忧患；有的夙夜勤劳，钻研学问艺术；有的英勇战斗，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每个人从旧社会过来，努力做事，认真做人，走进了新社会。在时代的熔炉中经过锻炼和考验，凤凰涅槃，获得新生。每个馆员的命运都和20世纪的历史紧密相连，都和祖国的安危荣辱息息相关。这里简要地把馆员们的一生经历记录下来，以供大家了解。

编务既竣，即将付印，爰缀数语，以为序言。

注释

[*]原载北京市文史研究馆编：《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北京，北京市文史研究馆，2002。末署2002年4月。

东北地域文化论[*]——《东北历史与文化论丛》序

中国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不断演化、积淀，已形成各不相同又相互联系的区域历史与文化。以文化论，诸如燕文化（河北）、齐鲁文化（山东）、晋文化（山西）、蜀文化（四川）、楚文化（湖北）、闽文化（福建）、徽文化（安徽）、岭南文化（广东）、藏文化（西藏）、滇文化（云南）等等，各展地域文化的风采，齐驱争先。

东北所处地理位置独特，土地辽阔而肥沃，资源兼备而富饶，山河壮美而令人神往。在这里，有纵横南北的千里沃野，有绵延的兴安岭、长白山的莽莽林海；有江河湖海遍布，亦有西部草原，是游牧民族蕃息的摇篮。在东北大地上，可耕可牧，可渔可猎，被中原人誉为“乐土”！东北全区浑然一体，从北到南，东西之间，无门庭之限，亦无山河之隔，进出便捷，四通八达。考古发掘证明，东北地区的文明史同黄河流域一样悠久。

时间推移到五千年前，在今辽宁西部的凌源与建平交界的牛河梁岗岭上，冉冉升起中华大地上第一道文明曙光。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这一发现，“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多年，夏以前将不是只有传说”，“我国的文明史将与古代的巴比伦、埃及、印度一样久远”（《光明日报》，1986年7月25日）。从查海文化的石龙和玉器，到牛河梁红山文化的女神庙、祭坛与积石冢，可以证明东北地区辽河流域的文明走在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前列。

从有文字记录开始，东北地域的历史与文化就成为中国史——中华民族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尚书·禹贡》载：禹划分天下为“九州”，其中冀州、青州都涵盖了今辽东半岛与辽宁西部地区。舜又析九州为十二州，其中，幽州、营州，都在今辽宁辖境。最早进入中国典籍的东北少数民族，就是古老的肃慎族，居住在白山黑水之间，舜时，即来朝贡。《史记·五帝本纪》就把肃慎列入舜的臣属的名单，至周，称：“肃慎、燕、亳，吾北土也。”肃慎的贡品楛矢、石砮，第一次向中原展示东北地域的文化创造。

秦汉以降，迄至清亡，两千余年间，中国变化之大，自不待言。而东北地区同在不断变化的进程中，不断改写历史旧内容，增添文化的新篇章。

东北地区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尧舜时代的肃慎及散居在辽宁西部与南部的汉族，发展成为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区。总括东北诸民族，为数甚多，支脉繁盛，世代传承。在经时历久的变化中，包括族名改易、居地变迁、归属变革等，基本形成了三大族系：一是从肃慎，到挹娄、勿吉、靺鞨、女真，直到满洲（族），此即史家所称的“肃慎族系”；二是“秽貊族系”，包括夫余、高句丽、沃沮等族；三是“东胡族系”，诸如东胡、乌桓、鲜卑、契丹、室韦与蒙古等族，都属于此一族系。当然，汉族自成一族系，集中于辽东地区（相当今之辽宁省境）。由此，构成了东北历史上民族人文大格局。

东北地区汇聚了诸多游牧民族与渔猎民族，它们充分利用优越的自然条件，迅速发展起来，表现出巨大的民族活力。它们共同的民族特性，善骑射，勇于征战，耐艰苦；品性粗犷、豪放；流动的生活方式，又铸成勇于进取的民族精神；不断吸收汉文化，迅速提升民族的文化素养，总是不断参与中国历史进程，在政治变革中，经常发挥历史的主导作用。如果说，在魏晋以前，西北地区以匈奴为代表的游牧民族曾给予中原王朝以重大的影响，西北亦成为中原王朝的战略防御地区；那么，自魏晋以后，战略中心开始转移到东北地区。这里，强族接踵而起，奔驰中原，角逐国家统治权。以鲜卑开其端，走出兴安岭，进入黄河流域，建北魏政权；契丹崛起于辽河流域，建辽朝，占据北方，与北宋对峙百多年；女真族从今黑龙江阿城地区进兵，先灭辽，再灭北宋，得黄河以北半壁江山；蒙古族发源于黑龙江，横扫天下，建元朝，统治全国近百年；最后是满族，勃兴于今辽宁东部山区，一统天下，统治长达268年！这些民族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其他民族无法替代的。即使一些民族没有到中原立足，如夫余、高句丽、靺鞨等，却都在东北建立过强大的地方性政权，给予中国历史的进程注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如果按民族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即按东北古代的四大族系加以区分，基本可以分为四种文化类型，这就是农耕文化、游牧（草原）文化、渔猎文化，以及耕牧或耕猎的混合型文化。如以民族文化来划分，在东北差不多每个民族都有本民族的特色文化。如，夫余文化、高句丽文化、渤海文化、契丹文化、女真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等等。其中，高句丽文化为东北地域著名的文化系列之一。现今吉林省集安地区留有大量高句丽文化遗存。渤海文化是由聚居在今黑龙江省境的靺鞨人创造的。在渤海国存在的二百余年间，其诗歌、绘画、音乐、舞蹈、建筑等，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尤其诗歌创造，直追盛唐！渤海国以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被誉为“海东盛国”。其他民族，如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都创造了本民族的文字，突出地标示出它们各自的独立存在。这使它们能够在更高层次进行高级的文化创造，如，创制的典章制度，独树一帜。女真人创建的猛安谋克制、满族创立的八旗制，都使这两个民族长久立于不败之地。东北地域文化多元多样，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逐渐融合成一个统一的文化共同体：一方面，各民族文化独立存在；一方面，又为各民族相互认同。它们生活在共同的地理环境中，形成相同或相近的品格，直接受到对方的相互影响，进而相互包容，因而也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心理。这正是东北地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

从东北地域的民族与文化的演变中，我们看到了东北地域与中原的互动关系。一是民族间的互动，即东北的少数民族不断进入中原，向关内移民。前面所举的鲜卑、女真、契丹、满族、蒙古等族，当它们入主中原，其民族大迁移。如满族大批人口于1644年“从龙入关”，在其后的二三年内，原住东北的满族数十万几乎倾国而迁。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在不长的时间内，便逐渐融入汉民族，为汉民族注入了新的成员。同样，东北也是中原汉人选择迁移的理想之地。如东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中原汉人向东北迁移的重要时期。还有一种情况：当东北的游牧民族屡次进入中原，总是掳掠大批汉人，把他们带回东北，如女真人建的大金国、满族建的大清国，在迁都中原前，屡次发动大规模战争，掠回成千累万乃至更多的汉族人口。自清中叶特别是到了近代，中原地区人满为患，耕地严重不足，又有天灾不断，于是，东北地区便成为山东、河北等地汉人争相迁移的“乐土”。这场中原向东北的“移民运动”，持续了上百年，直到解放后，还在继续。迟至改革开放后，才告停止。其结果，千百年来少数民族主宰的东北地区，已变成汉人为主体的移民社会。二是文化的互动。中原汉人在向东北地区移民的过程中，同时也把文化带到这里，而东北游牧民族在同中原中央王朝发生冲突时，时常进入中原，也会把那里的文化带回到本民族之中。我们已看到，在东北民族崛起中尤其是建立政权后，其典章制度及新行政策，无不打上了汉文化的鲜明印记。以渤海国为例：中央政权设六部，与唐设吏、户、礼、兵、刑、工相对应，其名称为忠、仁、义、智、礼、信，正是采用儒家所主的六种德行而命其名。辽朝崇尚孔子之学，在其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皇城西南角，建一座规模宏大的孔子庙，太祖率诸臣“谒孔子庙”（《辽史·太祖纪下》）。辽诸帝和他们的子弟都带头学儒学。从中央到地方设置儒学的教育机构，如国子监、太学，是辽的最高学府；其教学内容，就是五经即《易》、《诗》、《尚书》、《礼记》和《左氏春秋》等儒家经典。可见，辽朝接受汉文化影响之深！又如满族，亦善于学习汉文化。自入关前，皇太极仿明制设六部与内三院；命用满文翻译汉文典籍，传播汉文化。重儒礼佛，都受汉文化的影响。入关后，更直接受到汉文化的熏陶，进步很快。他们都是学习汉文化并接受汉文化、躬身实践汉文化的成功典型。

过去，总是强调汉文化对少数民族的影响，而对于少数民族如何影响汉文化则有所忽略，未予重视。事实上，东北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影响同样巨大。事例俯拾皆是，这里举一二例：五代十国时期，契丹人制鞍辔，其装饰艺术及工艺达到了国内一流水平，时称：“天下鞍辔、器械，并取契丹样装饰以为美好。”（《唐文拾遗》卷10）至宋时，仍以“契丹鞍……为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及”（《辽史拾遗》卷22）。北宋亡后，女真族乐曲迅速传入中原，据南宋时《范石湖诗集》载：南宋官员出使至已占据黄河流域的金朝，听到女真人音乐，不禁惊呼：“虏乐悉变中华！”从金代开始，中原地区“胡乐盛行”（徐渭：《南词叙录》）。入宋之后，宋词不再独秀，而金代的“俗谣俚曲”为百姓所喜闻乐见，以散曲取代了宋词的艺术地位。满族在多方面确已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习俗与典制。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感受到满族文化的深刻影响。

文化的双向互动，乃是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原文化影响了东北区域文化，而东北区域文化集中表现为民族文化，也给中原文化注入了新的文化因子，增添新内容，带来巨大的历史活力。

《东北历史与文化论丛》以400多篇、400万字的容量，全面反映了东北地区历史与文化的整体面貌，勾勒出东北地区各个时代的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就东北地域文化而言，如同齐鲁文化、蜀文化、楚文化等名称一样，东北应当有自己的文化名称。现在的名称就很不一致，有“东北文化”“长白山文化”“东北地域文化”等。辽宁省学术界则提出“辽河文化”的名称。黑龙江学者又提出“龙江文化”的概念。东北地域的文化名称不统一，可以看出学者们的认识有差异，实则是存在分歧。首先应看到东北三省文化的同一性，具有共同的文化特质，如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评论金元之际的诗人元好问诗歌所说：“豪健英杰之气”，此风格“固地为之”，即北方生活所造就。清人也做出相似的评议：“知北地之坚强，绝胜江南之柔弱。”（徐渭：《南词叙录》）概括地说，东北文化质实贞刚，雄健磊落、慷慨激昂而悲壮，洋溢着积极向上、开拓进取的乐观精神！不仅如此，三省饮食民俗同风，甚至连语言语声无别。这固然是同处一自然环境所陶冶，又经千百年砥砺，才铸成了东北地域的文化品格。因此，东北地域文化不宜分省命名，还是用一个统一的名称好。而“东北地域文化”正可涵盖整个东北文化。

《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将创刊以来所发表的东北历史与文化研究成果全部汇集起来，重新印制，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它有利于保存已有的研究成果，利于传世；从当前及长远来说，为后续学者继续研究东北历史与文化提供重要参考和借鉴。《论丛》好就好在文章“全”，不挑选，不选编，而是“全编”，学者们可以作为宝贵的研究资料，从多方面来获取研究信息，便于比较其研究的深度，为使用者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这部《论丛》绝大部分为专业学者与著名学者所作，其研究水平及治学方法是毋庸置疑的。这就决定了《论丛》的学术价值无可挑剔。它的使用价值，必将为推动东北地域史与文化史的研究发挥持久的作用！

受《社会科学战线》之委托，又感于《论丛》的重大学术价值，是为序。

注释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2期。

中国经济的千年态势与复兴之路[*]——读安格斯·麦迪森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

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08年3月出版。这是一部论述自古至今的中国经济史的力作。麦迪森是英国经济学家、英国国家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士、剑桥大学赛尔温学院荣誉院士，长期担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展中心的研究员，擅长于研究宏观经济，进行计量分析和比较研究，已出版20余种著作，是西方经济研究领域的权威。

中国近30年来的经济增长创造了全球奇迹，举世瞩目，赞誉者有之，惊叹者有之，质疑者有之，甚至心怀忌妒诽谤者亦有之。而辛勤收集大量资料，潜心研究，进行客观分析，得出科学而令人信服的论断，应推麦迪森的这部新作。麦迪森搜集并运用了浩瀚的资料、数据，制录成各式图式表格，经过冷静缜密的思考，全面、系统而深入地剖析了自唐宋至今天的中国长期的经济进程，把它与世界经济联系起来并进行比较，预测了今后20多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视野宽广，材料充实，论证严谨，分析深入。中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以及工作在经济建设第一线的同志值得一读此书。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说：“任何一个希望理解中国经济的过去和未来的人不应错失此书。”经济史学家李伯重称赞它是“经济领域的一本大师级杰作，它将成为全世界未来几代学者们所赖以站立的伟人的肩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劳伦斯·克莱茵说：“对于所有希望了解中国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的读者，这是一本必读书。”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在唐朝以前的经济情况由于史料和数据缺少，语多不详。许多经济史专家承认宋朝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宋朝以前中国有三次人口的大规模南徙：第一次是公元4世纪初永嘉之乱，晋室南渡，中原地区被所谓“五胡十六国”占领，大批汉族人渡长江避难；第二次是8世纪中唐朝安史之乱，中原望族大批南徙；第三次是12世纪金人攻陷北宋首都开封，高宗南渡，汉族人又一次大规模南渡。汉族人的三次南徙充实了南方的人口，提高了生产力，使长江以南沮洳不毛之地得到大规模开发，推广种植水稻作物，长江以南的经济迅速发展。唐以前，中国人口的3／4，居住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宋元之后，中国人口的3／4居住在长江流域和广东、福建，经济随之南移。当时，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位列前茅。

据麦迪森估测，公元960年北宋赵匡胤登基称帝，中国当时总人口为6 000万，人均GDP为450美元（1990年美元，本段下同）。这时，欧洲各国的总人口仅3 200万，人均GDP仅422美元。至13世纪末南宋灭亡，中国人口达1亿，人均GDP为600美元，而欧洲此时人口为5 200万，人均GDP为576美元。中国人口数字长期以来高于欧洲几达1倍，人均GDP亦略高于欧洲。当然要精确确定一千年前的悠远岁月的经济数据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相信麦迪森尽其毕生之力研究世界各国的宏观经济，他提出的基本数据是有某种根据的，相对接近于实际，他所勾画的中世纪中外经济对比的轮廓大体上是可信的。

唐宋以后直到清朝中叶，历经千年，中国的经济并没有落在欧洲国家的后面。唐代，中国开始种植茶叶，宋代引进了占城稻，元代引进了棉花和高粱，明代引进了玉米、甘薯、花生、土豆、烟草，至清代所有这些新的农业作物得到了大范围的推广种植，大大提高了以农立国的中国的农业生产能力。中国农业的基本制约是地少人多，可耕地只占国土面积的10%，而欧洲则占27%，这是中国农业的劣势。但中国的农具和耕作技术精良，胜于其他国家。政府重视农业，以农业为本，积谷备荒，减轻赋税，高度重视水利灌溉。18世纪以前，中国的灌溉面积约占全部耕地的30%，印度只占5%，欧洲也远低于中国。中国农民勤奋劳动，精耕细作，在较少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虽然所得报酬与投入的劳动量逐渐递减，但是勤奋仍是中国农业高产的重要原因。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一路见到丰茂的农作物，盛赞“在整个路途上，我没有见到一块土地不是用无限的辛劳来加以耕作，生产它能够生产的每一种粮食和蔬菜”，“中国人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农民”（《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5页）。使团中随行的农学家巴罗估计中国的农业收获率高过欧洲，他写道：“麦子的收获率是15比1，而在欧洲居首位的英国为10比1。”（《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86页）后来，法国汉学家谢和耐也称道：“中国农业于18世纪达到了其发展的最高水平，由于该国的农业技术，农作物品种的多样化和单位面积的产量，其农业看来是近代农业科学发展出现以前历史上最科学和最发达的。”（谢和耐：《中国社会史》，461页）

18世纪是中国的康雍乾盛世，是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最高峰，乾隆末年中国人口已达3亿，耕地面积约10﹒5亿亩，年产粮食2 040亿斤（皮粮），平均每人每年可有粮食680斤（去粮壳后约有540斤）。这一数字已可保证人民温饱、安定的生活，达到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富足的繁荣盛世。手工业、商业也甚为发达。棉纺织业、丝织业、矿冶业、制造业达到了很大规模。航运发展，市场活跃，城镇增多，对外贸易繁盛，常年出超，白银不断从全世界滚滚流入中国。据贝罗克统计，1750年（清乾隆十五年）中国GDP是最高的，占世界GDP份额32%，印度占24%，欧洲五国（英、法、德、俄、意）占17%。由此可见，唐宋以后到18世纪约900年之久，中国经济体的实力一直稳居全世界的榜首。

18世纪是世界历史的分水岭，英国发生了产业革命，法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美国发生了独立战争，这些伟大事件震撼和改变了全世界。历史改变了迂缓的步伐而急剧前进。欧洲经济迅速增长，人们像取得了神奇的钥匙那样一下子打开了珍贵的宝库，束缚着的生产力突然释放出来，工业产量几百倍成千倍地增长，在不到100年的时间，人类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资本主义展翅高翔。尽管全世界出现了更多的不平等、更多的贪婪榨取和更多的凶残剥削，留下了无产阶级和殖民地人民的斑斑血迹和泪痕，但人类总体的生产能力和物质财富大大提高了。西欧国家创造了奇迹，首先打开了可以持续发展、不断前进的历史通道。

而18世纪康雍乾时代所取得的一切成果，却仍然是在传统封建社会框架内的量的变化，未能突破传统封建社会的外壳。经济繁荣，财富积累，消费增加，人口扩大，然后是经济发展的势头消退，耕地不足，人口膨胀，贫富分化，矛盾尖锐，引起了农民反抗，社会动荡，战火频起，杀伐连年，历史跌进了马尔萨斯的陷阱中，一治一乱，循环往复，而并没有走上近代化的轨道。

18世纪中国的经济实力，位居世界前列，何以未能跨越近代化的门槛？学者们就这一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激烈的争辩。看来可以指出以下一点：近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科技、法制等各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同步前进。经济是最为重要的，没有经济的增长，就没有其他领域的真正进步；而没有其他领域的进步，经济也不可能一枝独秀，制造出近代化的奇迹。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某些领域会出现一些近代化因素，甚至呈现繁荣局面，但如果没有其他领域的同步前进，相互支持，合力推动，经济和其他个别领域的进步与繁荣也难以持久。只有多个领域、多个因素协同前进，才能激发整个社会的持续进步，才能一往直前，冲破传统的阻力。中国在康雍乾时代虽然已有相当的近代因素的积聚，但要看到政治、文化、思想、科技、法制多个领域中存在许多陈规陋习，榛莽密布，严重阻碍着近代化的步伐。直到19世纪初，中国的GDP尚属领先，但麦迪森的表格中已经显示就人均GDP而言，宋末中国的人均GDP为600美元（国际美元，本段下同），欧洲为576美元，中国尚略高于欧洲。至1700年（清康熙三十九年）中国的人均GDP仍为600美元，处于停滞状态，而欧洲的人均GDP已攀升到927美元，近于经济将要起飞的阶段。历史经常被迷雾所笼罩着，康雍乾盛世表面上灿烂辉煌，人们睡在天朝上国的沉沉大梦之中，但其社会结构已陈旧僵化，难于逾越近代化的门槛，必然面临着下滑跌落，变成衰世凄凉。随着岁月推移，迷雾消散，矛盾激化，人们从大梦中醒来，才认识到社会千疮百孔的真容。历史的悲剧只有在悲剧造成以后很久，人们才会感受到切肤之痛。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外受列强的侵略，内受封建政府的压迫，战火频起，兵戈不息，经济残破，民不聊生，国家力量迅速下跌。战前，中国GDP尚占世界30%多，为各国之首，过了60年，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中国的GDP只占世界总额的6%，跌到了深谷之底。该年欧洲5国占54﹒5%（英国18﹒5%，法国6﹒8%，德国17﹒9%，俄国8﹒8%，意大利2﹒5%），美国则后来居上，占23﹒6%，日本也已攀升到2﹒4%。7个国家占世界生产总额的80﹒5%。这一系列数字正衬托出列强横行全球而世界和中国人民受苦受难的历史。

20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各个角色的力量对比有所变化，到1952年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称霸世界，其GDP占世界份额的27﹒5%。苏联、英国、法国虽是战胜国，但因战争破坏，疮痍满目，苏联的GDP占世界份额的9﹒2%，英、法、德加上其他欧洲国家占29%。日本为战败国，占3﹒4%。当时中国拥有5﹒6亿人口，略高于美国和欧洲（除苏联外）人口的总和，但是GDP仅占世界份额的5﹒2%。经过苦难的半殖民地社会的一百多年，经过战火不断的摧残与损毁，刚刚站立起来的新中国，贫困落后，经济萧条，力量十分虚弱。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带来了民族复兴的新契机。新中国初期经济呈现蓬勃上升的新气象，但由于当时国际环境险恶，发生了抗美援朝战争，新中国遭受列强的封锁与孤立，之初又盲目搬用了计划经济的模式，国内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政治运动频繁，尤其是“文化大革命”，自我戕害达10年之久。即使有这样多的不利因素，但中国经济仍取得可观的成绩。1952年GDP总值3 050亿元，至1978年为9 350亿元，26年间增长3倍多。经济结构出现了可喜的转变，1952年工业产值只相当于农业产值的1／7，而1978年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已相等，中国在工业化道路上起步前进。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民族振兴的号角，这次会议破除了“两个凡是”的迷信，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端正了中国前进的正确方向。30年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团结一心，解放思想，排除各种干扰，千方百计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2007年全国GDP总量达到24﹒95万亿人民币，按当时汇率折合3﹒6万亿美元，排到世界第四位。

麦迪森在书中还论述了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远景与问题，他列举了今后20余年中国经济会面临的困难：资源问题（主要是能源）、环境污染、地区发展不平衡、农业与农村建设、国有企业的发展与监管、金融体系脆弱、外贸数量减退、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等等。所有这些正是我国政府十分关注和全力以赴努力解决的重大问题。麦迪森对中国的经济前景十分乐观，他认为中国经济至2030年的增长虽然会逐渐缓慢下来，但支持中国发展的各种条件如不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由1928年的5%增加到2013年的15%，到2030年时可能会增加到23%。中国经济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的第一大经济体，恢复中国在长期历史上的经济领先优势”（本书前言）。

阅读麦迪森的著作，结合中国的历史现实、前景进行思考，启迪甚多，不仅复习了悠久的历史，也更清醒地认识到前进道路上将面临的挑战，加强了对中华民族经济复兴的责任感与信心，感到十分欣慰和鼓舞。我们需要的是：继续解放思想，推进各项工作，实现制度创新，逐个地克服困难，脚踏实地，迈步前进。

注释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9年1月9日。

义和团廊坊大捷[*]

1991年6月，在河北省廊坊市召开了一次纪念义和团廊坊大捷的学术讨论会，会议上，专家学者们提供了一批论文和史料。这是一次很具特色、富有成果的学术讨论会，开得生动而朴实，主题明确，富有地方特色。我应邀参加会议，感到很有收获。现在，这些文章、资料汇编成了《义和团廊坊大捷》一书。

91年前的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斗争。尽管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和地主官僚的破坏，运动有种种缺点和偏差，但其正义的、爱国的性质必须充分肯定。廊坊大捷突出反映了义和团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和爱国主义的崇高精神。当时，英国将领西摩尔率领的侵略联军全副武装，从天津强行西进，企图侵入北京，在廊坊地区遭到义和团的迎头痛击，侵略军节节败退，不得不撤回天津。直到8个国家的侵略联军大批增援，方能再次向西进攻。仅有刀、矛等原始武器而又散漫的义和团阻挡不了拥有先进装备而组织严密的八国联军，这是不足为奇的。因此，要争取反侵略斗争的胜利，中国人民必须进一步组织起来，积蓄力量，并用先进的思想和武器装备自己。但义和团群众在侵略联军的枪林弹雨之下并没有畏惧、屈服，而是以血肉之躯与侵略军相抗衡，发扬了革命英雄主义。廊坊大捷显示了中国农民中蕴藏的反侵略的伟大潜力，农民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力军，任何政党与组织要反对侵略、振兴国家，都必须联合和依靠广大的农民，离开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将无从着手。

廊坊大捷是中国农民反侵略战斗史上光辉的一页，但以往资料不足，研究成果较少，对这一战役一般均语焉不详。《义和团廊坊大捷》一书加强了这一薄弱环节，集中反映了这场有声有色的战斗，书中涉及廊坊战斗发生的社会背景，战斗发生的具体地点和起讫时间，战斗的组织者、指挥者，廊坊义和团队伍中的宗教，以及这次胜利的意义和作用，等等，还探讨了义和团在廊坊附近地区，如北京、天津、霸州、固安、永清、冀中的活动情况。书中较多利用了地方文献和口碑资料，使得91年前雄伟壮烈的战斗场面生动而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这部书集专家学者们多年研究探索所得，拓宽和深化了对义和团运动的认识；它讴歌、赞颂义和团不畏强暴的英勇战斗精神，是对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注释

[*]原载《义和团廊坊大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

百年奋斗的历程[*]

中国的旧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19年五四运动，共80年。

在这段历史时期，许多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侵略，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夺取中国的领土，勒索大量赔款，设立租界，进入通商口岸，划分势力范围，攫取种种特权，逐步地控制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军事，严重地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的基础，使中国在政治上处于半独立和不统一状态。中国从一个封建社会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备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欺凌、践踏，长期处于水深火热的苦难深渊中。

毛泽东指出：“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

中国人民为了改变国家和民族的被压迫地位，为了消除贫困、落后的根源，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和艰苦的探索。许多革命家和爱国志士提出了种种政治方案，用武装的或和平的手段力图改变腐败的政治制度，促进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发展。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镇压与阻挠，他们拯救中国的愿望全都变成了泡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不允许中国独立、繁荣、富强。只有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复杂的斗争，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清除阻碍中国进步的腐败政治制度。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如旭日东升，蒸蒸日上。但是，要改变长期以来中国在经济上、科学技术上的落后地位，全国人民必须团结一致，艰苦努力。回顾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落后就必定要挨打，这是中国人民永远忘不了的惨痛教训。我们必须鼓足干劲，发愤图强，把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加先进、更加强大、更加繁荣。

生动而丰富的历史实际上从来都是人类汲取力量和智慧的源泉。中国近代史距离我们的时间很近，跟现实斗争的关系很密切。在这段历史时期内，中国经历了迅速而巨大的变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都处在剧烈的斗争和动荡之中。旧事物在斗争中没落、死亡，新事物在斗争中产生、发展。这段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无数坚强不屈、英勇斗争的光辉范例，鼓舞着我们继续革命、不断前进；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各个阶段、各种人物在特定环境中采取过的行动方针和计划、策略，留下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这段历史展现的种种复杂的形势、错综的关系、众多的矛盾，都和今天前后相承，息息相关。学习中国近代史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现实、提高觉悟、增进知识、增强干劲和决心，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毛泽东教导我们：要认真地研究历史，“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毛泽东选集》，1版，第3卷，499页），“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毛泽东选集》，1版，第3卷，759页），“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毛泽东选集》，1版，第3卷，756页）。

一部中国近代史是各个阶级和各种政治力量分化组合、相互斗争及其兴衰荣辱更替的历史，要分析哪些阶级、哪些力量代表着前进的方向，是推进历史的动力，哪些阶级、哪些力量貌似强大，实则衰朽，阻碍历史的发展，最后会被历史车轮辗得粉碎。“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毛泽东选集》，1版，第4卷，1424页）历史发展的规律不可抗拒，反动力量必然灭亡，革命力量必然胜利，要满腔热情地歌颂、赞扬历史上的革命力量。近代的无数革命先烈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出生入死，血洒大地，写下了光辉灿烂的历史篇章。近代史上的许多次革命运动都失败了，“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毛泽东选集》，1版，第2卷，640页）。革命先烈们的奋斗精神是万古长青的，永远推动和激励着后代人民继续战斗，他们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

80年的中国近代史，以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为中心，可以划分为三个革命时期。三个革命时期都属于旧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但各个革命时期革命的动力、领导力量不同，革命的主要打击对象不同，斗争的形式、策略、口号不同，革命的结局也不尽相同。

第一个革命时期从1840年至1864年，包括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

19世纪前期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殖民主义侵略浪潮席卷全世界，封建的中国处在前所未有的动荡和危机之中。英国资产阶级对中国率先发动鸦片战争，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门户，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中国人民在外国强盗的侵略下，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俄、美4个国家勾结起来，它们掠夺的赃物远远超过第一次鸦片战争，特别是沙皇俄国，乘机强占了中国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当时，恩格斯愤怒地谴责沙俄的侵略行径，指出它“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版，第2卷，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富有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对外国侵略和本国封建压迫进行了顽强的反抗。1851年爆发了伟大的农民革命家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参加人数最多、时间最持久的农民革命，是旧式农民战争发展的最高峰。在太平天国革命影响下，各地区各民族发动了广泛的抗清斗争，革命的烽火燃遍全中国。但是，由于这次革命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和坚强的领导核心，农民群众不可能克服自己的散漫性、保守性，革命仍被强大的中外反革命势力所绞杀。

第二个革命时期从1864年到1901年，包括各地的反洋教斗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引起革命的基本矛盾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尖锐。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略更为加紧，中国面临着被瓜分和亡国的危险。同时，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破坏了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基础，刺激了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一部分商人、地主、官僚开始投资新式工业，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诞生了。

中国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日益深入的侵略进行了持续的斗争。斗争表现为三种形式：第一种是以农民为主力并有部分地主阶级参加的反洋教斗争，这种斗争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日趋高涨，直到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为止，农民群众充分地表现了革命爱国主义的意志和力量；第二种是如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反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那样由清政府领导或参加的民族革命战争，清政府在对外反侵略战争中愈来愈软弱无能，最后完全走上投降的道路；第三种是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其中包括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戊戌变法以及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把这个时期作为整体来看，民族矛盾占着主导地位，中外关系一直呈现剑拔弩张的紧张形势。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许多帝国主义国家扑向中国，争夺势力范围，中国灭亡的危机迫在眉睫。中国人民为挽救危亡而奋不顾身地和帝国主义进行了殊死的搏斗。无数仁人志士虽然牺牲了，但人民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粉碎了它们瓜分和灭亡中国的侵略迷梦。

第三个革命时期从1901年到1919年。

这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时期，毛泽东称它是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的旧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成长起来，做好准备，披挂上阵，担负起领导革命的责任了。从此，旧式农民战争退出了历史舞台。当时，中国资产阶级是一支新兴力量，它既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联系，又受它们的压迫，和它们有矛盾，因此，在一定时期内还能够提出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把人民聚集在自己的周围，向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冲击。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孙中山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在孙中山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包括资产阶级革命派做了艰苦卓绝的革命工作，多次举行武装起义，终于推翻了清政府，结束了2 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创立了民主共和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力量软弱，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又害怕群众，因此不可能把革命进行到底。辛亥革命后，革命果实很快地被袁世凯和各派军阀窃取。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没有也不可能使中国走向独立、繁荣和富强，中国仍然是处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但是，历史并没有停顿，革命志士的鲜血并没有白流，人民在长期斗争的风暴中成长、觉醒。当资产阶级革命派屡遭失败，彷徨无计的时候，中国无产阶级正在发展、壮大。“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出现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出现了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旧民主主义革命让位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无产阶级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团结广大农民和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昂首阔步，战斗前进，把农民和资产阶级革命派未能单独完成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引向胜利。

近代史上许多次斗争都已成为历史陈迹。这些已过去的斗争是后来人民革命胜利的伟大基石，是人们继续前进的鼓舞力量。我们应当认真地学习和了解中国近代史，用近代阶级斗争的规律性知识和生动事迹武装自己。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指出：“我们必须力求赶上事件的发展，作出总结、作出结论，从今天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以便应用于明天”（《列宁全集》，中文1版，第8卷，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我们学习中国近代史的目的，应该像列宁所指示的那样，总结历史经验，以利于“明天”的战斗。让我们记住列宁的另一句话：“不要满足于我们从以往的经验中获得的本领，一定要前进，一定要争取更多的东西”（《列宁全集》，中文1版，第3卷，6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注释

[*]原载《步入近代的历程》，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

版权信息

书名：学界记往

作者：戴逸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11

ISBN：978-7-300-26399-1

价格：69.00元

目录

CONTENTS

纪念郑天挺老师

与胡华同志相处的岁月

悼念尚钺同志

睿智的学者 勇猛的斗士——忆黎澍同志

吴晗同志和我谈清史编纂

从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光明大道——在纪念吴晗同志诞辰七十五周年、逝世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哲人其萎 风范长存

纪念陈垣教授

纪念范文澜同志

融学术、哲理、诗思于一身——纪念翦伯赞同志

邓拓与历史科学

刘大年同志与中国历史研究

纪念罗荣渠同志

回忆金应熙同志

纪念马奇同志

怀念陆荫乔（戈平）学友

回忆北京大学孑民图书室的草创

罗髫渔同志的风雨征程

忆交大学风

初进北大

我选择了历史专业

我的处女作——《中国抗战史演义》

我走上了历史教学与研究的道路

我的学术生涯

借来斋记

我和清史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

金田起义出大湟

历史科学战线上的几位新兵

科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情——纪念周口店中国猿人头盖骨发现五十五周年

总结经验 攀登高峰

五四运动与中国青年

纪念鸦片战争 弘扬爱国精神

纪念北京市历史学会成立三十周年

纪念太平天国 研究中国农民

纪念郑成功

第十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纪实

继承、发扬孙中山的精神遗产

世界一体化潮流中的桃源乐土

尊老崇文 抒写新篇——在纪念北京市文史研究馆建馆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三百年沧桑的历史见证

在第三届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的致辞

在“王朝宫廷比较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清史研究所建所三十周年感言

致季老（羡林）［2001年3月27日］

致茅海建［2002年3月］

致郭成康、陈其泰［2003年］

致祁龙威［2004年2月4日］

答传记组同志问［2004年2月16日］

写给魏玮小朋友的一封信［2004年2月23日］

致杨国强［2004年5月10日］

致陈祖武［2004年5月23日］

致张海军［2004年6月7日］

致柯愈春［2004年7月29日］

致任老（继愈）［2004年8月27日］

致潘振平［2005年1月14日］

致李文海［2005年1月18日］

致吴建雍［2005年2月16日］

致徐和雍［2005年2月27日］

致祁龙威［2005年3月10日］

致潘振平［2005年3月25日］

致卞孝萱［2005年5月20日］

致蒋寅［2005年5月27日］

致程歗［2005年8月1日］

致严云绶［2005年8月10日］

致朱诚如［2005年8月19日］

致郭成康、赫治清［2005年9月5日］

致吴建雍［2005年9月17日］

致郭成康［2005年11月2日］

致郭成康等典志组专家［2006年2月12日］

致马楚坚［2006年2月13日］

致章开沅［2006年2月］

致程歗［2006年9月19日］

致马自毅［2006年9月24日］

致朱育礼［2006年9月26日］

致汪敬虞［2006年10月31日］

致郭成康［2007年6月27日］

致孙燕京、宝音［2007年7月11日］

致赫晓琳、赵晨岭［2007年10月16日］

致缪廷杰［2007年11月29日］

致程必定［2007年12月］

致罗老（哲文）［2007年12月］

致汤志钧［2008年1月14日］

致杨遵道［2008年8月］

致马大正［2008年9月17日］

致典志组［2008年10月］

致典志组各位专家［2009年4月9日］

致郭成康等专家［2009年5月5日］

致潘振平等专家［2009年10月28日］

致周远廉［2010年6月12日］

致郭成康［2011年4月2日］

致郭成康［2011年4月4日］

致沈秋农［2011年10月23日］

致编审组［2011年11月6日］

致周琦珍［2011年12月26日］

致编委会各主体组［2011年12月31日］

致潘振平［2012年3月29日］

致郭成康、宋元强、陈铮［2012年4月9日］

致郭成康［2012年11月3日］

致郭成康［2013年5月11日］

致谢俊美［2013年6月1日］

致主任办公会议、项目中心、各业务组［2013年7月9日］

致潘振平［2013年8月14日］

致陆文灏［2014年3月6日］

致编委会主任会议［2015年3月12日］

致编委会主任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批示感言［2016年7月24日］

致成崇德、郭成康、刘仲华［2018年1月22日］

纪念郑天挺老师[*]

郑天挺教授是我的老师。我听他讲课、和他过从较多是在1946年至1948年。那时，我是北京大学史学系的学生，郑老师则是史学系的主任，兼学校的秘书长。北大的校长胡适是社会名流，从事政治活动，暇时研究《水经注》，管不了学校的许多具体事务。北大不设副校长，而设秘书长、教务长、训导长，由“三长”分工代行校长的职权，其中秘书长尤其重要，对外代表学校，事务繁多，差不多相当于副校长，实际管理着这座名闻遐迩的最高学府。所以，郑天挺先生是十分忙碌的，每天来校上班，他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晨，在上课铃打响之前，一辆三轮车从沙滩北大的西门进来，郑老师端坐在车上，带着公事包，天冷时盖着一条呢毯，直奔孑民堂（秘书长的办公室在孑民堂西侧厢房，与校长办公室相对）。他整天忙着和各方面打交道，或埋头处理学校的公务。当暮色苍茫，同学们准备吃晚饭时，他才乘车离去，回到西城毛家湾住宅。北大的同学经常见到辛苦忙碌的郑先生风雨无间，早来晚归。这一情景至今深印在我的脑子里。

那时，郑天挺老师将近50岁，身体健康，精力过人。工作那样繁忙，待人接物却总是和蔼可亲、从容不迫，工作有条不紊、深入细致、效率很高。北京大学是包括六个学院（文、法、理、工、医、农）的大学校，机构繁多，人员复杂。全国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学校碰到许多困难，物价飞涨，经费拮据，学生运动正在蓬勃开展。郑先生要照管全校几千人的学习、吃饭、人身安全，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可他还兼史学系主任，给学生开课，处理系里的工作。现在说这些，也许令人难以置信，偌大的北京大学史学系并没有一个专职干部，系里的具体事务是郑天挺老师亲自处理的，只有一位助教协助他工作。郑老师对具体事务极其认真。记得我刚入学校，开学选课时，郑老师主动找我们几个同学谈话，指导我们在选课时应注意的问题，这是我第一次和他接触。他对青年学生诚恳、亲切，以平等态度待人，十分关心我们的学业和生活。

郑天挺老师坚持不脱离教学，给我们开设“明清史”，认真讲课，从不缺课或迟到。他讲课是没有讲稿的，只带一叠卡片，讲起来却成竹在胸，旁征博引，滔滔不绝。他知识渊博，观察力敏锐，讲话既清晰扼要，又条理井然，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好文章。他的课是最叫座的课程之一，同学们都喜欢听这门课，选修的人很多，教室里总是坐得满满的。他又乐于和青年学生接触、谈话，我和郑老师就是这样逐渐熟悉起来的。他曾经借给我一部《明元清系通纪》作课外读物。我那时花了很多时间，读了半部《明史》，也是在他的鼓励和指导下进行的，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阅读大部头的历史著作。阅读中碰到一些问题，有一些心得，我多次去向郑老师请教，每次他总是放下公务，兴致勃勃地和我谈史说古，议论风生。从几次谈话中，我开始领会到了做学问的方法和道理。

我和郑天挺教授的接触就是从求学问业开始的，建立了颇为融洽的师生之谊，我们的谈话内容都是有关历史的。但后来，学生民主运动勃兴，我越来越多地从事进步活动，和郑天挺老师发生几次政治性的交往。几次交往中，郑先生都是以北大校方负责人的身份和我谈话，因为他和我已经相当熟悉，所以谈话很随便，不拘束，从中可以了解他当时的思想和对学生运动的态度。

较早一次是在1947年，我们学生开始筹办孑民图书室，这是北大学生自己组织起来的。当时，青年同学如饥如渴地希望阅读进步的书籍、报刊，北大图书馆虽然号称藏书丰富，却没有进步书刊，连一份《文汇报》都找不出来。为此，同学们在墙报上对北大图书馆多次提出要求和质问，后来，我们索性自己创办一个图书室，向各处募捐书籍，给同学们提供精神食粮。我们本想争取得到学校当局的支持，图书室以蔡元培先生的号（孑民）命名，提出“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宗旨，想通过正式的交涉和申请从学校获得一些经费，并解决房屋、家具的困难。为此，我和另一位同学被推举去找校长胡适，带着学生院系联合会的信函走进校长办公室，胡适询明了来意，眉头紧皱，很不高兴，他说话的大意是：学校已有设备良好的图书馆，学生没有必要自办图书室；学生的本分是努力读书，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没有意义的活动上。他不但不同意拨给经费，借给房屋、家具，而且要我们把已经募捐到的图书交给学校图书馆代管代借。我们反复申述自办图书室的理由，他坚决不同意。我们碰了一鼻子灰，交涉未得结果。图书室在筹备期间占用一间小教室，总务科天天催我们搬走。后来由我单独去找郑天挺老师商谈，郑老师已经知道我们和胡适交涉的情况，当然不好公开违反校长的决定，但他耐心、同情地听取学生的要求，详细询问我创办图书室的困难，并且说我们已占用的那间教室可以暂时不退出。他的态度和蔼、恳切，和胡适的严厉训斥恰成鲜明对比，他还答应以后再考虑同学的要求。后来孑民图书室虽然没有得到学校一分钱的资助，可是总务科不再催我们搬家了，并且还送来一些书架和桌椅，这正是我们急需的家具，还在教室内多接了几盏电灯，作阅览照明之用。我们没有询问谁给送来的家具，但心照不宣，知道是郑天挺老师在默默地支持学生们的事业。

郑天挺先生是北京大学的实际负责人，不好公开发表支持学生运动的言论，也没有参加过学生中的政治性集会，谈话中也不涉及现实政治，但他对学生运动是同情的，视学生如同自己的子弟，尽力保护学生不受反动派迫害，尽可能利用他的地位和权力，暗中帮助学生运动。北大学生中有很多社团，不少社团都占有一间房子（或地下室）作为活动场所。还有，北大的学生宿舍里，居住着不少没有北大学籍的青年，他们大多生活贫苦、思想进步、在北平无亲友依靠，通过种种关系住进北大学生宿舍，有的还旁听北大的课程。有一次，国民党的党部要求北大校方清理房产和“闲杂人等”，也就是收回学生社团使用的房屋，驱逐宿舍内的非北大学生。这是很毒辣的一招，实际上是釜底抽薪，要取缔学生集会和活动的场所，驱赶进步青年，打击革命力量。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很着急，就分头活动，希望阻止这一活动。我到郑天挺老师处探问校方的意图，郑先生很坦率地告诉我：学校受到外界的压力，这一行动是迫不得已的，但决不会和同学们为难，请同学们谅解；此事是学校的内部事务，由校方调查、处理，决不让校外任何机关干预；凡是同学们正当活动的用房，包括学习、社交、歌咏、座谈、办福利的用房，只要登记一下，仍可使用，不必收回。并且告诉我：在某天，学校要派人检查和登记房屋，希望同学们把违禁物品转移，以免引起麻烦，并且在检查、登记房屋时，如来人有粗鲁行为，可以向学校报告，千万别和来人发生冲突。探知这一消息后，我们就放下心来，后来学校果然派人到一些房子去看了一下，不过是应付了事，没有发生什么事端，也没有收回一间房子。这件事，我不知道北大校方受到了什么压力，怎样进行交涉的，但即将来临的一场风波，由大变小，消弭于无形，郑天挺老师和其他教授想必花费了不少心力和口舌的。

1948年，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全国学生运动的声势日益浩大，北大更多的师生员工投身于进步运动，校园内贴满了揭露国民党黑暗腐败的大字报，学生自治会和各种群众组织都掌握在进步学生的手里。国民党做垂死挣扎，准备武装镇压，颁布了《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磨刀霍霍，对准了青年学生。这年4月间的一个夜晚，国民党的特务夤夜闯进北大校园撕墙报、砸家具，又炮制“反共”游行，雇人在学校周围乱吵乱嚷，冲进教授宿舍，捣乱破坏。北平警备司令部下令取缔华北学联，指名逮捕进步学生，声称如不交出这些学生，将武装冲进北大，进行搜捕。同学们紧急动员，连日集会抗议国民党的暴行。为自卫计，我们在宿舍和教室内用桌椅堆置障碍，警戒巡逻，并联络全校教职员工和校外力量，进行坚决斗争。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针锋相对，剑拔弩张，形势十分严峻。我作为北大学生自治会的一名理事，和学校当局以及许多教授联系交谈，我们当时的策略是：团结全校师生，也要争取学校当局能和学生们站在一起。刚好校长胡适不在北京，郑天挺教授是学校的实际负责人，我和他多次恳谈接触，他怀着正义感和高度的责任心，同北平警备司令部周旋，为保护学生的安全，竭尽全力。那几天内，他奔走交涉，忧虑焦急之情，溢于眉宇。郑先生的态度十分明确，决不交出一个学生，并用一切手段阻止军警入校。为了声援学生，郑先生和上百名教授举行全体教授会议，发表宣言，决定罢课几天，以示抗议。郑先生作为北大的负责人不仅参加会议，而且是会议的召集人，向大家介绍了和军警当局谈判交涉的情形。他的信念是：保护学生的人身安全，保卫学术自由的传统，是自己不可推卸的职责。他亲口对我说：坚决不能让军警入校抓人，如果努力失败，将和其他教授一起，辞职抗议。他的话，说得斩钉截铁，明确坚决，铿锵有声。

由于北平各院校师生员工团结一致、坚决斗争，又由于社会各界的有力声援，国民党政府怵于事态扩大的后果，只得暂时退让，没有武装入校，避免了一场流血冲突。这次斗争取得了胜利，其成功的经验之一，是我们扩大了团结面，争取学校当局和学生站在一边，这和郑天挺老师的态度是很有关系的。在那紧张的几天内，郑老师代表北京大学，向各方呼吁交涉，他把和军警当局谈判的情况、结果及时地告诉我们，和我们商量对策，协同掩护被指名缉捕的学生，为学生的安全费尽了心力。

自然，国民党反动派是不甘心失败的，它只是暂时缩回了魔爪，而在窥伺时机，进行更大规模的镇压。1948年暑假期间，便发生了“八一九”大逮捕事件，大批学生被列上黑名单，以“共匪嫌疑”，刊登在全国报刊上，指名通缉，我的名字也被列在黑名单上。当时，我放假回到了南方，对北平和学校里的情况一无所知，从报纸上看到了被通缉的消息。不久，我的父亲接到了郑天挺教授的一封信，告知我被通缉的消息，叮嘱我善自躲藏，不要住在家里，以免被捕。信中还说今后的生活和前途，等待事态平息，他可以设法介绍职业。以后，我和组织上取得了联系，经过一些迂回曲折而前往解放区。但郑先生的来信是我在被通缉以后从北平得到的第一个信息。

北平和平解放以后我回来已在1949年5月间，去看望了留在北大的老同学和师长，当然也去拜访了郑天挺老师。那是一个下午，仍然在孑民堂西厢房他的办公室内，这天他公务不多，所以谈话的时间很长，他心情很欢畅，有点兴奋、激动，很健谈，在他面前我似乎不是一名青年学生，而是一个可以倾吐心曲的老朋友。他告诉我，看到了北平和平解放时万众欢腾的动人场面，看到了进城的解放军和干部公而忘私、纪律严明的好作风，体会到长期受屈辱的中华民族正以雄伟的姿态站立起来。他反复赞叹：“这样好的干部，这样好的军队。”他详细询问我解放区的情形，渴望了解党的政策、革命的道理。他还说：北平和平解放的前夕，国民党动员他离开北平，到南京去。他激动地说：“我留下来是对的，我的选择是正确的。”“胡先生（指胡适）他们是错了，他们也应当留下来，也应当留下来。”当然，像郑天挺这样有地位、有名望的教授一定是国民党在南逃时要敦促撤离的重点对象，但是郑先生和其他许多教授一样留下来了，这标志着他和旧势力的决裂，标志着他新的生活的开始。他所以留下来，和他一贯的思想信念有关，和他对进步学生运动的态度有关。一个正直的、爱国的老知识分子在关键时刻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北平和平解放以后，我不在北大了，学习、工作又很忙，没有像从前那样向郑先生请教的机会，后来郑先生调往天津南开大学，见面很少，只在偶然的会议上叙谈几句，也不很了解他的工作和思想。但每当我想起解放前夕风雨如晦的岁月，我总会想起郑天挺老师为保护学生而做的努力。我相信：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他必定会按照自己的生活逻辑不断地前进。“条条道路通向共产主义”，一个正直的、博学的、爱国的知识分子，将会看到自己爱国爱民的理想得到实现，而日益信赖和靠拢共产党，走上光明、宽阔的道路。后来，当听到郑天挺老师以80岁高龄加入共产党的消息，我并不感到奇怪，感到这是郑天挺老师最后的、必然的归宿，我对郑老师的不断进步、勤奋工作、追求真理、老而弥笃的革命信念和革命精神深怀崇敬之心。

纪念郑先生的文章已经发表了不少，很多是谈他的学术成就和道德品质的，这方面已用不着我赘言。我所亲历和了解的一些情节，表现了郑老师在革命和反革命搏斗时的政治态度和优秀品德，知者并不很多，我有义务写出来让大家更加了解他。

注释

[*]原载《郑天挺学记》，北京，三联书店，1991。以下没有题注或题注中未标原载的，均为首次刊载。

与胡华同志相处的岁月[*]

与胡华同志诀别已经十个年头。回忆当年和他相处的岁月，随从他学习，共同工作，一起读书、议论、写文章，一起谈天、逛街、游览，往日的情景，历历在目，他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

我和胡华同志于1948年在正定华北大学相识。那时我从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进入解放区，在华北大学一部学习。该校是一座革命的熔炉，锻炼、培养青年知识分子，以迎接即将来临的全国胜利。学校分成四部两院，一部是政治训练班，对青年知识分子进行短期培训；二部是教育学院，有较正规的本科，分设系科；三部是文艺学院；四部是研究部。两院是工学院和农学院。胡华同志是华北大学一部最年轻的教师，给我们讲授中共党史（当时称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我虽然是北京大学史学系的学生，热爱历史专业，读过一些通史和专门史，却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对党如何诞生、如何成长、如何奋斗、如何历经挫折走向胜利，我所知甚少。第一次从胡华同志那里听到这些知识，了解当代最重要的历史发展，犹如发现了一个新世界，既新鲜、惊奇，又兴奋、感佩，对共产党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革命的信念更加坚定。那时，青年知识分子成群结队投奔革命阵营，华大的学生激增，几天之内就新编一个班，我被编在第十七班。上课是在一片广场上，成千人坐着小马扎听课。华北大学的教师们都富有革命经验，学识广博，口才雄辩。胡华同志是很突出的一位，他的课程内容丰富，条理清晰，语言生动，分析史事精辟而深刻，讲课带着充沛的革命感情。当他讲到死难的烈士、牺牲的军人时，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可歌可泣的斗争情节，真实地反映了爱国爱党的浩然正气和甘冒斧钺的刚烈精神。他讲课至激动处，往往声泪俱下，满座为之动容，成千青年的心灵被课程内容深深地打动。新中国成立前后，胡华同志经常讲课、做报告，听过他讲课的人不下几十万人，其影响之广、作用之大是难以估量的。胡华同志是革命队伍中杰出的教师、宣传家，我听了他的课，深深为这位年轻的革命教师所折服，那时他只有二十七岁。

十分有幸，我在华大一部结业后，被留在一部的政治研究室革命史组工作，组长就是胡华同志，从此和他共处三年多时间。组员有冯拾、李季、彦奇和我，进城后又有彭明、潘喆、何东、王淇、戴鹿鸣等同志。

1948年底，我们向胡华同志报到，他坐在昏暗的小房中，这是他的书房、卧室、会客室，披着一件破旧的羊皮大衣。当时，大家穿着灰棉制服，他的那件皮大衣可算一件奢侈品了。小房里杂乱地堆放着许多书籍、刊物、报纸。他正伏案写作，抬头打量了我们一眼，放下笔，招呼我们在炕沿坐下，向我们微笑，和我们交谈。谈论内容我已记不起来，而他亲切的微笑、柔和的声音，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胡华同志是待人宽厚、爱护后进的好导师。他督促我们学习，要我们多读马克思、恩格斯、毛主席的书。他那里有一套解放区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在当时是难得的珍本书，我借来第一次通读了毛主席的著作。进城以后，胡华同志忙碌起来了，在校外讲课、做报告，出版书籍，为报刊写文章，主持行政工作（他是华北大学第八区队的区队长）。我们做他的助手，也跟着忙碌起来。他讲课经常在大礼堂内，听众成百上千。党史中很多人名、事件、词汇，长期生活在国统区的人不熟悉，需要有人写在黑板上，我和彦奇同志担任这项板书工作。因此，胡华同志每次讲课做报告，总有我们两个人跟随着，人们戏称为“哼哈二将”。

胡华同志写文章，我们帮他找资料，记得当年他撰写中苏关系的文章，我们抄录了许多资料，和他一起商讨整理和分类的方法。有时也给他起草几段文字，他出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中最初未写东北抗日联军一段，即将付印时发现此一重大遗漏，要立即补上。他要我连夜起草，口授了提纲、要点，又给我找来一些重要材料，草稿写成后，和我一起字斟句酌地进行修改。他写作的态度极其认真，一丝不苟。

胡华同志对我们的思想、学习、生活都很关心，用他的微薄稿费给我们购买生活用品，如毛巾、肥皂之类，有时请我们打牙祭，在小摊上吃馄饨。他平等待人，从来不摆师长和领导的架子，总是那样和蔼、亲切，询问大家的要求，听取大家的意见。他对人宽容，鼓励大家发表不同意见，即使你说错了话，做错了事，或者顶撞他几句，他也不会疾言厉色，总是淡淡一笑，慢慢地解释。他在第八区队工作，为了进行研究，把彭明、彦奇和我带到区队上，我们的任务就是读书、找资料、研究、写作。那时，我们之间朝夕相见，有时讨论，有时吟诗，有时散步，四个人亲密无间，相处极为融洽。

那时，胡华同志精力旺盛，忘我地工作，往往彻夜不寐。他撰写并编辑了许多著作、文章、材料，还组织和指导别人写作。当时，他要我挑选一个研究题目，试着写作。抗日战争，在我们一代人心灵中留下深沉的伤痛，抗日胜利也给我们带来了最大的欣悦，可是国统区人民对抗战中共产党、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的作用并无了解，我想用通俗的演义体裁，写一本抗日战争的简史。这个课题受到胡华、彭明、彦奇的支持，他们给了我很多帮助和指导，胡华同志读了我试写的章节，感到满意，鼓励我坚持写下去，并给我保证时间、提供资料、介绍出版。1951年，《中国抗战史演义》以王金穆的笔名在新潮书店出版，这是我在胡华同志指导和帮助下完成的处女作。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掀起了学习党史、革命史的热潮，胡华同志在其中发挥了卓越的作用。他经常在各处讲授中共党史、中苏关系史、时事形势，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是当年最畅销、最有影响的党史教科书。为了配合全国的学习，胡乔木同志指示胡华主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彦奇和我协助编辑，收集了党的许多文件和各种珍贵资料，大多是胡华同志收藏和借来的，篇目经乔木同志审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畅销几十万册。所得版税极为丰厚，当时正值抗美援朝，由胡华提议，用我们三人的名义购买一架飞机，捐献给前线的志愿军战士。

1951年，一场狂风暴雨骤然降临，胡华同志遭到批判，我不理解为什么要进行批判。胡华同志自进城以后，废寝忘食地工作，宣传党的历史和党的政策，使广大人民、各界人士和青年学生更加了解中国共产党经历的艰难而伟大的历程，更加热爱党，投身中国革命，他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思想教育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当时，最重要的罪名是：胡华为新潮书店组织了许多书稿，而新潮书店是一家私营书店，这就沾上了与资产阶级勾结的罪状。其实，新潮书店的同人大多是跟随共产党多年的文化出版界的进步人士，他们当年所做的也是有益的工作，即使有缺点，也可以引导、纠正，没有必要扣上大帽子，一棍子打死。思想文化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和“左”的倾向，只能给工作带来损失。

胡华同志遭到党内批判，再三检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同他在一起的人也受到株连。当时，没有任何人指出我们所写的内容有什么错误，但我们还是要检查资产阶级思想。从此，在胡华领导下一个颇有生气的青年学术群体停止了写作，偃旗息鼓，闭门思过。

此后，我被调往中国历史教研室，和胡华同志不在一起，见面少了，但有时还聊天、谈心。胡华同志经过批判之后，锋芒骤敛，谨言慎行，很少写文章，但仍担负着繁重的教学任务。他关心党史领域中如何推进研究工作，并向我多次谈起。他说：《红旗飘飘》是很好的党史资料和教材，这些都是活着的革命者的回忆录，还有许多牺牲了的烈士已长眠地下，不能撰写他们轰轰烈烈的革命经历，希望能组织一批同志来为共产党的烈士写传记，将英烈们的事迹传之久远，这是推动党史研究的一大举措。我不知道他后来主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的缘起，但他早就萌生了这一念头，多次和我谈论过。

60年代，思想学术界的批判之风大盛。杨献珍、孙定国、孙冶方、尚钺、巴人（王任叔）、周谷城、罗尔纲，一个接一个地被批判，胡华同志再一次难逃劫数。他赴外省市巡回讲学亦被点名批判，他不承认讲学内容有什么原则错误，这样一来，只能遭到更猛烈的批判。他虽感到苦恼，但扪心无愧，尚能坦然处之，我见到他只能说几句劝慰的话，他的身体却明显地衰弱了。

我又一次和他长期相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牛棚里。这场失去理性的疯狂行动使许多人蒙受灾难，胡华和我都在被打倒之列。工宣队进校之后，把被打倒的干部、教师集中在一起，我和胡华等二十多人挤住在两间小屋中，每天劳动、写检讨、听训话、背语录，过着牢狱般的生活，完全被剥夺了自由。“黑帮”之间即使是从前十分熟悉的同志，表面上也只能如同陌路，不敢公开交谈，但一有机会，就要低声谈几句，通一点消息，说两句宽心话。自己已被批得“体无完肤”，但仍忘不了用剩余的一点微热去温暖别人被冻得快要凉透的心，真所谓“涸辙之鲋，相濡以沫”。胡华同志不愧是经过锻炼的老干部，虽处逆境中，仍保持坚强、乐观的心情。他相信局势会起变化，鼓励“难友”们勇敢地坚持下去。有一次工宣队和红卫兵布置学习一篇批判刘少奇的文章，还要写学习心得。在没有人的时候，他低声对我说了八个字：“造谣诬蔑，一派胡言。”他也是敢和工宣队、红卫兵讲理、顶撞的人。有一次，他和工宣队争执起来，为的是要给一位年老体弱的老干部减免体力劳动，他据理力争，言谈从容，不畏惧工宣队的权势，终于说服了工宣队，达到了要求。

不久以后，我们被“半解放”了，有了行动自由，恢复了党籍，但仍是列入“另册”的人，下放到江西余江县刘家的“五七”干校。凑巧的是胡华和我都分配在养猪班当猪倌，相处近两年，一起喂猪、清圈、做饲料、值班守夜。“五七”干校中仍然风波迭起，不时敲响批判的锣鼓。有一天，忽然有人贴出要批判胡华的大字报，开列的罪名仍是“反动权威”“修正主义分子”“勾结资产阶级”之类，并加了一条新的罪名。胡华同志是浙江奉化人，在江西干校期间曾请假回家探亲，因蒋介石也是奉化人，大字报中竟说胡华回奉化探亲是怀念蒋介石，策应蒋介石“反攻大陆”，这种莫须有的罪名真令人啼笑皆非。胡华同志毫无惧色，找到那个写大字报的人，把他驳斥得哑口无言，这场所谓“批判”因得不到人们的同情而进行不下去。胡华同志一向和蔼，从不疾言厉色，而在必须抗争的时候却锋芒凌厉，显示了铮铮风骨，使我认识到了他性格中刚强的一面。

在“五七”干校的日子里，人们普遍忧虑、苦闷。全国局势仍一片混乱，国家不知走向何方，中国人民大学已被解散，教师们被打发下乡，个人的命运难卜。大家有一种被人抛弃、任人宰割的感觉。当时，领导已决定把江西“五七”干校的教师、干部在当地就地分配工作。但这批人工资挺高，年迈体弱，不能胜任重体力劳动，江西方面不肯接收，又推回北京去。这个“包袱”被推来搡去，最后仍由北京市接收安置。

1972年，“五七”干校中传开了好消息，我们将回北京去，重新分配工作，而不至于千里“发配”，流落他乡，人人喜上眉梢。可胡华同志和我们却碰上了一件小小的难事，即如何处置两年来豢养的一条小狗。

这条狗是胡华同志从远处要来的。它通体乌黑，额上有一片白毛，灵活而精神，很讨人喜欢，养猪班把它养下来，取名“小纠纠”。胡华同志精心照料，给它搭了个舒适的窝。两年下来，“小纠纠”出落得伶俐、俊美、健壮。它白天围着我们奔跑欢跃，帮我们轰猪守门，晚间陪我们值班查夜，人们都喜爱它。现在我们要撤离干校，怎样安置这条狗，一段时间里我们很愁闷。带回北京是不可能的，如果留在江西，江西老乡们吃狗肉之风甚盛，它很快会被捕杀吃掉。胡华同志和我们商议多时，无计可施。后来，胡华先要回北京了，那天，他在猪倌房内和小狗逗弄半天，最后闷闷地离去，临走时嘱咐我：“小纠纠”的事，尽量安置一下，你最后瞧着办吧！我是最后一批回北京的，“小纠纠”似乎知道大祸临头，那几天依偎在我身边，寸步不离。一些好吃狗肉的战友们，再三动员我把狗杀掉，我坚决不同意。他们说：“就要回北京了，总不能把狗带回去，与其留下给老乡吃，不如让战友们饱餐一顿，增加点油水。”禁不住他们天天催问、敦促，我只好撒手不管，任凭他们处置。我请假一天，躲开了杀狗吃肉的场面，但耳畔仿佛响着“小纠纠”的凄厉叫声。我为此事内疚，心神不宁。1973年春返回北京，第一次见着胡华同志，向他讲述了小狗的噩运，我们两人相视半晌，黯然无言，他最后叹了一口气说：“只能是这样的结局。”在那年头，我们自己的命运尚在未定之天，哪能庇护这条可怜的小狗。

到1976年，十年浩劫的噩梦才逐渐淡褪。中国人民大学于1978年复校，我们各自回归工作岗位，忙碌着自己的专业。我和胡华虽然住地很近，但长谈的机会很少，我感到他历经风雨，磨炼得更加沉着厚重，而且在他心底燃烧起要求工作的强烈愿望，要把失去了的时间追回来。讲课、写作、开会，他忙个不停，多年前曾经向我透露的为共产党烈士写作传记的心愿变成了现实。他为此而勤奋写作，夜以继日，忘我拼搏。他身体本来衰弱，得过肝炎，这样争分夺秒地工作，损害了他的健康，导致旧疾复发，终于转化成不可救治的肝癌。他去上海做肝脏手术前，我去看望他，他身体很虚弱，内心很痛苦。他不愿做保守治疗，迁延病榻，而宁肯冒着风险，走上手术台，进行彻底切除，以争取治愈，获取继续工作的一线机会。他就是在这种迫切希望继续工作的心情下前往上海的，谁料到，他竟一去而未能复返。

我和胡华同志朝夕相处，先后有六个年头。我所认识的胡华是一位宽容、和蔼、爱护青年的导师，是一位怀抱理想、渴望工作、坚持原则、内柔外刚的革命者，是一位才华焕发、知识渊博、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党史专家。

注释

[*]原载《胡华纪念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悼念尚钺同志[*]

尚钺同志与世长辞了。我，作为他的学生和助手，和他相处30多年，在他的谆谆教诲下成长，一旦永诀，感到十分悲痛。

尚钺同志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老战士，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的革命一生是很不平常的。青年时代，他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得到鲁迅、李大钊的教导，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5年至1927年，鲁迅先生和尚钺过从甚密，鲁迅日记中记录了和“尚钺”“仲吾”（即尚钺）频繁的会晤、通信和稿件往还。当时，鲁迅先生已是誉满全国的文学家，而尚钺还是20余岁的青年学生。尚钺同志常常提到这段难忘的往事：“当初，鲁迅先生那样亲切地、耐心地关怀和教育青年，曾一字一句地给我改文章，使我一生得益匪浅。我要学习先生那样去关心、爱护青年一代。”

尚钺同志在学生时就积极地参加了刚刚兴起的新文学运动。他是“莽原社”和“狂飙社”的重要成员。他的小说集《斧背》《病》是我国早期文坛上有影响的作品，鲁迅先生在总结中国早期新小说的发展史时写道：“尚钺的创作，也是意在讥刺，而且暴露、搏击的。小说集《斧背》之名便是自提的纲要。他创作的态度比朋其（按：指黄鹏基）严肃，取材也较为广泛，时时描写着风气未开之处——河南信阳——的人民。”

尚钺同志在北京大学毕业，正在北伐战争的时候，他脱下学生装，回到自己的故乡——豫南农村，从事革命活动，组织农民协会，准备迎接北伐军。后来，在李大钊的指示下，到了上海和武汉，经郭沫若的介绍，在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四一二”和“七一五”，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大批屠杀共产党员，生气蓬勃的大革命被葬送了，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中。尚钺同志并没有被吓倒，被慑服，他顶着狂风恶浪，勇猛前进，1927年9月，他在开封入党。在我党处在最艰难的时刻，他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以后55年，始终跟着党走，历尽艰危，九死一生，但他意志坚定，对党忠诚不渝。

尚钺同志的革命一生充满传奇性的经历。他自己说：“革命，必须置生死于度外。如果不是许多同志的掩护和营救，我不知已死了多少次，我的生命是属于党的，是先烈们用鲜血换来了我的幸存。”1927年底，尚钺同志在河南组织农民暴动，任工农军的党代表和当地苏维埃主席。有一次，他率领十几人的小队进行活动，被优势敌军包围，在突围时同志们大多牺牲，只生还了六个人。1931年，尚钺同志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任《红旗日报》采访部主任，当时发生了著名的东方旅社事件，党的秘密会议场所被敌人破获，我党的重要领导人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以及左联成员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等30多人被捕，后来大部分人被杀害于龙华。尚钺同志也赶去参加会议，被扣押盘查，但他事前知道旅社中住着一个国民党官员，他准备了一封求见的假信件，敌人看了这封假信，在忙乱中未及仔细追查，以为是抓错了人，将尚钺同志释放，这样才脱离了虎口。每当尚钺同志谈到以往的历史，他总是深情地怀念着这些牺牲了的同志而不胜感慨。

尚钺同志出入于枪林弹雨，经受过战火的锻炼，又曾被捕入狱，受尽非刑拷打，几濒于死，他英勇坚强，严守党的机密，被难友们称誉为“不屈的年轻人”。1932年他任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因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受到打击，被开除出党。他为了递送信件到苏联，不畏严寒，泅渡波涛险恶的黑龙江；又为了寻找组织，颠沛流离，跋涉宁夏，企图越过封锁，奔往陕北。他虽然长期失掉党的关系，而仍然一心向党，以党的名义，联系和组织进步青年，进行革命活动。抗战时期，他受党的委派，在昆明团结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冒着被逮捕、被暗杀的危险，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他长期在困难的环境中，为党工作，却很少向人们谈论过去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废寝忘食地从事历史研究，获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但长时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特别在十年动乱期间，遭到“四人帮”的疯狂迫害，丧妻失子，精神上、肉体上备受摧残。但他坚持着，战斗着，不向邪恶势力低头。在任何困苦中，他心中总是点燃着永不会熄灭的共产主义的火焰。每当我回忆起和他一起被关在牛棚里，他劝慰和勉励我的那些坚定、乐观、充满信心、卓有远见的话，在我心中就会浮现出一位战士、学者、良师的高大形象。了解他的革命经历，了解他的坚强性格，就能够懂得他为什么在逆境中始终能保持着坚定、乐观的精神，他是革命行列中的一位真正的“强者”。

对待青年，尚钺同志是一位严格认真、诲人不倦的导师。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等学校急需补充历史教师，他在短短几年内培养了几十名研究生，当时，人手缺乏，他几乎单枪匹马地工作，为了讲课和指导论文，他夜以继日，不倦地劳动，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的学生今天分布在全国高等学校和科研机关，大都成了学术骨干。他对青年的要求是很严格的，谁有缺点，他一定要进行严肃的批评，但是，在批评的背后，你会感受到一种善意和热情，一种殷切的期待和希望，他的批评充满了督促和鼓舞青年积极向上的力量。他勉励学生们勤奋学习，要有攀登科学高峰的雄心壮志，他自己就是我们队伍中最勤奋、最有事业心的领路人。当我们还是精力充沛的年轻人的时候，他已经年过半百，须发斑白。可是每到深夜，人们早已酣然入梦，他的窗前却还是灯火明亮，甚至常常是通宵达旦，他总是孜孜不倦地工作着。

尚钺同志对中国历史有渊博的知识和精湛的研究，但他转而从事历史研究，已近中年，所以他常谦逊地说自己不是“科班”出身。为了进行革命，他一生从事各种职业，记者、作家、厨师、报务员、商人、中学教师、大学教授等等，党需要他做什么工作，他就做什么工作。他以后教历史、研究历史也是为了革命的需要。一是以教历史作为职业，在大学中站住脚，便于做知识分子的工作；二是用马列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向群众宣传革命的道理。因此尚钺同志非常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他自己熟读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有很深的理论造诣。我记得第一次和他长谈，他滔滔不绝地谈论列宁的名著《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对其中光辉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体会甚多。青年人向他请教怎样学历史，他常开出一批马、恩、列、斯、毛的著作，指出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他培养研究生，第一年不上业务课，只上马列主义理论课。他说，高水平的历史学家，主要并不在于多掌握八条、十条史料，而在于能否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去解决历史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大家刚开始学马列主义理论，对理论的指导作用还体会不深，尚钺同志就非常强调理论学习，并引导刚开始学习历史的青年去钻研理论。

尚钺同志很重视理论，却不是死抱住革命导师的片言只字，将其当作万能的灵丹。他最不囿于成说，最重视创新，在史学研究中能从大处着眼，通贯全局，大胆地突破框框，勇于探索，创立新说。他在1949年以后屡次受到“批判”，主要就是在某些重要的历史问题上，别树一帜，提出了新见解，被指摘为反对毛泽东思想。尚钺同志的主要学术观点，一是关于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一是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他提出了许多值得重视的新见解，构成他对整个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系统的看法。

中国古代史的分期，是长期聚讼未决的问题。尚钺同志根据自己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从多方面研究了中国的古代社会，不同意西周封建说，也不同意战国封建说，而提出魏晋封建说，成为与前两说鼎足而立的第三个学派。尚钺同志认为：从西周到春秋初，主要的农业生产工具是石器，“由于生产工具的原始性，中国社会还没有完全脱离原始公社的脐带”，当时基本的生产关系“是以家长制公社为基础的早期奴隶制的关系”。他用较丰富的史料论证了周初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公社怎样发展到春秋时以地区关系为基础的农村公社，并指出当时的农业生产劳动者——“庶民”“庶人”“国人”——主要是公社的成员，是自由民，他们和皂、隶、舆、台、仆等奴隶阶级处于对立的地位。他认为：从战国到两汉才是奴隶制发展和走向没落的时期，并从生产力、社会分工、阶级矛盾、国家政权、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对这一历史的转变做了详尽的论证。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也有别的学者早已提出过，但尚钺同志是较早对这一重大历史问题做出详细研究的人。他力图按照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两部巨著所阐明的经济规律去考察中国历史，指出至迟在明代已有资本主义的萌芽，而且这一经济现象，并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而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经济结构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他搜集了大量史料来论证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商品经济和城市的发展，大规模的社会分工，农产品的商品化，某些地区自然经济结构分解的趋势，以及当时阶级斗争、思想意识所带有的新的特色，等等。

中国古代史分期和资本主义萌芽，是我国历史研究中的两个重大课题，30多年来，研究者踵接，成果极为丰富，但至今尚无一致的结论。尚钺同志是这些研究领域早期的开辟者之一，今天的研究比新中国成立之初当然是大大地前进了，尚钺同志当年仅仅是探索的开始，不可避免地会有这样那样的失误和不足。但是，重要的并不是这些，像这类重大的学术课题将会世代相继地研究下去，不断地发现新材料，提出新见解，人们的认识也将不断地发展、加深，而更加接近历史的实际。我们不能够要求研究者一下子就做得尽善尽美，无懈可击。重要的是尚钺同志用马列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他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提出了独立的新见解，做了详细、系统的阐述，提供了进一步研究和探索的依据。无论如何，先驱者筚路蓝缕的拓荒的功绩，是不能泯没的。

尚钺同志和我们永别了。他坚强的革命意志、勤奋的治学态度、诲人不倦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他的研究成果值得我们继承。他虽享80高龄，但新中国成立后长期被“批判”，失去了进行研究的条件，他的才能和知识未能充分发挥，许多想做的工作没能完成，这是令人痛惜的。像尚钺同志这样的老革命家、老学者，因中国古代史分期和资本主义萌芽等学术问题而受到长期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科学的发展有自身的规律，学术上的不同意见是好事情，不是坏事情，不能强求一律。应该允许和鼓励不同观点、不同学派的存在和发展，培养起在相互尊重之中进行平等讨论的风气。学术上的不同意见不是政治上的不同政见，个别理论观点的失误也不能无限地上纲上线。必须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家，保护他们的积极性，坚定地贯彻“双百”方针，只有这样做，社会主义的学术研究才能够繁荣昌盛起来。

注释

[*]原载《历史研究》，1982年第2期。

睿智的学者　勇猛的斗士[*]——忆黎澍同志

黎澍同志是我所熟悉的前辈历史学家，他富有思想才华、理论勇气和学术良知，是年轻一代历史学工作者杰出的导师。

我认识黎澍同志在50年代中期，几次会议上见到过他，听过他的发言，但印象不深，也没有和他交谈过。直到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要写纪念孙中山的文章，约请黎澍同志进行讨论。我当时担任吴老的学术秘书，在座听了他们的谈话，做了记录。吴老非常敬重黎澍，亲自送黎澍出门，还对我说，黎澍同志的理论水平高，他的意见非常好。时过40年，那次谈话的内容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我当学术秘书时，有两厚册吴老的谈话记录，主要是吴老谈个人的经历，也有不少学术见解，可惜在十年浩劫中被抄走，一直没有归还给我。我是通过在吴老处的谈话和黎澍同志相识的。

《历史研究》是我国史学界的权威刊物，在国内外影响甚大。1961年，《历史研究》编辑部改组，黎澍同志从中央政治研究室调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副所长，并主编《历史研究》杂志。当时，正值学术界“拔白旗”运动以后，历史学界受“左”的思潮的侵袭，批判了许多教授，空气沉闷，万马齐喑，大家不愿也不敢写文章。《历史研究》闹稿荒，从月刊变成两个月出版薄薄的一册，假大空的文章充斥于报刊上。黎澍同志受命于这样的环境之中，力图改变局面，活跃学术空气，贯彻“双百”方针，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他为了办好《历史研究》，广泛征求意见。有一天，他邀我去他家中谈话。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他住在沙滩中宣部的宿舍里，一间宽大敞亮的书房，周围全是图书，整整齐齐排列在书橱里。他的大写字桌放在书房的正中间，桌上堆放着各种书籍、报纸、杂志。他给我倒了一杯茶，相对坐在藤椅中，谈了很久。他身体健康，神采奕奕，待人热情，思路敏捷而清晰，熟谙马列著作。他是长者、著名的理论家，又是党的高级干部，而待人和蔼，思想解放，无所拘束。他对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有胆有识，目光如炬，我被他的谈话深深吸引。他谈到当时正在进行的关于农民战争的讨论，山东历史学家孙祚民正遭到批判。他认为：孙祚民的意见符合马列主义，没有什么错误，为什么要挨批判，这是“左”的思想作祟。他要我去找孙的文章和批判文章，仔细对照读一读。他反对把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现代化。他说：革命是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是一个阶级取代另一个阶级的统治。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只能打乱某些封建关系，并不能创造新的生产关系，农民阶级也不能成为一个时代的统治者。所以，农民战争很难说是严格意义上的革命。当年，“左”的思想盛行，说农民战争不是革命，这种主张实闻所未闻，可说是石破天惊之论。他还讲了《历史研究》的编辑设想。他说：《历史研究》是高规格的学术刊物，应该组织高质量的文章，文章不在长短，而要求质量，哪怕5万字、10万字的文章也可以登载。要推动百家争鸣，提倡创造性研究，树立良好学风，文章要言之有物，反对动不动搞批判、打棍子。在黎澍同志主持下，《历史研究》就是力图贯彻这样的方针。

以后几年中，我和黎澍同志经常见面，每次都在那间大书房内。他经常邀我去聊天、谈问题，谈一些历史理论问题，谈史学界的思想倾向。他的意见中肯、新颖，有说服力，我深深服膺他的思想深度、创新精神和理论勇气。他具有洞察事物本质的智慧。有一次，他谈到浮夸风、共产风。他说：我们目前依然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因为生产力没有充分发展。过早地改变生产关系是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只能是“揠苗助长”。什么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只能是好心的空想。今天回想起来，他的话多么重要，多么正确。他讲“揠苗助长”四个字，一直印在我的头脑中。这种话，当时可说是大逆不道，但黎澍同志无所畏惧地敢于讲出来，实在难能可贵。

那几年，理论界强调阶级斗争，而且强调到很不适当的高度，黎澍同志多次反对这种论调，他认为：必须把阶级斗争和历史主义结合在一起，才是马克思主义观点。那时，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把历史主义提出来和阶级斗争相提并论，不能不冒很大的风险。后来，宁可同志根据黎澍的意见，写了论历史主义的长篇文章，刊登在《历史研究》上，引发了一场大讨论，以后遭到批判，黎澍同志也受到牵连。

《历史研究》刊载过戚本禹批判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文章，引起学术界的震动。此文刊登之前，黎澍同志给我看了稿件，征求我的意见。我认为：李秀成作为农民英雄，思想上有弱点，有失败主义的情绪，但说他是叛徒，我思想上不能接受。不过作为学术讨论，这篇文章可以发表。黎澍同志同意我的意见。文章发表以后，众论哗然。近代史研究所召开了一次讨论会，由范文澜主持，翦伯赞、侯外庐、刘大年、邓拓、吴晗、黎澍都参加了，大家的发言都不同意戚本禹的观点，但还属于学术讨论范围。中宣部林涧青同志说：周扬同志的意见是，近几年来历史人物否定过多，人物评价要慎重，不要随便地拔掉旗子。“文化大革命”中，这次讨论会被称为历史学界的“黑会”。

黎澍同志写过一篇《让青春放出光辉》的文章，鼓励青年们立志远大，努力上进，勇于探索。文章几经修改，写得精练而有文采，作为《光明日报》评论员的文章发表，当时各级青年团组织曾把它作为思想教育的范文，组织学习座谈。但这篇文章极为难产。据说：有关方面认为，现在青年们高中毕业以后，上大学相当困难，大批青年要下乡插队，在这样的时候，鼓励青年立志上进是不切合实际的，不利于稳定青年的思想。这篇文章几乎夭折，我们的思想教育工作往往有这样似是而非的高论。

黎澍同志的文章凝练、畅达，富有理论深度，往往闪烁着思想的火花。他和我谈论写文章的经验，主张一个“慢”字，要反复思考、推敲、修改，务求写出新意，切忌信笔所至，海阔天空，陈话连篇。他写文章有时一句话写不下去，憋大半天在房间里来回溜达，冥心思索。他常说：写文章是苦事。他的文章全是呕心沥血之作。

黎澍同志在学术上勇于开辟，不囿于成说。在培养青年方面，又热心爱护，奖掖后进，不遗余力。他有一次详细地谈到在近代史研究所招收研究生的计划，询问我们在中国人民大学培养青年教师的情形，非常赞赏我们重视理论教育和锻炼写作能力的好经验。当时，国家尚无学位制度，没有培养硕士和博士的规章与先例。怎样培养下一代学术工作者，确实是面临的重大课题，而各单位的做法很不相同。近代史研究所人员众多，力量雄厚，但年龄偏高，缺少青年同志，这引起黎澍同志极大的关心，开始认真考虑培养的方法和途径。我建议他到全国高等学校物色杰出的本科毕业生，招收他们当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生。后来，近代史研究所果然派刘桂五等同志到全国各高校去选拔学生，招收研究生。这批研究生今天是近代史领域中的学术骨干，都已年近60岁。回想35年前和黎澍同志多次商谈培养青年的计划，他那种求才若渴、爱才如命的心情溢于言表，至今仍历历在目。

谈到黎澍爱护青年，不能不想起当年的沈元事件。沈元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聪颖好学，很有才华。1957年被划成右派，勒令退学。他在家中自学，写了有关《急就篇》的文章，此文很多学者均甚赞赏。郭沫若见了此文，称沈元为“神童”，黎澍将此文刊载于《历史研究》，并将沈元调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希冀他日后成才。沈元到了近代史所，就得研究近代史，他写了一篇《论洪秀全》，文章很长，拟在《历史研究》刊登。《人民日报》编辑部看到此文甚为称誉。要沈元缩写该文，但仍长达万余字，由《人民日报》整版刊载。沈元的事引起学术界的轰动，也招来了许多非议。沈元是摘帽右派，培养和重用沈元被认为是政治上的重大失误，许多人写信告状，窃窃私语，黎澍同志因此遭到重大压力。沈元本人的性格确有弱点，恃才傲物，盛气凌人，但确有才学，且十分勤苦用功。有一次我去黎澍同志处，看到和听到黎澍同志与沈元的一席谈话，谈及两件事。一件是沈元和考古学家陈梦家发生争执，可能陈梦家写文章引用了沈元的话而未注明出处，沈元大为不满，指责陈梦家抄袭和剽窃，因而发生龃龉。黎澍对沈元说，陈梦家是考古界的前辈学者，是有贡献、有声望的专家，应该受到尊敬。如果他引用别人的话而未注出处，可能是一时疏忽，怎能武断地指为抄袭和剽窃？这是极不负责的说法。另一件事是沈元在北京图书馆借阅书籍，因管理员取书延误而发生口角。黎澍批评沈元说，管理员为我们服务，借还图书，工作烦琐辛劳，我们应该感谢和尊重他们，体谅他们工作中的困难。你凭什么向他们颐指气使，横加责难。他要求沈元向陈梦家和图书管理员赔礼认错。黎澍的话既严肃、坦直，严格要求沈元，又委婉说理，苦口婆心。沈元受到感动，他低头沉吟良久，向黎澍同志恳切承认错误。我的亲见亲闻可以纠正外间所传黎澍放任姑息沈元的说法。像沈元这样一位既有才华又有缺点的青年，划右派后被社会遗弃，失去了学习和工作的机会。黎澍同志录用了他，帮助他加入史学研究的行列，不惜自己受人的误解和指责。他的仁心慧眼、古道热肠，实是令人敬佩。

后来在批判历史学家刘节的历史观时，史学界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文章。《历史研究》发表了署名张玉楼的文章，大家认为这篇文章写得不错，具有理论色彩，比较讲道理。周扬同志还打电话询问黎澍：“张玉楼是谁？”原来张玉楼就是沈元。他用本名发表了两篇文章，引起众多非议，此时只好改用笔名了。但此事仍引起了风波，此后，上级命令不许再刊载沈元的文章。黎澍同志为录用沈元遭到沉重的压力，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招降纳叛”的罪状。“文化大革命”期间，沈元遭受批斗，心怀不满，竟化了装想逃到外国大使馆中避难，被我公安部门抓获，开了公审大会。如何处理，交付北京市居民进行讨论。第一次讨论后，他获宽大处理，未处死刑。可是不久之后，不知什么原因又第二次讨论，结果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沈元性情孤傲，思想上有缺点，但罪不至死，“文化大革命”后得到了平反。在当时，小小年纪的沈元到处受敌，四面楚歌，只有黎澍同志能顶住压力，爱惜人才，希望引领沈元走上正道，成为有用之才。可叹的是一场浩劫，不仅黎澍同志爱才育人的苦心未能实现，就连沈元的性命也未能保住。“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同黎澍同志谈到沈元时，他默默无言，目光中流露出痛心和惋惜之情。

1963年，上级从中国科学院和高等院校先后调集20多名历史科学工作者，从事一项研究任务，我和许多朋友都在其内。我们这批人起先集中住在香山，黎澍同志是这个研究组的负责人，因此我有近半年的时间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他平易近人，对下级关心、热情，经常到香山来看望我们，有时也住在香山，和我们一起生活，一起讨论问题，一起散步聊天。他是一位极富爱心的长者。有一次，我搭他的汽车从城里开往香山，路上见到一位妇女，躺在地上呻吟，旁边一个小孩在哭泣。我们的车子停下来，黎澍同志下车询问。原来这位妇女带着孩子往邻村走亲戚，在路上突然病倒。黎澍同志问明情况，急命司机将病人和孩子送往附近医院，并设法通知病人的家属。他将事情处理完毕，和我步行到汽车站，乘坐公共汽车前往香山参加会议。这是一件小事，却也体现了他的急公好义和对病难者济难扶危的精神。

熟悉黎澍同志的人无不称道他崇高正直，有独立见解而从不趋炎附势。“文化大革命”前，在“左”的思想氛围中，他自己承受着重大压力，却乐观开朗，不改初衷。“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受批判是必然的事，与他人被诬蔑为“东霸天，西霸天”，处境很困难，他仍不以为意，泰然处之。红卫兵要他写揭发、检举材料，他总是实事求是地对待曾经共事的同志，甚至为他们申辩。“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全国的学术刊物都停止出版了。后来，毛泽东主席提议复刊《历史研究》，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第一个恢复出刊的学术性刊物。刊物本为中国科学院所办，黎澍是主编，复刊后理所当然应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主办（简称为“学部”）。但“四人帮”不肯放过这样一个唯一公开出版的大型刊物。那时，实际主管教育部工作的迟群伸手争夺《历史研究》，当时，黎澍同志知道毛主席提议《历史研究》复刊，也在草拟复刊计划。他不畏惧“四人帮”的气焰，敢于和他们争夺这片学术阵地，结果还是被“四人帮”抢到手，由迟群负责《历史研究》的复刊工作。迟群从高等院校调集了多名历史系的教师，组织编辑部，搞评法批儒。开始是在西单教育部的招待所里，后来搬到前门饭店。我也被指名调去教育部。迟群在一次会议上宣布，要求编辑部人员保守工作秘密。一个学术性刊物，有什么工作秘密，真是奇谈怪论！还要求大家不得和学部的人往来，特别是不得和黎澍、任继愈接触，迟群偷偷摸摸，简直像搞特务工作那样来办学术刊物。不久，黎澍同志托人给我带话，希望我赶快离开那个“是非之地”。我自己也很不愿意在那里工作，就想办法对工作拖拉磨蹭，又借口要完成前些日子外交部交给的一项重要研究任务，几次要求脱离编辑部，回原单位工作。迟群等很不高兴，认为我不识抬举，同意我离开。我回校时心情愉快，如释重负，立即打电话告诉黎澍同志，他在电话中为我祝贺，并打趣地说：“你终于逃脱了‘曹营’的磨难。”我去《历史研究》编辑部临时工作只有三个星期时间。

1975年，黎澍同志继续担任《历史研究》主编。“四人帮”被粉碎以后，黎澍同志积极在学术界拨乱反正。有一次他跟我谈话说：最近于光远同志倡议民间组织研究会，以活跃学术空气，消除“四人帮”的余毒。这一倡议很好。考虑到历史学界的太平天国史研究较有基础，人数较多，建议先成立一个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以倡导风气。民间组织学术研究会，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尚无先例，在黎澍、于光远等同志的支持下，我和王庆成、郭毅生、马汝珩、贾熟村等同志酝酿、准备，在1978年7月成立了北京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并请罗尔纲先生担任顾问，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礼堂举行成立大会，黎澍、于光远参加了大会并讲话。这是全国社会科学理论界最早成立的民间研究会，《光明日报》为此发表评论员文章。此后各种研究会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对开展百家争鸣、促进学术研究起了积极作用。黎澍、于光远等同志有首倡之功。

粉碎“四人帮”以后，黎澍同志为重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而发奋工作，他发表了许多理论文章，批判封建主义的残余，讨论历史的创造问题，评论阶级斗争的理论，揭批“四人帮”，讨论历史的求真精神，等等。他在最后十年中，作品之丰硕、用力之勤奋、见解之深邃更胜于以前。一场重大的政治风暴过去之后，必有智者、勇者去反思、去探索，黎澍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自言：“文化大革命”使他“大彻大悟”，“使人感到有重新认识许多问题的重大必要性”。他探寻刚刚逝去的历史的经验教训，而着眼的却是国家的现代化。他能言人之不能言，敢言人之不敢言。他在开辟那混沌未知的领域，永远前进而不肯止步。黎澍同志是一位睿智的学者、勇猛的斗士、不知疲倦的探索者。

注释

[*]原载《黎澍十年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吴晗同志和我谈清史编纂[*]

1960年北京市历史学会成立，这是北京市最早成立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之一。首任会长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当时，我和吴晗相识虽不久，但那段时间内，过从稍多，因为他当时主编“中国历史小丛书”，我参加编委会，经常在一起开会。我像对师长那样敬重他，他则把我当作忘年之交，和我谈过几次话，涉及的内容很广泛，谈得最多的是古籍整理的设想，北京市历史学会的筹备与工作，也谈过发掘明陵的工作，北京市的文物保护，甚至市政和中小学教育的情况，也向我透露一些情况，征询我的意见。他谈锋甚健，纵论古今，我说话的时候很少，但我说话时，他耐心听着，不时插几句话，提几个问题。

吴晗同志学识渊博，性格爽朗，朴实正直，平易近人，尤其关心青年人的工作和生活。他治学勤恳严谨，孜孜不懈，在繁忙的公务之暇，撰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论著、短文和其他作品，我深深地敬仰他的治学和为人。

60年代初，我国正经历困难时期，政治运动连续不断，全国的学术空气很沉闷。但北京市历史学会在吴晗同志的领导下很活跃，做了许多工作，经常举行年会、座谈会、报告会，团结了首都广大的史学工作者。有一次吴晗同志和我谈话，内容是关于编纂清史的问题，这次谈话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头脑中。

吴晗同志任会长期间，邵循正、赵征夫同志任副会长，安捷和许师谦同志先后任秘书长。邓广铭是古代史组的组长，翟良超是现代史组的组长，张芝联是世界史组的组长。我担任常务理事，兼中国近代史组的组长，近代史组副组长是北京师院苑书义同志、民族学院的王炬堡同志，专业组秘书是中国人民大学李文海同志。

1961年的某日，北京市历史学会召开常务理事会讨论工作。会后，吴晗同志约我留下来谈谈。在场的只有我们两人，他笑吟吟地坐在沙发上，慢慢地说，中央领导同志正在考虑清史编纂工作，这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大工程。《明史》的编纂花了将近一百年，清史的编纂也得用几十年。当前，清史尚是一片荒芜的园地，治清史者甚少。他说，因为我是研究近代史的，近代史即是晚清史，所以找我谈谈，应怎样开展这项工作，目前清史研究的状况如何，想听听我的意见。

说实在话，在此以前，我从未想过要编清史，也不曾听说过有关建议，脑子里并未转过这方面的念头，因此也谈不出什么意见和建议，只是说说清史研究的情况。当时，研究清代前期和中期史的专家只有郑天挺、谢国桢、王锺翰、商鸿逵、李洵等数人，他们虽有精深的造诣，但人数甚少，没有形成一支队伍。我除了赞成、支持这一大工程之外，说的话很少。但吴晗同志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地说起来，如何团聚、培养研究队伍，如何搜罗资料，如何接管全部清代档案，如何拟订工作计划，如何确定史书体例，如何整理、翻译满文档案和外文资料，以及《明史》编纂中的经验与失误等等。我惊讶地发现，在他头脑中已有一套比较周密、详细的设想。他有一个很明确的意见，即是要设立“清史馆”，作为常设的修史机构，并由一位副主席或副总理兼任清史馆馆长，才能调集人才，统一事权，甚至史馆的建址、内部编制也想到了。我这个后学新进听这位著名史学家的宏伟规划，衷心拥护、钦佩，静静聆听，竟不能赞一词。他的设想很宏伟，要求很严格，要完成清史的编纂，没有政府的大力支持是难以做到的。必须集中优秀的人才，拨给充足的经费，宽以岁月，按部就班，把人员团结、组织起来，才能成功。他对任务的艰巨性是有足够估计的。他说：要写成一部比较像样子的清史，即使立即组织力量，全力以赴，并且工作顺利，我今生恐怕也难以见到全书的完成了。吴晗同志那时还只有52岁，在他心目中，这部大型史书，非数十年时间，不能竣工。

这次谈话中，就多个问题，详细交换了意见。一是人才的培养，我主张到全国各大学历史系挑选优秀的学生从头培养，专攻清史。吴晗同志赞成这个想法，并说，还要到外语系找一批学生，翻译各种外文资料。他开玩笑地对我说：将来就请你来当教师，领他们一起读《清实录》《清史稿》，先把基础知识搞得扎实一点。另一个问题是可否在北京市历史学会内设立一个清史专业组，先聚集几个人，做点准备工作。我不同意这样做，因为北京市历史学会是一个群众性学术团体，成员只包括北京市各高等学校和中学教师，不包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几个历史研究所，组织松散，力量薄弱，不足以承担这类重大的实质性任务。且北京市历史学会内，设置清史专业组，不伦不类，难以协调。研究清史的人数又少，凑不成一个专业组，不如另起炉灶为好。设置清史组的意见，后来也未见实施。

我万万没想到，这次谈话竟和我后半生的研究方向大有关系，我原来研究中国近代史，即鸦片战争以后的晚清史。但1965年秋被提名参加清史编纂委员会，奉命筹组清史研究所。因十年动乱，此事一直被拖下来，直至1978年才正式建立清史研究所，我终于走上了清史研究的道路。

这次谈话以后，吴晗同志再没有跟我提起过编清史的事，大约因为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各项工作进行调整，故清史编纂的事缓议。大约1963年的一次会议上，讲到京密运河的修浚，吴晗同志说：将来在运河中可以航行船只，直通颐和园，我们开会可以搬到船上开，一面开神仙会，议论清史编纂的体例、计划，一面可以观赏沿河两岸的秀丽风光。不过，这是发言中随便谈到的，并不是作为工作规划提出的。

这时，我陆续从领导上和历史学界前辈听到清史编纂的事，知道这是由董必武同志提议，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的，周总理首先和吴晗同志商议此事，后黎澍同志也就此事写过书面意见。1964年毛泽东主席也和范文澜同志提到过编纂清史的事。

1965年秋，中国人民大学孙泱副校长到我家里看望，正式通知我：中央宣传部召开部长办公会议，专门讨论编纂清史事宜，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由郭影秋同志任主任，委员有郭影秋、关山复、尹达、刘大年、刘导生、佟冬、戴逸等七人，先在中国人民大学内建立清史研究所，由我筹建此所，担任所长，所址定在沙井胡同。七人委员内没有吴晗同志，因为当时已是“文革”前夕，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已经写成，即将出笼。学术界风声鹤唳，弥漫着恐怖气氛，空气中的火药味已经非常强烈。吴晗同志首当其冲，不时遭到指责。在这种情况下，清史编纂委员会中已不能把他包括在内。其实，当年是周总理把清史编纂的任务首先交给吴晗同志来筹划考虑的。

拟议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之后约一个多月，上海《文汇报》即刊出了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一场全国性的大灾难降临中国大地。吴晗同志遭到了难以置信的诬蔑和折磨，以致夺去了这位卓越而正直的历史学家的生命。北京市历史学会以及中宣部主持下成立的清史编纂委员会全都成了“黑帮”组织的“黑会”。

我是北京市历史学会的最早一批常务理事，80年代又曾担任会长。当此学会成立30年之际，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吴晗会长。没有他的努力，北京市历史学会就不会那样早成立，也不会做出那么多成绩，团结那么广泛的学者专家。大家对吴晗同志的怀念文章很多，都惊异、钦佩他的工作热情和充沛精力。但他筹划考虑编纂大型清史的事，尚鲜为人知，我借这个机会写一写这段往事。

30年后，大型清史的编纂任务，虽因种种原因而尚未完成。但清史研究园地中百花竞秀，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清史研究的队伍茁壮成长，已非30年前的光景可比。吴晗同志如果没有这场奇冤大难，今年正逢81岁。我想：他会积极参与和领导清史研究工作的。在他这样博学多才、经验丰富的前辈史学家的领导下，清史研究的成绩肯定会更加出色，更加辉煌。这又不能不惋惜他遭逢不幸而早逝，实在是史学界的重大损失。

注释

[*]原载《北京市历史学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集》，1990。

从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光明大道[*]——在纪念吴晗同志诞辰七十五周年、逝世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纪念会，隆重纪念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市原副市长吴晗同志诞辰七十五周年，逝世十五周年。我受北京市历史学会的委托，在这里讲几句话。

吴晗同志（1909—1969）是浙江省义乌县苦竹塘村人。他是勤奋、正直、渊博的历史学家，爱国的民主主义战士，优秀的共产党员，社会主义学术文化的勤劳建设者。正像彭真委员长在为《吴晗史学论著选集》题词中所指出：“吴晗同志从一个勤奋治学，追求真理，不断进步的历史学家和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道路是本世纪我国知识分子前进的光明大道。”

吴晗同志自幼家境贫寒，在困难的条件下，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学习，时读时辍。他奋发有为，刻苦努力，二十五岁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以前，已经发表了《西汉的经济状况》《胡应麟年谱》《胡惟庸党案考》《〈清明上河图〉与〈金瓶梅〉的故事及其衍变》等四十多篇文章。一个青年学生取得这样优异的成绩是很难得的。因此，他在同学中赢得了“太史公”的美誉，在学术界也初露头角。

大学毕业以后，吴晗留在清华教书，在我国大学课堂上开设了系统的明史课程。他热爱祖国的历史，热爱自己的专业，踏实钻研，辛勤地耕耘着历史学的园地，有了丰富的收获。在1949年以前的十四年内，写了几本著作以及二百几十篇文章和政论，很多收进了《史事与人物》、《历史的镜子》和《投枪集》内。他还用很多时间，抄录和纂辑朝鲜实录中关于明清史的资料，每天到图书馆去，早出晚归，风雨无阻，抄录的资料达三百万字之多，当年的手稿幸而保存至今。从中可以看到这位可敬的学者锲而不舍的可贵的治学精神。他的代表作《朱元璋传》的初稿也在这时问世，这部著作内容翔实、丰富，论断精辟，功力深厚，吴晗同志对此倾注了大量心血。新中国成立以后，还在不断修改，达到了很高的科学水平，得到毛泽东主席和学术界的好评。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像吴晗这样正直、爱国的学者不可能长期埋头读书而无动于衷，现实必然要迫使他一步一步地走出书斋，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这是旧中国千千万万爱国知识分子的共同经历。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时，吴晗还在大学中读书，爱国主义的火焰在这位青年的心中燃烧着。他在《感事》诗中写道：“阴风起地走黄砂，战士何曾有室家。叱咤世惊狮梦醒，荡除人作国魂夸。烦冤故鬼增新鬼，轩轾南衙又北衙。翘首海东烽火赤，小朝廷远哭声遮。”这首诗表现了他的救国热情和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不满。

全面抗战爆发后，吴晗同志来到昆明，目睹国民党的消极抗日、黑暗腐败，更增加了他的憎恶。而对共产党的坚决抗日、政治清明，表示由衷敬佩。他日益靠拢党组织，接受党的领导，提高了民族意识和阶级觉悟。抗战后期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吴晗同志积极参加斗争，逐渐锻炼成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的无畏的战士。他用犀利的笔锋，写了《论皇权》《论贪污》《明代锦衣卫和东西厂》等大量文章，矛头直指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他经常在学生集会上发表演讲，评论政局，措辞尖锐，旗帜鲜明。他和西南联大的另一名教授闻一多，都因向反动势力勇猛做斗争而得到外号，闻一多被称为“狮子”，吴晗被称为“老虎”。斗争是激烈而残酷的，国民党企图用屠杀手段来遏阻爱国民主的浪潮。昆明发生了“一二·一”惨案，不久，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暗杀。吴晗同志看着战友们一个个倒下去，心情十分沉痛。虽然自己的处境也非常危险，但他坚持真理，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在悲愤中写了《哭公朴》《哭一多》等文章。他呼喊着：“公朴，你不会死”，“死去的是一个万人所痛心疾首的政权”。他的声音在千万进步青年的心中引起广泛的共鸣。

吴晗同志回北平以后，更加积极地参加革命活动。他在清华园的家，是联系进步教师和革命青年的场所，也是特务们监视、盯梢的目标。不管压力多么大，风浪多险恶，吴晗同志一直战斗着。他继续写了《是谁绞死了民主？》《论儿皇帝》《明初的恐怖政治》等文章，熔历史和现实于一炉，铸成一支支锋利的投枪投向反动派。他还帮助大批进步青年和党的地下工作干部离开北平，投奔解放区，以免遭受迫害。可是他自己，据说已被国民党特务列为黑名单上的头号人物，却仍坚持在岗位上，直到北平和平解放前不久，在党中央的关怀和指示下，方才离开虎口，绕道前往解放区。他犹如一位经历了激烈战斗的将军，掩护和送走了他的战友和士兵，而自己却挺立在枪林弹雨之中，最后才撤离战场。

吴晗同志到解放区后，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政治思想和世界观上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长信，提出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毛主席回信中说：“我们同意你的要求，唯实行时机，尚值得研究。详情恩来同志面告。”几天之后，周恩来同志找吴晗畅谈了几个小时，肯定他的进步，鼓励他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吴晗同志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继续锻炼，不断前进。1957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新中国成立以后，吴晗同志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兼文教委员会主任，主管首都的文化教育和民政工作。他认识到自己的重大责任，社会主义建设不仅要有经济的迅速增长，而且要有科学、文化、教育的高度发展，特别是北京市，作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首都，作为驰名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抓好这方面的工作，既很艰巨，又有重大意义。他遵循党的方针，努力提高学校的教育质量，发展文教事业，增添文教设施，发展群众性的文教活动。他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推动和具体领导，建立了北京师范学院、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北京少年宫、少年科技馆、各区的少年之家、首都图书馆、北京天文馆、北京市历史学会、中国书店、龙潭湖教学植物园以及北京电视大学、广播函授学校、工读学校等。这些单位现在正为“四化”建设做出优异的成绩，它们的创建过程，无不凝聚着吴晗同志的心血。

吴晗同志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十分重视历史文物的保护和整修，他参与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筹建，在他的倡议和指导下，建立了首都博物馆，保护了古代冰川遗迹，还对长城、雍和宫、戒台寺进行了修缮。他又亲自主持明朝定陵的发掘工程，在发掘和布置地下宫殿的陈列期间，他不顾严寒酷暑，多次亲临现场，参与各种问题的设计和讨论，做具体指导，工作十分认真。当我们看到这些名胜古迹巍然屹立的雄伟新姿，怎能不怀念吴晗同志保护文物的辛勤劳绩！

吴晗同志担负着极为繁忙的行政工作、社会工作，兼职很多，占用了很多时间，但他并未因此放弃学术研究。他仍然保持着勤奋钻研、刻苦攻读的书生本色。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十七年，他努力运用马列主义观点，从事著述，参加学术讨论，共撰写了六百余篇文章，并修改整理以前的旧作，先后出版了《灯下集》、《春天集》、《投枪集》、《学习集》、《海瑞的故事》和《朱元璋》的新版。凡是熟悉他的人，对他那种渊博的知识、旺盛的精力、快速的效率无不表示钦佩和赞叹。他怎样在繁忙的工作中写出这样多的作品，《灯下集》的命名透露了部分的奥秘。这些作品都是在百忙中“挤”出来的。当夜深人静，人们酣然入梦的时候，吴晗同志却不顾疲劳，在灯下争分夺秒地攻读、钻研、写作，为祖国历史科学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学术的繁荣而忘我地工作。

吴晗同志不但自己刻苦研究，以身作则，并且积极推动和领导我国的一些重大科研项目。标点《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以及绘制中国历史地图是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的学术工作，吴晗同志是这些项目的发起人和主持人之一。他亲自组织众多的学术单位和专家们进行协作，开展工作，参加讨论。这些集体的学术项目所取得的重大成绩，是和他的努力分不开的。他在历史学方面的另一重要贡献是积极提倡和领导普及历史知识的工作。他说：“单有提高，没有普及，只是少数人提高了，大多数人还是一穷二白，这是不符合我们党和国家的要求的。”他希望“使人人懂得点自己和别的国家的历史，掌握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自己的前途，并通过历史的学习，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党，热爱人民，信心百倍地投身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洪流中去”。他把历史知识作为进行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武器，主编了“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外国历史小丛书”，直至十年动乱以前，“中国历史小丛书”出版了一百五十多种，“外国历史小丛书”出版了五十多种，其选题之广泛、影响之大是从来没有的。丛书许多种的定稿发排，吴晗同志常常亲自审阅、提出意见，还帮助青年作者修改稿件。他另外又主编了《中国历史常识》八册，给青年提供比较生动、通俗的历史知识读物。1959年初，吴晗同志根据中央负责同志建议响应毛主席发出的要学习海瑞刚直不阿精神的号召，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和历史剧《海瑞罢官》。这些文章和作品的内容基本上是正确的，博得广大群众的赞扬。

吴晗同志的一生，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坚持战斗，又为祖国社会主义的文教建设做了大量工作。他对人热情诚恳，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党忠心耿耿。他贡献于革命、贡献于人民是这样多。万恶的“四人帮”把他视作眼中钉，这位杰出的学者、优秀的共产党员竟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被横加许多莫须有的罪名，罗织株连，以至演变成一场危害全党、危害国家的大灾难，而吴晗同志本人也被投入牢狱，非刑毒打，吐血而死。吴晗同志的去世，是我国学术界的巨大损失，是革命人民的巨大损失。

现在，天空中的黑云早已驱散，“四人帮”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吴晗同志的冤案已经平反，这类悲剧也永远不允许在中国重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车轮正在滚滚向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还要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知识分子将更受尊重，更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更加怀念和惋惜吴晗同志过早离开了我们，时代多么需要像他这样勤奋、正直、有理想、有作为的学者和领导人。吴晗同志就像许多老一辈的革命知识分子鲁迅、郭沫若、吴玉章、邹韬奋、闻一多、范文澜、翦伯赞、茅盾、孙冶方一样，他们身上闪耀着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的光辉，将引导和鼓舞后代知识分子为复兴民族、振兴中国而奋斗前进。

注释

[*]原载《皓首学术随笔·戴逸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

哲人其萎　风范长存[*]

郭影秋同志逝世多年了，我和他相识是在他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担任副校长以后，有多次交往，往事历历在目。一个睿智、博学、坚强、正直、慈祥的高大形象，矗立在脑海中，每次谈话、书信往还，都使我对他的崇敬之心油然而生。他酷爱历史，和我的谈话大多是关于历史科学的，偶尔也谈及时局和学校的问题。他高瞻远瞩，对许多问题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又博闻强记，分析透彻，善于说理，熟知历史学界的动向和争论。每次和他谈话，都如饮醇醪，不知不觉长谈下去，在亲切温暖的气氛中受到启迪和教诲。

我第一次见到影秋同志是在1963年初夏，他来中国人民大学担任副校长不久，我在范文澜同志处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急需向校领导汇报。汇报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对他仰慕已久，而且早就读过他的著作《李定国纪年》，所以很注意他的举止言谈。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这位新领导既是久经锻炼、饱受风霜的老革命，又带着浓重的书卷气；在他亲切温文的言谈举止中透露出英毅果断之风。我汇报完以后，他却兴致勃勃地打开话匣子，和我谈了学校的很多问题，诸如教师队伍、思想工作、专业设置、校舍、领导干部的团结等等。说实在话，那时，我很少了解和关心全校性的问题，静静地聆听着，很少插话，只是惊讶地发现：他来校时间很短，却对学校的情况和人员有这样深入的了解，而且深思熟虑，对学校的发展前景已形成系统的看法。后来，话锋一转，他询问我历史科学在文科大学中应占什么地位。我对此考虑也很少，简单地回答了几句。他沉吟着说：“如果条件成熟，可以考虑成立历史系或研究机构（当时我校尚无历史系和研究所），重要的是要办出特色，要重质量。”我一直记着他的话，这也许可算是我校设立和发展历史专业的发轫点。

此后，我有半年时间借调在外，又有一年下乡参加“四清”，一直没有和影秋同志单独谈话的机会，可是，设立研究所的事有了进展。1965年10月，中宣部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召开部长会议，决定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编写大型清史。清史编委会由七人组成：郭影秋、关山复、尹达、刘大年、刘导生、佟冬、戴逸。并拟在中国人民大学内设立清史研究所。那时，影秋同志在北京郊区，孙泱副校长向我传达了中宣部的决定和影秋同志的意见，要我考虑拟订成立研究所的计划。不久，姚文元抛出了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计划也就成了泡影。以后，影秋同志遭到迫害，被添加了一条罪状，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被说成是中宣部的阴谋，有意抵制即将到来的“文化大革命”。

影秋同志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云南省省长，后调南京大学任党委书记兼校长。1963年周恩来总理调他来北京，原拟任命他为国务院副秘书长，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胡锡奎同志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人大缺少一位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校长吴玉章久闻郭影秋同志品德高尚，作风谦和，能力很强，亲自面见周恩来总理，要求把郭影秋调来中国人民大学，以辅佐自己的工作。

影秋同志有杰出的领导才能。他经验丰富，知识渊博，深入群众，了解情况，故而能谋善断，对许多重大问题能做出正确的决策。他和大家在一起，总是先耐心听取群众和部下的意见、建议、汇报，在笔记本上详细做记录，在总结的时候吸收大家的意见，择善而从。对许多讨论的问题进行透彻分析，要言不烦，条理清晰，以理服人。一些疑难同题，经过他的说明都涣然冰释。

影秋同志记忆力过人，经过的事，见过的人，听过的话，都深深印在他的脑海中，经久不忘。他叙述多年往事，娓娓而谈，具体详尽。我听他讲过在云南各地寻访南明史迹的经历，对各地风光、习俗都有很生动详细的描述，颇引人入胜。他对多年未见面的老同事、老下级大多能说出其姓名。在讲话中时常引述别人讲的论点、事例和语言，丝丝入扣地切合当时谈论的主题。

影秋同志对自己的要求极为严格。他来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时已有五十五岁，而事必躬亲，尽心竭力，不辞辛劳，对同志和部下则和蔼、尊重、关心、爱护，从不摆架子。他刚来学校就深入基层，到各处校舍视察，有一次来到学校的某个单位，单位传达室的工作人员不认识他，不让进门，多方留难，后来要他填写一张会客单子。郭影秋在会客单上写了自己的名字以后，工作人员才大吃一惊，发现来人正是新上任的副校长郭影秋同志。

郭影秋同志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显露出高尚的品德和卓越的才能。人大师生员工庆幸学校来了一位好领导，相信学校工作将会有很大改进，展现出新面貌。但影秋同志来校刚两年还没有来得及大展抱负，1965年他就率领教师学生，到北京郊区前沙涧领导农村“四清”运动。在一年的“四清”工作中，影秋同志工作出色，有口皆碑。他在农村访贫问苦，和农民打成一片，工作十分深入，他走遍了前沙涧、后沙涧、苏家坨、西山农场、车二营、龙泉寺等许多农村和生产队，和贫下中农结成了好朋友。他很少在指挥部开会布置工作，总是跑到各个生产队去，栉风沐雨，亲临第一线，了解情况，在他身上见不到官场常有的官僚主义、瞎指挥、讲排场的歪风。他又能倾听不同意见，即使普通干部和学生的意见，他都能虚心听取。有一次，影秋同志在“四清”工作干部会上点名批评了一位教师，有些情况说得不甚准确，那位被批评的教师虽然感到委屈却不敢声辩。在场的历史系二年级学生孔祥吉站起来发言，对影秋同志进行反批评，说这位教师固然有工作错误，但校长没有完全弄清情况，所以批评不符合实际情况，伤害了同志的工作积极性，也是不对的，校长应该下来更多了解情况，批评才能实事求是，有的放矢。孔祥吉是一个青年学生，在会议场合公开批评有崇高威信的郭影秋副校长，使大家感到意外和震惊。而影秋同志静静地聆听孔祥吉的发言，认真记录，面无愠色，反而感到孔祥吉说得有理有据。影秋同志表现出君子“闻过则喜”的宽宏风度。他很欣赏孔祥吉的直言无忌，以后多次找孔祥吉了解情况，往还亲密，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之交。

影秋同志生活上俭约朴素，不搞特权，“四清”时他和教师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不但不开小灶，连吃饭也和大家一起排队，不要勤务员替他代买。有一次下大雪，影秋同志早晨第一个起来在老乡的院里院外扫雪，这一个无声的命令动员了所有的“四清”工作队员行动起来为农民扫除积雪，清理道路。农民们对郭影秋的领导才能和工作作风赞叹敬佩，称他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

“文化大革命”中，郭影秋同志遭到重大的冲击。“文革”初期，他受命于危难之际，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负责向北京各高等学校派遣工作组。因此，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受到批判，并被撤职。派遣工作组本是中央的决定，却被说成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秋同志成了替罪羊，从此陷入罗网，遭到无休无止的狂批乱斗。大多数群众不了解“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不同意批斗他、打倒他，尽管“四人帮”屡次点郭影秋的名，但中国人民大学仍有很多教师学生称他是好干部。这样，学校中形成了揭郭和保郭两大派，曾经多次举行群众大会，揭郭和保郭是辩论的主题，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包括曾是郭影秋同志老上级、老领导的邓小平同志也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听了两派的辩论。当时，影秋同志曾参加“四清”地方的农民群众听说要斗争郭影秋，有八百人赶进城来，要保护他。这一事件被说成郭影秋同志调农民进城，保护自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反而加重了他的罪名。其实影秋同志当时已被造反派囚禁斗室，哪里还能调农民进城，这完全是农民群众听说他们敬爱的郭副校长遭斗争，出于义愤，主动赶进城来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信口开河，编造郭影秋种种罪状，说他在校内建造了供自己享受的别墅豪宅，还开放了他的住宅，供外地来的红卫兵参观，以暴露郭的“罪恶”。其实这不过是几间略加整修的普通平房，红卫兵们参观了这座“豪宅”，都惶惑地问道：“就这几间旧房子吗？我们在外地看到许多高级干部的住宅，没有一处比郭影秋的住房更加简陋的了。”这一参观的效果反而表明了影秋同志的清廉与俭朴。

郭影秋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非人的折磨，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不久就患病，又因误诊而加重了病情，长期缠绵病榻，不能起床。他知识广博，经验丰富，才能卓越，精力过人，本来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重大贡献。但重病在身，徒唤奈何，一切了解影秋同志的人都会因他未能充分发挥才能而深深感到惋惜。

1969年中国人民大学被明令解散，教工都去江西余江的“五七”干校下放劳动。影秋同志虽已在病中，但对学校前途和全校人员的工作去向仍十分关心。在他心目中，大概认为中国人民大学不会就此被解散，从此消失了，所以他向上级建议将来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不要分散分配工作，而要成建制地集中安排工作，一旦需要就可以迅速地集合起队伍。上级接受了他的建议，人大教师被集中安排到北大、北师大、首师大、财经大学等校，这显示了影秋同志的长远目光，保留了一大批长期培养起来的教学和科研队伍。他这时也没有忘怀“文革”前夕中央委托他编纂清史的任务。1972年他向北京市委建议成立清史研究小组，隶属于北师大，我校一部分搞历史和文学、档案、法律的同志得以在这一名义下聚集在一起，在困难的条件下，开始了清史研究工作。

1973年，我从干校回京以后，同影秋同志见面的机会多了。他缠绵病榻，不能行动，但精神很好，思维清晰，能大量读书，谈话的内容大多是有关清史研究。通过许多次交谈，我更深入地认识了作为历史学家的影秋同志。他读书甚多，博闻强记，知识丰富，有深刻的洞察力，分析事件、评价人物独具卓识。他最熟悉明末清初的历史，和我谈过李自成、张献忠、崇祯帝、史可法、张煌言、郑成功、李定国、孙可望、多尔衮、范文程等人，谈到明朝何以失败、清朝何以兴起，谈到农民起义军的重大失误和归宿等等。他熟知历史过程和各个历史人物的经历、性格、才能、优缺点，做出许多很有见地的分析。他娓娓而谈，如数家珍，一谈下去就忘了时间，常常要谈两三个小时。他的秘书怕影响他休息，有时出来干预，才终止了我们的谈话。他掌握的史料极为丰富，不少稀见的稿本、抄本，是我闻所未闻的。影秋同志的记忆力特别好，给我介绍书籍的作者、卷数、版本、收藏单位、内容梗概以及他的评论，使我深受教益。他读书的面极广，有一次我去看望他，他正在读《资治通鉴》，从二王八司马事件谈起，谈到对韩愈、柳宗元的评价，又谈到藩镇、宦官，以及唐宋诗文的演变、五代词风、唐代佛教宗派等等，见识精当，议论风生，我没想到他对唐史和唐代文化也是十分熟悉。又有一次，他向我借阅清人沈德潜等辑的《明诗别裁集》，我在这本旧书上有些胡乱的批语，其中对高启的诗，批了“伤于浅露”四个字，影秋同志看到以后，不以为然，他和我谈明初的诗人和诗风，有很精辟的见解，甚至还能背诵明人的不少诗句。他公事繁忙，百务缠身，却拥有非常广阔而精深的知识，实足令人敬佩。

影秋同志非常关心清史研究所的工作。人大复校，清史研究所成立，他抱病前来出席会议，勉励全体同志努力钻研。此后，我们的工作一直得到他的指导和关怀。只要他住在北京而病体又许可的话，他总是乐于听取我们的工作汇报，并就研究所的方针、方向和具体工作进行指示，为我们排除干扰，解决困难。他非常尊重下级的意见，总是用商量的口吻和我们谈论工作，从来不用简单的命令。他认识所内许多研究人员和研究生，经常和他们谈话，关心他们成长，指导他们前进。他虽然久病，而深入群众、平易近人的作风并无改变。他对我们的帮助具体、细微、切实。例如，我所的重点科研项目“清史编年”，就是在他的倡议、帮助下编写的，他为此书的编写体例和内容多次和我们谈话，并亲自写了序言。这本书现在已全部完成出版，可惜影秋同志已见不到他所关怀和培育的这一成果的问世。

影秋同志已逝世多年，我们失去了一位亲切可敬的导师。他的品德、学问、作风，他的指示、教诲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永远是激励我们前进的巨大力量。哲人其萎，风范长存。

注释

[*]原载《郭影秋纪念文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末署2001年4月。

纪念陈垣教授[*]

陈垣教授是杰出的进步学者，是历史学界的一代宗师。他学识广博，为学精核，治史缜密，毕生著述宏富，在历史学的各个领域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他富有正义感和爱国思想，在敌伪的淫威下不屈不挠，大义凛然。他随着时代不断前进，从一位民主主义的学者，进而服膺马克思主义，晚年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今年是他的110周年诞辰，我们纪念他，就是缅怀他的成就和贡献，学习他的人品和治学，激励自己和后人，继承他的事业，发扬他的精神，以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

陈垣教授出生于1880年，逝世于1971年，历经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这正是中国被侵略、被奴役，人民处于贫穷落后而奋起抗争、努力探索、不断前进，终于获得新生的时期；也是国难重重，饱经忧患，风雨如磐，而历史潮流汹涌澎湃，历经民主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陈垣教授从青少年时代即接受进步思想，投身民主革命，又反对军阀割据，反对守旧复古，后乃潜心学术研究与教育工作。他的著作甚多，贡献卓越。他的一批学生在其教诲熏陶之下，济济多士，卓然名家，分布在各个地区和各种岗位上，成为新中国科学、教育方面的学术带头人。

陈垣教授经历了天翻地覆的伟大革命时代，也是中国历史学从传统学术，经过巨大的蜕化演变，承前启后，汇通中西，开拓前进的时代。这时期内，新的历史科学孕育、诞生、成长、发展，出现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杰出历史学家，如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夏曾佑、陈垣、陈寅恪、顾颉刚等，稍后又有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把历史研究推向新的高峰。这一批历史学界的大师从各方面开拓创造，犹如群星灿烂，光照长空。他们是中国学术界的精华，是中国史学界的骄傲。在短短的半个世纪产生了如此众多的史学大师和名家，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在悠久的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些大师治学有其共同点，即是热爱祖国、追求进步、研习民族文化，知识渊博而精深，功力厚实，研究面宽广，又能吸取西方文化的优秀部分，受过科学训练，接受某些西方思想的影响。但每位大师又各有特色，他们的专政范围、治学风格和贡献各不相同。章太炎精通小学，治经学和子学，印证佛学，继承了古文学派的传统；王国维开辟了考古学、甲骨学及辽金元史，考事论史，多有创见，旁及于戏曲辞章；梁启超介绍历史研究法，涉猎广泛，其论学术思想史，多精辟之见；陈寅恪学贯中西，博闻强记，治隋唐史，兼及诗文；顾颉刚辨析古史传说之是非真伪，辟疑古之蹊径。他们的贡献和影响都是巨大的。而陈垣教授则在元史、宗教史、校勘学、年代学方面，用力最多，成绩最大。他以知识渊博、考释精审、学风严谨见称。他又是一位极重民族气节的学者，许多作品反映了他的爱国思想，如《明季滇黔佛教考》《通鉴胡注表微》都是针对日寇对中国的侵略，在沦陷区以笔当枪，口诛笔伐，有所为而发。他的宗教史研究，探究祆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利用中外文献，抉幽发微，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他的《校勘学释例》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又总结了自己校释《元典章》的经验，提出校勘四法，即对校、本校、他校、理校，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是王念孙《读书杂志》、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以后之名作。还有他的年代学、史源学、史讳学均是嘉惠后学、树立典范的开拓性工作。

为什么在清末民初的几十年内产生了一大批史学大师和名家？他们成就之高、影响之大，后生晚学几难企及。这是史学史上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当时，正是传统历史学发生巨大变化，进入近代历史学的时期，生活在这个变革时代中的杰出历史学家，既继承了中国历史学优秀的传统，具有广博的学识和扎实的学风，又接受欧风美雨的洗礼，睁眼见到了前人所未曾见到过的新世界，掌握了历史研究的新思想、新方法，发现了新的研究课题与研究资料，所以能够超越前人，新辟蹊径，把历史学推上新的高峰。试看包括陈援庵先生在内的那些大学者，他们虽与清代乾嘉诸老有一脉相承的渊源，但他们的历史观、方法论已受西方学术文化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范围、目的，论证的路数，使用的资料以至文字表达的风格已与前人迥异，可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这次会议上，有的同志从区域文化的背景来理解陈垣教授和其他学人。这确实是有价值的研究视角。在研究近代的文化和政治时，区域性的人物群像时常突现在我们眼中，给人以启迪。例如，近代的广东就是极其令人注目的区域，从前，广东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相对落后，明代有陈白沙，清初有屈大均、梁佩兰，人才屈指可数，学术文化较为冷寞。清代，广东经济有很大发展，对外贸易集中在广州一口，广州成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最早的地区，又有阮元、林则徐、张之洞督两广，设书院、译书报，提倡文化，引进西学，甚至连公行商人也竞相出资刊印书籍，岭南之风气大开，产生了一批学者、诗人、科学家，如梁廷!、朱次琦、黄遵宪、陈澧、詹天佑，政治人物则更为显赫，有洪秀全、洪仁玕、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新兴的岭南文化，孕育了一大批近代的政治家、学问家，陈垣教授也是其中的一位。

另一个可与岭南文化相媲美的新兴区域文化是湖湘文化。长沙的岳麓书院虽出现得很早，清初又产生过像王夫之那样的大哲学家，但湖南的文化环境也迟至近代才得到充分发展并日趋成熟。故王夫之的学说，如空谷足音，并无传流，埋没许久，几乎无人知晓，至近代而其学始显。清中叶，湖南经济发展迅速，又为南北商品交流的通路，其文化亦相应进步。贺长龄、陶澍、魏源等倡导于前，稍后曾国藩、胡林翼、罗泽南、左宗棠、彭玉麟、刘蓉均以儒生从戎。他们虽属于反革命阵营，以镇压太平天国为己任，却以绍述儒学自承，倡导学术、奖掖人才。湖南的风气从此大变，产生了一大批封建官僚和将领，也出现了一批学者和改革家、革命家，如王闿运、王先谦、谭嗣同、唐才常、皮锡瑞、黄兴、宋教仁、蔡锷等，可谓英才济济。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刘少奇、蔡和森等一批青年知识分子跃登历史舞台，接受马列主义理论，其力量巨大，影响深远，更超越前人，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第三个区域文化，发育较早，源远流长，即是江浙皖文化。这一地区经济素称繁荣，学术文化亦早有根基，明清以来，文人才士，层出不穷，科举中式者最多。长期以来是学术文化的中心，明代有姚江之学、泰州之学，东林书院、复社都是著名的学术流派和团体，清初则有黄宗羲、顾炎武等大师，清代中叶的乾嘉学派亦尽萃于斯，如吴派之惠栋、钱大昕、王鸣盛，皖派之江永、戴震、凌廷堪，扬州之汪中、王念孙、王引之、焦循、阮元，以及晚清浙江的俞曲园、孙诒让，直到近代又有章太炎、王国维、蔡元培、陈独秀、鲁迅、钱玄同、胡适、瞿秋白等人。这一区域在数百年内孕育出来的学者、文士、诗人、艺术家、科学家如群星灿烂，不可胜数。

近代历史上这三个区域的文化，相互颉颃，相互影响，竞秀争妍，各有产生发展的源流，各有其贡献和特色，江浙皖多大学者、大诗人、大文豪与艺术家、科学家，方法严谨、思想缜密、善于独立思考，其学风富科学和实证的色彩，直到今天，该地区仍为人文渊薮，产生了众多的科学家、文学家。岭南文化，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较深，富哲理性，体大而思精，善于构筑思想体系，提出救国救民的纲领，如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学风富理想而浪漫的色彩。江浙皖地区似乎缺少这类胸怀宽广、目光如炬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湖湘文化注重实践，强调经世致用，突出了实行家的角色，如康有为之后，有谭嗣同、唐才常；孙中山之后，有黄兴、宋教仁。其学风富实践和事功的色彩。至于毛泽东等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气概磅礴、包罗万千，思想内容焕然一新，成为革命的伟大领袖，中国新文化的奠基者、开创者。

这次会议上，有的同志提出“南学”的概念，建议弘扬“南学”的优良传统，我深表赞成。各个区域文化都有其深厚的根基和优长的特色，发扬各个区域文化的优良传统，即能在全国范围相互交流，取长补短，使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更加丰富多彩。据我的理解：“南学”即是岭南文化，它与湖湘文化、江浙皖文化相对应，三者是近代史上最光彩夺目的区域文化的奇葩。这三个区域文化何以得到长足的发展？其经济条件、文化渊源、学术特色、社会贡献以至门类和流派、人物群体结构都值得进行深入研究。

有的同志还提到了更加重要的北京文化。我认为：近几百年来，北京的地位是特殊的，是历代的首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北京文化汇集了全国各地的文化，如百川归海，博采广纳，融会贯通。任何区域文化，都力图使其影响扩展到首都，也只有在首都占领了阵地，才能成为“显学”，造成全国性的影响。北京形势，如高屋建瓴，其风气常可歆动和风靡全国。学者们大多也来到北京，广交天下名士，博览古今图书，以使学业精进，臻于大成。从清代中叶说起，如戴东原、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阮芸台、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陈独秀、鲁迅、陈寅恪、陈垣等大多在北京居留了相当长的时间，这对于他们的思想发展和学术成就是很有关系的。

陈垣教授生于广东新会，青年时代在广州求学，得风气之先，据说他很钦佩乡先贤陈兰甫。我在50年代，听过他一次讲话，谈到他求学时代与康有为万木草堂弟子们之间的接触往来，可见他青年时确受岭南文化之熏陶。早年又研读医学，经过科学方法的训练，像鲁迅、郭沫若那样。受过医学那样高度严密的科学训练，对他们以后转攻文学、史学是不无影响的。但陈垣教授以后长期住在北京，将近60年之久，他转治史学也在到北京之后，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清代的主流学派，即乾嘉学派。陈寅恪教授以为陈垣之学识渊博、考释精审可比嘉定钱竹汀。他的学风似和康、梁迥异，也不同于湖湘之学。在他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求实证验的学风与进步的时代精神、强烈的爱国思想相结合，当然，他治学方面宽广，不是三言两语所能概括。陈垣教授是中国近代杰出的史学大家，希望能把他放在时代的大潮流里，放在一批学术大师的行列中进行研究，正确地认识他在近代史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发扬他的优良学风，继承他的学术事业，发展他所开拓的学术领域，获得新的成绩。

注释

[*]原载《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纪念范文澜同志[*]

今年是尊敬的范文澜同志100周年诞辰。范老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又是中国史学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领导人。借此机会，我代表中国史学会对范老表示深切怀念，对范老在学术上的卓越贡献和他的高风亮节，表示崇高的敬意。

范老是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最有成就、最早的历史学家之一。他的两部著作，一部是《中国通史简编》，一部是《中国近代史》，全面地、系统地阐明了中国的全部历史，教育、影响了后代的历史学家，也教育影响了当时千千万万的革命者。范老的著作很多，这两部著作可以说奠定了他在历史学界崇高的、不朽的地位。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明全部中国历史，范老是第一个，当然，还有很多老一辈历史学家，做了很多卓越的开创性工作，但他们没有写过中国通史，范老是第一个用马列主义写中国通史的。而且他的著作，观点鲜明，见解精辟，学识贯通。他的文章很有特色，具有中国民族的气派，大家的风范。他的作品风靡一时，经久不衰，不仅我们历史学者、社会科学工作者经常阅读，而且是当时许多革命干部案头的必读书。一个伟大的时代，必然会涌现出一大批伟大的、杰出的人物，群星灿烂，立功立言，造福后人。20世纪前期，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历了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因此，产生、涌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一大批在各个领域里的杰出人才，我们历史学界也产生了像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这样一大批人物，他们各方面的学术成就都很高，对我们后人来说有一种高山仰止、心向往之的心情，崇敬、仰望，几乎是不可企及的境界。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大批人物呢？我想，这是时代的产物，时代需要他们，时代也造就了他们。对于范老及范老的著作，必须放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里面，才能充分理解范老的为人，他的治学，他的著作的价值、影响。

范老的这两部书，写作于抗日战争后期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这时，中国共产党已走过了饱经忧患的幼年时代，逐渐走向成熟，毛泽东思想已在全党确立了领导地位，中国革命正在大踏步走向胜利。在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形势下，需要有一部用马列主义观点来阐明中国历史的书，这样的书，马、恩、列是不能代替中国人来写的，任何外国人都不能越俎代庖，只有中国人自己来写。而中国革命的领袖们，忙于领导革命战争，也不可能来写。这时，就产生了一批革命的学者。而且，在这个时候，我们党不仅在政治上成熟了，而且有一整套正确的理论，对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对中国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经过长期争论、研究，有了比较正确的一致的认识。在这样的形势下，写作一部科学的、系统的中国历史，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有了可能。范文澜同志正是在这个形势下、这种条件下投入了极大的力量，经过了艰苦的劳动，呕心沥血，创作了这样两部杰出的著作——《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这样两部书，当然是范老个人的作品，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时代的要求，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它集中了当时革命者的许多智慧，第一次系统地说出了革命者对中国历史的全部看法。对范老的作品、他的为人、他的评价，要放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之中才能更好地得到理解。

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不是历史上的改朝换代，而是一次深刻的翻天覆地的革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是非常深刻的变革。因此，过去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官方的历史不能不重新加以阐明，把它颠倒过来，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加以叙述、总结。这是当时推进革命的需要。这样的书，一旦产生出来，必然成为革命者的锐利的思想武器。我第一次阅读范文澜同志的《中国通史简编》，是在北大史学系读书的时候，是一个青年学生，当时也看过一些历史书。但这部历史书与众不同，与以前看的都不一样，观点新颖，气势磅礴，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指点江山，评论千古，给人一种振聋发聩、耳目一新的感觉，给人极大的震动。当时我想即使以后我不搞历史专业，不成为一个职业的历史工作者，我也会牢牢记住范老这本书给我的印象，确实是一种启蒙的作用。中国人从前学习政治、文化知识往往通过读历史书，历史书是知识的主要源泉之一。以往封建统治者把《资治通鉴》当作他们的政治教科书。正在迎接革命胜利的人民，也需要有一种教科书，但《资治通鉴》不能起作用。范老这两部书可以看作革命时代的《资治通鉴》，是当时革命人们所需要的《资治通鉴》，它的意义价值也就在这里。当然，这两部书写作于解放区那样非常艰苦困难的条件下，时间也较仓促，没多少参考书可读，也没很多人可以进行研究，不像我们今天可以开个讨论会、座谈会来提意见，进行反复修改，不可能精敲细打，因此，这两部书也都带有一些缺点。这两部书全部的优点、缺点都是时代的产物，带着时代的烙印，带有时代的特征。我觉得范老的这两部著作，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教育、影响了后代历史学家，也教育、影响了千千万万的革命者，这是研究范老的一个主要着眼点。

当然，范老的知识、学问、道德文章，有口皆碑，所有接触过范老的人，都知道他的优长的地方，确实是我们后人学习的楷模。今天会上许多同志讲了，我就不多说了。最后用两句话来结束我的发言：时代需要这样的历史学家，时代也造就了这样的历史学家。

注释

[*]原载《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融学术、哲理、诗思于一身[*]——纪念翦伯赞同志

翦伯赞同志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是中国史学会的缔造者。1949年以前，他和郭沫若、吴玉章、范文澜等老一辈史学家一起，倡议成立中国史学会。翦老的一生，坚持革命，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为发展和繁荣祖国的历史科学，为宣扬、捍卫马列主义，英勇奋斗，奉献了一生。

我最早见到翦老是在1946年，当时我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学生会邀请他来做过两次报告。翦老给我的印象是：既是学识渊博的学者，讲话时旁征博引、口若悬河，很有条理，又是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坚定勇猛的战士，十分尖锐地揭露国民党的罪恶。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新中国成立以后，翦老在北京大学工作，我虽然没有机会在他身边工作，但经常在会议上聆听他的教诲，也曾几次个别接触，向他请教在工作中和学习中的问题。翦老是位大学者，但谦恭和蔼，平易近人，丝毫没有架子。他很喜欢和青年教师交谈，帮助青年们成长，真是一位循循善诱的好导师。

翦伯赞同志的学术成就很高。他治学的一大特色是把历史学、哲学、文学熔于一炉，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他是历史学家，但又是一位出色的哲学家，他的作品极富哲理性。他早年所写的《历史哲学教程》，是我国第一部系统阐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著作，观点鲜明，思想深刻，富有战斗性。这部书在抗日战争时期影响甚大，教育了大批青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的几篇史学理论文章流传甚广，影响甚大。他熟悉马列主义，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善于对历史过程做理论思考，故而他的作品有史有论，寓论于史，史论结合，具有理论的深度。

翦老还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善于使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来讲述历史过程和历史人物，故文章优美流畅，令人百读不厌。我早年读他的《中国史纲》，不仅学到了许多历史知识，而且被他精彩的语言、典雅的辞章、诗画般的描述所吸引。他后来写的《内蒙访古》就是一篇代表作，用生动的形象来表述历史的变迁，读起来兴味无穷，可以说是开创了历史散文的新体裁、新道路。

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家，司马迁既是史学家，毛泽东称他也是伟大的文学家；庄子的哲学思想很深邃，他的文章也生动飘逸；宋朝欧阳修既是文章诗词的大手笔，又是杰出的史学家，撰写了《新唐书》《新五代史》；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写过许多著名的哲学著作，也写了《读通鉴论》《宋论》《永历实录》等史论和史书。翦伯赞同志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传统，熔文史哲于一炉。他的许多作品，既给人以真实的历史知识，又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智慧，而且文采斐然，用生动的文学语言，给人以美的享受。将史学、哲学、文学熔于一炉，这是翦伯赞同志学术风格的重要特色。

翦伯赞同志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做出了卓越贡献。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社会上盛行一股“左”的思潮，影响到历史学界，片面强调阶级斗争，拔高农民战争，否定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对马克思主义做简单化和公式化的理解。当时，能够和敢于挺身而出，顶住这股歪风邪气的就是翦伯赞同志。他写了几篇著名的文章，如《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结合当时史学界的状况，阐明了史学理论中的基本问题，如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历史人物的评价、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古与今、史与论、民族主义、让步政策等。我听了翦老有关这些问题的讲演和发言，在当时笼罩着一片“左”的迷雾的形势下，真是如拨云雾而见天日，振聋发聩，指点迷津，让人受益匪浅，对史学界的影响和教育甚大。但翦老也因此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翦老是继吴晗之后在历史学界第二位被公开点名批判的。1967年春，文化界一大批名人遭批判，包括经济学界的孙冶方，文学界的田汉、夏衍，历史学界的翦伯赞、邓拓。现在回想：当年翦老那种高远的理论见识、大无畏的理论勇气，尤其值得我们学习和钦佩。一个好的历史学家就是要能独立思考、探索新知，在大风大浪中不转向；就是要有勇气，威武不能屈，坚持真理，无所畏惧。翦老是我们的好榜样。

翦伯赞同志还是一位真诚的、热情的爱国主义者。他是维吾尔族人，热爱我们这个由许多民族共同缔造的祖国大家庭。抗日战争中，他写了许多南明史的文章，如《桃花扇底看南朝》《南明史上的弘光时代》《南明史上的永历时代》等，结合抗日战争的实践，讲述300年前的南明史，其笔锋指向日本侵略者，指向出卖国家主权的汉奸卖国贼，歌颂了反侵略的英雄人物，写得生动感人，可歌可泣，对广大群众进行了爱国主义的教育。尽管翦老后来自己说，当时的文章有缺点，以古人影射时人，但在今天看来，那是在国民党思想统治很严密的情况下的作品，是不得已的手段。以古讽今，吐露爱国的心曲，这些文章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还是应当充分肯定的，它反映了翦老满腔热忱，关心祖国前途、命运的爱国主义精神。

总之，翦伯赞同志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历史学家。他治学的范围、途径很有特色，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对历史学界的影响是很大的，他的著作是留给历史学界的珍贵遗产。我们应当学习、继承和发扬他的革命精神、求实精神以及捍卫真理、热爱祖国的精神，为繁荣中国的历史科学而努力。

注释

[*]原载《高校理论战线》，1999年第6期。

邓拓与历史科学[*]

邓拓原名邓子健，笔名邓云特、左海、殷洲、马南邨、于遂安、丁曼公、卜无忌、高密、鸥子、向阳生等，1912年2月26日出生于福建省闽侯县（今福州市）。他在青年时代就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献身于伟大的中国革命事业。1930年，他刚满十八岁就参加了党领导下的左翼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同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七七事变后，他投笔从戎，和一批爱国知识青年一道由太原到达晋东北五台县抗日斗争前线。在晋察冀革命根据地，他先后担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抗敌报》和《晋察冀日报》社社长、新华通讯社晋察冀分社社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社长，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1966年5月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

邓拓一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不但是杰出的无产阶级政治家、记者，著名的作家、诗人、散文家、书法家，古代文物和艺术珍品的鉴赏家，而且是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历史研究方面，有独到的见解和卓越的成就。今年是他逝世二十周年的日子。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重新研究他的史学论著，正确评价他在历史学领域的成就，是我们历史工作者对他最好的纪念。

一、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

30年代，正当国民党对共产党发动反革命围攻之际，我国思想理论界展开了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为一方，以托派和国民党文人为另一方，围绕着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中国社会史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刚满二十三岁的邓拓，积极地投入了这场具有重大意义的思想斗争。

托派分子和国民党文人无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实际，公然说什么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不是封建社会，而是早已进入了“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他们说：“中国商业资本主义已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上的封建主完全没有了。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因而集中到商业资本阶级手中。因此，中国所谓封建势力，只有商业资本家。”他们认为：“周朝的末期，商业资本主义已发达起来，最显著的是齐，在春秋时代首先称霸的便是资本主义的齐国。”如此等等。他们鼓吹“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说，目的是企图否认中国当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邓拓在1935年、1936年先后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二卷第四期和第三卷第三期上发表了《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的考察》《再论中国封建制的“停滞”问题》等文章，对这种错误论点，给以有力的驳斥。

众所周知，无论中国的或是其他国家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都建立在地主剥削农民的基础之上，其经济结构都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这是判断封建社会性质的主要标志。当然，中国的封建社会具有与别国不同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商品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发达的商业，出现了一些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较有影响的大商人。为什么有这个特点呢？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土地制度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中国是封建土地私有制占主导地位，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在客观上为商品经济的活跃、商业资本的发达，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但绝不能因此而得出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是什么“资本主义社会”“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结论。邓拓批驳说：“某些研究者只看到战国以后的若干特点，就武断地说，中国的社会早已是什么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或别的什么社会了。这是同历史开玩笑。”

商业资本是很古老的资本形态，在人类历史上很早就存在着。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说：“商品生产比资本主义生产更老。它在奴隶制度下存在过，并且替奴隶制度服务过……它在封建制度下存在过，并且替封建制度服务过”，“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在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确能对自然经济起着一定的分解作用，但不能估计过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就它本身来说，还不足以促成和说明一个生产方式到另一个生产方式的过渡”。邓拓运用马列主义的原理，精辟地分析了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历史，正确地指出：“从西周到清代鸦片战争以前，在这一个长时期中，都是封建制度的历史，这是事实。但是它和其他社会形态一样，曾经有许多发展变化，可以划分成若干小阶段；虽然在根本性质上说，它们还没有什么根本的变化，它们都还是封建社会。”因此，那种认为春秋战国时期，商业资本比较发达，就说当时中国已经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是十分错误的论调。

邓拓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论述了划分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标准和商业资本的作用，指出：“商业资本自身既不能建立任何生产方法，也不能造出任何剩余价值，它只有附丽于既存在的生产方法而活动。”所以，中国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过什么“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更不能得出春秋战国时期不复存在封建制度，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结论。

除了驳斥“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说之外，邓拓还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探讨。他于1936年《新世纪》第一卷第三期上发表了《论中国经济发展史中的奴隶制问题》一文，运用马列主义原理，研究了世界各国的奴隶制度，并与中国的古代历史相对照，指出：中国和古希腊罗马一样，同样经过了奴隶社会。他写道：“东方和西方各民族的许多历史事实，明白地告诉了我们，奴隶制是世界一般民族共同经过的历史阶段，它并不仅仅是古代希腊罗马所特有的。”世界各国的“奴隶制度显然是有各式各样的色彩浓淡不同的多种形式”，这样就构成了各个国家奴隶制的不同特点，“我们不应当机械固执一种形式去衡量一切”。尽管各个国家奴隶制都有着自己的特点，但是，“各种形式的奴隶制，在本质上是同一的”。

邓拓还有力地批驳了美化帝国主义侵略的“外铄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下，中国从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蒙受着屈辱和灾难。有人却讴歌这一变化，认为“帝国主义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进步”，“帝国主义本身是代表高度的资本主义势力……它绝对地破坏了中国封建势力……促进和发展了中国城乡的资本主义”。有的甚至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力的作用，中国已从封建主义进入了资本主义。他们说：“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内在的，而是外铄的”，“现在乃至将来，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资本仍有伟大的作用与影响”。按照他们的逻辑，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带来了进步和幸福，中国人民不但不应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反而应该对它感恩戴德。邓拓于1937年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四卷第一期上，发表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及其特性》一文，尖锐地批判了“外铄论”，指出那些“自命为‘新历史家’”的人们，“却认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是受了外力的影响，并且认为在外力影响之下，中国已经变成资本主义社会了”，“这是一种荒谬的理论，应该受到批判”。邓拓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内因与外因相互关系的原理，指出：外因虽对社会发展起重大的作用，但起决定作用的却是内因，从而指出了“外铄论”者在理论上的错误。邓拓进一步论证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已经有了某些资本主义的因素，但是这些只是某种程度的量的变化，而不是质的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前，“当时手工业的经营还没有达到工场手工业的完成阶段”，“所以在闭关形势打破之后，经不起外国资本主义的打击，才会变成国际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半殖民地的经济结构”。他深入地剖析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过程，指出在外国入侵以后的五十多年，即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自己的机器工业，仍然不能建立，仍然不能自动转向产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因为这时，外国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发展，由商品输出转化为资本输出，从而“堵塞了中国自身工业化的道路”，“造成了从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结构的历史转变的基础”。邓拓从理论上和史实上粉碎了美化帝国主义侵略的“外铄论”，证明帝国主义的侵略只能把中国变为帝国主义的原料基地和商品市场，变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绝不能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社会。邓拓还指出了中国革命今后的道路，他说：“现在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相信，所谓新的产业革命，绝对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而必然是社会主义的。因为旧中国的命运，已经昭示了资本主义的‘此路不通’。”

中国社会史论战，不是单纯的学术争论，而是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反动派为配合反共的军事“围剿”，发动了文化“围剿”。他们披着历史研究的外衣，攻击马克思主义理论，曲解中国社会的性质，以否定我党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从思想上扼杀中国革命。青年时代的邓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以渊博的知识，犀利的笔锋，批判了种种谬论，捍卫了我党的纲领、路线，并对开拓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做出了贡献。

二、中国救荒史的研究

《中国救荒史》一书，是基于邓拓在河南大学经济系的毕业论文而写成的。这本专著，观点明确，史料丰富，是我国现代学术史上第一部研究中国历代灾荒的专著，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列入“中国文化史丛书”出版。

我们知道，所谓灾荒，乃是由于科学技术不发达，人类不能控制、征服自然界的结果。但在阶级社会里，自然灾害的严重程度总是和统治阶级的腐败密不可分。统治者荒淫无道，横征暴敛，自然灾荒就会接踵而至，甚至可以出现小灾大荒，无灾有荒。邓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研究我国灾荒史，在《中国救荒史》一书的绪言中指出：“一般地说，所谓‘灾荒’乃是由于自然界的破坏力对人类生活的打击超过了人类的抵抗力而引起的损害；而在阶级社会里，灾荒基本上是由于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的失调而引起的人对自然条件控制的失败所招致的社会物质生活上的损害和破坏。”正是在这一科学认识的指导下，邓拓探究了历代的灾荒历史和救荒措施，上自远古、殷商，下至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统治时期为止，历述灾荒的实况，产生灾荒的原因，灾荒给社会经济造成的破坏、给劳动人民带来的灾难，以及历代对灾荒的对策及其利弊，等等。他指出：“我国灾荒之多，世界罕有，有文献可考的记载来看，从公元前十八世纪起，直到公元二十世纪的今日，将近四千年间，几乎无年无灾，也几乎无年不荒。”他根据丰富的资料，其中包括国民党政府的公报和各种新闻报刊，统计了从民国元年（1912年）以来二十多年的灾荒，“各种较大的灾荒，就有七十二次之多。计水灾二十四次，旱灾十四次，地震十次，蝗灾九次，风灾六次，疫灾亦六次，雹灾四次，歉灾二次，霜雪之灾二次”。而每次灾害，少者一省，多者蔓延至十余省，“大都同时迸发”。仅1935年一年，长江、黄河同时泛滥，鄂、湘、赣、皖、冀、鲁、豫、苏八省，尽成泽国，灾民两千余万，财产损失高达四亿多元，其严重程度可想而知。邓拓着重地指出，造成连年灾荒的自然原因固然很重要，但是，“纯粹拿自然条件来解释灾荒发生的原因，实在是很肤浅的”。他指出：“我国过去数十年间，由于政治的腐败，封建剥削的严酷，战争的频繁，不仅水利组织只有破坏而很少建设，森林也大多被毁灭，加以广大农村经济破坏，农业恐慌的侵袭，就使灾荒接连爆发，不可收拾。”这样，就揭示了造成灾荒的政治原因，也无情地揭露了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他还指出：“战争也是造成灾荒的人为条件之一”，并举出自民国初年以来战争连年不断的事实。“自民国元年至民国二十二年间，国内大小战争约达七百次以上。若以省为单位来计算，则二十二年间发生的战争，当在一百五十次以上。两月一小试，五月一大打，杀人盈野，不在话下。”战争的结果，大批有生力量被消灭。就1933年河南省来说，“因战事死亡人口达十二万余口，受伤人口十万九千五百余口，逃亡在外者达一百一十八万五千余口，被军队拉夫达一百二十九万七千七百余口，其中因以致死者三万余口，而兵士之死亡尚不在内”。

《中国救荒史》对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灾荒给劳动人民造成的苦难和给社会造成的动荡，做了详细的统计，指出：“灾荒严重发展的最主要结果，就是社会的变乱，所谓社会变乱的主要形式，不外是人口的流移死亡”，乃至人民群众被迫揭竿而起，自发起来反抗。就人口死亡来看，从民国九年（1920年）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十六年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死于灾荒的人口已达一千八百余万之巨”。如果再加上遗漏的数字，“死亡的人数当更加惊人”。人口大量死亡，农村劳动力严重缺乏，又使灾荒加剧；即使有肥沃可耕的田地，因人力不足，也只得任其荒芜，使整个社会呈现出衰微破败的景象。

邓拓研究中国救荒史，是怀抱着济世利民的满腔热忱。他把研究工作放在为群众谋福利、与现实相联系的基础之上。他十分重视“救荒”工作，说：“明了了‘灾荒’的意义也就知道了‘救荒’的意义了。所谓‘救荒’就是人们为防止或挽救因灾害而招致社会物质生活破坏的一切防护性的活动。”他勤奋努力，孜孜以赴，希望总结救荒工作的历史经验，作为当时和以后的借鉴。他说：“把历代的人对自然控制的具体关系和防止或挽救因为这种关系被破坏而产生的灾害所采取的一切政策思想记述下来，找出经验教训，这就是救荒史研究的对象和目的。”又说：救荒史“不仅要记述历代灾荒的实况和救济政策，而且要记述和分析历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形态和性质的演变以及它们和灾荒的关系。因此，救荒史不仅应该揭示灾荒这一社会病态和它的病源，而且必须揭发历史上各阶段灾荒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分析它的具体原因，借以探求防治的途径”。“从救荒事业发展的程度上可以测量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的大小，可以作为人类文化进步程度的一种标志。”

《中国救荒史》是邓拓在五十年之前，年仅二十四岁时写的一部优秀著作。该书不仅历史资料丰富，而且能够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对史料进行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精辟分析，因而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有益的。它在历史学上是一部开创性的专门著作，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

1954年，学术界开展了对《红楼梦》的讨论。1955年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邓拓《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的长篇文章。邓拓通过研究清代中叶的社会背景来认识《红楼梦》的伟大意义和作者曹雪芹的创作思想。他运用大量的资料，深入而系统地论述了清代康雍乾盛世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情形，勾画出孕育了《红楼梦》这部巨著的历史环境。他指出：“当时的中国是处在封建社会开始分解、从封建经济体系内部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正在萌芽的时期。虽然，作为当时占支配地位的决定着社会性质的还是封建经济，因为当时的社会还是封建社会。”这样一个社会经济繁荣发展、封建统治相对稳定的封建末期，必然对当时作为上层建筑并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哲学思想、文学艺术乃至阶级关系的变化，产生深远而微妙的影响。因为“这个时期的封建社会毕竟不同于以前的任何时期。它已经产生了新的因素，其标志是：在封建经济内部生长着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萌芽，代表着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状态的新兴的市民思想明显地抬头了”。由此，他得出结论：“《红楼梦》应该被认为是代表十八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未成熟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市民文学的作品。”而《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是属于贵族官僚家庭出身而受了新兴思想影响的一个典型人物”。邓拓列举史实，指出曹雪芹是一个“充满着个性自由、思想解放和人道主义的作家”。“作者的这种思想倾向，显然是受了当时反映着萌芽状态中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发生和发展的新兴市民思想的影响”，“基本上是站在新兴的市民立场上来反封建的”。邓拓三十年前对《红楼梦》和曹雪芹思想的评价，特别是“市民文学说”是否完全允当，今天看来是可以讨论的学术问题。但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较早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把文学作品放置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之下进行考察，这种研究方法无疑是可取的。这篇文章在文学界和历史学界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深刻的。文学界的许多人受其影响，接受了他的观点；历史学界也受其启发，研究资本主义萌芽从此成为长久不衰的热门课题。

在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方面，邓拓用心之苦，用力之勤，令人感动。他在《历史研究》1956年第10期上，发表了《从万历到乾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论证》一文，“采取了史籍研究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北京附近门头沟的煤矿业和其他地区的几种手工业进行了调查，搜集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从而在某些重要的方面，填补了我们已有的历史知识的缺陷。

他为了研究门头沟煤矿业资本主义萌芽的状况，不辞辛劳，跋山涉水，调查了一百多座民窑的遗迹，访问了多位老窑主和老窑工，收集了大量煤窑的契约文字，由明万历“截至乾隆末为止的共有一百三十七张，另有民窑文约登记本和帐单各一，民窑业主的家谱一册，民窑争执的诉讼状两纸和一个抄本，还窑图两张”。他利用这些原始资料，结合开调查会，进行了综合的分析，对历史上门头沟一带煤矿业中民窑的分布、数量、规模、雇佣关系、经营方式、采煤手工业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反抗斗争以及民窑与封建势力的相互关系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得出门头沟煤矿在明清时代存在着资本主义萌芽的结论。这种把调查研究、原始契据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历史研究工作中是一个突破，一项创举。在此以前，学术界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和争论，多局限于长江三角洲及东南沿海一带的城市手工业，对北方一带有无资本主义萌芽，缺乏研究。邓拓对北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起了开创性的作用。他经过研究之后说：“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不仅仅在东南沿海地区出现，而且在北方地区，例如在北京近边同时出现。”这一结论，是中肯的、令人信服的。

邓拓还运用调查研究与历史资料相结合的方法，对北京历史上的工商业进行研究。北京，作为辽、金、元、明、清的古都，有不少享有盛誉、历史悠久的店铺，如崇文门外大街路西的万全堂中药铺，和同仁堂药店同出一源，是著名的老店。邓拓“打算把万全堂当作一只麻雀进行解剖，借以研究清代北京商业史”。当时他收集了万全堂大量的原始档案，其中有房契、根账、铺规、合同等资料，它们对研究万全堂的发生、发展和衰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由于邓拓生前公务繁忙和政治运动的频繁，未能完成此项研究工作。这批珍贵的档案，后经刘永成同志整理、标点，以《崇文门外万全堂药铺资料辑录》为题，发表在《清史资料》第一辑上，供研究北京商业史者利用。

邓拓还对驰名遐迩的北京“六必居”酱园做了调查。据传说，“六必居”创办于明朝嘉靖年间，该店的匾额“六必居”三字，即出自当时的权相严嵩之手。1965年，邓拓来到“六必居”所属支店“六珍号”调查，并借阅“六必居”的大量房契和账本，计有“旧房契九张，根帐一本，众友使银帐一本，财东赵宅友银帐一本，取房租帐一本，收买六珍号本银帐一本，房租折两本，另有临汾会馆文墨拓五张”。邓拓根据这些原始材料，写成《“六必居”的材料证明了什么？》一文。邓拓对“六必居”的来历进行考证，发现这些原始资料中最早的是康熙十九年（1680年）的一张房契，这张房契是在酱园创始不久以后订立的。又从账簿上查出，“六必居”作为酱园字号出现是乾隆六年（1741年），而雍正六年（1728年）账本上，酱园的名称叫作“陈升号”。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六必居”大约创始于康熙前期，其名称是由“陈升号”演变而来，从而纠正了“六必居”创始于明代和严嵩题匾的传说。

邓拓对中国资本主义的研究，对明清北京经济史的研究，做了难能可贵的努力，特别是他用解剖麻雀的办法，进行微观研究，亲临现场，进行调查，获得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途径。他说：“我希望有更多的同志进行这种调查研究，从各方面收集系统的资料，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加以整理、分析和综合，使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历史问题以及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问题，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解答。”

四、写作《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

从1961年起，邓拓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挤出时间，写了大量短文章。和吴晗、廖沫沙一起，在《前线》杂志开辟了《三家村札记》专栏，笔名吴南星；又单独在《北京晚报》开辟了《燕山夜话》专栏，笔名马南邨。这些文章，熔理论、历史和现实于一炉，寓意深远，富有启发，文字隽永，涉笔成趣，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就像作者在《燕山夜话》第一集出版时所说：“《燕山夜话》本来的目的是为工农兵服务的。”他抱着把自己的知识、才能贡献给广大群众的愿望，通过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针对社会上的实际问题，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提倡读书，帮助大家学习文化知识，提高工作能力。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几乎每篇文章都离不开历史，或者从历史引申到现实，或者从现实追溯到历史。由于作者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引用的史事有根据、有选择、有分析，善于在浩瀚纷杂的史籍中爬梳抉剔，选取那些确凿、生动而又富有教育意义的史实、人物，适当剪裁，一题一事，写得生动精练，亲切感人。既不是板起面孔的唠叨说教，又不是稗官野史中的奇闻逸事，把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邓拓笔下的这类历史杂文，读起来轻松有趣，内容却很严肃、有益。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如《学问不可穿凿》一文，从《汉书》的《河间献王传》中所说的“实事求是”，讲到唯物论、辩证法，要求大家“从积极方面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论，认真地把自己武装起来”。又如《说志气》《人穷志不穷》，教育青年应该“立志高远”，胸怀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并且百折不挠，“为它的实现而不怕一切困难，坚持战斗”。他对历史上勤劳、勇敢、正直的人赞美歌颂，对谄媚、奸邪、贪残的人讽刺鞭挞。他提倡政治锻炼和道德修养，教育人们“处理任何事情都要有鲜明的立场、坚定的原则、正确的态度，但是不排斥灵活的方式方法”。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有的谈思想修养，有的谈为人处世的态度与方法，有的谈读书和写作，有的谈各种知识和问题，天文地理、文史哲经、动物植物、农业工业、医药卫生、体育健身、文物古迹、书画戏曲，丰富广博，包罗万象，犹如一部生活百科全书，把读者带进一个广阔的天地，使人们从中陶冶情操，获取知识，得到享受。

邓拓很重视生产知识。《燕山夜话》中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农业生产，论述甚多，例如古代种植白菜、番薯、生姜、茄子、枣、栗、豆、竹以及莳花栽树等等，还有养蜂育蚕，饲养牛、狗、猫、鸽。他收集了许多有关的材料，介绍各种事迹和经验。他又写了好几篇关于农田水利的文章，谈论疏导积水、围湖造田以及治理盐碱地。这些文章，结合生产，贯彻古为今用的精神，既通俗易懂，又有实用的参考价值。邓拓很推崇我国古代的农学家，写了一篇《向徐光启学习》的文章，介绍徐的为人和他的巨著《农政全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凡是负责农业生产领导工作的人员，对于这样重要的古代农书，应该予以充分的注意，仔细地阅读和研究它。并且要学习徐光启的研究精神，运用比他更加进步得多的新的科学方法，来总结我们现在的农业生产经验”。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大多是从历史中引发出议论，针对一些实际问题而发表意见。但也有一些文章专门研究、考证某个历史问题。如关于“扶桑国”和“沙门慧深”的几篇短文，是考证古代中国人是否先到过美洲；如《平龙认》是考证最早记载水中包含着氧气、氢气的这部中国古书，它是堪舆家（风水先生）的书；如《替宝岛游记更正》是考证海南岛的刻石“天涯”二字并非苏东坡所书，纠正传闻之误；还有《北京劳动群众最早的游行》描写1603年（明万历三十一年）由于矿税监的压迫，北京西山的民窑业主和挖煤工人联合到北京城内请愿，“黧面短衣之人，填街塞路，持揭呼冤”，这是当时矿工罢工斗争的生动实录。

邓拓非常关心首都地区的历史和文物古迹。《北京的古海港》是讲元代郭守敬开浚通惠河，使运河中的漕船可以直达北京城内的积水潭；《保护文物》是谈如何保护藏于房山云居寺的隋唐以来所刻一万数千多块的石经；《米氏三园》是谈明清之际，宛平米氏在北京城内和西郊营建的三处著名园林，即勺园、湛园和漫园。他还记述和表彰了一批籍贯北京的历史名人，如诗人贾岛、学者刘献廷、画家崔子忠、东林党人李三才、文物专家米万钟、学者朱汉雯祖孙、书法家张诗，以及虽非北京籍而长期在北京办报的林白水以及抗日战争中战斗在平北地区、为革命牺牲的共产党人白乙化等人。

邓拓一生的史学著作宏富，贡献突出。他的历史著作，内容充实，史料翔实丰富，文采绚丽，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光辉。他为了革命的需要而进行研究、著述，孜孜不倦。在30年代，为了捍卫党的革命纲领而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希望减轻人民的苦难而进行救荒史的研究；在50年代和60年代，因研究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而进行社会调查，为宣传唯物主义、爱国主义和普及历史知识而写作《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他的历史研究和他的新闻事业、诗文创作一样，都密切地结合实际，服务于革命的需要。他在《毛泽东思想开辟了中国历史科学发展的道路》一文中说：“历史科学是实践的科学，是革命的科学。因此，历史科学的研究工作必须符合于革命的需要。”邓拓对党忠诚，胸怀坦荡，才华出众，笔走龙蛇，四十七年前（1939年）他写的诗句“文旗随战鼓，浩荡入关东”，这是他研究和著述生涯的真实写照。邓拓过早的谢世，是我国历史学界无可弥补的损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拓多年的沉冤得到平反昭雪，他的作品，包括许多史学著作得以重新出版。读他的著作，可以想见他的高风亮节，想见他的饱学多才。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革命气节，他在学术上的贡献，他的治学精神，都是树在人民心中的一块不朽的丰碑，永远为人们所纪念。

注释

[*]原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与李华同志合写。

刘大年同志与中国历史研究[*]

刘大年同志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也是中国史学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长期以来，他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同时，组织和领导了历史学界的活动，对新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大年同志是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长期协助范老的工作，既是老一辈历史学家中较年轻的一位，又是知名历史学家中比较早接受马列主义的。他经历过革命战争的锻炼和考验，是一位既有深湛理论修养又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历史学家。

我和大年同志虽然没有在一个单位工作过，但认识得比较早，在50年代初期就认识，就常常读他的著作；后来又在中国史学会一起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做一些事情。对大年同志的道德文章，我是非常景仰的，他在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学习。这里，我谈几点大年同志给我的深刻印象。

第一点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大年同志一生服膺、信仰、宣传马列主义，坚持科学的历史观。对于这一点，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讲话，可以清楚地体会到。大年同志并不专搞历史理论，但几十年来，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写了很多关于历史理论的文章，涉及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对象问题、历史科学的任务问题和意义问题、人民群众与领袖的关系和作用问题，以及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等等。我感觉到，他在这方面下的功夫是很大的，阐发的一些理论相当透彻，并且有明确的针对性，表现了他在理论方面的成熟，也表现了一位历史学家的远见卓识。当然，大年同志还有很多其他文章，像《论康熙》《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都讲了许多新的意见。《论康熙》这篇文章，一直是我们研究清史的人经常阅读的。这些都是大年同志留给我们历史学界的宝贵财富。

第二点是坚持爱国主义。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大年同志早年就研究美国对中国的侵略，写下了他的成名作《美国侵华史》。在当时刚刚解放的环境中，对于揭露美国的侵略面貌，澄清当时存在的一些糊涂观念，发扬爱国主义，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近年来，大年同志集中研究抗日战争问题，写了很多文章，组织、推动了全国抗战史研究。可能由于大年同志本人在青年时代参加过抗日游击战争，所以具有鲜明的、强烈的反侵略思想感情。他曾说，现在的青少年对抗日战争不大了解，历史教训逐渐淡忘了，所以他要用自己的余生研究抗日战争历史，把这段历史告诉子孙后代，唤起大家的爱国主义觉悟。他在这方面做的工作也是大量的。我记得是198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50周年，他率领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去日本，讨论抗日战争中的一些问题，努力和日本几派历史学家达成了对抗日战争的正确共识。这样，大年同志通过推动国际学术交流，促进了抗战史研究。大年同志还和其他同志一起，组织抗日战争史学会，出版抗日战争研究刊物。在他的领导和推动下，抗日战争的研究发展很快，确实很可喜，跨上了一个新台阶，可以说已成为我国史学园地中的一个很繁荣的分支。今年是抗战胜利50周年，我们出版了好几套抗战史丛书，也发表了很多有质量的论文，其中就有大年同志的一份功劳。

第三点是大年同志一贯关心历史学的发展。大年同志作为中国史学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作为第二、三届的主席团成员、执行主席，积极关心和推动历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1956年搞社会科学规划时，大年同志就是这方面的负责人。我记得当时开规划会议，搞12年规划，他忙了很长时间。1958年他组织和筹备了戊戌变法6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在当时是很盛大的集会，章士钊、康同璧好像都参加了。1961年他组织和筹备了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这也是一次规模比较大的会，在武汉召开的，吴老、范老、翦老等很多史学界前辈都去了。1964年他又组织和筹备了全国的近代史学术讨论会。这些都是大年同志实际主持的。在“文革”前，这样全国性的学术活动非常少，在大年同志的努力推动之下，开了几次很有质量也很有影响的学术会议。今天很多近代史方面的知名专家都是在这几次学术会议上脱颖而出的。

在频繁的学术活动中，大年同志高瞻远瞩，常常能提出一些新的思路、新的建议，来促进学术活动，来解决学术活动中的一些困难。例如，1979年南京召开太平天国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社会科学界第一次召开国际会议。当时我们大家都没有经验，这个会能不能开好，怎么开法，都心中无数。大年同志在这方面跟我们谈了几次，后来他又亲自到南京，找负责这次会议的我和李侃，我们汇报情况以后，他对我们当时碰到的一些问题做了很具体的指导。我觉得他的意见都非常中肯，特别是如何在学术交流中对待国际朋友，如何在国际上进行学术交流，他的意见对当时开好那个会，以及以后开好国际学术会议，都有重要指导意义。又比如，1981年在武汉召开的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讨论会，也是很大、很重要的会议。当时要求参加的人非常多，提供的论文就有184篇。怎么办？如果把他们都邀请来，加上外国人，就有二三百人，当然不可能。怎么个邀请法，我们都没有经验。大年同志提出组织一个论文评选委员会，按照论文的质量来邀请。当然评选委员会的决定不一定完全正确，但这至少有了一个邀请的依据。经过评选，入选论文73篇，只占总数不到40%，其中50岁以下的作者占60%，40岁以下的占25%，中青年比较多，其中有两位是中学教师，还有一位只有23岁，是本科学生。这种评选办法既保证了会议顺利召开，不至于人太多，同时也保证了会议质量，能够选拔一些比较优秀的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大年同志的这个意见我觉得非常重要，这个办法以后一直采用，好多会议都用评选的办法。如果用指名邀请的办法，由于没有别的标准，就只能按照年龄、资历、名望，就会使许多中青年历史学家不能参加这类重要学术会议，至少比例没那么高。又如，大年同志多次强调，学术会议的质量不在于人和论文很多，而是在于论文的质量，要紧抓论文写作和评审工作。而且，他很重视对研究情况的述评，要求每次会议，像前面谈到的辛亥革命讨论会那样的会议，都要对研究成果做一番检阅，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扎扎实实地前进。这些意见和建议对于促进历史学科的发展都是很重要的。

总之，几十年来，大年同志无论是在研究工作中，还是在组织和领导史学界的活动中，都付出了大量精力，成绩很大，贡献很大。大年同志确实是新中国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新中国史学界第一代领导人。今天庆祝他的80岁生日，我代表中国史学会向大年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衷心的感谢，感谢他在学术研究中富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也感谢他对中国历史学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

最后，祝贺大年同志健康、愉快、长寿。

注释

[*]原载《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

纪念罗荣渠同志[*]

1998年是罗荣渠同志70周年诞辰。罗荣渠同志是我在北京大学的学友，是一位富有才华和创造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是研究中国现代化历史的先驱和开拓者，在学术上筚路蓝缕，探索新的领域，开辟新的路径，做出了卓越贡献。

罗荣渠同志原先研究世界史，对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非常熟悉，精通马克思主义，精通外语，也精通中国近现代史。他学识渊博，才华横溢，最有条件从事世界史和中国史的比较研究。他写的《现代化新论》是一部杰出的著作。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已有300年之久，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有了100多年时间，今天，现代化事业仍然是摆在中国人民和发展中国家人民面前的艰巨任务。如何来总结世界和中国的现代化历史，揭示规律，吸取经验教训，这是理论界、历史界的重要任务。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有什么不同？中国在实现现代化时碰到了什么样的矛盾和困难？如何解决？什么是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些重大问题，迫切需要研究和答复。罗荣渠同志投身于现代化理论和历史的研究，他用马克思主义做指导，用邓小平理论做指导，研究了世界和中国的近现代史，收集了丰富的资料，进行了创造性的思考，写出了许多出色的作品，对我们当前的现代化建设有很重要的意义。

罗荣渠同志谦虚谨慎，淡泊名利，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做学问，待人赤诚热情，对青年爱护关心。这样一位品格高尚、才华出众、奋发有为的同志，正是在理论上、学术上做出重大建树的时候，却突然积劳病逝。按他的身体状况和年龄说，还不到离开我们的时候；按他正在承担的工作来说，他不应该也不能够离开我们。可是他毕竟先走了，离我们而去。历史学界损失了一位杰出的学者，我个人失去了一位令人敬佩而亲密的老同学、老朋友，悲怆痛惜之情难以抑制。

我深切希望，由罗荣渠同志开创的现代化研究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将会由他的合作者和学生继续下去，来完成罗荣渠同志未竟的事业。罗荣渠同志地下有知，当含笑于九泉。

注释

[*]原载《语冰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

回忆金应熙同志[*]

如果要回顾一生中欢乐欣悦的时刻，我便会举出1963年夏至1964年春。那时，我有幸和历史学界的一些朋友共同生活在一起，为完成一项任务而在黎澍同志的领导下，组成了一支队伍。队伍中有金应熙、余绳武、齐世荣、李龙牧、蔡美彪、张岂之、宁可、张文淳、刘祖熙、李嘉恩、洪兆龙、廖学盛等。应熙同志年龄居长，实际上，他当时也不过44岁，而其他人都在30岁到40岁之间。这支队伍朝气蓬勃、奋发向上、交流思想、切磋学问，是紧张工作而又充满欢乐友情的青年之家，应熙同志是这个家庭中的老大哥。我们一起读书、写作、思考、讨论，一起散步、品茶、下棋、聊天。彼此专业相通、趣味相同、声气相应、友谊相投，似乎有说不完的共同语言，道不尽的见闻史事。应熙同志阅历宽广、知识渊博、津津乐道、谈锋甚健，给我们讲述许多新思想、新信息，大至世界要闻，小至生活琐事，使我们大伙往往莞尔而笑，眼界大开。

应熙同志是一位凝重宽厚的学者，彬彬有君子之风。他对待工作是那样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对待学问是那样谨严勤奋、锲而不舍，他多才多艺，兴趣广泛，中外古今，无不涉猎。他具有清晰的思辨、卓越的才干、真挚的情谊，体现了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才华与美德。在我们那个小小的队伍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风度，都有自己的专业擅长，而生活在一起，十分和睦融洽。应熙同志为大家所敬重、钦佩，他不仅在年龄上，而且在知识、品德上堪称是我们的老大哥。

30年岁月匆匆流逝，应熙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三年。今天捧读他的遗著《金应熙香港今昔谈》，往事联翩而起，历历在目，使我的心情难以平静下来，每读几页，便不能不掩卷沉思，跌入遥远的回忆中去。读其书而思其人，这一篇篇文章是应熙同志晚年心血的结晶。他长期在香港生活，了解和热爱香港，从1984年后，全身心投入到对香港史的研究。这部遗作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对香港史的关注、期望和深情。他勤奋工作，搜罗资料，考订辨析，精心钻研，对香港自古迄今的历史发展做了全面而透彻的清理和分析，填补了我国历史研究中这片重要的空白。全书既有长篇学术论文，又有讲稿、随笔、札记、谈话、回忆等等，写作严谨而流畅，深入浅出，把科学性、知识性、可读性结合在一起。我在阅读时，感到犹如30多年以前与应熙同志煮茗夜话，娓娓而道。应熙同志的文章像他的为人一样，谨厚纯朴而又生动清晰，使人如沐春风，如饮醇醪，怡乐赏鉴他建立的科学架构，既得到了知识上的充实和满足，又能引人入胜，趣味盎然。

香港史的编写是一项重要任务。天不假年，应熙同志未能完成他写作《香港史》巨著的夙愿，而八年功夫，收获甚丰，已为它奠筑了坚实的基石。到1997年，香港在被外国侵占一个半世纪之后就要回到祖国的怀抱，全国人民期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如同期待着远涉他乡、暌离多年而将要回家来的兄弟一样。《金应熙香港今昔谈》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真切而深入地认识香港的过去和今天，这对于增进全国人民对香港的了解，加强相互的联系是非常重要的。应熙同志留下的这笔遗产十分可贵，值得我们充分重视，倍加珍惜。

注释

[*]原载《金应熙香港今昔谈》，北京，龙门书局，1996。

纪念马奇同志[*]

马奇同志离开我们将近一年了，他走得那样匆促，那样安详，我们简直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到现在还觉得他依然生活在我们中间。近三十年来，我们住得最近，交往最多，相知最深，他竟然真的离去了。我们失去了一位可以推心置腹、无话不说的长者和朋友，他的睿智，他的仁厚，他的宽容，他的高洁，他的音容笑貌，都随之而去了。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可亲可敬的良师益友而伤感惋惜！

马奇同志是一位饱经磨炼，具有丰富政治经验，思想水平高，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老同志。他19岁在河南读中学时，参加了党，从事地下工作，在艰苦危险的斗争环境下废寝忘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他跟我们开玩笑说，少年时熟读“五经”，这“五经”指的是马、恩、列、斯、毛的经典著作，他信仰坚定，理论娴熟，对党有深厚的感情。当时河南地下党遭到破坏，他奉组织的指示及时撤离去延安，未遭到反动派的逮捕。到达延安后，他本意想去“鲁艺”学习艺术，恰逢“抢救运动”，由于对白区组织的无端怀疑，诬指他们这些刚从白区撤退的一批党员是“特务”“假党员”。正是“刚离虎口”，又入“险地”。马奇同志遭到诬陷和残害，受到严重打击，他和我们谈到这段历史时都是平心静气地分析当时的客观情况。他虽受到很大委屈，但能正确对待。也许由于他有延安“抢救运动”中痛苦的经历和深刻的教训，所以二十年后，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许多党员、干部被打倒时，他能保持特别清醒的头脑，“文革”开始不久后就非常明确地指斥江青等人的错误，相信那种不正常局面迟早会扭转，革命会继续发展。

“四人帮”垮台以前，他多次和我们交谈，指出江青必定要失败。当“四人帮”垮台时，马奇同志最早向我们通报这一消息，我们听到这个消息都欢呼雀跃，兴高采烈，兴奋地谈论即将到来的大好政治形势。28年前我们和马奇同志一起欢庆议论的场面至今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马奇同志政治上十分坚定，能在政治斗争中明辨是非，站稳立场，而他胸怀又异常宽广，对同志关心爱护。中文系教师杨纤如是一位老共产党员，为革命做了很多贡献，由于有比较复杂的历史境遇，在原单位长期受到审查，工资被扣发，被残酷打击。调来中国人民大学后，马奇同志作为中文系的总支书记，虽然无力挽回局势，但坚持认为杨是一位好同志，多次为杨声辩，对杨采取若干保护措施。“文革”以后，马奇同志又为杨纤如的恢复党籍问题奔走不懈。还记得有一位教育部的老同志，反右时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山西，处境非常困难。马奇同志不但常常关心劝慰，还经常给予经济上的接济，这位同志回到北京时，曾和人谈道：“在那个时候，唯一关心我的人就是马奇。”

马奇同志在哲学系和中文系长期做党的领导工作，如何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既要坚持严肃的原则性，又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灵活运用，这是他面对的工作任务，也是检验领导者政策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马奇同志在这个方面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文革”后期，要给每一个同志做出政治历史结论。哲学系有个同志，年轻时，他的家庭通过上层关系弄到一张空头任命状，他自己添上了一个很高的头衔。为了这件事，这位同志吃了不少苦头，这次做结论时，得到了正确的处理，解除了多年来的政治压力。即使有的同志确有一些历史问题或是现实问题，马奇同志作为领导，也教导我们要正确对待。他说：“历史问题已经形成了的过去式当然是抹不掉的，但关键是要分析当时的历史环境。历史问题关系到同志的前途和身家性命，一定要实事求是，慎重处理。”他亲自参与领导和处理哲学系的许多问题，他和大家客观地、平心静气地研讨各种情况，核实证据。有一次，为了查实一个青年教师的家庭问题，他亲自跋山涉水，到外地去调查取证，而这份今天看来并不是一份十分重要的证明，在当时却影响了这位同志以后的事业和前途。

马奇同志成长生活在上个世纪，那是矛盾斗争极为激烈的时代。他长期做党的基层领导工作，自己亲历和处理的党内问题很多，他那种立场坚定、胸怀广阔、实事求是、与人为善、敢为受屈同志申冤辩护的精神难能可贵，因此而受他荫庇的同志不在少数。

马奇同志志趣高远，勤奋学习，手不释卷，涉猎深广，是一位思想敏锐、学问渊博的学者。他最喜欢文学艺术，大量阅读了这方面的书籍。新中国成立初期，他被分配在教育战线工作，研究和编写了中等教育教学的文章。1958年以后，撰写了关于个人道德修养的著作和关于北京市宗教和风俗习惯的书籍。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他都十分努力，非常投入，取得了卓越成绩。到中国人民大学以后，他研究美学，这是他热切的爱好和毕生的愿望。他为此废寝忘食，夙夜追求。他在美学研究中着重以马克思主义分析艺术形象，钻研许多理论问题，如，关于美的本质、美学的对象、形象思维和理性思维的关系、中西美学观念的比较等问题，都具有独创的见解。他曾参加全国的美学大讨论，他写的文章思想新颖，风格独特，词锋犀利，曾严厉批判姚文元的文章是经验主义的美学。他的美学著作《艺术哲学论稿》《艺术的社会学解释——普列汉诺夫美学思想述评》等是他精心研究的结晶，形成了特有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体系，对我国美学学科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马奇同志的专业是美学，但他经常阅读专业以外的书籍。我和他是近邻，我有一间书房靠近大门，马奇同志在院里散步，走到这里，常到书房中小坐聊天，有时谈论历史上的一些问题，有时翻阅架上历史书籍，有时索性借几本回家阅读。他最感兴趣的还是中国古代美学史和古典诗词散文以及书法画论，如董其昌、八大山人、郑板桥、袁枚、黄山谷、邓石如、包世臣、何绍基等人，他都耳熟能详。他对文艺理论、书画理论有精深的研究，曾几次拿来尚未发表的文章，征求意见。他的作品气势磅礴，立意新颖，思想深刻，文笔优美，我是外行人，自然说不出什么像样的意见，但常被他作品的思维力量和文采华章所震撼。马奇同志是一位美学大家，全凭着惊人毅力自学成才，能够写出这样精彩的佳作，实在令人钦佩！

有一次，马奇和我偶然谈到清代书法家邓石如，邓是清乾隆时人，布衣未仕，生计困顿，但书法精善，开创了碑书体例，影响甚大，清代书法风气为之一变。想不到马奇同志对清代书法传承和邓石如生平及书法艺术极为熟悉，信口论说，滔滔不绝。他认为邓石如的艺术成就是天才和勤奋相结合的典范，其言有理有据，多精辟之见，令人刮目。

马奇同志毕生尽瘁于党的工作和研究教学工作，他经历坎坷，立场坚定，孜孜向学，提掖后进，谦虚谨慎，宽厚待人。他深厚的造诣和高风亮节为同事们、学生们所敬仰。晚年离休后，志趣高洁，心情淡泊，辞谢一切职务和社交活动，全身心投入自己喜爱的书画艺术，作画论书，潇洒人生，乐在其中。儿子马中形容父亲晚年“去留无意，墨洒烟云”，达到了无我无欲的境界。

马奇同志的一生既体现了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又蕴涵着中国传统士人清逸淡远、遗世独立的精神。马奇同志可谓不朽矣！

注释

[*]原载《皓首学术随笔·戴逸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末署2004年1月17日。

怀念陆荫乔（戈平）学友

悠悠岁月，往事烟云，在我健忘的头脑中对许多人和事的记忆越来越淡褪，以至消逝了。青少年时同学的印象逐渐模糊，有些人连姓名也不记得了。但有一位学友清晰地铭刻在我脑海中，令我常常怀念，经久不忘，他名叫陆荫乔（后改名戈平）。

我们同窗学习，经历1941年末至1944年夏，共两年半时间，几乎每天负笈上学，课桌相并，同时听课，一起作业，相互讨论，携手散步、游览，甚至争论，友谊深厚，极为相投。我原来在上海租界中的苏州中学高一学习（苏州中学因抗战而迁至上海租界）。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与美、英、法交战，强占上海租界，此前上海租界在抗战全面爆发后的四年中一直保持“孤岛”地位，即周围地区都被日军占领，而租界不受其统治，依然保持原来面貌。其中公开进行抗日活动，报纸讲演，学校谈话，充满爱国热情，拥护抗日，气氛热烈激昂，抗日歌声慷慨激昂，飘荡街头，国共两党仍半公开地活动。但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形势突变，抗日活动遭镇压，迁至租界中的苏州中学关闭，我原本不愿在日本统治下当亡国奴，这时也不得不回到故乡常熟插班孝友中学高一年级。恰在此时，陆荫乔也插班入学，成为学友，两个插班生被安排同坐一桌。入学之初，和其他同学还不认识，因此我们两人常单独在一起活动，自然不久之后，我们逐渐和全班同学认识了、熟悉了，融入了全班集体，情况就不同了。陆荫乔以后还担任全班的班长，成为全班的领头羊。

陆荫乔被举为班长，一是他年龄最长，比我大三到四岁（我插班时只有十四岁），他经验丰富，办事能干，更重要的是他功课优异，是全班学习的第一名，各项课程，均名列前茅。我当时的功课也较好，以他为追赶目标，但除了语文、历史、英语偶尔能超过他，数、理、化等课程远远落在他的后面，陆荫乔在全班是无可争议的状元。

两年半的高中同学时代，陆荫乔对我的影响在学业上极为重要，他待我若弟，我敬他如兄。他的学习成绩出众，读书很多，家多古诗文，我也爱好古文，我们经常论文谈古。我们共同听杨毅庵老师讲中国文学史课，经常以《昭明文选》为例，我很喜欢这部书。某天，我在旧书店里看到一部稍有残损的《昭明文选》，版本不错，价格很低，便用零用钱买了下来，残损的部分荫乔把他家中所藏的《昭明文选》借给我，并帮助我用一个暑假的时间，抄写补足，装订成册。他的古文基础扎实，毛笔字写得很好，他曾写过一幅扇面送我，字体娟秀飘逸，一个中学生能有这样水平，实在难能可贵。

荫乔对我影响更加重要的是在政治方面，回想我在青年时，第一恩师是杨毅庵先生，他引领我走上了治文史的道路。第一知友便是陆荫乔，他打破了我禁锢的头脑，引领我走进了全新知识的新世界。他并未向我言说共产党、新四军的情况，也没有向我宣传任何政治主张，却借给我读了许多新的文艺小说和浅显的政治书籍，他所藏这方面的书很多，轻易不示人。后来，我才悟到他是信任我，推心置腹地希望我阅读，能够进步，所以嘱咐我不可转借别人，也不可丢失。书籍中最多是鲁迅的书，这时期我几乎读了大部分的鲁迅作品，还有巴金、茅盾、曹禺、田汉，外国作家屠格涅夫、大仲马、高尔基，甚至有一本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我自幼爱读“小人书”，年岁稍长，看武侠书、侦探书、《红楼梦》等中国章回体小说，以至《昭明文选》《纲鉴易知录》等，却没有机会接触新版书，听不到时代呼喊的声音，嗅不到进步和革命的气息。读了这些书，像电击一样地受到触动，爱国进步之心油然而发。高中时代是青年的人格思想和知识渐趋进步成型的关键时代，荫乔为我打开了思想启蒙的大门，春风化雨润泽无声，潜移默化，发生了重大作用，我进入北京大学后，很快靠拢共产党，投入学生运动，从荫乔那里读到的这些书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在孝友中学读书时，我们还常向《常熟日报》写文、投稿，主要是徐保衡、顾荣欣（顾忿）、陆荫乔和我四人，报纸有个副刊，徐保衡投稿最多，他极富才华，文字潇洒，顾忿笔墨豪放，我们四个同学又是文友，陆荫乔投稿很少，但作品质量最佳，深沉精辟，他使用笔名，从未用过真名。

常熟在抗战期间是新四军的重要根据地，抗日爱国势力和日伪军的斗争极为激烈，新四军（当地叫“江抗”“民抗”）控制了极大部分的农村地区，日伪军仅能控制常熟城和几条公路线，日伪军屡次“扫荡”“清乡”，收效甚微。但1941年，日伪军集中较多兵力，大规模“清乡”，新四军大部转移到苏北，此后几年，形势严峻，“清乡”时期，常有抗日爱国人士遭到不幸。我的堂兄“江抗”戴秉忠被日寇捕获枪决，表兄胡天朴抗战前是常熟县高级警官，属于国民党系统的游击队领袖，在一次聚会中被日伪军包围，突围中饮弹身殉，我的同学徐菊坡、黄复初被日军拘禁关押。在“清乡”中，淼泉乡一位新四军干部与大部队失散逃到城里，躲在我家暗阁楼中一个月，我经常给他送饭、送水。抗日爱国部队和干部遭到重大打击，我后来才知道，陆荫乔原来也是新四军成员（不知属于“江抗”还是“民抗”），在“清乡”中与组织失去联系，不得不避居城内家中。他的年龄还小，暂时隐蔽下来，为寻求知识而复读高中。荫乔和同学闭口不谈游击队、新四军，是韬光养晦的必要。我们对他的经历抱着疑团，但日子久了，也猜想到几分，从来不询问什么，只是心照不宣。

1944年夏，我们高中毕业，按陆荫乔的聪明才智和家庭条件应当上大学深造，我们这些还是十七八岁的孩子纷纷到上海考大学，可陆荫乔选择了“归队”，他完成了正规的高中学业后，就急于返回新四军队伍，我想象他当时的心情应该像有名的电影《归心似箭》中那位失散的抗联连长一样，急于“归队”而丢下爱情。高中毕业，他秘密奔赴苏北新四军根据地，不幸在路上被日军截获，押回常熟宪兵队监禁。宪兵队是当年百姓们谈虎色变、万人咒骂的地方，对犯人日夜进行酷刑拷打，我想到荫乔关押在内不知道经历过多大的折磨和苦楚，怎样度过痛苦和劫难，死而复生。不久抗日战争胜利了，他幸而存活下来，日寇把他移交给国民党政府。国共谈判时，他仍未被释放，囚禁在离我家不远的国民党监狱里。

我在去北京大学求学前，曾与何鼎新同学（20世纪80年代已在北京病故）去探监一次，那是一次令人难忘的道别，探监时不能多说什么，我们送了一些食物用具，安慰他，请他宽释心情，不久就会出狱。他打听了几位同学的近况，互道珍重，凄然告别，他面容憔悴，非常消瘦，无复几年前的神采奕奕、英姿勃发。

以后几年，我远去北京，国内战争激烈，南北隔绝，音信不通，我一直不知道荫乔的消息。全国解放后，我们两人虽同在北京工作，却茫茫人海，无缘相见。我改名戴逸（原名戴秉衡），他改名戈平，只知道他可能在新华社工作，后来听说他又离开北京，在河北省工作。我们分别之后，五十多年之久竟没有再见面的机会。20世纪90年代，我有一次去石家庄开会，听说他可能在石家庄新华社河北分社离休，我下定决心要找到这位我青年时代的启蒙者。会议结束后留在石家庄到新华社河北分社探访戈平其人，经多方寻找，终于找到他的住址。招待单位特别派汽车送我和夫人前往他家。果然见到了五十年前的友谊深厚的友人，互相谈论当年交往，我当时感触甚深，心潮难平，从话语中听他后来的遭遇似乎并不甚好，受到严苛的审查，夫人是一位农村女干部，儿女拖累，负担较重。他自己身衰力弱，言语木讷，五十多年已同隔世。第二天，他在儿子的扶持下，来宾馆回访，我请他小宴，座谈约两小时。两次谈话中，我仿佛回到了十八岁前的青年时代，谈到了许多人和事，岁月沧桑，不胜感慨，我理解他在解放以后境况不十分顺利，幸而最后平反昭雪，也不敢多问，以免触及他的心灵伤处，因此，对他的经历一直不甚清楚，挚友重逢，喜悦中混杂着某些苦涩，欢乐中带着一点感伤。饭后，珍重告别，相约再见。隔了几年，听说荫乔逝世了，遗憾的是我未能为他送行，甚至唁电也未曾发出。斯人已往，记忆常存！

在近代，中国是贫弱国家，在贫弱中奋斗抗争。我们一代中国人更是多年做亡国奴，苦难深重，郁积着强烈的爱国奋进精神，经受过太多的磨难、挫折。荫乔同志少年时期就投身革命，与组织失散，转而求学，寻求更多知识，渴望再回到组织，冒险寻找组织，不幸被捕，备受苦刑，幸而大难不死，欢庆重生，但又遭到严苛的审查，长期不被谅解，他的一生求知、求真，爱党、爱国，迭遭挫折，在漫长而艰险的道路上探索前进，虽九死其犹未悔，终于得到昭雪，重见天日，但时光急逝，青春不再。前辈有多少人牺牲遇难，有多少人被敌寇虐杀，有多少人含冤负屈，才华被淹没，我们生活在从贫弱走向民族复兴的值得歌颂的伟大时代，但走过了坎坷曲折的道路，甚至是错误的弯路，为此付出了牺牲和代价，让我们永远记住它，记住这些付出了各种代价的人们，他们都是我们的先驱者、奠基者和开路人，值得后人怀念！敬礼！尊重！

回忆北京大学孑民图书室的草创[*]

孑民图书室是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北京大学进步同学在地下党领导下创办的群众性团体，是当时北大学生以及北京许多大学、中学的学生们可以共同享用的精神粮仓。它存在的时间虽不长，但创办以后发展迅速，所藏书刊激增，业务蒸蒸日上，吸引了要求进步、求知欲旺盛的广大青年学生。在提供革命读物，团结教育学生，帮助他们走向革命征途方面产生了极大的作用。在学生运动史和图书馆事业史上，孑民图书室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印记，成为党发动和联系青年学生极有成效的组织形式。

自从1946年底发生沈崇事件之后，北京大学的学生们逐渐地、积极地投入爱国民主运动的潮流，经过反饥饿、反内战游行等一系列事件，学生运动蓬勃开展，各种进步社团出现，有歌咏团、读书会、戏剧社。这类社团越来越多，如雨后春笋，孑民图书室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但它和其他社团不一样，它以借阅图书、为全校学生服务为宗旨，尽量不显露进步的色彩，并且以老校长、国民党的元老蔡元培先生的号“孑民”命名，向校方登记，成为一个公开的、合法的机构。它的创建有一段惨淡经营、逐渐成长的过程。

往远追溯，孑民图书室有其前身，这段历史已鲜为人知。1947年春，学生运动正在兴起，住在沙滩红楼和北河沿三院的一部分文法学院的大一学生，渴望读书，尤其想读进步书籍和文艺书籍，苦于无处寻觅。北京大学图书馆规模大、藏书多、设备新，名闻遐迩，却不肯购买具有进步色彩的新书刊，甚至连一份普通的《文汇报》也没有订。在学校图书馆中借不到所需要、所渴望的新书刊，此事曾引起同学们的义愤，几乎闹出一场风波。那时，学生们都很穷，无钱买书，但每个人或多或少也有几本自己心爱的书刊，互相交换阅读。时间稍久，大家就把有限的几本书放到一起，在一个小圈子里借阅，手续很简单，在本子上登记一个姓名、书名和借阅日期，并没有严格的借还制度和保管办法。书籍数量不多，约有一百本，以后这些书就归大一学生会保管。所谓“大一学生会”，是1946年秋入学同学的组织。这些一年级的学生，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一届新生，人数最多，富有朝气，来自全国。当时，北大尚无全校的学生会（稍后有院系联合会），而大一学生率先组织了学生会，活动很多，极为活跃。

1947年6—7月，我们即将升入二年级，大一学生会势必要解散，以后要筹组全校的学生会，它的财产也该清点移交。当时，大一学生会的负责人周桂棠同学（现名沙叶）找我，要我暂时保管一下这一百来册书籍。我是史学系一年级学生，与周桂棠是同班挚友，又曾同住一个大宿舍内。周桂棠为人豪爽、热情、能干，是学生中的领袖人物，曾在宣武门四院礼堂舌战陈雪屏（北大训导长，后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部长），那场精彩的斗争曾使许多同学激动和折服。我那时不懂得政治，但对周桂棠的人品、干劲、能力十分崇敬，在他的影响下，参与过大一学生会的具体工作，他托我暂时管理一下图书，我并不知道当时地下党是否已有建立图书室的意图。我素性爱书，在中学时代，就以零用钱购买、积聚了近二百册的线装书、平装书，保管这点书籍不是什么负担，而是一种乐趣，就痛快地答应了。

记得我接收这批书籍是在一个比较炎热的下午，地点在沙滩红楼一层西头面南的那间房子，当时这间房子是大一学生会唯一的活动场所，后来就是孑民图书室的阅览室。里面横七竖八地放着几把桌椅和纸张、油墨、文件、油印机，墙角有一个小书架，放着厚薄不一的百十来本书，只占小书架的一排多一点，很不起眼。我点完书籍后仍放在这间房子里，当时正值学期考试，没有多少同学来借阅，我暂时当一个清闲的保管员。

以后在座谈会上提及此事，周桂棠同志已记不起当年的情形。他当时是大一学生会（或院系联合会）的负责人，事情繁忙，移交几本书是件小事，时过境迁，很可能已淡忘。但这件事对我日后的生活道路却是很重要的，故印象特别清晰。至今，45年前移交、清点书籍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暑假期间，我同年级的另一挚友陈宗奇也来参加管理书籍，并议及要办个图书室。我并未意识到这是地下党的决定，但从心眼里赞成这个建议，仍以那个房间作据点，开始筹谋策划、招兵买马，商议着募捐书籍、筹措经费、建立机构的办法，找了几个人，忙忙碌碌地干起来。最初人手很少，工作无经验，头绪很乱，募书的圈子主要在同学和本校的教授中。我负责在教授中募书，经常登门拜访。曾去过郑天挺、邓广铭、许德珩、杨人楩、张奚若、向达、贺麟、费青、芮沐、樊弘、俞大缜、朱光潜、沈从文、冯至等教授的家里。说明来意后，教授们非常支持，当即捐出书籍。我记得在贺麟先生家中拿到一大堆书，一次拿不走，去了几次；又记得俞大缜先生不但捐了书，而且拿出一笔钱，资助正在筹备中的图书室。这些教授学识渊博、人品高尚，对学生非常关心爱护，体贴备至。他们都同情并大力支持图书室的创立，捐赠了很多书籍。当时，师生之间诚挚融洽的感情，实在是非常可贵的。

在募书过程中有一个印象很深的插曲，就是我去清华园初次会见历史学家吴晗教授。大约在1947年夏秋之交，听说有人从解放区带来一些珍贵的图书和文件，但我们打听不到此人的下落，多方寻找，也没能联系上。有人说，吴晗教授知道此人。于是我自告奋勇，通过一位熟人的介绍，到清华大学去找吴晗教授。当时，为了防范国民党特务盯梢，未去吴晗家中，而是约在另一个地方见面。吴教授满面春风地欢迎我们，他笑容可掬、谈吐爽朗、风度洒脱。我们说明了来意。那时孑民图书室的名称刚刚定下来，他对这个名称非常赞赏，由此说起，谈了很多蔡元培先生的学问和为人，也并不避忌地谈了对形势、战局和学生运动的看法。他谈锋甚健，滔滔不绝，兴致甚浓，虽是初次见面，却很相信我们。我是史学系的学生，刚刚读过他的《朱元璋传》，也谈了读后的感想。他注意地倾听，记下我的姓名、住址，答应给图书室送一批书。至于谈到解放区来人和所带书籍，他推脱得一干二净，说根本不知道有此人此事。这次寻书的任务没有完成，却会见了平日仰慕的吴晗教授，并听了他的一番宏论，印象甚深。十年之后，我和吴晗同志经常见面，曾向他提到这段往事，他对这次会见似乎还有一点点淡薄的印象。

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书籍以很快的速度增加，达到一千几百册。在今天看来，一千多册书不算是大数目，哪位大学教师家里不存有千把册图书？可对当时北京大学这批穷学生来说，已是一笔可观的财富，特别其中有不少进步书刊，还有解放区出版的书刊和毛泽东的著作，这些是当时青年们渴求一读而在国统区书市和图书馆中所找不到的。书籍虽然增多了，但还不能正式开馆，一是图书没有编目，凌乱堆放，没有书号，没有正式插架，难以查找；二是房子太小，没有书架和家具。

秋季开学后，图书室筹备开放。编目问题迫不及待地提上了日程。我从募书工作转而兼任编目股长，来解决这一令人头痛的难题。那时谁也不懂得怎样进行科学编目，临时抱佛脚，借了几本编目的书刊，什么杜威编目法、刘国钧图书目录学等，还参考了北大图书馆的分类编目，闭门造车，几乎在两三天内匆匆忙忙地拟订了一个编目方案。这个编目方案不伦不类、矛盾百出，拿给现在的图书馆学专家们看，也许会笑掉大牙。但为了应急使用，初生牛犊不怕虎，居然拿出了一个方案。当时正式在图书室工作的人并不多，临时请了些同学帮忙。记得参加工作的似乎有陈宗奇、田觉狮、李德文、顾文安、金永庆、裘祖逊、张守薏、傅琳、李克珍等人。在一段时间内，我专心致志于分类编目。编目有一套工作程序：登记、分类、编书号、写卡片、贴标签等。我们采用流水作业法，每天开夜车，工作到深夜，虽然紧张而疲劳，但大家情绪很高、干劲十足，同学之间关系亲密，沉浸在友爱和欢乐的气氛中。

最早的编目分类，采用十进法，分成十大类，几十个子目。编目时要登记两种书号，一是登录号，按书籍进馆的时间顺序登记；一个是分类号，类目粗略不全，后面用小数点。后来增加的书籍，插入各类，用小数点之后的数字编列。我现在已记不清这种编目方案是怎样酝酿出来的。在编目过程中产生了很多问题，一个问题是如何确定书籍的类别。确定类别应根据书籍的内容而定，但我们对募集来的一千几百本书籍的内容并不清楚，有的书籍只看书名和目录也难判断它归属哪一类。有的书属于“禁书”，不能使用真书名，要换一个假书名，更不知道把它放在哪一类为好。另一个问题是这套编目分类是根据正规的大图书馆的编目法，用来给我们小图书室的书籍分类编目，却扞格难行。因为我们的书籍中自然科学类的很少，绝大多数属社会科学、政治、文艺。结果出现了有类无书或有书无类的情形，很多书籍分不进现成的任何类目。因此，进行编目时，我每天坐在现场，有的书不好分类，我和其他同学临时看看目录，浏览内容，就拍板确定分进哪一个类目。这样当然就会发生分类不当、乱点鸳鸯谱的笑话，甚至某类图书太多，编目方案中无其位置，只好修改方案，增添类目。就这样手忙脚乱地把一千几百册书籍编成目录，可以开馆出借了。

不到一年，书籍大增，突破了这套分类体系，不得不重新拟订编目方案，再一次将几千册书籍重新登记、重新编目。第二次编目的工作量更大，但工作比较正规化、制度化，参加工作的同学更多了。第二次编目时，我还是图书室名义上的常务干事之一，但没有参加具体工作。

开馆前夕，还有一个需向校方登记的问题，有了这道手续，孑民图书室才是一个合法组织，才可以公开活动。当时，北大校长胡适，除了参加政治活动，经常在北平和南京之间飞来飞去之外，还专门研究《水经注》，对学校具体事务不甚过问。北大不设副校长，实际工作由“三长”主持，即秘书长、教务长、训导长，尤以秘书长事务最忙，权力较大。北大的秘书长郑天挺教授，兼任史学系主任，他和同学们关系很好，暗中护持甚多。我一直在听他的明清史课程，曾和他多次交谈，比较熟悉。孑民图书室向校方登记之事，我曾找他谈过，他一口答应，以后还找过新任的训导长贺麟教授。因得到他们的同意，故登记比较顺利。

由于房子太小，缺少家具，还希望多装电灯，我和田觉狮两人还一起找过校长胡适。胡适的办公室在沙滩孑民堂的东厢房，胡适坐在大交椅里，我们两人就站在办公桌前。开始时，胡适的态度很和蔼，我们说明来意，向他提出要房子和家具的要求。他沉吟良久，反问我们：北京大学有一个第一流的图书馆，藏书丰富，你们何必又要办一个小图书馆？我们回答：学校的图书馆虽然很大，但缺少新的书籍、杂志、报纸，不能满足同学们求知的需要。我们小图书馆是同学们自己组织、自己募捐，可以补大图书馆的不足。胡适似乎觉察到了这个图书室的背景和将来会起的作用。他微露愠色，说：学校图书馆的藏书够多的了，如果缺什么书，可以请他们补充。学生们应该专心读书，不要精力外骛，搞那么多的课外活动。你们的小图书馆以不办为好。我们两人自然不同意他的意见，大声争辩，不欢而散。

这次谈话，刚好有郑天挺、邓广铭两位教授在旁。我和田觉狮走出校长办公室，非常失望沮丧。郑天挺跟着走出来，笑吟吟地劝慰我们，不要灰心，以后再慢慢商量。从郑先生的话里，我体会到可能尚有转圜的余地。

就在孑民图书室即将开馆的前夕，我得了急性阑尾炎，而且误诊延搁，腹中已化脓，病情极为严重。郑天挺教授闻讯，即命急送北大医院免费治疗，金永庆、王雨若、裘祖逊、周大昕等同学送我去医院紧急抢救，住院50天。这正是孑民图书室正式开馆、工作最繁忙的时候，我因病暂离岗位，未得躬逢正式开馆的盛举。

我病愈出院，返回沙滩。孑民图书室的业务日新月异，蒸蒸日上，大受同学们的欢迎。图书每天都在增加，大批新人自愿来图书室服务，各项工作渐趋正规化、制度化。而且听说胡适校长反对办小图书馆的态度也有所缓和。我猜想：也许是郑天挺、邓广铭两位教授帮助劝说的结果。我在休息一段时间之后，仍到图书室工作，不久被选为全校的学生自治会理事，和张坚同学主管学艺股，工作重点转到学生自治会。但孑民图书室是自治会所属团体，我自己又和孑民图书室有亲密的关系，故以自治会理事的资格兼任图书室的常务干事之一，参加干事会，定期向自治会报告图书室的工作和问题，向自治会索要办事经费，但具体工作就参与比较少了。

孑民图书室草创时期，人数很少，知情者寥寥，我有责任把当时的情形尽量真实地回想、记录下来，以供参考。

注释

[*]原载《北京大学孑民图书室纪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罗髫渔同志的风雨征程[*]

罗髫渔同志（1901—1988），又名罗懋其，四川古宋县（今叙永县）人。家境贫寒，工读成才。1925年在上海大学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转为共产党员。曾任黄埔军校少校政治教官，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担任第十一军政治部主任（第十一军军长叶挺、党代表聂荣臻）。起义失败后，长期在上海、香港做地下工作。抗战时期，在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工作，直至抗战胜利。后奉当时四川省委（省委书记吴玉章、副书记张友渔）之命，留守四川，成立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罗髫渔任临时工委书记，组织四川地下武装，策反国民党军队，迎接解放军入川。

新中国成立以后，罗髫渔同志功成不居，淡于利禄。50年代初，他不愿就中央文化部副部长之职，坚辞任命，而宁肯当一名普通教师，先后在四川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担任历史系、文学系的教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罗髫渔同志学识渊博，擅长古典诗词，书法劲秀，楷隶皆精，与郭沫若为亲密的文字之交。又通晓英文、法文，曾译《世界历史》《经济学》《国际工人运动》等多种作品（笔名陈子和）。他品德高尚，生活俭朴，作风平易近人，恂恂儒者之风，深受青年学者的爱戴、尊敬。谁能知道这位博学多能、著译宏富的老教授当年叱咤风云、驰马疆场的战斗生涯？又有谁能知道这位性情谦和、讷于言辞、视官禄如敝屣的蔼然长者，当年出生入死、横眉冷对反动派的感人事迹？我在罗髫渔同志领导下工作十余年，多次听他谈起以往的经历，深受教育。今又看到了他的自传和一些遗作，把他在大革命时期的战斗生活整理成篇，展示了一位进步青年投身革命后经历的风雨征程，表现了一位共产党人坚贞不屈、艰苦奋斗，一心为国家、为人民做奉献的高尚精神。

一、参加革命

罗髫渔同志出生于四川山村的一个穷苦家庭中，父亲是做挂面的工人。兄弟姊妹七人，除了罗髫渔和他的长兄罗银舟之外，其他五人均因饥寒交迫或工作过度劳累而在青少年时死亡。罗髫渔幼年学习成绩优异，受到老师、校长的喜爱，故能勉强读到小学五年级。后来家境实在维持不下去，被迫辍学，到一家钱店去当学徒，受尽老板的白眼和捶挞。后来得到老师、同学的资助、举荐，进初级师范传习所学习一年，在乡村小学当教师。他的远房叔父罗子骏是川军中的中级军官，见罗髫渔聪颖好学，便资助他到南充顺庆中学学习。1921年，他随几位同学浪迹武汉、南京、上海。当时盛行勤工俭学之风，罗髫渔一面工作，一面学习，还得到亲戚、同学的不时接济，才能够勉强维持生计，但不管条件多么艰苦，他从不荒废学业。1923年，罗髫渔22岁，他在上海得到南方大学校长江亢虎的允许，在学校中抄写文件表册，略得微薄薪水，同时注册入学，成为一名工读生。青少年时代的坎坷经历，长期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贫穷生活，把罗髫渔磨炼得更加倔强自尊，更加奋发上进。

1924年，罗髫渔因学习成绩优异，得到四川地方政府的奖学金，每年100元大洋。这笔钱对长期贫困而不能自给的罗髫渔来说，无疑是丰厚的金额和巨大的支持，使他能安心向学了，因此转入上海大学学习，从此开始了他人生历程中的一次飞跃。

上海大学是当时著名的革命学府，它本来是一所简陋的学校，后来孙中山先生派于右任去当校长，将它改造成为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学校聘请邓中夏担任教务长，实际主持学校工作，厉行改革，摒除旧学堂的规章、习气，增设新课程。聘请了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任弼时、萧楚女、陈望道、张秋人、蒋光慈等任教，进行马列主义教育，宣传革命主张。李大钊、戴季陶、吴稚晖、张继、汪精卫等名流也曾来校演讲。上海大学的声誉日隆，莘莘学子从四面八方慕名而至。四川籍的学生尤其多，同学中有何秉彝（五卅运动中牺牲）、刘华（工人运动领袖，被孙传芳杀害）、李硕勋（1931年在海南岛被捕牺牲）以及欧阳继修（阳翰笙）、李民治（李一氓）、刘披云、朱义权、何成湘、程源希等人。四川的同学们组织了一个同乡会，经常聚会活动。

罗髫渔早就认识恽代英，几年前在四川听过他讲课，恽代英当时已是共产党的著名理论家。他学问渊博，讲课透析，解疑答问，口若悬河，深受青年们的崇敬。他讲课时，课堂中挤满了学生，静听讲授，全场鸦雀无声。罗髫渔从课堂上以及当时《向导》《中国青年》《民国日报》等革命报刊上，开始学习革命道理，渐渐知道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以及马克思、列宁等。罗髫渔的幼年经历使他非常容易接受革命思想，他受过地主恶霸的欺凌，遭到钱店老板的压迫，挨过军阀部队的毒打，在嘉陵江上碰到过土匪杀人抢劫，全家食不饱、穿不暖，过着艰难的生活。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痛苦和不幸？为什么外国人和军阀能横行不法？国家和个人的出路何在？这些长期萦绕在他头脑里的问题逐渐得到了解答。他专心致志地听讲，如饥似渴地读书，全身心扑在功课上，虽然在校的时间不算长，但思想和学业突飞猛进，是班上名列前茅的高才生。

1924年11月，孙中山先生北上召开国民会议，路过上海，仿佛吹来了一场革命的旋风。上海租界当局扬言，禁止孙中山登岸和停留。恽代英率领学生们联合工人、市民结队到黄浦滩十六铺码头欢迎，这是罗髫渔第一次参加盛大的政治活动。恽代英嘱咐罗髫渔等几个学生负责维持学生队伍的秩序，孙中山先生和宋庆龄上岸了，向群众招手致意。十六铺码头盛况空前，“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声与欢呼声、鼓掌声响彻云霄，站在旁边的外国巡捕、暗探们垂头丧气，无法阻挡。罗髫渔初次经历这种场面，无比兴奋，充满憧憬，对孙中山无限崇敬。从前，罗髫渔在社会上闯荡，备历艰辛，屡遭挫折，像一株小草，无依无靠，软弱无力。今天，他在这一宏伟的场面中看到了力量，鼓舞起对前途的信心和勇气。

二、五卅抗暴

1925年初，上海的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沪西小沙渡一带有很多日本人开设的纱厂，上海大学校址在西摩路，离此不远。罗髫渔跟着一些进步学生跑去寻访工人，进行宣传，在一所工人平民夜校任教。他从书本上学到的一些理论、原则，经过群众工作的锻炼，日益成为自己的信仰。5月中旬，日资纱厂的工人们不堪苛重的剥削，在工人领袖、共产党员顾正红的率领下，组织罢工，要求改善待遇，增加工资。在交涉时，顾正红竟惨遭日本资本家枪杀。这一事件像在火药桶上点了火，引爆起一场浩大的群众运动。上海的工人、学生纷纷集会，进行抗议。从此，罗髫渔被这场革命大潮推出了书斋，放下书本，积极行动起来，做宣传工作。租界当局一味采取高压措施，打伤和逮捕了许多工人、学生。学生们决定5月30日在全市宣传游行，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工人，惩治凶手，抚恤赔偿。

当天上午，上海各学校学生从四面八方向繁华中心南京路集合，沿路宣传，散发传单。当时罗髫渔住在提篮桥，参加了南方大学的宣传小队，当走到虹口小菜场进行演讲时，被许多巡捕、暗探所包围。罗髫渔和同学梁栋、彭宴等六人当场被拘捕，被送到虹口捕房的候审室，正在争辩抗议时，学校打电话来保释。大概因为全市被捕的人太多，事情越闹越大，巡捕房怕收不了场，就对罗髫渔等一阵拳打脚踢，撵了出去。他们急忙向南京路上跑去，在永安公司门前和上海大学的学生会合，这时已是下午三点多钟。上海大学学生何秉彝是罗髫渔的同乡好友，聪颖勤学，口才很好。他站在一个凳子上演讲，要求市民们支援工人、学生，反对租界当局的暴政。突然“砰砰”几声，一个英国巡捕向何秉彝开了枪，何当即倒地。愤怒的群众一拥而上，夺了凶手的手枪，揪住这个凶手。这时，西边老闸捕房门口排枪阵阵，英国巡捕用手枪、步枪向群众狂射，数十人中枪倒地。人群完全混乱了，喊骂声、呼救声、号哭声乱成一片。罗髫渔等把中枪的学生何秉彝、尹景伊（同济大学学生）、陈虞钦（南洋中学学生）抬到浙江路隐蔽处，急忙送往医院，但三位同学都不及救治而身亡。

帝国主义血洗南京路的惨剧激起了千万民众的奋起，帝国主义越施高压，群众的反抗越猛烈。5月30日晚，各校学生代表齐集在上海大学开会，成立了上海学生联合会，决定全体罢课，扩大宣传，募款救济殉难者家属以及受伤、被捕的工人、市民、学生。5月31日，大雨滂沱，宣传队仍冒雨分路出发，罗髫渔被分到南京路小队，拿着传单、小旗，挨门挨户向各商家宣传，要求商店罢市，反抗帝国主义压迫，为死难烈士报仇。下午又到天后宫上海总商会，与副会长方椒伯谈判。方椒伯说话期期艾艾，不肯答应罢市。罗髫渔担任联络工作，把谈判情况随时向等待在外面的群众做传达。直到夜间八点钟，在群众的压力下，方椒伯不得不接受要求，下达了罢市命令。

罗髫渔对帝国主义的暴行痛恨万分，他全身心投入到群众运动，长驻在上海学联，与他一起工作的还有陆定一、刘披云、朱义权等。这时，上海大学已停办，学联迁到南市办公，另在法租界开办一处夏令营，邀请名流学者演讲。来这里演讲的有陈独秀、郭沫若、恽代英、蒋光慈，也有戴季陶、陈布雷等。罗髫渔在这里做演讲记录，刻印宣传品，终日忙碌。在这里，他认识了一位年轻的女中学生谭勤先（后名谭乐华），她思想进步，端庄大方，罗髫渔对她的爱慕之心油然而起。三年之后，他们终于结成伉俪，共同战斗和生活了60年。

三、辗转川粤

罗髫渔在五卅运动中思想进步，工作积极，提出申请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CY），南方大学的同学徐玮找他谈了话。还没有等到上级批准入团，他就接受了一项任务，护送五卅运动死难烈士何秉彝同学的灵柩回四川彭县。1925年12月，他离开了上海。护灵完毕以后，罗髫渔回到了家乡古宋县。这时，他的父亲、三哥均已故去，老母病卧在床，全家靠体弱的大哥做工勉强糊口。家乡贫困如故，乡亲们衣衫褴褛，面有菜色。在外地闯荡多年的罗髫渔更加明白：不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老百姓不会有好日子过。他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了。

在家乡期间，罗髫渔散发了从上海带回来的宣传品和图片，向乡亲们讲说五卅惨案的真相，宣传国共合作。他把少年时的同学卢仲防、温鹤元、刘彦承、刘真儒等组成一个学习小组，经常讨论时局。不久，风声泄露，当地军阀土豪指称他是赤化分子。古宋县的教育局局长童君实爱惜人才，恐有不测，嘱咐罗髫渔赶快离开，并且把1926年全年奖学金100元提前发给他。罗髫渔又出川再去上海。他在家乡组织起来的这批青年，不久就和吴玉章同志领导的四川成都莲花池国民党党部取得了联系，也走上了进步的道路。

罗髫渔回到上海，尚无批准他入团的消息。罗髫渔要求进步的心情很迫切，担心自己进步不快，条件不够，从而未获批准呢？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上海大学青年团的负责人程源希。程鼓励他说：“不会的。也许因你离开上海，入团申请被耽误了。你再写个报告，我替你催问一下。”罗髫渔的报告经过程源希送上去。十天以后，批准入团的消息就下达了。罗髫渔兴奋得一夜没有合眼。有了组织的指导，有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同志一起干革命，他的眼前呈现出一片光明。

罗髫渔继续在上海大学上学。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了，广州急需大批干部，共青团要罗髫渔去广州工作，罗髫渔放下了尚未完成的学业，于1926年9月前往广州。这里是革命的大本营，工农运动高涨，革命政权巩固，比起上海、四川来，又是一番新的气象。罗髫渔来到广州，先是住在广东大学（1926年改名中山大学）学生汪浩的宿舍里，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和组织部部长木青亲自找罗髫渔谈话，向罗介绍了广东的形势。广州的革命力量固然很强大，但目前许多同志随军北伐，各机关留下了很多空缺，反动分子蠢蠢欲动，要夺取各单位的领导权。陈延年说：“广东省立第一中学的群众基础很好，但最近右派经常捣乱，那边的团员不少，却只有两名党员。你先去那里教书吧，区委已决定将你转为共产党员，到那里建立一个党小组，团结学校的教师、学生，开展工作。”随即在陈延年的主持下，罗髫渔和另外几位同志参加了入党的宣誓仪式，地点就在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内。

广东省立一中在广州近郊，校长陈蕃是国民党左派，颇有声望，教务长程日新、社会科主任张鸿程是共产党员。罗髫渔到职后，三名党员紧密团结，努力工作，改革规章，增添课程，使工作蒸蒸日上。但国民党右派势力视他们为眼中钉，他们竟纠集了校外的一批地痞流氓，于某日凌晨冲进学校，捆绑殴打进步学生。广州公安局出面干涉，公安局局长李章达是国民党左派，他派一队警察来校恢复秩序，并拘捕了一些流氓。罗髫渔等执行学校纪律，开除几名肇事的反动学生。不料，国民党的元老、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任的张静江亲自出面，下令恢复被开除学生的学籍，并且驱逐罗髫渔等共产党员离校，闹成一场轩然大波。这反映了革命阵营内部左派和右派激烈斗争的一个侧面。右派的气焰很嚣张。刚刚入党的罗髫渔同志亲自体会到了斗争的复杂性、艰苦性。当时中共中央领导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面前步步退让，决定将共产党员都撤出省立一中。罗髫渔、程日新、张鸿程被派往新的工作岗位，去担任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

四、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当时的正式校名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已经创办了好几年，培养了大批军官。虽然校长是蒋介石，但在军校的筹建、教学、训练上，共产党人却竭尽了心力。周恩来、叶剑英、恽代英、聂荣臻都担任过教官。这时，北伐军已攻克武汉，正在向南京、上海进军。黄埔军校内的大批共产党员以及第一、二、三、四期学员，已离校参加各路军队，开往各个战场。军校急需补充一批干部。这样，罗髫渔和张鸿程、程日新被调到黄埔军校的政治部，罗髫渔等三人隐蔽了共产党员的身份，加入了国民党。罗髫渔被分配在宣传科，担任少校政治教官。政治教官的任务是给学员上“三民主义”“帝国主义”“社会学”“经济学”“时事形势分析”等课程，灌输革命的理论，增强学员们的革命意识。早期的政治部主任是周恩来，这时已离校到上海去了。继任的是邵力子，邵是个挂名主任，不管具体工作，也不常来校，实际工作由政治部副主任熊雄负责。熊雄精明干练，且待人宽厚。宣传科的科长是安体诚。当时的政治教官还有恽代英（恽是政治总教官，不久即离校前往武汉）、萧楚女、张秋人、韩麟符、毛泽覃、欧阳继修（阳翰笙）、饶乃杰、李元杰、廖划平、潘怀素等人，其中有好几位是罗髫渔在上海大学的老师和同学。

萧楚女是罗髫渔的老师，比罗髫渔年长十几岁，当时已是名闻全国的理论家、大学者。他学问渊博、文笔犀利、性格爽朗、身材高大，是深受军校学生爱戴的老师。他开过“帝国主义”“社会科学”等课程，内容精彩，讲授生动。他也往往在广场上发表讲演，解答疑问，声如洪钟，极富演说天才，军校中的国民党左派和右派都爱听他讲课。由于黄埔军校原来的政治干部大批北上，萧楚女受党的委托，长期住校，把主要精力用在军校的政治教育上。他还在广州担任很多重要职务，经常来往于广州、黄埔之间。这时，他已染上肺结核病，几次咳血，身体十分虚弱，但仍不肯休息，拖着病躯，日夜不停地工作。罗髫渔和他住房相邻，并且编在一个党小组内。萧楚女已年近四十，尚未结婚。两个单身汉在一起，故经常见面。罗髫渔对这位老师非常尊敬，向他请教学问，并照顾他的生活，给他炖鸡汤、做小菜，增加营养。为了让萧楚女不致太劳累，常常替他挡掉一些会议和约稿，代他誊写一些稿件，后来和其他教官一起，苦劝萧楚女住进医院治疗。“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反动派竟从医院病床上把萧楚女捆绑去杀害。为了此事，罗髫渔一直感到深深的疚悔。如果不劝萧楚女去住院，如果他们仍旧生活在一起，那么，在最严峻的日子里，萧楚女不会和外界隔绝而得不到消息。他也和大多数人一样，大概能逢凶化吉，脱离虎口。当时万万没有想到，住院治疗的决定竟葬送了这样一位绝代才人的宝贵生命。萧楚女非常欣赏罗髫渔的书法，罗髫渔曾经自撰一联，书赠老师，挂在萧楚女的房间内。“一身浩然正气，满腹锦绣文章”，这副对联表达了一个学生对老师出自肺腑的崇敬之情，也是萧楚女烈士生平的真实写照与确切评价。

军校政治部的年轻教官们办了一个《黄埔日刊》，张鸿程是主编，萧楚女是主要撰稿人。罗髫渔常给刊物写稿，一度协助编务。他们以这个刊物为阵地，在师生员工中开展政治教育，宣传革命思想，颇有影响。军校内左、右派的斗争很激烈，经常争论，产生摩擦。这时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已当上了北伐军的总司令。副校长李济深是留守广州的军政大员，不常来校，常住校的有教育长方鼎英、总教官孙炳文、政治部副主任熊雄。方鼎英是国民党左派，政治态度温和，对人宽厚，孙炳文和熊雄都是共产党员。军校内部虽有蒋介石的御用组织“黄埔同学会”，但是左派力量占优势，革命气氛很浓厚。尤其是政治部，更是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大本营。不过大多数人都隐蔽了真实身份，外人弄不清楚谁是共产党员。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从前线也传来了许多不祥的消息：帝国主义在武汉和南京公开干涉革命；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行为愈益乖张，更加暴露出反共面目；各处工农运动受镇压，江西工人领袖陈赞贤被杀害。一桩桩事件，使人触目惊心。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们纷纷聚议。在一次党内会议上，韩麟符、毛泽覃等先后发言，话语激昂，他们分析了当前形势，指出蒋介石正在磨刀霍霍，政变迫在眉睫，建议上海党中央早做应变的准备，放手武装工农，迎击反动派的突然袭击。政治部党组织派人把这个建议送往广东区委。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这一建议完全正确。可惜当时党的领导人思想麻痹，未做足够的准备，遂使正在蓬勃发展的大好革命形势横遭摧折。

五、脱离虎口

4月中旬的一个早晨，罗髫渔等人被政治部的中共支部书记饶乃杰召集在一起。饶乃杰告诉他们：上海发生了“四一二”大屠杀，蒋介石动用军队并纠集青帮流氓对工人纠察队和共产党员大打出手，革命力量损失惨重。李济深刚刚从上海返回广州，方鼎英教育长、熊雄副主任夤夜赶去商议，说黄埔方面随时可能出事，要大家早做准备。过了不久，饶乃杰又单独找到罗髫渔，交给他几张邮票说：组织上已决定全部共产党员迅速撤离军校，方鼎英教育长也答应礼送共产党员出校。情况紧急，孙炳文已去上海，熊雄副主任和一些已暴露身份的党员正在撤离。但是还有一些党员外出未归，一两天内即将回校，他们不知道“清党”消息，处境危险。罗髫渔并未暴露党员身份，而且到黄埔工作未及半年，熟识的人不多，不为人们注意。饶乃杰要求罗髫渔留在军校两天，等待外出未归的党员们。饶乃杰告诉罗髫渔，大家都要撤往武汉，凭这些邮票可以与党接上联系，要罗髫渔把撤退的命令和凭信交给外出返校的几位同志。饶乃杰再三叮嘱说：这里已是虎穴，一定要小心谨慎，注意观察周围形势，相机行事，如发现情况不妙，即迅速撤离。

罗髫渔勇敢而忠实地执行了党交给的任务。为了等候外出未归的同志，他几乎是最后一个撤离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政治部是被人注视的大目标，不能再在这里待下去。罗髫渔迅速清理了萧楚女、自己以及另外一些党员的寝室，当晚离开政治部，住到特务连的宿舍里。连长和士兵很多是四川人，和罗髫渔熟悉而亲近，罗髫渔得到他们的掩护而隐蔽了下来。

翌日早晨，军校周围的情况大变，交通断绝，贴出了广州公安局局长钱大钧的戒严令。中山舰和西江舰驶到黄埔岛，卸下炮衣，几挺机关枪摆在军校的大门口，铁栅门已关闭，杀气腾腾，如临大敌。军校内尚有第五期几个大队的学员一千数百人和第六期刚入学的部分学员，全部徒手列队，站在政治部对面俱乐部的广场上，挨次接受检查。一些反动分子出头指认共产党员，当场被捕近100人，以后还有许多共产党人陆续被捕，所谓“礼送出校”，竟是谎话。听说这些同志很快被转移出去，未经审讯就被执行枪决，反动派对革命者大开杀戒，狠下毒手。

罗髫渔通过特务连士兵的帮助，与外出回校的党员迅速取得联系，传达撤退命令，指定撤退的路线和地点，发给邮票作为联络的凭信。他身居虎口，临事从容，处危而不乱，圆满地完成了拯救同志的任务。他留在军校内四昼夜，未被反动派察觉，最后在士兵的帮助下，化装为平民逃出军校，雇了一艘小船，前往广州。在事先约定的联络点，找到了张鸿程、程日新，隐藏在省一中的同学、共青团员李培荪的家中。

广州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省港罢工工人的纠察队和反动军警战斗两天，因寡不敌众，已告失败。军警便衣沿街搜索，到处捉人，熊雄、萧楚女、熊锐、何琨等同志均已被捕牺牲，其他同志下落不明，广州不能久留，罗髫渔等急谋脱身之计。他们人生地不熟，这时完全依靠省一中的进步学生和他们的家长。有一位家长与桂系军阀头子黄绍竑相识，写了一封介绍信作为掩护，购好船票，由省一中的学生陪送，沿着珠江前往广西。一路上盘查严紧，几历险境，因为有了那封介绍信，都应付了过去。他们来到广西贺县的乡下居住几天，随后请当地农民领路，翻越九嶷山，到达湖南的江华，湖南省尚为武汉政府所控制，罗髫渔等总算到了安全地带。他们走在九嶷山上，遍野奇花盛开，溪泉流注，山草拂膝，鸟声入耳。几个人含悲忍泪，回顾来路，痛定思痛。这场灾祸多么突然，几天前还是黄埔一家，互称同学师长，蓦地反动派拿起屠刀，从背后狠狠砍杀，眼睁睁看着大批同志倒在血泊之中。如今总算逃离虎口，走上宽阔的山脊，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但他们的心底却是那样沉重、辛酸，他们牢牢记着这苦难的日子，发誓要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雪恨。

六、北伐军中

罗髫渔一行进入湖南后，在长沙乘坐火车，于1927年5月初到达武汉。先到总政治部报到，交了邮票、凭信，接上组织关系。做接待工作的是章伯钧和欧阳钦，武汉政府还专为从广州脱险归来的同志召开了一次欢迎会。以后，罗髫渔被分配到起义部队高桂滋的第十六军政治部任中校宣传科长。罗髫渔和在第十六军政治部的中共特派员刘明汉取得了联系，刘命罗率领几名政工干部乘火车前往河南漯河第十六军军部去工作。第十六军是一支旧军队，人员混杂，刚刚编组成军，政治工作基础很差，队伍都分布在前线阵地上和奉军对峙。漯河军部只有几间房子，几个军部人员无所事事，天天打麻将、聊大天。问他们部队在哪里，各团有无政治指导员，他们都说不清楚。几天以后，特派员刘明汉来了，他也不抓工作，只知道要大家造名册、领军饷。罗髫渔建议下到团营连排去做政治工作，刘明汉摇头说行不通。罗髫渔从武汉带来大批宣传品，准备分发给部队。刘明汉诧异地说：“十六军的士兵都不识字，发这些干啥？”罗髫渔把这些情况向前方总政治部汇报，总政治部组织处处长关向应了解到第十六军的政治工作暂难开展，向上级请示后，把罗髫渔调到前敌军委。

前敌军委书记是陆沉，负责工人运动的是李振瀛，负责地方党政工作的是黄锦辉，罗髫渔被派到黄锦辉手下工作。前敌军委不是指挥军事而是做地方工作的机构。河南是北伐前线，革命军和奉军在临颍激战之后，克复了许昌，正向郑州推进，奉军节节败退。前敌军委的工作十分繁忙，并正准备在收复河南全省之后即改为河南省委。罗髫渔前去报到的当天，就奉命以特派员身份前往确山，调查、视察县政府的工作。罗来到确山，市集上倒也熙熙攘攘，还算兴旺，城墙上和街道上站立着许多手执红缨长矛的人，这是刚从红枪会改编过来的队伍。县政府七个委员中，有五个是共产党员，但县长和另一个委员则是刚刚倒戈过来的靳云鹗部下的旧官僚。五个党员文化低，有的不识字，全县的民政、财政和军需供应大权都掌握在县长的手里。罗髫渔把五个党员带到僻静的山坡开会，嘱咐他们要提高警惕，克服骄傲麻痹思想，监督那位县长的工作，尤其要注意掌握武装。罗髫渔留在确山短短几天，工作十分忙碌，召开了农民大会，打击当地的地主和土匪，加强治安，整顿秩序。他返回漯河向陆沉、黄锦辉汇报了情况，建议派遣几个得力的干部前往确山工作，但当时人手紧缺，这项建议被搁置了下来。

战争进行得很顺利，奉军放弃了郑州，退往黄河北岸。为适应形势的变化，前方的工作调动很频繁。罗髫渔回漯河几天之后，即被调往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部的第十一军工作，军长是朱晖日，军部驻在许昌，罗髫渔立即赶到许昌报到，任第十一军政治部的宣传科长。北伐军占领郑州后，他很快随军部开进郑州，郑州城内外一片战乱景象，到处断垣残壁，奉军的大炮、车辆、军辎丢弃满地。罗髫渔忙于印制各种文稿，召开会议，向群众做宣传工作。这时，他在城内的一家旧书店里意外地买到了一批旧书，罗髫渔爱书成癖，工作之余就展卷阅读，行军时也带着这些沉重的书籍。想不到这些书籍日后竟成了八一起义部队南征途中一个小小的流动图书馆。

北伐的前途似乎仍很光明，奉军已全线溃退，河南的工农运动正在兴起。这时，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专程去潼关，迎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前来郑州，共商国是。武汉政府的北伐军总指挥唐生智已在郑州，其他政府要员汪精卫、谭延闿、孙科、顾孟余等亦联袂来郑，真有点“八方风雨会中州”的气象。罗髫渔等以为：武汉政府与东出的冯玉祥会师，必能彻底打败北洋军阀，完成北伐大业，并堂堂正正地讨伐蒋介石。但他们的想法太天真了，冯玉祥在郑州与汪精卫等商谈之后，竟开车到徐州去了，冯、汪虽然和蒋介石矛盾重重，但在对待共产党的态度上有着共同性，他们对工农运动的发展忧心忡忡。汪精卫和冯玉祥达成协议，停止北伐，北伐军撤回武汉，把河南地盘交给了冯玉祥。这样，罗髫渔又随第十一军返回了武汉。

武汉的形势日益紧张，夏斗寅的反动军队在北伐军出征时，乘武汉空虚，竟敢进行偷袭。幸亏武汉卫戍司令叶挺率领第二十四师及武汉黄埔分校的学生军英勇抵抗，打退了夏斗寅的进攻。北伐军回到武汉时，武汉的工人纠察队已被解除武装，湖南农民军进攻长沙的计划亦被陈独秀取消，各地的政客、军官、豪绅纷纷反扑，革命同志被捕、被杀的消息日有所闻。市面上物价上涨，人心惶惶，武汉政府中反共的迹象日益明显，汪精卫等拼命制造舆论，诬蔑工农运动过火，说什么共产国际策动中共篡夺军权、党权。

表面上看，武汉政府和蒋介石还是对立的，讨蒋的军事活动仍在进行，大批军队从武汉向九江方向调动，名义上是“东征蒋介石”，事实上宁汉正在合流，反动军官们步蒋介石的后尘，在各地打击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当时，在武汉召开了东征誓师大会。会前，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集合第四军和第十一军的政工人员，传达党的指示，要拟写一篇声讨蒋介石的宣传大纲和标语、口号。罗髫渔被指定起草宣传大纲，朱新繁起草标语、口号。这次誓师大会上，武汉政府的要员云集，汪精卫发表演说，说了一半，从口袋中掏出罗髫渔草拟的宣传大纲，大肆攻击说：“这个大纲，只强调三大政策，却不强调总理的三民主义，是对国共合作的破坏。此类错误，不能不予以纠正。”孙科演讲说：“国民党的右边是西山会议派，这条路不能走。左边是共产党，这条路更不能走。我们只应遵照总理的教诲，走中间路线。”谭延闿说：“蒋介石虽有错误，我们不是一味用武力压迫他，还要采用调停的方法。”身为讨蒋军总司令的唐生智，既不声讨蒋介石，也不指责共产党，言不及义，却说什么现在天气炎热了，东征军路上辛苦，要保重身体，多备些十滴水等。这次大会根本不像讨伐蒋介石的誓师大会，而联蒋反共已露端倪，革命前途渺茫，灾祸恐将来临，大家议论纷纷，忧急无计，难以扭转大局。

七、南昌起义

1927年7月，张发奎所辖第四方面军的第十一军（军长朱晖日）、第四军（军长黄琪翔）以及贺龙的第二十军相继开往江西。第十一军政治部主任徐名鸿调离工作，前敌军委派罗髫渔代理政治部主任，并兼任上校秘书。军委书记是聂荣臻，以后又是第十一军的党代表；第四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是郭沫若。从此，罗髫渔就在聂荣臻、郭沫若的领导下工作，从八一南昌起义起，直到起义军南征失败为止。

7月15日，武汉政府发生“分共事件”，汪精卫等背叛革命，宣布同共产党决裂。7月25日，罗髫渔随同第十一军政治部到达九江。当时，革命形势千钧一发，许多部队都在往南昌集中，聂荣臻从九江赶到马回岭第四军的驻地，筹划起义事宜去了。临行前聂嘱咐罗髫渔，有许多革命同志已离开武汉，赶来江西，不日将到达，要罗髫渔等在九江暂候几天，做收容接待工作，并多多制作第十一军政治部的佩章，发给他们，将他们安全转送到南昌。

第十一军政治部设立在九江车站的仓库中，接待工作十分忙碌。连日来，很多同志或零散，或结队，纷纷从武汉来到九江。接待的条件虽然很差，但罗髫渔等竭尽全力，并得到当地党委的协助，送出了几批人员，其中有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的一批学员，罗髫渔后来的夫人谭勤先（后名谭乐华）也在其中。罗髫渔和她在五卅运动中相识于上海，后来谭勤先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分校开设了唯一的女生班，学员共200人，每天要上政治课和军事课，学校的实际负责人是恽代英。当夏斗寅进攻武汉时，女生队曾编入中央独立师，参加保卫武汉的战斗，和谭勤先同学的有一大批巾帼英杰，如赵一曼、游牺、郑梅仙、危拱之、张瑞华（聂荣臻夫人）、黄杰（徐向前夫人）、曾宪植（叶剑英夫人）、王鸣皋（李平心夫人）、杨庆兰、吕儒贞、胡毓秀、谢冰莹等。谭勤先和罗髫渔早已认识，戎马倥偬之中，不期而遇。此后，两人在南征的路上共同战斗两个多月，两心相印，互相倾慕。当然，在战斗和行军环境中是谈不上解决个人问题的，直到1928年又在上海相遇，才结成了革命姻缘。

刚刚往南昌送走了几批人，前面的道路已阻塞不通，政治部内挤满了收容待遣人员。7月30日上午，罗髫渔接到命令，将第十一军政治部撤离九江，速往南昌。这时政治部连同暂时收容的同志共70余人，有10多支步枪和40多支驳壳枪，还有一批文件、辎重。罗髫渔是政治部代理主任，率领全队。前敌军委派来傅维岳负责军事，傅维岳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深谙军事，勇敢善战，原为某师政治部主任，“四一二”时，险遭不测，幸脱虎口。后来南征军失败，他是汕头守卫战的指挥员。政治部的党支书则由王海萍担任。三人组成领导小组。罗髫渔宣布，即时紧急行军，赶往南昌，行动均听傅维岳指挥。7月30日下午，这支队伍从九江出发。这时，南浔铁路上到处是军队、车辆、辎重，拥挤难行，铁路已不通车，他们只得抛弃笨重行李，轻装步行。罗髫渔书生习气，把自己的衣服用具几乎全丢掉了，却留下一个藤箱，里面满装着在郑州购买的书籍，他背着沉重的书箱，随队伍蹒跚前进。7月31日，到达庐山脚下，九江党委派来的同志找了当地农民引路，并且雇到九艘船只，这对大家是意外的喜事，不但船行迅捷，而且可避炎热天气，可免行走疲劳之苦。这支船队。沿着鄱阳湖边，行至德安附近。一路上碰到不少南来北往的部队，乱哄哄的，不知前方消息。在从德安通向赣江的小运河上，罗髫渔等碰到了几个落伍的士兵，从他们嘴里得知8月1日南昌起义的消息，又知道在马回岭附近第四军的一部分队伍（第二十五师的第七十三团、第七十五团）也于昨天起义，撇下指挥官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等，奔往南昌而去，附近则有反动派缪培南的第十二师沿路捕捉失散的革命人员。罗髫渔等满心高兴，行动越发谨慎，小心翼翼地避开敌方的队伍，沿着鄱阳湖绕道行驶。8月4日夜间到达南昌城外赣江的江面上，远远望见牛行车站灯火辉煌，人声嘈杂，估计是张发奎的部队已接近南昌。大队伍进城恐有不测，便派罗稷南（当时名陈小航）乔装进城去探听消息。罗稷南是云南人，在驻江西的朱培德军队中有很多熟人，进城便于活动。船队不敢停留，向上游驶去，停泊在南昌城南数十里的生米街。罗稷南很快从南昌回队，探知朱德、叶挺、贺龙的起义部队已撤离南昌，前往抚州，他未能与组织取得联系。于是罗髫渔、傅维岳带着这支船队溯赣江、抚河南行，追赶大军。

天气酷热，骄阳似火。老百姓怕打仗和过兵，民船商舶都躲藏在港汊僻静之处，江面上空荡荡的。罗髫渔等乘坐的九艘大小船只，组成一支颇为壮观的队伍，向南行驶。他们警惕地注意周围的情况，派出持枪人员，在船队前后监护。岸上，三三两两的老乡们，注视和目送着这支船队。白天天气太热，大家躺在阴凉处歇息；凌晨和傍晚天气凉爽，微风习习，才赶路趱行。几个月以来，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残害同志，大家强忍悲痛，憋着一肚子怒火，也不知革命的前途如何。南昌起义如风暴乍起，扫尽了郁积在同志们心中的迷雾愁云，大家欢欣鼓舞，士气为之大振。他们冒着酷暑行军，恨不能两肋插翅，立即飞到抚州和起义的大军会合。

八、南征途中

8月9日，罗髫渔等到达抚州，八一起义大军从南昌撤退，第一站就停驻在这里。罗髫渔、傅维岳率领的队伍与大队会合后，就分散到各军各单位。傅维岳被调到第二十军第六团当团长去了，罗髫渔仍任第十一军政治部代理主任，第十一军的新任军长是叶挺，党代表是聂荣臻。

部队即日向南进发，从抚州经宜黄、广昌到达瑞金。江西的群众工作基础很差，老百姓分不清革命队伍和军阀队伍。故而行军所至，群众逃避一空，连挑夫也雇不到。罗髫渔等也努力想接近群众，但军行匆促，加以言语不通，宣传工作没有什么起色，只能在沿路唱唱歌，写写标语，群众的会议也开不起来。

在瑞金，听说钱大钧在会昌集结重兵，有十几个团，大举进攻起义军，朱德和贺龙的队伍已和钱大钧部在会昌交火，第十一军奉命前往增援。周恩来与叶挺、刘伯承、聂荣臻等制订作战计划，绕道洛口，从后路包抄钱大钧部。从瑞金驻地赶到会昌，有两天路程，这时前线已十分吃紧，正面部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叶挺命令第十一军所辖的第二十四师（新任师长古勋铭）、第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紧急行军，赶到会昌以西的山地。钱大钧部驻守在高山险隘之处，工事坚固，守御严密。叶挺则志在必胜，以第十一军全部兵力投入战斗，且出敌不意，突然出现于其侧后，居高临下，士兵们斗志旺盛，奋勇争先，向下压去，以一当十。政工人员和后勤人员也持枪上阵。罗髫渔也冲到了前沿阵地。一些女同志冒着枪林弹雨，勇敢地背负伤员，做救护工作。此役钱大钧部彻底溃败，几乎全军覆没，而起义军的伤亡也不少，陈赓将军当时是第二十军的一个营长，即在此役中受重伤。

8月30日晚七时，起义军攻克会昌，俘虏很多，而且缴获了钱大钧的几百艘运送给养、军械、弹药的船只，这是起义军急需补充的物资。罗髫渔奉命去清点和搬运这批物资，又在城内搜集了油盐粮茶等日用品，准备骡马，雇觅挑夫。政治部日夜忙碌，几乎成了副官处。在会昌停留数日，桂系黄绍竑的部队从西南向会昌逼近。第十一军奉命断后，向瑞金撤退。会昌之役，战斗激烈，是南昌起义部队南征路上的第一次大战，表现了起义部队的英雄气概。罗髫渔持枪上阵，亲历战斗，第一次体会到战地生活的滋味。

9月初，起义军进入福建汀州，在此休整。宣传工作已有起色，起义军所到之处，已有当地党组织接待，群众争相送水送饭。特别是穷人，对起义军表示了拥护和同情，也愿受雇挑运弹药、粮食，比在江西行军的困难减少了。政治部也召开过一些群众大会，宣传革命道理。但是打土豪、分田地的事还停留在口头上，事实上，起义军初来乍到，在一个地方停留时间也不长，弄不清当地土豪是谁，躲在哪里，也没有时间做没收和平分土地的工作。

9月中旬，起义部队在上杭，为了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周恩来召开了一次全军的政治工作会议，地点在朱德副军长（第九军）的住所。出席会议的是各军师的党代表、政治部主任以及各团的指导员，其中有恽代英、聂荣臻、陈毅、郭沫若、徐特立、高语罕、贺昌、陈兴霖、李陶（李硕勋）、阳翰笙（欧阳继修）、李一氓（李民治）、罗髫渔（罗懋其）、梅龚彬、吴明、章伯钧、陈恭、韩麟符、朱雅林等人。会上，周恩来做报告，阐明了当前的军事形势，下一步拟向广东进发，攻取潮州、汕头。他强调政治工作和发动群众的重要性，否则军事行动将变成流寇式的盲动。会议决定改组总政治部，郭沫若仍担任主任，调阳翰笙为总政秘书长，贺昌为总政宣传处长，罗髫渔为总政组织处长，高语罕为第二十军党代表，聂荣臻仍为第十一军党代表。会后，聂荣臻认为，第十一军政治部主任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接替人选，要求总政治部将罗髫渔仍调回第十一军，去掉“代理”名义，任命为政治部主任。总政组织处长由李一氓接任。

值得一提的是，罗髫渔为追赶起义大军，在九江时舍不得扔掉的一藤箱书籍，此时仍随着大军而搬徙。到达抚州之前，他们是坐船走水路，带一箱书不成问题。到了抚州，归还建制以后，改走陆路，沉重的书籍毕竟是长途行军时的累赘。有的同志劝罗髫渔把书丢掉，轻装前进。但罗髫渔下不了决心，幸好第十一军政治部有几匹驮载器材的骡马，这箱书也就被驮上了马背，随军迁移。后来，在行军路途或休整营地，渐渐有人来借阅了。第十一军中有不少知识分子，由于行军艰苦，谁也没有携带书籍、报纸、杂志。“物以稀为贵”，罗髫渔的这箱书受到第十一军的重视，成了行军途中的精神食粮。藤箱中的书籍有限，可品种多样，有《共产主义ABC》一类小册子、《中国青年》等旧期刊以及现代散文和短篇小说，还有《庄子》《唐宋诗醇》《孙子兵法》《古文辞类纂》《曾国藩家书》等石印本古籍。以后借阅的人越来越多，行军休息之时，一卷在握，讽诵欣赏，自得其乐。其中如《唐宋诗醇》《孙子兵法》和短篇小说，是大家争相借阅的抢手货。郭沫若借去了《孙子兵法》，他戏谑地宣称：从此要弃文习武，刻苦研究兵法去了。罗髫渔的书箱受到大家的钟爱。叶挺军长称赞它是小小的“马上图书馆”，为紧张、单调的行军生活提供了精神上的调剂品。到了汀州，大家收集了一些图书作为补充，这些图书成为第十一军共同的文化财富。直到后来书箱留在潮州。起义军被冲散后，这些图书也随着南征部队的失败而全部丢失。

九、潮、汕受挫

9月中旬，起义军离开福建，进入广东。兵分两路，朱德率教导团和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驻守在梅县的松口、三河坝，以监视侧后之敌，其他部队则向潮、汕进发。这里并无敌人的重兵设防，只有少数地方部队，但他们已闻风逃窜。起义军兵不血刃，进入汕头、潮州。广东的群众基础比江西、福建都要好，许多农村里已有农民协会和农民军，潮、汕的工人、学生也出来热烈欢迎起义军。政治部也显得热闹起来，忙于召开群众大会，组织宣传队伍，创办革命报刊。虽然留在潮、汕的时间不长，工作却颇忙碌，一路上，打击土豪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当罗髫渔在潮州时，当地党组织拘捕了一名姓温的恶霸地主，送到第十一军政治部，罗髫渔当即将他解送保卫处（负责人是李立三），此人后被枪决了。半年以后，罗髫渔回到上海，看到报纸上刊载着温姓地主的儿子为了报仇，跟踪前来上海，将拘捕该地主的同志扭送法租界捕房，且指名寻拿罗懋其、李立三等。党组织火速通知罗髫渔离开上海，罗髫渔不得不到天津塘沽海关一位老同学处暂避，这是后来的事情，但也是南征途中打土豪行动引起的一点余波。

这时，张太雷从上海赶到潮、汕，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党中央的指示，认为起义军僻处潮、汕一隅，难于有所作为，应开往海陆丰，会合东江农民军，进攻广州，以图发展。并命令军中一些领导骨干和文职人员撤往上海，在别的地方开辟局面。当时急需补充兵员和枪械弹药，指挥部在福建途中曾派人往上海，找党中央联系，希望大军抵达汕头后，能从海上得到枪弹接济。但由于帝国主义的敌视，海面有外国军舰游弋，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9月底，揭阳方面有敌军蠢动，由于情报失误，指挥部低估了敌方兵力，犯了临阵轻敌的错误。其实，这方面的敌人有陈济棠、薛岳、徐景唐所率1﹒5万人之众，实力强大，以逸待劳，而起义军兵力分散，弹药紧缺，长途跋涉，军力劳顿，剩余的兵力为第二十军和第十一军的一部分，只有5 000人，以少击众，不宜于硬打硬拼。9月29日，在汤坑展开战斗，起义军发扬英勇作战的作风，猛冲猛打，给敌人以狠狠打击，但自己兵员损失几达2 000人，锐气受挫。在部队返回潮、汕时，得知汕头海面开来了敌舰，桂系黄绍竑的军队也追蹑而至，从水陆两路进攻。潮、汕是革命委员会各机关所在地，守军却很薄弱，只有第二十军第三师的第六团和教导大队。第六团团长傅维岳是罗髫渔的老战友，和罗一起在九江带队追赶南昌起义大军。敌军冲入潮、汕，傅维岳率一团人协助第三师师长周逸群将起义军领导机关安全转移。起义军奋勇迎击敌军，但终因众寡悬殊，潮、汕失守。那时，谭勤先分配在潮州电报局内工作，与敌军巷战时腹部中弹负伤，被当地群众搭救，送往红十字会医院治疗。医院工作人员将她和胡毓秀、王鸣皋二位女战士藏匿在女厕所内，足足有一个星期，幸免敌人搜查。以后，三人从潮州潜往汕头，乘船去上海。谭勤先和罗髫渔同在第十一军政治部工作，谭为人活泼开朗，乐观大方，既做宣传工作，又善医疗护理。她年纪轻，身体好，能吃苦耐劳，长期的艰苦行军锻炼使她更加坚强，能在战场上背负着重伤员上山下坡。起义军中有30位女兵，都来自武汉黄埔分校的女生大队，其中年轻健壮者有“四大金刚”之称，谭勤先就是其中之一。南征途中，罗髫渔和谭勤先朝夕相处，情投意合，如今谭勤先身陷虎穴，生死未卜。罗髫渔随军转战，心事重重，既为南征部队的失利而忧心如焚，又为谭勤先的安危而寝食俱废。

十、革命退却时的坚强后卫

汤坑失利，潮、汕不守，起义军拟向海陆丰退却。彭湃是当地人，早年在这里搞农民运动，非常熟悉情况，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他认为：到海陆丰去，那里群众基础好，易于发动农民，扩大军队，建立根据地，革命会打开新局面。这时，起义队伍受挫，士气低落。第十一军素有“铁军”的美誉，能征善战，所向克捷，但已被分割为两部分。朱德、周士第、李硕勋、陈毅率第二十五师留在三河坝，远在200里外；叶挺军长一心想把第二十四师拉向东走，和第二十五师会合，在闽西南求生存。叶挺将这个想法和罗髫渔讲过多次，并要罗派人去三河坝方向侦察，但格于党中央的指示和大多数人的意见，叶挺只好放弃自己北走的想法，改向西南方向进发，前往海陆丰。10月3日，行经流沙，召开干部会议，周恩来、叶挺、贺龙、刘伯承、聂荣臻以及从潮、汕撤出的机关领导人员吴玉章、谭平山、郭沫若、恽代英、林伯渠、张国焘、李立三等全都与会。周恩来抱病主持会议，宣布大部队将留在海陆丰，领导机关的文职人员大多撤往香港，已经准备好带路的农民和联络地点、信号，等等。会议充满悲壮的气氛，大家的心情很沉重，知道只有走这条路了，没有什么话可说。

流沙会议刚刚结束，即闻前方山头出现了敌军，队伍慌忙前进。贺龙的第二十军已在前头远去，失去了联系。领导机关随第二十四师跟进，走在两山之间的隘路上，忽遭敌军阻截，前有伏击，后有追兵，四面俱是枪声，队伍顿时乱了营。军中雇来的挑夫们丢弃物件，到处乱跑。师部掌握不了团、营、连、排，人员星散，分成一堆堆的人群。沿路村庄还有地主的民团武装，据守在碉堡里打冷枪。眼看情况危急，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党组织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命令分散突围，罗髫渔紧随着周恩来、叶挺、聂荣臻等同志，共有100多人，还有一排士兵作保护。周恩来病情甚重，茶饭不进，有时昏迷，只能用滑竿抬着走。夜间，忽有一支地主武装鸣枪来袭，首长和大队立即动身离开险地。罗髫渔、白鑫和一位姓李的副排长率22名持枪人员断后抵抗，战斗两个小时，打退了地主武装的进攻。这时，周恩来等已脱险远离，罗髫渔等慌忙追赶，但没有赶上队伍。从此，罗髫渔和朝夕相处的第十一军军部首长叶挺、聂荣臻分离开了。

第二天，罗髫渔等在黑夜中摸到了一处乡场，找到了正在收容失散同志的彭湃，知道周恩来、叶挺、聂荣臻、吴玉章、郭沫若、恽代英等都安然无恙，正在安全转移，罗髫渔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彭湃安排一位当地姓徐的农民带路，先到金乡，后到甲子港。这时，当地农会发动群众，帮助滞留人员分批渡海，撤往香港。罗髫渔和缪芸仁、白鑫率领这支22人的武装队伍担任警卫，日夜放哨站岗，防止敌军、民团和海盗的偷袭。总算平安无事，几天内人员已疏散完毕。罗髫渔遵照党组织的命令，把枪械留给当地农会，刚准备乘船出发，忽有五艘海盗船驶到岸边，意在劫掠（当时留在那里的有一些枪械和物资），而刚刚拿到枪械的农民还不知如何放枪。罗髫渔决定推迟出发，拿回武器，聚集原来的队伍和一些农民，驾船出击，打退海盗，奋力追逐，解除了海面上的威胁。罗髫渔看到农民还不会用枪，索性留驻三天，专门教农民如何使用枪械。这支武装小分队成为起义军撤退时的坚强后卫。最后，罗髫渔和缪芸仁、白鑫等十余人分乘两艘小木船出海。漂流两天，到达香港，在筲箕湾登陆。

南昌起义失败了，无数烈士的鲜血挥洒在赣、闽、粤的大地上。但是革命的烈火并没有熄灭，失败激励着人们的斗志，它是革命者重新崛起并走向胜利的新起点。起义后的南征部队，一部分人留在海陆丰，建立、扩大东江农民军并参加了当年12月的广州起义；另一部分人在朱德、陈毅的率领下，转战赣南、湘南，翌年在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师；还有一部分人撤到香港、上海，前往全国各地，做地下工作。罗髫渔撤到香港后，不久即往上海，找到了在潮州失散的谭勤先，他们结成了革命夫妻。此后，罗髫渔长期在上海、香港、武汉、四川做地下工作。他身居虎穴，坚持战斗，革命意志愈益坚定。当年中国笼罩在一片黑暗的恐怖统治下，但革命的火焰仍在熊熊燃烧，终将冲破漫长的黑夜，迎来胜利的灿烂晨光。

注释

[*]原载《炎黄春秋》，1997年第11期。

忆交大学风[*]

交大的学风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与我后来所就读的北大，迥然不同。一个是严谨踏实，一个是自由宽松。这对我日后从事的历史研究，大有裨益。

1944年我考入上海交通大学铁路管理系。交大是当时最难考的大学之一，以理工科闻名，但也有很好的国文基础。我就读交大时的名誉校长唐文治先生是国文大师，教我国文的陈柱尊教授是他的得意门生。记得当时考交大的作文题目是《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没有标点符号，如果没有一点古文的基础，根本无从下手；英文考试是将《桃花源记》翻译成英文。我的国文基础比较好，考了第一，后来我考北大时，国文入学试题的作文题目是《船》，相对容易，考生能自由发挥。

所有在交大读过书的学生，都会对交大校风之严格，记忆犹新。除国文课和第二外语课外，其他所有课程都用英语授课，英语考试。入学考试也用英语。每堂课都要点名，上课时学生绝不能睡觉，也不能随便缺课，否则，后面的课程就无法跟上。如果缺课到一定程度，就会被学校取消考试资格。当时交大考试采取这样的做法：分数的计算用开方乘十的办法，如果是25分，开方以后，再乘以10，于是就有50分；如果是36分，就及格了。考试不仅考学生会不会做，还考熟练程度。如物理基础课考题共有3大题，一般学生能做2大题就已经是很好了，掌握得特别熟练的，只来得及做两题半。考试快结束时，教师倒计时，大声宣布：还有5分钟、4分钟、3分钟、2分钟、1分钟、50秒、40秒……

当时的交大，学生按成绩排座位，成绩好的坐在前面。我考入交大铁路管理系的时候是第一名，又是班长，就被安排坐在第一排。在严谨的校风和近乎苛刻的考试制度面前，同学们都非常勤奋，加倍努力学习。考前大家自愿结合，共同温课，自然形成学习小组。当时没有作弊情况，若有人作弊，大家都会看不起他，认为勤奋学习是学生的责任，作弊是自欺欺人，不诚实，没出息。近于苛刻的不易及格是老交大传统之一。因为题目难，大多数学生都考不到高分。教务处公布月考、期考分数时，用蓝色填写及格分数，红色填写不及格分数。记得当时总是红色一片，触目惊心。对于如此高的要求，学生却乐于接受，口服心服。对批红色分数多的教师，则敬畏备至，认为他必是学识渊博，深不可测。

日本人占领上海之时，有的师生员工搬迁到内地去了，但大部分教师坚持留在租界里继续办学。留下来的教师都非常有名，交大严谨踏实的学风、校风还是保持着。当时很多名校都有一个特点，名师都给大一即一年级的学生上课。学校强调一入学就使学生接受各种名教授思想的熏陶。因此给一年级上基础课的都是名教授。那时教我物理的是著名的物理学家裘维裕教授。此外的名师也不胜枚举，比如教微积分的胡敦复教授，教物理的姚启钧教授、赵富鑫教授，教化学的张怀义教授，等等。

1945年，从大后方回来的交大，与前相比，感觉不再那么严格。因为在抗战期间，许多大学也四处流离，没有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但相对而言，当时在上海这个地方，交大还是交大，没有太多的干扰。于是，老的传统可能就被传承下来。现在看来，传统的教育还是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吸收的地方。虽然它也有很多的缺点，但是回过头来看看，很严格的学习纪律还是很有必要的。

注释

[*]原载《光明日报》，2006年3月17日。

初进北大[*]

1998年是我母校北京大学的100周年诞辰。五十二年前，我初进北大，在史学系就读两年，因故辍学，追忆前尘，如影如梦，当年的各种事件、众多人物，历历如在眼前。

1946年深秋，我从上海交通大学转到北京大学。乍来北方，对气候、水土很不习惯，生活不能适应，但北京大学浓厚的学术氛围、活泼的自由风气深深地吸引住了我。此前，我已在上海交大学过两年，交大也是我国的第一流学府，但其环境、气氛和北大迥然不同。交大的校风是严格、认真，有秩序、讲纪律，教师水平高、很负责。大多是必修课程，课堂有级长，上课要点名。同学们个个勤奋刻苦，日夜拼搏，一天到晚在习题的海洋中奋战，按时做题，按时交卷，按时考试。这一学习程式循环往复，无有终止，稍一懈怠，考试就不能及格。

初进北大，如同步入了一个洋溢着民主、自由气息的学术殿堂。课程很多是选修，大多是跨系科听课，课堂不点名，纪律宽松。同学中有的孜孜矻矻，勤奋攻读，成绩优异；有的则不修边幅，放浪形骸，读书不求甚解。两类学生考试时都能顺利通过。最吸引学生的地方是北大图书馆，馆藏宏富，缥缃满架，对学生实行开架阅览，取阅方便。我第一次走进沙滩图书馆的大阅览室，看到琳琅满目的图书，心境豁然开朗，很多以前听说而从未见过的书籍都陈列在跟前，真是“如行山阴道上，目不暇接”，可以随心所欲地尽情饱览。

尤其值得留恋和怀念的是当年给我们上课的师长们。当年北大的名教授有给低年级学生开基础课的好传统，故而使我这个刚入校门的青年学子有幸认识了许多文化名人，亲聆教诲。我是史学系的学生，当年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兼任史学系主任，为我们开明清史课程。北大校长是胡适，不管具体校务，北大又不设副校长，郑先生实际上担当副校长角色，事务丛集，一切都要躬亲处理，但他仍坚持在教学第一线。他的课内容丰富，讲述生动，极有条理。校长胡适也给史学系上过课，是历史研究法系列讲座的第一讲。虽是史学系的课，但全校学生都要求来听课，人太多了，只好安排在晚上北楼的大教室内，讲课时座无虚席，教室内外还站立着很多听课的人。还有辅仁大学校长、史学名家陈垣先生被请来讲“史源学”，我旁听了三次。他坐在特设的椅子内，鹤发银髯，神态安详地向学生讲论今古。

大学一年级基础课的任教老师都是名教授。大一国文的老师沈从文，他身躯瘦弱，态度和蔼，低沉的语音迸放出精警的内容，每篇课文他都低回吟诵，以欣赏者的姿态带领学生进入课文中的意境。大一哲学的老师贺麟，他个子矮小，戴着宽边大眼镜，神采奕奕，讲课滔滔不绝，尽情勾画出一个沉思中的世界。他是北大训导长，但平易近人，亲近学生，我常常去他家中做客，他热情地和学生聊天，答复问题。他曾送给我一本他撰写的有关德国哲学家费希特的著作，上有他亲笔签名，遗憾的是这一珍贵纪念物已经丢失。大一社会学的老师许德珩，讲课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这门课非常叫座，听者踊跃，因此安排在北楼大教室内上课。许德珩是进步色彩最鲜明的一位教授，有一次我到他家中邀请他参加一次学生的集会，我离开他家时，他嘱咐我注意身后有无国民党的特务盯梢，可见他当时处境之险恶和他对学生的关怀。大一时我还选修了朱光潜先生的美学课，至今我还能想象出当年他讲课的情形：闭着眼睛，举着粉笔，慢条斯理地讲说，既具哲理思考，又富语言魅力。他的课程融会东西方的学问，令人耳目一新。

我在北大两年还听了史学系的许多课程。隋唐史的老师向达，学识渊博，神态凝重。他讲课声音很小，语气平缓，学生们怕听不清，把凳子挪得很近，围成一个圈，而他讲课内容精彩，旁征博引，如数家珍，把学生带进博大辉煌的盛唐时代。谛听他的课程，你一定会敬佩他知识之广、构思之密、见解之深。宋史老师邓广铭，他治学勤奋，功底深厚。宋史资料号称浩瀚，可邓先生是当时唯一读完了宋史史料的青年学者。他做研究，必用大力把全部史料网罗起来，竭泽而渔，严谨而扎实。他讲课内容充实、生动，关心学生。我听他讲辽史的“四时捺钵”，有些问题弄不清楚，写了一封长信请教他，他竟在课堂上用半个多小时讲解我提的问题，使我铭记难忘。西洋史老师杨人楩学识精深，富有活泼自由的气度，言语清晰、富文采，有谐谑幽默感。他讲的希腊精神，具有真知灼见。邵循正是清华大学教授，被请来讲授元史。他精通英文、法文、波斯文、蒙古文等各种语言。他的课程穷本溯源，援引广博，既有宏观的剖析，又有微观的考证，而课程内容艰深，是同学们认为最难学好的一门课。还有一位从北京图书馆请来讲目录学的赵万里，他是王国维的学生、同乡，其读书之广、识断之精、记忆之强，令人惊叹。上课不带片纸，对各种珍本和善本的特点、刊刻年代、内容均烂熟于胸，娓娓而谈，均有来历。课堂上有问必答，略无迟滞。据说他幼年时走过几遍街道，就能把两旁商馆招牌暗记背诵出来。

以上开列了一串五十多年前给我授课的名教授的名单，我都听过他们讲课。还有许多我未听过讲课的教授，如汤用彤、郑昕、俞平伯、游国恩、魏建功、唐兰、废名、季羡林、毛子水、张政烺……当年的北大，确是英贤荟萃，人才济济，这强大的教授阵容会使后来的学生们永远歆羡叹慕！最难得的是，他们都亲临第一线，为低年级学生开课，传道授业，耳提面命，不辞辛劳，用他们的心血浇灌着学术园地中的嫩苗。当年的学生们虽在战火扰攘的岁月中，何其幸运能得如许名师的指点，真是得天独厚，受益匪浅。

这些老师，他们的专业不同，讲课风格各异。有的逻辑严密，立论精当；有的内容充实，援引繁富；有的学识渊博，口若悬河。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着重启发式教育，从不照本宣科。他们全都没有固定的讲义，在课堂上评古说今，议论风生，答难解疑，出口成章。讲授的问题，有时寥寥数语，一带而过；有时则寻根问底，反复论证，穷究精义。他们鼓励学生们独立思考。课堂上和课堂外，师生们可以自由交流，各抒己见，相互问难。我在一次经济学的课堂上听老师和学生相互辩论了一个课时。

北京大学有强大的学术队伍，有优秀的学术传统，蕴蓄深厚，兼容并存，学风淳朴，思想自由。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大学在新时代中得到迅速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培育了大批人才。我预祝并坚信进入21世纪，北京大学的悠久传统将得到进一步发扬，我的母校将成为世界上顶尖的高等学府。

注释

[*]原载《光明日报》，1998年2月3日。

我选择了历史专业[*]

1946年夏季，我正在上海交通大学铁路管理系学习，却重新投考了北京大学史学系。被录取后，作为一年级的新生，到北京学习。

我的亲戚、同学、朋友无不投以惊异的眼光。上海交大是名牌大学，铁路管理是热门专业，毕业以后职业有保障。而在旧社会，文科各专业没有多大出路，求职谋生较困难。为什么非要吃亏，去当北大史学系的新生？在人们看来，这好像“下乔木而迁于幽谷”，难以理解。

在人们的生活道路上，往往要遇到可左可右的十字路口，需要做出选择。我选择了历史学专业，在当时看来，这似乎是奇怪的选择。但我热爱自己的专业，对三十六年来走过的道路并不后悔，并且还欣幸当时的正确选择。

人在幼年、少年、青年时代走过了一段学习和生活的道路，逐渐形成自己的理想、志趣、性格、爱好、世界观。这些主观的因素是激励和推动每个人前进的力量。人们将根据各自的经历，沿着不同的道路，做出反应，进行选择，持续地努力，发挥各自的才能，去实现美好的理想。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人和事，时时刻刻在影响人们志趣、性格、世界观的形成。我想，其中书籍对人的影响恐怕是极为深刻、极为重要的。古往今来的贤哲之士不知道已经说过了多少赞美书籍的话，但每个人还会有自己不同的具体感受。

我之所以走上了研究历史的道路，很大程度上和我少年和青年时代阅读的书籍有关，我最早接触而且对我影响至深的是连环画。

大约刚进小学不久，我就开始看起连环画了。我的家乡，有一批以出租“小人书”谋生者，每到下午四点钟，就出来串街走巷，为小学生供应课外读物。他们都是些穷困潦倒的人，穿着旧长衫，头戴遮阳帽，背着破旧的藤篮或皮箱，里面塞满各种各样的连环画。他们专和孩子们打交道，我和姊姊兄弟是他们经常的顾客。每到夏天，夕阳西下，鸦噪蝉鸣，在树荫深处的流动书摊旁，总吸引了许多孩子。租金是便宜公道的，一个铜板租好几本书，租书人定时到来，第二天就可以换新书看。我最感兴趣的是历史故事，《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说唐》《西游记》《水浒传》等等，种类很多，内容不断更新。每本历史故事书，我总是津津有味地看了又看，爱不释手。有一位租书人据说是因抽鸦片而穷困失意的小知识分子，百无聊赖，也干起出租“小人书”的行当来。他却是一位善讲故事的能手，在许多小顾客的纠缠和恳求下，他有时给说一段“书”，内容生动隽永，人物神采飞扬。久而久之，我对历史养成了特殊的爱好，凡是画着历史故事的连环画，我都爱不释手。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新出了一套《薛仁贵征东》的连环画，故事生动，图画精美。我渴望购买一套，家里大人不给买，我使尽了一切办法，又是哭闹，又是哀求，又是软磨，好不容易得到大人的同意了，我兴高采烈的心情实在难以形容。不料，这时我因淘气掐死了家中一盆兰花，这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大错误，购书的权利被取消了。我为此而懊丧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偷偷地哭泣，却始终没有能得到这套心爱的“小人书”。

今天回想起来，“小人书”里讲的历史，出自道听途说，真真假假，有许多是不可信的。可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历史知识，恐怕都来自演义、戏曲和“小人书”，这类儿童读物和通俗戏曲对人们的精神世界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不知不觉之中，它在对你灌输知识，培养你的兴趣，塑造你的性格，引导你走进生活。如果有人问我：你怎么会爱好历史的？我将回答：最初是受了连环画的影响，它是我最早阅读的历史书，而那位租书人是我的启蒙历史教师。尽管当时“小人书”里的历史知识并不正确，但重要的不是它给了我什么具体的知识，而在于唤起了我一种特殊的兴趣和爱好。如果我没有儿童时代的这段经历，也许这种兴趣和爱好会长期沉眠在我的心底。我十分感谢那些辛勤地编绘连环画的无名作者们，也感谢奔波劳碌、为小读者送去精神食粮和讲说历史故事的租书人，是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丰富浩瀚、令人心醉神往的神奇世界的边缘。自然，一个孩子还谈不上有多少历史知识，但我也算得上是个小小的历史爱好者了。

到了中学时代，我的“历史癖”与年俱增，语文和历史是我最喜爱的课程。学校里的课本不能满足我的要求，就去寻找课外读物，当然不再看连环画，而是去寻找各种古籍。我的故乡江苏常熟是文化发达之区，历史上出过不少诗人、画家、文士，也有很多有名的藏书楼。我读中学已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战争的破坏，经济萧条，昔日人文荟萃之地，至此已风流云散。可街市上还保存了几家小小的古籍书店，摆着各种线装书，成了我经常光顾的地方。一个中学生，自然不会有多大财力去买书，幸好旧书店的老板们还算大方，允许人们在那里随便看书。这等于是个开架阅览室，书籍并不多，也没有什么宋元精椠，但对于我一个中学生来说，已是极丰富的宝库了。旧书店里是没有座位的，只能捧着书，站立着阅读，时间一长，两腿酸疼，头晕眼花。尽管这样，这里仍是我课后的乐园。我并没有阅读古籍的起码常识，更不懂专门的目录学、版本学，只是乱翻乱看，贪婪地读着，经史子集，诗文词曲，一知半解，生吞活剥，什么都感到新鲜有趣。一进旧书店，就感到琳琅满目，如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有时，我也得到一点零用钱，几乎悉数在这里花费掉，买几册经过慎重挑选的廉价书。到了高中毕业时，我自己居然也拥有一个小小的书库，自然，这个小书库十分贫乏寒酸，但它是我的唯一财产，是多年来苦心搜集和积攒起来的，我十分珍爱它，为它感到自豪。记得我很长时间想购买一部《昭明文选》，但那样的“大部头书”已超过了我的购买力。有一次，旧书店来了一部印刷精美的大字本《昭明文选》，却残缺多卷，因此价钱很便宜，我简直喜出望外，凑够了钱，购买回去，这算是我小书库里的“珍本”书了。我决心抄写补齐它，借了完整的本子，又是抄写，又是装订，将近忙了一个月，才补足了这部“珍本《文选》”。我的书籍中很多就像这样来之不易，今天，这些书籍已大多散失，我只保存着有限的几种了，但每一种书几乎都能唤起我一段有趣而美好的回忆。

中学时代，数理化课程很繁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我在应付了这些课程之后，总还要匀出时间去浏览历史和文学书籍。有时跑到旧书店，有时钻进图书馆，有时就在家里小楼上，在买来的书上，用红蓝色笔，浓圈密点。我那时不懂得写卡片、做笔记的方法，唯一的读书法是标点断句，这种方法很简单省事，靠这种方法当然不能深入理解书籍的内容。但为了把古书标点开，也要动动脑子，仔细去寻绎它的意义。每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独坐小楼之上，青灯黄卷，咿唔讽诵，手握彤管，朱蓝粲然，竟也自得其乐，我就是这样不求甚解地读了不少古籍。这些书籍确是我的良师益友，它向我娓娓诉说着我国悠久古老的文明发展的历史，讲述着我们祖先生活着和斗争着的那个时代的生动故事。我在祖国历史文化遗产的辉煌宫殿中摸索着，可我并不是有意识地在寻求知识，而仅仅是课余的爱好，为了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享受。

尽管我非常喜爱历史和文学，可当我高中毕业以后，并没有去报考文科。那时是抗日战争的1944年，当时，重理轻文的风气就很严重。人们的偏见、社会的舆论以及求职谋生的考虑，把青年学生大批地推向理工科。学文史被认为是没有出息的。再说，在日本占领下的上海，很多大学迁往内地去了，上海并没有好的文科大学。在这种情况下，我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学。

青少年时代逐渐形成的爱好、志趣、理想，推动着人们去选择和开辟自己的生活道路。我在交大学习，那些课程总和我格格不入，我还是想念着历史和文学，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感到苦闷、困惑、彷徨无计，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

正是碰巧，抗战胜利后，1946年夏，北京大学第一次在上海招生，考场设在交大，就在我的宿舍楼下。如果不是这次送到鼻子底下的机会，我大概也不会再去改换自己所学习的专业了。一种强烈的冲动诱使我去试一试，果然被录取了，经过反复考虑，我决定放弃上海交大的学籍，到北京大学上学，重新开始大学生活。

这是我生活中的一次重要转折，似乎一次偶然的机会完全改变了我以后的学习和生活。其实，我选择历史专业是并不奇怪的。人们在幼年和青少年时代的环境和经历就在为他的整个生活道路做准备，我早年遇到的人和事、读过的书籍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印记，这对我未来的专业选择和生活道路起着极重大的作用，我走上历史研究工作的岗位是有其必然性的。即使我失去了投考北大史学系的机会，仍在交大学习，我的职业和生活道路将会完全不同，但我仍然会是一个历史科学的热烈的业余爱好者。

注释

[*]原载《书林》，1982年第5期。

我的处女作——《中国抗战史演义》[*]

200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事出偶然，在翻检旧书的时候，从尘封的书堆中找到一本《中国抗战史演义》，王金穆著，上海火星出版社1953年5月重排版。

这是我的处女作，一本幼稚、浅陋、平庸之作。正当全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之际，找到这本旧作，喜不自胜，就像见到了违面已久的知心朋友，多少的思念、回忆、感慨要向它倾吐。

说它是我的处女作，是指印成书籍而言。在写作此书以前，1942年我在故乡常熟的报纸上发表第一篇短文《春》，那年我十六岁。以后又陆续在《常熟日报》、上海《时事新报》、天津《大公报》上发表过《读扇》《爱山篇》《西南联大复员见闻》《巫师娘》《故宫巡礼》等散文和小说。但这些文章数量很少，不到十篇，篇幅也很短，从未结集出版过。

1949年冬，我从解放区回到北京刚半年多，就以极大的努力和韧性，写作这本《中国抗战史演义》，那年我刚满二十三岁。断断续续写了两年之久，才写完这本书。

引发我写作这本书的原因是我亲身经历了抗日战争，当了八年亡国奴。1937年8月13日，日军侵略上海，经多日激烈战斗，中国军队西撤。日军长驱西进，烧杀抢掠，我的故乡常熟沦陷，那年我十一岁。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日本刺刀尖下度过的，经历了一桩桩国难与家仇：我的堂兄在游击战争中受伤，被日军俘获枪杀；我的表哥是抗日游击队队长，后中弹牺牲；一位姊姊因与大后方（重庆）的同学通信，被日本宪兵查获，传讯，此后被勒令居住常熟城内，不准离开；我的家中遭日伪军搜查，当时一位新四军战士与队伍失散，藏匿在我家，幸未被搜获；在长途汽车上我目睹两个日本兵下车抓捕两个农民拳打脚踢，捆绑上车；还有在高中上学时，日本兵突然冲进教室绑走了一位同学。抗战中悲惨、恐怖、痛苦的生活，真是诉说不尽。

我们当年血气方刚，激愤之情，难以纾解。兄弟姊妹和同学经常聚集在我家后院，放声歌唱《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以宣泄悲愤的抗日之情。日军的兽性和暴行深深铭记在我青少年时代的心灵上。

抗日战争胜利，全国共庆光复，我转入北京大学史学系读了两年书，就奔向解放区进入正定的华北大学学习，不久留校当研究生，在党史专家胡华同志的指导下学习和工作。华北大学创办于陕北，前身是陕北公学和华北联合大学，藏有许多解放区出版的书籍、报纸和刊物。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尤其注意读抗日战争的历史，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八年，但所见所闻所知局限在我的故乡常熟之一隅。我进入华北大学革命史组，在胡华指导下接触了许多书籍报刊，一下子进入了一个知识的新世界，不仅了解了整个党史，也了解了抗战的全过程。各种事件，各个战役，各种人物，对垒双方的战略部署、政策措施，毕呈在我的眼前，研读日久，在我头脑中形成了抗日战争史的大体轮廓。

后来读到一本通俗的解放战争史，是东北刚刚出版的，篇幅短小，叙述生动，文字清通，很受读者欢迎。我萌生了创作的冲动，想写一本通俗的抗日战争史。当年我和彭明同志同住一个宿舍，他已是教师，我还是研究生，但交谊甚笃，经常切磋业务，一起商议，认为用通俗的形式向新解放区的群众介绍革命历史是好的做法。于是我们两人决定分头去做，他选择“中国近代史话”为题，我则选择了“中国抗战史演义”为题。

为什么我选择了章回体的演义？因为我从小学起，读过很多章回体的演义，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民国演义》，以及《水浒传》《西游记》《说岳全传》等，有的反复读过好多遍。《水浒传》里的一百单八将，我在小学时代就能把他们的姓名、绰号背诵如流。我又爱听评书、京剧，常流连忘返。有时家里人不得不在夜间到书坊、剧场寻找我，把我拉回家中睡觉。我少年时对之甚为痴迷，正经功课学不好，就爱读演义、喜欢演义、熟悉演义、热爱演义，这样决定了我第一本问世的处女作是《中国抗战史演义》。

选题已定，我每天读书、思考、写作，用心之专，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大约一个多月时间，写成了八回，约四万字，只从九一八写到七七事变，还没有展开全面抗战。1949年底忽然有了新任务，工作忙碌，写作也停顿下来。

过了将近一年，我渐渐地有些空暇，又拿起笔来写下去。当初并没有出版社接受出版，只是一股写作的热情在推动着我往下写。我最主要的参考书是《抗战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是解放军总部编印的，记录抗战的每个阶段、每个地区、每个战役的人物、事件，十分详细具体。抗日军民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团结战斗的精神鼓舞着我这个青年人，一定要谱写下这段气壮山河的抗战史。但这书快要写成的时候，党中央命令华北大学筹组为中国人民大学，全校工作人员都忙碌起来，我也接受了新的任务，写作不得不再一次中断。

我一直在胡华教授的指导下学习和工作。那时，胡华接受了新潮书店的委托，介绍中国人民大学的多位教师撰稿，向新解放区的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和历史。胡华同志读过我的未成稿，介绍给新潮书店，我匆匆忙忙地写完此书，由胡华同志转交新潮书店，于1951年出版了。

写作中我专心致志，十分投入，没有想过要出版，也没有指望能出版，正是只知耕耘，不问收获，凭着热情和创作欲坚持写作，去完成一件无人交给我的任务，且两次中断而热情不减，一有机会就回到该书的撰写上来。虽工作甚忙，还能忙里偷闲，坚持下去。

其实，我对抗日战争史根本谈不上研究。只是新解放区的群众毫不了解抗战的真相，我用演义的形式把八年内人民群众的苦难、中国军民英勇奋斗的事迹以及日军惨绝人寰的罪行介绍若干给读者。现在看起来出版于五十五年前的这本小书，其幼稚、浅陋、平庸，自不待言。当时抗战过去不久，却没有一本全面真实地写抗战全过程的著作，全国人民都殷殷期望了解这段历史的真相，而此书是演义，虽陋拙，却填补了空白，满足了大家的愿望，故而《中国抗战史演义》一出，不胫而走，成为当时的畅销书。全国好几个省级广播台连续播放此书，北京市委宣传部找我谈话，予以鼓励。当然这并不是此书质量好，而是群众渴望了解刚刚过去的这段历史。此书新潮书店出两版，因故停业，此书绝版。两年以后，上海火星出版社盗版重印两次，我发现后，经过交涉，收回版权，再没有出版过。

现在我手中已无新潮书店的初版本，只保存下一本上海火星出版社的盗版书。手捧此书，回想半个多世纪前创作此书的原因和经历，人事沧桑，感慨万千，是以为记。

注释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1期。

我走上了历史教学与研究的道路[*]

我在历史学的路途上跋涉近60年，不能说一帆风顺，也还称得上比较畅通，没有遇到太多的坎坷和阻难。也许因为磨难不多，故成就不显，碌碌平庸，在学术上鲜有业绩。我一生过着读书人的普通生活，虽攻研有恒，执笔尚勤，著作十余部，文章六百余篇，但满意者少，总有一种“学力不厚”“贡献不多”的负疚之感。

人生总会有多次机遇，我青少年时代有幸抓住了三次机遇，走上了历史教学、历史研究的道路。

一、第一次机遇：顽劣学童的转变

第一次机遇是小学毕业以后。小学时，我不吵不闹，不好说话，不愿交往，不爱读正课，从不好好阅读课本，却爱好各种游艺，读各种小说、连环画。因此成绩劣等，功课好几门不及格，小学几乎未能毕业，幸而学校网开一面，给我们班两个最差的学生“奉送”毕业。毕业典礼那天，我知道自己不能毕业，在家中躺在一张藤床上，发闷犯愁，手里拿着一本弹词小说《天雨花》，也看不进去。忽然，另一位与我同班不能毕业的劣等生，飞步进入我家，高兴地大喊：“戴秉衡，快走！快走！到学校去，今天典礼会上宣布要发给我们毕业证书，我们也能毕业了。”我听了自然喜出望外，赶紧去学校，果然拿到了毕业证书。

毕业是毕业了，但下一步考初中又是个难关，报考县立中学，发榜的那天，我父亲去看榜，回家来脸色阴沉，不言不语，我情知不妙，连羞带怕，躲到亲戚家去了。

中学没考上，很可能就此断绝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去当商店学徒，我的几位堂兄就是这样走上人生道路的。偏偏这年七七事变爆发，全国开始了抗战，我们全家逃难到了上海。我的两个姐姐进了苏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邻居的孩子们也在小学和中学读书，每天晚上都在我家复习功课，演算习题，灯火通明。虽宁谧静寂，但孩子们用心灵和语言交流，亲密友好。他们都有书可读，唯独我静坐在壁角里无事可做，打不进这个读书圈，如此情景，长达半年之久。这时我心底逐渐升腾起渴望上学的强烈愿望。每天早上坐在窗台上目送两个姐姐上学，晚上盼着两个姐姐回家。有时偷偷翻开姐姐的书包，似懂非懂地偷阅她们的书本。人类本能中蕴藏的求知之火燃烧了起来。

机遇来了，第二年夏天我考上了苏州中学（因抗战迁至上海租界，校址在四马路外滩）。因成绩很差，只是个备取生，候补正取名额。我也有了上学的机会，兴冲冲每天远道赴校上学。

现在回想，我并不是一个顽劣透顶、愚笨不堪的孩子。小学时虽不爱读书，却很喜欢读小说，说故事，听京戏，听评书，简直入了迷。在小学中，《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说岳全传》，还有剑侠书、“小人书”，无不遍读。至今还能报出《水浒传》一百单八将的绰号与姓名。有一次听评书出了神，晚饭没有吃，竟在书坊里听到晚间10点钟，急得家里到处找我。住在上海时，有一次到新世界听上了京戏（演员是夏月珊和王竞妍，后来才知道是名角），从下午站着看戏一直站到夜间，粒米未进。人看似顽劣愚蠢，却往往有内心的爱好与潜在的才能，蕴藏在心底，得到正常的教育，人的潜能才能得以发挥，才可能脱颖而出。

进了苏州中学，好运气接连光临。我是备取生，不能和正取生坐在一起，只能坐在最后。正取生是按高矮排列的，有两位最年长的正取生长得最高，学习成绩最佳，且品行端正，坐在最后排，和我这个矮小年幼且成绩不佳的备取生坐在一起。日子久了，我们三个人成了最亲密的学侣，一起读书，一起游玩，一起走路回家。他们的学习、谈吐、品行时刻影响着我，像春风细雨一样不知不觉地沐浴着、熏陶着我。我的学业成绩突飞猛进，虽还不能夺取第一、第二，但已名列前茅，特别是语文课，学期末常能夺得冠军。从此我初中和高中的成绩稳步上升，摘掉了劣等生的帽子而成为班上的优等生。

二、第二次机遇：爱好诗文辞赋

我中学期间的语文课本都是文言，从未学过语体文，初中时代的语文老师姓邵，松江人，是一位精通古文、认真教学的好老师，我在课外阅读的大多是《曾文正公日记》《浮生六记》，以及林琴南翻译的外国小说，略略有了一点古文的爱好。

进入高中时正赶上日本偷袭珍珠港，美日开战，上海租界被日军占领，我回到故乡的常熟中学（后改名省立第七中学），期中插班，就读高中一年级。这年开设了一门中国文学史课程，我入学时已学到汉赋。这门课程令我赏心悦目，心怀大开，课本是由欧阳溥存编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老师是杨毅庵先生。杨家是常熟恬庄的望族，旗人杨崇伊是戊戌变法时奏劾康有为的顽固旧派，杨崇伊的儿子杨云史是著名的才子、诗人，其发妻是李鸿章的长孙女李道清（李经方之长女），杨云史曾任吴佩孚的秘书长，抗日军兴，不受日伪胁迫，避居香港终老，著有《江山万里楼诗词钞》（这部书2004年出版。我久闻其名，购置一套，品读其诗，雄浑峻拔，气象万千，确是一代作手）。杨毅庵先生是无锡国学专修馆的高才生，又有家学渊源，深受陶冶，对中国古代诗文极有造诣，他讲授的中国文学史课程非常精彩，指点文章，论说千古，把我这个16岁的孩子听得如痴如醉，十分入迷。杨先生对我的用心学习似乎也很欣赏，要我在《中国人名大辞典》和其他书籍中查找古代文士诗人的小传，汇集成册，用钢板刻印后，发给同学们参考。不久我成了杨先生的义务“助教”，帮他查找资料，抄写作品。他也悉心教授我古文作业。每到寒暑假，我几乎每天上午都到他家中补习课程，他为我和其他学生讲授《左传》、《诗经》、《荀子》、《庄子》和《昭明文选》。他的讲授，清晰细微，一篇文章之新，用笔之妙，炼句之工，用字之切，讲得头头是道。他讲授时全神贯注，口若悬河，还能运用古人吟诗诵文的方法，朗朗上口，尤其是读辞赋和读骈体文，平仄对仗，神妙之至。我们最喜欢听杨先生吟诗诵文，抑扬顿挫，响遏行云，真正是美的享受。

在杨毅庵先生将近三年的指导下，我高中时代就接触到经史子集各部类的书籍。空闲时分，我经常逛旧书摊，用很少一点零钱购买旧书。日久也积存了一批线装书，夜深人静，独坐小楼，披卷阅览，随笔圈点，自得其乐。这样我的古文修养有了较大提高。

“人生难得一恩师”，杨毅庵先生是我故乡小城的普通文士，清贫一生，终身以教书为业。我从他那里学习所得最为丰厚。至今我每逢教师节总要想起杨先生对我的殷殷教诲，他帮助我奠筑了历史研究的知识基础，是我在学术领域的第一个领路人。我总想写一篇纪念杨毅庵先生的文章，惭愧的是我只知道他的姓名，略知他的家世，关于他的事迹，当年竟不闻不问，一无所知，连他的岁数也不知道。前几年几次向往日同学们打听杨先生的事迹，也无人知晓，纪念他的文章一直未能动笔，令我深以为憾。

三、第三次机遇：跨入北京大学史学系的门槛

在高中时代，我擅长的课程是语文和历史，但1944年高中毕业后，却考进了上海交通大学铁路管理系。这是因为抗日战争期间上海学校都迁往内地，没在一所像样的文科学校，我又不甘心在二三流的大学就读，而且读文科在当时毫无出路，毕业后就是失业，因此一下狠心，报考了当时在上海最为驰名的交大。

幸而考上了交通大学，就读一年后，抗日战争胜利，沦陷区的人民欢呼雀跃，迎接胜利。我正在交大上二年级，但我一心向往文科，对所学的铁路管理毫无兴趣，所学非所爱，心中感到苦闷，也就是硬着头皮学下去，毕业后能够在铁路部门混个饭碗，度过一生罢了。

1946年夏，暑假，我住在上海交大徐家汇的校舍里，没有返回常熟老家。突然有一天宿舍楼下来了一帮人，张贴告示，挂上布幅，布置教室，原来是北京大学从昆明迁回北京，准备在上海招生，考场刚好设在我所住宿舍的楼下。这真是送上门来的好机会，我没有多考虑，就报名投考北京大学史学系一年级。本意不过是试一试，不见得被录取。考试发榜，居然考上了史学系的正取生。这反倒使我为难起来。

我在交通大学读二年级，下学期即将升三年级，两年后就可毕业，我现在要上北京大学的一年级，从头开始要读四年，岂不是太亏了？我的同学、朋友、亲戚多数劝我不要去北大，我确实很犹豫。但是对文史专业的想慕，对北京大学的仰望，又使我情不自禁地想远走北京。特别是有件事坚定了我前往北京的决心。当时上海交通大学是汪精卫伪政府下的学校，留在上海读书的学生竟被称为“伪学生”，只有从重庆沙坪坝迁回的交通大学学生才是正牌学生，能拿到国家公费，上学、住宿、吃饭都不必花钱，而“伪学生”须甄别考试，考试合格才能成为正牌学生。这一歧视性的规定对沦陷区的学生是很大的刺激，蒋介石来上海时，“伪学生”曾成群包围蒋的行辕进行抗议。现在我考上北大史学系一年级正取生，虽然亏了两年，却无须甄别，入学即能得到公赞，四年在学期间，学习和生活都有经济保证。有了这层原因，我毅然决然放弃交大学籍，投奔北京大学，跃进心仪已久的北京大学史学系的门槛，选择了终生从事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的道路。

我热爱历史专业，对这一选择无怨无悔。我一直认为，这是命运对我的眷顾与关爱。

人生道路十分曲折漫长，有顺境也有逆境，会遭遇各种各样的事件，有各种各样的机遇和选择。有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便改变了人生的路程，如我少年时因避日军而逃到上海，失学一年，却激发了我的读书渴求；中学时遇到了杨毅庵老师而能多读古典文史书籍，稍窥学习门墙；大学时一个偶然投考北大的机会，使我从此进入了历史研究领域。人生无常！似乎许多偶然性在左右着一切，但仔细琢磨又觉得并不尽然。我小学时习性虽顽劣，但有爱读课外书的潜能，因此辍学一年，反而激活了自己的求知欲，又遇到优秀同学的帮助，故中学时代学习成绩常列前茅。正因如此，遇到杨先生的指引，初中特别爱好语文课的我，如鱼得水，学业日进。因为自己当年对文史甚为嗜爱，所以北大招考，我能够毅然舍弃交大的两年学业，改考北大，就此走上了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的道路。

人一生中会碰到许多次机遇，但机遇要在人的生活中发生作用，还必须有人自身的回应。要能应答机遇，抓住机遇，及时做出正确的选择，否则，机遇将和你擦身而过，不发生任何作用，甚至人也并未意识到某种机遇曾经光顾自己，只是叹惜和埋怨命运不济，没有给自己发展的机会。

老天并不吝惜给每人以发展的机遇，重要的是时刻准备着，努力充实自己，当机遇光临，你能够迅速认识它、抓住它，选择自己最为适合的道路勇敢地走下去！

注释

[*]原载《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戴逸卷》，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1。末署2007 年6月18日。

我的学术生涯[*]

在这本集子里，我选了41篇学术文章，大多数是历年分散发表的单篇论文，小部分是从我所写各种著作中选录的。我之所以这样做，有两个原因，一是专著的分量太大，字数太多，在限定的篇幅中不能更多地选录；二是专著的发行量稍广，读者也许会有机会看到，而单篇论文分散发表在历年的报纸刊物上，不容易找到，因此，我采取了多选论文而少录专著的办法。选录的标准，着重学术性，即选录那些自认为学术含量比较高的作品。这本集子反映了我将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代表我主要的学术观点与心得。

我的治学，沿着“逆向回溯”的路径进行，即由近而远，由今至古。最初我从事党史和革命史研究，稍后研究中国近代史，最后研究清史，一步步往前推移回溯。这固然是由于我的性格中有点“嗜古癖”，愿意研究离现实较远的历史，而更主要的是由于工作上的需要。革命队伍中教什么课，研究什么专业，不由自己选择，而是由组织上分配确定的。所幸组织上分配的工作和我个人志趣大致相符合。因此，我一直是愉快、积极地进行专业研究的。

我的学术生涯要从1948年离开北京大学史学系开始说起。那时由于国民党政府对我下通缉令，在北大存身不得而奔往解放区。当时我非常迷恋文史专业，热爱北大那种浓郁的学术气氛，敬佩那些学识渊博、和蔼可亲的师长们。虽然如此，但我只读了两年书，两年中还有许多时间在从事学生运动，对历史专业连一知半解也谈不上，至多只是个未入门墙的青年爱好者。

1948年进入解放区华北大学（在河北正定），经过几个月的政治学习，在分配工作时，我填写的志愿是“历史研究”，居然幸运地分配到华北大学一部政治研究室革命史组，在著名党史专家胡华同志的领导之下工作，从此正式走上历史专业研究的道路，至今已有半个世纪。华大进入北京以后，改为中国人民大学，我一直在这里工作至今。

初学革命史，我被革命斗争宏伟壮丽的场景所吸引，全身心地投入。从胡华同志那里，我学习到许多革命史知识，阅读了他所收集珍藏的革命史文献、书籍，也帮着他从事教学，收集资料。那时，胡华同志正在撰写他的名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他时常和我谈论写作中的问题。

那时全国刚刚解放，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潮。我也废寝忘食地攻读马列的经典著作，三四年内读了不少马列的书，所用时间几乎要超过从事革命史专业的时间。我相信，马克思主义是指导历史研究的科学理论。研究历史的目的是要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要通过历史的表面现象探索其深层本质，要指明历史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等等，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这把锐利的解剖刀去分析历史。此后，我经常保持阅读马列经典著作的习惯，目的在于研究历史，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

年轻人永远是精力旺盛、不知疲倦的。我在稍稍学习了中国革命史以后，就试图挤时间写作。当时受到东北出版的一本通俗小册子的影响，想写一本有关抗日战争史的普及读物。断断续续写了两年之久，居然写成了《中国抗战史演义》一书，于1951年在新潮书店出版，笔名王金穆，当时我25岁，这是我的第一本著作。此时全国刚刚解放，不少人对刚刚过去只有几年的抗日战争的历史不甚了解，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全无所知，这是促使我写作此书的原因。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再来审视这部作品，当然缺点错误不少，但它毕竟是我学术道路上的起跑点，是我一边学习历史，一边锻炼写作的产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普遍缺乏革命史知识，这本普及读物还是有一点社会效益的。此书一版再版，销行颇广，还在一些广播电台中播放。当年，不知疲倦地阅读史料、用心构思、伏案写作、推敲文字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1952年，随着中国人民大学的发展，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一分为二，原有历史组单独成立中国历史教研室，由于缺少中国近代史的教师，我被调到中国近代史组，填补缺额。说实在话，当时我对中国近代史的知识极为缺乏，只读过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书，远没有我在马列主义理论、党史和中国古代史方面读的书多，但是为了工作需要，我转入了中国近代史专业，一切几乎都要从头学起。

中国人民大学的近代史教学任务，本来是由尹达同志担任的。他知识渊博，理论分析能力强，讲授生动、风趣。不久他调离中国人民大学，实在没有人能够接替他，这一任务竟落在了难以胜任的我的肩上。那时的中国史学界重视古代史，专家名流群集于上古先秦史。秦汉以后的历史，研究者已少。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史研究者更少，几乎不被承认是一门学问。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撰写的中国近代史书籍，寥寥无几，资料也十分缺乏。1954年才出版了杨松、邓力群原编，荣孟源重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但篇幅不大，不能满足教学和研究的需要，在备课和研究中必须阅读线装本，查阅原始资料，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1952年，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开始出版，第一种是《太平天国》，以后陆续出版十余种，最后一种《北洋军阀》到“文革”以后才出版，全部字数两千数百万，为近代史初究者提供了有用的资料。这套丛刊收罗了重要的近代史资料，大量发行，风行全国，影响及于海内外，不仅新中国成立初期像我这批近代史工作者身受其惠，连一位美国教授也说，这套丛刊在美国帮助培养了几十位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博士。

1955年和1956年，我给中国历史研究班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班上中国近代史课，学员前后有七八十人，有调干生，有大学毕业生，也有全国高校历史系的教师，许多学员年龄比我大，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其中有些人已是副教授，而我还只是讲师。当时，上中国古代史课的是尚钺同志，我上中国近代史课。应该说，我承担这个课程是力不胜任的。但艰难的任务鞭策着我格外努力拼搏，认真备课，夜以继日地阅读史料，思考问题，在近代史领域中摸索前进。

从1954年开始的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可以看作新中国成立以来正规地展开近代史研究的发轫。胡绳同志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一文，提出以阶级斗争来划分近代历史的各个时期。以后相继有孙守任、金冲及、范文澜、李新、荣孟源等发表文章，我也撰文参加了讨论。这场讨论持续三年之久，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和特点做了整体性、宏观性的思考和争辩。当时，用马列主义去研究中国近代史，在全国范围内刚刚起步，这场讨论有力地推动了近代史研究的深入。

这几年紧张地上课、写讲义，我的全部心力都扑在教学上，没有写过论文。几年的教学实践使我对近代史的全过程摸了几遍，形成了较系统的看法，形成了一些新观点，我产生了编写一本中国近代史的想法。1956年，应人民出版社之约，我准备把几年来讲授的内容和思考的观点写成一本著作。但是，课堂讲授和学术著作并不是一回事，其间相距还较遥远。课堂讲授中一些含糊的、未确定的概念要求明晰，要求论证；课堂上可以简略的历史过程和细节要求增添，要求充实；课堂上未运用的大量史料要求补充，要求查明，要求考订；课堂上不甚规范的语言要求明确地规范化。这都需要长时间的读书、研究和思索。从1956年起，我在担任繁重的教学任务的同时，开始写作《中国近代史稿》，两年时间写了近40万字，写到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为止，尚只及全书的四分之一，比原先计划的内容大大扩充了，写作的时间也延长了。

《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195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的第一部代表作。此书内容叙述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运动这一在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久的农民战争尤其被我所注意。我希望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这次农民战争，弄清它的发生、发展、困难、矛盾，它所面临的问题和最后的失败。写作过程中，时时会想到我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感到两场农民革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和类似，但其内容、特征、外貌、结局又如此之迥异。我深深认识到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相似性、多样性、具体性。前后相续的历史不会重复，也不可比附。但太平天国运动与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相距不过几十年，却留下了许多非常相似的经验教训，我以前学习的革命史知识对我理解太平天国运动很有帮助。这就是，对现实知道得更多，对历史会理解得更深。

新中国成立以后，政治运动和思想批判十分频繁。“三反”、“五反”、《武训传》批判、《红楼梦》讨论、审干肃反、批判胡风集团，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一浪接一浪，人们的生活节奏和思想情绪十分紧张。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国人民大学的大批教师和青年学生被划成右派，思想之弦绷得更紧了。对我们触动尤深的是，此时开展了批判尚钺同志学术观点的运动。尚钺同志是1927年入党的老党员，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出生入死，历经险难，对党忠贞不贰。后来从事历史研究，成为知名的历史学家。他在中国古代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等学术问题上做了开拓性的研究，建树了新的见解，这本来是正常的事，也是应予鼓励的好事。但尚钺同志性格倔强、耿介，和许多史学家不和，较为孤立。他的文章也有论证不周密的地方。当时学术界弥漫着“左”的思想，尚钺同志遂成众矢之的。他的学术观点被上纲上线，和托派观点挂上了钩，被指为“反毛泽东思想”，成了重大的政治问题。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的教师们并不都同意尚钺同志的观点，但尚钺同志是教研室主任，我们在他领导下工作，不能不背上包袱。大家忧心忡忡，不知运动会引向何方。批判尚钺同志的大会、小会开了无数次，公开表态，划清界限，发言批判，但大多数同志内心是不服气的，同情尚钺同志的遭遇，在中国历史教研室很少有人公开写文章批判尚钺。尚钺本人被开除出党，其他人幸而未被连累，后来此案平反。但到“文化大革命”中，尚钺同志又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受到批判，关进牛棚。

这时，我正在写《中国近代史稿》第二卷，但进展很不顺利。因为运动太多，大炼钢铁，“大跃进”，“放卫星”，批判彭德怀，教学检查，拔白旗插红旗，诗画满墙，数不清搞不完的新花样，弄得头昏脑涨。每次运动都要开无数次会议，耗费很多时间，传达、学习、讨论、执行，通宵达旦地进行批判和自我批判，“向党交心”，“给党献礼”，还要下乡劳动。1964年，我们中国历史教研室倾巢而出，到山西五台搞“四清”，长达一年之久。刚刚返回北京，1965年又有大部分同志到京郊与河北邢台搞“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才返回北京。回想那几年白白浪费掉的时间和精力，真是可惜。

这时我的行政工作、社会工作加重了，也分散了我的精力。我担任了中国历史教研室的行政工作，又参加了吴晗同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编委会的工作。北京市历史学会成立后，又任常务理事兼中国近代史专业组的组长。就在这样杂乱而繁忙的环境中，我进行《中国近代史稿》第二卷的写作。这卷写的是洋务运动，历史时间跨度大，史料多而分散，问题复杂。阅读、摘抄、思考、写作，遇到一些难下判断的问题，往往徘徊踌躇，终日不能下笔，直到1964年才基本完成第二卷，共40多万字。当时，“左”倾之风越刮越厉害，上海有的同志因写洋务运动文章而受批判，我担心第二卷如果出版，将会引起政治风波，因此把稿子搁在一边，只印了个油印本，没有公开出版。接着又写了第三卷，写到戊戌变法，这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说到“文化大革命”，就不能不提到我主要执笔的《论“清官”》那篇文章，因为这篇文章是我在“文革”中遭受批判的始因。《论“清官”》发表于1964年《人民日报》，笔名星宇，是集体写作，主要由我执笔。此文力图用马列主义解释历史上的清官和清官现象。主要观点是：清官是地主阶级中维护法定权利的代表，他反对豪强权贵追求法外权利，无限制地进行剥削。清官在一定程度上同情人民群众，减轻了他们的苦难，缓和了阶级矛盾，但本质上还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这本来也是尽人皆知的老生常谈。但两年多以后，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海瑞是清官，我在《论“清官”》一文中涉嫌为清官辩护，于是，一场灾难降临到我的头上。

1966年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中宣部组织了龚育之、邢贲思、林甘泉和我四人写作组，撰写了《〈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的文章，笔名方求。文中关于清官问题的论述采用了星宇的观点，方求的文章后来被“四人帮”认为是陆定一、周扬为了抢夺“文化大革命”的旗帜而写的，是对吴晗假批判、真包庇，星宇的《论“清官”》则是调和主义、折中主义的大毒草。1967年4月，上海写作组以康立为笔名撰文，点名批判星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全国报刊广泛转载。全国范围内批判清官的文章铺天盖地，其势汹汹。它们的论点是：清官更坏、更反动，因为贪官进行残酷剥削，能引起人们的反抗；而清官同情人民，对人民反而有欺骗作用。这种牵强的逻辑实难令人信服。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被打成“黑帮”，监督劳动，关进牛棚。以后学校形势大乱，两派武斗，纷争不休，我属于靠边站的“黑线”人物。1969年幸而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但中国人民大学被“四人帮”解散，教职员工被勒令到江西余江“五七”干校劳动，我在那里被分配养猪，过了几年猪倌生活。“文革”开始时，我四十多岁，正是思想成熟、精力充沛，可以更多地开展科学研究的黄金时代，“文化大革命”中却有八九年与书本绝缘，中止了研究工作。直到1973年，中国人民大学教职员工全部回北京，原中国历史教研室的教师被成批地分到北京师范大学，在北师大内新建了一个清史研究小组，我也被留在这个小组内。

为什么在北师大内新建这个小组，其原因还要从头说起。新中国成立初期，董必武同志曾向中共中央建议编纂两部大型的历史书，一部是中共党史，一部是清史。这一建议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重视。50年代末，周总理和吴晗同志谈过编纂清史的工作，吴晗同志考虑了初步设想，他找我谈论过并征询我的意见。以后由于国家经济困难，被推迟实行。1964年，毛泽东主席和范文澜同志个别谈话时说，他对研究清史有兴趣，如果有空闲时间，想读一点清史的书。1965年，周总理要求中宣部筹划清史的编纂工作。10月间，中宣部召开部长会议，决定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清史研究所，以原中国历史教研室为基础，由郭影秋、关山复、尹达、刘大年、刘导生、佟冬、戴逸为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11月间，孙泱副校长向我传达了中宣部的决定，要我考虑和制订建立清史研究所的方案。不久，“文化大革命”到来，建立清史研究所的事又被搁置。郭影秋副校长是研究明清史的专家，对编纂清史的工作十分热心，故中国人民大学教师从江西干校回北京后，原中国历史教研室的教师，没有分散，保留原建制，合并入北师大。成立清史研究小组，使人力不致分散流失，待条件成熟时，即可建立清史研究所，开展清史编纂工作，实现“文革”以前中央领导编纂大型清史的愿望，这是郭影秋同志为保存研究力量的一片苦心。

返回北京之后，批儒评法、批林批孔，仍成天在运动中过日子，但总算有了一点研究历史的时间。当时正值珍宝岛事件之后，中苏两国举行边界谈判，外交部希望历史学界开展边界问题的研究，作谈判时的参考。我选择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这一研究课题。投入约四年时间，对条约签订的背景、谈判情况、条约文本和争议问题做了详细研究，写成《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一书，由人民出版社于1977年出版，这是我的第二部代表作。

《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写作于中苏边境冲突之后，明显具有政治性。写作之时，我也怀着强烈的民族感情，但我努力保持冷静的客观立场，力求从学术上研究中俄东段边界的沿革。当时，苏联方面公布了大量档案资料，包括谈判使臣戈洛文详细的日记；我国翻译了充当中俄谈判译员的两位外国传教士张诚和徐日昇的日记，又从故宫查找到满文中有关尼布楚谈判的奏折。因此，我得以详细地展示关于中俄使节谈判的具体情节。在古代史方面，由于史料不足，许多重要事件的真实细节鲜为人知，像尼布楚谈判那样生动而具体的情节，在史书中是不多见的。

1976年粉碎“四人帮”，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清史研究所正式成立。鉴于社会上尚无一部系统、完整而篇幅适中的清史著作，我向郭影秋副校长建议，先编写一部简明扼要的清史著作，以便清理清朝近三个世纪的发展线索，探讨其中的重要问题，这样就开始了《简明清史》的写作。我担任该书的主编，投入的力量很大，阅读了大量历史资料，研究、琢磨了很多问题，该书初稿是集体写作的。我在审稿时逐章、逐节、逐句、逐字，几乎重新写定。七十多万字的篇幅，花费了大约七年时间，这是我的第三部代表作。

清史是我毕生研究的专业范围。我前半生研究中国近代史，属于晚清时期；后半生研究鸦片战争以前清史，属于清前期和中期。这上下三百年，包含着多少人物和史事，兴衰隆替，悲欢离合，胜败斗争，升沉起伏。中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向近现代，从独立的封建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有众多的经验教训可供汲取，有无穷的哲理遐想可以反思。我成天和这段历史打交道，研究它、熟悉它、热爱它，把全部身心都奉献给它。有时感到，我和这段历史如此贴近，我们今天的社会问题，大千世界中林林总总的复杂情态，追根溯源，几乎都可以在清史中看到它的根苗。要了解今天的中国，认识国情，清史是必需的、不可缺少的知识。有时，我又感到和这段历史相距如此遥远，它纷纭复杂、深奥多变，使人难以揣摩，给人留下了众多的重大疑团。中国社会的发展在近代何以落在西方国家后面？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何以如此坎坷曲折？中国在近几个世纪内达到了怎样的历史伟绩，又丧失了哪些历史机遇？中国有没有走一条更加便捷、畅通道路的可能？历史学家寻遍资料，搜索枯肠，但尚没有得出一致、令人满意的结论。岁月流逝，历史学家将探索下去，探索这一斯芬克斯之谜。

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工作中断，又由于《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和《简明清史》耗时十多年的写作，回过头来再考虑拖延很久的《中国近代史稿》，已无法继续执笔。《中国近代史稿》的第二卷和第三卷虽然已写出50多万字成稿，但那是二三十年前的旧作。在当年写作环境中，自己的思想很拘执，许多观点应重新考虑。“文革”以后拨乱反正，历史科学的恢复与发展非常迅速，关于洋务运动史的论文、著作、资料出版很多，势必要在大量阅读、研究之后，对旧作进行大量增补和重大修订，其工作量十分巨大。而我的行政职务（担任清史研究所所长，兼历史系主任）、社会工作（中国史学会会长、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及其他社会兼职）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自忖已无余力完成我早年立下的写一部大型中国近代史的愿望。而且，“文革”以后，近代史研究方面名家云集，著述如林。我回到近代史研究中去，未必能有多少贡献。反观清代前期与中期史研究，尚在奠基、开辟的阶段，犹如一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急需投入大量人力，因此，我继续留在鸦片战争前的清史领域中爬梳钻研，没有回头重操近代史旧业。我到晚年虽然仍很关注近代史研究的状况和问题，时常读一点论文和资料，但主要精力放到康雍乾的历史研究上。

原来，曾有组织全国力量编写一套大型清史的规划，也曾为此而努力忙碌了一阵子。我初步设想，大型清史可以包括以下几部分：（1）清代通史；（2）清代人物传；（3）清史编年；（4）清代专史；（5）清史图表；（6）清史书目。其中有些部分已做了些工作，产生了一些成果。但显然这样一个庞大规划的实施，需要大批人力、大量经费，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和严密的组织，需要水平较高、团结一致而能协调共事的研究写作队伍，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规划尚未能实行。将来，国家的财政较为充裕，研究人员水平更加提高，研究成果积累更多，编纂一部大型清史的任务必将提上日程，老一辈革命家的愿望在不久的将来定会实现。

我六十岁之后，从事两方面研究：清代边疆开发和乾隆帝。我国边疆的统一和发展是清朝完成的伟大业绩，因此，我们今天才拥有辽阔的版图、世界第一位的人口和比较巩固的统一国家。我和一些同志曾对清代的边疆和民族关系进行研究，这一课题被列入国家的六五规划。以后，我又对乾隆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产生了兴趣，写了《乾隆帝及其时代》一书，1992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的第四部代表作。

人物和时代具有密切的关系。时代创造人物，给人物提供活动的舞台。而人物的思想活动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人的思想具有时代性，他在时代的氛围中成长，反映时代的特色，执行时代的要求，解决时代所赋予的使命。当然杰出人物也参与、领导和塑造了时代，给时代打上他个人的印记。我研究乾隆帝，又对18世纪这个时代感到兴趣，由此而产生了新的研究课题，这就是我目前正和一些同志从事研究的“十八世纪的中国和世界”。这个课题的范围很广泛，包括18世纪历史中一切重要的方面，并且要把中国放在世界历史中进行对比考察，甚至要跨越时间之限界，对18世纪以后二百年来的历史走向做一些观察和研究。

除了以上的著作，我还写了近四百篇文章，许多文章都编进了《履霜集》（1987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步入近代的历程》（1992年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繁露集》（199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三本论文集中。此外还和杨东梁、华立合著了《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199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一书。

历史学家所做的无非是三件工作，第一是叙述历史，第二是考证历史，第三是解释历史。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历史人物思考什么、怎样行动、建立了怎样的典章制度，人们怎样生存、怎样奋斗，等等。历史学家应该把历史上发生的大事情，清楚地、如实地告诉大家，这就是叙述历史。一部二十六史娓娓地诉述着古往今来的人事沧桑。好的历史学家应该忠实于历史真相，勿作粉饰隐讳。

为了弄清楚事实真相，历史学家必须占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对纷乱复杂、相互矛盾的记载进行分析比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对史事进行仔细审慎的考证查核，这就是考证历史。这项工作虽然烦琐，要耗费很多精力，但为了使历史接近真实，考证工作是历史研究中不可超越、不可缺少的环节。

最后是解释历史。历史学家不但要告诉人们历史上发生过什么事情，而且要说明事情如何发生，因何发生，即探究历史的因果，揭示历史的规律，使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历史，接受经验教训。司马迁总结他写史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就是要研究客观与主观的相互关系，弄清古往今来的发展变化，形成自己的思想观点，这就是对历史的解释。

叙述、考证、解释历史，三者是统一的。而我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治学成绩很微小，只能在整理和叙述历史方面做了一些工作，而在解释历史方面只有某些尝试。我的几部作品和许多论文大多是宏观性地整理和叙述史事，做出某些解释。只有《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偏重微观的研究，稍稍具考史的风格。我毕生研究清代历史，孜孜以求，希望把叙史、考史与释史统一起来，但这始终是我渴望而未曾达到的理想境界。

注释

[*]原载《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戴逸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借来斋记[*]

最近，我有了一间新的书房，面积12平方米，虽不甚大，而粉刷一新，窗明几净，缥缃满架。我名之为“借来斋”。因为，这是领导见我旧居狭小，过于拥挤，暂时借给我的。

我这书房所在的铁狮子胡同大院，现为张自忠路3号，是京城里赫赫有名的区处。在清朝是历辈王公的府邸，住过许多位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如今风流云散，难于全部考知其封爵名号了。清末改为陆军部，王府建筑被彻底改造，矗立起十几座哥特式的西洋建筑群，富丽巍峨，是当时京城里时髦的杰构。不过大门还保留着传统样式，水磨砖墙、红漆大门，两旁蹲着大石狮子，轩敞堂皇，还保留着旧日王府的余威。进入民国时期，成为段祺瑞的执政府，今天，大门外尚树立着纪念三一八惨案的纪念碑，段祺瑞政府在这里向和平请愿的群众开枪，屠杀了刘和珍等烈士。

我的书房位于主体建筑的前部，紧挨着大办公室，又靠近大门口。我猜想：这间小房可能是清朝陆军衙门和段祺瑞执政府的文件收发室，故至今墙上保留着一个小窗口，当年有多少机密文件曾在这窗口递进递出！

我渴望一间书房久矣！古人云：“贫无立锥之地”，这是夸张的说法，但“无立书之地”却是我多年来的苦恼，大概也是时下知识分子普遍的窘态。知识分子与书籍相依为命，虽然清贫度日，没有多少富余钱，但一进书店，总是手痒难禁，要买上几本书。日积月累，自己买的，朋友送的，临时借的，积存亦颇可观，虽无珍椠善本，而册数何啻累千上万！现在宿舍奇缺，分配房子按人口多少而不论书籍数目，因此安顿这么多的书籍，甚费周章。我本来有一间很宽敞的书房，面积有20多平方米，还是1958年分配给我使用的，那已经是35年前的事了。那时，我是个青年教员，人口少，书籍亦不甚多，偌大房间，颇有回旋余地，进房甚至有空空荡荡的感觉，朋友们都艳羡我拥有这样大的书房。这十多年，大家生活水平提高了，居住条件不断改善，可幸运之神始终没有光临寒舍，35年一贯制，我一直在这套老屋里蹲着。人口比以前增加，书籍更恶性膨胀，越积越多。环壁十几个书柜书架都是“超龄服役”，“超负荷运载”，书籍层层堆放，装得满满当当，巨大而坚实的书架竟被压得腰扭肩斜，幸亏书架相挨并排，相互支撑着，不至于倒下。地上也堆满了书籍，开始是在旁边，堆码得尚为整齐，以后堆放日多，扩展到房间中央，错杂凌乱，无心经常整理，日积月累，竟然成了一座座书山书城，桌下床边，无不是典籍遍处，书卷纵横。担心的是两个小孙儿经常在这里游戏打仗，把书籍变成了堑壕，于是玩具手枪、变形金刚、塑料恐龙以及小兔、小熊、小车、布娃娃之类，出没于书山书城之间。儿童们一场战斗之后，书籍与玩具东倒西躺，真有点像战场上的一片狼藉。

我旧日的书房早已成了多功能厅，兼作饭厅、卧室、会客室、游娱室、电视室。书籍堆得太高，竟挡住了挤放在墙角里的电视机，还要费点事，把太高的书籍移开，才能纵目观赏现代化的传播媒介。前些年有人说：读书太多必愚蠢，这是不对的；但藏书太多成累赘，却是千真万确的。

家里人催促我把书籍处理掉一部分。其实，我的书早经多次“处理”。最彻底的一次是“文化大革命”中，被多次抄家，文艺小说类早已荡然无存，多年心血荟萃的读书笔记和资料卡片也损失了很大部分，至今心怀耿耿。去“五七”干校，横下一条心，不再读书“吃闲饭”，一次“处理”书籍报刊达两吨之多，每公斤值两分钱，当年所得为40多元。古人云：书籍有水、火、兵、虫等灾，十年动乱之灾，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由于居室拥挤，还不得不时常处理书籍，当作废纸卖掉。不过，现在不是成批地囫囵甩卖，而要坐下来挑拣一番。说实在，许多书和我的专业并不相关，闲置在一边，很可能这辈子不会去翻读它，但是为了“处理”书籍，自然不去找那些经常使用的专业书籍，而着重去挑拣那些可有可无的“闲书”。我的眼光盯向了素被冷落的书群，翻翻其目录序跋，浏览其内容片段，估量其水平价值。这样，默坐在书堆里，竟被那些“待处理品”所吸引，津津有味地读了下去，觉得开卷有益，弃之可惜，下不了“处理”的决心，如同啃嚼鸡肋，只有寥寥几本书，可在割爱之列。借着这个机会，倒也浏览了几本专业以外的书籍，增长了一点见识。一生与书籍为伴，也一生为书籍所累。如今总算有了一间专用的书房，尽管是借来的。“知足者常乐”，在这教师宿舍十分紧缺的年头，能有暂借一间书房的殊遇，也算十分难得的了。欣悦之余，做此“借来斋记”。

注释

[*]原载《光明日报》，1993年10月23日。

我和清史[*]

清史是我的专业，我将毕生的精力贡献给它。可说是寝于斯，食于斯，学于斯，行于斯。清史是我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

阅读和研究清史犹如站在高山之巅，凝视先人们走过的那段路程，有喧嚣的朝市、血洗的战场，也有崎岖的山径、冷漠的村庄，一幕又一幕不同的历史场景显示在眼前。

阅读和研究清史犹如漂荡在汪洋大海之中，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社会生活众多的浪潮奔腾澎湃，一个个像雪花似的喷溅，缤纷多彩，目不暇接。

阅读和研究清史犹如谛听一曲优美的交响曲，有金戈铁马之雄健，有缠绵悱恻之哀怨，有勇往直前之奋进，有神态自若之淡定，各种情感交替迸发，交织映现。

阅读和研究清史，展示三百年封建王朝的际遇和命运，匆忙地奔驰过兴、盛、衰、亡的轮回，从盛世的辉煌走向末世的凄凉，其间的经验教训使人感慨，发人深省。

现在呈献给读者的这本书大部分是讲清史的，讲清朝的人和事，讲清朝的兴、盛、衰、亡，讲近年来我所从事的清史编纂工作。

我常读清史，爱读清史，也常写和爱写清史文章，尤其进入老年专嗜清史，几乎摒弃其他书籍于不观，谢绝其他文章而不作，集中精力，专骛清史，专写清史。因为清史的书籍和资料浩瀚广博，无穷无尽，就是毕生专读清史也只能读极小部分。人的生命太短促，只能就广阔无垠的清史知识海洋中掬取一勺之水，或观其大体态势，或测其某个角落，并不能达到全真和全知。“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这句话，我到老年体会得越来越真切。

清史研究是自己的工作、专业与职责，我刻志自励，以至诚之心力求敬业，用探索精神去追求未知，用怀疑精神去发现问题，用勤奋精神去搜寻资料，用科学精神去分析疑难，用理性精神去阐释历史，在客观历史千变万化的运动发展中寻求其规律，真实地、清晰地揭示历史的真相。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我材质驽钝，难期高明，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暮年多见世上客，未识真容已白头”，说的是人到暮年，见多识广，但还没有能了解世人和世事。其实做学问比这还要难，因为每一种学问，广阔无比，其深难测，学问要靠积累才能成熟。清朝灭亡还不到一百年，清史研究今天还处在起步阶段。我们清史学科以至整个社会科学必须更加努力、更多积累、更善创新、更快前进。中国需要更成熟的社会科学、更成熟的历史学和清史学，因为这是提高民众文化素质之必需，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之必需，深入了解国情以建设中国美好将来之必需。我相信：中国的社会科学、历史学和清史学发展将越来越成熟，积累将越来越丰厚，研究将越来越精深，在本世纪内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做出辉煌贡献。

注释

[*]原载《东吴学术》，2010年第2期。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

十三年前，阶级异己分子、反动文痞姚文元抛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黑文章是“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发迹起家的资本，是他们为了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搞现代文字狱树立的一个黑样板。黑文发表后，在全国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与恐怖，多少人受到残酷迫害、无情打击。现在是时候了，“四人帮”欠下革命人民的这笔血债必须清算。他们一手制造的许多冤案、假案、错案，包括对吴晗同志及其《海瑞罢官》的诬陷，必须彻底昭雪平反。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由江青指使，姚文元出名，张春桥参加，三人合伙炮制出来的。1965年，这三个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密谋策划了很长时间。江青在1967年4月的一次讲话中招认：是她，窜到上海去组织了这篇文章。她说：“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还说，张春桥、姚文元“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由于他们干的是见不得人的事，所以做贼心虚，鬼鬼祟祟，严密封锁消息。那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正在酝酿着一个空前的大阴谋。

这篇黑文章十分阴险毒辣，而在表面上他们却故意把它伪装起来。一看题目，好像仅仅是一篇评论文章。文章中称吴晗为同志，好像是同志之间讨论问题。姚文元还大谈明史，东拉西扯，好像是一篇谈历史的文章。但是，读下去，不对了。什么要人民公社退田啦，什么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啦，什么提倡反动的“刚直不阿”啦，什么为地富反坏右鸣冤叫屈啦，帽子棍子，铺天盖地而来，露出一片杀机，分明是要置人于死地。这是怎么回事？一出历史剧，即使有缺点错误，怎么能上到这样的纲上？对于吴晗同志这样一位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共产党员，这样一位有贡献的优秀历史学家，怎么能这样狠下毒手，无端陷害？当时，善良的人们是想不通的，很多人纷纷出来为吴晗同志抱不平。有些同志提出了书面的或口头的意见，也有些同志在报上写了反批评的文章，认为姚文元的黑文是粗暴的，不讲道理的。还有许多同志虽然写文章参加了所谓“批判”，但并没有按姚文元的调子唱。其实，大家都上了当。这不是什么粗暴问题，也不是一般的不讲道理。这是“四人帮”精心设下的圈套，周密布置的陷阱。他们就是故意要让一大批人出来表态，然后抓住辫子，大打出手，打击一大片，造成天下大乱，从而乱中夺权，达到篡党复辟的目的。

当“四人帮”把群众的注意力集中到对吴晗同志《海瑞罢官》的所谓“批判”以后，他们就把问题逐步升级，无限扩大，进一步诬陷吴晗同志和彭德怀同志配合，向党进攻。这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竟然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甩开党的组织，无视党的政策，践踏党的原则，从学术批判一下上升到政治斗争，从政治斗争又上升到扣反革命的帽子，一直发展到搞人身凌辱和肉体摧残。并且无限地扩大打击面，在诬陷吴晗同志的同时，把各种人都投入到他们设置的陷阱里。

第一种人，不同意姚文元的黑文章，为吴晗同志抱不平，说了几句公道话，就被认为是大逆不道。如上海的平心、北京的羽白等一大批人，被打成吴晗的“黑爪牙”“黑帮分子”。

第二种人，虽然批判了吴晗，但没有按姚文元的调子唱，就成了假批判、真包庇。如向阳生、李琪，被打成十恶不赦的“反革命”。

第三种人，曾经在舞台上演过海瑞，也被罗织牵连。如优秀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马连良，被迫害致死。

第四种人，多年以前，看过《海瑞罢官》这出戏，说过几句好话，也遭到猛烈围攻。如常谈、方三、繁星、曲六乙等，被诬蔑为“破门而出”的“牛鬼蛇神”。

第五种人，和吴晗同志合作写过文章，或者只在文章体裁、风格上和吴晗等人的文章相似，也被说成是“三家村”“四家店”，一批一批被揪斗。

第六种人，不同意吴晗同志的某些学术观点，多年以前，曾写文章和吴晗进行过学术讨论，也成了罪状。如星宇写过《论“清官”》一文，被扣上折中主义、阶级调和论、反革命修正主义等帽子。

还有，海瑞是个清官，于是，历史上的清官都被株连。“四人帮”发明一种奇特的“理论”：“清官比贪官还坏”。因此，包公不行了，孙安不行了，谢瑶环是个女清官，也不行了，都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并非清官，但带点清官色彩的人，如于谦、郑板桥也被波及，遭到批判。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不仅是清官，凡是写过关于清官的文章，编演过清官戏的作者、演员，也都跟着倒霉，挨批斗，一律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历史上，一个人物被批判，现实中，就有成百上千的人倒下去。即使是没有写过文章，只在课堂上讲过这些历史人物的，都算“放毒”，都算吴晗的“徒子徒孙”。和吴晗同志认识的、有关系的人固然是罪大恶极，就是和吴晗不认识、未见面、无关系的人也受株连。有一本集体写作的书，作者几十人，大多数未见过吴晗，只是由于吴晗给这本书写了序言，作者们就都成了嫌疑犯，被勒令交代审查，弄得人人胆战心惊。

这场白色恐怖，株连之广，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它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创伤，至今记忆犹新。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这种惨无人道的封建法西斯镇压，始作俑者，就是反动文痞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不是一般的坏文章，而是一把沾满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鲜血的屠刀。细读这篇反动文章，横竖只有两个字：“杀人！”

从这篇反动文章出笼之日起，“四人帮”就撒开了他们的反革命的罗网，把大批无辜的人围在里面，打击迫害，无所不用其极。这面反革命的罗网越收越紧，步步升级，真有要把大批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一网打尽之势。岂止是一个吴晗！吴晗同志不过是“四人帮”捉来开刀祭旗的第一个牺牲者。江青在讲话里一语泄露了天机：“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他们就是拿着这把反革命屠刀，对着大批忠于革命的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砍杀过去。他们是杀人越多越好，以杀人为乐，以杀人为荣。其狠毒残酷，比历史上一些反动统治者对广大知识分子的镇压，有过之而无不及。多少人因此丧失生命，含冤死去；多少人被整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多少人被关进监狱，受非刑拷打；多少人挨批斗，被凌辱，遭围攻。“四人帮”是一批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们炮制了姚文元这篇反动文章作为杀人武器，用人民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回顾这段历史，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反动本质岂不是一清二楚的吗？！

姚文元的黑文章不但政治上极为反动，造成了很严重的恶果，而且横行霸道，蛮不讲理，伪造历史，践踏科学，从内容到文风充满着令人作呕的帮风帮气。文章毫无逻辑，胡乱联系，把历史和现实混为一谈，把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扯到一起，血口喷人，栽赃陷害。被他点了名，就像被毒蛇咬了一口，其毒无比。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是一出历史剧，剧中所写的海瑞大体上是真人真事，是离今天已有四百年的历史真实。但姚文元硬说他是影射现实。海瑞要徐阶退田，明明是要求一个封建大地主大官僚退出兼并的田地，这是一件真事，海瑞要徐阶退田的书信，载在他的文集中，有目共睹，而姚文元偏说这是吴晗同志要求人民公社给地主富农退田。海瑞曾多次打击豪强，平反冤狱，这不仅在历史上有记载，而且在民间历来流传很广，而姚文元却说这是吴晗同志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为地富反坏右鸣冤叫屈。姚文元给吴晗同志定下的罪名，毫无根据，完全是一派罗织诬陷之词。

其实，姚文元这个反革命小丑才是玩弄影射史学的惯家。在他手里，影射史学发展到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四人帮”想打倒谁，就可以用这个手段把谁打倒。他的一种办法是诬蔑别人搞影射，毫无根据地把别人写的文章说成是影射现实，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使人有口难辩。他对吴晗同志就是采取了这种办法。另一种办法是他自己搞影射，煞有介事地“研究”历史，把“四人帮”想要打倒的对象写成历史上的反动派、投降派，什么“批儒”呀，什么“批孔老二”呀，什么“批宰相”呀，什么“批宋江”呀，云山雾罩地大闹一气。他对敬爱的周总理和邓副主席，就采用这种办法指桑骂槐地进行恶毒攻击。在“四人帮”那里，历史没有任何别的意义，仅仅是他们用来打人的一根棍子。想打谁，就打谁；想把历史变成什么样，历史就得是什么样。什么历史真实，什么历史规律，什么历史科学，统统都不存在。他们的格言是“古为帮用”，他们崇奉的信条是把历史作为打人杀人、篡党夺权的工具。

中国历史上也有过文字狱，清朝的文字狱搞得很厉害，而“四人帮”的现代文字狱却大大超过了它。清朝的文字狱有的还沾点边，如“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这里面有朱元璋的“朱”字，“异种”一词，也沾了反清复明的嫌疑；又如“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这里面有个“清”字，也算触犯了忌讳。而吴晗同志写《海瑞罢官》，这种字面上的联系也没有，这类嫌疑、忌讳也说不上，居然被打成反革命，被迫害致死。人们常说：捕风捉影。吴晗同志这一冤案，真是连风也没有，影也没有，无端被姚文元的反动文章“捕捉”了一大堆耸人听闻的罪状！

按照姚文元的逻辑，任何人都可能变成反革命。只要你写历史，谈历史，他就可以无中生有，给你加上莫须有的罪名。你肯定某些皇帝的功绩，他就说你歌颂帝王将相，为地主阶级树碑立传；你批判封建皇帝，他就说你骂皇帝，说你攻击无产阶级的领袖，对无产阶级专政怀着刻骨仇恨。总之，举手投足，动辄得咎。从前人有所谓《罗织经》，专讲怎样给无辜的人捏造罪状，姚文元的办法比《罗织经》更加狠毒，它使人无处躲避，无处藏身，无从申辩，无从洗刷。

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姚文元接连抛出了许多篇毒草文章：《评“三家村”》《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评陶铸的两本书》等等，一脉相承，都是打人的棍子，杀人的刀子。再读读这些文章，隐隐可以闻到血腥味，仿佛可以听见无辜被害的干部和群众在反革命大棒下的抗议和呻吟。

当前，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正在步步深入，我们应该乘胜前进，深入批判“四人帮”，批判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进一步拨乱反正，为吴晗同志平反昭雪。吴晗同志的罪状完全是“四人帮”硬栽在他身上的，他牺牲在“四人帮”的诬陷之中，含冤于九泉之下。这场冤狱不平，民心不服，民气不伸。这不仅是吴晗同志一个人的问题，纠正了这个冤案，实际上也就是为一大批受牵累、被株连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昭雪平反。我们相信这必将有利于深入揭批“四人帮”，有利于拨乱反正、澄清是非，有利于树立民主作风、加强法制观念，有利于团结广大知识分子、调动积极性，有利于全国的安定团结，使我们能够紧跟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干快上，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

注释

[*]原载《北京日报》，1978年12月30日。

金田起义出大湟[*]

一个阴雨的天气，浔江上下，春雨潇潇。“纪念太平天国起义一百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全体代表从广西桂平县出发，向北驰往金田村。说实在话，我们这支以研究太平天国历史为专业的队伍中，大多数人还是第一次前往金田。大家的心情异常兴奋，像要去会见从未见过面的亲人一样。车队向前飞驰，雄壮巍峨的紫荆山隐现在烟雨迷蒙之中，仿佛在伸张着两臂，欢迎、拥抱我们。车中肃静无声，人们都凝神屏息地眺望着。啊！多年梦寐向往的太平天国起义的策源地已经映入了眼帘。

我们先到了现在的金田公社所在地新圩，这是当年经过战火洗礼的地方。太平军起义后，在紫荆山区与清军搏战了九个月，最后在新圩突围，经五峒山，攻克了第一个城市永安州（今蒙山县）。新圩，这是太平军撤出紫荆山区的最后的据点，也是向全国进军的起点。当年，太平军的指挥部就设在这里的三界庙中，三界庙保存完好，里面有许多石碑，都是太平天国起义前后所立，反映了金田地区的经济和阶级斗争的状况，有很高的历史价值。陈列中还有一个紫荆山区的模型，吸引着我们这些不熟悉当地地理形势的人，高高低低的山水、村落，密密麻麻地标满了地名，金田村、犀牛岭、大湟江、风门坳、双髻山、蔡村江、江口圩、古林社、东乡、茶地、屈甲、花洲、东王冲、官村……对于治太平天国史的人来说，这些地名，耳熟能详，并且都和某件史事、某次战斗、某个人物联系着，它们都密集在百余里的地区之中。就在这弹丸之地孕育了史无前例的、被称为“农民战争最高峰”的太平天国运动。

车队离开了新圩，折而向西，奔驰在金田的田野上。在别人的指点下，我认出了大湟江，江身并不宽阔，微雨挥洒在水面上，荡起层层涟漪。这条江水向东注入浔江，它灌溉了两岸的良田沃土，使这里盛产稻米、甘蔗。南方的春天来得早，男男女女都冒雨赤脚，在田里劳作，已是一片春耕农忙的景象。“金田起义出大湟”，我想起了这句民谚。它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金田起义出大王”，南方人读音，“湟”与“王”不分，意思是金田起义拥戴出洪秀全这个大王；另一种解释是太平天国起义军从大湟江出兵，闯出了紫荆山区。

可是，后一种解释不很确切。太平军起义后，的确顺着大湟江东出，占领了江口圩，在此停留了两个月。由于浔江江面已被清军和艇匪所控制，太平军还没有水师，不能从水路冲出去，只好又沿着大湟江回到新圩。“金田起义出大湟”，可太平军并没能从大湟江口冲出去，以后向西越过紫荆山，到达武宣、象州，在那里和清军、团练相持三个多月，西出的通路也没有打开，仍旧回到了新圩。

当时的形势，险象环生。起义以后九个月，太平军东奔西突，进行了许多次战斗，仍然回到了老地方新圩。清军愈聚愈多，蝇集蚁附，从四面八方扑向新圩。为什么太平军起义之后要在紫荆山区徘徊九个月之久，致使清廷赢得了时间调集更多军队，把他们围困在这里？他们有什么必要浪费这么多宝贵的时间？现在，历史学家对此做出不同的解释，互有争论，最流行的说法是根据李秀成供状，为了“招齐人马”。李秀成说：

天王到金田之后，移营上武宣东乡、三里，招齐拜上帝之人，招齐武宣之人，又上象州招齐拜上帝人马，招齐仍返金田新圩。

李秀成那时还在藤县家中，没有参加起义队伍，他后来的这段话可以解释清楚太平军起义后长期停留在紫荆山区的原因吗？似乎不行！拜上帝会的会众大多散布在毗邻的桂平、贵县、平南、武宣、象州、藤县，声息可闻，道路畅通。况且，团营的命令在一年前早已下达，并不需要在这里为招齐人马而逗留这样长久。“兵贵神速”，太平军为什么迟迟不打出去，给清朝一个措手不及，而使自己坐困在紫荆山区。这真是一个谜。

我从观看景色，不知不觉进入历史的遐想，而且想出了神，仿佛回到一百三十年前的古战场上，竟为太平军的被围而忧心忡忡。

“嘎”的一声，汽车停了，打断了我的遐想。我们已经来到了紫荆山的隘口风门坳。真是沧海桑田，这里已建成了金田水库，当年以雄峻险峭而知名的隘口已沉没在万顷碧波之中。周围山岭层叠，树木苍翠，云封雾绕。水库大坝和发电站的高大楼房雄踞在谷口，俯视着前方的金田平原，当年的古战场上洋溢着大干“四化”的火热的气氛。

我们这些人，三五成群，冒着细雨，踩着泥泞，一步一滑，像孩子一样喜悦地到处奔走。有的想观看一百三十年前古道的痕迹，这是当年进入紫荆山的唯一通道，洪秀全、冯云山到山里传教，一定要走这条路，这里该多少次印下了这两位革命巨人的足印！有的想寻找一下残存的工事，也许还想侥幸找到当年的一矢一镞。太平军被困在新圩，风门坳是最后一道屏障，太平军在这里该是进行了多么顽强的抵抗。我们几个人观察着这里的地形，话题就转到了风门坳战斗上。

关系重大的风门坳战斗究竟是怎样打的？《浔州府志》留下了如下记载：太平军防守在这里，“断山下路，而垒石安炮于坳上。两边山梁复起望楼及草棚数百间，以为踞守”。向荣、巴清德率领清兵分成三路，“衔枚疾走至山麓，齐放枪炮进攻”。这一记载太简单了，没有提供具体的战况。但是，即使找到更详细的记录，也不可能记录下这场战斗的一切细节。历史记载的空白只好由想象来填补。这里，山势挺拔，也许就是太平军构筑望楼的所在；那里，林木幽深，也许就隐藏着清军偷袭的小径。这场战斗，双方都投入全力，战况必定十分激烈。多少农民英雄为保卫革命而牺牲在山巅涧底，他们用鲜血浇灌了壮丽的太平天国革命事业。

令人震惊的是：风门坳竟然失守了。太平军虽据有利的地形，却未能阻挡住敌军的攻势。八月初三凌晨，清军先占领了两侧山梁，然后夺取了风门坳隘口。当然，太平军不会也不能够任凭敌军长驱直入，须知他们的父老妻儿就在身后。他们且战且走，用自己的血肉阻滞敌人推进的步伐，后来变成了逐村逐屋的白刃战。这时，清朝方面兴高采烈，气焰嚣张，咸丰皇帝听说夺取了风门坳，立即下达谕旨：“贼首韦正（昌辉）、洪秀泉（全）、杨秀青（清）、冯云山、胡以洸（晃）等，此时均在新圩各村围困之中，一经大军攻破，必须按名擒获，或临阵歼毙，亦须确切认明。”

敌人高兴得太早了。太平军为了解救危机，正确地做出决策：突围。为了迷惑清军，他们故意砍竹编筏，装出要渡江向南的姿态。中秋节夜晚，却出敌不意，全军携带老幼家口，向北钻进险峭的五峒山里，“弃辎重，攀山越涧走”。这是一次十分漂亮的行动，据《桂平县志》的记载，“五峒高山在县北宣一里……绵亘数十里。咸丰元年八月十五夜，洪秀全被围食尽，遂由此山窜永安，盖其势陡绝，官兵不能追也”。这次成功的突围，革命人民感到欢欣鼓舞，而地主阶级为之战栗饮恨。

“太平军竟守不住天险风门坳”，这个念头老是盘旋在我的脑际，须知，清军突破这个要隘，对革命形成了多么大的威胁。再联想到太平军为什么在紫荆山区停留九个月之久。尽管有种种解释和争论，答案也许是极其简单的，那就是初起的太平军太弱小，没有力量打破包围圈，因此在紫荆山区东奔西窜九个月，连最后一道屏障风门坳都守不住，这难道不是说明了它的弱小吗？一部战争史告诉我们：以弱敌强的好办法就是“走”，避开强敌的进攻，以保存和发展自己。中秋节的新圩突围，太平军很好地运用了“走”的战略，不采取这一战略，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有可能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我们歌颂历史上敢于起来反抗封建统治的农民英雄，不愿意多讲他们的缺点、问题，可是，对农民过分美化，对农民的力量估计过高，也会背离历史的真实。一些文章和著作中，把初起的太平军描绘得每战必胜，打得清军狼狈逃窜，已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这样，太平军长期停留在紫荆山区以及风门坳战斗失败等历史，就难以解释清楚了。

新生的力量必定是幼弱的。很难想象，它一开始就能压倒陈旧的力量，这里必然有一个艰苦奋斗和发展壮大的过程，太平军在紫荆山区九个月，时间没有白白浪费掉，他们团聚队伍、总结经验，在战斗中学习，在艰难中成长。这群普通农民并不是天生的英雄，他们在实战中才锻炼成了出色的指挥员和勇猛的战士。太平军初起，号称几万人，但大多是老幼妇弱，精锐的战斗人员只有三千人，却面对着装备齐全的上万清兵和大批地主武装。尽管清军怯懦无能，内部矛盾重重，但似乎不能说太平军的力量已超过清军。清军的战略一开始就是要把太平军困死在紫荆山区，断绝其米盐给养，堵塞其出路，不使其远走滋蔓。太平军奔突九个月，硬冲猛攻，打不破这个包围圈是可以理解的。中秋节的新圩突围是利用复杂的地形，巧妙地跳出了包围圈，从内线转到了外线。中国农民战争史上不乏这种成功的战例，就是太平军后来在永安突围，打法也与此很相似。当然，仅仅跳出包围圈，危险还没有解除。清军见即将到手的猎物要逃走，很不甘心。向荣率领清军从崎岖山路，蹑尾穷追，太平军杀了个回马枪，在官村设下埋伏，向荣追赶中伏，被打得一败涂地。“军械全失，几不能军……向（荣）之丧师失律，未有甚于此役者。”突围不是单纯的逃跑，太平军把突围和反击相结合，打败了向荣这个死对头，才真正脱离了险境，长驱北上，攻克永安州。

我们的车队已经要返回桂平了，我凝望着新圩背后隐约的山影，那边应该就是五峒山。可惜限于时间，不能去看看突围的现场，不能去探索当年太平军脱险的小径了。

冯云山初入紫荆山写了一副对联：“暂将荆山栖彩凤，聊将紫水活蛟龙。”新圩突围，太平天国这烈火中的凤凰、大泽中的神龙，腾空而起，挟带着满天风雷，飞出了紫荆山，飞向永安州，飞向全中国。

注释

[*]原载《文史知识》，1981年第4期。

历史科学战线上的几位新兵[*]

近年来，在党中央正确方针政策指导下，历史学界呈现了生机盎然的繁荣景象，大批青年史学工作者正在迅速成长，令人可喜可慰。

我认识一些有理想、有干劲、有才能的年轻人，这里只介绍四位同志：吴廷嘉、孔祥吉、郭成康、卿斯美。几年来，他们各自发表了十几篇或几篇论文，可说是新露头角，初试才华。他们从事专业、专攻历史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算来只有四五年。但他们焚膏继晷，在短短的时间内，获得了较大的进步。通过他们，可以看出这一代有为的年轻人向着科学高峰奋勇攀登的矫健步伐。

吴廷嘉是一位勤奋、聪明、热情、开朗的女青年。她攻读硕士学位时，一家五口分处在北京、上海、重庆三地。家务繁重、经济拮据，再加上健康欠佳，可是她以顽强的精神，迎击困难，锐意进取。我初次认识她是在录取研究生进行口试时，她知识广泛，析理透彻，雄辩滔滔，几个考试委员无不感到惊讶和喜悦。她本是科学社会主义系的学生，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入手，后来转入历史专业，具有较深厚的理论基础。她治学的路子宽广，具有理论概括的能力，思路开阔，卓有识见。她已发表十几篇文章，涉及各种课题，既有历史理论的，也有太平天国和戊戌变法专史的，也有关于形象思维的，她还搞了一段近代经济史。锻炼理论思维的能力，广泛地吸取知识，开阔视野，打好基础，由博而约，深入专业领域，这是她治学的特点。

孔祥吉同样也勤学、敏捷、聪慧、思路清晰，有较好的理论准备。他专攻戊戌变法的历史，长期蹲在档案馆、博物馆里，从第一手的档案资料入手，爬梳抉剔，把康有为在戊戌时期的奏折原件和流行的刊本详细对勘，找出两者的差异，指明康有为后来对自己的奏折做了重大的修改。过去的研究者只根据经过修改了的奏折，未曾见到原件，因此，对戊戌时期康有为和维新派的评述不完全符合实际。现在，孔祥吉正在整理这些原件，争取尽快公布，他和其他人的研究和整理工作将会推动戊戌变法史的研究，使我们对康有为和维新派的思想、行动有进一步的新认识。他发表的文章，大多围绕这个问题。辛勤地查阅和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突破一点，穷追根究，锲而不舍，这是他做出较好成绩的重要原因。

郭成康的特点是沉稳、凝重、刻苦、踏实。他专攻清朝入关以前的历史。这段历史有很多未曾利用过的满文资料，他根据自己所攻专业的需要，决心在课程很繁忙的情况下，加学满文，以极大的努力，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基本上掌握了满文并逐步提高。现已和别的同志合译了十多万字的满文档案资料，即将出版。他写了近十篇文章，能利用满文资料，充分地发挥这一优势，去研究清朝开国时期的八旗组织和政治法律制度。由于掌握了不少新资料，他的研究工作就能够深入到别人所未接触到的新领域。

以上三位青年都是经过大学、研究生，循序而进，获得了硕士学位的。卿斯美则是自学成才的。她在“文化大革命”之初，是个初中学生，和许多青年一样，下乡插队，在动荡的岁月中坚持自学，努力不辍，在历史和英语两方面都有一定的造诣。她的学术论文，在1981年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全国学术讨论会上，得到好评。她是参加这次水平较高的学术会议的少数年轻人之一。她的另一篇论文又在长沙召开的青年史学工作者会议上获奖。

他们各有不同的经历、特性、爱好，比较善于利用自己的优势，发挥各自的长处，说明成才之路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在实践中摸索和开辟自己的前进道路。

但人才的成长也有一些共同的规律。他们相同的一点就是勤奋刻苦，不畏艰难，不图侥幸，不贪捷径，顽强地朝着既定的目标不懈地前进。他们在十年动乱中都被夺去了不少宝贵的时间。当历史为他们重新提供了学习机会的时候，他们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繁重。许多基础课程要补习，专业知识几乎要从头搞起，还要付出大量时间去学习外国语、少数民族语。他们毫无例外地具有求知的强烈紧迫感，为了寻找专业书刊、稀见资料，他们经常跑图书馆、档案馆，钻进尘封灰积的纸堆里，阅读着、抄录着。两个冷馒头，一杯热开水，就算一顿午餐。节假日也很少休息。他们正以加倍的勤奋来夺回“荒废”了的时间。勤奋的动力来自理想和事业心。正是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对科学的热爱，对“四化”建设的责任感，使他们以苦为乐，感到苦中有乐，苦即是乐。

他们成长较快的另一个原因，大概是都经历了上山下乡或基层工作的锻炼，具有相当丰富的社会阅历。历史就是过去的社会生活，要研究它、理解它，就必须投身到社会生活中去，如果只从书本、文字上来研究，显然是不能体会得那样深切的。理解今天的社会对于理解昨天和前天的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上山下乡使他们失去了读书的机会，但只要善于利用、理解那一段可贵的社会阅历，对于历史的研究是十分有用的。

他们在治学上有了良好的开始，但毕竟还是新兵，要想真正有所成就，还有赖于今后长期的努力。“长江后浪推前浪，满园春色尽新卉。”预祝他们在开创祖国历史科学的新局面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原载《人物》，1983年第3期。

科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情[*]——纪念周口店中国猿人头盖骨发现五十五周年

五十五年以前，即1929年，在北京周口店发现了中国猿人的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这是科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情。这一发现，肯定了猿人在人类发展史上的地位，证明了我们祖国是文明起源和人类发祥地之一。从19世纪中叶达尔文的进化论发表以来，人类起源于动物界在理论上已得到解决。恩格斯曾撰写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提出“劳动创造人”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发现，以具体、确凿的证据证实了人类起源的科学理论，证实了历史唯物主义。而且这一重大发现也驳斥了“中国人种西来说”，证明我国首都的附近就是人类的摇篮。中国的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民族的祖先在远古时代就劳动、生息在中国这块大地上。

从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以来，我国古人类学的研究突飞猛进，又有一系列重大发现，如蓝田人、元谋人、大荔人、和县人、马坝人、腊玛古猿以及最近在辽宁金牛山发现的猿人头骨。我国成为古人类化石和遗址最丰富的国家之一，遍布各个地区，包括古猿、猿人、智人几个不同的阶段。这一系列发现，填补了人类史前时期的空白，使我们了解了太古的先民在混沌初开的艰难环境中是怎样生活、怎样斗争、怎样进化和发展的。

现在，全国正在进行爱国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可以成为进行爱国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的生动的课堂。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要热爱国家、热爱民族，就应当更多地了解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了解她的过去和未来，了解国家和民族的历史，知道我们的祖先怎样通过劳动，经历艰苦的斗争，改造了自然环境，同时也改造了人类自己，使人类逐渐脱离动物界，从猿进化到人，从自然的奴隶变成为自然的主人。过去，国内外都盛行过宗教的、神话的创世说，外国的说法是上帝造人，造了亚当和夏娃，人类全都是亚当、夏娃的后代；中国的说法是盘古开天辟地。北京猿人的发现是用新的创世说、科学的创世说代替了宗教的、神话的创世说，应该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开宗明义的第一章。

前些时候，北京周口店北京猿人的遗址遭受到破坏，社会各界进行呼吁，党和政府十分关心这个问题，花了很大力气，拨了大笔款项，准备迁走遗址附近的工厂，使得全世界绝无仅有的珍贵的古人类遗址得以保存，显示了社会主义国家对科学、对文物的高度重视。现在，我们可否进一步设想，如何来利用和进一步开发周口店北京猿人的遗址，使古人类学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应用相结合，为首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服务。

我建议：应当做出长远的规划，在周口店逐步建立古人类博物馆和遗址公园，在较大的地区范围内，模拟几十万年前的自然环境和生态条件，整理山川、进行绿化，研制模型、从事建设，再现古代人类生活和劳动的情形，使人们一走进遗址公园，就仿佛亲历其境，置身于几十万年前的洪荒时代，目睹当年的山水景观，当年的森林草原、飞禽走兽、男女人群。这是用生动的形象进行科学教育，进行爱国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其意义是很大的。前几天报纸上登载一篇通讯，报道加拿大有一个古生物公园，走进公园就如同进入太古时期，看到很多现已不存在的动物和植物，吸引了全世界的许多参观者，成为旅游的胜地，也是古生物的博物馆。我想：如果在周口店逐步建立古人类遗址公园，它的科学价值更高，吸引力也更大。

建立古人类遗址公园不是空想，而是一个可以逐步实现的目标。中国古人类遗址很多，化石和遗物十分丰富，有充分的条件建设古人类遗址的公园和博物馆。当然，这需要一定的土地面积、一定的资金和条件。北京市，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作为驰名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应该具有这样有科学价值的创新的博物馆，希望在首都的长远建设规划中能有周口店古人类遗址的地位。

注释

[*]原载《北京社联通讯》，1985年第1期。

总结经验　攀登高峰[*]

纪念林则徐诞辰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是一次富有成果的学术会议。

这次学术讨论会的主题是：林则徐和鸦片战争。到会的同志，紧紧地围绕着这个主题，比较全面、详细地分析林则徐这个杰出的历史人物，从他的禁烟活动、抗英反侵略斗争到他的思想和在各地的政绩。此外，许多论文还涉及对林则徐所处的时代、鸦片战争、社会状况、中外关系以及跟林则徐同时代的一些历史人物的研究。在讨论会上，许多同志还把林则徐放在整个鸦片战争的历史背景下，和许多历史事件、人物紧密地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讨论十分热烈。

这次讨论会最大的特点是提出新观点较多，对一些问题的分歧也比较多。对于林则徐的思想，有十多篇论文分别从军事、经济、哲学思想，或从经世思想、爱国思想、民本主义等不同角度、不同方面来进行探索。与会代表虽然对林则徐思想的评价，都加以肯定，但对他的思想体系内容的理解，却有差异。如谈到民本主义的内容，有的提重民思想，有的提人民性，提法不同，内容是否有区别，没有来得及展开。有的认为，林则徐的思想体系是民本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结合；而有的认为，林则徐的思想属于爱国主义思想体系，其中包含着反侵略、改革、开放、缜密等四个组成部分。对林则徐思想总的评价都肯定，但肯定的程度有差异，内容和分析也不相同。

有些同志联系林则徐的思想分析当时的文化思潮，对当时经世思想的渊源、发展、流传，通经致用学说，它的派别、表现，也有些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经世思想是从封建思想过渡到近代思想的桥梁；有的认为，经世思想发展复杂，后来有分化，向左右分化。也有的提出经世思想和洋务思想、维新思想的关系问题。还有一个重大争论：鸦片战争失败是不是必然？如果执行林则徐方针，清政府有无可能战胜或者顶住英国侵略？这个问题的争论也是针锋相对，有的认为必然会失败；有的认为失败不是必然的，也有可能取胜。双方都提出了理由。讨论最热烈的是统治阶级中的人物，对很多人物有争论。第一个问题是1836年以后，清政府内部有没有弛禁派？有的文章提出：许乃济奏折被批驳之后，不存在弛禁派。琦善不是弛禁派的代表，相反，他在直隶禁烟是很有成绩的。这里牵连到道光、琦善、穆彰阿一连串人物的评价问题。所以有的认为，道光帝始终坚持禁烟、坚持抗英。从严禁派、弛禁派联系后来主和派，在主战主和问题上，也有的分析了主战如何转变成主和。对于改革派，有的认为已形成，有的认为没有形成，林则徐不是改革派。总之，在鸦片战争前后，对政治派别的分野提出了新的意见，存在分歧。第二个问题，讨论最热烈的是对叶名琛的评价，有的认为他是个昏庸、无所作为的官僚；有的认为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标本；也有的认为他深沉坚毅，可和林则徐相比，不过斗争方式不一样而已。显然分歧是很大的。第三个问题是对历史人物评价、对历史人物的肯定歌颂怎样和开创性研究结合起来，涉及评价人物的理论问题。还有人对刘韵珂、梁章钜做出了新的评价。

在讨论会上，一些同志还提出了其他新问题和新观点。如，同样是面临着外国侵略，日本为什么能奋发图强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中国仍是落后挨打，成为半殖民地国家？当时中、日两国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方式有什么不同？两国的国情又有什么差异？又如有的同志认为林则徐充军到新疆是道光对他采取保护性的措施；有的同志则不同意这种观点。还有的同志认为，林则徐在云南并不是镇压回民起义而是平叛剿匪。有的同志提出，中国近代史开端于1839年的九龙之战，因为中英战争实际上已经开始。上述一系列争论和新观点，表明了这次学术讨论会是认真、热烈的，表明研究林则徐和鸦片战争历史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所前进。

这次学术讨论会分组会上，大家争先恐后发言，畅所欲言，毫无保留，这是很值得提倡发扬的好风气。大家态度都是严肃直率的，主张什么，反对什么，观点明确，旗帜鲜明。对不同的意见，在讨论时能虚心倾听，尊重对方见解，进行同志式的切磋，听起来都振振有词，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对于不同的意见，我们很难在短时间内判断谁是谁非，须要有一个消化和思考的过程。

这次会议，主要是交流、讨论，没有可能来做什么结论。我认为这些不同意见、新见解的提出就是会议的成果。我相信，有些意见经过进一步讨论，会被大家所接受，成为定论。有些意见，可能不全面，有缺陷，甚至被淘汰。但是，即使这些不正确的意见，也促使我们去思考、去研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发展学术来说，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们希望发扬这种学术自由、学术民主的精神，发扬友好讨论、尊重争论对方的精神。有时候争论的一方可能是少数，感到孤立，但我们希望这些同志不要气馁，不要感到压力，学术是自由的，主要的是要继续研究，完善自己的论点，充实自己的论据。有时候真理是在少数人手里，只要你掌握真理，最后一定能说服别人。

尽管这次学术讨论会有很多争论，提出很多新意见，但是在许多基本点上，却是一致的。比如大家都高度地评价林则徐的历史地位，肯定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是民族英雄，是睁眼看世界的人。当中华民族面临着外国侵略时，他不畏强暴，坚决禁烟，坚持抵抗，打击了侵略者的气焰，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英勇气概。虽然抵抗斗争失败了，但林则徐所选择的这样一条抵抗道路是正确的。林则徐的抵抗侵略行为，并不是蛮干、鲁莽，抵抗者的鲜血并没有白流。中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了林则徐的爱国精神，在反侵略的道路上继续前进。中国近代反帝斗争从林则徐开始，经过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虽然都失败了，但是，这一系列的失败，为后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准备了条件，奠定了基础。因此，林则徐反侵略斗争的精神，值得崇敬，值得纪念。这是我们讨论会的主题、主旋律。

这次学术讨论会也暴露出我们研究工作中一些薄弱环节，不足之处。例如，这次会议征集到的七十多篇论文中，研究林则徐和其他人物有五十六篇，占四分之三。研究林则徐文章多，这是正常的，会议主题就是纪念他诞辰二百周年。但我们在征文时，原来有个想法，希望加强鸦片战争前后社会变化、经济状况的研究；还希望能把鸦片战争放在整个世界范围考察，从宏观角度来考察鸦片战争。但提交会议的有关这些方面的文章较少。还有我们对外国情况了解、研究少，特别是英国方面。战争是双方的，要知己知彼，知彼这方面我们很差，对英国当时情况，经济、军事力量，战略部署，内部矛盾，中英关系的研究较薄弱。可见，林则徐和鸦片战争的研究还有不少空白点、不少薄弱环节。从研究队伍的分布来看，代表来自十六个省级区域，但文章集中在四个地方，福建、北京、上海、广东，共有五十六篇，占四分之三。这一方面由于组织征集工作做得不够好，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研究力量分布不平衡。还有，这次会议涉及面广，问题多，争论多，这虽是好事，表明学术气氛活跃，但也可以看出，在一些重大问题，一些原则问题、理论问题上，还有较大分歧，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需要更为透彻、更有说服力的阐明，有些问题也需要重新估价。我们应该开阔视野，在当时世界总形势下来认识鸦片战争。这次会议上少数文章应用“三论”，即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做比较研究，这是新的尝试。“三论”在历史学领域如何应用，应用效果如何，现在还很难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马克思主义不是偏狭的学派，它可以而且必须接受人类文明的新成果来丰富自己，充实自己。凡是合理的、有用的方法、理论，我们都要吸收借鉴。马克思主义将在吸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新成果的基础上向前发展，当然并不是用“三论”来取消、代替马克思主义。在史料方面，这次讨论会上许多文章用新史料，有的用新出的林则徐书信，有的利用历史档案馆的档案，有的大量用《中国丛报》和英国宪章派报纸，有的利用伦敦所藏的叶名琛档案，有的介绍英国外交文书、未刊的稿本、书信，等等，在史料利用、发掘上很有成绩。现在看来史料发掘还是大有潜力的，清宫档案是个宝库，林则徐跟同时代人的书信墨迹还会有，苏州保存的上万封清人书信还没有整理。我在北京看到过林则徐写的条幅、对联，还有私人收藏清人书法二三千件。国外的情况我不太了解，英国外交文书并未充分利用，当年东印度公司的档案数量甚多，也有待发掘。因此，林则徐和鸦片战争的研究，无论从理论上、方法上、史料上还能进一步突破，还能有较大前进，只要我们有勇气、毅力、干劲，就一定会攀登上新的科学高峰。

有的同志提到，现在鸦片战争比起中国近代史其他段落的研究，相对落后，我也有同感。如太平天国、辛亥革命、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研究的成果较多，近几年来多次召开全国性的会议，各地轮流做东道主，定期集会讨论。我曾说，这好像接力棒，一个地区传到另一地区，相互合作，多少年传下去，这的确是个好形式。研究工作有继承性，一个历史事件的研究中心，不一定都要集中在北京，北京也不可能都当中心，应分散到全国各地，因为这些地方研究队伍较强，资料较集中，成果较多，由它们联合、负责推动研究，组织学术会议，沟通消息，甚至出版刊物，这样全国配合，形成研究网络，形成定期集会的研究体制。近代史各段落都有，唯独两次鸦片战争史还没有。这种全国性研究网络、定期集会体制，并不是预先计划，而是在这几年实践中自然形成的。我们有必要这样搞，这样搞适合于我们的情况。我们国家很大，省、直辖市、自治区多，而我国的历史悠久，须要研究课题很多，研究力量分散各地，很难搞全国统一的研究机构、研究会，那样在联系方面、经费方面、组织会议方面都有困难。要发挥各地方的积极性，发挥地方的优势。各地方形成自己研究特点，几个地区联合，重点研究一个课题，使全国各地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各个地方既有重点又照顾全面，这样来推动中国历史的研究更有实效，更容易做到。福建能不能把鸦片战争和林则徐作为重点研究课题，多考虑如何推动与促进组织今后的研究工作，我想，福建应该当仁不让，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们要特别感谢海外学者，他们远道而来参加会议，带来文章和宝贵意见。有的还介绍国外研究情况、资料情况，介绍鸦片战争在国外的影响；有的还提出新的观点。他们参加会议，使这次会议大为增色，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搞学术交流，我们之间必然也会有些学术分歧，就像这次会议上一样，通过坦率的、友好的讨论，将有益于科学的发展，也可加深彼此了解和友谊。海外研究鸦片战争的学者很多，成果累累，外文资料也很多。今后鸦片战争和林则徐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海外学者的合作支持，我们衷心希望在这一领域里国际间的交流能够进一步扩大。

鸦片战争发生在近一个半世纪以前，当时中国落后于西方，和西方拉开了很大差距，所以中国被侵略，受屈辱，国家和民族灾难深重，它使我们懂得了一条真理：落后就要挨打。一百多年以来，我们全民族竭尽努力，流血牺牲，就是为了改变挨打局面，改变落后局面。这种努力今天仍在继续，我们的“四化”目标就是要改变落后，赶上世界先进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林则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永远鼓舞后代人民前进，为着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

注释

[*]原载《福建论坛》，1985年第6期。

五四运动与中国青年[*]

1989年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青年史学工作者举行座谈会，纪念这个节日，我代表中国史学会向青年史学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是思想启蒙和文化革新运动，同时又是青年节。五十年前即1939年，五月四日被定为全国青年节，因为五四运动开始是由北京的青年学生发动并掀起的，以后工人阶级也投入了斗争，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五四运动代表了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今天由中国的青年史学工作者来纪念和座谈七十年前的这场伟大运动，更有特殊的意义。

毛泽东主席对中国青年在革命中的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中国青年起了先锋队的作用，说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组成了几百万人的军队，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方面军，和工人、农民组成的主力军配合，去攻破敌人的坚固阵地。五四运动的意义是极其伟大的，青年在革命斗争和社会建设中的作用也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

青年是社会上的活跃力量。他们有朝气，有热情，有理想，最富进取精神。历史的前进道路往往由他们去开拓，许多伟大的业绩常常由他们去完成。就拿五四运动来说，参加运动、推动历史前进的就是青年。当时五四运动的指导者、青年的导师其实都是青年。当年陈独秀只有39岁，李大钊只有30岁，鲁迅只有38岁，胡适只有28岁，其他是更为年轻的人，如毛泽东26岁，周恩来21岁。可见青年能够担当起大事情，这并非五四运动时特有的现象，而是历史上很普遍的情形，拿中国近代革命运动来说，几乎全都是由青年所发动、策划和组织的。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时，领导人洪秀全37岁，杨秀清31岁，石达开20岁。太平天国后期的将领陈玉成被害时年仅26岁，李秀成被害时也只有41岁。戊戌变法时康有为40岁，梁启超25岁，谭嗣同33岁。孙中山组织兴中会时28岁，担任同盟会总理时39岁，推翻清朝出任民国临时大总统时46岁，其他革命者，辛亥革命时黄兴37岁，章太炎42岁，秋瑾被杀害时33岁，邹容瘐死狱中20岁。

我这里说的是：青年能够承担大事情。历史上许多巨大的业绩往往由青年去完成。革命事业如此，科学研究也是如此。当然要承担更大的责任，青年应该更加勤奋不倦、刻苦钻研，更加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更加努力用马列主义武装自己的头脑。近年来老一辈的历史学家相继谢世，历史学界迫切需要补充新生力量，希望更多的青年成长起来、脱颖而出，承担起繁重的研究和教学任务，这是新陈代谢的客观规律。未来是青年的，青年应该有信心也有能力接过老一辈历史学家的班，中国的历史科学后继有人，今后一定会更加繁荣兴旺。

注释

[*]原载《繁露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纪念鸦片战争　弘扬爱国精神[*]

今年是鸦片战争爆发150周年。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人民，从此独立的封建中国逐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痛苦生活之中。

鸦片战争是由英国向中国进行殖民扩张并非法贩运鸦片而引起的。长时期以来，英国商人在其政府的支持下，从事肮脏的鸦片贸易，掠夺中国的财富，扰乱中国的经济，毒害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也使清朝政府的税收减少，清朝士兵的素质下降。就像林则徐所说：鸦片“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清政府也曾三令五申禁止吸食和贩运鸦片，但外国鸦片贩子用贿赂和走私破坏禁烟的命令，英国鸦片商人日益猖獗的贩毒行为使中英矛盾大大激化。马克思当年在《毒面包案》中曾经指出：发生这场战争的根源是“因为中国当局不愿意让他们的人民为了东印度公司和英、法、美各国少数不法商人的金钱利益而被鸦片所毒害的原故”。

在鸦片日益泛滥的情况下，清政府派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东禁烟。林则徐是具有爱国精神、开明思想和廉洁正直作风的伟大人物，他在广东雷厉风行地禁烟，迫使英国鸦片贩子交出2万多箱鸦片，于1839年6月3日在虎门销毁。这一行动向全世界宣示了中华民族高尚的道德精神和反抗外国侵略的决心。

英国政府为了维护贩毒的利益，决定派遣侵华远征军，1840年4月，英国议会以9票的微弱多数通过对华远征军费的拨款；6月，48艘英国船舰来到中国海面发动进攻，鸦片战争爆发。

清朝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曾经进行了禁烟和抵抗。但当时它的统治已趋衰落，政府腐败，财政困难，军队战斗力低下，因此，清政府不可能也不愿意把抵抗进行到底。它在英国的坚船利炮面前，畏怯动摇，时战时和，方针不定。战争进行了两年之久。清朝罢免了禁烟有功、备战认真的林则徐、邓廷桢，任用琦善、奕山等妥协派，使战局失利。1841年1月英军武装占领香港，进攻虎门，关天培等爱国官兵坚守阵地，血战牺牲，数万清军在错误的指挥下完全退缩进广州城，任凭侵略军横行无忌。1841年5月30日广州郊区三元里人民奋起抵抗，他们用原始的刀矛锄镢，把侵略军包围在山岗和树丛中，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一时义愤同赴，不呼而集者数万人”，显示了人民群众中反侵略的伟大力量。此后战火蔓延到浙江和江苏，清朝统帅指挥紊乱，一触即溃，狼狈逃窜，但江浙人民自发进行抵抗，许多爱国官兵如陈化成以及镇江的旗兵英勇作战，以身殉国。恩格斯在《英人对华的新远征》中热情地称赞中国官兵的爱国精神，他说：抵抗英国的镇江旗兵“决不缺乏勇敢和锐气。这些驻防旗兵总共只有1 500人，但却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人。……在这次战斗中，英军损失了185人……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

有人说：鸦片战争时，中国不应该抵抗，因为中国的武器落后，军事和经济力量不如人，战争必败，何必抵抗？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难道弱者就只能被强者所欺凌，只能逆来顺受，而不允许反抗？林则徐和三元里人民不畏强暴，保卫国家的尊严和利益，正是爱国主义崇高精神的表现。中国也只能在斗争中逐渐锻炼和积聚力量，在抵抗外国侵略的同时学习外国的长处，才能由弱变强。何况当时的英国虽强，但远在数万里外，只派出了少数军队，在中国的沿海、沿江作战，不能进入内地。如果清政府政治上较清明，能够坚持抵抗，英国就不会那样轻易地取胜。

1842年8月侵略军进逼南京，清政府做城下之盟，向英军乞降，接受《南京条约》。其主要内容为：（1）割让香港岛给英国，由英国“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从此香港成为英国在远东的军事和商业基地，给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提供了方便。（2）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英人可以自由居住、自由贸易，中国的门户完全洞开在外国侵略者的面前。（3）中国赔款2 100万银元，其中600万银元为烟价，300万银元为商欠，1 200万银元为军费。另外尚有600万银元广州赎城费。这笔巨额赔款相当于清政府一年财政收入的一半，使中国陷入更贫困的境地。（4）英国进出口货物的纳税“均宜秉公议定税则”，也就是说海关税率须与侵略者议定。从此中国开始失去海关主权，外国商品在低税的保护下向中国倾销，中国民族工商业和农民小生产者遭到沉重的打击，中国的社会经济凋敝不振。

总之，《南京条约》是丧权辱国的条约，是外国侵略者捆绑中国人民的第一道锁链。从此帝国主义纷纷前来欺压中国，向清政府提出种种侵略要求。有人说：鸦片战争对中国有利，给中国带来了文明。这是十分荒谬的。鸦片战争带来的是割地赔款、主权丧失和鸦片泛滥，带来的是野蛮而不是文明。至于中国和世界文明的接触，这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而不是侵略战争带来的。相反，由于中国和世界列强开始交往时就遭到重大打击，以后又不断挨打，使得经济凋敝，人民贫困，国家衰弱。事实是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迟缓，造成了中国的苦难和屈辱。

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所以一部中国近代史既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又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中国的无数志士仁人为了拯救国家危亡，振兴中华民族，或者浴血奋战、英勇献身，或者奔走呼号、力图革新，或者潜心探索、寻找救国的真理，他们走过了艰难曲折、荆棘丛生的路程。尽管面对的敌人十分强大，但中国人民团结一致、不畏强暴，坚决抵抗、百折不挠，爱国主义浪潮空前高涨。近代中国遭受那么多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进攻，经历了多少残酷的战争，但中国没有被瓜分，没有被灭亡，最主要的就是在爱国主义的鼓舞下，中国人民英勇奋战的结果。

值此鸦片战争爆发150周年之际，回顾历史，反思中华民族走过的路程，应该进一步弘扬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田园和自己人民的深挚的眷恋，是对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崇高自豪，是对国家、民族的命运的高度责任感。爱国主义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它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久远的历史之中，产生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础之上，又反过来给予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以重大的影响。无论人们属于什么阶层和民族，信仰什么宗教，是什么职业分工，心底深处都蕴涵着爱国主义。这种崇高精神的发扬能够变成实实在在的物质力量。正是依靠这种精神，我们度过了许多次民族危机。爱国主义的精神世代延续，日益发扬，它像长江、黄河那样宽阔浩荡，源远流长，灌溉、滋润着中华民族儿女的心田，使我们国家和民族自强不息，具有伟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今天和150年前的情况根本不同了，中国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正热火朝天地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在过去战争时期，我们需要爱国主义；在今天和平建设时期，我们同样也需要爱国主义。无论什么时候，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不努力提高道德情操，不注意建设精神文明，就谈不到国家的繁荣和民族的振兴。当前要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要凝聚全体人民和全国各民族的精神力量。改革开放十年以来，我国建设已取得辉煌的成就，但也遇到了外部的压力和内部的困难，十年以来风风雨雨，很不平静，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绝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在前进中还会遇到很多艰难险阻。但困难虽多，并不可怕，“多难可以兴邦”，众多的困难恰恰可以化为磨炼和激励有志者奋力拼搏的动力。只要我们坚持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党的领导下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全民族团结奋进、弘扬爱国主义，就一定能够顶住压力、克服困难，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胜利。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各个时代的爱国主义既一脉相承，前后延续，又不断发展，增添新的内容。古代的爱国主义者，如屈原、岳飞、文天祥，他们的爱国精神彪炳史册，名垂青史。但他们那时候反对的是本国异民族的压迫，并且和忠于君主密不可分，带有局限性，因此往往使他们的爱国行动以悲剧告终。鸦片战争时代林则徐等的爱国主义则以反对外国侵略者、拯救民族危亡为内容，其意义更加深远，但仍和忠君联系在一起。到了辛亥革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爱国主义者则把推翻清朝政府作为爱国主义的内容，因为清政府已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近代历史上的许多抱有爱国愿望的志士仁人并没有找到拯救国家的正确方案。戊戌变法主张实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的维新改革，只维持了103天，在反动势力的反扑下昙花一现，化为泡影。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随之出现的却是帝制复辟和军阀混战，资产阶级的理想并不能实现。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且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选择了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一批又一批的爱国主义者在革命实践过程中，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转变为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因为是党高举了爱国主义的旗帜，并把它发展到新的高度，是党把积贫积弱、支离破碎的中国变成了生气勃勃、奋发前进的中国，是党把过去许多世代爱国者未能实现的愿望变成了现实。

在今天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爱国主义更加充实，并且具有许多新的内容：

第一，今天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是统一的。因为，社会主义体现着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巩固，就不可能在40年内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就不可能把一个人口众多、一穷二白的旧中国变成初步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就不可能使中国赢得独立和尊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社会主义在中国已存在和发展了40年，它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土壤中，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相反，如果背离了社会主义，使资本主义复辟，中国必将陷入停滞、混乱、四分五裂，重新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那将是国家的不幸和人民的灾难。越来越多的爱国主义者自觉地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中国、复兴中国，因此爱中国和拥护社会主义是有机统一、紧密结合的。坚定地捍卫国家尊严和期望民族昌盛的爱国主义者大都会成为社会主义者或社会主义的朋友。

第二，今天的爱国主义必须具有改革开放的内容。40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才能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中国繁荣富强。改革开放是要改革不合理的体制和规章，引进先进的经验和技术、设备，使国民经济持续而稳步地增长，使社会主义民主不断改进和完善。在当今世界上，一个国家如果故步自封、墨守成规、闭关锁国，那是不会有前途的。“落后就要挨打”，中国人有过沉痛的教训和深刻的体会，应该永远牢记。同时必须牢记，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第三，今天的爱国主义必须正确地对待民族文化。每个国家和民族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自己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它是国家的精神财富，是维系民族成员的心灵纽带，是民族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的文化更是丰富充实、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真正的爱国主义者既反对虚骄自大的复古主义，也反对摒弃、蔑视传统历史遗产的民族虚无主义。我们应该正确地、慎重地对待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这一基础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每个爱国主义者的神圣使命。

第四，今天的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是紧密结合的。我们同情和支持世界上一切被压迫的阶级和民族。他们反对压迫、争取解放、要求进步的斗争是正义的事业。每个国家的爱国主义者都将支持其他国家的爱国进步运动。在国际交往中，我们主张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平等往来、相互交流，反对任何大国沙文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的倾向。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既努力维护本国的主权和正当利益，也必须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和正当利益，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反对用任何形式干涉一个国家的内政，以及进行颠覆、制裁和施加压力。

让我们更高地举起爱国主义的旗帜，加紧学习，努力工作，提高觉悟，把青年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昂首阔步，奋勇前进。

注释

[*]原载《人民日报》，1990年6月18日。

纪念北京市历史学会成立三十周年[*]

今天参加北京市历史学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会。作为学会的老成员，和大家共聚一堂，既高兴喜悦，又感慨怀念，心情是十分复杂的。

一种心情是高兴喜悦，因为看到了北京市历史学会今天的盛况。三十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在北京市全体史学工作者的努力下，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日益发展。历史著作、文章之丰富，研讨会、学术讲座之活跃，队伍之壮大，国内外学术交流之大大发展，与三十年前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北京历史学研究的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中青年历史学家大批涌现。看到这种兴旺发达的情况，每一位历史学会的老成员会满怀喜悦，过去三十年的辛勤工作，有了成果，有了收获。

另一种心情是感慨怀念，怀念北京市历史学会的缔造者、创始人，包括会长吴晗同志，副会长邵循正同志、赵征夫同志，秘书长许师谦同志，副秘书长王绍岳同志，还有给北京市历史学会以领导和大力支持的当年的市委书记邓拓同志和廖沫沙同志。这些创始人，因各种原因，均已故去，过早地失去了生命。今天纪念学会成立三十周年，首先想到了他们，缅怀他们创业时的艰难和功绩。我当时担任理事和中国近代史专业组的组长，在他们的领导下，和他们长期在一起工作。回想当年情形，他们的音容、笑貌，历历如在眼前。他们的学问、人品、作风、能力，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值得好好学习。参加创建的同志很多人已故去了，但北京市历史学会至今巍然屹立，而且日益发展壮大，在我国史学界是一支水平很高、十分活跃的力量。许多创始人、缔造者虽已不在，但他们的事业、功绩是永存的。

北京市历史学会成立三十年以来，经历的道路是很不平坦的，风风雨雨，一言难尽。十年动乱，会长吴晗同志首当其冲，遭受迫害。北京市历史学会也被诬蔑为“黑组织”，被迫停止活动达十四年之久，尽管它受尽摧残、打击，但它还是恢复了，继续存在并发展了。这说明了什么？说明真理战胜了邪恶，马克思列宁主义最终胜利了。北京市历史学会从建立开始，就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当时，它的成员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很坚定，努力学习马列，用马列来指导历史研究。当然，由于水平所限，我们对马列主义的运用还不好，但主观上都想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重视理论的钻研。可是，“四人帮”把北京市历史学会诬蔑为“黑组织”，其成员不是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四人帮”气焰嚣张，不可一世，曾几何时，他们毕竟垮台了。可见错误的东西不可能永远欺骗群众，不可能长期占上风，马列主义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更加显示出自己的正确性和力量。改革开放十年以来，历史科学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北京市历史学会从恢复活动以来做了许多工作，继承了吴晗同志等创始人的意愿，不断前进，成绩斐然。当然，这十年中，也有来自右的方面的干扰，不重视马列主义，甚至反对和诋毁马列主义，抹杀民族文化，否定历史传统，在群众中制造混乱。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牢固地树立起马列主义的理论权威，用以研究历史，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克服那种歪曲历史和否定历史的错误倾向，使马列主义历史科学更加繁荣昌盛。

马列主义之所以强大有力，就因为它是科学的，是在继承了人类历史上优秀思想遗产和总结了世界人民的实践活动而产生、发展的。历史科学一定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才能够正确地阐明过去，揭示规律，有所创新，取得丰硕的成果。三十年来，北京市历史学会一直在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而努力，一直在和“左”的或右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做斗争。北京市历史学会虽然经历了三十年坎坷不平的道路，但我们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没有辜负创始人、老一辈学者们对学会的期望，就是因为我们坚持用马列主义研究历史。今后，这一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优良传统一定要进一步发扬。

三十年，对一个人来说，是很长的时间，正好是一代人的交替。三十年前，当北京市历史学会始建，我参加时还是三十岁出头的青年人，现在已是白发盈首，垂垂老矣。今天，我很高兴看到在座有很多中青年学者，他们年富力强、精力充沛，渴于求知、勇于探索，充满着朝气和活力。他们今天已经是历史学战线上的主力军，承担起了繁重的教学工作和研究工作。前些年北京市历史学会也是依靠了这支生力军，才能做得很出色。历史科学战线像其他战线一样，急需补充新生力量、新鲜血液，使我们的队伍不断更新、壮大。吐故纳新、新陈代谢，这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回顾过去，瞻望未来，我们寄希望于青年一代，希望青年专家在马列主义的指引下，勤奋努力，更快成长。希望老一辈的历史学家积极扶植、帮助他们，使他们健康发展，更早地脱颖而出，接过前一代的接力棒。再过十年，将进入21世纪，新世纪是属于青年人的。在下一个新世纪中，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进入一个新时期。中国将越来越繁荣富强，历史科学也将有巨大的发展。任重而道远，我希望今天的青年史学家将肩负起时代的使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们将做出比前人更大的成绩，攀登前人所未曾到达的高峰，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而努力奋斗。

注释

[*]原载《探索与交流》，1991年第1期。写于1990年。

纪念太平天国　研究中国农民[*]

1991年是太平天国起义140周年。中国历史悠久，近现代革命道路曲折漫长，斗争十分激烈，其间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很多，值得我们纪念、回顾，给予我们很多历史反思的机会。去年有三次纪念活动，即鸦片战争150周年纪念，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130周年纪念，八国联军90周年纪念。这三次都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代表中华民族被侵略的屈辱历史，三次侵略一次比一次凶猛，一次比一次深入，中国人民堕入苦难的深渊。历史说明了真理：落后就要挨打。中国人民必须振奋精神，进行斗争，快步前进，才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去年全国各界利用三次纪念，反思被侵略的屈辱史，进行历史教育，提高爱国主义觉悟，收到了很好效果。

1991年又有三个纪念日，一是太平天国起义140周年，二是辛亥革命80周年，三是共产党诞生70周年。这三件大事正好代表了中国革命的三个阶段和三种类型。即农民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反抗。一百多年的革命，道路漫长，斗争艰苦。尽管经历了许多次挫折和失败，但革命运动迅速发展，中国人民“吃一堑长一智”，觉悟更加提高，组织更加严密，战斗力更加强韧，新类型的民主革命代替了旧类型的民主革命，终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我们也应当像去年那样，利用三次纪念活动进行历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使群众和青年了解近现代革命的正义性、艰苦性，学习革命人民的英勇战斗精神，继承和发扬革命的传统，使大家进一步认识革命胜利来之不易，认识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我们这次会议是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40周年，一方面这是纪念活动，反思当年历史，提高思想认识，另一方面也是利用这一纪念活动，推进学术研究。近年来关于太平天国史研究如何深入的话题，说得很多。确实，新中国成立以来40多年，太平天国史一直是历史研究工作者关注的热点，成果丰硕、资料很多，形成了强大的研究队伍，许多重要问题被专家们反复地探索、讨论、阐明，似乎已没有很多新的研究课题。某个学科，在其发展阶段上，有时进展迅速，资料层出不穷，研究不断深入，认识迅速发展；也有时新的资料不多，论题没有多少新意，认识似乎停滞下来，难有突破。这是科学研究中常有的情形。当然，人类认识无止境，科学的发展也不会有尽头。太平天国是一场伟大的农民战争，其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影响之深举世无双，对它的研究并没有达到尽头。是否可以运用新的方法、转换新的视角去进行研究？今天中国仍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是农业的现代化，只有切实解决农村问题，使全国农民富裕起来，才算真正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农民一直是我们关心和注视的焦点。了解农民不仅要了解他们的今天，也要了解他们的昨天，了解他们过去的被压迫、了解农民中蕴藏的巨大潜力、了解他们在革命高潮中曾经迸发的力量和智慧仍是很重要的任务，这是了解中国农民、了解中国国情的极重要的组成部分。

历史科学是基础科学，不像其他应用学科可以直接服务于生产、创造社会财富，但历史科学对于增进人类的聪明才智是必不可少的。对于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你只能通过现实与历史去了解它、认识它，要加深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农民的了解，必须追溯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我认为：研究太平天国史不仅是要弄清楚一百几十年前这场战争的产生发展以及许多过程、细节，而且也应从宏观上了解中国农民的性格、地位和历史作用，这有助于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这种研究是很重要的，不仅有学术意义，而且有现实意义。

注释

[*]原载《繁露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纪念郑成功[*]

1992年是郑成功逝世330周年，也是他收复台湾330周年。我们之所以要纪念他，是因为郑成功在330年以前收复了我们的宝岛台湾，驱逐了荷兰殖民主义侵略者，保卫了祖国的神圣领土。同时，他又开始在台湾进行大规模的开发，促进了台湾的经济、文化发展。因此他的功绩是十分巨大的，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都不会忘记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高山族和汉族移民，世世代代都生活在这里。到明朝末年，荷兰强占了台湾，时间长达38年之久，任意掠夺、屠杀中国人民。当时郑成功正在福建沿海进行抗清斗争，这场斗争非常艰苦，是一场反抗国内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郑成功锻炼出一支强大的队伍。1661年，郑成功抱着收复祖国领土的决心，同时也为了要把台湾建成一个抗清的根据地，率领他的军队，从金门岛出发，经过澎湖，在台湾人民的支援、配合下，经过将近一年的战斗，打败了荷兰侵略者。1662年2月，也就是距现在330周年，完全打败了荷兰，驱逐了荷兰殖民主义侵略者，收复了祖国的宝岛，从此台湾又回归祖国的怀抱。郑成功在保卫祖国领土完整、反对外来侵略方面做出了巨大的、不朽的功勋。

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个文明古国，历史悠久。但中国在古代由于地理环境隔绝，交通不便，虽然和欧洲各国有所交往，但交往并不很多。除了元朝以外，中国和欧洲国家没有打过仗，直到世界进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欧洲国家向海外扩张。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俄罗斯先后来到中国，殖民主义的浪潮卷向远东。这样中西方两种文明、两种制度发生了冲突。中西方的第一场大规模的战斗，就是郑成功的收复台湾。当时，欧洲殖民主义先后在美洲、在南洋、在印度、在非洲等地横行无忌，可以说是势如破竹，但是来到中国时，在中国碰到了坚强的、有组织的抵抗。殖民主义的逆流被阻挡，郑成功的反侵略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驱逐了荷兰侵略者。在郑成功收复台湾20多年后，即康熙中叶，俄国从西伯利亚侵略黑龙江。17世纪西方侵略中国有两个方向，一个从东南海上，一个从西北、北部侵略黑龙江。在郑成功收复台湾20多年后，清朝康熙皇帝也跟俄国在黑龙江上打了一场战争，也取得了胜利，后经谈判订立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分了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这是中国17世纪对西方早期殖民主义的两次伟大的胜利，从两个方向挡住了殖民主义潮流的冲击，这是值得肯定、值得歌颂的。

郑成功的伟大历史功绩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他在收复台湾的同时，就开始对台湾进行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开发，使台湾的经济、文化从此迅速发展。我们都知道台湾的土地很肥沃，物产很丰富，但自古以来人口很少。虽然已经有居民，有高山族人、汉人，但人数很少，经济上没有得到开发。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曾经向台湾移民，但人数也不是很多。等到郑成功的时候，率领大批官兵及其眷属，还有好多的平民进入台湾，并且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带来了农具、种子、耕牛，因为郑成功想把台湾建成抗清的基地，所以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台湾的建设。他在到达台湾打败荷兰殖民者以后，就发出布告，告诉军民、官兵，容许他们尽力开垦荒地，建造房屋，作为世世代代的产业，实行亦兵亦农、兵农合一的制度，所以他的军队都参加农业生产，同时也允许平民开垦土地。郑成功到了台湾不久就去世了，但他的这种思想——要经营台湾、开发台湾，他的政策、制度被后人所继承，他的后继者——他的儿子郑经，继续开发台湾，招来了福建沿海的人民到台湾去，特别是闽南人，另外就是广东的潮、汕人，以及客家人。这样，大陆先进的农业技术、先进的文化，在台湾迅速地传播。同时兴修水利，减轻赋税，提倡种植各种作物，特别是种甘蔗，使台湾出现“糖谷之利”。糖和大米大量运往大陆，几年之内台湾的人口和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在郑成功到了台湾以后，当时台湾的汉族人口大概只有十多万（有的说20多万，有的说15万，有的说12万，大概就是十几万人），但是150年以后翻了10倍，也就是鸦片战争前达到了200万，鸦片战争到现在又是150年，现在大概2 000万，又翻了10倍。所以郑成功进入台湾后，人口大量增长，经济迅速发展，大规模地开发台湾得以开始。同时郑成功到了台湾，大陆的文化也传播到台湾，主要是福建的文化，我们现在把闽台文化连在一起讲就是这个道理。特别是闽南文化，台湾方言主要是闽南话。衣食住行、民风习俗和泉州、漳州几乎是一样。儒家的文化也在台湾得到了推广，最早的孔庙是郑经建立的。许多民间的宗教信仰也跟福建、广东沿海一样，像妈祖、观音、关羽（关公）这种信仰台湾都跟大陆一样，所以台湾文化实际上是闽南文化的一个分支。康熙年间，台湾和大陆统一了，清朝继续开发台湾，泉州、漳州这一带人是开发的主力。当年到台湾种地的人，很多是单身的农民，他们的妻子、儿女、父母都留在大陆，每年春天去种地，冬天回大陆，所以大陆和台湾有着割不断的血缘上的联系，有着经济上、文化上、政治上的联系。台湾现在的经济很繁荣、生活很富裕，跟大陆的交往也越来越频繁了。饮水思源，我们缅怀330年前郑成功既要和清朝打仗，也要和荷兰作战，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中，英勇抗敌，收复台湾、驱逐侵略者，又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开发。这种战斗、开发的功绩，这种筚路蓝缕的辛劳，永远值得我们景仰，郑成功的名字，应该永远在中国的历史上大书特书，彪炳于史册。今天我们纪念郑成功，就是要继承他坚强不屈、反对侵略的爱国主义的伟大精神，就是要学习他草创开辟、艰苦奋斗、发展经济的伟大精神，就是要发扬他宏图大略、建设国家、造福人民的伟大精神。这样来促进我们海峡两岸人民的团结，加强海峡两岸人民的交流、往来。

郑成功是我们的伟大的民族英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学习的榜样，纪念他，就是为了今后更好地激励我们前进，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早日实现祖国的繁荣和富强。

注释

[*]原载《泉州学刊》，1992年第3期。

第十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纪实[*]

国际历史学会是全世界历史学家的组织，有56个成员国，总部设在法国巴黎，每五年举行一次大会。1995年8月27日至9月3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第十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中国是在1985年申请并被批准为国际历史学会成员国的。1980年，国际历史学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大会，夏鼐等四位中国历史学家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会议，接着我国就筹备申请入会。1985年在德国斯图加特召开第十六届大会，我国由刘大年同志率团参加，这次大会批准中国为成员国。1990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召开大会，刘大年团长因事未能出席，由金冲及同志代理团长，率团参加。1995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大会，由我任团长，率团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忍之同志担任代表团顾问，代表团成员有金冲及、齐世荣、张椿年、耿云志、朱寰、王敦书、陶文钊、刘鲁民、彭坤元、杨少俊、刘明翰、耿昇、沈志华、端木美等共24人，这是中国代表团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代表团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参加学术讨论，和各国历史学家交流、对话、交朋友。二是申请在北京举办2000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第十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正式代表1 673人，列席400余人，共2 000余人。大会讨论的议题分重大议题、专门议题、圆桌会议议题、国际历史学会附属和直属机构会议四个层次，同时进行。重大议题有三个：一、民族、人民、国家；二、妇女、男人及其历史变迁；三、移民聚居地产生的原因、形态与意义。专门议题16个，有政权、自由与历史、小说、传说、老年人与幼年人研究、战争与文化等。圆桌会议议题有36个，如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20世纪初的工人运动、中世纪欧洲和拜占庭等。一眼可以看出，这些议题都是重要题目，为当今世界注视的焦点。三个重大议题都有其历史背景，如民族、人民、国家是由于多年来世界各地的民族冲突，如阿拉伯、以色列的冲突，波黑问题，印度、巴基斯坦的冲突，把历史学家的眼光吸引到了这里，故而讨论十分热烈。每个主题都有若干篇文章，每人发言限15分钟，然后提问题，进行评论。8天之内举行大小会议80次，题目广泛，形式多样，丰富多彩，气氛友好而活跃，学术空气浓厚。中国代表团提交了13篇论文，有我的《中国近代移民的规律》、陶文钊的《唐人街：华人移民海外的一种特殊现象》等。中国的学者参加了各种会议，并在会议上积极发言，既学习了许多新知识新方法，也使外国学者听到了中国学术界的声音，扩大了中国的学术影响。讨论一般比较友好，各抒己见，相互尊重，但在少数场合，也有人发表攻击中国的言论，我国学者进行了义正词严的驳斥。

这次大会上，中国代表团提出2000年在北京召开第十九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申请。这是1993年第五届中国史学界代表大会上的建议，得到中国社科院的同意，报请外交部、国务院批准，由中国史学会提出申请，北京市市长李其炎签发邀请信。我们认为：这是向世界展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好机会，也是介绍中国悠久历史、灿烂文化，推动我国史学更快进步的重大举措。这次申办的国家有五个，包括以色列的耶路撒冷、意大利的罗马、澳大利亚的悉尼、挪威的奥斯陆和中国的北京。投票的结果，挪威的奥斯陆被选为召开2000年第十九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城市。

我们的申办虽然没有成功，但这是我国历史学界走向世界、与国际社会接轨的一次重大努力。事前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对北京举办2000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做了可行性论证，准备了各种材料，和许多国家的历史学家进行商讨。8月27日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我代表中国历史学界做了申办报告。29日，中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气氛热烈，参加的人数是各申办国招待会中最多的，一共来了250人。在投票的会议上，中国两位历史学家陶文钊和端木美分别用英文和法文发表演说，博得全场最热烈的掌声。许多历史学家对中国的悠久历史和古老文明很感兴趣，很多学者对中国予以鼓励、支持，如俄国的齐赫文斯基、英国的柏克、美国的贝伦特、西班牙的卢安诺等。

中国这次申办没有成功，最重要的原因是，国际历史学界的欧洲中心主义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国际历史学会有56个具有投票权的成员国，其中欧洲44个、亚洲6个、非洲2个、拉美3个、澳洲1个，亚、非、拉美、澳洲国家一共只有12个；另外40个专业委员会的主席也有投票权，而这些主席全部是欧洲人。因此，国际历史学会共有投票人96位，其中84位是欧洲人，历届大会都在欧洲召开，只有一次在美国，一次在加拿大。这些投票人宁愿选择在自己家门口开会而不愿意跑到遥远的地方去，或者说，他们不相信在欧洲以外的国家能够把会议办好。国际历史学会前主席、英国的柏克教授1995年10月2日在给我国历史学家陶文钊的信中说：“你们向执行局全体会议提出申办2000年历史科学大会的工作做得不能再好了，书面文件无可挑剔，你和端木美的口头报告也是极好的。中国申办没有成功是执行局全体大会欧洲中心主义的反映。但事情总会变化的，而我们要极尽努力来促使人们接受一种更广泛的观点。”

申办之所以未成功，也与当时的国际大气候有关。大会举行时，正值李登辉在美国过境，引起中美关系的紧张。西方传媒利用人权问题对中国进行攻击，特别是当时世界妇女大会将在北京召开。对会址问题、签证问题、新闻报道问题、发言自由问题，西方记者做了不符合事实的报道，使很多西方历史学家心怀疑虑，他们担心代表们去北京会受到什么待遇。由于西方电台、报刊上不真实的报道，影响了执行局的投票结果。

本来，申办国共有五国，我们的机会只有五分之一，而且我们是第一次申办，当然有申办不成功的可能。对此我们也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通过这次申办，中国历史学界向全世界做了一次宣传，表明了我们的意愿。我们的申办也是对欧洲中心主义的一次挑战。亚洲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欢欣鼓舞，如日本史学家就表示，愿和中国联合起来，并团结亚洲国家，组织亚洲和环太平洋国家历史学家的会议。国际历史学会下属的军事历史委员会则希望到北京来举行全世界的军事史学家会议。国际历史学会新任主席贝伦特在大会闭幕式上宣布，国际历史学会准备在适当时候建立若干区域性的组织，以推动各个地区的史学发展。

参加这次大会，我个人有几点感想：

第一，参加这类国际学术会议，很有必要。尽管会议上欧洲人占多数，但还是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能够接触交流，开阔眼界，中国历史学家应该走出国门了解世界历史学发展的潮流。我们因经费困难，历届大会参加的人数很少，因此在大会上的学术影响有限，这与我们大国的地位不很相称。苏联参加大会，有时达一百数十人。这次蒙特利尔大会上，俄罗斯虽因经济困难，出席的人数大为减少，但还有30多人，故许多会议上都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第二，国际历史科学论坛上讨论的都是和现实密切相关的大问题，从全世界的宏观视野进行研究。如民族冲突，这是困扰着全世界的大问题；移民问题，大批移民涌入发达国家，引起世界性的社会问题；妇女问题，讨论女权运动兴起带来的社会变革。历史学家关心这些大问题，追踪其历史演变，这可以作为我国确定研究课题时的参考。

第三，我们代表团内，能听能说外国语的历史学家不多。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是国际著名历史学家聚会的场所，由于我们外语能力差，影响了我们学习知识、广交朋友和交流心得。历史学界要真正走向世界，学习各国的研究成果，把中国的历史文化介绍出去，必须提高整体的外语水平。年轻一代的历史学家必须熟练掌握一门或数门外国语，以便在21世纪国际历史学会议上能有更多中国学者的声音。

注释

[*]原载《语冰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写于1995年。

继承、发扬孙中山的精神遗产[*]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30周年学术讨论会，经过三天热烈讨论，圆满闭幕了。这是一次高水平、高质量、高效率、成果丰硕、意义深远的盛会。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会上交流了看法，发表了许多很有启发性的意见。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革命家，他的思想一直是历史学家研究的热门课题，有关论著很多，而每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又有着不同的注意点和侧重点。今天，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变革中，我们是以新的视角来探讨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和实践活动的。这次大会的主题是“孙中山与中国现代化”，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过程中取得了成绩，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和困难，我们正是带着今天的问题，以今天的心态，根据时代需要来纪念孙中山、学习孙中山，继承、发扬他的精神遗产的。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就必然想到今天面对的现实。历史与现实沟通，才能意义深远。而会议讨论也集中在这个主题上。会议的一大特色是百家争鸣、各抒己见。

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很广泛，概括起来大体有三个方面：

一、会议讨论了孙中山领导革命的丰功伟绩，阐发了孙中山关于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以及民主共和的思想。孙中山从创立兴中会、同盟会，提出三民主义，到推翻清朝，建立民主共和国，经历了很多艰难曲折。他一生带领革命党人和群众奋勇斗争，把中国的民主革命不断推向前进，晚年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合作，走向了他革命里程的光辉顶点。他的一生是为祖国的独立统一、民主富强而奋斗的一生，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伟大贡献，所以受到海内外华人的一致拥戴。

在小组讨论中，关于孙中山晚年思想的发展存在不同看法：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出自内心的真诚要求，还是策略上的考虑？这两种意见似乎并不是绝对对立的，一方面是真诚要求，另一方面也有策略上的考虑，可以统一。因为孙中山思想中有倾向社会主义的内在根据，他认同苏联，希望向苏联学习，因此联俄是他的真诚要求；同时他处在险恶的环境中，力量对比对自己不利，希望借助国内外一切可以借助的力量，出于这种策略需要，必须联俄。孙中山晚年思想转变了多少？还有哪些没有转变？这些复杂问题还要留给学者们进一步研究。

会议论文和发言中，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和他的革命思想谈论很多，领域非常广泛。有的论者论述了以反满口号进行社会动员的特点和得失，论述了革命和统一的问题，分析了孙中山先生的统一观、统一的含义和来源、统一思想对今天的现实意义，分析了孙中山先生爱国革命思想的时代特点；有的论者论述了孙中山民权主义、民主思想的发展阶段，民权思想对当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意义；也有许多论者论述了孙中山和华侨、留学生、会党的关系，论述了孙中山和同时代革命家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徐锡麟的关系。

会上有几篇从地缘关系上论述孙中山的文章显得颇有特色。孙中山一生除在广东出生地生活外，长期流亡国外，也有一段时间住在上海（“五四”前后），他还去过浙江、北京等许多地方。这次提交会议的文章有的论述广东这个侨乡对孙中山的性格和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影响，有的论述孙中山对上海建设的关怀，有的论述孙中山建设东方大港的理想，有的则论述孙中山实业计划的地理基础，这些都是富有新意的题目。过去对孙中山在浙江、北京的活动的研究不够，这次会议讲到了孙中山到浙江杭州、宁波、绍兴的活动，还讲了孙中山三次到北京。最近北京的黄宗汉先生，用自己的努力和影响筹集巨款，主持修复了北京湖广会馆。这是孙中山到北京后发表五次演讲的地方，很有纪念意义。现在那里不仅可以演出，可以作为娱乐的场所，而且还设立了孙中山研究室，已成为北京研究孙中山的一个学术基地。

总之，我感到这次会议讨论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动，涉及面广，视角新颖，有许多精辟见解。我看了文章摘要，听了会议发言，深深体会到孙中山思想的博大精深，它像浩瀚的海洋那样宽广、丰富而精深，并对时代所提出的历史课题做出了答复。他的思想确具丰富性、先进性和世界性。

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孙中山先生算不算一个思想家？这涉及对孙中山的整体评价。对此，过去就有争论。有的论者认为孙中山的思想不够严密，前后有矛盾，虽然文章、讲演不少，但没有大部头的理论著作，因此不是思想家。我个人认为孙中山应该是伟大的思想家。那么什么是思想家呢？思想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康德、黑格尔或者朱熹、王夫之那样的思想家，基本上坐在书房里，伏案著书，运用逻辑推理，构筑庞大精密的理论体系，写出大部头著作；一类是在斗争实践中，直接从现实中汲取营养，回答现实的问题，推动历史前进，也形成了比较系统、比较切合实际的思想体系。孙中山就属于后者。这两类人物都是有大智慧的思想家。近代中国社会变动大，思想的变化也快，因此前后变化以及思想复杂成为近代思想家的一个明显特征，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都是如此。孙中山生活在近代中国，其思想有时也有矛盾，如反满口号和五族共和；又如一贯的民主理想和有时的个人专断；再如思想来源比较纷杂等。我们应该承认他具有作为大思想家的共性，又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优点，也有其弱点。毛泽东曾经说孔夫子和孙中山都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代表。所以，如果否认孙中山是大思想家，那么在中国历史上就很难找到思想家。孙中山理所当然地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会议肯定了孙中山最早全面系统地倡导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规划了经济建设的蓝图，希望实现全方位的现代化。这是会议的主题，文章很多，发掘很深，议论很精彩。有些文章指出，实业计划是孙中山近代化建设思想的集中体现，它比前人或同时期的李鸿章、康有为、张謇等人的近代化思想更先进、更系统，内容充实，规模宏大，目标明确。有的文章把孙中山建设中国的思想概括为“振兴实业、均富大同”八个字，有的概括为“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文化科学化、社会结构合理化”。孙中山的现代化思想符合历史的趋势和人民的愿望，“外察世界之潮流，内审中国之国情”。和今天相比较，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深度、广度、性质和规模上已大大超过孙中山当时所能达到的高度，但在内容上、方法上仍有许多相同或相近的地方，如沿海开发、河流治理、铁路建设、港口城市建设、农业矿业发展和边疆开发等很多方面。孙中山先生的理想规划，仍是我们今天经济建设中可以借鉴学习的思想财富。在现代化建设的方法、步骤和重点方面，孙中山先生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比较符合实际的主张。孙中山把经济建设看作革命胜利以后最重要、最根本的任务，主张全面采用机器生产、发展生产力。他说：“能开发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生产力则贫。从前在清政府之下，欲开发而不能，今共和告成，措施自由，产业之勃兴，可以预卜。”他对经济建设的前途十分乐观、充满信心。他认为经济建设必须对外开放，必须适应世界潮流并与国际接轨，积极引进外国资本、专业人才、机器设备和科学技术，以加快中国的经济建设步伐。他说：我无资本，利用外资；我无人才，利用外国人才；我无方法，利用外人方法。他竭力反对闭关锁国，但他利用外资、引进外国人才有一个原则，即“主权在我”，不能把主权丢失掉。这里涉及一个问题，有的论者认为外资引进太多，就会丧失主权，或难以保持主权。我个人的看法是：能否保持主权，关键在于如何引进、利用、管理、控制外来资本。如不引进外资，就无法学会利用、管理外资。外资引进的数量固然有关系，但不是决定性因素。当然这种顾虑提醒我们要看到引进外资和自力更生的辩证关系，要看到引进外资带来的一些问题，必须像孙中山先生说的那样“主权在我”，不能把现代化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外国人身上。

孙中山的实业计划经纬万端，涉及方方面面，而最强调的是发展铁路交通。他强调交通为实业之母，而铁路又为交通之母。辛亥革命后他希望十年内修建十万公里铁路，并为此而奔走，不遗余力。

孙中山的现代化方案不仅想到了建设兴利的一面，还想到了除弊防患的一面。在如何防止和对待建设以后产生的问题上，他看到了资本主义国家两极分化、贫富对立的现象，提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和发展国家资本。尽管这些仍有很多局限性，也没有能够实现，但毕竟表明孙中山思想中的超前性及其倾向于社会主义的理想。也正因为他有这种思想倾向，所以他在晚年能和共产党合作，提出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改造成为新三民主义。

三、会议十分重视研讨孙中山关于文化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的论述。孙中山曾说：“吾觉欲收革命之成功，又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尤其在革命受到挫折以后，他深深体会到唤醒民众、建立健全国民人格的重要性。他在《建国方略》中把心理建设列为第一篇。他强调心性文明的重要性，心性文明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文化科学知识。“知”在孙中山哲学思想中处在十分突出的地位。所谓“知难行易”，是针对当时社会上愚昧无知、迷信盲从，为了提倡科学、兴办教育、普及文化科学知识而提出来的。另一方面是道德。孙中山很重视道德，他说：“大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原故，起初的时候都是由于武力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扬，便能成功。但是要维持民族和国家的长久地位，还有道德问题，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他当时讲的“心性文明”，相当于今天讲的“精神文明”。他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以及建设精神文明的重要性，已有很深入的理解。

孙中山看到了国民性格和行为中的一些弱点，也看到了中国传统道德中的优秀部分。他提倡爱国、合群、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希望把被称为“一盘散沙”的老百姓变成团结有为、朝气蓬勃的公民，继承和改造旧道德，例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使古为今用，以之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健全国民人格，使中国成为讲文明、重道德、有礼貌的国家。孙中山的这些思想内涵丰富，与我们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大任务有密切关系，使我们倍感亲切。

孙中山先生还具有正确的中西文化观。他少年时到檀香山受过正规的西方教育，了解欧美国家的长处。他强调向外国学习，中国要赶上世界潮流必须“学欧美的长处，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对欧美文明必须采取开放态度”，但又强调对西方文明不能全部照搬。孙中山很熟悉并很注意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他把自己的思想归结为两个来源，归结为中西文化的整合，一是欧美学说，一是五千年来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传统。这次会议上有好几篇文章谈到古代民本思想和三民主义的关系，也有文章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在古代封建民本思想中，民不是主体，而是附庸。所谓爱民重民，是统治者的恩赐。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民有、民治、民享，民是主体。”我认为这个看法有道理，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众是主体，不是依附，不同于古代民本中的民，但不可否认这两者之间又有继承关系，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我想对思想史上的继承关系，都应该这样来理解，既不要把前后思想混为一谈，又要看到它们的联系。

此外，这次会议还涉及历史和现实的关系问题。孙中山先生是历史学界长期以来研究的热点，各方面的问题被很多专家反复地研究过，话似乎已经说得差不多了，但研究工作毕竟是不可穷尽的。这次会上提出了一些尚待深入探究的问题，如孙中山与农民、孙中山和日本的关系、孙中山对宗教的态度等。还有一些新的史料有待发掘，如最近公开的苏联藏共产国际档案中就有大量孙中山晚年活动的记载，英、法、德、日、美各国档案和私人信函、作品中也有很多史料，此外上海工部局档案中的史料也还没有被利用。由于时代的发展，研究者的视角不断变换，方法逐步改进，一些从前不受注意的问题会凸现出来，如近年来对孙中山《实业计划》、开放思想以及他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等的研究。还有运用社会史方法、心态史方法对孙中山的研究，也会得出有意义的新成果。这次会议上还涉及历史学如何为现实服务的问题。我同意这样一种意见，即历史科学可以为也应为现实服务，它对现实的借鉴功能是十分重要的，所谓“以史为鉴，可知兴衰”。但研究历史必须实事求是，把历史当作客观进程，根据唯物史观，科学地对待它，不要满足于因现实需要而去随意寻找个别的历史例证，更不允许歪曲、篡改历史。利用纪念活动来研究历史，不失为推动历史研究的好形式，好处就在于一段时间内把许多学者、专家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个问题上，这有利于研究的深入。但要防止一种倾向，不要因纪念而故意拔高或讳言缺点和不足。这次讨论孙中山就做得很好，既充分肯定了他的丰功伟绩，肯定了其思想的丰富性、先进性，也讲到了他的局限性和缺点。这并不是苛求前人，而是为了更全面、更科学地理解孙中山，更实事求是地评价他伟大的一生。

孙中山先生逝世70多年了，他没能看到中国革命的胜利，更来不及看到今天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孙中山一生为之奋斗的现代化理想正在中国大地上逐步实现，我们今天的事业正是孙中山等老一辈革命家为之奋斗的事业，他们的功绩、他们的思想值得我们永远怀念、永远学习，并将变成推动我们继续前进的强大动力。

注释

[*]原载《语冰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末署1996年。

世界一体化潮流中的桃源乐土[*]

2000年8月初，北京尚是暑热天气，我们中国史学会代表团，包括王忍之、金冲及、齐世荣、张椿年等十多位历史学家，登上去挪威奥斯陆的飞机，去参加第十九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史学界在对外开放的大形势下，和中断联系30年之久的国际历史学界恢复交往。1980年，夏鼐等同志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第十五届大会。此后，中国成为国际历史学会的正式成员。大会每五年轮流在世界各大城市举行一次，中国史学会代表团每次都应邀出席，与全世界大约二千名历史学家欢聚一堂，共话大家所关心的历史问题。今年已是第六次参加大会了，会址设在风光秀丽的北欧城市奥斯陆。

奥斯陆的气温低于北京，已进入天高气爽的秋季。从飞机舷窗下眺挪威，它是个森林满野、河湖遍布的国家，农田所占的比例很小，到处是葱绿的树林、草坪、浅蓝的湖泊、溪河，给大地披盖上淡雅的素装。听人介绍，挪威的资源、财富大抵和树林、湖海有关。国家的支柱产业是捕鱼、木材、造船、海上石油。挪威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的渔民，住在小木屋内，驾驶着自己打造的木船，出海捕捞，世世代代过着靠海谋生的生活。在古代，这里还以出剽悍的海盗而闻名，奥斯陆专门有一个海盗博物馆，陈列着一千多年来海盗的服饰、武器、船只、用具，参观者络绎不绝。这里各种古怪的陈列品，向参观者娓娓诉说历史上这一特殊群体的生活、习性和打劫行径，把听众带进一种神秘而又有点恐怖色彩的气氛中去。

奥斯陆是挪威的首都，是个不大的海湾城市，广阔而美丽的海湾是闻名的旅游胜地。海湾里停满众多的游艇，桅杆林立，缆索齐全，欧洲国家的许多历史学家就是乘坐自有的游艇，渡海前来奥斯陆赴会的。海湾中有小岛，遍布各种别墅，还有博物馆、餐馆、游乐场等等。奥斯陆人口不多，面积不大，街道不宽，富有欧洲传统中等城市的情调。公园很多，绿坪如毯，鲜花竞放，水泉喷涌，构成各种景观。市内较少高层建筑，更没有见到摩天大楼，却整齐清洁，尘泥不染。大街上许多鸽子缓步慢行，摇摇摆摆，与行人争道。业余乐手喜欢在街头吹奏演技，不时响起悠扬的琴声或笛声。

到达奥斯陆的第二天，我们就去会议场所报名注册。会场主要设在著名的奥斯陆大学内，大学在近郊区，离市中心不过十里地左右。大学内有十几座高楼大厦，恢宏壮丽，室内的装修、布置和设施都很精美而现代化，与市内建筑的传统古老情调大异其趣。这里有舒适、明亮的大会议室，但没有一个能容纳两千人听讲的大礼堂，因此，举行全体大会还得借用市政府的报告厅。我们住在市中心的旅馆内，每天乘坐地铁往返。我们国内，一二百人的会议已是大型会议，召开几千人的大会是很罕见的，在国外却经常举行这类大型学术会议。这类会议的好处有三点：第一，议题广泛，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各抒己见，充分地自由交换意见。有不少人参加会议只带耳朵去，既不写论文，也不作发言，只是聆听会议，了解学术信息。第二，结交宽广，可以认识很多朋友。人们来自天涯海角，南北西东，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种肤色，各类专业，可以结交和认识许多人，增强国际间的友谊和交流。第三，学术讨论与旅游相结合。世界性的旅游已成为全球风尚，会议在世界各地轮流召开，可以借参加学术会议之便，顺便观光和游览全世界，故各地学者对大会很感兴趣，趋之若鹜，而会议亦长盛不衰，历届会议参加的人数有上升的趋势。需要说明的是：绝大多数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学者都是自费参加会议的，故而无“公费旅游”之嫌。

此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讨论的主题有三：一是如何编写全世界的整体历史；二是时间和历史；三是历史学的功能。其下还有25个圆桌会议和20个专题会议，有各种各样的讨论，都是小型会议，任凭学者们自由选择参加。圆桌会议和专题会议的题目有：“近代化的使命”“20世纪历史学的总结”“家庭结构和婚姻变迁”“环境保护与人类生活”“文化交往与文化冲突”“经济交流与合作史”“太平洋世界的发展”“20世纪的穆斯林社会”“种族和民族——正在增长的世界冲突的根源”“世界性移民”“妥协、条约与和平”“18世纪的中国和世界”“半个世纪的冷战历史”“苏共历史档案的开放”等。这么多的会议和精彩的讨论题目，真让人目不暇接，不知道该上哪个会议去听。世界历史学家关心的正是这些当代人类生存和发展中的热点，关系到人们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而传统历史学所重视的战争场景、政治事件、英雄人物、典章制度退居于次要的地位。

这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给我十分深刻的印象：随着中国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历史在全世界人们心目中的分量大大加重了。这次有个圆桌会议，议题为“18世纪的中国和世界”，由中国代表团主持，这是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破天荒第一次，吸引来参加讨论和听讲的人达60人，是各个圆桌会议中人数较多的一个会议。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越来越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大家都希望能多多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所以参加听讲、进行提问、发表意见的人很踊跃。

第十九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讨论的三个最重要题目，共有30多篇论文，其中竟有5篇完全是讨论中国历史的，这5篇论文的题目是《中国和西方世界历史著作的比较研究》《从琉球到香港海域的变迁》《满洲和17世纪的红夷大炮》《中国历史学中的正统论》《褒贬与经世——中国传统历史学的功能》。世界历史学家对中国历史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兴趣，这是出乎我们意料的。

大会组织了一次旅游，向西到北海沿岸风景区卑尔根。我们的旅游队伍约一百人，随着一位女向导，乘坐火车，爬上高山，沿途都是森林、牧场、瀑布。火车在几个旅游点暂停，下车观光、用餐、购物、休息，这里是高寒地带，我们几乎穿上了冬装，地上有薄薄的积雪。到达终点以后，并不循原路返回，而是改乘游艇，从水道回奥斯陆。水路风光更加优美，两岸或是丛林峡谷，或是奇峰怪石，或是花木草坪，或是教堂农舍。我们在一条不断变换着景观的亮丽的风景线上遨游，游艇上欢声笑语，老相识，新朋友，相互问好致意，充满着浓郁的友谊。大家尽情呼吸着新鲜、湿润的空气，欣赏着大自然之美。傍晚，还吃了一顿风味餐鳕鱼，这是北欧国家的特产，味鲜肉嫩而少刺，加上高超的烹饪技术，人们开怀大嚼，大快朵颐。这次旅游，出发在早晨六时半，回到旅馆已是深夜十一点，可说大饱了眼福和口福，兴尽乃返。

这里有许多幽静的去处，你可以在海滨漫步，谛听海浪的拍击声，可以在林间小路徘徊，观赏小鸟的舞姿，没有人会惊动打扰你。这里的人们喜欢在露天设置的咖啡座上闲坐、看报、聊天、晒太阳，这时刚刚初秋，但奥斯陆人已经在户外晒太阳了，这大概是他们传统的生活习惯。宁静的气氛笼罩着城市，一切都按部就班，时间在缓慢的节奏中流逝。星期天中午，我独自在街头行走，忽然听得远处音乐喧天，人声嘈杂，走近一看，人群麇集，一个个彩服盛装，载歌载舞，有的还骑着骏马，穿着古代骑士服装。狭窄的街道上人流不断，正在举行舞会、音乐会、赛车会和各种即兴表演，广场上摆设许多地摊，销售土特产、食品和旅游纪念物，与平日里街道上的清冷寂寞形成强烈的反差。后来听说奥斯陆每个假日都有这类街头盛会，这可能是静极思动，以调节生活的节奏。

挪威人生活富裕、悠闲、舒适，国民平均收入每年达6万美元，这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几乎是天文数字，而且又是高福利国家，许多人随自己的爱好从事艺术、体育、收藏、旅行，不必为衣食而奔忙、发愁。可是征税极重，收入越高，征税越多，因此缩小了贫富差距。一位教授抱怨说，他所得薪金名义上高出他的助教五倍，而征税以后，实际所得，只高出一倍多。有人开玩笑说：这是一个吃洋大锅饭的国家。

挪威人得天独厚，生活幸福，他们好像是住在桃源乐土中的群体，远离战火，不识贫困饥饿为何物，却也有自己的苦恼。当前世界一体化的潮流汹涌澎湃，势不可当。而挪威人酷爱自己的家园，酷爱历史传统，竭力要保存自己的民族特色和独立性，希望置身于潮流之外。所以欧盟已成立多年，可包括挪威在内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全民投票，不参加欧盟，不使用欧元。他们凭借丰富的资源、高超的科学技术和僻处一隅的地理位置，成为生活在桃源乐土中的人民，悠然自得，与世无争。他们没有打扰过任何人，也不希望别人来打扰自己。挪威国家虽富，但是人口稀少，工业基础薄弱，市场狭隘，必须通过贸易和世界互通有无。挪威正在经济全球化的惊涛骇浪中受到冲击，它会走向何方？

当我告别挪威时，恋恋不舍地凝眸回望，内心蕴藏着一个疑团：这片幽静、美丽、富裕的国土将会发生什么变化？我情不自禁地为它的未来祝福。

注释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3期。

尊老崇文　抒写新篇[*]——在纪念北京市文史研究馆建馆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各位领导，各位馆员，各位来宾：

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度过了53周年华诞，今天，我们又迎来了北京市文史研究馆建馆50周年。首先，让我代表北京市文史研究馆向莅临今天这个纪念会的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的各位领导，向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的各位领导，向专程赴京参加我馆纪念活动的各地馆员、工作人员以及离开岗位的老领导、老同志表示亲切慰问，向多年来与馆员携手共事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致以亲切的问候和真挚的感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毛泽东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建议成立中央和各地文史研究馆，礼聘和安排一些学有专长的耆年宿学之士，利用他们的专长，发挥他们的余热，为正在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增添力量。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尊老敬贤的优良传统，体现了党和政府尊重人才、尊重知识的政策。这已成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创举。

文史馆是一个统战性、荣誉性的机构。它的设立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党和政府密切联系文化界党外人士，对于建设两个文明和推动祖国统一大业的进程起着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回顾北京市文史研究馆走过的50年历程，必将会推进新时期文史馆工作的开展，为首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坚持尊老崇文宗旨，50年来成果丰硕

北京市文史研究馆于1952年12月17日成立，自建馆至今，前后共聘任馆长3人、副馆长19人、馆员224人。首任馆长邢赞亭为著名无党派爱国人士，后兼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继任馆长张国基是著名华侨教育家、著名侨领，曾与毛泽东同学，早年加入新民学会，参加过南昌起义，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侨联主席、名誉主席。历年来所聘任的馆员大都是夙有声望的文人耆宿，学识渊博的专家学者，造诣颇深的画坛名人，以及社会各界名流。他们都是文学、艺术、历史、教育、体育、医学等各个学术领域里的专门人才，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他们有大量专著、译著和文史资料问世，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50年来，在党和国家三代领导集体的关怀下，北京市文史研究馆同全国各地文史研究馆一样不断发展、不断壮大，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北京市的历届市委、市政府领导都十分关心文史馆的生活和工作情况，经常来馆通报市情，走访和看望馆员。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国务院〔1988〕57号文件和国务院办公厅〔1995〕21号文件贯彻实施后，北京市文史研究馆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工作形式和内容发生了重要的、历史性的变化，对馆员的工作从生活服务型逐步转为工作服务型，努力为馆员提供和创造有利条件，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专长和优势，积极开展各种文史研究活动和多种社会公益活动，为繁荣文史研究、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推进“一国两制”、促进祖国统一以及首都各项事业的建设贡献力量。北京市文史研究馆的50年是不平凡的50年，是团结进步的50年，是做出积极贡献的50年。

二、致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积极为两个文明建设做贡献

文史研究馆是人民政府礼贤敬士之所，名流汇集之地。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北京市文史研究馆以国家有关文史馆工作的文件为政策依据，从实际出发，不断探索新时期文史馆工作的新特点，走出了新路子。

1．著书立说，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服务

文史馆馆员学识渊博，阅历丰富，饱经沧桑，深谙国情，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和深刻认识。他们通过著书立说、编史修志、艺术创作、授课讲学等多种方式，宣传爱国主义精神，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馆员撰写了大量文章、资料，发表在各种报刊上。许多馆员还出版了专著、译著、画册、诗集。

自1990年起，我馆开始编辑、出版了《京华风物》《耆年话沧桑》《传统花鸟画选》《书法篆刻选集》等文集、书画集，在建馆50年之际，又有大型画册《馆员书画作品选集》《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翊运集——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文选》等一批新书问世。我们于1992年创办了《北京文史》杂志，至今已出版19期，不仅为馆员发表笔记文章开辟了一个园地，而且对北京史、地、民俗的挖掘、整理及利用起了重要的传媒作用，扩大了文史馆的社会影响。

2．多种形式开展文史研究，用传统文化服务于社会

馆员的研究领域和专长各有不同，如何利用和发挥他们的优势与特长服务于社会，使他们的研究成果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是近年来我们探讨研究的一个新课题。为此，我们召开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书画的继承与创新”两个研讨会。书画家馆员对继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进行了研讨，提出了“参古定法，望今致奇”的观点和“珍重传统，敢于创新”的主张，对以笔墨为灵魂的中国画如何以新的面貌来切入当代生活而又不失民族特色，进行了认真的探讨。

我馆还先后主办了“宣南文化研讨会”“运河文化研讨会”，这些研讨活动对于保护首都文化遗产、合理规划城市建设、挖掘开发文化产业、实施“人文奥运”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3．开门办馆，开展公益活动，增强文史馆工作的活力

在初创时代，馆员以诗词唱和、书画雅集的活动形式，抒发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怀。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馆员队伍的变化，文史馆组织馆员走出馆门，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和社会实践，深入农村、工厂、部队，开展了笔会联谊、艺术辅导、外出采风、社会调查、文化下乡、义卖救灾等多项活动。

北京市文史研究馆注意加强同兄弟馆间的横向联系，多次组织馆员参加全国性的书画展览。90年代我馆曾主办了“三北地区文史馆工作座谈会”“迎接香港回归祖国书画联展”“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书画联展”等大型活动。我们同天津、河南、福建、贵州文史研究馆联合主办的“京、津、豫、闽、黔文史研究馆书画邀请展”也即将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开幕。

为丰富馆员的创作生活与实践，我们组织了许多采风活动，馆员通过采风活动饱览了祖国壮美河山，目睹了各地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和翻天覆地的变化，激发了创作热情，有的撰写文章，有的泼墨挥毫，创作了许多佳品。

长期以来我们坚持书画下乡、春节慰问农民、八一建军节慰问解放军等活动。在亚运会、大运会、世界环保日、支援西部大开发等国家重大活动期间，馆员都踊跃参加笔会，捐赠书画作品，表现了积极参与和支持的极大热忱。

1998年我国发生特大洪水灾害期间，文史馆举行书画赈灾笔会，将义卖获得的人民币6万元捐赠给灾区人民。馆员还多次慷慨解囊，通过文史馆向受灾地区捐款赠物，向希望工程和边远山区学校捐资助款达10余万元，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

4．加强与海外文化交流，促进祖国和平统一

文史馆馆员多数出身于名门望族，或生长在书香世家。他们家庭的许多成员、亲朋故旧生活在港澳台地区或定居在海外，彼此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馆员通过书信来往、探亲会友、出国访问、海外讲学、举办展览等多种形式加强与海外亲友的交往，为促进文化交流，引进资金和技术，推动祖国的和平统一，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馆员曾接待了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和港、澳、台地区的众多学者、朋友和亲属。并且馆员还访问了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韩国、俄罗斯等国家和中国台湾、澳门等地区。部分馆员还在国外举办了个人书画、摄影展。

5．抢救馆藏资料，给馆员建档立传，为社会留下宝贵财富

文史馆馆员大都家学渊源，亲身经历过重要历史时期，有些人还见证和参与了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和文化活动，馆员这个群体本身就是一部丰厚凝重的史料，他们的著作、作品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财富。把馆员从事创作和研究的成果尽可能完整、系统地保存起来，流传下去，是文史馆的重要工作职责和义务，是对子孙后代的重要贡献。这对继承传统、昭示后世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近年来，我们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对馆存的大量书籍、字画、音像资料、文书档案以及馆员资料进行了清查整理，特别是为每个馆员建立了资料库，并建档立传，由专人负责管理。

三、把握机遇、开拓创新，力争使文史馆工作再上新水平

新的世纪，世界已经迈入了知识经济的时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上的差距，实际上就是知识和人才的差距。文化要素在综合国力中所占的比重愈来愈大，它不仅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而且本身就已成为一个日趋庞大的产业。文史馆馆员年高德劭、群贤雅集，文史研究馆的建立不单纯是为了团结和发挥老年知识分子的作用，它对我们以几千年古国文明为基础，继承传统，不断创新，融入世界，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具有深远的意义，这正是21世纪文史研究馆存在的意义所在。新时期文史馆要迎接新的发展机遇，与时俱进，开拓思路，为繁荣先进文化承担起历史责任和文化使命。

1．树立创新意识，为繁荣先进文化贡献力量

先进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灵魂，是人类文化前进的必然方向。先进文化是以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基础，以不断的创新来保持其生命力的。江泽民同志曾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的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增强感召力。”

文史馆的宗旨是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弘扬包含了继承和扬弃，继承传统的目的是为了创新，传统脱离了创新就没有了生命力。“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求新思变的思想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繁荣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古代中国16世纪以前长期走在世界前列的内在支持。康乾盛世之所以成为落日的辉煌，其教训也正是由于当时的统治者夜郎自大，失去了创新精神所致。因此，无论是开展文史研究，还是书画创作，都必须不断地探索，在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的基础上开创出新的领域、内容和表现形式。如上所述，近年来我馆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今后要继续坚持走继承和创新相结合的道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一种吸收了世界各民族文化精华的，既有统一性又有多样性的世界必然出现。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将以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和独特民族风格成为世界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于祖国文化遗产应该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扬，做到古为今用；对于西方文化要注重取其长处，避其短处，做到洋为中用。这是中国文化前进的唯一正确方向。在繁荣先进文化方面，文史馆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义不容辞的责任。

2．树立开拓意识，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注入生机和活力

开拓思路、勇于创新是推进文史馆工作的持久动力。要立足于文史馆工作的特点和性质，围绕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创造文史馆工作的新思路，不断推出新举措，切实做到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我们要注重文史工作理论方面的研究和探讨，力求打破多年来形成的思维定式和工作方法，敢于解放思想，用创新的意识、科学的理论和稳妥谨慎的尝试，推动文史馆工作的新局面。我们要从馆员的队伍建设入手，充分利用首都人才荟萃的优势，面向社会，扩大视野，广聚贤达，善于发现并积极争取将符合馆员标准的各类代表性人士遴选到馆里来。力争形成一支研究领域广泛、界别齐全、专家学者人才如云、文史研究和书画创作两翼并举的馆员队伍，从而体现文史馆的工作性质和广泛性、多样性的统战工作方针。我们还要破除囿于局限、孤芳自赏的封闭状态，要走出馆门融入社会，在丰富的社会实践中开展文史研究和书画创作，将文史研究及书画创作同服务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结合，同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相结合，努力为社会和国家做出贡献。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和全国各兄弟文史馆之间的联系，开展经常性的请进来、走出去的学习研讨活动，交流馆务工作经验，开展具有实质性的广泛合作，真正体现全国文史馆是一家！

3．树立统战意识和服务意识，为贯彻“尊老崇文”的宗旨奠定牢固的基础

建立一支高素质的馆员队伍和一支有较强统战意识、服务意识的工作人员队伍是文史馆体现统战性、荣誉性，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基础和保证。

馆员是文史馆承担文史研究和书画创作的主体，参与各项社会活动和实践是文史馆开展工作的重要载体。正是由于馆员积极参加各种富有成效的社会活动和两个文明建设，才不断为文史馆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在社会上树立了文史馆的良好形象，提高了文史馆在社会上的影响和地位。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中央有关文件中馆员聘任的标准和条件，严格遵守和执行馆员的聘任程序。馆员的称号不仅代表着荣誉，更体现着责任。文史馆的设立充分体现了它是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决定了馆员应该是具有一定代表性，德、才、望兼备的老年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人士。他们不单高才硕学、披古通今，更应该能够为人师表、堪称典范。馆员的责任体现在能够时刻珍惜馆员的荣誉，以自己的学识和声望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繁荣新世纪的先进文化而尽心竭力。

文史馆的工作人员是为馆员服务、做好文史馆工作的基本力量，他们是“桥梁”和“纽带”。为了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文史馆已从生活服务型转变为工作服务型。这对工作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全面提高工作人员的自身素质，才能保证为馆员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文史馆的工作人员要自觉树立政治意识、统战意识、学习意识、创新意识和服务意识，这是抓好机关建设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工作人员要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要有良好的道德修养，要有较强的协调能力，要有广泛的爱好，要有较强的亲和力，只有这样，才能使文史馆的各项工作适应新世纪的要求，为馆员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优质服务。

各位领导，各位同仁，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我们衷心预祝大会开得圆满成功！这次大会必将成为全面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会议。文史馆今后的工作任重道远，但我们一定要满怀信心，勇于开拓创新，机遇和挑战同在，困难与成功并存。让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以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我们的工作，团结进取，更好地发挥文史馆的优势和作用，为创立和弘扬先进文化、全面繁荣首都文化事业、促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我们的贡献。

谢谢大家！

注释

[*]原载《涓水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末署2002年10月18日。

三百年沧桑的历史见证[*]

这次来承德参加国际清史研讨会，非常高兴。我跟承德很有缘分，第一次到承德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接待我们的是地委书记袁震、宣传部部长翟向东。那个时候的避暑山庄满目疮痍，里面住着很多人，有老百姓、军人等各色人，有医院、学校、民居。那时是准备恢复的阶段，要把许多单位、住户搬迁出去，任务很艰巨。后来避暑山庄建庄二百八十周年、二百九十周年我都参加了（学术会），所以说我和承德缘分很深。

承德是清代第二个政治中心，是历史上中国强大、繁荣、统一、安定的象征。三百年来，避暑山庄和祖国一起经历了屈辱、苦难的岁月，可以说避暑山庄是中国三百年来发展的见证。中国很早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但统一的规模程度不同，汉唐的统一与清朝的统一就有很大的不同。清朝的行政管理到达了边疆地区。有了和平统一的局面，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如果没有统一，老百姓生活得不到保障，就会流离失所，灾难深重，所以老百姓有句俗语：“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乱世的苦难特别深重，跟历朝历代相比，清朝可以说在历史上统一的规模、程度都比较巩固，老百姓的生活相对比较好一点。而今日中国的版图就是在这个时候确定的，康、雍、乾三世中国的国土面积达到1 300万平方公里，现在是960多万平方公里，东至东海之滨，包括库页岛、台湾岛，西到西藏、新疆，直到中亚细亚，南到南沙群岛的广大海域，北至外兴安岭，清朝的中央政权号令能够贯彻到全中国。

避暑山庄建庄已有三百年。第一个一百年内，中原地区没有大的战争，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很快，工农业生产达到很高的水平。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但质量不行，因为人多地大，人均水平赶不上英国。文化上也有大的举措，像《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等大规模的文化活动有很多。所以当时的经济、文化在全世界名列前茅。

避暑山庄兴建的时候清朝正逐步走向统一，避暑山庄为中国的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它的修建有避暑、休闲的目的，但更重要的是为了政治。避暑山庄是清朝接近边疆的决策指挥之地，是接待少数民族王公的地方，是安抚少数民族的地方。外八庙也都属于这一类建筑，它就是为了让少数民族王公来朝拜，皇帝每年到这里来与少数民族王公一起举行宴会、娱乐、赏赐等盛大的集会，所以康、乾两个皇帝每年都在山庄待很长时间，好多重大的事件都在山庄发生，好多重要的人物都到过山庄，当年山庄可谓是繁荣热闹。如招抚达什达瓦部、召见阿睦尔撒纳等，土尔扈特回归也是在这儿接见的，六世班禅也是在这里接见的，然后到了北京。安南国王阮光平、哈萨克领袖阿布莱都到过山庄，英国公使马戛尔尼也到过山庄。这些盛大的场面避暑山庄都经历了，所以避暑山庄的第一个一百年是建立、辉煌、光彩的一百年。

第二个一百年是19世纪，中国从封建社会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忧外患，国无宁日。两次鸦片战争，英国打开中国大门，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再加上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所以第二个一百年是中国长期受侵略者蹂躏的时期。咸丰皇帝逃到山庄，死在山庄，屈辱的《北京条约》是在这里签订的。中国由于落后、保守、闭塞而受列强欺辱，19世纪是中国挨打的时期。慈禧太后在这里策划辛酉政变，夺取政权，杀掉肃顺等上台，由此形成了晚清将近半个世纪的专制统治。这一百年是多灾多难的一百年，避暑山庄也经历了屈辱苦难的一百年，山庄停建了，皇帝也不来了，最后一个来这儿的皇帝是咸丰。

第三个一百年是20世纪，中国人民觉醒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又进行了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全国解放战争，长期进行奋斗。20世纪前半个世纪，山庄也是遇到了很多的灾难，军阀战争中汤玉麟占领了热河，后来日本军占领了山庄，把须弥福寿之庙金顶上的金子都刮走了，所以我第一次来看到的须弥福寿之庙的金顶不像个样，遭到了破坏。但后来打败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避暑山庄又回到了人民的手里，修复了身上的创伤。尤其是改革开放后，避暑山庄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国家投入了很多的力量，70年代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风景很美，但庭院、庙宇、佛像都破坏得很厉害。我去年来的时候，感觉变化很大，已经整修出一个观光、旅游、休息的非常好的地方。

所以山庄经历的三百年，可以说第一个一百年是光辉的一百年，第二个一百年是屈辱的一百年，第三个一百年是复兴的一百年。这也象征着我们祖国的历史命运，经历了长期的风风雨雨，沧桑巨变，今天的避暑山庄大不相同，面貌焕然一新。

三百年来避暑山庄与祖国共呼吸、同命运。今天的中国正走向富裕繁荣，中国的前途无可限量，山庄的明天也是无可限量、无比美好。所以我预祝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预祝避暑山庄进入第四个一百年会更加美丽、更加辉煌，前途无限光明！

注释

[*]原载《清史研究与避暑山庄》，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系2003年“清史研究与避暑山庄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在第三届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的致辞[*]

各位专家，各位贵宾：

今年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80华诞，能够有机会参加这次会议，我非常高兴。因为一史馆是我们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亲密的伙伴，关系密切，休戚与共；一史馆是我们编委会的依靠，是我们的坚强支柱。可以说没有一史馆的工作，我们的编史工作也没有办法进行。自从清史工程启动以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全力以赴，投入力量，支持编委会工作，聘请几十位专家和工作人员，紧张地整理档案、录入档案，供清史工程使用。所以在这里我由衷地感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领导和全体同志。

回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本身和它的历史，感慨极多。档案馆同我们国家是同命运、共呼吸，国家有难，档案工作就萧条；国家兴旺，档案工作就健康发展。这恐怕是历史规律，在清时期是这样，在民国初年也是这样。

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该院下设古物馆和图书馆，图书馆下面又分设图书部和文献部，后者专门管理档案，设在故宫的南三所，就是档案馆的前身。这样我们巨大的档案财富就归属于国家，就有人来管理照料了。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十分重视档案。档案获得了新生，档案馆独立建制，即从故宫分离出来，成为独立单位，后归国家档案局领导，是在1955年。从此以后，中国的档案工作出现了新的面貌，突飞猛进，档案工作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档案过去分散得很厉害，这个时候动用国家的力量回收档案，共400多万件。原来放在故宫里面的有500多万件，加起来有1 000多万件。从此档案工作走上了正轨，建立了一个数量丰富、价值珍贵、规模巨大的档案馆，这是档案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了。1975年建设了西华门档案馆大楼，到现在已有30多年了，保管条件好了，借阅条件也好了，研究工作、出版工作发展得也相当快，刚才邢馆长讲出版图书共计50多种4亿字，4亿字相当于半部《四库全书》，而《四库全书》当年用了4 200多人抄了5年才完成。

今年可以说是双喜临门，华诞80周年，现在又准备要建新馆了，因为旧馆又不够用了，设备也陈旧了，听说已做好了规划。可喜可贺啊！一步一步地往前发展，可见档案和国家命运是连在一起的。国家有难，档案当时真是惨啊，被偷、被盗、被抢、被烧，颠沛流离。现在呢，国家逐渐富强起来，档案工作蒸蒸日上，前程似锦，所以我预祝今后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国家的档案工作一定会越做越好，乘风破浪，更快前进。

注释

[*]原载《历史档案》，2006年第1期。末署2005年9月20日。

在“王朝宫廷比较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我首先要欢迎许多国外的专家不远万里来到避暑山庄，参加宫廷史会议，一起来探讨世界各国宫廷的情况，同时我也要感谢避暑山庄的主人——承德市文物局的师局长对于这次会议的盛情准备和热情款待。

避暑山庄是清朝从18世纪开始兴建的一组宫殿园林，这里风景秀美，山川秀丽，树林茂密，是非常理想的避暑胜地，经过18世纪一百多年的经营，这里成为一个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行宫和皇家园林。外边还有外八庙等许多寺庙围绕着行宫，气势宏伟，壮观美丽。今天这里已经成为世界上著名的游览胜地，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避暑山庄不仅是美丽的宫殿园林，而且也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这里被称为清代第二个政治中心，是中华民族完成统一大业的历史见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口数目巨大、民族众多、疆域辽阔的大国。古代中国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居住在北方、西北、西南地区的游牧民族，比如蒙古族、满族、藏族等；另一部分是农耕民族。这两个民族争斗了几千年，构成了中国历史非常重要的内容，游牧民族曾经多次进入中原，又被农耕民族驱逐出去，形成了几千年拉锯的局面。汉族建造了长城，阻挡游牧民族的南下。在这样一条历史长河中，不仅有民族的斗争，也有民族间的交流和融合，很多次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建立王朝以后，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和汉族通婚，接受汉族文化的熏陶，民族的痕迹逐渐消退，发生了民族之间自然的融合。到了清朝，到了18世纪，历史的机遇终于到来，满族是一个半农耕半游牧的民族，进入中原地区以后，凭借中原地区丰裕的物产财富，以这个地区为舞台，进行了全国的统一事业。17－18世纪，清朝致力于全中国的统一，先后在中国的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云南、贵州等地，使用政治和军事手段，进行了全国的统一。其政治指挥中心就设在这个地方。每次练兵就在距离这里不远的木兰围场练兵。每次政治、军事的决策都在避暑山庄。每次招抚少数民族的首领、上层人士，进行赏赐、见面，讨论国计、联络感情，也都在这个地方。不仅对本国少数民族如此，而且国外的使者到中国来，也都在避暑山庄接见。如接见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越南国王、哈萨克的领袖，以及朝鲜、琉球、荷兰、缅甸、俄国的使者，都是在承德进行接待工作。清朝的康熙和乾隆是非常有名的皇帝，他们两个在位总共121年之久。康熙的晚年经常住在避暑山庄；乾隆在位60年，到避暑山庄一共53次，可见次数之频繁。

避暑山庄的兴建，不仅是为了避暑和游览，而且是为了处理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处理国家统一的大计，有远大的政治目的。这里是中国进行统一活动的桥梁。因为当时西、北少数民族不习惯中原的气候，不习惯进入北京，进入北京的西、北少数民族常常会传染天花，染病身亡，但是承德天气比较凉爽，没有天花传染病。比如满人的顺治皇帝就在北京死于天花，康熙也出过天花，康熙一共有35个儿子，其中有十几个儿子死于天花，可以想见天花对于西、北少数民族的威胁之大，所以不能让西、北少数民族到北京去。为了保护西、北少数民族，就在这个地方建了一座行宫，来接待西、北少数民族。当时居住在长城以外的蒙古部落的首领和牧民，每年都会有很多人赶着牛羊，携带着全家老小，到承德来，和皇帝见面。可见这个地方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建立联系和相互交流的重要地方。因此这里是中国的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相互加强接触、逐渐融合的地方，也是中华民族统一和逐步形成的历史见证。它的历史意义、政治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这次各位专家学者到承德来，可以看一看300年前清朝的帝王在这里建造的宫殿，雕梁画栋，非常宏伟，也可以看一看这里的青山绿水，风景非常优美，也可以体会一下300年前对全中国进行统一事业的艰辛和困难，以及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凝聚力的增加，也可以把避暑山庄和其他世界各国著名的首都、著名的宫殿进行比较，来推进我们的认识。敬祝大家身心愉快，度过一个美好的讨论、观光、游览的时光，敬祝这次会议圆满成功。

注释

[*]2006年9月27日。

清史研究所建所三十周年感言[*]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走过了风风雨雨的三十年，目前，它的许多研究人员正全力以赴投入国家重点学术工程清史的编纂之中。

清史是历史学科中年轻的分支，它历时三百年，内容丰富，资料浩瀚，变化迅速，道路曲折。它显示过自己耀眼的光辉而又充满了许多苦难与屈辱，清朝覆亡刚刚九十六年，距离今天很近，和现实的关系极为密切，它所包含的经验、教训对今天有着重大的启迪教育意义。

历史是包罗万象的关于人类过去的学问，现实从过去而来，植根于过去之中，要透彻理解现实，必须向过去求教。为了揭开现实的面纱，分辨那些朦胧混乱的现实问题，明智的观察者常常需要退后几步，去观察它在过去历史时段中的存在形式。一个能够很好地反思自己过去的民族才会拥有光明的未来。

过去的历史可以教会人们能够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以及不可做什么，而这只有在人类过去获得了怎样的失败，并经过总结反思之后才有可能，这就是我们今天致力于研究和撰述清史的原因。

注释

[*]原载《清史研究》，2008年第3期。

致季老（羡林）[*]［2001年3月27日］

季老惠鉴：

久违芝仪，伏维起居安泰，步履康宁，是所至祷。

今为促进大型《清史》之编纂工作，拟于四月五日上午邀请学界耆宿，共筹长策。有清一代，史事繁复，勒成信史，殊为艰巨。季老德高学富，泰山北斗，众所仰止，对修史盛事，当甚关注。仰恳拨冗光临，剀切指导，俾后学得获规矩，有所遵循，不胜感谢之至。附奉材料一份，略述《清史》编纂之缘起，以供参考。

专此即颂

春祺

戴逸

2001年3月27日

注释

[*]原载《涓水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致茅海建[*]［2002年3月］

海建先生：

大作洋洋洒洒，十余万言。穷两日之力，拜诵一过，深受启发。尊文内容精深，广征博引，方法绵密，考评严谨，结论大多可信，为不可多得之佳作，给戊戌变法史研究重要的总结与推动，功不可没，可敬可佩。近日报刊文章，多染浮躁之风，出处不详，引证不广，华而不实，立论武断，无丰富之史料，无创新之见解。先生之作，令人耳目一新，对学风文风当有所匡正。所论问题，十分具体，小中见大，材料极为丰富。勘对细致，娓娓论述，谈来如剥笋抽丝，步步入扣，引人入胜，饶有兴趣，故能一气读毕而不觉其冗长烦琐。

有几点小意见，供参考。

（1）第二节所言“事后报告制度”“事前请示制度”，用“制度”二字，分量似乎太重。太后干政，为违反清朝祖制之举，亦不敢明立某种固定的制度。折片上呈慈览，只可认为是垂帘所遗留的“旧例”“惯例”。制度者，一旦确立，不能轻易改制（如大作66页称，清代处死刑，必须经冬审勾决。故六君子不行审讯行刑为违制，上谕特详加解释）。而“旧例”“惯例”无严格之约束力，故常有破例“不呈慈览”者。

（2）称帝后权力关系，太后有监督权。当时实际上光绪备受太后制约，但亦难以明确有监督权。“上呈慈览”表明太后对大事有明确的“知情权”与“介入权”（可与皇帝议论政务，进行干涉。清前期后妃并无这类权力，如乾隆对生母很孝顺，有一次母亲说，市内某庙宇破损太甚，令帝修葺。乾隆虽遵母命修葺，但严责外戚和太监不应将市井琐事，上达母后天听）。至于重大政务，更无“知情之权”。

（3）文中引周传儒听梁启超谈天津阅兵欲行废立之事，此事非梁晚年才出口。当变法时，梁启超即曾屡言之，他给夏曾佑书信中说：“惜覃溪（指翁同龢）以阻天津之幸，至见摈逐。”“常熟去国，最为大关键。此间极知其故，然不能形诸笔墨。”（光绪二十四年九月，《戊戌变法》二，542页）梁很早就言之凿凿，似非康、梁所造谣言，也可能“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4）政变虽为突发事件，然而有渐进演化之过程。其初只是知情权、介入权，稍后意见分歧、冲突、争执，直接插手政务（如令二品以上大员谢恩、翁同龢罢官），更后取得认可权（大事须事先请示），限制皇帝权力，至捕拿康有为及其他人，最后禁锢光绪，完成政变。这是一个矛盾激化逐步升级的过程。因之难以确定政变发生在哪一天。

（5）47页谓伊藤觐见决定于八月初三，时间仓促似不可能。去颐和园尚需几天前通知，何况如此大事。且此事须与伊藤商议。伊藤觐见事，当时虽议论纷纷，但对促成政变并非主要因素。

（6）初五以后，帝后有一次重大争论之说，难以成立。争论应在以前，帝早有“朕位且不保之诏”。

我阅读匆忙，既未核对史料，亦未详细推敲，仅是一些粗浅印象。管见所及，录之以备参考，先生一笑览之可也。

专此即颂

春安

戴逸

2002年3月

注释

[*]原载《涓水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致郭成康、陈其泰[*]［2003年］

成康、其泰同志：

两函均收到，修改后之《清史目录》第五稿更趋完善，较第四稿大有改进，足见体例组同志缜密研究，一丝不苟，思虑精详，甚感甚佩。所加说明，亦简明扼要，可以照此印发第五稿，作为25日会议之文件。

唯《清史》六个部分之名称，尚需斟酌，希望仍按第四稿之名称印发。成康信中所谈，言之虽亦成理，但细加推敲，尚于义未安。“典志”之名，虽郑樵以典统志，似分上下二层，但核之古义，实指典章制度与历史掌故之书。《三国志·魏志·程昱传》曰：“远览典志，近视秦汉。”典指典籍，志为各方之书，并无分层之义。

讨论意见中，谓志记典章制度，专史不能入志，此意见可不采纳。按《周礼》郑玄注：“志，记也，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梼杌》。”《春秋》《乘》非专史而何？故典志之名可用，不必讳言。图录之名称，亦不必改。图录古代为图谶、符命之书。蔡邕《太尉汝南李公碑》云：“奕世载德，名昭图录。”章太炎《驳康有为政见书》云：“图录有征，符命可信。”可见，图录为古今常用之名称，可以沿用。如果改成纪、传、表、志、通纪、编年名称，有用一字，有用二字，未能整齐划一，于例欠妥，不如仍用原名。传可用传记或列传，表可用史表，均为二字。鄙见当否，请裁酌。肃此奉告。

即颂

秋安

戴逸

2003年

注释

[*]原载《涓水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致祁龙威[*]［2004年2月4日］

龙威砚兄如握：

今日接奉来翰，读尊著《重印〈越缦堂日记〉序》。此书名噪学界，昔日以未睹全豹为憾，今广陵书社斥资将全书影印出版，嘉惠士林不浅。

越缦老人学识渊博，但贫困潦倒，秉性狷介，时有愤世嫉俗之语，观尊作所引数条，已可见其对官场世态之揭露，确实入木三分，淋漓尽致。

弟承乏《清史》重任，如挟山过海，心有余而力不足，时怀履冰之念。桑榆已晚，犹欲老骥奋蹄，与青年才俊，逐队争先，不亦难乎？弟之际遇心境，必在吾兄烛照之中。

窃思清史中之异说极多，昔孟森、罗尔纲等先生多所论述，评论考证，厥功甚伟。异说纷纭，徒乱耳目，无所适从。弟欲仿司马温公《通鉴考异》之例，撰写《清史考异》一书。其内容有：（1）可将以往前辈已提出或已解决之问题，如雍正夺嫡、洪大全等作介绍；（2）亦可提出新问题，或胪列众说，不作判断，或自出机杼，折衷一是。我已与参加写作《清史》者商议，必须就自己所写范围中，撰若干条“考异”，以备采择。不知此计划能否完成？

但撰写此书难度甚大，必当有人专司其事，而此人必须有渊博之清史知识，有考证之基本功底，又须文笔清通简洁。求索再三，虽学人百千在前，而难得其选，彷徨无计，仰屋嗟叹！岂我交往不广难能物色乎，抑我有眼无珠不识真才乎？昔韩愈叹息：“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但望今世有伯乐复出，推毂荐引，助我鼎力。我兄久居南中，与史界交往极广，声气相应，夹袋中必有人才。万望掬诚相告，举贤荐能，是所至愿。

专此即颂

春安

戴逸

2004年2月4日

注释

[*]原载《涓水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答传记组同志问[*]［2004年2月16日］

问：光宣时代3卷人物传，共300人，实际上没有这样多，可以减去1卷吗？

答：光宣时下接20世纪，此段历史包括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晚清新政、辛亥革命等重大史事，人物较多，是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始时期，两卷恐不足容纳。《清史稿》为光宣人物立传较少，因为《清史稿》系民国初年编纂，按照“生不立传”的原则，故未立传，我们应将其纳入新修的《清史》中。如晚清、民国之间人物可以立传者甚多，据记忆所及，胪列60余人如下。此60余人，有若干人可不立传，有若干人可入类传，尚有若干思考未及，举此例可见应考虑入传人物甚多。

如果编纂过程中，确无300人之数，可将同治朝若干人移充光绪卷一，改名同光卷。

以下附清朝进入民国之人名录60余人（不完全，如袁世凯、徐世昌、岑春煊、张謇等未列，《清史稿》中有传者亦未列）。

光绪宣统卷人物（生活至民国，少数《清史稿》有传）：

载沣　奕劻　善耆　载振　溥儁　载洵　载涛　溥伟　世续　那桐　荣庆　崇礼　溥良　毓朗　绍英　魏光焘　锡良　陶模　陈夔龙　周馥　升允　张人骏　奎俊　瑞澂　张鸣岐　李准　王之春　柯逢时　聂缉椝　张曾敭　林绍年　袁大化　庞鸿书　钱能训　赵尔巽　柯劭忞　沈家本（民国二年卒）

王闿运（民国五年卒）　缪荃孙（民国八年卒）

杨守敬（民国四年卒）　陈宝琛（溥仪之师）

叶昌炽（民国六年卒）　樊增祥（民国二十年卒）

沈曾植（民国十年卒）　林纾（民国十三年卒）

严复（民国十年卒）　范当世　陈衍（民国二十六年卒）

唐国安（清华第一任堂长、首批留美学生）

李瑞清（民国七年卒）　夏曾佑（民国十三年卒）

姚永概（民国十二年卒）　易顺鼎（民国九年卒）

康有为（民国十六年卒）　刘师培（民国八年卒）

王先谦（民国七年卒）　陈三立　吴士鑑　金梁　吴汝纶　张彪　梁鼎芬　恽毓鼎　叶德辉　蔡锡勇　赵凤昌

2004年2月16日

注释

[*]原载《涓水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写给魏玮小朋友的一封信[*]［2004年2月23日］

魏玮小朋友：

你好！看到你的来信，我非常高兴。你小小年纪，就关心到雍正继位这一历史疑谜，可见你读书之多，对历史兴趣之浓，希望你更加努力，求得进步。

康熙确是一位历史上有作为的皇帝，但他一生的重大失误之一就是未能妥善处理接班人问题。他有许多儿子，均英武能干，怀抱雄心。康熙早已立了太子，而身体健康，在位时久，太子久久不能继立，心怀怨望。康熙废太子，遂开诸皇子觊觎帝位之渐。你信中所录康熙遗诏，是他死后由雍正等发出，非他生前所立。种种迹象表明，康熙生前颇属意于皇十四子允禵，命他领兵西征，以资历练。康熙虽已年老，但死前不久尚能赴热河、南苑打猎，他自己未料到会死得那样突然，故未及召允禵回来。至于康熙喜爱乾隆，事诚有之，但康熙孙辈甚多，他最喜欢的孙子应是废太子之子弘晳，其他皇子皇孙自幼养育宫中者很多，而乾隆活到十二岁，康熙还不认得他。五月间是一次偶然机会，他看到了乾隆，因背诵《爱莲说》而得宠爱，夏天带往热河围猎，至十一月康熙突然病死。时间仅半年，短短接触时间，不见得就解决积存在康熙心中几十年之久的接班人问题。这方面的资料，浩如烟海，有利于雍正的有，不利于雍正的亦有。史学界分成两派，争论不休，连篇累牍。我想你如有兴趣，将来定会阅读到。斧声烛影，千古之疑。目前，争论双方均难拿出铁证解决此公案。

我读了你的来信，非常喜欢，故不惮老眼昏花，亲笔草此复信，略述梗概，笔难尽意。

即致

敬礼

戴逸

2004年2月23日

注释

[*]原载《涓水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致杨国强[*]［2004年5月10日］

杨国强先生钧鉴：

久闻阁下令名，惟缘悭未曾睹面。近读尊著《百年嬗蜕》，笔底雕龙，才高倚马，思畅句炼，自成一家。兹因《清史》启动，此为国家新世纪之标志性工程，必当延请才俊，成此事业。通纪部分为全书之核心，其中同光时洋务自强一卷（约40万字，1864—1895年，期限4年），尚缺人执笔，环顾宇内，阁下应推首选，甚盼能承担此责。以阁下之宿学隽才，龙腾虎跳，出手撰述，必能得心应手，挥洒自如。所有写作之要求与条件，请潘振平先生详细奉告。寸衷殷切，伏祈犀鉴。如肯拨冗参与，援手推挽，不胜感激，当重金礼聘，于秋后详议签约。肃此恭候复音。

敬祝

撰安

戴逸

2004年5月10日

注释

[*]原载《涓水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致陈祖武[*]［2004年5月23日］

陈祖武先生台鉴：

日前编纂委员会会议期间，因冗事缠身，未能抽暇详谈衷曲，颇以为憾。仆自承乏史职，时怀惴惴，自审才驽学浅，难负重任。深盼阁下出手相助，匡我不逮。阁下致力经史，才富学醇，对清代学术研究极有心得。昔读尊著多种，颇为倾倒。贵所又多隽才学士，知多识广，学养俱优，激芳扬芬，播馨驰誉，皆一时俊彦。今《清史》传记部分之类传《学术》一卷尚无人承担，阁下如俯允领衔此卷，适与专业相合，未知肯屈就否？如能得阁下一诺，仆欢忭快慰，感谢无既。阁下与贵所同人联袂出山，发挥宏才，必能卓荦成章，为史卷增色。谨展示诚悃，肃缄敦请，深盼阁下承担此卷，幸甚！幸甚！

即候

夏祺

戴逸

2004年5月23日

注释

[*]原载《涓水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致张海军[*]［2004年6月7日］

《文汇读书周报》主编转

特约撰稿张海军先生：

你们好！我在《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6月4日读到张海军先生所写《山西发现八十余封北洋军政要员信札》一文，很感兴趣。写信人物均为清末民初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员，所谈史事为当时重要事件，深恐这些珍贵资料或有散失，不知这些信函现存于何处？保管者何人或何单位？地址、电话、邮编为何？愿闻其详。深盼张海军先生来函告知。冒昧渎请，不胜感谢之至。

专此即颂

夏祺

戴逸

2004年6月7日

附录：山西发现八十余封北洋军政要员信札

张海军

81封北洋时期军政要员、社会名流的信札原件，最近在山西浑源县被民间收藏家发现。这批信札对一系列军政重大历史事件多有涉及，极具史料和文献价值。

这批由不同信笺组成的信札，全部裱贴在一大开本民国时期油印教科书《东西洋伦理学》上。浑源当地一位中医在整理祖上留下的故物时发现了这批信札并将其散出。写信人共涉及四十七位民国北洋名人，其中既有段祺瑞执政时期的皖、闽两派代表人物徐树铮、曾毓隽，又有北洋武力中坚李兆珍、吴焘、王怀庆、李毓芬、姜桂题、言敦源、倪嗣冲、吴凤岭及社会名流马玉昆、曾广銮、钱明训等人的信札。同时，时任督办军务处帮办的庆亲王奕劻亲笔信也包括在内。据初步考证，此批信札收件人为民初曾任多伦镇守使、察哈尔省都统的福建人王懋澄。

这批信札涉及内容广泛，诸如袁世凯与段祺瑞之间的政治关系；兵部设陆军部收回北洋六镇后“士官派”与北洋“武备派”的纷争；袁世凯旧部在北洋六镇整编后相互勾结、伺机再起的密谋；还有督军团成立后，各省督军之间如皖派、直派代表人物之间与各省军阀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以及王士珍内阁下台、段祺瑞上台后发生的“河间、合肥争攘权力”时秦皇岛截械一事的过程和北洋军阀在热河、察哈尔与山海关内外的军事部署等。

民初北洋党政要人信中对一系列军政重大历史事件多有涉及，因是私交同僚间的信函，且信主多为事件的亲历者或参与者，间或因写信人身份特殊和洞悉时政内情，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史实，如张勋复辟，铁良与陆军部的相互钳制，奕劻拉拢军阀势力，徐树铮与倪嗣冲、曾毓隽就截械达成共识等，信中均有述及。这批信札大多可取可信，可作史料钩沉，为研究近代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历史提供了又一实物佐证。

注释

[*]原载《涓水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致柯愈春[*]［2004年7月29日］

愈春先生台鉴：

适奉手书，感承关注。我因赴大连休息，故复信迟延，甚歉。回首当年与先生晤谈诗文集之事，岁月电驰，已同隔世，不胜沧桑之感。仆以老朽之年，承乏史职，才疏任重，常怀临渊履冰之惕，深望当世饱学之士，援手推挽，共成宏业。先生质醇行谨，学富思精，倾毕生之力浸渍于清人诗文集中，胸罗万卷，学富五车，见识之广，当世无双。前岁尊著出版时，口碑载道，誉满学林。闻先生编此著作时，尚得副产品清人小传数逾十万人，故请潘振平诚邀先生出任《清代人物辞典》之职，韫椟而藏，珠光不掩，及锋而试，剑鞘长鸣。唯先生谦冲自抑，以衰病辞谢。仆自当遵命恭听，但憾失真才于交臂耳！

先生来文以研究之三项目见告，可见先生读书时处处留意，故多收获。其中《杨大瓢集》一项甚有意义。昔研究《尼布楚条约》时，读杨宾所著《柳边纪略》一书，赞叹此书内容丰富，于边徼见闻记载真切，可备史乘采集，又文笔简净，可读性强。后又知其工于书法，字体遒劲。但杨宾此人之籍贯、踪迹、行事、思想，懵然不知，知堂老人曾加推许，其诗文烬余尚有50万字，必有可观。如能收集出版，或影印或校点，当可有助于修史，兼能保护文化遗产，阐扬幽光，实功德无量，意义深远。

我已将尊函交文献组陈桦同志（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处理。专此奉复。

即候

夏安

戴逸

2004年7月29日

注释

[*]原载《涓水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致任老（继愈）[*]［2004年8月27日］

继愈先生钧鉴：

收到《中华大典·文学典》明文学部分样稿，我因患足疾，病卧床榻，不能详读，又不能参加会议，谨向您告假。现粗加阅览，略陈己见。

明文学之编者，读书颇多，为后学指引蹊径，功不可没。所选段落亦甚有见地，如849页汤显祖、1056页袁宏道之传记，不选《明史》本传，而选郑迪光所撰传与袁中道之《行状》，尤以中道《行状》写其兄事迹甚详明，极富感情，是难得之佳作。

又《文学典》体例，不写本人事功，而陈子龙之传记逸事写陈死节之事，此为必不可少之文，编者不为成例所拘，甚是。

但明文学甚丰富，可能为字数所限，引书尚感狭窄。昔读宋文学部苏轼七十万字而明归有光仅两万字，汤显祖仅三万五千字，多寡悬殊，似失平衡。清人评论明文学之书甚多，样稿中反映较少，尤以清中叶后仅引《啸亭杂录》《越缦堂日记》《苌楚斋随笔》数种。清代桐城派，以文章宗主自居，对明代诗文论述极多，如梅曾亮、管同、姚莹、张裕钊、吴汝纶等桐城名家，以及诗人叶燮、袁枚、陈三立、陈衍等议论诗文法则，古今派别不一而足，样稿中均未引述，仅见方苞一人之评语，又见转引刘声木《苌楚斋随笔》中姚鼐之语（503页），既转引刘声木，何不直接引姚氏之《惜抱轩集》。

大醇之中，难免小疵，以下引疑问数条：

88页，《列朝诗集》，文中又作《历朝诗集》。“历”与“列”，以何为准？

89页，《列朝诗集》，《苌楚斋随笔·钱谦益》约600字。除起始100字外，皆为诋毁钱牧斋之词，与《列朝诗集》本题无涉，似可删汰。

140页，《续玉笥诗谈》第二行“交□传诵”，应为“交口传诵”。

109～111页，《明文海》将《四库总目》置于黄宗羲、黄百家、徐秉义之前，应以时间排序，《四库总目》应放置于后。

以上浅俚之见，仅供参考。

谨祝

钧安

戴逸

2004年8月27日

注释

[*]原载《涓水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致潘振平［2005年1月14日］

振平同志：

您好！给我的十篇传记样稿，我读了六篇，感到都可以。六篇文章总的说，叙述清楚，词语通畅，史料确实，行文与史体符合。

《陈沅》一篇与多年前陈生玺所作雷同，框架亦未变，似是根据陈作改写，但陈文较长，枝蔓冗杂，而此文较简洁，叙事明快，但无新材料，遣词用语，尚有可推敲之处。

《陈天华》与多年前林增平所作比较，林文丰富充实，文字稍长，此文甚简明，但对陈天华作为革命宣传家之特点，表达不够突出。

《吴兆骞》一文亦畅达，引用史料颇多，而行文稍有语病，可略作润色。有清一代，文学地位似吴者甚多，字数亦可稍减。

《允’》一文叙事清晰具体，内容充实可用，文章长四千多字，稍多。

《倭仁》一文引用史料颇多，如《翁同龢日记》《越缦堂日记》，研究较深，文字亦通顺，唯对倭仁的升迁履历笔墨略多，稍感烦琐，对倭仁为学能够客观陈述，而已显示其顽固之性格。

《邓世昌》一文有新史料，文字亦流畅，颇佳。

我对这六篇样稿尚感满意，但信笔所至，作了些文字改动，匆促未及长考，可能有不妥误改之处。观此六文，文章格式尚有应商榷处，如生卒年如何书，可否于姓名后书（某年—某年），以省笔墨，又如皇帝如何称呼，或呼“某某（年号）帝”，或呼其名，或呼庙号，最好能统一格式。我初步考虑，应按约定俗成，称“康熙帝”“乾隆帝”而不称“玄烨”“弘历”，或“圣祖”“高宗”。年号尽人皆知，而知帝名或庙号的人较少，现在传文中均称其名与庙号。而陈天华传中又按约定俗成称“慈禧”，不称那拉氏或孝钦后，未免抵牾。

又呈送《北京文史》一册，32页有《老北京满族人的溜冰》，其中提及晚清吴桐轩、那德等溜冰能手。我们曾议及设立技艺类传，包括拳师（甘凤池、杨露禅、霍元甲等）、围棋国手（范西屏、施襄夏、黄龙士等），评书（柳敬亭、石玉昆等）、溜冰亦有能手，不知布库能找到代表人物否？

以上意见，供参考讨论。

即候

岁祺

戴逸

2005年1月14日

致李文海［2005年1月18日］

文海同志：

近阅《灾赈志》纲要与样稿，条举目晰，简明有序。样稿“义赈之兴起”写光绪初年北方各省之义赈，详叙其始末，列明主持人，赈灾区，赈银数，赈灾活动，甚生动具体，颇有新意。赈灾为民生之重大问题，此篇以科学的目光总结赈灾经验，超越前史之《灾异志》。得此篇幅，可为新《清史》增色。

读后愚见略作补充。封建王朝之赈灾运作中，弊窦甚大，匿灾滥赈，贪污冒赈，不一而足。提纲中未见标示，您以前的文章中论列甚充分，知之甚悉，提纲中似宜标举。

又读了“义赈之兴起”样稿，我素知您文章观点鲜明，思虑周密，词语犀利，体现您的才华和睿智。读此稿，似非出于您的亲笔。

样稿中第5页称“自古以来，赈出官府的单一荒政格局”。此一断语，不能无疑。清前期普遍设立“义仓”，应为义赈之先导。系民捐民办，积谷防饥，但规模较小，距离甚近，无长途出赈之大举。且名之为“仓”，所赈均为粮谷，因灾区有银亦难买粮也。康熙年间，山西富绅毕氏即建仓赈民。毕氏自行出资，但仍称“社仓”。至乾隆七年湖北大水，“汉口镇盐、当、米、木、布、药六大商行各建义仓，积谷数万石”，其原则是“听其情愿捐输，不得官为勒派”，“择客商之谨厚者为义长，听其经理”（见晏斯盛：《请设商社疏》，《皇朝经世文编》卷40）。此次汉口赈灾，规模稍大，民捐民办，与近代之“义赈”相同。乾隆初直隶总督方观承在直隶全省建立义仓一千余座，捐输办法“听捐户自登姓名谷数，无抑勒，无假手”，赈灾之法是“即于仓所设粥厂，极贫民赈粥，次贫民赈粟”，“行之才数十年积谷已及四十万石”。可以说，到乾隆时义赈已很普遍，规模亦较大，成为“官赈”的有力辅助。至道光三年陶澍在《劝设义仓章程疏》中明确规定义仓的储存“民间量力捐输”，“不经官吏之手”，“不减粜，不出易，不借贷，专意存储，以备歉时”，“凶年不妨尽用，丰年仍可捐输”，这就把义赈的性质鲜明地突出起来，与常平仓、社仓因缺粮而借贷，至半年低息偿还完全区别开来，故义仓即义赈，可见封建后期已非“官府的单一荒政格局”。提纲中亦提到义仓与常平仓、社仓并列，未知内容如何，其实义仓的性质已迥异。

文章中似应进一步考虑此时义赈何以能兴起？因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城市和富商增多，财力稍雄厚。尤其到近代，清朝衰落，官府已是穷措大，千万饥民，无力救助。近代因对外通商而发财的人（文中慷慨解囊的胡雪岩、唐廷枢、徐润均买办，盛宣怀为官商首富，李金镛主办漠河金矿）略发恻隐之心，故不吝重金救灾。近代之义赈资金更雄厚，组织更完备，规模更大，且有出省赈灾之大举，样稿中写得很充分，很出色。但如云义赈兴起，应该要早些。我未研究灾赈史，所提意见不一定正确，瞽眚之见，聊供参考。

又，样稿中少数地方可否略作修改。如第1页，“不乏富绅慷慨捐输，但数量寥寥，十不得一”，既云“不乏”，又云“寥寥”，似稍抵牾。第1页末行说李金镛不用本地之人办赈，此法固可减免串通作弊，但外地人猝至灾区，人地生疏，办赈程序极为复杂，需查勘受灾程度，登记灾民名册，分别极贫、次贫，或赈米粥，或赈银钱，面临极大困难，文中称“手续既便且速”，似与情理不合。2页第二段谈外国传教士的办赈，谈到谢家福的激愤，说传教士意在收买中国人心，后患无穷。传教士办赈亦有其人道主义之一面，可以不必谈其收买人心。

第2页，“李金镛即由赣榆出江西境移师山东”，赈灾人士非军队，称“移师”亦欠妥。

以上仅为小疵，无碍整体，此文如再在文字上进行推敲、修改，会更加流畅。

岁除在即，风寒凛冽，希珍摄！

吴孝英同志代为问好！

戴逸

2015年1月18日

致吴建雍[*]［2005年2月16日］

建雍同志：

阅史表组送来《中外约章》《报刊》《教案》《部院大臣》四表，执笔者均饱学之士，学养渊深，故立论有据，体例明晰。

史表之要素在全、简、准、新四字，日前李文海同志给鄙人信函曾言之。今阅各史表体例，方汉奇、黎仁凯、郭卫东三同志亦言之，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史表既以简明为上，愚见，《中外约章表》中签约代表不必书写官爵，如《布连斯奇条约》中方代表书“特遣多罗郡王和硕额驸策凌、兵部侍郎图理琛”，俄方代表书“帝国公使萨瓦·伏拉迪斯拉维奇伯爵”，仅需写“策凌、图理琛”与“萨瓦”即可，以省篇幅。其他条约同此办理。

《约章表》中应标明条约名称，如《中俄尼布楚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按签约时间排列，不以国别分类。表中必写明签约时间地点、代表、条约语种，但不必一一标明“签约时间”“签约地点”“签约人”“条约语种”字样，可参照表样“参考九”，颇简明。签约人可称中方、英方、俄方，但有些国家不可简称，如刚果不能称刚方，巴拿马、巴西不能称巴方，恐致混淆。

《中外约章表》政策性最强，划界与边界走向均关系国家之主权与利益，必须慎重书写。约章内容不必尽用条约原文，作者可概括言之。但其中有作者画黑线部分，系作者引申语、判断语，应全部删去。

《教案表》中之教案冠名不必用“乾隆”“光绪”字样，因教案一概按时间排序，已有时间概念。教案当事人，不用皇帝名字，如10页雍正禁教案当事人书“雍正帝”，可改为“清廷”。

《考异》一概以考证之内容作标题，如“李自成之死”“顺治出家”“太平天国起义日期”，不必追述教案之学术史。将来诸卷《考异》要集中打散，按时序排列，不以类分。

《报刊表》可分汉文、少数民族文、外文三类，以语种分列，不必分列五种（古代、近代、少数民族、外文、海外华文），既有古代而表名为《清季报刊表》。“清季”系晚清之谓，而又有清前期报刊，似相矛盾。

凡中文报刊（含古代、清季、海外华文）均按时间排序，后列少数民族语言报刊，最后列外文报刊。外文报刊亦按时序排列，注明英、法、日、俄等语种。报刊在国内出版者一般只列地名，不列省名（如地名偏僻可注省名，但为特例）。国外出版者应注明国名、地名。如表中《皇城新闻》，只注汉城未注朝鲜，应加上（但不能注韩国，因当时无韩国名称）。

《部院大臣表》官职冗繁，人数甚多，升降调度频繁，此表工作量极大，六部二院共四十五职，每职官员自清初至清末将近三个世纪，一一考明，殊非短时间内所能完成。所写样稿吏部尚书一职，自顺治四年至十八年，仅14年，样稿仅占全表的千分之一，似乎太少了。联系人与史表组应注意此进度大有问题。应集中全力，写出本表，履历可以不作（因官员很多人有传，属重复劳动），又资料长编、考异均非急务，不必多耗精力，能否按期完成，要抓实抓好。

又现表一职一表，俱依时列，固有其优点，但同僚关系难于查明，如吏部尚书下同时之左右侍郎为何人，同时之六部尚书为何人，均非一览可得。可否一个衙门一张表，表格可稍减，信息可即见，其中利弊，我亦未能深知，希望斟酌讨论，择善而从。如果有不同意见，亦可再议。

此致

敬礼

戴逸

2005年2月16日

注释

[*]原载《涓水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致徐和雍[*]［2005年2月27日］

徐和雍同志：

您好！

来信获悉。您愿参加清史编纂的某些工作，我表示欢迎和感谢。

你们现在编辑的《孙诒让全集》，就是清史基础工程中的绝好项目。我们正在编《王鸣盛全集》《新编汪中集》，以及政治人物《李鸿章全集》《康有为全集》《梁启超全集》《袁世凯全集》等。如果能将《孙诒让全集》纳入清史工程，我们欢迎之至，并可适当予以经费和出版方面的支持。

孙诒让为清代朴学的殿军人物，著作甚多，不知编纂有何困难？你们的经费问题是怎样解决的？预计何时编辑完成？许嘉璐先生是文字学专家，国家领导人，是主编之最佳人选，我们愿意支持此一巨大而有意义的文化工程。

希望您将《全集》的规模、工作情况、存在问题详细告知，以便进一步考虑。

专此即颂春安

关于清史消息，请查阅中华文史网。又吴光同志现在何处工作，能否打听到他的单位、地址、电话？

戴逸

2005年2月27日

注释

[*]原载《涓水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致祁龙威[*]［2005年3月10日］

龙威学长：

朴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古代典籍，但与近代之科学精神有相通处，此其所以可贵也。它从文字、声韵等小处、要处入手，质疑推理，重视求证，无征不信，孤证不立，不盲从，不轻信，研精覃思，实事求是，其能开辟清学新境界者即以此故，为近代学者所尊崇者亦以此故。惜以种种客观条件所限，未能推广此种精神与方法，研求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真理。希能于《朴学志》中推阐和发扬此种理性之科学精神，俾后来者知所取向。

戴逸

2005年3月10日

注释

[*]原载《涓水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致潘振平[*]［2005年3月25日］

振平同志：

您送来的九篇传记样稿，我只读了三篇，写下读后感，向您交卷。《代善》《周汉》两篇，写作稍佳，《王鉴》亦合格，但较冗杂。

关于《代善》篇：

代善为入关前重要人物，仅次于努尔哈赤、皇太极。此文优点有三：一、较多使用了《满文老档》和朝鲜史料，揭示了某些清朝官方史料中隐匿的事实。如代善与大福晋的关系，代善听信谗言欲杀硕托，代善失去其父宠信未能继承帝位，以及代善在两次帝位递换中的作用，等等，均为近年研究之新成果；二、条理清晰，叙事有序，抓住代善一生经历中的要点，显示他的作战勇敢与为人谦善；三、有些生动的战争与对话细节，尚有可读性。但此文遣词用字稍有生硬欠妥之处，我在稿上作了些修改。

关于《周汉》篇：

此文引用《教务教案档》、《湘报》、传包等新史料，人所罕见。叙述亦清楚，但尚可简约，如文中第一页第三段叙及同乡崔暕事及太平天国拜上帝教事，共200余字，谈的是周汉所受的思想影响，如果全删去，仅以“咸同年间，湖南全省绅民纷起反对洋教，周汉深受其思想影响”，不到30字即可表达清楚。此文对周汉倔强、直率之性格有所描述，但他实为一顽固无知之排外主义者，可否稍加点明？

关于《王鉴》篇：

全文篇幅约2 300字，王鉴一生以画为业，与王时敏齐名，并无特出之事迹，在清初文人画派“四王”中排序应在最末，传记字数似稍多。传文主要引述各家对其作品之评论赞扬，其中不无“过誉”之词。史传中可适量引用，不必如此之多。又，传文中论述南北宗画法，缕述历代画家之姓名，更无必要，均可删除。修史应力图内容丰富，文字简明。我试加删削，共删约700字，尚余1 600字，今将删削稿附上。但此传与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中之《王鉴》比较，此传远远胜出。

专此即颂

著安

戴逸

2005年3月25日

注释

[*]原载《涓水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致卞孝萱[*]［2005年5月20日］

孝萱教授钧鉴：

承惠手书，对《清代诗文集汇编》提出宝贵意见，清词谠言，殷殷启迪，铭感在心。

弟以菲才，承乏编纂《清史》之任，目前工作稍有头绪，然前途尚多困难，荆棘丛集，常怀临深履薄之思，希学界师友多赐教言，匡我不逮。

编史中，因念有清一代，著作繁富，诗文集即有四万余种，颇多稿本、抄本、未曾刊刻之书，因发一宏愿，甄选影印其中三千种，亦仅及其百分之七八。然工程已极为宏大，弟学浅力薄，难以胜任，请人大、北大之正副校长担任主编，又得两校图书馆倾其馆藏，共襄盛举，故而得举斯役。现在正进入选目阶段，已将尊函转致编辑们，嘱其按尊见厘定补正。阁下学识宏博，智虑精详，希今后对修史及《诗文集》事多加关注，常赐诤言，幸甚！幸甚！

专此即颂

近安

戴逸

2005年5月20日

注释

[*]原载《涓水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致蒋寅[*]［2005年5月27日］

蒋寅先生大鉴：

仆曾读阁下文章，心仪已久。上月会议上得挹芝颜，唯匆匆散会，未申问候之意。

目前承惠赠《清诗话考》一册及论文一篇。尊著洋洋50万言，学博思精，系凿空钩玄之作，盖读书有得，故能议论风生，发人之所未发。因卷帙宏富，不遑毕读，未窥全豹，仅览序言及目录提要几则（如《谈龙录》《随园诗话》等）。又拜读所赐论文，于清代诗文集功力甚深，于其类别、版本、目录、索引，旁征博引，溯源追流，指称其类别价值，流传庋藏，剖析精微，言之有理有据。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现与人大、北大合作，编辑出版清代诗文集3 000种，规模甚大，工作繁重，最要最难之事在于甄选作家、制订目录、寻求版本、精心编排，工作前景甚费周章。仆甚恐学殖疏浅，难以蒇功。阁下对清代诗文钻研深邃，登堂入室，著述琳琅，腹笥亢盈，深盼多加关注，不吝赐教，裨此项工程有方家指导润色，得以补过拾遗，差强人意，不致贻讥于后人，是所愿也。肃此借申悃诚。

即颂

著祺

戴逸

2005年5月27日

注释

[*]原载《涓水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致程歗[*]［2005年8月1日］

程歗同志：

近日读史表阶段性成果，因篇幅浩瀚，匆匆浏览，未能仔细研求，亦未翻阅史料核对，读后印象颇佳。日前通电话一次，已述说观感，通话后又阅读多日，方才完毕，今将意见书面奉告。

首先你们和三级项目组同志工作勤奋，炎暑无间，讨论修订，劳作不遑，故能有此成绩，深表敬意。

此次所阅包括《史事年表上》《教案表》《历科进士表》《诸臣封爵表》《学政表》《布政使表》，前三表前人未曾做过，俱属创制。后三表前人已有著作，今在已有著作上补充订正，虽非创制，然推陈出新，修补亦多。因主持人、作者及联系人夙有学养，敬业从事，故成品史料宏富，考证缜密，别择精审，可信度甚高。虽非尽善尽美，但此六表无愧于修史之责，可代表21世纪初之学术水平。读后颇感欣慰，谨向各主持人、作者及二级项目组成员致礼感谢。

一、《史事年表上》

此表叙事准确，剪裁得宜，文字简练通畅，颇具史法。征引史料极丰富，功力甚深。唯顺治元年正当闯王进京明朝覆亡，清兵入关，南明初立，史事繁赜，故记载密集达7 000字之多。按此卷最多不能超40万字，至嘉庆止包含170年史事，平均每年只能写2 500字。我不揣浅陋，缩写至5 000字（改稿附上），亦嫌字数多。但削减过甚，恐损精华，无可奈何！以后每年或可大加压缩。改稿未必可用，聊备参考。

二、《教案表》

此表叙事清晰，文字通顺，一目了然。史料搜罗甚为努力，主要为《教务教案档》，旁及《筹办夷务始末》、文集、日记、笔记等，可信度较高。据初步统计，清代教案多达1 000余起，势不能全部纳入正表内，必须选择其中重要教案，列表叙说。另外将全部教案列为简表，注明时间、教案名称即可。（因教案大多以地为名，青浦教案、扬州教案、遵义教案，似不必注省名，但小李村教案，阅者不知为何地，应注直隶柏乡。）有此简表，清代全部教案，一览可知。

按《史表编纂则例》之六“书写规则”中说明：“日期独列于表格中，可省略年月日等字，如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乙亥（1906年11月7日）可简写为光绪卅二·九·廿一乙亥”，但《教案表》未能按照此规则书写，故数字增多，盼能作修改，以省篇幅。（此中，“乙亥”可省，公历不必注。）

原附表三篇，均可不作。鸦片战争前清廷禁教表可包括在全部教案名单中，义和团事件教案可在正表与全部名单中查知，分省统计不必设表，史法忌多次重复，研究者可据表自行统计。若分省统计之例一开，如《书院学堂》《历科进士》《报刊》诸表亦作分省统计，则史书将臃肿不堪。

三、《诸臣封爵表》

此表用力最勤，旁征博引，增补考证史事甚多，斐然可观。较著者，如李永芳之籍贯与授爵，长生与天保应为兄弟非叔侄，李永芳后裔改隶镶黄旗汉军，李侍尧两次袭爵，穆赫林在海澄自杀，以及许多人姓名之误，考证精细，发人所未发，如裒集提高，可独立成一考证集。

《诸臣封爵表》尚存在体例问题，需加考虑：

1．有清一代封爵袭爵者人数繁多，不可胜数，全部登载有所不能，篇幅太多。如选择记载，则以何为标准？可否以侯爵以上为准？伯爵、子爵、男爵过多，可否全部屏弃不载？

2．外戚承恩，赐封爵位，新《清史》未设《外戚表》，可否将侯爵以上之外戚列入诸臣封爵之内？

3．袭封恒及数代，甚至有十余代者，绵延枝蔓，袭封者大多无功德言行。如果屏弃不录，似史有遗缺，如果一概记载则冗长不足观，记不胜记，应如何处理？我的不成熟想法是，除世袭罔替之亲王、郡王外，其余爵位均一传即止，以节篇幅。

四、《学政表》《布政使表》

二表相类似，对每位学政、布政使均有详细之史料注本、考订，资料选辑，用力綦勤，考证甚深，补订颇多。如《布政使表》仅直隶补充二十人，皆钱实甫、魏秀梅表中所失载。其中引用地方志，做学政、布政使等地方官员表，此举尤为切要，开拓了更多新的信息资源。

按《清史目录》，《提督》《学政》《布政使》《按察使》四表合为一卷，每卷字数最多40万字，每表仅10万字，如布政使，清代共达5 500人左右，每人只能写不到11个字，除姓名、籍贯外，任免时间已不能记载。故必须将四表总人数大体摸清，每人分配多少字，大体平均，以免畸轻畸重。清代学政人数1 752人，若分配10万字，每人可写57字。两者之间不平衡，将来必为史表之大弊，此事二级项目组同志当十分重视，设法调整。

史表十二卷，篇幅太少，各表普遍问题是分配的字数太少。二级项目组及主持人必当千方百计，撙节篇幅，可减则减，勿事铺陈。举例如下：

如《学政表》5页刘藻，现为58字，可否减写为：“刘藻　鲁菏泽　乾六·十·廿九以礼侍督　乾八·二·廿降调”。减缩至20字。其中“山东”简为“鲁”，科目可略，因学政必为科目中人，年月日不必干支，不必书公历（因全书附阴阳历表），官衔“礼部侍郎”简称“礼侍”。“提督”改为“督”，因《清史稿》学政皆简称“督”，称提督易与武职提督混淆。

又如曹秀先现为54字，可否减写为：“曹秀先　赣新建　乾卅·九·七以祭酒督　乾卅二·九·八报满”。减缩至21字，如此压缩，似尚无大碍于书写之信息量与准确性，但篇幅可大为节省。

又《布政使表》表中5页方观承，现有42字，可减写为：“方观承　皖桐城　乾九·十一·廿三由直臬升　乾十一·九署鲁抚”。减缩至23字。

8页之贺长龄，可减写为：“贺长龄　湘善化　道十六·正·十二由闽藩调　未到任　道十六·正·廿一升黔抚”。

五、《历科进士表》

此表属初创，资料搜集极为丰富，如《登科录》《同年录》《朱卷集成》《进士题名录》及实录、方志、文集、碑传集等。对每名进士祖辈之名字履历亦关注记载，足资参考。作者用力甚勤，殊可赞赏。

可以注意之点，亦在篇幅之盈缩。有清一代，进士达2﹒7万余名之多。《历科进士表》预计设一卷，若每名进士写15字，已达40万字，再加历科之考试官，必将大大超过一卷35万字之限定。

现在试写稿字数，每名进士约计35字，总计全部进士字数多达90万字，故正表中字数不得不割爱减削。

如第1名吴鲁，可减削者：（1）编号栏可省；（2）姓名栏，生卒年公历改为阴历：“道廿五～民元”；（3）籍贯，福建简称“闽”，浙江简称“浙”。（“民”字亦可删，因各科进士大多为民籍，此科仅321名。孔繁朴为“儒”，应注明。别科有满洲、蒙古亦应注明，不可删。）（4）三代改为一代：“父廷选国学生”；（5）身份、中举年可删；（6）仕历：“修撰　吉林提学使”。可简写为26字：“吴鲁　道廿五～民元　闽晋江　父廷选国学生　修撰　吉林提学使”。

再如23名：“李经畲　咸八　皖合肥　父瀚章两广总督［按：不必书知府等官］　侍读”。共17字。

再如261名：“孙洞　生卒年不详　闽黄岩　父纯木”。共13字。

另外，《历科进士表》应密切注意进度问题。清代科举约有126科，如果三年完成，每年需完成40科，任务甚重，质量与进度盼能兼顾。资料之搜集考证很重要，本表做得相当好，但要注意时间，避免迁延过久，前松后紧，甚至完成不了进度。

以上六个史表包括其史料考证、注释、存疑，资料长编，篇幅浩大，达数百页，工作繁重可见，我穷十多日之力仅能草读一遍，眼目昏花，头脑紊乱，思虑甚不周全，又无暇查阅有关史料。所言或有不当于事理者，请予摘出讨论。总之，六表质量俱佳，应保持此优点，并密切注意篇幅，可简则简，不能膨胀。亦须通盘筹划，注意进度，则史表之成可拭目以俟，余有厚望焉。

耑此即颂

夏安

戴逸

2005年8月1日

注释

[*]原载《涓水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致严云绶[*]［2005年8月10日］

云绶教授钧鉴：

久闻阁下之名，甚相钦慕，而晤面缘悭，引以为憾。

清史工程启动，蒙阁下承担“桐城派文献”项目，圭璋藏怀，智珠在握，必能胜任愉快。仆闻此讯，额手相庆，深喜得人。

今阅《简报》2005年第二期，将“汇刊”适度调整，共计23部，博采精选，深思熟虑，严谨认真，成功可期。

桐城派，为清代文学之中坚，在中国文学史中绵延最久，影响最深，作家潮涌，文章如林，讲究文理文气，言之有物有序，所以流传二百年之久，自有其地位与价值。前人称“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是为文学革命中之激烈言论，时代使然，然不免诋之过甚。今编此“汇刊”，得此23家，皆桐城派之佼佼者。可以观其作品，知其线脉，赏其文采，论其得失，对此一巨大之文化遗产，做出公允合理之评价。

窃意最后姚永朴一卷，可否增附姚永概？永概为桐城派最后之传人，其文不多见，若能略选若干篇，数量不必太多，附见于姚永朴卷，以示神龙之尾及明桐城派之最后归宿。且兄弟合璧，亦清代文学中之佳话也。

鄙见是否有当，敬请阁下裁定。

专此奉候，遥祝

暑安

戴逸

2005年8月10日

注释

[*]原载《涓水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致朱诚如[*]［2005年8月19日］

诚如同志：

观《图录组工作月报》2005年7月号。

你们的工作进展顺利而有序。大连会议很有成果。《会议纪要》中所谈工作思路，除历史性、精品性必应坚持，可否加观赏性？因各博物馆所藏清代绘画、书法、器物甚多，可否收集一些？前田家英同志为准备清史收集清人书法3 000件，我曾得窥原藏，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凡清代名人几乎均有墨迹流传（今藏国家博物馆），将来收集图片，此类墨宝应予重视，其艺术价值与观赏性甚高，不知博物馆能否将其照片慷慨出让？我们可以保证不经他们的同意决不公开发表。

图录丛刊目录亦过目，尚感不足，因其品种较单一，如天津图书馆，舆图与书刊插图二类均属地图，共计137＋94＝231幅，占全书图片之半数，集中在一起未免枯燥单调，缺乏观赏性。读者观其一二十幅，得一印象即舍之而去。出版丛刊之重要目的，为适应读者观赏要求，所收图片应多样化，应有艺术品、清代建筑、民风习俗的照片。

天津档案馆图片目录亦有同样问题，其商标图片即收200余张，占全书图片的40%。

我相信各博物馆藏品必是丰富多样，已整理归类，井井有条，从某类某目抽取大量图片，省时省力，若欲从众多类目中选取，必费时费力，恐发生错乱现象。我们似宜要求各馆提供之图片必应类目多样，有观赏性，否则读者不愿购买，亏本贴钱，不堪负担。我想各馆均有清代书法、绘画、照片、器物、建筑、画像、信札、家具、陶器、玉器类目，多藏精品，有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可以增加知识，赏心悦目，各博物馆如能拿出这样的图片，方能给读者收藏丰富、藏品精美之印象，对提高博物馆之声誉亦至关重要。

致

敬礼

戴逸

2005年8月19日

注释

[*]原载《涓水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致郭成康、赫治清[*]［2005年9月5日］

成康、治清同志：

读冯尔康先生《宗法制在职官、选举中的体现》，此文研究较深较细，征引有据，叙述清晰，寓论于史，具见作者深厚之功力。

“回避”“终养”“丁忧”“恩荫”“封赠”“归宗”，清代官员均有严格之行为规则，读史撰史时常能碰见。但今所编《清史》仅有《职官志》一卷，内容甚多，只能记录内外官署、职官执掌及其升转降免、保举、考绩等，难以遍及官员之各种行为规则。而《宗族志》中有与其交叉之内容，移在此处叙明，可补《职官志》之缺，此法可行，不必顾虑与其他志之重复。

文内有几处显系引自上谕与官书，带有朝廷或皇帝口吻，但未加引号。似应改写或加引号。举例如下：

4页倒数第二行：“嗣后由朕酌量委用”，此处未加引号。建议或去掉“由朕”二字，或加引号。

5页倒数9行：“各官殁于王事者”，亦属朝廷口气，酌改。

6页2行至5行一大段：“皇考特立贤良祠酬勋念旧……”。

6页10行：“雍正十三年，乾隆帝上谕：朕登极诏内……广为推恩，以遂显扬之志”。未加引号。

此外，本文采用文内注与体例似不尽符合，可以研究一下如何处理引文与注释。

专此即颂

近祺

戴逸

2005年9月5日

注释

[*]原载《涓水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致吴建雍[*]［2005年9月17日］

建雍同志：

上周和您通电话后，所谈意犹未尽，笔述如下：

目前新编《清史》中有《台湾志》《港澳志》，而大陆的城市均未设志，好几位同志建议设《北京志》或《京师志》，考虑再三，事属可行。中国幅员广大，地区和城镇繁多，其政治、经济、文化已分见于各专志之中，势不能将城市全部胪列设志，只能设一《城市志》，略写其总体面貌，而港、澳、台三地，均属特殊情况，长时期沦为殖民地，其行政、法律、经济、文化与大陆的省区和城市差别极大，故特设专志，记其规制，述其生活习俗。而北京作为首都，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其布政施治与其他城市异，地位更加重要而特殊，理应设立专志，以突出其重要性与特殊性。从前未予考虑，似属疏失。

电话中您提出意见，认为设立《京师志》是否与其他志多有重复，编撰失宜，恐成蛇足。尊虑不为无见，但经仔细考虑，京师为首善之区，大陆城市只设京师一志似无不可，记其特殊之政经文化与社会群体。可能重复之处，则应与各志协调商议，努力避免。

如果撰写《京师志》，不揣浅陋，设计如下，但此为即兴之想，未作研求，只供参考。

一、综合篇　记地形山川、自然状况及历史沿革。

二、军政篇　记军政建置及在北京发生的战争。

三、经济篇　记工农业生产、商贸情况及晚清洋务举措。

四、社会篇　记宫廷、贵族、旗人社会与汉官、民众生活。

五、文教篇　记北京文学诗词、戏曲、杂艺、国子监、同文馆、八旗学堂、京师大学堂及晚清报刊等。

六、建筑篇　记宫殿、园林、陵寝、王府、民居。

七、市政篇　记京师街市坊巷、道路及市政设施。

如果设《京师志》，撰写者应推您为首选之人，无人能及您之项背，未知您能否将主持之《外贸志》调换为《京师志》？《外贸志》主持人尚能罗致，《京师志》主持人实难物色，如能俯允所请，甚感欣慰，极致谢忱。

此致

敬礼

戴逸

2005年9月17日

注释

[*]原载《涓水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致郭成康[*]［2005年11月2日］

成康同志：

阅祁龙威教授《朴学志·概述》与《小学篇》之《尔雅》，启迪良多，录写读后感如下：

《概述》内容精深，条理清晰；文字为语体，简古通畅。顾炎武、阎若璩为朴学之先导，有开创之功。惠、戴、钱、段、王、阮诸贤奋起，群星灿烂，朴学如日中天。俞樾、孙诒让振起衰微，承先启后。其阐明朴学之意义、内涵、成绩，兼及其弱点局限，有述有议，不足万字而甚得要领。

《尔雅》之学，戴震首倡，以本经与诗书诸子互证，及以字考经、以经考字之研究方法，开辟了训诂学研究之新途径。邵晋涵《尔雅正义》“先证六书，次述古义”，笃信汉儒，不为臆说，其解释“初，哉，始，基，始也”，又谓“若，善相通”，“己，此相通”，“光，横相通”，于古籍中皆得确证。

戴震校《方言》，改讹、补缺、删衍，共数百字，《方言》之功臣也。而卢文弨、王念孙及毕沅《释名疏证》研究愈趋精密。

审音识字，专门之学，祁君所论，今几绝响矣！

匆匆读竟，其余《史地》《算学》《淮南子》《校勘》诸篇，尚未暇过目，书此以就正。

此致

敬礼

戴逸

2005年11月2日

注释

[*]原载《涓水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致郭成康等典志组专家[*]［2006年2月12日］

成康同志及典志组各位专家：

春节，读您组所编《清史典志总篇目》，篇幅浩瀚，卷帙厚重，内容丰富多彩，记述有清一代典章制度与社会历史之诸多方面，按题编撰，如能清晰胪叙、详备确切，洵为知识之渊海。现有38志，分为50多个项目，其分类排序似尚需斟酌。

1．《天文历法》《地理》《生态》《人口》《民族》，可将《华侨志》调整于最后，成六志，为第一组。探究自然环境与人民之状况、演变及相互关系，学究天地人，求三者之和谐。

2．《职官》《礼乐》《法律》《科举》《兵志》《边政》，似宜将《邦交》《教育》二志调整于此，《邦交》列《礼乐》之后，《教育》列《法律》之后，成八志，为第二组。研究政治、军事、外交、法制、教育，究内外之大政，历代史家所关注，内须自强，外须御侮，为国家之要政。

3．《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交通》《工矿》《财政金融》《漕钱盐》类属经济，关系国家财政、人民生活。《灾赈志》亦可调入置于《漕钱盐》之前，成九志，为第三组。此则有关国家岁计、人民生活，古代以农立国，最重农事，次则工商。晚清枪炮、轮船、工矿、铁路、电报，纷纷传入，故新设《工矿》《交通》等志，中国进入近代社会，经济基础于是丕变。

4．《京师》《城市》《港澳》《台湾》，调入《租界》一志，成五志，为一组，为地域性记述，列于经济之后。京师为首善之区（似应添附盛京、承德，每篇3万、5万字即可）。城市则遍及全国，只能分类略述，港、澳、台、租界系特殊地域，故别标单列，区域辽阔，情形特异，为第四组。

5．第五组共七志，排序宜为《朴学》《思想文化》《西学》《文学艺术》《民俗》《宗教》《教门会党》，请加调整。此叙清代之学术思想、文学艺术、民间风俗、宗教信仰，属意识形态范围，西学东渐为其关键，中国传统文化随社会转型而发生巨变。

6．《科技》《水利》《医药卫生》三志属自然科学范围，清代科技多受西方影响，水利非全属科技而多管理、工程之事，医卫则中国自成体系，可附以西医之传入。

排序应为：（1）《天文历法》　（2）《地理》　（3）《生态环境》　（4）《人口》　（5）《民族》　（6）《华侨》　（7）《职官》　（8）《礼乐》　（9）《邦交》　（10）《法律》　（11）《教育》　（12）《科举》　（13）《兵志》　（14）《边政》　（15）《农业》　（16）《手工业》　（17）《商业》　（18）《对外贸易》　（19）《交通》　（20）《工矿》　（21）《财政金融》　（22）《灾赈》（23）《漕钱盐》　（24）《京师》　（25）《城市》　（26）《港澳》　（27）《台湾》　（28）《租界》　（29）《朴学》　（30）《思想文化》　（31）《西学》（32）《文学艺术》　（33）《民俗》　（34）《宗教》　（35）《教门会党》（36）《科技》　（37）《水利》　（38）《医药卫生》

如此排列是否妥当，不敢自信，请您组专家斟酌讨论后示知。惜《社会》《建筑》二志，未得其人，如能于年内物色人选立项，尚可补入。时间过迟，只能付之阙如。又可否立《诸艺》一志（传记类不列诸艺类传）？

以下对大纲内容略加评论。大纲共有58个项目，篇章详备，但偏多偏琐（《民族志》尤甚），均宜删繁去琐，归并项目，简明扼要，持其大体，毋需细大不遗，冗杂琐碎。尤忌细事大写，篇幅膨胀，字数超过者一般均不合格。

一、篇目应一致

1．篇目层次、词语名称，《则例》中应予规定。现各志均以篇，章，一、二、三，（一）（二）（三）为结构，唯地理志标题特殊，可否将各省归并列成数区，区以篇名，省以章名（如东北内蒙地区、北方地区……）。各省如何分区，应以三级项目组意见为准。

2．各志中有制度、政策、法令等篇，名称各异，如《手工业志》设政策法令与制度组织两篇，《商业》《外贸》两志各设制度一篇，《宗族志》称政府法令、政策篇，《教育志》称规制与政令篇，《医药卫生志》称医事制度篇，可否通盘考虑，量予划一，勿使名称歧出？

3．《科举志》说明中（296页）“行文中出现之人物都要标明其身份，如雍正三年（1725）太常寺少卿李钟峨”，此议欠妥，全书中出现人名甚多，如果均加官衔，篇幅必将膨胀，一般不必加官衔，必要时才加官衔。又皇帝名称，我意仍用年号，称康熙帝、道光帝，而不用庙号圣祖、宣宗。因清帝年号，尽人皆知，而庙号知者甚少，以约定俗成为宜。如遇光绪二十四年光绪帝下诏等字样，可简化为光绪二十四年帝下诏，以免词语重出。

4．《民族志》中出现六级标题（志、篇、章、一、（一）（二）（三）、①②③），一般可简化不用六级标题①②③。

5．《邦交志》所立章名甚长，有至20字以上者，成长句，不似标题，应简化，有些章目可能内容不多，无可撰写。

6．《职官志》之篇名有称衙署，有称官职，有称官制，宜加统一，用“官制”为好。

7．《民俗志》设章而不设篇，与体例不符。

8．对宗教及戏曲小说等篇，清廷之政策管理，称呼亦各异，基督教称政策（211页），伊斯兰教称组织管理（212页），佛教称事务管理（214页），道教称沿革与管理制度（216页），教门称政策措施、法律条文、实践结果、经验教训（用字太多，218页），会党称清廷对策及其演变（220页），戏曲篇称管理戏曲谕令，小说篇称政府法令和社会舆论。宜稍加整饬，尽量一致。

9．《华侨志》中有“关系篇”，未知华侨与谁的关系？应标明“华侨与祖国关系”。

二、重点宜突出

1．藏传佛教为清廷要政，凝聚蒙藏之纽带，关乎统一之大事，现列附佛教之后，位置不显，篇幅不多，建议单独立篇，物色人选，迅速立项，10万字左右。

2．小说篇中应特别重视《红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镜花缘》《孽海花》《老残游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等。现在篇章中未见踪影，应单独立章，介绍各书。另清末林纾之译作风行一时，仅置于12类小说文体中叙述，且林译皆用文言，何以置于白话小说之中？

3．《科举志》中列目详备，但缺科场案。按，科场案为清代重大案件，罹罪甚多，影响颇大，全书无叙述之处，《科举志》可否开辟科场案单篇，叙述重要之科场案。

4．铁路篇中，清末已开始筑路，如淞沪、唐胥、台湾、京汉、京张，应将清末所筑铁路列具名称、起讫点、开工日期、资金来源等叙明，或列表以明之（工场、矿山均列一览表，铁路似亦可列表）。

5．《商业志》中似应有商帮。

三、前后去重复

此58个项目大纲中相互重复甚多，不可胜计。

1．《兵志》应只记军队组织、编制训练、管理等事，不应写战争。而北洋海军有专节叙甲午海战与北洋海军之覆没，应简略。

2．平准、平回应在通纪中叙述，而《民族》卷维吾尔族篇51页有平定大小和卓、统一新疆专节，应删节。

3．《邦交志》越南篇四章、五章（126页）详叙中法战事，应在通纪中叙述，此处应略。南亚、中亚篇（127页）叙廓尔喀战争，亦应在通纪中叙述，此处应略去。

4．《交通志》邮电篇（156页）对驿站的接管裁撤可删，因本志驿递篇有驿递制度终结之专章。

5．《边政志》重复最多。建制篇与《职官志》重复，边疆建省与通纪重复，典章篇与《法律志》、《民族》各志、《宗教》各志重复，全志甚少不重复之处，此问题甚为突出，请专议办法。

6．西学篇中近代科学技术与西学篇之自然科学工程技术重复。

7．金融篇内有社仓、义仓、赈贷与《灾赈志》重复，且仓米赈贷是实物借贷，不属金融类。

8．《民族志》所列蒙古盟旗与《地理志》重复。

9．《民族》各篇与《宗教》各篇亦多重复。

四、叙述勿琐细

最突出的是《民族志》各篇胪列标题一、二、三、四，层次甚多，内容琐碎，长达54页之多。应有所取舍，加以归并，压缩类目。

五、问题宜斟酌

1．外蒙现已独立，《清史》内容似不宜叙及，如果不写则《布连斯奇条约》之北疆划界、恰克图贸易以及和通泊、光显寺之战、三音诺颜部之建立、青滚杂卜之变，皆不能叙及，如何应对，请考虑。

2．《邦交志》叙乾隆征缅，说缅雍籍牙对中国疆土有野心，此战役由边境冲突引起，并非缅甸有侵略中国之野心。

3．满族志主要写入关之前，入关后篇幅甚少，旗民生计、京旗移垦（拉林、阿尔楚喀）可简略叙述。

4．《民族志》回族风俗宗教，列事目三十余，过于烦琐，其余民族亦类此。有些问题略作叙述即可，连篇累牍，殊无必要。

以上为读后之印象，不一定正确，请加考虑。

即候

春安

戴逸

2006年2月12日

注释

[*]原载《涓水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致马楚坚[*]［2006年2月13日］

楚坚先生钧鉴：

自别香港，已十余年，流光转睫，几度春回。当年承赵公令扬之介，得识阁下，常时晤面，款待殷勤，感荷良深，友谊恒久而尺素难尽，未能申谢忱之怀。今接来翰，感慰之至，一切均悉。

多年前读尊著《驿传》之作，功深力厚，才隽思深，允推精品。伏知阁下著作盈案，云路高翔，鹿洞藏径，鹏程奋翮，前途无量。《清史》立项，承蒙阁下担负驿传篇之撰写，得人之庆，私心愉悦。

尊著《南明史事镜窥录》虽尚未寓目，必为阁下精心结构之作，翘想矞采，先读为快。唯作序一事，万不敢当。一因鄙人虽专事清史研究，对南明史略加问津，尚未涉堂奥；二因忝任史职以来，冗事丛集，应接不暇，实难稍作思考；三因近日身体不适，常去医院。自愧体衰才短，实难拨冗染翰，为尊著作序。区区衷心，乞阁下体谅。许我藏拙，不胜感谢之至。

专此肃缄，恭候

文祉

戴逸

2006年2月13日

注释

[*]原载《涓水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致章开沅[*]［2006年2月］

开沅同志：

近日于冗务倥偬中得我兄寄来之“辛丑—乙巳”新政两万六千言，读后如饮甘露，启沃在心。我兄长期专注于此段历史，谙熟习晓，成竹在胸，故下笔挥洒，游刃有余。内容既充实而有新意，此五年间之新政，排列有序，叙述明晰，少有议论，甚合史法，条理清楚，详略得宜，文章畅达如行云流水，以良史之才，握雕龙之笔，既感且佩。通纪各卷如均能得此佳构，《清史》之成可以预期，弟乏才负重之感亦可纾解矣！读后欣喜，略书数语以表感谢之忱。

新春在即，虔颂鸿禧，阖家安康为颂。

戴逸上

2006年2月

注释

[*]原载《涓水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致程歗[*]［2006年9月19日］

程歗同志鉴：

上星期听说史表组要进行讨论，我翻阅了你们发的资料《史表表文选编》，虽未能细读，但可以看出史表组工作总体上是很好的，工作规范，井井有条，进度也在前列，明年有些表就要结项了。

我着重看了一下《皇子世表》，发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对史表组整体工作而言，仅仅是次要的瑕疵，但就《皇子世表》而言，还是重要而必须进行修改的。问题的产生可能不完全是作者的失误，其中有编委会设计时考虑不周的问题。

我以前读《清史稿》，最头疼的就是《皇子世表》。人物成千上万，表格区划不清，谁是谁的后裔，谁承袭谁的爵位，云山雾罩，一片混乱。后来设计此表时也未深入考虑究竟应该怎样做。现在《皇子世表》仅有九页（第115～123页）。而《清史稿》的《皇子世表》有五百多页（我手头的《清史稿》是吉林人民出版社版）。我们的世表压缩达98%，压缩太多，十分单薄，已看不到天潢贵胄的浩大声势和猛烈滋生。许多重要人物也不见踪影，有失为皇家立谱的本意。

删削过多，为《皇子世表》最大弊病。举些例子说明：

努尔哈赤的长子褚英，得罪被幽囚死。褚英之子多人，仍为政坛上活跃人物。我们表内只列了尼堪一人。按尼堪是顺治朝十分重要的人物，封敬谨亲王，被李定国击毙。李定国“两蹶名王”（一是桂林打死孔有德，一是衡阳打死尼堪），是南明最辉煌的战绩。尼堪仅记其下一代为止，实则其最后一代全福在光绪二十五年袭爵。更应补充的是褚英长子杜度为入关前著名战将，曾参加征讨朝鲜，又曾出任主帅，入关攻下济南，俘人口二十万，功甚大。又参加松锦之战。封安平贝勒（可能因父亲褚英囚死故而未得王），其子七人个个勇猛善战。《清史稿》均有记载。但因我们删去杜度，故其诸子皆未入表。杜度的孙子苏努是康熙时战将，征噶尔丹时统领前锋。全家都信从天主教，耶稣会士曾记其人其事。雍正夺位时，因与皇八子结党。这一支因杜度删削，被全部除名。

努尔哈赤次子代善一支最旺，人数最多，爵高位重。代善本人封礼亲王，由满达海承袭，又由满达海弟祜塞承袭。嘉庆时之昭)（《啸亭杂录》的作者）即为其裔（袭礼亲王）。至光绪时礼亲王世铎为军机大臣。世铎之后亦应标出。

代善长子岳托封克勤亲王，由罗洛浑承袭，改平郡王，雍乾时之平郡王福彭为曹雪芹之亲表兄。平郡王母曹氏夫人丧，乾隆下谕哀恤，备极尊荣，曹夫人为曹寅之女、曹雪芹之姑母。

代善之孙勒克德浑封顺承郡王（府邸在今之全国政协礼堂），支脉繁衍，著名者勒尔锦、泰斐英阿、锡保（振武将军）等。

代善二子硕托封贝子，与其侄阿达礼因私议拥立多尔衮，处死刑。表中未见硕托。

清初八个铁帽子王代善家占三个，即礼亲王代善，克勤亲王岳托，顺承亲王勒克德浑。其他皇太极家有两个，即肃亲王豪格（清末承袭者善耆），庄亲王硕塞，后康熙十六子允禄袭爵，至清末庄亲王载勋附义和团，夺爵赐自尽。另有三人是努尔哈赤之侄郑亲王济尔哈朗（被慈禧杀死之端华、肃顺均其裔，最后承袭者昭熙）与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

除此八家外，怡亲王允祥、恭亲王奕訢、醇亲王载沣，亦为世袭罔替，此十一家谱系应加详。

历史上曾建功立业的皇室应在史表中显示。如阿巴泰此支亦甚显赫，如其子安亲王岳乐（岳乐有子二十人）、蕴端、玛尔浑皆文学家，伍尔占、色亨图卷入雍正夺位案被杀。阿巴泰孙彰泰征吴三桂，封定远大将军，破昆明。乾隆时历任各省巡抚之德沛号称贤能，为济尔哈朗之裔。割让东北国土之奕山为康熙十四子允禵曾孙，还有一个奕经不知出于何支。清末亲贵，有载濂、载漪、载澜、载瀛、载潢。濂、漪、澜均由义和团事件得罪，载漪之子大阿哥溥儁，慈禧欲令代替光绪未得逞，此人在史表中未列出，殊为失误。载瀛有人说是同治的儿子（此说不确），但均应表中有名。醇亲王奕譞只列儿子载沣一人，亦为无理，载沣系宣统之父，清末摄政王，他还有弟载洸、载涛（军谘大臣）、载洵（海军大臣），均官居要职，何以亦不列？

总之，此表删削太多，应大力增补，可否更名为《皇子皇孙简表》。

所提意见，当否，请斟酌。

戴逸

2006年9月19日

注释

[*]原载《涓水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致马自毅[*]［2006年9月24日］

马自毅同志：

您在今年3月29日给翁飞同志的长信，我今天方才看到。由于工作同志怕我事务冗繁，且年迈体弱，太过分心，故没有主动把信件给我。不久前，我听说您有一封陈述工作困难的信件，经我催索阅读，才得看到。因此拖延达半年之久，不能不说是工作中的失误，对此深表遗憾和歉意。

我首先对您认真敬业的态度和勤奋努力的工作精神充满敬意，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还每天去图书馆翻阅报刊，积累资料，并组织学生参加编纂工作。这种勤恳踏实的工作之风，难能可贵，持之以恒，必有所成。

我对“上海报刊中的淮军”这一项目抱有信心和厚望。淮军是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嚆矢，但成军之初，记录不详，上海是淮军的组成和初练之地，当时上海已有近代传媒工具，必有较详之采访报道，为上好的第一手资料，采择成书，对后人研究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初始当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深盼此项工作能赓续进行，勿使中断。

您信中所述困难，我很理解，当尽力相助，予以解决。我建议：（1）此项目单独立项，由您担任主持人，将来监管、联系、拨款均直接与华东师范大学接洽。（2）请您尽快草拟一个项目申请书，寄给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组审批。（3）项目进行时间可适当延长，工作费用由您根据节约精神起草预算，由编委会讨论审批。（4）工作组内须聘人员，全部由您负责。

我以前从已故吴廷密同志处听到过您的情况，他非常称赞您的为人，也在几次会议上和您见过面。我诚挚地希望您不要辞退这项工作，因为这一工作必将有裨于今后的学术研究（王尔敏的《淮军志》中恐无此类资料）。

专此即候

秋安

戴逸

2006年9月24日

注释

[*]原载《涓水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致朱育礼[*]［2006年9月26日］

育礼仁弟惠鉴：

前年小聚，匆匆相离，交因久而谊深，时逢秋而思切，临月迎风，每念故人。忽惠寄图画，展卷而触目生辉，摩挲而内心欢悦。百尺长松，枝干挺立，十里风生，清气扑面。雅什如珠，神采远接石谷，字重琳琅，风格可拟翁相。彩笔馥郁，案头留百日之香，雅意殷勤，胸襟洒及时之雨。足下以云鹤之闲致，擅才艺之名实，韫椟而藏，璞玉不同于土石，及锋而试，龙泉果胜于铅刀。念及伏枥老骥，耄耋之年，惠赐图轴，朵云颁来，霁月流辉，受之而益增歉愧。仆滥承史职，老之已至。光阴难挽，而事繁任剧，勉强从事，力不从心。黾勉以赴，以报国家。足下年尚富强，无簿书案牍之劳，有读诗作画之趣。宝车画舫，徜徉于虞山、尚湖之间，视逐逐市朝、仆仆风尘者奚啻霄壤。感谢足下心存老朽，抛珠掷玉，拭墨生香。仆拜领敬受，铭感五内。

临颖神驰，肃候

起居安好，阖府迪吉

戴逸

2006年9月26日

注释

[*]原载《涓水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致汪敬虞［2006年10月31日］

敬虞先生道席：

接奉瑶翰，知先生贵体违和，不克参加洋务运动研讨会，先生谦抑冲和，来函语气恳切，甚为感动。愿先生善自珍摄，不日康复，早占勿药。

仆叨承史职，时怀兢惕，思拜天下饱学耆宿之门请益受教，先生智深学醇，思虑精详，妙笔璀璨，婆娑于翰墨丛林，楼船锦绣，奔驶于学术海洋，允推经济史研究之巨擘。仆心仪神往，步趋恐后。伏念清史研究中经济史部分甚多，执笔诸公水平参差不齐，自愧才学疏浅，难能鉴别辨识，虽不敢屡渎先生，常作不情之请，但若有大疑大难，必求先生过目，援手相助，感谢不尽，肃此恭候。

敬颂

秋祺

戴逸

2006年10月31日

致郭成康[*]［2007年6月27日］

成康同志：

读了博士生刘文远的《思潮志》经世篇前沿报告，很高兴，报告写得很好。

刘生搜集了近人的大量研究成果，包罗百家，众说毕呈，洋洋洒洒，议论风发，概括了清代经世思想之前沿。条理清晰，颇有心得。可见他读书之博，钻研之深，用力之勤。

清代思想史研究者甚众，成果极多，几成显学，各种观点有同有异，头绪纷繁，不易爬梳。刘生颇能追根寻脉，辨析源流，议论亦有启发意义。

自章太炎评清代理学已“竭而无华”，几成定论。刘生提出“躬行践履”之特色，可为清代理学定性，此虽复述众多专家之意见，鄙见亦以为所论甚当。再，刘生指出我们的《清史》中有考证之史而无撰述之史，建议写章学诚方志学以为补救，甚有见地。再所论汉学家之“以礼代理”确为当时风气。晚清郑珍、黄式三、黄以周、孙诒让等汉学家皆以治礼知名，亦以申救时经世之志也。

刘生具研究之才能，他的作品对了解清代的整体思想脉络亦有帮助，希望他循此精进，奋发努力，能攀登学术之巅峰，是所祈愿。

即候

暑安

戴逸

2007年6月27日

注释

[*]原载《涓水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致孙燕京、宝音[*]［2007年7月11日］

孙燕京、宝音同志：

《广东清代稿抄本》目录略加翻阅，甚为丰富。目录共70页，估计近二千种稿抄本，诚为一大文化遗产，颇有价值，但精粗混杂，玉石未分，须详加清厘，作必要之删削，始可成为精品。

其中，成于民国之书甚多，目录上有所标明，另须仔细翻检，悉数剔除，如郑师许所著书甚多。郑为民国时人，大约逝世于新中国初期，除所写少量清史外，皆与清代无关。

又童蒙习作，如《便蒙通鉴》《动植生理习作卷》等，八股文章《制义截抄》《时艺精选》，目录书《清史稿目录》，占卜书《星学精华》，小学书《切韵》《二十一部古韵》，皆可不选或少选。

又现世已有通行之较好刊本，如无大差异，亦可不录，如《东华录》《啸亭杂录》《夷氛闻记》《触藩始末》《英杰归真》等。

陈澧为广东人，所遗稿抄本特多，既有《东塾遗稿》已为全璧，另尚有不少零散之各类陈澧所著书，若有重复，或可一律屏除。

出版时应稍加归类，族谱家谱甚多，可归一类，地方志亦可归一类，《东塾遗稿》有486册之多，归一类，中山大学藏本归一类，其他可按经史子集排列。

匆匆过目，走马观花，未能详细考虑，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戴逸

2007年7月11日

注释

[*]原载《涓水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致赫晓琳、赵晨岭[*]［2007年10月16日］

赫晓琳、赵晨岭同志：

你们接办《清史参考》很有成绩。我每期必读。近读39期江太新《清代灾情与救灾》一文，以极少字数较全面地介绍有清一代各地灾情，统计灾情的种类和危害程度及备荒赈灾措施，简明扼要，给人启发，颇有资政的功效，希望今后多有这类佳作。

但此文有一缺点，只谈了官府赈灾，而未谈及义赈。义赈即为社仓和义仓发展而来，至晚清而更盛。各地绅商遇灾时大量捐粮捐款，有的组织队伍深入灾区，帮助很多灾民存活下来，如清末之杨斯盛、叶澄衷等。史为之立传作为楷模，以激劝后人。

本文3页“光绪三年（1877年）山西被灾，曾国藩称：‘省南灾重粮缺，哀鸿遍野……’”。按：曾国藩死于同治十三年，怎能说光绪三年的山西灾情，应是其弟曾国荃的话。因曾国荃正是当年的山西巡抚。请于下期刊一勘正声明，以昭郑重。

祝你们工作顺利！

戴逸

2007年10月16日

注释

[*]原载《涓水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致缪廷杰[*]［2007年11月29日］

廷杰学长雅鉴：

华翰遥颁，承赐画作诗什。品重琳琅，才工月露，抛珠作唾，拭墨生香。弟少离家乡，萍踪远托，白云亲舍，魂牵梦萦，得知友诗画，稍慰乡渴。展视而屋室生春，吟玩则口颊留芬。吾兄岐黄妙手，续命有方，工作之余能有此等上乘之作，敬佩之至。亦由吾乡系人文荟萃之区，才人辈出，流风余韵涵润弥久，故能孕育如吾兄之槃槃大才，多艺多能，诚为桑梓之庆，同窗之骄。

专此铭谢，遥望南天，临颖神驰。

敬祝

大安

秉衡（戴逸）上

2007年11月29日

注释

[*]原载《涓水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致程必定[*]［2007年12月］

必定院长大鉴：

京华离别，倏忽三月，话语匆匆，未及畅伸景慕之忱。仆承乏史职，力薄能鲜，不胜负荷，思邀天下贤士鼎力相助。翁飞先生素所熟稔，曾在我处攻读博士，已在贵处任职多年，英年壮志，才思敏达，写作奋勉，芹香早掇。《清史》为国家标志性文化工程，需得各方英彦援手，共建此业。仆甚愿翁飞先生来京，参与编校，想先生春风雅量，必能俯允所请，乐助其成。若蒙慨诺，感激不尽。今托童本道先生专程赴皖，奉商此事，面聆教言，一切手续、程序、办法、条件，请详明示知。

专此谨修芜函，恭候佳音。

即颂

近安

戴逸

2007年12月

注释

[*]原载《涓水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致罗老（哲文）[*]［2007年12月］

哲文老先生钧鉴：

平日倾心风采，欲识荆州。唯机缘未遇，奉教无从。日前接获十月十八日及十月二十九日两函，先生为“避暑山庄学”事拳拳于怀，殷殷嘱咐，存注深切，关心国家之历史文化胜迹。仁者之言蔼蔼然溢于楮墨，敬佩无既，铭记在胸。弟学浅才疏，滥竽史席，书牍盈案，疲于应对。“避暑山庄学”尚需仰赖老先生之德才名望，以资号召。王仲宣之登楼，众皆唱和，刘梦得之筑室，人所瞩目，不有老成，宁能持久！弟必当追随左右，殚心竭虑，勉效绵薄，以期事之有成，是所至愿。

专此肃函。恭祝

冬安

戴逸

2007年12月

注释

[*]原载《涓水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致汤志钧[*]［2008年1月14日］

汤公阁下台览：

弟尘事鞅掌，又懒慢性成，故音问颇疏，敬乞谅宥。但每闻阁下消息，秋水春树，未尝不萦怀在抱也。日前于王汝丰教授处，得见吾公大札。岁末以来，计有数封，回环捧诵，如获圭珍，对月临风，想望风采。吾公慨允编纂《梁启超全集》，诚学界之幸也。

梁任公一代伟人，著作等身，泽被全国。逝世九十年，迄无全集问世。每念及此，辄以为憾。幸吾公浸渍于斯，致力多年，积稿盈笥，真有“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之感。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力微任重，唯于清人著作，关注殷切，愿尽绵薄之力。吾公龙门峻望，德才俱隆，卷轴罗胸，智珠在握。梁氏全集当赖全力玉成。唯吾公年过八旬，仍当以颐养天年为主，可物色若干助手，公居中调度，必能指挥自如，水到渠成。如有困难，敝处必倾力襄助，编纂事权唯吾公之主张是从。所有问题可与汝丰教授联系商榷。将见伏枥之驹，奋蹄绝尘；旁山之晖，光芒射目。感难言尽，谢岂有极！欢忭之余，奉呈尺素，用布悃诚。

即颂

岁安

戴逸

2008年1月14日

注释

[*]原载《涓水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致杨遵道[*]［2008年8月］

遵道老友台鉴：

二十余载，未得获见老友，秋水明月，时切伊人之想，忽得《仁宇八旬自述》一书，喜出望外。因冗务鞅掌，断断续续，至近日方得读毕。如重临其地，如再见故人，不亦快哉！此书叙事切实，情真意挚，记忆鲜明，文笔流畅。而评论公当，宅心仁厚，亲情友情，充溢于纸笔之间，老友真“性情中人，宽宏长者”也。读此书忽忆当年与足下读书议论，游览闲话，吞吐謦咳，欢声笑语，犹历历在耳，今俱往矣！年过耄耋，鬓发如霜，回首前事，不胜唏嘘感慨之至。

当年足下助我写作《中国近代史稿》第二册，此稿久置箧中，尘封多日，本已无心问世。前年，同事同学及出版社劝我与第一册共印一次，劝说再三，盛情难却，不得已而为之。因无时间，一切仍旧，未作修改，仅留作纪念，兼供好友参考耳！第二册中之“合作政策”“中法战争”为您提供初稿，我改写而成，今已四十年矣。献此陈册，敬表感谢之忱。

仆自承担纂修《清史》之职，才疏学浅，事艰任重，如怀履冰之惕，常思益友之助，足下如有治史长策，获闻史界议论，不吝赐教，肃此奉呈。伏中酷热，伏惟起居珍摄。

向履谦尊嫂问安！

戴逸

2008年8月

注释

[*]原载《涓水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致马大正［2008年9月17日］

大正同志：

《重大学术问题表述》一文已阅，感谢9篇稿子的作者，他们的意见，我基本上同意，有几点不成熟的想法，提出供参考。

清史中重大有争议的问题很多，非三言两语所能阐明。重大问题有两种：一种是事实之认定，如太后下嫁、雍正继位、琦善曾否签署《川鼻草约》、光绪之死等；另一种是人物之评论，如明清之际的降臣（贰臣）、曾国藩、李鸿章、洪秀全、慈禧等评价或事件之性质、作用、意义，如征缅之役、平定准噶尔、闭关政策、清末新政等，在《清史》中之表述均宜全面、明确、公正、简短，不宜详细描述。我们所谈只能是我们时代所能断定的意见，后人仍会有各种说法。

具体问题应具体分析，如洪承畴松、杏（山）战败，可写其降清事实，不必解释是认清大势、弃暗投明，但亦不抹杀他后来抚定南方之功绩；如施琅之降清，他本就是郑芝龙手下海盗，与明对抗后随郑芝龙受招安，未可责其叛明降清，即清廷亦不以贰臣视之；如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以此为其毕生主要事业，应予谴责，但他在学识修养、军事才能、传承中国文化甚有功绩；如李后主、宋徽宗均为亡国之君，政治上甚昏庸，但其文学艺术亦有卓越贡献。以上意见不知妥否？

既要修撰《清史》，重大问题不能规避，不能模棱不定，不能草率评议，对之经过深入研究、缜密考虑后宜有一倾向性意见，旗帜鲜明而立言简要，以待后人之评论、校正，亦不必要以很大篇幅再存异说。（此事另有《清史考异》。）

历史上的人物、事件及其作用、性质都是客观存在。历史学家应尊重客观事实。但如何评价，人的主体认识具有时代精神和群体意识的观照，故常有移位、差异，甚至意见截然对立。我们的《清史》应该以21世纪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多数公民的价值观念作标尺，对各种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深入的考衡，慎重的判断，而作简要之阐明。

戴逸

2008年9月17日

致典志组［2008年10月］

典志组：

田汉云教授《朴学志》经解篇引言已收阅。

经籍弁冕群书，地位极尊。经籍中包含自然界和社会界知识之全体，古代中国人对客观世界之认知大多根源于此。汉代有五经博士，后衍为九经，又衍为十三经，内容丰富，流派纷呈。古来说经之作，浩如烟海，而清代对经籍研究，功力最深厚，且别出蹊径，从审音识字始，推之于义理之阐发。他们对经籍累世研究，孜孜不倦，考订精审，注释详尽，溯源探流，穷其奥义，究其音训，求其本真，著述大备，叹为观止。有清一代，对中国经籍作了最可贵的总结。前有《通志堂经解》，中有《皇清经解》，后有《续经解》，洋洋大观，其他成果之数量与质量，远迈前代。田汉云教授这篇引言，在祁龙威老先生的指引下，写得简明有序、内涵精深、条理清晰、有理有据，是对清代说经成果导读之佳作。

请向祁先生、田先生转达敬意。

即颂

秋祺

戴逸

2008年10月

致典志组各位专家［2009年4月9日］

审改是提高《清史》书稿质量的关键，此项工作即将启动。为统一审改的标准与办法，已印发《清史编纂手册》（其中有各种大纲和撰写则例），可以作为依据。但因书稿成于众手，很不规范，审改又由许多专家执笔，各人的思路、理解不一，故专家们提出实际操作时仍感到困难。为了求得共识，特选取两篇书稿（海关篇一万字，会党篇五千字），试作审改示例二篇及小序四篇（海关篇、会党篇、漕运篇、中日邦交篇，每篇限500～1 000字），供专家们参考讨论，以收举一反三之效。审改稿与小序稿定有不当之处，恳请批评指正。

即颂

春祉

戴逸

2009年4月9日

《邦交志》中日篇小序

清代之中日关系极为复杂，屡经变迁。最初仅有贸易关系。康熙时清廷曾经通过朝鲜政府传达敕谕，遭日本幕府拒绝，但仍保持和平而又疏远的关系。

日本明治维新后，派柳原前光来华，与李鸿章谈判。同治十年（1871年）签订《中日修好条规》，这是两国建交之始，该约基本上是平等之条约。签约后，各设公使馆，互派公使。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启动近代化的同时，军国主义逐渐抬头，它国土狭小，资源缺乏，急于对外扩张。同治十三年（1874年），悍然出兵，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后被迫撤退。光绪五年（1879年）公然吞并中国的朝贡国琉球，中国未予反击，示弱于日本。日本继而专注侵略与中国相邻的朝鲜，意在以朝鲜为跳板入侵中国，屡次挑起衅端。光绪八年（1882年）和十年（1884年），日本先后制造壬午事变和甲申事变，挑动并参与朝鲜内部的派系斗争，甚至出兵占领朝鲜王宫，遭到当时清朝在朝鲜驻军的反击，未能得逞，但事后中日签订的《天津条约》中规定：日后朝鲜如有重大事件，中日两国，各可出兵，遂埋下中日战争之祸端。

光绪二十年（1894年），清军应朝鲜国王请求，入朝协助镇压东学道起义。日本亦趁机出兵朝鲜，对清军不宣而战，大举进攻。清军战败，北洋舰队覆没，日本强迫清廷签订《马关条约》，赔巨款，割台湾。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日本又参加八国联军，派军队攻入北京城，后因与俄国利益发生矛盾而发生日俄战争，俄国战败，它在南满之利益悉为日本所夺，日本在中国的势力咄咄进逼，清廷步步退让，继续丧失了许多权利。

海关篇小序

中国海关可远溯到唐朝在广州设立的市舶司。清初因郑氏据台湾，清廷有禁海令，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始解海禁，在粤、闽、浙、苏四省设海关，专管海洋贸易事宜。乾隆时为限制中外贸易，仅留广州一口通商，设粤海关，通过公行商人为中介，向外国来华商人征收关税。

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传统对外贸易体制为条约贸易体制所取代。上海地方当局初设盘验所，管理洋货商税。咸丰三年（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海关征税陷于瘫痪，由英国领事代行海关职权，在租界内设立江海新关，外国开始霸占中国海关。

咸丰八年（1858年），英法联军时所订《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规定“邀请英人帮办税务”，“各国画一办理”，英国人李泰国被任为海关总税务司。后李泰国被辞退，由英国人赫德继任总税务司，达半个世纪之久，直至清宣统三年（1911年）赫德病死，由安格联继任，中国海关利权长期被帝国主义所霸占。

上海江海新关建立以后，李泰国、赫德相继将上海的海关制度推广到各通商口岸。各海关均聘用外籍税务司和大批外国人员。按规定海关业务正项为监管、缉私、征税、统计等。税率限为值百抽五，后因厘金兴起，外国商货获得免交厘金特权，只加收子口税百分之二点五。

近代中外贸易激增，税收甚旺，自咸丰十一年至宣统二年（1861—1910年），海关税收总数达九万亿两。中国海关被外人长期把持，虽管理良好，井井有条，亦少贪污腐败之事，但税则被限，手足受缚，外人司钥，门户洞开，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民族工商业之进步，故近代要求收回海关权利之呼声，此起彼伏，震撼朝野。

漕运篇小序

清代定鼎北京，集中大批皇室、贵族、大臣、官吏、将兵，八旗人口及诸多服役商贾，集中居住于此，人户殷繁，北方粮食产量不足，艰于供应，因于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山东、河南八省每年征收漕粮、白粮，运贮北京、通州各仓，以供北京官兵人口食用。计征漕粮正米400万石，耗米200万石，扣除耗损、改折、截拨外，计每年运抵京、通各仓者约300万石，保证京师饷需民食。漕运为清廷之一大政。

漕运系统、机构、运作极为复杂，专设漕运总督司理其事，下设粮道、郎中、主事、漕标、运丁，分管征收、押解、入仓、查验、造船、河工等事，北京、通州及运河沿岸设粮仓存贮漕粮，此制相沿数百年，制度复杂，操作烦琐，利薮所在，流弊甚多。

清初直到嘉庆时，漕粮均经运河运至北京。清中叶后，黄河屡决，殃及运河，淤塞不通，漕粮阻滞。道光时改行海运，南方漕粮集中于上海，雇募商船，由海道运往北京，海运节费、省力、利国便民，其后沿海行驶轮船，漕粮由轮船海运更为安全迅捷。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河运全停，清廷长期实施的漕运大政遂告终止。

会党篇小序

清朝中叶以后，人口激增，迁移频繁，加以市场经济发展，大批无地农民游离到工商城镇与运输码头求食。他们无家室之荫庇、无稳定之职业、无谋生之技能，生活极为艰辛。为了生存，相互帮助，集结成伙，久而结党立会形成势力，称霸一方，惹事起衅，鱼肉乡里，是为“会党”，亦称“帮会”。

会党主要分布在南方沿江沿河一带。有三大派系，一为天地会，盛行于福建、台湾、广东、广西、湖南、江西，亦称“洪门”；一为由啯噜演变而成之哥老会，盛行于四川及长江中下游；一为起源于罗教之青帮，盛行于运河沿岸，南起江、浙，北至天津。

会党无统一组织，是地方性的小团体，山堂林立，名称繁多，各行其是。会中成员结拜为异姓兄弟，长幼为序，相维相联，固结不解，有结拜入会之仪式，有会章帮规之约束，有暗号手势之联络，平日什百为伍，游手好闲，酗酒窝赌，掠夺劫杀，从破产的劳动者堕落成为市井无赖。

会党成员大多数出身于社会最低层，因此也具有反抗封建势力之性格，清中叶以后曾发动多次抗清斗争。尤其是天地会与哥老会，辛亥革命前同盟会员在其中活动，组织反清起义，声势甚大，清朝之覆亡多资其力。

厘金篇小序

厘金起于晚清，因太平军兴，清军饷银匮乏，不得已而抽取的一种商业税。始创者左副都御史雷以鍼，据说雷听从其幕友钱江的建议，于咸丰三年（1853年）在扬州仙女庙抽厘助饷，初每米一石抽厘金五十文，分“坐厘”“行厘”二种，“坐厘”抽之于店铺的坐商，“行厘”抽之于过路的行商。其后，此种特殊商税逐渐推广到全国，为晚清财政的一大弊端。

厘金是一种工商税，为中国近代商品经济发展之产物。但因产生于特殊的环境下，临时应军需之急，未作长远考虑和通盘计划，随时随地开征税率不一，征收办法各异，且设卡甚多，处处征收，官吏朘削，病商害民，而洋货、土货征收亦无统一办法，轻洋货而重土税，外国商品除关税外只收百分之二点五的子口税即可通行全国，无须再交厘金，而中国商品处处抽厘，步步陷阱，中国新兴的民族工商业处于极不利的竞争地位。下至肩挑负贩之贫穷小民，米盐柴油、日常琐细之物均须抽厘。

太平天国战争后理应裁撤厘金，但抽厘日久，地方官吏视之为利薮，坚决反对裁厘。清廷又屡谕整顿，减少厘卡，但整顿无效，厘卡林立如故，民怨沸腾。戊戌以后，国内民族意识觉醒，要求洋货既免厘金，应加关税，与列强进行加税免厘之谈判，而列强多方拖延阻挠，至清朝覆亡时，加税免厘之谈判迄无定议。直到1931年（民国二十年）北伐战争后，全国改征工商税，厘金制度方才被废除。

《文学艺术志》诗词篇小序

中国素崇“诗教”，《诗》三百篇列在经典，风雅久播，数千年诵习不衰。在长期的创作吟诵中，形成了中国诗词特殊的格律、声韵、语境、风格，在世界文化创作中吐芳扬芷，独树一帜。人们之喜怒哀乐，发而为诗，情见乎词，寄托深远。由于朝廷之倡导而社会人众亦常以诗自我陶娱，故诗甚普及。词为诗之变体，故称“诗余”，功能稍隘，填写难工。中国之诗，唐代最盛，词以宋代为盛，元明中衰，而清代诗词复兴，臻于高峰。有清一代，诗人之众，诗词之多，诗会之盛，诗评之精，皆远迈唐宋。其流派繁多，异彩纷呈，姹紫嫣红，各擅胜场，百花齐放，蔚为大观。诗词随时代之推移而变换其风格。清初国破家亡，黍离麦秀，多遁世之哀声。康熙以后，国力日强，统一版图，承平日久，燕舞莺歌，多盛世之元音。王士禛倡神韵说，诗格清淡，自然流畅；沈德潜主格调说，清真雅正，温柔敦厚；翁方纲举肌里说，博学多识，以学问入诗；袁枚立性灵说，抒写真情，尊崇天性。诗坛进入盛境，歌舞升平，风流蕴藉。乾隆后期，国力渐衰，多恤民警世之作。诗风由宗唐变而宗宋，江西诗派活跃于同光之际，然其时列强入侵，国事多艰，愤悱慷慨之心发为爱国诗词，又因西学东渐，诗风丕变，新事新词摭拾吟唱之中，而呼吁改革进而鼓吹革命，风潮鼓荡，“南社”之诗会、诗风盛行晚清民国易代之际矣。

致郭成康等专家［2009年5月5日］

郭成康、华林甫、何一民同志钧鉴：

对何一民同志主编的《城市志》初稿意见，及华林甫同志来信，专家会议座谈纪要，以及何一民的答辩材料，我今天才能读完。因我今年三月、四月连续得病，两次住院治疗，未能及时阅读，故复信迟延，请予谅解。

我对清代城市全无研究，这次读了你们的长篇驳辩，对我说来是个学习机会，几无可以置喙之处，难以作是非之判断。只是谈谈读后印象，如有不当，请予指正。

《城市志》立项已久，先由川大隗瀛涛教授领项，隗老病逝后，何一民教授慨承全责，出任主持，全组成员勤奋从事，积稿已数十万言。但《城市志》为新辟项目，前史所无，难度甚大。何谓城市？与设治中心或群居聚落如何区别？此类基本问题即已聚讼纷纭，争辩不决。在专家讨论纪要中吴松弟、张利民、成一农三位先生意见很精辟，阐发有得之见，鄙人深表钦佩。但三人对城市之布局、功能、架构、观点均有分歧意见，令我等外行之人乍观亦难分是非，可见学问之难，需铢累之功，非一日之力。《城市志》今日如能起步，必应吸纳百川，他年方能汇成汪洋，蔚为大观，是所愿也。《城市志》初稿中问题甚多，专家们尚难首肯，维非始愿所及，但亦在意料之中，因新学科之始创甚难，舛误较多，深望何一民先生虚怀若谷，细心研究意见，择善而从，改善稿件。今清史编纂时间已久，即将进入审改阶段，如果全盘重来，从头再做，旷日持久，不能按期完成，将贻误全书之问世，关系重大，不敢轻举。

以上一孔之见，未知可否采纳，以息纷争。

专此即颂

近安

戴逸

2009年5月5日

致潘振平等专家［2009年10月28日］

振平同志和传记组各位专家：

你们去安徽开会，我因身体欠佳，难以同行，不能与会参加学习，感到抱歉和遗憾。

东梁同志要我就洋务人物谈点看法，我也没有进行研究和深入思考。简单写了几段话，不见得正确，供你们讨论时参考与批评。

祝大家

愉快、平安

戴逸

2009年10月28日

附：关于洋务派的一点意见

晚清，世界的近代化与一体化进程正在加速，中国也从传统的小农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洋务运动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而产生。这时中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要完成这一艰难任务，必须面向世界，与先进国家交往，学习它们的长处，中国才可能独立、生存并复兴。洋务运动即是应时而生的必然过程。洋务人物也是在这一历史潮流中诞生。他们的是非功过都要放到这一历史大趋势中进行考量评估。

但是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是一个漫长艰难的历史过程，对中国而言，尤其如此。洋务运动是近代化的开始，是转型的起步，必定会遭到层层阻碍，重重难关。洋务人物出生于封建主义的母胎中，生长于列强的浸透与侵略下，“新的方生，旧的未死”，他们具有复杂的思想、经历、性格、理念，为了推动自己的事业，捍卫自己的利益，必然要和周围强大的封建势力和外国势力碰撞、冲突和抗争，又对他们存在依赖、抱有幻想。同时洋务派也挣扎在自己矛盾的性格之中，他们在近代化轨道上艰难起步，但步履蹒跚、进程迟滞，浪费了时间，失去了挽救中国的机会。当然，这是洋务派所处的环境及其自身软弱性格所决定的。一个有悠久历史和辉煌过去的农业大国，身上背着重大包袱，在转型时必定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洗刷身上的积垢，而且东邻日本正在迅速崛起，同时在转型时的中日两国必有一战，“一山不容二虎”，在当时弱肉强食的世界上不会有共处双赢的可能。

洋务派是最早向西方探索富国强兵之道的中国人，是中国近代化路程上的先行者。由于当时国内外的险恶环境和自身的弱点，他们失败了。中日甲午战争使之破产，但他们给后世留下了可贵的遗产，一批新式工业、矿山、铁路、电报、学堂、报刊在中国产生了。社会结构开始变化，出现了稚弱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新型知识分子，新事物的产生和壮大是后来进行变法新政和革命的基础，中国的前途有了希望。

近代中国犹如一个竞赛场，洋务派、维新派、同盟会、国民党以及共产党人正在进行一场接力赛跑。洋务派走了，第一棒虽然跑得很慢，落在世界的后面，但毕竟起步了，中华民族的觉醒给后来的竞跑者注入了越来越强的活力，一棒连接一棒，跑得更快更远，正在超过许多竞跑者，走到世界的前列。

致周远廉［2010年6月12日］

远廉先生钧鉴：

仆与贤伉俪虽同在京华多年，但因尘事鞅掌，未曾多获雅教。然昔日捧读尊著多种，史笔严劲，文采斐然，敬仰高才，寸心早篆，击节赞赏，推为上品。后闻知学琛女士仙逝，惊诧异常，仆闻讯已迟，未能亲往吊唁，歉憾交并，失礼之至。阁下晚年悼亡，内室鸾分，生离死别，情何以堪！惟逆境顺受，宽怀善处，珍重贵体，此千里远人所深愿切祷者也。

此次奉函，实因仆材质驽钝，奉职史席，已历七年余，赖史界同仁齐心协力，幸免陨越，今初稿将次第杀青，已提交审改。审改系全局中之大事，必须邀请高才硕德，主持其事，阁下以班马之通博、机云之才思，如能鼎力相助，方称完善。但多次访寻，未获阁下去向。近从思治先生处得知阁下已回四川乡居，闲云野鹤，脱俗绝尘，故托思治先生代为说项，以作先容，仆方敢执笔邀请先生出山，审阅本书通纪第一卷（努尔哈赤、皇太极史事）30余万字。此为本书开卷第一篇，非得如阁下之史事详瞻、文章馥郁者，难以胜任。今蒙应允，实仆与同仁之大幸，衷心感谢，笔难尽宣。

合同订约、稿件寄送、审稿办法等事宜，由刘仲华同志负责，近日仲华先生当与阁下联系。

专此奉告，诸希珍摄，即倏夏祉！

戴逸

2010年6月12日

致郭成康［2011年4月2日］

成康同志：

谢谢您！《农业志》与《外贸志》初稿已收到，我正阅改毕通纪第四卷乾隆部分，其中叙及农业与外贸之处甚多，正好可互证。

郭松义先生所写《农业志》甚为精详，可称佳构，鲜明、充实、清晰流畅。我虽略加浏览，但颇为钦佩。如果新修《清史》均能达到此水平，可以无憾矣！审改时不必大改动，郭先生文中未说全国耕地数、粮食总产量，这正反映了郭先生的科学态度。因为全国的田数、产粮数不可能计算出来。我从前写乾隆一书时，断为10﹒5亿亩和2 040亿斤，这是当年估测所得，与吴承明、吴慧先生虽有不同，但较为接近。通纪第四卷即使用这个数字。我的态度是写书尽量不留哑谜，尽力破解。如果论断有误，后世必能改正。郭先生的态度很严谨，如果难作判断，宁肯存疑不说。我充分理解和尊重郭先生的态度，将来审改时应保存其原文，不必与鄙见看齐。农业部分，郭志内容和质量超过通纪第四卷，我深感快慰。

《外贸志》的前部分也写得不错，此稿按时间顺序叙述，亦合史法。唯材料较单一，大多用马士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文资料较少。且关于贸易制度、章程、税则、纠纷、公行商人与商欠等，全未涉及，字数达十万字。写至鸦片战争以后，估计第九卷中虽可参考，但难以直接采用。陈争平先生似亦写作之高手，因种种原因只能弃置勿用，不无可惜。

即此奉告，谨祝

春安

戴逸

2011年4月2日

又《农业志》37页中说《耕织图》为楼琦所作，我似乎记得是楼，（宋人），不知是打印之误，还是我记忆有误，请查正。

致郭成康［2011年4月4日］

成康同志：

读《农业》、《外贸》（部分）二志，甫写信告知，又读《书画》卷中书法部分。再写一信，将读后赘言，渎陈一二。

我既字体拙劣，又不谙书道，本无评论资格，但三十年前得观田家英所藏清代书法数千件，兴趣甚浓，故业余喜观清人之法书。本卷字数较少，内容稍单薄，重点亦嫌失当。书法部分（除篆刻、绘画外）约三万字。以王铎开首，写四千字，王铎书法极佳，但本为降臣，士林不齿，而同时之傅山、八大山人等亦书法翘楚，一共不到数百字，似为失衡，此为作者鉴赏眼光，尚可存而不论，但清代盛传之四大书法家翁（方纲）、刘（墉）、成（成亲王永瑆）、铁（保）竟只字未及，不知其故。或四人均为帖派名家，作者存重碑轻帖之见（但文中论帖流派尚公允）。

清代科举作文，甚重书法，故士人苦练字画、书法极盛，如朱彝尊、王鸿绪、张照、蒋衡、郑板桥、王澍、钱南园、翁同龢、吴昌硕等与四大书法家，本卷均未提及，可以略作补充，文字不必甚多（王铎可稍减）。鄙见可行否，请裁酌。

春安

戴逸

2011年4月4日

致沈秋农［2011年10月23日］

秋农先生钧鉴：

足下翩翩华章，时惠老人，叙事状情，绘声绘影，才高月露，笔舞蛟龙，奖誉鄙人，愧不敢当。仆近日身心尚健，伏枥如常，史席研讨无虚日，唯冗务繁剧，鲜有成效，岁月蹉跎，难挽时日，亦未能执笔回音，不胜歉仄。寄来尊稿阅讫，条理清晰，叙事精警，文采斐然。回顾昔年往事，几同尘梦。谨将记忆所及，略作补充，稍加涂抹，以清眉目，其中不免有赘语剩言，乞加改正。先生尽心费力，为我采访写作多篇，铭感于怀，长揖致谢，聊申敬佩之忱。

秋意渐深，虞山之巅，尚湖之滨，花发鸟鸣，正暇时览胜之佳日，耄耋游子，乡情亲思，能不动心兴感乎？唯衰朽之躯千里之行，力不从心耳！怅望南天，感慨系之。

敬候

秋祺

戴逸

2011年10月23日

致编审组［2011年11月6日］

编审组：

读了文海同志对通纪第六卷一审稿的《验收报告》，他看得认真，改得仔细。其总体评价我很同意，即①观点正确，②资料丰富，③结构严谨，④文字流畅。评价与一审专家符合，是一部好书。此稿已经多位专家审阅修改，即可通过。

有几条建议：

第一，错字太多，应引以为戒。通纪组要安排一个同志，将文海所改的地方，录入新的定本。

第二，我们所发《则例》《工作手册》中有矛盾和不统一之处，可否查阅一次，统一订正，发一个最后能够通用于主体工程的《则例》，以后均按新本修改。

第三，要注意打字时的错字率。此卷我亦修改过一遍，多大段删去和大段增写。

第一段是讲上帝教是否邪教（修改时注意了夏春涛的意见，称“上帝教”），清稿19～20页约600字，错字达10个。19页，10行“时”应为“是”，14行“梯昂”应为“天国”，21行“太平合理”应为“公平合理”，末行“包括”应为“包裹”。

第二段讲太平天国胜利进军，自清稿58～59页，约900字，共错字14字。58页，10行“如此胜利”应为“如此辉煌胜利”，13行“被掳，服役”应无标点，16行“欢饮”应为“欢迎”，17行“贼至争迎之”应为“贼至则争迎之”，19行“遂以酿成”应为“则遂以酿成”；59页，2行“对位之制”应为“队伍之制”，6行“虽死不饶”应为“虽死不挠”，9行，“开赴开地”，应为“开赴别地”，9行“具有各省”应为“俱由各省”，14行“拔兵而自卫”应为“按兵而自卫”，19行“法令”应为“传令”，24行“迫近”应为“追近”。

错字率万分之一百以上。其他大段增写还有五段，无一错字，可能是两人所打，质量不同。

定本上的错字、漏字一定要牢牢把关，否则错误百出，不堪入目，贻笑大方，千万注意！

戴逸

2011年11月6日

致周琦珍［2011年12月26日］

琦珍学友：

您好！收到来信，我十分高兴，古人说“每逢佳节倍思亲”，我们虽非亲戚，却有乡情故谊，收到来信正好是圣诞节，故而倍感亲切。

您的来信不由使我想起自己的两个姊姊戴素琴和戴素金，她们都是您的朋友，一位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去世，一位在“文化大革命”刚过去也病故。她们的死对我打击甚大，我听到噩耗，痛哭失声，我们姊弟之情极其深厚、真挚。您的来信使我回到过去，沉浸在和两位姊姊相处的遥远岁月中，充满着思念之情。

您说曾寄给我一本画集，我未曾收到，最近的常熟报纸也没有看到。他们对我作了溢美的报道，我愧不敢当，谢谢您馈寄的画册、书信。

寄上《北京文史》和《自选集》三本，请存以留念。

祝

健康、愉快、幸福

戴逸（秉衡）上

2011年12月26日

致编委会各主体组［2011年12月31日］

清太祖努尔哈赤为清朝创业称帝之第一人，现在书籍中对其汉译名多不一致，大多为努尔哈赤，实系衍变之俗称。最早编于崇德元年（1636）之《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称之为“弩尔哈奇”，后实录多次修改，乾隆时《武皇帝实录》称之为“弩尔哈齐”，玉牒亦作“弩尔哈齐”，当时明朝实录中称之为“奴儿哈赤”，其他《万历武功录》《东夷考略》《辽夷略》以及日本人稻叶君山均称之为“奴尔哈赤”。

按，奴为奴隶，赤近赤身裸体，均系丑化或贬称，不足取。

《清史稿》作“努尔哈齐”，民国史家孟森、萧一山称之为“努儿哈赤”，从此我国史学界均沿此称呼。改革开放后之《清代简史》、《简明清史》、朱诚如《清代通史》及李治亭、阎崇年诸家传记、《清代人物传稿》、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均称“努尔哈赤”。

新修《清史》应统一名称，如果从今多数俗称可作“努尔哈赤”，如果从清朝实录、玉牒、《清史稿》之传统可作“努尔哈齐”，何者较妥，请各主体组专家一议，作出决定，即以此名称之。

此问题在新出版之张杰教授《清朝三百年史》中有详细考证，其论断似可采信，请参阅。

专此通知，并祝

岁安

戴逸

2011年12月31日

致潘振平［2012年3月29日］

潘振平先生：

您好！

穷数日之力，将《传记·遗民》全部读毕，共46篇47人。且读且改。此稿文笔甚通顺，改动甚少，且所改不一定正确。有可改可不改者，亦有所改为误者，请您按页复阅。如所改为误，请弃置勿用。

所改在2、3、10、14、20、22、27、30、32、37、44、47、49、52、55、58、85、90、92页。

多年前《遗民传》立项前，我心存疑虑。因遗民人数甚多，恐有喧宾夺主之嫌，且遗民效忠前朝，立传新朝是否适宜，后见《清史稿》立郑成功、张煌言、李定国三传，又立《遗逸传》，吾意乃决。

《遗民传》内容极为丰富生动，传中诸人心志相同，而其行事、遭遇、思想各有不同。逃亡、拘留、隐藏、漂泊，坎坷磨难而心志百折不回，可歌可泣，特立独行，可以启沃后人之心智品行。

阅改中见92页屈大均传有“春，至北京，哭拜于崇祯帝自缢处”。按崇祯自缢于景山，清代乃宫禁要地，屈大均到北京，岂能进入？必无此等事，即使史有记载，亦非事实，此句可删。

《遗民传》初稿我多年前曾读过，当时尚粗糙，质量不齐，经数年锤炼，已臻成熟，切磋琢磨，功效非浅。请代向传记组专家与撰写、审改同志致敬。

顺颂

春安

戴逸

2012年3月29日

致郭成康、宋元强、陈铮［2012年4月9日］

典志组郭成康、宋元强教授转陈铮编审：

您组送来的有关《教育志》审改情况及附件已于4月6日收到，浏览后提出如下意见。

我们所聘专家有的秉性刚峭，但确有才华，应特别尊重。但有时在稿件进度与质量问题上发生龃龉，我们当然亦有底线，尽量以缓和口吻进行协商，争取其认同，因为将来稿件出版，他们要署名负责，所以处理时需格外慎重。

《教育志》长达45万余字，我未能全阅，翻检100余页，豹窥一斑，且过目匆匆，未能评论全体，只能略谈印象。

作者治学谨严，稿件质量较好，内容丰富，表述清晰。审改者尽心努力，意见缜密详尽，甚见功力，所改或为硬伤，或为错字，或为冗文，或为欠通之句，或用词不当，绝大部分意见是正确的，提高了稿件的质量，十分感谢陈铮先生的努力投入。

我的意见如下：

一、同意卜键同志批示，请陈铮先生继续审改，不必再与作者商榷。

二、尽量尊重作者，他所采纳意见已有260处，可见颇有虚怀纳言之雅量。

三、所改意见大多是有错误或瑕疵的非改不可，但亦有部分可改可不改的，可以少改或者不改，以尊重作者，使感情上不致多有抵触。

可改可不改者举例如下：

一、文中所用“的”“亦”等字有的应删，有的可删可留，不必全部删除。

二、1页“仍沿明史”四字可不必加。

三、21页“奉旨照所议办理”，“奉”字不必改为“谕”字。

四、25页“北京”不一定改成“京师”。

五、27页“李提摩太最早建议成立学部”此句不应删，删后只剩下“李提摩太先后发表……《论新学部亟宜设立》……等文章”，抹掉了他最早建立学部之意，似应恢复原句。

六、30页“张之洞逝世”不一定要改为“张之洞卒”。

七、31页学部司科职责可保留，而62页各省提学使六课职责可删节，因前者是国家机构，后者是省级机构。

八、“原因在于”不必改为“由于”。

九、5～6页无系统时期可否改为“初期”或“早期”，有系统时期可否改为“正规时期”。

十、71、72页《卧碑文》《训饬士子文》可全录，82～84页谕旨可摘录。

十一、59页两广学务处章程可删节。

十二、98页国子监在明朝的经历可不必追溯。

十三、7页末段之红笔说明可删。

十四、17页“嘉庆年”三字不通，按前文所言似应为嘉庆九年，或改嘉庆年间。

十五、207页关于全国书院数之争议，注文语气较生硬，可稍作变动，史表组有《书院表》，可与他们对照商议，有无确切数目。

以上例证十五条不一定妥当，因时间仓促，无暇细读，未经深思，仅供审改参考，总之审改时微小差异无关宏旨者，尽量保持原稿面目，不要多加删削和增添，以缓和专家之抵触情绪，所言如有不当，窒碍难行，亦请指正。

即颂

春祺

戴逸

2012年4月9日

致郭成康［2012年11月3日］

成康同志：

我第一次拿到了粉红色版钱法篇，望穿秋水，匆匆翻阅，仅能略读而已，获得不少知识，但还难以置评。

开头引言约1 300字，我试行改写，得500字，不知是否太简，全志应统一，或用稍长的引言或用较短的小序，请你们再考虑。

祝

健康平安

戴逸

2012年11月3日

小序（钱法篇）试行改写稿

清代货币先后有银两、制钱、银元、铜元、纸币等。清初到中叶一直流通银两与制钱，百文制钱值白银一两，但实际比价时有涨落。清廷设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各省亦设局铸钱。为了保证铸钱的铜斤来源，初时在日本采购铜料，后在云南开发铜矿。乾隆时铜矿业盛极一时。

清廷收纳赋税及市场大宗交易以银两为主，银两的铸造形式（银锭），其成色、称量均有规定。清中期产生了公估制度及银两的平、色、兑，使银两制度有所进步。列强侵入中国，外国的银元随之在中国流通。光绪年间，中国购买机器，亦自铸银元。清代在短时期也曾发行钱票、纸币，但随即停止，未长期使用。清末外商银行进入中国，外国各种纸币均在中国流通使用，货币市场日益紊乱，同时世界市场金贵银贱，汇价上涨。中国对外贸易及赔款、外债发生严重的镑亏。清廷在实行新政时希望实行币制改革，于是有实行金本位制或银本位制之争论。宣统二年，清廷颁布《币制则例》，拟进行币制改革。翌年，辛亥革命起，清亡而改革未成。

致郭成康［2013年5月11日］

成康同志：

读了方伟评论陈万鼐先生文章的意见再次思考，有某些意见和问题写出供考虑。方伟是一位年轻而勤奋的学者，认真阅读，对陈作有许多认可和赞许，应按编委会新规定给以若干奖金。

他所指出的问题亦非常强烈尖锐，有的属于学术意见的分歧，如对曾侯乙墓编钟的音律，可存而不论。

主要涉及学术规范。他指称陈先生违反近代的学术规范，近代学术规范目前尚属习惯而无严格的成文规定。史学的规范更加特殊，中国古代有句话“文忌非己出，史忌己出”。文史属一家，但以一种规范要求，尚属牵强。国史必须用材料说话，必须有引文、有出处，故很容易有雷同文字。前个月，我处理通纪第三卷的雷同文字，用了极大力量勉强将雷同文字从27﹒8%减至8﹒8%，深知其中苦衷。故对《清史》全书要求雷同文字放宽容许到10%左右，希望典志检查雷同文字可参考。

至于陈万鼐先生著作中有二章雷同文字太多，可酌予删减。陈先生是该作者王耀华的老友，不仅注明了出处，且为此书写序，他应用此书应是同意此书意见，当然应用时不宜全文照抄。其他有抄袭他人说法之处，只要注明出处，注得清楚、明确，完全允许。

科学的发展只能是站在前辈科学家的肩膀上逐步登高，不可能从平地上一跃而起，完成全功。

敬礼

戴逸

2013年5月11日

致谢俊美［2013年6月1日］

俊美先生台鉴：

与君相识多年，足下风骨俊朗，勤奋著作，文藻秀逸，史才纵横，神思敏捷，自成一家。仆年迈衰老，未能常通鱼雁，深表歉意。忽得惠寄“珍稀白茶”二盒，承邀关注，赐赉先加，寸心铭感之至。

仆自忝任清史编纂之职，伏枥老骥，德薄能鲜，实难膺此重寄，幸参修诸君，俊才荟萃，群策群力，鼎力完成，今全稿已收齐，正在审阅修改之中。此事规模甚大，时长日久，冗事殷繁，苦不胜言，今后工作尚需二三年。困难尚多，当鞠躬尽瘁，全力以赴。前途若有需求，尚需请求足下慷慨出手相助，叨在知己敢布心迹。

肃候起居，即颂夏安。

戴逸

2013年6月1日

致主任办公会议、项目中心、各业务组［2013年7月9日］

主任办公会议、项目中心、各业务组：

收到《清史·典志·会党教门志·会党篇》及二审专家的意见，因全稿与评审意见甚长，只能大略过目，未曾深入研究。

评审专家认为此稿不合格，评语较尖锐。评审专家对此专题造诣甚深，且认真审阅，严格把关，我们表示欢迎和感谢。此稿确有缺点，结构较松散，史料多堆砌，断语欠清晰，有加工修改的必要。

但专家所议亦有可商酌之处，如教门会党初起时似有弱势群体为生存而且相互帮助之需要，帮会一般成员俱属贫苦人民，故结会之始有帮规、戒约，劝善戒恶以为约束，但经长期变化发生“异化”，因没有正确的思想和指导，故沦为打家劫舍、杀人越货之匪类。此事经典作家论述颇多，见于恩格斯、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即毛泽东亦曾赞扬汉末黄巾初期组织的互助性质。评审专家指“互助性质”为“皮相之见”，未必恰当。

再，帮会教门之分类极为复杂，须以其所奉宗旨与信仰，迷信色彩之浓厚，组织方式之严密或分散，分布地区之南北，参加人群之差别全面考察，很难仅以有无师徒关系作为唯一之标准。中国北方教门专崇无生老母，以宝卷作宣传，参加者多农民；而南方之会党崇信五祖，迷信色彩稍轻，多见码头，以手势隐语作联络，参加者多码头水手、手工业工人与城市游民。但众多秘密组织在长期历史传承中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虽各有特色，亦同具共性，青帮即地处南北之交，故有北方教门重视师生关系的特点。青帮为罗教影响甚深，仅以此有无师徒关系一端，专家推崇的许地山“秘密宗教、会党、帮”的“三派分立”说，即难以成立。

中国之教门会党源远流长，难以一纸尽说，况我对此未作专门研究，所言恐有贻笑大方之处。但教门会党本身文件较少，且多隐语图录，甚难解读，故庐山难识真面目，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是其是，此种学术歧见，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但此稿作者亦为国内名家，知识丰富，运用史料甚多，所用档案文献如上谕档、朱批奏折、录副奏折、宫中档、会典、实录几乎占全书引用的70%，评审专家称其不用档案，类似坊间通俗作品，不知何故？

我认为：此稿虽较粗糙，未达理想的水平，但以目前学术界状况而言，应已达到合格的水准，不可轻言放弃，但尚有进一步提高的必要，可否请联系专家（或作者）按评审专家意见，虚心阅读，择善而从，进行修改，以提高书稿之质量。

因未阅完全稿，豹窥一斑，不一定正确，请大家讨论商定。

敬礼

戴逸

2013年7月9日

致潘振平［2013年8月14日］

振平同志：

我初步读了《传记名单编排》，你考虑很认真、仔细，同意按此执行。名单编排甚为繁重，又很重要。因为：第一，将来正式出版即基本按此排序，必须慎重妥当；第二，立传人数达三千多人，应按标准分别时代、职级、类别、贡献排列，井然有序，诚非易事；第三，还要考虑有无重要人物遗漏，要及时补写，时间紧迫，再晚就赶不上了。杨珍、杜家骥、张玉兴、白新良的意见可采纳，他们是前期专家，后期专家不知曾否提出意见？我看到后期宗室亦有错排者，如奕经为乾隆四世孙（成亲王永瑆之孙），奕山为皇十四子允禵之五世孙，肃顺与载垣是兄弟，为郑亲王济尔哈朗之裔孙，但均未入宗室行列。

康熙诸子分别按重要性分排二卷，固属有理，但我意还是按序排列为好，自允礽至十四子允禵排于康熙下，但十三子允祥及允禄、允礼、允禧均排雍乾卷，理由不赘述。

我几个月来均多阅览传记、典志，阅传记康熙下、乾隆上、道光、咸丰、遗民、工商、华侨、革命党人、民族各卷，边阅边改，虽有微疵，均属上乘之作，甚为高兴，对您和各位专家深表敬意，但尚有一些不成熟的意见，请你们考虑。

我比较多的意见是立传遗漏尚不少，我在屡次会上所说，清代文化普及四大家的编者《古文观止》的吴楚材、《唐诗三百首》的孙洙、《治家格言》的朱柏庐、《纲鉴易知录》的吴乘权四人仍未立传，建筑家仅有“样式雷”三字，按雷家是宫廷世代匠师，其始祖雷发达、三世雷金玉、四世雷家玺、五世雷景修、六世雷思起，究竟谁立传，谁不立传，似尚未考虑。我处有“样式雷”世家一书，可作参考。还有一些重复立传的人，如魏禧既在学术类又在文学类，冯自由既在华侨类又在革命党人类。还有些人，类序似不妥，刘于义传似应移至上卷雍乾而不放在乾隆。林丹汗附于额哲，是以父附于子，不妥，勒克德浑是铁帽子王（顺承郡王，其王府即今政协之地），单立传不必附于多铎。范文程降清最早，应置第一卷（他在皇太极时即发挥重大作用），还有如孙元化、孟乔芳应否立传，屈大均则必应立传在文苑中。方苞现在学术卷应入文苑，阮元在学术类传应改为正传，王士禛在文苑亦应改正传，尼堪外兰是努尔哈赤最早仇敌，似亦可立传。这些问题繁杂细小，但对每个人的定位又很重要，我亦无力顾及全体，只就所见提及，遗漏必多，意见亦不一定妥当。

最让我不放心的是咸丰朝传记，材料丰富，新颖事迹亦生动，应属上佳，但写法颇有袒护清朝之嫌（当然也是轻微的小过失），对太平军击杀的清朝大吏同情较多，甚至赞扬。如巡抚吕贤基在舒城战败投水死，录其遗诗“笑赴清泉死，泉香骨亦香”；巡抚邹鸣鹤在南京死，录其遗诗“太仓一粒粟，沧海一微尘。人生百年耳，忠尽人乃纯”。这不是有点像烈士遗诗了吗？其他江忠源、李续宾、罗泽南等均用很多笔墨写他们力抗太平军勇敢殉难。无论怎么说，太平军缺点很多，但还是被压迫者的反抗，是正义之师。我们可以客观地写他们为捍卫清廷而力战，但不可流露同情和赞扬之意，但可以按实际情况写清廷对他们的追封赐谥等。

我这封信写得啰唆混乱，因沉溺稿件之中，脑子一片混乱，语无伦次，供你采择。

问好

戴逸

2013年8月14日

致陆文灏［2014年3月6日］

文灏先生大鉴：

千里来鸿佳音可喜。读后并欣赏《书画联谊展》，钦佩之至。字体铁画银钩，龙腾虎跳，气宇不凡，钦我邑之多才隽，羡陆氏之有传人，一门诗风，阖家爱国，可庆可贺。

承邀老朽题写书名，再三考虑，实不敢应承，因老朽幼年未习书法，性懒心拙，字体丑陋，难登大雅之堂，率尔拿笔，必玷污佛首，殃及全书，祈请免老朽弄拙，幸甚！幸甚！

关于尊书名称，诸友之议有理，用《陆氏春秋》似嫌过大，但用《陆氏珍闻》又疑过窄，鄙意是否可用《虞山陆氏卓行录》。陆氏一家望高学醇，满门爱国，令人肃然起敬，前人著有《历代忠烈孝义卓行录》（似载于《清史稿·艺文志》传记类），情形颇为类似。鄙见为一得之愚，未必妥善，聊备参考。

函中所言戴秉炎确为我之幼弟，异父同母。常熟解放，他即参军从戎，今离休于藕渠附近，因病不常活动。他与我幼妹戴素濂同时参军。因我在北京大学被国民党拘捕到特刑庭，幸得胡适与恩师郑天挺保释，逃往解放区，改名戴逸，“逸”者逃逸也，他们受我影响故参军较早。往事如影，不胜感慨，幸现今国运日隆，富强可期，得遇盛世，实为大幸。

专此即颂

春安

戴逸（秉衡）

2014年3月6日

致编委会主任会议［2015年3月12日］

编委会主任会议：

阅“礼篇”之工作报告。治“礼”甚难，古人言“如治紊丝”。在古代，礼为制度之准绳，行为之规范。民国以来，礼崩乐坏，传统文化失落，古礼、古乐无所传承，几成绝响。

《清史稿》之作者生活于清末民初，礼乐尚在其生活实践中，故耳熟能详，写作尚易。《清史稿》之《礼志》多达13卷，详尽切实，后人尚议其非佳志。况生长于新中国之学者，从未接触清廷之礼乐，欲求内容完美，超越旧志，犹如挟山超海，戛呼难矣！

主持人岳明君自认未写出满意之作品，态度谦逊，不必深责，联系专家评其“质量不高”亦言之有理。但考虑到礼乐志在存史中之重要性与目前学术界之学术水平，实难提出更高之要求。撰述者努力四年得16万字，略存规模，可观梗概了，可否就其原稿再作一次修改，去芜存精，力求改进，勉力达到一定水平，虽有瑕疵，仍保存在《清史》之内，勿轻言弃置。此议可否，乞诸公议定。

敬礼

戴逸

2015年3月12日

致编委会主任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批示感言［2016年7月24日］

读了习总书记的批示，认真学习，十分兴奋、感动。这是总书记对我们的关心、爱护和支持，对我们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并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道路和方法。

非常感谢文化部雒树刚部长、杨志今副部长对清史编纂工作强有力的领导，对我和编史同人的关心支持。我还要感谢清史中心努力而有序的工作。我年老体弱，近日阴雨连绵，又得了感冒，未能参加会议，只能辗转病榻，学习批示和思考今后工作。

我的思考尚未成熟，急需与诸公细商。初步印象是工作的任务、目标、步骤、方法不作重大改变，但必须振奋精神，协力推进，务必好上加好，精益求精，力求写好这一部信史良史，不辜负国家和总书记的嘱托和期望。

具体的工作方案和时间不变，至2017年交出送审稿。大力加强目前的三审工作，一方面把全部稿件审读一过，另一方面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理顺思路，提高水平，消灭瑕疵和矛盾。要抓大放小，抓重放轻，不纠缠于琐小无益的无效考证，以集中精力和时间。敢创新说，立论坚实，颠扑不破，对敏感问题如边疆、海洋、民族、宗教、邦交诸篇章，务必加强审读。篇幅须删繁就简，文章要清新流畅，语言要生动活泼。此次三审为关键战役，务必全力以赴，战必全胜。

三审至明年（2017年）六月底止，必须完成。因尚需留下最后之总体整合时间，这样庞大之工程出于千人之手，如无最后之整合以及考虑篇目排序、列名编撰审改诸人姓名，并所用开本、字体、封面设计等，必呈凌乱无序之象。此虽为送审稿，亦不可掉以轻心。

因多次未参加学习，心存愧疚，书此短简与清史同人共商共勉，编史之任必矢志相从，毕生素志，鞠躬尽瘁。

感谢文化部领导的鼓励支持，向编史同人祝福平安吉祥。

戴逸

2016年7月24日

致成崇德、郭成康、刘仲华［2018年1月22日］

崇德、成康、仲华诸同志：

近日翻阅通纪甲午战争及典志《邦交·朝鲜篇》，疑虑丛生，急思补救之策。

通纪甲午战争前夕之壬午事变、甲申事变文字简奥，语意不明，能否参考典志《邦交》，作些修改，以简明少重复为要。

典志中亦有壬午、甲申事变，书写过详，朝鲜邦交几近十万字一百页。我稍作修改，但删改甚少，成康同志能否再删些，有的无关大局、事体琐屑，可删去。特别是甲午战后朝鲜脱离藩国，仅须一笔带过。此后又写二万字，实为日本殖民地变迁，已非中朝邦交。晚清唐绍仪、徐寿朋、许台身、曾广铨先后出任公使，已属蛇足。它有几年称大韩帝国，实是李完用玩的傀儡戏，后来干脆取消帝国并为日本一部分，我们不必以正式国家相待。第五章“清朝与大韩帝国的邦交”，我们似乎不应以此命题，不承认其为独立国家。

101页之后内容涉及中朝边界，即所谓间岛问题，实非中朝之间问题，而是日本企图侵占我国延吉地区而制造借口，《邦交志》中可以不写。因为间岛问题太复杂，实为中日之纠纷，已非中朝之纠纷，不能写在中韩邦交之中。且此事上涉康熙时之查勘长白山，下至宣统时之谈判，又涉及图们江之源流和南北岸等地理问题，不能也不必在《邦交志》中详说，故典志《邦交·朝鲜篇》中“朝鲜与大韩帝国的邦交”标题不能成立，我们只知20世纪初有被日本并吞的朝鲜，而不知有独立的大韩帝国。101页之后，唐绍仪等使者不必出现在《清史》中。

此意见当否，请酌议。

戴逸

2018年1月22日

版权信息

书名：清后期史

作者：戴逸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11

ISBN：978-7-300-26403-5

价格：69.00元

目录

CONTENTS

太平天国拜上帝会不是邪教

慈禧、奕斗法记

关于同文馆的争论

洋务历史试论

第一个洋务派集团的兴衰

抗法保台 功不可没——纪念刘铭传

从大清史角度看待刘铭传保台建台的意义

中日甲午战争的前因与后果

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格局的演变

中日甲午战争与远东政治风云

中日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

甲午海战与中日两国的命运

戊戌维新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潮

论康有为的《大同书》

爱国、先进的改革家、思想家谭嗣同

戊戌变法时翁同龢被罢官缘由辨析

百年功过论戊戌

戊戌时代的思想解放

我看张之洞

谈翁同龢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对义和团运动的再认识

光绪之死

光绪之死与袁世凯“告密”真相

荣庆其人与《荣庆日记》

唐文治小传

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新纪元

辛亥革命的教训和社会主义的选择

孙中山的对外开放思想

五四运动的光辉道路

五四运动与传统文化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酝酿

纪念台湾“二二八”事件

近代中国人口的增长和迁徙

中国近代机器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

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徐寿父子

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纪念张伯苓先生

中国近代的留学教育

专制统治的延续、衰落和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明清（公元1368年至1911年）

太平天国拜上帝会不是邪教[*]

拜上帝会是太平天国运动的一面旗帜、一件战斗武器，并不是邪教。要判断它是不是邪教，不能只看它的外部特征，还要看它当时所起到的历史作用。当时社会上阶级关系十分紧张，下层人民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迫切需要一种思想武器和组织工具来动员与凝聚分散的人民群众，参加斗争，促进农民起义的顺利发展，拜上帝会就是起了这样的历史作用。拜上帝会动员、宣传、组织和指挥了太平天国起义。乍一看来，似乎远离世俗的宗教制造了一场农民战争，因此有的先生说“政治邪教引起了太平天国战争”。事实远非这样简单，应该是世俗的利益冲突，是官府、地主的剥削、压迫和农民的反抗，赋予了宗教生命，使这种宗教变成呼唤农民起义造反的工具。不是宗教制造了农民战争，而是农民战争得用宗教加速促成起义。因此，判断宗教的性质必须根据当时农民战争的性质。只要承认太平天国是一场正义的、反压迫的农民战争，就不能把拜上帝会视为邪教。

中国历史上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往往利用宗教。从陈胜、吴广的“篝火狐鸣”到黄巾起义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从元末农民起义的“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到清代白莲教的“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宗教在农民起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为什么历代农民战争大多利用宗教？因为农民处在封建社会的最底层，担负着供养全社会的重担，但其政治和经济地位低下，没有文化知识。当社会矛盾十分尖锐，革命的形势已经成熟，平时存在于民间的一些政治色彩并不浓厚的宗教，会随着革命形势而蜕变，变成一种反抗现政权的组织。洪秀全初创拜上帝会只是从基督教中吸取了平等的教义，劝人信拜上帝，行善戒恶，待人平等。由于当地阶级斗争的推动，拜上帝会迅速地“革命化”，成为反封建的锐利武器。当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时候，为进一步动员农民参加斗争，必须用农民所能理解的语言和逻辑，来阐明这场斗争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阐明这场斗争的目的，阐明它必定会走向胜利。可是农民往往缺乏理性思辨的能力，只能用宗教的玄想加以说明；农民一家一户生活散漫，缺乏凝聚力，只能用宗教纪律加以组织约束。斗争已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但还没有人能科学地说明这场斗争的合理性，也没有人能有效地把农民组织起来，因此宗教就填补了空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除了宗教以外，农民们没有更好的思想武器和组织手段。宗教告诉农民：赐给他们阳光雨露的天父天兄怜悯众生的苦难，要拯救众生，而为非作恶的阎罗妖暴虐残酷，涂炭生灵。双方壁垒对立分明，一方是天父天兄庇护的百姓，另一方是阎罗妖支持的官府和地主，两个营垒的界限划分得一清二楚，是非爱憎格外鲜明。这种在宗教外衣包裹下的反对封建的战斗精神，一旦被农民接受，农民就将自觉自愿、勇气百倍、信心十足地投入战斗。这样，农民战争中的宗教将发挥震撼封建统治的巨大力量。就像恩格斯所说：“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2]

封建时期的农民宗教表面上看似乎是幼稚的、荒诞不经的，但要揭开它的外衣，观察它的实质。洪秀全在宗教作品中说，“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天下一家，共享太平”，这反映了农民的理想。《天朝田亩制度》中说，“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真实地显示出被压迫者平均主义的愿望。当然，农民不是先进阶级，不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愿望，最后必定以失败告终。但后人绝不应该指责这些朴素的思想是空洞的梦呓。

农民运动是一场暴风骤雨，它扫荡一切，破坏一切（其实官兵杀人放火，更无恶不作），像一头发怒的大象，它狂奔向前，必定会践踏路边的花花草草，打碎周围的瓶瓶罐罐。农民运动破坏了许多旧事物、旧关系、旧传统，但不能把它视作社会的倒退。旧的不除，新的不生。太平天国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新事物。30年后的中国，出现了维新派和革命派，至20世纪之初，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在人民的努力下终于土崩瓦解，在中国土地上矗立起共和体制的中华民国。这就是历史的进步。

注释

[*]本文为2006年7月21日笔者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学术讨论会小组会议上的发言。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1卷，349~3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慈禧、奕斗法记[*]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是统治阶级鹰犬们悲惨而可耻的末路。恭亲王奕虽然曾经受帝国主义赏识，又把慈禧太后扶上了统治的宝座，但是随后他就被主子一脚踢开，落得和历史上许多统治阶级的鹰犬一样的下场。

19世纪60年代之初，奕集团执掌政权，气焰熏天，颇有点“天下莫予毒”的派头，权力、地位、各方面的阿谀吹捧，弄得奕有点昏昏然、飘飘然，他自以为和慈禧太后处在对等的地位。一个外国人描写当时的局势：“两个当权者，慈禧和恭亲王，在谨慎地互相监视着。”[2]

事实上，就奕的实力、地位、统治手段来说，他只配充当慈禧的鹰犬，不配成为敌手。赵烈文对奕下过这样的评语：“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至己为何人，所居何地，应如何立志，似乎全未理会……恐不能无覆之虞，非浅智薄慧、涂饰耳目之技所能幸免也。”[3]

一切专制暴君绝不允许在自己身边有一个隐然钳制自己的力量，赵烈文懂得这一点，所以他讥评奕不理会自己所处的危险地位。残忍的慈禧势必要把奕踩到脚底才会甘心。但是慈禧和奕的政治路线基本一致，慈禧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还物色不到新鹰犬，不得不仍旧依靠奕，这种情况决定了这场斗争的隐蔽性和曲折性，故而斗争只局限在宫廷琐事上。

一般官书对这场宫廷斗争都讳莫如深，但无意中又透露出蛛丝马迹。

《清史稿·奕传》载：同治“四年三月两太后谕责王信任亲戚，内廷召对时有不检，罢议政王及一切职任”。这是慈禧打的第一棒。不过这一棒打得不是时候，奕和外国侵略者的蜜月期还没有过去，侵略者竟跑到总理衙门提出质问。朝廷的戚旧大臣也恐慌起来，因为离开了奕，他们既无法应付外国侵略者，也难于和湘、淮系汉族地主势力保持均衡。他们纷纷向慈禧进谏，慈禧为形势所迫，只好趁势转圜，让奕复职。

1869年奕对慈禧进行了一次小小的报复，这就是著名的安德海事件。太监安德海奉慈禧的命令赴广东采办龙衣，沿途招摇。安德海是慈禧的亲信，据薛福成说，“往岁恭亲王去议政权，颇为所中”[4]，奕自然对安德海痛恨入骨。按照清朝的祖制，太监不得擅离北京，所以安德海到达山东，就被山东巡抚丁宝桢扣押起来。奕纠合一批亲贵大臣，极力主张把安德海就地正法，慈禧在奕等的压力下，竟无可奈何，只得依议执行。奕借丁宝桢的刀，翦除了慈禧的羽翼，而且使慈禧大大地丧失了面子。但是，杀了一个安德海，动摇不了慈禧太后的地位，反而激起了她强烈的复仇怒火。

1874年，在重建圆明园问题上，斗争再一次爆发。自从圆明园被英法侵略联军烧毁之后，慈禧太后少了一个游耍行乐的场所，一直悒悒于心，希望再建这个名园，重圆她奢侈的旧日梦。当时清王朝刚刚从革命大风暴中挣扎过来，财政上千疮百孔，要兴建如此豪华的建筑，谈何容易。这不仅要搜刮亿万人民的脂膏，而且威胁到各级大小官吏的钱袋，所以是个很不得人心的措施。但是，慈禧一意孤行，借同治帝亲政的机会，用皇帝名义下令重建圆明园，说是以示皇帝对皇太后的“孝养”。命令发布后，御史沈淮、游百川首先反对，接着奕又出头拦阻，气得慈禧索性撕破面皮，大闹一场，奕以“语言失仪”的罪名被革去世袭亲王，降为郡王。盘踞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奕集团，在大学士文祥的率领下（文祥是奕的主要帮手）向慈禧“涕泣力谏”[5]，被慈禧臭骂一顿。文祥等称病辞职，以示抵制。两魔斗法，将达半年，弄成相持不下的僵局。一时朝廷内外，人心惶惶，连远在甘肃军中的左宗棠也自称“半载以来，忧惧靡已”[6]。

这时天津发生了一场讼案，给奕集团解了围。原来慈禧太后派了一个候补知府李光昭，向法国、美国商人购买洋木，供建筑圆明园之用。李光昭是个财迷心窍的骗子，所购洋木值五万四千元，他却虚报为三十万两（约合四十二万元），法、美两国奸商更是存心欺蒙，运来的是霉烂脆劣的小块木材，根本不能供园工使用。木材运到了天津，李光昭一看木材的质量、尺寸与原议的合同不符，不肯给价收货，外国奸商就控告到北洋大臣的衙门里，反说李光昭不履行合同义务，并且举出合同内有“圆明园李监督代大清皇帝立约”的字样，一口咬定李光昭是太后和皇帝的代表，这样就弄成了外国奸商与太后、皇帝之间打官司。当时北洋大臣李鸿章恐怕影响到淮军的军饷，也不同意修建圆明园，他索性把这场官司和盘托出，公开宣示，请求朝廷指示处理的办法，弄得慈禧太后大出其丑、尴尬万分，只好拿李光昭开刀，说他“诈称内使近臣”，定了斩监候的死罪，主持圆明园工程的内务府大臣也被革职，圆明园工程只好取消。这场官司使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告一段落，不久，奕、文祥等均复职。

经过这次斗争，奕集团开始认识到慈禧的心狠手辣，只得低声下气，事事逢迎慈禧。这时李鸿章北洋集团已崛起，逐渐取代奕的职权；慈禧又勾结上醇亲王奕（光绪的父亲）和庆亲王奕劻，以牵制奕；奕集团的骨干文祥等又相继病死。于是，奕集团的势力日益衰落。奕虽然仍保持着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职权，但已沦为政治舞台上一个无关紧要的配角。

慈禧太后仍不放弃利用每一个机会来打击奕。1878年华北大旱，慈禧硬要奕对这场天灾负责，把奕“交宗人府严加议处”，集团中的宝、沈桂芬、景廉等也受了处分。1884年中法战争，清军在北宁战败，失败的责任主要应该由慈禧和李鸿章负责，舆论对清政府大加抨击。这时，奕又被捉来当了替罪羊，奕集团全班人马被清洗出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奕和奕劻掌握了这两个机构，成为慈禧太后的新鹰犬。

在这场统治者内部斗争中，慈禧太后充分显示了她蛮横、毒辣的专制淫威。但是这种专制淫威的形成要有一定的条件，就是必须得到帝国主义的认可和支持。慈禧太后之所以能把一切官僚当作鹰犬使唤，正因为她自己首先是帝国主义的最大鹰犬。奕固然和帝国主义最早拉上关系，但是他的实力有限，办事动辄受牵制，不能为帝国主义更好地服务，因此不久就失去了帝国主义的宠爱。帝国主义发现慈禧和李鸿章是比奕更理想的代理人，于是把赌注从奕的桌面上拿走，转押到慈禧和李鸿章的桌面上，这是奕集团失败的主要原因。担任了多年驻华公使的美国侵略分子田贝以赞赏的口吻说：摄政的太后，在她的族人中，一向是第一个最能了解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问题的人物。又说： 19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在华势力的扩张，都是由于慈禧太后的意愿及行使其统治权力的结果。当中法战争中奕的职位被奕取代，老牌的英国侵略分子赫德还为此欢呼，他说：“七爷（按：指奕，因为他是道光帝的第七子）将控制这政府，所以很可能中国真正地能够进步。”[7]在侵略者的嘴里，凡是符合帝国主义利益的就是“进步”。所以，奕的失势对慈禧太后来说是踢开了一只不甚驯服的鹰犬，而代之以更加驯服的鹰犬；对帝国主义来说，也不过是抛弃了一个不是很得力的奴才，而代之以更加得力的奴才。

注释

[*]原载《光明日报》，1962年8月27日。

[2]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张汇文等译，67页，北京，三联书店，1958。

[3]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七月初九日。

[4]薛福成：《庸盦笔记·书安德海伏法事》。

[5]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三百六十八，《文祥传》。

[6]《左文襄公书牍》卷十四，《答李筱轩》。

[7]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14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关于同文馆的争论[*]

1867年，奕集团和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为京师同文馆的招生条件而发生了公开的争论。

京师同文馆创设于1862年，目的是培养通晓外国语言文字的翻译人才，是洋务派早期的一项重要措施。最初，同文馆设立英文、法文、俄文三馆，聘请外国教习，招收十三四岁的八旗子弟，学习三国语言文字，这是中国近代化学校的先声，但它只相当于小学程度。不久上海和广州也分别设立同文馆。

随后，洋务派在各地设立工厂，制造洋枪洋炮，开始感到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重要性。1866年12月，奕等奏请在京师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并提高入学条件，招收三十岁以下的秀才、举人、进士、翰林及科举出身的五品以下官吏入学，厚给薪水，住馆学习。顽固派从极端保守立场出发，厌恶一切新事物。他们认为，从前的同文馆只相当于小学程度，不值得公开反对，现在居然要招收科举出身的人做学生，事情越来越不像话。这对热心保卫圣道的冬烘先生们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他们不能再沉默下去了。第一个出来放炮的是监察御史张盛藻，他认为自强之道在于“养气”，天文算学、轮船枪炮都是不重要的，而且这些都是“精巧工匠”或“军营武弁”的事情，科举出身的人只应“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2]。接着顽固派的主帅——大学士倭仁亲自出马，他说，立国之道，在于礼义人心，不在一技一艺之长，现在为学技艺，竟让外国人来当老师，“上亏国体，下失人心”，把读书人都引诱到歧路上去了，即使要学习天文算学，尽可以请中国人任教，何必“奉夷为师”[3]？

顽固派既然摆开了攻击的阵势，奕集团也不甘示弱，奕等反驳说：自强之道，必以轮船、火器为先，学习天文算学是制造轮船、火器的根本，忠信礼义等空话是不能拿到战场上打仗的。我们日夜忙碌、苦心筹划，倭仁一伙人却不负责任地唱高调，从中捣乱，使办事的人心灰意冷，妨碍自强大计。倭仁反对我们的办法，想必他有更好的“自强”妙策，那就请他来办，我们当追随其后；倭仁反对请外国人当老师，那就请他另设一个天文算学馆，找中国老师试一试。[4]奕这番话自然是将顽固派的军，倭仁哪里有什么“妙策”？又去哪里找中国老师？

接着顽固派于凌辰、钟佩贤、杨廷熙等出来声援倭仁，特别是杨廷熙举出五月初十日刮了两个钟头大风，说是天象示警，应赶快撤销同文馆。又指斥奕集团“强词夺理，师敌忘仇，拒谏饰非”，破口大骂一顿。奕就咬定杨廷熙的上书是倭仁指使的，骂倭仁“殊失大臣之体，其心固不可问”。双方就这样脸红脖子粗地争论了将近半年。

在这场争论中，奕集团得到了表面的胜利。奕和倭仁一起上朝时，连驳斥带讽刺，倭仁无话可说，竟至涕泪滂沱。奕又命倭仁参加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工作，要他开开眼界，换换脑筋，这个任命是故意拿顽固老头子开开心，倭仁认为这是奇耻大辱，坚决不接受，甚至气得从马上跌下来，得了痰厥症。翁同龢去看他的时候，“颜色憔悴，饮食甚少，相与唏嘘”[5]。

奕集团尽管可以折磨这个顽固老头子，但却不可能战胜和倭仁站在一条战线上的整个顽固势力。当时，官场和知识界议论纷纷，绝大多数人同情倭仁。据《翁同龢日记》记载：

同文馆之设，谣言甚多，有对联云：“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

京师口语籍籍，或粘纸于前门，以俚语笑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或作对语“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又曰“孔门弟子”“鬼谷先生”。

知名学者李慈铭在他的日记中写了一段议论，深为倭仁不平。他说：

以中华之儒臣而为丑夷之学子，稍有人心，宜不肯就，而又群焉趋之。盖学术不明，礼义尽丧，士习卑污，遂至于此。驯将夷夏不别，人道沦胥，家国之忧，非可言究。朝廷老成凋谢，仅存倭公，然谋钝势孤，无能匡正，而尚见嫉于执政，龃龉于宫廷，以宰相帝师之尊，兼番署奔走之役。徒以小有谏争，稍持国体，遂困之以必不能为之事，辱之以必不可居之名。

在李慈铭看来，设立同文馆是一场灾难，向外国学习的人都失去了人格，叫倭仁担任总理衙门工作是一种侮辱。李慈铭的看法可以代表当时知识界的一般心理。

经过顽固派的一场搅扰，同文馆竟招不到学生，奕说：“自倭仁倡议以来，京师各省士大夫，聚党私议，约法阻拦，甚且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臣衙门遂无复有投考者。”[6]当时著名的数学家李善兰、邹伯奇本来已接受同文馆的聘请，要来北京任教，这场争吵发生后，吓得躲在家里装病，不敢来北京。可见顽固派的抵制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就事论事，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是有利于中国进步的好事。顽固派的反对论调既荒谬又可笑，他们像是躲在封闭器内的一堆蛆虫，不愿意有一点新鲜空气透进来。但是顽固派模糊地感觉到西方科学技术未必能够挽救封建统治，这一点却是很对的。洋务派开工厂、办学校，目的是巩固封建统治，但结果却在洋务派的意料之外。开工厂、办学校造就了中国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新型知识分子，正是这些人充当了封建制度的掘墓人。同文馆的争论反映着没落封建阶级无可奈何的哀鸣，顽固派企图阻止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洋务派则企图把历史车轮引入歪曲的轨道，但是他们都是心劳日拙的。历史不顾反动派的阻挠而轰然奔向前方，顽固派和洋务派都不能为日暮途穷的封建制度找到出路，他们反而被前进的历史车轮碾成齑粉。

注释

[*]原载《光明日报》，1962年8月23日。

[2]宝鋆编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七。

[3][4]宝鋆编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八。

[5]《翁文恭公日记》，同治六年四月十八日。

[6]宝鋆编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八。

洋务历史试论[*]

从1864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时期，一般称之为“洋务运动”时期，时间共30年，占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史的1/3以上。这30年间，人民革命运动虽然相对低落，但中国社会经济和阶级结构却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

两次鸦片战争是封建主义的中国和资本主义的西方在军事力量上的较量，结果是中国失败了。中国社会开始了半殖民地化。但是经济和文化思想领域的激烈斗争与深刻变化，到19世纪60年代以后才真正开始。当时，外国侵略者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向中国人民展开了全面的、猛烈的进攻，清政府在外国侵略势力和中国人民的两军对战中力图调整步伐，加固营垒，以应付来自双方的压力。它的主要办法就是把资本主义国家在武器制造、生产技术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成果当作自己的强壮剂，在维护封建主义统治的目的下，仿效西方，实行枝枝节节的改革，这就是洋务运动的由来。

清政府的洋务运动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以“求强”为目的的军事方面，一个是以“求富”为目的的经济方面。但是在30年间，随着形势的推移，洋务运动的重点也在不断地调整，因而形成了洋务历史的三个阶段。

一

洋务历史的第一个阶段，是从1864年到1871年。这时，清政府正在疯狂地镇压捻军和回民起义，急需用新式武器装备反动军队。同时，它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理解也只有“船坚炮利”这一点。因此，洋务的重点集中在军事工业方面，沪（江南制造局）、宁（金陵机器局）、闽（福州船政局）、津（天津机器局）四大兵工厂相继创立。这些企业从设计施工、机器装备、生产技术一直到原料燃料的供应，完全都要依靠外国。

这一阶段创办的许多官办军事工业是不是资本主义的企业？目前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我认为，它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复杂混合体。首先应该看到官办军事工业是非商品生产的企业，它生产出来的军舰、枪炮、弹药由封建政府直接调拨给军队使用，不计算产品的价格，不参加市场的交换，生产经费则由国库按定额拨付。企业本身没有盈亏可言，没有从利润转化来的资本内部积累，没有依靠自身运转而进行的扩大再生产。企业的繁荣或停滞取决于政府的财政盈绌和拨款多少，不取决于市场需求和企业本身的生产与管理。这种关系是一切官办企业（包括军事的或非军事的）缺乏生命力的根源，也是它非资本主义一面的突出表现。但是，同时应该看到，这些工厂在大机器生产下集中了大量的工人，工人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是中国早期的工业无产阶级。工厂的产品不以商品的形式出卖，但工人的劳动力却以商品的形式被购买，这是近代官办军事工业的独特性之所在。实际上，它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种复杂混合物，是封建官营企业向资本主义企业转化的中间形式。在这里，企业并没有一下子摆脱封建官营企业的固有性格，某些旧质态（非商品生产）仍然保存下来，但企业不是旧日官营企业的简单再版，某些新质态（大机器生产下的雇佣劳动）已经开始萌生。

军事工业在资本主义国家是整个经济政治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把这个环节孤零零地摘取下来，移植到中国，必然要发生畸形现象和产生一连串的困难。经费来源枯竭、原料燃料供应不上、技术落后、人才缺乏、管理制度混乱等，堵塞了军事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通道。清政府不久就发现：军事工业很是缺乏经济效益和军事价值，产品成本高昂，一艘自造军舰所花的经费，可以用来向外国购买两艘或三艘同样类型的军舰，而且自造的舰只、枪炮质量低劣，除了屠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之外，难以用来应付外来侵略。19世纪70年代之初，清政府内部发生了关于造船和海防的两次争论，检讨军事工业腐败、停滞的原因，并确定海防的方针。当然，封建阶级并未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而只是稍稍改变了步伐。洋务重点从自己制造武器转变为向外国购买武器，同时又注意到经费筹集和人才培养等方面。这样，洋务历史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二

洋务历史的第二个阶段，是从1872年到1885年。当时外国侵略势力加紧了对中国的进攻。日本入侵我国台湾，英国在烟台谈判中的讹诈，中俄伊犁交涉的波折，一直到震动远东的中法战争，边疆危机，纷至沓来。清政府为应付来自外部的危机，购买更多军舰和枪炮，部署沿海的防务，从1874年到1885年先后向英、德、美、法购买大小舰艇39艘，建立了以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为主干的北洋舰队，1885年新设了海军衙门。

新式的防务体系需要大量经费、技术、军事人才以及新式的后勤支援。因此，清政府开始经营和提倡采矿、运输、电信、教育等事业。1872年轮船招商局成立，1875年派遣赴英法留学生，1876年创办台湾基隆煤矿，1878年创办直隶开平煤矿，1880年架设津沪电报线路、开设天津水师学堂，1881年创办热河平泉铜矿，1883年创办山东平度、招远金矿，等等。当然，这些事业在技术、装备、原料等方面仍不能不依靠帝国主义。

在这一阶段，军事仍然是洋务运动的中心，但是洋务运动的范围已大大拓展，前一阶段清一色官办军事工业的局面已经突破，开始生产民用品（如采矿）和提供民用服务（如运输、电信）。并且，为了解决经费和管理上的困难，在非军事部门内吸收了私人投资或鼓励私人经营。以上列举的矿场企业中除基隆煤矿外，都有大量私股。所谓官督商办的形式，盛极一时。在一些远离军事的部门，民间还出现了纯粹商办的小型加工企业（如广东的缫丝业）。这时候，清政府已经不可能阻止新式企业的出现，而且它为了自己的军事、财政利益，不得不借重私人的财力支援。一部分地主、官僚、商人在清政府的荫庇下，开始步上资本主义的轨道，向资产阶级转化。

在中国的早期工矿企业中，官督商办是一种普遍的形式，官和商的这种特殊结合表明了中国工业发生发展道路上的严重困难。在那时，一系列障碍摆在每一个创业者面前：帝国主义的竞争，厘金剥削，封建势力的阻挠，官吏豪绅的勒索。仅仅依靠单个企业自身的力量，不可能抗衡这些强大的阻力，处在襁褓时代的新式企业必须从企业的外部找到奥援和靠山。在封建专制主义长期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政权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工业襁褓儿除了匍匐在封建专制政权脚下，乞求它的荫庇之外，没有更好的出路，这就是官督商办盛极一时的原因。有一种例外情形，某些企业没有从政权这边找荫庇，而是到侵略者那边找依靠。这些企业挂上外国字号，聘请外国经理，向外国政府注册。虽然所依靠的主体不一样，但同样说明企业离开外部荫庇就难以生存下去。在当时，资本主义企业还缺乏独立活动的充足条件。

近代工业所碰到的阻力是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方面来的。为了克服或缓和这种阻力，它又必须依靠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解铃还须系铃人”，这是一个历史的矛盾，而“官督商办”就是这种历史矛盾的产物。从商的方面来说，它只有躲进封建政权的荫庇所，才能绕过很多自己无力克服的障碍，如请求获取减税免税的优待，请求政府贷款，获得专利权和特别保护，等等，依靠这些支持，企业活动才有较多的保障。从官的方面来说，急剧变化着的形势迫使自己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利用私人的工业投资，不得不在压抑工商业的传统政策上打开一个缺口，通过这个缺口吸引资本主义的涓滴之水，来润泽即将枯萎的旧秩序。

官和商的合作虽然暂时缓和了外部压力，但是企业内部引进了封建势力，同样又产生了许多困难。政府的贷款利率极高，是一种饮鸩止渴的高利贷；企业得到减税、免税、专利等特权，要以承担苛重的封建性义务作为代价；一批寄生虫官僚，硬被安插在企业的各级机构里，贪污舞弊，无所不为。官督商办把官和商两种不同的力量糅合在一个企业里，两者的矛盾不可避免地愈演愈烈。事实证明，官督商办的形式并没有给中国工业铺筑一条康庄大道，恰恰相反，它愈来愈成为工业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

三

洋务历史的第三个阶段，是从1886年到1894年。这时，边疆危机略有缓和之势，而贸易危机又接踵而至。在1885年到1894年的10年间，对外贸易总额达白银22亿两，入超达2. 6亿两，而清政府每年财政收入不过7 000万两左右。洋纱洋布像决堤的狂潮一样，冲刷着自给自足的中国经济结构。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被抛入贫困破产的深渊，经济领域的残酷斗争在激烈地进行着。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响起了“商战”的呼声，清政府也企图从对外贸易的巨大逆差中捞回一点利益。于是，洋务的重点又从军事方面转移到了经济方面。

在这个阶段，由于海军经费已移拨给颐和园修建工程，海军的发展基本停顿，军事项目退居次要地位，纺织、铁路、炼钢成了最重要的项目。李鸿章大力建设津榆铁路（天津到山海关），以及漠河金矿、上海织布局、华盛纱厂等等，张之洞在武汉忙碌地搞一个“自相挹注”的工业体系，其中包括汉阳铁厂、大冶铁矿、马鞍山煤矿、汉阳枪炮厂，以及纱、布、丝、麻4个轻工业工厂。有些一向反对任何新事物的顽固派也在逐步改变态度，认识到采矿、设厂能带给自己利益，更多的官僚、地主、买办以投资者的身份被卷入洋务潮流。工业投资总额正在增加，官办、官督商办虽仍是洋务运动的主要形式，但在洋务运动之外，纯粹商办的企业已逐步增长。特别是19世纪90年代初，主要由私人投资和经营的纺织业、缫丝业、火柴业有蒸蒸日上之势，可惜不久就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战后的《马关条约》规定了外国在华的设厂权，这对中国工业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幼弱的民族工业刚刚显露发展的迹象，就立即遭到帝国主义的当头一棒。

30年的洋务历史在经济上究竟造成了怎样的局面？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为止，各类近代化企业（不包括军事工业和运输、电信事业）的资本约2 000万两。约略而言，这个数目等于1894年一年中贸易赤字的2/3（该年入超2 900万两），等于大半个颐和园的修建维护费用，等于清政府每年财政收入的1/4，等于甲午战争赔款的1/10。这个微小的数目就是20多年来经历了千辛万苦的中国工业资本的全部积累，可见洋务历史上工业发展的速度十分缓慢。

中国的工业为什么只积累起这样微薄的资本？中国社会当时虽然穷困，但并不是绝对地缺乏资金。问题在于集资千万的官僚、地主、富商缺乏投资工业的迫切愿望。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仍是主要的经济基础，这种经济基础被全部政治上层建筑支持着，购买土地是传统的、可靠的资金出路。此外，高利贷剥削和商业投机也是发财致富的捷径。而工业投资由于缺少政治和社会的保障，反而是一种极冒风险的事业。在这样的条件下，富翁宁肯把资金用来购买土地，发放高利贷，投机倒把、囤积居奇，而不愿意投放到自己不熟悉的、很有亏折可能的工业中去。人们的愿望总是受一定的社会条件制约，当社会资金向工业流转的渠道还被整个旧制度堵塞着，那就不会有热情迸发的创业欲和投资欲。因此，归根到底，不动摇、不推翻旧制度，中国的工业就不可能正常地、顺利地发展起来。

上述洋务历史的三个阶段反映了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一个特殊环境和一条特殊道路。可以看出，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帝国主义、封建政权有密切的关系。大机器首先是在帝国主义支持的官办军事工业中采用，在军事工业的带动和影响下，依次扩及其他部门。其他经济部门开始时大多作为政府军事项目的附庸和补充，并且在官督商办的形式下才获得了比较方便的活动条件，只是后来才稍稍摆脱政权的控制而出现更多的商办企业。至于工业投资人，主要是封建的官僚、地主或洋场买办。中国资产阶级中虽然也有从工场手工业主或包买商直接转化来的，但这种情况毕竟是少数。对这些和帝国主义、封建政权联系很少的旧式工商业者来说，近代企业的入口处显然有一重难以逾越的门槛，这是和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道路不同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近代企业发展的阻碍，但同时又是近代企业不得不依赖的靠山。这种矛盾的关系表现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特点，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软弱性和在政治上的两面性也可以从中得到清楚的说明。

四

竭力地鼓吹和推进洋务运动的是以李鸿章、张之洞为首的一批官僚、地主、买办，这些人被称为洋务派。历史学界对洋务派有不同的评价。从根本上说，洋务派是一个反动政治派别，它在太平天国革命中屠杀人民，在历次对外交涉和对外战争中妥协投降，带来了民族的屈辱和灾难。在以后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革命运动中，它又站在反对立场上进行破坏和镇压。这个集团在近代历史上造成了无穷的罪恶。

但是，洋务派又是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一个官僚集团。它的某些主张和某些措施，如开工厂、采煤铁、行轮船、筑铁路、设学校、译书籍等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在洋务派的主持和倡导下，中国第一批资本主义近代企业开始出现，这是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相对立的新事物。随之也产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新的社会力量在和周围旧势力的斗争中逐步成长壮大，毁灭旧制度的条件也在日积月累中形成。洋务派本来期望自己的措施可以加强封建统治，结果和它的期望恰恰相反。它不自觉地把机棙拨了一下，当机棙一旦转动，就逐渐向着毁灭旧制度的爆炸点走去，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迫使它停止下来。中国近代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有的同志拿洋务派的动机是维护封建统治和个人升官发财为理由，否认它有资本主义倾向以及它在客观上所起的历史作用，这是不全面的。洋务派是一个由官僚、地主和买办商人构成的复杂混合体，它的封建性、买办性非常鲜明，它办工业的动机不可能纯正。但是，还应该看到中国第一批资本主义工业是由洋务派创办的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历史上很多进步措施，往往不是出于什么高尚意志和善良愿望，而是和微小卑劣的动机结合在一起。在这里，重要的不是人们采取措施的主观动机怎样，而是这些措施本身是不是符合客观历史发展的要求。至于考察洋务派的动机，那就应该进一步探究隐藏在主观动机背后的客观历史潮流。洋务派为什么不完全仿效其前辈，在传统政策的范围内寻求巩固封建统治的途径？为什么要把升官发财寄托在近代工矿企业方面？正因为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已经使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出现必不可免，洋务派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历史潮流，才会产生不同于以往的新动机、新愿望，在这种动机促使下采取的各种措施就成了向资本主义转化的杠杆。一部分官僚、地主、商人，借这根杠杆的助力，开始转入资本主义的轨道。

当然，洋务派主要是以官僚身份而不是以资本家身份投身于创业活动的。它是一个略带资本主义倾向的集团，而不是一个资产阶级集团。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形成，有待于这个集团的进一步分化。由此，洋务派必然会把官场习气、封建作风带到企业中，使企业中发生惊人的贪污、浪费和种种腐败现象。洋务派在创办企业的同时又给企业造成了限制和束缚。应该谴责的不是洋务派曾经创办了近代企业，而是其创办企业的封建方式和封建作风，这正是洋务派的官僚立场和封建性格的反映，也是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特点的反映。近代历史的发展已经使创办机器工业成为一个需要付诸行动的课题，但社会上缺乏像在西方世界中那样一个足够强大的、能抗住一定压力的阶级来肩负这个任务，于是掌握政治权力而又崇拜西方文明的洋务派就不自觉地进来填空补缺，上演一出自己都不懂得的、不熟悉的戏剧。中国资本主义企业在洋务派手里开始，这就显示了历史条件的特殊性和前途的困难。洋务派给企业带来的不良影响是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轻易地清除干净的。中国资本主义只能背着旧社会所加予的沉重包袱，在曲折的道路上蹒跚行进。

洋务运动经历了30年之久，最后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了这段漫长的历史。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摧毁了洋务派的新式海陆军，《马关条约》又把刚抬头的民族工商业紧紧地束缚起来。洋务派的活动从以上两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失败的，地主阶级并没有达到强化封建统治的目的，资本主义也没有找到顺利发展的途径。洋务运动的失败是一件好事情。人们接受了这样的教训：仅仅是军事和经济范围内的枝节改革，不可能使中国独立富强，根本问题是政治问题，任何有成效的改革都必须从政治制度领域开始，而这种有成效的改革不能指望地主阶级当权派来推行。封建阶级的洋务幻想破灭了，它再也编制不出一套可以骗人的“富强”神话。封建阶级在社会上造就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反对力量，而在思想上失去了统治人民的阵地，这样就促使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运动迅速到来。

注释

[*]原载《人民日报》，1962年9月13日。

第一个洋务派集团的兴衰[*]

19世纪下半期，一部分官僚主张学习外国的枪炮、机器和科学技术，拿来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手段，这些官僚被称为“洋务派”，洋务派的第一个重要代表是恭亲王奕。

奕是道光皇帝第六子，他在政治上发迹，完全是由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和外国侵略者达成了紧密的勾结。当时清王朝的统治处在风雨飘摇中，南方有汹涌澎湃的太平天国革命，北方英法侵略联军又气势汹汹地闯进了北京城，咸丰皇帝逃难到热河行宫，把他的弟弟——奕留在北京，以便向侵略军投降。在清王朝危急的关头，奕连续立了三件“功劳”。

第一件“功劳”是和英法侵略军议和，签订了《北京条约》。奕以御弟身份，主持这次卖国谈判。外国侵略者把清王朝狠打了一棒，使它不敢再违背自己的意志，又立即换了一副笑脸，竭力拉拢和支持清王朝，以便共同对付太平天国革命。从此奕和外国侵略者经常厮混在一起，关系十分亲密。

第二件“功劳”是和慈禧太后一起，发动政变，杀了端华、肃顺等人，夺取了政权。原来咸丰皇帝于1861年8月病死于热河，幼皇帝载淳（即同治帝）即位，政权落到了一直受咸丰皇帝信任的端华、肃顺等人之手。同治帝的生母慈禧太后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企图独揽政权，和端华、肃顺等人展开了争夺权力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奕是慈禧太后的主要帮手，他给慈禧太后和外国侵略者建立了联系，在北京布置了一个有利于慈禧太后的形势。然后，太后带着幼皇帝突然从热河回到北京，捕杀了端华、肃顺等人。慈禧太后在晚清独揽大权四十多年，奕是给她立了很大功劳的。

第三件“功劳”是“借夷助剿”，就是借用外国军队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实际办理这件事的人是在长江流域和太平军作战的薛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奕是处在决策者和赞助者的地位。《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奕在一个奏折里把太平天国和捻军比作“心腹之患”，把外国的入侵比作“肘腋肢体之患”，所以他的政治路线是，“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重点放在对内镇压人民革命，对外则是“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奕还把当时的斗争形势比作三国鼎立的局面，把清王朝比作刘蜀，太平天国比作曹魏，外国侵略者比作孙吴，竭力主张“联吴伐魏”，这个不伦不类的比拟，充分表现了奕集团的媚外性格。清王朝当时执行着奕的这条路线，和外国侵略者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奕由于立了这三件“扶倾定危”的反革命功劳而烜赫一时，他以议政王的名义，破例任军机处领班大臣（按清朝成例亲王不得任军机大臣），并兼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新设立的对外交涉机构），内政、外交大权总揽于一身。但是，随后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奇怪现象，奕集团按照资格、地位和反革命功劳，应该权倾一时，但实际上这个集团的权力却有限，19世纪60年代还有点表面威风，到了70年代就渐渐不济事了，李鸿章的北洋集团逐渐崛起，取代了奕集团的地位，到中法战争期间，奕集团全班人马被赶出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奕集团竟是如此短命，究竟是什么道理？

原来太平天国革命给予清王朝极大的打击，清王朝为了镇压革命不得不提高反革命各派系的权力和地位，这个王朝内部充满着派系矛盾，满族亲贵和汉族官僚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顽固派和洋务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奕集团并没有从咸丰皇帝那里继承到一份巩固的统一权力的遗产，它必须在和各派系的斗争中使自己巩固。而且，奕也不算清王朝权力的继承人，实际上继承人是垂帘听政的慈安和慈禧两太后，以及太后怀抱中的同治皇帝。奕既不能撇开两个太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又不可能越过湘、淮系头子，直接指挥军队，因此他在派系斗争中进退失据，无所依傍。阴险毒辣的慈禧初时需要奕集团的支持，离开奕集团，她就成了一只没脚蟹，但等到地位渐趋稳固，她就不能容忍奕集团分享权力。“利尽则交亡”，这是统治阶级相互关系的一条铁律。慈禧太后的手段很厉害，她善于在复杂的派系关系中保持平衡，又能够觑准奕集团的弱点而屡加打击。关于慈禧太后和奕之间的斗争，情况复杂，在这里不及详叙。总之，奕集团像孙悟空那样，虽然神通广大，但仍然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最终被压倒在五指山下。奕集团对外国侵略势力来说，是打入清政权内部的便桥，对慈禧太后来说，是爬上统治宝座的阶梯，它在近代历史上的作用就是如此。

曾国藩在私底下跟亲密幕僚赵烈文议论奕集团，说奕“晃荡不能立足”[2]，这句话颇说中奕集团的弱点。奕集团在湘、淮系头子面前以清王朝统一权力的捍卫者身份出现，主张削弱地方实力，因此引起湘、淮势力的不满，李鸿章说其“庸鄙无远识”[3]，“但以内轻外重为患，日鳃鳃然欲收将帅疆吏之权”[4]；在满蒙亲贵面前，奕又以洋务派姿态出现，惹起那班冥顽不灵的亲贵大臣的老大不快，他的弟弟醇亲王奕和大学士倭仁等对他均抱反感；奕在慈禧太后面前以权力的分享者面目出现，限制太后宠信太监和重建圆明园，更引起慈禧太后的愤懑。至于在人民的眼里，奕更是一个典型的卖国贼，人民送给他“鬼子六”的诨号（因他是道光第六子），甚至在中小官吏、地主中间，奕也是名誉扫地。1862年法国教士文乃耳拿着钤盖恭亲王印章的文凭在贵州省开州知州的公堂上无理取闹，知州戴鹿芝对他说：“恭亲王乃久蓄异志、私通外洋之人，其人何足道哉。”[5]可见奕的媚外路线在稍具民族意识的中下级官吏中也遭到唾弃。就像曾国藩所说，奕集团是处在“晃荡不能立足”的孤立地位。

奕集团的孤立，反映了帝国主义对清朝政权的控制才刚刚开始，它虽然幸运地物色到了像奕这样的高等奴才，但是还来不及广泛地培植爪牙。帝国主义本来对奕的期望很大，1860年英国公使普鲁斯兴奋地说：“假使要从他们身上搞点什么，那是再方便也没有了。”[6]但是，后来侵略者发现奕集团在各派牵制下竟不能有所作为。1866年英使馆参赞米特福写道：“铁路、电报、违背条约等等，这一切老话已经谈过一百次了。恭亲王很烦躁不安，他像一只野兔子似的踌躇、绕圈子、回避。”[7]奕没有权力完成外国主子交给他的任务，就逐渐失去主子的欢心。因此，外国侵略者宁肯转而支持李鸿章的北洋集团。北洋集团有军权、财权，有全班淮系喽啰供驱遣，是比奕集团更合适的工具。于是，失去外国支持的奕集团，被慈禧太后轻而易举地打入冷宫，得到外国支持的李鸿章集团起来填补了奕集团的空缺。

注释

[*]原载《光明日报》，1962年8月22日。

[2]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3]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

[4]李鸿章：《复郭嵩焘书札》。

[5]宝鋆编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六。

[6]《普鲁斯致罗塞尔的信》。

[7]《米特福信件》。

抗法保台 功不可没[*]——纪念刘铭传

1996年是刘铭传诞辰一百六十周年，也是他逝世的一百周年，安徽省召开学术研讨会纪念他，因为刘铭传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位杰出的人物，是一位爱国将领、有远见的政治家，他对国家和民族做出了重大贡献。

刘铭传生于道光十六年（1836），逝于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他的主要历史活动可以分成两段：前一段是在同治年间的八年，后一段是在1884年中法战争及其以后，大约也是八年。第一个八年，他跟随李鸿章到上海参加淮军，组织铭字营，和太平军作战，以后又和捻军作战，可以说是八年的戎马生涯。铭军是清政府军队中首先使用洋枪洋炮、聘请外国教练进行训练的军队，在当时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刘铭传在这一时期是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急先锋。在这以后，他回到安徽，赋闲在家长达16年之久。在中法战争中，清政府起用宿将，把他请出来，他在48岁时以巡抚衔督办台湾防务，跟法国侵略军作战，以后又任福建巡抚，并首任台湾巡抚。1891年，他辞官回乡，最后在安徽逝世。

我们肯定刘铭传的功绩，是因为他在后八年做了有功于国家的事情，主要就是反抗法国的侵略和建设中国台湾。任何人对国家、对民族做了好事，人民都是不会忘记他的。刘铭传的历史功绩首先和当时的历史背景、历史条件有关。刘铭传年轻时，适逢中国大地上农民革命大潮汹涌澎湃，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正在进行生死搏斗，当时，刘铭传站在地主阶级一边，镇压农民军，以“军功”封一等男爵。但16年以后，刘铭传第二次出山的时候，中国的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帝国主义侵略步步深入，发生了一系列严重的边疆危机：在中国的南边，云南发生了英国人马嘉理被杀的案件，当时英国侵占缅甸，法国侵占越南；西边发生了俄国占据伊犁的事件；同时，日本派出了3 000名远征军，借口琉球人被害事件入侵台湾。1884 年，爆发了中法战争。刘铭传在国家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他复出的时候，中法已经交战，当时有三个战场：一个战场在越南北部，是陆战；一个战场在福建马尾，是海战；再一个战场就是台湾，主要在台湾北部基隆、淡水、台北一线。刘铭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山督办台湾防务的。

从刘铭传后八年的事业来看，他主要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是抗法，反抗法军对台湾的侵略；第二件是建省，即台湾建省；第三件是进行台湾的建设，包括经济、文化建设。这三件事应该说都是具有爱国精神的。

第一件事，在抵抗法国军队、法国侵略军方面，刘铭传是坚决的主战派，反对妥协。但他不是空谈，不是坐在那里发表议论，而是亲自到第一线指挥作战。1884年6月底，他在北京奉旨督办台湾防务，这时中国的形势很危急，法国的军舰麇集在中国的海面上，东南海疆战云密布，台湾是海中孤岛，岌岌可危。刘铭传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际。他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其实，当时他完全可以推辞不到台湾，因为李鸿章再三要求他留在天津帮办军务，但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义无反顾，而且是受命即行。在领到圣旨向皇太后、皇帝请训后立刻就走。他是6月20日请训，请训之后到天津，与李鸿章商量，商量以后就启程去台湾，7月16日到达基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到达台北，速度不可谓不快，而且他是排除法方追踪秘密渡台的，因为当时海上法国军舰很多。

刘铭传到达台湾以后半个月，部署稍定，便于8月初投入战斗。有人说刘铭传受李鸿章影响，消极应战，我看他的时间表，不像是消极应战，在抗法保台上态度非常积极。可以比较一下，鸦片战争中，有一位统帅叫奕经，是道光皇帝的侄儿，被任命为浙江方面统帅，抵抗英国侵略军。他从北京到杭州走了4个多月，比较起来，刘铭传的行程是非常紧促的。说刘铭传受李鸿章影响而态度消极，对他可是一个极大的误会，因为如果真是那样，那么，第一，他不会接受任命，因为这是一件危险且吃力不讨好的任务；第二，他可以走得慢一点，稍微慢几天，刘铭传就进不了台湾，因为8月初法军就炮轰基隆，封锁海面了。可以说刘铭传是披星戴月赶到台湾去接受指挥的任务，而且立即投入战斗。

那么，他在台湾的战绩如何？我觉得应该说是很出色的，指挥也很出色。因为台湾孤悬海中，被法国舰队封锁，得不到大陆的接济，刘铭传只能孤军奋战。当时法国军队在台湾的力量很大，所以刘铭传在沪尾作战、在淡水作战，为保卫台北，打了很多漂亮仗。8个月的作战，尤其是沪尾一仗，据说歼毙法军300多人，这在当时是个相当大的数目。法国军队在这8个月里始终未能攻进台北。当时法国准备占据台湾，以此作为迫使清政府赔款、割地的筹码，但是没有得逞。刘铭传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和法国军队作战，因此，他唯一能采取的正确战略就是防守。这是一种积极防御战略，因为法国有军舰的强大炮火，所以他只能在近海一带，而不能在海边作战。在海边作战非常不利，后来他还退守内地山区，诱敌深入，采取伏击战，避开法军强大的火力。同时他还组织团练，组织起一支庞大的民众队伍配合军队作战。正因为他实行了这种正确的战略，才能够支撑8个月之久。在整个中国近代战争史上，能够面对强敌在一个地方支撑8个月，这种情况很少。

当时法军寸步难进，虽占领了基隆，但再也不能向前推进，它想占领台北，但占领不了。有人责备刘铭传没有经过战斗就放弃了基隆，说他怯战，这是不对的。当时法国军队分成两路，一路进攻基隆，一路进攻淡水、沪尾。基隆已遭到炮击、破坏，不利于防守，刘铭传主动撤出，确实没有经过大的战斗，是主动撤退，目的是集中兵力防守淡水、保卫台北。我们看近代海防战争，一个重要的策略就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应该采用战略撤退，而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哪怕这个城市再重要也不能计较。我看后来在甲午战争中一个很严重的失策就是，清政府害怕日本军队攻入北京，它背着北京的包袱，就不能坚持下去。刘铭传当时的撤退不是不战而逃，而是集中兵力打击敌人，是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敌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分散兵力，两个拳头打人，既要防守基隆，又要防守淡水，恐怕是不行的，所以他的撤退，我认为是必要的撤退。这是关于他抵抗法国侵略的问题。

第二件事，是关于台湾建省。清政府在台湾建省，主要是基于抵抗外国侵略的考虑，因为从鸦片战争以后，台湾一直是在风口浪尖上，一直是外国侵略的目标。鸦片战争的时候，英国军队就在台湾登陆，当时姚莹与达洪阿进行了顽强抵抗；以后是美国的海军将领贝尔率领军舰来到台湾；再以后是1874年日本派了3 000名远征军入侵台湾，王家俭先生（台湾师大历史系教授）说，当时是铭军将领唐定奎率部驰援台湾，他也是安徽合肥人，后来通过和谈解决了，清政府赔款白银50万两，日本撤退；到了中法战争，又是法国军队入侵。所以，鸦片战争以后，台湾一直处在外国侵略者的炮口下，为了加强海防，所以清政府要在台湾设立行省。中国有几个行省都是在近代设立的，一个是新疆，是为了抵抗俄国的侵略；再一个就是台湾，为了抵抗列强海上的侵略；后来为了抵抗日、俄的侵略，又在东北设立东三省。

当时主张台湾设省的有沈葆桢、丁日昌、左宗棠、杨昌濬、刘铭传等。他们的主张当然不完全相同，有的主张设省，有的主张把福建巡抚移驻台湾，但他们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就是提请清政府重视台湾的战略地位。1885年，清政府采纳了这个意见，决定在台湾设省，刘铭传担任第一任台湾巡抚。有人说，刘铭传对台湾建省不积极，因为拖了两年之久，才在台北建立起巡抚衙门。当然这是学术意见，可以讨论。我觉得刘铭传对台湾建省还是比较积极的，但他确实有不同意见，他曾向清政府提出暂缓设省的意见，清政府没有采纳。他之所以提出这个意见，是有一个长远的考虑。他认为建省应该有充分的准备，应该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他说，要建省，首先要解决几个问题：一个是办防，就是防务、防御；一个是练兵，就是训练军队；一个是理财，就是清理财政；一个是“抚番”，就是招抚少数民族，即当地的原住民。他又认为，福建与台湾声气相连，互为一体，不要一下子切断联系；如果一下子切断了军事、财政的联系，台湾就不可能存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建议暂缓设省，先做准备工作，这个意见被清政府否决了，但清政府对他的建议里的许多主张是采纳的。比如刘铭传讲到台湾单独建成不了一个省，与福建关系太密切，后来清政府决定由福建每年协饷四十四万两，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台湾全年协饷才八十万两，福建就承担了四十四万两，另外，福建海关还有一部分资助经费不算在内。他是靠福建的财政支持，才能建立起一个省来，没有这笔财政支持是很难的，因为当时台湾的财政收入很少，所以要协饷。如果刘铭传对建省不积极，清政府就不会任命他为第一任台湾巡抚；即使清政府任命他，他也不会接受这个任务。刘铭传这个人对名看得比较淡，而且从他担任台湾巡抚以后的紧张工作来看，他对台湾的建省热情很高，工作认真，贡献巨大。这是我对台湾建省中刘铭传作用的一点浅见。

第三件事，关于台湾的建设。刘铭传担任巡抚以后，在六年多的时间里做了大量的工作，看了他的奏折，觉得这个人真是精力充沛，是实干家，使得台湾从一个新建的、后进的、不能自给的省，一跃而成为一个全国先进的、能够自给的、近代化水平居于前列的省。六年多的时间里，他的工作非常多，非常繁忙，可以说是百废俱举，也可以说是与时间赛跑。读他的奏折，会感受到他那种想把台湾迅速建设起来的非常迫切的心情，这完全是出于他的一片挚诚。他感到台湾是东南七省的门户，孤悬海外，列强随时都会插足，如果不赶快建设，就不能永保海疆。在他的奏折中，这种对国家负责的精神、爱国的精神溢于言表。

从台湾近代化建设的实际情况来看，也是如此。他任内台湾建筑了第一条铁路，其开创之功不可没。基隆到台北一段，1891年竣工，后来向南续修，虽然花的钱比较多，但是这条铁路是自己建筑、自己管理的，不像后来的铁路，除京张路以外基本上全由外国人建筑。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个邮政局，中国最早的邮政局是由他在台湾创办的，在1888年就开设了，而全国的邮政总局在戊戌变法前夕才开设，晚了八年。他第一个引进华侨资本，派人到新加坡去招商，利用华侨资本。他任内架设第一个铁路大桥——淡水大桥，这在当时应该是很伟大的一件事，而且是由中国的工程师自行设计的。他经营了基隆煤矿，中国近代煤矿最大的是唐山的开平煤矿，是李鸿章办的。当然，基隆煤矿在刘铭传到台湾以前已经开设了，但后来是由他经营并发展起来的。他还搞了全国比较早的市政建设——台北市政建设。台北本来比较荒凉，他修建了几条大街、房屋，比较早地使用了自来水、煤气灯。并且比较早地在台湾制造银洋，设立新式学校，使用电报，铺设海底电缆；改编、训练军队，开设兵工厂，建筑防御工事；还有整顿吏治，兴修农田水利，清丈土地。他的清丈土地工作在台湾很有影响，有人说他为台湾农业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此外还发展对外贸易，出口樟脑、蔗糖，招抚少数民族等。有人说他的精力过人，一看他的工作就吓一跳，六年多的时间内干了那么多事情，当然头绪繁多、工作紧张。

在刘铭传任内，全省的财政收入有很大的增长，据说从每年的九十万两增加到了三百万两，所以五年以后，福建的协饷就取消了，台湾再不是一个财政补贴省份。当然以后台湾的经费还是很紧张，因为上的项目很多。从总体上看，他的这些建设远远超过大陆其他省份，当时没有哪一个省能在六年多的时间里干那么多的事情。清代末年，全国许多督抚仍然趋于保守、思想顽固，不懂经济建设。但刘铭传确实有远大的抱负、远大的理想，他曾经立志要用十年的时间使台湾富强，成为东南的门户，成为各省的模范，成为抵抗外来侵略的前哨堡垒。在他的奏折中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虽然他在离任前没有完全实现，他也没有当上十年巡抚，只当了六年，但这个成绩相当突出。所以，《台湾通史》的作者连横称赞他：“台湾三百年间，吏才不少，而能立长治之策者，厥维两人：曰陈参军永华，曰刘巡抚铭传。”连横认为这两个人对台湾的贡献最大，都是有远见的政治家。

当然，刘铭传的这些近代化建设也遭到了批评，有人说刘铭传想做的事情太多，摊子铺得太大，影响了效果。刘铭传建设台湾的摊子是否铺得太大，这个问题我没有研究，不敢发表意见，可以进一步讨论。至少，他是为了增强当时台湾的军事、经济实力。这种只争朝夕、勇于任事、知难而进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比起当时大多数的封建官僚庸庸碌碌、无所事事，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试想在一百多年前搞建设，没有经验，没有人才，没有资金，整个官僚机构已经腐败，效率很低，刘铭传处在那样的大环境中，当然要受到各方面的制约，在建设中当然会有种种失误，这并不奇怪。他没有经验，第一次搞，在他之前李鸿章也搞过一些，但没有刘铭传上的项目那么多，而且刘铭传与大陆洋务派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就是，他非常重视商民的力量，强调商办，他想把基隆煤矿归商办，铁路也归商办。他上奏主张把经营非常困难的基隆煤矿改归商办，官方不过问，就因为这一点而受到清政府的责备，清政府坚决不同意商办，而且给刘铭传以处分，交部议处。刘铭传也正因为这一点而称病辞去台湾巡抚一职。自己的主张得不到实行，宁肯不干。这一点比他同时代的许多洋务官僚唯唯诺诺、缺乏主见、没有责任心要高出一筹。

总之，刘铭传在台七年，在抵抗法国侵略、台湾建省和建省后进行经济、文化建设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爱国主义人物，是台湾近代化建设的先驱。当然，刘铭传处在那个时代、那种地位，也像所有的历史人物一样，有他的缺点，有他的局限。评价历史人物要从大处着眼，从大的历史潮流中进行评价。刘铭传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确是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他身上闪耀着爱国主义的光辉，他在抗击法国侵略、推动台湾近代化建设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值得我们永久纪念。

注释

[*]原载《安徽史学》，1996年第2期。

从大清史角度看待刘铭传保台建台的意义[*]

2005年10月12日，是台湾建省120周年，也是刘铭传首任台湾巡抚120周年。为什么这样一位历史人物会引起两岸学者日益浓厚的研究兴趣和关注，一而再，再而三地举行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来纪念他？这是因为从刘铭传所处的时代环境和担负的历史使命来看，他是“有大勋劳于国家者”（连横《台湾通史》“刘铭传列传”中的评语），在抵御外敌入侵、捍卫国家领土主权这一涉及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的问题上毫不含糊，闻警即起，奉诏出山，临危受命，孤身渡台，在十分险恶的局势下，领导台湾军民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抗法保台战争。战后，台湾建省，他作为首任巡抚，又以极大的热情为台湾省的近代化建设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使台湾在省区规划、城市建设、交通、邮政、矿务、开发山区、整顿吏治、开辟财源、推行新式教育等各方面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效，被一些史著誉为“台湾近代化事业的奠基人”，甚至“台湾近代化之父”。这些称谓，表达了海峡两岸人民对这样一位历史人物浓厚的怀念之情。我在10年前的研讨会上说过：“刘铭传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位杰出的人物，是一位爱国将领、有远见的政治家，他对国家和民族做出了重大贡献。”现在看来，对刘铭传的这样一种定位和评价是基本准确的。

一、从大清史角度看待刘铭传的保台建台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和支持下，我们正在开展重新纂修大型《清史》的工程。由于清朝是我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的后期已经进入近代社会，对于当代社会有着直接的影响，我们在当代所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如经济建设、政治改革、文化发展、中外交往、人口、宗教、民族、边疆、生态、城市化、地区发展不均衡等问题，都要追溯到清代才能了解其缘由。所以，《清史》的修纂，不仅是我们在21世纪的一个标志性文化工程，而且对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和参照价值。现在，大型《清史》工程的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图录，以及基础文献、译著等各个部类的子项目已经逐步分解、分配下去，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那么，如何从宏观的角度认识和把握清代历史？美国有一位华裔史学家黄仁宇写过一部《中国大历史》，他讲的是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宏观历史，影响比较大。我们要修纂的这部大型《清史》，资料浩瀚，事理纷繁，也应该有一个宏观的思路。我2004年8月在上海举行的“世界中国学论坛”上曾经提出，要从三个视角认识清代历史的发展：第一个视角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过程来看待，第二个视角可以从国内民族、地区和国家统一的高度来把握，第三个视角是从世界一体化进程这样一个角度来观察。

从第一个视角看，中国在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后，到清朝的康雍乾时期，它的综合国力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出现了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乾隆时期中国有3亿人口，而当时全世界一共才有9亿人口，要养活这3亿人口，就需要生产大量的粮食。中国以农立国，在当时分散的小农耕作方式下，要做到丰衣足食很不容易，乾隆朝基本上做到了。乾隆本人是一个十分勤勉的皇帝，宵衣旰食，昼夜辛劳，他一生写了41 800余首诗，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有关气象、灾害和农业收成的。在当时，西方产业革命以前，欧洲国家也是靠手工劳作，也没有工厂制度和机器生产。中国和西方相比，生产差距不是很大，而且中国是大国，英、法都是小国。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来讲，应该说它的整个GDP接近于全欧洲的GDP。也许正因如此，当英国派马戛尔尼来华时，乾隆才会说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的话，并坚持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尽管如此，中国也受到许多问题的困扰。一个就是人口多，人均生产少。当时中国人均耕地是3. 5亩，而英国当时人均耕地折合成中国的亩则是10亩，是中国的近3倍。农村的富裕能够为工业化提供充分的资金、原料和广阔的市场。再就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在统治上坚持封建专制主义，而且闭关锁国，失去了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机会。

因而自18世纪西方英、法诸国实行产业革命以后，中国经济就落后了，而且差距一步一步拉大，可以说是一落千丈。落后就要挨打，先后有过两次鸦片战争，中国可以说是被洋枪大炮轰出中世纪的。这时候中国的先进人士为了救国救民，想了各种办法进行富国强兵，于是有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向西方学习，把西方国家的许多新事物一件一件搬到中国。但是，中国长期的优势文化对外来事物有一种强烈的抗拒力量，形成一股极为强大的保守势力，所以在长时间内形成了“新学”和“旧学”、“中学”和“西学”之争，近代化进程十分缓慢。

从第二个视角看，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国家的统一这个基础是在清代奠定的。中国是个版图广阔、民族众多的国家，中原地区以汉族居多，人口多，有悠久的文明。周边地区有游牧民族、山地民族，从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到女真、蒙古，它们在历史上都曾经是组织良好、武力强大、具有勇武精神的民族。中国历史就是在多民族、各地区间的交往、斗争、融合、统一中前进的。到了清代，统一、融合的力量大大增强，尽管各民族、各地区之间也有很长时间的战争，但是到了乾隆以后，中国基本上形成了民族大家庭，民族的凝聚力大大增强，地区间的联系也大大加强。满族作为一个统治民族，它懂得要和汉族和睦相处，所以它努力学习汉文化。另外，满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它又理解少数民族的要求，理解少数民族的心理，知道怎么尊重它们的风俗习惯，所以在统一中国以后，它是按照各个地区、各民族的特点，分别设立行政机构，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的。清朝在东北和伊犁地区设立将军制度，在蒙古设立盟旗制度，在西藏设立噶厦制度，在维吾尔族地区沿袭以前的伯克制度，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改土归流，实行和内地一样的行政制度，所以它是因地制宜、一国多制，这是它非常成功的一方面。可以说中国历史到了清代，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长期的战争状态大大缓和，中国的民族团结和睦关系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所以清朝200多年留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遗产，就是民族团结和我们版图的统一。因此近代以后，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尤其是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起，我们国家面临着严重的边疆危机，新疆、台湾就在这时先后建省，这是当时的清政府回应列强瓜分觊觎的重大举措。中国并没有分崩离析，多民族的和睦相处、国家领土的不可侵犯，是我们民族凝聚力的一个重要标志。

第三个视角是从世界一体化的角度，看待清代中国是如何融入这个一体化进程的。古代世界的几大文明板块之间是相互隔离、不相往来的。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各大洲之间的距离相对缩短了，全球逐步走向一体化。这个一体化的进程，在鸦片战争前的几个世纪里可以说是腥风血雨，充满了殖民侵略、战争、掠夺。殖民地国家为发达国家提供了大量资金、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为西方国家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和牺牲。随着清朝国力的衰落（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闭关锁国），中国到鸦片战争时，国门也被迫打开，国人所要面对的是伴随着军舰、大炮滚滚而来的商品、资本输入，以及以对生产原料、廉价劳动力的掠夺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生产方式，面对的是一个数千年来未有的“大变局”。我们这个民族要在这样一种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中生存和发展下去，就必须奋起直追，向西方学习，也就是向侵略自己、掠夺自己的敌国学习，学习它们先进的文明。我们的近代化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开始的，这里面有许多深刻、惨痛的教训。今天，我们提出缔造和平的世界环境，以保障中国和人类的安全。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中，中国才能崛起，而中国的崛起也会增加保障世界和平的力度。我想这是我们在21世纪的一个重大课题，我们必须善于和世界各国相处，中国绝对不会重蹈清朝的覆辙，再回到那个闭关锁国的时代。

以上述三个视角作为切入点，我们再来考察刘铭传在台湾的活动，是不是可以在更为广阔的视野里得出更加深远的一些看法？结论是肯定的。

其一，中法战争爆发，法国方面意图以它的远东特遣舰队迅速占领台湾，夺取一两个港口“踞地为质”，作为向清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台湾作为“东南锁匙、七省门户”的战略地位得到凸显。对法方的企图，清方的高级统帅如李鸿章、曾国荃等也都十分清楚，问题是，谁是最合适的台湾方面的军事统帅？一个重要的事实是： 自19世纪70年代起，尤其是海防大讨论来，李鸿章系统的淮军已经逐渐在东南沿海一带层层布防，成为国防军的主力。当时，直隶有周盛波、周盛传的盛军，山东有吴长庆的庆军（一度驰援朝鲜），浙江有刘秉璋的良军，广东有张树声的树军，广西有潘鼎新的鼎军，长江口的吴淞口和江阴炮台，也都有淮军的开花炮队驻守。至于台湾，早在1874年日本军队入侵时，就有刘铭传旧部将领唐定奎率领6 500名铭军将士前往驰防，有力地支持了钦差大臣沈葆桢的谈判。因而就全局的战略态势来讲，由刘铭传出任台湾防区的最高军事长官是最好的选择，以他的资历勋望，足可以与负责沿海各省防务的淮系大员相互援应，联络一气；同时，以他的军事才华和胆略，亦足以在台湾率领孤军奋战，独当一面。所以，当清政府下诏起复他时，他毫不犹豫地辞安就危，也就是谢绝了李鸿章要留帮办军务的好意，而是刻不容缓地奔赴台湾。这里面可能有他个人获取封疆大吏的功利目的，但从总体上看，他的这一举动是符合清政府保卫台湾、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的战略意图的。后来，他在台湾采取“拖”的方式，坚持持久战，想方设法拖住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部队的主力，使其不能北上；并且在岛内努力争取做到军民合作、湘淮合作，是很有大局意识的。

其二，台湾建省后，百废待举。刘铭传“思以一岛基国富强”，而且要为全国“树之范”，也就是要把台湾建设成为近代化的样板省，作为全国的典范。因为在大陆各省，保守势力过于强大、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局，实行新政改革的阻力重重；而台湾虽然经济基础差一些，但改革的阻力相对也小，容易做出成绩。加上他本人出身下层，没有科举功名，反而较少受封建正统思想的束缚，在行动上有着“敢为天下先”的创新意识，并且一旦确认目标，就毫不犹豫地付诸实施，也不在乎自己头上的顶戴乌纱。这在晚清社会近代化的进程中，在他这一辈的地方大员中，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其三，他在台湾的防务问题上也是只争朝夕。中法战争后，他把加强台湾防务的重点集中在北部，在台北、基隆、淡水以及澎湖列岛都修建了许多新式炮台，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防御野心勃勃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势力。他曾经登上基隆炮台，遥望东北的日本方向，激励部下说，我们再不抓紧建设好台防，不出10年，就要成为对方的俘虏。这都说明，他是一个深明国家民族大义的杰出政治家，是胸怀全局、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正因为如此，我们海峡两岸的人民才会不断以各种方式缅怀他、纪念他。

二、刘铭传保台建台业绩所彰显的是一段两岸同根的历史

1985年召开第一次刘铭传学术研讨会，当时还只有大陆学者参加，会议讨论本着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把历史上一直将刘氏作为淮军干将，是追随李鸿章镇压太平军、捻军的刽子手的形象推翻了，认为他可以被归入近代爱国者的行列，为保卫和建设台湾出了力。这可以说是一次学术上的拨乱反正。10年以后，随着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展和两岸学术交流的蓬勃开展，在1995年举行的第二次刘铭传学术研讨会上，来自海峡两岸的与会学者围绕刘铭传领导的抗法保台战争、刘铭传抚台期间台湾的近代化建设、刘铭传与晚清集团人物关系研究、刘铭传的历史定位四个方面展开热烈讨论，充分肯定刘铭传的历史功绩，用大量无可辩驳的史实批驳了“台独”分子鼓吹的“台湾的近代化始自于‘日据时期’的日本殖民总督后藤新平”的谬论，一致认定：刘铭传是一位杰出的爱国将领、有远见的政治家、台湾近代化建设的奠基人，他维护祖国领土的统一和完整、保卫台湾和建设台湾，对国家和民族做出了重大贡献。这就使得我们对刘铭传的认识达到了一次飞跃和提升。

但是这仍然还不够。我翻阅过前两次会议的论文集，对于刘铭传抗法保台的战略战术、他在建省过程和台湾近代化建设各项事业中所取得的各项成就，都已经有了许多详尽的论述，但是大多侧重于刘铭传个人事业的功绩的评述。现在又是10年过去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又能有哪些新的发现和新的结论？首要的前提当然是从材料出发，我们在即将完成的新编《李鸿章全集》里，看到了李鸿章关于刘铭传抗法保台的各类往来电稿200多封，内容涉及保台战略战术、后勤补给、通信联络等各个方面，充分反映了李鸿章对于老部下身处孤危绝境的关切之情。在《翁同龢集》里，可以看到身为户部尚书的他，是如何竭力撙节筹措，为台湾办防和建省初期的协饷经费多方设法。我们也知道，在第一次海防大讨论中与李鸿章意见相左的左宗棠，在中法战争后期以钦差大臣回到福建前线督办军务，他临终前的奏折是极力主张清政府“大治水师”，并将台湾改建为行省。他的老部下杨昌濬在闽浙总督任上，不分湘淮畛域，慨然向台湾新省每年提供协饷44万两。另外一位清流名臣张之洞，也对台湾的抗法战争进行了实际的支持。这些人都是当时朝中的一等重臣。我们再从李鸿章的奏稿里可以看到李鸿章为龚照瑗、邵友濂这两位在上海为台湾转运军械兵员出了大力的道员的请功折；从怡和洋行的档案里可以看到另一位道员盛宣怀是如何为刘铭传筹款并通报军情的；从淮军文献周盛波、周盛传兄弟的手札里，可以看到他们是如何向刘铭传提供军援、引荐人才的。整个中法战争期间，吴宏洛、聂士成、王诗正等各路湘淮援军及其军械粮饷，在沿海苏、浙、闽、粤渔民冒死突破法军封锁线的护送下，源源不断地抵达台湾。在基隆、沪尾保卫战的战场上，一共有1 600多名湘淮军将士血洒疆场，牺牲在保卫祖国的最前线。

这一切都说明，在当时外敌入侵的严峻形势下，无论洋务清流、湘系淮系，也无论上官下吏、平民百姓，他们对于祖国宝岛台湾的兴亡安危所表现出来的极度关切和血浓于水的骨肉同胞之情，是刘铭传能够面对强敌浴血奋战、呕心沥血建设台湾的不竭动力。站在刘铭传身后的，是整个祖国。刘铭传保台建台业绩所彰显的，正是这样一段两岸同根的历史。

三、学习先贤刘铭传，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而努力

这次会上，李家泉先生提供了一篇很有新意的文章，他说，刘铭传是一个真正称得上“爱台湾”的人。他的文章写得好，很有现实意义。每一位研读过刘铭传在台湾那段历史的人，都会深有同感。刘铭传奉诏出山，不顾个人安危冒险渡台，他是为了完成朝廷赋予他的使命。在他的眼里，朝廷即是国家，他是为了国家而战，去了就要准备捐躯，就要有必死的决心。勇者无惧，时刻准备用自己的生命保卫台湾的人，才是真正地爱台湾。

刘铭传在台湾7年，为台湾做了那么多有益的事，而他自己临离开台湾时，却孑然一身，除了一副沉重的病躯，什么也没带走。他把自己的养廉银、朝廷因其战功颁赐的赏银和在台湾多年的积蓄都捐了出来，帮助修建了学堂，希望台湾的孩子，我们民族的下一代，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为台湾的长远发展培植人才。这是一种何等高尚的境界！我们常说，刘铭传一生事业最辉煌的时刻在台湾。这不仅仅表现在他的战功、他的政绩上，更在于他真正把自己的生命和全部精神追求与台湾融为了一体。台湾就是他的家园，在他身上爱祖国和爱台湾得到了高度统一。

注释

[*]原载《学术界》，2006年第1期。

中日甲午战争的前因与后果[*]

1894—1895年，中国和日本之间发生了一场决定两国命运和远东政治格局的战争，现离战争结束已100年，回顾和反思这场战争，将能得到有益的启示和教训。

在古代，亚洲东北部的政治格局比较简单，通常包括中国、日本、朝鲜三个国家。中、日、朝三国在近代以前的一段时间内和平相处，并无兵戈。16世纪，西方殖民主义者东来，葡萄牙租借澳门，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接踵而至，中国的东南海面从此扰攘不靖。16世纪末，俄国的哥萨克跨越乌拉尔山，穿过广阔的西伯利亚，17世纪前期已到达太平洋西岸。西欧国家从海上，俄国从陆上，把侵略魔爪伸向了东亚，改变了这里简单的政治格局，对这片平静而封闭的土地造成了强烈的震撼。

以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为契机，外国殖民势力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门户，中、日、朝三个东亚国家同时被卷进世界资本主义历史旋涡，成为列强追逐的猎物。中国和日本在被外国侵略之下，开始认识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力图富国强兵，向西方学习，中国出现了持续30年的洋务运动，日本发生了尊王倒幕的“明治维新”。中国幅员广阔、资源丰富，洋务运动30年内造枪炮、建工厂、开矿山、办电报、筑铁路、设海军。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醉心于西方物质文明的成就，努力将它移植于中国，企图借资本主义的器物，挽救封建王朝的没落。洋务派的举措一时颇炫人耳目，似乎取得了进步。其实清王朝政治腐败，已病入膏肓，而顽固派的势力十分强大，阻挠一切新事物，洋务派的封建性格也极深，又对外国百般依赖，虽进行了枝枝节节的改革，但却步履迟滞，如蜗牛爬行。有识之士早已认识到它的弱点：洋务运动好像纸糊的房子，只可供表面观看，却经不起风雨的吹打。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证明了洋务运动不可能使中国振兴富强。

日本和中国一样，同样面对殖民主义的侵略和西方文明的冲击。但它的社会结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和中国不同。与中国洋务运动同时起步的“明治维新”一开始就显示了蓬勃的朝气。它不但在工厂、航运、矿冶、铁路、电信等方面取得了成绩，而且在政治、教育、法制、军制、思想领域力行改革、除旧布新。1877年实行义务兵役制和义务教育制； 1878年设立参谋本部，进行军制改革； 19世纪80年代颁布新学制； 1885年制定新官制，设立内阁； 1889年颁布宪法； 1890年进行议会选举，组织政党。尽管日本的改革并不彻底，富有封建的、军国主义的色彩，但毕竟已在资本主义的轨道上迈开了步伐，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日本统治者从一开始就强烈意识到要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必须对外扩张，掠夺邻国的土地和资源。它把侵略的矛头对准中国和朝鲜。“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国内即充满着“征朝论”的声浪，以后一直扩充军备，欲向中国挑衅。1874年，日本即派兵入侵台湾； 1883年与1885年又在朝鲜制造政变，扩张实力，挤迫中国，但均因羽翼未丰，就其海陆军实力而言，尚无战胜把握，故暂时隐忍，不敢贸然与中国开战。中日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投入更大力量，厉兵秣马，追赶中国，必欲与中国一战而胜。到甲午战争时，它的正规陆军扩充至7个师团约12万人，预备役25万人，海军舰只约5. 8万吨。而清政府盲目自大，以为日本是新起的小国，对它缺少警惕。清朝官僚认为日本在军事上不堪一击，“敢与上国抗衡，实为螳臂当车”。正是在清王朝漫不经心、未加防备的情况下，日本发动突然袭击，燃起熊熊战火。

除了在东亚地区竞争的主角日本和中国之外，英国和俄国也成支配东亚局势的强大力量。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最早，海上力量尤其强大，其殖民地遍布全球，在远东的势力和影响首屈一指。1824年它侵占新加坡，并以印度为基地，并吞缅甸和喜马拉雅山区的尼泊尔，用武力侵占香港岛，强迫中国五口通商，又在长江流域和其他地方取得广泛权益，当时英国势力已进入中国全境。19世纪后期，各国对华贸易中，英国的份额遥遥领先，占中国外贸总额的70%以上，英国人在中国经营的公司占外国人在华公司的2/3。英国还通过清政府控制了中国的海关，操纵中国的海陆军，干涉清朝的内政。当时，美国的亚洲舰队司令里德十分羡慕英国的地位。他说：“英国人这样有步骤地在中国进行掠夺，并使中国人服从其指挥，乃至于他们实际上成了这个国家的主人。他们控制着贸易、报纸、商港和政治。”[2]

俄国也是支配东北亚局势的政治大国，特别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它趁火打劫，撕毁了业已签订170年之久的《尼布楚条约》，挥师突破中国边界，直下黑龙江，强迫清政府签订《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割占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10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进一步要在远东地区争夺霸权。不过，俄国刚刚占领这片广大的土地，经营未久，立脚未稳，而西伯利亚在经济上尚未开发，从俄国的欧洲本土来到远东，路途遥远，交通极为不便。甲午战争以前，它正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经营远东，加强军事力量，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为进一步扩张做准备。甲午战争前夕，俄国在远东的势力已咄咄逼人。一位苏联历史学家评述19世纪后期中国的局势时说：“从对中国的事务的利害关系和对中国事态发展施加影响的能力来说，俄国当时仅次于英国居第二位。”[3]

19世纪后期的东北亚，在中、日、英、俄四种力量的矛盾和制衡下，引发种种事态。四种力量构成两对矛盾，即中日矛盾和英俄矛盾。中日矛盾起初较为微小，不引人注目，但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迅速发展而日益尖锐。日本处心积虑，必欲侵略中国。它正在积蓄力量，窥测时机，东亚上空的战云日渐浓密。而英国和俄国则系宿敌，两国在世界范围内到处剑拔弩张。50年代，俄国与英、法、土耳其在克里米亚进行了一场激烈而残酷的战争。80年代英、俄在阿富汗又屡次冲突。在远东，俄国集结舰只于海参崴，威胁英国在远东的势力，英国则一度占领朝鲜的巨文岛，以遏阻俄国势力的南下。为了对付俄国，英国急需在远东找到伙伴，它终于物色到了新起的日本，而日本也竭力巴结英国，抢在甲午战争之前与英国完成修订条约的谈判。为了取得英国的欢心，日本在谈判中大幅度地妥协让步，接受许多商品的协定关税，推迟废止领事裁判权等，以换取英国默许自己对中国用武。就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英国外交大臣在签订《日英通商航海条约》的仪式上说：“这个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清国大军还有利。”

俄国对日本的扩张虽有顾虑，但当时西伯利亚大铁路尚未筑成，其在远东的军事力量不足。并且，它一开始低估了日本的作战能力和野心，也没有预料到清政府缺乏抵抗意志而迅速溃败，故对战争的爆发听之任之，抱着“坐山观虎斗”的态度。直到中国战败，日本企图割取中国的辽东半岛，严重地触犯俄国的利益，俄国才慌忙纠集法国、德国一起，演出了“三国干涉还辽”的一幕，阻止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扩张。

这样，日本巧妙地利用了英俄矛盾，并得到英国的支持，躲开了可能的国际干涉，战争时机成熟，遂于1894年以帮助朝鲜政府镇压东学党起义为名，悍然出兵，向中国发动战争。是年7月，日本军舰先在朝鲜的丰岛海面不宣而战，突然袭击中国的军舰和运输船只。接着，日本陆军又进攻在朝鲜牙山的清朝军队，挑起衅端。8月1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日本组成了以天皇为首的战时大本营，统筹战争时期的军事、外交、政治、经济。海军组成联合舰队，出入于朝鲜和中国海面，准备决战。陆军则倾巢而出，投入战场，力求速战速决。日本还颁布紧急敕令，募集战时公债，制造“圣战”舆论，煽动军国主义狂热，倾注全国的人力物力，务求战争必胜。而清政府却对战争缺乏准备，没有抵抗的决心，没有战前的部署，没有统一、明确的指挥。掌握军政大权的慈禧太后和李鸿章都害怕战争。慈禧太后正高高兴兴地准备庆祝自己的六十寿辰，不愿战争影响了庆典；李鸿章一心一意要保存淮军和北洋舰队的实力，寄希望于列强的“调停”和“干涉”。连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也说：“外交把中国骗苦了，因为信赖调停，未派军队入朝鲜，使日本一起手就占了便宜。”在这种怯战、妥协的思想指导下，清朝陆军在平壤作战失败，溃不成军。北洋舰队也在黄海海战中失利，避匿于威海卫，不敢复出。日本夺得了制海权，遂毫无顾忌地渡过鸭绿江，长驱而入，把战火烧到中国东北境内。就在北京笙歌沸天，向太后欢呼祝寿之时，大连、旅顺相继失陷，前线频传败绩。翌年，日军又在山东登陆，清朝陆军作战仍不力，北洋舰队的据点威海卫沦陷，中国新生的海军面临绝境，在进行了勇敢抵抗之后，全军覆没。中日甲午战争经过8个月战斗，海陆军均告失败，清政府不得不派年迈的李鸿章前往日本求和，签订《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中国赔款白银2亿两，日本可在中国通商口岸投资设厂，增辟通商口岸，等等。这次战败，割地之广阔、赔款之巨大、勒索之苛刻，使全世界感到震惊。中国人民又被套上了一具沉重的枷锁。

正像许多历史学家所指出的，中国败于政治上的落后与腐败。洋务运动，枝节改革，本末倒置，与日本的“明治维新”相形见绌。在弱肉强食、竞争激烈的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速度至关重要，步伐迟缓就会失去时机，被挤出竞争的轨道而堕入谷底。甲午战争中，国家虽大而步伐迟缓的中国败于同时起步而锐于进取的东邻日本，日本借战胜之威，尽情勒索，故能脱颖而出，追赶列强而与之并驾齐驱，中国则割地赔款，元气大伤，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丧失了发展机遇，沉沦于苦海之中。

中日甲午战争对中国是巨大的震动，全国一片沸腾。当《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各地人民痛哭流涕，反对割地、赔款。先进分子进行痛苦的反思和长远的筹谋。陈独秀回忆说：“甲午战争的失败，国土的割让，使举国上下如大梦初醒，稍有知识者大多承认了富强之策。”从此，救亡和改革的大潮涌起，成为中国政治的主旋律。此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中国人民爱国救亡，前仆后继，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艰苦而漫长的战斗。

日本是甲午战争的胜利者。所获赔款之巨、得地之广、掠夺权利之多，是军国主义者自己始料不及的，全国沉浸在胜利的欢乐气氛中，如醉如狂。日本政界财界头子井上伯爵说：“得到这笔赔款以前，在日本的财政机关中，上亿日元的款项连提也没人提过，收入至多到过8 000万日元。所以，想到有3. 5亿日元涌进国内（按：中国赔款白银2万万两当时折合3. 5亿日元），无论政府或私人都产生了一种无限富有的感觉。”[4]但是，前一场战争的结束往往是后一场战争酝酿的开始。俄国在《马关条约》签订以后，立即联合法国、德国，强迫日本退出了辽东半岛，一面示恩于清政府，一面在东北亚扩大地盘，插手朝鲜事务，租借旅顺，修筑中东铁路。日本与俄国势不两立，新的战争乌云又笼罩在东北亚的上空。

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给沉浸在战胜狂欢中的日本泼了一瓢凉水。当时，日本在甲午战争以后，力量耗尽，财政匮乏，无法对抗三国的压力，只能忍气吞声，放弃侵占辽东半岛。日本朝野以此为奇耻大辱，要求卧薪尝胆，誓报此仇。甲午战后，它立即以俄国为假想敌，进行战争准备。1895年，日本参谋本部提出陆军扩充计划，为了战胜俄国，拟在现有7个师团的基础上，再增加7个师团，常备军达25万人，战时动员后备军，总共可达兵力60万人。海军方面，提出“六六舰队”的设想，建造和购置大型军舰。伊藤博文内阁所提10年扩军计划的军费达6亿日元。除了有来自中国的赔款以外，日本还尽力在国内搜刮，横征暴敛，以筹措扩军经费。就像日本报纸上所说：“即使把三餐节省为两餐，也要扩充海军。”[5]他们在战争的精神准备方面尤其突出。俄国陆军大臣在总结日俄战争中日本战胜的原因时说：“我们没有注意，多少年来日本人民的教育就贯彻着一种尚武精神和爱国的方针。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国家的教育方法，在小学校就教育孩子们热爱自己的国家，并成为英雄人物。这个国家对军队的信任与尊敬，个人乐于服兵役和为此而感到自豪，各阶层保持的铁的纪律，以及武士道精神的影响……所有的名门望族都试图为国效力，或送子弟从军，或捐献钱财……不仅士兵而且全体国民都感到这场战争的极端重要性，了解进行战争的理由，不惜一切牺牲争取胜利。使日本获得胜利的力量就在于此”[6]。总之，甲午战后，日本的战争狂热一发而不可止，日本政府把国家引向军国主义而一路狂奔。

俄国在联合法、德干涉还辽成功之后，野心更加膨胀。它促成了俄、法对中国的四厘借款，建立道胜银行；又诱胁清政府签订《中俄密约》，侵占旅顺，夺取修筑中东铁路的特权，把中国的东北视为自己的禁脔。军事力量也迅速增强，俄国远东军区的陆军从1894年的20个步兵营、若干炮兵连，增加到1903年的108个步兵营。其远东舰队从4万吨增至10万吨。旅顺口和海参崴军港防卫力量得到增强。日俄战争前夕，西伯利亚大铁路已经通车，俄国已能把军队和给养从欧洲调到远东地区。但是，刚刚修通的单轨长程铁路，设备未全、维护很差，还难以发挥迅速运输的功能。

1900年，中国发生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蜂拥入侵中国，进行血腥屠杀。帝国主义之间又因在华利益的冲突，彼此钩心斗角，矛盾重重。当时，英国正在非洲与布尔人作战，美国则刚刚打完与西班牙的战争，都不能派出很多军队。觊觎中国而又彼此敌视的日本和俄国充当了侵略的急先锋。日本邻近中国，派出兵力最多，扮演着“远东宪兵”的角色；英国为支持日本以制约俄国，给它提供贷款。而俄国竟趁机出兵迅速占领东北全境，驱逐中国的军政机构，此后，又长期拖延，拒不撤军。俄国的行径引起日本的极大忌恨，日俄矛盾急剧上升。

1904年，日俄战争终于爆发。这次战争动员兵力之众多，战斗之激烈，远远超过甲午战争。两个帝国主义强盗作战，战场却在中国的领土上，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这是弱肉强食世界才会出现的现象。结果，俄国战败，势力退到北满，日本取代了俄国在南满的地位。日本以新兴小国，10年之内连续打败中国和俄国两个庞然大国，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成为东亚的支配力量。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再一次给日本造成扩张的机会，日本欲乘机夺取德国在山东的全部利益。英、美虽不愿日本趁火打劫，破坏在远东的力量均势，希望“维持远东现状”，但日本不肯顺从，单方面对德宣战。1914年9月初，它不顾中国政府的抗议，把军队开进山东，占领胶州和济南，攻陷青岛要塞。同时，其海军则向德属南太平洋群岛发动进攻，占领了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等。日本认为应加速解决对华问题，如果到世界大战结束，英、法、美的联合力量将会妨碍自己在中国的扩张。因此，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并于5月发出最后通牒。在强大的压力下，袁世凯政府终于接受了空前丧权辱国的二十一个条件，内容包括：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并加以扩大；延长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及南满、安奉两铁路的期限为99年，并承认日本在“南满”及内蒙古东部的特权；汉冶萍公司设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中国沿海港湾与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其他国家；中国政府聘请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等等。按照这些条件，中国将成为日本的附属国。只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求才未能实现。在整整4年的大战期间，日本以很少的消耗攫取了许多权益。

日本是亚洲国家中第一个挣脱殖民主义枷锁、取得独立自主地位的国家，以后却成为远东最主要的战争策源地，这是值得引以为戒的。甲午战争以后的几十年，日本长期侵略中国，穷兵黩武、咄咄逼人。它似乎节节胜利，步步成功，但依靠武力征服，多行不义，走上了军国主义的歧途，种下了失败的根由。直到1931年日本侵吞中国东北，1937年全面发动侵华战争，1941年突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不仅使中国和世界人民遭受巨大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悲惨的遭遇。此非中国与世界之福，亦非日本之福。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战败，经济崩溃，民穷财尽，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战犯被送上了审判席，日本人民也深受战祸之苦，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日本民族是坚强而有志气的民族，败而不馁。虽然日本在少数统治者的误导下曾走入歧途，但仍能在战争的废墟上努力重建家园，治疗战争的创伤，迈步前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抓住机遇，埋头建设，自立自强，终于出现了经济腾飞的奇迹，经过长期努力，成为全世界数一数二的经济大国。日本民族在失败以后迅速复兴的奋斗精神十分可贵，同时，我们又殷切地希望它记取从甲午战争以来的多次教训，根绝军国主义，以和平立国，以友谊待人，珍惜自己的发展成果，与远东和世界人民永远友好相处。

中国受害100多年，历尽坎坷，备遭凌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1949年方能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40多年来的建设成就光辉灿烂，世所瞩目。中国国家实力增强，人民生活改善，国际地位提高。但今天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建设第一流的强大国家，还需要长时期的不懈努力。中日甲午战争的教训是：弱者必定挨打，失败者只能任人宰割，只有国家独立富强，才能保证人民的权利和幸福。甲午战争以来无数先烈流血牺牲，期盼国家的昌盛和民族的复兴，这一伟大的遗愿要由我们去奋斗实现。当前，经济建设正在蓬勃发展，必须抓住时机，解放思想，振奋精神，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增强国家实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根除腐败，早日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并且与周边国家友好相处，防止侵略战争的发生，为世界和平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是我们回顾和反思中日甲午战争所得出的主要结论。

注释

[*]原载《历史教学》，1994年第7期。

[2]转引自福森科：《瓜分中国的斗争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1895—1900）》，杨诗浩译，77页，北京，三联书店，1958。

[3]波波夫：《太平天国时期的沙俄外交》，载《近代史资料》，1978（1）。

[4]转引自波波夫：《日本的经济》，33页。

[5]（日本）《报知新闻》，1895-05-17。

[6]库罗帕特金：《俄国军队与对日战争》，122~12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格局的演变[*]

100年前，两个东亚的主要国家——中国和日本，进行了一场决定两国命运、决定东亚历史格局的重要战争，这就是中日甲午战争。

19世纪下半叶，东亚（通常包括日本、朝鲜、中国）是世界上一个很不稳定的地区，处在多事之秋。一方面，帝国主义在这里争夺殖民地的斗争空前激烈；另一方面，这个地区的国家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巨大变化时期。当世界上其他地方已经被列强瓜分完毕的时候，争夺东亚地区这些国家的斗争就特别尖锐。东亚这些国家，要么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要么挣脱殖民镣铐，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在这样一个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甲午战争爆发了。这场战争不仅与中、日、朝等当事国的命运息息相关，而且牵动了英、俄、美、德、法等主要西方强国的神经，配置着这一地区政治、军事力量的组合，给20世纪东亚和世界的历史进程以直接影响。

一

甲午战争以前，在东亚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国家主要有四个：中国、日本、俄国和英国。甲午战争的结局导致了这四股力量的此消彼长、分化组合，因而直接影响着东亚地区战略格局的变化。

中国是东亚地区最大、最古老的国家。18世纪以前，它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后来开始衰落下去，到19世纪中叶，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进入19世纪后半期，清王朝正在搞洋务运动（或叫“同光新政”），这是统治集团中一部分人力图赶上世界潮流的一次尝试，但由于本身不易克服的弊病失败了，从而失去了一次机遇。在标榜“求富求强”的洋务运动中，清政府确实兴办了一些工厂，修了一些铁路，造了一些轮船，开设了电报，又创建了海军，引进了西方科学技术，在经济上、军事上、文化教育上都出现了一些变化。可是洋务运动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政治领域依然是一潭死水，政治改革遥遥无期。在腐朽的封建主义体制下，生产力是很难冲破牢笼，迅速向前发展的。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一个衰朽的、暮气沉沉的政权在激烈的竞争中不会有立足之地，更谈不上富裕和强盛。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就宣告了这场富强梦的破灭。

甲午战争对中国的打击最大，割地之多、赔款之巨、条约之苛、屈辱之深是前所未有的。甲午战争之后，中国虽说还是东亚最大的国家，但已被挤到东亚重要政治、军事力量的圈子之外。甲午惨败，使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也使中国失去了一次赶上历史潮流的机会。但甲午战争的失败也刺激着中国国内局势急剧发生变化。3年后，发生了戊戌维新运动； 5年后，发生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距甲午战争结束不过16个年头，终于爆发了辛亥革命，一个误国、辱国、卖国的清政府倒台了。

甲午战争对日本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它是日本近代史上一次划时代的战争，是日本向殖民强国过渡的转折点。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几乎同时走到了一个决定国家命运、前途的十字路口，既可能进一步沉沦下去，也可能赶上历史潮流，搭上近代化的列车。

日本近代化的起步与中国几乎是同时的（大约在19世纪60年代）。在此之前，它也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封建国家，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入侵的威胁，面临着两个方面、两种制度的撞击，所处的地位与中国差不多。但当时西方列强的侵略矛头主要不是指向它，而是指向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西方列强几乎没有对日本发动什么大规模入侵。1853年，美国舰队的“叩关”之举和1854年《日美神奈川条约》的签订，虽然都是在军事威胁下完成的，但却都没有形成真正的战争。1864年8月5日，英、美、荷、法四国联合舰队炮击日本下关，但联军登陆后，长州藩迅即屈服求和，战争规模很小。列强在东亚的利害冲突，使英、美感到扶植、利用日本来牵制沙俄，为自己火中取栗是合算的。显然，历史的机遇向日本露出了微笑，而日本及时抓住了这个机遇，“明治维新”使它走上富强之路。

日本想赶上时代的列车，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首先把中国作为打击目标。在甲午战争中，它是胜利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赔款之多、割地之广、掠夺权利之大，连它自己都始料不及，因而战后举国沉浸在胜利的狂热中。这次战争无疑大大增强了日本的实力，进一步刺激起它向外掠夺的野心。甲午战争是东亚的两个竞争对手之间的较量，这场较量是求生存、求发展的斗争。战争的结局是中国失败了，这就使日本脱颖而出，成为东亚一霸，并取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不过，当时日本还清醒估计到了前途的复杂性，特别是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使它冷静下来，“卧薪尝胆”，聚集力量，10年后，它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终于赶上了欧美列强，与之并驾齐驱。

除了两个直接较量的对手外，最关心甲午战争进程的得算沙皇俄国，因为向远东扩张势力，进而称霸亚洲是它的传统政策。甲午战争一爆发，俄国就密切关注战局的发展，伺机而动。当战争即将结束时，沙皇政府召开了两次大臣特别会议（在1895年2月和4 月），准备和日本公开对抗。它的方针是不能让日本走得太远，赢得太多。但是，沙俄对自己在远东的力量心中有数，它在远东没有海军根据地，横贯欧亚的西伯利亚铁路尚未竣工，对战争没有把握，也就是说还不能单独制服日本。于是它联合了德国、法国进行干涉。

俄国在甲午战后加紧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同时又摆出一副欲与日本决一雌雄的架势。为了对付英日同盟，俄国于1902年2月与法国缔结同盟，以保护“两国在远东的特殊利益”。同时，沙俄还积极拉拢清政府，在加强向中国渗透的过程中，企图把清政府绑到自己对日作战的战车上。

至于英国，它当时在中国获得的侵略权益最多，势力范围也最大。它千方百计要维护自己在东亚的既得利益，为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它主张“维持现状”。英国远东政策的核心是维护“大英帝国”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利益，即为谋求世界霸权服务。当时的英俄矛盾可以说是全球性矛盾。列宁曾经指出，许多世纪以来，沙皇政府一直想夺取君士坦丁堡和亚洲大部分地区，一贯推行这种政策。英国是这种野心更长期、更顽固、更强大的敌人。[2]英、俄在亚洲的冲突是全面的，从中近东一直到远东，它们在争夺伊朗、土耳其和朝鲜等战略要地的斗争中剑拔弩张，各不相让。19世纪80年代中期，英、俄为争夺阿富汗已经走到了战争边缘。与此同时，两国还因争夺朝鲜的巨文岛而关系紧张。显然，英国把沙俄看成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于是扶植日本，抵制俄国向远东扩张。

英国一方面在甲午战争中支持日本，另一方面又不希望清政府因被过分削弱而垮台。正如英国首相在一篇演说词中所说的：“无论如何我不能设想，如果中国的中央政府突然被一个征服势力所覆灭，事情会弄成什么样子。一个无首脑、没有任何一种政府的中国，意味着一片世人未想到的混乱和恐怖景象。”[3]在甲午战争之前，英国是把中国当成它与沙俄之间的缓冲国来对待的，甚至一度考虑过缔结“中英同盟”的问题。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充分暴露出自己的腐败无能、不堪一击，使得英国的舆论和英国政府的政策发生了明显变化。平壤之战和黄海海战后，《泰晤士报》一篇社论中说：“我们绝不会想到……中国的友谊是值得去培植的，更用不着因为它的友谊去迁就它的虚荣心。关于中国的潜力以及中国迷梦已醒的种种神话，已经被这次战争完全澄清了……中国是一盘散沙，它只有通过外力才有可能打起精神和组织起来。我们必须注意不使别的国家完成这种事情，而使我们受损失。”[4]因此，战争后期当清政府主动提出缔结中英同盟时，英国政府未加理睬。在选择东亚的盟国时，英国把目光转向了新兴的工业强国——日本，当时英国资产阶级的喉舌——《圣詹姆斯报》《伦敦中国电讯报》都发表文章，鼓吹、支持日本与俄国一决胜负，甚至提出缔结英日同盟的主张。这些新闻媒体的言论反映了英国政府的远东政策，英日同盟终于在几年之后变成现实。

如果说中、日、英、俄是影响东亚战略格局变化的四种力量的话，那么朝鲜就是这四种力量矛盾冲突的焦点。19世纪下半叶，在朝鲜的国际矛盾冲突中，日本是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它疯狂地推行“大陆政策”，视朝鲜为入侵中国东北的桥梁，并急迫地要把这个进出日本海的锁钥地区建成入侵亚洲大陆的前哨基地。沙皇俄国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也开始把侵略扩张的重点放到东北亚地区——朝鲜和中国东北。80年代中期，沙俄曾力图变朝鲜为自己的保护国。俄国阿穆尔总督在上奏沙皇时曾直言不讳地供称：“当今我所应大勉者，即在维持朝鲜之独立。但该国为东方一弱国，若无强盛之保护者，决不能保其社稷。……我俄国宜毅然担任保护之责。”[5]英国从维护它在太平洋和中国的优势地位这一基本政策出发，曾希望朝鲜成为东北亚的缓冲地区，但由于它与沙俄尖锐对抗，所以特别害怕朝鲜被俄国夺去。1885年4月，英国借口俄国军舰集中海参崴，强占了朝鲜巨文岛，就反映了这样一种心理。

在四种力量中，中国是最弱的一方。中朝之间当时存在一种传统的东方式的“宗藩关系”，即朝鲜国王向清朝皇帝按期“进贡”，奉正朔，受册封，清朝皇帝则有义务维护“藩属国”的王统与地位并保护其安全。从政治上看，所谓“藩属国”实际上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宗主国”一般不干涉其内政、外交，中国对朝鲜并不具有西方殖民体系那样的“宗主权”；从经济上看，双方基本上是平等互惠的。19世纪80年代初，由于日本加紧了对朝鲜的侵略，清朝统治阶级中一部分有识之士进一步认识到：“为该国策安全，即为中国固封守。”而处心积虑的日本从中挑拨离间，竭力破坏中朝联合抵抗日本侵略的局面。

甲午战后，朝鲜一步步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统治朝鲜的李氏王朝曾向沙俄寻求庇护。日俄战争（1904—1905）后，日本开始实现其独霸朝鲜的目标，朝鲜人民则开展了蓬勃的反日斗争。

二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东亚地区国际政治势力的较量共引发4次较大规模的战争，或者称决定东亚战略格局发展变化的4个回合的斗争。

中日甲午战争是第一个回合。甲午战前，东亚局势的特点是英、俄之间激烈争夺和尖锐对立，总的格局是英国保护着传统的优势地位，局面相对稳定。甲午战争打破了脆弱的平衡。作为胜利者的日本国力骤增，国际地位扶摇直上。中国、朝鲜则进一步沉沦下去（不久，朝鲜完全变成日本的殖民地）。俄国通过“干涉还辽”在中国和东亚攫取了巨大利益，并通过签订《中俄密约》以结盟的形式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控制。这样，它在与英国争霸远东的斗争中就处于有利地位。日本在经历了三国“干涉还辽”的事件后，提出“卧薪尝胆”的口号，国内军国主义情绪高涨，积极准备对俄一战；英国为了抵制沙俄的攻势，进一步拉拢日本，从而直接促成了1902年《英日同盟》条约的签订。

甲午战争之后，德国、美国也力图在东亚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到19世纪90年代，美国和德国已跃居世界工业强国之列，但它们的经济实力与其在东亚获得的殖民利益的份额却不相称，它们是一桌宴席上后到的客人，其在东亚（特别是中国）分一杯羹的急迫心情是显而易见的。对德国来说，参加“干涉还辽”是一个挤上宴席桌的契机，它抓住这个机会，强占胶州湾，带头发出了瓜分中国的信号。甲午战争后，美国凭着它雄厚的经济实力，借助《马关条约》的规定，使它的对华出口贸易额猛增。从1894年到1900年几乎增加了5倍。当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时，美国总统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 于1899年12月向全世界宣布：“正在中国发生着的重大事件，美国并不是一个漠不关心的旁观者……我们的目的，是要用一切适当的、合于美国政府传统的手段，来促进美国在该地区的巨大利益。”[6]1899年，美国终于提出对华“门户开放”政策。这标志着在东亚的政治角逐中，它正以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面目出现。

1900年，爆发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列强都想乘机巩固、扩大自己的在华势力范围，它们彼此钩心斗角，在如何瓜分中国的问题上矛盾重重，甚至出现剑拔弩张的紧张形势。当时，英国正在南非进行征服布尔人的侵略战争，美国刚刚打完美西战争，忙于侵略菲律宾，都腾不出更多的兵力，只有日本出兵最多（1. 2万人，一说为2万多人），扮演着“远东宪兵”的角色。英国特别支持日本，答应向它提供100万英镑的财政援助，利用日本对抗沙俄。对俄国来说，这是它独霸东北的大好时机，遂出动大军迅速占领了东北全境，这使得一直觊觎东北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嫉恨不已。日俄矛盾成了20世纪东亚最突出的国际矛盾。当日俄摩擦加剧时，由于德国企图插足长江流域，英德关系也一度紧张。总之，这一时期英俄、日俄、英德在东亚错综复杂的矛盾正进一步尖锐起来。

日俄战争是第二个回合。日本在打败中国后，完成了称霸东亚的第一步，接着它决心与横跨欧亚的强国——俄国迎头相撞。日俄战争以日本胜利、俄国失败而告终，战后的日本一跃跨入世界八大强国的行列。伦敦的《晨邮报》以《世界的大日本》为题发表文章，说明西方舆论已对日本刮目相看。战后，由于俄国势力退缩到“北满”，日本取得了辽东半岛南部的租借权，并占有南满铁路和铁路沿线地区。不久，它又吞并了朝鲜。日本这时已成为东亚的支配力量。

第三个回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东亚的扩张，这使东亚力量对比再度发生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在欧洲。日本将之视为“发展国运之天佑”，欲乘此“千载难逢”的时机，“确立东洋之利权”，在东亚进一步扩大霸权。[7]但美国政府向英、德提出关于在大战结束前“维持远东现状”的建议，反对日本在中国领土内对德作战。英国碍于与日本的结盟关系，态度较为暧昧，但它仍希望日本暂缓决定参战问题，并表示极不愿意日本打破作战行动限于海上的局面。日本没有理睬英国的建议，单方面对德作战。1914年9月初，日本不顾中国政府的抗议，把军队开进山东，占领胶州和济南，并攻陷青岛要塞。同时，其海军则向德属南太平洋群岛发动进攻，占领了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等。日本国内有一种意见，认为应加速解决对华问题，因为“英、俄、法三国的联合势力不仅波及欧洲，而且将及于中国大陆”[8]。按照这样一种形势估计，日本1915年1月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并于5月发出最后通牒。在强大的压力下，袁世凯政府终于接受了空前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内容包括：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并加以扩大；延长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及南满、安奉两铁路的期限为99 年，并承认日本在“南满”及内蒙古东部的特权；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中国沿海港湾与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其他国家；中国政府聘请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等等。按照这些条件，中国将成为日本的附属国。只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求才未能实现。在整整4年的大战期间，日本以很少的消耗攫取了许多权益，大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成为称霸东亚的世界五大强国之一。

第四个回合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以及中国人民进行了抗日战争。这是号称“东方第一强国”的日本与被视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之间的一场最大的决战。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奋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在很长的时间内独立抗击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了最后胜利。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战争的胜利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反抗外来侵略斗争的第一次全面而伟大的胜利。这次胜利是中国人民奋起和觉醒的标志，也使东亚政治格局又一次发生根本变化。

在东亚政治风云四个回合的较量中，几乎都是围绕着中、日两国展开的，这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波澜起伏留给我们许多值得深思和认真研究的历史课题。

注释

[*]原载《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与杨东梁合撰。

[2]《列宁全集》，中文1版，第23卷，125~1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3]克贝道克：《英国的远东政策（1840—1906）》，11页，纽约，1931。

[4]《泰晤士报》，1894-09-30。

[5]转引自王信忠：《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91页，北京，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1937。

[6]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2卷，4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7]参见1914年8月8日日本内阁备忘录。

[8]《对华问题解决意见书》，见大津淳一郎：《大日本宪政史》，第7卷。

中日甲午战争与远东政治风云[*]

中日甲午战争是决定中、日两国命运，决定东亚历史格局的重要战争，虽然它过去将近100年了，但其意义和影响值得我们进行讨论，加深认识。

中国近代史上发生了许多次中外战争，在此之前，已有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可说是烽火连天、硝烟弥漫。而中日甲午战争比以前的历次战争规模更大，中国所受损失更重，失败更惨，割地赔款，丧权辱国，随之而来的是列强争夺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浪潮，国家和民族的生存面临严重威胁。中日甲午战争前，中国虽已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当时正在搞洋务运动。虽有识之士早已看透了洋务运动的弱点，认识到它不能挽救中国，但对一般人来说，洋务运动开了工厂，建了铁路，造了轮船、电报，建了海军，办了学校，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技术，挂起了求富求强的招牌，给人一种希望和幻觉，似乎中国在前进、在发展，似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能救中国。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一切都破灭了。30年洋务运动的成果经不起日本的一击，一点幻想和自我安慰的余地都没有了。真是创深痛剧、刻骨铭心，中国人民从来没有遭到这样严重的灾难，从来没有经受这样的奇耻大辱。所以，北洋舰队在威海卫的覆灭，不仅是中国海军的惨败，而且宣告了早期求富求强努力的失败。当时，清朝的北洋舰队在军事上、技术上是很先进的。在人们心目中，它的存在是中国进步的象征、强大的象征、希望的象征。甲午战争的失败，无情地证明了这种象征的虚假性。特别是败在日本手里，这对中国的打击实在太严重了。日本是个小国，在历史上一直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号称与中国同文同种，它的近代化也刚刚起步不久。败在日本手里，太不光彩，太不甘心了。而日本侵略中国更加凶狠，割地赔款，毫不留情，可说是心狠手辣，彻底戳穿了清朝这只纸老虎，同时，给中国人民在物质上、精神上带来的伤害极为严重，可说是史无前例。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对全民族造成重大的冲击，使得中国从封建主义的沉沉大梦中觉醒，重新观察周围的世界，重新评估自己的地位和能力，重新选择应该走的道路。所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全国震动，一片沸腾，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民族觉醒，前所未有的议论、争执、探寻、追求。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以后从来没有过这种景象，民族危机带来了新的转机，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历史总是迂回曲折地前进。一个有生命力的、伟大的民族，历史上既有挫折，也有胜利；既有苦难，也有欢乐，它不会永远胜利，直线前进，也不会永远失败，直线下跌，一败涂地。历史总会给人们以机会，胜利和失败相间隔、相交叉。历史上的胜利往往会有失败和倒退随之而来，而历史上的挫折也会增长人们的智慧，锻炼人们的力量，而得到未来胜利的补偿，中日甲午战争的情形就是这样。《马关条约》的签订激起了全国的悲愤和抗议，3年后发生了戊戌维新运动，5年后发生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16年以后发生了辛亥革命。一个误国、辱国、卖国的清政府倒台了。一连串的历史事件，每个事件既是前事之果，又是后事之因，中日甲午战争是这一历史链条中极其重要的环节。甲午战争的失败刺激起中国迅速地奔跑。这证明了中华民族经得住严重的挫折和失败，能够从中吸取教训，能够在摔倒以后迅速爬起来，寻觅新的道路，做出新的努力。

所以，中日甲午战争的意义非常重要。中国受到了重大挫折，但能吸取教训，发奋努力。这次战争确实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它的意义就在于激发了全民族的觉醒，一种要求改革和进步的觉醒、富强意识的觉醒、爱国主义和自救的觉醒。

中日甲午战争在世界历史上也有重要的影响。19世纪本来是欧洲人的时代，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加上美国等，西方列强主宰世界，国际局势比较简单，其他大多数国家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任人蹂躏，任人宰割。当时，最有希望赶上去的是东方的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中国。中、日近代化的起步除了欧美列强之外，算是比较早的。19世纪60年代，中、日两国以不同的方式起步，中、日两国既是近邻，又是竞争对手。甲午战争是东亚两个竞争对手之间的较量。结果，中国失败了。当然，中国的失败有其自身复杂而深刻的原因，但正是由于中国的失败，日本才能脱颖而出，成为东亚的一霸，才会和俄国冲突，并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日本终于赶上了欧美列强，与之并驾齐驱。而中国与俄国在失败以后，经历了不同的曲折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如果不是因为甲午战争的失败，或者中国的失败不那样惨重，日本也就难以迅速崛起。那么，20世纪初的历史或许就会有所不同。我们主张历史发展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这是就宏观历史而言；资本主义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必然规律。但我们并不是宿命论者，在总的必然性范围之内，历史发展会有多种可能和多样选择，客观历史的形成并不是一个既定的、绝对的、唯一的过程，其中存在许多偶然性。历史的具体进程和各种情节不是上帝预先安排好的，而是人们在一定条件下自由创造的。历史给人们提供种种机会，允许人们选择，要求人们创造，等待人们开辟。甲午战争的失败并不是命中注定的，中、日双方的主观努力是决定胜负的重大因素。甲午战争中，中国失败了，失去了赶上历史潮流的机会，日本则崭露头角，崛起于东方，大大影响了20世纪初世界力量的对比。从这个意义上说，中日甲午战争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参与塑造了20世纪东亚国际关系的新格局。

中日甲午战争已过去96个年头。但我们仍然要不断回顾它、纪念它、研究它，加深对这段历史的认识，为的是向历史学习，增长智慧，吸取教训，鼓舞爱国主义精神。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那么就很可能重蹈历史的覆辙，重演历史的悲剧。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告诉中国人民：必须力行改革，奋发图强，团结一致，艰苦斗争，必须为国家和民族的振兴进行拼搏；只有如此，中国才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牢记过去的失败、屈辱和苦难，为的是激发民族意识，弘扬爱国主义，为的是努力争取美好的明天，把祖国早日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注释

[*]原载《齐鲁学刊》，1991年第1期。原题目为《中日甲午战争的影响和意义》。

中日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

1994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00周年。这场战争对中国和日本的发展前途，对20世纪远东政治格局的形成影响甚为巨大。它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中国原本是个封建大国，土地辽阔，人口众多，但发展停滞，遭到西方列强的侵略。两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虽然也在推行洋务运动，向外国学习制造枪炮、舰艇，并引进机器、技术，开办工厂、矿山，修筑铁路，建设海军，但清政府政治腐败，思想保守，并无在世界潮流中竞争、自立的紧迫意识，只进行了微小枝节的变革，束缚生产力的规章制度并未被触动，改革步伐甚缓，成效甚微。

日本原来也是封建国家，也受过西方的侵略，但1868年“明治维新”后奋发图强、励精图治，全面学习西方，加速发展资本主义。它不仅建工厂、开矿山、筑铁路、造枪炮，而且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各个领域进行改革，设立议会，制定宪法，实行义务兵役制，开展赋税改革，提倡“殖产兴业”，实施国民义务教育，社会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力蒸蒸日上，逐步走上了资本主义近代化的道路。

日本对外奉行侵略扩张方针，把矛头首先指向朝鲜和中国，妄图征服亚洲乃至世界。它致力于加强军备，以中国为“假想敌”，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几年内，军费开支大幅度上升，约占每年预算总数的30%。它整军尚武，时刻寻找适当的时机，逼中国决战，以求一战而胜，彻底打垮中国。

1894年朝鲜发生东学党事件，清政府应朝鲜政府的邀请派兵入朝。日本认为开战的机会已到，立即大规模出兵，与清军近地相逼，向中国寻衅，首先在成欢和丰岛海面向中国海陆军进攻。中国军队忍无可忍，自卫还击。1894年8月1日，中、日两国正式开战。

清政府不顾形势危急，沉溺于安享太平的迷梦中，没有抵抗的准备和决心，寄幻想于列强的调停，故缺乏整体的战略部署，迁延贻误，坐失战机，被动受制。尽管前线的将领、士兵战斗英勇，但战败的结局仍然不可避免。陆军在朝鲜平壤失利之后，退过鸭绿江，日军穷追，战火烧到了中国东北境内；海军在大东沟一战之后，困守威海卫，不敢出动，完全失去了制海权，以后日军占领威海卫，中国海军四面受敌，全军覆没。前线军事吃紧之际，北京城内却笙歌沸天，正在庆祝慈禧太后的60岁生日，清朝统治者的腐败、荒淫、麻木不仁导致了甲午战争的惨败。

甲午战败，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赔款白银2亿两，割让辽东半岛（后因俄、德、法三国干涉，日本退还辽东，索取赎辽费3 000万两白银），还丧失了其他权利。这次战败，割地之痛、赔款之巨、条约之苛、屈辱之深是史无前例的。“从前，我们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刻，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吴玉章语）从此，中国民穷财尽，债台高筑，加深了半殖民地化，人民陷入更加深重的苦难之中。

中日甲午之战改变了远东国际力量的对比，日本一跃而为东亚强国，中国的实力大损，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帝国主义列强争先恐后，在中国抢夺权利，划分势力范围。德占胶州湾，以山东为势力范围；俄占旅顺，以东北为势力范围；英租借威海卫，扩展香港界址，并以长江流域为势力范围；法租广州湾，以西南为势力范围；日本以福建为势力范围。纷纭扰攘，大有瓜分中国之势。

中国人民不甘心被侵略、被瓜分。甲午战争以后，爱国主义浪潮汹涌澎湃，一浪高过一浪。变法和革命相继而起，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都是中国人民的奋力抗争，都是甲午战争刺激下救亡图存的探索。正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奋起斗争，正是爱国主义的高涨，制止了瓜分中国的罪恶之手，使得帝国主义没有也不可能灭亡中国。

中日甲午战争给人们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历史教训。

中国为什么被侵略？为什么失败？因为中国落后。在近代国际竞争的大潮中，中国步履蹒跚，行动迟缓，落在欧美和日本的后面，没有强大的经济和国防。封建主义的城堡抵挡不住资本主义的重炮快枪。“落后就要挨打”，甲午战争的失败，即由于此。中国在战败以后，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元气大伤，一蹶不振，难以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和军事，更失去了自卫防御的能力。落后就要挨打，而挨打就更加落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即陷入这一历史的怪圈之中。故甲午战争以后，随之又有八国联军侵华，日俄在中国之战，日本掠夺山东、逼签“二十一条”，以后又有“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极度疯狂地侵略中国，近代中国的历史充满着屈辱、痛苦和灾难。

但是，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外国侵略，失败，斗争，再失败，再斗争，中国在曲折的道路上积蓄力量，锻炼自己，总结经验，摸索前进，终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的战斗，摆脱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今天，国际国内形势与100年前已迥然不同。我们有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有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正在现代化道路上迅速前进。回顾百年历史，更加激发起我们奋发努力、加快步伐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心和信心。只有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军事强大，中国才能免遭欺凌，才能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才能告慰甲午战争以来无数为国为民流血捐躯的先烈！

甲午战争中，日本虽然是战胜国，但战争并没有给日本人民带来幸福和欢乐。日本统治者对外选择了侵略扩张的道路，对内必然加紧剥削和压迫人民。甲午战争取得胜利，日本统治者大发战争财，野心无限膨胀，更加疯狂地扩军备战。1904年，日本又和俄国为争夺中国东北而大打出手，日本战胜，更加肆无忌惮地侵略中国。此后，占领东北，以至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人民的负担更加沉重，生活更加痛苦。“多行不义必自毙”，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彻底失败，也把自己的国家拖向毁灭的边缘，日本人民深受侵略战争的毒害。

值此甲午战争爆发100周年之际，反思百年历史，应永远摒弃侵略扩张，清除军国主义的祸害，使战争悲剧不再重演。中、日两国应相互尊重，和平共处，携手合作，世世代代永远友好下去，共同努力维护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这是中日甲午战争留给我们的宝贵教训。

注释

[*]原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1994年第10期。

甲午海战与中日两国的命运[*]

1994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00周年。100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影响重大、教训深刻。这场战争决定了中国和日本两国的发展前途与未来命运，决定了20世纪远东地区的政治局势。

甲午战争中，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小国日本，打败了国土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国，引起全世界的震动。日本原来也是封建国家，也受过外国侵略，经过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不到30年的时间，经济和军事力量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中国虽然当时进行洋务运动，学习制造新式枪炮、军舰，引进工厂、铁路、采矿等先进科学技术，但由于清政府政治上腐败、思想上顽固保守，洋务运动成效不大，束缚生产力的各种体制、规章并没有大的改变，前进的步子落后于日本。就拿海军来说，洋务运动中中国也建立了新式海军（如北洋水师），开办造船厂（如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建设军港（如旅顺、威海、马尾军港），也曾投入了较大的财力物力，并且这支海军在当时世界上也相当先进。但北洋水师建成以后，清政府就认为万事大吉、太平无事，停止了海军建设，对正在崛起的日本缺乏警惕，致使甲午战争爆发以前几年内，中国没有购买一艘战舰，没有更新大炮和设备。而甲午战争爆发前几年内，日本处心积虑要打败中国，节衣缩食购买大批新军舰，设立国防公债，组织军事捐款，军费开支约占全部预算的30%，有时高达40%以上，全国上下动员，要超过中国、打败中国。至甲午战争前，日本海军的军舰虽没有中国那样大，但很多新下水的军舰之速度以及速射炮方面均胜过中国，这是造成中国海军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可见，政治上腐败，没有那种只争朝夕、努力前进的紧迫感，没有那种增强海防的现代意识，就必然在世界竞争中成为落伍者、失败者，成为被侵略、被蹂躏的对象。

甲午战争从1894年8月1日正式宣战到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共9个月。日本蓄意挑起战争，战火首先在朝鲜开始。中国方面被迫应战，没有准备，清朝当权派没有抵抗到底的决心，寄希望于外国调解，缺乏对整个战局的部署，缺乏坚强正确的战略指挥，因此，尽管广大将领、士兵在海战、陆战中进行了英勇战斗，但战败的结局仍然不可避免。结果中国陆军失败，从朝鲜退到辽东，又丢失了辽东半岛，中国海军则在山东半岛的威海卫全军覆没，清政府走投无路，只好派李鸿章到日本马关求和，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

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的打击十分巨大，中国割地赔款，主权丧失。台湾省被割给日本，离开了祖国共50年。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外加赎辽费3 000万两。这2. 3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中国3年的财政收入、日本4年多的财政收入，真是敲骨吸髓的掠夺。清政府拿不出赔款，只好向外国借钱，用国家主权做抵押，从此债台高筑，元气大伤，民穷财尽，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甲午战争日本得胜，中国失败，改变了远东地区国际力量的对比，打破了力量均势，帝国主义争先恐后到中国抢夺权利，划分势力范围。德占胶州湾，以山东为势力范围；俄占旅顺，以东北为势力范围；英以长江流域为势力范围，又租借威海卫，拓展香港界址；法租借广州湾，以西南为势力范围；日本以福建作为势力范围。甲午战争后几年中形成的这种瓜分中国的形势，使中国陷于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中。

中国有句老话，“物极必反”。甲午战争对中国是极其沉重的打击，但同时也激起了国人爱国主义的觉醒。爱国主义是对祖国、对民族、对乡土的强烈感情，它根深蒂固，源远流长。中国是富于爱国主义精神传统的国家，在祖国危急、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精神总是得到高度发扬。甲午战争中，海陆军将领、士兵英勇战斗，如海军中邓世昌、丁汝昌、林永升，陆军中左宝贵等爱国将领，为抵抗日本侵略而献身，他们的战斗事迹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精神。百年后的今天，我们看甲午风云、北洋水师，仍旧感到振奋鼓舞，深受教育。马关谈判时，全国各阶层反对妥协投降，坚决主张抵抗，掀起反投降高潮，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康有为和1 000多名举人发起有名的“公车上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接着就展开了戊戌变法运动。台湾人民反对日本占领，进行了长期的激烈抵抗。孙中山也深感清政府腐败，只有推翻清政府才能救中国，在1894年组织了革命团体兴中会，1895年举行第一次武装起义，共经过10余次武装起义，直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因此，甲午战争以后，爱国主义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爱国救亡成为时代主旋律。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在一定意义上都是爱国运动。人们在思索着，如何使中国生存，如何振兴祖国、振兴民族。甲午战争以来的历史证明，爱国主义是全国全民族的伟大精神支柱，正是爱国主义的高涨，推动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前进，中国出现了大批可歌可泣的英勇献身的爱国革命志士，使帝国主义不可能灭亡中国。

中日甲午战争，对中、日两国的教训都很深刻。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是失败的一方、受害的一方。为什么失败？为什么受害？因为在清政府统治下，中国发展停滞，前进步伐缓慢，落在了后面。“落后就要挨打”，甲午战争的沉重打击，使中国近代化进程受到挫折，元气大伤，国力更衰弱，更加失去了发展的机会，所以还要受第二次、第三次打击。以后，八国联军侵华，还有日本强迫签订“二十一条”以及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的“七七”事变，可以说，20世纪前期的中国历史就是一段不断被侵略、受凌辱的历史，特别是受日本的侵略。甲午战争的教训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绝不能落后，只有奋发图强，埋头苦干，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虽然是战胜国，虽然顺利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但日本统治者一开始就侵略朝鲜、中国，穷兵黩武，对外扩张，选择了一条军国主义的错误道路。甲午战争以后更是志得意满，狂妄自大，竭力扩军备战。1904年为了抢夺在中国东北的利益，日本在中国土地上进行日俄战争，打败了俄国，称霸远东。以后在军国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1931年侵占东北，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迷信武力，自我膨胀，多行不义，最后在1945年遭到彻底失败，经济崩溃，社会瓦解。从战争结局来说，日本人民受尽了苦难，战争并没有给日本人民带来幸福。

当甲午战争爆发100周年时，反思这段历史，中、日两国人民都应从这场战争中吸取历史的教训，我们应该用自己的劳动来建设美好的家园，消除军国主义祸害，制止侵略战争，不能重演历史的悲剧。中、日两国人民要相互帮助，携手合作，世世代代永远友好下去，共同努力维护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这是甲午战争留给我们的宝贵的历史教训，我们应永远牢记。

注释

[*]原载《甲午海战与中国海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

戊戌维新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潮[*]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思想界随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和封建主义思想、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相对立，产生了一股进步的思潮，这就是中国近代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潮。

资产阶级启蒙思潮是中国近代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产物。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阻碍着中国的进步，中国人民展开了不屈不挠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这时，地主和商人出身的一些知识分子抱着救国救民的愿望，揭露和抨击腐败的封建制度，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先进的制度和思想，企图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他们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最早的代言人。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在19世纪下半叶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十分微弱，它仿佛是被压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巨大顽石之下的一棵柔嫩的小草，很难长得茂盛。因此，中国资本主义在思想上也不能不表现出这个特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过许多进步的、爱国的主张，对于开创风气、启迪民智、促进社会改革起了重大作用。但他们的主张中有不少糟粕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在某些重要问题上未能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划清界限。他们不相信群众的革命斗争，而把自己主张的实现寄托于帝国主义的同情和封建统治者的自行改革。当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变法主张触犯了反动派的根本利益，反动势力加以反扑时，软弱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就弃甲曳兵，束手就戮。历史证明：资产阶级启蒙思潮虽然是中国历史的必然产物，对社会的进步起过重大作用，但它不可能拯救中国，资本主义的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

一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潮的先驱可以追溯到龚自珍和魏源。他们是鸦片战争前后地主阶级中的进步人士，是封建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开始接触时的先进思想家。他们批判了封建旧制度的种种腐朽、不合理现象，在主张抵抗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同时，又主张吸取西方的文明。他们的思想对后继的进步思想家有很重要的影响。

龚自珍（1792—1841），号定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生长于“累代仕宦，簪缨文史”的书香门第，父亲龚丽正系进士，官至苏松太兵备道，外祖父段玉裁是著名的经学家。龚自珍从事社会活动主要在乾嘉之后，当时封建社会已千疮百孔，走向没落，“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2]。龚自珍逝世的前一年，已响起了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他的晚年，正是中国封建社会解体，开始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他的思想反映了历史转变关头的时代特征。

龚自珍才华早露，早年所作诗文，“风发云逝，大有不可一世之概”[3]。他长期随父亲游宦于苏、浙、皖各地，耳闻目睹官场的黑暗腐败，广泛接触“田夫、野老、驺卒”等下层群众，对社会情况有较深的了解。他博学多才，“于经通《公羊春秋》，于史长西北舆地。其文以六书小学为入门，以周、秦诸子吉金乐石为崖郭，以朝章国故世情民隐为质干。晚尤好西方之书，自谓造深微云”[4]。他的作品淋漓尽致地揭露封建末世的矛盾，尖锐而辛辣地抨击专制主义的种种弊端，因此遭到统治者的忌恨。他38岁成进士，此后10年，任内阁中书和宗人府主事等小官，浮沉宦海，郁郁不得志。1839年，他辞官南下讲学。1841年以暴疾死于江苏丹阳。

龚自珍指出，当时的社会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在社会经济方面，土地兼并十分严重，大官僚、大地主依仗权势，霸占大量土地，聚敛大批钱财，出现了“贫相轧，富相耀；贫者阽，富者安；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壅”的情况。经济上的贫富不均，势必导致政治上的动荡不安，“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必发为兵燹，为疫疠，生民噍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5]，变革的风暴就快要来到了。

龚自珍在指出社会贫富不均的同时，又揭露封建专制政治的专横和腐败。他总结历代封建专制王朝盛衰的教训：“昔者霸天下之氏，称祖之庙，其力强，其志武，其聪明上，其财多，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崇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在这样的专制统治下，“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既殄、既狝、既夷”[6]，风气遭破坏，人才被摧残，士大夫养成阿谀奉承、趋福避凶的圆滑习气，看长官的脸色行事，“历览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官益久，则气愈媮；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7]。官场充塞着这班昏庸卑劣之徒，只知道谋一己的升官发财、封妻荫子，置国家安危、民生疾苦于不顾。他又抨击官场论资排辈的用人制度，“累日以为劳，计岁以为阶”，一个人考中翰林，授庶吉士，而“自庶吉士至尚书，大抵须三十年或三十五年；至大学士又十年而弱。……夫自三十进身，以至于为宰辅、为一品大臣，其齿发固已老矣，精神固已惫矣！”这样的人虽然有些经验，但锐气尽丧，瞻前顾后，“因阅历而审顾，因审顾而退葸，因退葸而尸玩，仕久而恋其籍，年高而顾其子孙，傫然终日，不肯自请去”[8]。龚自珍把这种人比作衙门口的石狮子，“具形相向坐者数百年”，资格确实是最老的，却是官僚机构的无用摆设。

龚自珍还批判了封建末世的思想界：万马齐喑，一潭死水。知识分子只会读时文，作八股，脱离实际，志气消磨，所学无用。他认为这是封建专制主义进行思想控制的结果。“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9]最后，人才被摧残殆尽，朝廷上没有贤明勇武的将相，社会上没有优秀杰出的士农工商，连强盗、小偷也都是低能儿，“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10]。所以，龚自珍发出了震撼人心的呼喊：“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11]他期待着风举雷发，人才辈出，能使中华大地重新呈现蓬勃生机。

在揭露和批判现实社会的同时，龚自珍竭力鼓吹变法改革。他说：“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12]他寄希望于统治者一旦醒悟，能自己进行自上而下的变革。“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13]他认为，一个朝代的盛衰兴亡，最重要的原因是土地、财产是否分配均衡，贫富悬殊是王朝败亡的根源，“浮不足之数相去愈远，则亡愈速，去稍近，治亦稍速。千万载治乱兴亡之数，直以是券矣”[14]。因此，他主张调整和重新分配土地财产，解决贫富不均问题，缓和阶级矛盾。他描绘了一个未来社会的蓝图，希望把租佃关系纳入宗法家族关系的框框，把人们按照血缘关系分成大宗、小宗、群宗和闲民四个等级，按此授予土地，形成一个“宗能收族、族能敬宗”的和睦社会。这些自然都是实现不了的幻想。值得注意的是，龚自珍虽然主张重新分配土地、财产，但并非要求绝对平均，他希望在宗法关系下允许自由竞争，积累私有财产。他说：“上古不讳私，百亩之主，必子其子”，“有能以尺土出谷者，以为尺土主；有能以倍尺若十尺、伯尺出谷者，以为倍尺、十尺、伯尺主”[15]。他主张人尽其才，各人按照耕种能力拥有土地。他反对封建卫道士的“遏欲”“去私”。这些主张，和他的前辈戴震的思想颇有共同之处。

龚自珍还针对专制君主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主张扩大大臣和地方的权力，改变督抚大臣不能“行一谋，专一事”的不正常情况；他又力主废除八股，用人不限资格，广泛网罗人才，做到“夹袋搜罗海内空”；他很关心边防海防，主张移民西北，加强防务，设置行省；又提出要警惕西方资本主义“环伺澳门，以窥禺服”。当林则徐被任为钦差大臣，赴广州查禁鸦片时，龚自珍写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支持禁烟抗英，替林则徐出谋划策。

龚自珍的一些具体改革主张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当历史进程还没有发展到足以提供解决任务的条件和手段时，人们是不可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的。龚自珍思想的可贵之处在于，敏锐地体察并勇敢地揭露社会矛盾，对旧事物进行抨击讽刺，对新事物热情地期待和赞颂。他的诗歌、文章，是中国封建主义走向崩溃的一曲挽歌，对以后的进步知识分子影响甚大。梁启超说：“自珍性詄宕，不检细行，颇似法之卢骚。喜为要眇之思。其文辞俶诡连犿，当时之人弗善也，而自珍益以此自喜。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诽专制……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盦文集》，若受电然。”[16]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他和龚自珍都服膺今文经学，倡导经世致用。两人的思想相近，友谊很深，世称之为“龚魏”。魏源出生在小地主的家庭中，少年时代曾广泛接触下层社会。21岁随父亲到北京，从刘逢禄学《公羊》之学，结交了林则徐、龚自珍、姚莹等，共同研究学问，议论时政。29岁中举后，会试屡次落第。后在大官僚贺长龄、陶澍处当幕友，为他们编书撰文，研究经济政治，协助他们整顿和改革盐政、漕运、河工。鸦片战争期间，他应邀参加两江总督裕谦的幕府，在浙江前线参加抗击英国侵略的战斗。1845年他52岁时才考中进士，任江苏东台、兴化的知县，又升高邮知州。在清政府对付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他“迟误驿报，劾罢职”。他晚年潜心佛学，“不与人事，惟手订生平著述，终日静坐”[17]。1857年在杭州病逝。

魏源的著述很丰富，既有阐发“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著作《诗古微》《书古微》《公羊春秋古微》《董子春秋发微》等，又有一般地谈论哲学、政治的《默觚》以及探讨财政、经济、军事的《筹河篇》、《筹漕篇》、《筹鹾篇》和《军贮篇》，代人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还有历史、地理方面的《元史新编》和对山脉水道的考证。他的著作中，最重要、最具有时代特色的是他在鸦片战争以后编著的《圣武记》和《海国图志》，这两部著作反映了他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爱国思想，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向西方学习的进步主张。

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战争以中国的失败告终。从此，中国封建社会发生了重大转折，向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去，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如何对待外国侵略者？如何使国家摆脱危机？每个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不能不进行思考和探求。魏源是当时知识界了解世界形势最清楚、反抗外国侵略最坚决、所提救国主张最切实的人。他认为鸦片战争的失败主要是政治腐败所造成的，清朝“承平恬嬉，不知修攘为何事，破一岛一省震，骚一省各省震，抱头鼠窜者胆裂之不暇，冯河暴虎者虚骄而无实”[18]。他把“人心之寐”和“人才之虚”视为社会的两个病根。所谓“寐”，就是糊涂，对世界情势懵懂无知，对当前危机麻木不仁；所谓“虚”，就是空洞，夸夸其谈，不切实际，并无真知灼见。他看透了官场和知识界的严重问题，提出“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以克服“寐”；又提出“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艾三年而蓄之，网临渊而结之，毋冯河，毋画饼”[19]，以克服“虚”。这位热诚的爱国志士希望鸦片战争的失败会激起中华民族的觉醒，引起人们的“愤”与“忧”，能成为“违寐而之觉，革虚而之实”的关键。

魏源针对长期闭关政策造成的不了解世界情况的弱点，提出“欲制夷患，必筹夷情”的主张。1841年，林则徐被遣戍，路经江口（镇江），与魏源相晤，通宵长谈，林则徐将自己所辑的《四洲志》交给魏源，嘱他续编成书。魏源的诗中记下了当时的情景：“万感苍茫日，相逢一语无。”“与君宵对榻，兰度雨翻。”[20]魏源不负林则徐的重托，编成《海国图志》，他说：“《海国图志》六十卷，何所据？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钩稽贯串，创榛辟莽，前驱先路。”他提出编撰此书的目的是“以夷攻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21]。当时的封建顽固派，把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对之深闭固拒，不屑一顾。魏源正确地把外国侵略者和他们掌握的科学技术区别对待，认为反对外国侵略者不是要拒绝一切外来的新事物，恰恰相反，只有学习外来的新事物，才能有效地抗击外国侵略者。魏源这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对后继的政治家、思想家都有很大的影响。

什么是“夷之长技”？在魏源的心目中，主要是指军舰、枪炮以及养兵、练兵之法。他建议在广东设造船厂和火器局，聘用外国技师，仿造西方的船只、火器，并且允许商人设厂，“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除了船、炮之外，他还指出应该学习仿制其他民用工业品，“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车、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之属。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22]。可见魏源主张向西方学习，并不止于军事工业。

二

在龚自珍逝世以后和魏源的晚年，中国发生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一场空前剧烈的大搏斗。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发生于1851 年，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固有矛盾在外国侵略刺激下的总爆发。19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处在刀光剑影的恶战之中，上层和中层的知识分子几乎都站在清朝方面，以全部精力反对农民革命。这时，清朝的某些大官僚已在购买和仿造西方武器，不过那不是用来反抗外国侵略者而是用来镇压农民革命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农民革命的浪潮渐趋低落，出现了一些思想较敏锐的要求变革的知识分子，冯桂芬就是其中的一个。

冯桂芬（1809—1874），江苏吴县（今苏州）人，道光二十年（1840）榜眼，曾任广西乡试主考、詹事府右中允等职，因受排挤，弃职家居。当太平军进军苏常地区时，他避往上海。冯桂芬曾积极参与向曾国藩乞师援沪的活动，曾国藩因此推荐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率师往上海。冯桂芬又主持上海中外会防局，后又在李鸿章的幕中佐理事务。他的政治立场是完全站在太平天国的对立面。但他接触西方事物较多，对外国情况了解较清楚，对比之下，观察中国社会的弊端也更深刻一些。他著名的著作是1860年所作的《校邠庐抗议》。

冯桂芬思想的一个特色是对腐朽的封建制度进行了多方面的揭露和批判。他在《校邠庐抗议》的自序中指出：“奉军国则民力竭，养兵勇则国力又竭”、“文臣不知兵，武士不晓事”、“倍征无艺”、“运道阻，天庾空”、“水利塞，稻田少，民受其饥”、“科目不得人”、“期功陌路，富贵贫贱不相恤”、“民隐不上达”、“俸薄官贪”、“则例猥琐”、“案牍繁多”、“夷患不已”以及“器用苦窳”等，涉及政治、军事、经济、财政、吏治、科举等各方面的弊病，分析很细致，批判较尖锐。例如，他揭露官场的腐败：“外官自督抚以至典史，某缺肥，岁赢若干；某缺瘠，岁赔若干。所谓肥瘠者，皆陋规之属，扬扬然习于人口，恬不为怪，骤闻之，几疑官名为市肆之名。”[23]他又揭发河工衙门的贪赃受贿：“两河岁修五百万，实用不过十之一二耳，其余皆河督以至兵夫瓜剖而豆分之。闻驯谨河员常以十之三办工，贪冒者递减，甚有非抢险不使一钱者。……此河督以下一切官弁兵丁之必宜全裁者也。”[24]这些言论招致了某些官僚的反感。所以，吴云给冯桂芬的文集《显志堂稿》作序时说：“先生悲悯在抱，愤时嫉俗之心，时流露于笔墨间，故立言稍激。”

应该说，龚自珍同样是个“悲悯在抱，愤时嫉俗”的思想家，他的锐利笔锋撞击在封建制度的顽石上，往往激发出光辉的火花。冯桂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继承了龚自珍的传统。但是，龚自珍生活在鸦片战争前夕，封建制度的脓疮刚开始揭开，他还只能从大处落墨，预言式地宣告暴风雨的到来和变革的必不可免。而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成于太平天国革命后期，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无情现实搅动了停滞的封建主义污水池，使得沉积在底层的一切渣滓污秽全部浮到表面，冯桂芬已经有进行实际观察的可能，所以他对于封建主义的病症诊断得更加准确。当然，他对黑暗腐朽现实的抨击，仍无非是从保卫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他要求改善旧制度的某些方面，企图回复到“内可以荡平区宇，夫而后外可以雄长瀛寰”[25]的封建鼎盛局面。他虽然说过“夷务为第一要政，而剿贼次之”[26]的话，但实际上，他在上海主持中外会防局，与外国侵略者一起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反动的政治生涯蒙蔽了冯桂芬的视野，他不可能更加深刻地观察社会的矛盾。他所提出的治疗中国社会的方案大体上并没有超出地主阶级可以接受的范围。

和魏源一样，冯桂芬提出了变法和学习西方的主张。他的变法原则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27]。这一原则和洋务派后来所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没有多大区别。他所说的“诸国富强之术”仍只是“坚船利炮”，但比起魏源来，他更着重“能造、能修、能用”。他不仅主张采用外国的武器，而且强调学习制造武器的方法，他说：“能造、能修、能用，则我之利器也；不能造、不能修、不能用，则仍人之利器也。利器在人手，以之转漕而一日可令我饥饿，以之运盐一日可令我食淡，以之涉江海一日可令我覆溺。仓卒有隙，幡然倒戈，舟中敌国遂为实事。”[28]

为了学习制造枪炮船舰的技能，冯桂芬比他的前辈们更加重视西方科学技术的成就。他说，西方国家的“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厄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29]。他一方面主张设立翻译馆，从通晓外国语言文字入手，学习历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另一方面主张以举人、进士的职衔奖赏精通武器制造的能者，“重其事，尊其选，特设一科以待能者”[30]。在武器制造以外，冯桂芬也提出了学习科学、发展工业的主张，他说：“闻西人见用地动新术，与天行密合，是可资以授时……闻西人海港刷沙，其法甚捷……是可资以行水。又如农具、织具，百工所需，多用机轮，用力少而成功多，是可资以治生。其他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者皆是。”[31]但这类主张，在他的全部言论中还不占主要地位。在冯桂芬看来，只要掌握一些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制造船炮的本领，再加上他臆想的一些复古的办法，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使封建制度的痼疾豁然痊愈，还能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32]

当一种全新的事物突然出现时，在最初时刻，人们往往只能瞥见它最突出的某些方面。从这些方面出发，人们经历一个实践过程，认识逐渐深化，才能对新事物的本质达到较为深入、较为完整的认识。中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认识，正是这样走过来的。在19世纪60年代，中国的一些官僚和知识分子经过对外战争的失败而认识了西方武器的威力，并进而初步承认西方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某些成就。但是，他们还没有认识到产生这些力量的西方社会制度的性质，还没有认识到武器、科学技术、生产力和一定社会制度的必然联系。因此，他们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西方的社会制度方面还有哪些东西值得学习和借鉴。这是19世纪60年代刚刚从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改革派的普遍思想状况，冯桂芬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

冯桂芬对清朝统治下的各种黑暗腐朽现象的揭露，给了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以较大的影响。在戊戌变法运动中，清廷曾将《校邠庐抗议》一书发交全国官僚讨论，以集中各方面的意见，并做舆论准备，推进变法运动。立新必须破旧，以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抨击旧制度的锋芒所向，有很多是《校邠庐抗议》中已经指出的腐败现象。而改良主义思想家对西方社会制度所达到的认识高度，也不过是对魏源、冯桂芬等认识的深化和发展。不过，后来改良主义思想家的认识中，更多地注入了发展资本主义关系的新内容。从思想发展的脉络来说，包括林则徐、龚自珍、魏源、冯桂芬等在内的改革派，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前身。

三

《校邠庐抗议》一书发表以后的10多年内，世界和中国正经历极大的变化。在世界上，某些国家已经开始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列强分割殖民地的斗争更加激烈，老牌和新起的殖民主义强盗仗剑策马，驰逐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在中国，太平天国运动、捻军和各少数民族的起义陆续被镇压下去，大规模的反对清朝统治的群众斗争渐趋消沉，国内的阶级矛盾退居次要地位，而资本主义列强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侵略日益深入。从19世纪70年代起，入超迅速上升，中国社会经济面临着一场空前浩劫。同时，中国的邻邦和边疆遭到外国侵略者的宰割与武装入侵，形势是非常严峻的。在外国的疯狂侵略下，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将会怎样？如何能够使祖国在强敌环伺之下继续生存下去？如何能够使贫穷、落后的中国迅速富强起来？这是在一切先进知识分子头脑中占支配地位的首要的问题。

魏源、冯桂芬等曾经认为，只要学习外国的武器和某些科学技术，就足够解决中国的问题。但是，19世纪60—70年代洋务派开办军火工业、设立同文馆等的实际成绩，证明这些是远不能使中国振兴起来的，从西方资本主义移植过来的这些工业和教育机构，在封建主义的土壤上迅速地变形，成为封建官僚们贪污浪费和实行专横统治的小王国。它们虽然花费了大量的资金，但成效甚微，没能制造出足以抵抗侵略的武器，也没能培养出真正的专门人才。这一点是连清政府和洋务派首领李鸿章也并不否认的。

同治十三年（1874），李鸿章在海防争论中提到了“变法”，封建官僚把洋务运动从军事领域推广到经济、教育等领域，这是洋务历史上的重要一步。在这同时，一些知识分子和中下级官吏在“变法”的口号下提出种种主张，他们在魏源、冯桂芬所已达到的水平上继续前进。其著名的代表有薛福成、马建忠、王韬等。他们都长期游历外国或居住香港，对外国的情况了解得更加清楚。他们的言论代表着刚刚出生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趋向，但很多方面又和洋务派官僚很接近，难以清楚地判明两者之间的界限。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号庸盦，江苏无锡人，副贡出身。1865年入曾国藩幕，后又入李鸿章幕。中法战争中，官宁绍台道，在浙江综理军务，抗击法舰。1889年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他的著作有《庸盦十种》。其中，《庸盦文编》和《筹洋刍议》是反映他前期（中法战争以前）思想的重要作品，《庸盦海外文编》《出使日记》《出使日记续刻》是反映他后期（中法战争以后）思想的重要作品。

马建忠（1845—1900），江苏丹徒人。曾留学法国，后来长期在李鸿章幕下工作，曾任轮船招商局和上海织布局的总办。其重要著作有《适可斋记言》。

王韬（1828—1897），江苏长州（今苏州）人。1862年曾向太平天国苏州守将刘肇均上书，建议进攻上海。后被清政府发觉，指名缉捕。王韬在英国人的庇护下逃往香港，之后游历各国，接触了许多新知识。1874年他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宣传变法自强。1884年后回到上海居住。他的著作很多，在政治思想方面的重要作品有《弢园文录外编》《弢园尺牍》等。

薛福成和马建忠都是李鸿章的幕僚，都是洋务运动的策划者和执行者。在中法战争以前，他们的思想基本上没有超出洋务派思想的范围。但中法战争以后，他们的思想有了一定的发展，表现出更多的资本主义倾向。王韬则和洋务派关系较浅，他的著作对洋务运动批判较多，提出了一些激进的主张。但是王韬的作品大部分写成于中法战争以前。当时，实际生活还没有证实洋务运动的完全无效，王韬也不可能更多地突破洋务运动的总范围而开辟一条全新的道路。

中法战争前，在薛福成、马建忠和王韬的思想中，“变法”和“学习西方”的范围已经大大地推广了。他们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声光化电，而且积极主张设工厂、开矿藏、行轮船、筑铁路，以及学习西方的教育、商务、法律和政治制度的某些方面。薛福成说：“西洋诸国，恃智力以相竞，我中国与之并峙。商政矿务宜筹也，不变则彼富而我贫；考工利器宜精也，不变则彼巧而我拙；火轮、舟车、电报宜兴也，不变则彼捷而我迟；约章之利病，使才之优绌，兵制阵法之变化宜讲也，不变则彼协而我孤，彼坚而我脆。”[33]马建忠说：“忠此次来欧一载有余，初到之时，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富者以护商会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护商会而赋税可加，则盖藏自足，得民心则忠爱倍切而敌忾可期。他如学校建而智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34]王韬说：“中西同有舟而彼则以轮船，中西同有车而彼则以火车，中西同有驿递而彼则以电音，中西同有火器而彼之枪炮独精，中西同有备御而彼之炮台、水雷独擅其胜，中西同有陆兵水师而彼之兵法独长。其他则彼之所考察，为我之所未知，彼之所讲求，为我之所不及，如是者直不可以偻指数。设我中国至此时而不一变，安能埒于欧洲诸大国而与之比权量力也哉！”[35]

由上述言论可见，他们认为值得向西方学习的东西是很多的，范围很广泛。他们的前辈魏源、冯桂芬等对于西方文明的认识尚失之于狭隘，在重重遮掩的封建帷幕的缝隙中，主要是瞥见了西方国家船坚炮利的一面。到了19世纪70年代以后，外国对华侵略日益深入，中国和外国的接触日益频繁，封建帷幕上已撕裂了许多大缺口，透过这些缺口，知识分子隐约地窥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全景。其中特别引起他们注意的，就是像神话般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对这种经济奇迹，不能不叹为观止。他们对于和生产力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也有所注意。薛福成、马建忠、王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他们的前辈魏源、冯桂芬的狭隘眼界，要求大规模向西方学习。

但在那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文明并没有达到一个总体的认识。西方国家生产力和社会制度的各种表象杂乱无章地浮现在他们的头脑中。他们误认为，各种表象是孤立地存在的，可以把它们逐个地从资本主义机体上切割下来，简单地移植到中国。他们并未认识到各种表象都是整个资本主义链条中互相关联的各个环节。因此，他们的变法方案同样是杂乱无章地罗列着许多具体措施，并且生硬地把它同中国封建主义的旧基础结合起来。薛福成说：“我国家集百王之成法，其行之而无弊者，虽万世不变可也！”“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是乃所谓用夏变夷者也”[36]。这种言论和魏源、冯桂芬如出一辙，和洋务派官僚也没有多大的差别。

和杂乱的措施相伴随的是杂乱的变法步骤。在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那里，许多具体的变法措施并列在一起，根本问题和次要问题分辨不清。变法应该从哪里入手，采取什么步骤，他们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王韬再三批评洋务运动杂乱无章，本末倒置，他说：“盖洋务之要，首在借法自强。非由练兵士、整边防、讲火器、制舟舰，以竭其长，终不能与泰西诸国并驾而齐驱，顾此其外焉者也，所谓末也。至内焉者，仍当由我中国之政治，所谓本也。”但什么是“本”呢？王韬含含糊糊地答道：“其大者，亦惟是肃官常、端士习、厚风俗、正人心而已！”[37]毫无疑问，封建社会的“官常、士习、风俗、人心”是应当改革变化的，但怎样才能改变这一切？在应该提出改革的具体措施和具体步骤的地方，他恰恰停了下来，无力提出改变这一切的明确而可行的方案。

有时候，王韬似乎有跨进一大步的趋势。他说：“天下何以治？得民心而已！”“治民之大者，在上下之交不至于隔阂。”[38]从这里出发，他认为西方国家的君主立宪制度可以使“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39]。但是，王韬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赞美并没有导致他积极地提出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的主张。在更多的时候，他陷入各种复杂表象的迷宫，而抓不住要害。在他看来，使中国富强的首要问题是培养和任用人才，强调“自强尤以得人为先”[40]，“贤才在上则国治，贤才在下则国乱”[41]，“今日我国之急务，其先在治民，其次在治兵，而总其纲领则在储材”[42]。自然，培养和任用人才是重要的任务，但是如果不改变腐败的封建政治制度，又怎能培养和任用真正的人才？把“储材”放在一切兴革事宜之上，当作挽救中国的首要任务，不能不说是虚幻的空想。王韬批评洋务派把军事提到首位是本末倒置，这是正确的。而他自己把人才提到首位，同样重蹈本末倒置的覆辙。

薛福成和马建忠则表现出另一种倾向。他们比较强调“通商”。薛福成说：“西人之谋富强也，以工商为先，耕战植其基，工商扩其用也。”[43]马建忠的前期著作一再强调保护商会，发展贸易，减轻商税，修筑铁路，等等。但是，在薛福成、马建忠提出的方案中，发展资本主义与巩固封建政治是并行不悖的，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两者是不可调和的。

薛福成、马建忠、王韬等人，正处在全面接触资本主义的初期阶段。五彩缤纷的西方世界突然显现在他们面前，使他们头晕目眩，应接不暇。这时知识界对西方世界的东西基本上停留在直观认识的感性阶段，还来不及进行深刻的思索和细致的辨析。他们主张学习西方世界的一切，把它们介绍到中国来，和中国的旧文化相调和。他们反对顽固的封建保守派，热烈地鼓吹变法自强，并且丰富与扩大了变法的内容和范围，这是他们的功绩。但是，他们没有认清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内在联系，分辨不清变法措施的主次和先后。如果说魏源和冯桂芬的变法偏重在船坚炮利，失之狭隘的话，那么薛福成、马建忠、王韬等虽然避免了前辈思想家的狭隘，但又产生了另外的弱点，这就是：百废俱举，头绪纷繁，失之于庞杂。他们虽然接触到通商制度、议会政治，但这类见解又和大量接近洋务派的言论混杂在一起，因而减损了价值。

四

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之初，虽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刚刚产生，外国的侵略正在逐步加深，但是李鸿章等搞的一套洋务措施标榜求强求富，借西方资本主义的技艺以支撑封建制度，这给人一种幻觉，似乎清王朝还有延续和中兴的希望。资产阶级性质的变法要求虽在酝酿，但并没有紧迫地提上日程，而是基本上还处于议论阶段，因此这种议论就不能不是空泛的、凌乱的。

要从庞杂纷繁的变法的议论中向前跨出一步，单单依靠思想家们的主观逻辑显然是不够的。只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危机的加深，才使矛盾更清楚地暴露出来，才可能扫除思想家头脑里的模糊性，才使资产阶级的变法要求更加迫切、更加明确起来。客观的社会进程为人们的主观思维不断地开辟着前进的道路。在80年代的中法战争以后，一批先进的思想家在客观形势的推动下，从70年代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出发，继续向前迈进，提出了更加鲜明的资产阶级要求。

中法战争以后，清政府用对外妥协的巨大代价换取了帝国主义的“谅解”和支持，统治局面出现了相对的平静。但是，在这种表面的平静之下，正在酝酿着并开始翻滚着更大的波涛。一方面，新兴的日本奉行对外扩张政策，气焰日益嚣张，时刻有破坏远东力量均势的可能；另一方面，中国的对外贸易江河日下，国穷财竭，民不聊生。在险恶的形势下，中国的资本主义机器工业开始成长起来，但又不可能顺利地发展。在中法战争中，清政府造船制炮的洋务运动的成果，像纸糊的房屋一样，塌下了半边。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怀疑、彷徨和不满，他们从洋务派集团中进一步分化出来，对洋务运动进行批评和抨击，进一步提出改革的要求。其代表人物，除了前面已提到的薛福成、马建忠之外，还有何启、郑观应、陈炽、陈虬等人。

何启（1859—1917），广东南海（今广州）人，香港律师。从1887年到1900年，他和胡礼垣分别或合作撰著政治论文，鼓吹变法，由胡汇编为《新政真诠》出版。郑观应（1842—1921），号陶斋，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曾为太古轮船公司的买办，后参加李鸿章洋务集团，经办过轮船招商局、上海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他早期的著作有《救时揭要》《易言》等。甲午战争前夕，他对早期著作大加修订，出版了《盛世危言》。陈炽（1885—1900），江西瑞金人，曾在北京任下级官职，在1893年写成《庸书》。陈虬（1851—1903），浙江乐清人，举人出身，大概曾长期做幕友，在1892年撰《治平通议》。

中法战争以后，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从“洋务自强”的幻梦中逐渐清醒。推行20多年的洋务措施为什么没有成效？在五光十色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中究竟哪些东西是立国的根本？中国的富强措施应该从何入手？对这些问题，很多知识分子进一步加以思索，开始突破洋务派的牢笼，走向其对立面。在19世纪70年代，还只有像王韬这样个别的思想家偶尔发表批判洋务派的言论，而到80年代，情况就迥然不同了，如1887年何启所写的《书曾袭侯<中国先睡后醒论>后》，洋洋洒洒，慷慨激昂，系统地驳斥了洋务派曾纪泽，抨击了那种认为船坚炮利就可以振兴中国的错误言论。这时，先进知识分子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批判洋务派的倾向。如陈炽批评洋务派的学习外国是“弃其菁英而取其糟粕，遗其大体而袭其皮毛”[44]。又说：“今之言洋务者，动曰讲求公法，整顿海防，制器练兵，购船造炮，自以为当务之急，而不知皆缓图也。”[45]郑观应说：“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更新，言守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末而忘本，求其洞见本原，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46]

以前，王韬在批判洋务派本末倒置的时候，提出要“结民之心，作民之气”，但是他并没有切实地答复怎样才能够“结民之心，作民之气”，因此他的主张流于空泛而难以捉摸。80年代的知识分子同样批判洋务派本末倒置，但比王韬跨进了一大步。他们认为西方国家“君民共主”的议会政治和重商的经济制度才是治国的根本，变法只有抓住这个根本和纲领，才能推动一切改革而使中国臻于富强。郑观应写道：“中华而自安卑弱，不欲富国强兵为天下之望国也，则亦已耳！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永保升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又说：“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47]这显然是贯彻和发展了王韬的思想，把王韬“结民之心，作民之气”的主张落实到仿效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此外，陈虬说：“泰西富强之道，在有议院以通上下之情，而他皆所末。”[48]陈炽说：议院是“英美各邦所以强兵富国，纵横四海之根源也”[49]；又说：“富国强兵，非商曷倚？……此救时之急务，制敌之先机”[50]，“制国用者必出于商，而商务之盛衰，必系国家之轻重，虽百世可知矣”[51]。尽管各位思想家的变法方案存在很多次要的分歧，尽管他们都提到军事、行政、外交、教育、法制等各方面复杂的改革措施，但是他们变法主张的重点几乎全都放在重商和实现君民共主的政治制度上。连长期在李鸿章手下任事，又担任岀使大臣的薛福成，其后期思想也有了明显的进步。他说：“西洋各邦，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52]又说：“欧洲立国，以商务为本，富国强兵，全借于商。”[53]重商和君民共主成为80年代先进知识分子之政治思想的重要特色。他们摒弃了把船坚炮利当作富强手段的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克服了魏源、冯桂芬等思想上的狭隘性、片面性，又在纷繁复杂的西方文明中找到了变法自强的枢纽，克服了70年代知识界思想的庞杂和纷乱。他们从多方面发挥自己的主张，形成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改造旧中国的方案，成为戊戌维新运动的直接先驱。

五

为了进一步理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内容，以下对君民共主说和重商思想做一些简单的分析。

当时的先进思想家们所说的“君民共主”究竟是怎样的政治制度？

薛福成这样说：“西洋各邦，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然如美国则民权过重，法国则叫嚣之气过重，其斟酌适中者，惟英、德两国之制，颇称尽善。”[54]当时的思想家都认为：英国、德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是最完美的制度，从王韬到何启、郑观应、陈炽、陈虬等，他们都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和薛福成相同的思想。

对这些正在从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知识分子来说，美国和法国的民主共和制度还是一种不能接受的“异端”，还是必须加以抵制的“洪水猛兽”。他们认为，民主共和，“权偏于下”（郑观应语），“权不一而志不齐”，“人杂言庞，职卑量隘”（薛福成语），甚至把民主共和制理解为“政柄在贫贱之愚民”，认为实行这种制度的必然结果就是政治上的混乱和分裂。他们受封建君主专制的传统思想的束缚是如此牢固，以至无法想象没有皇帝怎能建立一种稳定的政治秩序。他们的改革方案中，“皇帝”仍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仍是必不可少的主导核心。在他们看来，西方国家君主立宪制度不无遗憾的一大缺陷就是君权过轻。陈炽就这样说：“君为臣纲，古有明训，西人倡自主之说，置君如弈棋。其贤者尚守前规，不肖者人思自取。若巴西诸国，彼此相攻，大乱方滋，隐忧未艾。此无君臣之伦者不足以致太平也。”[55]薛福成晚年也讲：“西洋各国……所设上下议院，亦合古之刑赏与众共之之意。惟流弊所滋，间有一二权臣武将，觊窃魁柄，要结众心，潜设异谋，迫令其君退位……此其君臣一伦，稍违圣人之道者也。”[56]

中国早期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并不是要求完全摒弃皇帝的权力地位，只是客观实际迫使他们不得不提出对皇帝权力会发生限制作用的“君民共主”主张，这是因为客观实际已经暴露了专制君主制度不可争辩的腐朽性，各种黑暗腐败现象首先表现为君主专制权力的专横和不合理。在等级森严的君主制度下，一小撮昏庸无能的统治者高高在上，把广大劳动人民践踏在脚底下，上下隔阂，矛盾十分尖锐，连中小地主和新兴的资产阶级也处于无权的地位。而这样一个对内作威作福的专制政权，却在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只能以出卖国家主权利益来取得帝国主义的欢心和支持。官场的黑暗腐朽、社会的疮痍残破以及对外战争和交涉中的丧权辱国，都在证明君主专制统治是中国贫穷落后的祸根，新的历史事变似乎在给这种制度宣判死刑。

当时的先进思想家从复杂的历史链条中确实抓住了一个突出的环节，即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他们宣称：中国的落后贫困是由于君民之间存在不正常的政治关系，这种不正常的政治关系可以归结为皇帝、官僚同包括不当权的地主、商人在内的所有人民之间的隔阂太深。思想家们认为：隔阂太深，便造成了暴虐腐败的统治，使得社会动荡不安，使得国家贫弱落后。这种意见是很普遍的，我们从冯桂芬那里已经听到过，冯桂芬说：“上与下不宜狎，狎则主权不尊，太阿倒持而乱生；上与下又不宜隔，隔则民隐不闻，蒙气乘辟而乱又生。”[57]这种言论，在王韬那里得到了发挥。王韬说：“治民之大者，在上下之交不至于隔阂……勿以民为弱，民盖至弱而不可犯也；勿以民为贱，民盖至贱而不可虐也；勿以民为愚，民盖至愚而不可欺也。夫能与民同其利者，民必与上同其害；与民共其乐者，民必与上共其忧。”[58]王韬所说的“犯民”“虐民”“欺民”，正是封建专制君主统治的特征。他要求待民宽厚，以缓和矛盾。对于封建专制君主统治的不合理，何启说得更加尖锐而无所顾忌。他说：“今者中国，政则有私而无公也，令则有偏而无平也。庶民如子而君上薄之，不啻如奴贱也；官吏如虎而君上纵之，不啻如鹰犬也。”“豺狼噬人也，犹有饱时，而官府之私橐，无时可饱。”[59]

改良主义思想家对君主专制权力的愤恨和抨击，并没有导致他们要求推翻这个制度。事情看来很奇怪，这些思想家反而认为：专制制度本身是完美的、无罪的，只是某些偶然的、外在的因素才造成“君民隔阂”的状态；如果去掉这些因素，进行某些改革，那么隔阂就会消除，问题就会解决。在这里，封建统治不合理的责任被推给外在因素，而君主专制制度本身仍然得到宽容和尊重。由此，思想家们认为自己的理论宣传任务，并不是鼓动人民推翻这种制度，而是要使它臻于纯洁，得到巩固。他们要求至尊无上的皇帝重视民间疾苦，广开言路，倾诚纳谏，使下情上达，政治清明。他们甚至认为，这样做正是为了提高皇帝的权威。陈炽说，实行议会政治之后，“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民气日舒，君威亦日振”[60]。

看来颇为奇怪的改良主义思想家们的想法，其实并不新鲜，我们在中国的封建传统政治的历史中曾不止一次地碰到过这种情况。当封建社会矛盾尖锐化，专制统治暴露危机的时候，也曾有不少人用“民贵君轻”“君民一心”“上下交孚”等封建政治理论来提醒最高统治者，要求统治者设法缓和阶级矛盾。不过，改良主义思想家和他们的封建前辈是不同的。被改良主义思想家作为救生妙药而注入封建专制制度机体中的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议会政治这种“异物”，这种“异物”将和专制的机体产生排斥作用，移植将会导致专制机体的衰萎和死亡，这是改良主义思想家所始料不及的。他们的主观愿望在于给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修缺补漏，因而借助一种必然会限制、削弱专制君主权力的议会制度。他们实际上正在偏离专制主义的政治轨道，但却宣称自己的脚步分毫不差地踩在这条轨道上，而且认为“君民共主”的议会制度不过是消除君民隔阂的一种具体措施，恰恰可以使君主长治久安，丝毫无悖于古圣贤提出的君臣之义的教导。在改良主义思想家的手里，封建的统治教条被悄悄地赋予新的解释，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在旧的思想形式中得以体现。

早期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刚刚从西方传入，支持这种思想的新的阶级还不够强大，因此，启蒙思想家们为了使新的观念能够得到旧营垒里的人们的一定同情，就不得不迎合传统的政治教条。在这种情况下，议会制度的意义和作用被大大地弱化了，似乎它可以辅助封建专制君权的不足，而与之共存。在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一般情况下，议会是权力机构，制定法律，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不受行政机构的干预（当然，它实际上也只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而中国的启蒙思想家心目中的议会，这种庄严的外观和表面的权力是没有的。他们在搬取西方的议会制度时，无不主张“斟酌变通”。经过他们“斟酌变通”之后的议会制度，大概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把议会制度和科举制度联系在一起。如何启在《新政真诠》中提出：县议员在秀才中选出，府议员在举人中选出，省议员在进士中选出。省议员每年一次集中到北京开会，“君国大政，其权虽出于君上，而度支转饷，其议先询诸庶民”[61]。这还算是要分取一小部分权力的较激进的方案。

第二种是把议会制度和乡官制度结合在一起。如陈炽提出：每乡举乡官二人，“其年必足三十岁，其产必及一千金。然后出示晓谕，置匦通衢，期以三月，择保人多者用之”。议员的任期为两年，有薪俸和办公机构，定期开会，“大政疑狱，则聚而谘之”；但“贪婪专愎者，官得随时撤之”[62]。不但议员的资格、权力有许多限制，而且议员要仰行政权力的鼻息，官吏可以“随时”撤掉议员。

第三种是干脆把议会制度和官僚机构融为一体。如汤震提出：由四品以上的高级官僚组成上议院，以军机处主之；由四品以下的中下级官吏组成下议院，以都察院主之。国家的大政方针，由两院议员讨论其利害得失，“由宰相（军机大臣）核其同异之多寡，上之天子，请如所议行”[63]。在这一方案中，议会成为官僚机构的下级机关，丧失了它的权力和独立性。

这三种方案，有激进与保守之分，具体措施也不相同，但基本精神都要维护君权的尊严。他们设计的议会不过是皇帝的一个扩大了的咨询机关，而不是权力机关。议员们都是官僚、准官僚或地主、文士，皇帝则被要求更多地俯顺“民情”。这里所谓“民”，是指不当权的绅商，而非广大的劳动人民。议会制度要建立，可是君主的专制权力是不可动摇、不可分割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所谓三权分立和议会的独立尊严在近代中国是没有的。在这里，议会成为皇帝的仆从、专制政治的点缀。早期的启蒙思想家们对议会制度的理解和要求不可能走得很远，他们的思想受当时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的制约：既然在经济领域资本主义还十分微弱，封建经济占着绝对的统治地位，既然资产阶级才刚刚诞生，还没有剪断从封建母体中带来的脐带，还根本谈不上和封建制度对抗，那么早期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政治要求就只能夹杂在大量的封建言论中，不可能更加尖锐、更加鲜明地表达出来。他们虽然已从西方借来了议会制度的武器，但却小心翼翼地不敢触及专制皇帝的权威。

应该指出，当时提出议会政治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是在民主的道路上跨进了一步，它有利于资产阶级进入权力机关，分享权力。不过，由于鼓吹和实现议会制度势必削弱专制皇帝的权威，限制专制皇帝的权力，这就自然为专制皇帝及其他贵族所深忌，因之，早期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不得不竭力把自己的主张和封建专制的政治教条调和起来。但是，这种调和只是暂时的现象，不可能维持多久。议会政治的理论一旦出现，它就会随着经济的进步、资产阶级的成长以及民族危机的加深和封建统治的腐朽而日益蓬勃地发展与传播，导致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谴责和否定，这是启蒙思想家们巨大的历史功绩。当然，这些思想家还是谨小慎微的，他们始终站在君主立宪的旗帜下，不敢越雷池一步。对他们来说，民主共和与暴力革命是不能接受的“邪说”，进一步用笔墨和刀枪批判与否定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任务，是由以后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承担和完成的。

六

除了“君民共主”的议会制度之外，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还提出了“重商”的思想，宣称“商”是富国强兵的另一个根本关键。陈炽说：“商务盛衰之枢，即邦国兴亡之券也。”[64]薛福成说：“握四民之纲者，商也。”[65]这种思想和封建顽固派“重农轻商”“崇本抑末”的论调是直接对立的。

启蒙思想家所说的“商”，包括了以对外贸易为中心的整个国民经济的广泛领域。19世纪70年代以后，外国商品大量输入中国，入超成了当代最突出的经济问题。由于外国商品输入激增，所以中国广大农村成为倾销这种商品的市场，手工业受其排挤，城乡人民日益贫困破产。薛福成说：“今以各国商船论，其于中国每岁进出口货价银在二万万两上下，约计洋商所赢之利，当不下三千万，以十年计之，则三万万。此皆中国之利，有往而无来者也。无怪近日民穷财尽，有岌岌不终日之势矣。”[66]启蒙思想家们目睹时艰，没有一个不力图改变这种江河日下的入超趋势，堵塞对外贸易的重大漏卮。这样，他们的经济主张、救时方案就自然而然地偏重在对外贸易方面。他们跟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重商主义学派很接近，从流通过程中的现象和危机出发，来理解当代的经济生活和自己的经济任务。这些思想家以为，财富就是货币的积聚，而流通就是实现财富增长的源泉。他们的许多经济主张归结到一点，就是力求扭转对外贸易的巨大逆差，使金银不致外流，以保持国内的货币贮藏。马建忠说，西方国家，“无不以通商致富。尝居其邦而考其求富之源，一以通商为准。通商而出口货溢于进口者利，通商而出口货等于进口者亦利，通商而进口货溢于出口者不利”。他把进出口货物的比例视作通商是否有利的准绳，并说：“欲中国之富，莫若使出口货多，进口货少。出口货多，则已散之财可复聚；进口货少，则未散之财不复散。其或散而未易聚也，莫若采取矿山自有之财。”[67]正是从发展对外贸易和获得货币财富出发，马建忠提出了整顿丝茶贸易、发展纺织事业、开采金银矿山等一系列的所谓“富民”措施。

中国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对经济实际运动的观察只停留在表面。在他们那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仅仅在货币资本循环的形态上被表示出来，资本增殖的过程被认为是在流通领域内完成的，并且仅仅是货币自身活动的结果，而生产只是货币自身增殖的一个条件。他们把发展生产的要求附属于发展对外贸易和取得货币财富的要求之下。这种观点是商品经济正在迅速发展，而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尚未建立优势的那个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

尽管启蒙思想家们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并无深刻的认识，但他们的经济思想具有明显的爱国、进步的性质。他们要求发展本国经济，保护民族工商业，和帝国主义进行经济竞争。他们提出“商战”的口号，甚至把抵抗外国经济侵略的重要性放在抵抗外国的军事侵略之上。郑观应曾指出帝国主义侵略的各种形式，除了军事侵略之外，着重指出其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他写道：“洋人之到中华，不远数万里，统计十余国，不外通商、传教两端。通商则渐夺华人之利权，并侵中国之地；传教则侦探华人之情事，欲服华人之心，阳托修和，阴存觊觎。”[68]“彼之谋我，噬膏血非噬皮毛，攻资财不攻兵阵……迨至精华销竭，已成枯腊，则举之如发蒙耳！故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餍欲，孰得而谁何之哉！”思想家们认识到中外通商是帝国主义侵略的一种形式，并且认识到这种经济侵略的祸害是极为严重的，所以振臂高呼：“吾故得以一言断之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69]这种以发展对外贸易为中心的重商思想正包含着抵抗外国经济侵略的积极意义，是爱国的主张。而且，他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很有信心，认为中国学习西方，必能超过西方，“转而相师，用因为革，舍短从长，以我之地大物博、人多财广，驾而上之，犹反手耳”。

启蒙思想家的重商思想，以发展对外贸易为中心，但并非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为了发展对外贸易，就必须建立机器工业，发展生产；就必须提倡科学技术，奖励创造发明；就必须改革教育制度，培养人才；就必须发展交通运输，修筑铁路；就必须减轻商税，体恤商艰，实行保护工商业的政策。所以，启蒙思想家所说的“商”，有时候只指商业流通领域，有时候则泛指除农业以外的一切国民经济领域。他们认为商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枢纽，但并不否认工业生产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商业是发展工业生产的前提与基础，而工业又是发展商业的条件与保证，两者相互依赖。郑观应说：“若有商无工，纵令地不爱宝，十八省物产日丰，徒弃己利以资彼用而已。”[70]也就是说，工业不发展，自己的丰富资源就只能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掠夺对象。因此，他们提出要“以工翼商”（郑观应语），“工实居商之先”（薛福成语），以及“商之本在农，商之源在矿，商之体用在工”（陈炽语），等等。他们无不主张购买和仿造外国机器，设厂开矿、建筑铁路，百废俱举，在中国立即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这些思想家对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以及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当然还缺乏透彻的了解，但他们正在摸索前进，他们的思想正在从狭隘的经验中解脱出来，他们已经领悟到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因而开始鼓吹议会政治，并且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也日益深化，注意力从流通领域日益转向生产领域。1900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的增订版中已这样说：“西人之富，在工不在商，盖商者运已成之货，工者造未成之货，粗者使精，贱者使贵，朽废者使有用。有工艺然后有货物，有货物然后有商贾耳。”[71]看来在19世纪之末，思想家们已经走出了重商主义的狭窄胡同。

启蒙思想家“重商”思想的另一特点是，重视国家政权对经济的干涉和保护。他们希望政府减轻商税，奖励制造贸易，发放贷款，保护工商。陈炽建议：“宜仿泰西各国，增设商部，管以大臣，并立商律、商情、商平、商税四司，分任其事。”[72]薛福成建议：“如西洋各国有商尚书，以综核贸易之盈亏，又有商务委员以稽查工作之良窳。”[73]郑观应建议：在六部之外，特设商部，重要城市设立商务局，各地设商务公所，其任务是研究种植、制造、贩运、销售，“重订税则，厘正捐章”，“凡有所求，力为保护”，以及讲授商学，研究商情，刊印商报，等等。他们希望封建政府帮助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当时社会上封建的经济和政治势力占着绝对优势，幼弱的资本主义经济依靠自身的力量是无法生存和发展的，它离开了政权的荫庇简直寸步难行，这是产生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指望由封建政权来促进经济发展的幻想的客观基础。思想家们的全部言论和主张都是讲给封建统治者听的，都是为了开导、感化顽固的统治者，使他们信服和执行进步的政策。

对封建统治者来说，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容纳某些“有益无害”的资本主义新事物。一部分封建官僚转化成洋务派，对轮船、铁路、工厂、矿山表现出很大的兴趣。这种情形更加强了启蒙思想家们希望政权来干预经济的幻想。某些思想家本人就是洋务派官僚的入幕之宾，参与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创办企业，从事洋务运动。但是从根本上说，当时的封建政权不可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只会阻碍这种发展：呼吁多年的废除厘金制度的要求没有实现，反而苛捐杂税，变本加厉；改订关税受到帝国主义的反对，清政府不敢也无权实施；设立商部、颁布商律、体恤商情的建议石沉大海，并无反响；政府的微薄贷款被洋务派官僚把持，成为某些企业的专利，一般企业不能问津；洋务派开办的企业，取得对某个经济部门的垄断特权，窒息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那些企业本身又被洋务派官僚一手控制，成为他们营私舞弊、发财致富的工具。无数事实证明，现存政权与资本主义经济扞格不入。这里，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亟待政权的扶植，没有这种扶植，经济的发展，甚至一个企业的创办都显得非常艰难；另一方面，恰恰是政权的干预成了经济发展的绊脚石，政府的专横干预堵塞了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通道。这个客观的矛盾造成了启蒙思想家经济思想中的极大混乱，他们政权干预经济的观点包含着种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前后极不一致。

许多启蒙思想家都发表过赞成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的言论。如王韬说：“近日所有开矿公司，弊窦丛滋，请皆一切罢之，而悉由国家发出帑金，自行开掘，责以成效。但使总办得人，纲举目张，所出必有可观。”[74]又说：“最要者莫如官商相为表里，其名虽归商办，其实则官为之维持保护。”[75]郑观应说：“开矿之事，似宜商办而官为护持”[76]，“全恃官办则巨费难筹，兼集商资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致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则上下相维，二弊俱去”[77]。陈炽说：“商办非，官办亦非也。然则奈何？曰：考之于古则增设矿人，参之于今则官督商办。”[78]他们都赞美官督商办，以为这是发展中国经济的良好形式。他们的思想指明了事情的一个方面，即在中国近代工业产生的初期，单纯依靠商人个人的努力，是很难使企业创办和发展起来的，在这里需要得到政权的参与和保护。启蒙思想家的这种想法，反映了经济生活的客观实际，表现了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期望和幻想。

但是，这些启蒙思想家在另外的或稍后的场合却完全改变了论调，成为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的坚决反对者。王韬说：“若开掘煤铁五金诸矿，皆许民间自立公司，视其所出繁旺与否，计分征抽，而不使官吏得掣其肘。”[79]郑观应在长期参与官办、官督商办企业管理之后，痛心疾首地宣称：“我国创一厂、设一局，动称官办。既有督，又有总，更有会办、提调诸名目，岁用正款以数百万计。其中浮支冒领、供挥霍者不少，肥私橐者尤多……今欲扩充商务，当力矫其弊，不用官办而用商办。”[80]郑观应甚至说：“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81]他们这种激烈地反对官办、官督商办的思想，指明了事情的另一个方面，即官与商在企业中的尖锐矛盾，清朝政权压制、排挤资本主义的本质。在封建政权的干预下，资本主义不可能长久地发展、成长。启蒙思想家的这种想法，也反映了经济生活的客观实际，他们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期望趋于幻灭。

启蒙思想家时而这样主张，时而那样主张，这种思想矛盾反映了客观历史的矛盾，这只有在历史的进一步发展中才能得到解决。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后，资本主义有了初步的发展，社会风气有了某些改变，发展经济成为社会普遍的、迫切的要求，资本家创业的客观环境略有改善，办企业的条件逐渐成熟，私人企业成批涌现。而那些官办、官督商办的企业却呈现奄奄一息的状态。事实证明，企业离开封建政权的干预，能够存在、自立，而且更有生气。在这时，先进思想家才能从政权干预经济的陈旧思想中解脱出来。甲午战争后，何启说过这样一段话：“不问何事，一闻官督，则商民必不敢办。”“今铁路之议，其名曰官督商办，是民之事而主之以官也，是于不宜合谋者而使之合谋也。不宜合而合之，虽在君民最洽之邦，且当绝无疑忌之日，亦戛戛乎其难。”[82]后来，梁启超更明确地宣称：“中国商务之不兴，虽谓李鸿章官督商办主义为之厉阶可也。”[83]先进的思想家们从失败中吸取了教训，认识到官（封建政权）和民（资本家）的本质不同，难以在经济上进行合作。于是，他们不但抛弃了要求政权直接干预经济的主张，而且强烈要求封建政权退出各种企业，甚至要求把一直被封建政权所垄断的军事工业也交给商人来办。“让商人们放手干罢！不要有丝毫的拘束”，这是甲午战争以后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经济格言。思想家们把发展经济的希望，从依靠国家干预转向依靠资产阶级自身，依靠这个阶级的成长和团结。当时思想界关于组织股份公司、成立商会的热烈讨论，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经济思想，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成长而在一步一步地前进。

七

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种思想解放的潮流有其来龙去脉。它对其后20世纪的政治斗争和文化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思潮从鸦片战争时少数的先进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开始，他们探讨救国的真理，提出各种主张，人数还不多，影响也不大，但不久以后迅速地发展起来，涓涓细流，汇成江河，到戊戌变法前夕，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和声势。戊戌时代的思想解放是这一思潮的继续和发展。

戊戌变法以前的启蒙思想家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启蒙思想家鼓吹变法以适应正在急剧变化的客观形势，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抵御资本主义的侵略。如何启说：“当今之世而不变今之法……亦无以决疑征信，大得于民。”[84]郑观应在早年著作《易言》中说：“由今之道，变今之俗，宜览往古，法自然，诹远情，师长技，攻其所短，而夺其所恃。”[85]这些主张和林则徐、魏源的主张一脉相承。此外，如王韬说：“孔子而处于今日亦不得不一变。”[86]陈炽说：“惟兼采东西法而后古今之变局不能挠。”[87]还有陈虬说：“时变矣，而犹欲袭先业而守旧教，恭己无为，坐致治平，是犹持方枘而周圆凿，其不得适也必矣。”[88]这些启蒙思想家都是西方文明的追求者，是积极的改革派，他们反对封建顽固派抱残守缺、泥古不化的保守思想。

第二，启蒙思想家的变法主张和御侮图强的目的结合在一起，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性质。例如，郑观应虽是买办出身，但却很有爱国思想，他的早期著作《易言》就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刺激下发愤而作的，即所谓“庚申之变，目击时艰，凡属臣民，无不眦裂”[89]。中法战争时，他奔走于西贡、新加坡、槟榔屿，冒暑历险，访察形势，侦探敌情，图谋抗法。中法战争后，李鸿章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郑观应气愤地写诗讥讽投降主义导致的外交和军事上的失败。诗中有云：“堪叹羁縻先议款，那知边牧又扬尘”；“魏绛和戎原下策，杜陵诸将鸣不平”；“三军指顾沉波国，廿载经营付海宫”[90]。中日甲午战争时，郑观应主张抵抗，提出战、守、备三策，他说：“呜呼！居今日而为北洋筹万全之策，盖亦戛戛乎难言矣！门户残破，海军摧败，敌已浸浸入我堂奥。譬之千金孤注，成败在此一举，于万难下着之棋而勉为借箸之谋，则犹有战、守、备三策。”当清政府酝酿和谈投降时，他竭力反对。他说，如果赔款割地，苟安旦夕，“从此文官保全禄位，武将保全身家，不敢谓非国家保全太和之盛德，第恐如此委曲求和，苟且急就，书之国史，实为中国万世之羞”[91]。面对强敌环伺、国家危急的形势，郑观应主张“防外侮更重于防内患”[92]。这和封建统治阶级“攘外必先安内”的一贯政策是不同的。可见郑观应确实是一位爱国的先进思想家。其他人的情况也相似，如王韬在中法战争时力主抵抗，反对妥协，他说：“我国讲求武备，整顿边防，仿效西法，已二十余年矣！非出于一战，则果可用与否，末由见之。今者薄海臣民，忠义奋发，设非一战，则何以作士气？何以振人心？何以兴人才？一战不胜则再战，再战不胜则三战，但持之以坚忍不拔之志，则豪杰之士，必闻风兴起。岂独制法人而已哉，将见欧洲诸雄国胥畏之矣！”[93]

第三，当时的启蒙思想家虽然力主改革，但只主张渐变，不主张突变，因此他们被称为“改良主义者”。如王韬说：“天时有寒暑而不能骤更，火炭有冷暖而不能立异，则变亦非一时之所能也，要之在人而已矣！尽人事以听天心，则请决之以百年。”他们都希望说服统治者采纳自己的方案，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王韬说：“移风易俗之权，操之自上，而与民渐渍于无形，转移于不觉。”[94]陈炽说：“天下之治乱安危，定于人主之意向而已矣。”[95]他们寄希望于最高统治者，而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

应该说，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启蒙思想家的变法主张已经相当全面、细致和具体，包罗甚广。大体上，戊戌变法时期的新政措施也没有大大地超出他们所提到的范围。早期的思想家为戊戌维新运动做了重要准备，这是他们的历史功绩。

但是，早期的启蒙思想家和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派比较起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所不同，表现出时代的局限性。

从理论上说，早期启蒙思想家的变法方案几乎都是各种具体措施的简单拼凑，缺少坚实的历史论证和系统的理论阐发。这些启蒙思想家过分注意当时的具体问题，忙忙碌碌地设计应急措施，对理论极为冷淡。他们既没有系统地介绍西方的哲学和各种社会学说，也不大理睬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也许他们认为这些抽象的理论、学说和当时实际距离较远，不能立竿见影地解决具体问题。他们满足于经验范围内的知识，在思想史上他们可以算作一群站在洼地上的矮子。正因为这一点，他们在宣传变法和反对顽固派的斗争中就显得论据不足，并且和洋务派也划不清界限。他们大多也打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旗子，宣称自己的变法主张不是要改变封建制度的根本，而是为了保卫它。如薛福成说：“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是乃所谓用夏变夷者也。”[96]郑观应也说过：“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知其缓急，审其变通，操纵刚柔，洞达政体，教学之效，其在兹乎！”[97]甚至他们中间还普遍地流行着一种奇怪的议论，说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舟车枪炮以至政治、法律、数学、天文都是中国古代圣人的发明创造，自从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这些东西在中国都失传了，反而在西方国家得到流传和发展，因此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都是中国古圣先贤的遗产。这种资本主义文明源出于中国的奇谈怪论，在当时的知识界很有市场。郑观应说：“星气之占，始于臾区；勾股之学，始于隶首；地图之学，始于髀盖；九章之术，始于《周礼》。不仅此也，浑天之制，昉于玑衡，则测量有自来矣。公输子削木人为御，墨翟刻木鸢而飞，武侯作木牛流马，则机器有自来矣。秋官象胥，郑注译官，则翻译有自来矣。阳燧取明火于日，方诸取明水于月，则格物有自来矣。”[98]甚至连西方的议会制度，也是“颇与三代法度相符”。薛福成也说：“《墨子》一书，导西学之先者甚多。”[99]又说西方的议院和股份公司与《淮南子》《管子》中的宗旨相合。既然中国是西学的老祖宗，那么，礼失求诸野，向西方学习，恢复古圣先贤的发明创造，自然是顺理成章、不容反对的了。启蒙思想家们振振有词地说：“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是犹取之外厩，纳之内厩。尚鳃鳃焉请西人之学，中国所未有，乃必归美于西人。西人能读中国书者，不将揶揄之乎？”[100]“知彼物之本属乎我，则毋庸显立异同，知西洋之本出乎中，则无俟概行拒绝。”[101]早期的启蒙思想家就是用这种肤浅而牵强的办法，在封建主义的古老传统中为自己学习西方和进行改革的主张寻找合法根据，以打破顽固派的反对，减少前进的阻力，正像马克思所说的：“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102]

理论方面的局限，带来了实践活动方面的局限。既然一切改革仅仅是为了恢复古已有之的旧东西，既然统治阶级中的个别大人物可以成为力挽狂澜的改革者，那么，这场改革也就被误认为是轻而易举，无须经过残酷斗争的了。早期的启蒙思想家只限于著书立说，向统治阶级献策进言，而缺乏积极主动的政治行动，不关心促成改革胜利所必需的各项条件。他们既没有动员群众的理论和纲领，也没有实现变法的组织手段和斗争手段。他们是一些“纯粹”的思想家，而且是困在狭隘经验知识范围内的思想家。

社会在迅速前进，变法维新成了当时的行动课题。早期启蒙思想家的主张已不能满足形势的需要，历史要求克服他们的局限性，要求人们积极行动起来，并给变法维新运动以理论的说明以及采取适当的组织手段和宣传手段。这个任务落在康有为等一批维新变法的思想家身上。

关于康有为等的理论和政治活动，我们不做详细论述了。在这里只提出这样一点：康有为很早就开始活动，但是，他所走的道路和早期启蒙思想家有所不同。他早年未去外国，也不懂西方的语言文字，他接受西方知识完全是靠翻译过来的书籍，是通过一条间接的途径。因此，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了解是肤浅的、很不完整的，他的西方知识还不如他的之前的某些思想家。但是，这一点并不妨碍康有为把变法维新思想推进到新的高度，并使自己成为向西方学习的杰出代表。一方面，他更多地致力于学术和理论领域，为变法运动寻找理论和历史的根据；另一方面，他又使变法思想在中下层知识分子中广泛传播，扩大了实行变法的社会基础。康有为早年习程朱理学，淹贯经史，学识渊博。其后皈依今文学派，承接龚自珍、魏源一脉，并遍观西方书籍和佛学书籍，超越了早期启蒙思想家狭隘的经验知识范围。1884年，康有为著《人类公理》一书，包含了大同理想的萌芽，为变法运动提出了远大的前景。1888年，康有为第一次上书，主张变法，开布衣上书的先例。其后，讲学于万木草堂，团聚和培养了变法的骨干，又先后写成《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变法维新做了理论上的准备。康有为的理论和实践正是继承了早期启蒙思想家的事业，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先辈的局限性，大力地推动了戊戌变法运动的到来。

注释

[*]原载《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2]《西域置行省议》，见《龚自珍全集》，10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3]吴昌绶：《定盦先生年谱》。

[4]《定盦文录叙》，见《魏源集》（上册），2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5]《平均篇》，见《龚自珍全集》，78页。

[6]《古史钩沉论一》，见《龚自珍全集》，20页。

[7]《明良论二》，见《龚自珍全集》，31页。

[8]《明良论三》，见《龚自珍全集》，33页。

[9]《乙丙之际箸议第九》，见《龚自珍全集》，6~7页。

[10]同上书，7页。

[11]《乙亥杂诗》，见《龚自珍全集》。

[12]《上大学士书》，见《龚自珍全集》，319页。

[13]《乙丙之际箸议第七》，见《龚自珍全集》，6页。

[14]《平均篇》，见《龚自珍全集》，78页。

[15]《农宗》，见《龚自珍全集》，49页。

[1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17]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见《魏源集》（下册），858页。

[18]《道光洋艘征抚记上》，见《魏源集》（上册），187页。

[19]《海国图志叙》，见《魏源集》（上册），208页。

[20]《江口晤林少穆制府》，见《魏源集》（下册），781页。

[21]《海国图志叙》，见《魏源集》（上册），207页。

[22]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

[23]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厚养廉议》。

[24]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汰冗员议》。

[25]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

[26]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善驭夷议》。

[27]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

[28]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

[29]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

[30]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

[31]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

[32]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

[33]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

[34]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二，《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记》。

[35]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变法中》。

[36]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

[37]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洋务下》。

[38]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重民中》。

[39]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重民下》。

[40]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三，《设领事》。

[41]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原才》。

[42]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变法下》。

[43]薛福成：《筹洋刍议·商政》。

[44]陈炽：《庸书·内外篇自序》。

[45]陈炽：《庸书·外篇》卷上，《商部》。

[46]郑观应：《<盛世危言>初刊自序》。

[47]郑观应：《盛世危言》卷一，《议院上》。

[48]陈虬：《治平通议》卷六，《上东抚张宫保书》。

[49]陈炽：《庸书·外篇》卷下，《议院》。

[50][51]陈炽：《庸书·外篇》卷上，《商部》。

[52]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卷二，光绪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53]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卷三，光绪十六年八月初九日。

[54]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卷二，光绪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55]陈炽：《庸书·外篇》卷下，《审机》。

[56]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卷五，光绪十六年十二月初一日。

[57]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复陈诗议》。

[58]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重民中》。

[59]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初编·曾论书后》。

[60]陈炽：《庸书·外篇》卷下，《议院》。

[61]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二编·新政论议》。

[62]陈识：《庸书·内篇》卷上，《乡官》。

[63]汤震：《危言》卷一，《议院》。

[64]陈炽：《庸书·外篇》卷上，《公司》。

[65]薛福成：《庸盦海外文编》卷三，《英吉利用商务辟荒地说》。

[66]薛福成：《筹洋刍议·商政》。

[67]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一，《富民说》。

[68]郑观应：《盛世危言》卷二，《传教》。

[69][70]郑观应：《盛世危言》卷三，《商战》。

[71]郑观应：《盛世危言》卷八，《技艺附论》。

[72]陈炽：《庸书·外篇》卷上，《商部》。

[73]薛福成：《出使日记续刻》卷五，光绪十八年闰六月初二十七日。

[74]王韬：《弢园尺牍续钞·拟上当事书》。

[75]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

[76]郑观应：《盛世危言》卷六，《船政》。

[77]郑观应：《盛世危言》卷四，《开矿》。

[78]陈炽：《庸书·外篇》卷上，《矿人》。

[79]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重民中》。

[80]郑观应：《盛世危言》卷八，《纺织》。

[81]郑观应：《罗浮偫鹤山人诗草》卷二。

[82]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三编·新政始基》。

[83]梁启超：《李鸿章》。

[84]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初编·曾论书后》。

[85]郑观应：《易言·自序》。

[86]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变法上》。

[87]陈炽：《庸书·外篇》卷上，《西法》。

[88]陈虬：《治平通议·序》。

[89]郑观应：《易言·自序》。

[90]郑观应：《次彭宫保师海南军次秋兴二十四章原韵》，《罗浮偫鹤山人诗草》。

[91]《郑观应致盛宣怀条陈中日战争》，“盛宣怀档案资料”，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十八日。

[92]郑观应：《盛世危言》卷五，《民团附论》。

[93]王韬：《弢园尺牍续钞·与伍秩庸观察》。

[94]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变法上》。

[95]陈炽：《庸书·自序》。

[96]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

[97][98]郑观应：《盛世危言·初编》卷一，《西学》。

[99]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卷五，光绪十六年十月下旬各条。

[100]郑观应：《盛世危言初编》卷一，《西学》。

[101]陈炽：《庸书·内篇》卷上，《自强》。

[10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8卷，1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论康有为的《大同书》[*]

一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杰出代表，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他的《大同书》精心地设计了一个未来美好社会的蓝图，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的进步精神。康有为的这个大同理想，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大同书》共分十部，开宗明义的第一部是“入世界观众苦”。在这一部里，康有为历数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他写道：

耳闻皆勃谿之声，目睹皆困苦之形。……号为承平，其实普天之家室，皆怨气之冲盈，争心之触射，毒于黄雾而塞于寰瀛也。若夫民贼国争，杀人盈城，流血塞河，于万斯年，大剧惨瘥，呜呼痛哉！生民之祸烈而救之之无术也！……苍苍者天，抟抟者地，不过一大杀场大牢狱而已。

《大同书》里尽情倾诉了人生的各种苦难，这无非是对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黑暗现实所进行的揭露和鞭挞。这种揭露和鞭挞为当时政治改良运动的合理性提供了根据，这和康有为设计的未来社会形成鲜明的对比，使得大同理想更加增添了诱人的光彩。

在其余的九部里，康有为具体地勾画了大同世界各个方面的图景。这里是一个“人人极乐”的幸福天堂，“安乐既极，忧虑绝无”，“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人性止于至善”。一切都合乎理性，一切都合乎人道。康有为谈论得津津有味，甚至对未来社会的家具、食物、沐浴、吊丧等细节都做了周密的设计。当然他也没有忘记给人们指引通往这个幸福天堂的道路。但是，所有这一切在当时的实际生活里并没有实现的条件。因此，康有为对大同世界的生活细节描绘得愈是细致详尽，他对通往大同的道路谈论得愈是认真，就愈使人感觉到这个幸福天堂只是存在于康有为脑子里的海市蜃楼，只是他自己主观愿望和荒诞呓语的复杂混合物。

二

康有为的大同学说虽然是一种幻想，但作为一种思想潮流来说，它对当时的政治运动曾经有过积极的意义。它的积极意义在于把资产阶级改良派所要争取的政治改革和一个尽美尽善的远大政治理想联结在一起，给戊戌变法运动提供了一个虽属虚幻但却美丽动人的远景。康有为声称：自己所致力于的改良主义运动只是“救今世”的权宜措施，“其事只在小康”。“小康”对当时的“据乱世”来说，是一个进步；对未来的“大同世”来说，则又是一个必经的阶梯。有“小康”才能言“大同”，“小康”之世愈早实现，“大同”之世才能愈早到来。很显然，康有为给当时改良主义运动所加上的这顶“大同”桂冠绝不是无关紧要的。大同世界愈被描绘得美丽动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必要性就愈加得到充分的证明。

康有为以前的改良主义思想家们，如王韬、薛福成、马建忠、何启、郑观应等人，对于黑暗腐败的现实社会曾经做了深刻的剖析和有力的抨击，并且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提出了进步的改革主张。但是，这些思想家都没有回答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实行这些改革的结果是什么？中国社会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些思想家的精力完全被吸引在当时的具体问题上，忙忙碌碌地提出一个又一个救急方案，却很少注意到前途，几乎忘却了未来。康有为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他不仅如以前的思想家那样猛烈地抨击现实社会，提出当时的改革措施，而且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学术和理论领域，他开始注视到实现改革的社会结果，努力为改良主义运动构筑一个未来世界的乐园。

虽然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从酝酿到成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的公开、传布更要晚得多，但实际上在戊戌变法以前，这种思想已争取到一批虔诚的信徒。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记载：当他和陈千秋等听到康有为演述大同思想以后，“喜欲狂，锐意谋宣传。有为谓非其时，然不能禁也”。“后此万木草堂学徒多言大同矣。”梁启超又说，谭嗣同原来“治王夫之之学，喜谈名理，谈经济。及交启超，亦盛言大同”，并且自许为康有为的“私淑弟子”。大同思想把贴地爬行的改良主义运动提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也使普通学人康有为跃登上救世主的宝座。在他周围聚起最早的一批维新派骨干，推动了戊戌变法运动的到来。

应当指出，以前的改良主义思想家很少提到中国的未来，这绝不仅仅是出于偶然的疏忽。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过程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过程的反映。因此，一定阶段思想发展的程度总是受制于该阶段社会变革的程度。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外来的侵略虽已十分严重，但还没有出现后来那样的瓜分之势，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虽已诞生，但其力量和影响极为微弱，社会的阶级结构几乎还没有什么变化。统治阶级还在大吹大擂“洋务富强之道”。中国近代社会还处在变革初期，不成熟的思想正和当时矛盾尚未进一步展开和进一步激化的社会状况相适应。以前的改良主义思想家虽然预感到社会变革必不可免，但是还不能认识到这场变革的严重性和深刻程度。对他们来说，提出一个又一个的救急方案，似乎已经足够应付他们所能预见的中国社会变化的各个方面了。他们的任务是为旧世界补缺修漏，根本没有想到旧世界会全盘崩溃，因此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当然就不会有对新世界的描绘。

康有为同样是一个为旧世界补缺修漏的改良主义者，但是他的思想酝酿和发展已经临近19世纪90年代。这时，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加紧，应对列强瓜分之势已迫在眉睫；中国的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从封建阶级中愈来愈多地分化出一批进步知识分子，他们愈来愈多地摸到中国社会这场变局的各种征候，模糊地感觉它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但是，客观矛盾的发展还远没有成熟到足以显示这场变革结果的清晰轮廓，他们仍然不可能认识到中国社会的行进方向和未来世界的确切性质。刚从封建阶级分化出来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欢呼和推动这场社会变革，宣称“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并积极投身于争取实现变法的政治斗争；但另一方面，他们对变革的结果感到迷惘，无法掌握自己在大变革中的命运，甚至对变革的激烈、深刻程度怀着恐惧心理。康有为在《进呈法国革命记序》中这样说：“天下民性可静而不可动也，一动之后，如转石于悬崖，不至于趾不止也。”他用法国革命的“可怕后果”警告皇帝“莫若立行乾断，不待民之请求迫胁，而与民公之”。

改良主义者刚刚开始和封建顽固派进行实力较量，就发现了投射到自己背后的革命阴影。他们既要和顽固派斗争，又要防止这场斗争可能带来的可怕结局。《大同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酝酿、成熟的。它一方面以历史进化的观点宣称变革的不可避免，借用知识分子所熟知的儒家大同学说，给这场变革涂抹上神圣的光彩，用美丽远景和传统力量来鼓舞知识分子参加斗争；另一方面又同样用历史进化的观点制造了到达未来美好社会的无穷阶梯，把大同世界推到遥远的未来，用幻想来抵制一场可能引起的革命灾难，为这场不可捉摸的大变革戴上温情脉脉的面纱。

因此，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来看，丝毫没有现实生活的基础，是彻头彻尾的幻想；而作为一种历史性的思想潮流来看，它植根于当时的社会生活，反映了改良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幻想是弱者的表现。康有为对中国前途的幻想，正是刚刚诞生的中国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可以说，他的大同学说集中概括了当代知识界的憧憬和追求、迷惘和苦闷、恐惧和愿望。

三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任何为人类的长远未来设计方案的企图都不可避免地要成为测字算命式的臆想。康有为大同思想中大量的荒诞呓语是不足为奇的。奇怪的是这个资产阶级代言人，这个极端害怕革命的“救世主”，竟把自己的政治思想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颜色。且看他是怎样描绘大同世界的：

（1）大同之世，“必去人之私产”，“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举天下之田地皆为公有，人无得私有而私买卖之”；“天下之工必尽归于公，凡百工大小之制造厂、铁道、轮船皆归焉，不许有独人之私业”。

（2）大同之世，生产力高度发展，“电汽极精，飞船满空”，“机器日精”。因此，人们劳动时间将大大缩短，每天“仅三四时或一二时已足，自此外皆游乐读书之时”。在大同世界里，劳动“不惟无苦，而反得至乐”。

（3）大同之世，实行计划经济，消灭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各自为谋”，“不能统算”，“销售与否，多寡孰宜，无从周知，无从预算”的盲目状态。

（4）大同之世，没有国家机器和阶级镇压的各种工具，“亦无帝王，亦无君主”，“刑措不用，囚狱不设”，“无国之争，无家之私，无军兵之拥”。

（5）大同之世，“太平之道，人人无苦患”，“人人极乐，愿求皆获”，“人皆有乐而无忧”。

我们可以惊奇地发现，康有为对大同世界的描绘，包含着多少有意思的想法！当然，这些想法很难说是出自康有为的独创和发明，因为在西欧国家，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学说早已风起云涌，上列《大同书》中的想法也大多为西欧的思想家所表述过了。康有为所描绘的大同世界，与其说是一幅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蓝图，倒不如说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事实上，《大同书》中曾一再指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虽然“略近升平”，但仍然有种种苦难，“比之大同之世”，“邈如天渊”。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必须加以解释的问题。在当时，中国所面临的不是从资本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的问题，而且恰恰相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是向上发展和唯一可能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制度还是没有成熟的果实，康有为本人就是浇灌这个果实并等待着摘取它的园丁。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由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提出这样一种带有主观社会主义色彩的政治理想，这显然是很不协调的矛盾。他实际上争取的正是自己所批判的，他所努力鼓吹的却是自己不可能达到的。

全部问题在于：康有为所代表的那个阶级，不是在别的历史时期、别的社会环境下产生的资产阶级，而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中产生的资产阶级。

在英国和法国等资产阶级革命发生较早的国家里，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面临的任务是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他们借助人类思维的理性来反对封建特权和封建压迫，反对迷信和偏邪，他们相信所谓“永恒的正义”，宣称人权产生于自然，因而是神圣的、有尊严的，宣称人们的自由和平等是不可侵犯的。这些原则在打扫封建主义的肮脏马厩时已经足够用了。但是当资产阶级胜利之后，特别是到了19世纪末期腐朽的垂死的帝国主义阶段，“理性王国”完全走到了它的反面，“人权”变成了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特权，“自由”变成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失业、破产的自由。资本主义的贪婪、残酷和吃人本性已经暴露无遗。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工人阶级为推翻现存的吃人制度而展开了如火如荼的斗争，殖民地人民为摆脱受奴役地位、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正在进行着英勇不屈的反抗。和启蒙学派的光辉约言相对照，“理性”胜利所建立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乃是一幅极度令人痛心失望的讽刺画。在这样的历史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的进步思想家就不可能简单地重复西方启蒙学派的“理性王国”方案，特别是对中国来说，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已经进行了半个世纪之久。在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下，中国人民受尽了折磨和苦难，任何一种美化资本主义，把西方国家说成“永恒正义”化身的说教，都将被广大人民群众所唾弃。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度里，那些真诚的、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家，既要割除封建主义长期溃烂的脓疮，又希望防止在西方国家已经发作的资本主义痼疾。这样，西方已经盛行的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就为他们所借鉴，他们从各种社会主义的思想武器库里拖来了称手的兵器。

这里，我们不免要联想到孙中山。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代表康有为在提出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的同时，提出了大同理想；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代表孙中山在提出民主共和国政治纲领的同时，提出了民生主义。孙中山说，民生主义是鉴于“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的不合理现象而提出的，目的是“不愿少数富人专利”，使“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康有为和孙中山，一个改良，一个革命，同样都提出了批评资本主义的主观社会主义。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

对康有为和孙中山的全部理论与实践活动来说，重要的不是他们同样带有主观社会主义的印记，这种印记丝毫没有妨碍他们争取资产阶级制度的实现。这里最重要的是他们怎样改造从西欧借鉴而来的社会主义思想，以适应面临的任务，怎样填平在长远目标和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怎样为达到理想社会而制定自己的行动纲领。正是这一些，体现了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原则分野，表现了康有为和孙中山截然相反的政治立场。

孙中山的行动路线是：在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同时，设法防止资本主义灾难的泛滥，这就是所谓“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这种不畏惧巨大变革、对未来充满信心的积极态度，促使孙中山和其他革命者行动起来，为立即实现美好的未来而坚决斗争。

康有为的行动路线是：把大同世界推到遥远的未来，甚至其“绵远以千数百年计”。实际上，大同世界就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空中楼阁。他谆谆告诫人们，千万不要把大同理想误认为是可以立即实现的政治纲领。他说：“夏葛冬裘，各有时宜，未至其时，不得谬援比例。”这种无限期地推迟以至取消大同世界的消极态度，表现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畏惧行将到来的大变革，畏惧积极斗争的人民群众。改良派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仅仅剩下向统治者叩头上书，乞求恩赐，就仅仅是一枝一节、一点一滴的改革。这条道路终于使他们滑进了反革命的泥塘。结果，他们变成了投靠权门的走卒和一心维持现状的反动派。

四

毛泽东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真正的“大同世界”，只有在无产阶级成长壮大起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革命专政才能够到达。当然，康有为形成大同思想的时候，中国还不具备这样的客观条件。

既然实际生活的发展还没有准备好通向大同世界的途径，那么康有为就只好依靠头脑来“创造”它，“发明”它。他和其他的历史唯心主义思想家一样，乞求人类“本性”的帮助，用康有为的话来说，就是“不忍之心”。人类靠什么走入大同世界？靠“人人皆有此不忍之心”。这个“不忍之心”发挥着奇妙的“吸摄之力”，使得人们像磁铁一样被“吸摄”在一起，相互关怀。梁启超介绍康有为的学说时写道：“先生之论政论学，皆发于不忍人之心，人人有不忍人之心，则其救国救天下也，欲已而不能自已。”康有为面向主观世界而背对客观现实。在他的头脑里，整个宇宙都以“不忍之心”为轴心而旋转。巍峨的大同殿堂也就建筑在这散沙一般的唯心主义基础上。

康有为以仁慈的“不忍之心”关怀着世界上所有的人，他的大同之路是一条普度众生的路。他甚至像一个吃斋修行的虔诚老妪一样，把动物界的鸟兽虫鱼都纳入自己所要超度的行列。在这个抽象的“不忍之心”所主宰的世界里，当然不允许有阶级斗争，不允许有对于剥夺者的剥夺。苦难的人类呀！忘掉仇恨，相互“吸摄”，丢弃“私心”和“争心”，不分贵贱贫富，彼此拥抱吧！彼此亲吻吧！这就是康有为这位自命不凡的“救世主”严肃认真地给芸芸众生所指引的大同之路。

我们看看这位“救世主”慧眼中所观察到的世间苦难，也许是不无意思的。在这里，他也表现出对劳苦人民的同情。他说：

哀彼农民，劳种而无少获。举家勤动，终岁不休，而八口嗷嗷，粒食不得。

农夫失收而狼顾，工人罢业而家食，主吏追租而锒铛，室人交谪而远适。

但是，康有为的这种同情是廉价的。他根本不想一想造成劳动人民苦难的根源何在，当然也不会把同情导引到对于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痛恨。相反，这些廉价的同情被湮没在大量的对于一般的“人”的普遍同情的呓语之中，或者说，对于劳苦群众的同情只不过是对于一般的“人”的同情所偶然举出的若干例证。《大同书》一共列举了38种人生苦难，其中涉及社会问题的只有将近一半，另外一半完全是谈自然现象，例如生老病死、水火疫疠等。在康有为看来，只要是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都逃不过这些苦难。在另一半接触到社会问题的有关人生苦难的叙述中，《大同书》也总是“不偏不倚”地把怜悯普遍地施舍给众生。这部书里甚至还辟出专门章节来讨论“富人之苦”、“贵者之苦”和“帝王之苦”，等等。

康有为所观察到的人是抽掉了阶级属性的人，是丧失了社会基础的人，这样的人在现实世界里是不存在的。真实的人不是作为剥削阶级而存在，就是作为被剥削阶级而存在。康有为偏偏要大家相信他的抽象说教，要大家抛弃“过激”的阶级斗争，要人们彼此相爱而不要彼此仇恨。毛泽东说：“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

康有为既然避开了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当然他就既看不到造成人生苦难的真正根源，也看不到解脱人生苦难的真正动力。他在解释苦难的原因时，把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各个方面拼成一只替罪的九头鸟，这就是他所说的“九界”，包括国界（国家）、级界（等级）、种界（种族）、形界（男女）、家界（家庭）、产界（财产）、乱界（政治）、类界（动物）、苦界（生活需要）。他说：“总诸苦之根源，皆因九界而已”，“吾救苦之道，即在破除九界而已”。康有为抓来了这只九头鸟，也就算找到了通往大同的捷径。这位救苦救难的圣人就像和风车搏斗的唐吉诃德一样，在自己的主观世界里和这只不祥的九头鸟厮杀起来。在康有为看来，尤为妨碍人类到达大同世界的是“九界”中的“家界”和“国界”。因此，《大同书》里着重阐发的就是“去家界”和“去国界”，即所谓“欲至太平独立性善之美，惟有去国而已，去家而已”。

据康有为说，到达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消灭一切私有财产，“其事甚易”，这里不需要激烈的阶级斗争，不需要剥夺被剥夺者，只需要“去人之家”就行了。他写道：

男女皆平等独立，婚姻之事不复名为夫妇……行之六十年，则全世界之人类皆无家矣，无有夫妇父子之私矣。其有遗产无人可传，其金银什器皆听赠人。若其农田、工厂、商货皆归之公，即可至大同之世矣。

康有为认为，有了家庭才有私有财产，家庭消灭了，私有财产也就跟着消失了。这真是近便得无以复加的大同捷径！

在《大同书》里，走向大同世界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去国界”。康有为认为，人类有国之后，“各私其国”，于是“养成争心，养成私心”，结果是大吞小、强并弱，兵连祸结，争杀无已。那么，怎样才能“去国界”？说来可笑，他的办法是：

盖分并之势乃淘汰之自然，其强大之并吞，弱小之灭亡，亦适以为大同之先驱耳。而德、美以联邦立国，尤为合国之妙术，令诸弱小忘其亡灭。他日美收美洲，德收诸欧，其在此乎，此尤渐致大同之轨道也。

这就是说，由于国界的存在，就产生了强大吞并弱小的不合理现象，所以必须“去国界”；而“去国界”却仍是通过强大吞并弱小的办法，甚至还指定德国和美国为了“实现大同”而去吞并欧洲与美洲。当弱小国家都“亡灭”，而且“忘其亡灭”不再反抗的时候，大同世界就到来了。这种露骨地为帝国主义侵略辩护的立场，实在是对大同世界的恶毒讽刺。

我们考察了康有为的主观世界，看到这位“救世主”挥动“不忍之心”的慧剑，破除“家界”和“国界”，为人类打开了走向“大同世界”的两条最重要的途径。至于他怎样冥心思索去破除其余次要的“七界”，就未必再有必要去详加考察了。

康有为从“不忍之心”的历史唯心主义出发，抹杀客观存在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使他堕落到保皇主义的泥潭中。其实，当康有为勃然作色，喝令革命派结束革命、停止斗争的时候，他恰好是站在反动阶级方面，向人民群众进行着最猛烈、最残酷的阶级斗争！

假使说，康有为大同思想曾经起过积极作用，那也只在戊戌变法期间的一个短暂时刻内，因为那时大同思想的锋芒还针对着封建旧制度。历史在汹涌地前进，大同学说像一块顽石一样，躺在历史的激流中。时间的推移逐渐磨光了它的棱角，改变了它的原来位置。在1901年至1902年大同思想完全成熟和《大同书》最后定稿的时候，它已经成了“明日黄花”，不能适应历史的潮流。到1913年，康有为第一次公开发表《大同书》的前两部，它就成了一个恶意地嘲讽革命的反动作品。1935年，康有为已死去8年，《大同书》才全部公开发表。在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暴风雨中，康有为构筑的大同殿堂这时已经全部坍塌下来，只剩下一片砾堆。

大同思想的破产和康有为的堕落，再一次证明了客观历史的无情。任何一个企图抹杀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的政治派别，任何一个用“不忍之心”“普遍人性”自欺欺人的“救世主”，任何一种妄想把历史纳入主观框框的思想体系，其结果都是要从历史的前进列车中被远远地抛出去，摔成一堆齑粉。

注释

[*]原载《人民日报》，1963年4月6日。

爱国、先进的改革家、思想家谭嗣同[*]

谭嗣同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先进的思想家、改革家，是为救国救民，为中国的独立、繁荣、富强而流血牺牲的伟大人物。在谭嗣同的思想、品质和行动中，有许多值得后人学习与继承发扬的东西。

谭嗣同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反帝反封建的坚强战士。他生于同治四年（1865），比孙中山大1岁，比康有为小7岁。这时正是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一年，外国加紧侵略中国，强迫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清政府被迫赔款割地，丧失主权，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险，中国人民掀起了爱国主义热潮，希望挽救中国、振兴民族。谭嗣同是最杰出的一个。他怀抱对国家、对民族的热爱之心，痛恨帝国主义的侵略。他说甲午战败后，“经此创巨痛深，乃始屏弃一切，专精致思。当馈而忘食，即寝而累兴，绕屋彷徨，未知所出”。他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努力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为了救国必须变法，必须反对封建主义。他激烈地反对封建专制政治，反对封建纲常伦理，要冲决罗网。他是19世纪中国反封建最坚决、最激进的战士。他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他认为“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控诉“数千年三纲五常之惨祸酷毒”，表达了“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的心声。他虽是维新派，却同情革命，呼唤革命，思想超越了维新派。他是大无畏的战士，坚定地反帝反封建，是中国近代的先知先觉，他的言论在当时沉沉黑夜中放射出耀眼光芒，照亮了后人继续前进的道路。梁启超说：“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

谭嗣同又是一位博学多才、知识丰富、中西贯通的学者和先进的思想家。他幼年熟读儒家经典，做过考据注疏，学诗做对联，喜好野史兵法，骑马击剑，谈霸王经世之学，并研究数学和自然科学。他的老家在湖南浏阳，生长在北京，几次到大西北，到过江南，游历全国各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有很扎实的传统学术基础，又努力汲取西方文化的精华，学习西方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形成知识广博、中西兼采的知识体系。这一点正是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的特点。当时正是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中西文化冲突和交流的时代，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抱着旧传统不放，顽固地拒绝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谭嗣同受傅兰雅影响，大量阅读译书，如饥似渴，好学深思，用西方当时的“以太”概念解释仁学，用当时新的自然科学成就说明西学的先进性及学习西方的必要性，用卢梭的“民约论”思想说明君主和人民之关系，抨击封建专制制度。他可说是当时阅读译著、引用西学最多的思想家。《仁学》这本书就是中西兼通的著作。因当时处在向西方学习的早期，谭嗣同所学杂博而并不专精，这是不能苛求的。另外，他对封建学说的反对又有区别。如他反对荀学、反对程朱理学，因为这些是官方哲学，不反对这些学说，中国人就会被束缚在纲常伦理之中，就不能前进。但谭嗣同不反对孔子，他赞成太史公的论六家要旨，认为孔子是春秋时代的一家，孔子和各家都有贡献，但孔子的学说被后儒所歪曲。可见，他虽是很激进的思想家，但对中国的固有文化还能抱分析的态度，并不是全部否定。

谭嗣同是一位政治改革家，是实干家。坐而言，起而行，言行一致。尤其是他为中国改革做出牺牲，无私无畏，为以后20世纪为国家、民族捐躯的无数先烈做了榜样。作为思想家的谭嗣同，其言论主张很精辟，惊世骇俗，振聋发聩。作为实干家，他风尘仆仆，创办了许多学会（算学社、湖南强学分会、测量学会、农学会、不缠足会、南学会、延年会、群萌学会等）、学堂（时务学堂、女学堂、致用学堂）、报纸（《湘学报》《矿学报》《湘报》），还办公司，行轮船，开矿山。在短短的几年中，做了很多实事、很多好事。他把全部精力、时间贡献给社会，谋求社会进步。1898年戊戌维新开始时，谭嗣同在长沙被保举进京，于8月21日到北京。因维新运动碰到阻力，推行不下去，谭嗣同去见袁世凯，想借重袁世凯的兵力进行改革，也是为了有利于国家、民族。由于袁世凯告密，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处死，维新运动只进行了103天，而从谭嗣同进京到被捕只有36天。当顽固派举起屠刀时，谭嗣同毫不畏惧，这时还来得及躲避，他送梁启超到日本使馆，而自己却留了下来。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的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成为千古传诵的绝唱，也鼓舞后继者为了祖国的独立、民主、富强赴汤蹈火，努力奋斗！

总之，谭嗣同的一生值得后人景仰和缅怀。他的思想值得研究，他的行动值得歌颂，他的爱国牺牲精神值得继承和发扬。

注释

[*]原载《语冰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

戊戌变法时翁同龢被罢官缘由辨析[*]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四月二十七日（1898年6月15日），维新运动正在紧锣密鼓地揭开帷幕，变法措施开始颁布时，光绪皇帝忽然发出一道谕旨：

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见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著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

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让许多人震惊得目瞪口呆。翁同龢的学生叶昌炽时居北京，他在日记中写道：“二十八日晨，阅邸钞，虞山师（按：指翁同龢）奉旨放归，朝局岌岌不可终日，如蜩如螗，如沸如羹，今其时矣。”

光绪帝开始变法的时候，怎么把教育自己20多年的亲密老师，曾经推荐康有为、积极支持变法的翁同龢罢了官？这是什么缘故？当时许多人和历史学家认为：这道谕旨并非光绪帝的本意，而是慈禧太后强令光绪发布的，其目的是剪除光绪帝的羽翼，打击刚刚开始的变法。这一解释长期以来得到人们的认同。

以后出现了另一种完全相反的意见，认为翁同龢被罢黜，不是慈禧的主张而是光绪帝的主意。理由是戊戌维新前夕，翁同龢与康有为之间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光绪相信康有为，怕翁同龢在位妨碍变法，因而将翁“开缺回籍”，赶回老家。持此见解者，国内外亦不乏其人，最有代表性的应推旅美华裔历史学家萧公权先生。他在《翁同龢与戊戌维新》一书中对翁同龢被罢官的缘由做了全新的解释，并对翁的思想和政治品德颇有责难。

萧公权先生是著名学者，著作繁富、造诣很深，但他对翁同龢被罢官的缘由以及对翁同龢的政治评价，论证得并不充分。萧先生已作古多年，但类似的见解尚在流行，故笔者仍不免叩疑诘难，一吐自己的想法，本文主要集中在辨析翁同龢被罢官的缘由上。

萧公权先生承认翁同龢与康有为有过一段密切的关系，因翁的推荐，康有为受到光绪帝的器重。萧先生说：“翁与康的亲密关系并未维持很久。在1898年元月至5月间，北京的情势改变了，翁对康的态度亦随之而变，促成这种改变的理由之一，可以从审察当时的情况中推测出来。康有为大胆的观点以及肆无忌惮的作风引起传统派人士的疑惧，许多死硬派官僚极力反对变法。翁那时已是人所共知的康有为之赞助者以及变法的主要推动者，因而迅即成为‘保守派’的众矢之的；他的政敌自然乐于攫住这个机会来为难、打击他。在5月底，情况变得对翁氏十分不利，许多人接二连三地参劾他。正在这个时候，翁氏开始对帝表示他对康氏的憎恶。”[2]这是说翁同龢为了避免别人攻击而疏远康有为，又说翁、康两人对“改革的方向和范围迅速发生了歧见，结果翁曾试图阻止康的激进思想”[3]。“康氏想要利用光绪帝来对抗慈禧太后……仅仅这个因素就足以使翁同龢与康有为分手。”[4]“翁同龢两面做法，一方面赞助他所领导的改革，另一方面压抑其政敌所推动的现代化运动，使许多改革派和所有保守派都不欢迎他。”[5]

萧先生引用《翁同龢日记》中的两段话：

四月初七……上命臣，康有为所进书，令再写一份递进。臣对：与康不往来。上问：何也？对以“此人居心叵测”。曰：前此何以不说？对：臣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

初八日……上又问康书，臣对如昨。上发怒诘责。臣对：传总署令进。上不允，必欲臣诣张荫桓传知。臣曰：张某日日进见，何不面谕？上仍不允。退乃传知张君，张正在寓园也。

萧先生据此说：“翁显然想要摆脱与康有为的关系，希望缓和其政敌的反对，这是一种卑劣的自保手段。它可能震惊并触怒了光绪帝，因而确实使翁氏陷入极大的困境——夹在其顽强政敌之反对与迄今一直信任他的光绪帝的不悦之间。”萧先生还推想，翁屡次受弹劾可能是康有为唆使御史们干的。

我认为，萧先生据此立论，以为翁同龢被罢官出于光绪的意旨，论据是不充分的。

首先，根据《翁同龢日记》来论证翁、康关系，使人不能无疑。尽管翁的日记史料价值甚高，但在翁、康关系上未可全信，因为戊戌政变、康梁逃亡、“戊戌六君子”被戮，翁同龢的处境很危险，随时可能获重谴。故戊戌前一段日记经过重新缮写，翁亲自删改，隐讳了翁和康的真实关系。此问题已经汤志钧先生在《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中详细论述。即以翁同龢推荐康有为一事而言，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但翁日记中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记载，甚至日记中矢口否认自己推荐过康有为。翁同龢不敢把自己和康有为的真实关系和盘托出，极力和康划清界限，以免被守旧派抓住把柄，惹来更大灾祸。在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中，翁用心如此及其重缮、删改日记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今天仅以《翁同龢日记》来论证翁、康关系，就难以让人深信无疑。

为了弄清翁同龢开缺回籍的缘由，我们可以找到许多证据，看看当时绝大多数人做何解释。这些人的身份和经历使其均有充分的作证资格。

第一个人即是戊戌变法的领导者康有为。萧公权先生说，翁、康之间的矛盾，翁对康“憎恶”导致光绪帝罢黜了翁同龢，如果这样，那么康有为必会有所表露。但查阅康的言论，只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康南海自编年谱》中记载：

（四月）二十七日诣颐和园，宿户部公所。即是日，懿旨逐常熟，令荣禄出督直隶并统率三军，著二品大臣具折谢恩并召见，并令天津阅兵，盖训政之变，已伏于是。于是知常熟之逐，甚为灰冷。

时旧党焰甚炽，常熟频被劾。

（翁）以割胶事为罪谤所归，荣禄嗾其私人劾之，常熟卒以是逐。常熟去官后云悔不听我言也。

这里，康有为十分明确地指出：翁的罢黜出于西太后的“懿旨”，翁被弹劾是因“旧党焰甚炽”，是荣禄嗾使（并非如萧公权先生怀疑的康有为的嗾使），而且翁被罢黜，康有为感到心灰意冷，可见翁、康矛盾导致翁被罢黜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我们还可以举出康有为在不同时间所写的诗作证。第一首诗是政变后康有为刚刚逃到日本时所作的《怀翁常熟去国》，诗云：

胶州警近圣人居，伏阙忧危数上书。

已格九关空痛哭，但思吾党赋归欤。

早携书剑将行马，忽枉轩裳特执裾。

深惜追亡萧相国，天心存汉果何如？

此诗所说是康有为在德占胶州湾后第五次上书被阻未上达，欲离北京，翁同龢亲至南海会馆挽留。可注意的是此诗有康有为的注文：“十一月十九日束装将归。先是常熟已力荐于上，至是闻吾决行，凌晨来南海馆。吾卧未起，排闼入汗漫舫，留行，遂不获归。及常熟见斥，吾又决行。公谓上意拳拳，万不可行。感遇变法，且累知己，未知天意何如也。”此诗注中不但述说翁同龢从前到南海会馆挽留康的情形，而且说翁被罢官后还劝康不要离京，康有为对翁同龢极为感激，绝不像要排挤掉翁的样子，称“感遇变法，且累知己”，他把翁同龢比作萧何，自比为韩信，认为翁被罢官是受自己的牵连，可见康有为心目中自己与翁的关系是何等亲密。翁同龢被罢官后还在北京停留了半个月，于5月13日启程回常熟原籍，在半个月间有可能曾和康联系，仍劝康不要离京，“上意拳拳，万不可行”。我们现在弄不清楚的是亲自会面还是托人传言。由此可见，翁同龢直到最后离京时尚与康有联系，他在日记中“与康不往来”之说不可全信。这类话明示与康划清界限，有可能是为了避免惹祸而后来窜入的。

第二首诗是在得知翁同龢逝世后所写的对翁的哀词：

海山凄断海风酸，忽听山颓最痛辛。

誉士岂闻才百倍，救公何止赎千身。

萧何能荐登坛将，王猛曾为入幕宾。

岂料七年悲党狱，竟成千古痛维新。

此诗所表达的对翁的悼念之情，极为深挚，再一次把翁比作萧何，丝毫没有流露什么翁、康矛盾。

第三首诗也是对翁同龢的哀词：

中国维新业，谁为第一人？

王明资旧学，法变出元臣。

密勿谋帷幄，艰难救国民。

峨峨常熟相，凿空辟乾坤。

此诗称翁同龢为中国维新第一人，“艰难救国民”“凿空辟乾坤”，赞誉备至，评价极高。如果翁、康之间在戊戌年已有严重的矛盾，康有为能写出这样的诗句吗？

我们再请出第二位证人，就是维新变法的另一位领袖梁启超。他当时在北京，是深知翁同龢开缺回籍底细的人。他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说：

自四月初十以后，皇上日与翁同龢谋改革之事，西后日与荣禄谋废立之事。四月二十三日皇上下诏誓行改革，二十五日下诏命康有为等于二十八日觐见，而二十七日西后忽将出一朱谕，强令皇上宣布，其谕略云……（按：即翁同龢开缺回籍之谕，从略）皇上见此诏，战栗变色，无可如何，翁同龢一去，皇上之股肱顿失矣。

梁启超接着又指出，翁同龢被罢黜起因于谏阻巡幸天津。他说：

荣禄讽御史李盛铎奏请阅兵，因与西后定巡幸天津之议，盖欲胁皇上至天津，因以兵力废立。此意满洲人多知之，汉人中亦多有为皇上危者而莫敢进言。翁同龢知之不敢明言，惟叩头谏止天津之行，而荣禄等即借势以去之，皇上之危险，至此已极矣。

按照梁的说法，翁同龢开缺不是出于光绪主动，而是由于翁极力保护危在旦夕的光绪帝，谏止巡幸天津。

梁启超自言，他写作《戊戌政变记》是出于政治需要，或有夸张失实之处。但梁在此处所谈翁同龢被罢官原因系得自可靠方面消息，既非事后推测，亦非道听途说。梁当时给他的好友夏曾佑写过两封信，信中说：“二十八日康先生召见，闻今上圣明，诸大臣皆无及者，实出意外，惜覃溪（按：覃溪为翁方纲之字，此处指翁同龢）以阻天津之幸，至见摈逐，未能大启天下之蒙耳。康先生从容度无所补救，亦将南下。”另一信中则说：“常熟去国，最为大关键，此间极知其故，然不能形诸笔墨，俟见时详之。南海不能大用，菊生无下文，仆之久不察者，率皆由此而生也。仆已于前日举行察看之典，未知下文如何耳！初时极欲大办，今如此局面无望矣。科举一变，则守旧之命脉已断，我辈心愿亦几了矣。日间必出都，相见不远也。”前一封信写于戊戌年五月七日，离翁同龢被罢官的时间仅10 天，后一封信亦写于五月，时间也很近，这可以视为梁启超闻翁被逐后的最早反应。梁当时已指出，此事“最为大关键”，翁被逐的原委“此间极知其故，然不能形诸笔墨”。看来，梁得到了机密消息，或即指废立光绪的阴谋和翁谏天津巡幸，这种宫闱秘密不能在信函内明说，留待以后当面再说。梁启超还把康有为、张元济的“不能大用”和“无下文”的原因归于翁同龢的被逐。康、梁因此甚为沮丧，康要南下，这和本文前面所引康有为《怀翁常熟去国》一诗的注文中所言相符合，梁也决心要出都。梁说，由于翁被逐，虽不能大展抱负，但如果废除科举，断了旧派的命脉，自己的心愿也就了却了。看了梁启超这两封信中所说的意见和表露的情绪，谁还能相信翁同龢被罢官是由于翁、康矛盾，是出于光绪的主动？

为翁同龢开缺回籍缘由作证的第三个人就是光绪皇帝。他是第一当事人，最有作证资格，他虽没有留下直接的证言，但从其他人所引与光绪的谈话中可以找到间接的证据。

四月二十八日，翁同龢罢官后的第二天，光绪分别召见了康有为和张元济，康有为在逃亡时曾和《中国邮报》的记者谈话，提到皇帝的这次召见。当时康有为向光绪帝陈说不能依靠守旧大臣实现变法，“皇帝对这些话的答复使他非常着急，因为实际上他没有黜革这些高级官员的权力。他说，这个权力是握在太后自己手中”[6]。如果四月二十七日光绪帝真的主动黜革了朝中最重要的大功臣、自己的老师翁同龢，那么光绪不应当如此健忘，第二天还对康有为说自己“没有黜革这些高级官员的权力”。反之，如果光绪对康有为说过以上的话，那么正好证明前一天黜革翁同龢是出于西太后的意旨，而非光绪帝的意旨。

慈禧太后怎样黜革翁同龢，并未留下记录，但我们仍可从另一个重要官员张荫桓的遭遇中略窥翁同龢被黜逐的情况。张荫桓与翁同龢实际上是同案的被告，两人都赞成变法，都推荐过康有为，同署办公，处理外交，关系密切，又同受御史们参劾。因此，翁同龢开缺回籍，张荫桓亦岌岌可危。但张仍安然做官，免受处分，直到维新运动失败，“戊戌六君子”被杀，张荫桓才论罪遣戍新疆。为什么翁同龢被黜逐时张荫桓未受惩处？张本人透露了宫廷高层会议的情况。从这次会议中可以看出当时是谁在主持对高级官员的惩处。张荫桓后来遣戍新疆，路上同两位押解他的官员王庆保、曹景郕谈到晚清的政治内幕，王、曹二人写成《驿舍探幽录》，其中谈到翁同龢被罢黜时张荫桓处境可危，原文较长，但因能看出当时处分高级官员的程序，故部分录出：

某等因问曰：夏间翁常熟罢官，外间谣传，颇有波及，确否？

张答曰：今年五月初五有查抄虚警。先是太后密召英年，令传谕崇礼，谓张荫桓有应查办事件，着其预备。是日，太后在颐和园召见庆邸、廖寿恒、刚毅，问：近日张荫桓遇事颇为专擅，参奏甚多，尔等有所闻见否？廖寿恒奏对以总理衙门所称能办事者，惟张荫桓一人，实亦非伊不可。太后闻之怒甚，因云：似尔所言，若张荫桓死了，则将如何？当下诸臣俱碰头莫敢一言。移时，太后复云：我亦知张荫桓颇能办事，究竟有无专擅之迹？廖寿恒等见太后盛怒，因奏对曰：张荫桓在总理衙门遇有事件，有与同官商议者，亦有一人专主者，缘张荫桓所识洋人颇多，凡交涉密议，行踪诡密，旁人不得闻知。时皇上亦侍侧，太后因言张荫桓遇事专擅，皇帝明日叫起入见，可以严加申饬，使知警戒。是日，廖仲山以事过寓，初谈闲话，语次因言及今日在颐和园召对如此如此，太后颇怒，甚代惊恐。余遂向询刚子良曾代我说话否？廖云：伊亦颇为力言。余意甚不平，因谓本衙门明日亦有事，当递膳牌，俟觐见看皇上若何。

廖仲山辞去，余因出城拜客，次早入朝至军机处，遇庆邸，告以昨日这事甚险，并将奏参专擅营私各折令看。余见谤书盈箧，不胜气忿，意谓圣意万一难回，惟有请皇上罢斥查办，容当上折申辩。看完，当即叫起，同起者，首庆邸、次廖寿恒、次刚毅，时王文韶初入军机，班在第四，连余五人同入。当闻太监传语，张大人垫子在南边，余跪聆皇上谕云：奏参各折，尔看见否？余奏对云：臣已看过，臣在总理街门，某事系与某人商议，某事系同某人会办，均可查考。惟某条约，系臣一人专主，然亦众所共知，并未专擅。皇上因向廖寿恒云：尔昨日对太后所言，今日何不陈说？廖寿恒奏对云：昨日太后询问臣等，对以张荫桓在衙门办事，有与同官商议者，亦有一人专主者，系属实在，臣不敢欺。

皇上又向刚毅等问：尔有何言？刚毅等惟只碰头。皇上略谕庆邸云：传知张荫桓，不必忧虑着急，仍令好好办事。刚毅因接口传谕云：有恩旨，令张荫桓改过自新。余闻之心中愈觉愤懑，意谓本自无过，何云自新。故当时并未碰头谢恩。皇上旋谕云：尔先下去。余即下来，须臾皆出。我复对庆邸等云：余意仍欲上折申辩，经众相劝，谓一天风雨已散，何必再行多事？因而中止。[7]

张荫桓这段长篇叙述，略能揭示当时惩处高级官员之程序和内幕。第一，翁、张本属同案，同时受弹劾。这年闰三月安徽藩司于荫霖劾李鸿章、翁同龢、张荫桓“误国无状”。四月，御史王鹏运劾翁同龢、张荫桓“朋谋纳赂”。第二，四月二十七日，翁被黜逐，八天以后，即五月初五日，讨论对张荫桓的处理。第三，对张荫桓的处理，完全由西太后主持，开始时太后“盛怒”，已令崇礼“预备”，崇礼时为步军统领，职司卫戍，后来政变时“戊戌六君子”即是步军统领衙门捕拿和正法的，可见西太后本欲将张荫桓捕拿下狱。第四，张荫桓之所以免罪是廖寿恒、刚毅竭力帮着说话，尤其是刚毅的进言，使太后息怒。当时，刚毅极得太后宠信，故张荫桓向廖寿恒打听“刚子良曾代我说话否”。张荫桓知道，刚毅的话最能起作用。第五，光绪虽参加了会议，却一言未发，他不赞成西太后的意旨，但又不敢违拗。第六，太后对张荫桓的态度缓和后，仍令光绪帝出面，对张“严加申饬，使知警戒”，似乎处理过程均由皇帝主持，使运作程序合法化。实际上太后操纵一切，光绪只能奉命唯谨。第七，翌日，光绪帝召见张荫桓，语气温和，劝慰有加，并未“严加申饬”，和太后的盛怒迥然不同，这体现了皇帝和太后对此案的不同态度。

由处理张荫桓的会议可以推想八天前处理翁同龢的情况，两人本属同案，而翁的资历、威望、官职皆在张荫桓之上，要黜逐他，至少也要经过类似级别的会议。太后从甲午战争以后，因翁主战与力主节减庆典经费，积憾已非一日，加上荣禄、刚毅日进谗言，其盛怒亦可想见。会议上，除光绪可能曾为翁师傅求情而遭申斥，刚毅只能落井下石，所以翁同龢遭谴是必然的，但翁同龢毕竟是两朝帝师，又无明确罪状，西太后只能处以开缺回籍，而未将其押拿下狱，但最后处分仍由光绪帝下谕旨宣布，这是亲政后的合法程序。处分翁同龢的过程，我们找不到直接记载，但从张荫桓的谈话中，处理此案系何人主持、何人操纵，已可洞若观火。

以下再看看翁同龢的学生们如何看待此事。这两个学生当时都在北京，经常出入翁门。一个学生是叶昌炽，他在《缘督庐日记》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条中记载：“二十八日晨，阅邸钞，虞山师奉旨放归，朝局岌岌不可终日……二十九日，谒虞山师未值，佩鹤来云，虞山之去，木讷令兄实挤之，或云与郋亭师一案”，又“七月十二日至别墅，适弢甫在允之座，谈极久；瓶师之归，木讷令兄有力焉”。

“木讷”即是刚毅。叶昌炽认为：翁同龢的开缺回籍是刚毅进谗所致，这是他听弢甫所言。弢甫是翁同龢之侄翁斌孙，常年随侍翁同龢。又说“或云与郋亭师一案”，郋亭即汪鸣銮，汪也是翁的学生，是“翁门六子”的第一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冬与长麟一起革职，其罪名是“妄事揣摩，辄于召对时，语气抑扬，罔知轻重，如侍郎汪鸣銮、长麟上年屡次召见，信口妄言，迹近离间”[8]，这是帝后党争中的一幕。叶昌炽和他的朋友们都认为，翁被黜逐是受了后党的排挤。

另一个学生是唐文治，他的《茹经堂文集》中有《纪翁文恭公事》：“戊戌春，公保工部主事康有为通达时务可用，刚（按：即刚毅）随密奏太后，谓公植党荧惑圣听，四月二十四日（按：应为二十七日，此处唐文治误记）公奉旨开缺回籍，是日，适公生辰也。呜呼！刚之计可谓巧而毒矣。公丝毫无愠色，越数日，即行，至正阳门外，送者数百人，车马阗噎，有痛哭流涕者。公独坦然谓文治曰：‘人臣黜陟，皆属天恩，吾进退裕如，所恨者不能复见皇上耳。’”叶昌炽和唐文治皆翁门弟子，当时皆在北京，亲见翁被黜逐，他们所说的话，可信程度是很高的。

另一个证人虽非翁门弟子，且身在上海，但与帝党、维新派关系密切，他就是郑孝胥。在听到翁同龢被罢官的消息后，郑孝胥就知道是守旧派排挤所致。他在日记中说：“廿七日，翁既逐出，拟旨者乃刚毅、钱应溥、廖寿恒等也。度其情形，翁必力主上以变法自强，满洲人及守旧之党遂构于太后而去之。翁去则上孤，而太后之焰复炽。满朝皆伧楚，亡在旦夕矣。”[9]郑孝胥熟知当时的斗争形势和派系分野。他虽在上海，却在翁被罢黜的第三天（二十九日）得到电讯，即时在日记中做出如上反应。

还可以举出一位不知姓名的维新派（疑即梁启超），政变后逃到日本，给日本政府和会社写了一封信，缕述政变原因，其中把翁同龢被逐视为西太后剪除光绪羽翼的措施：“皇上年既渐长，而外患亦日弥。数年以来，屡思发愤改革，皆见制于西后。凡皇上有所亲信之人，西后必加谴逐，甲午年之窜安维峻，乙未年之褫长麟、汪鸣銮，革文廷式，今年四月之逐翁同龢，皆此类也。盖其意务欲剪尽皇上之羽翼，去尽皇上之腹心，使皇上孤立于上，然后能任其所欲为，此历年以来西后夺权之实情也。”[10]此人看法与梁启超、郑孝胥相同。

再来看看当时在华的外国人如何认识翁同龢的“开缺回籍”。一个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他在中国办报多年，交游甚广，曾替翁同龢起草维新计划。他在《留华四十五年记》中说：“恭亲王于六月间死去，照惯例翁同龢应该补他的缺，但是慈禧将职位畀予了他的亲戚及忠心拥护者荣禄，而把翁同龢免了职，这个举动虽然发生在政变前的三个月，但对于皇帝对慈禧的短期的独立来说是第一次的打击。翁同龢免职后，慈禧临朝，命令各大臣直接向她呈奏。”李提摩太认为，翁同龢开缺是西太后对光绪的一次打击。

另一个外国人贺壁理，当时住在天津，听到翁开缺后写信给《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他说：“15日的诏书（按：阳历六月十五日，阴历为四月二十七日，诏书即翁开缺回籍的谕旨）构成了一次政变。它的重要性在于即使不是真正废黜了，也是实际上废黜了皇帝，这样说不算夸大。……慈禧太后……胁迫这位可怜的年青皇帝革去了他的最忠诚的支持者翁同龢的官职。”[11]这位外国人甚至把翁同龢被罢官等同于“实际上废黜了皇帝”。对照萧公权先生所说光绪主动罢免了翁同龢，差距何啻十万八千里。

我们还可以找到当时许多熟谙晚清政局的历史学家们的记载：

苏继祖是一位同情变法维新的历史学家，他写了《清廷戊戌朝变记》，记载四月二十七日：“谕旨三道（按：即翁同龢开缺、召王文韶入京、荣禄署直隶总督），皆奉太后交下勒令上宣布者。皇上奉此谕后，惊魂万里，涕泪千行，竟日不食，左右近臣告人曰：‘可笑皇上必叫老翁下了镇物了。’”苏继祖所言光绪的态度，和梁启超所言“战栗变色”是一致的。苏继祖写得这样具体，当有所闻而非揣测之词。

另一位历史学家黄鸿寿撰《清史纪事本末》，其中说：“同龢在毓庆宫授帝读最久，因鉴于事变，非变法不足图存，时为陈说于帝前，为太后所闻，撤同龢毓庆宫行走。其荐康有为也，谓‘有为之才，过臣百倍’，请举国以听，太后尤恶其语。又其时天津阅兵废立之谋，渐有所闻，同龢密言于帝，太后侦知之，遂命开缺回籍。”黄鸿寿所说翁同龢因反对巡幸天津而遭罢黜，也与梁启超所说符合。

胡思敬是反对维新变法的，他所写的《戊戌履霜录》对维新措施抨击颇多，他也说：“或谮翁同龢于太后，太后恶之，又追咎中东战事，免其官，放归田里。”“翁同龢以毓庆宫旧恩，颇蒙宠幸。奕没，太后疑变政之举，皆同龢向导，逐之去位，上孤立失所恃。”胡思敬虽为守旧的历史学家，但所言翁同龢被罢逐，与其他人所言是一致的。

恽毓鼎是长期陪侍光绪帝的臣僚，他在《崇陵传信录》中说：“先是钱塘汪侍郎鸣銮奏对当圣意，屡召见有所陈，太后闻而恶之。忽传懿旨以迹近离间褫汪职，因此尤忌翁，猝用朱笔逐之。盖不欲其在上左右也。”他把翁的被黜与汪鸣銮的被褫职联系在一起。

为慈禧立传的费行简在《慈禧传信录》中说：“奕、李鸿藻相继殁，荣禄遂赞密勿，然事皆同龢主之。……荣禄嘱莲英言于后，谓同龢专横，且劝帝游历外洋。后闻大骇，召帝诘之。帝辩无是事，后弗信，竟自为旨，逐同龢去。”他把翁被罢黜归结为荣禄的谗谮。

金梁在《四朝佚闻》中则把翁被黜逐归结为奕临终时的遗言：“光初朝局，系翁一言，同僚议事，偶有不合，翁辄怫然，常入报帝，必伸己意，众已侧目，而恭久受挫，积憾尤深。病笃临视，太后问以遗言，泣奏翁心叵测，并及怙权，遂骤下罢斥之谕。或谓孙（按：指孙毓汶）实代草，所述皆翁对恭状，而引入严旨，乃成跋扈权臣矣！翁实不能负此重咎也。”

还可以举出陈夔龙、张元济、罗惇曧等人的证言，所言亦类似，不赘引。这里不管是维新派、帝党官僚、守旧派、历史学家或外国人，无不把翁开缺回籍之缘由归于守旧大臣的排挤和西太后的意旨。虽在具体情节上稍有差异，但慈禧之黜逐翁同龢，众口一词，已成信史。现在时隔几十年，举出《翁同龢日记》中所说光绪曾几次责备翁同龢，翁自言与康有为“不往来”，称康“居心叵测”，由此推论因翁、康产生矛盾，关系已决裂，光绪袒护康有为而罢黜翁同龢，实难令人信服。这种说法如何能和康有为所说“懿旨逐常熟”相调和？如何能和光绪帝当时所说自己没有黜革高级官员的权力相调和？又如何能和当时许多人的证词相调和？除非能够证明以上所引大量证词俱为虚妄伪说，否则光绪罢黜翁同龢之说不能成立。

即使完全相信《翁同龢日记》中所说光绪曾多次责备翁同龢，也得不出光绪主动黜逐翁的结论，责备与黜逐不是一回事。光绪帝年轻气盛，甲午战败后忧愁焦虑，急思变法自强，与大臣议政时多所责难，不能因有责备即认为光绪帝主动罢黜了翁同龢。光绪帝完全了解当时阻挠变法的是一大群守旧官僚，如果光绪帝不是疯子，当不致自坏长城，黜逐在当权大臣中唯一支持变法的人。如果光绪真拥有罢免高级官员的权力，那么他应该首先罢免荣禄、刚毅之流，而不该拿自己的师傅翁同龢开刀。

萧公权先生从翁同龢被黜逐前夕的日记中找到光绪责备翁的材料，断言翁被黜逐出于光绪的意旨。我们同样也可以找到此时光绪和翁同龢关系融洽的材料，以反证翁被黜逐并非出于光绪本人的意旨。

四月二十二日，也就是翁同龢被黜逐的前五天，光绪帝命翁同龢草拟《明定国是》，这是宣布变法、确定国家大政方针的重要文件，翌日，宣布此诏书，“百日维新”从此开始。翁的学生张謇在翁书房中亲见“虞山所拟变法谕旨”[12]。如果光绪不信任翁同龢，立即要黜逐他，那么怎么能把这样重要的变法文件交给翁起草？

即使是在翁的日记中，不少地方也表现出当时光绪对翁同龢的眷念与关注：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翁召对时，突发汗证旧疾，光绪很着急，令太监扶掖，送归寓所，又派大臣去探视他。翁同龢很感动，他说：“圣恩如此，自憾衰残，无一报称。”三月，翁又受凉发烧，病三日。光绪帝向大臣们“屡问翁某病势如何？垂问谆至”。翁病愈入值，光绪又“垂问再三，问昨归途如何？到家如何？饮食如何？”。翁同龢对皇帝的关心“感激无地”，从这些记载中丝毫看不出他们君臣师徒之间的关系已达破裂程度。

翁同龢遭罢黜前三天（四月二十四日），戊戌科新进士传胪，状元为贵州夏同龢，光绪帝因新科状元与师傅同名，表示高兴，召见军机时对翁同龢说：“今科状元夏同龢与师傅同名，诚为佳话，足见君臣一德，遭际攸隆。”[13]如果三天以后光绪要主动黜逐翁同龢，那么当无这种高兴的表示。

翁同龢被黜逐的四月二十七日，适逢翁的生日，后党对翁切齿痛恨，故而偏偏要在这一天下谕黜逐翁，故意羞辱他。如果出于光绪帝一时冲动，罢免师傅，他和翁相处日久，感情很深，当不会选定这个日子去刺激年迈的师傅。

翁同龢开缺回籍的缘由似乎是个小问题，但它涉及戊戌时代的党派分野与对翁同龢的评价。如果翁为慈禧所逐，表明了这是后党有计划进攻的重要一步；如果翁为光绪帝所逐，只能说明这是维新阵营内部的同室操戈和失去理性的自残行为，而对翁同龢的评价亦随之而异。萧先生在论述翁被黜逐出于光绪意旨的同时，又严厉地抨击翁，说翁被黜逐，不仅是翁同龢、康有为意见分歧所致，而且还因为翁妒忌康有为，与康争夺领导权，批评翁在政治上没有原则，时而反对新政、反对修建铁路，时而支持变法、支持维新。又说：翁的主张以个人利害为转移，经常改变态度，没有一贯立场，“翁尝试排除康氏，却反而迅速导致自己的失势”。

诚然，翁同龢是出身名门、笃信旧学、受传统教育的老臣，和康有为等具有较激进改革思想的人不可能完全一致，翁对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中表露的历史观、政治观也不会赞成，但这并不妨碍他对变法的支持，正像湖南巡抚陈宝箴那样，曾竭力反对康的著作，上奏请求劈版禁毁，但并不妨碍他在维新运动中支持康、梁，在湖南积极推行新政。翁同龢当时和光绪帝、康有为一样忧心国事，谋求变法，因此，他们能够成为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同盟者。翁同龢举荐康有为，表现了求贤若渴的忧国襟怀，故康有为终身不忘，把翁称作“维新第一人”，比作汉初的萧何。萧公权先生把翁之荐康解释成翁利用康有为以排斥李鸿章、张之洞等政敌，在翁利用康有为之后，康声望提高，被旧党攻击，翁又怀着“自保”和“妒忌”的心理，疏远并排挤康有为，结果反被光绪和康有为黜逐，事情几乎全被颠倒，敌友关系随意置换，卑私、阴暗的权欲支配着一切，这种分析并不符合实际情况，是片面而且无根据的。

李鸿章从甲午战争以后声望大减。戊戌变法时他虽不是翁同龢的同道，但却并非主要政敌，张之洞远在湖北，更说不上与翁有严重矛盾，翁同龢何必要利用康有为去排挤他们？再说，康有为小小的六品主事，并没有排挤李鸿章、张之洞的力量，以后康有为声望提高，也构不成对翁同龢的威胁，所谓“利用”“妒忌”“排挤”“争夺领导权”等纯系主观想象。

萧公权先生除了所举翁同龢为了避祸而努力与康有为划清界限的显然经过改写的日记之外，举不出翁同龢改变初衷、排挤康有为、与康争夺领导权的任何证据。其实，当时翁同龢、康有为以至光绪皇帝都没有真正的权力，他们只有联合起来，向后党争取权力，故翁同龢被逐，康有为“甚为灰冷”，翁、康之间根本无争夺领导权的问题。

至于翁同龢的言论行动，前后确有矛盾。他曾反对修建津通铁路和卢汉铁路（即今之京津路、京汉路），表现出保守的倾向，但却又进呈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以后又引荐康有为，支持变法，表现出进步的倾向。这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而是近代历史人物相当普遍的特征。由于近代历史发展变化很快，人们的思想观点发展变化也很快。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经常会发表不同的言论，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言论。翁同龢不赞成开设同文馆，主张缓修津通铁路，即使这可以作为他思想保守的证据（这里不完全是思想保守，也有财政上的考虑），但以后他思想有所变化，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急谋变法，奋力图强，这是顺应时代的爱国行为，不能被看成“政治上无原则”，“没有一贯立场”。同时代的人物，如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在甲午战争前夕曾上书李鸿章，表现了改良思想的倾向，但甲午战争中目睹清廷腐败无能，毅然走上革命道路，组织了兴中会，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进步。梁启超说过自己常常“以今日之我反对昨日之我”，这恰恰也体现了他能够随着时代不断前进的优点。翁同龢毕竟出身封建官宦家庭，在他身上会表现出难以逾越的阶级局限与历史局限，但在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的关键时刻，他反对妥协，力主抵抗，举荐贤才，支持变法，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精神和革新勇气，这在当时的大官僚中并不多见，应当充分肯定。我们不反对用心理和动机来分析历史人物，可是用并不存在的“自保”“妒忌”心理以及“争夺领导权”来概括翁同龢当时的思想和行为，由此得出光绪帝主动黜逐翁同龢的结论，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又对古人很不公正。

注释

[*]原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年第1期。

[2]萧公权：《翁同龢与戊戌维新》，108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

[3]同上书，111页。

[4]同上书，113页。

[5]同上书，24页。

[6]《中国的危机》，载《字林西报》（香港），1998-10-07。

[7]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

[8]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四十二，《汪鸣銮传》。

[9]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662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

[10]佚名：《新党某君上日本论中国政变书》，见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二），602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

[11]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刘桂梁译，107页，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

[12]《张謇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13]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二。

百年功过论戊戌[*]

100年前的戊戌年（1898），北京发生了一场旨在图强御侮的变法运动，史称“戊戌变法”。

自从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之后，日本逼迫中国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清政府被迫赔巨款、割台湾、开商埠，利权进一步丧失。从此，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更为加紧，各自割据势力范围，抢夺铁路修筑权、矿山开采权，企图瓜分中国。中国有志之士目睹国家艰危，无不义愤填膺，奔走呼号，探索自救之道。1895年，康有为等赴北京应试的来自全国各地的举人上书清廷，反对《马关条约》，要求迁都，实行变法，继续抵抗日本，是为“公车上书”，开变法运动之先河。继之，维新派以变法救亡为号召，在各地建学堂、开报馆、设学会、译书籍，以求中国之进步。维新变法思潮，汹涌激荡，不可遏止。一部分上层统治者，包括光绪皇帝和翁同龢，在外患日亟的刺激下也倾向于变法，起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人士。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申明变法的决心，并斥责守旧大臣：

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

自此日起，光绪帝在维新派的辅佐下，屡颁谕旨，推行新政。至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变法失败，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新政大约有：开制度局以统筹全局；诏举经济特科；命官员保举新政人才；设中国银行、农工商总局以振兴实业；设立矿务铁路总局，催办京汉铁路及粤汉、沪宁铁路；创办京师大学堂，各省设立大、中、小学堂，命选派学生赴外国游学；设译书局以翻译西书；用新法练陆军、习洋操；裁撤衙门以减省冗员；各部删订则例，以求办事简便有实效；鼓励士民上书言事；等等。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反对变法，9月21日，慈禧从颐和园回宫，囚禁光绪，夺取权力，康有为、梁启超逃亡，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戊戌六君子”被捕遇害。一大批支持变法的官吏、知识分子，或被罢官，或被流放，或被拘禁，戊戌变法如昙花一现，归于失败。

中国本来是个封建国家，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政治上是绝对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文化教育上崇尚儒家的纲常伦理，实行科举八股的教育考试制度。这样的国家和英、法等正在飞速发展的资本主义近代国家完全不同，已大大落后于英、法。“落后就要挨打”，因此，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抵抗外国侵略的战争中屡战屡败。事实证明：传统的封建制度在近代世界已不能生存下去。洋务派已认识到外国的先进性，故而用西法制炮、造船，开工厂、筑铁路，但洋务派不想根本改变旧制度，只在器物层面学习西方的长处，以补苴中国的旧制度，无意把中国变成一个摆脱封建制度的近代国家，这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实际含义。戊戌维新派的先进之处在于认识到器物层面的某些改变不可能挽救中国，必须从根本制度上进行改革，把传统的封建专制的农业国改变为近代君主立宪的工业国，以拯救中国的危亡。所以，维新派主张“大变”“速变”“全变”，大大突破了洋务派认可的变革范围。因此，维新派的主张不仅为守旧派所反对，也为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所不容。守旧派与洋务派勾结起来，共同扼杀了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已经过去一个世纪，百年沧桑，神州巨变。戊戌变法以后13年，即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埋葬了延续了2 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戊戌变法以后半个多世纪，民主革命获得胜利。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被推翻，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戊戌变法以后100年，中国人民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正意气风发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抚今追昔，感奋实深。回顾百年前的戊戌变法，它的历史贡献在哪里？它的局限性又在哪里？

第一，戊戌变法的贡献在于政治上要求改变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近代的君主立宪国家。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君临万民，独揽一切，权力不容分割，不受制约，排斥了人民大众参政议政的权利，是造成不公正、不平等以及暴政、动乱、腐败的根源。戊戌时代的维新派强烈要求改变专制制度，他们借用了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思想。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说：“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天下无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岂可因君而累及民哉？夫曰共举之，则必可共废之。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原来巍巍在上、发号施令的“天子”不过是老百姓“共举”出来办事的，办不好事，还可以“共废之”。这样一来，几千年相传的专制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神话被戳穿了，这在当时是十分大胆而新颖的见解，而且他尽情揭露了君主制度下的悲惨现实，直斥“如此黑暗地狱，直无一法一政足备记录，徒滋人愤懑而已”。欧榘甲的《论大地各国变法皆由民起》指出，专制制度是中国贫弱落后的根源。因为在专制统治下，君与民、官与民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人民“屏息潜伏不敢轻议国事以触文法……其民之气既散，益块然干槁，安于醉生梦死”，“外患猝至，乃如摧枯拉朽，莫能御矣”。按照维新派的说法，只有召开“议会”，实行“立宪”，使专制君主的权力有所制约，才能“解生民于倒悬之危，置国家于磐石之安”。

尽管君主立宪的主张客观上只能为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分享政权开辟道路，并不能真正挽救中国，但维新派力争制约君主的权力，摆脱专制主义的束缚，这是有重大意义的进步。人们只有不再相信君权的神圣，从专制君权中解放出来，才有可能继续前进，走上推翻君主的革命道路。所以，戊戌时代这一思想解放为许多知识分子的进一步革命化创造了条件。

第二，戊戌变法的贡献还在于经济上倡导民营企业，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洋务运动中，中国已出现了工厂、矿山、铁路等近代企业，但数量较少，而且大多是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都要挂上“官”的招牌，民营企业则得不到保护。1890年，台湾巡抚刘铭传因基隆煤矿亏损累累，上奏清廷，请求将煤矿改为商办，清廷不准。守旧大臣驳斥道：“民有权，上无权矣。”刘铭传被交部议处。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百日维新”的第一天即下谕各省设立商务局。光绪帝采纳御史王鹏运“请于各省会设立商务局，由各商公举殷实稳健、素有声望之绅商，派充局董，驻局办事”，“毋庸设大臣督办”的意见；以后两次谕令刘坤一、张之洞在上海、汉口试办商务局，创立商会，这是提倡创建摆脱官方约束的民间组织和企业；又鼓励士民著作新书，创行新法，制造新器，准许给予专利，甚至民间可以“兴造枪炮各厂”，“著照军功之例，给予特赏，以昭激劝”（五月十七日上谕）。连枪炮厂都许民间设立，其他民营企业更不在话下了。又鼓励商人张振勋、吴懋鼎开办烟台酿酒厂和天津呢绒厂，命地方官“体察商情，尽力保护”（五月二十六日上谕）。后来又在北京设立农工商局，命各省设分局，“分别制造，以扩利权，而资民用”。这一系列保护和鼓励民间工商业的谕旨，虽由于守旧派的阻挠大多未能实现，但民营企业的合法地位已不可动摇，对于私人创办工商业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故戊戌变法以后，中国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洋务运动期间创办的近代企业中，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多达80%以上。而戊戌变法前后三年（1897—1899）中，中国创办的厂矿54个，资本额621万元，其中商办占70%，民间企业已成为工商业的主流。

第三，戊戌变法的贡献还在于“百日维新”期间废止了八股文，改革了科举制，提倡学习西方，实行近代的教育制度，兴建近代的文化设施，如开学堂、设报馆、立学会等。维新派非常重视人才的教育。康有为说：“欲任天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2]梁启超说：“变化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3]

科举制和八股文是禁锢心智、脱离现实的典型。知识分子只读古代的儒家经典，按固定的格式写文章，就可得到高官厚禄。维新派对此做了猛烈抨击。严复说：“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蓄。”在变法期间，类似这种抨击科举八股的尖锐言论俯拾皆是。

维新派在反对科举八股的同时，又提出讲求西学、学以致用的主张。他们在教育文化方面，一是主张开办新式学堂。光绪帝在《明定国是》中特别提出：“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并令各地筹设大、中、小学堂和各类专业学堂。二是科举不用八股文，改试策论。“嗣后一切考试，均以讲求实学实效为主，不得凭楷法之优劣为高下”（六月初一日上谕），并开设经济特科。三是鼓励创办报纸。谕改《时务报》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各报体例，自应以胪陈利弊、开广见闻为主，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六月初八日谕）此外还鼓励译书，选派出国留学生，许士民上书言事，开放舆论。在朝廷的大力倡导下，社会风气日新，学堂、报馆、学会纷纷创立，如雨后春笋，一发而不可阻遏。戊戌变法后8年，延续1 000多年的科举取士制度终于被废止，近代教育取代了传统的封建教育，报刊等大众媒介日益普及。

总之，100年前的戊戌变法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教育上动摇或部分改变了封建制度的某些方面，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当然，维新派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他们在变法运动中表现得幼稚、脆弱、动摇、冲动、盲目乐观，反映了软弱性、妥协性和不成熟性，缺乏远大的规划、切实的行动，纸上谈兵，于事无济。许多应该做和必须做的事，他们想不到去做，或者不可能做、不愿意做。对于维新派当时的种种失误、缺点和短见，需要用阶级的和历史的方法分析，求得理解，而不可苛求前人。

戊戌变法时期，新旧力量对比悬殊，守旧势力尚很强大，而新兴资产阶级刚刚从旧社会的母腹中孕育诞生，非常稚嫩，不足以冲破旧势力的壁障。当年的维新志士们大多是青年知识分子，或为举人、秀才，或为中下级官吏，缺乏足够的地位、权力与声望，有感于国家的危急、人民的贫穷，他们怀抱救国安民的理想挺身而出，以天下为己任。那时还不可能走向民间去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因而得不到社会的支援。那时也没有正确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方针以指导变革主体。联系松散，意见分歧，力量薄弱。他们寄希望于光绪皇帝，以为只要说服皇帝本人，同意实行新政，“挟天子以令诸侯”，就可以冲破一切阻力。然而，他们低估了盘根错节的守旧势力。而守旧派，上有慈禧太后高高在上、专横揽权，下有枢廷诸臣、封疆大吏顽固不化、墨守成规。对光绪帝所下的“百日维新”诏谕，他们不执行，不办理，推诿拖延，束之高阁；对维新派人士则嫉恨怨妒，公开攻讦，势如水火。守旧派大权在握，不可动摇。故慈禧太后一声令下，光绪帝束手就擒，“戊戌六君子”坐待诛戮。变法维新的大厦突然倾倒，土崩瓦解。

戊戌变法是中国实行近代化的早期尝试。中国的近代化是长期、艰难、曲折、复杂的过程，会碰到许多艰难险阻，遭遇种种挫折失败，需要越过无数急流险滩。因此，需要有正确的、符合国情的指导理论，有克服众多困难的战略策略，有团结坚强、为之冲锋陷阵的改革群体，有支持改革的物质力量和社会基础。但是这一切，维新派均付阙如，戊戌变法是一场准备很不充分的政治运动。当年的维新派承担了一项自己难以胜任的任务。就像康广仁批评他的哥哥康有为所说：“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街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4]因此，戊戌变法的悲剧有其深刻的根源，是历史的必然。

100年来，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今天的中国已是独立而初步强大的国家，已经实现了戊戌时代维新志士们的理想。但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近代化的道路仍很漫长，缅怀前贤，意气风发，我们将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国家的全面繁荣而努力奋斗。

注释

[*]原载《语冰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

[2]梁启超：《康有为传》。

[3]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4]《戊戌六君子遗集》，第6册。

戊戌时代的思想解放[*]

一

每一个剧烈变动的历史时代，都有那个时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在春秋战国之际，面临着奴隶制度的崩溃和封建制度的诞生，封建阶级的代言人感受到了时代脉搏的跳动，对一切旧传统进行猛烈的批判，他们著书立说，相互诘难，相互辩论，形成了学术思想界百家争鸣、欣欣向荣的新气象。这是封建阶级从奴隶制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的一次大运动。14—16世纪的西欧，正处在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阶段，当时以意大利为中心掀起了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出现了一大批欢呼新时代的思想家，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内开始竖起人文主义的进步旗帜。这是西欧新兴资产阶级从中世纪独断主义中解放出来的一次大运动。历史上的这种思想解放运动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当时社会所包含的根本矛盾的产物，历史发展到特定的时期，新的生产力和旧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新的经济基础和旧的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尖锐。生活给人们提出了解决矛盾、促进社会发展的任务，进步的思想家们站在新生事物方面解释这些矛盾，提出解决方案，阐明发展前途。新时代的思想家们，好像是战斗准备时的号角，他们以敢想、敢说、敢做的精神抨击过去，歌颂未来，横扫前进道路上的许多旧传统、旧观念，动员并号召人们投入战斗。在历史上，差不多每一次经济和政治变革的同时都会相应地出现一次思想解放，而思想解放反过来又成为经济和政治变革的推动力。

60年前，中国出现了一次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就是戊戌时代维新派和守旧派的斗争。这次思想解放运动也是适应当代生活的要求而出现的。当时动荡的时代给人们提出了两个大问题。一个是经济生活中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和初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要求摆脱旧的束缚，要求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给自己让道。另一个是自从鸦片战争以后形成的民族危机，特别到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出现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形势，中国人民要求抵抗外来侵略，挽救民族、国家的危亡。现实生活提出的这两个大问题，摆在每一个阶级、每一个人的面前，迫使人们表明自己的态度，提出自己的看法。

当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地主官僚中的顽固派是“正统”的当权派，他们对新事物一概采取敌视和压制的态度，把机器技术看作“奇技淫巧”“雕虫小技”，把提倡工商业叫作“本末倒置”“上下交征”，把西方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斥为“邪说诐行”“离经叛道”。他们在几千年的封建老铺子里佩戴上一副有色眼镜，东望望，西瞧瞧，愈是新鲜的、生气勃勃的事物，他们愈是觉得灰溜溜地可憎可厌。在鸦片战争以后的几十年里，他们虽然也吃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点苦头，但是他们不可能从中吸取适当的教训，他们大言不惭地声称：西方国家有轮船、枪炮、机器，中国则有纲常、礼义、诗书；轮船、枪炮、机器不过是“形而下”的小器，而纲常、礼义、诗书却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大道。大道是超过小器的，因此中国的封建主义当然也就一定会战胜西方的资本主义。这班冬烘先生成天在“以拙制巧”“用夏制夷”的昏梦中过日子，但是当外国侵略战争真正临头的时候，顽固派每一次都是最彻底的投降派，因为他们在抵抗外国侵略方面其实是一筹莫展、毫无所能的。

另一个统治集团是地主、官僚、买办的洋务派，这一派以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他们在根本的政治立场上与顽固派并无分歧，但是这个派别较多地依附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他们对西方的“船坚炮利”推崇备至。为了适应资本主义侵略者的要求，他们主张对封建制度做一些调整。李鸿章说当前的局面是“千年来一大变局”，“处今时势，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他主张“变法”与“和戎”并行，其实际内容就是：要求封建顽固派放下虚骄自大的架子，向侵略者屈服，并从侵略者那里找到支持力量，来维护其腐朽的统治。所以，梁启超批评李鸿章“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2]。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在中国社会出现了一批具有资本主义思想的爱国知识分子，这就是戊戌时代的维新派。维新派代表着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一方面，新兴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他们的力量十分薄弱，开办企业的时候要依靠反动势力的庇护和支持，因此他们不敢正面冲撞反动派，不敢与之展开彻底的斗争；另一方面，他们背负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的沉重压力，只能够伛偻前行，不可能挺起胸膛，迈步前进，因此对反动势力的钳制深感不满。维新派就是这一新兴阶级的代言人。维新派思想有不少落后的、软弱的方面，这种落后和软弱的方面是他们的历史地位、阶级地位所带来的，但是他们要求发展资本主义，挽救被瓜分的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主张民主自由和民族独立，要求从封建阶级的旧思想中解放出来。维新志士为着自己的抱负，同反动派进行了较量，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在当时中国满天封建主义的阴云下，维新派的思想和活动是进步的，维新志士们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一章。

维新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当时，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从魏源、冯桂芬，到薛福成、马建忠，他们为了挽救中国的危机，曾经介绍了不少西方的知识。但是，维新思想真正掀起一个政治运动，却以1895年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为起点。当时，正是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在跟日本侵略者谈判投降条件的时候，爱国的人民不甘屈服，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投降的热潮，康有为集合了在北京会试的1 300余名举人，发起了一个上书运动，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主张，以拒和作为目的，以变法作为手段。维新派的“变法”与洋务派的“变法”显然是本质上不同的两件事情，一个是投降主义的变法，一个是反对投降主义的变法，这样就使得维新派思想和洋务派思想在最根本的问题上站到了对立的立场上。“公车上书”虽然没有也不可能制止封建阶级的投降活动，但从此以后，维新变法的政治运动和思想运动日益发展。在政治战线上，维新派和守旧派爆发了一场争夺政权的斗争。在思想战线上，新学与旧学、学堂与科举、西学与中学也展开了争夺地盘的激烈斗争。一些先进的思想家，举着“维新、变法”的大旗，向封建制度展开了进攻。由于力量对比悬殊，维新派没有能够取胜，他们在政治上被反动派打得丢盔卸甲，在思想上也偃旗息鼓、阵脚大乱。戊戌时代的政治改良和思想解放运动如同昙花一现，并没有结出累累硕果。但是，它仍有重大的意义，人们久处在封建闭塞的发霉气氛中，忽然从那里吹过来一股新鲜的空气，麻木不仁的头脑开始清醒过来，僵硬的四肢逐渐动弹起来。专制独断的君权思想、昏人神智的八股文章，以及桎梏性情的纲常伦理，这一切曾经是封建阶级麻醉和统治人民的武器，现在这些武器也长起了斑斑锈痕。人民不仅从戊戌政治运动中认清了反动派的凶恶面目，而且从戊戌思想运动中获得了精神解放的力量，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向前推进，这样就使得中国的政治局面很快地从改良主义阶段迈进资产阶级革命阶段。

二

戊戌时代思想解放的内容是紧密地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当时新兴资产阶级主要的政治任务是挤进统治机构，分享政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维新派提出“兴民权”、“开议院”和“君主立宪”等主张，这些主张都是帮助资产阶级分享政权的手段。在世界历史上，资产阶级取得或分享政权的形式不外乎有两种：或者是利用人民群众的力量，彻底摧毁封建制度，建立起民主共和国的资产阶级专政（如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那样）；或者是由于资产阶级软弱，不能够也不敢于进行彻底的斗争，反而跟封建主握手言欢，沆瀣一气，建立起君主立宪的地主、资产阶级的联合统治（如德国1848年的革命和日本1868年的“明治维新”那样）。每个国家究竟实现哪一种形式，要看当时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戊戌时代的中国，新兴资产阶级是十分软弱的，没有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力量和勇气，因此，他们从西方的政治模型中选取了“君主立宪”作为蓝本，他们高唱“民权”“议院”“宪法”等主张，其目的无非是要求封建阶级给自己让渡部分权力。但是，即使是这种并不能触动封建基础的改良主义要求，也遭到顽固守旧的统治阶级的拼命反对。守旧派从封建社会绝对的专制君权观念出发，驳斥维新派学说：“民有权，上无权矣”[3]，“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4]，所以“议院必不可设，君权必不可下移”[5]。他们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任何分享政权的企图。

为了打通进入政权的道路，推进变法运动，就必须要对作为封建制度有力支持的专制君权观念进行批判，从理论上阐明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合理性。资产阶级维新派像法国大革命前的思想家卢梭一样，论证了国家和君主的起源，提出了君民关系的新观念。维新派的急先锋谭嗣同说：

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其分际又非甚远于民，而不下侪于民也。夫曰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天下无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岂可因君而累及民哉？夫曰共举之，则必可共废之。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6]

按照谭嗣同的这种说法，原来巍巍在上发号施令的“天子”不过是老百姓“共举”出来的，并不是什么应天承运的权威，而且君主办不好事情，还可以“共废之”。这样一来，几千年相传的君权神授观念一下子就被戳穿了。而且，维新派还进一步说，君主的存在是暂时的、有条件的，人们之所以“共举”君主，那是由于人类社会还停留在较低级的阶段，“有其相欺，有其相夺，有其强梗，有其患害，而民既为是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与凡相生相养之事矣，今又使之操其刑焉以锄，主其斗斛权衡焉以信，造为城郭甲兵焉以守，则其势不能，于是通功易事，择其公且贤者，立而为之君”[7]。所以，君权的产生并不是由于什么不可捉摸的“天命”，而不过是人类蒙昧时代的一种社会分工，随着社会的进步，君权应该愈来愈削弱而逐渐趋于灭亡。正是基于这种看法，维新派提出所谓“张三世”的说法，就是“多君为政之世”（据乱世）必然要让位给“一君为政之世”（升平世），而“一君为政之世”又必然要让位给“民为政之世”（太平世）。历史的进化将会使君主制度永归消灭，到了理想的大同世界，那就“人人平等，无有臣妾奴隶，无有君主统领”[8]。

维新派的这种解释并没有真正科学地阐明君主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因为他们完全缺乏阶级的分析。但是，他们历史地批判了传统的君权神授观念，把君主制度的产生、发展还原为简单的人与人的关系，使专制君权思想发生根本动摇，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种大胆新颖的见解。而且，维新派对君主制度的抨击并不仅仅停留在理论概念上，他们更进一步对中国几千年来专制君权制度下的悲惨现实做了淋漓尽致的描写。在这方面，谭嗣同是最激烈的一个，他历数了自秦始皇以来的专制暴政，一概否定了封建社会的政治和学术，认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9]。他直斥清朝统治者“秽壤”“膻种”“禽心”“毳俗”，“如此黑暗地狱，直无一法一政足备记录，徒滋人愤懑而已”[10]，甚至他还表示愿意加入起义农民的行列，所谓“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11]。这种由民主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感情所交织而成的灿烂篇章，不仅使其他同时代改良主义者的作品黯然失色，而且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也闪耀着光辉夺目的异彩。

其他维新派人士虽然没有像谭嗣同那样激昂陈词，但是他们几乎都众口一词地指出：专制君主制度的存在是中国贫弱落后的根本原因之一。照维新派看来，在专制主义的高压下，君民之间、官民之间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这种矛盾愈来愈尖锐，以致“民”“屏息潜伏不敢轻议国事以触文法……其民之气既散，益块然干槁，安于醉生梦死”，“外患猝至，乃如摧枯拉朽，莫能御矣”[12]。资产阶级在对封建主做斗争的时候，总是把自己打扮成全民的代表者，把自己与封建主的矛盾说成全体人民与封建主的矛盾。资产阶级对顽固的守旧派说，这种矛盾的发展必然要弄到亡国灭种的地步，只有实行“立宪”和“议会”，才能“解生民于倒悬之危，置国家于磐石之安”，才能使“君民之间，仍复浃洽，耳目最近，喘息必闻，凡申详反复之繁难，胥吏挟持之弊窦，皆一洗而空之，以故国家无难决之疑，言路无壅蔽之患，内政既清，外侮不作”[13]。总之，维新派在“国家利益”和“全民利益”的盾牌下，竭力想说服统治者，要求他们按照资产阶级的意愿和利益安排政治制度，以便自己能进入统治机构。

在阶级利益的推动下，维新派就这样和专制君主制度展开了战斗，力争从专制君权制度和君权观念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这是一个有很大意义的进步，因为君权神授观念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一块重要基石，历代封建主曾经制造了各种荒诞离奇的神话，规定了许多繁文缛节，标榜忠君死节的伦理观念，把专制君权弄得高深莫测，神圣不可侵犯，以至即使是反抗封建制度最坚决的历代农民起义的英雄们也被这个传统观念紧紧地束缚住。农民没有能力识破这个混乱的历史疑团，因此他们在高举武器反对封建君主的时候，也还没有忘记要一个“好皇帝”。维新派在这方面的确跨进了一大步，提出了君民关系的崭新观念，拆穿了几千年来君权神授的全部谎言，尽管维新派并不愿意推翻皇帝，但是仅仅这样一个新观念的提出和传布，在客观上便不能不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人们一旦从君权神授的迷信中解放出来，就有可能继续迈进，走上推翻帝制的革命道路。所以，戊戌时代的这一思想解放为以后许多知识分子的进一步革命化提供了一个出发点。

资产阶级维新派虽然尖锐地抨击了专制君权观念，但是这种抨击并没有超越改良主义的范围。他们在论述“民权”问题的时候，大多小心翼翼，不把民权渲染得“过分”。他们一则说：“及今而弃吾君臣可乎？曰是大不可。何则？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彼西洋之善国且不能，而况中国乎？”[14]再则说：“权者生于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三则说：“欲兴民权，必先兴绅权；欲兴绅权，宜以学会为之起点。”[15]在维新派看来，中国人民是愚昧的群氓，毫无自治的能力，必须有一个皇帝来统治，所以推翻帝制是遥远渺茫的理想，不是当前所要采取的行动。当前的重要问题不过是增强“绅权”，让资产阶级分享政权；不过是改革教育，通过教育来解决其他一切政治问题。这样，维新派的眼睛虽然望着前面的目标，可是他们的两脚却不由自主地从侧面滑到了泥塘里，在这里，他们的阶级利益被陈述得何等坦率，他们的软弱性又暴露得何等彻底啊！

三

回避斗争，把文化教育问题当作社会的首要问题，这是当时维新派的一个共同谬误，这个谬误的产生正是由于新兴资产阶级力量的软弱：一方面，不敢动用更有力的武器来改变旧制度，不敢过多地开罪顽固统治者；另一方面，在强大的反动势力面前深感自己的力量薄弱，迫切需要培养和团聚起一批肯效忠于资产阶级的人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推广教育、培养人才的问题在维新派的心目中才显得特别重要。所以，康有为认为，“欲任天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16]。何启说：“人者，致治之具，善修其具，则为逸而功多；不善修其具，则为劳而功少……无其具而欲求其治，譬犹渡川而无舟楫，伐木而无斧斤。”[17]梁启超说：“变化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18]维新派既然把人才看得如此重要，那么他们究竟是怎样着手培养人才的呢？

显然，封建主义文化教育的老一套是不符合资产阶级要求的。资产阶级势必要另外创立崭新的一套。创新必先除旧，不从传统封建文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就无法树立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也就无法培养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人才。所以，戊戌时代形成了一个批判旧文化、旧教育的热潮，特别是科举制度和八股文体几乎成为众矢之的。

科举制度和八股文体是厚古薄今、脱离现实的集中表现，又是废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文字玩弄的典型。它要求知识分子“代孔孟立言，禁不得用秦汉以后之书，不得用秦汉以后之事”[19]，因此知识分子只能“遨游于三代之上”，不但脱离现实生活，而且对秦汉以后2 000多年的典章制度茫无所知。它又要求知识分子只能按照固定的八股格式作文章，甚至连字数都是规定了的，结果只能是拼凑一阵，乱写一通，甚至是只要楷法工正，“则虽一书不读，一事不知，亦可以致高位，持国柄”[20]。在这种制度下所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只能是愚昧无知、抱残守缺的封建卫道者，只知道拿着几本圣经贤传来反对一切新生事物。所以，维新派竭力反对这种制度，梁启超说：“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识五洲，其弊皆由于此。”严复称，八股有三大害，一是锢智慧，二是坏心术，三是滋游手，“总之，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蓄”[21]。类似这种抨击科举和八股的言论，在当时维新派的著作中俯拾皆是。

维新派不仅攻击科举、八股，而且更广泛地批判封建主义教育的各个方面。归纳起来，维新派认为封建主义的文化教育有以下几点弊害：第一是教育不普及，“妇女不得入学，以无才为福……既无女学，则四万万之民去其半矣”，“耕农之贫，工作之贱，乡无义学，阀非贵胄，室无诗书，家乏衣食，于此而欲得读书识字，望若云天，二万万人中若此者殆十而九”[22]，所以在封建统治下，绝大多数人是目不识丁的文盲。第二是教学方法方面，“但责诵读，不求义解”，违反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原则，“童齿未毁而授以平治天下无声无臭之书，之无粗识，或授以佶屈聱牙之奥”[23]，不但学童对所学内容没有理解，而且大大摧残了儿童身心的正常发展，结果只能培养出一批畸形古怪的酸秀才。第三是教学方针的厚古薄今、脱离现实，所谓“摇头顿足，高吟低咏，惟腐烂文数篇”，“乡里子弟，读书十年，而不能作一书札”，“通人学士，或有问一里之长几许？无能答者”，甚至“一代名臣而不知范仲淹为何人，曾入翰林而问司马迁为何科前辈”[24]。对于这种教育制度，资产阶级维新派是特别愤慨的，干脆把它叫作“愚民”政策。徐勤说：“覆中国、亡中国必自科举愚民不学始也。”“不学而愚之术，莫若使之不通物理，不通掌故，不通古今，不知时务，聚百万瞽者跛者而鞭笞指挥之。”[25]维新派对封建文化教育的这种批判，尖锐辛辣，鞭辟入里，触及了封建主义文化教育的本质。

在批判旧文化教育的同时，维新派又大力宣扬自己的文化教育主张。他们共同的方针，一是“学以致用”，二是“讲求西学”，一反以往士大夫空谈性理、玩弄辞章、抱残守缺、无裨实际的恶习。维新派对于当时在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宋学”和“汉学”，一般都是抱反对态度的。康有为对宋学的评价是“拘且隘”，对汉学的评价是“碎且乱”[26]。在国难当头之际，不论是空谈心性的“宋学”，还是琐屑考据的“汉学”，都是使得人们脱离现实、磨损志气的精神鸦片，维新派主张学术应该观照现实、观照生活。谭嗣同说：“凡不依于实事，即不得为儒术，即为坑儒之坑[27]”。这是何等积极的主张！当时现实生活提出了两个重大要求：一个是发展资本主义、争取民主自由的要求，这就是所谓“求富”；另一个是反对外国瓜分、争取民族独立的要求，这就是所谓“求强”。维新派的一切主张都是围绕这两个重大问题提出的，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学问称为“富强之学”。严复说：“求才、为学二者，皆必有用为宗，而有用之效，征之富强。”[28]怎样才能富强？就是向西方学习。维新派特别歆羡日本的“明治维新”，因为“明治维新”就是东方封建国家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而取得成效的一个例证。康有为给光绪皇帝进呈了一本《日本明治变政考》，他在序言中写道：

夫凡有兴作，必有失弊，几经前车之覆，乃得后轨之遒。今我有日本为向导之卒，为测水之竿，为探险之队，为尝药之神农，为识途之老马，我尽收其利而去其害，何乐如之？譬如作室，欧美绘型，日本为匠，而我居之也。譬如耕田，欧美觅种灌溉，日本锄艾，而我食之也。……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

为了学习西方，在文化教育方面相应的措施就是翻译西方书籍，大办学堂、学会和报纸。维新派称译书、学堂、学会、报纸这一套资产阶级文化教育事业是“陈其利害，广其见识，发其神思，开其风气”的唯一工具，也是戊戌变法运动中最重要的措施之一。维新派的改革工作在其他方面的成就并不大，但在文化教育方面的确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传统的八股取士一度被废止而代之以策论；在北京创办了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各地也开设了许多普通学堂和专业学堂，资本主义的学校制度开始起来取代封建主义的学塾和书院；社会科学方面的西方名著，像《天演论》、《原富》、《法意》和《名学浅说》被翻译介绍过来，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畅销书；各地政治性和学术性的学会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成为资产阶级团聚力量的组织；还有各种各样的报纸，风发泉涌，百花齐放，或者议论时局，或者高谈政治，或者介绍西学，或者评价人物，在群众中展开了有力的宣传鼓动。这一切都是知识分子从封建传统的文化教育中解放出来的表现，虽然为时不久，变法运动就被顽固派所扼杀，但这种社会风气一开，顽固派费尽心力也不可能遏制了。就像欧榘甲所说：“斯时智慧骤开，如万流潏沸，不可遏抑也。及政变而八股复矣，然不独聪明英锐之士，不屑再腐心焦脑，以问津于此亡国之物，即于高头讲章，舌耕口穑数十年，号为时艺正宗者，亦谓诵之无味，不如多阅报之为愈矣。”[29]这种风气的改变的确是资产阶级维新派不可泯没的一件功劳。

当然维新派当时还不可能从封建文化教育的羁绊中一下子完全解放出来，在他们身上还保留着极其浓厚的封建色彩。例如，维新派把几千年传统学术攻击得体无完肤，称“三代下无可读之书”[30]。但是对于封建学术中最老牌的“孔家店”却不敢有半点冒犯。康有为写了许多著作，把自己的变法主张都托称为孔子的主张，康有为说，孔子的大道几千年来都淹没无光，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只有自己真正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微言真传，所谓“天爱群生，赖以不泯，列圣呵护，幸以流传，二千五百年至予小子而鸿宝发见”[31]。这种说法从顽固派的立场来看是“僭窃圣统，狂妄自大”，从革命派的立场来看却是资产阶级软弱妥协的具体表现。大家都知道，孔子学说是封建文化的集中代表，维新派一面竭力反对封建文化，一面却又拼命抱住孔老夫子做招牌，这显然是一个矛盾。这个矛盾正反映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既要斗争又怕斗争的特点。有的顽固派就抓住这一点进行反攻。如湖南的顽固派头子叶德辉大骂维新派说：“二十四朝之君主，谓之民贼，而独推崇一孔子，是孔子受历代褒崇为从贼矣。狂吠可恨！”[32]叶德辉是从右的方面来攻击维新派的，可是正由于维新派自己陷在不可摆脱的矛盾之中，所以他们对叶德辉所指责的这一点，只能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四

政治观念和文化学术观念方面的斗争，其最终结果必然会转化为更高级的形态，亦即转化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的斗争。顽固派在这场斗争中动员了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封建主义陈腐哲学，作为理论上的护符。为了攻击顽固派，资产阶级维新派创造了自己时代的新哲学，从更高的理论原则上论证变法维新的重要性。在这方面贡献最大的就是谭嗣同。

顽固守旧派的命题是“天不变道亦不变”。他们声称，世界上的各种现象虽然是错综复杂的，但是最根本的“天”和“道”总是固定不变的，中国的“道”是圣人创造并留传下来的，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何必去学习外国？只要我们守好固有的“道”，去应付一切复杂现象，就可以措置裕如了。“以不变应万变”，这就是顽固派的态度。像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诗书礼教，在顽固派看来自然都是应该谨守勿失的“大道”。这种哲学观点拒绝改革、反对变法的反动性是非常明显的。

为了反对这种观点，维新派提出了以下三个反命题。

第一个反命题是“道不离器”。维新派认为，世界上并没有像顽固派所说的脱离具体事物的、空洞的“道”，“道”总是离不开器的，也就是说精神、理性是离不开物质的具体形态的。谭嗣同说：“所谓道，非空言而已！必有所丽而后见……丽于耳目，有视听之道；丽于心思，有仁义智信之道；丽于伦纪，有忠孝友恭之道；丽于礼乐征伐，有治国平天下之道。故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自学者不审，误以道为体，道始迷离徜恍，若一幻物，虚悬于空漠无朕之际，而果何物也耶？于人何补，于世何济，得之何益，失之何损耶？”[33]“道”和“器”的关系是中国哲学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大问题，有些哲学家认为“道在器先”，道是第一性的，这就形成唯心主义营垒。另一些哲学家认为“道在器中”，器是第一性的，这就形成唯物主义营垒。谭嗣同的整个哲学体系虽然并未超越唯心主义的范围（例如，他认为构成宇宙万物的“以太”归根到底仍旧是脱离客观实在的抽象），可是当他正面和反动派论敌对阵交锋的时候，在他的哲学论证中却常常不自觉地迸发出唯物主义的光彩，他在论证道和器的关系时就是如此。谭嗣同运用这个唯物主义的命题有力地打击了顽固派，他说：“夫苟辨道之不离乎器，则天下之为器亦大矣。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34]这样从唯物主义立场提出的反驳，就使得顽固派“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论据失去了立脚点。

资产阶级维新派第二个最有积极战斗意义的反命题是“日新”。所谓“日新”，就是变化和发展的观点，一切都在变化中，一切都在从低级到高级的运动中，这个观点是被维新派所特别强调的。戊戌时代，中国社会正处在从独立的封建社会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变化着的各种现象实在太多了，介绍过来的西方科学成就也实在太新鲜了。时代的变动和科学发展的成果反映到中国当时进步思想家的头脑里，就形成了生动活泼的变化和发展观点。谭嗣同说：“天不新，何以生？地不新，何以运行？日月不新，何以光明？四时不新，何以寒暑发敛之迭更？草木不新，丰缛者歇矣；血气不新，经络者绝矣；以太不新，三界万法皆灭矣。”又说：“昨日之新，至今日而已旧；今日之新，至明日而又已旧。所谓新理新事，必更有新于此者。”[35]梁启超说：“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昼夜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海草螺蛤，大木大鸟，飞鱼飞鼍，袋兽脊兽，彼生此灭，更代迭变而成世界。紫血红血，流注体内，呼碳吸氧，刻刻相续，一日千变而成生人。……贡助之法，变为租庸调，租庸调变为两税，两税变为一条鞭。并乘之法变为府兵，府兵变为骑，骑变为禁军。学校升造之法变为荐辟，荐辟变为九品中正，九品变为科目。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公理有固然，非夫人之为也。”[36]处在这样一个万物流变的世界里，就必须适应变动，跟上时代。特别是当时的中国，处在“地球既通、万国争并、瓜分豆剖、大势相迫”的危险环境中，怎么还能死抱住祖宗的陈规遗法，不肯放手呢？维新派经常援用“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之语来开导守旧派。康有为写道：“盖变者，天道也。天不能有昼而无夜，有寒而无暑，天以善变而能久；火山流金，沧海成田，历阳成湖，地以善变而能久；人自童幼而壮老，形体颜色气貌，无一不变，无刻不变。《传》曰‘逝者如斯’。故孔子系‘易’以变易为义。又曰‘时为义大’。时者，寒暑裘葛，后天而奉天时，此先圣大声疾呼，以仁后王者耶？泰西之国，一姓累败而累兴，盖善变以应天也。中国一姓不再兴者，不变而逆天也。夫新朝必变前朝之法，与民更始，盖应三百年之运。顺天者兴，兴其变而顺天，非兴其一姓也。逆天者亡，亡其不变而逆天，非亡其一姓也。一姓不自变，人将顺天代变之，而一姓亡矣。一姓能顺天，时时自变，则一姓虽万世存可也。”[37]康有为虽然这样“苦口婆心”，无奈言者谆谆而听者藐藐，顽固派并不理会这一套，他们仍旧在梦想使历史开倒车，高唱“今不如古”“宁静淡泊”“守道不变”，顽固派在历史发展的激流中好像是不知痛痒的木偶一样，除了一套纲常伦理、时文八股之外，对国家盛衰、民族存亡根本是漠不关心。所以，谭嗣同愤慨地质问顽固派：你们这种违拗“日新”、反对“变革”的态度，难道真的能够“窒天之生，扼地之运行，蔽日月之光明，乱四时之迭更”吗？难道真的能够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吗？当然，这是绝不可能的。谭嗣同指出：在历史规律面前，“彼（按：指顽固派）之力又何足以云尔哉？毋亦自断其方生之化机，而与于不仁之甚，则终成为极旧极蔽一残朽不灵之废物而已矣！”[38]不管你愿意变还是不愿意变，历史总归是要前进的，任何人若企图违抗历史发展的潮流，都势必要成为被历史规律抛弃的可怜虫！梁启超也向顽固派大声疾呼：“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39]就是这样，维新派把发展变化的观点和当时的变法运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他们的哲学观点具备了丰富的现实材料和重大的战斗意义，也使他们的政治主张在更高的理论原则上得到透彻而有力的阐发。

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的第三个反命题是“仁以通为第一义”。这是谭嗣同《仁学》中开宗明义的一句话。谭嗣同把宇宙的本体叫作“仁”，“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按照谭嗣同的说法：“仁”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无所不通的，所谓“遍法界、虚空界、众生界，有至大至精微，无所不胶粘、不贯洽、不筦络，而充满之一物焉。目不得而色，耳不得而声，口鼻不得而臭味，无以名之，名之曰‘以太’。其显于用也，孔谓之‘仁’”[40]。星、地、日、月，为什么能够互相吸引，构成大宇宙？谭嗣同认为这是由于“以太”的作用，是由于“仁之通”。五官、百骸，为什么能够组成人体？也是由于“以太”的作用，也是由于“仁之通”。总之，谭嗣同把一些粗浅的自然科学知识和中国的传统哲学糅合在一起，设想出一个统一的、无限的宇宙观，而统一的基础就是“仁”。

谭嗣同的“仁”虽然离辩证唯物主义的宇宙观还是很遥远的，但它在反对封建主义等级关系和闭塞习气的斗争中却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谭嗣同解释道：“仁”的最大特点就是“通”。“通”有四个意义，即“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和“人我通”。封建社会中森严的等级制度使上下隔绝、男女内外隔绝、人我隔绝，显然是和“通”的原则相违背的。而封建主义的“名教”又是这种等级关系在观念上的反映，“名”是讲究封建等级的名分隶属关系，而“仁”是讲究自由平等的关系。所谓“通之象为平等”，“平等者，致一之谓也。一则通矣，通则仁矣”[41]。所以，谭嗣同依据“仁以通为第一义”的原则，对封建名教进行了激烈的声讨，他说：

俗学陋行，动言名教，敬若天命而不敢渝，畏若国宪而不敢议。嗟乎！以名为教，则其教已为实之宾，而决非实也。又况名者，由人创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而仁尚有少存焉者得乎？然而仁之乱于名也，亦其势自然也。中国积以威刑，钳制天下，则不得不广立名，为钳制之器。如曰“仁”，则共名也，君父以责臣子，臣子亦可反之君父，于钳制之术不便，故不能不有忠孝廉节等一切分别之名。[42]

又说：

君臣之祸亟，而父子、夫妇之伦遂各以名势相制为当然矣，此皆三纲之名之为害也。名之所在，不惟关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愚黔首之术，故莫以繁其名为尚焉。君臣之名，或尚以人合而破之。至于父子之名，则真以为天之所命，卷舌而不敢议。不知天命者，泥于体魄之言也，不见灵魂也。子为天之子，父亦为天之子，父非人所得而袭取也，平等也。……《记》曰：“婚姻之礼废，夫妇之道苦。”本非两情相愿，而强合渺不相关之人，絷之终身，以为夫妇，夫果何恃以伸其偏权而相苦哉？实亦三纲之说苦之也。夫既自命为纲，则所以遇其妇者，将不以人类齿。……独夫民贼，固甚乐三纲之名，一切刑律制度皆依此为率，取便己故也。[43]

从“仁”和“通”的哲学中，谭嗣同演绎出这样激昂慷慨、精彩透彻的议论，真正是唱出了跟封建名教观念势不两立的对台戏。

维新派提出如上所述的三个主要命题来反对顽固派的陈腐哲学。当然，由于历史和阶级条件的限制，资产阶级维新派不可能把自己的哲学思想发展得充分圆满。他们的著作中虽然包含着一些唯物主义因素，但是他们由于软弱，不敢和传统的儒学、佛学宣告决裂，因而并没有成为真正的战斗的无神论和唯物论者。谭嗣同说：“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44]康有为也认为沟通天地人我之间者为“不忍之心”[45]。资产阶级维新派并没有摆脱唯心论哲学体系的羁绊。此外，维新派虽然强调变化、发展的观点，但是他们只承认量变，不承认质变，汪康年说：“小水之相会，非欲成大川也，然而成大川之道在此矣。众声之相和，非欲成大响也，然而相和已多，则成大响矣。治水者自流，伐木者披枝，事固有由散而后得整，由流而后及源者。”[46]这种渐变论的观点正是改良主义政治主张的理论根据，也是维新变法运动招致失败的根本弱点。

五

以上是戊戌时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梗概。当然，这样一种思想解放远不是彻底的。维新派虽然抨击了专制主义的君权神授观念，用资产阶级的民主、平等原则重新解释了君民的关系，但是他们不敢直截了当地推翻帝制，还死抱住光绪皇帝，甚至不惜以身殉之；维新派提倡资产阶级的文化和学术，对科举、八股攻击不遗余力，但是，他们托古改制，依附圣贤，盘旋在孔孟的脚下，不可能和封建主义文化彻底决裂；维新派主张发展变化，反对停滞静心，并且也曾吐露和发挥过唯物主义的个别论点，但是他们反对质变，反对革命，强调“不忍之心”，不和反动势力进行正面的斗争，却妄想以企求恩赐的办法换取枝枝节节的改良，他们跟形而上学和宗教唯心论仍旧保持着紧密的关系。这就是戊戌时代思想解放运动所达到的和没有达到的。一个时代的思想潮流，归根到底是该时代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戊戌时代，祖国正处在水深火热、任人宰割的重重苦难中，当时，刚刚从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了挽救国家危亡而在黑暗中探求、摸索，但是，只有初步发展的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并不能给他们提供充分的物质支持力量，维新派完全处在一场力量悬殊、没有胜利希望的战斗中，而且他们自己也带着很浓厚的封建因素，不可能把思想解放的任务进行得再深入一步。不久，当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封建主义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历史在继续前进，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这支文化生力军以新的武器、新的阵势，向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展开了英勇激烈的进攻。可是，曾经站在历史潮流前头的维新派却在向后倒退，当年反对专制君权的主张一变而为“保皇”“复辟”，当年反对科举、八股的主张一变而为“尊孔”“读经”，维新派违背了自己主张的变化发展的哲学观点，企图阻挡历史的前进。最后，维新派就像当年的守旧派一样，在历史的铁的规律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戊戌变法运动距离今天整整60年，这60年，特别是最近10 年，社会的发展是多么迅速！戊戌时代那些先进人物的想法和看法似乎离我们已十分遥远了。我们的祖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但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而且在经济战线、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也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祖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在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向前跃进。今天，中国人民又在经历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历史上任何时代的思想运动比较起来，今天的思想解放才是真正彻底的解放。今天的思想解放，首先是劳动者的思想解放，它是反对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观点的，而不是以某种剥削阶级的观点去反对另一种剥削阶级的观点（如戊戌时代以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观点去反对反动的封建阶级思想观点），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光辉时代里，劳动者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才能成为国家的主人，因而他们的精神面貌必然要发生巨大的改变；今天的思想解放又是全民的思想解放，它并不像历史上的思想运动那样仅仅限制在少数人的狭小圈子里，少数人垄断知识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文化知识正在大普及，千千万万新的知识分子正在涌现、成长，人民群众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创造力得到了真正充分的发扬；今天的思想解放又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人民群众从实践中提出任务，解决任务，真正做到了敢想、敢说，而且敢做，不像历史上的思想运动，与实践脱节，只是“说多做少”，甚至是“只说不做”；今天的思想解放是真正彻底的思想解放，劳动人民对于横亘在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思想障碍是无所留恋、无所畏惧的，他们将以急风暴雨的形式扫荡一切剥削阶级观点和主观主义、保守主义思想，为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一条宽广的康庄大道。

注释

[*]原载《历史研究》，1958年第9期。

[2]梁启超：《李鸿章》。

[3]《翼教丛编》卷五。

[4]张之洞：《劝学篇内篇·正权》。

[5]《变法首先防弊论》，载《申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6]谭嗣同：《仁学》。

[7]严复：《辟韩》。

[8]康有为：《大同书》。

[9]谭嗣同：《仁学》。

[10]谭嗣同：《致汪康年书》。

[11]谭嗣同：《仁学》。

[12]欧榘甲：《论大地各国变法皆由民起》。

[13]赵而霖：《开议院论》。

[14]严复：《辟韩》。

[15]梁启超：《上陈宝箴议论湖南应办事》。

[16]梁启超：《康有为传》。

[17]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二编·新政论议》。

[18]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19]梁启超：《新政诏书恭跋》。

[20]梁启超：《新政诏书恭跋》。

[21]梁启超：《推翻新政》。

[22][23]徐勤：《中国除害议》。

[24][25]徐勤：《中国除害议》。

[26]康有为：《礼运注叙》。

[27]谭嗣同：《报贝元征书》。

[28]严复：《救亡决论》。

[29]欧榘甲：《论政变为中国不亡之关系》。

[30]谭嗣同：《仁学》。

[31]康有为：《礼运注叙》。

[32]《湖南时务学堂课艺批》。

[33][34]谭嗣同：《思纬壹㚃台短书》。

[35]谭嗣同：《仁学》。

[36]梁启超：《变法通议·自序》。

[37]康有为：《进呈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序》。

[38]谭嗣同：《仁学》。

[39]梁启超：《论不变法之害》。

[40][41]谭嗣同：《仁学》。

[42][43][44]谭嗣同：《仁学》。

[45]康有为：《大同书》。

[46]汪康年：《论中国求富强宜筹易行之法》。

我看张之洞[*]

张之洞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是一位有名的洋务派，他在近代实业、教育、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做出了很多贡献。

光绪七年（1881），张之洞任山西巡抚，后历任两广总督、湖广总督、署两江总督，晚年入军机处，直到1909年去世，享年72岁。他死后两年，爆发了武昌起义，清王朝倒台。因此，他是清朝268年历史上统治阶级上层中最后一个死去的重要人物。

从张之洞的一生来看，他是个复杂人物。他和近代史上许多人物一样，具有矛盾性格，他身上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反映了时代的特征。当时中国已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封建主义的东西将要退出历史舞台，但还未死亡，还相当强大；资本主义已经产生，但还没有成长壮大。旧的未死，新的方生，正处于过渡时期。张之洞的言论、行动、思想正反映了这个时代特点。一方面，他在历次对外战争中是抵抗派，是爱国者；另一方面，他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维护者。一方面，他在中国近代化起步时学习西方，开工厂、筑铁路、办学堂，倡导新事物，做出了重大贡献；另一方面，他对旧事物、旧思想恋恋不舍，千方百计加以维护。他身上的这种矛盾，反映了晚清的时代特征。

尽管他是一个矛盾人物，一生有功有过，但总的说来，他做了许多有益于国家民族、有益于后代的事情。他一生的政绩和事业是很突出的，是应该给予肯定的。

张之洞一生积极地、热诚地、全身心地投入洋务运动，与李鸿章同为最重要的、最积极的洋务派。他的成绩以办汉阳铁厂为最重要。当时既没有经验，也缺乏经费，不懂科学技术，可以说张之洞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的，困难之大，问题之多，难以想象，这一点我们从他的书信、奏折中可见大概。然而，他不畏困难和阻力，艰苦创业，面临诸多开拓者所必然面对的问题，终于建成当时亚洲最大型、最先进的钢铁厂（比日本的八幡厂早7年）。张之洞完全可以不费心建厂，他可以像其他官僚一样当太平官，养尊处优，无所事事。但他不是这样，而是不畏困难，坚忍不拔。尽管他有许多失误，不懂怎么办工业，花了许多冤枉钱，走了许多冤枉路，但他那种坚持奋斗、为国为民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当然，他并不仅仅办一个汉阳铁厂，还建了湖北枪炮厂（当时最先进，直到抗战中仍用汉阳造的步枪），还有湖北纺织四局。在张之洞的倡导带动下，湖北成为工商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仅次于上海，超过了广州、天津。

在教育上，张之洞开设许多书院和新式学堂，同时派学生留日学习。当时的官费留日学生中以两湖最多，占全国留日学生的1/4，我们所熟悉的黄兴、宋教仁、蔡锷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张之洞在编练新军上也有所贡献。他所编练的自强军成为甲午战后振兴军队的典范，和袁世凯小站练兵同时起步，他的湖北新军第六镇的军事实力仅次于袁世凯的北洋六镇。值得注意的是，张之洞的第六镇与北洋军队不同，它的思想很开明，所以革命青年大批涌入，革命思想广泛传播，后来成为武昌起义的发动者和主力。

虽然张之洞本人是个封建官僚，有其自身的局限，他开工厂、建铁路、练军队都是为了巩固清朝的统治，但结果却走到了反面，挖了清朝统治者的墙脚，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这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的。孙中山曾说，张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他革了自己的命。不过，他确实做了很多事情，客观上有利于国家和民族。晚清封疆督抚大员数百人，有几个肯这样做事？谁肯办实业、开学堂自讨苦吃，为筹措经费而弄得焦头烂额，到头来还得不到一个好。当时许多官僚认为张之洞在干傻事，讽刺他好大喜功，我们后人对他作为先驱者碰到的困难和作为开拓者的苦衷，应该更多地理解。他在任两广总督时，为办厂而订购好了机器，不料却又调任湖广总督。他的后任李瀚章是个讨厌新事物的大官僚，怕费钱费事，张只好带着工厂搬家。像李瀚章这样的官僚在当时占绝大多数，他们庸碌而无所作为。我们后人宁可多要几个张之洞，多留几个工厂、学校，而少要几个李瀚章。

张之洞在反侵略战争中抱何种态度呢？我们可以说，他在一生中自始至终反对外国侵略，是个抵抗派、爱国者，这可从他在三件大事中的思想、主张和行动上来考察。

首先是伊犁交涉问题。沙俄占伊犁，崇厚订条约（即《里瓦几亚条约》），丧权辱国，举国哗然。这个时候，张之洞协同张佩纶、陈宝琛带头反对，迫使清政府派曾纪泽改订条约。虽仍旧不平等，但却也多少争回了一些权利，应该说张之洞这种爱国的言行产生了实际的效果。

其次便是中法战争。由于张竭力主战，清政府就把他从山西巡抚调任两广总督，实际上由他主持战事。张之洞坚决抵抗，积极备战。他做了几件大事，其中一件便是奏请朝廷起用刘永福。当时在是否起用刘永福的问题上有争议，张之洞主张重用，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给刘永福以正式官衔，封为记名提督，并发饷15万两。他还起用了老将冯子材，冯子材本来已退休在家，张之洞把他请出山，给以兵权，终于取得了著名的镇南关大捷。另外，张之洞还大力支持刘铭传在台湾抗法，资助30万两饷银，并派粤军支援。在中法战争中，他不是统帅，但实际上坐镇后方指挥调度，可以说他的功绩是很显著的。

最后便是甲午中日战争了。他在战时已调署两江总督，为了抗敌，他把两江、湖广的军队大批北调，并借款支援东北的抗战，态度很积极。待到马关谈判签约时，张之洞又坚决反对割台，他大胆陈奏：如果签约，“坐视赤县神州，自我而沦为异域，皇太后、皇上将如后世史书何？”，锋芒直指慈禧、光绪。及至割台，台民激烈反抗之时，朝廷断绝对台支援，而张不顾禁令，筹款援助台湾抗日，所以当时有人指责他，说台民“反叛”是他主使的。

在近代史上，身居高位、掌握一定权力的大臣坚决反侵略的很少，可谓凤毛麟角。林则徐、左宗棠较突出，张之洞也可算一位。他虽未带兵上前线，但一生站在抵抗派一边，在关键时刻，有言论、有行动，能考虑到民族利益，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值得充分肯定。

当然，张之洞本人是过渡时代的人物，在他身上新旧思想冲突很鲜明。他是清朝大臣，忠于朝廷，维护封建统治；他崇奉儒学，维护纲常伦理。这两个方面贯穿于他的思想和行动中。时代在飞速前进，他却跟不上时代，逐渐成为落伍者。戊戌维新时期是张之洞的一个转折点，这时的新旧冲突表现得非常明显。他本来支持维新变法，对康、梁也很友好，特别是在湖广总督衙门接待当时仅为举人的梁启超，礼遇不亚上宾，实不寻常。另外，“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是张最得意的弟子，跟张关系甚密，刘光第也是张所推荐。然而，张之洞和维新派之间渐生分歧，并走向了对立。开始仅是学术上的，张之洞对公羊学有意见，后来发展到政治分歧，反对“民权说”，终与康、梁反目。《时务报》主笔汪康年与梁启超之纠纷便反映了这种矛盾。后来，张之洞又著《劝学篇》反对维新派，并镇压了唐才常的自立军，而自立军就是在康有为的领导之下，以勤王为名搞武装斗争的军队。

总之，张之洞是个矛盾人物，他做了很多好事，办实业、筑铁路、开学堂、建新军。他在历次反侵略战争中是坚决抵抗的，闪耀着爱国主义的思想光辉，这一点正是他同李鸿章的不同之处，也是他和李发生矛盾的重要原因。但张之洞身上有许多旧东西，跟不上时代的前进而落后于时代。中国近代史上许多人物都是这种情况，从先进转向落后，康有为、章太炎、严复、梁启超都是近代历史上的佼佼者，后来又都落后于时代，这是近代历史人物普遍存在的缺陷。新与旧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并存，激烈交战，时代前进了，如不能及时抛弃旧思想，吸取新思想，适应新形势，就会走向保守、落后，甚至走向反动。

但无论如何，张之洞的一生在许多方面做出了功绩，值得肯定和纪念，至于他的局限和缺点，可以从他所处的时代和地位得到解释，得到理解，不能苛求。

注释

[*]原载《河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谈翁同龢[*]

从我记事起，就听老前辈们说过许多乡土的故事和人物，其中印象较深的是关于翁同龢的传说。这些传说的内容已逐渐从我的记忆中淡褪，可是有一位老前辈讲述他曾多次见到过晚年的翁同龢在我乡虞山之麓、尚湖之滨散步踯躅的情形，翁的身后有一位侍仆，带着一把油纸伞，雨天挡雨，晴天遮阳。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口述琐事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却留下了永久的印象。以后，我学习和研究历史，渐渐地对翁同龢知道得更多了，知道他的人品、事业、学问以及他的贡献、局限。但我的脑海中还时时出现最初的印象，一位白发老者踽踽行走于山麓湖滨。在我的心目中，这一形象体现了公忠、廉洁、耿直与爱国的赤诚，也体现了孤寂忧愤之情。

中国土地广阔，历史悠久，文化发达，每个地区都诞生过著名人物。人们对本乡的历史人物总怀有特殊的感情，把那些为祖国的历史文化发展起过作用、做出过贡献的人物，引以为自己的骄傲，他们的经历、事迹、诗文、作品往往家诵户说，耳熟能详。“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我的故乡常熟是一个不算很大的中等城市，自古迄今就诞育或居住过仲雍、言偃、周章、萧统、黄公望、王、瞿景淳、毛晋、钱谦益、瞿式耜、王翚、吴历、翁同龢、曾朴等许多重要人物。他们对常熟这个鱼米之乡来说，犹如冠帽上镶嵌的一串明珠美玉，为之增添了耀眼的光辉。

现在各地愈加认识到乡土历史和人物的重要意义了。各地不时传来纪念历史人物的消息：广东纪念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山东纪念孔子、孙子，四川纪念李白、苏东坡，湖南纪念王夫之、魏源、黄兴，湖北纪念屈原，如此等等。常熟市则和中国史学会于1994年5月甲午战争100周年和翁同龢逝世90周年之际联合召开了甲午战争与翁同龢学术研讨会，这是反思中国历史、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好形式。这次会议上，专家们提供了许多论文，进行讨论，百家争鸣，各抒己见，交流心得。对翁同龢这一历史人物进行如此大规模的研究和讨论，这还是第一次。史料发掘得更多了，研究更深入了，对翁同龢历史地位的评价更加公正、更加实事求是了。会议后结集而成的论文集反映了当前的研究水平和这次会议的成果。我相信关于翁同龢的研讨会将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研究水平将一次比一次高。

正因为中国的历史悠久，文化积存丰厚，所以必须分工合作进行研究。当前区域历史、区域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如果各地对发生和诞育于该地的事件、人物能进行持续不懈的研究，分头努力，全国配合，持之以恒，那么将对学术研究形成强有力的推动，必能更正确、更深刻地阐明祖国的历史发展，弘扬灿烂的民族文化，这是我热切的期待和衷心的祝愿。

注释

[*]原载《繁露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19世纪末期，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疯狂的侵略，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1898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政治运动代表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提出了抗议。这个运动失败后的次年，下层群众（主要是农民）的反对外国侵略和压迫的斗争就上升到高峰，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继太平天国革命（1851—1864年）以后农民起义的又一次高潮——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一

义和团运动是1860年开始的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欺凌的爱国斗争的继续和发展。西方殖民国家侵略中国一开始即以利用宗教宣传为特征。1860年以前，外国传教士的活动地区主要还限于通商口岸。1860年以后，因清政府被迫承认外国教会“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大批的传教士乃得以深入穷乡僻壤，建立教堂，并以教堂为据点，为他们本国政府的利益而进行活动，如曾在华南传教40年之久的美籍教士师雅各（Jacob Speicher）就明白供认：“在美国领事与传教士之间有一种明确的了解，后者奉命将他们所居地的情况随时报告领事。”[2]

外国传教士除了进行各种帝国主义侵略活动，还在地方上形成一种特殊势力，他们伙同以入教为护符的地痞恶棍，强占当地居民的土地房屋，包揽词讼，欺压良善，甚至逞凶杀人。

这样一群传教士真是“披着羊皮的残暴的狼”。他们的横行不法使各地人民在实际生活中切身地感觉到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因此，从1860年以后，全国各地先后发生了反对外国教会的斗争——人民自发的反帝斗争。而在每次斗争中，清政府总是袒护教会。例如1870年的“天津教案”（在此案中，法领事因先向中国官民开枪被杀），清政府除把地方官发配充军并付巨额赔偿金外，还处死了18名爱国人民。清政府的媚外惧外益加助长了帝国主义分子的气焰，人民对外国教会的仇恨和愤怒也更高涨。

1894年以后，外国侵略者纷纷抢占中国沿海港湾，争夺铁路修筑权，划分势力范围。人民越来越感到帝国主义者对他们生存的威胁而不能不奋起反抗，于是在义和团的领导之下，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便终于爆发了。

二

义和团原来是14世纪以来反封建压迫和异族统治的民间秘密结社白莲教的一支。白莲教在19世纪初曾在四川、湖北等地发动过大规模的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起义。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白莲教分成许多支派，其中义和团一支在山东、直隶一带农村中继续秘密活动。

1898年德国侵略者强占胶州湾和修筑横贯全省的胶济铁路，沿路占夺土地、房屋，在高密县枪杀农民20余人。山东人民不能忍受侵略者对他们的欺凌压迫，于是，义和团领袖朱红灯就在1899年初打出“反清灭洋”的旗帜，领导劳苦人民进行斗争。义和团为了对抗既有新式枪炮又有官府支持的教会，到处设立拳厂、神坛，用练习拳棒、烧香拜神的方式发动和组织群众，这种斗争方式是原始的、落后的，但长期处在被压迫地位的中国农民那时还找不到更好的组织形式和武器，而只能用迷信与武术来增强团结和信心。义和团在山东发展十分迅速，以茌平一县为例，到年底全县800多个村庄几乎每村都有了拳厂。

山东地方官最初对义和团抱着敌对态度。1899年9月，山东巡抚毓贤派兵在鲁西平原县大举进攻义和团，但反被打败。毓贤发现自己的腐朽军队不能消灭汹涌的革命势力，就转而承认义和团为合法的民间自卫组织，并利用“扶清灭洋”的口号来代替“反清灭洋”的口号。在为反抗外国压迫、争取斗争获得更大发展的情况下，义和团的领袖们与清朝官府进行了一定的合作。

虽然如此，具有反封建传统的义和团并没有被封建统治者所软化。义和团领袖非但不接受官府的管辖，还迫使一些地方官听从他们的命令。他们不准官吏坐轿，强迫官吏跪在神坛之前，甚至杀掉几个为人民所最痛恨的赃官。

帝国主义发现山东地方官为人民的声势所慑服，就出来干涉。美国公使康格迫使清政府撤换了毓贤，代以袁世凯。这个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上任以后，立即派遣自己训练的新军，联合驻青岛的德军和各教堂的武装力量，对义和团实行残酷的屠杀。

袁世凯的屠杀政策同样阻止不了革命运动的发展。1900年春，除山东外，直隶人民也纷纷组织义和团。随后义和团渗透到清朝统治的心脏地区北京、天津和保定三角地区。清军在涞水跟义和团作战，又遭失败。

涞水战斗之后，直隶全省农村中革命势力高涨，并向城市发展。距北京仅74公里的涿州和其他一些城市已在义和团的控制之下。成千上万的义和团群众——淳朴正直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大多是青年，也有妇女——戴着红色或黄色的头巾，拿着大刀、长矛，打着“替天行道、扶清灭洋”的大旗，从乡村涌向城市。沿途他们虔诚地遵守戒条，不损害任何和平居民和旅客。在告示中，他们表示自己的目标是把外国人驱逐出去，以免中国被割据和瓜分。他们又宣称要派人到日本去索回失地台湾、澎湖列岛和赔款。

革命的风暴使清朝封建统治者惊慌失措。武力镇压屡屡失败，派员“招抚”又无结果。最后，清政府被迫采取利用义和团的阴险政策，承认义和团活动的合法，企图避开眼前的革命刀锋，维护其统治，然后徐图控制义和团的活动。直隶总督裕禄用隆重的礼节把义和团领袖曹福田、张德成接到天津。1900年6月，义和团数万人进入天津和北京。

义和团进入这两个大城市之后，清朝统治者并没有达到控制它的活动的目的。义和团进攻教堂，包围天津租界和北京东交民巷各国公使馆，拆毁铁路、电线。他们还焚烧官署，杀戮赃官，使清朝封建统治秩序受到严重的威胁。

三

义和团运动的迅速发展完全出乎帝国主义者的意料。当义和团从四面八方涌入北京的时候，各国公使馆才急忙调动军队直接进行武装干渉。一支2 000多人的联军在英将西摩尔的率领下，从天津向北京进攻。义和团拆毁铁路并在沿线展开激烈的阻击战。这支侵略军只走到距天津65公里的廊坊就被迫狼狈撤退。事后，西摩尔承认“义和团所用设有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全体覆灭”。义和团作战的英勇，由此可见。

接着，英、美、法、德、俄、日、意、奥八国组成联军，大规模进犯，6月17日，在激烈的炮战以后，侵略军占领大沽炮台并向天津推进。侵略军攻占大沽之后，义和团和广大民众愈益激奋，聂士成率领的清军和天津武备学堂学生也起来抵抗，和外国侵略军激战。在人民群众反帝怒潮的冲击下，慈禧太后被迫于6月21日发布“宣战”上谕。

义和团对侵略军进行不屈不挠的战斗。一些清军将士如聂士成等作战英勇，共御外侮。天津城郊的血战持续了1个多月，最后由于义和团武器窳劣和组织松散，侵略军才得以于7月14日占领天津城。义和团的激烈抵抗使帝国主义感到没有足够的兵力和充分的准备是打不下北京的，因此，侵略联军在天津停留了20多天，纠集了4万多兵力才开始向北京进攻。义和团战士们仍在沿路节节阻截。当帝国主义军事压力迫近的时候，慈禧太后的态度转变了，她命令大臣李鸿章准备和外国进行媾和谈判。

清朝统治者态度的转变使义和团陷于腹背受敌的境地，侵略军乃得于1900年8月14日进入北京，然后分兵四出，侵占保定、张家口、山海关、沧州等地。帝俄还乘机侵占了东北。整个中国北方的人民力量与帝国主义侵略者展开了残酷的搏斗。这时清朝统治者已完全向外国侵略者投降。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和一些亲信大臣狼狈逃往西安，途中发布了“剿匪”上谕，命令清朝军队“会同”八国联军，对义和团进行屠杀。李鸿章也于联军占领北京不久之后就和侵略者开始了谈判。

当义和团运动在直隶发展的时候，其他一些地方也发生了农民反帝反清的武装斗争。但各省督抚坚决执行了和外国侵略者合作镇压的政策，故而这些地区的反抗运动未能大规模发展起来。当联军侵入北京以后，直隶的义和团在内外反动派的联合镇压下只能退入农村，分成小部队继续战斗。

四

帝国主义者在对义和团运动进行血腥镇压的时候还散布种种诬蔑之词，把义和团运动说成中国人对白种人的仇视，把自己的武装干涉说成“文明对野蛮的战争”。这种谬论在当时就受到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和其他进步人士如马克·吐温等的严正驳斥。列宁说：

中国人确实是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哪一种欧洲人，并且为了什么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那些到了中国只是为了赚钱的人，那些利用其被赞颂的文明只是为了欺骗，掠夺、暴行的人，那些对中国作战只是为了获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烟的人，那些伪善地以传播基督教来掩护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能不憎恶他们吗？[3]

中国人民所反对的就是这些帝国主义分子。对于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义和团当初所要求的只是把他们驱逐出去，所以在1900年6月即帝国主义开始大规模武装干涉之前，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杀的外国传教士只有在山东的少数人，而这一案件，根据英人博特牧师和库寿龄的记载，乃是偶然发生的。

至于这些自称为“文明人”而诬蔑中国人民为“野蛮人”的帝国主义者在对义和团运动的镇压中做了些什么“文明”事情呢？这里是八国联军司令德国将军瓦德西的记载：

联军占领北京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

…………

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损毁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亦为增加居民痛苦之原因。[4]

这里是暴行的目击者和参加者英国人朴笛南·威尔的记载：

法国步兵之前队，路遇中国人一团……法国兵以机关枪向之，逼至一不通之小巷，机关枪即轰击于陷阱之中……直至不留一人而后已。……

…………

后至之兵……又穷事搜刮，即偏僻之地，并抢劫之，以补其落后之失。……即公使中亦有因而发财者。[5]

这些就是1900年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干下的“文明行为”！

五

义和团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它是一个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当时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对义和团采取了反对的态度，而中国工人阶级则还没有登上历史舞台）。在运动发展过程中由于参加者的成分复杂、帝国主义的疯狂镇压和一部分封建顽固派的鼓煽，也发生了单纯排外的倾向，但这一切都无损于义和团运动作为中国人民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的光辉。

在义和团运动中，帝国主义不能不认识到：具有光荣的民族传统的中国人民是绝不会屈服在外国侵略者的铁蹄下的。在此之前，帝国主义者狂妄地叫嚣瓜分中国。在此之后，他们的腔调改变了。瓦德西看到中国人民团结一致，“‘神明华胄’之自尊思想，充满脑中……含有无限蓬勃生气”，因此不能不得出“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的结论。所以，义和团运动虽然被镇压下去，1901年的《辛丑条约》虽然使中国蒙受更多的屈辱和多至9. 8亿两的赔款负担（本息合计），但是帝国主义终于不敢立即实行瓜分中国的阴谋。义和团英雄们的牺牲奋斗在当时起到了使祖国免于沦入殖民地深渊的作用。

义和团运动之后，旧式的农民起义为孙中山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接替。自此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开始走上新的阶段。

注释

[*]原载《人民中国》，1955年第13期。

[2]转引自师雅各：《基督教对中国的征服》。

[3]《列宁斯大林论中国》，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4]《瓦德西拳乱笔记》，王光祈译，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23。

[5]朴笛南·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

对义和团运动的再认识[*]

义和团运动是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阶段。它在打击帝国主义侵略者，防止瓜分中国方面有重大的作用。我们纪念它，研究它，为的是加深对运动的认识，将其作为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教材。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济南已开过许多次学术讨论会。1960年召开的纪念义和团运动60周年讨论会，当时受到全国学术界的普遍注意，对义和团研究是一次重大的推进，当年的许多基本观点仍为今天史学界所认同。1980年召开的纪念义和团运动80周年讨论会，在反对“四人帮”歪曲义和团运动、拨乱反正方面有很大贡献。今年是纪念义和团90周年，这次会议更加成熟、更加深入，应该成为总结40多年来研究工作、检阅研究队伍的一次盛会。特别是国际友人来了很多，应该成为中外学者交流成果、增进友谊的盛会。

40多年来，新中国的历史科学蓬勃发展。回顾40年前，中国近代史，包括义和团运动的研究刚刚起步，人员很少，成果很少，对义和团运动的复杂性、矛盾性并没有充分的认识，当时还处在研究早期阶段。这40年来，史料丰富了，研究领域拓宽了，认识更加深化、更加科学了。这是义和团运动史研究工作者刻苦钻研、辛勤劳动的结果。

历史研究就是这样，历史内容是客观存在的，而认识历史则需要反复研究，逐步深入。每个事件在历史上只发生一次，不会有第二次。历史一旦发生，就成为客观事实，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不允许篡改，不允许涂抹。历史研究必须忠实于客观事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是历史学家应该共同信守的原则。历史内容的客观性决定了历史之成为科学。但是，人们认识历史却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并不是一次认识就能完成。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写的文章现在看来还较笼统、表面，因为那是在认识的早期阶段，我们在当年认识的基础上继续研究前进，才能达到今天这样对义和团运动的认识水平。如果历史的认识可以一次完成的话，那么我们已在60年代开过一次研讨会，80年代和90年代就无须再开会了。因此，人们对历史总是要不断重新认识、加深认识的。

为什么对历史要不断重新认识？我想大概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历史虽是客观的，不会再改变，但客观历史十分复杂，充满矛盾，非常丰富，人们不可能一下子认识其本质和各方面的特点。义和团运动史就是这样，它的性质、起源、组织、思想、战斗口号，它的发展、失败和意义都需要从各方面探讨，有时候呈现非常矛盾的情形。就拿义和团的性质和意义来说，它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是以后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一块奠基石，这是事情的基本方面，必须充分肯定。但我们的认识并不能停留在这里，我们还应看到事情的另一方面，即在当时的条件下，农民作为小生产者有很大的局限性，给运动带来盲目排外、迷信落后的色彩，统治阶级又力图操纵利用，运动很难保持纯洁性和独立性。这场运动本身具有复杂的两面性，从第一个方面，即其反帝爱国来说，应该肯定其伟大功绩，应该看到中国广大农民中蕴藏着伟大的革命精神，任何轻视农民的观点都是不对的；从第二个方面，即其局限性来说，农民不可能自己解放自己，必须有无产阶级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把农民运动提高到新的境界和新的水平，离开共产党的领导，任何其他力量都不可能拯救中国。历史过程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全面地看问题，我们有时候认识了、强调了这一方面，但却忽视了、忘记了另一方面。所以，历史需要反复研究、不断加深，才能取得比较全面、比较正确的认识。

二是有新史料不断被发掘、不断出现。拿义和团运动来说，20世纪50年代初，史料十分缺乏，只有《庚子国变记》《崇陵传信录》之类，有些假史料也分辨不清，如《景善日记》。以后，中国史学会所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部分有4大册，这就大大开拓了我们的眼界，改善了研究条件。再以后，历史档案陆续公布，笔记、日记大量出版，外文资料也得到整理、翻译。山东与天津的同志进行许多次调查，抢救了一大批实物和口碑资料。现在，研究义和团已拥有一个巨大的资料宝库，使我们对很多事件、人物的认识更加准确、更加完备。历史资料的发掘、整理、出版，是人们对历史需要重新认识的第二个原因。

三是社会现实的发展以及研究者个人主体条件、知识结构、认识方法的改进。历史一旦形成，就不会再改变，但涌现到历史学家头脑中的过去的历史总是和现实有联系。现实给历史学家们以启示和询问，提供新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不断促使历史学家以新的态度、新的观点重新审视过去的事件和人物。可以说，人们在回顾和研究人类过去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渗入今天的因素，即今天的思想感情和认识方法。例如： 20世纪60年代对义和团进行调查，有所收获，但由于当时的认识模式过于单一，没有考虑到社会结构、文化心理、民风习俗、地域生态等问题，因此，遗漏、流失了大量宝贵的资料，这是引以为憾的，但当时的认识水平和知识结构尚未达到现在的高度，所以又是无可奈何的。现在，更多的人从社会学、文化学、风俗学的角度进行探讨，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这是历史学界视野扩大、方法改进的结果，也是历史学家主体条件前进的结果。因此，客观历史虽早已形成，但每一代研究者都会对已经形成的历史产生许多新的认识，每个人由于有不同的立场、经历、水平，故而对同一历史事件会产生不同的看法，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的看法，这就需要相互切磋，共同讨论，修正错误，不断提高。这都是符合人类的认识规律的，符合历史研究的规律的。

以上三个方面是人们需要不断研究历史、加深认识的原因。这样才能使主观更正确地反映历史，使历史科学得以发展。这当然不是说客观历史可以随心所欲地不断改写。我所要强调的是，历史是客观存在，可以被我们认知，但认识过程却是漫长的。历史内容的客观性和历史学家认知能力的局限性构成了一对矛盾，我们正是在努力克服这对矛盾的过程中使认知更加全面，从而推动历史科学的前进。

注释

[*]原载《山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

光绪之死[*]

在距今100年的光绪三十四年（1908），名义上是清朝皇帝，实际上却被软禁在瀛台的光绪皇帝和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几乎同时死去。皇帝死于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酉时（下午5至7时），太后死于十月二十二日未时（下午1至3时），相距20个小时左右。这正当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的第八年，中国备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侮辱，国势阽危，民生凋敝，国将不国。光绪和慈禧几乎同时死亡，老百姓深感震惊、诧异、惶惑，有识之士担心：中国这艘千疮百孔的破舟会不会在惊涛骇浪中沉没？其命运如何？光绪和慈禧在政治上势不两立，矛盾尖锐，一个是38岁的中年，一个是74岁的老人，两人几乎同时死亡，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其中是否有不可告人的阴谋？会不会是慈禧太后临死之前害怕光绪皇帝复出掌权、全翻历史的成案，故而谋杀了光绪？阴霾笼罩，疑云纷起。逃亡海外的保皇党人为光绪吊丧，大肆声讨慈禧太后和袁世凯，指责他们是谋害光绪的主犯，舆论讨伐，沸沸扬扬。但他们远在海外，并不清楚光绪是怎么死的，仅在两人的死亡时间上质疑，拿不出确凿的证据。国内人众也狐疑满腹，流言纷纷，清廷严加查禁，“奉旨著民政部、步军统领、各督抚悬赏购缉造言煽乱匪徒”[2]。宫廷事秘，“斧声烛影”，谁也不明真相，谁也不敢公开议论。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德宗（光绪）先孝钦（慈禧）一日崩，天下事未有如是之巧。外间纷传李莲英与孝钦有密谋，予询问内廷人员，皆畏罪不敢言。

其实，在皇帝、太后死亡之前四年，即1904年（光绪三十年），早已有人预言到光绪先死。清朝外务部右侍郎伍廷芳对日本公使内田康哉透露光绪皇帝必定会死在慈禧太后之前。内田康哉问伍廷芳：当皇太后驾崩后皇上会如何？据《内田报告》记载：“伍言道：亦如世间传闻，诚为清国忧心之事，万望无生此变。伍话中之意，皇太后驾崩诚为皇上身上祸起之时。今围绕皇太后之宫廷大臣，及监官等俱知太后驾崩即其终之时。于太后驾崩时，当会虑及自身安全而谋害皇上。此时，万望能以我守备兵救出皇帝。”[3]

其实，慈禧死前必定会谋杀光绪，许多官员、太监对此心知肚明，但不敢说出。国内较早指出这一弑君阴谋的是长期陪侍光绪皇帝的翰林院侍读学士、起居注官恽毓鼎。他的工作是记录光绪的起居言行。在清朝灭亡以前，即宣统三年（1911）四月他已写成《崇陵传信录》，这是光绪帝的一本传记。其中说：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初十日，上率百僚，晨贺太后万寿，起居注官应侍班，先集于来薰风门外，上步行自南海来，入德昌门，门罅未阖，侍班官窥见上正扶奄肩，以两足起落作势舒筋骨，为拜跪计。须臾忽奉懿旨：“皇帝卧病在床，免率百官行礼，辍侍班。”上闻之大恸。时太后病泄泻数日矣，有谮上者谓帝闻太后病，有喜色。太后怒曰：“我不能先尔死。”

这是恽毓鼎在光绪死前11天所经历的事，所记慈禧的话和伍廷芳告知日本公使的话完全符合。十月初十日是慈禧的生日，光绪率领百官前往慈禧处探病与请安，从南海步行到德昌门，恽毓鼎随从，皇帝扶着太监的肩头，做身体起落的活动，以舒筋骨，可见身体尚健康正常，但太后不愿与皇帝见面，传谕竟说：光绪已有病卧床，不必再见面了。光绪听了大概很吃惊，话中包含杀机，是不祥之兆。这是武昌起义前半年多的记载。到了民国二年（1913）正月十七日，此时清朝已亡，言路已开，无所禁忌，恽毓鼎在日记中说道：“清之亡，虽为隆裕（按：即光绪的皇后，称隆裕太后。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批准发布退位诏书的是隆裕太后），而害先帝，立幼主，授载沣以重器，其祸实归于孝钦也。”[4]恽毓鼎直接指出了“害先帝”的是慈禧太后。民国以后，《崇陵传信录》传播甚广，慈禧谋害光绪之说得到佐证。越到后来，记事者日多，传闻更甚。如《方家园杂咏纪事》中说：“吾闻南斋翰林谭组庵，内伶教师田际云皆言，大变之前二日，尚见皇上步游水滨，意志活泼，证以他友所闻，亦大概如此。”尚书陆润庠曾为光绪请脉，对人说：“皇上本无病，即有病，亦肝郁耳！意稍顺当自愈，药何力焉。”[5]许多曾给光绪看过病的医生虽然认为光绪身体虚弱，常年生病吃药，但死前一段时间病情未见加重，身体尚属正常，并未突发急性致死的病症。其中名医屈桂庭说光绪死前三天“在床上乱滚”，“向我大叫肚子痛得了不得”，且“面黑，舌焦黄”，“此系与前病绝少关系”[6]。晚清内务府大臣增崇的儿子回忆，他幼年时适逢光绪之丧，他父亲接到光绪死的消息，跟叔叔们说：“就是不对，前天，天子受次席总管内务大臣继禄所带的大夫请脉，没听说有什么事。”“前天继禄请脉后说‘带大夫的时候，上头还在外屋站着呢，可怎么这么快呢？’”一位叔父说，这简直太可怕啦！另一位叔父说：“这里头有什么事儿罢！”“我父亲叹了口气，又摇头说：‘这话咱们可说不清啦！’”[7]光绪死后，穿戴入殓，一反常规，都由宫内太监一手包办，未让内务府插手。“光绪身故后，便是销声匿迹地移入宫中，甚至入殓之际究竟是什么样也无人能知其详，就连在内务府供职的我的父亲、叔父们都讳莫如深，避而不谈。”[8]

还有曾经陪侍慈禧太后、在宫中生活多年的德龄在《瀛台泣血记》中写道：“万恶的李莲英眼看太后的寿命已经不久，自己的靠山快要发生问题了，便暗自着急起来，他想与其待光绪掌了权来和自己算账，不如还让自己先下手为好。经过几度的筹思，他的毒计便决定了。”据德龄所述，光绪之死就是在慈禧同意下李莲英下毒所致。德龄对慈禧很有好感，书中很多处赞扬慈禧。但德龄还是说：“我竭力袒护老佛爷，可是对于她之经常虐待光绪，以及她谋害光绪性命的事，我却无法替她找出丝毫借口。”

新中国成立以后，溥仪从战犯变成了平民，写了一本《我的前半生》，其中说：“我还听见一个叫李长安的老太监说起光绪之死的疑案。照他说，光绪在死的前一天还是好好的，只是因为用了一剂药就坏了。后来才知道这剂药是袁世凯使人送来的。”

这些人所说虽然在细节上有不同和矛盾之处，但都猜测或肯定光绪是被毒害致死的。凶手是谁？多数说是慈禧，也有人说是袁世凯或李莲英。提供证言的有长期陪侍光绪的起居注官恽毓鼎，有给光绪治病的医生，有内务府大臣的儿子，有光绪继承人宣统，有陪侍慈禧太后的德龄，还有早就预言了光绪之死的晚清高官伍廷芳。众口一词，都认为光绪被害而死，因此距今30年之前，历史学界和社会上大多数人都相信此说。

20世纪80年代以后，事情发生了变化。清史研究更加重视清宫档案，档案数量汗牛充栋，涉及各个方面，其中有光绪病史的记录，积存甚多，保存相当完整。于是历史学家、档案学家、医学专家共同合作，仔细收集与研究光绪的脉案和药方，探索其一生的健康情况，得出了和上述情况截然相反的结论。他们认为光绪一生身体虚弱，百病丛生，久治不愈，尤其光绪三十四年（1908）之后，病情加重。他的去世属于正常死亡，并非慈禧等人谋杀，“光绪之死，既无中毒或伤害性的迹象，也没有突然性早亡的迹象，应该是属于正常的病亡”[9]。

专家们在详细研究分析了光绪的脉案之后，说光绪幼年即身体虚弱，大婚之前稍感风寒，必头疼体瘦，年仅十五六岁已弱不禁风，二十七八岁患耳鸣脑响，渐次加重，又长期遗精。平日因慈禧虐待，生活清苦。戊戌以后长期遭软禁，食不果腹，衣不暖身，御前所列菜肴虽多，但大多腐臭，不能进口，有时令御膳房添换一菜肴，必先奏知西太后，太后常常以俭德责之，光绪竟不敢言。瀛台涵元殿光绪居所年久失修，四处透风，隆冬天气并无炉火，寒冷已极。侍候光绪的老太监王商去和内务府大臣立山商量，立山也同情皇帝的处境，偷偷整修了涵元殿，糊好了涵元殿的窗户纸。不料慈禧闻知此事，怒责立山，“看来你越来越能干了，会走好运了，明儿我派你去打扫瀛台”，吓得立山连掴自己耳光，连称“奴才该死”。义和团起时，慈禧大概以为立山会与光绪、外国人连通一起，竟把立山处死。

类似虐待光绪的情形很多。专家们认为慈禧的虐待使得光绪心情不舒畅，病体加重，以致死亡。专家们称：“详考清宫医案，用现代医学的语言来说，光绪是受肺结核、肝脏、心脏、风湿等慢性病长期折磨，致使身体的免疫力严重缺失，酿成了多系统的疾病，最终造成心肺功能衰竭，合并急性感染而死亡。”[10]也有专家说：“光绪之死与慈禧之死，其间并无必然之联系。光绪帝之死按脉案记录之病理、病状分析，属于正常的疾病死亡。没有发现突发性的意外病变之可能。所谓他是被慈禧所毒害而死的议论，至少，在目前来说，尚没有可靠的史料依据。……他母子二人的接连死去……其实这不过是当时一种偶然的巧合，并没有什么值得可疑之处。”

另一位专家说：“从光绪帝临死前的脉案及其亲书的《病原》来分析，其死因属于虚劳之病日久，五脏俱病，六腑皆损，阴阳两虚，气血双亏，终以阳散阴涸，出现阴阳离决而死。”[11]

1938年，易县的崇陵（光绪陵墓）被盗掘，尸体遗物暴露在外。1980年清理并重新封闭了崇陵，曾将光绪的遗骨做过简单检测，当时没有先进的检测仪器，并没有发现有外伤的痕迹，亦无中毒表现。此次检测过程较简单，故只能以脉案做分析，光绪之死属于正常死亡，遂成定论。崇陵重新封闭时，光绪的若干头发、遗骨与衣服被保存在西陵文物管理处的库房内。

社会上虽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但并没有更强有力的新证据。如《启功口述历史》中说：慈禧太后病痢，他的曾祖父（启功为清朝宗室，其曾祖父溥良为晚清礼部尚书）在太后住所外侍疾，“就在宣布西太后临死前，我曾祖父看见一个太监端着一个盖碗从乐寿堂出来，出于职责，就问这个太监端的是什么？太监答道：‘是老佛爷赏给万岁爷的塌喇。’塌喇在满语中是酸奶的意思。当时光绪被软禁在中南海的瀛台，之前也从没有听说过他有什么急症大病，隆裕皇后也始终在慈禧这边忙活。但送后不久就由隆裕皇后的太监小德张（按：即张兰德）向太医院正堂宣布光绪皇帝驾崩了”。但由于对光绪的脉案进行了详细研究，大多数人相信光绪是正常死亡，所以启功先生这段证言未引起学术界和社会的重视。

进入21世纪，光绪之死的谜案又被提上日程，由中央电视台清史纪录片摄制组、清西陵文物管理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反应堆工程研究设计所和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共同合作，组成“清光绪帝死因”专题研究课题组，运用最先进的技术，采用最精密的仪器，对光绪遗体的头发、遗骨、衣服以及墓内外环境进行反复的检验和缜密的分析研究。该研究工作极为复杂艰难，研究时间长达5年之久。

由于崇陵已重新封闭，不可再开棺检验，且年代已久、检材不足，因此研究工作困难巨大。但课题组运用侦查破案的思维方式，根据信息的产生、传递、处理、还原、应用等原理，充分利用“中子活化”、“X射线荧光分析”、“原子荧光光度”和“液相色谱/原子吸收联用”等一系列现代专业技术手段，通过开展多项综合分析、模拟实验、双向推理、多维论证等多项工作，对西陵保存的光绪头发、衣服、遗骨进行检测和研究，最终破解了光绪帝死亡之谜。

在研究分析中，为准确检测和推断光绪帝死时体内微量元素的情况，研究人员将光绪帝的头发清洗晾干，再剪切成1厘米长的若干截段分别测试，结果发现，光绪帝的两缕头发截段中含有高浓度的元素砷（As），其最高含砷量为2 404微克/克，远高于正常人头发的含砷量0. 25~1. 0微克/克，且各截段含量差异很大。砷在自然界分布很广，多以硫化物和氧化物形式存在，主要有雄黄（二硫化二砷）、雌黄（三硫化二砷）、砒霜（三氧化二砷）等，其中砒霜（三氧化二砷）是剧毒的砷化合物。

为验证光绪帝的头发砷含量是否确属异常，研究人员分别提取了隆裕皇后、一清代草料官及当代人的头发样本进行同时代、同环境、同性别发砷测试，结果证实，光绪帝的几处头发截段中最高砷含量不仅远远高于当代人样本，也分别是隆裕皇后的261倍和清代草料官的132倍。为验证光绪帝头发中的异常砷含量是否因长期服用中药雄黄等而导致慢性砷化物中毒所造成，研究人员又将其与当代慢性砷化物中毒的人进行了发砷对比实验，结果显示，光绪帝的头发上最高含砷量是慢性中毒患者最高含量的66倍，且砷分布曲线与慢性砷化物中毒者的砷分布曲线完全不同。由此证实：光绪帝头发中的高含量砷既属异常现象，又非自身服药引起慢性砷化物中毒而成。

那么，光绪帝头发中的高含量砷究竟从何而来？为弄清这一问题，研究人员首先进行了光绪棺椁内外等环境取样与砷元素含量检测，检验结果：光绪帝头发中的最高砷含量是其棺椁内帷幔碎屑等物品最高砷含量的83倍，是墓内外环境样品包括棺椁盖上土最高砷含量的97倍，环境样品中的砷含量远低于光绪帝头发上的砷含量。由此，环境污染的可能被排除。接着，研究者又进行了含砷物质浸泡模拟实验，结果发现，外界的砷化合物不经过自身机体代谢，也可以吸附、渗透到头发内。由此推测，光绪帝头发中的高含量砷是由光绪身体内含有高浓度砷的物质沾染所形成。随着研究工作的逐步拓展与推进，在排除了周围环境物质的沾染后，各种研究数据把光绪帝头发上的大量砷元素的唯一来源锁定在光绪帝的腐败的尸体。

光绪尸体是否是沾染其头发的砷的唯一来源？如果是，那高浓度砷化物是什么？这些高浓度砷主要存贮于尸体何处？其化合物种类和总量是多少？是否能致其死亡？为搞清这些问题，研究人员决定扩大检测分析范围并依照法医工作规范取样检验。首先，对光绪头发上沾染的残渣物进行了重新检测，检测结果是残渣物的砷含量高于头发。由此，进一步证明了含高浓度砷的残渣物是头发高含量砷的来源。其次，对提取的光绪帝的遗骨进行了表面附着物的刮取与检测，结果表明，其中两块遗骨（一块肩胛骨和一块脊骨）表面沾染了大量的砷，说明这些砷确实来源于腐败的尸体。最后，对光绪帝的随葬衣物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砷的分布的检验。光绪帝的送检衣物共有五件，包括四件上衣（或外衣）、一条裤子。由于年代已久，五件衣物除龙袍保存状态尚为良好外，其余三件内衣均已严重腐烂。根据尸体腐败对穿着衣物侵蚀由内向外会逐步减轻的一般规律，研究人员依次推定出四件上衣由内到外的穿着顺序。随后依照物质吸附和信息转换还原原理，对接近光绪帝尸体特殊部位的衣物分别取样，进行了砷的分布的检验。

检测数据结果表明：从同一件内衣来看，每件衣物的胃区部位、系带和领肩部位的含砷量都高于其他部位；从穿着层次看，里层衣物的含砷量大大高于外层；从尸体的特殊部位看，衣物掉落下来的残渣（胃肠内容物）的砷含量极高。这说明，大量的砷化合物曾存留于光绪帝尸体的胃腹内，并在尸体腐败过程中由里向外侵蚀衣物，由此造成胃区、腹区部位衣物上的高含砷量。

随着研究工作的推进，大量砷化物曾在光绪帝体内贮存已被实验所证实，但具体是何种砷化物以及其总量是多少还尚不明确。砷化物不同种类具有不同的毒性，总量又关系到能否致人中毒死亡。因此，研究人员又对光绪帝发中高含量砷的砷种态（即砷价态或形态）进行了分析，采用液相色谱/原子吸收光谱联用分析法研究不同种态砷的比例关系，结合进行动物小鼠模拟实验，以判定可能导致光绪帝中毒死亡的砷化合物种类。同时，通过衣物、头发、附着残渣等对光绪帝尸体中的砷化合物总量进行了仔细测算。

实验结果表明：光绪帝摄入的砷化合物是剧毒的三氧化二砷即砒霜，而其腐败尸体仅沾染在部分衣物和头发上的砒霜总量就已高达约201. 5毫克。根据相关研究，人口服砒霜（三氧化二砷） 60~ 200毫克就会中毒死亡。光绪帝摄入体内的砒霜总量明显大于致死量。至此，光绪帝死因终于破解，即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其胃区、腹区部位衣物上的砷是其含毒尸体腐败后直接侵蚀遗留所致，而其衣领部位及头发上的大量砷，则由其腐败尸体溢流侵蚀所致。

这次检测和研究的详情、方法、数据和结论由钟里满等13位专家写成《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结论是：“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此研究工作报告已公开发布。研究过程表明，这项工作走出了一条超常规之路，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侦查思维解决历史问题的成功尝试，是自然科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并肩合作的范例。研究结果也会对我国史学界和全社会发生重大影响。100年前光绪和慈禧的死亡，预示了长达2 000多年的中国专制帝制的崩塌。3年之后，武昌起义，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获得了胜利，建立了共和国，清王朝终于被推翻。光绪帝被毒害致死，百年之后得以确证，尘埃落定，真相大白。

本课题的主题是光绪是否被毒死，已得到答案。至于主要凶手是谁，尚可研究讨论。以当时的条件、环境而论，如果没有慈禧太后的主使、授意，谁也不敢、不能下手杀害光绪。慈禧蓄意谋杀光绪已非一日，早在戊戌变法后，就已酝酿废立与弑君阴谋。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初十日，太后再出训政后4天，即以光绪名义发布谕旨称：“朕躬自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著内外臣工切实保荐候旨，其现在外省者，即日驰送来京，毋稍延迟。”[12]其实从四月以来，光绪正精神振作，意气风发，雷厉风行地进行“百日维新”，每天颁发许多诏谕，怎么会“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这分明是假话，即使偶有小病，北京有太医院，何以立即通告全国，征请全国名医为光绪治病。这不过是慈禧怀着废立与弑君的心肠，在全国制造光绪病重的假象，以便有朝一日实现她的目的。慈禧玩弄的把戏当时许多人已洞若观火，因而有上海绅商经元善等1 200人联名发电：“请保护圣躬。”全国各地和海外华侨也纷纷反对。外国公使也关心光绪的安全，强硬要求由法国医生入宫为光绪看病。两江总督刘坤一说：“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社会上激烈的反对声浪阻止了慈禧阴谋的实施。

从官方档案众多的脉案、药方看，光绪确实体弱多病，但并非因病而死。对这些脉案、药方，也要谨慎从事，考察它是在什么环境、什么条件下形成的。

如江苏名医陈莲舫被征召入京，为光绪治病：

叩头毕，跪于下，太后与皇帝对座，中置一矮几，皇帝面苍白不华，有倦容，头似发热，喉间有疮，形容瘦弱……故事，医官不得问病，太后乃代述病状，皇帝时时颔首，或说一二字以证实之。殿廷之上，惟闻太后语音，陈则以目视地，不敢仰首。闻太后命诊脉，陈则举手切帝脉，身仍跪地上，据言实茫然未知脉象，虚以手按之而已。诊毕，太后又缕述病情，言帝舌苔若何，口中喉中生疮如何，但既不能亲视，则亦姑妄听之而已。[13]

原来所谓看病如此而已！所谓“脉案”是依照慈禧所说记录在案，这样的“脉案”怎能确证光绪的真实情况？

不久，陈莲舫因如此诊治需承担极大风险，向太监行贿，告老称病逃回了家乡。

其他医生亦有类似回忆。内务府总管大臣增崇是带领众多医生入宫看病的官员，据他的儿子回忆：

从当时的情况看，无论太医或外省保荐的医士，给光绪请脉，都得依慈禧的脸色行事。凡干不长的，多半是违背了慈禧心意；干长的则是切合了慈禧的“需要”了。至于世人所能见到的光绪的脉案、处方究竟如何，不待言说。对于这些事，我父亲（按：指增崇）、叔父们心中有数。我听得多了，也有些明白。[14]

还有当时著名诗人陈衍也说：

冬，西后与德宗先后一日崩殂。初，德宗久病未愈，征医各省，处方有效则后怒。[15]

总之，慈禧唯恐自己先死，光绪复出掌权，尽翻旧案，故而在全国求医问药多次，大造光绪病重的舆论，希望光绪因体弱多病而先死，在人间悄悄地消失。但事与愿违，偏偏自己先罹患重病，势将不起，故临终前令亲信下手毒死光绪。从检测结果与史料记载来看，这应是事实的真相。

注释

[*]原载《清史研究》，2008年第4期。

[2]许宝蘅：《巢云簃日记》。

[3]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绪论》，成都，巴蜀书社，2004。

[4]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第2册，632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

[5]胡思敬：《国闻备乘》。

[6]《诊治光绪帝秘记》。

[7][8]《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总122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9]《揭开光绪帝猝死之谜》。

[10]冯伯祥：《清宫档案揭秘光绪之死》。

[11]李秉新：《光绪猝死一案》。

[12]《德宗实录》，卷四百三十六。

[13]许指严：《十叶野闻》。

[14]《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总122期。

[15]《凌霄一士随笔》。

光绪之死与袁世凯“告密”真相[*]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下午，38岁的光绪皇帝躺在冰凉寂静的中南海瀛台涵元殿，满怀悲愤地离开了人间。第二天下午，操纵晚清政权近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也死在中南海仪鸾殿内，终年74岁。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去世的消息一传出，就震惊了海内外。人们普遍认为，年纪轻轻的光绪反而死在了74岁的慈禧的前面，而且只是差一天，这不是巧合，而是处心积虑的谋害。于是，光绪被人谋害致死的种种说法就由此产生了。

一、光绪临终病情

那么，光绪究竟是怎么死的呢？让我们看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当年光绪病情档案是如何记载的吧。

光绪帝37岁时写的《病原》中说：遗精已经将近20年，前几年每月遗精十几次，近几年每月二三次，经常是无梦不举就自行遗泄，冬天较为严重。腰腿肩背经常感觉酸沉，稍遇风寒必定头疼，耳鸣现象也近10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以后，光绪的病不断恶化，从未好转。从现代医学角度分析，光绪已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关节炎和骨结核以及血液系统的疾病，这是导致光绪壮年殒命的直接原因。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初九，御医曹元恒在《脉案》中写到光绪肝肾阴虚，脾阳不足，气血亏损，病势十分严重，在治疗上不论是寒凉药还是温燥药都不能用，处于无药可用的严重局面。五月初十，御医陈秉钧写的《脉案》上写有“调理多时，全无寸效”的话。七月十六日，江苏名医杜钟骏为皇帝看过病后说：“我此次进京，满以为能够治好皇上的病，博得微名。今天看来，徒劳无益。不求有功，只求不出差错。”拖到九月，光绪的病状更加复杂多变，脏腑功能已经全部失调，死亡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了。

十月中旬，光绪的病情已经进入危急阶段，他出现肺炎症及心肺衰竭的临床症状。十月十七日，周景涛、吕川宾等三名御医会诊，一致认为光绪皇帝已是极度虚弱，元气大伤，已处于病危状态，并私下对朝臣说：“此病不出四日，必有危险。”十月十九日，光绪已出现胸闷气短，咳嗽不断，大便不通，清气不生，浊气下降，全身疲倦乏力的症状。到二十日，光绪已经是眼皮微睁，流着口水的嘴角轻轻颤抖。当天夜里，光绪开始进入弥留状态，肢体发冷，白眼上翻，牙关紧闭，神志不清。到了二十一日的中午，光绪的脉搏似有似无，眼睛直视，张嘴倒气。拖到下午，光绪怀着满腔的怨恨与世长辞了。

我们从光绪去世前八年的档案记录来看，可以认为：光绪帝从开始病重一直到他的临终，他的病状演变是属于逐步恶化，并没有特别的症状出现，既没有中毒或其他伤害性的迹象，也没有突然暴死的迹象，应该属于正常病死。

二、帝后之争

同治十三年（1874）十二月初五的深夜，同治皇帝因为患天花突然去世。临终没有留下由谁来继位的遗命，而国家又不能一天没有君主。第二天召开大政会议，讨论究竟由谁来继位，慈禧太后压制了其他一切意见，坚持由4岁的载湉入宫来继承皇帝大位。载湉之所以能够当上皇帝，是因为慈禧亲生之子同治皇帝去世后，没有留下儿子继承皇位，更重要的还是慈禧权欲熏心，想找个儿皇帝，创造再次垂帘听政的机会。光绪元年（1875）正月二十日，4岁的载湉在太和殿正式即位。从这一天起，光绪就被慈禧牢牢抓在手里。光绪虽然当了皇帝，是一国之君，但是自从他入宫以后，陪伴他的只有孤独，他是在烦琐的宫中礼节、慈禧不断的严词训斥中长大的，他从小就心情抑郁，精神不快，身体积弱，难以抵挡疾病的侵袭，留下了难以治愈的病根。

光绪十五年（1889）正月二十日，19岁的光绪皇帝举行大婚典礼。光绪的一位皇后两个妃子都是慈禧做主选的，皇后不是别人，正是慈禧亲弟弟桂祥的女儿叶赫那拉氏。慈禧选自己的侄女为皇后，为的是在把朝政交给光绪后，还能利用皇后来控制和操纵皇帝，起码可以监视和掌握皇帝的一举一动。

光绪的两位妃子是瑾妃和珍妃，二人是亲姐妹，但相貌、性格却大不相同。瑾妃相貌一般，而且性格脆弱；珍妃貌美端庄，性情机敏。珍妃对光绪的同情和体贴，激起了光绪对未来的憧憬和热情，同时也引发了他要在政治上摆脱束缚有所作为的欲望。大婚后的数年间，他与珍妃共同度过了一生中显得较为轻松的时光。

光绪临朝亲政后，53岁的慈禧表面上退居颐和园颐养天年，实际上权势依旧，一如既往地把握着国家政务。她一方面处处限制光绪的权力，国家重要大事都要秉承她的懿旨去办理；另一方面又通过自己的侄女隆裕皇后及亲信太监李莲英等人，暗中监视光绪的行踪。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强调博采西学，推行新政，授予康有为“专折奏事”特权。那些守旧的权贵重臣害怕光绪皇帝的改革会触动他们的地位，纷纷投靠慈禧并竭力挑拨他们“母子”的关系。慈禧也深恐光绪改革的成功会影响到她的独裁。这样朝廷大臣中出现了“后党”与“帝党”，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光绪亲政的10年，是与慈禧进行政治和权力斗争的10年，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运动，双方矛盾日益尖锐。

三、重创：戊戌变法失败

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在以慈禧为首的守旧势力的反对和镇压下，变法运动最终失败，康有为、梁启超出逃，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遇害，光绪本人也被囚禁在中南海瀛台，他的政治生活到此结束。此后，光绪度过了10年没有人身自由的囚徒生活。

光绪深知慈禧的险恶用心，日夜担惊受怕，提心吊胆，对天长叹：我连汉献帝都不如啊！被囚禁在瀛台的光绪心情抑郁，病情日益加重，体质直线下降。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二十一日，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带着光绪皇帝仓皇出逃，相传她临行前还不忘处置珍妃，命令太监崔玉贵把珍妃推到宁寿宫外的井中害死了。光绪得知珍妃的死讯以后，精神就更加崩溃，旧病复发，日趋严重，再也无法康复了。

由此可见，光绪从自幼多病，到青年以后的病情逐步加重，都与他的政治处境和精神生活密切相关。慈禧的长期压制和打击是光绪得病的重要原因。从这一点看来，民间传说是慈禧把光绪害死的，并非全无道理。

四、传统说法留重重疑团

戊戌变法中袁世凯的告密是关键情节，传统的说法是：因袁世凯告密而导致慈禧政变，究竟袁世凯怎样告密？至今众说纷纭，留下重重疑团。

戊戌年七月三十日，光绪帝颁密诏给杨锐，嘱维新派妥筹良策，推进变法。密诏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光绪帝意识到将有变故，自己处在危险地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维新派筹商对策。八月初二日又由林旭带出第二次密诏，令康有为“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康有为、梁启超、林旭、谭嗣同等维新派的核心人物跪诵密诏，痛哭失声，誓死搭救皇帝，不得已铤而走险，决定实行兵变，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权。八月初三日谭嗣同夜访法华寺，会见袁世凯，劝袁举兵杀荣禄，围颐和园，对慈禧太后则或囚或杀。此后事情的发展有不同说法，传统说法是：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一面假意和维新派周旋，骗得光绪帝封他为侍郎；另一面看到慈禧的势力根深蒂固，决定投靠旧党。他用假话哄走了谭嗣同。八月初五日向皇帝请训，当天乘火车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光绪帝和维新派。当夜，荣禄赶回北京告变。八月初六日晨，慈禧临朝训政，囚禁光绪，随后捕拿维新派，杀害“戊戌六君子”，“百日维新”遂告失败。

五、一个谜：政变之初，慈禧为何不捉拿谭嗣同

以上传统说法长期流行于史学界，但近几十年史学家对此提出疑问，否定了因袁世凯告密导致慈禧政变之说，其理由如下：八月初六日慈禧实行政变时，如果是袁世凯告密导致政变，则政变上谕中必定指名捕拿谭嗣同，因谭是劝说袁世凯围园劫持太后的人，属于“逆首”。慈禧太后绝不会放过他。何以上谕中只命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没有谭嗣同在内？而且上谕中康的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罪名较轻。如果有围园劫太后之谋，则是大逆不道，罪在不赦，上谕中何以轻轻放过？

六、又一个谜：荣禄不可能乘火车连夜赶回北京

还有，袁世凯在八月初五日上午觐见光绪后，即乘火车回天津，“抵津，日已落”，袁赶到荣禄处告密，已在夜间，荣禄得知围园消息后，万难在当夜赶去北京，把消息反馈给太后。因为，当时北京、天津之间的火车通行不久，只有白天行车，没有夜车，也缺乏夜间行车的设备、经验与技术。即使荣禄以直隶总督之尊也不可能下令加开一次夜车。荣禄于八月初五日夜间万万赶不到北京，而慈禧太后实行训政却在初六日上午，可见太后的政变并非由袁世凯告密所引起，政变时还不知道康有为等有围园劫太后之谋。政变是新旧两党长期矛盾积累的结果，守旧大臣杨崇伊等认为维新派乱政妄行，请求慈禧太后出而训政，这是守旧派的一个既定步骤，与袁世凯告密无关。

七、疑点重重的袁世凯《戊戌日记》

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说，谭嗣同深夜来访，再三要求袁世凯举兵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并说：“不除此老朽（按：指慈禧太后），国不能保。”袁世凯闻言大惊，推辞敷衍，不肯答应。可是《戊戌日记》存在几个疑点。第一，包围颐和园，杀西太后，这是何等重大而紧急的事件，袁世凯告密如果是积极的、主动的，可以在第二天，即初四日在北京找到北京的大臣告密，何必一定要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初三夜，谭嗣同找他密谈，提出围园杀太后之谋，初四日一天何以袁无所动作，没有在北京告密？第二，据袁世凯说，初五日返津见荣禄，即要告密，“略述内情”，忽有客人入座，因此欲言又止，只好等明天再说。此是何等大事，谭嗣同已募勇士数十人在京，事态一触即发，慈禧有旦夕之祸，却因为座上有客人，把此事延宕一天，难道袁世凯不能禀明荣禄有要事相告，设法把客人支走？袁世凯是何等精明人，办事却为何拖沓、糊涂？

八、袁世凯与维新党的关系

应该说，慈禧把袁世凯认作维新党人是有道理的。事实上袁世凯与维新党人联系密切，不但与闻兵变之事，而且参与密谋，做出投向维新派的承诺。他在维新变法问题上和康有为的思想十分接近。甲午战争以后，他即和康有为结交。1895年，在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以后，袁世凯当时在督办军务处当差，也曾向光绪帝上书，条陈变法事宜，他当时的思想观点和康有为很接近。

1895年夏，康有为第四次上书，都察院、工部不肯代递，袁世凯曾向督办军务处要求代递。不久，强学会成立，袁世凯积极参加，是发起人之一。后来袁世凯奉派赴小站募新建陆军，康有为等为袁设酒饯行，康有为对袁的印象极好，认为：“袁倾向我甚至，谓吾为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

袁世凯通过维新派的荐举，越级提升。袁对维新派感激不尽，他们之间的关系拉得更近了。维新派内部议论的机密事，也不避着袁，而且袁表示支持。不管怎样，光绪帝是合法的君主，袁世凯除了思想上与维新派有一致之处，无论从忠于君主的伦理观念上说，还是为个人名利地位计，他都会向维新派靠拢。

八月初三日，当光绪帝的密诏带到康有为那里，维新派的几位核心人物聚在一起，捧诏痛哭，商议救光绪的办法，其中竟有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在内。如果不是袁已对维新派做出全力支持的承诺，那么维新派是不会让徐世昌参加这一秘密活动的。

袁世凯虽早已参与维新派的谋划，并承诺要支持维新派，但八月初三日谭嗣同夜访，提出杀荣禄、调兵入京围颐和园劫持太后之谋后，袁世凯犹豫了。因为执行此计划极其冒险且难度很大。袁军虽为精锐，但周围有聂士成、董福祥的军队牵制。聂、董的军队人数远在袁军之上。且袁军驻扎小站，离北京二三百里，要长途行军，突破聂、董二军的阻拦，奔袭颐和园，成功的把握实在太小了。

荣禄一直在窥测事态的发展，袁世凯被召进京，封为侍郎，荣禄很紧张，谎称英、俄在海参崴开战，大沽口外，战舰云集，故调动军队，把聂士成军调到天津，把董福祥军调到长辛店，以防不测。他还写信给袁世凯，催他赶快离京返津，袁世凯回到天津，并没有发生像他在《戊戌日记》中所说与荣禄的谈话，而荣禄只是把他留在天津，未让他回小站营中，并对袁世凯严密防范。袁世凯听说北京发生政变，慈禧太后再出训政，捉拿康有为，吓得魂飞天外，以为密谋已经败露，故“大哭失声，长跪不起”，向荣禄表示忏悔，并将谭嗣同夜访之事和盘托出，为保全自己，出卖了光绪帝和维新派。

注释

[*]原载《领导文革》，2005年第1期。

荣庆其人与《荣庆日记》[*]

荣庆，字华卿，号实夫，蒙古正黄旗人，鄂卓尔氏，生于咸丰九年（1859），卒于民国六年（1917）。曾担任刑、礼、户诸部尚书，以及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管学大臣；宣统三年（1911）礼部改为弼德院，荣庆初为副院长，旋改顾问大臣、德宗实录馆总裁。荣庆在晚清政坛上历任要职。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他了解得很少。其主要原因盖在于资料缺乏。《清史稿》虽有荣庆传，但失之过简。对于荣庆的身世、政治上发迹的原因及其与慈禧、荣禄、奕劻诸权贵的关系都没有交代清楚；至于荣庆在清末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亦未详述。

最近，谢兴尧先生整理、点校的《荣庆日记》已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刊印。这对于我们了解荣庆其人与清末的这段历史颇多裨益。关于《荣庆日记》的发现与出版，谢先生曾有一段说明：

四十年前我因搜集史料，从事写作，经常出入旧书店。……某次在旧书店购得一包抄录的文献资料，归后细审，其内容约分两类：一系抄录的私人日记，卷帙较繁；其余则系抄存的私人函札记事。二者均属于记述清末当时重要人物彼此往还关系。……惟因全部均系草书，难于辨识；又因年久纸墨漫漶，且有残缺脱落，以其整理困难，置之箧底未暇取视。而人事推移，时光如驶，岁月不留，转瞬之间，竟数十载！我现在已年逾七旬，日趋衰颓，倘不及时清理，将见此重要史料，沦为废纸，未免可惜！因抽工夫加以整理点校，使其眉目清晰。[2]

这部日记始于光绪四年（1878），终于民国五年（1916），先后总共38年。这期间恰好是中国近代社会发生剧烈动荡的年代，各种政治势力，先进的与保守的，革命的与反动的，彼此展开了你死我活、动人心魄的争斗。荣庆作为一个“位极人臣”的满蒙贵族，赶上了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参与了许多重要的政治活动。正因为如此，《荣庆日记》中涉及许多珍贵的秘闻，诸如有关清代朝廷之典章制度、政治外交、官风民情。透过这些记载，均足窥见当时宦海背景，“政局里层，较之官书文牍的刻板文章，应酬词句，有所不同”[3]。

然而，荣庆又是一个老于世故、小心谨慎的官僚。对于当时的政治大事、上层内幕与自己真实的思想活动，讳莫如深，很少透露。因此在日记中只是罗列每天的行止、接待的人物，至于谈些什么、他自己的政治态度如何，几乎尽付阙如。不管是对他拥护、笼络的权贵，还是对于与他格格不入的政敌，他都不加臧否，不予评论。而且愈是到了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刻，荣庆愈是能保持惊人的沉默。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才以寥寥数字发泄一点感慨与牢骚。

荣庆这种拘谨的性格严重影响了这部日记的史料价值，也为我们了解当时的史实与人物增添了许多困难。因此，要了解荣庆其人，除了参酌这部日记之外，还需要翻看与他同时代的函札、公牍，披阅清宫档册，如此才可能勾画出一个比较完整的轮廓。

一

荣庆与一般满蒙权贵不同，他不是靠门户荫典取得高位的，而是靠刻苦攻读、科举起家的。荣庆的祖父皂升官至四川提督，其父亦“负羽军中”，以其生于重庆，故以庆名。然而，在荣庆出生不久，皂升因“年老重听”奉命致仕，于是举家由重庆迁到成都居住。在荣庆7岁那年，其生父奉命赴重庆采买硝磺，不料身染瘟疫，病死山城。第二年夏天，其祖父亦感染痢疾去世。短短数年间，荣庆家境急剧衰落，“陋巷逼迫，非复阀阅矣”[4]。

也许正是这种家计窘迫的生活环境，迫使荣庆发愤读书、刻苦自励。在川期间，荣庆屡次应成都芙蓉书院、潜溪书院课考，均能名列前茅。

光绪九年（1883）荣庆在北京会试中式，三年后又考中进士，这对于20多岁的荣庆来说，真可谓平步青云，少年得志了。然而，此后荣庆的仕途并不平坦。他出身寒素，在朝臣中自无奥援，又拿不出钱来向显宦行贿，因此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在翰林院默默无闻地供职。据《清史稿·荣庆传》记载，荣庆中进士后，以编修充镶蓝旗管学官，累迁至侍读学士、蒙古学士，迁转迟滞，“荣庆当引见，或讽以乞假。谢曰：‘穷达命也，欺君可乎。’”其穷困潦倒之状，是不难想见的。

天无绝人之路。荣庆在中进士13年之后，终于遇到了一个飞黄腾达的极好时机。是年春天，荣庆被简拔为山东学政。平心而论，像荣庆这样才能平平，在集中了全国人才的翰林院里实在算不上是佼佼者。然而，仅六七年间他却由一省的学政扶摇直上，成了刑部、礼部尚书，还当上了军机大臣。其升擢之迅速，曾使许多官僚感到震惊。荣庆政治上发迹的奥秘究竟何在？翻阅日记即可找到答案，原来是他在山东学政任内结识了袁世凯。

荣庆与袁世凯的亲密关系在日记中多有反映。当荣庆到济南任职半年之后，由于义和团运动的蓬勃发展，清廷派袁世凯接替毓贤为山东巡抚。荣氏于十一月初九日日记中写道：

阅电抄……袁侍郎署东抚，庙谟深远矣。[5]

十一月二十三日，出西关，袁署抚前旌已至，即同毓中丞跪请圣安。袁抚小坐，行。[6]

十二月十八日，慰亭中丞到，谒慈（按：指荣庆嫡母），见子女。荐医李少庚，未服其药……[7]

袁世凯抵任之际，适逢荣氏之母患病，故有荐医之举，并馈赠“人参鲜花、儿女辈服物”。新任巡抚的上述举动使荣庆受宠若惊。是年除夕，荣庆母死，“袁抚军送经并焰口”。当荣氏扶柩回京时，二月初十日到天津，“袁慰廷部下刘直牧永庆来吊，并代办火车一切”[8]。

当后来袁世凯长子云台（克定）到京时，荣氏让“内子等见之”[9]。这种不同寻常的举动，在荣氏整个日记中是绝无仅有的，它反映了荣、袁之间的密切关系。

然而，仅仅依靠与袁世凯的私交，荣庆还不能骤登显秩，因为袁氏当时仅为一省巡抚，所起作用自然有限。荣庆当时很可能借助了慈禧的亲信荣禄的力量。荣禄，“字仲华，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时为大学士，军机首辅”。戊戌政变后数年中，“身兼将相，权倾举朝”[10]。荣庆很可能由袁世凯的推荐而与荣禄攀上了关系。

荣庆的日记似乎可以证明这种推断。在赴山东学政之任前，《荣庆日记》中几乎没有提到荣禄的名字，但从山东归来后，略相（按：荣禄字“略园”）则成了其无话不谈的挚友，如在义和团运动时期，京城兵荒马乱，人心惶惶。围绕要不要依赖义和团向列强同时开仗，统治集团内部意见纷纭，争吵不休。荣庆在这场纷争中极力主张“请统兵亲王勿兼译署，遣散拳民，保护使馆”[11]。他在日记中写道：

五月二十三日，仍预备未召见，闻廊岱（按：指廊坊）已开仗，陈仲相条陈以散拳民事，并以无与各国一齐开衅之理。仲相答以：“子之言，我之心也。若再分辨，视为逆类矣。”洒泪而散。[12]

虽是寥寥几语，但可窥二人之间在政治上情投意合、推心置腹的关系。

正是由于荣禄的援引与推毂，荣庆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三月得以“奉旨署理仓督”。他于奉命之日在日记中写下了“不次之擢，感悚实深”八个字。他倚仗荣禄的支持，颇思做一番整顿。他在给荣禄的信中说：“庆二十载京曹，兼以历任仓师，半系知交，其中积弊，闻之颇稔。此时有难办之处，亦实有易办之机，固不敢出以操切，亦何敢再蹈因循。惟自来任大事，挽积习，初办之时，罔不议论纷腾，阻挠百出。陶文毅之整顿淮鹾，丁文诚之革除川弊，崇文勤之督沈，阎文介之抚东，卓卓诸贤，均不免此，其行之易而收效者，则以胡文忠之在湖北为最。盖地方新复，事同创始，今之时局，大略类此，仓务即其一端。惟庆一点血诚，不愿让前人独步，而识力魄力，究不知撑到几分。”[13]

荣庆的这封信正好是表白他对荣禄感恩效力的心声，他干得颇为出色，以剥船盗米，改由火车径运，并仓廒，增经费，杜领米弊端，裁稽查仓务的御史，清廷皆如其所请。他由一个被人看不起的翰林院管学官，数年间竟成了政治舞台上的一颗新星。仓场总督只干了1年多，就被破格拔擢为刑部尚书，接着又调礼部尚书，复调户部，拜军机大臣、政务大臣，光绪三十一年（1905）协办大学士。这时的荣庆才刚刚40出头，年富力强，踌躇满志。一般官僚走数十年的漫长宦途甚至都不可获得的显秩高官，但荣庆只用了五六年的时间就得到了。

二

荣庆在庚子之变后官运亨通，迭交好运，除了他与袁世凯、荣禄之间这种迥非寻常的关系外，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即他是由科举正途出身。在一群浑浑噩噩的满蒙贵族中间，能够像荣庆那样饱读诗书、擅长诗赋的官僚简直凤毛麟角。然而，正是他的这种出身与阶级地位，使他对清末统治阶级推行的新政产生了极为厌恶的感情。

义和团风暴平息之后，清廷迫于时局的压力，不得不以推行新政相标榜，于是，“废科举”“兴学堂”成了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当时，慈禧与光绪还躲在西安“行在”，热心教育的张百熙受命兴学，以振兴京师大学堂为己任。他“奏加冀州知州吴汝纶五品卿衔，总教大学”，凡大学教职员皆自聘，锐意提倡革新教学内容与考试方法，这些做法都引起守旧势力的不满与攻击。因此，慈禧等人在回銮之后，决心挑选一个最能代表他们意志的官员掺到京师大学堂中，稍分张百熙手中的权力，被选中的人就是荣庆。《清史稿·张百熙传》谓：“大学既负时谤，言官奏称：本朝定制，部官大率满汉相维，请更设满大臣主教事。乃增命荣庆为管学大臣，旋别设学务处，以张嘉亨为大学总监督，百熙权益分。”说的正是以荣庆牵掣张百熙这桩事。

张百熙在刚接到清廷委任他管理京师大学堂的命令时，雄心勃勃，颇多宏伟设想。但是，为时未久，攻击新学的流言蜚语就遍传都下，荣庆等人则更是处心积虑地与新学作对，所有这些都使张百熙这位以开通风气、沟通中西为己任的教育改革先驱者感到心灰意冷，无可奈何。他在给自己的挚友、同乡瞿鸿禨的密札中写道：

所难者，则学堂也。从前京师议论，皆以学堂为无父无君之地，今犹是见解，犹是议论也。昨与燮臣相国言及，同为太息久之。容诣略相及公处详言之。……若因其为难而不为，既无以对朝廷，亦无以对我公与略相也。勉竭小才，至开办后再行陈说，彼时必望公体谅此心耳。[14]

荣庆充当了管学大臣之后，办事皆以遵奉慈禧的懿旨为准绳，坚持“以中国政教之固有，而亟发明以拒异说”。《荣庆日记》中有许多慈禧向荣庆询问有关大学堂事宜的记载。然而，关于荣庆与张百熙为难情况，在《荣氏日记》中几乎找不到任何痕迹。乍看起来，仿佛荣、张二人相处十分融洽。在张百熙光绪三十三年（1907）去世时，荣庆还于日记中写道：

二月十七日，未正入署，酉归，治秋（按：即张百熙）故报到，挽以联云：“负韩欧伟望，输文富大年，天不慭'遗斯世痛；钟湘岳灵奇，抱兰荃忠爱，魂兮归去楚江春。”[15]

其实，荣庆的挽联是言不由衷的，关于荣、张不和一事，时人多有记载。

《清史稿·荣庆传》谓：“大学堂之创立也，命荣庆副张百熙为管学大臣。百熙一意更新，荣庆时以旧学调济之。”此处所谓“调济”二字，实际上是“掣肘”“牵制”的同义语。

《清史稿·张百熙传》则云：

始议分建七科大学，又选派诸生游学东西洋，荣庆意不谓可，而百熙坚持之，亲至站送诸生登车。各省之派官费生自此始。……百熙拟建分科大学，以绌于资而止，惟创医学及译学馆、实业馆，遽谢学务。

这里已将荣庆与张百熙之对立写得比较清楚了。唯“遽谢学务”四字过于简单。其实，此事与荣、张矛盾亦不无关涉。

张百熙谢学务事发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廷官制改革之后。时军机大臣瞿鸿禨劝百熙就任即将设立的学部尚书，而张百熙则因为与荣庆不和，久已存引退之心，其致瞿鸿禨密札云：

学部非设不可，而兹事体大，下走实不敢承。公之意固公而非私，然自揣无此学识，以公一人之意争之，不得固失言，得而不能胜任，使我公有举不得人之悔，而议之者并公而咎之，何如慎之于始也？公谓如何？……非公爱我，谁可与言及此者？幸乘其自任而赞成之，俾潜得以引身而退，公之赐也！……

二三年来，颇有退志，所以迟迟者，始则以东朝万寿，不能不一随班。嗣以学务羁身，难于摆脱，后复以东方事变，万无可言归之理。今东事粗定，但能开去学务，无论身居何部，冀可渐得自由。……忧来无端，聊为知己发之，知公亦不能为潜计矣。[16]

观张百熙此函，即可了解其为人扼抑而不得伸其志的痛苦心境。据徐一士先生考订，信中“幸乘其自任而赞成之”应指荣庆。清朝末年，随着革命风潮的日益高涨，广大知识分子和留日学生对统治阶级的倒行逆施愈来愈不满，不少人反戈一击，将矛头指向朝廷。这种局面迫使清廷不能不加强对学生的约束，于是学部就成了新、旧势力争夺的重要地盘。因此，清廷借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官制改革将张百熙调离学部，由荣庆“专办部务”，慈禧特别询问荣庆“日本留学生及学堂章程，并学堂管理”。

慈禧将张百熙调离学部一事，在当时曾引起强烈反响，许多热心新学的人都为此鸣不平。瞿鸿禨在给张氏信中即谓：

公于学务有益，学务于公亦相宜。吾两人苦心热血，一旦皆付之东流，夫复何说！……连日胸中恶劣，了无佳况，奈何奈何！[17]

瞿氏此处所发泄的自然是对荣庆的怨愤。

荣庆对新学不满，在清朝垮台后的日记中偶尔亦有所流露。如民国四年（1915）十一月初二日的日记有云：

阅近人《大学堂始末》，本甚怼我，然挽回风气、爱惜国帑之苦心，不觉为我传出，至其中误处不少，亦不置辩也。[18]

不言而喻，“挽回风气”与“爱惜国帑”是荣庆阻挠新学发展的重要理由。在他看来这自然不是坏事，而是引以为豪的。

三

由于得到了慈禧太后的垂青，荣庆得以进入枢垣，充政务大臣，进入清王朝的最高决策机构。随着职务上的升擢，荣氏亦日趋骄矜，目空一切，引起了朝臣，特别是汉族官僚的侧目。早在荣庆刚入军机处学习行走时，陕西道监察御史王乃徵即上书弹劾，王氏谓：

如荣庆者，外貌轩昂，极似有才，胸中实毫无经纬。……本年充会试总裁，臣亦蒙恩派充同考官，偕赴汴梁。其衡文一切，本无学识。而自满自足，凌厉同官……无复大臣体统。又八月下旬，在刑部尚书任内，以无礼之语，当堂斥辱司员，致秋审十数员同日告假辞差，经侍郎沈家本遍诣代为谢过，其事乃解，旋即转升礼部，众谓其自求迁避耳。乃未久忽拜枢臣之命。臣窃以荣庆庸妄骄矜在所不免，但年富力强，如令潜心部务，释躁平矜，练习应事接物，容为卿尹有用之才。今兹危机存亡之秋，畀以翊赞纶扉之任，臣愚不知其所以胜任也。[19]

言官的弹章虽然不留任何情面，而慈禧却不会因此稍稍动摇对荣庆的信任。相反，随着时局的日趋严重，慈禧对荣庆的宠信和依赖更超过以往。即以预备立宪而论，这本来是清朝统治者最为棘手的难题，慈禧亦将此难题交给荣庆等人处理。

先是，慈禧等“既内恐舆情之反侧，又外惧强邻之责言”，万般无奈，派出了载泽、端方、戴鸿慈、李盛铎、尚其亨五大臣“分赴东西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不料五大臣归国后异口同声地请求立宪，要求以“五年为期改行立宪政体”，并认为只有如此，方可以“安宇内，御外侮，固邦基，保人民”。这些出洋考察政治的大臣还具体提出了“万不可缓，宜先行者三事”，这三件事是：

（1）请朝廷宣布立宪宗旨，仿照日本“明治维新”，祭天誓诰，明定国是。

（2）实行地方自治，地方官一律由选举产生，仿照外国，由“庶官任其责，议会董其成”。

（3）保障集会、言论、出版自由，并着手制定宪法，五年内改行立宪政体。不用说，所有这些政治改革都是慈禧等极力反对的。但是，由于局势愈来愈变得不利于清朝的专制政体，与其把政权让给革命党人，毋宁在立宪问题上稍做让步，于是，慈禧下令让亲贵对五大臣的请求进行讨论，并指定荣庆草拟谕旨。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初八、初九日王公大臣们集会商议立宪问题，《荣庆日记》逐日记载：

七月初八日，入值，袁督（按：指袁世凯）请安。……未正至外部公所，醇邸、孙、世、那三相、冶秋尚书、慰亭直督同本处公阅出洋大臣折件。申后归，慰亭来访，夜有所拟。

七月初十日，入值，邸已到。醇邸以次诸大臣有起。巳归，饭后眠起，所拟脱稿。

七月十一日，未初至外部公所，同阅拟谕，庆邸决定。

七月十二日，卯初见，与庆邸再谈……晚饭后与宝臣访慰亭夜话。……

七月十三日，卯入值，巳到。辰正后见邸，再见宣预备立宪懿旨，晓示天下，督勉臣民。[20]

荣庆穷数日之力，绞尽脑汁，冥思苦想，又同庆亲王奕劻、直隶总督袁世凯及铁良、端方等友好反复磋商，才算拟就了这道在晚清历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谕旨。这道谕旨宣称：

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审厘定，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著内外臣工，切实振兴，力求成效，俟数年后规模初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21]

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前，清廷不得不宣布预备立宪，企图以此抵制和消解革命。这道谕旨字斟句酌，端出了慈禧太后痛苦而狡诈的决策，而其执笔者正是她的心腹大臣荣庆。

当时满族亲贵对立宪的态度存在着意见分歧，作为预备立宪谕旨的起草人荣庆的真实态度究竟如何？荣氏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往往在日记中不吐真言。据当时人记载，荣庆在大臣讨论立宪时，与铁良一起，站在宪政的对立面，他明确表示：“吾非不得知立宪政体之美，顾以吾国政体宽大，渐流弛紊，今方宜整饬纪纲，综核名实，立居中驭外之规，定上下相维之制，行之数年，使官吏尽知奉法，然后徐议立宪可也。若不察中外国势之异，而徒徇立宪之美名，势必至执政者无权，而神奸巨蠹，得以栖息其间，日引月长，为祸非小。”[22]可见，荣庆是害怕执政者无权而反对立宪。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实行立宪的谕旨，偏偏出自一个对宪政严重抵触的保守官僚之手，清廷实行宪政之初衷亦于此可见。

注释

[*]原载《清史研究通讯》，1987年第3期，与孔祥吉合写。

[2]《荣庆日记·序言》，1页，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

[3]《荣庆日记·序言》，5页。

[4]《荣庆日记·蜀游草》，2页。

[5]同上书，34页。

[6]《荣庆日记》，35页。

[7]《荣庆日记》，35页。

[8]同上书，36页。

[9]同上书，59页。

[10]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三），38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

[11]《荣庆日记》，37页。

[12]《荣庆日记》，37~38页。

[13]同上书，44~45页。

[14]转引自徐一士：《一士谈荟》，98页，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

[15]《荣庆日记》，115页。

[16]转引自徐一士：《一士谈荟》，101页。

[17]同上书，101~102页。

[18]《荣庆日记》，270页。

[19]王乃徵：《弹劾庆亲王等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0]《荣庆日记》，103页。

[21]《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

[22]《东方杂志》，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增刊。

唐文治小传[*]

唐文治（1865—1954），号蔚芝，别号茹经，江苏太仓人。祖父唐学韩；父唐受祺，恩贡生；母胡氏。文治幼承家学，6岁，与祖父同榻，“夜抵足，口授诸经，吚唔之声，或达丙夜”[2]。其母亦亲授书诗，督课甚严，“髫龄，常禀慈训，四书唐诗皆吾母口授，至今油灯凉月之影，刀尺讲读之声，仿佛犹在耳目间”[3]。光绪六年（1880）考中秀才，时年15岁，就学于太仓理学家王紫翔门下。王主张通经致用，教其读朱子书及唐宋文，由是对性理之学渐有心得。17岁与郁氏结婚，同年中举人，此后两次赴北京会试，均落第。光绪十年（1884）至十三年（1887），在江阴南菁书院学习，院内多著名学者。唐文治习业4年，得良师益友的帮助颇多，从院长定海黄以周学经学、小学。黄以周教以“学问必由积累，初无顿悟之方，而积累全在静专，亦无袭取之道”[4]，又在书院协助王先谦校对《皇清经解续编》。他读书勤奋，在理学、经学方面都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以后唐文治还遇到两位重要的师友：一是沈曾植，对唐的政治思想影响颇大；一是桐城派大家吴汝纶，与其论文章义法，唐对吴极为心折。

唐文治离开南菁书院后，曾赴天津就馆塾。光绪十八年（1892），会试中式，座师翁同龢评其卷：“经生之文，有静穆之气，此作是也。经艺渊博，不使才锋，策赅博。”殿试列二甲第一百五十名，派任户部江西司主事，后调云南司主稿、北档房总办。光绪二十四年（1898），又兼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他办事勤恳认真，二日至户部，又二日至总署，公务十分繁忙。这时，帝国主义列强为借款、筑路、划分势力范围，对清廷讹诈勒索，经常到总署吵闹。唐文治随许景澄办事，“许与公使辩论，命余缮记问答函牍、疏草，杂还旁午，时辄招余佐理”[5]。为了办好外交，他专心阅读外交档案、条约原稿、文集笔记，并自学俄文，亲自翻译俄文的机要电文。由于长期在油灯下读书、撰稿、翻译，故目力受损，晚年遂成瞽者。

唐文治和翁同龢的关系很密切。翁是唐的座师，又担任户部尚书、总署大臣，唐文治是其属僚。翁同龢请唐为西席，教翁的嗣曾孙读书，故唐的政治观点和翁一致，站在帝党一边。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军溃败，清廷屈辱求和，帝党官吏纷纷上书主战。光绪二十年（1894）十一月，唐文治上《请挽大局以维国运折》，主张抵抗与变法结合起来。他说：“方今中国之积弱，非一朝一夕之故，苟非举宿昔之弊，一切扫除而更新之，则万不足以固邦本而御外患。”要求清廷“破除常格，改易新政”。他提出八项主张：一是正人心、别流品；二是务刚断、严赏罚；三是奖气节、去阘冗；四是正官常、破资格；五是拔贤才、变科目；六是改武科、用火器；七是联邦交、简使臣；八是塞漏卮、节浮费。他指出，“在外之大臣，且尾大不掉，至于欺君误国”，“在内之宦官，且有勾结无赖，弄权窃柄”[6]。矛头直指慈禧太后所重用的李鸿章和李莲英。《马关条约》签订时，他又代替太仓举人张仲虎等草拟奏折，反对议和，这些都鲜明地反映了唐文治早年的进步思想和爱国主义立场。

戊戌变法前夕，他上《谨殚竭血诚以维国脉折》，并附《请停止搜刮之政片》，痛陈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今我纵不爱此尺寸之土，又何忍以芸芸之苍生，神明之遗胄，俾之沦于异类，畀诸豺虎”，要求停止对老百姓的横征暴敛，“上以培朝廷之元气，下以保黎庶之生命”[7]。又代沈曾桐草拟《谨陈管见以固人心折》，鼓吹改革，主张“仿欧洲各国之例，集思广益，折中舆论，以多者为胜”。他的议论和维新派很相似。

“百日维新”前夕，翁同龢被罢官回籍，帝党势力被削弱。翁离京时，唐文治至车站送行，依依惜别。此后，唐文治埋头户部和总署的日常事务，没有直接参加变法活动，但始终同情维新派。戊戌变法失败的第二年，守旧派正在全面反扑，欲尽废学堂。唐文治写信给友人说：“不学无术之徒，乘间抵隙，臆决唱声，方欲尽裁天下之书院，尽裁天下之学堂，借以涂饰生民之耳目，而以自文其固陋。”“学堂之在今日更有不容不设之势，并有不忍不设之情。”[8]表现了在逆境中维护新政、坚持真理的勇敢精神。

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唐文治随同奕劻办理和约交涉。因义和团运动中日本书记官杉山彬被杀，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派户部侍郎那桐赴日本道歉，唐文治为随员。回国后，唐文治代那桐撰写《奉使日本记》，并著有《东瀛日记》，称赞日本维新富强之效，主张“取日本之所强而弃其所短，权其本末轻重、缓急先后之序，次第行之”[9]。光绪二十八年（1902），中国和葡萄牙交涉修改条约。葡未参加八国联军，没有获得庚子赔款，而且中国在整顿关税中加重了葡方的进口税。葡公使甚为不满，要求扩大澳门租借地，唐文治力主驳斥葡方的要求，保全了主权。同年，唐文治又随同固山贝子载振赴英国参加英王爱德华的加冕典礼，并游历比、法、美、日等国，环绕全球，历程8万里，为时170天。回国后，写《由英回京条陈》，认为西方致治保邦之方，“其中切近易行，为中国所万不能缓者，厥有三事”：一为兴商务，是“民生命脉所关，箴膏起废之良药”；二为办路矿，“可以收海外之资财，拯斯民之困厄，通四方之风气，辟数世之利源”；三为开学堂，“国运隆污必与学校盛衰相消息”。

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设立商部，唐文治任右丞，后改左丞，升左侍郎。他认为：“我国商情涣散，非尽力提倡，断难振兴。”在任职期间，他宣布商政宗旨：“以保护商民，开通商智，厚结商力，体恤商艰，培植商家元气，不苛扰、不干涉为主要”，“堂司各官均宜束身自爱，不得自营商业，借图私利”[10]。他手定商部章程，商部下设保惠、平均、通艺、会计四司，并制定了保护和奖励实业的《商部条例》《商律》，这是我国最早的工商法规。他又提倡设立商会，先在北京、上海设总商会，逐渐推广。他任职期间，全国各地所设总商会、分会已有46处。他又设立农工路矿公司、勘矿总公司，接收和经营京师工艺局，创设高等商业学堂、劝工陈列所、农事试验场，使一大批民办企业在商部登记注册，从各方面努力发展工商业，保护民族资本。光绪三十二年（1906），商部改为农工商部，唐文治署理尚书。同年，其母逝世，唐丁忧回籍，从此脱离了官场，转向教育事业。

唐文治十分重视教育，以兴学为救国之要务。早在戊戌变法之前，他就说：“自学校衰而人心薄，居民上者当务之急，或不暇注意于此，庸讵知人才之兴废，乃国家盛衰之机。”[11]后来又说：“人才者，国家之命根也；学堂者，又人才之命根也。”[12]因此，唐丁忧离京，返回南方，即绝意仕进，致力于教育。光绪三十三年（1907），出任上海实业学校（原名南洋公学）监督（即校长）。翌年，被推举为江苏教育总会会长。辛亥革命后，上海实业学校改名南洋大学，后又改称交通部工业专门学校，唐一直担任校长达14年。1920年，因目疾辞职。次年，该校改名为交通大学。原来的南洋公学规模狭小，校务废弛。唐文治任职期间，大力整顿，扩充规模，改革教学，除原有铁路一科外，又增设电机、航海、土木、铁路管理等科，聘请外籍教师，增开课程，建立实验室，派遣留学生。他提出：“本学堂分设高等学科，造就专门人才，尤以学成致用、振兴中国实业为宗旨。”[13]在唐文治等的努力下，交通大学成为我国第一所多学科性的工业大学，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工程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

1920年后，唐文治定居无锡。时施肇基捐资创办无锡国学专修馆，聘请唐为馆长。这是一所研习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的高等学校，唐文治标举学校宗旨为“正人心、救民命”，“务以砥砺品质、躬行实践为宗旨”，“发扬吾国固有之文明”[14]。他汲取了西方学校和我国传统书院的优点，延聘名师，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十分注意提高教学质量，树立良好学风，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反对日本侵略，强调“明耻教战”，亲书匾额“世界龙战，我惧沦亡，卧薪尝胆，每饭不忘”，悬挂校中，鼓舞学生的斗争精神。他亲自授课，担任经学、国文课程教师，编写教材，博及群经，融会汉宋，著述宏富。晚年专授“读文法”课程，分析文章义法，辨明阴阳刚柔之理、抑扬顿挫之致。在他的教育熏陶下，成长起许多知名的文史专家。抗日战争爆发，无锡国专迁往长沙、桂林，唐文治年逾古稀，双目失明，仍随校辗转内地，历尽艰难，表现了他热爱祖国与教育事业的高风亮节。后归居上海租界中，创设“国专”上海分校。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专”迁回无锡。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迫害进步学生，他和张元济联名写信，刊登报端，揭露国民党当局的暴行。1949年新中国诞生，无锡国专改为中国文学院，后并入苏南文教学院，院系调整时又并入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唐文治一直担任名誉教授。1954年4月，唐文治因病逝世，享年89岁，其著作有《茹经堂文集》《茹经堂奏疏》等。

注释

[*]原载《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七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

[2]唐文治：《茹经堂文集》，第1编，上海，上海书店，1996。

[3]唐文治：《茹经堂文集》，第2编。

[4]唐文治：《茹经堂文集》，第1编。

[5]唐文治：《茹经堂文集》，第2编。

[6][7]唐文治：《茹经堂奏疏》，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

[8]唐文治：《茹经堂文集》，第2编。

[9]唐文治：《茹经堂文集》，第1编。

[10]《唐文治年谱》。

[11]唐文治：《茹经堂文集》，第2编。

[12]王桐荪：《试述唐蔚芝先生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

[13]周宗湘、刘露茜：《唐文治对发展我国近代高等工科教育的建树》。

[14]唐文治：《茹经堂文集》，第1编。

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新纪元[*]

辛亥革命是中国20世纪中的伟大历史事件。中国人民每年都要纪念它。纪念它推翻了清朝政权，结束了2 000多年的封建帝制。纪念它建立了中华民国，开创了共和的政治体制。纪念它传播三民主义，促进了民主意识。纪念它高举革命爱国的旗帜，开辟了中国人民继续前进的道路。纪念它为追求民族复兴和国家现代化进行的不懈努力。

中国的现代化可以从鸦片战争算起。它是一个漫长、崎岖、曲折的过程，到今天还没有完成，我们仍在这条道路上迅速迈进。到21世纪中叶，将把我国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回顾以往，中国人民经过许多艰难险阻和激烈斗争，用血与火谱写下一页又一页壮丽的历史篇章。

辛亥革命是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主要是完成了推翻封建专制、建立共和政府的任务。这是了不起的大事情。2 000多年压在人民头上的皇帝被推翻了，这在过去是不能想象的。所谓“国不可一日无君”，“朕即国家”，没有皇帝还成什么国家？不能想象的事情居然发生了。这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为什么要推翻皇帝？因为清朝皇帝存在一天，中国就不可能独立富强。正像江泽民在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大会上所说：“清王朝是中国反动封建势力的代表，同时已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不扫除这个障碍，要获得人民的解放和幸福是不可能的。”只有推翻了清王朝，才能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中国人的理想和希望。现代化是从古代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程。各个国家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是不同的，根据各国的国情和国际情势而千差万别。但它的趋势又是共同的，各国都在走向民主、进步、富裕、强盛，都在融入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这是不可抗拒、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

20世纪初，当八国联军的铁蹄蹂躏了北京后，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下进入漫漫黑夜。但帝国主义的侵入也在中国促成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中国初步出现了现代工商企业，逐渐形成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现代知识分子。新的经济和新的社会力量是中国的希望。发展新经济和新社会力量即实现现代化，需要国家政权强有力的支持。欧美各国实现现代化之初无不有国家的参与和支持。17世纪和18世纪欧美出现了许多新兴的民族国家，正是这些民族国家积极运作，执行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各种措施和政策，才使经济文化蓬勃发展，使欧美国家从传统走向现代。当时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不能肩负支持中国现代化的艰巨任务，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障碍。

历史曾经给予清政府多次机会。洋务运动是其中的一次，比日本的“明治维新”还要早，且时间长达30年。当时国际形势也没有后来那样险恶，洋务运动中清政府被迫蹒跚前进了几步，搞了一些近代工业，采煤，设工厂，行轮船，建海军，办教育，中国的现代化从此起步。但清政府封建意识太深，传统包袱极为沉重，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迈不开步伐。工厂、矿山大多官办，经营不善，弊端重重。开了个同文馆以引进新文化，但由于顽固派的抵制而虎头蛇尾，没有成绩。派往美国的留学生因保守官僚的反对，被中途撤回。修建铁路争论了10年之久迟迟不能启动，10年时间在抵制、争论与无所作为中白白荒废。组建北洋海军算是较有成效的项目，但中法战争后经费无着，订购舰炮陷于停顿。日本却奋起直追，以中国为假想敌，举全国之力大办海军，导致中日甲午战争中我国海军一败涂地。30年洋务运动的破产证明清政府不可能承担起现代化的任务。甲午战争失败后，更多的人理解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仍寄希望于清王朝，帮助它改弦更张，奋起图强，发生了戊戌年的变法运动。但当改革损害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时候，实际掌握政权的旧势力进行反扑，“戊戌六君子”人头落地，戊戌变法偃旗息鼓。清政府又一次失去了改革前进的时机。腐朽的清王朝既不愿意也无能力承担中国现代化的任务。它对外不能抵抗外来侵略，保卫民族利益，对内不能进行改革，以图振作，完全沦为出卖主权、阻碍进步的反动政权。到20世纪初，客观形势已迅速变化。人民群众革命意识觉醒，不再寄希望于清政府而选择了武装起义推翻清政府的革命道路。

20世纪初，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登高一呼，群起响应，建立同盟会，宣传三民主义，组织武装起义。客观的革命形势和主观的革命觉醒酝酿成熟，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走在历史的前头，完成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丰功伟绩，为中国的现代化扫除了政治障碍。

当然，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政府，但却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中国也没有很快实现现代化。因为现代化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它分成若干阶段，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我们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所有的问题，一蹴而建立独立、富裕、强大的中国。辛亥革命已经过去90年，至今中国才刚刚进入小康社会。离繁荣富裕的现代社会还有相当的路程，还需要努力奋斗半个世纪。在现代化的每个阶段中，只能解决一个或两个当前的主要任务，例如：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消除了现代化的政治障碍；五四运动反对旧文化，引进了民主与科学；北伐战争消灭了旧军阀；抗日战争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解放战争打败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许多阶段连贯起来，逐步解决了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各种障碍，构成了中国现代化前进的历史运动。辛亥革命仅是现代化长河中的一个阶段，它很好地完成了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战士们为中华民族建立的功勋将永垂史册，彪炳千秋。他们值得中国人民永远尊敬和怀念。辛亥革命没有也不可能解决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全部问题。中国人民只有经过漫长艰苦的奋斗历程，只有踏踏实实地逐个解决摆在面前的已经成熟了的具体任务，积累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才能越来越接近现代化的长远目标。今天，缅怀辛亥革命的光辉业绩，把它放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进行考察，将能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辛亥革命的贡献和伟大意义，将更能激励我们为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而努力奋斗。

注释

[*]原载《瞭望》，2001年第42期。

辛亥革命的教训和社会主义的选择[*]

1991年是伟大的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80周年。

80年前，中国的大地上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武昌革命党人在与外界很少联系，准备又不充分的条件下，始举反清的义旗，发动突然袭击，驱逐清朝官吏，攻克武汉三镇，成立军政府，与清军展开战斗。武昌起义如春雷乍起，万象复苏，各省闻风响应，纷纷宣告独立。革命风潮鼓荡全国，不可遏抑。工农和青年群众满腔热情，奋起斗争；对革命一向心存顾虑的立宪派也加入反清营垒，甚至许多旧官僚、旧军官也为大势所迫，不得不顺应形势，反动阵营迅速分化。曾几何时，统治中国268年之久的清王朝在即刻间众叛亲离，迅速瓦解，末代皇帝不得不宣布退位。中华民国诞生，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并成立临时参议院，制定了《临时约法》。

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结束了2 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其成果是极其伟大辉煌的。封建皇帝历来是反动统治的核心，是至高无上的神圣权威，皇帝的倒台使人民懂得了皇帝是应该也是可以打倒的，根深蒂固的忠君观念和统治信条发生了根本动摇。和清朝专制政府相联系的一些陈旧体制、封建陋习，如等级制度、官场礼仪、苛酷肉刑、尊卑身份以至缠足、蓄辫、服饰等等，都遭到了重大的冲击，人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得到了一次解放，社会风气有了很大进步，民主、共和、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所以，列宁热烈地歌颂辛亥革命是真诚的民主主义的高涨，“如果没有群众革命情绪的蓬勃高涨，中国民主派不可能推翻中国的旧制度，不可能争得共和制度。这种高涨以对劳动群众生活状况的最真挚的同情和对他们的压迫者及剥削者的强烈憎恨为前提，同时又反过来产生这种同情和憎恨”[2]。

辛亥革命是历史和社会长期发展的结果，是无数革命烈士艰苦奋斗、流血牺牲所得来的革命成果。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革命派从起义以后一直保持十分有利的态势。全国各阶级、各阶层一齐转变，反对清政府，致使清朝出人意料地迅速灭亡。胜利的到来看起来那样迅速、突然、轻而易举。领导这次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陶醉于巨大的胜利中，天真地以为清朝已经被推翻，革命已经成功，从此致力于建设，必能使国家迅速走向繁荣、富强。革命派匆忙地搬来了西方的政治制度，企图按照欧美国家的模式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革命派并没有估计到前进路上还会有丛生的荆棘和湍急的险滩。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由浅入深，由局部、片面走向比较完整、全面，中国人民对革命的认识同样经历了这样漫长、曲折的过程。辛亥时期的革命派把妨碍中国前进的原因完全归于反动腐朽的清政府，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站在清政府背后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也没有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以及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对于革命迅速胜利后可能出现倒退、篡权、复辟等危险估计不足，缺乏思想准备。孙中山等一部分革命者把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正在规划筹资集款，建造铁路，兴办实业；宋教仁等一部分革命者醉心于议会政治、责任内阁；也有的革命者功成身退，转而进行学术研究；还有的革命者迷恋金钱、权力、地位，与旧势力同流合污，沦为其附庸。于是，随着辛亥革命胜利而来的是革命阵营的急剧分化和革命的迅速退潮，国家的权力机构和军事力量落入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的手中。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并没有把革命进行到底。当袁世凯集权于一身，向革命者挥舞屠刀时，革命派才憬然觉悟，奋起抗争，发生了所谓“癸丑之役”的二次革命。但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力量对比已发生了不利的逆转，反袁起义失败了。这次起义是辛亥革命的继续，是孙中山等力图挽救革命的尝试，它的失败说明了中国资产阶级已无力领导革命向前发展，新兴的无产阶级行将肩负起革命领导的重任。

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革命直至彻底胜利，其根本原因取决于中国的国情和资产阶级自身的弱点。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落后，发展很不平衡。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十分强大、顽固，竭力阻碍中国进步，中国没有改良、请愿和进行议会合法斗争的条件，而必须以武装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革命不可能迅速成功，而要进行长期的战斗，通向胜利的道路漫长、曲折而艰难。在这种国情、条件下，中国资产阶级难以将革命引向胜利。

中国资产阶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成长，它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存在着矛盾，故有革命的、积极的一面。但中国资产阶级本身，很多是由官僚、地主、买办转化而来，他们的工厂、企业、矿山在资金、技术、原料、机器、市场等方面要依赖帝国主义，因此彼此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有利益一致的一面，特别在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处在上升时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信任民众、发动民众。但当人民力量壮大，群众运动空前高涨，资产阶级又会担心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受到威胁。正是这种两面性、软弱性使得中国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瞻前顾后，犹豫妥协，使得革命功败垂成、半途而废。

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软弱性反映在它的政治纲领上。革命派提出了三民主义，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救国的正确方案，起了动员民众、推进革命的作用，但也明显存在局限性。辛亥革命时期的三民主义，其民族主义着重于国内的反满，忽略了反帝，甚至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其民权主义着重于废除帝制，建立共和政体，而不是把政权真正交给人民，让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其民生主义主张采用英国亨利·乔治的单一税，实现土地国有。其实际意义是迅速发展资本主义，造成新的两极分化和贫富对立，而不是人民的共同富裕和普遍幸福。旧三民主义在理论上的局限性和模糊性是时代特征与中国资产阶级妥协性格所造成的。

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其两面性、软弱性，不能正确地分析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因此也就不能明确地分清敌我，甚至以敌为友、敌我混淆，不能集中力量打击革命的主要敌人。在组织上不能充分发动群众，形成千千万万、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去冲击反动营垒。在斗争形式上，没有建立真正的革命武装，不能也不敢把武装革命进行到底。作为革命领导核心的同盟会，组织散漫、纪律松弛、意见分歧，缺乏思想上、行动上的一致。其内部隐藏着不少不坚定分子，当革命失败，这些人萎靡消沉，甚至投敌转向，致使同盟会分崩离析，失去领导作用。孙中山先生在失败后进行痛苦而深刻的反思，觉察到了同盟会的种种弱点和弊端，曾经改组同盟会、国民党。他在革命低潮时期并不气馁，坚持斗争，在黑暗中探索前进，表现了革命领导者高瞻远瞩而又不屈不挠的伟大精神。后来，他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终于走上了新三民主义的正确道路。

80年前的辛亥革命，既有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也有其局限与不足。立足今天的现实，回顾既往，并不是苛求和指责前人，而是求得对这场革命更真切、更深入的理解。当时革命派的思想和行动如何受环境、传统、阶级的制约？革命者的主观能动性能够发挥到什么程度？他们在面临一些重大问题时何以趑趄不前？历史研究正是通过对无限丰富、生动具体的事件、人物、过程加以科学的概括和客观的评判，去揭示规律，吸取经验，增长人们的智慧。历史的发展总是呈现出阶段性和连续性，人们只能完成当时条件下所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把尚未成熟的课题留给后人去解决。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转折。无产阶级的兴起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治局面。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代表。它从建党开始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思想指导，有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以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最高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在总结过去的历史经验和当前的革命实践中，把马列主义和中国的国情相结合，逐渐探索到革命的新路，即在民主革命中充分发动群众，坚持武装斗争，团结最广泛的革命力量，牢固地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在取得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胜利后顺利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以后28年的漫长岁月中，遵循从新民主主义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规律，英勇奋斗、历尽艰辛、不断前进，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中国在辛亥革命以后之所以能走上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新路，既是由于无产阶级力量的兴起、马列主义的传入和共产党的诞生，革命的主体发生了重大变化，随之革命的思想纲领、目标方式、战略策略出现了全新的飞跃，也是鉴于辛亥革命所暴露的种种矛盾和失误导致革命的失败这一历史教训。真诚的革命者不得不重新思索，改弦更张，放弃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而选择社会主义道路。

历史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本来，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经历了苦难而漫长的历程，几百年的原始积累，血与火的殖民侵略，残酷的阶级剥削与奴役，资本主义发展史即是一部劳动人民的血泪史和资本家的并吞掠夺史。在欧美国家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曾使人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当欧美列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国际条件发生了极大变化时，殖民地落后国家再要走欧美国家的老路已十分困难，通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变得非常狭窄。列强争霸和瓜分世界，不允许亚非拉国家挣脱奴役的锁链，插足于它们的行列中。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主义的压迫，不可能像当初的欧美国家那样独立自主地发展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既不甘心在经济上失去广大的市场和丰富的资源，又不愿意在政治上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因此千方百计反对中国的革命，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在中国国内，在革命斗争中迅速壮大的工农群众已经认清了当年被誉为“理性王国”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血腥本质，他们也不允许在中国土地上广泛发展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把自己和自己的兄弟姊妹当作牺牲品送上资本主义的祭坛。资本主义在中国失去了正常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失去了必要的支持和对群众的吸引力，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国情。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中国，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值此辛亥革命80周年之际，我们在纪念这次革命伟大功绩、缅怀先烈们的英勇事迹时，要反思这次革命何以成功、何以失败，何以当时中国的先进志士毅然抛弃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在一定意义上，这是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后而得出的结论，是根据世界潮流和中国国情所进行的历史性选择。由于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中国革命出现了崭新的局面，终于赢得了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得以诞生。

今天，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中国扎根30多年，国家的经济、文化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社会主义事业日益巩固。当前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我们相信，我国的建设必将取得更大的胜利，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先辈们梦寐以求的振兴民族、发展中国的理想一定能够实现！

注释

[*]原载《中国教育报》，1991年10月10日。

[2]《列宁全集》，中文1版，第18卷，1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孙中山的对外开放思想[*]

孙中山先生毕生尽瘁于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努力使国家独立富强。他曾设想过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怎样建设中国。他在《建国方略》等著作和一系列讲演中，为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描绘了一幅宏伟的蓝图。他极力主张对外开放，适应世界潮流，加强国际联系，积极引进外国的资本、专业人才、科学技术、管理知识，利用国际上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成果，加快中国的建设速度。孙中山把这一思想称为“开放主义”。他说：“今欲急求发达，则不得不持开放主义。利用外资，利用外人，皆急求发达我国家之故，不得不然者。”[2]“仆之意最好行开放主义，将条约修正，将治外法权收回，中国有主权，则无论何国之债皆可借，即外人之投资亦所不禁。”[3]中山先生有时候也把这一思想称作“开放门户”或“开放政策”。他说：“现世界各国通商，吾人正宜迎此潮流，行开放门户政策”[4]，“何以名为开放政策？就是让外国人到中国办理工商等事”[5]。

自然，中山先生提倡开放主义，其前提条件是保持中国的主权和独立。外资的输入、人才的聘用、科学技术的引进、机器设备的购买，都要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不能损害国家的主权利益。所以，中山先生在阐述“开放主义”时，总要反复强调“打破一切不平等条约”，“主权万不可授之于人”。

孙中山的“开放主义”是针对传统的“闭关主义”而言的。闭关主义建立在封建小农经济和专制主义统治的基础之上，特别在清朝，政府和人民群众尖锐对立，清政府执行闭关政策更加严格，妄自尊大，故步自封，自我孤立，拒绝接受外来的新事物、新思想。中山先生斥之为“荒岛孤人”的政策。“素自尊大，目无他国，习惯自然，遂成为孤立之性，故从来若欲有所改革，其采法惟有本国，其取资亦尽于本国而已。其外则无可取材借助之处也。是犹孤人之处于荒岛，其所需要皆一人为之。不独自耕而食，自织而衣，亦必自炊而后得食，自缝而后得衣，其劳苦繁难，不可思议。然其人亦习惯自然，而不知有社会互助之便利，人类交通之广益也。”[6]

中国很早就进入了封建社会，但在汉唐盛世，对外政策是比较开放的，闭关和排外的意识还比较少。孙中山指出：“开放主义，我中国古时已有之。唐朝最盛时代，外国人派遣数万留学生到中国求学，如意大利、土耳其、波斯、日本等国是。彼时外国人到中国来，我中国人不反对，因中国文明最盛时代，上下皆明开放主义有利无弊。”[7]但到了封建末期的清朝，由于国内民族矛盾的尖锐和专制统治的加强，清政府害怕人民和外国人接触会沾染“异端思想，会助长反抗的意识和活动。所以，利用闭关主义，不许外国人来，使人民将一国当作天下，自然没有国家思想，皇帝之位亦即无人干涉”[8]，这就是清政府严格进行“闭关锁国”的原因。“禁止中国人移居海外，违者处死”，并“立意要排斥外国人，希望中国人民憎恨他们，以免因受外国人的启迪而唤醒了自己的民族意识”[9]。

可是，清政府的闭关政策彻底失败了。它既阻挡不住外国的侵略，也防止不了人民的革命。1840年以后，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进攻，中国的门户被迫开放，丧失了领土和主权，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中国逐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受尽了苦难和屈辱。可是，有许多人还不觉醒，闭关主义的流毒尚未肃清，仍然拒绝向外国学习，拒绝和外国交流，“虽闭关自守之局，为外力所打破者已六七十年，而思想则犹是闭关时代荒岛孤人之思想。故尚不能利用外资，利用人才，以图中国之富强也”[10]。孙中山全力反对闭关主义，因为这种思想违背世界的潮流，不利于国家建设和民族前途，不彻底否定闭关主义，中国就不可能迅速地繁荣富强。

孙中山指出，世界上工业发达的国家，无不采取“开放主义”。美国的经济发展很迅速，“其实业之发达，今已为世界冠矣”，它的一个重要经验是，“资本则悉借之欧洲，人才亦多聘之欧洲”[11]。我国的近邻日本，原来也是落后的封建国家，“日本先时亦不乐与别人交通，近数十年，因开放门户，遂成亚东强国”[12]。可见要进行经济文化建设，使国家繁荣富强，必须对外开放，“今人犹持昔日之闭关主义，实于时势不合”[13]。

孙中山提倡“开放主义”是他具有真知灼见和非凡勇气的表现。他说这些话是在70年以前，在当时尚有浓厚闭关主义思想的环境中，他的主张可能被视为“崇洋媚外”而遭到攻讦，也可能被卖国者加以曲解利用。孙中山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很早就看清楚，只有对外开放才能使中国富强。他拨开了思想上的重重迷雾，能言人所不能言，敢言人所不敢言。即使周围的阻力很大，可能遭到他人的曲解或指责，仍然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不遗余力地阐述、宣传。可以说孙中山倡导的“开放主义”一直没有被很多人所充分理解。今天，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遇到了和当年类似的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对外开放政策。这样，孙中山曾经倡导的“开放主义”愈益显示出其正确性和重要意义，他的远见卓识也被更多的人所理解了。

孙中山先生对于“开放主义”的具体内容做了详细阐述。他认为，革命成功以后，经济建设是当务之急，但中国是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既缺少兴办工矿、铁路以及其他实业的资金，也缺少机器设备、科学知识和专门人才。要迅速地进行建设，必须“效法泰西”，“循西方已有之规”。当辛亥革命刚刚发生时，孙中山还在国外，准备束装归国，与《巴黎日报》记者的谈话，表示新生的共和国将振兴实业，整理财政，以图富强，但是“本国资本有限，如开矿及筑路等事，不能同时并举，势必愿外债为挹注；况科学专门知识以暨工程上之经验，尚在幼稚时代，亦非取材异域不可”[14]。“我无资本，利用外资”；我无人才，利用外国人才；“我无良好方法，利用外人方法”[15]。后来，他在护法战争失败后居住上海，撰写《建国方略》，在其第二部分“实业计划”中提出了经济建设的宏伟蓝图，共有6个计划，涉及港口、铁路、工业、农业、矿产、水利、林业、移民等等，其宗旨是引进外资和科学技术，全面发展国民经济。他说：“欢迎列国之雄厚资本，博大规模，宿学人才，精炼技术，为我筹划，为我组织，为我经营，为我训练，则十年之内，我国之大事业必能林立于国中。”[16]所以，中山先生即以“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作为《实业计划》篇首的标题。

要发展中国经济，必须购买大批外国机器，“外国在物质文明上的进步，真是日新月异，一天比一天的不同”，“机器物品，也是天天改良，时时发明”[17]。中国只有效法西方，改变传统的手工业生产，采用机器生产，才能立足现代世界，并且将来才能赶上欧美国家。他说：“吾国既有天然之富源，无量之工人，极大之市场。倘能借此时会，而利用欧美战后之机器与人才，则数年之后，吾国实业之发达，必能并驾欧美矣。”[18]中山先生反复强调引进机器的重要性。按照他的想法，中国有4亿人口，平均每人配备10匹马力机器，则共需40亿匹马力的机器。这样大量的机器，只能借外资购入。“夫资本者，乃助人力以生产之机器也。……是故资本即机器，机器即资本，名异而实同也。”[19]如果完全要靠自己积资制造，必定要花漫长的时间，“数百年恐不能致也”。即使自己制造，而造机器的工作母机也要从国外引进，“此机器之母，必当购之外国矣”[20]。

要建设中国，还必须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管理知识以及社会科学。孙中山早就大力宣传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开发中国的富源。“煮沙以作玻器，化土以取矾精，煅石以为用料”，“以风动轮代替人工，以水冲机而省煤力”，“用火作氧，以运舟车”[21]。只有采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够促进生产，使国家富强。除了自然科学之外，中山先生又十分重视社会科学和生产管理知识。他在国外几十年，考察政治、经济、法律、文化，钻研各种学说，孜孜不倦，取其精华。他自己说：“兄弟底三民主义，是集合中外底学说，应世界底潮流所得的。”[22]他主张派遣大批留学生出国学习，“到各国之科学专门学校肄业。毕业而后，再入各种工厂练习数年，必使所学能升堂入室，回国能独当一面，以经营实业，斯为上着”[23]。除了学习专门知识外，还应该考察各国的社会，学习活的知识。他在和留法学生的谈话中说：“我希望你们到外国去不要以能读死书求得一点知识为满足。你们应该除了专门科目而外，随时随地留心考察研究各国的人情、风俗、习惯、社会状况，以及政治实情等等。这些活的知识于你们学成归国之后，对国家、社会会有很大贡献的。”[24]但是派遣大批留学生花钱很多，时间很长，缓不济急。另一办法是“广罗各国之实业人才，为我经营创造”。对于雇来的外国专家，要求他们培训中国人，以加快人才的成长。还有聘用什么专家，聘用多少外国专家都应按照我们的意图，“对于所雇外人，当可随意用舍”[25]。

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中最重要也最易被人误解的一点就是借用外债。要购买机器、派遣留学生、聘用专家、开发富源都需要大量资金，筹措这笔资金是极大的困难。孙中山先生认为，解决的途径是借用外债，“国家欲兴大实业而若无资本，则不能不借外债”[26]。他引用美国的例子来说明借用外资以振兴中国的实业。“照美国发达资本的门径，第一是铁路，第二是工业，第三是矿产。要发达这三种大实业，照我们中国现在的资本、学问和经验都是做不来的，便不能不靠外国已成的资本。我们要拿外国已成的资本来造成中国将来的共产世界。能够这样做起，才是事半功倍。”[27]

在我国的传统思想中，借债是不光彩的事，借外债以兴实业更被认为是想入非非。清朝末年，中国也确实吃了借外债的许多苦头。中日甲午战争以前，清朝虽然财政困难，但在传统思想的支配下，视外债为畏途，不肯多借外债。由于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两次战争失败，赔款数目巨大，不得不借外债偿付。英、德、俄、法等国纷纷争夺对中国的贷款权利，乘机索取抵押，掠夺路权、矿权，划分势力范围，闹得乌烟瘴气。后来，盛宣怀等倡铁路国有政策，借外债以筑路开矿，丧失利益主权，而官僚们从中捞取回扣，以饱私囊。由此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发生了收回利权运动，导致清朝控制的削弱以至清王朝的覆灭。前车之鉴不远，记忆犹新，当时许多人视外债如鸩毒，谈虎色变，望而却步。而孙中山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形，深知借贷资本的作用。借外债可以酿成祸患，也可以造福国民，全在于如何运用。“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28]所以，他一反时俗的看法和习惯，大力宣传引进外资，借债兴实业，借债筑铁路，努力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找一条捷径。

孙中山先生认为，必须区别两种情况，一种是为了发展生产而借债，另一种是因政治目的或单纯消费而借债。“借外债以营不生产之事则有害，借外债以营生产之事则有利。”[29]他反对因政治、军事目的而大借外债，这种外债只能供军阀们扩充军队，挥霍浪费，于国计民生无益有害，“日本与其他国家如果把政治的借款强加于吾人之身，则他们自己也将面临自招祸患的境况”[30]。

即使是为了发展生产而借外债，也要坚持原则，谨慎对待。一不失主权，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轻，注意这三点，则借外债“但能兴利，又无伤主权”。孙中山很早就把革命作为建设的前提，认为只有恢复国家主权，建立贤良的政府，才谈得上建设，谈得上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如果革命不能胜利，那么其他的设想就都是梦幻泡影，这真是作为革命家的孙中山高出于改良主义者和实业救国、教育救国论者的地方。他说：“不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由地道的中国人（一开始用欧洲人做顾问并在几年内取得欧洲人行政上的支援）来建立起纯洁的政治，那末，实现任何改进就是完全不可能的。仅仅是铁路，或是任何这类欧洲物质文明的应用品的输入（就是这种输入如那些相信李鸿章的人所想象的那样可行的话），就会使事情越来越坏，因为这就为勒索、诈骗、盗用公款开辟了新的方便的门路。”[31]

孙中山批评了清政府以前所借外债，不是为了偿付赔款，就是为了购买军火，挥霍耗费。后来，借款筑铁路，帝国主义攫取种种权利，国家的主权、利益大受损失。“从前外人造路，路之所至，兵即随之。故路一经外人承修，不啻割地。”[32]这种外债祸国殃民，孙中山是坚决反对的。他说：“假如前清之借债筑路，实亡国之导线”[33]，“吾人更有不能不预为戒告者，即往日盛宣怀铁路国有之覆辙，不可复蹈也”[34]。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原来从事军工生产的机器大批闲置下来。孙中山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可用借贷的方式把机器运到中国来，转为民用生产。所谓借外债，并不是都要借进现金，也可用借贷方式引进机器设备，“我用外国之款，转购外国之材料……各国必争先投资，绝无观望之可虑”[35]。还有一种引进外资的方式，就是中外合办企业。孙中山曾经设想与外国资本家合资创办银行、大型的兵工厂、百货公司等。1912年，他曾和几个外国资本家联系洽谈，打算成立中西商办银行。中外各出资本1 000万镑。“将来中国借债，即由该行出名，纯为经济问题，以免国家借债惹起政治交涉。且可利用该行发行公债票，销售外国市场。”[36]他又说，中国向外国购买军火，每年耗费许多金钱，应该创办一个大型兵工厂，资本1亿元。但中国独自筹款有困难，“何如与外人合办，由外人入股五千万，我国自出五千万，如准外人入股，外人因有希冀可图，绝非如雇佣之关系可比，于我必有利益”[37]。孙中山先生还建议在全国建立一个统一经营的百货公司系统，这个公司的半数股份将为中国政府所有，另一半股份则属于外商。“在一定时期内，这一系统将完全由外国人管理，晚后，再由逐渐培训合格的中国人员取代之。”[38]

在辛亥革命以后的一段时间，孙中山先生特别热心于修筑铁路。1912年4月，他卸任临时大总统，以后前往北京，和袁世凯多次晤谈，并在各地发表演说，提倡借债筑路。10月，中国铁路总公司成立，负责办理“交通部所办已成未成及已经签字，或载在草约成案上应筑之路，或已核准他公司承办路外”的全国铁路干线。孙中山担任中国铁路总公司的总理，曾派王宠惠与英国波林有限公司的佛兰珠勋爵商谈关于广州至重庆、兰州的铁路借款，后因二次革命爆发，事遂中止。

孙中山视铁路为最重要的建设项目，“交通为实业之母，铁道又为交通之母。国家之贫富，可以铁道之多寡定之；地方之苦乐，可以铁道之远近计之”[39]；“今日修筑铁路，实为目前唯一之急务，民国之生死存亡，系于此举”[40]。1912年，孙中山先生提出修铁路20万里，耗资60亿元的宏伟设想，修筑一条由上海到伊犁的干线，一条由广州至喀什噶尔的干线，一条由广州经云南至西藏的干线，而兰州将成为有13条铁路会合的交通中枢。在《实业计划》中，他又丰富、发展了原来的设想，计划修筑中央、西北、西南、东北、东南、高原等大的铁路系统，共长10万英里。当然，筑路资金极为庞大，从哪里筹集这笔巨款？办法是仿效美国。“美国之法为何？曰招徕外资、任用人才、政府奖励、人民欢迎。此四者可以助美国铁路之速成也”，“美国连贯国疆极端之铁路系统，大部分皆由外资敷设。在美国之富源未开发以前，早期敷设之铁路，事实上亦不得不利用外资也。但美国并未因此受害，且因此获巨利，臻于富强之域”[41]。中山先生还举京奉铁路（北京至沈阳）为例，说明我国有的铁路借债修筑，也获得了利益。“吾国借债修路之利，如京奉以三年收入，已可还筑路之本，此后每年所进皆为纯利。如不借债，即无此项进款。”[42]他主张借款由商办的铁路公司出面，与外国谈判立约，使借款筑路成为私人的商业性质，脱离政治范围，与政府不直接发生关系。“吾人将于创办之初，划清界限，以杜绝外来之干涉。”[43]他总结清末借债筑路和争路运动的教训，认为我们要争的应当是国家主权，而非铁路的修筑经营之权。“夫吾人所当争者主权也，非路权也。倘主权不失，路权虽授与人，不失其利也；倘主权旁落，路权争回，不能免受其害也。”他主张要“舍路权而争主权，一旦主权恢复，我便可大开门户，欢迎外资，放任路权，同力合作”[44]。

中山先生还具体提出借债筑路的三种办法。第一种办法是向外国立约借款，自行修筑；第二种办法是中外合组公司，共同投资举办；第三种办法是批给外国资本家修筑，由其集资，由其建筑，由其经营管理，由其自负盈亏，条件是在40年后由我国无偿收回。他认为：“在此种办法中，以第三种办法为最善。”因为这种办法有三个优点：一是事权不落外人之手；二是政府不承担债务；三是到期收路，不出赎资。“此在中国虽为创见，而在他国则已司空见惯矣。且利用此项办法者，无处不奏伟大的成效”[45]。

以上对孙中山的对外开放以促进经济建设的思想做了简略的叙述。总之，孙中山先生的这种思想是为了巩固国家的独立，促进经济的繁荣，这是伟大的爱国主义思想。一个国家要立足现代世界，求得生存与发展，必须实行开放。“今日欲救外交上之困难，唯有欢迎外资，一变向来闭关自守主义而为门户开放主义”[46]，“开放门户政策，利于保障主权”[47]。孙中山先生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具有世界眼光，把中国放在世界范围内，希望利用国际上雄厚的财力、物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以促进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已经进入20世纪，迥异于隔绝闭塞的中世纪各国，任何国家和民族如果置身于国际联系之外，都不可能进行有效的建设，孙中山先生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这是超越时俗的远见卓识。他对于中国发展的前景十分乐观，充满信心。他认为：中国版图广阔，人民勤劳，资源丰富，物产众多，具有很多优越条件；只要放弃闭关政策，实行对外开放，努力学习外国，积极引进外资，富强指日可待，而且将来必定能够赶上和超过西方国家。他说：“我们要学习外国，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譬如学科学，迎头赶上去，便可以减少二百多年的光阴”，“如果能够迎头去学，十年之后，虽然不能超过外国，一定可以和他们并驾齐驱”[48]。

孙中山希望能和世界各国建立平等、互惠、友好的关系。他建议，“美国的资本家们与中国人联合，共同开发中国的实业……合作的基础建立于平等互惠的原则上”[49]；又希望“日本实业界早日觉悟，对华投资须以非侵略的、对等的，而以增进中国人民幸福为要紧”[50]。孙中山先生相信，中国的繁荣富强将对世界有利。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了，工厂的开设、铁路的修筑、矿藏的开发、人民生活的改善，必然要求增加外国货物与资本，中国也将把自己精美的物质产品和精神财富贡献给全世界。中外的经济、文化交流将在广阔的领域展开，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将更加频繁，其结果为，“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51]。

孙中山在70多年前提出对外开放以加快国家建设的思想，在当时还只是一种理想。因为，那时候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中国土地上还盘踞着帝国主义势力和大大小小的封建军阀，大规模地建设经济、文化的环境和条件尚不具备。因此，这一理想还不可能付诸实行。但他为中国的建设、民族的复兴提出了伟大的、有远见的战略设想，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精神遗产。今天，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情况和条件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在“四化”建设中也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孙中山一贯主张的继承和发展，值此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之日，重读他这方面的有关论述，倍感亲切，其主张历久而弥新，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巨大的启发作用。

注释

[*]原载《北京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

[2]《在济南各国团体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9月27日）。

[3]《在上海中华实业联合会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4月17日）。

[4]《在上海报界公会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10月12日）。

[5]《在安徽都督府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10月23日）。

[6]《建国方略》。

[7][8]《在安徽都督府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10月23日）。

[9]《我的回忆》（1911年11月中旬）。

[10]《我的回忆》（1911年11月中旬）。

[11]《建国方略》。

[12]《在广东省第五次教育大会上的演说》（1921年6月30日）。

[13]《在上海报界公会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10月12日）。

[14]《与巴黎<巴黎日报>记者的谈话》（1911年11月21日至23日间）。

[15]《在北京招待报界同人时的演说和谈话》（1912年9月14日）。

[16]《建国方略》。

[17]《三民主义》。

[18]《中国实业如何能发展》（1919年10月10日）。

[19]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订：《国父全集》，第2册，167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

[20]《复李村农函》（1919年秋）。

[21]《上李鸿章书》（1894年6月）。

[22]《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1921年3月6日）。

[23]《中国实业如何能发展》（1919年10月10日）。

[24]《与留法学生的谈话》（1919年11月中旬）。

[25]《建国方略》。

[26]《在南京同盟会会员特别会的演说》（1912年4月1日）。

[27]《三民主义》。

[28]《建国方略》。

[29]《民生生义与社会革命》（1912年4月）。

[30]《中国人之直言》（1920年4月3日）。

[31]《中国的现在和未来》（1897年3月1日）。

[32]《在济南各国团体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9月27日）。

[33]《在上海中华民国铁道协会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7月22日）。

[34]《建国方略》。

[35]《在北京报界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9月2日）。

[36]《在南昌百花洲行辕的谈话》（1912年10月21日）。

[37]《在北京迎宾馆答礼会的演说》（1912年9月5日）。

[38]《致戴德律函》（1914年11月9日）。

[39]《在上海与<民立报>记者的谈话》。

[40]《在北京报界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9月2日）。

[41]《中国之铁路计划与民生主义》（1912年10月10日）。

[42]《在南京同盟会会员特别会的演说》（1912年4月1日）。

[43]《中国之铁路计划与民生主义》（1912年10月10日）。

[44]《<铁路杂志>题词》（1912年）。

[45]《中国之铁路计划与民生主义》（1912年10月10日）。

[46]《在北京迎宾馆答礼会的演说》（1912年9月5日）。

[47]《在上海报界公会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10月12日）。

[48]《三民主义》。

[49]《中国人之直言》（1920年4月3日）。

[50]《与东方通讯社特派员的谈话》（1921年2月26日）。

[51]《中国问题的真解决》（1904年8月31日）。

五四运动的光辉道路[*]

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必有思想解放为之先行。当社会变革的各种因素迅速积聚，变革的形势逐渐形成，先进之士会敏锐地感觉到变革运动即将来临，他们便会为之奔走、为之呼号，向着妨碍变革的旧思想、旧势力发起进攻，摧毁之、廓清之。这种思想战斗进行得越坚决、越彻底，社会变革就越容易开展，越容易广泛深入。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为什么能获得横扫欧洲中世纪堡垒的伟大战果？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大革命到来以前，法国发生了强大而持久的思想启蒙运动，一批先进思想家如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爱尔维修等抨击专制制度，反对旧教会，反对封建压迫和迷信专断，在群众中播撒理性精神和自由民主的思想种子，法国大革命因此才能结出丰硕的成果。

80年前的中国，正面临着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为中国社会变革做思想准备

中国的辛亥革命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政府，结束了延续2 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是，革命的兴起很迅猛短促，思想准备不充分，与帝制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并未被触动，造成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仍统治着中国，政治上的专制、腐败、黑暗依然如故，人民的贫困、落后、愚昧依然如故。故袁世凯得以称帝，张勋借此复辟，军阀连年混战，反动派提倡尊孔读经，组织孔教会，欲以腐朽的封建纲常伦理作为治国的根本。一时社会上黑云压城，乌烟瘴气。先进分子为之痛心疾首，他们关心和考虑的主要问题是：中国的出路何在？怎样才能挽救被侵略、受压迫的中国？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部分激进的民主革命派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没有成功，只挂起了一块“中华民国”的招牌，就是因为没有一次思想上的革命。他们决心投身于思想领域的战斗，呼唤新的社会变革运动的到来。他们进行战斗的口号有两个，就是“民主”和“科学”，即“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陈独秀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可见，陈独秀等人进行这场思想革命的态度是十分坚决的。

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喉舌，它对提倡三纲五常、尊孔读经的旧势力进行了猛烈抨击。五四时期的战士们指出，传统的伦理道德、儒家的纲常名教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此类封建教条形成于古代封建的农业社会，已成为束缚中国人的思想枷锁，必须粉碎。今天的人格应该是独立自主的。“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五四前期，陈独秀还是一位民主主义者，信奉法兰西的模式，强调自由、平等。他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未能成功，是因为缺少意识形态的大变革，因而封建思想普遍存在于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陈独秀认为，儒家的伦理道德是“别尊卑、明贵贱”的“奴隶的道德”，只对少数君主、贵族、统治者有利，和民主、共和背道而驰。他热情歌颂“法兰西文明”，对民主和自由十分憧憬，坚决反对封建专制及其精神支柱——传统伦理道德。“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但是，儒家伦理精神的影响深远日久，积淀于人们的行为模式、思想方法、立身处事之中，凝集成积久难化的国民性格。陈独秀、鲁迅等十分重视改造旧的国民性格。陈独秀说，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其他像李大钊、吴虞、鲁迅等都激烈反对封建礼教、儒家伦理。李大钊说，孔子是“历代专制之护符”；吴虞指出，“儒家以‘孝’、‘悌’二字为两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而不可动摇，其流毒诚不减于洪水猛兽矣”；鲁迅则在《狂人日记》中借着“狂人”的口，愤怒地揭穿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礼教的真面目。

这种描写振聋发聩，石破天惊，唤醒了千万青年从封建思想中解放出来。

五四的战士们反对儒家学说，锋芒甚锐，凌厉无比，但他们并不是对孔子学说一概否定。被称为“双手打倒孔家店”的激烈反孔者吴虞曾说：“不佞常谓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然欲坚执其学以笼罩天下后世，阻碍文化之发展，以扬专制之余焰，则不得不攻之者，势也。”当年的思想家们面对着长期统治中国的儒家思想这一庞然大物，不进行迅速而强有力的攻击，则新思想不能占领阵地，民主与科学也不能生根。他们在抨击儒家思想时，有的话可能说过了头，在激烈的搏战中，一刀一枪并非都能击中要害，这是在总的正确方向下表现出的某种片面性，这种缺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应苛求五四时代的先进思想家对丰富复杂的传统文化都能进行恰如其分的分析、评价，因为这是需要长期细致的研究才能做到的。

和民主相伴随的是科学。中国封建社会中，科学得不到发展，人民受不到教育，普遍缺乏科学文化知识，这是阻碍中国进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辛亥革命以后，各种封建意识卷土重来，甚嚣尘上，社会上流行着祭天、请神、祀鬼、修仙、扶乩的风气。有人组织灵学会，出版《灵学丛志》，研究人鬼之理、仙佛之道以及立身修养的种种要义，还胡说什么“灵学者，即谓之圣学可也”，“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运遂促”等狂言。

五四时期的先进思想家对这种装神弄鬼的现象进行了口诛笔伐，揭露其骗局。陈大齐说，绝诗、律诗始于唐代，而乩坛上的先秦诸子居然能作七绝、七律；草书始于东晋，而乩坛上的孟子居然大写草书。这是乩坛上骗子们露出的马脚。易白沙举出历史上王充、范缜的无神论，驳斥灵魂之说。陈独秀撰写《有鬼论质疑》，提出许多有鬼论者无法回答的问题。鲁迅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有鬼论与科学的对立：“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人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

什么是科学？当时的科学家任鸿隽回答：科学要研究事实，“以发明未知之理”，“唯其要研究事实，所以科学家要讲究观察和实验”。他批评中国的文化“只在文字上做工夫”，不如西方科学“在事实上做工夫”。五四时代的先进思想家提倡科学，赞美科学，认为科学能使社会进步。陈独秀说：“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证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

五四运动为中国近代科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扫清了道路。当时的留美学生赵元任、任鸿隽、杨铨、胡适等在美国发起组织了中国科学社，其宗旨是“联络同志，研究学术，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并创办了《科学杂志》。1918年中国科学社从美国迁至国内。这是中国第一个科学家团体。这时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勃兴，提倡科学的呼声响彻全国各地，中国科学社在短短几年内有了很大的发展，至1922年社员发展到500余人，遍布国内17个省，都是“受专门高等教育，或在社会上办事著有成绩之人”。我国第一代科学人才在五四运动时期蔚然兴起。

五四时期，在提倡科学、民主的同时，又掀起了白话文运动。1917年，胡适写了《文学改良刍议》，主张废弃文言文，使用白话文，提出写文章应通顺流畅，不用典故，不用套语，不讲对仗，不避俗话，讲究文法，不模仿古人，要言之有物。他说：“先要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接着，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主张“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文学革命的号召顺应时代的潮流，得到了广泛的响应。《新青年》从1918年1月改组以后，全部刊载白话文，不再刊载文言文。文体的改革实际上不仅涉及文体形式，也涉及文章内容的问题。文章的形式和它所反映的内容是分不开的，传统的文言文难以反映现代生活，难以准确表达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内容。因此，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逐渐深入，文体改革就不可避免地被提上了日程。白话文运动使文字和语言归于一致，改变了长期以来语言和文字相脱离、相割裂的现象，白话文更容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故五四以后，白话的报纸杂志如雨后春笋，逐步取代了文言文的报纸杂志。当然中国的文言文有几千年演变的历史，古代历史文化遗产均以文言文为载体，学习和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必须了解和精通文言文，但现实生活中，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以明白晓畅的大众化语言代替佶屈聱牙的古文，这是历史和文化的伟大进步。

二、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五四运动是一场提倡民主、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又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进行分赃，弱肉强食，中国虽名义上是战胜国，但却受日本的欺压，丧失了在山东的许多权利。这一消息传回国内，舆论大哗，群情激愤。北京的学生们首先在天安门集会游行，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商人纷纷响应。五四爱国运动规模浩大，影响深远，以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先后发生，平行发展，并且相互交汇融合。两者的融合使文化变革得以深入人心，也使爱国运动更加波澜壮阔，形成持久而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这时，俄国十月革命已经爆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刚刚诞生，使得正在探索拯救中国方案的先进分子翘首北方，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上。当时，李大钊写下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讴歌十月革命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是“二十世纪革命的先声”，并指出十月革命所开辟的“新纪元”将“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中国应该沿着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

这样，中国人民企慕十月革命，选择了俄国的道路。中国的先进分子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恪信它是唯一的救国真理。五四运动向着纵深发展，从弘扬民主和科学精神到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三、中国共产党人是五四精神的继承者和弘扬者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了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把这场伟大斗争引向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党从诞生之日起，长期处于白色恐怖和战争环境中，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为倡导民主、科学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党在建立初期，努力唤醒工农、组织工农，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在各地设立工人学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对工农大众进行革命教育和文化启蒙。党一直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为工作指针，大力发扬民主和科学精神。在内战和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内实行土地革命、二五减租、民主建政，抵抗帝国主义，削弱和限制封建主义。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旨在消灭封建剥削的土地改革，又颁布《婚姻法》，保障妇女的权利。1954年诞生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规定了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自由。尽管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为实行民主、发展科学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极大成绩，但由于中国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封建社会，又受帝国主义统治多年，封建残余势力十分顽固。尤其是在经济、文化还很落后的情况下，封建残余的影响还不可能很快消失。在“文化大革命”中，封建主义一度沉渣泛起，林彪、“四人帮”宣扬封建迷信与个人崇拜，他们践踏民主，抛弃科学，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使得人民和国家遭殃。这一沉痛的教训，值得永远记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的封建遗毒，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实行了改革开放。20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伟大辉煌，有目共睹。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迈步前进的时候，深深感到弘扬五四精神、发展民主和科学的重要性。民主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人民当家做主，有参与政治、发表意见的自由，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必须与政治改革协调进行。邓小平说：“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科学技术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代化建设能否搞得更好更快，要看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教兴国是根本国策。邓小平说：“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

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残余影响严重而又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大国，要实现民主、发展科学，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进行非常艰巨而长期耐心的工作。民主并不能招之即来，科学也不能在一夜之间就拔高，实现民主和发展科学需要人民群众总体素质的提高。民主需要有制度做保证，需要有操作的程序和监督的机制，需要有健全的法制，民主和法制不可分。只有坚持民主精神才会有健全的法制，而日益完备的法制建设能够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这一切都需要长期努力和精心培育。在中国的土地上要广泛实行民主，必须与中国的传统和国情相适应。今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日益完善和法制工作的进展，正是实现更广泛民主的途径。

科学的提高更和教育相联系。中国近代科学的诞生比西欧晚了几百年。近代中国深受科学不发达之苦，文盲遍地，迷信流行，落后的风俗习惯影响着中国的许多地方。要克服愚昧迷信，发展科学技术，必须长远规划，普及教育，尊重知识，爱惜人才，破除落后的风俗习惯和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重视高、精、尖科学技术。要破除非科学的思想，提高科技水平，只能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提高社会文明的程度来解决。

今天纪念五四运动，发扬民主和科学精神，就应当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努力学好邓小平理论，踏踏实实，埋头苦干，艰苦奋斗，热爱祖国，抓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使全体人民既富有当家做主的民主意识，又富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注释

[*]原载《人民日报》，1999年5月4日。

五四运动与传统文化[*]

70年前，中国的天空满布阴霾。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窃取，袁世凯、段祺瑞等军阀势力统治着中国。日本帝国主义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加紧侵华。封建主义的文化思想仍支配着神州大地，禁锢着人们的头脑。这时，一声春雷，爆发了五四运动，先进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率先点燃爱国救亡和思想启蒙的火炬，披荆斩棘，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如饥似渴地引进西方的各种理论、学说，批判儒学，反对旧礼教、旧八股，追求民主和科学，对几千年封建传统文化进行猛烈的抨击，开拓了中国革命文化发展的新纪元。

一、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国是个历史悠久、具有灿烂文明的国家。传统文化根深叶茂，源远流长，内涵十分丰富，既有精华，也有糟粕。中原地区在几千年之前进入农耕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优势，农民分散在广阔的土地上，辛勤劳动，备受地主阶级的剥削，虽有一定的社会分工与交换，但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在民族性格上，既有勤劳、朴实、坚韧的一面，也有保守、愚昧、散漫的一面。中国在政治上长期维持着封建大一统的局面，专制政府和官僚机构凌驾于民众之上，形成层层控制的严密结构。因此，中国古代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官本位”烙印，政治与文化、帝统与道统密切结合。在古代士大夫身上存在着严重的依附性和不独立性，但在这统一的整体结构中，他们更多地关注集体的生存，培育了他们的参与意识、忧患意识、民族尊严感。中国盛行宗法家族制，家庭意识十分强烈，纲常伦理是天经地义的准则。这就形成了以家庭为细胞的强韧的民族凝聚力，发展了人际关系中敬老尊长、扶弱恤贫的美德，但同时也存在着违背人情的野蛮落后的父权、夫权观念。中国处在亚洲东部，东、南面临汪洋大海，西、北多沙漠草原，西南多高山密林，和世界上的其他文化中心相距较远。在生产力和运输能力尚不发达的古代，这一地理环境是与外部世界交流的巨大障碍。因此，中国发展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古代文化体系，和欧洲、阿拉伯、印度的文化明显不同。中国自古以来是个文化输出国，亚洲毗邻国家和地区处在中国的文化磁场之内，深受影响，中国形成了强烈的自我中心意识。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自以为文明声教高出于全世界，闭关自守，故步自封，不愿也不屑和外国交往，直到距今150年前的鸦片战争时，中国的统治者仍虚骄自大，自我封锁，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酣睡。

总之，中国的封建传统文化植根于自己的土壤中，自成一种文明体系，适应自己的环境和条件，能够应付来自农业社会的种种挑战，顽强地维持自己的生命和活力。详细而具体地分析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各个方面的特点，应该是许多学科领域专家们分工合作、长期努力的重大课题。在这里可以提出的是：每一种文化体系都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都是一种生命力的表现，各有其产生、发展、中衰、复兴、死亡的过程，都有自己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审美观念、符号体系，都包含着丰富多彩的知识内容和文化要素。这一切都是人们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改造世界与发展自身所取得的文明成果的积淀，都有其真、善、美的方面，也有其假、恶、丑的一面。对任何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都需要进行长期的研究和细微的分析，脱离其生成的历史条件，简单地对其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都是不慎重的、不可取的。

中国古代文化有长期发展的历史，表现出能够适应环境的强大生命力。它最早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中心而形成，不断吸收其他地区和其他民族的文化，包括北方游牧民族、南方山地民族的文化，逐渐丰富、充实。它也像大河、大江一样，汇集百川，吞纳众水，浩浩荡荡地奔流，时间越长久，包含融合的文化品种越多样，涵盖和辐射的区域越广大，汪洋浩瀚，千姿百态，蔚为壮观。

中国古代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干。儒学，经过2 000多年的演化、锤炼，具有严整的体系、丰富的内容、精细的论证和推理。它的影响既普遍深入，又持久不衰，不仅支配着历代朝廷的统治者、决策者，而且影响到中国社会各个角落以及士、农、工、商各个等级阶层。儒家的观念形态、伦理准则塑造了世世代代的中国人，规范和制约着他们的思想、言论、行动以至性格特征和深层心态。要研究中国和中国人，必须研究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不是单纯不变的事物。它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饱历风霜，几经变化，其原型和后来的变型已大不相同。春秋战国时代，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传述经典，修习六艺，传扬仁义，是当时百家争鸣中被称为“显学”的一家。到了汉代，儒家吸收了道家、法家的某些思想内容，受到政府的尊崇，立在学宫，经过今文学派董仲舒，到古文学派郑康成，出现了恪守师说、注经释经、与政治紧密结合的汉代经学，使儒学成为封建专制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以后又屡经沧桑，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吸收了域内各民族文化和域外佛教文化，产生了程朱陆王的新儒学，即精深细密、强调思辨、标举性理的宋明理学。它既受佛学的影响，又与佛学相对立。理学统治封建社会后期中国的思想界数百年之久，影响极为深远。明清之际，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变动以及西方文化的传入，产生了具有某些民主思想萌芽和科学务实色彩的新思想、新学派。2 000多年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学不断发展，经常改变其具体形态。

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变迁没有打破小农经济的格局，传统文化历经冲击、震荡，做出一定的反应和变化，随之仍然在旧的体系内得到了新的平衡。中国传统文化的坚韧性根源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稳定性，如果没有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没有社会生活和阶级构成的重大进步，要破除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传统是不可能的。

二、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

1840年鸦片战争，外国侵略者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逐步地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失去了许多国土、主权、利益，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欧风美雨带来了船炮机器、工厂铁路、声光化电，带来了进化论、物竞天择、商战、民权、立宪、共和。西方传来的新思想、新观念迅速传播，和以儒家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格格不入，产生了严重的冲突。许多人做过中西文化的研究，评论两者的优劣得失。如果抽象地议论，那么，各种类型的文化各有其生成的根由，各有其精华和糟粕，都可以一一指陈其成就和局限。但是，如果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考察，那么各种文化自有其特点和性质的不同，有先进和落后的差别。哪一种文化能够适应并服务于现实生活，便能够争得存在和发展的权利。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实践已经清楚地表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个体系产生于封建的农业社会，不适应近代社会的需要，在以大工业生产为基础的近代世界中没有竞胜的能力。中国必须开放，大量引进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破除传统文化体系的同时，吸收中国和西方文化中有价值的部分，在新的基础上建构新的文明大厦。中国近代的先进分子，从林则徐、魏源、洪秀全开始，经过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严复、孙中山、章太炎，直至五四时代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都在向西方学习，都在中国旧文化衰落、新文化诞生过程中艰苦探索，寻求救国的真理。

文化是经济、政治的反映，并将给经济、政治以巨大的反作用。文化将随着经济、政治的改变而改变。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化领域内也掀起阵阵波澜。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深入人心，它尽管已不适应国家和民族的生存需要，但却在很长时间里仍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近代史上的每一步改革都遭到了传统力量的强烈抗拒。当洋务派引进外国的枪炮机器、轮船火车、纺织矿冶等器物文化，企图改变中国的经济局面时，顽固派讥之为“奇技淫巧”“用夷变夏”。洋务派不能做出正面回答，而举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旗号，声称引进器物文化正是为了保卫中国固有的文化，为自己不敢违背圣贤之道辩解。张之洞说：“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悌忠信为德，以尊法庇民为政。朝运汽轮，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2]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要求君主立宪，在政治方面实行改革，但他们同样不敢违背传统的儒家学说，反而打起“尊孔”的旗子，把孔子打扮成变法改制的圣人。康有为尊儒学为“国教”，说“惟有孔子，真文明世之教主”，今所编撰，“特发明孔子为改制教主，六经皆孔子所作，俾国人知教主，共尊信之。皇上乙夜览观，知大圣之改制，审通变之宜民，所以训谕国人，尊崇教主，必在是矣”[3]。维新派要求中国实现近代化，却一心要在孔子的门下找荫庇，灵魂深处仍保存着与近代化格格不入的儒学世界观。孙中山自幼接受西方教育，受儒学的影响较小。他领导的民主革命的矛头指向清政府，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并没有正面反对儒学和传统文化。有些同盟会会员甚至标榜传统的“华夷之辨”以及恢复汉家衣冠，以增强反满的号召力。所以，有人说孙中山“一方面主张恢复固有的道德与智能，一方面主张学外国之所长，是为国粹与欧化的折中”[4]。自鸦片战争以来，中西文化的冲突日益尖锐，但直到清朝灭亡后，国人还没有对统治中国2 000多年的封建儒学进行正面的、系统的批判。这是由于近代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此起彼伏，十分激烈，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当时迫切的政治问题上，无暇顾及比较隐蔽而又影响深远的文化传统问题。并且，封建儒学有着强固的根基，长期盘踞在大多数知识分子和人民的头脑中，维持相当的权威和影响力。因此，直到五四以前，文化领域的斗争虽然相当猛烈，但仍属于前哨战、外围战，而非攻坚战。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旧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中心倒塌了，这是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但是，长期依附于封建政治的旧文化并未销声匿迹，它的游魂到处飘荡。袁世凯演出帝制丑剧，请来儒家，祭天祀孔；一些清朝遗老建立孔教会，在读经复古声中大做复辟梦。封建儒学与专制帝制相表里，不批判旧道德、旧文化，它必定会再次成为复辟的护符，不但革命不能向纵深发展，甚至已取得的革命成果也会化为乌有。新旧文化的冲突有着深刻的原因，已经历很长时间，郁积既久，其发必烈，文化领域的决战是不可避免的。就像陈独秀所说：“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曾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章、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5]既然单独的政治革命因意识形态的阻力而不能进行到底，那就必定会开辟文化领域的新战场。一批思想启蒙战士应运而生，披挂上阵，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冲击传统文化的堤防，锋芒直指儒家的伦理观、价值观以及孔子本人。陈独秀说：“忠孝节义，奴隶之道德也”[6]，“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和君主专制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全然相反。一个是重在平等精神，一个是重在尊卑阶级，万万不能调和的。”[7]李大钊说：“孔子者，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8]。鲁迅在《狂人日记》《我之节烈观》《随感录》中痛斥旧礼教和所谓“仁义道德”，鞭挞儒家所倡导的父权、夫权。吴虞说：“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残酷极了。”[9]钱玄同、刘半农反对封建迷信，抨击乌烟瘴气的灵学与扶乩术。胡适提倡白话文，作白话诗，标举文学革命，要求对文化媒介和传播工具进行改革，“先要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五四时期，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虽有急进、缓进之分，以后更有进一步的分化和转向，但当时他们都站在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下，对传统文化进行口诛笔伐。他们反对纲常伦理，要求尊重个性；反对盲从古人，提倡独立思考；反对传统的权威，要求“用自己的话写自己的主张”。五四运动对数千年之久的封建主义文化的马厩进行了一次大清扫，为中国新文化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其伟大的历史作用应该充分肯定。

三、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若干问题

五四运动已经过去70年了。人们在经历70年沧桑巨变的同时，经常回顾这场伟大的运动，对它的是非功过进行评价，出版或发表了许多著作和文章，其中有很多真知灼见，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发展及意义做出了深刻的阐发。但至今，处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对五四运动进行反思，仍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五四运动激烈反对传统文化，当时的思想战士是不是态度偏激，感情用事？是不是完全摒弃传统文化，对传统一味进行非理性的、无意义的破坏？

五四运动确有片面性。早在47年前，毛泽东就说：

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10]

在近代历史上，作为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家思想早已是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障碍，因此，五四时期先进分子对其进行激烈的批判是势所必至、理所当然。在批判中发生某些形式主义的缺点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不是在书斋中慢条斯理地进行研究，而是处在战斗的环境中，面对着长期统治中国的儒家思想这个庞然大物，面对着尊孔复辟派的反动叫嚣和倒行逆施，不进行迅速的、强有力的攻击，新思想、新文化就不可能占领阵地，站稳脚跟。当时的领导人还没有掌握科学的思想武器，去正确分析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而是以强烈的愤慨补充了理论准备之不足。他们攻击的方向是正确的，态度是坚决的，但一刀一枪并非都能击中对方的要害。评判任何一种战斗，只能综论其全局的胜负得失，而不能斤斤计较局部的失利或误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功绩在于它对旧文化、旧教条的不妥协性，我们不应当要求它对丰富复杂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面深入、恰如其分的评价和分析，因为这是需要长期细致的研究才能做到的。

尽管五四时期先进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言辞锋利，十分激烈，但思想文化领域的任何激进主义者都不会同自己的先辈一刀两断，全部决裂。人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中，总要受传统的教育和熏陶。每一个人都属于某种文化，是这种文化塑造的，不可能完全脱离自己成长的土壤，不可能离开传统，正如拔着自己的头发不能够离开地面一样。先进思想家可以和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进行激烈的、不调和的战斗，却仍必须利用先辈们遗留下来的许多理论观点和思想资料，不可能在一切方面和昨天宣战。五四时期反传统的战士其实都受过充分的传统教育。他们熟读经书，精通儒家学说，而又留学国外，涉猎西学，可谓学贯中西，通晓古今，知识渊博。一方面，他们认定儒学作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不能适应近代社会的要求，因而对之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另一方面，他们并非没有认识到传统文化中蕴藏着珍贵的宝藏，需要发掘、继承。如李大钊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阐明，鲁迅开展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和校辑古籍，胡适整理国故并在哲学史和小说考证方面做出成绩。还有稍后的郭沫若、瞿秋白、茅盾、郑振铎、顾颉刚、傅斯年、罗家伦等，都曾潜心研究中国历史或中国文学而做出了贡献。从他们毕生的学问和事业看，说他们摒弃了中国传统文化是不合乎事实的。

五四运动的另一个巨大功绩就是彻底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爆发就是由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遭到列强的欺压凌辱。五四中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恰好是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的表现。中国人民一直具有反对异族入侵的优良传统，特别在近代史上，中国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英勇战斗，前仆后继，正是这一爱国主义传统使中华民族在危急关头团结、凝聚在一起，全力反对外来侵略，使帝国主义不可能瓜分和灭亡中国。五四运动继承了这一爱国主义传统，并使启蒙和救亡相结合，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可见，五四运动虽然激烈批判了传统儒学，但并没有全部否定传统，反而把传统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发扬到新的高度。

反帝与反封建、救亡与启蒙，这是五四运动的两大任务，其相互关系如何？五四运动以后爱国救亡与政治革命风起云涌，延绵不断，成为历史的主旋律，这会不会掩盖和压抑了启蒙运动的发展？是不是使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出现了断裂？民族生存和夺取政权的紧迫任务是不是压倒了个人对自由、平等、民权等理想的追求，因而使启蒙的任务长期没有完成？思想启蒙与革命救亡是否产生了矛盾？

事实上，革命救亡与思想启蒙是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可分离、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一切思想启蒙都和政治革命、社会改造相伴随。思想启蒙的根本目的是唤起群众、改造社会、拯救国家。而革命救亡也必须以群众的觉醒和奋起为前提。因此，启蒙必然在一个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展开，必然和当时的政治任务相结合。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导致了颠覆欧洲封建制度的一场大革命，而中国戊戌前后的启蒙运动也与变法维新的政治浪潮相伴随，从来没有仅仅停留在书斋中、完全脱离社会改造的、抽象的思想启蒙。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思想启蒙长期在救亡和战争的环境中进行。严峻的客观现实自然不容许当时中国实施正规的义务教育，也不可能使中国有更多的经费和更完备的文化教育设施。一切因陋就简，文化启蒙的内容、形式和规模都要受历史条件的制约，但绝不能把启蒙任务未能完成的原因归于救亡和革命。恰恰相反，思想启蒙必须在爱国救亡和政治革命中寻找动力，逐步展开。五四运动之前，思想斗争已由为《新青年》杂志撰稿的少数作者所发动，但影响还不大，正是因为五四运动，全国的青年学生、工人、市民进行游行示威，发出爱国救亡的呼声，同时也把思想启蒙的成果大大地发展推广。救亡与启蒙联袂前进，相得益彰，在全国造成了如火如荼的轰动效应，可见两者是相互促进，而非矛盾对立的。

至于自由、平等、民权，确实是中国人民的理想和追求。但救亡和革命正是为了争取个体的生存，保障个人的自由、平等和民权。如果国家主权和民族生存受到威胁，那么就谈不上个人的任何权利。因此，从根本上说，救亡和革命不会压抑个性的发展、抹杀个体的价值，而正是为实现自由、平等和民权开辟了可能性。

的确，五四运动思想启蒙的任务并没有完成。至今，民主和科学仍然是我们要努力争取的目标。为什么中国思想启蒙的路程这样漫长而艰巨？五四运动是不是破坏太多，建树太少？它的主要功绩表现在哪里？

诚然，五四运动只是思想启蒙的开始。五四以后，愚昧、迷信、专制主义依然统治着中国。思想启蒙本来就是长期任务，在西欧花费了从文艺复兴到18世纪的几百年时间。在中国这样一穷二白的大国，要完成启蒙任务，建设高度文明的国家，必须依靠全民族世世代代的艰苦努力。我们本来就不能指望在五四运动的短暂时期解决这一根本问题。但五四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并非无所建树，它的巨大功绩是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在激烈批判了传统的儒学以后，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作为观察世界、分析中国、改造社会、推动革命的思想武器，从此揭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五四运动以前，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时所揭橥的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仍想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帝国主义世界的矛盾充分暴露，以前曾经非常具有吸引力的资产阶级理性王国竟把人类推入大规模相互残杀的绝望境地。因此，资产阶级理性王国失去了诱人的光彩。十月革命的胜利，犹如一声春雷，震惊了世界和中国，俄国的工农大众首先挣脱锁链而站立起来，这给长久处在沉重压迫下的中国人民树立了榜样，鼓舞起信心。五四运动中，传统的封建思想遭到批判，思想界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形成生动活泼、蓬勃进取的新局面，外国的各种思想纷纷传入中国，理论繁多，学派林立，使人眼花缭乱，对青年们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当时，人们在摆脱了传统儒家思想的束缚后，无所拘束，凭着各人的所学所感、所思所悟去判断是非，接触社会，体验人生，追求真理。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争辩、选择，马克思主义赢得越来越多的群众，逐渐在中国生根成长、开花结果，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中国人民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因为它是科学的、革命的理论。它使人能够正确地认识国情、洞察形势、制定战略策略，给人以智慧、力量和信心。它坚定地维护被压迫人民的利益，能够鼓舞群众，最大限度地动员群众。这一科学理论适应于已经成熟了的中国革命的要求。正像马克思所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1]

五四运动最伟大的建树是在中国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自从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就很快走出了低谷，迎来了高潮。而思想启蒙也有了更锐利的武器。此后，经过长期奋斗，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四、当前的文化建设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五四时期思想启蒙的任务尚有待完成。我国是个疆域广阔、人口众多，经过2 000多年封建统治的大国，底子很薄，一穷二白，改变这种情况需要长期努力。我国的文盲达两亿数千万，高素质人才占人口比例很小，文化教育设施落后，这是制约我们经济腾飞的重要因素。贫穷与愚昧，两者是牢固结合、互为因果的共存体，治贫必须治愚，治愚又必须治贫。我们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生产力中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则是人。生产工具、机器设备是由人制造和操作的，工厂、企业是由人进行管理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千千万万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改革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作为改革主体的人是否具备与改革相适应的文化素质。培育优秀文化，其中包括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发展，民主和法律的完善，以及人们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这是“四化”建设中刻不容缓的任务。

我们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文化是人类在改造世界中产生的物质和精神成果，有什么样的客观世界、社会制度和什么样的改造活动，就会产生什么性质的文化成果。我们今天正在创造的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从总体和发展前途看，必定会超越世界上存在过的其他文化，但当它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却未必能在很多方面赶上或超过形成已久、历经锤炼、充分成熟了的其他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必然要把其他文化作为自己的先驱，汲取营养，取材借鉴，以利于自己的成长。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源泉是生活实践。生活实践将决定文化发展的方向，提供文化建设的模式、素材和动力。创造文化的过程即是总结新生活、解决新问题、发展新观念、产生新成果的过程。文化如果离开了生活实践，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定会枯萎死亡。我们的文化建设与当前的现代化建设密切结合，应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在知识和科学水平方面有大幅度提高，在价值取向和社会心态方面有重大转变，并发扬民主、法治意识，提倡效率、平等、功利观念，尊重人的尊严和权利，在保障集体价值的同时发展个体价值。总之，我们仍将沿着70年前五四运动所开辟的道路前进。

今天，我们在文化建设中，也像五四时代的先辈们一样，面对着如何对待丰富而复杂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不过处境、条件已变化，所以任务就有所不同。五四前夕，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尊孔复古的议论甚嚣尘上，复辟丑剧一演再演。五四的先辈们处在一个紧迫的战斗环境中，以廓清雾瘴、荡涤污垢、开辟新路为己任。我们已经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建立了新中国，进行了3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30多年中的挫折和失误深刻地教育了我们：要防止“左”的倾向，特别是不能重复“文化大革命”期间批判一切、否定一切的错误。我们的任务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深入研究，重新估价，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文化。

文化传统是历史地形成的，是时代的、民族的产物。每个人都在传统的哺育下获得知识，培养能力，形成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传统和我们的关系十分密切，我们既不能脱离传统，也不能自由地选择传统。但历史是不断前进的，传统只反映过去，一旦成为传统，它就凝固起来，偏离日益发展的新生活，有时会和新生活发生严重的冲突，成为前进中的包袱。传统和现代化是历史发展中的两个环节，既相互衔接又相互矛盾。传统是昨天的创造活动的积淀，又流注到今天和未来。而现代化是当前的行动目标，是前所未有的创造，是新生活的起点。现代化必然要冲击、改造、利用传统，为自己的胜利前进开辟道路。担负着现代化责任的人，对传统必然是有所继承、有所改造、有所革新、有所超越。

“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这八个字是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既区别于全盘继承，无条件地接受；又区别于一笔抹杀，完全抛弃。我们既不是复古主义者，也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但对待传统文化需要长期研究，精心鉴别，不是乱套乱用这八个字的简单公式，分类处理，也不是拿这八个字代替艰苦、细致的工作。传统文化中，何者为精华？何者为糟粕？如何弃取？这些恰恰是难点之所在。精华与糟粕并非泾渭分明、一目了然，可以简单地挑拣。两者常常结合在一起，互相渗透、互相依存，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可以互相转化。研究传统文化，一定要结合它生成的历史环境，细致地解剖它的内容、多样化的形式以及发挥的功能，从宽广的视角进行考察，切忌简单片面、浮浅狭隘、急功近利的做法。

大概说来，传统文化有几种情况：

第一种属于自然科学、逻辑、语言、工艺技巧，以及全人类共有的知识内容、行为规范，这些都是人们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中取得的共同成果，通常是没有阶级性或阶级性不强烈的部分。它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不是伴随经济基础的改变而急剧改变。它通过新知识的逐渐积累、新内容的不断丰富而代替、更新旧知识、旧内容。渐进性的积累、更新是其传承的特点，已有的知识内容和成果不是简单被抛弃，它们往往是取得新知识的基础，即使被取代以后，其合理内容仍被包容在新的文化成果中。这类传统文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是很明显的。

第二种是传统文化中属于意识形态的部分，包括哲学、政治、法律、宗教、道德、文学、艺术的成果，也包括人们的心理、情绪、价值取向、某些典章制度、风俗习惯。这些属于观念和制度文化，较直接地反映时代特点和阶级利益。人们对其是非善恶的评价往往有较多分歧。相对于现实生活的发展变化，意识形态和制度、习俗相对滞后，这就会引发其与现实生活的脱节和冲突。我们所说评价传统文化的复杂性和难点就是指的这一部分，常常是精华与糟粕杂然并存，褒扬与贬斥截然对立，引起文化思想领域中激烈的两军对战。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于旧时代的农业社会，把它过分拔高，要它在中国以至世界的现实和未来生活中居于主导思想的地位，显然是一种奢望，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我们现在处在与五四运动不同的时代，是在从事长期的文化建设，有更多的时间进行细致的研究、探讨，有更大的可能去理解与宽容。除了坚决剔除确实有害于现代化建设的糟粕外，对历史文化遗产应当谨慎从事、小心保护，避免全盘否定、激烈破坏。

第三种是传统文化中的实物遗存，如名胜古迹、古器物、古建筑、古工艺品以及书籍字画等。这一类既非知识技能，又非观念制度，而是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是中华民族的劳动创造和智慧结晶，体现着中国悠久灿烂的文明，可以鼓舞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增长人们的知识和能力，培养人们追求真善美和人们的高尚情操，可以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发挥巨大的作用。这些历史文物是国家的瑰宝，当然要妥善保存和管理，不允许加以破坏。

第四种是传统文化中确属反动、落后的部分。如封建迷信，淫秽作品，荒诞不经的议论、传闻，野蛮、残忍的观念、习俗。这些理所当然要加以摒弃、淘汰。即使对待这些“有毒的内容”，也要慎重处理，区别包含在大量毒素中尚属合理的、无害的部分。全属糟粕的东西，自然不能使其泛滥，危害人民的身心健康，但从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研究角度看，其中也包含着有用的研究素材，不可任意丢弃、消灭。对一切文化遗产，我们不能像封建统治者那样采取焚书、劈版、篡改、灭绝的愚蠢做法。

总之，我们所要建设的是富有创新精神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能够适应并促进现代化建设。我们既不能袭用传统文化的整个体系与思想观点，又不能与之脱离。正确的态度是改造、转换、创新、超越，用马克思主义进行细致的研究，使源远流长、内涵丰富的我国历史文化遗产能更好地为现实服务，以建立具有时代精神的、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新文化。

注释

[*]原载《历史的选择》，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

[2]张之洞：《会通》，《劝学篇·下篇》。

[3]康有为：《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祠折》。

[4]蔡元培：《中华民族与中庸之道》。

[5]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6]陈独秀：《独秀文存》，3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7]陈独秀：《旧的思想与国体问题》。

[8]李大钊：《孔子与宪法》。

[9]吴虞：《吃人与礼教》。

[10]《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831~8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4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酝酿[*]

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上，共产党和国民党是两个主要的政党。两党的性质、阶级基础、思想信仰各不相同。但在一定时期内，又有共同的奋斗目标，因此，曾经两次合作，但又两次分裂。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形成或分裂，决定着中国革命的进程，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影响极为重大。

统一战线的形成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因为中国革命的动力来自无产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甚至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一部分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也可能参加反帝斗争。因此，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革命统一战线，其基础和范围是十分广泛的。

第一次国共合作经历了酝酿的过程，早在1920年7月共产国际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就提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其中说“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混为一体”[2]。以后，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组成正是遵循列宁的这一思想的。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它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生机勃勃的新生力量。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忙于建立各地的党组织，进行工人运动，一时还不能立即把组成统一战线提上日程。但是，共产党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一直抱着敬重的态度。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家，他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做出了丰功伟绩。他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中国共产党人也批评过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的某些主张，但那是朋友之间的善意批评。共产党一直同孙中山先生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夕，共产国际派来远东的第一个代表维经斯基在陈独秀的建议下，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孙中山先生赞扬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就。1921年底，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在中共党员张太雷的陪同下，专程赴桂林谒见孙中山，和孙中山先生多次长谈，对中国革命提出有益的建议。

1922年1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在莫斯科举行会议，有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代表参加，共同讨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问题。会议期间，列宁接见了国共两党的代表，询问国共两党合作的可能性。这时，共产党成立还不久，但工作很有成效，全国的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共产党发动工人群众支持孙中山先生建立和巩固广州的革命根据地，而孙中山先生也允许共产党在广州公开活动。所以，1922年上半年，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都在广州举行。

1922年6月15日，中共提出《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认为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建议国共合作，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接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通过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提出邀请国民党及其他进步团体、进步人士组织民主主义的联盟。这时，国共合作的原则已确定，共产党的意见已趋一致，可是采取什么方式进行合作还没有解决：一种意见是组成联合战线，许多共产党员持这种主张；另一种意见是共产党员可加入国民党，孙中山先生、共产国际和一部分共产党员持这种主张。

这时，发生了另外一些事情推动孙中山和不少国民党员向左转变，希望和共产党合作，这就是1922年6月陈炯明的叛变。陈炯明是国民党员，早先假意服从孙中山先生，在孙中山先生的扶植下掌握和发展武装力量，一旦羽翼丰满，便利欲熏心，和北方军阀勾结，反对孙中山，甚至炮轰总统府，公开叛变。孙中山逃离广州，到了上海。陈炯明的叛变暴露了国民党内的严重问题，组织涣散，缺乏纪律，党员没有坚定的政治信仰，个人发号施令，把军队当作私人工具。这些弊病不革除，革命就不可能胜利。孙中山先生在受到沉重打击以后，认识到必须改弦更张，重新改组国民党。他的眼睛更加注视着正在蓬勃兴起的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希望从共产党方面寻找力量，希望从俄国革命中获得经验。正像毛泽东主席所说，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3]。

这样，国共双方都认识到了进行合作的必要性，组织革命统一战线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1922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国共两党合作的形式，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助国民党改组，推动国民党的革命化。李大钊和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力持这一意见。会上发生激烈的争论，但终于说服了多数与会者，做出决议，要求全党执行。

李大钊、陈独秀等这时在上海与孙中山先生多次长谈，讨论两党合作。在孙中山先生的主持下，李大钊、陈独秀等参加了国民党。

此后，孙中山先生在上海举行了一系列会议，讨论国民党改组，阐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政策，两党合作的各项工作加紧进行。孙中山又和苏联代表越飞会谈，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正式确定了联俄政策和建立平等的中苏关系。孙中山先生在新的革命道路上迅速迈开了前进的步伐。

1923年1月，陈炯明战败，孙中山先生又回到广州，重建大元帅府。这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确定了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会上，虽仍有少数人提出反对意见，但大多数人拥护党中央，拥护共产国际的主张。

此后，国民党改组的步伐加快了，共产党帮助国民党在全国各地整顿和发展组织，帮助孙中山先生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帮助筹建黄埔军校，帮助巩固广州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党组织和党员与国民党各级党部合作，成立国民党改组委员会，并选举代表，准备出席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第一次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这次大会上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做出了符合时势的新解释，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

第一次国共合作已过去了60年，它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更加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促进了工农运动的新高涨，带来了黄埔建军，在全国造成了革命新局面，推动了第一次革命高潮的到来。

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很重视第一次国共合作，有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也有很多当事人，包括老一辈中国共产党党员、国民党党员以及共产国际的代表写了一些回忆录，追述当时的情况，这些是极宝贵的研究资料。在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以下简单地谈一些看法。

一是统一战线主张是怎样提出来的？应当说：统一战线主张是根据中国国情，在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指导下，由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反复磋商、共同商议而决定的。有的人说，国共合作完全是共产国际的主意，是共产国际下命令，中国共产党接受命令。这种说法有片面性。自然共产国际的指导作用是应当充分肯定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政党，在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等方面，都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特别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在幼年，还不成熟，接受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指导是理所当然的，这一点正是共产党的优点，是它取得成功的原因。但是，接受指导并不完全是被动的，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命令与服从的简单关系。统一战线的方针及其形式在共产党内经过广泛的讨论，存在着不同意见，经过讨论之后才取得一致。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杭州西湖会议、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都做了有关统一战线的决议。这种讨论和有关决议正是民主与集中原则的运用，最后正确的思想被全党所接受。

统一战线的思想之所以也被孙中山先生和许多国民党党员所接受，是因为当时孙中山被帝国主义和军阀反对，处在极大的困难中。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孙中山认识到共产党和人民中存在革命的巨大力量，他需要这样的帮助。不用说当时许多国民党的左派抱这种主张，就是后来成为右派的戴传贤、张继，开始也是主张联共的，因为他们认识到，只有联合共产党并实行改组，国民党才能在迭经打击之后东山再起，重整旗鼓。

由于当时的中国国情，国共两党的合作成为必要和可能。大家逐步认到了这一点，才会提出和接受统一战线的主张。一种重要的路线、方针、政策，只有在客观条件成熟时，才会被提上日程，而且会得到多数人的拥护，成为决策。当然，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列宁和共产国际起了重大的作用。

二是关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作用问题。有人过分夸大马林的作用，说统一战线是马林的发明，把它称作“斯尼夫利特战略”，说马林早在印度尼西亚工作的时候，就发明了统一战线。他到中国工作，说服了共产国际，说服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接受他自己所发明的战略。这种看法是不妥当的。马林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与国共两党相联系，十分热心于两党合作，积极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这是应当肯定的。但马林的活动并不是孤立的个人活动，他受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指导与委托。马林个人的智慧、才能、经验、热情只有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政策所允许的范围内才可能起作用。他对统一战线自然提出过建议，付出了努力，但统一战线却是客观形势的产物，是在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指导下，经中国共产党以及国民党长期反复磋商而制定的，可以说是许多人共同创造的，是集体智慧的表现，而不是马林或其他人的发明。

三是关于杭州西湖会议。这是1922年8月中共中央的特别会议，确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是第一次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的一次重要会议。有人根据马林的回忆，说有两次西湖会议，一次在1922年4月，另一次在1922年8月，这是马林记错了。西湖会议只有一次，事实上这年的4月不可能在西湖召开中央的特别会议。因为，当时李大钊还未离开北京，陈独秀、张国焘都在广州，而马林本人则风尘仆仆，奔走于北京和上海之间，不久又回国，于4月下旬到达莫斯科。马林指名参加所谓4月西湖会议的人都不在杭州，他把8月召开的会议错记为4月了。

四是中国共产党和陈炯明、吴佩孚的关系问题。有人说，中国共产党不但和孙中山保持联系，而且和陈炯明、吴佩孚保持过联系，存在着和他们联合的可能性。是的，中国共产党确实和陈炯明、吴佩孚保持过联系，也努力要争取与团结一切愿意进步的个人和团体。但是，陈炯明、吴佩孚的反动本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和他们进行合作。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友，统一战线政策是有原则和立场的。

共产党最初会和陈炯明、吴佩孚保持联系，是因为当时他们的反动面目还没有充分暴露，因此共产党人没有完全认识他们的反动本性。陈炯明以前打着孙中山的旗号，自称是孙中山的信徒，对共产党也表现出假惺惺的同情，连孙中山先生也受他的蒙骗，因此一些共产党员开始把他当成朋友，这是不足为奇的。但一旦陈炯明叛变革命，中国共产党就立即和他断绝联系，态度十分坚决，广州的个别党员继续和陈炯明往来，中共中央加以制止，给以纪律处分。

还有吴佩孚，他起先也有欺骗性，反对皖系、奉系军阀，表示同情工人运动。在那样的情况下，共产党也和他有过联系。但“二七”罢工，吴佩孚对工人群众挥舞屠刀，完全暴露了他的反革命面目，中国共产党和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之间是另一种关系，不同于和陈炯明、吴佩孚之间的关系。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能和共产党建立真诚的合作，而陈炯明、吴佩孚是投靠帝国主义的反动军阀，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和他们合作下去。

五是关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式，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产生过争论。共产国际、孙中山都赞成这种形式，中国共产党在西湖会议上经过争论也赞同了这一形式，做出了决议。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在当时对于改组国民党、推进中国革命是十分必要的。张国焘一直反对这种形式，他在回忆录中说，由于共产党员加入了国民党，才产生了两党之间的摩擦、冲突。他甚至把统一战线的破裂、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归因于共产党员加入了国民党。按照他的说法，如果当时采纳了张国焘的意见，共产党员不加入国民党，只采取党外合作的方式，那么革命的失败就可以避免。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众所周知，国共两党的摩擦、冲突以至破裂是由于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右派势力的膨胀以及共产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发展，它们导致了革命失败。以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第二次合作，共产党员并没有加入国民党，同样也发生了摩擦、冲突。可见，摩擦、冲突并不取决于统一战线所采取的形式。

六是有人说第一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利用了国民党，发展自己的势力，国民党吃了亏。这种论调更是完全错误的。国共合作，对中国革命有利，对两党的发展都有利，不是谁利用谁的问题，也不是谁吃了亏的问题。陈炯明叛变革命后，国民党陷于瘫痪，丢失了军队和根据地，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国民党输入了新鲜血液，使其奋发振作，迅速地扭转了不利局面。孙中山重新回到广州，巩固了根据地，发动了群众，建立了武装，以后东征、北伐，所向披靡，取得了全国政权，怎么能说国共合作使国民党吃了亏？如果要说吃亏的话，那就是当统一战线破裂时，出力最多、牺牲很大、功绩卓著的共产党员却遭到同盟者的突然袭击，措手不及，许多优秀的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无辜杀害，共产党遭到严重损失，大革命惨遭失败。但这并不是由于建立了统一战线，而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分化、破坏统一战线以及共产党领导人对同盟者失去了警惕。

总之，第一次国共合作完成了北伐大业，促进了中国的前进。重温这段历史，希望国共两党能够排除干扰，顺应历史的发展，重新携手合作，促进祖国统一，努力建设，为复兴中华民族而共同奋斗。

注释

[*]原载《东方学报》（京都），第57册，1985年3月。

[2]《列宁全集》，中文1版，第31卷，1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3]《毛泽东选集》，第4卷，14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纪念台湾“二二八”事件[*]

1997年是台湾“二二八”事件50周年。“二二八”事件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是台湾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专制暴政，要求政治改革、民主和自治的人民运动。它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充分显示了台湾人民争取民主、自由，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英勇精神。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台湾脱离日本的殖民统治，回归祖国的怀抱。台湾同胞欢天喜地、张灯结彩，庆祝抗战胜利和台湾光复。

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国民党对台湾暴虐而腐败的统治，完全辜负了台湾同胞的殷切期望。国民党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实行独裁统治，滥用权力，欺压平民，官吏贪污腐化，军警横行不法，接收大员掠夺财产物资，政府设专卖局垄断贸易，使台湾全岛经济萧条、物价飞涨、治安不良、民怨沸腾，埋下了社会动荡的根苗。

1947年2月，离台湾光复仅一年半的时间，就爆发了“二二八”事件，导火线是国民党专卖局人员与警察以缉私为名，殴打女烟贩，并开枪打死一名围观者。群众义愤填膺，于2月28日包围专卖局、警察局，并向行政长官公署请愿，要求惩办凶手，但遭到军队开枪射击，死伤多人，事态因而严重。台北民众罢工、罢课、罢市，全岛起而响应，群众运动迅速发展成燎原之势。

台北民众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与国民党政府交涉，提出了有关事件处理与政治改革的32条要求，反映了台湾人民要求民主、自由和实现地方自治的愿望。南京政府置台湾人民的正当要求于不顾，悍然出兵镇压，派遣全副武装的宪兵第四团和整编二十一师在台湾登陆，大肆屠杀，实行恐怖统治。“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被认为是非法组织而遭查禁，大批群众包括很多社会知名人士被逮捕处死，国民党政府把“二二八”事件镇压下去。

今天，“二二八”事件已经过去半个世纪。反思历史，当年台湾人民提出的民主与自治的要求是完全正当而合理的。孙中山先生在《建国大纲》中曾以地方自治为理想，认为“一完全自治之县”，其国民有选举和罢免官员之权，有创制和复决法律之权。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谈判制定的《双十协定》规定：“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之普选。”“二二八”事件中，台湾人民的要求并未超出孙中山先生的建国理想和当年《双十协定》中的规定。故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发表对台湾的广播，满腔热情地支持台湾人民的正义斗争，其中说：“台湾的自治运动是完全合理的、合法的、和平的。”虽然台湾人民要求民主和自治的呼声被淹没在国民党军队的枪声之中，但他们对理想的追求并未停止，一直为争取民主和自治的权利而不懈努力。

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实现全国统一的方针，这使台湾民主和自治的程度大大超过“二二八”志士们的要求。邓小平指出：“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2]以“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实现和平统一，符合当年“二二八”志士们的要求，符合台湾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祖国的统一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海峡两岸和分布全世界的中国人应当携起手来，为实现“一国两制”，完成祖国统一的宏伟事业而努力奋斗。

注释

[*]原载《台湾研究论坛》，1997年3月特刊。

[2]《邓小平文选》，第3卷，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近代中国人口的增长和迁徙[*]

一

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人类历史活动的前提。没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就构不成社会，也不可能有历史。人口的增减、迁徙、构成、素质和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中国是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国家。在中国历史书籍中有丰富的关于人口问题的记录，早在2 000多年前就已有全国人口的总数。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人口6 000万，为汉代最殷盛时期。以后，历朝人户的数字，史不绝书。由于统计标准、方法和其他种种原因，统计数字和实际人口往往有较大的差距。比较正规的人口统计是从18世纪中叶开始的。清乾隆六年（1741），政府下令统计全国“大小男妇”，得1. 4亿人。此后，人口的增长非常迅速，1766年突破2亿，1791年突破3亿，1836年突破4亿。不到100年的时间，全国人口增加3倍，形成了中国现代庞大人口的基础。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侵略，连年战争，灾荒频仍，社会动荡，人口减员，再加上各地经常不申报人口数目，故登记的人口数大为减少，中国的人口增长进入停滞状态。据《申报年鉴》称： 1919年全国人口4. 5亿。此后又经过34年，到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第一次人口普查数目为5. 8亿。

在18世纪中叶以后的100年间，中国人口从1. 4亿增至4亿以上，这样的高速增长和庞大数字在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的，究其原因是当时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经济繁荣。自17世纪下半期以来，中国经历了清康熙、雍正、乾隆的统治，中原地区100多年没有发生战争，边疆的割据先后平定，国家得以统一，清政府实行了促进生产的政策，使经济发展、人口激增。

清政府促进生产的政策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减免赋税。清朝入关，代替明朝统治，取消了明朝的“三饷”，即“辽饷”“剿饷”“练饷”。“三饷”是明朝为紧急军事需要而加派的赋税。“前朝弊政，厉民最甚者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髄，天下嗷嗷，朝不保夕。”[2]清朝入关后，“三饷”即行停征。清廷又很快修订《赋役全书》，规定税额，归并税种，简化征税手续，以免官吏舞弊。康熙、乾隆年间，政府财政盈余，国库充实，故多次免征全国田赋，部分免征或因灾减征的次数更多。又进行赋税改革，1723年实行“地丁合一”，即取消人头税，只按土地的多寡征税，减轻了贫穷人民的负担。

其次是奖励垦荒。清初，大力奖励开垦荒地，政府出资，借给垦荒者耕牛、种子，免除3年至6年的税收，并且责成地方官员劝民垦荒，以垦荒多少来考核地方官的政绩，决定他们的升迁或降黜。又将明朝分封的诸藩王的土地共1 800万亩，准许原承耕者作为自己的产业。

再次是兴修水利。如治理黄河，清政府投入了大量财力和人力，任用水利专家靳辅、陈潢、于成龙等为治河大臣，建堤坝、堵决口、浚河道、开引河、疏海口。有时，一年黄河工程疏浚费达银一千数百万两。乾隆皇帝说：“河工关系民生者甚巨。苟有裨益，虽费帑金一二千万，亦非所惜。”[3]此外，治理淮河、运河、长江、永定河、海塘工程以及其他各地河渠湖泊的小型水利工程，不胜枚举。

最后是推广高产作物。甘薯、玉米、花生等高产作物原产于南美洲，明末传入中国。这些作物能适应恶劣的气候和土壤，不畏旱涝，产量甚高。18世纪在中国得以大面积推广。福建人陈世元曾到山东、河南教种甘薯，得到乾隆皇帝的褒奖。“各地给种教艺，俾佐粮食，自此广布蕃滋。”[4]玉米适合种植于山地丘陵，18世纪广为传布，显示出高产的优势，“延山漫谷，皆种玉米，农民恃此为终岁之粮”[5]。18世纪末，随同英使马戛尔尼来访中国的安德逊看到了天津附近有大片的玉米田，“品种之优良与耕作方法，与英国农村相等”[6]。高产作物的推广缓和了人口增长与粮食不足的矛盾。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故18—19世纪前期农业发达，粮食丰富，中国人口急剧增长。到1840年鸦片战争发生时，已达4. 1亿人，远远超过历史上人口的最高纪录。

二

18世纪以后，中国人口急剧增长，但土地开垦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据估算，18世纪末时，中国耕地已有10. 5亿亩，直到20世纪初，仅增至15亿亩。一百数十年间，人口增加3倍，耕地仅增加40%多。社会上出现了大量过剩人口，这不仅成为大规模农民战争的催化剂，也促使大量贫苦人民向地广人稀的边疆和海外迁移。

决定人口迁移的重要因素是自然条件和可资利用的资源的丰啬，但还有其他社会因素，如战争、赋税、政府的政策、强制迁徙以及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在中国古代，人口迁移多次形成自北向南的模式。北方的游牧民族与中原的农耕民族长期对峙、冲突，北方民族勇武善战，组织良好，他们每当势力强盛时，就一次又一次发动战争，进入中原地区，迫使中原人民向长江以南和珠江流域大规模迁徙。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大规模人口迁徙发生在公元前3世纪。当时秦始皇统一中国，徙六国之民以实咸阳，征发夫役修造陵墓，建造长城；同时又徙中原人民50万，跨越五岭，远戍岭南，定居珠江流域，这是政府为开辟边地郡县而进行的强制性迁徙。

公元4世纪初，西晋发生“永嘉之乱”，北方游牧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大举进入中原，西晋灭亡，政权南迁。黄河流域的人民为逃避战乱，纷纷渡过长江，估计南迁人口90万。移民到达的地方设置侨州郡县，到公元5世纪，长江流域的侨州郡县将近100个。

公元8世纪，唐王朝统治下发生“安史之乱”。战祸遍及黄河中下游，这里的人口又大规模南移，其数量比4世纪的移民更多，集中于长江中下游，湖北荆州是当时移民的集中地。长江流域得以补充大量劳动力，并获得先进的生产技术。经济、文化迅速发展，逐渐超过中原地区。

公元12世纪发生“靖康之乱”，女真族进入中原，北宋灭亡，中原人民又一次大规模南迁，江苏、浙江、江西、湖北、四川、福建是吸收移民的主要地区。至此，东南各地区的人口经过大规模迁入和长期的自然增殖亦逐渐饱和。以后，元灭南宋，江浙人民南迁福建、广东；清朝灭明，东北满族举族入关，关内汉民则往东南和西南迁徙。中国古代许多次大规模人口迁移是由于战争的影响，其移动轨迹则是自北向南。

中国古代黄河中下游，包括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五省是中华文明孕育的摇篮，当时人口稠密，居全国之冠，公元2年，这五省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67%，以后逐渐减少。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五省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9%；明英宗天顺五年（1461），五省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24%。可见长期以来，中原五省人口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呈递减趋势。[7]

再看长江下游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古代为水泽沮洳之地，人口较少。西汉时四省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13%，唐代上升到20%，明代已达47%。

东南沿海广东、福建（含台湾），西汉时人口极少，只占全国总人口的不到1%，唐代占3%，明代上升到10%。

以上中原、东部和东南十一个省人口最稠密，古代人口常占全国总人口的80%左右。但三个地区的人口比例在不断变化，中原的人口比例递减而东部、东南递增，这显示了西汉至明朝1 000多年间中国人口自北向南迁移的趋势。

三

近代中国人口的增长远远超过古代，并达到了4亿以上人口的创纪录数字，其迁徙模式也和古代迥然不同。

其一，中国近代人口迁徙的主要原因，不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所引起的长期战争的驱赶，而是中原、长江、珠江流域人口急剧增长，谋生维艰，出现了大规模、持续性的自发人口迁移。

其二，人口的流向不同，古代人口迁移自北向南，由黄河流域南迁长江和珠江流域，波浪式地层层推进，迁移的轨迹十分明显。迄至清代，黄河、长江、珠江中下游人口稠密，已呈饱和状态，这些地区已无人口移入（四川省除外），反而成为人口移出的中心。大量人口从这中心地区向周边地区和海外四面八方辐射式地迁徙扩散，这与古代自北向南的迁移模式显然有别。

在古代，由于生产力低下、交通不便以及政治上的阻隔、禁令，中国辽阔的边疆以及海外不可能成为中原人民向往和奔赴的目标。康熙、乾隆以后，边疆统一，秩序安定，经济、交通、技术条件进步，使得以往瘠不毛、人迹罕至的边疆、海岛成了可以开垦耕作的场所，谋生条件比人口稠密的中原和东南地区更为优裕。在中心地区的人口压力和边疆地区的人口引力的作用下，18世纪迅速增加的人口被强大的冲击波从中心地区甩向四面八方，四散辐射到边疆、海岛，以至海外各国。

四

近代中国中心地区（中原和东南）人口在国内的迁徙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流向。

中国近代人口的第一种流向是从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迁往东北和内蒙古。这种自南向北的大规模持续性迁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恰恰和历史上自北向南的迁移趋势相反。1644年清军入关，东北地区数十万满人举族南迁，东北荒无人烟，因该地是清朝的发祥地，曾被封禁，清政府禁止移民开垦，但这一禁令逐渐被冲破。清乾隆十四年（1749）辽宁人口已有40万，此后，大批农民纷纷涌向东北，1786年辽宁、吉林两省人口达95万，1851年更激增至290万。近代东北，地邻俄国、日本，为其所觊觎，清政府亦一反封禁政策，移民实边，采取减税、补助、奖励措施，移民所垦土地，允其占有。至1911年东北三省之人口跃增至1 841万。60年间，增加数倍，这当然不是自然增殖的结果，而是由于移民如潮水涌入，其中尤以山东人、直隶人为多。

内蒙古的人口亦在迅速增加，早在18世纪初，谕旨中已指出：“山东民人往来口外垦地者，多至十万余。”[8]起先，他们“皆冬归春往”，并不“移家占籍”，后来才逐步定居下来。开垦最早的是承德周围，因是皇帝的行宫所在，“民物渐殷，商贾辐辏，酒旗茶旌，辉映相望，里闾栉比”，“康熙时万家，今不啻数倍”[9]。各地蒙古王公拥有的大批土地陆续招徕汉人租种，俗称“寄民”。19世纪初，归化、赤峰、丰镇、科尔沁等地人口已有42万。1884年山西巡抚张之洞说，内蒙古土地“自康熙年间以来，久已陆续租给民人，以田以宅，二百年于兹矣。该民人等久已长其子孙，成其村落，各厅民户，何止烟火万家。……近来‘寄民’之久居者益多”[10]。至20世纪初，清朝在内蒙古实行全面放垦，放出土地757万亩，至1910年，内蒙古总人口增至352万，大多来自山西、陕西。

中国近代人口的第二种流向是从中原向新疆迁移。18世纪，清政府平定准噶尔与回部，天山南北俱处于中央的直接管理之下，秩序安定，屯政日兴。屯田有兵屯、遣屯、旗屯、回屯、民屯等名目，内地的军队、旗人、回民、汉民以及罪犯被安置在新疆各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陕甘总督文绶巡视新疆，发现哈密一带，“屯田甚广，颇为丰美，城关内外，烟户铺面，比栉而居，商贾毕集，晋民尤多”，乌鲁木齐则“天气和暖，地土肥美，营屯地亩，日以开辟，兵民众多，商贾辐辏”，“在彼乐业垦田及佣工艺业之人，连年生聚，日益众多”[11]。1884年，新疆建省，移民更多。18世纪末巴里坤、乌鲁木齐二地人口只有12万，1857年增至31万，20世纪初新疆全部人口有201万。

中国近代人口的第三种流向是从长江中下游迁入四川。17世纪，由于长期战乱，四川遭到严重破坏，人口大量减员。据说，清初承粮民户，全省不到10万丁。该处人户稀少而土地广阔肥沃，是理想的移民目标。清政府又竭力奖励垦荒：凡外省客民在四川将荒地垦熟，许其占有，原主不准复问，故移民奔赴，如水就壑。1749年四川人口已达250万，1795年增至1 113万，1840年又增至3 833万，成为全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19世纪末增至8 474万。移民大多来自湖北、湖南、江西、陕西，故有“湖广填四川”之谚。19世纪中叶四川人口已达饱和状态，当时史籍称：“昔之蜀，土广为忧；今之蜀，人满为患。”[12]

中国近代人口的第四种流向是迁往西南云贵山区。这里原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多山而贫瘠，但土地广袤，大多数地区为土司所管理。18世纪初实行“改土归流”，废除土司，设置和内地相同的府、州、县。自此汉民大量移入，流散各处。史载：贵州“地旷人稀，每有黔省下游及四川、湖广客民，携眷而来，租垦荒山，俱系极贫之户”[13]。云南的移民亦甚众多，“楚蜀黔粤之民，携挈妻孥，风餐露宿而来”，“旁山依寨，开挖荒土”[14]。云南、贵州两省的人口，1749年为500万，1795年达1 000万，20世纪初增至1 600万。

中国近代人口的第五种流向是福建、广东人民流向台湾。台湾是中国的第一大岛，远古时代即有大陆上的古越族移居于此。至明代移民渐多，明末（17世纪前期）全岛居民约有5万，郑成功收复台湾，曾从福建携往台湾大批官兵及眷属。1683年康熙收复台湾，全岛人口约12万。此后，大批移民迁入台湾，1782年台湾人口91 万，1811年增至194万，1893年日本割占台湾前夕，全岛人口为254万。自17世纪末到19世纪末的200年间，台湾人口增加20倍，这是由于大陆人民大批移入，尤以闽南漳州、泉州人为多，其次则为广东潮汕人和客家人。故台湾的语言、民情、文化、风俗与闽南最为相似。

近代中国，以黄河、长江、珠江中下游为中心，人口已达饱和状态，并向四面八方扩散，流向人口稀疏的边疆山区和海岛，这一自发的移民过程，持续了两个世纪以上。它缓和了中心地区人口膨胀和耕地匮乏的矛盾，调整了中国人口分布不平衡的格局，使中原、东部、东南过分稠密的人口向东北、西北、西南地区疏散。近代的移民对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发展，使荒芜的土地得到开垦，边疆和海岛兴屯筑城，建立行政、司法、文化机构，加强了边防、海防，巩固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五

近代中国人口迁移的又一个去向是离开中国，走向海外。

古代中国已有移往海外的侨民，但由于政治社会条件和生产交通条件的限制，当时前往和留居国外的民人数量很少。明清以后，出国侨居者渐增。据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称，东南沿海贫民“流寓夷土，筑庐舍，操佣贾杂作为生活，或娶妇长子孙者有之，人口以数万计”。清朝采取闭关锁国政策，禁止人民出国侨居，但是国内人口增长的压力和对外贸易的利益又使清政府不可能禁绝人民出海经商佣工，以谋生计。故东南沿海的人口逐渐流向海外。18世纪，东南亚各地，包括印尼、菲律宾、马来亚、越南、泰国、缅甸的城镇乡村中已有不少华侨，他们或从事耕垦种植，或开挖金、锡矿山，或制造日常用品，或跋山涉水贩卖货物，在这里定居生活。

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的门户被打开，大量人口移居海外，其规模和数量大大超过了从前。移居除了由于福建、广东人满为患，更重要的是由于外国入侵，广大人民破产失业，故而不得不背井离乡，远渡重洋。当时，西方国家已经占领并正在经营开发东南亚和南北美洲的殖民地，急需廉价劳动力。因此，大量贫苦人民遭到贩卖或奴役，被强迫从事繁重的劳动，如非洲的黑奴、美洲的印第安人、欧洲的异教徒和罪犯，还有中国的苦力。近代中国人口迁移是在这一世界背景下发生的，是资本主义兴起时特有的移民现象，是为加速资本的原始积累而对劳动力的贩卖掠夺和强迫迁徙。

据估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华人出国人数在1 500万以上。其中90%以上前往东南亚，其次是南北美洲，再次为欧洲、大洋洲、非洲。早期出国的华人处境艰辛，不易立足，能够在海外存活生根、成家立业者是少数。

近代中国早期出国者大多是契约华工，或称“苦力”“猪仔”。他们名义上是受雇到海外做工，与外国资本家或华人工头订立“契约”，实际上大多数被用欺骗、诱拐、绑架的手段运往海外，从事最繁重的工作，并且没有人身自由。契约华工出国的高潮在19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初，估计70年内就有700万华工被运往世界各地。据1906年清朝驻新加坡总领事孙士鼎说：“每年从香港、厦门、汕头、海口等地到达新加坡的华人约十万人，其中百分之七十是‘猪仔’。”[15]新加坡是当年契约华工的集散地，契约华工经这里再被分散运往东南亚各地。

契约华工的命运是十分悲惨的，他们离开祖国，受尽折磨。载运他们的船只被称为“浮动地狱”，住地狭窄，饮水缺乏，远赴美洲者在海上颠簸数十天。华工进入船舱，“一辫相连，接成一串，牵往囚室”[16]。船上的死亡率极高，一般为20%，许多人尚未到达目的地，便葬身大洋之中。到达工作地点，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例如，在古巴甘蔗园工作的华工，每天工作14小时以上，工资只有当地人的1/10；秘鲁的一个海岛有4 000多华工在挖鸟粪，他们“有劳动过度而病毙者，有堕落鸟粪层中活埋者，有不堪苦役自绝壁上投海者，仅存之人数不过百人而已”[17]。美国横贯全国的太平洋铁路也洒满了华工的血与汗，他们不论严寒酷暑，工作在高山峡谷、人迹罕至之地，很多人劳累身亡，“据老华侨说：华工前后参加筑路的有四五万人，因筑路而牺牲的，不下万人”[18]。还有在加州采金矿的华工，劳动也十分艰辛。当时美国人克拉克的调查报告中说，白种人不愿做的活就强迫华工去做，“中国人用铁锹和铲搬动砾石，开出坑道，身体经常浸在水中，寒冷刺骨。天气又炎热，上炙下蒸，工作极其艰苦”[19]。还有在东南亚劳动的华工，1901年清朝官员吕海寰考察印尼邦加的锡矿，该矿全用华工采掘，“矿厂大半在山涯，山水下流，厂主不设抽水机，华工日在水中，既患潮湿，又系枵腹。故染病最易。况天气炎热异常，时症不息，死者枕藉”[20]。又如苏门答腊有许多烟草种植园，华工数万人，劳动强度大，环境恶劣，丛山密林，蛇兽出没，瘴气弥漫，“初开辟时，华工触瘴而死者，十之八九”[21]。由此可见，中国近代早期的海外移民都是贫苦人民，既无权力后盾，又无武装自卫手段，受尽苦难，胼手胝足，于所在国辛勤工作，开发资源，属于和平的劳力型移民，与西方国家那些依靠武力征服、占有土地矿场、作威作福、奴役当地人民的殖民型移民是完全不同的。

出国华工是一支积极的建设力量，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努力工作，创造财富，与所在国的人民一起为所在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如印尼的锡矿、金矿开采，烟草种植，马来亚的橡胶、香料种植，越南、泰国、缅甸的大米耕作和贸易，古巴的甘蔗园开辟，秘鲁的棉花、甘蔗种植与鸟粪采挖，巴西的蔬菜园艺，墨西哥的棉花种植，巴拿马运河的开凿，美国和加拿大的铁路修筑，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金矿开采，近代勃兴的这些产业、工程，无不浸透着千万华工的血汗。

1840—1949年的100多年间，出国华人有1 500万，但到1949年为止，全世界华侨总数仅1 000万，可见当时出国华人死亡率之高和安家落户之难。20世纪下半期，海外华人华侨自然增殖与大陆的海外移民陆续增加，其处境有所改善，经济和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今天，海外的华人华侨总数在3 000万以上。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他们适应新环境，参与新行业，吸收新知识，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越来越成为当地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注释

[*]原载《清史研究》，1996年第1期。

[2]《清顺治实录》，卷六。

[3]《清乾隆实录》，卷一千二百一十二。

[4]《武昌县志》。

[5]《霍山县志》卷三。

[6]《安德逊英使访华录》。

[7]此处数据系参考葛剑雄的《中国人口发展史》和袁祖亮的《中国古代人口史专题研究》。

[8]《清康熙实录》卷二百五十。

[9]柳得恭：《滦阳录》卷一。

[10]《张之洞奏稿》卷六。

[11]《清经世文编》卷九十一。

[12]《道光新都县志》卷三。

[13]贺长龄：《复奏汉苗土司各情形折》，《耐庵奏议存稿》。

[14]《（道光）广南府志》卷三。

[15]《外务部档》，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初二日孙士鼎呈文。

[16]容闳：《西学东渐记》。

[17]李长傅：《中国殖民史》。

[18]吉丽奇：《中国移民史》。

[19]转引自西华德：《从社会和经济考察中国的移民》。

[20]《光绪朝东华录》。

[21]《苏门答腊日里华工惨状》，载《中央侨务月刊》，1930（5—6）。

中国近代机器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

中国的旧式手工业同鸦片战争以后产生的近代机器工业有没有联系？这是研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时必然要碰到的一个问题。在这篇文章中打算对这个问题做初步的探讨。

明清之际的中国社会离资本主义还有一段漫长的路程，当时的手工业并不具备立即跨入机器生产的充足条件。甚至在以后大多数经济部门中，机器工厂也并不是由原有的手工工场直接发展起来的，而是由地主、官僚、商人投资新创的。虽然如此，中国近代机器工业的产生又不是完全同原有的手工业无关。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经济和手工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是中国近代机器工业产生的出发点和内在根据。离开了这个出发点和内在根据，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就会成为不可理解的事情。外国的侵略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方向和速度，但是不可能一刀斩断这个进程。中国近代机器工业某些特点的形成，可以而且必须从以往经济发展的情况中找到解释。

那么，近代机器工业同原有的手工业究竟存在什么样的联系？由于内部和外部原因的交错作用，情况是十分复杂的。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原有的手工业直接转化为机器工业，如缫丝业和某些初级加工业。这种情况是少数。

在某些行业中，原有的手工业已发展到较高水平，在鸦片战争以后又受到外力的刺激，如缫丝业。一方面缫丝机器传入中国，另一方面丝的出口需要迅速增长，这就为缫丝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技术条件和市场条件，使手工缫丝率先跨入机器生产的阶段。1872 年，陈启源在广东南海的简村设立继昌隆缫丝厂，开始使用蒸汽动力和传动装置。此后，新式缫丝工厂在南海、顺德等地迅速发展。1882年南海有机器缫丝厂11家，1901年顺德有机器缫丝厂200家。这些缫丝厂尽管规模很小，但发展快，数量多，犹如雨后春笋。为什么在南海和顺德很快冒出这样多的小型机器缫丝厂？原因在于，这里是历史上有名的产丝地区，本来就有发达的缫丝、织丝的手工业。据一个外国人1833年的记载，南海佛山镇附近受雇织丝的男女童工就有17 000。可见这个地区缫丝、织丝业具有相当发达的基础，那些小型机器缫丝厂正是在原有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没有原有的基础，就不会有日后机器缫丝厂的蓬勃发展，这是原来的手工业同近代机器工业直接联系的一个例子。

机器缫丝工业的出现是原有手工缫丝业的发展，同时又是对原有手工缫丝业的否定。机器缫丝的劳动生产率比手工缫丝提高大约10倍，它的产品称“厂丝”，比起手工生产的“七里丝”有很多优点。因此，机器缫丝出现之后，手工缫丝就进入了衰微的过程。从广州一地丝的出口数量来说，1882—1883年，共出口丝9 556担，其中七里丝占87%，厂丝和仿厂丝占13%； 1894—1895年，丝的出口总数达20 338担，七里丝下降到只占10%，而厂丝和仿厂丝已占90%。这是新工业从旧工业中发生并在否定旧工业中得到发展的一个辩证过程。

新的机器工业从旧的手工业中脱胎而出，当然在很多方面依然保留着旧的痕迹。广东的机器缫丝厂规模很小，资金很少，机器设备简单，它同手工工场是很相似的。如从19世纪80年代顺德的35家机器缫丝厂来看，合计只有资金105万元，平均每厂资金只有3万元，而雇工却有17 300人，平均每厂494人。这就是说，每投资约60元就要雇用一个工人，它的资本有机构成是非常低的。每个工厂只有极少、极简单的机器设备，许多重要的操作过程仍是使用手工劳动。

广东缫丝业之所以能够从手工生产飞跃到机器生产，是因为缫丝在中国旧式手工业中是比较发达的一个行业，它在某些工序上进行的技术改革并不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复杂的机器设备。中国手工缫丝业的基础同当时机器缫丝业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并不是很大，一般的手工工场就有可能跨越这段距离而跃升为小型的机器工厂。如果没有原来手工缫丝业的基础，那就不会有以后一大批小型机器缫丝厂的出现。而且，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大肆掠夺中国的丝、茶，丝的出口数量连年激增，帝国主义也需要缫丝这一类加工工业为自己的掠夺性贸易服务。如果没有国外市场这个条件，那也就不会有机器缫丝厂的出现。这样，当内在的基础和外在的条件都已具备时，缫丝从手工生产到机器生产的飞跃就成为“水到渠成”的必然趋势。个别首先采用机器生产的手工业主大大提高了自己工厂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率，因而也大大增加了自己的利润。这就使得其他的资本家也不能不陆续地采用机器生产。马克思说：“采用改良的生产方式的资本家，比同业其他的资本家，可以在一个劳动日中占有较大的部分作为剩余劳动了”[2]。资本家的活动是处在价值法则和竞争法则的支配下的。一旦内部和外部的条件都成熟，资本主义的客观法则便会强制地发挥作用，推动手工业向机器工业飞跃。

封建社会末期遗留下来的旧式手工业在帝国主义侵略下大多破产了，只有像缫丝一类少数的幸存者较早地跨入了机器生产阶段。机器缫丝业纵然一度繁荣，但它一开始就依赖外国市场，生丝贸易操纵在侵略者手里，他们抑勒丝价，予取予求，故而生丝的缫制就不能不寄人篱下，成为侵略者的附庸。它在发展前途上有着层出不穷的障碍，不可能有长足的进展。特别是在20世纪初，日本丝织业崛起，中国的机器缫丝业受到严重的打击。一直到抗日战争前夕，已有五六十年历史的广东机器缫丝业仍然停滞在陈旧落后的小型工业阶段。

从手工业直接转化到机器工业的例子在其他行业中也是有的。如浙江宁波的通久轧花厂，原来是一个使用手摇机和足踏机的手工工场，1887年有人投资5万元，从日本购买了蒸汽机和新式轧花机，在旧工场的基础上建成了机器轧花厂。又如汉阳的周恒顺机器厂，在19世纪60年代只是一个小型的炉冶坊，甲午战争前后，该厂的资本家周仲宣在原有的基础上逐步扩充，采用了蒸汽机和现代翻砂技术，逐渐使它发展成一个近代化的工厂。不过，这类情况在甲午战争以前尚不多见，到了甲午战争以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后才渐渐普遍起来，如榨油业、碾米业、采矿业，等等。

第二种情况是原有的手工业没有直接转化为机器工业，但为机器工业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中国旧式手工业直接向机器工业转化的道路是很狭窄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封建社会末期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尚未充分发展起来，旧式手工业的内在基础比较薄弱；另一方面是由于这种转化遇到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强大力量的阻挠。外国资本的竞争、排挤和并吞，反动政府的禁令干涉和苛捐杂税，各式各样的外部阻力处处压抑着新工业的产生和发展。不同时间、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单位所碰到的外部阻力的大小并不一样。某些手工业虽然有比较好的基础，但是碰到的外部阻力很大，因此旧的手工业不能向机器工业直接转化，而进入迂回曲折的过渡阶段。这就是我们所要讲的手工业同机器工业之间联系的第二种情况，可以用航运和采矿业作为例子。

中国沿海的航运事业在很早就发展到了较高水平。鸦片战争以前，“沙”“卫”“宁”“南”各个船帮拥有10多万船工和大量的船只、资金。[3]但在鸦片战争以后，旧船帮并没有直接转化成新式的轮船公司。这主要是因为来自帝国主义方面的阻力很大，英商怡和、太古和美商旗昌等轮船公司很早就垄断了中国的沿海航运，不允许中国商人插足其间。连得到清政府大力扶植的轮船招商局也无法同外资竞争，更不用说一般的商人了。在航运业中所碰到的外部阻力远比广东缫丝业中要大得多，因此旧式船帮不可能完成这个转化。

旧式船帮虽然没有完成转化，但它同新式轮船公司并不是绝无联系的。上海和广东的商人，包括沙船商在内，很早也有购置轮船、向新式航运业转变的意图和尝试，但是他们不敢用中国商人的名义，而是借用了外国洋行的招牌。李鸿章说：“各省在沪殷商，或置轮船，或挟资本，向各国装载贸易，俱依附洋商名下”[4]，“近来华商附搭洋轮，亦有殷实沙户（按：指沙船帮商人）在内”[5]。像著名的买办唐廷枢、徐润等都有轮船往来于中国上海、香港和日本。

19世纪70年代初，轮船招商局成立，李鸿章就把那些依附于帝国主义的买办、商人拉到自己的身边。唐廷枢和徐润都当过轮船招商局的总办。招商局的发起人之一朱其昂就是一个出身于沙船帮的人物。李鸿章说：“朱守自家即有沙船，其亲友更多。”[6]通过朱其昂的关系，招商局所招的股金中即有一部分沙船帮的投资。在当时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阻挠下，旧式沙船帮根本不可能直接向新式轮船公司转化，它们必须找外国侵略者和封建大官僚作为靠山，这就形成了中国早期航运业史上“官督商办”“中外合办”等畸形状况。

采矿业的情况也是如此。中国的旧式采矿本来是比较发达的，但是在19世纪旧式采矿业直接转化为新式采矿业的事例也很少，这主要是由于封建势力的阻挠。封建官绅说什么用机器开采矿藏会破坏“风水地脉”，他们尤其害怕用机器采矿，认为大量矿工聚集在一起，容易爆发大规模的起义反抗。如果三三两两的采矿者用土法进行小规模的采掘，地主阶级还可以勉强容忍；如果集股鸠资，用机器进行大规模采掘，地主阶级就千方百计地反对和破坏。郭嵩焘说：“凡矿户自治其私，亦皆习而安之。一闻有集股开办，万目睽睽，必不能容，悉力倾之而后已。”[7]在这样强大的阻力面前，一般小矿主当然不敢也不能采用新式采矿机器，旧式矿场也就难于向新式矿场转化，所以早期的机器采矿绝大多数是用清政府和大官僚的名义开设的。

由清政府和大官僚开设的新矿场虽然不是从旧式矿场直接转化而来，但是旧矿场在以下几个方面为新矿场准备了条件。

一是提供了矿址。采矿必须先行勘探，查明矿藏的地点、质量和丰富程度。中国开始用机器采矿的时候，根本没有什么勘探的准备。很多矿场主要是利用了旧的矿址，在旧矿井的附近，甚至就在旧矿井的基础上使用机器采掘。例如，福州船政局的用煤最初取给于台湾的小煤窑，后来船政局感到由自己直接用机器来采煤更加有利可图，于是索性吞并了许多小煤窑，投资购买机器，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新式的大型煤矿——台湾基隆煤矿。另一个著名的新式大型煤矿——直隶开平煤矿，它是由李鸿章、唐廷枢等创办的，也同小煤窑有密切的关系。开平、唐山一带的小煤窑原来就很多。“该处煤井乃明代开起，遍地皆有旧址，现在开挖者亦有数十处”，“其煤井均系民业，已弃旧井，无不乐意出售”[8]。在官僚和资本家的巧取豪夺下，这些旧矿井都变成了开平煤矿的产业。开平的部分矿井就是利用旧井开凿的。其他很多新式矿场也同上述情形相似。

二是提供了技术和经验。新式矿场虽然在某些工序上采用了机器，但在其他更多方面却继承了旧矿场的技术和经验。这是因为早期的新式矿场资本很少，不可能购买大批机器，全面采用新技术，而且雇用旧矿场中技术熟练的矿工只须付给很低的工资。早期的新式矿场实际上只有一些用来排泄矿中积水的抽水机器（因为排水问题是旧式矿业解决不了的技术难题），在其他工序上宁肯接受土技术、土经验，采用手工操作，也不肯用高昂的代价去购买洋机器，聘请洋矿师。对矿业资本家来说，不管是洋技术还是土技术，最重要的是有利可图。有时候土法开采比机器开采能够带来更多的利润，资本家也不惜倒退一步，改用土法开采。[9]可见新式矿场并不是把旧矿场的技术和经验一下子都抛弃了，而是在对旧技术、旧经验的否定和继承中发展了自己。

三是提供了资金。新式矿场开办时，资金短缺。有些旧式矿业主投资于新式矿场，或者拿旧矿场的生产资料折价入股。如山东峄县煤矿开设的时候，“望族绅耆，殷实行户，亦皆入资搭股”[10]，这里所说的“殷实行户”，大概包括当地的小煤窑主在内。又如热河的三山银矿原是一个土法采掘的旧矿场，后来被洋务派官僚并吞，改为机器开采。旧矿主所有的矿井、山场、房屋和木柴，折合白银1万两，作为旧矿主对于新矿的投资。

由此可见，在航运和采矿业中，旧的企业虽然没有或很少直接跃升到新式企业，但是旧企业在很多方面为新企业准备了条件，两者之间明显地存在着联系。

第三种情况是机器工业同原有的手工业之间很少有联系，但机器工业的出现仍被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行程所决定。

早期工业中的纺织、炼钢、火柴、铁路等属于第三种情况，它们同旧式手工业之间没有或很少有联系。其中像火柴和铁路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新出现的行业，这些行业当然只能从头开始。

另外像纺织和炼钢业，也是这样。在封建社会末期，中国的棉纺织业还停留在家庭手工业阶段，炼钢作坊也陈旧落后，这些手工业的基础很薄弱，与经历了产业革命而大大发展的外国纺织厂、炼钢厂有天壤之别。一般手工业主不可能一步登天，把简陋的作坊、工场转变成规模庞大、技术先进的大纺织厂和大钢铁厂。恰恰相反，由于这些手工业和外国的大纺织、大钢铁厂生产同样的产品，推销于同一个市场，外国的机制商品很快就排挤了中国的手工制造品。因此，这些手工业所面临的不是什么进一步向大工业转化的问题，而是在外国竞争下滞销、破产、改组、歇业的问题。

尽管如此，这些手工业的滞销、破产、改组和歇业却又成为在这个行业中采用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契机。以棉纺织业为例，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棉纺织业是最主要的手工业部门之一，农耕和纺纱、织布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形成强固而停滞的自给自足经济体系，妨碍着纺织业的分工、独立和进步。鸦片战争以后，廉价的外国纱布被大量输入中国，手工纺织受到致命的打击。先是手工纺纱业被挤垮，农民和手工业者不得不放弃纺纱，购买洋纱来织布，之后是手工织布业遇到了危机，农民和手工业者又不得不放弃织布，购买洋布来做衣服。在外国资本的侵略下，耕、纺、织这三者强固地结合着的经济体系逐步地解体了。这个解体过程带来了亿万人民的贫困、饥饿和死亡，是中国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一部辛酸血泪史，但却又使纺织业突破了自给自足体系的壁垒而取得了商品生产的性质。当自纺自织者不得不购买棉纱来织布或购买棉布来做衣服时，纺织业中的资本主义机器生产就具备了必要条件。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过程就是农民和手工业者贫困、破产的过程。中国的第一批近代纺纱工厂就是在19世纪下半期农民和手工业者贫困、破产，不得不购买洋纱来织布的历史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手工纺织业仍然同近代纺织工业存在着内在联系。不过，近代纺织工厂不是从原有的手工纺织工场直接发展而来的，而是以手工纺织业的破产和改组作为前提而产生、发展的。

总之，观察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经济的变迁状况，可以辨认出中国旧式手工业和近代机器工业的来龙去脉，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狂风暴雨，它严重地摧残了中国原有的手工业。但无论如何，它不可能完全阻塞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也不可能完全割断中国经济前后的联系。中国近代工业有少数是从旧式手工业直接转化而来的，另一部分是凭借旧式手工业所提供的一些条件而建立的，还有一大部分是在旧式手工业破产的废墟上从头开始的。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以及在外国侵略下中国社会自身的变化，是产生中国近代机器工业的第一位原因。鸦片战争以后，处在剧烈变化中的中国社会既唤起了对近代机器工业的迫切需要，又提供了近代机器工业滋生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中国社会自身的变化这个内部原因，那么外国的机器、技术即使再先进些，也不可能被接受，中国近代机器工业也就不会产生。

注释

[*]原载《人民日报》，1965年8月20日。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3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3]“沙船”航行于东北、河北和江苏之间，此外航行至东南亚的船只亦泛称“沙船”；“卫船”航行于江苏、山东各口岸；“宁船”“南船”航行于长江以南的各海口。

[4][5][6]《试办招商轮船局折》，《李文忠公奏稿》卷二十。《复何筱宋制军》，《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十二。

[7]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十三，《与友人论仿行西法》。

[8]唐廷枢：《察勘开平煤铁矿务并呈条陈情形节略》。

[9]热河三山银矿，本来用机器开采，雇工500余人，后来由徐润接办，改用土法，雇工3 000人，所得利润超过机器开采时。参见《徐愚斋自叙年谱》。

[10]朱采：《清芬阁集》卷八，《禀丁宫保峄县煤矿地方官禀陈失实》。

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徐寿父子

徐寿（1818—1884）、徐建寅父子是我国近代科学的杰出先驱，他们在外国侵略者刚刚进入中国时，率先抛弃科举考试，投身自然科学，翻译西方书籍，为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做出了巨大贡献。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极少数先进的中国人，如林则徐、魏源、徐继畬，既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本性，也看到了他们在声光化电、船炮机械以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成就和优势，认识到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紧迫性，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徐寿就是早期先进中国知识分子行列中的佼佼者。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日夜讽诵孔孟之书，沉溺于科举八股，以此为升官发财的途径，对高度发达的西方自然科学茫然不晓，且鄙夷之。徐寿和其他知识分子不一样。他青年时尝一应童子试，既以为不切实用，弃去。在举世以自然科学、机械制造为“奇技淫巧”的滔滔浊流中，他具有远见卓识，毅然选择了自然科学作为终身事业，遨游于科学知识的海洋，“专究乎致知格物之学……凡与格致有涉者，如数学、律吕、几何、重学、化学、矿产、医学，靡不穷源竟委焉”。当年，中国知识界在自然科学方面几乎完全是空白，既没有入门的教科书和起码的工具书，又缺乏可以咨询的老师和学友，要走进近代科学的殿堂，需要付出多少努力和汗水！徐寿孜孜不倦，奋力攻关，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当获知有一位知名的数学家李善兰在上海墨海书馆工作时，他就从无锡专程到上海去拜访，请教数学问题。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需要做实验，徐寿既无现成的仪器设备，也不知道做实验的方法，仅凭一本简单的《博物新编》汉译本，自己动手，边学边干，成功地制造出了指南针、象限仪、古代乐器，又用水晶印章磨成三棱镜，做七色分光的试验。他心灵手巧，勤奋刻苦，自学成才，无师自通，在科技领域有很高的造诣。同治初，曾国藩以“研精器数，博涉多通”，奏聘徐寿入军中幕府。徐寿在儿子徐建寅、朋友华蘅芳的协助下，在南京制造了“黄鹄”号轮船，这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艘汽轮。以后，他又为江南制造局制造了“惠吉”、“操江”、“测海”、“澄庆”和“驭远”等轮船。

徐寿晚年把主要精力用于翻译科技书籍，所译有《化学鉴原》《汽机发轫》《化学考质》《化学求数》《西艺知新》《营城揭要》等。他在化学方面译书尤多，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近代化学的主要内容，为中国的化学学科奠定了基础，而且他译的书流传到日本，对日本的化学界也颇有影响。

徐寿致力于钻研科学技术，为的是使国家摆脱愚昧落后，走向文明富强。当然，要实现这一爱国宏愿，首先要进行政治改革，从根本上清除政治上的顽固、腐败、专制，否则，国家不可能得救，科学技术也不可能发展，徐寿父子一生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徐寿鞠躬尽瘁，钻研科学，制造了大批轮船，翻译了几百卷科技书籍，贡献巨大，但像他这样杰出的科学家却得不到重用，连曾经聘他入幕的曾国藩也并不重视他，只保举他任八品县丞。和那些镇压农民起义有功，因而衣锦缠紫、翎顶辉煌的封疆大员相比，对徐寿太不公平了。大概徐寿父子在生活实践中也懂得了政治改革的重要性，所以徐建寅继承父业，不仅译出了《器象显真》《轮船布阵》等书，还在他当德国使馆参赞时，著译了《欧游杂录》《德国议院章程》等书，鼓吹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徐建寅和康、梁维新派有交往，故戊戌变法中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后光绪帝下谕，任徐建寅为督理。但还没有等到徐建寅就任新职，一展抱负，西太后就扼杀了变法运动，农工商总局被取消，徐建寅也被罢斥。他后来到湖北做科学技术工作。1901年，因试制无烟火药发生爆炸事故，徐建寅和16位技术人员、工人一起以身殉职。

徐寿、徐建寅父子孜孜矻矻、坚持不懈，把一生奉献给科学事业，对中国近代科技的始建和发展厥功至伟。他们热爱国家，执着地投入专业研究，刻苦自学，勤奋译书。他们在政治上不断前进的精神、在科学上求实与创新的精神，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永远崇敬。

注释

[*]原载《语冰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

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纪念张伯苓先生

张伯苓先生（1876—1951）生活在旧时代向新时代过渡的阶段。他是推动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迈进的先驱者，是私人办学、社会办学的楷模。他早年在严修先生家馆中教学，学习与采取西方近代教育的模式和方法，和严修先生一起创办南开中学（1906年）、南开大学（1919年），以及南开女校、小学，重庆南开中学等。在半个多世纪的教学道路上努力奋斗，艰苦卓绝，不慕名利，一心扑在教育工作上，创办了中国第一流的学府，造就了大批杰出人才。中国太需要像张伯苓先生这样的教育家、大学校长了。过去需要，今后也需要。我们今天纪念他，使我们想起当前的教育改革。我读了他的传记、著作，深深为他的品德、行为等所感动。

张伯苓先生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这和今天的教育方针是一致的。其中，他在教学生怎样做人，即道德教育方面，是非常突出的。张先生要求学生人人爱国。他是从北洋水师学堂出来的，深深了解甲午战争这段历史。甲午战争那年他18岁，曾在军舰上做过工作，当时日军占领中国的威海卫军港，停战赔款以后，日军将威海卫交还中国，英国又跑出来强行租借威海卫，清政府只得又把威海卫让给英国。张先生亲历接收威海卫又把威海卫让给英国的过程。此事对他刺激很大，祖国衰弱，故领土在帝国主义强盗的手中随意转来让去。张先生的一句名言是：“做人第一要爱国。”办南开学校，为的是拯救祖国、复兴民族、造就人才、以图富强。他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亲自给学生上修身课，在学校中建立起个人和集体的行为规范，培植起良好的校风。听说过去的南开学校悬挂着40字格言，对师生的思想、行为、性情、仪态提出要求。如果对照后来过分偏重知识教育而忽略了道德教育的教育方式，我们会强烈感受到张伯苓先生的教育思想的可贵及其深远的借鉴意义。

张先生主张将传统道德和近代社会要求相结合，主张修养身心、熏陶人格、潜移默化，都是很有道理的。如果学校不管道德教育，培养出的人才就不能算合格。尽管你学问很大，才能很高，但缺德亏行，廉耻沦丧，也只能危害社会。今天的现实也让我们切实感受到了道德教育的重要性。一个民族如果不重视道德建设，结果导致道德沦丧，那是不会有前途的。

南开各级学校是私立学校、民办学校。当年严修和张伯苓能以私人力量创办第一流学校，实在令人敬佩和惊讶，也值得我们深入思索。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都由国家包办，但国家的力量实际上又包不了，因此造成学校经费短缺，教师待遇菲薄。“学在官府”这一模式可不可以改变？至少可以做些试验。“广开学路”恐怕是教育走出困境的重要解决办法。听说社会上对私人办学有争议，一怕降低教学质量，二怕收费太高，三怕欺骗家长、坑害学生。当然不能说不存在这些弊病，但为什么在旧社会有像南开大学那样第一流的私立大学？为什么在外国有许多高质量的私立大学？当年的南开和北大、清华齐名，人才辈出，桃李满天下，曾在南开大学执教的有梁启超、胡适、范文澜、汤用彤、李济、罗常培、老舍、竺可桢、杨石先、陶孟和、饶毓泰、张彭春等知名人士。行政效率也很高。南开创办初期，学生1 200人，行政后勤人员只有24人，行政后勤工作人员与学生之比为1∶50。现在的万人大学，职工人数可能高达2 000，工作人员与学生之比则为1∶5。南开的办学模式和经验值得借鉴。国家办学应和社会办学、私人办学并行，广开学路，相互竞争，这是推动教育更快发展的重要途径。

张伯苓先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具有高尚的品德。他勤奋努力，兢兢业业，苦干实干，把一生奉献给了南开的教育事业。他艰难创业，经历了许多困难，几乎终生处在逆境中，然而他百折不挠，愈挫愈奋。南开是私立学校，经费一直很困难，他想尽办法，募捐张罗，到处奔波，心力交瘁，他说自己像个化缘的老和尚。而在生活上，他节衣缩食，自奉俭朴。抗日战争时期，南开的损失极严重。“七七”事变爆发后，南开的校舍被毁，搬到大后方，和北大、清华合组西南联大。又在重重困难中建立了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抗战胜利后，南开大学复校。1946年，国民党政府强制把南开大学改为国立大学，免去了张伯苓的校长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伯苓先生年事已高，1951年辞世。他拥护党和政府的领导，在遗嘱中说：同学们要竭尽所能，为国为公，拥护人民政府，建设富强康乐之新中国。

张伯苓先生很尊重教师，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尽力提高教师的待遇，使他们能在安定的环境中专心搞好教学。他能识别和提拔人才，有一些当初不知名的年轻学者，受他聘请到南开讲课，如语言学家罗常培原来是个速记员，历史学家范文澜原来是个银行统计员，文学家老舍原来是北京劝学所的职员。张伯苓不拘一格用人才，把这些学者聘请到大学授课。他们都脱颖而出，成为学术界的大师。张伯苓还关心学生，爱护学生。五四运动时期，北洋政府逮捕进步学生，张伯苓积极奔走，营救、保释学生。他的学生中英才济济，像周恩来、邓颖超、陶行知、曹禺、吴大猷、马骏、黄敬等都是出类拔萃的革命家、科学家、教育家、作家。他品德高尚，不慕名利，不贪官禄。八国联军占领天津时设立了都统衙门，当年懂英文的人很少，张伯苓擅长英语，八国联军请他任职，张伯苓坚决拒绝，不与侵略者合作。黎元洪任大总统时，张伯苓办教育已很有成绩，黎元洪请他在教育部做官，张伯苓也辞谢不就。后来奉系军阀统治京津地区，张学良非常钦佩张伯苓，请他当天津市市长，他也不干。蒋介石请张伯苓当考试院院长，起先他也不肯，以后被迫接受，但一直住在重庆沙坪坝，当南开中学的校长，而不肯去考试院。这种敬业态度，以及恪尽职守、热爱工作、不求荣华富贵的精神确实难能可贵。我们现在希望多出几位像张伯苓这样的教育家、大学校长。教育战线太需要这样的人才，太需要有理想、有学识、有道德、有干劲、有热情的教育家了。

注释

[*]原载《语冰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系纪念张伯苓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中国近代的留学教育[*]

1992年是出国留学教育120周年。回顾并总结120年来留学工作的经验教训，加深对留学教育之重要性的认识，改进、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对当前实现进一步改革开放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一方面，可以学习近代历史，了解出国留学教育的始末，增强爱国主义精神；另一方面，也可以把派遣、培养留学生的工作做得更好，广泛团结海外学子，使他们在国外能更加安心学习，回国后能更好地发挥所长，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120年来，出国留学教育的历史漫长而曲折，但成绩巨大，人才辈出，对近代中国的进步，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120年的留学教育，可以用四句话概括：探求真理，学习科学，爱国革命，振兴中华。这四句话也是绝大多数留学生共同的思想、共同的态度。120年来，留学教育的道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而有所不同，每一个阶段、每一批留学生的规模、人数、所往国家、所学专业、学习期限长短、自费公费以及回国后发挥的作用，都不一样。但总的来说，留学生中涌现了大批出类拔萃的人才，包括政治家、革命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可以说是群星灿烂，光照长空。他们把世界上先进的思想、先进的科学引进中国，使近代中国的政治局面和思想文化发生了重大的、根本性的变化。

120年前，中国政府正式开始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这是由曾国藩、李鸿章向清廷奏准的。第一批赴美留学生的出发日期是1872年8月11日，从上海乘轮船，横渡太平洋，经28天到达旧金山。这是中国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标志着近代中国朝着实现开放和向西方学习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

在这次派遣留学生之前，也有中国人出国学习的情况。明清之际，外国耶稣会教士到中国传教，带一些中国学生出国学习，但那是个别现象，人数很少，其目的不是有意识地向西方学习科学、文化，而是为了培养传教士，在中国传播宗教。这些早期留学生曾在法国、意大利等地学习，但回国后发挥的作用不大，有的学生即使学到了一些西方知识，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因为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个自给自足的、封闭性的国家，在这样的环境中，留学生起不了什么作用。中国早期的留学生几乎无声无息，在中国史料的记载中没有留下他们的姓名和踪影，我们仅可从当时外国教会的档案中知道他们的点滴情况。

在鸦片战争以后，留学生中出现了一个重要人物，这就是容闳。他原在澳门教会学校读书。1847年，容闳和几位同学被送往美国，后来进了耶鲁大学，至1854年回国。容闳力主学习西方文化，从而实现救国的愿望，因此向曾国藩建议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并拟订了留学教育的计划。曾国藩、李鸿章奏请派遣第一批留学生，就是采纳了容闳的建议。

为什么清政府会采纳容闳的建议？这是因为洋务运动的进行，使派遣留学生成为社会的需要。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以后，清政府和外国的交往增多，需要有懂得外国语言文字、了解国际事务的外交人才。又因为引进了洋枪洋炮，设立了兵工厂，以及行驶轮船、开设工厂、采掘煤铁矿等，需要有大批科学技术人才。所以，洋务运动的兴起把派遣留学生提上了日程。

清政府计划派出留学生120人，分4年派出，每年30人，学生均为12~14岁的幼童，学习15年，派往美国，由陈兰彬和容闳带领照管。1872年最早的30名幼童启程赴美。以后每年派遣30人，到光绪元年（1875）为止。

好事多磨！这些留美学生并没有按原定计划修完学业，清政府中途把他们召回。主要原因是，留学生在美国受西方文化影响，和清政府所派的官员发生冲突，且不说深层次的思想冲突，在生活上、服饰上、礼节上、信仰上，矛盾对立日深。有的留学生嫌辫子不雅观，剪掉辫子，改成短发；有的不愿对清朝官员叩头跪拜；有的不愿穿长袍马褂，改穿西装；有的进教堂做礼拜，甚至信仰基督教。这些行为都被清朝官员视为离经叛道，不能容忍。陈兰彬上奏清廷：“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极应将局裁撤。”[2]容闳虽极力抗辩，希望挽回，但未能成功。光绪七年（1881），这些留美学生被分批召回，他们的学业尚未完成。

第一批120名留学生回国后，在不同岗位上工作，以工矿、铁路、交通、电报领域为最多，其次为外交、行政、海军，还有教育、工商等。他们发挥了各不相同的作用，如唐绍仪是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内阁总理，詹天佑是著名的铁路工程师，梁敦彦曾任外交总长，唐国安是清华大学校长，还有4名留学生在中法马江海战中牺牲，3名留学生在中日甲午海战中牺牲，为祖国奉献了宝贵的生命。

继120名赴美学生之后，中国派遣了一批又一批的留学生，奔赴世界各国。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他们的人数、派往国家、所学专业、回国后的贡献各不相同。在什么样的形势下，有什么样的需要，就会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

清政府派遣第二批留学生，从清光绪元年（1875）开始，数年内陆续向欧洲的法、英、德等国派遣留学生。当时，李鸿章、沈葆桢分别建立北洋、南洋海军，建造或购买船舰、枪炮，设立军港，故所派学生集中于学习军事、造船、驾驶。派出人数较少，年龄较大，均为20岁上下的青年，出国之前已在国内学堂学习，掌握了外国语和基本科学知识。出国学习的期限亦较短，所学课程甚多，故学习紧张，学生们勤奋刻苦，成绩优异。当时，清朝出使大臣薛福成称赞他们：“近年出洋学生试于书院，常列高等，彼亦知华人之才力不后西人也。”[3]

第二批留欧学生于1880年后陆续回国，大多在海军、造船厂、学堂供职。其中最有名的是严复，他初学驾驶，后来对西方的社会科学产生兴趣，孜孜钻研，曾将《天演论》等译成中文，对中国思想界影响极大。还有马建忠，学习法律、政治、语言，是早期的改良主义思想家。这批留学生中，最多的是海军将领。中日甲午战争中，参加黄海大战的12艘主力舰只，有8艘的管带（舰长）是留欧学生，有1艘的管带是第一批的留美学生。以身殉职的留欧学生有刘步蟾（“定远”管带）、林泰曾（“镇远”管带）、林永升（“经远”管带）、黄建勋（“超勇”管带）。另如“致远”管带邓世昌虽不是正式留学生，却曾到英、德等国考察、学习1年，也是一位短期的留学生。

孙中山也是在这期间出国，但他不是政府派遣，也不是往欧洲国家。他于1878年作为华侨家属前往檀香山求学，时年12岁。

此后，出国留学的第三批学生是辛亥革命前的留日学生。经过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深入，中国面临灭亡的危机，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出国留学成为社会的时尚。他们主要是前往日本学习，因为日本是向西方学习最有成效的国家。日本在1894年甲午战争中打败了中国，又在1904年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日本崛起的成功引起了中国青年的歆慕，并且由于中国废止了科举取士，断绝了知识分子出仕的传统渠道，知识分子不得不另辟道路。日本距离中国很近，路费、学费、生活费较便宜，于是大批青年涌向日本，形成留学日本的热潮，从每年几百人发展到几千人、上万人，如1906年赴日学生达1. 2万人，1907年达1万人。学习的科目主要是政治、法律、军事。因为甲午战争失败了，戊戌变法也没有成功，大家越来越认识到，不进行政治改革，中国就没有前途。一部分留学生主张渐进的改革，成为立宪派；一部分留学生主张推翻政府，进行彻底改革，成为革命派。革命派的影响极大，著名人物有黄兴、宋教仁、邹容、陈天华、秋瑾、吴玉章、鲁迅、陈独秀以及稍后的李大钊、郭沫若等。孙中山先生就是依靠这批留日的革命学生创立了中国同盟会，组织了许多次武装反清起义。黄花岗起义的烈士中如喻培伦、林觉民、方声洞等都是留日学生。1911年发生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结束了中国2 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许多留日学生为革命筹谋划策、冲锋陷阵，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的第四批留学生，就是庚款留美学生。八国联军侵华后，帝国主义要求中国赔款白银4. 5亿两，这笔巨款相当于当时中国五年的财政收入。后来美国国会决定退还它所得到的部分赔款，用此款培养中国赴美的留学生。帝国主义希望培养自己在中国的代理人，但恰恰和帝国主义的愿望相反，绝大部分留学生成为科学家、爱国者，为祖国做出了巨大贡献。

庚款留美学生从1909年起开始选派，办法是考试。第一年考试从640人中选出47人，入选率7%，第二年从400人中选出70人，入选率17. 5%，可见考试之难与选拔之严。退还的庚款每年数目不等，少时近50万美元，多时达80万美元。为了解决选派和培养中的困难，1911年创办清华学堂（后改名清华大学），作为留美的预备学校。从清华学堂建立到1929年，派往美国的留学生达1 279人，除庚款留学生之外，通过其他途径前往美国或欧洲各国的留学生还有很多。

第四批留学生的特点是：（1）学习自然科学者居大多数。和辛亥革命前留日学生大多学习法政、军事不同，辛亥革命前注意力集中于政治改革，故所学专业以法政、军事为多。辛亥革命以后，大家注意于国家建设，一股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思潮弥漫于全国，故庚款赴美学生多学习理工农医。据竺可桢先生回忆：“恐怕全部庚款留学生中学工农理科的都要占百分之七八十。”[4]（2）有较多学生取得学位。据1917年和1918年编印的《游美同学录》，所列名单537人，其中博士47人、硕士202人、学士227人，无学位者仅61人。

留美学生在刻苦求学的同时，组织各种团体，相互联络交流，显示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1913年归国的留学生组织了欧美同学会，探讨学术，联络友情，成为全国性的留学生团体。1914年，留美学生建立了中国科学社，出版《科学杂志》，开展学术活动，推动科学研究。

庚款留学生中卓有成就者甚多，如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化学家侯德榜、生物学家秉志、桥梁专家茅以升、经济学家马寅初、法学家王宠惠、哲学家兼文学家胡适、教育家蒋梦麟、名记者杨杏佛等。

第五批出国的留学生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法国缺乏劳动力，10万华工应募赴法。同时，在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等的倡导下，大批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1919年后出现了赴法留学的高潮，许多青年经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追求民主、科学，主张劳工神圣，倡导“工读主义”，纷纷赴法。1920年，留法勤工俭学者有1 600多人。这些学生既无官费或庚款的支持，又无家庭和亲友的奥援，处境很困难。但他们怀着探求真理、学习科学的热诚，一面工作，一面读书，艰苦奋斗，自食其力。他们中的一批人在留学期间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吸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完成了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优秀共产党员，对中国革命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其中有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王若飞、李富春、陈毅、聂荣臻、向警予、蔡畅等。朱德也在那时留学，所去的国家是德国。

第六批是去苏联留学的学生。俄国革命成功，经过内战后，局面稳定。这时，中国国内共产党诞生，工农运动发展。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是青年的普遍要求，许多有志青年纷纷赴苏学习，较早的如刘少奇、瞿秋白、任弼时、张太雷等，所学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后来，莫斯科创办了中山大学，专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大批共产党员以至部分国民党员均曾留学苏联，如陈云、杨尚昆以及王稼祥、张闻天、博古、王明等，蒋经国也曾留苏学习。以前在欧洲留学的不少学生，也曾转往苏联学习，如朱德、邓小平、李富春、李立三等。这是在国际国内新形势下开辟的一条新的留学道路，为中国革命造就了大批领袖人才。

第七批是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去欧洲或美国深造的留学生。他们在国内外战火纷飞的年代负笈出洋，怀抱着建设祖国的希望，所学大多为理工农医，也有学习社会科学的，较早的如林巧稚（医）、钱学森（物理）、谈家桢（生物）、钱锺书（文学）、钱三强（物理）、费孝通（社会学）、钱伟长（物理）、汪德昭（声学），稍晚的如黄昆（物理）、唐敖庆（化学）、谢希德（物理）、裘维藩（农学）、林兰英（物理）等。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响应祖国号召，陆续回国，数十年来站在生产和科研的第一线，毕生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奉献。这批留学生中还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等，他们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科学家。

第八批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派往苏联、东欧的留学生。由于当时国内外的形势，新中国只能实行“一边倒”的政策，即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不能再向欧美、日本派遣留学生（台湾尚有大批留美学生）。为了学习建设国家的本领，新中国成立初期曾派遣大批学生往苏联和东欧学习。李鹏、邹家华、李贵鲜、宋健都是留苏生，李铁映留学捷克，江泽民亦曾在苏联实习，成为今天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第九批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十余年公派或自费出国的留学生，人数达十多万，规模大大超过以往各个时期。所去的国家包括美国、欧洲、日本、澳大利亚，所学专业的涵盖面极为宽广。这批留学生在今天，尤其在即将来临的21世纪必定会发挥巨大的作用。

以上所说的九批留学生，只是勾画了120年来留学教育的大体轮廓，还有许多留学生分散出国，遍及世界各地，不一定能被纳入这个大的框架。这九次浪潮是近代留学教育的大致历程。“长江后浪推前浪”，每个历史时期的不同形势决定了该时期留学教育的不同特色，形成了一条漫长而又光辉的路程。留学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们有理想、有知识、有能力，怀抱救国救民的一片赤诚，努力工作，鞠躬尽瘁，在政治上、思想上、科学技术上都发挥了先锋作用、骨干作用。差不多每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都有留学生参与其中，他们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不可缺少的力量。

留学生长期生活在国外，一方面，他们怀念祖国，希望祖国繁荣富强，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另一方面，他们长时间生活在异国他乡，所见所闻和国内不同，思想观念、行为作风和国内的人有一定的差异，他们所学专业也要求较高的工作条件，因此对他们应多多理解、尊重、爱护。从历史上看，留学生不管通过什么途径出国，到什么国家去，也不管学什么专业，他们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是有用的栋梁之材。留学先辈们勤奋刻苦的事迹，对国家、民族的贡献，以及他们的人品、学问，值得敬仰。应该充分肯定120年来留学教育的成绩，其优良传统应该进一步发扬。特别在今后进一步改革开放中，出国留学的潮流是不可遏阻的，应当积极推动，善于引导，努力帮助。近代留学教育的历史是实行开放、学习和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成果的历史，是中国进入世界大潮，开展竞争、拼搏、奋力前进的历史，也是探求真理、振兴中华、发扬爱国主义的历史。其中许多先进人物、感人事迹以及宝贵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吸取，以改进留学工作。

注释

[*]原载《中国高等教育》，1992年第5期。原题为《近代留学教育的光辉道路》。

[2]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

[3]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卷三。

[4]参见1961年清华大学访问记录。

专制统治的延续、衰落和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明清（公元1368年至1911年）

明朝的建立及其政治、军事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即皇帝位于南京，是为明太祖。明朝建立之初，致力于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明太祖朱元璋借胡惟庸、蓝玉二案，诛杀大批功臣，铲锄异己，加强君权。废丞相，分中央权力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设锦衣卫（明成祖朱棣时又设东厂），直接听命于皇帝，侦查和镇压反对势力。全国各地设十三布政使司，由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分理民政、财政、司法、军事。军队分驻各地，屯田自给，设立卫所，由兵部和五军都督府管辖。科举取士，考试八股文，专以“四书五经”命题。调查各地居民的丁口、产业，载入黄册。丈量全国土地，将每户土地的数目、四至载入鱼鳞图册，作为征收赋役的依据。又实行里甲制，里甲内人民互保，以防止犯罪、逃亡、隐匿等情。

朱元璋分封诸子于各地，使之屏藩朝廷。他死后，皇孙建文帝即位，被其叔燕王朱棣起兵打败，史称“靖难之役”。朱棣即帝位，即明成祖。为了备御退往北方的元朝残余势力，明成祖多次领兵出塞作战，并迁都北京。此后，蒙古瓦剌部领袖也先率兵入内地，明英宗率兵亲征，被俘于土木堡（即土木之变）。也先兵临北京城下，兵部尚书于谦等与北京军民竭力防御，另立英宗之弟祁钰为景帝。也先战不胜，议和退兵，释放英宗。明英宗夺回帝位，杀景帝及于谦等。

明朝后期的社会矛盾和明末农民起义 明朝后期，社会矛盾继续发展，土地集中十分严重。皇室和藩王、勋戚的庄田遍布各地，福王的赐田达两万顷，其他藩王的赐田也很多。地主豪绅则巧取豪夺。政府赋税迅速增加，所谓“三饷”每年共征银1 600余万两，超过了全年的正赋收入。

一部分官吏、士大夫希望缓和社会矛盾，要求抑制宦官和贵族的特权。他们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议论时政，臧否人物，被称为东林党人。东林党人遭到权贵、太监的打击与迫害，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

明朝后期，城市居民和手工业者进行了反对矿监、税使的斗争。首先是万历二十七年（1599），临清的市民、脚夫万余人反对宦官马堂滥收商税，残剥商民。随后湖北武汉等地市民反对宦官陈奉，苏州市民和织工反对税使孙隆，北京西山煤矿工人反对矿监杨荣。驱逐矿监税使的斗争在各地城镇此起彼伏。

农村中的斗争也在酝酿发动。天启七年（1627）陕西灾荒，官吏催逼赋税，激起民变。农民王二等攻入澄城，杀死知县。不久，王嘉胤、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各部齐起，成千上万的饥民加入农民军的行列。崇祯六年（1633），闯王高迎祥联络各部义军入河南，号称十三家七十二营，众数十万。崇祯八年（1635），各路起义军集会于荥阳，商讨战略，一同东进，攻破凤阳。次年高迎祥战死，余部推李自成为首，仍称“闯王”，因转战不利，暂时隐避于商洛山中。崇祯十二年（1639），复出山，招集部众。张献忠亦再起于湖北谷城。时值河南灾荒，李自成军入河南，大批饥民从之，有些知识分子也加入起义军队伍，为其出谋划策，提出“均田免赋”的口号，并整顿队伍，申明纪律，实行平买平卖政策。起义军队伍迅速发展，所向克捷，攻克洛阳、襄阳、西安等地，建立“大顺”政权。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西”。崇祯十七年（1644）初，李自成起义军从西安出发，占领太原、大同、宣府，明朝官吏、将士望风归附。三月十八日，大顺军进入北京，崇祯帝自缢，明朝灭亡。

明朝加强中央集权，但许多皇帝或昏庸或年幼，不亲理朝政，大权旁落于宦官之手。司礼监代皇帝批阅奏章，发布政令，他们作威作福，贪污勒索，迫害正直的大臣，朝政日益腐败，社会矛盾尖锐。明朝中叶发生了许多次农民起义，但都被镇压下去。

嘉靖时，宦官势力一度受裁抑，但内阁又擅权。内阁成员用翰林院官吏，职责是协助皇帝处理政务，权力渐大。严嵩为内阁首辅，专权甚久。明朝贿赂公行，政治腐败，边疆的事态也很严重。蒙古鞑靼部势力复振，明廷设立九边重镇，修筑长城，屯驻重兵，仍不能挡住蒙古的进攻。俺答汗多次突入长城，逼近北京。

隆庆、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挽救明朝统治，实行改革。他大力加强边防，整顿吏治，振兴农桑，修治河道。他还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把各种名目的赋税杂役合并为一，折银征收，杜绝征收中的许多弊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 由于蒙古贵族、僧侣以及汉族大地主受到打击，明朝初年，社会上出现了许多无主荒地。明太祖招集流亡，减免赋税，自耕农的数量显著增加。不少奴婢获得了自由，佃户对地主的依附关系也有所削弱。手工业匠役除规定的劳役外，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受雇用。明初在全国鼓励植棉，提倡种植经济作物，烟草、番薯、玉米、花生等农业新品种从国外引进中国。手工业方面，遵化铁冶、佛山铁冶、北京西山的采煤、景德镇的制瓷、苏州的丝织、松江的织布都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丝织业中，一方面出现了拥有数十张织机的机户，是手工作坊主或工场主；另一方面出现了掌握生产技能、专受雇用的“机工”。机户与机工之间是雇佣关系，这表明，中国的资本主义已有了微弱的萌芽。

在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的基础上，商品经济更加发展。商品种类繁多，交换频繁。在物产丰富、交通便利的地方，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商业中心，出现了如北京、南京、苏州、杭州、广州等大城市以及汉口、佛山等繁华城镇。农村中，集市庙会贸易更加兴旺，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流通贸易的渠道和网点。

满族兴起 清军入关 满族源于女真，分建州、海西、野人三部。其中建州女真从黑龙江流域逐渐向南迁移，定居于长白山之南，其领袖努尔哈赤，曾受明朝龙虎将军封号，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起兵，经多年征战统一了建州各部，又对海西女真作战，灭哈达（1601）、辉发（1607）、乌拉（1613）、叶赫（1617）。努尔哈赤在战争中创立八旗制度，将满族全体军民分别编入八旗，并创制文字，设官颁律。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称汗，国号“大金”。接着，他在萨尔浒打败了明军，攻取沈阳，席卷辽西。

清太祖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继位后，攻灭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统一了漠南，又两次进军朝鲜，切断明廷与朝鲜的长期联盟。时明朝袁崇焕在山海关外筑城固守，皇太极避开明军的设防阵地，从其他关隘逾长城，入内地，攻掠河北、山西、山东。崇祯末，清军进攻松山、锦州地区。明督师洪承畴被俘降清，明朝在山海关外的要隘尽失。同时，皇太极努力整顿内部，建立内三院和六部，设立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任用汉族的官员、将领，大力加强君权，削弱满族皇室诸大贝勒的权力。崇德元年（1636），改国号为“大清”。

皇太极死后，其子顺治帝（清世祖福临）即位，多尔衮为摄政王。多尔衮在明将吴三桂的接应下，率兵入山海关，打败李自成的大顺军。李自成弃北京西走，清兵长驱而入，破陕西、入湖广，连败大顺军，又败张献忠于四川。明朝的残余势力在南方组织抵抗，但内部矛盾重重，互相倾轧，不能有效地防御。清兵南下，南明督师史可法战死于扬州。清兵先后击破南京的弘光政权、浙江的鲁王势力、福建的隆武政权、广东的绍武政权。由于清兵的烧杀抢劫和民族歧视，激起了汉民族的激烈反抗，其中有反对剃发令的江南士民，有北方的吕梁军、榆园军，有西南地区李定国的农民军余部，以及福建沿海郑成功的队伍。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永历与农民军合作，得以维持10余年。顺治十八年（1661），清军攻取贵州、云南，李定国战败，永历帝逃奔缅甸，被清军俘杀。

康熙帝（清圣祖玄烨）继位后，从专权跋扈的鳌拜手中夺回了政权，但南方的反对势力尚未消除。吴三桂在镇压南明的战争中立了功，与耿精忠、尚之信起兵反清，史称“三藩之乱”。吴三桂等一度占据了长江以南以及四川、甘肃的广大地区，但经过8年战争，仍归失败，清朝终于确立和巩固了对全国的统治。

清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清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恢复和发展经济：安抚流民、鼓励垦荒；实行更名田，将明代藩王和大官僚的土地给耕者永为世业；治理黄河、淮河、永定河，建立各种堤闸塘堰；推广番薯、玉米等高产作物；又减轻赋役，蠲免钱粮；发帑赈荒。康熙五十一年（1712）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元年（1723）推行“地丁合一”，将应收的丁银分摊入地亩之内，废除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人头税，减轻了贫民的负担。又实行“耗羡归公”，将正税以外各地任意加派的附加税固定税额，由国家统一征收，作为补贴官员的“养廉银”。这些都使农业生产有所提高，手工业也有进步。当时，江南棉织业很发达，棉布行销甚广，多为家庭作坊所产，已有包买商人。苏州、杭州、南京出现了拥有织机数百张的机户。云南铜矿工人数十万，技术精良，分工细密，最高年产量达一千数百万斤。景德镇的瓷窑有二三百区，工匠人夫数十万。此外，采煤、冶铁、制盐、伐木、造纸等手工行业均有一定发展。手工业的生产规模、资金数目、雇工人数、技术水平、产品质量，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这意味着资本主义萌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先进的经济因素集中在长江和珠江的下游，广大的腹地、山区和边疆地区经济、文化还很落后。整个中国，农业和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主要地位，封建的经济结构远未解体。

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加强 清承明制，政治上多所沿袭。所不同的是由内务府管理宫廷，由理藩院管理少数民族。雍正时，又设军机处取代内阁的职能，总揽政务。地方设巡抚、总督管辖一省或数省的军政。军队则以八旗、绿营为国家经制之兵，战时还组织团练、乡勇。

清朝平定三藩以后，把战略重点移到北方，和强大的准噶尔蒙古长期作战。康熙时，准噶尔领袖噶尔丹据有伊犁，占领天山以南，征服青海，影响西藏，又和喀尔喀蒙古冲突，打败喀尔喀三汗，三汗南奔。康熙二十九年（1690），清军败噶尔丹军于乌兰布通。以后，康熙屡次亲征，深入大漠，噶尔丹势穷自杀。以后，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零相继为准噶尔汗，屡和清廷抗衡。噶尔丹策零死后，诸子互相残杀，达瓦齐夺取汗位。乾隆二十年（1755），清政府先后擒俘达瓦齐，打败阿睦尔撒纳，平定准噶尔。乾隆二十三年（1758），清军入南疆，平定大小和卓之乱，统一天山南北。

清朝入关以前，已和西藏发生联系。顺治时，五世达赖曾到北京觐见清帝。康熙末期，清廷设驻藏大臣，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乾隆后期，廓尔喀入侵西藏，大掠日喀则，清军入藏驱逐廓尔喀军，制定章程，进行政治、军事、财政改革，并定“金奔巴”（金瓶）制，达赖、班禅死后，其继承人用金瓶掣签决定，以防止贵族操纵擅权。清朝还在西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废除土司制度，设置行政官员。

清朝努力经营边疆，使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获得较大发展，国家统一更加巩固。

清朝中叶，国力中衰，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土地兼并严重，人口激增，天灾频仍，官府贪污腐败之风日盛，人民反抗，包括秘密组织白莲教、天理教的反清斗争，规模都不小，震撼了清王朝的统治。

明清的思想文化 明清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特别推崇朱熹。他们编纂了许多解释儒家经典的书籍作为儒生的教材。他们也留意古代典籍的搜集编纂，明成祖编纂《永乐大典》，共近23 000 卷；清乾隆编纂《四库全书》，共79 000余卷。

明朝王守仁提倡“致良知”，主张“良知”就在人心之中，他的学说风靡明代后期的学术界。明末，李贽激烈反对理学，并怀疑孔孟学说的价值，给沉闷的学术界带来了一阵清新之风。明清之际，随着社会的大变动，出现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卓越的思想家，他们趋向经世致用，反对专制政治，提倡唯物主义，思想界呈现出活泼的生机。清朝统治逐步稳定后，对思想文化加强控制，大兴文字狱，学术研究转向脱离现实。对古代儒家经典的诠释、考证，在文字、音韵、辨伪、校勘方面取得很大成就，这就是乾嘉时期的汉学。其中，戴震坚持唯物主义思想，主张“人欲”的正当性，指责理学家以“理”杀人。

明清的戏曲、小说成就最为辉煌。明中叶以后，出现了以汤显祖的《牡丹亭》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剧作，清初又有孔尚任的《桃花扇》和洪昇的《长生殿》。小说则有明后期吴承恩的《西游记》，写唐僧取经；《金瓶梅》，写市井的世态风俗。还有冯梦龙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以神鬼故事揭露社会病态；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刻画了科举制度下的知识界；曹雪芹的《红楼梦》，以一个大家族的盛衰反映了封建社会后期的种种矛盾。

在科学技术方面，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以及清代编纂的《数理精蕴》《行水金鉴》，绘制的《皇舆全图》，都是中国科技史宝库中的瑰宝。

明清（1840年前）的对外关系 明初，中国的航海业位于世界先进行列。三保太监郑和七次“下西洋”，到达东南亚、印度、阿拉伯以及东非各地，船队多达数十艘，大船可容千人。

明中叶，日本一部分武士、浪人和中国沿海的富豪勾结，长期侵扰中国东南各省，被称为倭寇。名将戚继光、俞大猷等领导军民战斗多年，方得平息。明万历中，日本丰臣秀吉进攻朝鲜，朝鲜国王向明廷求援，明廷发兵败日军于平壤，日军退出朝鲜。

16世纪初，葡萄牙人首先来到中国，以租借为名，占据澳门。此后，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接踵而来。明末，荷兰侵占台湾，17世纪中叶，郑成功率兵渡海，驱逐荷兰侵略者，夺回台湾。

沙俄向东扩张，于明末清初跨越外兴安岭，达到黑龙江流域，清军和当地各族人民并肩抗击。康熙中期，发生了雅克萨之战，俄军战败，沙皇遣使与中国谈判。康熙二十八年（1689）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雍正五年（1727）又签订了中俄《布连斯奇条约》，划定了两国的中段边界。

明清之际，西方许多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最著名的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他们在北京和中国其他各地建立教堂，传教布道，同时带来了西方的科学知识。利玛窦曾和徐光启、李之藻等士大夫合作，汤若望、南怀仁则和顺治帝、康熙帝交往。但是西方文化并没有在中国扎下根。罗马教廷因礼仪问题和清政府发生冲突，清政府禁止传教，并驱逐外国教士，活跃100多年的传教事业遂告衰歇。

18世纪，英国垄断了对华贸易。当时，中国的对英长期出超，茶叶、生丝、土布大批出口，而英国的机制纺织品遭到中国自然经济结构的抵制，难以打开中国市场。清政府将中外贸易限制于广州一口，外国商人来华贸易、交涉必须以行商为中介。英国先后派遣马戛尔尼使团和阿美士德使团来华，提出扩大通商、开放口岸的要求，遭到清政府一概拒绝，中英在商务和政治上的矛盾日益尖锐。19世纪初，英国商人从印度贩运鸦片到中国，以抵消对华贸易的逆差，榨取中国的财富。因为鸦片毒害中国人民，所以清政府三令五申加以禁止，但均无效，从而不得不采取严格的禁烟行动。

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 林则徐奉派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禁烟。他雷厉风行地收缴和焚毁了大批鸦片，要求英商不得在中国贩运毒品。英国却以破坏商务为借口，武装入侵中国。道光二十年（1840），英舰攻陷浙江定海，驶抵大沽口。清廷在威迫下发生动摇，将林则徐革职，派琦善赴广州谈判，琦善接受割地赔款的屈辱条件。清政府又不甘心不战而降，撤换了琦善，调集军队在广州、浙江两地和英军作战。广州三元里人民曾有力地打击了英国侵略军。而清军纪律废弛，指挥混乱，两战均告失败。英军入长江，兵临南京城下，清廷被迫议和。道光二十二年（1842）签订中英《南京条约》，规定赔款、割香港岛、开放五口通商、协商议定税则等。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从此，独立的、封建的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此后，外国为扩大侵略权利，于咸丰六年（1856）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寻找借口联合派兵，占领广州，又北上至天津，胁迫清廷签订《天津条约》，清廷因此丧失了许多主权。第二年，英、法公使为交换条约前往北京，竟带军队向清军驻防地区挑衅，遭到中国军队的还击。英、法又以此为借口，大举进攻，于咸丰十年（1860）攻陷北京，清帝逃往热河。英法联军烧杀抢劫，焚毁了建筑宏丽、藏有大批文物珍宝的圆明园。清政府被迫接受《北京条约》。

《北京条约》签订后，咸丰帝病死热河，6岁的同治继位，其生母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密谋，于回銮北京时发动政变，处死辅政王大臣载垣、端华、肃顺等。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从此，她总揽大权将近半个世纪之久。

在两次鸦片战争之间，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爆发了。洪秀全接受了外国基督教的某些思想，劝人信拜上帝，宣传朴素的平等观念，在广西桂平紫荆山区传教，赢得大批农民信徒，形成了包括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在内的领导集团。拜上帝会与地主、官府发生冲突，于1851年在桂平金田村起义抗清，建国号“太平天国”，尊洪秀全为天王。太平军击破清军阻拦，自广西北上，经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定都南京，并改名天京。太平天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将土地分配给农民，建立兵农合一的社会组织和守土乡官制，企图建立平均主义的理想社会。同时，分兵北伐、西征。北伐军到达直隶，遭清军阻击而失败；西征军遇到了曾国藩组建的湘军的顽抗。这时天京发生内讧，先是洪秀全与杨秀清不相容，韦昌辉利用洪杨矛盾，举兵杀杨。不久，洪秀全又杀韦昌辉。石达开奉调回京辅政，因遭猜忌，又领兵出走。这次内讧使太平天国元气大伤，幸赖青年将领陈玉成、李秀成等与捻军、天地会配合作战，才能渡过难关，支撑住危局。太平天国后期，在军事上取得了若干胜利，摧毁了清军的江南和江北大营，取得了苏州、杭州。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的湘军、淮军从四面八方进攻，成为太平军的劲敌。外国侵略者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和清政府勾结，枪口转向太平军。太平军内部则队伍散漫，纪律废弛，刑赏不公，战斗屡次失利。咸丰十一年（1861），安庆失守，太平天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开始变得日益被动。同治三年（1864），洪秀全逝世，清军攻破天京，幼天王和李秀成突围，先后被俘，坚持14年之久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遂告失败。

列强对中国边疆的侵略 沙皇俄国对中国的边疆觊觎已久。在英法联军侵华期间，它派军队沿黑龙江而下，迫使清政府于咸丰八年（1858）和十年（1860）签订了《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侵吞了中国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领土。俄国在勘分中俄西段边界时，又夺取了巴尔喀什湖以东大片地区。当浩罕国的阿古柏侵入喀什噶尔时，俄国也趁机占领伊犁。清廷派左宗棠率兵打败阿古柏政权，收复了大片领土。以后，清廷遣使与俄多次交涉，虽然收复了伊犁，但仍丧失了不少领土和主权。

英国以缅甸为基地，侵入云南。其译员马嘉理在云南被杀，英国借机讹诈，强迫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不久又武装入侵西藏，遭到西藏军民的抗击。日本也效法西方殖民主义者的行径，一度入侵台湾，勒索赔款。清政府为加强对西部边疆和东面海疆的管辖，将新疆和台湾建为行省。

列强还通过驻京使节、军事顾问、海关税务司加强对清政府的影响。清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南北洋大臣，和外国打交道。在列强的影响、扶助下，清政府内形成了以奕和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他们主张引进西方的枪炮、机器、科学技术以支撑摇摇欲坠的清朝统治，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工厂、矿山、轮船、电报、铁路事业，主持了对外国的谈判，并用购买和制造的枪炮、船舰装备军队，创立了北洋水师和福建水师。

光绪九年（1883）爆发了援越抗法战争。法国侵略越南，并以此作为入侵中国西南的跳板。越南求援于清朝，驻越南的刘永福黑旗军英勇抗击法军，国内清军也进入越北，阻挡法军推进。法舰侵扰台湾，又入闽江发动突然袭击，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法国陆军进攻中国边防要隘广西镇南关，老将冯子材奋勇抗敌，大败法军。军事形势虽已转为有利，但清政府仍接受屈辱条件，停战议和，缔结了不平等的《中法新约》。

新经济、新阶级、新思想 19世纪下半期，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增长。中国主要出口丝、茶，进口棉纱、棉布，连年入超。纱布和其他商品的大量输入，严重地打击了中国的手工业和家庭副业，破坏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计，同时也刺激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催生了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开始产生并初步发展。清政府引进外国的机器、技术，建立一批军事工业，如江南制造局、福建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这是封建政府的官办企业，也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最早的近代工厂。稍后，航运、采矿、纺织等行业中出现了官督商办企业、官商合办企业，如上海轮船招商局、直隶开平煤矿、上海织布局等。这些企业以营利为目的，在企业性质、经营方式上有了进步，但官和商的势力在一个企业中并存必然发生矛盾，使企业不能正常发展。纯粹商办企业最初在缫丝、制茶、碾米等行业中出现，后来推广到纺织、开矿等方面，但规模较小，资本不足，技术落后，发展缓慢。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发生了变化。一部分商人、地主、官僚投资近代工业，开始向资产阶级转化。他们既保持着浓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又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存在着矛盾。中国的无产阶级最早出现在外国人开办的工厂中，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他们的力量日益壮大。在清朝灭亡以前，中国无产阶级追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虽然还没有独立地登上历史舞台，但已开展了许多次罢工斗争。

中国的思想界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鸦片战争以后，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主张了解外国，仿造船炮、机器，“师夷长技以制夷”。此后，要求学习外国、进行变革的思潮日益发展，薛福成、马建忠、王韬、郑观应等大力提倡开工厂、筑铁路、办学校、译书籍，要求发展经济，增加出口，以及改善君主官僚和绅商民众的关系。有的还提出了立宪、设议院的主张，为以后的维新运动做了思想准备。

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 光绪二十年（1894），朝鲜发生东学党起义，清政府应朝鲜之请，派兵入朝。羽翼渐丰的日本早已觊觎朝鲜并企图向中国挑衅，把这看成发动侵略战争的好机会，立即派兵到朝鲜，与清军对垒。在两国并未宣战的情况下，日舰击沉了中国运送军队的轮船，迫使清军应战。清军在平壤设防，在日军的攻击下失败，退过鸭绿江。日军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占领辽东，攻陷旅顺、大连。北洋舰队被日舰邀击于黄海，多艘舰船被击沉，日舰也受到较大的打击。中国舰队退守威海卫。日本海陆军封锁海面并在山东登陆，中国舰船被困在军港内，遭到海陆两路炮轰，势穷力竭，全军覆没。

慈禧太后和李鸿章始终抱着对日妥协的方针，乞求列强调停。在海陆军战败后，由美国干预，李鸿章赴日本求和，签订《马关条约》，赔款银二亿两，割让台湾，并允许外国人在华投资设厂。

《马关条约》的签订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主战派官吏要求停止谈判，继续抵抗。康有为集合在北京会试的举人，向光绪帝（清德宗载湉）上书，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主张，形成浩大的政治运动。这时，孙中山组织了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并筹划在广州起义，因事机泄露而失败。台湾军民不愿脱离祖国，奋起反对日本占领军，在饷械俱缺、与祖国联系隔绝的艰苦条件下，进行了壮烈抵抗。

战后，清政府无力支付战争赔款，只得向帝国主义列强大量借款，以关税、盐厘作为抵押品。李鸿章赴俄京祝贺沙皇加冕，俄国诱使他缔结《中俄密约》，取得在中国东北修筑铁路的特权。于是各国纷纷效尤，强迫清政府接受多次铁路借款，夺取了中国津镇路（后改津浦）、卢汉路（即京汉路）、粤汉路和关内外铁路（即京沈路）的修筑权。帝国主义还垂涎中国的矿产资源，纷纷成立公司，攫取各省的采矿权。

光绪二十三年（1897），德国借口传教士被杀，派军舰占领胶州湾，租借青岛，把山东作为其势力范围；随后，俄国军舰强占旅顺、大连，把东北作为其势力范围；法国要求租借广州湾，把两广、云南作为其势力范围；英国除视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外，又租借威海卫与九龙；日本则把福建作为其势力范围。帝国主义争夺势力范围，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险。美国为了与列强共享利益，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要求插足于列强的势力范围内。

戊戌变法 义和团运动 在帝国主义瓜分危机的刺激下，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大声疾呼，要求变法自强，挽救危亡。他们主张学习外国，把西方的政治社会学说介绍到中国来，猛烈抨击中国的专制统治、科举八股、纲常伦理。各地纷纷成立学会，开办学堂，出版报纸，响应变法。光绪帝采用他们的主张，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下诏宣布变法。康有为等建议发展农工商业，提倡私人设厂，奖励发明创造，改革军事和财政制度，精简机构，裁汰冗员，废除八股，创办京师大学堂，翻译西书，选派留学生等。这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主张，遭到顽固派的反对。同年八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康、梁逃往日本，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康广仁、杨深秀被杀，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遂告失败。

戊戌变法刚刚被镇压，以农民为主体并有城市人民参加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又相继展开了。义和团起于山东北部，利用宗教迷信和武术发动群众，笼统排外，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义务团被山东地方当局镇压，遂向直隶发展，渗入天津、北京。部分官僚力图操纵义和团。为了镇压义和团，英、法、俄、日、德、美、意、奥八国组成联军从大沽口登陆，进攻天津、北京。义和团和爱国的清朝官兵抵挡不住八国联军的攻势，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逃奔西安。八国联军在北京及周围地区烧杀抢掠，沙俄则乘机屠杀黑龙江以东的数万中国居民，并占领中国的东北。清廷派李鸿章、奕劻乞和，签订《辛丑条约》，赔款银四亿五千万两，允许各国在北京附近驻兵，禁止中国人民进行反帝活动。此后，侵华各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更加激化。俄国和日本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生了一场大战，英国和俄国对西藏展开了争夺。

辛亥革命和清朝灭亡 清廷为了缓和国内矛盾，也标榜“新政”，改革政府机构，编练新军，设立大、中、小学堂，但成效并不显著。新形成的近代知识分子接受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各地出现了革命的小组织，出版许多鼓吹革命的宣传品，著名的有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光绪三十一年（1905），他们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推举孙中山为总理，以统一领导日益成熟的民主革命。同盟会创办《民报》，宣传反清革命，驳斥保皇党鼓吹立宪的论调，并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包括萍浏醴起义、粤桂滇边界的六次起义、徐锡麟的安庆起义、黄兴领导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但起义均告失败。

为了抵制革命，清廷宣布“预备立宪”，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各省成立谘议局，北京成立资政院，声称要实行“君主立宪”，成立“责任内阁”。但新内阁变本加厉地把权力集中到满族亲贵手中，连汉族大臣和立宪派也受到排挤。

宣统三年（1911），清廷宣布铁路国有，强夺商民的路权出卖给帝国主义，引起各地的保路运动，四川尤为激昂，数十万人罢市请愿，清军进行镇压。是年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占领武汉，组织军政府。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和领导这次革命，依靠的是新军和会党。各地立宪派因在立宪、路权问题上对清政府不满，在革命高潮时也参加进来，但思想和政治主张与革命派有重大分歧，还有一些旧官僚军阀也混进反清阵营，于是革命内部发生了摩擦和权力争夺。

独立各省的代表集会，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职，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又组织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清政府手足无措，只得敦请已被罢黜但暗操兵权的袁世凯出山，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袁调动北洋军进攻武汉，迫使革命派妥协。而投入反清阵营中的立宪派、旧官僚甚至部分同盟会会员也向袁世凯靠拢。革命派不能控制局势，只好做出让步，同意如果清帝退位，可由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袁随即逼迫隆裕太后在接受优待清皇室的条件下交出政权。1912年2月清帝宣统退位，清王朝覆亡。

注释

[*]原载《中国大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版权信息

书名：文史随感

作者：戴逸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11

ISBN：978-7-300-26409-7

价格：59.00元

目录

CONTENTS

抗清英雄瞿式耜

曹雪芹与平郡王福彭

关于香妃和容妃

圆明园今昔

圆明园与大观园

清代文字狱

清代宣南士文化

“宣南文化”小议

北京的庙会

清代开发西部的历史借鉴

边疆开发活动中的人和环境

林则徐与近代新疆开发

论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

一座展示中国近代历史和文化的博物馆

百年苦难 哀鸿遍野

鸦片战争一百五十周年祭

雪洗国耻后的反思

知耻而后勇

改革大潮中的历史沉思——戊戌变法90周年感言

在治理整顿中发扬爱国主义

回顾近代历史 弘扬爱国主义

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

香港回归与爱国主义的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历史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

继承传统美德 建立文明社会

继承和发扬传统美德

弘扬中华文化 振奋民族精神

大力挖掘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传统和现代化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几个问题

关于河洛文化的四个问题

河洛文化与中华文明

从历史展望未来

《四库全书》和法国《百科全书》——为纪念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而作

文明对话与和谐世界

引进外国智力的历史经验

中西文化的抉择

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的选择

千年历史的启示

继往开来 熔古铸今

面向廿一世纪的华人文化

世纪反思 卧薪尝胆——从2005年我国GDP达18﹒2万亿元说起

历代职官机构的名称和别称

论“清官”

弹指兴亡三百载 都在清文吟唱中——清代诗文简论

清代书法浅论

孙中山与北京平安大街

访港见闻

提倡学术上的相互批评

文史知识与素质教育

研精覃思 知远识微

成才之路

抗清英雄瞿式耜[*]

今年是瞿式耜诞生四百周年。瞿式耜（1590—1650），江苏常熟人，明清之际，任南明永历朝的大学士，督师桂林，抵抗清军，城陷被俘，英勇不屈，殉难。今年春间，李克为同志在常熟市政协会议上呼吁纪念四百年前的这位爱国英雄，以弘扬民族正气，倡导爱国主义。我有幸读到这篇发言稿，写信表示赞成拥护。以后，故乡的朋友写信邀请我回常熟去参加纪念活动，我欣然应邀，已准备专程南行。不巧的是纪念会在九月初举行，恰巧我在北京有多次重要的会议活动，时间冲突，不能分身参与盛会，我深深引以为憾。对瞿式耜这位故乡先贤，我一直怀着崇敬之心。在少年时代就听到过关于瞿式耜的故事，因为我的邻居就是瞿家（即江南著名藏书家、铁琴铜剑楼主人瞿启甲），我父亲和瞿氏交谊甚笃，亲如家人。我从小就知道瞿家珍藏很多书籍，还出过一位“大忠臣”。稍长，曾经看过一本小说，写瞿式耜死后，其后人从广西运回他的尸骨，奔波穷荒，艰难险阻。这是小说家根据瞿式耜及其孙昌文的真实事迹，加以夸张渲染，演义成书。看了这本书，瞿氏一门忠臣孝子的形象，铭刻在心。尽管三四百年前的忠孝观念已不适应于现代生活，但当时这一生动、光辉的故事在我幼小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至今认为，当年接受的这类历史和伦理教育，是含有合理、有益内容的。

以后，我从事历史研究，虽然未下功夫研究过瞿式耜，但因专治清史，自然注意到明清之际这位大人物的生平和事迹，读了一些流传的作品，更多地了解他，也就更加地景仰他。这大概是我为什么一读到李克为同志的发言就心潮澎湃、援笔响应的缘故。值得一提的是1981年路经桂林，有幸到桂林叠彩山瞿式耜、张同敞的就义处参谒，刚好我们有四个搞历史研究的人同行，又都是常熟籍人，同时来此瞻仰，这四个人是扬州师范学院祁龙威教授、南京大学蔡少卿教授、军事科学院张一文研究员和我（祁、蔡、张现属张家港籍，原属常熟县）。我们四人在瞿、张的纪念碑旁合影留念，我一直珍藏着这帧照片。

常熟自古是文人荟萃之地，英彦辈出，斯文称盛。明清两代的官员、翰林、文士、诗人、画家，不乏卓越之人。瞿式耜不但有斐然的文才，特别是受命于危难之际，英勇抗敌，以身许国，被俘后坚不屈服，赋《浩然吟》，慷慨就义。“从容待死与城亡”“头丝犹带满天香”，这是何等坚贞的性格与旷达的胸怀。正是这种重视气节、热爱国家和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培育了世世代代中华的优秀儿女，成为我们民族的脊梁。近代中国遭到了帝国主义的许多侵略，而从古代传续下来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感情，得以发扬光大，使全民族在危急关头，团结一致，共御外侮，使得中国在经历深重苦难之后，仍能自强不息，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景仰瞿式耜，纪念瞿式耜，并不只是崇拜某个英雄人物，而是要崇敬和发扬体现在瞿式耜身上的凛凛正气与民族尊严。一个国家，不管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里，还是在艰难创业的建设环境中，都需要有精神力量的支持，都需要有为国为民、牺牲拼搏的高尚精神，以鼓舞和推动全体人民奋发上进。没有这种精神，任何国家和民族不可能有团结力、凝聚力，不可能克服困难、迅速前进，不可能生存和发展。而爱国主义就是这种能够动员全民、鼓舞全民，成为全民共有的精神财富。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精神武器。尽管瞿式耜生活在封建社会中，那个时代的爱国主义和今天的爱国主义有很大不同，今天的爱国主义是以热爱全体人民、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为根本内容，而古代的爱国主义则以反对国内的异族压迫为内容。在古人的心目中，君主是国家的代表，因此，他们的爱国思想无条件地与忠君相结合。这也是旧时代的爱国志士往往不能施展抱负而以悲剧结束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如果剔除其不适应现代生活的那些内容，他们那种维护民族尊严，力求国家振兴、人民幸福的志向，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节操，那种锲而不舍、苦心孤诣、牺牲个人的奉献精神是和今天爱国主义的内涵相一致的。今天的爱国主义正是古代爱国主义在新时期的继续、丰富和发展。爱国主义精神像黄河、长江一样浩浩荡荡，自古迄今，奔流不息。瞿式耜是这条滋润中华民族心田的奔腾长河中，飞溅而起的一朵灿烂闪光的浪花。我们纪念他，正是为了学习、发扬他的爱国精神，使我们成为高尚的人，成为刚直无畏、为公而忘私的人，为新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鞠躬尽瘁，贡献一切力量。

注释

[*]原载《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4期。

曹雪芹与平郡王福彭[*]

《红楼梦》是蜚声世界的伟大现实主义小说，但作者曹雪芹的事迹湮没不彰，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文学史上的憾事。

有关曹雪芹的资料极少，故他与平郡王福彭的往来无文献可征。但福彭是曹雪芹的亲姑表兄却是无疑。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康熙帝传旨令曹寅之妻送女北上与王子完婚，此王子即讷尔苏，袭封平郡王。曹氏所生子即福彭，为雍乾之际政坛上的重要人物。曹氏活得较长，在世的时候，曹家无论如何败落，至亲骨肉，往来必甚频繁。据档案记载，曹!革职抄家，返回北京，金陵的房屋归继任织造隋赫德所有。雍正十一年（1733年），老平郡王讷尔苏（时已革爵）曾帮着曹家向隋赫德索借银两三千八百两，隋赫德不敢违抗。可见平郡王府对曹家的护持。《红楼梦》中描写几个大家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曹家的阔亲戚、老关系还不少。因此乾隆初年，曹家家道尚不至败落，福彭和曹雪芹也谊属至戚。过去对福彭的了解不多，但在《清实录》和乾隆帝的诗文中却保留着相当丰富的资料。福彭和一般庸碌王公、八旗子弟不同。他英年早慧，才华出众，受到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的赏识。曹雪芹和他年龄相差不大，福彭长于曹雪芹六七岁或十余岁（因曹雪芹生年尚无定说），两人必有往来。除至亲关系外，亦当有惺惺相惜之情。由此推想：曹雪芹思想和性格的某些方面也许受到表哥的影响，在文献不足征的情况下，这一推想有相当的合理性。

福彭是努尔哈赤的八世孙，属于代善、岳托的支裔。岳托因功始封克勤郡王，是清代世袭罔替的八家“铁帽子王”之一，后改称平郡王。福彭幼年聪明伶俐，被康熙皇帝看中，养育宫中，这是特殊的恩宠。康熙的嫡孙近百人，多得认不过来，被养育宫中的只有弘历（即乾隆）、弘"等数人。后来乾隆对此津津乐道，引为殊荣。非颖慧特殊之儿童，虽嫡孙也不能得此待遇。福彭以远支宗室，幼时养育宫中，必有过人之才质。

雍正四年（1726年），讷尔苏得罪革爵，年仅19岁的福彭继其父为平郡王。六年，被雍正选入内廷，与皇子们一起读书，同学五人，即皇四子弘历、皇五子弘昼（后封和亲王）与康熙的两个小儿子皇二十一子允禧（后封慎郡王）、皇二十四子允祕（后封#亲王）。这五个同学内，福彭最大，年21岁。允禧、弘历、弘昼同年，18岁。允祕最小，13岁。雍正帝对皇子的教育十分重视，慎选师傅，他特别挑选年龄稍长的福彭，与弘历等同窗学习，必是看中了品学兼优的福彭，希望他的为人和学业能影响年龄稍小的皇子们。

在内廷学习期间，雍正八年，福彭曾奉命至盛京修治皇陵前的河道，又派管旗务，署理都统，擢宗人府宗正，又派在军机处行走。雍正九年，清军与准噶尔大战于和通泊，清军战败，溃不成军，这是历史上著名的“辛亥之败”。当时，前线紧急，军队要进行整顿、改组，需要一位有胆有识、英勇能干的统帅。满朝无数宿将，雍正帝都没有看中，却毅然遴选尚在书房读书，24岁的青年福彭为定边大将军，赴前线指挥。让他肩负军事重担，这在当时是惊人的破格之举，亦可见雍正对福彭的信赖和器重。

弘历和福彭长年同学，相知甚深，情谊尤笃。当时弘历称“圆明居士”，弘昼称“旭日居士”，这是雍正帝给他们兄弟俩取的雅号，福彭亦称“如心居士”，他敢采用与皇子们类似的雅号，可见同学关系之亲密，这一雅号可能也是雍正帝赐名。弘历即帝位以前，将自己的诗文，辑为《乐善堂全集》。时福彭已统军赴边疆，万里以外，为此书作序。福彭平生所作，除奏折，殆无存留，唯此序文，刊载于御制《乐善堂全集》之卷首。可见福彭与乾隆帝关系之深。《乐善堂全集》内赠福彭的诗文甚多，弘历对这位学侣极为推重称赞，说福彭“虽年少而器识深沉，谦卑自牧，娴学问，通事理”[2]。更难得的是福彭文武全才，晓畅兵机。福彭为大将军，统兵赴乌里雅苏台，启行之日，弘历亲自送行至京郊清河，依依惜别。弘历青年时代，除了自己的弟弟和年轻叔叔之外，福彭是他的唯一挚友。福彭在边陲三年，弘历屡次题赠诗句，称“武略文韬藉指挥，书斋倍觉有光辉”，“暖阁薰炉刻漏移，闲情万里忆相知”，“如心居士知无恙，两字平安藉送来”，可见弘历对福彭的赏识和眷念之情。

福彭受康熙恩养、雍正拔擢、乾隆赞誉，三朝知遇，在历史上极为罕见。这三个皇帝都是中国历史上的英明君主，不轻易赞许别人，是福彭必有过人之才资，才得以重用。曹雪芹有这样一位出类拔萃的亲表兄，想必受其熏陶。在曹雪芹这位伟大作家的成长史上，福彭当是一位重要的人物。端木蕻良先生的小说《曹雪芹》写了平郡王福彭，但性格较粗，资质平庸，与一般八旗子弟相似，与真正的福彭相去甚远。

福彭治军有方，曾驻节乌里雅苏台、科布多、鄂尔坤等地，又筑城额尔德尼昭。雍正十三年，雍正皇帝死，乾隆即位，立即召他的挚友福彭回京，参加总理事务处，为协办总理，地位在老资格的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之下，而居鄂尔泰、张廷玉、讷亲之上。福彭在雍乾之际的政治舞台上是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

尽管福彭才德兼优，与乾隆同窗至好，且一度被重用，但后来这颗明星反而逐渐黯淡。虽曾管理正黄、正白旗事务，但未曾大用，不掌握朝政大权，其原因尚待进一步探索。这可能与乾隆帝用人的路线有关。乾隆帝鉴于康熙、雍正两朝宗室王公掌权，兄弟阋墙之教训，完全排斥宗室亲贵执政，而起用讷亲、傅恒等人。乾隆初，果亲王允礼逝世，庄亲王允禄得罪黜退，平郡王福彭也在改组总理事务处、恢复军机处时退出中枢政权。终乾隆之世再也没有宗室王公参加中枢政权。乾隆对他们礼遇隆厚、优给俸禄而不假以事权，年轻有为的福彭从此息影政界。乾隆十三年（1748年）十一月，福彭病死，年41岁。谕旨称：“平郡王宣力有年，恪勤素著，今闻患病薨逝，朕心深为轸悼，特遣大阿哥携茶酒往奠，并辍朝二日。”这是特殊的恩礼，乾隆帝对这位昔年的老同学还有相当旧情。

福彭死时，曹雪芹正在创作《红楼梦》。书中所写富家生活，既有破落前曹家生活的实录，也有采自其他的王公家庭。平郡王家是当时最显赫的贵族家庭，又是曹雪芹的至亲，曹目睹姑母家的奢华与排场，印象必极深刻，故能对18世纪满人贵族的豪富生活写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

注释

[*]原载《燕都》，1990年第1期。

[2]《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七《送平郡王奉命往盛京修理福陵前河道序》。

关于香妃和容妃[*]

社会上流传，乾隆中清军平定回疆，得小和卓霍集占之妃，号“香妃”，献于乾隆帝，但香妃怀念故国，暗藏利刃，欲刺杀乾隆。皇太后知其事，乘乾隆外出，将香妃杀死。还说：香妃死后归葬故乡，今喀什噶尔东有香妃之坟墓。在清末王闿运的《今列女传》中即有“回妃”欲刺乾隆的记载，其故事梗概，与后来传说的香妃相同，但尚无“香妃”之名。1914年，故宫陈列出所谓“香妃戎装像”的油画，画的是身穿铠甲、佩剑挺立、英姿勃勃的女子，据说是郎世宁所画，像下有事略介绍：

香妃者，回部王妃也。美姿色，生而体有异香，不假熏沐，国人号之曰香妃，或有称其美于中土者。清高宗闻之，西师之役，嘱将军兆惠一穷其异。回疆既平，兆惠果生得香妃，致之京师。帝命街内建宝月楼居之。楼外建回营，毳幕韦鞲，具如西域式。又武英殿之西浴德堂，仿土耳其式建筑，相传亦为香妃沐浴之所。盖帝欲借种种以取悦其意，而稍杀其思乡之念也。讵妃虽被殊眷，终不释然，尝出白刃袖中示人曰：“国破家亡，死志久决，然决不肯效儿女子汶汶徒死，必得一当以报故主。”闻者大惊，但帝虽知其不可屈而卒不忍舍也，如是者数年。皇太后微有所闻，屡戒帝勿往，不听。会帝宿斋宫，急召妃入，赐缢死。[2]故宫展出了香妃像，轰动了当时的北京城，观者如堵，街谈巷议。此后，各种野史、演义，敷衍陈说，香妃的故事愈益曲折离奇。事实上，展出的香妃像虽系宫中女子，但是否即为香妃，并无确据。事略介绍系当时陈列者杜撰，不足深信。

乾隆帝于平定回疆后，确曾纳一维吾尔族女子为妃，为和卓家族后裔，故谕旨中称她为和卓氏或霍卓氏，初封和贵人，后封容妃。此外，并无另一维吾尔族妃子。所谓“香妃”，即由容妃附会而来。唯容妃的情况和事略与介绍中大相径庭。此数百字之事略介绍中，可指出的谬误甚多：（1）容妃系和卓家族后裔，非和卓之妃；（2）所谓“生而体有异香”，从生理学上看，是不可信的；（3）西内宝月楼建于容妃入宫之前，并非为容妃所建；（4）浴德堂在武英殿侧，地处外廷，为臣工往来之地，内廷妃嫔岂能在此沐浴？（5）容妃在宫中生活28年，无袖刃行刺之事；（6）容妃系病故，非被皇太后缢死；（7）容妃死时，皇太后已死11年，岂能杀容妃？由此可见，香妃的故事多出向壁虚构。

容妃的曾祖是回疆白山派著名领袖阿帕克和卓之弟喀喇玛特，喀喇玛特之子墨敏生子6人，其第三子阿里和卓即为容妃的生父。阿里和卓早死，容妃随其五叔额色尹、六叔帕尔萨与胞兄图尔都长大（有的学者认为：容妃之父是帕尔萨，而非阿里和卓，姑存疑待考）。故容妃与回疆叛乱之小和卓霍集占是远房堂兄妹，而非其妃。额色尹一家曾反对霍集占等叛乱，清军平回疆后迁居北京。现存清朝档案中有一份《容妃遗物折》，记载容妃死后其所遗衣服首饰分送各处，名单中即有“丹禅”（娘家人）公额思音（即额色尹公爵）、帕尔萨、图尔都之妻（即容妃之嫂）及容妃之姊妹。这份档案中所载容妃的娘家人甚明。按额色尹、帕尔萨、图尔都均名列清朝史籍，为维吾尔族上层贵族，与大、小和卓布拉尼敦、霍集占一样，早年被准噶尔拘留在伊犁。清廷平准部，达瓦齐失败，额色尹等即回到叶尔羌，因不肯随从霍集占等叛乱，避居布鲁特。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底，兆惠攻回部，在黑水营被围，额色尹、图尔都曾联络布鲁特人进攻喀什噶尔，以声援清军。史载：“乾隆二十三年，闻大军征霍集占，抵叶尔羌。霍集占抗诸喀喇乌苏，（图尔都）阴以布鲁特兵从额色尹，攻喀什噶尔，分贼势。”[3]由于额色尹、图尔都与布鲁特兵配合作战，使布拉尼敦不得不分兵回援喀什噶尔，减轻了黑水营清军的压力。平定回疆后，清廷论功行赏，给以优遇。但额色尹等系和卓家族，清廷怕他们留在回疆，以和卓名义，鼓动群众，肇生事端。如兆惠所说：“因思伊等系霍集占同族，又与布鲁特相契，恐回人等又以伊等为和卓，妄行敬信。”[4]因令额色尹等入觐，趁机将其合族迁居北京。这次从南疆迁京的维吾尔族上层家族甚多，除额色尹家族外，尚有功高势盛的霍集斯全家。霍集斯曾生擒达瓦齐，说降和阗，转战黑水营，追敌巴达克山等，立下重大功绩，但清廷也不放心他留居故土，令其入觐。启行后，即强制将他全家分批迁移北京。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有一道谕旨：

从前密谕办送霍集斯及诸子来京者，恐其仍居旧地，或滋事端。今霍集斯既情愿入觐，而沿途行走情形，又毫无可疑。则伊来京后自必加以恩赏，俾得安居。此时漠咱帊尔（霍集斯之子）等尚须办理起程，并传谕舒赫德等遵照节次谕旨，毋使长途劳苦。伊等起程后，则所查霍集斯之家口，不妨明白晓示，以霍集斯蒙恩旨留京，来取家属团聚，务宜供给饶裕，加意照看。盖伊等非获罪之人籍没家产者可比，所有积蓄俱一同办送，仍约束兵丁回人，毋许妄行偷窃，其田园房屋，亦应变价给赏，以资生计。[5]

从霍集斯家族的遭遇可见，他们迁来北京是圣旨强迫，并非自愿，而且分批迁徙，先以入觐名义将霍集斯召往北京，然后又命其子漠咱帊尔入京，最后才明白晓示迁往北京的圣命，取其家属晋京。皇帝担心士兵们执行强制迁徙可能会发生暴虐不法行为，故谆谆嘱咐不可像对待犯罪被抄家的人一样。他们入京虽待遇优厚，却是迫于皇命，并无自由可言，故乡的田园房屋，亦俱行变卖。额色尹家族迁京和霍集斯家族同时，情况亦相类似。额色尹并无霍集斯那样的功劳和实力，但身为和卓家族的成员，处危疑之地，合族迁京，当亦迫于皇命而非自愿。他家亦系分批入京，额色尹于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先晋京入觐，图尔都则于十二月到京。这时乾隆给兆惠的谕旨中说：“除兆惠所奏现在送京之图尔都和卓外，仍将伊等家口送京。其玛木特（系额色尹之子，容妃之堂兄）之子巴巴和卓，兆惠等回京时亦即同来。”[6]可见额色尹、图尔都之家口，包括额色尹之孙巴巴和卓在内是兆惠班师回京时携带同来的，兆惠班师回北京已在乾隆二十五年的二月底。但容妃来京略早，可能是和他的哥哥图尔都同行，因据档案所记，乾隆二十五年二月初四日新封和贵人，赏赐珍珠首饰金银缎裘等物。[7]可见她二月以前即已入宫，并不是随兆惠到京的。容妃生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入宫在乾隆二十五年初（1760年），时年26岁。当年六月十九日皇帝进皇太后及赏赐皇后等18人荔枝，即有和贵人在内，名列倒数第二，在瑞贵人之前。[8]二十七年晋封容嫔，三十三年晋封容妃，曾多次随同皇帝外出，至避暑山庄、木兰围场，并南巡江南、东巡曲阜、谒陵盛京。容妃的叔叔额色尹，封辅国公，哥哥图尔都，初封一等台吉。和贵人入宫不久，乾隆即将宫内女子巴朗赐给图尔都为妻。二十七年和贵人晋封容嫔，图尔都追论攻喀什噶尔功，晋封辅国公。图尔都、额色尹死后，其后裔例应降等袭爵，但都破例仍袭封辅国公。

容妃病逝于乾隆五十三年四月十九日，享年54岁，她住在内宫28年，颇得皇帝宠爱。生前长期保持着伊斯兰习俗，不食猪肉，故历年赏给容妃的食品单中，多牛羊肉瓜果，而无猪肉，且长期穿用维吾尔族服饰。传说中所谓香妃被皇太后赐缢是绝无其事的，皇太后即乾隆生母孝圣宪皇后，在乾隆四十二年已死，岂能在五十三年杀死容妃？

容妃死后，葬于遵化清东陵。据《大清会典事例》载：五十三年“奉移容妃金棺于纯惠皇贵妃园寝，安设神位于舒妃之次”[9]。这里安葬着乾隆帝的36位妃嫔，在明楼东部第2排第1号即为容妃之墓。墓已被人盗掘，且长年失修，墓穴塌陷。1979年至1982年将地宫清理修整，清理出头骨和部分残骸、6颗牙齿和1条花白的发辫，经医学鉴定，其体型与维吾尔族属相符，其棺木上尚能辨认有用维吾尔文书写的《古兰经》文。这座墓穴的主人，应是乾隆的维吾尔族妃子容妃无疑。

今新疆喀什市有一座建筑宏伟的坟墓，传说香妃死后归葬于此，或称“香娘娘庙”，为乾隆敕建，这都是讹传。事实上这座墓维吾尔族人称为“阿巴和加玛札”，实为白山派首领阿帕克和卓及其父亲的葬地，后来他们的后裔也多安葬于此，实为容妃高祖、曾祖及祖辈、父辈的墓地，与容妃本人无关。“阿巴和加”即阿帕克和卓，“玛札”即圣人的坟墓，其义甚明，这座坟墓在容妃入宫之前即已存在，自非乾隆敕建。当平定回疆时，清廷下令保护先世和卓的坟墓，“霍集占等虽负恩肆恶，自取诛戮。至其先世，君长一方，尚无罪戾。今回部全定，喀什噶尔所有从前旧和卓木等坟墓，可派人看守，禁止樵采污秽，其应行修葺分例，并著官为经理，以昭国家矜恤之仁”[10]。下达这道谕旨，正在容妃入宫一个多月之后。这里所说坟墓，即是今喀什市的和卓坟，后来讹传为香妃墓。

乾隆帝纳维吾尔族女子为妃是对被征服少数民族的拉拢手段。他一方面不放心维吾尔族上层，怕他们留在故土聚众造反，所以把和卓家族、霍集斯家族移居京师，隐含隔离监视之意；另一方面又尽量笼络，给他们加官晋爵，赏赐银物，这正是乾隆帝恩威并用政策的体现。纳其女为妃、保护先世和卓的坟墓，都是乾隆帝的民族政策的组成部分。

平定回疆后，迁来北京之维吾尔族人不少。霍集斯、额色尹、图尔都等被赐以王爵、公爵、台吉，例归理藩院管辖，而大批留京的乐工匠艺人等则编成一佐领，任命白和卓为佐领，归内务府管辖。为了安置他们，在西长安街路南建房147楹，以资居住。其西建一清真寺，为维吾尔族奉教礼拜之地。乾隆帝为清真寺亲作碑记云：

定回部各城，其伯克霍集斯、霍什克等并赐爵王公，赐居邸舍，而余众之不令回其故地者，咸居之长安门之西，俾服官执役，受廛旅处，都人因号称回子营。……爰命将作支内帑羡金，就所居适中之地，为建斯寺，穹门垲殿，翊庑周阿，具中程度。经始以乾隆癸未（二十八年）清和吉月，浃岁落成。回众以时会聚其下，轮年入觐之，众伯克等无不欢欣瞻拜，诧西域所未曾睹。……国家推以人治人之则，更为之因其教以和其众。[11]

乾隆帝说得很清楚，他在宫苑侧近建立这一清真寺是为了崇奉其宗教，以团结维吾尔族民众。此处当时成为京城内别具特色的街市。乾隆末，有人作诗歌咏北京的景色习俗，其中有一首《回子营》：

靴皮连底帽尖崇，鹘眼拳须鼻准穹。

宝月楼南依禁苑，一营回族聚羌戎。[12]

诗注云：“西苑南墙之外，即回子营，正当宝月楼下，衡宇相望，为西域回部聚居之所。其人鹘眼穹鼻，状貌大率相类，皮靴尖帽乃其服式也。”这里所说的正是维吾尔族典型的相貌与服饰。

传说中又有所谓乾隆帝为安慰香妃，为她建宝月楼，以便瞻望墙外回子营的景色，以寄托乡思，这也是虚妄无据的。按宝月楼在中南海之南，紧倚宫墙。民国元年，中南海改为总统府，开辟南门，以便出入，宝月楼适居其中，即就此楼，改为府门，即今日中南海临长安街之南大门——新华门。当年的宝月楼经改建为门楼，已成今日全国瞻仰注目的辉煌建筑。如果稍稍注意新华门的形式，便觉它不像普通的大门，而像一座楼房，殊不知它正是由一座楼房改建的。宝月楼建于乾隆二十三年，其时容妃尚未入宫，远在南疆。乾隆自然不可能为了取悦一个尚未入宫的维吾尔族女子而建造此楼。他曾明确说明建造宝月楼的缘起：因西苑太液池南岸向无殿宇，正好有一片空地，因建构此楼。“宝月楼者，介于瀛台南岸适中，北对迎薰亭，亭与台皆胜国遗址，岁时修葺增减，无大营造。顾液池南岸逼近皇城，长以二百丈计，阔以四丈计。地既狭，前朝未置宫室，每临台南望，嫌其直长鲜屏蔽。则命奉宸，既景既相，约之椓之，鸠工戊寅之春，落成是岁之秋。”[13]乾隆帝在三十三年所写宝月楼诗中有句：“鳞次居回部，安西系远情。”诗注云：“墙外西长安街内属回人，衡宇相望，人称回子营，新建礼拜寺正与楼对。”但容妃入宫在宝月楼建成后的一年多，回子营的建立更要晚些。当然，建宝月楼时，谁也没有想到将来会有一位维吾尔族妃子登楼眺望回子营的景色，乾隆为香妃建宝月楼之说，亦不可信。

注释

[*]原载《语冰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

[2]转引孟森：《香妃考实》。

[3]《回疆通志·图尔都传》。

[4]《清实录》卷五九三，乾隆二十四年七月庚午。

[5]《清实录》卷六○三，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己亥。

[6]《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七九。

[7]《内廷赏赐例二》，转引于善浦：《考证香妃资料》。

[8]《哈密瓜、蜜荔枝底簿》，转引于善浦：《考证香妃资料》。

[9]《大清会典事例》卷四三二。

[10]《清实录》卷六○九，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壬戌。

[11]《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七一。

[12]前因居士：《日下新讴》。

[13]《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二十三，《国朝宫室·御制宝月楼记》。

圆明园今昔[*]

北京西郊海淀镇附近，田野平旷、河渠纵横、树木荫翳。一个半世纪以前，这里矗立着一座宏伟瑰丽的皇家园林，那就是被誉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

圆明园原是清代康熙皇帝于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赐给皇四子胤禛的花园。后胤禛即位，即雍正帝，此地成为行宫，他经常在此视朝、听政、理事、宴宾、游乐、居住，经过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个朝代151年的修葺扩建，形成包括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三个子园、占地五千多亩的大型皇家园林。

圆明园气魄宏大，建构精丽，格局多变。其水面十分开阔，平地造园，凿池引水，堆山植树，在福海及许多湖泊、河流、假山、树丛旁兴建一百数十个景点，宫殿楼台、亭轩桥塔，形式多样，与园中山水泉石、草木花卉交相辉映，创造了一个神仙乐土、壶天胜景。乾隆帝在《圆明园后记》中写道：“规模之宏敞，丘壑之幽深，风土草木之清佳，高楼邃室之具备，亦可称观止。实天宝地灵之区，帝王豫游之地，无以逾比。”一位曾参加修建圆明园工程的外国传教士王致诚在一封信中说：“此地各物无论在设计和施工方面都极浑伟和美丽，因为我的眼睛从来不曾看到过任何与它相类似的东西，因此也就令我特别惊讶……中国人在建筑方面表现的千变万化、复杂多端，我唯有钦佩他们的天才宏富……这种园林景观是难以描述的，只有用眼睛去看才能够领略它的真实内容。”[2]法国伟大作家雨果在听了传教士对圆明园的介绍以后，热情地赞美：“在世界的一隅，存在着人类的一大奇迹，这个奇迹就是圆明园。圆明园属于幻想的艺术，一个近乎超人的民族所能幻想到的一切都汇集于圆明园……只要想象出一种无法描述的建筑物，一种如同月宫似的仙境，那就是圆明园……它仿佛在遥远的苍茫暮色中隐约眺见的一件前所未知的惊人杰作，宛如亚洲文明的轮廓崛起在欧洲文明的地平线上。”[3]

圆明园是清朝繁荣时期创建的杰作。当时，清朝统治稳定，国力强盛，财政富裕，库藏丰足。乾隆时，国库贮银七八千万两，相当于两年全国的财政收入，因此乾隆帝考虑如何将财富散之民间，以裕民生流通。如乾隆三十年（1765年）谕令各地大兴土木之工：“现在军需已罢，各省多报有收，正府库充盈之际。而朕所念者，库中所存居多，则外间所用者少。即当动拨官帑，俾得流通，而城工借以整齐”[4]。财力雄厚是进行大规模建设的前提，由于财政富裕，故乾隆帝兴建园林工程不惜工本，不吝耗费，务求工程质量精益求精、坚实美观。而18世纪，中国的生产力和建筑技术发展到了高峰，政府有专管建筑的机构，即工部营缮司和内务府营造司，颁行了《工程做法》《内工则例》等书，总结了一套设计、施工、布局、装饰的经验，技能精熟。一批能工巧匠以精湛的建筑技艺供奉内廷，如历代相传的“样式雷”，其第三代雷声征、第四代雷家玮都是乾隆宫廷中的著名匠师。清朝十分重视工程质量，反对减银省料、草率施工，立下检查工程质量的规章，如有坍塌损坏，承修官员罚银赔修。故工程质量之佳，历朝所未有。宏伟瑰丽的圆明园，正是国家雄厚财力与建筑技术高超的产物，表现了清王朝的盛世辉煌。

圆明园在造园艺术方面推陈出新，师法自然，避免宫廷建筑中呆板程式的凝重风格，追求天然活泼的情趣。它有远处的西山作借景，有丰富的水源、广阔的地形、繁密的花木。据此而剪裁、配置、建构，体现出诗情画意的境界。此园建筑“抛弃整一之常律焉，盖其所营，欲备天然野趣而得幽隐之便，非欲其仍若严整壮丽之皇居也”（王致诚语）。

圆明园中的建筑，根据不同的用途进行设计，荟萃了全国各地的风景和建筑样式。如“鸿慈永祜”是奉祀康熙、雍正神主的地方，故宏大堂皇、庄严肃穆，为传统宫殿建筑，饰以碑亭华表，其规格高于圆明园的正殿。“山高水长”是接待蒙古王公演武角抵、放花观灯的场所，故平衍宽旷，可以驰马射箭，楼宇亦呈一字形排列，便于瞻望观摩。“多稼如云”寓观耕崇农之意，模仿田野村庄，种植稻谷蔬菜，饶有田家风韵。“上下天光”的湖面开阔，长桥修栏，蜿蜒百尺，登高俯瞰，一碧万顷，这是模仿洞庭湖的景色。“西峰秀色”轩爽明敞，面对青山，古松如盈、玉兰吐芳，这是模仿庐山的景色。圆明园内还移植过来许多江南的名园名景，乾隆南巡有许多画家、建筑师护驾随行，摹绘江南的胜景名园，回京后加以仿造。福海周围布置了杭州西湖景色，“断桥残雪”“苏堤春晓”“雷峰夕照”“曲院风荷”“柳浪闻莺”“南屏晚钟”，连名称也是从杭州搬过来的。还有几个园中之园，安澜园是模仿海宁陈氏的，狮子林是模仿苏州倪氏的，小有天园是模仿杭州汪氏的，如园是模仿南京徐氏的。故王闿运在诗中说：“谁道江南风景佳，移天宿地在君怀。”圆明园中的模仿不是简单的重复和抄袭，而是“略师其意，就其天然之势，不舍己所长”[5]。也就是汲取原景的某些优点、特色，因地制宜，加以再创造。

圆明园内还有一群特殊的建筑，即西洋楼。它是中国大规模仿造西洋建筑的最早尝试，由外国传教士郎世宁、蒋友仁、王致诚、艾启蒙等设计，由中国工匠用中国物料建成，包括“谐奇趣”“海晏堂”“黄花阵”“远瀛观”“大水法”“线法山”等多处景观。整个景观以洛可可式建筑群及喷泉作为主体，形态端庄齐整，呈有规则的几何形构图，表现西方建筑艺术的特色。但局部的布置和装饰又糅合了中国的传统手法，如积石堆山、重檐屋顶、彩色琉璃等，体现了中西建筑艺术的交流与融合。西洋楼是极具特色也是至今唯一保留残址的建筑群，几乎妇孺皆知，登临凭吊者络绎，但它并非圆明园的主要建筑。它僻处长春园的北隅，面积仅占整个圆明园的百分之二。

圆明园不仅是一座辉煌的宫殿、园林，也是收藏丰富的博物馆。室内之陈设均为贵重木材制成的桌椅床几，墙壁饰以精美之壁纸，悬挂着历代名人的书法画卷。玉器、瓷瓶、铜炉、漆匣、珐琅、水晶，精品纷呈，所用幔帐垫褥，俱是上等的绣缎织锦，华丽光彩，体现了物产之丰富与人工之灵巧。园中的文源阁是专为庋藏《四库全书》而建的藏书楼，这部多达七万九千多卷、汇集了中华文化精粹的典籍，在乾隆中叶修成，共缮写七部，圆明园所藏称“文源阁本”。园中还贮存着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特赠送的许多礼品，包括天文仪器、地球仪、乐器、车辆、枪炮、船只模型、钟表、毡毯等，其中有“布腊尼大利翁一座，是一假天馆，亦即天象厅。周围约一丈，高一丈五尺，所载日月星辰同地球之象，俱自能行动，效法天地之转运，十分相似……此件系通晓天文生多年用心，推想而成，从古迄今所未有，巧妙独绝”[6]。与假天馆配套的是由英国著名天文学家赫哲耳制作的反射望远镜，这些仪器是精美绝伦的作品，足以表现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的天体理论。

圆明园的建筑、景点、用具、藏品均精心建构，独具匠心，制作精美，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可惜圆明园存世只有151年，至1860年（清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这座举世无双的皇家园林惨遭侵略军的蹂躏。联军入园，大肆抢劫，把园中的珍宝、古玩、金银、书画、瓷器、绸缎劫掠一空。一个参与劫掠的英国书记官写道：“十月十七日，联军司令部正式下令可以自由劫掠，于是英法军官与士兵疯狂抢夺，每个人都是腰囊累累，满载而归。这时全园秩序大乱。法国兵驻扎园前，法人手持木棒，遇珍贵可携者则攫而争夺，遇珍贵不可携的如铜器、瓷器、楠木等物则以棒击毁，必至粉碎而后快。”[7]

为了掩盖罪恶的劫掠行为，侵略者竟丧心病狂地想出了一条放火灭迹的毒计。英军司令额尔金说：“只有焚毁圆明园一法，最为可行。”10月17日，侵略军下达放火焚园的命令。“焚毁的命令发下后，不久就看见了重重的烟雾，由树木中蜿蜒曲折升腾起来。顷刻工夫，几十处地方都冒出一缕缕的浓烟密雾。万万千千的火舌往外喷发，烟青云里，掩蔽天日。所有庙宇、宫殿、古远建筑，被视为举国神圣庄严之物，其中收藏着历代富有皇家风味和精华的物品，都付之一炬了。以往数百年为人们所爱慕的崇构杰制，不复能触到人类眼帘了。这些建筑都是足以表彰往日的技术和风格，独一无二。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和它比拟，你们曾经看见过一次，就永远不能重睹。”[8]

圆明园这座宏伟典丽的皇家园林就这样遭到彻底毁坏，剩下了一片废墟，供人凭吊，令人叹息。圆明园残址所记录下的帝国主义强盗的侵略罪行，是永远洗刷不掉的。

圆明园的过去，内涵丰富，经历曲折，诉说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盛衰兴替和帝国主义的累累罪恶。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十分关心保护圆明园的遗址。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多次提出了保护、整修和利用的各种方案，并且成立了圆明园学会和基金会，出版了刊物、资料集，讨论了圆明园遗址公园的总体规划草案。人们根据各自的认识、经验，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意见。有的同志主张根据财力，逐步修复圆明园的主体部分，以再现其昔日的辉煌。有的同志主张应维持现状，保留残址，显示悲壮的美，让后代子孙永远牢记祖国历史上这段苦难的历史。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展开了热烈的争论，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论修复其主体也好，保留其残址也好，大家都是从保护圆明园、关心文物园林、热爱祖国的心情出发。究竟怎样才能更好地保护和利用圆明园遗址，还需要专家学者和广大公众进一步讨论，集思广益，取得较为接近的共识，以草拟保护和利用遗址的妥善方案，俾付诸实施。

注释

[*]原载《中华读书报》，1999年3月11日。

[2]《圆明园纪事书札》。

[3]《致巴特雷上尉》。

[4]《清实录》卷七四八。

[5]乾隆：《御制诗文集五集》卷八九，《题致远斋》。

[6]《梁肯堂奏呈英使原禀贡单》。

[7]赫利斯文语，载《文物参考资料》，1953（1）。

[8]格赫：《我们是怎样占领北京的》。

圆明园与大观园[*]

《钦定日下旧闻考》卷八十《圆明园一》有如下记载：

清晖阁北壁悬《圆明园全图》。乾隆二年，命画院郎世宁、唐岱、孙祜、沈源、张万邦、丁观鹏恭绘。御题“大观”二字。

乾隆题《圆明园全图》为“大观”，这一点似乎还未被红学家们所注意，它和《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有某些联系呢？

圆明园是雍正为皇子时的赐园，建于康熙四十八年，原来的房舍不多。雍正即位后，经常驻跸于此。雍正、乾隆二朝，迭加扩建，工程浩大，历时甚久。曹雪芹生长于雍乾之际，此时，北京城内和西郊造园之风大盛。《红楼梦》写大观园的建造正是现实生活在文学中的反映。

圆明园的第一次扩建工程大约始于雍正三年（1725年），时曹雪芹2岁。几年之内，完成了前后湖周围20余景。第二次扩建工程，始于乾隆三年（1738年），至九年完成40景，时曹雪芹15岁。以后仍陆续施工。像今天尚留废墟的西洋楼建成于乾隆十八年，此时《红楼梦》已有甲戌本的初稿。安澜园建成于乾隆二十七年（雪芹卒年），之后，狮子林、如园以及漪春园相继建造。可见在曹雪芹一生中，圆明园时时在扩建施工，尤其是乾隆三年至九年，扩建达到高潮，正所谓“恢拓营缮，宏规大起”。

据档案所载：御题“大观”二字的《圆明园全图》是乾隆三年挂在清晖阁墙壁上的，此时还在乾隆扩建以前，因此全图所绘应是雍正扩建后的圆明园旧貌。何以题“大观”二字，乾隆在《圆明园后记》中说：“规模之宏敞，丘壑之幽深，风土草木之清佳，高楼邃室之具备，亦可称观止。”这和贾元春题名“大观园”时所咏“天上人间诸景备，芳园应锡大观名”是同样的意思。圆明园是康熙赐名，有康熙、雍正两帝御书的“圆明”匾额挂存殿内，乾隆不会去更改这个名字。如果让乾隆另起园名的话，他会不会就用所题的“大观”二字呢？

乾隆大举扩建圆明园正值曹雪芹青年时代，根据曹的年龄、身份、居住地点、社会关系，他很有机会进入圆明园，甚至看见或听说过这幅御题“大观”的《圆明园全图》。

圆明园的建造和管理，归内务府负责，曹家是内务府包衣，应有进入圆明园的机会。御园重地，皇帝住园必要肃静回避，严禁闲杂人等出入，但圆明园同时又是不断扩建的大工地，四方云集，人头攒动，非常热闹。曹雪芹长期住在西郊，和圆明园工地近在咫尺，他不会去受雇做工，但工地上的差事很多，他会不会去当个差以挣钱糊口呢？特别是曹雪芹能诗工画，多才多艺，又懂得园林艺术。御园工地不是正十分需要这样的人才吗？曹寅晚年曾监造畅春园，现有从满文译出的内务府奏销档为证。曹家式微后，恰逢圆明园大工举行，他家子弟在此谋个差使也是顺理成章的。如果曹雪芹真的当了差，那就不属于“闲杂人等”，而是每天必须到御园去应值点卯，对那里的景色亲游饱览，必定感受极深。

可惜曹雪芹没有留下生平事迹的材料，几乎他的一切活动，只能做合理的推测而难以确证。退一步说，即使他并没有参加御园工程，按照他的社会关系也能亲闻并熟知圆明园诸景，甚至有进园一览的可能。曹家虽已中落，但有不少上层关系和阔亲戚。怡亲王允祥是曹家的恩主，曹家被抄没后，雍正将他们交给允祥看管。下一代怡亲王弘晓是个最早的红学迷，现在传世的怡府本即是弘晓主持抄录的。兵部尚书傅鼐是曹寅的妹夫，平郡王福彭的生母是曹寅的女儿，曹雪芹的亲姑妈。他们都是雍乾之际炙手可热的大人物，曾陪皇帝游览御园。雍正所写《圆明园记》说：“春秋佳日，景物芳鲜，禽奏和声，花凝湛露，偶召诸王大臣从容游赏，济以舟楫，饷以果蔬，一体宣情，抒写畅洽。”这就是雍正和王公大臣们在圆明园游览、宴会、荡舟、吟诗的情形。特别是福彭，他曾是乾隆未即位时的伴读，在园内的长春仙馆、武陵春色等处读书，每天出入圆明园，对园内诸景必眼熟能详，了如指掌。圆明园扩建的盛况，形诸奏牍谏疏，以至百姓间街谈巷议，是当时北京城的热门新闻。当时的曹雪芹少年好奇，又爱园林艺术，必定会关心和打听消息。他和姑妈、表哥闲话家常也一定会谈到这座人间天上的园林杰作。如果说，他在《红楼梦》中所写的大观园和当时正在扩建的皇家园林有密切关系，这应该不是无稽之谈。

自然，曹雪芹并没有把圆明园搬到小说里去。乾隆九年，圆明园最大的扩建工程完成，此时恰是曹雪芹开笔创作《红楼梦》之际。但刚刚建成的这个被乾隆誉为“天宝地灵之区，帝王游豫之地，无以逾此”的天下第一园，想必给曹雪芹以启示和借鉴，使他能够为红楼诸钗安排大观园这样一个绚丽多彩的活动舞台。

因此，大观园的某些结构与皇家园林有相似之处。例如，它气魄宏伟，范围广大。贾蓉说大观园的面积“丈量了，一共三里半大”，据此估测，将近三百亩。北京城找不出这样大的私家园林。而雍正扩建后的圆明园占地约六百亩，仅比大观园大出一倍。

作为大观园正殿的大观楼“崇阁巍峨，层楼高起”，具有皇家气派，为一般人家所不及。大观园是为贵妃归宁而盖造的“省亲别墅”，贵妃在内宫的位次很高，这座园林的规格就不能与一般富户相比。曹雪芹参考行宫御园的建筑结构来描写大观园，正是符合小说情节和人物身份的需要。

大观园中有个稻香村，“里面数楹茅屋，外面却是桑榆槿柘”，这一派“田园风光”和大观园并不协调，所以贾宝玉批评它“分明是人力造作成的”。曹雪芹安置的稻香村，很有可能是受御园布局的启发。圆明园中的“杏花春馆”“北远山村”“多稼如云”都是农村景致。封建时代以农为本，皇家园圃中设置这样的景点，表示皇帝“劝农”“观耕”的意思，这是私人园圃中所少见的。

大观园中有个梨香园，为伶人所居。这个院落和大观园既连接，又分开，其形式颇似圆明园中的升平署。

大观园中有妙玉居住的栊翠庵，还有玉皇庙、达摩庵，与书中所谓“山下得幽尼佛寺，林中藏女道丹房”类似。圆明园40景中的“慈云普护”“日天琳宇”“鸿慈永祜”，或供神佛，或奉祖宗，一般花园中很少建置庙宇。皇家园林中用以求福祈寿的宗教建筑特别多，如清游园内的大报恩延寿寺，香山的实胜寺、宝谛寺、宝相寺，北海的永安寺、阐福寺、小西大等均建于乾隆年间。大观园之所以建置庵、庙可能是受了御园的影响。

当然，并不是说大观园就是圆明园。大观园是曹雪芹为《红楼梦》中众多人物进行活动而虚构的空间环境，它是艺术创造而非实在建筑。执意寻找它是哪个园子，何处府第，岂非刻舟求剑？但是，艺术创造决不能凭空想象，没有现实中的名园胜景，曹雪芹才能再高，想象力再丰富，也难以虚构一座宏伟雅丽、诸景俱备的大观园。大观园是乾隆初年皇家造园风尚鼎盛时期的产物，曹雪芹也许见闻到乾隆御题“大观”的《圆明园全图》。这座集中国古代园林艺术大成的圆明园对触发曹雪芹的灵感很重要，所以圆明园和其他御园很可能是他塑造大观园的主要借鉴。

注释

[*]原载《燕都》，1989年第1期。

清代文字狱[*]

文字狱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一种特有文化现象。谈起文字狱，人们自然会想到清代文字狱，因为清代文字狱最为残酷、最为荒唐。有清一代，文网之密，文字狱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株连之广、治罪之严酷，都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可谓血雨腥风，登峰造极。在令人战栗的文化恐怖政策下，文人学子动辄得祸，只好泯灭思想，丢掉气节，或者死抱住八股程式，背诵孔孟程朱的教诲以求科举入仕；或者远离现实，远离敏感的领域，一头栽入训诘、考据的故纸堆中去讨生活。龚自珍著名的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便是对这一情形的真实写照。

清代文字狱的泛滥，有其特殊的原因。满人以异族入主中原，这在拥有强烈的汉民族正统感和文化优越感的汉族知识分子看来简直是乾坤颠倒，日月无光。在武装抗清斗争失败后，有些人便借助文学作品来抒发恋明厌清的思想。清朝统治者在用武力夺得了全国统治之后，便把注意力转向思想领域，文字狱逐渐兴起，成为清政府控制思想、打击异己、进行威慑、巩固统治的重要手段。

在清军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顺治当政的18年间，有案可查的文字狱较少，文禁尚宽。原因是汉人尤其是南方的武装反抗斗争尚此起彼伏。烽烟四起，羽书旁午，军事镇压乃是首要任务，文字之罪尚无暇细究。

康熙初年，在鳌拜等四辅臣佐理政务时期，发生了清代文字狱史上罕见的大狱——庄氏《明史》狱。杀戮惨酷，株连者广，震惊朝野，此后文字案时有发生。康熙皇帝亲政以后，为了笼络汉族名士巨室与他合作，开始大幅调整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政策，其中放宽文网之禁便是重要内容之一。虽然康熙亲政后，也搞过几起文字狱，特别如戴名世《南山集》案，究治甚广，造成恐怖气氛。但总的说康熙朝文网尚宽，对汉族知识分子的宽和政策一直是主流。

到雍正朝，文字狱增多，有案可查的共有20多起。以雍正六年吕留良文字案为标志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文字狱主要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的副产品，是雍正为打击康熙诸皇子的朋党势力，打击朝廷内部年羹尧、隆科多集团的势力而制造的；在后一阶段，雍正的政治注意力转移到思想领域内潜伏的汉人民族意识上来。

随后的乾隆皇帝，当其继位之初，为了争取人们对新政权的支持、缓和官场中的紧张关系和汉族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改变了雍正峻急的统治方针，政局宽缓。所以在乾隆秉政后的十年间，几乎没有发生什么文字狱。但到乾隆十六年（1751年），文字狱高峰突兀而起。原因是这一年发生了伪造孙嘉淦奏稿案。孙乃当时名噪全国的能犯颜直谏的大臣，有人假借他的名义写了一篇指责乾隆的奏疏，在各地广为传抄。伪稿案使乾隆的思想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他感到有一股不满和反抗的暗潮正在全国涌起，“太平盛世”不太平，之所以弄到这步田地，都是因为实行了宽大之政。他由此得出结论，必须大力强化对思想意识的控制。此后文字狱层出不穷，其频率之高在中国文字狱史上是空前的。乾隆对文字的苛求达到了病态的程度，对清朝统治稍有不满的表示，固然要严加问罪，但有很多案件并非是因为对清朝表示了不满。许多文字作品之所以被扣上“悖逆”“意含讥讽”“肆行狂吠”等罪名，纯粹是他和他的臣僚们有意罗织、牵强附会、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结果。他们甚至连精神病人也不放过，照样依律凌迟、杖毙或者斩决，亲朋好友照样株连、缘坐，其残酷和荒唐的程度，令人震惊。

乾隆朝末期文字狱逐渐减少，乾隆之后直至清末，文字狱可谓寥若晨星。文字狱逐渐减少，甚至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近于绝迹的最主要原因，是清政府的统治急剧衰落，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清朝统治者已无力也无暇以文字罪人了。伴随着大清王朝的覆灭，可恶而又可耻的清代文字狱史也终于画上了句号。

注释

[*]原载《繁露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清代宣南士文化[*]

宣南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我们把范围收缩，可以作一篇“清代宣南的士文化”文章。清代历经268年，会试超过百次，每次都有几千知识分子到北京来，住在北京宣南来应试的知识分子非常多。清代士文化怎么写？抓什么？我觉得是否可以考虑写士文化中的典型。至少可以提出三个典型。

第一个是清朝初年，以吴梅村、龚鼎孳、王士禛、朱彝尊、陈维崧、陈廷敬为代表的这批诗人群体，以至康熙年间诗人、词人，他们都在宣南活动。吴梅村住在魏染胡同，王渔洋经常在报国寺活动，他曾住在下斜街，龚鼎孳住在宣武门南边，朱彝尊住的古藤书屋，在保安寺街。他们周围有一大批诗人，宋琬、施闰章、赵执信、曹溶，他们的活动时间很长，吴梅村、王渔洋从清初一直到康熙，半个世纪。有人讲王渔洋主持诗坛五十年，他是诗坛盟主，影响全国的诗。这是一个代表清初知识分子的诗人群体。第二，清朝中叶乾嘉时代的汉学家群体。戴震、周永年、钱大昕、纪晓岚、翁方纲、朱筠、王昶、王鸣盛，这批人都在北京活动。戴东原乾隆十九年进京时住在安徽歙县会馆，戴东原去看望钱大昕，钱在北京搬了好几次家，南横街、潘家园，文献里都有记载。钱大昕第一次见戴东原，一番谈话以后，非常钦佩。钱称戴是“天下奇才”，戴说钱在学术上居国朝第二，第一是谁呢？第一是自己，戴震自负之高，可以想见。戴刚到北京，连饭都吃不上。钱为他介绍了新科进士，全是汉学家，像王鸣盛、王昶、朱筠、纪晓岚、卢文弨。这样，戴才在北京站住脚，才有后来的这种成就，“于是海内始知有戴先生”。如果不到北京来，如果戴东原老在安徽待着，没有同各方面交流、切磋，长进不了，他就成不了人们公认的大学者。这一汉学家群体也活动了将近五十年，从乾隆十几年开始一直到嘉庆时代。钱大昕活到77岁，纪晓岚一直活到嘉庆时代。这个学者群体是当时学术界领袖，影响了一代人，甚至影响到今天。第三，晚清。康有为、梁启超，他们都住在宣南，康有为在南海会馆，梁启超住在新会会馆，谭嗣同住在浏阳会馆，很近，都在菜市口一带。整个“公车上书”在松筠庵，保国会在粤东会馆，都在这一带。后来，戊戌六君子也在菜市口刑场被杀。这是一个改革家的群体。

第一个以吴梅村、王渔洋为代表，诗人群体；第二个以戴东原为代表，汉学家群体；第三个是改革家的群体，开近代改革先河，抛头颅、洒热血，像谭嗣同这样为改革而献身。这样一个群体，对中国来讲也是开风气之先，非常重要的群体。我觉得这样三个群体，清初、清中叶、清晚期，可以看出宣南文化的重要性，影响全国的力量。

这三个群体他们代表了什么时代精神？我觉得第一个诗人群体代表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他们在诗歌上的创造性。精益求精，精品意识，像吴梅村的《圆圆曲》，王渔洋的《秋柳》，都是千古绝唱，非常著名的作品。反映了创新精神，反映了在诗歌领域攀登高峰的精神。王渔洋的神韵学说，长期领导全国诗坛。乾嘉学派的精神我觉得是求实的精神，它最根本的一条，是排斥主观成见，排斥盲目崇拜，讲证据，无证不立。这是一种理性的精神，理性精神到乾嘉学派是一个高峰。当然也有其局限性，光研究书本，不研究自然科学，讲理性、证据、归纳、逻辑，这是它了不起的地方。根据证据，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他敢于说《古文尚书》是假的，不盲目崇拜，实事求是。中国的理性精神到乾嘉学派时是一个高峰，这是求实精神。戊戌变法是改革精神，处在民族危机、国家很困难的情况下，要求改革，力图富强、独立、维新。清代近三百年，我们挑选这三个群体，从这三点切入。当然不能全面论述。民族精神是随历史发展演变的，不同历史有不同的民族精神，这是中华民族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遇到挑战而形成的。清初文学界求新创造，清中叶学术界是求实，清后期是改革，这是统一的，总的说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宣南地区是创新、求实、改革的发源地。这是宣南文化大致的发展脉络。

宣南文化的形成，我觉得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北京是政治中心，五朝帝都，辽、金、元、明、清。更早是燕，往后移，北洋军阀也在这儿，共产党也在这儿，长期是政治中心，经济也比较发达，因此文化昌盛。第二个原因，是首都的特殊地位，是首都文化与地方文化的结合。中国是个大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各种文化都要到北京来。戊戌变法时，康有为、梁启超把广东文化带到北京来，带来了改革精神。北京与地方文化交流、汇合、融合、发展。所以一个学者不到北京不能成为大学者，一种文化、一种学术不到北京也不能成为显学。这一点非常重要。地方文化如果没有一个吸收、融合的过程，就不能发育得更加丰满。地方文化不到北京，不能影响全国。北京所以能成为文化精华，是首都地位决定的。康有为如果不到北京，就不能影响全国。汇集四面八方，再加上中外文化交流，更加充实。宣南文化的形成至少有这两个原因。

宣南到处是文物古迹、名人故居。现代人弄了许多故居，说实在的，其中许多人的知名度远远不如古人，现在这个故居。那个故居，不少没有多大意思，过几年人们就淡忘了。宣南有许多没有指明的地方却确实是名人故居，这里是富有历史感的地方。

清代历史已经过去了，繁花凋谢了，文化氛围已经淡褪了，但遗址还在，要保护它。湖广会馆是湘军曾国藩的，安徽会馆是李鸿章搞的，他们的会馆比较大，各省大员都是湘淮系，要钱有钱，要势有势，所以湖广会馆、安徽会馆都很大，当然，广东会馆也不小。广东会馆、报国寺、顾亭林祠保存下来都非常有价值，有历史意义，有旅游价值。一般旅游点靠什么吸引人，一个是它的自然景观，有山，有水，有花木，有建筑，再一个就是有人文意蕴。旅游点如果没有人文意蕴不会吸引人。就拿圆明园遗址来讲，一片废墟有什么价值，价值在于背后的文化底蕴。正如刘禹锡讲的“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杭州有苏东坡、白居易的苏堤、白堤，才有意思。在大观园红楼宴，就联想到《红楼梦》中的饮食文化，有联想才有意思。宣南地区文化历史积淀非常深厚，全国数一数二，所以对宣南文化研究很有意义。

注释

[*]原载《北京文史》，2000年第1期。

“宣南文化”小议[*]

历史上的宣南地区，大体上指今北京市宣武区的管辖范围。这里是一块宝地，有悠久深厚的文化积淀。人才蔚起，俊采星驰。大批著名的诗人、学者、政治家、艺术家曾经在这里居住过、活动过。宣南地区没有北京皇城内的宫殿巍峨、楼阁辉煌，也没有西郊外的水木清幽、园林秀色。这里地处湫隘，房舍简陋，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由于荟萃了大批历代的文化精英，留下了许多可资观览、可资纪念的种种痕迹。会馆、庙宇、戏楼、书肆、园林，有文物价值的古迹胜景，可说触目皆是。

如果要历数“宣南文化”的丰富内容，可能要写一套多卷本的著作。会涉及经学史学、诗词文赋、琴棋书画、戏曲杂艺等等。但在这篇小文中只能钩零拾碎，举一反三。

以清代三个世纪来说，17世纪，诗风甚感，清初有吴梅村、龚鼎孳、朱彝尊、王士禛、陈廷敬等，先后继起、纵横坛坫。他们在宣南地区，结诗社、兴诗会，诗酒流连，分韵吟唱，留下了大量灿烂不朽的诗篇。王士禛的渔洋诗派主诗坛数十年，更是倾倒海内，风靡一世。今可考，吴梅村住魏染胡同，龚鼎孳住宣武门侧，朱彝尊住古藤书屋，王士禛常出入报国寺，遗址图依稀可辨。

18世纪中，正当乾隆盛世，集中全国人才，编纂《四库全书》。这是一部与法国《百科全书》同时编纂，其水平和影响亦可比肩的宏大典籍，很多编书的大学者住在宣南地区。当年戴震进京，穷得连粥也喝不起，住在歙县会馆，他去看望已负盛名且是新科进士的钱大昕，钱住在南横街，谈论一夕，钱大昕对戴震佩服得五体投地，称戴是“天下奇才”。介绍他认识了同科进士王鸣盛、王昶、朱筠、纪晓岚、卢文弨等，戴震才在宣南的学术圈内站住了脚。这一汉学家群体投入《四库全书》的编纂，上午入大内阅读各省所进书，下午回到宣南寓所，去琉璃厂书肆查阅书籍、核对资料。著名学者翁方纲的日记中记录了他们忙碌的情形，琉璃厂书肆成了他们的图书馆。

19世纪末，国运陵替，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清廷接受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当时，全国的举人正在北京参加会试，闻耗痛哭，拍案而起，冲破封建政府的禁令，康有为等多名举人起草上皇帝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即著名的“公车上书”。当年起草万言书在松筠庵，康有为兄弟住在南海会馆、梁启超住在新会会馆，而谭嗣同曾住浏阳会馆，杨深秀曾住闻喜会馆，康有为组织的强学会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鼓吹改革的政治团体，其会址设在安徽会馆内。这一群爱国的青年人在宣南地区呼喊出改革的先声，推动了戊戌变法的到来。

宣南文化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影响深远。由于北京是辽、金、元、明、清五朝帝都，长期以来是政治和文化中心。在清代前期限制汉民不得入住内城，故宣南居住着来自全国的各色人等，五方杂处，他们带来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各种文化在宣南汇聚，切磋交流，相互融合。文化发展的规律即是在交流和借鉴中才能得到发展提高，有交流、借鉴，才会有创新、前进。一种地区文化如果不到京师、不接触其他文化就不能发育得更加丰满。如果戴震不到北京，如果没有钱大昕的慧眼与推毂，戴震也许一辈子进不了宣南学术圈，他的学术成就也许不会有以后的辉煌。因此，宣南文化的形成是首都的地位所决定的，是多种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合的果实。

同时，人们离开了首都，分赴全国各地，把宣南文化带到全国，发生强烈的辐射作用。18世纪的汉学成为中国的显学，从徽班进京以后诞生和发育的京剧成为风靡全国的剧种，戊戌变法所促成的全国思想解放都印证了文化辐射的强大作用，反映了宣南文化对全国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注释

[*]原载《北京日报》，2002年3月16日。

北京的庙会[*]

二千年的第一个春节快要到来了，北京城一年一度的庙会又将热闹起来。庙会上悬旗结彩，百货杂陈，戏曲开场，人潮如涌，吸引着京城的百万民众。在这里逛上一趟，你可以窥见北京的风土人情，领略传统节日欢快热烈的气氛。

北京的庙会起源甚早，它是民间经济和文化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庙会就是民间的市场、娱乐园和求神拜佛的场所。

作为民间市场，庙会的特点是：定期聚会，地点轮流，类似全国各地的“趁墟”“赶集”。庙会上货物多、品种全，贵重的有金玉绸缎，廉价的有粗碗废铁，高雅的有字画图书，日用的有风味小吃、布帛菽粟、虫鸟花草，还有风车、面人、窗花、空竹等土特产品。百货齐全，应有尽有，所谓“珠玉云屯，锦绣山积，器用杂物，无不毕具”[2]。现代城市里，商店林立，出售的商品固然制作精巧，形态优美，但商店的分工很细，衣铺只能购衣，饭店只能吃饭。庙会的优势就在于杂而全，吃的、穿的、用的，什么都有，咫尺之间，万物皆备。虽无今天超级市场的豪华、整洁，却也品种齐全、琳琅满目，任凭选购，可以满足人们的多种需求。

庙会又是个娱乐场所，在古代没有公园、电影院，戏楼也很少，且入场价格昂贵，穷人进不去。而庙会上摊棚栉比，百戏竞陈，各种杂技、武术、曲艺、游耍、戏剧以至西洋镜、拉洋片，无奇不有。民间艺人登场献艺，老百姓花一点小钱，甚至不花钱就可以欣赏他们的节目，让你看不尽、逛不够、听不厌、玩不腻。传统的庙会，夜间常有灯会，各式各样的花灯五彩缤纷，光耀映天，使我们想起辛弃疾咏元宵灯节的名词《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明朝北京著名的灯市在东华门外，灯市长二里，白天是市场，夜晚张灯火。闽粤海外的珍异，三代六朝的古董，四民穿着的服饰，老少皆喜的食品，所谓“日市开场，货随类分”。入夜，张灯结彩，齐奏鼓乐，施放焰火。明朝宰相张居正写诗《元夕行》，描述灯市的盛况：“禁城迢迢通戚里，九衢万户灯光里。花怯春寒带火开，马冲香雾连云起。弦管纷纷夹道旁，游人何处不相将。花边露洗雕鞍湿，陌上风回珠翠香。”到了清初，东华门的灯市盛况不再。这是因为满族进北京，只准旗人居住内城，把汉人全都赶到前三门外，于是，东华门外的灯市与西单城隍庙的庙会移到了前门外的灵佑宫与广安门内的慈仁寺（今报国寺），至今东华门外只保留了灯市口的旧名。清初查慎行的《凤城新年词》中就说：“才了歌场便买灯，三条五剧一层层。东华旧市名空在，灵佑宫前另结棚。”

清初，慈仁寺的庙会很有名，除了普通市民，许多文人学者也常去游庙会，逛书摊。康熙年间大诗人王士禛（渔洋）有一段轶事。王名重海内，主坛坫五十年。有人求见他，几次往访不遇，便去问徐乾学。徐说：“这好办，每月十五日，你去慈仁寺的书摊上等候，必能相见。”那人按徐的话，果然见到了王士禛。《桃花扇》作者孔尚任的《燕台杂兴》诗云：“弹铗归来抱膝吟，侯门今似海门深。御车扫径皆多事，只向慈仁寺里寻。”此诗所说就是寻访王士禛的故事。

庙会还是宗教活动的场所。旧社会动荡不安，百姓生活朝不保夕，只得祈求菩萨保佑，趋吉避凶，免灾治病，找一点精神寄托，因此，烧香拜佛的风气很盛。朝阳门外的东岳庙，是历史上最早的庙会之一。每年三月二十八日是东岳圣帝的诞辰，香烟缭绕，红烛照天。还有西便门外的白云观，是金代真人邱处机修炼之处，庙会常盛不衰。每年元月十八日习俗为“会神仙”，传说这天晚上有神仙下凡，但下凡的神仙不露真身，或变成孩童，或变成乞丐，或变成翩翩公子，或变成妙龄女郎，有缘者才能会得到神仙。迷信的男男女女，等候在观内，彻夜不眠，期待着和神仙相会。

清朝中叶，禁止汉人居住内城的命令稍稍松弛，这里逐渐成为满汉杂居的地方，庙会又兴起，最著名的是东城隆福寺和西城护国寺，称东西两庙。有诗说：“东西两庙货真全，一日能消百万钱。多少贵人闲至此，衣香犹带御炉烟。”[3]足见两庙交易的繁盛。后来琉璃厂的厂甸也有庙会，附近有土地庙，这里书肆极多。乾隆时许多文人学者群居于宣武墟南，有戴震、钱大昕、王鸣盛、纪晓岚、朱筠、翁方纲、周永年、李文藻等，他们中的许多人奉旨纂修《四库全书》，入值大内，回家时经常去琉璃厂书店搜觅和阅览图书，查对资料，作为纂修《四库全书》的参考，把这里当成了公共图书馆。

北京的郊区也有庙会，最热闹的首推妙峰山，其上有碧霞元君庙，四月开庙。据《旧都文物略》记载说：“香火之盛，闻于遐迩。环畿三百里间，奔走络绎，方轨迭迹，日夜不止。好事者沿路支棚结彩，盛供张之具，以待行人少息，辄牟厚利。车夫脚子，竟日奔驰，得佣值倍他日。而乡社子弟又结队扮演灯火杂剧，借娱神为名，歌舞于途，谓之赶会。会期之前，近畿各乡城镇皆有香会之集团首事者，制本会之旗，绣某社名称。旗后则金漆彩绘之笼榼，以数人担之而行，笼上缀彩旗銮铃，导以鼓锣。担者扎黄巾，衣黄色褂，喧然过市。凡在会之户，闻声纳香烛茶资如例，首事则簿记之。至期香客入山，各认所隶之旗，趋入队中，一切瞻拜、休息、饮食、住所，由首事者指导招待，诚敬将事，从无欺蒙之弊，故旗字均标明某某老会云。凡祭赛事毕，先后散于庙内外肆摊购绒绫花朵，插帽而归，谓之‘带福’。遥望人群，则炫烂缤纷，招颤于青峰翠柏间，其风物真堪入面也。”这段描述绘声绘色，把当年妙峰山庙会的盛况生动具体地再现于我们的跟前。这实际上是广大民众把春游、娱乐、贸易、宗教活动结合在一起，成为他们盛大而欢乐的节日。

民国年间，北京的知名学者如顾颉刚、朱自清、徐炳昶、魏建功、容肇祖、孙伏园、罗香林等都去过妙峰山逛庙会。他们自然不是去进香佞神，而是作民风土俗的调查研究，也带有春季郊游，欣赏鸟语花香的意思。顾颉刚、徐炳昶先生还在那里寻找断碑残碣，把它抄录下来，他们还写了许多调查报告与游记、散文。

距今60年前的1941年春，正是抗日战争时期，妙峰山还在举行庙会，香客群聚。八路军某部忽然来到庙会上，向群众宣传抗日，听讲的达五百多人。群众多年来在日寇铁蹄的蹂躏下，在这里遇到了自己的军队，听了八路军英勇抗日事迹，无不兴奋鼓舞，会场掌声雷动，热情飞扬。有人说：“只要有八路军，抗战一定会胜利。”[4]这说明八路军给传统的庙会注入新的内容，把它变成为宣传抗日的讲坛。

注释

[*]原载《光明日报》，2000年2月4日。

[2]《燕京杂记》。

[3]《草珠一串》。

[4]《解放日报》，1941年7月18日。

清代开发西部的历史借鉴[*]

一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自然条件多样，民族成分复杂，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这是中国的重大国情。这一情况塑造了中国的历史，也制约着中国的发展。在历史上，西部和北部是游牧地区，东部、南部则是农耕地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这一根本差异造成了严重而深刻的历史矛盾。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虽然有友好与交往的一面，但长时期处在对立和战争之中。秦汉之与匈奴，魏晋南北朝之与鲜卑、氐、羌，唐朝之与突厥、回纥，宋朝之与契丹、女真，明朝之与蒙古、满族，长期征战，干戈扰攘，烽烟不息，造成血流成河、市镇为墟的悲惨景象，给历代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巨大的损失。冲突的根源即在于东西部地区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巨大差异。这些冲突破坏力极大，对游牧民族或农耕民族都是重大的、长期的灾祸。历代统治者大都意识到这一点，或在西部屯田，进行开发，发展东西部之间联系；或采用和亲政策，以婚姻联络民族之间的感情。但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以及种种历史局限，这些努力收效甚微，东西部的差距和对立长期存在，不平衡现象不能根本解决。

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更懂得少数民族的要求与感情，它致力于开发西部、北部，安定边疆，政策比较正确，成效极其显著。清在康乾盛世，削平了盘踞伊犁的准噶尔割据政权，并在西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完成并巩固了对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以及川、滇、桂、黔广大地区的统一。为了缩小、缓和东西部的差距和矛盾，清政府进行了长期努力，在西部移民实边，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建筑道路，沟通贸易，直到晚清仍继续开垦荒地、修建道路、开设厂矿、建立行省。有清一代，西部地区的人口迅速增加，经济得以发展，民族团结得以增强，中国的版图因之奠定。到了近代，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各民族丢弃历史嫌怨，团结一致，风雨同舟，共同反抗外国侵略，渡过了风骤雨急的危急时期而并未发生民族分裂，清朝长期开发西部和团结兄弟民族，实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二

清代开发西部的前提就是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国家的统一、边疆的安定是开发西部不可缺少的条件，而西部的开发又反过来稳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国家的统一。清政府在西部筑城设官，驻兵戍守，其方针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也就是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根据各地的情况，进行统治和管理。伊犁地区与俄国接壤，为俄所垂涎，故重在边防，设置将军，驻扎重兵；蒙古地区在原来鄂托克的基础上，划分盟旗，设立扎萨克；维吾尔族地区沿袭其伯克制，设置阿奇木伯克，派驻大臣；云、贵、川、黔在改土归流之后设置与内地相同的州县；西藏则树立达赖喇嘛的权威，设立噶厦政府，实行政教合一，派遣驻藏大臣协同管理。清政府尤其注意团结少数民族中有影响的人物，给以王公爵位，厚其俸禄，并和蒙古族通婚联谊，皇帝皇族娶少数民族女子为后妃福晋，而公主、郡主纷纷下嫁蒙古王公。

为了笼络少数民族，清政府令其领袖每年岁末来北京朝觐皇帝，谓之“年班”；或于秋季至承德，随皇帝“木兰秋狝”，校猎习武，谓之“围班”。每值“年班”“围班”，都要隆重举行宴会，赏赐大量金银绸缎财物。清政府为维护统一，坚决镇压叛乱，反对民族分裂和外国入侵。1750年平定了西藏珠尔墨特的叛乱；1755年削平了盘踞天山南北的准噶尔割据政权，接着镇压了阿睦尔撒纳叛乱；1759年平定南疆维吾尔族大小和卓的割据。1792年廓尔喀入侵西藏，占领班禅驻锡之地扎什伦布寺，清军万里跋涉，战斗在喜马拉雅山上，击退廓尔喀军，保卫了西藏。1826年张格尔从安集延窜入南部新疆，发动叛乱，清军横越大漠，击溃叛军，维护了南疆的安定。鸦片战争后，浩罕国的阿古柏，乘中国内地战乱之机，又入侵南疆，建立政权，左宗棠受命西征，转战万里，收复南疆。同时，俄国强占伊犁地区10年之久，经过艰难的交涉，索回伊犁，保卫了祖国的神圣领土。国家的统一，边疆的安定，西部的开发，行之维艰，来之不易，是和反对侵略、反对分裂的长期斗争分不开的。

三

清代西部开发以实行屯垦、发展农业为主。18世纪以后在新疆设立各种屯田，有兵屯、旗屯（八旗兵屯田）、民屯、回屯（维吾尔族屯田）、遣屯（流放罪犯屯田）等。至19世纪初，乌鲁木齐、伊犁的屯田数达120万亩，以后有更大增加。其中主要是民屯，大批汉族农民，从陕西、四川、甘肃西迁。政府帮助他们安家立业，每户拨地30亩，即为私产，贷给耕牛、农具、种子及一年口粮，6年起科（6年内免纳赋税），使移民们“到屯即有房间栖止，又有口粮度日，得领地亩、农具、马匹、籽种，尽力田亩，不致周章”[2]。蒙古地区很早就有汉民移入，晚清更大规模放垦，东部放垦800万亩，西部放垦360万垧。这样，昔日游牧之地出现了大片农田，呈现出一片郁郁葱葱的景象。

西南地区原属土司管辖，雍正时改土归流，大批汉人前往垦田，如云南峨山“人烟稠密，田地尽辟，户习诗书，士敦礼让”[3]；广南府则“楚、黔、粤、蜀之民，携挈妻孥，风餐露宿而来，视瘴乡如乐土，耕垦营生者几十之三四”[4]。西藏道路遥远，汉人尚无入藏垦种之人，但入藏官兵商民，携带农作物种子及农具什物，络绎而往。十三世达赖和清驻藏大臣公开告示“西藏留有许多荒地，今后凡有劳力之贫困户均可于山岗谷地中之公共土地，尽力垦荒、种树、种刺柴，不得加以阻拦”[5]。

屯田垦荒，水利为先。清政府非常注意调查西部的山川形势、土壤水源，“视其地土肥瘠，水泉多寡，以定耕作”。新疆屯田之始，乾隆帝即命阿桂引伊犁河之水，以灌田地。乌鲁木齐也是水利大兴，可以种植水稻，当时流放在此的纪昀诗中说“新稻翻匙香雪流，田家入市趁凉秋。北郊十里高台户，水满陂塘岁岁收”[6]。林则徐遣戍新疆，督率民工，兴修水利，修成著名的龙口工程，他主持修浚的宽达5米的水渠，至今碧波荡漾，仍在灌溉和滋润西部的土地。其后，他又奉旨赴南疆勘荒。他不辞辛劳行程3万里，跨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亲历南疆八城考察土质，寻找水源，雄心勃勃地想把这片沙漠地区改造成鱼米之乡。他的诗中说：“但期绣陇成千顷，敢惮锋车历八城。”[7]左宗棠收复新疆后也以水利为最要工程，其部属刘锦棠、魏光焘继步其后，新疆水利得到全面整治。光绪末，新疆共有大小渠道2 000余，长达7万里，溉田能力达1 000余万亩。

四

清代的西部开发，除屯田垦荒外，又利用边疆地区的优势，发展畜牧业和矿业。新疆、蒙古土地辽阔，草茂泉甘，宜于放牧。乾隆在平定准噶尔以后，即从各地购买马2万匹、牛5 000头、驼1 500头、孳生羊8万只，送伊犁放牧。1771年土尔扈特部数万人从俄国伏尔加河，历尽艰辛，返回祖国。乾隆把他们安置在新疆各地，发给马驼牛羊20余万头及大量物资，使其安居放牧。蒙古地区则有清政府设立的许多官牧厂，太仆寺牧厂养马4万匹，庆丰司牧厂养羊21万只，达布逊诺尔与达里冈爱牧厂养马驼12万匹、牛3万头、羊34万只。西部繁荣的畜牧业为东部人民提供了丰富的肉食、皮毛制品和运载工具。

开发西部，人口聚集，需用煤炭以供取暖炊事，要有铁器制作农具，西部地区的矿业也因此得以开发。如蒙古有札赉诺尔煤矿、井子沟煤矿，伊犁有煤窑24座，乌鲁木齐北山和西山也有很多小煤窑。据纪昀说：“城门晓启则煤户联车入城。”铁矿以乌鲁木齐为最大，年产量达5﹒5万公斤。西南地区，矿产资源丰富，乾隆年间云南铜矿产量达最高峰，年产650万公斤。清政府因铸币需要，鼓励产铜，每年借给资本银100万两，谓之“官发铜本”。商民鹜集，全省采铜工人有数十万人，是当时全世界规模最大的铜矿。

西部僻处内陆，沙漠广布，山谷纵横，交通不便。清政府开发西部的重要措施是发展交通，对全国的驿路塘站的建设和养护十分注意。驿传网络，四通八达，覆盖全国，统一由兵部管理。自北京的皇华驿起始，有通往蒙古、新疆、西藏、西南的驿路，沿路设置军台营塘，递送军事物资和情报，接待过往官兵，沟通商民往来与货物流通。驿路两旁，人民定居落户，渐成村庄市集。西南地区除驿路外，乾隆年间还耗资巨万，疏浚金沙江水道，凿石治滩，使江水畅流，作为运送云南铜矿的通道，号称“千古之大功”。

开发西部必须和东部地区开展贸易交流。乾隆帝说：“新疆驻兵屯田，商贩流通，最为重要。”[8]故大力鼓励贸易。18世纪末，乌鲁木齐一带，商业繁盛，“内地商贾，艺业民人，俱前往趁食，聚集不少”[9]，交易商品多为牲畜、茶叶、绸布、玉石、药材等。蒙古则形成了归化（呼和浩特）、张家口、承德、多伦诺尔等商业城市。归化城“居民稠密，一切外来货物先汇聚该城囤积，然后陆续分拨”[10]。商人则有晋帮、京帮、河北帮、陕西帮，而以晋商最强大。承德既是避暑山庄所在，也是货物集散地，其买卖街“最称繁富”，“左右市廛，连亘十里”，“商贾辐辏，酒旗茶旌，辉映相望，里间栉比，吹弹之声彻夜不休”[11]。西南地区，由于矿业大兴，“聚吴蜀秦滇黔各民，五方杂聚，百物竞流”，也是一派兴旺景象。西藏与内地的贸易往来也十分频繁，四川的打箭炉、青海的西宁、云南的大理都是内地与西藏联络交流的门户。

西部地区和外国接壤，有漫长的边境线，进行国际贸易是促进西部经济发展的有力杠杆。伊犁与哈萨克的贸易很兴旺，每年购进大批马牛羊，而输出内地的有茶叶、丝绸和维吾尔族土布。南疆则与浩罕的贸易很发达，“茶是输入浩罕的大宗，茶的消费在整个中亚很普遍”[12]。对俄贸易则以蒙古恰克图为中心，商贾云集，交易繁盛。1800年中俄两国进出口贸易总值达830万卢布，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

五

18、19世纪，清代经营、开发西部经历200年之久，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下，已是成果卓著。西部的人口急剧增加，经济文化迅速发展，东西部的联系交流更加密切，缩小了差距，民族凝聚力逐步增强，国家的统一大大巩固，这是超越历史上各代王朝的巨大成绩。周恩来总理说：“清朝以前，不管是明、宋、唐、汉各朝，都没有清朝那样统一。”[13]中国的统一、疆域的奠定、民族的凝聚是和清朝开发西部、发展西部经济、沟通东西部地区联系交流的努力分不开的。

清朝开发西部固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也发生了重大的失误，遗留下影响深远的后果，这就是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当人们开发西部，通过勤奋劳动，向自然索取财富的同时，也在改变生态环境，使其失去了平衡。为了养活众多的人口，人们无限制地把森林、牧场、湖泊垦成农田。无补偿的开发导致森林消失，牧场萎缩，水土流失，沙漠扩大，环境变得日益“严酷”，使人们难以栖息和生存。人可以通过劳动向自然索取可供消费的财富，但自然的给予是有限的，贪婪而没有补偿的索取必将遭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当今天我们对西部进行更大规模的开发时，必须牢记这一教训，把退田还林、保持水土、整治沙漠、美化环境作为西部开发的题中应有之义，列为头等重要的任务。

注释

[*]原载《人民日报》，2000年4月13日。

[2]《朱批屯垦》乾隆四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3]道光《元江府志》。

[4]《彝族史稿》。

[5]《藏文史料译文集》，第202页。

[6]《乌鲁木齐杂诗》。

[7]《柬全小汀》。

[8]《清高宗实录》卷610。

[9]《皇朝经世文编》卷81。

[10]巴延三：《查明归化城税务折》。

[11]朴源趾：《燕岩集》。

[12]佐口透：《18—19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

[13]《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

边疆开发活动中的人和环境[*]

清代边疆开发史是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清代268年间，倾注很大力量于边疆的经营与开发，中国的版图得以奠定，民族的团结大大增强，国家的统一更加巩固，边陲地区的经济文化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农业生产、耕地垦辟、水利灌溉、道路交通、商业贸易以至晚清时期的荒地放垦、修筑铁路、设置厂矿、建立行省等方面做出了很多成绩。清代对边疆开发的规模和深度，远远超过汉唐盛世。

所谓“开发”，即是人对环境的利用、改造。边疆有特定的自然环境和政治环境。自然环境指地形、气候、雨量、土质、动植物、矿藏等等，人利用这些资源谋求生存和发展，自然资源的或丰或啬，极大地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和开发的速度。政治环境指当地的政局和秩序，战争还是和平？统一还是割据？和中原地区的联系是密切还是松散？有了稳定的政治环境才谈得到开发。中国是个大国，地区发展很不平衡，辽阔广大的边疆与海疆，包括东北、蒙古、新疆、西藏、滇桂以及台湾、海南，或为内陆，或为海岛，或属战乱，或属安定，情况千差万别。不同的自然环境和政治环境，决定了人们不同的活动方式，既有其共同性，也有其特殊性，认识和揭示人和环境的相互作用的规律是边疆开发史研究的重要任务。

人是开发活动中的主要因素。人改造、开发环境，使其成为可享用的富源。边疆地区，地广人稀，为在较短时间内取得经济效益，必须有足够数量并具有一定生产技能的劳动力，必须保证人口达到充足的数量和具有相当的素质。因此，边疆开发的前提是人口的流动和迁徙。清代统一国家的巩固，形成了适宜的移民条件。清中叶后，中原地区人口迅速增长，出现人口相对过剩、人均耕地锐减，生计维艰，形成人口“压力”，而边疆地区稳定的社会秩序和优裕的谋生条件，形成人口“引力”。在“压力”和“引力”的作用下，大批贫苦人民纷纷奔赴边疆海岛。“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这句谚语形象地表述了移民的法则，人口的流向和流量总是取决于地区之间压力和引力的差度。两三百年前，人口密集的中原地区发生了“爆炸”，大批无产业的流民被强大的冲击波甩向四面八方，从中心四散辐射到边疆和海外（华侨），随着这个人口“爆炸”和“扩散”而来的即是边疆和海岛的开发和繁荣。18世纪以来的这一人口“爆炸”过程应予充分研究，它的规模、时间、后果，当时移民的方式、路线、组织以及政府的政策、措施，边疆研究中的这些重要问题目前尚模糊不清以至于完全空白。

当移民来到新的环境中，和当地民族一起向大自然进军。当他们通过劳动向环境索取富源时，即是在改变环境，对原有的生态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大自然有自我修复的机制，轻度的破坏，经过一段时间，就会自动地恢复生态平衡。故边疆的某些荒僻地区，虽有人类活动，但人口很少，以采集渔猎为生，亿万年来生态环境并没有什么变化，但大规模的游牧和农垦活动，特别是应用机器等近代化手段后，生产力发展，人类改造环境的能力越大，对生态平衡的破坏越严重，其破坏程度超出了环境自我修复的能力，人们就必须投入力量，给以补偿，使环境达到新的生态平衡。边疆开发活动必须遵循这一索取和补偿的法则，否则将造成严重的后果。

我国边疆许多地方经过长期开发，榛莽剪除，洪荒已辟，富源大开，表面看来，环境变得越来越驯服，越来越适于人们居住。但是环境在被改造的同时，生态条件即在发生变化，由于违背了索取与补偿的法则，发生了森林破坏、牧场退化、水土流失、沙漠扩大的现象。环境在许多方面又日益变得“严酷”，变得难以栖息和活动。边疆开发的历史说明，人通过劳动对环境索取可供消费的财富，但环境的给予是有限度的，并且也不能是单方面的，贪婪无度的索取必将遭到大自然的报复。对自然的索取，应继之以对自然的补偿，才能使富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边疆地区的开发和整治必须同时进行，两者是相互联系、不可脱离的。

环境和人是边疆开发活动中的两个重要因素，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种种规律有待于加深认识和详细阐明。我想：这样的研究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对当前边疆的现代化建设也具有借鉴意义。

注释

[*]原载《清史研究通讯》，1988年第3期。

林则徐与近代新疆开发[*]

林则徐是鸦片战争中严禁鸦片、抵抗英国侵略的民族英雄，是对外国进行调查研究、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又以花甲之年遣戍新疆，致力垦田水利，为开发新疆做出了贡献。

1842年，林则徐因严禁鸦片得罪英国而遣戍新疆伊犁。此时，清廷正在筹划扩大伊犁的屯田，欲在阿齐乌苏开垦荒地。该地原曾垦荒，但因水源不足而废置。这次筹划重垦，林则徐踊跃参加，力肩重任，计划开渠引进哈什河水。哈什河是伊犁河的支流，水流丰沛，“贯注永可不穷”，但工程浩大。林则徐认领了一段最艰难的工程。清廷没有经费投入，林则徐就与当地官员绅民共同捐资。他运用自己在内地长期治河的经验，于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5月开凿引水道，钉桩抛石，历时4个月，用工十万余，至当年9月渠工告成。哈什河水引至阿齐乌苏，自龙口至渠尾“无不盈科递进，水到渠成”，共可灌溉田地十余万亩。到今天，这条宽广的渠道碧波粼粼，仍滋润着西部土地，当地人民称之为“林公渠”。

伊犁垦田成功，林则徐在修建龙口工程中表现出卓越的才能。伊犁将军布彦泰上奏道光皇帝，称赞林则徐“赋性聪明而不浮，学问渊博而不泥，诚实明爽，历练老成”，“平生所见之人，实无出其右者”。道光帝朱批也说“所办甚属可嘉”。

接着林则徐又承担了勘查南疆荒地的任务，伊犁垦荒的成功激起了清廷大规模开发南疆的兴趣。由于林则徐在伊犁垦荒工作出色，1844年10月清廷派他和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全庆往南疆勘查荒地，勘查地区包括库车、乌什、阿克苏、英吉沙尔、和阗、叶尔羌、喀什噶尔，并附带勘查北疆的吐鲁番、哈密等地。所历地区沙漠绵延，一望无际，山陵起伏，十分干燥。履勘途中，林则徐受到维吾尔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和大力帮助。

林则徐勘查南疆的任务之一是清丈土地，勘察土质，查明有多少可供开垦的荒地。他“到一城，查一城，将实情呈请将军（布彦泰）核奏，绝不敢稍有成见，亦绝不粉饰迎合”[2]。具名上奏的是布彦泰，而履勘拟奏的是林则徐。由于勘地离城市遥远，他携带帐篷、粮食、被衾，白天迎风冲寒，走马引绳，丈量土地，夜晚卧宿毡庐中，谛听四野风沙的呼啸声。经过他半年的勘查，共得可垦荒地六十余万亩。林则徐赠给同行全庆的诗中写道：“蓬山俦侣赋西征，累月边庭并辔行。荒碛长驱回鹘马，惊沙乱扑曼胡缨。但期绣陇成千顷，敢惮锋车历八城。丈室维摩虽示疾，御风仍喜往来轻。”[3]这首诗既反映了勘荒路上的艰险，又倾吐了他为开发西部而不辞辛劳的豪情。

南疆勘荒的任务之二是寻找水源，试筑水渠。林则徐每到一处，必先勘水势，指示渠工。他在叶尔羌查看试挖的渠道后指出，这里的渠身是沙土质地，“坝工倍须坚固，挑工更要宽深”。他查看喀什噶尔一带，“水性浑浊，日久不免停淤”，因而指示员工“所有渠工坝座，尚须加以岁修，乃可永资利用”[4]。林则徐对工程质量的要求极为严格，“测量土方，逐段驳诘，加工挑补至再，意犹未慊”。

勘荒任务之三是土地分配。南疆居民大多是维吾尔族，他们是开发和建设新疆的主力。林则徐从维护民族团结、加强边疆防务的大局出发，主张将大部分土地交给维吾尔族人民垦种，驳斥了防范维吾尔族人民、不分给土地的错误主张。由于他的极力坚持，库车、乌什、阿克苏、和阗四城的30万亩田地全部分给了维吾尔族，喀什噶尔河东地6万亩分给了维吾尔族，河西地1﹒6万亩分给了汉族，叶尔羌之地亦汉维兼顾，唯喀喇沙尔及吐鲁番、哈密靠近内地的10余万亩土地多招汉民耕种。由于这一分田方案的实施，保护了少数民族的利益，维护了维汉民族的团结。

林则徐在勘荒时见到了坎儿井，这是当地维吾尔族人民创造的地下水利设施，在高温少雨、气候干燥、蒸发强烈的地区是理想的节水灌溉工程。对此，林则徐十分赞赏，称“此处田土膏腴，岁产木棉无算，皆卡（坎）井水利为之也”[5]，“其利甚溥，其法颇奇，洵为关内外所仅见”[6]。他和全庆计划推广坎儿井，制定了《经久章程》。但不久，林则徐奉诏返回内地，后任者秉承他的意志，开凿了许多坎儿井。30年后，随左宗棠西征的施补华看到了新疆的坎儿井，追怀林则徐的功德。他写诗说：“海族群吹浪，疆臣远负戈。田功相与劝，水利至今多。重柳家家树，回流处处科。白首遗老在，怀德涕滂沱。”新疆的父老们一直在怀念林则徐开发西部、兴修水利的德政。

在林则徐勘地兴垦之后，原来荒无人烟的地方出现了新的绿洲和村落。如和阗达瓦克，开垦一年后除沙碛冈梁之外，均已搭盖房屋，陇亩相望，俨然一大村落。叶尔羌巴尔楚克本空旷无人，后“纠工筑城，开渠引水，招民种地”，“不数月而成街市……穷民携眷安家，以为乐土”。

林则徐以戴“罪”之身，遣戍新疆三年，奔走万里，竭精殚虑，为开发西部做出了杰出贡献。后人称赞他在新疆“浚水源，辟沟渠，教民耕作”，“大漠广野，悉成沃衍，烟户相望，耕作皆满，为百余年入版图未有之盛”[7]。

注释

[*]原载《光明日报》，2007年7月14日。

[2]《致李石梧书》。

[3]《柬全小汀》。

[4]《乙巳日记》。

[5]《乙巳日记》。

[6]《清史列传·全庆》。

[7]《续碑传集》卷二四。

论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

大一统是中国历史的鲜明特点。中世纪欧洲分为许多小的封建城邦，中国则很早就统一，而且越来越走向大一统、大融合的趋势。自周代的诸侯千百，变为战国七雄，到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中国统一时间之长久，在世界各国无与伦比。

秦并六国，行中央集权制，置三十六郡，后又发展为四十郡，在我国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这时候，在我国领域内，与秦并存的还有东北部地区的东胡、北部地区的匈奴、西北部地区的乌孙和西域诸城国、西部地区的氐羌、西南汉藏语系与南亚语系的众部落。汉朝在秦统一的基础上，进行了更大规模的统一。北战匈奴，南平众越，通西域，郡县西南夷，设置东北诸郡，除台湾和西藏部分地区外，几乎完成了大部分地区的统一。东汉末，三国鼎立，数十年后，西晋结束了三国的分立。不久，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动荡，出现了南北朝对峙，长达300年，继之而隋唐统一，封建社会趋于鼎盛。隋唐时期出现了较大范围的统一，但是与隋唐并存的还有我国吐蕃等族建立的政权。唐以后，仍有局部的分裂，如五代十国，辽和西夏分治、宋金对立。这种局面又经过300年，元朝兴起，混一区宇，以凌厉的武功达到范围更大的统一。元末群雄割据，中原扰攘。明朝建立，我国又分为两大部分，以汉族为主建立的明朝统治区和以蒙古族为主建立的统治区。但是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清继明兴，复归于一，清代再次达到统一的鼎盛阶段，确立了近代中国的版图。从秦始皇统一以后的2 200年，中国统一的时间，大约占70%，分裂的时间约30%。

怎样估算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时间？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分裂的时间很长，甚至认为从秦以来二千多年时间都是分裂的，只有清乾隆中叶平定准噶尔、统一西北至鸦片战争之间不到100年时间是统一的。鸦片战争后，香港岛被割，又告分裂。这样估算过于绝对化。所谓“统一”不是全国范围的铁板一块，完全一致，毫无分治分立现象。如果做那样绝对化的估算，那么，乾隆以后的100年间，澳门仍为葡萄牙所占，仍有局部的分裂，但这无碍于当时中国的统一。又如今天，澳门尚待回归，台湾尚未统一，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那么又应当怎样看待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统一与分裂现象？我国的统一，不是指某一部分地区某一民族的统一，而是指我国整个领域和居住在这一领域的所有民族的统一。这样的统一，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也不是统一后没有分裂的。既然是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形成，各个民族之间既有矛盾和斗争，又有互相联系和日益接近的过程；既分别存在和建立过不同的国家政权，又日益趋向于政治的统一和建立统一的国家。各民族之间长期存在着斗争和冲突，在历史上表现为内乱、分裂、民族战争和改朝换代。纵观鸦片战争前中国数千年文明史，国家总是在统一、分裂而又复归于统一的轨道上运行着。实际上，每一次的统一都不是简单的历史重复，每一次分裂也不能简单斥之为历史的倒退，而是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由落后向进步的一种螺旋式的发展规律。每一次新的统一，都有一些新的民族融合于统一多民族的国家之中，都有新的土地得到开发和利用，生产力提高、社会进步、民族发展、国家领土不断拓展，最终凝聚为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以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为例。清初，清朝统治者所面临的局面并不是全国的大一统，而是明末所出现的中国边疆地区的多元化格局。也就是说，清朝虽然建立了对全国的统治，但是并未达到对全国的统一。在边疆地区出现的分裂与割据对于大一统局面来说是局部的和暂时的，是完成全国统一必然经历的过程。清朝统治者对于割据一隅的边疆民族政权并未简单地斥之为分裂或分裂政权，而是在不同的阶段、对不同的民族、按不同的地区所确立的不同关系采用了不同的称呼，实施不同的政策。这是因为，清朝继承明朝的统治，明朝未能达到元朝那样的疆域范围，清朝也只能采取稳妥的办法完成它的大一统目标，这也就体现出清朝政府在实现统一过程中的阶段性。对于已经明确纳入清朝统治范围的或者已经明确由清朝直接管辖的地区和民族，不管是汉族政权还是边疆民族政权，如果背叛清朝，再以独立政权形式与清朝对抗，清朝则坚决斥之为“分裂”“谋叛”，坚决平定。

清初的边疆民族政权又是如何看待国家统一和他们所处的割据一隅的地位呢？首先，对于清朝入关，持最积极拥护态度的是各个边疆民族政权。清初各个边疆民族政权对清朝入关的支持，既表明了它们对清中央政权的承认，同时也确认了自己的从属地位，这不但使清朝政府赢得了统一中原的时间，同时也为其最后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从清初至18世纪统一多民族国家最后形成的100年间，中国广阔的土地上，既有中央政权，也有边疆民族政权，多种政权和多种制度并存，相互之间既有吸收和融合又有排斥和对抗，除了准噶尔与清朝对抗时间较长外，其他基本都处于和平交往的状态中，这种长时间的多种政权并存的局面为各民族和各民族政权的经济文化发展创造了有利时机，也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版图奠定的稳定性提供了时间的保证。

正确看待清朝对中原地区的统一行动及各民族的反抗，有助于理解清朝对边疆的统一和正确分辨边疆民族的反抗或叛乱，在谈到清朝入关及对中原地区的战争时，人们既肯定清朝对中原的统一，也颂扬中原汉民族对满洲贵族统治者进行反抗的精神。在这里，既称“征服中原”也称“统一中原”；既肯定了清朝统一中原的历史作用，也揭露批判了它实行民族压迫、剿杀反清义士的暴行。中国是一个领土广袤、民族众多、历史悠久的国家，边疆地区和中原相距遥远，中国的大多数少数民族都生活在边疆，历史上边疆民族政权与中原政权既有统一也有对峙。这些特点决定了历史上任何一个中央政权对中国实行统一过程的长期性和统一形式的多样化。清朝也不例外，它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统一任务。实现对中原的统一并不等于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因此在肯定清朝对边疆的统一功绩时，不能否定边疆各民族对清朝民族压迫的反抗。同样，在全国大一统完成之后，边疆各民族反抗清朝的民族压迫是合理的，但是利用反抗清朝民族政策失误的机会进行民族分裂却又是极其错误的。

由此看来，统一和征服在某些方面有相同的意义，但又有不同的方面。在清代，对边疆既有和平的统一方式，也有残酷的征服战争。这些战争也应该称为统一战争，不管是征服战争还是统一战争，是进步的也是很严酷的，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战争，它们虽然像一切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暴行、灾难和痛苦，但是它们仍然是进步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们促进了人类的发展。

统一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和内容，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宗教的、军事的和民族的……有全局的和局部的，有全国性的和地区性的各种不同的统一关系和统一方式。实现全国的大统一需要很多必要的条件，如地理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民族的，这些条件是长期历史形成的。实现大统一需要时间过程和有利的时机，当条件成熟时，需要有把握时机、利用条件、驾驭全局的才能。大统一并不排斥局部地区的小统一，大统一所创造的和平环境为局部地区的发展和统一提供了条件，而局部地区的小统一又可以成为全局大统一的重要步骤。但是，如果不善于把握时机，就可能失去历史上出现的转瞬即逝的完成大统一的大好时机。

中国统一历史格局的形成有以下原因：

（1）经济原因。各民族和各地区经济联系密切，在很早时期，全国范围已有较大的商品流通，唐宋以后，中原和各地区经济、文化的互补性更加突出，南方的稻米、棉花、丝茶和北方的畜产品、麦豆互通有无。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是农耕民族，急需治理长江、黄河、淮河、运河那样巨大的水利灌溉和交通工程，也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2）民族原因。民族因素极大地影响着当代世界许多国家的各种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影响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同样民族因素也极大地影响着历史上许多国家的形成和疆域的范围。中国统一历史格局的形成与中国历史上古代民族的多次迁移及民族间的频繁往来和长期融合密切相关。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诸多民族或部族有的延续下来，有的却消失了。许多原先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经过不断的接触、混杂和融合，不断出现的分裂和消亡，逐渐形成一个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多元统一体。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民族与国家统一问题上，有两点对国家统一与版图奠定起着决定性作用：

第一，从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经历了从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的两个历史大循环。第一个大循环是从秦汉的统一到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再到隋唐的统一；第二个大循环是从隋唐的统一到五代宋辽金西夏的分裂，再到元明清的统一。在这两个大循环中，中国广阔的疆域经历了三次民族大混杂、大融合，中原地区的汉族深入“夷狄”所居住的边疆，而“蛮荒异域”边疆民族也流入中原地区与汉族融为一体。元明清三朝是由中国三个不同的民族建立的王朝，蒙古族和满族两个边疆民族先后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由此国家对边疆地区实行有效的管辖，大批汉族和中原其他民族流向边疆，部分边疆民族内迁，这都极大地加强了边疆民族与汉族融合的深度和广度，为国家的统一和中国疆域的拓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广阔版图的奠定，中国各民族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少数民族大多数生息、劳动、活跃在中国王朝的四周，它们最早开发、拓展边疆地区，或者率先统一了中国边疆的部分地区，为实现全中国的统一奠定基础，或者进而担当统一全中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元朝和清朝的建立及其对统一的中华民族国家的贡献说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不是由汉族一个民族单独缔造的，而是各个民族包括那些已经消失的民族共同缔造的。中国古代文明持久、稳定的统一，既表现在中原文明不断地扩展，不断地联合和统一诸多边疆各民族的趋势，也表现在边疆各民族不断增强的凝聚力。

（3）文化原因。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认同性。各民族长期共同生活，彼此吸收对方的文化成果，文化的融合为政治认同提供了基础，各民族之间发展起持久而巨大的亲和力、凝聚力。

从文化史来看，中国古代文明在文化史上的发展连续性，在整个世界史上尤其显得突出。文化史上的连续性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语言文字发展的连续性；一是学术本身发展的连续性。如果从这两个方面来衡量古代的各个文明，那么看来只有中国在文化史上的连续性最具有完整意义。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在发展过程中从未发生断裂的现象。从甲骨文到金文，从金文到篆书，从篆书到隶书，从隶书到楷书，从繁体楷书到简体楷书，全部发展过程基本上是清楚的、完整的。如果知道了这样连续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那也就掌握了认识金文、甲骨文的钥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发生南北分裂，但是学术传统从未中断。如南北朝时期，北方最混乱的十六国的史学不仅未中断，而且相当繁盛。

（4）地理原因。地理环境对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疆域形成和国家统一都会有很大的影响。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处于欧亚大陆的东端，西面有喜马拉雅山和帕米尔高原的屏障，不像某些古代文明那样处在民族迁移的交通要道上，因而有一个民族活动相对稳定的环境。东部是漫长的海岸线，太平洋一望无涯，波涌际天，水域无垠，长久以来被中国古人视为“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难以横渡的“大瀛海”成为中国人与外界隔绝的障碍。在北方的“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戈壁沙漠，亚寒带原始森林严密地闭锁了人的北行之路。西北古人称其地“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葱岭等雪峰横亘，“山路艰危，壁立千仞”，尽管有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但交通险阻，古人视为畏途。西南是“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冈底斯山、可可西里山等山脉造成的地理障碍，更甚于其他地区。

从中国内部来看，各地区之间有地理上的间隔和区别。尤其周边地区与中原地区相比，在气候条件、土壤条件和地理环境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形成了地理条件局部的独立性，造就了若干个并存的经济、政治中心。但是，从整体来看，中国地理条件有其统一性。各地区之间地理上的间隔和区别并不能阻断相互间的交通，而就整体来说，由于天然特点，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向中原辐辏而自成一个自然区。中国地理条件整体的统一性和政治形势有密切的联系，它是维系国家统一的一面。

地理条件的独特性，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统一影响很大。在中国这个自然区域中，各个社会集团的活动主要受到整体的影响和约束。周边地区各民族建立政权，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地理条件和经济条件，但是由于东、南濒海，北有沙漠，西和西南有高山，地理条件的阻隔，向内地发展比向外发展要容易得多，因而产生了一种自然的内向性，这种自然的内向性是形成国家统一和疆域完整的条件之一。

（5）鸦片战争以来，资本主义的侵略激起了中国各族人民的反抗，振奋了爱国主义精神。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已有几千年的发展过程，其内在的联系不断得到发展，一体性不断得到加强，但是，尚未经受过来自外部力量的冲击和考验。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到中国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各民族在反帝救亡的斗争中结成了不可分割的中华民族整体。

注释

[*]原载《中国民族教育》，1999年第2期。

一座展示中国近代历史和文化的博物馆[*]

1863年（清同治二年）创设的天津利顺德大饭店是今天可以考证的中国第一家豪华型近代宾馆，被称为“华夏第一店”。在近代早期，它是接待外国重要宾客的场所。从它创设以来的130年间，直接或间接和近代许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发生关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政治、军事、外交的风云变幻，可说是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天津市发展的历史见证。

利顺德的创办人是英国传教士殷森德，他在天津租地盖房，经营饭店，是和英国女王政府签立字据的。最初是旅馆兼作货栈的英式平房建筑，后来扩建为豪华宾馆。

饭店的创设几乎和天津开埠同时。1856年至1860年（清咸丰六年至十年）发生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1858年）和《北京条约》（1860年）。天津开辟为通商口岸是在《北京条约》中规定的。此规定是英国、法国为了便于和清政府打交道而特别提出来的。在此以前，《南京条约》规定了五口通商，即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天津条约》规定了十口通商，即牛庄、登州、台南、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这是最早的15个通商口岸。按照条约的规定，外国人可以携带家眷，居住在通商口岸，“贸易通商无碍”，外国军舰也可以在此出入停泊，但是，除通商口岸外，外国人“不准赴他处港口”，亦不许华民在他处港口“游奕贩卖”（《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这最早开辟的15个通商口岸都在沿海沿江、交通发达、商业繁盛的地区。侵略者可以在这些口岸进行经济、贸易、传教活动，以剥削中国人民，可是，为了使侵略活动得以顺利进行必须由中国的政权来帮忙。为此，外国必须和清政府经常接触、谈判，施加影响或压力。可是，北京并非通商口岸，而已开辟的15个通商口岸均远离北京。外国公使虽已取得常驻北京的权利，但非使馆人员，包括政府的官员、军队均不得进入和居留在北京。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在交换《天津条约》的时候，驻防大沽的僧格林沁有充足的理由限制外国军队进入京津，英法联军即以此为借口，重开战火。当时的清朝政府虽然昏庸腐败，被迫打开门户，准许外国人和外国军队在通商口岸任意出入、活动。但北京是首都，清政府说什么也不肯将北京开辟为商埠，让外国人在这里自由活动。因此，在1860年签订《北京条约》的时候，英法侵略者和清政府相互妥协，英法不要求开放北京，以保全清朝的面子，而清朝则同意开放天津为商埠，以补偿外国，使他们能在北京附近建立一个可以随意进出、居住和从事各种活动的据点。这样，天津就成为第16个通商口岸。

由此可见，天津开埠是不同寻常的。它在早期的通商口岸中有其特殊的地位和重要的意义。在其他通商口岸，外国人看重的是经济和文化活动，至于政治活动，只能和地方督抚打交道，而天津被要求开辟为商埠，主要是着眼于政治，为了和北京的清王朝打交道，赋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这样一来，外国的高层人士要和清廷打交道，虽不能任意在北京居住和活动，却可以在天津停留，从天津到北京距离很近，朝发而夕至，天津不仅是北京的门户，而且成了替代北京的场所，其地位大大提高。从前，天津只是漕船行经和芦盐集散的地方，后来发展为全国性的大城市，直隶总督衙门原在保定，也迁到这里，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达20多年，俨然成为第二个权力中心。当时，北京虽已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对外事务，但清朝中枢的许多大官，多畏惧洋人，又不懂对外事务，他们怕和碧眼黄发的洋人打交道，就把很多事情推给李鸿章。洋务运动期间，兴办工厂、开采矿山、建造铁路、设立学堂、训练陆军、建立海军，以及和外国的重大谈判交涉、许多条约的签订，几乎都由李鸿章在天津办理。在许多外国人的眼里，李鸿章就是中国政府，天津就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梁启超后来写过一本《李鸿章》，亦名《中国近四十年来大事记》，连梁启超都认为晚清40年中的大事都是由李鸿章办理的。

由于天津开埠的特殊作用以及掌握大权的李鸿章常驻天津，所以，许多外国官员、使节、军官、顾问、传教士、商人群集于天津。他们在这里可以方便地居住、活动，可以对清王朝提出种种要求，施加压力，可以迅速地往来京津之间，办理交涉。大批外国高层人士纷纷来到天津，他们需要有个居住、活动、会议的适当场所。这样，利顺德大饭店就应运而生，从一个小店铺，很快发展成为豪华宾馆，接待中外的高层人士、重要宾客。中国最早接待外国人的豪华宾馆不可能建在北京，因为当时的北京不准外国人随意居留出入；这种宾馆也没有在其他通商口岸出现，因为外国人只希望和北京朝廷，或经朝廷授权的李鸿章打交道，而不愿意和其他地方督抚打交道。这种形势造成了天津在近代初期的特殊地位，外国人进不了北京，就长期居住在天津，近代第一家豪华宾馆即始创于天津，可以说，它是近代早期开放形势下的产物。

利顺德大饭店初创于1863年，扩建于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由当时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董事长、英籍德国人德璀琳倡议，由中外富商集资，在原来饭店的旧址上，建造了一幢三层砖木结构、平坡屋顶的豪华建筑，占地3 200平方米，无论外部结构或内部设施，都十分精美讲究，远远超过了其他房屋。直到20世纪初，利顺德大饭店一直是天津最巍峨宏伟的建筑。来到天津的外国客人，没有其他地方可住，大多住在这家饭店内，甚至日本和德国最早的领事馆也设置在这里。

由于德璀琳和李鸿章的关系十分密切，这家饭店的英文名字叫作Astor House Hotel（总督官邸饭店）。这个奇怪的名字，也许包含着招待李鸿章总督邀请来的客人的意思，因为李鸿章在天津搞洋务，办外交，招来的各种外国人是非常多的。

利顺德早期的股东德璀琳是鼎鼎大名的人物，德璀琳本是烟台的海关税务司，在1875年英人马嘉理被杀后的交涉中，德璀琳帮着李鸿章在烟台谈判，显露非常的才能，深受李鸿章的赏识，以后调任津海关的税务司，一直在李鸿章身边工作，成为李鸿章的顾问和心腹，操纵着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中日甲午战争中，德璀琳非常活跃。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战败，曾经通过外国调停，派出过三次使团，向日本求和。第一次即是派遣德璀琳到日本，试探议和谈判，日本因尚未取得充分的战果，不肯停战，以德璀琳不是中国人为借口，拒绝接待。第二次，清廷又派张荫桓、邵友濂为议和代表，日本政府以张、邵资望不足，无全权证书，也拒绝谈判。并指定要由资深望重的李鸿章亲自前来日本议和，这样才发生了马关签约的屈辱的一幕。由此可见，德璀琳的地位何等重要，他可以代表清政府去进行重要的谈判，所以有的外国人称他是中国“实际上的外交部长”。另一位股东汉纳根是德璀琳的女婿，他本是德国军官、李鸿章的军事顾问，大沽炮台的改建、旅顺和威海卫军港的建设，他是主要的策划者、设计者。北洋水师的建立和他关系密切。当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朝鲜形势紧张，清军乘坐英国轮船“高升号”前往朝鲜，行至丰岛海面，遭到日本战舰“浪速号”的袭击。当时中日并未交战，“高升号”是一艘没有武装的外国商轮，日本的袭击完全违反了国际公法和人道精神。“高升号”上1 200多名清军官兵，毫无自卫防御的能力，大部分人被炮火打死或落海溺毙，这就是著名的“高升号事件”。当时汉纳根也在“高升号”上，船被击沉，他掉进大海，奋力泅水，九死一生，幸免于难。他得救后在济物浦英国副领事前做了证词，详细叙述日舰偷袭的行径，义正词严地谴责日军的暴行。他返回中国后，又被派往北洋水师，在黄海大战中，他在铁甲舰“定远号”上，协助丁汝昌、刘步蟾与日舰鏖战。定远舰中炮甚多，伤亡甚重，丁汝昌在作战之初即被炮弹震落舰桥，不能指挥。据记载：汉纳根冒着枪林弹雨，自始至终，站在甲板上，协助指挥作战，他在黄海大战中表现很勇敢。以后，他离开北洋水师，来到北京，愤于日本的骄横残暴，向清政府提出编练陆军的计划，清廷采纳他的建议，遂令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从此，中国有了近代化的陆军。从汉纳根的主要事迹看，他和中国近代的军事建设关系很密切，特别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刻，他站在中国一边，奋不顾身，抗击日本，应该说，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利顺德大饭店接待过的历史人物很多。近代早期，外国高层人士来到北京，必先到天津落脚。当对，利顺德是京津地区首屈一指的豪华宾馆，故大多数人均在这里居住过。如美国总统格兰特，他在总统卸任后来中国观光访问，曾在天津与李鸿章晤谈，即借寓于利顺德；另一个美国总统胡佛，在当选总统以前，长期在中国活动，进行矿业投资。在八国联军时，他趁乱并吞了中国的开平煤矿，后长期涉讼。胡佛在天津活动，也住在此店内，其居室至今可以指认。英国军官戈登是英法联军的参与者，规划和开辟了天津的紫竹林租界，后来又在上海组织常胜军，在镇压太平天国中和李鸿章是老搭档。19世纪80年代，他再来中国，旧地重游，和李鸿章多次谈话，后来他在非洲被起义人民击毙。利顺德老门的右前方，至今还留有戈登纪念堂的遗迹。日本的伊藤博文和西乡从道于1885年来中国谈判朝鲜问题，签订《中日天津条约》，规定朝鲜若有重大变乱，中日均可出兵，彼此先行知照，埋下了十年后发生甲午战争的祸根。条约的谈判与签订均在天津，日本使团即下榻于饭店。甲午战败，李鸿章赴日本马关议和，聘请刚卸任的美国国务卿科士达做顾问，科士达参加了谈判与签约的全过程。1895年上半年的大多时间内，科士达即居住在利顺德饭店内。5月间他陪同李经方（李鸿章之子）前往台湾，将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交割给了日本侵略者。此外，英国公使威妥玛、窦纳乐，法国公使宝海，日本外相柳原前光、大藏相伊达宗城，俄国公使喀西尼、拉德任斯基，美国公使田贝，秘鲁使节葛尔西耶，还有在中国海关或军队中供职的英国人赫德、赫政、金登干、琅威里，德国人穆麟德，经常居住或往来于天津。他们的行踪虽尚待考查，但利顺德是天津最重要的涉外宾馆，这些重要的历史人物，想必也会和这所饭店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利顺德饭店接待过各种不同类型的中外名流：有的是外国侵略分子，也有中国人民的朋友；中国人中间有著名的革命领袖、政治家，也有官僚、军阀、政客，还有各行各业的知名人士、艺术家、企业家、工程师、宗教领袖等等。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几次北上，路经天津，住过利顺德饭店。屈武先生曾述说他当年在利顺德晋见中山先生的情形，今天中山先生的住室，已辟为“翠亨北寓”。另一位重要革命领袖黄兴也曾在这里下榻，护国军领袖蔡锷在反对袁世凯前从北京秘密出走，反袁胜利后北上，路经天津，都住在利顺德。中华民国的历届大总统均和利顺德有点关系。张勋复辟，大总统黎元洪被驱逐，黎不甘屈服，跑到天津，住在这家饭店里，仍然发号施令，执行总统的职权。徐世昌和曹锟当过总统，下野后都在这里做寓公。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皇宫后，住在天津，也常来利顺德设宴迎客，跳舞娱乐。《雷雨》中道貌岸然的主人公周朴园的原型，即是利顺德的一位股东，此外20年代风流倜傥的少帅张学良、京剧表演大师梅兰芳都是饭店的经常主顾。

在近代中国的早期，举不出另一家宾馆（或企业）曾和那么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发生过关系。进入利顺德大饭店，观赏其建筑型式，浏览其古色古香的房舍、家具，谛视各种陈列的实物、照片、图画，犹如置身于近代历史与文化博物馆，引起历史的联想和文化的反思。既有野蛮的侵略、屈辱的国耻，也有救国救民的探索和正义的抗争；既有传统文化的璀璨瑰宝，也有西方文化引进中国的早期轨迹。许多厅室堂馆、许多陈设器具，富有历史和文化的意义。利顺德的建筑反映了中国近代模仿西式楼房，但又融进了中国传统建筑的某些特色。饭店内保留着中国最早使用的电话机、电报设施，最早的电灯照明，最早安装的电梯，还有一百多年前制作的文艺复兴式的意大利长椅，这些使我们看到了中国近代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和生活方式的某些历史痕迹；饭店内也有许多精美的瓷器、漆器、铜器，百年前的金银餐具，十世班禅住室中的法器和肖像都是稀世之珍。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在利顺德饭店中可以找到丰富而珍贵的实物素材。

近几年来，江泽民总书记再三号召大家努力学习中国近现代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回顾中国的过去是为了更好地把握现在、创造未来。利顺德大饭店为我们提供了进行爱国主义和历史、文化教育的生动课堂。

注释

[*]原载《繁露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百年苦难　哀鸿遍野[*]

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农民群众胼手胝足，辛勤劳动，养育了众多的人口，支撑了庞大的上层建筑，创造了悠久的中华民族的文明。长期以来，土地、气候、水文是农业生产的关键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们生活能否温饱，社会秩序能否稳定，王朝统治能否延续。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是人们普遍和最高的祈愿。但是，当生产和科学尚不发达的时候，人们并不能掌握自然的规律。小农经济，既顽强，又脆弱。从总体来说，它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风雨雨，在频繁的灾害和战乱中崩塌，又在废墟上按照原来的模样很快再生，屹立如故。从一家一户的农民家庭来说，却极其缺乏抗灾自救的能力，一遇水旱，几乎束手待毙。中国的政治史，表面上看，缤纷陆离，变幻无穷，众多的人物在历史舞台上演出种种活剧。但在历史的最深层正是流淌着同一不变的小农经济的潜流，广大的人民过着同样辛酸凄惨的生活。因此，要理解中国历史，理解我们祖先的生存发展和欢乐悲痛，就必须理解大自然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宽宏地赐予，还是残忍地剥夺。可以说，自然灾害史是探索历代人民生活、政治变迁和社会发展的极其重要的深层因素。

即使在生产力大大发展了的今天，自然灾害仍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现在中国和全世界每年因自然灾害而损失的生命财产，难以数计。并且，我们越来越认识到，自然灾害不仅仅是自然的恶作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人类自己造成的。天灾人祸，互为因果，这一方面是指频繁的战争、腐败的政治足以引发天灾，或加深灾害的程度；另一方面也指人类对自然界贪婪无度的索取，破坏了生态平衡，因而发生灾害，遭到大自然的报复。生产和科学越是进步，人类控制和改变自然的能力越是增强，破坏自然生态的后果也变得日益严重起来。今天，尽管抗灾救灾的能力大大加强了，但是，由于过度开垦、采伐，工业布局的不合理以及经济建设中的短期行为，已使自然生态严重恶化，水土流失，森林减少，土地沙化碱化，大气河流污染，水资源匮缺。960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大地，过分沉重地负载着10亿以上人口。回顾历史上自然灾害给我们祖国和民族造成的疮痍，瞻望将来正在迫近我们的更大灾害的阴影，真使我们怵目惊心。我们必须爱惜和保护自身赖以生存的环境，学会和自然环境协调相处。人类向自然索取应当有一个限度，而且必须继之以补偿，不断保持生态平衡，使大自然永远成为适于人类栖息的乐土。因此，整治国土、改善环境、治理污染、保护生态是我们“四化”大业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使我们和子孙辈免遭更大自然灾害的头等重要的战略措施。从这个角度考虑，近代灾荒史的研究不仅对理解过去的历史十分重要，而且对今天的建设和未来的生活也很有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自然灾害史的研究非常薄弱。新中国成立40年以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著作、论文、资料大量发表刊行，但却没有一部能够全面、系统地反映近代中国自然灾害情况的著作问世，已有的自然灾害年表一类的资料书，或失之于粗略，或仅反映局部地区的情形，或仅搜集了某种自然灾害（如地震）的发生，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片重要的空白。中国人民大学的李文海、林敦奎、宫明、周源等同志于1985年组成了“近代中国灾荒研究”课题组，写成了一部《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此书采取传统的编年体形式，对历年全国发生的各类重大的自然灾害，分别省区，予以说明，尽可能将各地自然灾害发生的时期、地点、受灾的范围和程度加以详细介绍，而且对灾区人民的生活状况，清政府救荒措施及其弊端予以说明。翻阅此书，近代史上自然灾害的概貌和受灾地区的具体情况可以大致了然。我相信，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同行们，各地正在编志修史的同志们，从事农业、水利、气象、地震、病虫害研究的专家们，以及致力于国土整治、防止环境污染、保护生态平衡的专家们，将此书置于案头，或则阅读，或则检索，都将从中获得有益的知识和信息。

注释

[*]原载《光明日报》，1988年11月23日。

鸦片战争一百五十周年祭[*]

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在这以后，中国人民受尽了凌辱和苦难，值得我们纪念、反思，而永远不应该忘记。从19世纪初，英国商人在中国大搞鸦片贸易，烟毒泛滥，为患甚烈。清政府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两广总督，进行禁烟。林则徐为清除烟毒，和侵略者进行坚决斗争，迫使英国鸦片贩子交出鸦片烟2万余箱，在虎门销毁。1840年英国为维护肮脏的鸦片贸易，悍然出兵。4月英国议会以微弱多数通过了远征的军事拨款，6月，英国战舰到达中国海面，进攻广东、福建、浙江，驶至天津，以后由于气候渐冷，返回广东。清政府害怕英国船坚炮利，一味妥协，禁烟有功、坚持抗英的林则徐被罢官遣戍，投降派琦善代替了林则徐，在广州举行谈判。英方提出《穿鼻草约》，要求赔偿烟价、开放口岸及割占香港岛等条件，并于1841年1月26日武装占领香港岛。清朝，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政府不甘心自己的领土香港岛被占领，拒绝英方的条件，于是战端再起。战争延续两年，先在广东进行，以后，战火蔓延到浙江、江苏。清政府虽调集了大批军队，但忽战忽和，方针不定，军队内部腐败，又不肯相信和动员人民，因此，在英国侵略军的进攻下，屡战屡败。1842年，英舰驶入长江，进逼南京。清政府惊魂丧胆，向英国乞降，接受城下之盟，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规定赔款银2 100万两；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协定关税；割让香港岛等丧权辱国的条款。《南京条约》是外国侵略者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第一道枷锁，从此，帝国主义国家纷至沓来，强迫清政府接受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对中国肆意蹂躏。中国从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广大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痛苦生活之中。

今年，不仅是鸦片战争150周年，也是英法联军攻打北京的130周年。1860年英法侵略军攻占天津，10月进攻北京，咸丰皇帝逃往热河，英法军队野蛮地抢劫了收藏在圆明园中的无数文物古玩、书画珍宝，并把这一优美、宏伟、世界闻名的皇家园林付之一炬，这是外国侵略军对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同年，俄国追随英法侵略军，胁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约10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其面积相当于今天我国版图的十分之一强，或者如恩格斯所说，俄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2]。

今年，又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90周年。8个帝国主义强盗勾结在一起，穷凶极恶地扑向中国，镇压了义和团运动，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北京，作为伟大祖国的首都，曾经三次被外国占领，蒙受屈辱。第一次是130年前的英法联军；第二次是90年前的八国联军；第三次是50多年前的抗日战争，即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今天，纪念鸦片战争150周年，不能不联想到帝国主义侵略的步步深入，造成了民族的灾难和国家的危机。中国近代史上充满着一连串的国难和国耻，我们伟大而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祖国，在当时任人宰割，饱受艰辛，苦难深重，中华民族的子孙世世代代都不能忘记这段历史。

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所以，一部中国近代史，最主要、最根本的矛盾就是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产生了许多优秀的爱国英雄和革命志士，他们为反对侵略、拯救危亡，为使祖国独立富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和艰苦卓绝的探索。爱国主义空前高涨，一浪高过一浪。当鸦片战争中，英国发动野蛮进攻时，清军中就有关天培、陈化成、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等英勇抵抗，作战牺牲；更有广州三元里人民奋起抗英，挫败了武装到牙齿的侵略军，他们写下了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开首篇章。还有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开明派，开始冲出闭关锁国的牢笼，睁眼看世界，要求向西方学习救国救民的真理。这是中华正气之萃集，爱国精神之升华，世代相传，绵延勿替。近代中国受那么多帝国主义的侵略，经历那么多残酷的战争，但中国没有被瓜分，没有被灭亡，最主要的就是在爱国主义思想的鼓舞下，中国人民英勇抵抗，不畏强暴，不惜牺牲，使得帝国主义不可能灭亡中国。连八国联军的统帅、德国将军瓦德西也领略到了中国人民团结御侮的强大威力，他不得不承认：“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爱国主义像一条红线一样，贯串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它是我们国家和民族能够生存、自立、自强的精神支柱。

值此纪念鸦片战争150周年之际，回顾历史，反思中华民族走过的路程，应该在社会上，特别是青年学生中进行历史教育，使他们了解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激发爱国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部分。爱国主义是对祖国悠久历史和伟大文明的认同与自豪，是对民族命运的高度责任心。它深深植根在中国的土地上，是团结和凝聚各个民族、各个家庭、各个个体的伟大力量。爱国主义精神世代延续，日益发扬，它像长江、黄河一样宽广浩荡，源远流长，灌溉滋润着中华民族儿女们的心田，激励他们顶住压力，克服困难，努力前进，渡过一次又一次的民族危机。当150年前，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中国贫穷落后，手中只有大刀长矛，而且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对洋枪洋炮的进攻毫无准备，但人民群众和以林则徐为代表的抵抗派，为了保卫国家的主权和独立，敢于同凶恶的敌人进行拼搏。他们所依靠的正是爱国的思想和信念，正是中华民族的自尊和自豪。近代史上的许多志士仁人、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长期斗争，激励他们的也是这种爱国的精神，即是要建立一个不受欺凌、不受压迫的独立、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今天和150年前鸦片战争的时代已根本不同，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正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途上。爱国主义仍然是我们的传家宝，各个时代的爱国主义既先后传续，一脉相承，又不断丰富发展，增加新的内容。今天的爱国主义是以拥护社会主义为依归，因为，社会主义使中国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屈辱地位，改变了贫穷落后的状况，并为我们开辟了繁荣富强的光辉前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拯救中国，复兴中国。所以，爱中国和爱社会主义密切结合，不可分离。社会主义时代的爱国主义就是完全地、彻底地为广大人民服务，努力进行现代化建设，使国家昌盛，人民幸福。社会主义时代的爱国主义又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相结合，在保卫和发展我们国家的利益时，尊重其他国家的尊严和利益，反对任何形式的侵略、干涉、和平演变。

现在，全国正在掀起以社会主义为中心内容的爱国主义浪潮，它将成为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在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下，全国人民将为国家和民族的复兴努力奋斗！

注释

[*]原载《群言》，1990年第6期。

[2]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

雪洗国耻后的反思[*]

这一段时间，全国正放映《鸦片战争》。谢晋导演说得好，一个民族只有站起来后，才能真正反思自己的历史。在全民族欢庆香港回归的历史时刻，再反思一下香港当初为什么被英国人拿走，再回顾一下百余年来中国收复香港的艰苦历程，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香港回归的深刻意义。

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战前，英国的资本主义已获得空前发展，它取得了世界海上霸权，成为全球头号殖民帝国，它以海盗式的贪婪无耻四处扩张，曾有“海岛和半岛收藏家”的雅号。而此时的中国清朝，还沉浸在中央之国的美梦里，抱残守缺，闭关锁国，政府腐败无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都落后于西方。实力的悬殊对比，使战争尚未打响，胜负早见分晓。1841年1月，英国以武力强占了香港岛，清政府试图以武力阻止英军侵犯，道光帝曾为此下了几十道谕旨，奕山等人也曾率军与英军多次交手，结果是一败涂地。1842年英军攻陷上海、镇江，直逼南京，清政府被迫于8月29日签订城下之盟——中英《南京条约》，将香港岛割让英国。1856年英国又联合法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并于1860年威逼清政府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割占了南九龙。1894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海战中惨败，各国侵略者竞相在华划分势力范围，英国又趁火打劫，强租“新界”99年。《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从此以后，直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总是挨打，世界许多帝国主义国家，几乎都打过、欺负过中国。这期间各国同中国签订的1 100多项条约，也几乎都是不平等条约。一部近代史，就是中国挨打的历史，也是中国人被掠夺、被欺凌、被侮辱的历史，它用血淋淋的事实告诉我们，落后必然挨打。香港被英国人拿走，就是这个“必然”的最好注脚。

香港被英国强占后，民国时期的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都曾试图通过外交手段收复香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列强在1919年1月召开了分赃的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向和会提出收回租借地（包括九龙租借地）的问题。但由英、法把持的和会极不公平地对待中国，不仅轻易否决了中国的提案，而且通过了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转让日本的决议。北京政府的这次外交失败引发了五四运动。巴黎和会没有完全解决帝国主义的分赃问题，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又召开了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顾维钧在会上提出了废止各国在华租借地的问题，并就九龙租借地问题同英国进行了斗争，但终因英国顽拒，美、日等无动于衷，中国国内又军阀混战、政局不稳，这次外交努力再次严重受挫。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从来没有向英国提出过归还九龙租借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英等成为盟国，美国为使中国坚持抗战，开始攻击英国在中国保留殖民特权、不将香港归还中国等做法。国际形势的这种变化为中国收复香港提供了良机。1942年在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100周年之际，中英开始了谈判，1943年中英签订新约，中国废除了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和1901年的《辛丑条约》，收回了天津、广州的英租界。但由于中方首席代表宋子文软弱无能，蒋介石在英国死硬立场面前没有坚持到底，中国失去了收回九龙租借地的良机。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收复被日本侵占的香港，良机再至。蒋介石作为同盟军中国战区（包括香港）的最高统帅，本有权接受香港日军的投降，但由于他急于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发动内战，急急忙忙向英国宣布他对香港“没有野心”，结果让英国又抢先重占了香港，第二次错失良机。这些历史充分说明，一个政府腐败、官员无能、政局不稳、积贫积弱的国家，是根本没有能力收复香港的。弱国无外交，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与清政府、北京政府、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香港人民从来没有停止同侵略者的斗争，在英军先后占领香港岛、九龙、新界时，当地人民都进行了浴血抵抗。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香港工人罢工，拒绝修理法军被打伤的军舰。辛亥革命时期，香港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基地，黄花岗起义等多次起义都在香港发动。大革命时期，长达16个月的省港大罢工给帝国主义沉重打击。14年抗战，香港也是抗日活动的中心之一……香港人民不屈不挠、抵御外侮的长期努力，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和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些天，我看到香港同胞以无比喜悦的心情，欢庆香港回归的胜利，我感到，这也正是香港人民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胜利。

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起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加上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英明构想，就使香港回归祖国真正成为现实。1898年6月5日，李鸿章在同英国人谈判时，要求英国人不得在租借地修筑炮台。英国代表窦纳乐竟拍案咆哮说：“无多言，我国之请此地，为贵国让广州湾于法以危我香港也。若公能废广州湾之约，则我之议亦立刻撤回。”李鸿章听罢只能忍气吞声，在英国人蔑视的眼光中签下《展拓香港界址专条》。香港回归当然也经过了艰苦的谈判，但与百年前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相比，中国人在谈判桌上的表现是多么的坚定和自信。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对来访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多么斩钉截铁！这才是一个真正泱泱大国领导人的风范。小平同志后来说，香港问题能够谈成，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领，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而且是个值得信任的国家。这道出了我们今天能够收回香港的真正原因。

注释

[*]原载《瞭望》，1997年第26期。

知耻而后勇[*]

100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影响重大、教训深刻。这场战争决定了中国和日本两国的发展前途和未来的命运，决定了20世纪远东地区的政治局势。

甲午战争中，日本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小国，打败了国土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国，引起全世界的震动。日本原来也是封建国家，也受过外国侵略，但经过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不到30年时间，经济和军事力量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而中国虽然当时也进行洋务运动，但是清朝政府政治上腐败、思想上顽固保守，洋务运动成效不大，束缚生产力的各种体制、规章并没有大的改变，前进的步子落后于日本。就拿海军来说，洋务运动中，中国也建立了新式海军，但北洋舰队建成以后，就认为万事大吉，太平无事了，停止了海军建设。对正在崛起的日本缺乏警惕，把海军经费挪用于建造颐和园，为慈禧太后祝六十大寿。甲午战争爆发前几年，中国没有购买一艘战舰，没有更新大炮和设备。而日本处心积虑要打败中国，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几年节衣缩食购买大批新军舰，设立国防捐债、军事捐款，军事开支占全年总预算的30%，有时更高达40%。最后，它的军舰虽没有中国那样大，但很多新下水军舰在速度以及速射炮方面胜过中国，这是造成中国海军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可见，政治上的腐败，没有那种只争朝夕努力前进的紧迫感，就必然在世界范围的竞争中成为落伍者；没有那种增强海防的现代意识，就会成为被侵略、被蹂躏的对象。

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的打击十分巨大，割地赔款、主权丧失，台湾省被割给日本，离开了祖国达50年。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加上赎回辽东费3 000万两，达2﹒3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中国三年的财政收入、日本四年多的财政收入，比鸦片战争赔款多10倍，真是敲骨吸髓的掠夺。清政府拿不出赔款，只好向外国借钱，用国家主权作抵押，从此债台高筑、元气大伤、民穷财尽，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甲午战争日本得胜、中国失败，改变了远东地区国际力量的对比，打破了力量均势。帝国主义列强争先恐后到中国抢夺权利，划分势力范围。甲午战争后几年中形成了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陷于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中。

中国有句老话：“物极必反。”甲午战争对中国是极其沉重的打击，但同时也激起了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觉醒。甲午战争中，海陆军将领、士兵英勇战斗，如海军中邓世昌、丁汝昌、林永升，陆军中左宝贵等爱国将领，为抵抗日本侵略而英勇献身，他们的精神真可说惊天地、泣鬼神，激发了全国人民的英勇爱国精神。马关谈判时，爱国主义还表现在全国各阶层反对妥协投降、坚决主张抵抗、掀起反投降的高潮。如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台湾人民反对日本占领的斗争。还有孙中山深感清政府腐败，只有推翻清政府才能救中国，于1894年组织革命团体兴中会，1994年也是兴中会成立100周年。甲午战争以后，爱国救亡成为时代主旋律，戊戌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在一定意义上都是爱国运动。如何使中国生存、如何振兴民族，甲午战争以来历史证明爱国主义是我们全民族的伟大精神支柱。正是爱国主义的高涨推动中国近代历史的前进，出现了大批可歌可泣、英勇献身的爱国革命志士，反抗侵略，使帝国主义不可能灭亡中国。

1994年是甲午战争100周年，反思这段历史，中日两国人民都应该从这场战争中吸取教训，中日两国人民要相互帮助，携手合作，世世代代永远友好下去，共同努力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这是甲午战争留给我们的宝贵的历史教训，我们应永远牢记。

注释

[*]原载《中国海洋报》，1994年9月16日。

改革大潮中的历史沉思[*]——戊戌变法90周年感言

社会矛盾的尖锐和精英力量的觉醒、集合就能使改革起动。改革运动的领袖总是杰出的理论家，能以创造性的理论教育、引导、团结群众，并以自己的洞察力烛照改革前途。最佳的改革方案是使社会不发生剧烈震动，而又使社会成员不断受益，使改革在安定而宽松的气氛中进行，改革的失败常常和执行改革者的品质和行为联系在一起。防止改革目标在实施过程中被扭曲。

发生在上个世纪末的戊戌变法运动，曾在中国掀起巨大的波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我们又一次处身在新的改革开放的浪潮中。90年前的这场变法维新运动，固然与今天的改革开放在性质上、规模上、取得的成果上不能够相提并论，但是，站在今天改革开放的高度去反思、审视90年前那场改革运动，还是会在许多方面给我们以启示，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正在进行中的改革。

戊戌变法时的维新志士们提出的改革目标是要使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这个目标今天也还没有完全实现。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正在继承戊戌志士的爱国热忱和改革理想。90年过去了，尽管中国前进了很远，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我们发现，今天面临的某些问题，几乎和戊戌变法时候是一样的，这就是中国的贫穷、愚昧、落后。几千年封建社会留下的包袱还没有放下，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尚未完成，经济、文化的落后面貌还没有根本改变。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中国被卷进世界历史的旋涡，和西方国家发生冲突，但同时又向西方学习，希望实现国家的富强，至今历时将近150年，中国人民努力奋斗，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到现在才达到了解决温饱问题的水平，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大大落在世界发达国家的后面。我们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是举世公认的。可是，也存在着严重的困难。当前，通货膨胀、经济过热、农业滑坡、腐败成风，形势十分严峻。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措施非常必要，任务非常艰巨。

作为历史学家，我们不能不站在现实的基地上进行冷静的、理性的思考：戊戌变法以来，我们做了多少事？中国前进了多少？我们能够从戊戌的改革中学习到什么？今后的改革能不能进行得更顺利、更有成效？

我们通常把戊戌变法的失败归之于反动派的破坏，是由于袁世凯的告密和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这样说当然是不错的，但还不能非常透彻地说明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如果没有慈禧太后和袁世凯，戊戌变法是不是就能够一帆风顺？事情看来还不是那样容易。问题在于：中国存在着阻碍改革的强固的社会基础，在这一基础上生长着落后保守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心理。慈禧太后和袁世凯都是这一盘根错节的社会基础的产物和代表。如果没有社会基础，顽固派是发挥不了那样强大的破坏作用的。铲除掉几个人容易，铲除阻碍改革的社会基础，就要困难得多，要有几个世代的人们坚持不懈的努力。

回顾90年前的戊戌改革，面对今天的改革开放，我们不禁要问：改革是如何发生的？一个社会在什么情况下会使改革起步？改革应该依靠什么样的力量？如何勾画出改革的蓝图并付诸实施？在改革的道路上会有多大阻力，多少困难？怎样采取措施减少阻力？改革成功的机会有多少？怎样使改革胜利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等等。这一系列问题至关重要，应当从历史和现实中总结经验和教训，以提高我们的认识，甚至可以建立一门“改革学”，或“社会发展战略学”“现代化进程学”。现在非常需要这样的学问，对改革进行深思熟虑的缜密研究，高屋建瓴地从理论上指导改革的实践。

改革是一种社会需要。当社会矛盾尖锐，各种弊端滋生，社会难以正常运转和发展时，才会唤起改革的意识和改革的行动。一部分社会精英最先认识改革的必要性，他们集合起来，掌握了一定的权力，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戊戌变法就是这样，它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下产生的，由康有为等人发动并得到光绪皇帝支持的政治运动。所以，社会矛盾的尖锐和精英力量的觉醒、集合就能使改革起动。但是，改革的进展和成功取决于更加复杂的因素。

第一，改革的成功要有大多数人的支持，这就一定要制定改革的理论、纲领，并广泛宣传，让群众理解改革的必要性和目标、步骤，吸引群众投身到改革中去，为之奋斗。改革运动的领袖总是杰出的理论家，学识渊博，思想深邃，智力高超，能够以创造性的理论教育群众、引导群众，使群众在改革的目标下团结一致，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并能以自己的洞察力烛照改革的前途上的困难。戊戌变法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都有很高的学术造诣，他们写了许多著作，从各方面阐明了改革运动，他们提出了当时所能提出的较好的主张。遗憾的是，他们的理论还不成熟，对中国国情和改革运动的规律所知不深，特别是他们所能影响的范围还很小，他们虽然说服了光绪皇帝支持改革，但和顽固派较量，力量对比仍很悬殊。当时，广大人民没有文化知识，处在社会下层，维新派未能同他们联系，因而人民群众的绝大多数处在变法改革的圈子之外。因此，反对改革的势力大大超过了支持改革的势力。戊戌变法也就不能不以失败告终。戊戌变法后，梁启超痛定思痛，写了一篇《新民说》，要与民更始，从老百姓的启蒙教育做起；孙中山以后也懂得要“唤起民众”“扶助农工”；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更是努力发动群众，注意依靠群众。民主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又一次讲到“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改革要取得成功，必须唤起民众，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用改革的理论武装他们，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在民众中焕发出认同、团结、奋发、拼搏的精神，才能破除阻力，使改革乘风破浪，迅速前进。

第二，改革要在稳中求进。改革是个渐进过程，是新要素的逐渐积累。对现存事物不必要、也不可能使之在一夜之间全部改观。改革不是用暴力行动一举摧毁旧秩序，而是通过和平的、民主的、有计划的步骤，促进新旧体制的交替，要稳扎稳打，步步推进。最佳的改革方案是使社会不发生剧烈震动，而又使社会成员不断受益，使改革在一个安定而宽松的气氛中持续进行。有时候，改革也会带来一时的经济衰退、生活下降和政治动乱，一定要把损失和动荡控制在一定范围，减少到最低程度。改革者当然不能因暂时困难和挫折而惊慌失措、动摇退却，但又要充分重视困难，实事求是地估计社会的承受能力，全力以赴地去克服困难。改革措施如果引起剧烈的动荡，影响社会安定，或者使很多人蒙受重大的经济损失，是不可能得到成功的。因此，改革的目标和理想是远大的、雄心勃勃的，而每一改革步骤和具体政策必须审时度势，十分谨慎小心，切勿操之过急，急于求成。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在不可能大有作为的情况下，却开出了许多空头支票，高喊：“大变”“速变”“全变”，要求在几年之内“大见成效”。百日维新期间，诏书频颁，新政繁多，像雪片似的下达，企图百废俱举，一步登天。有些改革措施，虽然十分必要，但涉及许多人的生计利益，就要谨慎从事。例如，精简衙门，裁撤冗官，停止科举考试，将各地寺庙改为学堂，这些无疑都是正确而必要的。但是，不做准备，不分步骤，不对有关人员做出妥善安排，贸然颁发一纸命令，强制推行，不但不能生效，反而在许多官吏、僧道和知识分子中引起疑虑和恐慌，增加了改革的阻力，对改革实无益而有损。

第三，执行改革的人，其品质和行为十分重要。改革是为人民、为社会谋利益，不是为改革者、执行者自身谋利益。执行改革的政府官员为政清廉，公平执法，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富有献身精神，才能给改革树立良好的形象，赢得群众的敬服和拥护。改革的失败常常和执行改革者的品质和行为联系在一起。营私结党、贪污腐化、以权谋私是改革的腐蚀剂，最容易败坏改革的声誉。所以，树立廉洁政治、整肃法制纪律，使弊绝风清，是改革成败之所系，决不能掉以轻心。戊戌变法中，顽固派攻击维新派夤缘求进，馈礼不绝，宾客盈门，车水马龙，“今日一袍料，明日一马褂料，今日一狐桶，明日一草上霜桶”[2]，维新派的行为不自检束，遂授人以口实。康有为逃亡到海外，也有滥用和挥霍华侨捐款的行为。宋代的王安石变法，其方向和目标都是正确的，但变法阵营内，麇集着像吕惠卿、蔡京这样的腐败分子，给变法抹黑，而反对变法的阵营内反而有许多正人君子、学者文人，如司马光、程颢、程颐、苏轼等人。这样，王安石变法就难以得到社会的信赖和支持，这是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防止改革目标在实施过程中被扭曲。改革的方向、目标、政策即使是好的，但观念上的东西一旦接触实际，可能扭曲变形，“橘逾淮而为枳”，什么样的土壤结出什么样的果实。所以，改革者在制定政策时，要反复估量政策在实际中的可行性，并且要监督其实施，形成一套信息反馈的机制。有时，一种很好的倡议和政策，由于在实施过程中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各种力量的拉曳，会变得面目全非，好事反而变成坏事，政策实施的后果会使政策的制定者大吃一惊。戊戌维新派主张编练军队，想不到帮助了北洋军阀的兴起。他们鼓吹立宪政治，想不到10年以后却在宪法的招牌下出现了皇族的集权。有时候，一种政策措施要在较长的时间中才能显示出或正或负的效应。

当然，戊戌变法中可以研究的、带规律性的东西很多，在这篇短文中不能一一列举。戊戌变法的研究对现实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我们要深化改革，就需要研究改革的规律、改革的理论，从过去和今天的改革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以期加深对改革的理解，促进当前的改革。

注释

[*]原载《教学与研究》，1989年第2期。

[2]章太炎：《革命道德说》。

在治理整顿中发扬爱国主义[*]

我国10年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是举世公认、有目共睹的。但目前我们也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农业滑坡，物价上涨，经济过热，教育发展滞后，社会风气腐败，等等。如何来克服困难，只能依靠两方面：一是靠共产党的领导，党中央的政策。李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并提出了一系列措施。我们相信，贯彻执行这些方针措施，经过两三年的努力，是可以达到预期目标的。二是要依靠全国人民，同心同德，上下一致，发扬艰苦奋斗、为国分忧的精神，对民族和国家负有崇高的责任感、使命感，以共渡暂时的困难。李鹏总理的报告中说“大力提倡对祖国、对社会的奉献精神……坚持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进行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发扬革命传统和增强民族自尊自强自信心的教育”。这段话十分重要，是动员人民勤奋建国、振兴民族的思想武器，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爱国主义是人类最可贵也是最基本的品德，是人们对自己乡土、亲人、历史、文化传统的依恋的感情，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锤炼出来的崇高精神。不管人们的政治观点、宗教信仰、职业分工、文化水平有多么不同，但人们心底深处都蕴藏着深厚的爱国主义，这是最强大、最有凝聚力的精神力量。

翻开世界历史，许多发达国家从传统社会走向近代化，都经过相当长的困难时期、经济危机、社会不安定，甚至连年战乱。它们靠什么渡过困难？爱国主义即是它们重要的精神支持。法国、美国、意大利、日本等等都是如此。

中国富有爱国主义的传统。鸦片战争以后，许多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战乱频仍，灾难深重，但是中国人民发扬爱国主义，大敌当前，全民族团结一心，共御外侮，越是困难的时候，爱国主义精神越是昂扬。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占领了半个中国。但全体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强不屈，英勇战斗，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有句老话：“多难兴邦”。困难并不可怕，关键是要有对付困难的正确对策和全民族奋起的精神。人总要有点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任何困难都是能够克服的。今天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全民族的振奋，就是爱国主义。

自然，精神不是万能的，它必须有物质的基础，但如果没有精神，那就十分可悲而危险了。“哀莫大于心死”，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失去了精神支持，将导致衰落崩解，根本谈不上“四化”建设和繁荣昌盛。所以治理整顿、深化改革，除了经济对策还需要有思想对策、文化教育对策。一面抓经济，一面抓文化教育和思想工作。

李鹏总理在人大会议的报告多次博得掌声，鼓掌最热烈的是讲西藏问题、台湾统一以及反对美国干涉我国内政，指出日本对华战争的侵略实质。这些段落的内容引起了全体代表内心深处的共鸣，激发了代表们的民族感情。人大代表来自四面八方，反映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和情绪。由此可见，爱国主义是埋藏在人民心中最深厚的感情，应该发扬这种精神。

发扬爱国主义除了进行宣传教育之外，还必须上下一致，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具有为国家奉献的精神，与群众同甘共苦，反对特权，扫除腐败风气，使人民感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社会主义的可爱。提高人民的自尊、自强、自信，相信我们当前的困难可以克服，前途是光明的，使群众和政府团结一致，齐心协力进行治理整顿。还必须逐步扩大民主权利，完善民主体制，使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翁，加强全民族的凝聚力。

当前，国际形势趋向缓和，国内政治也基本稳定，但并不是风平浪静的。前些日子发生的西藏骚乱事件，其原因是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的煽动和国际上某种势力的挑拨，也有我们的工作失误和执行民族、宗教政策的偏差，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受到蛊惑性的宣传。我们更有在全民族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必要，西藏的发展和祖国大家庭血肉相连，密不可分。在西藏的历史上，曾多次遭到外国的侵略，如二百年前，廓尔喀人在英国的支持下，入侵西藏，占领日喀则，洗劫扎什伦布寺。当时六世班禅刚刚病逝，达赖喇嘛困守拉萨，无力抵抗外国侵略。那时的清朝中央政府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两次派兵入藏，和藏族军民并肩作战，一直打过喜马拉雅山，驱逐了外国侵略军，稳定了西藏局势。在近代史上，英军多次武装侵略西藏，藏族和全国人民一道，英勇战斗，度过了艰难的岁月。中国多民族大家庭的形成是长期的历史过程，任何人都不能切断历史形成的亲密联系。应该写一本简明的西藏史，把西藏和祖国的历史关系告诉西藏的人民和青年。缺乏历史知识，缺乏爱国主义教育，就容易受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的挑拨。

总之，要搞好治理整顿、深化改革，要建设国家、实现“四化”，一定要抓思想教育，发扬爱国主义、艰苦奋斗的精神，抓精神文明的建设，反思祖国的历史，认同民族的文化，加强国家的观念，使全体人民在精神上振奋起来，焕发出强大的力量。

注释

[*]原载《群言》，1989年第6期。

回顾近代历史　弘扬爱国主义[*]

1840年，英国为维护鸦片贸易的利益，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战后强迫中国接受不平等条约，割占香港岛。这是中国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蒙受苦难和凌辱的开端，从此，广大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痛苦生活之中。

众所周知，1860年英法联军攻打北京，侵略军抢劫了建筑宏伟、景色优美、收藏丰富的圆明园，并把它付之一炬。这是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犯下的又一桩严重罪行。40年后，即1900年，八个帝国主义国家出兵占领了北京。今天，我们回顾近代中国历史，不能不联想到一连串的国耻史、国难史。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一部中国近代史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史。无数爱国志士、革命英雄，为拯救民族危亡而英勇奋斗。敌人越是强大，越是凶狠，中国人民越是团结一致，抵御外侮，百折不挠。爱国主义的浪潮，在近代历史上汹涌澎湃，空前高涨。这期间，有广州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以及关天培、陈化成、冯子材、邓世昌等爱国官兵不畏强暴，浴血抵抗；有林则徐、魏源、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严复、孙中山、黄兴、秋瑾、章太炎等进步政治家、思想家冲破闭关锁国的牢笼，向西方学习强国富民之道，进行思想启蒙、维新和革命斗争；有爱国实业家张謇、杰出的科学家詹天佑和教育家蔡元培等先贤，为中国的富强进行了长期的奋斗。近代历史上发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斗争事迹，遭到了许多的挫折和失败。经过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中国年轻的资产阶级，从西方取来了君主立宪或共和政府的方案，但它不适合中国的情形，不能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在强大敌人的反扑下，资产阶级的改革或革命中途夭折，中国在长期的黑暗和苦难中徘徊、摸索。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和中国的工人运动相结合，才产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才正确地选择了从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完全改观。历史潮流，汹涌澎湃，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铲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

百年风雨，深重苦难。中华民族在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下，长期斗争，不断探索，顽强地生存和发展。缅怀过去，反思中华民族走过的路程，应当大力开展近代史教育，宣传爱国主义，弘扬中国优秀文化，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爱国主义是人类最基本而极可贵的思想品德，是对自己乡土、亲人、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深厚感情，是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高度责任心。这种思想感情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发育成长，世代延续，日益发扬，像长江、黄河那样宽广浩荡，源远流长。它是团结、鼓舞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力量。

今天，和中国近代史刚刚开始的时代根本不同了。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正昂首阔步走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但是爱国主义仍然是我们的传家宝。无论什么时候，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实现稳定、发展，进行“四化”建设，必须要有凝聚全国人民的精神力量，必须团结一致，同舟共济，自尊自强，艰苦奋斗；要歌颂近代史上战斗不屈、为国捐躯的英雄志士；要发扬忧国爱民、不倦探索、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要宣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中的发现创新，继承祖国历史文化遗产中的优秀部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总结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汲取历史上的优秀成果才能创造出来的。只有热爱祖国，关注民族的未来，才能很好尊重、发掘过去的文化宝藏，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而越是深入学习、踏实钻研历史文化遗产，就越能增强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我们应当在全国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人民，特别是青年了解过去，热爱今天，并努力去创造美好的明天。

爱国主义是历史的范畴。各个时代的爱国主义，既前后连续，一脉相通，又不断丰富发展，增加新的内容。今天的爱国主义则以拥护和热爱社会主义为主要内容。社会主义使中国摆脱了贫穷、落后、屈辱的处境，现在人民已能过上安定的生活，社会主义日益显示其优越性，并且正在开辟着繁荣富强的光辉前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拯救中国，能够振兴中国。所以，爱祖国和爱社会主义是紧密相连、不可分离的。每一个真诚的爱国者都一定要坚定地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大而祝福、欢呼，并为之努力奋斗。

注释

[*]原载《语冰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

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

“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2]，是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田园和自己人民的深挚的眷恋，是对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崇高自豪，是对国家、民族的命运的高度责任心。爱国主义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它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久远的历史之中，产生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础之上，又反过来给予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以重大的影响。它是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凝合剂，使各族人民亲密地团聚在祖国的民族大家庭中。爱国主义的精神世代延续，日益发扬。它像长江、黄河那样宽广浩荡，源远流长，灌溉滋润着中华民族儿女们的心田，激励着他们永远前进。

我国自古以来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有大大小小许多兄弟民族劳动、战斗、生息在辽阔而富饶的土地上。它们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各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它们长期生活在统一的民族大家庭中，尽管各个民族之间存在着矛盾与不和，发生过许多次冲突与战争，但是，人民之间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彼此的友好往来，仍然是历史的主流。各民族之间日益发展起持久和巨大的亲和力、凝聚力，使整个中华民族融合成为紧密团结的整体，历经几千年战争变乱与社会动荡而永不分离。

中华民族勤劳刻苦，富有智慧和创造力。很早以前就有了发达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有精美的青铜器、丝绸、瓷器和其他工艺品。我国人民发明了印刷术、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对世界的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我国有丰富浩瀚的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的优秀成果，这是后代人民继承、学习、借鉴的珍贵财富。在古代，中国长期居于世界文明国家的前列。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值得我们引以为自豪。

在近代，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逐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侵略者通过军事的或非军事的手段，强迫或诱使清朝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掠夺中国的土地和各种权益，把沉重的枷锁强加于中国人民身上，中国面临被瓜分、被吞并的危险。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精神的大发扬，千千万万爱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而英勇战斗，在中国近代史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从三元里人民反对侵略军的英勇斗争，到义和团与八国联军的顽强拼搏；从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庄严时刻，到邓世昌黄海血战的悲壮场景；从不畏强暴、奋勇抗击外国洋枪队、常胜军的太平天国运动，到前仆后继、誓必推翻清朝政府的辛亥革命：都处处闪耀着爱国主义的光芒。在近代史上，正义的、爱国的浪潮，汹涌澎湃，一浪高过一浪，使得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阴谋遭到彻底破产。

历史的经验说明：爱国主义是我们的传家宝，是国家和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一定会世世代代流传下去，并发扬光大。

我们已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代，今天的爱国主义是过去时代爱国主义的发展，又大大地超出于过去。爱国主义是历史的范畴，各个时代的爱国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不断地发展丰富。旧时代的爱国主义，有的表现为抗击异民族或外国的压迫和侵略，不屈不挠，坚持斗争；有的表现为反对黑暗统治，反对反动暴政，解除和减轻本国和本民族人民的苦难；也有的表现为创造经济和文化成就，丰富和提高了人民的文明生活。所有在这些方面做出了贡献的杰出人物都可称作爱国者，理应得到后代的歌颂和怀念。但是，旧时代的爱国主义往往带有局限性，人们总是把爱国和封建的忠君思想混在一起。由于当时的国家并不掌握在人民的手里，而是掌握在地主阶级的总代表——专制皇帝的手里，因此，忠于国家和忠于皇帝，难于区分。爱国的行动和主张也不能贯彻到底，历史上的爱国主义英雄常常遭到不幸的命运。屈原被谗流放，自沉于汨罗江；杜甫一生贫困潦倒，颠沛流离；岳飞被从抗金前线召回，惨死于风波亭；林则徐抵抗侵略有功，反被罢官戍边；义和团遭到清政府的愚弄、利用和镇压。这种历史的悲剧，正是表现了旧时代爱国主义的局限性。

中国历史上，爱国主义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今天已上升到了新的思想高度，即是以社会主义为其内容、趋向和归宿，爱祖国和爱社会主义紧密结合，不可分离。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几千年来的剥削制度，人民群众当家做了主人，国家不再是专制君主的私产或地主、买办、军阀的统治工具，而是属于全体人民。因此，社会主义时代的爱国主义就是完全地、彻底地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今天的爱国主义又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相一致，我们在保卫和谋求自己国家、自己民族利益的同时，充分地尊重和促进其他国家、民族的利益。我们主张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平等合作，相互帮助，反对任何形式的侵略和压迫。因此，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是人类最崇高而美好的思想感情，是推动历史的强大的精神力量。

今天，一个以建设社会主义为内容的新的爱国主义热潮正在新中国兴起。让我们团结一致，坚定信心，把全部的精力、智慧和热情倾注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去，为促进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伟大祖国的富强而努力奋斗！

注释

[*]原载《文史知识》，1982年第8期。

[2]《列宁全集》，1版，第28卷，第168-1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香港回归与爱国主义的发展[*]

1997年7月1日，香港在脱离中国155年之后回归祖国，这是中国百余年反帝爱国斗争的胜利，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节日。香港的回归，表明了日益强大的新中国洗雪了外国殖民主义留下的印迹，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昂首阔步地走向21世纪。

一、近代的爱国主义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

英国早有侵占中国海岛作为其对外扩张据点的野心。1793年（清乾隆五十八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以补祝乾隆帝八十寿辰为名来到北京，提出要求在舟山附近割占一海岛，以供英商居住、存贮货物、英船停泊之用，这一占领中国领土的要求被乾隆帝拒绝。此后，为寻找一个可作据点的适宜场所，英国军舰和商船在中国沿海航行，勘察地形水文。他们选中了香港岛。鸦片战争前夕，英国人经常出入香港岛，把这一中国海岛变为英方走私鸦片、运送烟土的中转站。鸦片战争开始后不久，1841年1月，英国即以武力强占了香港岛，作为屯兵泊船之所。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把对香港岛的占领用条约的形式规定下来。从此香港脱离了祖国的怀抱，这意味着列强侵略中国的开始，也是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开始，近代爱国主义运动逐渐高涨。1856年（清咸丰六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香港人民自发地反抗英国的侵略战争。1860年，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强迫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条约中规定将香港岛对岸的南九龙割让给英国。至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帝国主义争相划分势力范围，做瓜分中国的准备，英军又以武力扩大其占领地，与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九龙半岛北部包括大鹏湾、深圳湾及周围200多个岛屿，统称新界，租借期99年。新界比英国以前占领的香港本岛和南九龙的面积大11倍。

香港在被英国占领的155年中，历尽坎坷，几经沧桑。香港同胞和内地人民同根同祖，血脉相连，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风雨同舟，并肩战斗，共御外侮，爱国主义浪潮汹涌澎湃。正是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把香港和祖国牢固地联系在一起，使得帝国主义不可能分裂中国，也不可能灭亡中国。

爱国主义是对国家、对人民、对乡土、对文化的眷恋与热爱，是一种真挚、强烈而执着的感情。它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久远的历史之中，产生在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族种认同的思想基础之上。它是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凝合剂，使各族人民团聚、融合在民族的大家庭中，历经长期的战争劫难和社会动荡而永不分离。爱国主义精神世代延续，日益发扬，像长江、黄河那样宽广浩荡，源远流长。自古以来，中国人民传颂着许多爱国人物、爱国事迹、爱国思想，它灌溉、滋润着中华儿女的心田，激励着他们奋斗前进。

二、近代爱国主义经历了几次重大的发展

近代爱国主义继承了古代爱国主义，是在外国的入侵下激发起来的，并随着近代的历史进程而前进。近代爱国主义有一个发展过程，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和不同的表现形式，它是我们国家进步和民族复兴的精神动力。

近代爱国主义第一次重大发展是在鸦片战争时期。在古代，爱国主义产生在国内民族斗争中，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人的爱国业绩彪炳史册、名垂千秋，但他们都是汉族反对女真、蒙古、满族的民族压迫。国内的民族斗争有是非问题，有正义和非正义的区别，但其性质不同于近代史上的外国侵略。近代爱国主义是以反对帝国主义、团结国内各民族、争取国家独立为目标，根本不同于古代爱国主义。如林则徐、关天培、陈化成等民族英雄为反对英国侵略而坚决斗争，驰骋疆场，甚至献出生命，他们永远值得全国人民的崇敬。

在中法战争中，香港人民掀起了爱国运动。为支援各地的抗法战争，香港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法国军舰被击坏，驶往香港修理，船坞工人进行抵制；法军的战争物资，码头工人拒绝装卸。“法船上岸买牛羊，民艇不载”[2]，“法人在港购煤，属以重价招工，而挑夫无一往者”[3]，甚至车夫、轿夫、差役、佣工都不肯为法国人服役。香港居民举行集会，声讨法国侵略者，“华人一心为国，众志成城，大有灭此朝食之势”[4]。香港人民的爱国斗争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反抗法国军队的侵略行动。但是，中国近代早期的反侵略斗争，由于没有正确的领导，没有适当的组织，都失败了，但爱国主义精神在逆境中更加昂扬，中国人民为拯救国家和民族而进行着长期艰难的探索。

20世纪之初，近代爱国主义有了第二次重大发展。这就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建立了民主共和国。这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爱国运动。在辛亥革命以前，爱国总是和忠君联系在一起的。古代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近代的林则徐、左宗棠、邓世昌，这些杰出的爱国人物无不忠于封建皇帝，忠君和爱国密不可分，连义和团爱国运动也举着“扶清灭洋”的旗帜，虽然反对帝国主义，却要扶保清朝江山。正因为这样，他们的爱国主张和行动，往往不能贯彻到底。孙中山先生和革命党人有了爱国主义的新觉醒，他们把爱国和忠君分开，既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也反对反动卖国的封建政府。因为这时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勾结在一起，相互利用，狼狈为奸，清朝政府已变成帝国主义的奴才，反帝必须反封建，反封建也必须反帝。辛亥革命时真正的爱国者是孙中山和革命党人，而不是康有为的保皇党。

香港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895年孙中山与香港人士杨衢云、谢缵泰、李纪堂、黄咏商等创建香港兴中会，这是革命派组织反清起义的第一个指挥部，着手联络会党、营勇，于当年发动广州起义。此后10多年，香港是团聚革命派，进行宣传、策划起义、转运枪械的场所。许多次武装起义，包括著名的黄花岗起义，都以香港为中心枢纽和后方基地。香港同胞捐资出力，踊跃参加斗争，为推进辛亥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近代爱国主义的第三次重大发展是在五四运动以后。这时，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中国工人运动兴起，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党分析了中国的国情，制定了革命纲领和政策。从此，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和正确的方向，革命面貌焕然一新，国家的独立、富强有了希望。这时的爱国主义，开始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相结合。共产党员首先是坚定、真诚的爱国者，不能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就不能成为共产党员。而爱国主义又常常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中国的很多先进人士，开始并未信仰共产主义，他们先有爱国的思想，并在实践中探索爱国的道路，经过反侵略斗争的锻炼，逐步走向共产主义；昔日的爱国者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爱国主义有了更高的发展。江泽民同志在《关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最高风范。”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25年爆发了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香港工人和广州工人联合一致，为响应上海的五卅运动，与帝国主义展开激烈斗争。香港罢工人数达25万，并有10余万人离港返回广州，举行游行，进行宣传，抵制英货，并组织武装纠察队，罢工坚持16个月之久，规模之大、时间之久，为世界工人运动史所罕见。这次反帝爱国运动，为促进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进行北伐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近代爱国主义的第四次重大发展发生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和鲸吞中国，民族危机空前加剧，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救国，反对日本侵略，各阶级、各民族、各党派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全民族抗战。当时爱国主义的内容就是反对日本的侵略，一切反日力量，捐弃分歧，团结一致，经过8年的艰苦抗战，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上取得了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在抗日战争期间，香港人民和祖国同命运、共呼吸，经受了战火的洗礼。抗战早期，各种抗日力量汇集香港。这里是宣传抗日思想的讲台、联系前方和后方以及各个战场的枢纽、运送国际援助物资的中转站。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大举进攻香港，薄弱的英国守军在当地人民的支援下，进行抵抗，激战18天，由于力量悬殊，香港沦于敌手，经历了3年又8个月日本统治的黑暗时代。香港人民和其他沦陷区的中国人一样，过着悲惨的非人生活，直到1945年全国抗战的胜利。

三、今天的爱国主义已上升到了社会主义的高度

1949年，中国人民打败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近代爱国主义又有了第五次重大发展，爱国就是爱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成为现实，它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必由之路。中国人民从切身的体验中越来越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遵循着邓小平同志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将近半个世纪以来，香港和内地相互支援，密切交往，互通有无，共同发展。香港人民或直接参加内地建设，或在经济、技术、设备上给内地以支持，而内地为香港供水、供电、供应物资和劳动力，保证了香港持续、快速的发展。在香港回归祖国以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实施，两地的优势互补必将加强，经济上、文化上的联系更加密切，必将更快地推进香港和内地的建设与发展，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将焕发出新的光彩。很明显，今天的爱国主义与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即使过去不了解、不信从社会主义的人们，如果他们真诚地爱国，目睹祖国的日益强大，目睹香港和内地的日益繁荣兴盛，他们必定会越来越了解社会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的好朋友。

由此可见，爱国主义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只要有国家存在，爱国主义就是人们自然、正当而强烈的思想感情。爱国主义又是一个历史范畴，它随着历史的前进而不断发展，各个时期有不同的内容，今天的爱国主义已上升到了社会主义的高度。当然，我们的爱国主义也与国际主义结合在一起，平等对待世界各族人民，和他们友好往来，相互帮助，反对任何侵略、压迫。真正的爱国者既努力维护本国的主权和正当利益，也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和正当利益。在香港回归祖国之日，让我们响应江泽民同志的号召，更高地举起爱国主义的旗帜，提高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发扬浩然正气，激发爱国热情，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团结一致，为振兴中华、统一祖国、建设美好未来，做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原载《人民日报》，1997年6月19日。

[2]《中法战争》第5册，第37页。

[3][4]《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6期。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历史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

在党中央号召下，全民文明礼貌月的活动正在全国各地开展，既轰轰烈烈、很有声势，又扎扎实实、讲求实效。文明礼貌月活动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步骤，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提高思想觉悟，改善社会风尚，培养共产主义道德，发展科学文化，总之，要造就一大批有理想、有高尚道德，又有渊博知识的共产主义新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全国全党的大事情。

我们要建设的精神文明，它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这就区别于历史上的和其他国家的精神文明，区别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是崭新的、有史以来最高的精神文明，超出于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精神文明，但是，它又不是和传统文明、和祖国历史文化遗产相脱离的。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有前后继承的关系。人类几千年积累的科学文化所形成的民族习惯、道德伦理观念，都是建设精神文明的宝贵资源。任何文明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有它自己的历史性、继承性。列宁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毛泽东同志也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我们在对待历史文化遗产上，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必须坚持批判地继承的原则，既反对全盘继承，也反对全盘否定。凡是对人民有利的，在历史上起进步作用的，凡是优美、健康、能够启发人们智慧、鼓舞人们上进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吸收利用。对于古人创造的文化，必须看到他们的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不能完全适合今天社会主义要求，必须进行分析，分清精华与糟粕，在批判的基础上，予以吸收、改造与创新，不能全盘继承。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把所有历史遗产都斥为“四旧”，要彻底扫荡，加以清除。他们实际上是割断历史，否定传统，扔掉遗产，致使祖国的文化遗产受到很大损失，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受到很大破坏。我们今天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必须肃清“四人帮”流毒，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统一起来，并且正确地对待祖国文化遗产，反对那种极左的错误思想和错误做法。

那么，在历史遗产中有哪些东西应当继承，能够有助于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呢？这是需要研究、讨论的问题，很难简单地答复。我认为，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历史文化遗产中，属于知识和技能的部分，如科学、技术、工艺、医学卫生，以及各种生产知识、文化知识等，都是人们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中的智慧结晶，通常是没有阶级性或者阶级性不很强烈的部分。精神文明的这一部分，有自己本身的发展规律，它不是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而突然改变，它要通过逐步积累新的知识，在吸收旧知识的基础上逐步代替旧知识。这部分的精神文明发展的很重要特点，就是积累和更新。已有的知识和成果，常常是取得新知识、新成果的基础和出发点。它的继承性是非常明显的。

（2）历史文化遗产中，属于意识形态部分，这里面包括哲学、政治、法律、道德以及文学艺术的观点，也包括社会的心理、情感、风俗习惯等等。这类社会意识形态反映社会存在，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一般是具有阶级性的，有些有很强烈的阶级性，情况比较复杂。但是，尽管这样，这一部分文化遗产中，仍有很多进步的好因素，当然也可以批判继承。我们应该仔细剔除它的封建糟粕，吸收民主的、进步的内容，来促进今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特别要注意，不能够粗暴地对待这部分文化。

（3）历史文化遗产中，属于物质部分，如历史遗址、古迹、古代工艺品、美术品、古籍、书画、古器物、古建筑等等，这一类不是知识本身，也不是思想观点和社会心理，而是有实体的历史文物。它们体现我们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可以鼓舞我们爱国主义热忱，培养我们高尚情操，唤起我们对真善美的追求，可以在建设精神文明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些历史文物是我们的国宝，要妥善保护，很好地继承，对于盗卖破坏这类历史文物的犯罪分子，应给以严厉的惩处。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大国，有丰富的文化遗产，有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这是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十分有利的条件。这是我们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我们理论界有责任来探讨古代精神文明和现代精神文明的关系，努力发掘祖国丰富的历史文化宝藏，来加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在我们祖国古代的精神文明中，首先有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好传统。爱国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在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基础上产生，又反过来给予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以重大影响。正如列宁所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正是有了这种深厚的感情，有了这种精神力量，中国疆域内许多大小民族才能逐步融合，形成伟大的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历史动荡变迁，而稳固地团聚在一起，永不分离。特别是在近一百几十年内，祖国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面临灭亡和瓜分的危机，中国人民在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下，不畏强暴、英勇斗争，使得任何帝国主义不可能灭亡中国。爱国主义永远是保卫祖国、民族生存，鼓舞我们前进的巨大力量。怎样使我国爱国主义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课题。

中国人民酷爱自由、平等，富于革命的传统，一向反对奴役和剥削。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几百次农民起义，无论其规模、次数或影响都是世界历史上少见的。在革命斗争中，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诞生了许多坚强不屈、英勇战争的英雄，也总结了许多经验教训。自古至今的一部革命历史，是我们民族的伟大教科书，我们将世世代代从其中吸收智慧和力量。

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而且富有创造性的民族。我们古代有发达的农业，有精美的工艺品，有闻名世界的四大发明，有古老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有传统的医疗卫生遗产。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写了多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我们也应该深入研究古代科学技术，发掘一切有用的东西，以利于精神文明的建设。

我们在哲学、政治学、历史学、法学等方面也有丰富遗产，我们有悠久的唯物主义哲学传统，有许多关于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主张和政策措施。我们国家不但历史悠久，而且几千年历史记载连续不断，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历史家，真是名家辈出，著作如林。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总结、批判继承。

我国的文学遗产也是光辉灿烂，绚丽多姿的，既有现实主义的传统，也有浪漫主义的传统。很多古代文学作品，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体裁方面如诗词歌赋、小说、戏曲、散文应有尽有，琳琅满目；在风格方面有像屈原的壮丽、司马迁的雄健、李白的潇洒、杜甫的沉郁、辛弃疾的豪放的五彩缤纷的文学作品。继承这份丰厚文学遗产，从其中吸取精神，推陈出新，创作出适合于我们时代的、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新的文艺创作。

还有，我国古代人民有崇高的道德，优良的风尚，如尊敬老人，赡养和孝敬父母，对老师要尊重，对兄弟姊妹要友爱，对朋友、邻居要和睦互助，对幼弱和病残者要爱护，对贫困的要同情帮助等，这些历代被人们奉为美德，今天仍然是我们生活中，人与人相处的行为准则。中国，被称为文明礼仪之邦，一向很重视伦理道德，往往把个人放在社会伦理体系中来认识人的价值。各家学说都研究人和人的伦理关系，所以有丰富的道德伦理传统。当然，封建社会中的道德是有其阶级性的，道德被统治阶级用来束缚人民的手脚。但是，我们不能因而把固有的道德传统一脚踢开。我们今天的责任就是剔除三纲五常的糟粕，剔除虚假的、烦琐的、不合情理的东西，从古代道德准则和伦理学说中，吸收对今天合理的、有用的东西。

总之，中国古代的精神文明源远流长，它像一条浩浩荡荡的大河，在东方奔腾不息，已有几千年之久，内容十分丰富，它是我们民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力量的源泉。我们一定要很好地开发利用这个丰富宝藏，做到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来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注释

[*]原载《北京社联通讯》，1982年第4期。

继承传统美德　建立文明社会[*]

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建立和发展，与其他文化建设一样，不能够凭空建设，而必须利用历史遗产，批判继承前人已有的伦理道德方面的成果。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道德具有更丰富、更深刻的内涵，更能协调人际关系，使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主旋律更能高扬。

为了使传统道德服务于当前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我们应该：

第一，全面、具体地研究传统伦理道德的丰富内容。传统道德中有关于个人修养的，如立志、勤奋、节俭、清心、戒骄、戒躁等等，使自我精神境界不断提高；有属于社会公德的，如爱国家、爱集体、爱家乡；有涉及家庭伦理的，如对待父母、兄弟、姊妹以及夫妇关系等；有属于职业性的，如对工人、教师、商人、干部各有特殊的道德要求。传统道德中的许多观念，有些可以直接应用，有的则应改造和重新诠释。如“忠”的观念，不是效忠于一姓或一个小集团，而应效忠于国家民族和全人类。又如“孝”的观念，不是俯首帖耳、盲目服从，而是对父母长辈合乎理性的尊重和敬爱。

第二，要研究传统道德中表现为外在仪式的“礼”。旧时代的“礼”，多繁文缛节，流于烦琐主义、形式主义。故五四时期，旧礼教成为批判的锋芒所指。但伦理道德需要有适当的外在仪式和语言称谓。这是道德规范的体现形式，也是人们思想感情的外在寄托。例如：举行升旗礼，体现了忠于国家、热爱国家的道德与感情，而这一隆重仪式又加强了我们的国家观念。婚丧喜庆、待人接物，各有其“礼”。适当的礼仪称谓，规范着人与人之间互敬互爱、互助互勉的关系，不能一概斥之为形式主义。

第三，应吸取传统道德教育的方法、手段。道德规范的建立不能靠简单的行政措施，不能靠疾言厉色的命令训诫，也不能靠法律或经济手段，而必须依靠长期的正面教育，做到持之以恒、潜移默化、耳濡目染。我国传统中非常重视进行道德教育的时机、场合、手段。儿童时代即重视礼貌和道德教育，所谓“蒙以养正”，使道德观念深入儿童心中，积之以渐，习与性成。各种童蒙读物，除了传授知识，很多是为人处世的道德教育。所编读物，生动活泼，文句优美，韵律铿锵，朗朗上口，传统的道德教育中采用了通俗易懂、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值得利用。而呆板、生硬的说教得不到预期的效果。

注释

[*]原载《求是》，1996年第10期。

继承和发扬传统美德[*]

当前我们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但当前社会还存在着很多问题，最近大家议论比较多的一是社会治安问题，偷盗抢劫、行凶杀人、贩毒卖淫，一些犯罪分子在严打期间还敢顶风作案，无法无天，老百姓缺少安全感；二是贪污腐败，以权谋私，贿赂公行，侵吞公款，如何把廉政建设搞好，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三是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以假乱真，危害广大消费者利益。这些都是社会关心的焦点。

这些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都和道德风气、道德教育有关，解决这些问题要靠法律但又不能只靠法律，从长远的观点讲，道德规范更加重要。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说：只用法律的惩罚手段，大家虽然不去犯罪，但思想境界没有提高，运用道德的教化手段，大家的精神境界提高了，就不会犯罪了。

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不能凭空创造，必须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道德和革命道德，中国素称礼仪之邦，历史上从来十分重视道德，拥有丰富的伦理道德遗产，吸取其积极合理的因素，古为今用，这是当前的重要任务。

道德是产生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是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经济和社会发生了变化，道德也会发生变化，没有永恒不变的道德，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不同于社会主义的道德，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人与人相处不管在什么时代、什么场合有一些共同的类似的原则应当遵守，是可以超越时代、超越阶级的。例如做人要诚实，当官要廉洁，又如尊老爱幼、扶贫济困等等，有一些道德范畴作为人类共同的行为规范，可以超越几个历史时代。列宁曾经提到过几千年来的处世格言，长期遵守的公共生活的准则，因此道德虽然是变化的，但并不是随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和一个阶级的消亡而全部发生变化。任何一个新时代，任何一个新阶级，都要保存和利用某些旧时代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我们在任何社会里都可以看到一些古老的风俗礼仪和行为准则。

60年代初，曾有一次关于道德继承问题的大讨论，把传统道德当作一堆垃圾，全部扔掉，冯友兰、吴晗都是批判的锋芒所指。“文化大革命”是从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开始的，海瑞是清官，他是法律和道德的化身，清官的特点就是执法严明，清正廉洁，这一维护法制和道德的象征遭到狂风暴雨式的批判，把传统道德说得一无是处，都是虚伪的，没有可继承性，甚至还有一种谬论，说贪官比清官好，因为清官有欺骗作用，而赤裸裸的贪官污吏反能起揭露作用，是非颠倒，莫此为甚！

历史上确有伪君子、假道学，以仁义道德掩盖其秽迹丑行，但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传统道德，历史上还有不少志士仁人具有较高的道德修养，他们立志高远、爱国爱民，待人忠诚、行己有耻，以天下为己任。尽管旧时代的道德规范从今天看来有许多局限性，但这些仁人志士真诚地信奉当时的道德，身体力行、矢志不渝。如屈原、岳飞、文天祥、史可法为了实现道德理想，爱国救民，舍生取义，表现了浩然正气。我们应该抛弃那种道德虚无主义的观点，珍惜历史上的道德遗产。

对传统道德如何继承？不外是“批判继承”四个字。由于历史条件不同，古今道德规范的体系是不同的，不能囫囵吞枣、全盘继承，而必须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大体上有以下三种情形。

第一，某些传统的道德范畴，如诚实、守信、公正廉洁，这些传统美德可以适用于今天，做人总不能虚伪欺骗，当官也不能私心邪恶、贪赃枉法，过去被认为善的应该提倡和实践的，今天和将来仍然是善的，仍应该努力提倡和实践。

第二，某些传统的道德范畴，今天完全不适用，应予抛弃，如妇女守节，夫死不能改嫁。还有“三纲”，君为臣纲，现在人民当家做主，社会上已不存在君臣关系，人与人是平等的，父与夫也不能成为子与妻的“纲”。

第三，某些道德范畴，其内涵应予改造、转换和充实，如孝敬父母，仍是今天应予遵守的行为准则，但决不能像二十四孝中那样提倡愚孝，割股、尝粪、卧冰过去被认为是美德，其实是自我摧残或犯罪行为。

总之，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必须建立相应的道德规范，应该批判地继承传统的伦理道德，推陈出新，古为今用，使传统道德转化为现实的精神财富，才能够完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一重大课题，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得以健康、有序而高速地进行。

注释

[*]原载《人民日报》，1997年12月6日。

弘扬中华文化　振奋民族精神[*]

弘扬中华文化，振奋民族精神，这是我国实现现代化所必需，是改革开放、完成统一大业所必需，也是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共同愿望和执着追求。

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精深博大，成就辉煌，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大约5 000年以前，在传说中的炎帝和黄帝时代，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就在孕育、形成、发展。古代的人民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息、劳动、创造。他们进行狩猎、游牧、耕种、纺织、建房屋、制舟车、造器具、用文字，还出现了原始的诗歌、绘画、音乐、舞蹈等等。一个伟人的民族在和自然作斗争中成长、茁壮，出现在东方。他们在改造客观环境和完善自我的过程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业绩。

中华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其他地区、其他国家的文化而变得更加丰富、充实，犹如黄河、长江一样，汇集众水、吞纳百川，浩浩荡荡地向前奔流，时间越长久，包含融合的文化品种越多样，涵盖和辐射的区域越广大，汪洋浩瀚，千姿百态，蔚为壮观，形成不同于其他世界文化的独立系统以及人类文化史上最光辉奇妙的景观之一。

中华文化的内容，复杂而多样，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中，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但儒家在两千数百年中发生过巨大的变化，从春秋战国时，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学原型，发展到汉代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与神学结合的官方学说，又到宋明出现了以程朱陆王为代表的理学和心学，以后发展到清代的考据学、经世学、今文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学，在长期发展中经常改变其具体的形态。儒学的演变有其特定的政治、经济背景和影响、作用。在不同的思想趋向下产生了许多学说、流派和杰出人物，在政治、军事、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科学等各个领域创造出大批文化成果，云蒸霞蔚，琳琅满目。这是我们极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国家和全民族的瑰宝。

应该提到，中华文化不但包括中原地区以农耕为业的汉族文化，也包括了北方游牧民族和南方山地民族的文化。中国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各民族的文化，长期交流，相互吸收，融合沟通，共同形成了传统的中华文化。少数民族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生活中的胡服、胡床，音乐中的羯鼓、羌笛、胡琴，物产中的葡萄、苜蓿、西瓜、骏马，以及黄道婆向黎族学习棉纺织技术，中原建筑中出现少数民族的风格等，都是兄弟民族在经济、文化上对汉族的显著影响，一部文化史就是各民族文化的传播、交流、创造、融合的历史。弘扬中华文化理所当然地包括少数民族的文化在内。

弘扬中华文化并不是闭关自守、拒绝吸收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事实上，中国文化在古代虽因重洋阻隔而形成相对独立的体系，但在长期发展中也曾多次接受外国优秀文化而使自己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历史上，中外文化的大交流、大撞击共有三次：第一次是东汉时从印度传来了佛教，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长期的冲突、吸收、融合，产生了禅宗——中国化的佛学，后来影响到宋明理学的诞生。第二次是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带来了西方宗教，也带来了数学、天文学、物理学、测绘学、建筑学以及机械武器制造、绘画、音乐等。第三次是鸦片战争以后，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进入中国，中西文化的冲突走向高潮；中国的先进分子曾经运用西方文化批判了中国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直到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它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使中国革命有了科学的思想武器，从而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任何文化的健康发展都需要从最广阔的范围吸取营养，得到借鉴。但这种吸收和借鉴，必须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区分外来文化的先进或落后部分，而不是盲目照抄，全盘西化。

中华文化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历史路程。它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同时又是团结和凝聚各民族的思想纽带。海内外炎黄子孙都为其祖先的勤劳、勇敢和伟大创造感到自豪，都为中国历史的源远流长、丰富多彩感到骄傲。中华民族虽非出于单一的祖先，但在长期历史中，有了文化的认同、思想的沟通、情感的联系。这使中国的团结、统一、稳定、进步有了保证。中国所以能长期立足于东方，并且在近代一百多年帝国主义侵略的狂潮恶浪中没有灭亡，巍然屹立，其重要原因，即在于此。中华文化反映了各地区、各民族的思想、感情、心态，体现了全体人民团结统一的强烈意识。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各民族同舟共济，并肩战斗，抵抗侵略。外国种种挑拨分裂的阴谋，无所用其技，而全中国人民的凝聚力、同心力得到了考验和增强。今天，弘扬中华文化，也就要加强海峡两岸同胞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理解，共谋祖国统一大业的早日完成。

我们的祖先遗留下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今人的任务是正确地进行分析、总结，弘扬其优秀的部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我们越来越认识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文化建设必须和经济建设紧密结合，同时并举；否则，文化的落后将严重阻碍经济的腾飞。一个文盲充斥、教育不发达的国家，一个抛弃了自己的历史遗产、不尊重自己的民族文化，甚至丧失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国家，是不可能繁荣昌盛的，也不可能确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马克思主义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是一分为二，“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既区别于全盘继承、无条件地接受的复古主义，也不同于一笔抹杀、完全否定的民族虚无主义。而是选择、扬弃、更新、转换、吸收，立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使传统文化“推陈出新”“古为今用”。事实上，传统文化也是斩不断、抛不掉的，因为它积淀于今天每个人的生活、思想和行为之中，成为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的组成部分。历史不可分割，继承与创新是文化发展的规律，只有在继承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才能有所创新，有所前进。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植根于中华文化土壤中，越是深入研究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就越能够认识中国过去的成就和未来的希望，越能够鼓舞和振奋我们的民族精神。中国古代有许多健康、积极的思想因素，如“自强不息”“勤劳勇敢”“艰苦奋斗”“发明创造”等精神。这些积极的精神，如能进一步发扬，可以成为今天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大动力。

当前，一个以弘扬中华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为主旨的历史潮流正在兴起。作为炎黄子孙的一员，让我们投身在这个潮流中，为祖国的统一、民族的振兴、社会的繁荣做出贡献。

注释

[*]原载《紫荆》，1991年8月号。

大力挖掘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爱国主义既是古老久远，又是新鲜常青的主题。

说它古老久远，因为爱国主义有悠久的传统，人类社会产生国家以来，就产生了爱国的思想感情。人们对自己的祖国、领土、亲人深切眷恋，这是一种巨大的思想力量，是中华民族得以团结凝聚、生存发展的支柱。爱国主义像长江、黄河那样源远流长，宽广浩荡，而且日益发扬。

说它新鲜常青，因为只要国家还存在，人们就有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就有亲和凝聚的感情、趋向，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是动员和鼓舞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说它新鲜常青，还因为时代不同了，爱国主义有了新的内容，提高到了新的境界。今天的爱国主义必须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必须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利于促进改革开放。今天的爱国主义是历史上爱国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但它的内容更加充实丰富，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三位一体，这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爱国主义的特征。

爱国主义是我们前进的精神动力，人总是要有点精神、有点信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前所未有的宏伟事业，必然会碰到许多困难。有了爱国主义，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奔赴一个目标，许多困难可以迎刃而解。没有爱国主义，人怀私心，一盘散沙，就必定要被困难压倒。

《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中说，爱国主义教育素材非常广泛。应该正确对待我国的文化遗产，继承和利用古代的传统美德，把爱国主义教育搞得更加深入人心，有声有色。

我国文化遗产中很大部分是人们的自我道德修养，使内心世界达到更加完美高尚的境界。中国自古称礼仪之邦，讲文明，重道德，留下许多伦理学说和主张。个人和群体的关系一直是中华文明十分强调的部分，正确对待文化传统中的伦理道德，可以使之转化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素材和手段。

在传统美德中的许多精粹，可以提倡和宣传，以激发人们爱国主义的高尚精神。如在反对民族压迫和反侵略的斗争中坚贞不屈、杀身成仁、以身殉国，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关天培、邓世昌以及抗日战争中无数英烈，为了保卫国家民族的利益而献身，没有他们，就没有民族的存在和国家的独立，他们的浩气长在，永垂不朽。

又如，热爱国家和人民，以天下为己任。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孙中山的“天下为公”，这些格言金光闪烁，掷地有声，反映了个人对群体的责任与爱心，是我们珍贵的爱国主义教育素材。

又如，执法严明、廉洁奉公，这是人民对现实政治的希望与要求。尽管古代官场很腐败，但也有少数官吏洁身自好，刚正不阿，不畏权贵，公正清廉，如包拯、海瑞、彭鹏、于成龙等。他们以自己的行为作表率，惩贪倡廉，转移风气，为国为民树立了崇高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又如，历史上众多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他们不倦探索、勤奋创作、刻苦钻研，或者留下富有哲理的学说，或者歌颂和抒写祖国的大地河山、历史文物，或者发明创造。像先秦的诸子百家以及司马迁、李白、杜甫、毕昇、李时珍、徐霞客等等，充实和丰富了中华文明的伟大宝库。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中蕴含着很多珍宝，正确地批判继承，可以大大拓宽爱国主义教育的素材和手段，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贡献。

注释

[*]原载《求是》，1994年第23期。

传统和现代化[*]

我们当前肩负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大任务。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化有什么关系？我们对传统文化应抱什么态度？这是关系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大问题。

文化传统，一般说来，是特定民族在历史实践活动中创造和积累的文明成果。它或者表现于物质载体，如建筑、雕塑、生产工具、生活用品；或者表现于语言文字；或者表现于抽象的性格、能力、民族心理、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标准；或者表现于各种知识信息的积累、贮存。文化传统是时代的产物，是历史地形成的。人们今天的创造活动、文明成果，明天就会沉淀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层层堆积的传统遗存。

我们每个人都在一定的文化传统中生活、成长。我们既不能脱离传统，也不能自由地选择传统。每个人都是在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哺育下生长，都在这一传统中获得知识，培养能力，形成思维和工作方式。传统和我们的关系与生俱来，十分密切，渗透在我们的每根血管中。我们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儿女，对它当然有深切的眷恋之情。

但人类历史是不断前进发展的。传统只反映过去，一旦成为传统，它就凝固起来，偏离开日益发展的新生活，有时会和新生活发生严重的冲突。所以，传统有巨大的惰性。不管传统文化多么悠久、多么丰富、多么光辉灿烂，有时，它反而成为民族进步的沉重负担。传统，是旧生活的反照，不是新时代放射的光芒。

传统和现代化是历史发展的两个环节，相互衔接又相互矛盾。传统是昨天的创造活动的积淀，是已经完成了的过去式，是历史活动的终点。而现代化是当前行动的目标，是前所未有的创造，是新生活的起点。现实生活，必然要冲击、改变旧传统，为自己的胜利前进开辟道路。担负着现代化责任的人，对传统必然是有所继承、有所改造、有所革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继承的态度恰当地说明了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

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取得了十分辉煌的成就。对于我们的悠久文化传统应当珍惜重视，不能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是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产生的，分散的小农经济、专制主义的官僚政治体制、宗法式的社会结构是中国传统文化赖以生长的基础，它反过来又为之服务，成为相对停滞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持。我们既要看到传统文化中精彩的要素、闪光的颗粒，又要看到它和现代化迥然不同的性质、结构和功能。而且，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一个孤立的、基本上隔离的环境中生长、发展，在近代以前，虽然也有中外文化的交流，有印度文化、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但作用并不大，并未改变传统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大的稳定性和排他性，适应变化的能力很差。

近代的资本主义入侵，使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同时也传入了新的生产力、科学技术，产生了新的阶级和人际关系，输入了新的文化、新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的对立、冲突。许多人做过中西文化的对比，评论其优劣得失。其实，各个时代、各种类型的文化都有其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各有其成就和局限，各有其存在的自身价值，本无所谓孰优孰劣。只是相对于现代化的目标，中国的传统文化远远落后于生活，不能成为救亡图存、复兴中国的精神力量。近百年来，中国的先进分子，探索救国之路，向西方学习，即是用西方的近代文化来代替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西方的近代文化是一个整体，既包含船炮机械、科学技术，也包含民主、人权，包含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以及整套的世界观、历史观、思维方式、价值标准等等。其实，马克思主义正是西方近代文明的最高结晶。中国人民历经艰难曲折才找到了这一正确的科学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不能取代西方的近代文明，这是历史已做出的结论。任何要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安身立命的精神堡垒，要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现代化动力的企图都是注定要落空的。因此，鼓吹回归到东方文明或儒学的第三次复兴都是不可取的。应当说明：吸收传统文化的某些要素，作为建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借鉴是一回事，而全面地回归和复兴传统文化是另一同事。为了创造新生活，最好是无情地和过去告别。在这里，脉脉的温情、美好的追忆、发思古之幽情都是无济于事的。《共产党宣言》中早就说过：“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所谓“告别”和“决裂”当然不是一笔抹杀、简单抛弃。而是指社会主义新文化在整个体系上，在其结构、功能、价值观念上应迥异于传统文化，超越于传统文化。文化建设不是靠口号、声讨、“大批判”所能解决的，重要的是切切实实地工作。艰苦奋斗、埋头苦干、点滴积累，从发展经济、普及教育、提高文化做起。“文化大革命”的悲剧，记忆犹新，它以文化的“革命”“破四旧”的响亮口号开始，最终走向反面，成为文化的破坏和旧传统的复辟，而且，复辟了旧传统中最阴暗、最消极的方面：专制主义、个人迷信、封建特权、文字狱、自大狂、闭关锁国、践踏知识与人权，“现代化”需要建立人和人的新关系，需要发展民主、科学、法制、尊重人的尊严和权利。现代化所需要的，正是传统文化中所缺少的。

今天的中国，仍然存在封建主义的残余，它是阻碍改革和进步的巨大阻力。讨论中国的传统文化，切不能忘记这个无情的现实。在肯定传统文化中精华的时候，要清醒地认识其中的糟粕，我们才不会感情用事，才不会丧失鉴别的能力，才不至于迷失方向。

注释

[*]原载《文史知识》，1987年第1期。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几个问题[*]

文化是人类改造世界的方式和能力，以及他们在改造世界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和精神成果，包括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人类自我。这种方式与能力，各民族、各时代的情况很不相同。古代人对世界改造的方式与能力跟现代人大不一样，这个民族与那个民族的方式与能力也不一样。这是不同类型的文化所决定的。客观环境对人类提出挑战，人类怎么对付它，或者说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各时代、各民族行动的目标、方法、知识水平、价值标准、生活态度、心理状态、世界观都不同，这些构成文化的因素就决定了人们改造世界的方式与能力不同，也决定了他们在改造世界过程中所获得的成果不同。

文化作为人类在改造世界中取得的物质成果与精神成果，有的是有形的，有具体的事物作为文化的载体。如上古时代的石器代表一种文化，陶器也代表一种文化，现代的工厂、铁路、轮船、飞机等具体事物代表工业时代的文化。这些具体事物反映了人类创造性劳动，凝聚了人类的智慧。可以说，它们是人类智慧的物化。如果离开了精神创造，那么具体事物就失去了文化意义，就不成为文化，只是一堆僵死的物质的外壳。在这里，物质与精神相互联系，精神的创造、人类的智慧通过具体事物表现出来。人类的科学技术通过工业产品表现出成果，人类的艺术通过艺术品如一幅画、一尊雕像来表现。物质必须凝结人类的智慧、人类的创造才取得文化意义。自然资源不具备这一条件，所以它不是文化。另外一种文化成果是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又确确实实存在着，像典章制度、风俗习惯、道德规范，都不表现为具体事物，但也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甚至更深一层完全属于精神方面的如科学、艺术、审美观、道德情操、价值观念，也是人类在改造世界、创造世界的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文化成果。

总之，广义文化既是改造世界的方式和能力，又是改造世界的成果；既表现为有形的物质的载体，又表现为精神和内在的心态。这样说来，四面八方，里里外外，无所不包。文化包含的内容这么宽广，怎样来进行研究呢？研究什么呢？

文化是个复合体，包括许多部门、许多学科，对它的研究必然涉及许多部门、许多学科。文化与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艺术、宗教、民俗学都有关，文化渗透到各个领域。但我想，文化的研究主要不是去研究文化系统中包含的各个具体的部分。一个文化体系、文化实体由许多要素、部门综合构成，所有这些具体的要素、部门综合在一起，有机构成文化实体，或者说，有机构成文化这个大系统。但是，文化实体本身并不简单地等于许多具体要素相加的和。当许多要素、部门相互联系，综合形成一个文化体系时，这个体系本身又具有新的质态，有自身的质的规定性，有它整体性的特点，这种整体性的特点并不表现在各要素的相加。整体包括部分，但整体并不简单地等于部分之和。所以中国文化并不是把中国的科技、文学、哲学、艺术、历史这些部门加起来，不能这样简单地等同，这样简单地相加不能把握文化的整体性。现在我们研究文化、讨论文化当然要涉及许多具体部门，但探索具体部门的规律性，不是文化研究的任务，这应由具体部门的研究人员来解决。文化研究的任务是把握文化体系整体性的特点，做综合性的考察。

文化研究的对象首先是文化的性质。一种文化系统总有它本身的质的规定性，区别于其他文化。我们一般用社会发展形态来区分文化的性质，也就是说，用生产方式、社会制度来决定文化的性质，表现文化的时代性。文化具有时代性，不同生产方式具有不同性质的文化，不同性质的文化是不能混同的。一般说来，后来者居上，愈是后来的文化，愈是先进，因为后来的文化吸收、综合了以前的文化，加以新的创造、新的发展。当然，一种较高的文化，刚刚处在新的阶段时，处在幼稚阶段时，不一定能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它还没有旧的文化那样成熟、丰满，但随着实践的发展，随着新文化全面的成长，必然超过旧文化。

其次，我们应研究文化的类别。文化是可以用种种方法、标准分类的。如用生产、生活方式分，可以分为渔猎文化、畜牧文化、农业文化、工业文化；用地域、国家加以分类，可以分为欧美文化、阿拉伯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原始时代的文化干脆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加以分类，如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旧石器文化）、青铜文化、彩陶文化、黑陶文化。文化包含的领域宽广，内容复杂。为了研究的方便，可以用某种标准来加以分类，大类的下边可以分成小类别，成为亚文化。大文化体系可以分成许多亚文化。像中国古代文化这个大文化系统里，就包括了许多亚文化：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幽燕文化等。所以应用各种方法、标准进行分类，在分类中加以比较、加以分析，认识各种文化的共性和特点。

文化研究还应包括对文化的功能，即文化的效用、价值之研究。前边我们说过文化是人类创造的（动物谈不上文化，只有它的本能反应），反过来，文化又塑造了人。每个人都在一定的文化圈子里生活、成长，受教育，取得知识，培养自己的能力，学会怎么思考问题、怎么行动、怎么适应环境、怎么改造环境。人是社会动物，是指人生活在一定的文化环境、社会环境中，他属于某种文化，我们说中国人跟欧洲人、美洲人不同，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种族不同，欧美人是白种人，中国人是黄种人；另一方面是文化不同，中国人与欧美人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文化史、不同的生活态度、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有一些华裔的美国人，他从小在美国长大，如果完全吸收美国文化，虽然在血统上是中国人，但他在文化上是美国人，他对问题的反应跟我们已经不同。所以说，文化塑造了人。

此外，谈谈文化比较研究。各种各样的文化，有共性，也有个性，各有它们的优点与局限性。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部分，各种文化的产生，都有它的根据，都有它的合理性。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的文化跟不上时代的要求，衰落了、消失了。文化的比较研究很有意义，观察历史长河中各种文化的潮流，丰富多彩，变化无穷。当来潮的时候，一种文化开始生长，汹涌澎湃，很快地发展。当退潮的时候，它销声匿迹。文化的比较有高下之分、先进与落后之别。因为文化总是从初级形态进化到高级形态。不承认高下之分、先进与落后之别，就等于否认文化的前进性，也否认了人类历史的发展。但文化的比较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高下之分，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优劣之分。因为文化有类型上、风格上、情调上的差别和表现手法的不同等等。文化是丰富多彩的，人类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不同的地域条件下，会创造出不同形态的文化。所以各种文化的差异性，不能完全用高低、优劣、先进与后进来判断。比如中国的荆楚文化、幽燕文化、巴蜀文化等一些地区性的文化，各有特点，但不能说哪种文化优越、哪种文化落后。去年上海提出海派文化，当然有它优越的方面，但不能说它比其他文化先进，它同样存在局限性，不能绝对地用先进与落后来区分这种地区性文化。即使人类早期的文化，从总体上来说，它处在初级阶段，当然比现在的文化落后。但在某些方面，它达到的成就，是现今先进文化不能比较的，赶不上的。像古希腊文化，是一种初级阶段的文化，但古希腊文化的许多成果，恐怕我们今天也创造不出来。文化的比较可以使我们对各种文化加以鉴别，更重要的是使我们认识它们的丰富多彩，认识它们的价值，认识它们在人类发展中所占的地位。

中国传统文化是个大问题。中国是个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我们在这样一个文明古国里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固有的文化传统是什么呢？先谈中国传统文化的起源、发展，即它产生于什么样的环境，是怎样发展的。对中国文化影响比较大的因素，有经济条件、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地理环境，这些都影响中国文化的发生、发展。首先，中国是农业社会，6 000年以前，中国就种植农业作物。在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占统治地位，商品经济不发达。在这样的一个农业社会里，民族性格既有勤劳朴实的一面，也造成了稳定、保守、散漫的一面。

其次，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是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从秦始皇算起，已有2 000多年了。专制主义、官僚结构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打下了很深的烙印。

再次，中国是个宗法、家族制度普遍盛行的国家。人们从小到老，生活在一个宗法结构中间。宗法意识、家族意识非常强烈。中国文化是在这样一个社会结构中形成的。

最后，地理环境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影响。中国在亚洲东部的大陆，东面是海洋，西北是高山、沙漠，将近1 0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跟其他文化发达地区隔得比较远，交流比较少（当然历史上也有过交流，如丝绸之路，但这种交流比较少）。在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文化系统，不同于西方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丰富，但它有个主干、核心，这就是儒家文化（以孔子为代表）。当然，儒家文化本身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也有很大的变化。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学派“百家争鸣”，儒家只不过是许多学派中的一派。汉代，董仲舒发挥了儒家学说，使其成为统一的专制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成为官方文化。汉代儒家不同于先前的儒家了。以后，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儒家也有变化，它吸收了佛学。到宋代，产生了程朱理学。儒家文化本身也经历了一个很复杂的变化过程，也吸收、融汇了其他文化，很明显地吸收了道家、法家、佛教思想，也吸收了少数民族文化。所以一部文化史就是文化的传播、交流、冲突、融合的历史。

中国文化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成长，但它也有过与外来文化的接触。大规模的接触、交流有三次，第一次是佛教的传入。从东汉起，历程几百年，开始是比较粗浅的佛教教义的传播，但经过长期的消化、文化的整合，到唐代，发展到高峰，产生了中国化的佛学——禅宗，到宋代，产生了在佛学影响下的儒学。佛教的传入经过了几百年的过程，这是中国与印度文化的一次大交流，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极大。第二次中外文化交流是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到中国来，从利玛窦到汤若望、南怀仁，从明末到康熙年间，100多年间，到中国来的传教士有好几百人，带来了西方的宗教，也带来了西方的文化，包括天文、历法、数学、武器、地图、建筑、绘画和其他自然科学。100多年的时间，西方译著和传教士随身带来的科学仪器也很多。但雍正、乾隆年间，这种交流中断了。原因很复杂，当时中国对西方缺乏认识，所以没有形成一种吸收融合西方先进文化的潮流。第三次文化交流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外国的大炮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中国被动地吸收西方文化，形成中西文化的冲突，又是交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吸收、交流、冲突，到现在还没结束。当然，现在封闭的局面已打破了，不可能再回到历史上那样的闭关状态。中国已进入世界历史的潮流中，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将在批判地吸收传统文化的同时，随着全人类文化一起前进。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是重视人际关系。

在中国，伦理道德、历史学这一类学科比较发达，而不太着重于对自然的研究，不着重于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中国自然科学相对来说不发达。

中国编《四库全书》时（这是中国古代文化最盛时，也是中国古文化的一个总结时期），法国像狄德罗、卢梭等百科全书派正在编《百科全书》，通过这两部书的比较就可看出东、西方知识结构的不同，也可看出东、西方文化性质、价值观念的不同。当然古人对自然科学也不是漠不关心，但不是像西方人那样把它作为一个纯客观的对象，排除主观性去研究它；而是用“天人合一”的观点，用主观的思想感情、主观的意象赋予自然界以种种意义。中国的诗文里讲自然的很多，都是以自然界为题材，但这只是叙述，而不是用科学的眼光去研究它；是欣赏它的美，而不是追求它的真。所以中国文化的特点，比较着重于人际关系，有人称之为人文主义。但我认为人文主义是西方的思潮，有它特定的内容，恐怕跟中国的传统文化还不是一回事。

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际关系、重视人，是将人放在伦理规范中来考虑的。不是肯定个人价值，而是肯定个人对其他人的意义。它的积极意义就是重视人的历史使命，它讲人对社会、对别人的关系，强调人要对社会、对别人做出贡献。但它也有消极的一面，就是忽视了人本身的权利，它把人的价值过分地放在对别人的关系上，而不在自己本身。它讲伦常关系、君臣、父子、夫妇等这一类，都是在讲人和别人应处在一种什么关系中，但是这个社会给人以什么保障呢？它忽略了这一点。

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同政治结合得比较紧密。2 000多年来，儒家思想一直占统治地位，而且深深渗透到国民性中，它同官方结合得非常紧密，是官方哲学。“学而优则仕”，其治学目的就是做官、入仕。儒家有它积极的方面，即它是入仕的哲学，不像佛学。儒家重视文化对社会的作用，所以儒家有许多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它强调要治天下，是治国平天下的学问。但是它密切结合政治也产生了另外一种缺陷，即依附于政治，经常以官方标准做判断，把很多事情都附会到政治上去，甚至彗星出现、火山爆发、地震等自然现象都成了被附会的对象，成为天人感应的一种现象，认为政治上有失误，天上就要“示警”。另外，缺少自由的创作，凡是不合于官方口味的，都被称为异端思想，所以中国古代的思想迫害屡见不鲜，文字狱历代都有，政治干预文化就会产生消极的后果。

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三个特点是带有非常强烈的宗法家族色彩。中国没有统一的像西方那样强烈的宗教，没有那样大的教权（西方的教皇在中世纪甚至比国王地位都高），但是族权——宗族的权利、家族的权利——很大，它实际上控制着老百姓。老百姓把两个东西看得最重要：一个是真命天子——皇权，一个是老祖宗——族权。政权跟族权的势力渗透到各个方面，可以说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文化生活中起极为重大的作用。“君”和“父”是中国人的两个最重要的概念。“无君无父是禽兽也”，也就是说：人和动物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人有“君”和“父”。与“君”和“父”相应，就是中国道德观念规范中的“忠”和“孝”。忠臣、孝子是最完美的人格。所以宗法家族在中国人心目中是很重要的，在国民性格中也是很重要的。这还可以从中国古人有两个重要的生活目的——光宗耀祖，传宗接代——看出来。

光宗耀祖。人活着是为了使他的家族光彩，个人奋斗、读书应举、做官发财，固然是为自己享受，但他更大的目的却是光宗耀祖，给家里立个牌坊或挂一块匾，或者给家里修坟扫墓。

传宗接代。就是生儿子，把他家族绵延下去。“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人生活的目的就是家族的延续和家族的昌盛。

上面提到的“孝”，我想也应该分析，它当然有好的方面，即它是对父母的正当感情、正当态度。赡养父母、尊敬父母，理应如此，但是如果把这种感情态度提升到一个道德原则，并且加以绝对化，就必然会产生许多流弊。中国古人心中最大的悲剧是什么呢？不是个人的死亡，甚至不是国家的灭亡，而是宗族的灭亡，灭族之灾是最大的不幸。比如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它是一个悲剧，讲的是封建大家族的没落。

下边我再谈一点中国传统的思维方法和表现方法。中国人的思维方法似乎比较注重直观、着重于体验，相对来说在推理分析上比较薄弱。中国人的思维方法的特点是先直觉到某一个真理，然后用比喻或类比等方法来表现这个真理，用例证的方法来加强、说明这个真理，缺少从未知推到已知的过程（并不是没有，但这方面比较薄弱）。

读中国思想家的书，读中国古代的经典，往往感到有深刻的哲理，但是其思想是跳跃式的，在他们的体会中想象的色彩比较多，比较凝厚和强烈，所以它有许多精彩的片段，有许多闪光的颗粒，但是不连贯，缺少多方面的论证。中国古代圣贤喜欢用格言方式来表达思想，这些格言没有展开，没有充足的论证，比如《论语》，它的道理就几句话或一句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只有一句话，这个《论语》就是语录式的。老子的《道德经》也是非常简练。宋明理学家许多理论也都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在一两句话中讲一个生活的道理，简短有力，把真理浓缩在片段中间。这同西方著作不太一样，西方的著作都是大部头，让人看了以后，觉得很烦琐。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

中国的艺术也有其特点——强调写意，而不是写真，现代的中国画采取了西方的一些表现手段，古典的中国画中的人很小、很远，画在山水风景中间，强调的是人跟景的交融，人在景中，而不是强调人的面目；“传神之笔”要传神，不像西方油画那样写实、写真。油画创作很真实，简直像照片一样，它讲究比例、线条、透视、色彩等等，画人要画模特儿，要讲骨骼肌肉。国画不讲求这些，画人的比例也不大对，脸大身子瘦。中国的戏曲好像也有这种情况，也是表现神似，只求意思到了，而不是把真实的细节、生活中的真实都全盘托出。

中国人表达感情比较含蓄，保持分寸，保护感情，封闭自己的内心世界，不是无保留地表现。文化人与野蛮人是有区别的，他不能毫无节制地发泄感情。文化的作用之一就是在内心世界设置一层帷幕或纱巾，或薄或厚，挡住内心世界。中国文化设置了较厚的帷幕。人类的喜怒哀乐本是自发的、本能的，如果毫无节制地让它泛滥，就势必引起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中国文化集中在人际关系，因此感情世界的面纱较厚，按一定规范、程式办事。所以中国人表现感情没有采取像西方的接吻这一类的方式，而是用打躬作揖，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感情。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几个概念是值得注意的：首先是儒家的中庸。关于中庸已经写过许多文章了，中庸这一概念承认对立面的矛盾、统一，但解决矛盾的方法是矛盾的缓和、调和，更多地强调了事物统一性的方面，保持一种和谐。中庸之道是不走极端，防止矛盾的激化。要理解中国文化，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第二个概念是礼仪。这也是中国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范畴。对个人来讲，就是“克己复礼”，约束自己的欲望、自己的感情、自己的利益，不然就会互相冲突。“礼”是调解人和人关系的准则，也是工具，“克己复礼”即是理性的克制、自觉的克制，又是一种强制性的克制。人必须按礼义来办事，把自己约束在一个人际关系规范里，“礼仪”不仅约束个人，也约束国家、家庭，于是有了“礼仪之邦”“礼仪之家”等。中国人向来自称是“礼仪之邦”，强调礼仪，不重视法。礼仪和法是相对的，“礼”带有更多的自觉性，带有更多的教育的性质，“礼教”形成一种“讲礼”的风气。而法更多的是强制，中国古代强调“礼制”，而不是强调法制。中国的法也有，而且在古代还很发达，但中国的法也有特点，即它似乎是专用来惩罚人的。一提法家就让人想起严厉、刻薄和无情无义来。所以，中国古代的刑法特别发达，民法不发达。对那些破坏社会制度、损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者惩治性很强，而那些财产纠纷、婚姻纠纷等老百姓日常间的冲突却不是付诸法律，而是由家族来处理，不惊动官府。由此可见，古代法规打击什么是很明确的，但它保护什么（老百姓的正当利益等理应置于它的保护之下）就不明确了。归结为一句，就是法制不健全。还有就是“义利”的观念，重义轻利，强调道德修养，强调主体性的自我完善，而不着重于物质利益。《孟子》开章第一句话，“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这话是很正常的，但孟子却当头一棒，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然后是对梁惠王的教训，最后他的结论是：“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把利和义对立起来，重义轻利。儒家文化追求的是自我的道德完善，孔子最好的学生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是孔夫子对他的道德修养的称赞。轻利重义，当然有其积极性的一面，这种思想培养许多为正义、为民族大业而奋斗的有高尚人格的人，不重视个人享受，讲究气节，讲究人格，追求自我的道德完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向权势低头。所以，在儒家所强调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熏陶下，产生了一些英雄人物。但这种重义轻利也产生其消极的一面，轻视商人，轻视商业，过分地、绝对地强调人的道德完善、道德修养，其结果就使人的正常的要求权利受到压抑，到宋元时就发展为“存天理，灭人欲”，人的欲望被消灭了。走到极端时，这种道德就变成对人的摧残。

以上是我对中国文化的粗浅感受。下面简单谈谈对本书的一些看法：

100多年以来，中外学者、著名人士对中国人的国民性及文化做了大量研究、记述，有的一语中的，入木三分；有的见解肤浅，失之偏颇。但总的来看，这些论述在中国以及世界不少国家里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褒之者有，贬之者亦有，愤愤然者也不在少数。此书通过对这些论述的大量筛选，挑选了有代表性的各种人物的各种观点，汇编成册，以供国人研究参考。相信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国民性的当代学者自会做出自己的判断，同时，我也寄希望于《中国民族性》（一）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得出当代中国学者自己的答案。

注释

[*]原载沙莲香主编：《中国民族性》（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关于河洛文化的四个问题[*]

河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这些年，河洛文化的探讨和研究，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这里，我想就河洛文化研究中的四个问题谈一点看法。

一、河洛文化的地位和作用

河洛地区是指黄河中游洛水流域（包括伊、洛、瀍、涧诸河）这样一个地区。河洛文化就是指产生在河洛地区的区域性的文化。区域性的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部分，是炎黄文化的一个部分，而河洛文化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河洛文化起于远古，但截止的时间则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到鸦片战争以前；有人认为区域性的文化只存在于秦朝大一统以前，统一以后就消失了，不必再提河洛文化。我认为说秦统一以后文化的区域性特点逐渐减弱是对的，但不能说完全消失。秦统一以后，我们中国还存在不存在区域文明、区域文化？这个问题是我们当前区域文化研究中必须首先考虑的。中国是个大国，国土非常辽阔，民族成分也很复杂，因此，政治、经济、文化在各个地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经济上的差异以及文化上的差异是长期存在的，这里面包括文化水平的高低、文化风格的不同等。这种文化差异在秦统一以后会削弱，会减少，但是并没有根本消失。因此秦统一以后，还是存在着区域性的文化的。如果研究区域文化只能研究秦统一以前，那么闽台文化怎么讲呢？显然就没法研究。因为闽台在秦统一以前还是很荒芜的地区，除了一些考古发现以外，谈不上很多的文化。我们去年开了一个闽台文化讨论会，讨论的就是秦统一以后，主要是明清及近代的闽台文化。当然，区域性文化是属于全国文化的一部分。各个区域性文化之间是有共性的，正是这些共性使许多区域性文化联系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联系成中华民族的文明。但是区域文化也有自己的个性，有它的地域色彩，它在语言、艺术、风格、风俗等方面都带有不同的特点，正是这些个性使得中华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具有多样性。

河洛文化，在整个中华文明中间居于什么地位呢？简而言之，河洛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源泉之一，而且长期以来处于领先地位。说它是源泉，因为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河洛文化历史悠久，影响深远，七八千年来一直延续不断，前后相接，形成一个连绵不绝的文化发展系列。正是这样的一个长期发展的文化，哺育了中华民族的祖先，影响了世世代代的中华民族子孙。说它是个领先地区，因为河洛地区是中原地区，四通八达，从远古以来一直是我们先辈活动的一个中心，这里的文化发展领先于其他地区。偃师二里头遗址最近一个重大发现是宫殿遗址。这个宫殿遗址很可能是5 000年以前政权中心的所在地。5 000年以前是什么时代呢？正好是炎帝、黄帝活动的时代。夏、商、周三代的政治中心也都在这里。夏都斟$、阳城，就在登封一带。商都亳、%也在河洛地区。至于周代，周公营造洛邑，见于古籍记载，后来平王东迁，这里就成为东周的首都。夏、商、周三代河洛都是政治的中心，也是文化发达的地区，确实是人文荟萃，腾蛟起凤。我们说河洛文化不是一般的地域性文化，而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因为它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这样一个地域性文化，对周围既有吸引作用，又有辐射作用。它既有强大的吸收、包容、凝聚的力量，把周围的文化收纳过来，又有把自己的文化传播出去，渗透出去，影响周围的地区的力量。就像有些学者所形容的那样，河洛文化，一面是很强大的推动力，把自己的文化推出去；一面是很强大的吸引力，把周围地区的文化吸过来，形成一个“旋涡”。这个“旋涡”，不仅促进了自身文化的发展，而且带动了周围文化的发展，所以说，河洛地区的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确实起着巨大的带动作用。

二、河图洛书的研究

河图洛书，是河洛文化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河图洛书，千古之谜。这个问题涉及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场公案。

中国古代有所谓河洛之学，这是指《周易》研究中的一个流派。据我所知，《周易》研究有两个流派，一是象数派，象数派是以万物的形象以及抽象的数字来解释《周易》，表述它的宇宙观、社会观、历史观。象数派研究《周易》在汉代最盛行，恐怕汉代的学者研究《易经》，基本上都是象数派。一是义理派，义理派是从哲学理论上、哲学思想上来解释《周易》，其代表人物就是王弼。王弼研究《周易》，一扫汉代象数派烦琐附会之弊。北宋初年，从象数派中间分化出了一个新的派别，就是图书派。从陈抟、邵雍、种放、刘牧到周敦颐、朱熹就是所谓图书派，并出现了“龙马负图”“神龟背书”这样一些说法。这个问题六七百年来一直有着争论。北宋欧阳修第一个提出疑问：河图洛书究竟存不存在？以后历代的学者都提出疑问，到清朝初年，顾亭林、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胡渭这些学者，更对图书派进行了非常尖锐的、非常激烈的抨击。但是，这场公案看来并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牵涉面广，又很复杂，必须要经过长期的、深入的研究才能取得共识。比如，河图洛书究竟是什么？有的说是气象图、方位图，有的说是一种数学公式、数学方程。有的说是祭奠的典礼，有的则把河图洛书跟安徽含山出土的玉帛相联系，并找到考古学上的根据。也有的说，太极图象征着河洛交会的自然现象，这是因为太极图很像是黄河、洛河交汇形成的旋涡，通过这个自然现象触发灵感，伏羲才创造出太极和八卦。这许多说法都力图从科学的角度、从实际观测的角度进行论证、进行推论、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感觉到论证还不够，还需要有更充分的论据，更圆满的说法。讨论中，我认为应该注意这样几点：

一是对于河图洛书，对于象数派、图书派不能简单否定。《易经·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论语》上讲：“凤鸟不至，河不出图。”《竹书纪年》里讲，黄帝在河洛修坛沉璧，受龙图龟书。这些书不是伪书。还有像《礼记》、《管子》、扬雄的《太玄》，都讲到河图洛书。可见，河图洛书即河出图、洛出书这个观念是相当普遍的。如果一定要说忽然从黄河和洛水中冒出了图和书，这对今天具有科学常识的人来说，是谁也不会相信的。但古代又普遍存在着河图洛书的观念，从文化现象学的角度该如何理解呢？我读到不少解释，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是要翻这一场千古公案，一定要有更坚实的证据。再者，简单地否定象数派、图书派也是不行的。当然，他们中间迷信的、烦琐和牵强附会的地方很多。但历史上不少学者，像汉代的京房、孟喜、郑康成、虞翻，都是研究《周易》的。北宋的陈抟、邵雍、朱熹，都是相信河图洛书的。到清代图书派不盛行了，但是像惠栋、张惠言、焦循这些研究《周易》的著名的学者、权威，他们也或多或少受汉代象数派的影响。所以对象数派等不可能一概抹杀。

二是我们的研究应该尊重、参考前人的成果。比如，清代对易学的研究，像黄宗炎的《易学辨惑》、胡渭的《易图明辨》，三拳两脚便把图书派打倒在地，证明先天太极图既非伏羲所作亦非龙马神龟所负出，而是宋初道士陈抟玩弄的把戏。他们的方法、他们的证据相当坚实有力，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当然，他们也有静止、孤立地看问题的毛病，但他们的成果则是多年来学术界所公认的。再比如，像陈抟、种放、邵雍等，他们对河图洛书起了什么作用？河图洛书、先天后天、太极图书这些概念是远古就有的呢，还是后人附加的呢？这些带有神话色彩甚至带有迷信色彩的学说，它在文化学上面有什么意义？怎样进行科学的解释？这些都需要很好地研究。我们要超越前人，就要在前人的基础上超越，而不能回避他们的研究成果。

三是要科学地评价《周易》。《周易》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书，包含着深刻的智慧、丰富的内容。但是《周易》也有它的局限性，因为这毕竟是人类早期的一部作品。《周易》成书的时代众说纷纭，但至少是文明早期的作品，它固然表现了深刻的智慧，但和占卜联系在一起，又有迷信的外衣，再加上后人的附会、后人的臆测、后人的伪造，就更为复杂。所以，这部书既有精华（这是非常明显的），也有糟粕。我们使用《周易》、研究《周易》，一定要用一种非常慎重、非常严肃的态度，一定要有科学的头脑，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不要轻易相信一些伪书、伪说，不要随意进行主观臆测。读古书有时会食古不化，有时会不知不觉地下意识地成了古人的俘虏。我想特别是研究《周易》、河图洛书，本来它的内容精深玄奥，又带有迷信成分，就更应该小心。我们要防止把《周易》研究庸俗化，要排除它的迷信成分，排除它的神秘性的东西，不要把它与算命、打卦、看相、测字这一类混为一谈。如果这样，就不是研究《周易》，不是继承《周易》，而是糟踏了《周易》，糟踏了民族文化。现在社会上研究《周易》的人很多，但是有少数人的态度是不科学的，我们应当引以为戒。我看到许多学者把《周易》的研究跟现代科学衔接起来，运用现代科学以解释《周易》。这些解释能否成立，是否已经得到确证，可以讨论，但这种态度、这个路子是对的，应该坚持。

三、河洛文化的内涵

河洛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根深叶茂，包括各个领域。首先，从远古的发掘和传说方面来说，由早期的裴李岗文化起，到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夏、商、周的遗存可以说是星罗棋布。二里头的新发现可和炎黄时代相联系，这是研究中华文化起源的一个重要线索。传说中的炎帝、黄帝在这个地区活动。新郑是黄帝的出生地，黄陵（一说在河南灵宝）是黄帝的墓葬。一个在河洛之东，一个在河洛之西，中间就是黄帝活动的地区，这是显然的。炎帝也在这儿活动，炎帝的出生地离这里不远，在湖北的随州。夏、商、周均在这里定都，《史记·封禅书》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这反映了河洛地区是夏、商、周先辈们活动的中心地区。稍稍往后，说到《诗经》，这是我们中国诗歌的始祖。《诗经》中很多篇产生于河洛地区。如果做一下《诗经》地望的统计，河洛地区应该是首屈一指的。《国风》中著名的郑、卫之风当然是河南的作品。“二南”（周南、召南）中可能很多也是产生在河洛地区的。再往后到春秋战国。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化格局有了一个大变动，除了河洛地区以外，周围地区的文化也蓬勃发展起来了。东边是齐鲁，孔夫子的地方；南边是楚文化，灿烂辉煌；西边是秦陇文化；东南是吴越文化；北方是燕赵文化，晋文化。就是这时，处在中心的河洛文化仍然处于文化前列的地位。道家文化产生在这里，老子就是在洛阳管理图书的，《道德经》可能也是在这里写成的。法家创始人韩非是韩国公子，本地人。纵横家中的鬼谷子、孙膑、庞涓以及苏秦、张仪都在这里活动，这个地方确实是人杰地灵。尽管文化格局有了大的变动，它在百家争鸣中却继续充满着活力，继续在发展。

其次，在秦汉以后，河洛文化仍然是充满光辉的。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个方面，汉唐以下的文化遗产，包括地下的遗存、地面的遗存，寺庙建筑、古墓葬、古城址、古器物、碑刻、壁画等，在河洛地区不可胜数。洛阳有座古墓博物馆，不仅在全国绝无仅有，而且在全世界也是屈指可数的。洛阳有唐代墓志铭5 000块以上。这样多的墓志铭可以填补历史上记载的许多空白，因为很多史书记载或者是不很详细，或者是不很准确的。至于古器物，像陶器、瓷器、青铜器、唐三彩等，更为丰富。这些重要的文化遗产，具有巨大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第二个方面，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讲，中国历史上有两个重要的学派，一个是汉学，一个是宋学。这两个学派都跟河洛地区有很大的关系。汉学指汉朝特别是东汉的贾逵、马融、许慎、郑康成这一批人，这些学者的活动地区就在洛阳。都城洛阳当时的太学生最多时达到30 000多人。汉学是一个重要的学派，源远流长，影响很大，它们的经学研究一直成为后世的经典。宋学早期的代表人物二程（程颐、程颢）就是洛阳人。所谓濂、洛、关、闽，洛是宋学的一个重要的源头。宋代理学对中国的影响很大，对中国文化传统、对塑造中国民族性格起了重大的作用。当然，这个作用是正面的呢，还是负面的呢？如何公正地、实事求是地评价，是另外一个问题。这里我只是说明汉学和宋学两大学派跟河洛地区有密切关系，或者说是河洛地区孕育了、产生了这两大学派。

第三个方面，从文学和史学的角度来讲，河洛地区也有重大的贡献。中国的一部文学史，如果除开河洛地区，那就黯然失色。前面说过，《诗经》的许多篇章都是产生在河洛地区的。到了汉代，贾谊、枚乘，以至汉末的蔡邕、曹植，这些文学家都在河洛活动；这里还有既是科学家又是文学家的张衡。曹植的《洛神赋》是在洛水写成的。河南巩义有个竹林镇，“竹林七贤”好像也应该是在这一带活动。晋代左思作《三都赋》，一时“洛阳纸贵”。到了唐代，众多的诗歌大师、文学大师都出在河洛地区，可以说是群星灿烂。杜甫是巩县人，韩愈出生在黄河边上的孟县，元稹、刘禹锡是洛阳人。白居易虽然不是洛阳人，但是他的墓在洛阳，洛阳的香山寺是他建的，所以又名白香山。李贺是宜阳人，李商隐是沁阳人，画家吴道子是禹县人。在河洛地区，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不算长的时期之内出这么多名人？这种文化现象很值得我们研究。史学方面，像班固、班彪，他们是扶风人，但是在洛阳修史。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在洛阳写的，原稿曾在洛阳存放相当长的时间。此外，像修《后汉书》的范晔，修《南史》《北史》的李延寿，《续汉书》的司马彪，修《旧唐书》《旧五代史》的薛居正等，都是著名的史学家。河洛地区无论是文学还是史学以及绘画艺术都称得上大家辈出。

第四个方面，从宗教方面来讲，河洛地区也很丰富，很有特色。中国最早的白马寺，是迦摄摩腾、竺法兰讲经的地方，白马驮经，佛教开始传入中国。鲁殿灵光，岿然独存。龙门石窟更是佛教的三大艺术圣地之一，巩义石窟也达到很高的水平。还有全国闻名的少林寺，也在这里。《洛阳伽蓝记》上记载了北魏时期洛阳的寺庙，一共有1 300处之多。洛阳是佛教的文化中心，著名的高僧玄奘就是偃师人。

从上述可见，河洛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多彩，涉及哲学、文学、宗教、艺术、建筑、民风习俗等诸多方面。我们真可以写一部《河洛文化史》，从一个地区比较集中地考察我们中华文明产生、演变、发展的过程，这对于弘扬民族文化会起到重大作用。

四、河洛文化的衰落

北宋以后，河洛文化中衰。为什么衰落？有学者提出三个原因：第一，游牧民族进入中原，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斗争，辽金的统治造成河洛文化的衰落；第二，水耕农业代替了旱耕农业，南方经济上去了，经济中心南移，河洛经济衰落了；第三，理学的束缚。

我认为第二个原因是主要的。南方经济的发达，经济重心的南移，必然带动文化重心的南移。经济重心的南移比较早，中唐以后，实际上南方经济已经超过了河洛地区。但文化重心的南移，还晚了一段时间。由于经济重心的南移，使得河洛地区逐渐在文化上失去了中心地位，从此一蹶不振。因此，可以说，文化的发展，必然要有经济支持，没有经济的支持，文化就不可能得到发展。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对文化造成不利影响，这样说有一定道理。但我认为不是主要原因。如果说河洛文化的衰落是由于辽、金、元的统治，那么，西晋以后，永嘉之乱、“五胡乱华”，同样也是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地区，也是游牧民族统治河洛（统治了几百年），河洛文化为什么还保持着兴盛状态呢？像巩义石窟、龙门石窟都是那个时候修造的。特别是到了唐代，很快就复兴了，达到了更辉煌的高峰。可见，游牧民族的进入不会导致文化的必然衰落，经济衰落才是文化衰落的真正原因。另外，理学的兴起，似乎更难解释为河洛文明衰落的原因。理学是否能有那么大的束缚作用，且置之不论。我想，理学虽然是在河洛地区产生的，但是它的成熟、发展则是全国性的。除了濂、洛、关、闽四个地区以外，又有江西的陆象山、浙江的王阳明、广东的陈白沙、湖南的张栻这样一些人。宋明理学遍布全国，并不是河洛地区一个地方所独有。理学的南移，通过杨时、蔡元定、朱熹传到福建，恰恰造成了福建文化的振兴。同样是理学，为什么在河洛地区起到束缚阻碍作用，而到福建反而起到振兴作用呢？再如，明清时代，文化的发达地区是江浙，而江浙恰恰是理学盛行的地方。王阳明是浙江人，泰州学派是在江苏。所以，用理学束缚来解释河洛文化的中衰是不容易说通的。

注释

[*]原载《寻根》，1994年第1期。

河洛文化与中华文明[*]

中华民族的文化经历长时期的发展，经世世代代创造积累，逐渐丰满充实，根深叶茂。从整体上说，中国文化在东亚独树一帜，光辉灿烂，具有特色，是人类文明中的奇卉丽葩；而分别地说，中华文明在各个时代和各个地域有不同的形态，汉唐文化有别于明清文化，中原文化有别于边疆文化，汉族文化有别于少数民族文化。中国各地区的文化，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既有共性、普遍性，而在不同时段与不同空间，又呈现缤纷的特色。要深入研究中国的古代文明，既要从整体上把握其共性，又要分门别类，具体分析，去把握其在不同时段、不同地区中的存在形态，理解其历史性和区域性，这样才能深入领会中国文化的精髓和丰富内涵。

近年，区域文化研究势头正盛，对河洛文化的讨论也很是热烈。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提出了新见解、新材料，通过对河洛地区文化内容的探讨去认识中国的伟大文明。这种研究当然很有意义，对区域文化进行精深的个别研究，将大大有助于加深对中华文明的整体认识。

以下，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河洛文化的地位和作用

河洛地区包括什么范围？我同意陈有为先生所说的大体上是黄河中游、洛水流域，包括伊、洛、瀍、涧诸河，也可以包括豫中、豫南。如何划定河洛地区的四至，这一点请河南的同志考虑，我对这里的山川地形不熟悉，说不出所以然。究竟范围稍大一点，还是稍小一点，这个问题可以继续研究。但是有一种意见认为区域文化只存在于秦统一之前，秦朝统一之后就不存在区域文化，所以河洛文化是指先秦时代产生在这一地区的文明。这个意见也有它合理的因素，即是说秦统一之后，文化的区域特色相对减弱了。但我不同意从此以后区域文化完全消失，因为中国是一个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大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极不平衡，即使在政治上统一了，但经济上并未拉平，文化上也各有特色，文化水平的高低、文化风格的差异，并不因为政治上的统一而就此消失。譬如我们经常讲的岭南文化、闽台文化、吴越文化、湖湘文化并不仅仅指其先秦时代，更主要的是指秦汉以后，甚至还有的区域文化形成于近代，如所谓“海派”文化，显然形成于上海开港之后。当然，区域文化是属于全国文化的一部分，各个区域文化有共性，它们联结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即是中华文化，但又各有个性，这种不可抹杀的个性，使得中华文化更加绚丽多彩。

河洛文化即是一种重要的区域文化，它在中华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并且在很长时间内曾处于领先和核心地位。河洛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影响深远。其新石器时代文化从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前后相接，形成连绵不绝的文明发展序列。在远古的中国，河洛地区的经济、文化处于领先的地位，这块土地养育了中华民族的先祖，影响了世世代代的中华民族子孙，这里的先进文化向周围地区传播辐射，谱写了中华文明早期的光辉篇章。河洛地区是中原之地，古称中州，四通八达，远古以来一直是中华民族活动的中心地区。据最近透露的消息，二里头有了重大的考古新发现。发现最早的宫殿遗址距今约五千年以前，也就是相当于炎黄时代的都城，或者说是远古都城的雏形，相传为夏代都城斟&以及商早期的都城，周公、召公在洛阳营造王城和成周，所谓“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以后周平王东迁于此，尽管东周衰微，其他各地文化发展起来了，但周天子所在的洛阳在大家心目中仍是政治、文化中心。楚国强大，楚庄王向中原扩展势力，称霸宇内，先后征伐陈、蔡、郑、宋等国，陈兵洛水，询问周九鼎的大小重量，大夫王孙满答复楚庄王“在德不在鼎……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所谓成王定鼎的郏鄏即是洛阳地区，这里是九鼎的宝地，楚国虽然兵强马壮，但跑到这里来觊觎九鼎，还不够资格，楚庄王碰了一个大钉子，可见九鼎和周室所在的河洛地区是人人注目的中心，孔子则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可见东周和九鼎所在河洛地区的重要地位。此后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建都于此，隋唐都城虽在长安，但洛阳是陪都，故称东都。特别是隋炀帝开通运河，役百万人扩建东都，这里更是繁华绮丽，人文荟萃。五代的后梁、后唐也建都于此，故洛阳史称“九朝帝都”。由于河洛地区的重要性，故河洛文化是中国古文化的源泉和核心之一。它对周围地区的文化发展影响很大，这里的先进文化向各地传播渗透，具有强大的辐射作用，又能吸收包容周围地区的文化，具有凝聚融合作用。这里在很长的时期内，仿佛像个文化的旋涡，同时具有向内聚吸和向外抛射的强大力量，推动着中华古文明的交流和发展。

二、关于河图洛书

河洛文化内容非常丰富，处处闪耀着光彩，能够引起历史的遐想。这次会议上提供的研究成果，有考古发掘的，有文献探索的，有实地调查的，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大家关心最多的是河图洛书，这是讨论的热点。什么是河图洛书？有的说是气象图，有的说是地理方位图，有的说是天文星辰图，有的说是数学公式，有的说是古代祭天的典礼，有的从考古学上解释，把它和安徽含山出土的玉版图相比较，也有的说太极图是黄河、洛河交汇处形成的清浊分明的水流旋涡，大家都力图寻求更多的根据来解释河图洛书之谜。我对河图洛书并无研究，但对这个问题饶有兴趣，认为可以继续探讨争论，真理将愈辩愈明。

对此，我粗浅的体会是研究《周易》和河图洛书，对历史上的象数派、图书派还不能简单否定。象数图书之学虽然有很多烦琐枝蔓和伪托臆说，但很难一概抹杀。当然，黄河、洛水中忽然冒出图和书，谁也不会当真看待，认为这是神话。但这一种神话被古人长期传说，究竟包含什么样的文化意义？《易·系辞》所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论语》所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竹书纪年》记载黄帝在河洛“修坛沉璧，受龙图龟书”，以及《礼记》《管子》《太玄》等大量古代典籍中都提到了河图洛书，至少古代人的观念里深印着“河出图，洛出书”的故事，如何进行解释？这个问题值得提出来进行研究。《周易》研究中从来有象数派与哲理派之分，所谓象数派是从宇宙万物的形象和抽象的数理来解释《周易》，表述其宇宙观和社会观，这在汉代学者中最为盛行，其末流搞得烦琐冗杂而且夹杂谶纬迷信思想。汉以后的义理派以王弼为代表，一扫象数派的弊病，从哲学思想上解释《周易》，探究世界和社会的本质问题。宋代又产生了图书派，讲所谓先天、后天、太极诸图。自从朱熹的《周易本义》中首列九图，图书派盛行了几百年，争讼不休。欧阳修对图书派就产生了怀疑，到黄宗炎的《易学辨惑》、胡渭的《易图明辨》，攻讦纷起，三拳两脚把图书派打翻在地，证明先天太极图既非伏羲所造，亦非龙马神龟带来，而是宋初道士辈陈抟等玩弄的把戏，并非儒学正宗。黄宗炎、胡渭等考证辨伪功不可没，证据确凿，立论有力，其学术成绩是大家公认的。谈河图洛书必须尊重清代学者的考据成果，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继续前进才能超越前人。带有神话色彩的古代图书传说在文化学上有什么意义？因何在后来衍出一个图书学派？又如陈抟、种放、邵雍、刘牧以及周敦颐这些人在创立图书学派方面起了什么作用？图书派对宋代理学以及中国人思想心态带来什么影响？对图书派不能因其作伪而不屑一顾，因为它毕竟是中国文史上一大公案。同时对黄宗炎、胡渭以及清儒的其他重要著作必须尊重，研究易学而不尊重已有的成果将使我们劳而无功，甚至走入歧途。《周易》是一部非常重要的经典，包含着古人深刻丰富的思想，但本身亦有其局限。它是文明早期的作品，又和卜筮联系在一起，在神学的外衣下孕育着深刻敏睿的智慧，同时又有后人的附会臆测。对待这部书要很慎重，态度要严肃，“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不要轻易信从伪书伪说，不要附加主观臆想，特别要排除其迷信和神秘的部分，不要把《周易》研究与算命、卜卦、看相、测字混在一起。同时还要注意防止把《周易》研究庸俗化、神秘化，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使《周易》与“图书学”的研究沿着健康的道路得到发展。

三、关于河洛文化的内涵

河洛文化的内容很丰富，首先在远古发展和传说方面有很多研究课题，中国跨入文明门槛的仰韶文化，最早即发现于离此不远的渑池县仰韶村。仰韶文化分布地区广阔，代表着我国文明发展的一个漫长阶段。

二里头附近发现史前时期的宫殿遗址，也许可以和炎黄时代联系起来，是探讨文明源头的重大线索。传说中的炎帝和黄帝都在河洛附近频繁活动，黄帝诞生于新郑，其陵墓在陕西，但一说在河南灵宝。此地发现的夏商周遗存星罗棋布，不可胜数，《史记·封禅书》记载“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表明这里是古代文明发生的源泉。

稍稍在后的《诗经》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瑰宝，许多篇章产生于河洛地区，从二雅到郑、卫国风，大多是河南地区官方和民间的诗歌乐章，如果把《诗经》篇目做一个地理统计，河洛地区的作品必当首屈一指。

春秋战国时，中国文化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学不在官府”，河洛之外的区域文化如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燕赵文化、秦陇文化等蓬勃发展。但处在中枢的河洛地区在百家争鸣中仍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老子的《道德经》即著作于此地，他虽非河洛人，但长期在洛阳管理周室图书，孔子也曾来问学，以后老子骑牛出关的函谷关就在附近的灵宝县境。

法家的创始人韩非是韩国公子，本地人，纵横家鬼谷子、孙膑、庞涓、苏秦、张仪都在这个地区活动。如果把视线转向秦汉之后，河洛地区继续在文化上领先，我们可以从各个方面分别进行考察。

第一个方面，是汉唐以后河洛地区的文物非常丰富，包括墓葬遗址以及建筑、碑刻、器物、壁画，多得不可胜计。洛阳的古墓博物馆集中了汉至明清的许多陵墓文物，是全国以至世界上少见的。洛阳保存唐代墓志铭有5 000块以上，大大补充了历史记载的薄弱或空白环节，许多陶器、瓷器、青铜器及其作坊遗址，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因此河洛文化不仅对研究中华文明的源头很重要，而且对研究汉唐后的文化也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方面，从学术史的角度而言，中国学术上的两大学派即汉学和宋学，都在河洛地区酝酿、生长和形成。汉学主要指东汉的贾（逵）、马（融）、许（慎）、郑（玄），他们群集于当时的首都洛阳，这里有很多学术机构，如兰台、东观、白虎观、鸿都门、太学，都是文人学者讲学研经的场所，据说太学的讲堂长十丈、广三丈，太学生三万人，可见其学术的盛况。汉灵帝召诸儒刊定《熹平石经》，成为学术界的标准定本，“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笔写者千余人，填塞街陌，其碑为古文篆隶三体，立太学门外”。汉学大师都在这里讲经授徒，东汉的洛阳无疑是学术中心。

历史上另一个重要学派宋学也和洛阳结下了不解之缘。宋学代表程颢、程颐是洛阳人，当时二程之学号为“洛学”，洛学是宋学的中坚。提出先天后天、太极无极的陈抟、邵雍等也长期在洛阳活动。后来宋学才传到南方去，出现了朱熹和陆九渊。总之，河洛地区曾经孕育了汉学、宋学这两支中国学术史上的劲旅。

第三个方面，从文学上来考察，前面已经说到《诗经》的很多篇章产生于河洛地区。汉初的贾谊、枚乘，东汉的班固、张衡、蔡邕，都在这里活动；建安诗人曹植在这里写过《洛神赋》，曹丕的《典论》在这里刻石；巩义市郊有个竹林镇，是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饮酒放论的地方；洛阳市内有金谷园，潘岳、左思、陆机、陆云等“金谷廿四友”在此论文会友，左思作《三都赋》使得“洛阳纸贵”。这些文坛故事使人缅怀当年的文化昌盛。唐代这里更是腾蛟起凤，俊才辈出，被誉为“诗圣”的杜甫即是巩义人，他的塑像矗立在我们这个会场的不远处；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是孟县人，和此地也仅一河之隔；白居易虽非河洛人，却长期住在洛阳，《新唐书》说他“东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种树，构石楼香山，凿八节滩，自号醉吟先生”，他死后也葬在洛阳。其他如元稹、刘禹锡是洛阳人，李贺是宜阳人，李商隐是沁阳人，名家云集，一个文化区域在短时期内产生这样多的知名人物实属罕见。

第四个方面，是历史学。东汉班彪、班固、班昭在洛阳修《汉书》，司马光罢职之日，与一批史学家也住在洛阳修《资治通鉴》。河南的史学家不少，修《后汉书》的范晔，修《南史》《北史》的李延寿，修《旧唐书》《旧五代史》的薛居正以及司马彪、宋祁等多为河洛地区人。

第五个方面，研究中国宗教史不能不提到洛阳。东汉时佛教从西域传来，第一个落脚点就在洛阳，洛阳白马寺即当年迦摄摩腾、竺法兰讲经宣教之所，这是保存下来的最早的佛教寺庙，鲁殿灵光，弥足珍贵。龙门石窟是中国三大佛教艺术圣地之一，从北魏至隋唐营造400余年，佛像10万多尊，为我国文化艺术之瑰宝。巩义的石窟寺规模虽小，但造像亦很精致，还有全国闻名的少林寺，是中国武术所出。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时洛阳寺庙之多达1 367所。唐代最著名的法师玄奘即是偃师人，小时候在巩义出家剃度，还有名僧支遁是陈留人，神秀是开封人。

第六方面，洛阳的园林建筑也名噪全国。东汉有上林苑、芳村苑、灵囿等，魏明帝时开挖陂池，著名科学家马钧在此制作“水转百戏”。西晋石崇的金谷园极为有名，在汉魏古城西北的金谷涧中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隋炀帝在洛阳建西苑，范围广袤“周二百里”，苑内沿龙麟渠建16所宫院。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洛阳的街市繁华与园圃之富丽，不逊于长安，读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可证。宋代的洛阳也是名流荟萃，园林甲天下，李格非《洛阳名园记》记载富豪董氏建筑的“东园”“西园”花木繁荣，景色最胜，故而苏辙说洛阳“园囿亭观之盛，实甲天下”。

第七个方面，从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看，洛阳也起过重大的作用。这里作为九朝帝都，居住着一批从四面八方来的外国人，他们学习中国文化，自然也带来了外国外地的文化，促进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如北魏建都于此，集中了许多外国人或周边各民族，“东夷来附者处扶桑馆，赐宅慕化里”；“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四夷慕化之民万余家别立市于洛水南，号四通宅”（《河南志》卷二），这是北魏的情况。推想汉唐两代交流的情况更加频繁兴盛。

从以上七个方面粗略来看，已能瞥见河洛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十分丰富的内容。其领域广阔，缤纷多彩，既可以追溯中华文明之源，亦可以窥探中华文明之流。如果写一部《河洛文化史》，将是一部包罗广阔、富有特色的书籍，可以从一个地区比较集中地看到中华文明的产生、演变、推广，这对弘扬民族文化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四、河洛文化为什么衰落

宋代以后，河洛文化明显衰落。有的先生分析探讨其衰落的原因，一是北方民族入侵，统治中原地区；二是宋代理学兴起，束缚了文化的发展。我感到这两个原因固然也起了作用，但最重要的应该是经济上的原因。我国古代经济本来以黄河流域发展为最早，政治、文化也以中原地区为重心，经过长期的演变，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后来居上，超过黄河流域，经济重心南移，必将带动文化重心南移，河洛地区遂失去文化重心的地位。由此可见文化的发展必须有经济基础，并得到经济的支持。振兴文化事业必须以经济建设为前提。至于北方游牧民族入侵，建立辽、金、元的统治，长期战争对河洛文化有破坏作用这一原因并非是决定性的。如果说河洛文化衰落是由于辽、金、元统治二三百年，那么怎么解释从西晋以后，经永嘉之乱，游牧民族进入中原统治几百年，中原板荡，衣冠南渡，河洛地区还保持光彩的佛教文明如龙门石窟，而且以后又出现唐代洛阳的文明盛况，达到非常辉煌的高峰。可见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并未造成河洛文化的衰落，而经济衰落才是决定性的原因。另外，理学兴起似乎也难于解释河洛文化的衰落，理学虽然在河洛酝酿，但它成熟发展是全国性的，所谓濂、洛、关、闽四大派遍布于湖南、河南、陕西、福建各地，以后又有江西陆象山、广东陈白沙、浙江王阳明。福建同志的发言说理学南传恰恰是振兴福建文化的契机，从杨时、蔡元定到朱熹，此后福建文化得到长足发展。为什么同样是理学，在河洛地区起了文化发展的阻碍作用，而在福建却起了促进作用呢？河洛文化中衰以后，明清时代文化比较发达地区恰恰也是理学盛行的江浙地区，可见理学对于文化中心转移不是直接原因。

总之，研究河洛文化，许多问题要深入探讨，也希望对各个区域文化的具体研究，能启发和加深我们对整个中华文明的认识。

注释

[*]原载《炎黄文化研究》，1994年第1期。

从历史展望未来[*]

为什么要研究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18世纪对中国和世界都是十分重要的时代，甚至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的分水岭。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开始走向工业文明，从此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18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的分水岭

以英国的产业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法国的大革命为标志，世界历史进入新纪元。二三百年以来，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加速前进，资本主义确立了统治地位，全世界都在急流奔腾之中。历史发展缓慢的节奏和停滞的外观突然发生了变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从1750年以来两个半世纪，全世界工业产值增长430倍，生产力像泉水一样突然地喷涌而出。当时，中国虽还没有开始近代化，但18世纪正处在清朝的康乾盛世，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得到加强，基本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一系列重大变化正在或即将开始，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连续发生。我们不能不问，这些变化、事件对以后的世界将产生什么影响？将把世界各国引向何方？

研究18世纪中国和世界就是要把中国和世界连成一个整体，改变中国史和世界史分隔和孤立研究的习惯。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只有把中国放在世界坐标系中来考察，才能给中国正确定位；而世界中又必须包括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脱离开中国，世界史就不是完全的真正的世界史。18世纪，中国和西方从古代相互隔离的状态中走出来，开始迅速地接近，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发生碰撞、斗争。这个历史进程，人类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当时，西方殖民主义到处掠夺、侵略，先是掠夺南北美洲、非洲、印度、东南亚，最后来到中国。全世界有许多不同的文明区域，在古代被海洋分隔，现在走到了一起，发生了碰撞和冲突。18世纪以后的二三百年，在世界和中国的历史中充满了暴力、反抗和苦难。就中国来说，它是最后一个卷入世界历史潮流中的巨大文明实体。暴风骤雨的冲击推迟了一个多世纪，19世纪发生了鸦片战争。18世纪中外关系中有小的纠纷、摩擦，还没有大的冲突战争。日常纠纷何以没有变成大的冲突？这不是殖民主义者的仁慈，而是因为西方国家忙于欧洲事务，忙于对美洲、东南亚、印度的争夺，无暇顾及中国。并且中国本身是庞然大物，实力较强，殖民主义者还不能对中国动武，他们没有把握取胜。所以，18世纪对中国是个认识世界、追赶世界、发展自己的好时机。但由于主客观原因，中国失去了机会。研究18世纪的中国和世界，可以反思过去，把握今后机遇，帮助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更快更好地前进。

二、18世纪中西方国家的共同性和相似性

对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的一些根本性的历史转变，需要很长的历史过程才能认识它的发展趋向和历史意义。一些短暂的事件和人物往往是浮现在历史表面的泡沫，只有掌握了长时段深层涌动的潜流才能把握历史的本质。

以下把18世纪的中国和当时西方各国（西欧和美国）略作比较，在比较中加深对中国和世界的认识。西方是当时最发达地区，西欧社会已在发生质的变化。尽管西方走在中国前面，但中国是个人多地广的大国，又值康乾盛世，其综合国力相当强大，而西欧的产业革命刚刚开始，工业文明并未立即占有明显的优势。拿生产总值作比较：1750年（乾隆十五年）中国制造业生产总值比整个欧洲多三分之一，比英国多6倍。至1800年（嘉庆五年），中国的制造业总值仍超过英法总和的4倍，但由于中国的人口超过英法总和的10倍，故人均产值已落后于英法。18世纪，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迅速。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常关税钞收入达银120万两，至1795年（乾隆六十年）达846万两，110年增长7倍，反映了商品流通量的急剧增加，市场的迅速扩大。作为资本主义重要标志的雇佣劳动，在中国古代已经产生，到了18世纪有很大发展。中国的城市集镇，其规模和发展趋势令人瞩目。清朝是高度发展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权，这与欧洲近代以前的中央专制政权有表面的类似，如英国的都铎王朝、法国的波旁王朝、德国的霍亨索仑王朝、俄国的罗曼诺夫王朝等。18世纪，清朝大力经营和巩固边疆，统一台湾，平定准噶尔回部，管理西藏，开发东北、内蒙、新疆，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境内游牧社会和农耕社会的长期对立，缩小了中原和边疆地区的差距，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在近代以前，美国与俄国也发生过边疆运动，对其国家的形成和近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当然，中国的边疆运动和美国、俄国迥异，美国开拓西部、俄国东进西伯利亚，是取得新领土的边疆扩张，而清朝收复台湾，进入新疆、西藏，是恢复原有版图的边疆统一。

三、18世纪中西方国家的差别

以上是18世纪中国与西方比较所能看到的相近的、类似的东西，是中国和西方社会所具有的共同性、相似性。同时也要看到中西方社会的不同和差距，亦即看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这是非常重要的。正是这些不同和差距，决定了中西方两种文明的不同性质，反映了中国和西方国家所处的不同社会阶段。

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差别至少有以下若干点。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各个地区的发展很不平衡，比较先进的小块地区（如长江与珠江三角洲）被周围广阔的后进地区所包围、所制约，难以单独发展，难以打破传统的经济格局、社会结构。而西欧，许多独立的中小国家同时并存，他们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比较均衡，先进国家受周围后进地区的干扰比较小。因此，英国、法国得以首先突破封建制度，树立起产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旗帜。此后一二百年，西欧各国由于自身的发展以及相互的影响，陆续跨进了工业社会。近代前夕的西欧专制王朝是一个多元的权力结构。专制王朝掌握政权，却需要仰赖城市工商业的财政支持，而教化权力又被教会掌握，政治体制又发展出政府与议会之间的制衡关系。而18世纪的清朝政权却是君主大权独揽，决不把权力分割给其他集团。中国官府严密地控制工商业，食盐和对外贸易是利润最丰厚的产业部门，只有官府特许的少数几家官商实行垄断经营，其他如丝织业、制瓷、冶铁也不同程度地由政府控制，缺少自由经营的机制和持续增长的活力。

18世纪西方已出现具有相当实力的市民，可以参与制定城市法规，选举城市官吏，进而控制议会，与封建势力相抗衡。中国虽然也有城市，但首先是封建的政治中心和驻军要地，没有独立地位，并未取得自治权，不能成为抗衡官府的力量。我们看到巴黎的工商业者曾和城市工人、平民一起反对法国王室，取得了法国大革命的胜利；而18世纪中国的工商业主却和官府一道，去镇压“叫歇”的工人和罢市的平民。18世纪西欧盛行重商主义，政府鼓励人们航海探险，经商营利；而中国则重农抑商，工商业虽有相当发展，却从没有强大到可以迫使政府重视自己，工商业仍处在卑微的地位。

18世纪对外交往、对外贸易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但清朝政府实行闭关政策，限制对外交往，如设立行商制度，实行一口贸易，限制人民出海，限制进出口商品的数量种类，闭关政策对中国的发展极为不利。

18世纪末美国和法国先后制定宪法，保护公民的平等权、财产权，加速了社会变革，促进了经济发展，强化了法制精神。而完成于乾隆初年的《大清律例》，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威，强化人们的臣民意识和等级观念，压抑其独立意志和创造精神。

18世纪欧洲出现了众多的自然科学大师：牛顿、莱布尼兹、拉瓦锡、富兰克林、林耐，他们通过观测、实验、计算、分析，对自然界客观现象和运动规律取得了正确而系统的认识，这是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界决定性的一步。1765年，瓦特改良蒸汽机，这是一次有深远影响的重大突破，使人类摆脱了对自然能源的依赖。机械的发明创造越来越多，有了这些发明创造以后，人类才能创造出近代大机器工厂，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飞跃。而中国知识界对自然科学倒退至蒙昧状态，不以自然界作为研究对象，即使研究自然界，不过是用来联系和解释人事关系，所谓天人关系，如地震、日食、星象，都和皇帝的仁政有关。耶稣会传教士传进来的自然科学，在知识界只引起微小的影响，这造成了以后东西方社会发展越来越大的差距。

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18世纪欧洲产生了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斯密、康德等思想家，他们呼吁自由、平等和理性精神，呼唤和支持社会变革。中国的思想界仍局限在儒学的框架中故步自封，虽有若干反传统的思想因素，但力量微薄，影响不大。

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为在美洲、欧洲确立资本主义制度扫清了道路。而中国在18世纪的白莲教大起义，仍为地主和农民这一固有矛盾的重新爆发，它是旧时代走向黄昏的哀歌，并非新时代迎来晨曦的号角。

中国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在物质生产和文化创造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即使到18世纪仍有相当的潜力，保持着繁荣和强大。但这种繁荣和强大与西欧国家已不相同，表面的相似掩盖着实质的差异。当时，西欧国家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仍处在封建社会后期，显示出封建的宗法性农业社会的特征。西欧国家从封建主义走向资本主义，从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是由长期历史进程所准备好的，是多种近代因素汇聚和发展的结果，中国虽亦有近代因素出现，但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严重地阻扰了近代因素的成长，走向近代化的通道尚未打开，条件尚未成熟，18世纪的中国并未显示出像西欧一样的迅速引发社会质变的迹象。18世纪中国和西方存在多方面的差距，这决定了两种文明的不同性质，一个是资本主义的青春，一个是封建主义的垂暮，也决定了两个社会的不同前途。18世纪以后，西欧出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中国则由于外国侵略与内部动荡而一蹶不振，陷于贫困、落后和长期危机之中。

四、20世纪中国历史的反思

对中国来说，20世纪是充满苦难的世纪，是奋斗拼搏的世纪，也是获得新生、走向辉煌的世纪。

20世纪之初，中国还处在封建清王朝的统治下。风雨如磐，百年巨变。世纪之末，中国已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历史场景变换得如此迅捷，如此频繁，几多屈辱，几多血泪，几多成就，几多欢欣。各种事件、人物、制度、政策，变化不定，一瞥即逝，匆匆地移到我们的身后，中国仿佛一艘巨舰在波涛汹涌、激浪排空的海洋中行驶，颠簸飘荡，屡逢险难，却仍执着地、始终如一地奔向一个伟大的目标——建设独立、繁荣、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900年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揭开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序幕。当年，八国联军的铁蹄踩踏在神州大地上，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争夺路权矿权，控制中国的经济、政治，占取种种特权和利益。中国的芸芸众生在水深火热中呻吟、悲泣、抗争，却难以挽救国家的危机，改变自身的噩运。但历史在前进，深层的潜流在涌动，在激荡。中国的新经济从几千年自给自足的不变模式中破土而出，工厂、矿山、铁路、轮船以及学堂、报刊、政党大批出现，商品经济在发展。新的社会力量——工人、企业家、新型知识分子——在崛起。人们的生产、生活、交往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中国已具有一系列近代社会形态的特征。经济和社会底层结构缓慢而持续的变动，必将有力地推动上层政治建筑和观念形态的变革，旧的政治体制、法律条例、伦理道德、文化思想越来越不能适应新形势、新生活，巨大的革命风暴正在酝酿之中。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组成了中国革命同盟会，进行宣传，组织起义，发动了在完备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1911年辛亥革命，轰然巨响，清王朝崩塌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之久的封建专制主义皇冠滚落尘埃。这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第一个伟大转折。从此，中国走出了封建王朝循环更替的历史怪圈，共和的政治体制得以确立，社会生活、思想观念、信仰习惯随之开始变化，长期停滞的中国历史得到了强有力的推动而加速前进。

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解决社会的基本矛盾。国家贫穷如故，落后如故，中国却因失去了传统的政治中心而陷入无序和纷乱，地主、军阀、买办与洋人勾结，纷纭扰攘，你争我夺，乌烟瘴气。五四运动是继辛亥革命以后的一次伟大的思想文化革命，它推动了启蒙和爱国的大潮。先进的知识分子经受了新文化思想的洗礼，从封建教条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急迫地寻找救国救民的方案，在形形色色从西方传来的思想中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工人运动兴起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历史证明：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人民心愿的正确选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跨入了新的里程，有了全新的革命理论和路线政策，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严密的组织。从此工农运动风起云涌，反帝反封建斗争如火如荼地展开。这是一场漫长、艰难、激烈的战斗。旧势力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新势力也不会轻易地取得胜利。这场战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耗费了千千万万革命者的精力和生命。五四运动、工农风潮、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土地革命、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一幕又一幕雄壮的历史剧，蕴含着多么丰富的内容和可歌可泣、震撼人心的事迹。

由于敌我力量对比的悬殊和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的不成熟，其间发生了1927年和1934年两次重大的失败，右倾和“左”倾的错误连续发生。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进步人士被屠杀，经过辛苦缔造的大片根据地丢失殆尽。但是，新生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中国共产党在遭受重大失败之后，能够从血泊中站立起来，重举战旗，集合力量，吸取教训，继续战斗。经过长期的锻炼和考验，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正确的思想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焕发出巨大无比的威力。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革命跨越险阻，克服困难，大踏步前进。

抗日战争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它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反对外国侵略第一次获得彻底胜利的战争。为了抵抗武装到了牙齿的日本军国主义，国共进行了第二次合作。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英勇奋战，不惜牺牲，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解除了长期以来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威胁。在战争中得到锻炼的革命力量大大增强。因此，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当国民党挟优势的兵力、财力，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仅仅经过3年时间，800万国民党军队土崩瓦解，一败涂地。1949年，中国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奴役和剥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第二个伟大转折。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很快地治疗了战争的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实行土地改革，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开展肃反运动，为国家的稳定、统一和经济建设准备了条件。随后的十多年间，各条战线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一批大型重要的工厂、矿山、铁路得以建成，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农业生产长足发展，粮食、棉花、油料有较大增长，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人民的衣食需要，城乡贸易活跃，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都有相应的发展。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实现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实现了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家机构得以建立并逐步完善。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日益提高。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迈开了雄健的步伐，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为以后的继续进步提供了条件和基础。但是，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史无前例的宏伟事业对我们来说是很不熟悉的。国家领导和群众并不曾意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广阔、底子单薄、传统深厚的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将是十分艰难、复杂的任务。作为我国最高领袖的毛泽东同志对民主革命、社会主义建设都做出过伟大的贡献，但由于他晚年对形势和任务的判断失误，理论上和工作中一再出现“左”倾错误而得不到改正。“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四人帮”和林彪集团利用这个错误制造混乱，篡党夺权，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灾难。

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伟大转折。邓小平同志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拨乱反正，批判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纠正了十年动乱中“左”的理论和错误路线，重新确定了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的建设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在农村，广泛地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调整了农产品价格和农业税收，调整了农村产业结构，增大农业投入，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农业生产和农村面貌发生了重大深远的变化。在城市，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推行经济责任制，扩大企业自主权，转换企业经营机制，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多条渠道并存的流通经营网络和管理体制；进行价格改革，开拓各类市场，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设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沿边城市，大力引进外国的技术、设备、资金、人才、管理知识。在政治体制方面，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打击贪污腐化；又强调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加强思想理论工作，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倡导爱国主义教育，坚持社会主义方向。15年来，我国的面貌日新月异，国家的综合实力大大增强，经济繁荣，秩序稳定，人民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最雄辩地证明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英明正确。遵循这一理论，我们必将大踏步前进，在不太远的将来完全摆脱贫穷、落后的地位，以独立、民主、繁荣、富强、文明的新风貌、新形象，屹立于21世纪的世界。

历史长河前后相续。20世纪的历史将要完成，我们几乎已能看清它的全部巍峨的轮廓。它是我们和我们的祖辈、父辈用全部心血创造的历史，寄托着几代人的悲欢、努力和希望，又为我们的子孙提供了建设未来美好生活的起点。20世纪的历史，值得所有的中国人回顾、学习，把它保存在民族的心灵深处。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个民族能够通晓自己过去的历史，就能够吸取经验教训，去指导未来。前进的道路还很漫长，尽管我们在20世纪走过了崎岖曲折的道路，尽管曙光在望，我们已能看到未来所投射过来的璀璨光芒，但创建社会主义新生活是一项史无前例、复杂繁重的任务，许多新矛盾、新问题尚待解决，前进的航道上还会有无数礁石险滩。我们必须从20世纪刚刚过去的历史中学习，学得更加聪明、更加理智、更加谨慎，使得今后少走或不走弯路。同时，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历经几代人的奋斗，来之不易，我们要使广大干部和青少年了解历史，热爱自强不息的祖国和人民，更加自觉地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去。历史是智慧和力量的源泉，让我们用它来武装自己，乘风破浪，奋勇前进。

五、展望21世纪

著名的美国学者萨缪尔·亨廷顿认为：21世纪将会发生严重的文化冲突，基督教文化正在衰落，东亚文化（中国本土文化和海外华人文化）以及伊斯兰文化将要崛起。后者将排斥和取代基督教文化，甚至发生文化战争。他描绘了一幅世界文化发展悲剧性的前景，这是不正确的。他没有认识到21世纪将是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世界，也没有认识到东亚文化的和平性质，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古往今来的战争，从来都是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冲突，异质文化之间虽然也会发生摩擦和撞击，但并不是战争的根源，即使中世纪的宗教战争，其背后也掩盖着实在的世俗利益。事实上，东西方文化各具特色，各有自己的贡献。我们在弘扬中华文化的同时，不会忘记西方文化的优点及其伟大贡献。在21世纪中，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以及世界上其他文化将在一个多元的文化世界中共存和互补，使得世界更加绚丽多彩，而不是哪一种文化独霸和统治的局面。东方文化将随着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的强大而更加繁荣。

回顾过去一二百年，成为发达国家的英、美、法、德等第一批国家都是基督教文化国家，走的是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日本走的也是西方道路）。21世纪，世界上将会出现第二批发达国家和地区，其中有中国、韩国和东南亚，这些国家和地区属于东亚文化，受中国文化不同程度的影响，将会走出一条与西方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在中国就是邓小平同志指明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其他国家和地区也会显示出各自的特点。

注释

[*]原载《历史教学问题》，1999年第1期。

《四库全书》和法国《百科全书》[*]——为纪念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而作

今年是法国大革命的二百周年，当革命的风暴在巴黎卷起，一时飙举霆击，扫荡了法国和欧洲的封建制度，很快改变了各国的政治局面，揭开了全球历史新的篇章。

法国大革命的发生是和革命前夕一大批思想敏锐、才华焕发的先进思想家的活动分不开的，其中包括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爱尔维修等，他们鼓吹无神论或自然神论，反对政府专制和宗教迷信。在编撰《百科全书》中，他们集结成为启蒙思想的大军。思维的理性成了衡量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尺度，政府、社会、宗教、学术，一切都要站到理性的审判台前，辩明自身存在的价值。在一定意义上说，法国大革命正是百科全书派所宣布的思想原则的实践和展开。在纪念法国大革命之际，大家当然不会忘记这些启蒙思想家的巨大贡献。

正当法国思想家在孜孜不倦编写《百科全书》的时候，中国的一部最大书籍也将开始编纂，这就是著名的《四库全书》，它是保存和整理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巨大汇编。《百科全书》于1751年开始出版，28卷全部出版完毕是在1772年，即清乾隆三十七年，这一年正是清政府下令在全国征集书籍，第二年（1773年）开设四库馆，进行规模浩大的修书工作。法国《百科全书》的补编5卷、索引2卷分别于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和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出版。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四库全书》的第一部，即文渊阁《四库全书》告成。《四库全书》全部完成于乾隆五十二年，即1787年，两年之后，法国爆发了惊天动地的资产阶级革命。东西方两部鸿篇巨著在18世纪下半叶先后修纂，接踵告成，可称是同一时代的产儿。

两部书都是工程浩大的集体作品，代表东西方文化发展的成就。但它们产生的社会背景，编纂的宗旨、目的，以及在体例、方法、内容、影响等各方面是很不相同的。两书之间的差异是那么巨大，犹如18世纪东西方社会以及中华民族和法兰西民族之间的巨大差异一样。

一

《四库全书》和法国《百科全书》是迥然不相同的两种书籍。前者的着眼点在收集、保存前人已经撰写的书籍，用力于“汇编”。而后者的着眼点在综合过去的知识成果，加以阐述发挥，用力于“撰写”。《四库全书》是把已有的书籍搜罗集中，考证校勘，分类提要，共收书三千五百余种，存目六千七百余种，其特点是“博大”。编纂工作由清政府主持，第一步工作是把现存的书籍全部收集起来。从清乾隆三十七年谕令全国征书，几年之内各省进献图书一万三千余种，其中很多是善本、孤本，加上宫廷藏书，已极为丰富。还有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即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已经散佚的书籍。如邵晋涵辑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先据《永乐大典》各韵部所引，“甄录条系，得十之八九”，又从类书、史籍、说部、文集中辛勤采摘，使已经失传的《旧五代史》恢复原貌。在许多学者的长期努力下，三百八十余种古书失而复得，传为我国学术史上的佳话。

《四库全书》所收书籍都经过大量考证。鉴定版本、辨别真伪、考析篇章、校勘文字，进而“分别流派，撮其要旨，褒贬评述，指陈得失”。因此，《四库全书》并不是简单地把许多书籍凑集誊写，而是做了大量的研究，对中国古代文化做了大规模的清理和总结。例如，戴震校郦道元的《水经注》，该书长期流传，辗转抄录，经注混淆，讹误不可卒读。戴震经过细致的研究，发现了区别经文和注文的三条原则，按照这三条原则，长期混淆的经和注，可以清楚地区分。段玉裁说：“得此三例，迎刃分解，如庖丁之解牛，故能正千年经注之互讹”[1]。可见这样的校书工作实际上是很有价值的创造性劳动。又如《四库全书》子部首列《孔子家语》，旧称传自孔子后裔，《汉书·艺文志》虽曾著录此书，然书实已散失，后世所传乃魏王肃的伪作，《四库全书》提要列举了许多理由，明确判断“其出于肃手无疑”[2]。《四库全书》的编纂中，像这类研究成果是很多的。

《四库全书》由于卷帙浩繁，不能雕版印刷，只能誊写缮录。共缮录七部书，分贮于北四阁（内廷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避暑山庄文津阁、沈阳文溯阁）和南三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书手开始是从乡试落第的士子中挑选，后来发内府帑银雇用，历时十余年，前后参加缮写人员共三千八百多人，七部书共缮写一千六百万页。该书缮写格式每页十八行，每行二十一字，七部书共六十亿字，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文化工程。

法国《百科全书》编写的起因是出版商出于营利的目的，要翻译张伯斯的《艺术与科学大辞典》，此书于1728年用英文出版，商人们委托著名的法国思想家狄德罗主持译事。狄德罗认为：当时科学文化的发展已突破了张伯斯所编书籍的内容，已无翻译的必要，应该用新的观点和成果重新撰写一部书籍。于是，以狄德罗为主编、达朗贝尔为副主编，集结了一批学者、能够囊括一切领域的知识精英，从事《百科全书》的编撰。工作延续20多年，开始计划出10卷，后扩充至28卷，包括17卷条目正文和11卷表格插图。

一开始，狄德罗就拒绝了官方的干预。法国司法部长阿格索向他提出，编撰工作可以得到国王路易十五的支持，狄德罗断然拒绝。他说：“如果政府参预这项工作，工作就无法完成。君主一句话可以叫人在荒草中造出一座宫殿，但一部百科全书不能凭命令完成”[3]。

《百科全书》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开始撰写，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的工作很繁重，构筑框架，设计条目，确立整体思想，组织写作，直到修改、定稿、付印、校对，都要亲自参与。而出版商只给狄德罗交付月薪100里弗，撰稿者的酬金也很微薄，就像房龙所说：“重要书籍总是由一贫如洗的学者们编写的。他们靠每星期8美元过活，劳苦钱还不够买纸和墨水”[4]。

1752年，《百科全书》出版2卷，触犯了统治阶级的忌讳，即遭查禁。不久开禁后又出版至第7卷，1759年再遭查禁。《百科全书》的命途多舛，在巴黎不能公开出版。官方认为它亵渎上帝、危害道德、攻击宗教，御用文人和教会势力写了许多文章、诗歌、戏剧冷嘲热讽。“对于法国统治集团中的顽固分子来说，《百科全书》是个恶魔。每出一卷都要遭到厚颜无耻的攻击”[5]。但与反动势力的愿望相反，疯狂的攻击只能使狄德罗等更加声名远播，《百科全书》不胫而走，印数激增。由于在巴黎被禁，狄德罗改组了编辑部，继续秘密撰写下去。德皇腓特烈和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怀着各自的目的，邀请狄德罗将《百科全书》移至柏林和彼得堡继续出版，而狄德罗却谢绝了邀请，坚持在巴黎工作下去，终于争取再次解禁，于1772年将28卷出齐。

二

在《四库全书》和《百科全书》周围，集结了当时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列名《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多达三百六十人，分别担任总裁、纂修、校阅、提调等职，其中有乾隆皇帝的三个儿子和大学士、尚书等，又有大批翰林院的检讨、编修、庶吉士。贡献最多的是总纂官纪昀，毕生精力耗费在编纂工作中，他“学问渊通，撰《四库全书提要》，进退百家，钩深摘隐，各得其要旨，始终条理，蔚为巨观”[6]。和纪昀同任总纂官的陆锡熊始终其事，用力亦多，“考字画之讹误，卷帙之脱落，与他本之互异，篇第之倒置，蕲其是否不谬于圣人，又博综前代著录诸家议论之不同，以折中于一是，总撰人之生平，撮全书之大概”[7]；另一任总校官的陆费墀，后任全书副总裁，制定馆务的各项条款章程，组织编纂、誊录和校阅工作，“综核稽查，颇能实心勤勉”[8]。此外，著名学者戴震，以举人身份，破格征召入馆，“馆中有奇文疑义，辄就咨访，震亦思勤修其职，晨夕披检，无问寒暑，经进图籍，论次精审”[9]。邵晋涵“善读书，四部七录，靡不研究”“尤长于史”[10]，史部提要的草稿，多出其手。周永年始作《儒藏说》，为编纂《四库全书》之先声，“在书馆好深沉之思，四部兵农天算术数诸家，钩稽精义，褒讥悉当”[11]。他辑录《永乐大典》，极为勤奋，所存一万八千卷大典，翻阅殆遍，“丹铅标识，摘抉编摩”，所辑文集多种，皆前人所未见。翁方纲也是有名的诗人、书法家、金石家，“宏览多闻，于金石谱录、书画词章之学，皆能抉摘精审”[12]。他所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草稿，至今尚保存九百余篇。

在《四库全书》馆内，汉学家占据主导地位。这一学派，尊重汉儒的学说，研究古代典籍从文字、音韵、训诂入手，长于考据、校勘、辑佚，反对穿凿附会，反对宋明理学家空谈心性，其治学态度较切实，方法较缜密，其缺点是烦琐和脱离实际。四库馆是乾嘉学风的发源地，也是考据学派的大本营。但馆内存在宽松、良好的学术风气，不同学派之间能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如翁方纲记载他的工作情况：“每日清晨入院，院设大厨供给桌饭，午后归寓。以是日所校阅某书应考某处，在宝善亭与同修程鱼门（晋芳）、姚姬传（鼐）、任幼植（大椿）诸人对案详举所知，各开应考证之书目，是午携至琉璃广书肆访查之”[13]，程晋芳、任大椿都是著名的汉学家，而翁方纲、姚鼐则是汉学的激烈批评者，但相互之间尚能“对案”商讨，交流学术，颇有点像百科全书派的学者们在沙龙中的定期聚谈一样。

《百科全书》的编撰也团聚了许多杰出学者，撰稿人多达160人。他们的观点各有不同，从自然神论到无神论，从开明专制论者到民主主义者，但他们博学多才，熟知一切领域的知识成就。主编狄德罗至少撰写了1 200多个条目，涉及面十分广博。他一心扑在这部书上，耗尽了精力，“一个重要问题不断折磨我，使我头昏脑涨，我走在街上也想着它，它使我和人相处时心不在焉，它使我在最主要的工作中停步不前，它使我在夜间无法入眠”，“要使作品得以出版还有许多工作：有润饰工作，这是最棘手、最困难、使人衰弱、劳累、厌烦的、没完没了的工作”[14]。副主编达朗贝尔学习法律、医学，通晓数学，写过天文学、动力学著作以及哲学讲义、音乐教程，学问渊博，为狄德罗分担了编辑和修改工作。后期的副主编若库尔也是个医生，但也研究过哲学、历史、考古学、文学、地理、自然科学，狄德罗称说：“自他青年时起，对人间各类知识就产生了兴趣”[15]。其他撰稿人都是法国启蒙运动的杰出思想家、当时照耀着欧洲天空的灿烂群星，如伏尔泰是法国思想界的泰斗；孟德新鸠是著名的哲学家、法学家，三权分立学说的倡导者；卢梭是民主主义思想家、社会契约论的宣扬者；爱尔维修是无神论者、唯物主义的杰出代表；布封是自然科学家、进化思想的先驱者；孔狄亚克是洛克哲学的继承者；孔多塞是百科全书派最年轻的撰稿人、后来法国大革命中的吉伦特派；魁奈和杜尔阁是经济学家；还有重农学派的创始人、文学家马蒙泰尔，神父莫雷列、库尔廷文，德国男爵、著名的唯物主义者霍尔巴赫等。在巴黎拥有财富和产业的霍尔巴赫定期开设沙龙，接待《百科全书》的撰稿人，“整个下午在十分激动的情绪中吃喝、争论。基督教教条之荒诞，教士之奸诈，他们暗中伤风败俗，宗教狂所特有的残忍，排斥异己的罪行，教廷之不合理和令人不快的性质，全部被毫不留情地拿来同泛世自然伦理所具有的正直优美相对照。灵魂不朽、对死亡的恐怖、自杀、宗教是否对伦理和政治是必要的，玻璃制造、矿物学、冶金化学、地质、矿业、农业，这些问题也并非不受‘犹太会堂’（百科全书派沙龙的绰号）常客们的关注”[16]。参加沙龙的人们意见和观点不尽一致，他们之间经常发生激烈的争论，有时甚至反目，例如狄德罗和卢梭之间、狄德罗和达朗贝尔之间的失和。但他们的研讨和争论恰好磨砺了指向封建主义的刀剑。当时，自由平等的要求激动着法国民众的心灵，传统的权威摇摇欲坠，政治、理论、宗教、科学、文艺，一切都要重新估价，这一正在法国高涨起来的民主革命思潮，是《百科全书》同人们的共同信念和最高理想。

三

《四库全书》和《百科全书》都有一个宏伟的理想，即要囊括前人的知识成果。两书以不同形式对繁复的人类知识体系进行探讨和分类，粗泛看来，其分类亦有相似之处。《四库全书》的经部与子部，相当于《百科全书》中的宗教和哲学类；《四库全书》中的史部相当于《百科全书》中的历史类；《四库全书》中的集部相当于《百科全书》中的诗类。但如果仔细分析，两者有很大的不同，《四库全书》是汇集书籍的丛书，它的分类是书籍的分类，属于目录学范畴，而《百科全书》以各门知识的统一为基础，勾画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学科分类体系。两书分类的不同，既是体例上的差异，也是东西方知识结构的差异。

《四库全书》继承了《中经新簿》和《隋书·经籍志》的传统，把全部书籍分成经、史、子、集四大部，四部下分四十四类，有的类下分立子目，共六十六子目。根据书籍的实际情况，对传统的分类法变通损益，多所改进，强调“古来有是一家，即应立是一类，作者有是一体，即应备是一格”[17]。在四部和类目之下又写成序录，论述每类书籍的内容、体例的演变，使全书包罗宏富而分类清楚、次序井然，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书籍的分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的文化成就和知识结构。中国文化着重伦理和政治关系，忽视自然科学、生产技术、商业工艺和民间文艺，古籍很多以注释儒家经典的面目出现，经部特别膨胀，史部著作亦多。在四库馆臣看来，经史二部是最重要的学问，“学者研精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余皆杂学也”[18]。我国古代自然科学不发达是造成四库分类缺陷的重要原因，而纂修诸人的忽略，使我国有限的自然科学著作未能在《四库全书》中得到充分反映。全书中虽然著录了经戴震的努力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古代算书，也收进了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等西方的科学著作。但像明末宋应星所撰《天工开物》，总结了我国农业手工业的技术成就，内容丰富系统，却未被《四库全书》收录，连存目中也未列入。我国很早发明和运用珠算，明人程大位所撰《算法统宗》，是我国仅有的一部研究珠算的书籍，《四库全书》亦未著录，只列存目。理由是“其法皆适于民用，故世俗通行，惟拙于属文，词多枝蔓，未免榛楛不翦之讥”[19]。这样一部有价值的著作，仅因“词多枝蔓”而遭摒弃。四库馆臣对民间文艺更加鄙薄，虽有“词曲”一类，但认为“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20]。词曲中又扬词而抑曲，词类尚收词集、词选、词话、词韵、词谱，而曲类只收品题、论断及中原音韵三种书。元明清三代，戏曲传奇极为发达，形成文学史上的一大特色，《四库全书》却一概不录，反而批评王圻的《续文献通考》“以西厢记、琵琶记俱入经籍类中，全失论撰之体裁，不可训也”[21]，其识见更在王圻之下。《四库全书》虽列小说家类，此类书籍，叙述杂事，记录异闻，缀辑琐语，和今天所说文艺创作的小说是不同的。至于源自话本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清代的《聊斋志异》《红楼梦》被视为“猥鄙荒诞，徒乱耳目”，当然都在摒斥之列。

狄德罗在当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上，相信关于世界知识的统一性，要使各门知识都成为统一的科学的具体组成部分。尽管《百科全书》的知识分类从今天来看缺陷很多，不适应用，甚至有的显得离奇古怪，例如有人讥讽它把制锁业归入记忆类，把驯隼术归入理性类。但它毕竟包罗宏富，知识领域宽广而较全面，具有近代知识结构的雏形。《百科全书》继承了培根的知识分类体系，把人类知识分为来源于记忆的历史，来源于理性的哲学和神学，来源于想象的诗。历史之下有圣贤史、民众史、自然史，哲学之下有人文科学（道德、教育、政治、法律）和自然科学（数学、物理、化学、医学），诗之下有诗歌、音乐、绘画、建筑、雕刻、戏剧。狄德罗的意向是要创立一个无所不包的科学、艺术、工艺的知识分类谱系，在这个谱系中，每门学科都有相应的位置，以显示我们知识之树的总干和各个分支。这个知识分类谱系曾在《百科全书》第1卷中加以描述，并贯穿于全书的条目、表格和插图之中。其显著特点是十分重视正在蓬勃发展的科学技术。此书定名为《百科全书——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辞典》，把科学和工艺明确地标明在书名上。《百科全书》的撰写者不少是著名的科学家和在实际岗位上的工艺师，后人称赞狄德罗“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像我们现在通常做的那样吸收有经验的实际工作者来同著作家合作”[22]。狄德罗非常重视在当时生产中日益重要的机器性能和工艺流程，他在《百科全书》的《大纲》中写道：“有些工艺很特殊，操作很复杂，如果不亲自干，不亲手转动一下机器，不亲眼看看零件的装配，就很难准确地加以描绘。因此，我们往往自己搞到机器，自己当学徒，制作蹩脚的模型。”《百科全书》的另一个特点是现实性很强，不仅总结过去达到的文化成果，而且反映了法国当时的社会生活，展现了经济、政治、生产、生活多方面的情况，涵盖面很宽广，它是18世纪法国社会的一面镜子。一位伯爵曾向路易十五称赞此书的优点，他说：“陛下，您多么幸运在您的统治下有人能够研究一切领域里的知识，在这部书里，可以找到一切，从别针的制作方法直到铸造大炮和瞄准射击的方法，从无限小到无限大”[23]。

四

《四库全书》和《百科全书》的最重要差异是在指导思想方面。《四库全书》是清朝政府主持编纂的，自然站在官方立场上，编纂的目的是有助于巩固封建主义思想统治，所谓“稽古右文，聿资治理”。所以，著录的书籍并非兼收并蓄，而有严格的去取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乾隆谕旨中所说：“阐明性道治法，关系世道人心者自当首先购觅，至若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实用者亦应备为甄择，又如历代名人，洎本朝士林宿望，向有诗文专集及近时沈潜经史，原本风雅……并非剿说卮言可比，均应概行查明”[24]，如果违反或稍稍背离此项标准则只存其目，不录其书。《四库全书》著录的书籍达三千五百余种，存目的书籍六千七百余种，存目几达著录的两倍。对于著录及存目的书籍都分别撰写提要，提要除叙述作者的简历和书籍的源流、篇章文字的异同之外，最重要的是评论书籍的是非得失，评论的标准亦以皇帝的意见为转移。乾隆说：“朕命诸臣办理《四库全书》，亲加披览，见有不协于理者……即降旨随时厘正，惟准以大中至正之道，为万世严褒贬，即以此衡是非”[25]，亦即《凡例》中所说：“宏纲巨目，悉禀天裁，定千载之是非，决百家之疑似”[26]，这一官方的评判立场，给《四库全书》造成了重大的损害。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众多学者的精心撰著，固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也充满着卫道者的偏见。如东汉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所著《论衡》，因其中有《问孔》《刺孟》二篇，《提要》称其“露才扬己”“其言多激”“奋其笔端以与圣贤相轧，可谓悖矣”[27]。明代的进步思想家李贽、焦竑，四库馆臣对他们毫无好感，说“二人相率而为狂禅，贽至于诋孔子而竑亦至尊崇杨墨，与孟子为难，虽天地之大，无所不有，然不应妄诞至此”[28]；又称才士祝允明“放言无忌，持论矫激，圣人在上，火其书可也”[29]；称袁宏道“矜其小慧，破律而坏度”[30]。像这类偏颇不公正的评论，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是相当多的。所以鲁迅先生提醒我们，此书“是现有较好的书籍之批评，但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31]。正是由于这一官方的指导思想，在编纂《四库全书》的同时发生了禁毁书籍事件，清廷在全国征书过程中发现大量所谓内容“悖逆”或有“违碍词句”的书籍，不是焚毁劈板，就是删改挖补，当时禁毁书总数达三千一百多种，其数量和《四库全书》著录的书籍几乎相等，形成我国文化事业的一次浩劫。

法国《百科全书》的情况完全不同。编撰者不受官方束缚而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他们的评价标准是普遍理性和人性，让人在《百科全书》中占统治地位，他们鼓吹民主、自由，主张天赋人权，人的尊严不容侵犯，人的权利不容剥夺。为了使得《百科全书》能够继续出版下去，他们也常常用隐晦曲折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但在许多条目中，“异端”思想还是鲜明地表露出来，因此，《百科全书》一再被查禁，几乎夭折。例如，狄德罗所写《农业》《狩猎》，魁奈所写《农场主》，杜尔阁所写《税收》等条目中，揭露了当时法国经济衰退，大批农民丧失土地、贫困无告，而政府苛捐杂税，民不聊生。又如在《政治权威》条目中，狄德罗宣称：“自由是天赐的东西，每一个同类的个体，只要享有理性，就有享受自由的权利”，他和《百科全书》的另一位撰稿人、“社会契约论”者卢梭的观点一样，说君主的权威“只是凭着臣民的选择和同意，君主决不能运用这种权威来破坏那个使他获得权威的法规或契约”[32]。在《暴君》这一条目中，狄德罗指斥“滥用权力，践踏法律，将属下臣民变成自己各种欲望和无理贪求的牺牲品”的“暴君”，是“折磨人类的最致命的祸害”[33]。显然，《百科全书》团聚和联合了一批启蒙思想家，高扬理性的精神，他们触摸到新时代的脉搏，并为其降临而努力奋斗。《百科全书》不仅仅是一部书籍，而且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它具体陈述了不久以后将统治整个世界的那些思想，它为法国大革命铺平了道路。所以，有人评论说：“《百科全书》是众书之书，是当时法国生活的镜子和轰击旧制度的攻城武器”[34]，“对于十八世纪中教士中的保守分子来说，这部书就像吹响了走向毁灭、无政府、无神论和无秩序的嘹亮号角”[35]。

五

当《四库全书》和《百科全书》分别在中法两国编撰的时候，东亚和西欧已航路初辟，经济文化的交流已开始。明清之际，大批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在东西方之间架设了交流的桥梁。通过耶稣会士的介绍，中国人开始对西方的科学文化有所了解，而西方的许多先进人士也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怀抱强烈的兴趣，在《四库全书》和《百科全书》中保留了东西方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的早期痕迹。

百科全书派通过传教士所写的作品，发现了远方中国的许多新鲜事物。中国的文明对百科全书派学者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在遥远的东方存在这个不属于基督教的文明古国，这就证明了人类不需要基督教也能够创造出辉煌的文明，这一点大大地加强了百科全书派反对教会的立场和论据。百科全书派的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评价各不相同，大多数人持肯定和推崇的态度。霍尔巴赫盛赞中国的伦理政治，说：“中国可算世界上所知唯一将政治的根本法与道德相结合的国家”，“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36]。狄德罗写了《百科全书》中的《中国》和《中国哲学》等条目，全面介绍了中国和中国的思想文化，赞美“中国民族，其历史的悠久，文化、艺术、智慧、政治、哲学的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上之”[37]。经济学家巴夫尔曾随商船到过广州，是《百科全书》撰稿人中唯一到过中国的人，他称赞：“中国农业的繁荣胜过世界各国”，“中国政府普遍情形是把全部关心直接向着农业方面”[38]。对中国最为倾倒的是伏尔泰、魁奈和杜尔阁，他们三人都是《百科全书》的撰稿人和支持者，伏尔泰认为：中国文化最合乎理性与人道，中国历史不记载超自然的奇迹。他佩服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和“述而不作”的态度，他还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做辩护，并撰写文章反对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所做的尖锐抨击。伏尔泰还根据中国元曲《赵氏孤儿》写成《中国孤儿》一剧，于1755年在巴黎上演，他甚至宣称：中国文化的被发现，对欧洲思想界来说，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重要。被马克思称为“现代政治经济学始祖”的魁奈撰写《中国专制政治论》，赞美中国政治遵循自然法，推崇中国的礼治、伦理与重农政策，他对《易经》《周礼》《论语》相当熟悉，有“欧洲孔夫子”的雅号。另一位经济学家杜尔阁也推崇中国文化，曾向在法国学习的两位中国青年学者高类思和杨德望提出有关中国的52个问题，要求中国学者解答。百科全书派中也有对中国文化抱批判态度的，如孟德斯鸠，论述了中国专制主义与文化习俗的缺陷；卢梭则指出：中国文明的进步恰恰造成了社会的弊病；孔多塞则称中国“被一群儒生的迷信所阻碍，故不能进步”[39]。

不管百科全书派的学者对中国文化是推崇还是批判，当时还处在中法文化交流开始阶段，他们都只能通过耶稣会传教士这面棱镜来观察中国，对中国情况当然不可能透彻了解。但他们都很关心中国文化，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并通过评价中国文化去反对当时法国的宗教和政治制度。伏尔泰、狄德罗、魁奈、杜尔阁从中法文化相异之点出发，论证法国制度的不合理；而孟德斯鸠、卢梭、孔多塞看到了东西方封建主义的共性，他们抨击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实际上也反对了法国的教会和政府。

《四库全书》的编纂者也通过耶稣会士开始了解西方文化。农家、天文算法、杂家、谱录等类著录了传教士利玛窦、熊三拔、邓玉函、艾儒略等十余种作品，肯定了西方数学、天文、科学技术的成就，说“西洋之学以测量步算为第一，而奇器次之，奇器之中，水法尤切于民用……固讲水利者所必资也”[40]，“其言皆验诸实测，其法皆具得变通，可谓词简而义赅者”[41]，“其制器之巧，实为甲于古今”[42]，“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43]。经过一段中西交流，西方的科学技术已显示出了优越性，故四库馆臣们承认了它的价值，但又囿于见识，把西方科技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奇技淫巧，不认识它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重大作用，所谓“徒矜工巧，为耳目之玩”[44]，不屑于进一步去了解和学习。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的汉文著作很多，介绍了各种西方的学术文化，这是当时中国最需要的知识，但收入《四库全书》者寥寥无几，特别是来华较晚，包括汤若望、南怀仁、蒋友仁等的作品，全被摒斥于《四库全书》之外。馆臣们认为：传教士的书籍虽有一些长处，“特所格之物皆器数之末，而所穷之理又支离神怪而不可诘”[45]。他们还有一个错误观念，以为西学都渊源于中学，说“西法出于周髀……特后来测验增修，愈推愈密耳。明史历志，谓尧时宅西居昧谷，畴人子弟散入遐方，因而传为西学者，固有由矣”[46]，可见当时士大夫对西方文化甚为隔膜，且多误解。

在当时闭关锁国的条件下，四库馆臣对西方文化缺乏了解，这是并不奇怪的。但中国当时并非无人了解西方，本文上面提到的两位中国青年学者高类思和杨德望在法国留学11年以后，于1765年（清乾隆三十年）返回中国。高类思是北京人，回国后一直住在北京，写过不少著作，至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逝世，当时正是四库全书馆进入紧张编纂的时候。但像高类思这样一位长期在法国学习、熟知西方文化、非科举出身的学者，虽近在咫尺，却没有资格进入四库全书馆，不能发挥自己的专长，甚至他的名字和行踪在本国湮没无闻，只能从外国人的记载中略知一二。中国封建的政治和文化机制，缺少宽容和活力，不能将多方面人才网罗入馆，使《四库全书》在反映世界文化科学成就方面产生重大的缺陷，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不幸和损失。

六

《四库全书》和法国《百科全书》是同时诞生于18世纪的东西方两部辉煌巨著，各自有它的成就。《四库全书》汇聚了中国大量古籍，网罗广博，内容丰富，考订精审，编次有序，在清理和总结中国历史文化遗产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后人深入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都将离不开这部大书。历代学者对它评价很高，章学诚说：“四库搜罗，典章大备，遗文秘册，有数百年博学通儒所未得见而今可借钞馆阁者”[47]。阮元说：“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枝分派别，罔不抉奥提纲，溯源彻委。所撰定总目提要多至万余种，考古必衷诸是，持论务得其平”[48]。

至于法国的《百科全书》则总结了西方科学与文化的成就，利用已有的知识和思想资料，发展了唯物主义和进步的历史观、政治观。它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伏尔泰说：“狄德罗和达朗贝尔在给自己装上翅膀，以飞往后世。他们是驮着宇宙的阿特拉斯和赫克里士。他们的《百科全书》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品，是雄伟壮观的金字塔”，恩格斯也说：“法国的唯物主义者没有把他们的批评局限于宗教信仰问题；他们把批评扩大到他们所遇到的每一个科学传统或政治设施；而为了证明他们的学说可以普遍应用，他们选择了最简便的道路：在他们因以得名的巨著《百科全书》中，他们大胆地把这一学说应用于所有的知识对象。这样，唯物主义就以其两种形式中的这种或那种形式——公开的唯物主义或自然神论，成了法国一切有教养的青年的信条。它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致在大革命爆发时，这个由英国保皇党孕育出来的学说，竟给了法国共和党人和恐怖主义者一面理论旗帜，并且为《人权宣言》提供了底本。”[49]

当然，产生《四库全书》和法国《百科全书》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氛围是很不相同的。18世纪的中国正是封建社会的后期，乾隆中叶，经济繁荣，国力鼎盛，文治武功达到了新的高度，经济生活中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明清之际思想界也呈现了一度活跃的景象。但清朝强化了封建统治，对异端思想严加镇压，闪眼即过的民主启蒙思想未能给中国的封建制度造成重大冲击。什么样的社会条件和经济基础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化思想成果，乾隆时代尚是封建盛世，它能为总结汇集封建文化典籍而做出巨大的贡献，但当时新的经济因素和阶级力量尚未成长，外来思想的影响还很微弱，产生于这样条件下而又为清政府主持的《四库全书》不可能偏离封建主义正统儒学的轨道。法国在1789年革命前夕，生产力迅速增长，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已蓬勃发展，科学技术与民主思想随之勃兴，第三等级正在崛起，烂熟了的封建制度百孔千疮，已容纳不下日益发展的新生产力和新社会力量，新的制度即将破土而出，而法国的贵族、僧侣仍保持封建特权，顽固地抗拒法国社会的前进，只有经过暴力扫荡，只有经过革命洗礼，才能洗涤封建主义的污泥积垢，振兴法国，使孕育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脱胎诞生。法国《百科全书》的学者们是唱起新时代乐章的歌手，是呼唤暴风雨的海燕，他们为行将到来的法国大革命做了思想准备。不同的时代赋予人们以不同的历史使命，由此也决定了中国和法国两部划时代巨著根本趋向的歧异，而两国民族性格、文化传统、学术源流的不同又使得两书在编纂体例、思想内涵、知识构成等多方面各具自己的特色。当此纪念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之际，对这两部产生于两个世纪前的巨著进行研究，对于理解中法文化的特点和差异，促进两国文化的进一步交流是有重要意义的。

注释

[*]原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

[1]《戴东原年谱》。

[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儒家类，《孔子家语》条。

[3]安德烈·比利：《狄德罗传》，第6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4]房龙：《宽容》，第344页。

[5]《英国百科全书条目选译》，《百科全书》条。

[6]《清史稿》列传一○七。

[7]王昶：《春融堂集》卷五五，《陆君墓志铭》。

[8]《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上谕。

[9][10][11]《清史稿》列传二六八。

[12]《国朝先正事略》卷三五。

[13]《翁氏家事略记》。

[14]安德烈·比利：《狄德罗传》，第267页。

[15]同上书，第308页。

[16]安德烈·比利：《狄德罗传》，第127页。

[17]《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首，《凡例》。

[18]同上书，子部，总叙。

[19]同上书，子部，天文算法类存目，《算法统宗》条。

[20]同上书，集部，词曲类，小序。

[2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词曲类，小序。

[22]阿基莫娃：《狄德罗传》，第148页，北京，三联书店，1984。

[23]安德烈·比利：《狄德罗传》，第139页。

[24]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上谕。

[25]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初七日上谕。

[26]《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首，《凡例》。

[27]同上书，子部，杂家类四，《论衡》条。

[28]同上书，子部，杂家类存目二，《焦弱侯问答》条。

[29]同上书，子部，杂家类存目一，《祝子罪知》条。

[30]同上书，集部，别集类存目六，《袁中郎集》条。

[31]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

[32]《百科全书条目选辑》，《政治权威》条。

[33]同上书，《暴君》条。

[34]阿基莫娃：《狄德罗传》，第152页。

[35]房龙：《宽容》，第346页。

[36]霍尔巴赫：《社会之体系》。

[37]赖赫维恩：《中国与欧洲》，第92页。

[38]马弗利克：《中国为欧洲的模范》，第43页。

[39]捷鲍登姆：《传教士与士大夫》，第281页。

[40]《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农家类，《泰西水法》条。

[41]同上书，子部，天文算法类，《乾坤体义》条。

[42]同上书，子部，谱录类，《奇器图说》条。

[43]同上书，子部，杂家类存目，《寰有诠》条。

[4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谱录类，《奇器图说》条。

[45]同上书，子部，杂家类存目，《西学》条。

[46]同上书，子部，天文算法类，《周髀算经》条。

[47]《章氏遗书》卷九，《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

[48]《揅经室三集》卷五，《纪文达公集序》。

[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版，第3卷，第394-3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文明对话与和谐世界[*]

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生活在不同地区的各民族形成各具特色的文明，构建了不同的社会。当时，文明初启，世界蒙昧，很少对话和交流。因此，各种文明之间有着重大的差异。至今世界上存在许多文明体系，共处在一个地球上。多元文明的并存和差异是历史形成的，是客观存在。正是文明的差异显示了世界的丰富斑斓，精彩纷呈。

但是，文明的差异会发生摩擦、冲撞、对抗，以至战争。自古以来，由于经济利益的冲突和文明的隔阂对立引发了无数次战争，毁灭了大量的生命和财富，造成人类的悲剧。

21世纪，世界一体化的发展迅速拉近了各个国家和各种文明的距离，文明的冲突将会愈演愈烈，人们以什么态度来对待并存的多元文明，将决定世界的未来。是通过文明对话相互尊重，共同发展，构建一个和谐的世界，还是以冷战思维，猜疑、歧视、挤压，最后爆发战争？人类应该把握自己的命运，选择光明的道路。可以欣慰的是，多元文明的对话正在全世界人民中成为强烈的共识。各国睿智的汉学家、中国的学者应该推动文明对话的趋势，使得构建和谐世界成为人类共同的目标。

和谐世界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多元文明固然有其差异性，但也有其同一性。文明不同于野蛮，它是人类长期实践活动中凝聚的历史智慧和美好理想。各种文明的深层结构中都包含着对人的热爱、关怀和宽容。西方文明中的“博爱”，中国文明中的“泛爱众”，佛教文明中的“慈悲为怀”，伊斯兰教义中的“你觉得什么是痛苦，就该想到对所有人都是痛苦”，各种文明中的这些核心内容可以联结，可以相通，可以携手共进。多元文明既是互异的，又是趋同的，实现文明对话，互相理解，互相包容，互相尊重，它们之间的对抗和战争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中国传统文明强调“和谐”。老子说：“知和曰常，知常曰明”。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说：“万物各得其和以生”。《中庸》中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和”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内容。“和”不是盲目的附和，不是无原则的顺从。“和”是承认事物的对立统一，承认事物内部不同方面的相互矛盾和相互依存。“和谐”的本质是理解、包容、尊重，是和睦相处，和而不同。

今天的中国已经和世界连为不可分割的一体，中国的复兴离不开世界的帮助。世界的稳定、繁荣也需要中国的参与。中国学者真诚愿意通过文明对话，将一个开放的、和平的、友好的中国展示给世界，也希望各国的汉学家们帮助和引领我们走向世界，让我们更加了解和认识世界的先进文明，虚心学习，共同促进和谐与发展。

注释

[*]原载《涓水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末署2007年3月18日。

引进外国智力的历史经验[*]

邓小平同志关于引进外国智力的思想，是我国改革开放总的战略方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1983年7月8日，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利用外国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问题时说：“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对这个问题，我们认识不足，决心不大。搞现代化建设，我们既缺少经验，又缺少知识。”[2]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同志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总结历史经验时又指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对外开放的，不过那时只能是对苏联东欧开放。以后关起门来，成就也有一些，总的说来没有多大发展。当然这有内外许多因素，包括我们的错误。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3]

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引进外国智力，接受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经验、文化思想，吸取全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闭关锁国、故步自封、抱残守缺，离开全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就不可能大步前进，不可能建设好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国家，有过光辉灿烂的文明成就。在很早年代，中国并没有排拒对外国智力的引进，而恰恰是在吸收了外国文化的同时，创造了具有自己风格和特点的中华文明。印度的佛教，在东汉传入中国以后，经过长期的融合、衍变，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影响着世世代代中华民族子孙的思维方式、生活态度、思想观点。

鸦片战争时，个别先进的中国人已认识到闭关锁国、排斥外国智力的危害。魏源提出过一个响亮的口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列强武装侵略中国，残酷地压迫中国人民，在中国激起了抵抗外国侵略的爱国主义高潮；同时，也产生了要求学习外国技术、引进外国智力的思想。因为只有吸取外国先进的东西，为我所用，才能有效地抵抗外国侵略，拯救中国的危亡。魏源提出的口号，简明有力地概括了抵抗外国侵略和学习外国技术这两个方面的要求。

孙中山先生对外国情况了解得更多，曾反复强调利用外国智力的重要性。他说，中国“科学专门知识以暨工程上之经验，尚在幼稚时代，亦非取材异域不可”[4]。“一、我无资本，利用外资。二、我无人材，利用外国人材。三、我无良好方法，利用外人方法。”[5]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毛泽东同志主张：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方面，周恩来同志也讲了很多。邓小平同志关于引进外国智力的思想，实际上是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继承和发展了许多伟大政治家的思想，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付诸实施。1992年5月20日，江泽民同志在与首都应届高校毕业生座谈时指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只有在继承和利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创造出来的全部社会生产力和全部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并结合新的实际进行新的创造，才能顺利地建设起来，并最终建设成功。[6]由此可见，积极引进外国智力，吸取外国优秀文化，既是重要的历史经验，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应当成为全党的共识。

从历史上看，引进外国智力，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了巨大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近代化离不开引进智力的努力。中国最早的大型工厂，是生产军火的。中国人一开始看到的是外国的船坚炮利，外国枪炮比我们好，船比我们好。当时引进硬件就是军舰大炮，没有锐利的武器就不可能抵抗外国的侵略，所以要造船造炮。当时的四大兵工厂是：江南制造局，即后来的上海江南造船厂；福州船政局，即后来的马尾船厂；天津机器局；金陵机器局。这些工厂都邀请外国人帮中国人制造军舰大炮，当时叫“洋匠”。后来由于兵工厂需要钢铁，需要煤炭，才开铁矿、开煤矿；需要交通运输，才设轮船招商局。铁路发展在中国是比较早的。辛亥革命以前，几条干线都建起来了。清朝的时候，已有京沪铁路、京汉铁路、京沈铁路、京张铁路、长春铁路。这些铁路中，除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詹天佑设计的，其他全是外国人投资设计的，使用的是外国的钢轨、外国的机车和设备，硬件软件都是从外国引进的。詹天佑本人是留美学生，也算是对外国智力的一种引进。所以从中国历史上讲，引进外国智力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当然，晚清政府是半殖民地性质的政权，在建造铁路，引进外国的资金、技术、器材、人才的同时，也丧失了国家主权，引起帝国主义争夺势力范围、瓜分中国的危机，这是一个严重的历史教训。所以，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主张引进外国资金，聘请外国专家，都要坚持“主权在我”，不能听任外国人的摆布。

引进外国智力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请进来，即请顾问，请专家，请教师，请工程师。晚清政府创办的北洋海军就聘请了大批军事、机械、造船专家，如琅威里、汉纳根等。当时的海军舰艇体现了高度发展的工业与科学水平，没有专家的指导，海军舰艇是运转不了的。晚清政府设立的第一所学习外国语言与自然科学的同文馆，聘请的总教习是美国人丁韪良，他任职25年，后来又担任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的前身）的第一任总教习。江南制造局聘请英国人傅兰雅翻译了大量自然科学书籍，他从事译书28年，译作极丰。这些外国专家都为中国近代教育、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引进外国智力的另一种形式是派出去，即派遣留学生。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派遣留学生是在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容闳向曾国藩、李鸿章提出建议，派120名幼童赴美国学习，原定学习15年，后来提前回国。这批留美幼童中许多人后来成为各个领域近代化事业的开拓者。詹天佑是其中的一个，是杰出的铁路工程师。还有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民国时期的外交总长梁敦彦、蔡廷，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开平煤矿的工程师邝荣光、关仰曾等。接着是在建立北洋海军期间，向英国、德国派出一批学习造船和驾驶的留学生，其中包括杰出的思想家严复，以及后来担任海军管带（即舰长）的许多人，如甲午战争中牺牲的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还有担任过海军部长的萨镇冰、李鼎新、刘冠雄等。邓世昌虽不是正式派遣的留学生，但清政府购买军舰，邓世昌奉派领舰回驶，他也在欧洲经过了培训。

今年是中日甲午战争100周年，100年前的这场战争改变了东亚的面貌，决定了日本和中国各自的命运。当年，日本和中国的竞争很突出地表现在武器和智力的引进方面。原来中国海军的实力超过日本，居亚洲之首，后来日本急起直追，咬紧牙关购置新舰快炮，甚至说宁肯每天少吃一顿饭也要购买新舰。结果，它在战前几年内购得“吉野”“浪速”等快舰，海军实力凌驾于渐趋陈旧的中国海军之上，这是中国海军在甲午海战中一战败北的原因之一。日本和中国都派遣留学生，中国留学生回国后只能在北洋水师学堂担任教职或者当舰长，而日本派遣的留学生如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伊东祐亨在甲午战争时期已经是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外务大臣和海军司令官了。

智力引进在中国经过了一段漫长、曲折的探索过程。开始时看到外国船坚炮利，故而仿制武器，以后逐步创办轮船、铁路、煤矿、工厂，连带地引进自然科学、培养工程师和技术工人。西方物质文明成就容易看得见，引进易，精神文明成就的情况比较复杂，引进较晚；自然科学知识比社会科学知识的引进又要早一点、快一点。严复的功绩就在于翻译了一批社会科学名著，如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约翰·穆勒的《名学》等，这些著作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巨大作用。辛亥革命前夕，数以万计的中国留学生负笈日本。由于当时国势危蹙，很多人为了拯救中国，投身于改革与革命，所学科目多为政治、法律、军事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智力的引进跃入一个新时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也是从外国引进的，它使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时出国留学的人，一批赴法国勤工俭学，如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陈毅、聂荣臻、李富春；一批赴苏联学习，如瞿秋白、刘少奇、张太雷。许多革命家都在国外学习、接受马列主义，回到中国传播马列主义。可见，社会科学知识不但需要引进，而且对推动社会前进起着巨大的作用。

马列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必须坚持。但马列主义并不是狭隘的、封闭的学派，它必须在继续吸取人类创造的全部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不断发展，才能适应时代的需求，显示其永葆青春的生命力。譬如：我们现在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对市场经济的规律和运作，我们很不熟悉，正在实践中探索，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搞了几百年市场经济，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和借鉴，有了这种参考和借鉴，我们便会少走弯路，更快前进。

引进社会科学知识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引进自然科学知识。自然科学如果发生失误，会造成严重的损害，其损害往往是对一个工厂、一条铁路、一项工程的局部性损失。而社会科学如果发生失误，其损失常常是全局性的。例如，当年错误批判了马寅初先生的人口学说，导致人口生育的严重失控，中国人口猛增，成了当前国家建设中的重大负担，压得我们几代人都喘不过气来。

最后，引进外国智力有两条原则必须注意，一条是主权在我，引进智力，引进人才，不能丧失国家主权。这在历史上也有教训，中国开始建立海关，任用英国人管理，虽然海关的工作效率比较高，但同时实行了一套半殖民地的管理体制，各海关的税务司清一色都是外国人，英国人赫德任总税务司达48年之久。他们把持中国门户上的锁钥，不仅使中国对外贸易吃了很多亏，而且进一步干涉中国的内政，操纵中国的外交、财政，祸患极大。这是丧权辱国，我们现在当然不会这样做。另外一条，引进外国智力也要根据中国的情况，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外国的东西并不都是好的，邓小平同志再三强调，改革开放搞引进，许多蚊蝇飞进来，这不可怕。我们也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即使外国好的东西也得跟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真理，但是马克思主义如果不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成为害死人的教条主义，所以马克思主义也要中国化。我们强调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要结合中国的情况，根据中国的条件，洋为中用，要表现中国的特点，走中国人自己的道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不可能和西方的模式完全一样，必须要有中国的特色和风格。总之，引进外国智力必须坚持两条原则，一条是主权在我，另一条是要结合中国情况，只有这样才能起到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作用。

注释

[*]原载《求是》，1994年第21期。

[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同上书，第90页。

[4]《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2页。

[5]《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60页。

[6]《人民日报》，1992年5月21日。

中西文化的抉择[*]

清代历史和过去历史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世界和中国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清代历史的很多方面深受世界的影响，离开世界这个历史背景，我们就难以解释清楚清代的许许多多的问题，许许多多的情况。很多问题不联系世界，就看不清楚。

清军入关是1644年，距离哥伦布发现美洲已经一个半世纪，全球历史的帷幕已经拉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这样一些国家相继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南北美洲已经成为欧洲的殖民地，世界其他地方，非洲、东南亚、印度、中东也正在遭到殖民侵略。这个时候的中国，她保持了国家的独立。但清朝历史和以前朝代不一样，一开始清朝崛起就和世界接触。如西方的红衣大炮，清入关前就开始引入，这里不多说了。清入关后，从顺治开始，就与传教士接触。顺治与传教士关系非常密切，他称汤若望为“玛法”，是父辈，很尊敬的称呼。据汤若望记载，在两年的时间里，顺治帝去了汤若望家24次。汤若望在宫里医好了皇后的病，得到了皇太后的恩赐，可以出入宫禁，与清廷关系极好。康熙更不用说，对天文、数学等西方科学技术都有很浓厚的兴趣，身边有很多传教士。康熙得了疟疾，当时的疟疾病是非常严重的，治不好，会死人的，康熙采用并推广了金鸡纳霜治疗法。签订《尼布楚条约》前谈判的时候，张诚、徐日昇充当了翻译。《康熙皇舆全览图》也是传教士帮着画的。可以说，在清初，传教士与清统治者有着一段蜜月般的关系，非常亲密。满族的亲贵也有很多与传教士有很密切的关系，相比之下，汉族士大夫在清初与传教士关系密切的不多。明末的汉族士大夫，像徐光启、李之藻信仰天主教，可是清初的士大夫，我印象中没有几个。

当时中国也是处在十字路口，也有可能选择西方文化。作为统治者的满族，处在文化的后进的地位，它要学习先进文化。当时，它面临的先进文化有两种，一种是西方文化，一种是汉文化。它和西方文化接触很多，也知道它的好处，为什么没有更多地选择西方文化？这也是一个历史之谜吧。后来，完全走了汉化的道路，而且越来越汉化。看来，它不是没有可能选择西方文化，它有机会选择，但它没有更多地吸收西方文化，而是走了单纯汉化的道路。如果稍稍吸收一些西方文化，哪怕像日本一样，出现一个兰学，那中国历史的道路肯定会不一样。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想。

看来，文化的选择有一个土壤的问题。清统治者要统治汉人，因此，它选择的是统治汉人的现成的政治和文化模式，而不再考虑选择其他的模式，这也是一种解释。我觉得，清初的历法之争，表面上是汤若望取得胜利，采用了传教士所编的《时宪历》，因为它是科学的。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讲，从全面的文化选择来讲，汤若望失败了，而杨光先胜利了。杨光先是坚持以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抗西方文化的。因为中国走的道路依然是汉族的传统道路，没有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这是历史事实，清朝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政治和文化选择，一开始就面临着西方文化，这是其他朝代没有的事。

文化的冲击、磨合、交流，这个过程很不容易。历史上，印度佛教经过上千年的时间才融合成中国的佛教，因此，刚进入中国不久的西方文化不可能很快被中国人接受。文化的融合有独特的规律，历史有它的必然性。

清朝建立之初，要考虑统治汉人，必须尊重汉族传统的信仰和风俗。所以，传教士面临的困难越来越严重。罗马教廷坚持要反对祖先崇拜，这引起了汉人反对，满族统治者也反对。雍正时期，全面禁教，把传教士逐出宫廷，关上了大门。从历史的表面来看，雍正的全面禁教，似乎阻止了中西文化交流，但是历史是在前进的，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不可阻挡、不可抗拒，中国逐渐融入世界的潮流也是不可抗拒的。

18世纪文化交流虽然被阻断，乾隆后期在宫廷已经没有传教士了，但中西方经济的交流大大地发展了。当时海关对外贸易急剧增加。康熙时期海关收入只有4万两，贸易额很小，到鸦片战争前海关的税收达到了190万两，增加了47倍，增加得很快，如茶叶、丝绸、棉布、瓷器的对外贸易大量增加。到康乾盛世，海外贸易比较繁荣。

社会发展也达到了顶点。从人口来看，汉朝人口5 000万，唐朝是8 000万，后来也有增加，但中国的记录人口从来没有达到过1亿，明朝是七八千万，到清朝道光时期为4亿。相应地，农产品也只有增加4倍到5倍，才能养活这么多人口，可以说，当时经济总量已超过汉、唐。根据外国的有关研究，当时中国的GDP占世界的32%，这是外国人的统计；还有一种统计是24%。是否确切不敢说，但说明当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很大。

这些方面的研究都需要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结合，也需要你们的合作。我希望年轻的学者转而研究一些大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国的经济实力到底如何？

康乾盛世如何解释，也需要世界历史的知识。不了解世界的情况，也难以解释康乾盛世。当时国内安定是个主要因素。不能老打仗，社会的安定对于生产的发展至关重要。康乾统治者非常重视农业生产，投入大量精力治理黄河。有一年，国家收入的1／3用于治河。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南美洲的白薯、玉米、花生等作物在康乾时期得到广泛种植。这些作物传入中国是在明朝，但广泛推广是在清朝。如果离开了白薯、玉米，这么多人口怎么养活，很难想象。只有高产的粮食作物才能养活这么多人。而且，白薯、玉米的种植条件要求很低，对土壤、水、气候的要求不是那么苛刻，这些高产作物遍地可种。从前不能种的地方，开垦出来就可以种，平原、高山、地头旮旯都可以种植。乾隆年间，开垦了以前的很多荒地，因此，粮食产量较高。这对于康乾盛世的到来非常重要。

高产作物在中国的推广，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了，但还不够，这个问题的研究，也需要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的专家合作研究。关于白薯这些作物如何推广的问题，值得研究。当时有个姓陈的福建人，带着他的儿子、孙子，山东、山西到处跑，一辈子推广种白薯。白薯种植的关键就是育秧，他帮助北方农民解决白薯育秧过冬问题，像这类问题值得研究。可以肯定，南美洲作物的推广对康乾盛世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没有南美洲高产作物的传入和推广，就没有康乾盛世。

另外一个因素是货币。当时墨西哥白银大量输入中国，这一点对中国市场的发展非常重要。白银是良好的硬通货，当时的贸易连年出超，有很多东西销往外国，像丝绸、瓷器、茶叶；而外国人没有那么多东西运往中国，当时还没有大机器生产，只能用白银。有本书叫《白银资本》，轰动一时。讲当时中国是全世界的经济中心，所有的白银都流向中国，中国是白银的仓库。据说，在18世纪，有3亿两白银流入中国。可以说，大量白银的输入，成为中国市场交易的润滑剂，扩大了中国市场，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使中国经济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关于当时中国货币流通量、交易量到底如何，这些研究大多都是宏观的，细致的研究还不够。有统计说，中国当时国内的总贸易量超过了英国海外的贸易量，到底是不是这样，需要中国史、世界史学者共同论证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两个因素，经济方面高产作物的推广，货币方面白银的输入，对康乾盛世的到来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否则很难达到那样的高度。所以说，清初中外的文化交流虽然暂时中断，但经济交流更加密切，而且其实际影响非常大。到了晚清，更不用说了。如果不联系国际背景，根本没办法研究中国近代历史。清朝前期，中国还可以置身于国际事务之外，是天朝上国，洋洋得意，自高自大，关起门来，可以高唱“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到了鸦片战争以后，大门被打开了，也无法关门了。这个时候，中国就被彻底卷入了世界历史的旋涡中。

无奈也罢，被迫也罢，缺乏精神准备也罢，反正你是被卷入了世界历史旋涡。列强蜂拥而入，外国开始成为支配中国的一个力量。以前是外在力量，现在成为社会内部的力量，而且是强大的支配力量。一次一次的战争，一次一次的条约，把中国与世界绑在一起，变成了半殖民地。这个时候，研究中国历史，已经离不开世界历史。

反对西方列强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向西方学习同样是中国的一个主要任务，这两个任务是矛盾的。受到外国侵略，还要向它学习，即“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历史就是这么复杂。老师打学生，这样的事在近代很多。割地赔款，丧失主权，如果不抵抗，不反戈一击，一味认输投降，丧失的不只是物质财富，不只是主权、利益，丧失的还有精神、信心和希望。中华民族就是在抵抗中逐渐成长的。但是你光反对，不学习也不行，那样就没有进步，就会停留在愚昧落后的层次，就会停留在非理性的行动中，使你的抵抗斗争变成“义和团式”的行为，使你的爱国行为变成盲目的排外主义。正是这些经验教训使中国在近代逐渐走向了正确的革命道路。

晚清与外国打交道非常多，外国传教士、政治家、军事家、记者都到了中国，他们写了大量的东西，但目前还有很多没有翻译过来。当然，他们的记载描述带有偏见，但在某些方面反映了中国历史。因此，清朝历史与以往的朝代不一样，它自始至终与世界历史保持着联系，我们必须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观察中国，必须了解当时西方人对中国写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

注释

[*]原载《清史译丛》第一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的选择[*]

五四运动既是一场爱国救亡运动，又是一场文化启蒙运动。近年以来，其反封建文化启蒙的任务，特别受到大家的重视和关注。目前研究者流传着近代文化变革三阶段的论点。所谓“三阶段”，即指中国跨入近代社会以后，中西方文化发生激烈冲突，中国的旧文化节节败退，发生变化。洋务运动时期，文化的物质层面发生了变革。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文化的制度层面发生了变革。到了五四运动时期，文化的观念和心理层面又发生了变革。这三个阶段递次演进，由浅入深，构成了中国近代首尾相贯、连绵不断的文化变革进程。五四新文化运动触及了社会最深处的观念和心理层面，因此，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最深刻、最猛烈的撞击。这一撞击是如何发生的？它的背景和结果究竟如何？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如何进行文化选择？

西方近代工业文明，以蒸汽机、廉价商品和坚船利炮打开了代表东方农业文明的中国的大门。西方列强，一方面挟带来先进的生产力、社会制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另一方面在中国大肆屠杀，到处压迫，显示原始积累野蛮掠夺的特征。这给中国的先进分子造成了憎恶与钦佩交织的困惑心理，中国人背负着被侵略的屈辱与悲愤，踏上了向西方学习，实现国家独立与近代化的艰难旅程。老师经常痛打学生。20世纪之初“列强侵略”与“西方文明”几乎是同一概念的两种表达方式。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把自己的心理划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去排斥与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另一部分又要从西方迎请姗姗来迟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这种人格的内心分裂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理，更是五四一代的矛盾与苦闷。

五四文化启蒙运动在什么环境中产生，已有很多书籍和文章详细论及。这里要强调的是：五四运动上距辛亥革命只有8年，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成果是推翻了清朝政府，使得封建的皇冠跌落尘埃，两千多年的专制帝制垮台了。长期统治中国的政治轴心一旦崩塌，释放出强大的思想能量，并造成政治上的真空和失衡，使得随后发生的一次猛烈的思想解放运动成为必然与可能。传统的政治轴心——封建帝制被推翻了，而传统的文化轴心——儒学尚未立即倒塌，由于历史惯性的作用，它仍然发挥很大的影响，支配着人们的内心深处。一切旧势力企图利用旧的“文化轴心”以重建旧的“政治轴心”。袁世凯演出洪宪丑剧，捧出儒家，祭天祀礼；康有为、陈焕章、梁鼎芬等建立孔教会，在读经复古声中大做复辟梦。五四运动中的先进分子认识到帝制与儒学相表里，皇权阴魂不散和社会乌烟瘴气的重要原因是尚未彻底崩塌的文化轴心在起作用，儒家的纲常伦理深入人心，流毒太深。如果不正本清源，不摧毁传统的文化轴心，它必然会再次成为复辟活动的护符与实现国家富强的阻力，必将使辛亥革命的成果彻底化为乌有。于是，历史舞台发生变换，以前从事政治结构改造的革命家因无可着手而暂时退到第二线，致力于文化启蒙的思想战士们披挂上阵，转到历史的前台。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等脱颖而出，展开口诛笔伐，对传统文化价值提出诘难。陈独秀说：“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曾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章、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2]既然虎头蛇尾的政治革命因意识形态的阻力而不能进行到底，那就必须有一场文化运动“摧廓而澄清之”。因此，政治体制的设计、宪法细则的讨论、铁路计划的理想，从前流行的热门话题逐渐被淡忘，而代之以对伦理观念、价值结构、文化选择以至文学体裁的激烈争议。在激昂的情绪下，《新青年》杂志吹响了向传统文化轴心——儒学出击的冲锋号。陈独秀指出：“如今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因为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和君主专制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全然相反，一个是重在平等精神，一个是重在尊卑阶级，万万不能调和的。”“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政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3]。吴虞说：“到了如今，我们应该觉悟，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什么‘文节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设的圈套，来诳骗我们的，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4]。自从这些先进分子登高一呼，万众景从，知识界迅速把注意力从对政治结构的关注，转向了对传统文化价值的批判，而这一批判，也正是为了从更深的层次寻找设计未来政治结构的途径。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迈向近代化社会的一个阶段，与以往历次运动的一个显著区别即在于，它并未对应于任何一个政治轴心，亦即不以任何政治权力为依托。中国近代史上的几次运动，如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在改变文化的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时，均围绕清王朝这一政治轴心来进行；辛亥革命，以共和取代专制，目标是建立临时革命政府这一新的政治轴心，临时革命政府的让权解散亦即标志着革命的失败。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是在政治轴心失落的条件下进行文化批判和选择的。民国的历届政权，分裂争夺，腐败无能，失尽人望，没有人对这些军阀政权抱什么幻想。这些政权亦失去了控制思想界的权威和能力。正因为失去了政治轴心作为文化选择的目标与依托，因此，五四知识精英大多带有迷惘困惑的情绪，他们“彷徨”于原野，“呐喊”于荒郊，面对传统儒学的庞然大物，不知道自己的“呐喊”会产生多大回声，他们抱着人醉我醒的态度，愤世嫉俗，知其不可而为之，暂时还看不见黑暗尽头的微曦。

从中国历史上看，政治轴心（政统）和文化轴心（道统）是高度连为一体的。自从春秋战国之际，以“道统”自任的“士”出现以后，“政统”与“道统”处在专制主义的统一体中，在矛盾中共存。表面上看，圣贤之道是士大夫总结历史经验和发扬内在智慧的理性产物，似乎可以游离于政治轴心之外，成为社会的批判力量，实际上皇权与圣道密不可分。道统依附于政统，必须靠政统作支持，而政统垄断了道统，必须以道统作护符。即使改朝换代，皇权更迭，圣道也会随之转向而很快依附于新皇权，独立的道统是不存在的，圣道总要与皇权沟通，受皇权制约。圣道的最高使命是“应帝王”，所谓“内圣外王”就是发挥知识界的聪明才智去巩固和延续封建皇权。失去了帝制这一政治轴心，传统文化从总体上失去附丽，变成了飘荡不定的幽灵游魂。这一点和西方国家有很大差异，西方政权与教权的分离，使得知识与文化价值系统不完全是政治的附庸，而取得了一定的独立地位。中国知识分子，作为“圣道”的载体和阐释者，一旦与“政统”脱离而失去依附，一方面产生了失落感而迷惘无所措，而另一方面也因脱去了政治的羁勒，不再为腐败的政治修补粉饰，而具有了独立存在和自由选择的可能性。五四以前的改革者，在引进外国文化的时候，举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旗帜，声称是为了保卫中国传统的文明，“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悌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维朝运汽轮，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5]。戊戌变法时，康有为上折请尊孔学为国教，说“惟有孔子，真文明世之教主”。“今所编撰，特发明孔子为改制教主，六经皆孔子所做，俾国人知教主，共尊信之。皇上乙夜览观，知大圣之改制，审通变之宜民，所以训谕国人，尊崇教主，必在是矣”[6]。也有的改革者小心翼翼地引经据典，声称外国的枪炮船舰、机器铁路、声光化电、立宪共和统统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货色，只是后世失传了，流入西方，“礼失求诸野”，于是引进西方新文化变成了恢复中国旧典章。所谓“西学之擅长者，亦精于天算格致，其学固中国所有，而尤得其统宗”[7]。“泰西开国至今历年未久，故其人情风俗，尚近敦庞，犹有上古气象，即此一事（指开议院），颇与三代法度相符”[8]。所有这些说法，既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华夏中心主义”的自大心态，以为西方的先进文明无非是远古华夏文明之光的再现；又自觉或不自觉地要在顽强的中国本位文化面前减少变法改革和引进外来文明的阻力。但这种心态也使新文化迟迟不能摆脱附庸地位，而显示自身全新的价值。

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比他们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不是借古人之魂去扶起已经倾倒了的政治轴心，也不是在新的文化价值体系身上硬加一件古色古香的外衣，而是脱离了“政统”，解放了思想，以辛辣的语言、鲜明的观点去批判沦为政治婢女的旧的文化价值体系，以热烈的态度、饱满的激情去欢迎“德先生”和“赛先生”，企图独立构建新型的“文化轴心”。他们不是借孔子的亡灵，吐维新之隽语，而是在西方思潮涌入的狂涛巨澜中，破浪击水，奋力前行。易白沙在《孔子平议》中说：“国人为善为恶，当反求之自身，孔子未尝设保险公司，岂能替我负此重大之责。国人不自树立，一一推委孔子，祈祷大成至圣之默祐，是谓惰性”，并列举孔学的四大弊病，“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孔子讲学不许问难，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孔子多绝对之主张，易为人所借口”；“孔子但重作官，不重谋食，易入民贼牢笼”[9]。吴虞称：“孔氏之徒，湛心利禄，故不得不主张尊王，使君主神圣威严，不可侵犯，以求亲媚”[10]。钱玄同说：“欲祛除三纲五伦之奴隶道德，当然以废孔学为唯一之办法”[11]。这种鄙视圣人、抨击传统成为五四知识精英的普遍心态，不是借用古圣贤的字句，而是从西方知识武库中拣起刀枪，向着旧文化、旧传统、旧教条挑战，凭借个人的所学所感、所思所悟去判断是非，体验人生，寻求救国救民的方案，由此引出的结果，必然是文化价值标准的多元化，冲决网罗，否定道统，推倒旧的文化轴心，任意从某一个视角出发，以任何一种西方学派、西方思想家的论点为依据，进行文化反思。一时之间，俄国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杜威的“实验主义”，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尼采的“超人意志”，欧文、傅立叶的乌托邦，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法国的“工团主义”，日本武者小路的“新村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各种名目繁多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风起云涌，显示出了价值无中心的失衡状态。

五四时代，和西方各种思潮的涌入相适应，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知识分子，既有视传统为敝屣的“西化热”者，也有面向古代的“国粹派”，既可以头戴外国学士帽，口诵“科学主义”，也可以放浪形骸，脱却羁绊，大做无政府的黄粱梦。在失去政治依附和没有社会约束的条件下，进行文化选择，真可谓百花齐放，万舸争流，显示出“万木霜天竞自由”的蓬勃景象。

“政治轴心”和“文化轴心”同时失落，知识分子无所依傍，探索追求，分化组合，随着时间的演进，基本上分成为三个群体。

第一个群体是以胡适、吴稚晖和后来的陈序经为代表，他们主张扔弃传统，使中国文化彻底脱胎换骨，接受西方文明，被称为“全盘西化派”。胡适曾激动地高呼：“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肯认错了，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不要怕模仿，因为模仿是创造的准备工夫，不要怕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因为绝大多数人的惰性已尽够保守那旧文化了”[12]。后来，陈序经说：“百分之百的全盘西化，不但有可能性，而且是一个较为完善、较少危险的文化的出路”[13]。但事实上，传统是一股切不断、丢不掉的强大力量。它从过去流注到现在，又奔向未来。每个人都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受教育、受熏陶。传统可以改造、转换、超越，恰恰不能完全扔掉，人类不可能一下子脱离开生长自己的土壤。“全盘西化论”不仅违逆了人们的寻根心态，而且在实践中也行不通。主张完全丢弃传统文化的人往往在内心深处不自觉地保存着相当强固的传统地盘。

另一个知识群体以梁启超、张君劢、章士钊、梁漱溟为代表，试图在失去“政治轴心”的支持下，接续儒家传统，弘扬东方学术，企图以儒学（宋明理学）为框架来吸收西方文化，开辟一条近代化的道路。他们主张社会普遍和谐的观念，认为道德和精神的圆融是未来的进步标志，坚持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以为欧美国家以血与火的代价取得文明进步并不是最佳的选择。梁启超曾是引进西方思想的启蒙者，但五四以后，周游了欧洲，却大加赞赏传统文化。他说“近来西洋学者，许多都想输入些东方文明，令他们得些调剂。我仔细想来，我们实在有这个资格”[14]。梁漱溟在比较东西方文化的发展路向后，认定中国文化是世界未来的出路，西方虽然在工业文明方面有突破性的成就，但精神方面却未闻大道，不能解决物质高度发展所带来的精神困惑，唯有孔子的学说，“顺着自然道理，顶活泼、顶流畅的去生发它，以为宇宙总是向前生发的，万物欲生，即顺其生，不加造作，必能与宇宙契合，使全宇宙充满了生意春气”[15]。章士钊则提倡“物质上开新，道德上复旧”；“国粹不灭，欧化亦成”[16]。他们热心于重建儒家传统，作为新时代的“文化轴心”。事实上，儒家文化产生于古代农业社会，虽然其中有不少精华可以也必定会被吸收、融合在新建构的未来的文化大厦中，但它的价值体系和整个思想框架，却与近代工业社会的生活格格不相容。以伦理为中心的儒家文化强调群体和谐与人的责任感，却缺少民主、科学、法制、人权、效率等使社会走向近代化所必需的文化基因。传统重建或儒学复兴，实即“中体西用”的翻版，不可能成为建设新文化的指导思想。

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模式选择，从一开始就不是整体性的选择，而是适应当时人们的局部认识和暂时需要的片面性选择。洋务派选择了船炮机器，维新派选择了君主立宪，革命派选择了共和、国会，五四的先进知识分子选择了民主、科学，并进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变革递次演进的角度看，他们接触到了最深层次的文化价值。但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历史的中心课题，是要建立新的政治轴心，即是一个能适应近代化进程的民主的、有权威的政府，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大、人口众多、小农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传统农业社会里，没有这样的政治轴心，任何迈向近代化的努力，都是心劳日拙，无济于事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文化轴心——传统儒学——的猛烈批判，即是服务于政治轴心的重建。新的政治轴心需要新的文化轴心来维护，而新的文化轴心的确立也只有在新的政治轴心树立和巩固之后，才有可能。这样，无论“全盘西化派”或“传统重建派”，在政治轴心失落的情况下，企图构筑文化轴心的努力都变成为不切实际的空谈，只能在报纸杂志上论说纷纭，打笔墨官司，缺乏实际意义。而对立各方对东西方文化的内容、特点大多浮光掠影，浅尝辄止，来不及进行深切透彻的研究。五四时代提出了“科学”与“民主”，这是重大的进步。但很多人以之为口头禅，对民主的真正含义并不了然。民主是权力制衡的机制，是逐渐生长的有机体，是民主程序的形成和民主意识的觉醒，很多人却想以道德批判为切入点，一步登天，实现民主变革，缺少以法治观念为标志，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体制。至于“科学”的口号，在西方有着自然科学发展的长期背景。17、18世纪，由于数学、物理、天文学方面的突破，更新了宇宙观念和思维方式。于是，从科学原理到宗教教义，从哲学思辨到艺术鉴赏，从伦理规范到政治、法律，一切都在重新研究，拿到理性的审判台前接受检验。中国缺乏科学革命和哲学思辨方式的变革，要在迷信盛行、文盲遍地、封建主义统治下的中国土地上，嫁接科学之树是十分艰难的。总之，脱离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脱离了对社会的改造和政治轴心的重建，在文化领域中孤立地努力，纵然也有点滴的功效，但在总体上是徒劳无功的，不可能重建中国的新文化。

在五四时期和以后，还有另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他们怀抱爱国热忱和远大理想，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在实践中选择西方的各种学说，摸索救国的真理，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恽代英、邓中夏等。他们与前两个知识群体不同，把文化的重建和社会的改造密切结合起来，使思想启蒙运动走向广大的工农群众，使文化重建的努力不停留在书斋中，他们当时大多数是才华焕发、富于理想的青年，以“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豪情壮志，指点山河、激扬文字；他们大多崇拜过梁任公的如椽之笔，追随过辛亥革命的义旗，信奉过西方传来的这种和那种“主义”。在如火如荼的五四爱国运动和文化反思中，他们认识到了政治和社会改造的重要性。《新青年》创办时的宗旨是不谈政治的，但后来，陈独秀说，“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17]；李大钊说：“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18]；毛泽东说：当时知识界“一味的‘耗矣哀哉’激刺他人感情作用。内面多是空空洞洞，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人人思想界，便不容易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了”[19]；蔡和森到达法国后，于1920年8月写信给毛泽东：“无政权不能集产，不能使产业社会所有。换言之，即是不能改造经济制度。无政权不能保护革命，不能防止反革命，打倒的阶级倒而复起，革命将等于零”[20]。他们摒弃了空言侈谈，文字游戏，主张笃行实践，学用结合。当时，少年中国学会组织过工读互助团，恽代英在武昌办过互助社，还有一些青年鼓吹过“新村”。这些带有空想色彩的局部的社会改造计划相继失败，证明和平的、改良的道路走不通，促使先进的知识分子从思辨和空想中觉醒，从无数的学派和“主义”中摆脱出来，迅速向着马克思主义迈进。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1918年，他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中热情讴歌俄国的十月革命。1919年，他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陈独秀在1920年初发表《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的演说，提到“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显示他正在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初步的共产主义者。与此同时，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一方面深入工农，面向社会，组织群众，投身于革命实践；另一方面勤奋钻研，孜孜不倦，或创办报刊，或组织团体，或留学国外，努力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从此，中国革命走出低谷，迎来高潮，面貌焕然一新。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重要成果是先进知识分子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世界、拯救国家、改造社会、推动革命的思想武器。这一选择是历史的必然，是中国政治和文化史上的伟大转折，它使政治轴心和文化轴心的重建有了可能，使民族和国家有了希望，使中国革命从“山重水复疑无路”走向“柳暗花明又一村”。

先进的知识分子所以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的、革命的世界观、方法论。它能够正确地分析中国的国情，阐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特点，阐明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腐朽的本性及其矛盾。它可以指出中国社会肌体上的种种病症，对症下药。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它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从实际出发，身体力行，强调主体对客观世界的能动改造，它并非经院式的学理探讨，亦非虚无缥缈的浪漫玄想，而主张脚踏实地，通过革命途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国家，以消灭人间的剥削和不平。马克思主义既强调在革命斗争中严格的纪律，又充分尊重群众的民主权利和创造精神，能够充分调动和发扬蕴藏在群众中的革命潜力，马克思主义为革命政党提供了制定正确战略策略的理论基础。正像马克思自己所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1]正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并适合中国的需要，它在中国迅速传播，战胜和排除了流行一时的各种学说和“主义”，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发挥出惊天动地的威力。

五四以后的70年，是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国社会实行革命改造和建设的70年。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这标志着一个肩负重振中国、复兴民族的新的政治轴心建立起来了。在70年中，中国人民更深入地学习并运用马克思主义，使它在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中大大地丰富和发展。当然，在70年中我们遭遇到了许多困难、挫折和错误、失败。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经历了历史的考验，在70年的曲折路途上，一直引导着我们跨越险滩，绕过暗礁，胜利前进。马克思主义的巨大指导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它既是今后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建设的指针，也将成为能够包容、吸收中外古今思想精粹的社会主义的文化轴心。70年的历史证明：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的选择是正确的，中国人民将继承五四的传统，沿着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坚定不移地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迈步前进。

注释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3期。本文是与杨念群同志合写的。

[2]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3]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

[4]吴虞：《吃人与礼教》。

[5]张之洞：《劝学篇·会通》。

[6]康有为：《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

[7]屠仁守：《屠光禄疏稿》卷四，《奏陈变通书院章程疏》。

[8]《戊戌变法》（1）：郑观应，《论议院》。

[9]易白沙：《孔子平议》（上）。

[10]吴虞：《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

[11]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

[12]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13]陈序经：《全盘西化的辩护》。

[14]梁启超：《欧游心影录》。

[15]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16]章士钊：《新时代之青年》。

[17]陈独秀：《谈政治》。

[18]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

[19]《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载《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1号，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63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20]《新民学会会员通讯录》第3集。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第4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千年历史的启示[*]

一、往事越千年

时间如风驰电掣，弹指即逝，我们迎来了世界新千年的春天。回首前尘，沧海桑田，人类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走过了艰难坎坷的路程，也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成绩。

一千年前，中国正当北宋真宗咸平三年，上距赵匡胤陈桥兵变（公元960年）40年，下距宋辽澶渊之盟（1004年）4年。那时候的中国，刚刚走过了唐朝的繁荣鼎盛，创造了古代世界的伟大文明。经过了五代十国的干戈扰攘，进入北宋，中原地区重新统一了，却又面对着四个游牧民族——契丹、西夏、女真、蒙古的接连进攻，长达三百年之久，偏安江南的南宋朝廷终于被元朝所灭。14世纪末，朱元璋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再一次建立了汉族的全国政权。17世纪满族崛起，清廷代兴。康乾盛世，把中国的经济和文化推向新的高峰。但明清两代，政治上实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思想上保守禁锢，对外闭关锁国，工商业疲弱无力，不足以打破封建主义的桎梏。中国逐步落在了西欧先进国家的后面。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武装入侵，中国在外国的坚船利炮面前，屡战屡败，被迫订立城下之盟，受人鱼肉、被人欺凌，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经过百年艰苦斗争，中国人民觉醒并获得了新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千年前的世界亦在贫困和战乱中挣扎求生。英国被丹麦入侵，长期被蹂躏，法国则农民反抗，如火如荼。意大利和西班牙分裂成许多城邦和小王国，连年争斗。宗教势力很猖獗，迫害人民，盛行火焚等酷刑。阿拉伯的伽色尼王朝曾25次入侵印度，到处尸骨如山，颓垣废墟。欧洲和亚洲都在封建社会的漫漫长夜中，而美洲、大洋洲和非洲撒哈拉以南的许多部落，还处在没有阶级、没有国家的原始社会中。第11世纪，拜占庭与土耳其的矛盾十分尖锐，教皇召集宗教会议，号召欧洲国家发动十字军东征，以后连续多次东征，延续200年之久。直到15世纪后，西欧某些城市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新的经济、政治、文化因素逐渐孕育成长。

岁月悠悠，光阴逝水，瞬间已过一千年。人类在贫困和战乱中奋斗，在血与火中成长。今天，尽管世界上仍然充满着不公正和冲突，人类生活中存在很多艰难和困扰，但对比千年往事，历史毕竟在进步。今天中国和全世界的局面已非一千年前可以相比，人类为争取幸福生活的长期努力硕果累累，成绩辉煌。正义正在战胜邪恶，光明逐渐驱走黑暗。今天的世界虽然还很不平静，危机四伏，但机遇大于挑战，希望多于困难。人类会以极大的信心，总结经验教训，勇敢地走进21世纪，去创造更美好的新生活。

二、五种潮流主宰世界

过去的一千年中，五种潮流主宰和支配着世界和中国。

人民反抗斗争的潮流。过去一千年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社会，到处是人民的抗争和起义。从一千年前北宋的王小波、李顾起义，中经宋江、方腊起义，元末红巾军起义，明代徐鸿儒起义，李自成、张献忠起义，清代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农民战争的烽火日益旺烈，规模日益壮大。外国则有铜手瓦西里起义、基辅起义，法国扎克雷起义，捷克胡司起义，德国农民起义，俄国拉辛起义、普加乔夫起义。17世纪英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法国发生扫荡封建制度的革命，19世纪法国、德国、拉美多次发生革命，又产生巴黎公社。20世纪俄国十月革命，世界上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发生中国革命，东方世界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这一千年中伴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殖民主义在全球逞威肆虐。15世纪以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先后把侵略魔爪伸向世界各个角落，为资本的原始积累而侵略弱小民族。在大炮和十字架的标记下，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强占土地，贩卖人口。19世纪末叶以后，各个帝国主义瓜分殖民地，穷凶极恶地剥削人民。近五百年以来，世界人民反殖民主义的斗争风潮澎湃，浩浩荡荡，势不可当。

一千年中所有人民反封建主义、反资本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斗争给历代统治者、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至今，世界人民虽没有完全摆脱被奴役和被剥削，没有彻底解放，但人民的地位大大提高了。奴隶和农奴作为一种制度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以前的许多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人民的力量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决定着未来历史的走向。统治阶级随心所欲、一意孤行、残害生民、“天下莫予毒也”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潮流。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16世纪西欧兴起了文艺复兴运动，在意识形态和文学艺术领域中诞生了一批大师。他们鼓吹人文主义和思想解放，以巨大的激情、精深的理性震撼了中世纪的神学殿堂。法国大革命前夕，启蒙学者们以笔墨作为刀枪，抨击封建政府和腐朽教会，讴歌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思维的悟性成了衡量事物的唯一尺度。“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2]启蒙思想家企图以民主和人道原则重新铸造世界，但是，现实粉碎了他们的信念，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的世界仍然充满了黑暗、欺诈、剥削。18世纪社会主义思潮勃兴，平等的要求不再限于政治权利方面，而且扩大到经济和社会地位方面。法国和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从头脑中制定消灭剥削和压迫的方法，企图实现人类的普遍平等，但与实际生活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无法付诸实现。19世纪诞生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总结了工人运动的经验，指出了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物质条件，从而将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和近代的中国革命粉碎了旧制度，解放了广大人民，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尽管20世纪末苏联和东欧发生历史剧变，社会主义遭到挫折，但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仍巍然屹立，并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取得了伟大成绩。目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以上，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7，外汇储备世界第2，进出口总额世界第11。在过去20年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两亿多，95%以上的农民过上了温饱有余的生活，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举世瞩目，有口皆碑。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取得了其他国家几个世纪才能得到的成果。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将迈开更雄健的步伐，取得更光辉的胜利！

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更加密切交流和联系的潮流。全世界已变成了互为依存、不可分割的整体。过去的一千年，地球分为五大洲，人类被难以逾越的高山重洋所阻隔，老死不相往来，各自在狭隘的区域内孳生、繁衍，创造了各种不同的文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后，人类开始冲破了互相隔绝的局面。交通和通信工具的发达提供了远地交游的手段，而资产阶级在全世界开拓市场，强行打破了各民族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以征服、扩张的血腥手段实现了世界性联系，弱肉强食曾是前几百年中殖民世界的原则。强国之间为争夺殖民利益纷争不息，屡兴干戈，直至20世纪内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生灵涂炭，城镇为墟，人类遭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灾祸。随着近几十年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日益加快，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了，全体人类居住在一艘诺亚方舟之中，须同舟相济，祸福与共。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人类再也经不起一场巨大战争的破坏，我们必须学会和平共处。目前，国家之间的战略利益错综复杂，碰撞激烈，相互影响，跌宕起伏。我们必须彻底地改变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在斗争中求妥协，在竞赛中谋合作，用谈判和相互让步来解决分歧和争端，避免全面对抗和武装冲突，为维护人类的真诚友好、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共同努力。

科学技术发展的潮流。一千年前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尚高出于全世界。在古代，中国有许多科学技术发明传播到全世界，造福于全人类，最重要的是指南针、造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使远洋航行成为可能，造纸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传布，火药的强大杀伤力改变了战争面貌，印刷术使知识和信息的传播发生巨大突破。但15世纪后，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逐渐缓慢、停滞，而西欧则后来居上，科学技术迈开了快速的步子。16世纪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粉碎了教会以地球作为宇宙中心的谬说，使科学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17世纪伽利略研究了自由落体和抛物线的运动规律，创立了实验和数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此后牛顿提出运动三定律和万有引力理论，奠定了经典物理学的基础。接着，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农学、医学、地质等众多学科中出现了重大的发明创造，大大提高了人类对自然界认识、利用、改造的能力。20世纪相对论和量子论的建立，放射性元素的发现，核物理学的进展，原子弹与氢弹的爆炸，空间航天器的发射，信息技术的成就，遗传基因密码的破译，电脑的应用和推广，这一系列惊人的成就，完全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创造能力和生活常规，人类进入了与一千年前迥然不同的高科技时代。科技发展日益迅速，科学技术已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因素。

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财富增长的潮流。一千年前，世界各地还处在农耕和游牧时代，生产力极为低下，农民被分割在零碎的小块土地上，用原始的犁锄、简单的耕作方式，终岁勤劳，收获无几。碰上较好的年成，勉强维持自己和妻小的生存；一遇灾荒或战争，便流离失所，饥寒交迫。无论中国与世界，往往流行瘟疫，遭逢战乱，发生洪水，死亡遍野，人口锐减。直到18世纪中期，各地的生产力尚无显著的提高。当时先进的美国，全国加工的棉花仅100万磅，生铁产量1 800吨。

18世纪下半期，英国发生产业革命，手工工场发展迅速，分工更细密。一系列技术创新使工效大大提高，生产更加专门化，出现了专门从事某种劳动的熟练工人，使手工工场过渡到工厂成为可能。工厂制度使用大机器，进行大规模生产，并能使科技成果有效地应用于工业生产，大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就像《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近三百年世界生产力发展的成就是辉煌的，尽管有帝国主义的榨取掠夺、劳动人民的艰难酸辛，贫富不均极其严重，但社会财富在急剧增加，人类总体的生活质量和物质所得大大提高，精神生活更加丰富。到第二个千年之末，地球养活了60亿之多的人口。人具有无穷的创造力，任何艰难困苦，不能阻碍人类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和社会不断加速前进的步伐。

回顾一千年的历史，人们力量的增强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国家和民族之间联系的紧密，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生产力、社会财富的增长，正是这些因素开创了今天不同于一千年以前的新世界、新中国。今天已有的物质和精神成果来之不易，是世界和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得来的，其中包含着历代人民流血牺牲和辛勤劳动。抚今追昔，应该无比珍惜人类文明的成果。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奋发努力，更上一层楼，争取建设更加美好的未来。

三、发展是硬道理

总结千年的历史经验，人类要发展，要前进。邓小平同志说得好，“发展是硬道理”。社会如果落后、停滞，将变成一潭死水，将会腐烂死亡。人们不甘心倒退到过去贫困、匮乏、愚昧、混乱中去。人们有权利要求过更美好的生活，也有能力建设更美好的家园。人们将勤奋劳动，各尽所能，贡献才智，进行改革，扫除发展道路上的一切障碍，乘风破浪，努力前进，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达到更丰富、更完美的境界。

展望新世纪，人类必须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构建适宜的环境。未来的世界将是多元的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种文化、各种制度、各种生活方式，长期并存于世界。丰富多彩的世界将为人类提供选择的机会和创新的活力，各国人民应更多地加强交流、了解和学习，在相互尊重和平等对待的基础上携手前进，而不应该让多样性加深人民之间的隔阂，更不能恃强凌弱，扩张霸权，挑起冲突和战争。维护和平，尊重主权，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共同建设世界和各自的国家，这是21世纪人类的共同愿望和奋斗目标。

注释

[*]原载《人民论坛》，2000年第1期。

[2]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版，第3卷，第56页。

继往开来　熔古铸今[*]

人类将要送走20世纪，迎来21世纪。在这世纪之交，展望前途，现代化建设的大潮正在亚洲涌起，而中国站在这一发展大潮的前列。中国的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国内外贸易突飞猛进，方兴未艾，人民生活将有更大的改善，综合国力将更加增强。尽管前进道路上还存在着艰难险阻，但历史的趋势已明朗，航道已打通，中国正在接近和跨越小康社会，走向强大、繁荣、民主、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力量不可能阻挡12亿中国人前进的雄健步伐。

经济发展将带来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的变化，带来教育的普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口素质的提高、思想观念的变化、民主法制的完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的建构以及价值观念的更新。一言以蔽之，随着经济的发展，下个世纪之初，神州大地将会发生巨大革新，将会出现文化领域的高度繁荣。中国人民正在全力以赴，推进历史，创造未来的美好生活，这是中华民族全方位的复兴，是我们祖辈、父辈终生渴望、执着追求的理想。

民族的复兴以中国文化的重建与发展作为其组成部分和重要标志，文化的盛衰兴替与缤纷多彩最能够反映一个民族的历史命运、创造精神与性格特色。文化的重建与发展，一方面植根于新经济、新生活。任何有生命力的文化必定是源自生活、适应生活、丰富生活并且指导生活。另一方面文化的重建并非白手起家，它离不开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根深叶茂，源远流长，我们应该十分珍惜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从中汲取营养，去创造现代新文化。

传统和现代化是历史发展链条上的两个环节，既相互衔接，又相互矛盾。传统是昨天创造活动的积淀，是已经完成了的过去式，是历史遗留的财富，而现代化是当前行动的目标，是正在进行的创新，是新生活的起点。现代化必定要冲击传统、改造传统、继承传统，这样才能有所前进，有所创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继承的学说恰当地说明了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

注释

[*]原载《光明日报》，1996年8月3日。

面向廿一世纪的华人文化[*]

海外华人文化简称“华人文化”。它是海外华侨华人在生产和生活中传播并创造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总和，是海外华人社会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它根源于中华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延续和变异。

由于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丰富多彩，因此华人文化的内涵也十分宽广，哲学、历史学、伦理学、文学、艺术、宗教、风俗习惯，以至衣食住行，无所不包，而其核心内容是其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是儒家文化，重伦理、重人际和谐，其认知方式重综合、重体验、富于辩证的因素。当然，中国传统思想中也包括佛家思想、道家思想以及近代的民主思想、爱国思想，华人文化根源于中国文化，但又有不同，因为它移植到海外，要适应所在国的土壤与环境，吸取新的文化因素，注入新的生活内容，它所表达的思想观念、描写的事件人物、反映的心态情绪是外国的，而非中国本土的。华人文化具有海外的情调、异国的风格，成为所在国多元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华人文化的发生发展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里程，经过几代华侨华人的努力奋斗，才把中华文化移植到海外，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和光大。华人文化的产生和传播，是海外华侨华人求生存、求发展的需要。几百年来，中国人民由于生活困难，离乡背井，远走海外，历尽艰辛。他们需要团结起来，运用集体的力量，谋求个体的生存，他们需要最大程度发挥聪明才智，发挥韧性干劲，才能在逆境中求生存。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满足了这种需要，成为华侨华人巨大的精神财富，成为联系海外华人的思想纽带，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同是炎黄子孙，同是龙的传人，种族上和文化上的认同在海外华人中产生强大的凝聚力、亲和力，也成为他们奋发上进、顽强拼搏、追求理想的思想源泉。许多华侨华人，白手起家，经济上取得很大成就，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具有这种精神力量，具有优良的文化气质，如勤劳刻苦、奉公守法、守信用、重节俭、善于经营、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等等。这种文化气质使他们在经济上有所成就，而经济成就又反过来促使华人文化的传播与繁荣。

现在，海外华人已达三千万人以上，华人文化正在兴起，成为引人注目的世界性文化现象。很多国家学习中文的人越来越多，许多学者讨论新儒学，也有的国家吸收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作为全社会的道德规范。华人的社团、报刊、学校很多，华人中的寻根热也在发展。东亚和环太平洋地区华人较多的地方出现了一个“中华文化圈”。这是海外华人对故土、对亲人、对文化根源的发自内心的思恋，引起海外华人跨国界的沟通与联络。

华人文化的兴起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引起学术界的研究。作为一种新兴文化现象，有许多未知的领域有待探索，基本的思路需要厘清，而在许多重要问题上还存在意见分歧。

如对华人文化的性质和作用，认识就并不一致。著名的美国学者萨缪尔·亨廷顿认为：21世纪将会发生严重的文化冲突，基督教文化正在衰落，东亚文化（中国本土文化和海外华人文化）以及伊斯兰文化将要崛起。后者将排斥和取代基督教文化，甚至发生文化战争，他描绘了一幅世纪文化悲剧性的发展前景。而东方文化学者则认为：亨廷顿没有认识到21世纪将是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世界，也没有认识到东亚文化的和平性质。古往今来的战争，从来都是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冲突，异质文化之间虽然也会发生摩擦和撞击，但并不是战争的根源。即使中世纪的宗教战争，其背后也掩盖着实在的世俗利益。事实上，东西方文化各具特色，各有自己的贡献。我们在弘扬中华文化的同时，不会忘记西方文化的优点及其伟大贡献。在21世纪中，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以及世界上其他文化将在一个多元的文化世界中共存和互补，使得世界更加绚丽多彩，而不是哪一种文化独霸和统治的局面。

21世纪华人文化的发展会不会影响海外华人和所在国的关系，会不会造成负面的影响？有些人表示忧虑和担心。我认为：海外华人认同于中华文化，这是他们应有的权利，和他们政治上认同于所在国并不矛盾。现在，华人中已废除了双重国籍，绝大多数华人加入了所在国的国籍，他们已是所在国的公民，享有公民权利，也承担公民义务。这一点并非要求他们切断和中国的文化联系，他们自然而然存在对文化源泉的思慕和亲近，存在“寻根”的情结。作为所在国家的少数民族，他们有权保存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包括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如同中国的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满族等少数民族有权保存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中国政府一贯支持、鼓励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这不会对所在国造成不良影响，恰恰相反，华人文化的发展可以丰富所在国的文化生活。

21世纪，华人文化的发展前景如何？会逐渐萎缩衰落，还是进一步发展繁荣？这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其一，华人文化本身的作用与功能，即能不能适应和促进现代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能不能推动所在国的进步和繁荣。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已证明中华文化是现代化进程中十分巨大的精神资源。

其二，所在国执行的政策与华人文化能否发展密切有关。是比较宽容，允许或鼓励华人文化的发展，还是采取限制甚至禁止？最近以来，各国逐渐认识到华人文化的有利无害，逐渐趋向宽容。

其三，华人新生代的态度将是华人文化发展的关键。我们应加强海外工作，争取和海外华人中年轻的一代加强联系，介绍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唤起他们心灵中对故土的思念和对根源的追溯。

其四，华人文化的发展还取决于中国的强大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中国是一个强大的文化辐射源，将对华人文化的发展起重大的支持作用。

综合以上所说，华人文化将随着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的强大而更加繁荣。回顾过去一二百年，成为发达国家的英、美、法、德等第一批国家都是基督教文化国家，走的是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日本走的也是西方道路）。21世纪，将会出现第二批发达国家和地区，其中有中国、韩国和东南亚，这些国家和地区属于东亚文化，受中国文化不同程度的影响，将会走出一条与西方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在中国就是邓小平同志指明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其他国家和地区也会显示各自的特点。我们研究华人文化一方面是弘扬中华文化，联系海外华人，加强中华民族子孙凝聚力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探索不同文化在未来交流、融合和发展，探索和创造适合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国情的新的现代化道路的需要。

华人文化这一新兴文化现象，其领域宽广、内容丰富，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它在21世纪将会取得丰硕的成果、放射璀璨的光辉。

注释

[*]原载《中国贸易报》，1995年10月7日。

世纪反思　卧薪尝胆[*]——从2005年我国GDP达18﹒2万亿元说起

据近日报载：2005年我国GDP同比增长9﹒9%，总量达18﹒2万亿元（折合美元2﹒2万亿），跻身于世界第四位，闻之不胜欣喜。近代以来，中国受列强侵略，期盼国家富强，中国人民历尽艰辛奋斗，而今建设成绩辉煌，民族复兴有望。

GDP是反映国力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回顾历史上我国GDP之升降变化，即能见到国运之盛衰兴替。GDP的统计是近代以后的事，几百年前的历史上未曾有人统计过当时的GDP，但后来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为了衡量世界各国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国力，对很久以前各国的GDP做了大致的估算，由于缺乏详细确凿的数据，自然不能有很精确的数字，但据此也能了解各国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最权威的统计数字来自贝罗克《1750—1980国际工业化水平》一书，本文中的数字即来自该书。

为了考察18世纪以来中国国力的兴衰，这里选用了五个年代作为考察点，即1750年、1830年、1900年、1945年、2005年。每个年代之间相距45年至80年不等。

一、1750年（清乾隆十五年）

当时中国统一，经济繁荣，国力强大，封建社会处在鼎盛时期，史称“康乾盛世”。这一年中国GDP占世界份额的32%，居世界首位，其次是印度（包括今巴基斯坦）占24%，欧洲五国英、法、德、俄、意共占17%，5国的GDP只比中国的一半稍多。

当时的世界，是中国、印度、欧洲鼎足三分之势。但应该看到：英国、法国的GDP总量虽少，但两国人口仅3 500万，人均GDP高于中国，它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均衡发展，互相促进，已经突破了封建社会的临界点，处在近代化道路的起跑点上；中国的GDP虽高，但人口多，人均GDP少，它还是封建专制国家，很少与外国交往，不了解外部世界的精彩，而且固守旧传统，轻视科技与工商业，不具备持续发展的条件。由于这一点，英国、法国在经济上即将起飞，超过中国。

二、1830年（清道光十年）

这是鸦片战争爆发前10年。从18世纪以来，世界历史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经历了产业革命，法国于1789年爆发了大革命，美国经过独立战争，建立了新国家。这三件大事极大地改变了历史的走向。而中国的“康乾盛世”已成明日黄花。从GDP看，中国下降3个百分点，占世界的29%，仍是首位；印度已沦为殖民地，GDP急剧下降7个百分点，占17%；而西欧5国的GDP上升12个百分点，达29%，与中国持平。其中，英国的GDP达9﹒5%，但当年英国只有1 800万人，而中国已达4亿人，我们的人均GDP已远远低于英国。美国当年建国50余年，人口稀少，然GDP已占世界2﹒4%。

1830年以后的世界和中国，处在激烈的动荡中，德国、意大利相继统一，美国致力于西部开发；而中国在经历五次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后，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进入了极为悲惨黑暗的时代。

三、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

这是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的一年。该年中国GDP只占世界生产总值的6%，印度只占1﹒7%，中、印两国的GDP之和在18世纪中曾高达56%，至此，则从光辉的顶峰跌落低谷，两国的GDP之和只占世界生产总值的7﹒7%，可说是惊人的史无前例的沉沦，两国的GDP甚小而人口最多，因此是当时世界上最穷最弱的国家。英、法、德、俄、意已占54﹒5%（英占18﹒5%，法占6﹒8%，德占17﹒9%，俄占8﹒8%，意占2﹒5%），美国更是后来居上，占23﹒6%，还有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后30多年的努力，GDP攀升到2﹒4%，这七个国家占世界生产总值的80﹒5%。它们称霸全球，横行于世界各地，当年的八国联军，就有这七大强国在内。

四、1945年

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一年。进入20世纪，世界经历了两次大战，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烈、最残酷的战争，生命财产的损失不计其数。中国历尽欺凌和屈辱，开始民族觉醒，进入革命时代。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接着发生了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共产党诞生、国民革命、土地革命等，迎来了14年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1945年，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近代以来在反抗外来侵略斗争中的第一次胜利。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揭开了。两次世界大战留下了满目疮痍，除了美国之外，并没有真正的战胜国，德国和日本是战败国，国内一片废墟，而中国、苏联、英国、法国遭到的破坏更甚。1945年，美国的GDP达世界生产总值的56%，而中国的GDP只占世界的4%。直到1950年，即战后经济重建五年之后，美国的GDP达3 810亿美元，而英、法、德、日、意和苏联的GDP总和只有3 500亿美元，尚不及美国之多。

五、2005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从战争中复苏，经历了两个阵营的冷战时代和政治多元化时代，原来的殖民地纷纷成为独立国家，但美国仍一路领先，日本和德国则在战败后努力重建，GDP排名第二和第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过20多年努力，在GDP排名中已名列第四。美国2005年GDP可能达到12万亿美元以上，日本可能达到4﹒8万亿美元以上（两国去年GDP尚未见报，此据前年数字估测）。我国刚公布2005年GDP为2﹒2万亿美元（18﹒2万亿元人民币），美国是中国的五倍半，日本是中国的两倍多。

以上回顾了250多年来世界大国GDP的变化，但反思过去是为了认清中国今天所处的地位和今后的奋斗目标。

第一，18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先后进入现代化进程，走得有快有慢，GDP的名次经常变化。鸦片战争以前，中国GDP居世界首位，后来落伍了，跌入谷底。改革开放以后，步伐甚快，上升到第四位。先进和落后经常变换，中国的先进地位在19世纪让位于英国，以后英国又让位于美国。先进可以变为落后，落后可以变为先进，这是历史的规律。

第二，先进和落后的转换有客观和主观的原因，如国土大小、人口多少，还有资源、政治体制、社会秩序、人民素质、科技水平、社会风气以及国家发展的指导思想、制度政策、政府能力等，但最重要的是国家发展战略。乾隆时代，中国GDP曾占世界第一，但因为其他领域落后，不能进入产业革命的行列，使经济滞后倒退，国力一落千丈。又如德国和日本，战后重建非常迅速，除了两国人民的努力以外，法西斯政权被摧毁，原来的工业基础和科技水平良好，人民教育程度较高，长期和平无战争以及美国的扶植，各方面条件和机遇的汇合，才能有战后的顺利重建。

第三，中国目前正处在一个加速前进的阶段，年增长速度达9﹒9%，而且后劲强大，民族复兴必能实现。历史上大国的兴衰都会改变力量对比与利益分配，引起大规模战争，英国和法国的兴起发生了拿破仑战争，德国、日本、美国的兴起，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但今天，世界政治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新独立国家和国家集团（如欧盟、东南亚国家联盟、非洲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力量日益增强，世界日益走向一体化，形成相互制衡的机制，国家之间成了紧密的利益相关者，消弭大规模战争变得更加可能。中国必须也只能走和平崛起的道路。中国长期受帝国主义侵略，决不会把自己受过的苦难加到别国身上，中国的振兴离不开友好国家的支持和帮助，必须走互利双赢的和平发展之路。世界人民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任何侵略和霸权行径都会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都将碰得头破血流。

第四，我国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今后仍需继续努力。我们和最发达国家水平相距尚远，美国的GDP是我们的五倍半，日本是我们的两倍多。如果以人均GDP计算，我国的排名尚在世界第100位左右，仅是一个中等水平的国家。我们固然不应妄自菲薄，失去信心，但绝不能盲目乐观，懈怠疲玩。建设国家的任务，任重而道远，前进道路上尚有许多前所未有的新困难需要我们逐个去克服。春秋后期，越国被吴国战败，但越王勾践为了复兴国家，苦心励志，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达到复兴越国的目的。今天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目标更加宏伟，困难更加增多，时间需要更久，我们一定不能被成绩冲昏头脑。事业总是成于忧患，废于安乐。我们要始终保持忧患意识，保持开拓创新的精神，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再来一个卧薪尝胆20年，到21世纪中叶，中国就一定能够成为世界上的富国强国，一定能为全人类的和平幸福做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原载《光明日报》，2006年3月30日。

历代职官机构的名称和别称[*]

学习和研究历史会碰到种种拦路虎，历代职官机构的名称和别称就是其中之一。中国历史，年代悠久，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文武机构变化复杂，职权不一，名称各异，尤其有种种别名，形形色色，雅俗并陈，而当时人行文中通常使用各种别名，较少使用它的本名，遂使初学历史者如堕五里雾中，不知其所指何。

这类官名别称，一种是比较容易了解的简称，如吏部尚书，简称吏尚，工部侍郎，简称工侍，一目了然，无烦查检。但其他的别名就必须有专门知识，如兵部尚书称司马，户部尚书称司农，刑部尚书称司寇，这类古称可以追溯到《周礼》；又如称内阁为纶台，因皇帝的诏旨称纶音，内阁是撰拟、发布诏旨的机构，这是一种典雅的称呼。也有因衙门所在地而得名，如御史衙门称柏台、乌台，因衙门中植柏树，有乌鸦巢其上。也有的是少数民族语言，如称侍卫为虾，赏勇士称号为巴图鲁（满语译音）。当时人不仅拿种种别名称呼衙门、称呼官职、称呼人物，甚至以此命名其著作，如梁章钜的《枢垣记略》，“枢垣”为军机处的别称；汪启淑的《水曹清暇录》，“水曹”是工部都水司的别称；法式善的《槐厅载笔》，“槐厅”是翰林院的别称；徐广缙的《徐制军奏疏》，“制军”是总督的别称；黄爵滋的《黄少司寇奏议》，“少司寇”是刑部侍郎的别称。如果不了解这众多纷纭的别称，那就对其中所谈的机构、史事、人物，茫然不晓其真解。

古籍中使用官职别名的习惯，非常普遍，且由来已久。清代的袁枚曾经说：

碑传标题应书本朝官爵，昔人论之详矣。至行文处不可泥论，或依古称太守、观察、牧令、刺史等名，或依俗称制府、藩司、臬使等名。考古大家，皆有此例。其从古称者，如浑瑊以金吾卫大将军扈驾，而《权文公碑》称公以大司马翼从；奚陟薨，赠礼部尚书，而《刘禹锡碑》称追赠大宗伯；宋子京《冯侍讲行状》称大理寺为廷尉平；欧公《许平墓志》称经略为大帅：皆从古称也。以故归震川《张元忠传》称某知县为钱塘令，《洧南居士传》称某知府为某太守。其从俗称者，如季珏《牛僧孺碑》称宋申锡贬郡佐，郡佐者，唐时之司马也；韩文公《盐法条议》称院监、巡院，院监、巡院者，唐时之度支使、盐池监也；欧公《桑怿传》称阁职，阁职者，宋时之六部架阁也；伊川《伯淳行状》称漕司，漕司者，宋时发运使、转运使也：皆从俗称也。以故朱竹垞《杨雍建传》称总督为制府，施愚山《袁业泗传》称按察使、布政使为藩、臬两司，凡此在行文中不一而足。[2]

以上，袁枚历举唐宋明清的文章大家们称呼官职都使用古称、俗称，而很少使用正式的全称，这就给后来的读史、治史者带来了麻烦，不但需要弄清历代官制的沿革，还要了解五花八门的别称。而迄今学术界还没有一部检索职官别称的工具书，大家只能依靠个人平日积累的知识，或临时查找零碎分散的资料，来解决这个具体难题。

我希望能出版一本工具书，将历代职官机构的正式名称和各种别称详细开列，并注明因何有此种别称。这是历史研究的一项基础工作，对于研究政治史、职官制度史尤其有用。

注释

[*]原载《繁露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2]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古文凡例》。

论“清官”[*]

“清官”是我国古代历史上很复杂的一种政治现象，它在漫长的阶级社会中一再重复地出现，并被各个不同的阶级所重视。统治阶级的“圣训”“谕旨”和官修“正史”里，往往表扬一批“循吏”“良吏”，作为官场的楷模，民间的文艺作品中也塑造了一些圣洁无疵的清官形象，历千百年而传诵不绝。被对立的阶级所共同称赞的“清官”，既不纯粹出自统治者欺骗性的虚构，也不完全是人民群众虚幻理想的产物，而是多少被美化了的实际政治现象。这种政治现象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成为封建社会直接暴力统治的一个补充，在政治斗争中发挥实际的影响。

目前，学术界对“清官”的评价很不一致。有的同志强调“清官”所作所为有利于人民，称“清官”是“人民的救星”，“代表着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在封建社会里是人民的最高理想，等等；也有的同志认为，“清官”的作用“只是为了消除和缓和人民的革命斗争……这种人在历史上起的作用是反动的，没有什么值得赞扬”。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究竟有多少根据？本文试图就“清官”的特点、产生条件和历史作用，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法定权利”和“习惯权利”

什么是“清官”？我们从许多历史和文艺作品的描写中，大体上可以归纳出“清官”的若干特点，如“自奉廉洁”“爱民如子”“赈贫扶弱”“断狱如神”“压抑豪强”“执法公平”等等。“清官”和一般官吏有所不同，他们比较俭朴，不接受贿赂，不投靠权门；他们赈济灾民，减免赋税，兴修水利，奖励扶植农业生产，给老百姓做了一点好事。而且，不少“清官”还和豪强权贵进行了一定的斗争。例如，西汉的郅都，“行法不避贵戚，列侯宗室见都侧目而视，号曰苍鹰”[2]。北宋的包拯，“立朝刚严，闻者皆惮之……贵戚宦官，为之敛手”[3]。元朝的耶律伯坚有一个信条：“宁得罪于上，不可得罪于下。”[4]明朝的海瑞说：“弱不为扶，强不为抑，安在其为民父母哉！”[5]他们具有刚强不阿的性格，所作所为使豪强地主们不能不有所畏忌。我们要问一下：在整个封建官场的滔滔浊流中，何以出现了少数“清官”的“美德嘉行”？这种“美德嘉行”具有什么性质？“清官”，作为封建统治机构中的一员，何以要把斗争的锋芒指向豪强权贵？这种斗争具有什么意义？

为了理解“清官”的思想、性格和行为，就不能不把这一政治现象和当时的整个阶级斗争以及封建政治统治的形式联系起来考察。

任何统治阶级如要维持一定的统治秩序，都要制定一套法律规范体系。一定的法律规范体系是一定生产关系的反映，是保障统治阶级利益和特权的工具，是依靠国家政权力量而强制实现的统治阶级的意志。但是，我们这样说并不是指统治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全部贪欲随时随意地都表现为法律的形式。统治阶级的贪欲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转变成法律条文，这并非取决于统治者（也就是立法者）的主观愿望。在任何时候，统治阶级总是希望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掠夺尽可能多的贡物，总是希望法律赋予自己尽可能大的剥削特权；而实际上，统治者的贪欲却总是要碰到一定的界限，这个界限是由一定社会生产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反抗斗争所造成的。如果剥削程度超过了这个界限，那便会使得一定集团的统治趋于崩溃而出现新旧王朝的更替。一般说来，法律所反映、所维护的就是不过分超越这个界限的统治权力。马克思《资本论》说，在这里和在到处一样，社会的统治阶级的利害关系，总是要使现状当作法律，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并且要把它的由习惯和传统而固定化的各种限制当作法律的限制固定下来。法定的剥削权利所以需要某些限制，恰恰是为了能够经常持久地保障这种权利，这完全符合统治阶级的长远需要。

在封建社会里，农民群众是封建剥削特权和封建法律体系的坚决反对者。封建法律是束缚农民群众的锁链，使农民处在完全无保障的地位，长年过着奴隶牛马一样的生活。所有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都以否定现存的法律体系为前提。封建的法律体系和农民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

封建的法律不但经常遭到来自农民方面的挑战，而且也不时被地主阶级自己内部某些集团和某些个人所突破。这些集团和个人不满足于享受法定权利，他们千方百计地越过法律界限，进行不法活动，追求集团的和个人的特殊权利。只要有可能任意违反法律，统治阶级总是不会放过这种机会的。地主阶级贪婪的本性撕裂了法律尊严的假面具，暴露了封建法律的本质。法律权利不过是被神圣化了的不法活动，而不法活动又是法律权利形影相随的伴侣。

像所有事物都一分为二那样，封建剥削权利也分裂为法定权利和法外权利（或习惯权利），两者互相依存而又互相对立，马克思这样写道：

在封建制度下也是这样……当特权者不满足于法定权利而又呼吁自己的习惯权利时，则他们所要求的不是法的人类内容，而是法的动物形式，这种形式现在已丧失其现实性，并已变成纯粹野蛮的假面具。

贵族的习惯权利按其内容来说是反对普遍法律的形式的。它们不能具有法律的形式，因为它们是已固定的不法行为。这些习惯权利按其内容来说和法律的形式——普遍性和必然性——相矛盾，这也就说明它们是习惯的不法行为。因此，决不能维护这些习惯权利而对抗法律，相反地，应该把它们当做和法律对立的东西废除，而对利用这些习惯权利的人也应给以某种惩罚。[6]

封建统治阶级的“法定权利”和“习惯权利”同样都生根在封建社会的土壤上，它们是地主阶级对农民两种不同形式的剥削。“法定权利”体现了地主阶级长远的、整体的利益。这个剥削之神是用普遍法律形式的圣洁光轮装饰起来的，它仿佛凌驾于一切贫富贵贱之上，显示了不可侵犯的凛凛尊严。而“习惯权利”则体现了地主阶级特殊的、眼前的利益，它像一头显露出狰狞本相的恶兽，一心要吞噬掉所能看得见的一切。“习惯权利”在封建法律界限之外，追求无限制的剥削；而“法定权利”为维持本身的长期生存，就不能不限制“习惯权利”的活动范围。这一对矛盾在整个封建社会里贯彻始终，影响到封建社会的各个方面，使得当时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呈现更加错综复杂的色彩。只有在这一矛盾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理解“清官”这一政治现象的本质，才能够说明“清官”们压抑豪强地主以及其他种种行为的实际意义。

二、“压抑豪强”、“执法公平”和“爱民如子”

“清官”，按其本质来说，就是地主阶级中维护法定权利的代表之一。尽管“清官”们对豪强权贵的暴行进行过斗争，对人民群众的苦难流露过同情，以及在思想、性格、才能和作风上具有各不相同的个人特征，但维护封建的法定权利，这是“清官”们所共有的本质特点之一。

“清官”反对豪强地主的斗争，就是封建的法定权利和习惯权利相冲突的一种表现形式。豪强地主追求无限制的剥削，而“清官”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这种非法剥削。这种斗争不但是封建制度所许可的，而且还是维护封建法定权利所必需的。

有名的“清官”海瑞迫使江南地主退还占夺的土地，这是一则脍炙人口的“压抑豪强”的佳话。当时江南的一些豪强地主，用巧取豪夺的手段，大量兼并土地。封建经济的发展必然引起土地兼并，而大规模的土地兼并迫使人民破产死亡或起而反抗，又严重威胁到地主阶级的整个统治。封建统治陷在这种不可克服的矛盾之中，它必须进行某种自我调节，才能够延续自己的存在。海瑞和其他“清官”一样，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着封建统治进行自我调节的工具。海瑞的退田斗争，无非是在一定程度上遏制非法的兼并之风，以利于封建统治的稳定。他在《复李石麓阁老》的信中说得很清楚：“存翁（指江南大地主徐阶——引者）近为群小所苦太甚，产业之多，令人骇异，亦自取也。若不退之过半，民风刁险可得而止之耶！为富不仁，有损无益……区区欲存翁退产过半，为此公百年后得安静计也。”[7]退田的目的是防止“民风刁险”，退田斗争也只能以“退之过半”为限度，“清官”的阶级性格决定了他们的步子只能跨出这么远。当然，这种斗争也会使一部分农民的生活得到改善，但是，这种“改善”充其量只是从做不稳奴隶“改善”到做得稳奴隶而已。我们指出这一点不是要苛求“清官”去做他们无法做到的事情，而仅仅是为了指出所谓“压抑豪强”的斗争并没有超出封建统治所许可的范围。有的同志把这种斗争描写成仿佛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反封建斗争，这是完全不正确的。

“清官”们反对不法的习惯权利，正是为了保障法定的剥削权利。如果法定权利被豪强权贵所突破，“清官”们固然会起而反对；而如果法定权利遭到起义农民的破坏，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凭借军事力量使革命农民陷入血泊之中。在农民起义的时候，尽管起义军对“清官”常常表现了宽容和礼遇，而“清官”却总是顽抗到底，死而不悔。对于他们来说，反对豪强的斗争和反对起义农民的斗争有着一致性，其目的都是封建统治的永世长存。像包拯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清官”，当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发生时，就主张严厉镇压。他说：“无谓邾小，蜂虿有毒。……虽乌合啸聚，莫能久长，而生灵涂炭矣，则国家将何道而猝安之？况今国用窘急，民心危惧，凡盗贼若不即时诛灭，万一无赖之辈相应而起，胡可止焉！……应有盗贼，不以多少远近，并须捕捉净尽，免成后害。或少涉弛慢，并乞重行朝典。”[8]这种态度距离“人民的立场”“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救星”是何等遥远！

“清官”们不能不在两条战线上作斗争。他们既要反对豪强暴行，又要反对农民起义，而反对豪强暴行的目的又是为了消解农民起义。他们始终站在维护封建法定权利的立场上，严肃认真地把法律付诸实现。人们往往称赞他们“执法公平”“铁面无私”。的确，在“清官”手里也曾平反过一些冤狱，解除了豪强权贵加在人民头上的一些灾难；但如果夸大了这一点，把“清官”当作公正的仲裁者，救民于水火的救世主，甚至说“凡农民与乡绅财主发生讼案，总是乡绅财主吃亏的时候多”，那是根本错误的。“清官”的职务是贯彻实施封建国家的法律、制度、政策。在这一方面，他们也许可以做到丝毫不苟，但他们所执行的封建法制，是早已被地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所决定的。即使他们抱着对受难人民的同情和对豪强权贵的愤慨，但他们的良心并不能改变或影响封建法制的本质。作为狱讼判决的依据并不是他们的良心，而只能是吃人的封建法律。如果判决的依据是地主阶级的法律，那么，公正判决也就是意味着贯彻地主阶级的意志。马克思说得好：“如果认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况下可以有公正的法官，那简直是愚蠢而不切实际的幻想！既然法律是自私自利的，那末大公无私的判决还能有什么意义呢？法官只能够丝毫不苟地表达法律的自私自利，只能够无条件地执行它。在这种情形下，公正是判决的形式，但不是它的内容。内容早被法律所规定。”[9]当然，在“清官”的判决下，疯狂地追求习惯权利的恶霸豪绅也可能个别地受到制裁。但是，我们应当记得：第一，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清官”本来是很少的，而受到“清官”严厉制裁的豪强权贵更是极少数。第二，统治阶级完全可能牺牲其个别成员的利益来维持法律的公正外貌，因为法律的公正外貌对整个阶级长治久安至为必要。放弃一些次要的、特殊的东西，往往是为了牢牢地保持住主要的、普遍的东西。把这种情形认为是“乡绅财主吃亏的时候多”，这岂不正好受了历史假象的欺骗？

“清官”是封建统治机构的成员，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从根本上说，他们和人民群众站在对立的立场上。但是，这一点并不妨碍他们在主观思想形式方面对人民群众表现一定的同情、怜悯和关心。明朝东林党的领袖顾宪成说：“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也。”[10]海瑞则把做官的目的说成是为贫苦人民打抱不平，他说：“举凡天下之人，见天下之有饥寒疾苦者必哀之，见天下之有冤抑沉郁不得其平者必为忿之。哀之忿之，情不能已，仕之所由来也。”[11]“清官”们在讲这种话的时候，主观上可能完全是真诚的。我们一点也不想否认促使“清官”们行动起来的这种观念冲动力，但是问题在于不应该停止在这种观念冲动力的前面，而应该进一步探究这种观念冲动力怎么可能发生，隐藏在这些冲动力后面的是什么，以便确定这种观念冲动力的实质。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农民，它的存在是以农民的存在为前提的。较有远见的封建政治家和封建思想家完全能理解这一点。有名的“好皇帝”唐太宗说：“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地主阶级之所以重视农民，正因为只有农民，才能够载负起或者颠覆掉封建统治的巨舟。历代“圣君”“贤相”“清官”“名儒”都以“民为邦本”“爱民如子”“关心民瘼”作为信条，事实上，这些冠冕堂皇的信条，只是包裹着地主阶级狭隘利益的观念形态的外衣而已。对于“清官”来说，他们对掩盖在自己观点、感情背后的阶级利益可以并无觉察，因为这种观点、感情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通过非常曲折的途径早已形成。马克思说：“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12]任何一个“清官”决不会因为信奉“爱民如子”的信条而主张终止本阶级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因为“爱民如子”的信条是和“小人耕而以有余养君子”之类的信条密不可分地联结在一起的。如果说“清官”的所作所为是出于对人民的同情、怜悯和爱护，那么这种同情、怜悯和爱护无非是反映了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手的需要和对残酷剥削的伪装。毛主席说：“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13]如果“爱民如子”之类的思想感情不符合地主阶级的需要，那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根本就不会在执行镇压职能的封建国家机构中发生影响，更不会被历代统治者奉为神圣的“信条”。

三、“清官”和“党争”

维护封建的法定剥削权利，这是“清官”的共性。但是，仅仅指出这一点，还不足以说明他们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不同特性。一般说，“清官”处在封建官僚机构的中层和下层，只是封建王朝整套统治机器上的一些机件。因此，必须结合封建王朝的升沉降替和各个时期阶级斗争的具体形势来进行考察，才能够理解“清官”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表现的各种不同形态和所发挥的不同作用。

当大规模的农民战争过去之后，新的封建王朝刚刚兴起，地主阶级的势力受到了重大打击，它的习惯剥削权利受到较大限制。这时候，接受了农民起义教训的所谓“圣君贤相”不得不减轻对人民的压迫，采取一些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其中也包括奖励清廉、惩治贪污的措施。明太祖告诫各地的地方官说：“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惟廉者能约己而利人……尔等当深戒之。”[14]他对贪官的惩处也特别严厉，不惜施用重典，甚至将贪官剥皮实草，陈列在官员的公座旁边，以示警戒。在这个政治上比较安定的时期，会出现一批“清官”。这类“清官”是社会矛盾相对缓和的产物，是“圣君贤相”执行其“安养生息”政策的得力助手。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重大的阻力，没有什么需要大干一番的轰轰烈烈的事业，他们的名字也不大被后代人们所注意。“清静宽简”是他们居官的准则。他们的无所作为意味着少去扰乱人民的正常生产，这就是他们最好的作为。他们的历史作用就在于他们是“好皇帝”的助手和工具。一个“好皇帝”如果没有忠实的助手和得心应手的工具，自然就无法推行自己的政策，无法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使命。

随着封建经济的恢复、发展，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逐步加紧。统治者的贪欲无休止地增长扩大，农民群众的生活一天一天地更加不好过。开国初期奖廉惩贪的律令渐成具文，最高统治的宝座上换了一批奢侈昏愦的庸才，官场中则充斥着贪赃枉法的惯家。在这种黑暗的局面下，官僚中的少数人觉察和忧虑腐朽风气将会给整个封建统治带来极其不利的后果。他们力图用自己有限的权力去约束习惯权利的横行，希望扭转统治阶级日益腐败的趋势。这一类“清官”是社会矛盾逐步尖锐化的产物。他们一反前一阶段“清官”清静宽简、平流顺进的特点，显示出倔强不阿的性格和雷厉风行的作风，他们虽然仍是封建专制制度的附属物，离开专制君主所赋予的权力，便没有什么影响社会的有效手段，但是由于君主权威的衰落，整个统治机器的运转失灵，“清官”们便不得不比较独立地担负起支撑统治局面的责任，在历史上或者在人民的心目中占据一个比较显著的地位。他们在局部地区和局部范围内，改革弊政，平反冤狱，减轻赋税，赈济灾荒，约束豪强权贵的不法行为，这一切无非是为了抑制决堤而出的习惯权利的逆流狂澜，以缓和人民的反抗，延续王朝统治的生存寿命。“清官”们所要执行的任务，和他们所拥有的权力是很不相称的。由于权力的不足，他们只得以“刚直”、“严厉”、敢于任事和敢于任怨等等个人特点来弥补。人所共知的“清官”包拯、海瑞，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包拯和海瑞活动的时代，一在北宋仁宗年间，一在明朝嘉靖、隆庆和万历初年，正当宋王朝和明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特定的时代需要有特定的人物来执行特定的使命。包拯、海瑞之流的“清官”，实际上是封建制度在矛盾尖锐化过程中的一种自我调节器。

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各种矛盾的积累和尖锐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需要几十年以至一二百年才会达到总爆发的程度。在矛盾逐步尖锐化的长期过程中，引起农民起义的各种因素日积月累，小规模的起义不时地发生，但还没有来得及汇合成冲击王朝统治的巨大洪流。因此，“清官”们所面对的不是一个大规模农民战争已经展开的局面，而是一个表面上繁荣升平，实际上习惯权利横行无忌、反抗激流潜滋暗长的局面。“清官”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遏制豪强权贵的不法行为上面，因而还能够暂时地、局部地减轻农民群众的负担。统治阶级中的“清官”在人民中传颂不绝的根据就在于此。

当然“清官”们的行动是徒劳无功的。统治阶级一天一天腐烂下去，这是无可挽回的必然趋势。海瑞曾经说：“本县初意直欲以圣贤之所已言者，据守行之，自谓效可立至。迄今四载，中夜返思：日日催征，小民卖子鬻产，未有完事之日；时时听讼，小民斗狠趋利，未有息讼之期。感孚之道薄而民不化，烛奸之智浅而弊犹存。徒有其心，未行其事；徒有其事，未见其功。”[15]这是一个“清官”沉痛而真实的自白。后代人们在戏曲舞台上看到的顶天立地、叱咤风云、诛权贵如屠猪狗的喜剧式的“清官”，在历史上却是一些抑郁不伸、赍志以没的悲剧式人物。

有的同志不分析各个时期的“清官”，笼统地一概否定，甚至以为“清官”比豪强权贵还要坏一些。这些同志的逻辑是这样的：豪强权贵的残暴行为引起人民的反抗，“清官”反对豪强权贵的暴行只是为了消除和缓和人民的革命斗争；如果消除斗争、灭绝斗争，历史就不会取得任何进步。因此，“清官”的所作所为应该完全否定。这些同志几乎把任何暴行都当作了进步的源泉。

剥削阶级的暴行有两种。一种暴行是打通历史前进道路的手段，如原始积累时期资产者的暴行。无产阶级当然也谴责这种暴行，但如果因为反对这种暴行而去抗拒历史发展的趋势，那就是反动的。剥削阶级的另一种暴行则是阻碍历史前进的，我国封建社会中豪强权贵的暴行即属于这一类。“清官”的反暴行斗争当然极其软弱，他们所能干预的只是千万桩暴行中的一桩和两桩，不可能改变人民水深火热的处境。但是，如果以为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根本就不应该反对，那就等于说：贩奴者的鞭笞可以引起奴隶反抗，因此就不应该反对这种鞭笞。

“清官”的所作所为会不会消除斗争和灭绝斗争？的确，“清官”在主观上确实抱有这种目的，指出这一点是必要的。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清官”所起的实际作用却并不完全一样。当统治阶级正在腐烂，而人民斗争尚未展开的时候，“清官”的反豪强斗争却往往起了揭露封建制度的作用，这种斗争进行得越猛烈，豪强的不法行为就暴露得越彻底，人民群众对于在“太平盛世”幌子下的王朝统治的真实内容也就看得越清楚，豪强权贵粗暴地践踏“清官”的信条和设施，使“清官”标榜的理想归于澌灭，这也正好向人民群众证明了“清官”想要挽救的东西是无可挽救的。在各种复杂因素的交叉作用下，“清官”的行动产生了和预期恰好相反的结果。他们的失败引起了人民对封建统治者幻想的破灭，这种幻想的破灭是掀起大规模农民起义不可缺少的条件。海瑞死后，地主分子何良俊说：“海刚峰爱民，只是养得刁恶之人。”[16]另一个地主分子沈德符说：“海忠介所颁条约云：‘但知国法，不知有阁老尚书’，于是刁民蜂起，江南鼎沸，延及吾浙。”[17]地主阶级异口同声地发出的这种咒骂，是不无道理的。笼统地认为“清官”的行为后果都会达到他们自己预期的消除斗争和灭绝斗争，这是对复杂历史过程过分简单化的看法。

个别“清官”挽救没落王朝的企图失败了，他们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还在继续下去，并且愈演愈烈。大规模的党争开始出现了，如东汉的党锢，唐朝的牛李之争，宋朝的元祐党人，明朝的东林党人，清朝的前后清流。这些党争是统治阶级内部各种矛盾的集中爆发。造成党争的因素十分复杂，每次党争都有各不相同的背景和意义，但党争中不当权的一方总是以“清官”的姿态出现（而实际上党争的双方都有许多贪赃枉法者参加在内），并在反暴政反贪赃的旗号下攻击对方。法定权利和习惯权利的矛盾达到了最尖锐的程度，采取了集团之间公开对抗的形式。大规模党争显示封建王朝最后阶段的分崩离析，它往往就是农民革命风暴来临的征兆。没落王朝的当权集团总是无比地顽固和无比地愚蠢的，它失去了任何调整改革的能力。在前一阶段，它还能对“清官”表示一定的宽容；而当人民革命阴影日益迫近的时候，它就不择一切手段地匆忙结束党争。党争的结果免不了一场恐怖的屠杀，统治阶级用相互残杀的行动向人民群众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顽固不化和野蛮残酷。腐朽的当权集团埋葬掉内部反对派，也就为外部反对派准备好了埋葬自己的条件。

伟大的农民战争像一阵疾风暴雨，把这个积满了污秽的腥臭世界大加荡涤。革命的农民既反对习惯的剥削权利，又反对法定的剥削权利。统治阶级的各个集团面临毁灭的威胁，不得不抛弃旧怨，携起手来，共同对付革命的农民。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搏战中，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不是那种可以装饰门面的“清官”，而是能够瓦解起义军的骗子以及残杀起义军的屠夫。这时候以“清官”作标榜的人，包括以前在“党争”中孑遗的党人，往往就来充当这种极其反动的角色。

农民不能够推翻旧制度、创立新制度，农民战争最后仍不免于失败。但它打乱了封建统治秩序，清理了几百年积累起来的各种矛盾、冲突，扫除了旧王朝的恶风邪气，用血和火在一片荆榛中开辟出了历史前进的道路。伟大的农民战争是推进历史发展的动力。

以上我们结合各个时期的形势对各种类型的“清官”做了一个概略的描述。当然，这种描述是极其粗糙的，需要做更进一步的剖析。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想说明这一政治现象阶级的和历史的性质。“清官”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维护法定剥削权利的一种势力，从根本立场上说，他们是和人民对立的，不可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忽略这一点是不应当的。这种维护法定权利的势力在不同历史条件下表现为几种各不相同的“清官”类型，有的是“圣君贤相”的得力助手，有的是封建制度自我调节的工具，有的是对付农民起义的骗子和屠夫。他们的特点和作用不完全一样。因此，笼统地肯定和笼统地否定都是不对的。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结合各个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进行具体分析，才能够对这一历史现象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注释

[*]原载《人民日报》，1964年5月27日。笔名“星宇”。集体创作，主要执笔人。

[2]《史记》卷一二二《酷吏列传》。

[3]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

[4]《元史》卷一九二《良吏传》。

[5]《海瑞集》上册，第74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第143页。

[7]《海瑞集》下册，第431页。

[8]《包拯集》，第58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第178页。

[10]《明儒学案》卷五八。

[11]《海瑞集》上册，第37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8卷，第1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1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27页。

[14]《明洪武实录》卷二五，第18页。

[15]《海瑞集》上册，第49－50页。

[16]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三，第109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17]沈德符：《万历野获编》。

弹指兴亡三百载　都在清文吟唱中[*]——清代诗文简论

《清代诗文集汇编》浩瀚广博，收四千余家，录诗文不下五百万首，鸿篇巨著，洋洋大观。诗与文是我国悠久的文学体裁，唐宋最盛。而《全唐诗》仅四万首，清代诗文之多远迈唐宋，其艺术水平亦高超卓绝，可与唐宋相比肩。

文士诗人即事撰文，即情吟诗，所作皆当时当地的所见、所闻、所知、所感，真实可信。其中有军国大计、朝政庙谟，亦有战乱灾祲、民间疾苦、市井习俗，以至山水花鸟。作者据实而书，感叹沧桑，价值很高，可据以编史著作，亦可暇日吟诵，以广见闻。这是一笔丰富而珍贵的文化遗产，但清朝灭亡之后，战乱频仍，还没有来得及收集和整理。这笔浩博的文化遗产散落各地，未为人知。这次收集、整理、出版数量达八百册之多，在我国出版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也应是全世界诗文集中最为丰富的巨著。

要了解近三百年的清代诗文的全貌和特点，需要写一部厚重的《清代文学史》。这里只能做极简要之介绍，说其内容梗概，写其发展趋势。

清初是一个天崩地裂的乱离之世，干戈扰攘，中原板荡，清兴明亡，满汉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汉族知识分子的心态也围绕着这一主轴而与时俱变，当时文坛上充斥着明遗民的诗文，痛家国之沦亡，斥清兵之凶残，思明亡之教训。其代表作家有清初三大儒、岭南三大家、江左三大家等。清初三大儒有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以深沉的思考写出了《明夷待访录》《南雷文定》等精彩篇章，突破了君臣之间的纲常伦理，宣称“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顾炎武写《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针对明末贫富不均、土地兼并，主张“均田”“均赋”。王夫之在《思问录》《周易外传》中提出唯物主义以及变化、矛盾的哲学观点。他们在诗歌方面贡献亦多，如顾炎武写“感慨河山追失计，艰难戎马发深情”（《海上》），黄宗羲写“顽石呜呼都作字，冬青憔悴未开花”（《寻张司马墓》），王夫之写“家国遥睇怜征雁，溪路含愁听早莺”（《山径》），抒发了思念故国的深情。

岭南三大家为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最突出的是屈大均，他长期跋涉远游，“所目击者宫阙、陵寝、边寨、营垒废兴之迹，故其词多怨伤慷慨”（卓尔堪：《明遗民诗》）。他一直活到康熙中叶，当清朝收复台湾时，他还从失去复明基地的角度出发，写了“茫茫一岛是天留，父子经营作首丘。……恨绝生降虚百战，桓文事业委东流”。

江左三大家，即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他们则是另类的遗民，一度降清，后来内省忏悔，悲怨深切，形之于诗。钱谦益是当时诗坛的领袖，降清不久即归乡家居，写下“周室旧闻迁金鼎，汉宫今见泣铜驼”“林木犹传唐痛哭，江云常护汉衣冠”。当郑成功举反清义旗进长江、围南京时，各地响应，钱亦喜极欲起，仿杜甫《秋兴诗》写诗一百多首，歌颂欢呼。陈寅恪称：“《投笔集》诸诗摹拟少陵，入其堂奥……诗中颇多军国之关键，为其所身预者。《投笔》一集实为明清之诗史，乃三百年未有之绝大著作也。”

吴伟业也是失节仕清的诗人，著《梅村集》，其中《圆圆曲》《永和宫词》《松山吟》皆为书写明清史事的著名诗篇。他临终时怨艾自责，写《贺新郎》一词，云“故人慷慨多奇节，恨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脱屐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可以窥见他内心的痛苦与煎熬。

清初还有傅山、朱之瑜、侯方域、方以智、张煌言等一大批诗人文士，留下了许多诗文，吐露了自己的哀伤之情。

康熙中叶以后，朝廷致力于发展农业、奖励耕垦、蠲免租税、兴修水利，又出塞用兵，抗击俄国侵略，统一新疆、西藏，内部又团结汉族知识分子，尊孔崇儒，开博学鸿词，征召山林隐逸，满汉矛盾渐趋缓和，对立情绪消退，清朝进入盛世，诗文风气因而大变。

盛世诗人早期的代表可推王士禛，他著有《带经堂文集》，官居高位，交游广阔，极享盛名。他的诗描绘景色，指点湖山，称神韵派。他写诸如《方山道中》等诗，吟及“前山白云外，缭绕一江横。渔舍参差见，风帆自在行。烟花怜故国，湖海寄浮生。洗盏船头坐，一声沙鸟鸣”，把平凡常见的湖山花鸟勾画得清新幽雅，令人神往。

当时与王士禛对立的是赵执信，有《饴山堂诗文集》，他反对王士禛的“神韵”说，批评王“诗中无人”，主张“诗中有人，诗外有事，以意为主，言语为役”。赵的诗较注意现实，“笔力遒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二人“王以神韵飘渺为宗，赵以思路劖刻为主”，很能说明他们的诗风特色。

稍后的沈德潜标榜“格调”，主张“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沈著有《归愚诗钞》，他在《说诗晬语》中反对以吟咏风花雪月为事，在诗风上主张“温柔敦厚，中正平和”，他的诗较多颂圣赞德之作。

更后的郑燮，号板桥，一反“神韵”“格调”之说，主张表现性情，抒写人民疾苦，他能诗善画，工书法，世称“三绝”。在山东潍县当知县时所写《画竹》一诗云：“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清代最有成就的诗歌改革家是袁枚，著《小仓山房诗文集》，他是雄视乾隆一代的诗坛巨擘，倡“性灵说”。他说：“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随园诗话》）反对将诗歌作为单纯卫道的工具，主张诗可以抒写山水之景、男女之情，强调“灵感”的作用。“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词。”（《遣兴》）袁枚诗作，确能写出自己的生活感受，直抒性情，清逸灵巧，别具风格。如“秋深古迹诗愈健，霜满黄河浪不骄”（《题壁诗》），“如何二十多年事，只抵春宵一梦长”（《苦妾》）。

和袁枚齐名的有蒋士铨、赵翼，都是性灵派诗人。蒋有《忠雅堂诗文集》，其诗“清新蕴藉，皆发诸性情”，有句“已知豪气吞云梦，便买扁舟下岳阳”（《洞庭秋泛》），“前尘事事都难忘，不到伤怀总不知”（《题忆园》），“自喜结根依小草，不随飞茵堕苍苔”（《落花》）。赵翼有《瓯北诗钞》，他既是诗人，又是历史学家，所作《廿二史劄记》驰名于世。他曾从军远征，跋涉川黔闽粤，又扈从乾隆帝出塞行围，歌咏蒙古习俗、大漠风情。蒋士铨说他“天才卓越，又得江山戎马之助，以发其奇，兴酣落笔，雄伟奇恣，不可遍视”（《瓯北集序》）。他写诗力主创新，不蹈前人窠臼，他在诗中说：“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朝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论诗》）

清代中叶，文章亦臻于极盛，诞生了桐城文派，它是中国文学史上传承最久、作者最多、影响最大的文学派别。始创于康乾时代的方苞、刘大櫆、姚鼐，下传到19世纪的梅曾亮、方东树、管同、曾国藩、吴敏树、张裕钊、薛福成、吴汝纶、林纾等，薪火相传200年之久，直到五四运动为止。据说有名可数的作家有600多人，大多有诗文集行世，故当年有“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之说。他们不仅有文学创作的实践，佳作如林，精彩纷呈，而且有文学理论。方苞提出“言有物，言有序”。刘大櫆标榜文章的“神、气、音、节”，姚鼐又细化成“神、理、气、味、格、律、声、色”。桐城派声势浩大，影响甚广。中国文学史上从未出现过这样大的文派。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它成为批判的对象，被称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这时中国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桐城派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故地位下跌，一落千丈。五四运动当然具有划时代的丰功伟绩，但对传统诗文的评论具有片面性。其实桐城派文章是清朝盛世的产物，接续着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在中国18世纪和19世纪是中国思想和知识的传播载体，也有精华和糟粕之分，应该客观正确地分析对待，不可一笔抹杀。

跨过清朝的乾嘉时代，中国迎来了狂暴急骤的西风欧雨，诗文的内容和形式亦随之大变。一是爱国主义精神发扬光大，充实了诗文的内容；二是学习西方文明的思潮兴起，扩展新视野，歌咏新事物，产生新理念；三是改革与革命兴起，诗文成为改造中国、振奋人心的武器。

近代爱国爱民的新诗文萌生于鸦片战争时，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龚自珍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魏源的“不忧一家寒，所忧四海饥”开其端。郑观应有《关心时局，因赋长歌》历述了中国被侵略、被凌辱，“一自海禁开，外彝肆跋扈。鸦片进中华，害人毒于蛊。……铁舰置炸炮，坚利莫能拒。诸将多退怯，盈廷气消沮。割地更偿费，痛深而创巨。何以当轴者，束手无建树”。狄葆贤有《平等阁诗钞》，则写下了“尘海微生感逝波，沉沉大陆竟如何。睡狮未醒千年梦，野马行看万丈过”（《秋感》）。

近代的许多诗人痛心对外战争的失败，歌颂战争中牺牲的英雄，如贝青乔的《咄咄吟》、林昌彝的《射鹰楼诗话》、黄遵宪的《人境庐诗钞》都脍炙人口。张维屏的《三元里》写道“三元里前声如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因义生愤愤生勇，生民合力强敌摧”，热烈歌颂人民的抗英斗争。郑观应的《闻大东沟战事感作》颂赞邓世昌“致远鼓楫冲重围，万火丛中呼杀贼。勇哉壮节首捐躯，无悔同袍夸胆识”，还有胡延（《蔺德堂诗钞》）歌颂左宝贵“月晕重重闻楚歌，洞胸犹握鲁阳戈。仲由结缨那惜死，国势不张将奈何”（《左将军歌》）。丘逢甲痛心台湾被割给日本，“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万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这些诗慷慨磅礴，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要求清廷进行改革维新的声音也同时兴起，黄遵宪倡诗界革命，他的诗“独辟蹊径，卓然自立”（梁启超语），赞成改革变法，“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后二十年言定验，手书心史井函中”（《己亥杂诗》）。戊戌改革的人物均善诗文，咏诗甚多，其领袖康有为因北京不能实行改革之志，在离京南下时有诗“高峰突出众山妒，上帝无言群鬼狞。漫有汉廷遣贾谊，岂教江夏逐祢衡”（《出都留别》）。及至维新失败，慈禧当权，金天羽（《天放楼诗集》）有诗“上林风急雁惊秋，影事天家说总愁。帝病祷祠遣蒙毅，佛慈衣钵靳罗’。北军产禄兵坚握，东市膺滂血亦流。想见信宫谋议泄，武灵槁卧困沙丘”，这首诗几乎是戊戌政变的写实。

历史进入20世纪，局势又变，革命风潮汹涌激荡，不可阻遏，诗文成为鼓吹反清革命之锐利武器。孙中山的《革命方略》《民报发刊词》，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驳康有为政见书》，以及陈天华的《猛回头》都是驰名的革命诗文，大批知识分子走向革命，写了大量反清的诗歌文章。鉴湖女侠秋瑾以一女子，既习武，又能诗。她写的词《鹧鸪天》：“祖国沉沦感不禁，闲来海外觅知音。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又写《感愤》诗：“莽莽神州叹陆沉，救时无计愧偷生。抟沙有愿兴亡楚，博浪无椎击暴秦。国破方知人种贱，义高不碍客囊贫。经营恨未酬同志，把剑悲歌涕泪横。”诗词中表现了革命者爱国的情怀、崇高的追求和悲壮的风格。

辛亥革命前夕，革命诗文大量涌现，如柳亚子“希望前途竟若何，天荒地老感情多。三河侠少谁相识，一掬雄心总不磨。理想飞腾新世界，年华辜负好头颅。椒花拍酒无情绪，自唱巴黎革命歌”（《元旦感怀》），苏曼殊的“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着浮身。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

宣统元年（1909年），许多诗人文士在苏州虎丘集会，创设“南社”，以诗文为武器，抗击腐败的朝廷。清朝覆亡时，社员发展到200人，以后发展到2 000人。南社诗风，忧国忧时，慷慨雄放，柳亚子作诗纪念称“寂寞湖山歌舞尽，无端豪俊又重来。……莫笑过江典午鲫，岂无横槊建安才”。南社成立为清代诗歌做一总结，至五四运动以后，白话文和白话诗兴起，又开拓了中国诗文的新领域、新境界。

注释

[*]原载《光明日报》，2010年1月19日。

清代书法浅论[*]

有清一代，实为我国书法史上之繁荣期，名家辈出，佳作如林，千枝竞秀，百舸争流，书法艺术极其丰富多彩。大体上，乾隆以前，帖派独盛，书法家远祧二王（羲之、献之），追摹唐贤，归于赵、董（赵孟頫、董其昌），继承传统，发扬光大，各具风格。乾嘉以后，碑派崛起，书法家搜求临摹鼎彝碑版，开辟创新，另成蹊径，篆隶真草，诸体大备，达到了书法史上的高峰。

所谓“帖派”“碑派”，其分野始于晋室东迁。江左士族，雅擅风流，羲之、献之，为书派南迁之祖，唯南朝不尚碑刻，文字均写于缣帛，皆谓之“帖”。南帖派疏放妍妙，长于书牍，而篆隶古字，多所变更。北碑派则推崇索靖、崔悦，由于北朝刻碑勒铭之风气盛行，字体古质遒劲，长于碑榜，字体犹存古法。故南帖、北碑实由于时代、地区之不同，书写载体不同，书法之体裁风格亦迥然不同。唐太宗极喜王羲之书法，南帖遂掩北碑而上，但唐代书法家尚多识古碑，兼习南北书体，故卓然多书界之宗师。自宋刻《淳化阁帖》出，帖学更广泛流传，而汉魏碑碣掩埋于荒草黄沙之中，逐渐磨蚀。故宋元于书法家独尊南帖，其所见碑版亦不多。清代前期，承历史遗绪，唯尊南帖。尤其是康熙皇帝酷爱明末董其昌的书法，董其昌书疏淡秀逸，为帖学的集大成者。“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董的书法，为当世所重，他刻的《戏鸿堂法帖》风靡海内。至乾隆皇帝又爱好元代赵孟頫书，一时圆润清丽的赵体字又大行于世。乾隆帝刊勒《三希堂法帖》收集魏晋至明末书法家135人，分为32册，而赵帖占5册，董帖占4册，两人已占全部篇幅的28%，可见清前期宗尚赵、董的时代风尚。晚清碑派兴起，力诋帖学，集矢于赵、董。如郑孝胥称要“以萧散宏远，涤赵、董之侧媚”，又说“国朝竞学董，阉然如乡愿”（《海藏书法抉微》）。康有为则称元明书法，多出赵孟頫之门庭，“姿媚多而刚健少”，又称董其昌“俊骨逸韵，有足多者。然局束如辕下驹，蹇怯如三日新妇”（《广艺舟双楫》卷二）。碑派所说固然也抓住了帖派的某些弱点，但门户之见太深，贬斥异己，一笔抹杀，未必公正。平心而论，北碑派未必都是好字，南帖派也未必都是劣书，北碑南帖，各有特色。“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阮元：《北碑南帖论》）。环境和风气对艺术的体裁、风格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很难以不同体裁和风格简单地论定艺术之优劣高下。北碑南帖是不同时代的产物，代表不同的艺术风格，雄浑质厚和俊逸妍秀的艺术品可以并存，体裁和风格的多样化正是清代书法艺术繁荣的表现，而不是信崇汉魏，就一定要贬低宋元明，推尊北碑就必须把南帖说得一无是处。

由明入清，最著名的书法家是王铎、傅山、朱耷、朱彝尊。王铎，河南孟泽人，南明弘光朝东阁大学士，在南京迎降清兵为士林所不齿，然书法极佳，董其昌为明末“书圣”，王铎比董小35岁，而书名与董并称。当时著名学者黄道周曾对他逾扬备至，称：“行草近推王觉斯（王铎）。觉斯方盛年，看其五十自化，如欲骨力嶙峋，筋肉辅茂，俯仰操纵，俱不由人。抹蔡（襄）掩苏（轼），望王（羲之）逾羊（欣）”（《石斋书论》），评价极高。但因王铎屈节事清，书名掩而不彰。与王铎齐名的书法家傅山，山西阳曲人，字青主。他为人与王恰好相反，傅山极重气节，清廷征召不就，以黄冠终老。他的诗说：“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故傅山论字，推崇唐颜真卿，因其立朝正直，抗叛死节，而鄙视赵孟頫，因其以宋之宗室，出仕于元，谓赵字“熟媚绰约，自是贱态”（《霜红龛书论》）。当时人极称赞傅山的书法：“行草书皆登宋人之堂，隶则中郎（蔡邕）以后，罕见其匹”（陈玠：《书法偶集》）。朱耷，南昌人，明宗室，晚号八大山人，善书画，遍临诸家法帖，善用秀笔，笔圆力重，拙中见巧，有晋唐人书风。另一位大书家朱彝尊，浙江秀水人，为博学多才的学者，既精经学，所著《经义考》为世所重。其诗词与王士禛、陈维崧齐名，其文章与魏禧、汪琬齐名。《桐阴论画》称“竹垞（朱彝尊）古隶，笔意秀劲，韵致超逸”，他精研隶书，把汉隶分为“方正”“流丽”“奇古”三种不同风格，为清代讲习汉隶的第一人。另一位也以书写汉隶知名的郑簠，南京人，字谷口。明亡不仕，家世业医，致力书法。自称“弱冠时，见闽中宋珏隶书颇奇，心悦而临仿之，学二十年，日就支离，去古渐远，深悔不求原本。转而直学汉碑，日夕临摹三十年，自得朴拙奇古之妙”。他和朱彝尊一起研究汉隶。在董其昌书风笼罩的艺坛上，朱、郑不满足于雷同划一之书体，努力别寻路径，虽尚未能开宗立派，自成壁垒，但其识见高远，振聋发聩，对以后碑派书法的崛起，有相当的影响。

清代前期，书法界人才鼎盛，竞呈才华，多尊崇董其昌，善行草书，以秀逸多姿见胜。其中魏裔介行书，“笔意洒脱，自饶古韵”；查士标书法精妙，“得董宗伯（其昌）神髓”；尤侗“书法有天趣”；汪琬书“在颜苏之间”；杨宾书“圆韵自然”；王士禛“书法高秀似晋人”；赵执信书“秀逸多姿”；查昇书“含蓄有致”；李光地书“妙在疏散而有风神”；林佶书“绰约可喜”。这些人的书法大多接近董其昌的风格，婉秀有余而劲挺不足。康熙中的江南三书家，姜宸英、陈奕禧、何焯颇有盛名。姜宸英，浙江慈溪人，号西溟，为清初著名散文家，字体摹法羲、献、米、董，莹秀悦目。有人评论“苇间先生（姜宸英）每临帖多佳，能以自家性情，合古人神理，不似而似，所以妙也”（梁同书：《频罗庵论书》）。“姜学晋人，用笔蕴藉，吻肩不露，结体亦高雅，不踏时蹊”（徐用锡：《字学札记》），但批评姜字“笔笔拆开看，有未足处”。陈奕禧为海宁望族，家藏碑拓甚多，习学既勤，见闻广博，他是王士禛的学生，王说：“门人陈子文奕禧，号香泉……诗歌、书法著名当世。其书专法晋人，于秦汉唐宋以来金石文字，收藏尤富，皆为题跋辨证。米元章、黄伯思一流人也”（王士禛：《分甘余话》）。也有人批评“陈知用笔，点画有功，只好古字，反坠河北毡裘气”（《字学札记》）。当时书家均擅小楷而陈善写大字条幅。何焯，苏州人，号义门，学识渊博，楷书学欧阳询、文徵明，得其神韵。他和另一书家杨宾曾经在陆氏明瑟园中比赛写字，各逞所能，“是日，少长咸集，群聚而观，诧为盛事，凡四日而罢”（杨宾：《大瓢偶笔》）。也有人评论何焯的字，“自己面目少，塌着笔描字，不是提着笔写字”（《字学札记》）。

至18世纪，清朝承平日久，修文崇学，书法艺术颇兴盛。因董其昌的字体过于柔弱，不适应清中叶升平盛世的气象，故赵孟頫的书法流行于时，形成“香光（董其昌）告退，子昂（赵孟頫）代起”（马宗霍：《书林藻鉴》）的局面。乾隆帝本人喜爱文墨，摹写赵字，他的书法秀美潇洒，珠圆玉润。所谓“高宗袭父祖之余烈，天下晏安，因得栖情翰墨，纵意游览，每至一处，必作诗纪胜，其书圆润秀发，善仿松雪”（《书林藻鉴》）。董体和赵体字虽有不同的特点，但同属柔婉一派。清代书法长期受董、赵的影响，被讥为“馆阁体”，平正滑熟，缺少变化，传习既久，陈陈相因，宫廷和朝考时，竞相仿学，有千篇一律之弊，但许多书家亦勤研苦习，吸取历史上各种不同书法艺术的风格，或继承传统而力求精进，百尺竿头，更上一步，或变异传统，锐意革新，别出机杼，自立门户，使18世纪之书风分为继承与变异两个流派。

蒋衡、张照可作为传统的继承派，而王澍、金农、郑燮可作为传统的变异派。

蒋衡，江苏金坛人，他是书法家杨宾的学生，书风在董、赵之间，他勤于临池，朝夕不辍，工于楷书。杨宾说“湘帆（蒋衡）十五岁从余学书，今小楷冠绝一时，余不及也”（《大瓢偶笔》）。蒋书写《十三经》，共八十余万字，历时十二年，楷法工整，结构协调，笔墨酣畅。乾隆帝命刻碑，凡一百九十块，列太学，名《乾隆石经》，为书法金石史上之宏篇，今存首都图书馆。

另一代表人物是张照，江苏华亭人，与董其昌同乡，虽年代不相及，然张的舅父王顼龄、王鸿绪兄弟都是董书法的嫡派传人，康熙帝酷爱董其昌书，爱屋及乌，宠信王氏，南巡时曾两次到华亭王氏之秀甲园。王鸿绪之书法，人称“腴润有致”，张照推崇董、王的传承，谓“思翁（董其昌字思白）笔法真造化在手，有明一代推为独座，虽松雪（赵孟頫）亦莫能与京。学思翁者多，唯俨斋（王鸿绪）司农得其骨”（《天瓶斋书论》）。张照从舅氏得董派书法，而参以赵的书艺精绝，雍乾之间，独步一时。乾隆皇帝极其推挹张照的作品。御制《怀旧诗》中称张“书有米之雄，而无米之略。复有董之整，而无董之弱。羲之后一人，舍照谁能若。即今观其迹，宛似成于昨。精神贯注深，非人所可学”。诗注中又说：张照“尤工书，临抚各臻其妙，字无大小，皆有精神贯注，阅时虽久，每展对笔墨如新。余尝谓张照书过于董其昌，非虚誉也”（《乾隆御制诗四集》卷五九《怀旧诗》）。阮元也盛赞张照的书法超过了董其昌。他说：“司寇（指张照）书自是我朝一大家，然间有剑拔弩张之处，内府收藏不下数百种，以《争座位》两帖卷为甲观，笔力直注，圆劲雄浑，如流金出冶，随范铸形，精采动人，迥非他迹可比，内府所藏董文敏（其昌）《争座位》帖，以之相较，则后来居上。”张照因事下狱，与天算家何国宗同被拘押，将董派的书法技巧传于何国宗，后来的书法家梁(曾踵何氏之门请教笔法，时何国宗年迈，未能亲自接见，令其子与梁(谈话。此段传承关系梁(告知段玉裁。正因张照精于书法、音律、戏曲，故张虽得罪下狱，乾隆帝宽宥之，出狱复官。张照曾书写范仲淹《岳阳楼记》，置岳阳楼上，名楼、佳文、好字，人称三绝。

张照是乾隆帝身边的近臣。当时在军机处或内廷供奉翰墨者，均擅长书法，如大学士、军机大臣张廷玉笔意流畅、娴熟工稳、潇洒自然。军机大臣汪由敦书体力追晋唐人，庄重之中出以冲和渊秀。军机大臣裘日修书法超俗出尘，似不食人间烟火。乾隆帝得张即之所写《南华经》，缺数册，因裘书法酷似张即之，令裘补写足成之。在野的知识分子，书写风格亦近赵、董，如著名诗人袁枚，张问陶称其书“雅淡如幽花，秀逸如美女。一点着纸，便有风趣，其妙在神骨间”。这些人的书法艺术继承传统，不脱离赵孟頫、董其昌的畦町，是当时的主流。

同时，另一些欲思有所变异的书法家，如王澍、金农和郑燮。

王澍，江苏金坛人，号虚舟，年齿稍长于蒋衡、张照，他被认为是明代文徵明书法的传人。《清史稿》称他“绩学工文，尤以书名”，“摹古名拓殆遍，四体并工，于唐贤欧（阳询）、褚（遂良）两家，致力尤深”。他考订法帖，用功很深，作《论书剩语》《翰墨指南》《古今法帖考》揭示书法要领，书家宗派。他对赵、董影响下的书法界颇感不满，说“书道关于世运，自思白（董其昌）兴，而风会之下，于斯已极”。他的眼光从传统的法帖开始转移到陆续发现的古碑碣，欣赏其字体的雄浑遒劲。他曾说：“江南足拓，不如河北断碑”。转而习写篆字，为书写玉筋篆之名家，善于藏锋圆落，字体瘦健挺秀，笔力内含，平生勤觅碑碣，临摹考证，努力不懈，实开后世碑派之先河。

18世纪前期，能够突破传统，别创书写新风的应推“扬州八怪”中的金农和郑燮。金农，浙江钱塘人，号冬心，性格奇特，晚年流寓扬州，书法得力于《国山》及《天发神谶》碑，师古而不受约束，笔力厚重，结体紧密，别具一格。创“漆书”，融隶楷为一体，具有惊世骇俗的怪异之风。郑板桥赠他诗句：“乱发团成字，深山凿诗书。不须论骨髓，谁得学其皮。”

郑燮，江苏兴化人，号板桥。他以分书入行楷，“创六分半书”，在用笔、结体、布局上别出心裁，卓荦不群。笔法多样而具法度，结构独特，宽窄聚散、正斜，错落有致，奇趣横生，在帖派盛行的时代，能冲越藩篱，与金农异曲同工。他把作画的方法用来写字，故蒋士铨的诗云：“板桥作字如画兰，波磔奇古形翩翩”。金农、郑燮新颖而怪异的书法，引起后人的许多议论。康有为说：“乾隆之世，已厌旧学，冬心、板桥，参用隶笔，然失之怪，此欲变而不知变者”（《广艺舟双楫》）。杨守敬说：“板桥行楷，冬心分隶，皆不受前人束缚，自辟蹊径。然以为后学师范，或堕魔道”。

降至18世纪后半期和19世纪前期，亦即清乾嘉时代，书法艺术进入分化、发展时期。帖学虽仍流行而碑学已迅速崛起，自成壁垒，分庭抗礼，成双峰对峙、雨水分流的形势。书法作品更加丰富多彩，精品迭出。这时的帖派书法家，刘（墉）、翁（方纲）、成（亲王永瑆）、铁（保），三梁一王（同书、国治、(、王文治），以及钱氏四家（大昕、伯坰、坫、澧）均负盛名、各具风格，而碑派书法则有桂馥导其先路，邓石如、伊秉绶立其中坚，阮元、包世臣作其护法，何绍基、赵之谦、康有为为其后劲，人才济济，各自显露丰采，形成书法艺术的蔚然大观。

刘墉，山东诸城人，号石庵。书体雄厚苍劲，味厚神足，“论者譬之黄钟大吕之音，清庙明堂之器，推为一代书家之冠。盖其融合大家书法而自成一体，所谓金声玉振，集群贤之大成也”（徐珂：《清稗类抄》）。他的特点是能融会诸家，变化创新。“少年时为赵体，珠圆玉润，如美女簪花；中年以后，笔力雄健，局势堂皇；迨入台阁，则绚烂归于平淡，而臻炉火纯青之境矣。世人每讥其肉多骨少，不知其书之妙处，正在精华蕴蓄，劲气内敛，殆如浑然太极，包罗万有，人莫测其高深也”（易宗夔：《新世说》）。他极受后人推崇，虽是帖派代表，稍后的碑派理论家包世臣也将他置于清代书家的第二人，仅次于碑派巨擘邓石如之下。而评论苛严的康有为亦称赞他：“石庵出于董，然力厚思沉，筋摇脉聚。近世行草书作，浑厚一路，未有能出石庵之范围者。吾故谓：石庵集帖学之大成也”。

翁方纲，直隶大兴人，号覃溪。博学多识，为乾嘉时代著名学者，字体初学颜真卿，后学欧阳询，隶法《史晨》《韩敕》诸碑，“双钩摹勒旧帖数十本，北方求书碑版者毕归之”（《湖海诗传》）。善作隶书，小楷书体工整厚重，为馆阁体代表。翁讲书法，离不开考据，一点一画，穷究来历。包世臣讥评他“宛平（翁方纲）书只是工匠之精细耳。于碑帖无不遍搜默识，下笔必具体势，而笔法无闻”（《艺舟双楫》）。杨守敬也批评他“天分稍逊，质厚有余，而超逸之妙不足”。据说：翁方纲的女婿戈某正好是刘墉的学生，戈某问翁：刘墉的书法造诣如何？翁说：去问你的老师，他哪一笔合乎古人法度？戈某果然去问刘墉。刘墉对戈说：我写的是自己的字，不论古人法度。去问你的丈人，他哪一笔是自己的字？可见刘与翁的书法风格迥然不同，刘主创新而翁重守成。永瑆、铁保小于刘墉30多岁，小于翁方纲20岁，然四人齐名。永瑆是乾隆第十一子，封成亲王。永瑆亦学欧阳询、赵孟頫，其手迹刻为《诒晋斋帖》。他生长内廷，得博览所藏书迹，识见广阔，精于楷书，笔意瘦劲，神态俊逸。据称他：“幼时握笔，即波磔成文，少年工赵文敏（孟頫）。又尝见康熙中某内监，言其师少时犹及见董文敏（其昌）握笔，惟以前三指握管悬腕书之，故王推广其语，作拨灯法，谈论书法具备。名重一时，士大夫得片纸只字，重若珍宝”（昭!：《啸亭杂录》）。铁保楷书亦近馆阁体，后习摹颜体，草书学王羲之，旁及怀素、孙过庭，以纠早年板滞之病。刘、翁、成、铁四家，后世亦有訾议。如晚清书学理论家张之屏的《书法真诠》，对清代帖派一概抹杀，他有一段话说：

友人周祗述曰：“有清一代，大名鼎鼎者，子都置之不齿。若嘉庆时之翁、铁、成、刘则何如？”曰：有人负能诗名，而工力薄弱，局径太狭者，昔人称为“盆景诗”。吾谓书画亦然。古有妙于六法，而仅工小幅者，已屡见不一见矣，即可谓之“盆景画”。清代之翁、铁、成、刘，均以书名震一时，奈既无雄伟之概，亦无妙远之情，是亦“盆景字”耳。但亦有别焉。翁则盆景之夹竹桃，铁则虞美人，成则吉祥草，刘则仙人掌也。

“盆景字”即是小摆设的意思。帖派书法秀逸多姿，而病在柔弱。平心而论，刘、翁、成、铁四家均有胜处，刘则雄健，翁则朴茂，成则俊逸，铁则丰腴，一概斥为“盆景字”，未免诋)太甚！

三梁一王之中，梁同书，浙江杭州人，初学颜柳，中年学苏轼、米芾，晚年变化自如，卓然名家，负盛名六十年。帖派书法家，罕有善大字者，而同书擅长擘窠大字又年登大寿，九十岁尚能作小楷。“论者谓清中叶善书者刘石庵（墉）朴而少姿，王梦楼（文治）艳而无骨，翁覃溪（方纲）抚摹三唐，面目仅存，汪时斋（承霈）谨守家风，规模稍隘。惟公兼数人之长，出入苏米，笔力纵横，浑如天马行空。汪师茗（由敦）、张得天（照）后一人而已”（易宗夔：《新世说》）。梁国治，浙江会稽人，工楷书，得力于临摹唐人，洪亮吉称其为“堆墨书”。梁(，安徽亳州人，书学李北海，润泽而骨肉停匀，亦董派传人，他认为得董其昌其传的，唯张照一人，其他人均逊一筹，“王虚舟（澍）用笔只得一半，蒋湘帆（衡）知握笔而少作字乐趣”（《清史稿》卷五○三）。梁(虽属帖派，但他是第一个发现邓石如的书法才能，为之指授引荐，造就了碑派书法的开山大师，功不可没。

一王，指浙江钱塘王文治，与刘墉书法齐名，而笔法与风格不同。刘墉具魄力，笔法浓重，文治讲风神，笔法淡雅，刘墉为大学士，文治殿试第三名，故称“浓墨宰相，淡墨探花”。王喜冶游，又耽佛学，辞官不就。乾隆南巡时，在杭州僧寺见王文治所书碑，极为欣赏，内廷告文治，招之出仕，王不就。

四钱系指江苏嘉定钱大昕、钱坫叔侄，江苏阳湖钱伯坰与云南昆明钱澧。钱大昕号晓徵，为乾嘉史学大师，著作等身，善作隶书，有金石气。其侄钱坫，幼从大昕学书，习篆字，昼夜不怠，工铁线篆，有盛名。坫亦颇自负，以为直祧李斯、李阳冰，自刻一印曰：“斯冰之后，直至小生。”钱伯坰初学董其昌、李邕，后习苏东坡、黄庭坚，取资甚广，博而返约，书风豪放跌宕。钱澧，号南园，为学习颜真卿之名家，清中叶学颜者甚多，唯钱澧入其堂奥，字体遒劲刚健，得其形神。据郑孝胥的评论：“书法至鲁公实一大变，顾其书拙重有余，秀丽不足，学之者易趋甜俗。……惟钱南园（澧）学之得其体，伊墨卿（秉绶）学之得其理，何子贞（绍基）学之得其意，翁常熟（同龢）学之得其骨，刘石庵（墉）学之得其韵，各有去取，均能避鲁公之失。盖南园、常熟兼参米（芾）法，子贞兼用北碑，石庵远溯钟繇，墨卿（伊秉绶）独用隶体，均鲁公之功臣也”（《海藏书法抉微》）。

乾嘉时代，传统的帖学，达到了兴盛期，除刘、翁、成、铁、三梁一王、钱氏四家之外，还有以下著名书法家。

王杰，陕西韩城人，状元宰相，工赵体，书法灵秀而又雍容，人称其“有仙佛气，具富贵姿”。

姚鼐，安徽桐城人，字姬传，为桐城文派的大家，亦为清中叶优秀书法家。包世臣极推崇姚的书法，认为清朝书家，邓石如为第一，而刘墉之小真书、姚鼐的行草应并列第二，誉为“酝酿无迹，横直相安”之妙品。又说姚鼐字体“洁净而能恣肆，多所自得”“宕逸而不空怯，时出华亭（董其昌）之外”（《艺舟双楫》）。

奚冈，浙江钱塘人，字铁生，是书画神童，九岁能写隶书，成人后诸体皆精，字体潇洒，又能诗词、作画、刻印，为西泠八家之一。

王芑孙、曹贞秀夫妇，苏州人。该地书法家书体均清秀俊逸，而王书遒厚挺拔，人称其力矫吴门书法。其妻曹贞秀，书法钟、王，与其夫共写前后《赤壁赋》，为士林所重。人称“墨琴夫人（曹贞秀）书，气静神闲，娟秀在骨，应推本朝闺秀第一”（《鸥波馀话》）。

降至嘉道（19世纪前期），碑学日隆，而帖派传人，尚绵延不绝。其中吴荣光，书法欧、苏，他的榜书“神采雍容，气韵绝佳”，康有为极其推崇他的这位同乡前辈（吴与康均为广东南海人），称吴荣光“专精帖学，冠冕海内”（《广艺舟双楫》）。李兆洛，江苏阳湖人，勤于临摹，终日临池，长于草书。张迁济，浙江嘉兴人，初学王、颜，中年后“书法南宫（米芾），草隶独出冠时”（《清列传》），又能以大篆参颜法作楷行书，朴拙雄浑，饶有别趣。梁章钜，福建长乐人，习欧阳询、董其昌，工行楷，笔法劲秀。林则徐，福建侯官人，为爱国的民族英雄，又是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习欧体，工楷书，晚年致力于书法，远近争来，缣楮为空。程春海曾给他赠联云“理事若作真书，绵密无间；爱民如保赤子，体贴入微”。将林的善书法和从政业绩联系起来，撰成联语，甚为贴切。

清初至中叶，有造诣的书法家很多，以上标举数十人，约略指明各个时期不同人物的书法风格。这些书法家绝大多数是帖派书法，宗尚晋唐宋明以来的传统法帖，尤其是沿着赵孟頫、董其昌的道路发展而来，但他们之中也各有优长和特色，有的刚健，有的婀娜，有的雄浑，有的平正。有的专宗赵孟頫、董其昌，有的兼习欧、颜、苏、米，也有的转向碑石。迨清代中叶，碑派异军突起，逐渐凌驾帖派之上，这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大变革。新起的不少碑派书法家对帖派颇多非议，讥责帖派书艺“卑弱柔媚，千篇一律”。如晚清书法家郑孝胥说：

盖以书取士，启于清代乾隆之世，尔时盛用赵孟頫，间及颜清臣（真卿），一时名流，书体大率相似，方板纤弱，绝无剑戟森森之气，自兹以后，杂体并兴，欧、赵、颜、柳，诸家并用，体裁之坏，莫此为甚。（《海藏书法抉微》）

他极力贬抑帖派书法家，认为碑学的式微造成了书法界“方板纤弱”之弊。另一晚清书法家叶德辉对清朝书法全部否定，进而非议唐人，专宗古碑，认为只有汉魏碑石才算书法的正宗。他说：“碑体至宋而微，至元而绝。……自后《兰亭》《阁帖》，执耳主盟。终明之季，虽董文敏（其昌）负书圣之名，于碑法实未梦见。有清一代，百学复古，惟书法一道，陷于禄利之境，虽豪杰不得不随朝廷风气为转移。康熙好董书，故其时朝野上下皆尚董体。乾隆好松雪，故一时书家巨子皆染赵风，道光学颜书，迄于同光，颜体几为帝王家学。当乾嘉时，各书家至今为海内推重者，若刘墉、翁方纲、成哲亲王、梁同书、王文治、钱澧，寸缣片楮，珍若琳琅。刘书先董后颜，翁则一生学唐碑，终以欧阳询小楷《千文》为归宿，成邸早年学赵，晚年学欧，颇饶风采。梁出董，王出赵，钱出颜，均一朝所尚也。诸家唯翁有碑法，余皆帖耳”（叶德辉：《郋园山居文录》）。

郑孝胥、叶德辉把帖派书艺一概抹杀，实为片面之见。康有为和他们的意见一样，说：“国朝之帖学，荟萃于得天（张照）、石庵（刘墉）。然已远逊明人，况其他乎！流败既甚，师帖者绝不见工”（《广艺舟双楫·尊碑》）。他在《卑唐》一篇中，鄙薄唐代书法，称：

至于有唐，虽设书学，士大夫讲之尤甚。然继承陈隋之余，缀其余绪之一二，不复能变，专讲结构，几若算子，截鹤续凫，整齐过甚，欧虞褚薛，笔法虽未尽亡，然浇淳散朴，古意已漓，而颜柳迭奏，澌灭尽矣……以魏晋绳之，则卑薄已甚。若从唐人入手，则终身浅薄，无复有窥见古人之日。（《广艺舟双楫》）碑派理论家的这种意见，对后代书法界很有影响。其实所见偏执，并非公正之论。帖派，碑派，各有擅长，亦各有弱点，“碑重点画，务平直而易成刻板；帖重使转，务姿媚而易入偏软”，技法不同，字体不同，风格不同，不能以此家之标准，衡量别派之短长。譬如宋词为中国文学中之重要体裁，有周、姜之婉约，苏、辛之豪放，婉约派抒写花间月下，儿女情长，清丽秀逸；而豪放派高唱大江东去，英雄襟怀，慷慨沉郁，彼此不能取代。碑帖之技法亦不相同，包世臣等碑学家强调“腕平掌竖”“全身力到”，用笔必“逐步顿挫，行处皆留”，这种技法，写大字、写篆隶比较适宜，字体显得刚劲、具金石气，而帖派执笔一般宽松虚灵，有时振迅疾书，勿任拘滞，适宜于行草书，字体显得潇洒流贯。故碑派善篆隶而帖派善行草，各有所长。书法家明于此理，碑帖皆习，取其长而去其短，书艺才能蒸蒸日上。

乾嘉以后，碑派的崛起，给书法艺术注入了活力，焕发出生机，可称是书法史上的一场革命。碑派的兴起自有其历史背景。自唐宋以后的一千多年，帖派统治书坛，一枝独秀，日渐衰落，群思变革，希望开拓书法艺术的新境界。明末清初的徐渭、朱耷、金农、郑燮，书体怪异，代表着探求的努力，但尚未能形成与帖派分庭抗礼的新书派。18世纪，中国整个学术风尚不变，汉学盛行，如日中天，乾嘉之际，名家辈出，崇汉考古之风大盛。而古代的鼎彝、碑刻、摩崖发现日多，其古朴端美的线条、雄浑腾越的意趣触发了艺术家的灵感，他们探求、研究、临摹、融通，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热情，使得埋没千年的破铜断石、漫漶字迹显示出珍贵的价值。回归上古的浪潮犹如整个学术界崇汉之风一样，横扫书法界。因此，碑学大盛，一直发展到“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康有为有一段话阐述了碑派崛起的原因：

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因金石之大盛也。乾嘉之后，小学最盛，谈者莫不藉金石以为改经证史之资，专门搜辑，著述之人既多，出土之碑亦盛。于是山岩屋壁，荒野穷郊，或拾从耕夫之锄，或搜自官厨之石，洗濯而发其光采，摹拓以广其流传。……今南北诸碑，多嘉道以后新出土者……出碑既多，考证亦盛。于是碑学蔚为大国，适乘帖微，入缵大统，亦其宜也。（《广艺舟双楫·尊碑》）

对碑体兴起做出贡献的书法家应推桂馥、邓石如、伊秉绶、陈鸿寿、阮元、包世臣、何绍基等。

桂馥是著名的小学家，著《说文义证》50卷，习写分隶、临摹汉碑，融会贯通，自出机杼，字体醇厚质朴，气势磅礴，人称“百余年来，论天下分隶，推桂未谷（桂馥）第一”（《松轩随笔》）。他观摩清乾隆以前的隶书艺术，对许多书家作了评价：“傅青主（山）如蚕丛栈道，级幽梯峻，康衢人裹足不往；王觉斯（铎）如壮夫挽强，徒以力矜，不必中的；郑谷口（簠）如淳于髡、东方曼倩滑稽谐谑，口无庄语；林吉人（佶）如茅山道士，辛苦求仙，恨无金丹换骨；朱竹垞（彝尊）如效折角巾，聊复尔尔；陈子文（奕禧）如田舍翁说古事，往往附会；查德尹（嗣瑮）如杨玉环华清浴罢，娇不胜衣；王虚舟（澍）如窗明几净，炉烟缕缕；金寿门（农）如孔雀见人著新衣，辄顾其尾；高且园（其佩）如山阴访戴，兴尽而返；杨已军（法）如左手持蝥，睥睨食肉人；郑板桥如灌夫使酒骂座，目无卿相。”（桂馥：《国朝隶品》）他评点文字，睥睨众贤。在他看来，写隶书的人虽不少，均未臻上品，没有得到古碑书法的精髓，桂馥可算是振兴隶体、鼓吹碑学的先驱。

在书法艺术上能够开辟新径、壁垒一新的首推邓石如。邓，安徽泾县人，宇完白，家境贫寒，布衣一生。少年时即好书法刻印，梁(见之，以为可造之才，荐到著名数学家梅文鼎后裔的家中居住，梅家多藏鼎彝碑拓，邓石如在此居住八年，尽观秦汉以来金石善本，学篆五年，学隶三年。每天晨起，研墨汁满盘，临池摹写，至夜间墨尽，方才休息，严寒溽暑，从不停辍。其篆书习李斯、李阳冰，“而纵横开阖之妙，则得之史籀”，隶书“遒丽淳厚，变化不可方物”。离开梅家后，浪迹江湖，在皖南街市售字糊口，为阳湖学者张惠言所见，张告金榜“今日得见上蔡（和峤）真迹”。金榜与张惠言都善书法，爱才若渴，冒雨至荒寺中寻访，延请至家。金榜是乾隆时状元，家有宏丽之祠堂，楹联榜额本皆金榜所书写，见邓石如书，命尽数撤换，全部请邓改写，其见重如此。金榜荐邓于尚书曹文埴，誉为“四体（篆、隶、真、草）皆国朝第一”。曹携邓石如入京。著名书法家刘墉与鉴赏家陆锡熊见其书法，踵门求见，极赞邓之书法“千数百年，无此作矣”。后邓又入湖广总督毕沅幕，他一生作字，不应科举，不治营生，毕沅为之购置田产养老。邓石如发扬碑体，独步书坛。他撷汉魏之古体，寓近代之神韵，于雄浑古朴之中发扬俊逸的风采，取得创造性的成就，奠定了碑派的基石，故当时名流，对他无不倾倒。后来康有为赞颂他：“上掩千古，下开百廙，后有作者，莫之与京矣！”

继邓石如之后有伊秉绶，福建宁化人，号墨卿，亦碑派中坚，善隶书，取法汉碑，参以颜楷，书法高古，别具风格，外似拙直，内蕴劲秀，笔画坚挺，人称其“力能扛鼎”“墨卿（伊秉绶）遥接汉隶真传，能拓汉隶而大之，愈大愈壮”（《退庵随笔》）。何绍基作诗称赞：“丈人八分出二篆，使墨如溱楮如简。行草亦无唐后法，悬崖溜雨驰荒原。不将俗书薄文清（刘墉谥文清公），觑破天真观道眼”，此诗道出了伊秉绶锐意复古的书风。

陈鸿寿，浙江钱塘人，号曼生，为西泠八家之一，工书画篆刻。他和伊秉绶相似，力追古风，从秦汉碑瓦铭刻和摩崖勒石中揣度笔意。善作篆书、隶书，古朴自然，空灵奇秀。有人称赞他“鸿寿篆刻追秦汉，浙中人悉宗之，八分书尤简古超逸，脱尽恒蹊”（《桐阴论画》）。又有人说“曼生酷好摩崖碑版，行楷古雅有法度，篆刻得之款识为多，精严古朴，人莫能及”（《墨林今话》）。我们看到，18世纪之末，碑派名家接踵而起，他们寻索古碑，摹写汉魏石刻，锐意创造，善作篆隶，多写大字，形成了和清前期唯知法帖，多作行草小楷迥然不同的艺术风格。

碑派兴起，为它做理论上的鼓吹者是阮元和包世臣。阮元，江苏仪征人，号芸台，历任巡抚、总督、大学士，位高望重，又是知名学者，他寝馈《石门颂》，书法极有法度，“作擘窠大字，纵横排荡，无一不与神合”（《枕经堂题跋》）。作《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俱载于《揅经室集》中，阐明了帖派、碑派的书法源流演变和特色，促进和推动了嘉道以后书法艺术的变化。包世臣，安徽泾县人，字慎伯，号倦翁，更是碑派书法的护法神。他是邓石如的弟子，著名的书法理论家和教育家。所著《艺舟双楫》为书法艺术的经典之作。包世臣把清代书法家91人列为九品，推崇自己的老师邓石如为清代书法第一人，说邓的篆隶，是“平和简静，遒丽天成”的神品。他的论书绝句说：“无端天遣怀宁老（指邓石如），上蔡中郎（和峤、蔡邕）合继声。一任刘（墉）姚（鼐）夸绝诣，偏师争与撼长城。”其诗注中说：“怀宁布衣邓石如顽伯，篆隶分真狂章，五体兼工，一点一画，若奋若搏。盖自武德以后，间气所钟。百年来，书学能自树立者，莫或与参，非一时一州之所得专美也”（《艺舟双楫》）。包世臣少年时书法不佳，而力学不倦，临摹《兰亭序》数十遍，每日写四字，每字连书数百，“转铎布势，必尽合于本乃已”。晚年，遇邓石如，邓授以笔法“字画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包世臣评自己的书法：“余书得自简牍，颇伤婉丽”。他的弟子和私淑者很多，几乎统治了晚清的书法界，如吴熙载、张裕钊、赵之谦等。但与包世臣齐名的碑派书法家何绍基却批评他：“慎翁（包世臣）于平直二字全置不讲，扁笔侧锋，满纸皆是。特胸有积轴，具有气韵耳！书家古法，扫地尽矣。后学之避难趋易者，靡然从之，竞谈北碑，侈为高论”（《东洲草堂书论钞》）。

何绍基是碑派书家的重镇，造诣极高。早年随其父何凌汉练字，后习北碑。自言其学书过程：“余学书四十年，溯源篆分，楷法则由北朝求篆分入真楷之绪”。又说“余二十岁时，始读《说文》，写篆字，侍游山左，厌饫北碑，穷日夜之力，悬臂临摹，要使腰股之力悉到指尖，务得生气”（《东洲草堂书论钞》）。这种作字方法，称“回腕法”，很费力也很难学，据说：何作字片刻，便大汗淋漓。包世臣尊碑抑帖，而何绍基与之不同，尊碑而不废帖，早年临摹颜、欧，以后攻习《张黑女》《张迁》《礼器》《曹全》等碑铭，吸收各方面的长处，书法遒丽生动，人称有仙气。郑孝胥最服膺何绍基书法，郑的诗中说：“蝯叟（何绍基）吾酷爱，谓可追杨风。玩其使笔处，如开两石弓。篆书到阳冰，分书迈蔡钟。真行已小低，米董一扫空。主张在北碑，摆脱余颜公”（《题蝯叟书册》）。从此诗中可以窥见何绍基作品之佳及用笔方法。

晚清书法家多出于包世臣之门。吴熙载，江苏仪征人。“博学多能。从包世臣学书。世臣创明北朝书派，溯源穷流，为一家之学。……熙载恪守师法……篆分工力尤深”（《清史稿》），其书法古雅质朴、圆匀工整。行书亦佳，“多从包世臣出，苍厚郁茂，掺入北魏笔意，一扫馆阁纤弱之风”（《广艺舟双楫》）。包的另一弟子梅植之，与吴熙载齐名，其书“跌宕遒丽，煅炼旧拓，血脉精气，奔赴腕下，熙载未之敢先”（《广艺舟双楫》）。包门弟子中最杰出的应推张裕钊，湖北武昌人，他是桐城派的古文大家，工隶楷，隶书得力于《张猛龙碑》，“由魏晋六朝以上窥汉隶，临池之勤，亦未尝一日辍”（《清史稿》卷四八六），楷书亦清峻超俗，神采飞扬。康有为对张极为赞赏，说他“集碑学之成”。“湖北有张孝廉裕钊廉卿，曾文正公弟子也。其书高古浑穆，点画转折，皆绝痕迹而得态逋峭特甚，其神韵皆晋宋得意处。真能甄晋陶魏，孕宋梁而育齐隋，千年以来无与比”（《广艺舟双楫》）。康有为对张裕钊书法评价特高，张的笔意，以刚健胜，锋芒毕露，字形略长，别具一格，为“新魏碑体”的滥觞。包世臣的弟子很多，不一定都恪守包氏尊碑抑帖的观点，如吴德旋，江苏宜兴人。虽曾从学于包，但颇好法帖，自称“泛滥于唐宋元明诸家十余年，而私心所好，仍在东坡、思白（苏轼、董其昌）”（《初月楼论书随笔自述》）。

包派的另一传人赵之谦，浙江绍兴人，号*叔，亦是晚清书坛的巨匠，对后世书法影响甚大。他初学颜体，后专意魏碑，篆隶师法邓石如、吴熙载，而能融会贯通，自成器局。又能以篆隶之法写行楷，书风圆融、妩媚、流丽，善作大字。继邓石如、何绍基之后，开创了碑派书法的新风格。赵之谦将自己的书法与何绍基相比较，称“何道州（绍基）书有天仙化人之妙。余书不过着衣吃饭、凡夫而已”。他说出了何与自己不同的书风，何书古雅奇崛，难以学习和掌握，而赵书平易优美，受人喜爱，成为众人模仿的对象。但康有为对赵颇有微词，他说“赵*叔（之谦）学北碑，亦自成家，但气体靡弱。今天下多言北碑，而尽为靡靡之音，则赵*叔之罪也”（《广艺舟双楫》）。

其他晚清书家，在碑体鼎盛的风气中，无不研习魏碑，而写作篆体者特众。其中，杨沂孙，江苏常熟人，善作篆籀，将钟鼎文的凝重，融入了小篆的线条，表现出方圆互济、明快健劲的特色，他自负篆籀已超越邓石如，说：“吾书篆籀，颉颃邓氏，得意处或过之，分隶则不能及也”（《清史稿》卷五〇三）。徐三庚亦宗邓石如，其篆字细腰婀娜，体态多姿。莫友芝的篆书“漫厚宽博，有金石气”。吴大澂，江苏吴县人，好集钟鼎，手自摹拓，字形端正，神气内敛。翁同龢，江苏常熟人，戊戌维新中支撑变法的大臣。他幼学欧、赵，后学颜真卿，晚年又临摹《张迁》《礼器》等碑，博采各体之长，不拘一格，蕴藉雍穆，气势雄阔，“相国（翁同龢）生平，虽瓣香翁覃溪（翁方纲）、钱南园（钱澧），然晚年造诣，实远出覃溪、南园之上。论清代书家，刘石庵外，当无其匹。光绪戊戌以后静居禅悦，无意求工，而超逸更甚”（易宗夔：《新世说》）。翁同龢书法所以有很高的成就，在于他既熟习欧、颜、赵、董之体，又“时采北碑之笔”，故能治帖、碑于一炉，巍然为书界名家。

其他书家，如杨守敬收藏金石碑版甚多，四体皆工，尤擅行书，书体腾挪翻复，如游龙舞凤，曾在日本教授书法。吴昌硕，浙江安吉人，兼善书画刻印，他的楷书学颜真卿，隶书学汉石刻，篆书学石鼓文，尤其是篆书用笔结体，一变前人成法，苍劲浑厚，朴茂雄骏，力透纸背，独具风骨，名满天下。近代书画家齐白石、陈师曾、王个簃、沙孟海均出其门下。沈曾植，浙江嘉兴人，字子培，融汉隶、魏碑、章草于一炉，自出机杼，字体生动活泼，仪态万千。金蓉镜说他“由帖入碑，融南北书流为一冶，错综变化，以发其胸中之奇，几忘纸笔，心行而已”。郑文焯亦兼采碑帖之长，“遒逸古雅，美妙冲和”“得碑意之厚，而无凝滞之迹”。李瑞清，早年学颜、柳、黄山谷，后习汉魏碑石。他写北碑，参以篆法，又穷究《阁帖》源流，博采众长，自称其书法“纳碑于帖”，亦卓然成家。

晚清书坛的殿军应推康有为。他继包世臣之后，作《广艺舟双楫》，扬碑抑帖，强烈鼓吹碑派书法，蔑视唐宋以后的一切书法家。其观点不免有偏激处，但阐明书法理论，品评书家特色，陈说书派源流，分析指法笔意，多独到之见，此书嘉惠学人，有功于书界。他少年曾学欧、赵、苏、米各体，后来听老师朱次琦盛赞邓石如“作篆第一”，“因搜求之粤城，苦难得。壬午入京师，乃大购焉。因并得汉魏六朝唐宋碑版数百本，从容玩索，下笔颇远于俗，于是翻然知帖学之非矣”（《广艺舟双楫》）。从此，康有为成为碑派的中坚人物。他攻习魏碑，得力于《石门铭》，称赞此碑“若瑶岛散仙，骖鸾跨鹤”，列为神品。他的书艺作品，雄奇刚健，极有奇势，开阖翕张，富有个性。“其执笔主平腕竖锋，其用墨浸淫于南北朝，气韵胎格，与写经为近”（《新世说》）。他自称书法鉴赏的能力高于创作的能力，所谓“吾眼有神，吾腕有鬼”。

以上略述有清一代近270年书法的发展变化。清前期继承千余年法帖的传统，书法是知识界普遍娴习的技能。一时书手如林，争妍竞秀，作品繁富。而有一些书家，不满足因袭旧规，思欲突破藩篱，有所变异。至清中叶以后，碑学崛起，摹研古石，名家踵起，碑帖分流。晚清的书法艺术在充分吸收帖学的丰厚积累之后，又得到新发现的汉魏碑碣的启示和滋养，进入了更加丰富多彩的新境界。故叙述其书法之源流演变，略加抒发，以就正于方家。

注释

[*]原载《中国文化》，1997年第15、16期。

孙中山与北京平安大街[*]

国庆50周年即将到来，将进行隆重的庆祝活动。预定在国庆前夕修通的北京平安大街正在紧张施工，机声轰隆，尘土飞扬，一派繁忙景象。目前，北京城内与长安街平行的第二条东西向交通干线已显露其坦荡宽阔的身影，它将在未来岁月中承担首都繁忙的交通任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

平安大街与文物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东起十条立交桥西至官园桥的近7 000米长的道路上，分布着十多处文物古迹。大街建成后，两旁既有建构宏丽、金碧辉煌的亲王府、公主府，又有花木扶疏、风景优美的静心斋、什刹海，还有传统的四合院、青瓦房，点缀着照壁、门楼、回廊、垂花门，一幅具有明清建筑风格的老北京街景画卷将展现在眼前。而众多文物、建筑中最引人注目的将是孙中山先生活动和逝世的革命遗址。

孙中山先生长期在广东、上海和国外活动，在北京的时间不多，一共到北京3次。黄宗汉、王灿炽先生在《孙中山与北京》一书中搜集了有关的资料，内容极为丰富、翔实。

中山先生第一次来北京是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夕，时年28岁。他因向李鸿章上书来到天津，又至北京观览。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说：“予乃与陆皓东北游京津，以窥清廷之虚实。”他第一次来京活动的情况缺乏具体记载，已不可考。中山先生第二次、第三次来北京都和在建中的平安大街有密切关系，而最后在平安大街原顾维钧的宅邸（今张自忠路23号）中逝世。

中山先生第二次来北京是民国元年，即1912年，时年46岁。当时，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在南京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为争取全国和平统一，避免南北分裂，中山先生自动退位，将总统之职让给袁世凯，希望袁赞成共和体制。4月，袁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邀请孙中山来北京，孙中山应邀于民国元年8月24日抵京，受到各界代表及群众的热烈欢迎。欢迎仪式极为隆重，车站搭盖华丽之彩棚，军乐齐奏，骑兵导引。袁世凯的代表梁士诒和段祺瑞等至车站迎候，北京城万人空巷，争睹创造民国伟人之丰采。中山先生乘坐之马车，朱漆金轮，驾以白马，饰以黄缎，由正阳门入城，至石大人胡同（后改外交部街）之迎宾馆下榻。当天，“袁派人迎迓，乃赴铁狮子胡同总统府，袁世凯出迎。八时入席，袁亲为先生执盏，致词欢迎先生”（1912年8月29日《申报》）。当晚，孙、袁谈话甚久，“夜半犹未辍谈”。

铁狮子胡同即正在建设中的平安大街东段，今名张自忠路。因当时清帝逊位，还没有离开中南海，故袁世凯的临时大总统府暂设于此。此处原为清朝王府，康熙时为皇九子允+的府邸，康熙末因皇位继承之争，允+与雍正帝结怨甚深，雍正即位后将允+改名塞思黑（满语：猪）并将他迫害致死。此府邸归乾隆的弟弟和亲王弘昼所有（今书法家启功即弘昼之后裔）。清末改为贵胄学堂，后又改建海军部，其旁为陆军部，袁世凯暂借为临时大总统府，今为张自忠路3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此处在清末即已改建成西洋风格的楼群，大门仍保留王府旧貌，朱色彩绘，宏伟美观，前有青砖粉刷之照壁，门前有雄踞在精美石座上一对威风凛凛的石狮子。此次修建平安大街，尽力保持百年前的原貌，以供过路者的观赏。门内有一条数十米的上坡甬道，直达主楼，主楼为哥特式建筑，水磨砖墙，上饰精美之砖雕，崇阶宽廊，楼中有一长方形之大会议室，昔年鎏金吊灯，五色玻璃，花砖砌地，门窗均以上等硬木制作。这里是民国元年孙中山和袁世凯会晤之地，具有历史意义，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之资料室。

这次孙中山先生在北京共25天，至9月17日离北京，与袁世凯会谈13次，所谈大多是消弭南北分歧、修建铁路计划、满蒙问题、财政借款等，会谈地点大多在铁狮子胡同总统府。谈话者一般为孙中山、袁世凯、梁士诒3人，有时也有陆徵祥、段祺瑞、赵秉钧参加。中山先生下榻处为石大人胡同之迎宾馆，其他常去的地方一是湖广会馆，辛亥革命后同盟会解散，成立国民党，在此举行成立大会，会上孙中山当选为国民党理事长。一是万牲园（即今北京动物园）之畅观楼。北京各界代表多次在此举行欢迎盛会。一是金鱼胡同那桐府，原摄政王载沣代表清皇室在此款待中山先生。

民国元年，孙中山与袁世凯会谈的临时大总统府在20世纪内历经沧桑，成为重要的政治、军事和教育机构，娓娓向人们诉说着近现代的历史。袁世凯之后，是段祺瑞执政府所在地，著名的“三一八惨案”即发生在这里。国民党进入北京，改为平津卫戍司令部，以后为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所使用。日寇侵华时期又成了冈村宁次华北派遣军司令部与日本特务机关“兴亚院”所在地。抗战胜利后，为国民党第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新中国成立后归中国人民大学所有。

中山先生第三次到北京在1924年底。当时，冯玉祥举行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政府，邀请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是。中山先生发表《北上宣言》，申明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之立场，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求中国之和平统一。11月13日，中山先生偕夫人宋庆龄及随员汪精卫等从广州北上，绕道日本。12月4日，抵达天津，因寒热发作，腹部疼痛，在天津休息多日。12月31日，中山先生扶病自天津到达北京，先在北京饭店506号房间下榻，随从人员则居住在段祺瑞执政府所预备之行馆中。而执政府即在民国元年孙中山与袁世凯会谈的铁狮子胡同临时大总统府中，执政府为中山先生安排的行馆亦在同一条胡同的顾维钧私宅，相距仅二三百米，两者均坐落于在建中的平安大街路北。顾维钧宅明末为崇祯帝宠妃田贵妃父田弘遇住宅的一部分，田弘遇即在此宅将陈圆圆赠送给吴三桂，清末此处改建为增旧园，后售与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北京政变时，顾维钧出走，房屋闲空，段祺瑞执政府即以此作为中山先生行馆。此宅亦为朱漆大门，内有多层四合院，重楼复室，金碧辉煌，绕以回廊曲槛，院内花木竹石，颇具雅趣。

中山先生初住北京饭店，延医诊治，确诊为肝癌，须行手术。1925年1月26日，转移到协和医院，当夜即施行外科手术，肝脏坚硬如石，已至肝癌晚期。西医称已不可救治，乃延请中医，改服中药。2月18日，从协和医院转移到中山行馆内，即住在顾维钧宅西路第二院的耳房内，病情无起色。至2月24日病势更重，中山先生口授遗嘱，在场者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孔祥熙四人，孙夫人悲痛不胜，在室外等候。遗嘱共三份，一为《总理遗嘱》，一为《致苏联遗书》，一为《家事遗嘱》。3月12日，协和医院克礼医生发布中山先生肝病诊治的最后一次报告（第二十二次报告）。当天9时30分，一代伟人溘然长逝，时年59岁。中山先生昔年之病室今已由全国政协辟为“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室”。

当天，中山先生遗体从铁狮子胡同之行馆运到协和医院，进行解剖和保存之手术。3月19日，中山灵柩运到中央公园之社稷坛大殿停放（今中山公园内中山堂），24日进行大祭，几十万北京市民前往祭奠。4月2日，举行奉安典礼，将灵枢移至西山碧云寺存放，送殡者达30万人，有2万人随柩步行到碧云寺。哲人萎谢，四海同悲，北京城沉浸在浓重的哀悼气氛之中。

孙中山先生毕生尽瘁革命事业，他住在北京的时间不长，却和在建中的平安大街有着密切关系，最后也在这里卧病辞世。斯人已逝，遗泽长存。在平安大街上众多的名胜古迹中最引人瞩目的应是孙中山先生活动的这两处遗址。

注释

[*]原载《北京日报》，1999年5月12日。

访港见闻[*]

1997年快临近了，脱离祖国150多年的香港将要回归祖国。正当这个时候，我应邀赴香港讲学访问，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有点类似探访阔别已久的亲人，很希望了解香港同胞的思想、情绪、愿望、要求。

一进入香港，商楼大厦拔地而起，市肆林立，熙来攘往，一派现代化的繁华景象。入夜，灯火辉煌，照映得海天通红，使人深深地感受到它的经济脉搏在强劲有力地跃动。

香港的同胞们在紧张地、忙碌地工作着，守秩序，讲效率，遵法纪，大家分享着经济腾飞所带来的好处。但每个人又各有自己的困难和忧虑，失业、无钱、住房难、医疗贵、老年退休等等，困扰着许多香港的居民。

我在香港树仁学院住了一段时间，上了多次“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课程，和同学们混熟了。他们都是在职学习的报刊编辑和记者，刚从业不久，既保持着青年学生纯朴、天真、活跃的性格，又有一点人生经历，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社会经验，为求得硕士学位而回校修习课程。他们参加学习很不容易，要放下繁忙的工作，交纳昂贵的费用，撰写高质量的论文，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听课。他们脚下的人生道路，延伸到遥远的将来，他们自觉努力、艰苦奋斗、追求知识，在百忙中为未来的发展做准备。

香港的学生们渴望了解中国，了解阔别已久的祖国大家庭。尽管他们也有机会到内地参观旅游，但每次时间很短促，只能浮光掠影，得到一些感性知识。他们希望从我的授课和交谈中，能够得到有关祖国的更深层的知识。可惜我的水平有限，虽竭尽所能，也难于满足他们强烈的求知欲望。我们谈得最多的当然是中国的历史和文明，凡政治、经济、外交、民族、宗教、法律、新闻等等，都时常涉及。他们对祖国的一切都感兴趣，注意地聆听，深入地思考，记录、提问、讨论、质疑。他们提问题往往寻根问底，并发表自己的见解，态度认真而又执着。我也仔细倾听他们的意见，向他们学习我所不知道的事物。我们之间也有观点分歧，坦率地各抒己见，甚至进行争论。当然这类争论是轻松而友好的。香港的学生非常懂得尊师和有礼貌，我们的争论一点也没有影响融洽相处的气氛。有时候，我能够说服他们，有时候谁也说服不了谁，就相视而笑，各自保留意见，转换到别的话题上去。

我屡屡地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他们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愿望？他们的答复大同小异，据他们讲：前几年，中英谈判刚刚确定了香港的主权归属，他们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同是炎黄子孙，同属中华一家，回归祖国在心理上和感情上得到快慰、满足而兴高采烈。另一方面，香港和内地在经济发展上有很大差距，不十分了解内地的环境、习惯和生活方式，就像离乡多年的游子，在走近家门口时也会步履趑趄，担心能否适应家中未来的新生活。不过，近几年，随着国家建设的发展，后一种疑虑的心情逐渐淡化。我所遇到的香港同胞，无一例外地都相信改革开放的政策不会改变，“一国两制”的方针不会改变。祖国经济建设正在蒸蒸日上，前途光辉灿烂，而香港只有和祖国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才能有光明的未来。一位同学说得很有道理：“香港的基础雄厚，地位特殊。背靠着强大的祖国，面向着广阔的世界，它的前程如锦，能够在中外交流中发挥桥头堡的作用。我们希望香港会成为祖国大门口的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

香港的许多同胞口头上不大谈政治，心中却都怀着一个“回归祖国”的情结。各行各界，男女老少，都在默默地为1997年的来临进行准备。教育界在考虑如何改编中小学教科书，吸收内地教材中有用的内容，更多地向学生介绍中国内地的情况。法律界在努力学习内地的法规条例，香港迄今通行的英国法是和内地不同的，两者如何适应与衔接是个问题。最近，树仁学院开设了一个律师培训班，专门邀请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去上课，报名听讲的人十分踊跃。历史系的同学们听我介绍了史学界的状况，他们对内地拥有那样强大的史学队伍、那样齐全的学科门类、那样丰硕的研究成果，感到意外和惊喜，他们为祖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无比自豪。金融实业界欢欢喜喜地迎接内地国营企业股票在香港上市，这意味着给他们增加了交易和投资的机会。闹市各大商场张贴出“欢迎使用人民币”的告白，许多地方开设着兑换人民币的店铺，表明港民对祖国货币信任度的增强。你处处可以看到香港与内地密切的关系，香港同胞在为回归祖国进行积极的准备。

还有语言问题，给我的印象很深。香港普遍使用广东话，上流社会也使用英语。不但街市上的服务员、售货员、“的士”司机说广东话，连学校上课、电视台播音也大多讲广东话或英语，普通话并不流行。因此，内地人来到香港，颇感语言障碍。语言是文化要素和交流工具，也是维系国家统一、人民团结的重大因素。中国幸亏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实现了“书同文”，有了共同的书面语言，可是中国版图辽阔，地区发展不平衡，即使汉族内部也有五花八门的各种方言，发音吐字、声腔语汇，差异很大。内地人来到香港，几乎难于通话，有时不得不依靠写书，进行笔谈。现在香港与内地的交往日益频繁，香港人越来越感到推广普通话的重要性。有的机构开设了普通话的教学班，电台增加了播放普通话的节目，社会上成立了一个语言基金会，拨款举办提高语言能力的各种训练和活动。学习普通话正成为香港的时尚。

香港正在前进，经济繁荣，秩序稳定，人们满怀信心地准备迎接1997年。前几年，有人离开了香港，迁居海外，现在又络绎不绝返回香港。不过，他们当年离港时卖掉了房子，现在房价成倍上涨，损失很大，他们为此后悔不迭。

香港与内地，同是中国领土，同属炎黄子孙，共同经历了150多年的风风雨雨，同根共生，命运相连。香港长期受英国的统治，在不同的制度下形成了经济上、文化上、生活方式上的显著差异。“一国两制”，这是解决香港回归问题理想的途径，另外在文化上、生活习惯上亦有许多要和内地协调、适应的地方，香港同胞正在为此而做出努力。内地人民也应该更多地理解、关心他们，看到香港的特殊性和优势。香港人讲实际，重效率，精明能干，擅长核算，通晓市场经济的法则，值得学习借鉴之处甚多。内地人对他们应该更多几分尊重，更多几分体谅，更多几分温暖，更多几分爱心。

香港的同胞们正在忙忙碌碌地工作，平平静静地生活，切切实实地准备，等待着回归祖国，迎接祖国对他们热烈而亲切的拥抱！

注释

[*]原载《光明日报》，1994年2月22日。

提倡学术上的相互批评[*]

《学习与研究》1982年第1期刊登了褚少白同志所写的《文章与道德》，文章认为：我们从事思想文化工作的同志，应具备共产主义道德。这个意见是很正确的。文中引用了清朝学者王鸣盛（西庄）的典故，据昭，《啸亭杂录》的记载，王鸣盛贪财无行，而且有一段把道德与文章彻底分家，为自己的丑行做辩解的谬论。褚少白同志在批判王鸣盛这种谬论时，议论到他的学问，说“王西庄其人的文章著述却早化为历史的尘埃，不知淹没于何处，唯独他那一番以贪邪为本的高论流传至今，成为后世诟病和耻笑的材料了”。

《学习与研究》1982年第5期刊登了姚洛同志《引用故实须求准确》一文，在肯定褚少白同志立论正确的同时，批评了褚文对王鸣盛的治学情况没有弄清楚，议论并不恰当。王鸣盛有一定的学术成就，“是个名符其实的学者”。他的著作至今仍有价值，“不能因其贪财抹掉他治学有绩这个事实”。

同期，褚少白同志对姚洛同志表示感谢，接受他的意见，认为“言之有据，提得很好”。

读了这几篇短文，感到学术上这种交流意见、进行批评是值得大力提倡的好风气。一篇文章，主旨甚佳，但其中有点毛病，或者某些意见失之偏颇，或者个别事实没有弄清，这本来是常有的事。谁也不能保证自己写的文章百分之百地绝对正确。别的同志提出批评，帮助自己纠正了错误和偏颇，这是好事。所以姚洛同志善意的批评和褚少白同志诚恳的答谢，都是值得称赞的。

王鸣盛（西庄）是清乾隆年间很有名望的学者，被列入《清史稿·儒林传》。他的《十七史商榷》，共一百卷，是清儒整理和研究史籍的大部头著作，“主于校勘本文，补正讹脱，审事迹之虚实，辨纪传之异同，最详于舆地、职官、典章、制度，独不喜褒贬人物，以为空言无益也”（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三）。姚洛同志指出：此书50年代有商务印书馆的重印本，不是像褚少白同志所说：“王西庄其人的文章著述却早化为历史的尘埃，不知淹没于何处”。据我所知：《十七史商榷》除了商务印书馆1959年的重印本以外，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57年用光绪年间太原王氏刊本的原版印行过。也就是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已重印两次。此外，王鸣盛还著有《蛾术编》一百卷，也是论述经史小学的一部巨著，1958年商务印书馆有排印本。由此可见，王的著作，不但没有化作“尘埃”，而且至今仍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王鸣盛还著有《尚书后案》三十卷，也很受人推崇。王鸣盛治学十分勤奋，“自束发至垂白，未尝一日辍书”（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四十八），晚年因读书用功过度，以致双目失明。后经吴兴一个医生治疗，幸而治愈，他继续“著书如常”。姚洛同志肯定王鸣盛一定的学术成就，这是正确的。

但是，姚洛同志在批评别的同志引用故实不准确的时候，自己的引用也有错误。他的文章中介绍王鸣盛，有一段引文，“乾隆进士，累官至内阁大学士，兼礼部侍郎，后左迁光禄寺卿”。按：王鸣盛只做过“内阁学士”，并没有做过“内阁大学士”，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却失之千里。大学士是当时最高职衔，正一品。清朝的大学士虽无实权，却是极高的荣誉职务，一般都带殿阁名，如称“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清史稿·大学士年表序》说“勋高位极，乃以相授”。而内阁学士属从二品，是内阁中掌管收发奏章的官员，类似高级秘书。王鸣盛不是大学士，而只是内阁学士。内阁学士虽也是较高级的官员，但和位居极品的大学士相比，还差得很远。

我不知道这段打引号的文字，姚洛同志引自何书？不知原书有误，还是引用时弄错了。治学必须小心谨慎，不能粗心大意，稍有差错，意义就大相径庭。姚洛同志在纠正别人错误的时候，自己的引文中也出现了差错，这也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因为，世界上的知识千门万类，浩瀚无穷，而个人的才能精力总是有限的，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知识。因此，写文章很难十全十美，免不了会有错误、缺点。但我们还是希望作者对有关的事实能做仔细查考，尽量减少和避免错误。同时，也希望学术界树立起相互批评的风气，以便纠正错误，补充不足，这对科学的发展是大有好处的。古人有所谓“诤友”“畏友”“一字师”，就是提倡坚持真理、展开批评、认真不苟的精神。虽“诤”虽“畏”，仍然是朋友，虽然只纠正一个字，也服膺采纳。而且越是“诤”，越是“畏”，友情越深厚，只有一个字，也认真对待。我们既反对那种明知错误，听之任之，不吭声、不批评的态度，也反对那种见到某些错误就大惊小怪，冷嘲热讽，甚至无限上纲，乱扣帽子，大打棍子的做法。与人为善的批评，平心静气的讨论，虚怀若谷的态度，这是浇灌润泽学术园地的雨露。我们应该提倡互相批评的良好学风，以促进社会主义学术事业的发展。

注释

[*]原载《学习与研究》，1982年第7期。

文史知识与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是现代世界国民教育的重要目标。主要指对青少年文化素养全面提高的追求，可以说这是关系到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大问题。从今天中国学生所迫切需要的素质教育来看，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爱国主义教育和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这两方面教育的必要基础则正是对中国古代和近现代文史知识的深入学习。

爱国主义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它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久远的历史之中。那是对祖国人民深挚的眷恋，是对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崇高自豪，以及由此而来对国家、民族的命运的高度责任心。最深挚的爱国主义的精神正是产生于对祖国悠久文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切了解。

深入了解几千年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能使我们深切理解整个中华民族如何融合成为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紧密团结的整体，历经几千年战争变乱与社会动荡而永不分离。深入了解几千年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又使我们真切地体会到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过何等辉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值得我们引以为自豪。深入了解几千年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更使我们感受到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爱祖国、爱和平、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爱国主义优秀传统，这是一个国家、一种文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

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根深叶茂。而只有尽可能全面深入地了解几千年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知识，我们才有准确、客观地认识和分析、扬弃包罗万象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能力。文化传统是时代的产物，是历史地形成的；人们每时每刻的创造活动、文明成果，都会沉淀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层层堆积的传统遗存。如何准确而充分地认识和继承祖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并清醒地认识其中的糟粕，同样有赖于我们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知识的全面学习和科学把握。

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知识，会使我们真切体会到民族传统文化渗透在我们每个人的血液之中，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如此深入地影响着今天的人们的思想、言行。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知识，更会使我们深刻地领会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精彩的要素和闪光的颗粒，认识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一定会世世代代流传下去，并发扬光大。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知识，也会使我们切实地了解传统文化所包含的消极因素，并在新的时代予以坚决的决裂。新时代的中国青少年，对传统必然是有所继承，有所改造，有所革新，而这一切都必须基于对祖国古代历史、文化知识的深入了解。

提高全民素质教育水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的重要方面。而深入普及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知识，则是完成这一事业不可缺少的基础和极其必要的环节。

中华书局出版的月刊《文史知识》，是一份普及中华历史、文化知识的较好的刊物，它创刊十多年来，可以说在努力追求着雅俗共赏、深入浅出。它已经出刊200期了，衷心希望这本刊物不断追求，“更上一层楼”，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原载《文史知识》，1998年第2期。

研精覃思　知远识微[*]

科学研究，一般说来要经历几个步骤。

第一步是选题，确定研究的题目、范围。科学知识是个无边无际的海洋，在海洋中航行，必须要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以便在一个相对集中的领域投入力量，进行深入的研究。

第二步是收集材料。科学研究要从事实材料出发，而不是从定义、概念出发，必须收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并加以整理、鉴别、筛选、考订。在材料上要下扎实的功夫，没有大量的、确凿的第一手材料，就不可能建立起辉煌的科学殿堂。

第三步是分析思考。要对收集来的材料进行思考，对材料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分析思考，把智慧的光芒投射在杂乱无章、没有条理的材料上，对其进行科学的概括、科学的抽象。

第四步是写文章，也就是把研究成果表达出来。研究的方法和表达的方法不完全一样，研究是深入的过程，越深入越好；而表达则要求浅出，让别人理解、看得懂，不仅看懂，还要引起读者的兴趣。这样就要讲究条理性，讲究文采。

这里着重谈谈第三步，即分析思考。科学研究是精神领域中的创造活动，探索未知的领域，揭示事物的本质，必须开动脑筋，把思想和材料结合起来，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

许多科研工作者常有一个苦恼的问题，就是怎样进行分析思考。思考是一种能力，必须经过刻苦锻炼才能够提高。当我们掌握了大量材料以后，怎样来分析它，这是很大的问题。一个历史学家收集了大量材料，如果不能进行深入的分析，只是罗列排比材料，还不能算很好地完成了科研的任务。要攀登科学的高峰，必须有创造性的思考。因此，在科研道路上刚刚起步的青年人，要非常注意提高思维的能力，养成思考的习惯。

怎样提高思考能力？很重要的一条是大量阅读有思想内容的著作，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经典著作，如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等等。如果认真去阅读，必定能从中感受到一种巨大的思想力量在吸引着你，感受到一种高度的睿智、一种深刻的洞察力。学习马列主义，就是要领会其精神实质，学习它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以马列主义作为指导，并不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每个结论都不能改变，恰恰相反，随着历史的发展，经典作家所做的个别结论，如果确已不符合客观实际，就必须改变。重要的是掌握精神实质，提高思维能力。我们搞科学研究，每一门专业都有自己的专业课程，但有一门共同的课程就是马列主义。可能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并没有谈到你从事的专业方面的内容，但你仍然必须学好这门共同的课程，因为它教给你思考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它能提高你的思想境界和思考能力，这些都是进行创造性科学研究所不能缺少的。

除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之外，其他的名著，不论中外古今，不论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文学以至自然科学，作为一个高层次的科研人员都应该广泛阅读，努力开拓自己的知识面，这也是锻炼思维能力的很好的方法。尽管工作很忙，教学和科研任务很重，还是要挤时间广泛阅读，博览群书，对学术界、理论界的新成果、新动态保持兴趣。我们提倡培养专家，但不是知识面非常狭窄，只注意鼻子底下一点小事的专家。专与博是一对矛盾，应该统一起来。专，应该是在广阔知识基础上的专，只有知识渊博，才能思路宽广，才能提高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博能够促进专。博和专，表面上看是矛盾的，实际上是矛盾的统一，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死钻牛角尖，如果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如果不读专业以外的一切书籍，使自己的知识面变得非常狭小，这样做，你实际上也专不下去。有人曾形容马克思像一艘升火待发的军舰，随时可以驶向任何知识领域的海洋。这是说马克思的学识渊博，可以在任何知识领域中工作和战斗。当然，像马克思那样博学，我们做不到，但是应该以他为榜样，经常用人类各方面的优秀文化成果来武装自己，充实自己。否则，我们就会逐步地变得头脑发木、鼠目寸光，就会失去理论的敏感性，思想就会变得迟钝起来。

如何培养思维能力？要学哲学，要读马列的书，读古今中外的第一流名著。我劝大家不要专门阅读和模仿第二流、第三流的作品。我并不是贬低普及性的著作，而是因为你们已是大学教师，已是高级人才。“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应该阅读更多高层次、高水平的书，才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中国有句成语：“志乎上者，仅得乎中。”如果你努力以第一流著作为榜样，可能只达到中等水平。如果你经常阅读和模仿二、三流作品，那就肯定达不到最高水平。有抱负的科研工作者应该向最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们学习。

开动脑筋，分析思考问题，要有个艰苦锻炼过程。我在青年时代也有一段苦恼和探索的经历，往往收集了不少史料，但思考深入不下去，形成不了像样的意见或观点，缺少思想的火花，对此深感苦恼。我曾做过一些探索，来锻炼自己的思维能力。20世纪50年代，《人民日报》《红旗》常有社论和好文章，篇幅很短，却写得很精彩，有些是学术性很强的文章。拿着它的题目，自己也写一篇。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一定的材料，自行构思，如何展开，如何论证，以至段落、词句都想好。当然很费时间，很费脑子，构思完毕，再回过头来读报纸刊物上的文章，进行比较。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一看人家是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问题，而我则达不到这样的高度，比出了思想上的差距，还有学识、逻辑能力、文字上的差距，比出了自己的弱点，体会就比较深了。这种锻炼思维能力的方法，虽然比较笨，又很费时间，要绞尽脑汁，但收获很大，锻炼了研究和写文章的能力。有的同志文章写得很长，非十万言不可，但内容不多，充满着陈言套语或大段的引文。没有经过透彻的思索和艰难的推敲，就写不出高水平的文章。只有研精覃思，才能知远识微，这是科研工作的关键。

当然，分析思考并非易事，要艰苦锻炼，循序渐进，逐步提高。往往面对一大堆材料，考虑了半天，也想不出个所以然，这种情形是很自然的。如果搞科研都是一帆风顺，没有一点困难，反倒是不正常的。遇到困难，不可灰心，也不必苦恼，继续努力，持之以恒，必有成效。

王国维先生曾引用三句宋词，以说明做学问的三个境界。

第一句，“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这句比喻研究学问的最初阶段，遇到许多问题，经历许多挫折和困难，很苦恼，茫茫然不得要领，没有头绪。这是做学问的第一个境界，开始搞科研必然会碰到这种情况。

第二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第二个境界，做学问深入不下去，感到苦恼，但并不灰心丧气，仍然勤奋钻研，苦学苦想，努力不懈。人瘦了，衣带宽了，还是不改悔，兴致勃勃，干劲十足地坚持研究。

第三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是第三个境界，好像灯火之夜，寻找自己的心上人，一百次、一千次都寻找不到，突然回头，她就在灯火零落的地方。这原是描写爱情的词，王国维先生用来比喻研究学问，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豁然贯通，取得成果。

可见科学研究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只要坚持努力，勤奋追求，就能逐渐进步，达到对真理的认识。

在科学研究中，分析考虑深入不下去，思想枯竭，点子不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大体上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材料不充分，事实过程不清楚，若干细节不了解，当然就做不出结论。思想观点是从事实中抽引出来的，事实材料不够丰富，就不可能形成观点。

第二种情况，没有开动脑筋，思想上懒惰，这是研究学问的大忌。如果不进行积极的思索和独立的判断，捧着一大堆材料，也看不出问题，得不到良好的研究成绩。

第三种情况，有了材料，也经过了思考，但由于理论水平、思想水平的限制，同样也不能形成自己的见解。这种情况就需要注意锻炼和提高思维能力，提高理论水平，这对每一个科研人员来说都是十分关键的问题，必须很好解决。

注释

[*]原载《学者谈艺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成才之路[*]

有人问我什么是成才之路？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勤奋。我相信：做学问没有其他捷径。“勤”字最为重要。如果细说开去，有四个字：“勤”“苦”“乐”“迷”，这四个字代表四个境界，贯通串连，循环往复，筑起一条成才之路。

（1）“勤”。古今中外学问和事业有成都是勤奋努力的人。“业精于勤荒于嬉”是不朽的格言，勤于读书、勤于思考、勤于写作。中国古代有许多故事：“悬梁刺股”“凿壁偷灯”“囊萤映雪”“牛角挂书”，无非是勉励大家勤奋读书。人们说：在成功之中天才占1%，勤奋占99%，我们不否认天赋的作用，有人记忆力强，想象力丰富，思考敏捷而深刻，这当然有助于成功。但天赋绝非主要的因素，坚持不懈、勤奋努力才是最重要的。宋朝王安石写过一篇《伤仲永》，仲永在儿童时期聪明颖悟，天赋过人，但没有后天的培养，没有主观上的勤奋努力，长大以后只是庸碌无成，王安石为此而惋惜，感到后天努力的重要，仅有天才而没有勤奋不可能成才，而天赋平常若能勤奋努力，也可以在专业领域做出贡献。

（2）“苦”。勤奋就会带来“苦”。“苦”是为了克服困难，努力以赴，处在逆境中的精神感受。书读不完、读不懂，问题想不通，文章写不好，都会苦恼、苦闷。有时候着急、烦躁、心神不宁。别人去娱乐、去休息，你却必须挤时间学习、研究、写作。别人能更多地和朋友交往酬酢或者去照料家务、教育子女，你却没有富裕的时间，为了事业，你必须做出牺牲，很少娱乐，很少休息，很少去照顾家庭和孩子，这会使你感到疲劳，感到内疚，感到痛苦。我想每一位勤奋工作、勤奋研究的人都会有这种经历，都会有“自找苦吃”的感受。必须忍受种种艰苦，不怨天，不尤人，自我克制，坚持到底，做出牺牲，否则就搞不成学问。

（3）“乐”。“苦”和“乐”是一对矛盾，相互联系，相反相成。搞学问固然是“苦”事，但“苦”中有“乐”，苦尽甘来，长年读书、讽诵不辍，你能得到精神上的满足。特别在研究工作有所突破、有所进展时，会得到最大的愉快和欢乐，足以补偿你忍受过的痛苦。要能够苦中作乐，以苦为乐，并努力去寻求多日苦思不解、一旦豁然贯通的苦后之乐。不能吃苦、不肯吃苦的人当然成不了才，而在勤苦治学中寻求不到乐趣的人，也成不了才。别人在娱乐，觉得你孜孜读书是苦事，而你却“自得其乐”，“乐在其中”，因为你觉得读书研究，比其他娱乐活动有更大的乐趣。

（4）“迷”。乐到极处，就会进入“迷”的境界。一般生活中常有球迷、棋迷、戏迷、歌迷、影迷。读书、做研究也有许多入迷的人。有成就的学者对自己的专业具有深厚的感情，心爱得入了迷。就像迷恋自己的情人，达到废寝忘食、朝思暮想的程度，所谓“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全部思想感情专注在她身上，每时每刻都在惦念她，都想亲近她，任何力量都不能把她拉开，一往情深，如痴如呆。在其他问题上，心不在焉。唯独在专业上全神贯注，年深日久，自然在知识积累、学术成就上超过别人，成为专业上无与伦比的好手。

“勤”“苦”“乐”“迷”四个字，构成四种境界，研究工作者从“勤”到“苦”到“乐”到“迷”贯通串连，依次进入这四种境界就能取得学业上的成功。其中“勤”是主要的，其他是派生的，“勤”是主体的投入，“苦”“乐”“迷”是投入后的主体感受，但这种感受可以促使主体更加投入。从“勤”到“苦”到“乐”到“迷”，入迷之后你会更加执着追求，更加勤奋努力，就又回到“勤”字，但这种“勤”是自觉自愿的，不是勉强的，这样，你就走上了一条良性循环的成才之路。从自身持久地产生前进的动力，从此勤奋不懈、不断前进，直至到达目标。

因此，成才之路，勤奋是最主要的。什么因素妨碍人们的勤奋努力，可能有如下情形：

（1）懒惰。不好读书、晃晃悠悠、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样的人在科学事业上不会有什么成就。

（2）立志不高。虽然也在读书、研究，但要求不严、立志不高，只求达到一般水平，怕艰苦、怕困难，甘居中游。古人说：“志乎上者，仅得乎中。”志向远大的人如果努力不够，只能得到中等成就，志向不高的人，又不努力，容易松弛下来，恐怕只能得到下等成绩。

（3）爱好太多，分散精力。一个人可以也应当有正当的爱好，运动、音乐、戏曲、棋牌、垂钓等等，以调剂紧张的生活，但爱好太多，心有旁骛、精力分散，就不能专心致志于专业，可能在专业上一事无成。

（4）家庭事务缠身。从事家务是应尽的义务，正当的责任。但要妥善安排，合理使用时间，不要沉溺于家务，不能自拔。

（5）名利心重，别有追求。研究工作是苦差事，也是穷差使，没有高官厚禄，没有权力财富。要甘于寂寞，淡泊名利，有一个较高的精神境界，才能安心做学问。一面读书研究，一面却想念着做官、经商和捞取外快，“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这样就安心不下来，做不好学问。

注释

[*]原载《繁露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版权信息

书名：史论纵横

作者：戴逸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11

ISBN：978-7-300-26402-8

价格：79.00元

目录

CONTENTS

写群众的历史 为群众写历史

实事求是 勇于创新

关于历史研究中阶级斗争理论问题的几点看法

批判极左思潮 推动研究工作

历史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

论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

爱国主义和历史科学

巨大的支持 英明的预见——重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革命的教导

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在左宗棠历史评价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谈学术自由

历史研究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科学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史学发展的关键

民主、科学和马克思主义

历史科学的社会功能

历史学要走出书斋

中国古代修史的传统及其对国史研究的重要启示

《清史稿》的纂修及其缺陷

谈《清史稿》的编纂

加强对清史的研究

谈清史研究

清史研究要有世界眼光

开展清史研究加强国际合作

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

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如何深入

要重视学习中国近代史

进一步重视太平天国史的研究

开展边疆史地研究，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中国民族边疆史研究

加强边疆开发史的研究

近代会党史研究的新课题

加强社会史的研究

应该建立“避暑山庄学”

开展满学研究的意义

研究炎黄文化 建设现代文明

开展中国文化史研究 重视中外文化的交流

研究北京文化史的重要意义

十年来清代经济史研究的新收获

中国档案与历史研究

明清历史档案的价值和特点

历史的轨迹 文化的瑰珍

谈清代书籍和史料的整理

谈清代的典籍文献

古籍整理的几点建议

加强联系与合作共同繁荣史学事业与档案事业

研究历史的重要资料——日记

漫谈“口述历史”

一谈《续修四库全书》

二谈《续修四库全书》

三谈《续修四库全书》

四谈《续修四库全书》

五谈《续修四库全书》

六谈《续修四库全书》

谈《李鸿章全集》的编纂

再谈《李鸿章全集》的编纂

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

二十世纪中国的学术文化

治史四要素

历史学家的过去与现在

资料 思想 文采 道德——对历史学家的四项要求

读新编中学历史教材有感

新闻和历史

写群众的历史 为群众写历史[*]

1964年10月到1965年6月，我们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教研室的几个同志，到山西五台县阳白公社李家庄大队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了解到农村中文化生活的一些情况和农民中流传的历史观点、历史知识，对于历史科学怎样为农民群众服务的问题有了一点体会。现在把它写出来，请大家指正。

农村的文化要求

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在阶级社会里，农民用自己的血汗创造了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财富，但是他们处在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没有学习文化的权利。毛主席说：“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2]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翻身做了主人，同时，他们也就迫切地要求自己成为文化的主人。从前农村里读书识字的人很少，现在新一代的农村知识青年正在迅速成长，大批复员军人、还乡职工参加了农业生产，有些原来一字不识的农民也经过努力学习摘除了文盲帽子，农村里有文化的人大大增多了。拿李家庄来说，全大队160户、550余人，男女知识青年（小学四年级以上）将近100人，复员军人和还乡职工20余人，加上识字的中年老年农民，略有文化的人有150人以上，占全村人口27%。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农村文化建设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还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农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前，李家庄只有一个四年制的初级小学；没有文化室、俱乐部和医疗站；大队办公室和小学校里的几份报纸，常常有许多人抢着阅读；书籍也很少，分散在个人手里，不能广泛流通，而且其中还有不少是新中国成立前的旧书；近年来已经加强了农村电影的放映工作，但农民们看电影的次数也还是不多。农闲的时候，或者每天傍晚的时候，经常有许多人挤在一个小窑洞里，听一位老贫农吹唢呐、说故事。这个老贫农是农村的义务乐师，他的“演奏会”几乎每晚举行，风雨无阻，可惜他的乐器仅有一支唢呐而已。农民在一天劳动之余，迫切需要文化生活，可是却缺乏组织、缺乏指导、缺乏必要的书籍和设备。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我们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学习毛主席著作，他们的劲头很大。我们又和农民一起建立了文化室，捐赠了500多册图书，举办了讲习所、故事会，农民群众非常欢迎。40天内文化室借书达1 200人次，平均每人借了2本书。吃过晚饭，小伙子们不愁没处去了，他们相约说：“走！听老李、老尹讲形势、讲故事去。”

农民如饥似渴地要求学习政治、学习文化，农村正在经历一场巨大深刻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5亿农民群众意气风发、信心百倍，为彻底铲除历史上遗留的文化落后状况而斗争。在这样的形势和要求面前，我们历史科学工作者能不能为农村的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历史科学要不要下乡以及怎样下乡为广大农民群众服务呢？

农民喜爱学历史

要回答历史科学要不要下乡的问题，可以先看看农民中有多少历史知识以及流行着什么样的历史观点，他们是否需要和喜爱历史科学，历史知识在他们的生活中能够起什么作用。

农村中流传着许多历史故事和历史传说，农民们非常喜欢听、非常喜欢讲这些故事和传说。历史知识从来就是农村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农村里有一些能写会算、能说会道的“秀才”，他们往往就是农村的故事员。在出工集合的时候，在地头休息的时候，在夜晚乘凉的时候，这些“秀才”的周围常常跟上一群小伙子、姑娘们、娃娃们，天南地北地开讲起来。讲的人眉飞色舞，听的人津津有味。其中有很大部分讲的是历史故事。在农民看来，能够讲历史故事是知识渊博的一种表现。

我们遇到了几位出色的农村“秀才”，一位是55岁的贫农老大爷，他只上过两年私塾，却读了不少旧演义。农民们说他“一肚子两肋巴都装着故事”，而且有讲故事的瘾。他自己说：“一讲起故事，茶也不思，饭也不想了。”全村男女老少都听过他讲故事。另一位只有21岁，农业中学毕业，下中农，现任生产队会计。他读的新旧小说很多，本村的书读完了，就跑到邻村去借。我们和他谈了几次，他讲起故事来滔滔不绝，从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说到杨五郎五台山出家，从义和团打洋鬼子说到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模范治安员。他对历史的细节描绘得非常具体，周幽王的大臣叫什么名字，杨五郎打死韩昌怎样把铁棍打折了，义和团怎样架着光着脚板的五台知县在东冶镇上游街等等；有时候还穿插几句七言诗、西江月（从旧小说里学来的）。尽管他讲的事实有真有假，他的观点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但是他那过人的记忆力、生动的语言、诙谐的评论，使得我们这些专搞历史的人也听得出了神。

农民们讲的乡土现代革命历史具有很大的真实性和很高的价值。李家庄及其邻村有几位刘胡兰式的和狼牙山壮士式的英雄人物，他们光辉壮烈、可歌可泣的事迹，感人至深，值得历史科学工作者为之立传作赞，大书特书。但是超过乡土的和现代的范围，涉及较远较古的历史，农民们就只有些片断的、模糊的、不确切的印象了。除少数农村“秀才”以外，大多数农民的历史知识是很缺乏的，尤其是妇女和不识字的人更是如此。我们和4位女知识青年（都是小学毕业生）谈过，她们知道关公、曹操、包青天、杨五郎、穆桂英等人，但不知道汉武帝、李自成、林则徐、洪秀全。有的回答：“只听说过名字，学校课本上也学过，全忘光了。”也有的不知道孙中山是什么人。问她们中国共产党是哪年成立的，先是异口同声地回答1949年。再问时，有人回答：“大概是1937年。”

农民群众缺乏科学的历史知识。在农村中流行的故事和传说，大多掺杂着虚构的成分。有的还比较健康，能够反映历史的某些侧面；有的则显然是出自剥削阶级的捏造，包含着严重的毒素。劳动人民创造了历史，但是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剥夺了农民群众正确地了解自己历史的权利。他们通过迂回曲折的途径，而且常常是通过剥削阶级的欺骗宣传，才能窥见被歪曲了的祖国历史的一斑，也因此在农民纯朴的思想中留下了一些消极、落后、迷信的影响。农村文化革命的深入发展要求涤荡剥削阶级遗留的腥秽，要求澄清反动派对历史的歪曲，使农民的历史知识建立在更确切、更真实可信的基础上。

农民群众对祖国历史具有深挚的感情，他们爱听历史故事，爱读历史书。有一些好学的农村知识青年，他们的求知欲是那样的强烈，什么知识都想学习，但苦于缺乏指导，缺乏书籍。李家庄有一个19岁的小学毕业生，下中农出身，民兵队长的弟弟，家庭经济比较困难，却很爱读书。他从县武装部借到一本《世界现代史讲义》（油印本，300多页），自修了两个月，已经学到1918年德国11月革命一节。他自己还保存着几本书，其中一本是《唐诗合解》，还是乾隆版的线装书，有他自己圈点过的痕迹；另一本是《词林富艳》，是封建文人吟诗作赋的蓝本，都是土改时的遗物。我们问他为什么不买新书读，他有点不好意思地回答说：“新书要花钱嘛！”这种贫而好学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

为了加强阶级教育，活跃农村的文化生活，我们一共举办过14次故事会，大部分是讲近代革命斗争的故事。农民们非常欢迎。每逢故事会的日子，南坡的群众提前吃了晚饭，赶到北坡来听讲。屋子里挤满了人，来迟了的挤不进去，就站在窗外听。群众反映：听革命历史故事，“既受教育，又听着红火（生动热闹的意思）”。群众常常向我们探询，哪一天开故事会。邻村听到我们这里讲革命历史故事，也邀请我们去讲了两个晚上。

我们还买了一批通俗历史读物，借给农民读。这本来是为了征求他们的意见的，不料有一个青年第一天借了一本《鸦片战争》（工农通俗文库），一口气就读完了。他称赞这本书有头有尾，一连几天向我们借书读。

这些现象使我们既兴奋又惭愧。我们过去对农村的文化工作做得太少了，不了解农村的情况和农民的要求，甚至以为农民不喜欢学历史，不能接受科学的历史知识，这些错误想法必须彻底纠正！历史科学工作者应当深入农村，把农民口头流传的阶级斗争史集中起来，去粗取精，作为阶级教育的教材；并把科学的历史知识送到农村，让广大农民群众了解自己历史的真面目，在汹涌澎湃的农村文化建设的洪流中贡献我们的力量。

农村文化建设的一个侧面

现在，各地农村正在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这是提高农民政治思想水平，促进农村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最主要的途径。围绕着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文化教育方面的各行各业应当紧紧跟上，满足农民群众广泛的、多方面的需要。在这场农村的文化建设中，历史科学作为一个方面军，应该而且可以发挥它的战斗作用。

历史科学通过事实陈述达到规律性的认识，这个特点和农民的认识方法很相近。单纯而朴素的农民群众不容易理解名词、概念、原理之类抽象的东西，而习惯于从生动、具体、明确的事实中接受某种观点和某种看法。因此，那些历史故事和传说曾经是农民智慧的重要来源之一，他们从中学到了待人、接物、处事的态度和方法，农民自己在说明一个道理的时候，也往往更多地借助摆事实的办法，很少做长篇的议论分析。在一次会议上，我们听一个贫农（文盲）讲了一个中山狼的历史寓言，来说明对假装老实的反革命分子要保持警惕。他讲得虽然不很确切，不少地方加枝添叶，但却很生动，有声有色，狼的残忍本性和东郭先生的迂腐愚蠢被他描绘得淋漓尽致。这个发言紧紧扣住了听众的心弦，它没有很多议论，却透彻地阐明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具有很大的说服力。

历史知识潜移默化的教育力量是相当强大的，农民在听历史故事、读历史书的同时，不知不觉地在陶冶自己的品质。革命的历史故事给人以鼓舞和推动，而反动、淫秽、不健康的历史故事则给人以消极恶劣的影响。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那位爱读书善讲故事的青年会计，他跟我们谈到李自成的失败时说：“李闯王很爱士兵，有一天闯王问士兵过什么日子最快乐，士兵们回答过年最快乐。于是闯王就让全体士兵天天过年，饮酒吃肉，不几天就把粮食吃光了。士兵们滋长了贪图享受的思想，也不再想打仗，结果就失败了。”这位农民最后还发表他的感想说：“家业再大也不能讲浪费图舒服，领导国家是这样，领导一个生产队也这样。”这个故事虽然史籍无征，但却包含着生活的真理，它不借助任何复杂的概念，但却培育了农民刻苦勤俭的美德。

但是，不健康的历史故事也对农民的思想产生了有害的影响。这位青年农民跟我们谈到生产队里干群不团结的问题时讲了一个朱元璋的故事。他说：“朱元璋炮打庆功楼，把功臣都杀光，就是听了皇后马娘娘的话。后来朱元璋听说某地有一个五世同堂、百余口人的大家庭，日子过得挺和睦，就把那家的家长找来，问他这么多的人一起生活，怎能过得这样和睦？那个家长回答说，‘事无巨细不听妇人言’，于是朱元璋才醒悟过来。”这位农民的结论是：“生产队也往往是给多嘴饶舌的妇女搅坏了。”这个历史故事不但灌输了歧视妇女的落后观念，也妨碍了农民找到生产队里不团结问题的真正根源。

革命和反动、正确和错误，两种历史故事和历史传说都在农村流行，这是农村文化生活的现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科学如果长期不下乡，如果不去占领农村的阵地，那么，包含着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毒素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观点就仍然要谬种流传，继续腐蚀农民群众的思想。事实上，农村中确有个别人还在那里嘘其余焰，农村青年爱听故事，他们就投其所好，大讲神仙鬼怪、孝子忠臣；农村青年爱读书，他们就拿出荒唐淫秽的旧小说给这些青年看。青年们读了这些书，产生了一些消极的思想。有的农民受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循环论的影响；也有的农民很称赞“人生在世如蜉蝣，争名夺利几时休。成败万事总由天，费尽心机亦枉然”的诗句。李家庄以前有一个反动道首，常讲些阴风森森的故事，吓得胆小的人夜间不敢出门；他还和历史上的大汉奸吴三桂攀上了亲戚，他写的反动歌诀里还说什么“三桂爷，奉天命，下凡报仇。不办道，不领法，不能存留”等等。对于他们散布的反动观点必须通过思想斗争来加以清除。

历史科学是党在文化战线上向劳动人民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有力武器。历史科学工作者应当是生气蓬勃的革命战士，应当写出适合于农民需要的科学的历史，特别是“四史”和近现代革命史，宣传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科学的历史观点，批判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反动、淫秽、有毒的观点，在农村的文化建设中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为谁写和写什么

历史科学，也如哲学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只有适应时代的需要，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变成物质的力量，使得对于既往历史的研究成为推进未来历史发展的工具。当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两方面的工作都是重要的：既要有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又要注意到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

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学界在历史知识的普及方面做了一些工作。近年以来，又出版了大量的“四史”专著和单篇文章。但从广大农村的需要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在李家庄住了半年多，连一本“四史”和通俗历史读物也没有看见，只发现一本《太平军在永安》和一本《世界现代史讲义》，而这两本书又都是教学用书，带有专门研究的性质，不适于农民阅读。周围几个村庄的情况也是一样。我们又在县城和几个市镇上进行了解，历史书籍（包括“四史”在内）一般都很少。农村和一些城镇中非常缺乏适合农民阅读的历史书籍，这是历史科学工作者应当极端重视的问题。

农村是各行各业人才广泛活动的园地，为农民服务，这是社会主义革命之必需。我们应该下定决心，为农民写出好的历史作品。毛主席说：“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3]。历史科学工作者只有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在最广大的农民中集结起自己的文化军队，才能真正发挥出战斗作用。

怎样才能写出适合农村需要的历史作品？关键还在于历史科学工作者自身的思想革命化。和贫下中农交知心朋友，学习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使我们的思想感情和农民息息相关，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才能立场鲜明、思想性强、通俗生动，为广大农民群众所欢迎。毛主席说：“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4]。

为农民写历史，首先应当写农民自己的斗争史。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是几千年来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历史科学当然要反映和讴歌农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丰功伟绩。历史学界的确也很重视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但是农民战争的史料较少，而且几乎全是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充满诬蔑歪曲的记载，如果只在这样的史料堆里兜圈子，我们是很难探索到历代农民战争的真相的。要深入理解农民战争的历史，就必须深入农村，调查农村的现状和过去，了解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体会他们的思想、感情和要求。流不尽的血泪、诉不完的苦难、扑不灭的仇恨，这一切，正是一次又一次地开动了历代农民战争的发条。要抓住这根历史的发条，就只有到农村去，和农民同命运、共呼吸，做深入的调查研究，此外别无捷径。

就在李家庄这个偏僻的小山村里，我们听到了许多极富教育意义和历史价值的传说：几百年前，有两户农民怎样迁移到这里，他们的汗水滋润了这片土地，辛勤地抚育起附近的山村；清朝初年爱国志士傅山的朋友张黄楚怎样在这一带组织起义，又怎样被清兵击破；若干年前，某村的大恶霸向李家庄勒索银米不遂，怎样一把火把全村化为灰烬，至今有些农民仍被迫在山沟窑洞里存身。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活在农民记忆里的事件和人物更加丰富具体，神采奕奕。抗日战争时期，有几位民兵在附近山头上和日寇浴血搏斗，剩下最后一个人，他拉响了一颗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这位大无畏的战士就是本村贫农团长的儿子；邻村的治安员被敌人绑在树上，被用锥子遍刺全身，血流如注，但他坚强不屈，骂不绝口，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在阎匪军对石村的一次大屠杀中，本村的前支部书记率领十几位民兵机智地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冲出了包围圈；还有一位本村的武工队员赤手空拳被困在斗室里，和阎匪军官展开了一场夺枪大战。听了这些传奇式的真人真事，我们仿佛回到了烽火连天的斗争岁月，一幅又一幅群众斗争的光辉画面展现在眼前。农民群众没有读过历史学家的论文，他们从自身最切近的斗争历史中受到了教育，吸取了前进的力量；但历史学家却对群众的斗争史知之甚少，类似这些可歌可泣的生动史实还被排除在史册之外。

目前各地正在展开群众性的编写“四史”的运动，这是人民群众伟大的自我教育运动，同时也为历史研究开辟了一个宽广的新天地。历史科学工作者应该积极投身到编写“四史”的运动中去，认真改造自己的立场、观点、方法，全心全意帮助群众续起红色的家谱，让群众的革命英雄主义广泛传布，成为鼓舞全体人民的巨大力量。

当然，写“四史”，写群众近现代革命斗争史，并不排斥我们为农民创作其他历史作品。我国人民以自己悠久的革命传统和丰富的历史遗产而自豪。历史上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经验教训可以作为今天的借鉴。农民群众喜爱学习祖国历史，希望弄清剥削阶级对古代历史的歪曲，以利于摆脱旧思想、旧观点的影响。同时，他们还有了解世界历史、吸取世界人民斗争经验的愿望。只要我们坚持古为今用的方针，引导农民向前看，使历史科学密切地结合现实斗争，那么，古代的和世界的人民革命的历史就能够成为推进农村文化建设的巨大力量。

历史科学怎样进入农村

历史科学工作者有了为农民服务的决心，还需要解决怎样服务的问题。如果只有一片服务的好心肠，而没有好的服务手段和方法，写出来的东西不合农民的胃口，不为农民所欢迎，那么“为农民服务”就是一句空话。

毛主席说：“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5]这个宣传的对象决定了我们所应采取的宣传形式和宣传方法，因此对宣传对象必须下一番调查、研究、分析的功夫，努力去了解他们，熟悉他们。我们只有真正熟悉、了解、懂得农民的思想感情、文化水平、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兴趣爱好等，才能写出农民所需要的和易于接受的东西。

我们在李家庄分发了一批通俗历史读物（其中包括中国和外国历史小丛书、历史故事、中国历史常识、工农通俗文库等），请农民阅读，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新书，表示很欢迎。有的农民说：“这些书有头有尾、有眉有眼、有根有据。”（意即系统、清楚、真实）有的农民说：“旧小说拿迷信欺骗我们，这些书拿政治教育我们。”但是，他们也提出了很多意见，看来现有的通俗历史读物还不完全适合农村的需要。他们的意见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

第一，情节不够生动。不少农民反映通俗历史读物“不红火”（不热闹），有些书里“没有人”（指史话一类），有些事“写得太简单”，“读着没意思”。农民们读这类书都是在劳动之余，希望得到休息，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应当在生动活泼的形式中展开历史教育，拿娓娓动听的情节吸引他们。历史科学不是文艺作品，当然不允许随意虚构，但却应当尽量写得像文艺作品一样生动可读，应当十分讲究题材的剪裁、人物的描写、场面的烘染。不讲究剪裁，什么都想往里塞，是不会受欢迎的；对人物和场面平铺直叙、苍白无力，也是不会受欢迎的。一部好的通俗历史读物，可以是而且应当是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它不但要说服人，而且要感动人。《三国演义》之所以在农村广泛流行，就在于它情节生动。历史本来是无限生动的，但到我们手里往往把它弄得干巴巴了，这是我们的过错。我们觉得，如果把历史谱成演义，使它既有生动丰富、扣人心弦的情节，又有发人深思的教育意义，那么这就不失为一种可以尝试的方法。

第二，语言文字不够群众化。农民对某些通俗读物的反映是“看不懂”，“字认得，不知讲个甚”，希望“通俗更通俗，易懂再易懂”。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难字难句、名词术语、人名地名（特别是世界史）太多，文章半文半白、半中半西，农民不容易懂；另一个问题是有些书带有浓厚的“学生腔”，表达的方式和农民不一样，他们看不惯。这两个毛病都妨碍我们接近农民。毛主席再三要我们学习人民的语汇，他说：“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6]我们听了农民讲的一些故事，他们的语言的确生动简洁、富有风趣，说得入骨三分。我们确实应当老老实实地做个小学生，认真地向农民学话，再拿到农民中去运用，这样才能把一件事、把一个思想说到农民的心坎上。

第三，选题缺乏针对性。有些农民反映通俗历史读物里写的人物、事件，他们大多不知道，而他们熟悉的人物、事件，书里又没有。譬如，这里距北宋名将杨业的故乡很近，邻村大多姓杨，他们自然而然很关心杨家将。他们不了解为什么历史书里不写杨家将，也不知道自己关于杨家将的知识是不是真实的。农民希望复习和验证自己已有的历史知识，并在这个基础上扩大知识领域。如果整本书全是陌生人、陌生事，一大堆人名、年代、地名，整套的分析说理和冗长的历史过程，一阵倾盆大雨，农民是要摇头的。我们应当尽量结合农民已有的知识和存在的问题来进行历史教育。譬如，我们是不是可以讲讲杨家将的故事，给农民分清其中虚构的方面和真实的方面，再联系讲一些宋辽斗争的历史？这样，也许更容易受到农民的欢迎。《中国历史常识》这本书里，有一些是用民间熟知的历史成语为题目（如“卧薪尝胆”“班门弄斧”“风声鹤唳”等）而编写的小故事，讲讲这些成语的意义和来历，逐渐引导到故事的展开，这种方法是较易为农民群众所欢迎的。

此外，历史知识的普及还可以采用连环画、故事会、幻灯、科教影片等手段，创造一些普及历史知识的新途径。

历史科学怎样下乡？这不能单靠头脑的想象，而是要在实践中摸索。重要的是历史科学工作者必须亲身熟悉和了解农民，反复实践，不断总结。办法是从实践中来的。如果我们真正放下架子，到群众中去，诚恳地向农民学习，诚恳地为农民做事，那么经过一段时间，我们一定能够积累起普及科学历史知识的好经验和好办法。农村的各个方面都将一日千里地进步，几千年来农村文化的落后状况将一去不复返，让我们历史科学工作者把自己的力量和智慧贡献给农民群众、贡献给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吧！

注释

[*]原载《历史研究》，1965年第5期。笔名夏芗。

[2]《毛泽东选集》，1版，第1卷，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

[3]《毛泽东选集》，1版，第2卷，6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

[4]《毛泽东选集》，1版，第3卷，8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5]《毛泽东选集》，1版，第3卷，793页。

[6]《毛泽东选集》，1版，第3卷，794页。

实事求是 勇于创新[*]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追求真理就是实事求是。真理是要向前发展的，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历史科学就是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不断前进，勇于创新，超越前人的成果，对历史做出越来越合乎实际的理解和判断，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服务。必须反对一成不变、因循保守，反对在只言片语中讨生活。实践是最有权威的，理论必须从实践中来，再回到实践中去，接受实践的检验。在历史研究中，就是要占有丰富的实际材料，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分析研究，而不能从抽象的原则出发，不能受框框的束缚。恩格斯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2]。

任何有成就的思想家、科学家都能倾听实践的呼声并富有创造精神。司马迁写《史记》，总结了大量的实际材料，进行创造性的劳动，不但思想是新颖的，而且风格、体裁、语言也是新颖的。大科学家哥白尼、伽利略都是在无数次科学实验中创立和验证了自己的理论，并且勇于为科学献身，不顾教会和官方的禁令与阻挠，才把科学推向前进。毛泽东思想就具有创新精神。过去的一些机会主义者、教条主义者都是理论上的侏儒，只会躺在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上，寻章摘句，凡是马克思、列宁说过的话，不敢越雷池一步。他们在马克思、列宁的书里找不到农村包围城市、革命根据地、统一战线等思想和词句，就不承认毛泽东的伟大创新，讥讽毛泽东思想是“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但是，革命的实践证明：正确的不是无视实践而只会引经据典的机会主义者、教条主义者。

在历史学界，也存在着不从历史实际出发而从只言片语出发来研究历史的情况。发言写文章，瞻前顾后，谨小慎微，力求稳妥，一个论点总要寻找经典著作上的某句话作为护符，似乎这样做就能证明论点之“正确”，就能保证不犯错误。这种态度是和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精神背道而驰的。

人类历史的发展无限生动、无限丰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研究历史的锐利武器，使我们在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不至于迷失方向。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但是，革命导师们并没有也不可能对无限丰富、错综复杂而又不断发展着的人类历史做出现成的结论，大量的、艰苦的工作应该由后人承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历史研究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道路，却并不是穷尽和结束了历史研究工作。革命导师们总是实事求是、十分谦虚的。恩格斯晚年对俄国问题已深有研究，但他说：“至于我，对俄国现状知道得太少，不能冒昧地对那里在某一时期所应采取的策略的细节作出判断。……而这是得出肯定意见的必不可少的条件。”[3]他殷切地期望俄国青年研究俄国的情况，把马克思的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而并没有做出现成的结论，发布策略指示。

有时候，革命导师就某个具体的历史问题的某个侧面讲过几句话，发表了一些意见，我们当然必须认真领会和学习。但是，有人却不正确地以为这就是不可移易的金科玉律，似乎整个复杂的历史问题就全面解决了，以后只要翻来覆去地引用这些话就行了，没有什么再可分析、再可研究的了。甚至把这些话发挥引申，应用到别的历史问题、历史人物上，胡乱地套用。例如：毛泽东写了“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著名诗句，意思是说项羽对敌手刘邦太手软。毛泽东从这个典故中总结了历史经验，来阐明我们必须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道理，但并不是对项羽的一生做出了全面的评价。又如，毛泽东评论《水浒》，批评宋江是投降派，这明明是指小说中的宋江，而有人认为历史上的宋江也一定是投降派。谁如果说历史上的宋江并不是小说中的宋江，历史上的宋江并没有投降，那就如同犯了弥天大罪，被认为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替投降派辩护。其实，历史上的宋江是否投降了，这是可以研究、可以讨论的学术问题，可以根据史料，各抒己见。又如，毛泽东谈到太平天国革命的领导者李秀成，批判了李秀成被俘以后在亲笔供词中所表现的思想情绪。在这里，毛泽东并没有对李秀成的全部活动做出分析、评论，但有的人却说李秀成在革命前期就在搞投降，一贯地仇恨革命，破坏革命，把李秀成在被俘以前的一些重要功绩、正确主张全都说成错误和反动，这难道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吗？历史人物，谁有幸被认为代表正确路线，就一切都正确，连错误也变成正确，谁不幸被认为代表错误路线，就一切都错误，连正确也变成错误。似乎研究历史只要有两个标签就行了，一个是“正确路线”，一个是“反动路线”，稀里糊涂乱贴一气，不必钻研大量材料，进行具体分析。于是历史事实被歪曲，是非被颠倒。这种引证只言片语，加以引申推广、胡乱搬用的研究方法，不但糟蹋了历史科学，也糟蹋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历代的农民战争史被歪曲得最混乱不堪，他们先验地定下了评价历史上农民革命领袖的框框，以代替对复杂情况的具体分析。按照似是而非的简单逻辑：凡是受过招安的、闹过内讧的或者发生转变、当上了皇帝的都是背叛了农民革命，都是叛徒、野心家、阶级异己分子，都要从农民革命队伍中开除出去。这样一来，历史上许多农民革命领袖就被肆意否定了。例如，太平天国革命前期，有洪秀全和7位封了王的著名领导人，其中两人（冯云山、萧朝贵）早死，5人（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胡以晃）被否定，太平天国前期的领导人就只剩下洪秀全一个人。

与太平天国革命同时的许多次农民起义和抗清斗争，其知名领导人如张洛行、宋景诗、杜文秀、张秀眉也被否定。推而广之，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的大批领导人也遭到同样的命运，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曾指出我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农民起义，并列举了12个农民起义的领袖，即陈胜、吴广、项羽、刘邦、李密、窦建德、王仙芝、黄巢、宋江、方腊、朱元璋、李自成，其中有半数被否定，被戴上复辟派、儒家、叛徒、阶级异己分子、野心家、阴谋家、新生地主分子等帽子。

中国人民有英勇斗争的传统。两千多年来，被压迫的农民群众奋起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谱写了光辉灿烂、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难道伟大农民革命的发动者、组织者、领导者大多数是坏蛋？这种要打倒大批农民革命领袖的做法究竟有多少根据？

当然，历史上的农民革命领袖不可避免地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有的还犯有严重的原则性错误，对他们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批判是完全必要的。有些史学工作者根据史料，对某些农民革命领袖的功过有不同的评价，有的失之过高，有的失之过低，因而展开争论，这是学术研究中的正常现象，问题并不在于这些。问题是：为什么把许多农民领袖扫出了农民革命的队伍？是不是发现了什么新史料必须对大批农民革命领袖重新做出评价？显然不是。是不是从前的评价都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显然也不是。因为连毛泽东在40年前所列举的农民革命领袖也被打倒了半数。

这股打倒历史上农民革命领袖的歪风，其风源盖出于影射史学。我们应当拨乱反正，实事求是地为许多农民革命领袖恢复名誉，恢复历史地位，还历史以本来面貌。

农民革命推动了封建社会历史的前进。历史上的农民群众受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奋起反抗，他们的英勇革命精神应该得到充分的歌颂赞扬。但是，农民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小生产者、小私有者，他们和封建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因此，有其落后的一面。马克思主义者对事物总是抱着一分为二的分析态度，农民革命领袖的优点与弱点、功绩与过失正是农民的阶级地位造成的。农民群众在发动伟大革命的过程中常常伴随着许多落后的东西，如宗教迷信、享乐腐化、分散主义、内讧争权、互相吞并，在革命行将失败的时候，又看不见斗争的前途，失去信心，不再继续革命，甚至常常蜕变堕落。发生在农民领袖身上的种种严重弱点并不是偶然的，是农民由于阶级局限、思想局限，不可能从根本上抵制坏思想、坏风气的侵蚀而导致的后果。作为无产阶级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在歌颂农民伟大革命作用的同时，当然应该揭露和批判农民领袖的种种弱点，从中吸取教训。但不能因其犯有过失甚至罪行而将他们一笔抹杀，驱逐出农民的队伍。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体，美的东西和丑的东西常常互相联系而存在。如果把历史看得那么单纯，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都好，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都坏，那是僵化的形而上学观点。

洪秀全发动和领导太平天国运动，当然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但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也存在许多错误和缺点，如宗教迷信思想，任人唯亲倾向，最后死守南京的战略错误等。对这些缺点和错误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从正反两方面总结农民革命的经验教训，这是历史科学的重要任务之一。谁都知道，革命的成败与革命领袖能否实行正确的领导是有很大关系的。如果洪秀全是十全十美的人，那么太平天国最后失败岂不成了不可理解的事情？

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对历史上的农民阶级和农民战争做了正确精辟的分析，应该是我们研究农民革命和评价农民领袖的典范。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中满腔热情地赞扬了16世纪德国农民阶级的革命起义，但又毫不隐讳地指明了农民阶级的种种弱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同时也指出：由于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古代农民战争的最后结局，不是被残酷地屠杀、镇压，就是溃散或被统治阶级所收编。汉光武帝刘秀曾收编了大批铜马和赤眉的起义军，刘秀被称为“铜马帝”；曹操收编过大批黄巾军；李世民收编了大批瓦岗军，唐初著名的将相李勣、魏徵、秦叔宝、程知节都曾是瓦岗军的领导人；太平天国失败时，几十万西北的太平军披星戴月，赶来救援天京，听到天京失陷的消息，顿时军心瓦解，大批太平军放下了武器。这种现象在农民革命的历史上难道还少见吗？如果不对复杂的历史现象进行具体分析，而是拿一个先验的框框生搬硬套，岂不是要把大批农民领袖和农民群众全都打成叛徒？

隋末的李密，出身于贵族，参加瓦岗寨农民起义军后内讧争权，杀死领导人翟让，后来又归降李世民，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李密一度领导了瓦岗军，有杰出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在推翻隋王朝的战争中起过较大的作用，具有较大的影响。人是会发展变化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从坏变好，也可以从好变坏，不能因为他最后干了坏事而把他以前干的好事一概抹杀，甚至把以前的好事也硬说成坏事。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是辩证的、发展的观点。

同样，对项羽、刘邦、王仙芝、宋江、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以及其他人物都应根据大量材料，做具体的分析。

从历史实际出发进行具体分析，不像引证个别词句那样容易、那样保险，而是很艰苦细致的工作，还可能发生错误。科学研究是为了探索真理，当然不会那样容易，也难免发生错误，有了错误就改正，并没有什么可怕。怕犯错误就不可能前进，不可能创新，不可能对人类有所贡献。人们认识真理，不会一下子就穷尽、完成，总有一个反复修改、不断充实发展的过程。郭沫若对历史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一生的研究工作就是不断探索、不断前进、不断创新的过程，如对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就经过了多次修改而愈趋于充实。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把古代史分期放在西周和东周之间； 40年代写《十批判书》，放在秦汉之际； 50年代写《奴隶制时代》，又放在春秋战国之际，而且具体确定在公元前475年。在古代史分期问题上，郭沫若不断前进，勇于创新，根据新掌握的实际材料，改变自己已形成的结论而不被任何框框所束缚，他的古代史分期意见也越来越趋于充实、合理。我们是不是可以在郭沫若已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进行第四次创新？当然可以，而且应该鼓励、提倡。开展学术上不同意见的讨论，才能促进科学的发展。

创新必须实事求是，而不是飘在空中，随心所欲，异想天开。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是尊重实践，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实事求是，从实际中来，到实际中去。实事求是的思想是我们的世界观、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创新的基础和出发点。

我们应该树立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好风尚，要有抱负，有勇气超越前人的成就，攀登科学的顶峰。我们的时代是革命变革的伟大时代。史学工作者要研究和总结这一伟大时代的历史，就不能只躺在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上，不能满足于寻章摘句，简单地照搬、照抄、照转，而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研究丰富生动的实际，开动脑筋，解放思想，用我们全部的才智、精力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我们要无愧于这个伟大的革命时代，不辜负人民群众和党中央对历史科学工作者的殷切期望。

注释

[*]原载《历史研究》，1978年第8期。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版，第3卷，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版，第4卷，4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关于历史研究中阶级斗争理论问题的几点看法[*]

粉碎“四人帮”已经3年多了。我们整个思想界包括历史学界，面貌大大改观，出现了新气象，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思想大大活跃了。确实是一片大好形势，前途大有可为。特别是1978年以来，全国展开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影响很大。这次讨论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的谬论，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讨论十分热烈，很有成效。讨论中提出的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同我们历史学界是息息相关的。现在，我就历史研究中的阶级斗争理论问题，谈几点看法，不一定正确，如果说错了，请大家批评。

列宁说过，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东西。这个理论是指导我们进行历史研究的思想武器。过去，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由于我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不高，尽管我们也经常讲阶级斗争，但是讲的不一定都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对阶级斗争的理解不一定正确或不一定完全正确。这一点，在我们实际工作当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对于阶级斗争，毛泽东在1957年2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有这样一个为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论断：“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这个论断是完全符合我们当时的实际情况的，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恐怕就不是那么深入，在实践中也没有真正遵循这个正确理论，而是连续搞疾风暴雨，搞了很多政治运动。对阶级斗争和敌情，估计得十分严重。这样，打击面就宽了，没有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一些政治运动中误伤了好同志。同时，我们对阶级斗争的理解不完全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阶级斗争理论上的这种“左”的情况，在我们历史研究中是不是存在，是不是也反映到我们历史学界？这是我们应当认真考虑的。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首先是从史学界开刀的。同志们记得很清楚，“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是批判《海瑞罢官》，打击和陷害吴晗、邓拓、翦伯赞等同志。这是记忆犹新的。提起这些冤狱，我们无比痛心，义愤填膺。血的教训，我们是不能忘掉的。但是，林彪、“四人帮”为什么能够在一段时间里这样横行霸道，欺骗、蒙蔽那么多的群众？这恐怕是因为我们的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对阶级斗争的理解不完全正确，有片面性、绝对化，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林彪、“四人帮”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在全国煽起了“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同志们都亲眼看到，这使得我们的党和国家遭受了多么大的损失，使我们的学术界、文化界遭受了一场怎样的毁灭性浩劫。

同志们，要总结新中国成立30年我们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工作，我看对一些理论问题理解得是否正确，应该是首先要总结的一条。因为理论是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如果指导思想不完全正确，那么研究和教学工作就会走弯路，甚至会误入歧途。应该总结的理论问题是很多的，今天，我想着重谈谈自己在阶级斗争理论问题上的一些体会。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对阶级斗争理解得不完全正确，孤立地突出阶级斗争，脱离开生产和经济发展而片面地强调了阶级斗争，片面地强调了农民战争的作用。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中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问题，提出来和同志们共同探讨。

把阶级斗争、农民战争当作推进历史的唯一动力，甚至用农民战争解释一切、代替一切。有的地方讲课时，不讲全部历史、通史，只讲农民战争史，用农民战争史代替整个通史。当时还有种种提法，如“用农民战争打头”“用农民战争分期”，等等。很多提法和意见，值得我们回过头来考虑。

我首先要说明一点，我们应当充分地肯定、热情地歌颂农民战争，歌颂古代劳动人民反抗压迫的斗争。但是，历史研究的任务，并不仅仅是对某种历史现象做一些赞美和歌颂。历史研究的任务，是要对历史现象做科学分析。历史内容是生动丰富的：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民族斗争；也有思想文化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还有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演变，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等等。历史现象非常丰富，错综复杂，互相影响，互相制约。当然，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主要线索，我们应当牢牢地把握这条主要线索。但是，阶级斗争并不是唯一的历史内容。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是历史唯物论的一般常识。阶级斗争只是体现了这些矛盾，并受社会基本矛盾所制约。阶级斗争不能代替或者取消社会的基本矛盾。孤立地突出阶级斗争，并不能帮助我们弄清楚阶级斗争。当然，阶级斗争对各种历史现象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它们都带上阶级的烙印。但是，同时我们不能用阶级斗争代替一切，用农民战争史代替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这是不妥当的，这是以偏概全。

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达两三千年。但是，说得上是大规模的农民战争的，也不过是一二十次。每次时间短则几年，多则十几年。农民和地主的矛盾是经常存在的，是普遍的。但是，农民战争——农民斗争的高潮，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中是短暂的。加在一起——如果能够加在一起的话——也不过两百年时间。怎么能用不到两百年的农民战争代替长达两三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这样，势必使丰富复杂的历史内容简单化。

还有，把农民战争当作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我对这一点是表示怀疑的。这种意见表面上似乎重视阶级斗争，实际上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在理论上是缺乏根据的，在历史实际中也是解释不通的。从人类社会存在以来，无论何时，生产活动总是首要的活动，生产斗争是推进社会历史的强大动力。如果生产活动停止下来，社会不要说什么发展、前进了，就连存在一天都不可能。这一点，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是讲了很多的。恩格斯曾说：“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以及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2]。斯大林曾说：“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的发展史，是许多世纪以来依次更迭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史，是生产力和人们生产关系的发展史。”[3]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生产的发展、社会的前进，首先是从生产力的发展、从生产工具的变革和发展开始的。阶级斗争本身也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如果离开了生产来谈阶级斗争，如果忘记了生产斗争而片面地把阶级斗争当作“唯一动力”，我认为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另外，科学技术也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革命导师十分强调这一点。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马克思把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创造看作比很多革命家还要革命，“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4]。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科学技术视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毛泽东也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

革命导师的话说得多么明确！可是，我们的历史研究，至少拿我个人来说，不知道从哪里来了一种糊涂观念，有意无意地只把阶级斗争看作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这种理论观点对我们的历史研究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以至于在我们的头脑里形成了这样一个公式：每次农民战争之后，总是要带来生产上的大发展。我们的研究工作也正是按照这种思想和公式，寻找这种生产的大发展。秦末农民起义之后，有一个“文景之治”；隋末农民起义之后，有一个“贞观之治”。我认为，历史的实际情况恐怕不是那么简单。因为，有些农民战争并没有直接带来生产的高涨，甚至有时还可能带来生产的萎缩。我们千方百计地寻找每一次农民战争是如何推动历史发展的，是如何促进生产的，经常感到比较困难。有时，也找到一些材料，找到一些论据，但说服力不强，比较牵强。特别是，对有些农民战争，我们就说明不了。这样一个阶级斗争、农民战争推动生产发展的公式，经常暴露出同历史实际有较大的差距，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不能解释一些历史现象。如果把阶级斗争当作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那么我们便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阶级斗争规模愈大，次数愈多、愈频繁，社会前进就愈快。可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处于封建社会，“明治维新”一百多年来，日本并没有发生什么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就是“明治维新”，这次日本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社会变革，也是自上而下的。有些研究世界史的同志，并不承认“明治维新”是一次革命，即使承认它是革命也认为它是不彻底的革命，近代日本，虽然也发生过农民起义、罢工、游行，但规模小，大规模的阶级冲突、长时间的革命战争是没有的。可是，日本的生产发展很快，可以说是突飞猛进。这是为什么？如果说，阶级斗争是“唯一动力”，那么日本的生产应该是发展不快的。事实恰恰相反。此外，英美也是一样。英国从17世纪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距今有300年了。此后，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革命战争。美国除独立战争、南北战争之外，以后也没有发生过什么国内战争。可是，它们都是当今世界上生产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当然，资本主义制度是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制度，避免不了经济危机，最终注定是要灭亡的。一旦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其生产力就将以现在所不能比拟的速度向前发展。这是无疑义的。同时，我们也要承认，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因是很多的，不能简单地用阶级斗争来解释。

阶级斗争并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毛泽东曾指出，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社会制度腐败，一个是经济技术落后。这两个原因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社会制度腐败怎么办？那就要使用革命的手段通过阶级斗争来解决。经济落后怎么办？那就要通过发展生产、发展科学文化来解决。解决的手段是不同的，但二者又是互相联系的。如果不用革命的手段改变旧的社会制度，那么生产和科学文化就发展不了。同样，经济、文化不发展，只讲阶级斗争，也不能推动社会的前进。

马克思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5]暴力革命，对社会发展起“助产婆”的作用。怎么能说这种作用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怀孕成熟了，肚子里有了小孩，才有必要请来助产婆，助产婆才能起作用。否则，如果没有怀孕，肚子里没有小孩，那么就是请来几十个助产婆，也是生不出孩子的。因此，中国农民战争虽然很多，很频繁，规模也很大，但是生产并不一定就发展得最快。

每一次农民战争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不见得都同样对生产发展有明显的推动作用。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预先设一个框框，预先有一个先验公式。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有的对生产发展的推动作用明显一些，有的就不那么明显。就阶级斗争、农民战争对旧生产关系的打击来说，确实，农民战争推动了历史的前进。阶级斗争、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不是唯一动力。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另一面，就战争的直接后果来说，战争是要造成破坏的。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战争，就它对旧生产关系的打击来说，就它长远的影响来说，对社会前进是有促进作用的，这是主要方面。如果看不到这个主要方面，就不能正确评价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战争。但就战争的直接后果来说，农民革命战争则有破坏生产的一面。我们有时为了抬高农民战争的地位，就不讲它破坏生产的一面。这样，就不能做到如实地反映历史的真实情况，就无法解释农民战争后经常出现的土地荒芜、赤地千里、人口锐减的情况。农民战争，一方面有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也有破坏作用。总的来说，推动作用是主要的。这是历史的辩证法。

一般地说，生产的发展并不在农民战争的动乱时期，不在农民正同地主激烈作战的时期。恰恰相反，生产的发展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稳定的政治局面作为前提。生产的发展是一个逐步的、渐进的过程，是生产活动和科学技术积累的过程。历史的前进，不是通过不断的暴力革命，不是通过一连串的突变来完成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这部光辉论著中批判了杜林的“暴力论”。杜林认为，似乎不断的暴力革命可以创造一切。这是荒谬的。自然科学有一种“灾变论”，认为自然界是通过一连串的“灾变”而形成的。这完全是唯心主义，是形而上学。只承认量变，不承认质变，这当然是错误的。但是，反过来，抛开量变，只谈质变，同样是错误的，其危害也是极为严重的。不承认社会发展要有一个逐渐的积累过程，在实际工作中无休止地搞政治运动，而不是脚踏实地地进行建设，我们已经为此而吃了不少苦头。我们应当抛弃那种对阶级斗争的片面理解。

总的来说，我认为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应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直接的主要动力是生产斗争。

第二，生产的发展，从历史上来看，总要有一个统一的、稳定的政治局面作为前提。没有这个前提，生产发展就谈不上。

第三，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也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伟大动力。但只有联系生产才能表现它的推动作用，离开生产就谈不上什么推动作用。只有当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时，才必须用阶级斗争，用革命的手段破坏旧的生产关系，推翻旧的生产关系，使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阶级斗争对历史的推动作用，也就体现在解放生产力这一点上，而不是体现在别的方面。

第四，阶级斗争是和生产斗争相联系的，是取决于生产斗争的。阶级的划分、阶级斗争的性质和深度、每个阶级的历史命运，都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在历史上，只有代表新生产力的阶级才有远大的前途，这个阶级进行的斗争才能取得真正历史性的胜利。

第五，各个不同阶级进行的革命，情况是很不一样的，推动历史的作用也是不相同的。譬如，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样一些革命引起整个生产方式的改变、推动历史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另外，在同一社会形态内发生的革命，譬如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相对来说，对历史的推动作用是不显著的。这种农民战争只能给旧的生产关系一定的打击，只能改变它的某些环节，而不可能整个地改变旧的生产方式。

这里，我想谈谈同阶级斗争理论相联系的一个问题，即历史上的改良主义问题。改良是相对于革命而言的。过去，由于片面地强调阶级斗争、暴力革命，评价改良时总是将之贬得比较低的。这是不公平的、不正确的。改良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完全否定质变，反对革命，这是错误的、反动的。但是，历史上的政治改良和改良主义思想是起过相当进步的作用的。这一点绝不能低估。

革命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会发生。只有当形成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已经成熟的时候，才会发生革命。当发生革命的条件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改良是有进步作用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改良运动是为革命做准备的，正如量变为质变做准备一样，没有量的变化，就不会有质的变化。譬如，戊戌变法是一次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最后失败了。就其性质来说，它和辛亥革命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变法运动中所进行的那些改革，意义十分重大。中国最早的学校——新学堂就是在这时开的，报纸是在这时办的，各种各样的学会也是在这时设立的，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也是在这时开始传进来的。这是一次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运动。评价戊戌变法，不能局限于它在100天内发布的上谕、奏折，而应该看到它所引起的政治变动和思想变动。如果没有戊戌变法时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传入，没有新学堂、学会和报纸的创办，没有大批留学生出国，那么，中国社会就仍旧是一潭死水，辛亥革命也就不可能发生。孙中山先生领导了辛亥革命。但是，如果没有戊戌变法前后的政治变动和思想变动的话，那么跟孙中山走的人就不会那么多。量变为质变准备了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戊戌变法是为辛亥革命做了准备的。

我们讲戊戌变法的意义的时候，常这样说，戊戌变法失败了，证明改良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故而更多的人觉悟了，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样说当然不错。但这是从一个方面来说明的。难道，它的意义仅仅在于它的失败？这样说是不够的。我想补充一句，戊戌变法所造成的社会变动和思想变动，是大批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的前提。当时的知识分子是怎样觉悟的？戊戌变法如果没有给社会留下一些积极的东西，没有造成一次思想解放，而仅仅是失败，那么是不会吸引那么多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的。没有这个思想转变过程，是不会爆发辛亥革命的。

毛泽东对戊戌变法的评价是很高的。在讲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总是把它包括在内，把它和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并列在一起。毛泽东的评价为什么这样高？毛泽东所提到的向西方学习的先进的中国人中，就有两个是戊戌变法中的改良主义者：康有为和严复。可见，毛泽东是高度评价戊戌变法，高度评价社会改良和社会改革的意义与作用的。

现在，我们对“改良”这个词好像是抱着一种成见，很忌讳这个词。一提改良就认为是不好，一提改良就认为是反革命。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其实，革命和改良是历史前进中的两种不同形式。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者承认争取改良的斗争，同时又坚决反对局限于改良范围内的改良主义者。如果只是抽象地提出“我们应该怎样评价改良？”，那么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的。要看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改良。正如抽象地提出下雨好不好的问题，同样是无法回答的。天旱，下雨就好；闹水灾，下雨就很不好。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观点和立场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现在，一提改良就谈虎色变，认为改良是反动的。我以为，如果发生革命的条件还不成熟，那就必须用改良的手段促进革命的到来。革命胜利之后，也应该用改良的手段巩固革命的成果。如果拒绝走这样的路径，拒绝做艰苦细致的积累工作，拒绝采取量变的形式，而空谈革命，无休止地搞阶级斗争，搞政治运动，搞质变，那就是自己跟自己捣乱，就是自讨苦吃，结果必然受到历史的惩罚。

讲到这里，我想起了戚本禹的那篇黑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到现在为止，尚未对这篇黑文进行清算和批判。我们历史学界有责任来批判这个大毒草。这篇黑文的作用和影响是极坏的，它大肆攻击、诬陷革命领导同志，在政治上是极其反动的，在理论上是极其荒谬的。这篇黑文歪曲革命与改良的关系，无限夸大、抬高农民革命。当然，义和团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但它毕竟是农民革命，不可避免地有它的弱点、局限性。这是农民阶级在斗争时的包袱，在前进过程中的负担。可是，戚本禹打着歌颂农民革命的幌子，要我们把农民的弱点、局限性当作可资学习的榜样，当作革命遗产来继承。他大喊什么“红灯照围攻东交民巷”，宣扬盲目的排外主义。文章出笼不久，就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给我们在外交上造成了很大的被动。这篇文章全盘否定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给他们扣上卖国主义的帽子，一棍子打死，并用恶毒的影射手法，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效劳。我们暂时抛开这篇文章政治上的反动性不谈，作为历史研究，我们能把戊戌变法中的改良派、把支持变法运动的帝党说成卖国主义吗？我认为不能。就光绪来说，他在甲午战争时是主战派，反对投降，在戊戌维新时是支持政治改良、支持变法运动的。当然，光绪作为一个封建皇帝，有他自己的出发点，有他自己的阶级立场。但就这个人的历史作用来讲，我认为，他对中国做了一点好事。戊戌维新失败，他被软禁起来，失去了自由。卖国主义的帽子是不能扣到光绪头上的。相反，光绪的政敌、被江青大肆吹捧的慈禧太后，是坏事做尽的封建专制独裁者，是地地道道的卖国贼。

有人为了强调阶级斗争的作用，总是生硬地把一些历史现象往阶级斗争上拉。这里，我想对“让步政策论”谈一点意见。首先说明，“四人帮”批“让步政策论”是反动的，他们是为了打击翦伯赞等历史学家。完全应该为翦伯赞等同志平反。“让步政策论”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是可以讨论的。这是一个百家争鸣的问题。

怎样评价“让步政策论”？我认为，“让步政策论”是为了说明阶级斗争、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而提出的一种理论。它的大概意思是，先是大规模的农民战争，迫使统治阶级“让步”，实行某种对农民有利的政策，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让步政策论”把农民战争同生产发展挂上了钩。要不然，农民战争怎样推动生产发展？“让步政策论”并不是完全错误，确实也有一点道理，但还有一些缺陷，至少会给人一种印象：统治阶级、剥削阶级不能自动提出对生产发展有利的措施，因而，必须通过农民革命迫使他们“让步”。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以为，统治阶级从自身的阶级利益出发，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也是能够提出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的，并不一定需要农民迫使他们“让步”。我们似乎有一种观念，认为剥削阶级、统治阶级都是不管生产的，是反对发展经济的，而农民总是推动生产发展的。这种观念从道理上是说不通的。当然，农民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人，是要求发展生产的。但是，剥削阶级为了多剥削一点，通常也是希望发展生产的。

我这个说法可能很危险，会被认为是“阶级调和论”。但是，实际情况确实是这样的。这个问题并不难理解。请问，地主希望土地上出产的农产品是多一点还是少一点？当然是多一点。资本家希望工厂生产的商品是多一点还是少一点？难道会希望少一点吗？没这个道理。因为，生产的东西多一些，他们的剥削所得就会增加。有没有一个地主、资本家希望自己的土地荒废、工厂减产呢？我想没有。地主、资本家作为剥削阶级，总是要进行剥削的。不剥削，就不是地主、资本家了。在这一点上，农民起来斗争，反对他们的剥削，是完全合理的。但是，地主、资本家进行剥削是一回事，能否推动生产是另一回事。在一定的条件下，地主、资本家在进行剥削的同时，也会实行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政策。不承认这一点，中国历史就说不通。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在发展生产、管理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是很有本事、很有能力的。现在，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一点了。不能因为是剥削者，就认为他们一定要破坏生产，不能提出对经济发展有利的措施。可不可以这样说，在一定的条件下，发展生产也是剥削阶级的要求，并不需要农民强迫他们这样做。“让步政策论”是一个转弯抹角、为了挂钩的理论。它的前提就是，只承认农民要求发展生产，而不承认剥削阶级从自身利益出发，也可以采取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让步政策论”有道理，但不足以完全说明生产发展的原因。地主一定要农民迫使他们“让步”吗？他们就不会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吗？我的这些看法可能会被认为是“美化地主、资本家”。我相信，这次大会上肯定会有人不同意我的意见，但绝不会有人打我的棍子，所以，我大胆地把想法提出来向同志们请教。弄清楚这个问题，与我们的历史研究关系重大。否则，我们就总会在死胡同里转来转去。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事物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都既对立又统一。对立是绝对的，统一是相对的。如果不承认对立，只承认统一，这是错误的，是“阶级调和论”。又应该看到，矛盾对立的双方是互相依存、互相贯通、互相渗透的，共同构成一个统一体。不承认矛盾的同一性，同样不是马克思主义。地主与农民处于一个统一体内进行斗争，因此，彼此必然有一些共同的东西。譬如，在一定的条件下都要求发展生产；在遭到外来侵略时，都要求抵抗侵略。如果没有这种抵抗侵略的共同要求，那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怎么能组成呢？我们不要孤立地只强调对立这一方面，而不承认事物还有统一的方面。地主与农民，如果不存在同一性，那么统一体就要破裂，封建社会就不可能延续。

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力量。研究历史，应当也必须以阶级斗争理论作为指南，才不至于迷失方向。但是，只承认阶级斗争，甚至大唱阶级斗争高调，那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并不是从马克思才开始讲起的。在马克思之前，资产阶级就讲“阶级斗争”。后来，林彪、“四人帮”更是片面地强调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绝对化。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就指出：“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做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6]阶级斗争是同生产的发展相联系的。脱离生产发展的阶级斗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由此可见，阶级斗争理论有两种：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一种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理论。孤立地、脱离生产谈阶级斗争，人为地拔高阶级斗争，恰恰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对历史研究来说，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贯穿在古今中外的全部阶级社会历史中。不能全面地、准确地理解这个基本理论，必然会严重地影响历史研究工作的开展，使历史研究工作走进死胡同。

阶级斗争理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特别是鉴于我个人的水平很低，不可能准确无误地阐明这个理论。我只是简单地谈一谈感想，把我在学习中间碰到的一些问题提出来，向同志们请教。我建议历史学界深入讨论这个问题，摆脱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精神枷锁和影响，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恢复它本来的面目，放射出更加光辉的异彩，真正成为我们历史研究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

注释

[*]原载《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2期。是作者1979年在四川成都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的发言。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版，第3卷，389页。

[3]《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1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12卷，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8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版，第4卷，332~333页。

批判极左思潮 推动研究工作[*]

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在十年浩劫期间颇为时兴了一阵，“四人帮”居然也大谈义和团。当然，他们不是科学地研究和正确地评价义和团，而是为了煽动红卫兵“造反”，胡乱吹捧义和团运动的落后方面，把义和团运动的历史歪曲得面目全非。“四人帮”被粉碎了，思想得到了解放，理所当然地要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所以，近年来发表了许多文章，批判了“四人帮”对义和团运动的歪曲，这些文章在拨乱反正方面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当然，有的文章，在正面阐述自己的意见时，某些论点强调得过了头，可能把农民的缺点说得太多、太重，这完全可以商榷、讨论。我们和“四人帮”的显著区别就在于：“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主义，自封为绝对正确，搞一言堂，只准许发表一种意见；而我们提倡学术民主，百家争鸣，学术上的各个派别、各种观点，只有各抒己见，展开充分的讨论，才能分清是非，促使科学的发展。这次义和团运动讨论会上摆出了很多不同的观点，有些观点甚至是对立的，如义和团的起源问题、义和团反不反封建、扶清灭洋的口号、盲目排外问题、义和团的历史作用等，争论很热烈。科学研究中出现许多不同的意见，这是好事情，是科学正常地、健康地发展的标志，我们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经过几天讨论就做出结论。在这里，不能要求“舆论一律”，不同意见的存在正好可以推动我们进一步思考和钻研问题。

现在，历史学界以至整个学术界，学术空气很活跃，出版了许多刊物，发表了许多文章，在各个领域提出了种种不同的观点，简直是“目不暇接”。学术争论很广泛，也很尖锐。就拿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来说，上自太平天国，中间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下至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很多新观点。我感到，30年来，中国近代史领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思想活跃。有不少从前认为有了结论的问题，也有人提出了怀疑；有不少一向被以为天经地义的观点，也产生了问题。这种局面并没有什么不好。科学就是要不断探索、不断前进，而不囿于成说。凡是在科学上提出的新观点，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都应该对之抱欢迎的态度。当然，这种新观点最后能否成立，那是需要经过讨论、经过检验的。

历史学界，以至整个学术界存在着广泛、深入而又尖锐的学术争论，这是怎么发生的？它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可以说：这种学术争论是以特殊的形式，对我们30年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绩的一次回顾和检查。十年浩劫，使我们增长了智慧，学习了不少东西，感到我们过去的工作中存在着不少缺点和错误。各条战线都在回顾我们过去的30年，哲学社会科学也不例外。当然，并没有人在号召与组织我们去回顾和检查过去。可是，对事业的责任感，希望历史科学能更好地发展，这是无声的命令，迫使我们不得不回顾30年走过的里程。对于这次义和团讨论会，对于会上出现的尖锐的意见分歧，我是从这个角度认识它的意义的。讨论会上出现的意见分歧，实质上产生于我们对30年研究成绩的回顾和检查。过去的哪些论点是正确的，应该坚持？哪些论点是错误的，应该抛弃？哪些论点有缺陷，应该补充、修正？在这些方面，我们有意见分歧。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没有这些争论，也不可能发生这些争论。“文化大革命”以后，大家的认识提高了，变化了，才有这些争论。学术领域以学术讨论的形式回顾和检查过去的研究成果，这种讨论应该继续开展下去，以利于研究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社会科学，具体到中国近代史或者义和团运动的研究，成绩很大，有其光辉的、值得自豪的一面，我们应珍惜、爱护已取得的成绩，这是没有问题的，回顾和检查过去并不是全盘否定过去的成绩。但我们的历史研究确实也有并不美妙的一面，经历了挫折，走了弯路，干了蠢事，我所指的是30年来“左”倾思想对历史研究的干扰。我并不是说林彪、“四人帮”的极左思潮，并不是说“文化大革命”中影射史学和批儒评法的那一套。对于那一套的错误，大家现在都已认识到了。我是指包括“文化大革命”以前的17年在内，存在着“左”倾思想对历史学的干扰，对于这一点，我们思想上可能不是那样清楚。“文化大革命”以前的17 年，在历史学阵地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占主导地位，因此，我们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不时刮起一阵阵“左”倾的风，吹得我们晕头转向，立脚不稳，受到很大干扰，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十年浩劫，对不了解其原因的人来说是突然发生的，是偶然的灾难，真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但如果研究一下新中国成立以后17年的政治状况、思想状况，那么就会明白“文化大革命”的产生并不是突然的、无缘无故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早已存在的“左”倾思想的恶性发展。

历史学不是在真空里生长的，必然受到影响。甚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范围内“左”的思想尚不严重的时候，历史学领域就刮进了一点“左”的风。当时，对电影《清宫秘史》展开了批判，这是一个冤案、错案，现已平反。这可以说是“左”倾思想的较早表现，直接影响义和团运动的研究。给《清宫秘史》定的一大罪状就是诬蔑了义和团运动，当然电影有缺点，对农民的弱点渲染过甚，这是不对的，可以批评、讨论，但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待电影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这是错误的，影响是不好的，至少使人不敢仔细地研究义和团的落后方面。这次讨论会上，大家都承认过去研究中对义和团的局限性研究得不够，轻描淡写。如果这是义和团研究中的缺点的话，那么，我想，这个缺点之所以产生，恐怕与批判电影《清宫秘史》是有关系的。

接着是批判电影《武训传》，再下去是关于《红楼梦》的讨论、反右派斗争、拔白旗、史学革命、反右倾、教学检查、反修正主义，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对历史科学有过多次冲击。许多事情，记忆犹新。如农民战争的讨论，本来可以各抒己见，但是有的同志对农民的落后性多讲了几句，就遭到了打击批判，在座的有的同志身受其害，当时关锋一伙打棍子最起劲。后来，到了批判李秀成、批判《海瑞罢官》，十年浩劫首先在历史学领域打开缺口，拿历史学家开刀祭旗。

回顾和检查过去，应当肯定我们取得的成绩，但也要承认存在的问题。文学中有所谓“伤痕文学”，应该坦率地承认历史学也是有“伤痕”的。当然我们并不是因此而躺倒在地，哭哭啼啼，灰心丧气，不思振作，而是应该治愈“伤痕”，肃清流毒，恢复健康的机体，大踏步前进。我们在17年形成的许多观点、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确有回顾和检查的必要，以发扬成绩、纠正错误。现在，不是要不要回顾和检查过去的30年，而是已经在回顾和检查了。学术界出现了一系列争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深刻和尖锐，我认为这就是回顾和检查的结果。过去30年，有一股“左”倾思潮经常侵袭学术界；今天，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重新估价以往取得的成果、形成的看法，回顾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前进。我把义和团研究中出现的许多尖锐的意见分歧放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认识，不知道是否恰当。

对于会议上出现的意见分歧，我在倾听和琢磨双方的论据，来不及表明我的看法。但是有一点应该说明：回顾和检查过去是通过学术讨论的方式进行的，应当遵循科学发展的规律来分辨是非，而并不是又要搞一场政治运动，来纠正所谓历史学领域中“左”的偏差，如果这样搞，就会重复过去的错误。“左”和“右”是政治概念，学术上的是非曲直不是“左”和“右”所能概括的。我们由于掌握的史料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运用马列主义熟练的程度不同，所以会产生认识上的分歧。这是学术分歧而不是政治分歧，学术分歧并不排斥政治上的一致，我们可以在学术上争论得面红耳赤，但可以是很亲密的同志。

学术界极左思潮的影响必须肃清，可是不能采取简单化的办法，不能随意地给某种学术观点加上“左”或“右”的帽子，这不符合学术发展的规律，不利于讨论，不利于团结。我们要学会倾听和尊重不同意见，要习惯和风细雨地讨论问题，养成一种既严肃认真又谦虚谨慎的好学风。

尽管存在着广泛而尖锐的意见分歧，但我们都承认马列主义的指导，我们的目的都是繁荣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科学，我们一定能够团结起来，共同前进，取得更大的成绩。

注释

[*]原载《义和团研究会刊——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会专辑》，1981年第1期。是作者1980年在济南召开的“义和团运动八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历史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

历史科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把唯物论和辩证法运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从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揭示了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阐明了经济因素和政治、思想、法权、民族、地理、人口等多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发现了客观历史的基本规律，使历史的研究真正成为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是人们借以认识自然和社会历史的强大思想武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历史科学工作者认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历史研究和教学工作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篡改马克思主义，歪曲历史，蛊惑人心，败坏理论的名声。我们要彻底肃清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流毒，就要重视理论的作用，认真学习理论，加强理论研究，发扬理论的威力，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历史研究阵地。过去，千千万万的学问家虽然勤奋研究，孜孜不倦，但是由于找不到正确理论的指导，他们的研究大大地受到限制，只能搜集、排比历史资料，描述历史过程的个别片段，而不能认识历史的规律和本质。有的甚至在错误理论的支配下，误入歧途，得出了谬误的结论。我们提倡科学理论与历史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勇于探索，追求真理，这是提高历史研究水平的最重要的途径。

当然，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是指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指导。因为它的基本原理，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并且是被实践所证实了的。至于革命导师就某个问题或历史问题发表的具体意见，当然也值得我们学习和领会，但是其中一些词句和论断由于种种原因，不一定完全符合实际，我们切不可把它奉为不可改变的教条。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不是把革命导师说的话都当作可以信手滥用的套语和标签，不是任意剪裁历史事实使之适合于某种理论图式，而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尊重历史事实，占有大量史料，进行新的理论探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革命导师的某些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具体论断是可以修改、可以补充的，但唯物论、辩证法的基本原则是常青的，它永远是指导我们进行革命、从事建设、观察问题、研究学问的强大武器。

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历史研究的指导原则，但它不是保证百事亨通的灵符。我们必须发奋努力，收集史料，弄清史实，付出长期的、艰苦的劳动，才能比较正确地说明某些具体的历史问题。在科学的道路上，只有不畏险阻、肯于辛劳攀登的人，才能到达光辉的顶峰。马克思主义为科学研究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但却不能保证研究者可以躺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上舒舒服服地摘取科学的果实。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充分承认历史资料对于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只有在坚实可靠的资料基础上，才能建筑辉煌的科学殿堂。历史学家必须搜集和掌握丰富的资料，进行整理、考订，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清除蒙在史料上的重重迷雾，使史实显露其本来面目。史料的搜集和考订是史学研究中极其重要的部分，我们应该十分尊重许多历史学家在史料工作上付出的劳动。这种工作过去不是做得太多，而是做得太少，今后应该投入更大的力量。但是，无论如何，不能片面地夸大史料的作用，认为历史研究仅仅是对史料的整理、考订，用史料学代替和取消历史科学。收集和排比事实材料，考证某个记载的真伪虚实，是为进一步认识历史做准备，但不能以这一工作取代对历史规律的探索。历史的研究，一旦从收集和考订史料、排比史事进入在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之间确立相互联系，透过纷纭的现象深入本质、揭明规律的时候，研究者的历史观、方法论就将起重大的作用。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观点和深湛的理论素养，研究工作必将举步维艰。

有一些人认为：历史科学只凭史料说话，不需要任何理论。甚至有人认为，理论的指导必然带来主观武断的弊病，反而损害科学性。因此，他们倾向于摒弃任何理论，标榜“无所依傍”和“超然独立”。其实，“只凭史料说话”，仅仅在某些陈述简单事实的很有限的领域内可以做到，例如某事件发生在某年某月。这类陈述不是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如果超过一定的范围，当我们试图对历史过程做某种分析判断时，对一条史料就可能有几种不同的解释。就拿当前的学术争论来说，在有些争论中，大家掌握的史料基本相同，但意见分歧却很大。“只凭史料说话”，也会众说纷纭。可见，对史料的陈述和解释，离不开各种理论观点的影响，这样才会对相同的史料做出不同的解释。完全不受某种理论影响的科学研究是根本不存在的，问题是接受哪一种理论观点的影响，用哪一种方法进行思考。马克思主义是最严谨、最完整的学说，它总结和继承了人类最优秀的思想文化遗产，并以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基础，因此和唯心主义的主观武断水火不容。为了防止主观武断的弊病，保证研究工作的科学性，恰恰应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历史研究如果不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史观作指导，就必然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形形色色唯心史观的支配和影响。在两种思想体系之间，“无所依傍”“超然独立”是不可能的。恩格斯在《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一文中指出了蔑视理论思维的经验主义的自然科学家遭到了怎样的报复。这对于只重视史料的历史学家是很有借鉴意义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在这里，唯一的问题是思维得正确或不正确。如果接受了唯心主义，把错误的思维贯彻下去，那么就连某些最清醒的经验主义者也会陷入最荒唐的迷信中，陷入现代降神术中。

也有人认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会束缚研究工作，妨碍人们的独立思考和自由讨论。这也是严重的误解。马克思主义不但不会窒息独立思考和自由讨论，而且正是马克思主义才使人们的思考富有成果，使讨论更加生动活泼。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革命的和批判的，它要破除一切束缚思想的桎梏，从种种迷信和偏见中解放出来。十年浩劫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摧残科学事业，使学术界万马齐喑，一片萧条。自从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展开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以来，正确的思想路线战胜了错误的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占了主导地位，党的“双百”方针得以贯彻，学术界进行了各种讨论，解放思想，各抒己见，呈现出生机蓬勃、欣欣向荣的气象。这就充分证明：正是马克思主义才使独立思考和自由讨论有了保证。马克思主义不是狭隘的宗派学说，它不但允许科学上各种不同观点的存在，而且认为，只有通过不同观点的自由讨论才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当然，独立思考和自由讨论，目的都是揭示规律、追求真理。马克思主义是揭示规律最有效的武器。我们如果不愿意把思考和讨论变为随心所欲的狂想与无聊的清谈，那么就不会拒绝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

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界在历史研究工作中获得了很大成绩，也走过不少弯路。开始是为了纠正只重史料、不重理论的倾向而提出“以论带史”的口号，以后又为了纠正只发空论、轻视史实史料的倾向而提出“论从史出”的口号。这两个口号针对历史学界的不同情况，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当然，简单的口号只反映事情的某个方面，语义往往含混不清，容易引起误解。

“论从史出”，从认识的根源来说是正确的。历史理论是从哪里来的？它不是在某些理论家的头脑中凭空产生的，而是源于历史实际。只有深入研究历史实际，才能总结出正确的理论。“论从史出”，对于纠正那种不肯在史实史料上下苦功夫，只凭背诵几条语录就自以为是、夸夸其谈、乱放空炮的错误倾向，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这个口号没有表明理论在研究工作中的指导作用，如果拿“论从史出”作为拒绝正确理论指导的借口，那就是对史论关系的错误理解。

“以论带史”，语义更欠明确。我们不能把它理解为理论观点君临于历史实际之上，可以带着历史任意乱转，如果这样理解，那么这一口号就是错误的。但是，如果把“以论带史”理解为不很确切地表明了理论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那么这一口号就正好和“论从史出”相反相成，互为补充。我们坚持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原则，因此提出了“论从史出”；同时，我们又坚持理论的指导作用，因此提出了“以论带史”。理论源于实践，但是对每个人来说，获得理论知识并不是都要亲自从实践中去总结，而通常是继承前人的成果，把前人创立的某一理论作为指导自己进一步研究的原则。承认这种指导和不承认这种指导是有原则区别的，拒绝以前人的正确理论作指导，只能使我们永远陷于蒙昧状态中。

我们主张“史论结合”，即科学理论和历史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工作。遵循这条路线，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科学就一定能够迅速发展，繁荣昌盛。

注释

[*]原载《人民日报》，1981年4月2日。

论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

君主专制主义，是封建主义的政治核心。在中国历史上，封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曾经支配了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的政治生活。在这种制度最终为民主革命烈火烧毁之后的很长时间内，专制主义不可避免地还会在人们的意识里和生活中留下鲜明而深刻的印迹。早在1928年，毛泽东就曾谈及这一点，指出：“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2]后来的实践表明，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流毒，不仅要经过持久的、顽强的斗争，有时还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掉以轻心是不行的，一蹴而就是做不到的。

对历史科学来说，任务并不只是在于指明封建君主专制主义怎样已经完全不适合我们目前的时代，也不只是在于对这种古老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发泄革命的义愤，它还要求我们探究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历史形态，说明其在历史上怎样和为什么存在，曾经起过什么样的历史作用。

一

作为封建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君主专制主义，其产生差不多是同封建制度的确立同时的。早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封建国君就极力扩大王权，初步形成了还是地方性的和不甚完备的君主专制制度。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封建王朝，使得君主专制制度有了一个新的发展。以后，随着封建社会的日益成熟和繁盛，这种君主专制制度就更加严密。一直到封建社会末期，由于社会矛盾的更加尖锐和复杂，反动的地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腐朽统治，把君主专制制度进一步强化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最后，在20世纪初，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兴起了，君主专制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才被1911年的辛亥革命最终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绵延了如此之久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一般地说，具有哪些基本特征呢？

第一，君主拥有独揽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不论是政治的、经济的或是军事的最后决定权，都集中于君主一人，“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史记·秦始皇本纪》）。君主对于任何人的生命财产，都可以随意生杀予夺，甚至曾经对专制主义做过一定程度的批判的进步思想家王夫之也承认，君主对于人臣，“可贵、可贱、可生、可杀”，因为“刑赏者，天之所以命人主也，贵贱生死，君即逆而吾固顺乎天”（《读通鉴论》卷二）。君主的话就是法律。当封建的成文法与君主的诏令发生矛盾时，法律只能卑贱地服从诏令。“君心之好恶”成为判断是与非、罪与非罪的最高准则。正像孟德斯鸠所说的：“在专制国家里，法律仅仅是君主的意志而已。”（《论法的精神》）总之，“朕即国家，朕即法律”，一切都可以凭着君主个人的专制权威独断专行。

权力的高度集中于一极，是以另一极的绝对无权为前提的。既然君主的权力不受限制，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人民群众被剥夺了所有的民主和自由。人民不但根本不能参加国家的机构和管理国家，甚至没有资格对政治做任何的评议。马克思说过，“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3]。人民的天职被看成只是服从、奉行君主的意旨，忍受一切凌辱和压迫。人民和君主的关系是十分明确的，按照韩愈的毫无掩饰的说法，那就是：“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原道》）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统治下，人民是奴隶，或者连奴隶还不如。鲁迅说：“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灯下漫笔》）正因为如此，鲁迅把历史上的一乱一治，看作不过是两种时代的依次交替：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只要有一位强有力的君主，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并且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那就算是“天下太平”了。

第二，有无数大大小小的官僚，作为君权的代表，对人民实行专制统治。马克思在分析西欧的封建政治时，把“大批的文职、军职和神职官僚”称作“君主专制”的“组成部分”[4]。列宁在谈到俄国的专制统治时曾说：“沙皇专制就是官吏专制。”[5]中国的情况完全一样。皇帝虽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并不是也不可能由他一个人管理国家。他选拔和任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僚，这些官僚，对皇帝来说，不过是他的一批可以随意使唤的奴才；但对人民群众来说，则都是王权的代表，是一个个可以擅作威福的小暴君。“骑在没有发言权的人民头上的官吏黑压压地好象一片森林；普通的做工的人永远穿不过这片森林，永远得不到公道。对于官吏的贪污、掠夺和残暴行为的任何控诉，都是石沉大海，官场舞弊使得一切状子都毫无下文。……不由人民选举因而不必对人民负责的大群官吏，结成了一张紧密的蜘蛛网，人们就像苍蝇那样在这张蜘蛛网上挣扎。”[6]列宁的这一段话，生动地描绘了君主专制制度下官僚政治的黑暗状况。

第三，君主专制制度是与封建的宗法制、家长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封建帝王从来都把天下国家视作一家一姓的私产，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把这种对于整个国家的占有权万世一系地传给自己的子孙。最早确定皇帝称号的嬴政曾说：“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资治通鉴》卷七）虽然秦王朝的统治极有讽刺意味地到二世就垮台了，但秦始皇的这段话却代表了后来一切帝王的共同心理。只要他们的统治不被农民起义所推翻，不在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中被篡夺，也不为国内其他民族的统治者所征服，那么，掌握着最高政治权力的皇帝就总是按照“嫡长制”的原则把帝位一代一代地传下去，通过世袭制以达到“家天下”的目的。作为这种统治的基层细胞的，恰恰就是一个一个封建的家族单位。几千年来小生产的家长制，正是君主专制制度赖以存在的广阔的社会基础。在这种情况下，独裁统治的皇帝被说成扩大了的大家长，一切军民等无不是“朝廷赤子”、君主的“子民”，而皇帝则“上为皇天子，下为黎庶父母”（《汉书·鲍宣传》）。就是小小的地方长吏，如州牧、县令之类，也习惯地被称作老百姓的“父母官”。统治与被统治的阶级关系，被罩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宗族关系的面纱。封建的政权和族权、夫权互相纠结。封建政治原则中，总是把“君为臣纲”同“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并提，强调“家齐而后国治”，这正是君主专制制度与宗法家长制结合的理论反映。

第四，形成了一整套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封建意识形态。早在封建社会初期，先秦的法家思想家就竭力强调君主的独尊地位，并从政治上论证了君主拥有超越和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无限权力的必要性。西汉以后，经过改造的儒家思想宣扬“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皇帝被认为是天即上帝的儿子，所谓“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班固：《白虎通义》）。君主至高无上和无所不包的权力被说成“天意之所予”（董仲舒：《春秋繁露》）。这样，服从皇帝就是顺应天意，而对皇帝的任何冒犯都是对天与神的亵渎。这就在理论上给君主专制制度涂上了一层神秘主义的色彩，使得君权变得更加神圣不可侵犯。于是，忠君就成了封建政治行为的最高准则，也成了封建道德规范的首要标准。一本托名东汉马融而作的题为《臣轨》的书中写道：“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人之所履，莫大乎忠。”“善莫大于作忠，恶莫大于不忠。忠则福禄至焉，不忠则刑罚加焉。”这里，不仅把忠君看作天地之间至大至要的事，而且告诉人们，忠君的政治原则如果得不到遵守，那就不但要受到封建道德之类精神力量的约束，而且要受到封建法律这类物质力量的惩罚。事实上，封建法律一直把触犯皇帝权威的“大逆”罪和冒犯皇帝尊严的“大不敬”罪列为“十恶”之首，处以最严厉的刑罚。有些封建王朝的律法甚至规定对皇帝“腹诽”也要获罪处刑。

第五，封建地主经济支配下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形态，是君主专制制度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封建的土地占有关系，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都要求有一种与之相适应并能保护这种经济关系的政权形式，君主专制制度正是封建经济关系的政治表现。在地主经济的支配下，农民作为小生产者，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他们被束缚在一小块土地上，从事着繁重的劳动。每家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农民虽然过着同样的牛马不如的生活，但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使得农民习惯于服从他人的主宰，听命于高高在上的权威，容忍那种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正是以这种经济条件作为自己长期生存的肥沃土壤的。

君主专制制度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独有的现象。但是，应该指出，我国的君主专制统治，较之其他各国，要彻底得多、严厉得多。被恩格斯称为“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的法国，在法王腓力四世时就召开了有教会贵族、世俗贵族和市民三个等级代表参加的第一次三级会议；英国在1265年就召开了不仅有大贵族而且有地方骑士和市民代表参加的第一次国会，到14世纪，国会分成了上、下两院。以后一直延续下来的“三级会议”和“国会”，在封建时代虽然在本质上仍然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但毕竟提供了某些民主（哪怕是如此有限的地主阶级民主）的形式。即使在被马克思和列宁常常称为具有“最野蛮、最横暴”的专制制度的沙皇俄国，也还有过“贵族委员会”“贵族代表会议”之类的代议机关。但中国的封建社会政治史上却从未有过这些东西。

二

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曾经起过积极作用。当封建制度还是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代替腐朽的奴隶制度的时候，集中而强有力的王权，在与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政治斗争中是必不可少的杠杆。当封建主义处于生机勃勃的上升阶段时，君主专制制度也为维护新的生产方式尽过自己的历史责任。特别是在从封建割据的状况联合为统一集中的国家的过程中，君主专制制度发挥过重大的促进作用，而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摆脱封建分散和诸侯混乱的状态，就不可能指望保持自己的独立和真正发展经济与文化。

但是，即使在封建社会的前期，专制制度的历史进步性也是同残暴的镇压与专横的统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封建生产方式内部各种固有矛盾日益深化和激化，专制制度曾经有过的一点积极作用也就逐步消失。历史越往前走，专制制度就越加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

君主专制制度对于社会历史的消极作用，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马克思曾说，企图“在君主政体、专制制度和暴政三者之间找区别”，是徒劳的，因为“这一切都是同一概念的不同说法”[7]。也就是说，君主专制制度就是暴政。当然，这绝不是说，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某些贤明的君主，他们的统治政策曾经对历史发展起过积极的甚至是重大的促进作用。这样的在历史上应该给予肯定评价的封建君主无疑是存在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以及明代的朱元璋、清代的康熙等，就是一些具有雄才大略的著名历史人物。但是，一方面，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并不排除他们的统治是残暴的；另一方面，这样一些有作为的君主是如此之少，简直是凤毛麟角。明末清初的进步思想家唐甄曾说：“帝室富贵，生习骄恣，岂能成贤？是故一代之中，十数世有二三贤君……其余非暴即暗，非暗即辟，非辟即懦。”（《潜书·鲜君》）这个说法是大体符合历史真实的。我们如果翻翻“二十四史”，就不难发现，“君临天下”的封建君主绝大多数不是暴君，就是暗君、辟君、懦君。他们之中，有的“天性好杀，一日无事，辄惨惨不乐”（李延寿：《南史》），“钳凿锥锯，不离左右，为击脑、槌阴、剖心之诛，日有数十。常见卧尸流血，然后为乐”（同上）；有的“沉湎于酒，昏醉如痴，沉酣既久，遂亏本性”（同上）；有的听说百姓无食，竟问“何不食肉糜”；有的在位数十年，从未召见过大臣。当然，绝不是历史故意捉弄人，偏偏把那些昏暴庸愚的人物推上君主的宝座，而是君主专制的一整套制度，决定了登临大位的人往往难以摆脱全部教养、环境、条件所铸成的性格特征。可悲的是，正是这些昏暴庸愚的封建君主，拥有着极大的影响历史进程的政治权力。这种情况，往往成为封建政治腐败黑暗的一个重要因素。

既然君主成为一切权力的象征，那么那些充满贪欲和权力野心的政治集团就不可避免地要加强对皇位的角逐和对君主的控制。在我国历史上，外戚、宦官、权臣、军阀，相互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史不绝书。在皇室内部，父母、子女、兄弟、夫妇之间，彼此阴谋弑杀，也是屡见不鲜。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不断暴发和尖锐化，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这种斗争，在统治阶级内部是你死我活的，既充满着诡谲奸诈又十分残酷狠毒，它往往还会发展为大规模的政治动乱，给社会生活造成极大的破坏。

一方面是臣属对君权的觊觎，一方面必然是君主对臣僚权力的限制、防范。“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在我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发生过皇帝诛逐功臣良将的事情。我们绝不能把这种现象归之于君主性格的普遍多疑，实质上，不过是某些人功高权重，危及了君权的独断地位。杜牧诗云：“由来枉死贤才事，消长相持势自然。”（《樊川诗集·李和鼎》）用这两句诗来解释上述历史现象，是相当贴切中肯的。因此，在君主专制制度之下，封建官僚政治的基本要求正是庸庸碌碌、无所作为。“万岁相公”的历史掌故[8]，“多磕头，少说话”的官场诀窍，并不是封建政治中的偶然现象，倒是深刻地反映了官僚政治的本质。在封建时代，也曾出现过极少数正直、有作为、多少考虑到人民利益的所谓“清官”，但这些人大抵仕途坎坷，只落得一个悲剧的结局。真正能够经得起宦海沉浮、居高位而不衰的，一般是那些尸位素餐、无所事事之徒。朱熹在《政训》中引用一个姓范的小官僚的话说：“今日气象，官无大小，皆难于有为，盖通身是病，无下药处耳。”（《朱文公政训》）他们不了解“通身是病”的病根是什么，其实正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君主专制制度不去，官僚政治的弊病是无药可医的。

政治专制制度必然导致文化专制制度和愚民政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是因为，如我们在前一节所讲过的，在君主专制制度之下，民只是提供“王赋”的工具，只是压迫和役使的对象，绝不容许他们有丝毫干预国家政事的权利。斯大林在谈到俄国的专制制度时说，受这种专制制度压迫摧残的人是举不胜举的，“他们的人数是如此之多，要是他们都懂得这一点并明白谁是他们的共同敌人，那末俄国的暴政是一天也不能存在的”[9]。因此，独裁的君主想尽一切办法“愚弄黔首”，以阻止人们的团结和觉醒。文化专制制度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在封建时代，文化、思想“定于一尊”，任何逾越封建主义界限的异端都遭到严密的防范和残酷的镇压。明清时代的文字狱，不过是君主专制制度禁锢思想的突出表现而已。其结果，必然是阻遏了社会政治思想的活跃和学术文化的繁荣，也堵塞了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道路。当然，我国封建社会并不是没有产生过灿烂的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也不乏民主性的精华，但这些都是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经过曲折的道路和顽强的斗争，艰难地生长起来的。

专制制度对于社会历史的消极作用，更直接地体现在经济领域。为了保护和巩固专制制度的经济基础，封建政权一直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一方面使封建小农经济得到维持和相对稳定，另一方面对商品经济的发展加以限制。为了满足君主和皇室奢侈生活的需要，历代王朝都经营着相当规模的官营手工业，并对一些重要的生产部门实行垄断。宋代人石介说：“国家之禁，疏密不得其中矣。今山泽江海皆有禁，盐铁酒茗皆有禁，布绵丝枲皆有禁，关市河梁皆有禁。”（《石徂徕集》卷下《明禁》）宋代如此，以后各朝大体皆然。这不可避免地会对民间工商业的发展造成阻碍。特别是资本主义萌芽后，封建主义的这一套经济政策更成为遏止新生产关系幼芽进一步成长的巨大障壁。

最后，还必须提到君主专制制度在民族问题上产生的影响。列宁指出：“民族压迫政策是专制制度和君主制度的遗产”[10]。我国很早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是，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之下，不论君主是汉族人还是其他少数民族人，从总体上说，实行的都是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政策。对专制君主来说，民族之间的分裂、隔膜、仇恨，是便于他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因而也是有利于他的独裁统治的。

当然，上面所说的一切，都已经是历史的陈迹。但是，认真估计君主专制制度的历史作用，对于我们了解历史上曾经存在的这种思想和制度，却是完全必要的。

三

在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阶级的许多人物，都曾对封建专制制度做过程度不同的批判。

在封建社会晚期，由于君主专制制度的弊病暴露得越来越充分，甚至地主阶级中的一些进步思想家也开始对这个制度产生怀疑和不满，进而对之进行猛烈的抨击。特别是在明末清初这个大动乱的时代，大胆暴露君主专制制度的有一批人。黄宗羲曾公开宣称，“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因为他们“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明夷待访录·原君》）。唐甄则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自秦以来，屠杀二千余年，不可究止，嗟乎，何帝王盗贼之毒至于如此其极哉！”（《潜书·全学》）王夫之认为，“天下者，非一姓之私也”（《读通鉴论》卷十一）。比他们稍后的龚自珍，也不满于“一人为刚，万夫为柔”的政治状况，并指斥君主“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定盦续集》卷二）。但是，他们的言论无论多么激烈，无论写得如何痛快淋漓，都并没有提出代替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方案。在他们的心目中，君主仍是取消不得的，所谓“人不可一日而无君”（《读通鉴论》卷十九）。他们只是要求君主变得贤良、公正、开明而已。所以，黄宗羲希望君主更多地注意“万民之忧乐”（《明夷待访录·原臣》），而唐甄则要求“富有四海，贵为天子”者，“存心如赤子，处身如农夫，殿陛如田舍，衣食如贫士，海内如室家”（《潜书·尚治》）。我们在钦佩这些思想家勇敢的批判精神的同时，还得承认，他们的这种政治理想虽然颇为美丽的，但只是地地道道的空中楼阁，没有一点现实基础。拥有无限独裁权的封建君主，是永远不会按照他们描绘的形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

处于封建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农民群众，受君主专制制度的蹂躏最直接、最深重，因此，这个阶级中的一些人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比地主阶级进步思想家要早得多。中国的封建社会，爆发过无数次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每当这个时候，革命农民不但用暴力对封建专制政权进行武器的批判，同时也往往举起批判的武器，指斥专制政治的残暴和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从陈胜吴广起义“伐无道，诛暴秦”开始，到李自成起义公开发布“明朝昏主不仁，宠宦官，重科第，贪税敛，重刑罚，不能救民水火，日罄师旅，掳掠民财，奸人妻女，吸髓剥肤”（《剿兵安民疏》）的讨伐檄文止，一次又一次的斗争，都包含了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容。但是，农民不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者，他们仇恨封建专制制度，却又跳不出君权主义的圈子，仍然幻想着有个“好皇帝”高高地君临于他们头上，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甚至作为旧式农民战争最高峰的太平天国运动，其领袖洪秀全登上了天王的宝座之后，也宣扬起“只有臣错无君错”的观念来，从造君主专制制度的反开始，最后依然回到了君主专制制度的轨道上。

历史进入了近代，一个新的阶级——资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资产阶级的第一个政治派别——戊戌时代的维新派，曾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维新派中的激进分子谭嗣同，把自秦以来的历代帝王统统骂作“独夫民贼”，指出他们把天下作为自己“囊中之私产”，实际上是戕害人民的“大盗”。他从根本上否定“忠君”的观念，指出：“君为独夫民贼，而犹以忠事之，是辅桀也，是助纣也。”进而，他又对君主专制制度的理论核心“三纲五常”展开了进攻，他说：“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提出了“冲决君主之网罗”的口号，主张“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谭嗣同全集》）。可以看出，维新派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要比他们的前人深刻得多、有力得多。这种批判，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极大地启迪了人们民主思想的觉醒。但是，维新派的批判仍然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大多数维新人士在政治观点上并没有达到谭嗣同所达到的水平。从根本上说，维新派同样并不否定君主的存在，他们的政治理想，只是改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实行“开明专制”。达到这种政治理想的主要途径，又恰恰是依靠他们心目中的圣君贤主光绪皇帝。这种不触动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很快就被反动的封建势力扼杀了。

接踵而来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兴起。这个政治派别是以推翻和根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作为自己运动的首要目标的，所以，在革命斗争中，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人士对君主专制制度展开了全面的、比较系统的批判。他们揭露了君主专制制度的反动本质，控诉了独裁统治造成的“恶劣政治”给予人民的痛苦，指出专制君主是反对一切改革和进步、造成国家贫弱的总根源，热切地呼吁人民改变自己任人宰割的奴隶地位。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批判君主专制制度的同时，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纲领，并且响亮地提出：“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同盟会宣言》）人民群众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下，发动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辛亥革命运动，摧毁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国，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伟大历史功绩。

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虽然被推翻，但它的流毒和影响是不可能被很快肃清的。一方面，这是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具有软弱性，他们在批判君主专制制度的时候，仍然不免有某种保留，如孙中山就曾说：“中国所受君权的影响，可以说是利害参半”，甚至认为，同西方相比，中国人民“并没有受过极大专制的痛苦”[11]。另一方面，这是由于意识形态有相对的独立性，当一种旧制度死亡的时候，反映这种旧制度的旧思想并不会跟着被装进棺材、埋入坟墓，它仍然要在人们中间腐烂发臭，毒化周围的空气。

回顾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出，继续清算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思想影响，彻底消除它的有害遗毒，这个战斗任务历史地要求无产阶级来完成。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又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并没有很好地完成。在我们今天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一些不合理、不完善的制度和不健康、不正确的思想作风，如官僚主义、特权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和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中在身份上的不平等现象，等等，无不带有封建主义色彩，无不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对于这些东西，如果不在思想上对它们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同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那就必然要成为实现“四化”这个宏伟目标的巨大障碍和阻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分析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与李文海、罗明合撰。

[2]《毛泽东选集》，1版，第1卷，71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1卷，4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版，第1卷，1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6]《列宁选集》，1版，第1卷，3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1卷，411页。

[8]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载：“（明宪宗）一日召阁臣万眉州、刘博野、刘寿光等人，话及时政，俱不能置对，即叩头呼万岁，当时有‘万岁相公’之谑。”

[9]《斯大林全集》，1版，第1卷，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10]《列宁全集》，1版，第24卷，2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1]《孙中山选集》，下卷，6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爱国主义和历史科学[*]

爱国主义是对自己祖国和人民的最深厚的感情，它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久远的历史和文明之中，世世代代哺育着中华儿女，鼓舞和激励他们去劳动、去战斗、去开创祖国的锦绣前程。爱国主义，过去是中华民族生存、团聚、延续、立国的思想支柱，今后仍然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事业的精神源泉。历史科学是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强大武器。在我国历史上，有足以令我们自豪的、光辉灿烂的文明遗产，有许多伟大的、堪称表率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有反对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的光荣革命传统，有众多坚忍不拔、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事迹。特别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开展了反帝反封建的激烈斗争，爱国主义精神得到高度发扬。人民群众为了争取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和强大的敌人进行拼搏，经过崎岖曲折的路程，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压在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一部中国史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最丰富、最生动的教材，人们将能从中认识我们民族伟大的过去和光明的未来，将能激发对祖国的忠诚、热爱和高度的自豪感、责任心。

为了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局面，我国各条战线需要培养千千万万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需要有超过祖辈、父辈的青年一代。为此，就必须加强祖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的教育。历史的教育，既要陈述事实，总结经验，揭示规律，给人以知识、智慧和才能，又要陶冶品德，培养情操，鼓舞信心，使人们的内心世界迸射出爱国主义的光芒。

人的思想发展和世界观的树立，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也有共同普遍的规律。从爱国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这是许多前辈革命家经历的共同道路。中国的老一辈共产主义战士，很多人不是一开始就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而是目睹国家的贫弱、民族的苦难，救国救民之心油然而生，奋不顾身地投入革命运动，经历了多次的失败和挫折，在实践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到社会主义是拯救中国的唯一可行的方案。这样，他们才逐步成长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在今天，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更是相通的。一个共产主义者必须是最坚定的爱国者，为国家、民族的复兴而全力奋斗，贡献一切，并把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紧密地结合起来。而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即使还没有建立起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也会在大量生动、具体的事实面前，认识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赞成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在青年和人民群众中大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将会促进共产主义新一代的成长。我国史学界过去在普及历史知识、宣传爱国主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今后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一项长远的战略任务，应该投入更多的力量，更有计划性，做得更加扎实、更有成效。在内容、体裁、方法、选题、文字等方面都有探讨和改进的余地。时代给历史科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一切史学工作者、史学研究和教学单位、史学刊物都应该关心这项任务，义不容辞地承担更多的责任，利用各种方法，通过不同途径，广泛传播科学的历史知识，使爱国主义精神更加发扬光大，在群众中生根、开花、结果。

注释

[*]原载《光明日报》，1983年6月22日。

巨大的支持 英明的预见[*]——重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革命的教导

今年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他和恩格斯一起创立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以及革命的纲领、策略，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解放斗争的指南针。经历了100多年历史实践的验证，马克思主义历久而常新，并不断地丰富、发展，越来越显示出指导革命、改造社会的巨大威力。

马克思一生从事巨大的理论活动和革命实践活动，他和恩格斯撰著了卷帙浩繁、包罗宏富、光辉灿烂的革命文献，给全人类留下了最锐利的思想武器和最珍贵的精神财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积极参与并研究、指导当时世界上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同时，还关心与注意殖民地、落后国家的社会状况和解放斗争。他们从全世界相互联系和无产阶级革命总的发展来考察各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写了一系列有关印度、波斯、中国等东方国家的光辉论文，强烈谴责资本主义列强对这些地区的野蛮侵略，歌颂人民的反抗斗争，这些论文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解放运动一直具有重大的鼓舞和指导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专门论述中国问题的论文共有20多篇，都写于19世纪50年代，即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大多数文章登载于《纽约每日论坛报》，作为该报的社论发表。马克思和恩格斯远离中国，要获得关于中国的消息是很困难的，不得不利用欧洲国家派往中国的外交官和传教士送回去的报告，这些报告有不少出自传闻或经过掺假、歪曲。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中国发生的事件极其关切，对一切细节十分注意并仔细分析，能够透过不很确切的报道，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中观察到事件的本质。他们在文章中愤怒地揭露了英、法、俄等国对中国的侵略，对受欺凌的中国人民满怀同情，热烈地支持和歌颂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他们以深邃的智慧洞察究竟，预见到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在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路程之后，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些论著写于120多年前，今天重新温习，仍感觉到强烈的现实感、新鲜感。它是我们研究中国近百年革命斗争、理解中国国情的理论根据，也是鼓舞我们继承先驱者遗业、奋勇前进、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巨大力量。

一

两次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资本主义列强武装入侵中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文明古老、历史悠久的封建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的痛苦深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两次鸦片战争的性质、起因、过程、影响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做出了精辟的分析。当时，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推脱罪责，胡说鸦片战争发生的原因是中国政府对英国不友好，歧视、迫害了外国商人，把战争的责任推到中国身上。马克思严正地驳斥了这种谰言，他说：“英国政府报纸和一部分美国报刊就不断地诬蔑中国人……它们举不出一件确凿的罪名，举不出一件事实来证实这一切诬蔑”，“中国人针对着英国人提出的每一件控诉，至少可以提出九十九件控诉”[2]。马克思怀着强烈的无产阶级义愤，指出这场战争是由于英国资产阶级坚持进行肮脏的鸦片贸易而引起的“极端不义的战争”[3]。

为了揭露英国的侵略罪行，马克思对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英关系和鸦片贸易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写了题为《鸦片贸易史》的两篇文章，列举19世纪上半叶中英贸易的状况和鸦片贸易的急剧增长，谴责这种贸易不道德的、非人道的性质。马克思转引了一位英国人的话：“同鸦片贸易比较起来，奴隶贸易是仁慈的”[4]，因为奴隶贩卖者的直接利益要求维持奴隶的生命和思想，“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世界以后，还折磨他们的肉体”[5]。主持这项贸易的不是别人，正是英国政府，它从这桩肮脏的贸易中一年即可获得2 500万美元的收入，即等于它总收入的1/6。中国政府三令五申，禁止鸦片输入，但英国资产阶级则千方百计，破坏禁烟命令，借助走私和贿赂等卑鄙手段，使鸦片在中国日益泛滥。“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6]，“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权力”[7]。正是英国进行的鸦片贸易，使中英两国的矛盾激化，马克思指出发生这场战争的真正根源是“中国当局不愿意让他们的人民为了东印度公司和英、法、美各国少数不法商人的金钱利益而被鸦片所毒害”[8]。英国自诩为文明国家，把中国看作半野蛮的未开化者，可是，“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9]。在这里，资产阶级的贪婪本性和寡廉鲜耻表现得最清楚不过了。

英国侵略军在这场非正义战争中使用了惨无人道的暴虐手段，在中国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恩格斯对此揭露说：“英军作战时自始至终采取了极端残酷的手段，这种手段是和引起这次战争的走私贪欲完全相符的。”[10]“英国人轻而易举地从中国人那里抢走了大宗银两……他们自己却保留了大量的为我们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共同祖先所特有的古老的海盗式掠夺精神”[11]。

一百几十年前，当落后贫弱的封建中国遭到强大的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蹂躏，中国人民处在最困难的时期，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以笔墨为刀枪，讨伐侵略者，声援中国人民，其意义是很重大的。某些帝国主义的辩护士一直在歪曲鸦片战争的原因和性质，企图掩盖侵略罪责，说什么战争是由中国人民野蛮不友好的行动引起的，或者说这类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文明，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的论断是对这种谰言最有力的驳斥。

二

继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1856年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同第一次鸦片战争一样，第二次鸦片战争是英国伙同法国挑起的侵略战争。战争的导火线是“亚罗号”事件，这是中国人的划艇，为了走私的方便，曾买了一份船籍登记证。1856年10月，广州水师在“亚罗号”划艇上缉私捕盗，英国政府为了发动侵略战争，竟以此为借口，硬说“亚罗号”是英国船，指责清政府侵犯了英国船艇，扯下了船上悬挂的英国国旗，侮辱了英国的尊严。英国军舰竟驶入珠江，炮轰广州。英国的帕麦斯顿内阁派遣远征军到中国，一件小纠纷扩大蔓烧起一场大规模的侵略战火。

帕麦斯顿内阁借“亚罗号”事件，对中国大兴问罪之师，手段实在太卑鄙了，引起舆论的不满和反对党（托利党）的质问。1857 年2—3月，英国议会就此问题辩论4天之久，并进行了信任投票。结果，以263票对247票通过对内阁的不信任案，而帕麦斯顿却以解散议会、重新选举议员作为报复。大选的结果，帕麦斯顿获得胜利，这样才能够控制议会，强行通过侵华战争的军事拨款，派出远征军。这是当时英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场轩然大波。

马克思密切地注视着英军在广州的挑衅活动和伦敦议会中的激烈辩论，他利用议会辩论中揭露的材料，对帕麦斯顿内阁的好战行径进行严厉的批判，给中国以巨大的同情和支持。马克思断言：“我们认为，每一个公正无私的人在仔细地研究了香港英国当局同广州中国当局之间往来的公函以后，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全部事件过程中，错误是在英国人方面。”[12]英国政府称“亚罗号”划艇是英国划艇，以划艇遭到侵犯、英国国旗被扯落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马克思引用了反对党领袖、曾3次出任英国首相的得比伯爵的演说词进行驳斥。得比伯爵承认：“该船是由中国人建造、中国人俘获、中国人出售、中国人购买的，船员是中国人，船归中国人所有。”[13]因此“亚罗号”划艇是中国船，根本谈不上对英国的侵犯和侮辱，“这只划艇，从任何正确意义上来看，都不是英国的”[14]。

“亚罗号”为了进行走私，在香港购买了船籍登记证。但是登记证并无法律根据，因为登记证是根据香港地方立法机关的命令颁发的，可是这个命令不仅违背了中英之间的条约，而且与英国的现行法律相抵触，“因此，划艇‘亚罗号’所借以取得船籍登记证的那个命令，不过是一张废纸”[15]。

即使抛开法律根据不谈，该船的执照已经满期，船籍登记证已属无效。这一点，连策划“亚罗号”事件的香港总督包令也是承认的。至于英国国旗被扯落云云更是无中生有，马克思引用了当时在香港出版的英国官方报纸《中华之友》上刊载的证词说：“现在广州尽人皆知，该艇被捕获前，已有六天没有挂英国国旗。”[16]可见，所谓扯下英国国旗完全是为了发动战争而捏造的借口，香港总督包令供认：“船籍登记证是无效的，那只划艇没有权利挂英国国旗。”“船不在我们的保护之下，不过中国人并不知道这一点。看在上帝的面上，千万不要把这一点透露给他们。”[17]

马克思对英国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往来文书、报刊文章以及英国议会中的辩论情况了解得十分清楚，所以能够得心应手地摘引英国政府高级官员自己的话来驳斥他们的谎言，揭露他们的罪行。他的揭露和批判不仅尖锐严峻，而且有理有据，具有极大的说服力。当时，英国资产阶级大肆叫嚷，诬蔑中国违反条约、侮辱英国国旗、侵犯了英国人生命财产的安全。马克思说：“这些非难是多么虚伪和空洞”，而英军却以这种捏造的口实，开炮轰击广州，“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18]，到底是谁侵犯了谁的生命财产的安全？这难道不是一清二楚的吗！马克思义愤填膺地揭露英国政府和报刊掩盖事实真相、挑起战争的可耻行径，他写道：

英国报纸对于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在英国庇护下每天所干的破坏条约的可恶行为是多么沉默啊！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充实英国国库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外国人经常贿赂下级官吏而使中国政府失去在商品进出口方面的合法收入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对那些被卖到秘鲁沿岸去充当连奴隶都不如的牛马以及在古巴被卖为奴的受骗的契约华工横施暴行“以至杀害”的情形，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外国人常常无耻地欺凌性情柔弱的中国人的情形以及这些外国人在各通商口岸干出的伤风败俗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我们所以听不到有关这一切以及其他许多的事情，首先是因为在中国以外的大多数人很少关心这个国家的社会和道德状况；其次是因为精明和谨慎的原则是不去涉及那些不能带来钱财的问题。[19]

马克思坚决站在被侵略的弱者一边，谴责了策划和发动战争的英国侵略头子。他指出，中国官员在“亚罗号”事件的交涉中，“心平气和、冷静沉着、彬彬有礼”[20]，而英国官吏却粗暴凶狠，蛮不讲理，广州的英国领事巴夏礼首先挑起事端，他“是一个性情暴躁的人”，竟“用命令式的口吻向两广总督提出书面要求”[21]，而指挥军舰，炮轰广州，制造惨案的海军上将西马糜各厘“态度专横，大肆恫吓”[22]，还有自称人道主义者的香港总督包令夸夸其谈，是个“偏执狂”，“完全自行其是”[23]，至于罪魁祸首则是英国首相帕麦斯顿，他亲自煽动发起侵略战争，其他人都是帕麦斯顿的战争政策的执行者。马克思揭露，早在1849年，当帕麦斯顿还在担任外交大臣的时候，他就给香港官员发出指示说：“只要形势需要，英国的军事力量能够毁灭广州城，叫它片瓦不留，从而使该城居民受到最厉害的惩罚。”[24]英军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炮轰广州，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正是巴夏礼、西马糜各厘、包令等人执行了帕麦斯顿所说的对中国人民的“惩罚”。所以，马克思指出，“屠杀中国人的事情是由帕麦斯顿勋爵亲自策划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25]。他直接称呼帕麦斯顿是“广州大屠杀的英雄”[26]。

三

英法联军借口1856年的“亚罗号”事件占领广州，又北上攻陷天津，于1858年逼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规定赔款、增开通商口岸、修改税则以及外国人享有在中国内地通商、游历和传教的权利等等，这是资本主义列强给中国人民戴上的又一副沉重的枷锁。

1859年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赴北京交换已批准的《天津条约》，这本来是国际间签订条约后的例行手续。但英国政府决心乘机进行武装示威，命令普鲁斯前往北京换约，“必须有一支充足的海军武力伴随着”[27]。随同英法公使北上的有海军上将贺布率领的远征舰队，包括英舰19艘、法舰2艘、士兵2 000人。同行的还有美国公使率领的3艘美舰。

英法公使来到大沽口外，坚持要从白河上溯，前往北京。白河口是清军的设防地，已被障碍物堵塞。清政府敦请三国公使改道，由北塘登陆，赴京换约，并表示负责沿路护送。英法公使蓄意挑衅，拒绝由北塘登陆，竟悍然闯进白河口，斩断铁链棕缆，拉倒铁戗等障碍物，并开炮轰击清军。守卫在祖国大门口的将士们忍无可忍，发炮还击，一场激战延续了一昼夜，“结果进攻者完全失败。远征队只得退却，并且在战斗中损失3艘英国战舰：‘海鹭鸶号’、‘破风号’和‘呼潮鸟号’，英军方面死伤464人，而参加作战的60个法国人当中，则死伤14人。英国军官死5人，伤23人，甚至海军司令贺布也受了伤”[28]。

白河口战斗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资产阶级大肆咆哮，“帕麦斯顿派的报纸就立刻跨上不列颠狮子，一致高声要求实行大规模的报复”[29]。伦敦《每日电讯报》写道：“大不列颠应攻打中国沿海各地，占领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我们应该用九尾鞭抽打每一个敢于侮辱我国民族象征的穿蟒袍的官吏……应该把这些人（中国将军们）个个都当做海盗和凶手，吊在英国军舰的桅杆上……无论如何应该实行恐怖手段……应该教训中国人重视英国人，英国人高出于中国人之上，应成为中国人的主人。”[30]

就在这样一片疯狂的叫嚣声中，马克思挺身而出，坚决支持被侵略的中国人民，对资产阶级进行驳斥。马克思说，对白河口战斗“应负责任的不是北京朝廷，而是他们自己（引者按：指英法公使）”，“中国当局曾经声明愿意护送英法公使进京；而且中国官员们的确在白河的一个河口等候接待他们……既然天津条约中并无条文赋予英国人和法国人以派遣舰队驶入白河的权利，那么非常明显，破坏条约的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人”[31]。

白河口战斗怎么会发生？究竟谁是衅端的制造者？马克思根据英国政府的文件和议会辩论的记录指出：“在中国发生的这场新灾难”“是帕麦斯顿一手制造的”，“该政府的首脑是这次对华战争的罪魁”[32]，英军的挑衅完全是按伦敦发出的训令行事。关于这一点，英军的两党首脑都供认不讳，在议会辩论中，反对党领袖迪斯累里说：“我不能不相信，在中国发生的事件，不是所援引的那种借口的结果，而实际上是很久以前从国内收到的各种训令的结果。”帕麦斯顿回答说：“这位可敬的绅士说，事变进程似乎是英国政府预定的某种制度的结果，事实确是如此。”[33]英国政府借换约的机会，训令侵略军强行闯进白河口，当然要引起中国军队正当的抵抗。马克思说：“天朝居民因为对不久以前炮轰广州的事件记忆犹新，所以不能不认为这支舰队是实行入侵的工具。难道法国公使留驻伦敦的权利就能赋予法国公使以率领法国远征队强行侵入太晤士河的权利吗？”“中国人抵抗英国人的武装远征队，毫无疑义地也是有理的。中国人这种行动，并没有破坏条约，而只是挫败了英国人的入侵。”[34]

白河口战斗发生之后，帕麦斯顿鉴于两年前议会曾否定对华发动战争，因此干脆抛开议会，直接写信给法国的路易·波拿巴，“同这个独裁者商谈派一支新的英法远征军打中国”[35]。马克思指出，按照英国的宪法，只有国王拥有宣战、媾和的权力，只有议会才能批准军事拨款，而帕麦斯顿独断专行、僭越，窃夺了宣战、媾和、拨款、征税的权力，这是违宪行为。英国以“法治”“民主”相标榜，可是，“在对中国的关系上，帕麦斯顿违背了有关交战的所有国际法准则”，“帕麦斯顿内阁不经议会批准而发动了新的战争”[36]。议会在帕麦斯顿的控制下，对之俯首听命，这就暴露了资产阶级国家“法治”和“民主”的虚假本质。

四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从海上进攻中国，沙皇俄国假惺惺地同情中国，冒充调停者，实际上却趁火打劫，窃夺中国的领土，它得到的利益最多、最大。马克思早就指出：“的确，非常可能，从目前同中国人发生的冲突中，俄国不要花费一文钱、出动一兵一卒，而能比任何一个参战国得到更多的好处。”[37]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马克思的这一预见。

从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中俄订立《尼布楚条约》以来，两国的东段边界已明确划定。外兴安岭以南及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以东，包括整个黑龙江流域都是中国的领土。历代沙皇野心勃勃，企图“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俄国过去是极想把这个地域弄到手的，从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到尼古拉，一直都企图占有这个地域”[38]。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俄国侵华的贪欲更加迫切，1847年任命穆拉维约夫为东西伯利亚总督。这个狂热的扩张主义者以侵占中国的黑龙江地区为自己的最高任务，一面加紧训练外贝加尔哥萨克军，一面派遣所谓探险队、考察队潜入我国境内，直至黑龙江江口。从1854年起，穆拉维约夫派出大批军队，乘船闯到黑龙江上，非法建立哨所村屯。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给沙俄造成了割占我国大片领土的时机。“正当英法两国的海陆军向香港调集的时候，西伯利亚边防的哥萨克部队却缓慢地、然而继续不断地把自己的驻屯地由达乌尔山移向黑龙江岸，而俄国海军陆战队则在满洲的良好的港湾周围设立堡垒”[39]。就在“亚罗号”事件发生后两个月，俄国悍然宣布在我国黑龙江下游设立滨海省，穆拉维约夫叫嚷：“如果中国不同意我国的分界线，依然坚持阿穆尔（引者按：即黑龙江）是中国的，我们必须以武力强迫他们承认我国的权利。”[40]

1858年5月，正当英法联军进攻大沽口的时候，穆拉维约夫亲率军舰，入侵瑷珲，在黑龙江上鸣枪放炮，逼迫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瑷珲条约》。1858年和1860年，又趁英法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时机，以调停者自居，要求得到报酬，强迫清政府接受《中俄天津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通过这些条约，俄国侵占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10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俄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41]。马克思和恩格斯再三指明俄国在这次战争中获利最多，显露出沙皇的狡诈手段和贪婪本性。马克思说：“实际上从这次海盗式的英中战争中取得实利的唯一强国是俄国”[42]。恩格斯说：“英国和法国对中国进行战争，只是为了让俄国得到好处”[43]。

沙皇俄国的野心很大，扩张主义的贪欲永无止境。“一次征服必然继之以又一次征服，一次吞并必然继之以又一次吞并。”[44]在1858年俄国诱迫清政府成立一个俄中委员会来勘分两国的边界时，恩格斯就敏锐地指出：“我们知道，这种委员会在俄国手中是什么东西。我们曾看到这种委员会在土耳其的亚洲边界上的活动情况，二十多年来它们在那里把这个国家的领土一块一块地割去”[45]。果然，不出恩格斯所料，以后根据《中俄北京条约》，两国勘分西段边界，俄国用种种手段进行鲸吞和蚕食，将中国西北的领土“一块一块地割去”。沙俄通过对中亚细亚和中国的掠夺，“使自己的统治权扩大到一块与整个欧洲面积相等的领土上（俄罗斯帝国不包括在内），并从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进入了温带”[46]。

五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强烈谴责英、法、俄对中国的侵略，另一方面歌颂、支持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在镇江碰到驻防旗兵的殊死抵抗，损失很大。恩格斯高度赞扬镇江军民的英勇精神，他说：“驻防旗兵虽然不通兵法，可是决不缺乏勇敢和锐气。这些驻防旗兵总共只有1 500人，但却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人。……在这次战斗中，英军损失了185人……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47]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占领了广州，广东人民奋起抗击占领军，他们采用各种斗争方式，或组织团练，规划收复广州，或诱敌出动，进行埋伏狙击，或经济封锁，断绝粮水供应。许多被诱拐贩卖出洋的中国劳工也在途中暴动，夺取轮船，宁肯放火烧船，与侵略者同归于尽，也不肯投降。恩格斯说：“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已引起了一切中国人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普遍起义，并使这一起义带有绝灭战的性质”[48]，“现在至少在南方各省（……），民众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49]。

外国资产阶级辱骂和诋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指责中国人采取非正规的作战手段，野蛮落后，行为残暴。恩格斯满腔热情地为中国人民辩护，他说：“我们不要像骑士般的英国报纸那样去斥责中国人可怕的残暴行为，最好承认这是为了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为了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而对于起义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方法或者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50]。恩格斯充分肯定各自为战、分散伏击的人民战争是对付强大侵略者唯一有效的战争形式。他为中国的人民战争而欢呼，指出中国人“找到了一种抵抗办法，这种办法如果能彻底实行，就能使第一次英中战争时英军节节胜利的情形不再发生”[51]。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胸怀全局，高瞻远瞩，他们从世界范围内的相互联系来考察中国的革命。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缓慢，与世隔绝，是什么力量打破了中国人孤立而平静的生活，把他们投进了斗争的激流？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52]《资本论》中也写道：“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继续进行下去”[53]。西方资产阶级越是对殖民地、落后国家采取高压手段和战争政策，便越是激起当地人民的激烈反抗，“在鸦片战争时期燃起的仇英火焰，在中国爆发成了愤怒的烈火”[54]。

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不仅激起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而且促使中国人民进一步觉醒，起来反对本国的反动统治。1851年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爆发了，马克思对之十分注意、关心。长期陷于停滞状态的东方的封建大国现在沸腾起来了。“在桌子开始跳舞以前不久，在中国，在这块活的化石上，就开始闹革命了。”[55]马克思指出，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除了封建社会的内部矛盾以外，外国的侵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推动了这次大爆炸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56]，“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显然是：欧洲人的干涉，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所引起的现存政权的震动，白银的外流，外货输入所引起的经济平衡的破坏，等等。看起来很奇怪的是，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57]。

在当时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很难得到有关太平天国的准确报道，但他们十分关心这场农民革命的发展，仔细地研究传教士、外交官发回去的消息。马克思的论文中谈到了太平天国废除私有制，重新分配财产的要求；谈到了太平军北伐对北京造成的震动，咸丰皇帝准备逃往热河；谈到了宁波太平军的活动；谈到了太平军的品德、作风，“做事比较直爽，态度坚决认真”[58]。并且，早在1853年马克思就预见到列强必定会干涉中国革命，他说：“企图扶持摇摇欲坠的满清王朝的列强”，将会“借助于英法美等国的军舰在上海、南京和运河口建立‘秩序’”[59]。不久以后，外国资本主义果然向太平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帮助清政府重建反动秩序，把太平天国革命推入血泊中。

那时候，中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刚刚开始，力量很弱小，思想很幼稚，组织很涣散，在强大的资本主义侵略者面前尚无取胜的可能。但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对这种斗争十分同情，全力支持。在他们看来，这场正义的、革命的事业必然会壮大，必然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在火热的斗争中，旧的中国将会死去，新的中国将会诞生。他们满腔热情地写道：“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60]。“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61]

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估价中国革命将对世界历史进程发生重大的影响。西方资产阶级为了取得利润，巩固其统治，穷凶极恶地侵略中国及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但是事情将会走向反面，殖民地人民日益猛烈的反抗必将削弱和动摇资本主义统治的基础，这正如恩格斯所说：“资本主义的征服中国同时也就会对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起推动作用”[62]。伟大的革命导师对中国革命热烈歌颂，充满信心，寄予很大希望。他们认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将成为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巨大助力。马克思说：“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63]。

马克思和恩格斯留下了人类史上无与伦比的、光辉灿烂的思想财富，其中也包括他们对列强侵华的谴责和对中国革命的论述。今天我们重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些方面的论述，仍然感到十分新鲜、亲切而富有教益。

注释

[*]原载《北京史苑》，第1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12卷，177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12卷，584页。

[5]同上书，585页。

[6]同上书，588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9卷，1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8]《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0。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12卷，587页。

[10]同上书，190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12卷，186页。

[12][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12卷，112页。

[13]同上书，149页。

[15]同上书，149页。

[16]同上书，150页。

[17]同上书，151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12卷，177页。

[19]同上书，178页。

[20][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12卷，177页。

[21]同上书，176页。

[23]同上书，153页。

[24]同上书，159页。

[25]同上书，159页。

[26]同上书，163页。

[27]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64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28][29][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13卷，5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13卷，573页。

[32]同上书，571页。

[33]同上书，582页。

[34]同上书，570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15卷，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36]同上书，13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12卷，166页。

[38]同上书，625~626页。

[39]同上书，233~234页。

[40]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1卷，48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12卷，662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13卷，568页。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12卷，662页。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9卷，18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12卷，664页。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12卷，665页。

[47]同上书，189~190页。

[48]同上书，232页。

[49]同上书，231页。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12卷，232页。

[51]同上书，228页。

[5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版，第1卷，255页。

[5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版，第2卷，2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12卷，178页。

[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15卷，545页。

[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9卷，110页。

[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15卷，545页。

[58]同上书，546页。

[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9卷，114页。

[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12卷，234页。

[6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7卷，2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6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版，第4卷，511页。

[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9卷，114页。

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在左宗棠历史评价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左宗棠的评价有过很大变化。他是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也是个复杂的历史人物，有功有过。他的功劳很大，收复新疆，保卫国家的神圣领土，反对外来侵略，对国家和民族有重大贡献。试想：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少了新疆这片广大领域，那还成什么样子？收复新疆的丰功伟绩是不可磨灭的，这一点现在大家都是承认的。当然，左宗棠也做过错事、坏事，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和回民起义，屠杀革命人民。千秋功罪，要加以比较的话，应该是功大于过。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历史学界对左宗棠的评价是完全否定或者基本否定的，只说他是镇压革命的刽子手、卖国的洋务派，对收复新疆一笔带过，评价甚低。现在看来，对左宗棠完全否定或基本否定是不正确的，这个问题大体上已经澄清。现在，对左宗棠肯定的程度可能有分歧，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可能有分歧，但不会有人再对他全盘否定或基本否定了，这是历史研究的进步。

不过，回顾过去对左宗棠的评价，我们可以从中总结教训。奇怪的是收复新疆这样大的功劳，为什么在50年代、60年代不被充分承认，甚至不予承认。所谓“一叶障目”，是什么东西遮挡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视而不见？

我想可能有三个因素。

第一是左宗棠这个人物很复杂，有功有过，功很大，过也不小。今天我们讨论左宗棠的一生，就要全面地、历史地考察，不能只追究他打了太平军，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要实事求是地衡量他的功过，不能强调过错而抹杀功绩。人物的复杂性使我们在评价时容易发生失误，片面强调了这一面而忽略了那一面。不像洪秀全、孙中山那样，他们虽然也有局限性，但作为正面人物的形象很鲜明。左宗棠本人身上体现着正反两方面的性格，进行分析研究时必须非常慎重。

第二是政治气候的影响，左宗棠收复新疆，是反对沙俄和英国的。20世纪50年代，我们跟苏联的关系很好，这一政治因素影响到历史研究，不说和少说沙俄对华的侵略。历史学是讲过去的事，却往往要受当前政治气候的影响，50年代不谈或少谈左宗棠的功绩，与此大概有关。

第三是过去存在“左”的思想，宁“左”勿右，这在历史学领域中也是有的。在评价历史人物方面，特别是对地主阶级中的人物，否定的多，肯定的少。“千古风流人物”，能够肯定的又有几个？昨天，参观某校历史系的文物室，陈列的东西丰富多彩，琳琅满目。墙上挂着19个人的画像，画得神采奕奕，但看了一眼，很纳闷。19个人中有14人是历史上的科学家、技术家，如张衡、祖冲之、僧一行、毕昇、李时珍、徐霞客等，还有5人是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黄巢、方腊、李自成。为什么历史系的陈列室陈列的是大批科技人才加上几个农民领袖？这些人无疑是杰出人物，但显然并不能代表我国历史上各个方面的优秀人物，毛泽东讲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都不见了。后来，我一问，就明白了，原来这是1978年以前历史系的一位学生画的，那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还在思想路线全面拨乱反正之前，那时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优秀人物大多靠边站，不能够出头露面，汉武帝、唐太宗、忽必烈、康熙是地主阶级的总头子，杜甫、李白、苏轼是地主阶级的代表，孔子更是成了最大的反动派、罪大恶极。连农民起义领袖也没有幸免，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提到12位农民起义领袖，几乎打倒了一半，项羽、刘邦是蜕化变质的，李密的罪状最大，是阶级异己分子、阴谋家、野心家、叛徒，王仙芝也是投降了的，宋江被戴了修正主义的帽子，朱元璋也是当了皇帝的。最保险的似乎是科技人物，还可以亮亮相，所以当时的历史博物馆所能陈列的人物大概是大批的科技人物和经过挑选的农民领袖，像左宗棠这样属于帝王将相的人根本没有资格进入博物馆的殿堂。在“左”的思想支配下，许多杰出人物被否定了，这种阶级分析法值得怀疑，恐怕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在一片“左”的气氛中，左宗棠怎能得到公正的评价？

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实事求是。我想第一个教训是历史和历史人物具有复杂性，我们必须进行细致的具体分析。切忌简单化、一刀切：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一个人好了，一切都好，一个人坏了，一切都坏。这种形而上学的方法往往把我们引入歧途。特别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人物很复杂，功与过交织在一起，功大过也大。如康有为、梁启超前期领导变法维新，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后来却成了保皇党，反对辛亥革命。又如杨度，本来是君主立宪派，但又拥护袁世凯称帝，组织筹安会，罪恶很大，可是晚年却脱胎换骨，大彻大悟，走上革命之路，参加共产党，做出很多贡献。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分清他们的功过，不夸大、不缩小、不掩盖。对左宗棠的评价也应如此，左宗棠是地主阶级中的经世派、改革派，一方面他有爱国心、事业心，希望祖国强盛，他有办事的魄力和才干；另一方面，他反对革命，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在我们今天看来，二者似乎是矛盾的、不可协调的，但在左宗棠身上却是可以统一的。因此，他打败了阿古柏，粉碎了俄英攫取新疆的阴谋，为祖国立了功勋，但也屠杀过许多农民起义军。功过并存，但功大于过。

第二个教训是学术和政治是互相联系的，历史和现实也是密切相关的。但是，学术毕竟不同于政治，历史毕竟不同于现实，二者之间不能画等号。科学研究的任务是追求真理，阐明规律。真实性是历史科学的生命线，离开真实性，历史科学就会枯萎死亡，不能为着眼前的需要而牺牲真实性。中国的历史学有一个优秀传统，即“秉笔直书”，要提倡秉笔直书的史德，实事求是地撰写历史、评价历史人物。不能让历史科学屈从于当前的需要，否则不但损害了科学性，而且对当前的政治也不会有好处。这方面最大的教训是“文化大革命”中，儒法斗争、批孔子、批《水浒传》，这哪里是历史研究，明明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是使历史屈从当前的政治需要。历史学家要有清醒的头脑，应当有坚持真理的勇气，应当有无愧于历史学家称号的史德。

第三个教训是历史科学领域中还需要反对“左”的影响，肃清“左”的影响，这是历史科学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所谓“左”，就是主观脱离客观、超越客观，思想上的过激过火，不问历史条件而用过高的标准苛求、指责古人，有时又任意地美化、拔高古人。这种“左”的表现在过去历史学研究中是相当普遍的，我们见得太多了，太熟悉了。现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中要肃清“左”的影响，思想领域中也要肃清“左”的影响，历史学是思想领域的一个部分，自然也应当反“左”。过去否定了许多不该否定的历史人物，其中就包括左宗棠，实在是一种“左”的表现。

但是历史学领域中反对“左”的影响，不能再采取过去那种“左”的办法，不能戴帽子、打棍子、抓辫子，不能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批判的方式，因为那样是解决不了思想问题、学术问题的。必须真正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各种意见都摆出来，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进行心平气和的讨论，形成学术讨论的良好风气。可以不同意某种学术意见，但要尊重对方，虚心倾听对方的意见，耐心地进行说理，也可以吸取对方合理的部分。总之，要正确地对待不同的意见，即使是错误的意见，也不可以粗暴地打击。我们过去习惯于一种观点，出来一点新的想法，就视若离经叛道，洪水猛兽，所谓“舆论一律”，其实学术上要求一律，定于一尊，并没有什么好处，而且根本做不到。世界之大，各种思潮之多，不可能用行政命令禁止，也不可能用大批判来压服。不同意见的存在并没有什么可怕。马列主义不会因此垮台，我们相信马列主义是真理，真理是不会垮台的。马列主义在和各种意见的辩论中会更加丰富、更加充实。即使有些明显的错误意见，也要正确对待。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这是马列主义的创造，可以解决香港问题、台湾问题。一个国家内两种制度可以较长期地并存，也必定会有两种或更多种的思想较长期地并存，因为思想是制度的反映，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我们要学会适应新的形势，正确对待不同的学术意见。譬如以后和香港、台湾的学者讨论学术问题或者与国外学者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就不能要求人家都坚持唯物史观，都接受马列主义，我们可以求同存异。如果戴上“左”的有色眼镜，唯我正确，唯我是从，无限上纲，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动不动就开展大批判，那么就谈不上和香港、台湾以及国外的学者开展正常的学术交流。

我对左宗棠没有研究，但由左宗棠的评价联想到历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注释

[*]原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谈学术自由[*]

这次作家协会开会，党中央鼓励文艺界创作自由和评论自由，历史学界也应当鼓励研究自由。自由地选题、自由地发表学术意见、自由地讨论和批评，这是发展历史科学的必需。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不能把自由当作随心所欲。人们的行动要按规律办事，总要受主客观的制约。自由和必然、自由和法治、自由和纪律是矛盾的统一，世界上不存在那种不受任何制约的绝对自由。自由和人类的实践相联系，人类越是进步，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越强，自由就越多。自由和马克思主义不是对立的，恰恰相反，在马克思主义下才有最大的自由，社会主义制度应该比资本主义制度有更多的自由，并且只有在自由研究、自由讨论的环境中，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需要自由的土壤，否则，便会僵化、变质、死亡。

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那是通过理论的威力，通过讲理和说服，因为真理最有力量，真理迟早会令人信服，而不是以势压人，不是下达行政命令，那就不叫指导，而叫压服，或压而不服。我们不能像汉武帝那样罢黜百家，定于一尊，不能用政治运动、大批判的办法对待学术问题，这是错误的、极左的做法。这种做法在十年动乱时期登峰造极，结果是万马齐喑，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而马列主义也没有了，只剩下一种声音，就是“四人帮”的帮腔，严重地摧残了科学。这种做法当然并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是歪曲、扼杀了马克思主义，千万要以此为戒。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整个社会经历了思想解放过程，从“四人帮”的压制下解放出来，取得了民主和自由。今天，学术自由比30多年来任何时候都要充分，因此出现了学术的繁荣气象。之所以能取得这样大的成绩，是由于党中央的正确政策，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现了较大的学术自由。

今后，历史科学的发展要继续提倡和发扬学术自由，贯彻“双百”方针，允许各种意见都摆出来，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进行心平气和的讨论，形成自由的学术气氛。我们可以不同意某种学术意见，但应尊重对方，虚心倾听不同意见，允许讨论和申辩，不能粗暴地打击。有的同志习惯于一种意见，碰到新的意见、新的想法，视之为离经叛道、洪水猛兽。其实，学术界总有各种学派存在、各种意见存在，不可能“舆论一律”。学术上的“舆论一律”，定于一尊，没有什么好处，也根本办不到，因为世界之大、事物之复杂、变迁之迅速，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可能全都一致。由于观察的角度、重点、方法不同，掌握的资料不同，认识深入的程度不同，所以会产生各种不同的看法。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并不可怕，马克思主义绝不会因此垮台，正因为有各种不同的认识，才有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问题，引导主观的认识更接近于反映客观的实际。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很多不同意见的比较和辩论中，吸收合理的因素而丰富、充实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偏狭的学派，而是集中全人类的智慧形成的。例如，有人用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或计量数学等研究社会历史，这不失为有意义的探索，尽管目前尚不完善，尚有缺点，但应该鼓励这种探索，而不应该排斥、打击。

学术界要能适应对外开放这种新形势。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进行，各种思潮、观点，正确的和错误的，都会在国内传播。凡是学术上的不同学派、不同观点，只要不是在政治上捣乱，不触犯法律，就都可以存在，实行最充分的学术自由。在资本主义社会，可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也用不着害怕研究各种各样的主义，有合理的部分就借鉴、吸收，有错误的东西就弄明白它错在哪里。对当代世界上的社会科学成就不闻不问，拒“敌”于国门之外，自我封锁，就会使我们的学术界闭目塞聪、孤陋寡闻。

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这是马列主义的新创造，是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解决了香港问题，今后也可以解决台湾问题和世界上的其他问题。一个国家内，两种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可以较长期地并存，也必定要允许两种或更多种的思想较长期地并存，因为思想是上层建筑，是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我们要学会适应对外开放的新形势，正确对待不同的学术意见，实行最大限度的学术自由。譬如今后和香港、台湾的学者交往，或者和外国学者交往，就不能要求人家都坚持唯物史观，都信奉马列主义，在学术上可以求同存异，要有学术上的雅量，不能戴上“左”的有色眼镜，挑错找碴，唯我是从，对人家开展大批判，无限上纲，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秉持这种粗暴态度，就谈不到和香港、台湾的学者进行交往，也谈不到开展正常的国际学术交流。

我相信，今后历史学界对“百家争鸣”的方针将会贯彻得更好，将鼓励更大的学术自由。这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最强有力的杠杆。

注释

[*]原载《繁露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历史研究的方法[*]

研究工作并不是专业研究者所独有的。同学们将来无论做什么工作，是做教学工作，做研究工作，还是做其他方面的工作，如文化、出版工作，恐怕各行各业都要进行研究，都要研究问题。

我讲的研究方法是具体的研究方法，不是指世界观、方法论的方法。因为我们的根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辩证法是指导我们革命，指导我们做学问，指导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指针。具体方法是离不开根本方法的，是由根本方法决定的，是不能违反唯物辩证法的。

我们做任何事情，完成任何任务，都有一个方法问题，因此我们进行研究也有个方法问题。打个比方，我们要过一条河，可以坐船过去，或者从桥上走过去，或者游泳过去。要完成一件工作、一项任务，方法可以是各种各样的。如果方法不对头，就容易走弯路，影响任务的完成，劳而无功。学术研究也是这样，要讲究方法，要改进我们的方法。什么是好的方法，什么是不好的方法，这个问题是相对的，因人而异，不是绝对的。某种方法对我来讲，比较适合，可以收到较大的效果，这就是好方法。可是适合我的方法，对你就不一定完全适合，因为研究的对象不同，或研究的范围不同，采取的方法就可能不同。别人的研究方法可以供自己参考，但仅仅是参考，仅仅是借鉴，不能够完全照搬别人的方法。因此，根据我的体会，每一个研究工作者都应当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寻找适合自己的方法，摸索自己的研究道路，形成自己的研究风格。

研究各种各样的问题，所采取的研究方法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是研究方法是有共性的，都要符合研究工作的规律，都不能违背科学研究的规律。今天我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怎样收集和积累资料；第二个问题，怎样锻炼和提高思考能力；第三个问题，怎样写文章。这三个问题，实际上是我们做研究工作的三个步骤。

一、怎样收集和积累资料

进行科学研究，一定要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我们的研究要从事实材料出发，而不是从定义、概念出发，要实事求是。有一位著名的科学家曾经说过，事实材料对于研究者来说就像空气对于鸟一样：没有空气，鸟就不能起飞；没有事实材料，研究者就不能进行科学研究，就不能筑起辉煌的科学殿堂。

事实材料是大量的，而且是分散的。“二十四史”浩如烟海，有3 000多卷，但是对我们历史研究工作者来说，“二十四史”只是最基本、最普通的材料，其他的材料还多得很。就拿清史来讲，一部《清实录》的数量就超过“二十四史”，有4 000多卷。《清实录》是二手材料，还不是第一手材料。现在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代中央机构的原始档案一共有1 000多万件，仅管理这些材料的人就有200多。他们出了一个刊物，名字叫《清代档案资料选辑》，每年出4期，照这样的速度，如果要发表完这些档案，至少要10 000年。可见其档案之多。除档案以外，还有很多资料，如文集、地方志等。我们一辈子搞研究，一辈子在无边无际的材料海洋里漂浮，夜以继日，勤奋努力，怎么用功也只能窥测到大海的一个很小的角落。一个人要把中国5 000年的历史全部进行精细的研究是不可能的，即使要把清朝这一朝的历史进行精细的研究也是不可能的。一个人穷一生之力，也只能看到大海的一个角落。因此，在这个大海中航行，首先有个目标的问题，也就是研究的方向、研究的范围问题，不能笼统地说研究中国历史，而只能说研究中国历史的哪一段、哪些问题、哪些方向、哪个题目，所以首先有个选题问题。

除了选题问题，还有个收集材料、积累材料的方法问题。怎样收集那么丰富但又杂乱无章的材料，怎样保存和使用它们？

材料的收集，不能单靠记忆。一个人的记忆力总是有局限的，总是不能那么准确。连很复杂的数字也能记得一字不差，恐怕没有这样的天才。收集材料要使用卡片，卡片的作用、功能是帮助我们记忆，一定要把有用的、重要的材料抄录下来，搞研究工作的人，一般都写卡片或者做笔记，至于将来可能用电脑，但是目前我们的科学技术条件，恐怕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还很难做到这一点。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写卡片仍然是做学问的一种重要研究手段。

卡片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材料卡片，有了研究的题目，阅读相关研究范围内的重要材料，把它们写下来，记录下来，然后注明它们的出处和作者，以便将来引用。有的材料可能相当长，还要加上标题说明这个材料讲的是什么主题。这样，拿出卡片一看标题，就知道这张卡片所讲的是什么内容了。

搞学问，从事研究工作应该很勤奋。实际上，我们很多的时间都花在写材料、抄录材料上，恐怕这也是必需的，目前还没有其他捷径。找老专家、老教授，问他们如何进行科学研究，他们可能搬出几箱卡片给你看，这里包含着他们毕生的心血和积累。对一个学者来讲，这些材料十分珍贵。

另一种是思想卡片，不是积累材料，而是积累自己的思想。我们往往看到一些材料以后，会有一些片断的、零碎的想法，应该立即把它们记录下来，因为思想的火花稍纵即逝，如不及时记录下来，以后就可能忘记。这样日积月累，对很多问题就会有比较系统成熟的看法。

写卡片要注意两点。第一是要抄材料，但不要光抄材料，变成抄公文。要开动脑筋想问题，养成一边看书、一边思考的习惯。不要一进图书馆，翻开书本就抄，还要用自己的脑子好好考虑考虑，要用自己智慧的光芒照射这些材料，进行分析、思考、总结、概括。这对我们进行研究是很重要的。另外，卡片要经常翻阅、整理，不要抄了以后就束之高阁，不过问了。要经常看，而且要进行分类整理。卡片相对于笔记本的优越性就在于可以重新分类，根据不同的需要、按照不同的分类方法重新编排，可根据时间顺序，也可根据内容，或者根据地区进行分类。

分类整理的过程，就是思考的过程。把同类材料放在一起，就有个比较，就可以看出发展变化。世界不是孤立的世界。从1张卡片可能看不出问题，但如果是10张、20张卡片，甚至更多的卡片，它们所反映的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相互之间比较，就可以看出问题。譬如说，我们研究粮食的价格，清朝皇帝对地方官有个要求，要求经常上报当地的粮食价格。故宫里粮价单非常多，这就可以进行研究。康熙十年，苏州地区粮价是多少，仅1张卡片是看不出问题的。如果把苏州地区的很多粮价单集合起来，康熙十年是一个价，康熙五十年是一个价，雍正时是一个价，乾隆时又是一个价，连续起来，几十年、上百年，那么它们所告诉你的就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一个粮食价格的变动过程。把这些卡片集中在一起，就可以看出苏州地区有清一代粮食价格的变化，甚至可以画出图表。这就是我们进行研究工作的开始，就可以进一步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粮食价格变动？是自然的原因还是社会的原因？上涨和下降的幅度为什么这样大？就可以探讨规律性的东西。这就向我们提出了研究的课题，是一项很有意义的研究工作。

把同类卡片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有时可以发现一些矛盾。如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的日期，把凡是记载太平天国起义开始的材料放在一起，就可以看到几十种说法。金田起义日期现在一般公认为1851 年1月11日，但是一些相当权威的说法却与此不一样。比如，李秀成的说法、洪仁玕的说法、赖文光的说法等。李秀成、赖文光都是一开始就参加起义的人，洪仁玕也是太平天国的元老，他们的说法就不一样，有的竟相差半年之久。为什么不一样？这就值得研究。太平天国起义究竟在什么时候？当然我们经分析，定在1月11日是有道理的，问题是这个道理是否充分。近代历史上像这种问题还有很多。比如，同盟会成立的时间。1905年秋，这是肯定的，但究竟是几月几日？有几种说法。兴中会的成立时间也有几种说法，甚至当时参加的人都记不清了。我曾亲自问过吴玉章，他是参加1905年同盟会成立会的，但他也记不清了。那么，我们就要在众多不同的记载中进行比较，以确定相对合理的说法。

二、怎样锻炼和提高思考能力

思考是研究工作中决定性的环节。我们搞的是精神活动、意识形态。一定要勤于思索，善于分析，提高自己的思考能力。

我们进行研究，当然需要大量丰富的材料，没有大量的材料，没有很充分的第一手材料，就不能进行科学研究。掌握材料是前提，但材料掌握得很多，如何来进行分析，如何驾驭这些材料，这又是一个问题。有的同志，虽然材料掌握得很多，但对材料的思考、分析进行得不够，因此不能深入历史的本质，不能揭示历史的规律，而只是停留在罗列、排列材料的水平上。这不能算是很好地完成了科研任务，没有进行科学的概括，没有进行科学的抽象，仅停留在材料的表象上。

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是讲学与思的关系，光学习而不思考，只埋头于收集材料而不进行思考，就不会有重大的收获，就不会有重要的科研成果；反过来，只在那里想而不去读书，不去收集材料，那就成为空谈家、空想家，同样也不行。所以，学与思要兼顾。资料的收集和储存都是非常重要的，但不能代替我们创造性的思考。攀登科学的高峰，必须要开动脑筋，必须要发挥我们的思辨能力，因此对刚刚在科学研究道路上起步的同志来说，要养成思考的习惯，锻炼思考的能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一般地说，让大家看材料做卡片，都容易理解。到图书馆坐下来，确定一个研究范围之后，开始看书，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只要用功，只要有志于进行研究，就可以做到。但要求开动脑筋思考问题，就不知从何下手。怎么思考？怎么提高自己的思考能力？最重要的就是经常阅读那些富有思想内容的名著，主要就是马恩列斯毛的著作，还有历代思想家的著作，向这些经典大师学习，取得思想武器。

我们读书，不能一头扎进材料而不读理论书，必须重视理论。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或毛泽东的著作，就会被一种思想的力量所吸引。只要认真读，就会感觉到这些书里蕴藏着高度的智慧、深刻的洞察力。我们所要学习的，就是这样一种思考的能力。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学习，就是要学习这种思想武器。马列主义是科学的思想，是总结了人类智慧的最高结晶。它给我们的一个重要武器就是，处理问题、研究学问、提高自己的思考能力的方法。思考能力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需要锻炼的。锻炼的方法，就是读这种富有思想内容的书籍。学习这些经典作家是如何观察问题的，他们对一个问题的处理与考察是怎样进行的。要学习这种方法，所以我们一般讲，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掌握精神实质。当然，每个专业都有自己的课程，但是各个专业有一门共同的课程，就是马列主义。因为它是一门锻炼思想，提高我们的分析能力、思考能力的科学，也是我们进行创造性思考所不能缺少的思想武器。除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其他重要的古典著作，像哲学的、历史的、文学的、经济的、法学的等，我们也应该读，用来开拓自己的知识面。

注意扩大我们阅读的范围，关心理论界、学术界的新成果。历史系要培养历史学家，当然历史课程是主要的课程，历史书籍是主要阅读的书籍，但所谓专家，不是知识面非常狭窄，仅仅限于一个专业、只注意鼻子底下一点点东西的人，而是具有比较丰富的知识的人。专与博这一对矛盾的统一要处理好。我们的专是在有丰富知识基础上的专，只有知识渊博，我们才能思路开阔，这是培养与提高我们的分析能力、思考能力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只有博才能促进专。如果只读专业领域的书，专业以外的书一概不读，这就限制了知识面，也限制了思路。专与博相反又相成，是辩证的统一。专是在丰富知识基础上的专，博也是有一定专业方向的博。有人说，马克思就像一艘待发的军舰，任何时候都可以开到任何知识的海洋，在任何知识的海洋中都能进行战斗，都能进行研究，都能进行工作。这就是说马克思的知识非常渊博，他的思想非常敏锐，洞察力非常深邃。当然，像马克思这样拥有如此渊博的知识，我们还做不到，但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应该向这样的方向去努力。

因此，一方面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一方面阅读其他各方面的书籍，开阔我们的视野，经常用人类的优秀成果培育自己、武装自己、提高自己。如果不这样，就会变得头脑麻木、鼠目寸光，就会失去理论上的、思想上的敏锐性，思考能力就会变得迟钝。如果问怎样才能发展思考能力，怎样才能锻炼我们分析考虑问题的能力，我认为，要提高我们的思考能力，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学习哲学，阅读有丰富内容的各种书籍，读名著。我们在高等学府，应该读一些第一流的书籍，而不只是一般的普及性书籍，大学生要学习最高的榜样、思想的榜样。我们要多方面提高思考能力，养成思考的习惯。科研工作最大的困难就是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能否成功，最大的关键就在于此。

有的同志说，材料掌握了很多，也看了，但就是思考不行。其实思考能力强不是天生的，而是锻炼出来的。我们在学习阶段，就是要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高等学校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教会学生如何思考。锻炼之初，思考境界不可能非常高。如果不去锻炼，不去培养，思考能力就不可能发展，反之则会逐步提高。只要持之以恒，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进行一种创造性的思考，时间长了就一定会有成绩。王国维先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位大学者，在史学上成果很大，研究诗词，哲学成就很高。他在《人间词话》里曾引用了三句词，代表做学问的三个阶段、三种意境：“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第一句比喻研究学问的初期，碰到问题、挫折，思考之后仍茫茫然不得要领，思考不能深入，很苦恼。第二句代表第二个阶段，比喻艰苦地努力读书，进行思考，人瘦了衣带也宽了，但仍孜孜不倦。第三句代表第三个阶段，比喻付出了长期艰苦的劳动，终于取得了收获。这是王维国所讲的做研究的三种境界。

所以，科研之初有苦恼，感到难以深入，是正常现象。只要持之以恒，不断改进研究方法，就会有长进。做学问不可能一帆风顺。没有困难和问题，反而不正常。经过艰苦的钻研，然后取得研究成果，这是正常的过程。在研究过程中，如果难以深入，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1）材料不多，收集得不丰富，了解历史事实、过程不充分；（2）没有很好地开动脑筋，苦苦思索；（3）材料有了，也经过思考，但是限于理论和思想水平，无法提高。

三、怎样写文章

我们收集了材料，进行研究后，也形成了观点，还有一个表达的问题，或是写文章，或是口头表达讲授课程。研究和表达不一样。研究要求深入，客观事物的联系是多方面的，要尽可能把这些联系都掌握住，以揭示事物的本质，这是研究。但是表达与之有所不同，它是用很明了的方式把很复杂的问题描述出来，使读者明白。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表达时不能拖泥带水，也不能搞得深奥莫测。当然有很多科学问题，难以用简单的方式表达，但必须能让别人看懂，让人家了解、接受。有的同志可能很有学问，研究也很有成就，但文章未必写得很成功。

写文章必须有几个要求：（1）文字要通，基本的文法、词汇能够应用。（2）观点鲜明，主张什么，反对什么，不能含糊，文章的含糊实际上是思想上的含糊。（3）准确，用词、概念、判断要求恰如其分，不夸大也不缩小，概念上不能混乱或跳跃，不能是片面性的、表面性的，而要准确、科学地说明事物。（4）精练，要求用比较小的篇幅、较少的字数表达比较丰富的内容，而不是相反。文章写得尽可能短一些，字数尽可能少一些，不要说很多空话，也不要说些套话，与主题关系少的可有可无的话，最好都删掉，要舍得删改文章，要反复地读，反复地改，反复地删，否则文章容易变得很庞杂，枝蔓多。（5）生动，文章要生动，不要干瘪，历史上有许多人物，有许多具体的情节，可以写得很生动，在不损害科学性的前提下，力求写得很生动，但不是编故事。我觉得，写文章应该有以上五个要求。

写文章要用心，不能粗心大意、马马虎虎。一篇精彩漂亮的文章，总是惨淡经营的结果。读者读起来非常舒服，如行云流水，但作者是非常艰苦的。曾经有种说法，叫作“文不加点，一挥而就”。才思敏捷的人是有的，但我想他们写文章写得快，可能是有腹稿，经过了思想的酝酿。我们一般人写文章，还是提倡字斟句酌、慢一点，要反复琢磨、反复推敲，一句话、一个字也不放过。特别是初学写文章的人，更要注意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有的文章，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作者写完后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好好看看，没有反复推敲，精打细磨。有人说写文章是呕心沥血，马马虎虎、粗心大意是写不出好文章的，的确如此。不仅写研究性文章是这样，写其他任何文章都要养成一种好的习惯、好的写作作风。写十篇粗糙的文章，不如写一篇好文章，要重质量，不要只重数量。只有养成推敲的习惯，才能写出有质量的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是列宁的话，写文章便是这样。宁肯写得少一些，但要质量第一，这样写作，持之以恒，慢慢地写文章的速度就可以加快。

注释

[*]原载《铁道师院学报》，1991年第3期。

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科学[*]

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科学战线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新中国成立以前，研究历史的人寥寥可数，历史学科门类不齐，著作文章也很少。42年来，历史学发展很快，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学科体系，培养了大批史学工作者，出版了许多研究成果。拿1988年为例，全国出版的历史学著作、译著和资料集计700余种，论文7 000余篇，最近出版了有关新中国历史科学40年的著作，有好几种，只要翻翻这些书就可以听见历史科学前进的步伐声，就可以看到历史学家们在付出艰巨劳动后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42年来成绩巨大，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在历史科学领域占领了阵地。在老一辈史学家的指导和带领下，史学工作者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学的研究，以期正确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老一辈史学家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吕振羽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各自领域中做出了创造性贡献。其他一大批史学工作者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40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历史学的发展、历史学家做出重大贡献的关键，在于学习、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把理论和史料有机结合起来。当然史料也是非常重要的，史学家必须收集、积累大量的第一手史料，进行考证、鉴别，下扎扎实实的功夫。没有丰富的史料基础，不可能构筑辉煌的科学殿堂。但是，更重要的是锻炼、发展理论思维，用科学的观点阐明杂乱繁多的史料，用理论的光芒透视史料的僵硬外壳，认识历史发展的本质内容。史料的整理是研究的起点和基础，但并不是研究的终结。当代杰出历史学家应该是思想家、理论家，应该具有用正确理论武装起来的头脑。而科学和实践的发展已经证明，马列主义是最正确、最锐利的理论武器，它最能说明古往今来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使历史研究排除了主观随意的解释，使历史的研究真正成为一门科学。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肯定经济的决定作用，同时又十分重视上层建筑、思想意识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肯定历史的客观性，以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还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在客观历史提供的舞台上，英雄人物能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演出威武雄壮的活剧。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最能正确解释历史，总结过去，所以我们在历史研究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上历史理论很多，它们之中也有若干合理部分能够解释某些局部的历史现象，但是，只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最具普遍性，最能深入阐明各种社会历史现象。一种理论体系，它能够说明的问题越普遍、越深刻，就越能抓住事物的本质，就越能深入人心，赢得群众的信仰，发挥强大的思想威力。马克思主义从它产生以来，已经历一个半世纪，由于自身的理论威力，它传播时间之久、范围之广、信仰者之多、影响之大，是任何其他理论、学说所不能比拟的。各种各样的历史理论、学说在风行一时以后都烟消云散了，唯有马克思主义历久而常新，保持着青春的活力，即使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马克思主义也是很有影响的理论。

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重要的不是学习个别的词句和结论，而在于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掌握其精神实质。

马克思主义吸收、总结了人类历史上所有优秀的科学成果，在19世纪工人运动实践中产生，并且在20世纪由列宁、毛泽东加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停滞不前的学说，它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今天，党中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如果不学习马克思主义，不钻研马克思主义，不掌握思想武器，我们就不仅不能正确研究历史，而且不能正确认识现实，不能正确认识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正确认识国际国内格局，甚至会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迷失方向。所以，我们研究历史，不论是中国史、世界史，还是古代史、近现代史，一定要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一定要挤出更多时间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著作，吸收营养，武装头脑。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历史学家，才能在国际风云多变的局面下，在马列主义处于低潮的情况下，认清方向，坚持真理，增强信心，开展有成果的科学研究。

同志们都是生活在世纪之交的青年人，21世纪历史科学发展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我刚才说42年来历史科学有重大成绩，但也碰到过困难和挫折。近几年来历史学处在不景气状况中，社会上对历史学的功能、作用不很理解，产生怀疑。历史学研究过去的人物、事件，几百年、几千年以前的陈谷子烂芝麻，有什么用处？与现实、与社会主义建设有什么关系？由于产生怀疑，报考历史系的学生减少，历史系毕业生找工作困难，历史著作不容易出版，文章不容易发表。当然，这些问题要随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要随大气候的改善才能逐步获得解决。但是，作为青年史学工作者，无论在什么形势下，无论有什么困难，都应该对自己的专业、工作有明确的认识，抱有信心和社会责任感。历史学是基础学科，它和工程技术或应用性很强的工商管理等学科不太一样，不能直接被应用于生产，直接创造物质财富。但历史学的社会功能、社会效益是十分显著的。它的功能是启迪人们的智慧，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塑造美好的心灵和人格；它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而且是长远的。历史学虽然以过去作为研究对象，但是和现实密切相关，因为今天是昨天的延伸，要更好地理解今天，更有效地改造现实，就必须懂得过去、懂得历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过去，就必定不能把握今天和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是十分重要的。

江泽民1991年3月给李铁映、何东昌写信，强调进行近代史教育和国情教育，要大家认识中国的过去和现在，这样才能沿着正确的道路走向未来。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有一批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科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对世界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被蹂躏，人民受苦难。中国的近现代史是一部屈辱史、抗争史、探索史、复兴史。我们史学工作者一方面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总结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去粗取精，吸收古代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古为今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振奋民族自尊心；另一方面又应研究和宣传近现代史，让青少年和群众了解我们的过去，了解我们民族经历的苦难历程，了解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是凝聚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是我们国家得以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过去战争年代需要爱国主义，在强敌入侵之际，它曾使我们全民族团结一致，筑成钢铁长城。今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仍然需要这种精神力量。我们11亿人民不管什么党派，不管什么职业，不管什么宗教信仰，只要真心支持并且投身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就可以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艰苦奋斗，为祖国的强盛、民族的复兴做出贡献。只有全民族的伟大团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有希望，才能胜利完成。

我们还要让人民更多地了解世界史，认识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认识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认识帝国主义的由来和本质。我们一方面要借鉴外国、吸收西方先进的成果，在平等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国际交往；另一方面又要警惕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绝不能盲目迷信西方，绝不能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

1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产生了伟大的成绩，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如果我们的人民能正确认识自己的历史，正确对待民族的文化遗产，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如果我们的人民能正确认识近现代历史，发扬爱国主义，继承革命传统，珍惜来之不易的斗争成果；如果我们的人民能正确认识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帝国主义的本质，反对崇洋媚外，那么就能从思想上武装起来，也就鼓舞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增强了反对和平演变的能力。

当然，历史研究必须贯彻“双百”方针。不同意见可以展开同志式的商榷、讨论，要善于区别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学术问题不能粗暴对待。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提高了，我们的识别能力也就提高了。

同志们都是青年人，希望这次会议开成一个朝气蓬勃、生动活泼的会议，开成一个团结友爱、富有学术成果的会议，开成一个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会议。

青年同志们，你们的前途是远大的，你们的任务是艰巨的，你们的使命是光荣的。中国历史科学这片土地等待着你们去开发、耕耘、收获。祝你们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努力前进，取得重大成绩。

注释

[*]原载《高校理论战线》，1992年第1期。是作者1991年在全国青年史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史学发展的关键[*]

举办这样一个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历史观和方法论问题的研讨会，来交流信息、探讨问题，我觉得非常好。

用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是我们今后发展的关键。历史研究要不要用理论指导，实质就是科学研究要不要接受前人的理论成果、学术成果。我想，历史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过去的，人类社会发展是有某种规律的，如果承认前人已经发现了一些重大的基本规律，那么就不能拒绝用前人的理论成果来武装自己，来指导自己的研究。

不过，这种指导有的可能是用先进的、正确的理论来指导，有的可能是用不那么先进、不那么正确甚至错误的理论来指导。有的人可能自觉地用理论来指导，有的人可能不自觉地用理论来指导。完全不用理论来指导，不接受前人的理论遗产，一切从头研究，这样的科学家是没有的。我们常常讲要站在科学巨人的肩膀上，这样才能超过前一代的巨人，因此，接受前人的理论成果是科学研究的前提，恐怕谁也不能否认这一点。研究数学，能抛开毕达哥拉斯吗？能抛开阿基米得吗？当然不能；研究天文学，不能离开哥白尼；研究物理学，不能离开牛顿，不能离开爱因斯坦。自然科学要用前人的理论作为指导，作为基础，那么为什么社会科学就不需要理论指导？这是说不通的。

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是研究人类社会最科学、最正确、最完善的理论。因此，用它来指导历史研究是使我们取得成果的关键因素。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的是19世纪的西欧社会，但他们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对于其他国家，对于中国的近现代社会是适用的。例如，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学说、革命运动的规律等都是适用于中国的，适用于中国近现代的，这是普遍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当然，我这里讲的指导是指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上的指导，至于个别结论、个别词句，当然要随客观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能使我们的头脑更清楚，在历史的迷雾中抓住本质，能使我们的信念更坚定，将是非分辨得更清楚。所以，我今天还是讲这句老话，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现在，有人提出要淡化理论，我觉得这是行不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当然要有发展。死守着100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讲过的话，这种态度恰恰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理论，而不是一个狭小的宗派。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能吸收人类历史上的优秀遗产，它可以从非马克思主义中吸收营养。

马克思主义又是一个前进的理论。它不故步自封。它研究新问题，研究新情况，丰富和发展自己。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本身就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例如，我们中国革命中农村包围城市这种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不会提出；又如，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不可能提出。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历史、对中国近现代史做了深入的研究，结合中国建设的实际才形成的，这就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所以，我想我们近现代史的研究应该以邓小平为榜样，像他那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我们的实际问题，我们的近现代史研究就能够上一个新台阶，我们的水平就能够获得大大提高。

注释

[*]原载《中国近代史》，1995年第11期。

民主、科学和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国传统社会走向近代社会的一座里程碑。五四运动中，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救国的真理，他们如饥似渴，努力求索，学习西方的民主、科学和马克思主义。这三者都是古代中国社会中所没有的，正是这三者推动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前进，指引和开辟了近现代中国的发展方向和道路。

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即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是在五四前夕提出来的。由于辛亥革命虽然挂起了民主共和国的招牌，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依然如故，政治上的专制、腐败、黑暗依然如故，人民的贫穷、落后、愚昧依然如故，所以当时的先进分子认为：辛亥革命没有对封建旧思想进行彻底扫荡，这是革命不能成功的原因。他们先是歆慕法国革命的模式，主张倡导民主和科学。陈独秀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新青年》六卷一号）

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喉舌。它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和等级制度，批判纲常伦理，批判为封建主义辩护的儒家思想。五四时代的战士们口诛笔伐，凌厉无前，表现了革命决心和理论勇气。他们对儒家和孔子的猛烈批判，在今天看来不无过当之处，但在当时却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因为不批判长期服务于封建主义的儒家思想，中国人民就不能摆脱这一沉重的思想枷锁，中国也就不可能向前迈进。

五四时代的先进分子还提倡科学。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知识垄断在少数人手中，而且只重视经、史、子、集，不重视自然科学，文盲遍地、迷信盛行。辛亥革命以后，神鬼之说盛行，祭天、请神、修仙、祀鬼，闹得乌烟瘴气。有人组织灵学会，出版《灵学丛志》，胡说什么：“灵学者，即谓之圣学可也”，“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运遂促”。

五四时代的战士们对这种装神弄鬼的现象进行激烈的抨击，揭穿胡说者的骗局。当时的科学家任鸿隽说，科学要研究事实，“以发明未知之理，唯其要研究事实，所以科学家要讲究观察和实验”。他批评中国的文化，“只在文字上做工夫”，不如西方科学，“在事实上做工夫”（《新青年》六卷三号）。他们提倡科学，赞美科学，认为只有科学才能使中国社会进步。

五四运动不仅是一场文化运动，而且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政治运动。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召开巴黎和会，帝国主义进行分赃，中国名义上是战胜国，但却丧失了山东的许多权利，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愤慨。北京大学等校的学生示威游行，高喊“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五四爱国运动规模浩大，影响深远，以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相互汇合，使文化变革深入人心，也使政治运动更加波澜壮阔。这时，俄国已经爆发了十月革命，正在探索中国出路的先进分子引项北望，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上，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恪信它是唯一的救国真理，遂使五四运动向着纵深发展，从弘扬民主和科学进而学习与传播马克思主义。

1919年李大钊著文热烈讴歌马克思主义，他说：“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之势。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新青年》六卷五号）接着，《新青年》《每周评论》发表了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迅速传播，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思想条件，也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提供了锐利的理论武器。

中国共产党是五四精神忠实的继承者和积极的发扬者。她一贯重视民主和科学，从一诞生起就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而努力奋斗。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进行了最重要的民主改革——土地改革，制定了第一部最民主的宪法，并大大发展了科学事业。直到今天，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仍深感发扬民主和科学的重要性。

民主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人民要真正当家做主，能够参与政治，有发表意见的自由。民主是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因素，没有民主，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必须和政治改革协调进行。邓小平说：“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2]。没有政治改革相伴随，经济改革必定会遭到困难、挫折，而不能成功。

科学也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代化建设能否搞好，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对21世纪的国际竞争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科学技术的竞争，“科教兴国”，这是我们不可动摇的国策。邓小平说：“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3]

五四运动中，还从西方引进了马克思主义。它是引导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指针，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它以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观察中国和世界的局势，总结了国内外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是唯一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理论。只有坚持邓小平理论，才能使中国胜利地建成社会主义。

今天纪念五四运动，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大力发展民主，充分尊重科学，牢牢坚持当代马克思主义，即邓小平理论，尽快地在有12亿人口的中国消除贫困、落后、愚昧，建设强大、繁荣、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注释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2]《邓小平文选》，第3卷，1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同上书，183页。

历史科学的社会功能[*]

历史科学是基础学科。它内容丰富、涵盖面宽广，有许多分支学科，如有各种断代史、地区史、国别史、考古学、史学史；它又和其他学科交错、渗透、重叠而构成各种专门史和边缘学科。历史科学在我国具有悠久的传统和深厚的基础，成果丰硕，著述浩瀚，名家辈出。儒家的“五经”中，《尚书》和《春秋》都是历史著作，章学诚甚至说过“六经皆史”。《左传》《战国策》《史记》这类编年体、纪传体的名著都成书在2 000多年以前。我国古籍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史部典籍数量极多、浩如烟海。在我国传统的知识结构中，历史科学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作为基础学科的历史科学，其基本功能是揭示客观历史的发展规律，启发人们的智慧，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塑造人们的美好心灵与人格。它和单纯的应用学科不同，不能直接创造物质财富，难以追求快速效应。历史科学是把人和社会放在流动、发展的长河中来理解，来剖析，说明我们和我们的社会是怎样的，以及为什么是这样的。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处境，今天的处境是由过去的经历造成的。追溯过去的经历，才能弄清今天的处境，才能设计改造世界的最佳方案。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知识都是历史的，都是对过去经验的总结和概括。“鉴古而知今”，人类总是从过去中理解今天，进而开拓未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过去，必然也要失去今天和未来。我们虽然不能期望历史科学取得立竿见影的效益，但它的社会功能是显著的、长远的而且非常重要的。它是了解国情、进行战略决策所必需的；它是认识我们国家的伟大、光荣，提高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所必需的；它是发展文化、陶冶情操、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必需的。

任何科学都要满足生活的需要，为现实服务，历史科学当然也是如此。不食人间烟火、对现实生活不能发挥作用的学科必将萎缩、消亡，失去自身存在的价值。但是，为现实服务必须以尊重历史事实、尊重客观规律为前提，必须尊重历史学自身的科学性和独立精神。因为按照事情的本来面目揭示其真相，遵循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昭示真理，给人们以新知，并推动社会前进，这最符合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任何歪曲事实、混淆黑白、违反和抗拒历史规律的做法，都只能对现实生活产生负效应。中国历史学家有“秉笔直书”的美德，有为保卫历史真实而献身的传统，应该发扬这种美德，继承这种传统。历史科学不能成为政治的侍婢，不能鼠目寸光，局限于眼前的需要，更不能丢掉尊严，屈从势力集团的驱遣。十年浩劫的教训记忆犹新，不能忘记。当时，影射史学泛滥，全民批林批孔，学习儒法斗争。历史科学成了阴谋家篡党夺权的工具，这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给历史科学的科学性和声誉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今天，在新旧体制的交替过程中，历史科学面临新的困境，社会上流行“知识无用论”，历史科学和其他一些基础学科失去了光彩和吸引力，被冷落在一边，不受重视。历史著作难以出版，论文不易发表，学生不愿报考历史学专业，社会上不愿录用历史系的毕业生。造成这种情况，有多方面的原因。作为历史科学工作者，当然首先应该反躬自问，怎样改进自己的知识结构、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怎样拓展研究领域，开辟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加强其应用性，使历史科学能够适应当前改革开放的需要。但是，历史科学这类基础学科不能立竿见影地快速实现自身的价值。人们应该也必须以历史为借鉴，但如果企图从历史文献中寻找解决现实难题的现成答案，那将愚不可及。一切都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新的历史态势，形成新的问题，需要新的解决方案，人类社会总是不断创造、不断超越、不断前进的。历史科学不是对策学，要根据它自身的特点发挥其社会功能。

个人如果丧失了对过去的一切记忆，将不能继续生活下去；人类社会如果没有历史科学，也将难以存在和前进。历史科学的价值不会因商品经济浪潮一时的冲击而被永远否定。中国要前进，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理解建设的客体和主体，必须理解国情、民情，必须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和思想境界，这些都离不开历史科学。随着改革的深化，人们将会重新认识和发现历史科学的功能，恰如其分地肯定它的价值。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必定会发展，必定会大有用武之地，必定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做出应有的贡献。

注释

[*]原载《语冰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

历史学要走出书斋[*]

我津津有味地读完了两卷本的《历史的顿挫》，其中包含着一系列历史上相继发生但并非连接的故事，犹如观赏了一出又一出的独幕剧，五光十色的事件、曲折具体的细节、悲欢离合的感情、叱咤风云的人物，在历史舞台上表演得有声有色、淋漓尽致，使人愤悱感慨、徘徊叹息。两千多年的历史，从眼底匆匆而过，留下了悲剧性的韵味和哲理式的反思。虽然书中描写的事件和人物是熟知的，但作者努力以新的思路、新的视角、新的表现方式，形象而生动地再现一幕又一幕的历史，使用自己的语言，讲出自己的感受，熔历史、哲理、文学于一炉，给人以面貌一新之感。

中国自古以来，文、史、哲不分家。历史学家应该具备哲学家的头脑和文学家的气质。人们学习历史，最重要的是增进智慧，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这就需要有哲学家那样深邃敏锐的思辨能力，才能从重重的迷雾中认清历史的真谛。而历史作品又应该生动丰富，引人入胜，使人百读不厌，如同优秀的文学作品一样。历史学家通过精心描述客观历史过程去启迪人们的思考、激发人们的热情，使人赏心悦目，给人以真、善、美的享受。历史的陈述既是真实的，即忠于客观事实，又是思辨的，即富于哲理性探讨，还应该是艺术的，即能给人以美的享受。

《历史的顿挫》是沿着这一方向所进行的成功的尝试。书中的每一个主题，前人都谈过了无数次，但读起来仍新鲜有趣而发人深思。因为作者对各个历史问题都有独立的见解，而并非因袭旧说，同时，在内容、体裁、结构、标题、行文等方面，力求推陈出新，注意了曲折过程的描绘、具体情节的摹写、人物心态的刻画，避免了史料堆砌和空洞说教。这本书初版时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编著者们艰苦钻研、刻意创新的结果。

目前书市上的历史著作艰涩枯燥者居多，一般读者望而生畏。当然，有些专业性强的历史作品，读者是不会很多的，我们仍然需要这类作品，因为这对学术的发展是必需的、不可缺少的。但历史书籍总不能变成只是专家之间交流、对话的工具。历史科学走出书斋、深入民间，成为普通老百姓的精神食粮，就需要有一大批观点正确、材料丰富、思想健康、形式生动、文字流畅的作品，就需要新一代的历史学家运用其智慧和才华，发挥创造力，把科学性和可读性紧密地结合起来。我预祝中国历史科学的盛大花圃中出现更多这类优秀之作，这是广大读者十分需要和十分欢迎的。

注释

[*]原载《历史的顿挫》，台北，台湾云龙出版社。

中国古代修史的传统及其对国史研究的重要启示[*]

编纂历史是一门大学问，古今中外许多历史学家都曾研究过。中国古代的著名历史学家刘知幾作《史通》、章学诚作《文史通义》，论述历史编纂的理论与方法。中国近代的梁启超专门作《历史研究法》，总结了中国以往的历史编纂学，并吸收了外国研究历史编纂的一些成果。外国也有许多这方面的探索，如德国的兰克学派、英国的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法国的年鉴学派、美国的边疆历史学派，等等。我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编纂法的，所了解的只是一些皮毛的、粗浅的知识，大概地做一介绍，可能有不妥当的地方，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一、中国编写历史的传统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有几千年不间断历史记录的国家，从甲骨文、金文、《尚书》，到《春秋左传》，到司马迁的《史记》。《史记》从《五帝本纪》黄帝记起，至汉武帝《今上本纪》，成为一部通史，略古详今，最详细的是秦汉时期。如此连续未中断的历史记载，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埃及、巴比伦也是文明古国，但它们那里变化很大，今天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居民已经不是古代埃及与巴比伦的直接后裔，历史已然中断。文明古国印度也没有完整、系统的历史记录，关于中世纪的史书很少，有的需要依靠中国唐朝《大唐西域记》的相关记载。

中国的史书十分丰富，中国古代将知识分类为经、史、子、集，“经”即古代圣人传下的“十三经”，“史”即历史，“子”即各派学说——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集”即诗文集——主要是文学作品，史部列第二位，可见其重要性。

中国历史有连续未中断的记录，有两个原因。

一是因为中国人历史意识强烈，认识到历史学的重要性，将研究、编写历史作为自己的责任。

孔子作《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霸王之间的斗争），其文则史（文字成为历史）”（《孟子·离娄下》），“其义则丘窃取之（包含的道理、观点，为孔丘得到了）”（同上），表明孔子十分重视历史。汉朝的太史令司马谈曾言：“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史记·太史公自序》），其子司马迁继承父亲志愿，作《史记》，流传后世。不仅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重视历史，而且中国古代统治者也十分重视历史。唐太宗就是一位非常重视历史记载的皇帝，“二十四史”中有8部是于他与其子在位时完成的，占1/3。唐太宗强调修史可以“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鉴”（《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四），也就是说要以史为鉴。元世祖忽必烈，虽是蒙古游牧民族，但入主中原后同样重视历史，言“不可亡前人之史，若不立史馆，后世亦不知有今日”（《元史·董文炳传》），命令建立史馆，编纂历史。清朝龚自珍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龚自珍：《古史钩沉论》），把历史提到了国家存亡的高度。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和台湾，就禁止讲习中国史。人类社会有昨天、有今天、有明天，现在的社会是过去的发展，它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现在治理国家的理念、方法、政策，都是过去经验的总结。所以，人类要开辟未来美好社会，就离不开学习历史，总结历史，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吸取智慧。只有借鉴历史，才能够胜利地走向未来。中国人的历史意识非常强，这是一个优秀传统，也是中国有凝聚力的表现，是保证中国悠久文明传承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是因为有制度上的保障，即开馆修史，专门设立国史馆，专门设立历史研究、历史编纂的政府机构，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优秀传统。

关于中国远古之史学机构的记载较少，但《汉书·艺文志》上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古代还有很多类似与史有关的官职设置，如内史、外史、太史，等等。春秋战国普遍设有史官，所谓孔子作《春秋》，观“百二十国宝书”，“宝书”即指各国的史书。西汉设太史令，而且是世袭官职，如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东汉设兰台，它不仅是藏书机构，而且是史学机构，其官称兰台令，如班固，也是世袭的，其父班彪、其妹班昭都供职兰台令。魏晋设有著作郎修史。魏晋后，分裂割据，出现了许多国家、许多朝代，虽然政权不稳，经常改朝换代，但各朝各代都修纂自己的历史，非常盛行，出现了修国史的高潮。三国都有自己的国史，但多已失传，只有陈寿的《三国志》流传，连同裴松之的注本都保存下来了。因为《三国志》不完整，只有本纪、传，没有志、表，裴松之的注释将其时的三国史料记载下来，保存了三国历史的丰富记录。晋人修晋史达13 种，可惜未能流传。十六国修史书29种，其中16种是写国史，即本朝人修本朝史。南朝有很多史书，尤其是宋时，开设儒学、玄学、文学、史学四个馆，史馆之名可能始于此。除记述当代史外，还有“起居注”，记录君王的言论行事，《魏书·经籍志》记载有41部两晋南北朝的起居注，这些著作只有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南齐书》、魏收的《魏书》等少数史书流传下来，这三书后来被列入“二十四史”。其他史书的失传既有社会原因，如战争多、印刷术不发达，也有其自身的原因，其多数为私人修史，所见不广，资料的搜集不完备，仓促成书，有局限性，水平不高，当更好的史书出现时，就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淘汰了。唐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私人修史转向政府修史，史馆设置正规化、规范化。唐太宗非常重视修史，从唐太宗到唐高宗，通过设立史馆修成8部纪传体史书，由宰相监修，如房玄龄、长孙无忌、魏徵等，还有所谓御修史书，如《晋书》中的《王羲之传》等是由唐太宗撰写的。故《晋书》冠以御纂之名。这时，政府开始参与修史，正史的编写逐步制度化，成为政府行为。政府修史是必要的，因为历史所跨年度很长，数十年乃至数百年，资料很多，涉及人物、事件复杂，史学家个人的精力难以顾及，个人修史很难，并且越到后世，越不可能。唐初由史馆修“八史”，集体创作，国家领导支持，宰相监修，既有政治上的权威，也有学术上的权威。从此史馆修史成为中国的历史传统，史馆在修史中的地位、作用得到确立。唐朝国史馆除修国史外，还修“起居注”，记载君主言行，修“实录”，用编年体记国家大事，但流传至今的只有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和韩愈的《顺宗实录》，这是我国保存下来最早的起居注和实录。为了使国史馆了解当代的事情，积累文献史料，朝廷颁布《诸司应送史馆事例》，规定各衙门将档案移交史馆。设立史馆成为固定的制度，修史也就成为国家的重要政务，史馆修史保证了有连续不断的历史记录。为前代修史的传统也沿袭下来，唐朝为前朝修了8部史书，宋朝为唐朝修史，元朝为宋、辽、金修史，明朝为元朝修史，清朝为明朝修史，直至民国为清朝修史，但民国所修的清史不太理想。

新中国成立初期，董必武建议修两部史书，一是重修清史，一是修中国共产党史，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20世纪50年代，吴晗与我谈及此事，当时周恩来总理委托吴晗搞一个修清史的规划。吴晗想建立清史馆，但当时缺乏研究清史的学者，所以考虑先从招收学生进行培养开始，但“大跃进”时被搁置下来。20世纪60年代批判《海瑞罢官》前夕，中央宣传部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在中国人民大学设立了清史研究所。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将建议重修清史的一封人民来信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办理，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百废待举，未能进行。2001年中央再次关注修清史的问题，目前正在酝酿清史编纂问题，可见修清史的问题得到了党的三代领导人的关心。

二、对史学家的素质要求

中国史学著作很多，主要的体裁有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史书分成15类，还有三通——通典、通志、通考，地方志，等等。中国史学评论也很多，并且明确提出了对史学家的要求。

史学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唐朝历史学家刘知幾当被问及为什么文学家多而史学家少时，他解释道：“史家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旧唐书·刘知幾传》），提出了对史学家的三个方面的要求——才、学、识。

所谓史才，就是要做到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和对史料的组织有条理性、逻辑性、生动性，文字简洁，条理清楚，叙人、叙事生动，文笔简练而又能抓住要害。典型的例子是新旧《唐书》和新旧《五代史》。宋朝大文豪欧阳修认为《旧唐书》《旧五代史》修得不好，太啰唆，叙述冗杂，于是重修《新唐书》《新五代史》，新史修好后，旧史无人使用，以至失传了。直至清朝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了《旧唐书》《旧五代史》的大部分内容，拼凑还原，与《新唐书》《新五代史》一并列入“二十四史”。欧阳修自称其书“事增于前，而文省于旧”。但后人也批评欧阳修“事增于前”，网罗野史、笔记中的记述，不足为信，“文省于旧”，但唐朝文章用骈体文，新书将旧书压缩节略反而晦涩难懂。新旧《唐书》和新旧《五代史》，从其简要、文章有条理而言，新胜于旧，但从记事详细、保存史料多且完整而言，旧胜于新，所以各有千秋。

所谓史学，是指史学家历史知识的广博、掌握资料的丰富、考证史料的严谨。既要求史学家掌握各个领域的知识，又要求史学家能鉴别史料的真伪。这一点，越到后代越难，因为现代知识领域更宽更广，而且史料积存越来越多。就拿清史来说，《清史稿》有536 卷，《清实录》达4 000多卷，这些还都是第二手资料，第一手资料如中央档案基本上被完整地保存下来，达1 000多万件，而这一件并不是一片纸，而是一个卷宗，大的一件可以装一汽车，有200多人在管理这些档案资料。切实地掌握浩瀚的历史资料，很不容易。作为史学家就是要坐冷板凳，钻进去，下苦功夫。资料的海洋无边无际，一个人穷毕生之力也只能探索这片海洋的一个角落。只有掌握更多的知识、更丰富的史料，才能获得更大的发言权。我记得《第三帝国兴亡》一书的作者利用纳粹档案，数量之多要以吨计。现在各国政府档案多得不可胜计，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50余年的历史档案，用浩如烟海、汗牛充栋来形容，不为过分。

所谓史识，是指立场、观点、方法，也就是说如何认识历史，如何认识历史规律，如何判断历史。尽管叙述很有条理，文章很有文采，知识也很丰富，考证也很精细，但只要认识错了，观点不正确，其著作就会丧失价值。

刘知幾提出“才、学、识”，清朝的历史学家章学诚提出“史德”。“史德者何？著书者之心术也”（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是对史学家人品、道德、修养的要求。历史学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实事求是，要求客观公正地记录历史，秉笔直书，不溢美，不隐恶。中国古代史学家非常重视史德。所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文天祥：《正气歌》），是两个典故。春秋时齐国崔杼权力很大，杀了齐庄公，齐太史记“崔杼弑其君”，崔杼大发雷霆，下令把齐太史抓来杀了。齐太史的大弟仍然写“崔杼弑其君”，又被杀害。其二弟继续秉笔直书，亦被杀害。其三弟也视死如归，崔杼见状，只得将其三弟流放了。齐太史的三弟走出门时，看到南史氏拿着竹简在门口等候，就问他干什么，南史氏回答道：听说齐太史一门都被杀了，我怕这段历史无人记载，就想由我记下来，现在既已写上，没有我的事了，可以回家了。这些古代史官不畏强暴，为维护历史真实甚至不惜牺牲生命，难能可贵。还有晋国晋灵公时，赵盾是一个有权势的大夫，也是一位贤人，但和晋灵公产生矛盾，于是离开了晋国国都，其弟赵穿起兵政变，杀了晋灵公，把赵盾迎接回来，赵盾于是恢复了权势。晋国的史官董狐记道“赵盾弑其君”。赵盾辩解说，晋灵公乃赵穿所杀，当时他已经离开国都，与他无关。董狐答道：“子为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诛国乱，非子而谁”，实际上你就是赵穿的后台，责任在你，你是想要避开弑君的恶名，但历史要写真相，不能被假象所隐蔽。孔子称赞“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左传·宣公二年》）。秉笔直书，才能成为信史，这是中国历史学的优良传统，历史学家要有大无畏的精神，要有很高的道德修养。

三、编写当代史的特点与难点

中国古代修史，多写通史，常常包括国史、当代史在内。孔子作《春秋》，其实就是鲁国的国史，上起鲁隐公元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而孔子死于鲁哀公十六年，所以写《春秋》对孔子而言是从古代写到当代。司马迁作《史记》也是如此。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编写当代史、国史的还很多。但唐朝以后，修当代史由国史馆承担，私人编修的少了，写的也主要是局部的历史而不是全国的历史。为什么？我估计编写当代史有一些特点与难点。

第一，当代史与现实密切相关，具有强烈的政治性，修史者必须有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同样一件史事，从不同的政治立场出发，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和评价。例如，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结束了2 000多年的封建帝制，是一件令人民拍手称快的好事，但是如果站在清朝遗老遗少的立场上，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评价。《清史稿》就是这样，其作者都是清朝的遗老遗少，他们对清朝忠心耿耿，对辛亥革命很仇恨，因此歪曲历史，颠倒黑白。例如：写武昌起义，“宣统三年八月，革命党谋乱于武昌”；写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举临时大总统，立政府于南京，定号曰中华民国”[2]，至于谁是大总统，不写，不愿写出孙中山的名字。《清史稿》中根本不谈孙中山的活动，关于兴中会、同盟会也一句没有，无从知道清朝是怎样被推翻的，其中有一处提到孙中山的地方，其言为“懿旨特赦戊戌党籍，除康有为、梁启超、孙文外”[3]。提到革命烈士秋瑾、徐锡麟等时，用“伏诛”一词。相反提到辛亥革命中被革命党打死的清朝官员如端方、恩铭、陆钟琦等，却大加歌颂，赞曰：“或慷慨捐躯，或从容就义，示天下以大节，垂绝纲常，庶几恃以复振焉。”[4]这部书是民国政府出资，袁世凯下令编修的，竟大肆辱骂中华民国的烈士，而大加歌颂反革命敌人，所以北伐胜利后，国民党人评论道“诽谤民国，乖谬百出，开千百年未有之奇”[5]，禁止它的出版。

第二，历史发展，其后果、影响要经过一个长时间才能判断。历史上的新生事物刚刚出现，历史矛盾刚刚发生还没有充分展开的时候，不容易看清楚，很难预见它将如何发展，很难判定其结果和影响。如今天的巴以冲突正在激化，结果如何，是和平还是战争，难以预料。“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身处在历史事件中间，就看不清这段历史的全部情况，不容易把握其历史本质和发展趋向。所以，研究当代史最需要有慧眼，需要有深刻的洞察力。例如，法国拿破仑第三政变，在政变当时有三个人写了这段历史，一个是雨果，一个是蒲鲁东，一个是马克思，其中马克思写得最好、最正确、最深刻。马克思说“本书是根据对于事变的直接观感写成的”[6]。恩格斯在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序言中说：“紧接着这样一个事变之后，马克思发表一篇简练的讽刺作品，叙述了二月事变以来法国历史的全部进程的内在联系……他对当前的活的历史的这种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7]。因此，我们研究当代史，必须要学习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学习马克思观察当代史的立场、观点、方法。

第三，资料方面的困难。研究当代史，在资料方面有两个特点，一是数量多，二是不容易看到。当代史由于时间距离近，资料被完整地保存，散失少，所以有大量的资料。搞一个专题，资料就浩如烟海。例如研究抗美援朝，既要涉及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方方面面，又须掌握中国的、美国的、朝鲜的、韩国的等其他国家不同文字的资料，仅此一个专题，个人的力量就难以穷尽。古代由于文化不发达，资料较少，加上战乱等破坏，损失比较多。我国唐朝以前历史资料很少，一个人穷毕生精力可以读完。宋朝以后，由于印刷术的发展，资料大大增加，读完就困难了。例如《全唐诗》，有唐一代300年诗作共40 000多首，宋朝陆游一人《剑南诗稿》就有近10 000首，到清朝乾隆皇帝一人《御制诗文集》就有40 000首，相当于一部《全唐诗》。史料积累越到当代越多、越庞杂。另外，史料虽然很多，但却不易看到。因为许多重要的史料没有公开，造成研究上的困难。国家档案一般规定有解密期限，常常是30年、5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看不到原始档案，很难知道历史事件的底细和真相。不仅档案，即使是其他史料，其搜集、整理、发表也有一个等待时间。例如张学良的档案至今没有发表；又如李鸿章，中国清朝末年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关于他的资料已经发表的有300多卷、1 000多万字，其家中还有2 000多万字。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购买了这些资料，保存在上海图书馆。1993年，顾先生邀请我与他合作整理，又集中了七八个人编辑，至今尚未完成。这些是资料方面的困难。

第四，由于当代史距离时间很近，历史人物很多还活着，或者他们的后代还活着，牵扯到利害关系、感情因素，写当代史要秉笔直书就更困难，会碰到很多干扰。古代司马迁作《史记》，因为在《今上本纪》中批评汉武帝，该书被称为“谤书”。北魏崔浩写国史，其中讲到北魏的祖先鲜卑族是落后民族，有许多野蛮习惯，崔浩因此被杀，并被满门抄斩，不仅如此，还牵涉到其他许多人。写当代史，容易得罪一些人，会遭到反对、打击、迫害。

注释

[*]原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4期。

[2]《清史稿》卷二十五《宣统皇帝本纪》，见赵尔巽等：《清史稿》，第4册，100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3]《清史稿》卷二十四《德宗本纪二》，见赵尔巽等：《清史稿》，第4册，948页。

[4]《清史稿》卷四百六十九《赵尔丰冯汝骙陆钟琦》，见赵尔巽等：《清史稿》，第42册，1279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5]易培基：《呈行政院文》，1929-12-16。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版，第1卷，598页。

[7]同上书，601页。

《清史稿》的纂修及其缺陷[*]

我国有易代修史的传统，每当前一个朝代的统治结束，后继的政府为了吸取历史经验，都要为前一代修史，如此继承绵延，积累了丰富的历史典籍，被称为“正史”的“二十四史”就是这样形成的。清朝覆亡以后，后继的民国政府很快就启动了纂修清史的工作。经民国政府国务会议议决，1914年3月9日，大总统袁世凯下令设置清史馆，聘赵尔巽为馆长，“延聘通儒分任编纂，踵二十四史沿袭之旧例，成二百余年传信之专书，用以昭示来兹，导扬盛美，本大总统有厚望焉”[2]（赵尔巽为汉军旗同治进士，曾任清山西、湖南等省巡抚，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死后，由柯绍忞代馆长。

清史馆早期邀请学者136人，后实际到馆工作者86人，另有100多位执行人员。参加撰写工作较多的有：柯绍忞（任天文、时宪志）、吴廷燮（任部分本纪、表、地理志）、缪荃孙（任儒林、文苑传、列传、土司传）、金兆蕃（任清前期列传）、吴士鉴（任宗室、世系表、部分地理志）、袁励准（任列传）、万本端（任礼志、舆服志）、邓邦述（任本纪、光宣列传）、秦树声（任地理志）、章钰（任忠义传、艺文志）、俞陛云（任兵志、列传）、姚永朴（任食货志、列传）、罗惇曧（任交通志）、吴广霈（任邦交志）、张尔田（任地理志、刑法志、乐志、后妃传）、李岳瑞（任列传）、金兆丰（任地理志）、马其昶（任列传）、刘师培（任出使大臣表）、王树柟（任列传）、夏孙桐（任列传）、奭良（任列传）、瑞洵（任本纪）、姚永概（任食货志）、朱师辙（任艺文志）、李哲明（任本纪、列传）、戴锡章（任邦交志、列传）。

清史馆经费初定为每月10万银圆，最高级人士月薪达600元，后北洋政府财政困难，经费时有拖欠、扣减，不能按时按额发给，只得向当时的军阀如吴佩孚、张宗昌、张作霖等募捐，左支右绌，勉强维持。至1927年，北伐军将要打到北京，北洋军阀政府朝不保夕。《清史稿》全书虽基本竣工，但未经总阅修订，故名《清史稿》，共536卷，800余万字。由袁金铠、金梁负责刊刻发行，共印刷1 100部。后金梁私携其中400部往东北，且私自修改（加入张勋、康有为传，删改艺文志序，增校刻记，其他列传亦有修改），在关外发行，是为“关外本”。清史馆同人在北京集会，反对金梁的擅自修改，另行出版“关内本”。

《清史稿》出版之翌年，即1929年12月16日，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呈文行政院，建议禁止《清史稿》之发行，呈文内称：《清史稿》“系用亡清遗老主持其事……彼辈自诩忠于前朝，乃以诽谤民国为能事，并不顾其既食周粟之嫌，遂至乖谬百出，开千百年未有之奇……故其体例文字之错谬百出，尤属指不胜屈，此书若任其发行，实为民国之奇耻大辱”[3]。并开列《清史稿》之19项错误：（1）反革命；（2）藐视先烈；（3）不奉民国正朔；（4）例书伪谥；（5）称扬诸遗老，鼓励复辟；（6）反对汉族；（7）为清朝讳；（8）体例不合； （9）体例不一致；（10）人名先后不一致；（11）一人两传；（12）目录与书不合；（13）纪、表、传、志互相不合；（14）有日无月； （15）人名错误；（16）事迹之年月不详载；（17）泥古不化； （18）浅陋；（19）忽略。前7条错误属于政治性错误，后12条则为学术上、体例上、史实上、文字上的错误。

国民党政府将《清史稿》“永远封存，禁其流行”，这未免太过分。前辈学者孟森、容庚先生为求《清史稿》之解禁，做过较客观公正之评论。平心而论，《清史稿》一书撰写时离清朝覆亡甚近，修史者大多为忠于清室之遗老，有很多谀扬清朝、反对革命之词。且当时清朝档案尚未清理，修史时多根据国史馆稿件，未曾利用原始材料，故价值较逊。又成书仓促，未能统一校改，史实、人名、地名、年月日的错误遗漏比比皆是，故而是一部有缺陷的史书。今天修史的主客观条件与20世纪初的情况大异，应该利用清室遗留的大量档案，集中人力、物力纂修一部能正确反映清代近300年之历史的史书。对于《清史稿》一书的缺陷，可从四个方面来考察。

一、立场

《清史稿》作者明确站在清朝一边，反对辛亥革命，不愿意写清朝的覆亡，对清末革命党的活动写得很少。如兴中会、同盟会的建立，《民报》的出版，孙中山领导的许多次武装起义，都是当时政治上的重大事件，《清史稿》全都没有记载，看不出清朝是怎样被推翻的。即使有一点关于革命活动的零星记载，也语含贬抑，评价很不公正。如写武昌起义：宣统三年（1911）八月“甲寅，革命党谋乱于武昌，事觉，捕三十二人，诛刘汝夔等三人……乙卯，武昌新军变附于革命党，总督瑞澂弃城走，遂陷武昌……丙辰，张彪以兵匪构变，弃营潜逃……嗣是行省各拥兵据地号独立，举为魁者皆称都督”[4]。寥寥数十字，就把修史者反对革命的立场体现得十分鲜明。将革命活动视为“谋逆”“作乱”，将革命中牺牲的烈士视为“匪党”“伏诛”。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诏以匪徒谋逆，往往假革命名词，巧为煽诱”[5]。同年，徐锡麟在安庆刺死巡抚恩铭，该书称“安徽候补道徐锡麟刺杀巡抚恩铭，锡麟捕得伏诛”[6]。又称“武昌乱起，各省响应，朝论纷呶”[7]。四川保路运动是武昌起义的先声，《清史稿》载：“会川乱起，（赵）尔丰还省……尔丰至成都，察乱已成……重庆兵变，会匪蜂起……商民请尔丰出定乱”[8]。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清史稿》称：“甲戌，各省代表十七人开选举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于上海，举临时大总统，立政府于南京，定号曰中华民国。”[9]民国已建立，政府已组成，临时大总统亦选出，但不书孙文之名，遗老们系用春秋笔法蔑视中山先生，故意不写他的名字。孙中山是推翻清朝统治的领袖，《清史稿》上孙文之名仅见一次：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丙戌，懿旨特赦戊戌党籍，除康有为、梁启超、孙文外，褫职者复原衔，通缉、监禁、编管者释免之”[10]。这是慈禧太后下旨赦免戊戌党人时，特别指名康、梁、孙三人为大逆不赦，这样才提到了孙文之名。

相反，凡对抗革命者则大加歌颂、表扬，《清史稿》卷四百六十九为赵尔丰、冯汝骙、陆钟琦等一批被革命军击毙的督抚写传记，或称“不屈遇害”，或称“骂不绝口”，或称“忠孝节义萃于一门”，篇末论曰“或慷慨捐躯，或从容就义，示天下以大节，垂绝纲常，庶几恃以复振焉”[11]。这些吹捧之词，反映了修史者拥护清朝、反对民国的心态。

再者《忠义传》中列有梁济（梁漱溟之父）、王国维二人，称两人是因清朝覆亡而投湖自杀的，故列入《忠义传》。但是梁济投净业湖自杀在1916年，已在清亡后4年；王国维投昆明湖自杀在1928 年，已在清亡后16年。清朝灭亡的时候，梁济、王国维为何不自杀，而等待那么长时间才自杀？梁济、王国维二人自杀的原因至今不明，怎能断言是为清朝“殉国”？

《清史稿》记述李自成、张献忠、南明、白莲教、太平天国一概称“匪”“逆”“寇”“贼”，立场亦极为鲜明。《清史稿》记载民国以后的事，不用民国纪年而用干支纪年，如民国元年称壬子，民国二年称癸丑，民国三年称甲寅，表示不承认中华民国，不奉其正朔。《清史稿》是中华民国出钱聘请纂修的，纂修者竟然不承认民国，诬蔑辛亥革命，所以易培基请禁《清史稿》的呈文中说它“乖谬百出，开千百年未有之奇”，“此书若任其发行，实为民国之奇耻大辱”，“若在前代，其身必受大辟，其书当然焚毁。现今我政府不罪其人，已属宽仁之至，至其书则决不宜再流行海内，贻笑后人，为吾民国之玷。宜将背叛之《清史稿》一书永远封存，禁其发行”[12]。

二、内容

晚清，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清朝丧权辱国，这是历史上的大事，《清史稿》为避清朝讳，往往轻描淡写，语焉不详，既看不出侵略者的凶狠，也看不出清朝政府的卖国。如鸦片战争后签订《南京条约》，《本纪》中仅书道光二十二年（1842）“八月戊寅，耆英奏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各海口，与英国定议通商”[13]。《耆英传》中稍详细：“英人索烟价、商欠、战费共二千一百万两，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港通商，英官与中国官员用平行礼，及划抵关税，释放汉奸等款……耆英等与英将濮鼎查、马利逊会盟于仪凤门外静海寺，同签条约……和议遂成。”[14]寥寥几十个字，只提到赔款、通商，而对关系重大的割让香港、协定关税并未提及。

又如，中国的海关为外国把持，英人赫德长期任总税务司，掌握国家之锁钥，门户洞开，利权尽失，而《清史稿》对海关主权的丧失全无记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

又如，新疆于光绪十年（1884）建行省，台湾于光绪十一年（1885）建行省，这几乎是人所共知的常识。而《清史稿·地理一》中却说：“穆宗（同治）中兴以后，台湾、新疆改列行省；德宗（光绪）嗣位，复将奉天、吉林、黑龙江改为东三省。”[15]这里把台湾、新疆建省提前到同治年间。而《清史稿·地理十七》中又称“光绪十三年，升台湾府为行省”[16]，又把台湾建省推迟两年。这都是不应有的错误。

修史者由于知识结构的局限，对外国不了解，错误最多，如说“俄国界近大西洋者崇天主教”[17]。其实俄国近波罗的海，距大西洋尚远，崇奉东正教，而不是天主教。修史者对新鲜事物缺乏兴趣，也不甚了解。晚清洋务运动中，设工厂、开矿山、建铁路、造轮船，开始启动中国近代化的步伐。而《清史稿》仅设立《交通志》，以铁路、轮船、电报、邮政四项概括了当时的工矿交通建设，而对当时的上海制造局，开滦煤矿，黑龙江漠河金矿，云南个旧锡矿，汉冶萍企业，张之洞开办的湖北布、纱、丝、麻四厂，上海纺织局，华盛纱厂，台湾的基隆煤矿以及张謇开办的大生纱厂，荣宗敬、荣德生的茂新面粉厂，张振勋的张裕酿酒厂等一大批近代工矿企业均视而不见。在轮船一项下亦只记载了轮船招商局，而遗漏了中国造船工业之始的福建船政局。我们今天看来这些工矿企业十分重要，标志着清末近代化的艰难起步，而《清史稿》偏偏忽略不计。近代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资，对中国社会经济影响极为巨大，《清史稿》均无记载。这些都是重大的遗漏失误。

李鸿章是清末的重要历史人物，是洋务运动的领袖。凡工厂、矿山、电报、铁路事业以及新式海军大多由他一手创办，晚清中国和外国交涉谈判、签订条约大多亦由他主持。《清史稿》中《李鸿章传》，大部分篇幅叙述李鸿章如何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其他只占小部分篇幅，轻重倒置，很多重要东西都遗漏了。

还有由于修史者缺乏自然科学知识，在《时宪志》中编进了《八线表》，这是初中学生数学教科书中的对数表，和清史风马牛不相及，写在历史书中，实属不伦不类。又《阮元传》称“集清代天文、律算诸家作《畴人传》，以章绝学”[18]。其实阮元所作《畴人传》为记载我国历代科学家之传记，非仅记有清一代，修史者可能对此书未曾寓目，故而误认为仅是记载清代科学家的书籍。

三、体例

清朝统治期内，存在南明政权（包括弘光、隆武、永历三朝） 共18年，以及太平天国政权14年，按传统史书应设《载记》以记其事。《清史稿》处理草率，南明政权只设立3个传记，即《张煌言传》《李定国传》《郑成功传》；而太平天国只设《洪秀全传》，其他重要人物如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洪仁玕均未立传。

《河渠志》记载全国河流的情况，却只记载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四条，我国最长的河流长江遗漏不记，其他像珠江、黑龙江、松花江、雅鲁藏布江等大江大河全都不见踪影，岂不是笑话！

《天文志》只记到乾隆朝为止，乾隆以后100多年，无天文可查。原因是外国传教士任职钦天监期间，有天文记录。传教士被全部赶跑后，天文失载，资料缺乏，故只有半部《天文志》。

《列传》的设置十分凌乱，一人二传者共14人（王照园、乌什哈达、马三俊、安禄、周春、乐善、兰鼎元、胡承诺、苏纳、惠伦、罗璧、阿什坦、谢启昆、陈撰），以前《元史》因译名杂乱，一人多有二传者，共13人。顾炎武、朱彝尊、赵翼、钱大昕均批评《元史》体例混乱，而《清史稿》无译名之杂，却有一人二传之误，较《元史》更甚。

又有应立传而不立传者，如翁方纲、朱筠、吕留良、谭钟麟。又如严复是晚清思想家，翻译《天演论》等名著，介绍西方文化到中国，对中国思想界影响甚大。毛泽东评论晚清人物，列举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四人，而《清史稿》不为严复立专传，只在林纾之下列严复的附传。

《清史稿》的《列女传》，开列妇女二三百人，大多是丈夫早死，守节不嫁，受政府表扬。所谓“清制，礼部掌旌格孝妇、孝女、烈妇、烈女、守节、殉节、未婚守节，岁会而上，都数千人”，内容宣扬纲常礼教、三从四德、夫死殉节，是封建的糟粕。

《清史稿》卷二百七十二，列汤若望、杨光先、南怀仁在一起。一个是德国人，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比利时人，放在一起，已有不伦不类之感。《清史稿》既为外国人立传，那么对中国有重大影响的外国人何止汤若望、南怀仁二人。其他如清朝中期的郎世宁、蒋友仁，尤其是清朝晚期的德璀琳、汉纳根、丁韪良、李提摩太、傅兰雅等人，《清史稿》何以均不立传？

四、史事

《清史稿》一书记载之史事有很多失实之处，如载延信“雍正元年袭贝子，寻以功封郡王。六年，因罪革爵”[19]。误。延信之最高封爵为贝勒，未封郡王，雍正三年（1725）革爵，非六年（1728）。又称：“弘曕世宗第六子”[20]，“弘盼世宗第六子”[21]，“福宜为世宗第七子”[22]。误。世宗岂有两个第六子？按：弘曕为第六子，弘昐则为第七子，福宜为第八子。又《诸王四》称：“信宣和郡王多尼，多铎第一子”[23]，“信郡王董额，多铎第三子”[24]。误。多尼应为第二子，董额应第七子。又《职官一》载：“咸丰间，复命恭亲王入直，历三朝领班如故。嗣是醇贤亲王、礼亲王、庆亲王等踵相蹑。”[25]误。按：醇亲王奕環曾主持总理海军衙门，而从未进入军机处。又《职官五》载：“康熙元年，诛内监吴良辅。”[26]按：吴良辅被杀在顺治十八年（1661），非康熙元年（1662）。又《职官六》载：“延及德宗（光绪），外患蹑迹，译署始立。”[27]误。按：译署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简称，设立在咸丰年间，并非光绪时。又《公主表》载宣宗第六女寿恩固伦公主“道光十年十二月生，咸丰九年四月薨，年三十八”[28]。误。按其生卒年计算，虚岁仅30岁而非38岁。《邦交二》载：“英有里国太者，嘉应州人也，世仰食外洋，随英公使额尔金为行营参赞。”[29]误。按：里国太亦译李泰国，李泰国曾任中国第一任总税务司，英国人，并非华裔，与广东嘉应州毫无关系。最荒唐的是《忠义七》叙太平天国时，浙江诸暨县所属包村，抗拒太平军“相持八九月，大小数十战，毙贼十余万”[30]，“合村死者，盖六十余万人”[31]。小小的包村作战双方，死者合计70余万人，比起抗日战争中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屠杀我国30万同胞，数目还要增加1倍多，这样明显的夸大失实之词，还能称得上信史吗？

至于人名、地名、年月日之讹误，更数不胜数。仅阅太祖、太宗、顺治、康熙四帝《本纪》7卷，其错误之处就极多，如《太祖本纪》载：“丁未春正月，瓦尔喀斐悠城长穆特黑来”[32]，应作“策穆特黑”。“二月癸未，上还辽阳，辽阳城圮”[33]，辽阳城圮于三月，非二月。《太宗本纪一》载：天聪三年（1629）十一月，“宁远巡抚袁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屯沙窝门”[34]，应为广渠门；天聪四年（1630）正月，“其帅明兵部尚书刘之纶领兵至”[35]，刘之纶应为兵部侍郎，战死后追赠尚书；天聪五年（1631）九月，“明太仆寺卿监军张春，总兵吴襄、钟纬等，以马步兵四万来援”[36]，钟纬应作宋纬。《世祖本纪一》载：顺治二年（1645）六月，“自成窜九宫山，自缢死”[37]，李自成为地主武装击杀，非自缢；顺治二年（1645）十月，“故明唐王朱聿钊据福建”[38]，唐王名朱聿键，非朱聿钊；顺治三年（1646）八月，“杀故明蜀王朱盛浓”[39]，朱盛浓为楚王非蜀王；顺治六年（1649）八月，“以张孝仁为直隶、山东、河南总督”[40]，张孝仁应为张存仁。《世祖本纪二》载：顺治十七年（1660）六月，“大学士刘正宗、成克巩、魏裔介以罪免”[41]，时魏裔介官左都御史，非大学士。《圣祖本纪》载：顺治十八年（1661）十月，山东于七起事，“命靖东将军济世哈讨平之”[42]，济世哈应为济席哈；康熙五年（1666）三月，“以胡拜为直隶总督”[43]，是年直隶总督为朱昌祚，非胡拜；康熙十三年（1674）九月，“命简亲王喇布为扬威大将军，率师赴江西”[44]，喇布率师赴江宁，非江西；康熙十七年（1678）七月，“吴三桂僭号于衡州”[45]，吴三桂称帝应在本年三月，非七月；康熙十九年（1680）正月，“伪巡抚张文等迎降”[46]，应为张文德，漏一“德”字；同年三月，“吴丹复重庆，达州、奉乡诸州县悉定”[47]，四川无奉乡县，应为东乡县。《圣祖本纪二》载：康熙二十九年（1690），“恭亲王常宁为安远大将军，简亲王喇布、信郡王鄂扎副之”[48]，常宁应为安北大将军，非安远大将军，喇布已死于康熙二十年（1681），其弟雅布袭封简亲王，此处应为雅布，非喇布；康熙三十六年（1697），“振平将军、湖广提督徐治都卒”[49]，振平应作镇平。《圣祖本纪三》载：康熙四十一年（1702）五月，“先是，廉州府连山瑶人作乱”[50]，廉州府应为广州府；康熙四十八年（1709）十月，“皇九子胤禟、皇十二子胤祹、皇十四子胤俱为贝勒”[51]，应为贝子，非贝勒。以上所引太祖、太宗、顺治、康熙四帝《本纪》共7卷中错误18处，是汪宗衍先生在《读清史稿札记》中所摘，无怪汪宗衍先生评论说：“翻阅所及，凡年份、官爵、人、地、书名，误、倒、衍、夺之处，不胜条举，史实牴牾、体例乖谬亦多有之。”[52]

最近我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几位教师和博士生校勘了10多篇《清史稿》的列传，每篇都有很多错漏之处。《李鸿章传》全文不到8 000字，错漏或有问题的地方达26处，平均300字即有1处错误，依此错误率推算，《清史稿》不到900万字，全书错漏可能达30 000处。当然我不是说它一定有30 000处错漏，而只是说明其错误之多。听说台湾出了一本《清史稿校注》，主要是校勘其错误，注释其遗漏，全书达1 200余万字，因我未曾寓目，不能评论。但全书字数竟达1 200万字，可见《清史稿》错漏确实是很多的。

造成《清史稿》错漏甚多的重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修史者大多为清朝遗老，虽受民国礼聘，但思想感情上留恋灭亡的清朝，对民国没有好感，写作时亦图避免过分得罪民国政府。对清末革命党活动尽量少记，但又不能不记，故笔底常流露其真实感情，反对民国，同情逊清，故而遭到北伐后国民党政府的封禁。

第二，《清史稿》写作时，清代档案尚未整理，亦未为世人所共知，故谈不到利用档案。修史者仅根据清代国史馆中所写底稿与其他书籍编纂而成，史料使用之范围有限。

第三，纂修过程前松后紧，定稿仓促，没有总阅修改的负责人，故繁简失当，内容前后矛盾，错误百出。

《清史稿》虽有以上所说种种错漏，不是一部理想的史书，但一部八九百万字的大书要挑拣错误肯定会有不少。我撰写本文的目的是说明已有《清史稿》一书，今天我们是否有必要再修清史，故而不惮烦琐，缕述此书的种种缺陷，以见《新清史》纂修之必要。但我不是一笔抹杀，说它毫无是处。《清史稿》根据国史馆稿本编成，而国史馆稿本是由清朝许多代的学者集体编撰、长期积累的学术成果，所写各种传记、志、表，很多是亲历其事，亲见其人，见闻较近而真切，有些内容较以往史书为胜，如：《地理志》所载疆域，很多是前史不载而经实地测量者；《灾异志》所载为水旱蝗疫，较少记载迷信祥瑞之事（亦有少量一妇产四男、龙见于天等可不必记）；又为自然科学家开辟《畴人传》，创前史未有之新。《清史稿》的文体用文言，修史者皆功底深厚之知名文士，故行文简练、清晰、流畅，后人颇难达到他们的文字水平。前辈学者孟森、容庚、金毓黻等建议此书开禁。孟森先生说：“总之，《清史稿》为大宗之史料，故为治清代掌故者所甚重。即将来有纠正重作之《清史》，于此不满人意之旧稿，仍为史学家所必保存，供百世之尚论。”[53]金毓黻先生说：“平心论之，是书积十余年之岁月，经数十学者之用心，又有国史原本可据，而历朝所修之实录、圣训及宣统政纪，并将蒋、王、潘、朱四氏之东华录，采摭甚富，史实赅备，囊括以成一代大典，信足以继前代正史之后而同垂于奕祀矣。第其书令人不满者亦有多端：其一则诸志实未备作（如氏族志），列传多有缺遗（如麟庆传云，子崇实宗厚自有传，而崇实无传，又朱简亦无传）；其二则仓卒付印，错讹太多，而于原稿亦刊削未当（如本纪、地理志皆经刊削而后付印）；其三则书中时流露遗民口吻，与往代修史之例不合。”[54]

可见，《清史稿》既是“不满人意”，应该“纠正重作”的有重大缺陷的著作，又是“采摭甚富，史实赅备”，“为治清代掌故者所甚重”的史书。将来重修之《新清史》可以和《清史稿》并存，相互参证。“二十四史”不乏这种并行不悖的事例。如刘昀修《唐书》，薛居正修《五代史》，因篇幅烦冗，故欧阳修又修成《新唐书》《新五代史》，其后新书流行，刘、薛所修书反而晦没不传，至乾隆时才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从此，新旧《唐书》《五代史》四书并列于“二十四史”中。明宋濂修《元史》，讹误甚多，清末柯绍忞作《新元史》，与《元史》并行，北洋政府把《新元史》列为“二十五史”。我认为《新清史》如能启动修成，亦可与《清史稿》并行成“二十七史”。《清史稿》虽有重大缺陷，但这是由历史原因和主客观条件所造成的，参加修史的人已尽了极大的努力，而《清史稿》本身亦有相当之学术价值，不可一笔抹杀。

注释

[*]原载《光明日报》，2002年3月19日。

[2]《大总统袁世凯设置清史馆令》，载《政府公报》，660号。

[3]易培基：《呈行政院文》，1929-12-16。

[4]《清史稿》卷二十五《宣统皇帝本纪》，见赵尔巽等：《清史稿》，第4册，996~997页。

[5][6]《清史稿》卷二十四《德宗本纪二》，见赵尔巽等：《清史稿》，第4册，959页。

[7]《清史稿》卷四百七十《良弼》，见赵尔巽等：《清史稿》，第42册，12799页。

[8]《清史稿》卷四百六十九《赵尔丰冯汝骙陆钟琦》，见赵尔巽等：《清史稿》，第42册，12794~12795页。

[9]《清史稿》卷二十五《宣统皇帝本纪》，见赵尔巽等：《清史稿》，第4册，1003页。

[10]《清史稿》卷二十四《德宗本纪二》，见赵尔巽等：《清史稿》，第4册，948页。

[11]《清史稿》卷四百六十九《赵尔丰冯汝骙陆钟琦》，见赵尔巽等：《清史稿》，第42册，12790页。

[12]易培基：《呈行政院文》，1929-12-16。

[13]《清史稿》卷十九《宣宗本纪三》，见赵尔巽等：《清史稿》，第4册，687页。

[14]《清史稿》卷三百七十《宗室耆英》，见赵尔巽等：《清史稿》，第37册，11506 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15]《清史稿》卷五十四《地理一》，见赵尔巽等：《清史稿》，第8册，189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16]《清史稿》卷七十《地理十七》，见赵尔巽等：《清史稿》，第9册，224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17]《清史稿》卷一百五十三《邦交一俄罗斯》，见赵尔巽等：《清史稿》，第16册，448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18]《清史稿》卷三百六十四《阮元》，见赵尔巽等：《清史稿》，第38册，1142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19]《清史稿》卷一百六十三《皇子世表三》，见赵尔巽等：《清史稿》，第18册，5041~504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20]《清史稿》卷一百六十五《皇子世表五》，见赵尔巽等：《清史稿》，第18册，5202页。

[21]同上书，5204页。

[22]同上书，5204~5205页。

[23]《清史稿》卷二百一十八《诸王四》，见赵尔巽等：《清史稿》，第30册，90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24]同上书，9038页。

[25]《清史稿》卷一百一十四《职官一》，见赵尔巽等：《清史稿》，第12册，327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26]《清史稿》卷一百一十八《职官五》，见赵尔巽等：《清史稿》，第12册，3425页。

[27]《清史稿》卷一百一十九《职官六》，见赵尔巽等：《清史稿》，第12册，3445页。

[28]《清史稿》卷一百六十六《公主表》，见赵尔巽等：《清史稿》，第18册，5298~5299页。

[29]《清史稿》卷一百五十四《邦交二》，见赵尔巽等：《清史稿》，第16册，4526页。

[30]《清史稿》卷四百九十三《忠义七》，见赵尔巽等：《清史稿》，第45册，13653~1365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31]《清史稿》卷四百九十三《忠义七》，见赵尔巽等：《清史稿》，第45册，13654 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32]《清史稿》卷一《太祖本纪》，见赵尔巽等：《清史稿》，第2册，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33]同上书，14页。

[34]《清史稿》卷二《太宗本纪一》，见赵尔巽等：《清史稿》，第2册，29页。

[35]同上书，31页。

[36]同上书，36页。

[37]《清史稿》卷四《世祖本纪一》，见赵尔巽等：《清史稿》，第2册，9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38]同上书，99页。

[39]同上书，103页。

[40]同上书，116页。

[41]《清史稿》卷五《世祖本纪二》，见赵尔巽等：《清史稿》，第2册，160页。

[42]《清史稿》卷六《圣祖本纪一》，见赵尔巽等：《清史稿》，第2册，167页。

[43]同上书，173页。

[44]同上书，188页。

[45]同上书，198页。

[46][47]同上书，202页。

[48]《清史稿》卷七《圣祖本纪二》，见赵尔巽等：《清史稿》，第2册，229~230页。

[49]同上书，229~247页。

[50]《清史稿》卷八《圣祖本纪三》，见赵尔巽等：《清史稿》，第2册，260页。

[51]同上书，276页。

[52]汪宗衍：《读清史稿札记》，“前言”1，北京，中华书局，1977。

[53]孟森：《清史稿应否禁锢之商榷》，载《国学季刊》，1932（4）： 714页。

[54]金毓黻：《请清史稿札记》，载《国史馆馆刊》，1948（3）： 26页。

谈《清史稿》的编纂[*]

《清史稿》是中国的一部大型纪传体史书，记载有清一代将近300年的历史。编纂工作从1914年始，至1927年完成，历时14年。清史馆馆长为赵尔巽，参加编纂者前后达100余人。全书共536卷，比“二十四史”内任何一部史书的篇幅都要大。

《清史稿》是利用了清朝国史馆长期积累的史料和成果编纂而成的，分成本纪、表、志、列传四个部分，包罗广泛，内容丰富，是研究清史的重要参考书。孟森先生评论此书“搜辑宏富，纲举目张”。

可是，《清史稿》出版后，立即受到严厉的批评，有人指出它有19个方面的谬误。有的是政治观点问题，有的是体例问题和史实史料问题。在国民党统治时代，此书被禁止出版。

第一，政治观点问题。参加修史的大多是清朝遗老，忠于被推翻的清王朝，歌颂和粉饰清朝统治，对新建立的共和国抱敌对态度，如把武昌起义称为“革命党谋乱于武昌”；对于因反对革命而被打死的清朝官吏，称赞他们是“或慷慨捐躯，或从容就义”。

第二，体例问题。纪传体史书创始于司马迁的《史记》，适合记载中国古代历史。但是，到了清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要记录新的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需要在体例上做较大的改进。又如《清史稿》中的《孝义传》《列女传》提倡割股疗母、妇女贞节等封建道德，应予废除。

第三，史料问题。《清史稿》编纂时，并未广泛征求各种史料，藏在故宫内的大批清代档案尚未被人注意，外国的许多史料也没有被利用，因此，史实记载遗漏和错误的地方比较多。

1959年台湾组成“清史编纂委员会”，对《清史稿》进行修改，更名为《清史》出版。但时间仓促，只做了局部的修订，主要是修改和补充了南明史、太平天国史和辛亥革命史。在观点上、体例上、史料上还不可能做根本的改进，所以修改本的序言中说：“于《清史稿》之原著，不欲大事更张……依新史学之体例与风格，网罗有清一代文献，完成理想中之新清史，则寄厚望于后来之作家。”

现在编纂一部新的大型清史的条件越来越成熟了。一方面，史料越来越丰富，清代近300年中央机关的档案现在已进行整理，珍贵的史籍，包括许多稿本、抄本陆续被发现，各种官书、诗文集、地方志、笔记、日记、野史大量被印行，外国的史料也很多。一部理想的清史著作必须建立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之上。

另一方面，专题研究的成果日益增多。中国大陆的清史学者每年发表的论文达700篇左右，台湾的学者也有不少著作、论文，欧洲、美洲和日本的学者在清史研究方面也有许多成果，吸收这些研究成果，才能写好新的清史。

现在中国国内的清史专家初步组织起来，有多种刊物和研究会，召开全国的清史会议。我们十分希望和国外专家们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交流资料和研究成果，以推动清史研究工作。

注释

[*]原载《语冰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

加强对清史的研究[*]

近几年来，清史的研究相当活跃，发展比较迅速，发表了一大批论文，出版了许多部著作和资料，建立了一些专门的研究机构，全国形成了一支可观的研究力量，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

清史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包括什么样的范围？顾名思义，清史是指清朝统治时期的整个中国史。它的范围，从纵的方面说，应包括清朝兴起、发展和衰亡的全过程；从横的方面说，应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它的起讫时间，从1644年清朝入关、建立全国统治，经过康雍乾盛世以及鸦片战争后的衰落，直至辛亥革命、清朝灭亡为止，共268年。如果上溯清朝入关前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代的历史，则长达近300年。

我们通常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把整个中国历史分成两大部分，即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古代史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国近现代史包括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而清朝恰好跨在交界点上，分别属于不同领域。清代前期和中期，属于古代史范围，清代后期，属于近代史范围。这种对历史的划分，按社会形态的不同，基于生产方式的区别和阶级斗争的发展变化，自然是有道理的，许多年来，被我们习惯上所使用，并且得到社会的公认。但是，这种划分并不排斥我们可以把清代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也不排斥我们可以把清史研究作为历史学中的一个单独分支。我国有断代史编纂的传统，著名的“二十四史”大多是按断代编纂的。一个封建王朝，从建立到覆亡，首尾一贯，自成段落，它的制度、政策、事件、人物，前后都有密切的关系，形成完整的体系，有区别于其他王朝的特色。许多朝代的递嬗接续大体上可以显示出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鸦片战争以前和以后的清代历史分别属于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社会性质、阶级结构、革命性质以及社会历史各方面的面貌是很不相同的。但是，作为中国最后的一个封建王朝，其前期、中期、后期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我们既应该看到其区别，也应该看到其联系，而不能绝对地割断历史。把清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有助于我们从清王朝盛衰兴替的全过程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的封建社会是怎样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了解清代的各种制度、政策、机构以及历史事件、思想潮流发展演变的来龙去脉。因此，把近300年的清代历史当作完整的研究对象是很有必要的。

清史，离我们今天很近，清朝灭亡距今仅7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70年是很短暂的一段时间。现在70岁以上的老年人都出生在清代，他们在儿童时代的所见所闻，至今记忆犹新，历史留下来的痕迹还是非常新鲜而清晰的。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如果要了解其究竟，追溯其来历，都离不开清史。我们常常说要懂得中国的国情。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要懂得国情，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学习和研究历史，特别是离我们较近的清史和中华民国史。毛泽东谆谆教导我们，要认真学习中国历史，“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2]，“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3]。可以说，清代就是现在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一个伟大的国家和民族，必须从历史中认识自己，并取得经验、智慧和力量，而绝不可以忘记过去。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延续了2 000多年，到了清代，它具有什么特点？它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到了怎样的高度？为什么古代中国一直处在世界的先进行列，而到了清代却愈来愈落后？在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清朝统治的268年处在什么地位？应对它如何评价？如果没有外国的侵略，中国将会沿着什么方向发展？发展的前途可能会是怎样？这些都是清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今天，我们奔驰在实现“四化”的新长征的道路上，缅怀过去，回顾历史，总结自清代以来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就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中国的国情，辨明前进的方向，提高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觉悟，发扬艰苦创业精神，踏着革命先辈的足迹，满怀壮志豪情，更加迅速地前进。

清史研究和现实有密切的关系，它不是网罗奇闻逸事，不是观赏陈迹古董，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和时代脉搏的跳动息息相关。我们在研究工作中应当严肃认真，力求深入，不要浅尝辄止。还要避免钻牛角尖，避免烦琐主义和材料堆砌。要努力研究与发现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具体规律，用历史的规律性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牢牢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器，立场坚定，胸怀广阔，高瞻远瞩。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对历史研究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从此，开辟了一条以科学态度研究社会历史的途径。就像列宁所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这种科学理论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从一种社会生活结构中会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4]。“马克思主义则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因为它考察了一切矛盾趋向的总和，并把这些趋向归结为可以确切判明的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和生产条件，排除了人们选择某一‘主导’思想或解释这个思想时所抱的主观主义和武断态度，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的根源。”[5]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我们才有可能理解清代历史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急剧而复杂的演变，才有可能认识当时各阶级、各派系产生的经济基础以及它们思想和行为的真实原因，才有可能透过现象把握本质，而不被五光十色的历史迷雾所困惑。

清史研究是我国历史学中较晚起的一个分支，尚处在幼稚阶段，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才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很早以前，当清朝尚未灭亡的时候，也出现了公私编撰的许多历史书籍，如《皇朝武功纪盛》《满洲源流考》《圣武记》《湘军记》以及清王朝为了政治需要而编纂的《实录》《圣训》《方略》《会典》等。这些书籍叙述了某些历史事件的过程，记录了各种典章制度的轮廓和细节，收集整理了大量的政府档案，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条件。但是，其中充斥着令人厌烦的对清王朝“圣功盛德”的赞美，在封建专制制度之下，本朝的历史只能作为歌功颂德的话题，而不可能作为客观研究的对象。

清朝灭亡以后，1914年北洋政府开设清史馆，延聘文人学士和退职的清朝官吏100多人，从事大规模编纂清史的工作，经14年之久，写成《清史稿》。《清史稿》共536卷，网罗了大批资料，按照纪、传、表、志的传统史书体裁，详细地叙述了有清一代的人物、史事和典章制度，是我国近代一部重要的历史书，也是第一部较详备的大型清史著作。著名的清史专家孟森称赞此书：“清一代掌故，无有搜辑宏富，纲举目张，如此书者。欲治近代史，舍此奚由。”[6]

但是，《清史稿》确实存在着重大的谬误和缺陷。（1）编纂者完全站在清王朝的立场上，歌颂、粉饰清朝的统治，对皇帝歌功颂德的话，几于俯拾皆是。（2）抹杀、诋毁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和农民战争。（3）《清史稿》按传统的纪传体编纂，体裁上没有大的增损变动。传统的体裁已不能适应迅速变化且十分复杂的清代历史，特别是不能反映帝国主义入侵后出现的许多新矛盾、新情况。有的内容十分陈腐，并无价值。其中《忠义传》《孝义传》《列女传》等尤其严重。（4）《清史稿》较多地利用清朝国史馆中积累的资料和编纂的各种史书，在当时是难得的资料，但在今天已属常见。当时，大内档案尚未进行大规模的整理，故编纂《清史稿》未能直接利用丰富的档案。其他史料也很少利用。疏漏、错误之处很多。总之，《清史稿》虽为研究清史必备的重要史籍，但其立场、观点、体例、史料多可议之处，不是一部比较理想的著作。

清宫中保存的大量档案是研究清史最珍贵、最丰富的宝藏，但宫禁重地邃密森严，其库藏内容长期不被人知。清末，因内阁大库倾圮，将其中一部分档案陆续移出，世人才开始了解宫中保存着大量档案。民国初年，北洋政府的文化部门因经费困难，将8 000麻袋档案售给造纸厂，作为造纸的原料。此事被揭发后，轰动一时。由于一些热心保存祖国文物史料的人出资赎买，这批档案才被抢救了下来。此后，清宫档案分别庋藏于博物馆、研究所、大学和私人手中，并开始了整理工作，先后出版了《掌故丛编》《文献丛编》《史料旬刊》，推动了清史的研究。有一些专家，如孟森等，长期辛勤劳动，在清史领域做了有意义的开拓工作。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缺乏必要的学术研究条件，因此，清史研究和档案整理进展都不大。又由于辛亥革命中高涨起来的反满情绪的影响，一般人将清朝统治下200多年的历史视作一团漆黑，对清朝的制度、政策和统治集团中的人物，颇多贬词，缺少冷静的具体分析。因此，长期以来，清史领域缺少有分量、有影响的著作，而人们的清史知识颇多模糊附会之词，来自不甚可靠的野史传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历史研究，包括清史研究在内，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的晚清历史的研究，亦即中国近代史研究，更是兴盛繁荣。可是，对鸦片战争以前的清史研究，仍是薄弱环节，只是最近几年才受到了重视。它像一片尚未开垦的土地，需要人们去努力开发。

人们说，《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这是就其反映封建社会的深刻和丰富程度而言的。《红楼梦》所描写的正是雍正、乾隆时期的清代社会，这时，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最高峰，经济繁荣，政治安定，文化发展，国家强盛，生产力达到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水平。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分析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常常以英国作为典型，因为在当时英国的资本主义最为纯粹、最为发达。如果要分析研究中国的封建主义，也可以用18世纪的清代社会做典型，因为这时候封建主义的各个方面发展得极为完备。要研究麻雀，不可能也不需要把所有的麻雀全都逐个地进行解剖，而只需解剖其中的一只。清代社会，便是可以用来研究封建主义而需要精心解剖的那只麻雀。

清朝入关时，西欧已将近走完封建主义的路程，英国正在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此后，西欧国家相继摆脱封建势力的束缚，生产力和社会关系发生了空前的发展变化。和这些国家相比，中国已经落到后面了。但是，清代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是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所有朝代。它的农业生产养育了4亿人口，耕地面积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它的手工业的产量、质量、生产组织以及技术、工艺水平发展到了新的高度。丝织、踹染、矿冶、制瓷、井盐等行业中资本主义萌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对于清代经济发展的水平，对于资本主义萌芽在整个封建经济中所占的地位和比重，对于阻碍经济发展的原因，目前史学界还存在不同的看法，需要进一步展开研究和讨论。还有，由于中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地主经济在沿江沿海、平原腹地和边远山区，其形态是很不相同的，剥削量、剥削率、剥削形式呈现出很复杂的情况。至于帝国主义入侵以后，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地主经济的变化，近代资本主义的发生以及工厂、矿业、航运、铁路、银行的出现等经济现象，都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活跃在清史舞台上的各个阶级、各种政治势力十分繁多，它们的盛衰荣替和相互关系十分复杂。农民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在清代历史上始终是主要角色，二者之间的矛盾一直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入侵，深深插足于中国社会，成了阻碍中国进步的最主要的反动势力。另外，中国内部产生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各自带着自己的阶级特性，跃登历史舞台。这样，清代特别是晚清，阶级的构成和阶级力量的配置就呈现出五光十色的复杂画面。还有，各个阶级中不同的阶层和不同的政治势力，都按照自己的利益、意愿进行活动，影响着历史发展的进程。不具体地进行阶级的分析和研究，就不可能把握住清代历史的发展脉络。

清代历史上发生了频繁的起义和革命，最大的共有五次：清初，李自成、张献忠余部的抗清斗争；清代中叶，以川楚白莲教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革命战争；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资产阶级领导、发动、推翻清朝统治的辛亥革命。这些起义、战争和革命，规模巨大，时间持久，影响深远，席卷了广阔的地区。革命者组织起来，提出了自己的理想和纲领，运用了机动灵活的战略策略，表现了中华民族反对压迫、反对侵略、不畏强暴的英勇气概。进一步研究这些伟大的历史事件，研究革命斗争中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将能提高我们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鼓舞我们振兴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许多民族经过长时间的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共同缔造了伟大的中国，创造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明。在清代史上，我国各民族长期共处，进一步融合，政治上达到了高度统一，经济和文化交流更加频繁，边疆和边远地区得到了很大开发，大体上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清朝是由满族建立起来的政权，满族是人口很少的少数民族，它对少数民族的处境和要求，体会最深。为了有效地统治中国，它十分注意对民族和边远地区的管理，设立了各种类型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机构，分别制定了适合各地情况的方针、政策，所谓“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清代的民族问题与前代有很大的不同，其民族政策有进行压迫的一面，也有开明和成功的一面，是值得进行大力研究的课题。

我国在古代虽然已和世界各国发生了交往，但限于生产力的低下和交通的困难，古代的国际交往还不是经常性的。自从世界的地理大发现和资本主义发展之后，列强争先恐后地向海外扩张，夺取殖民地，其势力逐渐伸到了远东。古老的封建中国面临外国的侵略，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日益加深。郑成功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这是中国和西方侵略者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冲突；不久，清朝在黑龙江上抗击沙俄侵略军，这是又一次武装冲突。到1840年鸦片战争，侵略者终于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横冲直撞，为所欲为。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中华民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生死存亡的危机。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是怎样发展过来的？中国是怎样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的？在外国列强的侵略下，中国社会发生了何种变化？中国人民是怎样英勇不屈地反抗的？研究这些问题应该是清史研究者的主要任务。

清代的学术思想、文化艺术都有很大的发展，著作丰富，成果累累，名家辈出，给中国传统的文化宝库增添了新内容。清初，以经世致用为目的，并具有某些民主色彩的进步思潮，一变而成18世纪的考据学，强调实证和具体细致的研究，其末流则沉溺于烦琐主义。19世纪，又变化而成以“微言大义”议论时政的经今文学。思想界的发展演变，自有其客观的物质基础和内在的思想规律，并且始终和有清一代的政治斗争相联系。更具体、更准确地了解和把握清代文化思想发展的线索，并深入探索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各个学派、各个名家的思想要旨和文化成果，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使之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服务，应该也是清史研究的重大课题。

没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就谈不到科学的研究。清史资料繁多，浩如烟海，如何进行搜集、整理，进行必要的排比、考证和诠释，这是清史研究者必须承担的一项任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贮藏的1 000多万件清代档案是极为珍贵的资料，其整理、编辑和出版是要求世世代代做下去的长期工作。此外，清代纂集的史书，如实录、圣训、方略、会典之类，数量极大，汗牛充栋。一部《清实录》，达4 000多卷，数量超过了“二十四史”，还有数以千百计的地方志、诗文集、笔记、日记、稗官野史、碑版谱牒等，种类繁多，难以尽述，对其数量、种类、版本、内容均须做全面的调查统计。我们研究上古的历史，资料虽然也是很多的，但只要勤勉从事，每个朝代的史料大体上可以读完。只有清史资料，无论怎样勤奋阅读，也只能浏览很小的一部分，犹如在汪洋大海中航行，只能窥测它的一个角落。章学诚早就有“书籍至后世而繁”[7]的感慨，提出要“惜分阴”“爱日力”，学习要付出“十倍百倍之功”[8]。清史资料的杂乱繁多是我们必定会遇到的困难，但这一困难也正好是清史研究者的得天独厚之处，它拥有极为丰富的原料，可以供人广泛采集，处处有新资料和新课题，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给勤奋好学者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

清史包括的时间如此长久，领域如此宽广，内容如此丰富，资料如此繁多。有志于研究清史的人必须下苦功夫，坐冷板凳，脚踏实地，从事长期艰苦的劳动，才有可能理清历史的脉络，认识其本来的面貌。恩格斯说得好：“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9]

清史领域内，通史的编纂，专史、专题的撰述以及史料的整理等，有许多事情亟待进行。其任务之巨大、工作之繁重，不是几个人或少数单位所能全部承担的，必须协调全国的力量，由各方面的专家、人员通力合作，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开展工作，才能收到显著的效果，把清史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毛泽东在41年前说：“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10]这段话，对清史的研究也是适用的。

当前，我国各条战线的工作正在迅速前进，情况越来越好。经济稳步上升，政治日益安定，改革已见成效。在这大好形势下，历史学界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清史研究的成绩也是很显著的。只要我们清史研究工作者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团结一致，协调步伐，努力工作，锲而不舍，我们的事业就将发展得更加迅速，就一定能为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注释

[*]原载《南开学报》，1982年第5期。

[2]《毛泽东选集》，1版，第2卷，499页。

[3]《毛泽东选集》，1版，第3卷，759页。

[4]《列宁选集》，1版，第2卷，4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5]同上书，586页。

[6]孟森：《清史传目通检》，见许师慎：《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意见汇编》，下册，1215页，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9。

[7]章学诚：《文史通义》，188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

[8]同上书，189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版，第2卷，118页。

[10]《毛泽东选集》，1版，第3卷，760页。

谈清史研究[*]

近几年来，清史的研究发展很快。发表了许多论文，出版了许多著作，编辑了许多资料，召开了各种类型的学术讨论会，研究队伍也在逐步扩大。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历史学界欣欣向荣的表现。

清史研究，顾名思义，就是研究有清一代的历史。它的范围应从1644年（清顺治元年）清朝入关至1911年清朝覆亡为止，共268年。不过，清史的上限，不能仅起于1644年。这一年，清兵入关，开始建立全国性的统治。在这以前，还有一段满族兴起、奋斗、创业的历史，也属于清史的范围。早在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就建立了后金政权，至1636年（明崇祯九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清朝，作为我国少数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早在它入关以前就存在了。

习惯上，中国古代史截止于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因为这一年外国资本主义武装入侵中国，使封建的中国逐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从社会性质讲，鸦片战争前后是根本不同的。可是，清朝的统治到1840年还没有结束，因此，清史的下限也不能到此为止，应该延续到清帝退位。所以，清史实际上包括两种社会形态，既包括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又包括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前期。

中国历史十分悠久，每个朝代都有生动丰富的内容，都值得很好地学习、研究。但是，清朝的历史，时间很长，达近300年之久，又离我们今天很近，和现实息息相关，对我们特别重要。在清代历史上，有许多为救国救民而流血牺牲的英雄志士，他们坚持反对外国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光辉业绩，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今天，我们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问题，都有它们的来龙去脉，如果要做详细的了解，都要追溯到清代。譬如，今天我国人民正在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以彻底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但是，中国的贫穷落后是怎样造成的？这就不能不追溯到清代历史，追溯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侵略与压迫。如果不了解这段历史，就难以懂得为什么曾经处在古代文明国家前列的中国后来却落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后面。又譬如，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批判地继承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清代近300年间涌现了大批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灿烂的文化成果，必须细致地进行分析、研究，才能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推陈出新，古为今用。

总之，清史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忘掉了自己的历史，就不能存在和前进。我们研究昨天，正是为了今天和明天。毛泽东说过：“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2]

那么，应该怎样学习和研究清史？

首先，应对近300年的清代历史有一个总的认识、概括的了解，可以把清代历史分成五个段落，每个段落都有特定的内容。

第一个段落，从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起兵到1644年清朝入关，共60年。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的满族开始形成并逐渐发展，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在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人的努力下，分散的、落后的女真各部逐步统一并强大起来，打败了明朝军队，进入了辽沈地区，建立了后金政权，统一了东北地区。这是满族创业和清朝建立时期。这时满族虽然建立了地方政权，与明朝中央王朝对抗，但它仍然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它的历史活动是在中国的疆域内进行的。任何分割中华民族，把满族说成不是中国人的谬论，都应当驳斥。

第二个段落，从1644年清朝入关到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收复台湾，共40年，这是清朝频年征战，建立和巩固全国统治的时期。先是和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作战，接着对付南明势力，击破福王、鲁王、唐王、桂王的政权，镇压各地人民的抗清斗争，以后又征讨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的三藩叛乱，最后是收复台湾，郑克塽降清。40年干戈扰攘，清朝打败了所有的对手，建立和巩固了对全国的统治。在这个时期，活动在历史舞台上的各种势力错综复杂，除了正在兴起、生气蓬勃的清朝以外，还有人数众多、遍布各地的农民起义军的余部，内部矛盾重重、互相倾轧的南明小朝廷以及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吴三桂等。这几种势力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断变化，斗争十分激烈。中原逐鹿，清朝成了优胜者。这并不是偶然的，应该从分析各种力量本身的强弱变化以及它们采取的战略、政略的是非得失中求得理解。

第三个段落，从1683年到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共90多年，这是所谓的“康雍乾盛世”，是清朝统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鼎盛时期。这时，农业和手工业得到恢复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比前代有所增长，社会殷富，人口增加，封建经济发展到了高峰。清朝为促进生产做了一些工作，如奖励垦荒、兴修水利、蠲免赋税、赈济灾荒、解放奴婢、革除匠籍以及改革赋役制度、实行地丁合一，等等。当然，它的封建专制制度及其根本的政策只允许生产力在一定范围内发展，超过了这个范围，专制政权便变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在政治上，人民的反抗活动趋于沉寂。清朝国力强盛，康、雍、乾三朝大力经营边疆地区，对少数民族既有团结笼络，又有征伐斗争，特别是长期对准噶尔、蒙古作战，终于在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攻灭准噶尔，剪除边疆的割据势力，并进一步对天山南北、蒙古、西藏以及西南地区实行了有效的行政管理，巩固和增强了国家的统一。在文化方面，清朝提倡儒学，大规模编纂封建典籍，汉学兴起并得到发展。小说、戏曲、诗歌、绘画等各方面也很兴盛，出现了像《红楼梦》这样的伟大文学作品。

第四个段落，从1774年到1840年（道光二十年），共60多年，这是清朝由盛转衰的时期。1774年有山东临清的王伦起义。这是发生在运河沿岸、接近清朝心脏地区的一次大规模斗争，以此为契机，打破了将近一个世纪中原地区的太平局面。北方的白莲教、南方的天地会等民间组织秘密结社，以及边疆和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抗清斗争，从此风起云涌，勃然兴起，不可阻遏。特别是1796年（嘉庆元年）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延及鄂、川、陕、甘、豫五省，严重地打击了清朝的统治，清朝全盛时期的声威一去不复返了。同时，世界形势在发生急剧的变化，继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又发生了法国大革命，资本主义一日千里地迅速发展，并向海外实行殖民扩张。中国和外国侵略势力的矛盾日益尖锐，于1840年发生了鸦片战争。

第五个段落，从1840年到1911年清朝灭亡为止，共70多年。这段历史内容非常丰富，几乎包括了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史，处在承前启后的关键时刻，意义十分重要。由于外国的侵略，中国历史改变了前进的方向，沿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轨道沉沦下去。中国人民一方面仍然反对统治中国已有2 000多年的封建主义，另一方面又要反对刚刚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反帝反封建斗争连续不断并且逐渐高涨，70多年间经历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以及辛亥革命等伟大的斗争。这时，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被破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开始产生并发展，随之而诞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农民依然是革命的主力军，发动了像太平天国和义和团那样规模巨大的革命运动，而资产阶级也登上政治舞台，领导了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清朝政府一步一步地走完了历史路程，随着侵略者的需要而改变自己的机构、政策和职能，最后完全成了帝国主义的附庸。在人民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清朝统治土崩瓦解。1911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发动了武昌起义，清帝逊位，从此结束了2 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国。

以上，把清代近300年的史事纳入五个段落，是为了考察清史总的演变过程，简要地理解与掌握各个段落的内容和特点。至于清代历史应如何分期，那是需要另做讨论的。

历史科学包罗很广。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民族的、外交的全都包括在历史学的范围之内。除了纵的方面可以分成若干段落之外，横的方面也可以分成若干专史和专题。我们固然应该了解清代近300年的整个历史过程，全面掌握清史知识，打好研究工作的基础，但也要有所分工，各有侧重，或研究某个时期，或研究某门专史，或研究某些专题。在具体研究的基础上通力合作，搞好综合的研究。毛泽东在40多年前谈到中国近百年史的研究时指出：“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3]。这一指示同样适用于清史的研究。

研究清史，占有史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是唯物主义者，要从历史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任何概念、体系、模式出发。恩格斯说：“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4]。因此，我们必须掌握丰富的史料，从第一手资料入手，进行考订辨析，弄清基本事实。科学的大厦是依靠事实材料建造起来的，离开了事实材料，就谈不上学术研究。清史跨越3个世纪，头绪纷杂，史事繁多，人物众多，记载歧异。人们关于清史的知识很多来自稗官野史、道听途说，不能成为信史。研究工作应注意真实性、科学性，不能浮光掠影，以讹传讹，而要认真搞清事件的真相及源流本末。因此，必须深入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中，以极大的力量和坚毅的精神进行探索，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即令在一个具体问题上要取得坚实可靠的知识，也需要花费大量的劳动。在这里，贪图省力，寻求捷径，只说空话，浅尝辄止，都是不允许的。

清史资料有三个特点。一是“多”，各种史籍、档案、碑版、实物，数量庞大，浩如烟海。一个人无论怎样勤奋，穷毕生之力，也只能在清史资料这一浩瀚无际的海洋中勘探其一个角落。二是“乱”，许多原始资料未经整理，杂乱无章，缺少目录、索引和工具书，无现代化的检索工具和检索方法，使用不便。三是“散”，许多资料分散庋藏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中。有的保管不善，有的灰积尘封，借阅较困难。由于客观上的种种困难，研究者就更应发奋努力，不辞辛劳，大力搜集和掌握资料，才能取得显著的成绩。

清史资料的类别甚多。一是档案，数量很大。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很集中，达1 000多万件，还有其他地方所藏档案，这些是研究清史最重要的宝库。清史领域中的大多数问题都可在档案中找到原始的记录。一般说来，如果不利用档案，清史研究成果便会减逊科学的价值。二是地方志，估计现存清代所修地方志大约有6 000多种。内容多为各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山川地理、民情风俗、物产灾异等，包罗宏富，具有地方百科全书的性质。三是文集，清代文集甚多，不下数千种，还有很多稿本、抄本。文集内有的收录奏议，这是大官僚向朝廷的报告；有的收录各种文章，或发表议论，或记叙事件，或抒发感情；有的收录信件、日记以及诗词歌赋，内容丰富，体裁多样，其中常有许多珍贵的资料。四是笔记，记载许多史料掌故，琐闻逸事，广采博收，可补正史之缺。此外，还有很多官书、谱牒、碑版、文物以至报纸、刊物，门类很多，都是进行研究的有用资料。

以下列举几种清史的基本书籍。

《清实录》，清代每一个皇帝死后，后继者都要派人根据档案，编纂前朝实录，共4 000多卷。实际上是一部编年体的档案汇编，篇幅很大，包罗宏富，虽有删节篡改，但在清宫档案还没有大量刊布之前，这部书还是极有价值的资料书。

《东华录》，也是根据档案编成的编年体资料书，较《清实录》简要。编者蒋良骐，自努尔哈赤编至雍正朝。以后王先谦、朱寿朋等续编至光绪朝。

“清三通”，乾隆年间编成的三部大书，汇集了清代前期典章制度的大量资料。包括《皇朝文献通考》300卷、《皇朝通典》100卷、《皇朝通志》126卷。以后又有刘锦藻续修《清朝续文献通考》400卷。

《清经世文编》，魏源代贺长龄编纂，收集清代前期经世致用的文章，分列八类：学、治、吏、户、礼、兵、刑、工，共120卷。清末经世之学大盛，又有人继承此书的体例，编成经世文续编、三编、四编、统编、新编等。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编纂的一部大型资料书，由中国史学会主编。收集了1840年以后晚清的历史资料，以历史事件分类，已出11种69册（鸦片战争6册、太平天国8册、第二次鸦片战争7册、回民起义4册、捻军6册、洋务运动8册、中法战争7册、中日战争7册、戊戌变法4册、义和团4册、辛亥革命8册），内容完整，包罗丰富，纲目明晰，有不少重要的少见史料，后附书目解题，可以按图索骥，进一步查找其他资料。这部资料丛刊的出版，为研究者提供了较充足的史料，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起了良好的推动作用。目前正准备继续编纂此丛刊的续编。

新中国成立以后整理出版的大部头清代史籍很多，有各种《清代档案史料选编》《清代笔记史料丛刊》《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太平天国资料汇编》，以及重要人物的文集、奏稿、日记，碑刻资料，文学作品汇编，报刊文章选编，各个厂矿企业的史料，以及译自各种文字的史料，特别是中外关系史的资料，等等。

至于清代通史性的作品，新中国成立前有孟森的《清史讲义》、肖一山的《清代通史》。新中国成立后有郑天挺的《清史简述》、李洵的《明清史》、辽宁各单位的《清史简编》、戴逸主编的《简明清史》2册。近代史方面的通史性著作，数量甚多，不胜枚举。目前正在连续出版的清史专集、刊物有《清史论丛》《清史研究集》《清史资料》《清代档案史料丛编》《清史研究通讯》等，《近代史研究》和《近代史资料》也刊登了很多研究清史的文章和清史史料。总之，清代的史籍和史料很多，这里只是简略开列，挂一漏万，不及备举。

详细地占有材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但还不是研究的最终目的。历史研究应该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通过偶然的、表面的现象去认识历史的主流和本质。应该对搜集的丰富材料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理论的总结，为此，就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掌握科学的观点和方法，锻炼理论思维的能力。理论水平的高下对历史研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忽视史料，空谈理论，“以论代史”，当然是不正确的；但只搞史料，轻视理论，也必定会大大限制学术成就，甚至会在杂乱的材料和各派学说的汪洋大海中迷失方向，误入歧途。科学成就的大小不在于史料的堆砌和现象的罗列，而主要在于能否运用马列主义去解释历史上的问题，解释得是否正确，是否深刻，是否揭示了历史的规律。清史研究工作者应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列主义，提高理论水平，永远保持理论探讨的兴趣和热情，这样才能使研究工作有正确的方向和锐利的武器。

历史的内容非常宽广，涉及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故研究清史要求有广泛多样的知识，如目录学、版本学、方志学、历史地理学、文书档案学等。在清代，中国日益被卷进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旋涡，中外关系十分密切，研究清代的中外关系，就需要有世界史知识；如果研究清代的生产力状况或历法、治河、科技、医学，就需要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如果研究军事，就需要兵制、武器、战略战术知识；如果研究清代的经济财政，就需要赋役、货币方面的知识；如果研究清代学术，就需要音韵、训诂、校勘、辨伪以及经学史知识；如果研究清代艺术，就需要绘画、书法、戏曲、金石方面的知识。还有，清代历史是我国许多兄弟民族共同缔造的历史，各民族都留下了大量史料，有《满文老档》以及蒙文、藏文、维文史籍，又从清初至清末，外国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纷纷来到中国，记录了许多史事，外文资料也十分丰富。要求研究者能够分别运用各种民族的以及各个国家的语言文字。总之，研究清史要有广泛的知识基础和能够掌握多种语言文字工具。

清史的时间漫长，领域广阔，资料丰富，有许多空白薄弱环节，待研究的问题很多，犹如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只要埋头苦干，勤奋钻研，方向对头，方法适当，就一定能获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一定能为促进祖国的历史科学、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贡献。

注释

[*]原载《文史知识》，1983年第3期。

[2]《毛泽东选集》，1版，第2卷，498页。

[3]《毛泽东选集》，1版，第3卷，760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版，第3卷，469页。

清史研究要有世界眼光[*]

我们这次会议的目的，一是向大家汇报我们的工作，听取大家的建议、意见；另一个目的就是我们拜师，向你们请教。我们请来的这些同志都是研究世界史的顶尖高手、领军人物，当然也不完全是世界史的，也有中国史的，中外兼通的学者。向你们请教：从世界的角度考察、观察中国历史，编纂《清史》，应注意些什么问题，如何把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西方有哪些著作、有哪些读物研究中国的人物，我们必须加以注意；有哪些文献、有哪些著作我们必须加以搜集和翻译。总之，我们的目的就是两个：一是向大家汇报工作，希望大家看看我们现在的体裁体例行不行；二是向大家请教、学习，希望搞世界史的同志也能够参与到编纂《清史》的工作中。

李岚清同志关于编纂《清史》的讲话，特别强调要注意和世界的联系。这是清代历史和过去历史的一个很大不同，这时候世界和中国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清代的很多方面深受世界的影响，离开世界的历史背景，我们就难以解释清楚清代的许许多多的问题、许许多多的情况。我研究清史就感觉到，很多问题不联系世界就看不清楚。

清朝入关是1644年，离哥伦布到达美洲已经一个半世纪，全球历史的帷幕已经拉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这样一些国家相继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美洲已经成为欧洲的殖民地，世界其他地方——非洲、东南亚、印度、中东也正在遭到殖民侵略。这个时候的中国，不仅保持了独立，而且还是强大的独立国家。但清朝历史和以前朝代不一样，清朝一开始崛起就和世界接触。如西方的红衣大炮，清朝在入关前就开始引入。入关后，从顺治开始，就与传教士接触，顺治与传教士关系非常密切。顺治称汤若望为“玛法”，是父辈，一个很尊敬的称呼。据汤若望的记载，在两年的时间里，顺治帝去了汤若望家24次。汤若望在宫里医好了太后的病，得到太后的恩赐，可以出入宫禁，与清廷关系极好。康熙更不用说，喜欢天文、数学等西方科学技术，有很浓厚的兴趣，身边有很多传教士。康熙得了疟疾病是非常严重的，老治不好，会死人的，外国传教士治好了康熙的病，康熙还推广了金鸡纳治疗法。《尼布楚条约》谈判的时候，张诚、徐日升充当了翻译。《康熙皇舆全览图》也是传教士帮着画的。可以说，清初，传教士与清统治者有着一段蜜月般的关系，非常亲密。当时，满族的亲贵也有很多与传教士有很密切的关系，但相比之下，汉族士大夫在清初与传教士关系密切的不多。明末的汉族士大夫，像徐光启、李之藻信仰天主教，可是清初的士大夫，我印象中没有几个。

我猜想，当时中国也是处于十字路口，也有可能选择西方文化。作为统治者的满族，处在文化的后进地位，它要学习先进文化。当时，它面临的先进文化有两个，一个是西方文化，一个是汉文化。它和西方文化接触很多，也知道它的好处，为什么没有更多地选择西方文化？这也是一个历史之谜吧。后来，完全走了汉化的道路，而且越来越汉化。看来，它不是没有可能选择西方文化，它有机会选择，但没有更多地吸收西方文化，而是走了单纯汉化的道路。如果稍稍吸收一些西方文化，哪怕像日本一样，出现一个“兰学”（日本人18、19世纪学习荷兰语文，把西方的科学技术统称为“兰学”），那中国历史的道路肯定会不一样。这只是一种猜想。

看来，文化的选择需要适当的土壤，清统治者面临的是统治汉人，因此，它选择的是统治汉人的现成的文化模式，而不再考虑选择其他文化，这也是一种解释。我觉得，清初的历法之争，表面上是汤若望取得胜利，采用了西方的《时宪历》，因为它是科学的。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汤若望失败了，而杨光先胜利了。因为中国走的道路依然是汉族的传统道路，没有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这是历史事实，如果不是这样，中国的发展就可能不一样。因此，清史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文化选择，一开始就面临着西方文化的影响，这是其他朝代没有的事。

文化的冲击、磨合、交流，这个过程很不容易。从历史上看，佛教经过上千年的时间才融合成中国的佛教，因此，刚进入中国不久的西方文化不可能很快被中国人所接受。历史有它的必然性。

清朝建立之初，要考虑统治汉人，所以传教士面临的困难越来越严重。罗马教廷坚持反对祖先崇拜。雍正时候，全面禁教，传教士被逐出宫廷，关上了大门。从历史的表面来看，雍正的全面禁教似乎阻止了中西文化交流，但是我认为历史是在前进的，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不可阻挡、不可抗拒，确有禁教之举，但西方的冲击、影响越来越大。中国逐渐融入世界的潮流也是不可抗拒的。

文化交流暂时中断，但经济交流大大发展了。18世纪文化交流虽然被阻断，乾隆后期传教士除宫廷以外已经没有了，失去了活动的舞台，但经济交流却大大发展了。当时海关对外贸易急剧增加。康熙时期海关收入只有4万两，贸易额很小，到鸦片战争前海关贸易达到了190万两，增加了47倍，增加得很快，如茶叶、丝绸、棉布等对外输出大量增加。到康乾盛世，海外贸易比较繁荣。

社会发展也达到了顶点。从人口来看，汉朝人口5 000万，唐朝是8 000万，后来也有增加，但中国的人口纪录从来没有过1亿，明朝是七八千万，到清朝道光时期为4亿。相应的农产品也必须增加4 倍，才能养活这么多人，可以说，当时经济总量已超过汉、唐。根据外国的有关研究，当时中国的GDP占世界的23%，很是了不起，这是外国人的统计。是否确切不敢说，但说明当时的经济总量已经很大。

这些方面的研究都需要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结合，也需要你们的合作。我希望年轻的学者转而研究一些大问题：当时中国经济到底达到了什么样的高度？

康乾盛世如何解释，也需要世界历史的知识。不了解世界的情况，就难以解释康乾盛世。当时国内安定是个主要因素。不能老打仗，社会的安定对于生产的发展至关重要。康熙、乾隆非常重视农业生产，投入大量精力治理黄河。有一年，国家收入的1/3用于治河。康乾盛世的形成还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个因素就是南美洲的白薯、玉米在康乾时期开始广泛种植。这些作物传入中国是在明朝，但广泛推广是在清朝。如果离开了白薯、玉米这种高产作物，这么多人口怎么养活，很难想象。只有高产的粮食作物才能养活这么多人，况且白薯、玉米的种植条件要求很低，对土壤、水、气候的要求不是那么苛刻，这些高产作物遍地可种。从前不能耕种的地方，开垦出来就可以种，平原、高原、地头旮旯都可以种。乾隆年间，开垦了以前的很多荒地。这对康乾盛世的到来非常重要。如果没有高产作物，养活不了4亿人。

高产作物在中国的推广，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有了，但还不够，这个问题也需要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的专家和农学家合作研究。关于白薯这些作物如何推广的问题，值得研究。当时有个姓陈的人，带着他的儿子、孙子，山东、山西到处跑，一辈子推广种白薯。白薯种植，一个关键就是育秧，这类问题值得研究。可以肯定，南美洲作物的推广对康乾盛世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没有南美洲粮食作物的传入和推广，就没有康乾盛世。

另外一个因素是货币因素。当时墨西哥白银大量输入中国，这一点对中国市场的发展非常重要。白银当时是良好的硬通货，当时的贸易连年出超，有很多东西销往外国，像丝绸、瓷器、茶叶；而外国没有那么多东西运来中国，当时还没有大机器生产，只能用白银来平衡贸易逆差。有本书叫《白银资本》，曾轰动一时。讲当时中国是全世界的经济中心，所有的白银都流向中国，中国是白银的仓库。据说，在18世纪，有3亿两白银流入中国。可以说，大量白银的输入，成为中国市场交易的润滑剂，扩大了中国市场，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使中国经济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当时中国货币流通量、交易量到底如何，现在的研究大多是宏观的，实证的细致研究还不够。有统计说，中国当时国内的总贸易量超过了英国海外的贸易量，到底是不是这样，需要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学者共同论证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两个因素，经济方面高产作物的推广，货币方面白银的输入，对康乾盛世的到来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否则很难达到那样的高度。所以说，清初中外的文化交流虽然暂时中断，但经济交流更加密切，而且其实际影响非常大。到了晚清，就更不用说了。如果不联系国际背景，根本没法研究中国近代史。清朝前期，中国还可以置身于国际事务之外，是天朝上国，扬扬自得，自高自大，关起门来。到了鸦片战争以后，大门被打开了，也就无法关门了。这个时候，中国就被彻底卷入了世界历史的旋涡。

无奈也罢，被迫也罢，缺乏精神准备也罢，反正是被卷入了历史旋涡。列强蜂拥而入，外国开始成为支配中国的一个力量。以前是外在力量，现在成为社会内部的力量，而且是强大的支配力量。一次一次的战争，一次一次的条约，把中国与世界绑在一起，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这个时候，研究中国历史，已经离不开世界历史。

反对西方列强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任务，向西方学习同样也是中国的一个主要任务，这两个任务是矛盾的。受到外国侵略，还要向它学习，即“师夷长技以制夷”，历史就是这么复杂。老师打学生，这样的事在近代很多。割地赔款，丧失主权，如果不抵抗，不反戈一击，丧失的恐怕就不只是这些东西，丧失的不只是物质财富，还会丧失精神、信心和希望。中华民族就是在抵抗中逐渐成长的。但是光反对、不学习也不行，那样就没有进步，就会停留在愚昧落后的层次，就会停留在非理性的行动中，使自己的抵抗斗争变成“义和团式”的行为，使自己的爱国行为变成盲目的排外主义。正是这些经验教训使中国在近代逐渐走向了正确的革命道路。

晚清与外国打交道非常多，外国传教士、政治家、军事家、记者都到了中国，他们写了大量的东西，但目前还有很多没有翻译过来。当然，他们的记载、描述带有偏见，但在某些方面反映了中国历史。因此，清朝历史与以往的朝代不一样，它自始至终与世界历史保持着联系，我们必须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观察中国，必须了解当时西方人对中国写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我们编纂《清史》，如果不了解这些，就没法进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老师请来，给我们出主意。

有人去徐家汇看书，说那里有很多外文图书，有很多自清初以来的传教士书籍，但到目前研究很少。像里希霍芬到中国来的考察报告很有价值，但现在也没有翻译。诸如此类，我们想对这类文献资料进行一定程度的整理，当然不可能全部整理。所以，我们成立了编译组，希望在这方面做些工作。

今天请大家来的目的就是拜师，教我们如何从世界一体化的角度研究中国历史，怎样增长有关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的知识，了解他们的学术著作。诸位是世界历史专家、中西兼通的专家，想必在研究世界历史时会联想到中国的类似情况和同时代的事情。希望诸位充分发表意见，对我们来讲，将受益无穷；对大家来讲，也是一种参与，参与有几种，一种是直接写，一种是提供意见，一种是提供资料。

注释

[*]是作者2003年7月17日在编译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开展清史研究加强国际合作[*]

这次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国的著名学者参加研讨会，有的像法国巴斯蒂夫人院士、像俄国的米亚斯尼科夫院士都是老朋友，还有许多是我们闻名已久的新朋友。中国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正是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热烈欢迎您们的光临。

这次邀请大家来，主要是商讨《清史》编纂如何开展国际之间的合作。编纂《清史》是我国21世纪的一项巨大文化工程，主要是总结有清一代近300年的历史经验。工程已经启动一年多，拟定了编纂方案，讨论了《清史》框架，制作了92卷《清史》目录，这是主体工程。目前主体工程正在紧张地进行审议、立项，争取在今年年内基本上完成立项工作。

除了主体工程，还有规模浩大的基础工程，共有三类，一类是国内的档案整理，一类是国内的文献整理，一类是国外的档案文献收集整理。第三类国外的档案文献对《清史》编纂工作极为重要，国外的档案文献数量庞大，中国的学者对之缺乏研究，过去整理、翻译也较少，基础很薄弱。为了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我们特邀请诸位专家光临、指导和帮助我们做好外国档案文献的工作。

清代的3个世纪正处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中。以往处在东亚一隅的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交往日益频繁，这是清代和汉、唐、宋、明大不相同的一大特点，清朝已成为全球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清朝近300年和世界的关系呈现为很不相同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即17世纪，清朝刚刚入关就和西方来华的传教士交往，如汤若望、南怀仁、白晋、张诚等，他们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艺术，帮助中国制火炮、定历法、画地图、传数学、绘图画等。人数很多，时间很久，进出宫廷，深入下层，写下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定期寄回欧洲，这是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第一手记录，十分珍贵。传教士是中西文化交流早期的开拓者，我们希望有计划地收集、出版他们的各种作品。

第二个阶段即18世纪，由于中西礼仪冲突，在雍乾之际，传教士的活动被禁，中西文化交流逐渐消歇，这是很可惜的损失。但中西交流并未因此停止，由于随之而起的中西贸易交往的发展，包括海上贸易和中俄的恰克图贸易，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土布大量销往西方。从18世纪初到末期，粤海关的税收增加了40多倍，可见18世纪内对外贸易增长之速。中外贸易当时掌握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之手。我曾托人在伦敦询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档案。据称数量浩瀚，如果复印购买，需经费5万英镑。这个时期俄国、英国还派使团访华，使团写的报告、回忆录也很有价值。

第三个阶段即19世纪，中西交往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以前基本上是和平的、平等的往来。至此，西方以兵戎相见，武装侵略中国。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一次又一次痛打中国，侵略、欺负中国人民。其间，有大批军人、外交官、商人、传教士、探险家深入中国各地，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宰者。他们写了许多政府文件、信函、传记、回忆录，多得不可胜计。这时还有了照相术，在中国照下许多相片。我们希望有选择地收集整理文献与相片，准备建立一个图片库。

总之，清代的近300年自始至终都在和外部世界交往、接触，尽管清朝实行闭关政策，但并不可能完全封闭。世界一体化的浪潮在汹涌前进，中外之间相互接触、相互往来，最后列强破关而入。我们研究这段历史要有世界眼光，要有广阔视野，不能局限于中国之内，也不能只收集、利用国内的史料，既要从整个世界的发展来观察中国的历史进程，也要从中国的局部地区和事件联系世界的历史背景。我们研究这段历史一定要得到国际同行专家的合作和帮助，这种合作和帮助可以使不同国家与人民之间加深理解、加深友谊。

注释

[*]原载《国际汉学》，2005年第1期。

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到目前为止，已经发表了胡绳、孙守任、金冲及和范文澜等同志的讨论文章。科学地划分中国近代史的各个时期，是推动历史研究的极有意义的一项工作。正像苏联历史学家德鲁任林在讨论俄国历史分期问题时所指出的，“分期的任务系在于发现历史发展的特点，指出它那连续性诸阶段间质的区别”[2]。这种工作“即令是一种假定的图式，但终究不失为研究者一种指导性和卓有建树的工作”[3]。

新中国成立以前，各式各样唯心主义的历史学家不可能科学地解决历史分期问题，甚至也不可能正确地触及这一问题。而少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也还没有条件集中力量解决历史分期问题。因此，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期就成为长期以来悬而不决的一段公案。而近代历史的分期则根本还没有人提出过。这种情况给通史和各种专史的研究与编纂造成很多困难，研究工作者没有一个明确的历史发展线索可以遵循。

范文澜同志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试图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阐明中国近代史的系统著作，这部著作打击了封建的、买办的和资产阶级的各种反动历史观点，在近代史一片荒芜的领域中做了初步的垦辟工作。但是，范文澜同志没有在比较科学的历史分期的基础上来完成自己的著作，这就极大地损害了这部著作的科学性，使它在阐述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规律上显得不够有力。

随着国家文化建设工作的开展，编著一本更科学的中国近代通史的任务已经日益迫切，加以7年来历史学家们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做了不少工作，给编写中国近代通史提供了有利条件。广泛地展开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从而得到一个比较科学的分期方案，可以说是编写中国近代通史中十分重要的一项准备工作。

一、关于划分中国近代史时期的标准问题

讨论历史分期，当然要根据历史的具体特点找出一个能够最本质地反映历史发展规律的分期标准。借这个分期标准的帮助，可以使经济、政治、思想各个领域内的历史现象按照其互相联系的规律来予以把握。在确定分期标准这个问题上，讨论者表现了重大的意见分歧。这里除了范文澜同志没有具体论述这个问题以外，在我们面前共有三个不同的分期标准：

（1）“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志”，从而将近代史分成七个时期（胡绳同志的建议）。

（2）“以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发展及其质的某些变化为标准”，从而将近代史分成四个时期（孙守任同志的建议）。

（3）“应该是将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表征和阶级斗争的表征结合起来考察”，从而将近代史分成五个时期（金冲及同志的建议）。

在分期标准上，我基本同意第一个建议，不同意后两个建议。但我对近代社会阶级斗争的特殊性与胡绳同志的理解不尽相同，因而我也不同意七个分期而建议把近代史分成三个时期。

为什么要以阶级斗争作为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标准？

斯大林说：“社会发展史首先便是生产发展史，数千百年来新陈代谢的生产方式发展史，生产力和人们生产关系发展史。”[4]因此划分历史时期首先应该考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我们却不能简单地把社会经济自发发展过程，把纯粹经济性的现象作为分期标准，因为社会历史的发展虽然首先是由经济决定的，但社会历史包括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思想的）。各个领域相互影响而构成历史的全面发展，在阶级社会里则构成敌对阶级的全面对抗。经济的发展是决定历史发展的基本因素，但却不是唯一因素。直接用经济发展来划分历史时期，就会忽略多种历史现象交互影响的作用，就会抹杀历史发展的丰富多样性而陷入经济唯物论的错误。

我赞同用阶级斗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标准。因为：

第一，阶级斗争最本质地反映着经济的发展变化，反映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阶级斗争不是什么主观随意的事情，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产物，整个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程度决定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决定着阶级斗争采取的形式，决定着阶级斗争的激化或缓和、高涨或低落。例如，当19世纪50年代中国还没有资本主义机器工业，因而也还没有近代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时，阶级斗争就只能是太平天国式的农民战争。而当20世纪初，中国有了资本主义机器工业，单纯农民战争就必然要退出历史舞台，而代之以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可见，阶级斗争正是和生产方式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的。

第二，阶级斗争是推进历史的动力。斯大林说：“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关系方面的变更，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而自发进行的。但这只是到一定时候为止，只是到已经产生和正在发展的生产力还没有充分成熟的时候为止。而当新生产力已经成熟时，现存的生产关系及其体现者的统治阶级就变成‘不可克服的’，即只有经过新阶级自觉活动，只有经过新阶级强力行动，只有经过革命才可扫除的障碍。”[5]历史上先进阶级依靠生产关系必须适合于生产力性质这一客观法则而进行的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

第三，阶级斗争反映了作为历史主人翁的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的变化。阶级斗争的发生是基于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奴役和剥削，正像列宁所说：“什么是阶级斗争呢？——这是一部分人民反对另一部分人民的斗争，没有权的、被压迫的、劳动的大众反对特权阶级、压迫者和寄生者的斗争。”[6]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奴役和剥削加紧，也就是说劳动人民的地位愈趋低下，生活愈趋恶化，这是导致阶级斗争高涨和爆发的一个基本条件。阶级斗争不是别的，它是劳动人民争取劳动权利和生存权利的行动，仔细地考察阶级斗争就能发现每个时期劳动人民的政治和经济地位。

第四，社会上层建筑的各种现象和阶级斗争相关联，发生在政治、法律、思想、艺术各个领域内的斗争，其背后都站着一定的阶级。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7]

由此可见，以阶级斗争作为分期标准，最能体现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最能揭露历史前进运动的规律，最能显示人民群众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的变化，最能反映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给了一条领导的线索，使得能够在这个表面的错杂和混乱中发现规律性，这就是阶级斗争理论。”[8]列宁所指出的这条基本线索正是应该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准的。

以上所述阶级斗争，实际上我是把近代民族斗争也算在内的，因为民族斗争实质上也是一种阶级斗争。民族斗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事情，正像毛主席所说：“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9]。我们不能因为帝国主义是一种外来侵略势力就认为民族斗争跟中国社会内在经济发展无关。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贫困、落后，束缚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近代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样，都是发生在要求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的基础之上的。可以说，近代史上的每一次民族斗争都是当时经济发展的产物，又反过来影响着经济发展的进程，例如，义和团运动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当时大量外国商品倾销所造成的农村急剧破产，反过来，义和团运动又严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瓜分阴谋，使中国避免了完全沦为殖民地的悲惨命运。

而且，近代民族斗争也是反映人民群众力量增长，反映历史前进运动的重大事件。我们且不说三元里平英团、太平天国后期反抗外国干涉、19世纪60年代后的反对外国教会以及义和团运动等人民的反抗斗争，即使像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等在封建统治阶级参加和领导下进行的民族战争，也无一不是人民力量的表现。毛主席把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都看作在一定程度上“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为了完成第一个革命而斗争”[10]。

胡绳同志提出的阶级斗争，我也理解为是包括民族斗争的一个广义概念，胡绳同志自己说：“反帝国主义斗争本身也是一种阶级斗争”[11]。因为从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共同性而言，二者同样都是产生于社会分裂为对抗阶级这样一个前提之下的，民族问题是从属于阶级问题的。

在这样的意义上，胡绳同志使用“阶级斗争”这个广义概念来包括近代民族斗争是完全可以同意的。但是，胡绳同志对这个概念没有做更具体细致的分析，没有指出广义概念的“阶级斗争”中还包含着斗争锋芒对内或对外的区别，而这个重要的区别却会牵涉到社会阶级关系配备的不同和革命阵营战略策略的变化，却会牵涉到上层建筑在各个发展阶段的不同色彩。而这一切，在考虑划分阶段时恰恰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孙守任同志用“社会主要矛盾”来代替“阶级斗争”，并且在斗争锋芒趋向问题上对胡绳同志的论文做了重要补充，我认为，假使不愿意停留在一些概念的争论上，假使我们仔细地考察两位同志使用概念时所指的实质，那么我们就既可以同意孙守任同志的意见也可以同意胡绳同志的意见。在我看来，他们两人都主张以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发展来划分近代历史。

二、对于金冲及、孙守任两同志所建议分期标准的商榷

讨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反对用阶级斗争作为分期标准的，只有金冲及同志主张将经济与阶级斗争并提，他建议把“社会经济的表征和阶级斗争的表征结合起来考察”。把这个建议作为划分时期所应注意的方面，是没有什么不对的，阶级斗争本来就跟经济基础密切相连，我们若不弄清楚历史发展过程的经济基础，那么就无法理解阶级斗争的开展，也将无从着手进行划分历史时期的任务。问题是怎样才算把社会经济的表征和阶级斗争的表征结合起来，金冲及同志实际上是把二者并列起来而有了划分时期的两个标准——经济（生产方式）的标准和阶级斗争的标准。他在划分五个历史时期时也正是逐个地把两种表征并提的。金冲及同志责备别人只注意阶级斗争的表征，抛弃了社会经济的表征，其实正像金冲及同志自己所说，“阶级斗争的阶段，正是当时社会经济变革最深刻的反映，也是当时整个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实际发展情况最显明的标志”[12]。既然这样，那么用阶级斗争作为分期标准就不但没有将经济抛开不管，而且恰恰是最深刻地体现了经济的发展变化。问题是很清楚的，或者是认为阶级斗争能够反映经济的发展变化，因而基本上可以用阶级斗争作为分期标准，或者是认为阶级斗争不能反映经济的发展变化因而需要把经济的表征和阶级斗争的表征并列起来，金冲及同志的建议正是属于后者，金冲及同志在叙述了“解决历史分期的标准，首先必须从生产方式中、社会经济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去考察。……同时又必须从阶级斗争的表现中去考察”[13]这一段话以后，还说这种分期原则是苏联历史学家讨论俄国历史分期的一个结论。这是一个误会。只要举出俄国历史分期讨论中主要发言人德鲁任林的一段话就可证明：

几乎所有参加讨论的人都认为必须将阶级斗争的表征和生产方式的表征结合起来。……但怎样把阶级斗争和生产方式结合在一起，怎样把这种“经济之发展与变化及阶级斗争之运动联系起来的统一看法”应用到具体的历史材料上面去，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们没有一个人曾经指出。[14]

为了避免将阶级斗争和其所自产生的基础分割开的一切非难起见，我们可以这样揽总说明一下关于本问题的争论。资本主义关系史的划分，应该拿那作为生产方式发展之结果和指标及作为历史事变之动力的阶级斗争来做基础。应该拿那在历史生活进程上发生重大影响的革命的阶级斗争之极端重要的表现来作为各个时期彼此间的分界线。在每一个时期范围内，政治形态及思想形态异常复杂的阶级斗争的性质和方向，都应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来予以说明。[15]

因此，应该说，金冲及同志那种生怕别人抛弃经济表征的忧虑不仅不是苏联历史分期讨论的结论，而且恰恰相反，这种忧虑已经在讨论中得到澄清和消除。

金冲及同志为了加深论据而写了如下这段话：“作为党史或革命运动史，那当然应以革命运动的发展作为划分时期的唯一标准。而作为整个社会的历史，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的发展自然应该作为划分时期的重要标志之一，但就不能不需要同时明确地指出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发展变化的标志。”[16]其实，即使是整个社会历史也不见得必须直接用经济的变化来作为分期标志，斯大林、基洛夫、日丹诺夫在《对于近代史教科书纲要的意见》中就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普法之战和巴黎公社、俄国十月革命之胜利和帝国主义战争之结束等阶级斗争作为标志而把世界近代史分成三个时期，正因为阶级斗争反映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这种划分并不意味着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忽略，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孙守任同志虽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但他并没有为自己的基本观点树立起强有力的论据。他说：“中国近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既是一个特殊过渡性的社会，因而在考察这个社会历史的分期问题时就不能不注意到这个社会的性质上的某些变化，阶级斗争性质上的某些变化，而不能只拿阶级斗争的高潮和低潮作标准来考察。”[17]这里，孙守任同志并没有确切地指明，为什么过渡性社会必然具有社会性质的变化和阶级斗争性质的变化。当然有这样的过渡时期，在其中社会性质的确是逐渐在改变，例如中国目前所处的就是这样的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因素将不断增长并获得最后胜利，非社会主义因素将不断受到限制、改造直至消灭。在这样的过渡社会中，社会的发展通过新质要素的逐渐积累和旧质要素的逐渐死亡而发生社会性质上的逐渐变化，而实现这种渐进性飞跃的决定条件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着政权。能不能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也是实现这种渐进性飞跃的过渡社会？当然是不能的。因此，也谈不到社会性质与阶级斗争性质的变化。要使旧中国社会性质发生变化必定要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由此可见，不能把任何过渡社会都混为一谈，每一个过渡社会都有其具体性和特殊性。假使把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人民革命胜利为止的100多年看成一个过渡社会，那么其前身应是封建社会的末期，鸦片战争后，统治中国的封建制度并没有死亡，而是在外国侵略的条件下发生了变化。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的成长，中国已不是一个完全的封建社会；另一方面，由于外国的侵略，中国成为半独立的国家。在这里，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虽然在程度上是逐渐加深的），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革命对象和动力两个方面也有所变化），但所有量的变化并没有变更质的规定性。《矛盾论》中有一段话值得充分注意：

拿从辛亥革命开始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的情形来看，也有了若干特殊阶段。特别是在资产阶级领导时期的革命和在无产阶级领导时期的革命，区别为两个很大不同的历史阶段。这就是：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根本地改变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农民革命的大发动，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革命彻底性，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时期不可能出现的。虽然整个过程中根本矛盾的性质，过程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反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并没有变化；但是，在这长时间中……经过了几个发展阶段。在这些阶段中，包含着有些矛盾激化了……有些矛盾部分地或暂时地解决了……有些矛盾重新发生了……等等特殊的情形。[18]

由此可见，孙守任同志所说中国近代社会性质某些变化的论点还值得再研究。在这里，只是矛盾的激化，只是矛盾部分地或暂时地解决和矛盾的重新发生等等。

孙守任同志的另一个基本论点是：旧中国是半殖民地社会，其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外国侵略势力，外国侵略势力本身性质的变化及其对中国侵略性质的变化，引起了中国社会性质的深刻变化。根据这个片面的观点，孙守任同志把近代史分成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帝国主义时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两大阶段。这个观点的谬误在于片面地理解《矛盾论》中关于矛盾主要方面的论点，而抛弃了同一论文中关于外因内因相互关系的论点。我们不能把外部矛盾和内部矛盾不加区别地等同看待。纵然在旧中国形成半殖民地的过程中，外国侵略势力是处在矛盾的主要方面，但是外国侵略势力性质变化这样的外部条件要对中国社会有所影响仍然必须通过中国社会自己的规律性，亦即必须通过中国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通过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才能表现出来。大家都知道，同样性质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在侵略印度、中国、日本时产生了三种不同的结果（印度变为殖民地、中国变为半殖民地、日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会有这三种不同的结果？我们只能从印度、中国、日本这三个国家社会内部的发展规律找到解释，而不可能从外来侵略势力本身的发展找到解释。由此可见，直接用外国侵略势力性质的变化解释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不能不说是带有外因论色彩的。

其实，仔细考察一下，列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是否意味着它们本身性质上的变化？这个问题也还值得再考虑。列宁说：“帝国主义是作为一般资本主义基本特性底发展与直接继续而成长起来的”[19]。毛主席说：“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这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根本矛盾着的阶级的性质和这个社会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没有变化；但是，两阶级的矛盾激化了，独占资本和自由资本之间的矛盾发生了，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矛盾激化了，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即由各国发展不平衡的状态而引起的矛盾特别尖锐地表现出来了，因此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形成了帝国主义阶段”[20]。可见，孙守任同志把从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的过渡当作社会性质上的变化，这也是不恰当的。

孙守任同志所说“社会性质与革命性质的某些变化”的论点，受到金冲及同志的支持，而且金冲及同志加深了问题，要从社会经济方面的变化证实这个论点，他认为，1840—1864年“中国社会的性质基本上还是封建社会”[21]，1864—1894年“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步形成”[22]，1895—1900年“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正式形成”[23]。其实，毛主席一再指示我们，“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24]，这一点金冲及同志也是承认的。不过既然承认了这一点，还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步形成的上限放在1864年，那就不免要成为不可理解的事情。金冲及同志要我们注意经济上的变化是很好的，可是他对1840—1864年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显然是估计不足的。他说：“当外国商品输入，数量仍属有限，影响的地域主要也限于东南一隅”，因此，“中国社会的性质基本上还是封建社会”[25]。这种单纯用外国商品输入数量来判断社会性质的办法显然是错误的。我认为，不能把1840—1864年看作“基本上还是封建社会”，因为，当时中国在经济上正处在自然经济的崩解过程中，在政治上已丧失了作为独立国家所具有的许多权利，即使拿对外贸易来看，战后中外贸易关系质的方面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闭关政策、公行制度已经被破坏，协定税则已经出现，贸易不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显而易见，金冲及同志把1864年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的上限不仅是没有根据的，而且是自相矛盾的。

三、革命形势的三个阶段和划分三个时期的建议

其实，在一个社会发展过程中划分阶段（即划分时期）的标准，毛主席早有明确的指示。毛主席说：“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26]

以上，毛主席所说划阶段的原则，究竟怎样应用于旧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社会？在这里，我和胡绳同志就产生了意见分歧。

我虽然同意胡绳同志所说“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作为分期标准”。然而，由于中国近代社会的特点，阶级斗争的表现带着很多特点，革命的来潮去潮可以说是一般社会中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并且在中国近代社会中，阶级斗争这个广义概念包含着锋芒对内或对外的区别，也就是说存在着阶级的和民族的两个根本矛盾。这两个根本矛盾更迭地起着主导作用，有时阶级矛盾占主要地位，有时民族矛盾占主要地位，近代社会中主要矛盾的这种转换关系也应该说是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表现。此外，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整个过程来看，曾经有三种社会力量担当着革命的领导责任，即19世纪的农民、20世纪初期的资产阶级和五四运动以后的无产阶级。虽然社会性质以及革命之反帝反封建任务并无变化，但革命动力的变化却使阶级斗争的面貌全然改观，所以革命动力的变化也是近代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表现。

因此，我虽然同意以阶级斗争的表现作为分期标准，但这个原则运用到近代中国社会上，就应该考察阶级斗争表现的各个方面，既要考察其高涨低落，又要考察其主要矛盾在各个发展阶段中的转换，也要考察革命动力方面的变化，而不能有所偏废。胡绳同志的具体分期，只着重考虑了革命的来潮去潮，在三个高潮的前后划分出四个低潮，形成了七个时期，这样划分不但略嫌烦琐，而且没有充分照顾到近代阶级斗争的特点。

要恰当地划分近代史的各个历史时期，必须首先认清近代社会80年间阶级斗争发展的规律。我认为由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尖锐，近代史80年间始终存在着持续的革命形势。即使在革命低潮时期，中国人民也时刻表现着跃然欲起与反动势力做斗争的姿态。胡绳同志说：“中国近代史是充满了阶级斗争的历史。”[27]金冲及同志反驳道：“胡绳同志的提法给人一个错觉，似乎‘充满了阶级斗争’这只是中国近代历史的特征。……但事实上，‘充满了阶级斗争’这是一切阶级社会中共同的特征，并不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具体特征。”[28]我把胡绳同志的话理解为是在整个80年间的近代史上存在着持续的革命形势，革命斗争的持续不断，是由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由于封建经济结构的解体，由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样剧烈动荡的时代里，革命的各种矛盾错综复杂，而且日益加深，反动统治始终处在不稳定的情势中，不可能把革命势力完全镇压下去；另一方面，中国人民面临的敌人是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相互勾结的强大反动联盟，反动势力对付革命的策略和工具是前所未有的，较之以往，要狡猾得多，厉害得多，革命势力需要长期的积聚和锻炼，不可能轻易地取得胜利。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所以在1840—1949年的100多年间出现了长期持续的、残酷的革命和战争的局面。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重大特征。

假使从阶级斗争的来潮去潮、锋芒趋向以及参加斗争的动力三个方面考虑这80年间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形势，那么其很明显地呈现出三个阶段。

革命形势第一个阶段为1840年至19世纪70年代初。这个革命形势的基本特点和封建社会历来的农民战争相仿佛，其主要锋芒是对准本国封建统治者的，参加斗争的是广大农民群众和一部分城市平民，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是它的最高潮。革命形势第二个阶段为19世纪70年代初至19世纪末。这个革命形势是由外国掠夺中国邻邦和中国本土的危机所引发的，其主要锋芒是对准外国侵略者的，斗争的主力军仍然是农民群众，但这时已能看到微弱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义和团运动是它的最高峰。革命形势第三个阶段为20世纪初至五四运动前夕。这个革命形势的斗争锋芒又是直接对准封建统治者的，但这时的封建统治者已经彻底变成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所以这个斗争归根到底又必然是打击帝国主义的，斗争的动力不仅有农民而且有资产阶级革命派参加和领导，辛亥革命是它的最高峰。

上述革命形势的三个阶段，略相当于胡绳同志所说的三个革命高潮，胡绳同志关于近代史上三个革命高潮的论点提供了一个研究近代史的线索，但是仅仅从高潮着眼，还不能概括80年间阶级斗争的全面发展，特别是不能指明三个高潮之间在锋芒趋向和斗争动力方面的差异，不能指明其他低潮时期阶级斗争发展的方向，用革命形势三个阶段的论点，似可较全面地概括80年间阶级斗争发展的规律。

假使革命形势三个阶段的论点可以成立的话，那就应该把它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基础。断限的具体年代则要求能够充分反映革命形势这三个阶段相互连续和相互区别的关系。这样，我主张把中国近代史分成三个时期：

（1）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873年云南、陕、甘回民起义被镇压，共30多年。这是外国资本主义开始侵入中国和中国农民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2）从1873年至1901年义和团运动被镇压、《辛丑条约》订立，将近30年。这是外国侵略势力瓜分中国邻邦与中国本土和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战争时期。

（3）从1901年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将近20年。这是资产阶级领导反帝反封建革命和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四、革命形势第一个阶段概述

为了更深入地探究近代史分期问题，必须对革命形势每个阶段的发展及其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关系做一些简略说明。

形成革命形势第一个阶段的经济原因应该追溯到17世纪末和18世纪（康熙末年经雍正到乾隆初年）。当时正是中国社会经济经过了严重破坏而又走上恢复发展的时候，社会财富在迅速增加，但极大部分的财富却通过地租的形式流入地主阶级的囊中，地主阶级依靠优厚的经济势力和特殊的政治权力掌握了愈来愈多的土地，农民则陷于贫困破产的悲惨境地。这样，在封建社会内贯彻始终的主要经济矛盾——生产过程的个体性质和大封建所有制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周期性地发生的土地兼并又成为主要的社会问题，在阶级关系上则表现为农民和地主阶级日益严重的对抗。差不多在乾隆中叶（18世纪70年代）零散的小规模的抗租、抗粮、抗捐事件开始变成较集中的规模较大的起义，革命形势在酝酿中。

当然，不能把18世纪末形成的革命形势看作封建社会历次农民起义的简单重复。由于当时已经处在封建社会末期，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在工业中出现了相当规模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如江浙的丝织业、江西的陶瓷业、云南和广东的冶铜冶铁业、四川的井盐业、陕西的伐木业、广东和台湾的制糖业等。在农业中，商业性农业有了相当的发展，农村阶级开始分化，农民逐渐接近小商品生产者，农村中的雇工数量在增多。经济发展的这种状况表明，旧的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日益不能适合新的生产力的发展，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结构进入了缓慢的解体过程。

在封建经济解体过程中社会阶级结构起了很大的变化，在当时不仅是农民和地主阶级的对立，而且在这两个阶级旁边生长起新兴市民的力量。

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市民力量的兴起是一个极有意义的课题。18世纪（一直到19世纪）中国市民力量带有这样的特点，即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尚不充分，而且有很大部分手工工场掌握在官僚地主手中，以及由于清王朝专制淫威的肆虐，城市中等阶层（资产阶级的前身）的力量十分软弱，还不能组成一个与封建地主对立的独立营垒；可是，又由于土地兼并和高利贷的分解作用，已从农村中驱出了数量众多的农民，这些人流入城市或工矿区，集结成为一个有势力的城市平民反对派（包括手工业工人、运输工人、矿工和流浪江湖的各种流氓无产阶级的萌芽）。城市平民基本的生产地位接近于农民（都是小生产者），因此带有浓厚的农民气质。但他们又是一无所有的赤贫者，流动的、不安定的生活使他们对旧社会更少眷恋，他们的见闻一般比农民要广、要高些，在18世纪以后的革命中日益显露出重要的作用。大体上可以把天地会、哥老会这些盛行于长江以南和运河沿岸（当时经济较好的地区）的下层秘密结社看作城市平民的组织。这些组织不同于白莲教等流行于北方的迷信色彩较重的农民的传统组织。

在太平天国革命前的半个多世纪，革命形势已经酝酿成熟。1774年王伦起义以后，各地连续发生了许多起义，其中包括甘肃的回民起义、湖南贵州的苗民起义、四川和湖北的白莲教起义、东南沿海的渔民起义、陕西的伐木工人起义、河南的天理教起义以及长江以南的天地会起义等，其中以白莲教起义声势最大。但是，这些起义没能对地主阶级进行足够的打击，社会矛盾没有缓和下来。

以太平天国为主流的近代第一次农民战争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革命风暴的继续和更高的发展，这次规模浩大的战争和白莲教起义可以说是出于同样的经济原因。并且由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影响，清王朝在对外战争中的腐朽无能彻底暴露，促使十分紧张的社会矛盾再度上升到爆发点，正像马克思所说：“鸦片不曾发生催眠的作用而倒发生了惊醒的作用”[29]。

近代史上的革命形势第一个阶段应为1840年至1873年，共30多年。即把太平天国革命的前十年和后十年都包括在内。这时，外国资本主义势力通过两次鸦片战争侵入中国，民族矛盾已成为当时的根本矛盾之一，而且在一定时间和局部地区内超越阶级矛盾而居于主要地位。但整体来说，这一阶段阶级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历史主流是农民的反封建革命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太平天国当然是最高潮，但是假使把这次革命战争简单理解为只是太平军的活动，那就未免太狭窄了。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前后还有天地会起义、小刀会起义、金钱会起义、捻军起义、云南回民起义、陕甘回民起义等，这些起义军是太平军的掩护者、支持者、继承者，他们和太平军一起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波澜壮阔的第一次农民革命战争。

太平天国革命与以往农民战争一样，是以农民群众为基本力量的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但由于所处历史时代的不同，因此在阶级关系的配备上至少可以指出以下几个与以往农民战争不同的特征。（1）城市平民被大批卷入农民战争，成为革命的骨干力量。例如金田起义时有紫荆山和龙山的大批矿工参加革命；又如1852年太平军在湘南扩军，队伍从五六千人扩充到五六万人，其中刘代伟率领的矿工占二三万人；又如1852年底在湘北益阳扩军，从七万人增加到十五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船夫、纤工，到南京后又集合了大批织工。在太平军的领导集团中也涌现了许多城市平民出身的杰出首领，如杨秀清、秦日纲、唐正财等，城市平民参加革命使这次战争在政治纲领、组织形式、斗争形式方面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峰。（2）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内各地经济联系的加强，国内各少数民族在全国政治生活中日益显露出自己的重要作用。太平天国革命期间，先后有湘黔的苗民、云南的回民、陕甘的回民、新疆的维吾尔以及其他各族人民起来反对清王朝的统治，在斗争中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民的友谊获得进一步发展。（3）由于外国侵略势力已经通过鸦片战争打入中国，因此处在革命形势第一阶段的农民和城市平民已经在自己政权的领导下开始了反对外国干涉军的大规模战争，农民用实际行动证实了自己是反侵略的坚韧不拔的力量。

这次农民战争的性质还是一个聚讼未决的问题。许多同志坚持太平天国革命是单纯的农民战争，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例如最近康右铭在《对束世澂著<洪秀全>一书的几点意见》中批评束世澂把太平天国革命看作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康右铭同志这样写道：“读者在本书中所得到的不是农民革命的概念，相反地，却有点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显然是不妥当的。”[30]康右铭同志写这个批评的出发点显然是把农民革命和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当作相互绝对排斥的两个概念，其实这个出发点未必是正确的。因为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中国虽然还没有形成一支资产阶级队伍，但是判断革命的性质却不应该仅仅从革命队伍的组成因素着眼，而应该从产生革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所担负的任务着眼。太平天国革命就其参加的成员来看可以被称为农民革命，但这个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农民战争客观上却是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这次战争称作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

革命运动必然给社会思潮带来深刻的影响。从19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初，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农民和城市平民反封建思潮的激流，其代表人物是洪秀全，也出现了维护旧制度的巨大逆流，其代表人物是曾国藩。每一个思想家都注视着当前剧烈的阶级斗争而明确表露出自己的政治立场，中国最早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思想家有的归属于（或者希望归属于）农民队伍，如洪仁玕和前期的王韬、容闳，有的归属于地主阶级队伍，如魏源、冯桂芬[31]和前期的薛福成。这些思想家或者同情农民革命，希望在农民政权下推行资本主义措施，或者维护地主阶级，希望托庇地主势力推行资本主义措施，但是他们的希望最后都落空了。

这里，我把近代革命形势第一个阶段的下限放在1873年，这是和目前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中的断限意见略有不同的。参加讨论的同志一致认为1864年天京失陷标志着农民革命统一领导的覆灭，标志着农民战争低潮时期的到来，因此主张断限于此，而把1864年后捻军、回民的斗争都当作太平天国革命的余波而放在下一个时期，这种看法是不够全面的。诚然，天京的失陷可以被看作第一次农民革命退潮的到来，但具体分析一下便可以看出这次退潮是逐渐的、缓慢的，直至19世纪70年代才真正转入低潮。1864年后的八九年间历史的主流仍是以反封建为主的农民革命战争。黄、淮流域以及西南、东南地区的斗争方兴未艾。一切历史事件仍围绕着如火如荼的农民斗争而展开。应该说，当时整个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阶级矛盾，这段时间仍应属于革命形势第一个阶段的范围。我们仔细考察当时这些斗争的产生根源、发展过程及历史作用，就不能不承认这些斗争是构成近代第一次农民革命战争的有机部分。从其规模、影响，以及群众动员程度来看，也绝不能把它们看作太平天国革命的余波而放在无关紧要的地位。我认为，假使单纯从斗争的高涨低落着眼，固然可以得出像胡绳同志建议中1851年和1864年两个断限（讨论中的其他同志只同意以1864年为断限，而不同意以1851年为上限，这样他们既把革命逐渐来潮的时期包括在这个阶段中，又把革命逐渐退潮的时期划归下一个阶段，这种划分未免缺乏逻辑上的一贯性），但这样划分未免忽略了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关系，因而割裂了近代第一次农民革命战争的整体，降低了捻军、回民、苗民等斗争的意义，使这次伟大战争的全貌模糊不清。假使把1840年至1873年划成一个时期，那么就既考虑到了阶级斗争的高潮形势（包括其逐渐来潮与逐渐退潮的时期），又考虑到了主要矛盾的转换（从整体来看，以阶级矛盾为主），从而保存了整个农民革命战争的完整性。

许多人主张以1864年为断限的另一个理由是，这一年是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他们特别强调19世纪60年代外国商品大量倾销和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出现。我们不主张直接用某些企业的产生和对外贸易的变化来分期，但也不反对考察这方面的变化。其实，主张以这方面的变化作为分期的说法并没有确切根据。外国商品输入是从1840年以来就逐渐在增加的，对外贸易老早就在不平等的条件下进行，假使从数量变化来看，对外贸易从出超到入超的转折点也是在19世纪70年代而不是在19世纪60年代，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初，中国在有些年份还是保持出超的，当时仅丝绸、茶叶两项出口的价值就足以抵销外国输入的全部工业品（走私的鸦片除外）。一直到1877年中国对外贸易才从出超变成经常入超，而且入超数字年年增加，外国商品倾销的问题才日益严重。此外，又有人举出1861年福州商人购买机器制茶与1863年上海洪盛米号用机器碾米来说明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出现在19世纪60年代（如范文澜同志文中所引）。据我所知，福州茶厂史料的可靠性颇成问题。洪盛米号创设虽较早，但其使用机器则较晚。据现所确知的材料，中国手工工场最先采用机器生产的是1872年广东人陈启元的继昌隆缫丝厂。最早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官督商办诸厂矿也到19世纪70年代方才出现，如1872年的轮船招商局、1878年的开平矿务局，至于19世纪60年代虽然已经有了使用机器的江南机器局、福建船政局、天津机器局、金陵机器局等，可是这些官办的军事工业生产的是统治阶级镇压人民的武器军火而不是一般商品。它们的资金和整个国家财政相联系，它们的利润也为国库所吸收，而不是作为追加资本进行扩大再生产，这种企业靠着国库开支维持着，而不是依靠企业内部的资本主义积累来维持并扩大。虽然这些企业应用了机器，并出现了部分无产阶级，但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来说，影响极为微弱。

由上所述，即使从外国商品输入及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等经济方面着眼，把断限放在19世纪70年代初也是妥当的。

五、革命形势第二个阶段概述

近代史上的革命形势第二个阶段应该从19世纪70年代一直到19世纪末，这个阶段恰恰相当于世界列强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列强对殖民地的侵略要求更加迫切。分割中国邻邦和中国领土的斗争日益剧烈。正像列宁所说：“垄断前期的资本主义，即以自由竞争制占统治的资本主义发展极广的时期，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现在我们知道，正是在这个时期以后，便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巨大‘高潮’，并异常加强了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32]在这个“高潮”面前中国的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呈现出急剧的、错综复杂的变化。

在经济方面，太平天国革命和其他起义军的悲惨失败，使中国沿着一般正常轨道而发展起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消失了。中国的经济在外力影响之下走上了歪曲发展的道路。一方面，地主官僚为巩固其统治而开办机器工厂；另一方面，旧有的手工工场陷入瘫痪，只有极少部分的手工工场（缫丝、制茶和另一些农产品加工性质的部门）开始在个别工序上采用机器。中国的资本主义沿着两条道路发展：一条是从封建官营性质蜕变为官商合办、官督商办以至纯粹商办，一些地主官僚沿着这条道路变成资本家；另一条是直接由手工工场主或中小商人投资建厂。第一条道路在近代经济发展中占着很大优势，但是不论哪一条道路都是一条漫长崎岖而走不到尽头的道路。

跟中国资本主义的微弱发展相比较，外国资本主义在华势力不知要大多少，仅仅从1877年到1900年的24年间，中国对外贸易入超达640 000 000多万两，这个数字接近当时清王朝将近10年的财政收入总和。此外，外国侵略者又在中国开设工厂。商品和资本大量输入的社会后果就是反侵略斗争的加强。从19世纪70年代初开始的革命形势第二个阶段正是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

这个阶段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斗争表现为三种形式：第一种是以各地农民为主力并有部分统治阶级参加的反对外国教会的斗争，这种斗争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一直到义和团运动为止，贯串在这整个时期；第二种是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义和团运动那样规模巨大并有清政府参加或领导的民族革命战争；第三种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爱国救亡运动。把这个时期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民族矛盾占着主导地位。从19世纪70年代起，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中外关系一直呈现剑拔弩张的紧张形势。1874年日本发动了志在吞并琉球的台湾战争，同时新疆问题也被牵入国际纠纷中，反映到清代朝廷里就有所谓“海防”“塞防”的争论，1875年发生云南马嘉理案，谈判几经波折而订立了屈辱的《烟台条约》。到19世纪80年代初，琉球已被吞并，新疆问题方在尾声阶段，而越南和朝鲜问题又告紧张，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1886年英国又割据缅甸，接着夺取哲盂雄，侵入西藏。葡萄牙也在这时扩大了在澳门的占领地。19世纪90年代，列强从割据中国邻邦进而割据中国领土，民族斗争走向最高潮，从台湾抗战、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孙中山领导的起义活动、余栋臣领导的反教会斗争一直到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这次民族战争始告结束。

这个阶段的革命形势具有以下两个与前不同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由于外国侵略的加深，中国人民斗争的主要锋芒转向外国侵略者。在这种形势下，尚未彻底买办化的一部分中国统治阶级（包括清王朝在内）在一定程度上参加了斗争。当然，斗争的主力仍是农民群众，统治阶级只是在人民的压力下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才参加斗争的。并且，当时中国人民进行这种斗争还是缺乏经验、缺乏组织的。因此，许多规模巨大的民族战争还只能在清王朝的领导下进行，这就招致了不可避免的悲惨失败的结局。此外，反教会斗争也表现出很大的自发性、分散性以及浓厚的迷信色彩。所以，尽管这个时期各地人民被风起云涌地卷入了斗争，使倏起倏落的斗争形势持续了数10年，但在强大敌人的打击下，很难形成持久的、集中的、全国规模的运动。假使把这一阶段规模最大的义和团运动和前一阶段太平天国革命比较起来，义和团运动不仅时间上短促得多，而且分散的程度也严重得多。

第二个特征是，软弱的资产阶级开始跃登政治舞台，并争取到一部分中等阶层的拥护，这就是指在康有为、谭嗣同等推动下出现的戊戌变法运动，这批心怀救亡夙愿的维新志士既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产儿，又是西方文明培养熏陶出来的学生，他们天真地企求西方资本主义老师来拯救中国，又盼望依靠清王朝里的一个派系——帝党——来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事实嘲弄了他们，改良主义的幼稚幻想在反动势力的打击下变成了梦幻泡影。

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困难和资产阶级的软弱在思想界留下了很深的疤痕。这表现为近代思想史上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的难产。19世纪勃兴起来的今文学派进步思潮是以唯心主义作为其体系的，它是对18世纪烦琐唯物主义——汉学——的一个反动。今文学家最大的特点是积极关心现实，以“经世匡时”为抱负，反对汉学家埋头古书堆中不问世事的态度，处在剧烈变革中的现实给予了他们极大的感受，使他们形成了辩证法思想的因素，在政治上表现为提出变法的主张，这种主张适合当时历史发展的要求。可是，他们与封建制度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不敢也不能对腐朽事物做正面系统的抨击。大家都知道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前夜的18世纪唯物论是在和神学的尖锐斗争中形成的，而19世纪中国的今文学派却始终和传统的儒学、佛学保持着紧密的血缘关系。不管他们中间个别人物曾经吐露了多少唯物论的片断的词句，从其整个哲学体系来看，仍不能摆脱宗教唯心论的束缚，这一点正是中国资产阶级经济上软弱和政治上动摇的思想根源。

关于革命形势第二个阶段的下限也是值得再商榷的问题。我把下限放在1901年，但参加讨论的文章和目前近代史书籍都以中日甲午战争为断限。我认为，以甲午战争为断限就会产生两个缺点：第一个缺点是，忽略了长期积累起来的反教会斗争与义和团运动之间的联系。19世纪60年代以后，反教会斗争此起彼伏，成为本时期内人民力量的主要表现，义和团运动正是这种斗争的汇集和继续。以往我们常常仅从甲午战争后外国资本的输入和农村的破产中寻找义和团运动产生的根源，常常仅从古代白莲教起义中寻找义和团思想内容和组织形式的根源，这样做是不够全面的。义和团运动产生的根源，其思想信仰和组织形式，主要应从40年来的反教会斗争中寻找，因为义和团运动是40年来自发反侵略斗争发展的最高峰，假如把甲午战争作为断限就不啻腰斩了这次长期积累起来的革命形势。（附带提一下，有些同志很不重视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反教会斗争，可能他们认为1870年天津教案后，教案纠纷逐渐减少。然而，仅仅根据燕京大学所编《教案史料编目》，就可以约略看出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反教会斗争正进入巨大的发展时期，无论从次数、规模、参加群众、组织形式、影响地域等哪个方面来看，都不能得出斗争逐渐减少的结论。目前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展开，充分研究19世纪下半叶以及20世纪初的反教会斗争是理解这一段历史的关键。）

第二个缺点是，忽略了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义和团运动三次民族战争之间的共同性。这三次战争都是反对外国侵略者夺取中国邻邦和中国本土的领土，亦即反对外国侵略者分割殖民地的战争，其反面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性质。这和两次鸦片战争都不同，两次鸦片战争中侵略者的主要目的是打开中国的大门。这和20世纪也不同，到了20世纪中国统治者已完全屈服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面前，除了在一个帝国主义支持下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以外，不可能独立地进行反侵略战争。

许多人主张以中日甲午战争为断限，还持着一种表面上看来似乎很有力的理由。他们认为，这次战争是资本主义侵略到帝国主义侵略的转折点，其实这种论据是不够妥当的。因为列强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是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一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完成。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与这个过渡相适应，旧中国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到帝国主义时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不是在几天、几月和几年内完成的。我们既然不可能把世界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的转变规定在几天之内，那么我们也就不能把中国近代史截然划分成两橛。孙守任同志主张以中日甲午战争为界标把近代史划分成两大阶段——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帝国主义时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主张不仅过分重视外来因素而忽略了本国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发展的整体，而且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世界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的过渡不是经历一个长的历史时期而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

假使根据民族斗争的发展把19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末看作近代史上的一个历史时期，这和世界形势完全符合，即相当于世界列强由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的过渡时期。这种符合并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个时期内民族斗争的加强正是列强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加紧侵略中国的结果。因此，我们说，在这个时期内列强对中国进行的三次大规模的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都在不同程度上带有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性质。

最后，附带提一下：由于许多人把断限放在1864年和1894年，这样就产生了1864年至1894年这样一个颇难处理的时期。他们把革命形势第一个阶段的后期和革命形势第二个阶段的前期硬凑在一起，因此就弄不清这一阶段阶级斗争的特征。孙守任、金冲及两位同志都把这个时期的阶级斗争看作和太平天国革命同样的类型，忽略了19世纪70年代以后斗争锋芒的主要趋向是针对外国侵略势力的。胡绳同志把这个时期称作“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和政治形成的时期”，没有确切地指明这个时期阶级斗争的特征和趋势。范文澜同志则只是陈述了一些历史资料而没有充分阐发这个时期的阶级关系和斗争形势。

假使抛开1864年和1894年的断限，则可以比较容易地把握近代阶级斗争的规律性：从19世纪70年代初，不仅近代第一次农民革命战争转入低潮，而且随着外国侵略的加紧和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出现，民族矛盾逐渐尖锐化而发展为各种形式的民族战争；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族战争的开展，资产阶级逐渐抬头，形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运动和政治运动。19世纪70年代以后30年间的历史事变，都可以贯串在这样的线索上来理解。

六、革命形势第三个阶段概述

历史的进一步发展使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条道路日益明显。一方面是各地官僚地主创办了若干企业而使自己成为资本家，另一方面是无数停留在手工工场阶段的中小企业主以及带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城乡小资产者渴望上升为资本家。这两种社会势力具有不同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前者有利于保存封建主义，努力使自己和旧势力相安共处，后者有利于彻底摧毁旧势力，努力要把革命进行到底。

假使19世纪末由于经济发展还不够充分，因此两条道路的分歧还被反对瓜分、要求变革的强烈呼声所掩盖着，那么20世纪初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就把这个分歧尖锐地提出来了。改变旧制度这已经是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连清政府也不得不颁布新政命令以欺骗人民。问题是怎样改变旧制度，通过革命的道路还是通过改良主义的道路，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中等资产阶级、华侨资产阶级拥护前一条道路，而从官僚地主转化过来的大部分资产阶级则拥护后一条道路。

目前许多近代史著作里，对于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条道路并未给予适当的重视。许多同志惯常从机器工业的发生、发展来判断中国资本主义所经历的途径。当然这是一个重要方面，但仅仅有这个方面是不能概括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全貌的，中国机器工业的发展本来就很不充分，可是在那些数量很少的机器工厂的周围还存在着成千上万的手工工场和小作坊，此外还有处在城市资本主义影响下的农村经济。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城市小企业主、小商贩和农村的小私有者构成了为数众多的中小资产阶级。他们自发的具有资本主义倾向，其中少数人也真正爬到了资本家的地位。根据1912年农商统计，全国共有工厂20 749家，其中“原动力使用”（略相当于机器工厂）的363家，“原动力不用”（略相当于手工工场和家庭作坊）的20 386家，假使只按企业的数目计算，则当时机器工厂只占全国工业制造户的1. 7%，而手工工场和小作坊占98. 3%。[33]另外，根据严中平等的统计资料，1912年煤铁的机械生产与土法生产为如下比例：机械开采的煤占产量的57%，土法开采的煤占43%；机械开采的铁占产量的30. 6%，土法开采的铁占69. 4%；机械冶炼的生铁占产量的4. 5%，土法冶炼的生铁占95. 5%。

以上两个统计表明，在中国机器工业发生、发展的同时，存在着大量的手工工场和小作坊，它们虽然很少能发展成大企业，但是它们也在为自己的迅速发展而积极地开辟一条革命的道路，只有在这样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对1905年革命派和改良主义者的论战做进一步的探究。

在1905年的论战中，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了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和实行土地国有（或平均地权）的主张，这是争取资本主义得以迅速广泛发展的革命道路；而资产阶级立宪派提出君主立宪、开明专制的主张，他们由于畏惧革命的群众、畏惧帝国主义的干涉、畏惧触犯与自己利益有密切联系的封建制度，因而希望资本主义缓慢地发展而不至危及封建统治。在革命潮流汹涌到来的前夜，这种主张客观上变成清政府的辩护词，立宪派最后也不能不堕入反对革命的泥潭。

历史的发展注定了顽固地反对新事物的清政府必然走向灭亡。当时不仅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群众的革命情绪日益高涨，而且由于清政府借预备立宪为名，玩弄政治手腕，排挤汉族官僚的地位，这就使得清政府跟立宪派和汉族官僚的矛盾加深了，反动势力的内部分化为革命派组织进攻提供了良好时机。

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毛主席称它是“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的旧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和革命形势前两个阶段仅有农民参加的情况迥然不同。革命形势这个阶段的形成大体上是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和《辛丑条约》订立以后，当时阶级配备的情况是这样的：

其一，在反动势力方面，帝国主义自从受到义和团运动的反抗，已经不敢高言瓜分中国，而且20世纪初国际形势日益紧张，德国、美国、日本等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实力增长，重新分割世界的战争迫在眉睫，各国忙于扩军备战，并把视线转移到欧洲，它们在中国就从瓜分中国的策略转移到维持现状、维持清政府统治的策略，除了俄国和日本以外，其他国家都把公开掠夺的凶恶面目暂时隐蔽下来（俄国在日俄战争后也采取退守北满阵地的策略，日本虽然发展很快，但实力不足）。在这种形势下，民族矛盾逐渐缓和下去。另外，清王朝几十年来连续在对外战争中失败，在一连串战争中，中国统治者深切体会到外国的利益是丝毫触犯不得的。19世纪，中国统治者在人民力量的压迫下还能单独地与外国作战，甚至有时还敢同时开罪许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应该说这除了策略上的愚蠢之外还不能不说是需要勇气的。可是进入20世纪，中国反动政权已完全变成外国侵略者的工具，清王朝对外国主子只能唯命是从。这种情况激发起广大人民对清政权的愤慨，使先进分子得出了“只有推翻清政权才能挽救中国”的结论。所以，20世纪初革命锋芒逐渐转向依附于外国的封建统治者。

其二，从革命力量方面看，整个19世纪，历史的主流都是农民战争（当然也包括城市平民）。自从义和团运动惨遭失败后，农民的革命力量受到很大损失，在一个短时期内来不及恢复，当辛亥革命时，虽然也有各地抗粮、抗捐的斗争，农民群众仍然是革命的主力军，但是究竟没有形成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的配合。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34]为什么没有这个变动？这虽然要责备资产阶级革命家对农民力量的轻视，但这也是由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农民革命力量损耗太多所造成的。

有些同志把同盟会成立认作资产阶级领导革命的开始，这个主张我不能赞同。我认为，问题也可以颠倒过来看，即同盟会的成立当然对推进革命有极大意义，但同时也可以被看作1901年以来革命形势发展的一个结果。在同盟会成立以前，鼓吹革命的书报刊物已经大量发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经深刻体会到不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的统治就不能救中国；在这时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小组织已经先后形成，同盟会的成立正反映着当时革命发展的要求，要求把许多具备革命思想的小团体和个人统一在一个组织、一个纲领下。

又有人主张把1912年袁世凯篡夺革命成果作为一个断限，这个主张我也不能赞同。因为1912年固然标志着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破产，但是在这以后的六七年内，革命家仍在旧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上摸索前进。如“赣宁之役”“反袁之役”“护法之役”，这些都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实力和威信日益低落的情况下所领导或参加的斗争，跟辛亥革命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因此这个阶段基本上仍属于革命形势第三个阶段的范围。

还有人主张以1914年为断限，这种主张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为在1914年除了从世界范围看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外，国内的阶级斗争并未发生任何足以考虑历史断限的大事件，当时袁世凯的反革命专制权力正在进一步集中，但尚未崩解。也许主张断限于此的同志是为了重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经济方面和阶级斗争方面的影响。依我看来，这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固然不容忽视，但这种影响的集中表现可以说体现在五四运动爆发时。五四运动的发生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帝国主义无暇东顾，因而中国资本主义有所增长，工人阶级迅速壮大，以及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等的结果。假使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直接作为断限，那就是不通过内部根据来解释外部条件的影响，这种论点是带有本末倒置的外因论倾向的。

以上是我对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初步意见，提出来向大家请教。

注释

[*]原载《历史研究》，1956年第6期。

[2]德鲁任林：《论俄国资本主义关系史的分期》，见石父：《苏联历史分期问题讨论》，10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4。

[3]同上书，96页。

[4]《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人口问题》，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5]《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169~170页。

[6]德鲁任林：《论俄国资本主义关系史的分期》，见石父：《苏联历史分期问题讨论》，110页。

[7]《毛泽东选集》，1版，第1卷，260页。

[8]《列宁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15页，北京，解放社，1949。

[9]《毛泽东选集》，1版，第2卷，594页。

[10]《毛泽东选集》，1版，第2卷，627页。

[11]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载《历史研究》，1954（1）： 9页。

[12]金冲及：《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载《历史研究》，1955（2）： 38页。

[13]同上书，37~38页。

[14]德鲁任林：《论俄国资本主义关系史的分期》，见石父：《苏联历史分期问题讨论》，104页。

[15]同上书，115页。

[16]金冲及：《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载《历史研究》，1955（2）： 40页。

[17]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载《历史研究》，1954（6）： 2页。

[18]《毛泽东选集》，1版，第1卷，289~290页。

[19]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底最高阶段》，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20]《毛泽东选集》，1版，第1卷，289页。

[21]金冲及：《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载《历史研究》，1955（2）： 46页。

[22]同上书，47页。

[23]同上书，48页。

[24]《毛泽东选集》，1版，第2卷，589页。

[25]金冲及：《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载《历史研究》，1955（2）： 46页。

[26]《毛泽东选集》，1版，第1卷，289页。

[27]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载《历史研究》，1954（1）： 9页。

[28]金冲及：《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载《历史研究》，1955（2）： 40页。

[29]《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172页。

[30]康右铭：《对束世澂著<洪秀全>一书的几点意见》，载《光明日报》，1956-03-01。

[31]许多近代思想史书籍把魏源、龚自珍列为近代史上第一批思想家。把冯桂芬列为第二批思想家。其实龚自珍死于1841年，不仅没有躬逢太平天国革命的风暴，甚至没有看到《南京条约》的签订，应该把他列为近代史前夜的思想家，而冯桂芬的名著《校邠庐抗议》成于19世纪50年代，他的许多主张都是因企图消解农民革命而提出的，应该把他列为第一批思想家。

[32]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底最高阶段》，85页。

[33]这是40多年前的统计，不但统计项目很简单，而且数字不精确，所以只能表明一个大概趋势，因为原统计只标明工厂数目，故“原动力使用”的工厂只占极小的百分比，若以资本额、产值、产量等计算，机器工厂所占百分比是比较大的。

[34]《毛泽东选集》，1版，第1卷，16页。

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如何深入[*]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蓬勃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旧中国，多数历史学家致力于秦汉以前的古史研究，成就卓著。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忽略或回避了对晚近历史的研究，致使近现代史呈现一片荒芜，可读的著作、论文寥寥可数。现在这种情况已完全改观，中国近现代史得到了普遍重视。经过38年的努力，特别是近8年来的努力，中国近现代史学术园地中百花争妍，成果丰硕，人才济济。国内以及海外，有很多专家对许多历史问题收集了资料，进行了分析，写出了有分量的文章和专著。无论宏观框架的构筑、微观情节的充填，都做了大量有意义的工作。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中，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古代史、世界史呈现鼎足而峙之势。

任何一项工作，在经过迅速发展并取得显著成绩之后，人们总要回顾所得的成绩，总结过去的经验，展望今后的前途。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突飞猛进带来了一种错觉，仿佛研究工作快到尽头了。作为一门已有深厚基础的学科还会怎样发展？我们的研究工作该怎样深入？该怎样突破？

当然，科学的本性就是不断地发展，它不会停留在某个地方。因此，人们的研究会日益深化、前进。尽管客观历史早已形成，已是一个过去完成式，但人这一主体的条件、立足点和认识能力却在不断改变或提高；难以数计的历史资料也在被不断地搜集、整理、披露、考订，因此，人类对过去历史的认识就不会穷尽、不会终结。研究者所处时代的差异，其理论观点、认识方法、价值观念、研究手段的差异以及掌握资料之多少、精粗、真伪的差异，使他们对同一段历史会得出很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研究工作日新月异，不断提高，前人的研究成果，后人不断地加以丰富、完善，或者修正、推翻。人类的认识将从表层走向深层，从现象走向本质，从未知走向已知，从简单联系走向复杂的系统和结构。

尤其是近现代历史十分错综复杂，事态的矛盾、后果需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能暴露。因此，人们随着历史的前进需要经常回顾和反思刚刚走过的路程，每一次回顾和反思都必能得到新的认识与教益。譬如一座高大的山峰，当你走出一定距离再回头看的时候，它像一幅高悬在天空中的巨大画卷，雄壮而巍峨的形象格外地清晰、鲜明。

正因为如此，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不会到头。可以期望，在以下四个方面，近现代史的研究将会取得新的进展。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将是指导近现代史研究工作继续发展的指南针。马克思主义不是狭隘的、封闭式的教条，它能够充分地吸收当代科学的新成果，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己。当代，迅速发展中的自然科学和思维科学正在叩响社会科学的大门，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中青年史学工作者试探着把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以及数量分析法等应用于历史研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人们研究社会历史和人类自身的方法更加缜密、更加多样化，在科学发展综合化的趋势下，运用自然科学总结出的新方法，将有助于历史研究工作转到多层次、多角度的广阔轨道上去。当然，运用这些方法，应该经过抽象的概括和科学的验证，应该舍弃只适用于某些学科的具体形式，使方法具有广泛的适用性，而不是简单地、生硬地搬用。重要的是要引进、学习、探索、掌握各种新的研究方法，并且不要忘记：每一种新方法都有合理的应用界限，不可以任意夸大、滥用。

第二，近几年来，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领域有较大幅度的拓展，逐渐突破了近代史上八件大事、现代史上路线斗争的单一格局。人们的思想更加解放，视野更加宽广，高屋建瓴，目光四射，新的研究课题层出不穷。当前，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许多新兴学科蓬勃发展。历史学是传统的基础学科，和各门学科都有密切的关系，而各新兴学科的进展也需要有新的探索。古老的历史学科应该开辟那些过去少人问津，而现在又为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边缘空白地带，以焕发青春、服务现实。如近现代城市史、区域经济史、边疆开发史，近现代社会史、文化史、人口史、宗教史、灾荒史、生态环境演变史，还有从前被视为禁区的一些问题，统治阶级内部派系和斗争，反面人物的是非功过以及有关衣食住行、婚丧节庆等社会底层的风俗民情等，都可以被提上研究日程。这样，我们对近现代历史的认识将会更加全面、更加丰富、更加合乎实际。

第三，要把中国近现代史放在世界史的广阔背景下加以研究。全世界的近现代史是各国人民争取独立、民主、繁荣并走向社会主义的漫长过程。历史的发展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前进中经历了极不相同的路程。像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世界与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近现代历史是在这两次伟大革命的旗帜下走过来的。但是，基于国内外的不同条件，中国在民主革命中既没有也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也不能仿照苏联的模式。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只能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结合本国的国情，吸收先进国家的经验，在实践中开辟自己的前进道路。从经济、政治、外交、军事、法治、民族思想文化等多方面比较各国情况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考察世界发展的一般趋势和中国革命的具体经历，将能给人以启示和教益，将能帮助我们从宏观角度观察中国的过去和未来，帮助我们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

第四，中国近现代史的资料浩如烟海、数量庞大、种类繁多。有档案、官书、文集、方志、笔记、日记、碑版、谱牒、信札、契据、报刊等；有汉文的、少数民族文字的以及各种外国文字的；有公开刊印、广泛流传的文件书籍，也有许多尘封蠹蚀、罕为人知的稿本、抄本、公私档案。这些史料中有对各种历史事件详尽真实的记录，但也有种种歧异、舛误。进一步发掘珍藏的史料，对具体问题进行细致的考证、勘误、辨伪是十分重要的。马克思主义不赞成用史料学代替历史科学，但历史研究必须以史料的搜集、整理、排比、考证为基础。史料的突破常常会导致研究的突破，修正或改变人们对重大历史问题的看法。每一个历史研究工作者都必须勤奋、艰苦地做史料工作，只有在大量准确、可靠的史料基础上，才能有科学的历史研究。

我相信，近现代史的研究并无止境，不会停滞下来，今后，在以上几个方面进行努力，都将取得成绩和进展。

尽管中国近现代史方面已发表了很多论文、出版了很多著作，同一个题目被不同的学者一遍又一遍地研究过了，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几种途径，在近现代史研究方面开拓新局面。对史料的发掘、整理、考证是途径之一。史料工作本来就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工程，没有丰富而经过甄选的史料，就不可能建筑起宏伟的科学殿堂。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的资料丰富浩瀚、真伪杂糅、种类繁多，史料的搜集、辑录、考证、翻译、刊布工作亟待进行，在这方面大有用武之地。我相信，史学工作者只要肯下功夫，努力耕耘，长期坚持，必能有所收获，必能把近现代史的研究推向前进。

注释

[*]原载《人民日报》，1987年7月17日。

要重视学习中国近代史[*]

中国近代史应该从1840年旧民主主义革命开始的鸦片战争算起，到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共110年，包括整个民主革命的全过程。这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从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又是中国人民奋起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这11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极其迅速而剧烈的变化，中国人民经历了难以叙述的苦难。在外国的侵略下，原有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结构逐渐瓦解，商品经济得到了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工商业，但是，封建经济的基础仍然保持着，仍然很强大。帝国主义勾结、支持封建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牢牢控制着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残酷地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竭力阻挠中国的进步。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虽然产生了，但“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在重重的压抑下，得不到正常的、健康的发展，因此，中国不可能像欧美国家那样，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在帝国主义、官僚、军阀、豪绅的统治下，中国经济凋敝，政治混乱，内战不息，灾荒频仍，豺狼当道，暗无天日。劳动人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中华民族处在存亡绝续的艰难危急之中。中国人民不甘心任人宰割，他们前仆后继，奋不顾身，和侵略者、压迫者进行殊死的战斗，中国近代史上的阶级斗争空前激烈而复杂。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组成了顽固强大的反动营垒，它们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占据着支配地位，疯狂地反对人民，一次又一次规模极为壮阔的革命运动都在强大敌人的血腥镇压下失败了，无数的革命烈士为此抱终天之恨。中国的民主革命时间很长，道路很曲折，牺牲很重大。中国的农民阶级一直是活跃在近代历史舞台上的革命主力军，先是独立地承担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发动了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以后又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成为无产阶级最重要、最亲密的同盟军。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诞生于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分成两个部分：大资产阶级依附于帝国主义，站在反革命方面；而民族资产阶级虽然也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又受它们的压迫，和它们有深刻的矛盾。在中国无产阶级自觉地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民族资产阶级曾经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它组织和发动了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未能领导革命取得彻底胜利，革命的果实被帝国主义扶植的大军阀、大官僚所篡取。后来，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了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它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属于人民的范畴，都是革命统一战线中的成员。至于中国的无产阶级，它身受三重压迫，革命最坚决；它和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有远大的目光，有很强的组织性、纪律性；它较早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由于主客观的和国内外的种种条件，民主革命的领导重任必然地落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肩上。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是通过中国共产党实现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自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中国革命就进入了新阶段，打开了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漫长历程，中国人民冲破了千难万阻，战胜了穷凶极恶的阶级敌人，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为了解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使中国摆脱贫困落后状态，争取民主、独立，并进而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英勇奋斗史。

中国近代史的内容多么的丰富、生动、曲折！这110年间，充满着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的事迹，留下了许多成功或失败的宝贵经验教训。它离开我们的时间很近，是我们祖、父、兄辈出生入死，进行斗争的舞台，跟现实和未来的关系极为密切，今天和今后出现的问题与矛盾，都要到中国近代史上寻找自己的来历和根源。中国近代史是我们认识中国国情、提高思想觉悟、学习优秀传统、发扬革命精神的不可缺少的教材，是我们汲取智慧和力量的取之不竭的源泉。毛泽东说要认真学习历史，“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2]，“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3]，“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4]。

今天，全国人民在十一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正意气风发地走在实现“四化”的新长征的道路上。学习是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学政治、学科学、学技术、学文化。只有提高思想水平，精通各种本领，才能为实现“四化”多做贡献。中国近代史是极其重要的学习项目。这是因为：

第一，学习中国近代史，可以更加坚定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中国近代的历史证明，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和志士仁人，为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从事斗争，进行探索，曾经设计了种种救国的方案，但是很多方案被实践所抛弃，证明是行不通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

当初，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农民英雄们，奋起反对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革命政权，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理想，反映了亿万贫苦农民一心向往的愿望。但是，这种按照小农经济狭隘范围而设计的社会蓝图，排斥大工业和商业，违反经济发展的要求，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不可能真正地付诸实施。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说明，按照小农经济改造整个中国社会的设想是根本行不通的。

19世纪末，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了戊戌变法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开学堂、办报纸、兴实业，介绍西方的资产阶级学说和制度，企图把中国推上资产阶级君主立宪的轨道。康有为描绘了一个没有压迫、没有苦难、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的乌托邦。可是，反动派不允许对腐败的局面进行任何改革，无情的屠刀对准了维新的志士们，一切变法措施和思想乌托邦都落空了。正像毛泽东所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5]

20世纪初，中国人民觉悟到，要救亡图存，就必须用武力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朝政府。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旧三民主义，中国第一次有了明确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和动员了千百万群众，奋起战斗，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长达2 000多年的封建帝制，这是不可磨灭的伟大功勋。但是，旧三民主义的纲领仍然行不通，辛亥革命以后，大地主、大军阀篡权横行，议会民主被践踏，民主约法被废弃，各派军阀争权夺利，连年混战。人民群众毫无权利，更加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80年深刻地教育了中国人民，农民的和资产阶级的方案相继失败，都不能拯救中国。此后的中国革命分成了两步走：第一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第二步，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后，必然会不停顿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阶级剥削的基础。这两步紧密地相互衔接，不容横插资本主义阶段。中国的近代历史证明，社会主义是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是复兴中华民族、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康庄大道。正像叶剑英在国庆三十周年讲话中所说：社会主义制度不是无缘无故地在中国出现的，它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亿万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做出的决定性选择。

第二，学习中国近代史，可以进一步认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认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指导作用。

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十分强大而狡猾的，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有丰富的统治经验，拥有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全面优势，战胜这样强大的敌人是极为困难的任务。“敌强我弱”是中国近代革命运动的基本特征。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许多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进行了极为艰苦的斗争，但是这些斗争都失败了。斗争失败的重要原因是没有坚强的革命领导，缺乏科学的指导思想，因此不可能扭转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只有作为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大众，克服重重险阻，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它坚韧不拔，朝气蓬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且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它能够动员和团结亿万人民群众，在困难复杂的环境中，将中国革命引向一系列的胜利；它在失败时不气馁、不退缩，在胜利时不居功、不骄傲，永远向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奋勇前进。中国共产党无愧于伟大、光荣、正确的称誉。有了这样的领导核心，中国人民才有今天的解放，也才有未来的光辉前程。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政党。中国人民通过俄国的十月革命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6]但是，如何运用马列主义原理于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指导中国的革命，仍然是巨大而未解决的课题。党在历史上曾经一再重犯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错误，使革命遭到重大的损失。毛泽东的伟大贡献就在于克服了种种错误思想，端正了方向，挽救了革命，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成功地结合起来，总结与创造了一整套符合中国情况的革命理论和战略策略，引导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

毛泽东思想是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全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尽管毛泽东晚年犯有严重错误，使党和国家遭到很大的损失，但毛泽东思想是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强大的精神武器，并且是今后指导我们实现“四化”、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唯一指针。离开了毛泽东思想，我们便会迷失方向，失去主心骨，造成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宏伟目标就不可能达到。

第三，学习中国近代史，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继承与发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在100多年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千千万万革命志士在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鼓舞下，为拯救国家危亡、复兴中华民族血洒大地，英勇献身。他们以百折不挠的勇气、大无畏的精神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谱写了无数气壮山河的战歌，哺育和激励着后继的革命者。中国人民确有充沛的爱国热情和英勇的斗争传统，不管敌人的力量多么强大、手段多么凶残，斗争的环境多么不利，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们都从不畏怯退缩，从不奴颜婢膝，从不心灰意冷，不屈不挠、再接再厉地战斗着。他们的胸中燃烧着真理的火焰，不畏漫长黑夜的严寒，执着地、勇猛地前进，坚信革命必能胜利，国家必能强盛，民族必能复兴。这种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传统，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一脉相承而日益高昂。在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史上得到了最为集中、最为光辉的发扬。老一辈的革命家都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最豪迈的革命英雄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方志敏在狱中写下了辉煌的遗篇《可爱的中国》；许多共产党员写下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革命何须怕断头”等壮丽感人的诗篇。他们有强烈的爱，爱祖国、爱人民、爱自由；他们有坚贞的信念，相信真理必将战胜邪恶，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更需要有这种精神。一部中国近代史充满着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每当帝国主义国家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在中国人民中就会激起波澜壮阔的爱国和革命的热潮，可歌可泣的斗争事迹，不畏强暴、勇敢献身的英雄人物，何止千千万万。正是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高度发扬，使我们伟大民族经历了长期的历史变迁而仍保持着蓬勃生机，使任何帝国主义都不可能灭亡中国，也使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事业有了强大的推动力。

总之，学习中国近代史是大有教益的。近代史上的许多次轰轰烈烈的斗争虽然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历史是既不能割断又不应遗忘的。过去的斗争是后来人民革命胜利的伟大基石。我们要善于向历史学习，向过去的斗争学习，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继承革命的优秀传统，认识中国的过去和今天，用历史的规律性知识武装自己。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建设光辉灿烂的未来。

注释

[*]原载《前线》，1981年第3期。

[2]《毛泽东选集》，1版，第2卷，499页。

[3]《毛泽东选集》，1版，第3卷，759页。

[4]同上书，756页。

[5]《毛泽东选集》，1版，第4卷，13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

[6]《毛泽东选集》，1版，第4卷，1360页。

进一步重视太平天国史的研究[*]

太平天国史，可以说是中国历史学研究最发达的分支之一。几十年来，研究工作十分繁荣，人才辈出，成果累累。新中国成立以前，就有一些专家学者在太平天国史研究领域辛勤工作，收集资料，撰写了一批论文和著作。新中国成立以后，史学工作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研究、分析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使研究工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发生了根本性的飞跃，作品大大增多，队伍迅速扩大，研究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像罗尔纲先生等学者勤奋钻研，严肃认真，历久不懈。从史料的搜集、考证，史事的分析、叙述，到对这次农民战争全局的规律性探讨等，都有了重大突破。据1979年的粗略统计，30年来公开发表的太平天国史论文将近2 000篇，平均每年60多篇，这是很大的数量，在历史学的各个分支中恐怕是首屈一指的。近两年来，文章、著作和资料集更多了，如牟安世的《太平天国》增订版，茅家琦、方之光、童光华的《太平天国兴亡史》，董蔡时的《太平天国在苏州》，王庆成的《石达开》，苏双碧的《太平天国人物论集》，以及即将出版的罗尔纲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注》、戎笙等的《太平天国历史的叙述和分析》，等等。1980年发表的论文有173篇，1981年估计约达100篇。还有，全国性的学术会议相继举行，从1979年南京会议以后，接着1980年苏州会议，1981年广州—桂平—桂林会议和四川石棉会议，共开4次盛会，中外学者济济一堂，切磋琢磨，大大推动了太平天国史的研究。

太平天国的研究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当然也不能说研究工作已经到头了，已经尽善尽美了。知识无止境，研究和探索无止境，太平天国史中还有许多问题存在着重大的意见分歧，还有许多史事真相并没有弄清楚，我们的著作太少而不是太多，还有许多工作应该做。譬如说，我们需要深入进行多方面的专题研究，同时也应该在这样的基础上考虑编写一部大型的、综合的《太平天国史》。中国人民有英勇斗争的传统，农民革命战争，史不绝书，而太平天国战争规模最大、时间最久、地区最广、影响最深远。我们为什么不能写出大型的具有科学性、独创性的《太平天国史》？太平天国政权与其他封建王朝相比，时间固然很短，但在农民战争史上却是无与伦比的。中国历史上有些王朝的年代也很短，如南齐只有23年、陈只有31年，而《南齐书》《陈书》均被列于“二十四史”之内。太平天国的时间有14年，如果把捻军计算在内，则达18年，太平天国的专史完全应在中国历代史书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们由于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写出的史书应该远远超过旧史，自不待言。

几十年来，由于许多专家学者的努力，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有了显著的成绩，给进一步开展专题研究和编写大型《太平天国史》准备了条件。当然，要完成这些工作，需要创造条件，保证质量，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今天，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大搞“四化”，历史学界如能在这些方面取得踏实的进展，将是对繁荣社会主义学术文化的一个贡献。

为了深入研究太平天国史，需要填补或加强不少空白的、薄弱的环节。譬如，清朝的制度、政策、机构和人物就是需要加强研究的方面。长期以来，我们对太平天国革命农民这一主体方面研究得较多，这当然是应该的，今后还应该进一步深入。但对于地主阶级和清政府，研究得较少。清政府和太平天国是斗争中彼此对立的两个方面，不详细地研究“彼”方，就不能清楚地了解“此”方。在太平天国革命期间，清朝的制度、政策和机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值得研究。本来，乾隆以后，清朝统治已经千疮百孔，弊窦丛生。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对清政府是极大的冲击，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清政府为了对付内外压力，为了能够继续生存下去，不得不在许多方面做了改变。在政治方面，加强各地督抚的权力，重用汉人，随之而削弱了中央的权力，使地方势力逐渐抬头；在经济和财政方面，关税和厘金的收入大大增加，旧的财政税收制度紊乱，漕运、盐法、货币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军事方面，八旗、绿营更加衰朽，湘淮军不断兴起，新式枪炮开始被使用，由此在军火生产方面开始使用机器，还有其他种种变化。这些是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冲击下，清朝在制度、政策、国家机构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的变革措施，对于理解太平天国以至理解中国近代历史都是重要的方面。

还有，太平天国革命期间的许多反面人物，如咸丰、慈禧、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僧格林沁，都是权位显赫的人物，有的在近代历史上影响很大。但现在还没有写出他们的详细传记。他们中有些人的奏稿、函牍和其他作品，卷帙浩繁，是研究太平天国革命的重要史料，也还没有被充分利用。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些人的全集从未重印，现在一些边远地区和新建单位已难以找到这些资料，可以考虑整理重印，以供研究之用。

太平天国的史料，还有许多当时外国人的记载，需要翻译或介绍。如《北华捷报》的选译出版，呼吁已久，至今尚未完成。近一二十年，许多国家出版了外交文书，其中都是驻外领事、传教士、商人向本国外交机关写的报告，篇幅很大，其中有不少太平天国时期各方面的情报资料，值得重视。

总之，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希望全国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工作者继续努力，群策群力，从各个方面深入钻研，加强理论的探讨和资料的发掘，为进一步提高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水平共同努力。

注释

[*]原载《步入近代的历程》，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

开展边疆史地研究，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我国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有很长的边疆线和海疆线。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很复杂，多种多样。各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同时，还有不少历史遗留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影响边疆地区的安定。当前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边疆问题对“四化”建设非常重要。我国的现代化，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边疆的安定和边疆的建设，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四化”的实现就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边疆经济上不去，始终是很沉重的包袱。

边疆是相对于中原地区、沿海地区而言的，一般都处于国防的最前线，或与外国接界或悬于海里。边疆地区和内地、沿海相比，有明显的特点：（1）自然条件，如边疆的地理环境、气候、物产等都有较大的特殊性，与内地的情况不同。一般说来，边疆地区多山缺水，地形条件比较复杂，有大片的沙漠，交通不便，气候上或高寒或炎热，这是其劣势；其优势就是矿产、动力资源丰富，动物、植物较多。（2）居民条件与内地不一样，少数民族多。我国的少数民族绝大部分居住在边疆地区，在很多地方与汉人混合居住，所以民族关系是边疆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3）边疆地区的政治环境与内地的政治环境不同。在历史上，内地很早就实行了郡县制，设立了行省；边疆地区的情况就不同了，到清末有五个地区改为行省，即台湾、新疆、东北三省，而以往是将军制、土司制等，自治程度较高，直到现在我们仍实行民族区域自治。（4）经济上的差异。一般说来，边疆地区相对落后于内地和沿海，产业结构是畜牧业，经济的发展较晚。清代边疆地区的变化是较为关键性的。清代奠定了中国的版图，巩固了多民族统一国家在政治上的统一、经济上的发展。我们现在所说的边疆地区在清初都很荒凉，到清末情况就不同了，像台湾、东北三省的经济发展都赶上甚至超过了内地。（5）文化上的差异。边疆居住的少数民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文学艺术和宗教信仰，处于儒家文化圈之外，当然也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边疆地区的特点，可以提出很多，边疆史地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是由边疆的特点决定的。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边疆地区有特殊的自然环境、特殊的社会条件、特殊的运行机制，这些都与中原地区和沿海地区不同。所以，我们既要将边疆视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要充分理解边疆的特殊性，这样才能真正地认识边疆、了解边疆，进一步制定边疆发展的战略和方针，不能完全把内地的一套运用到边疆。

边疆史地研究在中国是有传统的，200年前的清代中叶就有一些学者专门研究边疆，较早的如徐松、祁韵士、张穆等。到新中国成立前，边疆史地学已成为一门相当发展的学科。但新中国成立后，我感到边疆研究反而不行了。当然，边疆地区有民族史的研究，也有历史地理的研究，但边疆史地学研究似乎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可能边疆问题的政治性比较强、比较尖锐，很不容易发展起来。我们现在常常议论“史学危机”“历史无用”，但是我想边疆史地研究的现实意义非常明显，绝不是无用，而是非常有用。今天边疆地区面貌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经过了边疆各族人民的长期斗争、劳动，也积累了建设边疆的许多经验和教训，这些是我们进一步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的宝贵财富。人类总是要不断回顾、总结走过的道路，开辟今后要走的道路。我想今天边疆现代化建设也应该在总结长期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制定长远的发展规划。边疆史地研究工作者首先要研究理论问题、宏观问题、边疆的共性问题。其他疆土较大的国家都非常重视边疆历史地理的研究，美国有边疆历史学派，苏联向西伯利亚推进的研究比较多。边疆与人口的关系、边疆与各门学科的关系、边疆的自然环境等，小到一个地名、一条河流或一个条约，应该研究的内容很多，好像一块待开发的处女地。当然前人已经有好多研究成果，但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真正把边疆史地这门学科建设起来，还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边疆史地学科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我想可以列举以下几点来说明。

第一，边疆的形成，边界线的变迁。既然要研究边疆，那么边疆是怎样形成的？它的边界在哪里？我们的国界应是怎样的？边疆的形成有历史过程，是历史形成的。历史上的边界线是有变化的，或通过战争、或通过谈判、或既通过战争又通过谈判来缔结条约，制定边界线或改变边界线。边界的变迁以及它的定位、定向等问题十分复杂，其重要性不用多说，因为大家都知道。今天还存在历史遗留问题。新中国成立近40年来，边界的争执导致了多次战争，对我们现实生活的影响很大。对边界的研究，是我们制定公正、合理的外交政策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不清楚边界史，就根本谈不上制定公正、合理的外交政策。

第二，边疆与内地、沿海的关系是涉及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一大问题。历史上有几种情况。第一种，边疆与内地的矛盾比较尖锐，斗争很激烈，甚至发生军事冲突或战争，大量人力、财力都耗费在战争上，这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边疆和中原地区都受到创伤，造成生产力的破坏。第二种，边疆与内地没有战争，但边疆地区形成割据或独立的局面，与中原地区不相往来，相互的交流很少，经济、文化的发展相对比较缓慢，甚至停滞。第三种，是统一的局面，中央政权较为有效地管辖边疆，矛盾较为缓和，团结有所增强，交流较活跃，这对边疆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都有好处。汉、唐、元、清都出现了这种情况。从研究边疆史地来讲，国家的统一，秩序的安定，民族的团结，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共同建设边疆，对发展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都是非常重要的。离开了安定，离开了统一，就谈不到边疆的建设，也谈不到中原地区的建设。

第三，边疆的政策。边疆地区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人文条件都有许多特点，一国之内，千差万别，情况很不相同。只有研究边疆各个地区的特点，才能制定适合边疆建设的规划和政策。因地制宜是历代治边最普遍、最重要的经验，历代都根据边疆各地区的特点治理、开发、建设边疆，发挥边疆各地区各自的优势，扬长避短。边疆与内地、沿海情况不同，边疆各地之间的情况也不同，东北与内蒙古不同，内蒙古与西藏不同，边疆历史研究说明了这种千差万别。边疆各地区是通过各自不同的道路发展起来的，有的从屯田开始，有的从矿业开始，有的从移民开始（移民情况也不同，有的是有组织的，有的是自发的）。我想，今后边疆建设可能被列入全国的总规划，但也应该考虑到边疆的特殊性、个性。

第四，治理、开发边疆的许多方面都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如治沙、治水、移民、宗教政策、行政设施、保护生态环境等。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措施既有失败的教训，也有成功的经验，都值得研究总结。中国古代有丝绸之路，研究的人很多，很吸引人，还拍成了电影等等，引起了全世界的注视。但是，大多数着眼于历史的、文物的角度，能不能从经济的、现实的角度进行研究？古代丝绸之路发展的条件、商品、商队的组成、路线的形成、贸易的条件等都要研究。在今天开放的条件下，可不可以考虑一条现代的丝绸之路，从陆路打通中亚、进入欧洲？这样研究丝绸之路，既有历史价值，又有现实意义。我相信，边疆史研究一定能有效地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注释

[*]原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88年第4期。

中国民族边疆史研究[*]

一、历史上的民族关系

在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中，《尚书》里有“民”字，《左传》里有“族”字，近代学者将二字合一组成复音词，以翻译英文nation一词。

1913年，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中指出：“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有共同地域，有共同经济生活以及有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斯大林对民族所下的这个定义对我国民族学理论影响甚大。此外，斯大林还对这条定义做过两条重要补充：“只有一切特征通统具备时，才算是一个民族。”“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人们形成民族的过程。”对斯大林的这个定义和补充，我国学者长期以来存在意见分歧，多次进行讨论。有的学者坚持说这条定义迄今无懈可击，问题出在人们理解有误；有的学者认为应该对这条定义进行补充和修正，因为斯大林虽然提出了“特殊的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但其解释只是“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方面的精神面貌不同”，没有涉及“民族意识”这一概念。近二三十年来，一些研究者对民族意识十分重视。我们认为，民族意识是人们对自己归属于某个民族共同体的认识，对形成和维持民族这一共同体至关重要。斯大林的四个特征缺一便不成其为民族之说，显得过于机械绝对。例如，我国的回族一开始就没有一个单独的共同地域和共同经济，裕固族有尧呼尔语和恩格尔语两种民族语言而不具有共同语言。有人常把“种族”误为“民族”，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共同体，“民族学”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而“种族”是纯粹生理或血统的问题，“人种学”以人类体质特征为研究对象，属于生物学的范畴。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除汉族外，现已确认的有55个少数民族。占人口91. 8%的汉族大多居住在中原和沿海，而占人口8. 2%的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边疆地区。这种被一些学者概括为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的分布格局是长期以来历史演变的结果。关于“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提法，我国学术界在20世纪50年代曾展开过讨论。我们认为，应当反对以下两种偏颇倾向：其一，一些史学家仅仅着眼于我国某一历史时期有些民族自行割据或单独立国的史实，大加渲染这些民族向来不是多民族中国的成员，从而根本否定我国各民族曾经几度结合成为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其二，一些史学家从其善良的主观愿望出发，无视某一时期有些民族自行割据或单独立国的史实，抽掉了我国形成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漫长曲折的历史过程。上述两种倾向都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既非自古以来就长期保持大一统的局面，亦非始终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而是逐渐结合、统一到一起的。

关于中华民族的起源，过去长期存在着本土说和外来说、多元论和一元论的争论。自17世纪起，欧洲开始有人认为中国人种与文化来自埃及。这是欧洲人主张中华文明“西来说”的滥觞。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对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做出重要贡献的瑞典学者安特生亦断言我国的仰韶文化系从西方传播过来，首先开化于中国的新疆，然后才东移发达于中原地区。此为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新西来说”，曾流行一时。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广大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大量资料推翻了形形色色的外来说。结果表明：中华大地是人类起源的地区之一，是蒙古人种的故乡；中华民族起源于中国大地，并非来自今日中国域外的任何一方。在遥远的古代，中国大地上生活着不同的人群，最早的如云南元谋猿人（距今170万年左右）、陕西蓝田猿人（距今115万~65万年）、北京猿人（距今70 万~23万年）以及山西丁村猿人、广东马坝猿人，等等。中国传统史学的观点认为，中华民族与文化起源于黄河中下游，然后向四周扩散。但新中国成立后的考古资料使中华民族起源一元说得到了修正。从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布和特征来看，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摇篮不是一处而是多处，是多元起源、多区域不平衡发展。黄河中下游的古文化则是其中最先进的一支。源头如此众多，在尔后数千年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中华文明累世不竭，便不能不说是其来有故了。

恩格斯在论证人类的发展问题时说：“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形成的一般规律。从氏族、部落发展成民族，是原生民族形成的一种方式。此外，民族形成还有民族演化这种类型。也就是说，通过民族分裂、民族融合等过程形成新的民族。按照恩格斯的观点，民族形成的时间最早应该在原始社会末期。它早于国家和阶级的形成。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使用“野蛮民族”“蒙昧民族”“游牧民族”等概念，这些概念即指那些尚处于原始社会后期的人们共同体。

进入文明时代，大约距今5 000~3 000年，相当于炎帝、黄帝至夏、商、周三代，黄河中下游出现了一个文明程度较高的华夏族，所以称“华夏”，是因夏朝而得名。其周围则有许多不同族类的人群，即所谓“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他们和华夏族长期交往、斗争、融合。华夏族在吸收周围的不同族群中得以发展壮大，故华夏族已非单一血统的民族。古籍中说：“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民族融合不断在进行。至春秋战国，已成为较稳定的民族共同体，但政治上尚无巩固的统一，经秦汉400年的发展，华夏族成为统一的民族，中国也逐渐发展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华夏”的称呼也因汉朝国力强大、声名远播而改称“汉”。华夏族改称汉族，不是这一共同体的质的变化，更不是新民族的形成，仅仅是名称的改变。当然，名从实变。这一名称的改变也显示其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华夏族吸收了众多的民族成分，扩大和发展了族体，形成了比原来更大、更强盛的族体。

到20世纪初，也就是清末辛亥革命运动以前，出现了“中华民族”这个名称。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包括历史上和现在的各民族在内。“中华民族”这个名称体现了中国各民族整体上的民族认同。有人认为，中华民族并不构成一个民族，因为各族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各不相同。另有人则认为，中华民族已构成一个民族，虽其族源、语言、宗教、习俗不同，但长期处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中，经济联系密切，政治上、文化上相互认同。汉族和各少数民族既有不同的特性，又有相同的共性。中华民族是更高层次上的民族构成，但不排斥各民族的差异性。费孝通先生称之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台湾有一位边疆民族学专家林恩显，在和大陆学者进行交流时，建议大陆学术界在进行民族关系研究时吸收台湾学术界族群研究的理论。台湾学术界习惯上认为，中华民族可以称为“民族”，其中包括的数十个兄弟民族称“族群”。所谓“族群”，是指同一民族中具有不同地区性或其他特殊从业、生活方式等特点的人们群体，所以这种“族群”不一定是目前大陆所确认的56个民族。我们对台湾学术界的理论应该予以关注，做进一步的研究探讨。回顾大陆学术界近50年来研究民族关系的历史，我们认为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主要围绕民族识别这个中心，以研究民族关系的“民族差异”为主，70年代末以来主要以中华民族整体性为研究重点，这样民族关系中的“求同研究”便十分突出。费孝通先生把现存的民族关系概括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这一理论，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瞩目，把大陆学术界关于民族关系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各族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血与火的斗争淬砺而成，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的客观存在。中华民族是“多元”和“一体”的辩证统一，“一”存在于“多”中，“多”使“一”绚丽而丰富，“一”使“多”团结而巩固。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是在确认各民族平等和共同繁荣的原则上对现实民族关系的判断，为研究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轮廓。循此线索而继续探究，便涉及这种“多元”结构中有无主体民族、各民族之间是否平等的问题。这是民族关系的又一层面。我们认为，应该承认汉族是中国历史上的主体民族。因为汉族在全国各民族中，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都是人数最多的民族，分布地域最为广阔，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力最大。如果否认汉族作为主体民族的历史地位，则中国历史就仿佛成为由许多民族组成的一床百衲被，中华民族是不会成为“一体”的。同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民族平等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即使在某些条件下有民族均势、民族对等和民族协作，这些也不是民族平等。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民族平等才真正出现并成为处理民族关系的准则。我们只有用民族平等的观点研究不平等的民族关系史，才能认识历史上真实的民族关系和今天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族平等。

尽管在全国各民族中汉族的历史影响最大，但必须指出，中国的历史是我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各族人民理蓁辟莽，手足胼胝，开拓疆野，创造文明，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泽被后世，功炳千秋。其中，各少数民族和汉族都有重大贡献。据历史记载，汉族最先开发了黄河流域的陕、甘及中原地区，东夷族最先开发了沿海地区，苗族、瑶族最先开发了长江、珠江和闽江流域，藏族最先开发了青海、西藏，彝族和西南各族最先开发了西南地区，东胡最先开发了东北地区，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蒙古各族先后开发了东北和北部地区，回族和西北各族最先开发了西北地区，黎族最先开发了海南岛，高山族最先开发了台湾。过去，学术界在阐述民族关系时往往具有汉族文化中心论的倾向，强调汉族文化先进于边疆少数民族文化。这样在汉族正史作家的笔下，总是以我为主，我即文明，其余皆蛮荒。汉族成了先进的代名词，边疆少数民族成了落后的标志。这种偏向应予以纠正。随着民族问题研究的深入，文化发展的多极化和多元化逐渐为世人认同，从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看，各民族的历史发展是不均衡的。新中国成立前，有些民族还处于农奴制阶段，有些民族还处于奴隶制阶段，甚至有些还处于原始公社阶段，但汉族在明清时期就已达到封建农业文明成熟的阶段。不过我们应该看到，各民族的文化都是与其生存环境相适应的，有相对独立性，是其生存环境和历史传统的产物。有些文明幼稚阶段所创造的文化成果为文明成熟阶段所难以模仿和不可企及，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各有优点和特色，难以区分优劣高下。例如，汉族和藏族，从文字上看，藏文是拼音文字，汉文是象形文字，按汉字要走拼音化之路的观点，藏文应该算先进者。若按单位土地面积的农产量来说，汉族发达地区比藏族山南地区产量几乎多10倍，应该是先进的，但从另一角度看，藏族能够在青藏高原上正常地进行农业生产，而汉族的任何先进农业技术却办不到这一点。汉族对自己的文献总是引以为自豪，但不要忘记藏文佛经浩瀚程度比汉文佛典还略胜一筹。汉族拥有《史记》《红楼梦》等许多流传百世的伟大作品。同样，藏族的《格萨尔王》也是光辉灿烂，堪称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儒家文化圈”是目前学术界流行的术语。有些人把中原汉族文化与边疆少数民族文化仅仅看成“儒家文化圈”向边缘地区扩散的过程。实际上，中原汉族文化和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应当是一种文化互动的关系、一种双向沟通的关系。各民族文化异彩同灿，交光互影。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绝不是儒家文化的被动受体。在秦汉以前，中原地区的农作物种类并不是很多，古书中记载的五谷指稻、黍、稷、麦、豆，这是古人最主要的食粮。西汉时张骞通西域，带回的植物品种有芝麻、胡豆（蚕豆）、胡瓜（黄瓜）、胡萝卜、苜蓿、葡萄、石榴。我国北方的重要粮食作物高粱，大概是西南少数民族首先种植，宋以后开始普遍种植于全国。在秦汉，不但用稻、黍做饭，即使麦也用来做饭。据考证，“九经”中没有“面”字和“糕”字。光武帝在遭受危困时，冯异向其进麦饭，是历史上有名的故事。用麦磨面的方法，是秦汉以后由西域少数民族传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对汉族服饰文化也有巨大贡献。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典故众所周知，旗袍至今为汉族女性所青睐。原来汉族衣着的原料主要是丝、麻和毛制品。汉朝时，新疆已使用棉布。元、明两朝期间棉花种植与织棉技术就已从天山南北普遍传入中原。起初，中原人称之为“种骨羊”，殆因棉花的纤维近似羊毛而误认为是种在田里的羊长出毛的缘故。元朝耶律楚材在诗中风趣地写到“无衣垅种羊”。著名的黄道婆的织棉技术乃师承黎族人民。在唐以前，汉族人都是席地而坐，西域的“胡床”传入中原，汉族便普遍地坐椅凭桌，几千年来的起居文化习俗为之丕变。遥想当年唐朝的长安，仕女们梳起少数民族的高髻发式，穿起少数民族的服装，婀娜多姿，顾盼生辉。由少数民族地区传来的胡旋舞、柘枝舞，美妙动人，令人目不暇接。还有绚丽的灯彩，丰富的“百戏”，或者直接由“胡”人献艺，或者在“胡”人倡导下风靡一时。史载，唐代10部乐中，就有《西凉》《龟兹》《安国》《疏勒》《康国》《高昌》6部属于“胡乐”。

在古代，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交通不发达，生产力水平低下，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受到较大束缚。加之统治阶级设置的障碍，各族劳动人民之间不可能没有民族偏见，因此，民族冲突和隔阂是十分严重的。但我们还应注意到民族关系的另一面，即通过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许多民族逐渐地、自然地相互融合。民族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进步的现象。

征诸史籍，我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第一次在春秋战国时期，第二次在两晋南北朝到唐代，第三次从五代十国到明朝初期。春秋战国时期，列国年年攻伐无虚日，汉族的活动范围仅限于黄河中下游，在北方有北狄、猃狁，在甘肃、陕西有氐族、羌族，在四川有巴族和蜀族，在湖南、湖北、安徽有楚族，在江苏、浙江有吴族、越族。这时期的民族融合，南方各族以楚国为中心，东方各族以齐国为中心，北方各族以晋国和燕国为中心，西方各族以秦国为中心，相互融合。秦汉时期民族关系的主流是中原汉族王朝与匈奴的关系。从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所谓“五胡乱华”开始，许多强悍的北方民族大量向南迁移，进入黄河流域地区与当地汉族人民形成杂居状态。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的统治者还在中原地区建立了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后秦、北魏、北齐、北周等10多个国家，前后统治了300年。正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指出的，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中原地区好似一座融化民族的大熔炉，使那些来似排山倒海的游牧民族无影无踪地融合于中国古代农耕文化之中。从两晋南北朝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匈奴、鲜卑、羯、屠各、卢水胡等族的活动了，他们已主要同化于汉族和其他一些民族之中。唐朝皇室姓李，自称陇西李氏，并以自己是李耳的后裔相标榜，但一个和尚却对唐太宗直言不讳地说：你姓的那个李，不是陇西李而是拓跋达阇的那个李，达阇就是汉语的李字。隋唐时期，边疆少数民族主要有突厥、回纥、吐蕃、靺鞨和契丹等。历史学家认为，古汉族经过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唐代中期的“安史之乱”以及北宋后期的“靖康之乱”，分布重心南移。建立在黄土高原旱地农业基础之上的古汉族文化由于中原震荡，如蜩如螗，在南移后吸取古越族江东文化的余荫，创建了植根在滨水稻作农业之上的现代汉文化，古汉族随之演化为现代的汉民族。到元朝初年，契丹人、女真人和西夏人都已丧失自己的民族特点，被汉人同化，所以元朝把“辽”“金”“西夏”的人民统称为“汉人”，而把南宋的人民称为“南人”。元朝败亡以后，蒙古、色目（指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之人多改为汉姓，与华人无异。中国历史上的民族组合，到了元朝，可以说基本上稳定下来，其后虽有满族的入关，但变动并不太大。汉族人口至今有12亿，并非单纯的人口自然增长，而是吸收了少数民族。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过去人们对汉族融合于其他民族的事实注意不够，因而容易产生汉族较杂而其他民族成分较纯的片面性印象。但事实上，少数民族中的汉人成分未必低于汉人中的少数民族成分。目前拉萨郊区以种菜为生的藏族农民中很多是清代驻藏绿营兵的遗胤。

民族关系与民族生存环境息息相关。中国的北部和西北有广阔的草原，居住着游牧民族，以畜牧为生，逐水草而居，勇敢尚武。中国的中部和南部，沃野千里，河渠纵横，居住着人口众多的汉族，定居务农。北方游牧民族几次南下的时间恰好都是中国历史上气温偏低的时期，这绝非偶然的巧合，实由游牧经济的脆弱性所致。他们因受寒冷气候的侵袭，为谋求生存而南下，另外，北方民族经常迁徙，易于联合，又擅长骑射，有长距离运动和作战的能力，故而常和农耕定居的汉族发生激烈的战争，举兵南伐，入主中原，如北朝、辽、金、元、清等。而汉族强大时也出塞耀武，设官治边，如汉、唐、明等。北方游牧民族和农耕汉族的对峙、冲突，贯串整个中国历史。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往往局促于山地，交通困难，不利于联系与迁移，所以北方民族曾一次又一次地南下和入主中原，南方民族却很少有类似的活动。汉族农耕文化扩展的界线受雨量线的限制，长期以来，汉族人口迁移都是自北向南，至清代出现转捩，人口迁移呈向四周辐射状态。汉族移民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区后就难免存在对有限的自然资源和生存空间占有的矛盾。例如清代苗民起义时提出“逐汉民，复客田”的口号。目前人们通常用“大杂居、小聚居”这一命题来概括民族分布特征。从民族学角度看，民族的族际分布有毗邻、杂居、包裹等类型。民族关系本身受生存环境的制约，各民族只能在既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之下发展与创造新的民族关系。

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许多次民族战争。但各民族又密切联系，相互依存，逐渐融合。秦汉以后，全国统一，许多民族长期处在一个统一国家中，共同生活，接受中央政府的管辖。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经历无数次冲刷、磨洗、锤炼，民族之间的差异、对立、界限逐渐淡褪。雄健绝代、武功盖世的一些民族衰落了，甚至消失了；累世游牧、衣裘枕毡的一些民族学习了农耕技术，在草原上开辟阡陌田畴，进行播种耕耘。到了清代，满族建立了全国政权。因为满族是少数民族，比较理解少数民族的处境、心态、要求，执行比较适当的民族政策，因此得到了分布很广的其他少数民族的认同；又因为满族统治者尊儒崇学，纂辑古籍，弘扬传统文化，因此也得到了汉族知识界的拥护。这样，在清乾隆时，亦即英国侵略者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之前不到100年，清朝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稳固的统一，确立了多民族统一的中国的版图。

各民族都产生过本族的杰出人物和英雄，在讨论民族英雄时发生了意见分歧：岳飞、文天祥、史可法，或者阿骨打（女真族）、成吉思汗（蒙古族）、努尔哈赤（满族），都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因为，无论女真族、蒙古族还是满族都是中华民族的成员。国内民族矛盾是中国内部的事情，不是国际冲突，和近代外国侵略中国不可等同而语。但国内民族之间的战争也有是非问题，何者是正义的、进步的自卫战争，何者是非正义的压迫战争，应做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国内民族之间发生战争，这并不排斥斗争双方的民族都有推动历史进步的功绩。中国许多民族都产生过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戏曲中往往有丑化少数民族的地方，这是传统习惯问题，应予改进，应尊重兄弟民族，避免伤害其民族的感情。

二、统一与分裂

大一统是中国历史的鲜明特点。中世纪欧洲分为许多小的封建城邦，中国则很早就统一，而且越来越走向大一统、大融合的趋势。自周代的诸侯千百，变为战国七雄，到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中国统一时间之长久，是世界各国无法比拟的。

秦并六国，行中央集权制，置三十六郡，后又发展为四十郡，在我国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这时候，在我国领域内，与秦并存的还有东北部地区的东胡、北部地区的匈奴、西北部地区的乌孙和西域诸城国，以及西部地区的氐羌、西南氐羌汉藏语系与南亚语系的众部落。汉朝在秦统一的基础上，进行了更大规模的统一。北战匈奴，南平众越，通西域，郡县西南夷，设置东北诸郡，除台湾和西藏部分地区外，几乎完成了大部分地区的统一。东汉末年，三国鼎立，数十年后，西晋结束了三国的分立。不久，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动荡，出现了南北朝对峙，长达300年，继之而隋唐统一，封建社会趋于鼎盛。隋唐时期出现了较大范围的统一，但是与隋唐并存的还有我国吐蕃等族建立的政权。唐以后，仍有局部的分裂，如五代十国，辽和西夏分治，宋金对立。这种局面又经过300 年，元朝兴起，以凌厉的武功达到更大范围的统一。元末群雄割据，中原扰攘。明朝建立，我国又分为两大部分，以汉族为主建立的明朝统治区和以蒙古族为主建立的统治区。但是，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清继明兴，复归于一，清代再次达到统一的鼎盛阶段，确立了近代中国的版图。从秦始皇统一以后的2 200年间，中国统一的时间约占70%，分裂的时间约占30%。

怎样估算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时间？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分裂的时间很长，甚至认为从秦以来2 000多年间都是分裂的，只有清乾隆中叶平定准噶尔、统一西北至鸦片战争之间不到100年的时间是统一的。鸦片战争后，香港被割，又告分裂。这样估算过于绝对化。所谓“统一”，不是全国范围内的铁板一块，完全一致，毫无分治分立现象。如果做那样绝对化的估算，那么，乾隆以后的100年间，澳门仍为葡萄牙所占，仍有局部的分裂，但这无碍于当时中国的统一。

那么，又应当怎样看待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统一与分裂现象？我国的统一，不是指某一部分地区、某一民族的统一，而是指我国整个领域和居住在这一领域的所有民族的统一。这样的统一，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也不是统一后没有分裂的。既然是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形成，那么各个民族之间就既有矛盾和斗争，又有互相联系和日益接近的过程，既分别存在和建立过不同的国家政权，又日益趋向于政治的统一和建立统一的国家。各民族之间长期存在着斗争和冲突，在历史上表现为内乱、分裂、民族战争和改朝换代。纵观鸦片战争前中国数千年文明史，国家总是在统一、分裂而又复归于统一的轨道上运行着。实际上，每一次的统一都不是简单的历史重复，每一次的分裂也不能简单斥之为历史的倒退，而是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由落后向进步的一种螺旋式发展。每一次新的统一，都有一些新的民族融合于统一多民族的国家之中，都有新的土地得到开发和利用，生产力提高，社会进步，民族发展，国家领土不断拓展，最终凝聚为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以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为例。清初，清朝统治者所面临的局面并不是全国的大一统，而是明末所出现的中国边疆地区的多元化格局。也就是说，清朝虽然建立了对全国的统治，但是并未达到对全国的统一。在边疆地区出现的分裂与割据对大一统局面来说是局部的和暂时的，是完成全国统一必然要经历的过程。清朝统治者并未将割据一隅的边疆民族政权简单地斥为分裂或分裂政权，而是在不同的阶段、对不同的民族、按不同的地区所确立的不同关系采用了不同的称呼，实施不同的政策。这是因为，清朝继承明朝的统治，明朝未能达到元朝那样的疆域范围，清朝也只能采取稳妥的办法来完成它的大一统目标，这就体现出清朝政府在实现统一过程中的阶段性。对于已经明确纳入清朝统治范围的或者已经明确由清朝直接管辖的地区和民族，不管是汉族政权还是边疆民族政权，如果背叛清朝，再以独立政权形式与清朝对抗，清朝就坚决斥之为“分裂”“谋叛”，坚决平定。

清初的边疆民族政权又是如何看待国家统一和它们所处的割据一隅的地位的？首先，对于清朝入关，持最积极拥护态度的是各个边疆民族政权。清初各个边疆民族政权对清朝入关的支持，既表明了它们对清中央政权的承认，同时也确认了自己的从属地位，这不但使清朝政府赢得了统一中原的时间，同时也为其最后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从清初至18世纪统一多民族国家最后形成的100年间，中国广阔的土地上既有中央政权，也有边疆民族政权，多种政权和多种制度并存，相互之间既有吸收和融合，又有排斥和对抗，除了准噶尔与清朝对抗时间较长外，其他基本都处于和平交往的状态，这种长时间的多种政权并存的局面为各民族和各民族政权的经济、文化发展创造了有利时机，也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版图奠定的稳定性提供了时间保证。

正确看待清朝对中原地区的统一行动及各民族的反抗，有助于理解清朝对边疆的统一和正确分辨边疆民族的反抗或叛乱。在谈到清朝入关及对中原地区的战争时，人们既肯定清朝对中原的统一，也颂扬中原汉民族对满洲贵族统治者进行反抗的精神。在这里，既称“征服中原”也称“统一中原”；既肯定了清朝统一中原的历史作用，也揭露批判了它实行民族压迫、剿杀反清义士的暴行。中国是一个领土广袤、民族众多、历史悠久的国家，边疆地区和中原相距遥远，中国的大多数少数民族都生活在边疆，历史上边疆民族政权与中原政权既有统一也有对峙。这些特点决定了历史上任何一个中央政权对中国实行统一过程的长期性和统一形式的多样化。清朝也不例外，它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统一任务。实现对中原的统一并不等于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因此在肯定清朝对边疆的统一功绩时，不能否定边疆各民族对清朝民族压迫的反抗。同样，在全国大一统完成之后，边疆各民族反抗清朝的民族压迫是合理的，但是利用反抗清朝民族政策失误的机会进行民族分裂却又是极其错误的。

由此看来，统一和征服在某些方面有相同的意义，但又有不同的方面。在清代，对边疆既有和平的统一方式，也有残酷的征服战争。这些战争也应该被称为统一战争，不管是统一战争还是征服战争，都既是进步的也是很严酷的，正如列宁在《社会主义与战争》中所指出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战争，它们虽然像一切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暴行、灾难和痛苦，但是它们仍然是进步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们促进了人类的发展。

统一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和内容，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宗教的、军事的和民族的……有全局的和局部的，有全国性的和地区性的。实现全国的大统一需要很多必要的条件，如地理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民族的，这些条件是长期历史形成的。实现大统一需要时间保证和有利时机，当条件成熟时，需要有把握时机、利用条件、驾驭全局的才能。大统一并不排斥局部地区的小统一，大统一所创造的和平环境为局部地区的发展和统一提供了条件，而局部地区的小统一又可以成为全局大统一的重要步骤。但是，如果不善于把握时机，就可能失去历史上出现的一瞬即逝的完成大统一的大好时机。

中国统一历史格局的形成有以下原因：

第一，经济原因。各民族和各地区经济联系密切，在很早时期，全国范围内已有较大的商品流通，唐宋以后，中原和其他各地区经济、文化的互补性更加突出，南方的稻米、棉花、丝茶和北方的畜产品、麦豆互通有无。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是农耕民族，急需治理长江、黄河、淮河、运河那样巨大的水利灌溉和交通工程，也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第二，民族原因。民族因素极大地影响着当代世界许多国家的各种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影响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同样，民族因素也极大地影响着历史上许多国家的形成和疆域的范围。中国统一历史格局的形成与中国历史上古代民族的多次迁移及民族间的频繁往来和长期融合密切相关。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诸多民族或部族有的延续下来，有的却消失了。许多原先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经过不断的接触、混杂和融合，不断出现的分裂和消亡，逐渐形成一个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多元统一体。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民族与国家统一问题上，有两点对国家统一与版图奠定起着决定性作用：

1.从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中国经历了从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的两个历史大循环。第一个大循环是从秦汉的统一到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再到隋唐的统一；第二个大循环是从隋唐的统一到五代宋辽金西夏的分裂，再到元明清的统一。在这两个大循环中，中国广阔的疆域经历了三次民族大混杂、大融合，中原地区的汉族深入“夷狄”居住的边疆，而“蛮荒异域”的边疆民族也流入中原地区与汉族融为一体。元明清三朝是由中国三个不同的民族建立的王朝，蒙古族和满族两个边疆民族先后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由此国家对边疆地区实行有效的管辖，大批汉族和中原其他民族流向边疆，部分边疆民族内迁，这都极大地加强了边疆民族与汉族融合的深度和广度，为国家的统一和中国疆域的拓展奠定了基础。

2.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广阔版图的奠定，中国各民族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大多数少数民族生息、劳动、活跃在中原王朝的四周，他们最早开发、拓展边疆地区，或者率先统一了中国边疆的部分地区，为实现全中国的统一奠定基础，或者进而担当统一全中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元朝和清朝的建立及其对统一的中华民族国家的贡献说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不是由汉族一个民族单独缔造的，而是各个民族包括那些已经消失的民族共同缔造的。中国古代文明持久、稳定的统一，既表现在中原文明不断地扩展，不断地联合和统一诸多边疆各民族的趋势，也表现在边疆各民族不断增强的凝聚力。

第三，文化原因。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认同性。各民族长期共同生活，彼此吸收对方的文化成果，文化融合为政治认同提供了基础，各民族之间发展起持久而巨大的亲和力、凝聚力。

从文化史来看，中国古代文明在文化史上的发展连续性，在整个世界史上尤其显得突出。文化史上的连续性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语言文字发展的连续性，一是学术本身发展的连续性。如果从这两个方面来衡量古代的各个文明，那么看来只有中国在文化史上的连续性最具有完整意义。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在发展过程中从未发生断裂现象。从甲骨文到金文，从金文到篆书，从篆书到隶书，从隶书到楷书，从繁体楷书到简体楷书，全部发展过程基本上是清楚的、完整的，无断裂现象。如果知道了这样连续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那就掌握了认识金文、甲骨文的钥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发生南北分裂，但是学术传统从未中断。如南北朝时期，北方最混乱的十六国的史学不仅未中断，而且相当繁荣。

第四，地理原因。地理环境对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疆域形成和国家统一都会有很大的影响。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处于欧亚大陆的东端，西面有喜马拉雅山和帕米尔高原的屏障，不像某些古代文明那样处在民族迁移的交通要道上，因而有一个民族活动相对稳定的环境。东部是漫长的海岸线，太平洋一望无际，波涌际天，无垠的水域，长久以来被中国古人视为“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庄子·秋水》）。难以横渡的“大瀛海”成为中国人与外界隔绝的障碍。在北方，“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戈壁沙漠，亚寒带原始森林严密地闭锁了人的北行之路。西北古人称其地“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法显：《佛国记》）。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葱岭等雪峰横亘，“山路艰危，壁立千仞”，尽管有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但交通险阻，古人视为畏途。西南是“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冈底斯山、可可西里山等山脉造成的地理障碍，更甚于其他地区。

从中国内部来看，各地区之间有地理上的间隔和区别。尤其周边地区与中原地区相比，在气候条件、土壤条件和地理环境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形成了地理条件局部的独立性，造就了若干个并存的经济、政治中心。但是，从整体来看，中国地理条件具有统一性。各地区之间地理上的间隔和区别并不能阻断相互间的交通，而就整体来说，由于天然特点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向中原辐辏而自成一个自然区。中国地理条件整体的统一性和政治形势有密切的联系，它是维系国家统一的一面。

地理条件的独特性，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统一影响很大。在中国这个自然区域中，各个社会集团的活动主要受到整体的影响和约束。周边地区各民族建立政权，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地理条件和经济条件，但是由于东、南濒海，北有沙漠，西和西南有高山，地理条件的阻隔，向内发展比向外发展要容易得多，因而产生了一种自然的内向性，这种自然的内向性是形成国家统一和疆域完整的条件之一。

第五，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中国各族人民的反抗，振奋了爱国主义精神。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已有几千年的发展过程，其内在的联系不断得到发展，一体性不断得到加强。但是，尚未经受过来自外部力量的冲击和考验。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到中国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各民族在反帝救亡的斗争中结成了不可分割的中华民族整体。

三、民族和边疆政策——以清朝为例

政策是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为实现某一特定的目标、任务而制定的行动准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边疆民族的格局不同、族际关系性质不同、政策制定者的利益集团不同以及认识水平不同，会形成不同性质、不同种类、不同特征的民族政策。从历史上看，历代统治者根据自身的利益和当时的形势，制定相应的民族和边疆政策，民族和边疆政策的成败得失又直接影响着彼朝彼代的兴衰存亡，关系甚巨。例如，王莽执政后，一意孤行，改易边郡职能，强行与中原划一，将原先西汉所封的一些西南边疆少数民族首领的“王”的名号尽行改易为“侯”。公元11年（始建国三年），王莽一面下令把匈奴单于改为“降奴服于”，一面又大发北方各郡国及乌桓、鲜卑十二部兵，分十路进攻匈奴，引起匈奴的强烈反抗。结果损兵折将，数年之间，府库空虚，野有暴骨，民怨沸腾。王莽之所以身败名裂、帝祚短促，与其错误的民族和边疆政策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封建社会的民族和边疆政策，自秦汉时期初具规模后，经隋、唐、元、清诸强大统一王朝的充实、完善，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这在世界各国历史中是颇具特色的。诚然，封建统治者的政策必然带有阶级压迫和民族歧视的性质，但他们往往也在不同程度上努力稳定边疆，团结各民族，以维系自己的统治于不坠。尤其是清朝，吸收前代的经验，制定了较为成功的民族和边疆政策，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周恩来在《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中说：“清朝以前，不管是明、宋、唐、汉各朝，都没有清朝那样统一。”究其原因，即在于清朝民族和边疆政策集历代封建王朝之大成而臻于极致，比较符合当时的民族实际和历史发展趋势。

中国古代传统边疆观有两大核心理论：一是服事观，一是华夷观。最早提出服事观的是《尚书》。《尚书·禹贡》中详细描述了五服（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与国家政治中心各不相同的关系。在中国古代，有关边疆地区人的问题，其核心就是所谓四夷问题。封建王朝统治者在讨论边政问题时往往以服事观为自己主张的理论基础。在他们看来，要荒之地（即边疆地区）不同于中原，要治而又相对不治，而这也正是服事观的基本主张。此外，服事观以全国服从一个政治中心为基础，与中央集权相吻合。实现大一统是封建统治者治边的终极目的，但历史实践使统治者认识到，在一个国土辽阔、民族众多的大国，中央政府对各地的集权统治只能在不同的强度层次上实现，必须因时、因地、因人而治。在中国古代传统治边思想体系中，最能体现因时、因地、因人而治原则的莫过于“羁縻”思想，而最早使羁縻思想成为较成熟的治边思想的正是服事观。清朝前期帝王多勤于政务，深谙历史，能够以史为镜鉴，孜孜求治，追求国家的统一，又将“因俗而治”这一边疆统治的传统思想奉为圭臬。清朝的民族和边疆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即保持各少数民族的社会习俗和宗教信仰，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不同情况进行统治和管理。

因为中国古代的边疆地区大都是少数民族（所谓四夷）聚居的地区，所以中国古代传统治边观理所当然集矢于如何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中国传统治边策略有三种模式：其一为多事四夷型，即以武力征服为主要的先行手段，继而在边疆地区建立较为稳定的统治。人们自古就对多事四夷褒贬不一，争执不休。在历史上，多事四夷既有劳师糜财而陷入危机不能自拔者，也有开疆拓土而以国富民阜者。其二为守在四夷型，即“观德不耀兵”，尽管不完全放弃武力解决的手段，但主张以适当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措施为先行手段，强调德政的功效，使四夷成为中央王朝的边疆保卫者。其三为以夷制夷型。在清朝，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族是统治民族，为了使自己建立的中央政权具有合法性，故而反对“严华夷之辨”。另外，与当时国际政治大格局变化相联系，中外关系问题日益凸显于边疆地区，因而传统的夷夏之防观已经出现了本质的变异。由于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华夷之辨的藩篱，加之清朝统治者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在思想感情上比较接近，清朝的民族和边疆政策比以往各朝各代都成功。其基本策略是恩威并施、宽柔相济。乾隆帝说：“天朝之于外藩，恭顺则爱育之，鸱张则剿灭之。”从顺治、康熙到雍正，清朝的民族和边疆政策偏之于恩。乾隆朝中叶以后，因国力强大，对边疆地区的统治业已巩固，便从前一时期偏之于恩转向了偏之以威。乾隆帝以“十全武功”而自矜，这不仅说明他一生中军事活动的频繁，而且反映其统治边疆地区基本策略的偏转。传统儒家思想中“刑政相参”，“宽以济猛、猛以济宽”的政治主张被清朝统治者运用起来得心应手。康熙皇帝说：“昔秦兴土石之功，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巩固。”清朝皇帝这种以人心为长城的治边政策正是儒家“守在四夷”思想的政治实践，为学者们所普遍赞誉。

清政府的民族和边疆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加强中央的权力，维护中央的权威而又采取灵活的措施。有学者指出，“因俗以治”含有“民族区域自治”的积极成分。我们从历史发展脉络来考察，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渊源可以追溯到秦朝。秦朝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不同于中原郡县的地方行政管理机构——道。汉代“属国制”的推行使秦时还处于萌芽状态的羁縻政策得到了初步的发展。此后，南朝的左郡左县、唐宋的羁縻府州制，都是羁縻政策发展的重要环节。元代土官制度，上承唐宋羁縻府州制，下开土司制度的先河，改变了过去对少数民族“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的状态，成为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从“化外”向内属发展的一个重要过渡时期。由于元朝推行了土官制度，所以此后西南边陲再没有出现诸如南诏、大理国般的地方政权，始终统一于中央政权的版图之内。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是土官制度的最高阶段和最后阶段，是由土官走向流官的桥梁。较诸明朝，清朝政府对土司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尤其雍正乾隆年间的“改土归流”更是如暴风骤雨般席卷西南地区，割据势力大受摧折。这可以说是少数民族地区从“内属”向“内地化”发展的转折。清朝中央政府特设理藩院以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其地位与六部平行。从纵向来看，清代理藩院组织严密，职掌分明，为以往中国历代的中央治边机构所无法比拟；从横向来看，清朝六部遇事掣肘颇多，无与地方督抚直接联系的权力，而理藩院则在行政上具有相当的独立地位，且对驻边的将军、大臣具有直接指导的权力，因此处理边疆要政，有迅赴机宜之功。清政府在各少数民族地区根据不同情况设置不同的机构，给以程度不同的自治权。东北、新疆北部实行军府制，设立将军，派兵屯驻。内外蒙古和青海设立盟旗制，由蒙古王公贵族担任盟长、旗长。新疆南部保留维吾尔族的伯克制，另设大臣进行监督。西藏保持驻藏大臣的权利。西南地区大规模废除土司制度，改设郡县。晚清光绪年间，边疆增设五个行省：新疆、台湾、辽宁、吉林、黑龙江。

第二，笼络和利用少数民族上层人物进行统治。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具有传统的政治势力和巨大的经济力量，熟悉本民族的历史特点和社会情况，在本民族、本地区具有较强的政治号召力，他们的向背往往影响到边疆地区的安定与否。基于此，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央政权都极其重视对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笼络工作。清朝亦不例外。和亲政策作为笼络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一种有效方式，长期以来为封建中央王朝统治者所沿用。对于和亲，古人推崇者誉之为“斯盖御宇长策，经邦茂范”，贬斥者则诘责“谁贡和亲策，千秋污简编”。我国史学老前辈翦伯赞先生曾指出，和亲政策在古代封建社会时期是维持民族友好关系的一种最好的办法，和亲政策比战争总要好得多。对于历代和亲的特点，史学界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有的学者在具体分析汉唐两代的和亲历史后指出，汉代的和亲对象只有北边的匈奴和西北的乌孙，比较单纯，而唐朝则与吐蕃、突厥、回纥、奚、契丹、南诏等都和亲过，汉代的和亲总是遣宗室女或宫女出嫁，而唐代有几个却是皇帝的亲女儿、亲妹妹。清朝满族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少临多，必须和另一个少数民族——蒙古族结成紧密联盟。所以，清前期民族事务的重点是蒙古族。满蒙联姻是清朝奉行不替的基本国策，其目的在于以联姻促进联盟，用“姻好”巩固“盟好”，使蒙古王公成为为清朝直接服务的力量。与前代不同，汉唐是两国之间的和亲，而清朝则是君臣间的联姻；汉唐时是与少数民族统治者之间时战时和的单向和亲，是一种带有不稳定性的间歇性行为，而清朝则是满蒙上层持续不断的相互通婚，并渐趋制度化，如建立额驸制度、回京省亲制度等。尽管对边疆民族上层人物实行笼络、给以优厚俸禄、封以崇高爵位都是清朝政府对民族和边疆政策的继承，但清朝统治者绝非袭其故旧而照搬照抄，其民族和边疆政策具有明显的推陈出新的特征。由于清朝重视民族立法，清代民族和边疆政策往往通过法律的形式予以确定。为了加强与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联系，清廷规定了“年班”和“围班”制度。凡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已出痘症、不怕染病者，定期轮番到北京觐见皇帝，叫作“年班”。易染天花，则轮番到木兰围场，随同皇帝行围打猎，在避暑山庄觐见皇帝，称为“围班”（因围场和承德气候较北京凉爽，不易感染天花）。

第三，利用喇嘛教作为精神统治工具。任何统治者为了维持统治都必须进行社会控制。社会控制手段有两种：一是行政管理、法律等刚性社会控制手段，一是道德、宗教、习俗等弹性社会控制手段。道德、宗教、习俗等社会控制手段主要通过渗透人的心理而发生作用，其所发挥的社会控制作用是间接的、稳定的、长期的。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不仅为藏族所信仰，而且为蒙古族所遵奉。早在清军入关之前，清王朝就开始实行利用藏传佛教统治蒙藏民族的政策。顺治十年（1653），清政府册封达赖喇嘛五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从此确立了历代达赖喇嘛都必须经过清朝中央政府册封的制度。乾隆皇帝在《御制喇嘛说》中指出：“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由于清朝统治者对喇嘛教领袖的不断赐封，结果在蒙藏地区黄教界形成了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章嘉四大活佛系统，分掌前藏、后藏、外蒙古、内蒙古的宗教事务。清廷在各地大兴土木，修建喇嘛庙，如北京的西黄寺、雍和宫，承德的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安远庙、普宁寺、普乐寺等，多伦的汇宗寺、善因寺，外蒙古的庆宁寺，里塘的惠远寺，五台山的咸通寺，耗资巨万，像设庄严，美轮美奂。在元代，元朝政府在利用藏传佛教的过程中有骄纵喇嘛僧徒的流弊。清朝前期统治者对此深以为戒。乾隆帝说：“朕于黄教素来爱护，但必于奉教守法之喇嘛等方加以恩遇。若为教中败类，罪在不赦者，即当明正典刑，断不稍为袒护。设如元季之供养喇嘛，一意崇奉，漫无区别，致有詈骂者割舌、殴打者截手之事，令喇嘛等无所忌惮，尚复成何政体。”总体上说，清政府没有像元朝那样使利用藏传佛教趋于“佞佛”的歧途。为了维护蒙藏地区的稳定与安宁，清政府参酌吏、兵二部选官时抽签决定的办法，创立金瓶掣签转世制度，加强对藏传佛教的管理。利用宗教稳定边疆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少数民族中僧侣势力严重膨胀，不事生产和生育的喇嘛人数过多，社会人口结构呈现消费的非生产人口所占比例过大的畸形状态，抑制了边疆地区人口再生产的增长速度，减少了利用于扩大再生产和发展经济所必需的社会积累。这是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神道设教”政策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

第四，移民开发边疆。“移民实边”政策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多有实行；从人口学角度看，其实质是一种政府性移民。学术界认为，“移民实边”说源于汉朝晁错，但晁错的这一主张也是在分析总结秦朝移民实边政策的得失基础上提出的。史载，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随着岭南百越地区的平定和河套地区的收复，秦政府在南方把5万罪徒谪戍到五岭以南戍边，“使与百粤杂处”，在北方的河套地区，“为筑城郭，徙民充之”。清代以前，中国的人口已达1亿多，但历朝书面记录则在6 000万左右。到了清代，人口急剧膨胀。乾隆三十五年（1770）人口发展到2亿，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突破3亿，咸丰元年（1851）全国人口统计数为4. 318 9亿，乃清代人口增长的最高点。由于人口再生产与生活资料再生产不协调，人地矛盾日益突出，中原向边疆移民的浪潮势不可遏。清初，八旗劲旅及其眷属结毂连骑，从龙入关，造成东北地区人口锐减、土地荒芜。顺治十年（1653）曾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鼓励移民开垦，实行14年后下令废止。出于使满族贵族能够垄断东北地区山泽之利、保持关外淳朴的满族风俗以及“初意原以留有余地”以待旗人子孙等目的，清政府对东北地区实行封禁政策。在清代，“走西口”“闯关东”的移民不绝于途，已经在当代中国农民的内心深处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而表现为一种历史文化景观。据考证，所谓“西口”有两处，一是指陕西省府谷县古城乡关帝庙的城门洞口，一是指山西右玉县的杀虎口。乾隆帝在二十五年（1760）五月的一个上谕中说：“古北口外一带，往代皆号岩疆，不敢尺寸逾越。我朝四十八部子弟臣仆，视同一家，沿边内地民人前往种植，成家室而长子孙，其利甚薄，设从而禁之，是厉民矣。今乌鲁木齐、辟展各处，知屯政方兴，客民已源源前往贸易，茆檐土锉，各成聚落，将来阡陌日增，树艺日广，则甘肃等处无业贫民前赴营生耕作，污莱辟而就食多，于国家牧民本图大有裨益。”事实上，清政府对陕西、山西等地“走西口”开垦蒙地的移民在鸦片战争之前采取的是一定时期内有限度开放的权宜之策，基本上与东北地区一样实行封禁政策。只是在新疆地区，自从平定准噶尔以后清政府采纳熟谙西北边务的黄廷桂、兆惠、范时绶等人“屯田、移民、实边”之策，大规模开展屯田实边，分兵屯（绿营兵）、旗屯（八旗兵）、回屯（维吾尔族）、遣屯（发遣的罪犯）、民屯（中原移民），促进了新疆地区的经济开发。在清代，有两个“新疆”出现于官书文件之中，一是指现在天山南北地区的“新疆”，一是指改土归流后开辟的“苗疆”。除部分“苗疆”外，清政府封禁不甚严厉，甚至在一定时期采取优惠政策，鼓励中原汉人前往开垦。台湾孤悬海外，清政府在康熙年间收复台湾后视之为易生乱萌的“匪类”聚居之区，防范重重，屡申禁渡政策。鸦片战争以后，外敌蜂拥而至，虎视鹰瞵，边疆地区危如累卵，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都纷纷呼吁“移民实边”势在必行，吴大澂、贻谷、赵尔巽等封疆大吏在东北三省、蒙古、新疆和西南川边藏区将“移民实边”政策付诸实践。

学术界对清代民族和边疆政策的评价存在一些分歧。一种倾向对其评价过高，似乎认为清代政策尽善尽美，毫无瑕疵；另一种意见又失之苛责。有些史学家指出，清政府故意优崇喇嘛，高其衔称，厚其待遇，华其庙宇，佛门广开，佛海迷茫，使蒙古男子皆以披剃为职志，自愿为僧，实乃居心叵测，欲使蒙古亡族灭种；有些史学家还说，清政府禁止汉人入蒙开垦，屡申禁令，峻其刑罚，表面上是保护蒙人之牧地，实质上是欲其愚弱、欲其鄙陋。我们认为，这种过分贬低清代民族和边疆政策的观点不足取。其实，清政府对蒙古的确是比较关心的。清代有所谓“南不封王，北不断亲”的国策。清军入关后，八旗兵因长期丰衣厚禄而不堪倚重，如果果真照上述史学家说的那样，清政府愚禁蒙古甚至灭绝蒙古，那么清政府又怎能使蒙古披坚执锐而供自己驱使呢？平心而论，清政府的民族和边疆政策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失误在于片面追求社会稳定而牺牲社会发展。稳定与发展是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社会目标价值观念体系包含多种尺度，但最重要的则是“天下太平，长治久安”。孔子就曾经直接表达了“安”与“和”作为社会目标超乎其他一切的至上性。道家、法家等尽管关于治道的学说互有歧异，但在希望天下太平这一点上却基本上所见略同。因此，稳定和谐的社会便成为中国封建地主阶级政治家们所追求的目的，封建君主的贤愚功过均以社会的治乱为准绳来加以评判。清王朝作为一个封建王朝，自然也把国家的安宁和平作为自己惨淡经营的目的。对清政府来说，第一要务是保持边疆地区的安宁宁谧，而开发、建设边疆地区则是次要的事情，因而对后者往往重视不够。清朝统治者认为，社会人口流动越少，社会越安宁，中原人民流向边疆地区难保不引发矛盾和动荡。移民社会在向土著化过渡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发生暂时的混乱和不宁。清朝统治者为了避免汉族人口流向边疆地区后与当地少数民族发生矛盾，往往采取封禁政策，不过，有清一代，中原人民向边疆的迁徙还是很多的，这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边疆的开发。

四、边界问题

我国现有国土960万平方公里，领海300万平方公里，陆路边界总长22 000公里，与朝鲜、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缅甸、老挝、越南共15个国家接壤。海岸线总长18 000公里。我国在近代历史上丧失了许多领土，发生过许多边界纠纷，以下述其梗概。

（一）中朝边界及“间岛问题”

中朝两国国土毗邻，山水相连。历史上两国国界多次变迁，但自明代起，中朝两国以鸭绿江、图们江为固定国界，迄今未变。清康熙年间，中朝两国政府又一次共同确认鸭绿江、图们江为界河，并立审视碑，以明确两国边界。

1860—1870年，朝鲜北部地区连年发生灾害。大批朝鲜流民越界到中国境内垦荒居住，并由此引起朝鲜与我国的界务交涉。1885年、1887年中朝两次勘界，寻求解决边界争议的办法。中朝两国界务交涉迁延数年，几经曲折，于1904年签订《中韩边界善后章程》。《中韩边界善后章程》的签订具有重要意义，但也有很大的不足，主要是图们江源头究竟为哪条水问题悬而未决。

20世纪初，日本利用朝鲜农民越垦，以及中朝界务交涉中悬而未决的问题，制造了所谓“间岛问题”。日本指海兰河以南、图们江以北宽约二三百里、长约五六百里的广袤之地为“间岛”。否认图们江为中朝两国东段边界之天然界江，否认今延边海兰河、布尔哈通河流域乃至桦甸夹皮沟等广大地区为中国固有领土。日本“间岛”谬说提出后遭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对，中日两国关于“间岛问题”的交涉始自1907年，终于1909年。中日签订《东三省交涉五案条款》和《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清政府用《东三省交涉五案条款》中丧失的巨大权益，换得日本在“间岛”中承认图们江北本是中国固有领土。《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规定中日共同认定图们江为中朝两国界河，其江源地方设定界碑（审视碑）起至石乙水为界，日本不得不放弃图们江非中朝界河、图们江北非中国领土的荒谬主张。中朝两国长达数十年的界务交涉最终结束。

（二）中俄东段边界

中俄之间有漫长的陆路边界。清代的中俄北部边界可以划分为二段：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至海一段为东段，今蒙古国的蒙俄边界和唐努乌梁海（今俄国图瓦共和国）的北部边界为中段。

清代早期，中国疆域与俄国国土相距甚远，从来不存在边界问题。16世纪晚期至17世纪，沙皇俄国急剧向东扩张，哥萨克势力达到外兴安岭和黑龙江流域一带。清政府通过两次雅克萨战争，驱逐入侵者，收复失地，遏止了沙俄入侵的步伐。取得了重大的战略胜利后，与俄国在尼布楚举行谈判，1689年正式签订《尼布楚条约》。《尼布楚条约》以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和额尔古纳河为两国的分界线。清政府在领土方面做了很大的让步，将尼布楚周围及其以西原属中国的领土让给了俄国，以换取俄军撤出雅克萨。所以，《尼布楚条约》中又规定了俄国在雅克萨和额尔古纳河两岸的据点全部拆毁、迁移。中俄东段边界全部按河流、山脉等自然界线来划分，在当时条件下按自然界线来划分边界是简便而唯一可行的方案，使得两国的边界线能够迅速而明确无误地肯定下来。《尼布楚条约》规定：外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的地区，暂行存放，留待以后议定。《尼布楚条约》是中国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边界条约。清政府谈判代表对谈判的成功和条约的缔结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与巨大的让步，同样俄方代表也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可以说，中俄尼布楚谈判，对中俄双方来说都是自主、平等的谈判，《尼布楚条约》对中俄双方来说都是平等的条约。

但是此后，俄国趁两次鸦片战争之机，举兵再次入侵黑龙江流域，在中国领土上筑城移民，设官驻兵，撕毁《尼布楚条约》，胁迫清政府相继签订《瑷珲条约》（1858）与《北京条约》（1860），侵占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约10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三）中俄中段边界

雍正五年（1727）中俄签订《布连斯奇条约》，划定中俄中段边界。《条约》规定：由沙毕纳伊岭起至额尔古纳河止，在迤北一带者归俄国，在迤南一带者归中国，俄国占领了贝加尔湖一带，划定中俄中段边界。此后，双方又拟成全面性条约草案，于次年6月在恰克图签字互换生效，此全面性条约称《恰克图条约》。《布连斯奇条约》也是清政府在领土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之后，与俄国签订的。雍正四年（1726）初，清政府已经根据中俄边界的历史与现实确定了划界的基本设想和原则，即要在这次划界谈判中收回安加拉河以南和贝加尔湖以东一些被俄国侵占的土地。但是，实际谈判的结果是，清政府从原来的立场上做了大幅度的后退。而俄国方面则十分满意，以其狡猾的谈判手段和武力威胁相结合，迫使清政府让步，达到其土地扩张的目的。

中俄两国政府于雍正五年（1727）九月互派官员勘分恰克图向东至额尔古纳河的国界，设立鄂博63处，此约称《阿巴哈依图界约》。

与此同时，中俄两国政府互派官员划定恰克图西至沙毕纳伊岭的国界，此段共设鄂博24处，这一划界又称《色楞额界约》。

中俄《布连斯奇条约》的签订，使中国方面在领土上受到一些损失，丢失了古尔必达巴哈外侧额尔沟河源地区，以及沙宾达巴哈以北、汉腾格尔以南、阿巴坎河以东等地。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中俄双方通过正式划界，遏止了沙皇俄国势力在中国蒙古地区的进一步扩张，以划界的法律条约保证了中国对神圣领土唐努乌梁海的主权和有效管辖，就此而言，《布连斯奇条约》的签订是十分及时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外蒙古正式独立，原中俄中段边界成为俄国与蒙古国的边界。《布连斯奇条约》没有划分沙宾达巴哈以东唐努乌梁海东部和北部与俄国的边界。1911年俄国在策动外蒙古“自治”的同时，以武力非法强占中国唐努乌梁海17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四）中俄西段、西北段边界

今为中俄、中哈、中吉、中塔的边界。18世纪前半期，西北疆域的大部分由我国准噶尔蒙古部管辖，准噶尔部不仅控制着天山南北两路，而且控制着哈萨克、布鲁特及帕米尔地区。至18世纪中叶，准噶尔的西北疆域界线大致是从库兹涅茨克、比斯克、恰雷什斯克到乌斯季-卡缅诺哥尔斯克，向南沿阿亚古斯河到巴尔喀什湖，然后自巴尔喀什湖之西，穿楚河中游到塔拉斯。塔拉斯以南，大致是自塔拉斯向东，沿塔拉斯山脉，然后向东南，沿费尔干纳山脉，到其东南端与阿赖山脉相接处。

18世纪中叶，清政府统一新疆后，对西北地区进行地理调查和地图测绘，并将绘制的地图编入《西域图志》和《大清一统舆图》，昭示中外，明确清朝的西北疆域和边界所至。清朝西北边陲塔尔巴哈台、伊犁和喀什噶尔3个地区分别与俄国、哈萨克、浩罕和巴达克山连界。塔尔巴哈台北面的铿格尔图喇以南为中国领土；铿格尔图喇往西，中俄以哈尔满阿林为界；塔尔巴哈台的西北部以爱古斯河与哈萨克为界；伊犁地区分为东西两路，伊犁西路以巴尔喀什湖接左哈萨克界；伊犁西路西至塔拉斯河接右哈萨克界；西北至楚河接右哈萨克界；伊犁西路南面与喀什噶尔所属的布鲁特族地区相接；东西布鲁特所属部落西与安集延、浩罕相接；清朝所属的帕米尔地区西与巴达克山属部连界，交界处在伊西洱库尔湖以西。由此可见，19世纪中叶以前，清政府已经明确了对斋桑湖南北、巴尔喀什湖、特穆尔图淖尔和楚河、塔拉斯河流域以及帕米尔等边境地区的边界线和管辖范围。但是俄国在鸦片战争以后，趁火打劫，胁迫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1860）、《勘分西北界约记》（1864），侵占了巴尔喀什湖以东的中国领土约44万平方公里，连同这些土地上游牧生息的中国乌梁海、哈萨克、布鲁特部落全部划归俄国。按照《勘分西北界约记》第六款的规定，从1869年（同治八年） 6月开始，中俄双方立界代表对塔尔巴哈台、哈巴尔苏东北的边界进行了勘查，树立了界碑鄂博，签订了《科布多界约》（1869）、《乌里雅苏台界约》（1869）、《塔尔巴哈台界约》（1870）。

1881年，中俄签订《伊犁条约》，经双方会同勘界后，又签订了《伊犁界约》《喀什噶尔界约》《科塔界约》《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续勘喀什噶尔界约》。通过中俄《伊犁条约》及其子约，俄国侵占中国伊犁以西约7万平方公里土地。

俄国违背中俄签订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的规定，无视中国主权，与英国在帕米尔划分势力范围，制造帕米尔问题，使帕米尔划界成为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五）中国与西南各邻国划界

清朝乾隆末年，廓尔喀（尼泊尔）入侵西藏，清政府出兵自卫反击侵略者。廓尔喀战败请和，清朝着手划界事宜。1793年，中国尼泊尔边界划界大致完成，所定鄂博在今日中尼边界有12处，其他属中锡边界的有4处，作木朗及洛敏汤有6处。此次定界是中尼首次定界，在此以前均为西藏地方政府与尼泊尔双方订立，而这次是清朝中央政府派官员与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同赴边地定界。

乾隆末年中尼定界成为中尼边界史上的重要里程碑。1961年中尼勘界即以此定界为基础，两国尊重已有的传统习惯边界线，提出“全部中尼边界以现有的传统习惯线为基础，通过友好协商科学地画出和正式标定”的原则，圆满地解决了中尼边界问题。

锡金在清代官书中，被称为哲孟雄，或作者木雄。当地原来居住的土著民族主要是莱卡人，后来由中国西藏迁来大批康巴人及尼泊尔人。中国和硕特蒙古部固始汗入藏以后，原在后藏信奉红教和白教的部分僧众逃到哲孟雄，他们劝说当地居民信奉红教，学习藏语。当地人推彭错南嘉为第一任哲孟雄部长。从此哲孟雄才逐渐由散居的村落形成一个政治集体。约1 700年前后，西藏地方政府帮助哲孟雄赶走了入侵的不丹人，哲孟雄感激西藏地方政府的援助，每年派人朝拜清朝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进贡礼品，成为西藏地方的藩属。1788年廓尔喀人侵入锡金，锡金的藏曲大河以西被占领，锡金当时已名存实亡。1792年清政府派兵反击廓尔喀，廓尔喀投降。清朝为锡金夺回了部分领土，开始勘定中锡边界。当时中锡边界按照传统习惯线划界，设立鄂博，双方都比较满意，一直相安无事。

不丹在清代官书中称为布鲁克巴。17世纪中叶，西藏的主巴噶举派教主因内部纷争逃入不丹，借鉴西藏的政教制度建立了不丹国。雍正初年，不丹内部纷争，不丹首领主动要求西藏安抚，从此不丹成为清朝的藩属国。不丹与中国西藏的边界线是双方共同承认的传统习惯线。

（六）中印边界

中国和印度领土相连接，边界线长约2 000公里。虽未经两国政府正式划定，但千年以来存在着一条传统习惯边界，一直是两国和平友好的边界。按照地区的不同，一般将中印边界分为三段，即西段、中段、东段。中印边界西段指中国新疆和西藏与克什米尔拉达克接壤的边界，在这段边界印度除了对中国阿里地区几处有领土要求外，主要是企图占领面积约3. 3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阿克赛钦地区。中印中段边界是指中国西藏与印度旁遮普、喜马偕尔和北方邦接壤的边界。中印边界东段是指中国西藏与印度阿莎姆邦接壤的边界。20世纪初，英国阴谋策划西藏独立，诱胁北洋政府在印度西姆拉举行英国、中国、西藏当局三方面的会谈，提出西藏独立与划分内外藏等侵略要求。北洋政府谈判代表予以拒绝。英国又背着北洋政府谈判代表，炮制了划分中国西藏与英属印度之间边界的麦克马洪线（英方谈判代表为麦克马洪），侵占我国西藏领土约9万平方公里。中国历届政府拒绝承认《西姆拉条约》与麦克马洪线。

（七）南海诸岛

南海诸岛包括西沙、南沙群岛。我国人民最早发现南海诸岛。自公元前2世纪起，中国古代航海家航行南海，开辟了经过南海到东南亚各国的航线，并命名此处为“万里长沙”“千里石塘”。在宋代，已把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面定在中国界限之内。据有关专家研究，“万里长沙”“千里石塘”位于中国海洋的最南端，出了此界限，则为外国海域的交洋之处的竺屿。宋元时期，中国的近邻国家，如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由于受航海技术的制约，对南沙群岛尚无所知。到了明代，中国的史地著作在宋元记载的基础上增加了更丰富、更详细的记述，而且开始绘制标有南沙群岛在内的海域地图。清政府则将南沙群岛明确置于广东省琼州府万州辖下。

清代刻印的政区地图，清晰地将南沙群岛绘制其上，如：雍正二年（1724）刻制行用的《清直省分图》之《天下总舆图》、乾隆二十年（1755）以前印行的《皇清各直省分图》之《天下总舆图》、乾隆三十二年（1767）印行的黄正孙《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乾隆三十二年（1767）以后印行的朱锡龄《大清万年一统全图》、嘉庆五年（1800）印行的晓峰《清绘府州县厅总图》、嘉庆十五年（1810）印行的《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嘉庆二十二年（1817）印行的陶晋《大清一统天下全图》等，都将包括西沙和南沙群岛在内的石塘海绘入清朝版图之内。

清政府一直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清前期南海诸岛的海域已经列入水师的巡视范围。康熙四十九至五十一年（1710—1712），广东水师副将吴升曾经率领水师巡视西沙群岛。

（八）钓鱼列岛

钓鱼列岛在我国福建省正东，台湾东北海域，共由8个不同大小的礁石组成，包括钓鱼台岛（4. 5平方公里）、黄尾屿（1. 1平方公里）、赤尾屿（0. 15平方公里）、南小岛（0. 5平方公里）、北小岛（0. 3平方公里），以及大北小岛、大南小岛和飞濑岛（三岛总面积约0. 02平方公里），总面积约6. 57平方公里，涉及170 000平方公里的东海大陆架的划分。钓鱼列岛位于中国大陆架上，是中国大陆的自然延伸部分，愈靠近中国大陆，深度愈浅。钓鱼列岛与琉球间有海沟相隔。从海底地形看，钓鱼列岛位于中国大陆架；而琉球则是从千岛群岛、日本群岛向菲律宾群岛延伸中的岛屿。钓鱼列岛与琉球群岛之间横亘着深深的“琉球海沟”，琉球与钓鱼列岛在地质上互不相干。

我国人民最早发现此列岛，并定了名称。我国明初抄本《顺风相送》一书中即有钓鱼列岛的记载与名称。可见中国人民早在15世纪初以前即已命名钓鱼岛。此处为中国赴琉球的必经之路，明清两代出使琉球的中国官员的记载中，均把钓鱼列岛列入中国领土，称钓鱼列岛以东之海沟，即进入琉球界，其界线十分明确。明代抗倭斗争中已将钓鱼列岛划入海防区域。日本古代书籍中从未提到钓鱼列岛，1785年日本人所著《三国通览图说》中始见钓鱼列岛之名，书中不仅使用了中国的名称，且明确地记述该岛属于中国。英国军舰1845年曾测量过钓鱼列岛，测量后把钓鱼岛东面的大小岩礁统称为“尖礁群”。日本在19世纪后期侵占琉球（改名冲绳）后，产生了侵占钓鱼列岛之野心，并用汉字改写为“尖阁群岛”（当时所指的只是钓鱼岛东边的岩礁群）。日本“尖阁列岛”名称出现，晚于中国定名后约500年。明清两朝我国使臣出使琉球的使录和日本的有关文献中表明钓鱼列岛等属于中国，不属于琉球。

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割占中国的台湾全岛及其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1943年，中、美、英三国首脑发表的《开罗宣言》明确指出：“日本窃据自中国的所有领土，包括满洲、福摩萨（台湾）和澎湖列岛都必须归还中国。”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又宣布：“《开罗宣言》的条款必须贯彻。”由此可见，钓鱼列岛至少自明初开始就被列入了中国版图。日本通过侵略战争和不平等条约强占该岛50年（1895—1945）。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主权应当归还中国。

注释

[*]原载《中外历史八人谈》，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与成崇德教授合著。

加强边疆开发史的研究[*]

近几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进程非常迅速，它向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新课题。社会科学的发展应该和现实密切地结合，探索现代化进程中碰到的一系列复杂问题。社会科学必须适应时代的需要，迎接挑战，在观念上、方法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也必须在研究领域、研究课题上有所转变，有所开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同志建议加强边疆开发史的研究。我认为，这是一项很重要、很及时的倡议。在“四化”建设蓬勃发展的形势下，历史科学应该迈开坚定的步伐，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从我国边疆开发的历史中总结经验，探索规律，为今天边疆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这是历史科学工作者的一项光荣职责。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悠久的历史，有勤劳勇敢的人民，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同时，我国又是版图辽阔、民族众多、自然环境和社会状况多样复杂、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沿江沿海和中原地区，人口密集，自然条件优越，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边疆和偏远地区，多高山或沙漠，人口稀少，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迟缓。在历史上，中原或边疆地区都经历了各自的发展过程。自然环境、气候条件、资源蕴藏、交通运输以及社会制度、宗教信仰、传统习俗等多种因素影响着各类地区开发和发展的程度。各类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有很大差异，发展很不平衡。历史的长河滚滚向前，随着边疆地区经济和文化日益发展，各类地区之间的差异和不平衡性逐渐减少，边疆和中央地区的凝聚力日益增强，国家的统一也日趋巩固。当然，地区的差异和不平衡不可能完全消失，直到今天，边疆地区的发展水平仍落后于沿海和中原地区，边疆地区所蕴藏的生产潜力和资源优势还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因此，建设边疆地区是当务之急，如果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得不到较大的发展，它和中原地区的差距不能缩小，就会极大地影响和阻碍我国“四化”大业的完成。

为了促进和推动今天边疆的建设，研究它过去的开发历史是很有意义的。鉴古可以知今，研究过去，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边疆地区的现实，可以有助于我们制定未来边疆开发的规划。我们可以从历史研究中取得有益的经验教训，而历史科学将在回答实践的问题中迈开前进的步伐。

过去，我国对边疆史的研究也是有成绩的。但是，相对而言，对军事史、政治史研究较多，对经济和文化发展史研究较少。现在应该改变这种局面，重新部署力量，选择课题，希望有更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民族学家、社会学家以及自然科学家投入边疆开发史的研究，以适应和配合正在蓬勃兴起的边疆建设的热潮。

边疆是一个历史概念，它随着国家和民族的成长而逐渐形成与固定下来。今天，我国的边疆地区大体上包括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北部（内蒙古）、西北（新疆）、西南（云南、广西、西藏）以及东南海疆（台湾、海南岛）。这些地区，十分辽阔广大，占我国面积的一大半，自然条件严酷，地形复杂、民族众多、资源丰富，各个边疆地区既有共性，又有很不相同的个性。边疆开发史的研究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每个地区的经济形式和发展水平是很不相同的，有农业经济，有游牧经济，有渔猎经济，每种经济形式有自身的发展以及向更高形式前进的过程。这些发展变化受一定的自然环境的制约，研究这些发展变化以及各种经济形式和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将为人类进步的历史进程提供生动丰富的例证。

地区的开发程度，要看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总的发展水平。因此，这一课题涉及的方面是十分广泛的，既要研究该地区的生产手段，生活资料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又要考察边疆人民的日常生活和文化教育状况。在边疆地区，农业和牧业的布局、土地的利用程度、水利设施、生产技术、生活习俗、宗教观念、文化艺术，都应该保持在研究者的视野之中。

边疆开发史不同于地区政治史，但又和该地区的政治秩序、行政设施、政策法令有着密切的关系。安定的秩序、正确而适当的政策和设施，将会大大促进开发进程。而边疆开发的程度又和国家安定统一的程度成正比。边疆的经济、文化越是发达，各族人民之间的交流联系越是频繁，全国就会出现较长期的稳定和统一。因此，研究边疆开发史，可以更好地了解我们统一国家形成、巩固的基础和过程。这对于增强民族团结、巩固统一定安、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重大的意义。

地区的开发，从来都和人口的数量和素质有密切的关系。历史上，边疆和中原地区人口流动频繁，既有边疆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建立统治王朝，也有中原汉族向边疆流动迁徙，耕垦贸易，谋求生计。人口的流向、繁殖、增减，各民族之间的交往、融合，也是边疆开发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一个和外部世界隔绝的封闭地区，发展的速度是不可能迅速的，因此，交通和商业常常是影响边疆开发程度的重大因素。尽管边疆的地形复杂、路途遥远、交通困难，但为了生存和发展，边疆各族人民在开辟通路、组织互市、发展贸易方面进行了极大的努力。驿路、商队、商业点、贸易渠道也是边疆开发史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问题。

在边疆开发史研究中还应当特别重视清代和近代。这段历史离我们的时间最近，和现实的关系最为密切。边疆的今天从昨天发展而来，今天的许多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追根溯源，都要返回到清代和近代。因此，只有研究清代和近代边疆开发的情况，才能更深刻地认识边疆的现状。

清代是我国统一得到加强、版图最后稳定的时期。随着中原地区人口的急剧膨胀而向周边地区流动扩散，北方人民大批迁移到东北、内蒙古和西北，所谓“闯关东”“走西口”成了中原贫民谋生的重要出路。南方人民则大批移往云南、贵州、广西、台湾，这就给边疆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各族人民在边疆和偏远地区开辟榛莽，筚路蓝缕之功应该记录下来，宝贵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汲取。鸦片战争以后，一方面，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对边疆地区鲸吞蚕食，出现了险恶的瓜分形势；另一方面，新的生产力、新的技术、新的思想传播发展，在边疆地区出现了新的经济因素、新的文化事业、新的社会力量，边疆的开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边疆地区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共御外侮，在艰难的环境中努力发展本地的经济和文化，取得了卓越的成绩。研究清代和近代的边疆开发史，认识到过去里程的艰难、缔造的辛苦，缅怀前人，放眼未来，将会增强与坚定我们建设边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信心和决心。

我相信，边疆开发史这一研究课题将会吸引全国各方面的专家来参加，让我们全力以赴，携手前进，开辟出一个多学科交叉渗透的新局面，创造出对现实富有意义的研究成果。

注释

[*]原载《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

近代会党史研究的新课题[*]

会党问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历史研究工作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新中国成立以来，这方面的研究文章发表了不少，但往往是探讨某个时期（如太平天国与辛亥革命时期）、某些地区（如两广、两湖、四川）、某些问题（如会党的源流、会党起义、会党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关系），还没有人对会党史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也没有出版过内容比较系统、论述比较全面的会党史著作。因此，会党史上的许多空白点长期无人问津。蔡少卿对会党发展的全过程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写出了《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一书，对许多重大问题做了分析阐述。这样，不仅填补了许多空白点，而且将中国会党演变的过程勾画出一个比较完整清晰的脉络和轮廓。该书十五篇论文的内容编排即构成一个发展系统：第一篇是综论性的文章，介绍近代秘密结社的主要系统，论证了它们在组织、信仰、成员和地区分布等方面的不同，对会党产生的社会起源、会党的性质和作用做了分析论述；第二篇阐述天地会的起源，其创始人和创会时间、地点，对传统的说法进行辩驳；第三篇详细研究了天地会首次发动的大规模起义，即台湾的林爽文起义；第四篇分析了天地会在清嘉庆、道光年间的发展特点和传播情况；第五至第七篇阐述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的会党活动，对太平天国革命各阶段与南方会党、教门的关系做了具体的考察和论证，并对太平天国史上长期有争论的天地会首领洪大全的身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八至第十篇论述哥老会的源流及其反抗斗争，对哥老会与啯噜、江湖会、天地会的关系做了细致的分析，指出19世纪60年代以后，哥老会势力在长江流域兴起，是会党史上的一个重要变化，又论述了哥老会与长江流域教案的关系；第十一、十二篇主要论述辛亥革命时期会党与资产阶级各派势力的关系，具体介绍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联络会党的活动及其经验教训，肯定了会党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作用；第十三篇介绍民国初年的会党；第十四篇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会党与工农运动的关系，以及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对会党的政策方针；第十五篇研究南洋华侨中的秘密会党。这十五篇论文，分则一题一事可以单独成篇，合则前后相关，首尾贯串，构成比较完整的系统。其中有不少是研究的空白点或薄弱环节，既无前人的成果，材料也难于发掘。蔡少卿经过长期努力，攻克了难关，将中国会党史的线索清楚地整理出来，写成这部著作。无疑，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开创性工作。

会党由于长期流传，处于秘密状态，外人不深知其内情，又缺乏自身的第一手资料，因此很多问题暧昧不明，众说纷纭，真假难分。这部著作，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关于天地会的起源、哥老会的源流、会党的性质和社会功能、会党史的分期、林爽文起义在会党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会党和教门之间的融合渗透、洪大全其人、太平天国与斋教的关系、哥老会与长江教案的关系、自立军起义与会党的关系、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会党态度的改变、中国共产党对会党的政策和工作，等等。有不少问题，发人所未发，言人所未言，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当然，这些重要问题的论述未必已经全面、已经完善，但毕竟提供了讨论和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蔡少卿撰写这部著作，付出了大量劳动。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他就深入中央档案馆的明清部（即现在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阅读了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的大量档案。在这部著作中，他还利用了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台湾出版的档案资料。据我所知，蔡少卿是最早利用我国的档案对秘密会党进行长期系统研究的一位学者。此外，他收集与阅读了文集、笔记、地方志、报刊、回忆录、外文资料，进行了社会调查。如他曾把嘉庆、道光时广东、广西、福建三省81个会党案件做了仔细的统计，概括出19世纪前期会党传播和发展的特点；又如他在研究中国共产党对帮会做工作时，不但引用了李立三、邓子恢、何长工、冯仲云、陈奇涵等革命前辈的回忆，并亲自拜访过李立三，在安源煤矿的老工人中进行社会调查。正是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才能摆脱会党本身流传的一些神话传说的影响，把研究工作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可以看出，蔡少卿的研究，努力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将会党问题和中国的经济政治状况、人口增长、社会结构等联系起来考察，把会党这一主题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大的历史背景之中。这样，就可以使人们更清楚地理解秘密会社的产生、发展、影响、作用。蔡少卿进行分析论证时，比较注意将宏观研究与微观考察的方法结合起来，如他在考察哥老会的源流时，一方面从中国社会变化的宏观角度提出教门与会党走向融合的论断，另一方面又从微观角度具体分析教与会的相互渗透和影响，这样就更具说服力。此外，蔡少卿十分关心国外同行专家以及台湾学者在会党研究方面的成果，从中汲取营养和借鉴。

当然，该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对会党的研究比较集中于天地会、哥老会组织，而对小刀会、青帮等其他支派没有专题论述，另外，对专题论述比较深入，但对会党发展史的全面叙述就显得单薄。

注释

[*]原载《戴逸自选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加强社会史的研究[*]

近年来，社会史的研究蔚然成风，取得了丰硕成果，为历史研究开拓了广阔前景。

社会史以探索群体生活为目的，研究社会构成、社会变迁、社会运行、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衣食住行、家庭婚姻、风俗习惯等。它是历史科学的一个分支，又与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人口学、宗教、艺术等交叉渗透，具有边缘学科的性质。

中国的历史学非常发达，有两三千年连续不断的历史记录，史家辈出，册籍浩瀚。以往的历史研究着重于人物、事件、制度的活动与演变。历史无非是在一定制度下，人们进行活动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因此，研究人物的活动、制度的得失、事件的因果，是历史研究的主要任务，人物、事件、制度的总和就构成了全部历史。这是古老的理解，也是很朴素、很实在的理解。过去的历史著作，无论是纪传体、纪事本末体、通考体、编年体，都围绕着人物、事件、制度构筑框架。因为这些是最明显、最引人注目的，一提历史就自然而然会想到人物、事件和制度。

晚近，出现了另一种历史研究的途径，即从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外交、文化思想等不同的方面切入历史与解剖历史，人物、事件、制度均可以分类，分别归属于以上不同方面，陈述各个不同方面的历史发展，理清其脉络，揭示其规律，更从分析的研究走向综合的研究，这就是历史研究。毛泽东曾经说：“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2]

社会史研究则与上述两种研究途径不同，它从另一个角度切入历史，进行研究。人是社会的动物，在一定的社会中诞生、成长，受其教育、受其熏陶。人创造了社会，而社会环境、社会风气又决定和影响人的行动、思想、心理。因此，研究社会本身，研究其构成、变迁、运行，研究各种社会问题，就是研究历史本身。这是近十多年来受到社会学复兴的影响而勃兴起来的历史研究的第三条途径，即社会史研究。

这三种研究历史的不同途径，应该说都行之有效，可以并存不悖，相互补充。研究的对象都是人类历史，但每种途径的研究视角、方法、范围各不相同，对历史内容认识的侧重点也各有不同。

从社会史视角研究历史，我们过去不认识的或忽略了的历史内容就可能会凸显出来，成为注视的重点，如人口问题。这是历史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极大地制约着历史的发展。我国历史上有关人口增减、流动、构成的资料十分丰富，但一直未受到重视，亦未成为研究的重点。近20年以来，人口压力越来越大，人口问题受到普遍关心。这就促使研究者从社会史角度研究历史上的人口问题，历史研究中开辟了人口史研究的分支，使我们对于中国几千年来人口增长、迁徙和活动的规律有了更明晰、更深刻的认识。此外，如家庭史、禁毒史、灾荒史、秘密结社史，近几年来均有可喜的进展，这些都属于社会史研究的范围。

社会史所要研究的是普遍性的社会现象，而不是研究社会上的个别人物和个别事件。当然，人物和事件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抹去了人物和事件，历史将不成其为历史。即使是社会史研究，也不能不通过个别人物和个别事件来认知社会的普遍性现象。但人物和事件在历史长河中存在的时间是短暂的，几十年或几年即行消逝，昨天还是轰轰烈烈，今天已是烟消云散。它们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相对而言较少些、较浅些。中国历史上曾有几百个皇帝，当年在位时都声威显赫，不可一世。但从今天来看，他们各自的影响是很小的，但体现在几百个皇帝身上的封建专制权力却影响深远。社会史不是研究个别的皇帝，而是研究体现在皇帝身上的社会权力的形成与运作。

社会史研究的问题更具普遍性、抽象性，对历史的影响更长远、更深刻。它是历史长河中强劲的潜流，不是浮在表面稍纵即逝的泡沫。它深入多数人的生活，关系到多数人的利害。我们说，历史有借鉴作用，但历史人物和事件不会重复发生，历史上不可能产生完全相同的人物或完全相同的事件，因此，历史的借鉴作用都是间接的，只能从揭示历史规律、吸取经验教训入手。而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其借鉴作用更为直接。过去有灾荒，今天还有灾荒；过去有吸毒禁毒，今天还有吸毒禁毒。当然，过去和今天的社会问题，处在不同的背景下，其性质、尖锐程度和对策是很不相同的，但它不像个别人物和个别事件那样具有迥然不同的外貌与特质。因此，研究社会史，对我们说来，具有更直接、更重要的借鉴作用。

社会史的研究更贴近下层人民的生活，历史上重大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活动，无论怎样轰轰烈烈、有声有色，都主要是精英人物的活动。一次改变，由少数王公贵族策划进行；一次战争，由几位将军决策指挥；一部著作、一首诗、一幅画，由个别作家、诗人、画家创作完成。大多数群众与之无直接关系，最多是部分群众在事件中扮演过被动的角色。但社会生活、社会组织以及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却牵涉全体老百姓。社会史是真正研究底层人民自己的事情。

总之，把社会作为整体或各个剖面进行研究，是历史学研究的新途径、新方法。社会史这一晚近开辟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希望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以丰富和加深我们对历史的认识。

注释

[*]原载《语冰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

[2]《毛泽东选集》，1版，第1卷，760页。

应该建立“避暑山庄学”[*]

河北省历史学会和承德市文物局今天在这里举行“避暑山庄学术讨论会”，我作为一名清史研究工作者，能够参加这样一次盛会，感到非常高兴。今天到会的有全国各地的许多专家，有建筑学家、园林艺术家，还有宗教、文物和历史学方面的专家，真是群贤毕至，济济一堂。我祝贺这次会议的召开，并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承德市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又是著名的风景区，这里山明水秀，林木幽深，景色醉人。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建筑宏伟，气象万千，吸引了中国及世界上千千万万的游人。承德的许多名胜古迹和历史上的许多事件、许多人物相联系，是生动的历史见证。当我们走到楠木殿、万树园，就会联想到康熙、乾隆的盛世，联想到他们接见少数民族和外国使者时那种隆重的场面。走到“烟波致爽”，就会联想到嘉庆、咸丰之死，联想到那拉氏策划的宫廷政变。我们走到外八庙、小布达拉宫、班禅行宫，就会联想到当时达赖、班禅与清朝的密切联系。走到文津阁，就会联想到《四库全书》与清朝的思想文化政策。避暑山庄的每一处名胜，都会引起我们生动丰富的历史联想。这里的每一处古迹，都记载着中华民族古老而悠久的历史与文化传统。承德既是游览的风景区，又是我们进行生动的、历史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实物教材。不仅如此，承德避暑山庄还具有建筑、艺术、宗教、文物等多方面的价值，值得我们大力地从各方面加深对它的研究。我们不仅应该把避暑山庄作为旅游的、娱乐的场所提供给人民，而且要把它作为艺术、历史的珍品，作为爱国主义的教材提供给人民。避暑山庄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它属于建筑学科研究的对象，但又不仅仅属于建筑学科；它属于园林艺术，但又不仅仅是一般的园林；它属于宗教、民族学、历史学，但又不仅仅属于这些学科。我认为，避暑山庄学是与许多学科相关联的一种综合性学科，是一种边缘科学。近年来，科学研究中的各门学科之间呈现出相互渗透、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趋势，并由此产生出新的学科，形成边缘科学。避暑山庄的研究也有类似的趋势。我国已经有了敦煌学，敦煌学就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涉及考古、历史、民族、语言、宗教、艺术等许多方面。我们是不是应该建立避暑山庄学或承德学、离宫学？我想这门学科的建立是十分必要的，这是客观的需要。前年在北京建立了圆明园学会，召开学术讨论会，出版专门的刊物，写了许多文章，进一步加深了对圆明园的研究，并准备逐步恢复圆明园。避暑山庄与圆明园比较起来条件要好得多。圆明园只剩下一片废墟，园林本身已经不复存在。这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大损失，现在只能从文献上进行研究。而避暑山庄幸而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为我们提供了很有利的研究条件。（1）山庄保持完整，留下了幽美的园景、宏伟的建筑群以及许多文物、资料。（2）山庄地点适中，距离北京很近，便于各方面的协作。同时旅游事业也可以推动我们的研究工作。（3）最重要的条件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的重视。国务院发了文件，做出明确的指示，要保护和修复这座举世罕有的皇家园囿。省委、地委、市委各级领导和国家文物局关心、支持避暑山庄的恢复和建设。承德文物局的干部和专家组成了一支专门的队伍。我接触了一些同志，他们确实是山庄的专家，对山庄的一草一木非常熟悉，如数家珍，我们拥有这样一批专家，就具备了有利的研究条件。当然，我们的研究工作一定会遇到许多困难，要付出艰巨的劳动，投入相当的人力和物力。但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一定能够建立这门新的学科。

国际上很重视避暑山庄的研究，国外也保存着不少珍贵的资料。例如，我在日本就看到很多研究承德避暑山庄的书籍。其中有一本，名《热河》，共4巨册，全部是大幅照片，约400帧，是50多年前日本人拍摄的，他们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已这样重视对山庄的研究，耗资巨大，不惜工本。摄影和编纂者是工学博士关野贞、工学士竹岛卓一，1934年印行。照相的技术在当时是第一流的，可以清晰地分辨其细部。由于拍摄者是建筑学专家，不是一般地拍摄风光照片，而是将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建筑精华尽收眼底，有全景，有侧景，有远景，有细部，特别对于具有特殊风格的著名建筑更从各个角度、各种距离进行拍摄。如普宁寺的照片就有70多张，其中的大乘阁和阁内大佛共有照片22张，从大佛的头部、腰部、足部以及正面、侧面拍摄，生动、完整地再现了大佛的形象。著名的普陀宗乘（小布达拉宫）有照片60多张，须弥福寿（班禅行宫）有照片50多张。有些建筑，今天已荡然无存，但50多年前还相当完整，这部书里保存着照片，这是很难得的珍贵资料。看了这些照片，可以清楚地知道被毁建筑当年是什么样子的。如清音阁是规模宏大的三层大戏楼，清帝常常在此款待外国使节、少数民族的上层王公，看戏游乐，后被毁于火。从这部书的照片中，可以看到清音阁宏伟而又精致的结构。又如避暑山庄内原有碧峰寺、珠源寺，现已倾圮毁坏，外八庙的罗汉堂也已被毁。但这部书内有碧峰寺照片12张、法源寺照片22张、罗汉堂照片15张，还有宗镜阁（铜殿，在抗日战争中被日军拆毁）照片8张，因为这些建筑都不存在了，这些照片就更为可贵。它们是研究避暑山庄的好资料。这些照片都有文字说明，是单独出版的，可惜我在日本停留的时间较短，未能找到这部文字说明。

我对建筑学是门外汉，可对避暑山庄很感兴趣。因为我是研究清史的，避暑山庄学和清史研究关系很大。康熙建立避暑山庄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康熙二十一年（1682）以前，清朝统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南方，与南明以及吴三桂等做斗争。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三藩之乱”。康熙二十二年（1683）收复台湾。这一时期康熙主要致力于南方的统一事业，南方的问题基本解决了。而北方的矛盾开始尖锐起来了。俄国从黑龙江流域入侵，占领了尼布楚、雅克萨。沙俄的侵略势力逐渐向南伸张，直至黑龙江的下游。西北的准噶尔蒙古占领了天山南北，控制了西藏、青海、宁夏等广大地区，攻打喀尔喀蒙古，势力一直深入到现在的内蒙古地区，形成割据势力。以上两种势力相互勾结，严重威胁着清朝的统治，破坏了国家的完整与统一。清朝面临着国家分裂的危险。康熙二十年，清政府平定“三藩之乱”以后，南方趋于稳定，康熙的注意力转向北方。就在这一年，他建立了木兰围场。当时建立木兰围场绝不仅仅是供游猎娱乐的，而是在这里“整军经武”，训练和检阅军队。就在这一年，康熙东巡，一直到达松花江下游，到了抗俄的前线。这一年他还派郎谈赴雅克萨巡视，而后又亲自西巡到达宁夏，可见当时康熙已把注意力转向了北方。而承德就成为当时北方政治活动和军事活动的枢纽。清朝统治者在承德木兰围场狩猎治军，在行宫接见少数民族上层统治者，争取蒙古王公贵族，孤立准噶尔势力。我记得康熙二十五年（1686）雅克萨战争的捷报首先是送到承德的，黑龙江到北京的驿道必经热河，当时还没有建立避暑山庄，但康熙已常在承德处理军国大事。后来承德成为一系列重要政治活动的中心，接待外国使节，朝鲜、缅甸、暹罗以及安南国王阮光平，英国使节马戛尔尼都在这里谒见乾隆。清帝还在这里接待少数民族王公，如土尔扈特回归祖国，小布达拉宫建有碑文纪念。还有接待三策凌、班禅额尔德尼，也在这个地方。图理琛出使俄国，也是从这里奉命启程的。可见避暑山庄的建立不仅仅是供避暑、狩猎与娱乐的，避暑山庄的建立和发展与清朝历史息息相关，可以说避暑山庄是清朝抵抗沙俄侵略、平定民族叛乱、实现国家统一的历史见证。康熙、乾隆、嘉庆三朝皇帝经常在这里处理国家政务，也可以说这里是清政府的第二个政治中心。所以，山庄学与清史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二者是姐妹学科，互相关联，互相影响，山庄学的研究必将大大推动清史的研究。

如何发展这门学科，在座的许多专家学者一定会有许多很好的建议，我提不出什么很好的意见。按照一般的科学发展规律来设想，恐怕要做到以下几点。（1）广泛地收集资料。山庄保存了许多实物资料，如建筑、园林、碑刻等，这些实物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要很好地保护。还有许多文献资料，要投入更大的力量广泛搜集、整理。清宫档案中有许多涉及山庄的资料，承德文物局的同志在北京已经搞了很长时间。对于这些资料，应当进一步搜集、分类、整理、复制甚至编辑出版。清宫档案现存1 000多万件，如果单靠档案馆整理出版，则遥遥无期。中医研究院就从档案中整理出光绪、慈禧的医案，受到医学界和史学界的重视。我们也可以出版有关避暑山庄的专集资料，或者专门刊物。有关建筑、宗教、民族史、木兰围场、艺术，乃至外国的一些资料都可以收集进去。这里应该成为避暑山庄的研究中心，首先是资料研究中心。避暑山庄要集中国内外所有的有关山庄的历史资料，成为最丰富、最完整的一个资料库。（2）要培养一定数量的专业研究人员，要有一批勤奋努力，刻苦耐劳，有理想、有干劲、有水平的专门人才。一个研究单位研究水平的高低决定于研究人员的质量。当然，这不是随便调进几个干部，在短期内可以见成效的，而是要经过选拔、培养、发现人才，特别是要培养中青年专门人才。我们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把这件事情抓紧、抓好，不能因其他任务的紧迫而冲击人才的培养。（3）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开始可以是规模较小的研究单位，成立研究室，逐步扩大发展。这种研究单位的任务是研究而不是打杂，要有稳定性，要有经费，有编制，有书籍资料，有一定的研究条件。有了这样的研究机构，才能更好地开展各种研究工作，才能积累资料，培养人才，多出成果。为了进一步便于全国的协作，是不是可以考虑成立避暑山庄研究会，动员和组织山庄以外的力量共同努力，相互协作，开展长期、深入、广泛的研究工作，使这门山庄学或离宫学成为有特色的、高水平的、内容丰富多彩的新兴学科。

对于避暑山庄的研究，我是外行，因为研究清史，我对避暑山庄很有兴趣，很有感情，希望避暑山庄的研究工作深入开展，取得成效。以上意见，是否妥当，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注释

[*]原载《高校社科动态》，1999年第6期。是作者1982年在避暑山庄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开展满学研究的意义[*]

满学研究是一项重要的、很有意义的任务。满族人数将近1 000 万，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在晚近三四百年，它建立了清朝，统治全中国。满族涌现出了大批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满族文化。满族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支，满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由于满族建立了清朝，统治中国达3个世纪之久，故满族的历史、文化、风尚在全国影响甚大。甚至可以说，近三四百年的中国史在很多方面是和满族历史发展重合的，满族历史上的大事和重要人物，即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和重要人物。努尔哈赤、康熙、乾隆以至慈禧太后，在这些重要历史人物的统治下，中国历史走过了漫长的路程。要了解今天的中国，就必须了解过去的中国，了解清朝统治下中国的社会状况。中国为什么形成今天这个样子，为什么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广阔版图？为什么有近12亿之多的人口？为什么近代中国经历被侵略的苦难遭遇？为什么现在要继续努力拼搏，追赶世界上的发达国家？等等。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追溯清代史、满族史，这是了解过去、认识今天、开拓未来的关键。

另外，满族作为少数民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自己的风俗习惯，自己的文学、艺术、宗教。满族文化内容丰富，风格独特，形式多样，它的一个明显优点是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它最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新生的满族文化在大量吸收汉族文化中迅速地丰富和发展，它和汉族文化汇合、交融在一起，相互包含，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满族文化吸收了大量的汉文化因素，而汉文化又渗入了大量的满族文化因素。例如，伟大的文学作品《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是内务府包衣，正白旗，小说的许多方面取材于满族封建贵族的生活，反映满族的风俗、礼仪和情趣，但却是用汉文写成，反映了18世纪中国社会的风貌，其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超越了满汉民族的界限，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瑰宝。又如，我们喜爱的著名作家老舍的作品，他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正红旗下》，很多是反映满族下层群众生活的，但也用汉文写成。读起来京味很浓，反映北京的生活气息。什么是“京味”？可以研究，它似乎和华北的一般地区不同，能不能说“京味”保留了较多满族的生活情趣和文化痕迹？过去几百年内，北京是满族人最多、最集中的地区，清代前期，北京的内城只有旗人才能居住。他们的生活习尚和文化情趣不能不强烈地影响着北京，而作为全国首都的北京又将满族的文化因素辐射到全国。因此，研究满族文化固然可以从现存的满文书籍、档案以及满族生活中寻找，也还应当从中华民族的大文化中寻找，因为满族文化的特色、风格已被吸收到中华民族的文化之中，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研究工作者当然可以追踪、辨认在中华民族大文化中哪些是满族文化的痕迹、影响。

近年来，满学成为学术界关心的热点，北京、东北、台湾的学者和专家从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宗教、民俗多方面进行研究，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日本、美国、欧洲的学者也做了许多工作。这次北京满学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将给满学研究强有力的推动，使其取得重大的进展。

注释

[*]原载《满学研究》，第2辑，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

研究炎黄文化 建设现代文明[*]

我国正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目标是创建一个繁荣、强大、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建设现代文明是刻不容缓的迫切任务。研究炎黄文化，继承和弘扬民族的优秀传统，其根本目的就是发展现代文化，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是关系到经济建设迟速成败，关系到社会主义兴衰存亡的大事。当今世界正面临一场新的科技革命。世界经济的发展与竞争日益明显地表现为科技文化的发展以及人的智慧、能力、创造、发明的竞争。科学文化在建设经济、提高综合国力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不发达，人们的思想文化素质不提高，中国就不能立足于世界强国之林。总之，建设现代文明将是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关键，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任务。

那么，如何建设现代文明？现代文明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头脑中凭空想出来的。它是在继承我国优秀文化遗产并汲取全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的基础上，根据现代的生活实践而产生的。这是一项继承、吸收、转换、改造、创新的巨大工程。文化发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又具有世界的普遍性。我们既不能数典忘祖，割断历史，抛弃中华民族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也不能闭关锁国，自我孤立，脱离全人类文明发展的康庄大道。我们必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继承、吸取、借鉴古今中外一切健康有益的文化。我国历史悠久、幅员广阔，古人创造了光辉灿烂、丰富多样的文化成果，这是国家的瑰宝、民族的财富，是我们的优势所在。比起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我们有着更加富厚的古代文化宝藏。

我们所说的“炎黄文化”，通常是指中国各民族祖先共同创造的历史文化成果的总和。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是否实有其人？这是历来有争议的，迄今流传的有关炎黄二帝的事迹多是神话传说，其材料零散、含糊，难于求得实证，不能完全作为信史看待，但是远古人类创造的神话传说并非全属毫无意义的虚构。它是对当时生活和斗争的原始形式的记录与反映，古代先民常常把他们难以理解、难以驾驭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拟神化，形成神话传说中的神或人。这些神或人开辟混沌，移山补天，创造文明，教化人类，制作器物，造福民众。这些看似荒诞的神话传说，其实包裹着古代生活真实的某些颗粒，蕴含着解答远古人类之谜的某种密码，我们能够正确地破译这些密码时，就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人类的童年时期。炎帝和黄帝，很可能是生活在远古时期的两个强大部族的首领，他们是中国早期文明的创始者。炎帝神农氏教民稼穑，播种五谷，创制农具，“日中为市”，设立原始集市，并遍尝百草，始作医药，在他身上反映了农耕文明与商业、医药的开端。黄帝轩辕氏及其大臣们，发明舟车弓箭，建造宫室，制作衣裳、陶器、乐器，并创造文字。黄帝时代，人类的衣食住行以及文字、艺术、武器、用具均有极大的进步，反映了中国远古文明繁荣发展的盛况。因此，炎帝和黄帝都代表着中国文明史上极为重要的年代，都是中国悠久文化早期的源头。当然，今天我们所说的“炎黄文化”，不仅包括远古先民的原始文化，而且包括其后裔，即生息在中国土地上的各民族所创造的文化的总和，既包括汉族的文化成果，也包括各少数民族的文化成果。我们所尊崇的炎黄二帝，超越了血缘认同之上的文化认同，其意是指中华文明的创始人。中华文明，内容丰富浩瀚，成就辉煌璀璨，历史悠久长远，涵盖的地区、领域宽阔广袤，其种类繁多、风格互异、交流演变、精彩纷呈。炎黄文化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民族团结的纽带，是中国人民安身立命、行事做人的精神支柱，它哺育了世世代代的中华民族，养成了人民勤劳朴实、自强不息、英勇奋斗、聪明睿智的品质和才能。直到今天，炎黄文化仍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取之不竭的宝藏，研究、弘扬炎黄文化，关系到我国文化建设的成败，关系到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的振奋，关系到海内外炎黄子孙团结的增强。

炎黄文化既然是历史上创造的文化财富，当然有其阶级的历史的局限，其中既有精华，又有糟粕，不能完全跟上时代的步伐，不能完全符合现实的需要。我们的态度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既反对把数千年文明遗产视若粪土而弃置不顾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也反对不加分析、全盘继承的文化复古主义。所以，研究炎黄文化是一个选择、吸取、扬弃、改造和创新的过程。特别是炎黄文化内容丰富，领域广阔，所以这将是一个长时期的刻苦钻研和反复探索的过程。炎黄文化的内容、核心、建构是什么？它如何产生、形成、发展、壮大？它在不同的时间、空间里如何改变存在的形态而具有不同的特色？它在和异质文化的撞击中如何表现出排拒、吸取和竞存的性能？相对于西方文化和其他文化，它的优势和弱点在哪里？它怎样适应现代生活，而我们又怎样进行选择，从传统的炎黄文化中进行移植、吸取、改造，使之在建设现代文明中发挥积极作用？这些问题值得长期研究、冷静思索。我们将在炎黄文化的宝库中寻觅珍品，汲取养料，立足今天的生活，做创造性的努力。我们建设的现代文明，既要继承优秀的传统，具有民族的特色，又必须源于今天的实践，具有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

当前，生产力的解放、经济的发展，将使现代文明以巨大的规模和雄伟的气势迈步前进，将使我们的祖先在长期历史中创造和积累的炎黄文化的精神财富闪耀出灿烂的光芒。它必将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提供建构的基地，奉献珍贵的素材，发挥巨大的作用。

注释

[*]原载《繁露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开展中国文化史研究 重视中外文化的交流[*]

开展中国文化史研究是当前十分重要的课题。毛泽东40多年前就指示我们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研究近百年的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这一任务至今没有完成。特别是文化史的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比较落后，成果较少，我们还没有一部综合性的文化史著作。甚至“文化”这一概念的含义是什么？文化史包括哪些领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也没有认真地讨论过。新中国成立前有一套“中国文化史丛书”，有四五十种之多，其中有些书质量不算很高，但毕竟聊胜于无，今天我们还拿不出这样一套丛书。现在确实应该投入更多的力量，开展文化史研究，填补这一空白薄弱环节。希望在社会科学的“七五”计划内，能列入中国近代文化史的项目。

文化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领域。人类的活动，粗略地分，无非是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四大领域。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经济是基础，决定社会的面目，当然也承认文化的重要性。文化在经济和政治的基础上产生，又反作用于经济和政治，促进或延缓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文化是人类精神活动的成果，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聪明才智的集中表现。它最有个性，最丰富多彩，最能反映民族性格、民族气派。文化最鲜明地体现国家和民族的特点，希腊文化不同于罗马文化，俄罗斯文化不同于英国、美国的文化，中国文化不同于印度、阿拉伯的文化。我们说，各国的经济也有特点，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这是就其总体来说的，但具体地说，一个工厂、一条铁路、一座矿山，各个国家都是一样的，中国的铁路和美国、俄国的铁路没有什么区别。可是文化就不同了，从总体到局部都充满着民族的特色，一幅中国画、一首中国诗、一曲中国乐谱，与外国的诗画、乐谱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说，不了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就根本不了解这个国家、这个民族。

所以，研究文化史是十分重要的。今天，我们要实现“四化”，建设两个文明，更需要大力研究我国的文化史，因为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离不开我国的传统文化。文化建设要有个基地，空中楼阁是不行的。开展文化史研究，仔细解剖、分析我国的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这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息息相关，是历史科学应用于“四化”建设，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一个紧迫课题。

在文化史研究中，中外文化的交流很值得注意，这个问题具有理论的意义和现实的意义。所谓“文化交流”，是指不同文化之间的吸收、融合，也包括相互的排斥、斗争，这是文化史上屡见不鲜的现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从来都不是只靠自我繁殖、单线延续，而总是要吸收、融合外来的文化。从中国文化的形成来说，一方面是国内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融合；另一方面是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中国文化影响了其他国家的文化，同时也吸收、借鉴了外国的文化。

历史上，中国大规模地吸收外国文化共有三次。一是东汉以后，佛教传入，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结合，这个历史过程延续几百年，结果产生了中国化的佛学——禅宗，也产生了受佛教影响的儒学——理学。研究中国中古文化史，必须把印度文化的影响估计在内。二是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来华，在100多年间，几百个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宗教，也带来了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这是又一次大规模的文化输入，怎样估价它的作用和意义，还是有待研究的课题。三是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传来了西方文化，所谓“西学东渐”，引起了中学和西学之争、旧学和新学之争。封建主义的文化和资产阶级的文化发生冲突。随之，又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下的人民大众的文化，其实马列主义也是从外国传入的一种理论、思想，不过它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逐步地中国化了。这第三次的文化交流，从性质上、规模上、后果上说，是前两次所望尘莫及、不能比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的文化输入今天还在继续，还没有结束。今后，中外文化的交流将更加频繁、更加扩大，全世界的各种文化处在相互吸收、相互斗争、相互融合的过程中。

从中国文化史的发展来看，中国文化并不是孤立的、封闭的体系，并不是自我繁殖或近亲交配，而是在外来文化长期、巨大的冲击下成长起来的。如果仔细解剖中华民族的文化，其中外来的因素恐怕是很多的，当然这些东西已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今天，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当然要独立自主，要有中国的特色，但也一定要吸收外国的先进文化。引进不只是机器、设备、资金、技术。文化也有个引进的问题，即吸取和借鉴外国文化，自然科学要引进，就是哲学社会科学也要引进。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褊狭的学派，它能够吸收、利用全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不断地丰富自己，随着生活的前进而不断前进。

中国历史上三次吸收外来的文化，其中有丰富的经验教训，有许多规律性的东西，值得探讨、研究、总结，这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有启发意义的。我祝愿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在大家的创造性努力下，迅速地繁荣昌盛，取得丰硕成果。

注释

[*]是作者1983年7月20日在北京历史学会举行的“中国近代文化史座谈会”上的发言。

研究北京文化史的重要意义[*]

最近，上海在讨论文化发展战略中提出了许多新鲜的、发人深思的问题，这一讨论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很有借鉴意义。

从研究地区性文化来看，有两点可以注意。第一，中国作为大国，疆域辽阔、民族众多，中国文化富有地方特色，主要是指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化。由于经济发展、语言文字、地理环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心理状态的不同，边疆地区文化和中原文化很不相同，如蒙古、西藏、新疆各有自己的文化，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忽略了地区文化，就忽略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多样性。

第二，以中原的汉文化来说，由于我国长期以来是统一国家，是封建的中央集权，政治统一带来了文化的一律，“书同文、车同轨”，汉族地区文化的差异已逐渐淡薄。如果说戏剧、建筑、膳食等方面由于语言、气候、物产的不同还保留着较浓厚的地方色彩，那么文字方面的地区差异就已微小。在古代，文化的地区性是很显著的，如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幽燕文化。到近代，文化的地方色彩日益淡褪，这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地区文化的共性已大大掩盖了个性，它们的个性已不复能构成旗帜鲜明的地区文化流派。

北京文化，在一定意义上说，集中代表了中国文化，既体现其精华，也体现其糟粕。因为它是千年古都，既是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中心。它是全国各民族、各地区文化的交流荟萃之处，最能代表丰富多彩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全国各族的伟大学者、作家、诗人、艺术家和科技专家，曾经生活、工作或往来于首都。近千年来，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汉族、满族在此建都，都留下了文化遗存。当然，北京文化仍以汉文化为主体，但融合了较多的满族文化。曹雪芹的《红楼梦》、老舍的作品，反映了许多旗人的风俗习惯。在北京，还能看到蒙古的、西藏的、伊斯兰的文化痕迹。

北京地区在文化史上的作用是巨大的，起着融合交流、吸收发散、开辟风气、倡导先行的作用。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北京处在领先地位。例如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群聚北京，带来西方文化，这股浪潮持续了100多年。在近代史上，北京仍然起着重大作用。公车上书、戊戌维新、五四运动、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都在北京发生。一种新思想、一种新文化，如果不进入首都，就难以造成全国性的影响。

注释

[*]原载《北京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

十年来清代经济史研究的新收获[*]

有清一代，离今天的时间最近，对现代社会的影响最大。辛亥革命以后，人们对清代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早就在进行研究。但是，关于清代社会经济发展、经济规律的研究长期被忽视，只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此项研究才被提上重要日程。其原因是：新中国的学术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注重人类的经济生活，认为人们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从而改变了以统治阶级的政治活动作为主要活动，忽略下层民众社会生活及社会经济活动的传统的修史治史方法。在这一科学历史观的指引下，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有历史学界、经济学界参加的关于中国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大讨论，就明清社会农业、手工业、商品经济等进行广泛研讨，并对有关理论问题展开争鸣。这场持续数年的大讨论对清代经济史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与此同时，许多学者在晚清经济史这块处女地上进行艰辛不懈的开垦。中国近代统计资料、近代工业史、近代农业史、近代手工业史以及对外贸易、铁路、海关等资料汇编的出版，使得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们至今仍受益匪浅。不过，清代经济史研究最令人瞩目的发展，乃是最近十年的事情。

任何学术研究的存在和发展，都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着紧密的关系。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荡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给长期沉寂的学术界带来了盎然生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方针大大推动了各门科学，包括清代经济史研究的发展。

第一，这表现为研究工作本身的加强。从数量上看，最近十年国内发表的清代经济史方面的论文和著作都远远超过了新中国成立30年之总和，研究的领域也更加宽广，涉及土地制度、农业、手工业、租佃关系、赋税制度、漕运、仓储、关税、盐政、灾荒等，以及晚清的工业、矿冶、航运、铁路、金融、对外贸易。史料的搜集与使用，已不仅仅限于官书典籍、史志笔记。清代中央、地方以至个人的档案越来越受到重视，而买卖契约、宗谱族谱、书信日记以及大量少数民族文字和外文资料弥补了某些方面材料的匮乏。最令人可喜的是，近十年内，大批经过专门训练、品学兼优、有志于史学工作的青年研究人员脱颖而出，加入科研工作队伍，成为科研中的重要力量，为清代经济史研究的进一步开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这表现为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研究者的视野更加广阔，思想更加解放，更多地涉足空白薄弱的环节和重要的理论问题，有的已取得重大进展，有的正进行热烈争论。如：关于人口问题的研究，学者们看到，以往只重视人类经济活动中物质的生产，很少进行人类自身再生产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所起作用的研究，而人口急剧增长是清代历史的重要特征，因此便形成了一个持续不衰的清代人口研究热潮。探讨清代人口自身发展的状况与规律、清政府人口政策以及人口变化的社会影响，新见解、新成果纷纷见诸报刊。又如：研究晚清洋务运动，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对洋务运动的评价涉及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线索的理解，学术界发表了许多文章，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研究的深入也表现在对晚清举办的许多厂矿以及郑观应、盛宣怀、张謇等企业家进行了很具体细微的研究，写出了许多专著。

第三，近十年清代经济史研究走出了封闭的峡谷，进入了对外联系、交流的广阔天地。国际学术交流大门的打开，使得西方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有关清代经济史的著作、论文被大量地翻译引进，一些经济史的理论和方法也被陆续介绍进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这些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都有一定的借鉴与参考价值。与此同时，各种内容、各种形式的国际性学术讨论会相继召开，中外学者聚集一堂，各抒己见。大量有组织地派遣访问学者、留学生等活动，进一步密切了同国外及香港、台湾地区的学术联系。

第四，注重现实性是清代经济史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在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高潮中，学术研究工作者热切地希望自己的研究步伐能跟上现实社会的主旋律。他们力图从中华民族昨天的经济生活中，找寻其自身特点以及影响今天社会发展的因素。所以，不少研究选题和现实密切相关。为改进现代企业的管理水平，有些研究者深入探讨了晚清厂矿内部的生产关系、管理体制及其弊端；为配合各地的经济建设，近年来清代区域经济的研究迅速兴起，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是研究重点；国务院关于开发海南岛、成立海南省的决定，引起了历史学界、经济学界对清代海南地区历史和经济发展的强烈兴趣与研究热情；当加快祖国边远地区建设、缩小它们与内地之间的差距成为现实生活中的紧迫问题时，清代边疆地区经济开发史就成为备受人们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随着大陆与台湾关系的缓和，以及中英归还香港协议、中葡归还澳门协议的签订，关于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经济发展史的文章日渐增多。在清代经济史领域，体现了学术研究为现实服务的方针。

十年来，党中央正确的路线、方针，保证了学术的繁荣。在大家的努力下，清代经济史研究取得了新的收获。相信不久的将来，必定会有更加丰硕的成果。

注释

[*]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

中国档案与历史研究[*]

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它的档案事业和它的历史一样，非常悠久。中国最早的档案是距今3 000多年的甲骨文档案。在发明纸张以前，中国远古的文字都刻写在甲骨、金石、丝竹等各种载体之上。甲骨文是用刀子、玉石刻在龟甲牛骨上的远古文字。19世纪末，在中国的河南安阳出土了大批甲骨文，这里是殷商的古都城。当时，殷王从事生产、战争、祭祀、狩猎等活动，都要进行占卜，询问吉凶，祈求神灵、祖先的保佑，占卜的文辞刻在龟甲牛骨上，存贮备查，形成巨大的甲骨文档案库。年深日久，埋藏在地下。迄今已发现的甲骨多达15万片，这一发现是学术史上的重大事件，使得对中国古代历史、古代文明的研究发生了划时代的转折。

稍后，大约距今3 000年的周代，人们常常把文字刻铸在钟鼎等青铜器皿上，文字较长，有的多达四五百字，记事更详，包括册封、赏赐、记功、战争、诉讼、立法等，铸器勒铭，以做信证和纪念。

中国古代还有把文字镌刻或书写在竹简、木牍、缣帛、石头上的。近代发现了湖北曾侯乙墓竹简和云梦睡虎地秦代法律简、山东银雀山兵法简、湖南马王堆竹简和帛书、居延汉简以及长期传留的石鼓文、秦皇刻石，等等。近年发掘的一些遗址墓葬中往往埋藏着使用各种载体的古代档案，具有极为重大的历史和文物价值。

东汉以后，中国发明了造纸术，纸成为人类最方便、最常用的书写载体，人们活动中形成的文字记录急剧增加。但由于纸质脆薄，容易损毁，早期的纸张，因水火、虫蚀、霉烂多数已荡然无存。中国近代发现的最早、最重要的古代纸写文书是在甘肃敦煌与新疆吐鲁番出土的经卷和各种写本，距今已有1 000多年，其中有的是保存备考，属于档案性质的户籍、契据、账册、公文，其数量甚丰，价值极高。这批文书的发现使世界学术界大为轰动。

以上所述，深埋在地下千年或数千年之久，铭刻或书写在甲骨、青铜、竹木、绢帛之上的古代档案，近百年陆续出土，它们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瑰宝、稀世之珍，是了解古代中国人的历史活动、了解亚洲和中国的悠久文明的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研究这些古代遗存的学问分别形成了甲骨学、金石学、简牍学、敦煌学等学科，中国和全世界数以千计的杰出学者曾对之做了精深研究和重大贡献。

中国古代书写在纸张上、立卷存贮并流传至今的档案以明清两代为最多，尤其是清代（17—20世纪初）的档案最为丰富，也比较完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的明清档案共计1 000多万件，分成74个全宗，其历史之悠久、数量之丰富，在世界上实属罕见。其中，清朝的内阁、军机处、宫中、内务府全宗都是中枢机构累年积存的重要文件。清朝灭亡以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档案则保存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其他地方档案馆。这些古老而浩瀚的档案中详尽记录着600年来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民族、边疆、社会、外交、文化、教育以及人口、环境、天文、气象、地理、水利、物产、灾荒、地震、医药卫生、民风习俗等情况。它们既是历史研究不可缺少的第一手资料，也是了解中国国情、追溯各种现实问题的来龙去脉以制定国家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

中国历代的思想家、历史家十分重视档案的价值，把档案视为研究学术与编纂历史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材料。许多伟大学者在档案馆中进行长期研究，写出了不朽的著作。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为东周的柱下史，即是管理图书档案的官员，他撰写了著名的《道德经》。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曾向老子问学，他编纂“六经”，很大部分是古代档案文献的选录和汇编。汉代杰出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继承父亲的职业，为太史公，管理政府的图书档案，故而见多识广，能博采史料，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另一位历史学家班固为兰台令，兰台也是贮藏图书档册、进行学术研究的机构，班固写成了第一部断代史《汉书》。自唐代（7世纪）以后，政府设立专门的编写历史的机构“史馆”，史馆中存贮大批档案，唐朝政府曾颁布《诸司应送史馆事例》法令，规定几十种政府档案，应移送史馆保存管理，以备修史之用。历代根据档案编纂的史书和汇编极为繁富，如历朝实录、唐六典、时政记、元典章、通典、通考、通志、会要、一统志、方略、地方志、则例，等等。在古代档案已大量损毁的情况下，这些篇幅浩大的典籍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都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珍品。

我国近代的许多历史学家十分重视对档案的利用。中国科学院原院长郭沫若长期研究古代甲骨文、金文档案，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取得了卓越成就。杰出的史学家陈垣参加过明清档案的整理，对档案工作特别关心。晚年，他对中国档案工作的进步十分满意和高兴。他说：“多年以来，我对故宫这批珍贵而零乱的档案一直很关心……前些年已经成立了国家档案馆，档案已为人民所掌握，开始为人民服务了。比起以前存贮在皇史宬、内阁大库已不可同日而语了。我几十年惦念不忘的事完全可以放心无虑了。”这一席话充分表现了一位历史学家对档案的重视和关心。另一位历史学家邓拓辛勤收集、整理几百年前北京西郊民间煤窑的一批档案，精心研究，撰写了著名论文《从万历到乾隆》，对历史上民间采矿业的组织、经营与发展水平做了深入研究，成为档案工作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典范。

档案文书对于历史研究具有极为重大的价值，这是由于档案本身具有丰富性、现实性、直接性等特点，所以它被认为是研究历史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离开了档案，就不可能进行严肃的、深入的历史研究。所以，古今中外的学者都十分重视利用档案。

当前，中国的档案事业正在蓬勃发展，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各类档案馆陆续建立，一边妥善保存、管理现代的各种档案，一边收集分散和流失在各地的历史档案，建立新的库房，使用恒温、通风、防虫、防火设备。在档案资料的利用方面，近十年来，仅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出版的档案史料就近40种，1. 6亿字。档案工作者为历史研究和其他应用做出了重大贡献。历史学界和全社会都衷心感谢他们的辛勤劳动，感谢他们对国家文化财富的保存、开发和利用。

注释

[*]原载《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戴逸卷》，北京，万卷出版公司，2011。

明清历史档案的价值和特点[*]

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明清档案是国家的珍贵财富，反映了几百年来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是进行历史研究不可取代的原始资料。它记录了明清社会方方面面的情况，对于了解国情，追溯今天现实社会问题的来龙去脉，以制定国家政策，是十分重要的依据，所以具有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和现实价值。它还有许多珍贵记录，包括气象、水灾、地震、医学等许多方面。

大家知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就是100年前，中国有三项重大发现轰动了全世界。一是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甲骨文，当地农民把甲骨当作药材叫作龙骨。19世纪末被学者发现，骨头上刻有三四千年前的文字。二是1900年甘肃敦煌发现了藏经洞，当时这里的道士不认识它的价值，把珍贵的经卷当作废纸点火，后来被认定是北朝唐宋西夏的文化宝库。三是故宫所藏明清档案，清朝灭亡以前是大内秘藏，没有皇帝谕旨任何人不能去看，清朝灭亡后才能公之于世。这三项重大发现，大大丰富和拓宽了历史科学的研究。甲骨文关于殷商上古史研究，敦煌学有关北朝唐宋中古史研究，明清档案关乎近三四百年的近代史研究，这三项发现分别产生了甲骨学、敦煌学、档案学三门新学科，出现了像王国维、郭沫若、沈兼士、陈垣、陈寅恪、常书鸿、徐中舒、唐长孺这样的大师和杰出学者，在世界学术领域大放光彩。

明清档案以前深藏大内，自民国初年以来流散到社会上，它的命运和中国的命运一样，经历了坎坷的历程，清末内阁大库年久失修，部分档案被放到文华殿和国子监。1921年北洋军阀政府竟因经费短缺，将一部分档案分装8 000麻袋共15万斤，以4 000元价格卖给造纸厂作为造纸原料，后来虽抢救下来，但8 000麻袋事件充分表明了旧中国政府的无知、贪婪和愚蠢，对国家历史文物的破坏。到1925年建立故宫博物院，成立文献部，才有机构负责处理、保管明清档案。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在故宫文献部基础上建立专门性的档案馆，就是现在的第一历史档案馆，以后又脱离故宫单独建制。一史馆做了大量工作，把分散、流失在各地的档案集中收集，并进行妥善保管，建造了库房，使用现代化恒温、通风、防虫、防火设备，使档案脱离了尘封土积、不断霉烂损坏的状况，又进行分类编目、整理出版，特别是近10年来，一史馆工作有重大飞跃，在管理体制和方法上进行重大改革，更有利于档案的保管和利用，还积极采用现代技术，制作缩微胶片，运用计算机，建立档案内容信息的目录数据库，为档案信息的自动检索创造条件，在资料出版方面成绩尤其突出，10年来一史馆出版档案史料36种，1. 6亿字，超过了建馆以来前60年出版字数总和的3倍，的确是攀登上一个很高很高的台阶。我想历史学家和全社会都应感谢档案工作者的辛勤劳动，感谢他们对国家文化资源的保存、开发和利用，为历史研究和其他应用做了重要的基础工作。

明清档案价值如此之高，我想它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丰富性。它的数量很大，共1 000多万件，70多个全宗，涵盖500多年的历史，的确是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蕴藏着巨大的信息量，而且是最重要的信息。因为清朝中央机构包括军机处、内阁的档案基本上都被保存下来，因此500多年来的历史大事都被包含其中，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都保存有详细记录，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社会问题都可以在档案中查找到根源，都可以查找到这些问题在500多年中是什么状况，它的丰富性、它的信息量大是明清档案的一个特点。

第二，系统性。这1 000多万件档案分别由70多个机构产生，是处理公务中的文件，不是片断零碎的记载，是对历史事件自始至终、原原本本的记录，不是个别的记载，而是历史事件全过程的反映。譬如中日甲午战争形成的档案，只要看甲午战争资料中外交和军事档案，对于这次战争发生、发展、失败的全过程就可以了如指掌，对于这次战争的原因，每次作战指挥部署、双方胜负、外交折冲、主和主战的争论以及马关谈判签订和约都十分清楚，它保持了时间上的连续性和内容上的系统性，不是一堆杂乱无章的个别记录。

第三，直接性。档案是第一手资料，是在历史事件进行过程中形成的文件，是当事人的亲身经历和直接记录，不是事后的回忆，也不是听来的传闻，写档案时是在写处理事情的文件，不是在写历史。这种直接性，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档案本身的可靠性和权威性，避免了记忆模糊所造成的传闻错误或主观臆想。当然档案中也有记载错误，例如，战争中夸大自己战果或消息来源不正确，这种错误也反映当事人的局限性。例如，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国派马戛尔尼使团出使中国，目的是要和清政府谈判取得通商利益，但清政府以为这个使团是来庆祝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的，十分优待，档案中全是英使来补祝万寿的记载。所说祝寿当然是错了，但这个错误本身就反映了清政府不了解外情，后由于礼节问题双方僵持，谈判失败，清政府态度立即改变，以前优待英使团，以后极冷淡，英使团几乎被驱逐出北京。这种错误本身说明了当时清朝统治者的认识和以后态度的转变构成历史的一部分，不同于普通的纯粹的谬误。

由于历史档案本身的三个特点，所以它被历史学家们认为是研究清史和近代史最重要的第一手材料，离开了档案就不可能做严肃的、深入的研究。所以，第一历史档案馆是我国巨大的历史文化宝库，有着几乎取之不尽的文化资料和历史材料。

注释

[*]原载《历史档案》，1996年第1期。原题目为《中国史学会会长戴逸的讲话》。

历史的轨迹 文化的瑰珍[*]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着我国明清两代1 000多万件的文书档案，这是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它具体地记录着中国人民在明清两代500多年间所进行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详细地反映了当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各个领域的重要活动，留下了明清两代历史发展的轨迹，是研究我国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其内容之珍贵、数量之宏富，为全世界学术界所瞩目。“大内档案”与“殷墟甲骨”、“敦煌经卷”被称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学术文化方面的三项重大发现。在这些发现的基础上，发展了专门的学科，大大充实和丰富了我国历史文化的宝库。

明清档案内，还包含过去几百年内农业、工业、商业、科技方面的大量信息，给今天建设水利工程、勘察资源物产、研究天文气象、预报地震洪水等提供了历史依据，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价值。

明清档案，这一历史文化珍品，和中华民族的命运一样，经历了坎坷曲折的路程。在清朝封建统治下，这批文书档案深藏在皇家内库，尘封灰积，不被人所窥知。清朝被推翻后，由于库房坍塌，很多档案被弃置露天，任凭风吹雨淋，甚至发生了8 000麻袋档案被当作废纸，出售给造纸厂的事件。珍贵的历史资料，几乎遭到毁灭。1925年，故宫博物院的文献部成立，我国才有了保管和整理档案的专门机构。新中国成立前的20多年间，从事档案工作的老专家、老前辈为抢救和保存祖国的这份历史遗产竭尽全力，他们整理、发表了部分档案，并在我国开创了历史档案学这一新的学科。但是，当时社会动荡、经费短缺、人员很少、库房破旧，各方面的条件很差，档案工作困难重重，前途黯淡。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十分重视历史档案的整理和利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历史档案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全体同志的努力下，集中了分散的档案，修复了破损的藏品，建造了新的库房，更新了设备，改善了保管条件，并进行了大规模的编目整理，改进了借阅制度，提供阅览方便，建立了编辑和研究机构，培养人才，发行刊物，大量出版档案资料，对学术研究和“四化”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很值得祝贺的。研究明清和近代中国的历史，研究几百年来中华民族所走过的路程和中国社会的变迁，都离不开档案的使用。可以说，历史和其他方面研究的成果中都凝聚着历史档案工作者的辛勤劳动，我们历史学界向从事档案工作的专家们、同志们表示深切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历史档案的保管和利用是有关继承与发扬历史文化遗产，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大问题。虽然过去的档案工作已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由于档案浩如烟海，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还十分艰巨。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设想，我提出几点建议和希望，以供今后工作参考。

首先，调查、摸清分散在全国各地和国外的历史档案，有些要进行抢救，妥善保存。如果有条件，可否考虑在历史档案比较集中的地方建立第三、第四历史档案馆（如东北、四川、西藏）。

其次，尽快复制全部馆藏，以后借阅时只使用复制件，将原件妥善保存，以免频繁出借，损毁原档。

最后，在保管、修复、编目、索引等方面采用新技术、引进新设备。在借阅方面，改革制度、改善条件，进一步为读者提供便利。在发表档案方面，加快速度，争取出版多卷本的档案汇编。

提一些建议和希望是比较容易的，要付之实现就会有很多困难，要进行艰苦的努力。我们历史学界有责任尽力支持和协助档案学界的工作。希望档案学家、历史学家和其他方面的专家携起手来，更亲密地合作，为发掘、利用历史档案的宝库而共同努力。

注释

[*]原载《步入近代的历程》，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

谈清代书籍和史料的整理[*]

历史研究要从事实材料出发，必须掌握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事实材料对于科学来说，犹如空气对于鸟类一样，没有空气，鸟类就不能起飞，没有事实材料，科学大厦就不能建立起来。

我国的书籍、档案或其他历史资料，数量极多，浩如烟海。古人说，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这是形容史籍内容之丰富、资料之繁多。一部“二十四史”不过3 000多卷，已令古今学者有难以遍览之叹。而有清一代的书籍史料，不知要超过“二十四史”多少倍，而且缺乏整理，庋藏分散，使用很不方便。一个清史研究工作者，犹如在无边无际的史料的汪洋大海中漂航，竭毕生之力，勤勉从事，也只能窥见海洋的一个角落。

清史资料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多”。自从满族入关，建立全国统治，至辛亥革命、清朝覆亡为止，共268年，加上入关以前，时间共达近300年。这时，中国已处于封建社会后期，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较高，学派林立，文士辈出，印刷技术发达，著书印书的数量很多，而且清代离今天还不太久远，保存下来的书籍文物，难以数计。由于缺乏调查、整理，我们对清代资料的种类、数量和保存情况还没有全面的了解，说不清楚存留下来的书籍、档案以及其他文献实物资料究竟有多少。

一谈清史资料，首先就会想到档案，这是研究清史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数量浩大，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就有1 000多万件（册）。该馆出版《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发表档案，每年4期，两年出8期，共发表档案1 100件左右。按照这个速度，如要把馆藏的全部档案发表出来，需18 000年之久。自然，清代档案并没有全部发表的必要，这里只是说明档案数量之多和我们的整理、发表工作必须大大加快。除了档案之外，还有许多大部头史书，如一部《清实录》，达4 000多卷，仅这一部书就超过全部“二十四史”；还有历次所修的一统志、会典则例、各种方略、清朝三通，以及数不尽的丛书、类书，卷帙浩繁，动辄以数百卷计。此外，清代的文集、地方志、日记、笔记、谱牒、契据、戏曲、小说，以及注经释经、农学医药、佛道方外的作品都大大超过以前各朝各代。例如中国素有编写地方志的传统，现存的地方志大多是清代编写的。明以前的方志，今存1 000多种，而清代的地方志今存6 000多种。其他各类书籍、史料的情况大体相似。

清史资料的第二个特点是“乱”。书籍、史料的数量很多，却没有得到很好的整理，类别不清，数量不明，缺少提要和索引等工具书，使用不便。清代以前的古书，经过历代学者的整理、研究，其数量、类别、版本、收藏、流传等情况还比较清楚。乾隆时编《四库全书》，即是对古籍的一次大清理（这次清理，由于政治上的原因，销毁了许多古籍，因之，也是对古籍的一次大破坏）。《四库全书》收书3 460多种，加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著录图书6 793 种，共达10 000多种，写成了多达200卷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各类书籍进行辨析、考证。《四库全书》以后的书，数量更多，类别更繁杂，但却从没有做过全面的调查、整理。《清史稿·艺文志》著录的清代书籍近10 000种，而孙殿起的《贩书偶记》和《贩书偶记续编》，是他在做书商的一生中将所见《四库全书》未收的书籍记录下来，共收书16 000种，实际的数量当然远不止于此。孙殿起仅简单地著录了书名、作者、卷数、版本，没有提要或解题。

清代的书籍、资料，按照四部法分类，各类收书的范围不明确，情况较混乱。如拿一个人的奏议来说，究竟到哪一类目中查找呢？同样一篇奏议可以归属到不同的部类下，没有确定的收录标准。如果奏议单独编成一书，则归入史部的诏令奏议类，如果和其他诗文编在一起，则归入集部的别集类，如果和许多人的文章编在一起，则归入集部的总集内，如被收入通典、通考或方略，则归入史部的政书或纪事本末类。又如清代文集应包括哪些，除了诗文之外，应否把奏议、电稿、书牍、词曲包括在内，也没有一致的意见。清代的文集究竟有多少，也是众说纷纭。王重民的《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仅收400多种，张舜徽的《清人文集别录》收书670种，其自序称：“所得寓目者，才一千一百余家。”陈乃乾的《清代碑传文通检》说：“南北各大图书馆所藏的清人文集，当在三千种以上。”也有人估计清代文集，不下六七千种。清人文集有许多还是稿本、抄本，从未印行流传，不为世人所知，所以实际数目很难估计。江苏常熟县立图书馆并不是很大的图书馆，却藏有几百种清人的文集、日记和笔记，很多是稿本、抄本或印数很少的家刻本。其他大图书馆，此类不为人知的稿本、抄本当更为丰富。

清代跨3个世纪之久，文化繁荣，作者林立，书籍和其他资料汗牛充栋，既未经系统的调查整理，没有详细完整的目录、提要，又缺乏各种索引工具，使用困难，检索不便，正如一团乱麻，亟待分门别类，加以整理。

清史资料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散”。书籍和资料不集中，分散收藏在各地区、各单位以及私人手中。以清代档案而论，本来是集中保管在清朝宫廷内的，但民国以后，历经变迁，流散在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大力收集，仍有不少分散在各地。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1 000多万件（册）档案以外，台北“故宫博物院”亦藏有40万件（册）档案，近年来大量出版，引起了国际学者的重视。台湾“中央研究院”所藏清代档案更多。1978年，在台北召开了有7个国家170人参加的清史档案会议。辽宁省档案馆亦藏有清代各类档案20万件（册），北京图书馆则藏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是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从总署散失出来的。至于地方档案，分散保存在各地的有很多：四川巴县档案，数达10余万件；山东的曲阜孔府档案，最近已编选出版；河北获鹿档案，数量也很大，损毁已达90%；还有上海的海关档案、工部局档案；盛宣怀档案；各地厂矿的档案。这些均须整理。听说拉萨档案馆所藏西藏地方档案，历时元、明、清与民国，很多是用古藏文书写的，数达300万件，整理工作极为艰巨繁重，这是研究西藏历史和文化的珍贵遗产。如果组织人力及时到各地调查求访，必有新的收获。有的地区将历史档案分散到县或公社保管，这是很不适当的。实际上，许多基层单位并没有保管档案的设备和条件，甚至胡乱堆放，无人负责，使档案霉烂毁坏，造成国家珍贵文物不可弥补的损失。

至于书籍和其他资料，分散于各地，也很容易损失。听说安徽丁汝昌的老家，保存着他的很多文件，经过十年浩劫已荡然无存。18年前，我在山西五台东冶镇的大路上看到一块石碑，上面记载着咸同年间东冶镇许多小煤窑的生产情况、煤斤运销和价格、挖煤工人的工资等，字迹尚清晰，是研究当地手工业的好资料，但已被铺在丁字路口，当成平滑的垫路石，每天车压人踩，不消多少日子，碑文必将泯没无存。现在，北京和苏州已有同志将当地有价值的碑文汇编出版，这是很有意义的抢救工作。但全国各地还有无数残碑断碣被埋没于古刹旧院、夕烟荒草之中，希望能得有心有力之人，广觅遍访，拓片或录存下来，如王昶的《金石萃编》、孙星衍的《寰宇访碑》之例，将这些即将湮灭的资料尽可能地抢救下来。还有，清代的许多善本、稿本、手迹和珍贵文物散藏于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文管所和高等学校，应当整理出版或复制，以供研究、鉴赏。

清代书籍和史料多、乱、散，需要大力进行整理，使这部分传统的文化遗产能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整理工作有以下几项：

第一，全面地摸底调查，编制全国联合目录。应组织力量，有步骤、有计划地在全国进行摸底调查，将全部（包括清代的）古籍、档案及其他资料的数量、名称、贮藏弄清楚，分门别类，著录存底。如有可能，每个类目、每本书籍、每一史料做成提要或说明，汇编成全国联合目录。现在《全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全国善本书目录》已经或即将完成。在此基础上，编制全国古籍目录、档案目录、史料目录，当非不可能之事。有了完整的目录，对清代（或全部）的书籍、档案目录、史料的全面情况，才能够了如指掌，加以掌握，也才能采取措施，保存整理，使现存的书籍、档案、史料不至于再大批地损失散亡。

第二，标点、校勘、注释、今译和编制提要、索引等工具书。清代书籍、史料，多用古文书写，但又比较浅近易懂，不同于远古文字之深涩简奥。标点一般只需断句，这是符合当时的文法规律的，不一定完全采用新式标点。清代书籍大多未经校勘。各种文本差异很大，讹误甚多，有的还是故意删改的。如已印行的实录、官书，私人集子，其中所收谕旨和奏议，与档案有很多不同，如加以对校，可以补正很多重要史事。清代史籍亦需做注释，特别是考古释经的著作以及许多人名、地名、史事、典故、方言、风俗，不加诠释，难以明了。但注释应力求简明准确，避免烦琐引证。还有一些艰深而重要的文章，需译成白话文，使更多的人能读得懂古籍。

由于清代的书籍、史料浩繁，如没有提要、索引等工具书，学者不能得其门径，为了查找一个史实、一条材料，往往遍翻群籍，如大海捞针。我国编制提要、索引的工作很落后，不被重视，缺少各种古籍的索引工具，大大影响了研究工作的速度和质量，应当组织专门力量从事此项工作，为了保证提要、索引的质量，要聘请和鼓励有成就的专家参加并主持此项工作。

第三，加快古籍和史料的印刷、出版。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古籍、史料的整理、出版，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出书的数量太少，速度太慢。30年来，出版古籍2 000多种，平均每年不到100种，其中有不少还是重复出书。例如评法批儒时出版的各种法家著作选就有50多种（不计入法家的专集），内容千篇一律。有很多重要的大部头书籍却未能印出。为了加快出书速度，除了排印以外，可以采用影印的办法。清代的书籍，卷帙浩繁，如《清实录》、官书、方志、文集，可照原书影印，省去许多工作步骤，加快出书。抗日战争前，商务印书馆曾影印《四部丛刊》；“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华书局影印了《太平御览》《册府元龟》，上海古籍书店影印了天一阁所藏的明代地方志。影印费时短，出书快，且能保持原书的本来面目。此种办法，可以仿行。

有的书籍、史料可以照原书整理、标点，排印或影印。但有的书籍、史料不适于原件影印，必须进行选择和编辑加工。譬如，档案资料本来都是散件，而且数量很多，需要进行选择，分门别类，或按照年月顺序，编排在一起。又如，清代的笔记、野史十分丰富，其中精华和糟粕混在一起，如果毫无选择地全部印出，篇幅太大。许多宣传迷信妖异、因果报应或无聊琐闻，应予剔除。可以仿照徐珂的《清稗类钞》之例，分列类目，摘选汇编，是很有用处的（徐珂书的选录有的遗漏，有的太滥，且不注明作者、出处，应加改进）。

第四，在国外访求古籍、史料。有很多书籍、史料已流散到国外，欧、美、日本均藏有我国的大批书籍、文物及档案契券。清末，黎庶昌、杨守敬曾在日本访购到一些珍贵书籍，后来，向达、肖一山、王重民等也都陆续带回一些书籍资料。近30年，我国和欧、美、日本的学术交流长期中断，现在恢复不久，今后国际学术交流的任务之一应是了解各国库藏中国古籍和文物的情况，尽可能将其摄影、复制，回归祖国。此项工作必能获得国际学者、友人的赞助与支持。

总之，整理清代或全部古籍、史料，是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文化遗产，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大事。中央领导十分重视此项工作，不久以前，做出了重要的指示和建议。我相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全体专家和工作人员群策群力，鼓起干劲，一定能大大促进古籍、史料的整理工作，让祖国的古老文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放出光辉的异彩。

注释

[*]原载《光明日报》，1982年2月15日。

谈清代的典籍文献[*]

我国素称诗书礼仪之邦，存世的典籍与文献汗牛充栋，不可胜数。尤其是清代，建国268年，时间长久，文化发达，文人学士比肩相望，官局书坊刻书很多，公私档案、契据文书留传极为丰富。而且，清朝覆亡只有90年，离今天并不太远，保存下来的书籍、史料极多，其确切数量至今尚无全面的调查统计，我们还说不清楚清代的典籍、史料总数究竟有多少。

古人说，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这是形容典籍数量之多。“二十四史”纵贯中国历史数千年，记录详尽，卷帙浩繁，但如果与清代史籍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二十四史”共有3 000多卷，而记载清代历史的一部《清实录》就有4 000多卷。《清实录》还不是最原始的资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清代档案，其中有清朝中枢机关军机处、内阁、内务府、宗人府以及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衙门的档案，共有70多个全宗，约1 000万件。还有40万件档案保存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此外，分散庋藏在各地的大量档案，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四川巴县档案、内蒙古档案、山东曲阜孔府档案、河北获鹿档案、上海工部局档案、各地海关档案、苏州商会档案、西藏行政和宗教事务档案，也约1 000万件。私人的稿本、信函、日记、文书档案亦数量甚多，难以叙述。

清代的出版事业很发达，官私编印的各种书籍多如牛毛。清政府先后编印过一统志、会典则例、通考、通志，各种方略，数量巨大。私家印行的全集、诗文集、著述、笔记更难尽数。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和著名学者、诗人出版的作品，动辄以数十卷、数百卷计。即以清代诗文集而言，印行本、家刻本、抄本、稿本，种类繁多。新中国成立以前，王重民先生作《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收清人别集仅400多种。后来张舜徽先生作《清人文集别录》，收书670 种，其自序称：“所得寓目者，才一千一百余家。”而陈乃乾的《清代碑传文通检》一书中说：“前后十年所看到的清人文集和我旧有的合并起来，有一千一百五十三种。”又说：“据我约略估计，南北各大图书馆所藏的清人文集，当在三千种以上。”张、陈二先生大概只计算“文集”而没有把“诗集”包括在内。他们的估计大大低于清人诗文集的实际数目。2000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李灵年、杨忠主编的《清人别集总目》，著录作者2万人、诗文集4万种，载明各种版本、卷数、出版地点和年月、藏书地点、作者简介，并附作者传记资料索引，洋洋洒洒，共550万字，堪称大观。这样，使我们大体上得知清人诗文集存世的数量、版本和所藏地点。需要阅读此类典籍的人可以按图索骥，一索即得，免得大海捞针，事倍功半。

还有人民日报图书馆的柯愈春先生，穷毕生之力，独自搜求清人诗文集，所得数目与李灵年、杨忠先生所得相近。而柯书除著录书名、卷数、版本、作者小传外，尚有内容提要，更可窥见数量浩瀚的清人诗文集的内容概要。该书近日亦将问世。

除了档案与诗文集之外，清代的地方志也十分丰富，有省志、州县志、山志、水志以及风土志、游记，等等。今日所见地方志，明代以前的1 000多种，而清代的方志有六七千种。清代定例，州县每隔几十年就要重修该地的地方志，很多州县再三修纂志书，形成风气，故存世的有各个年代所修不同的地方志。此外，清代注经释经、撰史补史的著作不一而足，笔记、小说、日记、野史、农学医药、琴棋书画、金石谱录、佛道方外之书，门类繁多，卷帙宏富。前些年有人计划编一部《全清文》，我对之表示怀疑，因为清人书籍之多，至今不知确数，如果要将每部书中的文章集中编纂，何啻恒河沙数，这是一项困难、繁重而难以完成的工作。

清代的典籍、史料除数量众多之外，又分散收藏于海内外图书馆、博物馆以及私人藏书家手中。以清代档案言，原保存于清宫廷中的大量档案，历经劫难，流散在外，辗转搬迁。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大力收集，已集中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但尚有小部分存于台湾的“故宫博物院”与“中央研究院”。至于其他的档案与书籍，分散失落极为严重，如太平天国刊印的书籍，经过清政府销毁查禁，国内所存为数很少。而当时不少外国人在华购买了许多书籍，带出中国，分散保存在世界各地的图书馆中。20世纪中期，先后由向达、肖一山、王重民、王庆成诸位先生遍访各国图书馆，将国内已失传未见的太平天国书籍访求回国，我们始能一睹这些太平天国的文献。由于很多档案、典籍分散保存，地方和私人有的不重视它们的价值，有的缺乏保管的条件与经费，而这些珍贵的纸质文献脆薄易裂，经过虫蚀、火焚、水淋、霉变，都可能毁于一旦，故而应该特别重视，调查与了解其数量、种类、价值、藏所，投入力量，进行维护，将其珍品早日整理出版。

清代以前的典籍经过历代学者的整理研究，其数量、类别、版本、收藏、流传与价值，比较清楚。尤其是乾隆时编《四库全书》，对古籍做了一次大规模的清理。这次清理由于政治上的原因，销毁了许多“悖逆”“违碍”书籍，造成文化上的劫难，但同时也对《四库全书》所收3 460多种书籍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所著录6 793种书籍做了精当的提要介绍，编成200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之后出版的书籍数量更多，类别更繁，但却还没有做过全面的调查研究。孙殿起的《贩书偶记》《贩书偶记续编》是他在做书商的一生中，记录所见《四库全书》未收的书籍而成的（其中包括清代以前的书籍），共收书10 000多种。《清史稿·艺文志》著录清代典籍9 600多种，后武作成撰《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增补了近11 000种，共计20 000多种，这还远远不能包括清代的全部典籍。本文前述李灵年、杨忠主编的《清人别集总目》，收书已达40 000种。别集一类已如此之多，再加上经部、史部、子部和总集类，数量当然更加可观。如果能组织力量，调查研究清代现存的典籍，做一次严格认真的筛选，选出若干较有价值和影响的书籍，著录其书名、卷数、作者、版本、藏地，并撰写提要，介绍各书的内容，进行辨析、考证和评价，勒成《清代典籍目录提要》，对有清一代浩如烟海的典籍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有意义的整理，这将是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后造福于后代学者的巨大文化工程。

清代书籍有一个特点，即出现了一大批前所未有的内容新颖的书籍。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后来到中国，它们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又带来了西方的新文化、新思想，中西文化开始了日益频繁的交流。明清之际有大批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传教，带来了自然科学、宗教和艺术知识。据说当时传入中国的各类书籍达数千种，但那时西方的文化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很大。《四库全书》采择的西方书籍仅寥寥数种，包括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利玛窦的《乾坤体仪》、阳玛诺的《天问略》、熊三拔的《泰西水法》《表度说》《简平仪说》。以后，尤其到晚清，随着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日益深入，中华民族逐渐觉醒，中国的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相继兴起，中国人逐渐了解到西方文化的先进性，懂得要抵御外侮、拯救国家、力图富强，非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不可。故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翻译西方的书籍越来越多。上海江南制造局、墨海书馆、广州广方言馆都翻译了大量西方书籍。先是翻译自然科学方面的书，译者有傅兰雅、伟烈亚力、艾约瑟、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以后又翻译法律、军事、西方历史书籍，至严复翻译《天演论》《原富》《法的精神》《名学》等社会科学名著，而林纾则翻译了大量的西方小说。翻译西书，蔚为风气，中国人得以在西方的知识宝库中吸取营养。中国的知识结构突破了传统的知识框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书籍的内容和形式都有了重大的变化，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类目、新内容。

中国传统典籍的分类，一般按经、史、子、集，分成四大部，各部之下有若干分支类目。过去《四库全书》把传教士带来的自然科学书籍放在子部“天文算法类”“农学类”，这显然不能容纳西方的大量声光化电、天文地质、生理卫生以及动植物类的自然科学书籍。又如传统分类法并没有政治类、经济类、社会学类，因此，像亚当·斯密的《原富》、甄克斯的《社会通诠》不知应该归入何类。又清代著名的小说、戏曲很多，如《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桃花扇》《长生殿》等，再加上晚清移译的大量西方小说，而《四库全书》不收小说、戏曲（《四库全书》列“小说家类”，所收书《西京杂记》《世说新语》《癸辛杂识》《辍耕录》，“涉里巷闲谈，词章细故者，则均隶此门”，与今天的小说不同），这些又该如何分类。还有晚清政治风潮迭起，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宣传维新与革命的书籍很多，如陈天华的《猛回头》、邹容的《革命军》等，这些又怎样分类。总之，由于晚清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中国人接受了多方面的新书籍、新知识，传统的书籍分类框架已不能适应现实的要求，故而在全面整理清代典籍时应该修改传统的四部分类法。

清代档案与典籍，数量庞大，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近年来虽然整理、出版了不少书籍，但仅是其中的小部分。进行全面的调查摸底，陆续整理，有选择地刊布、出版，这是一项巨大而艰难的任务。希望学术界齐心协力，制定规划，组织力量，投入资金，启动此项有意义的文化工程，使清代的档案与典籍，更多地整理、出版，以供学人们阅读、利用。

注释

[*]原载《涓水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古籍整理的几点建议[*]

中央决定加强古籍的整理、出版，这是十分英明的决定。我国历史悠久，古籍丰富，古代文化极其光辉灿烂。今天，为了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当然要吸取和继承我国的文化历史遗产。古籍的整理并不是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工作，而是社会主义伟大建设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要大大加快整理和出版的速度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出版了一些古籍，但数量太少，据《古籍目录》所载，1949—1976年出版古籍共约2 500种，平均每年100 种，这与我们所拥有的丰富浩瀚的古籍数量很不相称。据说，台湾出版古籍数量多，速度快，仅编印清史研究的各种丛书即达800多种，其中如近代史料丛刊有200种，明清未刻稿汇编有122种，装潢精致，洋洋大观。

我们已出版的古籍中有一些质量较高，如标点本“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等，但为数很少。大量的是中医书，500多种，占20%以上；诗词和戏曲小说，约900种，占35%；而哲学、历史、地理、政治、法律、经济方面的著作，只占35%；其中还有很多是普及性的选本。有一段时期，只能出法家著作与《红楼梦》，这类书籍印数很多，其他书籍成为禁区。被认为是古代反面人物的著作，如宋明理学等唯心主义思想家以及近代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的集子，尤其很少整理出版。

我们古籍整理、出版进行得很慢、很少，有各种原因。其中原因之一是没有利用影印手段，而多是标点、校勘、加注、作序，耗费力量多，所花时间长。当然这种较细微的整理是应该做的，而且今后也要加强，但同时必须大力影印古籍。50年前，商务印书馆影印“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既快且好，嘉惠学术界匪浅，似可仿照办理。台湾出书之所以多，就是充分利用了影印手段。我们有些大部头书，不必加以标点、注释，如《明实录》《清实录》，现在国内极为难得。一部4 000多卷的《清实录》，售价高达数万元，如果影印，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能出书。

我们过去似乎有些框框的束缚，不敢大胆放手出版古籍，一是害怕封建毒素的散布，二是害怕古书中的一些说法影响当前的外交工作、民族团结，所以出书慎之又慎。一般出古书都要加序作跋，说明和批判其中的封建糟粕，甚至删改古书的内容。当然，慎重从事，一定的把关是必要的，但掌握过严，拖延了出书的时间，增加了出书的困难，至于删改内容，那是完全要不得的。希望古籍整理、出版也要解放思想，相信群众，使古籍出得更快，品种更多。

二、对古籍进行全面调查

中国的古籍究竟有多少？哪些可算善本书？有多少抄本、稿本？收藏在什么地方？正是言人人殊。至今我们对古籍并无全面的了解，除了前人官私目录所著录外，我们自己没有一本全国的古籍目录，好像一座丰富的宝藏，主人却没有一份账单。今后，我们应组织力量，进行一次普查，先从若干著名的大图书馆做起，以至一般的图书馆、博物馆和私人库藏。著录书名、作者、卷数、版本、收藏地点、书目解题，这是古籍整理的一项基本建设，也是以后长期搞古籍研究的工作依据。

还应注意的是，图书资料收藏单位对珍本、善本的借阅办法应加以改进，克服目前借阅和复制图书困难的局面，要积极配合古籍整理工作，密切同学术界、出版界的联系，提供线索，沟通情况，以有利于工作的开展。

国外有不少国内已见不到的珍本书，自从清末黎庶昌、杨守敬从日本带回一些古籍之后，不断有学者在国外摄制胶卷携回祖国。新中国成立后，此项工作中断，建议有计划地派人去国外调查和复制古籍，如日本的东洋文库，英国的伦敦博物院，美国的国会图书馆、哈佛燕京学社等，庋藏极多。例如美国家谱学会所藏我国家谱有4 500种，藏量之丰，在全世界首屈一指，国内近几十年来家谱多遭焚毁，应复制携回；又该学会所藏中国地方志有5 000种，可与北京图书馆相比，其中必有不少在国内已失传的本子。

三、应重视清代典籍的整理和出版

过去的古籍整理，很重视汉简唐碑、宋元刻本，这些当然都是国之瑰宝。但清代268年遗留下的典籍，汗牛充栋，不计其数，时间离我们很近，古籍中的内容与现实密切有关，而且过去不受注意，许多书籍无人整理，尘封蠹蚀，日就澌灭，值得我们大力注意。

清代以前和清初的古籍，《四库全书》的正目和存目，共列10 000多种，而《四库全书》以后的书，据孙殿起的《贩书偶记》和《贩书偶记续编》所列，就有16 000种，可见其数量之大。如以文集论，现在的历代文集约8 000种，清代文集占5 000种；如以地方志论，现存历代方志8 500种，清以后的方志占6 000多种；其他经籍、史籍、丛书、类书、笔记野史，清代均占极大的数量（这里姑且不论数达900多万件的大内档案）。但清代的典籍整理得最差，出版的比较少。清以前的古籍，在编纂《四库全书》时，予以总结性的整理，虽其观点、方法有很大的缺点，但总算做过整理，许多人花了力气，对书籍的源流、状况、分类、版本、内容，都做过一些考证分析，而清代典籍十分杂乱，无人研究，至今弄不清全部典籍的情况和收藏，还有大量的稿本、抄本分散各地，如不迅速复制，恐将消灭无存。

清代典籍中尤应注意少数民族的典籍，如《满文老档》，10年前日本已翻译出版，台湾也已印出一部分，而我国大陆呼吁多年，进展仍不快，今翻译注释已完成，但全部印出尚须几年之后。听说布达拉宫、西藏寺院有大批藏文史籍和经文，国外已有许多国家设有西藏研究中心，随达赖出走的一些喇嘛学者携带不少资料，在国外陆续翻译出版，“藏学”已成国际学术界的热门。我们也应投入力量，研究西藏的历史、宗教，整理藏文典籍，赶紧补上空白。

四、培养人才、设置机构

整理古籍，工程浩大，而且是长期的任务，应设置专门机构，负责全面规划，组织人力及印刷出版事宜。古籍整理最大的困难是缺乏专门人才，此项工作需要专门的知识，要有一批年富力强、刻苦努力、甘心长期坐冷板凳、钻线装书的专家。现在老一辈的专家凋落殆尽，后继乏人。培养人才是各条战线都存在的问题，而古籍整理方面尤其迫切，没有人，调查、搜集、保管、复制以及标点、校勘、注释、编选等工作就无从进行，而培养人才不是一年半载就能奏效的，即使立即抓这项工作，也要在五年、十年之后才能见效，补充较多的新鲜血液。

五、经费

整理和出版古籍，要有一笔经费，这样才能和一般出版物分开，加快速度。现在的出版社，以经济办法管理企业，过多地考虑利润、奖金，不大愿意出版较难排印而又要亏损的古籍。有些单位的同志，整理了各种资料和古籍，但找不到出版的地方，稿件长期积压，故而不是出版社预先约定，大家都不敢动手，怕劳而无功。这样就大大影响了古籍整理的积极性和速度。建议国家设置古籍整理出版基金，其用途为：一是开支印刷出版费用，承担其亏损；二是建立古籍资料中心，进行调查复制，以利工作开展；三是给专家们以适当的报酬，听说由于出版社稿酬太微薄，有的同志整理古籍，自备纸张，自行复制或请人抄写，出版后的酬劳尚不足以偿付其垫支的经费。为了促进古籍的整理出版，设置此项基金是十分必要的。

注释

[*]原载《文献》，1981年第10期。原题目为《关于古籍整理的笔谈（一）：古籍整理的五点建议》。

加强联系与合作共同繁荣史学事业与档案事业[*]

在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即将闭幕之际，我能以中国史学工作者代表的身份，在此向来自各国档案界的代表们发表演讲，深感欣慰和荣幸。这不仅是大会组委会和国际档案理事会给我个人的极大荣誉，而且是中国档案界和国际档案界给中国史学会与史学工作者的极大荣誉。我代表中国史学会和史学工作者，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对大会的圆满成功表示热烈的祝贺！

在过去五天中，与会代表围绕大会主题，进行了一系列富有建设性成果的学术讨论。本届国际档案盛会，其规模之巨大宏伟，气氛之浓厚热烈，内容之丰富多彩，形式之多样新颖，见解之精彩创新，不仅为在座的各国档案界代表所首肯和称道，而且给我本人和我的同行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们所表现出的保护世界记忆、维护历史真貌、服务现实工作和学术研究的崇高使命感与强烈责任感，不能不令我们史学研究人员和一切有良知的人们肃然起敬！

本届大会，对档案学一系列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问题进行了研讨，并对各国档案工作中若干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取得了共识，这必将推动各国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我认为，本届大会不仅是前十二届国际档案大会的具有内在联系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和继续，而且由于是在世纪交替时期召开的20世纪最后一届国际档案大会，所以肩负着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历史使命，因此，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作为与中国档案界有着密切交往的史学工作者，我愿意站在大会组委会和国际档案理事会为我提供的庄严讲坛上，阐述我们史学工作者对档案和档案工作的认识，表达我们史学界继续获得档案界的合作与支持、共同推进历史研究和档案工作不断发展的诚挚愿望。

对历史研究和史学家来说，档案与其他史料相比，具有三个显著特点：

一是直接性。档案是当事人亲身经历的直接记录，而非事后的回忆或听来的传闻；是在事情处理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而不是人为加工编造的。因此，它避免了记忆的模糊、传闻的错误或主观的臆想，具有可靠性和权威性，是原原本本的历史记录，是史学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是帮助史学工作者再现历史的最好工具。

二是丰富性。每个档案馆的档案都积屋盈橱、汗牛充栋，全中国、全世界的档案数量更是浩如烟海，不计其数。其内容之丰富、信息量之巨大，是其他资料无法比拟的。因此，它是史学工作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料和知识源泉，是研究历史的最丰富的食粮。

三是系统性。每个全宗的档案，都较完整地反映了每个机构或人物在一定时期内发生、发展的演变过程，事件的源流本末、过程细节，在档案中都有着忠实的记载。档案能全面、系统地反映历史的全貌，能使史学工作者深入探究历史事件的全部过程和各个具体细节，帮助史学家找出历史发展的轨迹和规律。

正因为如此，档案历来受到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和史学家们的高度评价。不但我们的前辈们以及我们这一代史学家撰写历史著作时大量利用过档案，而且我们在指导我们的学生和后辈们研究历史时，也要求他们一定要想方设法利用档案。我的所有研究生，几乎都到有关档案馆利用过档案。无论是中国过去的史学家，还是中国当代的史学家，都把档案看作史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史料，看作历史学科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条件。可以说，离开了档案，就不可能进行严肃的、深入的历史研究。

由于档案对史学的作用如此重要，所以档案工作与史学工作、档案工作者与史学工作者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对此，我仅想以中国为例加以说明。

在中国历史的早期，档案工作与编史工作是集于一人的。文书的记录、形成、保管、使用，以至于史书的编撰，都由被称为“史”的一类人担任。根据汉字的造字原理，“史”的含义就是指手持簿书档案的人。即使随着社会分工的细致，档案工作和史学工作各自有了专门的职责，但是二者之间仍然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从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

第一，许多著名的史学家都曾管理过档案。例如：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承袭世职为西汉太史令，负责管理国家的图书档案，因而博采史料，创作了中国第一部通史《史记》；公元1世纪开中国纪传体断代史先河的东汉大史学家班固，曾长期在皇家档案图书机构兰台任职；公元12世纪首创中国典章制度通史的南宋史学家郑樵，也曾在中央档案机构管理过档案。可见，档案工作这一园地，是孕育杰出史学家的沃土。

第二，许多著名的史学著作，都是直接运用档案编撰而成的。中国是世界上史学成果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历史上，每个朝代建立后，都为前一王朝修撰一部史书；每位帝王都有起居注、实录等专门史书，记载其日常起居言行和政务活动；每一级地方政府，每一个大姓望族，过几十年都要新修一次方志、家谱。历史上的数万部史志谱牒，很少不是根据档案编撰而成的。当代一些著名史著的撰写，也是大量利用了档案，充分吸收了档案的营养的。可以说，是档案熔铸成了史学著作的辉煌宝鼎，史学的大厦正是建筑在档案的基石之上的。

第三，档案史料的发现、开放和公布，深刻地改变着史学的研究。20世纪前半期，中国发现了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遗书和内阁大库档案。它们被发现后，都曾轰动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史学界、学术界，不但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研究热，把中国殷商史、两汉史、南北朝隋唐史、明清史的研究引向了深入，而且还分别形成了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等史学新学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档案史料大量公布，历史档案对外开放，中外史学界大量利用中国档案，从而引起史学界的许多重要变化：一些史学家的研究视野被拓宽，一些新的研究领域被开辟，一些历史研究的传统结论被修改，一些流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风气被改变。这说明档案对史学的影响是巨大而又深刻的，史学变革和史学发展的动力之一就来自档案。

第四，档案工作者也积极参与史学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档案工作者经常与史学工作者合作编纂、出版档案史料，共同举办各种史学研讨会，联合进行各种史学专题研究。不少优秀的档案工作者同时也成为出色的史学研究者，一些著名的档案馆正成为我国史学研究中的一支生力军。例如：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一些研究人员已经在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明清史研究、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取得了大量的优秀成果，成为这些史学领域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军。这表明档案工作者是史学工作者的重要盟友，是史学研究的得力参与者。

正由于档案工作与史学工作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所以，我愿意代表中国史学工作者，向各国档案工作者表达以下几点殷切希望：

第一，希望档案工作者在进行档案价值鉴定工作、决定档案存毁时，更多地考虑档案的史学价值。档案除具有行政查考的现行价值外，还具有编史育人的史学价值，而且时间越长，档案的史学价值就越大，对史学研究就越珍贵。档案工作者在对档案价值进行鉴定，特别是决定档案是否留存时，不仅应考虑档案是否具有行政查考的现行价值，同时还应考虑档案是否具有学术研究的历史价值；不仅应从行政学的角度和纯经济的意义上考虑如何决定档案的存毁，同时还应从历史学的角度和社会的意义上考虑如何决定档案的存毁。事实证明，档案工作者越是具备历史的眼光，就越能正确地把握档案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就越能为历史留下真正值得永久保存的档案。

第二，呼吁全社会并希望档案工作者更好地爱护、保管各国的档案遗产。档案是珍贵的文化财富，但又极易受到各种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破坏，而且一旦遭到破坏，又是不可再生和难以弥补的。因此，不少历史档案遗产，有的已经灭绝，有的正在濒临灭绝。全社会和每一个公民应把保护档案资源作为自己的神圣责任。国际档案理事会为保护和抢救档案遗产，一直进行着不懈的努力。近年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议和支持下，国际档案理事会正在国际档案界组织实施“世界记忆项目”。实施这一项目，对于抢救濒临危机的档案遗产，保证档案文献更久远地流传和被更广泛地利用，将是非常有益的。我们史学工作者除了呼吁各国政府要更加重视对“世界记忆”的保护外，也希望各国档案工作者更加密切关注和积极参与“世界记忆”抢救活动，进一步妥善保存本国的档案遗产，维护档案的完整与安全，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三，希望各国档案界进一步开放档案，为历史研究提供更大的方便。档案开放对于活跃思想、繁荣学术、发展文明、促进进步有着巨大作用。中国历史上，春秋时代由社会变革引起的官府档案大量流向社会，曾造成学术的繁荣，形成诸子竞存、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世界历史上，由法国为先导、其他国家相继实行的档案向社会开放，为近现代人类学术文化的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档案开放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是史学界，因此，史学界对档案开放盼望最殷、要求最切。当前，各国档案开放的进展还不平衡，档案开放的程度也与史学界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我们也希望档案界不断关注史学研究的新进展、新要求，进一步打开档案馆的方便之门，为各国史学工作者进行历史研究提供更多的方便和条件，促进史学研究更加繁荣。

第四，希望进一步加强档案界与史学界的密切合作。各国档案界与史学界的共同合作由来日久，并愈益成功。这种合作，不仅促进了史学界的繁荣与发展，而且为全社会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贡献。我们希望这一优良传统继续发扬光大，希望档案界与史学界在新的起点、新的高度、新的领域，以新的形式，开展更加广泛、更加密切、更有成效的合作，促进档案事业与史学事业的共同繁荣、共同进步。

长期以来，史学工作者一直享受着档案工作者用辛勤劳动所带来的各种泽惠，也一直感受到档案工作者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精神的伟大和动人。史学的繁荣与进步，离不开档案工作者的奉献与支持；史学的辉煌成就中，有着档案工作者的一份功绩。为此，我利用这一机会，代表中国史学工作者向全体档案工作者致以深深的谢意，并由衷地祝愿中国和世界各国档案事业蓬勃发展、繁荣昌盛！

注释

[*]是作者1996年9月在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闭幕式上的演讲稿。

研究历史的重要资料[*]——日记

“日记”是个人把经历、见闻和思想按日记录下来的一种资料，在历史学、文学或书法方面有重要的价值。

中国最早的日记有唐代李翱的《来南录》。

宋代，很多官吏和知识分子写有日记，如欧阳修的《于役志》、路振的《乘轺录》、周必大的《亲征录》、陆游的《入蜀记》、范成大的《吴船录》等，但宋人的日记很多已散失。

元明两代，写日记的人更多，如郭畀、张瑄、杨一清、潘允端、祁彪佳、张煌言、谈迁等。

清代的日记，篇幅和种类很多，已知的有800多种，还有很多藏在全国各地的稿本和抄本。

日记的内容都是综合性的，但由于作者的经历、职业、爱好有所不同，所记的内容也有所侧重，大体上有以下几类：

第一，政治的。如晚清的《翁同龢日记》、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居正的《梅川日记》。

第二，经济的。如《张謇日记》《汪锡麒日记》《沈宝禾日记》。

第三，文化艺术的。如《王渔洋日记》、钱大昕的《竹汀日记》、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

第四，军事活动的。彭旭的《江西守城日记》、谭嘘云的《守虞日记》、唐景崧的《请缨日记》、聂士成的《东征日记》。

第五，旅行日记。高士奇的《扈从东巡日记》、钱良择的《出塞纪略》、洪亮吉的《伊犁日记》、张维屏的《桂游日记》。

第六，外交日记。张喜的《抚夷日记》、曾纪泽的《出使英法日记》、薛福成的《出使英、法、意、比日记》、李凤苞的《使德日记》、张荫桓的《三洲日记》。

作为研究历史和人物的资料而言，日记记载的范围广泛，内容丰富，生动具体，比较真实可靠，可以补充和纠正其他材料的遗误。但也有不少日记，因为作者见闻有限，或因为政治上的隐讳，史料价值不高，甚至有的日记歪曲了事实，如袁世凯的《戊戌日记》。

目前正在调查、整理各地所藏日记的稿本、抄本或稀见刊本（如《吴大澂日记》《徐兆玮日记》，篇幅很多均未刊印；《郭嵩焘日记》刚刚出版，十六家汇刻正在编辑），由于日记的种类甚多，篇幅很大，浩如烟海，加以原稿残缺不全，字迹潦草，不易辨认，故整理、出版的困难很大。希望今后能加快速度，使这些具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珍藏及早公之于世。

注释

[*]原载《语冰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

漫谈“口述历史”[*]

历史是人类对过去经历的回忆和反思。上古先民也会有这种回忆和反思，他们在狩猎耕作之余，也会思念与议论祖辈、父辈或自己这代人所经历的欢乐和艰辛。不过这种早期的历史认知都是片断的、限于本族群小范围内的，而且历时愈久，印象愈是模糊、淡褪以至完全遗忘。在人类发明文字以前，一切信息都只能靠口耳相传（稍后以结绳记事为辅助）。从这个意义上说，最早的历史知识应该都是“口述历史”。在上古时代，这类“口述历史”一定十分丰富并广泛流传，成为先民们的宝贵知识，也是指导他们生活和行动的指南。

上古先民用口头语言把过去的人和事讲述出来，后来的人又把所闻所知讲授给下一代。用口传述，用耳听取，用脑记忆，口耳相传有许多人参与，有许多年代传承，时间一久，传述的内容不可避免地会变形，记忆难免有差错，口述难免不准确，代代复述者添加自己的想象，夸张甚至虚构。通常，上古先民会把自己幻觉中的神灵世界与现实生活混为一谈，人的故事变成了神的故事。越到后来，传说离原来的事实越远，以至变得面目全非。历史传说往往被涂上神灵的圣光，成了荒诞不经、难以置信的神话。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共工怒触不周之山，这些看似匪夷所思的古代神话，可能包含先民活动的真实信息，但我们难以解读它们的真实含义。

文字的发明和应用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里程碑，是文明史的开端。文字把人类的事实经验从口头变成文字。文字历史一旦形成，就可以长期保存下去，不再走样，后人一般不可能对文字历史随心所欲地加工和篡改，也较少可能发生相反含义的解读，于是得以使事实经验按照原始的样式确定下来。只有事实经验得以确定和流传，才有可能诞生历史科学。

历史科学的生命力在于真实性。真实性的依据是确定的事实。上古先民的“口述历史”，由于在流传过程中事实内容时有改变，普遍地扭曲、神化，失去了真实性，故不是历史，而是史前的神话传说。故司马迁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史记》一书较少采择史前神话传说。

文字历史已经产生了几千年之久，它能比较真实地记录和保存人类的事实经验，这样才产生了包括历史学在内的许多门类的知识。它对认识自然、社会、人类自身以及推动社会进步起着巨大的作用。

社会在不断进步，人类的认知能力和手段也在不断发展。现代社会产生了录音和录像技术，使得记录、保存、传播历史知识也取得重大进步，现代的“口述历史”应运而生。过去，人们将耳闻目睹的历史笔录下来，成为书面历史，但是笔录者只能录其梗概。从前历史学家奉“文省事增”为概写历史的准则，但文字过于简略，就不可能把历史过程的细节详细地记录下来，就会有简化、省略、遗漏及错误的地方。而录音则能保存耳闻目睹者原始的叙述，每字每句毫无差错，连语气口音都不会走样，而录像更能保存口述者生活和行动的某些片断形象，使后人与原始口述者几乎零距离。“口述历史”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得以蓬勃发展，得到全世界历史学界的认同的。

“口述历史”至少有以下几个优点：

其一，可以扩大提供历史信息的范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参与者和创造者，他们或多或少地了解历史的某些片段，但文化水平低下，不能直接把自己知道的历史信息写出来。如果没有“口述历史”，许多文化水平不高的普通老百姓就难以提供他们所见所闻的重要历史情节。这些历史情节只能湮没不彰。“口述历史”可以如实记录他们的谈话，保存原始的记录，使广大群众直接或间接参与历史的撰述，极大地扩充历史信息的来源。

其二，可以改变以往只重视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宫廷史以及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历史，可以收集到底层社会和普通人民活动的史料。每一个社区、每一个群体都有各自的经历，每一个普通人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坎坷经历，小单位和小人物的历史可以反映大的时代特征，使历史学的领域更加拓宽，向着文化史、社会史、风俗史、心理史的领域伸展开去。

其三，可以留下更真实、更具体、更生动的历史场景。“口述历史”的内容大都是口述者亲身经历、耳闻目睹的事迹，具有真实性、权威性和鲜活性，不会道听途说，辗转相传。读千百种胡适的传记，还不如读一部《胡适口述历史》，因为亲身经历者所述说的环境、所讲出的细节、所体验的感情、所刻画的心理往往是别人不易领会到的，比从许多间接材料搜集拼凑的传说更加真实、具体、生动。

其四，现代“口述历史”和上古先民时代的“口述历史”不一样，它是应用录音或录像设备，把原始材料完整保存下来，再整理成稿，整理工作有严格的要求和规范，不允许夸大或删改，更不允许虚构、伪造，也不会发生误读或讹传。整理好文稿以后可以和录音、录像的记录一一进行核对，可以查实求证，因此它更可信。

“口述历史”是历史科学园地中新近绽放的鲜花，它还年轻、稚嫩，有待护持、改进、发展。但它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必将在记录和传承人类历史知识、推动文明进步方面做出更重大的贡献。

注释

[*]原载《口述历史》，第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一谈《续修四库全书》[*]

见到《续修四库全书》之《缘起》《编例》，不胜欣慰。上海古籍出版社力肩重任，识见极高。所拟编例步骤，规模宏远，体大思精，诚当代之伟业、旷世之盛举。又得顾老廷龙主持，鄙人闻讯鼓舞，乐观其成，谨略述浅见，录呈尊览，并转致顾老，献曝微忱，聊做参考。

第一，收书宜稍广，书籍越至晚近数量越多，《四库全书》编纂后之100多年，书籍之多远超往昔。《续修四库全书》拟收书5 000 种，乾隆前为1/3，乾隆后为2/3。数量似稍少，恐沧海遗珠，缺漏太多，难以达到《缘起》中所说“重要典籍大致齐备”之目的。但如果收书太多，又恐人力物力成本太高，难以承受，宜如何全面规划，收罗稍广，以达巨典之要求，而又量力而行，实事求是。

第二，分类宜变通，《四库全书》以经、史、子、集部勒全书，其下缕分子目类属。然至清代，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社会剧变，思想进步，著作内容多逸出古代之分类范围，《续编四库全书》虽可仍分四部，然其下类属似可稍做变通，以求名实相符。……今编纂伊始，似宜对全书做通盘考虑，衡古酌今，在《四库》分类的基础上，略做变通，开列出分类的设想，以利于下一步的工作。

第三，经部宜压缩，经部为我国传统经典之研究，典籍浩瀚，乾嘉时代经学研究如日中天，作者甚多，沿至晚近经学虽有相当之价值，但其权威性已下降。鄙意经部书不超过15%。各部类收书宜有一大体规划，酌定比例限额，庶不至多寡失衡、头足倒置。

第四，方志宜酌收。按《缘起》中说：“如方志、宗谱……等虽有一定的资料价值，但因并不反映学术发展，也就舍而不录。……这些方面，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吸取了《四库全书》纂修中某些好的经验的。”此意见不妥。方志为我国具有特色之典籍，记载各地之地理、山川、物产、风俗史事、人物艺文，极有价值，不能说与学术无关。《四库全书》入选的都会郡县志多达48部（尚不计总志在内），并未“舍而不录”，不能说是《四库全书》编纂中的好经验。宗谱对学术研究亦有价值，此项取舍标准，恳请重新考虑。

第五，提要宜早作。《缘起》中说书目确定后，聘请专家作提要，我认为写作提要宜早进行。《续修四库全书》，选录书目是极为关键、极为重要的一步，因收书仅5 000种，删汰甚多，选目不慎，必影响全书之质量。故选书者必须有渊博之学识，广泛阅读，反复衡量，细心评定，何所取舍，有些可留可删之书难以决定，可先写提要（将来可保留存目提要）邀专家讨论解决。

注释

[*]原载《繁露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二谈《续修四库全书》[*]

《续修四库全书》是宏伟的文化工程，规划宏大，工作艰难，意义深远。这部书编好了，和原来的《四库全书》结合，可称古代典籍的渊海，对弘扬中华文化具有重大意义。我十分赞同和支持这一工程，以下提几点意见作为参考。

中国古籍汗牛充栋，其确实数目尚无定论，一种说法谓有100 000种之多，《四库全书》仅收正目书3 500种，只占全部书籍的35%。这些书籍分藏于全国及海外各地，收集困难，其中珍本、孤本尤难觅致。从前编《四库全书》，清廷挟其政治权威在全国采进，除在坊间以重金购买，私家献书者亦甚多，献书在500种以上者即有鲍（士恭）、马（裕）、汪（启淑）、范（懋柱）四家，现在以民间之力收集图书，既不能出以行政命令，又无巨大财力支援，将来罗致图书必有困难。即使国家之图书馆现已有看书交费之制度，但如果要照相影印出版，恐阻力极大，难以实行，此事不可不预先计及。

编纂中一大问题，为如何分类。古籍分类各家不同，今既为《续修四库全书》，则仍以沿用《四库全书》之分类为宜，但其下之子目类别又不能不加以变通，原因如下：（1）既为《续修四库全书》，则所收近代书籍必甚多，近代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东西方文化撞击交流，西方科学知识输入中国，中国之知识结构大大改变，所出书籍很多突破传统范围，已非旧的书籍分类框架所能容纳。如江南制造局和各地译书机构所译自然科学声光、化电、动植、医药书籍，数量极多，应甄选编入。但《四库全书》目录中仅有天文术数类，不能容纳此众多而重要之自然科学译书。（2）《四库》例不收戏曲、小说，故无此目录，《续修四库全书》对元曲、传奇、《红楼梦》、《水浒传》持何态度？若欲酌收，必当新立子目。（3）《四库》目录有不合理处，亦可改进。如《四库》史部有金石目录类，将金石与目录合二而一，其实二者之内容判然有别，尤其在清代中叶以后各地钟鼎、碑刻出土极多，金石之学大盛，金石、目录同列不伦不类、庞杂无序，应予单列。又如晚清日记极多，价值亦高，而《四库》旧目中无日记一类，亦应增列。《四库》旧目可议者甚多，当深入研究，以便改进，提高《续修四库全书》之质量。

茫茫书海数量繁多，何者选入？何者割爱？应明立标准，严定去取，入选书应以学术内容为主要标准，另外可考虑该书之代表性、版本，等等。鄙意唐以前《四库》未录书已为罕见，宜多采录，包括近日考古发掘所得竹简、帛书可全部录入。竭泽而渔，求其全璧。唐以后书，存世已多，只能择善而从，清代书则不得不大加删汰。但此书既为《四库》之续，乾隆以后书亦当有相当数量，孙殿起之《贩书偶记》和《贩书偶记续编》著录乾隆以后书16 000多种，实际恐不止此数。鄙意此类书选入之比例，应不少于全部篇幅之60%。

有清一代，政府编纂史志，私人刊刻文稿，卷帙浩繁，字数众多，有望洋兴叹之感。选录，则《续修四库全书》篇幅有限，难以容纳；摒弃，则重要典籍未录，于心不安。如《清实录》共4 000多卷，其篇幅超过“二十四史”，以《续修四库全书》之篇幅衡量实难全部录入，然此书之重要性极为明显，不需殚述。又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全集各达100多卷或数百卷，如何去取，深感两难。

关于收录书籍截止的时间，我同意截至辛亥革命、清王朝覆灭。这样有些重要书籍就不能收入，如《清史稿》《新元史》等。有些问题可进一步考虑，如作者逝世于民国，但其人在晚清已有重要影响者可以收录，如袁世凯、张謇、康有为、梁启超以及逝世于辛亥革命前之革命党人邹容、陈天华、秋瑾等之著作。

有些书籍是少数民族文字之汉文译本，译本在辛亥革命之后而原书成于辛亥革命之前，应收入。如《满文老档》成书于17世纪努尔哈赤皇太极时代，近年来方才译成汉文出版。

也有些书籍，原文成书甚早，但漫漶讹漏，不可卒读，至晚近整理后，始能阅读利用，收录时可用晚近之善本，如杨英之的《先王实录》记载郑成功事迹，为第一手重要史料，此书成于清初，但只在民间流传，旧版错乱太多，难以卒读，似需采用近人陈碧笙之校注本。梁廷柟的《夷氛纪闻》记鸦片战争始末，亦需用邵循正之整理本。

注释

[*]原载《繁露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三谈《续修四库全书》[*]

近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初选书目。编选的专家们在大量书籍中甄别遴选，用功极大，态度审慎。我看了史部的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史评等类，尚未得见史部初选书目之全豹，今就所知，略抒管见。

第一，书目中收《史记》三家注，用宋黄善夫家塾刻本，此为重复收录。因《史记》三家注，早已收入《四库全书》，但《四库》所用为内府刊本，宋黄善夫本自较内府刊本为佳，但《续修四库全书》不能因有更佳之版本遂重复收书，这样将收不胜收，无所底止。如“二十四史”，《四库全书》均采用内府刊本，因为这是钦定的本子，今通行之“百衲本二十四史”即较内府刊本为佳，难道将百衲本全部重收以替代《四库全书》中的内府刊本？应该严立体例，不因有善本而重复收书（亦可有例外，如近年出土的《老子》）。

第二，李清的《南北史合注》卷帙虽多，可以收录，李清的多部著作，当年已被四库馆臣收录，因抽查时发现他把顺治帝与明之崇祯帝相提并论，乾隆怒其大不敬，指责李清“系明季职官，当明社沦亡，不能捐躯殉节。在本朝食毛践土，已阅多年，乃敢忘逞臆说，任意比拟”，将其著作一律撤出《四库全书》。这是《四库全书》已缮成后第一起抽出销毁的著作。据江藩称：此书与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梅文鼎的《历算全书》并称三大奇书。

第三，钱大昕之《元史·氏族表》《元史·艺文志》未收录，似可考虑补入，钱有志于新修《元史》，已动手属草，据说有人后来见到过他的《元史》草稿，唯迄今无下落。《氏族表》《艺文志》是他先完成的作品，号称精审。

第四，编年类选入清林春溥所作《古史纪年》《古史考年异同表》，所考为黄帝至共和纪年，其年代渺茫难知，即考古发达之今天尚难寻其端绪。林春溥所言颇多凿空附会，难以征信，两书可以不收录。

第五，初选书目选入陈鹤的《明记》与夏燮的《明通鉴》，两书篇幅均甚大，占用字数太多，似可择取其一。陈、夏两家之书均记述有明一代之史事，内容相同，体例相似。我倾向于收录夏书，因陈鹤书较简略，体例芜杂，且陈鹤生前未及完成全书，系其孙陈克家所续成。

第六，所收《东华录》有蒋良骐、王先谦、潘颐福、朱寿朋多种传本，全收则篇幅太大，内容重复。学界一般盛赞蒋《录》而贬抑王《录》，蒋《录》篡改处较少是其优点，但篇幅简略，大事失载甚多，且止于清中叶。王先谦的《东华录》虽有缺点，但篇幅巨大，内容丰富，可下接朱寿朋的《光绪朝东华录》，窥见有清一代史事之全貌。

第七，黄寿鸿的《清史纪事本末》芜杂疏略，非史部佳作，且此书成于民国时，按《续修四库全书》收书截止辛亥革命之例，亦不应录入。

第八，施琅的《靖海记》，此书为施琅收复台湾前后之奏稿，应入诏令奏议类而不应入纪事本末类。为施琅子施世纶所编，书名《靖海记》，光绪重刊时改名《靖海纪事》，内容有所增补，现有王铎校注本。

第九，《筹办夷务始末》，此书只有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光绪以后如何补续？

第十，别史类所收《季汉书》，系根据《三国志》改编，并无新材料，唯改蜀为正统，后人补史改史之作多此种作品，水平不高，唯表露无聊之正统思想。其下所收《删补晋书》《晋记》《晋略》，因嫌《晋书》芜杂而改写，亦不足观。

第十一，纪事本末类所收《皇朝武功纪盛》，作者赵翼，虽为史学名家，然此书记述战争，记胜不记败，记功不记过，颂扬过当失实者多，如喀喇乌苏之败、和通泊之败、木果木之败皆讳而不详。

第十二，杂史类，注《国语》者多达6种，鄙意自韦昭注《国语》以后，其他注家只在个别问题上拾遗补阙，汪远孙是较有成就的一个，但陈奂为汪书作序称其《国语考异》“草创初成、修饰末备”。

第十三，《靖炎两朝闻见录》，作者署名陈东[按：陈东为太学生，死于建炎元年（1127）]，他何以能见建炎时事，不能无疑。

第十四，太平天国刻印之书，全未著录。《天情道理书》《天父下凡诏书》《天命诏旨书》价值较高，可纳入诏令奏议类。其他如《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李秀成供状》亦不可失载。

第十五，清代杂史类书极多，且富有价值，大多未录。如《啸亭杂录》《阅世篇》《履园丛话》《庸盦笔记》《热河密札》《夷氛纪闻》《中法兵事本末》均未载，而如汪堃的《盾鼻随闻录》系作伪之书，应删除。

注释

[*]原载《繁露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四谈《续修四库全书》[*]

这次讨论《续修四库全书》发下了史部后七大类的初选书目，这样一来史部十四类的书已可窥其全豹，共计初选的史部书约1 100种。

感谢参加初选的同志投入了大量的劳动，认真推敲，精心选录。史部书很多，犹如沙里淘金，工作是不容易的，初选书目我认为是较好的，初选者很有眼力，可称远见卓识。

史部书的体例和分类有所改革、有所创新，对此我特别赞赏。《四库》的史部原有史钞、载记两类，现在把它们删并，这是必要的。史钞、载记在《四库》以后没有多少书，没有什么好书，删并为好，而金石与目录原来放在一起，现在把其分成两类，也是必要的。乾隆以后各地出土的钟鼎、碑刻很多，著录丰富。而清代目录之学大盛，私家藏书甚多，这两类图书理应独立成类。而且，金石与目录合成一类似属不伦不类，《隋书·经籍志》以金石附入小学类，《宋史·艺文志》又把它和目录合在一起，四库馆臣沿袭了《宋·志》的体例，但也感到不太合适，因此他们实际上把金石分别附入三类，只列名称的入目录，有款式形制的入谱录（子部），考订字义声韵的入小学（经部）。这样，金石实际被一分为三，割裂矛盾。我们把它单列一类是很正确的，解决了当年四库馆臣碰到的难题。

还有类以下的子目也做了变动，传记、地理、政书、金石四类变动尤多，我也很赞成。要根据书籍的内容和体裁来确定其部类子目，近代的书籍和古代的书籍有很大不同，不得不突破原来的框架。例如传记类增设日记、年谱两个子目，因为近代这两类书籍大增。日记这种体裁，古代的书籍较少，有的如范成大的《吴船录》、陆游的《入蜀记》其实都是日记，《四库全书》都将之归入传记类的杂录中，究属不妥，单独列出子目亦属必要。

再有地理类，最早的《续修四库全书》之《凡例》和《缘起》中说明不收方志。我当时是很不同意的，曾经提过意见，方志为明清书籍的一大特色，数量之多、成绩之大，众所公认，我曾再三呼吁应适当收录方志。这次选目中收录了不少方志，地理类收书215 种，其中很多是方志，地理类的子目去掉宫殿目，把河渠、山水二目合并，边防目改成防务目，均是合理的。边防类书籍中实际包括了海防类书籍。以前闹过笑话，战备时将严如煜的《三省边防备览》打上包，说是有关边界问题，要保密，不得阅览。其实，三省是指湖北、陕西、四川，都是中国的腹地，哪里是什么“边界”，是“边防”两个字弄出了误会。

编纂《续修四库全书》，一个大问题是发凡起例、分门别类以部勒群书，既名《续修四库全书》，就应当尽可能保存《四库全书》原来的框架和风格，不宜大事更张，但对部类子目的修订却是不可缺少的。

对部类子目的修订，我还想到三点，供参考。

第一，是史部的诏令奏议类，将此二者合在一起是四库馆臣的创举，以前书目将诏令放在史部而将奏议放在集部。四库馆臣将二者合并到史部，实有可议之处。如果将奏议放在史部，将来集部怎么办？我们知道近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的全集都包括奏稿、公牍、书信、诗文在内，如果集部收入他们的全集，奏稿就会重复收录。如果不收全集，当然也说不过去，如果集部删去奏稿，又会发生割裂全书的弊病。编纂集部书，势必左右为难，我主张将奏议放入集部，无论全集中的奏稿还是单独成书的奏稿，一概归入集部。

第二，传记类子目经改革后分列总传、别传、年谱、日记等，但是年谱与传记有别，日记更不是传记，似乎名实不符，可否将传记类改称人物类？

第三，到了近代，中国的书籍不仅数量激增，而且品种门类大大增加，有的和传统书籍完全不同。例如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大彼得变政记》介绍外国历史，是否应选录？这类书籍今天研究世界史的人不会参考，但却曾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重要影响。光绪皇帝在戊戌变法中看了这类书，天天催下面进呈后续部分，对光绪的思想起了很大作用，似应选录。但该分在哪一类？应斟酌。还有世界史部分，有林琴南译的《拿破仑》传，这是中国人了解西方历史的开始。夏曾佑还写了一本《中国古代史》，把进化论介绍到中国来，运用于中国历史研究中。这些在东西方文化接触时期的代表作，均付阙如，似应补足。

传记类中第一部黄汝亨的《廉吏传》实际上是续宋代费枢的同名书，曾列《四库存目》，四库馆臣讥其杜撰和肤浅。这部书和《续高士传》如果被录入《续修四库全书》，那么排列顺序应该靠后，因为所载已是宋以后或晋以后的人物。

传记类中孙奇逢的《理学宗传》、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均未收入，应考虑收入，而钱谦益的《国初群雄事略》似应入别史类。

别传和年谱共收书55种，近代人仅有7种（曾国藩2种及左宗棠、郭嵩焘、林则徐、龚自珍、岑毓英各1种），比例太少，应增列，建议考虑《康南海自编年谱》（康有为）、《汪穰卿年谱》（汪康年）、《徐愚斋自叙年谱》（徐润）、《成山老人自撰年谱》（唐炯）等。

日记类仅列翁同龢的《军机日记》2卷而不录《翁同龢日记》全文，不免买椟还珠，《翁同龢日记》虽长，但价值极高。选录此书可以增加《续修四库全书》的价值。

传记类应考虑选录少数民族的书籍。如《和卓传》原为维吾尔文，写成于乾隆平定大小和卓不久以后，今有英、俄、汉译，此传之价值相当于蒙古族的《元朝秘史》，还有达赖、班禅，历世都有当时写定的藏文传记，但不知有无汉译本。

方志类选录较恰当，如章学诚、戴震、孙星衍、洪亮吉、李兆洛、陆陇其、姚鼐、段玉裁所修的著名志书，均选录在内，加上《四库全书》未录的宋明志书，颇称大观，建议增加《上海县志》，是同治时应宝时修，实由俞曲园主纂，由此志可得知上海开埠初期的一些变化。又建议增加《琼州府志》，因为海南今天是一个省，应有所反映，《乾隆杭州府志》标名邵齐然纂，实为邵晋涵纂，应予改正。

梁廷柟的《粤海关志》、徐松的《西域水道记》、陈琮的《永定河志》三书，见于地理类，但与政书类中重复。

所收杨守敬、熊会贞的《水经注疏》固为精品，但成书已在民国年间，《续修四库全书》例不收辛亥革命以后的书，可以考虑。《四库全书》收了赵一清的书，《续修四库全书》可否收录戴震和全祖望的书？

地理类杂志中可收录印光任的《澳门记略》，此书只入《四库存目》，今日谈澳门历史的人都要参考此书，又七十一的《西域闻见录》（谈新疆风土人情）、王韬的《壖杂记》（谈上海）亦可考虑选录。

防务类中可考虑收录《顺风相送》一书，这是明抄本，藏于英国牛津大学，最早记录了钓鱼岛，另外陈侃的《使琉球录》、胡宗宪的《筹海图说》均有关于钓鱼岛的记载。

政书类收录多传统的水师、河工、钱漕。近代工商业和近代军事已兴起，当有所反映。如北洋海军、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小站练兵，辛亥革命前均有专书，应该选录一部分。

时令类选书24种，太多，《四库全书》当年只选录2种，还有家谱、族谱，《续修四库全书》一概摒弃不录。家谱、族谱具有相当的研究价值，是研究社会史、人口史、宗法和家庭问题的重要书籍。今美国犹他州有收藏家谱的图书馆，藏量为世界之最。海外华人华侨也非常重视寻根问祖，家谱、族谱之研究亦有加强全世界华人凝聚力的作用，似应在传记类中辟一宗谱子目，少量收入家谱、族谱，填补此项空白，其中亦应录入满族、蒙古族的家谱。

《四洲志》是林则徐派人翻译澳门新闻纸而编成的，是他在鸦片战争中了解外国的重要资料，也是后来魏源编纂《海国图志》的重要根据，反映了我国近代最早学习西方的产物，很有历史意义，篇幅不大，可以录入。其原本要向福州《林则徐全集》编纂委员会探寻（在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内）。

注释

[*]原载《繁露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五谈《续修四库全书》[*]

这次看到《续修四库全书》子部中7类拟收书的目录初稿，包括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

子部书选录的难度最大，较经、史、集部更难。因为从乾隆到清末一二百年间，中国社会大动荡、大变化。尤其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门户被打开，西方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像潮水一样涌进中国，中西文化发生冲突、交流、融合。中国的文化结构发生重大的、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学术文化衰微，西学、新学产生，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兴起。因此，书籍的内容、性质、分类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续修四库全书》重点收录乾隆以后至辛亥革命的书籍，就要反映这一时代的特点，即西学、新学的勃兴。在四部书类中，经、史、集部偏重于传统学术，变化相对较小，而子部书最能反映知识结构之变化，应扩充、容纳反映新知识的书籍，所以子部书的选录最难，要有较大的变动。

此外，子部书籍内容庞杂，体例纷繁，包括天文、数学、历法、科技，也包括诸子百家，从道、墨、法、兵、医、农、琴、棋、书、画以及笔记、小说，甚至看风水、算命的书籍，无所不包。《四库全书》的经、史、集三部书较为单纯，凡三部中包括不了的都被放到了子部，故子部书内容杂乱、体例多样。当年四库馆臣编子部书已颇为难，在分类方面煞费苦心。今天看来，某些类目应该做些调整。

子部书分类的大问题是如何反映乾隆朝以后的西学东渐、知识内容的增新与知识结构的变化。主要增加了两类书籍。

一是自然科学类。中国过去自然科学不发达，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乾隆时编《四库全书》，戴东原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已遗失的古算书《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等，加上利玛窦、徐光启所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列入天文算法类。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向西方学习，首先学习造船、造枪炮以及建工厂、开矿山、造铁路等，迫切需要自然科学知识。当时，上海的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北京的同文馆，广州的广方言馆从事这方面的译书工作。著名中国学者李善兰、徐寿、华蘅芳均以译书闻名，外国人则有傅兰雅、艾约瑟、伟烈亚力等人。著名的书有李善兰译《几何原本》后九卷（前六卷为利玛窦译，已载于《四库全书》），傅兰雅、徐建寅译《声学》，傅兰雅、徐寿译《化学鉴原》，艾约瑟、李善兰译《重学》，华蘅芳译《地学》，艾约瑟译《动植物启蒙》等。梁启超作《西学书目表》称：“曾文正开府江南，创制造局，首以译西书为第一义，数年之间，成者百种。而同时同文馆及西士之设教会于中国者，相继译录，至今二十余年，可读之书，略三百种。”（《西学书目表序例》）此外尚有自著之自然科学书，如郑复光之《镜镜痴》。

这么丰富的自然科学书籍，是晚清社会所特有的，反映了时代的潮流。为了包容这些书籍，原有的《四库全书》分类框架就不行了，《四库全书》分类中仅有天文算法一类，现在有了物理、化学、动物、植物，即所谓声、光、化、电、动、植的整个自然科学。故我建议增设格致一类，以适应时代变化所带来的知识增新。

二是社会科学类。也是从西方翻译介绍来的，反映知识结构的重大变化。如严复翻译的赫胥黎之《天演论》、亚当·斯密之《原富》、孟德斯鸠之《法意》、穆勒之《名学》、甄克斯之《社会通诠》等书，对中国近代知识界影响巨大，是《续修四库全书》不能不收录的。但放在哪一类中呢？原有的类目都不适宜。

还有中国人自著的经世致用之学、改良革命之书，也是前所未有的。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马建忠的《适可斋记言记行》、何启的《新政真诠》以及梁启超的《变法通议》《新民说》、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醒世钟》，均为影响极大、振聋发聩之作。此类著作数量很多，如雨后春笋，应该收在哪一类，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杂家类？哪一类也不合适。传统知识中原来没有的新内容、新书籍出现了，必定会突破原来书籍分类的旧框架，故而我主张增设社会政教类，以包容这些新书籍。

目录学将书籍归纳分类，提纲挈领，纲举目张。子部书原分14 类，内容最庞杂，分类最紊乱。例如儒家一大类，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学习孔孟圣贤之书，都自称“儒士”，他们所著之书几乎都可以被归为儒家类。如何界定儒家类和非儒家类，没有什么明确的界限。又如杂家类的杂学把墨子、尹文子、公孙龙、鬼谷子、吕不韦、淮南子放在一起，实包罗了诸子百家。杂家类本来就很杂，其下还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编、杂纂，一部书究竟应归属杂家类的哪一个子目，实在难以裁定。又如艺术类和小说家类也非今天所理解的含义，《四库全书》中的艺术类实包括琴、棋、书、画，小说家类则为稗官野史和讲故事、说笑话，与今天的艺术、小说大相径庭。

下面谈具体书籍的选录。

艺术类中李开先的《中麓画品》可不录入，因为此书议论很怪僻，如论画将大画家倪云林置于二等，沈周、唐寅置于四等，而一些并不知名的画家反而高居一等。

艺术类应录入周亮工的《读画录》。周亮工是明末清初人，原为明臣，后归附清朝，乾隆时被列为“贰臣”。《读画录》本已被收进《四库全书》，后发现其中有两句诗“人皆汉魏上，花亦义熙余”，被指责为讥讪清兵入关事，因此周亮工的著作一律被撤出《四库全书》。

可增录凌廷堪的《燕乐考源》，此为考据音乐史的名著。

杂家类所收庄逵吉的《淮南子》校本，可不收入。因《淮南子》最佳校本当推王念孙之校本，《续修四库全书》已收入王念孙所著《读书杂志》。庄逵吉自称得道藏本，顾广圻批评他并未见到道藏本，只是不学无术，自作聪明。

全祖望的《经史问答》可不收录。因《续修四库全书》集部之清别集必当收录全祖望之《鲒埼亭集》，会有重复。

小说类可补入唐孙棨的《北里志》，此为写娼妓的书。《四库全书》已收《教坊记》，而不收此书。此书虽写娼妓生活，但为黄巢起义后回忆长安之作，可以窥知当年长安的繁华。

清吴长元的《燕兰小谱》亦可列入，其中记载了魏长生、王湘云等名伶。

注释

[*]原载《语冰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

六谈《续修四库全书》[*]

《续修四库全书》集部清别集选目已阅。存世之清代诗文集有10 000多种，现在挑选309种，百中选一二种，权衡去取煞费苦心，实属不易。但309种清人别集一次印行，卷数达6 000卷，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实为有裨于历史文化事业之盛举！

清集浩如烟海，鄙人寓目者不足百中之一，故难详举选目之得失。仅就两个问题稍抒愚见，聊供参考。

第一，清人别集中很多将奏疏与诗文归入一集，但《续修四库全书》体例将奏疏单独归入史部，而将诗文归入集部，如此处理，一部书就要一分为二，被分别置于史部、集部之中。如选目中《李文忠公朋僚函稿》24卷本为《李文忠公全集》之一部分，今因《奏稿》部分已归史部，故只能单取《函稿》入集部，将一书割裂为二，但现在史部已出版，苦无补救之良策（附带说明：选目单取《朋僚函稿》，尚有《译署函稿》《海军函稿》，为办洋务建海军时之通信，重要性不在《朋僚函稿》之下）。此外，所收曾国藩之诗集书札、张之洞之古文骈文、曾纪泽之文均有此问题。

第二，别集部应多选晚清人物，因距现实较贴近，重要性也增加，但选目中道光以前收266部而咸、同、光三代仅收43部，比例失调，鄙意宜增多近代文集，而稍删道光以前文集。

我的初步想法是，康熙时三徐（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的别集可删，徐乾学的《憺园集》中议礼及一统志体例等文虽尚有可观，但大体冗滥，多装饰门面语。又周亮工的《赖古堂文集》所收皆其已焚毁之余，诗序、寿序为多，非其精华。王顼龄的《世恩堂集》多歌功颂德之词，已录其弟王鸿绪的《横云山人集》，故亦可删。邵长蘅的《青门簏稿》《旅稿》《剩稿》，论者讥其成就不大，学问逊于姜宸英。沈德潜选其诗抄已可，文抄（雍正、乾隆时）可删，因沈德潜之成就在诗不在文，沈德潜自言其文乃三场对策之文，摭拾陈言，根底不深。又朱仕琇的《梅崖文集》，论者讥其高自位置，而文辞欠通。

此外可删者尚多，如雍乾将汪绂的《双池文集》、牛运震的《空山堂文集》、盛百二的《柚堂文存》、顾光旭的《响泉集》、李鼎元的《师竹斋集》、杨芳灿的《芙蓉山馆诗抄》、曾燠的《赏雨茅屋诗集》，嘉道时期吴鼒的《吴学士诗集》、彭兆荪的《小谈觞馆诗集》、陆继辂的《崇百药斋文集》、陈沆的《简学斋诗存》、杨彝珍的《移芝室诗抄》，均可删，其理由不赘述。

我认为似需增补的：

《朱舜水集》（朱舜水去日本弘扬儒学）

《杨园先生集》（张履祥重践履、亲农事，书中有农学知识、经济史资料）

《通志堂集》（纳兰性德，著名词人）

《楝亭诗抄》（曹寅，曹雪芹之父）

《聊斋文集》（蒲松龄，虽只有2卷，但其中说山东灾荒为逼真之实录）

《行素轩文存》（华蘅芳，其中多自然科学）

《春在堂集》（俞樾，为经学大师）

《秋蟪吟馆诗集》（金和，著名诗人，多反侵略诗）

《师伏堂集》（皮锡瑞，今文学家，有独到见解）

《艺风堂集》（缪荃荪，晚清著名学者，《集》中多掌故考据，其骈文可上比洪亮吉）

《四魂集》（易顺鼎，著名诗人，有甲午时诗词）

《诗集》（樊增祥）

此外，陈三立、沈曾植、陈衍之同光体诗宜应收入。

又选目中既收章太炎之文集，则亦可考虑收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张謇、蔡元培、汤寿潜、刘师培、王国维早年之文集。

清代女子有文才者亦多，如柳如是的《湖上草》、曹贞秀（王念孙之妻）的《写韵轩诗稿》、顾太清的《天游阁集》、王照圆（郝懿行之妻）的《闺中文存》等。

因近日冗事繁杂，未得深考，所言恐多误漏，仅供参考。

注释

[*]原载《语冰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

谈《李鸿章全集》的编纂[*]

这次《李鸿章全集》的重新编纂，是在顾廷龙老先生的倡议下开展的。安徽教育出版社和安徽社科院的同志，经过大半年的精心设计，精心组织，联络了北京、上海等好几个省市的同志参加这项工作，尤其是安徽教育出版社能够筹集巨资出这部书，表明安徽的同志有魄力、有远见。当然，首先是顾老的倡议非常好。我本人也乐于从命，愿意在顾老的领导下，团结编委会的全体同志，做好《全集》的编纂工作。

这次重新编纂《李鸿章全集》，我想可以概括为三句话：一是规模宏大，二是任务艰巨，三是意义深远。

第一，规模宏大。自李鸿章去世后，李氏文稿刊出了不少，其中以吴汝纶所编《李文忠公全书》篇幅最大，约有700万字，但从目前李氏文稿的收集、保存情况看，吴汝纶所编的只占全部文稿的1/3左右，还有大量的材料，包括奏折、附片、咨札、批牍、问答节略、信函等未被收入。如果出齐了，估计将达到2 200万字的规模。

2 200万字的规模，是个什么概念？中国历史古籍可以说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但像李鸿章个人在身后留下那么多文字资料的，实属罕见。“二十四史”，总数约4 000万字，但这是由历朝历代专门的修史班子完成的，是集体工程。至于个人作品，南宋陆游号称多产诗人，他的《剑南诗稿》留下近10 000首诗，有一二百万字；还有一个乾隆皇帝，他的御制诗有40 000多首，也不过五六百万字，和李鸿章相比，差的就远了。李鸿章的作品，不光是数量上冠绝古人，从其内容来讲，涉及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留下的资料信息量非常之大，是一座十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宝库，值得很好地挖掘、整理、开发。

第二，任务艰巨。刚才顾老讲了，希望通过全体编委的努力，把这部新出版的《李鸿章全集》编成一个最新、最全、最完善的本子。要达到这个标准是很不容易的，需要做一系列认真扎实的工作，从资料的搜集、识读、辨伪、分类、编排、标点、注释、考证、编制索引，直到出版、发行，一切都要通盘规划，精心设计，精心组织，分工合作，相互配合，各道工序之间要紧密衔接。这样一个规模浩大的系统工程不是出版部门一家的事，需要图书资料收藏、科研和出版三个部门之间精诚团结、通力协作才能最终完成。现在，经过安徽同志的组织联络，编委会已经包括了这三个方面的同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开端。

李鸿章去世已经90多年，收集资料的难度很大。我从20世纪50年代起从事近代史研究，所读的第一部大书就是吴汝纶的《李文忠公全书》，感到里面甲午以后的材料很少，许多涉及外交方面的材料也很模糊。我们新编《全集》，应加强这方面资料的收集。上海图书馆的底本有缺佚，可以到一档馆核对军机档，将李鸿章的奏折补齐，这需要在座的徐艺圃馆长提供方便。另外，李氏函稿也很重要。李氏在他的私人信件中所谈到的事实，表达的心态、感情是官样文章中所没有的。目前北京、上海、安徽等地，虽集中收录了不少，但估计还有不少散落在民间，直至海外，在今后几年的编纂过程中，应尽可能注意这方面的信息，力争收得更全一些。

还有一个难题是李鸿章的一生经历，从他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进士，到签订《辛丑条约》后去世，时间跨度大，活动涉及面广。在他的文集中，大至军国大计、国防战略、外交谈判，小至细末毫微的人际关系、诗酒应酬、家务琐事，内容十分庞杂。因此，要把这部书编好、校好，参加的同志一定要有丰富的近代史知识，要从研究者的角度从事整理和编辑。

同时，由于许多整理者协同参加，因此一定要有一个科学化、规范化的体例要求。高质量产生于严要求，太草率了不行。几位执行编委拟出了《编纂工作手册》征求意见稿，希望各位编委能认真审阅、讨论，提出修改意见，以利于编纂工作的全面展开。

第三，意义深远。重新编纂出版《李鸿章全集》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李鸿章这个人物，不但留下的文字作品多，而且他的活动是近代史上其他人物不可替代的。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留下的文字也不少，但他的活动到1872年就停止了，中国近代史后半期的重大事件与他无关。另一个重要人物慈禧，尽管长期掌握政权，但她没有直接的作品传世。其他一些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如林则徐、康有为、孙中山等，他们的活动和作品都只分别涉及近代史上的某个阶段。只有李鸿章的活动和留下的文字，几乎涵盖了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内容。因此，梁启超把他所写的《李鸿章传》，别称为《中国近四十年来大事记》，的确是十分贴切的。

李鸿章生活的时代，是中国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和过渡的时代，古今中外的各种矛盾错综交织，当时社会上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中国人，提出各种说法和方案，试图从各个方面探索强国富民的道路。当然，这些人由于各自的背景、立场、方法不一致，取得的效果也不一样。应该承认，李鸿章也算是探索者之一，他所从事的洋务运动也是一种尝试和探索。

如果用现实的眼光审视那段历史，就会看到近代中国同样有着一个面临挑战、抓住机遇的问题。在西方列强的挑战面前，日本搞了明治维新，国力迅速提高，虽然最后它走上了军国主义的侵略道路，这是不足取的，应引以为戒。而我们中国在那个时期，先有李鸿章等兴办的洋务运动，后有康有为领导的维新变法，但都没有成功，一次次丧失了历史赋予我们的机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恐怕有几条很值得注意：一是国际上要有一个和平的环境，二是国内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三是要看决策者改革开放的决心、才能及所实行的措施。晚清社会，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国内政局派系林立，矛盾重重，李鸿章要搞改革，缺乏前面两个基本条件，加上他本身是封建知识分子出身，他的思想框框束缚了他，使他不可能有太大的成就。

今天，我们又碰到了迎接现代化的机遇问题，如何抓住机遇，奋起直追，这就需要认真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成败得失。我们在编《李鸿章全集》的时候，通过爬梳、整理资料，也会得出有益的启示，深化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当然，对李鸿章的评价，史学界一直存在分歧，有人说他是刽子手、卖国贼，也有人称他为中国近代化的先驱，功过毁誉不一。我们编纂《李鸿章全集》，主要是整理文化遗产、挖掘历史资料，不是对李鸿章的功过做结论。但是编纂他的全集，把资料出齐了，历史学家们阅读了全部资料，自然会对李鸿章做出公正的评价。这项整理和编纂资料的工作非常重要，一门研究学科的突破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新资料的发现和公布。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史学会曾先后整理、出版了许多本《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极大地推动了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并培养出一大批近代史研究人才。所以，在目前形势下，《李鸿章全集》的整理、出版，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一项十分关键和必要的工作。我希望，通过我们全体同志的团结协作、辛勤努力，在20世纪末能有一部收罗全面、体例完备、质量上乘的大型学术文集问世。

注释

[*]原载《安徽史学》，1993年第3期。原题目为《在<李鸿章全集>编委会首次会议上的讲话》。

再谈《李鸿章全集》的编纂[*]

《李鸿章全集》开始编纂一年多来，总的进展情况是顺利的，绝大多数的资料已征集到手，并分发给各位编者开始编校。其中奏稿进程快一点，接近完成1/3，函稿和电稿两部分也分别取得了一定进展。通过一年多的工作实践，较为集中地反映出这项工程工作量大、难度大的特点。在资料缺口方面，还有一些困难需要通过继续努力来克服；在实际编校工作中，还有许多超出《编纂工作手册》范围的疑难问题需要解决。我们这次会议，就是各地的编者，带着在操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前来认真讨论、会商解决。我作为主编之一，参加具体工作较少。因此，我对光临这次会议的全体编者表示崇高的敬意，对他们前一段时间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李鸿章全集》的编纂，是一项规模宏大的跨世纪文化工程，它的总字数是2 200万左右，从数量上讲，是历史上个人文集之冠。从李鸿章本人的地位来讲，他是19世纪下半期中国历史舞台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是主角之一。李鸿章地位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他的活动时间长、活动领域广、所做事情多。

说他活动时间长，是指和同时代的其他重要人物，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张之洞、袁世凯以及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相比而言。从他1862年率淮军进入上海并担任江苏巡抚起，直到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后去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整整活动了40 年，比上述任何人的活动时间都长。

说他活动领域广和所做事情多，是指李鸿章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一要职，是当时清政府高层参与决策、执行决策的重要人物。在当时外国人的眼中，李鸿章就代表着清政府，甚至只见李鸿章而不见清朝皇帝，要和清政府打交道，首先就必须和李鸿章打交道。在军事上，李鸿章是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开了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先河。经他直接指挥和参与的军事行动，有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中法战争，他虽然没有亲临指挥，但是他麾下的淮军参加了战斗。到了甲午战争，更是以北洋一隅之力，对抗日本全国之师。在外交上，从19世纪70年代起，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经办了许许多多的中外交涉，天津教案、琉球事件、中日建交、马嘉理案、《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绝大部分的对外条约都是经他参与、由他出面签订的。在经济建设上，李鸿章又是洋务运动最积极的推动者，那个时期的近代企业，李鸿章创办最多，成效也最大。如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李鸿章一人办了三个：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另外一个福州船政局是左宗棠和沈葆桢合办的。后来，他还办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总局、漠河金矿、上海织布局等，中国近代早期的铁路也是在李鸿章的建议和主持下修建的。

从李鸿章的这些活动来看，整个19世纪下半期，中国正面临一个大动荡、大分化的时代，内忧外患，新旧交替，李鸿章处在各种矛盾和旋涡的中心，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李鸿章虽然做了那么多的事，但却被人形容为：权倾一时，谤满天下。这八个字既很概括，同时也不难理解。因为李鸿章当时掌握了相当一部分实际权力，而中国又是一个弱国，弱国无外交，在外交上受制于外人；在经济和国防建设上要做那么多事，财力又不允许；当然李鸿章本人也有许多难以克服的缺点，他毕竟是封建清王朝的一位大臣，所以总的来讲，他当时处在一种非常为难的地位。尽管他去世已经90多年，但盖棺尚未论定。史学界对他的评价，一直众说纷纭，争论多，分歧大。我认为，不管评价如何，他所做的那么多事摆在那里，他地位的重要性也十分明显地摆在那里。不了解李鸿章，就不能深入了解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也不能深入了解和研究中国近代史。

李鸿章的集子，以前也编过多种，最有名的是吴汝纶所编的《李文忠公全书》，现在看来缺漏太多。我年轻时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读的第一部大书就是这部《李文忠公全书》，当时就感到很奇怪，里面许多内容怎么会没有了，接不上趟，尤其甲午以后缺失很多。幸运的是，这些被删除的未刊稿，大部分都被保留在上海图书馆。本书的主编顾廷龙老先生是一个有心人，我们今天得以重新编纂《李鸿章全集》，要感谢顾老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独具慧眼，将这批珍贵的资料保护、抢救下来，使我们今天的编纂工作有了一个重要的资料来源和依据。

历史科学的本质特点是依靠材料，从大量原始材料出发开展研究，而不能搞无米之炊。因此，材料对于研究者，就像水对于鱼，空气对于鸟，非常重要。新材料的发掘和发现，往往会给一门学科的建设带来突破性的进展，回顾我们中国近代史这门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情况也是这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们史学界的一批老前辈，如郭沫若、翦伯赞、侯外庐、尚钺、吴晗、吕振羽，大多数是搞古代史的，其热点集中在先秦，只有范文澜写了一本《中国近代史》，还只能算是半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注意了自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的近百年史，逐步加强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机构和学术队伍的建设，终于形成了目前和中国古代史研究并驾齐驱的局面。

刚开始的时候，中国近代史没有多少资料可看，只有左舜生、蒋延黻各编过一部资料，还有杨松、邓力群也编过一部（后由荣孟源增补），资料少，著作也少，因而起步艰难。当时北京的情况还稍好一些，可以到北京图书馆看线装书，在其他地方则困难更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史学会组织编写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一共有十几种，第一部就是《太平天国》，1952年由神州国光社出版。当时编委会的成员都是史学界的一些著名专家权威，有范文澜、徐特立、陈垣、郑振铎、向达、胡绳、吕振羽、华岗、邵循正、白寿彝等先生，编委会的阵容很强大，还有其他许多史学家参加。这一套十几部的大书，直到前几年才编完，为我国近代史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开展了自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研究，写出了数百部著作和数以万计的学术论文。前几年一位美国朋友对我说，你们出的这套《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为我们美国培养了上百名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博士生。可见，这套资料对国外的影响也很大。资料建设对历史领域中一门新学科的兴起来说，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那么，我们今天常常使用的这套《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有多少字？全部加起来也就是3 000万字左右，比我们现在所编的《李鸿章全集》稍多一点。因此，我们编《李鸿章全集》这样的大书，将大大地造福于今后的学术界。《全集》编成出书，大概要接近20世纪末了，它真正发挥影响、产生学术价值，要到21世纪，所以我说它是一项跨世纪的文化工程。

《李鸿章全集》的编纂，也是一项有实际意义、有现实价值的工程。李鸿章所办的那些事，离我们今天很近，比如，中国近代工业是如何产生的，它的起步情况如何？李鸿章文稿中保存了大量有关这方面的材料，整理出来，能为我们今天的经济建设提供借鉴和反思，如果现在不编，将来就可能散失，那就太可惜了。所以，我们今天所做的这项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抢救。

历史学科的建设需要依靠资料，历史学科的突破同样离不开资料。前些年我们曾经很热烈地探讨过近代史研究如何突破的问题，大体说来，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新观点也即理论框架的建立，二是新资料的发掘。与中国古代史相比，近代史在后一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古代史，尤其先秦、秦汉史，除非出现新的重大考古发现，在资料文献上可以说是“竭泽而渔”了；而近代史则不同，新资料层出不穷，涉及领域广，潜力很大。我刚从常熟开完“翁同龢与甲午战争”讨论会，我们这里在编《李鸿章全集》，他们那里也在计划编《翁氏文献集刊》。翁同龢还有一个门生张謇，状元及第，是近代著名的实业家和政治家。这次张謇的孙子张绪武先生（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也来开会，对我说，南通方面也想整理张謇的资料，数量也很多。另外，张之洞的资料多集中于北京近代史所，盛宣怀的档案多集中在上海图书馆，周馥、周学熙的资料多集中在天津。据安徽淮系集团研究中心的同志介绍，淮系集团将领、幕僚人数很多，也还有大量未刊的资料正在收集、整理，数量也很庞大。这些都是十分丰富的宝藏，将来逐步发掘、整理出来，必然给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带来一个新的面貌。从目前来看，我们编《李鸿章全集》是迄今规模最大的一部私人文集，这个工作做好了，会对我们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和突破带来难以估量的重大影响。因此，我要感谢安徽的出版界，有魄力、有眼光出版这样一部巨著。同时，也希望参加编纂工作的各部门、各单位的同志，通力合作，把这项工作做好。

这次编纂工作会议，主要解决同志们在工作进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我们编委会和几位执行编委，在去年开始编纂时虽然搞了一个《编纂工作手册》，给大家作为参照，但一年下来，有许多问题超过了我们当初制订条例和体例的范围，对这样一部大书的编纂来讲，也是很正常的。大家都是在第一线工作的同志，实践出真知，应该比我更有发言权，所以希望在后面两天的讨论里，把问题充分摆出来，各抒己见，以达成新的共识。在这里，我先谈一些个人的粗浅看法，供大家讨论。

我们编纂《李鸿章全集》的原则应该是“述而不作”，从整理文化遗产和抢救历史资料入手，尽可能恢复李氏文稿的本来面目，而不涉及对这个人物的具体评价。评价问题，等将来《全集》编印出来了，再让历史学界展开研究、讨论。将李鸿章一生的活动更加全面、更加翔实地呈现在历史学家眼前，必定会有利于对李鸿章的历史地位做出正确的、恰当的评价。

与此原则相关联的，也是我们作者反映比较多的，是注释方面的问题。大体说来，注释有繁注、有简注，中国关于注释的学问可以说源远流长。从前，中国人搞学问，往往通过注释经史的形式，因此产生了许多大部头书籍，如《十三经注疏》之类，还衍生了音韵、训诂、校勘、目录、版本、辑佚等学科。汉人注经，旁征博引，原文几个字，注释可以长达几万字。我们编《李鸿章全集》不可能这样搞。只能搞简注，但简到什么程度，要由大家共同讨论。从史学研究者参与整理的情况看，有注比没有注好；但也有同志提出，由于年代久远，加上资料本身的情况复杂，有可能我们能注出来的，别人大多知道，别人不知道的，我们也未必能注出来。我在常熟开会时，也有人举了《翁同龢日记》的例子，翁同龢晚年遭放逐回乡，与家乡的一些人士交往，大多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根本无法一一考订出注。我们编《李鸿章全集》，可能遇到大量此类情况。怎么办？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可以以校注为主，这也是值得认真考虑的。总之，需要大家讨论解决。

搞校注，是一方面，还有一种可能的办法是出校勘记，即对照不同版本的异同进行互校，加以比较说明，这样可能会使我们这个本子在恢复原貌方面显得更严谨一些。但对《李鸿章全集》这样一部巨著来说，校勘记要出到什么规模，多少字数，也是比较麻烦的事，目前要搞出详细的校勘记，看来不现实。也许将来史学界或出版界有人做这个工作。

从目前的版本源流和李氏文稿收集的范围来看，《李鸿章全集》的编纂大致可以遵循三个方面：一是按文稿时序进行编排，二是按文稿体裁分类（如奏、电、函、诗文、咨札）进行编排，三是按文稿版本进行编排。这也是需要大家认真讨论的。前两类大致可以统筹考虑，就是在按各部类进行编排的同时，注意其时序性。接下来，如何照顾文稿不同的版本出处，尽量使读者在我们新编的《李鸿章全集》中看到各种版本的原来风貌，同时也为我们的史学研究提供可信的依据，确实是很值得我们注意和思考的问题。我希望，通过全体同志的集思广益，能够把这些问题处理好。我个人的态度是，听取和遵从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在取得基本一致的前提下，我们还要讲究效率，抓紧工作，提高质量，在工作中发现问题，在工作中解决问题，有条不紊，循序渐进，争取在预定时间内尽可能圆满地完成《李鸿章全集》的编纂任务。

注释

[*]原载《繁露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

20世纪即将过去，留下了鲜明的轨迹。21世纪即将到来，正准备迈开雄健的步伐。回顾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它经历了崎岖曲折的路程，也取得了伟大丰硕的成绩。这100年内产生了许多杰出的历史学家，前半个世纪有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陈垣、陈寅恪、胡适、顾颉刚、钱穆，以及李大钊、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杰出的历史学家，100年出不了几位。司马迁死后140多年产生了班固，班固死后50多年产生了荀悦，又过了近30年产生了陈寿。至于裴松之、袁宏、常璩、范晔、沈约更晚于陈寿一二百年。11世纪产生了欧阳修、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恕、刘攽、范祖禹。12世纪产生了郑樵、李焘。18世纪，历史学极盛，产生了全祖望、王鸣盛、赵翼、钱大昕、章学诚、崔述。20世纪的历史学家更是群星灿烂，代表作更多，成就更突出。最重要的是：在20世纪前期，历史观、方法论产生了重大的飞跃，传统史学完成了向近代史学的跨进，著述体例有了根本的变化。20世纪后期，中国历史学建立了完整的学科体系，包括史学理论和史学史、考古学、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历史文献学，等等。历史学科的各个部门中都涌现出许多专家，无论通史、断代史、地区国别史、各种专史，都产生了一大批有价值的专著。

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特点和成就可以被概括为以下六点：

第一，进化史观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显著标志。自从19世纪末严复翻译了《天演论》，社会进化学说风靡全中国，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均奉之为圭臬。在此以前的中国传统史学，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社会历史越古越好，上古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传中国的道统。越到后代，大道衰微，历史越易退化。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新史学》，认为史学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这一历史观的转变，从今文学派和康有为已经开始，他们的历史观已有进化史观的因素。梁启超受到西方历史学的影响，受到时代的刺激，更加鲜明地提出历史是前进的运动。同时的章太炎则认为，历史要“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梁启超和章太炎在许多观点上存在分歧，但都认同“人群和社会的进化”。后来，顾颉刚说：“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历史的观念。”（《当代中国史学》）随着当时政治上的大变革。梁启超提出“史学革命”的主张。他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新史学》）在此以后的历史学家，包括王国维、陈垣、陈寅恪、胡适、傅斯年等以及更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无不信从近代进化史观，以此作为研究历史的出发点。

进化史观不但认为历史是进步的，同时还强调历史的因果关系，有“公例”可寻，优秀的历史学家必须具备哲学的素养。因此，20世纪早期的历史学家们除搜集、考证史料之外，又孜孜不倦地探寻历史上的各种因果关系。

近代进化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几乎和资产阶级革命同时发生，它促进了思想解放，使人们摆脱了迷古崇古的思想束缚。五四运动发动了对封建传统文化的猛烈批判，这是伟大的进步。这种批判也以进化史观作为思想武器之一。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即是基于历史进化的思想，这样就产生了疑古辨伪思潮：不仅认为远古时代不是美好、进步的，儒家宣扬的远古黄金时代纯属子虚乌有，而且怀疑书本记载，否定古史传说。这种疑古的观念和态度有其片面性，但是我们要看到它的历史功绩，即曾在廓清古史迷雾方面有贡献。古代传说中的东西不可全信、深信，但也不可完全丢弃。古代传说中包含着历史真实的颗粒。顾颉刚等认为，通过辨伪祛疑，才能还历史以真实面貌。其功绩不可泯灭。

第二，唯物史观的运用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伟大进步。历史学仅仅具有进化史观，承认社会历史进步还不够，它还不能解释许多复杂的历史现象。自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中国的历史学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成为真正的科学。唯物史观相对于进化论来说，是更高层次的理论，它承认进化史观，包含了进化史观的合理内核，并超越了进化史观。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受达尔文学说的影响而产生的，而进化史观也可以进一步发展到唯物史观，二者是相通的。我们不能把二者理解为相互对立的。那么，唯物史观给史学增加了什么新内容？一是唯物史观在承认历史是进步的、具有因果关系的同时，明确提出客观世界是被规律制约的，历史发展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当然，在承认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要牢牢记住，社会历史和自然界不一样。社会有人参与，主观可以影响历史进程。历史规律不像自然规律那样单纯，而是掺进了人的活动，通过偶然实现必然，所以对社会历史的研究更加复杂。但历史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而且，历史具有客观性规律，不是主观性规律，历史并不仅仅存在于人们的心中，这一点不仅与唯心史观不同，而且与进化史观不同。后来出现的弊端是把社会历史和自然界一样看待，过分强调客观而无视人的作用，陷入了机械唯物论。20世纪史学产生这样的流弊，原因就是对唯物史观的误解。二是承认历史是前进的，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因素是生产力、生产方式的发展，是经济原因。历史发展是许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经济是最重要的但却不是唯一的环节，如果单纯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那么就会陷入简单的经济决定论。要重视历史发展中多种因素复杂的相互作用，重视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地理的种种因素。因此，唯物史观一方面区别于唯心史观那种把英雄人物或思想、政治和上层建筑视为决定历史发展的观点，另一方面也区别于机械唯物论不承认其他因素起作用的观点。我们承认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中起最重要的作用，这是唯物史观给我们认识上增加的新内容。三是唯物史观把阶级斗争看作阶级社会前进的动力。马克思主义反复强调，阶级存在于一个统一体内，各阶级之间既有矛盾对立性，又有相互统一性，我们既要看到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的存在及作用，又不能把社会看成仅仅是阶级之间的斗争。把阶级斗争绝对化，“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在20世纪，唯物史观对中国史学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20世纪中国学术的指导作用，这是事实。同时也要承认，唯物史观与传统史学及进化史观虽然不同，但并非绝对对立，而是吸收了过去史学的精华，认同进化史观而更加科学化。过去往往把它们对立起来，抹杀了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之间的联系，这应该引以为训。

第三，20世纪史学除了进化史观、唯物史观以外，再一个特点就是理性的觉醒、理性精神的发扬。所谓理性精神，就是承认人具有正确认知客观历史的能力，这是相对于蒙昧主义和宗教思想认为世界是不可知的，是由超自然力量主宰的观点而言的，也是相对于依靠主观感悟认知而言的。理性精神是用人的心智分析、论证、解释历史，依靠理性的推导、逻辑的证明，归纳演绎出结论，而不是按照超自然的力量，也不是按照人的直观感悟理解历史。一旦离开理性，就无法正确认识问题。清代乾嘉学派颇有一点近代的理性精神。乾嘉史学以实事求是为治学宗旨，重视证据，无征不信，不受权威影响，有独立的研究精神，即使对《尚书》《太极图》这样的权威性古书也不迷信和盲从。这种理性精神，是传统史学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遗产。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吸取了西方历史学和乾嘉学派的理性精神。中国古代的认知方式偏重于直观的感悟，从整体上把握认知对象，有点接近佛教禅宗的顿悟，宋明理学也接近这种认知方式。乾嘉学派开辟了认知的新路径，即从具体方面分析、归纳、演绎，达到理性认识。我不是要赞扬清代乾嘉考据学而贬低宋明理学，这是两个不同的时代产生的两种不同的学术，各有其思维特色和认知理路。清代考据学更加重视证据，运用归纳和逻辑推断，更加接近于近代的科学认知。其实，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考异》，已有这种理性认知精神，到近代吸取了西方的实证哲学，理性主义更发扬光大。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是在理性精神的启示下成长和发展的。理性主义在人类文明史上有重大贡献，它引导人们摆脱愚昧迷信，从而进入思想解放和科学革命的崭新里程。

20世纪20年代的科学与玄学之争，反映了这两种认知方法的不同理路：是理性分析还是直观感悟，是科学认知还是人文关怀。20世纪早期的历史学家高扬理性主义精神，梁启超撰写《中国历史研究法》，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胡适揭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一方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学术理路，另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方近代的科学方法，为20世纪早期中国近代的实证史学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第四，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高扬爱国主义精神。进入20世纪，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更加凶狠，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权的统治更加残暴，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目睹时局艰危、民生疾苦，慷慨以拯救天下为己任。除了在政治、军事、实业、教育等领域努力有所建树外，在学术领域中也矢志钻研，苦心探索，为的是探寻救国的道路、立国的精神。中国的近代历史学在这风雨如磐的艰难岁月中诞生和成长，具有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企盼祖国独立、民族振兴的本性。因此，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家绝大多数是爱国主义者。梁启超早年参加了戊戌维新运动。章太炎是辛亥革命中的战士，陈垣在日伪统治下的北平著《通鉴胡注表微》，表彰民族大义和道德意识，顾颉刚创办杂志《禹贡》，研究和歌颂祖国的大好河山，都表达了爱国主义的心声。至于郭沫若、翦伯赞等在抗日战争时期，以笔墨为刀枪，描述宋史、南明史，歌颂了屈原、文天祥、史可法、夏完淳等不屈的民族英雄，鼓舞了全民族英勇抗战的精神。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发展很快，其原因之一是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一部振兴国家、高扬爱国主义的历史，其中充满着激昂壮烈的斗争史实、坚贞不屈的英雄形象与丰富宝贵的经验教训，可以鼓舞和教育中华儿女为争取美好的明天而忘我工作、勇敢拼搏，因此得到历史学家的特别关注。

第五，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在各个分支学科中进行开辟和创造，有重大建树，建立了历史学全面、系统的学科体系。中国传统的历史学成绩很大，是极为丰富的宝贵遗产，但也存在很大缺陷。一是封闭性，古代中国毕竟是处在东亚一隅的、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社会，它和世界虽有联系，但联系非常之少。在当时中国人的观念中，中国是天朝上国，其他国家和民族都是文明程度低下的“蛮夷之邦”。在封闭环境中形成封闭的历史观，只知有中国史，不知有世界史，闭目塞聪，坐井观天，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和其他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二是在传统的中国史中，英雄史观、个人史观占主导地位，传统史书大多记载帝王将相的活动，对经济发展、社会结构、文化活动、大众生活记载很少。三是传统史书线条简单、内容狭窄，主要是政治史和军事史，缕述王朝之兴衰更迭，较少涉及社会多线的立体层面。故梁启超批评传统史学说：“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中国史叙论》） 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克服了传统史学的封闭狭隘观念，大大扩展了研究范围，把对世界各国的历史研究提上重要日程，形成世界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鼎足三分的局面，又重视历史上的经济发展、文化思想、社会结构与社会变动，以及下层民众的生活、思想、信仰、习俗以及众多少数民族的发展，使得历史学的涵盖面更加广阔，内容更加丰富全面。除了中国政治史、军事史以外，还包括了世界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外交史、民族史、大众生活史等各方面，形成了包括各类通史、断代史、地区国别史、专门史以及史学理论、史学史、历史文献学等分支在内的完整的历史学体系。

第六，在20世纪，新史料大批发现，其质量之高、数量之多，远远超过以前任何朝代的发现。19世纪20世纪之交发现了殷墟甲骨、敦煌文书。此后，明清档案为世人所知，战国秦汉的竹简木牍相继出土。新中国成立以后，各地考古发掘大规模展开，古代墓葬、器物、竹简、帛书、殉葬物、工艺品大批出土，大大促进了历史研究，改变了单靠传世文献探知古代历史的局面。还有，流落在海外的古籍与史料传回国内，西方人士有关中国的记录、报道，国内少数民族文字资料，如满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以及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史料的发现、运用，近代档案、文集、方志、笔记、报刊的整理和出版，给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珍贵的资料，使从前沉埋未知或争论不决的历史问题有可能得到解决。史料的发现、搜集、整理、考证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工作。许多学者都很重视史料。傅斯年曾经说过，史料即是史学。这话未必全面，但强调史料的重要自有合理性。历史研究必须从大量的、确凿的史料出发，缺乏史料就不可能建立历史学的辉煌殿堂。20世纪的许多历史学家，长年累月，孜孜不倦，毕生从事史料的整理和考证，做了很重要的工作，他们的劳动理应受到尊重。

史料的发现、整理、考证关系到历史学的盛衰和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建立。20世纪历史学之所以兴旺发达，取得巨大成绩，除了历史观、方法论的原因外，大量新史料的发现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安阳殷墟的发掘大大推进了殷商史的研究，并使甲骨学得以诞生。大批战国、秦汉、三国竹简的出土，推进了上古史的研究，使简牍学得以诞生。敦煌藏经、文书、壁画的发现推进了中国中古史的研究，使敦煌学得以诞生。故宫明清档案的公开于众，推进了明清史、近代史的研究，使中国历史档案学得以诞生。20世纪内，古代史料的大批发现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汉代曾经在山东孔府的墙壁中发现了古代典籍，西晋时在汲郡的战国魏墓中发现过《竹书纪年》，此外各地零散地出土了一批钟鼎石刻，但其重要性不能与20世纪的发现同日而语。20世纪，在史料的发现、整理方面是得天独厚的丰收的世纪。

20世纪前半期的历史学家，处于社会剧变和转型时代。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前途陷入危机。先进人士为寻找国家致弱之因、探求富强之道，必然要回顾历史，用新的观点和方法审视、研究中国的过去，其目的是寻求现实的出路、创造美好的未来。就像郭沫若所说：“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2]当时中国社会的剧变和西方文化的输入，使他们的思想产生了飞跃，再也不能满足于传统的史学观念与方法，必须走新的道路，用新的观点与方法重新诠释全部的中国历史，中国近代历史学遂呱呱坠地。

中国20世纪的历史学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实证史学派，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派。

近代第一位起而呼唤新史学诞生的是梁启超。他批评了传统史学的弊端和不足，提倡近代的史学观念和方法，写了历史研究方法和学术文化史方面的著作。他是中国近代历史学诞生的助产婆。王国维、陈寅恪、陈垣、胡适、顾颉刚、钱穆等继承了乾嘉派的余绪，又吸收了西方实证主义、实验主义的观念与方法，对上古史、中古史、蒙古史、宗教史、中外交通史、哲学史、小说史、学术思想史、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等做了多方面的开创性研究，为实证史学奠定了历史地位，对中国历史学界影响甚大。

20世纪是中国传统的历史学向近代历史学转变、迈进的时期。如何对待传统一直是20世纪学术界包括历史学界的重大课题，既要破除传统，背离传统，超越传统，又要归依传统，认同传统，继承传统，20世纪中国历史学就在这二者之间徘徊摆动。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禁锢人们的头脑已久，人们渴望从封建思想中获得解放，创造新生活。因此，人们在不同程度上都会叛离传统，向西方学习新观念、新方法，向传统挑战。五四是最激烈地反对旧传统时期，吴虞、钱玄同等主张打倒孔家店。李大钊说：“孔子者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3]鲁迅借狂人之口说，中国历史“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4]。梁启超说：“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新史学》）由于当时尊孔复古势力很大，儒家思想尚是阻碍中国进步的主要障碍，20世纪早期的历史学家对之做猛烈的抨击，自有必要性与合理性。但思想文化方面不可能长期摒弃历史遗产，此后不久，清华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表现出回归传统的倾向，一批学者致力于融合中西学术，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王国维说：“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国学丛刊·序》）陈寅恪说：“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其实，五四运动中反传统的战士们都受过充分的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既熟读经史，又精通西学，可称学贯中西、通晓古今。他们一方面认为传统文化从总体上说不适应近代要求，必须进行批判；另一方面又认识到传统中蕴含着珍贵的宝藏，需要发掘、继承、利用。如鲁迅开创了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和辑佚；胡适提倡整理国故，做了思想史、文化史方面的许多考证；郭沫若研究了古代社会和先秦诸子；等等。

20世纪除了实证史学以外，还有一部分历史学家传播和运用马克思主义。20世纪20年代，李大钊出版《史学要论》，系统地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和阶级斗争学说。1930年，郭沫若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结合大量考古和文献史料，第一次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规律，为历史研究开辟了新天地。此后，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与《中国近代史》二书，对整个中国历史做了全面的阐明，教育了当时千百万革命者和后代的历史学家。还有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他们的研究成果为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0世纪前半期的实证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历史观、方法论上有根本的不同，因此，二者对历史学的功能、历史研究的重点以及许多具体历史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但二者之间也有许多重要的相通之点，如进化史观、理性主义、爱国主义、求实精神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吸收了实证史学的优点并加以发展。过去，用资产阶级历史学和无产阶级历史学区别这两个学派，用阶级属性标识某个学派和某种学说，这未必十分确切。阶级属性是由经济和政治地位决定的，知识领域里的阶级划分要复杂得多。很多知识带有普遍真理的性质，为各个阶级所认同。自然科学即属此类，它没有阶级性，不存在资产阶级的物理学和无产阶级的物理学。社会科学虽有所不同，但其中也包含与自然科学相类似的真理性知识。历史所提供的许多经验和智慧，任何阶级都可以借鉴，并不是对某个阶级才适用，对别的阶级就不适用。历史经验、历史智慧中的很大部分可以超越时空，超越阶级，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王国维、陈寅恪的研究成果，今天我们仍承认其价值。马克思主义学派与其他学派之间有一个相互学习和继承的问题。郭沫若的研究成果是在王国维、罗振玉的研究基础上，经过自身的努力而取得的。范文澜是黄侃的弟子，而黄侃又是章太炎的学生。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等除学习了西方的治学思想与方法，又和中国过去的乾嘉学派、公羊学派有密切关系。研究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不能割断学术上的传承和联系，简单地把历史学家们置于相互对立的营垒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新中国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历史学界热烈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在此以前的大学讲坛上，马克思主义者占很少数，而且是不合法的。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才占领了史学阵地。马克思主义把人类历史看作有规律的客观过程，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它坚持以社会存在解释社会意识，坚持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坚持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把历史研究提高到科学的水平。新一代的历史学家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努力在历史学的各个领域，建立了各个分支学科，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史学队伍。历史学界在“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导下，讨论了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少数民族史问题、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问题，发表了各种不同意见，提高了思想认识，活跃了学术空气。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7年间，出现了一些有水平、有特色的历史著作，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中国史稿》、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尚钺的《中国历史纲要》、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稿》、胡华的《中国革命史讲义》及其他通史、断代史、专门史著作。

17年间，中国历史学继承了上半个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统，并吸收了实证史学的成果，取得的成绩是十分巨大的。但是，也产生了严重的失误和弊端，主要是：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严重地干扰了学术界，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进行批判，混淆了界限，挫伤了历史学家的积极性。“左”的倾向十分严重，教条主义、简单化、公式化盛行。“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史学领域表现为拔高历史上农民战争的地位，每个朝代都以农民战争打头。农民战争史几乎代替了整个的中国历史。不但帝王将相被打倒，连陶渊明、杜甫、苏轼这些著名的诗人、文学家也失去了光彩。到“文化大革命”中，甚至农民起义的领袖很多也被打倒。项羽出身贵族，自应在被贬之列。刘邦、朱元璋后来背离农民，蜕化为地主阶级。李密投降了唐朝，宋江受招安，李秀成成了叛徒，都受到了批判。历史人物大多被否定，中国历史上一片黑暗，历史内容贫乏干枯，文化遗产被无情践踏，表现了可悲而荒唐的历史虚无主义，令人浩叹，发人深思。

“文化大革命”即是从历史学界打开缺口的，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拉开了十年浩劫的序幕。此后，历史被践踏、被滥用，是非颠倒，黑白不分，影射史学流行，全民批林批孔，学习儒法斗争，批《水浒传》、批宋江，历史学成为阴谋家篡党夺权的工具，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玷污了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声誉。

这里，不能不提到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这是20世纪历史学汲取的重要教训之一。历史与现实是相联系的，现实由历史发展而来，历史学从根本上说要服务于现实。历史学如果不食人间烟火，对现实不发生任何作用，就会失去生命力而萎缩消亡。历史学的基本功能是揭示历史规律，提供历史经验，启发人们的智慧，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的知识都是历史的，都是对过去经历的经验总结。“鉴古而知今”，人类总是从过去了解今天，进而开拓未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过去，也就失去了今天和未来。但是，为现实服务，必须以尊重历史事实、尊重客观规律为前提，必须尊重历史学自身的科学性。只有实事求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揭示真相，才能昭示真理，给人们以真知和新知，推动人类的进步。任何以现实需要为借口，随意剪裁历史都是不允许的，都是对历史的歪曲和篡改。历史学要保持相对的独立精神，不能变成政治的侍婢。

中国历史学经历了十年浩劫，从一片文化废墟中走出来，经过拨乱反正，迅速地恢复发展，呈现出蓬勃生机。大学的历史教育重新恢复，走上正轨，培养了大批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师范生，新一代的史学工作者大批成长。“文化大革命”压抑下的积极力量，一旦被解放，就势如春潮奔放，形成生动、活泼、繁荣的局面，教条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纠正，研究禁区被冲破，外国史学理论被大量引进，各种学术意见畅所欲言，百家争鸣，各种观点和体裁的史书络绎出版。改革开放20年来，累计出版的史学著作、回忆录、地方史、资料集有2万多种，各类史学文章不下20万篇[5]，研究工作得到长足的进展。

近20年，中国历史学处在一个新的反思和探索时期。一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接受了深刻教训，人们在反思20世纪中国历史学经历的曲折道路、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何以历史学一度被“四人帮”作为篡党夺权的工具？人们经历了前一段的灾难，才会有后来的清醒。二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将近30年间，由于国际国内的政治环境，中国史学界与国际史学界几乎隔绝，不了解国际历史学的动态和新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思想解放，认识活跃，对于外国的各种学术流派，诸如德国和英国的文化形态史学、法国的年鉴史学、美国的边疆史学，以及近代化史学、计量史学、社会史学、心理史学、比较史学都感到很新鲜。外国史学在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方面有不少可资借鉴的地方，许多史学家翻译介绍国外的史学流派和动态，试图探索中国历史学发展的路径。三是中国面临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经济体制的巨大变革给思想文化领域带来很大冲击。历史学如何适应形势的变化，激发新的活力，保持发展的势头？尤其是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巨大的变故，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受到严峻挑战，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已经过时？今后还要不要坚持？怎样坚持？这些重大问题，摆在了世纪之交的中国历史学家面前。

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即将走完百年路程，跨进21世纪。在新的世纪，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将沿着邓小平理论指引的道路更快前进，国民经济将走上一个新台阶。从小康社会向着富裕社会迈进，更加需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国是个历史悠久、文明灿烂的国家，在近现代又经历了漫长、崎岖而独特的道路，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历史科学作为社会的记录，是先辈们实践经验、成就和创造性文明的贮存库，人类可以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中国独立地发展起来的华夏文明和独特地走向社会主义的经验将能极大地丰富世界历史文明的宝藏。在21世纪会有许多重大的历史课题和文化工程被提上日程，如编写大型的中国通史、大型清史、大型中华民国史、大型中共党史、大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并加强对中国古代史、近现代史、世界史和各种专门史的研究。社会将更加关注历史学的发展，会有巨大的人力、财力投入，会涌现大批历史学家，会有许多精品佳作问世，将从历史上开发出更多更好、符合群众需要的精神产品，中国历史学将迎来阳光灿烂的新世纪。

马克思主义是21世纪指导史学研究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体系，给我们提供研究的立场、观点、方法，使主观认识更加符合历史实际。尽管人们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时发生过这样那样的偏差，但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的，完成了从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到21世纪，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仍将引导中国历史学迅速前进，再创辉煌。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将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断丰富、发展。它依靠自身的理论威力确立指导地位，而不是靠行政手段发号施令。它允许各种学派、各种理论存在和发展，将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展开讨论，百家争鸣，明辨是非，从中汲取营养。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学派，它在产生时期，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内核。“有容乃大”，我们只有批判地吸收全人类文化中的营养，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不能唯我独尊、排斥异己、故步自封。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又必须在发展中才能很好地坚持。如何正确对待各种学术流派和学说，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重大问题。解决好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才能青春常驻，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才能保持强大的生命力。

21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将更加拓宽研究领域。当前，历史学同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以及自然科学相互交叉、渗透、融合，科学研究呈现整体结合的趋势，一些边缘学科、交叉学科方兴未艾，诸如社会史学、人口史学、生态史学、心理史学、城市史学、计量史学正在崛起。由于跨学科的研究，历史学从其他学科借用了新概念、新模式、新方法，扩大了自己的研究范围，将真正全人类生活发展的整个过程纳入了历史学研究的视野，致力于通史研究与专史研究的结合，致力于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结合，不再局限于条块分割，不再满足于政治、经济、文化鼎足三分的格局。这将使整个世纪的历史学克服内容狭隘、选题单一、方法陈旧的缺陷，有利于历史学改变面貌、焕发青春。

21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将把20世纪的近现代史作为研究重点，而予以特别关注。尽管尘埃尚未落定，盖棺犹难定论。人们惯常要考察昨天的事件，从刚刚过去的历史中寻找经验，获取教益，增长智慧。因此，近现代史永远显示出新鲜的光泽和永久的魅力。历史学家总是努力克服收集资料的困难，冲破禁忌，越过雷区，投身于近现代史的研究，试图对刚刚完成的历史过程做出科学的、合理的阐释。司马迁作《史记》，一直写到刘邦、项羽和《今上本纪》。司马光作《资治通鉴》，隋唐五代史部分写得最为详尽，最为用心，篇幅亦最大。马克思所写《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更是研究当代历史的典范，恩格斯称赞说：“他对当前的活的历史的有这种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6]。21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将深入研究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及其事件、人物、思想、制度，并做出公允的评价。20世纪是苦难的世纪，也是伟大的世纪，中国贫困、屈辱，进而奋起抗争，富有慷慨悲壮、可歌可泣、催人奋进的内涵。人的痛苦、人的力量、人的价值，表现得淋漓尽致。21世纪的历史学将透视、描摹、再现这个伟大的时代，给后人以深刻的教育。

历史学的繁荣常常和新史料的发现、公布有关。我国历史悠久，还有许多未为人知的重要史料隐藏在各处，如深埋在地下的古代陵墓、城垣、民居、实物。随着基本建设的进展，考古发掘将会有重大的收获。即拿现存古籍来说，亦数量众多，浩如烟海，分散庋藏于全国各地，至今尚无精确统计，更谈不上整理、出版和利用。21世纪将会对存世古籍进行全面清查和大规模整理，这批丰厚的文化遗产将推动历史研究更快前进。近现代档案是研究近现代历史最重要的史料，汗牛充栋，现尚深藏库中，许多文件有待解密公开。至于外国资料，分散在世界各国，用各个国家的语言写成，数量浩瀚，情况复杂，亦需要弄清藏地、数量、类别，进行认读。总之，21世纪，将有大量史料需要挖掘、整理、刊布、利用，将要投入大量人力和财力。大规模的史料整理工作，将是历史学繁荣的起点。

随着科学技术和电子信息的发展，历史研究的观念、手段、工具正在发生重大革命。这将给21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利用电子计算机寻找、积累、贮存历史资料将极大地减轻史料工作的劳动强度，使浩繁的史料得到方便而充分的利用。通过对计算机整理出来的数据进行分析，用统计图表和数字公式显示某种历史趋势，将使研究工作更加规范化、科学化，以弥补研究中例证性和罗列性的不足。我相信，高科技手段的应用和推广将使历史研究跨入广阔的新天地。

尽管在21世纪，中国历史学将会有很多发展的新机遇，但历史学要前进，最重要的是靠历史学家素质的提高和主观的努力。我们应该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用以指导历史研究工作，要树立勤奋钻研、孜孜不倦、淡泊名利的敬业精神，要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史论结合的优良传统，要发扬谦虚谨慎、戒急戒躁、严肃认真、尊重学术规范的学风。这样，21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就一定能繁荣昌盛，为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重要贡献。

注释

[*]原载《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是作者以中国史学会会长身份在中国史学界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主题发言。

[2]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1，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

[3]李大钊：《孔子与宪法》，见《李大钊选集》，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4]鲁迅：《狂人日记》，见《鲁迅全集》，第1卷，42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据《中国历史学年鉴》历年记载。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版，第1卷，601页。

二十世纪中国的学术文化[*]

回顾20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应该说这是一个丰收的世纪、创新的世纪、辉煌的世纪。100年间，名家辈出，群星灿烂，成果丰硕，推陈出新。中国传统的学术发生蜕变，西方学术被大量引入中国，在中西方学术的交流、撞击、融合中，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诞育并迅速地茁壮成长。100年间，各个学术领域均有新的突破和重大进展，构建了完整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体系。回顾和总结20世纪的学术发展，明辨其是非得失，是一桩很有意义的工作，是推进21世纪的学术、进一步建构中国社会主义学术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

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璀璨的成果和丰厚的积累。它长期以来哺育了中华儿女，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与精神，在世界学术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从19世纪中叶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带来了西方的学术文化。西学东渐，经历了几个阶段，先是器物文明的传播，其后是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传播，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西方的学术文化，涵盖广阔，影响深远，进入中国后生根、开花、结果。它改变了中国学术思想界以至全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前进步伐，中国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跨进近代社会。其间，中学和西学、旧学和新学、传统学术和近代学术发生了激烈斗争与逐步融合。中国20世纪之学术即在这一斗争与融合的再创造过程中呱呱坠地。

中国近现代学术肇始于严复翻译西方的学术名著。19世纪末，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向中国人介绍了进化学说，使中国学术界的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此后，他又陆续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和《名学》、甄克斯的《社会通诠》、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耶方斯的《名学浅说》。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学术界罕有研究、著述的领域，中国近代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逻辑学得以借鉴，因之萌生。

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说明近代历史学与传统历史学之区别：“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他大声疾呼，历史学必须冲破传统，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并认为这是有关国家兴亡的大事。他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此时，夏曾佑编写《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我国第一部用章节体写作的、具有近代色彩的中国通史。其他学科也在20世纪之初相继跨入近代时期，1910年沈家本创办的法学会和《法学会杂志》，可说是近代法学的萌芽；王国维、罗振玉研究殷墟出土的甲骨，可说是近代考古学的滥觞；章太炎研究印度哲学，王国维研究叔本华，开中国人研究西方哲学的先河；五四时代，陈独秀、胡适高倡文学革命，中国近现代文学得以诞生，胡适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次用西方观点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分析研究。至于自然科学，19世纪后期已由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翻译了许多著作，做了大量的准备。1915年，留美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中国科学社并创办《科学杂志》，中国近代的自然科学研究逐步展开。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先进知识界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产物。西方的各派学说、众多著作，像打开了闸门的洪水一样，冲进了中国。中国的学者在自己的基地上进行选择、甄别、吸收，创造适应于自己时代的学术文化。学者们作为中国人，生于斯，长于斯，在中国接受教育，必定会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20世纪的第一代学者，从旧时代过来，大都精通中国的传统文化。五四时代激进的反传统文化的战士们，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吴虞等，他们为了完成除旧创新的历史使命，竭力反对旧传统，要与旧传统决裂，但实际上旧传统已渗进他们的血液里，他们不可能完全斩断传统。正像他们自己所说：他们是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进行了反戈一击。即使像陈序经那样的“全盘西化论”者，也不可能完全摆脱旧传统。只要是中国人，曾受中国文化的教育，就不能完全摆脱中国学术文化的影响，“今日之我”不可能全盘否定和完全丢弃“昨日之我”。

同样，20世纪的中国学者，不管他们的思想多么保守、顽固，都不可能完全反对西方的学术文化。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优越性日益明显，人们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它，全盘反对和摒弃西方学术文化的人是没有的。近代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大多受西方的影响，西装革履、西式大菜、洋房高楼、汽车飞机，西方文明无处不在，哪个人的生活能离开这些？茅盾在《子夜》中写的吴老太爷顽固不化，但从乡下来到上海，口诵《太上感应篇》，居住的却是洋房，出门更非坐汽车不可。拖着辫子、倡导复古的辜鸿铭其实是一位受过西方完备高等教育的大学者。20世纪的重大特点是中西文化从斗争走向融合，人们都在亦中亦西、非中非西、中西合璧的文化氛围中成长。

两种异质文化的斗争与融合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历史上，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经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唐宋，儒佛之间发生了激烈斗争和相互排拒，才逐渐地融合，产生了儒学化的佛学——禅宗和佛学化的儒学——理学。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将西方文化带入中国，虽有徐光启、李之藻甚至顺治帝、康熙帝等上层人物的扶植，但也遇到了儒学的顽强抵抗，经一二百年之久而烟消云散，并未能生根、开花、结果。可见异质文化之间的融合，尤其是要从融合中诞生出新的学术文化，是一个长期、缓慢而艰难的过程。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这是历史上异质文化第三次进入中国，其声势之大、影响之远，大大超过了之前的两次。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使中国传统文化相形见绌。在19世纪末，在中学和西学的两军对战中，中学已阵脚大乱，败下阵来。因此，必须吸取西学之长，“以洋为师”，在中国学术文化的基地上重新创造，才能重建中国的学术文化。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经过中国学人们不懈的努力，20世纪的中国学术才得以孕育成形，脱颖而出，并显示了崭新的面目和蓬勃的生命力。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大体上说有以下特点：

第一，以进化学说和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中国传统学术赞美上古时代的制度和人物，颂先圣而薄后王，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视为道统所在，后世丢失了古代道统，故而欺凌争斗，社会日益退步。19世纪末，严复翻译《天演论》，社会进化原理风靡全国，完全改变了陈腐观念，中国人懂得了用进化史观来观察和研究人类社会，得出了与古人全然不同的结论。这样，20世纪的学术文化抛弃了传统观念，树立起近代新观念。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掌握了科学的唯物史观，进一步了解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作用的关系等，把学术文化的研究置于唯物史观和科学方法的指导下。20世纪中国的学术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20世纪的中国学人全都信从进化原理。特别是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占居主导地位，在它的哺育下，诞育和成长了大批学者。

第二，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中国传统学术分成经、史、子、集，并不严格地建立在学科分类的基础上，其中经学特别重要，凌驾于上，且涵盖一切。《易经》中包括数学、哲学、自然科学，《书经》中包括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诗经》中包括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礼记》中包括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春秋》中包括历史学、政治学。许多学科尚在幼年萌芽状态，尚未从笼统的经学中分化、独立出来，学科之间的界限极为模糊。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茁壮成长，规模齐备，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自然科学移植了西方几百年积累的学术成果，独立为一大学科。其中分门别类，学支林立，建立了数、理、化、生、农、工、医等大学科，门类繁多，内容充实，洋洋大观，达到了较高水平，且有裨于国计民生。而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文、史、哲分离，形成各自的专业，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社会学、新闻学、政治学、心理学等新学科纷纷诞生、独立。由于20世纪人类社会的飞速进步，人们对自然、社会、人类自身的认识更加深入，知识量、信息量急剧增长，学术文化的内容日益充实，范围日益扩展，完全突破了传统经、史、子、集的旧框架，形成了近现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新的学科分类体系。

第三，理性方法的运用。传统学术研究的方法不够精密，逻辑不够严谨，推理、判断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色彩。治学中带有直观感悟、冥心静思、自省修养等某些非理性的方法，如形象的、感悟的、信仰的、揣测的、情绪的方法。只要能表达研究对象或真实或虚幻的状态，就能形成某种学术性的知识，如古代的瀛海九州说、天人感应说、明心见性说。20世纪的中国学术引进西方的研究方法，运用归纳和演绎，重视证据，“无征不信”“孤证不立”，摒弃主观成见，抱着冷静、客观的态度，以理性方法对确定的对象进行具体、准确的认知活动。在自然科学中运用显微镜、望远镜、电子计算机以及其他科学仪器和实验手段，在社会科学中则着重调查研究的方法，获取第一手材料。20世纪的学术文化追求的是精确而具体地把握现实世界的丰富多样性，进而认识其本质和规律。近现代学术崇尚的是理性精神而非感悟、信仰或权威。

第四，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国进入20世纪，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凶狠，封建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压迫更加残酷，内忧外患，民不聊生。20世纪的中国学者们目睹山河破碎、人民苦难，抱着无限的同情，唤起自己的责任感，慷慨以拯救天下为己任，在各个学术领域苦心探索，矢志钻研，就是为了救国。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在风雨如磐的苦难岁月中诞生、发育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主义压迫，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20世纪中国学者们共同的强烈愿望。搞自然科学的希望科学救国，搞经济学的希望实业救国，搞教育学的希望教育救国，搞政治学的希望国家繁荣昌盛，搞哲学的希望振兴民族精神，搞历史学的希望以历史经验教育和唤起民众，搞文学的塑造了众多威武不屈的民族英雄形象。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伴随中国的苦难而产生，它推动国家的前进，呼唤民族的奋起，激励大众的斗争，因此，爱国主义渗透其中，成为它主要的精神支持。20世纪的中国学术高扬着爱国主义的旗帜。

注释

[*]原载《语冰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

治史四要素[*]

《安徽史学》办得很好。我记得“文化大革命”以前，《安徽史学》就有了，起初刊名为《安徽史学通讯》。当时全国省一级的史学刊物还是极少的，所以安徽办历史刊物是有传统的。我那个时候经常看《安徽史学》，因为那个时候刊物比较少，除了《历史研究》《历史教学》外，河南有个《史学月刊》，安徽有个《安徽史学》。我记得当时发表文章的有一位吴虞、一位张珊，讲安徽地方的历史。安徽本身有很多文化名人，这个刊物反映了这些，发表过很多有关安徽历史人物的文章。

至于谈治学，我治学没有成绩，经验也就谈不上。从我自己来说，搞历史主要是兴趣和爱好。我本来不是学历史的，后来转到历史上来，实际主要是兴趣。我从小就对文史兴趣比较浓厚。多少年搞下来，感到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脑子里要经常考虑一些事情，主要是四件事：一是材料，二是思想，三是文采，四是品德。我觉得搞历史、治史的人应该注意这些。第一是材料。搞历史要有大量的、丰富的、准确的材料，我们搞了一辈子历史，花在材料上的功夫非常多，因为历史材料浩如烟海，看都看不完，你很多精力都投入材料中，去看材料、找材料、抄材料。这可能是每一位历史工作者都有的体会。勤奋治学，很多精力都花在材料上了。有了材料才能够筑起辉煌的科学殿堂，没有材料就是空谈。第二是思想。有了材料以后，从材料里归纳出一些问题，从现象背后抓住本质，那就要靠思维的能力，进行分析、概括、综合、推理，等等。思维对历史研究非常重要，没有这个，科学研究就没有完成。仅仅是材料收集，仅仅是材料排比，那还谈不上是完成了历史研究。历史研究重要的是进行抽象的概括，能够从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看到一些规律，看到一些本质性的东西。第三是文采，就是表达，就是要写出来，或者讲出来。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要注意自己的行文，要锻炼自己的写作能力、表达能力。研究要深入，表达、写文章要浅出，让人看得懂。要写得通顺，写得精练、生动、有文采，能吸引人来看。不仅让人看懂，而且要让人喜欢看，有可读性。这是要费很大的努力来锻炼的。写文章不是马马虎虎、大笔一挥、下笔千言就能写好的，要精心地推敲、反复地修改。我觉得这是治史的人非常重要的一点。第四是品德。治史的人要有高尚的品德，能够不因为荣辱、不因为名利等而改变自己的态度，能够矢志搞历史，沉下心来真正地坚持在这个岗位上辛勤地劳动。中国传统的史德就是秉笔直书，对于历史，不能因为任何其他的影响、其他的干扰而做改变，不能歪曲历史，不能隐瞒历史，不能篡改历史，要追求历史的真理。章学诚讲的史德，就是要使自己写的历史成为信史。历史不能追求名利，随波逐流。现在历史学家的待遇很菲薄，一方面我们要呼吁社会重视历史，呼吁社会改善历史学家研究的条件，我们历史学家应该赢得、争取社会的承认，争取政府的支持，使我们更有条件来研究；另一方面对我们历史学家来说，那就要能够坐冷板凳，能够甘于清贫的生活，不能认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不能指望搞历史能升官发财。要培养高尚的品德、史德，这一点对治史非常重要，是成为优秀历史学家的基本条件。

注释

[*]原载《安徽史学》，1996年第1期。

历史学家的过去与现在[*]

历史科学是基础性学科和综合性学科。历史学研究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生活现象的总和，这些现象是历史的、能动的、合乎规律的过程。它们是人们有意识、有激情，并追求自己目的的活动，然而，人们的历史活动又被已经形成的环境和条件所制约，只有顺应历史趋势，人们的活动才能取得接近于预期的结果。在历史过程中，客观的和主观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必然的和偶然的、规律的和随机的，有机地交织在一起，构成非常错综复杂的历史图景。历史科学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因为客观世界无限丰富并不断发展。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都可以追溯自己的起源和由来，各有其专门的历史，如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社会史、科技史；每个时代各个地区、国家、民族又各有自己具体的历史规律和特殊内容，因而有各种断代史、地区史、国别史、民族史。历史科学包含各种专门史和通史，涵盖面宽广，内容丰富多样，无所不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中写道：“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

在中国，历史学又是时间悠久、积累丰厚的传统学科。我国有几千年未曾中断的、完整的文字历史记载，有浩瀚的、体裁多样的历史典籍，有包括各民族文字的文献碑版、丰富的档案史料、珍贵的文物遗存，有像左丘明、司马迁、刘知幾、司马光、郑樵、章学诚、梁启超、王国维那样杰出的历史学家，直至近代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的李大钊、郭沫若、范文澜等人。过去几千年的史学成就是我国文化遗产中弥足珍贵的部分，它记录了中华民族生活、战斗和前进的历程，总结了先辈们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反映了祖国伟大光辉的文明成果。

历史科学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它给人们以智慧、力量和信心。为了认识社会、认识前途、认识人类自我，必须借助过去，观察它在一个较长时段中存在和发展的形式，进行历史的反思。过去和现在是相互关联的，把过去当作不值一瞥的瘠野荒漠，而过分局限于眼前事件，往往会被一连串眼花缭乱的短暂变化弄得头晕目眩，而无法把握住社会运动的本质和未来。历史科学的作用，可以使我们在一个巨大的远景中，在过去至现在的长期发展中，观察自己和自己的社会。这样才能透彻地了解现在、预见未来。因此，历史科学研究的对象虽然是过去，它只为过去提供较为客观、较为正确的图像，但它的意义并非只局限于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过去的继续延伸，历史的因铸成现实的果。现实的一切，或成就，或挫折，或胜利，或困难，无不萌生于过去，无不和过去结有不解之缘。对过去的事情进行研究和解释，正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在和未来。人们之所以重视历史科学，是因为他们带着现实中的迷惘和困惑，不得不求助历史，寻求比较正确的答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过去，就不可能正确地面对现在和未来。

人生活在现实中，每个人在观察和研究过去的时候，总不免带着现在的思想感情和认识方法，人们经常会用现在生活中的要求和兴趣去研究过去的历史。过去历史中与现在密切相关的史实和史料，总会首先凸显在历史学家眼前，引起历史学家的优先关注，这一点并不妨碍历史发展过程的客观性。各个时代的历史学家在选择研究课题和进行分析思考的时候，大多会选择那些与现实较有关系的问题，并站在当代达到的科学水平上开展研究。历史学家越是关心现在、理解现在，就越能深入地反思历史。现在的生活为他提供了一个比较成熟的发展形态，以便理解历史上尚未成熟的发展形态。如果人们对现在的事件漠不关心、失去兴趣，又怎能深入理解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现实生活中的感受有助于历史学家体验各样的历史生活，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对人体的解剖有助于理解类人猿的骨骼体态。

当前，中国历史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伟大变革，在党的领导下，我国正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迅速奔驰，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努力奋斗。历史学家有责任，在过去与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在建设今天新生活的时候，反思过去，回顾国家和民族已经走过的艰难而光荣的历程，这对人们是大有裨益的。改革和开放，需要人们更加了解我国的国情和传统，更多知道世界的历史和现状，也需要更加抓紧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教育。历史科学在现实中是大有作为的。它能够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培育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精神，陶冶人们的性格、情操，帮助人们认识国情，了解自己的过去，廓清迷雾，以把握现在、面向未来。历史科学之树是常青的，它将为我们开辟新生活做出重大贡献。

注释

[*]原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

资料 思想 文采 道德[*]——对历史学家的四项要求

当前，历史科学虽有长足的发展，但也碰到了许多问题和困难。国家由于财政困难，对人文科学研究的投入不足，学校缺少经费。历史学人才的培养颇不景气，教学和研究工作待遇菲薄，学生望而却步，故招生的生源不足，毕业生就业的渠道不畅，经商成风，旁骛他业，使人才不能脱颖而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非常需要人文科学，需要历史学人才。其实，社会要培养一名合格的历史学家是很不容易的，不仅国家要投入，学校要重视，学生本人更要付出艰辛的努力。所谓“百年树人”，是说要造就人才，必须在很长的时间内形成重视人才、培养人才的良好风气与环境。

前人说过，优秀的历史学家应具备史学、史识、史才、史德。我把前人说的这八个字转换成“资料、思想、文采、道德”。含义不完全相同，但大体上还是接近的。“学”是指知识、资料、信息，“识”是指理论、思想，“才”是指文才、才华，“德”是指道德、人格。这是对历史学家四个方面的要求。每位历史工作者都必须从这四个方面下功夫，努力锻炼，不断提高，才能成为合格的以至优秀的历史学家。

一、资料

科学研究必须重视资料，重视知识信息，历史学家要掌握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我们的研究是从事实出发，对事实材料进行归纳、分析、综合，抽引出规律，而不是从概念或定义出发，也不是单凭头脑玄想。没有丰富而确凿的材料，就不能进行科学的概括。资料对于研究者来说，犹如水对于鱼、空气对于鸟一样。离开了水，鱼就不能游动；离开了空气，鸟就不能飞翔；离开了资料，研究就不能进行。丰硕的科学之果是在坚实的资料之树上结出来的。

客观世界，浩浩茫茫，无限广阔，反映客观事物的资料也是无限繁多的。古人形容资料、书籍之多，或云浩如烟海，或云汗牛充栋，或云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其实，“二十四史”篇幅并不大，共3 000多卷，已号称繁多，学者难窥全史。像记载清朝一代历史的《清实录》有4 000多卷，《古今图书集成》有10 000卷，《四库全书》有79 000多卷，“二十四史”与这些大书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至于历史档案馆中贮存的档案册籍更是多得不可胜数。中国的全部文献遗存究竟有多少？至今还弄不清楚。我们一辈子搞历史研究，犹如在浩渺无际的资料海洋中漂航，穷毕生之力，也仅能窥测到资料海洋的某个角落，范围很小。人的生命有限，而知识无穷、资料无穷。因此，每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的研究方向、研究领域，专攻某个学科的某门专业，按照一定的方向和题目去读书、研究，去收集并积累资料。人类的全部知识，是由许多学者分工合作进行研究的结果。人类知识日益丰富，专业分工日益细密，越来越难以出现那种精通许多专业的全能式学者了。

“博”和“专”是摆在每个研究者面前的一对矛盾。研究者应更多地浏览书籍，尽可能广博些，用各种知识武装自己。学问广博，眼界开阔，才能高屋建瓴地思考问题，博学才能深思。“博”能促进“专”，提高人的研究能力。但个人认知的范围是有限的，不可能穷尽全部知识，只能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所谓“专业化”，就是研究领域的窄化，只有窄化了科研领域，才能集中精力，攻克难关，取得成果。在某个窄小的专业范围内，要求研究者的知识和资料越多越好，对资料的占有最好做到“竭泽而渔”。

资料并不是现成地、完整地集中在一个地方，而往往是分散庋藏、凌乱无序。因此，收集、整理、积累资料是很艰苦的工作，要跑到各地方探访寻找，风尘仆仆，奔波劳碌，日夜阅读，手不停抄。有时候跑了许多天、许多地方，也找不到自己需要的资料；有时候资料找到了，但人家不肯给你看，或者索要很高的价钱，或者给你吃闭门羹。为了找资料，可能会碰到很多困难，切不可灰心丧气，要不嫌麻烦、不辞劳累、不怕挫折，要有一股韧劲，锲而不舍，持之以恒，才能积累越来越丰富的资料，向着科学的高峰攀登。

阅读和抄录资料，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只能逐字逐句摘录抄写，并无捷径可走。如果不抄资料，单凭记忆，长年累月，所积既多，即使你的记忆力超常出众，也不可能记牢、记准。今后，计算机技术也许可以简省抄录工作，但目前的科学技术尚未达到可以全部简省抄写工作的程度，在未来一段时间，抄写工作尚不可省。

古往今来的大学者都在资料方面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顾炎武谈到他著作《日知录》的过程时说：“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日知录·自序》）郭沫若自述其研究先秦诸子，如《管子》《吕氏春秋》，翻来覆去把书读过好几遍，把材料分门别类摘抄在本子上，有些篇章几乎是整篇抄录的。明史专家吴晗，早年在清华大学任教，经常去北京图书馆阅览。他读《朝鲜李朝实录》时，发现其中有许多有关明朝和清朝的史料，这些都是当时朝鲜人来到中国的所见所闻，为中国史书中所不载。他将这些资料抄录下来，长期坚持，不辞劳累，积累了400万字，编成《朝鲜李朝实录中所见中国史料》，共12册，直到吴晗同志逝世后方才出版。这是今天研究明清史十分重要的书籍。

二、思想

收集和积累资料十分重要，但这只是研究工作的开始，而不是终结。研究工作要运用分析推理，从资料中引绎出规律。因此，开动脑筋，分析资料，把智慧的光芒投射到看似没有条理的、凌乱的资料上，进行思考，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进行科学的概括、科学的抽象，也是研究过程中的决定性环节。科学研究是精神领域中的创造活动，要探索未知的领域，揭露事物的本质，如果仅仅停留在资料的收集、抄录、排比上，还不能算是完成了科学研究。因此，对于刚刚在研究道路上起步的人，养成思考习惯、锻炼思考能力是十分重要的。

锻炼思考能力，一是要发现问题，勤于提问，善于提问，勇于提问。提出问题可能是提出科学新说的先声，有了问题，蓄疑于胸，以后就会为寻找答案而力学深思，上下求索，取得研究的成果。威廉·哈维是创立血液循环学说的生理学家。在他之前，人们都认为血液的流动是直线进行的。威廉·哈维提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即通过心脏、直线行进的大量血液，既没有排出体外，也没有被身体吸收，那么它最后流到哪里去了？据说，他带着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经过观察、分析、实验，发现人体内的血液是循环流动的。

锻炼思考能力，要善于发现矛盾，抓住矛盾，追溯究竟，从而得出有价值的成果。例如关于太平天国起义的日期，有种种不同的说法。赖文光说：“庚戌秋倡义金田。”庚戌是道光三十年，公历1850年。李秀成说：“道光三十年十月，金田、花州、陆川、博白、白沙，不约同日起义。”而洪仁玕则说：“此时天王在花州胡以晃家驻跸，乃大会各队，齐到花州，迎接圣驾，合到金田，恭祝万寿起义。”所谓“恭祝万寿”，是祝贺洪秀全的生日，他的生日是十二月初十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已是公历1851年1月11日。赖文光、李秀成、洪仁玕都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元勋，所言起义日期，一说道光三十年秋，一说十月，一说十二月，此外还有许多说法，相互矛盾，言人人殊，莫衷一是。从这些矛盾中，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先生细加考证，认为应从洪仁玕“恭祝万寿起义”之说，于是1851年1月11日为太平天国起义日期遂成定论。原来赖文光、李秀成所说亦非错误，而是太平军“团营”的日期。“团营”是起义队伍的集合，“团营”并非起义，各地“团营”的时间亦不是齐一的，从“团营”到起义还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样，金田起义的日期得以认定，而赖文光、李秀成的不同说法亦得到合理的解释，矛盾得到较圆满的解决。

锻炼思考能力，要学会辩证思考，从事物的发展和相互联系中看问题，不要孤立地、静止地看问题。例如，看到光绪元年（1875）某地粮价每石若干，仅此一条资料，不与其他资料联系，不会产生什么思想。但如果这类资料积累多了，从光绪元年到三十四年（1908），每年某地粮价的记录收集齐全，那么你就了解了粮价起落变化的发展过程，可以画出粮食价格变动的曲线，这本身就是晚清经济史方面的重要信息。然后进一步探索为什么这一年的粮价上涨了，那一年的粮价下跌了？是自然方面的原因（气候、雨水、灾荒），还是社会方面的原因（战争、社会动荡、囤积居奇）？这样就可能写出一篇论述晚清粮价变动的有价值的论文。

经常阅读富有思想内容的著作，是帮助提高思考能力的重要途径。像马克思的《资本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等名著，就是能提高思想水平的书。只要认真读它们，就会被一种思想力量所吸引，领会到书中所蕴含的智慧和深刻的洞察力。我们学习经典著作，最重要的不是学习其中的个别结论，而是学习其思考能力。

思考能力的锻炼是循序渐进的，不能一蹴而就，不能急于求成。从事科研的新手往往面对一大堆收集起来的资料，不知怎样进行分析、综合、反复思考，因而进度不大。甚至像明朝的王阳明那样，要“格物致知”，坐在那里“格”竹子，并无所得，却“格”出一场病来。王阳明是大思想家，尚有这样的经历，可见在科研道路上总会碰到困难或挫折，重要的是鼓起勇气，树立信心，不要灰心丧气。

思考不得要领，研究深入不下去，大体上有三种情况：一是收集的资料还不丰富，事实过程和各方面的联系还不很清楚，客观的矛盾并未充分显露出来。我们的观点是从事实中来的，事实材料不充分，信息量不足，就难以形成自己的观点，这样就要回过头来再去收集资料。二是没有很好地开动脑筋。古人云：心之官则思。头脑的功能就是进行思考，反映客观事物，进行归纳、演绎、分析、综合，由感性认识进到理性认识，得出自己的看法，这就是独立思考，不能抄袭陈言，不能人云亦云。三是资料也充足了，思考也进行了，但分析与综合的能力差，这是可以通过学习、锻炼提高的。学习辩证思维方法，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持之以恒，必有成效。

三、文采

研究的成果要表达出来，写成文章，这样就要讲究表达方式，力求写得通顺流畅、文采斐然。

写文章表达科研的成果，首先要写得明白易懂，要让大家容易理解你的研究成果，力求把深奥的道理浅显而又准确地讲出来。文章如果艰深晦涩，那么你的研究成果就难以被人理解和接受。有一位研究先秦史和甲骨文的先生，他写了一篇论文，向郭沫若请教，郭沫若说：我读了几遍，这文章的意思，我没有读懂。如果连郭沫若这样的专家都读不懂这篇有关古代史和甲骨文的文章，那恐怕世界上就不会有人能够读懂它了。文章本来是写给别人看的，谁也看不懂的文章，大可不写。这位先生的研究成果，即使极有价值，也不会有人理解它、接受它。

写文章和平时的说话、聊天不完全一样。尤其是写学术论文，不是率尔操觚，随意为之，而要非常用心，力求合乎文法，合乎逻辑，文从字顺，概念准确，条理清楚，观点鲜明。要勤写多写，孜孜以赴，切不可粗心大意。

写文章是很艰苦的，一篇精彩的文章，读起来优美流畅，如行云流水，但写作时却冥心苦想，惨淡经营，并不是轻轻松松地挥洒立就的。当然，才思敏捷的人也是有的，但要写出好的文章，仅靠先天的聪慧是不行的，必须有后天的勤学苦练。有的人文章写得快，所谓“文不加点”“一气呵成”“倚马千言”，是形容文章写得快。有的人早已构想好了，已有腹稿，成竹在胸，故落笔很快。也有的人下笔甚快，写成草稿之后，还要反复修改，后期加工做得非常细致。

我主张初学写作的人，对自己文章的质量要严格要求，养成良好的写作习惯，反复修改自己的文章，字斟句酌，精心推敲。“推敲”这两个字，包含一个典故，唐代贾岛是著名的“苦吟”诗人，他写诗琢磨修改，极费心力，故多佳作。他曾经写一首诗，描写寺庙夜晚的景色，其中有两句：“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写下这两句后，他想：是用“僧推月下门”好，还是用“僧敲月下门”好？反复考虑，于是“推”啊，“敲”啊，琢磨得出了神，别的事都不注意了，走在路上竟冲撞了官府的仪仗。这个“推敲”的故事，说明写文章时注意力的集中。在我们一般人来说：“推”字也好，“敲”字也好，差别不大，都可以用，不值得多加考虑。而贾岛竟为这一字之差，踌躇徘徊，走路也出了神。在似乎很细微的差别上，也要下大功夫，这就是大诗人和一般人的不同之处。杜甫有两句诗：“繁枝容易纷纷落，嫩叶商量细细开。”拿来形容写文章是非常贴切的。“繁枝容易纷纷落”，是指噜苏冗繁的空话赘语要大刀阔斧、毫不顾惜地砍掉；“嫩叶商量细细开”，是指对新颖的思想、微小的细节要下大功夫，仔细琢磨，精心考虑。这样才能写出好文章。

写文章力求精练，提倡写短文章。中国有写短文的传统。远古时代还没有纸张，文字刻在甲骨上，或铸在青铜器上，或写在竹简上，不允许写许多废话、空话，要求开门见山，直书其事，文章简练扼要。老子的一部《道德经》，内容丰富深奥，只有5 000字。孔子的《论语》，都是很短的语录，只有几个字或几十个字。从前向皇帝上万言书，议论很多重要事情，那是了不起的长文章、大文章，但也不过10 000字。像今天动辄数万言，有时离题千里、不着边际，令人难以卒读。

应该用简短的篇幅表达丰富的内容，切忌用庞大的篇幅表达贫乏的内容。因此，写文章要字斟句酌，惜墨如金，写的内容充实而文字精练，把那种无用的空话、套话、废话统统删掉。历史学家范文澜有两句名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上联是说，做学问要甘于清苦，甘于寂寞，甘于长期坐冷板凳；下联是说，写文章要有内容，不要空话连篇。这两句话可以作为我们治学的座右铭。

四、道德

做人有做人的道德，其中即包括了做学问的道德，做学问要遵循学术行为的规范。人品和学问是联系在一起的，是衡量和评价学者的两把尺子，伟大的学者，其道德、文章均为世人景仰。

治学应有严肃认真的态度，应把学术当作神圣的事业、崇高的责任，全身心地投入，孜孜矻矻、锲而不舍，不热衷名利，不畏惧困难，不追求功利，一心一意探索历史真理。从收集材料、思考问题、讨论交流到撰写文章都要认真对待，一丝不苟，不是马马虎虎、敷衍塞责，不是追逐时髦、趋时媚俗。引用一条史料，拈出一个证据，都要查清来历，注明出处，不是信手转引，人云亦云，否则别人错了，你也跟着错下去，闹出笑话来。下一个判断，必须谨慎，证据确凿，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证据不足，宁可存疑。历史学家重视的是客观事实，排除一切单凭主观的臆测和猜想，不可以为取得轰动效应而故作惊人之笔，不可以作毫无根据的翻案文章。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应标明来历，尊重他人的劳动。至于有意地抄袭、剽窃或掠夺他人的成果，更是科研工作者所不容许的，是学术道德的沦丧。

治学应有谦虚宽容的精神，古人说：“满招损，谦受益。”学术上小有成绩，就沾沾自喜、扬扬得意，这会妨碍自己的继续进步。真正有学问的人，总是虚怀若谷，胸襟旷达。胸怀像山谷那样空阔广博，才能容纳得下许多东西，骄傲自满就装不进新的知识。骄傲是无知和愚昧的表现，因为骄傲自满的人实际上并不了解自己，也并不了解客观世界，他对主观与客观都做了错误的估计。中国古话说：“夜郎自大。”夜郎是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个小国，但夜郎王只看到周围的邦国都比自己小，误以为自己最大、最了不起，不知道在不远的距离之外就存在一个比夜郎大许多倍的汉朝。因此，夜郎王是无知的、愚昧的。中国还有一句古话：“井蛙窥天。”坐在井底的青蛙所看到的天空只有井圈那样大，但实际上天是宽广无垠的。因此，井蛙也是无知的、愚昧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引向失败。三国时的马谡熟读兵书，颇有名气，自以为将才出众。他太骄傲自满，不服从诸葛亮的指示，听不进王平的忠告，把军队驻扎在远离水源的山冈上，被司马懿包围，打了败仗，丢失街亭，闹得身败名裂。做学问的人可以从这个故事中吸取教训，培养起谦虚谨慎、从善如流的品德。

学问是无止境的。我们取得的每一项科研成果都只是绝对真理长河中的一滴水珠，对自己的学问和成果，一定要清醒地、实事求是地评价。在今天，知识量急剧膨胀，科学的进步一日千里，已有的许多知识迅速被超越。对于学术上的不同意见，一定要充分尊重，认真听取，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才能使学术健康发展、不断进步。不要因为有人对自己的学术观点提出不同见解而一触即跳，大发雷霆，即使有些意见听起来不甚有理，论证尚不充分，也应持宽容的态度，允许它存在和发展。对旧权威的挑战和突破是科学发展的规律，一种新的理论和学说，当它初出现时，可能并不完善，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发展得更加成熟，最后闪耀出真理的光辉。骄傲、偏见、狭隘、保守是科学发展的大敌。

治学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研究学问是探索未知领域，追求客观真理。而真理并不是一下子都能被大家所认同、所接受，有时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明白地宣告未被大众所认同的真理会遭到许多人的误解，被斥责、唾骂，甚至遭到迫害。科学家要敢于坚持真理，甚至为真理献身。世界科学史上布鲁诺为宣传和捍卫哥白尼的天文学说，被教会处以死刑，这是众所周知的著名事件。

撰写历史，涉及当时的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常常会触犯某些人或某个集团的利益，更会引起强烈的反对，甚至会招来杀身之祸。敢不敢面对事实，秉笔直书，这是对历史学家的严峻考验。文天祥的《正气歌》中有“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两句，这里说了古代两位历史学家刚正不屈、敢于揭露历史真实的故事。春秋时，齐国的大夫崔杼很有权势，杀掉了国君齐庄公，齐国的太史据事直书，在简册上写了“崔杼弑其君”，崔杼看了大怒，把太史杀了，太史的弟弟仍然这样写，崔杼又把他杀了，又一个弟弟还是这样写，崔杼也把他杀了。太史最后一个弟弟仍然这样写，崔杼感到不好对付，没有杀他，把他释放了。当这位太史的弟弟离开崔杼家时，在大门口看见南史氏拿着简册在那里等候，南史氏说，他听说太史一家因如实记录历史真相而全被杀害，他怕这件事没有人记载下来，特意赶来记录这段历史。既然没事了，历史真相已经被记下来，他也就回家去了。这个故事说明了中国古代历史学家为如实记录历史而前仆后继、不惧杀身之祸的崇高品德，淫威与残杀是不能阻止历史学家说真话的。还有晋国的太史董狐，当时晋灵公与大夫赵盾的矛盾很尖锐，赵盾逃出了国都，但走得不远，没有离开晋国的国境。他的弟弟赵穿发动政变，杀死晋灵公，赵盾就回来了，还当大夫。董狐在史册上记下“赵盾弑其君”，赵盾不服气，辩解说：“晋灵公不是我杀的。”董狐说：“子为正卿，而亡不越境，反不诛国乱，非子而谁？”意思是说：你负责国政，逃亡没有离开国境，回来后又不对赵穿治罪；你是政变的后台，杀君的策划者。古代的历史学家非常尊重历史事实，非常注意褒贬是非。孔子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尊重事实，秉笔直书，正是我国历史学家的优良传统。历史学家应该抛开利害得失，排除一切干扰，坚持真理，坚持揭示历史的本来面貌。

以上谈了资料、思想、文采、道德，这是对历史学家四个方面的要求，从这些方面进行锻炼，加强修养，就能成为优秀的历史学家。

注释

[*]原载《历史教学》，1996年第10期。

读新编中学历史教材有感[*]

人民教育出版社为九年制义务教育新编出版的初中历史教材——《中国历史》，它的第一、二册为古代史部分。这部新教材开本大，插图多，色泽鲜明，从外观上就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

翻阅课本，从体例到内容、标题，与以往的历史教材有很大不同。它并不强求“系统性”“全面性”，而是根据初中生的水平和兴趣，突出重点。以课为单位，不分编、章、节，标题简明活泼。正文按不同的内容分别排成大字和小字，使学生学习时有所选择、有所侧重。

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我由衷地欢迎这部新编教材的出版，它既包容了较大的知识容量，又注意了青少年的特点，对提高中学历史教学的水平将会起到有益的作用。听说这部教材在很多地区试教，很受老师和同学们喜爱。这部教材由于内容丰富，文字生动、流畅，得到国内外一些专家学者的称赞，说它既是教科书，又可作为历史的普及读物。

这部新编教材的突出优点就是很好地发挥了历史学的教育功能。通过对丰富史实和人物的娓娓叙述，指明生活中的许多道理，给青少年树立起崇高的人生理想和品德风范。像屈原、李白、杜甫的爱国主义激情；陈胜、黄巢、李自成反抗封建压迫的英勇斗争；张骞、玄奘、鉴真、郑和历尽千辛万苦，进行国际间经济、文化交流的伟大壮举；商鞅、魏孝文帝、王安石坚定不移的改革决心；王充、范缜、李贽不盲从前人，追求真理的执着精神；戚继光、郑成功反抗外来侵略的坚定立场；沈括、徐霞客对科学事业艰难探索的毅力，以及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的民族气节等等，在教材里都有生动、感人的描述。这些内容将给青少年以强烈的感染，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有助于他们健康成长。

这部新教材的另一个优点是拓宽了知识面。除了讲述政治、经济的发展外，还包括了民族、外交、思想、宗教、文学、艺术以至衣、食、住、行、社会风俗等方面的最基本的内容。教材中尤其增加了文化部分。文化是一个民族聪明才智的集中表现，最能反映国情，体现国家和民族的特点。我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辉煌灿烂。历史书上多讲一些文化内容，既有利于在青少年中弘扬祖国的传统文化，又有利于使青少年扩充知识，砥砺品德，热爱祖国。

重史料、重文物古迹也是新教材的一个优点。如讲长安的城市繁华，汉代时引用了历史学家班固的话“人不得顾，车不得旋”，唐代时引用了文学家韩愈的诗“长安百万家”。引用史料时，考虑到学生的接受能力，一般都短而精，而且引证广泛，包括正史，也包括当时的诗歌、谚语、对联、小说，等等。如讲隋朝开大运河的作用，引用了唐朝诗人皮日休的诗句：“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讲元末社会的黑暗腐败，引用了当时流行的一首散曲：“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短短的20个字，概括了红巾军起义的原因，与文字叙述相比，既简明又生动。教材里的图画很多，大部分是文物古迹，讲商朝的青铜器，从冶铸方法到实物都用图画表现，从中可以了解到青铜器的铸造和商代青铜器造型之雄奇、花纹之精美。还有，汉代丝织品的细薄艳丽，唐代三彩陶器的精致、多姿，各个时代生产工具、衣饰、房屋、家具以及文化风俗、生活场景，都在图片上有所反映。尤其是艺术方面，如书法、绘画、音乐、舞蹈，尽量用存世的珍贵文物图画来表现，几乎是图文各占一半。盛唐的著名书法“颜筋柳骨”“狂草书”，名画《步辇图》《天王送子图》，敦煌莫高窟的彩色壁画和生动塑像以及大型的乐队、歌舞都跃然纸上，使学生从直观的形象中获得美的享受。

新教材的优点还有一些，如吸收了史学、考古学的新成果，删去了一些传统的但对初中生来说比较艰深、不易理解的内容，有利于减轻学生的负担，增进学习的兴趣。

当然，新教材也有不足之处，如文字的推敲不够、选图的重复、印刷的错误等，需要在教学实践中进行总结，不断改进。

注释

[*]原载《人民日报》，1991年11月27日。原题目为《既是教科书又是普及读物——读新编中学历史教材有感》。

新闻和历史[*]

新闻和历史是一对同胞兄弟。新闻是明天的历史，而历史则是昨天的新闻，它们共同的姓是个“信”字，亦即真实可信。新闻和历史都是向人们报道这个世界上发生的种种事情。世界之大，事情之多，空间之广阔，时间之久远，每个人不能事事接触，亲历亲睹，而必须借助新闻媒介。至于已经过去千百年的往事，便需要有卷帙浩繁的历史书籍。新闻和历史帮助人们认识林林总总的外部世界，形成知识，揭示规律，得出经验教训，以指导人们的生活和行动。没有新闻和历史，世界将一团漆黑，人们无从形成和积累知识，将会变成闭目塞聪的盲人和聋人。因此，反映客观真实，给读者以可信的精神食粮，是对新闻和历史的根本要求。

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保存有几千年连续不断的、丰富的历史记录。中国历史学家从来就有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孔子称赞晋国的史官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也就是写历史不隐瞒、不歪曲事实。清朝有位历史学家章学诚提倡“史德”，认为写历史要讲史德，要尊重客观事实，而不能涂饰篡改，也不能掺杂主观的私心偏见，即所谓“尽其天而不益以人”。新闻和历史虽有不同，新闻是新鲜的事实，是对现实生活的报道；历史是已逝的陈迹，是对过去事件的记录，但二者都源自客观事实，对历史学的要求同样适用于新闻报道，尤其要尊奉真实性原则。新闻记者必须深入生活，调查研究，弄清事件的全貌、细节和来龙去脉，进行忠实的报道。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背景，涉及的人物、情节、原因、后果，必须真实可信，力戒虚构、隐讳、粉饰、浮夸、引申。用事实说话，才能取信于人。违背了真实性原则就败坏了自己的名声，将被广大读者所唾弃。马克思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中说：“人民的信任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会完全萎靡不振。”这句话是新闻工作者极好的座右铭。

注释

[*]原载《新闻记者》，1997年第5期。

版权信息

书名：清前期史

作者：戴逸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11

ISBN：978-7-300-26401-1

价格：69.00元

目录

CONTENTS

满族兴起的精神力量

满族命名三百六十年

康熙和鳌拜

史实中的康熙收复台湾

雍正继位的历史疑谜

历史上的雍正

雍正的廉政

论乾隆

乾隆初政和“宽严相济”的统治方针

乾隆皇后之丧及有关的政治风波

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论乾隆朝金川之役

一场未经交锋的战争——乾隆朝第一次廓尔喀之役

论福康安

福康安风雪援西藏

我国最多产的一位诗人——乾隆帝

略论诗人乾隆

学术大师黄宗羲

乾嘉史学大师钱大昕

汉学探析

吴、皖、扬、浙——清代考据学的四大学派

清代思潮

谈清代前期的历史地位

论康雍乾盛世（提纲）

论康雍乾盛世

谈康雍乾盛世

清代康雍乾时期为什么是“盛世”

避暑山庄和康乾盛世

避暑山庄与清代政治

怎样认识“康雍乾盛世”——答周思源先生

乾隆朝的水灾与赈济

闭关政策的历史教训

清代乾隆朝的中英关系

满族兴起的精神力量[*]

满族是女真族的后裔。女真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曾建立了与宋朝对峙的金朝政权。岁月星河，山川巨变，1234年，蒙古铁骑踏平了金朝京城，女真族流落于白山黑水之间。三大部族沿江而居，建州居牡丹江，海西住松花江，野人布黑龙江，各立山头，不相统属，势力衰微，陷入了发展的低潮时期。

历史的车轮慢慢前行，到16世纪末叶，迎来了民族再兴的机运。1583年，建州女真的英雄努尔哈赤起兵攻打尼堪外兰，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事业。20多年的统一战争，联海西、野人各部为一体，创八旗，筑都城，造人才，设议政，理诉讼，制满文，奠定了日后对抗明朝政权的基础。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发檄征明，攻城略地，使明朝疲于奔命。1644年满族挥师入关，败李自成、张献忠，灭南明小朝廷，建立了大清王朝，成为全国的统治力量。

满族崛起于青萍之末，力量可谓弱小。努尔哈赤发兵征战，最初只有遗甲13副，聚合胞弟舒尔哈齐的兵力也不过1. 5万人，估计全部满族也只在六七万人。到满族入关，挥师南下之际，整个满族人口估计为60万人。然而她面临的强劲对手是疆土广阔、物产丰饶、人口众多的明朝，记录在册的人口就达到了7 000万，实际数目要逾1亿之多，几乎是满族的200倍！两者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满族居然在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发奋图强，潜滋暗长，壮大力量，最终打败了曾经仰视数百年的明朝政权，开268年统治中国之基业。这不能不被称为历史奇迹，也是历史发展之谜。

剖析历史奇迹，破解历史之谜是史家义不容辞的职责。多年以来，治史者析史料、调视角、分层次、构框架，梳理出明灭清兴的种种因素。从明朝ー方来看，政治腐朽，内耗争斗，实力消磨；农民起义波澜壮阔，风起云涌，削弱了国力；吏治腐败，辽东政策失误，自毁长城。再从满族一方来看，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等杰出人物接连而出，代有人杰；内部适应于急剧变幻的社会大势，组织结构全方位迅速调整；实施了正确的军事战略与策略。凡此种种，都可看作满族取得胜利的原因。但我认为：满族崛起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在于精神力量。充满蓬勃朝气、奋发向上的满族，托起了民族的脊梁。艰苦拼搏，百折不挠，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直至创建全国政权，精神力量是不可或缺的根本因素。这种精神因素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骑射尚武的精神

满族散居东北沃野，山林茂密，草场广阔，形成狩猎与农耕并重、锄镐与骑射并举的社会习俗。1601年，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融军政体制为一体，突出八旗制度的军事特征，培养满族骑兵勇猛剽悍、奋勇拼杀的尚武精神。激战萨尔浒，五日三战，勇猛顽强，铁骑如风卷残云；攻打锦州，三次增兵，不惧死亡，亲王贝勒冲锋陷阵，身先士卒；八旗铁骑金戈铮铮，旌旗猎猎，所至无不披靡。人数虽寡，但能够战必胜、攻必克。尚武精神锻造了一支勇猛顽强、意志坚定的民族力量。没有这种尚武精神，满族凭什么与强大的明朝对抗呢？

二、民族凝聚的精神

女真本是分散的部落，建州、海西、野人互相征伐，部落之间的侵扰连绵不绝。然而，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诞生了满族之后，满族从此像被注入了一种神奇的活力，整个民族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向心力，捐前嫌，释旧怨，重团结，产生了影响久远的民族凝聚力。新兴的满族，内部团结坚如磐石，表现出极端的坚忍性。当然，满族上层不乏争权夺势、互相倾轧之人。努尔哈赤起初与弟舒尔哈齐共领建州，各自拥有自己的部众与财产，不相上下的实力促使舒尔哈齐频频挑战努尔哈赤的权威，受挫后企图率众出奔，摆脱努尔哈赤的控制。努尔哈赤果断囚禁舒尔哈齐，扼分裂势态于萌芽之中。皇太极承续大统，最初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共同分享权力、人口、财产，位势相埒，后来皇太极从打破旗主专权入手，进而幽禁阿敏，降格莽古尔泰，处罚代善，独领正黄、镶黄、正蓝三旗，兵不血刃，剪除异己势力，恢复汗位权威。皇太极死前未指定继承人，于是两黄旗拥立的豪格和两白旗推出的多尔衮势同水火，以至于皇太极驾崩之际，双方调兵戒备，几乎同室操戈。结果两王妥协，拥立福临（即顺治帝）。满族的发展躲过分裂的劫难，汹涌奔腾，迎来了世所瞩目的康乾盛世，从而把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社会的发展推向了顶峰。

满族上层矛盾的成功化解，是民族凝聚力的典型体现。在面临关内强劲对手的形势下，顺大局，识大体，使内部争斗规限在家族范围、言辞交锋的程度之内，严格控制矛盾的激变与扩大，力图以妥协让步的办法化干戈为玉帛，于事态初萌之际一朝化解，从未演成巨大的民族内部动荡，动摇民族延续的根本。这种克制上层矛盾的广度与深度，关注民族大局的精神，保障了满族草创政权之初，能够几经风霜雨雪，却依然坚定不移地向共同的目标奋进。200多年后，太平天国统治集团未能很好地把握内争的分寸，洪、杨政争引发了一系列的流血事变，数万将士没有战死在抗清的疆场，却死在自相残杀的“天国”土地上，因而战斗力衰落了，凝聚力散失了，元气大丧，一蹶不振。太平天国由盛而衰的史实，给后人以永远的警示。坚忍的民族凝聚力是满族崛起的关键。

三、团结包容的精神

满族不仅团结本民族共同发展，而且还包容其他民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化部分敌人为友，削弱敌人，壮大自己，使力量对比逐渐彼消此长，把优势掌握在自己手中。

满族十分重视团结地域广大、实力超群的蒙古族势力，将如何处理好同蒙古族的关系看得至关重要。皇太极起初与蒙古族并不亲睦，曾派大军深入漠南，武力征服林丹汗，但随后皇太极会盟漠南蒙古于盛京，联络漠北蒙古喀尔喀三部。蒙古族归附，化敌为友，从此骁勇善战、疾如闪电的蒙古骑兵与八旗将士并肩作战。清朝初年满族通过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与蒙古上层深相结纳，满蒙一体，休戚与共，不仅稳定了后方，退有依托，而且极大地弥补了满族人口单薄、兵力不足的缺点，背靠满蒙，窥视中原，进攻退守，游刃有余。

汉族是满族最主要的敌对势力。努尔哈赤兴兵伐明，与汉族的民族矛盾上升到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军事战争。然而，满族并非只是一概固守民族观念，驱全部汉族人众与自己为敌，而是分化利用，凡是投降归附的文人士宦，位尊威崇，加以重用，范文程、李永芳、马光远、高士俊遂成为皇太极的左膀右臂。尤其范文程参与帷幄，领受机密，“每议大政，太宗（皇太极）必曰：范某知否”[2]，宠爱信任，无以复加！明朝武将，对峙疆场，生死鏖战，性命相搏，可谓仇深似海。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祖大寿、洪承畴、吴三桂都是明朝辽东能将，数度与八旗狂飙殊死厮杀，筑起明朝的辽东屏障。但这些人投降之后，皇太极即广为包容，收编重用。满族团结包容其他民族力量，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削弱敌人，壮大自身，故能以弱胜强，统治全国。

四、学习先进的精神

满族初兴，文明低下，狩猎稼穑，仅供所需，领主部落，尚处于奴隶制度时代。但满族不因循守旧、拒绝先进，而是虚心学习，剔劣纳优，加速文明进化的步伐。红衣大炮由西方传教士引进，威力巨大，杀伤力强，曾使努尔哈赤在宁远城下受挫。清兵日后缴获该炮，悉心研究，俘虏明朝降将降卒仿造大炮，也拥有了攻城利器。满族与汉族，属文明阶段的两个层次，差距甚大。但满族不故步自封，而是倾心学习，承续明朝体制，吸纳汉族文化、典制中的先进部分，结合本民族的特点，创设出符合历史发展的文化传承、典章制度。女真文字已不通行，努尔哈赤遂命额尔德尼、噶盖两人仿蒙古文为字，以女真语为音，创制了老满文，尽管文法不备，缺点甚多，但文字的创制推动了女真社会向更高文明迈进。

儒家学说长期被奉为封建王朝的治世经典，满族入关即派官祭祀孔子，允许孔氏后代袭衍圣公。入关随俗，尊孔崇儒，笼络汉族知识分子，恢复科举取士，给饱读诗书的士子以“学而优则仕”的出路，淡化了他们心中滋生出的恋明反清的情绪。

清朝初兴，追踪先进，倾心学习，即使是自己的敌人，只要优而有长，亦纡尊求教，虚心仿制。这种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如饥似渴学习的精神，使满族在半个世纪的风雨征程中，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最终建立了全国政权。

朱诚如教授在《明清之际的历史走向》一文中说：“一个天崩地裂，天下大乱的时代，谁抓住了机遇，就会赢得胜利。”的确，明朝覆亡赋予李自成大顺军、张献忠大西军、南明政权、东北满族四方以平等的机遇。四方角逐，表面上拼打的是政权体制、后方补给、军事战略等浅表因素，实际上较量的是综合素质，而具有拼搏向上、锐意进取的一方无疑能够超乎其他三方，抓住历史机遇。李自成大顺军入城之后，追赃逐利，沉湎陶醉，失去进取之心。张献忠大西军杀戮过甚，树敌众多，矛盾重重，分崩离析。他们都抓不住历史机遇。南明政权偏处一隅，安于现状，惰性充盈，锐气全无，更不能抓住历史机遇。而满族凭借骑射尚武、民族凝聚、团结包容、学习先进，故能在历史机遇来临之际，因时乘势，席卷全国，取得全面胜利，这绝不是历史偶然的偏爱，而是历史必然的结局。当然，清朝统治后期，钟鸣鼎食的优裕生活消弭了满族优秀的精神品格，满洲贵族腐朽堕落，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失去了早期的精神力量。辛亥革命，义旗高举，满族政权灭亡也是必然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公平地对待每一个统治政权，关键在于能否自觉自强，适应历史的趋势，大踏步前进。

毛泽东曾经说过，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一个民族的崛起，一个社会的复兴，固然需要物质力量丰厚，军事实力强大，更重要的是要有精神力量的支撑。一个萎靡不振、腐败丛生、不思进取、见利忘义、舍本逐末的群体是不会有远大前途的。中外朝代更迭几乎如此，概莫能外，显示出一个兴衰更替的社会规律。

满族精神力量在几个世纪的凝结与衰微的变迁历程，并由此精神力量所导引的清朝历史轨迹，给了我们发人深省的启示。

注释

[*]原载《满学研究》第五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2]李果：《在亭丛稿》卷六《范文肃公传》。

满族命名三百六十年[*]

1995年是满族命名360年。后金天聪九年、明崇祯八年，亦即1635年，当时已称皇帝的女真族皇太极下谕将原来的族名“诸申”改称“满洲”，这次命名可视为满族形成的标志。原来的女真族，经过长期演变，经过民族内部的分化与外部的融合，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诞生了。

当然，民族的形成是长期的历史过程，不是几个月、几年的事情。从原来较小的建州女真征服和统一各部，融合了东北的许多民族、部族，发展经济文化，建立政权，创制文字，形成共同的民族经济、民族文化、民族心理，有了共同的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这样，满族逐渐形成了。满族开始形成时是一支朝气蓬勃的、活跃的力量，居住在白山黑水之间，人数虽少，但进步很快。满族正式命名10年之后，即1644年，驱兵入关，打败了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打败了南明几个王朝，建立起全国政权——清朝。它统治中国达268年之久，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这里要谈谈满族和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满族是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满族上层建立了清朝。满族全体并不是统治者，满族下层也是受压迫的。但要谈满族的贡献又不能离开清朝，因为满族的英勇坚强、聪明才智有很多体现在清朝的治国思想、政治决策以及政绩、成就之中。

综观268年的历史，满族对祖国、对中华民族做出了伟大贡献。在清朝的统治下，中国社会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过去，在辛亥革命反满思想的影响下，对满族和清朝的历史业绩极度贬低，这是历史形成的。今天应该客观地、公正地、清醒地对其重新进行评价，应该廓清迷雾，还历史以真实面目。

以下，从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经济方面。从经济成就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看，中国历史上各个王朝的经济指标和生产总值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难以比较，但历代的人口有相当详细的记录。我们可以从历朝历代所能养活的人口数目来推测当时的生产水平。中国历史上最盛的汉、唐、宋、明，全国人口记录最高是7 000万人。专家们认为这个数字偏低了，实际人口已超过1亿。但清朝经过康雍乾盛世，人口大量增长，道光时已有4亿人。要养活4亿人口，必须有相应的粮食产量，因此可以推断清代的粮食产量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朝代。我做过粗浅的研究，估计18世纪末中国的粮食总产量约有1 020亿公斤。中国是个农业国，粮食生产是衡量经济水平和国家实力的主要指标，可以说，清朝的生产力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清朝的农业生产为什么能达到这样高的水平？这里不能详谈。简单说来：（一）开发边疆。历史上的边疆地区都是游牧区，清朝在边疆进行农业开发，东北、内蒙古、新疆、台湾、云贵等地的耕地大量增加。（二）大力推广新的农作物品种。如白薯、玉米、花生都是高产农作物，在山区、旱地都能种植。高产农作物大大缓和了粮食危机。（三）大规模的水利工程。黄河、淮河、永定河、江浙海塘以及各地的河、湖、沟、渠，清政府和民间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进行整治，发挥了较大的效益。（四）减免赋税。康熙、乾隆年间，太平盛世，多次普免或减收赋税，与民休息，促进了生产力发展。

除农业外，清朝的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也十分发达，资本主义萌芽在一些地区和一些行业中已经出现，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清朝经济的成就达到了封建时代的高峰。

第二，政治方面。满族和清朝在政治上的贡献是巩固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改进了国内各民族的关系，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力、凝聚力。这是极其伟大的成就，是以前许多民族、许多朝代没能做到的。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民族，一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如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二是中原的农耕民族（如汉族），三是西南的山地民族（如苗族、壮族、瑶族、白族）。历史上，北方的游牧民族常常和中原的农耕民族对峙、战争。万里长城就是农耕民族修筑的防卫工事。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大一统的时代，如汉、唐、元、明，但统一的规模、程度和时间都赶不上清朝。汉、唐在边疆地区设置都护府，但时间不很长，管理松散，各地自治程度很高。虽然元朝版图很大，统一范围广，但分成四大汗国，各自为治，且军事统治色彩浓厚。明朝的统辖，西不能到哈密，北不能到蒙古。只有清朝，当康熙打败吴三桂、统一台湾以后，以极大精力经营北部和西北、东北。一面抵抗俄国对黑龙江的侵犯，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另一面进行平定准噶尔的战争，断断续续，历经康雍乾三朝70年之久，至乾隆中叶，平定了准噶尔、回部，统一了新疆。清朝不仅一举解决了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的冲突，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发展边疆的经济、交通和文化，建立行政机构，筑城驻军，加强管理。清朝版图最大时达1 200多万平方公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大统一。所以，周恩来总理说：“清代以前，不管是明、宋、唐、汉各朝，都没有清朝那样统一。”（《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清朝中叶以后，再也没有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的大规模战争了，中华民族大家庭聚合并逐步巩固。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国内民族关系的新格局。各民族团结联合，并肩抵抗外国的侵略，斗争的大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各民族共御外侮代替了内部争斗。在近代的反侵略战争中，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一起立下卓越的功勋。如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海龄率领镇江的满族兵英勇抗击英军，受到恩格斯的高度赞扬，又如蒙古族的总督裕谦在浙江殉难；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在大沽口抗击英法联军；中法战争中，有英勇战死的云南白族将领杨玉科；甲午战争中，有抵抗日军而牺牲的回族将领左宝贵；八国联军侵华时，有与俄军作战殉国的满族将军寿山；直到抗日战争中，满族、蒙古族、回族、高山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民都奋不顾身，投入伟大的抗日洪流中。100多年的反侵略战争，锻炼了中华各民族，它们用鲜血凝结成了兄弟般的情谊。为什么会出现全民族团结御侮的局面？“饮水思源”，我们应该感谢清朝和满族，感谢它们统一了全国，做了大量的民族工作。清朝，正因为它是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所以更能理解其他少数民族的处境与困难，更能沟通民族之间的感情，更能制定比较正确合理的政策，大大增强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亲和力、凝聚力，使中华民族成为牢不可分的坚强整体，这是对祖国极其伟大的贡献。如果没有清朝的统一和卓有成效的工作，那么当帝国主义入侵时，一旦施展挑拨离间，分而治之，中国就可能四分五裂、土崩瓦解，那就难以想象今天的中国会沦于什么样的悲惨境地！

第三，文化方面。满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和文化创造，英才辈出，典籍丰富，文化成就很突出。它善于汲取汉族文化，使满汉文化交融，既发展了满族文化，也丰富了汉族文化，这是中国其他少数民族无法比拟的。毛泽东主席说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而满族除了擅长骑马射箭之外，文治斐然，可以媲美于汉唐宋明，毫不逊色。

清朝在文化上卓有贡献，曾经编纂了几部大书。一部是《古今图书集成》，共1万卷，是一部大类书，是在康熙之子允祉的主持下，由陈梦雷编纂的。另一部是《四库全书》，共79 070卷，是一部大丛书，是乾隆帝开四库馆邀请众多学者编纂而成的。还有一部是《皇舆全览图》，康熙时派人到全国各地做实际测量，其中有不少是西方传教士中的地图测绘专家，采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经纬度测绘方法，历时10年而成，是世界地图绘制史上的鸿篇巨制。

满族中的学者、作家、诗人、艺术家很多。最享盛名的伟大作家是曹雪芹，他是满洲正白旗包衣，生活在雍乾时代。他创作的《红楼梦》是最伟大的小说之一，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反映封建家庭的生活，实际上是满族贵族家庭的生活。纳兰性德，满洲正黄旗人，大词人，有词作《饮水集》《侧帽集》。图理琛，满洲正黄旗人，他的名著《异域录》是记载出使里海之滨、伏尔加河流域见闻的作品。近代的满族作家老舍写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龙须沟》《茶馆》等不朽的作品。满族的诗人很多，不能一一列举。徐世昌编《晚晴簃诗汇》，收清代诗作2. 7万首，诗人6 000名，其中满族诗人近1 000人。

满族中书画家很多，清代中叶四大书法家中有两人是满族，一个是成亲王永瑆（乾隆第十一子），一个是铁保。画家高其佩（指画）、唐岱（宫廷画）都是满族人。

满族文化和汉族文化融为一体。例如，《红楼梦》是用汉文写的，而反映的是满族贵族的生活，富有满族的生活情趣，典型地体现了民族文化的融合。中国文化艺术中包含多种民族因素，水乳交融，很难分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例如京剧，这是传统的歌舞剧，最先是汉族创造的二黄、西皮。200多年前徽班伶人带它进京，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许多满族人参加创作、演出，融入了满族的聪明才智。许多剧作家、伶人、琴师是满族人，如汪笑侬是满洲正黄旗人，对京剧的革新很有贡献。四大名旦中的程砚秋、尚小云以及名演员龚云甫、金少山、奚啸伯等也都是满族人。可以说，京剧是汉族和满族共同创造和发展的优秀剧种，没有满族的参与，京剧就不可能达到今天这样炉火纯青的地步。

民族文化的融合很值得研究。例如我们常说“京派文化”“海派文化”。“京派文化”更多地反映了北京的生活情趣与风俗习惯，其中包含着满族的文化因素。因为几百年来满族聚居于北京，当年北京的内城只准满族居住，不准汉族居住。因此，满族把原来的语言习惯、生活情趣、文化心态带到了北京。今日的北京文化中包含浓厚的满族文化因素，例如北京话，明代的北京话可能和今天有较大差异，明代以后的北京话掺进了满语的语言要素，使北京话发生变化，变得更生动、更传神、更富有表现力。北京的大鼓、相声等曲艺形式和满族早期的子弟书有密切关系。我觉得“京派文化”和满族文化的关系很值得研究。

以上我从三个方面说明了满族和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满族是个富有创造性的伟大民族，1995年是满族命名360年，我们不能忘记它的卓越功勋。当然，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满族和清朝有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也有局限性，有缺点和过失。在政治上，它沿袭历代的封建专制政治，没有发展民主；在经济上，仍然以农立国，没有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在对外关系上，长期闭关锁国、保守自大；在文化思想上，实行严格的思想统治，大兴文字狱。对这些当然不应该做肯定的评价。但总的说来，满族和清朝的贡献是巨大的，不能因它有缺点、过失而抹杀它曾取得的辉煌成就。

到了晚清，满族失去了早期那种勇于进取、富有朝气的精神，政治腐败，思想僵化，对外从闭关自大一变而为拱手揖敌、怯懦自卑，满族走过了它的全盛时期而趋于衰落。在今天社会主义时期，满族人民获得了新生，它必将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维护国家统一与和平的伟大力量，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做出新的贡献。

注释

[*]原载《语冰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

康熙和鳌拜[*]

康熙和鳌拜之间的冲突是诸多矛盾积累和发展的结果。康熙一举擒拿权臣鳌拜，夺回了政权，为以后建立清朝的政治基业扫清了障碍，显示了这位少年天子的胆识、魄力和智慧。

一、鳌拜其人

鳌拜，满洲镶黄旗人，姓瓜尔佳氏。他的叔父费英东早年追随努尔哈赤起兵，是清朝的开国元勋。鳌拜本人随皇太极征讨各地，战功赫赫。他参加过崇德二年（1637）的皮岛战役。当时皮岛守备森严，清军久攻不下，鳌拜请为先锋，誓言：“不得此岛，勿复见王。”（《清史列传》第二册）乘舟渡海，直冲敌阵，战斗时，鳌拜大呼，冒矢石勇敢搏战，跃登城墙，敌兵大败。清军攻克皮岛，皇太极十分欣赏鳌拜的英勇善战，论功行赏，封三等男，赐“巴图鲁”号。

此后鳌拜又屡建大功。崇德六年（1641），松锦会战中，他“以步战败明军步军营，功最”（《清史列传》第二册）。明总督洪承畴率大军十三万来援，皇太极亦亲率大军应战，鳌拜“辄先陷阵，五战皆捷”，明军败遁。皇太极命鳌拜追杀，又获全胜，“擒斩过半”。八年（1643），随阿巴泰征明，入长城，围北京，攻略至山东兖州、临清而返。

顺治元年（1644），清兵入关后，多尔衮考核群臣功绩。鳌拜“以忠勤戮力，晋一等子”（《清史列传》第二册）。随阿济格征湖北，破李自成军，又随豪格入四川，与张献忠战于川北西充，“大破之，斩献忠于阵”（《清史列传》第二册）。

鳌拜不但是一员骁勇战将，而且也是皇太极忠心耿耿的心腹。皇太极死后帝位继承发生问题。皇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与皇太极之弟多尔衮争立。正黄旗与镶黄旗拥立豪格（索尼、遏必隆、鳌拜属两黄旗），而正白旗与镶白旗拥立多尔衮。当时恰值李自成打进北京，明朝覆亡，满族统治者在关键时刻互相妥协，将矛盾缓和下来。豪格和多尔衮都不当皇帝，而让皇太极的第九子，六岁的福临继帝位，是为顺治帝，避免了关系破裂而喋血萧墙。鳌拜始而拥戴豪格，继而拥戴福临。他是两黄旗的重要代表，是效命疆场、为清朝争夺江山的元勋。

二、康熙初年的政局矛盾

顺治遗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索尼的资格最老，威信很高，但年纪老迈，畏事避祸。遏必隆亦出自名门，为开国元勋额亦都之后，屡立战功，与鳌拜交好。而苏克萨哈为正白旗，先是依附多尔衮，多尔衮死后，朝局一变，苏克萨哈出来告发刚刚死去的多尔衮，因此亦受顺治帝重用。四辅臣中，索尼列名第一，能够得到大家认同。而苏克萨哈因是公主的儿子，且反戈一击，揭发多尔衮有功，列名第二就较勉强，尤其是资格老、军功高而名列第四的鳌拜很不服气。当时，朝廷中存在着三对矛盾：

第一，黄白旗之争。皇太极死后，黄白旗为争立皇帝，关系紧张，以索尼为首的两黄旗大臣盟于大清门，带兵入宫，张弓挟矢，要和两白旗兵戎相见。后来幸而以妥协告终，但彼此成见甚深。多尔衮是正白旗之主，摄政时压制反对他的两黄旗。索尼、遏必隆、鳌拜均曾获罪，或降职，或罢官。顺治亲政，朝局一变，黄旗抬头，白旗失势。苏克萨哈虽以白旗投靠黄旗，但索尼、遏必隆、鳌拜都瞧不起他。黄白旗之间的矛盾一直延续到康熙初年。

第二，更换圈地的利益之争。清初圈地时，多尔衮当权，偏袒正白旗，将冀东肥沃之地圈给正白旗。康熙时鳌拜提出圈地应按八旗排列顺序。冀东的土地按顺序应归黄旗所有。他要求和正白旗换地。如果土地不足，“别圈民地补之”（《清史稿·鳌拜传》）。圈地已过去二十年，如果黄白旗换地，牵涉面太广，骚动过甚。当时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都以“旗人安业已久，民地曾奉谕不许再圈”（《清史列传》第二册）为理由加以反对。苏克萨哈属正白旗，也坚决反对。但索尼、遏必隆则支持鳌拜，形成四辅臣之间的利益冲突。

第三，进步与保守之争。清朝入关后，在如何统治中国的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顺治帝认为，采用汉族的制度、吸取汉族的文化才能使清朝长治久安。而四辅臣缅怀满族的旧制度、旧习惯，主张退回旧时代中，“率祖制，复旧章”（《清史稿·索尼传》），凡事都要“遵照太祖、太宗例行”（《圣祖实录》卷23）。对汉族则施行高压政策。顺治帝刚去世，江南就发生“奏销案”，“江苏省逋赋绅衿一万三千五百十七人；下部斥黜有差”（《清史稿·圣祖本纪》）。探花叶方霭只欠交赋税一文钱，亦遭处分，故民间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谚。康熙二年（1663）又大兴文字狱，庄廷鑨因修《明史》获罪，株连甚众，刑罚残酷，不遗余力打击汉族地主知识分子。

三、中西文化冲突的插曲

在鳌拜事件中还夹杂有中西文化的冲突。孝庄太后与顺治帝善待西方传教士，与汤若望关系密切，相信西方的自然科学。顺治帝封汤若望为通玄教师，并采用他所编的新历书《时宪历》。顺治死后，辅臣们厌恶西方传教士，守旧的历学家杨光先、吴明烜“依附鳌拜，捏词陷人”（《东华录》康熙九）。辅臣们将汤若望下狱，拟处汤若望死刑。恰好北京发生地震，孝庄太后出面干预，称上天示警不可妄动，汤若望才免死获释。但汤若望的《时宪历》仍废止不用，而采用吴明烜的《大统历》，却错误百出，其中“康熙八年闰十二月应是康熙九年正月，又有一年两春分两秋分种种差误”（《东华录》康熙八）。康熙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这一问题，认为“天文最为精微，历法关系国家要务，尔等勿怀夙仇，各持己见，以己为是，以彼为非，互相争竞”（《清通鉴》四），而以实际测量为标准，钦派大臣进行实际测验。结果，“立春、雨水、太阴、火星、木星与南怀仁所指逐项皆符，吴明烜所称逐项不合”（《东华录》康熙八）。康熙帝相信实测结果，恢复使用《时宪历》，授南怀仁钦天监监副。辅臣不懂和无视科学，康熙对辅臣们盲目无知、刚愎自用、反对科学甚为反感。这场科学上的是非之争也夹杂在康熙和鳌拜的政治斗争风波中。

四、矛盾的爆发

斗争的突破口在于圈地换地之争以及辅政大臣苏克萨哈的被杀。由于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三位大臣反对黄白旗之间换地，鳌拜痛恨他们，必欲置之死地。康熙出面调解，召四辅臣商议此事。索尼、遏必隆附和鳌拜，主张以抗旨论死，苏克萨哈不作声，以沉默对抗，形成三比一的局面。康熙此时尚未亲政，无法阻挡辅臣们的决定。苏、朱、王三大臣竟被处死。过了四十年，康熙提到这场冤狱，痛心地说：“鳌拜、遏必隆为圈地换地杀尚书苏纳海、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冤抑殊甚，此等事皆朕所不忍行者，朱昌祚等不但不当杀，并不当治罪也。”（《圣祖实录》卷224）

康熙和鳌拜之间的冲突正是上述诸多矛盾积累和发展的结果。鳌拜代表着关外旧臣的势力，把持朝政。他的弟弟穆里玛，有镇压李自成余部夔东十三家之功，封靖西将军，儿子那摩佛娶公主为妻，是康熙的姐夫，一门贵幸。鳌拜的亲信班布尔善、玛尔赛、阿思哈、济世盘踞政府要津，心腹爪牙遍布内外。这时随着康熙的成年，满族统治者中间新的一代正在成长，以康熙为核心集聚了索额图、明珠、岳乐、杰书等青年俊才。索额图、明珠都是康熙的侍卫，岳乐、杰书是皇族，已封安亲王、康亲王。他们对关外时期的生活和传统并无留恋之情，而一心要营建统治全中国的宏伟大业。这一新的势力集团的崛起预示着鳌拜集团的覆灭指日可待。

鳌拜性情刚愎，器量狭隘，势力愈张，骄横日甚。朝贺新年时，鳌拜身穿黄袍，仅其帽结与康熙不同。又经常把各地奏折拿回自己家中和心腹们商议办理，不把朝廷官员放在眼里。有一次鳌拜装病，康熙去探望他，鳌拜卧床，席下放一把刀。康熙的侍卫搜检出这把刀，局面尴尬而紧张。康熙虽年轻却从容镇静，笑着说：“刀不离身是满洲故俗，不要大惊小怪！”（《啸亭杂录》）可见鳌拜的跋扈，也可见康熙把紧张局面消弭于谈笑之间的机智应变。

五、智擒鳌拜

康熙十四岁亲政，鳌拜大权独揽，仍把持着权力不放，要把年轻的皇帝变成任凭自己摆布的傀儡。苏克萨哈要求辞职，还政皇帝。这一举动触及鳌拜要害，因为排名第一位的苏克萨哈辞职（时索尼已死），遏必隆、鳌拜势必也要让出辅政的职务，鳌拜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他诬陷苏克萨哈的辞职“背负先帝”“别怀异心”（《清史稿·苏克萨哈传》），罗织二十四条罪状，要把苏克萨哈斩首抄家。康熙不同意，以“核议未当，不许所请”。但跋扈成性的鳌拜在康熙面前挥拳捶胸，疾言厉色，对康熙恐吓要挟，最后连康熙也无法改变鳌拜的决定，结果苏克萨哈被处绞刑。

“是可忍孰不可忍”，年轻有为的康熙如何能容忍这样骄横凶狠的权臣。他在暗中准备着。他挑选了一批有勇力的少年侍卫在宫中练习布库（即摔跤）。鳌拜上朝也不回避。鳌拜以为不过是小孩子的游戏，不以为意，他误以为“帝弱好弄”，“心益坦然”（《啸亭杂录》），未加戒备。

康熙的祖母孝庄太后具有崇高威望和非凡才智，不容许任何人侵犯自己心爱的孙子。各种势力迅速地倒向皇帝一边。客观形势对鳌拜愈来愈不利，而他还懵然不察。康熙八年（1669）五月，武力夺权的时机终于到来。康熙与索额图密谋，将鳌拜的亲信派往各地，离开京城，又让自己的亲信掌握了京师的卫戍权。康熙召集侍卫武士说：“你们都是我的股肱亲旧，你们怕我，还是怕鳌拜？”大家说：“怕皇帝。”（《啸亭杂录》）康熙即宣布鳌拜罪状。在鳌拜单独入朝时，由布库少年突然擒拿下狱，宣布鳌拜三十条罪状。但念鳌拜资深年久，屡立战功，且无篡弑之迹，康熙对他宽大处理，免死禁锢。其党羽或死或革。康熙夺回政权，经过周密策划，精心布置，不动声色，没有动用大军，没有经过恶战，在社会上未发生重大骚动，所以人们评论他：“声色不动而除巨恶，信难能也。”（《啸亭杂录》）

康熙清除鳌拜集团，使皇权巩固，扭转了倒退的政策趋势，撇开了阻挠历史前进的保守力量，使清王朝的封建化和满汉融合的政策得以贯彻，为进一步恢复生产力，削平割据，抵御俄国入侵，实现国家统一，建立繁荣的康雍乾盛世奠定了基础。

注释

[*]原载《北京日报》，2001年12月11日。

史实中的康熙收复台湾[*]

一、康熙初年的政治形势

康熙幼年即位，他所继承的是一个饱经战火、经济凋零、国弱民贫、群雄逐鹿、四分五裂的国家基业。康熙元年（1662）吴三桂将长年抵抗的南明朝廷追入缅甸，擒获永历帝，并将他处死。南明势力刚刚被消灭，代之而起的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三藩，又盘踞在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福建，各拥重兵。他们的财政户部不得核查。吴三桂且可向全国选派官吏，号为“西选”，吏部不得掣肘。军饷开支浩大，“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魏源《圣武记·康熙戡定三藩记》）。东南海岛台湾被郑经占据，郑氏本以恢复明室为号召，但自从永历帝和郑成功死后，失去了号召力和政治领导，郑氏集团内叔侄兄弟失和，内讧不息，已蜕变成失去政治目标的海上武装。东北则有俄罗斯人入侵，在黑龙江上设立许多军事据点，屠杀和掠夺当地人民。西北则有噶尔丹崛起，以伊犁为巢穴，其军锋和影响远及于内外蒙古、南部新疆、西藏、青海以及中亚细亚，势力强盛，窥伺中原，成为清朝的严重威胁。离北京不远，又有察哈尔蒙古布尔尼之心存反侧，蠢蠢欲动。中原地区，还有反清复明思想的明朝遗民亦在积蓄力量，俟机待发。整个中国大地上布满了大堆干柴，一个火星的迸溅，就会燃烧起燎原大火，清王朝危机四伏，统治极不稳固。

康熙逐渐成年，首先擒拿鳌拜，夺取权力，消除了朝廷内部的隐忧。随即集中力量对付南方三藩，决心割掉这一恶性肿瘤。经过八年苦战，平定了吴三桂等三藩叛乱，趁着告捷余威，又把注意力转向台湾。康熙统一台湾是战争与谈判交替使用的复杂过程，是力量、智慧与争取人心的长期斗争。

二、与台湾又战又谈

清朝与台湾郑氏政权，两岸对峙二十年，有时战争，有时谈判，打打谈谈，一直呈胶着状态。

康熙元年（1662）郑成功收复台湾，驱逐荷兰侵略者，不久即病逝，内部发生争讧。清朝乘机派使者，企图说服郑成功之子郑经归降清朝。郑经为了减轻压力，与清朝谈判，交出南明皇帝赐给的敕书、印玺。清朝要求台湾人众迁回内地，剃发易服，郑经不允，谈判未成。康熙二年（1663），清朝出兵攻打郑氏据守在大陆上的最后一个据点厦门，郑经战败，退出厦门，逃奔台湾。清朝乘胜派舟师出征台湾，在海上突遇台风，船只沉没，无功而返。

当时两岸虽武装对峙，但又都有一定的和平愿望。清王朝三藩未除，经济不稳，无力用兵海上。而台湾郑氏，土地初辟，人口甚少，生产落后，经济困难，急需大陆的粮食和物资供应。且郑部大多是福建人，离家日久，思恋乡土，私下渡海来归者络绎不绝。康熙六年（1667），清廷派总兵孔元章，赴台湾议抚，答应郑经如归顺，可封“八闽王”，郑经犹豫不决，后以“和议之策不可久，先王之志不可坠”（《海纪辑要》），拒绝清朝的招抚。康熙亲政后，刑部尚书明珠奉旨入福建，主持和议，派知府慕天颜入台，宣示招抚之意。清廷做了重大让步，允许郑氏封藩，世守台湾。郑经则提出：“苟能照朝鲜事例，不削发，称臣纳贡，尊事大之意，则可矣”（江日昇《台湾外记》）。康熙答复：“若郑经留恋台湾，不思抛弃，亦可任从其便。至于比朝鲜不剃发，愿进贡投诚之说，不便允从。朝鲜系从未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明清史料丁编》第三本）。康熙不愿台湾成为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国家，故谈判破裂。

此后发生三藩之乱，中原战火弥漫。郑经乘机与吴三桂、耿精忠勾结，发兵攻福建、广东，与清军作战，占领厦门与漳州、泉州、潮州、惠州各地。转战数年，吴三桂失败，郑经孤军难支，又退回台湾。清朝再一次争取谈判，福建总督姚启圣派副将黄朝用赴台。郑经要求“请照琉球、高丽外国之例，称臣奉贡，奉朝廷正朔，受朝廷封爵”，而康熙坚决不同意将台湾比照琉球、高丽之例，认为“台湾人皆闽人，不得与琉球、高丽比”（《圣祖实录》卷109）。双方各持自己的立场，谈判又无结果。

三、决策选将

不久，郑经病逝，其子郑克塽继立。清廷讨论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反对武力攻取台湾的人很多。康熙二十一年（1682）“户科给事中孙蕙条陈，台湾进兵宜缓”。“（二十一年）七月，彗星见，井宿度，尾长二尺余。”令百官言事，“尚书梁清标奏，今天下太平，凡事不宜开端，当以安静为主。左都御史徐元文奏请暂停台湾进剿”（《圣祖实录》卷103）。康熙排除了众多反对意见，调走了认为“台湾难攻且不必攻”（《圣祖御制文集三集》卷二）的水师提督万正色与福建将军喇哈达。决定采取“剿抚并用”的方针，“宜乘机规定澎湖、台湾……将绿旗舟师分领前进，务期剿抚并用，底定海疆”（《圣祖实录》卷91）。

台湾地处大海中，波涛万顷，作战须赖水师，满族将士娴习马步，而不习水战，必须另选将帅，训练士卒。李光地、姚启圣推荐施琅当此重任。

施琅，福建晋江人，有勇略。早年为郑芝龙部下，后随郑芝龙降清。郑成功将其父子兄侄一门杀害，结下深仇。施琅在福建与郑氏作战多年，了解台湾情况，熟悉水师机宜及海上风涛之变幻。他一贯主张攻取台湾，但因曾是郑氏部属，清廷并不信任他，把他安置在北京居住，投闲13年。

康熙决定起用施琅，授福建水师提督。此时，郑氏窜犯福建、广东的军队已被福建总督姚启圣逐出。姚亦主张攻取台湾，说“台湾断须次第攻取，永使海波不扬”（姚启圣《忧畏轩奏议》），并已训练了一支骁勇善战的水师。但在作战方略上，姚启圣与施琅意见分歧，致出师日期一再推迟。施琅请求康熙给予“专征”之权，督抚只管后勤供应“催趱粮饷”，指挥作战全部由自己负责。康熙同意了施琅的请求。姚启圣此后无权过问作战事宜，但他以大局为重，和衷共济，全力支援前线，保证了施琅出征的粮食和物资供应。

四、战斗与善后

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十四日施琅率兵2万余人，乘战船200余艘出征。郑克塽则派勇敢善战的刘国轩守澎湖，所率兵将战船与施琅相当。“缘岸筑短墙，置腰铳，环二十余里为壁垒”（《清史稿·施琅传》），两军展开激战，历时七昼夜。施琅右眼负伤，游击兰理中炮“腹破肠流出，为掬而纳诸腹，持匹练缚其创。理呼杀贼，麾兵进”（《清史稿·兰理传》）。5年以后，康熙见兰理，极嘉奖他作战英勇，“问澎湖战状，命解衣视其创，慰劳甚至”。总兵朱天贵“以十二舟薄敌垒，焚其舟，杀伤甚众，战益力。俄中飞炮，仆舟中，犹大呼杀贼，遂卒”（《清史稿·朱天贵传》）。澎湖大战，郑军大败。清军击沉敌船159艘，郑军死伤12 000人，浮尸遍海，刘国轩仅率31艘船逃回台湾。

澎湖战败，郑克塽等极为恐慌。施琅进行政治争取工作，对被俘的台湾兵将，优礼相待，赏给银米。800名伤残者医治之后，释放回台，令他们宣示招抚之意，台湾民众“莫不解体归心，唯恐王师之不早来”（阮旻锡《海上见闻录》）。郑氏已无抵抗能力，于7月27日向清军奉表纳降，呈交延平王金印和户口土地册籍。康熙接受投降，优待郑氏，称：“尔等从前抗违之罪，全行赦免。仍从优叙录，加恩安插，务令得所。煌煌谕旨，炳如日星，朕不食言”（《圣祖实录》卷111）。封郑克塽公爵，封刘国轩侯爵，“降众四万余，或入伍，或归农”。郑氏人众俱得妥善安置，台湾遂告统一。

施琅因平台湾功，封靖海侯。他与郑氏有杀戮父子兄侄的大仇，有人认为：施琅战胜必定会进行报复。但施琅未妄杀郑氏一人，他说：“绝岛新附，一有诛戮，恐人情反侧。吾所以衔恤茹痛者，为国事重，不敢顾私也。”（《清史稿·施琅传》）

收复台湾后，又发生弃留之争。有人认为，台湾“孤悬海外，易薮贼，欲弃之”；也有人说，“海外泥丸，不足为中国加广，裸体文身之番，不足与共守，日费天府金钱于无益，不若徙其人而空其地”（《台湾历史纲要》）。施琅反对放弃台湾的主张。他认为：台湾是江浙闽粤四省之屏蔽，倘若放弃台湾，必为红毛（指荷兰）复占，“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晏然无虞”，“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施琅《恭陈台湾弃留疏》）。康熙赞同施琅的意见说：“台湾弃取，所关甚大。弃而不守，尤为不可。”（《康熙起居注》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

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廷始设台湾府与台湾、凤山、诸罗三县，隶属福建省，在台、澎分别驻兵1万人，设官治理，筑城戍守，台湾宝岛得以统一于清朝政府之下。

注释

[*]原载《炎黄春秋》，2002年第2期。

雍正继位的历史疑谜[*]

近日，全国正在播放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此剧描述并赞扬了雍正帝的历史功绩。雍正的确是一位安邦治国的杰出政治家。电视剧围绕当年太子的废立、皇位的争夺、惩治贪污、西北用兵等展开了一幕又一幕惊心动魄的斗争。我这里只是从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角度，对雍正继位的问题谈点个人见解。

一

关于雍正继承帝位，历史学界从来就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雍正是由康熙临终传位的合法君主，另一种认为雍正继位是夺权篡立。后一种篡立说由孟森、王钟翰、许曾重、杨珍等学者进行研究，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且坚实的证据。

康熙六十一年（1722）冬，康熙帝在热河和南苑行猎之后“偶感风寒”，住在畅春园休息，命皇四子胤禛往天坛代行冬至祭典。十一月十三日凌晨，康熙帝病情恶化，至夜间猝然逝世。据称：临终遗言由皇四子胤禛继位，即雍正帝。官书言之凿凿，似无可怀疑。但当时社会上流言四起，说雍正系篡立夺位，较早见于记载者为《大义觉迷录》，其中说：

先帝欲将大统传与允禵，圣躬不豫时，降旨召允禵来京，其旨为隆科多所隐，先帝宾天之日，允禵不到，隆科多传旨，遂立当今。

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禵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

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何如，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随将允禵调回囚禁。太后要见允禵，皇上大怒，太后于铁柱上撞死。

此处所说雍正夺位的情节，曲折离奇，与官书记载大相径庭。一方面官方文书不可全信，因为它是雍正即位后编写的，自然不会有篡立的痕迹。另一方面民间流言亦不可全信，因为这些流言多出自雍正政敌之口。雍正继位之谜遂扑朔迷离，成为千古疑案。例如改写遗诏之说是不可能的。按照清朝的书写格式，允禵写作“皇十四子”，胤禛写作“皇四子”，第一个“皇”字不可省略，改诏是不可能的。但否定这一民间传言，并不排斥雍正的矫诏篡立。雍正继位确实存在许多疑点，这件公案扑朔迷离，众说纷纭，成为千古疑案。

康熙晚年，因太子废立，闹得举朝不安，储位虚悬已十年之久。但康熙心目中似乎已将皇十四子允禵视为自己的接班人。当时准噶尔入侵西藏，清援军入藏战败，西线军情紧急。康熙五十七年（1718），允禵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率大军西征。这次援藏之役，出兵多，任务重。当时，太子人选正待确定，康熙给允禵这一重大任命，当意有所属，大概是为了考验和锻炼允禵的才能。为了树立允禵的威信，此次出兵仪式隆重，规格甚高，康熙“亲诣堂子行礼”。允禵可用正黄旗纛，称大将军王。随允禵出征的有一批亲王、郡王及康熙的几个爱孙。康熙十分看重允禵的才能，对蒙古亲王说：“大将军王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故令掌生杀重任。尔等或军务，或巨细事项，均应谨遵大将军王指示，如能诚意奋勉，即与我当面训示无异。”（《抚远大将军奏议》）

允禵到前线后，康熙对他关怀备至，屡通音问，告诉他“阿玛、额娘身体都好……自去年以来，一剂药也没吃……上炕时不再需要旁人扶持，骑马时也不用安放马镫了”，“朕的白头发、白胡子有些变青了，你不要将此告诉别人”（《满文朱谕》）。允禵在前线两年内受赏赐物件、食品达16次之多，包括眼镜、鼻烟壶、康熙用过的腰带，“凡有各省进献之佳品，父皇皆一项不漏，立即赏给臣”（《满文朱批奏折》）。允禵的几个儿子也被康熙带到热河“仁爱训育”，使他们“时常依绕皇祖膝前”（《满文朱批奏折》）。允禵的儿子弘春和女儿结婚，康熙亲自照料，赏赐财物妆奁。康熙给允禵兵权，且关系十分亲密，这在当时已给人以允禵将是接班人的印象。故皇九子允禟说允禵“聪明绝世”，“才德双全，我弟兄们皆不如”，“十四爷现今出兵，皇上看的很重，将来这皇太子一定是他”（《文献丛编·允禩允禟案》）。连当时的朝拜使者也说：“十四王拥兵在外，屡建大功，众心咸属。”（《燕行录》）

把这些记载与雍正夺位后对允禵出任大将军之事的评论相对照，雍正说：“（康熙）知允禵在京毫无用处，况秉性愚悍，素不安静，实借此驱逐之意也。”（《大义觉迷录》）照这说法，康熙竟会派一愚悍不安静的儿子担任大将军之职，视军务如儿戏？这是不可信的，是雍正为了破坏允禵形象的诋毁之词。

二

康熙怎样传位给雍正，据官书所说，也是破绽百出，无以自圆其说。最早是雍正元年（1723）八月上谕：“圣祖……命朕缵承统绪，于去年十一月十三日仓猝之间，一言而定大计。”这里未提及听到遗命的人。至雍正五年（1727）十月上谕说：“皇考升遐之日，召朕之诸兄弟及隆科多入见，面降谕旨，以大统付朕。是大臣之内，承旨者唯隆科多一人。”这里出现了诸皇子和隆科多聆听遗命的记载。至雍正七年（1729）九月，雍正为了驳斥夺位流言，写《大义觉迷录》，叙述康熙临终授命情形，极为详细具体：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冬至之前，朕奉皇考之命，代祀南郊。时皇考圣躬不豫，静摄于畅春园……至十三日，皇考召朕于斋所。朕未至畅春园之先，皇考命诚亲王允祉、淳亲王允祐、阿其那（允禩）、塞思黑（允禟）、允䄉、允祹、怡亲王允祥、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即皇帝位。”是时，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贝勒允禓、贝子允祎俱在寝宫外祗候。及朕驰至问安，皇考告以症候日增之故，朕含泪劝慰。其夜戌时，龙驭上宾。朕哀恸呼号，实不欲生，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朕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诚亲王等向朕叩首，劝朕节哀。朕始强起办理大事。

这段话存在许多问题：其一，康熙传位的重要情况，按理当在雍正即位之初，即行披露，何以延至七年之后才说出来？其二，雍正一直强调，自己在康熙去世之前，不知道会继承帝位，“朕向者不特无意于大位，心实苦之。前岁十一月十三日，皇考始下旨意，朕竟不知。朕若知之，自别有道理，皇考宾天之后，方宣旨于朕”（《上谕内阁》）。而按照《大义觉迷录》所言，雍正在康熙弥留之前八个时辰赶到了病榻前，其时康熙尚能言语，“皇考告以症候日增之故”，何以康熙未向雍正透露已传位于他？这是何等大事，是康熙遗忘了吗，还是向雍正保密？这都于理不通。而且已听到康熙面谕传位的兄弟们和隆科多亦无一言道及，直到康熙死后，“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情形未免离奇。其三，隆科多既是面承遗诏的“唯一大臣”，而雍正五年（1727）的谕旨中却说“圣祖仁皇帝升遐之日，隆科多并未在御前，亦未派出近御之人”（《东华录》），前言后语相互矛盾。其四，雍正说，康熙死时，果亲王允礼（皇十七子）亦“在寝宫外祗候”，而隆科多却说：“圣祖皇帝宾天之日，臣先回京城，果亲王在内（指皇宫内）值班，闻大事出，与臣遇于西直门大街，告以皇上绍登大位之言，果亲王神色乖张，有类疯狂，闻其奔回邸，并未在宫迎驾伺候。”（《上谕八旗》）可见允礼并不在“寝宫外祗候”，他听到康熙去世的消息后立即赶往畅春园，在西直门大街遇到隆科多，才听说雍正继位，深感意外，甚为惊骇，逃回家去。其五，据雍正说：“皇考升遐之日，朕在哀痛之时，塞思黑（允禟）突至朕前，箕踞对坐，傲慢无礼，其意大不可测。”（《大义觉迷录》）“圣祖仁皇帝宾天时，阿其那（允禩）并不哀戚，乃于院外倚柱，独立凝思，派办事务，全然不理，亦不回答，其怨忿可知。”（《清世宗实录》）允禩、允禟的举止不像是八个时辰以前已聆听康熙的传位遗言，而像是康熙刚刚逝世，听到雍正即位的消息而胸怀激愤之情。由此可见，所谓八人受康熙面谕传位雍正的事十分可疑，很可能是在七年之后伪造出来的。

三

从皇族中人对雍正继位的反应亦可看出问题。雍正的兄弟很多，支持雍正继位的只有皇十三子允祥一人。皇十四子允禵和雍正是一母所生，二人又是角逐帝位的死敌。允禵从军前调回北京奔丧，与雍正发生口角冲突，被永远囚禁。皇八子允禩、皇九子允禟是雍正的死对头，他们势力大、影响广，对雍正篡立不服，进行抵制，是雍正的重点打击对象，至雍正四年（1726），允禩、允禟被迫害致死。两人死后雍正把他们改名为阿其那（狗）、塞思黑（猪），可见积恨之深。皇十子允䄉是允禩一党，雍正二年（1724）即永遭囚禁。皇三子允祉也反对雍正继位，雍正说他“与阿其那、塞思黑、允禵交相党附”（《清史稿》）。其子弘晟看不惯四叔的作为，雍正斥其“凶顽狂纵，助父为虐”，与父亲同被禁锢。皇五子允祺是位胆小怕事的人，但他的儿子弘昇也对雍正不满，被削除世子。皇十二弟允祹，本封履郡王，于雍正元年因“并不感激效力”，降为贝子。其他兄弟年龄较小，未卷入皇位的争夺，故得保全。雍正的生母德妃，民间流言说她触柱而死，虽无确切佐证，但雍正和允禵两个亲生儿子为争位而拼得你死我活，小儿子被大儿子终身囚禁，她在康熙去世、允禵被囚后“不饮不食”，不久死亡，其死因可能与帝位争夺、兄弟阋墙有关。连雍正的大儿子弘时（三阿哥）也不满父亲的所作所为，有所抗争，雍正竟和他断绝父子之情，令他去当允禩的儿子。“雍正四年（1726）二月十八日奉旨：弘时为人断不可留于宫廷，是以令为允禩之子。今允禩缘罪撤去黄带，玉牒内已除名，弘时岂可不撤黄带？著即撤去黄带，交与允祹，令其约束养赡”（《宫中档雍正朝奏折》）。到雍正五年（1727），弘时又进一步与其他几个皇室兄弟获罪，被雍正赐死。

雍正初年，皇室内部这场血腥的屠杀，是雍正篡立而引起皇族内部的集体抗争，不仅他的许多兄弟参加了，连他的生母、亲子也站在敌对营垒中。朝内外稍知情形者均不直雍正的行为，不服的人很多。故雍正说“在廷诸臣为廉亲王（允禩）所愚，反以朕为过于苛刻，为伊抱屈，即朕屡降谕旨之时，审察众人神色，未尝尽以廉亲王为非”（《上谕内阁》）。故在清除允禩、允禟集团时被株连杀害的皇室、大臣甚多。连朝鲜的史料中也说，“清皇（雍正）为人自圣，多苛刻之政，康熙旧臣死者数百人”（《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如果雍正确属康熙传位，是合法继承，就难以想象会集结起这样强大的反对力量，会激起众叛亲离，成为孤家寡人。

雍正对年羹尧、隆科多、张廷玉等大臣的态度也很令人费解。这三人都是雍正夺位的功臣，年羹尧是雍邸旧人，妹妹是雍正的贵妃。当时，允禵在西北为大将军王，手握重兵。雍正夺位，按当时的集权体制，允禵很难举兵反抗，但雍正也不能不心存顾虑。当时年羹尧任川陕总督，掌管粮饷，扼允禵之后路，正好是牵制允禵的一枚重要棋子。故雍正对年羹尧极为倚重，言听计从，荣宠异常。雍正给年羹尧的批语中有此甜言蜜语：“你此番心行，朕实不知如何疼你……尔此等用心爱我处，朕皆体到，每向怡（怡亲王允祥）、舅（隆科多），朕皆落泪告之。”雍正二年（1724）十月年羹尧到北京，雍正尚称其“公忠体国，不矜不伐，内外臣工当以为法，朕实嘉重之至”（《雍正朱谕》）。不久，雍正突然翻脸。年羹尧的奏折中“朝乾夕惕”被误写作“夕惕朝乾”，雍正斥其有意倒置，“羹尧不以朝乾夕惕许朕，则羹尧青海之功，亦在朕许不许之间未定也”（《清史稿》），将年羹尧贬为杭州将军。官员们看到年羹尧失宠，纷纷上奏劾，不久逮年羹尧至北京，胪列92条罪状，令其自尽。

另一功臣隆科多，以国舅之尊任职步军统领，掌管北京的卫戍任务。康熙去世，他正手握兵权，一手促成雍正登基。雍正以前和隆科多交谊不深，在关键时刻隆科多倒向雍正一边，雍正对他感激涕零，尽心笼络，脱略了君臣的形迹。雍正即位，对年羹尧说：“舅舅隆科多，此人朕与尔先前不但不深知他，真正大错了。此人真圣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希世大臣也。”隆科多究竟立了什么大功，值得雍正这样吹捧他，不能不令人怀疑。后来也突然翻脸，以隆科多私藏玉牒（皇帝的家谱）在家，犯大不敬罪，罗织罪名41条，囚禁至死。

如果说年羹尧、隆科多恃宠狂傲，擅作威福，贪污纳贿，任用私人，那也是雍正娇宠太过而造成的。年羹尧、隆科多一贯的作为，雍正心内始终很清楚，何以即位之初甜言蜜语，而后突然翻脸，即屠杀囚禁，前恭后倨，一至于此？雍正曾批评：“年羹尧、隆科多办事不能慎密。”如果雍正继统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年羹尧、隆科多二人完全掌握其中隐私，他们平时出言不慎，透露了消息，可能是遭到杀身之祸的主要原因。

康熙晚年，身边有一位内务府重要官员赵昌，他贴身侍候康熙，照料其起居，传达其意旨，康熙晚年和传教士的交往都通过赵昌进行。据当时在京的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说：“雍正即位，发布了一个使全国震惊的命令，赵昌被拘执，处死刑，财产抄没，子女为奴。”（《京廷十有三年记》）为什么雍正即位后急急忙忙要处死此人？合理的解释是：赵昌知道康熙去世和传位的真相，而且不肯附和雍正，所以拿他问了刀。最近出版了《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雍正元年正月初六即赫然列有查抄赵昌家产的奏折，计有奴才家丁400余人、房500余间、田地5 600余亩及大批金银物件，可以证实马国贤所说赵昌很快被杀为不虚。

张廷玉的命运和年羹尧、隆科多、赵昌完全不同。康熙晚年，张廷玉还是中级官吏，且是汉人，对雍正登基帮不上忙。雍正即位后，他被提拔上来，做文字工作，雍正夸奖他“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每年遵旨缮写上谕，悉能详达朕意”（《清世宗实录》）。《实录》是清朝的历史，康熙晚年有太子废立和雍正继统两件大事，如何编写这段历史，关系到雍正的威信和名誉。张廷玉纂修《实录》，把历史剪裁得完全符合雍正的心意，而且天衣无缝，不留破绽。故雍正特别宠信他，称他是“第一宣力之大臣”，允诺张廷玉死后可配享太庙，有清一代，汉臣中得此殊荣者唯张廷玉一人。其实，张廷玉专事笔墨文字，从未建功立业，他的功劳就是撰写历史，销毁档案，为雍正掩饰当年夺位的真相。张廷玉还有一个不同于年羹尧、隆科多的长处，就是保密，不从自己嘴里流露半点机密，他的作风影响到后来的军机处，“致使汪文端、于文襄辈（汪由敦、于敏中皆乾隆时军机大臣）互相承其衣钵，缄默成风，朝局为之一变”（《啸亭杂录》）。

雍正如果矫诏夺位，又用残酷手段处置了诸兄弟和儿子，那就不能不受到良心的谴责。后来乾隆说：允禩、允禟“觊觎窥窃，诚所不免。及皇考绍登大宝，怨尤诽谤，亦情事所有，特未有显然悖逆之迹。皇考晚年屡向朕谕及，愀然不乐”。这明显透露了雍正的惭愧不安，故乾隆即位后，很快就为牵涉于此案中的哥哥、叔叔及宗室、大臣们平反昭雪。

雍正的举动也很异常。他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最受康熙爱重的孝顺儿子，但即位之后，似乎很害怕康熙的亡灵。康熙一直住在畅春园，这是当时规模最大、富丽堂皇的皇家园林，雍正弃而不用，另营新居，大兴土木，扩建圆明园，作为自己起居的行宫。康熙经常去热河避暑山庄，行围打猎，练兵习武，接待蒙古王公，雍正先前也常陪侍父皇去热河。但他即位以后的13年，一次也没有去过避暑山庄。顺治、康熙的陵墓都在北京以东的遵化马兰峪，此处形势雄峻，地面开阔，后称“东陵”。雍正偏偏不肯和康熙葬在一起，到北京西南易县，另建“西陵”，仿佛在故意躲着康熙。须知，尽管雍正雄才大略，很有见识，但迷信思想很浓重，他说：“鬼神之事，即天地之理，不可以偶忽也，凡小而丘陵，大而川岳，莫不有神焉主之，故皆当敬信而尊事。”“朕于天人感应之际，信之甚笃。”（《东华录》）一个相信天命鬼神的人如果干了对不起父亲、兄弟的事，他就会心中有鬼，无论起居、娱乐、埋葬都要远远地躲开他父亲的亡灵。这虽然算不上夺位的直接证据，但如果其他证据能够成立，也不失为一个旁证。

雍正继位存在很多疑点，很可能是矫诏篡立，由于改写了历史，销毁了档案，现在难以找到更确凿的证据，斧声烛影，是千古难解的疑案。当然，即使篡立是实，也不能抹杀雍正的历史功绩。应该说，封建统治阶级为争夺权位而相互残杀是经常发生的。汉武帝攻杀儿子，唐太宗屠弟逼父杀子，武则天杀子，即使是英明的君主也往往用阴谋手段和残酷斗争来为自己开辟道路、巩固地位，雍正并不是个例外。雍正，作为最高统治者，他具有杰出的才能，勤于政务，洞察下情，办事认真，御下严格，以雷厉风行的手段纠正了康熙晚年吏治疲玩、贪污公行的弊端，又实行“地丁合一”“耗羡归公”“改土归流”等政策，减轻人民负担，促进经济发展，巩固国家统一。雍正统治13年，厉行整顿改革，为以后的乾隆盛世奠定了基础。

注释

[*]原载《中华儿女》，1999年第3期。

历史上的雍正[*]

雍正是一位十分复杂而矛盾的历史人物。他是勇于革新、勤于理政的杰出政治家，他对康熙晚年的积弊进行改革整顿，一扫颓风，使吏治澄清，统治稳定，国库充盈，人民负担减轻。但他毕竟是封建皇帝，有着重大过失和种种局限，他的继位为帝，也存在很大疑点。

雍正的主要功绩有：

摊丁入地。这是一项重大的赋税改革。中国自古就有人丁税，成年男子，不论贫富，均须缴纳人头税。雍正实行改革，将人丁税摊入地亩，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是谓“摊丁入地”，一举取消了人头税。这项措施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地主，是我国财政赋税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

耗羡归公。我国古代以银、铜为货币，征税时，银两在兑换、熔铸、保存、运解中有一定损耗，故征税时有一定附加费，此项附加费称“耗羡”或“火耗”，一向由地方州县征收，作为地方办公及官吏们的额外收入。耗羡无法定征收额，州县随心所欲，从重征收，有的抽正税一两，耗羡达五六钱，人民负担甚重。雍正实行“耗羡归公”，将此项附加费变为法定税款，固定税额，由督抚统一管理。所得税款，除办公费用外，作为“养廉银”，大幅度提高官吏们的俸入。这样，既减轻了人民负担，又保证了廉政的推行。故雍正说：“自行此法以来，吏治稍得澄清，闾阎咸免扰累。”

创立军机处，推广奏折制度。明代权力集于内阁，故有权相产生。清雍正把权力进一步集中在皇帝手中，创立军机处，作为皇帝的秘书班子，为皇帝出主意，写文件，理政务，“军国大计，罔不总揽”。其特点是处理政事迅速而机密。军机大臣直接与各地、各部打交道，了解地方情形，传达皇帝意旨。此机构存在200年，直至清末。与创立军机处伴随的是推广奏折制度。之前的官文书批转手续繁复，且经多人阅看，时间拖延且难于保密，而奏折则向皇帝直接呈送，直达皇帝本人。雍正扩大了可向皇帝上奏折的人数，不同身份的官吏可以及时反映情况，报告政务，使皇帝洞察下情，以便制定政策，也使官员们相互监督，皇帝得以了解他们的贤愚、勤惰、政绩、操守。

改土归流。我国西南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其职务为世袭，仅名义上接受清朝的册封。土司们生杀予夺、骄恣专擅。这种制度妨碍了国家的统一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雍正即位后，废除了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各地的许多土司，改成和全国一致的州县制度。“改土归流”是一场激烈的斗争，许多土司武装反抗，雍正坚决派兵平定。在平叛战争中虽然也累及无辜，给少数民族造成伤害，但从长远来说，“改土归流”是进步的措施，打击和限制了土司的割据和特权，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利。

此外，雍正还有许多值得称道的政绩，如惩治贪污、解放贱民、平定罗卜藏丹津、始派驻藏大臣等，为中国的统一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但是，雍正也有严重的过失和局限。他在位期间虽没有出现大规模农民起义，但零散的反抗经常发生。雍正的镇压措施十分严厉，不论具体情节，抗官者即以反叛论处，斩杀不赦。甚至拒捕时，有人“共在一处，虽非下手之人，在旁目观，即系同恶共济”，均斩立决。对民间秘密结社，嘱咐官吏们“时时察访，弋获首恶，拔树寻根，永断瓜葛”。苏州手工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罢工叫歇，雍正严加惩处，立碑永禁叫歇。雍正时文字狱日益频繁，汪景祺因“谄附”年羹尧被立斩枭首，査嗣庭因趋奉隆科多被戮尸示众，陆生楠因议论时政被军前正法。最为轰动的是吕留良案。吕留良是清初具有民族思想的学者，已去世40年，后有曾静、张熙读吕氏之书，受其影响，竟去策反岳钟琪，要他反清复明，酿成大案。吕留良被开棺戮尸，其儿子、学生被处死刑。雍正朝文网甚密，株连人众，处刑严酷。知识分子动辄得咎，形成闭眼不敢看现实、缄口不敢谈政治的沉闷风气。

雍正遵奉重农业、轻工商的信条。他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根据这一理论制定的政策必然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他又认为，开矿“断不可行”，因为开矿将引诱人们离开农本，追求末业，而且矿工聚集一地，易于闹事。

雍正在对外交往中亦故步自封。当时来华贸易的外国商人日益增多，但雍正却不许中国商人出洋贸易，并设置种种障碍，声言“海禁宁严毋宽，余无善策”。后来，在沿海各省的再三要求下，虽稍稍放宽海禁，但仍加以种种限制。尤其对久住外国的华侨商贩和劳工，“逾期不归，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不许其复回内地”。当时，西方先进国家正在鼓励海外贸易，而中国即使是杰出的君主也缺乏世界眼光，限制对外交易，故而成为国际潮流中的落伍者。

雍正还好大喜功，急于求成。正因如此，河南垦荒，四川清丈，陕西挖井，直隶营田，本意为利民，却劳而无功，反成民间之累。他的性情褊急，喜怒无常，手段残酷，造成了许多冤案错案。他死后，乾隆继位，一反雍正苛严之治，实行“宽严相济”的方针，昭雪死者，释放囚犯，缓和了矛盾。故后人评：“纯皇帝（乾隆）即位时，承宪皇帝（雍正）严肃之后，皆以宽大为政……万民欢悦，颂声如雷。”

谈起雍正，就会想到他的继位问题，学术界历来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他受康熙遗诏继位，是合法继承；另一种认为康熙并未传位于他，雍正是矫诏夺位。由于雍正即位，篡改了历史，销毁了档案，现在已找不到他矫诏夺位的确凿证据。斧声烛影，已是千古的疑案，但从各种迹象推断，他的继位确实存在很多疑点。

康熙晚年，太子废立，诸子争位，闹得乌烟瘴气，储位虚悬，人心不定。当时因准噶尔入侵西藏，康熙命皇十四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统兵援藏，给以大权，用正黄旗纛，称大将军王，礼仪隆重，规格极高，康熙当是意有所钟。康熙称赞允禵的才能：“大将军王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故令掌生杀重任。”很多人心目中也以允禵为接班人，如皇九子允禟说允禵“聪明绝世”，“才德双全，我弟兄们皆不如”，“十四爷现今出兵，皇上看的很重，将来这皇太子一定是他”。可是，康熙在畅春园猝然去世，雍正与时任步军统领、掌管京师兵权的隆科多勾结密谋，夺取了帝位，而允禵远在青海，鞭长莫及，故而帝梦成空。雍正后来所讲康熙弥留前遗命传位给他的情形，仔细推敲，矛盾甚多。如说隆科多为唯一顾命之大臣，而其他谕旨中却说康熙死时隆科多不在御前；又说康熙传诏时皇十七子允礼在寝宫外侍候，而其他史料证明，允礼时在皇宫内值班，并不在畅春园寝宫外；如此等等。因此，是否存在这一临终传位的现场，实属疑问。

由于雍正夺位篡立，激起了皇族内部的集体抗争，除皇十三子允祥以外，雍正的其他兄弟大多反对雍正继位。允禵是争夺皇位的对手，被从前线调回，永远禁锢。皇八子允禩、皇九子允禟是雍正的死对头，雍正对他们痛恨入骨，将二人迫害致死。皇十子允䄉和皇三子允祉、允祉的儿子弘晟均被永远囚禁。皇十二子允祹被降爵贬秩。连雍正的亲生儿子弘时也不满其父的作为，竟站在八叔允禩一边，被雍正处罚致死。据朝鲜的记载，雍正上台，被杀的宗室、官员达数百人。连康熙身边一位照料皇帝起居的内务府官员赵昌，在康熙死后也立即被杀，引起举朝震惊，这大概是赵昌太了解康熙去世和传位的真相，因而得祸。康熙生前长住畅春园，死后葬在东陵，而雍正长住圆明园，别建西陵，似乎要远远躲开父亲。须知雍正的迷信思想很浓厚，如果做了对不起父亲的事，就会有这类悖于常理的举止。雍正后来似乎也愧恧不安，乾隆说：允禩、允禟“觊觎窥窃，诚所不免。及皇考绍登大宝，怨尤诽谤，亦情事所有，特未有显然悖逆之迹。皇考晚年屡向朕谕及，愀然不乐，意颇悔之”。这是不是雍正受到了良心谴责的内心表露呢？

雍正的继位存在很多疑点，可能出于矫诏篡立。这样说并不是要抹杀他的历史功绩，应该说封建统治者骨肉相残是经常发生的。封建社会中，即使一个英明的君主也往往要用阴谋手段和残酷斗争来夺取和巩固统治，汉武帝、唐太宗、武则天、努尔哈赤都有屠兄弟、杀儿子、逼父亲的行为，雍正并不是个例外。他作为一个最高统治者，勤于政务，洞察世情，以雷厉风行的姿态进行整顿改革。雍正统治的13年是清朝统治的重要时期，承上启下，为以后乾隆时期的繁荣盛世打下了基础。

注释

[*]原载《人民日报》，1999年3月13日。

雍正的廉政[*]

最近中央电视台播放连续剧《雍正王朝》，歌颂雍正帝的功绩，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确是上乘之作。历史剧是艺术，艺术允许有虚构、夸张、创造，其中的人物、情节、时间、地点并不和历史吻合，不能作为信史看待，对此不能苛求。剧中对雍正在惩治贪污、澄清吏治方面的描写确实反映了历史的一个侧面。

一、洞悉流弊，厉行惩贪

康熙晚年，政尚宽大。其流弊是政纪废弛，贪官污吏收受贿赂，挪用库银，无所忌惮。户部亏银250万两，苏州等地历年积欠1 600万两，这项弊端雍正在登基以前就了解，他说：“历年户部库银亏空数百万两。朕在藩邸，知之甚悉。”故即位后，厉行整顿，采取了许多措施。首先在中央设立会考府，由怡亲王允祥（康熙十三子）、舅舅隆科多、大学士白潢、尚书朱轼管理，负责稽核钱粮报销，清理亏欠，凡亏空库银的官员，或革职，或下狱，或充军，或抄家，限三年内偿还，后又展限三年。凡查实侵贪入己者正法。各省的亏空，除令该省督抚清查追赔外，又派钦差大臣前往办理，如雍正四年（1726）派迈柱清查江西钱粮，令前任江西巡抚裴度及藩司张楷、陈安策等大批官员均留江西听候询问追查。经过八九年坚持不懈的整顿，积欠基本上得到清理，一扫官场贪污之风。国库存银在康熙逝世时仅存800万两，到雍正五年（1727）增加到5 000万两。几十年后，著名历史学家章学诚评论说：“我宪皇帝（雍正）澄清吏治，裁革陋规，整饬官方，惩治贪墨，实为千载一时。彼时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风俗。贪冒之徒，莫不闻风革面。”

二、廉政措施种种

雍正廉政，成效显著，所以能取得巨大成绩，关键是雷厉风行，突出一个“严”字。无论官员职务多高、地位多尊，一触贪网，即依法追究，决不姑息。在他统治下，因亏空贪污而被杀、被关的人很多。湖南的州县官共65人，一年之内罢黜获罪者30人，几近一半。其他省份的情形亦类似，以致有的督抚说：“若再提参，恐无人办事矣。”康熙十二子履郡王允祹，因亏空银两，勒限追赔，只得将家用器物摆在大街上出卖。康熙第十子敦郡王允䄉，亏欠亦多，赔交几万两尚未还清，被查抄家产。御弟尚且如此，对其他人更不手软。有的官员侵贪巨款，畏罪自杀，雍正对追赃亦不放松，着落其家属亲族代赔。雍正自己说，“严治贪婪，清厘帑项，概不得免，而追呼牵扰，亦有所不恤”。

雍正最讨厌那种包庇贪污分子，成为他们保护伞的上司官员。他指斥那些顾惜情面、徇隐欺饰、取悦于人的“巧宦”是“德之贼也”。他说，督抚大员“最要者惟当在甄别属员之贤否，将贪庸不肖、众恶民怨之守令，严行参处”。如果上司官员不改变包庇欺饰的风气，地方政务不能整饬，“相率而为苟且之计，吏治何所依赖乎”！

雍正能够破格用人，提拔那些廉洁而勇于任事、敢于严惩贪污的官员。如李卫、田文镜本来都是小吏，雍正加以重用。他知道李卫无文化，且有“粗率狂纵”的缺点，但他说“朕取其操守廉洁，勇敢任事，以挽回瞻顾因循、视国政如膜外之颓风耳。除此，他无足称”。田文镜死后，雍正给他的评语是：“自简任督抚以来，府库不亏，仓储充足，察吏安民，惩贪除弊，殚竭心志，不辞劳苦，不避嫌怨，庶务俱举，四境肃然。”李卫、田文镜都是雍正反贪奖廉的得力心膂。

雍正廉政取得成效，还在于他对官场情弊十分了解，心中有底。他十分重视调查研究，改进和发展了康熙时的奏折制度，允许很多官员密折奏事、议论国政、评价人物，以广言路，特别对各级官吏的操守、才能、政绩，准许风闻言事，建立官吏之间相互监督的机制。雍正从多方面了解官吏的情况，博采舆论，反复衡量，并亲加考核。如雍正为了解贵州巡抚毛文铨为人，向年羹尧、隆科多、高其倬等人咨询，年称其“操守平常”，隆称其“操守尚好”，高称其“老成谨饬”，莫衷一是。于是又向贵州总兵石礼哈、丁大杰询问，石、丁声称毛文铨“悖理之事甚多”。雍正还是放心不下，亲自召见毛文铨谈话，对毛的印象极佳，认为毛“人甚妥，当历练”，“殊可大用”。雍正听政极勤，被认为“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者（即雍正）”。正是他勤于考察百官，重视调查研究，才对许多官员的贪廉、才干、政绩、性格了然于胸。这是他廉政工作取得成绩的一个重要原因。

雍正的廉政和其政治改革齐头并进，改革保证了廉政的成功。其重要改革即是“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清朝俸禄很低，一品大员年俸仅银180两，知县年俸仅45两，这不但不能应付公事开支，连养家糊口也不够用。低俸制伴随着贪赃营私，这是造成普遍贪污的客观原因。雍正即位后，实行“耗羡归公”。所谓“耗羡”，是指人民交纳赋税时，因银两换算、保存、运送中有一定损耗，故酌收附加费用。耗费向来由地方州县征收，作为地方办公及官吏额外收入。此项附加并无法定征收额，州县随心所欲，从重征取，有的抽正税一两，耗羡达五六钱之多，人民负担甚重。雍正认为这是一项弊政，决心进行改革。雍正二年（1724）从山西巡抚诺岷之议，开始实行“耗羡归公”，即将此项附加税变为法定征收，减轻税额，由督抚统一管理。所得税款，除办公费用外，作为官员们的津贴，称“养廉银”。清朝官员不设副职，数量较少，而耗羡总数很大，耗羡归公，用以养廉，养廉银很丰厚，督抚每年可得二三万两，知县可得数百上千两，比年俸增加一百多倍或几十倍。实行此项改革，既限制了耗羡征收的苛重，减轻了人民负担，又大幅度提高了官吏们的待遇，促进了廉政建设，故雍正自称“自行此法以来，吏治稍得澄清，闾阎咸免扰累”。

三、雍正性格的缺陷

雍正还有很多历史功绩，如摊丁入地、改土归流、解除贱籍、平定罗卜藏丹津等。但他在政治上和个人性格上也存在很多缺陷。他性情褊急，手段残酷，造成不少冤假错案。又好大喜功，急于求成，四川清丈、河南垦荒、陕西挖井、直隶营田均劳而无功。他继承帝位是否篡夺有很大疑点，且有逼母、屠弟、杀子的恶名。在他的统治下，政治关系很紧张。故他死后，乾隆登基，一反雍正苛严之治，实行“宽严相济”的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昭雪死者，释放大批人犯（包括雍正的弟弟和宗室）。故后人评“纯皇帝（乾隆）即位时，承宪皇帝（雍正）严肃之后，皆以宽大为政……万民欢悦，颂声如雷”，迎来了乾隆盛世。但乾隆的统治，是建立在雍正整顿、改革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没有雍正的整顿、改革，也就不会有乾隆时代的繁荣兴旺。故雍正之功，实不可没。

注释

[*]原载《北京日报》，1999年3月14日。

论乾隆[*]

乾隆皇帝姓爱新觉罗，名弘历。生于清康熙五十年（1711），死于嘉庆四年（1799），享年88岁。他在位60年，传位于皇十五子颙琰（即嘉庆帝），又当了3年多太上皇。他是中国历代帝王中寿命最长的一个，在位时间仅比其祖父康熙少一年而居第二，但做太上皇时仍独揽大权，因此，他实际掌握权力的时间比所有的帝王都长。

乾隆帝的生父为雍正帝，生母为钮祜禄氏。其母初为雍亲王府格格，后被尊为孝圣宪皇后。雍正有10个儿子，多早殇。乾隆排行第四，初封和硕宝亲王，幼即聪颖，深得祖父、父亲的宠爱。雍正即位时，定秘密建储的制度，将弘历的名字密写封缄，藏于大内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雍正病逝，启视传位密诏，弘历继皇帝位。1736年，改元乾隆。皇位授受之际，没有经过祖辈、父辈那样刀光剑影、惊心动魄的激烈争夺。他即位，既有雍正皇皇遗诏的合法根据，又他兄弟十人大多已不在人世，继位时在世的只有两位弟弟，一位是与他同母的五弟弘昼（封和亲王），另一位是年仅两岁的十弟弘曕（后封果亲王）。这两个人的地位、才智或年龄均不足以与弘历争逐帝位。因此，乾隆继位，顺利接班，风平浪静，没有发生政治动荡。

乾隆统治时期，清王朝国力鼎盛。当时，经济繁荣、国库充裕、社会安定、户口大增，边疆的统一得以巩固，中国的版图于此奠定。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达到了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高峰。但在高度的繁荣昌盛之中，社会矛盾逐渐激化，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也叩关而至，清王朝正走过了全盛的阶段，几千年从未有过的严重危机正在日益临近。

研究乾隆帝，既要研究他的思想、行为、政策、功绩、失误，也要研究他的经历、性格、才能、爱好、心态，而更重要的是要着眼于一个时代，即18世纪的中国。乾隆帝诞生于18世纪之初，逝世于18世纪的最后年代，高度发达的中国封建社会培育了这样一个有才能、有作为、有个性的统治者，产生了一位既仁慈又残暴，既英明又短视的君主。他的思想、行动和制定的政策是在中国18世纪的特定环境中形成的，甚至他的优点和缺点都鲜明地具有时代的特色。环境造就了历史人物，而人物又在改变、创造环境。乾隆帝长时期站在18世纪的最前列，运筹帷幄，驱遣群僚，叱咤风云，在他的巨大身影下，翻过了一页又一页的历史篇章。他的所思、所言、所行深刻地影响着时代。他是18世纪中国历史的参与者、领导者和塑造者。

一

乾隆帝知识广博，才能卓越，自幼聪慧。11岁时晋谒祖父康熙帝，当面背诵书文，一字无误，得到老皇帝的欢心，被养育宫中，随侍左右。乾隆帝后来经常怀念这段经历，视为不世之恩荣。少年和青年时代受到严格的、良好的教育，熟读儒家经典，得到名师福敏、蔡世远、朱轼等的教导，研经习史，作文吟诗，又酷爱书法、图画、文物，精娴音律，热心园林建筑，全面通晓中国的传统文化。他的爱好和才能是多方面的，兼具学者、诗人、艺术家、鉴赏家的气质，又通晓多种语言，不但精于汉文，又熟谙满语，与大臣讨论政事，经常使用满语；还懂得蒙古语、维吾尔语、藏语，能和来朝的少数民族领袖直接交谈；而且爱好体育武事，经常骑马射箭、秋狝围猎，观看水嬉、摔跤、龙舟等。曾多年随侍皇帝左右的著名历史学家赵翼说：“上最善射，每夏日引见武官毕，即在宫门外较射，秋出塞亦如之。射以三番为率，番必三矢，每发辄中圆的。九矢率中六七者，此余所常见者。”[2]由于勤习武事，经常锻炼，故身体健康，精力过人，很少生病。乾隆五十五年（1790），他已79岁，朝鲜使者洪仁点觐见后，说他“尚如六十余岁人，筋力则耳目聪明，步履便捷矣”[3]。

乾隆帝身材匀称，丰腴而略矮，身高约1米6（据觐见他的英国使团人员说身高5英尺2英寸，约1米6）。脸庞呈长方同字形，两腮稍削，皮肤白皙，微带红润，眼睛黑而明亮，炯炯有神，鼻稍下钩，体态文雅，外表平和。青年时代的乾隆帝是一位英俊潇洒的翩翩佳公子，老年时代则显示出尊严、和蔼与慈祥。

乾隆帝有多方面的兴趣和才能，但作为一位政治家，他勤于理事，始终不懈，独揽大权，能谋有断。他即帝位时是个刚满23岁的青年（按中国的传统算法是24岁）。在父丧的哀戚气氛中初登宝座，这个青年在俯视着王公百官匍匐脚下，聆听自己的谕旨，高呼万岁时，内心第一次体验到作为“天下主”的愉悦和满足，同时也唤起强烈的使命感。他认识到：治理一个幅员辽阔、情况复杂、问题繁多的庞大帝国，如同进入一个充满着种种弊端、陷阱和阴谋的世界，必须小心谨慎，全力以赴，勤勉从事。他告诫自己：“人君之好恶，不可不慎，虽考古书画，为寄情雅致之为，较溺于声色货利为差胜。然与其用志于此，孰若用志于勤政爱民乎？”[4]在多年之内，工作的重担使他大大减少了生平的爱好——写诗和游景。故初年诗作较少，也不常出外巡游，整天埋头于千头万绪的棘手事务中，处理堆积如山的文牍奏折。赵翼记下了乾隆帝勤政的情形：“上每晨起，必以卯刻……自寝宫出，每过一门，必鸣爆竹一声。余辈在直舍，遥闻爆竹声自远渐近，则知圣驾已至乾清宫。计是时，尚须燃烛寸许，始天明也。余辈十余人，阅五六日轮一早班，已觉劳苦，孰知上日日如此。”[5]这是平常无事的情形，如果有战事、河工、赈灾、祀典等重要政务，就更加忙碌，精力贯注，孜孜不倦。例如在平定准噶尔战争中，“每军书旁午，应机指示，必揭要领。或数百言，或数十言，军机大臣承旨出授司员属草，率至腕脱。或军报到以夜分，则预饬内监，虽寝必奏。迨军机大臣得信入直庐，上已披衣览毕，召聆久矣。撰拟缮写，动至一二十刻。上犹秉烛待阅，不稍假寐”[6]。

乾隆帝夙兴夜寐，孜孜求治，在他统治的前期和中期尤其如此。平日的生活起居也很有规律，“卯时而起，进早膳后先览中外庶政，次引公卿大臣与之议决，至午而罢。晚膳后更理未了公事。间或看书、制诗、书字，夜分乃寝”[7]。他几乎每天如此，循环往复，度过时光。不仅每天的工作和生活都有固定的安排，而且一年四季的行踪、起居，也有近乎不变的日程表。每年正月各种典礼祭祀活动最多，皇帝的活动最繁忙，筵宴宗室王公大臣，必在重华宫吟诗联句，上元节必在圆明园之“山高水长”观看烟火花灯。二月祭社稷，行耤田，开经筵。此时天气渐转暖，从大内移居圆明园。清明则谒东西陵（遵化和易县），或逢巡幸之年，多在本月内启行。四月以后，北方春夏多旱，行雩礼以祈雨。五月端午在圆明园福海观龙舟竞渡。夏秋间，多往避暑山庄，每去必住两三个月，大会蒙古王公，举行木兰秋狝。夏秋如在北京，常去清漪园、玉泉山、香山、汤山、盘山的行宫走动，有时也在南苑骑射行围。八月为乾隆寿诞，十一月为皇太后寿诞，这是两个最重要的节庆日，张灯结彩，点景演戏，成为全国的娱乐日。十一月冬至，举行隆重的祀天大典，从此由圆明园回居大内。十二月朔日开笔写“福”字，分赐王公大臣。年底，外藩来觐，又必有络绎不绝的召见、赏赐、宴请，至于皇太后处，每隔几天必去请安问好。这一大致的日程表，岁以为常，周而复始。乾隆帝就像舞台上的演员一样，按照编写好的剧本，扮演皇帝这一角色。当然，突发事件和皇帝个人一时兴会所至，随时可以改变日程，但一年的生活起居大致脱离不了这一刻板的程序。一个专制皇帝拥有绝对权力，他自然可以自由自在地做他想做的事情，而实际上，他的行动却按着固定的节拍机械地运转着，不过，这种固定节拍由传统、习惯、礼仪需要所形成，皇帝自觉自愿地接受，已变成了专制皇帝个人意志的一部分。

传说中把乾隆帝说成是充满奇闻轶事的风流天子。其实，他的生活很有节制，不喜饮酒，他一生写了几万首诗，从不以“酒”字入诗，从不暴饮暴食，即使举行庆节贺宴，也是日落而止，不举行夜宴，“凡曲宴廷臣，率不过未申时”[8]。他处事有条理，不躁不乱，很有涵养。他自己说：“‘事烦心不乱，食少病无侵。’此二语为予养心养身良方，原别无求养生之术也。”[9]和其他皇帝一样，他有三宫六院许多嫔妃，却并不沉溺女色。他和自己的结发妻孝贤皇后富察氏感情极笃，伉俪情深，皇后不幸于乾隆十三年（1748）早逝，其时乾隆年仅36岁，哀伤思念，直至晚年。他历年写了许多富有深情的悼念诗赋，其中一首说，“纵糟糠之未历，实同甘而共辛”，“影与形兮难去一，居忽忽兮如有失”，“信人生之如梦兮，了万事之皆虚。呜呼！悲莫悲兮生别离，失内佐兮孰予随”[10]。继立乌喇那拉氏为皇后，但与继皇后感情不和。乾隆三十年（1765）第四次南巡，至杭州，因事龃龉，皇后忿恚，自剪其发，乾隆震怒，置继皇后于别宫。翌年皇后死，乾隆帝不以后礼相待，只以皇贵妃礼仪治丧。从此之后，再也不立皇后。帝内宫虽有爱宠，但管理严格，不准胡作非为。晚年有爱妃惇妃，恃宠骄横，宫女得罪，竟被杖责致死。乾隆帝恼怒，将惇妃降革为嫔，谕旨说：“事关人命，其得罪本属不轻，第念其曾育公主，故量从末减耳。若就案情而论，即将伊位号摈黜，亦岂得为过当乎！”[11]

乾隆帝受儒家政治哲学的熏陶，以之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他视君主为政治社会结构中的主体，“君者为人伦之极，五伦无不系于君”[12]；“臣奉君、子遵父、妻从夫，不可倒置也”[13]。他也很重视儒家学说中的民本思想，认为君主有责任保护民生、关怀民瘼、重视民心。“民之所与，即天之所与，是以人君祈天永命，莫先于爱民。得民心则为贤而与之，失民心则为否而夺之。可不慎乎？可不惧乎？”[14]他认为：君主应养育万民，控驭万民，就像父亲对待儿女一样。庶民安居乐业，政权才能巩固、长存。人民的力量以被动的形式明显地反映在他的政策中。他曾模仿李迪的《鸡雏待饲图》作画一幅，墨刻多份，赐给各省督抚们，要他们照顾百姓，就像照料饲养的小鸡一样，“即雏哺之微，寓牧民之旨……欲督抚等体朕惠爱黎元之心，时时以保赤为念，遇有灾赈事务，实心经理，勿忘小民嗷嗷待哺之情”[15]。这种重民、爱民的思想固然促使他尽可能去减轻人民的负担，改善人民的生活，但并不影响他在很多场合采取严厉的手段去镇压人民起义。他认为：君与民的关系如同父与子，父亲有养子、教子的责任，而儿子亦有尊亲孝父的义务。不论老百姓穷困到什么程度，都不能违犯国法、反抗朝廷。否则就是“刁民”“莠民”，就是不孝的忤逆之子，人人得而诛之，故“恤民”与“惩奸”是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盖恤民之与惩奸，二者原相济为用，欲恤民断不可不惩奸，而非惩奸又断不能恤民……务期宽严并济，惩劝兼施，洗因循之积弊，归平康之淳风。”[16]因此，他对聚众闹赈、抗租抗粮、秘密结社、武装起义竭力镇压，常责怪官吏们姑息养奸、邀誉市恩。他处治此类案件都是从重从严，还斩尽杀绝，决不心慈手软。这方面充分暴露了他作为专制君主的狰狞面目。

乾隆帝统治的时间很长，晚年吏治趋于腐败，诸弊丛生，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动荡，反抗斗争蜂起。他禅位给儿子嘉庆帝的时候，正值湖北白莲教揭竿而起，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清朝统治盛极而衰。从乾隆帝个人来说，进入老年，理政不如早年之勤劳，用人不如早年之明察，办事不如早年之决断，体力渐衰，精神不支，而一切军国要务仍要由他一人决断。习惯站在权力巅峰的君主不会因自己精力的衰退而让出权力，甚至禅位以后，乾隆仍是实际的统治者，嘉庆仅仅是名义上的皇帝。新皇帝很识趣，“自丙辰（嘉庆元年）即位以来，不欲事事。和珅或以政令奏请皇旨，则辄不省。曰：‘惟皇爷处分，朕何敢与焉。’”[17]老皇帝掌握实权，但管不了事，新皇帝又不敢管事，正因为如此，和珅得以狐假虎威，窃取权力，擅作威福。

任何专制统治者，当他经历了漫长的人生道路到达晚年，日益走向生命的终点时，他的知识、经验非常丰富，对生活中出现的问题都形成了一套固定的反应模式，几乎是以不变应万变。他的思想和性格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年轻时代的许多优点，日益向其反面转化：顽强变成顽固，自信变成自诩，严格变成严苛，道德上的正当要求变成僵化的清规戒律。甚至心理失常，行为怪僻，出人意料。人们既不能理解他，又不敢违拗他。他看着以往亲近的伴侣、臣僚、侍役以及从前的敌人，一个个从人世间消逝，连他亲生的17个儿子也大多数先他离开尘世。只有皇八子永璇（仪亲王）、皇十一子永瑆（成亲王）、皇十五子颙琰（嘉庆帝）、皇十七子永璘（庆亲王）还在他的身边。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在他的宝座下成长、接班、任职，皇帝的周围被越来越多的陌生人占领、包围。由于他据有最高的统治地位，本来就不容易接触实际、了解下情。他在这个日益变得陌生的世界上更加孤寂。他遇事独断，无人可以商量，只能自思自忖，倾听自己心底的回声，越来越难以和其他人进行思想交流。据说乾隆当太上皇时，嘉庆曾与和珅入见。乾隆闭着眼睛，仿佛已经睡着，但口中却念念有词，也不闻是何语言。久之，乾隆忽然睁目问道：“这些人什么姓名？”嘉庆不知如何对答，和珅却应声说“高天德、苟文明”（此二人为当时白莲教起义的著名领袖），嘉庆听了也莫名其妙。过了几天，嘉庆“密召珅问曰：‘汝前日召对，上皇云何？汝所对作何解？’珅曰：‘上皇所诵为西域秘密咒。诵之则所恶之人虽在数千里外，亦当无疾而死，或有奇祸。奴才闻上皇持此咒，知所欲咒者必为教匪悍酋，故以此二人名对也’”[18]。一个叱咤风云的英明君主，晚年对农民起义无可奈何，独自念咒，意欲置敌于死地，这种行为典型地反映出一个意志昏瞀的孤独老翁的心理状态，别人几乎不能理解他。只有一个和珅还能揣摩他的一点心思。乾隆帝晚年所作诗文，词语重复，陈话连篇，流露出浓厚的自我陶醉、自我吹嘘，有时又自我忧伤、自我愤懑的气息。

二

乾隆帝即位之前，由于雍正的严刑峻法，社会和官场中弥漫着战战兢兢的紧张恐慌气氛。乾隆帝决心加以纠正，他悄悄地但又大幅度地调整政策，提出“宽严相济”的方针，要以宽大去纠正前朝的严刻。所谓“纯皇帝（乾隆）即位时，承宪皇帝（雍正）严肃之后，皆以宽大为政。罢开垦、停捐纳、重农桑、汰僧尼之诏累下，万民欢悦，颂声如雷”[19]。尽管乾隆前期改变了雍正严厉的统治方针，但其性质不超过纠偏补过的范围，并非全盘否定前期的方针，特别是雍正时期制定的重要的、正确的政策，乾隆时基本沿袭下来，如地丁合一、耗羡归公、养廉银制度、秘密建储、军机处以及改土归流、对准噶尔议和等。

“宽严相济”的方针几乎和乾隆朝的统治相始终。从根本上说，政策的“宽”或“严”决定于当时的形势和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当社会安定、吏治清明、矛盾缓和的时候，用不着严刑峻法，社会发展任其自然，政策必趋于宽松；一旦矛盾激化，社会呈现无序和纷乱，而政府还保持着一定的权威时，就需要并能够进行严格的整顿。封建社会中不同的客观态势决定其统治政策或张或弛的节奏。乾隆帝很懂得封建的统治术，他的政策时宽时严，宽严结合，适应不同时期的需要。他虽然标榜宽厚，但也经常采取极严厉的镇压手段，以消灭真正的或者只是他臆想中的危害。譬如乾隆十三年（1748）因金川战败而大批诛杀大臣的风波，又如乾隆十六年（1751）至十八年（1753）因伪造孙嘉淦奏稿案而追索株连，祸及无辜，以及乾隆统治中期众多的文字狱。

乾隆时代，中国封建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到了最高峰，其繁荣盛况大大超过了包括汉唐在内的所有王朝，这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看：

第一是经济方面。乾隆时代经济发展大大超过前代王朝，这可以从人口数量进行测定。乾隆朝以前，历朝历代的人口最高数目约在七千万，许多专家认为：由于统计方法不完善，这个数字比实际偏低，明朝后期中国人口实际已达1亿以上。即使如此，乾隆六年（1741）全国人口已有1. 4亿，即已超过历史上的最高峰值。其后继续增长，至乾隆六十年（1795）达2. 97亿人。人口增长必须有农业生产的相应增长作为前提，也就是说，乾隆以前中国社会最多曾经生产过能够养活1亿多人口的粮食，而到乾隆末，中国已能生产足够养活近3亿人之多的粮食，大大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髙水平。农业生产力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社会安定，中原地区长期没有战乱，人民得以安心生产；二是清廷重视农业，奖励垦荒，减免赋税，兴修水利，赈济灾荒，一系列政策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三是农业新品种的推广，主要是番薯、玉米、花生等高产作物在明末传入，在18世纪广为传播，各地普遍种植，使粮食和油料产量大增；四是边疆的开发，乾隆前期经过平定准部、平定回部的战争而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与和平，广阔的边疆被纳入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辖之下，在政府的倡导、支持下，中原地区过剩的人口向四周辐射迁徙，东北、内蒙古、新疆、云贵、台湾地区，人口激增，荒地大量开辟，耕地面积有较大的增加。封建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是农业，农业生产力的巨大增长是乾隆时代经济鼎盛、超过了历代王朝水平的主要标志。

手工业方面，在丝织业、棉纺织业、制瓷、采铜、冶铁、造纸、井盐等行业中有了手工业工场或包买商，经济生活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这些萌芽集中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若干商业城镇内，从全国范围来说还十分稀少、十分嫩弱，要成长发展到取代汪洋大海般的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还要经过遥远而艰难的路程。但新的因素毕竟已经出现，并且手工业无论在质和量上也都超过了前代的水平。此外商业城镇的增加、对外贸易的发展以及国家财政状况、国库贮备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第二是政治方面。清王朝承袭了传统的封建专制君主政体，皇帝统驭全国，享有无上的权威和尊严，在专制君主这一个人身上体现了社会的宏观控制机制。皇帝之下有一整套金字塔式的官僚统治机构，皇帝高高在上，站在金字塔的顶端，并通过它传达谕旨、贯彻命令、执行政策，使庞大、复杂而极不平衡的社会的各个部分相互协调，按照相同的方向和节奏进行有秩序的运转。封建专制政体难以克服的弊端，是由于种种原因造成集中在皇帝手中的权力经常旁落，形成母后、外戚、宦官、宰相的专政或藩镇、朋党的争夺，统治阶级内部充塞着无休止的倾轧与纷争。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政体和这些弊端相终始，成为自身不可根治的毒瘤。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十分注意吸取前期的历史教训，采取一系列预防措施，使这类弊端减轻到最低程度。故有清一代，无外戚、宦官、宰相之专政，藩镇割据曾出现于清初吴三桂等三藩之乱，旋即扑灭。母后擅权发生于晚清之慈禧太后身上，亦无汉、唐两代严重。只有朋党之争，在清代前期极为激烈：努尔哈赤时有其弟舒尔哈齐、其子褚英的分裂活动；皇太极时有四大贝勒之争；顺治年间有多尔衮、豪格、济尔哈朗的斗争；康熙年间有索额图、明珠的分党；康熙时期，围绕皇位继承问题，诸皇子之间各树门户，进行长期争夺，引起社会动荡。

乾隆帝对承袭下来的专制政治体制有所改进，除对母后、外戚、宦官等严立章程、预先防范外，特别注意解决困扰已久的宗室干政与朋党争权，努力使中央的权力更加集中。当他初登帝位时，周围是雍正任用的王公大臣分掌权力。乾隆帝在皇子时代，长期居住宫中，并未分藩建府，没有自己的亲信部属，亦未担任军政职务，不掌握任何实权。他继位之初，只能承袭父亲时代的统治格局，任用父亲遗留下的工作班子，包括果亲王允礼、庄亲王允禄、平郡王福彭以及鄂尔泰、张廷玉、讷亲等王公大臣。他首先下决心把宗室贵族完全摈斥于权力圈子以外，以根治宗室干政之弊。乾隆三年（1738）果亲王允礼病逝，四年（1739）庄亲王允禄获罪斥革，谕旨责其结党营私，往来诡秘，群相趋奉，恐尾大不掉。同时获罪的有乾隆帝的一批堂兄弟弘晳（理亲王）、弘昇（贝子）、弘晈（宁郡王）、弘昌（贝勒）、弘普（辅国公）。特别是弘晳，他是康熙废太子允礽的嫡子，自幼聪慧，得祖父欢心，陪侍左右。他和康熙帝在一起的时间较乾隆更长。据当时传说：他可能是帝位的继承人。但雍正即位后，他能安分守己，故被封亲王。乾隆初，允禄和弘晳隐然成为宗室王公势力的核心。乾隆帝何等精明，看到了这一隐患，不允许这一势力继续发展，故允禄被革退，弘晳的罪名更大，责备他“自以为旧日东宫之嫡子，居心甚不可问”，着在景山永远圈禁。至于平郡王福彭虽和乾隆帝是青年时的挚友，并无罪过，亦退出了军机处，只担任管理旗务等不重要的闲差。

当时，最高统治圈子里，还有鄂尔泰、张廷玉各树门户，结党纷争，这已不足以威胁皇权的稳定。乾隆帝在很长时间内还需要依靠鄂、张的势力进行统治，所以还能够优容包涵，但亦不时告诫，裁抑其势力之发展。这两党势力随着鄂尔泰与张廷玉的去世而渐归澌灭。乾隆十三年（1748）因金川兵败又杀了首席军机大臣讷亲。在雍正旧臣逐渐凋零的同时，乾隆帝提拔了年轻的新进，即傅恒、舒赫德、阿里衮、兆惠、富德、于敏中、阿桂以及更后的和珅、福康安等。乾隆帝高踞于这些官僚之上，牢牢地控制大权，生杀予夺，不和任何人分享权力。他自称：“朕为天下主，一切庆赏刑威，皆自朕出。即臣工有所建白，采而用之，仍在于朕。”[20]他所任用的文臣武将，虽都有相当的才干，但在乾隆这个专制君主巨大阴影的遮蔽下，在历史上并无耀人的光彩。

乾隆皇帝非常重视君臣关系，重视中央集权，树立皇帝的绝对权威。他写过一篇文章批评北宋王禹偁的《待漏院记》。王禹偁很强调宰相的地位和作用，而乾隆帝反驳他：“所谓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则吾不能无疑也。”因为宰相有贤相、奸相、庸相的区别，选用宰相的权力在君主，宰相“岂能自用？用之者君也”，宰相仅是君主手中的工具。“是则一国之政，万民之命，不悬于宰相而悬于为君者明矣。”[21]

乾隆朝后期，风气改变，吏治败坏，和珅用事，贪污贿赂公行，而乾隆也企图挽回这一江河日下的趋势。他命令检举整顿，屡兴大狱，严厉打击贪污不法行为，虽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腐败风气，但大案迭起，严刑峻法，因贪污不法行为而被杀戮、被关押、被遣戍的大官僚多得不可胜计，虽先朝老臣（如鄂善）、军功名将（如富德）、国舅至亲（如高恒、高朴），如果罪证确凿，亦斩首不贷，对这类案子的处理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在他的统治下，努力消弭专制政体所必然带来的弊害，使之相对改善，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这些弊害。他自己说：“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外患、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22]这些话虽是乾隆的自吹自擂，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真实情形。

第三是军事方面。乾隆朝武功极盛，扬威绝域，为完成国家统一、保护领土主权而进行的战争，比前朝规模更大，意义更重要。乾隆帝自诩有“十全武功”，即两次平定准噶尔，一次平定回部，两次平定金川，两次反击廓尔喀入侵以及征讨缅甸、安南和镇压台湾的林爽文起义。其实乾隆的战争还远不止这十次，其他还有征讨瞻对藏民、湘黔苗民，镇压王伦起义、黄教起义、乌什维民起义、甘肃回民起义以及川楚白莲教起义等。历次战争的背景、起因、性质、规模、战果、意义很不相同。有的是为实现统一或击退侵略的正义战争，有的则是镇压农民起义、压迫少数民族或无端侵扰邻国的非正义战争。对乾隆朝频繁的战争应当分别看待，具体分析。

乾隆朝战争频繁，而乾隆帝本人主观上并不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相反，他常以“佳兵不祥”“息事宁人”自勉和告诫子孙。故其统治的前期重大军事行动甚少。他说：“予自少读书，即钦天地爱物之心，深知穷兵黩武之戒，是以继位之初，即谨遵皇考之训，许准噶尔之求和，罢兵宁人，将二十年矣。”[23]但如果必须用战争手段保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且有利的战机到来，千钧一发，不容延误时，他也能迅下决心，做出坚决而正确的判断，平定准噶尔之役就是典型。

在康熙、雍正两朝，清廷与准噶尔割据势力的战争已断断续续进行了半个世纪之久。这场战争涉及西北、北部和西南广大边疆地区的安定和统一，关系重大。清朝投入了极大的兵力和财力，但康雍两朝仅能阻遏准噶尔的入侵，却不能深入作战，捣穴擒渠，取得全胜。乾隆前期，准噶尔部内讧，其领袖和牧民络绎不绝地归附清朝中央，先后有达什达瓦部、三车凌部、阿睦尔撒纳、纳默库班珠尔、玛木特等率众来降，这给清廷带来了千载难逢的作战良机。朝中大臣大多数畏葸迂腐，以为道路遥远，准备不及，难以作战。乾隆帝为完成国家统一计，力排众议，迅速发兵。乾隆帝后来说：“西师之役，在廷诸臣，皆有鉴于康熙、雍正年间未获蒇事，莫不畏难沮议。朕以达瓦齐篡夺频仍，诸部瓦解，接踵内属，机有可乘，且无以安来者。爰命将兴师，分路致讨。斯时力排众议，竭尽心力。”[24]事实证明：乾隆帝的决策英明及时。清军以压倒优势进军天山南北，战事虽经反复，但挫而复胜，转危为安，终于消除了准噶尔的割据政权。以后又乘胜进取，击败维吾尔族大小和卓的叛乱，收复新疆南部。历时5年的平准、平回战争，最后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其影响所及，强化了中央对西藏的管辖，并保障了青海和内外蒙古的安定。此后，清朝在边疆地区设官驻兵，筑城戍守，移民屯田，使广袤的边疆地区在政治上、经济上、精神上与内地连接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大大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即将侵入中国的前夕，乾隆帝及时地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其功绩应充分肯定。

乾隆朝反击廓尔喀入侵是又一场保卫祖国神圣领土的正义战争，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艰苦卓绝的军事活动。乾隆五十三年（1788）和五十六年（1791），居住在喜马拉雅山南侧的廓尔喀军，两次入侵西藏，侵占日喀则，蹂躏骚扰，抢劫班禅所居的扎什伦布寺，造成边疆的危机和全藏的恐慌。不少大臣认为：后藏遥远，山高天寒，军行困难，粮饷不继，不能出兵征讨。但乾隆帝坚持西藏是中国的领土，不容他人侵犯，“若付之不问……何以安卫藏而靖边疆”[25]，毅然决定派兵入藏，驱逐侵略者，保护领土完整和藏民安全。清军从四川入藏，长途跋涉，冒雪冲寒，驱逐廓尔喀军，收复被侵占的土地，并越过喜马拉雅山，进抵今加德满都附近。在没有现代交通和通信的条件下，完成这一军事远征，实令人惊叹！其路途之远，山川之险，补给之难，军行之艰，为世界战争史上所罕见。乾隆帝说：“廓尔喀则在万里三藏之外，更数千里。陡壁线路，下临深川，不能容马，人皆踵迹而行。”[26]“经越艰险，冒雨步战，手足胼胝，用兵之难，为从来之未有。”[27]应该说，乾隆帝不畏艰险，花费极大的财力人力保卫西藏的领土主权，是值得赞扬的。

战争仿佛是个放大器，它能充分表现出一位决策者、指挥者的才能和优点。因为只有在战争时期，他的意志和领导能力才最大限度地受到了考验。同样，在战争时期，也会招致意外的失败，使一支威武浩荡的军队顷刻瓦解，显示出领袖的无知与失误。古往今来，没有常胜的将军，而战争的或胜或负，常常取决于指挥者是否知己知彼，是否头脑冷静，是否有坚强的意志和灵活的指挥才能。当平定准部、回部，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胜利以后，乾隆帝被冲昏了头脑，多次发动了错误的战争，即缅甸、安南和第二次金川之役。缅甸之役，清军深入缅境，后路被切断，援兵不到，粮饷断绝，战斗失败，主帅明瑞阵亡。安南之役，乾隆帝错误地支持腐败的黎氏政权，劳师远征，攻入今河内，遭到强力反击，全军覆没。第二次金川之役，山险河深，番众人虽少而心志齐，清军被阻于石碉之下，寸步难移，乾隆帝依仗兵多粮足，必欲克之，屯兵坚城，劳师靡饷，如狮子搏兔，用尽全力，虽最后得胜，而耗时之久，费帑之多，为“十全武功”之冠，实为得不偿失。这些战役中所犯的致命错误是乾隆帝在平定准、回大胜之后，视事太易，失去冷静审慎的判断，用对准部、回部的同一把尺子去衡量地形、气候、民风、内部组织都很不相同的缅甸、安南与金川，于是招致了战争的失败，屡次碰壁，大量的钱财和兵力填进了战争的无底洞。像乾隆这样一个精明能干的皇帝虽不乏审时度势、当机立断的能力，但客观环境十分复杂，专制君主很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被胜利冲昏头脑，他每天接受阿谀的意见和歪曲的情报，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因此被错误的信息诱入歧途，采取错误的行动，而且越陷越深，难于拔足。等到碰得鼻青脸肿时才幡然觉悟，改弦更张，例如停止对缅甸、安南的征讨，议和修好，边界反而得以宁静，国家之间的关系亦得以改善。

第四是文化方面。历朝历代的文化艺术各有其造诣和特色，很难简单地评说孰优孰劣。乾隆朝的文化成就较之前代并不逊色。除大量编撰各种经说、方略、官书、续三通以及十三经刻石，翻译佛藏外，还编纂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共收书籍3 400多种，近8万卷，分成经、史、子、集四大类。此书包罗宏富，浩瀚广博，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总汇。编纂工作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设立四库馆始，至五十二年（1787）《四库全书》缮写完毕止，历时15年。参加编纂、校对、辑佚、提要的很多是当时的第一流学者，并撰写了《四库全书总目》，对1万多种图书（包括著录和存目）做了介绍和评论，“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枝分派别，罔不抉奥提纲，溯源彻委”[28]。

民间之学术文艺亦臻于极盛。以惠栋、钱大昕、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焦循、阮元为代表的考据学派，如日中天，盛极一时，被称为“乾嘉学派”，著作繁多，影响深远；史学方面还有赵翼、全祖望、章学诚、崔述；地学方面有齐召南、祁韵士、徐松、李兆洛，各有突出的成就；曹雪芹的《红楼梦》、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均成书于乾隆初年，为最负盛誉的现实主义杰作，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瑰珍；诗歌方面有沈德潜的“格调诗”，袁枚的“性灵诗”，翁方纲的“肌理诗”；散文方面有方苞、刘大櫆、姚鼐的“桐城派”，恽敬、张惠言的“阳湖派”，如奇花异葩，竞放于诗坛文苑；绘画则有“扬州八怪”及文人画、宫廷画、西洋画等；书法则有张照、邓石如、刘墉、永瑆等名家辈出，乾隆帝刻印的《三希堂法帖》集中了历代书法的精华，为后世临摹的范本；戏曲方面，昆腔与乱弹并行，正处在蜕变时期，乾隆末年，徽班进京，我国最大的剧种——京剧于此时诞生。乾隆朝的文化学术和文学艺术，云蒸霞蔚，俊彩星驰，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

三

乾隆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发展鼎盛，达到了我国封建时期的最高峰。当然，历史并不只是光辉的、先进的一面，还有其黑暗的、落后的另一面。清朝恰恰在乾隆时代由盛转衰，走向了下坡路。

乾隆朝人口急剧膨胀，大大超过了耕地面积的增加，人均占有耕地数量迅速地减少，再加上土地兼并严重，社会财富被集中到少数贵族、官僚、地主、富商的手中，绝大多数农民失去土地，生计维艰，并且连年水旱，灾荒频仍，吏治败坏，贪污公行。阶级矛盾逐步尖锐化，人民流离失所，不得不铤而走险。下层的反抗斗争从零星分散的抗租抗粮，逐渐走向竖旗建号的大规模、有组织的武装斗争。乾隆三十九年（1774）山东临清爆发王伦起义，在运河沿岸，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上发难，切断了漕运和文报，打破了近一个世纪中原无战争的升平局面。接着，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十八年（1783），有甘肃苏四十三和田五领导的回民起义；乾隆五十二年（1787），有台湾林爽文起义；乾隆六十年（1795），有贵州、湖南的苗民起义；至嘉庆元年（1796），白莲教起义爆发，声势浩大，斗争持久，蔓延甚广，形成对清王朝一次强大的冲击波。乾隆禅位之日，星星之火，已燃烧成燎原之势，此后，全国进入干戈扰攘、战乱频仍的时代，历经嘉庆、道光两朝50多年，北方的秘密宗教多次发动斗争，南方的会党起义亦层出不穷，清廷顾此失彼，疲于奔命，这场社会的大动荡一直延续到近代的太平天国起义。

乾隆朝在其政策方面的问题、矛盾或落后、失误至少可指出以下几点。

清政权实质上是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只占人口极少数的满族必须团结汉族地主和知识分子，才能保持稳定的统治，乾隆帝基本上沿袭了这一传统政策。尽管他本人深受汉文化的熏陶，但他对汉族的警惕、防范几乎超过了清代其他帝王，他对汉族大臣和绿营兵很不信任。杭世骏在乾隆前期即批评当时天下巡抚尚满汉参半，而总督则无一汉人，终乾隆之世，情况并无大变，出任总督的汉人占极少数。乾隆时期，当政的文臣武将，前有鄂尔泰、讷亲、傅恒、张广泗、舒赫德、兆惠，后有阿桂、和珅、福康安，都是旗人，只有张廷玉、于敏中等少数汉员身居要职，也仅是供奉内廷，述旨撰诏，相当于皇帝的秘书，不是实际的决策者。当时，满汉矛盾虽然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始终是影响政治的重要因素。

乾隆帝致力于保存满族的文化习俗和尚武精神。他认为，这是清王朝长治久安的保证。他说：“马步箭乃满洲旧业，向以此为要务，无不留心学习。今国家升平日久，率多求安，将紧要技艺全行废弃不习，因循懦弱，竟与汉人无异，朕痛恨之。”尽管乾隆帝再三告诫，并采取了种种措施，可是事与愿违，八旗贵胄生活骄奢、浸染汉俗、废弃武事的趋势愈演愈烈，竟不可遏止。而一般旗人，虽有额俸，但清廷禁其从事生产和经商，致使日益滋生繁衍的满族衣食无着，发生严重的生计问题，可说是爱之适以害之。

上面讲到了乾隆朝文化繁荣的一面，不幸的是这种繁荣并未带来文化思想在性质、内容上的飞跃，反而时常遭到风刀霜剑的凌逼摧残。乾隆朝的文字狱和禁毁书十分苛严，有人估算乾隆朝的文字狱有130起，比康雍两朝大大增加，且多属捕风捉影、深文周纳、硬加莫须有的罪名。士子吟诗作文，用字不慎，即招飞来横祸，乾隆朝因文字获罪的多下层知识分子，罪名大多是影射讥讪，触犯圣讳，措辞不当，实际上并无鲜明的反清思想。鲁迅先生说过，“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有的是鲁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是不识讳忌；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由于乾隆帝以文字罪人，民间相互揭告，往往以细微仇嫌，陷人死罪，官吏们怕失察受责，故意罗织罪状，张大其词。为什么乾隆中叶文网严密、文狱迭起？这实际上是统治阶级对下层人民反抗的预防性反应。当时，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尚未展开，但零星的反抗已渐频繁，统治者日益感受到来自下层反抗的威胁，企图加强思想统治，显示镇压手段，以防不测，以儆效尤。这种预防性反映了统治者谋求安全的心理，罪名的真实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用严厉的惩处使社会慑服。文字狱的恶劣影响，使得知识分子对现实甚至对历史不敢议论，噤若寒蝉。龚自珍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正是乾隆时知识界共同心态的写照。

另外，乾隆帝趁编纂《四库全书》之机，搜检全国的书籍，对所谓“悖逆”“违碍”的书籍进行查禁、销毁或篡改。“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惟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29]古代典籍遭到了一次极大的厄运。

乾隆朝一项重大的政策谬误，是变本加厉地实行闭关政策。它虽然并不拒绝对外通商，但规定只开广州一口，制定了详细的章程，限制中外交往和贸易，并强化了作为贸易中介的行商制度，形成了对外封闭的严格体制。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政府派马戛尔尼使团来到中国，在热河觐见皇帝，提出扩大贸易的要求，但在觐见的礼节问题上发生严重的争执，英国使团被拒。毫无疑问，马戛尔尼使团代表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所提要求包含着侵略性的条款，会给中国带来消极的影响。但当时的英国尚不能向中国发动武装进攻，只能采取和平谈判的手段，谋求进入中国。中国迫切需要疏通外交渠道，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扩大视野，以了解世界的潮流。进行和平谈判有助于改变中国的隔离状态。但是，乾隆帝没有感到和外部世界加强联系和交往的迫切性，他以天朝上国自居，轻视和蔑视外国，因使团礼节不周而心中不快，砰然关闭了谈判的大门。马戛尔尼使团带来了丰厚的礼品，大多是显示科技成就和工业实力的仪器、模型、机械和工业制品。但乾隆帝缺乏科学知识，不屑一顾，说：“单内所载物件，俱不免张大其词。此盖由夷性见小，自以为独得之秘，以夸炫其制造之精奇……著征瑞（接待英使之清朝官员）于无意之中向彼闲谈：尔国所贡之物，天朝原亦有之。庶该使臣等不敢居奇自炫。”[30]自大心理与愚昧无知蒙住了自己的眼睛，错过了认识外部世界的一次机会。中英两国如同两艘巨大的航船在逐渐接近，中国方面，从维护统治出发，希望与外部世界保持安静而隔离的局面，并力图取得外国表面上的臣服，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理。而处在产业革命中的英国却在全球寻找殖民地，开辟商品市场。两个国家的制度、传统和追求的目标完全不同，一场大规模的冲突将不可避免。在天空的远处，正酝酿着一场几乎使中华民族惨遭灭顶之灾的强烈风暴。乾隆帝，作为18世纪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不但丝毫没有觉察，而且他的政策堵塞了其臣民和后人去了解、探索外部世界的渠道，这反映了乾隆帝思想保守落后的一面，其影响深远，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恶果，应对历史负重大责任。

在评论乾隆帝的是非功过时，巡幸和土木两事是通常的热门话题。乾隆帝一生到各地巡游，曾6次南巡，至苏杭、南京； 8次去山东，至泰山、曲阜； 4次去盛京，谒祖陵； 5次西巡，至五台山； 1次至河南开封、洛阳、嵩山；至于到热河避暑、木兰秋狝，到天津、白洋淀或巡视永定河，到遵化或易州谒东西陵，更是多得不可胜计。有人统计他一生的巡幸活动达150次之多，真是一位“马上皇帝”。

乾隆朝国力强盛，财政充盈，皇帝爱好园林建筑，故大兴土木。60年间，扩建和修建圆明园、清漪园（今颐和园）、静宜园（今香山）、静明园（今玉泉山），加上康熙修建的畅春园，形成北京西郊“三山五园”的园林格局。又大规模改建、扩建皇宫、中南海、北海以及坛坫寺庙、市廛房舍、道路桥梁、城垣、兵营、官署，浚治湖泊河流。其规模之大、用工之精、耗帑之多以及艺术水平之高，为历代所不及。

巡幸和土木都要花费许多钱财，历代均视为劳民伤财的弊政。连乾隆帝自己也说：“工作过多、巡幸时举二事，朕侧身内省，时耿耿于怀。”[31]不管人们和乾隆帝自己怎么看，平心而论，巡幸、土木亦应一分为二地进行分析。这其中当然有劳民扰民的一面，但如果转换一个视角，作为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的君主，垂拱端坐，深居宫禁，虽然省钱省力，但是不接触社会，不了解情况，对运筹决策、用人施政是不利的。历史上有许多从不出巡的皇帝，很多是昏庸之辈，而像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元世祖、明成祖、清康熙帝等雄才大略的君主却到处巡游。巡幸是封建君主与社会保持联系的一条渠道，虽然很狭窄而又间接，但对一个生长深宫与世隔绝的皇帝来说，保持这一点点联系仍是非常重要的。乾隆出巡当然包含着游山玩水的动机，但还有政治和经济的目的。如视察黄河、运河、浙江海塘，打围习武、训练士卒，考察官吏治绩、农业收成、风俗民情等等。

至于大兴土木，于乾隆帝而言属于欣赏享乐的浪费行为，客观上却又是进行城市建设、美化自然环境之举。那时候国家财力充足，即便在养兵给饷、军事征战、减免赋税、赈济灾荒、兴修水利等方面花费了大量帑银，国库藏银仍多达每年财政收入的两倍。乾隆时还没有现代意义的经济建设，不可能投资于工厂、铁路或科学事业，富余资金可能的流向是编纂图书的文化工程或者建造园林、宫殿的环境建设。乾隆帝说：“方今帑藏充盈，户部核计已至七千三百余万。每念天地生财只有此数，自当宏敷渥泽，俾之流通，而国用原有常经，无庸更言撙节。”[32]兴建各种土木工程兼寓“以工代赈”“教财于民”之意。清廷用工、用料不像前朝那种无偿的劳役和征索，用工全是雇募工人，发给工值，用料则由官府制造或在市场购买。所谓：“物给价，工给值，丝毫不以累民，而贫者转受其利。”当然，乾隆帝在大兴土木的时候，丝毫没有想到在200年以后这些建筑会变成为人民所有的财富，这一切今天已是我们珍贵的文物遗产和旅游资源。如果没有乾隆一朝的土木工程，作为中国第一个历史文化名城的北京将完全是另外的样子。我们所熟悉、所热爱的许多宏伟的和优美的景点、建筑将不复存在，北京城将失去璀燦的光辉而黯淡无光。

四

乾隆时代，或者说18世纪的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均有许多成绩，为前代所不能企及，这是就历史的纵向比较而言。

但是，中国并不是孤独的存在，和它同时存在于地球上的还有许多其他的国家。古代，人们难以打破重洋的阻隔，中国长期处在一个相对隔离的环境中。到了近代，经济、科技的进步，交通的发达，日益打破了国家之间的隔绝状态，相互的撞击和影响越来越频繁。18世纪正是世界殖民扩张的时代，外国的传教士、外交官、商人陆续来到中国，引起了各种摩擦、纠纷。如果把乾隆朝取得的成绩做横向的考察，即放到当时世界范围中与欧美国家相比较，那就会呈现出另一幅黯然失色的图景。18世纪的欧美国家正处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革命已经爆发，社会突破了封建桎梏而进入人类历史发展的又一阶段，即资本主义时代。而中国仍处在封建时期，即使取得了封建社会中所能达到的最大成就，如果与欧美国家雄健迈进的步伐相比，仿佛一个龙钟老人，行动迟滞，步履蹒跚，越来越落后于西方国家。

乾隆时代，即18世纪的中后期，欧美国家的变化翻天覆地，一日千里，可以从五个方面来考察。

第一，产业革命。乾隆在位60年，英国正好经历了产业革命的全过程。乾隆即位前两年，即1733年，英国的凯伊发明了飞梭，揭开了产业革命的序幕。从18世纪60年代起（乾隆中期），英国棉纺织业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织工哈格利夫斯发明新式纺车，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阿克莱特发明水力纺纱机，纺织业的生产能力迅速提高。其他行业也仿效纺织业采用机器工作。工作机的普遍使用使动力变得非常紧张。1769年（乾隆三十四年）瓦特改良蒸汽机，成为适用于各种机器的“万能动力机”，使人类摆脱了对自然能源的依赖。此后机械制造业取得了重大进展，出现了刨床、铣床、钻床，各种机械开始实现规范化、标准化，提高了工效。18世纪末，机器大工业出现，工厂中形成了由工作机、传动机、动力机三部分组成的机械系统，工场手工业逐渐让位于机器工业，开始了社会化的大生产。

第二，科学发展。与产业革命相表里，欧洲的自然科学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与研究成果，跨进了近代科学的殿堂。18世纪在数学领域，概率论、微积分、数论、投影几何取得了进展。在物理和化学方面，人们已能分辨各种气体，并用各种方法获得氢、氧、二氧化碳等。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法国拉瓦锡证明燃烧现象是可燃物与空气中的氧化合的结果，推翻了传统的“燃素说”，揭开了自然界燃烧之谜。

在电学方面，1752年（乾隆十七年），美国富兰克林做了有名的风筝试验，证明雷电是一种自然现象，粉碎了各种迷信和神话。后来意大利人伏打制造了能够产生电流的伏打电堆，成为近代电池的滥觞。

天文学方面，1755年（乾隆二十年），德国哲学家康德发表《宇宙发展史概论》，用星云说解释太阳系的起源。1796年（嘉庆元年），拉普拉斯对星云说做了更加完善的论证。还有德国学者赫歇尔长期观察恒星，提出银河系构成的假设，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他在观察天空时发现了一颗前所未知的行星，即天王星。

在地质学、生物学方面，成果累累，学派林立，争论迭起。一些人主张岩石水成说，认为岩矿的成因是洪水泛滥，造成岩层的堆积；另一些人主张火成说，强调地下岩浆和火山喷发是地壳和岩层形成的原因。在地球历史演变上则有灾变说和渐变说之争，法国生物学界居维叶以地球经历了多次灾变来解释生物化石缺乏中间传承环节的现象，而英国的赖尔则认为地球自然环境的变化是长期微小渐变积累而成。还有瑞典博物学家林耐，搜集了数以万计的植物标本，首创植物分类，主张物种恒定不变；而法国的布封提出比较分类法，开始认识到物种之间的变化传承关系。

以上的发现、创造、学派、学说都出现在相当于中国的乾隆时期，西方科学家通过观测、实验、计算、分析、争论，对自然界的客观现象和运动规律逐步取得了正确而系统的认识，使人类提高了利用和改造自然界的能力。恩格斯高度评价18世纪自然科学的成就，他说：“18世纪综合了过去历史上一直是零散地、偶然地出现的成果，并且揭示了它们的必然性和它们的内部联系。无数杂乱的认识资料得到清理，它们有了头绪，有了分类，彼此间有了因果联系；知识变成了科学，各门科学都接近于完成，即一方面和哲学，另一方面和实践结合了起来。18世纪以前根本没有科学；对自然的认识只是在18世纪（某些部门或者早几年）才取得了科学的形式。”[33]

第三，法国的启蒙运动。发生于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舆论先行，其代表人物有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

伏尔泰是法国杰出的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他著作宏富，知识渊博，一生不倦地反对教会、僧侣和专制主义。孟德斯鸠的名著《论法的精神》发表于1748年（乾隆十三年），书中提出三权分立思想，成为日后资产阶级政体结构的原则。卢梭的名著《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和《社约论》分别发表于1754年（乾隆十九年）和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他在前一书中，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等级制度，敏锐地指出私有制是产生不平等的根源；在后一书中主张消灭不平等，尊重“天赋民权”。18世纪中叶（乾隆前期），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把启蒙运动推向高潮。此书卷帙浩大，内容丰富，汇集了当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成果，向封建制度发动猛烈的攻击。参加《百科全书》编纂的有一大批著名学者，除前已提及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以及主编狄德罗外，尚有副主编达兰·贝尔，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尔巴赫、爱尔维修，自然科学家布封、孔多塞，经济学家魁奈、杜尔阁，美学家拉美特利等。他们学识广博，才华过人，是一批杰出的反封建战士。启蒙运动虽有其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但它激起的思想革命的巨澜，汹涌地冲击着封建社会的堤坝，为行将到来的法国大革命做好了准备。

第四，美国独立。北美洲本是分属于英、法的殖民地。殖民主义者一方面屠杀当地的印第安人，另一方面奴役欧洲普通移民和从非洲来的黑奴，由此激起反抗，先在波士顿一带发生连续的抗英斗争。1775年（乾隆四十年），殖民地人民吹响了独立战争的号角，举行反英起义。华盛顿被人民拥戴为总司令，武装斗争的烈火猛烈燃烧。英军在人数和装备上虽占优势，但革命人民斗志昂扬，越战越勇，击败了英国殖民军。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英国不得不承认美国独立。这场延续8年之久的美国独立战争是18世纪的重要事件，从此，美国挣脱了殖民主义锁链，跃入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华盛顿当选为美国的第一任总统。

第五，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从18世纪30年代起（乾隆即位之初），资本主义发展加快，社会分化加剧。国王、贵族、教会占有大部分土地，农民、手工业工人、城市平民以及企业主均属于第三等级，处在无权的、被压迫的地位，阶级矛盾日益尖锐。18世纪80年代发生经济萧条，农业歉收，企业倒闭，财政破产，人们要求召集三级会议以制定新的税法。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三级会议召开，受启蒙思想教育的第三等级的代表，得到人民的支持，要求分享国家权力，宣布成立制宪会议。法国国王派兵镇压，巴黎人民群情激愤，于1789年7月14日举行起义，攻打巴士底狱，法国大革命爆发。革命迅速扩及全国，废除了人身依附、各种封建特权和苛捐杂税，并制定《人权宣言》。此后反动势力企图复辟，国王路易十六勾结外国势力来镇压革命。雅各宾派领导人民打败了外国干涉军，废黜国王，于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宣布成立共和国。翌年（乾隆五十八年），路易十六被推上断头台。此后，雅各宾派单独执政，国内各政党的争夺十分激烈，大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颠覆了雅各宾政权；国外则英、普、奥、荷、西等王国组成反法同盟。1795年（乾隆六十年），巴黎国民公会起用青年军官拿破仑来对付内外的敌人，拿破仑的权力增强，形成军事独裁政权。1799年（嘉庆四年，这年乾隆帝逝世），拿破仑发动政变，建立执政府，在欧洲进行连年战争。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推翻了法国封建王朝，废除了等级制和封建特权，并震撼了欧洲的封建体系，幵辟了一个资本主义广泛发展的新时代。

以上对欧美国家在18世纪30年代以后发生的重大事件做了简单的回顾。这六七十年间欧美国家的进步胜过了以往的1 000年，正在经历政治、经济、科学、文化领域全面而深刻的革命。历史是在量变的积累下走向质变的，质变必须有量变做准备；而一旦发生质变，其变化之速、成绩之大、影响之远，是量变时的许多世代所不能比拟的。西方正在突破封建主义的桎梏而飞速前进，而中国的种种成就仿佛还在强化着封建的体制。两个不同的世界，其变化的性质和方向形成强烈的反差，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世界。

历史人物要对自己时代的进步和落后负责任。尤其像乾隆帝长期站在统治阶梯的最顶端，没有一个人曾经像他那样对18世纪的中国历史打下如此深刻的印记，他的思想、言论、行为、政策自然会对历史发生或正或负的重大影响。18世纪，闭塞已久的中国极其需要开通对外渠道了解世界状况，放宽思想禁制，增进科学知识，以迎接行将到来的世界性挑战，但乾隆帝没有像略早于他的俄国彼得大帝那样知己知彼，把自己放在世界潮流中，正确定位，引进和学习外国的先进事物，致力于改革和富强。乾隆帝以自我为中心，以天朝上国自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他采取严厉蛮横的思想压制，他对科学技术毫无认识又缺乏兴趣，他固守以不变应万变的政治哲学，这些都严重地阻碍了历史的进步，窒息了社会蓬勃发展的生机。世界潮流在奔腾前进，而中国的统治者昏昏然如在梦中，毫无觉察，未能采取更加开放开明的政策，失去了及时地了解世界和跟上世界的机会。

当然，中国的落后也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某些个人和某些政策。历史的道路固然有赖于具有远大目光和聪明才智的人去开辟、去展拓，不过具有远大目光和聪明才智的人物也只能在特定的环境中产生。正因为乾隆皇帝并不生活在俄国彼得大帝的环境中，所以他未曾有过彼得大帝那样的追求和理想。18世纪的中国是一个被禁锢着的世界，乾隆帝也是这个世界中的一员。禁锢已久，习惯成自然，他的政策正反映了被禁锢者习于禁锢、安于禁锢的心态。

中国为什么落后于西方？这一巨大的历史谜团困惑着许许多多的政治家和学者。何以在很长时间内中国人未曾察觉到外部世界正在发生的历史巨变？何以专制体制和保守、僵化的政策长期通行无阻？何以中国没有产生像西欧那样“直前冲刺”的巨大历史动力？其深层原因必须到长期历史发展和整个社会结构中去寻找。历史表面看来似乎是不相连缀的片段，实际上，古今上下有着长远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影响近代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深埋于古代的历史之中。

18世纪的中国并未像西欧那样发生质变，因为，以前的时代还没有走完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事情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也不会无缘无故地不发生，乾隆帝和他的同龄人可以在历史上和传统提供的舞台上扮演角色，推进或阻滞社会的前进，但他们不能超越历史和传统，去完成力所不及的使命。康熙和乾隆在中国历史上做出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贡献，乾隆帝的思想和政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完全从头脑里想出来的，而是孕育于中国长期的历史之中，孕育于前代遗留下来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之中。因此，乾隆帝对18世纪、对中国历史的相对落后，自应负一定责任，但他不能超越时代，自行其是。他像所有的历史人物一样，代表着并属于自己的时代。从某种视角观测，乾隆帝像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先进与落后、英明与庸碌、聪睿与愚昧、理智与荒唐、仁慈与残酷、光辉与黑暗，错综复杂地交集于一身。他的性格、意志、动机似乎很难捉摸，但把他的所思所言、所作所为放在当时的环境中认真研究，可以看出这些基本上是统治阶级对18世纪历史发展所做出的合乎逻辑的反应。

我们研究乾隆帝，并不停留在对他政绩的讴歌或对他过失的谴责上，重要的是要理解他和他所处的时代。18世纪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重要阶段，乾隆帝是当时杰出的历史人物，他留下了许多经济、政治成就，留下了军事功勋和文化业绩，同时也留下了缺陷和过失。大浪淘沙，曾经喧嚣一时的历史人物和事件退出了舞台，隐形于消逝了的漫长时间之中。但现实是由历史发展而来的，现实深深植根于历史之中。研究18世纪及其人物为的是要弄清历史，理解现实，认识国情，增长智慧，坚定信心，选择正确的方向，迎着光辉灿烂的明天更好地前进。

注释

[*]原载《清史研究》，1992年第1期。

[2]赵翼：《簷曝杂记》卷一。

[3]《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1册第4829页。

[4]《御制文三集》卷九《续集<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序》。

[5]赵翼：《簷曝杂记》卷一。

[6]昭梿：《啸亭杂录》卷三。

[7]《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1册第4892页。

[8]《御制诗文十全集》卷四四《上元后一日小宴廷臣即事得句》，以下所引《御制诗》《御制文》均系乾隆朝。

[9]《御制诗五集》卷一三《偶园》。

[10]《御制文初集》卷二四《述悲赋》。

[11]《清实录》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甲午。

[12]《清实录》乾隆三十一年二月甲辰。

[13]同上书，乾隆十一年六月甲申。

[14]《御制文二集》卷三六《读韩愈对禹问》。

[15]《清实录》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己亥。

[16]同上书，乾隆八年十月乙亥。

[17]《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2册第4982页。

[18]易宗夔：《新世说·术解》。

[19]昭梿：《啸亭杂录》卷一。

[20]《东华录》卷七，乾隆三年六月。

[21]《御制文三集》卷十《王禹偁待漏院记题辞》。

[22]《清实录》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己未。

[23]《御制文三集》卷九《补咏战胜廓尔喀之图序》。

[24]《御制诗五集》卷九二《阅旧所书命馆臣入吴三桂擒桂王由榔谕卷书识后示诸臣咸为悦服复成口号》。

[25]《清实录》乾隆五十七年八月戊子。

[26]《御制诗五集》卷七七《补咏战胜廓尔喀之图序》。

[27]《清实录》乾隆五十七年八月癸酉。

[28]阮元：《揅经室二集》卷五《纪文达公集序》。

[29]章太炎：《訄书·哀焚书》。

[30]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六日，谕旨。

[31]《清实录》乾隆十五年五月己未。

[32]《御制诗三集》卷八五《降旨普免天下正供诗以志事》。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656~6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乾隆初政和“宽严相济”的统治方针[*]

可以说，乾隆是中国历代帝王中的一个幸运儿。他寿登上考，活到88岁。在位期间，国力强盛，四海升平，经济、文化发展鼎盛。他以强大的武力和比较正确的政策，平定西北，保护西藏，加强了国家的统一，奠定了中华的版图。他完成“十全武功”，编纂《四库全书》，六次巡幸江浙，五次普免钱粮。文治武功，臻于极盛。到了后期，尽管社会矛盾激化，反抗烽火遍起，外国殖民主义者叩关而至，咄咄逼人，但是，终乾隆之世，清朝还能够控制全国的局势，长时期承受内外压力，维持着强大的外貌，屹立于东亚。乾隆的一生，顺境多，逆境少；胜利多，挫败少。60多年，他进退人物，生杀予夺，叱咤风云，指点河山，演出了威武雄壮的活剧，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研究乾隆一生的活动和是非功过是一项重要的、长远的任务，本文只对他登基后最初几年内的政局变化、政策措施和统治方针做介绍评述。乾隆的初政对他以后60年的统治格局和施政作风的形成有很大关系。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雍正皇帝去世，刚满23岁的乾隆即位。他继承了一份也许会使所有帝王感到歆羡的基业。因为，经康熙、雍正之后，国家被治理得井井有条，社会秩序安定，人口和财富迅速增加，国力蒸蒸日上，一片升平的气象。所谓“国家继绪百年，累洽重熙，至于今日，可谓承平无事”[2]。而且乾隆登基，授受合法，平稳接权，没有一点波澜。回想13年以前，他父亲雍正继位时，矛盾尖锐、争夺激烈、刀光剑影、喋血萧墙的情景，人们不免会打寒战。就是他的祖父康熙、曾祖顺治当皇帝的时候，冲龄践阼，孤立少援，外有劲敌，内有强臣，主少国疑，基业未稳，情况也是相当危险的。为了争夺皇冠，历史上有过多少诡谲的阴谋、肮脏的交易，明枪暗箭，血雨腥风。乾隆却侥幸地躲开了这类帝王登基时常有的情形。他这时已长大成人，有了相当的知识和经验，不是可以听凭摆布的小绵羊。他的继位，名正言顺，无可争议，所以过渡平稳，诸事顺利。他是雍正当时活着的诸子中年龄最长、最有才干的一个，又受祖父康熙皇帝的宠爱。关于康熙喜爱乾隆的故事，清朝的官书、野史、笔记中记载甚多，绘声绘色。本来，老年人喜欢小孙子是人之常情，没有什么值得渲染的。可康熙皇帝和常人不同，和别的皇帝也不同，真是“帝王家庭怪事多”。他生了55个儿女，长大成人的有28个，有97个嫡孙，还有数以百计的孙女、外孙、外孙女、曾孙辈。老皇帝晚年闹家务事，儿子们相互火并，这且不说。他有这么多的儿女孙曾，面貌能否认得清？名字是否记得住？恐怕是个问题。大概只有一些聪明出众的小孩子才能邀皇祖的青睐，博得恩宠。就在康熙死去的这年，他到胤禛（雍正）的赐园圆明园“镂云开月”去赏花，见到了12岁的孙子弘历（乾隆）。这个聪明伶俐、才华初露的小孩子，书课娴熟，应对得体，立刻讨得老皇帝的欢心。以后弘历被带进宫去，陪伴祖父。康熙读书、写字、办事、批折、巡幸、围猎，弘历总在他的身边。时间虽然只有半年，可这段恩遇成为乾隆一生津津乐道的光荣史，甚至也是他攀登皇帝宝座的一块垫脚石。据乾隆后来回忆：“予幼龄仰蒙皇祖恩眷，养育宫中，俾得日侍左右、亲聆训言。盖圣鉴洞烛至今，隐有付托之意。”[3]似乎康熙看上了12岁的乾隆，要把江山托付给他。这种说法，未必符合事实，但至少康熙钟爱乾隆，是乾隆后来绍登大位的重要政治资本。所以，雍正即位，很快就决定传位给乾隆。元年（1723）八月，雍正书写弘历的名字，指定为继承人，藏在乾清宫最高处“正大光明”匾额的后面。后来雍正的传位诏书中说：“宝亲王皇四子弘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圣祖仁皇帝于诸孙之中，最为钟爱，抚养宫中，恩逾常格……今既遭大事，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4]

正因为乾隆本人的品质、才能以及他和祖父的亲密关系，他的兄弟中没有一人能和他竞争帝位。康熙生了那么多儿子，一个比一个能干，一个比一个更有野心，继承问题极为尖锐，闹得举国不宁。雍正也有10个儿子，其中7个早死。雍正去世时，乾隆的3个哥哥都不在了，他排行老四，还有五弟弘昼、十弟弘曕。弘昼和乾隆同年，只小3个月，哥俩一起长大，一起读书，形影不离，弘昼的才学远不如弘历，弘历读书快，老师经常要弘历停止下来，复习旧课业，以等待落在后面的弘昼。十弟弘曕年龄更小。所以，乾隆即位，出于雍正预定的步骤，明诏宣布，光明正大。在乾隆以前，清朝的五个皇帝登位，都经过激烈的斗争，只有乾隆是一帆风顺、未经波折就顺顺当当完成了权力的交接。

这时候，算得上政治清明，八方无警，国泰民安。中国封建专制政治中给皇权造成严重威胁的种种势力，如母后、外戚、宦官、朋党、权臣等被削弱到最低程度，丝毫不可能威胁或牵制皇权。乾隆的帝位，有磐石之固。国内没有强大的反对势力，没有严重的水旱灾荒，没有大的抗清起义，没有紧迫的经济财政问题。吏治方面，经过雍正的整顿和养廉制度的实施，贪污行为有所敛迹，行政效率有所提高。西北地区，虽然存在着强大的准噶尔割据政权，征战连年，不久前还经过两次大战（1731年和通泊之战、1732年光显寺之战），但雍正去世以前，清廷中央正在和准噶尔议和，关系已经缓和。乾隆继位，双方互派使节，加紧接触和谈判，达成了和平协议，西北得以撤军，清廷的军事压力和财政负担大大减轻。唯有西南地区，改土归流之后，善后措施不当，贵州的苗民群起反抗，形势一片混乱。这是雍正死后需要立即处理的最迫切的遗留问题，但毕竟是局部问题。乾隆即位以后，撤换了前线的将帅，部署兵力，很快把苗民的反抗镇压了下去。

总的说来，乾隆继位时，没有爆炸性的危机，也没有不能解决的棘手问题。可是，社会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国家的强盛与安定也是相对而言的，不同类型的社会有着不同类型的问题和弊端。如果要问：乾隆继位时，面临的最大的政治问题是什么？那就是：雍正统治13 年，实行铁腕政治，诛戮宗室大臣，打击异己分子，惩治贪官污吏，手段严酷，产生了副作用。不少人无辜被杀，横遭迫害；不少人罪轻罚重，家破人亡；不少人株连受累，含冤莫伸。封建专制政治，本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善政，即使本意是要纠正一种不良的风气，也会产生另一倾向的弊端。何况雍正的政令峻急、刑法苛严，人们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祸从天降，怀着惴惴不安的恐惧心理，社会和官场弥漫着紧张气氛和不满情绪，这对封建统治者来说并不是什么好兆头，乾隆对此必定是有很深体会的。雍正后期，乾隆已长大成人，被封宝亲王，参与政务，他对父皇的政治措施是看得很清楚的。他既钦佩父亲的才干、魄力、手段，又对雍正的猜忌苛严有所不满。当然，作为皇子，他不会、也不敢公开表示出来，可是在他一篇习作的课业中无意中透露了他的心情。这篇课业的题目是《宽则得众论》，写于雍正后期，收在《乐善堂全集》内。《乐善堂全集》所收都是乾隆青年时代、未当皇帝以前的作品。文章中大加赞扬宽大政治，其中说：“诚能宽以待物，包荒纳垢，宥人细故，成己大德，则人亦感其恩而心悦诚服矣！苟为不然，以褊急为念，以刻薄为务，则虽勤于为治，如始皇之程石观书，隋文之躬亲吏职，亦何益哉！”这是一篇值得玩味的文章。当时，人们在苟严的政令下，动辄得咎，惶惶不安，乾隆却说应该“宽以待物，包荒纳垢，宥人细故，成己大德”，这是不是有感而发呢？他指责“褊急”“刻薄”的秦始皇、隋文帝“程石观书”“躬亲吏职”，是不是无意中在为父皇做写照昵？可以推想，雍正虽然钟爱乾隆，并决定传位给他，但对父子间的性格差异和政治分歧并非毫无觉察。据乾隆说：“皇考尝以朕为赋性宽缓，屡教诫之。朕仰承圣训，深用警惕。”[5]

乾隆初年，为了缓和紧张的政治气氛，调节矛盾，改善各方面的关系，对雍正的政策做了较大的改变和调整。他在元年（1736）颁布的谕旨中明确宣称：“政令繁苛，每事刻核，大为闾阎之扰累……朕即位以来……欲减去繁苛，与民休息。”[6]

任何一位英明有为的君主，在他个人起居、嗜好、交往方面，往往有许多昏聩糊涂的举动，雍正帝也是如此。他接近佛道，相信修炼术，宫廷内豢养一批道士，给他炼长生不老的金丹，雍正晚年多病，大概是由于服食丹药引起慢性的汞中毒，甚至这可能就是他死亡的原因。乾隆对于父皇身边的这批骗子十分痛恨，即位以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把道士们驱逐出宫。他说，“皇考万几余暇，闻外间有炉火修炼之说，圣心深知其非，聊欲试观其术，以为游戏消闲之具，因将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置于西苑（今之中南海、北海）空闲之地，圣心视之如俳优人等耳。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深知其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言生事。皇考向朕与和亲王面谕者屡矣。今朕将伊等驱出，各回本籍”，“若伊等因内廷行走数年，捏称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摇煽惑，断无不败露之理。一经访闻，定严行拿究，立即正法，决不宽贷”[7]。乾隆匆匆忙忙地采取这一行动，并竭力为雍正洗刷辩护，倒成了“此地无银三百两”，反而暴露了雍正对修炼术的迷信。

雍正一生中最受指责的、最难于被人谅解的是他对兄弟宗室的处置。这是因继承帝位而引起的残酷斗争。不管雍正的继位是否正当，是否合法，但他对自己兄弟手足实在太残忍了。他的大哥允禔、二哥允礽是被康熙禁锢的，雍正自然不会释放他们，两个人都被监禁至死。他最恨八弟允禩、九弟允禟，被禁锢削籍，改名阿其那（狗）、塞思黑（猪），百般折磨，秘密处死。三哥允祉、十弟允䄉、十四弟允禵也永远囚禁。五弟允祺之子弘昇、七弟允祐之子弘曙被削去世子，连雍正的亲生子弘时，小小年纪，也被削宗籍。宗室中或因不肯附从，或因其他罪状，被杀被关、夺爵削籍、抄家流放的不计其数。社会上对这场兄弟阋墙、家庭惨变，暗下传布种种流言，对雍正的政治声誉损害极大，在乾隆的心灵上也形成了创伤。乾隆即位，这场斗争已时过境迁，当年强大的反对势力被诛戮殆尽，雍正的胜利已不可逆转。乾隆虽不便为父亲的政敌公开平反，但适当地缝隙补过，实行宽大处理，不会带来政治动荡，相反，却能够树立新皇帝仁慈宽厚的美好形象。因此，即位一个多月，乾隆就旧案重提，连发许多谕旨。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初八日发出的第一道谕旨说，允禩、允禟得罪已死，但他们的子孙也是天潢支派，被摒弃于宗牒之外，处理过重。“当初办理此事，乃诸王大臣再三固请，实非我皇考本意，其作何处理之处，著诸王满汉文武大臣翰詹科道各抒己见，确议具奏。”[8]新皇帝的倾向性已很明确，那场令人胆战心惊的骨肉相残，已成过眼的烟云，是不是可以冷静地、更合乎人情地重新处理呢？他要官吏们各抒己见，实际上是要大家做好翻案的思想准备。隔了两天，另一道谕旨命令宗人府查明因罪革退之宗室觉罗，分赐红带、紫带，载入玉牒。一大批得罪的皇子皇孙，可以恢复名号，重见天日了。又过了两天，许多被禁锢的王公宗室，包括新德、新福、云乔顺、宗教、鄂齐、丰库、裕伸、德存、勇端、讷尔苏（此人即曹雪芹的姑父、原封平郡王）、广宁、扬德、华玢等被释放回家。又过两天，侥幸存活下来的两个最重要的政治犯皇十子允䄉、皇十四子允禵也宽大释放，并赐给公爵衔（其他被囚的允禔、允礽、允祉、允禩、允禟都已死去）。乾隆也没有忘记昭雪已死去的三哥弘时，承认弘时的皇子身份，收入谱牒。几个月之内，还有许多重要的王公宗戚如延信、苏努、乌尔古以及阿灵阿的子孙，被恢复原来的身份。短短的时间内，乾隆了结了这场历史公案。他小心翼翼，尽量维护雍正的威信，只是对罪犯宽大处理，并非平反全部案情。特别是对允禩、允禟的处理，政治上最为敏感，乾隆把它长期搁置起来，直到晚年，才为他们做了开脱。乾隆四十三年（1778）正月的上谕说：“圣祖第八子允禩、第九子允禟结党妄行，罪皆自取。皇考仅令削籍更名，以示愧辱。就两人心术而论，觊觎窥窃，诚所不免。及皇考绍登大宝，怨尤诽谤，亦情事所有，特未有显然悖逆之迹。皇考晚年屡向朕谕及，愀然不乐，意颇悔之，若将有待。朕今临御四十三年矣，此事重大，朕若不言，后世子孙无敢言者。允禩、允禟仍复原名，收入玉牒，子孙一并叙入，此实仰体皇考仁心，申未竟之绪，想在天之灵亦当愉慰也。”[9]乾隆明明在改变雍正严厉残酷的处置，但仍然说成这是雍正的本意。

雍正另一件很不明智的举动是对曾静、张熙案的处理。曾静、张熙从清初学者吕留良那里接受了一套华夷之辨的反清思想，竟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劝说他起兵反清。又从允禩、允禟门下的太监处，辗转听到一些宫廷流言，说雍正弑父篡立、逼死生母、屠杀弟兄、淫烝父妃，这都是大逆不道、卑鄙龌龊、耸人听闻的奇闻。此案发生后，雍正刊刻《大义觉迷录》，在批判传统的华夷之辨的同时，驳斥了种种宫廷流言。《大义觉迷录》被广为散发，每逢朔望，向士民宣讲。这是绝大的蠢事。历来的封建统治者对付政治流言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秘密查禁，而不公开驳辩。这类流言蜚语越辩越浑、越搅越臭，只能弄得遐迩传遍，尽人皆知。聪明一世的雍正，大概被真真假假的流言气得发了昏，竟公开驳辩、刊刻散发、朔望讲解，岂不诚心要搞臭自己，为流言制造者做了义务宣传？雍正对此案罪犯的处理也很离奇，主犯曾静、张熙免罪释放，而死去40多年的吕留良反倒开棺戮尸，吕的儿子、学生被斩首，家属遭株连。这种处理也一反常态，难以理解。雍正似乎预料到将来会旧案重题，为了保全曾静、张熙，特别声明“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

乾隆一上台，使雍正导演的这场拙劣的丑剧赶紧收场。他违反雍正的遗命，将曾静、张熙锁拿解京，凌迟处死，并停止讲解、传布《大义觉迷录》，命各省督抚将原书“汇送礼部”。

除上述以外，对其他重要案件和罪犯，乾隆也一一重新判处，大多从宽发落。著名将领傅尔丹、岳钟琪都因贻误军机，判处死刑，总督蔡珽因朋党罪，斩监候，乾隆均予释放；御史谢济世因诽谤程朱，发配军台，也得赦免；司道沈起元、马维翰等，因过被黜，复加任用；查嗣庭、汪景祺是文字狱的要犯，被处决，罪及家属，诏旨宽释。还有许多官员亏空钱粮，侵吞公帑，勒令追赔，严加处分。乾隆多所豁免，“朕临御以来，凡八旗部院及直省亏空银两，施恩豁免，已不下数千万”[10]。他即位3个月，一次就宽免了69名欠帑亏空的官员，“或已经充发，或监候枷禁，或扣俸扣饷，及妻子家属已入辛者库等罪，概行宽释”[11]。

乾隆即位后，明显地改变雍正的政策，还有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核实垦田升科。清初，地广人稀，奖励垦荒本是促进生产力的善政。当然垦荒多，田赋收入也就多，垦荒有成绩，官吏可得奖励晋升。但是到雍正时期，人口大增，荒地已少，官吏们仍然报垦大量荒地，搞了很多谎报假冒，以邀奖叙。垦田是虚，升科是实，只能增加人民的赋税负担。乾隆指出：“朕见直省督抚题报开垦者，纷纷不一，至于河南一省，所报亩数尤多，而闽省继之。经朕访察，其中多有未实。或由督抚欲以广垦见长，或由地方有司官欲以升科之多，迎合上司之意，而其实并未开垦，不过将升科钱粮飞洒于现在地亩之中，名为开荒，而实则加赋，非徒无益于地方，而并贻害于百姓也。”[12]责成各省查核，“实系垦荒，然后具奏”，之后又规定新开垦的地头山脚、畸零瘠土，免予升科纳赋，以减轻人民的负担。

第二，停止清丈土地。清丈是为了清理隐匿的田地，增加税收，本来也不失为一项善政。但奉行稍有失当，就会侵犯人民的利益。雍正任用宪德为四川巡抚，清丈四川的土地，还特派京官多人，分掌其事，推行峻急，苛派虐民。两年内清丈完毕，全省地亩从23万顷激增至44万顷，几乎翻了一番，田赋负担也相应增加，引起垫江、忠州一带人民的武装反抗。乾隆反对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一上台就以“识见卑鄙，昏愦糊涂”将宪德解任（时任刑部尚书），以后，不再搞清丈增赋的措施。

第三，停废契纸契根法。雍正最重用的河南山东总督田文镜创立契纸契根之法。民间田地房产交易，不准自立契券，都要使用藩司衙门颁发的契纸契根。这样，民间交易甚感不便，也给官吏提供了敲诈勒索的机会。“书吏夤缘为奸，需索之费，数十倍于从前。”乾隆命令，民间交易，“仍照旧例，自行立契，按则输税”，“将契纸契根之法，永行禁止”。乾隆很讨厌以严酷闻名的田文镜，他认为雍正最重用的三个大臣鄂尔泰、李卫、田文镜，鄂尔泰最好，李卫次之，田文镜最下。“河南地方，自田文镜为巡抚、总督以来，苛刻搜求，以严厉相尚，而属员又复承其意旨，剥削成风，豫民重受其困。”[13]这一段对田文镜的指责也隐约地指出了雍正政治的特点和弊端。

第四，停止营田水利和井田。直隶的营田水利和试行井田是雍正和怡亲王允祥的“杰作”，经营多年，耗帑数百万，并无实效。乾隆上台，撤销营田观察使，他说：“州县地方原有高下之不同，其不能营治水田，而从前或出于委员勉强造报者，自应听民之便，改作旱田。”[14]还有，雍正生前在霸州、固安、永清、新城一带，拨出一批土地，试行井田。乾隆认为“古制难复”，撤销井田，全部改为屯庄，“应令按亩完纳屯粮”[15]。

第五，停捐纳。雍正时，西北连年用兵，西南改土归流，军务繁忙，耗饷甚多，加上官吏的亏空，庶民的拖欠，财政颇为拮据。雍正竭力整顿财政，但短时期内还显不出效果，不得不开办捐纳，卖官鬻爵。乾隆上台，和准噶尔谈判成功，西北大规模撤军，省下了大量经费。而且头几年还算风调雨顺，农业收成较好，朝廷的日子也就比较好过，下令停止捐纳，只保留了纳粟入监的制度，永为定例。

乾隆改变雍正的政策，也有改过了头，扞格难行的。碰到这种情形，就不得不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修改自己的政策。例如，雍正不但相信炼丹的道士，还好谈佛理，接近僧人，乾隆为了防止他们招摇生事，告诫“凡在内廷曾经行走之僧人……倘因偶见天颜，曾闻圣训，遂欲借端夸耀，或造作言辞，或招摇不法……朕一经察出，必按国法佛法，加倍治罪，不稍宽贷”[16]。乾隆一反雍正优容僧人的做法，严行度牒之法，“嗣后情愿出家之人，必须给度牒，方准披剃”[17]。又规定禁止新造寺庙神观，企图逐步减少僧尼。毕竟佛教势力很强大，执行中碰到了阻力，这些措施逐步缓和下来，最后，仍取消了给发度牒的办法。

另如，雍正时，查禁私盐很严格，小民往往触犯法网。乾隆大发慈悲，允许老百姓携带和贩运少量食盐，“贫穷老少男妇，挑负四十斤以下者，概不许禁捕”[18]。不料命令颁布不久，天津就有许多人，“以奉旨为名”，肩挑背负，贩运盐斤。镇江、广州等地“强壮奸徒，无不借口贫民，公然贩私，成群结党，目无法纪”[19]。这使盐商的经营和政府的收入大受影响，乾隆的政策不可能逾越统治阶级利益所许可的范围，他也就改变态度，收起善心，加紧了对私盐的查缉。他慨叹说：“朕自临御以来，时时以我皇考爱养百姓之心为心。凡从前官吏之奉行不善，涉于烦苛者，皆次第革除，务期与民休息……即如私盐一事，朕本欲酌宽其禁，以养恤穷黎，而奸民乘机伺隙，结党呼群，凡向来之畏法而不敢轻犯者，今则公然肆横，无所惮慑。观此情形，是奸顽之民，不容朕行宽大之政也”[20]。当统治秩序被扰乱、政府利益受侵犯时，乾隆是会毫不留情地采取镇压措施的。他声称自己“岂肯姑息养奸，贻风俗之忧”，警告“远近百姓，各自醒悟，洗心涤虑，务为良善奉公之民”。

以上是乾隆初政，从各方面改变雍正苛严的政策。尽管少数政策碰了壁，行不通，但总的来说，实行宽大政策的效果是良好的，缓和了紧张关系，减轻了民间负担，使人们的心情较为舒畅。乾隆自己说：“从前奉行不善，间有一二苛细者，渐次改除，民情颇觉顺适。”[21]后人记载：“高宗（乾隆）登极，所布诏令，善政络绎，海宇睹闻，莫不蹈舞。”[22]“纯皇帝（乾隆）即位时，承宪皇帝（雍正）严肃之后，皆以宽大为政。罢开垦、停捐纳、重农桑、汰僧尼之诏累下，万民欢悦，颂声如雷。”[23]这些评论，并不都是臣下虚假的颂谀之词。连当时在北京的朝鲜使臣也称赞乾隆的初政，一个使臣说：“新主政令无大疵，或以柔弱为病，边境姑无忧。”[24]另一个使臣说：“雍正有苛刻之名，而乾隆行宽大之政。以求言诏观之，以不论寡躬缺失，大臣是非，至于罪台谏，可谓贤君矣。”[25]

乾隆的政策，也有人坚决反对，如王士俊。此人本是田文镜的心腹，继田任河南山东总督，乾隆上台撤销了这一官职，把王士俊调署四川巡抚，实际上是降了他的职。王士俊于乾隆元年（1736）七月上一个密折说：“近日条陈，惟在翻驳前案，甚有对众扬言，只须将世宗（雍正）时事翻案，即系好条陈之说，传之天下，甚骇听闻。”[26]王士俊敢于如此顶撞皇帝，这明明是指责乾隆的新政全面违反了雍正的既定政策。所以乾隆说“是即谓朕为翻案矣”。在这一严重的指责下，乾隆进行驳辩：“从来为政之道，损益随时，宽猛互济……皇祖、皇考与朕之心，原无丝毫间别。无如法久自必弊生，奉行每多过当，不得不因畸重畸轻之势，而为之维持调剂，以归于正直荡平之道，此至当不易之理。乃王士俊訾为翻驳前案，是诚何言，是诚何心耶？”违反祖制，这是多么重大的失德，乾隆当然不能容忍这一指责，他痛骂王士俊“佥邪小人”，“巧诈之习，牢不可破，外饰鲠直，以便己私，敢将悖理之言，妄行陈奏”。将王士俊革职拿京，原拟斩决，后来总算也“从宽”发落，免死驱逐回籍。

乾隆初政，虽然有个别的死硬派如王士俊坚决反对，但大多数人是拥护的。因为这些政策，根据实际情况出发，纠正了雍正时期的弊病，合乎情理，颇得人心。所以，在实现政策转变时，没有遇到强大的阻力，也没有引起社会的动荡。乾隆初登帝位，勤于政务，励精图治，希望有所作为，而处事却很审慎，制定和推行政策小心翼翼，逐步实施。他告诫臣下“一切经理，皆当自度力量识见，缓缓为之，不可为近功邀利之举”[27]。又说：“当今之政，莫若谨守皇考十三年以来之整理，而向日一二奉行不善，过于苛细者，渐次缓改，则吏治而民安，毋庸我君臣汲汲皇皇。”[28]乾隆对自己的政策的性质，归结为一个“宽”字，“宽”是为了缓和矛盾，相对于雍正的“严”；对自己政策的推行，归结为一个“缓”字，“缓”是为了避免引起动荡，相对于雍正的“急”。“宽”“缓”二字反映了乾隆初政的特色，甚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乾隆60年的政治格局。

乾隆虽然较大幅度地改变了雍正的政策，但在人事上却未做大的更换调动。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而乾隆则不然，他尽量利用老班子，推行新政策。27个月居丧期间，设总理事务处，由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鄂尔泰、张廷玉参与，这些都是雍正的旧人。他也起用自己的老师朱轼（不久去世），少年时的伴读福彭（此人是曹雪芹的表兄），年轻有为、颇有锋芒的讷亲以及老臣海望、徐本等协办总理处，而这些人也都是雍正重用的人。雍正鉴于自己兄弟争立的教训，防范周密，所以乾隆弟兄和前一辈皇子的情况大不相同，在藩邸时并无自己的私属。乾隆说：“今朕所用之人皆皇考所用之人。”[29]事实上，在雍正遗留的领导核心以外，乾隆也没有什么可以引进的亲信人物，除了“用人唯旧”以外，他别无选择。这倒避免了新旧之间的倾轧与摩擦，减少了推行政策的阻力。当然，旧人之间也有矛盾冲突，如鄂尔泰与张廷玉各立门户，但他们的势力、影响，丝毫不能妨碍皇帝的权威。乾隆操纵两派之上，暂时不做处理。后来，他逐步使亲王脱离实际政务，打击鄂、张的势力，重用自己的妻弟傅恒，才算冲破了雍正用人的圈子，形成人事方面的新格局，但那已到了乾隆十几年后，并非初政的范围了。

应当指出，乾隆虽多方面改变了雍正的政策，但其性质仍不超出纠偏补过的范围，并非全盘否定，彻底变革。雍正许多重要的、正确的政策措施，如地丁合一、耗羡归公、养廉银制度，虽也有人建议改变，但乾隆并未采纳，仍坚持实行。

一个杰出的统治者，不但要根据实际情况因时损益，制定政策，以自己拥有的全部权威扫清道路，使之贯彻，而且还要善于做思想论证，阐明自己政策的正确和必要，大张旗鼓地晓谕臣下和人民，努力使他们信服并付之执行。乾隆就是这样，他在位初期，不但成功地改变了雍正的某些政策措施，消除了积弊，并且提出“中道政治”和“宽严相济”的施政方针，为自己的政策转变制造根据，进行舆论宣传。他一上台就宣称，“治天下之道，贵得乎中，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天下之理，惟有一中。中者无过不及，宽严并济之道也”[30]。他写的诗中也说：“一张一弛文武道，吾亦因之悟政要。”[31]乾隆初年，讲了很多“宽严相济”的道理，反复阐述，不厌其详。乾隆不讳言自己“赋性宽缓”，但又说不能宽无边，要济之以严。有时候，他公开说“政尚宽大”，宽比严好。他在经筵讲章中发挥这个思想，“宽、信、敏、公，乃圣王治世之大本，而必以宽居首”，“圣王出治，舍宽其何以为敷政宁人之本哉”[32]。乾隆晚年时诗句中也说“政实宜宽弗宜猛”[33]。但在绝大多数场合，总是宽严并提，把两者看作因时而异、相辅相成的，“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34]，这是乾隆认定进行统治的不二法门。

根据乾隆的说法，康雍乾三朝总的方针是一脉相承、并无差别的，但具体的政策措施，因时变异，各有特色。康熙的特点是“宽”，到了晚年，臣下奉行不善，“宽”流于废弛，“昔我圣祖临御六十余年，政崇宽大，而内外臣工，奉行不善，怠玩成风，遂致办事暗藏弊端，国帑率多亏空”[35]。这样，雍正即位，不得不济之以“严”。“我皇考临御之初，见人心玩愒，诸事废弛，官吏不知公事，宵小不知畏法，势不得不加意整顿，以除积弊，乃诸臣误以圣心在于严厉，诸凡奉行不善，以致政令繁苛，每事刻核，大为闾阎之扰累。”[36]乾隆说雍正的严是不得已的，是为了纠正康熙晚年宽纵之弊，而自己修正雍正的政策，同样出于不得已，“朕即位以来，深知从前奉行之不善，留心经理，不过欲减去繁苛，与民休息”[37]，“朕自嗣位以来，蠲免租赋，豁除赔累，裁革积弊，广增赦条，无非惠保良民，使得从容休息，衣食滋殖”[38]。因此，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总的制度方针并无变化，只是因时制宜，针对政治上这样或那样的弊端而采取或宽或严的措施，仅是“酌量调剂”而非“轻议更张”。他说，“朕仰承皇考贻谋远略，一切章程，惟有守而不失，间或法久弊生，随时斟酌调剂则可，若欲轻议更张，不独势有不可，亦朕之薄德，力有所不能”[39]。

清朝帝王十分重视“祖制”，标榜“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四项信条，祖宗的制度是千万动不得的。本文前面谈到王士俊批评乾隆翻了雍正的案，这确是很严厉的指责，难怪乾隆要大发雷霆。其实，乾隆也不是要根本改变制度、政策，而只是纠偏除弊。“宽严相济”这一理论的提出已给乾隆大幅度的回旋余地去修改旧政策，制定新政策。所以乾隆再三强调自己继承祖父之业，“朕凡用人行政，皆以皇考为法，间有一二事酌量从宽之处，亦系遵奉皇考遗诏，并非故示优容”[40]。你看他多么孝顺，什么都按雍正的政策办理，稍有宽大措施，也是遵照父亲的遗命。这些话是为了答复像王士俊那样的反对势力，不给他们以非议的口实。

什么是“宽大”？乾隆对此有所阐述。“宽大”就是要爱民，“与民休息”，去民之累，去民之扰。“所谓宽大者，乃爱养良民，俾无失所，求尽父母斯民之道耳”[41]，“为治之道，在于休养生民，而民之所以休养，在乎去其累民者，使其心宽然自得，以各谋其生、各安其业”[42]。他告诫臣下，要把宽大与废弛区别开来：“宽大之与废弛，判然不同。不顾民生，专务纷更，以矜于济者，外似振作，而实则废弛也。勤恤民隐，安静悃愊，以培元气者，乃非废弛，而真能振作也”[43]。又指出，对于贪官污吏、恶棍奸民是不能宽大的，对这类人宽大，就会造成政治混乱和生民不幸：“若谓贪官污吏，一切包容，恶棍奸民，概从宥释，以示宽大，是滋稂莠而妨嘉谷，纵虎狼而贼生灵，残忍酷虐，无过于此，尚何宽大之有”[44]。“恤民之与惩奸，二者原相济为用，欲恤民断不可不惩奸，而非惩奸又断不能恤民……务期宽严并济，惩劝兼施，洗因循之积弊，归平康之淳风。”[45]

乾隆很懂得：在纠正一种政治极端的时候，必须谨防另一种政治极端的产生。纠正雍正的苛严不算难，难的是要同时防止宽纵、因循的弊病抬头，重蹈康熙晚年的覆辙。在他即位以后两个月，政策刚开始放宽，就说：“观近日王大臣等所办事务，颇有迟延疏纵之处，想以朕宽大居心，诸臣办理，可以无事于整饬耶？此则不谅朕心而与朕用宽之意相左矣。”[46]以后，他经常告诫大臣们不要误解自己的宽大，“相率而趋于纵弛”：“若视朕之宽而一任属员欺蒙，百弊丛生，激朕将来有不得不严之势，恐非汝等大员及下臣民之福。诚使朕为宽大之主，而诸臣奉公守法，则朕可常用其宽，汝等可明知朕意。”[47]

“宽严相济”，这是乾隆总结了康熙、雍正几十年统治经验而得出的政治理论，也是他用以纠正雍正苛严作风的思想武器。乾隆统治初期，他反复阐述、运用这一理论，开辟自己的政治道路，逐步形成了有别于康熙、雍正的统治格局和作风。乾隆一生的政治实践正体现了宽严相济、刚柔兼施的妙用。这种政治方针给他提供的行动自由的余地是很大的，并不会束缚住手脚。有时候，可以把政策放宽，一些事情，听其自然，不加干涉，使矛盾缓和，博得宽厚的好名声；有时候也可以严格整顿，雷厉风行，把螺丝拧紧。乾隆统治60年，诛杀大臣不少，处理贪污案件相当严厉，制造文字狱最多，镇压人民反抗更是不遗余力，充分显示专制统治的淫威。乾隆虽然标榜“宽大”，但还有“济之以严”作为补充，因此，在需要采取镇压手段的时候，他并不比其他封建统治者更加心慈手软。

乾隆中期以后，很少长篇大论阐述“宽严相济”的道理了，但这一思想一旦形成，会长久保持其影响。直到乾隆当皇帝的最后一年，即乾隆六十年，谕旨中还说：“朕办理庶狱，一秉大公，宽严相济。近年以来，刑政未免稍宽，今外省遂有馈送婪索之事，自系宽之所致，不得不纠之以严。”[48]可见，“宽严相济”几乎和乾隆一代的施政相终始。研究我国18世纪的政治和朝廷的政策，必定会注意到带有一定变革精神的乾隆初政，而“宽严相济”的统治方针，形成于这一雍乾之际政策转变的过程之中，其影响颇为深远。对此应进一步探讨，以求更清楚地了解这一统治方针的产生、作用和精神实质。

注释

[*]原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6年第1期。

[2]《清高宗实录》卷一六二，乾隆七年三月庚申。

[3]《御制诗初集》卷三《恭谒景陵》。

[4]《清高宗实录》卷一，雍正十三年八月己丑。

[5]《清高宗实录》卷四，雍正十三年十月甲戌。

[6]《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乾隆元年三月乙巳。

[7]同上书，卷一，雍正十三年八月辛卯。

[8]《清高宗实录》卷四，雍正十三年十月癸酉。

[9]《清史稿》卷二二○《诸王六》。

[10]《东华录》乾隆二年七月。

[11]《清高宗实录》卷七，雍正十三年十一月辛酉。

[12]同上书，卷八，雍正十三年十二月辛未。

[13]《清高宗实录》卷七，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丙辰。

[14]同上书，卷五三，乾隆二年闰九月乙亥。

[15]同上书，卷三一，乾隆元年十一月壬子。

[16]《清高宗实录》卷二，雍正十三年九月辛丑。

[17]同上书，卷三，雍正十三年九月己未。

[18]同上书，卷一一，乾隆元年正月乙卯。

[19]同上书，卷一八，乾隆元年五月戊戌。

[20]同上书，卷一八，乾隆元年五月丙申。

[21]《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乾隆元年正月甲子。

[22]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二《鄂文端之谦抑》。

[23]昭梿：《啸亭杂录》卷一《纯皇初政》。

[24]《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1册第4489页。

[25]同上书，第4504页。

[26]《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乾隆元年七月辛酉。

[27]《清高宗实录》卷五，雍正十三年十月乙未。

[28]同上书，卷一五，乾隆元年三月甲子。

[29]同上书，卷一六，乾隆元年四月戊辰。

[30]《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乾隆元年三月乙巳。

[31]《御制诗二集》卷七九《急雨口号》。

[32]《御制文初集·经筵御论》。

[33]《御制诗五集》卷四四《观张照书旧作冬夜煎茶之什》。

[34]《御制文初集·宽以得众》。

[35]《清高宗实录》卷八六，乾隆四年二月丙戌。

[36][37]同上书，卷一四，乾隆元年三月乙巳。

[38]同上书，卷一四，乾隆元年三月壬寅。

[39]同上书，卷一三六，乾隆六年二月乙巳。

[40]同上书，卷六二，乾隆三年二月壬辰。

[41]《清高宗实录》卷七○，乾隆三年六月乙酉。

[42]同上书，卷一○，乾隆元年正月丙申。

[43]同上书，卷一○，乾隆元年正月丙申。

[44]同上书，卷七○，乾隆三年六月乙酉。

[45]同上书，卷二○三，乾隆八年十月乙亥。

[46]同上书，卷四，雍正十三年十月甲戌。

[47]同上书，卷一一，乾隆元年正月甲子。

[48]《东华录》，乾隆六十年八月。

乾隆皇后之丧及有关的政治风波[*]

乾隆十三年（1748）三月十一日，从济南到德州的路上，皇帝东巡的仪仗、扈从匆匆北上，凤舆中的皇后富察氏病得奄奄一息。到了德州水次，皇后被抬上运河中御舟，即于深夜亥时崩逝。这一偶然事件却在政治生活中掀起很大波澜，犹如火山喷发，大地震颤，使皇族和官僚们措手不及，蒙受突然的灾难。

乾隆对结发妻子的感情极为深厚，夫妻恩爱，伉俪情深，一旦永诀，十分哀恸。虽万乘之君，亦不可能改变命运之神的安排，难以弥合精神上的创伤。他为皇后之死写了一篇《述悲赋》，其中说，“纵糟糠之未历，实同甘而共辛”，“影与形兮难去一，居忽忽兮如有失”，“信人生之如梦兮，了万事之皆虚。呜呼！悲莫悲兮生别离，失内佐兮孰予随”[2]。他的诗中说：“廿载同心成逝水，两眶血泪洒东风。”[3]皇帝的哀思是深沉而真挚的，乾隆既是凌驾亿万人之上的君主，又是有血有肉，具有爱恨悲欢感情的普通人。皇后这次跟着皇太后和皇帝到山东巡幸，谒孔庙，登泰山，旅途劳顿，到济南感染风寒，休息了几天，病情略有好转，却过分匆忙地赶路回京，途中病情复发，遂至不起，酿成乾隆帝的终生憾事。此后，乾隆多次南巡，路过济南，怕触景生情，引起悲怀，永不进入济南城。乾隆三十年（1765），皇后已死去17年，第4次南巡，路过济南，绕城而行。乾隆写诗说：“济南四度不入城，恐防一入百悲生。春三月昔分偏剧，十七年过恨未平。”[4]乾隆对孝贤皇后（富察氏死后谥号孝贤）的感情是深挚而持久的。

孝贤皇后之死给了乾隆帝精神上极大的打击。可是，“祸不单行”，在这之前，皇后所生的两个儿子都先于其母去世，这两个儿子都很聪明，深得皇帝钟爱。一个是皇次子永琏，“聪明贵重，气宇不凡”，那时，老祖父雍正皇帝还在位，很喜欢这个孩子，“隐然示以承宗器之意”。乾隆登基后，很快按照雍正的立储办法，将永琏名字密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是永琏虽未行册立之礼，朕已命为皇太子矣”。不料，乾隆三年（1738）十月十二日，永琏猝患寒疾，当即死亡。孝贤皇后以后又生皇七子永琮，只长到两周岁，却“性成夙慧，岐嶷表异。出自正嫡，聪颖殊常”，虽然没有来得及秘密册立，但乾隆的思想中已默定这个孩子继承帝位。到乾隆十二年（1747）除夕，灾难临头，永琮出痘死亡。这对乾隆夫妇又是一次重大的刺激。孝贤皇后之死仅仅在永琮逝世以后70天，因此，皇后除了旅途的疲劳之外，丧失爱子的悲痛可能是更为重要的致病原因。

乾隆的家庭悲剧到皇后之死还没有结束。第二年，即乾隆十四年（1749），皇九子殇，这位皇子年幼庶出，对饱经家庭变故的乾隆影响尚不大。可是又过一年，即乾隆十五年（1750）三月十五日，皇长子永璜逝世。永璜系哲妃所生，乾隆并不喜欢他，但他毕竟是长子，而且长大成人，已23岁，生下皇长孙绵德，自然在乾隆的心绪上又增添了几分哀伤，所以他说：“朕近年屡遭哀悼之事，于至情实不能已。”[5]

乾隆帝中年丧偶，又失去几个儿子，如果事情仅止于此，那也是无数家庭中常常发生的悲剧，在历史的长河中无关宏旨。但由于皇后的丧葬事件引起了大官僚一连串的贬责、黜革甚至赐死，使乾隆初年相对平静的宦海突然掀起了波澜。朝廷的政策方针从“宽”趋“严”，向着新的统治格局和统治作风演变。

陷入极度悲痛的乾隆帝心情暴躁易怒，待人处事一反常态。第一个碰钉子的就是皇长子永璜，他年轻不懂事。因为死去的不是自己的生身母亲，没有哀伤的表示，乾隆责备他：“遇此大事，大阿哥竟茫然无措，于孝道礼仪，未克尽处甚多。”[6]永璜被公开训饬，他的师傅、俺达受处分，其中和亲王弘昼、大学士来保、侍郎鄂容安各罚俸三年，其他师傅、俺达各罚俸一年。一个月以后乾隆发现皇后的册封文书，译为满文，误将“皇妣”译为“先太后”，乾隆勃然大怒，指责翰林院大不敬，特别指出，管理翰林院的刑部尚书阿克敦“心怀怨望”，交刑部治罪。其他刑部官员见皇帝盛怒，欲加重处分，拟绞监候。不料，暴怒的君王尚不满意，责备刑部“党同徇庇”，故意“宽纵”。将刑部全堂问罪，包括署理满尚书盛安、汉尚书汪由敦。侍郎勒尔森、钱陈群、兆惠、魏定国均革职留任，而阿克敦则照“大不敬”议罪，斩监候，秋后处决（后得赦）。这样严厉的处分使当时官僚们胆战心惊。

此后，大批官僚都被卷进因皇后丧葬而引起的政治旋涡中，五月间，工部因办理皇后册宝不敬，“制造甚属粗陋”，全堂问罪，侍郎索柱降三级，涂逢震降四级，其他尚书、侍郎从宽留任；光禄寺因置备皇后祭礼所用之饽饽、桌张“俱不洁净鲜明”，光禄寺卿增寿保、沈起元，少卿德尔弼、窦启瑛俱降级调用；礼部因册谥皇后，议礼舛误，“诸凡事务，每办理糊涂”，尚书海望、王安国降二级留任，其他堂官也分别受到处分。

因皇后丧葬而引起的贬革之风也刮到了外省。皇后之死，有些外省官员具折奏请赴京叩谒梓宫，这本来是表面文章，因为事实上外省官员各有职守，没有可能也不必要一齐来京服丧行礼。想不到乾隆对于那些没有具折奏请来京的官员，横加挑剔，特别对满人更加不满。他说：“盖旗员地分亲近，沐恩尤为深重。一遇皇后大事，义当号痛奔赴，以尽其哀慕难已之忱。即或以外廷不敢预宫闱之事，而思及朕躬当此事故，亦应奏请来京请安，庶君臣之谊，不致漠不相关也。”因此，各省满族的督抚、将军、提督、都统、总兵，凡是没有奏请赴京的，各降二级，或销去军功记录。这样受到处分的有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湖广总督塞楞额、漕督蕴著、浙江巡抚顾琮、江西巡抚开泰、河南巡抚硕色、安徽巡抚纳敏等53名满族文武大员。[7]

接着，风暴又袭入宫廷。两个年龄最大的皇子——大阿哥永璜、三阿哥永璋仍是由于没有表露哀伤的感情而遭斥责，皇帝的口气非常严厉。“试看大阿哥年已二十一岁，此次于皇后大事，伊一切举动尚堪入目乎？父母同幸山东，惟父一人回銮至京，稍具人子之心，当如何哀痛，乃大阿哥全不介意，只如照常当差，并无哀慕之忱……今看三阿哥亦不满意，年已十四岁，全无知识。此次皇后之事，伊于人子之道，毫不能尽……伊等俱系朕所生之子，似此不识大体，朕但深引愧而已，尚有何说！”永璜、永璋除了未尽人子之道以外，他们具体的罪状并没有说清楚。乾隆似乎回顾了康熙末年继承问题的教训，对永璜、永璋深具戒心，竟谈到立储续统问题，斩钉截铁地宣称：“此二人断不可承续大统……伊等如此不孝，朕以父子之情，不忍杀伊等，伊等当知保全之恩，安分度日……倘仍不知追悔，尚有非分妄想，则是自干重戾矣！……须知此一位，但可传一人，不可分传数人，若不自量，各怀异志，日后必至弟兄相杀而后止，与其令伊等弟兄相杀，不如朕为父者杀之……今满洲大臣内，如有具奏当于阿哥之内，选择一人立皇太子者，彼即系离间父子、惑乱国家之人，朕必将伊立行正法，断不宽贷。”[8]

这时，皇后之丧刚满百日，乾隆失去二、七两子以后，心目中并没有可以继承帝位的人。他方当盛年，健康极佳，继承问题并未提到日程上，而永璜、永璋年龄尚小，也并无争夺嗣位的举动。乾隆却对他们深恶痛绝一顿痛骂，狗血喷头，摒绝他们继承帝位的任何可能。这种过分的做法，似乎出于丧妻后过度悲恸所产生的一种变态心理。

百日丧满以后，风潮还在发展，这就是查究丧期内擅自剃发的案件。按满族旧习，帝后之丧，为表示哀思，官员在百日内不得剃发。七月间，发现山东沂州营都司姜兴汉、奉天锦州府知府金文淳在百日丧期内剃头。乾隆大发雷霆，声言丧期内剃头“祖制立即处斩。亦如进关时，令汉人薙发，不薙发者无不处斩之理”，姜兴汉、金文淳几乎被杀掉，只是后来发现违制剃头的大有人在。像盛京、杭州、宁夏、京口、凉州、四川的驻防满洲兵丁很多剃了发。这才饶赦了姜兴汉、金文淳的性命。其实，所谓“祖制”仅是暧昧不明的习惯，律例会典中并无明文记载，汉官甚至满员对此也不甚清楚。十多年前，雍正皇帝去世时，许多官员没有遵照习惯，丧期内即已剃发，朝廷并没有追究过问。这次乾隆却要追究了，不久又发现大官僚江南总河周学健和他所属的文武官员全都在百日内剃发。乾隆震怒，大骂周学健“丧心悖逆，不惟一己敢于犯法，并所属官弁同时效尤，弃常蔑礼，上下成风，深可骇异”[9]。还有许多大官僚丧期内并未剃发，却也受到牵连，如两江总督尹继善“知情不举”，被斥为“好名无耻之徒”；刑部尚书汪由敦与金文淳“谊属同乡，辈称前后”，金下狱时汪由敦给金以照顾，开锁迅速，汪被革职留任；江西巡抚开泰查抄周学健家产，乾隆警告他“若稍有回护袒庇之意，断不能保其首领”；大学士高斌将周学健押解至京，“伊素与周学健交好，或令周学健自尽，不得到京明正典刑，惟高斌是问”。这些官僚有不少是皇后丧葬案中第二次得罪了。更倒霉的是刑部尚书盛安，他未将金文淳斩立决而判为斩监候，乾隆认为是有意包庇，竟将盛安也判为斩监候，至于周学健本人，则因发现他还有贪污行为，于这年十一月赐令自尽。

其实，违制剃头的大官僚何止周学健一人，湖广总督塞楞额、湖南巡抚杨锡绂、湖北巡抚彭树葵也于百日内剃头。听说乾隆严厉追究此事，吓得战战兢兢。杨锡绂准备自行检举，以求减轻罪愆，塞楞额因是旗人，恐加重治罪，阻止杨锡绂自首，后来事情败露。乾隆的怒气更是火上加油，大骂塞楞额“丧心病狂，实非意想所及”，令其自尽，杨锡绂、彭树葵革职。

皇后死后的半年，因丧葬而掀起轩然大波，除上述的大官僚以外，还有江苏巡抚安宁被解任，罪名之一是“伊于孝贤皇后大事，仅饰浮文，全无哀敬实意。伊系亲近旧仆，岂有如此漠不关心之理”[10]。这年冬至，翰林院撰拟皇后祭文，用“泉台”二字，乾隆又吹毛求疵，认为这两字用于常人尚可，“岂可加之皇后之尊”，大学士张廷玉以及阿克敦、德通、文保、程景伊等“全不留心检点，草率塞责，殊失敬理之义”[11]，俱罚俸一年。

因孝贤皇后的丧葬而引起的政治风波，震动极大，大臣们或被斥，或被降革，或被罚俸，或被赐死，形成前所未有的大案。乾隆初年，一向标榜宽大政治，“纯皇帝（乾隆）即位时，承宪皇帝（雍正）严肃之后，皆以宽大为政。罢开垦、停捐纳、重农桑、汰僧尼之诏累下，万民欢悦，颂声如雷。”[12]的确，乾隆初期处分大臣十分谨慎，不像后期动辄杀戮。乾隆十三年（1748）以前被处死的大员只有提督鄂善一人。乾隆六年（1741），鄂善被揭发贪污银1 600两，鄂善是亲信大臣，乾隆不忍杀他，“垂泪谕之，令其自尽”，有点“挥泪斩马谡”的味道。乾隆自己说：“降旨之后，心中戚戚，不能自释，如人身之失手足也。”[13]号称“宽大”的乾隆竟因皇后丧葬案件，处分大员100多人，小题大做，株连众多，量刑从严。这一偶然事件和皇帝恶劣的情绪在平静的宦海中竟搅起如许巨大的波澜，可见在封建统治之下，“人治”的作用很大，政治的发展很大程度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专制皇帝的权威支配一切，没有可以制约和平衡的力量。他的反常情绪和任性放纵，有时会一发不可收拾，导致政治上的大灾难。

从孝贤皇后的丧葬事件，我们看到了个人的意志和情绪会对历史产生很大影响。乾隆十三年，官场遭到的灾祸显然是乾隆丧偶以后，极度悲痛，情绪恶劣，因而在烦恼焦躁中采取了过分严厉的惩罚措施。但是，对历史的研究不能到此止步，需要进一步探索的是，在自由意志和不正常情绪的背后是否潜伏着更为深刻的原因？乾隆采取这些措施除了情绪的冲动之外，是否还有“理智”的考虑？过分的严刑峻法是在什么背景下发生的？它引起了什么影响和后果？

如果我们不满足于“悲痛心情下的极端措施”这一表面印象，而把视界进行拓展的话，就会注意到同年内正在进行征伐金川的战争。这是乾隆前期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尽管当时海内富庶，国力鼎盛，金川之战却碰了大钉子，由于金川番民的顽强抵抗和地形崎岖、碉堡难攻等原因，清廷虽投入大量的兵力、财力，却劳师无功。关于这场战争的情形不能在本文中赘述。由于金川的失利，大批官僚将帅得罪，甚至被处死。皇后丧葬案和金川失利案，几乎同时掀起两股贬黜、杀戮大官僚的风潮，对当时的政界和社会造成极大的冲击。

因金川失利被处死的最重要的官僚是讷亲。他出身满族世家钮祜禄氏，属镶黄旗。他的姑姑是康熙的皇后，“讷亲贵戚勋旧，少侍禁近，受世宗知，以为可大用，迨高宗，恩眷尤厚”[14]。乾隆初，他授保和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兼管吏部、户部，是一个炙手可热的大人物。金川事棘，他受命督师，刚到前线，即逢腊岭兵败。乾隆一反平昔的宠信态度，责骂讷亲畏葸贻误，于十四年（1749）正月将讷亲正法于四川军营。另一个被杀的是川陕总督张广泗，汉军镶红旗人，雍乾之际，他因平定苗疆立功，乾隆对他十分信任，赞誉他“目下精于戎行，能运筹制胜者，朕以为莫过于卿”。金川战败，张广泗被革职解京，十三年（1748）十二月处斩。还有一个论死的庆复，满洲镶黄旗人，国舅佟国维之子，隆科多之弟，历任两江、云贵、川陕总督。他是金川战争首开衅端的人，又谎报军情讳饰冒功。十三年下狱，十四年赐令自尽。其他因金川战争而被杀被贬的尚有总督纪山、班第，提督李质粹、袁士弼，总兵许应虎、宋宗璋、马良柱等大官僚和高级将领。

前线将帅应对战局负责，因金川之败而惩处指挥不当、战斗不力的将士本来是正常的。但处决讷亲、张广泗却罚非其罪，或罪轻罚重。金川战争，决策出兵、命将供饷以至具体的战斗都是乾隆遥控的，讷亲并不熟习军务。他赶到前线在六月初九日，而腊岭之战开始于六月初，至六月十六日战败结束。讷亲猝至前敌，实际上也来不及去指挥腊岭战斗，怎能把战败的责任推到他身上？张广泗则了解金川战争的艰巨性，反对强攻硬拼，主张持久围困，但他的意见未被采纳。讷亲、张广泗、庆复都是金川败绩的替罪羊。这一年，乾隆家庭遭变，军事受挫，心情十分恶劣，故大批诛杀贬革大臣，约一年内被处死的大学士、总督、巡抚、提督等大员有塞楞额、周学健、常安（浙江巡抚，因贪污论绞）、讷亲、张广泗、庆复、李质粹等，被贬革者不计其数。这和他即位13年以来的宽大作风形成鲜明对照，就像他自己所说：“朕御极之初，尝意至十三年时国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计料所及者。自去年除夕，今年三月，迭遭变故（指皇七子永琮和孝贤皇后之死），而金川用兵，遂有讷亲、张广泗两人之案，辗转乖谬，至不可解免，实为大不称心。”[15]

把孝贤皇后的丧葬案和金川战争联系起来，可以看出：当时皇帝和大臣的关系十分紧张，这是皇权和官僚机器矛盾加剧的表现。而这一矛盾普遍存在于封建的政治史上，不过，它的表现形式和解决途径多种多样。乾隆前期，以皇后丧葬和金川失利为契机而爆发了皇权与官僚机器的冲突，这一普遍性矛盾在偶然的形式中表现出来，并带有浓重的个人情绪的色彩。

封建制度依靠庞大的官僚机构进行统治，而官僚机构总是伴随着贪污腐败、营私舞弊、矛盾倾轧、效率低下等不能根本克服的弊端，这种弊端又危及封建制度的长治久安。封建统治机器需要不断进行调整、清洗，以保持一定的素质和效能，这是符合统治阶级长远利益的。在高度的中央专制集权下，皇权至高无上，它既是官僚们的统治者、庇护者，又是监督、抑制、调整官僚机器最强大的力量。因此皇权和官僚机器，既相互依赖，又存在矛盾。君主为保持官僚机器遵照自己的意志而运转，必须经常进行整顿，以排除故障，洗涤积垢，防止失控。为保持君主的绝对权威，严刑峻法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的不在于用什么具体理由去惩罚官僚们，而在于牢固地掌握惩罚的权力，并毫不怜悯地付诸实施，就像驱使骏马飞奔，离不开御者的呼叱和鞭打一样。

从这种意义上说，康熙捉鳌拜、杀索额图，雍正处死年羹尧、隆科多，与乾隆在皇后丧葬和金川战争中处分大批官僚是属于同一范畴的事件。不管处分的理由正当或不正当，皇帝的思想情绪正常或不正常，一旦做出严厉的处分，就足以整肃群僚，震詟视听，收到冲刷官场积弊的效果。这就是为使骏马奔驰而必须采用的统治术，一切雄才大略的封建君主都懂得它，并善于运用它。

乾隆十三年（1748）官场掀起的风波，似乎是偶然的，因为它是皇帝在不良心情下过分处罚的结果，但在另一个层次上说，这种处罚又是皇权对官僚机器进行控制和整顿的表现，是解决两者之间矛盾的手段，因此，它又是必然性链条上的重要环节。在这里，必然性和偶然性相互联结。必然性以偶然性为其存在的躯壳，而偶然性的背后隐藏着必然的东西。

乾隆即位之初，为纠正雍正的苛严而政局宽大，在一定时期内放松了控制，但却带来了副作用，官僚机构逐渐废弛，贪污腐化现象滋长。乾隆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对官僚们提出过警告，“若视朕之宽而一任属员欺蒙，百弊丛生，激朕将来有不得不严之势，恐非汝等大员及天下臣民之福”[16]。事态的发展就像乾隆预先指出的那样，吏治日益腐败，乾隆对官吏的惩治也随之加重，螺丝钉正在拧紧，朝廷的政策由宽大而趋于严厉。自从乾隆六年（1741），鄂善因贪污被赐死以后，乾隆对鄂尔泰、张廷玉两个势力最大的官僚集团特加贬抑。乾隆七年（1742），因御史仲永擅自泄露机密，进行追究，将鄂尔泰交部议处，其子鄂容安被革职。乾隆八年（1743），因谢济世案件，湖南全省大官僚均被革职，包括巡抚、藩司、臬司以及湖广总督。乾隆九年（1744）顺天乡试，查获许多人夹带作弊，谕令“科场怀挟之弊甚多，势不得不严行搜检”。乾隆十一年（1746），各地抗粮闹赈事件激增，乾隆认为“民风日刁”，加强了镇压，并责怪官僚们“似此懈怠废弛，盗风何由宁息”，将安徽省自乾隆元年（1736）以来任臬司者，均交部察议。乾隆十一年（1746），为了整顿日益废弛的官场和营伍，命讷亲南下巡视。这年，乾隆发现各省亏空甚多，“朕观近年来亏空渐炽，如奉天府霍备任内，则有荣大成等五案，山西则有刘廷诏之案……揆厥由来，实缘该管上司，见朕办理诸事，往往从宽，遂一以纵弛为得体”[17]。在乾隆的心目中，实行宽大政策已产生了流弊，官僚机器不适应统治的需要，他对现职的大官僚失去了信任，雷厉风行地进行整顿已是刻不容缓的要务。以上所举乾隆十三年（1748）以前的一系列事件，已显示了政策的渐趋严峻，对官僚们的处罚越来越加重。皇后丧葬和金川战争刺激乾隆采取更加极端的手段，促进和加速了政策从宽到严的趋势。正好像在许多次小地震以后，终于爆发了一场八级大地震一样。

以皇后丧葬和金川战争为契机而对官场的整顿，产生了重要的后果，这就是加快了廷臣的换班和两代人的权力交替。乾隆初年，所用大臣都是雍正遗留下来的老臣，如允禄、鄂尔泰、张廷玉、海望、来保、阿克敦、张广泗等，连最年轻、最有权力的讷亲也是雍正特别选拔上来的。乾隆整顿吏治的锋芒正是针对这些旧人和老臣，他擢用了一批新人以代替旧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孝贤皇后的弟弟傅恒，还有乾隆的亲信侍卫，如舒赫德、兆惠、富德、明瑞、阿桂等人，正是依靠这批新进的年轻人，不久以后完成了平定准噶尔和回部的业绩，开拓了乾隆中期的统治格局。

乾隆十三年孝贤皇后的丧葬和金川战争失利所掀起的政治风波，值得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因为它反映了皇权控制和整顿官僚机器的一种形式，显示了拥有至上权威的专制君主的意志和情绪会对历史产生很大影响，并且它又展现了18世纪中叶清廷政策演变的趋势以及当时政治舞台上崛起的一代新人。这些对理解清代政治史的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

注释

[*]原载《清史研究通讯》，1986年第1期。

[2]《御制文初集》卷二四。

[3]《御制诗二集》卷三《悼皇后》。

[4]《御制诗三集》卷四五《四依皇祖南巡过济南韵》。

[5]《清高宗实录》，乾隆十五年三月戊午。

[6]《清高宗实录》，乾隆十三年三月丙子。

[7]参见刘桂林：《孝贤皇后之死及丧葬余波》，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4期。

[8]《清高宗实录》，乾隆十三年六月甲戌。

[9]《清高宗实录》，乾隆十三年闰七月戊辰。

[10]《清高宗实录》，乾隆十三年闰七月庚午。

[11]同上书，乾隆十三年十月辛丑。

[12]昭梿：《啸亭杂录》卷一《纯皇初政》。

[13]《清高宗实录》，乾隆六年三月庚寅。

[14]《清史稿》卷三○一《讷亲》。

[15]《清高宗实录》，乾隆十三年十二月辛卯。

[16]《清高宗实录》，乾隆元年正月甲子。

[17]《清高宗实录》，乾隆十二年四月丙戌。

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论乾隆朝金川之役

金川战争发生于清代乾隆年间，列名于“十全武功”之内，是清王朝对聚居于四川西部高山上的藏族部落的征讨。这场战争距今已有二百数十年，在现实生活中，它的形象已经淡褪，人们几乎已经忘记了它。但它却是18世纪内时间最长、耗费最大、动员兵力最多的一次战争。战争的起因、经过、结局很特殊。在不应该也不需要进行战争的时候，清王朝却点燃起了战争的烽火，从小规模的惩罚措施逐步升级，变成大规模的征讨屠杀。清朝调兵远地，转饷数千里，狮子搏兔，竭尽全力，去讨伐地不过数百里、人不过数万口的边远部落。顿兵坚碉之下，劳师靡饷，损兵折将，屡遭挫折，最后虽然勉强取得了胜利，但力量耗损，元气大伤，付出的代价极其高昂。这是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

金川战争，一共进行了两次。第一次发生于乾隆十二年（1747）至十四年（1749），清朝动用几万大军、2 000万两军饷，先后由四川总督庆复、云贵总督张广泗和首席军机大臣、大学士讷亲任统帅，不料在弹丸之地的大金川却遭到猛烈抵抗。清军丧师失律，未得进展。乾隆帝震怒之下，杀庆复、张广泗、讷亲，制造了清朝历史上诛杀大臣的突出事件，但战局仍无起色。清廷无奈，只好与大金川言和，大金川名义上称臣纳贡，受朝廷约束，清朝在政治上保全了面子，大金川则保存了实力和影响，在川西诸土司中最为强大。矛盾暂搁置在一边，但这种暂时的妥协并没有解决问题，20多年以后，矛盾又激化，清朝与金川再一次兵戎相见。

第二次金川战争发生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至四十一年（1776），时间更长，规模更大。两军在高山严寒地区进行长期的激烈战斗。其间经过木果木战役，清军惨败，统帅殒身。但清军重整旗鼓，用尽全力，最后平定了金川。乾隆帝感慨地说：“平伊犁，定回部，其事大矣！然费帑不及三千万，成功不过五年。兹两金川小寇，地不逾五百里，人不满三万众，而费帑至七千万，成功亦迟至五年”[2]。

金川战争为什么进行得那样艰难？在有限的地域内，敌方力量如此弱小，而清朝用力却如此之大，耗费之巨，出兵之多，居于“十全武功”之首。魏源在《圣武记》一书中曾经写过如下的话：“初，乾隆二十年，平准、回两部，辟地二万余里，用兵五年，用帑银三千万余两。金川地仅千里，不及准、回两部十之一二，而用兵亦五年，用帑银至七千万，功半而事倍者，则以天时之多雨久雪，地势之万夫莫前，人心之同恶誓死，兼三难而有之。”[3]魏源所说影响金川战争的三个重要因素，即天时、地势、人心是很合乎实际的。尽管清朝在军事上、经济上占压倒优势，但天时不利，地势险峻，金川兵民团结奋战，力抗强敌，使清军难得寸进，战争拖延下去，成旷日持久之势，这是清朝统治者始料不及的。

我们且看看影响金川战争的这三个重要因素。

一是天时。金川在四川西部，境内两水，一为大金川（浞浸），一为小金川（攒拉）。大金川的下游即大渡河。该地山高林深，水流湍急，高处海拔4 500米，气候寒冷，积雪不化。长年间不是飞雪就是下雨，罕有晴朗之日。据《嘉庆重修一统志》记载，该处“多寒少暑，春夏雨雪，经旬累月，罕有晴时。每雨则霹雳大作，电光中皆有声。至八九月间，始得晴霁。隆冬积雪丈余，山谷弥漫，坚冰凝结，道路不通”[4]。一遇大雨大雪，清军行动困难，行军、打仗、运粮几乎全都停顿。例如，清军在喇穆喇穆作战时，“数日来，雨雪连绵，层冰冻滑，官兵立脚为难”[5]，又在谷噶进攻时，“此时积雪满山，若遽督率进攻，断难望其得力”[6]。在这种情况下，战斗被迫停止，清军不得不耐着性子等候一个好天气。还有些险峻的山峦，不要说打仗，连走路也十分困难。士兵夫役稍有不慎就会跌落山谷而负伤以至殒命。如有一处名叫日拉尔的山峰，“山势本为陡峻，气候更加凛冽。自山脚以至山顶，一望皆雪，且行至山腰，即有非常之风。运粮道路，冰雪凝结，甚为险滑。虽随时开出阶梯，不过一半日，一经人迹行走，或大雪迷复，仍复掩没。是以运粮人夫，或冒寒成病，或失足跌伤者。即如梭洛柏古番民，较之内地民人最为耐寒，且善于登山。而初十日派往运米之人，亦跌毙二名，跌伤一名”[7]。在这样严酷的气候下，清军行动困难，使战争变得极为艰苦。

二是地势。金川地区，跬步皆山，到处悬崖峭壁，急流险滩，道路难通。金川人善于修建石碉，开山劈石，就地取材，到处修筑起碉堡群，形成坚固的防御体系。“其岭上，大碉既坚，而仄路中，凡有峰峦突起之处，贼人无不修建碉卡，层次林立，抵死拒守。”[8]号称雍乾之际名将的张广泗奉旨督师，他初入金川时，目睹石碉之坚，触目惊心，向皇帝报告：

臣自入番境，经由各地，所见尺寸皆山，陡峻无比。隘口处所，则设有碉楼，累石如小城，中峙一最高者，状如浮图，或八九丈、十余丈，甚至有十五六丈者。四围高下皆有小孔，以资瞭望，以施枪炮。险要尤甚之处，设碉倍加坚固，名曰战碉。此凡属番境皆然，而金川地势尤险，碉楼更多。至攻碉之法，或穴地道，以轰地雷；或挖墙孔，以施火炮；或围绝水道，以坐困之。种种设法，本皆易于防范，可一用而不可再施。且上年进攻瞻对，已尽为番夷所悉，逆酋皆早为预备，或于碉外掘壕，或于碉内积水，或护碉加筑护墙。地势本居至险，防御又极周密。营中向有子母、劈山等炮，仅可御敌，不足攻碉……以之攻碉，若击中碉墙腰腹，仍屹立不动，惟击中碉顶，则可去石数块，或竟有击穿者。贼虽颇怀震惧，然却瓮补如故。[9]

在这种险峻地形上的坚固工事面前，清军碰得头破血流，正面攻碉十分艰难，“石碉本为坚固，而山形如脊，两面箐林丛密，尤未易径行抢扑”[10]。一般攻碉时，先以火炮连续轰击，在火力掩护下，派兵接近石碉，拆墙填壕，冲锋突前，进行肉搏。而金川番民在碉内掷石放枪，竭力抵抗。这样强攻硬打，清兵往往伤亡极大，遇到坚固的石碉群，围攻几个月，尚不能攻克，故清军视攻碉为畏途。连急于求胜的乾隆帝也深知正面攻碉之非计。他说：“朕意总以为攻取要策必为避其碉卡，越道而进，使贼人失其凭恃。”[11]并告诫前线将领“不可令官兵轻率扑碉，致损锐气”[12]。

三是人心。金川人口少，据乾隆帝说，两金川仅有3万人。但全属藏族，均信藏传佛教，团结力甚强，且勇敢善战，其男子“自十二岁以上，皆腰插短刀，习枪矛弩箭”[13]。大敌当前，万众一心，抗阻清军，表现出坚定的意志和强韧的战斗力。加上清廷采取拒降杀降的残酷政策，逼得金川人求生无路，只得以死相拼。乾隆帝曾公开告诉将领，不许金川投降：“僧格桑（指小金川领袖）顽梗逆命，情罪实为可恶，断不可允其所请（时僧格桑遣人在营前跪禀，乞求投降）。逆酋若至军营求告，即当就势擒拿，选派侍卫及文武干员解送京师，尽法处治。所谓兵不厌诈，断不可拘拘于抚夷小信及不杀降人之常说，以至误事。”[14]困兽犹斗，清朝的错误政策加强了金川人抵抗到底的决心。我们且看看金川人民在绝望之中如何挣扎苦斗。当清兵经过长期围攻，最后冲进碉堡时，金川人死守不退，“碉底挖有地窖藏身，即于地窖内攒枪上打。其在碉顶之贼，抛石下掷，势如风雨。且寨内窄狭，多兵难于施展。自寅至卯，贼人抵死不动，恐致多有伤损，当将官兵徐徐撤下。查贼人实因灭亡在即，步步为死守之计，其丑类较前更多，其预备更为严密。臣等不胜焦急忿恨”[15]。

清军的士气、纪律与战斗力和金川兵形成鲜明的对照。清军都是从各省调集的绿营兵，素质极差。乾隆帝骂他们“无能之绿营兵众，率皆畏葸观望。领兵将弁，又不知督策向前，一遇贼至，辄尔动摇奔溃”[16]。因此，金川兵能够以寡敌众，以弱胜强。

清王朝在天时、地势、人心三方面均居于不利地位，故金川战争劳师靡饷，久而无功。清朝对这些情况早就觉察到了，特别是第一次金川战争以后，清朝碰了很大的钉子，出师不利，因而杀掉了首席军机大臣讷亲、名将张广泗、总督庆复，而不得不与金川停战言和。当时，乾隆帝考虑了各种不利因素，知难而退，决定停战休兵。他说：金川用兵两年，“经费实已难乎为继矣。金川小丑，朕本非利其土地人民，亦非喜开边衅……且入夏雨多，进取非便，而京兵不耐水土，又岂能暴露蛮荒，驻待秋晴攻剿。况以帑藏之脂膏，供不赀之糜费，尤为非计……不若明下诏旨，息事宁人，专意休养，亦未始非两阶干羽之遗意”[17]。应该说，对金川招抚言和是明智之举。后来的种种事实证明，金川犹如无底洞，即使投入大量兵力财力，亦难收功效，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势将耗尽清朝的国力。由于第一次金川战争及时言和，很快结束，清朝得以养精蓄锐，积聚力量。而准噶尔这时连年内讧，势力大衰。清朝则财库充盈，兵强马壮，遂得抓住时机，出师西征，所向克捷，平定准噶尔与回部，巩固、保卫了西部边疆。如果在金川战争中继续纠缠，势必精疲力竭，难以腾出手来去完成平准、平回的重大业绩。

但是，时隔20多年，当平准、平回战争获胜以后，志得意满的乾隆帝似乎忘记了第一次金川战争的经历，忘记了自己说过的“以帑藏之脂膏，供不赀之糜费”的深刻教训。又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再一次用兵金川，重蹈覆辙。

清廷为什么没有考虑第一次金川战争的教训？为什么在已经体面地从金川脱身以后20多年又一次陷入泥淖？是什么力量推动它去进行第二次金川战争？

情况是相当复杂的，有许多因素决定着第二次金川战争的爆发。当战争开始时，清廷的处境、力量、心态与20多年前是很不相同的。

首先，金川的地位比20多年前更为重要了。乾隆十五年（1750），西藏发生那木札勒叛乱，在西藏亲近中央势力的努力下，叛乱很快被平定。此后，清廷更积极地经营西藏，颁布《西藏善后章程》，扶植和巩固达赖喇嘛的地位，增加驻兵，加强驻藏大臣的权力，西藏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加密切。金川虽属边远山区，但离打箭炉不远，此处是通往西藏的交通要道，清廷希望保持这个地区的安定局面，使通往西藏的道路畅通无阻，密切注视着该地土司力量的消长，难以容忍金川的跋扈不驯。当然，这一点仅是促使清廷关心该地区的一个因素，尚非大举出兵金川的充足理由。因为金川地小人寡，当地土司力量分立对峙，无人能统一号令其众，它的行动受到各土司的牵掣。如果它盘踞当地，如猛虎在山，占着天时、地势、人心的优势，可以给进攻的清朝军队制造很大困难。但如果离开了山高林密的据点，反守为攻，派兵出征，易地作战，就完全失去自己的优势，根本不具备进攻的力量和条件，不能对内地造成危害，甚至也不足以威胁进藏的通道。因为打箭炉距金川亦有数百里，只要清廷对各土司驾驭得宜，并在该地加强防御，金川也没有进攻打箭炉的力量。

第二次金川战争爆发的更重要的原因是：清朝实力的增长，反映到统治者的思想中就是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倾向的抬头。这时，准噶尔、回部已经平定，清廷在几次大战役中大获全胜，开疆拓土，巩固了国家的统一，立下了前史罕见的巨大功勋。统治者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以为“天朝上国”，何事不可为？何求不能得？全国之大，金川之小，力量对比悬殊，这一力量对比的表面现象，使清廷的高傲心态达到了顶点，过低估计了战争的困难和金川民众抵抗的决心，忘掉了第一次金川战争的教训，而敢于再次发动战争。

应该说，清廷在平准、平回之后，黩武主义的倾向并不只表现在第二次金川战争上。在此之前，乾隆三十一年（1766）清廷对缅甸进行征讨，历时亦5年，先后调兵6万，耗帑银1 300万两，规模虽逊于金川战争，而受挫之严重，更有过之。缅甸战争，其始不过是边境骚扰，而边将欲开衅端，夸大情况，怂恿发兵，以邀功贪赏。故清廷在并非必须大动干戈的场合，贸然兴师，大举征缅，而天时、地势、人心均极不利，情况与金川战争如出一辙。清军入缅，不能适应热带丛林的气候与瘴疠，战斗屡次失利。历任统帅均殒命，云贵总督杨应琚因兵败赐令自尽；将军明瑞率军深入缅甸，被切断后路，全军覆没，战死异国；大学士傅恒督师缅境，战斗僵持，劳师无功，身染重病，不得已撤兵，回国后病故。当乾隆帝决定出兵缅甸时，挟战胜准噶尔、回部之余威，踌躇满志，绝没有想到征缅的困难程度。他声称，缅甸“野性难驯，敢于扰害边境，非大加惩创，无以警凶顽而申国法。刘藻（云南巡抚）等既经派兵进剿，必当穷力追擒，捣其巢穴，务使根株尽绝，边徼肃清”[18]。乾隆帝为了保卫国家领土，使用武力是正当的，但他为了对付边境骚扰，提出“捣其巢穴，务使根株尽绝”，事实上，清军不可能也不必要做到这一点。乾隆帝还告诫：“恐刘藻拘于书生之见，意存姑息，仅以驱逐出境，畏威逃窜，遂尔苟且了事。”乾隆帝提出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战略目标，动员大军进入缅甸，使本来容易解决的边境冲突演化成一场灾难性的战争，最后损兵折将，仍不得不撤兵守边，与缅甸交涉议和。缅甸战争表现了乾隆帝在平定准、回之后的黩武主义心态，结果碰了很大钉子，而金川战争则是这种心态的又一次暴露。这两次战争的起因与后果均相类似，不过，前者是与外国缅甸作战，而后者则是对付国内的少数民族。

金川战争起因于当地诸土司部落之间的内部争斗与互相吞并。川西地区居住着许多藏族部落，除大金川、小金川以外，尚有绰斯甲布、革布什咱、巴旺、党坝、鄂克什、从噶克、梭磨、卓克基、杂谷、明正诸土司。各部落之间既互为婚姻，贸易往来，又倾轧争夺，竞相雄长。这种部落战争本是少数民族中司空见惯的现象，中央朝廷一向听其自然，最多只进行调解，而自己并不卷入其中。就像一位官吏所说：“此等蛮触相争，只宜分防边隘，遣派干员排解，使其互相牵制，就我鞭箠。”[19]后来，大金川的势力日益强大，侵凌其他土司，占据革布什咱，势将打破该地区传统的力量均势。乾隆二十三年（1758）四川总督开泰建议：介入该地的部落冲突。他认为：大金川并吞革布什咱，破坏了当地的安定。“革布什咱界连明正土司，若为金川久据，则不惟巴旺与小金川势颇危迫，即明正亦须时加防范，殊为阻碍。番性顽劣，既非言语所能速化，而伊等互斗之事，又未便遽用内地兵力。臣等详细筹计，惟有驾驭各土司，令其以番攻番。”[20]这一政策得到了乾隆帝的认可，从此，川西土司争斗的形势为之一变，从大金川攻打周围弱小土司变成清廷组织和支持诸土司联合抗击大金川。清廷尚不愿参与这类地区冲突，故并不直接出兵，以为利用其他土司的力量足以遏制大金川，但实际上这种“以番制番”的政策却正在牵引着清廷身不由己地走向大规模战争。

在清廷的号召、支持下，明正、巴旺、绰斯甲布联合进攻大金川，大金川战败，退出革布什咱。由此可见，金川兵离开本乡，作战于附近部落内，即已失去优势，力量不能发挥，几处土司联合防御，已可挫其锋芒。金川问题，对清朝来说，根本不成为严重威胁，以后的大规模战争，不过是在错误方针的引导下，把人力财力虚掷于无用的地方。

不幸的是，诸土司联合抵抗的微小胜利，刺激起了清王朝剪灭大金川的巨大欲望。乾隆帝指示说：“金川原属不安分土司，若众土司等能协力除之，而分其地于番境，转可久远相安，正不必以滋畔不已为虑。第此等机宜，自不便于明谕，宜密饬文武各员，微示其意于众土司，俾其知所从事。”“看来革布什咱等与金川相持不下，不过欲众分金川之地。郎卡（大金川领袖，死后由其子索诺木继承）盘踞金川，终非善策。如果能协力瓜分，正可听其自然，所谓‘以番攻番’之一策也。”[21]这一指示，使川西斗争的态势又一次发生变化，以前是大金川侵凌其他土司，在众土司的土地上作战，大金川是进攻的一方；现在是众土司在清朝的教唆下为瓜分大金川而战，战斗在大金川的土地上，大金川成为防御的一方。攻守易势，投入的兵力和战斗的结果很不相同，形势更加复杂化。众土司在清朝指使下，对大金川合围、孤立、进攻，此后几年间，战斗频繁，迄无宁息。

在川西的部落冲突中，清政府开始只躲在幕后，暗中唆使众土司进攻大金川，以后为了鼓励众土司出力，公开出面，给众土司奖励赏赐。乾隆帝说，“以番攻番，自是乘机善策。九土司等果能齐心协剿，其势实有可图，但各土司未经明白传谕，未免尚存迟疑之见”，命令四川官员向土司们宣布消灭大金川的意旨，“尔土司等果能殄灭此酋，所有金川之地，就各番寨所近，即令分析划界管理。如此开导土司等，既可剪灭仇雠，又得增开疆土，自必倍加勇跃”，并且“时为策励，酌加赏恤，以致其勇往”[22]。

清廷指望假手众土司，消灭大金川，自己不费吹灰之力而坐享其成。它的算盘打错了，这种“以番攻番”的政策，加剧了川西地区的矛盾，使形势更加复杂化，而清廷为了求胜，越来越多地介入地区冲突，公开发号施令，实际上是把自己拴在飞驰的战车上，奔向大规模战争的无底深渊。

事态发展至此，尚有可以转圜的余地。大金川战事频仍，究竟寡不敌众，疲于奔命。“金川番民，本为有限。兹各土司四面围攻，男丁轮防碉卡，妇女背运口粮，迄无休息。”[23]大金川土司郎卡再三恳求清廷停战，态度很恭顺，番民焚香跪接清吏，郎卡禀告：“伊本天朝土司，惟与众土司不和，众土司因将不法之事，向内地父母官前控告。如今只未作主割断，伊惟恪遵吩咐，丝毫不敢多事。”[24]表示愿意退还所侵占的众土司的土地、人口，“情愿顶经设誓，甘心改过”。不管郎卡求和是否出于诚意，但他畏惧清廷，不敢公开对抗是很显然的。如果清廷接受其请求，善于处理，秉公调解众土司的纠纷，那么，金川地区的和平可能恢复和维持下去，不至演变成一场大战。但乾隆帝拒绝郎卡的和平要求，以为大金川不日可以平灭，指示四川官吏“不必二三其意，仍持前议，久而不懈，自可成功。况又无甚大费，莫为属员了事将就之议”[25]。故川西土司之间的战争，在清廷的导演和支持下，一直在进行着。

出乎清廷意料的是，数年战争，大金川并未削弱，反而越战越强。乾隆三十一年（1766），大金川进攻党坝之额碉，巴旺之卡卡角，大获全胜。土司联军其志不一，有的土司本和大金川有姻亲关系，在清廷催促下不得不出兵，更消极观望，不肯出力；有的土司索性与大金川串通一气，把粮食弹药卖给大金川，把清廷的意图告知大金川，使清廷陷入很尴尬的局面。乾隆帝不得不承认“以番攻番”政策的破产，他说：“九土司会攻金川一事，相持已将数载，尚无就绪，兹询之岳钟璜，亦未有善策。以番攻番之计，似难责效。”[26]

金川地区的矛盾仍在继续发展，尽管清廷小心翼翼地避免军事介入，但它既执行“以番攻番”政策，以后就难以置身事外，坐视众土司被金川击败。乾隆三十五年（1770）局势恶化，战火更炽。这时力量的组合发生了变化，从前相互敌对的大金川和小金川握手言欢，并肩作战，一起进攻革布什咱、鄂克什、明正等土司，诸土司自身的力量已不能抵御大小金川的凌厉攻势，为了保护诸土司不被金川消灭，清廷只好违反初衷，派兵5 000，“不得不临以内地兵威，设法掩杀，以挫其气”。原本指望以众土司之力平灭大金川，现在不得不派兵保护众土司，清廷由于政策错误，身不由己地动用武力，从此揭开了第二次金川战争的序幕。

如果为了保护众土司，防守要隘，协助作战，则出兵5 000，已可阻止两金川的进攻。但乾隆帝过高地估计这5 000军队的力量，以为既已动用军队，不应只限于防御，而应发动进攻，以5 000兵力平灭两金川，固无可能，但如果只平灭较弱的小金川，则兵力似已够用。因此，他责成前线将领，务必攻克小金川的据点美诺，擒获小金川土司僧格桑，“捣其巢穴，务擒凶渠……切不可因其窘急求宥，辄事调停定局，致养痈贻患也”[27]，至于大金川的难于攻打，乾隆帝是领教过的。20多年之前的第一次金川战争，动用大量兵力，结果损兵折将，并未奏效。几年前，在清廷主持下的众土司联军亦以失败告终。乾隆帝认为，对小金川进攻，就是对大金川的震慑，“惟将小金川上紧攻剿，擒获凶渠，削平其地，则金川（指大金川）自必闻风畏惧，不敢复行梗化，办理之法，无有逾于此者”[28]。

平灭小金川，威慑大金川，是第二次金川战争开始时乾隆帝的战略目标，但这仅是一厢情愿。他最初只派5 000军队，以之守护众土司，尚可维持局面，以之进攻金川，即使只进攻小金川，兵力也是远远不够的。小金川虽然力量较弱，道路较近，但同样是高山难越，坚碉难攻。当实际进攻开始，战斗十分艰苦，兵力不敷分配，要达到扫穴擒渠的目标，就势必要添兵增饷，扩大战争的规模。最初主持战事的四川总督阿尔泰亲历战地，了解情形，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攻打金川“需兵既多，糜费愈重”，而且两金川勾结紧密，难以分化，不能只打小金川，不打大金川。故而主张在众土司要隘之地，派兵协助防御，遏制两金川的攻势，而仍以议和结局。这一意见遭到乾隆帝的严厉批驳：

小金川因金川（指大金川）与革布什咱相仇，敢于效尤滋事，其情甚为可恶。就两处情形而论，亦判然不同。朕意宜先办小金川，擒其凶渠，治以重罪，则金川（指大金川）自当闻风畏惧，敛迹归巢，斯为一举两得，阿尔泰何竟见不及此……剿擒僧格桑（小金川领袖），相机而行，务在必得，此事方能完局，岂可稍涉游移耶！……今乃云酌拨兵练，防御明正要隘，倘再肆滋扰，一面相机办理等语，更属非是。试思僧格桑去岁甫受约束，曾未逾年，复攻围鄂克什，且又侵及明正土司，即宜兴师问罪，以儆凶顽，尚何所用其迟疑缓待，必欲纵令鸱张，坐贻养痈之患耶？阿尔泰久任封疆，不应不晓事若此。至金川形势险隘，非小金川可比，原不便轻率用兵。且果能将小金川严办，示之炯戒，则索诺木（大金川领袖）自当闻风知畏，不待剿而自退，何至虑及一并用兵，需兵多而糜费重？阿尔泰岂全未审度事理重轻，惟急于完事卸责乎！阿尔泰著传旨严行申饬。[29]

封建专制时代，皇帝的意志是不可违拗的金科玉律，不同的意见被压制下去，清廷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终于付出巨大的代价。用5 000兵力，达到平灭小金川的战略目标是不可能的。皇帝既然不肯降低战略目标，必欲擒杀僧格桑，就不能不增加兵力。当阿尔泰与各方面筹商兵力饷项时，皇帝极不耐烦，对阿尔泰非常不满，认为他犹豫迁延，贻误战机，再次下谕：

进剿汉土兵练，或有不敷，即当早为筹拨，如成都满兵、川省绿营，皆可酌量调派。阿尔泰既不能预筹及此，转以兵力应否增添，商之提臣酌办，尤为可笑！督臣统辖全省军务，即提督亦听其节制，有何顾虑，而以添兵之事，委之提臣，致往返迁延乎！又所称余茶息银，不敷克用，更为不晓事体。既遇此等夷疆要务，即当通盘筹画，裕饷济师。朕于各省军民要务，即所费较多，从不稍为靳惜，亦并未曾以此加罪于人。阿尔泰身为大臣，宁不知之？不宜识见卑鄙至此，著传谕严行申饬。[30]这道谕旨为添兵增饷，发动大规模进攻开放了绿灯，于是川西的土司纠纷升级成为全国性的军事讨伐。乾隆三十六年（1771）九月，清兵已增至1万人。朝廷还在大批调动军队，派温福为定边将军，率兵入川，统辖前线军务。乾隆三十七年（1772）初，兵力已增至2万，战事尚无进展，还在调兵遣将，至五月间，已调陕甘兵、贵州兵合之四川绿营土练，不下六七万人。如果加上运送粮食弹药的夫役，人数达十余万，接近两金川全部人口的四倍。真可谓狮子搏兔，用尽了全力。

为了稳定川西局势，消解土司纷争，是否值得这样大动干戈？确是大有疑问的。当时朝廷内和军营中主张招抚议和者大有人在，但乾隆帝刚愎自用，一旦做了决定，不肯认错改辙，对于不同意见，概不采纳。并且为了钳制反对者之口，严刑峻法，滥施淫威。四川总督阿尔泰成为牺牲品，乾隆帝对他屡加申饬，后来索性将川西糜烂的责任推到阿尔泰身上，说他“存姑息完局之见，种种不合机宜，甚不满朕意”[31]，两金川之事即由阿尔泰“因循姑息，办理软弱，酿成事端”，还罗织了其他许多罪名，将主张招抚的阿尔泰处死。继任的川督德福也倾向招抚议和，微露己意，即遭乾隆帝痛骂“逞其乖谬之见，借滇省事宜，欲以讽谕罢小金川之事”，“尚未接印，即生畏事之心，希欲阻挠军务，妄奏取巧，深负朕委任之恩”[32]，旋被革职，发往伊犁，听候差委。连派往前线办事的乾隆帝的爱婿、蒙古亲王色布腾巴勒珠尔，亦赞成议和了局，与统帅温福龃龉，因而“所有爵位职任，著俱革退”，被解京受审，撤去黄带，在家圈禁（不久又复职）。乾隆帝这样严厉地压制反对意见，诸将群僚莫不噤若寒蝉，不敢再言招抚。战争就这样继续下去，清军遭到出乎意外的顽强抵抗。7万清军耗时8个月，直到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底，才攻下小金川的据点美诺。僧格桑逃往大金川，大金川的索诺木不但没有像乾隆想象的那样“闻风知畏，不待剿而退”，反而收容僧格桑和小金川的部众，继续抵抗清军。

战争还在进行，清军虽然攻取了美诺，却并未“扫穴擒渠”，取得全胜。动用了巨大兵力，而所得战果并不相称，乾隆帝很不甘心。在他看来，出兵达7万，已攻下小金川，如果再做努力，平灭大金川，当亦非难事。若将僧格桑和索诺木一起擒获，川西永保太平，岂不是一劳永逸？因此，原来只是平灭小金川、威慑大金川的战略目标为另一个更加诱人的战略目标所取代，即将大小金川一起平灭。早在小金川据点美诺尚未攻下之前，乾隆帝就考虑到战局可能的发展，指示前线将领说：“若僧格桑窜入金川，而索诺木竟敢抗不擒献，必当移兵申讨。即令预选之健锐、火器两营劲旅，迅速起程。即或更需添调邻省绿营精兵，亦无不可，果能并灭金川，实一劳永逸之计，朕亦断不惜费。昨岁已拨饷三百万两，解川备用。将来并不妨再添拨三百万两，现谕户部查议，另降谕旨。此时部库所积，多至八千余万，朕每以存积太多为嫌，天地生财，止有此数。今较乾隆初年已多至一半有余，朕实不欲其多聚，若拨发外省公事动用，稍减盈积之数，亦属调剂之一端，将此意令温福等知之。”[33]此时的乾隆改变了一年以前自己提出的战略目标，明确宣示大小金川一起平灭的意向，并向温福等表示，目前朝廷兵广银多，正在继续调兵增饷，增加进攻实力，不必有所顾虑。当温福等对于平灭大金川流露出畏难情绪时，乾隆责备他们“察温福等之意，似以擒获僧格桑，军务即可告蒇，而于进剿金川（指大金川）之事，畏难犹豫，甚属非是。此时温福等惟当即抵美诺，速擒逆酋，若僧格桑业已就获，即移胜兵，分路进剿金川。万一僧格桑兔脱遁至金川，正可统兵深入，收一举两得之利，何所用其游移却顾乎”[34]！乾隆帝提出了另一个战略目标，致使战争继续拖延，劳师靡饷，兵连祸结，给两金川造成极大灾难，也使全国蒙受长期战争的不良影响。

大金川见大兵将临，不免心存畏惧，屡次派人乞和。但乾隆帝坚决拒绝。他说：“逆酋来降乞命，尤当付之不闻，非但僧格桑不可轻宥，即索诺木亦罪无可宽，岂有费如许兵力，仍以姑息了事，复贻后患之理。”[35]索诺木投降无门，求生无路，逼得他只能竭力抵抗，以死相拼。

出乎统治者意料的是，尽管金川一隅，兵将云集，但天时、地势、人心极为不利，在金川军的顽强抗击下，清军惨败。乾隆三十八年（1773）六月，灾难降临，清军驻在木果木的大营，遭到金川兵的偷袭，两万清军，队伍大乱，士兵和民夫一起，闻风逃窜，沿途站卡，不战而溃，统帅温福和许多提督、总兵被围战死，“我兵自相践踏，终夜有声，渡铁锁桥，人相拥挤，锁崩桥断，落水死者以千计”[36]。兵力占巨大优势，却遭到如此惨败，为战争史上所罕见。乾隆帝引以为奇耻大辱：“国家百余年用兵多矣，从无此事……何以贼番一至，手足无措，溃散竟至于此……朕之误任温福，惟有引咎自责而已。”[37]

木果木战败之后，乾隆帝愧愤交加，誓灭大金川，又派阿桂为征西将军，继任统帅，增调军队，追加饷银。阿桂具有谋略，用兵谨慎，吸取战败的教训，步步为营，防护后路，逐渐推进，不求速胜。又经过一年八个月的艰苦战斗，合围大金川的最后据点噶拉依。其时僧格桑已死，索诺木力竭出降，献俘北京，他和其他重要的金川领袖均遭寸磔酷刑，清廷勉强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金川战争，调兵之众，费银之多，耗时之久，在乾隆朝“十全武功”中，首屈一指。清廷征讨两金川，不过是为了平息土司内讧，安定川西局面。而要达到这一有限的战略目标，完全可以采取谈判、调解、招抚、羁縻等政治手段。在战争之前，许多官僚将领以及乾隆帝本人早已意识到这场战争的艰巨，并不必动用武力。早在乾隆十二年（1747），乾隆帝谕旨称川西土司互斗，“小小攻杀，事出偶然，即当任其自行消释，不必遽兴问罪之师。但使无犯疆圉，不敢侵扰，于进藏道路塘汛无梗，彼穴中之斗，竟可置之不问……苗蛮顽梗无知，得其人不足臣，得其地不足守，蜂屯蚁聚，无足深较”[38]。但是，第一次战争还是发生了，经过两年的战斗，清军处处碰壁，损兵折将。其时国库空虚，战争难以为继。乾隆帝急忙脱身，与金川言和息兵，这不失为明智之举。事隔20多年，川西土司仍在内讧，乾隆帝鉴于以往的教训，本不想出兵，他仍说：“蚁斗蛮触，不足以发兵问罪。”“金酋原无干犯内地，不过与众土司互相仇杀，本无庸声罪致讨，且不值一办。”[39]但是，以番攻番的错误政策加剧了川西的矛盾，使清廷沿着错误的方向滑下去。开始时，是指使和支持众土司攻打大金川，想不费力气坐收渔翁之利。不意大金川越战越强，众土司反遭攻打。清廷不好袖手旁观，只得出兵援助众土司。既已出兵，又想平灭较弱的小金川，以震慑大金川。不料平灭小金川亦非易事，陆续增兵，达7万人之多，打破了乾隆朝出兵数目的最高纪录。派兵如此之多，索性将两金川一起平灭，以永保川西的太平。当清廷一旦进入这场战争的怪圈，似乎不是人在指挥战争，而是战争机器在支配人、操纵人，拉着人向前奔跑。战争的目标与增加的兵力两者互相牵引，为了达到既定的战争目标而增加兵力，又因增加了兵力而提高战争目标，如此循环转动，螺旋上升，导致战争不断升级。

应该说，金川战争的再起和扩大，与封建专制制度下皇帝的独断专行以及乾隆帝的心理、性格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一次金川战争失利，乾隆帝虽然及时言和，明智地抽身，但心中形成了解不开的金川情结，对金川深恶痛绝。平准、平回的胜利和国库贮积的丰盈，刺激起乾隆帝再次使用武力的欲望，故第二次金川战争的发生并非事出意外。当时，乾隆帝由于国力增强，财政富裕，对于用兵征伐有恃而无恐，对周边部族和邻国持强硬态度。他总结历史上治边对外的教训，认为“张挞伐则彼畏而敛迹，主和好则彼轻而生心，汉唐宋明之覆辙，率可鉴也”[40]。这段话反映了封建大国鼎盛时期最高统治者的心态和政策趋向，这是金川战争一发而不可收的心理因素。在封建专制政体之下，乾纲独断，皇帝的意志决定一切，不可违抗，也很难改变。诸大臣几乎不敢劝谏，不同意见不但摒弃不纳而且遭到压制，大家只好跟着皇帝一路蛮干下去，使一场本来可以收拾的局部性冲突，演变成灾难性的大战争。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古往今来很多政治矛盾就是用军事手段来解决的，故而在历史上，战争经常发生，不可避免。但“兵凶战危”，古人所诫。解决政治矛盾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和平途径，战争并不是唯一的手段。发动战争之前，身居高位的决策者必须全面而慎重地估计各种条件、因素，衡量其后果，努力寻求和平地解决政治矛盾的途径，避免战争的发生。错误地、轻率地使用武力将付出巨大的代价。有些战争，旷日持久，劳师靡饷，损失严重，即使取得胜利，也将成为得不偿失的战争。金川之役，用兵太多，靡费过大，这是乾隆朝后期国力衰落、政治不振的原因之一。

注释

[*]原载《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与华立合撰。

[2]《平定两金川告成太学碑文》。

[3]魏源：《圣武记》卷七《再定两金川土司记》。

[4]《嘉庆重修一统志》卷四二三《懋功屯务厅》。

[5]《平定两金川方略》卷八九，乾隆三十九年二月，阿桂奏。

[6]同上书，卷七六，乾隆三十八年十月，阿桂奏。

[7]《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三十七辑，刘秉括奏。

[8]《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二四，温福奏。

[9]《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三，乾隆十二年九月，张广泗奏。

[10]同上书，卷九九，乾隆三十九年七月，阿桂奏。

[11]同上书，卷九，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上谕。

[12]同上书，卷一○七，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上谕。

[13]《嘉庆重修一统志》卷四二三《懋功屯务厅》。

[14]《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一○，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上谕。

[15]《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一○四，乾隆三十九年九月，阿桂等奏。

[16]同上书，卷一一，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上谕。

[17]《清实录》，乾隆十三年十二月。

[18]《清实录》，乾隆三十年十二月。

[19]《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一，乾隆二十年七月，黄廷桂奏。

[20]同上书，卷一，乾隆三十三年五月，开泰、岳钟璜奏。

[21]《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一，乾隆三十四年四月，上谕。

[22]同上书，卷三，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上谕。

[23]同上书，卷四，乾隆三十年二月。

[24][25]《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二，乾隆二十六年四月，开泰、岳钟璜奏。

[26]同上书，卷四，乾隆三十年六月。

[27][28]《平定两金川方略》卷六，乾隆三十六年七月。

[29]《平定两金川方略》卷六，乾隆三十六年七月。

[30]同上书，乾隆三十六年八月。

[31]《平定两金川方略》卷六，乾隆三十六年八月。

[32]《清实录》，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丁卯。

[33]《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一六，乾隆三十七年正月。

[34]同上书，卷二六，乾隆三十七年四月。

[35]《清实录》，乾隆三十七年十月丁亥。

[36]昭梿：《啸亭杂录》卷七《木果木之败》。

[37]《清实录》，乾隆三十八年七月。

[38]同上书，乾隆十二年二月癸酉。

[39]《清实录》，乾隆三十一年九月辛巳。

[40]《平定两金川吿成太学碑文》。

一场未经交锋的战争[*]——乾隆朝第一次廓尔喀之役

一、巴勒布与廓尔喀

乾隆五十三年（1788）七月二十七日，正在承德避暑山庄消暑度夏的乾隆皇帝忽然接到了来自喜马拉雅山区的紧急军情文报。据驻藏大臣庆林、雅满泰奏称：一个名叫巴勒布的小国发兵跨越喜马拉雅山，进攻西藏，藏兵人少力弱，不能抵御。六月下旬，巴勒布已攻占西藏的边境城寨聂拉木、济咙、宗喀。这一不祥的消息传到承德，是在入侵事件发生一个多月以后，从当时交通传递的条件而言，已是十分快捷的了。

远方边境的突发事件使78岁的乾隆皇帝十分烦闷。这些年正是多事之秋，乾隆五十一年（1786），台湾天地会林爽文起义，夺取了几乎全岛，清廷投入极大兵力、财力，渡海作战，竭尽全力，半年之前刚把起义军镇压下去。乾隆五十三年正月俘获了林爽文。本年春，一向“恭顺”的安南黎氏王朝被阮氏推翻，其国王黎维祁阖家逃来中国，请求清廷出兵援助。黎氏王朝和清朝的关系很深，清朝本着“兴灭国、继绝世”的政治训条，竟出兵越南，企图复辟黎氏政权，乾隆帝说：“安南臣服本朝，最为恭顺。兹被强臣篡夺，款关吁投，若竟置之不理，殊非字小存亡之道，自当厚集兵力，声罪致讨。”[2]这道决心用武力介入邻国内部事务的谕旨发布了一个月后，即传来了西藏被侵入的消息。再加上这几年连岁灾祲，乾隆五十年（1785）闹旱灾，又闹蝗虫、瘟疫，老百姓啃啮树皮、草根、泥土，死亡累累，饿殍塞途。五十一年（1786）大水，黄、淮盛涨，洪泽湖漫溢，重要粮仓苏北的里下河被淹；又四川地震山崩，大渡河水溢，漂没田庐无数。五十三年（1788）情况更加严重，入夏以来，长江上大雨连日，洪水暴涨。就在巴勒布入侵西藏消息传来的同时，荆州城尽遭淹没，人民荡析离居，湖北全省被灾36县，“死者以数十万计”。后年（乾隆五十五年，1790）是皇帝的80岁诞辰，清廷已在忙碌地准备寿典，大吉大庆之年将临，却接二连三传来了不吉利的消息，水旱频仍，战乱不息，怎不使老皇帝感到心烦？

巴勒布是什么国家？何方部落？半个多世纪之前，巴勒布曾入贡清廷，那还是雍正皇帝在位的时候。现在大家都茫然不晓，也不知道因何发生战争。恰好承德有一位从大金川来的文布喇嘛，20年前经西藏前往佛祖的诞生地朝拜，到过巴勒布。军机大臣和珅找到了文布喇嘛，向他请教。据这位喇嘛说，从后藏札什伦布前往巴勒布“行走月余，回程半月”。他只能提供一些粗浅的观感。据他说：巴勒布城以红色、黄色砖块砌成，城内有大庙，信奉藏传佛教，但并非黄教系统，故并不敬礼达赖、班禅；人民穿白衣，用白布缠头或带白布小帽；房屋与内地相仿，盖有楼房，穷人多住草房；出产稻米，民众虽非勇悍，却都会使用鸟枪弓箭，打仗常常得胜；该地本有许多部落，被一位国王用武力统一，自称科（廓）尔喀王，其地比大小金川还要大几倍；巴勒布人在西藏贸易者甚多；等等。

这些信息对清廷来说已经足够了。它急切之间也不可能获得更多、更详细准确的消息。实际上，巴勒布即今西藏以南的尼泊尔，该地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诞生地，很早以前即和中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东晋义熙二年（406），中国名僧法显西行求经，曾到过尼泊尔，所著《佛国说》中对当时的尼泊尔有所记载。法显回国后，又和从尼泊尔来的僧人佛驮跋陀罗一起，在建康（南京）道场寺翻译梵文经典。元代，元世祖忽必烈请尼泊尔建筑家阿尼哥在北京建造白塔，至今耸立在阜成门内的白塔寺中。尼泊尔地方虽不大，却有许多小邦并立分治，三个较大的邦，即叶楞（帕坦）、库库木（巴德岗）、阳布（加德满都）三部，曾于雍正时遣使入贡，雍正帝对它们优礼有加，赐缎疋、瓷器等，此三部在清初文献中被称为“巴勒布”。廓尔喀则为另一小邦，相传为印度拉加普族迁居尼泊尔之支裔，原本弱小，而巴勒布三部彼此不睦，互相争战，廓尔喀部遂乘机兴起，其领袖普里特雅·纳拉扬·沙阿并吞巴勒布，统一尼泊尔，建立科（廓）尔喀王朝。入侵西藏时的国王是普里特雅之孙拉特纳·巴都尔，他即位时只有4岁，一直由他的叔父巴都尔萨野摄政。清廷后来弄清了这段历史，把从前与中国曾有往来、关系友好的叶楞、库库木、阳布三部统称“巴勒布”，而对普里特雅统一后的国家称“廓尔喀”。乾隆五十四年（1789），第一次廓尔喀战争结束。驻藏大臣巴忠奏称：“现投诚之科（廓）尔喀者，即系巴勒布地方，其部落在后藏西南一隅，幅员相距三千余里，西南至缅甸界，西北至大西天，又通回疆界，大小部落总共三十处，户口二十二万七百有零。由宗喀至该部落，皆系大山狭路，向来崇信红教。其间唯有从前巴勒布之阳布、库库木，易隆（叶楞）三处番民尊奉黄教。科尔喀原系一小部落，因节次侵占阳布等三处地方，势力愈加，随将附近之达纳隆等小部落又占取二十七处。”[3]这就是清朝对尼泊尔不同称呼的由来。

二、入侵西藏

廓尔喀为什么入侵西藏？大致有如下原因。

廓尔喀地小人众，力量较强。此时印度已为英国并吞，廓尔喀与印度相邻，颇多来往，能得到英国的精利火器与其他货物，英国呢绒甚至已经由廓尔喀流入西藏。“藏片，即英吉利国多罗呢之粗者。盖廓尔喀与红毛国（英国）相近，海物往往航海而至，转入西藏，如珍珠、珊瑚之属，皆从彼中来。”[4]而西藏虽是中国的地方，但交通不便，清朝中央政府的力量鞭长莫及。中央派驻西藏的绿营兵仅数百人，分驻前后藏，“半为驻藏大臣役使，终年不习武备”[5]，防御力量很差，强弱逼处，易生衅端。西藏与巴勒布关系本很密切，双方人员跨越喜马拉雅山贸易往来。西藏需要巴勒布的稻米、铜钱和从英国运来的呢绒、毛毡等，而巴勒布则需要西藏所产的食盐、牲畜与内地运出的茶叶。在藏贸易的巴勒布商人据说有两千人，双方交流频繁，亦常产生龃龉。巴勒布人埋怨西藏人所售食盐掺土，质量低劣。西藏人无自己的货币，一向使用巴勒布所铸铜钱。廓尔喀改革币制，另铸新钱，声称新钱成色好，兑换银两要升值，西藏人加以抵制，不肯使用新钱。此等贸易纠纷触发了一场边境战争。以下是双方对战争发生原因的陈述。

据西藏噶布伦丹津班珠尔说：“向来藏里与廓尔喀相好，交通贸易，一切买卖，俱用廓尔喀银钱。后来廓尔喀因新铸银钱，比旧钱成色较好，要把新钱一个当两个使用，藏内人不肯依他。又因藏内向来将食盐易换廓尔喀粳米，廓尔喀人以藏内的盐有掺杂土的，说藏内买卖不公道，所以两下不和。五十三年廓尔喀王子寄信来与噶布伦讲论银钱的事，另有禀帖与驻藏庆大人、雅大人（庆林、雅满泰）。那时两位大人因不认得廓尔喀的字，就没有给他回字。我们写了回信说银钱的事，若一个当两个使用，我们太吃亏，不能依允的。六月间，廓尔喀就来抢占聂拉木、济咙、绒辖、宗喀等处地方。”[6]

据廓尔喀的使者噶登嘛撒海等禀称：“我巴勒布之人远在边外，与唐古忒本是和好，常来西藏营生，彼此交易。近因西藏的人将我们不照先年邻封看待。凡贩来货物，任意加收税项，并以食盐内掺和砂土，与我巴勒布地方多有不便。他们噶厦之人又嫌我们银钱低潮，驳回不用。我们管事头人屡次与西藏寄信讲理，他们都不以为事。我巴勒布边野无知，故此侵犯藏地。”[7]

双方对战争原因的陈述是一致的。廓尔喀自从并吞尼泊尔全境后势力强盛，因此积极对外扩张，而西藏地广力弱，遂招祸患。一个西方历史学家说，廓尔喀“国小民众，繁殖甚速，几与全藏人口相埒……疆域既小，而人口反与相埒，自不得不发愤以冒险图存……国内之民难于自给，亦必别觅出口，以便懋迁有无，西藏为其最好之出口”[8]。

如果仅仅是贸易纠纷，还不至于酿成战争。廓尔喀入侵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觊觎六世班禅圆寂后留下的财富，贪财的欲望引发了这场战争。事情还得从六世班禅进京觐见说起。

乾隆四十五年（1780），皇帝七十寿诞，六世班禅请求来京祝寿。乾隆帝对班禅进京极为重视，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迎接来自西南边陲的贵客，令在承德仿照后藏扎什伦布寺建造须弥福寿之庙。乾隆四十四年（1779）六月，六世班禅率领堪布及僧职人员从后藏启程，在青海塔尔寺居留5个月，翌年继续行程，乾隆命皇六子永瑢与章嘉活佛前往迎迓同行。乾隆四十五年（1780）七月，班禅一行抵达承德，备受礼遇。皇帝多次赐宴，亲聆讲经，举行须弥福寿的开光典礼。九月初，六世班禅在皇帝回京之后，来到北京，住在黄寺，受到北京僧众百姓的盛大欢迎。十月班禅得病，乾隆帝亲临视疾。班禅所患是天花，不幸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十一月初二日圆寂。六世班禅进京加强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乾隆帝赏赐财物极多，又沿途所经蒙古地方，僧众信徒，供奉丰厚。班禅圆寂后，财物落在他哥哥仲巴呼图克图手中，携回后藏。班禅的另一位兄弟沙玛尔巴系红教喇嘛，企图分肥，被仲巴拒绝，沙玛尔巴愤而出走廓尔喀。他与廓尔喀国王、贵族素有交往，得其尊信，极言后藏富庶，拥有大批从北京带回的财物，廓尔喀贵族垂涎三尺，沙玛尔巴又备知西藏虚实，称后藏兵政窳败，不堪一击，唆使廓尔喀统治者派兵入藏。这样，一场掠夺战争遂爆发。据《清史稿》的记载：

初，第六辈班禅之殁，及京归舍利于藏也，凡朝廷所赐赍，在京各王公及内外各蒙边地诸番所供养，无虑数十万金，而宝冠、璎珞、念珠、晶玉之钵、镂金之袈裟，珍宝不可胜计。其兄仲巴呼图克图悉据为己有，既不布施各寺，番兵、喇嘛等亦一无所与。其弟沙玛尔巴垂涎不遂，愤唆廓尔喀借商税增额、食盐糅土为词，兴兵扰边。[9]

这就是廓尔喀入侵西藏的原因。

三、清兵入藏

廓尔喀入侵西藏，使清廷感到意外和震惊。四川提督成德奉命即率绿营兵1 000人先行驰援，成德于七月二十二日赴打箭炉，时间已在廓尔喀入侵之后一个月零六天。另外，成都将军鄂辉入觐热河，乾隆帝命他立即返回四川继率3 000士兵进藏。

战地遥远，导致情报迟延与不准确，往往影响军事部署。战事初起，聂拉木、济咙、宗喀在数日之内失陷，驻藏大臣恐慌万状，风风火火地向皇帝奏报的军情极为严重，“此处唐古忒人众，仰赖皇上威福，素无军旅之忧，安居日久。今骤遇此事，噶布伦、戴绷等（指西藏的文武官职）甚无主持，忧形于色。至唐古忒兵并未时加训练，皆系民夫，平日散居村落，各自耕种，其路程又隔一月及二十余日之远。今骤行征调，不惟一时不能齐集，即器械亦多欠缺不完，实属不能得力”[10]。隔了半个月，前线又传来战报，说巴勒布军队在胁噶尔遭到打击，藏兵900人竟打退了巴勒布军数千人。其实，这类战报大多是前线将领夸大其词，虚报战功。廓尔喀军并未遭到有力的抵抗，他们之所以在胁噶尔停留不进，是因为西藏地方当局正在派人谈判议和，而议和之事竟然隐瞒中央政府，没有请示报告。前线将领利用谈判时的战火暂停，谎报打仗得胜，乾隆帝被这类虚假消息骗过，产生了错觉，以为用当地藏兵即足以抵御外侮，遂指示驻藏大臣“晓谕唐古忒人众，令其振奋剿杀，迅速蒇事，尚可不用内地之兵”。他一度命令四川停止派兵，甚至考虑把已经出发的成德所率1 000先锋部队中途撤回，造成军事部署的混乱。不久这种想法被事实所粉碎，紧接而来的情报是巴勒布兵已增至一万数千人，围攻胁噶尔。藏兵号称15 000人，但平时在家耕牧营生，20天内仅调集千余人，“又年久未经战阵，今虽多为调派，恐其中衰老及贸易他处者亦属不少”[11]。“廓尔喀贼习于战阵，而我兵久未经历军旅，不谙打仗情形，遇贼率多畏缩，于事恐无裨益。”[12]情况又变得严重起来，驻藏大臣庆林保护着年尚幼小的七世班禅从后藏逃往拉萨，乾隆取消几天前发出的撤兵谕旨，又令四川继续派兵入藏。迟误不实的情报造成了指挥调遣的混乱：当皇帝命令四川停止派兵时，四川正在按照最早的谕旨大批派兵；而当皇帝重新发布派兵谕旨时，四川又在按过时的命令停止发兵。乾隆皇帝对这种混乱状况努力改进，一方面，令四川总督加快情报传递，但也无法根本改变这种情况。他说：“日来西藏递到奏折稀少，或因打箭炉口外雪大难行，该处文报向系乌拉递送，加以冰雪阻滞，益难迅速。朕盼望甚切，著传谕李世杰（时任四川总督）即设法办理，以速邮传。”[13]另一方面，他只得授权前线的大臣、将军随机应变，不要拘泥自己的命令：“朕所降谕旨，系就伊等奏到之折，揆度情形，遥为指示，及伊等接奉谕旨时，前后机宜，又或互异。该督等止当按照彼处现在情形，随机妥办，不必稍存拘泥，方为善体朕怀也。”[14]

成德所率先锋部队1 000人七月二十二日从成都出发，兼程趱行，经76天于十月初八日到达后藏札什伦布，随即分起赶赴前线。是时，藏中噶布伦与喇嘛在私自议和，且天气已寒冷，廓尔喀军已从胁噶尔撤退，成德的军队却因大雪封山受阻，没有赶到西藏的边境。继进的成都将军鄂辉、总兵张芝元率兵500，包括成都的驻防满兵和金川的屯练土番于十一月十二日到达札什伦布，第三批由总兵穆克登阿所率绿营兵1 000人则于五十三年（1788）年底到达后藏。从四川调遣入藏的清军共2 500人（初拟派4 000人）。另外，乾隆帝特派一名懂得藏语、熟悉西藏事务的理藩院侍郎、侍卫巴忠前往西藏。巴忠在御前行走，钦命入藏，各项事务实均由他统筹办理。

乾隆五十三年（1788）十二月初九日，鄂辉抵达第哩郎古与成德会师。据他们奏报，“胁噶尔至第哩朗古一带，皆属荒山野径，绝少人烟，而第哩朗古以外，雪山更大。先经臣成德多方踩探，觅有小径，可以绕至宗喀一路。臣鄂辉到时，复加查察，巴勒布贼匪本可立即歼除，总以天气严寒，雪山阻隔，遂致稍稽时日，实深焦急。今既觅有小道可通，应照踩定路径，即由宗喀而进，前途纵有雪山，亦当设法进取”[15]。清兵沿着小径，在积雪稍薄之处，绕道越险。他们日益深入喜马拉雅山区，地势越高，雪势越大，越难前进，行走一个月到达宗喀。此时，西藏当局已派人赴廓尔喀私自议和，且天寒雪深，廓尔喀兵怕遇大雪困在藏境不能脱身，均已撤退回国，故清兵未经交锋，即收复宗喀。清兵在此地修碉筑寨，招集逃散藏民，发给牛羊糌粑，以为生计。因雪大难行，停驻一个月，“直至二月下旬，天气稍晴，臣等即督率镇将官兵，由积雪微薄之处，迄逦而进，并派将弁，带领善能登陟之汉土兵丁在前，开挖路径，翻山深入，先将济咙收复，随即乘势直趋聂拉木。该贼番等业经畏窜远飏，当将该处逐一廓清”[16]。至此，西藏全境收复，从内地万里迢迢赶来的军队因雪大难行，迟迟赶到前线，廓尔喀兵却早已撤退，故未经战斗，即收复了边境村镇，第一次廓尔喀之役遂告结束。

四、粮饷筹办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系军事常识。这场发生在喜马拉雅山区的战争离内地遥远，山高水复，天寒雪深，粮食供应是一个极大的难题。按规定：台站每兵日给口粮八合三勺，或改发糌粑一斤，出兵3 000人，月需口粮750石，如是征调、战争，尚需另加粮食。这些粮食在内地购买固甚容易，如要运到西藏，就困难重重了。“川省距藏遥远，在羊肠鸟道，雪岭冰山，内地之粮断难运送。即自打箭炉运至察木多，路隔三千余里，乌拉驮载，需费既繁，若令便人携带，所运无几，积贮之道，仍属无益。”[17]据四川总督李世杰说，每粮一石，内地购买粮价只需银一二两，但从打箭炉运粮入藏，每石运价高达26两8钱，靡费太大，西藏的军情固然紧急，而从内地购粮运藏超出了政府的能力，这是面临的最大困难，唯一的办法是在西藏就地筹粮。中央政府要在西藏征购大批粮食，这是破天荒第一回，西藏的官民僧众俱怀疑虑。名为购买，但粮价能否给发？能否公平？将来会不会赖账？因此就地购粮的阻力很大，西藏噶布伦声称：“本处俱系山地，可种之田甚少”，“外来米粮又少，实不能办理”。驻藏大臣庆林、雅满泰在西藏官员僧人的怂恿下，也主张从内地运粮接济：“查西藏系极远边疆，所有驻防绿营官兵口粮，向例按价折给盐菜银两，办理在案，该处军民俱向唐古忒等买糌粑面食度日。今唐古忒闻科尔喀抢掠之信，商贩日渐稀少，而现调成都兵三千名不日陆续可到，若不于内地备用口粮预筹接济，则兵丁至藏之后，仍行结放钱粮买办，必致掣肘。”[18]乾隆帝虽届耄耋之年，但在某些问题上头脑还是很清醒的。他拒绝了噶布伦和驻藏大臣的意见，坚持就地采办粮食。既然出兵是为了保护西藏地方，西藏地方政府自应协助解决粮食供应。他首先要求从达赖和班禅的仓库中调拨粮食，若无米面，即用青稞糌粑，兼购牛羊充食。调拨的粮食牲畜，全部给价购买。谕旨中说：

此事朕为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藏内人众，特发内地之兵。唐古忒等理应感激，急筹办理兵丁粮饷。乃噶布伦等竟以不能办理为词，庆林、雅满泰又不能恺切晓示，令其感悟，仅与粮饷官员转商交办，伊二人无能极矣。况兵丁并非专需米石，凡麦面牛羊等物，倶可作为口粮……著庆林、雅满泰即以大义，明切晓示，严催办理。[19]

在皇帝的严厉催促下，动用达赖喇嘛仓库中青稞麦4 600石，制成糌粑，可敷3 000士兵4个月口粮。又动用班禅仓库中青稞麦2 400 石，已敷军队半年之需，此外，还购得牛1 600头、羊11 500只。

粮食供应已圆满解决，可是一些官吏总是望风承旨，无事生非。驻藏大臣庆林、雅满泰本来不主张在藏购粮，看到皇帝坚持就地采购，误解皇帝是吝惜军饷，竟劝达赖、班禅捐助。他们称“此项麦面牛羊俱系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预备拨给，并非官买”。乾隆帝极为恼怒，斥责他们“尤属糊涂”，“未将给价采买之处，善为晓谕，惟知催令速办，等于纷纷搜刮”[20]，“从前屡降谕旨，交伊等动项采买，断不可稍有抑勒，明白开示，至再至三。今既由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商内（即仓库）办出，自应一面动支，一面按数给价。乃雅满泰尚称非由官买，是直欲勒取耶？朕特派官兵前往，原系拯救生灵，奠安卫藏，岂可因接济军粮，转使惠爱之心，反成扰累之事”[21]。

粮食供应是进军西藏的最大难题，清朝中央和西藏地方协力共济，地方出粮出夫，清朝按价付银，且出价稍高，故粮食供应尚为踊跃，使入藏部队的口粮得到了保证。

五、议和活动

对付廓尔喀入侵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清朝内部，特别是中央和地方存在着意见分歧。乾隆皇帝并不想耀武极边，攻到廓尔喀的土地，但因其入侵，不得不自卫反击，以保卫国家的领土主权。他说：“朕非乐于用兵，不恤士卒，希图多有斩获。但贼既侵犯天朝边界，若不加之惩创，何以安番众而清边围？此朕不得已之苦心。”[22]他的战略方针并不要求深入廓尔喀境内，吞并其地，但须将西藏边境尽行收复，使之不敢再来侵犯，为此必须狠狠打击入侵之敌兵，使其畏威慑伏，定界具结。乾隆帝指示说：“鄂辉等统兵驰赴该处，虽不必犁穴扫庭，尽歼其丑，但不可止将贼众剿散，俾胁噶尔之围一解，即云蒇事。必须将前此被贼抢占之济咙、聂拉木、宗喀等处，全行收复。并勒令该头人出具甘结，明定地界，严立章程，不敢复行越界滋事。惟当趁此兵威，使之畏惧慑服，以期一劳永逸，方为妥善。”[23]乾隆帝认为，只有对来犯之敌痛加打击，才能消除边境的祸患，如果草率了事，则清兵一撤，廓尔喀仍有入侵的可能。乾隆《御制诗》中称：“我往彼逃事如顺，我还彼至咎谁归。莫追穷寇虽古语，应拔余根示国威。”[24]

西藏地方当局的想法却不一样。他们和巴勒布交往已久，知道彼强我弱，自己虽有清朝中央做靠山，但内地离藏太远，清兵势不能在藏久驻，即使清兵大获全胜，廓尔喀退回本国，待清兵一撤，必定再来报复，兵连祸结，何日能休？藏官和贵族们为了保住自己的土地、财产、禄位，希望息事宁人，不惜卑词厚币购买和平。故廓尔喀入侵之初，仲巴呼图克图（时七世班禅年幼，仲巴掌握后藏大权）与红教喇嘛萨迦呼图克图即派人到前线与廓尔喀谈判。领兵首先入藏的提督成德闻知达赖喇嘛继萨迦呼图克图之后，亦已派代表往前线议和，他开始时紧持皇帝的震慑方针，不以议和为然。他说：“乃萨嘉呼图克图等私行说和。该贼匪竟敢预订日期，令人至聂拉木地方共议，始行退地还人，情词甚为犷悍。在达赖喇嘛素性仁慈，闻知可以完事，或即欲差人前往，而庆林等何亦并未熟思审处，遽行入奏。臣虽至愚，觉所办实属草率。”[25]成德赶到拉萨，和达赖喇嘛商议之后，将派出代表追回。

等到鄂辉、巴忠等接踵入藏，严酷的环境对前线将领的思想情绪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四川到达西藏喜马拉雅山区，紧急行军已有三个月，官兵们精疲力竭。摆在眼前的是一片冰雪世界，没有可栖身的房屋，缺少御寒的衣装，吃的是不惯食用的糌粑，山高路窄，天寒封冻，寸步难行。不要说扬威绝域，痛打来犯之敌，现在连敌人的踪影也找不到，却困在冰天雪地的喜马拉雅山上，担心交通断绝，粮饷不继。官兵上下都盼望赶快撤兵，既然廓尔喀兵已经回国，边境已恢复安宁，既然大雪封山，不能采取军事行动，既然廓尔喀有议和索赔的意向，那么皇帝要求以武力安靖边围似乎既无必要亦无可能。看来议和了事，是为上策。乾隆五十四年（1789）二月下旬，清兵已收复西藏边境，鄂辉、成德的口气大变，倾向议和，当济仲和萨迦私派的议和代表从廓尔喀返回，鄂辉、成德在边境军营接见他们，据鄂辉、成德奏报，两位谈判代表代廓尔喀求和“情词甚属真切”，“臣等详加体察，巴勒布因细故兴兵，固属不法，然起畔尚属有因，究其情节，实未敢争夺地方。兹该番等一闻大兵将到，旋即退界奔逃，更有申诉乞降情事。冀同为上方百姓，尚非自外生成之辈”。鄂辉、成德派了正式议和代表噶布伦丹津班珠尔、班禅之父巴勒丹敦珠布以及清朝的总兵张芝元、穆克登阿前往廓尔喀议和。在清朝官吏眼中，他们不是和小邦平等议和，而是派人“传唤”，而且蛮有把握地认为，“该头目等一闻传唤，自必匍匐来营，输诚归服”[26]。

明明是在前线谈判议和，可是清朝的官僚将领们硬说廓尔喀是归顺投降。清朝官僚将领们急思撤兵回内地，故怂恿和支持西藏地方当局与廓尔喀进行谈判，尤其是钦命大臣、主持全局的巴忠更再三催促，不惜代价要达成协议。西藏的谈判代表是丹津班珠尔，廓尔喀派出的代表却是从西藏出走的六世班禅的弟弟沙玛尔巴，双方议定：廓尔喀撤出西藏的边界，而西藏许给300个元宝，每个元宝50两，计共银15 000两。且不说赔款赎地有辱国家尊严，这是何等重大事件，巴忠、鄂辉等却装聋作哑，不向皇帝奏报。而且300个元宝是一次性付给，还是每年均须付300元宝，谈判中亦未明确议定，而这一漏洞贻留祸根，成为廓尔喀第二次入侵的口实。纸里毕竟包不住火，后来这一事件被揭露，谈判代表丹津班珠尔详述其过程：

乾隆五十三年，藏内遣喇嘛于典噶布珠赴阳布城外朝礼神塔，廓尔喀顺便寄字讲论银钱，藏内未经应允，贼匪即来侵犯边界。我于十月内由胁噶尔赴定日堵御，十二月回胁噶尔催办各兵乌拉。五十四年正月，班禅额尔德尼之父巴勒丹敦珠布因沙玛尔巴到济咙来讲和，就往宗喀一路迎去，又要我同往。二月内，巴大人派我到宗喀约会巴勒丹敦珠布，就在宗喀住了几日。三月内巴勒丹敦珠布先到济咙，四月初沙玛尔巴来了，我也到济咙去，住在帮杏地方，没有亲见沙玛尔巴。巴勒丹敦珠布说他们定要一千个元宝，我说断断不能。过了几日，去见沙玛尔巴，因廓尔喀贼兵护卫甚多，没有提这些话。后来，沙玛尔巴差他的卓尼尔并伊亲信跟役格哩来说，你们不肯应许一千元宝，廓尔喀头人要把你们拿到阳布，面见王子。经沙玛尔巴再三挽回，才写字与王子去了。至五月初十、十一等日，才许定了三百个元宝。十三日，沙玛尔巴写立合同，给与众人看过，钤用图记。合同底稿条款全系沙玛尔巴一人定立，逼勒挟制，不能不应。我究以藏内力量，不能永远按年付给，复向沙玛尔巴讲论。他说先把当年交清，再分作三年送交元宝三百个，或可免永远给银的事。沙玛尔巴又与玛木萨野、哈哩哈尔、乌巴迭阿三人另写合同一张，作为凭据。我只得应允。我因是藏里公事，急思目前完结，不顾后患。达赖喇嘛之叔阿古拉曾带信叫我速和完事，巴大人两次发谕催和甚急，我实在怕得不是，所以才这样办的。现有巴大人谕帖、阿古拉信字为据。[27]

乾隆皇帝早已风闻西藏地方当局有议和的倾向，他坚决反对这种丧权辱国之举，也反对西藏的任何人未经授权与外国交涉。他说：“若在藏众喇嘛均可与外夷部落私相往来，尚复成何事体耶！即和息一事，亦必须倚仗兵威，使贼震怖，方可永远宁谧。如以心存懦怯，辄往议和，转为贼人所轻，安能保其不复滋事？”[28]乾隆帝担心西藏地方官员、喇嘛有畏怯妥协心理，他却没有想到自己派出的大臣、将领们也是同样心理，成为这次糊涂谈判、草草议和的幕后支持者、促成者。

六、战争结束和善后事宜

赔款议和已成定局。第一次廓尔喀之役未经交火即告结束。问题是如何向皇帝交代。皇皇上谕，反对议和，谁敢公然违抗？在这里再一次显示封建体制下的实际政治运作和表面文章有多么大的差距，明明是赔款议和却说成是威慑受降。好在喜马拉雅山区路途遥远，皇帝深居宫廷，真实情况难以传送进京。议和赎地在西藏尽人皆知，而北京宫廷里并不知晓。为了让皇帝相信议和的正当性，前线将领们隐瞒了谈判真情，并且歪曲了战争的性质和起因。他们只强调边境日常纠纷而闭口不言廓尔喀的掠夺行径，他们说由于西藏增加商税、拒用廓尔喀铜钱以及食盐中掺土，积成嫌怨，廓尔喀商人“苦累不堪”，曾写信向驻藏大臣呈诉，驻藏大臣置之不理，遂兴兵起衅。这样一来，害人的廓尔喀入侵者反倒成了受害者。由于含冤负屈，申诉无门，不得不诉诸武力，因此，它们的入侵行为值得同情，可以原谅。是非颠倒，莫此为甚！玩弄文字游戏的结果，可以扭曲这场战争的性质，私下赎地议和的情节被隐瞒，战争的真实原因被埋没，这就是官僚政治拿手的“瞒天过海”的惯技。

乾隆帝本来的方针是要对入侵者痛加打击，“该将军等务宜乘贼尚未远飏，痛加歼戮，俾知畏惧，将所占聂拉木等地方，全行收复。再遵前旨，立定贸易疆界，并取具巴勒布甘结，以靖边隅”[29]。

但是，前线的情况出乎皇帝的意料，喜马拉雅山高峻险峭，大雪封冻，部队无法行动，清军停留在边境上劳师靡饷，株守无功，敌军已退往山南，不要说“痛加歼戮”，就是传递一次消息都很困难。延至开春雪化的阴历三月，巴忠派遣“总兵穆克登阿、张芝元及戴绷、第巴等往巴勒布传唤头目，但山路险峻，往返三千余里，约须一月方回”[30]。打仗已不可能，亦无必要，乾隆帝的战略方针落了空，不得不同意前线将领撤兵的意见，“万一军粮不济，或兵丁等不耐寒冷，不服水土，致多损伤，转属于事无益……倘积雪未消，我兵既不能前往，巴勒布头目亦不能前来。鄂辉等不必固执前旨，不敢撤兵。朕反复思之，此时竟以暂行撤回为是”[31]。

皇帝既已批准撤兵，前线的议和从地下转为公开，巴忠、鄂辉派守备严廷良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六月初十日前往廓尔喀首都阳布（今加德满都）与其王拉特纳巴都尔、王叔巴都尔萨野会见。据说，廓尔喀国王跪听晓谕，甚为恭敬悦服，声称“感恩畏罪，从此断不敢再行滋事”，并遣22名使者，携带贡品11种，包括珊瑚、蜜蜡、金丝纱缎、千里镜、洋枪、洋刀、香料、药材等，前往北京进贡朝觐。这场列名于“十全武功”之内的巴勒布战役就此结束，战争的发生很突然，战争的结果更离奇。清军万里出征，大张旗鼓，动用了大批军队，跋涉于高山积雪之地，却未曾与敌军接触，没有交火，没有战斗。对于这场草草收场的战争，乾隆皇帝也放心不下，他虽然下达了撤军的谕旨，但为未能“惩戒”巴勒布感到不满，责备鄂辉、成德：

该将军等领兵巳至济咙，即当乘机鼓勇，深入彼疆，俾伊等慑服，以彰声势，乃计不出此，只坐守以待头目来营为受降之计。看来鄂辉等不惟福分浅薄，亦识量偏小矣！现在兵既撤回，朕亦不好黩武。况今天下幅帧广远，即得此巴勒布区区部落，亦复何增毫末。但藏内唐古忒人众，素性懦怯，去岁因巴勒布一至，即望风退遁，以致济咙等处被掠。今鄂辉虽据该头目立誓设盟，永不敢再行犯境，而夷性狡诈，反复无常，考诸史册，于立盟后随即改言起事者，亦复不少，巴勒布之盟，又足深恃耶？总之此次既费我兵力，若不计出万全，使巴勒布永远不敢再至，立定规条。将来大兵一撤，或一二年后，该番等又来侵犯，岂彼时复于内地，纷纷派兵前往征剿乎！鄂辉等与巴勒布头目番众勘定疆界，取具盟书，断不可草草了事！[32]

看来乾隆帝的担心并非多余，西藏的边境战争并未真正解决。巴忠等赔款赎地，买来暂时的和平，这笔钱由西藏地方政府支出，瞒着清朝中央。巴忠等奏定善后事宜19条，其主要内容为：在后藏札什伦布驻满兵150人，在胁噶尔、拉子等边境地区驻藏兵200人，加强操练，建仓屯粮，以为防御；驻藏大臣每年亲历后藏巡查；为了纠正藏官们的腐败勒索，今后噶布伦、戴绷以及重要第巴的任命，须由驻藏大臣督同拣选，商之达赖喇嘛；还有为了安抚巴勒布，酌减边境贸易之税项，保证销售食盐之质量；等等。

第一次廓尔喀战争的硝烟熄灭了，但是起衅的缘由被歪曲，双方对战争结局的理解迥然不同。清廷认为巴勒布畏威乞降，而巴勒布人认为清廷纳银赎地。双方都认为自己是战争的胜利者。一场边境战争就这样糊涂了结，矛盾被掩盖起来，犹如定时炸弹上的雷管并未拆除，到时候仍然会再度爆炸。

注释

[*]原载《清史研究》，1994年第3期。

[2]《清实录》，乾隆五十三年六月。

[3]《宫中档》，2727箱232包58034号，乾隆五十四年八月初十日，巴忠奏。

[4]周蔼联：《西藏纪游》卷二。

[5]《巴勒布纪略》卷一三，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一日，巴忠奏。

[6]《廓尔喀档》，乾隆五十七年十、十一月份，丹津班珠乐供词。

[7]《宫中档》2727箱229包57224号，乾隆五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鄂辉、成德、巴忠奏。

[8]柏尔：《西藏之过去与现在》，宫廷璋译，150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9]《清史稿》卷五二五，列传，藩部八。

[10]《巴勒布纪略》卷一，乾隆五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庆林、雅满泰奏。

[11]《巴勒布纪略》卷三，乾隆五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庆林奏。

[12]同上书，卷六，乾隆五十三年九月十一日，庆林奏。

[13]同上书，卷一三，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三日，上谕。

[14]同上书，卷五，乾隆五十三年九月九日，上谕。

[15]《巴勒布纪略》卷一六，乾隆五十四年正月十二日，鄂辉、成德奏。

[16]同上书，卷一八，乾隆五十四年四月初七日，鄂辉、成德奏。

[17]《巴勒布纪略》卷二○，乾隆五十四年闰五月十八日，巴忠奏。

[18]同上书，卷二，乾隆五十三年，八月初三日，庆林、雅满泰奏。

[19]《巴勒布纪略》卷六，乾隆五十三年九月十一日，上谕。

[20]同上书，卷九，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初四日，上谕。

[21]同上书，卷一二，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上谕。

[22]《巴勒布纪略》卷一○，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初十日，上谕。

[23]同上书，卷六，乾隆五十三年九月十二日，上谕。

[24]同上书，卷首。

[25]《巴勒布纪略》卷一一，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十八日，成德奏。

[26]同上书，卷一八，乾隆五十四年四月初七日，鄂辉、成德奏。

[27]《巴勒布纪略》卷三八，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初九日，福康安、海兰察奏。

[28]同上书，卷一○，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初六日，上谕。

[29]《巴勒布纪略》卷一三，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初四日，上谕。

[30]同上书，卷一九，乾隆五十四年五月初二日，巴忠奏。

[31]同上书，卷一八，乾隆五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上谕。

[32]《巴勒布纪略》卷二一，乾隆五十四年六月初二日，上谕。

论福康安[*]

福康安，字瑶林，满洲镶黄旗人，出于名门富察氏。父傅恒，官居大学士，任首席军机大臣20多年，是乾隆朝前期最有权势的大臣。祖李荣保，察哈尔总管。曾祖米思翰，康熙时为议政大臣、户部尚书，力主撤三藩。福康安的姑母是乾隆帝嫡妻孝贤皇后，福康安是皇帝的内侄，椒房近亲，一门贵盛。长兄福灵安，多罗额驸，云南永北镇总兵，病死于征缅之役。二兄福隆安，和硕额驸，尚乾隆女和嘉公主，理藩院尚书，一等忠勇公。弟福长安，户部尚书，封侯爵，后因党附和珅，得罪下狱，革爵贬官。宗族中出任高官的很多。伯父傅清，为驻藏大臣，在珠尔默特叛乱中被杀，追赠一等伯。堂兄明瑞与明亮是当时名将，明瑞为征缅军统帅，授将军，孤军深入，后路被切断，战死于缅甸。明亮为多罗额驸，乾隆中从军直至嘉庆时，久历戎行，身经百战，为著名宿将，封襄勇侯。福康安本人更是乾隆朝最重要的将军，戎马一生，征战频繁，功勋显赫，生封贝子，死后追赠嘉勇郡王。有清一代，除清初吴三桂等以及蒙古领袖得膺王爵封号外，异姓封王者仅福康安一人。在福康安率军入西藏，驱逐廓尔喀入侵军时，乾隆本意要给予王爵封衔，因富察氏一门贵盛，故作裁抑，乾隆上谕中说：

前代功臣，原有身非宗室晋封王爵之例，朕本拟俟红旗递到，加封王爵，以昭异数。今因廓尔喀畏罪投诚，福康安遂传旨受降，班师蒇事。是以止将福康安赏给世职，不克付朕初愿。然由今思之，似此受降蒇功，未始非上天嘉佑我君臣之意。盖福康安系孝贤皇后之侄，大学士傅恒之子，如果得成巨功，或可晋封王爵，在朕只以勋劳甚大，用示酬庸，而天下无识之徒，或谬议朕厚于后族，破格施恩，传之后世，亦且以为口实，几与汉唐之宠任外戚者无异，朕将何以自解？而福康安父子兄弟，多登显秩，福康安又荷王封，富察氏一门太盛，于伊家亦属无益。[2]

像福康安这样的重要人物，官书中对他的生年竟惘然失记，而私家记述又不一致。余金《熙朝新语》所说比较可信，余金说：福康安“年十九，以头等侍卫统兵随定西将军温福征大金川”。按福康安赴大金川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以此推算，他当生于乾隆十九年（1754）。《清朝野史大观》卷六《福郡王之薨》称其“本命属戌”。按乾隆十九年为甲戌年，正相符合，可作其生年之佐证。他死于嘉庆元年，年仅四十二岁，所以乾隆痛惜他死得太早，“年力富强，正资倚毗”。另据舒坤批《随园诗话》，称福康安十八岁即为四川总督，按福康安任川督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如此推算，福康安当生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其初次从军金川，年仅十岁，这样幼小的孩子在前线领兵打仗是不可能的，舒坤之说不可信。

乾隆朝的文治武功，在有清一代，极为隆盛。而福康安是当时叱咤风云的大将。乾隆的“十全武功”，他参与其中的三次：征金川（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一年，1773—1776），征林爽文（乾隆五十二年至五十三年，1787—1788），征廓尔喀（乾隆五十六年至五十七年，1791—1792）。此外，他又参与镇压甘肃石峰堡回民起义（乾隆四十九年，1784），镇压湘黔苗民起义（乾隆六十年至嘉庆元年，1794—1796）。这五次打战役中，征林爽文、征廓尔喀、征苗，均由福康安出任统帅。他曾担任吉林将军、盛京将军、成都将军以及四川总督、陕甘总督、云贵总督、闽浙总督、两广总督、武英殿大学士。他一生奔波劳碌，足迹遍及全国各地以及边疆、海疆。他曾渡海赴台湾作战；隆冬入西藏，翻越喜马拉雅山；因事至新疆阿克苏、喀什噶尔查办叛乱事件；又在甘肃、金川、苗疆等深山密林中长期作战。跋涉山川，劳苦功高，三次被图画紫光阁功臣像。乾隆皇帝对他十分宠信依赖。当福康安病殁于征苗军中时，乾隆作诗悼惜：“到处称名将，功成勇有谋。近期黄阁返，惊报大星流。自叹贤臣失，难禁悲泪收。深恩纵加赠，忠笃那能酬。”[3]

但是，福康安死后，政治风向变得对他颇为不利。带头起来指责他的正是新皇帝嘉庆，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新皇帝非常憎恶乾隆最宠任的和珅与福康安，和珅的结局，人所共知，被赐死、抄家，家破人亡。福康安虽然不像和珅那样下场凄凉，但他已死去多年，仍受谴责，要他对清朝军营中的腐败风气负责，嘉庆九年（1804）和十年（1805）的上谕中说：

自福康安屡次出师，始开滥赏之端，任性花费，毫无节制。于是地方承办之员，迎合备送，盈千累万，以及银牌绸缎，络绎供支，不过以赏兵为名，亦未必实惠尽逮戎行也……自福康安出师台湾等处，始有自行赏给官兵银两绸缎之事。尔时籍其声势，向各省任意需索，供其支用，假公济私，养家肥己，其后各军营习以为常。[4]

不仅追论罪责，而且罚及后裔，追究其子德麟在迎送福康安灵柩时勒索银4万余两，责令赔罚8万两。又因事将德麟的贝子爵位革去。此后舆论随风转向，对福康安的批评甚多，有的指责他平庸无能，纨绔成习，不过是靠了椒房之亲、裙带关系，才青云直上；有的说他的功绩完全是海兰察的，他只是依人成事，得膺王爵之封；有的甚至怀疑他是乾隆的私生子，所以特受宠任。至于记载他的骄横作风和奢侈生活，更是连篇累牍，渲染得淋漓尽致。有的说：福康安台湾战役后，凯旋过浙江，“自三衢方舟下严陵，江舟设重楼，陈百戏，中流鼓吹竞作，从官舟衔舳舻，并两岸疾下”[5]。有的说：“福瑶林用兵时，大军所过，地方官供给动逾数万。福既至，则笙歌一片，彻旦通宵……善歌昆曲，每驻节，辄手持鼓板，引吭高歌，虽前敌交绥，血肉横飞，而余音袅袅未绝也。”[6]

平心而论，福康安骄奢成习，生活奢侈，供应铺张，确是事实，甚至勒索地方，袒庇部属亦所不免，这是他的弱点，也是清中叶以后许多将帅的共同点。但从其成就的事业和个人的勤劳、才能来看，不失为18世纪将帅中的佼佼者，在中国军事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他的一生复杂而富有传奇性。人们指责他要对清朝武装力量的衰败负主要责任，当然，福康安作为最重要的统帅，军营中滥赏需索甚盛，福康安难辞其咎。但清朝军营贪污腐败之风是整个政治腐败的反映，并不是福康安一人所造成的。嘉庆常常指责福康安开军营滥赏之风，“仁宗既亲政，屡下诏戒诸将帅毋滥赏，必斥福康安”[7]。其实，滥赏之风有更深刻的根源，是武装力量衰落中的一种刺激和补救措施。早在福康安之前，此风已开。魏源说：“国朝武功之赏，至乾隆而始重……汉人封五等，无世袭例。至乾隆三十二年，始概予世袭罔替。盖承平久，则人习宴安，非此不足以振励戎行也。”[8]乾隆三十二年（1758），福康安还是个三四岁的小孩，而军营滥施封赏就已盛行了。

福康安参与了五次大的战争，四次都是镇压农民和少数民族，一次是为了保卫西藏，击退外国入侵军。凭借当时强大的军力和富盛的财力，他出师屡捷，所至必胜，但也历尽艰辛，胜利来之不易。他组织了在风涛中的渡海作战，参与了丛山密林中的攻碉战，指挥并亲自翻越喜马拉雅山，进行旷古未有的最艰苦的高山作战，在当时的物质条件和交通条件下，组织这些战役的艰难是显而易见的。福康安40多年短促的一生，都是在战斗环境中度过的，军书旁午，夙夜勤劳，才赢得了紫光阁图形、封王晋爵的最高颁赏。他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长年奔走跋涉，风尘仆仆，冲锋陷阵，刀光剑影，说他无功受禄、因人成事是不公正的。人们指出他的豪华奢纵，这是确有根据的，但也应该看到他杰出的军事才能和不畏艰险、勇于任事的精神，他是中国军事史上有所建树、值得称道的一位重要统帅。

在福康安参加的多次战争中，最重要的是乾隆五十七年（1792）的征讨廓尔喀之役。这次战争，翻越世界屋脊，行程最为险远，而且，它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廓尔喀是当时统治着今尼泊尔的一个部族，勇悍善战，且有英国支持，武器精利。廓尔喀垂涎西藏的财富，乾隆五十四年（1789）入侵西藏，清廷即曾派兵入藏，因路程遥远，尚未发生大的战斗，即议和了事。两年（1791）以后，廓尔喀军再次入侵，竟占领了班禅额尔德尼驻锡的日喀则，洗劫扎什伦布寺，将乾隆赐予六世班禅的大量珍宝财物抢掠一空。当时六世班禅逝世不久，驻藏大臣中竟有怯懦昏聩者，主张放弃拉萨，将达赖喇嘛移居青海。乾隆帝坚决驳斥此议，派福康安率兵入藏，进行了一场艰苦的行军和激烈的战斗，将入侵军驱逐出境。福康安深入廓尔喀境数百里，“经越艰险，冒雨步战，手足胼胝，用兵之难，为从来之未有”[9]。最后议和班师，成功地保证了西藏的安定和领土完整。当时廓尔喀背后有英国的支持，廓尔喀军入藏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对我西藏地区最早的侵略意图，因此廓尔喀战争后的第二年，英使马戛尔尼来到北京，对于领兵入藏的福康安颇为敌视，印象不佳。廓尔喀之役是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民继郑成功收复台湾，康熙进行雅克萨战争之后又一次和外国侵略者的斗争，是保卫祖国神圣领土的正义战争。福康安作为统帅，成功地组织了进军，胜利地完成了反击作战，驱逐了廓尔喀军，其历史功绩应予充分肯定。战后，福康安办理西藏善后事宜，改革达赖、班禅及其他活佛的继承制度，设立金奔巴瓶，转世灵童由抽签决定，减少了因继承而起的争端。又加强驻藏大臣的职权，增进内地和西藏的联系，改革西藏军政，加强其防御能力。福康安主持办理，其功自不可没。

福康安生活奢侈，但战场上却能披坚执锐，不是生长在绮罗丛中的懦夫。19岁从征金川，他亲临前线，冲锋陷阵，躬冒矢石，尚有早年八旗将士的遗风。在一次战斗中，金川兵“乘雪雾，潜登山，犯副将常禄保营。福康安闻枪声，急以兵援击贼退……福康安夜率兵八百，冒雨毁垣入，杀数贼，立毁碉”。在另一次配合海兰察作战时，福康安“疾驱众越过重壕，冒枪石与贼持，使不得他顾，我兵遂得尽破喇穆喇穆碉卡”[10]。福康安在金川3年多，一直在最前线作战，参加了攻打金川据点勒乌围与噶拉依的最激烈的苦战，战功卓著。战争结束后，封为三等嘉勇男，列名于前50功臣，御制赞曰：“代兄以往，继父而奋。矜许廑励，王臣之荩。登碉夺砦，那须蒙甲。嘉勇锡名，世传勋业。”他所得封爵和赞词是和3年战绩相联系的，并不是无功受禄。

在参加的所有战役中，福康安都是胜利的一方。这固然是由于当时清朝尚有强大的实力，而对手比较弱小，力量的对比决定了战争的结局，但和福康安的作用也有关系。他直接指挥的战役共有3 次，即镇压台湾林爽文和湘黔苗民、驱逐廓尔喀入侵，这几次战役都是先败后胜，起先清军作战均失利，在派遣福康安为统帅后，才扭转战局，反败为胜。如台湾之役，林爽文起义军在一年时间内屡次战胜，几乎占领了台湾全岛，清朝派往的将帅先后有黄仕简、郝壮猷、常青等，发兵不为不多，但被起义军打得龟缩在几个孤立的据点中，局势已完全失去了控制。福康安渡海赴台，立解诸罗之围，两个多月时间，瓦解了起义军，擒俘了林爽文。故乾隆非常称赞他的指挥才能，说“其经画周密，贤于施世骠、蓝廷珍远甚（指施、蓝两人康熙六十年渡海赴台湾，镇压朱一贵起义），不以福康安易常青之将军则成功必迟”[11]。又如征讨廓尔喀，在第一次廓尔喀战斗中，清廷派鄂辉、成德、巴忠率军入藏，但实际上未曾作战，仅仅用银钱换得了与廓尔喀入侵军的和议，敷衍了事，故不久廓尔喀再次入侵，这才改派福康安入藏，着实打了几次硬仗，越过喜马拉雅山，进入尼泊尔境内，赢得了此后西藏边界的长期安宁。再如，湘黔苗民起义，在福康安率军到达以前，苗民群起抗清，阖境鼎沸，也是福康安深入苗疆，逐步推进，激战一年半，才削弱了起义军的势力。尽管其中两次都是镇压国内人民的非正义战争，但从战争的胜负来看，福康安扭转败局，调度有方，不能不承认他有很高的指挥才能。

有人说，福康安是庸碌之才，他每次战斗都和能征善战的海兰察在一起，他只是因人成事，依靠海兰察才建立了卓越的战功。魏源就说过：“天生海兰察以成就福康安之功名。”从福康安一生的事迹、战功来看，说他是庸才，有欠公允。乾隆对福康安有“秉性忠纯，才猷敏练”的评价，前一句是指他忠于清朝、忠于皇帝的政治品质，后一句则指他作战、理政、治理的实际才能，应该说，乾隆的评价是比较恰当的。福康安依靠勇猛的海兰察，这是事实。海兰察功大而性傲，年资高于福康安，福康安从军金川，海兰察已是参赞大臣。福康安虽出自名门，皇帝近亲，但位卑资浅，还是个不到20岁的孩子，而辅佐海兰察作战，颇为得力。10余年后，在台湾作战，海兰察仍为参赞大臣而福康安则是全军的统帅，但福康安对海兰察以前辈相待，敬礼有加，趋拜下风，两人始终团结无间。海兰察作战极为出力，这正表明了福康安尊贤用能，不因位高而倨傲的大将风度。这一点还是乾隆皇帝看得透，有一次他询问大臣，福康安和另一统帅阿桂的才能相比何如？大臣说：“阿桂能指挥海兰察，福康安则极力周旋之，方得海兰察之力，以此不如阿桂。”乾隆说：“汝所言亦是。但阿桂出师西域，海兰察系末弁，夙感阿桂拂拭之恩，故愿效驱策。海为金川参赞，福康安尚系领队，一旦骤临其上，不能不谦谦自下，倚为干城。两人境地不同，福善周旋，是以平贼。”[12]这正是福康安作为统帅的优点所在。

福康安不但倚靠海兰察，还提拔、重用了一大批战将，如普尔普、台斐英阿、额勒登保、德楞泰、杨遇春以及明亮、奎林、鄂辉等人。在福康安的周围，团聚和形成了一个颇有战斗力的集体，才能建立功勋，所向克捷。18、19世纪之交的著名战将，大多出于福康安的麾下，这也表明了他对人才的重视和奖掖。

福康安家资富有，挥霍成性，但却不是一个只会享福的纨绔子弟。他作战时身先士卒，行军时不避艰苦，乾隆说他“素性勇往急公，能耐劳苦”[13]，这并非虚誉。入西藏作战，正当岁末，大雪封山，路途难行。朝廷限令他40天到达西藏。为了行程迅速，福康安选择了从青海入藏，这条路线较近捷而条件极为恶劣。“青海口外，俱系草地，时值隆冬，冰雪甚大，炊爨维艰，牧饲缺乏”[14]，福康安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十二月初一日从西宁出发，翌年（1792）正月初二到达青藏边界，正月二十日到达拉萨。隆冬季节，由此路入藏，即使在今天的交通条件下也是十分艰难危险的，而福康安轻骑简从，在冰雪中跋涉，有时马不能行，只能与士卒一起步行，走过这段艰难的路程，这足以说明福康安绝不是只知享福行乐的纨绔子弟。乾隆御制诗章以表扬这次行军：“然以隆冬行，草枯雪过膝，未免跋涉艰，兼之山气逼。先是有烦言，胥恐行难必，予亦为之虑，率勿安晨夕，将军（指福康安）持志坚，辛苦所弗恤。”[15]在西藏高原的战斗十分艰苦，许多人因高山反应和水土不服而病死，海兰察得病回北京，不久死亡，高级将吏如驻藏大臣舒濂、参赞大臣奎林（福康安之堂兄）、乾清门头等侍卫哲森保、总兵张芝元等均病死西藏。福康安自己也“感寒触瘴，旧病顿发”，回程时病倒巴塘多日。又如在湘西和贵州进攻苗民，“该管深林密箐，路径险阻，大半步行，兼以雾雨连绵，气候蒸热”[16]，“福康安、和琳（和珅之弟，与福康安同在军中）不分昼夜，攀涉险阻于峻岭之间，绕道进取，往来跋涉不下二三百里之遥，备尝劳勚，几于不忍披阅”[17]。福康安在征苗军中度过了一年半，终因劳累过度，原来很健壮的身体垮了下来，一病不起，苗民尚未完全镇压下去，他与和琳相继病死于军营中。

福康安不但有军事才能，也有政治见识和办事能力，乾隆帝说他“平日办事细致，于属员贤否亦能留心察看而眼力不平常”[18]。台湾和西藏的战争结束后，他主持办理善后事宜，拟订章程，恢复秩序，发展生产，巩固防务，建造城垣，对于海疆和边疆的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他在云贵总督任内，整顿铜矿事务，极为尽力，使滇铜产量增加，运道畅通，源源不断地供应鼓铸，因而交部议叙，受到嘉奖。乾隆帝以福康安为办事干练的榜样，高兴地说：“可见督抚等于地方公事，尽一分心力即有一分功效。”[19]

人们往往把福康安与和珅相提并论，指为乾隆后期一武一文两个佞臣，甚至说他们二人勾结，朋比为奸，败坏朝政，这种说法也有欠公正。福康安虽与和珅一样得到乾隆的宠信，但福康安劳苦功高，战绩显赫，与和珅一味以谄媚得宠是不同的。福康安的弟弟福长安确与和珅勾结，和珅赐死，清廷对其党羽的处理比较宽大，唯福长安下狱、夺爵、抄家。但福康安和福长安不是一回事，福康安不但没有党附和珅，两人还存在一定的矛盾。轰动一时的李天培案件即透露了和珅与福康安矛盾的信息。李天培是湖北按察使，因私运木植1 900根，被劾革职，充军伊犁，查出其中有福康安的木植800根，福康安也因此得罪，革职留任，罚总督养廉银3年、公俸10年。而告发此案的正是和珅的弟弟，当时任巡漕御史的和琳。这是和珅对福康安的一次公开打击。和珅深知福康安受帝信任，恐怕动摇了自己的地位，千方百计找福康安的岔子，并令福康安长期出差或外任，不让他留在皇帝的身边。福康安率军进西藏，“时青草未茂，马皆瘠疲，粮饷屡绝。运粮布政使受和珅指，欲绝其饷，以令其自毙。赖福康安行走疾速，于四旬至前藏”[20]。福康安之母病死，廷旨不让他回京祭葬，福康安竭力请求，谕旨才准他回京，但只能在郊外母柩安厝地祭奠，不许进北京城，不许至热河觐见皇帝，这种违反常理、不近人情的命令，恐怕也出于和珅的意志，可见两人矛盾之深。福康安与和珅的弟弟和琳一起入藏，一起攻番，和琳事事进行牵制。后来，嘉庆皇帝的谕旨中说，“和琳同福康安剿办湖南番匪，亦因和琳从中掣肘，以致福康安及身未能办竣”[21]，可见福康安并未勾结趋附和珅。

总之，作为乾隆朝重要历史人物的福康安，虽有骄横、婪索、挥霍的坏作风，但南征北战，戎马一生，驰骋疆场；尽管他多次镇压人民起义，但入藏之役，反击侵略，安定边疆，功绩甚大。他所参加的战争比前于他的兆惠、舒赫德、阿桂更频繁，比后于他的额勒登保、德楞泰、杨遇春更重要，他不失为中国军事史上的一位重要统帅。但他死后，由于新皇帝嘉庆对他的嫌恶，对他颇多指责，他的缺点被夸大渲染，他的功绩被淹没。时间已经过去200年了，时过境迁，这位曾经叱咤风云、显赫一时的统帅的名字几乎已被人忘掉了，但作为历史专业工作者，正好可以摒除一切成见和影响，客观而冷静地审视他的一生，对这位重要历史人物做出公正、恰当的评价。

注释

[*]原载《清史研究通讯》，1989年第3期。

[2]《清史列传》卷二六《福康安》。

[3]《御制诗余集》卷六《闻贝子大学士福康安在军营病故，诗志悼惜》。

[4]《清史列传》卷二六《福康安》。

[5]《国朝耆献类征》卷三四《福康安》。

[6]易家夔：《新世说·豪爽》。

[7]《清史稿》卷三三○《福康安》。

[8]魏源：《圣武记》附录卷一一《武事余记》。

[9]《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一○，乾隆五十七年八月。

[10]《清史列传》卷二六《福康安》。

[11]《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乾隆五十三年三月。

[12]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一一。

[13]《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九二，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

[14]同上书，卷一三九一，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

[15]《御制诗五集》卷七○《进剿廓尔喀兵行事宜，诗以志慰》。

[16]《清高宗实录》卷一四八六，乾隆六十年九月。

[17]同上书，卷一四八四，乾隆六十年八月。

[18]同上书，卷一三二八，乾隆五十四年五月。

[19]《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二六，乾隆四十六年三月，第3页。

[20]《国朝耆献类征》卷三四《福康安》。

[21]《清史列传》卷二九《和琳》。

福康安风雪援西藏[*]

乾隆五十六年（1791）十二月初一，有100多人从青海西宁出发，驰马急行，向西藏奔去。他们是什么人？有什么紧要事务？

这是乾隆帝为援救西藏派出的一支队伍，为首的是声名显赫的大将福康安，战功卓著，英名远扬。他是乾隆帝的内侄，时任两广总督，年37岁。

这是为抵抗廓尔喀入侵而奉命援藏的先头部队。从乾隆五十三（1788）年起，廓尔喀（即今尼泊尔）已两次侵略中国西藏，廓尔喀是喜马拉雅山南的一个小国，其民勇悍善战。当时它的大邻国印度已全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常雇用廓尔喀人作战，廓尔喀国王在英人的唆使和支持下觊觎西藏。它拥有英人供给的先进武器，两次侵藏，藏军大败，占领了包括班禅驻锡地日喀则在内的后藏地区。清廷的驻藏大臣保宁等畏葸怯懦，竟欲挟持达赖、班禅逃往青海，丢弃西藏。乾隆帝闻讯大怒，指责保宁“丧心病狂，一至于此”，决心发兵远征，收复后藏。他说：“卫藏为历辈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驻锡之所。康熙、雍正年间两次用兵，俾得安辑。予临御后复加振兴，岂因小丑频年侵扰，即可置之不顾。且此时不痛加惩创，安知贼匪占据后藏之后，不浸寻以次蚕食前藏。”[2]

在当时交通极不方便的条件下，大军进藏，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行军、运粮、沿途设置台站，事务繁杂。乾隆五十六年（1791），经长途跋涉，内地已有几千官兵入藏，但却没有一位称职的统帅。前线士兵无人指挥，队伍散乱，战斗不力，不能收复失地，乾隆帝心急如焚，只得从广西调福康安回京，面授机宜，派往西藏，统一指挥战争。福康安率领1 000名索伦、达呼儿兵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十一月离京赴藏。

摆在面前的难题是：前线军情紧急，无人指挥，福康安怎样在隆冬季节尽快进藏？而且乾隆帝下了死命令，必须在40天内或由成都、或由西宁到达拉萨。

当时的进藏路线有两条，一条从成都经打箭炉、巴塘、理塘入藏，一条从青海西宁南行入藏（即今青藏铁路所经）。前一条路较平坦，但有5 000余里，后一条路仅4 000余里，但据报“青海大道，并无人烟，山路极多，又无林木，冰雪甚大。兼之蒙古住牧遥远，缺乏马草，难以趱行”[3]。乾隆帝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担心。下谕说：“若青海一路实有难行之势，由福康安等熟筹，当即改道由四川赴藏，不可勉强。”[4]但福康安为了实现乾隆帝速赴西藏、收复领土的谕旨，仍然选择了路程较短而困难甚多的由青海入藏的路线。

福康安挑选精壮百余人，亲自率领从青海西宁南行，开始了隆冬季节赴援西藏的壮举。一行人等，骑马前进，每人以三马换乘，口粮锅帐、秣草料豆以至烧饭用的柴薪俱用骆驼运载，各项准备极为宽裕。行走数日，“地势渐高，山上厚存积雪，甚觉崎岖，并有川岚瘴气，早晚行走，每致头晕气喘”[5]。他们努力赶路，但求早日进藏。福康安在路上于十二月初九曾发一奏折往北京，此后，愈行愈远竟未发报。乾隆帝关念甚深，忧心忡忡。他在北京挂念行军中的将士，说：“然以隆冬行，草枯雪过膝，未免跋涉艰，兼之山气逼。先是有烦言，胥恐行难必，予亦为之虑，率无安晨夕。”[6]而福康安等一路披星戴月，每天寅初（约凌晨三点钟）启程，至戌刻（夜八点）驻歇，每天驻歇牧马仅七个小时，“一日所行道路，较之喇嘛番子人等行走两日路程，尚属有余”[7]。十二月十六日行至玛楚克，因携带物品太多，马匹疲乏，骆驼行走迟缓，索性精简物品，将所带柴薪减去，骆驼全部留作后队，以便轻装速行。十二月二十四日，过黄河、长江的发源地星宿海，“数百里内，溪涧交错，泉水甚多，冬令处处凝冰，远近高下，竟无路途。且该处多系沟磡沙滩，乱石纵横，与冰坎相间层积，马足倾滑行走维艰”。二十八日，过巴颜喀拉山，“地势极高，瘴气最大……人行寸步即喘，头目眩晕，肌肤浮肿，冬间冷瘴，较之夏间尤甚”[8]。其行进道路大体上是沿着今天的青藏铁路。路上，福康安先因受寒得病，后又感染瘴疠，困顿疲乏，因而在木鲁乌苏河停歇两天。乾隆五十七年（1792）正月初二日到达多伦巴图尔，该地已为西藏界，达赖派员携带牛羊食物在此迎候。但进入藏界，道路依然难行，连遇风雪，气候更冷，一路无柴草可烧，唯捡拾牛马粪便作炊，马匹疲乏，倒毙累累，幸拉萨又遣人迎接，方得换马前进。一过喀拉乌苏，地势稍平，气候转暖，兼程疾走，正月二十日到达拉萨，共计50天行走4 000余里，已超过乾隆帝到达拉萨的限期10天。这次赴西藏冒雪冲寒，长途跋涉，为行军历史上所罕见。

此后，经过战斗，收复了聂拉木、济咙等后藏地区。为了驱赶侵藏的廓尔喀军，清军攀登号称“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山，展开进攻。廓尔喀军虽有英国供应的先进枪炮，仍抵挡不住清军的凌厉攻势，节节败退。清军翻越山脊，进抵山南，离廓尔喀都城阳布（今加德满都）仅数十里，其战斗详情不赘言。

清军虽战胜，也遭遇严重困难，气候寒冷，冰雪载途，山高路险，粮运不继，登山的8 000名清军因战、因病、因饿而大量死伤减员，仅余5 000人。

时间已到阴历八月，马上就要大雪封山，如果战争拖延下去，封山之后，山路不通，粮食不能运过来，军队也不能撤回去，势将坐以待毙。好在福康安离京时，乾隆帝嘱咐他，此战意在收复后藏，并警戒敌人，不求割占廓尔喀土地，福康安遂与廓尔喀国王议和。约定：今后不得犯边，并归还从中国后藏抢掳的金银财物和御赐班禅六世的金册，廓尔喀派遣大臣到北京进贡驯象、番马、孔雀、毡绒及乐工13人。福康安遂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八月二十一日率大军回国。此后200多年，两国边界安宁，和好无事。

注释

[*]原载《清代人物研究》，北京，故宫出版社，2013。

[2]《御制诗五集》卷七十《悉故》。

[3][4]《钦定廓尔喀纪略》卷八。

[5]同上书，卷九。

[6]《御制诗五集》《奎舒奏报进剿廓尔喀兵行事宜诗以志慰》。

[7]《钦定廓尔喀纪略》卷十三。

[8]《钦定廓尔喀纪略》卷十八。

我国最多产的一位诗人——乾隆帝[*]

乾隆帝（爱新觉罗·弘历）是清朝的第六个皇帝。他活到88 岁，是历代帝王中活得最长的。实际统治中国63年多（当皇帝60 年，当太上皇3年），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个关键性的历史人物。他的年号，家喻户晓，众所周知。对他有各种各样的议论、评价、传说。人们知道有关他的许多事情，比如“十全武功”，《四库全书》，“六下江南”，还有和香妃的艳史，跟海宁陈家的关系，晚年对和珅的宠信等等，有的是事实，有的则是捕风捉影的传闻。总之，他是一个被人谈论很多、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但是，有一点却很少有人提起，就是乾隆帝一生喜爱读诗，喜爱写诗，是中国诗史上创作最宏富的多产诗人。

乾隆的御制诗集共5集，434卷，收诗41 800首。这是在位60年间所写的，平均每天要写两首诗。所谓“五集篇成四万奇，自嫌点笔过多词”[2]。此外，在他即位以前，当皇子的时候，有《乐善堂全集》；在他退位以后，当了太上皇，有《御制诗余集》。这些还在41 800首以外。其诗作之多，有史以来，首屈一指，无人可望其项背。就拿康熙年间编印的《全唐诗》来说，搜罗宏富，洋洋大观，共900卷，收集唐代300年中2 200多位诗人的作品，也才只有4. 8万余首。乾隆帝一个人的诗作，篇幅上竟可与遗留下的全部唐诗相比拟，其数量之多，创作之勤，实可令人惊愕。

写诗是乾隆一生的嗜好，他无日不在咿呀吟哦之中。在大内、御园居住办公也好，到江南、塞北巡幸围猎也好，有时军书旁午、公务繁忙，有时四方无事、政清刑简，可他始终保持写诗的习惯，留下大量诗篇。他自己说，“平生结习最于诗”[3]，“笑予结习未忘诗”[4]。又说：“几务之暇，无他可娱，往往作为诗、古文、赋。文赋不过数十篇，诗则托兴寄情，朝吟夕讽。其间天时农事之宜，莅朝将事之典，以及时巡所至，山川名胜，风土淳漓，莫不形诸咏歌，纪其梗概。”[5]

诗是文艺作品，写得多不一定写得好。乾隆的诗，水平怎样？自然，他的大臣们对皇帝的作品大加赞誉，竭力恭维，什么“金声玉振，函盖古今”，什么“神龙行空，瞬息万里”，这类过分吹捧的话是不能相信的。乾隆对自己的诗，有两个字的评价，即“拙速”。“拙速吾犹惯”[6]，“拙速由来我所能”[7]，这多少反映了他写诗的特点。他写诗很快，不拘格律，不事雕饰，信口拈来，便成篇什。有些诗还比较清新自然，但总的来说格调不高，佳作不多。

乾隆主张诗以言志，贵有内容，标榜“清真雅正”的诗风。不主张立异猎奇，不使用绮辞丽句，“志言要归正，丽句却须删”[8]，“触兴便拈吟，绮丽非所羨”[9]。他对杜甫十分倾倒，“葩经到此千余载，只爱杜陵菽粟文”[10]，“我读杜诗亦已屡，每一开编兴会殊”[11]。他特别反对宫体诗、香艳诗，诗风和前代帝王陈后主、隋炀帝、李后主、宋徽宗迥异。不少人误以为乾隆是个风流天子，一定会写些缠绵悱恻、儿女情长的诗句，而实际上，他的诗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正襟危坐的道学气味，绝没有儿女情、脂粉气。在他写的那么多的诗中，没有美女宠妃的形象，也没有轻歌曼舞的场面，甚至诗中从来不用“酒”字。他说：“予向来吟咏，不为风云月露之辞，每有关政典之大者，必有诗记事，即游艺拈毫，亦必于小中见大，订讹析义，方之杜陵诗史，意有取焉。”[12]

由于乾隆要“小中见大”，想在诗中说点大道理，又总想表现自己的“勤政爱民”“文治武功”，因此他的诗矫揉、自诩和说教的味道很浓厚，不能不落入诗的下乘。再加上写诗太多，出手太滥，不加锤炼推敲，所谓“岂必练研求警句，兴之所至笔因拈”[13]，诗味不足。许多应兴即景的诗，信手涂鸦，千篇一律，味同嚼蜡。有些诗还要遵照程式旧例，譬如每年的元旦、上元、冬至、除夕，都要按例写诗，诗的体裁、字数是预先规定好的，“每岁元旦及试笔诗，皆七言，除夕诗皆五言，数十年来，遂成常例”[14]。这类诗，谈不上什么真性情、真胸臆的抒写。还有一些诗，要凑成五言、七言，任意减字、增字，如“土尔扈特”减一字，成“土尔扈”，“札什伦布”加一字，成“札什焕伦布”。这种杜撰的词汇和生硬的用句，比比皆是。有时字句省略太多，上下不相连贯，意义晦涩不明。例如，乾隆四十一年（1776），他在巡幸途中，接到北京下雨的报告，咏诗一首：

阁报例应隔日至，均称二寸雨欣滋。

然斯乃谓十八彼，料彼未知旬九斯。

这首诗，不但没有诗味，而且意义费解，不知所云。幸亏乾隆的许多诗，附有很长的注文，以详叙事实，说明诗意。看了注文，才知道原来乾隆在巡幸中，照例两天一次收到北京送来的阁报。阁报中说北京下了两寸雨，他感到很欣慰。可是又接到直隶的报告，说易州在十九日下雨四寸，易州和北京下的雨量不一样。北京所报是十八日的情形，大约还不知道十九日的情形吧！这里省略了下雨两寸和四寸的差别，省略了直隶奏报，省略了两地雨量的比较，只剩下十八日和十九日，如果不看诗注，怎么也弄不清诗的意思是什么。

乾隆写诗很快，有时每天可写诗十几首。例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他乘船去昆明湖，不到一个小时就写了八首诗，“舟行十里诗八首，却未曾消四刻时”[15]。又如，乾隆四十九年（1784），他去香山游览，“自十一日驻跸香山，五日得诗凡六十七首”[16]。他自述写诗迅捷的体会，“放舟揽景，俄顷之间，得诗数首，非欲与文士争长，正以理精辞熟，自觉有水到渠成乐趣”[17]。事实上，乾隆的好胜心很强，常常因自己“诗才敏捷”而流露出沾沾自喜的心情。和珅就很会投其所好，大拍乾隆的马屁，“皇上几余吟咏，分章叠韵，精义纷纶，立成顷刻，真如万斛泉源，随地涌出。昔人击钵催诗，夸为神速，何曾有日咏十余，韵至十叠者”[18]。

乾隆写诗，也有写得少的时候，一是即位之初，孜孜求治，致力于政务，怕写诗会分散自己的精力，故诗作极少。乾隆元年（1736）他写的诗里说：“有忧怀批奏牍，那余逸兴赋诗篇。”[19]从乾隆元年到乾隆四年（1739），每年只有几十首诗，以后逐渐增多，乾隆十年（1745）以后，每年写诗均达数百篇。二是他的诗兴，也有季节性，春季诗兴最浓，诗作最多，夏秋次之，到了冬天，好像文学灵感也要冬眠似的，很少写诗。冬至以后，几乎搁笔。三是在忧伤烦闷的时候，写诗的雅兴随之衰退。乾隆四十二年（1777），他的母亲孝圣皇太后逝世，他十分悲痛，这年的诗作明显锐减。又如，他当太上皇以后，白莲教起义声势浩大，他焦虑不安，说“迩来心绪懒吟兴”，“近因盼望捷报，心绪焦劳，吟兴为之稍减”[20]。但总的来说，他的诗兴一直是很高的，创作活动也长久旺盛而不衰。

乾隆作为至尊的天子，不屑与文人墨客为伍，可为了写诗，也要找几个诗友联句唱和。他的两个弟弟和亲王弘昼、果亲王弘曕，常陪他吟诗。“上即位后，优待和、果二王，每陪膳侍宴，赋诗饮酒，殆无虚日。”[21]乾隆早年对著名诗人沈德潜最为倾倒，说“德潜早以诗鸣，非时辈所能及。余耳其名已久。频年与之论诗，名实信相副”[22]。还有钱陈群也常与乾隆唱和，“陈群深于诗学，书法亦苍老。家居以后，每岁录寄御制诗百余篇，命之和，陈群既和韵，并写册页以进”[23]。还有一些新进小臣，陪着皇帝写诗，颇得皇帝欢心，如张南华（鹏翀）就是一个。“上天纵多能，鹏翀诗才敏捷，每日宣召至再至三。词馆诸臣，艳称奇遇。”[24]

乾隆诗作所以很多的原因之一，是有些诗不是他亲自写的，而由臣下代笔。有时候，兴之所至，口吟一二句，尚未完篇，便令侍监抄录，由词臣续成。也有的诗，臣下代笔后，经乾隆改定，或乾隆自己写的诗，交臣下修改。曾在军机处当过章京的著名诗人、历史学家赵翼就曾为皇帝捉刀撰文，赵翼说：“寻常碑记之类，亦有命汪文端（汪由敦，军机大臣）具草者。文端以嘱余，余悉意结构，既成，文端又斟酌尽善。及进呈，御笔删改，往往有十数语只用一二语易之，转觉爽劲者，非亲见斧削之迹，不知圣学之真不可及也。”[25]赵翼说的是代写文章，写诗大概也有类似的情形，特别是逢年过节的应酬例作，不见得是皇帝的手笔。沈德潜死后，在徐述夔的文字狱案中受到牵连，被夺官爵、仆墓碑。据传，沈得罪的原因之一就是曾替乾隆写诗，而又把这些诗收进了自己的诗集，“迨归愚（沈德潜）疫殁，上命搜其遗诗读之，则己平时所乞捉刀者咸录焉，心窃恶之”[26]。对于封建时代的皇帝来说，并没有像现代知识分子那样的著作权观念，朝廷养活一批学士词臣，他们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给皇帝草写谕旨诏诰以及诗赋文章。在学士词臣们看来，这是莫大的荣耀，皇帝也把别人代写的作品心安理得地视作自己的作品。不过，乾隆倒在事前做了声明，并不讳言请人捉刀。他当皇帝的初年，在《乐善堂全集》的序文中说：“自今以后，虽有所著作，或出词臣之手，真赝各半。且朕亦不欲与文人学士争巧，以贻后世之讥。”[27]

平心而论，乾隆的诗，历史的价值大大超过艺术价值。乾隆在位的时间长，亲理政事，“朕临御四十三年，事无巨细，必躬必亲”[28]。他的诗都是在政务之暇，纪事抒情而作。有的叙述某件史事，有的表现某些制度、政策，有的记录自己的行踪游迹，有的反映自己的思想观点与喜愠心情。而且许多诗附有详细的诗注或序文，或胪陈史实，或解释典故，或说明诗意。他的大量诗作，详细、具体而又形象地记录了一生的政治活动和思想感情，乾隆也把自己的诗看作生平的历史记录，所以说：“拈吟终日不涉景，七字聊当注起居。”[29]他的篇幅浩瀚的诗集是研究当时历史和乾隆其人的绝好的史料，可供历史学家发掘、钻研和利用。

乾隆不像历史上大多数封建皇帝那样，深居高拱，不问外事，与世隔绝。他常年在外走动，江南塞北、盛京五台、东陵西陵、泰山嵩山，到处游历山川名胜，调查风俗民情，询问农事耕作，筹议河工水利，亲行围猎骑射，观察官方士习。他不仅接触了很多贵族官僚，也在一定程度上接触了普通老百姓，“常山翠华初驻旃，老幼瞻依夹道填”[30]，“野老扶儿望六飞，停鞭问处话依依”[31]，“老幼黎民日日添，马前舆后任翘瞻”[32]。这是他诗中描写的皇帝出巡、群众围观的热烈场面。老百姓万人空巷，迎銮接驾，堵塞了街道，踩踏了农田，有时候，乾隆还和他们交谈问话。以这种方式接触群众、了解民情自然是很有限的，但处在那个时代，以乾隆那样的身份，不可能再超出这样的范围。由于他还知道一点下情民瘼，所以写出了一些颇有思想内容的好诗。如乾隆七年（1742），他在去易州西陵的途中，遇见一位从山东逃荒来的老人，孑然一身，无妻儿家室，佣佃度日，贫病交加。乾隆听了他的悲惨遭遇，写了如下的诗：

我闻凄然悲，所悲非野父。

曾记周诗云，君子民父母。

教养违其方，黎民失怙恃。

命医施针砭，或可离痛楚。

白金稠其窘，屋居免露处。

固知煦妪仁，所愧泽未薄。[33]

同年，他去遵化东陵的路上，又遇见一位贫穷老农，在交纳了赋税地租之后，已罄无所有，不能维持生活。他写诗道：

路旁一农父，倚杖愁默默。

……

租吏下乡来，款接完赋额。

吏去业主来，逋欠坐求责。

吾农三时劳，曾无一日适。

我闻凄然悲，执政无良划。

罔民焉可为，恒产究安则。

翁其善保躯，展转增叹息。[34]

乾隆二十七年（1762），南巡至浙江，他目睹了盐工灶户的辛勤劳动，体会到盐商对盐工的剥削，他写诗道：

苇庐灶户日煎盐，辛苦蝇头觅润沾。

嘘胼胝耐燥湿，厚资原是富商兼。[35]

当然，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乾隆，他的思想、愿望、政策、行动都要全力维护封建阶级的利益，像这类咏叹民间疾苦的诗章只占很少数。但他毕竟了解到一点群众的艰辛生活，劳动人民水深火热的处境曾拨动过他的心弦，他写过这样一首诗：

老农炙背耘田苗，汗湿田土如流膏。

广庭挥扇犹嫌暑，彼何为兮独不苦。

独不苦兮无奈何，未见应比见者多。

农兮农兮良苦辛，惭愧身为玉食人。[36]

一个封建皇帝，能写出这样的诗句，就算难能可贵的了。

乾隆所写另一类重要的诗是有关战争的诗，对历史研究很有价值。乾隆朝有“十全武功”（两征准噶尔、两征金川、两征廓尔喀以及征回疆、台湾、缅甸、安南之役），还有不计入“十全武功”的多次战争（乌什、王伦、苏四十三、田五、苗疆、川楚白莲教）。每一次军事行动都留下许多诗和诗注，相当完整地、详细地反映了战争的全过程和乾隆的决策、指挥。后来，曾把有关“十全武功”的诗文汇编为《御制诗文十全集》，共54卷，包括文11卷、44篇；诗42卷、1 520首。这些诗大多取材于前线的奏折军报，可与实录、方略、档案相印证，也有一些是听了从战场返回的将领侍卫们的口述，是文书中所没有的。诗中叙述了战争的起因、发展和战斗细节，透露了作战中的困难、失误，乾隆个人对战局的估计、判断以及随着战争的胜负或喜悦、或焦急的心情。例如，平定准噶尔的战争，时间拖得很长，局势屡变，时胜时败，前线将领不很得力，几次临阵易帅。乾隆在诗中自怨自艾：

西陲方荡平，卒未得休师。

勤远非初意，三年乃逮兹。

设能先执领，安用屡移棋。

事顺乏人干，乏人责在谁。[37]

又如，征缅甸之役，作战于炎暑瘴疠之地，屡遭挫折，劳师靡饷，损兵折将，乾隆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策：

一时思靖缅，讵曰非兵佳。

二字蹈轻敌，况复失徘徊。[38]

又如，在镇压甘肃回民起义时，起义军已被重重围困，断绝水源，势穷力竭，但仍英勇作战，宁死不降，使得乾隆很感惊讶，在诗中呼为“大奇事”：

贼首虽阵斩，余党十遗四。

乃竟弗出降，死守华林寺。

釜底困犹斗，延廿日弗溃。

邪教固人心，亦诚大奇事。

筑栅近逼之，火攻下策试。

纵拼命跳踉，围戮无噍类。[39]

再如平定金川以后，清政府为加强对该地的统治，撤销土司，改设流官，驻兵屯田，恢复农业生产，取得一定效果。乾隆的诗中反映了这一政策措施：

险疆费力始平之，不合仍将俾土司。

戍卒轮班拨近地，降番散处垦荒陂。

已看树艺欣作息，即寓屯耕相制维。

永敉蛮方靖兵火，由来万事在人为。[40]

山东王伦起义后二年，他路过临清，详询了战斗情形，亲历了战场，作长诗《临清歌》，原原本本地记述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乾隆晚年，传位给嘉庆，自己当了太上皇，而干戈迭起，湖南、贵州爆发了苗民起义，湖北、四川、河南、陕西爆发了白莲教起义，战火日益蔓延，难以遏制。乾隆晚年写的许多诗篇表现了惶惶不安的焦急心情：

忽忆捷章仍未到，片时那得获心宁。

湖北川东兵未消，执凶盼捷正无聊。[41]

外靖内安思昔咏，歼苗平楚致今忙。

依然书屋凭窗坐，惭愧人称太上皇。[42]

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二日，一生写了4万多首诗的最多产的诗人乾隆年已88岁，正在病中，写了最后一首诗，念念不忘前线军情，埋怨将士作战不力，盼望擒获义军领袖。诗中说：

三年师旅开，实数不应猜。

邪教轻由误，官军剿复该。

领兵数观望，残赤不胜灾。

执讯迅获丑，都同逆首来。[43]

这首诗的注文说：“现在已届新正，惟冀喜音迅递，将各路著名匪犯悉数生擒，接踵而至，即可计日蒇功，盼望尤为殷切。”过了两天，即嘉庆四年正月初四日乾隆逝世。嘉庆帝为太上皇诗集作跋写道：“己未正月二日，力疾成望捷之诗，孰意此章，竟为绝笔。”[44]这位文治武功赫赫不可一世的大皇帝，始终没有见到这场震撼清朝统治的农民起义的平息，他带着未了的心愿，饮恨而终。

乾隆写诗的另一重要题材是农业生产，这类篇章，数量之多，难以计算。

遍野青青秋麦萌，扶犁亦见有新耕。

斯吾第一关心处，岂是寻花问柳行。[45]

看耕端似胜看花，那觉鸣鞭十里遐。

吩咐长官恤民隐，乏籽种者不妨赊。[46]

这都是他在路上察看农情的诗作。封建的中国，以农立国。每年雨泽的调和、耕作的勤惰、收成的丰歉，直接影响着人民生活、财政盈亏和政治稳定。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乾隆，从长远的利益出发，对农事十分关切。为了重农劝耕，每年春天要祭社稷、耕耤田。又在中南海的丰泽园、圆明园的北远山庄开辟农田，试种作物，以验证农事。北海新建了蚕坛，清漪园旁立碑镌刻耕织图。各省都要向朝廷及时上报雨泽、收成、粮价。乾隆说：“朕于各省雪雨情形，民食攸关，无时不为缱念。偶或奏报少迟，当即驰旨询问，令该督抚据实复奏。凡有奏到之折，多有即为题什，以志慰幸者。”[47]正是“无刻弗因农系念，抚时惟觉岁关心”[48]。当春季天旱时，他常常带着皇子和大臣们跑到西北郊黑龙潭去求雨。他的诗中说：

较晴量雨九岁，较量每先穑夫早。

微缺雨即虑成旱，略连霖豫恐致潦。

初时犹弗觉太甚，年复一年首忽皓。[49]

有时久旱不雨，他诗篇中明显地表现出焦急不安的心情：

人穷反本呼天吁，旱甚因谁责己知。[50]

计穷力已竭，敢虔举大雩。

彻悬屏丝竹，减膳用菜蔬。

思过冀回天，返躬唯责吾。[51]

在他的一篇诗注中还说：“每日宫中在上帝及龙神各处拈香拜祷，几于坐卧不宁。”[52]

有时久旱逢雨，他又十分高兴，兴致勃勃地吟诗志喜：

弥月甘膏已觉稽，晚来云重雨凄凄。

通宵喜听波声注，诘晓才看霁色夷。

何处非民非赤子，即今惠我惠青齐。

京畿一带齐沾否，驿旅誊章此伫傒。[53]

昨朝几番雨而晴，四鼓檐前复注声。

已喜作泥跋山路，更思透壤报都京。

遥瞻云聚西南势，切望心驰滂沛情。

渐北田功渐加美，曰欣曰盼寸心萦。[54]

乾隆十二年（1747）春，他检阅近期内的诗作，发现其中很多是求雨写的诗。他说：“正月望雪，继望雨，二月十五以后雨而少慰。三月十五前后复望雨，下旬至四月初，雨足而大慰。四月十五后复少，望雨，十九日雨而复慰。凡此皆有诗，至今则又复望雨云。”[55]这类作品，充满在乾隆的诗集中，正是“壁多望雨盼晴什，复有忧霖盼霁诗”[56]，“晴久则盼雨，雨多则盼晴，农事关怀，无时可以自释”[57]。如果把他诗集中望雨盼晴的诗收集在一起，可以相当完整地显示出乾隆一朝晴霁阴雨、气候变迁的情况。

乾隆诗集中还有很多记述各地收成和赈灾救荒的诗篇。每年各省申报夏收、秋收的成数，他几乎都要写诗。如乾隆五十三年（1788），江苏和安徽奏报收成。他写诗说：

两江各报收成数，上乃七分下九分（上指安徽，下指江苏）。

近北因教潦水被，远南欣得稔秋闻。

界邻幸可通融济，转壑实无饥馑纷。

仍恐向隅有独叹，缓征谕吏抚绥勤。[58]

乾隆帝对赈济灾荒，态度很积极。他懂得：要使统治稳定，必须维持人民起码的衣食，“不饥自鲜盗，村村乐宁谧”[59]，一场严重的自然灾荒必定会带来社会动荡。所以，一有灾荒，他立即派遣官吏，发帑运粮，办理赈务，不稍吝惜。后人评论说“纯皇（即乾隆）忧勤稼穑，体恤苍黎，每岁分命大吏，报其水旱，无不见于翰墨，地方偶有偏灾，即命开启仓廪，蠲免租税，六十年如一日”[60]。他写的大量赈灾诗都是告诫官吏，要体恤民情，尽心赈事，不可匿灾不报，不可侵吞赈银。如乾隆二十八年（1763），山东水灾，甘肃干旱。乾隆令两省官吏办赈，写诗说：

十行宽大讵虚谈，实政应教惠泽覃。

东廑低田沴齐鲁，西忧瘠土旱凉甘。

贫分极次为赒赈，令饬抚藩慎再三。

恩戒侵渔须遍逮，春来胥俾力农蚕。[61]

乾隆还经常在诗中就各种问题提出看法，发表议论，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和历史观点。作为一个深受礼教熏染的封建皇帝，他服膺儒家学说，崇奉程朱理学，有很多陈腐的、唯心主义的说教。如说：

天理与人欲，只争一线多。

出此入乎彼，为学戒蹉跎。[62]

这是掇拾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牙慧，把为学看成只是自身的修养功夫。又如：

万事及万物，无不由心者。

心为一切本，则皆心写也。[63]

他把“心”看作一切事物的根本，是典型的唯心主义思想。

尽管在乾隆思想中，封建的糟粕不少，但也有一些积极合理的因素。例如，他强调实践，强调“行”的重要性。他说：

曩余佩古训，治理颇能言。

行之扦格多，乃悟实践难。[64]

知得一尺时，不如行一寸。[65]

基于这一思想，他施政读书都很重视实地的调查考察。为了治理黄河，他几次亲临阅视，指示河工措施，并派人勘探黄河源，亲自撰写河源的考证。为了修筑浙江海塘，他几次南巡至浙，第一站即赴海宁，勘视塘坝工程。他遇事爱动脑筋，不肯人云亦云。即使是孔孟程朱的话，乾隆也要提出一些颇有见地的疑问和反驳。例如，《诗经》中有“泾以渭浊”之句，照字面讲，应是泾水本清，因渭水而浊，可是朱熹注《诗经》，却称“渭清泾浊”。乾隆怀疑注文有误，命陕西巡抚秦承恩亲至泾、渭二水考察，果然是泾水清、渭水浊，改正了朱熹的错误。又如，朱熹注诗，认为虹是“天地之淫气”。乾隆大不以为然，他在《月令七十二候诗》中加以反驳：“天地缘何淫气行，晦翁（即朱熹）此语我疑生”，“朱子集传乃以虹为天地之淫气，殊害于理。夫虹乃日光雨气相薄而成，并无淫义”[66]。显然，朱熹之说，穿凿附会，而乾隆的说法是合乎科学道理的。乾隆不但敢于驳斥朱熹，甚至敢于怀疑和驳斥孔孟。《论语》中记载：“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乾隆对此表示怀疑，他认为：人不可能梦见另一个从未见到过的人，所以人不能梦见自己的远祖。孔子怎能梦见几百年以前的周公呢？乾隆说：“夫子未识周公形容，何从见诸梦寐？怪力乱神，子所不语，岂肯为此无稽之说乎？”[67]这一反驳也是颇有道理的。至于反驳孟子的就更多了，孟子见梁惠王，劈头第一句话就训斥“王何必曰利”。乾隆在诗注中说：利有“公利”“私利”，“公利”为什么不能讲呢？“利在乾元五德之中，古圣所言，岂可去其一而不用？”[68]虽然乾隆以天子之尊，说话可以无所顾虑，但在儒学盛行的当时，敢于反驳孔、孟、朱熹，也是要点胆量和见识的。

乾隆喜爱读历史，写过很多史论。他时常用历史教育皇子和大臣们。乾隆四十三年（1778），他用三个月时间写成一套以历史为题材的组诗，多达106首。洋洋洒洒，上下古今，蔚为大观，名为《全韵诗》。按照四声的106韵，每韵写诗一首，上平、下平声共30 韵，作诗30首，写清朝兴起和发展的历史，一唱三叹，歌颂赞美；上、去、入三声共76韵，作诗76首，写上古以迄明亡的历史，缕述前代帝王的功罪得失，遍加评述或褒或贬。“是诗也，历代兴废之大端，略见于此。而我皇朝之良法美政，亦毕述梗概。”[69]此外，乾隆还写了很多读史吊古的诗篇，歌咏、评论了很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从这些诗中可以了解他的历史观点。

除了上述以外，乾隆还有和宫室大臣们的联句，或给他们的赠诗。联句多以政事为题，原原本本地叙述某一历史事件的始末，赠诗则表现了君臣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大量的游览作品，抒写山川名胜，反映江南塞北的各种风光；有歌咏亭台楼阁、离宫别苑的诗，对于研究古建筑和园林建置很有价值；有治理黄、淮、运河的诗，可以窥见当时的自然灾害和水利工程；有欣赏音乐戏曲、描写骑射冰嬉的诗，反映当时的艺术活动和体育风尚；有品评书画、鉴赏文玩、题写版本刻石的诗，显示了皇家的丰富藏品和乾隆帝个人的爱好和文化素养；还有记载他自己的日常生活，听政、批折、召见、祭祀、读书、作画、写字、行围。总之，乾隆，作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多产的一位诗人，留下了宏富众多的诗篇，艺术性虽然不高，但与时政密切相关，多写实之作，表现的方面很广泛，内容丰富，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他的诗，对于研究我国18世纪的历史和乾隆一生的活动、思想都是不可缺少的珍贵资料，可以补充官书、档案之不足。

注释

[*]原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5年第5期。

[2]《御制诗余集》卷一九《鉴始斋题句》。

[3]《御制诗三集》卷二五《题郭知达集九家注杜诗》。

[4]《御制诗五集》卷七○《题玉澜堂》。

[5]《御制文初集》卷一一《初集诗小序》。

[6]《御制诗五集》卷二二《至保定府行宫驻跸》。

[7]《御制诗四集》卷八《再游平山堂》。

[8]《御制诗五集》卷二一《藻韵楼》。

[9]《御制诗三集》卷三三《盘岚精舍》。

[10]《御制诗初集》卷二○《漫兴》。

[11]同上书，卷四四《读杜诗》。

[12]《御制诗余集》卷二《惠山园八景》诗注。

[13]《御制诗三集》卷六三《永恬居》。

[14]《御制诗五集》卷三五《元旦试笔》。

[15]《御制诗二集》卷九九《过广源闸换舟遂入昆明湖》。

[16]《御制诗五集》卷一五《香山旋跸》。

[17]同上书，卷九五《由玉河泛舟至万寿山清漪园》。

[18]乾隆五十八年重华宫联句和珅诗。

[19]《御制诗初集》卷一《览旧作志怀》。

[20]同上书，卷一六《江兰等各报雪泽情形》。

[21]昭梿：《啸亭杂录》卷一《友爱昆仲》。

[22][23]《御制诗四集》卷五九《怀旧诗》。

[24]余金：《熙朝新语》卷一○。

[25]赵翼：《簷曝杂记》卷一《圣学一》。

[26]《清朝野史大观》卷三《沈归愚诗狱》。

[27]《御制文初集》卷九《乐善堂全集序》。

[28]《东华录》（乾隆朝）卷八八。

[29]《御制诗五集》卷六四《东甘涧》。

[30]《御制诗二集》卷二《赵州道中作》。

[31]《御制诗初集》卷一六《郊行》。

[32]《御制诗五集》卷三《过仰化集》。

[33]《御制诗初集》卷八《路旁》。

[34]同上书，卷一一《石门驿》。

[35]《御制诗三集》卷二一《塘上》。

[36]《御制诗初集》卷九《耘田者》。

[37]《御制诗二集》卷七五《西陲》。

[38]《御制诗三集》卷一二《数诗再效鲍照体》。

[39]《御制诗四集》卷八四《阿桂奏报净剿番回信至诗以志事》。

[40]同上书，卷三九《明亮等奏新疆事宜诗以志慰》。

[41]《御制诗余集》卷一三《汪新、英善各报麦收分数》。

[42]同上书，卷四《旧衙门行宫即景》。

[43]同上书，卷二《望捷》。

[44]《嘉庆跋乾隆御制诗文余集》。

[45]《御制诗三集》卷九五《齐河道中作》。

[46]同上书，卷二《马上见耕者》。

[47]《御制诗五集》卷八八《批折》。

[48]同上书，卷九一《夜雨》。

[49]同上书，卷一○《较晴量雨》。

[50]《御制诗二集》卷八六《躬举大雩祈雨》。

[51]《御制诗二集》卷八六《躬举大雩祈雨》。

[52]《御制诗五集》卷八七《书麟、孙士毅、勒保各报春月雨雪情形》。

[53]《御制诗三集》卷三七《舟中夜雨》。

[54]《御制诗五集》卷九《雨》。

[55]《御制诗初集》卷四一《偶阅今年诗稿率题》。

[56]《御制诗三集》卷五八《寝殿粘壁诗，即目兴怀》。

[57]《御制诗五集》卷九一《创得斋》。

[58]同上书，卷四二《上下江巡抚各报收成分数》。

[59]《御制诗三集》卷四二《出哨》。

[60]昭梿：《啸亭杂录》卷一○《纯皇爱民》。

[61]《御制诗三集》卷三五《降旨加赈山东甘肃去岁偏灾州县》。

[62]《御制诗初集》卷八《读朱子诗》。

[63]《御制诗三集》卷三八《写心精舍》。

[64]《御制诗初集》卷八《古风》。

[65]同上书，卷八《读朱子诗》。

[66]《御制诗四集》卷五七《月令七十二候诗》。

[67]《御制诗三集》卷三六《谒元圣祠》。

[68]《御制诗五集》卷四五《西直门外作》。

[69]《御制诗四集》卷四七《全韵诗序》。

略论诗人乾隆[*]

乾隆皇帝享年88岁。他在位60年，加上以太上皇训政的3年，其主持政务时间之久，为中国古代数百名帝王中所仅见。被史家艳称的“康乾盛世”在他的治下达到了顶峰。乾隆皇帝的思想、言论和行动深刻地影响着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一定意义上，他是18世纪中国历史的参与者、领导者和塑造者。

乾隆皇帝不仅是位政治巨人，而且是历史上最多产的诗人。他在位时，陆续结集出版的五集《御制诗》已收诗41 800首，加上皇子时代的《乐善堂全集》及去世后刊行的《御制诗余集》，总数达43 630首。其诗作之多，有史以来，首屈一指，无人可以望其项背。就拿康熙年间编印的《全唐诗》来说，搜罗宏富，洋洋大观，共900 卷，收集唐代300年间2 200多位诗人的作品，不过48 000余首。乾隆一人的诗作，竟可与存世的全部唐诗相比拟，其数量之多，创作之勤，实在令人惊愕。难怪日本一位乾隆皇帝传记的作者说：“世界各国皇帝没有一个曾留下这样多的作品，就这一点来说，乾隆也可称为伟大的皇帝。”

当然，数量如此惊人的诗篇不可能都是乾隆的创作，对此，乾隆本人并不讳言，他一再申明，所作“或出词臣之手，真赝各半”。不过，这4万多首诗总体风格是一致的，即使捉刀之作，也是经过乾隆审定的。

乾隆的诗艺术和审美价值如何？当时御用文人所称颂的“金声玉振，涵盖古今”“神龙行空，瞬息万里”云云，固然近于阿谀吹捧，而后世论及乾隆诗时以“高宗诗最不堪”一笔抹杀之，也未必公允。乾隆是个极现实的人，他似乎不太善于用审美的、艺术的方式把握人生和世界。他的诗基本上是写实之作，其中间有思辨的、理论的色彩，这同他的美学观点也是密切相关的。乾隆主张诗以言志，贵有神韵。他以为陶潜的幽隐、庾谢的清新、李白之放、老杜之愁，风格尽管迥异，但其中都有一种气韵，这些佳作之美正在于此，而绝非炫耀辞藻能达到的，因而乾隆说：“于诗岂不然，奚在藻绩修？似淡味弥永，我朴中乃腴。”但在创作实践中，他没有达到自己所追求的“淡而愈醇，外朴中腴”的艺术境界。总的看来，乾隆诗虽不乏清新自然之作，但许多诗，特别是那些应景即兴诗往往似信手涂鸦，读来诗意不浓，甚至味同嚼蜡。

乾隆皇帝的古文同样不事雕琢而唯重气韵。他曾说过：“作文之道，以气为主，气厚则文自佳。至于雕饰字句，不过一时美丽，气味未能深厚也。”阿哥时代的乾隆受教于古文大家蔡世远，作文师宗韩愈，他一生所写文、赋等篇什虽远不及诗之多，但有相当造诣，一些名篇读起来精神十足，很有昌黎韵味。

平心而论，乾隆诗文的历史价值要大大超过其艺术价值。

写诗在乾隆自己看来，是平生最深的“结习”。在他当政期间，尽管勤于政务，事必躬亲，但无论军书旁午、公务繁剧也罢，四方无警、政清刑简也罢，都始终保持着赋诗作文的习惯。正像他所说的：“几务之暇，无他可娱，往往作为诗、古文、赋。文赋不过数十篇，诗则托物寄情，朝吟夕讽。其间天时农事之宜，莅朝将事之典，以及时巡所至，山川名胜，风土淳漓，莫不形诸咏歌，纪其梗概。”纵观乾隆诗文，有的叙述某些史事，有的阐释某些制度和政策，有的记录自己的行踪游迹，有的发挥自己的统治思想、历史观点、人生哲学和学术宗旨，还有的记载日常生活，诸如听政、批折、召见、祭祀、筵宴、行围等等，乾隆自己也说：“拈吟终日不涉景，七字聊当注起居。”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不少诗附有详细的序文及诗注，或胪陈事实，或诠解典故，或说明诗意、介绍背景。总之，乾隆的笔触涉及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学术、宗教、艺术、边疆、民族、社会风情、宫廷生活、中外关系等重要领域，生动地再现了18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几乎全部的重大事件。

乾隆的诗文，又是研究这个时而仁慈，时而残暴，时而英明，时而短视，既充满巨大智慧，又浅薄虚荣的帝王的不可或缺的绝好史料。在《清实录》等以乾隆为中心的官书中，人们只能看到一个具有浓厚政治色彩、正襟危坐的圣主偶像，与其说他是人，不如说他是神。只有在御制诗文中，乾隆才稍稍敞开了自己的心扉，使后人得以窥见他那深邃幽秘的内心世界。慈祥的祖父康熙，严肃的父亲雍正，富贵雍容的生母钮祜禄氏，阿哥时代的同窗挚友，没齿不忘的“三先生”（福敏、朱轼和蔡世远）以及傅恒、兆惠等终生怀念的旧臣……在他的笔下，联翩走入了用诗文结构而成的艺术殿堂。特别是他韶年早逝的结发妻子孝贤皇后，乾隆献给她百数十篇诗赋，实在堪称最见真情的佳作。在这些诗赋中，乾隆真正走下了神坛，放下了帝王的尊严，尽情地抒发了内心深处对异性的爱恋。

乾隆诗文的价值绝不限于历史与艺术。他的诗文中有大量游览作品，抒写山川名胜，反映江南塞北的风光。有歌咏亭台楼阁、离宫别苑的诗，对于研究古典建筑和园林建置很有价值；有欣赏音乐戏曲，描写骑射、冰嬉、龙舟竞渡的诗，反映了当时的艺术活动和体育风尚；有品评书画、鉴赏文玩、题写版本刻石的诗，显示了皇家藏品的丰富及乾隆个人的爱好和文化素养。这些无疑是文物、艺术、地方志、园林古建筑等研究领域珍贵的文献资料。

“诗以证史”，是中国古代治史的传统。对于研究乾隆时代和乾隆其人来讲，卷帙浩瀚的《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具有与档案、官书比较毫不逊色的价值。《清高宗实录》纂修者在叙述乾隆朝编年史时，曾画龙点睛地征引过某些御制诗文，近代清史大师孟森先生也曾在考证乾隆身世等名篇中大量引证乾隆诗文，遗憾的是，至今治清史及撰写乾隆传记的专家学者似乎对乾隆诗文的重要价值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其原因就在于其存世无多，阅览匪易。最近影印出版了《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这实在是一件嘉惠士林、繁荣学术的好事。我相信这部卷帙浩繁的诗文集将对研究清史和乾隆皇帝带来极大的助益。

注释

[*]原载《北京日报》，1994年1月12日。

学术大师黄宗羲[*]

新版《黄宗羲全集》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篇幅最大的黄宗羲著作文集。今年是黄宗羲逝世310周年，新版《黄宗羲全集》的出版和我们在这里举行出版座谈会，也是对他一个很好的纪念。黄宗羲寿命很长，活了85岁，著作很多，有100多种、1 000多卷，但失散的很多，很可惜。现在浙江的学术界和出版界花了20年时间（从1985年到2005年）来收集、编辑、标点、校勘这么一部书，为学术界提供了一部很好地了解黄宗羲学术造诣和学术成就的好书，这是我们学术界的喜事。

黄宗羲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一座丰碑，永远闪耀着灿烂的光芒，是名副其实的学术大师。

称得上学术大师，我以为大致应具备四个条件。黄宗羲完全具备了这些条件。

第一，学术上博大精深。他有很多重要著作、学术成就，是一个多面手，如《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反对专制君主制度的思想，石破天惊，黄钟大吕。他对当代史也做了好多研究，撰写了《弘光实录钞》《海外恸哭记》等。他还撰写了《四明山志》《授时历故》，并研究西洋历法，不愧是历史上的学术丰碑。

第二，创造性的思想贡献。黄宗羲的思想贡献主要在政治思想方面，最大的贡献在于倡导民本思想，“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与100年后法国卢梭的思想相近。他提出“工商皆本”，已接近近代的经济思想。他还撰写了《明儒学案》，创造了学案体史书，记述时代的思想学术发展，这几个创造，非常了不起。

第三，学术大师往往桃李满天下，学术上薪火相传，有许多的追随者、伟人，应者云集，影响很大。清代的很多学术大家，像万斯同、万斯大、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等，都是他的学生和追随者。在清代浙东学派独树一帜，与汉学、皖学、湘学不同，经史并重，一直到戊戌变法，影响到梁启超、谭嗣同，流风余韵，影响了200多年。

第四，学术大师不仅学问高，而且道德也高。年轻时他为父亲鸣冤，在弘光朝，号召知识分子反对马士英。明亡后，在四明山组织军队，坚持进行抗清斗争达10年之久。抗清失败后，坚不出仕，隐居山中，著书立说，坚持民族气节，坚持政治理念。像黄宗羲这样的学术大师，为人的品质非常好，是非分明，严于律己，在中国学术史上是很杰出、很出色的，永远光芒四射。他的著作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遗产。所以，在这里我感谢浙江的学术界和出版界花了20年时间收集散失的著作并出版全集，这是功德无量的事。

注释

[*]原载《光明日报》，2005年8月18日。

乾嘉史学大师钱大昕[*]

钱大昕，字晓徵，号辛楣，又号竹汀，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生于清雍正六年（1728），逝于清嘉庆九年（1804），是18世纪中国的杰出学者，乾嘉时代的史学大师。青少年时代成长在文化氛围浓郁的江南地区，就学于苏州紫阳书院，与王鸣盛（钱大昕之妻兄）、王昶、曹仁虎等同学，诗名甚著，号称“江南七子”。乾隆十六年（1751），清帝第一次南巡，钱大昕迎驾献赋，特赐举人，任职内阁中书。十九年（1754）会试中式，在翰林院、詹事府任官，曾赴山东、浙江、湖南、河南为乡试考官，又任广东学政。他在北京长期任职于清闲衙门，“在京都退食之暇，唯以经史自娱，讨论异同，贯串古今，丹黄不去手，既专心于著书”（《潜研堂诗集·序》），与王鸣盛、王昶、纪昀、朱筠、戴震、赵翼、卢文弨、翁方纲、钱载等切磋学问，皆当时名流。自称：“一旦辞家而仕于朝，与贤士大夫游，或接武于公廷，或相访于寓邸，出或同车，居则促膝，收直谅之益，极谈宴之欢，经年累月，无间寒暑……故尝谓朋友之乐，唯京朝官所得为多。”（《潜研堂文集》卷26，《炙砚集序》）

乾隆四十年（1775）以后，钱大昕辞官回乡，不复出仕，专心著述，先后担任南京钟山书院、松江娄东书院、苏州紫阳书院院长，居苏州尤久，与著名学者段玉裁、孙星衍、顾广圻，诗人袁枚及弟钱大昭，侄钱塘、钱坫游，讲学问难，游山赋诗。当时，与钱大昕青少年时同学的嘉定王鸣盛、青浦王昶亦辞官归里，“三人者所居百里而近，春秋佳日，常聚于吴中，诸弟子执经载酒，称为‘三老’”（王昶：《钱大昕墓志铭》）。其门下弟子2 000人，著名者有邵晋涵（攻史学，钱任浙江主考时所取举人）、李文藻（攻版本、金石，钱任山东主考时所取举人）以及书院学生李锐（攻天算）、夏文焘（攻舆地）、朱骏声（攻《说文》）、孙星衍（攻经学、版本、金石）、钮树玉（攻《说文》）、张燕昌（攻金石）、潘世恩等。钱大昕逝世时76岁，晚年自题其像赞：“官登四品，不为不达，岁开七秩，不为不年，插架图籍，不为不富，研思经史，不为不勤，因病得闲，因拙得安，亦仕亦隐，天之幸民。”反映了这位宿学耆儒生当太平盛世，生活优适、乐天安命、嗜于著述、潇洒旷达的情怀。

钱大昕学问渊博，考辨审实，造诣精深。当时人江藩称：“先生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戴编修震尝谓人曰‘当代学者，吾以晓徵（即钱大昕）为第二人’，盖东原（即戴震）毅然以第一人自居。然东原之学，以肄经为宗，不读汉以后书。若先生（钱大昕）学究天人，博综群籍，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也。以汉儒拟之，在高密（郑康成）以下，即贾逵、服虔亦瞠乎后矣，况不及贾、服者哉！”（《汉学师承说》）近人陈寅恪称钱大昕“洵为清代史学家第一人矣”（《金明馆丛稿二编》）。金毓绂称他“援引精确，分析入微，为前人论史书中所罕见”（《中国史学史》）。

钱大昕的著作甚多，光绪十年（1884）长沙龙氏家塾刊刻《潜研堂全书》，所收著作即有34种，遗漏未收者尚多。他的代表作当推《廿二史考异》100卷，《十驾斋养新录》20卷、余录3卷，《潜研堂文集》50卷、诗集10卷、诗续集10卷。

钱大昕的重大贡献是运用实证的方法，系统研究了中国历代史籍。中国历史学极为发达，史籍记载汗牛充栋，仅纪传体正史，自《史》《汉》以下，绵延不断，这是一笔十分丰富的文化遗产。以前学者，撰史者多而评史者少，评史者又多议论体例、书法或褒贬古人，对已有史书做考证、补遗、纠谬者更少。宋明理学家的流弊是“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视浩如烟海的史部著作为畏途。清代汉学家视治经为正途，认为史学是粗学、杂学。在乾嘉时代，有三位杰出的学者提倡史学考证，实开风气之先，这就是《廿二史考异》的作者钱大昕、《十七史商榷》的作者王鸣盛、《廿二史劄记》的作者赵翼。他们开启了近代历史学考证的先河，三书各有特色，而钱大昕的著作尤其博洽精当。他少年即嗜读史书，“反复校勘，虽寒暑疾疢，未尝少辍，偶有所得，写于别纸”（《廿二史考异·序》）。40岁开始编《廿二史考异》，55岁完成，可说是竭尽了盛年时期的精力。此书对历代正史做了全面的考证、辨异、校勘、补遗，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尤详于《新唐书》《宋史》《元史》，考证此三史之篇幅占《廿二史考异》全书的47%。

钱大昕坚持历史学秉笔直书的传统，“据事直书，是非自见”，不必画蛇添足，多加褒贬议论。他说：“夫良史之职，主于善恶必书，但使纪事悉从其实，则万世之下，是非自不能掩，奚庸别为褒贬之词？”（《潜研堂文集》卷18，《续通志列传总叙》）他批评欧阳修的《新唐书》和朱熹的《通鉴纲目》。《新唐书·宰相表》记载宰相之死，“有书薨、书卒、书死之别，欲以示善善恶恶之旨。然科条既殊，争端斯启。书死者固为巨奸，书薨者不皆忠谠，予夺之际，已无定论。紫阳纲目，颇取欧公之法，而设例益繁，或去其官，或削其爵，或夺其谥。书法偶有不齐，后人复以己意揣之，而读史之家，几同于刑部之决狱矣”（《廿二史考异》卷56）。

钱大昕认为，纪传正史，凡官修之书，成于众手，限于时日，故纰缪较多，尤以《宋史》《元史》为甚。《宋史》冗丛无章，编次失当，北宋部分因有根据，质量尚好，南渡后七朝最差，“宁宗以后四朝又不如高、孝、光三朝之详，盖由史臣迫于期限，草草收局，未及讨论润色之故”（《十驾斋养新录》卷7，《南渡诸臣传不备》）。至于《元史》更为陋劣，“史之芜陋，未有甚于《元史》者”，因开局修史，仅331天成书，主编宋濂、王祎皆“词华之士”，不谙史法，“征辟诸子，皆起自草泽，迂腐而不谙掌故”（《十驾斋养新录》卷9，《元史》），“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同上）。钱大昕颇有志于重新编撰《元史》，已有部分成稿，但未完竣。

钱大昕考证诸史，尤以舆地、官制、氏族为多。如论晋南迁后，侨置州郡，初不加“南”字。至刘宋禅代后，始加“南”字。而唐人不察，修《晋书·地理志》，俱加“南”字，使得许多地名都弄混了。“史家昧于地理，无知妄作，未有如《晋志》之甚者。”（《十驾斋养新录》卷6，《晋侨置州郡无南字》）又如汉代分封同姓与异姓侯王甚多，《汉书》称侯国241，但仅能指名194。钱大昕作《侯国考》，列举其封邑所在和始封姓氏，又补充《汉书》失载者25人。又《廿二史考异》指出《汉书》中年代、封号、地望之错误16处，但这些是否真是错误，尚存疑问。后来得见北宋景祐本《汉书》，证明钱大昕的考证都是正确的。又如研究历史人物必须弄清他的出身、氏族，否则便会张冠李戴，历代史书中的舛误不一而足，“有一人而两传，若唐之杨朝晟，宋之程师孟，元之速不台、完者都、石抹也先、重喜者矣；有非其族而强合之，若《宋纪》以余晦为玠子者矣；有认昆弟为祖孙，若《元史》以李伯温为彀子者矣。至于耶律、移剌本一也，而或二之；回回、回鹘本二也，而或一之。氏族之不讲，触处皆成窒碍”（《潜研堂文集》卷24，《二十四史同姓名录序》）。钱大昕花费了大量精力，以文献和碑刻资料纠正补充了历代史书中关于人物世系的许多舛误和遗漏。他学识之广、考证之精，人所共推。故陈垣先生说“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陈垣与方豪书》）。

对钱大昕考史补史极有裨益的是他在金石学方面的造诣。他到处访求碑碣，京官俸禄微薄，他却不断去琉璃厂，购置许多金石拓片。“至身所经历，山厓水畔，黉宫梵宇，有断碑残刻，必剔藓拂尘，摩挲审读，或手自推拓，积三十余年，遂成巨富。”（《竹汀居士年谱》）他52岁时，有一次兴致勃勃地和学生孙星衍从南京同往茅山访碑，过道观，探山洞，在断垣残壁中寻碑访碣，写了一篇《游茅山记》，寻幽怀古，极富情趣。他又到过宁波天一阁，读所藏碑拓，编《天一阁碑目》，收拓片580余通。又毕沅在陕西得碑797 通，编《关中金石记》，阮元在山东得碑1 700余通，编《山左金石志》，严子进编《金陵石刻记》，钱大昕均得寓目，撰写序言。由于他精通金石学知识，对勘古书，“举生平所阅经史子集，证其异同得失”，故所获甚丰。例如，北京琉璃厂出土辽蓟州刺史、检校尚书左仆射李内贞的墓志，而《辽史》失载，钱据此碑补正《辽史》的列传和《百官志》；又如《元史》有谭资荣、谭澄父子的列传，而《世祖本纪》中有覃澄，究竟是谭还是覃，钱大昕蓄疑于心。后来见到山西发现的碑文中有“交城县长官覃澄”，山东发现的《祭济渎碑》中有“总管覃澄”，《济祠投龙简碑》中又有“总管覃侯”“总管覃澄”的记载。有了这些证据，钱大昕得出结论：“可证资荣父子本姓‘覃’，而传作‘谭’者，误也。”（《廿二史考异》卷98）类似这种以碑补史之例，不胜枚举。日积月累，钱大昕为所见碑碣撰写跋文，编《金石跋尾》一书，其妻兄王鸣盛为此书作序。王认为：古来以金石学名家者7人，宋之欧阳修、赵明诚，明之都穆、赵崡，清之顾炎武、王澍、朱彝尊，“最后予妹婿钱少詹竹汀《潜研堂金石跋尾》，乃尽掩七家，出其上，遂为古今金石学之冠”（《潜研堂金石跋尾序》）。

钱大昕在挖掘历史文献方面也有很多贡献。《元秘史》一书为记载成吉思汗时代的第一手资料，本为蒙古文，汉译俚俗，人多不识其价值，四库馆臣称其“传闻之词，辗转失真”。钱大昕却独具慧眼，盛赞此书“叙次颇得其实”，“论次太祖、太宗两朝事迹者，其必于此书执其衷欤！”（《潜研堂文集》卷28，《跋元秘史》）此后《元秘史》遂为治元史者所必读。他又从苏州玄妙观的道藏中，抄录出《长春真人西游记》。此书记述长春真人丘处机应成吉思汗之召，西行至中亚细亚之事，由丘的弟子李志常撰述。时人不识此书，甚至以为是吴承恩所作小说《西游记》。钱大昕加以纠正，力荐该书“于西域道里风俗，足资考证”（《潜研堂文集》卷29，《跋长春真人西游记》）。

钱大昕亦颇留意于当代学术史，熟悉康熙到乾嘉时代的学术源流，曾为许多学者写作传记或墓志铭，包括阎若璩、胡渭、万斯同、惠士奇、惠栋、陈祖范、王懋竑、江永、秦蕙田、王峻、戴震、王鸣盛、曹仁虎、陆锡熊、李文藻、邵晋涵等，这些都是清代学术界的中坚。钱大昕详细记述了他们的言行著作，评论其学术成就，均深入切要，研究清代学术史者不可不读。

钱大昕在音韵学方面亦有重大贡献。他致力于古声母研究，提出：古无轻唇音、舌上音，凡轻唇音，古人必重读，如匍匐作扶服、文作门、方作旁、封作邦、勿作没。他从古文献中找到65个例证。他又说：“古无舌头、舌上之分。知彻澄三母，以今音读之与照穿床无别也，求之古音则与端透定无异。”（《十驾斋养新录》卷5）故冲读如动，竹读如笃，追读如堆，陈读如田。他从古文献中找了30个例证，援引广博，无懈可击。200年后的今天，山东银雀山与湖南马王堆出土的简帛中使用的古字，又一次证实了钱大昕之说。有人问他：《说文》所列9 353字，而古代经典中仅见十之四，何以《说文》所收多为经典中不用之字？钱大昕回答：今世所见经典已将字体划一，而当年许慎所见乃汉儒各家之说，师承不同，故所传经典多异文。许慎采录齐备，载入《说文》，故今所见不用之字，很多是当年经典的异体字。他列举出300多个异体字，并一一与今本通行字对合，以证其说。钱大昕说：“今人视为隐僻之字，大率经典正文也。经师之本，互有异同，叔重（许慎）取其合乎古文者，称经以显之。其文异而义可通者，虽不著书名，亦兼存，以俟后人之抉择。此许氏所以为命世通儒，异于专己守残、党同门而妒道真者也。”（《潜研堂文集》卷11，《答问八》）钱氏列举大量证据，证明自己的说法，故能令人心折。

钱大昕还精于天算历法，在京结识著名天算家何国宗。何久在钦天监任职，是前辈学者，已官至尚书。何闻钱大昕之名，主动往访。时钱仅20多岁，“与之论宣城梅氏（梅文鼎）及明季利（利玛窦）、徐（徐光启）诸家之学，何辄逊谢，以为不及。出语人曰：‘今之贾逵也。’”（《清代七百名人传》）。钱大昕在天算方面的成绩主要是对刘歆的《三统历》做了整理、疏解。《三统历》存于《汉书·律历志》中，是我国保存下来的最早的历书，但内容深奥，文字晦涩，读者难明其意。钱大昕细心爬梳，写成《三统术衍》一书，对其推步原理与测算之法做了详细说明。他在研究中提出“岁星纪年”“太岁太阴”等问题，为后来天算家研讨的热点。钱氏又对历代正史中最为艰深的天文、律历志进行了考证述评，为研习古代天算历法者扫除了障碍。晚年，与治史相配合，又撰成《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

钱大昕出生之年，正好发生了吕留良的文字狱。此后，文字狱繁多。乾隆初年，号称宽简，但乾隆十五年（1750）发生伪稿案，是一次罗织极广、株连数省的大案（钱大昕时年22岁）。此后，文网愈密，迭兴大狱。钱大昕在京服官时期，正是历史上文字狱最多、最奇的时候，四库馆亦大举禁毁书籍。这种长期的、大规模的迫害，不能不在知识分子心灵上留下严重的创伤。“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士大夫都不敢谈论现实和撰写历史。不甘心沉默的人，十分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心声与抗争。如戴震借疏证《孟子》阐发经义，发表反对宋明理学的哲学见解；曹雪芹建构一座虚无缥缈的大观园，为一群天真烂漫而饱受压迫的弱女子安身立命；袁枚以抒写性灵批判传统的说教；郑板桥在书画中寄托放达不羁的个性。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以不同的形式反对封建礼教。钱大昕和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和戴震、袁枚还是论学谈诗的好朋友。他的特点是：毕生精力尽瘁学术，尤其是史学研究，重视考据，提倡实证，不做空谈，既不做修身养性的说教，亦不涉内圣外王的遐想，治史必有确凿而大量的证据，其证据与结论之间必有严密、实在的逻辑联系，排除武断、臆测、伪证，以为“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潜研堂文集》卷25，《卢氏群书拾补序》）。他以“求是”“求真”为目的，不盲从古人，不株守成见，“后儒之说胜于古，从其胜者，不必强从古可也；一儒之说而先后异，从其是焉者可也”（《潜研堂文集》卷9，《答问六》）。这种治学精神体现了一定的科学的理性主义的因素，为知识界吹进了一些清醒之风。以钱大昕为代表的乾嘉学派的考史学风影响着19世纪以至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后人对钱的成就推崇备至。据赵光贤先生回忆，他的老师、我国史学大师陈垣先生这样说过：“顾炎武的《日知录》在清代是第一流的，但还不是第一。第一应推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先生举《养新录》中考证东晋以来侨置州郡为例：《晋书》中所记南徐州、南青州之类，多是错的。后来沿讹袭谬，直到钱氏始正其误。（亦见于《廿二史考异》）先生教导我们说，你们应当学习这种方法。在这基础之上，再写文章就比较容易了。听了先生的话，我又读了《养新录》及其他清人论经考史之作，觉得钱氏考证之学，确乎高出众人之上，而先生（指陈垣）所做的考证文章，取材既博，论证又精，纯是竹汀（指钱大昕）一派学风。”（《励耘书屋问学记》，赵光贤《回忆我的老师援庵先生》）

钱大昕表面上和其他很多乾嘉时代的学者一样，回避政治，埋头学问，生活上恬退、知足，但这种回避与恬退掩盖不了他内心对世务的关心和对现实的不满。他是一个专业历史考证家，研究具体问题，不厌其深其细，较少发表议论，即使发表议论，态度也很谨慎，这是环境与性格所造成的。但时而也流露出一些大胆、精辟的见解，令闻者咋舌。例如：钱大昕看到历史上弑君之事，不一而足。他认为篡弑之事，必有原因，探究起来，都是君主无道所致。“君诚有道，何至于弑，遇弑者皆无道君也……圣人修《春秋》，述王道以诫后世，俾其君为有道之君，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各得其所，又何乱臣贼子之有？”他进一步发挥：“秦汉以后，乱贼不绝于史，由上之人无以《春秋》之义见诸行事故尔。”（《潜研堂文集》卷7，《答问四》）他把中国历史上篡弑频仍、纷争不息的局面都归结为君主的无道，猛烈地抨击秦汉以后的封建统治不能实施“《春秋》之义”。这种言论违背了纲常名教，对君主有“大不敬”之嫌。又如：妇女在封建社会中被压在底层，道学家提倡妇女“从一而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钱大昕反对这种戕害女性的非人道行为，主张夫妻可以离异，“义合则留，不合则去”。“或其夫淫酗凶悍，宠溺嬖媵，凌迫而死者有之。准之古礼，固有可去之义，亦何必束缚之、禁锢之，置之必死之地以为快乎！”他认为：妇女改嫁，合乎情理，不应该受到谴责，“去而更嫁，不谓之失节。使其过在妇欤，不合而嫁，嫁而仍穷，自作之孽，不可逭也。使其过不在妇欤，出而嫁于乡里，犹不失为善妇，不必强而留之，使夫妇之道苦也”。（《潜研堂文集》卷8，《答向五》）在封建伦理统治的黑暗年代中，这是难能可贵的清醒的呼声。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拥有自己的国号和纪年。但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人们不承认武后称帝的事实，把这段历史挂在她儿子唐中宗的账上。尤其是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每岁首书帝所在。又嫌于用武氏纪年，乃虚引嗣圣年号。自二年讫二十一年，至神龙反正而止。于是唐无君而有君，中宗无年号而有年号”，武则天做皇帝的事实被历史家的“《春秋》笔法”一笔抹掉了，“纪称中宗而事述太后，所以正名而尊王室也”。钱大昕极力反对这种抹杀事实、歪曲历史的所谓“《春秋》笔法”。他叹息说：“此亦极笔削之苦心，而称补天之妙手矣，谓如此而合于《春秋》之指，则愚窃未敢以为然也。”（《潜研堂文集》卷2，《春秋论二》）

封建社会中的刑罚越来越残酷，犯了死罪，不仅有绞斩之刑，后来又有“凌迟”，即把身上的肉一片一片地削割下来，使人受尽折磨，极端痛苦而死。钱大昕反对这种不人道的刑罚。他说：“唐律无凌迟之刑，虽反叛大恶，罪至于斩决不待时而已。陆游谓五季多故，以常法为不足，于是始于法外特置凌迟一条。”钱大昕从历史考证，凌迟的普遍使用是由于北宋的激烈党争，“凌迟之法，昭陵以前，虽凶强杀人之盗，亦未尝轻用。自诏狱兴，而以口语狂悖者，皆罹此刑矣。诏狱盛于熙丰之间，盖柄国之权臣，借此以威缙绅。非深竟党与，不能以逞其私憾。非中以危法，不能以深竟党与。此所以滥酷之刑，至于轻施也”（《十驾斋养新录》卷7，《凌迟》）。这段从考史引申出来的议论，把凌迟之刑与党争联系在一起。钱大昕出生前夕，正值雍正帝和诸兄弟为继承大位，分门结党，争斗不休，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用刑之滥之酷，超过了北宋。钱大昕这种议论也是深触忌讳的。

钱大昕由于研究天算历法，接触到西方数学，知道西方国家的自然科学远超乎中国之上。他和那些抱残守缺的冬烘先生不同，主张中国知识分子应普遍地学习数学和自然科学。他说：欧洲各国自然科学为什么超过中国，就是因为受到普遍重视，“欧逻巴之巧，非能胜乎中土，特以父子师弟世世相授，故久而转精。而中土之善于数者，儒者辄訾为小技，舍《九章》而演先天，支离附会，无益实用。畴人子弟，世其官不世其巧。问以立法之原，漫不能置对，乌得不为所胜乎？宣尼有言：‘推十合一为士。’自古未有不知数而为儒者。中法之绌于欧逻巴也，由于儒者之不知数也”（《潜研堂文集》卷23，《赠谈阶平序》）。钱大昕虽然还并不全面了解世界自然科学的发展水平，但他因研究天算，觉察到了中国自然科学落后于西方。当时，封闭的中国知识界自以为中华的声教文明远超其他国家之上，许多人根本不知自然科学为何物，“欧逻巴”国家在何方。钱大昕的思想和知识远远超过了同时代人。他大声疾呼“儒者”应当普遍研习数学和自然科学，以追上西方。这是昏闷长夜中的一声清醒的呐喊，可惜人们充耳不闻，这微弱的喊声仍被一片沉寂所吞没。

当然，生活在200年前的钱大昕自有其时代的局限，我们不能苛求他在学术上、思想上有更全面、更重大的突破。他作为一个历史考证学家，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他虽然不大发议论，但从一些言论中可以窥见他思想中闪现的灿烂火花。钱大昕是中国18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卓有贡献的学者，是乾嘉时代的史学大师。

注释

[*]原载《文史哲》，1997年第3期。

汉学探析[*]

一、清初“汉宋兼采”之学——黄宗羲、顾炎武

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儒家经典是封建阶级进行思想统治的主要工具，因此，经学研究很盛行，居于凛然不可侵犯的神圣地位。某个时期经学研究的趋向和风气，总是权威地影响着整个社会的思想，人们对于制度、政策、法令、文化以至人物、事件的评价，几乎都以当代的经学思想为准绳。经学的研究，包罗万象，其他各类学科，在一定意义上说，都处在派生的、附庸的地位。例如：《易经》的研究包括了哲学和数学，《书经》的研究包括了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诗经》的研究包括了文学，“三礼”的研究包括了政治学、教育学、法学、风俗学，《春秋》的研究包括了历史学。就是文字声韵以及有关草木鸟兽虫鱼的研究，也都依附于《说文》《尔雅》，离不开经学的范围。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离开了经学，就没有独立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

有清一代，经学研究的风气极盛，产生了所谓“汉学”。“汉学”是指研究经学时回溯和尊崇汉代的经说，是相对于“宋学”而言的。汉学作为一种思潮和学术派别，有其宗旨、特色、成就和影响，它的研究范围与重点、研究方法、指导思想、学术作风不同于其他的思潮和学派。称它为“汉学”是就其学术宗旨而说的。汉学的嫡派传人江藩写了一部《汉学师承记》，是宣扬汉学的，而汉学的反对派方东树写了一部《汉学商兑》，是抨击汉学的。不管宣扬还是抨击，汉学家本人和其反对者都把这一思潮和学派称作“汉学”，可见“汉学”是普遍流行的名称。但也有称它为“朴学”或“考据学”的，这是就其学术风格和研究方法而说的；也有称它为“乾嘉学派”的，这是就其时代而说的。这一思潮和学派在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也就是乾隆、嘉庆统治时期达到全盛阶段。

汉学盛行于乾嘉时期，但也有它的来龙去脉。前于它的是以黄宗羲、顾炎武为代表的清初经世之学，后于它的是晚清的今文经学。清末，著名的今文经学家皮锡瑞曾概括地指出清代200多年学术思想的变迁，他说：

国朝经学凡三变，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底，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鲜，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又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易》宗虞氏以求孟义，《书》宗伏生、欧阳、夏侯，《诗》宗鲁、齐、韩三家，《春秋》宗公、榖二传。汉十四博士今文说，自魏晋沦亡千余年，至今日而复明。实能述伏、董之遗文，寻武、宣之绝轨，是为西汉今文之学。[2]

这里说的“宋学”是宋明理学的总称。皮锡瑞所说“汉宋兼采之学”是指黄宗羲和顾炎武的学术派别，清代的“汉学”是从这个学术派别发展而来的。黄、顾生活在明末清初，经历了暴风骤雨般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洗礼，富于抗清的民族意识，提倡经世致用，并有反对专制统治的民主思想的萌芽，形成了具有批判精神和求实精神的新思潮、新学风。但是，黄和顾都脱胎于宋明理学。黄宗羲的老师刘宗周是王阳明学派的传人，而顾炎武则“辨陆王之非，以朱子为宗”[3]，所以皮锡瑞说他们“皆以宋学为根底”。当然，黄宗羲、顾炎武已经不属于“宋学”，他们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批判了宋学，开拓了清代学术的新风貌。黄宗羲说：“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底，束书而从事于游谈。”[4]他反对这种风气，主张“穷经研史”“经世致用”。黄宗羲和他的学生们都学识渊博，著作繁富。顾炎武则用“经学”来代替“理学”，他说：“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较诸括帖之文而尤易也。”[5]又说：“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是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6]黄宗羲、顾炎武的学术宗旨和研究方法是“综名核实”，提倡读书，强调实用，贵创造，重证据，反对主观臆断和空洞的说教，这是和宋明理学的末流相对立的。黄宗羲、顾炎武的学术思想需要专门论述，在这里，只指明他们的学术宗旨和方法，开启了后来的汉学家的风气，与之一脉相承，十分相似。但是，黄和顾还没有像以后的许多汉学家那样独尊汉学，走到只搞烦琐考据的狭隘道路上去，他们要“取近代理明义精之学，用汉儒博物考古之功”[7]，也就是义理与考据并重。所以，完全站在汉学家立场上的江藩不以黄、顾为然，认为：“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耳！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者哉！”[8]江藩过分贬抑黄宗羲和顾炎武，他的评论并不公正。但由此可以看出，清初学术的特点之一，确像皮锡瑞所说是“汉宋兼采”。

二、向汉学转变——胡渭、阎若璩

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即康熙中叶以后，学术界正在发生变化。变化的方向，归根结底，决定于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状况。一种社会思潮和学术风尚，在其传布的过程中，总是要遵循着统治阶级的利益、意志、爱好进行修正，发生演变。一些思想、观点与风格，能够与统治阶级的利益、意志、爱好相适应，就会被保存和发扬；另一些思想、观点与风格不能够与统治阶级的利益、意志、爱好相适应，甚至与之相抵触，就会被修正和抛弃。康熙中叶以后，以黄宗羲、顾炎武为代表的具有战斗精神的经世之学，正在向强调通经、重视实证但却拘守、烦琐而复古色彩浓厚的道路上走去。

这时，清朝的统治已趋稳定，经济正在恢复，满汉之间的国内民族矛盾渐渐缓和下来。以明朝孤臣孽子自命的遗老遗少死亡殆尽，抗清斗争已趋消歇。在清朝统治下出生和成长的新一代的知识分子走上了舞台，他们对清朝并不像某些遗老遗少那样抱有强烈的仇恨。知识界普遍地承认了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从反清变为附清。因此，那种激昂慷慨、剑拔弩张、充满着反满意识的文字越来越少，而向清朝献颂献策的文字越来越多了。知识界的这一政治转向必然会反映为学术内容和学术风尚的转变。同时，清朝政府对汉族知识分子一面压制，一面拉拢，扼杀了清初思想界生动活泼的局面。顺康两朝，迭兴大狱。通海案、科场案、奏销案，以及庄廷鑨《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株连极广，打击很重，令人胆战心惊。知识分子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议论朝政，不敢研究现实，不敢撰写历史，研究的领域更加狭窄了。而康熙皇帝尊崇孔子，提倡儒学，编纂书籍，对知识分子诱以功名利禄，把他们的聪明才智引向对古代经典的整理、诠释上去。

继黄宗羲、顾炎武之后，胡渭、阎若璩、毛奇龄、陈启源、万斯同、姚际恒、顾祖禹等人，是清代汉学的先驱，是由清初思想过渡到18世纪汉学的中间站。他们的思想和学术有如下特点：

（1）他们与清初的进步思想家不同，反满意识渐趋泯灭。他们虽然不同于做了清朝大官的理学家魏裔介、熊赐履、李光地、张伯行等，仍保持着“布衣”“处士”的外观，但实际上已和清朝合作，大多数人是清朝大官僚门下的幕宾、食客。如胡渭、阎若璩、顾祖禹都参加了大学士徐乾学奉旨开设的一统志局，而阎若璩晚年受胤禛（即雍正帝，当时尚未即帝位）的礼聘，入其潜邸，死后胤禛给他办丧事，作祭文，称赞他“读书等身，一字无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9]，很受清统治者的恩宠。又如胡渭则得到康熙帝赏识，康熙第四次南巡时，胡渭已71岁，赶到江南行宫迎驾献赋，博得康熙的欢心，又是赐馔，又是赐扇，还赏给御书“耆年笃学”的匾额，被视为不世之荣遇。万斯同是黄宗羲的学生，较有民族意识，清廷开博学鸿词科，万斯同力辞不赴，但清廷以修《明史》为钓饵，由大学士徐元文出面延聘万斯同参加明史馆工作，万斯同接受聘请，到北京修史。条件是“不署衔，不受俸”[10]，仍自称“布衣万某”，他和清朝官僚关系很密切，“在都门十余年，士大夫就问无虚日，每月两三会，听讲者常数十人”[11]。还有毛奇龄的政治转向更为突出，他出生较早，明末已是秀才，清兵入浙江，他起而反抗，参加了抗清军，失败后，改换姓名，逃亡藏匿。30年后却去参加清廷的博学鸿词科，得翰林院检讨，以后向清帝屡次献书，以邀取新统治者的顾盼为荣，章太炎批评他“晚节不终，媚于旃裘”[12]。他们这批知识分子已接受和依附于清朝统治，著作中并没有反抗清朝的痕迹。

（2）他们大体上继承了清初思想家强调读书、反对空谈的学风。黄宗羲曾说，“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顾炎武提倡“博学而文”“多学而知”。因此，胡、阎等后继者读书勤奋，学识广博，考辨精审，著述宏富。阎若璩自题楹联“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可以想见其学风。阎“长于考证，辨核一书，至检数书相证。侍侧者头目皆眩，而精神涌溢，眼烂如电。一义未析，反复穷思，饥不食，渴不饮，寒不衣，热不解，必得其解而后止”[13]。毛奇龄淹贯群书，博学多能，著作很多，被采入《四库全书》的就有40多种。顾祖禹“经史皆能背诵如流水”[14]。万斯同“博通诸史，尤熟于明代掌故，自洪武至天启实录，皆能暗诵”[15]。总之，勤奋、博学、长于考证，这是他们的优点。但是，经世致用的精神却淡薄了，钻进古书堆里，从事字句和个别事实的考证，对当代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不敢问津。例如，顾炎武研究地理学，作《天下郡国利病书》，论列山川形势、城邑关隘，着眼的是现实。他的后继者也大多精通地理学，顾祖禹作《读史方舆纪要》130卷，堪称巨著，胡渭作《禹贡锥指》，阎若璩作《四书释地》，都被誉为佳作，但都是诠释经史中的山川地望、州郡设置，进行历史地理的考证，离开了经世致用的目的。

（3）胡渭、阎若璩等人颇具怀疑精神，治学方法较精密，治学态度较严谨。清初思想家已看出了宋明理学家的毛病：读书粗率，囫囵吞枣，不求甚解。本来，儒家经典流传2 000年之久，传写讹误，颠倒错漏，文字古奥，意义不明，甚至有人作伪掺假，如果不下一番考索订正功夫，儒家经典中的许多篇章的真实意义是难以弄清楚的。魏晋以后的学者，包括宋明理学家在内很少从事这种基本的研究工作。宋明理学家们却根据这些讹误百出、扞格难通甚至作伪的儒家经典，大加发挥，高谈阔论，奉之为不得稍稍违反的圣门教义，岂非可笑！阎若璩、胡渭以颠扑不破的证据推翻了伪古文《尚书》，辨明了河图、洛书之后出，这就把长期视为神圣的伪书打落到尘埃，使之显出原形，也暴露了宋明理学家们的愚蠢与昏蒙。阎若璩自己说：“或谓愚轻议先儒，愚曰：‘轻议先儒其罪小，曲循先儒而使圣贤之旨不明于天下后世，其罪大，愚固居罪之小者也。’”[16]与阎若璩同时的姚际恒，写了一本《古今伪书考》，列举伪书数十种，都是古代的著名典籍，开辟了辨伪学的途径。他说：“造伪书者，古今代出其人，故伪书滋多于世。学者于此，真伪莫辨，而尚可谓之读书乎？是必取而明辨之，此读书第一义也。”[17]在封建时代，人们把儒家的经籍看作知识的第一来源，现在这些书籍被怀疑，甚至被证明是伪书，知识界会发生多么大的震动！汉学发轫之初，确有一股敢于怀疑、敢于批判、敢于探索的精神。可惜在封建专制统治下，这种精神不能够发扬光大，例如毛奇龄就曾抨击河图、洛书，怀疑《周礼》《仪礼》，还大胆地批判朱熹的《四书集注》，他作《四书改错》，说：“四书无一不错……然且日读四书，日读四书注，而就其注文以作八比，又无一不错……真所谓聚九州四海之铁，铸不成此错矣。”[18]可是，康熙帝尊崇朱熹，把朱熹升为孔门十哲之次，毛奇龄听到这个消息，害怕触怒朝廷，赶紧把《四书改错》一书劈板销毁。

（4）这时候的学者，有不少人离开宋学，向汉学靠拢，尊崇汉代的经学研究。毛奇龄说：解释经义，“汉取十三而宋取十一，此非右汉而左宋也。汉儒信经，必以经为义，凡所立说，惟恐其义之稍违乎经，而宋人不然”[19]。在他看来，汉人说经较合乎“经”的本来面貌。又如陈启源所作《毛诗稽古篇》是颇有代表性的。宋以前，《诗经》的研究都尊信《小序》、《毛传》和《郑笺》，至宋苏辙、郑樵等指《小序》非传自子夏而系卫宏的伪托，朱熹作《诗集传》，采郑樵的意见，全废《小序》，并反对《毛传》《郑笺》，而以封建理学的观点说诗。宋以后的《诗经》研究者，大多是宋学一派，以理学诠释《诗经》，猜度诗人的美刺和作诗动机，甚多曲解，而对训诂名物很疏略。朱熹的书为政府所尊崇，而《小序》《毛传》《郑笺》很少人去研究了。陈启源一反朱熹的态度，尊信《小序》《毛传》《郑笺》，着重名物考证，驳斥朱熹派的说诗背离宋学而归趋汉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篇》：“训诂一准诸《尔雅》，篇义一准诸《小序》，而诠释经旨则一准诸《毛传》，而《郑笺》佐之。其名物则多以陆玑疏为主……所辨正者，惟朱子《集传》为多……所掊击者惟刘瑾《诗集传通释》为甚，辅广《诗童子问》次之（辅广、刘瑾都是朱熹学派的传人，他们的书都是阐明《诗集传》的思想，为朱熹作护法）……其间，坚持汉学，不容一语之出入。虽未免或有所偏，然引据赅博，疏证详明，一一皆有本之谈。”[20]陈启源的著作已经和继起的专门汉学家十分相似，他也因此而遭到宋学家的攻击，后来，唐鉴（曾国藩的老师，理学家）就斥骂陈启源“横生妄议，诬毁圣人，专门之病，其狂悖一至此乎”[21]。

在汉学发轫之初，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胡渭和阎若璩。

胡渭（1633—1714，明崇祯六年至清康熙五十三年），字朏明，浙江德清人。作《易图明辨》《禹贡锥指》《洪范正论》等书，尤以《易图明辨》影响最大。《易经》本来是古代的占卜书，并没有图像。五代时，道士陈抟造河图、洛书，传给种放、穆修，再传李之才、刘牧、邵雍、周敦颐，宋代理学家都相信陈抟的话，说河图、洛书是龙马神龟从河中负出，还有所谓太极、无极、先天、后天之说，附会增益，和《易经》混在一起，托之于伏羲、文王、周公、孔子。《易经》的诠释被弄得神秘玄妙、乌烟瘴气。朱熹作《易本义》，采用这些说法，于是道士家的易说流行了几百年。胡渭的《易图明辨》证明了河图、洛书不过是道士的修炼术，是后代晚出之说。他说：“《诗》《书》《礼》《春秋》，皆不可无图，惟《易》无所用图，六十四卦、二体、六爻之画，即其图也。”[22]胡渭的考据，对宋明理学是一次很大的打击。梁启超说：“须知所谓无极、太极，所谓河图、洛书，实组织宋学之主要根核，宋儒言理、言气、言数、言命、言心、言性，无不从此衍出。周敦颐自谓‘得不传之学于遗经’，程、朱辈祖述之，谓为道统所攸寄，于是占领思想界五六百年，其权威几与经典相埒。渭之此书，以《易》还之羲、文、周、孔，以图还之陈、邵，并不为过情之抨击，而宋学已受致命伤。”[23]胡渭以《易》还之羲、文、周、孔，仍是错误的，因为《易经》是古代长期积累的占卜文字，而《易传》则产生于战国秦汉之际，与羲、文、周、孔并无关系。但胡渭以图书还之陈（抟）、邵（雍）是很正确的，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易经》研究中附加的神秘色彩。

阎若璩（1636—1704，明崇祯九年至清康熙四十三年），字百诗，祖籍太原，生长于淮安。他最有名的著作是《古文尚书疏证》，共8卷。《尚书》自秦灭后，西汉初，伏生传述28篇，后又得《泰誓》，共为29篇，是为今文，立于学官。汉武帝时，从孔子家的墙壁中得古文《尚书》，孔安国献之，比今文多出16篇。因正当武帝末的巫蛊之祸，古文未立于学官。东汉时，此16篇又失传。至东晋梅赜献古文《尚书》，变成了25篇，还有所谓孔安国《传》。唐代孔颖达作《正义》，将原今文29篇与梅赜的古文25篇放在一起，今古文混杂，以后历代有人对梅赜所献的《尚书》表示怀疑。阎若璩证明古文《尚书》25篇和孔安国《传》都是伪书，从《尚书》的篇数、篇名、字句、书法、文例等提出很多证据，并引用《孟子》《史记》《说文》等书作为旁证。经过阎若璩的这番考证，古文《尚书》之伪，铁证如山，不可动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他：“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乃大明。”“祛千古之大疑，考证之学，则固未之或先矣。”[24]伪古文《尚书》，一千数百年以来，被人讽诵学习，视为神圣的经典，也是宋明理学家的重要依据。例如：被理学家们视作“孔门心传”的16个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就出自伪古文《尚书》的《大禹谟》。古文《尚书》既是伪书，所谓“孔门心传”那套骗人的鬼话也就被戳穿了，理学家们进退失据，非常狼狈。所以，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和胡渭的《易图明辨》一样，其价值不仅在考证方法和古文献整理方面，更主要的是打击了宋明理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触动了儒家经典的权威。由于胡渭、阎若璩考辨伪经的影响，使有一些人对四书五经提出了怀疑。据李塨说：“塨南游时，客有攻辩《中庸》、《大学》、《易系辞》以及三礼、三传者。塨见之大怖，以为苟如是，则经尽亡矣。急求其故，则自攻古文《尚书》为伪书始。”[25]

三、汉学的形成——惠栋和吴派学者

胡渭、阎若璩等都是过渡性的人物，他们治学重视审音读字和具体的证据，但并没有打出“汉学”的旗帜，也没有完全摆脱宋明理学的影响。皮锡瑞评论说：“阎（若璩）证古文之伪甚确，特当明末宋学方盛，未免沾染其说。夫据古义以斥《孔传》可也，据宋人以斥《孔传》则不可。”[26]阎若璩为了证明孔安国《传》之伪，有13处征引宋儒之说，以驳《孔传》，这是阎若璩不彻底的地方。当时，宋学与汉学还在进一步分化，要到下一代，即乾隆时代，才形成了壁垒分明的对立。章太炎说：胡渭、阎若璩，“皆为硕儒，然草创未精，时糅杂宋明谰言。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27]。

任何一个自成体系、别立门户的学术派别都有自己的思想宗旨、治学方法、研究重点和学术风格，这是需要长期积累、磨砺才能够形成的。到了惠栋时（雍乾之际），一切条件才基本具备，才能构筑起汉学的牢固阵地，形成和宋学分庭抗礼的局面。惠栋和他的友侣、学生都是江南苏州及附近的人，被称为清代汉学中的“吴派”。当时人这样说：“吴中以经术教授世其家者，咸称惠氏。惠氏之学大都考据古注疏之说而疏通证明之，与六籍之载相切，传至定宇先生（即惠栋），则尤多著纂，卓卓成一家言，为海内谈经者所宗。”[28]“于是吴江沈君彤，长洲余君仲霖、朱君楷、江君声等先后羽翼之，流风所煽，海内人士无不重通经，无不知信古，而其端自先生发之。”[29]

惠栋（1697—1758，清康熙三十六年至乾隆二十三年），字定宇，江苏吴县人。惠氏世代传经，曾祖惠有声是明末秀才。祖父惠周惕、父亲惠士奇是康熙年间的进士，都是有名的学者，著作很多。惠士奇任广东学政，提倡学术，颇有成绩。惠栋生长在学术氛围浓厚的家庭环境中，“自幼笃志向学，家有藏书，日夜讲诵。自经史诸子百家杂说及释道二藏，靡不穿穴”。惠栋20岁就考取秀才，但屡应乡试，均不第。乾隆十五年（1750），诏举经明行修之士，当时惠栋已54岁，被推荐，又未被录取。他专心经术，闭户读书，未涉仕途，尤其精通易学。

惠氏的学风，继承了顾炎武的传统，治经从研究古文字入手，重视声音训诂，以求经书的意义。惠士奇说：“礼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音。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故古训不可改也。”[30]又据戴震叙述惠栋的治学：“松崖先生（惠栋）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故训，以博稽上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据依。”[31]惠栋认为：汉代学者都有师承渊源，训诂由经师口授，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平行。要理解经书的真正意义，必须恢复汉儒的训诂，“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是以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能废也”[32]。他批评魏晋以后治经者常常用俗字代替古字，使经书的意义晦而不彰。他研究《易经》，订正70余字，认为：“诸家异同，动盈数百，然此70余字，皆卓然无疑当改正者。”[33]

惠栋提倡由古书的文字音训以求义理，这是汉学家共同信奉的原则，也是区别于宋明理学家的治学特色。惠栋继顾炎武之后开辟了新的学术蹊径，影响甚大。“乾隆中叶，海内之士知钻研古义，由汉儒小学训诂以上溯七十子六艺之传者，定宇先生为之导也。”[34]惠栋的后学王鸣盛、钱大昕也抱同样的主张，王鸣盛说：“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35]钱大昕说：“六经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诂训始。”[36]就是吴派以外的汉学家，包括戴震等皖派学者，都持同样的观点。所以，激烈地反对汉学的方东树说，“此是汉学一大宗旨，牢不可破之论矣”，“此论最近信，主张最有力，所以标宗旨，峻门户，固壁垒，示信学者，谓据其胜理，而不可夺矣”[37]。汉学家们共同遵奉、反复强调的这个原则当然是有道理的，要弄清楚古代经籍中的思想内容，当然必须弄清古文字的音义。连古文字都不认识，哪里谈得上研究经籍呢？可是，魏晋以后，人们越来越不懂得古文字了，对声音训诂茫然不晓，却大言不惭地治经说经，牵强附会，随意解释，有的人干脆将不认得的古字胡乱地换成俗字，篡改经籍，真意尽失。从顾炎武开始，直到惠栋、戴震，正是针对这种不良的风气，强调要从声音、训诂、校勘、考证的基本功夫入手，来整理和研究古代的经籍，这样才能够消除长期以来附加在古书上的误解和歪曲，认识其原来的意义，这是比较严谨、比较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治学态度。汉学家们对语言文字的研究花了很大精力，这门被称为“小学”的学科本来只是为了研究经籍的需要，是附属于经学研究的。后来，名家辈出，著作很多，积累丰富，“小学”成了清代的一门很发达的学科。

惠栋治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尊信和固守汉儒的说经，因此，这个学派被称为“汉学”。“汉学”的名称不能完全反映戴震以后的学术特点，但却颇为恰当地表现了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学者的特色。惠栋的父亲惠士奇已很重视汉人对经籍的注释，他说：“《易》始于伏羲，盛于文王，大备于孔子，而其说犹存于汉。”又说：“康成三礼，何休《公羊》，多引汉法，以其去古未远。”[38]但惠士奇还不算是专宗汉学的，到了惠栋才高举“汉学”的旗帜，“凡古必真，凡汉皆好”，完全撇开魏晋以后的经说，回到汉以前去。所以，焦循说：“吴人说易，父子殊方。惠士奇《易说》，独申己意。其子栋《周易述》，则持守旧说。”[39]

清代学者回到汉儒的经说，这是清初以来学术思想发展的必然归宿。尽管清朝政府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可是理学的权威已经失坠，人们看到：宋儒说经，连经书中的文字句读、名物典制都没有搞清楚，甚至连经书的真伪都不辨，恰如盲人摸象，一知半解，猜度臆说。知识界已不能再建立起对宋学的虔诚信念，解除宋学的束缚，摆脱宋学的影响，这是思想潮流的大势所趋。有头脑的知识分子从笼罩数百年之久的宋儒说经的迷雾中冲出来，将走向何处？新的近代知识宝库的大门还是紧闭着的，他们不可能打开它。于是探本寻源，回到古代，希望从遥远的过去寻找到思想依据。在他们看来，汉代去古未远，遗说尚存，是求知的宝藏，要寻求古代经籍的本来面目，只有回到汉儒的经说。惠栋批评魏晋以后的学术，“盖魏晋以后，经师道丧，王肃诋郑氏而禘郊之义乖，袁准毁蔡、服而明堂之制亡，邹湛讥荀谞而《周易》之学晦。郢书燕说，一倡百和，何尤乎后世之纷纭也”[40]，又推崇汉代经学，“汉儒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平行”[41]。从反宋走向复汉，这是清代前期学术思想的发展趋势，吴派是这段路程的顶点，表现了强烈的复汉色彩。

反宋与复汉是当时思潮的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反宋，意味着摆脱传统学术，在一定程度上是思想解放的表现。反宋的结果却回到了汉学，在当时也只有回到汉学，才能另立壁垒，与宋学旗鼓相当地对抗。但应该指出，离开宋学而完全回到汉学，表明思想学术界走上了新的歧路，是思想解放的夭亡。宋学固然主观穿凿，是替封建主义服务的学术；汉学也多附会曲解，同样也是为封建主义服务的。当时的社会条件还没有成熟到可以突破封建思想的羁绊，因此，出于此，即入于彼，仍旧在封建主义经学的老框框里兜圈子。这是吴派的局限性，大体说来，也是整个清代汉学的局限性。

吴派的代表人物惠栋专精《周易》，著有《周易述》《易汉学》《易例》《九经古义》《古文尚书考》等书。他说：“宣尼作十翼，其微言大义，七十子之徒相传，至汉犹有存者。自王弼兴而汉学亡，幸存其略于李氏《集解》中（指李鼎祚《周易集解》）。”他撰写《周易述》，研究30年，易稿四五次，完全抛开魏晋以后的注释，“专宗虞仲翔（虞翻），参以荀（爽）、郑（玄）诸家之义，约其旨为注，演其说为疏。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章矣”[42]。

惠栋的注意力集中于构筑汉学的森严壁垒，对汉人的易说搜辑钩稽，不遗余力，而且推崇备至。汉儒说经，有精华，也有糟粕，惠栋不加别择，全盘继承。汉代经学有今古文之分，惠栋以虞翻为主，虞翻世传《孟氏易》，属今文家；而惠栋又“参以荀、郑诸家之义”，荀爽、郑康成传《费氏易》，《费氏易》却属古文家。因此，惠栋将今古文混杂，兼收并蓄，不免相互抵触。汉人说经，讲阴阳灾异、天人合一、谶纬之学。惠栋的作品也明显受其影响。惠栋很得意的是以古字改俗字，如改正《易经》的70多个字，认为“卓然无疑”，是纠正了后儒妄以俗字改古字之误，其实，他改正的字也是成问题的。阮元就批评他：“国朝之治《周易》者，未有过于征士惠栋者也。而其校刊雅雨堂李鼎祚《周易集解》与自著《周易述》，其改字多有似是而非者。盖经典相沿已久之本，无庸突为擅易，况师说之不同，他书之引用，未便据以改久沿之本也。但当录其说于考证而已。”[43]阮元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惠栋强调复古，尊信汉人，可是汉儒的古说并不都是正确的，即使诠释经籍也是这样。《四库提要》评惠栋：“其长在博，其短亦在于嗜博；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44]王引之也说：“惠定宇先生考古虽勤，而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来书言之，足使株守汉学而不求是者，爽然自失。”[45]

与宋学的空谈相反，惠栋治经，“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己见”[46]，但也并不是不正面发挥自己的思想。他的《明堂大道录》，自诩是弄清了长期没有弄清的古代明堂之制的真面目，其实不过是依据汉人之说，发挥自己的政治理想。他认为：明堂是古代祭祀、朝觐、养老、尊贤、布政、施教的地方，“立明堂为治天下之大法”。又他对“理”做了诠释，引《韩非子·解老》为根据，说“理字之义，兼两之谓也。人之性，禀于天，性必兼两。在天曰阴与阳，在地曰柔与刚，在人曰仁与义”，这是以事物矛盾对立的普遍性来解释“理”，和宋儒说“理”根本不同。又说：“好恶得其正，谓之天理……后人以天理、人欲为对待，且曰：‘天即理也。’尤谬。”[47]这话直接驳斥了程朱理学，而和戴震的理欲说极为接近。

惠栋的朋友沈彤，学生余萧客、江声以及王鸣盛、钱大昕，钱大昕的弟侄钱大昭、钱塘、钱坫等都是苏南人。他们大多恪守惠氏尊汉的学术途径，被称为汉学中的吴派。戴震说：“先生（惠栋）令子秉高与二三门弟子，若江君琴涛（江声）、余君仲林（余萧客）皆笃信所授，不失师法……而吴之贤俊后学，彬彬有汉世郑重其师承之意。”[48]

沈彤的代表作是《周官禄田考》。欧阳修曾怀疑《周礼》，认为按《周礼》，官多田少，禄田将不足数。沈彤考证其实施情形，以答复欧阳修的疑难，惠栋称誉此书“二千年来聚讼，一朝而决”[49]。其实，《周礼》是后出的书，成于战国时，书中所言托之西周，未必是西周的实际情形。沈彤据以考证西周制度的实施，未免拘泥过甚。余萧客作《古经解钩沉》，搜辑唐以前经解，是一本辑佚书，钩稽排比，用力颇勤。但成书匆促，精审不足。当时学者王鸣盛、戴震都有所批评，王鸣盛说它“好古而不知所择”，“有本系后人语妄摭入者，有本是汉注反割弃者。书不可乱读，必有识方可以有学，无识者观书虽多，仍不足以言学”[50]。戴震则批评它名为“钩沉”，“有钩而未沉者，有沉而未钩者”[51]。江声与王鸣盛都是继阎若璩、惠栋以后研究《尚书》的，学风和惠栋一致。江声作《尚书集注音疏》，一是尊汉注，“取马（融）、郑（玄）之注及《大传》（伏生《大传》）、《异义》（许慎《五经异义》），参酌而辑之，更旁采他书之有涉于《尚书》者以益之”[52]；一是好改书，以古字改俗字，“采《说文》经子所引《书》古文本字，更正秦人隶书及唐开元改易古字之谬”，并且“以篆写经，复三代文字之旧”[53]。这两个特点，比惠栋还要变本加厉。江声精通古文字，但泥古太深，“生平不作楷书，即与人往来笔札，皆作古篆，见者讶以为天书符篆”[54]。王鸣盛的研究范围稍广阔，但好古尊汉则尤甚。他作《尚书后案》，专尊郑玄。王鸣盛自己说：“《尚书后案》何为作也？所以发挥郑康成一家之学也。”[55]杭世骏为此书作序称：“《尚书》一经，世宗伪孔安国传，郑氏之注灭没于散亡之后……光禄卿王君西庄（即王鸣盛），当世之能为郑学者也，戚然忧之，钻研群籍，爬罗剔抉，凡一言一字之出于郑者，悉甄而录之，勒成数万言，使世知有郑氏之注，并使世知有郑氏之学。”[56]王鸣盛只尊奉郑康成一家，连其他汉儒的经注也放在次要地位，魏晋以后的注疏更不在话下。他评论汉代经学：“两汉经生蝟起，传注麻列，人专一经，经专一师。直至汉末有郑康成，方兼众经。自非康成，谁敢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删繁裁诬，刊改漏失，使学者知所归乎！”[57]王鸣盛的长处是别择较严，避免了惠栋兼收并蓄、混淆今古文的毛病，缺点是盲目拜倒在郑康成脚下，被古人牵着鼻子走，偏枯狭窄，不能有创造性的研究。王鸣盛说：“治经断不敢驳经……经文艰奥难通，但当墨守汉人家法，定从一师，而不敢他徙。”[58]汉学家的弱点在王鸣盛身上表现得最为集中，而且更加理论化、固定化了。王鸣盛还以治经的方法治史，作《十七史商榷》，“主于校勘本文，补正讹脱，审事迹之虚实，辨纪传之异同，最详于舆地职官、典章制度，独不喜褒贬人物，以为空言无益也”[59]。

在吴派学者中，学识最博、成绩最大的要推钱大昕。他的研究范围是多方面的，精通经学、史学、天文、历算、音韵、训诂、金石、辞章，“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60]。他虽也恪守汉儒的宗旨，认为“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有义理”[61]，“诂训必自汉儒，以其去古未远”[62]，但态度不像其他吴派学者那样绝对化。他认为：对古人的学说，既不可轻易诋毁，也不应过分株守，“愚以为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訾毁前人，实以加惠后学”[63]，“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64]。他以毕生精力，作《廿二史考异》，对篇幅浩繁的“正史”做了系统而细致的研究考证。他的方法是用二十二史的不同版本互勘，也用其他书籍碑版做比较，指出了“正史”中的错误、缺漏和矛盾，订正了传抄或刊刻上的讹误。钱大昕不多谈义理，可是他的议论中也有一些突破封建框框的思想。在封建社会中，君道最尊，弑君是大逆不道，而钱大昕却认为：被弑的君主都是无道之君，如果君主贤明，也就不会产生乱臣贼子，“君诚有道，何至于弑”[65]。又封建的伦理观不准妇女改嫁，钱大昕却认为：如果夫妇之间，恩爱已绝，“去而更嫁，不谓之失节……使其过不在妇欤，出而嫁于乡里，犹不失为善妇，不必强而留之，使夫妇之道苦也”[66]，这些看法是比较大胆的。但他在某些问题上也主观保守，例如：在算学方面，他过分尊信中国的古算，轻视西方数学，江永学习西方数学较有成绩，钱大昕却讥刺江永“为西人所用”[67]。又中国有反切，这是语言学的一大进步，与佛教传入有关，受佛经梵文拼音的影响。钱大昕矢口否认这个明显的事实，硬说《诗经》已有反切的萌芽，他驳斥反切受佛经影响的说法，“岂古圣贤之智乃出梵僧下耶”，“吾于是知六经之道，大小悉备，后人詹詹之智，早不出圣贤范围之外也”[68]。这种想法反映了中国知识界中抱残守缺、夜郎自大的一面。尽管这样，钱大昕仍是清代学者中的佼佼者。当时戴震执学术界的牛耳，极为自负，瞧不起其他人，只器重钱大昕。戴震说：“当代学者，吾以晓徵（即钱大昕）为第二人。”“盖东原毅然以第一人自居。然东原之学，以肄经为宗，不读汉以后书。若先生（钱大昕）学究天人，博综群籍，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也。以汉儒拟之，在高密（郑康成）之下，即贾逵、服虔亦瞠乎后矣。”[69]

四、汉学的高峰——戴震

清代的汉学中，与吴派并称的是以戴震为主要代表的皖派。“吴”和“皖”都是地名，吴派学者大多是苏南人，而皖派学者大多是安徽人。吴派和皖派并不是两个对立的学派，两派的学术主张有很多共同点，因此相互影响，互为师友。皖派稍后出，皖派的主要代表戴震比吴派的主要代表惠栋小26岁。吴派多治《周易》《尚书》；皖派擅长“三礼”，尤精小学、天算。吴派提倡复古，唯汉是好；皖派强调求真，方法严密，识断精审。当时学者王鸣盛论惠、戴的区别：“方今学者，断推两先生，惠君之治经求其古，戴君求其是，究之，舍古亦无以为是”[70]。王鸣盛是惠派学者，故袒护复古。章太炎论两派的区别：“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以异也”，又说吴派“皆陈义尔雅，渊乎古训是则者也”，而“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密严瑮，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苏州诸学殊矣”[71]。梁启超论两派的区别：“戴、段、二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所以特异于吴派者，惠派治经，如不通欧语之人读欧书，视译人为神圣，汉儒则其译人也，故信凭之不敢有所出入。戴派不然，对于译人不轻信，必求原文之正确，然后即安。吴派所得，断章零句，援古正后而已。戴派每发明一义例，则通群书而皆得其读。故吴派可名汉学，戴派则确为清学而非汉学。以爻辰纳甲说《易》，以阴阳灾异说《书》，以五际六情说《诗》，其他诸经义，无不杂引谶纬，此汉儒通习也。戴派之清学，则芟汰此等，不稍涉其藩，惟于训诂名物制度注全力焉。”[72]章、梁的评断是很有见地的。

皖派的出现，是清代学术发展的高峰。吴派虽然已和宋学分庭抗礼，但还不能排挤宋学。自皖派出，局面为之一变，“震（戴震）始入四库馆，诸儒皆震竦之，愿敛衽为弟子……震为《孟子字义疏证》，以明材性，学者自是薄程朱”[73]。此后，汉学取代了宋学，支配学术界。

汉学之所以成为文化学术的主流，和当时的社会条件是分不开的。乾隆时，清朝的统治已历100年，进入全盛阶段，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承平而富裕的社会为学术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北京和扬州、苏州，政治经济文化尤为发展，人才辈出，书院林立，刻书藏书成风。而雍乾时代，文字狱更加苛密，知识分子多埋头故纸堆中，不敢议政论史，唯以钻研经书为事。清朝的官方政策也倡导注经编书。如果说康熙朝专尊程朱，那么到乾隆时，统治者觉察到理学已难以维系知识界，而必须同时提倡汉学，使这两个学派都为自己的统治服务。阮元说：“我朝列圣，道德纯备，包涵前古，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圣学所指，海内响风。”[74]在汉学家的倡议下，清政府开始编纂《四库全书》。此举工程巨大，网罗丰富，著名的汉学家均参与其事，对学术研究起了促进作用。还有一批身居要职的官吏，如朱筠、朱珪、王昶、纪昀、毕沅、阮元等，他们本人就是有造诣的汉学家，奖掖提倡，不遗余力，因此，“乾隆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矣”[75]。

皖派的主要代表戴震（1724—1777，雍正元年至乾隆四十二年），字东原，安徽休宁人。家庭贫寒，曾为商贩，又以教书为业。青年时，就学于著名学者江永，“永治经数十年，精于三礼及步算、钟律、声韵、地名沿革，博综淹贯，岿然大师”[76]。江永的贡献，一为礼学，所撰《礼经纲目》等礼学著作数种，录入《四库全书》，被誉为“精核之作”；一为声韵学，江永批评顾炎武“考古之功多，审音之功浅”[77]，改变顾氏古韵十部的分法，而成十三部；一为天算，改正梅文鼎论岁实消长之误。江永的学生除戴震外还有金榜、程瑶田等，都是礼学名家。戴震对江永十分推崇，称“先生之学，自汉经师康成后，罕有俦匹”[78]。戴震在学术上很受江永的影响，乾隆二十年（1755），戴震33岁，还是个穷秀才，因避仇家的陷害，逃到北京，穷困潦倒，“困于逆旅，粥几不继，人皆目为狂生”[79]。他带着自己的著作去拜访青年学者钱大昕，钱誉其为“天下奇才”。从此，戴震认识了一批新科进士王鸣盛、钱大昕、卢文弨、王昶、纪昀、朱筠等，他们都很钦佩戴震的学识，“耳先生名，往访之。叩其学，听其言，观其书，莫不击节叹赏。于是声重京师，名公卿争相交焉”[80]。戴震35岁至扬州，客于盐运使卢见曾的雅雨堂，结识惠栋，“惠、戴见于扬州，交相推重”[81]。40岁中举人，此后往来于江西、江苏、直隶、山西，修志编书，51岁奉召以举人充《四库全书》纂修官。53岁会试又落第，特准参加殿试，授翰林院庶吉士，55岁病死。他的学生很多，段玉裁、王念孙、任大椿、孔广森都在门下受业。

戴震的学术成就，在清中叶的学者中最为突出。他学问渊博，识断精审，集清代考据学的大成，而且和其他汉学家不同，写了许多理论文章，抨击程朱理学，阐发唯物主义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了灿烂的篇章。之后的学者汪中评论清代前期的学者：“国朝诸儒崛起，接二千余年沉沦之绪……亭林（顾炎武）始开其端；河洛图书，至胡氏（胡渭）而绌；中西推步，至梅氏（梅文鼎）而精；力攻古文者，阎氏（阎若璩）也；专治汉《易》者，惠氏（惠栋） 也；及东原（戴震）出而集大成焉”[82]。汪中大体勾画了汉学发展的轮廓，给戴震很高的地位。

戴震的学术成就，一是在音韵、训诂方面，他对古韵分部和声类分析均有贡献。在古韵研究方面，他和江永都是审音派，不同于之前的顾炎武，之后的段玉裁、王念孙、章炳麟的考古派。戴震把古韵分为九类二十五部，最大的特点是入声韵独立，以之与阴声韵、阳声韵相配，并认为阴阳可对转，而入声是韵类通转的枢纽。他又从古文字的音与声，推求其意义，发现了“故训音声相表里”的规律。他说：“字书主于故训，韵书主于音声，然二者恒相因。音声有不随故训变者，则一音或数义；音声有随故训而变者，则一字或数音。大致一字既定其本义，则外此音义引申，咸六书之假借。其例或义由声出……凡故训之失传者，于次亦可因声而知义矣。或声同义别……或声义各别……六书假借之法，举例可推。”[83]他说明，必须通音声而明转注、假借，才能弄清楚许多古文字的意义。他提出的“音义相通”的规律，后来王念孙等加以发扬，取得很大成果。由于戴震精通小学，从音韵、训诂的基本功夫入手，所以治经的成绩较大。戴震自言治学的特点，“仆之学，不外以字考经，以经考字”[84]，“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85]。纪昀称赞他“戴君深明古人小学，故其考证制度字义，为汉已降儒者所不能及，以是求之圣人遗经，发明独多”[86]。

除了小学外，戴震对名物、制度、古文献的校勘、考证也做了很多工作。如《考工记图》，根据《考工记》本文和郑康成注，绘图以明之，对郑注有订正，此书“图与传注相表里”[87]；又如《尚书·尧典》有“光被四表”一语，从未产生过疑问，戴震却根据孔安国《传》、《尔雅》、《说文》等书，认为“光”是个错字，应作“横”。他说：古代“横”字与“桄”字通，“桄”被误写作“光”，所以“光被”即“横被”，意即广被。他断定“《尧典》古本必有作‘横被四表’者”[88]。这话说过以后几年中，他的朋友、学生、亲戚果然从各种古书里找到了“横被四表”或“横被”的好几个例子，证明戴震的论断是正确的。

戴震在古天算、古地理的研究方面，也有不少成绩。他把古代天文理论和古籍中的有关资料结合起来，解决了天文学上的一些疑难，如对“璇玑玉衡”做了考证，纠正了汉以后的误解，又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久已失传的古算书多种，包括《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使我国古代的算学遗产重见于世。在古地理方面，戴震整理了郦道元的《水经注》，此书在流传中，将经文和注文混到了一起，颠倒错乱，无法读通。戴震整理此书，立下三条校勘的原则（例）：第一条，“《水经》立文，首云某水所出，以下无用重举水名。而注内详及所纳群川，加以采摭故实，彼此相杂，则一水之名，不得不更端重举”；第二条，“经文叙次所过郡县，如云又东过某县之类一语，实该一县。而注则沿溯县西以终于东，详记所径委曲；经据当时县治，至善长（郦道元）作注时，县邑流移，是以多称故城，经无言故城者也”；第三条，“凡经例云‘过’，注例云‘径’”[89]。按照这三条原则，混淆的经与注就可以清楚地区分开。段玉裁说，“得此三例，迎刃分解，如庖丁之解牛，故能正千年经注之互讹”[90]，基本上恢复了《水经注》原书的本来面目[91]。

戴震不但是个卓越的考据学家，而且是个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他在注释经籍的外衣下，阐发唯物主义哲学，反对程朱理学。他一方面重视小学和考据，他说，“今人读书尚未识字，辄目训诂之学不足为。其究也，文字之鲜能通，妄谓通其语言；语言之鲜能通，妄谓通其心志”[92]。他认为，只有弄清楚古代经籍中的文字、音训、名物、制度，才能懂得其中的意义。但另一方面，他并不停留在音韵、训诂、名物、制度的考释上，而是强调对经籍中思想内容的理解。他说自己是“志存闻道”，至于音训考据不过是“闻道”的手段。他虽是汉学家的领袖，却不满意大多数汉学家墨守古经传注，绝口不谈义理。他说：“义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熟乎义理，而后能考核，能文章。”[93]“君子务在闻道也。今之博雅能文章、善考核者，皆未志乎闻道，徒株守先儒而信之笃。”[94]这不啻是对自己学派内只做考据、不谈思想的批评。他似乎预见到以后别人会拿他在音训考据方面的成就来抹杀他的哲学观点，因此声明：“六书九数等事，如轿夫然，所以舁轿中人也。以六书九数等事尽我，是犹误认轿夫为轿中人也。”《孟子字义疏证》是戴震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戴震说：“仆生平著述之大，以《孟子字义疏证》为第一，所以正人心也。”[95]可是当时之人，包括戴震的朋友和学生，有许多人并不理解戴震的学术宗旨，往往推崇他在小学、考据方面的成就，而并不重视他的哲学思想。

戴震继承了清初思想家的唯物主义传统，对唯心主义理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反对理学家所说的“理在气先”，认为“气”是第一性的，“气”是宇宙万物的本原。自然界的发生发展就是“气化流行”，换句话说，就是物质的运动。他说：“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行亦道之通称。”[96]他在这里说的“道”就是运动，阴阳五行就是矛盾着的物质，在他看来，宇宙间阴阳五行的运动变化，使事物不断地产生、变化、发展。戴震认为：“理”只是“气”的运动变化的法则，是第二性的。“生生者化之原，生生而条理者化之流。”[97]“理”就是事物的“条理”，只能分别地存在于各个具体的事物之中，而并不在事物之外，他说，“就事物言，非事物之外别有理义也。有物必有则”，“物者，事也。语其事，不出乎日用饮食而已矣。舍是而言‘理’，非古圣贤所谓‘理’也”[98]。戴震强烈反对理学家标榜的高出于万物之上的“理”，认为这种玄妙空虚的“理”是不存在的，是从佛教中搬来的，“其以‘理’为‘气’之主宰，如彼（佛教）以‘神’为‘气’之主宰也，以‘理’能生气，如彼以‘神’能生‘气’也”[99]。

戴震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人性论和理欲说，这是他思想中最精彩、最富有战斗精神的部分。理学家把人性分成“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认为“气质之性”是产生“情欲”的罪恶渊薮，高唱“惩忿窒欲”。戴震根本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性”就是自然的化分，“性者，分于阴阳五行以为血气、心知，品物区以别焉”，“血气、心知，性之实体也”[100]，因此，“性”只有“气质之性”，宋儒吹嘘的先天的“义理之性”是不存在的。人有人的性，物有物的性。人性得自然化分之全，物性得自然化分之曲，故人性善。戴震非常尊重人性，他认为：人性包括欲、情、知三方面，“欲”是对于声色嗅味的要求欲望，“情”是喜怒哀乐的感情，“知”是分辨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他说：“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给于欲者，声色嗅味也，而因有爱畏；发乎情者，喜怒哀乐也，而因有惨舒；辨于知者，美丑是非也，而因有好恶。声色嗅味之欲，资以养其生；喜怒哀乐之情，感而接于物；美丑是非之知，极而通于天地鬼神……是皆成性然也。”[101]他认为，有了人的生命形体，就有欲、情、知，因此，反对宋儒鼓吹的“存天理，灭人欲”“惩忿窒欲”。在戴震看来，“欲”是每人都具有的自然的生理要求，不应该灭掉，也不可能灭掉；“欲”不像理学家认为的那样是“万恶之源”，只要在理智的指导下，“欲”合乎规律地发展，有节制地得到满足，就是“善”，就是“仁”。他说，“欲也者，性之事也……欲不先之私则仁”[102]，“人之有欲也，通天下之欲，仁也”[103]，“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戴震的道德观是和理学家截然不同的，是建立在尊重人性、承认人欲合理性的基础之上的。他认为，程朱理学把老百姓的“饥寒愁怨”“常情隐曲”都说成是万恶的“人欲”，因而抹杀了群众正当的生存要求，这是残忍而虚伪的说教。他针对朱熹所说“天理、人欲不能并立”而提出“理者，存乎欲者也”[104]，“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105]。

戴震大胆地揭露理学家的所谓“理”并不是真理，而不过是统治者的主观偏见，是强者欺凌和压迫弱者的口实。他大声疾呼：现实世界是以强权作为公理的。

今虽至愚之人，悖戾恣睢，其处断一事，责诘一人，莫不辄曰理者。自宋以来，始相沿成俗，则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因以心之意见当之也。于是负其气，挟其势位，加以口给者，理伸。力弱气慑，口不能道辞者，理屈。呜呼！其孰谓以此制事，以此制人之非理哉？……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106]

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后儒冥心求理，其绳于理，严于商、韩之法，故学成而民情不知，天下自此多迂儒。及其责民也，民莫能辨。彼方自以为理得，而天下受其害者众也。[107]

真是字字血泪，声声痛切，不知有多少无辜的卑者、弱者牺牲在“理”字之下。“后儒以理杀人”，这是对封建礼教的悲愤控诉和猛烈抨击，打中了理学的要害。封建专制主义除了用军事力量直接镇压人民的反抗以外，就是用法律、礼教、道德来束缚和压迫人民。戴震把封建的“法”和“理”相提并论，将其看作是统治者的屠刀，这是非常大胆而深刻的见解。

应该注意到，戴震生活在18世纪的中国封建社会，清政府对文化思想的控制很严密，文字狱层出不穷。当时虽然提倡汉学，但理学仍是封建政权的思想支柱。戴震对程朱理学的批判不仅仅是思想学术之争，而且是用训释《孟子》字义的形式，巧妙地开展了一场政治斗争，他的批判锋芒实际上对准了封建专制主义和清朝的残酷统治。章太炎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戴氏……生当雍正、乾隆之交，见其诏令谪人，辄介程朱绪言以玩法，民将无所措手足，故为《原善》《孟子字义疏证》，斥理欲异实之谬……其所诃固在此不在彼也。”[108]

当然，戴震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者，在很多问题上并不彻底，他不懂得真理的客观性，说“心之所同然，始谓之理”；又不重视实践的作用，说“重行不先重知，非圣学也”[109]，特别是接触到社会历史问题时，更明显地陷入了唯心主义。戴震对封建礼教、程朱理学进行了勇敢的斗争，他的思想中带有争取个性解放的色彩，是18世纪最杰出的学者、思想家。但总的来说，他仍尊崇孔孟，笃信经籍，以恢复和继承圣学自居。他的研究范围也局限在儒家的经典中，还不可能冲破封建学术的牢笼。

五、汉学的延续——段玉裁、王念孙、焦循、阮元等

一种学术派别和思想潮流发展到高峰以后，便会发生分化。站在这一学派和潮流以外的人固然会对它进行抨击，即使是属于这一学派和潮流的人，也会由于时代变迁而立场互异，对本学派的宗旨产生不同的理解和评价，从而在治学实践中进行修正、改进以至蜕化，创造出新的学派、新的思潮。思想、学术的发展犹如滚滚不尽的江河，波澜激荡，各种观点进行驳辩，各种风格相互影响，后浪推动前浪，迂回曲折地向前奔流。

戴震是清代汉学发展的高峰。他不但以渊博的学识、精密的考据开辟了与宋明理学不同的学术途径，树立起了新风格，做出了新成就，而且，他的思想深刻邃密，对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这就不能不激怒一批理学的卫道者们。他们虽也承认戴震在考据方面的成就，却拼命地反对他的“义理之学”。与戴震同时的翁方纲说：“近日休宁戴震，一生毕力于名物象数之学，博且勤矣，实亦考订之一端耳！乃其人不甘以考订为事，而欲谈性道，以立异于程朱。”[110]还有桐城派古文家姚鼐攻击戴震“不读宋儒之书，故考索虽或广博，而心胸常不免猥鄙，行事常不免乖谬”[111]，“戴东原言考证岂不佳，而欲言义理，以夺洛闽之席，可谓愚妄不自量之甚矣”[112]。

戴震遭到宋学家的攻击詈骂，这是不奇怪的，汉宋两派的对立已势同水火。可是，汉学家内部对戴震的学术宗旨也有截然不同的理解。戴震死后，他的学生洪榜为戴震写《行状》，全录戴震逝世前一个月所写《答彭进士允初书》。此信阐述唯物主义思想，揭露批判佛老和程朱陆王的唯心主义，是戴震的杰出作品之一。戴震的朋友朱筠反对在《行状》中录载此文。朱筠是个大官，本人也是汉学家，对汉学有提倡扶植之功，又很佩服戴震的学术成就，但他说：“可不必载，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何图更于程朱之外，复有论说乎？戴氏所可传者不在此。”[113]在朱筠看来，戴震在音训考据方面的成就，可以传之后世，而批判程朱理学的富于战斗精神的作品，反倒是糟粕。洪榜不同意这种看法，还写信给朱筠进行辩论。可见在戴震的朋友和学生中，认识也是不同的。

戴震的后继者，包括他的学生和私淑弟子可以分成两派，一派继承了他的音训考据之学，方法更加严密，成绩更加突出，但不谈抽象的“义理”，放弃了反宋学的传统，如段玉裁和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另一派兼治音训考据和义理之学，继续发挥戴震的哲学思想，但议论渐趋平和，汉宋渐趋合流，如汪中、凌廷堪、焦循、阮元等。

戴震的嫡传弟子是段玉裁、王念孙。他们学识广博、治学辛勤、学风谨严、方法科学，继戴震之后，把音训考据推上了新高峰。段、王都善于“发凡起例”，即运用归纳法，从纷乱繁多的古书中，探求“条例”（也就是古书写作的规律），然后以此“条例”做演绎，来解释古书中的疑难，改正其中的错误脱漏，弄清其内容。他们运用这种方法获得了很大成绩，消除了2 000年来对古代文献的许多歪曲与误解，使之恢复本来的面目，显示本来的意义。

段玉裁（1735—1815，雍正十三年至嘉庆二十年），字若膺，江苏金坛人。他的成绩完全在声音训诂方面，没有戴震那样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和多方面的学术成就，但就音训而言，却是青出于蓝。段玉裁分古音为6类17部，不同于戴震，他的方法更重视客观的归纳。现代语言学家王力教授评论戴、段的音韵学研究说：“戴、段大不相同的地方，就是段氏只在《诗经》里作客观的归纳，而戴氏却根据他心目中的音理作主观的演绎……令人怀疑他的心目中的音理是否可靠，是否只从他的主观去推测古音。所以单就古音学而论，戴氏是不及段的。”[114]段玉裁最重要的著作是《说文解字注》，《说文解字》是东汉许慎所著的字书，收字9 300余，一一说明其字形、字音和字义，是后人阅读古文献、研究古文字的最重要的工具书。段玉裁给此书详细作注，阐明音训，改正讹误。他最特出的成绩在于能够创通条例，例如，他说“汉人作注，于字发疑正读，其例有三：一曰‘读如’‘读若’，二曰‘读为’‘读曰’，三曰‘当为’。读如、读若者，拟其音也……读为、读曰者，易其字也……当为者，定为字之误、声之误而改其字也，为救正之词……三者分而汉注可读，而经可读。”[115]又如，“汉人注经之例，经用古字，注用今字……学者以此求之，思过半矣”[116]。用他的这些“义例”来研读经籍和传注，果然豁然贯通，可以解决很多疑难。阮元说：“自先生此言出，学者凡读汉儒经子汉书之注，如梦得觉，如醉得醒，不至如冥行擿埴，此先生之功三也。”[117]卢文弨称赞段氏的《说文解字注》，“悉有佐证，不同臆说，详稽博辨，盖自有《说文》以来，未有善于此书者”[118]。王念孙称赞段玉裁“于古音之条理，察之精，剖之密……于许氏之说正义、借义，知其典要，观其会通……盖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119]。王国维也说段书“千古卓识，二千年来治《说文》者，未有能言之明白晓畅如是者也”[120]。

王念孙（1744—1832，乾隆九年至道光十二年），字怀祖，江苏高邮人，其代表作为《读书杂志》和《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用校勘以及分析语法的方法，结合王氏渊博的知识，考订了许多古书中的音训句读和文字讹误，“一字之证，博及万卷，折心解颐，他人百思不能到”[121]，“凡立一说，必列举古书，博采证据，然后论定，故最足令人信服，苟无强有力之反证，不足驳其说也。清代考证学之成功，由其方法之精密，此书其代表也”[122]。例如《淮南子》一书脱误甚多，王念孙以道藏本和明刻本为主，参以其他刻本以及古书中的引文，订正讹误500多条，更难能可贵的是能够归纳出此书致误的若干原因。王念孙的另一部著作《广雅疏证》是对汉张揖《广雅》一书的校勘和训释，改正原书所收错字580处，漏字490处，衍字39处，颠倒错乱132处，正文和音内字混淆者69处。并且根据古代文字音近义通的原则，从一个字的训释考证，“引申触类”，联系到很多字，找出它们相通之迹，这就是音声通转的法则。王念孙说：“诂训之旨，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本字，则涣然冰释。如因假借之字强为之解，则诘屈不通矣。毛公诗传多易假借之字而训以本字，已开改读之先。至康成笺诗注礼，屡云某读为某，假借之例大明。后人或病康成破字者，不知古字之多假借也。”[123]王念孙父子在这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把语音和词义联系起来，纠正了前人研究中把字音和字义截然分开的缺点。阮元称赞《广雅疏证》一书：“凡汉以前，《仓》《雅》古训，皆搜括而通证之。谓训诂之旨，本于声音，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扩充于《尔雅》《说文》之外，似乎无所不达。然声音文字部分之严，则一丝不乱，此乃借张揖之书，以纳诸说，实多张揖所未及知者，而亦为惠氏定宇、戴氏东原所未及。”[124]

王引之（1766—1834，乾隆三十一年至道光十四年），字伯申，王念孙的儿子，著《经传释词》和《经义述闻》。《经传释词》是研究古文虚字的作品，古书中的许多虚字，注释家从来不加注释，或者当作实字来解释，因此意义不明，或发生误解。王引之具备文法观念，从古书中归纳出许多虚字，他说，“见其词之发句助句者，昔人以实义释之，往往诘屈为病”，“盖古今异语，别国方言，类多助语之文，凡其散见于经传者，皆可比例而知，触类长之，斯善式古训者也”[125]。所谓“比例而知，触类长之”就是运用归纳和演绎的方法。王引之归纳了160个虚字，考订其源流演变，解说其意义和用途。他的《经义述闻》是研究古书中的声韵训诂并订正其讹误的，在王氏的著作中尤为出色。此书集考证的零星成果而变为系统的学术论文，阮元称赞说：“凡古儒所误解者，无不旁征曲喻而得其本义之所在，使古圣贤见之，必解颐曰‘吾言固如是，数千年误解之，今得明矣’。”[126]因其中有不少研究成果是王引之述其父王念孙之说，故名《经义述闻》。王氏父子在声韵训诂和校勘方面，贡献很大。他们的著作都是归纳大量材料，得出结论，有较高的科学价值，因而得到学术界很高的评价。阮元说：“高邮王氏一家之学，海内无匹。”[127]章太炎说：“高邮王氏，以其绝学，释姬汉古书，冰解壤分，无所凝滞，信哉千五百年未有其人也。”[128]就是站在理学家立场上激烈反对汉学的人，也不能不对王氏父子的学术成就表示敬佩，如方东树说：“高邮王氏《经义述闻》，实足令郑（康成）、朱（熹）俯首，汉唐以来，未有其比。”[129]

另一部分学者和段玉裁、王念孙不同，虽然也从事音训考据，却并不局限于此，而是兼谈“义理”，治学途径和戴震相似。他们都未直接受业于戴震，却很钦佩戴震。他们是汪中、凌廷堪、焦循、阮元等。

汪中（1744—1794，乾隆九年至乾隆五十九年），字容甫，江苏江都人。出生于贫苦知识分子的家庭，幼年丧父，生活很艰苦。他考上拔贡以后，就未再应试，为了谋生，长期游幕在外。他也搞音训考证，但很重视求真和致用，文章写得很好。汪中自述治学的宗旨：“实私淑顾宁人处士，故尝推六经之旨，合于世用。及为考古之学，惟实事求是，不尚墨守。”[130]他继承了反理学的传统，指出理学家尊奉的《大学》一书不是孔子所作，他说：“门人记孔子之言，必称‘子曰’‘子言之’‘孔子曰’‘夫子之言曰’以显之。今《大学》不著何人之言，以为孔子，义无所据。”[131]在汪中看来，宋儒为了要控制思想界，把不知何人所作的《大学》拿来冒充圣人经典，并且置于“四书”之首，这是弄虚作假的手法。他最讨厌程朱理学，“君最恶宋之儒者，闻人举其名，则骂不休”[132]。汪中又激烈抨击封建礼教，反对要求妇女殉节、守节。他还很注意诸子的研究，先后校勘考释《老子》《墨子》《荀子》《新书》《吕氏春秋》，开拓了研究的范围。他对荀子的评价很高，认为荀子才是孔子学说的真正继承人。他又为墨子辩护，认为孟子说墨学“无父”是没有根据的。汪中敢于评论古今人物，其思想在当时算是比较解放的，因此遭到某些人的嫉恨。卢文弨说他，“不恕古人，指瑕蹈隙，何况今人，焉免勒帛。众畏其口，誓欲杀之”[133]，这样的人总是经常受打击排挤的。汪中打算写一部规模庞大的古代学术史，书名《述学》，可惜未能完成。现存《述学》一书是他儿子把汪中的文章编在一起的，已不是原计划的著作。

凌廷堪（1755—1809，乾隆二十年至嘉庆十四年），字次仲，安徽歙县人。他很推崇其同乡江永、戴震的学术，反对宋明理学，认为朱熹、王阳明都袭取了佛、老思想，背离了儒学正统。他的诗中说：“阳明学亦考亭学（指朱熹），窃钩窃国何讥焉。至今两派互相诟，稽之往训皆茫然。”[134]这是对官方哲学何等大胆的蔑视！凌廷堪精研礼学，作《复礼》三篇，认为礼是身心的矩则、行为的规范，“圣人之道，一礼而已”[135]。他反对理学家提倡的“理”，主张以“礼”代“理”，他说“圣人不求诸理而求诸礼，盖求诸理必至于师心，求诸礼始可以复性也”[136]。凌廷堪可称是反宋学的后劲，但他主张回到陈腐烦琐的“礼”，仍没有越出封建意识形态的樊篱。凌廷堪作《礼经释例》，认为《仪礼》17篇，“其节文威仪，委曲繁重，阅之如治丝而紊，细绎之皆有经纬可分也”，因此，必须贯通全书，用归纳法寻求书中的“例”，“例”就是此书的经纬途径，“其宏纲细目，必以例为主”[137]。这也就是戴、段、二王“发凡起例”的方法，不过凌廷堪用这个方法来研究礼学罢了。此外，他对古乐也很有研究，考述唐代的燕乐，作《燕乐考原》。

焦循（1763—1820，乾隆二十八年至嘉庆二十五年），字理堂，江苏甘泉人。中举人后，即放弃科举，绝意仕进，闭门读书。他很佩服戴震，称：“循尝善东原戴氏作《孟子字义疏证》，于理道天命性情之名，揭而明之如天日。”[138]他精通天文、算学、音训，治《毛诗》、“三礼”、《论语》、《孟子》，而尤其擅长易学，著《易通释》、《易图略》和《易章句》，称“易学三书”。他认为，《易经》中有“相错”“旁通”“时行”三种法则，贯穿于全书。所谓“相错”就是对立物的统一，所谓“旁通”就是按照和谐的秩序发生变化，所谓“时行”就是变化的循环往复。焦循在经学的外衣下建立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承认矛盾，强调变化，但又倾向于调和论、循环论。在当时的汉学家中，多数人只搞烦琐考证，像焦循这样的成就确是出类拔萃的。他将数学知识运用于《易经》研究，“以数之比例求《易》之比例”，又注重实测，他说：“夫《易》犹天也。天不可知，以实测而知……本行度而实测之，天以渐而明。本经文而实测之，《易》亦以渐而明，非可以虚理尽，非可以外心衡也。”[139]他的这种研究方法突破了历代注疏的樊篱，因而获得了新成果。王引之很推崇他：“奉手书，示以说《易》诸条。凿破混沌，扫除云雾，可谓精锐之兵矣。一一推求，皆至精至实。要其法，则‘比例’二字尽之。所谓比例者，固不在他书而在本书也。”[140]

焦循的哲学是变化的哲学，汉学家内重视发展变化的，焦循是第一个。他推崇“变通”，认为“仁义由于能变通。人能变通故性善，物不能变通故性不善”[141]。正因为世界是变化的，所以典章制度和圣人言论都是有条件的，并不是终极真理，“井田、封建，圣人所制也，而后世遂不可行，则圣人之言且不定也。故有定于一时，而不能定于万世者；有定于此地，而不能定于彼地者；有定于一人，而不能定于人人者。此圣人所以重通变之学也”[142]。焦循的这种看法颇有历史观念，不同于许多汉学家的泥古不化。焦循又认识到，事物具有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他要求把握两个方面而达到全面性的认识，反对只见其一不见其二的形而上学。他说，“盖异端者生于执一，执一者生于止知此而不知彼”[143]，“执其一端为异端，执其两端为圣人”[144]。他的学术宗旨是融会众说，兼容并包，而反对党同伐异、门户之争。

阮元（1764—1849，乾隆二十九年至道光二十九年），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进士，历任督抚要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他积极提倡学术研究，校刊、编印书籍，设立书院，奖掖人才。治学途径则和戴震相似，主张通过音韵训诂，弄清古代经典的内容、意义。他说：“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诂不明，汉人之诂，去圣贤为尤近。”[145]这是一般汉学家都信奉的原则。但阮元仅把音训看作是寻求“义理”的工具而非治学的目的。他说：“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146]

阮元也擅长用归纳法，例如他研究“仁”，统计了《论语》中105个“仁”字的意义和用法，认为“仁”的原意是“人之相偶”，即指人与人的关系，这是归纳古训以求古义的方法。他反对理学家“生生之谓仁”的解释，也反对端坐静养以求“仁”。他说：“凡仁，必于身所行者验之而始见，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见。若一人闭户斋居，瞑目静坐，维有德理在心，终不得指为圣门所谓之仁矣。”[147]阮元说过一些调和汉学、宋学的话，也没有直接批判宋学，但他的思想和学术途径是和宋学家不同的。例如他对“性”“命”的考释，他举出《尚书·召诰》和《孟子·尽心》中对“性”字、“命”字的用法和意义，排列了诸经的古训，得出结论，认为古代经典中“性”字的原意和理学家的解释不同。阮元说：“‘性’字从心，即血气心知也。”“味色声臭喜怒哀乐皆本于性，发于情者也。”理学家说“性内无欲”，“欲即是恶”，主张“灭人欲”。阮元反驳道：“欲生于情，在性之内，不能言‘性内无欲’，欲不是善恶之恶。天既生人以血气心知，则不能无欲，惟佛教始言绝欲……此孟子所以说味色声臭安佚为性也。”[148]阮元承认情欲的合理性，他的思想是和戴震一脉相承的。

六、汉学的衰落——俞樾、孙诒让

19世纪上半期，也就是鸦片战争前夕，汉学已走过了它的全盛期而趋于衰落。这个学派和思潮，自有其产生和存在的根据。在此之前，理学统治思想界已有500多年，已明显地暴露了它的腐败、虚伪和空疏。汉学是作为理学的对立物而产生的。汉学重实证，强调客观的、具体的研究，反对空谈，反对附会说经，方法比较精密，态度比较严谨。清代汉学家们以极大的功力对古代文献进行了细致的整理爬梳，剔除了2 000多年来对古代经籍的不少歪曲、误解，弄清了句读训诂，为清理和总结我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汉学家们在治学中发展了小学、校勘、目录、辑佚，也都是研究古代历史文化不可缺少的手段。章太炎评论乾嘉学者“审名实，重佐证，戒妄牵，守凡例，断情感，汰华辞，六者不具而能成经师者，天下无有”[149]。汉学家就是这种抱客观态度、重视材料证据、长于归纳方法、反对主观附会、反对华而不实的学问家。

但是，汉学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明显具有严重的弱点，即它的研究对象十分狭窄，局限在古代儒家经典的范围内，一天到晚孜孜矻矻，钻在圣经贤传里面，为经典做注释。注经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历来做学问的基本形式，它首先是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这些传说和历史人物神圣化、偶像化，认为宇宙中的真理已被这些圣人们所穷尽，后继的子孙只需舔食他们的唾余。人们需要做的不过是去体察圣人的训示，阐发圣人的教诲，使圣人遗教传至无穷而勿使失坠。因此，学者们不是从生活中提出新问题，解决新矛盾，而是在圣经贤传中反复咀嚼，寻章摘句，即使有头脑的思想家，往往也以说经注经的形式来发挥自己的见解。学术思想界的这种情况，正反映了一个长时期以来封闭而停滞的社会的特征，复古主义猖獗，烦琐主义盛行，陈腐保守，思想僵化。尽管汉学家中也有一些杰出的思想家，也产生了许多精深的专业研究的成果，但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汉学走上了歧路，成为一个狭隘、偏枯的学派，越到后来，汉学的缺点暴露得越明显。

最早起来反对汉学的是理学家翁方纲、姚鼐。翁、姚站在卫道者的立场上，对汉学家攻击谩骂，并没有说出多少道理。与此同时的历史学家章学诚却对汉学做了比较合乎实际的批评，章学诚既反对理学，也反对汉学。理学与汉学虽然是对立的学派，但它们都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学术，共同尊奉孔孟，把儒家经典看作是知识的源泉和衡量真理的准绳。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把儒家经典看作不过是历史书籍、古代文献，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神秘。他反对汉学家泥古守旧，批评他们“昧于知时，动矜博古”，“学者但诵先圣遗言而不达时王之制度”[150]。汉学家主张必先通音韵训诂，才能读经，才能研究经典的思想内容。章学诚却认为，离开经传也可以发挥好的思想见解，“就经传而作训诂，虽伏、郑大儒不能无强求失实之弊……离经传而说大义，虽诸子百家未尝无精微神妙之解”[151]。章学诚生活在汉学鼎盛的时代，是第一个能够指明汉学弱点的人。

到了19世纪，汉学的流弊越来越严重，不满和批评汉学的人多起来了。连汉学家本人也承认这一点，如段玉裁自称：“喜言训故考核，寻其枝叶，略其本根，老大无成，退悔已晚。”[152]最激烈地反对汉学并且对其做了系统批判的是方东树。道光初，他写成《汉学商兑》，指责汉学的六个缺点：“其一力破理字，首以穷理为厉禁，此最悖道害教；其二考之不实，谓程朱空言穷理，启后学空疏之陋……其三则由于忌程朱理学之名及《宋史·道学》之传；其四则畏程朱检身，动绳以理法，不若汉儒不修小节，不矜细行，得以宽便其私……其五则奈何不下腹中数卷书，及其新慧小辨……其六则见世科举俗士，空疏者众，贪于难能可贵之名，欲以加少为多，临深为高也。”[153]方东树的批评，大多也是宋学家的门户之见，但也有一些击中汉学的要害。例如，他反对汉学的复古崇汉，说：“言不问是非，人唯论时代，以为去圣未远，自有所受，不知汉儒所说，违误害理者甚众。”又方氏驳斥汉学家所说“由训诂以通义理”、“夫谓义理即存乎训诂是也。然训诂多有不得真者，非义理何以审之？……解经一在以其左证之异同而证之，一在以其义理之是非而衷之。两者相须不可缺，庶几得之。今汉学者全舍义理而求之左验，以专门训诂为尽得圣道之传，所以蔽也。”[154]这些话确也抓住了汉学的弊病。

历史进入19世纪，盛极一时的汉学衰落了，这和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是有密切联系的。乾隆后期及嘉庆时期，阶级斗争已经激化，北方的白莲教、天理教，南方的天地会以及边远地区的回族、苗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纷纷起来反对清朝统治，战乱绵延，烽火不绝，直至19世纪中叶，爆发了伟大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震撼了中国大地。同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声势咄咄，叩关而入，企图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中国历史的进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封建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知识分子再也不能封闭在古代经籍的小天地里自我陶醉、不问世事、寻章摘句、皓首穷经了。社会的普遍动乱，把他们拉回到现实中来，睁眼面对种种复杂而尖锐的矛盾。很显然，长期禁锢在古代经籍中的汉学，并不能教导人们怎样去认识、分析和处理现实生活中的新问题，这个学派和现实严重地脱节，不能适应迅速变化的形势，不能解答生活中提出的问题。就像魏源说的那样：“自乾隆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而大江南北尤盛……争治诂训音声，爪剖釽析……锢天下聪明智慧出于无用之一途。”[155]的确，这种“无用”之学，在封建的太平盛世可以作为典雅的装饰品而存在，到了动荡的时代，就失去了继续发展和繁荣的可能。19世纪前半期，思想界发生了进一步的分化和转变，知识分子纷纷离开汉学，从故纸堆里爬出来，转向现实生活，提倡经世致用。有的从事盐政、漕运、钱币的研究，希望弥补清廷财政的漏卮；有的关心边疆地理和民族问题，敏锐地觉察到了外国侵略的危机；有的议论朝政，鼓吹变法，揭露黑暗吏治，同情人民的痛苦。这样，一个崭新的学派应时而生，这就是清代的今文经学。

今文经学不株守古代典籍的章句文字，而要“寻先圣微言大义于言表之外”，它是一个比较活泼而少受拘束的学派。今文经学家提倡“通于天道人事，志于经世区时”，并且本着“张三世”“通三统”的历史进化观点，主张改革旧制度以适应新潮流，这就使今文学派壁垒一新，与程朱理学或汉学完全区别开来。这个学派，由庄存与、刘逢禄开其端，继之以龚自珍、魏源，至康有为而发扬光大，学术和政治结合在一起，成为戊戌变法运动的倡导者、推动者。

嘉道以后，今文经学兴起，汉学衰落，李慈铭描述当时学术界的风气说：

嘉庆以后之为学者，知经之注疏不能遍观也，于是讲《尔雅》，讲《说文》；知史之正杂不能遍观也，于是讲金石，讲目录，志已偷矣！道光以后，其风愈下，《尔雅》《说文》不能读而讲宋版矣，金石目录不能考而讲古器矣。至于今日，则诋郭璞为不学，许君为蔑古，偶得一模糊之旧椠，亦未尝读也，瞥见一误字，以为足补经注矣。间购一缺折之赝器，亦未尝辨也，随模刻划，以为足傲汉儒矣。金石则欧、赵何所说，王、洪何足道，不暇详也，但取黄小松小蓬莱阁金石文字数册，而恶《金石萃编》之繁重，以为无足观矣！目录则晁、陈何所受，焦、黄何所承，不及问也，但取钱遵王《读书敏求记》一书，而厌《四库提要》之浩博，以为不胜诘矣！若而人者，便足抗衡公卿，傲睨人物，游谈废务，奔竞取名，然已为铁中之铮铮，庸中之佼佼，可不痛乎！[156]

道光以后，汉学的末流已失去了早期汉学博大精深、方法严密的优点，而成为玩弄古董了。只有少数学者还能保持朴实的学风，继承乾嘉大师的遗绪，在专业领域中做出贡献，最著名的有俞樾和孙诒让。

俞樾（1821—1907，道光元年至光绪三十三年），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他学识渊博，著述宏富，生平崇尚高邮王氏之学。他仿照王引之《经义述闻》的体裁，撰《群经平议》；仿照王念孙《读书杂志》的体裁，撰《诸子平议》；又根据前人和自己研究古籍的经验，对古书中用字造句以及文字、篇章的错乱、衍缺，举出88条公例，使读者举一反三，撰《古书疑义举例》，总结出校勘和音训方面的若干规律。俞樾的学生章太炎把他和王氏父子做比较，说：“治《群经》（《群经平议》）不如《述闻》（《经义述闻》）谛，《诸子》（《诸子平议》）乃与《杂志》（《读书杂志》）抗衡，及为《古书疑义举例》，比昔，牙角才见，为科条，五寸之榘，极巧以，尽天下之方，视《经传释词》，益恢廓矣！”[157]

另一著名学者孙诒让（1848—1908，道光二十八年至光绪三十四年），字仲容，浙江瑞安人。他的主要作品有《周礼正义》《墨子间诂》等。《周礼》是今古文争讼的焦点之一，古文学家相信它是周公的制作，今文学家则称之为“六国阴谋之书”。孙诒让是从古文学家的立场来疏注此书的，“博采汉唐以来，迄于乾嘉诸儒旧诂，参互证绎”，历时20年，至1899年成书。孙氏注疏此书，已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以注经的形式鼓吹向西方学习。他说：“中国开化四千年，而文化之盛，莫尚于周，故《周礼》一经，政治之精详，与今泰东西各国所以致富强者，若合符契。然则华盛顿、拿破仑、卢梭、斯密亚丹之伦所经营而讲贯，今人所指为西政之最新者，吾二千年前旧政已发其端。”[158]孙诒让把西方文明说成中国“古已有之”，这当然是不对的。但他同情变法维新，援引古代经典来证明学习西方的合理性，这和同时的今文学家康有为托古改制实殊途而同归。孙诒让的另一名著是《墨子间诂》。《墨子》一书2 000多年来被视为异端邪说，没有人研究和作注，且文义古奥，错乱很多，难于读通。乾嘉时代的卢文弨、汪中、毕沅、孙星衍等做过片断的考释，孙诒让以毕沅的考释为主，采集各家的研究成果，参以自己的见解，对《墨子》做了全面而细致的整理，使此书基本能够读通。俞樾称赞孙氏的成绩：“整纷剔蠹，脉摘无遗，旁行之文，尽还旧观，讹夺之处，咸秩无紊，盖自有《墨子》以来，未有此书也。”[159]章太炎则说：“集众说，下己意，神旨洞明，文可讽诵。自《墨子》废二千岁，儒术孤行，至是较著。”[160]现代研究《墨子》的人，在句读训诂方面都以此书为根据。

俞樾、孙诒让上接乾嘉汉学的传统，在学术上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这时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传入中国，影响日益扩大，思想界则今文学派占主导地位，汉学已走完了全部路程而接近终点了。俞、孙的后一辈，如章太炎、王国维、刘师培等和乾嘉学派也存在着密切关系，他们继承了汉学家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成果。但时代毕竟不同了，章、王、刘等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并在维新变法或反满革命中成长，他们已是资产阶级的学术派别和思想潮流，无论在治学宗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以及学术成果方面，都大大不同于乾嘉汉学。他们的学术思想需另做专门的论述。

注释

[*]原载《清史研究集》第2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

[2]皮锡瑞：《经学历史》卷十《经学复盛时代》。

[3]江藩：《汉学师承记》卷八。

[4]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一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5]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三《与施愚山书》。

[6]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一二《亭林先生神道表》。

[7]黄宗羲：《南雷文约》卷一《陆文虎先生墓志铭》。

[8]江藩：《汉学师承记》卷八。

[9]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一。

[10]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二八《万贞文先生传》。

[11]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八《万先生斯同传》。

[12]章太炎：《訄书》别录甲第六一。

[13]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二八《阎若璩传》。

[14]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一。

[15]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八《万先生斯同传》。

[16]阎若璩：《潜邱札记》。

[17]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自叙》。

[18]毛奇龄：《四书改错》卷一。

[19]毛奇龄：《西河合集》卷五六《经义考·序》。

[20]《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六《经部诗类》。

[21]唐鉴：《国朝学案小识》。

[22]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一。

[2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2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二《经部书类》。

[25]李塨：《古文尚书冤词·序》转引《清儒学案》卷二六。

[26]皮锡瑞：《经学通论》，第1册。

[27]章太炎：《訄书·清儒第十二》。

[28]任兆麟：《有竹居集》卷十《余仲林墓志铭》。

[29]王昶：《春融堂集》卷五五《惠定宇先生墓志铭》。

[30]以上均见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二。

[31]《戴震集》卷一一《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

[32]惠栋：《九经古义·首说》。

[33]惠栋：《九经古义·周易下》。

[34]《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四一七《经学七》，张澍《书四世传经遗像后》。

[35]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

[36]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四《臧玉林经义杂说·序》。

[37]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中之下。

[38]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二。

[39]焦循：《雕菰楼集》卷一二《国史儒林文苑传议》。

[40]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九《惠先生栋传》。

[41]惠栋：《九经古义·首说》。

[42]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九《惠先生栋传》。

[43]阮元：《揅经室一集》卷一一《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序》。

[4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九《经部春秋类》。

[45]王引之：《王文简公文集》卷四《与焦理堂先生书》。

[46]章太炎：《訄书·清儒第十二》。

[47]惠栋：《周易述·易微言下》。

[48]《戴震集》卷一一《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

[49]惠栋：《松崖文钞》卷二《沈君彤墓志铭》。

[50]王鸣盛：《采集群书，引用古学》，转引《清儒学案》卷七七。

[51]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二。

[52]江声：《尚书集注音疏述》。

[53]孙星衍：《平津馆文稿下·江声传》。

[54]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二。

[55]王鸣盛：《尚书后案·序》。

[56]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四《尚书后案·序》。

[57]王鸣盛：《刘焯刘炫会通南北汉学亡半其罪甚大》，转引《清儒学案》卷七七。

[58]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

[59][60]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三。

[61]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四《经籍纂诂·序》。

[62]同上书，卷二四《臧玉琳经义杂识·序》。

[63]同上书，卷三五《答王西庄书》。

[64]同上书，卷二四《廿二史考异序》。

[65]同上书，卷七《答问四》。

[66]同上书，卷八《答问五》。

[67]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三《与戴东原书》。

[68]同上书，卷一五《答问十二》。

[69]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三。

[70]洪榜：《初堂遗稿》卷一《戴先生行状》。

[71]章太炎：《訄书·清儒第十二》。

[7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73]章太炎：《訄书·清儒第十二》。

[74]阮元：《揅经室一集》卷二《拟国史儒林传序》。

[7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76]段玉裁：《戴东原年谱》。

[77][78]《戴震集》卷一二《江慎修先生事略状》。

[79]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九《戴先生震传》。

[80]段玉裁：《戴东原年谱》。

[81]王昶：《春融堂集》卷五五《戴东原墓志铭》。

[82]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七。

[83]《戴震集》卷三《论韵书中字义答秦尚书蕙田》。

[84]陈奂：《说文段注跋》。

[85]《戴震集》卷九《与是仲明论学书》。

[86]纪昀：《纪文达公遗集》卷八《考工记图序》。

[87]《戴震集》卷十《考工记图序》。

[88]同上书，卷三《与王内翰风喈书》。

[89]《戴震集》卷六《水经郦道元注序》。

[90]段玉裁：《戴东原年谱》。

[91]早于戴震的全祖望、赵一清也整理《水经注》，和戴震取得的结果十分相似，因此学术界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戴震抄袭了赵一清的研究成果，如魏源、杨守敬、王国维持此种主张；另一派认为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各自独立研究，得到了大体相同的结果，并非抄袭，如段玉裁、胡适主张此说。

[92]《戴震集·尔雅注疏笺补序》。

[93]段玉裁：《戴东原集序》。

[94]《戴震集》卷九《答郑丈用牧书》。

[95]段玉裁：《戴东原集序》。

[96]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中《天道》。

[97]戴震：《原善》卷上。

[98]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

[99]同上书，卷中《天道》。

[100]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中《性》。

[101]同上书，卷下《才》。

[102]戴震：《原善》卷上。

[103]同上书，卷下。

[104]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

[105]戴震：《原善》。

[106]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

[107]《戴震集》卷九《与某书》。

[108]章太炎：《菿汉微言》。

[109]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

[110]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七《理说》。

[111]姚鼐：《惜抱轩尺牍》卷五。

[112]同上书，卷六。

[113]江藩：《汉学师承记》卷六。

[114]王力：《汉语音韵学》，第3编，第5章，第29节，320~3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56。

[115]段玉裁：《经韵楼集》卷二《周礼汉读考序》。

[116]段玉裁：《周礼汉读考》卷二《牛人》。

[117]阮元：《揅经室一集》卷一一《周礼汉读考六卷序》。

[118]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三《段若膺说文解字注序》。

[119]王念孙：《王石臞先生遗文》卷二《段若膺说文解字注序》。

[120]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七《说文今叙篆文合以古籀说》。

[121]阮元：《揅经室续集》卷二下《王石臞先生墓志铭》。

[122]萧一山：《清代通史》中册，第640页。

[123]《清史稿》卷四八一《王念孙传》。

[124]阮元：《揅经室续集》卷二《王石臞先生墓志铭》。

[125]王引之：《王文简公文集》卷三《经传释词序》。

[126]阮元：《揅经室一集》卷五《王伯申经义述闻序》。

[127]同上书，卷二《王石臞先生墓志铭》。

[128]章太炎：《訄书·订文第二十五》，附《正名杂文》。

[129]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中。

[130]汪中：《述学·别录》卷一《与巡抚毕侍郎书》。

[131]同上书，卷一《大学平议》。

[132]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三五《汪容甫墓志铭》。

[133]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三四《公祭汪容甫文》。

[134]凌廷堪：《校礼堂诗集》卷一四。

[135]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四《复礼上》。

[136]同上书，卷四《复礼下》。

[137]凌廷堪：《礼经释例·自序》。

[138]焦循：《雕菰楼集》卷一六《论语通释自序》。

[139]焦循：《雕菰楼集》卷一六《易图略自序》。

[140]王引之：《王文简公文集》卷四《与焦理堂先生书》。

[141]焦循：《孟子正义·性犹杞柳章》。

[142]焦循：《雕菰楼集》卷十《说定下》。

[143]焦循：《论语通释·释知》。

[144]焦循：《论语通释·释异端》。

[145]阮元：《揅经室二集》卷七《西湖诂经精舍记》。

[146]同上书，卷二《拟国史儒林传序》。

[147]同上书，卷八《论语论仁论》。

[148]同上书，卷十《性命古训》。

[149]章太炎：《太炎文录》初编，卷一。

[150]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史释》。

[151]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一三《校雠通义》外篇《吴澄野太史历代诗钞商语》。

[152]段玉裁：《经韵楼集》卷八《朱子小学恭跋》。

[153]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下。

[154]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中之下。

[155]《魏源集》上册《武进李申耆先生传》。

[156]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一二《札记》。

[157]章太炎：《太炎文录》卷二《俞先生传》。

[158]孙诒让：《周礼正义序》。

[159]俞樾：《墨子间诂序》。

[160]章太炎：《太炎文录》卷二《孙诒让传》。

吴、皖、扬、浙[*]——清代考据学的四大学派

清代学术的主流是考据学，或称朴学、汉学。清代考据学是中国学术史上压轴之篇章。有清一代，学者辈出，群星灿烂。考据学素有吴派和皖派之分，吴派以苏州惠栋为代表，皖派以休宁戴震为代表。其后又有扬派，以高邮的王念孙、王引之，仪征的阮元为代表，他们都属扬州人。我还认为，晚清的浙江学者可以自成一军，他们上承乾嘉大师的朴学遗风，下开20世纪之新学术，其代表人物有德清的俞樾、定海的黄以周、瑞安的孙诒让、余杭的章太炎、海宁的王国维。浙学一派是清代考据学的殿军，又是近代学术的开创者。

以地域来区分学派，可以大致归纳学者的类型，但界限不能十分清晰。有些学者籍贯相同而学风迥异，有些学者地域不同而学风却很一致。吴、皖、扬、浙四个学派实际上代表清代考据学发展的四个阶段，即：乾隆前期、乾隆中期、乾嘉时期和晚清时期。吴、皖、扬、浙时代先后不同，各为其一阶段。学术史上通常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在同一时期内存在相互对立的多个学派，它们的学术思想不同，方法不同，师承不同，如两汉的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宋明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清代的汉学和宋学，由于彼此的宗旨不同，相互驳辩质难，进行争论，形成各自的营垒，分门角立，旗帜鲜明。另一种情形如宋代理学中的濂、洛、关、闽，清代朴学中的吴、皖、扬、浙，它们的学术宗旨相同，方法接近，而且有前后师承的关系，本属同一个学派，但在不同时段、不同地区所诞生的学者，他们治学的重点有不同，研究的风格有差异，这种不同和差异，是在学派内部总的一致性之中的具体区别，是大同中的小异，而非根本的对立。

清代考据学或汉学是在反对宋明理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清初学者阎若璩、胡渭、毛奇龄、姚际恒等攻击理学家所据以立论的古代经典很多是伪托或经篡改的古籍。考据学吴派的宗师惠栋认为，要弄清楚经典的原意，第一，必须回到汉代，寻求汉人的经说，因为汉儒离孔子不远，遗说尚存；第二，必须从认读经典的文字入手，弄清其音韵训诂，否则连古文字都不认识，哪里谈得上经典研究呢？故有人说：“乾隆中叶，海内之士，知钻研古义，由汉儒小学训诂，以上溯七十子六艺之传者，定宇先生（惠栋）为之导也”（陶澍：《书四世传经遗像后》）。惠栋专治《周易》，实践其学术宗旨，抛开魏晋以后各家注释，专门搜辑和阐发汉代学者的《周易》学说，“约其旨为注，演其说为疏，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章矣”（钱大昕：《惠先生栋传》）。

惠栋治学的特色是尊信和固守汉儒的经说，“凡古必真，凡汉皆好”，希望从遥远的古代去寻找真理，这反映了当时知识界对宋明理学的厌倦心理，努力构筑起汉学的壁垒以与宋学相对抗。惠栋的功绩在于钩稽汉代经说不遗余力，以求从理学的思想束缚中求得解放，开辟了治学的又一蹊径。然而，汉人说经有精华，也有糟粕，惠栋不加别择，全盘继承，这是吴派学术的弱点。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惠栋“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惠栋的朋友、学生如沈彤、余萧客、江声都是吴派传人。

继吴派之后为皖派，代表人物是休宁的戴震，还有江永、程瑶田、金榜、凌廷堪等，他们都是皖南人。他们和吴派的观点、学风较接近。乾隆二十三年（1758），戴震与惠栋相遇于扬州。时戴震35 岁，惠栋61岁。两派宗师年龄相差一代，而相互推重敬服。戴震初到北京，是个落魄秀才，“困于逆旅，粥几不继”。他带着自己的著作去拜访青年学者钱大昕，钱誉其为“天下奇才”，并引来了一批新科进士王鸣盛、王昶、卢文弨、纪昀、朱筠等。他们都非常钦佩戴震，“耳先生名，往访之。叩其学，听其言，观其书，莫不击节叹赏。于是声重京师，名公卿争相交焉”（段玉裁：《戴东原年谱》）。

皖派学者和吴派一样，主张治学应从认识古文字入手，戴震说：“仆之学，不外以字考经，以经考字。”但是他不像吴派学者那样固执汉儒经说，吴派的特点是“尊古”，皖派的特点是“求是”，这是两派学术趋向的差异。

戴震的研究范围甚广阔。他研究音韵学，将古韵分为九类二十五部，以入声韵独立，发现了阴阳对转的规律。他研究算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已佚失的古算经多种，使中国古代的天算之学复明。他研究《水经注》，发现经注混淆的规律，“故能正千年经注之互讹”（段玉裁语）。他不但博学多闻，而且论据缜密，识断精审，故许多人推崇他是清代学术的高峰。王昶说：“本朝之治经者众矣，要其先之以古训，析之以群言，究极乎天地人之故，端以东原为首。”（《戴东原先生墓志铭》）汪中则说：“国朝诸儒崛起，接二千年沉沦之绪，及东原出而集大成焉。”（转引自《汉学师承记》）

戴震不但是卓越的考据家，而且超越考据学的范围，在注释经籍的外衣下，阐发进步的思想观点，反对程朱理学。他提出理气一元论以取代程朱所主张的天理之性和气质之性，认为“气”是万物的本原，自然界的发展变化是“气化流行”，而“理”仅是“气”运动变化的法则，他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

继皖派之后的是扬州学派。扬派学人都服膺戴震，或则敬佩戴震考据精审，或则赞同戴震学术通博。他们有的受业于戴震，如王念孙、王引之、任大椿；有的私淑于戴震，如汪中、焦循、阮元。刘师培有一段话论述戴震与扬州学派的关系：“戴氏弟子舍金坛段氏外，以扬州为最盛。高邮王氏（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传其形声训诂之学；兴化任氏（任大椿）传其典章制度之学……皆博综群书，衷以己意，咸与戴氏学派相符。仪征阮氏（阮元）友于王氏及任氏，复从凌氏廷堪、程氏瑶田（皆皖派学者）问故，得其师说。甘泉焦氏（焦循）与阮氏切磋……时出新说，亦戴震之嫡派也。”（《南北考据学不同论》）故扬州学派，是皖派戴学的继承和发扬。

吴派的特点是“尊古”，皖派的特点是“求是”，而扬派的特点则是“通贯”。“通贯”是为了纠正汉学专注一经一家的门户之见，主张沟通群籍，兼治经子，并淡化汉学宋学的对立。这是扬派在继承吴、皖二派基础上的变化和发展。如焦循强调“古学大兴，道在求其通”（《与刘端临教谕书》），提倡“通核之学”，他说“通核者，主以全经，贯以百氏，协其文辞，揆以道理。人之所蔽，独得其间，可以别是非，化拘滞，相授以意，各慊其衷”（《辨学》）。阮元被称为一代通儒，学风广博而全面，不同于狭隘局促的考据学者。刘师培说：“阮氏之学，主于表微，偶得一义，初若创获，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贯纂群言，昭若发蒙，异于饾饤猥琐之学”（《南北考据学不同论》）。阮元也不同于前辈的力排宋学，而倾向于调和折中，“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拟国史儒林传序》）。

扬派学者“通贯”的学风，也表现在治学范围更加宽广，除群经、音训、天文、历算外，旁及其他。如汪中研究诸子，推崇《荀子》《墨子》。王念孙的校勘及于《广雅》《史》《汉》《老》《庄》《荀》《韩》《晏子春秋》《淮南子》等，阮元写《畴人传》为古代自然科学家立传，又嗜好金石碑版，以之补经史文献之讹漏，这是他们知识广博、能通贯各个学科的表现。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传统的中国进入近代，战火连年，民不聊生。外国的船炮机器、声光化电传入中国。随着社会的变化，中国学术界也为之大变。专门研究古代文献、很少关注现实的传统考据学中衰，失去了其在学术界的主导地位，其他学术流派风起云涌，应运而生，有主张变革的今文经学，有强调民生实用的经世之学，有关心地理边防的边疆之学，有研究修齐治平的性理之学，有向外国学习的洋务之学以及维新之学、革命之学。各种思潮相互激荡，此长彼消。晚清，传统的考据之学在社会变动以及与西方文化的撞击中衰落蜕变，但尚未完全消歇，浙派学术即其嫡传。其代表人物有俞樾、黄以周、孙诒让、章太炎、王国维。

浙派承袭乾嘉学风，俞樾十分敬佩高邮二王，所撰《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便模仿了王氏的《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等著作的体例与方法。他说：“治经之要有三，正句读，审音义，通古今假借，知此三者，则思过半矣。”孙诒让是考据学的直接继承者，自称：“我朝自乾嘉以来，此学大盛。如王石臞念孙及其子文简公引之之于经，段若膺先生玉裁之于文字训诂，钱竹汀先生大昕、梁曜北先生玉绳之于史，皆专门朴学，择精语详。其书咸卓然有功于古笈，而某自志学以来所最服膺者也。”（《寄答日人馆森鸿君书》）章太炎作《清儒》《释戴》，阐扬清代学术，总结考据学派的精神：“审名实、重佐证、戒牵妄、守凡例、断情感、汰华辞”，“六者不具而能成经师者，天下无有”。这正是清代学术主张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理性主义。王国维少习戴、段、二王之书，发展了考据方法，对考古发掘资料与传世文献并重，即所谓“二重证据法”。

国难当前，浙学和同时的其他学术思潮一样，倾向于经世致用，改变了考据学不问政治的传统，并因受西方学术的影响，力求与西学沟通，其杰出代表能够中西兼纳，推陈出新，故其特点在“创新”。

黄以周、孙诒让都研治礼学，黄作《礼书通故》，孙作《周礼正义》，希望从中国古代的政制、礼俗中寻找富国强兵之道。孙诒让对《周礼》寄予极大希望，称“夫舍政教而议富强，是犹泛绝潢断港而蕲至于海也。然则处今日而论治，宜莫若求其道于此经”。这虽然是过分推崇了《周礼》的作用，却也表现了浙派将政治和学术紧密结合的特色。

真正具有“创新”精神的杰出学者是章太炎和王国维。章太炎投身于革命，反对清朝专制统治，担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编，是辛亥革命的主将。他又是俞樾的学生，自称“少时治经，谨守朴学，所疏通证明者，在文字器数之间”（《菿汉微言》）。故鲁迅先生称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他以精湛的训诂音韵学修养，考论群经，遍及《老》《庄》《荀》《韩》，旁通佛学，“取证博洽，析义精微”，尤致力于《左传》的研究。他脱胎乾嘉而超越乾嘉，涉览西方及印度学术，驰骋于广阔的世界文化领域，探究治国要道和人生哲理。

另一浙派学者王国维曾习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兼擅中西学术，故其方法缜密，识见卓越。他用训诂方法，认识了古书中的联绵字和成语，故释经多新颖见解。又能将甲骨文、古器物与历史文献结合，他撰写的《殷周制度论》《殷先公先王考》，阐明了殷周之间文化的变革和殷帝王的世系次序。这类考据文章并非局限于细枝末节的烦琐考据，而是以确凿的证据，解开了中国上古史的重大谜团，成为近代学术史上的不朽典范。

浙派学术的时间跨越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之初，它是从传统走向近代的桥梁，浙派学术和20世纪的学术文化息息相关。如果说俞樾、孙诒让尚停留在中西文化的比附上，那么章太炎、王国维已能做到融合中西学术，兼取其长，他们超越了传统的考据学派，而成为近代学术的开路人。

注释

[*]原载《人民政协报》，1999年9月29日。

清代思潮[*]

今天要讲的是清代思潮，从17世纪到19世纪末将近300年的历史。清朝从入关开始一直到辛亥革命一共268年。今天所讲的范围，就是这二三百年内清代思想的基本的轮廓。

一

清代的学术思想，前辈已做了许多的研究，像梁启超、钱穆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侯外庐、任继愈，在这方面都有论著。这是一个比较热闹的领域。这近300年内，学术思想内容比较丰富，发展变化也很快，作品也很多。可以说，在这近300年内，中国文化宝库增加了丰富的遗产。这里只能勾画一个轮廓给大家，不能详细展开。首先，这近300年的思想，在整个中国文化思想上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起着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一方面，可以说它是中国封建文化总结的时期、集大成的时期；另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变的时期。说其是对传统文化的总结，因为清代文化思想的发展是很高的，可以说是中国文化鼎盛时期。人才辈出，产生了不少杰出的大师和思想家，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基础性的研究和总结，对传统文化典籍做了基础性的整理，从文字、声韵、校勘入手，做了大规模的整理，这是一代学者的工作。若不是经过清代学者的整理，至今许多古书我们就读不到或读不通。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离不开清代学者的工作。还有一点，清代对两千年传统文化做了回顾、追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它恢复、再现了两千年的传统文化。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家，儒家在两千年的发展中，经历了两个重要的时代，一是汉代，一是宋代。西汉定儒家为一尊，确定了儒学的传统地位。东汉，古文经学派取代了今文经学派。佛教的传入，经过传播、吸收，到了宋代便产生了理学。到了清代，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清学是反理学的，从宋学又退回到汉学。先是退回到古文学派，如郑康成、许慎、马融等古文学大师；后又退到今文学派，康有为等人推崇今文学派，这样从东汉退到了西汉。清学的200多年的发展，是一步一步地复古，从宋学退到汉学，从东汉退到西汉。这一现象不是偶然的，形式上是复古，实际上却是向前探索，寻求新的道路。清学是新时代到来的第一个号角，是古代向近代的转变。它引进了西方的思想。明朝中期已有传教士在传播西方文化。明清之际，先后有几百个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教，带来西方的文化。中西方文化交流，规模之大，时间之久，仅次于佛教的传入。特别是鸦片战争时期，西学的东渐，中国文化传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晚清，新学和旧学，西学和中学，充满矛盾和斗争，相互渗透。中国的传统文化开始接受西方的文化，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别开生面的时期。清代与我们今天相去不远，对现实有重大影响。汉唐文化光辉灿烂，处于当时世界的前列，但它们对于今天而言是个遥远的过去，只能通过书本间接地了解。清代则相去不远，不仅可从书本中了解，而且在现实中仍有感性的体会。探讨清代近300年的文化思潮，不仅有学术上的重大意义，而且有现实意义。简言之，研究清学的意义，在于清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结、整理时期，又是向近代转变时期，而且是离我们的实践很近的时期。下面分三个时期简单地介绍清学：（1） 17世纪的思潮；（2） 18世纪的思潮；（3） 19世纪的思潮。

二

17世纪是明清之际，也是中国文化思想上的一个高潮时期。中国几千年的思想史，成果很多。比较突出的有两个时期：一是先秦诸子百家，二是明清之际的思想。其内容的丰富、思想的深刻、人物的众多，可谓是先秦以后很少见的。这个时期出现了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颜元这一批杰出的代表，可以说是群星灿烂。围绕着这些大师，形成了几个有特点的学派。其中每一位大师都可以讲几十小时的专题课程，但他们有一共同的特点：宏伟博大、'讲求实际。他们的研究领域宽阔，成果也是多方面的。既从事历史的研究，也强调对现实的研究，讲求经世致用，讲求实用，在许多领域里做出了出色的贡献。像黄宗羲，以他为首的浙东学派，在政治学、历史学方面贡献很大，《明夷待访录》在中国思想史上成就非常高，是千古绝唱，是一部很明显地带有民主色彩的杰作。他的《明儒学案》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学术思想史。他的后辈全祖望续成了《宋元学案》，这两部书是中国思想史上最好的学术思想史专书。他的学生万斯同修《明史》，万斯大是搞经学的。顾炎武开创了一代学风，其治学特点是方法精密，重视证据，提倡实用。王夫之的著作很多，在哲学上可称作中国唯物主义的高峰，他的史论阐发了精辟的见解。颜元是北方的学者，开创了颜李学派。围绕以上四位大师有一大批学者，像山西的傅山、陕西的李颙、安徽的方以智等，这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明清之际的思想家，他们的治学方法、研究范围及师承关系，或其个人的经历爱好都是各不相同的，形成了各异的风格。但在不同的风格里又有共同的倾向性，即宏伟博大、讲求实际。这是当时的时代精神。还有，当时的思潮富有批判精神，亦即所谓思想解放，这从他们的著作中可体会到。他们一是反对封建专制政治的束缚，如黄宗羲、唐甄、顾炎武的著作都表露了这样的思想，反对封建专制政权很强烈。二是反对理学，这也很明显。这表明，当时社会已进入封建社会的后期，封建社会的弊端已严重地暴露出来，开始成为思想家们激烈攻击的对象。另外，理学长期以来作为官方哲学，也遭到了进步思想家的攻击和批判。当时他们的言论都很激烈。颜元说过，朱学王学都是杀人之学，是皮上疹毒，理学家都是奴才。对于专制皇帝的批判也是很激烈的。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说：“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这在当时的封建社会里是难能可贵的。唐甄在《潜书·室语》中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把帝王和盗贼并提，极力主张限制君权。顾炎武写的《郡县论》，其言辞虽温和，却也是反对封建专制的。还有一点，这些思想家的民族意识很强，少数人积极参加了抗清斗争。失败后，大多数人隐居不出，不和清王朝合作。同一个时代，这些思想家的成就是不一样的，研究领域也不一样。在谈到17世纪思潮时，我一方面感到它是一个新的高峰，宏伟博大，很有锋芒。但是另一方面，高峰之后，接着是一个跌落，很快就过去了，形成一个文化断层。这种进步思潮后继无人，只维持了一代人的时间。17世纪的思潮，实际是17世纪的后半期至康熙初年。这些大师去世以后，就后继无人，思想上出现了空白。像黄宗羲虽然有许多学生，但主要继承了他的史学方面，以后没人敢做像《明夷待访录》这类的文章了。顾炎武交游很广，但没有嫡传的学生。他的三个外甥（所谓“三徐”）都是清朝的大官僚。王夫之默默无闻，其著作很晚才为人所知，在当时不为人所知。颜李学派的存在也很短暂，李塨以后，学派就转向了。他们的思想在以后没有得到发挥和发展，没有形成巨大的思想力量，对社会没有强大的反作用。若与理学和经学相比，存在和影响的时间很短。它既是个高峰，又是个断层。这个问题是值得探究的。总的来说，它是社会的产物。它之所以能形成高峰，是因为当时的实际生活给它提出了问题及思考的课题，同时也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和良好的发展条件。因为明末清初，正是天崩地裂的时期。农民起义打垮了明朝统治，接着清军入关。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尖锐，而且纠缠在一起。封建社会的腐朽，一下子暴露得很充分，这为思想家提供了思考的课题：为什么社会会这样变化？为什么明王朝会灭亡？这个统治机器发生了什么毛病？能否加以修补？流传下来的宋明理学，作为人们的思想支柱，它的缺点、问题已经暴露，理学为什么应付不了这些问题？所有这些问题一下子放到了思想家的面前。同时，明清之际是一个动乱的时代，思想统治一度放松，有一个相当自由的环境，可以说话，可以发表意见，这样就出现了思想奔放的时代。但之后是清朝统治，由于思想统治的加强，这种带有民主思想的思潮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如果这些大师生活在乾隆时代，一个个都会被打入文字狱。社会既为文化思想提供养料和思考的课题，又为其提供发展的条件。在动乱的时代，由于相对放松，出现了自由奔放的思想发展时期。当清朝统治稳固以后，思想统治加强了，重新抬出程朱，文字狱很严重。进步的思潮便很快从舞台上隐退，出现了一个文化断层。在他们的学派中后来有的人进入朝廷做官，李塨还向清朝上书，整个思想界在政治上发生了转向。

三

18世纪的思潮指的是乾嘉时代的思潮，这是清学的正宗。它和明清之际的思想有关系，但它的最高峰是乾隆时期，而且它一直流传下去，直到近代，甚至在现代还有些学者仍受到乾嘉考据学的影响。有人称之为乾嘉学派，这是就时间来说的；有人称之为“汉学”，这是就宗旨而言的，因其反对“理学”，回到“汉学”；有人称之为考据学派，这是就其方法和成就而言的；也有人称之为“朴学”，是就其朴实的学风而言的。这一思潮的特点是“精深严密”，与上面提到的博大不大相同。清代的汉学继承了清初进步思想家的传统，反理学，与官方提倡的宋学是对立的。他们说理学家连古代的书都不认得，没读懂，对古代的儒家经典加以胡乱解释。理学家不懂古代的文字、声韵等。古书中错字、漏字很多，伪书也很多。因此，清代汉学家批评理学家是望文生义、捕风捉影，没有确定的根据。他们认为研究古典文化，必须从识字、审音开始。因此，汉学家发展了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形成了一门很重要的学问即小学。小学是入门之学。他们从这个基本功夫入手，对古代典籍的研究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他们建立的小学，实际上是语言学，也建立了校勘、辨伪、版本等等学问，而且对古代典籍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注释。在治学的方法上，他们重视客观的证据，反对主观的武断，运用归纳法、演绎法形成了一种精确谨慎的、朴实无华的学风。他们批评理学家既然读不懂古书，还谈什么研究儒家典籍来垄断整个文化思想，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击中了理学的要害。因为古代典籍经过长期的流传，失真的程度很大，错字、漏字、颠倒等屡屡发生。理学家搞的是“六经注我”，用儒家经典注释自己的思想。清代汉学家则要寻根问底，古书到底是否像你所讲的那样，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他们对古代经典很熟悉，他们从基本功夫入手，学术态度严谨，方法比较科学。这样清初的博大求实的学风，到了清朝中期一变成为精深严密的学问。

按照地域和时间先后我将他们分成几个集团做简单介绍。第一个是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惠栋家三代治经，其祖父、父亲及他本人主要是搞《易经》的。他的许多学生都是苏州人，或者是在苏州附近的人，像钱大昕等，故称吴派。吴派是在18世纪初最先出现的，是清代汉学的奠基者，在他们手里，形成了可以和理学相抗衡的学派。理学在当时是官方思想。孟子曾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从朱子到康熙恰好有五百年，所以康熙自诩继承了朱熹，集道统与治统于一身，非常推崇理学。当时一些有才能的思想家，集中在汉学研究领域，而不是在理学方面。惠栋一派的缺点是过分相信汉代。凡古必好，凡汉必真，迷信汉代。当然他们回到了东汉，回到了以郑康成、许慎为代表的学术。

接着是以戴震为首的皖派。戴震是清代汉学的一个高峰。戴震在考据学和哲学方面都有很大贡献。皖派继承了吴派的优点，精深严谨。但不像吴派那样过分地相信汉代学问。他们的研究领域是很宽阔的，尤为擅长研究“三礼”。

再之后是扬派，即扬州学派，有阮元、焦循、王念孙和王引之父子等一大批人。到这批人手里，汉学发展到了顶峰并转向衰落，他们的成就是非常大的。乾嘉学派指的就是这批人。戴震、段玉裁、二王（念孙、引之）是清代汉学的中坚。

到鸦片战争以后，出现了浙派，以俞樾、孙诒让为代表。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就是学的二王，人们认为超过二王。孙诒让有《周礼正义》《墨子间诂》等。《墨子》也是经过清代学者的研究，才有了今天这样的定本，否则《墨子》根本没法读。因为《墨子》这部书，几千年来“淹没不彰”，错简很多，经过了清代许多学者的整理，其中最重要的是孙诒让，再下去是章太炎、王国维，他们都是浙江人。章太炎是俞樾的学生。章、王也受了乾嘉学派的影响，和乾嘉学派有密切的联系。但是，章、王不是单纯的乾嘉学派的继续，他们主要接受了西方文化，在思想观点、研究方法上都发生了变化。章太炎曾总结这个思潮的特点，是“审名实、重佐证……六者不具而能成经师者，天下无有”（《太炎文录》），这说明了这一学派的方法、风格。

清代为什么会产生汉学？这是一个大问题。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因素，但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社会根源。一方面，康熙以后，政治趋向于稳定，封建统治加强了，经济发展了。康雍乾时期是清代封建统治的黄金时代。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安定，能够在很长的时期里聚集大批优秀的人才，从事学术文化工作，做出了一些成绩。另一方面，封建统治加强了，统治更加严厉，文字狱盛行，优秀的知识分子纷纷转到故纸堆里，他们不是把聪明才智用于解决现实问题，而是转到过去，转向对传统文化的整理。这种思潮传播的时间很长，人才也很多，影响也比较大，直到今天仍有其影响。怎样评价这个学派？这是新中国成立30多年以来中国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因为乾嘉学派对于今天的学术界的影响，还是能感觉到的。有的同志对它评价很低，它的复古、烦琐的缺点很明显；也有的同志对它评价很高，认为这时期的学术水平很高，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高峰，甚至提出要回到乾嘉学派，以纠正我们的空谈。我认为， 18世纪的思潮在专门的领域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贡献很大，对古代文化做了基础性的、总结性的工作，这是应肯定的，方法上也包含着科学的因素，学风比较踏实。我们可以吸收其优点，继承其好的传统，但不能回到乾嘉去，因为它的缺陷和局限非常明显。第一，研究范围太窄、太狭小，局限在古代文献典籍，面向过去。不像明清之际学术思想的博大和注重应用，而且完全脱离了现实生活，成了一种装饰和点缀。第二，它的特长在于资料的积累和问题的考证，能够做到准确、深入，但缺乏一种创造性的思考和思辨的能力，缺少一种想象力。当然不是绝对没有，戴震是个例外。他们反对宋学，对宋学的思辨也加以反对，认为这是空谈。18世纪的学者在专业方面是巨人，在思想领域是侏儒，缺乏创造性的思辨。第三，在方法上，重视归纳、演绎，推理比较细密。但整体来看，其方法缺乏全局的观念，个别零碎的考证比较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形而上学的方法。在微观研究上取得成就，在宏观的研究方面缺乏建树。

四

19世纪的思潮，主要是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期。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社会由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开始传入中国，这就是所谓的“西学东渐”。这个时代，在政治上，是革命和战争的年代；在文化思想上，是激烈动荡、迅速变化的时代。人们经过清朝中叶比较长期的稳定阶段，进入了危机时期。中国的先进分子要寻找出路，以图救国救民。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文化思想上发生了巨大转变，这就是今文学派的产生。

今文学派在乾嘉时期就开始萌芽了。到了19世纪鸦片战争以后，这个学派影响就大了，龚自珍、魏源等出现了。一直到以后，王闿运、廖平、康有为、梁启超成为支配晚清思想界的巨大潮流。今文学派的代表人物，前有龚、魏，后有康、梁，也是儒家的一个学派，是相对于古文学派而言的。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是中国思想史上，也是经学史上的一个大问题、一桩大公案。在两汉，今古文之争是非常激烈的。今文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后，那些古代经典靠口授、背诵传播，后用汉初的文字写出的。到了后来，孔安国发现壁书，这些书都是秦始皇以前藏起来的，是用秦以前的文字写成的，这就是所谓古文。今文和古文是儒家经典的两种版本，后来成为两种学派。这两派在汉代互相争夺统治地位，结果古文经学得到胜利，所以古文经典得到流传。今文学派的经典散佚，这派保存完整的是《公羊解诂》，故这派又称公羊学派。这一学派也是儒家的一个分支。它的特点是不拘守儒家古代典籍里的章句文字，思想上束缚较少，比较活泼，不是官方的，因而长期湮没不彰。这一派讲求微言大义，“其中多非常异议可怪之论”，在封建卫道士看来是异端思想。同时强调变革和通经致用。这个学派是对18世纪思潮的挑战，是18世纪思潮之后，开辟的一条新的治学的路子。如果说18世纪思潮是社会政治稳定、经济相对繁荣的产物，那么19世纪思潮则是社会危机、需要变革的产物。今文学派的代表以新的姿态登上了文化思想的舞台，造成很大的震动。他们与其前辈大不一样。前者是专家，皓首穷经，不关心现实；而龚、魏、康、梁既是学者，又是政治家，关心社会，干预政治，抨击各种社会弊端，鼓吹变法，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19世纪的思潮是对18世纪思潮的否定。但是，二者又有联系。著名的学者龚自珍的外祖父是段玉裁，他是戴震的学生，戴、段、二王是18世纪思想的代表人物。龚自珍小时候接受段玉裁的教育。康有为年轻的时候，也受过18世纪思潮的教育，他后来的重要著作如《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都是以“考据学”面目出现的。当然其内容都是为变法做舆论准备的，并不是一种单纯的考据，而是用考据的形式发挥其变法的思想。

19世纪的思想家反对18世纪的思想家，说18世纪的哲学是书呆子哲学，是脱离现实的哲学，在社会危机的时候，不能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的武器。对于农民起义、外国入侵，汉学是无能为力的。在这个时期，宋学开始复兴。这时候的宋学是刽子手的哲学，专门为镇压农民起义服务。但康梁他们并没有回到宋学上去，他们反对18世纪思潮，不是回到宋学，而是回到汉代的今文经学。今文经学不是儒家正统，束缚较小。而此时中国社会处在动荡的时期，西方文化的传入成了不可抵抗的历史趋势和潮流。闭关自守不可能了，抱残守缺、闭国锁门势必要落后，势必要挨打。文化思想面临着一个转折。新的文化思想正在酝酿，正在诞生。可是新思想的诞生不是那么顺利的，而是经过了长期曲折迂回的摸索过程。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显然不能适应当时激烈的变化。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既是国宝，但在一定时期又是前进的负担。中国文化的积累是相当丰厚的，在与西方文化接触时，必然要排斥、斗争。这一过程经历了很长时间。中国近代正是处在新的发生、旧的未死的转折阶段。我认为，今文学派在近代史上之所以会处在一个主要位置上，主要是由于它是联系中学和西学、新学和旧学的桥梁。一方面，它是儒学的一支，可以为封建士大夫所接受，并不是完全外来的（在西汉它曾是官方的思想）。另一方面，它又不是儒家的正统，今文学派本身积累不那么丰厚，思想活泼，比较容易接纳西方的思想。这个时候，这种今文学派实际上是新旧混杂、中西融合的学派，它起了沟通中西文化的作用，它的特点是创新、变革。康梁的思想来源，实际上一个是古代的经典，另一个是借用西方的东西。他们给传统的文化注入了西方的思想内容。他们的创新不是离开了旧传统、旧学说，而是在其时代条件、思想观点基础上进行创新。所以“戊戌变法”打的招牌是孔夫子。他们“尊孔”甚至比古文学家还厉害，将儒学定为孔教，视孔教为国教。康有为写《孔子改制考》，是把孔子作为变革的老祖宗，认为孔子是改制的、变法的，借用了孔子这个招牌。今文学派作为一个学术派别，流行时间很短，只有晩清的几十年。它的长处是自由活泼，而短处是缺少学术上的积累。在方法上，不够严谨，比较主观武断，因而常常漏洞百出。不像戴、段、二王那样严密，在学术上的失误也比较多。从本质上说，今文学派与封建的学术有着血缘的联系。中国社会要走上新的路子，经过戊戌变法失败了。接着辛亥革命把清王朝推翻了，但是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中国社会仍在黑暗中摸索前进。要在思想文化方面开拓出一个新的局面，前提条件是必须要对儒家几千年统治中国的思想，对整个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做一次总的清算，这才能够找到新的出路。而要批判儒家学说，总结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的任务，仅靠今文学派是不行的。辛亥革命以后，这个学派也就销声匿迹了。这个任务到五四运动时期就落到了马列主义者的身上。这样中国文化思想才有彻底转变的可能。今文学派的转变不彻底，它与儒学关系太密切，与传统关系太密切。在当时它沟通了中西文化，起了作用，是救国救民的先进思想，但变法失败以后，就逐渐隐退，失去了它的思想上的活力。

以上所介绍的是三个思潮的产生、代表人物、特点，简略地勾画了一个轮廓。我们从清代近300年发展来的学术中可以学习到许多东西，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

五

最后，谈一谈从清代文化的发展中得到的几点认识。第一是时代和文化思想的关系，第二是对于外来思想文化的吸收和排斥，第三是继承和创新。

第一，时代和文化思想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政治经济的反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可以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因此，文化和现实的关系十分密切。每一时代，都有本时代特有的文化思想，它是时代的产物。刚才讲的是清代学术思想，它很显然地表现出这一点。17世纪的思想文化不同于18世纪，18世纪的思想文化又不同于19世纪，各有特色，各有风格，各有成就。为什么会不同？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种文化思想，而不是另一种？最根本的原因，要从社会的实际生活中去寻找，不能从思想本身去寻找。比如明清之际的思想（黄、王、顾），若离开了当时的农民战争、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等，就不能够理解在那个时代会出现那样一个思潮。可以说，没有明末农民战争对封建王朝做“武器的批判”，就不会产生黄、王、顾的“批判的武器”。另外乾嘉学派（戴、段、二王）正是清朝中叶政治安定、社会相对停滞、经济繁荣的产物，离开这一点，就不能解释为什么有这么一大批人埋头于古代典籍的研究。晚清社会中今文学派也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每个时代都是不同的，它所给学术提供的土壤、养料、条件也是很不相同的。这里面，可以考察各种不同的文化思想的发展和各个学派的发展。研究文化思想离不开现实生活，它要从现实生活中吸取养料。同时学术文化也要回答现实所提出的问题，如果不理睬社会现实中的矛盾，没有勇气面对现实，那么这种学派就会逐渐枯萎。离开了生活，必然逐渐僵化，失去生命力，清代的汉学就有这样的情况。时代、环境与文化思想的关系，始终是文化思想史上的大问题，值得大家去探讨。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而言，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离开了当代的社会实际，就不可能产生强有力的思想学派。

第二，对外来思想文化的吸收和排斥。

一个文化思想不是单一的自我繁殖，而是会或多或少地吸收其他的文化思想。例如，中华文明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同时吸收了中国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化，也吸收了印度、东南亚文化。但是，当一种思想文化形势稳定以后，它就有了一定的排他性。它既要吸收，又要排斥，这恐怕是文化交流史上的规律。在中国历史上，佛教被接受经历了很长时间，这其中也发生了冲突的现象。清代这种现象更为明显。清初，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已传入，但历时200 年，没有成为中国自己的东西。这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当时，文化传入的规模和其深度，也是相当可观的，时间也是很长的，但中国的知识界总认为自己的文化最有用、最文明，并没有认识到西方文化的优越性。中国的知识界，在鸦片战争以前，可以说对西方的认识极少。因此仅仅依靠文化本身的接触交流，不能产生强大的动力。一直到鸦片战争以后，社会发生了危机，这才唤起了对西方文化的需要和要求。但这个过程——学习西方、面向世界、走向世界，也经历了漫长而又艰难的时期。争论特别多，学什么？怎么学？这恐怕是近代思想史上极为重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大家的意见是否一致呢？我们的认识是否正确呢？从西学东渐这一漫长的历程中是可以总结一点教训的，少走一些弯路。中国开始学习西方的时候，是学习船坚炮利。外国的船舰枪炮把我们打得落花流水，我们认识到这些东西厉害，但并不认为西方文化中别的东西高于中国文化。学习炮舰，这得开工厂、开矿，就得学习工程技术，就需要声光化电的知识。此后是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技术。但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否能分开呢？在近代的中国人看来是能分开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的伦理纲常万世不变，向西方只学自然科学技术。直到严复翻译了《天演论》等，才认识到西方的社会科学也有一套，并且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完整的一套，不能只学其自然科学而不学其社会科学。有选择地学习，究竟学什么？至今我们学习西方，这些问题仍然存在。学什么？怎么学？选择什么？选择的是否正确？清代有的事今天听来很奇怪。铁路传到中国却发生了十年争论，其中许多论点非常可笑，但当时的人是在那里认真地争论。文化的交流是相互的，不是单方面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今天，尽管有许多弊端、糟粕，有不适应今天的生活的方面，但仍然是中华民族存在立国的基础。中国的文明已经而且将继续对世界文明做出贡献，当然必须通过我们的批判、继承、发扬的努力，才能实现。

第三，继承和创新。

继承和创新也是研究文化史的主要问题。任何文化的产生，都是立足于自己所处时代的基础之上，对过去的文化传统进行批判性继承，没有从空中落下来的文化。新文化的发展和旧文化总有一定的联系。文化的发展最富有创造性，最富有民族的特色。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文化。就拿清代来说，这个时期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前代的文化是不一样的，它继承了前代的文化并有所创新。这三个思潮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在内容上、形式上各有特色，各有贡献，各有缺陷，同时它们之间又有继承连贯的关系。每一种学术文化思潮都是它前一阶段学术文化思潮的合乎规律的向前发展。这个问题也是个新鲜的问题。今天，我们要创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难道能够离开我们过去一贯的传统吗？当然不能。我们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脱离开过去的优秀的东西而凭空产生出来的，当然有个继承的问题。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具有中国气派的光辉的文化，离不开古代的文明。当然不是仅仅继承，还要创新、发扬。在我们今天时代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加以发展，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养料。

注释

[*]原载《清史研究集》，第一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

谈清代前期的历史地位[*]

清代前期的历史，离我们比较近，和现实的关系比较密切，是承前启后的时代。讨论清代前期的历史地位是个很有意义的课题，对此，应该持两点论，应该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看问题。清代前期的历史既有它伟大的一面，也有它渺小的一面；既有它光辉灿烂的成就，也有它黑暗苦难的经历。

在政治方面，清代最突出的成就是奠定了中国这样一个版图辽阔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辽阔的程度不小于汉、唐，而统一的巩固程度更大大超过汉、唐。在汉、唐，全国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还比较松弛，到了清代，中原和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大大加强，中央政权对边疆的政治管辖也更为稳定。

在经济方面，清代前期的经济也是有所发展的。这一点可能有争论，有的同志认为清代前期的经济没有多少发展。我的看法是，清代前期经济的发展还是较大的，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举个例子，清以前历史上人口记录最多达到7 000万，可是在清代鸦片战争前夕，人口增加到4亿，这说明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增长，才能养活这样多的人口。清代，在东北、内蒙古、新疆、云贵、台湾等辽阔的边疆，农业经济发展很快，耕地迅速增加。清朝在开发边疆和提高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水平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文化方面，清代产生过许多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产生过像《红楼梦》《聊斋志异》那样伟大的作品，产生过许多优秀的文化成果。总之，清代前期的成绩还是很多的，尽管它处在封建社会的后期，但仍有光辉灿烂的成就，它做了前代所没有做到的不少事情。

当然，清代前期的历史也有黑暗的、落后的、渺小的一面。清朝是个封建王朝，地主阶级残酷地剥削农民，清代历史上达到的一切成就是建立在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的基础上的。尽管清代有不少成就，但它的经济结构仍然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商品经济不够发达，资本主义萌芽还很微弱。在政治上封建专制主义发展到顶点，对人民实行残酷统治，大搞闭关自守，大兴文字狱，大搞愚民政策。知识分子只能埋头于理学、考据和八股文之中，科学技术十分落后，思想界犹如一潭死水。

如果把清代前期历史放在国际环境中做比较，落后性就非常突出了。1644年清兵入关，当时正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此后，西欧国家摆脱了封建主义的桎梏，打破了发展停滞状态，突飞猛进，一日千里。可是中国仍然发展迟缓，越来越落后于西欧国家。落后就要挨打，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地位一落千丈。清代前期没有能赶上正在汹涌前进的世界历史的先进潮流。

有的同志把我国落后的原因归结于清代前期实行的许多制度政策，如野蛮的专制统治、压抑工商业、圈地、文字狱、闭关自守、拒绝先进的科学文化等等。确实，清朝前期实行了不少反动的政策，对中国的落后要负很大责任。但是，中国的落后还有更加深刻的原因，不能完全由清朝负责。事实上，清朝的很多制度、政策是继承明朝的。满族的人数很少，它所以能成功地统治中国近300年之久，是因为吸收、继承了汉族已达到的成就，采用、推行了汉族原来的制度、政策，但也因此继承、接受了汉族许多封建主义的糟粕。清朝所有的政策都是产生在小农经济和封建专制政治的基础之上的。我们固然可以说，清朝的政策阻碍了中国的前进，可是我们还应该进一步说，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历史传统产生了清朝落后的制度和政策，而社会结构和历史传统是几千年来形成的，清朝的制度、政策受社会结构、历史传统的制约。

因此，17世纪以后的中国，没有能赶上世界的先进潮流，越来越落后于西欧。其原因不能仅仅归于清朝前期的制度和政策，而应从整个社会结构、长远的历史传统进行探索。中国和欧洲虽然都经历了封建社会，但两者的社会结构和历史传统是很不相同的。在西欧的经济中，手工业、商业始终占重要地位，各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发展较为平衡，从古希腊罗马以来具有自由民主的传统和法治精神；而中国，小农经济是汪洋大海，手工业和农业强固地结合在一起，工商业不占重要地位，城市中并没有形成像西欧那样强大的市民阶级，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分散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统一的国家，必然会出现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形成长期的专制统治，缺乏民主，法治不健全。中国虽然也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但其社会结构和历史传统难以适应资本主义的潮流，明清之际虽然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要冲破封建主义的束缚，进入资本主义，还有很遥远的路程。总之，中国的落后，清朝当然不能辞其责，评价清代的历史地位应该指出这一点。但是中国落后的原因是比较复杂、比较深刻的，更应当从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寻找。到了清代，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往潜伏着的许多因素发挥作用，中国的落后就逐步地突出起来。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从一个封建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是我国几千年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从所谓“天朝上国”跌进了尘世地狱，中国的历史地位发生了大转变。这是有深刻的原因的，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有140年了，中国人民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扭转一落千丈的历史地位，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的先进国家，这是140年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为之奋斗牺牲的伟大目标。今天，我们正处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征途上，正处在由衰落转向强盛的又一个转折点上，古老的中国将会焕发出青春的活力。

注释

[*]原载《清史研究集》，第一辑。

论康雍乾盛世（提纲）[*]

一、康雍乾时期的成就

康雍乾时期是指1662年至1795年的134年，康熙在位61年，雍正在位13年，乾隆在位60年。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鼎盛，国力强大，财政宽裕，人民生活较为安定，民族关系改善，文化事业发达，国家的统一大大加强，形成了中国广大的版图。

这时，中国的农业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峰，18世纪末全国人口为3亿，耕地面积10. 5亿亩，全国粮食年产量2 040亿斤。生产的粮食能够养活3亿人，这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我国汉、唐、宋、明有记录的人口数字从未超过8 000万人。

中国的农业生产效能很高，英国农学家巴罗认为，18世纪，在中国一粒麦种可收获15粒麦子，而在英国只能收获10粒麦子。法国学者谢和耐说：“18世纪中国的农业达到了发展的高峰，由于它的农业技术，由于农作物品种的多样化和单位面积产量之高，中国农业看来是近代农业科学出现以前历史上最科学、最发达的农业。”

中国的手工业很发达，苏南是棉纺织业的中心，所产布匹，“衣被天下”。江浙、广东、四川的丝织业，除了官营织造以外，有许多民间的丝织机户。19世纪初，南京织户有的拥有五六百张织布机。

矿场亦普遍。北京房山、门头沟煤矿林立，小煤窑多达273家。陕西较大的铁厂有工人两三千人。云南铜矿极为发达，全省采铜工人和其附属者有几十万人。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一书中说： 1750年中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32%，而全欧洲只占23%。产业革命以后，英国和欧美迅速追赶，后来居上。1890年，中国只占6. 2%，而全欧洲已占62%。

拿市场贸易量来说，乾隆后期中国国内贸易总值约为4亿银两，而英国在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时英国已是全球贸易大国）海外贸易值为1. 7亿银两，尚不及中国国内贸易额的半数。

18世纪全世界超过50万人口的大城市只有10个，而中国占其6。

17—18世纪，中国完成了许多宏大的文化工程。康熙时完成了《全唐诗》《康熙字典》《律历渊源》《皇舆全览图》，雍正时完成了《古今图书集成》，乾隆时完成了《明史》、《四库全书》、“十三经石刻”等。

康雍乾时期在政治上最重大的成就是完成和巩固了中国的统一，组成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多民族大家庭，形成了现代中国的广阔版图。

明清之际，经过长期的战争，各地四分五裂，割据势力纷起。清朝入关占领了北京和黄河流域，但江南地区、西南地区、华南地区和台湾，尚为南明所有。黑龙江流域被沙俄渗透窃据。西北有强大的准噶尔蒙古，以伊犁为根据地，统治北疆，征服南疆，控制着青海、西藏；向东征讨喀尔喀蒙古，喀尔喀各部弃地南逃，要求清朝保护；又向西深入中亚细亚，占领了今哈萨克、吉尔吉斯等地。准噶尔兵强地广，是清朝统一中国的劲敌。

顺治朝用18年的时间，击败南明，统一南中国。随后又有吴三桂等割据，康熙又用10年时间平定吴三桂等三藩，收复了台湾。又驱逐了沙俄侵略者，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

康熙、雍正、乾隆用70年时间，对准噶尔多次作战，收复了新疆、青海，安定了外蒙古、西藏，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在广西、贵州、云南、四川实行改土归流，实现了巩固的统一，奠定了国家的边疆。

二、康雍乾时期的政策

明清之际，长期战乱，经济凋敝，人民死亡，人口大量减员，土地荒芜，造成生产力低落。人心思治，社会矛盾趋于缓和，清朝的统治方针和政策适应了形势发展的要求。

清朝努力学习汉族先进的制度和文化，吸收汉族统治的经验教训，努力团结汉族和其他民族。

在经济上重视农业，奖励垦荒，实行更名田。兴修水利，推广高产作物。进行赋税改革，减免赋税。积谷备荒，赈灾劝农。

在政治上设立军机处，推行奏折制度，加强皇权，集中中央权力，加强行政效能。设立理藩院以管理少数民族，根据各民族地区的传统和情况设置行政机构，“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移民实边，开发边疆。

在文化上尊孔重儒，崇文兴学，大规模地编撰和刻印各种书籍，举办巨大的文化工程。

三、盛世中的阴影

中国是个世界大国，人口众多，当时占全世界人口的1/3，故工农业总值超过世界各国。但人口基数大，人均生产值低于欧洲先进国家。当时英国仅1 600万人口，每人平均占地10亩，而中国人均占地只有3. 5亩。18世纪中国人均粮食产量比英国少一半。中国农业土地资源匮乏，产业结构单一。农村的贫困未能为工业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

中国实行闭关政策，限制中国人与世界接触，不了解世界的发展。清朝统治者以天朝上国自居，妄自尊大，不屑于睁眼看世界，轻视外国，蔑视新事物，墨守成规，故步自封。

清朝限制中国人赴海外贸易、工作与求学，中外贸易受种种限制，只能在广州一口进行，贸易必须通过清朝特许的公行商人进行。

中国的封建专制君主体制，皇权至高无上，形成了皇帝统辖下的庞大官僚机构掌握各种大权，缺乏权力的约束和制衡。在商品经济发达、社会稍稍富裕的情况下，腐败现象滋生，腐蚀着社会肌体，阻碍了社会的前进。

清廷以重农轻商为国策，对工商业干预、压抑、垄断。工商业者处于依附地位，没有形成以城市中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市民力量。清代城市仍是地主阶级的统治中心和军事中心。

康雍乾时期发生频繁而残酷的文字狱，以言论文字致人重罪，使知识分子不敢谈政治、谈现实，窒息了自由活泼的思想。

中国的传统不重视自然科学，科举考试中没有自然科学的内容，自然科学长期陷于停滞。

传统的封建国家进入近代社会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持续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清代康雍乾时期的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虽居世界前列，但经济、政治、文化尚有很多滞后的因素，未能形成促进生产力迅速而持久发展的机制，未能走近产业革命的临界点，失去了与其他先进国家并驾齐驱的机会。

这时，英国发生了产业革命，生产力飞速增长；美国发生了独立战争，世界上出现了一个全新的朝气蓬勃的大国；法国发生了大革命，扫除了欧洲大陆的封建制度；而中国的统治者闭关自守，不识世界潮流，思想保守，不思进步。中国社会上虽然也有若干近代因素的生长，但阻力重重，发展迟缓，并未成熟到足以打通近代化的通路。西方处在资本主义的黎明，中国却仍处在封建主义的迟暮。两种文明的不同性质决定了各自的发展前途。康雍乾以后，西欧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高速发展，在短时间内把中国远远抛在后面。中国则由于外国的入侵和内部的动荡而一蹶不振，陷于贫穷、落后和长期的危机之中。

注释

[*] 2002年2月在“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上的发言提纲。

论康雍乾盛世[*]

一、中国在康雍乾时期的成就

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共统治中国134年。康熙在位61 年，雍正在位13年，乾隆在位60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个非常繁荣的时期，政治安定，中原地区没有大的战事，经济发展迅速，老百姓的生活比较宽裕，史称康雍乾盛世。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盛世并不多见，可以称得上“盛世”的大概有三个时期：第一个是西汉“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昭帝、宣帝统治的时期，大约在公元前179年到公元前49年之间，约130年；第二个为唐太宗“贞观之治”到唐玄宗开元年间，120多年；第三个盛世就是清朝的康雍乾盛世，从康熙元年到乾隆六十年，长达134年。这三个盛世的共同特点是国家统一，中原内部战事较少，社会安定。比较这三个盛世，传统的观点认为汉、唐比较繁荣，但我个人认为，康雍乾时期的繁荣程度超过了汉唐盛世。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从农业方面来看。中国很少统计数字，但从人口数字上可以看出，但凡盛世，人口就不断地增加。汉朝盛世，人口最高峰是6 000万人。唐朝盛世，大家比较认同的人口数字是8 000万。康雍乾时期，到了乾隆时中国人口将近3亿，远远超过汉朝、唐朝的人口数。到道光年间，中国有4亿人口。从道光到近代，人口没有什么增加，当时我们是四万万同胞，到新中国成立前也还是这个数。人口增加是盛世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人口的增加意味着粮食产量的增长。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农业社会，以农业生产为主，产粮多寡是衡量繁荣与否的重要标准。乾隆时生产的粮食能够养活3亿人，而汉朝能够养活最多6 000万人，唐朝能够养活8 000万人。可见，从农业发达程度上看，乾隆时期的成就远远超过汉、唐。以上是从纵向来比较的。下面再从横向上将中国与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情况做比较。当时世界上有9亿人口，中国养活了3亿，相当于全球人口的1/3。其余6亿分布在亚洲、欧洲、美洲、非洲、澳洲的几十个国家，除了印度、俄罗斯、奥斯曼这三个大国，大部分是中小国家。俄罗斯虽然刚刚侵占了辽阔的西伯利亚，但那却是个人烟稀少的地方。印度当时也仅有1. 4亿人口，远远比不上中国。再看看其他中小国家，英国当时人口2 800万，连中国的1/10都不到。美洲人口就更少了，大多是欧洲的移民。当时中国农业生产水平是世界最先进的。18世纪末，英国一位农业科学家随马戛尔尼使团到中国考察发现，在中国种下一粒麦种可以收获15粒麦子，而在英国只能收获10粒麦子。农业技术发达、农业品种多样化以及农业产量高，使中国农业成为近代农业出现以前较先进、较发达的农业。

其次，从工业方面来看。康雍乾盛世的工业水平很发达，对外出口丝绸、瓷器、茶叶。苏州、杭州、南京、广州的丝织业很发达，民间有很多织机。19世纪初也就是乾隆以后，南京最大的织铺拥有五六百台机器、一两千名工人。以当时的工业发展水平来看，拥有这么多台机器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另外，丝绸、土布、瓷器贸易非常兴旺。重工业方面，煤矿业和铜、铁工业都很发达，当时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没有中国那么多的煤、铁和铜，云南的采铜工人有几十万之多。哪个国家当时有这样大的规模？根据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一书所说，1750年中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32%，而整个欧洲仅占23%。中国当时是个封建国家，但也和外国进行贸易，特别是广州。当年清朝一口通商，允许外国人在广州做买卖，外国人到广州来住在十三行，出售货物，卖的大多是原材料。中国一年的国内贸易量有4亿两白银。而1792年，当时的世界大国英国，海外贸易总值也只有1. 7亿两，还不到中国国内贸易量的一半。康熙时，全世界超出50万人口的大城市有10个，中国占了6 个，分别是北京、扬州、苏州、南京、杭州、广州，还有其他4个是伦敦、巴黎、江户和伊斯坦布尔。可见，中国当时不但是盛世，而且经济发达程度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位居前列的。这100多年，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

最后，从政治上取得的成就来看。康雍乾时期，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巩固了中国的统一，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贡献！今天中国的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50多个民族，基本上就是在那时候形成的。康熙之前，中国四分五裂，经过长期战争，满族人取得胜利，统治了北京，控制了全国大部分地区。但南北各方势力被镇下去以后，“三藩之乱”又起，占据了整个长江以南，各地方都响应吴三桂，四川、甘肃、长江以南都是他的地盘。这个时候很危险。后来，“三藩之乱”终于平息了。台湾方面，自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台湾就由他的后人统治着，不臣服于清朝政府。北方的问题主要在蒙古。当时蒙古包括三部分：一是漠北蒙古，即现在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一是漠南蒙古，即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还有一部分是漠西蒙古，以新疆伊犁为根据地。漠西蒙古的势力最为强大，把外蒙古全部打了下来，控制了青海、西藏和新疆南部地区，向东一直打到黑龙江呼伦贝尔草原一带。由于西藏与它们宗教相通，达赖喇嘛也跟它们的领袖噶尔丹勾结。当时，漠西蒙古的势力非常强，其控制的地方之大超过了清朝的统治范围，连今哈萨克斯坦都在其控制之下。这就是清军入关到康熙前期中国的情形。康熙打了10年战争，才基本统一了江南，平定了三藩，统一了台湾。南方刚刚平定，北方局势又变得紧张起来，俄罗斯侵入黑龙江，占领大片土地，大肆屠杀当地的居民。康熙立即把战略重点转移到北方，集中兵力，经过两次战争，把俄罗斯驱逐出去。俄罗斯军队规模较小，因为从他们那边过来要走一两年。莫斯科派来一个使团，足足走了3年。后来，中国军队开始让俘虏或传教士带信回去给沙皇，表示中国愿意谈判。俄国西境当时也有不少战事，打不起东边的战争，所以同意派个使团来和谈。1689年，中俄双方在尼布楚进行谈判，划清了中俄东段边界，从此中国东部边界保持了100多年的稳定，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俄国毁约，把这里的一部分中国国土抢走。这部分中国国土面积相当于法国和德国的土地面积。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用了七八十年时间打败准噶尔部，进入伊犁，收服了南疆。所以，清朝在政治上最大的贡献，在于把西北，包括西藏、新疆、青海、蒙古稳定下来。这些地区在明朝的时候，都游离在外。这场持久的统一战争意义非常大。100多年后，帝国主义入侵中国，我们不分民族，全国抗击，台湾抗日、东北抗日、新疆抗英、云南抗法……正是这100多年的整合时间，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量。没有这100多年的统一，近代中国会走向何方，不堪设想。是康熙、雍正、乾隆奠定了今日中国的版图，这是他们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

二、康雍乾时期的政策

为什么会出现康雍乾盛世？大概有几点原因：

第一，安定的社会环境。明末清初长期战乱，经济萧条，生灵涂炭，人口大量减少，土地荒芜，生产力低落，人心思治。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后，国内几十年没有大的战事，国家安定，天下太平。这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没有长期安定的局面，经济是不可能发展的。

第二，频繁的对外交流。虽然官方不愿与外国进行交流，但对外交流的形势是无法阻挡的。这种交流对中国有什么影响呢？高产作物得以在中国大面积种植。美洲的高产农作物白薯、玉米、花生是中国以前没有的，它们本是美洲的产物，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得以推广，明朝时传入中国，大面积种植则出现在清朝。康雍乾三位皇帝积极推广这些作物的种植，因为它们具有很多优势：一是产量大，种小麦一亩收成有一二百斤，种白薯一亩收成能有几百斤甚至上千斤；二是耐干旱，不用浇水；三是生命力强，在什么土壤环境下都能种植。这些国外农作物品种在中国的推广，促进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17—18世纪，世界贸易大潮已经展开，中国被卷入其中，大家都抢着跟中国做生意。中国出口丝绸、丝织品、茶叶等丰富的物品。茶叶是18世纪中国最主要的出口产品，当时英国人吃早点都习惯喝茶，所以中国茶叶销量非常大，出口额居世界第一位。外国当时因为工业生产水平不高，可以出口到中国来的东西不多。所以，它们大量向中国输入白银，换回丝、茶、瓷器等。由于中国出口产品数量很大，据史料统计，1600年以后200年期间，全世界生产白银12万吨，有1/3即4万吨流向中国。大量白银输入中国，促进了中国国内的贸易，当时中国国内外贸易比唐、宋、元、明时期繁荣得多，货币量的增加是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三，发达的农业生产。清朝统治者比较顺应时势，不像元朝统治者那样，取得统治地位以后企图把整个中国都变成牧场。满族入关后积极学习汉族文化，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

一是奖励垦荒。明末清初，人口剧减，土地抛荒。明朝的藩王原本占据大量土地，他们在清人入关时跑的跑、死的死，致使土地大量抛荒。清朝政府规定，谁去开垦这些荒地，地就分给谁。而且努力为农民垦荒创造良好条件，没有种子的给种子，没有耕牛的借耕牛，没有房子居住的可以帮他们盖房子，还给予十分优惠的减免税政策。这等于是一次土地改革，对农业发展非常有利，使农业生产取得了很大发展。

二是兴修水利。这恐怕在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之前的水利主要是为了防火，历代统治者对于黄河、淮河、运河的治理基本不太重视。康熙年轻时，把三件事写在宫里的柱子上：第一是平三藩，第二是治黄河，第三是通漕运。当时北京官多、兵多、人口多，这些人吃什么是个大问题。而北方产粮不多，又没有河道运送，粮食很难运来，要求从南方经过运河向北京运送粮食。漕运不通，就会导致北京的恐慌，所以通漕运是件大事。治黄河更是大事，黄河经常泛滥。河南、安徽、江苏等产粮地区，黄河经常决口，发生水灾，到处水乡泽国，人民受害严重。清朝视治黄河为大政，花大批帑银，整治水利，筑堤浚河，赈济灾民，以缓和水灾，增加生产。

三是重视农业。现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着当年的粮食条子。当时规定每个县经常要上报当地的降水和粮价情况，还要区别粮食的等级，包括上档多少钱、中档多少钱、低档多少钱，这些上报材料就是粮食条子。现在这些粮食条子堆积如山。这些资料很宝贵，因为如此一来，各地气象和粮价一目了然，哪个地方下雨，哪个地方没下雨，都可以知道。

四是移民。中原地区地少人多，政府主张向边疆地区移民。当时的移民呈由中央向四周辐射之状：河北、山东向东北，山西、陕西向内蒙古，甘肃、四川向新疆，湖南、湖北向云贵地区，福建、广东向台湾。清初，边疆地区很多是游牧地区或荒漠地区，后来经过大规模移民，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成为半农半牧。

五是改革赋税。中国农业社会的赋税历来由地税和丁税组成。地税就是按照土地多少缴税，丁税即人头税，即按人口数量计税。清朝推行赋税制度改革，实行地丁合一，按照土地面积来计税，实际上是取消了人头税。这对于老百姓尤其是穷人家十分有利，因为穷人家人多地少或无地，富人家人少地多就要多缴税。这对穷人、对国家长远利益来说是有利的。另外，康雍乾时期经常减免税赋，康熙年间减免了农业税几千万两。乾隆当了60年皇帝，10年在全国范围免一次税，大概有6年不征税。他虽不征税，但国库里的钱有七八千万两之多，顶得上两年的财政收入。当时乾隆觉得国库里的钱太多，担心没用处。当时还没有大规模工业可以投资，后来就用来造园林，避暑山庄、圆明园就是在那时兴建的。

第四，成功的民族政策。清朝统一了全国，但满族本身是少数民族，了解少数民族的心态和意愿，所以他们积极团结各族人民，包括汉族，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政策。清朝的时候，长城失去了功能。长城原本具有防御游牧民族入侵的作用，但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汉朝时匈奴打进来，宋朝时女真打进来，明朝时蒙古族、满族打进来，北方少数民族一往南进入中原地区，天下就大乱。清朝统治者则认为，他们不需要长城，人心即长城。他们通过笼络少数民族的人心来维护安定，并设立理藩院专门管理少数民族事务，使中国的民族融合得以加快。从康雍乾时期开始，中国各民族进入了一个和睦相处的时期，逐渐形成了一个民族大家庭。清朝和汉唐对于少数民族的管理方式不一样。汉唐在边境设立都护府，但这是临时的军事统治，发挥作用的时间比较短暂，盛世一过，管理便难以为继。清朝则不同，政府因地制宜，在各地设立不同的民政机构，东北、新疆实行将军制，蒙古实行盟旗制，西藏采取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共同治理的方法，西南的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实行改土归流。当时西南各地由土司治理，中央难以管理，无法任用地方官，实际上处于割据状态。清政府通过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制，设流官制。流官由中央任免，从而可以贯彻中央的号令，改进了管理，增强了民族凝聚力。

三、盛世中的阴影

上面，我简单地讲了康雍乾盛世的成就，但这个盛世中存在着阴影，制约着我国走向现代化。

第一个制约因素是农民的贫困问题。中国是个世界大国，土地广阔，人口众多，工农业总值超过世界各国，但人口基数太大，人均资源相对不足。当时中国人均拥有3. 5亩地，英国则是人均10亩地。人均粮食少意味着农民贫困，没有力量购买工业品，从而难以形成发达的市场贸易。中国的市场虽有4亿两白银的贸易交往，但由于贫困，很多农民卖粮所得不是用来买东西，而是用来缴地租，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市场贸易的发展，这在中国的皇权体制下是很难改变的。

第二个制约因素是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体制。中国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体制历史悠久，根深蒂固，到康雍乾时期更是变本加厉。这和中国版图广阔、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及多民族的文化传统有关。组成这个广阔版图的各个地区具有各不相同的意志，这个系统需要中央的统一管理。中央下的命令，地方不执行怎么办？因此需要加强中央的权力，否则就控制不住地方。康雍乾时期实行高度专制的集权政治，这和大众参与政治是背道而驰的，是不能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成为中国走上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阻碍。而且在经济发展、社会财富增加的情况下，权力高度集中，缺少制约，缺少法治很容易导致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所以乾隆时期腐败现象十分严重，和珅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乾隆惩治贪污的决心很大，每年都要杀掉好几个省级官员，甘肃有一年杀掉县以上官员五十几个人，包括总督、巡抚、藩司、臬司、知府、知县，还有五十几个人充军。大家都知道清朝的官员很少，一个省没几个官，就设一个巡抚，相当于今天的省长，不设副省长；一个县就设一个知县，不设副知县。甘肃一个小省，杀了这么多人，惩治力度这么大，还是刹不住这种风气。

第三个制约因素是重农轻工商的思想。各级官员不给工商业足够的发展空间。很多行业都由政府控制，不让经营，只有经过政府批准的商人才能做生意。广州十三行需要政府批准才能进行进出口贸易。商人做生意得到的利润要给政府，缴多少钱没封顶，反正皇上要用钱你就得给。不让开矿，怕矿工聚众闹事。当时全世界各国都兴起重商潮流，鼓励工业制造，鼓励商业贸易，鼓励海外贸易，而中国却还在一味重农，造成农业生产力强，工商业却发展不够。

第四个制约因素是清朝的闭关政策。康雍乾时期，闭关政策尤其严格。康熙时候是四口通商，到乾隆时，只有一口通商，仅允许在广州和外国做生意。当时有英国商人不满广州海关严重的腐败状况，要求乾隆开放宁波、厦门。乾隆也考虑采纳这个建议，召集这三个地方的官员共同商议。结果广东官员因为担心广州的商户跑到宁波、厦门做生意而反对开放，厦门官员则因为担心外国人闹事而不同意开放，这个案子就此了结，闭关政策变本加厉。当时中国跟外国贸易数量越来越大，许多外国商人在中国特别是在广州建立商馆。清朝政府制定了很多规定，以防止外敌势力。中国人办企业，搞贸易，限制也非常严格：船不能太大，许多工具规定不能带，连做饭用的铁锅也不能带，只能带砂锅，而且规定到了国外两年之内必须回来。当时，商人很难控制自己的归期，因为出去以后是否顺风，是否会碰到恶劣气候，船只能否正常航行都是难以预料的。有个印尼华侨出去了20年，有了钱带着家小回福州，一回来就被捉住充军到边疆，罪名是“滞留海外，目为夷役”。他们没有看到世界，只看到中国，认为中国是天下的中心，中国文明世界上无国能比。这种大国心态非常危险，以至于整个国家都处于封闭状态，没有外国书籍，没人懂英文，连知识分子都不知道英国在什么地方。乾隆年间英国派来马戛尔尼使团，要求与中国通商。这个使团非常庞大，有700人之多，坐了6艘大船前来，装了600箱礼物送给乾隆，其中很多是欧洲最先进的科学仪器。最大的一个是天文仪器，模拟天体运行，是当时最先进的天文仪器。乾隆一看这些东西，就睁着眼睛说瞎话，说我们中国也会造，英国人也没什么神奇的，就是这种自欺欺人、盛气凌人的态度，使他失去了放眼看世界的机会。尽管当时马戛尔尼确实提出了一些侵略性要求，但也提出了一些合理要求。比如认为一口通商很不方便，建议把通商口岸设在宁波、上海。因为当时中国大量出口的茶叶是在安徽、浙江一带生产的，但所有茶叶都要到广州才能出口，茶叶从安徽运到广州，路程相当遥远，的确很不方便，英国人这个建议也有一定道理。但乾隆皇帝看不到这一点，仅仅因为对方不给自己磕头这一礼节问题而把人赶走，把谈判的大门关上了，也使中国失去了了解世界的一次大好机遇，非常可惜。如果当时乾隆通过跟马戛尔尼谈判了解西方的情况，中国大概可以有一点进步，长一点知识，也不至于什么也不知道，所以开放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

第五个制约因素是科技的落后。中国古代科技还是非常发达的，但由于长期实行科举制度和学习儒家礼教，导致了后来的落后。康熙、雍正时期，特别是雍正时期，全世界科学发展突飞猛进，西方的科学风气尤其浓厚，不仅设立了皇家学院，还设立了俱乐部，以提倡自然科学，而中国知识分子还在念四书五经，还在考科举写八股文，还不知自然科学为何物。这种科技方面的落后，成为中国发展的重大障碍。

我们刚才所讲的康雍乾时代，成就是非常辉煌的，但是辉煌的掩盖下还有着其阴暗的一面。当时世界处于迅速的发展中。乾隆时，英国发生工业革命，蒸汽机的发明使人类摆脱了对自然能源的依赖，工厂制度的产生推进了大工业生产的发展，使生产力突飞猛进。随着新的生产力的产生，欧洲一些启蒙思想家也相继涌现，如卢梭、狄德罗、孟德斯鸠等。18世纪末，即乾隆五十四年（1789），法国发生了大革命。美国则通过独立战争建国。这个时候世界变化极大，而中国故步自封，不改革，不开放，造成了自身的落后。尽管此时中国的生产总量仍走在世界的前列，但其发展缺乏后劲。一个国家从传统的封建社会步入现代社会，是工业、农业、贸易、文化、政治等各个领域相互促进的结果。康雍乾时期已有一些近代的因素，但也有很多落后因素，只有改变这些落后的东西，对制度、观念等进行大幅度改革，才能解放生产力。现在看来，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当时中国社会还没有形成改变这种旧观念、旧制度的物质基础，没有形成城市的中等阶级，在这些条件还没有充分成熟的情况下，任何问题都无法解决。当时人们眼界不宽广，没有意识到这些落后的因素，因此无法产生进一步改革的思想和充沛的改革热情。经济的发展需要上层建筑的改变来促进，上层建筑停滞不前，经济发展就会出现问题。历史是无情的，一旦在近代化道路的起跑点上落后别人一步，就步步落后，不仅失去了时间，还失去了很多机遇，失去了实现近代化的有利条件。其他先行实现近代化的国家有些开始侵略中国。日本和中国的起步时间差不多，日本明治维新在1868年开始，中国洋务运动在1864年开始，但日本的近代化进程走在了前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赔款2. 3亿两白银，这笔钱相当于日本几年的国库收入，被日本用于扩充军队和投资实业、教育，有力地推进了日本近代化的进程。而中国却因此陷入了更大的危机中，近代化进程也因此而严重滞后。这段历史值得我们反思。

注释

[*]原载《今晚报》，1997年4月29日。

谈康雍乾盛世[*]

距今二三百年之前，正当清朝的康雍乾盛世。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的统治从1662年到1795年，长达134年。其时，中原地区无战争，秩序稳定，生产发展，社会富裕，徭赋轻薄，人口激增，和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并称为“太平盛世”。但是在此之后，清朝很快衰落了，几十年后发生鸦片战争，英国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134年的历史值得人们深入研究，因为它上承汉唐宋明，进入了封建社会的后期，下接鸦片战争，和近现代历史最为贴近，息息相通。

康雍乾时期的农业生产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中国历代人口数字徘徊在1亿人上下，而清朝乾隆末年激增至3亿人，可见当时农业生产所能够养活的人口远远超过历朝历代。土地的开垦、水利的兴修、边疆的开发、耕作技术的提高、高产作物的推广都有很大成绩。在国家统一方面也做出了重大贡献。康雍乾时期，统一了台湾，阻挡了俄罗斯对东北的入侵，平定了准噶尔，团结了内外蒙古和西藏，在西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奠定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版图。

当然，这时已是封建社会的后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严重的问题。经济上仍是地主阶级剥削下的小农社会，虽有较大的农业总产值，也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商品经济，但人均占有的资源和人均产量还很低下，人民生活在普遍的贫困之中。在政治上承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权力高度集中，康熙、雍正、乾隆都很精明强干，政务躬自裁决，就像康熙所说“今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庞大的官僚机器全凭皇帝一人运作，既无制度作为保证，又缺制约的机制，人存则政举，人亡则政息。在思想上禁锢太甚，屡兴文字狱。知识分子因文字获罪，动辄得咎，人人钳口结舌，窒息了生机和活力，就像龚自珍所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古代曾经领先于世界的科学技术，此时已停滞不前。明清之际，传教士曾将某些科学知识带进中国，康雍乾时期却并未传承接续，反而因禁止传教而切断了东西方的文化联系，那时中国人对世界一无所知。统治者盲目地自以为是“天朝上国”，声教文明远超世界各国之上，闭目塞聪，夜郎自大。

如果看看康雍乾时期的西方世界就更能了解当时中国所处的历史位置了。这时，世界历史的潮流汹涌澎湃，正奔腾向前。17世纪英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出现了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政治革命为经济发展扫清了道路，特别在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之后，工业生产突飞猛进，经济增长如火如荼，全世界许多地方被纳入资本主义体系，西方国家在海外抢占殖民地，开拓市场，奴役和掠夺落后地区的人民。这时，科学技术显示了强大的威力，西方出现了伽利略、牛顿、莱布尼兹、拉瓦锡等科学巨人，为人类认识和开发自然界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如果把当时的西方国家作为参照系，则中国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已显得步履蹒跚、趑趄不前。

尽管康雍乾时代的中国出现了经济繁荣和政治统一的局面，但与当时的西方相比已有明显差距，西方正在迎接资本主义而中国仍停留在封建的宗法农业社会。一个是资本主义的黎明，一个是封建主义的垂暮，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落后就要挨打，这就是康雍乾盛世过去之后，中国即遭到西方国家的侵略，屡战屡败，蹶而不振，陷于长期贫困衰弱之中的原因。

注释

[*]原载《语冰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

清代康雍乾时期为什么是“盛世”[*]

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前人首推尧、舜、禹、汤，其实那时文明初启，算不得盛世。真正的盛世应是西汉的文、景、武、宣，唐代的太宗、武后至开元，以及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这是有确实史料可考知的盛世，而尤以康雍乾时代为最盛。西汉最盛时人口6 000万，唐代最盛时人口8 000万，清代乾隆时人口3亿，从人口数量可以推想，清代农业生产力可以养活3亿到4亿人，应是最高峰。另外乾隆时中国统一版图达1 300万平方公里，也是中国任何朝代不能比拟的。

康雍乾统治长达134年（1662—1795）。康熙前期平定了南方三藩之乱，收复了台湾，立即把战略重点转移到北方，反击入侵中国黑龙江的沙俄，在打败俄国入侵者之后，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线，接着又和盘踞西北、兵力强大的准噶尔作战，万里征讨，远达帕米尔高原和喜马拉雅山。平定了准噶尔，击退了廓尔喀，收复了蒙古、青海、新疆，安定了西藏，还实行“改土归流”，巩固对湖南、贵州、云南、广西、四川的统治，组成了版图辽阔的中国统一多民族大家庭。经济上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垦田地，修水利，劝农桑，兴工商，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至18世纪中期，中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产量的32%，为世界之首，而当时欧洲全部国家只占23%。但中国人口庞大，故人均还低于西欧的一些中小国家。

文化上，康雍乾时代是中国封建文化集大成的时期，编纂了世界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和最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以及篇幅浩瀚的《全唐诗》《康熙字典》《明史》等，在学术上涌现了以精审求实著称的乾嘉学派，在诗歌上有神韵派、性灵派，绘画上有“四王”和扬州八怪，小说上有《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名著，流传至今的京剧也是在乾隆末年诞生的。

经历了134年的康雍乾盛世到18世纪末趋于衰落，尽管18世纪中国的GDP总量达到最高峰，但它仍然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未能跨越工业革命的门槛，其原因极为复杂。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所沉淀的污浊积垢不易洗涤，自然科学被视为“奇技淫巧”。知识分子长期处于对自然科学技术无知的漫漫长夜中，工商业者得不到重视，闭关政策阻塞了对外贸易和交流的通道。人如蒙在鼓中，对正在发展的世界一无所知，失去了追赶世界的机会。中国社会陷入了结构性的矛盾，背上了沉重的旧包袱，难以解脱，因此清朝盛世没有能跨越工业革命的门槛。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生活资源逐渐匮乏，官僚体制腐败保守，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最后跌入马尔萨斯的陷阱中，发生了白莲教和太平天国的农民大起义。同时外国的侵略者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大举入侵。中国社会烽火连年，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社会发展陷于停滞。曾经放射灿烂光芒的康雍乾盛世最后沉沦于近代的苦海之中。

此后，经过一百余年的奋斗，1949年终于走出了沉沦，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一扫百年来的落后贫弱。今天认识这段历史，为的是要奋力拼搏，励精图治，振兴中华，建设和睦而富强的国家。

注释

[*] 2006年11月18日。

避暑山庄和康乾盛世[*]

承德避暑山庄始建于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距今已290年。它地处燕山山脉，风景秀美，山川雄奇，气候凉爽。附近河流纵横，林密草长，兽群出没，是理想的牧区和猎场。避暑山庄经康熙、乾隆两朝的营构扩充、踵事增华，楼台翼然，花木繁茂，寺庙宏大，成为塞北草原上的璀璨明珠，是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避暑山庄蕴含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十分浓郁、丰富，它是包孕着历史、文化、民族、宗教、建筑、园林等在内的大型综合性的博物馆，有极大的研究、开发价值。可以结合旅游服务，发展旅游文化，在人们观光游览的时候，给人以历史文化的陶冶。十年前的1983年，在承德举行的纪念避暑山庄建庄28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我曾经建议建立和发展避暑山庄学，积累资料，培养人才，建立机构，研究问题，使这一涉及多种学科的“山庄学”得以成长，并取得长足的发展。我相信，这对继承祖国历史遗产，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促进学术研究，发展旅游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重要的意义。

避暑山庄不是一座普通的园林，它和清代康乾时期的许多重要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有密切的联系，其地位十分重要。康乾时期，最重要的历史任务是把处于纷争、散漫状态中的中国重新统一起来，并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这一历史任务的执行和完成反映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繁荣盛世，避暑山庄正是康乾盛世的历史见证。一到承德，看到许多建筑、景点、器物、碑刻，仿佛把我们带回了二三百年前的历史环境中，看到我们历史上光辉灿烂的事业和文明成就，看到逐步形成多民族泱泱大国的漫长历程。在这里，我们能感觉到历史脉搏的跳动，想见往事陈迹的影踪。据此而进行思考，得出我们的体会、感受和判断。

统一，这是十分古老而又永远新鲜的话题。统一才能够保证国力强盛、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的安定、幸福。深受割据战乱之苦的老百姓企盼统一，为实现统一而努力奋斗。中国虽然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统一国家，但统一巩固的程度，各个朝代很不相同。在清朝以前，统一的程度并不很牢固，各个民族和各个地区经常发生分裂、割据、对抗。在中国历史上贯串的主线之一，就是居住在中原的农耕民族，和居住在北方的各个游牧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战争。秦汉以前，北方的匈奴雄踞塞上，和中原王朝发生长期斗争，战乱频仍，民不聊生，中原地区建造长城以防御匈奴南下。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许多少数民族长驱进入黄河流域，建立了地方政权，争战不息，称为五胡十六国，干戈扰攘数百年。唐朝是强盛的王朝，但仍不时和突厥、回纥、吐谷浑、吐蕃等作战。宋代有契丹、党项、女真、蒙古，边患不已。这些少数民族建立了辽、西夏、金、元王朝，与宋王朝长期对峙。最后，元朝灭南宋，统一了全国。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国内的民族对抗和战争是重要的主线之一，反复出现，史不绝书。明朝，北方的游牧民族仍是对中央王朝的重大威胁，明朝中期、后期，中央王朝力量较弱，许多边陲地方在其有效控制之外，北部和西北仍为蒙古所控制，厄鲁特蒙古长期为明代边患，在著名的土木之战中曾击败明军，俘获了明朝英宗皇帝。漠南的察哈尔蒙古也具有强大实力，明朝岁致银币缎帛，以求和平。东北则满族崛起，并吞各部，屡败明军，统一了东北广大地区，骎骎然跨越长城，问鼎中原。还有西南地区，包括贵州、云南、广西、四川、湖南的许多地方，土司林立，互争雄长，中央政府鞭长莫及。台湾则在明末被荷兰殖民主义者所侵占。明朝末年，环顾宇内，明朝中央实际能控制管辖的是内地十三布政使司，其他少数民族居住的边疆地区，中央号令不及。或者处于对立关系，明朝驻军筑城，防其进攻；或者实施羁縻政策，封以职衔，赐以币帛，作笼络之计。统一的程度很不牢固，离心的倾向相当严重。这时已经到了17世纪，世界形势正在发生巨大变化，英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正一日千里，迅速发展。西欧一些国家已将其殖民主义的魔爪伸向世界各地。中国内部民族冲突激烈而频繁，分崩离析的状况相当严重，不改变这种状况，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如果外国资本主义提前两个世纪入侵中国，那时候中国内部统一凝聚的程度很脆弱，全国一盘散沙，互相争讧，缺少可以团结全民族的政治中心，在外国的武力侵略下，难以进行有效的抵抗，很有可能四分五裂，豆剖瓜分，出现极严重的后果。

17世纪中叶，清朝入关，改变了内争不息的情况。顺治和康熙初年，削平了南明的反抗和三藩叛乱，收复了台湾。这时已进入康乾盛世，在一百多年时间内，清朝除发展中原地区经济、文化外，还致力于经营北部、西部和西南边疆，在辽阔的疆域内重新统一中国，促使全国各民族的和解与团结，其功绩是伟大的。而且统一牢固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历代王朝。从前，汉唐盛世也管理着辽阔的边疆地区，但设置的是都护府之类带有军事统治性质的机构，或是设立若干羁縻官职，仅是象征性的统属关系。而清代在边疆地区，根据不同的情况，设立将军制、盟旗制、伯克制、郡县制，或设立驻藏大臣、办事大臣，实行军政和民政管理，使清朝的号令可以有效地贯彻到全国。无论是北方的游牧民族、中原的汉族还是西南的山地民族都在一个政府的统治之下，尽管民族歧视和民族矛盾仍然存在，但从总的趋势来看，全国各民族从隔离、对抗开始走向共处、和解。从前，南北民族往往以长城为界，互相仇视，彼此攻战。康乾时期，长城不再起隔离和防御作用，而变成供人凭吊观赏的古迹和风景区。康熙帝在诗中说：“长城有险休重设，至治从来守四邻。”这就是说，各民族之间，不再需要以长城的险隘作为防卫，在清朝统治下，他们各自住在自己的地区，成为友邻。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建立起秩序，这是清朝康乾时期的伟大成就。尽管这种成就也是通过血腥的战争镇压了各种反对势力而取得的，但如果对比17世纪初明朝末年时边疆地区的情形，其进步之巨大是显而易见的。统一代替了分裂，共处代替了战争，安定和秩序代替了干戈相寻、扰攘不宁，经济的初步发展代替了贫困匮乏。康乾时代为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和解、版图的奠定做出了重要贡献。正因为这样，此后，中国经历了近代一百多年的殖民主义侵略，大敌当前，国势险危，但全民族都能团结一心，风雨同舟，并肩作战，共御外侮，帝国主义才不可能瓜分中国，不可能灭亡中国。

清代康乾时期如何实现国家的重新统一？当然，军事手段是很重要的，对于妨碍、阻挠统一的分裂势力，不能不临以兵威，扫除国家统一、民族和解道路上的障碍。康乾时期，对准噶尔蒙古进行了长期的战争，这是实现统一的关键。清朝初年，准噶尔已发展得十分强大，它居住在伊犁河谷以至中亚细亚，征服了天山南路，曾经攻入西藏杀拉藏汗，控制了青海各部，又打败喀尔喀蒙古，蹂躏漠北草原，准噶尔的上层贵族气焰嚣张，不可一世，严重威胁我国边疆的安定和清王朝的统治。必须彻底打败准噶尔割据势力，清朝的统治才能巩固，全国的统一、团结以及边疆的安宁才能实现。

清朝对准噶尔的军事行动延续70年之久，简单说来有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几次重大而激烈的战斗。

第一阶段在康熙中期。准噶尔汗噶尔丹对喀尔喀蒙古（外蒙古）发动袭击，喀尔喀战败南走，投奔清廷，请求保护。噶尔丹的铁骑南下，至乌兰布通。当时康熙正为反对俄国入侵黑龙江流域而进行斗争，清军在雅克萨打败了俄国入侵者，并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分了中俄东段边界，使东北边境安定下来。翌年（1690），清军在乌兰布通迎击噶尔丹军，击退其进犯。此后又鏖战多年，噶尔丹身亡。这一阶段的战争，打击了骄横的准噶尔分裂势力，保护了内外蒙古的安全，建立了漠南漠北广大地区的正常秩序。

第二阶段的军事行动在康熙末年和雍正年间。准噶尔蒙古继起的领袖策妄，乘西藏内争，派兵侵入西藏，杀拉藏汗，烧杀劫掠。康熙迅速调遣大军入藏，驱逐准噶尔军，以后又连年征战。雍正初年，平定了青海罗卜藏丹津的叛乱。又于雍正九年（1731）、十年（1732），与准噶尔战于和通泊、光显寺，这阶段的军事行动虽互有胜败，但清军毕竟制止了准噶尔的进攻，安定了西藏、青海与喀尔喀地区。雍正末年，双方经长期战争，力量消耗甚大，议和停战。

第三阶段的军事行动发生于乾隆中叶。当时准噶尔部达瓦齐新立为领袖，连年内讧，其重要将领和许多部落，纷纷投向清廷。清军乘其内讧的机会，派兵进入天山以北，攻克伊犁，俘获达瓦齐。接着，准噶尔的另一个领袖阿睦尔撒纳继起作乱，清军再次出击，打败阿睦尔撒纳。此后，清军又南取叶尔羌、喀什，平定大小和卓的割据，统一了天山南北，彻底扑灭了分裂势力，解除了蒙古、青海、西藏、甘肃所受的威胁，巩固了版图，确立了近代中国统一的格局。

清朝为实现统一进行了长达70年的战争。当然，统一得以巩固和长久并非仅仅依靠军事行动所能获致。在战争进行之际和结束之后，清朝实行了大量的政治措施、经济开发和文化建设，制定了比较系统而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加强了对边疆和民族地区的管理，鼓励垦荒，兴修水利，发展农牧业生产，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社会习惯。其基本方针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笼络团结各民族的上层人士，根据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不同情况，进行统治和管理。各个少数民族团聚在清政府周围，出现了长期和睦共处与交流往来的局面，逐渐增强了多民族大家庭的稳定与团结，奠定了中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规模。这是来之不易的，是经过残酷的、激烈的战争，付出了血与泪的代价，并进行长期艰苦工作和惨淡经营的结果。

就在康乾盛世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木兰围场和避暑山庄开始建立。避暑山庄始建于1703年，而木兰围场比山庄建立还要早20多年。其建立除了供皇帝和王公大臣们避暑、消夏、娱乐之外，还出于政治和军事上的需要。康熙二十年（1681）清朝削平南方的三藩之乱后，北方形势告急，俄国在黑龙江上大肆烧杀，准噶尔蒙古骚扰各地，康熙帝把战略重点转移到北方。就在康熙二十年，清廷在原属蒙古喀喇沁部和翁牛特部的地区内设置木兰围场，其目的是“习武绥远”，也就是训练军队，团结边疆少数民族。当时，康熙帝经常来到这里，清军在黑龙江上与俄国作战，很多军报文书直接传送到这里的行宫。1689年中国和俄国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中国使团从尼布楚返回，首先来到这里的行宫，向皇帝报告谈判情况。1690年，清军和准噶尔的第一场决战在乌兰布通，即离木兰围场不远。1691年，对团结蒙古族具有重大意义的多伦会盟就在围场附近举行。所以在避暑山庄建立以前，康熙帝经常在这里处理军政要务，这里逐渐成了指挥枢纽。在避暑山庄建立以后的一百年内，康熙和乾隆经常到山庄来，康熙晚年每年到口外来，有时一年来两次。乾隆在位期间，到避暑山庄53次。在此召见少数民族王公，接待外国使节，举行木兰秋狝，整军经武，乾隆帝还经常在这里度过自己的生日（阴历八月十三日）。因此，康乾两代许多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在避暑山庄留下了痕迹。可以说，木兰围场和避暑山庄是康乾时期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产物，其建立出于进行军事行动和团结蒙古族的需要。它们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形成和巩固的历史见证。

为什么康熙要选择承德这块地方来处理军政要务呢？有多方面的原因。从地理位置而言，避暑山庄地处北京与蒙古草原的交通要道，围场以北是科尔沁草原、乌珠穆沁草原、上都牧场，牧草茂密，牛羊肥壮，南接华北平原，耕田鳞次，农业发达，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经济贸易、文化交流十分活跃的地方，又是自古以来的军事要冲。而且气候凉爽，空气清新，森林覆盖率高，自然环境优越。当年，少数民族不习惯北京的环境，居住在北京容易感染天花，损害健康以至夺去生命。清朝两位年轻的皇帝均因出痘而早逝，清初战功卓著的豫亲王多铎以及乾隆时至北京入觐的六世班禅亦均感染天花而身亡。在当年的少数民族中，天花是极严重的恶疾，几乎谈虎色变。为了保护少数民族的健康，凡是已出过天花，取得免疫力的人，叫作“熟身”，可以进入北京；凡是未出过天花，没有免疫力的人，叫作“生身”，不能进入北京。皇帝轮流召见少数民族王公，“熟身”在每年年底到北京觐见，称“年班”；“生身”在每年秋季到避暑山庄觐见，并随同围猎，称“围班”。清廷对随围的蒙古族官兵十分礼遇，赐宴款待，赏给衣服、靴帽、绸缎、布匹、刀枪弓箭以及金银珍玩。每次清帝出巡行围，附近数百里蒙古各部落的首领和牧民，携带全家妇孺，赶着牛羊驼马，在围场附近设帐驻居或随同行围，或等待召见。可见避暑山庄的建立为联络、维系少数民族提供了适合的场所。

更值得注意的是，与避暑山庄毗邻的木兰围场，地方广袤，林深草密，鹿羊成群，熊虎出没，是非常理想的猎场。康熙、乾隆都很注意满洲八旗官兵的习武传统，强调骑马射箭。每年木兰秋狝，是练兵的好机会，康熙说：“一年两次行猎，专为讲武，与行兵无异。校猎纪律，自当严明。”随围的官兵，包括满蒙八旗，每次参加者少则数千人，多至二三万人。他们经过艰苦的行军、激烈的追逐、紧张的驰骋，顶风冒雨，戴月披星，得到了近于实战的锻炼，提高了战斗力和顽强意志。康熙帝十分重视木兰行围的作用，他说：“从前曾有以朕每年出口行围，劳苦军士条奏者，不知国家承平虽久，岂可遂忘武备？”他列举多次和准噶尔作战取得的胜利，认为即得力于木兰行围。“此皆因朕平时不忘武备，勤于训练之所致也。若听信从前条奏者，惮于劳苦，不加训练，又何能远至万里之外而灭贼立功乎？”

由此可见，清代康乾时期，木兰围场和避暑山庄的创设和发展，并不仅仅是由于该地风景雄秀，气候凉爽，可以消夏娱乐，更重要的是可以联络蒙古，团结少数民族，整军习武，训练官兵，具有重要的政治和军事意义。

注释

[*]原载《山庄研究》，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4年8月。

避暑山庄与清代政治[*]

承德市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又是著名的风景区，这里山明水秀，林木幽深，景色醉人。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建筑宏伟，气象万千，吸引了世界上千千万万的游人。承德的许多名胜古迹与历史上的许多事件、人物相联系，往往是生动的历史见证。当我们走到澹泊敬诚殿、万树园，就会联想到康熙、乾隆的盛世，联想到他们接见少数民族和外国使者时那种隆重的场面；走到“烟波致爽”，就会联想到嘉庆、咸丰之死，联想到那拉氏策划的宫廷政变；我们走到外八庙普陀宗乘（小布达拉宫）、须弥福寿（班禅行宫），就会联想到当时达赖、班禅与清朝的密切联系；走到文津阁，会联想到《四库全书》与清朝的思想文化政策。避暑山庄的每一处名胜，都会引起我们生动丰富的历史联想。这里的每一处古迹，都记载着中华民族古老而悠久的历史与文化传统。承德既是游览的风景区，又是我们进行生动的、历史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实物教材。不仅如此，承德避暑山庄还具有建筑、艺术、宗教、文物等多方面的价值，值得我们大力地从各方面加深对它的研究。我们不仅应该把避暑山庄作为旅游的、娱乐的场所提供给人民，而且要把它作为艺术的、历史的珍品，作为爱国主义的教材提供给人民。避暑山庄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它属于建筑学科研究的对象，但又不仅仅属于建筑学科；它属于园林艺术，但又不仅仅是一般的园林；它属于宗教学、民族学、历史学，但又不仅仅属于这些学科。我认为，避暑山庄是与许多学科相关联的一种综合性学科，是一种边缘科学。近年来，科学研究中的各门学科之间呈现出相互渗透、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趋势，并由此产生出新的学科，形成边缘学科。对避暑山庄的研究也有类似的趋势。我国已经有了敦煌学，敦煌学就是一种综合性学科，涉及考古、历史、民族、语言、宗教、艺术等许多方面。我们是不是应该建立起避暑山庄学或承德学、离宫学呢？我想这门学科的建立是十分有必要的，这是客观的需要。前年在北京建立了圆明园学会，召开学术讨论会，出版专门的刊物，写了许多文章，进一步加深了对圆明园的研究，并准备逐步恢复圆明园。避暑山庄与圆明园比较起来条件要好得多。圆明园只剩下一片废墟，园林本身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大损失，现在只能从文献上进行研究。而避暑山庄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为我们提供了很有利的研究条件。第一，山庄保持完整，留下了幽美的园景、宏伟的建筑群以及许多文物、资料。第二，山庄地点适中，距离北京很近，便于各方面的协作。同时旅游事业也可以推动我们的研究工作。第三，最重要的条件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的重视。国务院发了文件，做出明确的指示，要保护和修复这座举世罕有的皇家园囿。省委、地委、市委各级领导和国家文物局支持避暑山庄的恢复和建设。承德市文物局的干部和专家组成了一支专门的队伍。我接触了一些同志，他们确实是山庄的专家，对山庄的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如数家珍。我们拥有这样一批专门家，具备了有利的研究条件。当然，我们的研究工作一定会遇到许多困难，要付出艰巨的劳动，投入相当的人力和物力。但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一定能够建立起这门新的学科。

国际上很重视对避暑山庄的研究，国外也保存着不少珍贵的资料。例如，我在日本就看到很多研究承德避暑山庄的书籍，其中有一本，名叫《热河》，共四巨册，全部是大幅照片，约400帧，是50多年前日本人拍摄的。他们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已这样重视对山庄的研究，耗资巨大，不惜工本。摄影和编纂者是工学博士关野贞、工学士竹岛卓一，1934年印行。照相的技术在当时是第一流的，可以清晰地分辨其细部。由于拍摄者是建筑学专家，因此不是一般地拍摄风光照片，而是将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建筑精华尽收眼底。有全景，有侧景，有远景，有细部，特别对于具有特殊风格的著名建筑更从各个角度、各种距离进行拍摄。如普宁寺的照片就有70多张，其中的大乘阁和阁内大佛共有照片22张，从大佛的头部、腰部、足部以及正面、侧面拍摄，生动、完整地再现了佛的形象。著名的普陀宗乘（小布达拉宫）有照片60多张，须弥福寿（班禅行宫）有照片50多张。有些建筑，今天已荡然无存，但50多年前还相当完整，在这部书里保存着照片，这是很难得的珍贵资料。看了这些照片，可以清楚地知道被毁建筑当年是什么样子的。如：清音阁是规模宏大的三层大戏楼，清帝常常在此款待外国使节和少数民族的上层王公，看戏游乐，后被毁于火。从本书照片中，可以看到清音阁既宏伟而又精致的结构。又如避暑山庄内原有碧峰寺、珠源寺，现已倾圮毁坏，外八庙的罗汉堂也已被毁。但这本图册内有碧峰寺照片12张、法源寺照片22张、罗汉堂照片15张，还有宗镜阁（铜殿，在抗日战争中被日军拆毁）照片8张，因为这些建筑都不存在了，这些照片就更为可贵，它们是研究避暑山庄的好资料。这大批照片都有文字说明，是单独出版的，可惜我在日本停留的时间较短，未能找到这部文字说明。

我在建筑学方面是门外汉，可对避暑山庄很感兴趣。因为我是研究清史的，避暑山庄学和清史研究关系很大。康熙建立避暑山庄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康熙二十一年（1682）以前，清统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南方，与南明以及吴三桂等做斗争。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三藩之乱”。康熙二十二年（1683），收复台湾。这一时期康熙主要致力于南方的统一事业。南方的问题基本解决了，而北方的威胁开始突出起来了。俄国从黑龙江流域入侵，占领了尼布楚、雅克萨。沙俄的侵略势力逐渐向南伸张，直至黑龙江的下游。西北的准噶尔蒙古占领了天山南北，控制了西藏、青藏、宁夏等广大地区，攻打喀尔喀蒙古，势力一直深入现在的内蒙古地区，形成割据势力。以上两种势力相互勾结，严重威胁着清朝的统治，破坏了国家的完整与统一。清朝面临着国家分裂的危险。康熙二十年，清政府平定三藩之乱以后，南方趋于稳定，康熙的注意力转向北方。就在这一年，他建立了木兰围场。当时建立木兰围场绝不仅仅是供游猎娱乐的，而是要在这里“整军经武”，训练和检阅军队。就在这一年，康熙东巡，一直到达松花江下游，到了抗俄的前线。这一年他还派郎谈赴雅克萨巡视，而后又亲自西巡到达宁夏，可见当时康熙已把注意力转向了北方，而承德就成了当时北方政治活动和军事活动的枢纽。清朝统治者在承德木兰围场狩猎治军，在行宫接见少数民族的上层统治者，争取蒙古王公贵族，孤立准噶尔势力。我记得康熙二十五年（1686）雅克萨战争的捷报首先是送到承德的，黑龙江到北京的驿道必经热河，当时还没有建立避暑山庄，但康熙已常在承德处理军国大事。后来承德成为一系列重要政治活动的中心。朝鲜、缅甸、暹罗使节以及安南国王阮光平、英国使节马戛尔尼都在这里谒见乾隆。清帝还在这里接待少数民族王公，如土尔扈特回归祖国，小布达拉宫建有碑文纪念。还有接待三策凌、班禅额尔德尼，也在这个地方。图理琛出使俄国，也是从这里奉命启程的。可见避暑山庄的建立不仅仅是供避暑、狩猎与娱乐的，还与清朝历史息息相关。可以说，避暑山庄是清朝抵抗沙俄侵略、平定民族叛乱、实现国家统一的历史见证。康熙、乾隆、嘉庆三朝皇帝经常在这里处理国家政务，也可以说，这里是清朝政府的第二个政治中心。所以，山庄学与清史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二者是姐妹学科，互相关联，互为影响，山庄学的研究必将大大推动清史的研究。

如何发展这门学科，在座的许多专家学者一定会有许多很好的建议，我提不出什么很好的意见来。按照一般的科学发展规律来设想，恐怕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广泛地收集资料。山庄保存了许多实物资料，如建筑、园林、碑刻等，这些实物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要很好地加以保护。还有许多文献资料，要投入更大的力量广泛搜集、整理。清宫档案中有许多涉及山庄的资料，承德市文物局的同志在北京已经搞了很长时间。对于这些资料，应当进一步搜集、分类、整理、复制甚至编辑出版。清宫档案现存900多万件，如果单靠档案馆整理出版，则遥遥无期。中医研究院就从档案中整理出光绪、慈禧的医案，受到医学界和史学界的重视。我们也可以出版有关避暑山庄的专集资料，或者专门刊物。有关建筑、宗教、民族史、木兰围场、艺术乃至外国的一些资料都可以收集进去。这里应该成为避暑山庄的研究中心，首先是资料研究中心。避暑山庄要集中国内外所有的有关山庄的历史资料，成为最丰富、最完整的一个资料库。第二，要培养一定数量的专业研究人员，要有一批勤奋努力，刻苦耐劳，有理想，有干劲，有水平的专门人才。一个研究单位研究水平的高低取决于研究人员的质量。当然，这不是随便调进几个干部，在短期内就可以见成效的，而是要经过选拔、培养，特别是要培养中青年专门人才，我们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把这件事情抓紧、抓好。不能因其他任务的紧迫而冲击人才的培养。第三，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开始可以是规模较小的研究单位，成立研究室，之后逐步扩大、发展。这种研究单位的任务是研究而不是打杂，要有稳定性，要有经费，有编制，有书籍资料，有一定的研究条件。有了这样的研究机构，才能更好地展开各种研究工作。能够积累资料，培养人才，多出成果。为了进一步便于全国的协作，是不是可以考虑成立避暑山庄研究会，动员和组织山庄以外的力量共同努力，相互协作，开展长期、深入、广泛的研究工作，使这门山庄学或离宫学成为有特色的、高水平的、内容丰富多彩的一个新兴学科。

注释

[*]原载《步入近代的历程》，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

怎样认识“康雍乾盛世”[*]——答周思源先生

《中华读书报》2002年3月20日《文史天地》刊载了记者洪波先生采访我的文章。题为：《盛世的沉沦——戴逸谈康雍乾历史时期》。今年6月19日该报又刊出了周思源先生所写《正确看待康乾之世》与我商榷。周先生的一些观点，我难以同意，故草此文奉答。

周思源先生不同意清代康雍乾时期是“盛世”，所以他文章的题目只说“康乾之世”而不称“康乾盛世”。他提出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事实上康雍乾时期的经济发展是明末以来战乱频仍之后的一种恢复性发展而并不是由于新的生产方式和使用新科学技术引起的生产力革命性大提高。”第二个理由是：清代因其封建的专制主义、思想禁锢与文字狱，因此不能称之为“盛世”。

我所理解的“盛世”和周思源先生不同。我在访谈文章一开始就说：“盛世是我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是国家从大乱走向大治，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繁荣而稳定的一个时期，盛世应该具备的条件是，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国力强大，文化昌盛等。”按照这样的标准，我国西汉的文、景、武、昭、宣，唐代的唐太宗、武则天至唐玄宗（开元以前），以及清代康雍乾时期都可以称作“盛世”。周思源先生并未就我所提出的“盛世”的标准进行反驳，也未对康雍乾时期是否符合这一标准进行质疑，而拿以上两个理由否定康雍乾盛世，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整个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都没有“新的生产方式”与“新的科学技术”，都是专制的封建制度。按照周先生的理由，中国封建社会就不会有什么“盛世”。

在同一个社会生产方式内，尤其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之久，王朝更替很多，其间有没有盛衰兴替？我认为是有的。历史是漫长、曲折而丰富的，前后并不是毫无变化、完全一样，也不是一片漆黑、全无是处。相对而言有盛衰强弱之分，这种盛衰强弱当然没有改变生产方式，也不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大突破，而是由于各个历史时期，各个阶级的力量对比与统治者执行的不同政策，造成了或盛或衰的局面。如果认为这些都不能算数，只有生产方式的改变才算“盛世”，那就是抹杀了封建社会内的兴衰隆替，取消了对封建社会各个时期历史具体研究的任务。

周先生行文中似乎心仪汉唐，他说“只要想一想汉朝和唐朝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强大”，“汉唐那种昂扬向上，奋发进取，为国建功立业的大汉精神和大唐气象”。在周先生看来，汉唐应该是“盛世”。这个说法的矛盾在于，汉唐也是封建专制社会，“新的生产方式”与“新的科学技术”也并未出现，那么汉唐“盛世”又是怎样认定的呢？

历史是十分复杂的，“盛世有阴影，衰世也有希望”。周思源先生否定康雍乾盛世，列举了当时的弊端或“失误”，即封建的专制主义、思想禁锢与文字狱等，这些弊端或“失误”当然是存在的。正是这些阴影严重阻碍着历史的前进，但这并不抹杀封建王朝在一定时期内取得政治文化上的重大成就。我的采访文章，题目叫《盛世的沉沦》，其重要内容就是试图阐明“盛世”的辉煌及其存在的众多弊端，如封建专制主义、闭关锁国、压抑工商、思想禁锢、科学落后等。我从来不认为盛世就是美哉善哉，万事大吉。这不是客观的历史事实，也不是辩证的思想方法。

周思源先生承认康雍乾在奠定中国疆域方面的贡献，但不承认康雍乾时期的经济成就，说那时的经济只是“明末以来战乱频仍之后的一种恢复性发展”。这不能不说是贬低了当时人民群众发展生产的巨大努力。明末战乱之前，明朝在册人口最高数字为6 000多万，许多专家估计实际人口已达到1亿数千万。而乾隆末年人口上升到3亿人，比明朝人口要多出一倍以上，以此推测，所生产的粮食大致上亦应多出一倍以上。这是经历两个世纪所取得的进展。其中17世纪的多数年代是战争破坏年代，多破坏，少建设。这就是说，清初大概只用100多年的时间使粮食生产翻了一番多。在当时农业技术并无显著提高的水平下，实在是了不起的成就。不但恢复了明末的水平，而且大踏步地前进了。这是广大农民努力的结果，也是清政府重视农业、奖励垦荒、兴修水利、减轻赋税、推广高产作物（玉米、甘薯、花生）以及鼓励和默许移民等政策的结果。

周思源先生同样忽视清朝手工业的成就。他说《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关于“18世纪中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32%，全欧洲也才23%，并不能证明当时是繁荣发展的年代”。“因为欧洲工业革命带动的新型工业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机器大生产的生产方式这两个根本方面都比康雍乾的清朝先进得多。”周先生在这里把时间弄错了，肯尼迪书中的统计数字明确指的是1750年，还在英国产业革命的前夕。无论欧洲或是中国都处在手工业生产时代，并没有大机器与工厂制度。因而也不存在周思源先生所说“比清朝先进得多”的欧洲工业。迟至产业革命时，亚当·斯密还说“中国和印度的制造技艺虽落后，但似乎并不比欧洲任何国家落后多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其实'，中国人民具有伟大的创造力。即使在严重的剥削、苛酷的专制统治下，人民仍有能力创造出光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在汉、唐、清三个王朝，人民在封建重压下发挥其创造力而出现了三个盛世，延续均达100余年，政治经济文化达到很高的成就。尽管盛世中存在阴影，甚至是十分严重的阴影，尽管接踵而来的是盛世的“沉沦”，尽管后人可以在盛世中挑拣这样那样的弊端和失误，但盛世建立的业绩是有目共睹、不可否认的。

周思源先生极力斥责康雍乾时代的专制主义扼杀了中国人的思想活力，把人变成了奴才，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扼杀中国人思想活力由来已久，秦始皇、汉武帝就在干这种勾当。自从中国有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国人就在被迫做奴隶和奴才，逐渐形成国民的劣根性。而且时间久远，不易消除，这是中国人民背着的沉重历史包袱。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为什么存在的时间这么长？其原因在于中国分散落后的封建小农经济，众多分散的小农必须有强大的政治力量使之整合，分散的农民必须由集权的君主才能够统摄，君主的专制集权正好和小农的高度分散互为依存。权力的集中是被统治者过分分散、软弱，既不能自行解决日常矛盾，又无力抗拒统治者压迫的结果。再加上中国地域广大，有农耕民族，也有众多的游牧民族，要把各地区、各民族、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理念、行为协调整合起来，必须有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力中心，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专制君主政体产生的必然性，并长期得以延续的原因。一种政治制度的长期存在不决定于某个统治者的意志和愿望，而决定于客观现实。恩格斯说：“一切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只不过是本国状况所产生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2]正是封建中国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现实产生了专制皇帝这样一种统治模式，产生了各种形式的文化专制主义。我在访谈文章中把中国广大地区发展不平衡与封建主义联系起来，试图说明专制主义存在的原因。周先生却指责我为中央集权专制找“合理依据”。其实我在许多文章中都再三强调专制主义的不合理，并无为之辩护的意思。但是义愤不能代替科学的分析，痛恨它、咒骂它都无济于事，只有认真研究产生这种制度的原因，才能找到铲除它的办法。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的经济和文化水平，在此基础上进行社会革命，这才是根除封建专制主义及其残余的正确途径。

清朝文字狱的苛酷，是对人的心智和肉体的极大摧残，应予大力谴责。但是周先生说杜甫、李白的诗中多触犯专制统治，“如果是在康雍乾之世，那么李白、杜甫都将灭族，连家中藏有此诗者都可能连坐”。周先生此话未免言过其实。清前期书香门第一般都会有李、杜诗集，我们从未听说谁家因藏有李、杜诗集而遭灭族或连坐之灾，相反乾隆皇帝御纂《唐宋诗醇》录唐宋两朝六位诗人，首列李白、杜甫二人，乾隆御制序言中说“二代风华，此六家为最”。皇帝诗文中对李、杜的诗更是一片赞扬，如乾隆诗称：“三读太白诗，逸韵何卓然。铿锵突金石，舒卷如云烟。”（《御制诗四集》，卷三六）称杜诗：“清词丽句空千古，一一皆从性中写。呜呼今而有其人，磬折吾当拜下风。”（《御制诗初集》，卷四四）如果杜甫生于当代，乾隆皇帝愿意鞠躬拜倒。这和周先生所说的“杀头”“灭族”大相径庭。

周先生说，西方虽然强大，“如果不是由于康雍乾三帝的严重失误，凭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与人才资源，完全可以在几十年内迎头赶上并迅速超过”。这个愿望是没有现实根据的。中国落后于西方，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结构造成的，是长期历史积累的原因，不是某个人的严重失误造成的，任何英雄豪杰都没有回天之力来扭转落后的大趋势。历史人物可以对自己时代的进步或落后造成影响，但他们的思想、言论、政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完全从头脑中想出来的。它孕育于长期的历史之中，孕育于前代遗留下来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之中。康雍乾三帝是由自己的时代所塑造出来的，他们代表并属于自己的时代，不能超越其环境条件传统来塑造一个赶超世界的新时代。

周先生把个人的作用看得很大，似乎只要康雍乾三个皇帝念头一转，改正失误，不搞文字狱，就可以改天换地，解放人们的思想，思想解放了，一切都迎刃而解。他还说：“任何历史性的大发展都来源于思想解放，没有欧洲文艺复兴就不会有商业革命、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当然，思想解放对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但真正的思想解放均有物质基础，单凭人们的主观思想不会创造出新世界。欧洲文艺复兴也是在意大利城邦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坚持这一历史观，而不同意康雍乾三帝如果没有“失误”就可以解放中国人的思想，可以使中国提前进入现代社会的历史观点。

我研究康雍乾时期的历史，旨在客观地陈述其辉煌成就，并指出当时存在的许多弊端，并非生硬地抬高其历史地位。尽管康雍乾三帝做出了巨大的业绩，但他们是落在世界历史潮流后面的封建皇帝。这是由中国封建社会行程的滞后所造成的。7年以前，我写过一篇短文《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载于1995年9月20日《人民日报》），其中有一段概括性的话，为了避免人们的误解，我将这段话摘录下来，作为此文的结束：

中国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华夏文明，在物质生产和文化创造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即使18世纪仍有相当的潜力，保持着繁荣和强大，但这种繁荣和强大与西欧国家已不相同。表面的相似，掩盖着实质的差异。当时西欧国家已进入资本主义，而中国仍处在封建社会后期，显示出封建的宗法性农业社会的特征。西欧国家从封建主义走向资本主义，从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是由长期历史进程所准备好的，是多种近代因素汇聚和发展的结果。中国虽亦有近代因素出现，但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严重地阻挠了近代因素的成长。走向近代化的通道尚未打开，条件尚未成熟。18世纪的中国和西方存在多方面的差距，这决定了两种文明不同性质，一个是资本主义的青春，一个是封建主义的迟暮，也决定了两个社会的不同前途。18世纪以后，西欧出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中国则由于外国侵略与国内动荡而一蹶不振，陷于贫困、落后和长期危机之中。

注释

[*]原载《涓水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1版，第4卷，4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乾隆朝的水灾与赈济[*]

中国是个疆域辽阔、自然灾害频繁多发的国家，尤其是水灾，危害最为严重。先民们在治水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历史传说中，治水的大禹是深受人民爱戴的英雄。我国是个农业大国，收成的丰歉决定着国家的实力和人民的命运，因而历朝政府都以农为本，重视农桑，兴修水利，以减轻水旱灾害。但由于封建政权的性质与职能，以及古代科学技术不发达，不可能从根本上减轻灾害的发生，即使是历史上的太平盛世，洪涝灾害也史不绝书，人民群众所受的苦难极为深重。

就清乾隆帝统治的60年而言，当时，国力强大，财政富足，社会稳定，朝廷重农劝耕，不遗余力。但自然灾害接踵发生，较重的灾年共18年，平均三年即有一年大灾，而特大的灾害共有六次，即乾隆七年（1742）、十八年（1753）、二十六年（1761）、四十三年（1778）、五十年（1785）、五十三年（1788）。这六次特大灾害中，除乾隆五十年是全国大旱外，其他五次均为水灾。

最严重的水灾发生在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四省，这里是黄河下游。黄河于南宋时改道南迁，自河南，入沛、砀、徐州，夺淮河水道入海。至明清，下游河道，年深日久，泥沙淤积，虽有疏浚与束水攻沙之法，但不能根本解决问题。黄河早就成了高出于地面之上的“悬河”，靠加高堤防以御洪水，一旦决口，势如建瓴，房屋田地，尽成泽国，大批人民葬身波涛之中。赵然在《河决叹》诗中描写了当时黄河决口情形：

神河之水不可测，一夜无端高八尺。

奔腾骇浪势若山，长堤顷刻纷纷决。

堤里地形如釜底，一夜奔腾数百里。

男呼女号声动天，霎时尽葬洪涛里。

积尸如山顺流下，孰是爷娘孰妻子。

仰天一恸气欲绝，伤心况复饥寒逼。

乾隆60年间，黄河决口漫溢有20年之多，有时决口不能合龙达两年之久，河水任意泛滥，数以百计的州县被水淹没，其悲惨景象，笔墨难以描述。

淮河的水患从前较少，但自下游河道被黄河占夺后，淮水不能宣泄，也经常发生水灾。余水漾聚低洼地区，竟造成了面积巨大的洪泽湖。洪泽湖本来是一些小湖泊，它的出现是黄河夺淮后，积水停潴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洪泽湖的面积越来越大，湖面越来越高。明清两代，在湖的东面，筑高堰大堤，拦截湖水，以屏蔽运河及里下河富庶之区。高堰大堤一旦有失，低洼的里下河地区尽入波底，后果不堪设想。乾隆十八年（1753）夏，风雨大作，黄、淮盛涨，洪泽湖水势洇涌，高堰大堤危急，不得已开放五坝以分水势（五坝系指高堰大堤上仁、义、礼、智、信五个泄洪道）。洪水倾注里下河，酿成严重灾情。张学仁在《流民叹》中咏叹开坝后的惨象：

五坝仓皇一夜开，横流决向下河去。

下河居民十万家，梦中风雨声奔注。

田庐畜牧尽漂流，阖家离散去扬州。

次于黄、淮，为害甚烈的还有永定河，含沙量亦大，有“小黄河”之称。其下游地势平坦，淤泥堆积，尾闾不畅。乾隆二年（1737），永定河决口数十处，堤岸全毁，此后拨款大治，仍时常漫决，乾隆年间，下游改道凡六次，可见其危害之大，虽用尽全力，并无根治之法。乾隆帝叹息说：“永定河工，欲期一劳永逸，实无善策，只可尽人力补苴。”（《御制诗四集》卷五十五）

至于长江，以前水灾很少，但18世纪后，上游水土流失，中下游湖河缩减失修，水灾亦日益严重。特别是乾隆五十二年（1787）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水灾，受灾面积之大，损失之重，史所罕见。湖北荆州受灾最重，万城堤决口20多处，洪水灌入荆州城内，水高一丈七八尺，居民走避不及，淹死无数，武昌、汉口积水两月不退，全省重灾州县有36个，死亡数十万人。

乾隆朝号称社会殷富，但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薄弱。一遇水涝，人民流离失所，满目疮痍。至于战争年代或乱离之世，自然灾害就更加严重了。

发生严重水灾的原因，一是水利失修，堤坝工程窳劣，在封建制度下，政治腐败，顾不上河工水利，即使像乾隆时国库富裕，拨出大批河工帑银，亦多被官吏贪污中饱，故工程质量不能抗御大水。连乾隆帝也承认：“从来河员在工，乐于兴作，每于不急之处，建筑大工，无非借以开销之意。而工程既竣，又议岁修，辗转徒滋靡费。及至盛涨，漫溢者仍复漫溢，冲决者仍复冲决，于实用毫无裨益。”（《实录》乾隆十七年十月上谕）如乾隆十八年（1753）黄河在铜山境内决口，就是由于两个河工官员贪污巨款，偷工减料，致堤防不固，酿成大灾。乾隆帝为维护统治利益，不得不严加惩处，将两名贪污主犯绑赴河堤，斩决示众。河督高斌，罪在失职徇庇。他年已七十，为皇贵妃之父，乾隆帝的岳父，亦绑赴河堤陪斩。因看在自己丈人的情面上，予以赦免，但高斌以为要被处决，吓得昏死在河堤刑场上。

造成乾隆朝严重水灾的另一个原因是人口激增，土地开垦。乾隆六年（1741），中国开始有正规的人口统计，该年全国人口1. 4亿人，大大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人口纪录（历史上人口最高纪录为7 000万人），人口过剩，为谋生存，大量垦荒。全国耕地面积，自顺治年间的5亿多亩，至乾隆时增加到近8亿亩。清朝前期，极力奖励垦荒，这固然可以增加食生产，但森林被砍，植被毁坏，水土流失，湖面缩小，破坏了生态环境，致使水灾愈益频繁而严重。乾隆时，洞庭湖滨，与水争地之风已盛，围湖造田，“大者周围百余里，小者二三里，方圆不一，星罗棋布”（郭嵩焘：《湘阴县图志》卷22），使洞庭湖的蓄水功能大受影响。又如乾隆五十二年（1787）长江大水，荆州被淹，其原因之一就是有一个萧姓土豪霸占了长江中的岛屿窖金洲，周围遍植芦苇谋利，长年累月，水道堵塞，江水不能畅流，因此加重了灾情。

水灾发生后，统治阶级为了稳定秩序，不得不拿出一部分银、米，救济灾民。赈政从来是农业国家的要务。乾隆年间，库藏充足，赈济亦相应受到重视。如乾隆七年（1742）皖北大水，灾民220余万，朝廷拨赈银290万两，米220余万石，数字不为不大。又如北京城是灾民聚集之所，每年冬十月至来年三月例开10个粥厂，发仓给米，煮粥施食。大灾之年更多设粥厂，且展赈两个月，饥民借以苟延生命。

乾隆时，赈灾形成一套制度和办法，遇灾必开仓发帑。灾情紧急，许地方官便宜行事，不待部批，即可动用仓贮。每年初，根据各地灾情轻重，减免赋税，重灾区户口，分极贫、次贫，计日分给粮钱，大口月给银二钱、粮二十斤，小口减半。还有以工代赈，凡遇灾年，政府出资修建各种工程，如挑河、筑堤、建城、造房，雇用灾民，计工受值。如乾隆二十二年（1757）河南水灾，政府出钱，“开浚水道，工赈兼举，民饱食趋事。所开干支各河凡六十有七道，计二千五百余里”（《碑传集》卷71《胡宝瑔传》）。此法既救济了灾民，又整治了水利，有利于恢复农业生产，较单纯的救济更有效益。

在封建社会，赈灾时贪污侵蚀，黑幕重重。由于赈灾如救火，收支都不能按正常手续办理，留下许多可钻的空子，官员胥役，上下其手，中饱私囊，赈灾的银米层层克扣，饥民所得无几。乾隆末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返程时经过山东，遇到放赈。据其记载：“去年山东河决，淹没居户无数，立命拨发库银十万两，赈济灾民。而户部先没去其二万两，以下每一转手，则复去若干两，自二万、一万以至数千、数百不等。”（《乾隆英使觐见记》）赈灾中这类贪污克扣的情形是极为普遍的，故当时有“饥民一箪粥，吏胥两石谷”之叹。

注释

[*]原载《光明日报》，1991年9月11日。

闭关政策的历史教训[*]

为了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要善于向世界各国学习，吸收一切先进的东西，为我所用。林彪、“四人帮”推行闭关自守、锁国愚民的政策，给学习外国先进经验的正确主张扣上“卖国主义”“洋奴哲学”的帽子，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

闭关政策不是林彪、“四人帮”的发明。清朝统治者在和外国资本主义接触的早期，就曾禁止和限制中国人民与世界交往，使中国人民耳目闭塞，不能向先进国家学习，已经落后的中国因此更加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这是无情的历史事实。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遭受许多殖民主义国家的侵略，人民群众长期生活在苦难之中。历史的教训记忆犹新。回顾当年闭关政策的历史，分析它产生的根源和造成的危害，对于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学习各国的长处，是很有意义的。

一

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文化的频繁交往，是资本主义兴起以后的历史现象。当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封建社会，处在满族建立的清王朝的统治下。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家，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做出过伟大的贡献。但是，进入封建社会后期以后，发展趋于停滞，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死气沉沉，封建统治阶级抱残守缺，夜郎自大，故步自封，自命为“天朝上国”，不肯睁眼看看汹涌澎湃的世界历史前进的潮流。对于西方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深闭固拒，竭力限制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在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下，即使是当时最先进的中国人，也不可能正确了解世界的形势和日益临近的资本主义侵略的严重性。反动、落后的闭关政策带来了严重的恶果，几个世代的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从根本上说，闭关政策是落后的封建经济的产物。中国封建的经济结构是小农业和小手工业的强固结合。亿万农民分散地生活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政治上被封建宗法制绳索束缚起来的农村中。无数个村庄、集镇和城市互相隔离，没有和周围广阔的世界进行频繁联系的必要与可能。在落后闭塞的经济基础上，产生了因循守旧、虚骄自大、闭关自守的思想。18世纪末，乾隆皇帝在给英王乔治二世的一封书信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国际贸易和交往中的这种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思想，正是当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反映。

清政府顽固地坚持闭关政策，还由于它和广大人民群众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在同样是封建自然经济的条件下，当国家比较强盛、政府和人民的矛盾比较缓和的时候，封建统治者对周围国家也可以采取比较开放、比较友好的态度。如汉唐盛世，中外交往频繁，沿着著名的丝绸之路，中国和西方的经济文化得以交流。在明初，郑和率领的庞大航海队屡次前往东南亚、西亚，远达非洲海岸。有信心的强者不害怕异国的新事物，只有虚弱者才对之忧心忡忡。鲁迅先生说：“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2]18世纪后期，中国封建社会已处于“衰弊陵夷之际”，人民群众的抗清起义风起云涌，清政府由盛转衰，显露了它的腐朽性、虚弱性。它不了解世界的发展，不了解外国资本主义的性质和活动方式，当然也不会有对付资本主义侵略的正确策略。只是神经衰弱地以为，这一外来的异己势力如果和人民群众接触，将会加强反政府的力量，引起新的骚动。正像马克思所说：“推动这个新的王朝实行这种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3]清朝政府构筑了一道隔绝中外的堤墙，以为任凭堤墙之外时局变幻，风雷激荡，自己还可以关上“天朝”的大门，不闻不问，高枕无忧。历史的发展粉碎了这一幻想。事实上，它只是糊起了一堵薄薄的纸墙，被外国侵略者一戳即破。

二

清政府的闭关政策，一方面，限制中国人民出海贸易，或在外国侨居，禁止许多种货物出口；另一方面，对来华的外国人也做了种种苛细而不必要的限制和防范。

清初，由于东南沿海还有郑成功、张煌言领导下的抗清武装的活动，清政府为了断绝他们的粮食物资供应，厉行“海禁”，下令“片帆不准入口”，远洋贸易几乎停顿。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朝统一了台湾，开放海禁，允许中国商民出洋贸易，又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地为外商来华通商的口岸。至此，清政府虽然打开了一道狭小的门缝，但仍然设下了许多禁令，而且越到后来，禁令越是烦琐，越是严密。

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明代中叶，由巨大帆船组成的中国商船队还经常出没于远洋洋面。此后，世界各国的航海业突飞猛进，船只载重量越来越大，航海技术日益进步。而清政府反而规定：“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4]对于出洋的水手、客商，防范极严，“各给腰牌，刻明姓名、年貌、籍贯，庶巡哨官兵易于稽查”[5]。中国的商人和华侨很早就到东南亚各地活动，对当地的开发以及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做出了贡献。但清政府却十分歧视他们，多方加以阻挠。雍正皇帝的谕旨中说：“此辈多系不安本分之人，若听其去来任意，伊等益无顾忌，轻去其乡，而漂流外国者益众矣。嗣后应定限期，若逾限不回，是其人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朕亦不许令其复回。如此则贸易欲归之人，不敢稽迟在外矣。”[6]

中国地大物博，有许多可供出口的产品，但清政府横加限制，军器、火药、硝磺、铜铁、米麦、杂粮、马匹、书籍等都在禁止出口之列。为了杜绝粮食和铁器出口，竟规定每艘商船只准携带铁锅一口作为炊具，每人只准携带铁斧一柄作为用具，预先规定好航行的日期，每人每天只准带口粮一升、余粮一升。海上风信，变幻莫测，航行本难定期。清政府这种极不合理的规定，剥夺了商船对海盗进行武装自卫的手段，而且在漫长的航途中，生活也得不到保障。

丝绸是当时对外出口的最大宗，出口增加导致丝价上涨，这体现了市场的供求规律，可以促使中国丝绸生产更快地发展。可是封建统治者看到丝绸涨价，神经紧张起来，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禁止丝绸出口，结果严重地影响了国内经济和对外贸易。五年以后，官吏奏称：“近年粤闽贸易，番船甚觉减少，即内地贩洋商船，亦多有停驾不开者。在外番因不能置买丝斤，运来之货日少，而内地所需洋货，价值亦甚见增昂。”官吏们不得不承认禁止丝绸出口，“中外均无裨益”[7]。封建统治者在事实面前碰了钉子，才不得不放宽禁令，但仍限制每艘船只载运丝绸出口的数量。

早期西方国家的对华贸易，具有资本主义侵略的性质。来到中国的某些外国人，傲慢粗暴，趾高气扬，甚至犯罪作恶，无法无天。对于那些侵略分子、犯罪分子，进行一定的防范和惩处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清政府对外国人不加区别，笼统对待，规定种种不合理的限制，这不仅妨碍了中外正常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无助于防范真正的犯罪分子，有效地抵制侵略者。

清初，中外贸易并没有限制在一地，外国商人可以到广东、福建、浙江沿海的口岸贸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皇帝以“民俗易嚣，洋商错处，必致滋事”为理由，将通商口岸限制在广州一地。中国主要的出口商品是茶叶和丝绸，多产于江浙闽皖，离广州很远。茶、丝都要从陆路长途运输到广州出口，不但成本增加，而且容易损坏霉变。清政府不考虑经济效益，不许茶丝就近出口，硬性规定只在广州一地和外国通商。而广州的对外贸易，又被清政府特许的“十三行”商人把持，外国商人来到中国，实际接触的只限于几个特许的行商，而不是广大的自由商人。一百数十年对外贸易积累的巨额资金，通过行商之手填塞了封建性消费的无穷欲壑，无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为了限制外国人的行动，清政府还制定了种种苛细繁杂的规条和章程，如所谓《防夷五事》《民夷交易章程》《防范夷人章程》等等，禁止外国人长期居住在广州，禁止中国人受雇为外商服役，禁向外商借款，禁止外国人坐轿子，禁止外国妇女进广州城，外国人在广州商馆居住，不推擅自出入，每月只准有三天可以在附近散步等等，目的是要使中国人民和外国人隔绝。清政府自己就说：“向定章程，俾民夷不相交结。”[8]

三

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闭关政策，对中国社会的前进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当时，较有眼光的人就指出了闭关政策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产生的不良影响。“南洋未禁之先，闽广家给人足，游手无赖亦为欲富所驱，尽入番岛，鲜有在家饥寒窃劫为非之患。既禁以后，百货不通，民生日蹙。居者苦艺能之罔用，行者叹至远之无方，故有以四五千金所造之洋艘，系维朽蠹于断港荒岸之间……一船之敝废，中人数百家之产，其惨目伤心可胜道耶？沿海居民萧索岑寂、穷困不聊之状，皆因洋禁……但能使沿海居民富者贫，贫者困，驱工商为游手，驱游手为盗贼耳。”[9]

闭关政策也妨碍了中国人学习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17世纪和18世纪，西欧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牢笼，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放射出光辉异彩。中国的知识分子却被禁锢在理学、八股、考据、辞章的传统知识领域的泥潭中，脱离实际，闭目塞聪，死抱着古老的教条。中国人民与世界的历史潮流相隔绝，也就谈不上学习先进的东西。

从表面上看来，闭关政策似乎也限制了外国侵略者的活动，具有一点自卫作用。实际上，这种落后的、消极的政策只能束缚中国人民，而不可能限制住穷凶极恶的外国侵略者。资本主义的本性就是要侵略别国。越是落后的国家、落后的民族，遭受的侵略就越是严重。中国能不能抵抗住外来侵略，或者能不能减轻外来侵略的祸害，取决于中国能否急起直追，迅速进步，改变中国和外国的力量对比，而决不能依靠自我孤立、自我隔离的政策。因为这种政策既不能改变侵略者的本性，又不能阻碍侵略国家力量的增长，只能作茧自缚，阻碍中国的发展，扼杀中国的生机和进取精神，使得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闭关政策是慢性自杀政策，对国家和民族有百害而无一利。

鸦片战争以后，闭关政策再也维持不下去了。闭关政策破产了，但是产生这种政策的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改变，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思想也不可能很快消失。它像幽灵一样，时时缠绕着中国。到了近代，中国的门户已经大开，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蜂拥而入。这时候，一些封建顽固派仍然力图回避与西方国家交往，拒绝接受一切新事物。鸦片战争后，为了保持虚假的“天朝”体统，道光和咸丰两代皇帝躲在紫禁城内，从来不和外国人见面。在外国的强硬要求下，经过三十年之久，同治皇帝才被迫第一次接见外国公使。清政府也不愿向外国派出外交人员，同样是在外国的压力下，才勉强请了一个美国人蒲安臣作为清政府的代表，组成中国的第一个外交使团，到欧美巡回访问。1862年，北京设立同文馆，后又增设天文算学馆，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和科学技术的学校。1871年，中国第一批官费留美学生出国学习。这两件事，顽固派激烈攻击为“用夷变夏”，在政治上掀起轩然大波。结果，留美学生中途停学，全部撤回，同文馆也招不到学生。1876年，英国人在上海修筑了一条三十里长的吴淞铁路，这是中国土地上的第一条铁路。清政府却以二十八万两白银高价购回后，拆毁扔弃在水里。1881年建成的从唐山到胥各庄的运煤铁路，最初由于顽固派反对用蒸汽机车牵引，只好用牲口拉着车厢在轨道上爬行。封建顽固派扬言：“电线铁路，变华为夷，鄙见迂疏，期期以为不可。”[10]可见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思想，流毒甚深，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的进步。

历史已经过去了一百数十年之久。现在，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开始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在新的征途上，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残余思想，仍然可能成为我们前进的绊脚石。因此，重温一百多年前的这一段历史，接受教训，解放思想，继续破除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偏见，积极展开国际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学习先进，赶超先进，是非常必要的。

注释

[*]原载《人民日报》，1979年3月13日。

[2]《鲁迅全集》笫一卷《看镜有感》。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1版，第2卷，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七六，康熙二十三年。

[5]《清朝文献通考》卷三三。

[6]同上书，雍正五年，上谕。

[7]《皇朝政典类纂》卷一一八。

[8]两广总督李鸿宾奏，《史料旬刊》第九期。

[9]蓝鼎元：《鹿洲初集》卷三《论南洋事宜书》。

[10]《刘坤一遗集》，1764页。

清代乾隆朝的中英关系[*]

人们阅读和研究历史，总不免要从今天的视角去评说历史上的功过是非。当前的生活经验能够使人们更深地思索过去，对历史上的功绩和失误看得更清楚，体会得更深刻。历史不能照原样重演，已经逝去的岁月不能重新开始，对过去的悔恨、惋惜都无济于事，因为我们不能重铸过去。但我们却可以从历史中学习到未来应该怎样生活。人类的行为都是以他们对过去的认识以及在历史中积累的智慧为依据的。当我们翻开18世纪的历史，感受最为深切的历史失误就是清王朝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这一政策使中国与当时日益奔腾前进的世界历史潮流绝缘隔离，延误了社会的发展，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且，由于种种原因，闭关锁国的阴影曾长期笼罩在我们的头上。为此，我曾向有的同志建议，把研究范围定为18世纪的中外关系，看看清政府怎样坚持闭关锁国政策而不愿意开放中国的门户。

要研究“闭关政策”，首先要提出一个问题，历史上是否有过“闭关政策”？清朝政府是否曾执行过“闭关政策”？因为有的同志持不同的意见，他们列举许多中外交往和通商的事实来说明清朝的对外政策是比较开放的。在这篇文章中，我不可能对此做详细的驳辩，近几百年的历史非常丰富复杂而充满矛盾，留下了浩瀚的可以供人使用、驱遣的相互分歧的记载。如果不看历史的本质和主流，谁都可以容易地为两种恰恰相反的观点去掇拾自己需要的例证。当然所谓“闭关”或“开放”，是相对而言的，是比较意义上的词语。“闭关”不会是绝对的封闭，世界上最严格地执行闭关政策的任何地方也不能生活在真空里，不会和别的地方毫无交往。清初虽有“片板不准下海”之说，但实际上岂能做到这一点？像桃花源那样完全与世隔绝的社会只存在于文士哲人的想象中，就是这一想象中的封闭世界也还免不了武陵渔父的突然闯入。因此，列举一些清代前期中外贸易和交往的史事并不能否认当时总的封闭形势。当时的清政府对外执行封闭主义政策，这是禁锢国家和民族的桎梏，其危害是十分严重的。

历史有时会出现奇特而有趣的现象，从不同的视角审视同一历史进程，可能会显示很不相同的甚至迥然相反的景观。18世纪的中国封建社会是清朝的康雍乾盛世，经济繁荣，政治安定，国力强大，国家的统一和版图的巩固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封建王朝，如果和过去做纵向比较，它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高峰。但是，国家和民族的进步是没有止境的，后来居上是必然趋势，如果仅仅以比过去有所进步而感到满足，自我陶醉，就有可能陷入停滞的危险。特别在近二三百年中，地理距离的巨大障碍逐渐消除，许多在过去是遥远难达的地区变成了旦夕可及的近邻，世界上各个国家、各支力量相互竞争，你追我赶，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当我们把所谓“康雍乾盛世”移到全世界的坐标系上，就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态势和景观。当时，西方国家正在经历产业革命和政治革命，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突飞猛进。18世纪末，亦即乾隆晚期，法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革命，扫荡了欧洲的封建堡垒，为资本主义制度开辟了发展道路。在文化思想领域，有亚当·斯密、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康德等杰出人物，如群星灿烂，辉映天空。如果用资本主义青春期的崛起做比较，那么，同时代中国的康雍乾盛世所取得的成就会变得黯然失色，中国落后了一个历史时代，看上去犹如衰颓的老翁，体态龙钟，步履蹒跚，失去了活力和生机。

人们长期思考着：曾经处在世界先进行列的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为什么和西方国家拉开了愈来愈大的差距？政治家和学者们都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宗法家族的社会结构、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庞大人口的压力、封建传统文化的负担、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等等，人们不无道理地从各方面来解释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都有一定的根据。但是，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差别似乎不仅仅是发展速度的快慢，而是在文化特点、社会结构上存在深刻的差异。假如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将按照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从内容到形式将会和西方世界很不相同。譬如两列火车在两条轨道上行驶，各自奔向遥远的未来，我们不知道两条轨道将在何时何处会合交接。

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历史作用就是使各个地区靠近起来，进入一个世界体系，它迫使各个国家和民族推行资本主义文明制度，按西方的面貌改铸全世界，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是不可逆转、不可抗拒的必然趋势。全世界或迟或早都发生了历史的转轨，即传统社会的运行机制，在外国侵略势力的撞击下发生改变，打破了常规和平衡，进入了动荡的斗争和变革之中，激发了自立自强的努力。从一定意义上说，两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就是一部转轨的历史，中国封建社会走完了乾隆盛世的路程，随即与外国资本主义激烈冲突，备受欺凌，饱尝酸辛。一切斗争、探索、成功、失败都反映了转轨时的艰难。历史悠久的中国封建社会具有自我调节、自我维护的强大能力，在历史必须转轨时显示出巨大的惰性。它在和外部世界接触的早期就产生了自我隔离机制，实行严格地闭关政策，在中国的周围设置了一道防波的堤墙，阻挡着滔滔而来的世界文明潮流。本来，历史进展是十分复杂的，充满着可变性与多种选择的机会，而闭关政策的实施，使人们闭目塞聪，毫不了解外部世界，错过了许多次选择和转变的机会，推迟了社会的发展，大大削弱了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并在世界历史舞台上进行竞争的能力。

闭关政策的产生自有其深刻的根源。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结构和远离其他文明中心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相对独立、自我延续的深厚的中国古代文明，这一文明必然带有排他拒外的倾向。明代后期，西方殖民主义东进，大批传教士涌入中国，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书籍、仪器，这是继佛教之后，外来文化的第二次大规模输入，但东进的欧风还不可能吹越过高耸的封建峰峦而遍及中国大地。18世纪的中国反而在日益靠近的世界潮流面前步步退却，实行更加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康熙后期，由于礼仪问题引起清廷和天主教会之间的争论和冲突，雍正初年严禁传教活动，限制传教士来华，又限制中国商民出洋贸易、谋生。在历史提供抉择的重要时刻，中外关系被人为地阻绝，交往萎缩，关系冷却，阻碍了历史逐渐转轨的可能性。

乾隆朝继承了前朝的政策，且限制措施逐渐严格，趋于周密。乾隆初年，对中外贸易的限制尚少，态度比较宽容。康熙时本有四口通商的规定，但几十年间，外国商船绝大多数开赴广州贸易，形成了固定的贸易路线和惯例。乾隆十二年（1747），西班牙商船到福建厦门贸易。当地官吏认为“吕宋（指西班牙）为天主教长，漳泉风俗浇漓。此等夷船终不宜使之源源而来，拟俟夷船回棹之日，善为慰遣，不使复来”。清廷却比较宽容，不同意地方官吏的意见，复示：“此等贸易，原系定例准行，今若不令复来，殊非向来通商之意……慰遣之处，可以不必。”[2]可见当时清政府尚属开明，并无限制在一口通商的意向。

不久以后，清廷的政策就发生了摇摆，这里应该提到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乾隆二十年（1755），一些原在广州贸易的英国商船不堪广州行商和粤海关官吏的勒索，来到浙江宁波贸易，企图变更贸易路线，另开通商口岸。乾隆皇帝对此很犹豫，一方面，他担心外国商人在浙江活动，“浙民习俗易嚣，洋商错处，必致滋事”；另一方面，又无意用强硬手段，禁止贸易。他一度考虑在浙江开辟第二个通商口岸：“今番舶既已来浙，自不必强之回棹。惟多增税额，将来定海一关，即照粤关之例，用内务府司员设立海关，补授宁台道督理关务。约计该商等所获之利，在广在浙，轻重适均，则赴浙赴粤，皆可惟其所适。”[3]

一口通商还是多口通商，这是摆在清政府面前的重大选择。如果允许浙江开埠，中英贸易由于更加接近茶、丝产地而获得发展，江浙富庶之区将被带动起来，广州的外贸垄断体制将遭遇挑战，浙江和广东在招揽贸易方面将展开竞争，很可能会引起贸易规模和中外交往的迅速变化，产生有利的影响。可惜乾隆在关键时刻，步步倒退，在一口通商和多口通商之间，在更加封闭和稍稍开放之间，选择的是前者。错误的选择，压倒了正确的选择。在这里，偶然性也显示了一定的影响。由于要考虑浙江开埠的利弊，乾隆把原任两广总督杨应琚调任闽浙总督，要他对浙江通商进行调查。中英贸易长期在广州进行，形成了一个包括行商、粤海关监督、广东地方官员吏役在内的庞大的利益集团。他们垄断了对外贸易，得利甚多，不愿使贸易转向浙江。杨应琚已任两广总督三年，正是对外贸易利益集团的主要代表。他以粤民生计和两省海防为理由，力陈浙江通商的弊害，“再四筹度，不便听其两省贸易”。乾隆帝接受他的建议，谕令：“粤省地窄人稠，沿海居民，大半借洋船谋生，不独洋行之二十六家而已。且虎门、黄埔，在在设有官兵，较之宁波之可以扬帆直至者，形势亦异，自以仍令赴粤贸易为正……明岁赴浙之船，必当严行禁绝。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业，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4]这道谕旨加强了闭关措施，形成了今后将近一个世纪内一口通商的不变格局。

自然，一口通商和闭关政策的严格化，不是杨应琚一纸奏文所能决定的，甚至也不是广州利益集团完全能操纵的，它是众多历史合力相互作用的结果。至少乾隆本人和大臣们都具有闭关锁国的倾向，所以很快就接受了杨应琚的意见。闭关政策的形成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像中国这样一个长期远离其他文明中心的大国，要进入世界历史潮流，注定是艰难、曲折而漫长的过程，但是肯定历史的必然性并不等于认定人们对历史进程无能为力，历史毕竟是人创造的，历史过程和自然过程的差别就在于人的能动的参与。历史舞台上演出的威武雄壮的戏剧并没有上帝预先写好了的剧本，其中充满着机会、偶然性和多种选择的可能，一切有待于人的设计、开拓、创造，不过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不可能超越历史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乾隆在二十二年（1767），曾有多口通商的设想，以皇帝的权威实现宁波开埠是毫不困难的。当然，即使宁波开放，以后的中外贸易还是会遭到种种困难和挫折，中国的门户也不会完全主动打开，但比之一口通商的僵化模式将更有利于中外的经济、文化交往，更有利于中国的前进。

英国商人不甘心限于一口通商，千方百计希望取消禁令，因此而有乾隆二十四年（1769）英商洪仁辉赴天津呈诉，控告粤海关勒索，要求宁波开埠，结果反而引起清廷的强硬反应，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虽受惩处，而乾隆认为“番商立意把持，必欲去粤向浙，情理亦属可恶”[5]，不但不准别口通商，而且将洪仁辉圈禁澳门。这件轰动一时的洪仁辉案件，成为清政府强化闭关政策的契机。同年，广东制定《防范外夷规条》，第一次明文规定对来华外商的严格约束，外商在广州只有很小的活动余地。同年，丝价上涨，清政府认为这是由于出口太多的缘故，竟禁止输出这一传统的对外贸易商品。这一愚蠢的做法，作茧自缚，反而影响了内地的经济和生计。几年之后，沿海各省纷纷要求弛丝斤出口之禁，恢复了生丝贸易。但在禁运的这段时间内，反而刺激了意大利等地蚕桑丝织业的发展，树立起了丝绸贸易的竞争对手，故之后中国的丝绸出口一直疲软不振。

广州一口通商的体制日益不能适应增长的中外贸易，清政府闭关措施越来越严格。清政府坚持闭关政策出于什么考虑？不少同志以为，这是为了防御外来侵略，是正当的自卫政策。这一说法难以令人信服。因为，从后果来衡量，闭关政策对外国势力的阻挡是暂时的，中国的门户迟早必须开放，不是主动开放，就是被迫打开。这一政策更重要的作用是束缚了中国人民。按清朝的规定：中国人不得与外国人接触，不得自由出洋，不得长期居留外国。18世纪末，尽管中外贸易发展到了相当的规模，但中国人接触外国的渠道十分狭窄，对世界状况、西方科学文明毫无所知，整个社会如一潭死水，停滞凝止，没有进步。一旦中外矛盾激化，外国资本主义武装入侵，中国就失去了防卫和应变的能力。闭关政策对中国的损害远远大于对外国造成的不便。

环观18世纪的国内外环境，应该说：这是中国主动开放门户，加强与西方交流，提前实现历史转轨的有利时机。可惜中国内部尚未形成革新的力量和机制，致使机会白白地丧失。18世纪的清政府处在鼎盛阶段，财富充足，国力强盛，大批传教士的东来和中外贸易的发展造成了中外交往前所未有的规模。17世纪，荷兰曾侵占台湾，沙俄曾侵占黑龙江，严重侵犯了我国主权，在中国的坚决反击下，外国的武装侵略均告失败。18世纪的中英关系基本上是和平的商业关系，没有重大的军事对抗，不构成对中国领土、主权的威胁，这种交往对中国利多于弊。如果中外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得以加速，使中国更早、更多地接触西方文明，将有利于中国的进步和改革。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国家能远征中国，对中国造成严重的军事威胁。对外国势力保持一定程度的警惕和防范是应该的，但并无深闭固拒的必要。清朝统治者所以要执行严格的闭关政策，并非担心外国立即有军事入侵的可能，而主要是针对国内的骚动和反抗，它害怕中国人民和外国人频繁接触，不是带来中外之间无休止的纠纷，就是中外结合，增强反对清朝统治的情绪和力量。推动清朝实行闭关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17世纪的大约前半个世纪里即在中国被满族征服以后所怀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当时来华的马戛尔尼也说：“吾实未见中国禁止外人在北方各埠贸易之规定明文，其所云云，不过华人欲掩其真正动机而不欲宣诸口者。彼等以为苟不如此，则恐外人之交际频繁，有碍于安谧，而各界人等之服从上命，以维持皇威于不坠，乃中国政府唯一不易之格言。”[6]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闭关政策的渐趋严格和乾隆中叶以后国内阶级斗争的日益尖锐有关。虽然外国人和抗清起义其实没有多少关系，但清政府总是疑神疑鬼，认为“外夷奸棍，潜入内地，诳诱愚民，恣行不法”。乾隆十八年（1753）发生了安徽的马朝柱聚众谋反案，其实马朝柱和外国人毫无关系，却借用了“西洋寨”的名目，引起清廷对天主教更加警惕，对传教的禁令更加严密。凡是和外国人有来往的中国人均被视为奸徒，长期居留外国的华侨，携资回国，财产抄没，人被充军。洪仁辉案件中，原告英国人洪仁辉和被告粤海关监督李永标处以圈禁和遣戍，而代英国人书写状词的四川人刘亚匾被处死刑。统治者害怕人民和外国人交往，故而科罪最重。乾隆四十九年（1784），甘肃回民田五起义，当时刚好查获有4名外国传教士潜入陕西传教，乾隆神经紧张地认为：“西洋人与回人向属一教，恐其得有逆回滋事之信，故遣人赴陕，潜通消息，亦未可定。”[7]谕令地方官吏留心稽查防范。18世纪后期，国内阶级矛盾愈益激化，清廷防范中外交往愈益严密，闭关的政策愈益严格。乾隆五十二年（1787），皇帝写了这样一首诗：“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人事天时诚极盛，盈虚默念惧增哉。”[8]在他看来，目前国力虽盛，以后将有盈虚损益，给对外交往带来危险，给国内统治增加不安定因素，因此宁可闭关不开，排拒外来势力。

当然，这是乾隆一厢情愿的打算。历史在无情地走自己的路，中英贸易日益发展，交往更频繁，矛盾更尖锐。或是顺应时势，采取主动，稍稍开放，给中国打开一个通向外部世界的窗口；或是顽固不变，严密封锁，拒绝交往，直到大门被侵略者的炮火所轰塌。历史摆在乾隆帝面前的就是这样的选择。可惜乾隆和他的大臣们封建观念根深蒂固，对方兴未艾的抗清起义十分恐惧，对外来势力极为鄙视，深怀戒心，选择了错误的方针，不愿开放中国的门户，一次又一次失去了调整对外关系的机会。

可以影响历史进程的最重要的机会就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到中国，觐见乾隆，这是中英之间最重要的一次早期交往。清政府仍然顽固地拒绝主动进入世界历史的潮流。对马戛尔尼使团的组成、使命、出发、航程，清政府的对策、接待、觐见、交涉以及使团返回英国，有关的书籍中已做了详尽、细致的研究，把200年前使团活动的历史场景再现在读者面前。我们确实看到这一使团在中外早期交涉史上的重要性，体会到由于谈判中止而给中国留下的不良影响。当年英国政府迫切希望和中国建立正常关系，派出了耗费巨大、人员众多的外交使团，其正式成员以及士兵、水手、工役达700余人，分乘5艘船只，经过10个月的航行，才到达大沽口外。由于英国使团以补祝乾隆帝八十大寿为名，所以清政府最初的反应也是良好的，命令沿海各省做好接待工作，破例允许使团从天津上岸。为了能在热河避暑山庄接见英国使团，乾隆取消了每年例行的围猎，对使团的食物免费供应，十分丰盛，并预先规定使团回国时将赏给可供1年食用的粮食。一个英国使团的成员写道：“在伙食的供应上，我们迄今是很少理由可以提出异议的。关于这一方面，我们所受的待遇不仅是优渥的，而且是慷慨到极点。”[9]

这一切并不预示中英谈判将会顺利进行。由于两国文化背景和政治观念迥异，对这次正式的外交接触的理解也不同。中国方面认为，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只是单纯的祝寿、观光，仰慕中华的声教文明；而英国的目标是希望与清政府谈判，改变现行的贸易体制，扩大通商，建立经常的外交联系。

中英外交接触一开始就碰到了无法解决的难题，就是觐见皇帝的礼仪。清朝自视为“天朝上国”，其他外国都是蛮夷之邦，它把广阔的世界纳入一个以自我为中心，按照封建等级、名分构成的朝贡体系之中。英国也好，俄国也好，都和清朝周边的藩属国家、弱小民族一样，都应匍匐在自己的脚下，除了朝贡关系以外，它不知道国际之间还存在什么别的关系。因此，英国使臣觐见皇帝自然要行三跪九叩首之礼，这对欧洲国家来说，被认为是屈辱的，决不能接受。中英双方都认为这一问题涉及国家的尊严和威信，难以找到妥协的办法。早在顺治时俄国巴伊科夫使团、康熙时俄国尼果赖使团到北京时，就发生过类似的争执。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再一次遇到了这个解不开的死结。这表明了在长期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形成的中国封建政治、文化制度和观念形态与世界各国存在着极大的鸿沟，中国要进入世界，和其他国家开展正常的交流，需要经历长期的、艰难的适应过程。

由于礼仪的争论，乾隆帝极为不快，接待的规格立即改变。谕旨中说：“似此妄自骄矜，朕意甚为不惬，已全减其供给。所有格外赏赐，此间不复颁给……外夷入觐，如果诚心恭顺，必加以恩待，用示怀柔。若稍涉骄矜，则是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体制，此驾御外藩之道宜然。”[10]

马戛尔尼之后觐见乾隆，究竟怎样行礼，不但当时争论激烈，直到今天，因双方记载互异，也真相难明。据英国的记载，使团按照觐见英王的礼仪，单膝跪地，未曾磕头。而和珅的奏折中说：“臣和珅带领英吉利国正副使臣等恭递表文……即令该贡使等向上行三跪九叩头礼毕。”[11]在今天看来，礼仪问题属于形式，当时却成了中外交涉中难以逾越的障碍。从此清政府对马戛尔尼使团的关系从相当高的热度，一降而达到冰点。

一些偶然的因素也影响了中英关系的改善。譬如清廷命钦天监监副葡萄牙传教士索德超协助接待和翻译，由于彼此矛盾，索德超对英国使团抱敌对态度，不会替英国说好话，交涉中根本没有进行解释和斡旋的人员；又如乾隆皇帝年过80，精力已衰，而负责接待的和珅贪婪成性，没有得到足够的礼品，对使团缺乏兴趣和热情。还有一点也不是不重要的，即乾隆皇帝个人的性格和爱好，影响了他对西方的认识。乾隆本人才华出众，文武兼通，有多方面的兴趣和才能，但对自然科学一窍不通。他处处模仿祖父康熙，在这一点上却和康熙很不相同。乾隆曾写诗自嘲：“皇祖精明勾股弦，惜吾未习值髫年。而今老固难为学，自画追思每愧旃。”[12]马戛尔尼使团为了吸引和打动中国的皇帝和官员们，用重金精心挑选和制造了足以显示英国科技水平和工业实力的许多礼品，包括天文地理仪器、机械、枪炮、车辆、船只模型、图册、呢绒毡毯、乐器等等，分装600 箱，携来中国。可惜坐在皇位上的是对科学毫无兴趣的乾隆而不是康熙，他并不重视这些礼物，并且认为：外国能造的，中国自己也能制造。他说：“此次使臣称该国通晓天文者多年推想所成测量天文地图形象之器。其至大者名‘布腊尼大利翁’一座，效法天地转运，测量日月星辰度数，在西洋为上等器物。要亦不过张大其词而已，现今内府所制仪器，精巧高大者，尽有此类。其所称奇异之物，只觉视等平常耳。”[13]无知和自大，闭塞了他的耳目，对新事物无动于衷，一切视为夸大和平常。那些光学和数学仪器很快被废弃，从圆明园中搬走，灵巧的车辆和逼真的船只模型没有全部装配完毕；使团特别带来了技术人员，可清朝官吏不感兴趣，并不打听各种机械的用途和使用方法；乾隆皇帝虽然亲自观看了大炮的试放，惊讶其威力，但却认为“这种杀伤力和仁慈的原则不能调和”[14]。总之，西方先进的仪器物件无助于麻木的清政府激发兴趣、引起警觉、开拓视界。

英国使团于1793年9月26日回到北京，清政府认为祝寿完毕，使团的使命已完成，而马戛尔尼则认为事情还没有开始，急切地要求和等待谈判。他向清政府提出了六项要求。

第一，请中国允许英国商船在珠（舟）山、宁波、天津等处登岸，经营商业。

第二，请中国按照从前俄罗斯商人在中国通商之例，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洋行，买卖货物。

第三，请于珠（舟）山附近划一未经设防之小岛，归英国商人使用，以便英国商船到彼即得收歇，存放一切货物，且可居住商人。

第四，请于广州附近得一同样之权利，且听英国人自由来往，不加禁止。

第五，凡英国商货，自澳门运往广州者，请优待免税或减税。

第六，英国船货按照中国所定之税率交税，不额外加征，请将所定税率公布，以便遵行。

资本主义正在迅速发展的英国，急于对外扩张，寻找农副业产品供应地和商品市场。它的要求自然带有侵略性，如割取中国的岛屿等，清政府决不会接受这种要求。制度不同的中英政府都会采取措施，维护自己的利益和主张。但当时中英矛盾并未上升到使用暴力的程度，彼此还不具备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的实力，两国之间的问题可以也只能通过谈判寻求解决。对问题视而不见，置之不理，避免外交接触，拒绝对方的全部要求，肯定不是明智的做法。在英国的六项要求中，有不少属于改善正常贸易的要求，不仅从今天看来应予考虑，即使当时的清政府也并不认为绝对不能接受。例如，宁波通商的要求，乾隆帝30多年前就加以考虑并一度准备接受；允许外商到北京贸易，则早在康熙时就曾将此项权利给予俄国商队；改进广州纳税体制是乾隆自己说过的，又为以后两广总督长麟所承诺。英国的六项要求应予区别对待，有的可以接受，有的应当拒绝，有的可经过谈判加以修改。即使清政府拒绝英国的大部分要求，只要外交谈判继续下去，可以增进相互了解，缓和矛盾冲突，对中国有利而无损。中国和英国在谈判中的地位是对等和平等的，英国当时并无远征中国的可能，只能用谈判手段扩大其贸易，因此它的要求不能不是灵活而富于弹性的，并设想了自己的要求被拒绝之后让步和替代的办法。为了谈判成功，马戛尔尼使团努力博得清政府的好感。英国国务大臣邓达斯给马戛尔尼的指示中说：为了避免中国的误会，要使中国人知道英国使团的主要目标是向皇帝祝寿，广州贸易虽然存在弊端，但不要在微小的弊端方面提出抗议，不要在这些问题上触犯中国人。问题在于处在封闭和自给自足状态中的清政府，对外部世界既无需求，又不了解，它没有近代国际交往的经验，也不感到有建立经常的外交关系的必要。再加上礼仪争执所引起的不快，把英国六项要求一律斥之为“非分干求”，砰然关闭了谈判的大门。

乾隆帝于9月30日回銮，立即下令马戛尔尼使团应于10月7日离京回国。英使要求进行谈判，留住过元旦以后，清政府断然拒绝。没有经过任何谈判，英国使团几乎等于被强行驱逐，只收到清廷一封词语强硬、全盘拒绝英国要求的敕书。

历史的经验证明，像中英这样两个遥远、隔离、互相生疏的主权大国，一下子不可能就重要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达成协议，甚至对话也难于开始。只有逐步加强接触，增进了解，才能进行有效的外交谈判。在当时最需要也是较现实的是维持相互联系，通过积累，创造有利的谈判环境，而不是达到什么外交成果。如果说，18世纪中英之间的平等交往尚有可能，那么，到19世纪中叶，机会已逝，两国以兵戎相见，英国把条约枷锁强加于中国，只有城下之盟，再也谈不上对等和平等的谈判了。

我们可以看到马戛尔尼使团在归途中通过和中国陪送大臣进行短期的接触和对话，相互关系取得某些改善，但毕竟时间短促，不能产生明显的效果。使团从北京至浙江，由军机大臣松筠陪送，共一个月零两天；从浙江至广州，由新任两广总督长麟陪送，共一个月零八天。他们两人在沿途和马戛尔尼多次长谈，内容广泛，涉及外国的政治、贸易、外交制度，中国的法律、习俗，中英关系中的纠纷和贸易、税务弊端等等。松筠和长麟都是清政府中开明而能干的官员，他们在短期接触中对外部世界和中英贸易开始有所了解。他们的意见禀告清廷，可能影响了皇帝，乾隆的态度有所缓和，给英王写了第三道语气较为温和的敕书，并允许英国使团隔年再来。马戛尔尼在与松筠、长麟接触之后，沮丧的情绪有所改变。“在北京时候，他确实对中国政府的态度有所怀疑，但后来松大人在赴杭州的路上以及总督自己（指长麟）向他做了解释并传达了皇帝陛下的真实心情，他已经感到放心，相信英国在华臣民的利益将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证。”[15]

我们重温这段历史，看到了200年前在我们国家面前曾经出现的机会以及机会如何失去。一方面，历史有其必然性，古老的中国在面临历史转轨的时刻显示出其内部结构的牢固顽强，反映在人们的观念和行动上，就是对于外来挑战和实行变革毫无认识，缺乏准备，难以适应，不愿打开中国的大门。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各种人物和势力的影响，表现了各种偶然性对历史进程的作用，特别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乾隆帝在关键时刻的短见和失误。历史规律体现了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受环境的制约，乾隆的政策正是封建小农社会的产物。但历史又是人创造的，人具有改造环境、影响历史进程的能力。英明的领导者善于体察形势，顺应潮流，判断利害得失。他们应该看到平常人所不易看到的、眼前利害之外的事情，想到那些过后看来一清二楚的道理。他们像翱翔天际的雄鹰能够眺望地平线以外正在迫近的对手，并且有意志和力量推动和带领他的国家准备应付未来的挑战。乾隆帝国内的政策和治绩相当成功，经济和政治力量臻于极盛，但是，他的对外政策是失败的。他没有觉察到盛世中隐伏的危机，没有意识到外部世界的广阔性和先进性；自我封闭，虚骄自大，故步自封，陶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拒绝和外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堵塞了交流的渠道，失去了借鉴和学习外部世界的机会，延误了社会的发展，增加了中国发展前途上的困难。这就是我们研究乾隆朝对外关系得出的主要结论。

注释

[*]原载《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

[2]《清实录》卷三○五，乾隆十二年十二月丙子。

[3]同上书，卷五四四，乾隆二十二年八月丁卯。

[4]《清实录》卷五五○，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戊戌。

[5]《清实录》卷五九二，乾隆二十四年七月壬戌。

[6]朱杰勤：《中外关系史译丛》，216页，北京，海洋出版社，1984。

[7]《清实录》卷一二一三，乾隆四十九年八月癸卯。

[8]《御制诗五集》卷二八，丁未二，《上元灯词》。

[9]安德逊：《英使访华录》，12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10]《掌故丛编》第七辑，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六日，上谕。

[11]《乾隆五十八年英吉利入贡姑末》。

[12]《御制诗四集》，卷九三，癸卯一，《题宋版周髀算经》。

[13]《御制诗五集》，卷八四，癸卯八，《红毛英吉利国王差使臣马戛尔尼奉表贡至诗以志事》夹注。

[14]安德逊：《英使访华录》，153页。

[15]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476~47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版权信息

书名：乾隆帝及其时代

作者：戴逸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01

ISBN：978-7-300-25200-1

价格：94.00元

目录

CONTENTS

前言

第一章 概述

第二章 家庭和读书时代

第一节 仁慈的祖父

第二节 严酷的父亲

第三节 生母之谜

第四节 兄弟情谊

第五节 理学名师

第六节 同窗知己

第七节 读书生活

第八节 田猎、娱乐和其他

第三章 政治

第一节 宽严相济

第二节 从秋朝审勾决看政策演变

第三节 在官僚政治的旋涡中

第四节 人才观与驾驭术

第五节 皇后之丧的政治风波

第四章 军事

第一节 瞻对之役和第一次金川战争

第二节 初平准噶尔部

第三节 再平准噶尔部

第四节 平定回部

第五节 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

第五章 经济

第一节 以农为本

第二节 推广高产作物和种植经济作物

第三节 全国耕地数估测

第四节 粮食产量与粮食贮备

第五节 人口增长和人口统计

第六节 水利

第七节 自然灾害

第八节 赈灾

第六章 文化

第一节 《四库全书》和法国《百科全书》

第二节 御制诗

第七章 对外关系

第一节 闭关政策

第二节 中英关系

第八章 北京城市建设

第一节 建设概貌

第二节 大内和三海

第三节 三山五园

第四节 其他建筑及设施

第五节 圆明园与大观园

第九章 人物

第一节 福康安

第二节 曹雪芹与平郡王福彭

第三节 关于香妃的传说

前言

这不是一本乾隆帝的传记，也不是关于18世纪中国史的全面叙述，只是我在学习这段历史时所思所得的零散杂乱的记录。18世纪是伟大的时代，无论对于中国或世界都非常重要。中国适当康雍乾盛世，经济、政治、军事、文化都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水平，封建社会攀登到了峰巅，但这不等于说资本主义就在眼前。中国的经济状况、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具有自身的特点，在这个基础上曾创造和发展了独树一帜的中华文明，它将沿着自己的轨道发展，而不会按照西欧历史的模式，亦步亦趋。中国和西方的历史、文明，各有自己的道路、自身的价值。如果没有外国的入侵，中国将循自己的道路继续行进下去。历史会在何时转轨？怎样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很难作出判断。可能是经历漫长的演变，而且会和西欧国家的过渡方式截然不同。中国古代文明中有很多光辉灿烂、对今天仍然十分珍贵、十分有用的东西，我们要珍惜它。也有许多不适应现代生活、阻碍进步的东西，克服它、淘汰它，要有必需的条件、充分的时间和许多世代的努力。研究18世纪的历史常常会涉及对一些重大问题的遐想，现实是历史的延伸。研究18世纪的中国是认识近代和今天的途径之一。迄今为止，历史学界对于18世纪中国的研究还很不够，我这本书仅是非常粗浅而零散的探索与尝试，希望有更多的同志来做深入、系统的研究。一大片肥沃而辽阔的处女地有待历史学家们去开垦、耕耘。只要投入力量，必将得到报偿。严肃认真的历史研究总会加深人们对过去和现在的认识，总会增进智慧、加强力量，使我们满怀信心去迎接未来的挑战。

第一章　概述

乾隆皇帝姓爱新觉罗，名弘历。清康熙五十年生，嘉庆四年死（1711—1799），享年88岁。他在位60年，传位于皇十五子颙琰（即嘉庆帝），又当了三年多太上皇。他是中国历代帝王中寿命最长的一个，在位时间仅比祖父康熙少一年而居第二，但做太上皇时仍独揽大权，因此，他实际掌握权力的时间比所有的帝王更长。

乾清宫正殿，雍正帝的传位密诏即庋藏于“正大光明”匾额之后。

乾隆帝的生父为雍正帝，生母钮祜禄氏，其母初为雍亲王府格格，后被尊为孝圣宪皇后。乾隆帝有兄弟10人，多早殇。他排行第四，为皇四子，初封和硕宝亲王。他幼即聪颖，深得祖父、父亲的宠爱。雍正即位时，定秘密建储的制度，将弘历的名字密写封缄，藏于大内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雍正病逝，启视传位密诏，弘历继皇帝位。1736年，改元乾隆。皇位授受之际，没有经过祖辈、父辈那样剑光刀影、惊心动魄的激烈争夺。他即位，既有雍正煌煌遗诏的合法根据，他兄弟10人又大多已不在人世，继位时在世的只有两位弟弟，一位是与他同龄的五弟弘昼（封和亲王），另一位是年仅两岁的十弟弘瞻（后封果亲王）。这两个人的地位、才智或年龄均不足以和弘历争逐帝位。因此，乾隆继位，顺利接班，风平浪静，没有发生政治动荡。

乾隆统治时期，清王朝国力鼎盛。当时，经济繁荣、国库充裕、社会安定、户口大增，边疆的统一得以巩固，中国的版图于此奠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达到了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高峰，但在高度的繁荣昌盛之中，社会矛盾逐渐激化，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也叩关而至，清王朝正走过了全盛的阶段，几千年从未有过的严重危机正在日益临近。

研究乾隆帝，既要研究他的思想、行为、政策、功绩、失误，也要研究他的经历、性格、才能、爱好、心态，而更重要的是要着眼于一个时代，即18世纪的中国。乾隆帝诞生于18世纪之初，逝世于18世纪的最后年代，高度发达的中国封建社会培育了这样一个有才能、有作为、有个性的统治者，产生了一位既仁慈又残暴、既英明又短视的君主。他的思想、行动及其制定的政策是在中国18世纪的特定环境中形成的，甚至他的优点和缺点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环境造就了历史人物，而人物又在改变、创造环境。乾隆帝长时期站在18世纪的最前列，运筹帷幄，驱遣群僚，叱咤风云，在他的巨大身影下，翻过了一页又一页的历史篇章。他所思、所言、所行深刻地影响着时代。在一定意义上，他是18世纪中国历史的参与者、领导者和塑造者。

一

乾隆帝知识广博，才能卓越，自幼聪慧。11岁时晋谒祖父康熙帝，当面背诵书文，一字无误，得到老皇帝的欢心，被养育宫中，随侍左右。乾隆帝后来经常怀念这段经历，视为不世之恩荣。少年和青年时代受到严格的、良好的教育，熟读儒家经典，得到名师福敏、蔡世远、朱轼等的教导，研经习史，作文吟诗，又酷爱书法、图画、文物，精娴音律，热心园林建筑，全面通晓中国的传统文化。他的爱好和才能是多方面的，兼具学者、诗人、艺术家、鉴赏家的气质。通多种语言，不但精于汉文，而且熟谙满语，与大臣讨论政事，经常使用满语，还懂得蒙古语、维吾尔语与藏语，能和来朝的少数民族领袖直接交谈。他爱好体育武事，经常骑马射箭，秋狝围猎，观看冰嬉、摔跤、龙舟等。曾多年随侍皇帝左右的著名历史学家赵翼说：“上最善射，每夏日引见武官毕，即在宫门外较射，秋出塞亦如之。射以三番为率，番必三矢，每发辄中圆的，九矢率中六、七，此余所常见者。”[1]由于勤习武事，经常锻炼，故身体健康，精力过人，很少生病。乾隆五十五年（1790），他已79岁，朝鲜使者洪仁点觐见后，说他“尚如六十余岁人，筋力则耳目聪明，步履便捷矣”[2]。

乾隆帝戎装像。

乾隆帝青年时期朝服像。

乾隆帝身材匀称，丰腴而略矮，身高约1﹒6公尺（据觐见他的英国使团人员说身高五呎二吋，约1﹒6公尺）。脸庞呈长方同字型，两腮稍削，皮肤白皙，微带红润，眼睛黑而明亮，炯炯有神，鼻稍下钩，体态文雅，外表平和。青年时代是一位英俊潇洒的翩翩佳公子，老年时代，则显示出尊严、和蔼和慈祥。

乾隆帝有多方面的兴趣和才能，但作为一位政治家，他勤于理事，始终不懈，独揽大权，能谋有断。他即帝位时是个刚满23岁的青年（按中国的传统算法是24岁）。在父丧的哀戚气氛中初登宝座，这个青年人俯视着王公百官，匍匐脚下，聆听自己的谕旨，高呼万岁，内心第一次体验到作为“天下主”的愉悦和满足，同时也唤起强烈的使命感。他认识到：治理一个幅员辽阔、情况复杂、问题繁多的庞大帝国，如同进入一个充满着种种弊端、陷阱和阴谋的世界，必须小心谨慎，努力以赴，勤勉从事。他告诫自己：“人君之好恶，不可不慎，虽考古书画，为寄情雅致之为，较溺于声色货利为差胜。然与其用志于此，孰若用志于勤政爱民乎？”[3]在多年之内，工作的重担使他大大减低了生平的爱好——写诗和游景。故初年诗作较少，也不常出外巡游，整天埋头于千头万绪的棘手事务中，处理堆积如山的文牍奏折。赵翼记下了乾隆帝勤政的情形：“上每晨起，必以卯刻……自寝宫出，每过一门，必鸣爆竹一声。余辈在直舍，遥闻爆竹声自远渐近，则知圣驾已至乾清宫。计是时，尚须燃烛寸许，始天明也。余辈十余人，阅五、六日轮一早班，已觉劳苦，孰知上日日如此。”[4]这是平常无事的情形，如果有战事、河工、赈灾、祀典等重要政务，就更加忙碌，精力贯注，孜孜不倦。例如在平定准噶尔战争中，“每军书旁午，应机指示，必揭要领。或数百言，或数十言，军机大臣承旨出授司员，属草率至脱腕。或军报到以夜分，则预饬内监，虽寝必奏。迨军机大臣得信入直庐，上已披衣览毕，召聆久矣。撰拟缮写，动至一二十刻。上犹秉烛待阅，不稍假寐。”[5]

乾隆帝岁朝行乐图。

乾隆帝观看蒙古力士表演。

乾隆帝夙兴夜寐，孜孜求治，在他统治的前期和中期尤其如此。平日的生活起居也很有规律，“卯时而起，进早膳后先览中外庶政，次引公卿大臣与之议决，至午而罢。晚膳后更理未了公事。间或看书、制诗、书字，夜分乃寝”[6]。他几乎每天如此，循环往复，度过时光。不仅每天的工作和生活都有固定的安排，而且一年四季的行踪、起居，也有近乎不变的日程表。每年元旦诣奉先殿、堂子祭祖，至寿康宫向皇太后祝贺，御太和殿受朝，在养心殿开笔，书写心经。正月间的典礼最多，祭太庙、祈谷、宴外藩王公、宴近支宗族、宴廷臣，在重华宫吟诗联句，上元节在圆明园之“山高水长”观看烟火花灯。二月祭社稷、行耤田、开经筵。此时天气渐转暖，从大内移居圆明园，清明则谒东、西陵（遵化和易县），或逢巡幸之年，多在本月内启行。四月以后，北方春夏多旱，行雩礼以祈雨，五月端午在圆明园福海观龙舟竞渡。夏秋间，多往避暑山庄，每去必住两三个月，大会蒙古王公，举行木兰秋狝。夏秋如在北京，常去清漪园、玉泉山、香山、汤山、盘山的行宫走动，有时也在南苑骑射行围。八月为乾隆寿诞，十一月为皇太后寿诞，这是两个最重要的节庆日，张灯结彩、点景演戏，成为全国的娱乐日。十一月冬至，举行隆重的祀天大典，从此由圆明园回居大内。十二月朔日开笔写“福”字，分赐王公大臣。年底，外藩来觐，又必有络绎不绝的召见、赏赐和宴请，至于皇太后处，每隔几天必去请安问好。这一大致的日程表，岁以为常，周而复始。乾隆帝就像舞台上的演员一样，按照编写好的剧本，扮演皇帝这一角色。当然，突发事件和皇帝个人一时兴会所至，随时可以改变日程，但一年的生活起居大致脱离不了这一刻板的程序。一个专制皇帝拥有绝对权力，他自然可以自由自在地做他想做的事情，而实际上，他的行动却按着固定的节拍机械地运转着，不过这种固定节拍由传统、习惯、礼仪需要所形成，皇帝自觉自愿地接受，已变成了专制皇帝个人意志的一部分。

乾隆帝儒服写字像。

传说中把乾隆帝说成是充满奇闻逸事的风流天子。其实，他生活很有节制，不喜饮酒，他一生写了几万首诗，从不以“酒”字入诗，从不暴饮暴食，即使举行庆节贺宴，也日落而止，不举行夜宴，“凡曲宴廷臣，率不过未申时”[7]。他处事很有条理，不躁不乱，很有涵养。他自己说：“‘事烦心不乱，食少病无侵’。此二语为予养心养身良方，原别无求养生之术也。”[8]和其他皇帝一样，他有三宫六院许多嫔妃，却并不沉溺于女色。他和自己的结发妻子孝贤皇后富察氏感情极笃，伉俪情深，皇后不幸于乾隆十三年（1748）早逝，其时乾隆年仅36岁，哀伤思念，直至晚年。他历年写了许多富有深情的悼念诗赋，其中一首说，“纵糟糠之未历，实同甘而共辛”，“影与形兮难去一，居忽忽兮如有失”，“信人生之如梦兮，了万事之皆虚。呜呼！悲莫悲兮生别离，失内佐兮孰予随”[9]。继立乌喇那拉氏为皇后，但帝后感情不和。乾隆三十年（1765）第四次南巡，至杭州，因事龃龉，皇后忿恚，自剪其发，乾隆震怒，置后于别宫。翌年皇后死，乾隆帝不以皇后相待，命以皇贵妃礼仪治丧。从此之后，再也不立皇后，帝内宫虽有爱宠，但管理严格，不准胡作非为。晚年有爱妃惇妃，恃宠骄横，宫女得罪，竟被杖责致死。乾隆帝恼怒，将惇妃降革为嫔，谕旨说：“事关人命，其得罪本属不轻，第念其曾育公主，故量从末减耳。若就案情而论，即将伊位号摈黜，亦岂得为过当乎！”[10]

乾隆帝慧贤贵妃像。

乾隆帝受儒家政治哲学的熏陶，以之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他视君主为政治社会结构中的主体，“君者为人伦之极，五伦无不系于君”[11]，“臣奉君、子遵父、妻从夫，不可倒置也”[12]。他也很重视儒家学说中的民本思想，认为君主有责任保护民生，关怀民瘼，重视民心，“民之所与，即天之所与，是以人君祈天永命，莫先于爱民。得民心则为贤而与之，失民心则为否而夺之。可不慎乎？可不惧乎？”[13]他认为：君主应养育万民，控驭万民，就像父亲对待儿女一样。庶民安居乐业，政权才能巩固、长存。人民的力量以被动的形式明显地反映在他的政策中。他曾模仿李迪的《鸡雏待饲图》作画一幅，墨刻多分，赐给各省督抚们，要他们照顾百姓，就像照料饲养小鸡一样，“即雏哺之微，寓牧民之旨……欲督抚等体朕惠爱黎元之心，时时以保赤为念，遇有灾赈事务，实心经理，勿忘小民嗷嗷待哺之情”[14]。这种重民、爱民的思想固然促使他尽可能去减轻人民的负担，改善人民的生活，但并不影响他在很多场合采取严厉的手段去镇压人民起义。他认为：君与民的关系如同父与子，父亲有养子教子的责任，而儿子亦有尊亲孝父的义务。不论老百姓穷困到什么程度，都不能违犯国法，反抗朝廷。否则就是“刁民”、“莠民”，就是不孝的忤逆之子，人人得而诛之，故“恤民”与“惩奸”是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盖恤民之与惩奸，二者原相济为用，欲恤民断不可不惩奸，而非惩奸又断不能恤民……务期宽严并济，惩劝兼施，洗因循之积弊，归平康之淳风。”[15]因此，他对聚众闹赈、抗租抗粮、秘密结社、武装起义竭力镇压，常责怪官吏们姑息养奸，邀誉市恩。他处治此类案件总是从重从严，近于斩尽杀绝，决不心慈手软。在这方面，充分暴露了他作为专制君主的狰狞面目。

乾隆通宝。

乾隆帝统治的时间很长，晚年吏治趋于腐败，诸弊丛生，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动荡，反抗斗争蜂起。他禅位给儿子嘉庆帝的时候，正值湖北白莲教揭竿而起，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清朝统治盛极而衰。从乾隆帝个人来说，进入老年，理政不如早年之勤劳，用人不如早年之明察，办事不如早年之决断，体力渐衰，精神不支。而一切军国要务仍要由他一人决断，习惯站在权力巅峰的君主不会因自己精力的衰退而让出权力，甚至禅位以后，乾隆仍是实际的统治者，嘉庆仅仅是名义上的皇帝，新皇帝很识趣，“自丙辰（嘉庆元年）即位以来，不欲事事。和珅或以政令奏请皇旨，则辄不省。曰：‘惟皇爷处分，朕何敢与焉’”[16]。老皇帝掌握实权，但管不了事，新皇帝又不敢管事，正因为如此，和珅得以狐假虎威，窃取权力，擅作威福。

嘉庆帝朝服像。

和珅书法。

嘉庆帝御笔。

乾隆帝八旬万寿盛典图。

任何专制统治者，当他经历了漫长的人生道路，到了晚年，日益走向生命的终点时，他的知识、经验非常丰富，对生活中出现的问题都形成了一套固定的反应模式，几乎是以不变应万变。他的思想和性格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青年时代的许多优点日益向其反面转化，顽强变成顽固，自信变成自傲，严格变成严苛，道德上的正当要求变成僵化的清规戒律。甚至心理失常，行为怪僻，出人意料。人们既不能理解他，又不敢违拗他。他看着以往亲近的伴侣、臣僚、侍役以及从前的敌人，一个个从人世间消逝。连他亲生的17个儿子也大多数先他离开尘世。只有皇八子永璇（仪亲王）、皇十一子永瑆（成亲王）、皇十五子颙琰（嘉庆帝）、皇十七子永璘（庆亲王）还在他的身边。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在他的宝座下成长、接班、任职，皇帝的周围被越来越多的陌生人占领、包围。加之他作为最高统治者，本来就不容易接触实际、了解下情。他在这个日益变得陌生的世界上更加孤寂，他遇事独断，无人可以商量，只能自思自忖，倾听自己心底的回声，越来越难以和其他人进行思想交流。据说：乾隆当太上皇时，嘉庆帝与和珅入见。乾隆闭着眼睛，仿佛已经睡着，但口中却念念有词，也不闻是何语言。久之，乾隆忽然睁目问道：“这些人什么姓名？”嘉庆不知如何对答，和珅却应声说“高天德、苟文明”（按：此二人为当时白莲教起义的著名领袖），嘉庆听了也莫名其妙。过了几天，嘉庆“密召珅问曰：‘汝前日召对，上皇云何？汝所对作何解？’珅曰：‘上皇所诵为西域秘密咒。诵之则所恶之人虽在数千里外，亦当无疾而死，或有奇祸。奴才闻上皇持此咒，知所欲咒者必为教匪悍酋，故以此二人名对也’”[17]。一个叱咤风云的英明君主，晚年对农民起义无可奈何，独自念咒、意欲置敌于死地，这种行为典型地反映出一个意志昏瞀的孤独老翁的心理状态，别人几乎不能理解他。只有一个和珅还能揣摩他的一点心思。乾隆帝晚年所作诗文，词语重复，陈话连篇，流露出浓厚的自我陶醉、自我吹嘘，有时又自我忧伤、自我愤懑的气息。

二

乾隆帝即位之前，由于雍正的严刑峻法，社会和官场中弥漫着战战兢兢的紧张恐慌气氛。乾隆帝决心加以纠正，他悄悄地但又大幅度地调整政策，提出“宽严相济”的方针，要以宽大去纠正前朝的严刻。所谓“纯皇帝（即乾隆）即位，承宪皇（即雍正）严肃之后，皆以宽大为政，罢开垦、停捐纳、重农桑、汰僧尼之诏累下，万民欢悦，颂声如雷”[18]。尽管乾隆前期改变了雍正严厉的统治方针，但其性质不超过纠偏补过的范围，并非全盘否定前期的方针，特别是雍正时期制定的重要的、正确的政策，乾隆时基本沿袭下来，如地丁合一、耗羡归公、养廉银制度、秘密建储、军机处、改土归流、对准噶尔议和等。

“宽严相济”的方针几乎和乾隆朝的统治相始终。从根本上说，政策的“宽”或“严”取决于当时的形势和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当社会安定、吏治清明、矛盾缓和的时候，用不着严刑峻法，社会发展任其自然，政策必趋于宽松，一旦矛盾激化，社会呈现无序和纷乱，而政府还保持着一定的权威时，就需要并能够进行严格的整顿。封建社会中不同的客观态势决定其统治政策或张或弛的节奏。乾隆帝很懂得封建的统治术，他的政策时宽时严，宽严结合，适应不同时期的需要。他虽然标榜宽厚，但也经常采取极严厉的镇压手段，以消灭真正的或者只是他臆想中的危害。譬如乾隆十三年（1748）因金川战败而大批诛杀大臣的风波，又如乾隆十六年（1751）至十八年（1753）因伪造孙嘉淦奏稿案而追索株连，祸及无辜以及乾隆统治中期众多的文字狱。

乾隆时代，古代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到了最高峰，其繁荣盛况大大超过了包括汉、唐在内的所有王朝，这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看：

《姑苏繁华图》局部。

第一是经济方面。乾隆时代经济发展大大超过前代王朝，这可以从人口数量上进行测定。乾隆朝以前，历朝历代的人口最高数目约在7 000万上下，许多专家认为：由于统计方法不完善，这个数字比实际偏低，明朝后期中国人口实际已达1亿以上。即使如此，乾隆六年（1741）全国人口已有1﹒4亿，即已超过历史上的最高峰值。其后继续增长，至乾隆六十（1795）年达2﹒97亿人。人口增长必须有农业生产的相应增长作为前提，也就是说，乾隆以前中国社会最多曾经生产过能够养活1亿多人口的粮食，而到乾隆末，中国已能生产足够养活近3亿人之多的粮食，大大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农业生产力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社会安定，中原地区长期没有战乱，人民得以安心生产；二是清廷重视农业，奖励垦荒，减免赋税，兴修水利，赈济灾荒，一系列政策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三是农业新品种的推广，主要是番薯、玉米、花生等作物在明末传入，在18世纪广为传播，各地普遍种植，使粮食和油料产量大增；四是边疆的开发，乾隆前期经过平定准部、平定回部的战争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与和平，广阔的边疆纳入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辖之下，在政府的倡导、支持下，中原地区过剩的人口向四周辐射迁徙，东北、内蒙古、新疆、云贵、台湾地区，人口激增，荒地大量开辟，耕地面积有较大的增加。封建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是农业，农业生产力的巨大增长是乾隆时代经济鼎盛、超过了历代王朝水平的主要标志。

手工业方面，在丝织业、棉纺织业、制瓷、采铜、冶铁、造纸、井盐等行业中有了手工工场或包买商，经济生活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这些萌芽集中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若干商业城镇内，从全国范围来说还十分稀少，十分嫩弱，要成长发展到取代汪洋大海般的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还要经历遥远而艰难的路程。但新的因素毕竟已经出现，并且手工业无论在质和量上也超过了前代的水平。此外商业城镇的增加、对外贸易的发展以及国家财政状况、国库贮备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第二是政治方面。清王朝承袭了传统的封建专制君主政体，皇帝统驭全国，享有无上的权威和尊严，在专制君主一个人身上体现了社会的宏观控制机制。皇帝之下有一整套金字塔式的官僚统治机构，皇帝高高在上，站在金字塔的顶端，并通过它传达谕旨，贯彻命令，执行政策，使庞大、复杂而极不平衡的社会的各个部分，相互协调，按照相同的方向和节奏进行有序的运转。这种封建专制政体难以克服的弊端，是由于种种原因，集中在皇帝手中的权力经常旁落，形成母后、外戚、宦官、宰相的专政或藩镇、朋党的争夺，统治阶级内部充塞着无休止的倾轧与纷争。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政体和这些弊端相始终，成为自身不可根治的毒瘤。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十分注意吸取前朝的历史教训，采取一系列预防措施，使这类弊端减轻到最低程度。故有清一代，无外戚、宦官、宰相之专政，藩镇割据曾出现三藩之乱，旋即被扑灭。母后擅权发生于晚清之慈禧太后身上，亦无汉唐两代之严重。只有朋党之争，在清代前期极为激烈，努尔哈赤时有其弟舒尔哈齐、其子褚英的分裂活动；皇太极时有四大贝勒之争；顺治年间有多尔衮、豪格、济尔哈朗的斗争；康熙年间有索额图、明珠的分党；康雍时期，围绕皇位继承问题，诸皇子之间各树门户，进行长期争夺，引发社会动荡。

乾隆帝对承袭下来的专制政治体制有所改进，除对母后、外戚、宦官、藩镇等严立章程，预先防范外，特别注意解决困扰已久的宗室干政与朋党争权，努力使中央的权力更加集中。当他初登帝位时，周围是雍正任用的王公大臣分掌权力。乾隆帝在皇子时代，长期居住宫中，并未分藩建府，没有自己的亲信部属，亦未担任军政职务，不掌握任何实权。他继位之初，只能承袭父亲当年的统治格局，任用父亲遗留下的工作班子，包括果亲王允礼、庄亲王允禄、平郡王福彭以及鄂尔泰、张廷玉、讷亲等王公大臣。他首先下决心把宗室贵族完全摒斥于权力圈子之外，以彻底根治宗室干政之弊。乾隆三年（1738）果亲王允礼病逝，四年（1739）庄亲王允禄得罪遭斥革，谕旨责其结党营私，往来诡秘，群相趋奉，恐尾大不掉。同时得罪的还有乾隆帝的一批堂兄弟弘皙（理亲王）、弘昇（贝子）、弘皎（宁郡王）、弘昌（贝勒）、弘普（辅国公）。特别是弘皙，他是康熙废太子允礽的嫡子，自幼聪慧，得祖父欢心，陪侍左右。他和康熙帝在一起的时间较乾隆更长。据当时传说：他可能是帝位的继承人，但乾隆即位后，他能安分守己，故被封亲王。乾隆初，允禄和弘皙隐然成为宗室王公势力的核心。乾隆帝何等精明，看到了这一隐患，不允许这一势力继续发展，故允禄被革退，弘皙的罪名更大，责备他“自以为旧日东宫之嫡子，居心甚不可问”，着在景山永远圈禁。至于平郡王福彭虽和乾隆帝是青年时的挚友，并无罪过，亦退出了军机处，只担任管理旗务等闲差。

当时，最高统治圈子里，还有鄂尔泰、张廷玉各树门户，结党纷争，这已不足以威胁皇权的稳定。乾隆帝在很长时间内还需要依靠鄂、张的势力进行统治，所以还能够优容包涵，但亦不时告诫，抑制其势力之发展。这两党势力随着鄂尔泰与张廷玉的去世而渐归澌灭。乾隆十三年（1748）因金川兵败又杀了首席军机大臣讷亲。在雍正旧臣逐渐凋零的同时，乾隆帝提拔了年轻的新进，即：傅恒、舒赫德、阿里衮、兆惠、富德、于敏中、阿桂以及更后的和珅、福康安等。乾隆帝高踞于这些官僚之上，牢牢地控制大权，生杀予夺，不和任何人分享权力。他自称：“朕为天下主，一切庆赏刑威，皆自朕出。即臣工有所建白，采而用之，仍在于朕。”[19]他所任用的文臣武将，虽都有相当的才干，但在乾隆帝这个专制君主巨大阴影的遮蔽下，在历史上并无耀人的光彩。

乾隆帝非常重视君臣关系，重视中央集权，树立皇帝的绝对权威。他写过一篇文章批评北宋王禹偁的《待漏院记》。王禹偁很强调宰相的地位和作用；而乾隆帝反驳他：“所谓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则吾不能无疑也。”因为宰相有贤相、奸相、庸相的区别，选用宰相的权力在君主，宰相“岂能自用，用之者君也”，宰相仅是君主手中的工具，“是则一国之政，万民之命不悬于宰相而悬于为君者明矣”[20]。

乾隆朝后期，风气改变，吏治败坏，和珅用事，贪污贿赂公行，而乾隆也企图挽回这一江河日下的趋势。他命令检举整顿，屡兴大狱，严厉打击贪污不法行为，虽不可能根本扭转腐败风气，但大案迭起，因贪污不法行为而被杀戮、被关押、被遣戍的大官僚多得不可胜计，虽先朝老臣（如鄂善）、军功名将（如富德）、国舅至亲（如高恒、高朴），如果罪证确凿，亦斩首不贷，这类案子的处理产生了一定的震慑作用。在他的统治下，努力消弭专制政体所必然带来的弊害，使之相对改善，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这些弊害。他自己说：“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外患、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21]这些话虽是乾隆的自吹自擂，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真实情形。

第三是军事方面。乾隆朝武功极盛，扬威绝域，在完成国家统一、保护领土主权方面比前朝的战争规模更大，意义更重要。乾隆帝自诩有“十全武功”，即：两次平定准噶尔，一次平定回部，两次平定金川，两次反击廓尔喀入侵以及征讨缅甸、安南和台湾的林爽文起义。其实乾隆朝的战争还远不止这十次，其他还有征讨瞻对藏民、湘黔苗民，镇压王伦起义、黄教起义、乌什维民起义、甘肃回民起义以及川楚白莲教起义等。历次战争的背景、起因、性质、规模、战果、意义很不相同。有的是为实现统一或击退侵略的正义战争，有的则是镇压农民起义、压迫少数民族或无端侵扰邻国的非正义战争。对乾隆朝频繁的战争应当分别看待，具体分析。

乾隆朝战争频繁，而乾隆帝本人主观上并不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相反，他常以“佳兵不祥”、“息事宁人”自勉和告诫子孙，故其统治的前期重大军事行动甚少。他说：“予自少读书，即钦天地爱物之心，深知穷兵黩武之戒。是以继位之初，即谨遵皇考之训，许准噶尔之求和，罢兵宁人，将二十年矣。”[22]但如果必须用战争手段保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且有利的战机到来，千钧一发，不容延误时，他也能速下决心，做出坚决而正确的判断，平定准噶尔之役即是典型。

在康熙、雍正两朝，清廷与准噶尔割据势力的战争已断断续续进行了半个世纪之久。这场战争涉及西北、北部和西南广大边疆地区的安定和统一，关系重大。清朝投入了极大的兵力和财力，但康雍两朝仅能阻遏准噶尔的入侵，却不能深入作战，捣穴擒渠，取得全胜。乾隆前期，准噶尔部内讧，其领袖和牧民络绎不绝地归附清朝中央，先后有达什达瓦部、三车凌部、阿睦尔撒纳、纳默库班珠尔、玛木特等率众来降，这给清廷提供了千载难逢的作战良机。朝中大臣大多数畏葸迂腐，以为道路遥远，准备不及，难以作战。乾隆帝为完成国家统一计，力排众议，迅速出兵。乾隆帝后来说：“西师之役，在廷诸臣，皆有鉴于康熙、雍正年间，未获蒇事，莫不畏难沮议。朕以达瓦齐篡夺频仍，诸部瓦解，接踵内属，机有可乘，且无以安来者。爰命将兴师，分路致讨。斯时力排众议，竭尽心力。”[23]事实证明：乾隆帝的决策英明及时。清军以压倒优势进军天山南北，战事虽经反复，但挫而复胜，转危为安，终于削除了准噶尔的割据政权。以后又乘胜进取，击败维吾尔族大小和卓木的叛乱，收复新疆南部。历时五年的平准平回战争，最后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其影响所及，强化了中央对新疆的管辖，并保障了青海和内外蒙古的安定。此后，清朝在边疆地区设官驻兵，筑城戍守，移民屯田，使广袤的边疆地区在政治上、经济上、精神上与内地连接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大大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即将侵入中国的前夕，乾隆帝及时地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其功绩应充分肯定。

平定伊犁回疆战图·鄂垒扎拉图之战。

乾隆朝反击廓尔喀入侵是又一场保卫祖国神圣领土的正义战争，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艰苦卓绝的军事活动。乾隆五十三年和五十六年（1788、1791），居住在喜马拉雅山南侧的廓尔喀军，两次入侵西藏，蹂躏骚扰、抢劫班禅所居的札什伦布寺，造成边疆的危机和全藏的恐慌。不少大臣认为：后藏遥远，山高天寒，军行困难，粮饷不继，不能出兵征讨。但乾隆帝坚持西藏是中国的领土，不容他人侵犯，“若仍付之不问……何以安卫藏而靖边疆”[24]，毅然决定派兵入藏，驱逐侵略者，保护领土完整和藏民安全。清军从四川入藏，长途跋涉，冒雪冲寒，驱逐廓尔喀军，收复被侵占的土地，并越过喜马拉雅山，进抵加德满都附近。在没有现代交通和通讯的条件下，完成这一军事远征，实令人惊叹！其路途之远，山川之险，补给之难，军行之艰，为世界战争史上所罕见。乾隆帝认为，“廓尔喀则在万里三藏之外，更数千里。陡壁线路，下临深川，不能容马，人皆踵迹而行”[25]，“经越艰险，冒雨步战，手足胼胝，用兵之难，为从来之未有”[26]。应该说，乾隆帝不畏艰险花费极大的财力人力，保卫西藏的领土主权，是值得赞扬的。

战争仿佛是个放大器。它能充分表现出一位决策者、指挥者的才能和优点。因为只有战争时期，他的意志和领导能力才最大程度地受到考验。同样，也只有战争时期，才能使一支威风浩荡的军队顷刻瓦解，显示出领袖的无知与失误。古往今来，没有常胜的将军，而战争的或胜或负，常常取决于指挥者是否知己知彼，是否头脑冷静，是否有坚强的意志和灵活的指挥才能。当平定准部、回部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胜利以后，乾隆帝被冲昏了头脑，多次发动了错误的战争，即缅甸、安南和第二次金川之役。缅甸之役，清军深入缅境，后路被切断，援兵不至，粮饷断绝，战斗失败，主帅明瑞阵亡。安南之役，乾隆帝错误地支持腐败的黎民政权，劳师远征，攻入河内，遭到强力反击，全军覆没。第二次金川之役，山险河深，瞻对人虽少而心志齐，清军被阻于石碉之下，寸步难移。乾隆帝依仗兵多粮足，必欲克之，顿兵坚城，劳师糜饷，如狮子搏兔，用尽全力，虽最后得胜，而耗时之久、费帑之多为十全武功之冠，实为得不偿失。这些战役中所犯的致命错误是乾隆帝在平定准回大胜之后，视事太易，失去冷静的判断，用对准部、回部的同一把尺子去衡量地形、气候、民风、内部组织都很不相同的缅甸、安南与金川，于是招致了战争的失败，屡次碰壁。大量的钱财和兵力填进了战争的无底洞。像乾隆这样一个精明能干的皇帝不乏审时度势、当机立断的能力。但客观环境十分复杂，专制君主很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被胜利冲昏头脑。他每天接受阿谀的意见和歪曲的情报，很难作正确的判断和选择，因此被错误的信息诱入歧途，采取错误的行动，而且越陷越深，难以自拔。等到碰得鼻青脸肿，翻然觉悟，改弦更张，例如停止对缅甸、安南的征讨，议和修好，边界反而得以宁静，国家之间的关系亦得以改善。

《四库全书》。

第四是文化方面。历朝历代的文化艺术各有其造诣和特色，很难简单地评说孰优孰劣。乾隆朝的文化成就较之前代，并无逊色。除大量编撰各种经说、方略、官书、续三通以及十三经刻石、翻译佛藏外，还编纂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共收书籍3 400多种，近8万卷，分成经、史、子、集四大类。此书包罗宏富，浩瀚广博，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之总汇。编纂工作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设立四库馆始至五十二年（1787）《四库全书》缮写完毕止，历时15年。参加编纂、校对、辑佚、提要的很多是当时的第一流学者，并撰写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1万多种图书（包括正目和存目）作了介绍和评论，“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枝分派别，罔不抉奥提纲，溯源彻委”[27]。

钱大昕像。

民间之学术文艺亦臻于极盛。以惠栋、钱大昕、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焦循、阮元为代表的考据学派，如日中天，盛极一时，被称为“乾嘉学派”，著作繁多、影响深远。史学方面还有赵翼、全祖望、章学诚、崔述，地学方面还有齐召南、祁韵士、徐松与李兆洛，各有突出的成就。曹雪芹的《红楼梦》、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均成书于乾隆初年，为最负盛誉的现实主义杰作，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瑰珍。诗歌方面，沈德潜的“格调诗”、袁枚的“性灵诗”、翁方纲的“肌理诗”；散文方面，方苞、刘大櫆、姚鼐的“桐城派”，恽敬、张惠言的“阳湖派”，如朵朵奇葩，竞放于诗坛文苑。绘画则有“扬州八怪”及文人画、宫廷画、西洋画；书法则有张照、邓石如、刘墉、永瑆等名家辈出，乾隆帝刻印的《三希堂法帖》集中了历代书法的精华，为后世临摹的范本。戏曲方面，昆腔与乱弹并行，正处在蜕变时期，乾隆末年，四大徽班进京，我国最大的剧种——京剧，于此时诞生。乾隆朝的文化学术和文学艺术，云蒸霞蔚，俊采星驰，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

三

乾隆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发展鼎盛，达到了我国古代的最高峰。当然，历史并不只是光辉的、先进的一面，还有其黑暗的、落后的另一面。清朝恰恰在乾隆时代，由盛转衰，走向了下坡路。

乾隆朝人口急剧膨胀，其速度大大超过了耕地面积的增加的速度，人均占有耕地数量迅速地减少，再加上土地兼并严重，社会财富被集中到少数贵族、官僚、地主、富商的手中，绝大多数农民失去土地，生计维艰，并且连年水旱，灾荒频仍，吏治败坏，贪污公行。阶级矛盾逐步尖锐化，人民流离失所，不得不铤而走险。下层的反抗斗争从零星分散的抗租抗粮，逐渐走向竖旗建号的大规模、有组织的武装斗争。乾隆三十九年（1774）山东临清爆发王伦起义，在运河沿岸，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上发难，切断了漕运和文报，打破了近一个世纪中原无战事的升平局面。接着，乾隆四十六年、四十八年（1781、1783）有甘肃苏四十三和田五领导的回民起义；乾隆五十二年（1787）有台湾林爽文起义；乾隆六十年（1795）有贵州湖南的苗民起义；至嘉庆元年（1796），白莲教起义爆发，声势浩大，斗争持久，蔓延甚广，形成对清王朝一次强大的冲击波。乾隆禅位之日，星星之火已燃烧成燎原之势。此后，全国进入干戈扰攘、战乱频仍的时代，历经嘉庆、道光两朝50多年，北方的秘密宗教，多次开展斗争，南方的会党起义，亦层出不穷，清廷顾此失彼，疲于奔命，社会秩序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这场社会的大动荡一直延续到近代的太平天国运动。

乾隆朝，其政策方面的问题、矛盾或保守、失误至少可指出以下几点。

清政权实质上是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只占人口极少数的满族必须团结汉族地主和知识分子，才能保持稳定的统治，乾隆帝基本上沿袭了这一传统政策。尽管他本人受到了汉文化的浓烈熏陶，但他对汉族的警惕、防范几乎超过了清代其他帝王，他对汉族大臣和绿营兵很不信任。杭世骏在乾隆前期即批评当时天下巡抚尚满汉参半，而总督则无一汉人，终乾隆之世，情况并无大变，出任总督的汉人占极少数。乾隆时期，当政的文臣武将，前有鄂尔泰、讷亲、傅恒、张广泗、舒赫德、兆惠，后有阿桂、和珅、福康安，都是旗人，只有张廷玉、于敏中少数汉员身居要职，也仅是供奉内廷，述旨撰诏，相当于皇帝的秘书，不是实际的决策者。当时，满汉矛盾虽然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始终是影响政治的重要因素。

乾隆帝卍字盔甲，如何保持满人的尚武之风一直是乾隆帝的关注重点。

乾隆帝致力于保存满族的文化习俗和尚武精神。他认为：这是清王朝长治久安的保证。他说：“马步箭乃满洲旧业，向以此为要务，无不留心学习。今国家升平日久，率多求安，将紧要技艺，全行废弃不习，因循懦弱，竟与汉人无异，朕痛恨之。”[28]尽管乾隆帝再三告诫，并采取了种种措施，可是事与愿违，八旗贵胄生活骄奢，浸染汉俗，废弃武事的趋势愈演愈烈，竟不可遏止。而一般旗人虽有额俸，但清廷禁其从事生产和经商，致使日益滋生繁衍的满族衣食无着，发生严重的生计问题，可说是爱之适以害之。

上面讲到了乾隆朝文化繁荣的一面，不幸的是这种繁荣并未导致文化思想在性质、内容上的飞跃，反而时常遭到风刀霜剑的凌逼摧残。乾隆朝的文字狱十分苛严，有人估算乾隆朝文字狱有130起，比康雍两朝大大增加。且多属捕风捉影，深文周纳，硬加莫须有的罪名，士子吟诗作文，用字不慎，即招飞来横祸。乾隆朝因文字得罪的多为下层知识分子，罪名大多是影射讥讪、触犯圣讳、措辞不当，实际上并无鲜明的反清思想。鲁迅先生说过，“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有的是卤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忌讳；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由于乾隆帝以文字罪人，民间相互揭告，往往以细微仇嫌陷人死罪，官吏们怕失察受责，故意罗织罪状，张大其词。为什么乾隆中叶文纲严密，大狱迭起？这实际上是统治阶级对下层人民反抗的预防性反应。当时，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尚未展开，但零星的反抗已渐频繁，统治者日益感受到来自下层反抗的威胁，企图加强思想统治，显示镇压手段，以防不测，以儆效尤。这种预防性反应出自统治者谋求安全的心理，罪名的真实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用严厉的惩处使社会慑服，将达摩克利斯之剑预先悬挂在可能的叛逆者的头上。文字狱的恶劣影响，使得知识分子对现实，甚至历史不敢议论，噤若寒蝉。龚自珍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正是乾隆时知识界共同心态的写照。

另外，乾隆帝趁编纂《四库全书》之机，搜检全国的书籍，对所谓“悖逆”、“违碍”书籍进行查禁、销毁或篡改。“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惟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29]，古代典籍遭到了一次极大的厄运。

乾隆时外销洋彩帆船盘。

马戛尔尼访华使团画师W﹒亚历山大（当时滞留北京）想象中的英使热河觐见图。马戛尔尼跪呈国书，小斯当东（英国副使斯当东之子）也效仿，接受乾隆帝赠品。

乾隆帝赠小斯当东之丝绸荷包。

乾隆朝一项重大的政策谬误，是变本加厉实行闭关政策。它虽然并不拒绝对外通商，但规定只开广州一口，制定了详细的章程，限制中外交往和贸易，并强化了作为贸易中介的行商制度，形成了对外封闭的严格体制。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政府所派的马戛尔尼使团来到中国，在热河觐见皇帝，提出扩大贸易的要求，但因在觐见的礼节上发生严重的争执，英国使团被拒。毫无疑问，马戛尔尼使团代表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所提要求包含侵略性的条款，会给中国带来消极的影响。但当时的英国尚不能向中国发动武装进攻，只能采取和平谈判的手段，谋求进入中国。中国迫切需要疏通外交渠道，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扩大视野，以了解世界的潮流。进行和平谈判，有助于改变中国的隔离状态。但是，乾隆帝没有感到和外部世界加强联系和交往的迫切性，他以天朝上国自居，轻视和蔑视外国，因使团的礼节不周，心中不快，砰然关闭了谈判的大门。马戛尔尼使团带来了丰厚的礼品，大多是显示科技成就和工业实力的仪器、模型、机械和工业制品，但乾隆帝缺乏科学知识，不屑一顾，说什么“单内所载物件，俱不免张大其词。此盖由夷性见小，自以为独得之秘，以夸炫其制造之精奇……著徵瑞（按：指接待英使之清朝官员）于无意之中向彼闲谈：尔国所贡之物，天朝原亦有之，庶该使臣等不敢居奇自炫”[30]。自大心理与愚昧无知蒙住了自己的眼睛，错过了认识外部世界的一次机会。中英两国如同两艘巨大的航船在逐渐接近，中国方面从维护统治出发，希望与外部世界保持安静而隔离的局面，并力图取得外国表面上的臣服，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理；而处在产业革命中的英国却在全球寻找殖民地、开辟商品市场。两个国家的制度、传统、追求的目标完全不同，一场大规模的冲突将不可避免。在天空的远处，正在酝酿一场几乎使中华民族惨遭灭顶之灾的强烈风暴。乾隆帝，作为18世纪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不但丝毫没有觉察，而且，他的政策堵塞了其臣民和后人去了解、探索外部世界的渠道，这反映了乾隆帝思想保守落后的一面，其影响深远，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恶果，应对历史负重大的责任。

乾隆帝南巡《圣驾回銮行宫图》局部。

康熙帝南巡图·横渡长江。

在评论乾隆帝的是非功过时，巡幸和土木两事是通常的热门话题。乾隆帝一生到各地巡游，曾六次南巡，至苏、杭、南京；八次东巡，至泰山、曲阜；四次去盛京，谒祖陵；五次西巡，至五台山，一次至河南开封、洛阳、嵩山；至于到热河避暑、木兰秋狝；到天津、白洋淀或巡视永定河；到遵化或易州谒东西陵，更是多得不可胜计。有人统计他一生的巡幸活动达150次之多，真是一位“马上皇帝”。

乾隆朝国力强盛，财政充盈，皇帝爱好园林建筑，故大兴土木。60年间，扩建和修建圆明园、清漪园（今颐和园）、静宜园（今香山）、静明园（今玉泉山），加上康熙修建的畅春园，形成北京西郊“三山五园”的园林格局。又大规模改建、扩建皇宫、中南海、北海以及坛坫寺庙、市廛房舍、道路桥梁、城垣、兵营、官署，浚治湖泊河流。其规模之大、用工之精、耗帑之多以及艺术水平之高，为历代所不及。

巡幸和大兴土木都要花费许多钱财，历代均视为劳民伤财的弊政。连乾隆帝自己也说“工作过多、巡幸时举二事，朕侧身内省，时耿耿于怀”[31]。不管人们和乾隆帝自己怎么看，平心而论，巡幸、大兴土木亦应一分为二地进行分析，这当然有劳民扰民的一面，但如果转换一个视角，作为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的君主，垂拱端坐，深居宫禁，虽然省钱省力，但是不接触社会，不了解情况，对运筹决策、用人施政是不利的。历史上有许多从不出巡的皇帝，很多是昏庸之辈，而像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元世祖、明成祖、清康熙帝等雄才大略的君主却到处巡游。巡幸是封建君主与社会保持联系的一条渠道，虽然狭窄而又间接，但对一个生长深宫、与世隔绝的皇帝来说，保持这一点点联系仍是非常重要的。乾隆出巡当然包含着游山玩水的动机，但还有政治和经济的目的，如视察黄河、运河、浙江海塘，打围习武，训练士卒，考察官吏治绩、农业收成、风俗民情等。

至于大兴土木，在乾隆帝自属欣赏享乐的浪费行为，客观上却又是进行城市建设、美化自然环境之举。那时候国家财力充足，在养兵给饷、军事征战、减免赋税、赈济灾荒、兴修水利等方面花费了大量帑银之外，国库藏银仍多达每年财政收入的两倍。乾隆时还没有现代意义的经济建设，不可能投资工厂、铁路或科学事业，富余资金可能的流向是编纂图书的文化工程或者建造园林、宫殿的环境建设。乾隆帝说：“方今帑藏充盈，户部核计已至七千三百余万。每念天地生财只有此数，自当宏敷渥泽，俾之流通，而国用原有常经，无庸更言樽节。”[32]兴建各种土木工程兼寓“以工代赈”、“散财于民”之意。清廷用工、用料不像前朝那种无偿的劳役和征索，用工全是雇募工人，发给工值，用料则由官府制造或在市场购买，“物给价，工给值，丝毫不以累民，而贫者转受其利”[33]。当然，乾隆帝在大兴土木的时候，丝毫没有想到在200年以后这些建筑会变成人民所有的财富，但这一切已是我们珍贵的文化遗产和旅游资源。如果没有乾隆一朝的土木工程，作为中国第一历史文化名城的北京将会完全是另外的样子。我们所熟悉、所热爱的许多宏伟和优美的景点、建筑将不复存在，北京城将失去璀璨的光辉而黯然失色。

四

乾隆时代，或者说18世纪的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均有许多成绩，为前代所不能企及，这是就历史的纵向比较而言。

但是，中国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和它同时存在于地球上的还有许多其他的国家。古代，人们难以打破重洋的阻隔，中国长期处在一个相对隔离的环境中。到了近代，经济、科技的进步，交通的发达，日益打破了国家之间的隔绝状态，相互的撞击和影响越来越频繁。18世纪正是世界殖民扩张的时代，外国的传教士、外交官、商人陆续来到中国，引起了种种摩擦、纠纷。如果把乾隆朝取得的成绩作横向的考察，即放到当时世界范围中和欧美国家相比较，那就会呈现出另一幅黯然失色的图景。18世纪的欧美国家正处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革命已经爆发，社会突破了封建桎梏而进入人类历史发展的又一阶段，即资本主义时代。而中国仍处在封建时期，即使取得了封建社会中所能达到的最大成就，如果与欧美国家雄健迈进的步伐相比，仿佛一个龙钟老人，行动迟滞，步履蹒跚，越来越落后于西方国家。

18世纪的英国棉织厂。

哈格利夫斯发明的新式纺车——珍妮纺纱机。

乾隆时代，即18世纪的中后期，欧美国家的变化翻天覆地，一日千里，可以从五个方面来考察。

其一，产业革命。乾隆在位60年，正好是英国经历了产业革命的全过程。当乾隆即位前两年，即1733年，英国的凯伊发明了飞梭，揭开了产业革命的序幕。从18世纪60年代起（即乾隆中期），英国棉纺织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织工哈格利夫斯发明新式纺车，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阿克莱特发明水力纺纱机，纺织业的生产能力迅速提高。其他行业也仿效纺织业采用机器工作。工作机的普遍使用使动力变得非常紧张，1769年（乾隆三十四年）瓦特改良蒸汽机，成为适用于各种机器的“万能动力机”，使人类摆脱了对自然能源的依赖。此后机械制造业取得重大进展，出现了刨床、铣床、钻床，各种机械开始实现规范化、标准化，提高了工效。18世纪末，机器大工业出现，工厂中形成了由工作机、传动机、动力机三部分组成的机械系统，工场手工业逐渐让位于机器工业，开始了社会化的大生产。

水力纺纱机的发明者阿克莱特。

拉瓦锡用于分解空气的仪器，拉氏最大的贡献在于发现物质不灭定律。

其二，科学发展。与产业革命相表里，欧洲的自然科学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与研究成果，跨进了近代科学的殿堂。18世纪，数学领域中概率论、微积分、数论、投影几何取得了进展。物理和化学方面，人们已能分辨各种气体，并用各种方法获得氢、氮、氧、二氧化碳等。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法国拉瓦锡证明燃烧现象是可燃物与空气中的氧化合的结果，推翻了传统的“燃素说”，揭开了自然界燃烧之谜。

电学方面，1752年（乾隆十七年）美国富兰克林做了有名的风筝试验，证明雷电是一种自然现象，粉碎了种种迷信和神话。后来意大利人伏打制造了能够产生电流的伏打电堆，成为近代电池的滥觞。

电的发现者富兰克林。

天文学方面，1755年（乾隆二十年）德国哲学家康德发表《宇宙发展史概论》，用星云说解释太阳系的起源。1796年（嘉庆元年）拉普拉斯对星云说作了更加完善的论证。还有德国学者赫歇尔长期观察恒星，提出银河系构成的假设，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他在扫描天空时发现了一颗前所未知的行星，即天王星。

康德像。

地质学、生物学方面，成果累累，学派林立，争论迭起。一些人主张岩石水成说，认为岩矿的成因是洪水泛滥，造成岩层的堆积；另一些人主张岩石火成说，强调地下岩浆和火山喷发对地壳和岩层形成的作用。在地球历史演变上则有灾变说和渐变说之争，法国生物学界居维叶以地球经历多次灾变来解释生物化石缺乏中间传承环节的现象；而英国的赖尔则认为地球自然环境的变化是长期微小渐变积累而成。还有瑞典博物学家林耐，搜集了数以万计的植物标本，首创植物分类，主张物种恒定不变；而法国的布封提出比较分类法，开始认识到物种之间的变化传承关系。

以上的发现、创造、学派、学说出现的年代都相当于中国的乾隆时期，西方科学家通过观测、实验、计算、分析、争论，对自然界的客观现象和运动规律，逐步取得了正确而系统的认识，使人类提高了利用和改造自然界的能力。恩格斯高度评价18世纪自然科学的成就。他说：“18世纪综合了过去历史上一直是零散地、偶然地出现的成果，并且揭示了它们的必然性和它们的内部联系。无数杂乱的认识资料得到清理，它们有了头绪，有了分类，彼此间有了因果联系；知识变成了科学，各门科学都接近于完成，即一方面和哲学，另一方面和实践结合了起来。18世纪以前根本没有科学；对自然的认识只是在18世纪（某些部门或者早几年）才取得了科学的形式。”[34]

伏尔泰像。

其三，法国的启蒙运动。发生于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舆论先导，其代表人物有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

卢梭像。

狄德罗像。

伏尔泰是法国杰出的哲学家、政论家、文学家，他著作宏富，知识渊博，一生不倦地反对教会、僧侣和专制主义。孟德斯鸠的名著《论法的精神》发表于1748年（乾隆十三年），书中提出的三权分立思想，成为日后资产阶级政体结构的原则。卢梭的名著《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和《民约论》分别发表于1754年（乾隆十九年）和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他在前一书中，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等级制度，敏锐地指出私有制是产生不平等的根源；在后一书中主张消灭不平等，尊重“天赋民权”。18世纪中叶（乾隆前期），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把启蒙运动推向高潮。此书卷帙浩大、内容丰富，汇集了当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成果，向封建制度发动猛烈的攻击。参加《百科全书》编纂的有一大批著名学者，除前已提及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以及主编狄德罗外，尚有副主编达兰·贝尔，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尔巴赫、爱尔维修，自然科学家布封、孔多塞，经济学家魁奈、杜尔阁，美学家拉美特利等。他们学识广博，才华过人，是一批杰出的反封建战士。启蒙运动虽有其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但它激起的思想革命的巨澜，汹涌地冲击着封建社会的堤坝，为行将到来的法国大革命做好了准备。

华盛顿像。

其四，美国独立。北美洲本是分属于英、法的殖民地。殖民主义者一方面屠杀当地的印第安人，另一方面奴役欧洲普通移民和从非洲来的黑奴，由此激起反抗。先在波士顿一带展开连续的抗英斗争，到1775年（乾隆四十年），殖民地人民吹响了独立战争的号角，举行反英起义。华盛顿被人民拥戴为总司令，武装斗争的烈火猛烈燃烧。英军在人数和装备上虽占优势，但革命人民斗志昂扬，越战越勇，击败了英国殖民军。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英国不得不承认美国独立。这场延续八年之久的美国独立战争是18世纪的重要事件，从此，美国挣脱了殖民主义锁链，跃入资本主义的行列，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华盛顿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

其五，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从18世纪30年代起（乾隆即位之初）资本主义发展加快，社会分化加剧。国王、贵族、教会占有大部分土地，农民、手工业工人、城市平民以及企业主均属于第三等级，处在无权的被压迫地位，阶级矛盾日益尖锐。18世纪80年代发生经济萧条，农业歉收，企业倒闭，财政破产，人们要求召集三级会议以制定新的税法。1789年三级会议召开，受启蒙思想教育的第三等级的代表，得到人民的支持，要求分享国家权力，宣布成立制宪会议。法国国王派兵镇压，巴黎人民群情激愤，于1789年 7月14日举行起义，攻打巴士底狱，法国大革命爆发。革命迅速扩及全国，废除了人身依附、各种封建特权和苛捐杂税，并制订《人权宣言》。此后反动势力企图复辟，国王路易十六勾结外国势力来镇压革命。雅各宾派领导人民，打败了外国干涉军，废黜国王，于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宣布成立共和国。翌年（乾隆五十八年），路易十六被推上断头台。此后，雅各宾派单独执政、国内各政党的争夺十分激烈，大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颠覆了雅各宾政权；国外则有英、普、奥、荷、西等王国组成反法同盟。1795年（乾隆六十年）巴黎国民公会起用青年军官拿破仑来对付内外的敌人，拿破仑的权力增强，建立军事独裁政权。1799年（嘉庆四年，这年乾隆帝逝世）拿破仑发动政变，建立执政府，在欧洲进行连年战争。法国大革命推翻了法国封建王朝，废除了等级制和封建特权，极大地震撼了欧洲的封建体系，开辟了一个资本主义广泛发展的新时代。

1793年8月10日联合节，在协和广场焚烧君主制的标志物。

路易十六像。

以上对欧美国家在18世纪30年代以后发生的重大事件作了简单的回顾。这六七十年间欧美国家的进步胜过了以往的一千年，它正在经历政治、经济、科学、文化领域全面而深刻的革命。历史是在量变的积累下走向质变的，质变必须有量变作准备，而一旦发生质变，其变化之速，成绩之大，影响之巨，是量变时的许多世代所不能比拟的。西方正在突破封建主义的桎梏而飞速前进，而中国的种种成就仿佛还在强化着封建的体制。两个不同的世界，其变化的性质和方向形成强烈的反差，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世界。

历史人物要对自己时代的进步或落后负责任。尤其像乾隆帝长期站在统治阶梯的最顶端，没有一个人曾经像他那样对18世纪的中国历史打下如此深刻的印记。他的思想、言论、行为、政策自然会对历史发生或正或负的重大影响。18世纪，闭塞已久的中国极其需要开通对外渠道，了解世界状况，放宽思想禁制，增进科学知识，以迎接行将到来的世界性挑战，但乾隆帝没有像略早于他的俄国彼得大帝那样知己知彼，把自己放在世界潮流中，正确定位，学习和引进外国的先进事物，致力于改革和富强。乾隆帝以天朝上国自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他采取严厉蛮横的思想压制，动辄以文字罪人，他对科学技术毫无认识又缺乏兴趣，他固守以不变应万变的形而上的政治哲学，这些都严重地阻碍历史的进步，窒息了社会蓬勃发展的生机。世界潮流在奔腾前进，而中国的统治者昏昏然如在梦中，毫无觉察，未能采取更加开放和开明的政策，失去了及时地了解世界和跟上世界的机会。

彼得大帝（1682—1725年在位）处决枪兵，数十具被处决者的尸体被悬于克里姆林宫墙外数月，以威吓彼得西方化政策的反对者。

当然，中国的落后也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某些人和某些政策。历史的道路固然有赖于具有远大目光和聪明才智的人去开辟、去拓展，不过具有远大目光和聪明才智的人物也只能在特定的环境中产生。正因为乾隆皇帝没有生活在俄国彼得大帝的环境中，所以他未曾有过彼得大帝那样的追求和理想。18世纪的中国是一个被禁锢着的世界，乾隆帝也是这个世界中的一员。禁锢已久，习惯成自然，他的政策正反映了被禁锢者习于禁锢、安于禁锢的心态。

中国为什么落后于西方？这一巨大的历史谜团困惑着许许多多的政治家和学者。何以在很长时间内中国人未曾察觉到外部世界正在发生的历史巨变？何以专制体制和保守、僵化的政策长期通行无阻？何以中国没有产生像西欧那样“直前冲刺”的巨大历史动力？其深层原因必须到长期历史发展和整个社会结构中去寻找。历史表面看来似乎是不相连缀的片段，实际上，古今上下有着长远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影响近代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深埋于古代的历史之中。

1775年6月11日，在兰斯举行路易十六加冕礼，旧制度时期最后一次盛大的君权庆典。

18世纪的中国并未像西欧那样发生质变，因为，以前的时代还没有走完从量变走向质变的过程。事情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也不会无缘无故地不发生，乾隆帝和他的同龄人可以在历史和传统提供的舞台上扮演角色，推进或阻滞社会的前进，但他们不能超越历史和传统，去完成力所不及的使命。历史不是体育场上的接力赛跑，在体育场上，前三名选手都跑在别人的前头，但竞赛最后还是失败了，人们理所当然地要责怪第四名选手的低能和失误。康熙和乾隆尽管在中国历史上作出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贡献。但按历史序列而言他们正好处在第四位选手的尴尬位子上。应该说明的是：体育场上，每名选手的竞跑能力只属于个人的，而历史接力赛中却不是这样，因为这是几种文明之间的竞赛，每个选手都代表着这种文明所特有的速度、耐力和精神状态。当后一名选手接过前一名选手的接力棒时，同时也接过了这种文明所能发挥的竞跑能力。乾隆帝的思想和政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完全从头脑里想出来的，而是孕育于中国长期的历史之中，孕育于前代遗留下来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之中。因此，乾隆帝对18世纪、对中国历史的相对落后自应负一定责任，但他不能超越时代，自行其是。他像所有的历史人物一样，代表着并属于自己的时代。从某种视角观测，乾隆帝像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先进与落后，英明与庸碌，聪睿与愚昧，理智与荒唐，仁慈与残酷，光辉与黑暗，错综复杂地交集于一身。他的性格、意志、动机似乎很难捉摸，但把他的所思所言、所作所为放在当时的环境中认真研究，可以看出这些基本上是统治阶级对18世纪历史发展所作出的合乎逻辑的反应。

我们研究乾隆帝，并不停留在对他政绩的讴歌或对他过失的谴责上，重要的是要理解他和他所处的时代。18世纪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重要阶段，乾隆帝是当时杰出的历史人物，他留下了许多经济、政治成就、军事功勋和文化业绩，同时也留下了缺陷和过失。大浪淘沙，曾经喧嚣一时的历史人物和事件退出了舞台，隐形于消逝了的漫长时间之中。但现实是由历史发展而来，现实深深植根于历史之中。研究18世纪及其人物为的是要弄清历史，理解现实，认识国情，增长智慧，坚定信心，选择正确的方向，迎着光辉灿烂的明天更好地前进。

注释

[1]赵翼：《簷曝杂记》卷一，《圣射》。

[2]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一一册，482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3]《御制文三集》卷九，《续纂〈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序》。

[4]赵翼：《簷曝杂记》卷一，《圣躬勤政》。

[5]昭梿：《啸亭杂录》卷三，《西域用兵》。

[6]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一一册，4892页。

[7]《御制诗文十全集》卷四四，《上元后一日小宴廷臣即事得句》。

[8]《御制诗五集》卷一三，《偶园》。

[9]《御制文初集》卷二四，《述悲赋》。

[10]《清实录》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甲午。

[11]《清实录》乾隆三十一年二月甲辰。

[12]《清实录》乾隆十一年六月甲申。

[13]《御制文二集》卷三六，《读韩愈对禹问》。

[14]《清实录》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己亥。

[15]《清实录》乾隆八年十月乙亥。

[16]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一二册，4982页。

[17]易宗夔：《新世说·术解》。

[18]昭梿：《啸亭杂录》卷一，《纯皇初政》。

[19]《东华录》乾隆三年六月。

[20]《御制文三集》卷十，《王禹偁待漏院记题辞》。

[21]《清实录》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己未。

[22]《御制文三集》卷九，《补咏战胜廓尔喀之图序》。

[23]《御制诗五集》卷九二，《阅旧所书卷识后，示诸臣咸为悦服，复成口号》。

[24]《清实录》乾隆五十七年八月戊子。

[25]《御制诗五集》卷七十七，《补咏战胜廓尔喀之图序》。

[26]《清实录》乾隆五十七年八月癸酉。

[27]《揅经室集·三集》卷五，《纪文达公集序》。

[28]《清实录》乾隆三十九年九月癸酉。

[29]章太炎：《訄书》，哀焚书第五十八。

[30]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六日谕旨。

[31]《清实录》乾隆十五年五月己未。

[32]《御制诗三集》卷八五，《降旨普免天下正供，诗以志事》。

[33]《御制诗会集》卷二〇，《鱼亭得句》。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656～6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第二章　家庭和读书时代

第一节　仁慈的祖父

乾隆帝的先世是声名显赫的满族爱新觉罗氏，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开国和奠基的君主。第一代努尔哈赤，即清太祖，年号天命；第二代皇太极，即清太宗，年号天聪、崇德；第三代福临，即清世祖，年号顺治；第四代玄烨，即清圣祖，年号康熙；第五代胤禛，即清世宗，年号雍正。乾隆则是第六代皇帝。在他即位以前大约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内，中国大地上干戈扰攘，风云变幻，给满族和爱新觉罗氏造成了崛起东北、驱兵入关、问鼎中原、统一全国的形势与机遇。这六代皇帝都是中国和满族中的杰出人物，雄才大略，挥斥方遒，经过长时期的奋斗，建立了有清一代的牢固基业。乾隆皇帝是在前五代皇帝已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发挥自己的政治智慧和治国才能，创造了自己的光辉事业和杰出功绩。

乾隆帝最崇拜自己的祖父康熙，认为他天纵圣明，文武兼资，功德彪炳，是自己学习和仿效的楷模。而且乾隆的童年时代和康熙有一段特殊关系，被乾隆视为一生中最大的“荣遇”。以后他经常回忆这段往事，反复申述，津津乐道。

康熙皇帝统治61年，治绩辉煌，贡献极大。要大略介绍一下他的事迹，也必须写厚厚的一本书，因此，这里不能详细叙述。他一生经历许多磨炼，即位时只有8岁，南明的势力尚未完全消灭，李定国抗师于滇边，郑成功移兵入台湾，接着是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三藩的割据势力，恶性膨胀，东南和西南地方，非清廷政令所能及，康熙帝成功地对付了这些异己势力，于康熙六年（1667）擒鳌拜，夺回了权力。他毅然下削藩令，经过八年鏖战，于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三藩，不久又统一台湾，收降郑克塽。这时，南方底定，而北部边疆又因俄国入侵和准噶尔蒙古的崛起而扰攘不宁。此后，康熙帝把战略重点转移到北方，在雅克萨击败俄国侵略军，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与俄国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第二年（1690），准噶尔领袖噶尔丹攻打喀尔喀蒙古，追兵南下，与清军战于乌兰布通，此后长期作战，康熙多次亲征，至三十六年（1697），噶尔丹败死，从此，清政府赢得了全国范围内的长期的安定局面。康熙在发展农业生产，治理黄河、淮河、永定河，开垦荒地，赈济灾荒，减免赋税，整顿吏治等方面做了很多事情，促进了历史的发展。但他晚年的统治，政务宽纵，法纪松懈，官场腐败，贪贿之风日盛。特别是内部政争激烈，他的儿子们争夺储位，势如水火，每个企图争到储位的皇子，身边都有一群支持者，皇族和朝臣们都卷进了纷争，人心惶惶。年老的康熙，英明一世，面对儿子们的这场阋墙之争，一筹莫展，措置乖方，心中十分痛苦。弘历出生时，这场内部斗争已趋白热化。

康熙帝中年时期像。

圆明园《镂月开云图》，弘历幼时曾与祖父、父亲三人在此赏牡丹，此处被视为太平盛世的象征。

康熙帝御书“治隆唐宋”，写尽其一生抱负。

弘历在雍亲王府长到12岁，他的祖父康熙竟还不认识他。这在一般人家说来是难以想象的，可对皇家的特殊情况来说，却没有什么可怪的。因为康熙子孙成群，孙子有97个，还有一大批孙女，很多孙儿女，他根本从未见到过，甚至连名字也没有听说过，弘历就是这样。但弘历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胤禛（雍正皇帝）决定把弘历介绍给父皇康熙，他相信康熙一定会喜欢这个小皇孙的。

弘历的机会果然来到了。康熙六十一年（1722）春，正是春光明媚的一天，胤禛的赐园圆明园的牡丹台（后改名镂月开云，或称纪恩堂）鲜花盛开，胤禛恭请父皇来园，观花开宴，乘机奏进弘历的名字。康熙立即召见。这个12岁的孩子，容貌俊秀，应对得体，经书娴熟，博得祖父的欢心。康熙对他奖掖有加，爱抚备至，命将弘历养育宫中，这是对皇孙的特殊待遇。不久，康熙去热河，就把弘历带在身边。弘历和祖父一起生活仅仅半年，在这段短时间内，祖孙朝夕相处，感情很融洽。康熙在畅春园时，弘历住在园内澹宁居；康熙在避暑山庄，弘历住在山庄的万壑松风，离康熙的寝宫不远。康熙读书写字，批答章奏，接见官员，传膳设宴，弘历都不离左右，甚至讨论军国大事，都毋庸回避。年老的康熙和年幼的乾隆，祖孙二人，形影不离，关系十分亲密。所谓“日觐天颜。绨几’书，或示章句；玉筵传膳，每赐芳饴；批阅章奏，屏息侍旁；引见官吏，承颜立侧”[1]。有一次，弘历看康熙写字，他很喜欢祖父的书法，却又不敢索要，康熙看透了这孩子的心思，说：“你喜欢我的字吗？给你写几张罢！”就书写了长幅一、横幅一、扇面一，弘历高高兴兴地拿上，送给父亲珍藏起来。又有一次，康熙泛舟湖上，御舟停泊亭旁，弘历正在岩壁间游玩，望见御舟，急忙奔跑过来请安。康熙担心他跌倒，在船上高喊他的名字，要他小心慢走。这些情景在弘历脑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60年后，乾隆回忆说：“即今步履偶借扶，那复腾跄健如昔。白头宫监消磨尽，只有岩松足为质。左右无人知此者，六十年遥迅瞬息。而我勿言更谁言，永勖惕乾酬祖德。”[2]祖孙一起在湖上垂钓，老皇帝吩咐弘历将钓得的鱼送给胤禛。胤禛等皇子随康熙来热河，各有自己的赐园，胤禛的赐园在狮子园。每隔十天半月，康熙就让弘历回狮子园去看望父母。也许是由于弘历的缘故，有一次康熙驾幸狮子园，在园中进膳，指名要看看弘历的生母，这是格外的恩荣，由胤禛的嫡福晋带领乾隆生母钮祜禄氏进谒，康熙端详了很久，连称“果是有福之人”。乾隆晚年的诗中还提到背诵书文的往事：“忆幼龄经读爱莲，濂溪义解圣人前。”诗注说“时扈从皇祖来山庄，曾于观莲所命诵《爱莲说》，并陈义解，皇祖深喜之。今余年七十有七，荏苒时光已六十有五年矣”[3]。《爱莲说》是周敦颐写的文章，简短清新，寓意深远，旧时常作为童蒙课文。周敦颐号濂溪，乾隆在康熙面前背诵并讲解周敦颐的文章，故诗云“濂溪义解圣人前”。

康熙喜欢弘历，不仅他有过人的文才，而且娴熟武事，小小年纪，已能驰马挽弓，“或命步射，以示群臣，持满连中，皇祖必为之色动”。康熙命善用火枪的皇十六子胤禄教弘历使用火枪。初次练习，胤禄在一百步外缚一羊，弘历一发毙羊，康熙知道这个优异成绩，十分高兴。后来，康熙去南苑狩猎，亲自在南衙门宫门口考查弘历的枪法，竖立的靶子较远，弘历还是个孩子，抬不动沉重的火枪，枪中放置的子弹火药较少，因药少力弱，枪子未能达到靶子，但落地后反弹，仍打在靶子上。康熙很高兴，大加称赞，还赐给一枝“旧准神枪”，乾隆视为至宝，一辈子保存着祖父所赐的神枪。[4]

乾隆帝射熊图。

弘历还跟康熙去围场狩猎。他们进入永安莽喀，康熙用火枪击中一熊，熊倒地很久，康熙以为熊已被打死，命侍卫带领弘历去射箭，本意要让弘历博得“初围获熊”的美名。不料弘历刚上马欲进，熊突然起来前奔，康熙急忙发枪将熊打死。这段危险的经历让老皇帝捏了一把汗。他还帐后告诉随驾的和妃说：“这孩子的福气比我要大，如果他早一点上马走过去，熊起马惊，会发生什么乱子啊！”这位和妃是康熙晚年心爱的妃子，在弘历养育宫中期间，和妃尽心地照料孩子的起居生活，乾隆十分感激她。和妃活到86岁，死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乾隆即位后，尊她为温惠贵太妃，礼敬甚隆。

自从猎熊遇险后，康熙不再让弘历去冒险了。有一次，围中出现老虎，康熙命皇二十一子胤禧去猎虎，弘历请求同去。康熙坚决不放，摸着弘历的面颊说：“这次你不能去，等我去的时候，才能带上你。”

康熙和乾隆之间确有一段亲密关系，甚至雍正传位给乾隆的遗诏中也说：“圣祖仁皇帝于诸孙之中，最为钟爱，抚养宫中，恩逾常格。”有人据此推想：是不是康熙因钟爱弘历，故而传位给胤禛，使弘历子承父业，以后可继登帝位，甚至朝鲜使臣在雍正即位后一个月，听到一种说法，康熙病危时对阁老马齐说：“第四子雍亲王胤禛最贤，我死后立为嗣皇。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5]这种说法，似难成立，因为康熙年近七旬，钟爱幼年子孙是老人的常情，康熙晚年身边经常有子孙陪侍，弘历只是其中的一个，且陪侍时间较短，只有半年。有的子孙，陪侍时间更长，也得到宠爱。如康熙的幼子，皇二十四子胤祕，比乾隆小5岁，据雍正说：“素为皇考所钟爱”。还有皇二十一子胤禧，只比弘历大8个月，骑射出色，文才亦佳，康熙曾命弘历向胤禧学习射箭。康熙最钟爱的孙子应是废太子胤礽的第二子弘皙，时弘皙已成人，作为皇长孙，地位与众不同，且他的人品、才能，远近称赞。据朝鲜国的使臣说：“皇长孙（即弘皙）颇贤，难于废立。”又说：“或云太子之子甚贤，故不忍立他子而尚尔贬处云矣。”[6]弘皙必定和康熙有一段更为亲密的关系，且贤名闻于异国。如果挑选储君要考虑第三代继承人的话，膺选者更可能是成年的弘皙而非童稚的弘历。朝鲜使臣听到的话可能是新皇帝雍正为证明自己继承的合法性而制造的舆论。

注释

[1]《御制文二集》卷一二，《避暑山庄纪恩堂记》。

[2]《御制诗四集》卷九一，《晴碧亭忆旧》。

[3]关于这段背诵《爱莲说》的故事，系据《御制诗五集》卷二十三，《荷》，乾隆朝《清实录》亦有此记载。但据同集卷九十一《游狮子园》则称：“康熙六十年，予年十一，随皇考至山庄内观莲所廊下，皇考命予背诵所读经书，不遗一字。时皇祖近侍，皆在旁环听，咸惊颖异。”这两次同样在观莲所背书，一是11岁时在父亲面前背诵经书，另一是12岁在祖父面前背诵《爱莲说》。不知是两次背书还是同一次背书而记忆有误。

[4]《御制诗五集》卷七六，《题旧准神枪》。

[5]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一一册，4378页。

[6]同上书，一〇册，4323、4334页。

第二节　严酷的父亲

康熙六十一年（1722），康熙帝逝世，胤禛即位，改元雍正。胤禛是乾隆的父亲，康熙帝的第十一子，由于胤禛的哥哥很多幼年早殇，不排入行次，胤禛排在第四位，故称皇四子。胤禛的生母吴雅氏，亦即乾隆的祖母，册封德妃，后来追尊为孝恭仁皇后。胤禛是吴雅氏的长子，同胞兄弟三人，姊妹三人，但除了皇十四子胤禵（曾名胤祯）以外，都逝世在乾隆出生之前。乾隆见到过的嫡亲叔叔只有胤禵一人，而胤禵恰恰是与他父亲胤禛争夺皇位的死对头。

胤禛书法。

胤禛聪颖好学，熟悉儒家和佛家经典，才思敏捷，擅长书法。处理政务，精明练达，勤劳不怠，批答章奏，往往连篇累牍，剖析事理，洞中要害，行政效率极高。而性格刚强果决，生性严酷，喜怒无常。早年已分封建府，独立生活于宫外，又常陪侍父皇康熙出巡、观政问俗，故接触社会较多，了解民生疾苦。胤禛生长在兄弟众多、政争激烈的严酷环境中，他在长期复杂的斗争中锻炼出一副铁腕手段和残暴性格，不惜以一切手段去追求自己的目标。他在争夺皇位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固然是出于幸运的机会，但也和他的能力与性格有关，下面我们即将叙述当年发生在皇室内部的重大斗争。

雍正的统治虽然只有13年，但他做出了重要贡献。康熙晚年，吏治废弛，凡事宽纵。雍正帝针对时弊，雷厉风行地进行整顿。清理财政，追查亏空，改革赋税制度，实施地丁合一，实行耗羡归公，发给养廉银，惩治贪污腐败，奖励生产，兴修水利，解放贱民奴仆，中枢设立军机处，集中权力，提高行政效能。经过严格整顿，吏治、财政均有明显的改善。雍正的统治，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如果没有他的整顿和改革，康熙晚年的腐败政治不能迅速纠正，乾隆前期的极盛局面也不可能出现。

尽管雍正帝是一位英明有为的君主，但关于他的继承帝位，流传着种种说法，是难以理清楚的一桩历史公案。康熙晚年，诸子之间，抢班夺权，进行斗争时间很长，株连极广，影响深远。这场斗争的高潮正发生在弘历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关系他父亲和他自己的前途及命运。在他稚嫩的心灵上，自然会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

这里只能简单叙述发生在弘历幼年时代这场家庭中的大变故。

康熙共有35个儿子，长大成人的有20个。初立皇二子胤礽为皇太子，胤礽聪明俊秀，能文能武，康熙对他十分宠爱。不料长期的皇储地位，使胤礽周围集结起一批依附和拥戴他的势力，形成了第二个权力中心，胤礽的行为也越来越专横放纵，使他和康熙之间产生了矛盾，父子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至康熙四十七年（1708）公开爆发。康熙指责胤礽“肆恶虐众，暴戾淫乱，专擅威权，纠聚党羽，窥伺朕躬起居动作”，“更可异者，伊每夜逼进布城（康熙所居的大帐）裂缝，向内窃视。令朕未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如此之人，岂可付以祖宗宏业”[1]。权力的争夺已使父子关系恶化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康熙废掉皇太子，将胤礽圈禁起来。

这一事件激发了康熙诸子之间抢夺储位的斗争，他们争先恐后，肆无忌惮地进行活动。皇长子胤禔因系庶出，未立为太子，见胤礽废黜，认为自己的机会已到，怂恿康熙杀掉胤礽，又发现胤禔曾请喇嘛用巫术镇魇胤礽，康熙怀疑这是胤礽精神失常的原因，斥胤禔为“乱臣贼子”，也将其圈禁。皇八子胤禩才具优长，深孚众望，而野心亦大。他拉拢兄弟和朝臣们拥戴自己，当康熙向大家征求意见时，大家一致推荐胤禩继立。康熙发现胤禩在背后邀结人心，大骂胤禩“柔奸性成，妄蓄大志”，“朕与胤禩父子之恩绝矣。胤禩因不得立为皇太子，恨朕切骨，伊之党羽，亦皆如此”[2]，胤禩亦遭圈禁。同时因参与抢夺而被圈禁的还有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皇五子胤祺。康熙经历这场家庭变故，内心十分痛苦，精神大受刺激，导致措置反复，政策失当。五个月以后，出人意料地释放胤礽，复立为皇太子。在康熙以为，胤礽的不轨行为，出于一时病态，企图与胤礽和解。事实证明，父子关系已被权力深深腐蚀，裂痕已难弥合，胤礽复位后，很快又纠集旧势力，对康熙形成威胁。康熙五十一年（1712），不得不再废皇太子。当时供职宫廷的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在回忆录中曾叙述康熙这次废黜太子、训诫皇子的场面：“当我们到达畅春园，我们惊恐地看到花园里，有八到十个官员和两个太监跪在那里，光着头，双手背绑着。不远处，皇子们一排站立，也光着头，双手绑在胸前。不久，皇帝乘坐肩舆从房间里出来，到皇子们面前，爆发出虎吼一样的忿怒。责骂皇太子，把他关在宫内，公开宣布废掉这个不幸的皇子。”

胤禵像。

围绕立储的长期纷争，闹得年老体弱的康熙愤懑抑郁，心力交瘁。此后，直到康熙去世为止，没有再立皇太子，而且这一问题成了康熙心中的隐痛，不许人们议及。老皇帝心目中属意哪个儿子，大家不免会有种种猜测。看来，最有希望成为皇位继承人的似乎轮到了皇十四子胤禵。胤禵原名胤祯，和皇四子胤禛（即雍正）是一母所生，却和胤禩交好。康熙称赞他“确系良将”、“有带兵才能，故令掌生杀重任”[3]。胤禟说他“聪明绝顶”、“才德双全，我弟兄内皆不如”[4]。康熙五十七年（1718），由于准噶尔进兵侵扰西藏，31岁的胤禵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主持西部军务。这是一项重大的任命，涉及西藏、青海和西北地区的安危和清朝统治的稳定。大将军的权力很大，礼仪规格很高，可用正黄旗纛，亲王体制，称大将军，从前，康熙的哥哥裕亲王福全也得过“抚远大将军”的称号。这一任命至少给许多人造成了康熙意有所属的印象。故胤禵出师时，胤禟说：“十四爷现今出兵，皇上看的也很重，将来这皇太子一定是他。”[5]

事态的发展出乎人们的意料，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戌刻康熙病逝于北京西郊畅春园。据官方记载，十三日凌晨病危，召见皇三子诚亲王胤祉、皇五子淳郡王胤祐、皇八子多罗贝勒胤禩、皇九子固山贝子胤禟、皇十子敦郡王胤䄉、皇十二子固山贝子胤祹、皇十三子胤祥以及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传遗诏曰：

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下达传位诏书，据说胤禛本人不在场，他因代行祭天大典，住在天坛，闻召急奔畅春园，于午前到达，三次晋见乃父，康熙还能说话，“告以病势日增之故”，却一字未提及传位胤禛的事。八个接受遗诏的人也没有透露消息或作出暗示。胤禛后来说：“朕向者不特无意于大位，心实苦之。前岁十一月十三日皇考始下旨意，朕竟不知。朕若知之，自别有道理。皇考宾天之后，方宣旨于朕。”[6]这样头等重大的事情，康熙和皇子、大臣们竟集体向胤禛保密，于理不通。而且隆科多是参与此事的唯一非皇室的大臣，雍正之立，他显然有大功。后来隆科多得罪，雍正五年（1727）的上谕中却说“圣祖仁皇帝升遐之日，隆科多并未在御前，亦未派出近御之人，乃诡称伊身带匕首，以防不测”[7]。前后矛盾，显有伪造痕迹，所谓八人传遗诏之说，令人怀疑。

据当时传言，胤禛继位的情节曲折离奇，与官方记载大相径庭。“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又云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何如，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随将允(调回囚系，太后要见允(，皇上大怒，太后于铁柱上撞死。皇上又把和妃及他妃嫔都留于宫中。”[8]照这种说法，胤禛集中了鸩父、弑母、囚弟以及篡位、淫烝等一切罪行。我们要考虑这些流言出自政敌之口，他们在彻底失败之后，也会把一切脏水泼到政敌身上，发泄私恨，他们的话同样不可相信。斧声烛影是千古难决的疑案，今天要判断雍正是合法继承，还是矫诏篡立，都难以提出充分确凿的证据。

年羹尧书法。

一个合理的推断是：康熙的意旨传位胤禵，可能未及公开宣布就突然死去。当时皇舅隆科多是步军统领（俗称九门提督），手握重兵，负责北京的警卫任务，并一直随侍康熙左右。老皇帝得病，他的地位足以左右大局。隆科多为佟国维之子，本属胤禩集团，后来却倒向胤禛，他们乘局势混乱之际，借老皇帝的命令，宣布胤禛继位，造成既成事实，且临以兵威，使诸皇子措手不及，不能反抗。胤禛即位一个多月后，给另一亲信年羹尧的批文中说：“舅舅隆科多，此人朕与尔先前不但不深知他，真正大错了。此人真圣祖皇帝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也。”[9]隆科多究竟有什么大功，刚刚即位的雍正对他发出如此溢美的赞誉，合理的解释是他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帮了胤禛大忙，故胤禛对他感激涕零，形之笔墨。再看皇子们的表现，雍正说：“圣祖仁皇帝宾天时，阿其那（按：指胤禩）并不哀戚，乃于院外倚柱，独立凝思，派办事务，全然不理，亦不回答，其怨愤可知。”[10]又说“皇考升遐之日，朕在哀痛之时，塞思黑（按：指胤禟）突至朕前，箕踞对坐，傲慢无礼，其意大不可测。若非朕镇定隐忍，必至激成事端”[11]。据隆科多说：康熙死后，他进城，在西直门大街遇见皇十七子胤礼，“告以皇上绍登大位之言。果亲王（即胤礼）神色乖张，有类疯狂，闻其奔回邸，并未在宫迎驾伺候”[12]。看来，雍正即位，对此诸皇子均感突然，有的凝思，有的质问，有的逃跑。但胤禛和隆科多已设好圈套，诸皇子进入彀中，已无可奈何，其怨恨激愤可知。

雍正帝朝服像。

《平安春信图》局部，所绘为雍正帝与弘历。

雍正即位以后，对昔日的政敌残酷镇压。先是集中力量打击胤禵、胤禟、胤䄉，把胤禵从前方召回，胤禵和胤禛本属同胞兄弟，眼看皇位被夺，气愤难平，见之辞色。雍正斥责他“无知狂悖，气傲心高”，将其囚禁于康熙的陵地。胤禟被发往西宁，以后又调回保定监禁，在雍正的密令下，被折磨致死。胤䄉被派往张家口外，又以不愿出口为名，调回革爵，抄家囚禁。雍正对胤禵、胤禟、胤䄉开刀最早，而对最有能力、结怨最深的胤禩反而晋封廉亲王，让他参与总理政务，其实，这不过是雍正逐个击破的缓兵之计。胤禩心里也很明白，他向人说：“皇上今日加恩，焉知未伏明日诛戮之意，其目下施恩，皆不可信。”果然，不久就逐步剪除胤禩的党羽，今天杀戮几个，明天囚禁一批。到后来，年羹尧和隆科多这两个对雍正功劳最大、备受宠信的大臣也遭遇惨祸。雍正的脸色一变，年羹尧被赐死，隆科多遭囚禁，他们得罪的真实原因也许就是“杀人灭口”，正所谓“狡兔死、走狗烹”。这场皇室惨剧的高潮在雍正四年（1726），胤禩和胤禟先后被折磨致死，卷进这场旋涡被杀、被囚、被贬的皇子、宗室、大臣甚多。还有雍正的儿子、乾隆的哥哥弘时也惨遭大祸，据《清皇室四谱》记载：“皇三子弘时……雍正五年丁未八月初六日申刻，以年少放纵，行事不谨，削宗籍死。”弘时是当时还活着的雍正最大的儿子，24岁，已娶妻生子。官书上对弘时的事讳莫如深，雍正朝实录上连弘时的名字也没有。弘时以皇帝长子的地位被削宗籍，处分严厉的程度和胤禩、胤禟一样，而且当时就死去，如果不是被赐死，也是愤激自尽。他的罪行一定特别严重，雍正的儿子并不多，他何以这样严厉地惩治他的长子，致其死命？可能是弘时对父亲的残忍手段有反感，目睹皇位斗争的全过程，眼看祖父、祖母、叔伯以至宗室们的遭遇，青年人血气方刚，反对父亲的所作所为，甚至和父亲发生严重的顶撞争吵。应当注意：他的得罪致死发生在两个叔叔惨死不到一年后，而且同时恒亲王胤祺的儿子弘昇、淳亲王胤祐的儿子弘曙被革世子。看来，小字辈都卷进了这场斗争中去，除了弘昉、弘晟、弘旺、弘旸已得罪外，弘时和弘昇、弘曙是小字辈中年龄较大、地位较高的几个人，是不是他们有所联系，对雍正的暴虐行为进行抗争，因而惹得雍正大发雷霆，不惜严厉处分自己的亲生子，同时将两个侄子革去了世子的呢？

我们用了不少篇幅来概略地介绍康雍之间的皇家内部的政争。事情的本末虽不完全清楚，但斗争的残酷性使人震惊。弘历这时已是懂事的少年，康熙死时，他12岁；胤禩、胤禟两个叔叔被害，他已16岁；哥哥弘时得罪致死，他已17岁。一系列伦常惨变给少年时代的弘历必定刺激极深，惊骇、迷惑、痛苦、彷徨交织在一起，使他性格上发生分裂，从利害和感情上讲，他理应站在父亲一边，亲子之情，自然深厚，而且父亲当了皇帝才有自己今天的皇子地位和今后继位的希望。可残杀中强烈的血腥味使他不能不掩鼻，在道义上、理性上难以认同父亲的所作所为。当然，弘历比他哥哥弘时更冷静沉着，不敢过分表露。从他以后即位后，为叔伯哥哥迅速平反，并全盘改变雍正的严厉政策，可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矛盾与不安。

注释

[1]《东华录》康熙四十七年八月。

[2]《东华录》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

[3]《抚远大将军奏议》。

[4]《文献丛编》，《允禩允禟案》，秦道然口供。

[5]《文献丛编》，《允禩允禟案》，秦道然口供。

[6]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上谕。

[7]《东华录》雍正五年十月。

[8]《大义觉迷录》。

[9]《掌故丛编》第十辑，《年羹尧奏折》，朱批。

[10]《清实录》雍正四年六月壬戌。

[11]《大义觉迷录》。

[12]《东华录》雍正七年十月。

第三节　生母之谜

名义上乾隆帝有两位母亲，一位是雍正皇帝的皇后乌喇那拉氏，内大臣费扬古之女，雍正帝的正妻，康熙册封她为雍亲王的嫡福晋。雍正登基，封皇后，后称孝敬宪皇后。她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生过一个儿子，名弘晖，是乾隆的嫡长兄，比乾隆大14岁，但弘晖7岁时病死，后来追封为端亲王。如果这个孩子不死，以皇后嫡长子之尊，必是帝位的有力竞争者，乾隆也许轮不上做继承人。按照清宫廷的礼仪，嫡母地位很高，做皇子的弘历对她礼敬有加。孝敬皇后寿诞，他曾写过一首祝寿诗，题为《恭祝皇母圣寿》：

蓬莱晓日照金扉，缦云成五色辉。

觞捧六宫趋彩仗，嵩呼四海仰慈闱。

琼筵恭进仙人膳，文锦欢呈玉女衣。

叨沐恩勤逢令节，年年拜舞庆春晖。[1]

这首诗不过是描写宫廷庆典的盛况，多为颂扬铺陈的套话，看不出他对嫡母有多深的感情。雍正九年（1731），乌喇那拉皇后病逝，其时，乾隆20岁，还没有即帝位，雍正帝和这位皇后，感情似属平常，皇后死时，雍正得病，刚刚康复，未亲临含敛，并“以明会典皇后丧无亲临祭奠之礼”，也未亲临祭奠，弘历和弟弟弘昼代替父亲，行祭奠之礼。

乾隆帝的生母孝圣宪皇后像。

乾隆帝为生母钮祜禄氏存放头发而制作的金发塔。

乾隆帝南巡图·京郊。

乾隆帝的另一位母亲钮祜禄氏，是他的生身之母，出自名门，是满族八大家之一，多名臣名将，世代和皇族联姻。康熙的第二个妻子孝昭仁皇后，即是钮祜禄氏，还有一个温僖贵妃则是孝昭皇后的胞妹，姊妹两人都嫁给康熙。胤禛所纳的钮祜禄氏，即乾隆生母，大概是孝昭皇后、温僖贵妃的远房侄女，乾隆生母这一支裔已属式微，近族中没有著名人物。乾隆的外祖父凌柱仅是四品典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中下级官吏，乾隆生母13岁时就被送进皇四子胤禛府内，胤禛当时是个贝勒，她成了贝勒府中一位平凡的格格，入府7年后生下了弘历。在封建宫廷内，妻以夫荣，母以子贵，随着雍正、乾隆相继登上帝位，这位原来卑微的贝勒府格格，地位逐渐上升。雍正即位，她被封为熹妃和熹贵妃；乾隆即位，被尊为皇后及皇太后，称孝圣宪皇后，竟然万人之上，母仪天下了。她寿命很长，活到85岁。乾隆四十二年（1777）正月初九，乾隆帝奉圣母皇太后在圆明园九洲清晏观灯，她身体健康，尚无病症，十四日发病，似是受凉感冒的小病，医治调理，病情已好转，但老年人毕竟虚弱，疾病反复。至二十二日稍感困乏疲倦，但言笑仍如常，夜间，痰忽上涌，二十三日丑时病逝于圆明园内长春仙馆。皇太后逝世时，她的儿子乾隆帝已是66岁的皤然老翁了。

钮祜禄氏身体健康，性格活泼好动，在她身上可以寻找出乾隆皇帝强壮体魄和活跃性格的遗传原因。乾隆帝以后巡幸各地、游观娱乐，总是带着母亲，名义上是“奉皇太后安舆出巡”。这位老太太也乐此不疲，不管年龄已大，路途遥远，总是高高兴兴地出外旅游。一路上供应侍候，自然十分周到、殷勤，但风尘仆仆比在宫中园中无事静养，总要辛苦得多。也许正因为她不喜欢宫廷中寂寞刻板的生活节奏，她宁愿跟着儿子到处奔走，游山玩水。她随乾隆四次南巡，二次幸五台，三次去泰山、谒孔林，又曾至嵩山。皇帝每年去避暑山庄，太后大多同行，她在避暑山庄有自己的专用房舍“松鹤斋”。她逝世前一年，即乾隆四十一年（1776），已经84岁，春天跟着乾隆巡幸山东，登泰山，步履甚健，乾隆写诗说：“八旬五母仍康步，六十六儿微白头。上瑞古今真此罕，后言是否听其浮。”[2]巡幸山东，历时60天。回北京后半个多月，母子俩又前往避暑山庄。如此高龄的老太太还兴高采烈地攀登舍利塔顶。乾隆又写诗说：“曼寿已登八十五，堵波犹陟九层尖。如此健步佛仙佑，益切衷心爱庆兼。”[3]

乾隆对他的母亲感情深挚，发自天性，故礼敬有加，始终不渝。平日园居，乾隆住在圆明园，皇太后住在畅春园，相距不远，乾隆经常到母亲那里，三天问安，五天侍膳，对母亲的生活起居，关心备至。还常把母亲接进圆明园，住在自己昔日的书房长春仙馆内，共叙天伦之乐。她的诞辰都要大事庆贺，“先期，日进寿礼九九。先以上亲制诗文、书画，次则如意、佛像、冠服、簪饰、金玉、犀象、玛瑙、水晶、玻璃、珐琅、彝鼎、瓷器、书画、绮绣、币帛、花果，诸外国珍品，靡不具备”[4]，极尽奢侈铺张之能事，比皇帝的诞辰更要盛大隆重。皇太后的遗诰中赞扬儿子的孝道：“木兰秋狝前期，必奉予幸避暑山庄，以协夏清之礼；新正御园庆节，必奉予驻长春仙馆，以惬宴赏之情。至凡遇万寿大典，必躬自起舞，以申爱敬，每当宫廷侍宴，必亲制诗画，以博欣愉。”[5]皇太后逝世，乾隆十分悲恸。他本有诗癖，这一年内，诗兴大减，作品寥寥。他写过一些思念母亲的诗，其中一首是“山陵无奈日以远，色笑如常梦乃虚。只有阶前一泓水，流音呜咽答长歔”[6]，表达了自己深深的哀思。

尽管乾隆母子之间，感情深笃，但皇太后恪守祖宗法制，从不干预儿子的政务。皇帝也注意不使母亲卷入政务纠纷，乾隆即位后第三天，就发出一道谕旨，告诫宫内太监女子：“凡国家政事，关系重大，不许闻风妄行传说，恐皇太后闻之心烦……宫禁之中，凡有外言，不过太监等得之市井传闻，多有舛误，设或妄传至皇太后前，向朕说知其事，如合皇考之心，朕自然遵行。若少有违，关系甚巨，重劳皇太后圣心，于事无益。尔等严行传谕，嗣后凡外间闲话，无故向内廷传说者，即为背法之人，终难逃朕之觉察，或查出，或犯出，定行正法。陈福、张保系派出侍奉皇太后之人，乃其专责，并令知之。”[7]这道命令被严格地执行、尽量使皇太后与外间隔绝，使得皇权独尊，不受任何干扰，也保证了母子之间长期的和睦关系。有一次顺天府东有一座庙宇，已废圮，太后命乾隆重加修葺，乾隆当然只能应命，但太后怎么会想起修葺这座庙宇，自然是太监们出的主意，乾隆对太监们提出了警告。好事的太监引悟真庵的尼姑进入大内，又带领太后的弟弟进宫，入苍震门谢恩，这都是违反后宫规章的，乾隆碍于太后情面，不好发作，但对太监们屡次提出告诫。乾隆对母族亲戚虽优加赏赐，但并无特权，更不允许外戚干政。头等承恩公、散秩大臣伊松阿是皇太后的亲侄、乾隆的表兄弟，虽无过错，却长年患病，不能供职，本应罢任，乾隆念他“系太后戚属，是以特加优封公爵，免其革退”，但俸禄却减少了一半，可见他不因私情而影响公务。

《慈宁燕喜图》局部，描绘乾隆帝为其生母祝寿。

镇江金山寺，乾隆帝南巡曾数度驻跸于此。

关于乾隆皇帝的出生，民间流行着各种传说。一种传播甚广的流言说，乾隆出生于海宁陈氏官宦之家，诞生后被胤禛府抱去，用府内一个女婴偷偷换了弘历，陈家也不敢声张出去。故乾隆皇帝是汉人血统，他长大当皇帝后，南巡必去海宁，住在陈家，为陈家题写了“爱日堂”、“春晖堂”等匾额，追念其本生父母。按：浙江海宁陈氏，世代簪缨，康乾之际的大官僚有陈诜、陈元龙、陈邦彦、陈邦直、陈世倌等，家中确实有皇帝赐的匾额，乾隆南巡，几次住在陈家，但这些都和乾隆的出生无关。首先，胤禛没有必要去抱养别人家的男孩子，因为在弘历以前已有四个男孩，这些男孩虽都早死，但弘历生时，他的三哥弘时尚在，已有8岁，弘历的弟弟弘昼也快要出生，仅比弘历小3个月。胤禛既有男孩，而且另一位格格也将分娩，为什么要用自己的女儿去偷换别人家的儿子呢？而且，当时胤禛和兄弟们争夺储位的斗争很激烈，行为小心谨慎，如果此事被揭发，将成为政敌们攻击的口实，胤禛也不会愚蠢到这种程度。至于海宁陈家的匾额，并非乾隆所写，其中“爱日堂”是康熙御笔赐给陈元龙的，“春晖堂”也是康熙御笔赐给陈邦彦的，不能张冠李戴，套在乾隆头上。皇帝写这类匾额，是对大臣们父亲、母亲的褒奖，并非指自己的生身父母。至于乾隆南巡，确有四次到过海宁，每次都住在陈家安澜园内。这是因为要视察浙江的海塘工程，故而御驾频临，不能附会到海宁去探亲。海塘是当时的水利要工，费帑无数，关系民生甚大。乾隆第一、二次南巡在十六年（1751）和二十二年（1757），海塘工程还不十分重要，因此乾隆并未去海宁。第三次南巡在二十七年（1762），因海潮北趋，海宁的塘工吃紧，而当时又有柴塘和石塘的争议，乾隆才亲临视察，以便决策。此后海塘工程长期延续，乾隆多次南巡，每次必去海宁。如果他去海宁是为了探亲的话，为什么第一、二次南巡偏偏都没有到过海宁呢？至于他在海宁每次都住在陈家安澜园，是因为海宁是个小县城，此外并无可供皇帝住的地方，安澜园属于官宦人家的私园，是海宁最优美的园林，地方宽敞，景色清幽，最适于皇帝驻跸。乾隆很喜欢这个地方，“安澜”之名也是他所起的，寓意海澜平安，和视察塘工之意相关。总之，乾隆生于海宁陈家的传说是没有根据的。

海宁陈氏安澜园全景图。

还有一种流言，说乾隆不是钮祜禄氏的亲生子，而是胤禛陪侍康熙帝围猎，和大队失散，跑到避暑山庄附近和一个丑陋宫女野合所出，这个传说写进了小说，颇为人知，其实也是子虚乌有，因为在地点和时间上都对不拢。围猎的地方在今围场，离开避暑山庄有数百里之遥，要走几天路程，胤禛在围猎中离队，怎能走到山庄附近？而且狩猎都在秋天，故称“秋狝”。乾隆的生日是八月十三日，根据妊娠日期推算，他母亲怀孕应当在前一年的阴历十一月。隆冬气候，皇帝和皇子们早已离开围场和避暑山庄，回到北京去，哪有留在这里狩猎之理？这是根本不可信的。

注释

[1]《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二四，《恭祝皇母圣寿》。

[2]《御制诗四集》卷三六，《登泰山九依皇祖诗韵》。乾隆此诗中所说年龄，系按中国的传统习惯，比其周岁增多一岁。这年，孝圣皇太后周岁实为84，乾隆帝周岁65。

[3]《御制诗四集》卷三九，《恭侍圣母登舍利塔喜而成什》。

[4]《清史稿》列传一，《后妃》。

[5]《清实录》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庚寅。

[6]《御制诗四集》卷六〇，《永慕斋叠前岁旧作》。

[7]《清实录》雍正十三年八月辛卯。

第四节　兄弟情谊

乾隆帝有9个异母兄弟。他们的名字、生卒年、行序、生母如下表所示。

雍正诸子表

乾隆帝如按年齿行序，是雍正的第五子，但按皇室排行却是第四，故称皇四子。按清朝前期的惯例，排行与序齿是不一致的，凡是皇子幼殇，不排入行次，由于乾隆帝的二哥弘昐，只活了一年半，属于幼殇，未排行次。故而本是第五子的弘历成了皇四子，而乾隆的大弟弘昼成了皇五子，十弟弘瞻成了皇六子（因雍正的七、八、九三子均殇，未排行次）。但到乾隆时，改变了宫廷惯例，所有皇子不管活了多久，全都排入行次，又将幼殇的弘昐、福直、福惠、福沛排七、八、九、十。因为四、五、六已被乾隆和弘昼、弘瞻占用，弘昐等只能排第七以下、屈居其弟之后了。

乾隆帝的9个兄弟，活到成年的只有3人，即弘时、弘昼、弘瞻。

弘时是乾隆帝的三哥，比乾隆大7岁，齐妃李氏所生，死于雍正五年（1727），活了23岁。官书中对这位皇子记载甚少，雍正实录中连弘时的名字也没有出现过。事实上，他是在与父亲雍正帝发生严重冲突后，被削籍致死，官书中对这段难言的隐情讳莫如深。但据《清皇室四谱》的记载：“皇三子弘时……雍正五年丁未八月初六日申刻，以年少放纵，行事不谨，削宗籍死”。弘时是当时还活着的最年长的皇子，已娶妻妾，生子永珅。弘时以皇帝长子的地位，受到削宗籍的严重处分，并因而丧命。用“年少放纵，行事不谨”这类轻描淡写的话是说明不了他的弥天大罪的。这样的严重处分，雍正帝曾施之于他最痛恨的胤禩和胤禟两个弟弟身上，如果不是重大的政治冲突，雍正帝何忍这样严厉地惩治自己的亲生子？而且弘时被削宗籍的同时丢了性命，如果不是被赐死，也可能是弘时愤激羞辱而自尽。雍正活着的儿子并不多，他如此狠心地对待自己最年长的儿子，削其宗籍，致其死命，骨肉伦常之间的相残，莫甚于此。官书中没有宣示弘时的罪名，其中必有难言之隐，合理的推测是他和父辈那场皇位继承的斗争有牵连，他可能对父亲的残忍手段比较反感，目睹大家庭内喋血萧墙的全过程，眼看祖母、叔伯以及宗室、大臣们的遭遇，20多岁的青年血气方刚，反对父亲的所作所为，形之于色，甚至和父亲发生严重的顶撞争吵，这并不是不可能的。据说雍正的生母德妃即因反对儿子的所作所为而撞铁柱身亡，又乾隆帝刚刚即位，就马上为此案平反，可见雍正的残暴行为连他的母亲、儿子都是不支持的。弘时的削籍身亡发生在两个叔叔——胤禩和胤禟被雍正帝害死不到一年之后，很可能是在这一敏感问题上和雍正闹翻，因而得罪。值得注意的是：弘时得罪的同时，恒亲王胤祺（雍正的五弟）的儿子弘昇、淳亲王胤祐（雍正的七弟）的儿子弘曙同时得罪、被革去世子，此事发生在雍正五年（1727）八月，也是极严厉的处分。《清史稿》简单提到弘昇、弘曙“雍正五年，坐事，削世子”[1]，未明言他们的罪，而弘时之死也在雍正五年八月。他们三人同时得罪，恐非巧合，而是表明三个人是同一案件的罪犯。看来，小字辈都被卷进了这场残酷斗争。在此之前弘昉（雍正长兄胤禔之子）、弘晟（雍正三兄诚亲王胤祉之子）、弘旺（雍正八弟胤禩之子）、弘旸（雍正九弟胤禟之子）、弘春（雍正十四弟胤禵之子）均受牵连得罪。弘时和弘昇、弘曙是小字辈中年龄较大、地位较高的几个人。可能是他们年少气盛，不明利害，仗着自己的地位、身份，联合起来，对雍正帝的残暴行为进行抗争。是不是因此而惹得雍正帝大发雷霆，不惜置亲生子于死地，同时将两个侄子革去了亲王世子的呢？

圆明园《洞天深处图》，乾隆帝兄弟早年在此读书。

看来乾隆帝对自己三哥的悲惨遭遇颇为同情，故即位后立即为弘时平反昭雪，收入玉牒。但乾隆帝和弘时平时接触似不多，两人相差7岁，年龄、性格、兴趣各不相同，也不在一起读书。雍正帝曾聘王懋竑为弘时的业师，王曾作《朱子年谱》，是当时的名儒，“雍正元年，调安庆教授王懋竑来京，乾清门引见。奉旨，授翰林院编修，著在三阿哥处行走”[2]。不过王懋竑第二年即乞假归里，只在短时间内当过弘时的教师。雍正帝为弘历、弘昼择师也在雍正元年（1723），教师中并无王懋竑的名字，可见当时已18岁的弘时和11岁的两个弟弟弘历、弘昼并不在一起读书。又乾隆帝即位前写了许多诗文，常常提到和自己年龄相近、一起读书的叔叔、弟弟，但从未提到自己的三哥弘时。

在诸兄弟中与乾隆帝关系最亲密的是五弟弘昼，封和亲王。他与乾隆同岁，小3个月，为雍正的侧室耿氏所生，耿氏后封裕贵妃。弘历与弘昼从小生活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师读书，从未分离过。两个天真的小孩子，生活在深宫之内，手足之情甚笃。乾隆帝说：“吾弟少于吾甫三月。皇父在潜邸时，育吾二人于东西室，及九岁读书，同受经于傅先生”，“与吾自孩提以至于今，且孺且耽，恰恰如也……余既以同气之亲，相亲相勖于平日，晨夕之与俱，笔砚之与共，尔我形骸之悉化”[3]。又说：“予与王幼同学同课，习为诗古文词。当是时侍奉皇考膝下，优游书府，日寝馈于经史文字中，世纲尘务，毫发不以婴其心。吾两人者，相规以善，交相勉，相得无间，如是者垂二十年，天伦之乐无过于是。”[4]乾隆所说，他和弘昼幼年相处的兄弟友情，大概是事实。弘昼也说：“吾兄随皇父在藩邸，朝夕共处，寝食相同。及皇祖见爱，养育宫中，恪慎温恭，皇祖见之未尝不喜，皇父闻之，未尝不乐，而又念弟之在家，不能常聚，迹虽两地，心则相通……及皇父尊居九五，吾二人下帷读书，朝夕共处，寝食相同者如旧。同气之欢，岂语言文字所能尽载乎！”[5]这篇文章是弘昼在乾隆即位以前写的，口气是对哥哥说话，并非有意奉承皇帝。他们兄弟俩长期在一起，只在12岁时，弘历曾被祖父带进宫中，不到一年时间，两个小孩子，隔离两处，不能见面，互相思念，“迹虽两地，心则相通”，可见他们之间感情的深挚。他们读书在一起，吟诗、作画、打猎、游乐也在一起。乾隆帝即位以前所写的诗文，赠给弘昼或记载与弘昼一起活动的篇章甚多。如送弘昼往山东祭孔庙序文，同游玉泉、西苑诸诗，同去南苑围猎，同舟夜归，同过万寿寺，同读杜诗，寿五弟以及题五弟葫芦笔筒等诗，反映了青少年时代两兄弟的亲密关系。

圆明园《武陵春色图》，乾隆帝少年时曾读书于此，后有题诗：“复岫回环一水通，春潇片片贴波红。钞锣溪不离繁囿，只在轻烟淡霭中。”

雍正帝秘密建储，并未公开宣布自己的继承人。但他早就属意于乾隆，雍正元年（1723），即将弘历的名字写入传位诏谕中，密封箴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他在表面上似乎不露声色，两个儿子，一样对待，不分轩轾，政治和生活待遇上是平等的，同受教育，同享尊荣。雍正九年（1731），兄弟同时受封，弘历封和硕宝亲王，弘昼封和硕和亲王。两人又经常被派，代雍正帝执行重要的祭祀活动。以后，兄弟二人又同时受命参与苗疆事务的讨论和决策，以锻炼他们的政治才能。雍正帝的用心，是让人们不知道谁是将来的帝位继承者，以免像康熙时，预立太子，形成一个皇太子的势力集团，尾大不掉，引起内争。

其实，谁是雍正的继承人，当时的王公大臣们完全可以猜测出来。因为雍正即位时，活在世上的儿子仅有四人，即弘时、弘历、弘昼、福惠（幼子弘瞻，迟至雍正十一年（1733）生）。弘时虽已成人，但平素得不到父亲的眷爱，雍正五年（1727）得罪，削籍身死，他不会被选为继承人。福惠年幼，雍正即位时仅2岁，活到雍正六年（1728）死去，连正式的名字尚未赐给，也可以排除在继承人之外。只有弘历和弘昼，年龄相同，同受父亲宠爱，似乎都有接班的资格。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亲密的兄弟，实际上是皇位的潜在的竞争对手。但如果仔细考察，弘历各方面的条件又比弘昼优越得多，他比弘昼大3个月，在弘时死后，他是雍正帝最大的儿子，以中国封建时代立嫡立长的传统观念衡量，他自然胜出一筹。更重要的是弘历幼慧，受康熙帝宠爱，曾被养育宫中，这段历史是弘历最重要的政治资本。雍正居藩邸，两个儿子是同龄人，他只把弘历介绍给康熙，康熙也只把弘历带进宫内，弘昼却没有这种优遇，可见两代老皇帝的宠眷所在。雍正帝秘密建储的诏谕中说：“宝亲王皇四子弘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圣祖仁皇帝于诸孙之中，最为钟爱，抚养宫中，恩逾常格……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6]弘历资质聪明，确也比弟弟胜强得多。两人一起读书，弘历资性颖悟，所授课程很快就能熟记背诵，而弘昼较迟钝，功课总是落在后面，到了该散学的时候，他的功课尚未做完。他们的老师福敏对弘历说：“弟弟还在书房里，做哥哥的怎好先走？”就给弘历增加些新功课，使兄弟俩一起散学。弘历还是个小孩子，心中不高兴，却因此多学了不少课文，增长了更多知识，后来乾隆帝回忆这段经历：“余幼时，日所授书，每易成诵，课常早毕。先生即谓予曰：‘今日之课虽毕，曷不兼治明日之课。’比及明日复然。吾弟和亲王资性稍钝，日课恒落后。先生则曰：‘弟在书斋，兄岂可不留以待之。’复令予加课，俟其既毕同散，彼时孩气，未尝不以为怨。今思之，则实有益于己。故余所读之书倍多，实善诱之力也。”[7]弘昼自己也承认比不上哥哥，“弟之视兄，虽所处则同，而会心有深浅，气力有厚薄，属辞有工拙，未敢同年而语焉”[8]。这些话确也反映了一定的实情。

雍正帝在世时，虽未宣布弘历为继承人，但从存世的四个皇子中，人们不难推测到谁会继承帝位。而且雍正在言语和行动中也有意无意地暗示了消息，皇子们自己的心中也是清楚的。雍正元年（1723）正月，祈谷礼成，雍正单独召见乾隆，分赐胙肉，这种特殊礼遇非同寻常，弘历当时也是明白的。他85岁时回忆说：“雍正元年正月，皇考召予至养心殿，以肉一脔赐食，而和亲王未与也。予尝之，味纯美而不辨何肉，皇考亦未明谕，敬识之勿敢忘。践阼后，回忆是日正祈谷礼成后，圣意必以初元郊祀，将予后日克承大宝，上告昊穹，付托之重，已定于此时矣。”[9]又同年年底，康熙帝逝世一周年，按理雍正应亲往景陵祭拜，却命弘历代自己前去。乾隆帝78岁时提及这段往事：“雍正元年，皇考曾两诣景陵，冬至月届，皇祖周年大祭，俯允诸王大臣之请，因停往谒，命予恭往代祭，实不无深意也，时予年十三。”[10]应该说，包括弘历本人在内的一些人对雍正帝这些举动的含义是清楚的，只是心照不宣而已。还有一点可以注意到：弘历的生母钮祜禄氏，本为藩邸格格，雍正时，封熹妃，进熹贵妃，位分仅在皇后之下；而弘时的生母李氏藩邸时已为侧福晋，雍正间仅封齐妃；弘昼的生母耿氏，亦为藩邸格格，但年龄、资格长于钮祜禄氏，仅封裕嫔、裕妃；弘瞻的生母刘氏，仅封谦嫔。终雍正之世，这四位皇子的生母中，只有钮祜禄氏得封贵妃，位分最高。“母以子贵”，由此可以推想到，哪一位皇子该是雍正帝属意的继承人。

景陵，在今河北省遵化市。

乾隆帝青年时期朝服像。

弘瞻像。

雍正在位，弘历和弘昼朝夕相处，友爱颇深，但一旦弘历登上了宝座，身份和关系骤然变化。既是兄弟，又是君臣，两者之间不容易取得一个平衡点。弘昼要在往常平等相待的弘历面前俯首称臣，内心未必能平静；而乾隆帝对这位曾是帝位潜在竞争者的弟弟，也未必不心存芥蒂。弘昼性格骄亢，盛气凌人，满朝文武都畏惧他。有一次，他和军机大臣讷亲闹意见，竟不顾体面，拔拳相向，当众殴辱讷亲。他又奢侈贪财，雍正藩邸的私产悉归所有，在王公宗室中是首屈一指的豪富，还想索要雍亲王原府邸。乾隆帝以此府为两代龙飞之地，不宜作为王府，断然拒绝他的要求，而将原雍亲王府改为礼佛的喇嘛庙——雍和宫。弘昼以御弟的身份，言语不甚检点。有一次乾隆帝命他在正大光明殿监试八旗子弟，乾隆帝迟迟未退席，弘昼请皇帝退朝就食，乾隆怕八旗士子习性顽劣，夹带作弊，仍未退朝。弘昼发起小脾气来，对皇帝说：“你难道连我也不相信，怕我被士子们买通了吗？”对皇帝说这种话，极不恭敬。乾隆帝很不高兴，但没有说话，即退朝走了。有人提醒了弘昼，第二天，弘昼向皇帝请罪，乾隆告诫他：“昨天，如果我答复一句，双方顶撞起来，你就该粉身碎骨了。你的话虽然不好听，但我知道你内心友爱，故而原谅了你，今后要谨慎，不要再说这种话了。”小小的言语失检，在专制统治者面前，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即使亲兄弟也不例外。乾隆帝为了改变清前期宗室王公干预朝政的习惯，对皇亲国戚，包括自己的弟弟在内，在名位和生活上给以隆重的优遇，但政治上要求很严格，不许干政，还经常借些小事对他们敲打敲打，提醒他们循礼守分，不要忘乎所以。“上即位后，优待和、果二王（即和亲王弘昼、果亲王弘瞻），每陪膳赐宴，赋诗饮酒，殆无虚日。犹必时加训迪，不许干预政事，保全名誉。”[11]乾隆十七年（1752）和亲王弘昼与裕亲王广禄、履亲王允祹、慎郡王允禧、顺承郡王台斐英阿奉命盘查仓库，这本来是例行公事，这些王爷们马马虎虎，敷衍了事。想不到皇帝却借此做文章，责他们“未能尽心”，要议他们的罪。宗人府哪敢得罪这些凤子龙孙，议革他们所兼的都统或罚都统俸饷，请皇帝在两种处分中，任择其一。乾隆很不高兴，指责宗人府“两议请旨……故意尝试，甚属取巧……如此瞻徇，岂受其请托耶？抑借以倾陷耶？”[12]将宗人府王公严加议处，命都察院严察议处。都察院的官吏们接到这一棘手的案件，战战兢兢，不知道皇帝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得从严议处，革去王爵。不料乾隆帝又大发脾气说：“王公等非干大故，从无革去王爵、降为庶人之理，都察院果以此议为当乎？否乎……明知朕必不革去两亲王两郡王，而故如此立议，以为可以立身无过，而于朝廷之体制，事理之当否，概不之论，是岂大臣实心敬事之道……乃诸臣议事，一不衷之于理，非以尝试取巧，则以从重而恩出自上为自全之术，无以实心为国家任事者，朕将奚望，亦甚自惭。”[13]结果，王爷们罚王俸一年，而都察院官员们俱革职留任。皇帝的天威高深莫测，这无非要让王爷们知道：自己是绝对的权威，对任何人都可以生杀予夺。同时，也告诫百官们：即使皇亲国戚，也必须依法处理，既不许徇情包庇，也不许故意重处，以避嫌疑，而把处理的责任推到皇帝身上。

弘昼锦衣玉食，但在专制皇权的压抑下，不得不小心谨慎，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喜欢听戏曲，专爱弋阳腔，家中养着戏班子，自己将旧剧戏文改写，用弋调演唱，大概改写的水平低下，客人们掩耳厌听，而弘昼乐此不疲。又因长期抑郁寡欢，养成一种变态心理，无聊地演习自己的丧礼，制订了死后的丧礼仪式，自己高坐院子里，装成活死人，陈设各种冥器，命王府的护卫仆从供饭哭祭，自己则吃着祭品，以此自娱。弘昼死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57岁。

乾隆帝的幼弟弘瞻，谦妃刘氏所生。乾隆即帝位时只有两岁。这位小弟弟似乎从小就对哥哥怀着畏惧的心理，因他幼时常住在圆明园，故称圆明园阿哥。有一次，幼小的弘瞻在园内玩耍，乾隆帝看到了他，召他近前想和他说话，他却害怕皇帝哥哥，一溜烟跑掉了。乾隆帝满心不高兴，不好责怪小孩子，把太监们骂了一顿。弘瞻长大以后，善作诗词，且富藏书，他的老师是著名的诗人沈德潜。雍正帝的第十七弟允礼，封果亲王，颇受信任，乾隆初参与辅政。允礼死于乾隆三年（1738），死后无子，即以弘瞻过继。允礼“在诸王中较为殷富，弘瞻既得嗣封，租税所入，给用以外，每岁赢余，不啻巨万”，但弘瞻性俭啬，积聚许多钱财，对待下属很苛刻严厉，行为放纵不检，因开设煤窑，强占平民产业，又曾奉命前往盛京，恭送玉牒，他却上奏要先去打猎，然后再去盛京。乾隆帝对他很不满意，屡加训饬。但弘瞻却以为这些小事情，仗着御弟身份，皇帝不能把自己怎么样。兄弟之间的矛盾，日积月累，终于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爆发，当时审理两淮盐政高恒代京师王公大臣贩人参牟利一案，据高恒供称：弘瞻因欠了商人江起,的钱，派王府护卫带江到高恒处，托售人参，牟利以偿还欠债。这件事大失御弟的身份。乾隆帝决心进一步查究，查出弘瞻令各处织造、关差购买蟒袍、朝衣、刺绣、古玩以及优伶，只给很少价钱。又朝廷简派官吏，弘瞻以门下私人嘱托军机大臣阿里衮选用，阿里衮未答应。乾隆帝对此事极为恼火，斥责“弘瞻冥心干与朝政，毫无顾忌，一至于此。此风一长，将内务府旗员之不已，外而满汉职官，内而部院司寺，势将何所不可……朕实为之寒心”[14]。乾隆帝决定要惩戒这位放纵的幼弟，把他一切乖谬的行为揭发出来，算一笔总账。弘瞻的生母谦妃寿辰，乾隆未曾加赐称祝，弘瞻愤激不满，形之于色，向乾隆帝微词讽刺，乾隆反驳他：坐拥厚，而侍奉母妃菲薄，反而常向母妃索取财物，“岂为人子者所宜出此耶！”有一次，圆明园“九州清晏”失火，诸王都进园救火，弘瞻住处最近，来到最晚，且和皇子们嘻嘻哈哈，毫无关念之情。又弘瞻和弘昼一起，至皇太后宫中请安，在皇太后座位旁边跪坐，该处正好是皇帝平日跪坐之地。乾隆帝责备两个弟弟“仪节僭妄”、“尚知有天泽之辨哉！”诸罪俱发，弘瞻被革去亲王，降为贝勒，解除一切差使，永远停俸。连弘昼亦因“于皇太后前跪坐无状”，罚王俸三年，这是乾隆帝和幼弟之间矛盾不和的集中爆发。弘瞻被革去亲王后，闭门家居，抑郁不欢，得病。病危时，乾隆帝亲临视疾，弘瞻在衾褥间叩首谢罪。乾隆帝被手足之情所感动，呜咽失声，拉着弘瞻的手说：我因你年少，故而稍加处分，以改变你的脾气，想不到你会因此得这样重的病。立即恢复弘瞻的封爵，弘瞻不久即死，时在乾隆三十年（1765）三月，年32岁。

注释

[1]《清史稿》列传七，《诸王六》。

[2]《清宫述闻》卷四。

[3]《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九，《稽古斋文钞序》。

[4]《御制文初集》卷十，《新刻稽古斋文集序》。

[5]弘昼：《乐善堂文钞序》。

[6]《清实录》雍正十三年八月己丑。

[7]《御制诗四集》卷五八，《怀旧诗·龙翰福先生》。

[8]弘昼：《乐善堂文钞序》。

[9]《御制诗五集》卷九三，《洪范九五福之五日考终命联句》。

[10]《御制诗五集》卷五三，《烟郊行宫作》。

[11]昭梿：《啸亭杂录》卷一，《友爱昆仲》。

[12]《清实录》乾隆十七年三月辛未。

[13]《清实录》乾隆十七年三月己卯。

[14]《清实录》乾隆二十八年五月己巳。

第五节　理学名师

弘历幼年时代，父辈的争权斗争虽很激烈，但他的生活却平静、安定，享受着皇家的富贵尊荣，受到良好的教育。雍正即位以前，他住在雍亲王府，和弟弟弘昼分居于东西室。附近有柏林寺，弘历、弘昼常去玩耍，做皇帝后，他对这个地方很眷恋，重修柏林寺时，他题写碑文说：“人之情虽善忘，而孩提时事，或不忘者，以其见闻久而孺慕切也。兹寺之葺，其不可已者以此。”[1]二百多年以来，柏林寺之名相沿未改，它坐落在今雍和宫东侧，为北京图书馆之古籍部。

柏林寺。

弘历、弘昼6岁时读书，书房在如意室，起初似乎没有正式聘请老师。在他们9岁时，胤禛给两个儿子请了一位翰林院庶吉士福敏，启蒙授读。福敏为满洲镶白旗人，康熙三十六年（1697）进士，但官运不佳，20余年未得升迁。福敏服膺程朱理学，为人方正耿直，宽容有度，“公严气正性，凛不可犯，习之处，开心吐怀，廓然无城府”。且教读有方，对学生严格要求。弘历对他十分尊敬，终生感念师恩。说他：“循循既善诱，严若秋霜披。”[2]大概因他教读皇子有功，雍正三年（1725）放外任，署浙江巡抚，又署湖广总督，内调为吏部尚书、左都御史、协办大学士等职。他做官的本领似属平常，雍正末，屡遭谴责。到他的学生登上帝座，又一次发迹，擢武英殿大学士，加太保。乾隆帝说“先生服官，政绩无所表见，而方正严惮，且能多方诱迪，于课读为长。余初就外傅，始基之立，实有以成之，故每追念不置云”[3]。

雍正即位后，弘历、弘昼成了皇子，身份提高了，对他们的教育也不同了。雍正始设上书房，上书房在乾清宫附近，屋五楹，北向。并制定了教育皇子的严格制度。雍正元年（1723），聘请徐元梦、张廷玉、朱轼、嵇曾筠四人为师傅。按从前的规矩，皇子拜师，彼此长揖，雍正帝特别重视儿子们的学业，尊重他们的师长，命在懋勤殿，向四位老师行拜见之礼。这四人中，徐元梦是满族，正白旗人，康熙十二年（1673）进士，资历最老，康雍乾三朝都曾授皇子读书，他是精通满语的专家，担任宫廷的满语教习，不久因罪去职，故教读弘历的时间很短。张廷玉，安徽桐城人，是雍正朝最受宠信的大学士，撰旨任务繁忙，很少有时间参加教学，但他长在北京，管理翰林院，有时也去上书房察看，对皇子们的教育稍有影响。嵇曾筠，江苏长洲人，康熙四十五年（1707）进士，是一位水利专家，入值上书房不久，即出为河南巡抚、河道总督，长期在外治河，未实际教读。这四人中，只有朱轼教学最久，故乾隆诗中说：“皇考选朝臣，授业我兄弟。四人胥宿儒，徐（元梦）朱（轼）及张（廷玉）嵇（曾筠）。设席懋勤殿，命行拜师礼。其三时去来（原注：徐未久得罪去，张以书写谕旨事繁，旬月中偶一至上书房，嵇则出为河督。惟先生常至书斋，为余兄弟讲授），可亭则恒矣（引者按：可亭即朱轼）。时已熟经文，每为阐经旨。汉则称贾董，宋惟宗五子（原注：谓周程张朱）。恒云不在言，惟在行而已。如坐春风中，十三年迅耳。”[4]

朱轼（1665—1735），江西高安人，康熙三十三年（1694）进士。他从知县开始，历任主事、郎中、陕西学政，颇有政绩。康熙末官至浙江巡抚，治理钱塘江工程，亦有成效，擢左都御史。雍正时，入值上书房后，晋吏部尚书、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朱轼是著名的理学家，研究《礼记》，又精明能干，躬亲治事，政务虽繁，不废学问，生活则很俭朴。“公为政，练达有体。自为县及浙抚，未尝假宾佐，摘伏多洞中，吏不能为奸，政事之外益著书”[5]，“自诸生至宰相，食不二味，衣不鲜华，而爱国忘家，唯民休戚是念，凡所学必以身践之”[6]。朱轼服膺宋朝张载的学说，主张身体力行，后来乾隆帝也经常强调这一点，可能是受老师的影响。他担任师傅时，弘历兄弟12岁，“已熟读诗书四子书，背诵不遗一字”，学业已有良好的基础，但尚待进一步培育深造，他们的性格气质以及兴趣爱好，则尚在发育变化，并未定型。朱轼的教导，对于乾隆帝性格、志向、知识、爱好的形成，起了很巨大的作用。他根据皇子们已有的程度，教读《易经》、《春秋》、戴礼以及宋儒性理诸书、《通鉴纲目》、《史记》、《汉书》、唐宋八家之文，向皇子们讲解儒家经典以及理学的精蕴奥义，兼及社会现实、民生疾苦、前朝历史。所谓“学术醇正、望重朝端”、“朕自幼读书宫中，常闻讲论”，“今上（按：指乾隆帝）在藩邸时闻公讲生民休戚，历朝治乱甚悉”[7]。朱轼所讲是儒家那套修齐治平、帝王南面之学，他确实成功地按儒家的模式，参与塑造了一位杰出的封建帝王，赋予他必要的观念、知识和能力。乾隆帝对这位老师十分尊敬，即位以前，他给朱轼赠诗，可见他的景仰之心：

早岁承纶"，成童授简编。

芳规看表帅，函丈获周旋。

……

十载如旬日，高山复大川。

汲长难试绠，质鲁记窥渊。

惟借开陈力，常资接引缘。

前途粗省识，往笈事精研。

方示寻邹屐，旋招泛汨船。

高深终莫测，言象未忘筌。[8]

雍正死时，朱轼方被派赴浙江勘视海塘，走到半路上，乾隆即位，由于他长期住在宫中，未自建藩府，又不交接外官，所认识和了解的官员极少，他想到的第一个可靠而又能干的人，就是自己的老师朱轼，立即召朱轼折回北京，协同总理事务。在短短一年时间内，朱轼和乾隆帝关系特别密切，“公以旧学重臣，日趋内廷，辰入酉退，屡陈便宜”[9]。乾隆初政，以宽大纠正雍正的严刻，这一方针的制定与执行当与朱轼有关。袁枚为朱轼撰写的《神道碑》中说：“公奉世宗诏，侍皇上青宫最久。皇上登极未一载，仁言圣政，重累而下，九州八陔，靡不异音同叹，庆尧舜复生。然则公启沃之功可以想见，而公之风概，又岂可求诸唐虞下哉！”[10]可惜朱轼到乾隆元年（1736）九月即病死，年70岁。在乾隆帝急需支持、帮助的时候匆匆地离开人世，使新皇帝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只能使用雍正留下的大臣们，无法组成自己所熟悉、所信赖的新的工作班子。

即使朱轼学问优长，久侍讲幄，可是他的官位已高，兼职繁多。教读期间，他曾往江浙修海塘工程，协助怡亲王允祥管理畿辅的水利营田，允祥死，又归他主管。他事务繁杂，精力分散，雍正帝为了不耽误儿子们的学业，又于雍正元年（1723）六月聘请了一位专任教师蔡世远。蔡在对乾隆的教育上，和福敏、朱轼一样，起了重大作用。后来，乾隆帝只承认这三人才是自己真正的老师，为了尊敬他们，称他们为“福龙翰先生”、“朱可亭先生”、“蔡闻之先生”。

《御纂性理精义》，康熙五十四年刻本。

蔡世远，福建漳浦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是张伯行、李光地的门生，曾协助李光地编纂《性理精义》，这本书也是后来弘历、弘昼兄弟学习的课本。蔡世远是一位教育家，他和父亲两代主持福建鳌峰书院。“手定学约，躬行率先，儒风大振。父子相继为全闽学子师，前此未有也。”[11]蔡世远入值上书房后，虽得了礼部侍郎的官衔，但并无实际兼职，故能致力于教读，“侍直内廷十年，卯入而酉出，未尝一日辍”[12]。蔡是一个崇拜宋儒的纯正的理学家，他称：“宋朝当理学昌明之会，周程张朱，比肩而起，德性学问之功，昭昭若揭天壤。”[13]其讲学的内容，自然也是这一套，“公侍皇子，凡进讲四书五经及宋五子之书，必近而引之身心发言处事所宜”，“自身心以至治平之道，一以程朱为训，而必本于诚”[14]。乾隆帝虽然对理学有一些不满的言论，但综观其一生，其言行仍不出程朱理学的牢笼，这当和他三位理学家老师的教育是分不开的。而蔡世远对乾隆帝的作用十分重要，乾隆一生崇奉韩愈文、杜甫诗，即是受蔡的影响。乾隆自己说：“所从之师虽多，而得力于读书之用，莫如闻之先生……皇考命入尚书房授读，余时学为古文，先生谓：当以昌黎为宗，且言惟理足可以载道，气盛可以达辞，至今作文资其益。”[15]乾隆帝自认得益于蔡世远，而蔡的见解与桐城派的文论极为相似，这也并不奇怪，因为蔡世远和桐城派的创始人方苞正好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弘历和这位老师的关系很亲密，蔡世远得病，弘历写诗送给他：

早日披衣唤小僮，新裁柔翰走诗筒。

问师冷日迍邅景，忆我春风坐卧中。[16]

表现了师生间嘘寒问暖的融洽之情。蔡世远死于雍正十二年（1747），没有来得及看到自己的学生登上帝座。他著有《二希堂集》，自称“学问未敢望朱文公（按：指朱熹），庶几其真希元（按：指真德秀）乎！事业未敢望诸葛武侯（按：指诸葛亮），庶几其范希文（按：指范仲淹）乎！名二希堂之旨以此”[17]。弘历曾为此书作序。后来，乾隆在养心殿辟“三希堂”，收藏历代名家法帖，他所以命名“三希”可以作三种解释，一是希贤、希圣、希天；一是藏有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皆希世之珍；一是蔡世远有“二希”，自己欲希蔡世远之“希”。由此可见，乾隆对自己这位老师也是钦佩之至。

乾隆的老师，除以上提到福敏、朱轼、蔡世远以及徐元梦、张廷玉、嵇曾筠之外，还有一些人在雍正年间入值上书房，陪侍读书。雍正七年（1742）有顾成天，八年（1743）有蒋廷锡、胡煦，九年（1744）有邵基，十年（1745）有鄂尔泰，十二年有梁诗正，其他还有蔡珽、刘统勋、任启运、戴瀚等人。乾隆帝后来追忆当年上书房的旧人说：“皇考重英贤，率命书房走。鄂（尔泰）蒋以阁臣，蔡（珽）陈（法）列卿九。胡（煦）、顾（成天）、刘（统勋）、梁（诗正）、任（启运）、邵（基）、戴（瀚）来先后。其时学亦成，云师而实友。不足当绛帷，姓名兹举偶。”他认为：这些人实际上不是自己的老师，真正的老师是福敏、蔡世远、朱轼三人。乾隆皇帝自称于福敏“得学之基”，于蔡世远“得学之用”，于朱轼“得学之体”。

故宫三希堂内景。

注释

[1]《御制文初集》卷二〇，《重修柏林寺碑文》。

[2]《碑传集》卷二二，雷-：《记所闻相国福敏公语》。

[3]《御制诗四集》卷五八，《怀旧诗·龙翰福先生》。

[4]《御制诗四集》卷五八，《怀旧诗·可亭朱先生》。

[5]《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一三，黄永年：《朱轼墓志铭》。

[6]同上书，张廷玉：《朱轼墓志铭》。

[7]同上书，袁枚：《朱轼神道碑》。

[8]《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二四，《春日寄朱可亭先生五十二韵》。

[9][10]《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一三，袁枚：《朱轼神道碑》。

[11][12]《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六九，李绂：《蔡世远墓志铭》。

[13]陆言辑：《政学录》。

[14]《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六九，方苞：《蔡世远墓志铭》。

[15]《御制诗四集》卷五八，《怀旧诗·闻之蔡先生》。

[16]《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二六，《立春前五日以诗代书问蔡先生病》。

[17]《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六九，方苞：《蔡世远墓志铭》。

第六节　同窗知己

和弘历、弘昼一起读书，关系最亲近的有两人。一是诚亲王允祕，一是平郡王福彭。

允祕是康熙帝的第二十四子，也是最小的儿子，于弘历等是叔辈，却比弘历小5岁，赋性聪颖，得康熙钟爱。雍正帝说：“朕幼弟允祕，秉心忠厚，赋性和平，素为皇考所钟爱。”[1]弘历被康熙养育宫中，就和允祕生活在一起，故弘历说：“每忆髫童际，亲承圣祖恩……辟咡依前膝，含饴共夕飧。七龄叔敏达，十二我愚芚。”[2]这是弘历描写康熙和他们两个孩子一起进膳的情形。雍正即帝位，设上书房，允祕年幼，和两位年龄稍大的侄子弘历、弘昼一起读书，也在一起赋诗饮酒，写字赏画，游春踏青，泛舟娱乐。《乐善堂全集定本》中留下了与二十四叔（允祕）赋诗、行猎与郊游的若干诗篇，其中一首说：“近岁恩加渥，书斋业共敦。文章森义府，翰墨焕崇垣。缃帙循环诵，琼编次第翻。数曾相赏析，几度易寒暄。讲学欣同幄，延师更一门。晓晡常并席，岁腊偶开樽。联骑趋香陌，轻舟泛御园。騄骊工步骤，鸾凤必腾骞。”[3]这首长诗描写他们一起在书房攻读课业，论文诵诗，而且同席饮食，同游共乐的情形。他对这位年轻的叔父甚为称赞敬重，说他“性情恒静正，体貌更恭温。尚友希千载，成文易百言。夙尝勤典籍，频自惜朝昏。深领书中味，浑忘户外喧”。看来，允祕是一位温文尔雅、勤奋读书、才学出众且超脱于世事尘务的谦谦君子。允祕与弘历、弘昼同时得封亲王，他死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享年58岁。

弘历另一位亲密的同学是平郡王福彭，努尔哈赤的八世孙，属于代善、岳托一支。岳托因战功始封克勤郡王，后世改称平郡王（乾隆中叶又恢复原名克勤郡王），是清代世袭罔替的八家“铁帽子王”之一。论岁数，福彭比弘历大3岁，论辈分，弘历、弘昼是福彭的祖父辈。福彭是伟大文学家、《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亲表兄，他的生母曹氏是平郡王讷尔苏的嫡福晋，即是曹寅的亲生女。福彭英年早慧，受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的赏识，是王公子弟中的佼佼者。早年即被康熙皇帝看中，养育宫中读书，“王幼而侍圣祖仁皇帝宫中，躬承恩眷”[4]，这是不同寻常的优遇。康熙的孙子太多，近百人，有许多他连相貌、名字也不知道，更不要说进宫和皇帝一起生活。乾隆皇帝到11岁时才被祖父赏识，入宫读书。乾隆帝视为不世之荣，一辈子感铭不忘，福彭以远支宗室的幼童而被养育宫中，更为难得。若非福彭聪明绝顶，才智过人，一定得不到这样的令许多权贵羡慕的优遇。

雍正六年（1728），弘历、弘昼已满18岁，无论学业上、性格上、身体上都已发育成熟。比他们大三岁的平郡王福彭被挑选入宫，陪同皇子们读书，这是雍正帝希望品学兼优的福彭能够影响弘历、弘昼，使他们健康地成长，从此，福彭成了皇子们的同窗挚友。这时，由于福彭之父讷尔苏已获罪革爵，福彭嗣封平郡王。雍正八年（1730），福彭奉诏代雍正帝前往盛京，修理祖陵前的水道，临行前，弘历写序赠送。不久，福彭又被派管理旗务，署都统，擢宗人府宗正。雍正十一年（1733）四月，在办理军机处行走，是当时最年轻的一位军机大臣，可见雍正帝对他的器重。当时，清军和准噶尔作战，在和通泊失利，溃不成军，前线营伍混乱，需要一位有胆略、有才能的统帅去收拾残局，整顿军队。清廷不乏能征惯战的宿将，而雍正帝都没有看中，偏偏选上了只有25岁的福彭。雍正十一年，任命他为定边大将军，驰往边关，肩负起前线的军事重任。福彭和弘历兄弟，同窗六载，友谊甚深，可称莫逆之交，临行之日，弘历送行到清河，赋诗三首赠别。其一云：

武略文韬藉指挥，书斋倍觉有光辉。六年此日清河畔，君作行人我独归。[5]

这首诗表现了同学之间依依惜别之情。乾隆帝在即帝位前所作的《乐善堂全集定本》中，赠给福彭的诗文甚多，他对这位同学推挹备至，称赞福彭“年虽少而器识深沉，谦卑自牧，娴学问，通事理”[6]，又说“王器量宽宏，才德优长，在书室中与之论文，每每知大意，而与言政事，则若贯骊珠而析鸿毛也”[7]。在福彭赴前线以后，弘历对这位挚友眷念甚深，在和福彭离别的一周年，他写诗：

徘徊倚石栏，闲望抒清吟。

却忆昨年秋，今夕送知音。（原注：癸丑年八月三日平郡王奉命西征）

边陲渺天末，飒沓霜风侵。

抚景怀契阔，踌躇思不禁。

南仲方出车，颉利未生擒。

月明人尽望，壮士秋思沉。[8]

又一个秋夜雨中，弘历躺在床上，回想起当年雨中和福彭驾舟游览的情形：

夜凉霜簟好安眠，芭蕉响滴残梦醒。

醒后悠悠动远思，思在龙堆连霜岭。

如心居士（按：指福彭之别号）在军营，年来王事劳驰骋。

即此清凉夜雨秋，行帐残灯悬耿耿。

……

犹忆去年烟雨中，绿蓑共泛沧波艇。

借有好风吹送诗，知君应在三秋领。[9]

在某个冬夜，弘历住在温暖的房中，却想起万里以外的福彭天寒戍边的辛苦，又写诗：

暖阁董炉刻漏移，闲情万里忆相知。

高斋趣永三余乐，绝塞风寒列戍悲。

约计凯旋应指日，欲缄书寄更无期。

难堪剪烛清吟夜，念到寒更毳幙时。[10]

从这些赠诗中，可见弘历与福彭同学六载，相交之恳挚，友谊之深厚。

福彭驻节乌里雅苏台、科布多、鄂尔坤等城，又筑城额尔德尼昭，治军有方，颇著劳绩。雍正十三年（1735），雍正帝死，乾隆继位，立即召福彭回京，协办总理事务处。这一机构在雍正帝丧期内是代替军机处的最高中枢机构。福彭的地位仅次于两位皇叔庄亲王允禄和果亲王允礼而在鄂尔泰、张廷玉、讷亲之上。看来，乾隆帝非常赏识和倚重这位老同学，他的政治前途正未可限量。但情况的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尽管福彭年轻有为，又当乾隆帝正在用人之际，福彭仍属于乾隆初年政治舞台一瞬即殒的明星，未能大展其抱负。原因是：乾隆帝鉴于清前期宗室王公把持政局、屡次酿成内部斗争，决心铲除宗室干政的旧习，将所有亲王、郡王排斥于中枢机构之外，为贯彻这一政治原则，连自己的知心好友福彭亦不例外。乾隆二年（1737）十一月裁撤总理政务处，恢复军机处。允禄、允礼和福彭从优议叙或议叙，但均未进入军机处，这样，才学优长的福彭成了乾隆初政治改革的牺牲品，断送了他的政治前程。从此以后，历经乾嘉道三朝一百二十多年，无宗室王公进入军机处者。[11]直到1860年北京政变后，慈禧太后与奕訢锄灭肃顺等。奕訢加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又开晚清宗室柄政之局面。

福彭虽有才能，与乾隆同窗至好，一度被重用，但由于乾隆帝锐意革新，只给宗室王公优厚的待遇，不使他们掌政，故福彭失去了一展政治才能的机会，后来虽曾管理过正黄旗、正白旗事务，但未曾大用。乾隆十三年（1748）十一月，福彭病逝，年40岁。谕旨称：“平郡王宣力有年，恪勤素著。今闻患病薨逝，朕心深为轸悼。特遣大阿哥携茶酒往奠，并辍朝二日。”[12]这是特殊的礼遇，乾隆帝对这位昔日同学怀有很深的感情。

和乾隆帝同学的除弘昼、允祕、福彭之外，允禧也是交谊很深的伴侣。允禧是康熙帝的第二十一子，虽为弘历叔辈，但为同龄人，仅长8个月。早在弘历受知于康熙、被养育宫中时，两个小孩子就结下了友谊。据弘历说：自己入宫时，“诸叔父咸善视予，而二十一叔尤肫然有加也”[13]。允禧则称：“康熙六十一年，爰命皇四子宝亲王（按：即弘历）入侍内廷，以示宠异。是时，王年方舞勺（按：指12岁），而予齿亦埒，相对甚欢。及皇上（按：指雍正帝）绍登大宝……每入觐皇上时，遇王辄承奖许，把握深谈，大有乳水之合。”[14]可见他们二人幼年结交，极为投合。从允禧的文章中看，他只在入觐雍正帝时，才和乾隆帝相遇，可见他未在上书房与弘历同学。[15]但允禧文武双全，善骑射。据说康熙帝曾命允禧教弘历射箭，允禧能够教同龄的弘历，可见他身手不凡。他又好读书，擅长书法绘画，“诗笔清秀，擅名画苑”[16]，自署紫琼道人，画风似董源、文征明。弘历对允禧的诗才画笔很钦佩，屡次和诗索画，称赞他：“吾叔乃诗篇，裁句清而好。近复参画禅，颇得画中道。”[17]有一次，弘历写诗给允禧，索取诗画，诗云：“胸中早贮千年史，笔下能生万汇春……琼瑶乞并缣缃惠，景仰还期步后尘”[18]，此诗表现了他对允禧的倾倒。允禧送给他诗画后，弘历又写诗三首志谢，再一次表示赞美之情，其中一首是：

南华秋水一泓新，抚景悠然觉爽神。

已愧征诗裁下里，还叨步韵咏阳春。

心情近似天边月，花竹聊充榻上宾。

桂露满瓶熏手读，恐教仙藻污凡尘。[19]

弘历还有两位叔叔，一个是二十二叔允祜，也和弘历同年，雍正十二年（1734）封贝勒；另一个是允祁，比弘历小两岁，雍正八年（1730）封镇国公，乾隆登基后，晋贝勒。当康熙逝世时，他们尚未成人，由雍正养育宫中，亦应在上书房和弘历一起读书，但弘历从没有说起和他俩同学，也没有唱和的诗或一起游玩的记载。康熙帝的小儿子允禧、允祜、允祁、允祕，他们的生母地位均不高，唯允祕得康熙厚爱，能与弘历、弘昼一起读书，且早封诚亲王，其他三人可能在另处读书。而雍正帝最为宠信的十三弟怡亲王允祥，其子弘晓于雍正八年（1730）袭怡亲王爵，雍正帝命他在宫中读书，与弘历兄弟亦为同学，弘历和弘晓交往甚疏，早年诗文中也从未提到弘晓。乾隆即位不久，曾责弘晓“性耽安逸，不知黾勉向学，以副皇考期望之意，屡烦圣心，降旨训饬。而王仍未能悛改，皆朕所亲见者”[20]。乾隆帝还有一位身份特殊的同学，即蒙古活佛章嘉三世，他幼年颖悟，雍正二年（1724），奉召入宫读书，时年7岁，比弘历小5岁，这是我们所知乾隆帝唯一的一位非皇室的同学。

注释

[1]《清史稿》卷二二〇，《诸王六·允祕》。

[2][3]《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二七，《奉题二十四叔父裕德轩三十韵》。

[4]《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七，《送定边大将军平郡王西征序》。

[5]《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二七，《清河送平郡王西征》。

[6]《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七，《送平郡王奉命往盛京修理福陵前河道序》。

[7]《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七，《送定边大将军平郡王西征序》。

[8]《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二一，《八月三日作》。

[9]《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二二，《夜卧听雨忆平郡王》。

[10]《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二八，《冬夜忆平郡王》。

[11]嘉庆四年，成亲王永瑆在军机处行走，仅十个月，以非祖制停止。又咸丰三年恭亲王奕訢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共二年，亦停值。

[12]《清实录》乾隆十三年十一月戊辰。

[13]《乐善堂全集定本》卷八，《四余室记》。

[14]允禧：《乐善堂文钞序》。

[15]弘历和允禧的早朝诗中有“髫年书史共追陪”之句大概是指康熙年间，弘历在宫中曾和允禧一起读书。见《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二十六，《奉和二十一叔父癸丑元日早朝原韵》。

[16]昭梿：《啸亭杂录》卷十，《三王绝技》。

[17]《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一八，《题二十一叔父山静日长小景》。

[18]《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二九，《夏日寄二十一叔父索诗画》。

[19]同上书，《前寄诗索二十一叔父近制，承感尺幅，兼辱和章仍用原韵志谢》。

[20]《清实录》雍正十三年十月丙寅。

第七节　读书生活

雍正帝设立上书房，聘请名流宿儒为老师，以教育皇子们，制度和管理很严格。“我国家之制，诸皇子六岁以上，即就上书房读书，即皇孙、皇曾孙亦然。既选京堂翰林以分课其读，复派大学士、尚书数人以总视其成，更简满洲、蒙古大臣、侍卫等以肄之国语骑射，长幼相聚，昕夕程功。”[1]乾隆帝就是在这种严格的书房生活中接受了十多年教育。据目睹皇子们上学情形的赵翼说：他在军机处值班，每逢早班，五鼓入宫，这时各部院的官员还没有到来，只有几名内务府苏喇来往应差。“黑暗中残睡未醒，时复倚柱假寐。然已隐隐望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吾辈穷措大专恃读书为衣食者尚不能早起，而天家金玉之体，乃日日如是。既入书房，作诗文，每日皆有程课。未刻毕，则又有满洲师傅教国书、习国语骑射等事，薄暮始休。然则文学安得不深？武事安得不娴熟？宜乎皇子孙不惟诗文书画，无一不擅其妙。而上下千古成败理乱，已了然于胸中，以之临敌，复何事不办？”[2]赵翼所见是乾隆前期的事，而这正是沿袭了雍正以来的做法。人们说：清代皇帝虽出于少数民族，但他们的才能、品质以及对儒家传统文化的了解，更胜于汉、唐、宋、明的一些帝王。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其原因是培育皇室成员的一套教育制度很正规、很严格，这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四书纂笺》，康熙朝刻本。

弘历等学习非常勤奋、非常专心，成天诵经研史、吟诗作文，或者骑马射箭，每天学习的时间约在10个小时以上。他的老师蔡世远“侍值内廷十年，卯入而酉出，未尝一日辍”[3]，老师在宫中滞留的时间，大体上就是学生们的学习时间。人们称赞他们“朝有课，夕有程，寒暑靡间”[4]。“皇四子（指弘历）无日不酌古准今，朝吟暮诵，无日不构思抽秘，据案舒卷。”[5]

皇子们读书的上书房，在乾清宫左，五楹，面北向，皇帝在乾清宫可以听到上书房的读书声，故乾隆帝有《每御乾清宫，辄闻尚书房诸皇子诵读声，欣然会心，兼忆旧况诗》[6]。雍正帝很关心儿子们的学业，万几之暇，亲自到上书房考察课程。雍正七年（1729），他来到书房，一时兴至，执笔展纸，挥洒宸翰，写了一副对联“立身以至诚为本，读书以明理为先”，赏给弘历、弘昼。雍正帝擅长书法，这副对联寓意深切，写得苍劲有力，兄弟俩挂在书房中作为座右铭。后来，弘历专为此写了两篇论文，解释并发挥对联的含义。

雍正帝御笔。

弘历的读书处在上书房，平日居住在西二所。雍正五年（1727），他和皇后富察氏结婚时，即以此处为新房，其后将西二所改建升格，称重华宫。乾隆帝认为：这是一座有纪念意义的建筑，里面贮藏着青少年时代的日用旧物，包括康熙、雍正和乾隆母亲所赐物品，富察皇后的遗物（富察皇后死于乾隆十三年（1748）），以及皇子时代的衣服和用品。“重华宫为朕藩邸时旧居，朕频加修葺……现在重华宫陈设大柜一对，乃孝贤皇后嘉礼时妆奁，其东首顶柜，朕尊藏皇祖所赐物件，西首顶柜之东，尊藏皇考所赐物件，其西尊藏圣母皇太后所赐物件。两顶柜下所贮，皆朕潜邸时常用服物。”[7]重华宫前有乐善堂，则为乾隆青少年时代的书房。舜所谓“乐取于人以为善”，后汉东平王所谓“为善最乐”。乾隆自称：“于大舜之善与人间，虽有志而未逮，而东平王之为善最乐，则不敢不勉焉。”[8]因而将自己的书房取名为“乐善堂”，他未即位前所写诗文，亦以“乐善堂”为名。

弘历等有时不住在宫内，随处所至，均有书房，如南海瀛台附近的补桐书屋，即为其幼年读书处之一。他自己说：“雍正二年，在此读书，屈指至今二十年矣。”[9]还写诗说：“三千插架有芸编，占毕明窗忆向年。旧学商量无寸进，补桐书屋自依然。”[10]南海的日知阁也是他读书的地方，故他将自己所作一些短篇辑为《日知荟说》。圆明园中，弘历起先住桃花坞（此地后改名“武陵春色”），以后移居长春仙馆，桃花坞内有两处书房，其一为“乐善堂”，与大内重华宫前的“乐善堂”同名，这是非常幽静别致的去处，“余有书屋数间，清爽幽静，山水之趣，琴鹤之玩，时呈于前。菜圃数畦，桃花满林，堪以寓目。颜之曰‘乐善堂’者，盖取大舜乐取于人以为善之意也”[11]。此外，弘历还去过南苑与避暑山庄，故南苑行宫有荫榆书屋、裕性轩、澹思书屋，避暑山庄有万壑松风等处，都是他曾经读过书的地方。

乾隆帝《乐善堂全集定本》目录。

对弘历的教育是用理想的封建帝王的模式来陶冶他、铸造他。他朝夕讽诵，从四书五经中寻求智慧和哲理，从历史书籍中体会帝王的统治术，从宋代理学家的著作中钻研性命理欲的一套大道理。应该说，这种教育是相当成功的。历史上的帝王还很少有像他这样长期、严格、系统地受到教育。青年时代，他写作大量经说、史论、序跋、诗赋。雍正八年（1730），曾将所作辑成《乐善堂文钞》14卷，至乾隆元年（1736），作品更多，正式刊刻为《乐善堂全集》40卷，乾隆二十三年（1759）对这个刻本不满意，进行删削，成为《乐善堂全集定本》30卷，此外尚有《日知荟说》。这是弘历读书时的课业与作品，可以窥见其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和思想。他还学写过枯燥呆板的八股文，但后来编文集时乾隆帝命令把八股文删去。

弘历早年服膺宋儒，尤其推崇朱子。他认为：汉以后大道沦丧，宋代理学家们振废绝续，使道统得以恢复、发展，功在不朽。他的诗中说：

自汉迄宋初，道昏人如醉。

二程实见知，主敬标赤帜。

朱子集其成，经天复行地。

绝续递相衍，斯文统绪寄。[12]

他在许多文章中讲论内圣外王之学，发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标榜仁义道德，和当皇帝后所写的经筵讲义差不多。他说：“治天下者，以德不以力。故德盛者王，德衰者灭”[13]，“上下一心，君臣相德，天下乂安，民受其福”[14]，“圣帝明王为治，莫不以礼为本，然后渐之以仁，摩之以义，和之以乐而天下化成”[15]。当然，他也很懂得，单靠儒家那套仁义的说教还不能进行巩固的统治，武力和刑法也是不可缺少的统治手段，因此也讲恩威并施，“以威御之则还而不至于不逊”[16]。

枷椅。

他似乎特别喜爱历史，所写史论五十余篇，还有许多咏史诗，议论各个朝代的统治特点，许多皇帝和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上下古今，褒贬评骘，探讨他们的施政得失，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弘历眼界很高，历代帝王中没有几个瞧得上的，真是睥睨千古，无足当意者，只勉强选取了汉文帝、唐太宗、宋仁宗三个人，但认为汉文帝虽贤而辅佐乏人，宋仁宗才能亦不足，只有唐太宗是帝王中的佼佼者。“文皇（即唐太宗）治世功，在汉文景右。斗米值三钱，太仓粟腐臭。关东暨岭南，开门夜无寇。论古缅遐思，治功非幸觏。文贞（按：指魏徵）立朝端，弥缝而匡救。九重亦虚己，勤政夜继昼。励精图至治，俗用臻富厚。二十余年间，中外称明后。”[17]他也指出唐太宗的缺点，如后期的志满倦政以及家法不正以致身后发生武则天的“女祸”。值得注意的是，他所写史论，集中在汉、唐、宋三代。在封建专制统治的淫威下，即使贵为皇子，也不敢对近期的历史（包括明代和本朝历史）多所议论。只是到了乾隆统治的中后期，他才专心研究明清历史，翻了许多案，提出许多观点，为清朝统治寻找意识形态的根据。

弘历资性颖异，读书勤奋，撰文敏捷，析理透彻。鄂尔泰称他“动容出辞，温肃之气具备，偶聆议论，则穷本探源，有经有纬”[18]。福彭说他“每为文，笔不停辍，千言立就，而玄思泉涌，采翰云生”[19]，张廷玉说他“常不假思索，一挥数千言立就。清词邃旨，首尾烂然，数年来俱不下千篇”[20]。这些虽然是恭维话，但弘历确有过人的才能，思敏文捷，故既能处理繁剧的政务，而留下的诗文作品也特别多。

弘历经长期的教育熏陶，对儒家经典上的政治教条和历史上的治乱兴亡，十分熟悉，保证了他日后进行统治，得心应手。为了最高统治的利益，他必须按照封建政治原则去行事和施政。他学会了自我克制，压抑或改变自己的意愿、感情、欲望，一切站在君主的立场上去思考，去判断，去实施。当然，他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天性、爱好、情绪又往往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譬如，他一生独揽大权，专断独行，而内心深处又有不竞得失、淡于荣利的思想，他写过这样的诗句：“失者何必愁，得者何必喜。我愿世间人，平等观如是”[21]，“持竿不为贪鲈鲙，天水空明万虑消”[22]，不像是操持生杀大权的专制皇帝的口吻。他进行过许多次战争，以“十全武功”自诩，但早期作品中强烈地追求和平，厌恶战争，“洗尽尘氛永息师，男为其家妇育儿。九州安堵乐雍熙，壮士勇力亦奚为”[23]，“军行十万壮男儿，各各归家勤耕穑”[24]。一个模范的封建皇帝，他需要决断，需要割弃感情，需要掩盖自己的真实思想，去进行政治角逐。他比普通人处在内心世界更加激烈、永远不断的矛盾与战斗之中。

我们没有看到弘历青年时代对当前政局有何评论，这对皇子来说是绝不容许的。但在《乐善堂全集定本》内有一篇论说，曲折地透露了他的心情。这篇论文的题目是《宽则得众论》，写于雍正后期，文章中大力赞扬宽大政治，说：“诚能宽以待物，包荒纳垢，宥人细故，成己大德，则人亦感其恩而心悦诚服矣！苟为不然，以褊急为念，以刻薄为务，则虽勤于为治，如始皇之程石观书，隋文之躬亲吏职，亦何益哉！”[25]我们知道，雍正帝为整饬吏治而严刑苛法，诛戮臣下甚多，人人惶恐不安，而弘历却说应该“宽以待物，包荒纳垢，宥人细故，成己大德”，这不是和当前的政治趋向恰恰相反吗？他指责为“褊急”、“刻薄”的秦始皇、隋文帝“程石观书”、“躬亲吏职”岂不是正好在为他的父皇作写照吗？可以推想：弘历早就对雍正苛严的方针有意见，这篇论文是他真实思想在无意中的流露。雍正帝虽然钟爱弘历，并且已写下密诏，传位给他，但父子之间性格不同，观点差异，政治上有分歧，这一点雍正帝似乎早已觉察，曾批评过弘历。据乾隆帝后来说：“皇考尝以朕为赋性宽缓，屡教诫之。朕仰承圣训，深用警惕。”[26]

弘历除学习汉文功课外，还学习满、蒙文。他精通满族的语言文字，自称“国语自幼习之”[27]，他极力提倡满族要学习满文，机密的军机文书有时用满文而不用汉文。如征讨准噶尔时，谕令将军永常，“所有关系军机事件，俱用清字具奏”[28]。为提倡满文，每御经筵，满汉文并用，自己将御制论说先用汉文读一遍，又用满文读一遍。他又懂蒙古文，自己说：“乾隆八年始习蒙古语。”[29]能用蒙古语和蒙古族王公们交谈，故更能赢得他们的信任爱戴。他后来还学会了维吾尔语、藏语与金川番语，可算是一位语言学专家。

诗文书画是弘历平生爱好。这种爱好在青少年时代已培养起来，年岁越大，兴致越浓。他主张写诗是抒发性情，反对雕文斲句，“我闻古人语，诗以道性情。题韵随手拈，易如翻手成”[30]。其诗的优点是平易自然，但不经推敲，率而成句，缺少诗味。古代诗人中，他最推崇杜甫，其次则是陶渊明、白居易。他说：“大雅止姬周，何人继三百。卓哉杜陵翁，允擅词场伯。歌谣写忠恳，灏气浑郁积。李韩望后尘，鲍谢让前席。缅想浣花溪，披读仰高格。诗史非妄评，良足娱朝夕。”[31]表明了他对杜诗的倾倒。他青年时曾经学画，绘画水平不高，画作亦少，但很有鉴赏能力，所见历代名画很多，流连欣赏，为各种画幅题诗甚多。

乾隆帝御书《初集诗小序》。

注释

[1]《东华录》乾隆四十三年九月。

[2]赵翼：《簷曝杂记》卷一，《皇子读书》。

[3]《国朝耆献类征》卷六九，李绂：《蔡世远墓志铭》。

[4]张廷玉：《乐善堂文钞序》。

[5]胡煦：《乐善堂文钞序》。

[6]《国朝宫史》上册，卷一二，210页。

[7]《东华录》乾隆六十年十月。

[8]《乐善堂全集定本》卷八，《乐善堂记》。

[9]《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二二，《国朝宫室》。

[10]《国朝宫史》上册，卷一四，《御制雨后瀛台揽景杂咏诗》。

[11]《乐善堂全集定本》卷八，《乐善堂记》。

[12]《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一九，《古风》。

[13]《乐善堂全集定本》卷六，《书新唐书兵志论》。

[14]《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一，《上下交而其志同论》。

[15][16]《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一，《家人上九有孚威如终吉论》。

[17]《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一四，《读贞观政要》。

[18]鄂尔泰：《乐善堂文钞序》。

[19]福彭：《乐善堂文钞序》。

[20]张廷玉：《乐善堂文钞序》。

[21]《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一七，《遣兴》。

[22]《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二四，《柳溪垂钓》。

[23]《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一七，《拟杜工部洗兵马行》。

[24]《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一九，《夜坐》。

[25]《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一，《宽则得众论》。

[26]《清实录》雍正十三年十月甲戌。

[27]《御制诗四集》卷八〇，《古稀》诗注。

[28]《清实录》乾隆十九年五月己亥。

[29]《御制诗四集》卷八〇，《古稀》诗注。

[30]《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二〇，《遣兴》。

[31]《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一五，《读杜诗》。

第八节　田猎、娱乐和其他

乾隆帝微弧射鹿图。

骑马射箭是满族青少年的必修课，弘历对此极为精通，他11岁就随祖父往热河、南苑打猎，曾向第十五叔允禄、第二十一叔允禧学习火枪、射箭。他经常和兄弟叔侄或到西厂骑马射箭，或去南苑行围打猎，留下了不少诗篇。你看他打猎时兴致勃勃，大显身手：“秋阳皎皎秋风起，千山万山收红紫。南苑平芜晓色寒，游丝白日长空里。我从前岁罢秋围，经年未到南海子。重来历历忆旧游，真教见猎心犹喜。黄羊麋鹿满平郊，捷射争夸驰騄駬……合围少试秋草原，骁腾未改旧时美。一驰射中双兔儿，再驰殪彼一封豕。”弘历等驰逐郊原，多么称心惬意。再看他们在西厂骑射，暮春天气，落英缤纷，弘历等一面跨马扬鞭，弯弓发箭，一面欣赏着周围景色：“离离紫陌花，苒苒暮春天。纷红一以萎，绿杨全锁烟。可惜流莺语，惊起晓窗眠。秣我青骊驹，策我珊瑚鞭。乘兴联骑去，晴郊草芊芊。驰射平原中，随意娱芳年。”[1]骑射田猎既是讲习武事，也是户外活动、锻炼身体、欣赏风景、游览娱乐的好机会。这些皇室青年长期憋在深宫中，一旦到野外活动，内心的欢乐可想而知。弘历的很多诗中表露了这种心情，他所写有些习射、田猎诗几乎就是春游诗，如：“拂柳穿花过小溪，紫骝不用锦障泥。东风可是能裁剪，飘洒香红散马蹄。”“西海清流漾碧鲜，相将此日荡兰船。溶溶新涨春芜合，始识分来似玉泉。”[2]这两首诗从字面和句意上理解是地道的游春和泛舟诗，但他的题目却是《西厂习射即事》，可见习武田猎和春秋郊游几乎是一回事，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尽管弘历自幼生长深宫，长期在书斋中读书，还是有一定机会接触社会、接触实际。他十分关心农业生产，了解民间的疾苦。他在御园内开辟一小片土地，督促太监们种麦莳菜，以体验农事，他写诗说：

秋露零场圃，金风气萧索。

百谷已告成，呼童庤钱镈。

为地只盈亩，颇可验耕凿。

居兹西成候，策杖课收获。[3]

他经营这片土地相当认真，天旱，麦苗枯萎，他命太监们戽水浇灌，救活麦苗，“须臾苗尽起，生意良可玩。尔仆听我言，莫怨体流汗。不见万顷田，农夫遍浇灌”[4]。他出外谒陵、打猎或散步，常常有机会观察农事，和农民谈话，了解情况。他在一首诗里描写喜获丰收时田间的情形相当生动、逼真：

麦苗入夏结穗黄，东垄西垄硕且长。

老农此日走田忙，腰镰遍割乐岁穰。

笑看黄云各成片，密茎随手行行乱。

肩挑背负晒檐头，饘粥有余他不羡。

呼儿莫逐飞来雀，令渠亦识收成乐。[5]

他虽然身居高位，锦衣玉食，还想到农民的痛苦，希望当政的人能体恤农民疾苦。他在观看秋收时曾写下如下的诗：“畦东与畦西，是处竟秋获。手刈赛疾迟，背负争强弱。遗秉与滞穗，寡妇亦云乐。吾闻四民中，惟农苦莫若。有年谷价低，歉年委沟壑。即今丰稔收，租重主人索。益信为政者，仁民最先著。”[6]某个冬夜，弘历坐在暖阁的火炉旁，想到了啼饥号寒的穷人：“地炉燃炭暖气徐，俯仰丈室惭温饱。此时缅想饥寒人，茅屋欷歔愁未了。”[7]尽管这种同情只停留在诗歌咏叹上，但以帝王之尊，多少表现了对贫苦人民的关心，也是难能可贵的。他还熟识北京的民风习俗，写过一些颇饶情趣的风俗诗，如其中一首：“儿童队队趁闲行，市口新张卖画棚。不惜金钱多买取，归来弟妹笑相迎。”[8]

贩粮人。

留恋山水胜景，欣赏自然风光，也是弘历的一大爱好。他自己说“山水与我有宿缘，每遇佳景辄欢畅”，“我非山中人，爱说山中话。行遇好山水，自觉中心快”。他常常和叔叔、弟弟踏青游园，登山泛舟，享受大自然的乐趣。某个初秋，弘历、弘昼、允祕三人同游玉泉山，泛舟平湖，穿行于残荷之中，举目远望，天宇澄澈，心底感到格外的宁静和满足，忘掉了尘世的喧嚣和宫中的繁华，“便狎鸥鹭群，讵羡笙歌沸”。他们停舟于古寺边，礼佛寻僧，弹琴闲话，观赏鱼鸟，一洗书斋中的沉闷和疲劳，尽兴返棹，“归来坐明月，苍然暮色深”[9]。另有一次，他和弘昼驾舟夜归，湖光潋滟，月色皎洁，万籁俱寂，只有周围的芦苇中，点点流萤，飞舞明灭。兄弟俩轻船打桨，赋诗唱和，“诗成泊岸松窗卧，还听沿阶蟋蟀鸣”[10]。多么悠闲自在的生活！此外，他也记下了随侍父皇游圆明园的情景，春风浩荡，百花盛开，金鞭黄伞，大辂御辇，百官和侍卫们夹道欢呼，又另是一番繁缛豪华的气象。

清代花卉纹围棋罐。

除了打猎、骑射、观赏风景以外，弘历还有种种娱乐活动，他似乎对斗蟋蟀曾感兴趣，写下长诗形容蟋蟀，“怒气奋张敌胆寒，阔颡修腰张两翼”[11]的对抗情形；他也喜好冰上活动，写过许多关于冰床的诗，描写“细长明铁当车轮，架雕文木铺重茵”[12]的冰床与“暖坐冰床过玉津”[13]的冰上观景；有空时，他也下围棋，“消遣凭何物，楸枰差可乐。布子定规模，就势觇强弱”[14]；看到从外国进贡的自鸣钟“铜轮铁弦，机轴循环”，惊叹其“精巧绝伦疑鬼工，倕班流汗难追踪”[15]。此外，他还饲鹤养鸽、烹茶品茗、收集古董文玩等。但他的诗中极少提及饮酒和歌舞戏曲，他不善饮酒，不喜欢檀板金筝和轻歌曼舞，故不论青年时代以至60年当皇帝时期所写几万首诗中，几乎找不到饮酒或歌舞的场面。

雍正帝鉴于康熙晚年对儿子们放松教育，渐至跋扈结党，揽权纷争，故对弘历、弘昼管束很严格。儿子们虽已长大成人，但不让他们独立建府，出宫分居，不让他们有自己的属官，禁止他们结交官吏，过问外事。雍正八年（1730）曲阜孔庙修葺竣工，已经19岁的弘昼与淳郡王弘暻奉旨前往祭祀，雍正帝为了不让儿子干预外事，特谕此行“专为文庙祭祀大典，并不与闻地方一事，若有无知生事之人，向皇五子前告状者，著地方官严拿治罪”[16]。所以，弘历兄弟除读书、写诗、田猎、游园以外，无所事事，所交往的人，除老师、同学之外，别无他人，生活颇为单调寂寞。对弘历来说，自由活动的好机会是奉派去祭陵，顺治的孝陵和康熙的景陵都在京东遵化。雍正不常去祭陵，此事常由弘历代劳。就在雍正元年（1723）十一月康熙帝的周年忌日、二年（1724）十一月的两周年忌日，都由弘历单独前去祭陵，其他如四年（1726）的夏至和冬至、五年（1727）清明以及十一年（1733）、十三年（1735），也是弘历前往遵化祭扫祖陵。年轻人远出扫墓，不啻是踏青寻胜、游览自然风光的好机会。不过在皇父的管教和众多侍从的陪同下，弘历也不得不克制自己的游兴，适可而止，不敢长时间在外逗留。祭陵途中要经过京东盘山，弘历对此名胜地心向往之，却从未顺道去游览，只写下了“寄语山灵还订约，他时拟上最高峰”[17]的心愿。直到他即位后，才到盘山游览，并在此建立了“静寄山庄”。

雍正五年七月十八日，弘历即将满16岁，举行婚礼。新娘子是满族名门富察氏，后称孝贤皇后，比弘历小1岁，是康熙前期著名大臣米思翰的孙女、察哈尔总管李荣保的女儿。弘历与富察皇后结褵21年，伉俪情深、恩爱甚笃。富察皇后贤淑节俭，以通草织绒作首饰，不佩戴金玉珠翠，并用鹿皮和绒毡给皇帝做荷包、佩囊，以示不忘关外先世之遗风，弘历对她十分爱重。皇后死于乾隆十三年（1748），乾隆帝十分悲痛，说“追思皇后之淑德，惟朕知之最深”[18]。富察氏一门贵盛，乾隆前期最有权势的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傅恒即是皇后的亲弟，额驸福隆安和战功显赫、死后追封文襄王的福康安都是皇后的亲侄。

弘历在藩邸还有两位侧福晋和七位格格。侧福晋乌喇那拉氏，孝贤皇后死后被封为皇后；另一侧福晋高氏，为大学士高斌之女，后封贵妃。七位格格是苏氏，后封纯皇贵妃；陆氏，后封庆贵妃；金佳氏，后封嘉妃；海佳氏，后封愉妃；富察氏，后封哲妃；陈氏，后封婉妃；黄氏，后封仪嫔。弘历24岁即帝位以前，见于记载的妻妾共有10人。

雍正十一年，弘历与弘昼已22岁。弘历被封为和硕宝亲王、弘昼为和硕和亲王，同时被封的还有雍正的幼弟，他们亲近的二十四叔允祕为和硕3亲王。从此以后，雍正帝有意让他兄弟二人出头露面，更多地主持重大的祭祀活动，在政治舞台上频频亮相，这不需要特殊的才能，只需兴拜趋走，行礼如仪。雍正十一年（1733），弘历除往祭景陵外，又奉命祭孔子，祭太岁之神。十二年（1734）奉命祭太庙，祭关帝，祭方泽（地坛）。十三年（1735）奉命祭太岁之神，祭景陵，祭太庙，祭方泽，祭社稷。这年，弘历、弘昼已24岁，雍正才让他们参与政务，以资历练。五月，命允礼、弘历、弘昼、鄂尔泰、张廷玉、庆复、魏廷珍、宪德、张照、徐本、李禧、甘国璧、吕辉曾等13人办理苗疆事务。当时，贵州的苗民为反对改土归流，起而反抗清朝政府，阖境鼎沸，这是当时的棘手课题。弘历兄弟，在父亲的主持下，参加苗疆事务的讨论和决策，这是弘历第一次接触实际政治。三个月以后，雍正帝逝世，他早已留下了传位密诏，立弘历为帝，此遗诏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在铁腕人物雍正帝抚育、培植下的弘历已经成熟，立即顺利地接过担子，肩负起统治中国的重任。他就是统治中国64年之久的乾隆皇帝。

注释

[1]《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一六，《春暮西厂骑射》。

[2]《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二三，《西厂习射即事》。

[3]《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二二，《观刈》。

[4]《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一五，《灌麦》。

[5]《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一六，《观刈麦》。

[6]《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一四，《观获》。

[7]《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二一，《冬夜对月书怀》。

[8]《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二三，《帝京杂咏》。

[9]《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二二，《秋日同二十四叔父、五弟游玉泉诸名胜、即事志兴》。

[10]《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二一，《同五弟月夜舟归》。

[11]《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一六，《斗蟋蟀》。

[12]《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一七，《冰床》。

[13]《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二九，《蜡日坐冰床渡太液池志兴》。

[14]《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二二，《弈》。

[15]《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一四，《自鸣钟》。

[16]《清实录》雍正八年十一月辛巳。

[17]《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二四，《盘山》。

[18]《清实录》乾隆十三年五月甲辰。

第三章　政治

第一节　宽严相济

可以说，乾隆是中国历代帝王中的一个幸运儿。他寿登上考，活到88岁。在位期间，国力强盛，四海升平，经济、文化发展鼎盛。他以强大的武力和比较正确的政策，平定西北，保护西藏，加强了国家的统一，奠定了中华的版图。他完成“十全武功”，编纂《四库全书》，六次巡幸江浙，五次普免钱粮，文治武功，臻于极盛。到了后期，尽管社会矛盾激化，反抗烽火遍起，外国殖民主义者叩关而至，咄咄逼人。但是，终乾隆之世，清朝还能够控制全面的局势，长时期承受内外压力，维持着强大的外貌，屹立于东亚。乾隆的一生，顺境多，逆境少；胜利多，挫败少；六十多年，他进退人物，生杀予夺，叱咤风云，指点河山，演出了威武雄壮的活剧，在中国历史上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研究乾隆一生的活动和是非功过是一项重要的、长远的任务。这里只对他即位登基后最初几年内的政局变化、政策措施和统治方针，作介绍评述。乾隆的初政对他以后60年的统治格局和施政作风的形成，是极有关系的。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雍正皇帝去世，刚满24岁的乾隆即位。他继承了一份也许会使所有帝王感到歆羡的基业。因为，经康熙、雍正之后，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社会秩序安定，人口和财富迅速增加，国力蒸蒸日上，一片升平的气象，所谓“国家继绪百年，累洽重熙，至于今日，可谓承平无事”[1]。而且乾隆登基，授受合法，平稳接权，没有一点波澜。回想13年以前，他父亲雍正接位时，矛盾尖锐、争夺激烈、刀光剑影、喋血萧墙的情景，人们不免会打寒战。就是他的祖父康熙、曾祖顺治当皇帝的时候，冲龄践阼、孤立少援、外有劲敌、内有强臣、主少国疑、基业未稳，情况也是相当危险的。为了皇冠的争夺，历史上有过多少诡谲的阴谋、肮脏的交易，明枪暗箭，血雨腥风。乾隆却侥幸地躲开了这类帝王登基时常有的情形。他这时已长大成人，有了相当的知识和经验，不是可以听凭摆布的小绵羊。他的继位，名正言顺，毋庸争议，所以平稳过渡，诸事顺利。他是雍正当时活着的诸子中年龄最长、最有才干的一个，又受祖父康熙皇帝的宠爱。关于康熙喜爱乾隆的故事，清朝的官书、野史、笔记中记载甚多，绘声绘色。本来，老年人喜欢小孙子是人之常情，没有什么值得渲染的。可康熙皇帝和常人不同，和别的皇帝也不同，真是“帝王家庭怪事多”。他生了55个儿女，长大成人的有28个，有97个嫡孙，还有数以百计的孙女、外孙、外孙女、曾孙辈。老皇帝晚年闹家务事，儿子们相互火并，这且不说。他有这么多的儿女孙曾，面貌能否认得清？名字是否记得住？恐怕是个问题。大概只有一些聪明出众的小孩子才能邀皇祖的青睐，博得恩宠。就在康熙死去的这年，他到胤禛（雍正）的赐园圆明园“镂云开月”去赏花，见到了12岁的孙子弘历（乾隆）。这个聪明伶俐、才华初露的小孩子，书课娴熟，应对得体，立刻讨得老皇帝的欢心。以后弘历被带进宫去，陪伴祖父。康熙读书、写字、办事、批折、巡幸、围猎，弘历总在他的身边。时间虽然只有半年，可这段恩遇成为乾隆一生津津乐道的光荣史，甚至也是他攀登皇帝宝座的一块垫脚石。据乾隆后来回忆：“予幼龄仰蒙皇祖恩眷，养育宫中，俾得日侍左右、亲聆训言。盖圣鉴洞烛至今，隐有付托之意。”[2]似乎康熙意中看上了12岁的乾隆，要把江山托付给他。这种说法，未必符合事实，至少康熙钟爱乾隆，是乾隆后来绍登大位的重要政治资本。所以，雍正即位，很快就决定传位给乾隆。元年（1723）八月，雍正书写弘历的名字，指定为继承人，藏在乾清宫最高处“正大光明”匾额的后面。后来雍正的传位诏书中说：“宝亲王皇四子弘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圣祖仁皇帝于诸孙之中，最为钟爱，抚养宫中，恩逾常格……今既遭大事，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3]

正因为乾隆本人的品质、才能以及他和祖父的亲密关系，他的兄弟中没有一人能和他竞争帝位。康熙生了那么多儿子，一个比一个能干，一个比一个更有野心，继承问题极为尖锐，闹得举国不宁；雍正也有十个儿子，其中七个早死。雍正去世时，乾隆的三个哥哥都不在了，他排行老四，还有五弟弘昼、十弟弘瞻。弘昼和乾隆同年，只小3个月，哥俩一起长大，一起读书，形影不离，弘昼的才学远不如弘历，弘历读书快，老师经常要弘历停止下来，复习旧课业，以等待落在后面的弘昼。十弟弘瞻，年龄更小。所以，乾隆即位，出于雍正预定的步骤，明诏宣布，光明正大。在乾隆以前，清朝的五个皇帝登位，都经过激烈的斗争，只有乾隆是一帆风顺，未经波折，顺顺当当完成了权力的交接。

《姑苏繁华图》局部。

这时候，算得上政治清明，八方无警，国泰民安。中国封建专制政治中给皇权造成严重威胁的种种势力，如母后、外戚、宦官、朋党、权臣、强藩等被削弱到最低程度，丝毫不可能威胁或牵制皇权。乾隆的帝位，有磐石之固。国内没有强大的反对势力，没有严重的水旱灾荒，没有大的抗清起义，没有紧迫的经济财政问题；吏治方面，经过雍正的整顿和养廉制度的实施，贪污行为有所敛迹，行政效率有所提高。西北地区，虽然存在着强大的准噶尔割据政权，征战连年，不久前还经过两次大战（1731年和通泊之战、1732年光显寺之战）。但雍正去世以前，清廷中央正在和准噶尔议和，关系已经缓和。乾隆继位，双方互派使节，加紧接触和谈判，达成了和平协议，西北得以撤军，清廷的军事压力和财政负担大大减轻。唯有西南地区，改土归流之后，善后措施不当，贵州的苗民群起反抗，形成一片混乱。这是雍正死后需要立即处理的最迫切的遗留问题，但毕竟是局部问题。乾隆即位以后，撤换了前线的将帅，部署兵力，很快把苗民的反抗镇压了下去。

雍正行乐图，揭示了这位勤勉君主悠闲的一面。

总的说，乾隆继位时，没有爆炸性的危机，也没有不能解决的棘手问题。可是，社会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国家的强盛与安定也是相对而言的，不同类型的社会有着不同类型的问题和弊端。如果要问：乾隆继位时，面临的最大的政治问题是什么？那就是：雍正统治13年，实行铁腕政治，诛戮宗室大臣，打击异己分子，惩治贪官污吏，手段严酷，产生了副作用。不少人无辜被杀，横遭迫害；不少人罪轻罚重，家破人亡；不少人株连受累，含冤莫申。封建专制政治，本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善政，即使本意是要纠正一种不良的风气，也会产生另一倾向的弊端。何况雍正的政令峻急、刑法苛严，人们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祸从天降，怀着惴惴不安的恐惧心理，社会和官场弥漫着紧张气氛和不满情绪，这对封建统治者来说并不是什么好兆头，乾隆对此必定是有很深体会的。雍正后期，乾隆已长大成人，封宝亲王，参与政务，他对父皇的政治措施是看得很清楚的。他既钦佩父亲的才干、魄力、手段，但对雍正的猜忌苛严也有所不满。当然，作为皇子，他不会、也不敢公开表示出来，可是在他一篇习作的课业中无意中透露了他的心情。这篇课业的题目是《宽则得众论》，写于雍正后期，收在《乐善堂全集》内。《乐善堂全集》所收都是乾隆青年时代、未当皇帝以前的作品。文章中大力赞扬宽大政治，其中说：“诚能宽以待物，包荒纳垢，宥人细故，成己大德，则人亦感其恩而心悦诚服矣！苟为不然，以褊急为念，以刻薄为务，则虽勤于为治，如始皇之程石观书，隋文之躬亲吏职，亦何益哉！”这是一篇值得玩味的文章。当时，人们在苛严的政令下，动辄得咎，惶惶不安，乾隆却说应该“宽以待物，包荒纳垢，宥人细故，成己大德”，这是不是有感而发的呢？他指责为“褊急”、“刻薄”的秦始皇、隋文帝，“程石观书”、“躬亲吏职”，岂不是无意中在为父皇作写照吗？可以推想，雍正虽然钟爱乾隆，并决定传位给他，但对父子间的性格差异与政治分歧并非毫无觉察。据乾隆说：“皇考尝以朕为赋性宽缓，屡教诫之。朕仰承圣训，深用警惕。”[4]

雍正八年，世宗罹重症，遍访方士，冀求灵丹，图为其亲书御谕。

乾隆初年，为了缓和紧张的政治气氛，调和矛盾，改善各方面的关系，对雍正的政策做了较大的改变和调整。他在元年（1736）颁布的谕旨中明确宣称：“政令繁苛，每事刻核，大为闾阎之扰累……朕即位以来……欲减去繁苛，与民休息。”[5]

任何一位英明有为的君主，在他个人起居、嗜好、交往方面，往往有许多昏聩糊涂的举动，雍正帝也是如此。他接近佛道，相信修炼术，宫廷内豢养一批道士，给他炼长生不老的金丹，雍正晚年多病，大概由于服食丹药引起慢性的汞中毒，甚至，这可能就是他死亡的原因。乾隆对于父皇身边的这批骗子十分痛恨，即位以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把道士们驱逐出宫。他说，“皇考万几余暇，闻外间有炉火修炼之说，圣心深知其非，聊欲试观其术，以为游戏消闲之具，因将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置于西苑（今之中南海北海）空闲之地，圣心视之如俳优人等耳。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深知其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言生事。皇考向朕与和亲王面谕者屡矣。今朕将伊等驱出，各回本籍”，“若伊等因内廷行走数年，捏称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摇煽惑，断无不败露之理。一经访闻，定严行拿究，立即正法，决不宽贷”[6]。乾隆匆匆忙忙地采取这一行动，并竭力为雍正洗刷辩护，倒成了“此地无银三百两”，反而暴露了雍正对修炼术的迷信。

雍正一生中最受指责，难于被人谅解的是他对兄弟宗室的处置。这是因继承帝位而引起的残酷斗争，不管雍正的继位是否正当、是否合法，但他对自己兄弟手足实在太残忍了。他的大哥允禔、二哥允礽是被康熙禁锢的，雍正自然不会释放他们，两个人都被监禁至死。他最恨八弟允禩、九弟允禟，将其禁锢削籍，改名阿其那（狗）、塞思黑（猪），百般折磨，秘密处死。三哥允祉、十弟允䄉、十四弟允(也被永远囚禁。五弟允祺之子弘昇、七弟允祐之子弘曙被削去世子，连雍正的亲生子弘时，小小年纪，也被削宗籍。宗室中或因不肯附从、或因其他罪状，被杀被关、夺爵削籍、抄家流放的不计其数。社会上对这场兄弟阋墙、家庭惨变，暗下传布种种流言，对雍正的政治声誉损害极大，在乾隆的心灵上也形成了创伤。乾隆即位，这场斗争已时过境迁，当年强大的反对势力被诛戮殆尽，雍正的胜利已不可逆转。乾隆虽不便为父亲的政敌公开平反，但适当地缝隙补过，实行宽大处理，不会带来政治动荡，相反，却能够树立新皇帝仁慈宽厚的美好形象。因此，即位一个多月，就旧案重提，连发许多谕旨。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初八日发出的第一道谕旨说，允禩、允禟得罪已死，但他们的子孙也是天潢支派，摒弃宗牒之外，处理过重。“当初办理此事，乃诸王大臣再三固请，实非我皇考本意，其作何处理之处，着诸王满汉文武大臣翰詹科道各抒己见，确议具奏。”[7]新皇帝的倾向性已很明确，那场令人胆战心惊的骨肉相残，已成过眼云烟，是不是可以冷静地、更合乎人情地重新处理呢？他要官吏们各抒己见，实际上是要大家做好翻案的思想准备。隔了两天，另一道谕旨命令宗人府查明因罪革退之宗室、觉罗，分赐红带、紫带，载入玉牒。一大批得罪的皇子皇孙，可以恢复名号，重见天日了。又过了两天，许多被禁锢的王公宗室，包括新德、新福、云乔顺、宗教、鄂齐、丰库、裕伸、德存、勇端、讷尔苏（此人即曹雪芹的姑父，原封平郡王）、广宁、扬德、华玢等释放回家。又过两天，侥幸存活下来的两个最重要的政治犯皇十子允䄉、皇十四子允(也宽大释放，并赐给公爵衔（其他被囚的允禔、允礽、允祉、允禩、允禟都已死去）。乾隆也没有忘记昭雪已死去的三哥弘时，承认弘时的皇子身份，收入谱牒。几个月之内，还有许多重要的王公宗戚如延信、苏努、乌尔古以及阿灵阿的子孙，恢复原来的身份。短短的时间内，乾隆了结了这场历史公案。他小心翼翼，尽量维护雍正的威信，只是对罪犯宽大处理，并非平反全部案情。特别是对允禩、允禟的处理，政治上最为敏感，乾隆把它长期搁置起来，直到晚年，才为他们作了开脱。乾隆四十三年（1778）正月的上谕说：“圣祖第八子允禩、第九子允禟结党妄行，罪皆自取。皇考仅令削籍更名，以示愧辱。就两人心术而论，觊觎窥窃，诚所不免，及皇考绍登大宝，怨尤诽谤，亦情事所有，特未有显然悖逆之迹。皇考晚年屡向朕谕及，愀然不乐，意颇悔之，若将有待。朕今临御四十三年矣，此事重大，朕若不言，后世子孙无敢言者。允禩、允禟仍复原名，收入玉牒，子孙一并叙入。此实仰体皇考仁心，申未竟之绪，想在天之灵亦当愉慰也。”[8]乾隆明明在改变雍正严厉残酷的处置，但仍然说成这是雍正的本意。

岳锺琪像。

雍正另一件很不明智的举动是对曾静、张熙案的处理。曾静、张熙从清初学者吕留良那里接受了一套华夷之辨的反清思想，竟投书川陕总督岳锺琪，劝说他起兵反清。又从允禩、允禟门下的太监处，辗转听到一些宫廷流言，说雍正弑父篡立、逼死生母、屠杀弟兄、淫烝父妃，这都是大逆不道、卑鄙龌龊、耸人听闻的奇闻。此案发生后，雍正刊刻《大义觉迷录》，在批判传统的华夷之辨的同时，驳斥了种种宫廷流言。《大义觉迷录》被广为散发，每逢朔望，向士民宣讲，这是绝大的蠢事。历来的封建统治者对付政治流言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秘密查禁，而不公开驳辩。这类流言飞语，越辩越浑、越搅越臭，只能弄得遐迩传遍，尽人皆知。聪明一世的雍正，大概被真真假假的流言气得发了昏，竟公开驳辩、刊刻散发、朔望讲解，岂不诚心要搞臭自己，为流言制造者作了义务宣传。雍正对此案罪犯的处理也很离奇，主犯曾静、张熙免罪释放，而死去四十多年的吕留良反倒开棺戮尸，吕的儿子、学生被斩首，家属遭株连。这种处理也一反常态，难以理解。雍正似乎预料到将来会旧案重提，为了保全曾静、张熙，特别声明“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

《驳吕留良四书讲义》，雍正十一年刻本。

乾隆一上台，为使雍正导演的这场拙劣的丑剧赶紧收场，他违反雍正的遗命，将曾静、张熙锁拿解京，凌迟处死，并停止讲解、传布《大义觉迷录》，命各省督抚将原书“汇送礼部”。

除上述以外，对其他重要案件和罪犯，乾隆也一一重新判处，大多从宽发落。著名将领傅尔丹、岳锺琪都因贻误军机，判处死刑；总督蔡珽因朋党罪，斩监候，乾隆均予释放；御史谢济世因诽谤程朱，发配军台，也得赦免；司道沈起元、马维翰等，因过被黜，复加任用；查嗣庭、汪景祺是文字狱的要犯，被处决，罪及家属，诏旨宽释。还有许多官员亏空钱粮，侵吞公帑，勒令追赔，严加处分。乾隆多所豁免，“朕临御以来，凡八旗部院及直省亏空银两，施恩豁免，已不下数千万”[9]。他即位三个月，一次就宽免了69名欠帑亏空的官员，“或已经充发，或监候枷禁，或扣俸扣饷，及妻子家属已入辛者库等罪，概行宽释”[10]。

乾隆即位后，明显地改变雍正的政策，还有以下一些方面：

一、核实垦田升科。清初，地广人稀，奖励垦荒本是促进生产力的善政。当然垦荒多，田赋收入也就多，垦荒有成绩，官吏可得奖励晋升。但是到雍正时期，人口大增，荒地已少，官吏们仍然报垦大量荒地，搞了很多谎报假冒，以邀奖叙。垦田是虚，升科是实，只能增加人民的赋税负担。乾隆指出：“朕见直省督抚题报开垦者，纷纷不一，至于河南一省，所报亩数尤多，而闽省继之。经朕访察，其中多有未实。或由督抚欲以广垦见长，或由地方有司官欲以升科之多，迎合上司之意，而其实并未开垦，不过将升科钱粮飞洒于现在地亩之中，名为开荒，而实则加赋，非徒无益于地方，而并贻害于百姓也。”[11]责成各省查核，“实系垦荒，然后具奏”，以后又规定新开垦的地头山脚、畸零瘠土，免予升科纳赋，以减轻人民的负担。

二、停止清丈土地。清丈是为了清理隐匿的田地，增加税收，本来也不失为一项善政。但奉行稍有失当，就会侵犯人民的利益。雍正任用宪德为四川巡抚，清丈四川的土地，还特派京官多人，分掌其事，推行峻急，苛派虐民。两年内清丈完毕，全省地亩从23万顷激增至44万顷，几乎翻了一番，田赋负担也相应增加，引起垫江、忠州一带人民的武装反抗。乾隆反对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一上台就以“识见卑鄙，昏聩糊涂”，将宪德（时任刑部尚书）解任，以后，不再搞清丈增赋的措施。

三、停废契纸契根法。雍正最重用的河南山东总督田文镜创立契纸契根之法。民间田地房产交易，不准自立契券，都要使用藩司衙门颁发的契纸契根。这样，民间交易甚感不便，也给官吏提供了敲诈勒索的机会。“书吏夤缘为奸，需索之费，数十倍于从前。”乾隆命令，民间交易，“仍照旧例，自行立契，按则输税”，“将契纸契根之法，永行禁止”。乾隆很讨厌以严酷闻名的田文镜，他认为雍正最重用的三个大臣鄂尔泰、李卫、田文镜，鄂尔泰最好，李卫次之，田文镜最下。“河南地方，自田文镜为巡抚总督以来，苛刻搜求，以严厉相尚，而属员又复承其意指，剥削成风，豫民重受其困。”[12]这一段对田文镜的指责也隐约地指出了雍正政治的特点和弊端。

四、停止营田水利和井田。直隶的营田水利和试行井田是雍正和怡亲王允祥的“杰作”，经营多年，耗帑数百万，并无实效。乾隆上台，撤销营田观察使，他说：“州县地方原有高下之不同，其不能营治水田，而从前或出于委员勉强造报者，自应听民之便，改作旱田。”[13]还有，雍正生前在霸州、固安、永清、新城一带，拨出一批土地，试行井田。乾隆认为“古制难复”，撤销井田，全部改为屯庄，“应令按亩完纳屯粮”[14]。

五、停捐纳。雍正时，西北连年用兵，西南改土归流，军务繁忙，耗饷甚多。加上官吏的亏空，庶民的拖欠，财政颇为拮据。雍正竭力整顿财政，但短时期内还显不出效果，不得不开办捐纳，卖官鬻爵。乾隆上台，和准噶尔谈判成功，西北大规模撤军，省下了大量经费。而且头几年还算风调雨顺，农业收成较好，朝廷的日子也就比较好过，下令停止捐纳，只保留了纳粟入监的制度，永为定例。

乾隆改变雍正的政策，也有改过了头，扞格难行的。碰到这种情形，就不得不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修改自己的政策。例如，雍正不但相信炼丹的道士，还好谈佛理，接近僧人，乾隆为了防止他们招摇生事，告诫“凡在内廷曾经行走之僧人……倘因偶见天颜，曾闻圣训，遂欲借端夸耀，或造作言辞，或招摇不法……朕一经察出，必按国法佛法，加倍治罪，不稍宽贷”[15]。乾隆一反雍正优容僧人的做法，严行度牒之法，“嗣后情愿出家之人，必须给度牒，方准披剃”[16]，又规定禁止新造寺庙神观，企图逐步减少僧尼。毕竟佛教势力很强大，执行中碰到了阻力，这些措施逐步缓和下来，最后，仍取消了给发度牒的办法。

另如，雍正时，查禁私盐很严格，小民往往触犯法网。乾隆大发慈悲，允许老百姓携带和贩运少量食盐，“贫穷老少男妇，挑负四十斤以下者，概不许禁捕”[17]。不料命令颁布不久，天津就有许多人，“以奉旨为名”，肩挑背负，贩运盐斤。镇江、广州等地“强壮奸徒，无不藉口贫民，公然贩私，成群结党，目无法纪”[18]。这使盐商的经营和政府的收入大受影响，乾隆的政策不可能逾越统治阶级利益所许可的范围，他也就改变态度，收起善心，加紧了对私盐的查缉。他慨叹说：“朕自临御以来，时时以我皇考爱养百姓之心为心。凡从前官吏之奉行不善，涉于烦苛者，皆次第革除，务期与民休息……即如私盐一事，朕本欲酌宽其禁，以养恤穷黎，而奸民乘机伺隙，结党呼群，凡向来之畏法而不敢轻犯者，今则公然肆横，无所惮慑。观此情形，是奸顽之民，不容朕行宽大之政也。”[19]当统治秩序被扰乱，政府利益受侵犯，乾隆是会毫不容情地采取镇压措施的。他声称自己“岂肯姑息养奸，贻风俗之忧”，警告“远近百姓、各自醒悟，洗心涤虑，务为良善奉公之民”。

以上是乾隆初政，从各方面改变雍正苛严的政策。尽管少数政策碰了壁，行不通。但总的说，实行宽大政策的效果是良好的，缓和了紧张关系，减轻了民间负担，使人们的心情较为舒畅。乾隆自己说：“从前奉行不善，间有一二苛细者，渐次改除，民情颇觉顺适。”[20]后人记载：“高宗（即乾隆）登极，所布诏令，善政络绎，海宇睹闻，莫不蹈舞。”[21]“纯皇帝（即乾隆）即位，承宪皇（即雍正）严肃之后，皆以宽大为政，罢开垦，停捐纳，重农桑，汰僧尼之诏累下，万民欢悦，颂声如雷。”[22]这些评论，并不都是臣下虚假的颂谀之词。连当时在北京的朝鲜使臣也称赞乾隆的初政，一个使臣说，“新主政令无大疵，或以柔弱为病，边境姑无忧”[23]，另一个使臣说：“雍正有苛刻之名，而乾隆行宽大之政。以求言诏观之，不以论寡躬缺失，大臣是非，至于罪台谏，可谓贤君矣。”[24]

乾隆的政策，也有人坚决反对，如王士俊。此人本是田文镜的心腹，继田任河南山东总督，乾隆上台撤销了这一官职，把王士俊调署四川巡抚，实际上是降了他的职。王于乾隆元年（1736）七月上一个密折说：“近日条陈，惟在翻驳前案，甚有对众扬言，只须将世宗（即雍正）时事翻案，即系好条陈之说，传之天下，甚骇听闻。”[25]王士俊敢于如此顶撞皇帝，这明明是指责乾隆的新政全面违反了雍正的既定政策。所以乾隆说“是即谓朕为翻案矣”。在这一严重的指责下，乾隆进行驳辩：“从来为政之道，损益随时，宽猛互济……皇祖、皇考与朕之心，原无丝毫间别。无如法久自必弊生，奉行每多过当，不得不因畸重畸轻之势，而为之维持调剂，以归于正直荡平之道，此至当不易之理。乃王士俊訾为翻驳前案，是诚何言，是诚何心耶？”违反祖制，这是多么重大的失德，乾隆当然不能容忍这一指责，他痛骂王士俊“佥邪小人”，“巧诈之习，牢不可破，外饰鲠直，以便己私，敢将悖理之言，妄行陈奏”。将王士俊革职拿京，原拟斩决，后来总算也“从宽”发落，免死驱逐回籍。

乾隆初政，虽然有个别的死硬派如王士俊坚决反对，但大多数人是拥护的。因为这些政策，根据实际情况纠正了雍正时期的弊病，合乎情理，颇得人心。所以，在实现政策转变时，没有遇到强大的阻力，也没有引起社会的动荡。乾隆初登帝位，勤于政务，励精图治，希望有所作为，而处事却很审慎，制定和推行政策小心翼翼，逐步实施。他告诫臣下“一切经理，皆当自度力量识见，缓缓为之，不可为近功邀利之举”[26]。又说：“当今之政，莫若谨守皇考十三年以来之整理，而向日一二奉行不善，过于苛细者，渐次缓改，则吏治而民安，毋庸我君臣汲汲皇皇。”[27]乾隆对自己的政策的性质，归结为一个“宽”字，“宽”是为了缓和矛盾，相对于雍正的“严”；对自己政策的推行，归结为一个“缓”字，“缓”是为了避免引起动荡，相对于雍正的“急”。宽缓二字反映了乾隆初政的特色，甚至一定程度上影响乾隆60年的政治格局。

乾隆虽然较大幅度地改变了雍正的政策，但在人事上却未作大的更换调动。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而乾隆则不然，他尽量利用老班子，推行新政策。27个月居丧期间，设总理事务处，由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鄂尔泰、张廷玉参预，这都是雍正的旧人。他也起用自己的老师朱轼（不久去世），少年时的伴读福彭（此人后来袭封平郡王），年轻有为、颇有锋芒的讷亲以及老臣海望、徐本等协办总理事务处，而这些人也都是雍正重用的人。雍正鉴于自己兄弟争立的教训，防范周密，所以乾隆弟兄和前一辈皇子的情况大不相同，在藩邸时并无自己的私属。乾隆说：“今朕所用之人皆皇考所用之人。”[28]事实上，在雍正遗留的领导核心以外，乾隆也没有什么可以引进的亲信人物，除了“用人唯旧”以外，他别无选择。这倒避免了新旧之间的倾轧与摩擦，减少了推行政策的阻力。当然，旧人之间也有矛盾冲突，如鄂尔泰与张廷玉的各立门户，但他们的势力、影响，丝毫不能妨碍皇帝的权威。乾隆操纵两派之上，暂时不作处理。后来，他逐步使亲王脱离实际政务，打击鄂张的势力，重用自己的妻舅傅恒，才算冲破了雍正用人的圈子，形成人事方面的新格局，那已到了乾隆十几年后，并非初政的范围了。

应当指出，乾隆虽多方面改变雍正的政策，但其性质仍不超出纠偏补过的范围，并非全盘否定，彻底变革。雍正许多重要的、正确的政策措施，如地丁合一、耗羡归公、养廉银制度，虽也有人建议改变，但乾隆并未采纳，仍坚持实行。

一个杰出的统治者，不但要根据实际情况，因时损益，制定政策，以自己拥有的全部权威，扫清道路，使之贯彻；并且还要善于作思想论证，阐明自己政策的正确和必要，大张旗鼓地晓谕臣下和人民，努力使他们信服并付之执行。乾隆就是这样，他在位初期，不但成功地改变了雍正的某些政策措施，消除了积弊，并且提出“中道政治”和“宽严相济”的施政方针，为自己的政策转变制造根据，进行舆论宣传。他一上台就宣称，“治天下之道，贵得乎中，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天下之理，惟有一中。中者无过不及，宽严并济之道也”[29]。他写的诗中也说：“一张一弛文武道，吾亦因之悟政要。”[30]乾隆初年，讲了很多“宽严相济”的道理，反复阐述，不厌其详。乾隆不讳言自己“赋性宽缓”，但又说不能宽大无边，要济之以严。有时候，他公开说“政尚宽大”，宽比严好。他在经筵讲章中发挥这个思想，“宽、信、敏、公，乃圣王治世之大本，而必以宽居首”，“圣王出治，舍宽其何以为敷政宁人之本哉”[31]。乾隆晚年的诗句中也说“政实宜宽弗宜猛”[32]。但在绝大多数场合，总是宽严并提，把两者看做因时而异，相辅相成的，“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33]，这是乾隆认定进行统治的不二法门。

根据乾隆的说法，康雍乾三朝总的方针是一脉相承，并无差别的，但具体的政策措施，因时变异，各有特色。康熙的特点是“宽”，到了晚年，臣下奉行不善，“宽”流于废弛，“昔我圣祖临御六十余年，政崇宽大，而内外臣工，奉行不善，怠玩成风，遂致办事暗藏弊端，国帑率多亏空”[34]。这样，雍正即位，不得不济之以“严”。“我皇考临御之初，见人心玩愒，诸事废弛，官吏不知公事，宵小不知畏法，势不得不加意整顿，以除积弊，乃诸臣误以圣心在于严厉，诸凡奉行不善，以致政令繁苛，每事刻核，大为闾阎之扰累。”[35]乾隆说雍正的严是不得已的，是为了纠正康熙晚年宽纵之弊，而自己修正雍正的政策，同样出于不得已，“朕即位以来，深知从前奉行之不善，留心经理，不过欲减去繁苛，与民休息”[36]，“朕自嗣位以来，蠲免租赋，豁除赔累，裁革积弊，广增赦条，无非惠保良民，使得从容休息，衣食滋殖”[37]。因此，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总的制度方针，并无变化，只是因时制宜，针对政治上这样或那样的弊端而采取或宽或严的措施，仅是“酌量调剂”而非“轻议更张”。他说，“朕仰承皇考贻谋远略，一切章程，惟有守而不失，间或法久弊生，随时斟酌调剂则可，若欲轻议更张，不独势有不可，亦朕之薄德，力有所不能”[38]。

清朝帝王十分重视“祖制”，标榜“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四项信条，祖宗的制度是千万动不得的。本文前面谈到王士俊批评乾隆翻了雍正的案，这确是很严厉的指责，难怪乾隆要大发雷霆。其实，乾隆也不是要根本改变制度、政策，而只是纠偏除弊。“宽严相济”这一理论的提出已给乾隆大幅度的回旋余地，去修改旧政策，制定新政策。所以乾隆再三强调自己继承祖父之业，“朕凡用人行政，皆以皇考为法，间有一二事酌量从宽之处，亦系遵奉皇考遗诏，并非故示优容”[39]。你看他多么孝顺，什么都按雍正的政策办理，稍有宽大措施，也是遵照父亲的遗命。这些话是为了答复像王士俊那样的反对势力，不给他们以非议的口实。

什么是“宽大”，乾隆对此有所阐述。“宽大”就是要爱民，“与民休息”，去民之累，去民之扰。“所谓宽大者，乃爱养良民，俾无失所，求尽父母斯民之道耳”[40]，“为治之道，在于休养生民，而民之所以休养，在乎去其累民者，使其心宽然自得，以各谋其生、各安其业”[41]。他告诫臣下，要把宽大与废弛区别开来，“宽大之于废弛，判然不同。不顾民生，专务纷更，以矜于济者，外似振作，而实则废弛也。勤恤民隐，安静悃愊，以培元气者，乃非废弛，而真能振作也”[42]。又指出：对于贪官污吏，恶棍奸民是不能宽大的，对这类人宽大，就会造成政治混乱和生民不幸，“若谓贪官污吏，一切包容，恶棍奸民，概从宥释，以示宽大，是滋稂莠而妨嘉谷，纵虎狼而贼生灵，残忍酷虐，无过于此，尚何宽大之有”[43]。“恤民之与惩奸，二者原相济为用，欲恤民断不可不惩奸，而非惩奸又断不能恤民……务期宽严并济，惩劝兼施，洗因循之积弊，归平庸之淳风。”[44]

乾隆很懂得：在纠正一种政治极端的时候，必须谨防另一种政治极端的产生。纠正雍正的苛严不算难，难的是要同时防止宽纵、因循的弊病抬头、重蹈康熙晚年的覆辙。在他即位以后两个月，政策刚开始放宽，就说，“观近日王大臣等所办事务，颇有迟延疏纵之处，想以朕宽大居心，诸臣办理，可以无事于整饬耶？此则不谅朕心而与朕用宽之意相左矣”[45]。以后，他经常告诫大臣们不要误解自己的宽大，“相率而趋于纵弛”，“若视朕之宽而一任属员欺蒙，百弊丛生，激朕将来有不得不严之势，恐非汝等大员及天下臣民之福。诚使朕为宽大之主，而诸臣奉公守法，则朕可常用其宽，汝等可明知朕意”[46]。

“宽严相济”，这是乾隆总结了康熙、雍正几十年统治经验而得出的政治理论，也是他用以纠正雍正苛严作风的思想武器。乾隆统治初期，他反复阐述、运用这一理论，开辟自己的政治道路，逐步地形成了有别于康熙、雍正的统治格局和作用。乾隆一生的政治实践正是体现了宽严相济、刚柔兼施的妙用。这种政治方针给他提供的行动自由的余地是很大的，并不会束缚住手脚。有时候，可以把政策放宽，一些事情，听其自然，不加干涉，使矛盾缓和，博得宽厚的好名声；有时候也可以严格整顿，雷厉风行，把螺丝钉拧紧。乾隆统治60年，诛杀大臣不少，处理贪污案件相当严厉，制造文字狱最多，镇压人民反抗更是不遗余力，充分显示专制统治的淫威。乾隆虽然标榜“宽大”，但还有“济之以严”作补充，因此，在需要采取镇压手段的时候，他并不比其他封建统治者更加心慈手软。

乾隆中期以后，很少长篇大论阐述“宽严相济”的道理了，但这一思想，一旦形成，会长久保持其影响。直到乾隆当皇帝的最后一年，即乾隆六十年（1795），谕旨中还说：“朕办理庶狱，一秉大公，宽严相济。近年以来，刑政未免稍宽，今外省遂有馈送婪索之事，自系宽之所致，不得不纠之以严。”[47]可见，“宽严相济”几乎和乾隆一代的施政相终始。研究我国18世纪的政治和朝廷的政策，必定会注意到带有一定变革精神的乾隆初政，而“宽严相济”的统治方针，形成于这一雍乾之际政策转变的过程之中，其影响颇为深远。对此应进一步探讨，以求更清楚地了解这一统治方针的产生、作用和精神实质。

注释

[1]《清实录》乾隆七年三月庚申。

[2]《御制诗初集》卷三，《恭谒景陵》。

[3]《清实录》雍正十三年八月己丑。

[4]《清实录》雍正十三年十月甲戌。

[5]《清实录》乾隆元年三月乙巳。

[6]《清实录》雍正十三年八月辛卯。

[7]《清实录》雍正十三年十月癸酉。

[8]《清史稿》卷二二〇，《诸王六》。

[9]《东华录》乾隆二年七月。

[10]《清实录》雍正十三年十一月辛酉。

[11]《清实录》雍正十三年十二月辛未。

[12]《清实录》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丙辰。

[13]《清实录》乾隆二年闰九月乙亥。

[14]《清实录》乾隆元年十一月壬子。

[15]《清实录》雍正十三年九月辛丑。

[16]《清实录》雍正十三年九月己未。

[17]《清实录》乾隆元年正月乙卯。

[18][19]《清实录》乾隆元年五月戊戌。

[20]《清实录》乾隆元年正月甲子。

[21]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二，《鄂文端之谦抑》。

[22]昭梿：《啸亭杂录》卷一，《纯皇初政》。

[23]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一一册，4489页。

[24]同上书，4504页。

[25]《清实录》乾隆元年七月辛酉。

[26]《清实录》雍正十三年十月乙未。

[27]《清实录》乾隆元年三月甲子。

[28]《清实录》乾隆元年四月戊辰。

[29]《清实录》乾隆元年三月乙巳。

[30]《乾隆御制诗二集》卷七九，《急雨口号》。

[31]《乾隆御制文初集》，《经筵御论》，《宽以得众》。

[32]《乾隆御制诗五集》卷四四，《观张照书旧作冬夜煎茶之什》。

[33]《乾隆御制文初集》，《经筵御论》，《宽以得众》。

[34]《清实录》乾隆四年二月丙戌。

[35][36]《清实录》乾隆元年三月乙巳。

[37]《清实录》乾隆元年三月壬寅。

[38]《清实录》乾隆六年二月乙巳。

[39]《清实录》乾隆三年二月壬辰。

[40]《清实录》乾隆三年六月乙酉。

[41][42]《清实录》乾隆元年正月丙申。

[43]《清实录》乾隆三年六月乙酉。

[44]《清实录》乾隆八年十月乙亥。

[45]《清实录》雍正十三年十月甲戌。

[46]《清实录》乾隆元年正月甲子。

[47]《东华录》乾隆六十年八月。

第二节　从秋朝审勾决看政策演变

清代刑狱，本省督抚原则上只能决定流刑以下案件，死刑须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组成三法司最后审决。三法司例于每年八月复审地方呈送的死刑案件，称为“秋审”（清代重罪立即处决的有凌迟、斩立决、绞立决。罪行较轻，或案情可疑不立即处决的，判为斩监候或绞监候）。对刑部判决案件或京城附近死刑案件进行复审，称为“朝审”，朝审于每年霜降后进行，冬至前审毕。经过“秋审”、“朝审”的案件，分为“情实”（情节属实，罪名恰当）、“缓决”（案情属实，但危害性小，留待下次秋审、朝审处理）、“可矜”（案情属实，但有种种可以减刑的理由，免于处死）、“留养承祀”（情节确实而罪行严重，但父母、祖父母年老，无人奉养，或独子单传，无人承祀，可减刑免死）四类，都须上报皇帝最后决定。皇帝是重大案件的最后审级，掌握着死刑的最终复核权，可以改变三法司的决定，所谓“威权生杀之柄，惟上执之”[1]。皇帝认可死刑，在罪人名册上用朱笔打勾，称为“勾决”，已勾之犯，即行处死，未勾者归入“缓决”，明年再议。乾隆帝每年九十月间在宫中懋勤殿或圆明园之洞明堂亲阅招册，研究案情，慎重勾决。乾隆初年，政局宽大，不少罪犯虽入“情实”，但皇帝网开一面，不予勾决，入于“缓决”。凡“缓决”一次，第二年再议，仍入“缓决”，历年如此办理，已成常例，这样的囚犯，称为“老缓”，虽长期监禁，却可免处死。

穿耳刑。

乾隆十四年（1749）秋审、朝审，皇帝一反从前的做法，不留情面，大批勾决，均即处死。而且将许多“老缓”囚犯，亦行勾决，连乾隆初即位时审决、缓决十余次的罪犯亦不免仍归一死。本年在乾隆的指示下，各省上报的缓决犯，由九卿改为情实而处决者甚众，四川、湖北、江苏、河南、山东、山西、直隶等七省，由缓决改情实者43名，多属谋杀、叛逆重案。乾隆肯定改判恰当，认为：“此等凶徒断不应拟以缓决”，并将原判的督抚策楞（四川总督）、彭树葵（湖北巡抚）、雅尔哈善（江苏巡抚）、鄂容安（河南巡抚）、准泰（山东巡抚）、阿里衮（山西巡抚）严行申饬。

为什么这时的政策趋于严厉，纷纷处决了大批罪犯？这主要是由当时的政治形势所决定的。乾隆初年，政清刑简，矛盾缓和。但从乾隆七八年以后，灾荒频仍，社会动荡，抢米抗粮事件不一而足，阶级矛盾渐趋尖锐。乾隆帝小心翼翼地注视着这种形势的变化，将政策加严，拧紧螺丝钉，以维持秩序。在此前不久，他已反复强调“安良必先除暴，容恶适足养奸”。乾隆十三年（1748）正月，江苏沛县、萧县发生流民抢劫店铺、求赈闹事的事件，乾隆帝指示地方官：“此等抢夺闹赈之事，必应立时严拿，以警刁风。”[2]同时，福建发生老官斋教案，事涉叛逆，乾隆帝更是十分关心，叫嚷：“此案务须严行访缉，竭力擒捕，痛绝根株，以绝后患。不但首恶不可漏网，但奸匪余孽有一二人存留，即如遗蝗蝻种，深为地方之害……其余逆党，即多戮数人，亦使奸徒知所畏惧，不特孽由自作，亦除暴安良，理当如是。”[3]从这些话可以看到乾隆帝的思想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而发生的变化。

这时候官场侵蚀贪污、结党营私很严重。再加上第一次金川战争中暴露了军营中怯懦腐败之风盛行，也促使政策趋于严厉。乾隆帝为了整顿吏治和军纪，加强统治效能，对“官犯”的处分特别从严。从前官吏犯罪，虽已判死刑，但秋审、朝审，常入缓决。因问刑衙门与官犯“同居仕籍、存心袒护，向来办理秋朝审案，每遇官犯，辄事宽纵”。由于官犯和常犯的招册案卷，混在一起，不加分别，已判死罪的官犯，归入缓决，因秋朝审案件很多，每省秋审奏请缓决的本章即可盈尺，皇帝自然不能细阅，难于发觉，很容易蒙混过关。“但于一次混入缓决，即为成案，断不复改……国法所行，惟在闾里小民以及盗贼之辈，而官犯仅止虚受罪名，幸全首领”[4]，“向来侵贪之犯，人人皆知其必不正法，不过虚拟罪名，是以侵渔之案，日积而多……皆前次之相蒙入于缓决有以致之也”[5]。乾隆既知其弊，当年即将各省官犯入于缓决者，进行清查，果然查出18个重大案件，其中有弃城失地、贪赃枉法、受贿诬良、草菅人命等而仍入缓决者，乾隆重新勾决，悉予重处。他说：“今年办理情实勾到案件，于侵贪人犯及关系军务者，皆按其本罪，不少假借，较之前次勾到，则为从重办理。”[6]为了防止蒙混过关，乾隆决心今后对官犯入于缓决者，亲自定谳、最后把关，要求将官犯另列清单请旨，不准混入常犯案卷内，“则朕得以详阅，不致因烦混过，部臣亦不能施高下其手之技”。

审问妓女图。

乾隆十四年（1749）的秋朝审从重勾决，甚至波及已缓决多年的官犯，将许多“老缓”亦行勾决处死。乾隆帝解释说：“盖缘朕临御初年，多方为之原宥，以致漏网，其实此等凶犯，论法律毫无可恕，揆情理毫无可宽，若令久系囹圄，无以彰明国宪，或且别生事端。人见其应死不死，众心无所儆惕，而该犯亦自恃不死，益无忌惮……是以朕今年详加裁夺，情实人犯内，情罪当勾者，即予勾以正其罪。”又说：“当临御之初，因人命攸关，实切切而不忍，宁失之宽。今阅历既久，灼见事理，若一味姑息纵舍，则失之懦弱，裁度因时，方得权衡不爽，非有意从宽，亦非有意从严。”[7]这里所说的“裁度因时”，就是根据不同的形势，采取或宽或严的政策，那时社会矛盾加剧，抗租抢粮、命盗叛逆案件增多，而官场贪污之弊滋生、军营腐败之习严重，乾隆帝对之深有体会，欲图整顿，这是乾隆十三年（1748）后政策由宽趋严的背景。

乾隆说：“年来侵贪渐多，致烦朕有此一番办理者，皆此等相蒙恶习有以启之也。”[8]他希望整顿以后，大家都知道“一犯侵贪，即入情实，且即与勾决。人人共知法在必行，无可幸免。身家既破，子孙莫保，则饕餮之私，必能自禁”[9]。为了杜绝幸望赦免的心理，又宣布乾隆十五年（1750）和十六年（1751），为乾隆40岁和皇太后60岁庆诞，照例停止勾决，但属于侵贪之官犯不在赦内，仍予勾决处死。乾隆指望用严厉的措施来挽回官场风气。

又鉴于金川战争失利、军营疲玩不振，除已将讷亲、张广泗、庆复处死之外，许多将领也判死刑，如“许应虎之失误军机，临阵退缩；都司沈瑞龙之私回任所，托病偷安；胡璘、刘钟之恇怯退避，离汛失守。又如张通、杨文富之弃地不守，阻回援师，皆法之断不容贷而情之毫无可原者。即其中有先经缓决之犯，皆令改拟予勾正法，以为炯戒”[10]。提督李质粹、总兵宋宗璋亦于乾隆十五年处死，乾隆帝欲收杀一儆百、整顿营伍的效果。他说：

军旅之事，赏罚务在必行，方足以肃纪纲而振士气。若使畏葸退缩之辈，幸全首领，则当冲锋冒险之时，孰肯捐躯用命……近年之领兵大帅之敢于偷安偾事、误国负恩亦皆因升平日久，军律不严有以致之也……法不可弛，因时立制，并非有意从严，诚不得已耳。经此一番办理，所愿‘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惜死’，人人奉公洁己，勉为良有司，人人奋志忘身，勉为名将帅。虽不敢高言刑措，而辟以止辟，制治保邦之道，不外乎此。[11]

乾隆帝反复强调“并非有意从严”，这说明了统治政策之宽严是由客观形势决定的，并非单纯出于某个人主观的喜怒爱憎。官场的侵贪，军营的怯懦，这是封建社会中不可根治的两大痼习，严刑峻法不能从根本上挽回风气，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抑制的作用。乾隆帝相信：这是澄清吏治、振作营伍的有效方法，故坚持刑法从严，努力加以贯彻，排除各种反对意见。乾隆十五年（1750）五月，熊学鹏奏称：“上年秋审勾决，较前数年觉多。近年臣工条奏，更改刑名律例，大概多尚严厉，请密降旨，晓示内外臣工，办理一切刑名，不可刻核相尚，条奏增设科条者，概行禁止。”[12]他公开反对政策从宽松到严厉的转变，甚至认为当年春季缺雨，即是上年勾决过多，上干天和的缘故。乾隆极为恼火，严加驳斥说：上年勾决，由自己亲加裁决，侵贪各犯蠹国殃民，为法所不宥，如把这些官犯改成缓决，“则流风相煽，愈积愈多，为吏治之大害”，北方春夏之交，从来少雨，此与勾决无关，“且御极之初，则共知为诸事从宽者，又何以水旱偏灾，各省亦时时入告”，“熊学鹏此奏，甚属悖谬……朕慎持政柄，必不为浮言所动……亦不因一时灾祲，而于立政之大经，御世之大法，废而不举，违道徇人，为此姑息之政，惟有断之以理，法在必行，仍照上年办理耳”[13]，他表示出继续执行严厉政策的决心。

乾隆帝这一政策转变是有很大政治影响的，此后几年内，处理的大案要案甚多。涉及贪污被重处的大官僚有四川学政朱荃、云南巡抚图尔炳阿、广东巡抚岳濬、湖北巡抚严瑞龙、山西布政使朱一蜚。特大的案件有：乾隆十四年（1749）张廷玉休致并遭斥责；十六年（1751）伪造孙嘉淦奏稿案；十七年（1752）安徽罗田马朝柱案，顺天乡试科场关节案，京师查仓不实案；十八年（1753）南河侵贪案，福建蔡荣祖抗清案；二十年（1755）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

乾隆的政策转向严厉，一方面，广大人民遭受祸殃，他们在许多案件中被重处，受牵连，加深了苦难；另一方面也打击了贪官污吏，查处了若干不法行为，使他们的秽行苛政，不得不有所收敛，对澄清吏治、兴廉惩贪起了某些积极的作用。

注释

[1]《清实录》乾隆十四年九月壬申。

[2]《清实录》乾隆十三年四月丙子。

[3]《清实录》乾隆十三年四月壬戌。

[4]《清实录》乾隆十四年十月癸未。

[5][6]《清实录》乾隆十四年十月甲辰。

[7]《清实录》乾隆十四年十月戊寅。

[8]《清实录》乾隆十四年十月己卯。

[9][10][11]《清实录》乾隆十四年十月甲辰。

[12][13]《清实录》乾隆十五年五月己未。

第三节　在官僚政治的旋涡中

新皇帝一旦从前一代统治者手中接过权力，他立即会发现自己置身于变幻莫测的官僚政治的旋涡中。周围充满着欢呼和赞美，欺骗和谣言，摇尾作态的献媚乞恩，诚惶诚恐的畏惧战栗，这一切往往会使一个不够老练的统治者头晕眼花。皇权是专制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它依靠庞大官僚机器来维持其权威，而又面临着熟悉和操纵这架机器的艰难任务。皇帝并不处理所有的行政事务，但他必须按既定结构和程序，授权别人去处理政务。如何选拔和督率各级受权的官员，按谕旨行事，使这架官僚机器正常地运转，乃是皇帝的重要工作。在历史上，皇帝的更替常常会引起机构的改组和大批官员的更迭。新皇帝一定要重新调整和改组最高权力层，以保证自己政策和意志得以贯彻。1736年乾隆帝继雍正而登基，他对前朝的政策有了重要的修改，在人事上必然也会有所调整，不过这一调整过程十分缓慢，乾隆帝使之不引发大的政治震动。由于雍正接受前朝的教训，对弘历（即乾隆）和弘昼两个儿子，管束严格，虽长大成人，封为亲王，仍住在宫内，未分藩建府，并无自己的私属。故乾隆起初用人，仍是雍正留下的老班子。即位之初，一度撤销军机处，成立总理事务处，以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及鄂尔泰、张廷玉、朱轼等为总理，福彭、讷亲、海望、徐本等协办总理事务，这些都是雍正时代军机处的旧人，这批雍正旧人使用起来并非得心应手，乾隆大幅度地修改雍正的政策，不免会引起一些人的怀旧、不满和非议。而且这批王公大臣，久居要津，或相援引，或相排斥，形成权力关系网。乾隆上台，一时尚无自己夹袋中的人物，孤身陷在盘根错节的党派关系中，操纵驾驭，煞费心机，逐步地对上层权力圈，进行改组调整。

乾隆对官僚机构改组的第一个目标是把宗室亲贵彻底排斥在政权机构之外，这是出于巩固专制皇权的需要。清皇室自从努尔哈赤创业以来，以血缘关系分配权力而导致的内部争端，不胜指数，这严重地影响了政治稳定，威胁着皇帝的地位，在关外有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褚英兄弟父子之间的火并，有皇太极与阿敏、莽古尔泰、代善四大贝勒之间的冲突。入关以后，有多尔衮与豪格、济尔哈朗、顺治帝之间的斗争。康雍之际，又有皇子争立、喋血萧墙的祸变，一系列触目惊心的惨痛教训使雍正帝、乾隆帝认识到宗室亲贵参预政权的弊端。但雍正帝诛灭和自己对立的弟兄时还不得不重用另一些和自己亲近的弟弟，如以怡亲王允祥为军机大臣，庄亲王允禄和果亲王允礼也参与机务，晚年又提拔年轻有为的平郡王福彭在军机处行走。这反映了坚强严厉如雍正帝尚不能摒弃亲贵政治，但是雍正帝竭力压抑亲贵势力。乾隆继位时，皇权处在更加有利的地位上，亲贵们只能俯首就范，故新皇帝毅然决定根绝宗室预政之弊。乾隆二年（1737）十一月，裁撤雍正丧期内设置的总理处，恢复军机处，以鄂尔泰、张廷玉、讷亲、海望、纳延泰、班第等为军机大臣，值得注意的是允禄、允礼、福彭未入军机处，从此形成了亲王宗室不入军机处的制度，相沿一百数十年未变，故清代前期，王公旗主拥有很大权力，引起多次政争，其后王公势力渐衰，至乾隆即位，局面全变，贵族离开中枢政权机构。乾嘉道咸四朝，大权由皇帝独揽，贵族王公不得干政。同治、光绪两帝冲龄践祚，母后听政，再次援引贵族王公入中枢，始有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庆亲王奕劻长期出任军机大臣，直到清朝覆灭为止。乾隆帝排斥宗室执政，下了很大决心，例如平郡王福彭是宗室中的佼佼者，雍正帝已提拔他进入军机处，并任定边大将军。福彭是乾隆青年时代的同学、挚友，常有诗文赠答，乾隆对他赞誉有加，说他“器量宽宏，才德优长，在书室中与之论文，每每知大意。而与言政事，则若贯骊珠而析鸿毛也”[1]。乾隆刚刚即位，正在用人之际，但为了贯彻亲贵不掌政权的原则，即使亲厚贤能如福彭也不肯假以事权。故福彭一直处在闲散地位，未得大用。乾隆对两个嫡弟弘昼和弘瞻也抱这种态度，“上即位后，优待和、果二王（按：弘昼封和亲王，弘瞻过继允礼、袭果亲王），每陪膳侍宴，赋诗饮酒，殆无虚日。然必时加训迪，不许干预政事，保全名誉”[2]。

当时的王公宗室、天潢贵胄，雍正时代受到过严重打击，势力已衰，但在乾隆的新政下，受到某些优厚待遇，似有死灰复燃之先兆。以庄亲王允禄为首，逐渐形成一势力集团。他们虽然不足以掀起大的政治风波，但凭借特权，相互援引勾结，作威作福，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甚至对乾隆新政难免也有不满和非议。乾隆决定对他们进行严重的惩戒。四年（1739），爆发了允禄、弘皙案。上谕中指出：允禄、弘皙（允礽子、袭理密亲王）、弘昇（允祺子、都统）、弘昌（允祥子、贝勒）、弘皎（允祥子、封宁郡王）、弘普（允禄子、贝子）等，“私相交结，往来诡秘”，“恐将来日甚一日，渐有尾大不掉之势”。责备允禄“全无一毫实心为国效忠之处，惟务取悦于人，遇事模棱两可，不肯担承，惟恐于己稍有干涉”，其他人被指责“谄事允禄”、“结党钻营”、“不守本分”、“饮食宴乐”，这些罪状均笼统含糊，未指明实事，只有弘皙的罪状较明确，“胸中自以为旧日东宫之嫡子，居心甚不可问”，王府内仿照国制，设置会计、掌仪等司，又允禄曾将官物私自换与弘皙。但是弘皙是已废皇太子允礽的嫡子，聪慧过人，幼时甚得康熙钟爱，当时人们猜测康熙因弘皙之故，可能恢复允礽为太子。弘皙与乾隆一样，被皇祖养育宫中，时间更早，隐然为乾隆的竞争者，这也许是乾隆嫌恶他的原因。雍正在位，弘皙十分明智，竭诚拥戴雍正，故早受封爵，并得雍正特许，藩府体制和服饰，超过一般王公，这本来是雍正帝所允许的，但这却成了他僭越的罪状。这些亲贵们得罪的真实原因，在于他们正在形成一支政治势力，而这是新皇帝所不能容忍的。乾隆帝懂得：为了维护皇权的尊严，在自己身边决不允许存在一支可能会干扰和侵犯皇权的势力，他果断地采取措施，消除了这一隐患。允禄、弘皙案标志着清朝前期皇族内部长期纷争的终结，由于乾隆坚决把亲贵宗室排斥于中枢政权之外，此后一百多年，皇族内部再也没有发生重大的斗争，保证了中央专制政权的巩固与稳定。允禄、弘皙案的处理尚属宽大，允禄革亲王双俸、议政大臣，保留亲王爵位；弘皎保留郡王爵位；弘昌、弘普削爵；弘皙和弘昇在这一集团中得罪最重，被革职永远圈禁。

乾隆整顿官僚机构的另一个目标是要抑制党争，缓和内部的派系冲突。他最恨官僚们拉帮结派，经常以历史上的教训告诫其臣下，“明季科目，官官相护，甚至分门植党，偾事误公，恶习牢不可破，乃朕所深恶而痛斥者。”[3]当时，朝廷上已形成鄂尔泰与张廷玉两党的分野，就像《啸亭杂录》中所说：“高宗初年，鄂、张二相国秉政，嗜好不齐，门下士互相推奉，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斗。”[4]乾隆后来也说：“朕初年鄂尔泰、张廷玉亦未免故智未忘……乾隆初年，诏廷臣集思广益，至再至三。然诸臣章奏亦不过摭拾浮言，自行其私而已，且彼时事之大者莫过于鄂尔泰、张廷玉门户之习，初未闻一言及之。”[5]

鄂尔泰像。

鄂尔泰，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康熙时举人，雍正时任云贵总督、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他的弟弟鄂尔奇为户部尚书、步军统领。长子鄂容安，在军机处行走，后为河南巡抚、两江总督、参赞大臣，次子鄂实亦为参赞大臣，均死于西征之役。三子鄂弼，山西巡抚，署西安将军；四子鄂宁亦历任巡抚；五子鄂忻为庄亲王允禄之婿；侄鄂昌，湖北、甘肃巡抚；鄂尔泰之女嫁与宁郡王弘皎。他这一家族“自从龙入关，重侯累相，武达文通，在丰沛故家中遗泽最远”[6]。鄂尔泰见识远大，知人善任，首倡在西南“改土归流”之策，对巩固政治统一，卓有贡献。其性格豁达而骄倨，“一切嫌疑形迹无所避，门庭洞开，宾客车马麻集，漏尽乃已”[7]。雍正对他极为宠信，称：“朕与卿一种君臣相得之情，实不比泛泛，乃无量劫善缘之所致。”[8]但雍正逝世前，因贵州苗民抗清，颇有怪罪鄂尔泰措置不善之意。

《澄怀园语》，张廷玉撰，乾隆朝刻本。

与鄂尔泰同受雍正帝重用的是汉大臣张廷玉。他长期为雍正帝起草谕旨文书，长于文字，又勤劳敏捷，能贯彻皇帝的意图。雍正帝亦视之为股肱心腹。但鄂尔泰与张廷玉各立门户，广植党羽，争权夺利，势如水火。雍正逝世前夕，因苗疆事起，鄂尔泰一时失势。雍正帝派出的苗疆大臣张照，即是张廷玉的党羽。张照挟门户之见，心存报复，至贵州搜集鄂尔泰的种种罪状，向雍正告发，欲全翻“改土归流”政策。恰好雍正帝去世，乾隆即位。乾隆帝赞成“改土归流”政策，对张照极为不满，斥他“浮躁妄行”，将张照逮京下狱。鄂党占了上风，以为机会已到，欲穷治张党，置张照于死地。乾隆帝尽管肯定鄂尔泰执行的政策，但岂能听任鄂党乘机报复，制造大狱，形成一党压倒优势的局面？他置身两党之间，竭力保持平衡，这正是专制君主的统治要诀。他不采纳鄂尔泰的意见，说：“鄂尔泰欲置伊（按：指张照）于死地。朕若听其言，张照岂获生全。”[9]乾隆赦宥了张照，命在武英殿修书处行走，后任吏部大臣。乾隆当时尚无自己的班子，只能沿用鄂张二派中的人才，他小心翼翼地操纵驾驭，不让一派压倒另一派。后来，乾隆在怀旧诗中追论其事：“鄂尔泰、张廷玉素不相得，两家亦各有私人……盖照（即张照）即张（廷玉）所喜而鄂（尔泰）所恶者，张广泗即鄂所喜而张所恶者。余非不知，既不使一成一败，亦不使两败俱伤，在余心固自有权衡，而鄂与张两皆成就为贤臣，不亦善乎。”[10]一个政治体制下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势力集团，这在封建社会是常见的政治现象。最高统治者应该凭借自己的权力，控制对立的双方，不让一方消灭另一方，而要使他们在一个体制下共处，共同效忠于自己，这是很重要的统治术。

聚集在鄂尔泰周围的都是满族官员，聚集在张廷玉周围的都是汉族官员，所以，鄂张两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满汉官僚之间的矛盾。就像乾隆指出的那样：“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不独微末之员，即侍郎尚书中亦所不免。”[11]由于清政府的大权操于满族上层之手，乾隆个人袒护满族官僚的倾向较为明显，故上层权力圈内，满员占多数，汉员占少数，满汉同官，权力掌握在满员手中。翰林院编修杭世骏条陈中曾有“天下巡抚尚满汉参半，总督则汉人无一焉，何内满而外汉也”[12]的讥议，乾隆极为恼怒，掷其卷于地，杭世骏得罪去职。稍后，朝鲜官员李彝章出使北京，回国后的报告中也有类似的话：“康熙之时，兵权委之清人，吏治委之汉人，宥密之任，清汉参半矣。今则兵权、宥密专委清人，治民之职，汉人仅参其半，而如客如奴，以此之故，愁怨太甚。”朝鲜国王听后评论说“乾隆独何心而分别清汉”[13]。由此可见，乾隆歧视汉官的倾向，较康熙、雍正尤甚。在这重满轻汉的气氛中，鄂张两派的力量对比，不可能绝对平衡，而总是鄂派占上风，张派占下风。张廷玉年长于鄂八岁，康熙末官至侍郎，其时鄂尔泰仅为内务府的员外郎；军机处始设，张廷玉即为大臣，列名仅次于怡亲王允祥之后，鄂尔泰入军机处较晚，而后来居上，不几年间其名超越张廷玉之前。鄂尔泰因苗疆事失势，乾隆宥其过失，复其官爵，但鄂尔泰骄愎过甚，沽名钓誉，也得不到乾隆的完全信任。乾隆懂得：在官僚政治的旋涡中一方面须保持表面公正，不明显表露袒护某党的意向；另一方面又要驾驭得当，维持力量均势，以收相互牵制之效，故对势力较大的鄂尔泰屡次裁抑，以稍挫其锋芒。雍正帝生前有意将藩邸旧居改为庙宇，鄂尔泰明知其事，而雍正死后，鄂尔泰欲博得和亲王弘昼的欢心，主张将雍亲王府邸赐给弘昼，引起乾隆不快。乾隆未用其言，将府邸改为雍和宫，赐予喇嘛礼佛唪经。乾隆三年（1738），议“三老五更”，本是复行古代帝王敬礼耆老之意，其时，鄂尔泰、张廷玉俱可当三老之位，张廷玉遇事谦退，以“典礼隆重，名实难副”为由坚决反对行此礼，鄂尔泰却依违其间，俨然以耆老自命又使乾隆很反感。黄廷桂受乾隆器重，拔擢巡抚，鄂尔泰与黄不和，趁乾隆出巡未归，先发制人，以黄廷桂“滥举非人，降二级调用”。乾隆帝回京了解此事后愤怒地说：“此议甚属错谬……明系与黄廷桂不睦之人必欲致黄廷桂以罪”，“此案审理甚速，乘朕回京之前题覆……希图朦混批准……此等居心行事，乃竟出于朕信任头等之大臣，朕转用以自愧，伊等将视朕为何如主耶？办理此案之大学士鄂尔泰等著严饬行。黄廷桂系无干之人，不必处分”[14]。

鄂张两党的长期对立，必将引发严重的冲突。乾隆六年（1741），号称敢言的鄂党御史仲永檀参劾步军统领鄂善接受京城市井富民俞氏贿银万两，鄂善是满人，雍正老臣，不是张廷玉之党。但俞氏丧葬，出金礼请九卿吊奠，其中很多是张党大臣，闹得京城内沸沸扬扬，“且闻吊丧不止九卿，大学士亦然。张廷玉差人送帖，徐本、越国麟俱亲往，大学士等又于皇上申饬九卿特追毁原帖”[15]，且有礼部侍郎吴家骐受谢仪银500两，又吞分送九卿炭敬2 000两。詹事陈浩在彼陪吊，奔走数日。这一丑闻的揭露，矛头指向张廷玉及其党羽。仲永檀还说：“向来密奏留中事件，外间旋即知之。此必有串通左右暗为宣泄者。是权要有耳目，朝廷将不复有耳目矣。”所说“权要”即指张廷玉，张素以缜密见称，仲永檀劾其泄密，乾隆起初并不相信，说“至于权要串通左右一语，朕观此时并无可串通之左右，亦无能串通左右之权要……若言官自谓风闻言事，纷纷渎陈，徒乱人意，于国事何益”[16]，责令仲永檀实指其人其事。仲永檀举出御史吴士功弹劾尚书史贻直的密奏。按吴士功为张廷玉门生，而史贻直则与鄂尔泰交好，上年吴士功果有密奏，密奏的泄露责任必在张吴。此事坐实，如果追究下去，将成大狱，张党必失势。乾隆处理此案除将确实受贿的鄂善，赐令自尽，吴家骐、陈浩革职外，其余均从宽开脱，吴士功泄密事“目今姑不究，若伊等将来不知悛改，再有过犯，一并从重处分”[17]。大学士等送帖吊奠“查询明白，全属子虚”，仲永檀因奏劾得实，擢任左副都御史。

仲永檀攻讦张党泄密，其实鄂党泄密尤甚。乾隆早就指出：“鄂尔泰缜密之处，不如张廷玉”。仅仅过了一年，仲永檀和鄂尔泰长子鄂容安串通泄密、陷害异己之事即行败露，“伊等往来亲密，于未奏以前，先行商谋，既奏以后，复行照会……明系结党营私，纠参不睦之人”[18]。张党乘机落井下石，要求刑讯仲永檀、鄂容安，并逮问鄂尔泰，此事如果闹下去，鄂党亦将崩解。乾隆同样从宽发落，除仲永檀下狱，在狱中病死外，鄂容安仅令退出南书房，鄂尔泰仅交部议处。乾隆训责鄂尔泰：“夫以仲永檀如此不端之人，而鄂尔泰于朕前屡奏其端正直率，则其党庇之处，已属显然……其不能择门生之贤否而奏荐不实，不能训伊子以谨饬而葛藤未断之处，朕亦不能为之屡宽也。”[19]

乾隆十年（1745），鄂尔泰病死，翌年，鄂尔奇亦得罪去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鄂党势力仍固结不解。乾隆二十年（1755）发生胡中藻文字狱案，胡是鄂尔泰的门生，所著《坚磨生诗抄》，被指为多悖谬之词，被斩决。其罪状之一，是诗中有“谗舌青蝇”之语，即指张廷玉与张照，是为鄂党攻讦张党之证，乾隆称胡中藻“依附师门，甘为鹰犬”。此案牵连鄂尔泰之侄、甘肃巡抚鄂昌，因与胡中藻诗词唱和，乾隆责他看到胡中藻的悖谬诗词，不但不知愤恨，而且引为同调，往复唱和，“实为丧心之尤”，并且查出鄂昌的诗篇《塞上吟》，因其从弟鄂容安派往前线军营，诗中有“奈何奈何”之叹，乾隆十分恼怒，认为“满洲旧俗，遇有行师，必踊跃争先，以不预为耻”，而鄂昌不愿其弟从军西征，为破坏满族勇敢尚武风气之“败类”，竟令鄂昌自尽。乾隆对鄂党的最后一击十分沉重，不久鄂尔泰之子鄂容安、鄂实相继在平定准噶尔的战事中阵亡，鄂党势力遂销声匿迹。

乾隆帝深恶朋党，对鄂尔泰集团多方裁抑时，为了笼络汉官，保持派别之间的力量均势，又不得不回护张廷玉集团。但他满汉之见极深，对代表汉官势力的张廷玉集团并无好感。

张廷玉，安徽桐城人，康熙时进士，雍正时累迁文渊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吏部、户部。一门贵盛，多科举出身。他的父亲张英也是大学士，弟张廷璐为礼部侍郎，张廷瑑为内阁学士。子张若霭、张若澄，工书画，直南书房、为内阁学士，张若渟，军机章京，后历经外任，官至侍郎、尚书。“一门之内，朝绅命服，辉映闾里，天下荣之。前后十余年，赏赐至不可胜记，又赐第及园墅、命紫禁城骑马，皆朝列所稀有者。”[20]乾隆六年（1741），左都御史刘统勋奏称：“大学士张廷玉历事三朝，遭逢极盛，然而晚节当慎，责备恒多。臣窃闻舆论，动言桐城张姚二姓占却半部缙绅。今张氏登仕版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世姻，仕宦者有姚孔振等十三人……稍抑其升迁之路，使之戒饬引嫌，即所以保全而造就之也。”[21]从这段话里，可见张廷玉集团势力之大，党羽之众。张廷玉的功劳是充当雍正的得力秘书，“晨夕内值，宣召不时……每奉密谕，筹划机务，羽书四出，晷刻不稽”[22]。雍正遗诏中称赞他“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每年遵旨缮写上谕，悉能详达朕意，训示臣民，其功甚巨”。张立身谨饬，以勤敏缜密著称，参与机密事务，从不泄露于人，虽家人子弟不得而知。他做考官时，同事拟通关节，以微词试探，他作闱中诗：“帘前月色明如昼，莫作人间暮夜看”，自诩其操守之廉正。乾隆帝曾谈论鄂张二人的性格，“鄂尔泰固好虚誉而近于骄者，张廷玉则善自谨而近于懦者”[23]。

张廷玉以汉人而久居高位，形成势力，屡遭鄂党掊击，赖乾隆的庇护而未致倾覆。张廷玉所写《风鸢诗》云：“九霄日近增荣彩，四野风多仗宝绳”[24]，颇为贴切地反映了自己的处境和心态。故忧谗畏讥，言行谨慎，小心奉职。乾隆帝对他虽颇敬礼、优容，实际上并不信任，甚至颇为鄙视，几以俳优蓄之。乾隆说：“张廷玉在皇考时仅以缮写谕旨为职，此娴于文墨者所优为。自朕御极十五年来，伊则不过旅进旅退，毫无建白，毫无赞襄。朕之姑容，不过因其历任有年，如鼎彝古器，陈设座右而已。”[25]这是对三朝老臣的极大奚落。

乾隆的谕旨中往往提及鄂尔泰与张廷玉的朋党相争，深表厌恶。张与鄂同封伯爵，张引以为荣，请将伯爵由其子张若霭承袭。乾隆为抑制张氏家族过分贵盛，不允所请，伯爵衔只由张廷玉及身而止。讷亲、庆复等满大臣因丧师失律被诛杀，乾隆似乎揣测到汉大臣们在一旁幸灾乐祸，告诫他们：“夫国家不能无军旅之事，为大臣者孰不当抒诚宣力，效命疆场，不辞艰瘁。若汉人见伊二人之身罹罪谴，而自幸不膺重寄，得以优游事外，转从而非笑之，此其居心，不太凉薄乎？即如大学士张廷玉久历仕途，幸而保全至今，亦由未遇此等事耳！又如汪由敦（按：汪为张廷玉的门徒，时任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诸凡不肯奋勉向前，遇此等事，更不知若何矣！伊等扪心自问，当抱歉之不暇，尚可存訾议之见耶！”[26]这道谕旨，特别点了张廷玉、汪由敦的名，乾隆对张党的不满，已跃然纸上。

乾隆十三年（1748），张廷玉已76岁，请求以衰老乞休。在乾隆看来，人臣事君，只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允所请。而张廷玉极力陈奏，“情辞恳款，至于泪下”，乾隆反复晓谕不应引退的道理，而张廷玉乞休心切，哓哓置辩，乾隆已深感不悦。第二年（1749），张廷玉身体更为衰弱，乾隆乃允其致仕。本来，雍正遗诏中令鄂尔泰、张廷玉身后得配享太庙，这是清朝对宗室和大臣们最高规格的待遇，整个清朝异姓大臣配享太庙者仅12人，张廷玉是其中唯一的汉人。鄂党对此很不服气，大学士史贻直（按：为鄂尔泰之党）向乾隆进言，称张廷玉并无功德，不应配享。虚荣心极为强烈的张廷玉风闻史贻直进谗言，心急如焚，顾不得平时的“淡泊”和“谨慎”，要求陛见，“恐身后不得蒙荣”，请求乾隆不改变雍正的遗命，“免冠呜咽，请一辞以为券”，流露出一副希荣乞恩的奴才相。当乾隆问他何人可继任大学士，他推荐自己的心腹汪由敦。乾隆当时因配享出自雍正遗诏，成命久定，答应了张的请求。但对张近似要挟的请求和不避嫌疑的推荐颇感不快，他赐诗给张：

造膝陈情乞一辞，动予矜恻动予悲。

先皇遗诏惟钦此，去国余思或过之。

可例青田原侑庙，漫愁郑国竟摧碑。

吾非尧舜谁皋契，汗简评论且听伊。

傅恒像。

这首诗，一方面重申雍正遗命，同意张廷玉配享太庙，并以刘基、魏徵身后的待遇相比；另一方面又认为张的功德，难比皋契，将来历史自会有定评，其口气对张廷玉已露不满之意。

这时的乾隆正当丧妻失子，家庭屡遭惨变，又值金川之役失利，心情烦恼忧伤，措置失常。讷亲、庆复、张广泗等大臣相继被诛，满朝文武，多遭罪责，政策从宽大转向严苛。他对张党的不满郁积既久，突然像火山一样喷发，抓住一点小题目，严加打击，使张廷玉几遭不测。张廷玉陛见后，具折谢恩，因年老天寒，未亲赴殿廷，派儿子张若澄代往。乾隆认为他不敬君上，极为恼怒，命军机大臣传写谕旨，令张廷玉明白回奏。当时，军机大臣汪由敦即叩首为张求情，并将乾隆帝发怒的消息泄露给张。次日黎明，张亲至内廷跪叩请罪，乾隆明明知道是汪由敦泄露了消息，更大发雷霆，对张廷玉大加责难。第一，张要求兑现雍正的遗言，配享太庙，是信不过乾隆，“张廷玉之罪，固在于不亲至谢恩，而尤在于面请配享，其面请之故，则由于信朕不及，此其所由得罪于天地鬼神也”。第二，配享太庙，乃非常恩典，张廷玉既得之后，不亲至谢恩，“伊近在京邸，即使衰病不堪，亦应匍匐申谢，乃陈情则能奏请面见，而谢恩则竟不亲赴阙廷，视此莫大之恩，一若伊分所应得，有此理乎？”“意谓朕言既出，自无反汗，已足满其素愿，而此后再无可觊之恩，亦无复加之罪，遂可恝然置君臣大义于不问耳！”第三，次日，张又于黎明，亲至谢恩，“此必军机处泄漏消息之故，不然，今日既可来，何以昨日不来，此不待问而可知者矣！”“昨朕命写谕旨时，惟大学士傅恒及汪由敦二人承旨，而汪由敦免冠叩首，奏称张廷玉蒙圣恩曲加体恤，终始矜全，若明发谕旨，则张廷玉罪将无可逭。此已见师生舍身相为之私情，及观今日张廷玉之早来，则其情形显然……观张廷玉今日之来，且来较向日独早，谓非先得信息，其将谁欺？”[27]第四，张廷玉曾举荐汪由敦继任大学士，“援引一素日相好之门生，则身虽去而与在朝无异，此等伎俩可施之朕前乎？试思大学士何官，而可徇私援引乎？更思朕何如主而容大臣等植党树私乎……大臣等分门别户，衣钵相传，此岂盛世所有之事？”[28]乾隆帝在盛怒之下，口气很严厉，但这四条难以构成重大的罪状，因此，张廷玉仅削去伯爵，以大学士衔休致，命其明春回乡，身后仍准配享太庙。

事情至此尚未结束。张廷玉遭到一顿严厉训斥后，心惊胆战，只想赶快回乡，远离这个是非之地。乾隆十五年（1750）春，皇帝的长子定安亲王永璜逝世，张廷玉是永璜的老师，张却归心似箭，刚过初祭，即奏请启程回乡，不料这又一次惹起乾隆的恼怒。责张廷玉“甫过初祭，即奏请南还。试思伊曾侍朕讲读，又曾为定安亲王师傅，而乃漠然无情，一至于此，是谓尚有人心者乎？”“于君臣大义及平日师傅恩谊恝然不以动心，其意不过以志愿已遂，更无可图，惟以归荣故乡为急，人臣如此存心，于国家无几微系属依恋，国家安赖有此臣也”。老迈的张廷玉，引起乾隆的反感，动辄得咎。这时，恰好蒙古额驸、超勇亲王策凌死，策凌是另一个配享太庙的功臣。乾隆帝正好借题作文，发表议论，认为配享太庙的不是开国的功臣，就是征战的名将。鄂尔泰尚有开苗疆之功，配享已属过优。张廷玉则毫无建树，配享实为逾分，“著将此旨并配享诸臣名单，令其阅看，自加忖量，能否与本朝配享诸臣比肩并列，应配享，不应配享，自行具折回奏”。张只得回奏：“臣既无开疆汗马之功，复无经国赞襄之益，年衰识瞀，衍咎自滋，伏乞罢臣配享，并治臣罪。”[29]这实在是专制君主对臣下的恶作剧，张廷玉一心配享太庙，想死后吃冷猪肉，却遭到乾隆不留情面的指责和羞辱。乾隆竟以大学士九卿议奏的名义，修改雍正遗诏，罢张廷玉的身后配享。

乾隆的余怒不息，成心找碴儿，打击张党。张廷玉刚刚回乡，祸事跟踪而至。四川学政朱荃匿丧赴任、贿卖生童，又查出系吕留良、严鸿逵案内得罪之人。张廷玉与朱荃是儿女亲家，因而牵连到张，谕旨责问他：“公然与为姻亲，是诚何心……漫无忌惮，至于如此。其忘皇考圣恩为何如？其藐视朕躬为何如？”[30]竟令张廷玉罚款一万五千两，追交从前赐给的御笔、书籍及一切官物，查抄其在京住宅。张党梁诗正、汪由敦亦因包庇朱荃得罪，梁交部察议，汪降职为侍郎。

乾隆二十年（1755），张廷玉病逝。乾隆做出眷念老臣的姿态，宽恕他的过失，赐祭葬如例，仍令配享太庙，说：“皇考之命，朕何忍违！”鄂张朋党闹了很久，但始终在乾隆帝的控制、操纵之下。至此，鄂张旧人多物故星散，斗争亦告结束。

乾隆帝在摒斥宗室，削除鄂张二党的同时，又提拔新进，擢用青年，以取代雍正遗留的老臣，形成自己的班子，这一过程，历十余年方才完成。他最先重用的是讷亲。讷亲虽是雍正时军机处的旧人，但年轻位卑。雍正五年（1727），方由笔帖式袭公爵，授散秩大臣，十一年（1733）入军机处，是雍正赏识的青年官员。乾隆曾说：“讷亲向蒙皇考嘉奖，以为少年大臣中可以望其有成者。”[31]如前所述，乾隆帝既把宗室王公排斥于中枢政权之外，又提防鄂尔泰、张廷玉朋党相争，不假以事权，办理日常政务，遂不得不依靠后进的讷亲。故一时讷亲极得宠信，乾隆说他：“受恩十三年，在近臣中无出其右者”。乾隆六年（1741），刘统勋奏称：“尚书公讷亲未及强仕之年，统理吏户两部，入典宿卫，参赞中枢，兼以出纳王言，趋承禁闼，此外特交事件，尚有多端，即智力有余，亦恐分身乏术，如或精神劳惫，必至贻误……又讷亲以一人之身，兼理数处，且时蒙召对，向用方隆，无论所属人员，奔走恐后，即同官寮采，亦皆敛手。虽未必至于开贿赂之门，窃威福之柄，然正谓事涉于因公，迹涉于任怨，或反复驳诘，或寓目不留，出一言而势在必行，定一稿而逾限积日。”[32]由此可见讷亲权势之盛，任事之劳，也遭到同僚的嫉妒忌恨。讷亲精明能干，勇于任事，廉洁自持，“讷人亦敏捷，料事每与上合”，“以清介持躬，人不敢干以私，其门前惟巨獒，终日缚扉侧，初无车马之迹”[33]，“操守颇廉介，当隆隆赫赫时，门无苞苴，部院司员，以公事关白，必反复驳诘。见有才器出众者，荐引惟恐后人”[34]。这些是他的优点。但他出身世家钮祜禄氏，阖族贵盛，少年得志，仕途一帆风顺，助长了骄倨之气。待人处事，颇为苛严。据说：他主持吏部和户部事务，督抚题奏事件，凡主张从宽处理者，部复往往改为从严，凡督抚主张从严处理者，部复从来不改从宽。人们认为他严刻不近人情。他后来督师金川，因战争失败而被处死，虽事出意外，死非其罪，可能和他性格倔强倨傲，因而得罪乾隆帝和众权贵有关。

继讷亲之后，而始终得到乾隆帝宠信的是傅恒。他是孝贤皇后富察氏的弟弟，乾隆的小舅子，乾隆五年（1740）为蓝翎侍卫，七年（1742）擢内务府大臣，十年（1745）在军机处行走，十三年（1748）讷亲被杀，傅恒代之为首席军机大臣，时年约二十五六岁，是历史上最年轻的首揆之一。傅恒为人知大体、勤职守，礼贤下士、待人宽厚，“款待下属，每多谦冲，与其同几共榻，毫无骄汰之状”[35]，尤能揣摩乾隆的意旨，故深得皇帝欢心，乾隆说他“早龄侍直禁近，即觇其器宇非常，洊膺委任……西师之役（按：指平定准噶尔之役），独能与朕同志，赞成大勋，及崇爵再加，坚让不受，尤足嘉焉”[36]。又对他的能力见识，十分称赞。傅恒在军前，奏报军情，乾隆说：“今日接到经略大学士傅恒所奏料敌情形一折，筹画精详，思虑周到，识见高远，实乃超出等伦。经略大学士随朕办事数年，平日深知其明敏练达，初不意竟能至此。即朕自为筹划，亦恐尚有未周，朕心深为喜悦。经略大学士信为有福之大臣，观此则大功必可告成也。”[37]他曾两次奉命，督师远征，闻命即行，奋力趱程，无丝毫瞻顾迟疑。十三年（1748）往金川“征途遥远，冲寒遄发，计每日程站远者竟至二百五六十里。卯初就道，戌亥方得解鞍”[38]。三十四年（1769）往征缅甸，自二月二十一日启程，昼夜奔驰，二十五日即出直隶境，计日行二百数十里，乾隆赐诗云“却思经略滇南去，日日疾驰二百余”。从皇帝的这些褒语中，可见傅恒见识远大、办事干练、忠诚勤力，故领袖军机处23年，始终得到乾隆帝的眷注。傅恒在征缅战争中染病，班师后逝世。乾隆作诗悼念：“千载不磨入南恨，半途乃夺济川才。平生忠勇家声继，汝子吾儿定教培。”[39]可见其君臣相得之深。但当时也有人批评他以宽厚博取名誉，“时傅文忠当位，以宽厚博众誉。公（按：指汪松）独不善其所为，曰‘为台鼎重任，不知身任怨劳，以济国事，惟知含垢纳污，以博一时虚誉。吾恐日后必有狥庇之夫，假公誉以济其私者，玩愒之风，由此日甚。先朝綦严之法，必因之毁坏矣’”[40]。

除讷亲和傅恒外，乾隆前期还提拔了一批年富力强的大臣将帅，满族官员有策楞、舒赫德、兆惠、富德、鄂容安、阿里衮等，汉族官员有汪由敦、刘统勋、蒋溥、刘纶、梁诗正、于敏中等。

满族官员大多由笔帖式或侍卫出身，进入内阁或军机处，此后或督师前敌，或出任封疆，操军政大权，成为乾隆前期和中期的政坛重要人物。其中如舒赫德，正白旗、舒穆鲁氏，笔帖式出身，雍正末为监察御史、在军机处行走，才识优长，勤劳任事，他是解决困难问题的能手，许多军政大事都由他主持或参与，如第一次金川之役、勘查浙江海塘、平准部、平回部、新疆屯垦、迎接和安置来归之土尔扈特、镇压王伦起义等，他“少任御史时，极言天下利弊，当时号为铁汉”[41]。后居要职“诚以居心，勤以莅事，胜繁肩巨，洪济艰难，根盘节错，世人望而气沮。公独纡回筹划，鞠躬尽瘁，俾于有成”[42]。舒赫德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入值军机处，死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又如兆惠亦笔帖式出身，“起家中书，皇考（按：指雍正）时，初立军机处，兆惠即与舒赫德同为章京，故二人皆练习政事。余既践祚，知其才可用，屡擢至侍郎。金川之役，命往综理粮饷，寻为军机大臣”[43]。在平准、平回战争中功勋卓著，黑水营之围，兆惠率3 000人抗敌万余，坚守三个月。乾隆称赞他：“资性精勤，材猷明练，西陲之役，禀承庙谟，式畀元戎，盘错屡经，肤功懋集。”[44]他以战功晋封武毅谋勇一等公，死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乾隆亲临奠祭，作诗悼念“大星落昨夜，密席尚前朝。一痛嗟何极，千劳忆非遥。恨无执手诀，城阙锁深宵”，并以和硕和恪公主下嫁其子札兰泰。

乾隆提拔的汉族官员多科甲出身，不少在考试中名列前茅。如梁诗正为雍正八年（1730）探花、于敏中为乾隆三年（1738）状元、刘纶非科甲而为乾隆元年（1736）博学鸿词科第一名。他们以翰墨文词进用，为朝廷拟撰诏令谕旨，在翰林院、内阁、南书房侍值升转，进入军机处，当皇帝的文字秘书。经常在皇帝身边、与闻机密，但并无实权。其中如汪由敦，年龄较大，在张廷玉的荐引下，乾隆十年（1745）始入军机，继承张的衣钵，做文字工作，“每受庙谟指示，耳受心识，即传写不遗一字”[45]。汪由敦还要替皇帝润饰诗文或干脆捉刀代庖。乾隆帝所写诗文极多，每日写诗少则几首，多则一二十首，兴之所至，用朱笔随意涂鸦，有的失粘出韵、词语粗俚，有的只写一两句，未曾终篇。由内监持出，交汪由敦、刘统勋等军机大臣，由他们改定补足，誊写在素纸上，称为“诗片”。有的诗文完全由汉大臣代作，经皇帝阅后定稿。汪由敦忙不过来，还雇用秘书帮忙，著名的史学家、诗人赵翼即长期在汪由敦处，协助代拟、代改包括乾隆帝作品在内的各种文字。有人称赞汪由敦代皇帝起草的诗文，汪并不顾忌，高兴地说：“这是我门下赵翼所写。”另一个汉族官员刘统勋，与汪由敦同年进士，乾隆初为内阁学士，后擢侍郎、漕督，乾隆十七年（1752）入军机处。曾奉派办理海塘、河工、赈济、仓贮事务，常参与军国要务之商讨，晚年，“纯皇帝眷注益隆，信任益笃，事或有待公而决者”[46]。刘统勋死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乾隆亲临其家奠祭，门闾湫隘，去舆盖然后入，可见其为官清廉，乾隆称赞他：“如刘统勋方不愧真宰相。”又如蒋溥，乾隆十年（1745），以侍郎入值军机，他能书善画，“久直内廷，谨慎小心，从无少懈”[47]。刘纶于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科，在寺院衙门回翔升转，十五年（1750），以侍郎入值军机处，“品行端醇，学问博雅，久直禁廷，简畀阁务，勤劳夙著”[48]，“有所撰述，研练工赡……在直次给札下笔，极端谨点划，小不如意，必再三润色，合法乃已”[49]。

乾隆提拔的官吏，不论汉员、满员，很多出身于世家大族，出身寒微而能擢升高位的人较少。满族中最贵盛的除鄂尔泰的西林觉罗氏以外，当推外戚后族，如乾隆母后钮祜禄氏，是清初名臣额亦都、遏必隆之后裔，讷亲即出于该族，讷亲的兄弟策楞、达尔觉阿、阿里衮、爱必达均受乾隆的器重，出任总督、巡抚。乾隆的妻族富察氏更是煊赫隆盛，历数十年而不衰，除傅恒外，其兄傅清，为驻藏大臣，死于叛乱，傅恒四子，福灵安、福隆安均为额驸，福康安是乾隆后期最著名的统帅，福长安为军机大臣，傅恒的侄子明瑞、奎林、明亮均为名将。乾隆的皇贵妃高佳氏，其父为大学士高斌。高斌的子侄高恒、高朴、高晋，均为显宦。汉族官员，除张廷玉一门，科名极盛，其他如嵇曾筠及其子嵇璜、蒋廷锡及其子蒋溥、刘统勋及其子刘墉，均受重任。乾隆曾表示重用世家子弟的思想。乾隆五年（1740）擢用鄂容安时，鄂尔泰再三辞让。乾隆帝说：“朕之用人，悉秉至公，毫无私意于其间。古云：‘非乔木之谓，有世臣之谓。’盖以大臣子弟果能立志向上，随事黾勉，斯能不愧世臣，可以为国家宣力。朕观鄂容安及大学士张廷玉之子张若霭，朱轼之子朱必阶，皆能遵守家训，祇受国恩。况鄂容安、张若霭向为皇考命在军机处行走，原欲造就成人。此次擢用，乃朕量材加恩，即寓栽培之道。鄂尔泰不必以己意固辞。”[50]

注释

[1]《乐善堂全集》卷七，《送定边大将军平郡王西征序》。

[2]昭梿：《啸亭杂录》卷一，《友爱昆仲》。

[3]《东华录》乾隆三十四年十二月。

[4]昭梿：《啸亭杂录》卷一，《不喜朋党》。

[5]《清实录》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癸丑。

[6]陈康祺：《郎潜纪闻》卷七，《西林觉罗氏仕宦之盛》。

[7]《碑传集》卷二三，袁枚：《鄂尔泰行略》。

[8]雍正：《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9]《清史列传》卷一九，《张照》。

[10]《御制诗四集》卷五九，《怀旧诗·五词臣·张照》，乾隆四十四年。

[11]《清实录》乾隆五年四月甲戌。

[12]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朴学，杭世骏。

[13]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一一册，4553页。

[14]《清实录》乾隆六年九月戊寅。

[15]《清史列传》卷一八，仲永檀。

[16]《清实录》乾隆六年三月甲申。

[17]《清史列传》卷二三，吴士功。

[18][19]《清实录》乾隆七年十二月癸卯。

[20]《碑传集》卷二二，汪由敦：《张廷玉墓志铭》。

[21]昭梿：《啸亭杂录》卷三，《郭刘二疏》。

[22]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卷一一，《张文和公谨身节欲之效验》。

[23]《日下旧闻考》卷六七，官署，《题张廷玉三老五更议》。

[24]平步青：《霞外捃屑》卷八下，《张文和风鸢诗》。

[25]《清实录》乾隆十五年四月己丑。

[26]《清实录》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己卯。

[27]《清实录》乾隆十四年十二月丁亥。

[28]《清实录》乾隆十四年十二月戊子。

[29]《清实录》乾隆十五年四月己丑。

[30]《清实录》乾隆十五年七月庚申。

[31]《东华录》雍正十三年十二月。

[32]《清实录》乾隆六年十二月乙未。

[33]昭梿：《啸亭杂录》卷一，《杀讷亲》。

[34]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三，《讷亲之功过》。

[35]昭梿：《啸亭杂录》卷八，《傅文忠之谦》。

[36]《清实录》乾隆三十五年七月丁巳。

[37]《清实录》乾隆十三年十二月甲午。

[38]《清实录》乾隆十三年十一月甲戌。

[39]《御制诗三集》卷九一，《临傅恒等赐酹酒》。

[40]昭梿：《啸亭杂录》卷九，《汪参军》。

[41]《国朝耆献类征》初集，卷二三，《舒赫德》。

[42]《碑传集》卷二七，王昶：《舒赫德墓志铭》。

[43]《乾隆御制诗四集》卷五八，《怀旧·五功臣·兆惠》。

[44]《清史列传》卷二〇，兆惠。

[45]《碑传集》卷二七，钱陈群：《汪由敦墓志铭》。

[46]《国朝耆献类征》初集，卷二一，洪亮吉：《书事》。

[47]《清史列传》卷二〇，蒋溥。

[48]《清史列传》卷二〇，刘纶。

[49]《国朝耆献类征》初集，卷二六，于敏中：《刘纶墓志铭》。

[50]《清史列传》卷一九，鄂容安。

第四节　人才观与驾驭术

乾隆帝十分注意人才的选拔、任用。他认为：国家的治乱兴衰在于用人是否得当。人存则政举，人亡则政息。早在即位以前，他就发表过如下的议论：

嗟夫，治乱之理，岂非系于人君之用贤与不用贤哉！当昭烈之狼狈奔走，以未得孔明故也。后主之克守前烈、为敌国所畏者，以孔明在相位故也。其用黄皓、陈祇而丧国败家者，以孔明既殁故也。贤人为国家之宝，岂不信哉！[1]

创业难而守成亦不易，惟在人君用贤纳谏，则天下自安，而国家永固。[2]

在他登基多年，已有政治经验之后又说：

安民在于察吏。各省民风，淳漓不一，政务繁简各殊，而随时整饬，必专其责于亲民之官。古称监司择守令，一邑得人则一邑治，一郡得人则一郡治，督抚有表率封疆之任，不在多设科条，纷扰百姓，惟在督察属员，令其就现在举行之事，因地制宜，务以实心行实政……有治人，无治法，诚探本之论也。[3]

在这一指导思想下，他很注意考查官吏，奖贤惩劣。他懂得：自己的权力是否巩固，决定于高层官吏的素质，及对它的控制，而没有对高层官吏的深入了解，就谈不上控制。因此，他努力开辟种种渠道，了解高级官吏的性格、才能、学识与政绩。把各省督抚藩臬道府以及将军、参赞、提督、总兵的姓名写在宫殿的墙壁上，经常注意他们的言行动态。他对所有高级官僚都很熟悉，往往直指他们的缺点，谆谆告诫。如乾隆四年（1739），告诫四川巡抚方显：“朕观汝一派质实，是以不次擢用，但抚臣须有抚臣之体。若任气褊狭，不识大体，则不可也。汝临去时，朕未曾训及此，恐汝忘忽耳，汝其勉之！”[4]同年，训诫河南巡抚尹会一：“因循苟且四字，实汝之病，既自知之，其勉力改过，朕将观汝后效焉。”[5]又指出方苞的弱点：“朕嗣位之初，念其稍有文名，谕令侍直南书房，且升授礼部侍郎之职……乃伊在九卿班内，假公济私，党同伐异，其不安静之痼习，到老不改，众所共知。”[6]对江西巡抚陈宏谋则说：“汝不患不能办事，而虑有习气，若不痛改，虽日见朕承训，亦何益？”[7]对河南巡抚图勒炳阿则说：“汝慎守有余，干济不足，以后当着实奋勉，毋蹈前辙也！”[8]对安徽按察使徐垣则说：“汝原能事之人，莫用聪明，一切务实，则可胜任而永受恩顾，勉之。”[9]有时候，乾隆帝的训斥十分严厉，对大臣们不留情面地痛加折辱，如大学士陈世倌系三朝老臣，与曲阜衍圣公孔氏为儿女亲家，陈在山东置买田产，被乾隆探知，说陈世倌“无参赞之能，多卑琐之节，纶扉重地，实不称职，著照部议革职”，“伊乃浙人，而私置产兖州，冀分孔氏余润，斯岂大臣所为？今既革职，著谕山东巡抚，不准伊在兖州居住”[10]。又如他讨厌只会耍嘴皮的贵州巡抚宫兆麟：“看来宫兆麟之为人，应对是其所长，而于办事殊少实际，是以外间竟有铁嘴之号。”[11]像这类对高级官僚的训诫斥责，在谕旨中经常出现，而每一次训斥，给被训者极大震悚，益增敬畏之心。就像御者在拉车的马匹身上，猛力抽鞭，驱使马匹拉动统治的车辆，更加用力地奔跑。

乾隆帝赐宴图。

有一次，乾隆指出官场中调和模棱的风气，评论了几乎所有的现任总督，他说：

近日督抚办事，有所谓上和下睦，两面见好之秘钥，貌为勇往任事，以求取信，而阴市私惠，谓有旋转乾坤之力，使属员心感。尹继善（按：时任两江总督）惯用此术，方观承（按：时任直隶总督）及巡抚中一二能事者趋而效之。惟策楞（按：时任四川总督）、喀尔吉善（按：时任闽浙总督）、黄廷桂（按：时任陕甘总督）尚存本色。阿里衮（按：时任两广总督）亦不至此，硕色（按：时任云贵总督）更复不能。诸臣心术才具，日熟复于朕胸中，任术取巧者皆洞见肺腑，其何益之有？大臣中有以取巧得利益者乎。[12]

由于乾隆帝明察秋毫，洞悉情伪，官僚们不能不谨言慎行，故而在他统治的前期，吏治颇为整饬。为了驾驭臣属，乾隆帝常常施展出人意料的手段，或小过重责，罚非其罪，或破格提拔，一月数迁。生杀予夺，出自朕躬。大臣们莫测天威，既感到自己头顶上时刻悬挂着皇权的利剑而战战兢兢，又希冀一沾皇恩，幸得终南捷径，便可加官晋爵，封妻荫子。

乾隆帝破格用人的明显例证，即是傅恒。皇帝自己还是个青年，刚刚登基，满朝文武都是老臣，乾隆晚年说：“回思初即位时，在朝诸臣，皆年长于予。”[13]像这样“主少国疑”，理应选拔一位年资稍高、较有威望的大臣作辅佐，不料他提拔一个比自己还小十多岁的小舅子傅恒当首席军机大臣[14]。一个不见经传、年仅二十五六岁的青年后生，独冠朝班。这一任命，显示了皇帝乾纲独断，拥有慑服群僚、不受干扰的无限权力。还有不少过失轻、罪罚重，或皇帝别出心裁的处罚方法。如乾隆四年（1739），工部修理太庙庆成灯，领银300两、钱200串，乾隆发现领银过多，必有弊端，询问工部：“此灯不过略为粘补修理，何至用银如许之多？”工部官员含混奏复，说这笔银钱是预支的，将来按实用报销，余银交回。乾隆知道是哄骗之词，他说：“凡有工程，例应先估后领”，从无用工后交还多银之事，“该堂官等竟以朕为不谙事务，并不据实查奏任意饰词朦混，甚属乖谬”[15]。就因这点小事，乾隆大发脾气，工部衙门全堂得罪。尚书来保、赵殿最，侍郎阿克敦、韩光基、王5或降级，或调用，或罚俸。另一次奇怪的处罚是在乾隆十八年（1753），这年，黄河在铜山张家马路决口，令河督高斌与张师载堵塞，属员李炖、张宾侵帑误工，河工未成。乾隆命将李炖、张宾正法，责高斌、张师载“负恩徇纵”，令将高、张二人一同绑赴刑场陪斩，事前并不言明是陪斩，高、张二人以为自己亦判处死刑。尤其是高斌，是皇贵妃的父亲，系乾隆的岳丈、年过七旬。行刑时，高斌、张师载吓得魂飞天外，全身瘫痪，“二人昏迷在地”。皇帝还要他们的回奏语言，“醒后奏称：我二人悔已无及。此时除感恩图报，心中并无别念”[16]。这种折磨人的恶作剧，却能收到使大臣们俯首帖耳、感恩尽忠的效果。

尽管乾隆帝有过人的精力和才智，又会玩弄各种权术，但政务丛杂，日理万机。一个人面对这架庞大的官僚机器，操纵驾驭，常常有疏漏和失误。一位御史曾大胆地指出他明察太过、师心自用的弱点：“臣蠡测管窥，以为自古人主患不明，惟皇上患明之太过。自古人主患不断，惟皇上患断之太速。即如擢一官，点一差，往往出人意表，为拟议所不及。此则皇上意见之稍偏，而愚臣所谓圣明英断之太过者也……要使天下服皇上用人之至当，而不必徒使天下惊皇上用人之甚奇。”[17]

乾隆积极提拔新人，督责群臣，形成了自己的班子。但他是绝对专制主义的身体力行者，牢牢抓紧最高权力，不使稍有分散。他说：“我朝纲纪肃清，皇祖、皇考至朕躬百余年来，皆亲揽庶务，大权在握，威福之柄，皆不下移，实无大臣敢于操窃。”[18]又说：“盖权者，上之所操，不可太阿倒持。”[19]他所处的环境、所受的教育、所遇的问题，使他只体会专制集权的必要性，因而迷恋于皇权至上、皇权万能。他把政治比作军事一样，必须高度集权，由君主一人决策裁断，连咨询和讨论也没有必要，只能贻误时机，“设不断以乾纲，如宋明庸主，遇事辄令廷臣聚议，众论纷纷，迄无定见，征调纷繁，缓不济急。宁不如金世宗所云：南朝集议既成，北兵已可渡河之语，其何以握胜算而奏鸿捷耶！”[20]事实上，乾隆时，中国的专制体制已发展到登峰造极，即使大学士和军机大臣对皇帝的决策，影响作用也很微弱。曾在军机处工作的著名学者赵翼说：“雍正以来，本章归内阁，机务及用兵皆军机大臣承旨。天子无日不与大臣相见，无论宦寺不得参与，即承旨诸大臣亦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也。”[21]

乾隆对君主集权，坚持甚力，驳斥种种异说。宋代理学家程颐颇重视宰相权力，曾经说过：“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尽管乾隆尊崇程朱理学，但对程颐这种重相权、欲加重宰相责任的思想表示不满，公开进行批驳。他认为：天下的治理，只能由皇帝一人负责。“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22]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大臣们都是棋盘上的一个个棋子，只能凭皇帝摆布，而不可能有独立、主动的开拓精神。

乾隆不但很注意选用和督责高级官吏，就是对一般官吏，也不厌烦劳地亲自考察。清代原有考核官吏的三年大计，每次都要剔除一批不谨官、疲软官、年老官、有疾官、才力不及官、浮躁官，但这一制度行之日久，积弊颇多，已徒具形式。乾隆帝沿用雍正时的做法，轮流引见文职知县以上、武职守备以上官员，引见内外各官，一日有多至百余员者，从来不厌烦劳。“每于引见时必执笔标记，详视熟察，虽有碍于观瞻而不顾者，即为知人其难一句耳！”[23]此一引见官吏，密加记载的做法，成为乾隆永远奉行的习惯。“记名道府，用朱笔记载，乃皇考世宗宪皇帝留意人材，以便随时录用，实属法良意美，所当永远遵守。”[24]现在所保留的清宫引见履历单上，有经乾隆帝朱批、朱圈或写有评语，如评马腾蛟“结实有为，将来有出息”，评额鲁札“忠厚本分，人似结实”，评屠用中“人亦可有出色，道员似可”[25]。《实录》中也颇多引见官员后的评语，如乾隆十七年（1751），新任直隶景州知府侯珏引见，评语为“观其人，似小有才而无实际，未可保其胜任无误”[26]；三十一年（1766），新任江西袁州知府唐灿引见，评语为：“看其人，甚懵懂，于地方政务恐未谙悉”，命令江西巡抚吴绍诗留心察看，“若实在难以胜任，即行具折奏闻，无得稍存姑息”[27]。

乾隆也知道，引见时考核人才，仅凭其人之容貌形象与临时之神情应对，只能获一粗浅印象，他说“甄核于奏对之时，类乎皮相”，但仍认为通过引见，“人材大概，差无遁形，自临御至今四十一年，简阅已多，亦颇十中八九”[28]。为了弥补引见时临时考核的缺点，乾隆还要求高级官吏保荐人才，“当引见时，其人未必遽见出色，但人之材具不齐，或非可一览而尽。在督抚等试看有年，自必知之甚悉，此内如有真知灼见，信其可胜知府之任者，不妨声明，仍列荐剡，以副奖掖人才之意”[29]，“三年大计之外，别令各督密奏属员贤否……此等清折，朕皆留中，时时披览”[30]。

总之，乾隆帝重视用人，通过各种渠道和办法，长期考查甄选，培养出新一代的官僚队伍，对他们操纵驾驭、严加督饬。正是依靠他们，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内建功立业，形成了乾隆时期的统治风格，达到了乾隆统治前期和中期的繁荣昌盛局面。

注释

[1]《乐善堂全集定本》卷四，《蜀汉兴亡论》。

[2]同上书，《东晋总论》。

[3]《清实录》乾隆十五年五月己未。

[4]《清实录》乾隆四年七月甲戌。

[5]《清实录》乾隆四年六月甲辰。

[6]《清实录》乾隆四年五月戊午。

[7][8]《清实录》乾隆二十年六月壬申。

[9]《清实录》乾隆二十年十一月己亥。

[10]《清实录》乾隆十三年十二月辛卯、壬辰。

[11]《清实录》乾隆三十五年十月乙未。

[12]《东华录》乾隆十七年六月。

[13]《御制诗五集》卷二八，《上元后一日小宴廷臣》。

[14]傅恒年龄，未见明确记载，他死于乾隆三十五年，乾隆说他年未五十，按乾隆是年已60岁，故知傅恒小乾隆10岁以上。

[15]《清实录》乾隆四年二月己丑。

[16]《清实录》乾隆十八年九月丙子。

[17]《碑传集》卷五七，陆继辂：《宗人府丞储公麟趾别传》。

[18]《清实录》乾隆四十三年二月己酉。

[19]《御制诗四集》卷五五，《题宋端石凤池砚》。

[20]《清实录》乾隆五十三年二月丁酉。

[21]赵翼：《簷曝杂记》卷一，《军机处》。

[22]《御制文二集》卷一九，《书程颐论经筵札子后》。

[23]《清实录》乾隆元年五月癸亥。

[24]《清实录》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乙亥。

[25]叶秀云：《宫中履历单概述》，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1）。

[26]《清实录》乾隆十七年六月辛卯。

[27]《清实录》乾隆三十一年六月辛丑。

[28]《御制诗四集》卷二九，《御门引见月官因成什》。

[29]《清实录》乾隆二十年十二月丙寅。

[30]《清实录》乾隆二十六年正月丁未。

第五节　皇后之丧的政治风波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发展有其客观的必然趋势。历史的必然性不是抽象的空话，而是深藏在丰富的历史现象的背后，通过无数偶然的、具体的事件以及具有自由意志的人物的行为而显现出来。历史研究的任务就是要研究丰富的事件和众多的人物，从而揭示潜藏的事件、人物背后的支配力量和发展趋势，阐明普遍的或者具体的历史规律。这里将考察乾隆皇帝的家庭不幸及其有关的政治风波，进而探索18世纪中叶的政治形势和朝廷的政策方针，以揭示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辩证关系。

乾隆十三年（1748）三月十一日，从济南到德州的路上，皇帝东巡的仪仗、扈从，匆匆北上，凤舆中的皇后富察氏病得奄奄一息。到了德州水次，皇后被抬上运河中御舟，即于深夜亥刻晏驾。这一偶然事件却在政治生活中掀起很大波澜，犹如火山喷发，大地震颤，使皇族和官僚们措手不及，蒙受突然的灾难。

乾隆对结发妻子的感情极为深厚，夫妻恩爱，伉俪情深，一旦永诀，十分哀恸。虽万乘之君，亦不可能改变命运之神的安排，难以弥合精神上的创伤。他为皇后之死，写了一篇《述悲赋》，其中说，“纵糟糠之未历，实同甘而共辛”，“影与形兮难去一，居忽忽兮如有失”，“信人生之如梦兮，了万事之皆虚，呜呼，悲莫悲兮生别离，失内佐兮孰予随”[1]。他的诗中说：“廿载同心成逝水，两眶血泪洒东风。”[2]皇帝的哀思是深沉而真挚的，乾隆既是凌驾亿万人之上的君主，又是有血有肉，具有爱恨悲欢感情的普通人。皇后这次跟着皇太后和皇帝到山东巡幸，谒孔庙、登泰山，旅途劳顿，到济南感染风寒，休息了几天，病情略有好转，却过分匆忙地赶路回京，途中病情复发，遂至不起，酿成乾隆帝的终生憾事。此后，乾隆多次南巡，路过济南，怕触景生情，引起悲怀，永不进入济南城。乾隆三十年（1765），皇后已死去17年，第四次南巡，路过济南，绕城而行。乾隆写诗说：“济南四度不入城，恐防一入百悲生。春三月昔分偏剧，十七年过恨未平。”[3]乾隆对孝贤皇后（按：富察氏死后谥号孝贤）的感情是深挚而持久的。

乾隆帝孝贤皇后像。

孝贤皇后之死给乾隆帝精神上极大的打击。可是，“祸不单行”，在这之前，皇后所生的两个儿子都先于其母去世，这两个儿子都很聪明，深得皇帝钟爱。一个是皇次子永琏，“聪明贵重，气宇不凡”，那时，老祖父雍正皇帝还在位，很喜欢这个孩子，“隐然示以承宗器之意”。乾隆登基后，很快按照雍正的立储办法，将永琏名字密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是永琏虽未行册立之礼，朕已命为皇太子矣”。不料，乾隆三年（1738）十月十二日，年仅9岁的永琏猝患寒疾，当即死亡。孝贤皇后以后又生皇七子永琮，只长到两周岁，却“性成夙慧，岐嶷表异，出自正嫡，聪颖殊常”，虽然没有来得及秘密册立，但乾隆的思想中已默定这个孩子继承帝位。到乾隆十二年（1747）除夕，灾难临头，永琮出痘死亡。这对乾隆夫妇又是一次重大的刺激。孝贤皇后之死仅仅在永琮去世以后70天，因此，皇后除了旅途的疲劳之外，丧失爱子的悲痛可能是更为重要的致病原因。

乾隆的家庭悲剧到皇后之死还没有结束。第二年，即乾隆十四年（1749），皇九子殇，这位皇子年幼庶出，对饱经家庭变故的乾隆影响尚不大。可是又过一年，即乾隆十五年（1750）三月十五日，皇长子永璜逝世。永璜系哲妃所生，乾隆并不喜欢他，但他毕竟是长子，而且长大成人，已23岁，生下皇长孙绵德，自然在乾隆的心绪上又增添了几分哀伤，所以他说：“朕今年屡遭哀悼之事，于至情实不能已。”[4]

乾隆帝中年丧偶，又失去几个儿子。如果事情仅止于此，那也是无数家庭中常常发生的悲剧，在历史的长河中无关宏旨。但由于皇后的丧葬事件引起了大官僚一连串的贬责黜革甚至赐死，使乾隆初年相对平静的宦海突然掀起了波澜。朝廷的政策方针从“宽”趋“严”，向着新的统治格局和统治作风演变。

乾隆十三年改镌的青玉“敕命之宝”印文。

陷入极度悲痛的乾隆帝心情暴躁易怒，待人处事，一反常态。第一个碰钉子的就是皇长子永璜，他年轻不懂事。因为死去的不是自己的生身母亲，没有哀伤的表示。乾隆责备他：“遇此大事，大阿哥竟茫然无措，于孝道礼仪，未克尽处甚多。”[5]永璜被公开训饬，他的师傅、俺达受处分，其中和亲王弘昼、大学士来保、侍郎鄂容安各罚俸三年，其他师傅、俺达各罚俸一年。一个月以后，乾隆发现皇后的册封文书，译为满文，误将“皇妣”译为“先太后”，乾隆勃然大怒，指责翰林院大不敬，特别指出，管理翰林院的刑部尚书阿克敦“必怀怨望”，交刑部治罪。其他刑部官员见皇帝盛怒，加重处分，拟绞监候。不料，暴怒的君王尚不满意，责备刑部“党同徇庇”，故意“宽纵”。将刑部全堂问罪，包括署理满尚书盛安、汉尚书汪由敦，侍郎勒尔森、钱陈群、兆惠、魏定国，均革职留任，而阿克敦则照“大不敬”议罪，斩监候，秋后处决（后得赦）。这样严厉的处分使官僚们当时胆战心惊。

此后，大批官僚都被卷进因皇后丧葬而引起的政治旋涡中，五月间，工部因办理皇后册宝不敬，“制造甚属粗陋”，全堂问罪，侍郎索柱降三级，涂逢震降四级，其他尚书、侍郎从宽留任；光禄寺因置备皇后祭礼所用之饽饽、桌张，“俱不洁净鲜明”，光禄寺卿增寿保、沈起元，少卿德尔弼、窦启瑛俱降级调用；礼部因册谥皇后，议礼舛误，“诸凡事务，每办理糊涂”，尚书海望、王安国降二级留任，其他堂官也分别受到处分。

因皇后丧葬而引起的贬革之风也刮到了外省。皇后之死，有些外省官员具折奏请赴京叩谒梓宫，这本来是表面文章，因为事实上外省官员各有职守，没有可能也不必要一齐来京服丧行礼。想不到乾隆对于那些没有具折奏请来京的官员，横加挑剔，特别对满人更加不满。他说：“盖旗员地分亲近，沐恩尤为深重。一遇皇后大事，义当号痛奔赴，以尽其哀慕难已之忱。即或以外廷不敢预宫闱之事，而思及朕躬当此事故，亦应奏请来京请安，庶君臣之谊，不致漠不相关也。”因此，各省满族的督抚、将军、提督、都统、总兵，凡是没有奏请赴京的，各降二级，或销去军功记录。这样受到处分的有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湖广总督塞楞额、漕督蕴著、浙江巡抚顾琮、江西巡抚开泰、河南巡抚硕色、安徽巡抚纳敏等53名满族文武大员。[6]

接着，风暴又袭入宫廷。两个年龄最大的皇子，大阿哥永璜、三阿哥永璋仍是由于没有表露哀伤的感情而遭斥责，皇帝的口气非常严厉。“试看大阿哥年已二十一岁，此次于皇后大事，伊一切举动尚堪入目乎？父母同幸山东，惟父一人回銮至京，稍具人子之心，当如何哀痛，乃大阿哥全不介意，只如照常当差，并无哀慕之忱……今看三阿哥亦不满意，年已十四岁，全无知识。此次皇后之事，伊于人子之道，毫不能尽……伊等俱系朕所生之子，似此不识大体，朕但深引愧而已，尚有何说！”永璜、永璋除了未尽人子之道以外，他们具体的罪状并没有说清楚。乾隆似乎回顾了康熙末年继承问题的教训，对永璜、永璋深具戒心，竟谈到立储继统问题，斩钉截铁地宣称：“此二人断不可承继大统……伊等如此不孝，朕以父子之情，不忍杀伊等，伊等当知保全之恩，安分度日……倘仍不知追悔，尚有非分妄想，则是自干重戾矣……须知此一位，但可传一人，不可分传数人，若不自量，各怀异意，日后必至弟兄相杀而后止，与其令伊等兄弟相杀，不如朕为父者杀之……今满洲大臣内，如有具奏当于阿哥之内，选择一人立皇太子者，彼即系离间父子，惑乱国家之人，朕必将伊立行正法，断不宽贷。”[7]

这时，皇后之丧刚满百日，乾隆失去二、七两子以后，心目中并没有可以继承帝位的人。他方当盛年，健康极佳，继承问题并未提到日程上，而永璜、永璋年龄尚小，也并无争夺嗣位的举动。乾隆却对他们深恶痛疾，一顿痛骂，狗血喷头，摒绝他们继承帝位的任何可能。这种过分的做法，似乎出于丧妻后过度悲恸所产生的一种变态心理。

因孝贤皇后丧葬而掀起了风潮，皇子和大批官吏被卷入政治旋涡。百日丧满以后，风潮还在发展，这就是查究丧期内擅自剃发的案件。按满族旧习，帝后之丧，为表示哀思，官员在百日内不得剃发。七月间，发现山东沂州营都司姜兴汉、奉天锦州府知府金文淳在百日丧期内剃头，乾隆大发雷霆，声言丧期内剃头“祖制”立即处斩。亦如进关时，令汉人剃发，不剃发者无不处斩之理，姜兴汉、金文淳几乎被杀掉，只是后来发现违制剃头的大有人在。像盛京、杭州、宁夏、京口、凉州、四川的驻防满洲兵丁很多剃了发。这才饶赦了姜兴汉、金文淳的性命。其实，所谓“祖制”仅是暧昧不明的习惯，律例会典中并无明文记载，汉官甚至满员对此也不甚清楚。十多年前，雍正皇帝去世时，许多官员没有遵照习惯，丧期内即已剃发，朝廷并没有追究过责任，这次乾隆却要追究了。不久又发现大官僚江南总河周学健和他所属的文武官员全都在百日内剃发，乾隆震怒，大骂周学健“丧心悖逆，不惟一己敢于犯法，并所属官弁同时效尤，弃常蔑礼，上下成风，深可骇异”[8]。还有许多大官僚丧期内并未剃发，却也受到牵连，如两江总督尹继善“知情不举”，被斥为“好名无耻之徒”；刑部尚书汪由敦与金文淳“谊属同僚，辈称前后”，金下狱时汪由敦给金以照顾，开锁迅速，汪被革职留任；江西巡抚开泰查抄周学健家产，乾隆警告他“若稍有回护袒庇之意，断不能保其首领”；大学士高斌将周学健押解至京，“伊素与周学健交好，或令周学健自尽。不得到京明正典刑，惟高斌是问”。这些官僚有不少是皇后丧葬案中第二次得罪了。更倒霉的是刑部尚书盛安，他未将金文淳斩立决而判为斩监候，乾隆认为是有意包庇，竟将盛安也判为斩监候。至于周学健本人，则因发现他还有贪污行为，于这年十一月赐令自尽。

其实，违制剃头的大官僚何止周学健一人，湖广总督塞楞额、湖南巡抚杨锡绂、湖北巡抚彭树葵也于百日内剃头。听说乾隆严厉追究此事，吓得战战兢兢。杨锡绂准备自行检举，以求减轻罪愆，塞楞额因是旗人，恐加重治罪，阻止杨锡绂自首，后来事情败露。乾隆的怒气更是火上加油，大骂塞楞额“丧心病狂，实非意想所及”，令其自尽，杨锡绂、彭树葵革职。

皇后死后的半年，因丧葬而掀起轩然大波，除上述的大官僚以外，还有江苏巡抚安宁被解任，罪名之一是“伊于孝贤皇后大事，仅饰浮文，全无哀敬实意。伊系亲近旧仆，岂有如此漠不关心之理”[9]。这年冬至，翰林院撰拟皇后祭文，用“泉台”二字，乾隆又吹毛求疵，认为这两个字用于常人尚可，“岂可加之皇后之尊”，大学士张廷玉以及阿克敦、德通、文保、程景伊等“全不留心检点，草率塞责，殊失敬理之义”[10]，俱罚俸一年。

因孝贤皇后的丧葬而引起的政治风波，震动极大，大臣们或被斥、或降革、或罚俸、或赐死，形成前所未有的大案。乾隆初年，一向标榜宽大政治，“纯皇帝（即乾隆）即位，承宪皇（即雍正）严肃之后，皆以宽大为政。罢开垦，停捐纳，重农桑，汰僧尼之诏累下，万民欢悦，颂声如雷”[11]。的确，在乾隆初期处分大臣十分谨慎，不像后期动辄杀戮。乾隆十三年（1748）以前处死的大员只有提督鄂善一人。乾隆六年（1741），鄂善被揭发贪污银1 600两，鄂善是亲信大臣，乾隆不忍杀他，“垂泪谕之，令其自尽”，有点“挥泪斩马谡”的味道。乾隆自己说：“降旨之后，心中戚戚，不能自释，如人身之失手足也。”[12]号称“宽大”的乾隆竟因皇后丧葬案件，处分大员一百多人，小题大做，株连众多，量刑从严。这一偶然事件和皇帝恶劣的情绪在平静的宦海中竟搅起如许巨大的波澜。可见在封建统治之下，“人治”的作用很大，政治的发展很大程度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专制皇帝的权威支配一切，没有可以制约和平衡的力量。他的反常情绪和任性放纵，有时会一发不可收拾，导致政治上的大灾难。

从孝贤皇后的丧葬事件，我们看到了个人的意志和情绪会对历史产生很大影响。乾隆十三年，官场遭到的灾祸显然是乾隆丧偶以后，极度悲痛，情绪恶劣，因而在烦恼焦躁中采取了过分严厉的惩罚措施。但是，对历史的研究不能到此止步，需要进一步探索的是，在自由意志和不正常情绪的背后是否潜伏着更为深刻的原因？乾隆采取这些措施除了情绪的冲动之外，是否还有“理智”的考虑？过分的严刑峻法是在什么背景下发生的？它引起了什么影响和后果？

如果我们不满足于“悲痛心情下的极端措施”这一表面印象，而把视界更加拓展的话，就会注意到同年内正在进行征伐金川的战争。这是乾隆前期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尽管当时海内富庶，国力鼎盛，金川之战却碰了大钉子，由于金川番民的顽强抵抗和地形崎岖、碉堡难攻等原因，清廷虽投入大量的兵力、财力，却劳师无功。关于这场战争的情形不能在本章中赘述，由于金川的失利，大批官僚将帅得罪，甚至被处死。皇后丧葬案和金川失利案，几乎同时掀起两股贬黜、杀戮大官僚的风潮，对当时的政界和社会造成极大的冲击。

因金川失利被处死的最重要的官僚是讷亲。他出身于满族世家钮祜禄氏，属镶黄旗。他的姑姑是康熙的皇后，“讷亲贵戚勋旧，少侍禁近，受世宗知，以为可大用，迨高宗，恩眷尤厚”[13]。乾隆初，他授保和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兼管吏部、户部，是一个炙手可热的大人物。金川事棘，他受命督师，刚到前线，即逢腊岭兵败。乾隆一反平昔的宠信态度，责骂讷亲畏葸贻误，于十四年（1749）正月将讷亲正法于四川军营。另一个被杀的是川陕总督张广泗，汉军镶红旗人，雍乾之际，他因平定苗疆立功，乾隆对他十分信任。赞誉他“目下精于戎行，能运筹制胜者，朕以为莫过于卿”。金川战败，张广泗被革职解京，十三年（1748）十二月处斩。还有一个论死的庆复，满洲镶黄旗人，国舅佟国维之子，隆科多之弟，历任两江、云贵、川陕总督。他是金川战争首开衅端的人，又谎报军情讳饰冒功。十三年下狱，十四年赐令自尽。其他因金川战争而被杀被贬的尚有总督纪山、班第，提督李质粹、袁士弼，总兵许应虎、宋宗璋、马良柱等大官僚和高级将领。

前线将帅应对战局负责，因金川之败而惩处指挥不当、战斗不力的将士本来是正常的，但处决讷亲、张广泗却罚非其罪，或罪轻罚重。金川战争，决策出兵、命将供饷以至具体的战斗都是乾隆遥控的，讷亲并不熟习军务。他赶到前线在六月初九日，而腊岭之战开始于六月初，至六月十六日战败结束。讷亲猝至前敌，实际上也来不及去指挥腊岭战斗，怎能把战败的责任推到他身上？张广泗则了解金川战争的艰巨性，反对强攻硬拼，主张持久围困，但他的意见未被采纳。讷亲、张广泗、庆复都是金川败绩的替罪羊。这一年，乾隆家庭遭变、军事受挫，心情十分恶劣，故大批诛杀贬革大臣，约一年内被处死的大学士、总督、巡抚、提督等大员有塞楞额、周学健、常安（浙江巡抚，因贪污论绞）、讷亲、张广泗、庆复、李质粹等。被贬革者不计其数。和他13年以来宽大作风形成鲜明对照，就像他自己所说：“朕御极之初尝意至十三年时，国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计料所及者。乃自去年除夕，今年三月，叠遭变故（按：指皇七子永琮和孝贤皇后之死）。而金川用兵，遂有讷亲、张广泗两人之案，辗转乖谬，至不可解免，实为大不称心。”[14]

金川平定午门献俘图。

把孝贤皇后的丧葬案和金川战争案联系起来，可以看出：当时皇帝和大臣的关系十分紧张，这是皇权和官僚机器矛盾加剧的表现，而这一矛盾普遍存在于封建社会的政治史上，不过，它的表现形式和解决途径，多种多样。乾隆前期，以皇后丧葬和金川失利为契机而爆发了皇权与官僚机器的冲突，这一普遍性矛盾在偶然的形式中表现出来，并带有浓重的个人情绪的色彩。

封建制度依靠庞大的官僚机构进行统治，而官僚机构总是伴随着贪污腐败、营私舞弊、矛盾倾轧、效率低下等不能根本克服的弊端，这种弊端又危及封建制度的长治久安。封建统治机器需要不断进行调整、清洗，以保持一定的素质和效能，这是符合封建阶级长远利益的。在高度的中央专制集权下，皇权至高无上。它既是官僚们的统治者、庇护者，又是监督、抑制和调整官僚机器最强大的力量。因此皇权和官僚机器，既相互依赖，又存在矛盾。君主为保持官僚机器遵照自己的意志而运转，必须经常进行整顿，以排除故障，洗涤积垢，防止失控。为保持君主的绝对权威，严刑峻法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的不在于用什么具体理由去惩罚官僚们，而在于牢固地掌握惩罚的权力，并毫不怜悯地付诸实施，就像驱使骏马飞奔，离不开御者的呼叱和鞭打一样。

从这种意义上说，康熙捉鳌拜、杀索额图，雍正处死年羹尧、隆科多，以及乾隆在皇后丧葬和金川战争中处分大批官僚是属于同一范畴的事件。不管处分的理由正当或不正当，皇帝的思想情绪正常或不正常，一旦作出严厉的处分，就足以整肃群僚，震慑视听，收到冲刷官场积弊的效果。这就是为使骏马奔驰而必须采用的统治术，一切雄才大略的封建君主都懂得它，并善于运用它。

乾隆十三年（1748）官场掀起的风波，似乎是偶然的，因为它是皇帝在不良心情下过分处罚的结果，但在另一个层次上说，这种处罚又是皇权对官僚机器进行控制和整顿的表现，是解决两者之间矛盾的手段，因此，它又是必然性链条上的重要环节。在这里，必然性和偶然性相互联结。必然性以偶然性为其存在的躯壳，而偶然性的背后隐藏着必然的东西。

乾隆即位之初，为纠正雍正的苛严而政局宽大，在一定时期内放松了控制，却带来了副作用，官僚机构逐渐废弛，贪污腐化现象滋长。乾隆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并对官僚们提出过警告，“若视朕之宽而一任属员欺蒙，百弊丛生，激朕将来有不得不严之势，恐非汝等大员及天下臣民之福”[15]。事态的发展就像乾隆预先指出的那样，吏治日益腐败，乾隆对官吏的惩治也随之加重，螺丝钉正在拧紧，朝廷的政策由宽大而趋于严厉。自从乾隆六年（1741），鄂善因贪污赐死以后，乾隆对鄂尔泰、张廷玉两个势力最大的官僚集团特加贬抑。乾隆七年（1742），因御史仲永檀泄露机密，进行追究，将鄂尔泰交部议处，其子鄂容安被革职。乾隆八年（1743），因谢济世案件，湖南全省大官僚均被革职，包括巡抚、藩司、臬司以及湖广总督。乾隆九年（1744）顺天乡试，查获许多人夹带作弊，谕令“科场怀挟之弊甚多，势不得不严行搜检”。乾隆十一年（1746），各地抗粮闹赈事件激增，乾隆认为“民风日刁”，加强了镇压，并责怪官僚们，“似此懈怠废弛，盗风何由宁息”。安徽省自乾隆元年（1736）以来任臬司者，均交部察议。乾隆十一年，为了整顿日益废弛的官场和营伍，命讷亲南下巡视。这年，乾隆发现各省亏空甚多，“朕观近年来亏空渐炽，如奉天府尹霍备任内，则有荣大成等五案，山西则有刘廷诏之案……揆厥由来，实缘该管上司，见朕办理诸事，往往从宽，遂一以纵弛为得体”[16]。在乾隆的心目中，实施宽大政策已产生了流弊，官僚机器不适应统治的需要，他对现职的大官僚失去信任，雷厉风行地进行整顿已是刻不容缓的要务。以上所举乾隆十三年（1748）以前的一系列事件，已显示了政策的渐趋严峻，对官僚们的处罚越来越加重。皇后丧葬和金川战争刺激乾隆采取更加极端的手段，促进和加速了政策从宽松到严厉的趋势。正好像在许多次小地震以后，终于爆发了一场八级大地震一样。

以皇后丧葬和金川战争为契机而对官场的整顿，产生了重要的后果，这就是加快了廷臣的换班和两代人的权力交替。乾隆初年，所用大臣都是雍正遗留下来的老臣，如允禄、鄂尔泰、张廷玉、海望、来保、阿克敦、张广泗等，连最年青、最有权力的讷亲也是雍正特意选拔上来的。乾隆整顿吏治的锋芒正是针对着这些旧人和老臣，他擢用了一批新人以代替旧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孝贤皇后的弟弟傅恒，还有乾隆的亲信侍卫，如舒赫德、兆惠、富德、明瑞、阿桂等人，正是依靠这批新进的年轻人，不久以后完成了平定准噶尔和回部的业绩，开拓了乾隆中期的统治格局。

乾隆十三年（1748）孝贤皇后的丧葬和金川战争失利所掀起的政海风波，值得研究者注意。因为它反映了皇权控制的整顿官僚机器的一种形式，显示了拥有至上权威的专制君主的意志和情绪会对历史产生很大影响，并且它又展现了18世纪中叶清廷政策演变的趋势以及当时政治舞台上崛起的一代新人。这些对理解清代政治史的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

注释

[1]《御制文初集》卷二四。

[2]《御制诗二集》卷三，《悼皇后》。

[3]《御制诗三集》卷四五，《四依皇祖南巡过济南韵》。

[4]《清实录》乾隆十五年三月戊午。

[5]《清实录》乾隆十三年三月丙午。

[6]参见刘桂林：《孝贤皇后之死及丧葬余波》，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4）。

[7]《清实录》乾隆十三年六月甲戌。

[8]《清实录》乾隆十三年闰七月戊辰。

[9]《清实录》乾隆十三年闰七月庚午。

[10]《清实录》乾隆十三年十月辛丑。

[11]昭梿：《啸亭杂录》卷一，《纯皇初政》。

[12]《清实录》乾隆六年三月庚寅。

[13]《清史稿》卷三〇一，讷亲。

[14]《清实录》乾隆十三年十二月辛卯。

[15]《清实录》乾隆元年正月甲子。

[16]《清实录》乾隆十二年四月丙戌。

第四章　军事

第一节　瞻对之役和第一次金川战争

木兰围场。

乾隆朝武功极盛，征伐频仍，战果赫赫，而所费亦甚巨大，其最著者为十全武功。而镇压内地起义人民诸役，如山东王伦、甘肃回民、湘黔苗民以及禅位后之川楚白莲教尚不计在十全武功之内。但乾隆帝在位的前期，励精图治，与民休息，社会安定，战争极少。乾隆帝屡次诫谕：“佳兵不祥”，不愿轻动干戈。他即位之初，努力促成与准噶尔的和解，使经历康熙、雍正两朝的长期战争停止下来，这对经济恢复、增强国力具有明显的作用。故乾隆在位的最初十年，四方无事，偃武止戈。乾隆二十年（1755）以前，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是征讨上下瞻对以及随之发生的第一次金川战争。但这两场战争，后果很不理想，几乎以失败告终。后来，撤兵休战，声称对方畏威乞降，实际上是勉强给自己搭了梯子下台，以保全体面。但这两场战争使乾隆帝认识到清朝武装力量的废弛，因此力图整顿，建立健锐营，训练精兵劲卒。每年秋狝木兰，整军经武，提倡八旗子弟学习骑射。如乾隆帝自己所说：“健锐营兵系朕特设营制，简派大臣，勤加操练。朕又不时亲临按阅，始能技勇熟娴，用克摧坚奏捷。”[1]乾隆帝的整军措施，提高了清军的战斗力，在以后屡次征战中显示了效果。

这里，将瞻对和第一次金川战争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叙述分析如下：

瞻对在四川西部打箭炉之西，系藏族聚居地，有上下瞻对，夹雅砻江两岸，各二十余寨，地处四川通西藏的要道。瞻对居民甚勇悍，其中有以劫掠川藏之间行旅为生者，称为“夹坝”。其抢劫活动频繁而猖獗，甚至过路的与驻卡的清兵亦遭劫。这种抢劫骚扰原无大兴问罪之师的必要，但川陕总督庆复、四川巡抚纪山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于乾隆十年（1745）请调兵八千征讨，勒令瞻对土司交出抢劫人犯。他们以为瞻对系弹丸之地，无力抗拒大军，只需少数兵力压境，即可令其畏威慑服，既永远解除“夹坝”之患，又可建功立业，获得封赏。乾隆帝的初衷亦不想大兴干戈，怕兵连祸结，劳师糜饷。但在有希望以较小代价获致最佳战果时，他又不免怦然心动，欲求一逞。清朝统治者的问题在于：他们从来没有在高寒山区战斗的经验和准备。清军曾经和吴三桂等三藩在大面积上作持久的阵地战，也曾在西北和准噶尔游牧部落以骑兵相驰逐，甚至曾在黑龙江的冰天雪地之中抗击俄罗斯。以他们从前的战斗经验来看，瞻对地狭人寡，实不堪一击。他们哪里想到地形和气候的迥异，使战斗条件和形势完全改观，正是由于估计不足，使乾隆帝初次出征，就碰了一个大钉子。

乾隆帝虽然批准了庆复、纪山的发兵要求，但还是小心翼翼地告诫他们“看来有不得不如此之势，然须详妥为之，以期一劳永逸”[2]。军事进展远远不像当初估计的顺利，上下瞻对，地远山险，冰雪载途，运兵转饷，俱甚困难，清兵行动迟缓，耗时近半年，尚未占领要隘，而瞻对并不畏服，公然发兵抵抗。乾隆指责前线将领：“我兵遣发太迟，贼人早已闻风预备，所谓兵贵神速者何在？看此情形，是伊等办理游移拘泥，业已不合机宜。恐将来进剿，亦未必悉能尽善，永除后患。”[3]清廷只得陆续增兵，务求必胜。

当战斗有了转机，上瞻对土司肯朱于十年（1745）八月畏服投降以后，乾隆帝又犯了错误。他本来作战的目标是要求瞻对土司擒献“夹坝”之人，交还所掠财物。但在肯朱投降之后，乾隆帝提出更高的目标，不但要擒贼献赃，而且要并地迁人，永绝后患。他指示说：“朕以为即使彼诚心悔过，纵赦其死，宜趁此兵力，迁之他处，使土地不为伊有，方为永逸之计。”[4]故上瞻对虽然降服，而更加强傲的下瞻对土司班滚等拼死抵抗，战斗更形激烈，清兵被阻于雅砻江以东，又经八个月战斗，兵力不足，增至二万人，耗帑百余万两，已远远超过开始估计的用兵八千、拨帑五十万，而战局尚无起色。“军营提镇，始而玩忽，继而捏报，号令不一，赏罚多不严明，兵丁病孱者不知裁退，器械锈坏者不知更换。将弁气沮，士卒离心。现在贼势益张，夹坝四出，而我兵因循株守”[5]，暴露出清军的腐败。乾隆帝这时开始了解战争的困难，十分懊丧，他说：“朕思瞻对不过一隅小丑耳！即尽得其地，亦无改为郡县之理。”“瞻对之役，朕本无兴兵之志，皆汝等守土之臣，以为必当为一劳永逸之图。今永逸尚未可必，而一劳已太劳矣……若复尾大不掉，朕与卿等皆不能免嘉兵勤远之讥矣。奈何！”[6]乾隆焦急地希望结束战争，他承认：“此一事，我君臣皆不得辞未曾妥酌而率尔兴戎之咎……若竟不能成功，亦惟有筹一旋转之机可耳，岂有为此一隅而虚糜数百万帑之理乎！”[7]乾隆帝想寻找一个台阶，停战休兵。但军队已调集，粮饷已转运，阵势已摆开，箭在弦上，难于中止。庆复仍主张进兵，保证三个月内取胜，擒杀班滚。但清兵虽众，天险难越，相持不下。清朝将领竟暗中与瞻对土司达成秘密交易，土司答应放弃据点如郎寨，条件是放班滚逃脱，班滚“三年不可出头”，以后仍将该地交给班滚。清军进入空寨上报大获胜仗，攻克如郎寨，又放火烧掉一个无关紧要的泥日寨，捏称班滚被烧死，即仓促撤兵，也未将瞻对作善后处理。这种大胆妄为、玩忽军机的做法，瞒上不能瞒下，“文武皆知班滚尚在，而无一人敢少露声息。”[8]乾隆帝大概也有自己的情报来源，怀疑庆复奏报不实，说：“据报烧死情形，尚有可疑之处，班滚系众酋头目，危急之际，未必即坐以待毙……即使烧毙，亦必与众人不同，断无俱成灰烬、不可辨认之理……倘稍有疏虞，游魂未尽，则此番用兵，何能免收功不慎之讥耶。”[9]庆复坚称班滚已烧死，以灰烬中发现班滚所用的鸟枪、铜碗为证。事隔一年多，确实探知班滚未死，且已回下瞻对如郎寨，盘踞如故。时庆复已回京任大学士，乾隆将其革职下狱。后来，金川战争失利，统帅讷亲、张广泗被正法，庆复也赐令自尽，成为震动朝局的特大事件。

瞻对战争，相对说是一次小型战争。它是第一次金川战争的前奏和诱因。瞻对与金川，地点邻近，战争的时间相接，乾隆说：“金川之蠢动，实由见班滚之肆逆，相率效尤，前事不臧，更贻厉害。”[10]可见瞻对作战中，清军的怯懦与粉饰是金川敢于蔑视和对抗清军的原因。瞻对战争与金川战争的缘由、始末、战略、战术、结局，有许多类似之处。两地均人少地狭，但重山阻绝，清军全力进击，如狮象搏兔，不能成功。乾隆帝的态度从开始不欲兴兵，转变为坚决讨伐，在战斗受挫后又撤兵停战。他在第一次金川战争中实际是重蹈了瞻对战争的覆辙。

金川战争是指对大小金川藏民的征讨。大小金川是大渡河上游的两条支流，均自东北流向西南。大金川又名促浸，小金川又名攒拉，地处四川西北部打箭炉之西北，与瞻对邻近，因沿河丛山中产金矿而得名。该地亦为藏族聚居之处，估计约有三万户藏民，与绰司甲布等土司地壤相接。形势险峻、交通阻塞，“其地高峰插天，层叠回复，中有大河，用皮船、笮桥通往来。山深气寒、多雨雪，所种惟青稞、荞麦”[11]。居民住石碉中，勇猛善战，信奉喇嘛教，与西藏关系甚密切，亦常至成都等地佣工贸易。该地隋代始置金川县，唐置维州，明代属杂谷安抚司。顺治七年（1650），清廷授小金川头人卜尔吉细为土司。康熙五年（1666）又授嘉勒塔尔巴“演化禅师”印。小金川土司居美诺（今四川懋功县）。雍正元年（1723），清廷以嘉勒塔尔巴之孙莎罗奔随岳锺琪进藏平乱有功，授安抚司，居勒乌围（今金川县）。莎罗奔非人名，按其旧俗，金川头人生数子者，其一出家为喇嘛，管理僧众，莎罗奔即管家喇嘛之称号。

大金川依山而建的碉楼遗址。

莎罗奔自授安抚司后，势力日益强盛，屡次攻掠附近土司之地，并谋并吞小金川。他先以其侄女阿扣嫁与小金川土司泽旺为妻，泽旺性懦弱，受制于其妻，泽旺弟良尔吉又与阿扣私通，莎罗奔劫持泽旺及其印信，并以阿扣改配良尔吉。清政府檄谕申斥，始将泽旺释放。这类土司之间的相互并吞、仇杀，本属常见。清政府的政策是“以番攻番”，令其相互牵制，乾隆帝起初亦无兴师问罪之意。他在听到莎罗奔攻打其他土司，诱捉泽旺后说：

苗蛮易动难驯，自其天性。如但小小攻杀，事出偶然，即当任其自行消释，不必遽兴问罪之师。但使无犯疆圉，不致侵扰……彼穴中之斗，竟可置之不问。如其仇杀日深，势渐张大，或当宣谕训诲，令其息愤宁人，各安生业……苗蛮顽梗无知，得其人不足臣，得其地不足守，蜂屯蚁聚，无足深较。倘果有拒抗侵轶，不得不宣布皇威，以全国体，亦当相度机宜，慎之于始，不可轻为举动……足见抚驭远夷，全在机宜合要，边吏喜于生事，营弁不知远谋，往往过为张皇，因小酿大，不知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机，惟当修善守御，厚蓄声威，令其畏惮奉法，恩抚威怀，各得其道，先事预筹，无致轻有举动。[12]

读了这道谕旨，乾隆的态度似乎很克制，不会出兵金川，但事态的发展出乎乾隆帝的意料。一方面，莎罗奔打仗得胜，气焰甚盛，再加上清兵在瞻对作战不利，他根本瞧不起清朝的作战能力；另一方面，地方官员劝止既不可能，退让亦不甘心，嫌隙已成、积恨日深，小的摩擦逐渐演变为大的冲突。乾隆十二年（1747），莎罗奔出兵攻打革布什咱、明正二土司，四川巡抚纪山派副将张兴率兵前往弹压，清兵反为所败，千总向朝选等600人猝遇埋伏，向朝选阵亡。这还不仅是实力的挫丧，更重要的是脸面上过不去。堂堂天朝，竟败于蕞尔“小番”之手。乾隆帝极为恼火，他总结这次挫败，“总因前此瞻对之事，办理未善，无所惩创，不足以震慑蛮心，而所遣将弁，轻率寡谋，不知用兵节制。兼之崇山密箐，馈运艰难，旷日失时，乌拉死伤甚众，此皆前事之失，可为炯鉴”[13]。一场小小的败仗竟刺激得乾隆帝忘记了他一个月前刚说过的不愿用兵的克制性意见，认为莎罗奔之桀骜，由于未遭“惩创”和将帅无能，决心改变方针要显示力量，动用大兵，将金川扫灭，以绝后患。乾隆十二年春，他任命征苗有功的云贵总督张广泗代庆复，为川陕总督，统兵进剿。乾隆帝转而为出兵作辩解：“即如瞻对、大金川之事，亦岂好大喜功，实因伊等声势日张，不得不劳师动众。然前此进兵既不能遽得要领，临事又惟草率了局，官兵甫撤，旋复煽动，伤威损重，劳费实多。若但来则应之，去则弗追，试思十至而十应，何如以十应之劳，用之于一举，毁穴焚巢，芟除荡涤之为愈也。”[14]这道谕旨的态度很强硬，指望一举成功，他没有估计到“毁穴焚巢”，谈何容易？自己反而陷入战争的泥潭，难以自拔。张广泗率汉土官兵3万人分路进攻，川西之兵分四路攻其据点勒乌围、噶拉依；川南之兵分三路，攻金川以西地。金川兵建碉抵抗，极为顽强，清兵难有进展。据张广泗奏报：

大金川碉楼遗址。

臣自入番境，经由各地，所见尺寸皆山，陡峻无比。隘口处所则设有碉楼，累石如小城，中峙一最高者，状如浮图，或八九丈、十余丈，甚至有十五六丈者，四围高下皆有小孔，以资瞭望，以施枪炮。险要尤甚之处，设碉倍加坚固，名曰战碉，此凡属番境皆然，而金川地势尤险，碉楼更多。至攻碉之法，或穴地道，以轰地雷；或挖墙孔，以施火炮；或围绝水道，以坐困之。种种设法，本皆易于防范，可一用而不可再施。且上年进攻瞻对，已尽为番夷所悉。逆酋皆早为预备，或于碉外掘壕，或于碉内积水，或护碉加筑护墙。地势本居至险，防御又极周密。营中向有子母、劈山等炮，仅可御敌，不足攻碉。[15]

乾隆帝求胜心切，听了张广泗所奏困难，也未细加体察，催促张“或断其粮道，或绝其水路，使之坐困，谅无不毙之理”。不惜投入更大的力量，增兵至5万，期在必胜。他指示说：“总之，此次用兵，非小小克捷惩创于目前，所可了事。必须统计金川番情，大为筹办，实足以慑服诸蛮，为一劳永逸之策，方不至事久复有蠢动。若此时稍有迁就，以图速成，将来办理愈难，反不若无此役之为得计矣。”[16]

乾隆的强硬方针增加了前线的困难，莎罗奔本有投降之意，但乾隆说：“断无纳款受降，草率了局之理。”金川之抗拒益烈，清兵在丛山坚碉中，转战不前，原已招抚的金川士兵，心怀疑贰，暗引金川兵拦截粮路，袭扰清营。副将张兴被困于马邦，粮食断绝，竟以金银向敌军买路逃窜，莎罗奔设伏以待，尽歼张兴所部。游击孟臣亦因士兵通敌而战死，副将马良柱将官兵5 000人撤离前线，仓促间，军装炮位，遗弃无算。张广泗的兵力太分散，不能合力制胜，且督战甚严，兵心不服，“各营驻扎逼近贼卡之处，屡被侵犯。彼据险扼吭，转得乘我之隙，以逸待劳，以寡待众，而我军应接不暇，不能制敌，而反为敌所制”[17]。张广泗初逢劲敌，暗于情势，调度失宜，出师失利。

马邦战败后，乾隆帝于十三年（1748）四月另派讷亲为经略，驰往川西军营，令老将岳锺琪、傅尔丹等随往。讷亲是当时首席军机大臣，最得宠信，但系文臣，无作战经验。乾隆十三年六月初三日，他到达小金川之美诺，初九日讷亲、张广泗同至腊岭前线，该处为高地，可俯瞰大金川据点勒乌围，已集结清兵1万，意在争夺制高点，一举破敌。六月十四日，清兵分路冲杀上岭，金川兵据碉力拒，矢石交加，清兵受阻，参将买国良中枪阵亡。十六日再次进攻，总兵任举遇伏战死，副将唐开中受伤，清军的攻势受挫。任举为当时名将，固原兵变时，单骑平变兵，为朝廷所倚重。乾隆对他的死，深为痛惜，“实觉不忍，为之泪下”。经此败挫，讷亲不敢言战，奏称：“贼番因险据碉，故能以少御众，今我兵既逼贼碉，自当亦令筑碉，与之共险，兼示以筑室反耕之意，贼番自必动摇。”[18]乾隆帝还急于求胜，反对讷亲的战略，认为：“碉楼非可易成，即使能成，而我兵究以攻取为事，若再行前进，其将又建一碉耶？”“我兵自宜决策前进，奋力攻取……以此筑碉之力，移之攻取破彼之碉，以夺其所恃，不亦可乎！”[19]看来，乾隆对前线的困难，了解尚不深切。中枢决策和前线意见发生分歧，而讷亲又与张广泗不和。乾隆帝指示讷亲，虽为经略大臣，只宜持其大纲，至于带兵作战，仍当责成张广泗，实际上是对讷亲不信任，讷亲意志沮丧，“不敢专政，仍倚张广泗办贼，张广泗轻讷亲不知兵，而气凌己上，故以军事推让而实困之，将相不和，士皆解体”[20]。讷亲对战局很悲观，奏言金川地险碉坚，难于力取。请加调精锐3万增饷数百万，于明年再举；或只留兵万人，据守要害，待二三年后，有机可乘，再行攻取。这本来是提出两种可供乾隆选择的方案。不料此时乾隆心情极为不佳，迁怒讷亲，批谕：“此见非矣！岂有军机重务，身为经略，而持此两议，令朕遥度之理！”[21]这一批谕中已包含着日后的杀机。岳锺琪又奏劾张广泗用兵失误，信用莎罗奔之婿良尔吉，而良尔吉又与莎罗奔暗通消息，清军动静，悉为所知，“故兵老志竭，株守半载，无尺寸功”[22]。清兵虽众，其内士兵很不可靠，“不惟无用，且须防范”，而汉兵在攻碉作战中，伤亡甚重，士气低落，无不见碉而怯。闰七月，在喇底作战，“统领之副将、游击等员，但督至沟口而止，忽闻贼番数十人呐喊，应援三千余众，遂俱奔遁”。乾隆帝听到这个消息，十分失望，“此事实出情理之外，闻之殊为骇听”，“军营现在情形，几于智勇俱困，金川小丑，不料负固难于剿灭，遂至如此”[23]。遂将张广泗问罪，锁解来京，并将讷亲革职，另授傅恒为经略、大学士、川陕总督，增派八旗和汉兵3﹒5万人前往金川。

傅恒办事勤敏，很能体会皇帝的意图。乾隆十三年（1748）十一月初三日，他从北京启程，日夜趱行，“征途遥远，冲寒遄发，计每日程站，远者竟至二百五六十里，卯初就道，戌亥方得解鞍”，这种勤劳奋发的态度，大得皇帝的赞赏。到达前线，傅恒努力贯彻乾隆帝的意图，驳斥张广泗、讷亲“以碉攻碉”的战略，力称“攻碉最为下策”。并称张广泗信任坏人，贻误军情；讷亲怯懦偷安，不恤士卒。拟俟大兵齐集，分路进攻，别选锐师，旁探捷径，裹粮深入，逾碉勿攻，绕出其后，出其不意，捣其巢穴，歼其渠魁。傅恒的这套战略，后来未得施展，实亦纸上谈兵。以当时金川之地险心齐，清军无直捣中坚、速战速胜之把握。而乾隆的态度已在转变，开始了解金川非旦夕可下。他固然希望傅恒能旗开得胜，幸致成功，但做好思想准备，如果大军被阻，粮饷难继，则在半年之内，即停战休兵。在傅恒出发二十多天之后，乾隆即下达密谕：

此番军兴供亿，实为浩繁……经费实亦难乎为继矣。在金川小丑，朕本非利其土地人民，亦非喜开边衅。第以逆酋跳梁不逞，置之不问，无以慑服诸番，宁谧疆圉……今满汉官兵，精锐毕集，兵力足矣。……可一举而迅奏肤功，诚为国家大庆，然此就人事言之耳，倘万分之一，有出意料之外，未遽扫穴犁庭，一过春期，经略大学士乃朕股肱左右之臣，岂可久劳于外……且入夏雨多，进取非便，而京兵不耐水土，又岂能暴露蛮荒，驻待秋晴攻剿。况以帑藏之脂膏，供不资之糜费，尤为非计……朕意此时且应亟力进剿，倘至明年三四月间，尚不能刻期奏绩，不若明下诏旨，息事宁人，专意休养，亦未始非两阶干羽之遗意。[24]

这道谕旨，表明了乾隆的态度。几个月内要获胜奏捷，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作为大国的最高统治者，当然不能承认战败撤兵，而必需一个下台阶的理由。对傅恒来说，重要的已不是打仗取胜，而是寻找到停战撤兵的体面的借口。至十二月底，乾隆撤兵之意更坚决，申言撤兵决不能过四月初，他很大程度上是从财政上考虑，“部库所存通计仅二千七百余万，若迟至秋冬，则士马疲惫，馈饷繁难。此二千七百余万者且悉以掷之蛮荒绝徼，设令内地偶有急需，计将安出？此朕四月初旬之谕所为谆谆也”[25]。又说：“贼踞地利，万无可望成功之理，朕思之甚熟，看之甚透。上年办理实属错误，及早收局，信泰来之机，朕改过不吝。经略大学士亦当恢廓见识，为国家远大计。”[26]从这些谕旨中可见乾隆已承认了财政困难、军事失利和自己的战略错误，其停战撤兵的愿望已十分迫切、焦急。

不久，出现了转圜的绝好机会。金川一隅，大军云集。莎罗奔在军事压力下，有意求和，具禀乞降。他从前曾是岳锺琪的部下，岳抓住时机，允为代奏。

傅文忠公（按：指傅恒）命岳公来会师，岳公乃袍而骑，从者十三人直入噶喇依贼巢，莎罗奔等稽颡膜拜，衷甲持弓矢迎。公目莎罗奔，故缓其辔，笑曰：“汝等犹识我否！”众惊曰：“果我岳公也！”皆伏地请降，争为前马，导入帐中，手茶汤进。公饮尽，即宣布天子威德待以不死之意。群番欢呼，顶佛经立誓，椎牛行炙，留公宿帐中，公解衣酣寝如常。次日，莎罗奔率子郎卡入傅文忠公营投降。[27]

清廷得以体面地和平解决金川问题，号称“兵不血刃，一平金川”。莎罗奔被赦免，仍为土司如故。傅恒晋封一等忠勇公，岳锺琪加太子太保，复三等威信公。是役，清朝调兵八九万，加上夫役几达20万人，历时两年，耗帑1 000万两，为乾隆首次大规模用兵。当进攻失利后，他较快转弯子，停战休兵，这是正确的。金川在周围土司中纷争劫夺，在局部地区造成混乱，但其力仅能自守，而不能出击。清军停战对大局并无影响，如果战争继续下去，旷日持久，徒然耗损国力。乾隆终于觉察到这一点，“看来去年此番办理，竟是错误，朕今实悔之”。他及时转计，从耗费甚大的战争中脱身，得以养精蓄锐，去应付即将到来的平准、平回之役，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这应当说是英明的决策。

从金川战争中，乾隆看到了清军的弱点，急谋整军经武，抽调在京的八旗精锐，编组健锐营，在香山建营居住，仿筑战碉，训练攻碉战术。此后健锐营成为经制之师，颇有战斗力，在平准、平回之役中战功甚著。乾隆诗称：“八旗子弟兵，健锐此居营。聚处无他诱，勤操自致精。一时看斫阵，异日待干城，亦已收明效，西师颇著名。”[28]

平定两金川得胜图。

金川之战，张广泗、讷亲、庆复三大臣成了替罪羊。张先被押解回京，乾隆亲自审问，御前竟用刑讯，张不服，“茹刑强辩，毫无畏苦之状……即此一节，与市井无赖何异”[29]。十三年（1748）十二月，以“狡诈欺妄，糜饷老师”之罪处斩。张广泗，汉军镶红旗人，雍乾之际，他因平定苗疆立功，乾隆对他十分赞赏，称：“目下精于戎行，能运筹制胜者，朕以为莫过于卿。”乾隆又责讷亲“退缩乖张，只图安逸”，说他是“阴柔小人”，而张广泗为“刚愎小人”，并于十四年（1749）正月斩讷亲于四川军营。讷亲出身满族世家钮祜禄氏，属镶黄旗，他的姑姑是康熙的皇后。“贵戚勋旧，少侍禁近，受世宗知，以为可大用。迨高宗，恩眷尤厚”[30]。当时为首席军机大臣，曾兼管吏部、户部，是炙手可热的大人物，乾隆称他“练达政事”、“小心谨密”，“为第一受恩之人”。第三个论死的庆复，因瞻对作战谎报班滚被烧死而论罪，十四年秋赐令自尽。庆复为满洲镶黄旗人，国舅佟国维之子，隆科多之弟，历任两江、云贵、川陕总督等要职。其他因战事贻误被杀、被贬的尚有巡抚纪山，内大臣班第，提督李质粹、袁士弼，总兵许应虎、宋宗璋、马良柱等大官僚和高级将领。

注释

[1]《国朝宫史》上，卷一五，334页，乾隆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谕。

[2]《清实录》乾隆十年二月壬申。

[3]《清实录》乾隆十年六月丙辰。

[4]《清实录》乾隆十年八月己巳。

[5]《清实录》乾隆十一年三月戊寅。

[6]《清实录》乾隆十一年三月乙未。

[7]《清实录》乾隆十一年闰三月乙丑。

[8]《清实录》乾隆十二年十二月乙亥。

[9]《清实录》乾隆十一年六月丁卯。

[10]《清实录》乾隆十四年九月丙寅。

[11]昭梿：《啸亭杂录》卷四，《金川之战》。

[12]《清实录》乾隆十二年二月癸酉。

[13]《清实录》乾隆十二年三月己酉。

[14]《清实录》乾隆十二年五月乙巳。

[15]《平定金川方略》卷三，张广泗奏。

[16]《清实录》乾隆十二年九月辛丑。

[17]《清实录》乾隆十三年四月乙亥。

[18]《清实录》乾隆十三年七月壬辰。

[19]《清实录》乾隆十三年七月癸巳。

[20]魏源：《圣武记》卷七，《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记》。

[21]《清实录》乾隆十三年闰七月辛未。

[22]昭梿：《啸亭杂录》卷四，《金川之战》。

[23]《清实录》乾隆十三年八月庚子。

[24]《清实录》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己卯。

[25]《清实录》乾隆十三年十二月乙巳。

[26]《清实录》乾隆十四年正月乙丑。

[27]昭梿：《啸亭杂录》卷四，《金川之战》。

[28]《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七三，官署，乾隆三十七年御制《阅武诗》。

[29]《清实录》乾隆十三年十二月戊子。

[30]《清史稿》卷三〇一，讷亲。

第二节　初平准噶尔部

18世纪中叶，即乾隆中期，清朝统治达到鼎盛阶段，不仅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尤其重要的是平定了准噶尔和回部，完成了康熙和雍正朝的未竟之业，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奠定了近代中国的版图，达到了几千年历史上从未达到的辉煌业绩。

当时的准噶尔据有今新疆的天山以北及中亚巴尔喀什湖一带，回部即今新疆南部的维吾尔族地区。这里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古称“西域”。汉唐元时期均属中国管辖，中央政府在此设置都护府，并屯田驻兵、设官治理。但频繁的战乱常常将这里和中原地区的联系切断，形成边疆地方政权和中央政权的并存或对峙。中央政权对这里难以实现持久、稳定而有效的管辖。乾隆朝的一大功绩是重新统一了西北地区，并在此建立了持久、稳定的统治，其巩固的程度，是有史以来从未达到的。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日益迫近中国的时候，乾隆帝及时地平定西北割据势力，重新统一祖国，增强了边疆的防务和管理，巩固了各民族的团结。在近代史上，帝国主义的侵略风狂雨骤、鲸吞蚕食，中国失去了大片领土。但新疆伊犁和喀什噶尔以东，几经斗争，仍属于中国的版图之内，这是新疆各民族和全国人民一道，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的伟大成果。而乾隆时代的重新统一、发展经济、加强防卫措施也起了积极作用。这是清代在中国历史发展上的一项极为重大的贡献。乾隆帝是完成这一统一大业的领导者、决策者，他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准噶尔是我国蒙古族的成员，属厄鲁特蒙古，元代称斡亦剌惕，明代称瓦剌，清代亦称卫拉特和厄鲁特，西方史学家把厄鲁特蒙古族称作加尔梅克。加尔梅克不是他们自己的称呼，而是欧洲人从他们的突厥族邻部和俄国人那里借用来的。早在元朝建立之前，斡亦剌惕即归附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斡亦剌惕部的领袖，从此结成了世代的姻亲。元亡明继，该部改称瓦剌，向明进贡，明政府封其领袖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15世纪初，顺宁王马哈木之孙也先，和明王朝作战，在离北京不远的土木堡击溃明军，俘获皇帝明英宗，史称“土木之变”。也先“统治着中亚细亚的东半部，并自认完全代表中国行事的”[1]。在经济上，瓦剌和明朝中央政府有密切的联系，每年向明政府贡马，多达几千匹，以换取中原地区的粮食、丝绸、布匹、铁器。大约16世纪，厄鲁特蒙古分成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四部，“分牧而居”[2]、“部自为长”[3]、“逐水草，无城郭”[4]，过着迁徙不定的游牧生活。他们主要活动于伊犁河谷、额尔齐斯河两岸、塔尔巴哈台、乌鲁木齐一带，有的部族，沿额尔齐斯河游牧、向北远至鄂毕河和塔拉地区。厄鲁特蒙古很早就有一个最高的联盟会议，称“丘尔干”，由各部的封建贵族参加，共同决定内外大政，调整内部的利害冲突。“丘尔干”设一至两个首领，一直由和硕特的贵族担任。后来准噶尔的势力发展起来，因为准噶尔游牧在伊犁河流域的肥沃牧场上，和中原地区、漠南北蒙古、西藏以及中亚细亚的贸易较发达，经济发展最快，实力最为雄厚。17世纪初，准噶尔领袖巴图尔珲台吉已取代了和硕特贵族的领导地位，居于厄鲁特四部之首。游牧于塔尔巴哈台的土尔扈特不愿服从准噶尔，1628年，其部五万余帐、约二十余万人向西迁移，辗转至伏尔加河下游居住。自从土尔扈特西迁后，辉特部代其位，仍为厄鲁特四部。1637年，和硕特部首领图鲁拜琥（即顾实汗），因和巴图尔珲台吉发生冲突，率所部离开原来牧区乌鲁木齐地区，向东南迁移，到达青海一带。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清崇德五年），为了缓和各部蒙古的内部矛盾，在巴图尔珲台吉的主持下召开了大会。参加的有厄鲁特蒙古各部首领，包括已迁往伏尔加河下游的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已迁往青海的和硕特部图鲁拜琥，还有喀尔喀的土谢图汗、扎萨克图汗、车臣汗。除了漠南蒙古，所有蒙古各部的重要领袖都参加了大会。会议上制定了蒙古——卫拉特法规，调整了蒙古各部的相互关系，巩固了封建贵族、牧主对牧民的剥削权利，并保证要在对外作战中统一部署、相互支援。但是，会议以后，蒙古各部的矛盾仍十分激烈，巴图尔珲台吉和喀尔喀蒙古的阿勒坦汗多次交战，厄鲁特蒙古内部也经常冲突，战乱频仍。17世纪中，巴图尔珲台吉死去，其子僧格继为厄鲁特“丘尔干”的主持人，内部发生了激烈的斗争。清康熙九年（1670），僧格被谋杀，准噶尔陷入了群龙无首的状态。僧格的第六子噶尔丹，从小在西藏学习喇嘛教。僧格被杀后，他立即赶回准噶尔，平定内乱，夺取了权力。他用残酷的手段杀掉自己的哥哥索诺木·阿拉布坦，囚禁自己的叔父楚琥尔乌巴什，攻杀自己的岳父鄂齐尔图车臣汗，剪灭异己，巩固统治。噶尔丹自称“博硕克图汗，因胁诸卫拉特奉其令”[5]。他曾进向青海，攻打和硕特部，又乘回部的教派之争，进兵天山南路，灭叶尔羌国，奴役维吾尔。并勾结沙俄，向喀尔喀蒙古进攻。喀尔喀三汗战败南逃，依归清朝政府。17世纪下半期，在噶尔丹的统治下，准噶尔发展为一支强大的割据势力，控制着天山南北，远至中亚，并威胁着青海、西藏、喀尔喀地区，成为巩固国家统一，实现民族团结的严重阻碍。

清政府在消灭了南明和吴三桂等势力、统一中原和西南、东南以后，感受到的最大威胁就是雄踞西北边疆的准噶尔和入侵东北的沙俄。因而把力量转移到北方，反对沙俄入侵，并和准噶尔作长期的斗争。这场斗争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康熙中叶至康熙末，约30年。康熙二十七年（1688），当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正在贝加尔湖以南抵抗俄军入侵的时候，噶尔丹乘其空虚，发动突然袭击。土谢图汗大败，率部南奔。噶尔丹追入内蒙古境，北京震动。康熙帝发兵堵击，二十九年（1690），两军战于乌兰布通，厄鲁特战败，退回漠北。几年后，噶尔丹重振军旅。三十五年（1696），康熙帝亲征漠北，分兵三路。西路军与噶尔丹军在昭莫多遭遇，噶尔丹再次大败，主力尽丧，势穷力蹙。翌年（1697），病死于荒漠之中，战争告一段落。厄鲁特的势力退出喀尔喀，但其伊犁的老根据地，由噶尔丹之侄策妄阿拉布坦所继承。策妄起初对清廷表示恭顺，清廷在历经10年战争以后，力量耗损，不可能远征伊犁，完成统一，遂罢兵休战20年。

第二阶段从康熙末年至乾隆十九年（1754），将近40年。准噶尔死灰复燃，势力复振，和清廷的矛盾加深。康熙五十五年（1716），策妄阿拉布坦遣兵进入西藏，杀死亲近清廷的拉藏汗，洗劫拉萨。康熙帝闻讯，即派兵入藏，驱逐准噶尔军，恢复了西藏的秩序。从此，清朝和准噶尔的战端又起。策妄死，其子噶尔丹策零立，仍与清军连年作战。北路战线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西路战线在巴里坤、哈密。雍正九年（1731），两军战于科布多，清军中埋伏之计，被围于和通泊，几乎全军覆没，损失极重。翌年（1732），准噶尔军战胜而骄，深入喀尔喀，被喀尔喀亲王、额驸策凌击败。双方一胜一负，各有损伤。故雍正末，谈判议和，划定牧场，乾隆初年，和议告成，双方休养生息又近20年之久。

康熙、雍正两朝，与准噶尔进行了长期的激烈战斗。当时，准噶尔部治理有方，内部团结，人多畜广，兵精粮足。清朝竭尽全力，虽能遏制其进攻的兵锋，但无力深入作战，犁庭扫穴，擒捉渠魁。故经过两个阶段、70年之久，战争时打时停，准噶尔割据政权，屹立如故，这对清朝统治是重大的威胁，也对中国的统一构成巨大的障碍。当时，沙皇俄国的势力已达到中亚地区，骎骎东向，觊觎中国的西部地区。如果准噶尔部不能及时平定，统一问题不能解决，其后果实不堪设想。接着，历史跨入第三阶段，准噶尔部发生争权内讧，形势变得对清朝极为有利，乾隆帝抓住时机，毅然举兵、进行平准战争，终于解决了准噶尔这一重大隐患。

清朝政府和准噶尔割据政权，势均力敌，长期对峙。至乾隆前期，形势豁然开朗，准噶尔发生内部变化。乾隆十年（1745），准部很有威望的领袖噶尔丹策零逝世，贵族们为争夺汗位掀起了内部纷争。噶尔丹策零有三子，长子喇嘛达尔札，时年19岁，次子策妄多尔济·纳木札尔，13岁，幼子策妄达什，7岁。喇嘛达尔札虽年长，因系庶出不得立。次子策妄多尔济·纳木札尔遂“以母贵嗣汗位”[6]。但年纪最小的策妄达什却为准噶尔部权势显赫的大小策零敦多布部属所拥护。登上了汗位的策妄多尔济·纳木札尔，“童昏无行”，肆意荒淫，不听其姊鄂兰巴雅尔的劝告，反而说鄂兰巴雅尔“欲效俄罗斯自立为扣肯汗（即女皇），拘而系之”[7]。对当时札尔固（部族会议）的谏劝，更是置若罔闻，并处死了许多名宰桑，引起许多贵族的不满。纳木札尔的姐夫萨奇伯勒克助其庶兄喇嘛达尔札，密谋杀害纳木札尔。不料这一密谋被小策零敦多布之子达什达瓦泄露，纳木札尔集结军队，抢先下手，企图消灭反对势力，而反对势力强大，纳木札尔战败被擒，被剜去双目，与达什达瓦一起囚禁，后被杀害，喇嘛达尔札取得了厄鲁特的汗位。达什达瓦继承其父小策零敦多布之业，为准噶尔一大部落，他被囚后，其属下宰桑萨喇尔率部分牧民千余户内迁，于乾隆十五年（1749）归附清政府。清廷十分重视，“将萨喇尔等照例安插，赏给畜产等项，编设佐领，即令萨喇尔管理，命安插于察哈尔”[8]。据《啸亭杂录》所记：“准夷初乱时，达什达瓦部下有宰桑萨赖尔者（即萨喇尔），不肯他属，率千户首先降。纯皇帝（即乾隆）召见，询以准夷事。萨曰：‘目今诸台吉皆觊觎大位，各不相下。达尔札以方外之人，篡弑得国，谁肯愿为其仆……今达尔札妄自尊大，仿效汉习，每召对时，长跪请命，謦颏之下，死生以之。故故旧切齿，其危亡可立待也’。上悦，授散秩大臣。”[9]

喇嘛达尔札虽取得汗位，因系庶出，又已出家，难孚众望，大小策零敦多布的后裔和其他贵族都反对他，拟拥立其幼弟策妄达什。其主谋人物，除已被囚系的达什达瓦外，尚有大策零敦多布之孙达瓦齐和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和硕特部台吉班珠尔。阿睦尔撒纳与班珠尔虽分为两部台吉，实均为和硕特拉藏汗长子丹衷所生，又都是策妄阿拉布坦的外孙。当年，策妄阿拉布坦为笼络控制着西藏的拉藏汗，将自己女儿博托洛克许配拉藏汗之子丹衷为妻，丹衷长期住在准噶尔，先生育了班珠尔，后博托洛克又怀阿睦尔撒纳。策妄阿拉布坦因争夺西藏，发兵攻杀拉藏汗，并将自己的女婿丹衷处死，将女儿博托洛克改配辉特部台吉韦征和硕齐。婚后不久，生下丹衷的遗腹子阿睦尔撒纳。他继承为辉特部台吉，为人精明能干，勇悍善战，野心极大。他率辉特部游牧于雅尔地区；其嫡兄班珠尔为和硕特台吉，游牧于库尔乌苏；又与游牧于塔尔巴哈台的达瓦齐拉拢联络，达瓦齐恃其祖父大策零敦多布的声威，在准部地位很高，且据地广阔，部众甚多，“依照传统的习惯，达瓦齐有合法继承汗位的理由”[10]。

喇嘛达尔札夺取汗位后，为巩固权力，杜绝觊觎，杀死了自己的幼弟策妄达什与助其夺汗位的达什达瓦。阿睦尔撒纳、班珠尔本与达什达瓦密谋，知事败露，逃往达瓦齐处，怂恿达瓦齐起兵谋反。阿睦尔撒纳说：“喇嘛达尔札既将与尔同仇之达什达瓦杀戮，恐祸将及汝。”[11]达瓦齐深为惊惧，奔和通呼尔哈，准备归顺清朝。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札布将这个消息上报清廷。乾隆帝说：“达瓦齐乃大策凌敦多布孙……自噶尔丹乱后，收养准噶人甚众，若达瓦齐至而不纳，是绝其归路矣。达瓦齐果力穷来归，可量给粮骑，驰至京师。”[12]后来由于喇嘛达尔札派兵追击，达瓦齐未能投奔清朝，而与阿睦尔撒纳等逃往哈萨克中玉兹的阿布赍处去了。一个准噶尔人伯勒克向清朝官员详细供述了达瓦齐逃跑、被追又返回伊犁的情形。他说：“被喇嘛达尔济（札）所派的兵赶上，将他家眷、部落下人拿回。大瓦齐（达瓦齐）只剩得一百多人，内有塔尔巴哈台地方住的一个头目叫阿木尔沙那（阿睦尔撒纳），一同投往哈萨克地方去了。喇嘛达尔济（札）知道了，把阿木尔沙那管的人分给众人一半，其余一半给阿木尔沙那的叔叔插克答尔管了，又把大瓦齐家眷拿到伊里（伊犁）看守，要等拿住大瓦齐一同伤害”。“喇嘛达尔济随派了两个宰桑，带领三万人去拿大瓦齐……有哈萨克的一个小头目与大瓦齐相好，就把情由告诉大瓦齐，帮了一匹马一个人，叫大瓦齐自己取便，大瓦齐随同阿木尔沙那并原带的一百多人，又带了素日相好哈萨克的几个人逃走。路上看见准噶尔的兵，大瓦齐们暗暗地绕路，走到原住的塔尔巴哈台地方，同阿木尔沙那将原管的旧人都收了，又把插克答尔全家杀死，插克答尔管的人都归顺，共凑有一千多人……一路遇见的人，也有杀的，也有收的，直来伊里拿喇嘛达尔济。喇嘛达尔济听见，复差四个宰桑，一叫兔勒苦，一叫乌克兔，一叫阿什尔，一叫卜地，著在沿边地方挑兵截拿大瓦齐。这四个宰桑兵还没有挑齐，走到半路，就迎着大瓦齐，这兔勒苦、乌克兔两个就顺了，阿什尔、卜地两个不顺，被达瓦齐赶上杀了”[13]。乾隆十七年（1752）十一月底，达瓦齐、阿睦尔撒纳的军队到达伊犁，与喇嘛达尔札作战。据陕甘总督永常的报告，一个到肃州贸易的维吾尔族人曾目睹这场战争，“我前年跟随额连胡里（按：此人系乾隆十七年率领准噶尔商团到肃州贸易的宰桑，维吾尔族人）贸易回去。那时达瓦齐正领着人到伊里（犁）与喇嘛达尔济（札）打仗，将达尔济营盘围了两天。有达尔济办事的缠头（按：即维吾尔族）头目，大家商量，说是为他一个，苦了众生，遂将喇嘛达尔济拿献与达瓦齐，那是腊月二十一日。达瓦齐就把达尔济杀了，自己坐了台吉。如今噶尔丹策零子孙已是绝了”[14]。以上这些是目击者口述有关达瓦齐灭喇嘛达尔札的详细情形。

这段情形，在汉文史籍中作如下记载，“达瓦齐等兵败，窜入哈萨克。达尔札以二人不除，终为祸害，遂遣心腹人率兵六万追之。期于必获。达瓦齐计无所出，日夜涕泣而已。阿逆（指阿睦尔撒纳）曰：‘与其束手待擒，何若铤而走险，兵法所谓往扼其吭者也’。因率精锐卒一千五百人，裹粮怀刃，于山岭僻径绕道入伊犁，乘其不备，夤夜突入其幕。达尔札方围炉拥妾饮酒，阿逆趋而斩之，抚定其部落。迎达瓦齐入，立之”[15]。这段记载较简单而大体正确，但未谈到四宰桑的或降或杀，未谈到收取塔尔巴哈台的旧部，也未谈到维吾尔族的作用，却强调了攻打伊犁的突袭性和阿睦尔撒纳的功绩，大概是阿睦尔撒纳归附清朝时所陈述的。

达瓦齐虽立为汗，然而“颟顸无能”，“终日饮酒，事务皆废。遣人往擒额琳沁，旋即败回。哈萨克兵来，行文各处备兵，兵皆未到，自斋尔至伊犁，俱被抢夺。其属皆言，自伊为台吉以来，无一日安宁，人人嗟怨”[16]。达什达瓦之子，属于小策零敦多布的讷默库济勒噶在一些宰桑的支持下，起来争汗位，于是大小策零敦多布家族之间又发生火并。阿睦尔撒纳助达瓦齐，擒杀济勒噶。在这场火并中，“两酋争立，各征兵于诸部，人们莫知适从”。杜尔伯特部不愿附从达瓦齐，达瓦齐竟勾引哈萨克兵去攻打，使杜尔伯特部遭到重大损失。哈萨克士兵“粉碎了许多卡尔梅克（指杜尔伯特部）的兀鲁思”，破坏了大片牧场，掳去“将近三千名男女和儿童”，“其余牲畜全由达瓦齐所独占”[17]。杜尔伯特部深受准噶尔内部纷争之害，其领袖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孟克“集族谋曰：依准噶尔非计也，不如归天朝为永聚计”[18]。遂于乾隆十八年冬（1753）率所属3 000多户、1万多人离开多年游牧的额尔齐斯河，赶着大批畜群翻山越岭，冲寒冒雪，摆脱追兵，经一个多月跋涉，来到清朝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札布的驻地乌里雅苏台，归附清朝。三车凌的归附削弱了厄鲁特蒙古的力量，表明其内部正在分崩离析。乾隆帝十分重视此事，派侍郎玉保料理其屯驻地和生产、生活，赏赐牛500头、羊2﹒1万只，粮食4 000石，以解决其生活困难，并编旗分设佐领，把杜尔伯特部命名为赛因济雅哈图盟，下设13个札萨克，以车凌为盟长、车凌乌巴什为副盟长。十九年（1754）五月，乾隆帝比常年提前去避暑山庄，接见三车凌和其他蒙古王公，封车凌为亲王、车凌乌巴什为郡王、车凌孟克为贝勒。连续八次举行宴会，多次在万树园接见。入夜，避暑山庄内灯火通明，乐声大作，放烟火，演杂技，从山庄建立以来，从未有如此热闹的场面。当时供职内廷的耶稣会传教士、画家、法国人王致诚所画《万树园夜宴图》，就是描绘当时盛况的历史图卷，为现存的稀世珍品。乾隆帝写诗歌咏当时的情形：

万树参天焕曙霞，穹庐酒醴乐柔遐。

薰风五月偏含爽，湛露三巡共拜嘉。

倒碗吞刀百戏陈，升平歌里踏灯轮。

重裀列坐欢情洽，底用通言藉舌人。

乾隆帝在万树园宴请三车凌图。

清廷已与准噶尔相持数十年，历经大战，劳师糜饷。然而准噶尔兵强财富、内部团结，无隙可乘。清康雍两朝，竭尽全力，仅能阻挡其势力，不使东进。自从议和之后，乾隆帝也没有兴兵征讨的想法。三车凌的来归，反映了厄鲁特蒙古广大牧民对准噶尔贵族制造的战祸极为不满，表明其内部已在严重分化。乾隆帝在避暑山庄多次接见三车凌，了解到准噶尔内部的真实情况，不由萌生了乘机出兵平定准部的念头。乾隆帝说：“伊部落数年以来，内乱相寻，又与哈萨克为难，此正可乘之机。若失此不图，再阅数年，伊事势稍定，必将故智复萌，然后仓卒备御，其劳费必且更倍于今。况伊之宗族车凌、车凌乌巴什等，率众投诚，至万有余人，亦当思所以安插之。朕意机不可失，明岁拟欲两路进兵，直抵伊犁，即将车凌等分驻游牧，众建以分其势。此从前数十年未了之局，朕再四思维，有不得不办之势。”[19]因下令调兵筹饷，作明年出征的准备。

这时，准部内讧还在发展，达瓦齐与阿睦尔撒纳的联合本来就是相互利用，他们的共同敌人被打倒之后，彼此之间的矛盾尖锐起来。达瓦齐为酬谢阿睦尔撒纳的功绩，将塔尔巴哈台牧地尽归给他。阿睦尔撒纳初时势力薄弱，且非准噶尔直系，只能依附达瓦齐，但他蓄意乘准部内讧之机，扩大自己的势力，谋求取得统治厄鲁特四部的权力。他自己是辉特部台吉，其兄班珠尔是和硕特台吉，阿睦尔撒纳又娶杜尔伯特台吉达什之女为妻，后又杀死岳父达什，胁诱达什之子讷默库依附自己，因迁帐于额尔齐斯河而据其地。于是他“令行三部”（辉特、和硕特、杜尔伯特）、势力大盛。他向达瓦齐提出分统厄鲁特的要求，被达瓦齐拒绝。据准噶尔降人供称：“阿木尔沙那同达瓦齐自哈撒克带兵回到伊里，将嘛喇达尔济攻灭，向达瓦齐曾说，伊里以北，让我管理，卜罗塔拉以南给达瓦齐管理，后因达瓦齐不允，所以争杀。”[20]阿睦尔撒纳拥兵6 000，开始时，达瓦齐战败，陷于困境，后得回部贵族和宰桑玛木特、台吉沙克都尔曼济之助，重整军旅。乾隆十九年（1754）六月，达瓦齐率军3万，与阿睦尔撒纳战于额尔齐斯河源，阿睦尔撒纳战败，牧地被占，人众伤亡，畜群尽失。阿睦尔撒纳遂与其兄班珠尔、其妻弟讷默库率所部4 000余户、兵5 000余名、人众2万，经科布多投奔清朝。

在厄鲁特的长期内讧中，其西邻哈萨克统治者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阿布赉汗曾掩护过流亡中的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在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返回伊犁，掌握权力后，又出兵帮他们攻打杜尔伯特。到了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争权反目，相互攻杀之时，哈萨克又派兵参与。他们的目的是趁火打劫，抢掠财物、人口，“一会儿帮这个活动家，一会儿又帮那个，每次都带回大批牲畜和俘虏之类的战利品。”[21]

阿睦尔撒纳与达瓦齐作战失败，狼狈逃窜，归顺清朝。这标志着厄鲁特部的分崩离析，更加引起乾隆的重视，说：“阿睦尔撒纳乃最要之人，伊若来降，明年进兵，大有裨益。”[22]对其部众，特别优待。当前线大臣策楞、舒赫德建议将降众兵丁留在军营，家属安置别地时，乾隆极为震怒，斥责其错误，“试思远方归顺之人，尚未知内地作何安插，乃甫经归命，即将其父母妻子发遣，留伊本身军营，伊心岂有不生疑惧……倘或心生怨望，激成事端，伊二人又将如何办理？”[23]将策楞、舒赫德严加处分。此时已是十九年（1754）七月，乾隆帝从热河至盛京谒祖陵，因急欲会见阿睦尔撒纳，以早定平准大计，决定于当年十一月再去避暑山庄，接见阿睦尔撒纳等。乾隆帝从盛京返回北京，主持冬至节的祭天大典之后，又风尘仆仆，不辞辛劳，再从北京去避暑山庄。北京至热河例作六站行走，令日夜兼程，并作三站行走，一日行140里。乾隆说：“朕亦急欲见其人。”[24]可见阿睦尔撒纳在皇帝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接见时，乾隆帝详询了准部情形和出兵意见，关于进兵的时间，阿睦尔撒纳等提出“塞外秋狝时，我马肥，彼马亦肥，不如春月乘其未备且不能远遁，可一战擒之，无后患”。关于进兵时所用旗帜，乾隆本欲用上三旗的正黄、镶黄、正白三色，阿睦尔撒纳等建议“所用旧纛，每到准噶尔地方，彼处人众易于认识，投降甚便”，乾隆帝同意“明年进兵时，著仍用伊等旧纛”。觐见后，即封阿睦尔撒纳为亲王，讷默库、班珠尔为郡王，其余首领20多人俱封贝勒、贝子、公等，并多次宴赉，健锐营的骑兵表演马术，万树园放烟火，宫廷画家郎世宁绘《马技图》以纪其盛。继后，准噶尔骁将玛木特“见诸台吉相踵内附，必合大兵，知准噶尔事不可为，达瓦齐不可辅，亦脱身来归”[25]。乾隆授以内大臣职。

马技图。

三车凌来归，乾隆已在考虑平准，并作了准备，但尚有犹豫。[26]阿睦尔撒纳等的降附，使厄鲁特力量大大削弱，已无抵抗清军之力，乾隆帝平定准噶尔的决心乃坚定不移。

乾隆二十年（1755）初，清政府分兵两路，进攻准噶尔。北路统帅班第，封定北将军，阿睦尔撒纳，封定边左副将军，参赞有亲王、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郡王讷默库、班珠尔、青滚杂卜，尚书、公达尔党阿，总督、伯鄂容安等。西路统帅永常封定西将军，萨喇尔封定边右副将军，参赞有亲王额琳沁多尔济、亲王车凌、郡王车凌乌巴什、贝勒车凌孟克、贝勒色布腾、贝子札拉丰阿、将军阿兰泰等。北路兵3万，西路兵2万，内含京城满洲兵4 000、黑龙江兵2 000、索伦巴尔宪兵8 000、绥远右卫兵2 500、西安满洲兵2 400、凉州庄浪满洲兵1 000、宁夏兵1 000、察哈尔兵4 000、新降厄鲁特兵2 000、归化城土默特兵1 000、阿拉善蒙古兵500、哲里木兵2 000、昭乌达兵2 000、喀尔喀兵6 000和托辉特兵500，以及宣化大同绿旗炮手兵1 000、甘肃各营安西绿旗兵1万。后又增加阿睦尔撒纳归附兵2 300，马7万匹。

准噶尔内讧，带来了削平割据、统一中国的千载难逢的良机。力量的天平完全有利于清军，准部已严重削弱，分崩瓦解，平准大军胜券在握，这在过后回顾是十分清楚的。然而，当局者迷，处在任何历史关键的时刻，人们往往左顾右盼，观望犹豫，看不到全局，认不清有利和不利的因素而不能做出正确的抉择。但是，有利的时机往往稍纵即逝，不会永远等待你去摘取。如果不能及时牢固地抓住历史提供的短暂机会，那么机会很可能永远消失，不再来临。当准噶尔部众纷纷归附的时候，清朝的大臣们几乎都没有看清有利的形势，全体一致，反对出兵平定准部。他们鉴于雍正年间的和通泊之败，这场灾难虽已过去将近30年，但是大臣们余悸尚存，谈虎色变，不敢侈谈进军。在这关键时刻，乾隆帝却能不失时机地做出正确的选择，独排众议，决定出师平准，赞成这一决定的只有大学士傅恒一人。乾隆帝述及当年决策的情形：“初未有兴师致讨之成心。迩年因其篡夺相寻，人心瓦解，诸部台吉车凌、车凌乌巴什及阿睦尔撒纳等叩关内附，先后踵至。其人皆熟悉彼地情形，洞晓军务。朕于热河召见时，伊等皆深知感激朕恩，以愿效前驱为请。是其势有可乘，机不容失，因筹及两路兴师之举，而人心狃于久安。在廷诸臣，惟大学士傅恒与朕协心赞画，断在必行，余无不意存畏葸。今日诸王大臣具在，试各自揣本心，方创议伊始，确然信为必当从事者谁乎？甚至如策楞、舒赫德身肩其任，而懦怯乖张，几至偾事……即朕筹办之初，亦未敢遽信大功计日可就，是以祃牙推毂之典，概未举行。设若时会稍有濡迟，朕亦惟有自为引咎耳。”[27]又说：“西师之役，在廷诸臣，皆有鉴于康熙、雍正年间，未获蒇事，莫不畏难沮议。朕以达瓦齐篡夺频仍，诸部瓦解，接踵内属，有机可乘，且无以安来者。爰命将兴师，分路致讨。斯时，力排众议，竭尽心力。”[28]的确，乾隆帝的这一决策，英明而及时，关系到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命运。一个杰出的领导人重要的是能够看清楚那些过后看来是一清二楚的事情，并且具有权威和魄力，带动他的国家跟随他一起前进。乾隆帝做到了这一点，他比其他人高出一头，他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重大贡献。尽管他在平准战争中也有许多错误和局限，但和他的贡献相比要微小得多，决不能因此而抹杀了他的贡献。

在平准战争中，择帅命将是一个重大问题，乾隆帝深感困难，因承平日久，缺少娴于军事的将帅，而且大臣中没有一个赞成进军，思想分歧，自难做到调度得宜。初时处在第一线的成衮札布、策楞、舒赫德素称勇敢或干练，但在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面前“委靡懦怯”，措置失当。使乾隆帝感到苦恼的是竟物色不到一位能在第一线指挥大军的主帅。他认为伊犁用兵，前后所用之人往往过于怯懦，“昧于机宜，屡致偾事，殊为愤懑。朕于始事，即为之踌躇审顾，不欲办理者以此。”[29]所以，这场战争的特点是前线主将很不得力，准噶尔忽降忽叛，战局迭起迭落，变化很快。而清军都要听命于万里之外的乾隆帝的指示。战争瞬息即变，清军的行动跟不上形势的变化，错失战机，战争屡现险情，几乎功败垂成。

战争中的另一重要问题是粮食料秣、后勤供应，这是异议极多、而且迄无妥善解决办法的难题。“兵行粮随”，这是军行的常规，但平定准噶尔的战争，其有利时机突然到来，这是清廷意料未及，缺乏准备的。前线既无大军，更无粮秣屯贮，短时间绝对不及准备。如果按照“兵行粮随”的惯例，这场战争根本无法进行，这也是大臣们反对出兵的理由。西征运粮的费用昂贵，如北路粮运，从张家口至乌里雅苏台5 300余里，共运米5万石，由商人范天钖等用驼马牛车拉运，每石运费高达九两八钱（内地每石一两数钱），这些粮食仅敷北路军官兵夫役四五个月的口粮。西路军运粮费更高，据总督吴达善称：“现在内地运粮至辟展，每石即需脚价将二十两”，何况从辟展至伊犁尚有遥远的路程。即使清廷财力充裕，负担得起昂贵的运费，但时间仓促，粮食的征购与运送也万万赶不上。在这一难题面前，乾隆抛弃行军的常规，而采取“因粮于敌”的方针。一兵只令裹带两个月口粮，外加武器锅帐，另由马驮运载一部分辎重，食用不敷，则取给于厄鲁特牧民。他说：“官兵前进，沿途打牲，及疲乏牲畜，俱足以资口粮。现在投诚厄鲁特等，所有牲畜产业，虽不宜索取，然或暂时取用，登记数目，将来或换给什物，或补给银两，皆无不可。”[30]这实际上是允许清军沿路骚扰抢掠，所谓“将来或换给什物，或补给银两”，是难以兑现的空话。当时，以筹饷运粮为急务的大臣如陕甘总督刘统勋、定西将军永常均遭乾隆帝的痛斥，他说：“刘统勋所奏，仍系军行粮随，从前岳锺琪等所办旧例，全不合此次机宜……现在北路办理，俱系兵丁自行裹带，西路自应画一”[31]，又说：“永常全不知事理之轻重，颠倒舛谬，至于此极……即如平定伊犁后，将军、大臣、官兵等驻扎彼处，亦岂有源源运粮接济之理，即应照朕前降谕旨，将收取达瓦齐所有牲畜备用。倘有不敷，则以茶叶银两，向厄鲁特、回子等换易口粮，办理分给”[32]。平准之役，仓促从事，行军万里，跨越绝漠。乾隆帝解决军食的办法固属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但清军初克伊犁后，因该地无粮，大兵不能久留，旋即撤退。且进军时食粮取之于敌方，对厄鲁特牧民骚扰太甚。这些大概是初次平准后，又迅速发生叛乱的重要原因。

乾隆二十年（1755）二月二十日和二十五日清军两路出师，北路出乌里雅苏台，西路出巴里坤，约期会师于伊犁东北之博罗塔拉（今新疆博乐县）。此次出征的特点是专以新降之厄鲁特兵作前锋，建旧纛先行，以分化敌众，招纳降人减少抵抗。即乾隆所说“朕此次即满洲兵亦不多用，仍以新归顺之厄鲁特攻厄鲁特耳”。大兵随先锋之后隔数日程乾隆帝预先考虑了善后事宜，平定达瓦齐后，拟仍分封厄鲁特四部，各统其众。以车凌为杜尔伯特汗，阿睦尔撒纳为辉特汗，班珠尔为和硕特汗，准噶尔汗暂未定其人，后来拟封后降的噶勒藏多尔济。两路清军，均以副将军阿睦尔撒纳和萨喇尔率厄鲁特降众先行。这时厄鲁特连年内战，人心厌乱，清军所至，纷纷归降，“各部落闻风崩甬……所至台吉、宰桑，或数百户，或千余户，携酮酪，献羊马，络绎道左，师行数千里无一人抗颜行者”[33]。大军刚刚出动，即有札哈沁部1 300户来降、德济若等头目亦归附，称：“我等为达瓦齐残害，愿率属效力”。又有准噶尔大台吉噶勒藏多尔济称：“达瓦齐残虐，众心解体……我屡劝不从，数年不通信。去岁向我调兵，我不发。今年令我备兵一万，我不备……今闻恩旨，愿率属投诚”[34]。噶勒藏多尔济是大台吉，部属众多，势力强大。他的投清，使乾隆帝十分欢喜，他说：“噶勒藏多尔济乃准噶尔大台吉，今率所属来降，平定准噶尔大功告成必速，此实上天眷佑，大兵所到，不烦一矢，皆已稽首归诚。”[35]接着又有阿巴噶斯、哈丹等重要领袖以及呼尔6台吉纳木奇率1 600户、衮布札卜率4 000户和五集赛宰桑等迎降。五月，两路清军会师于博罗塔拉，向伊犁挺进。伊犁人众亦纷纷迎降，贸易回人阿卜达莫米木十三宰桑告称：“我等共二千余户，自伊犁河南哈什至伊犁河北察罕乌苏等地方居住，俱系旧台吉噶尔丹策零属人，因达瓦齐苛虐无厌，今俱穷困，情愿派兵三百名，协力同剿达瓦齐。”[36]又“伊犁有佛寺喇嘛并回人等二千余户、看船人十户、贸易宰桑博尔博等四十五户来降”[37]，伊犁已指日可定。乾隆帝踌躇满志，写下如下的诗篇：

乘时命将定条支，天佑人归捷报驰。

无战有征安绝域，壶浆箪食迎王师。

其诗注说：“据副将军阿睦尔撒纳等奏称，大兵至伊犁，部众持羊酒迎犒者络绎载道，妇孺欢呼，如山水火，自出师以来，无血刃遗镞之劳，敉边扫穴，实古所未有。”[38]

达瓦齐众叛亲离，无力抵抗，撤出伊犁，率1万人，退据伊犁西南180里的格登山（今新疆昭苏县境内），负崖临水，筑营暂驻。清军穷追，其前驱实皆厄鲁特兵。这时，从达瓦齐营中逃出归降的人报告：达瓦齐军“军械不整、马力亦疲，各处可调之兵，已收括无遗，现在众心离散，愿降者多”[39]。清军了解这一情况后，士气倍增。已归顺的厄奇特勇士阿玉钖、巴图济尔噶尔与察哈什等25人前往侦察，知其士气不振，兵无斗志，昼夜直闯达瓦齐军营。达瓦齐军已成惊弓之鸟，慌乱自溃。阿玉钖等25人跃马横戈，往来驰逐，竟获大胜。达瓦齐率2 000人逃遁，其余人众降于阿玉钖。乾隆帝闻之，作《阿玉钖》长诗记其事，以旌其勇。阿玉钖本是准噶尔的“司牧臣”，雍正十一年（1733），“徒步万里”，归顺清朝，夙称骁勇。乾隆曾召见他，擢为宫廷侍卫，此次随军出征。巴图济尔噶尔为杜尔伯特部，半年前归顺清朝，察哈什则是清军进入伊犁时刚刚降顺的准噶尔宰桑。其余22名士兵都是准噶尔人。格登山战役充分说明了准噶尔已土崩瓦解，达瓦齐众叛亲离、毫无抵抗的能力。

达瓦齐向天山以南奔窜，部众沿途离散，只剩七十余人。这时南疆的维吾尔族纷起响应清军，摆脱准噶尔的奴役。达瓦齐逃经乌什，当地维吾尔族领袖霍集斯将他擒获。达瓦齐被押解到北京，乾隆帝登午门城楼受俘，念其曾为厄鲁特领袖，因赦其罪。雍正年间在青海叛乱的罗卜藏丹津，长期逃匿于准噶尔，也被擒获，乾隆亦赦宥之。达瓦齐被封为亲王，住在北京，妻以宗室之女，受到清廷的优待。从此，与清廷长期对峙的准噶尔政权结束，乾隆帝初步完成了统一大业。

注释

[1]［英］约·弗·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4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邓廷桢：《蒙古诸部述略》。

[3]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九，《厄鲁特要略》一。

[4]《西域图志》卷一，《西域全图说》。

[5]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九，《厄鲁特要略》一。

[6]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荡平准部记》。

[7]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一二，《厄鲁特要略》四。

[8]《清实录》乾隆十五年九月壬戌。

[9]昭梿：《啸亭杂录》卷四，《萨赖尔之叛》。

[10]［苏联］伊·亚·兹拉特金：《有关阿睦尔撒纳的俄国档案资料》，见《蒙古民族的语文与历史》，293页，莫斯科，1958。

[11]傅恒：《西域图志》卷首，一，《准噶尔全部纪略》。

[12]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一二。

[1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第二七一三箱，二二包，四四六九号，乾隆十八年八月初九日陕甘总督永常奏。

[1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民族类·蒙族项》，第二二九四卷，五号，永常《奏报蔡询准噶尔情形及闻知贸易将到折》。

[15]昭梿：《啸亭杂录》卷三，《西域用兵始末》。

[16]《清实录》乾隆二十年正月己亥。

[17]［苏联］伊·亚·兹拉特金：《蒙古近现代史纲》，71页，莫斯科，1957。

[18]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一三。

[19]《清实录》乾隆十九年五月壬午。

[2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第二七二五箱，三十五包，七五七二号，乾隆十九年九月初五日刘统勋奏。

[21]［苏联］伊·亚·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42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2]《清实录》乾隆十九年七月己丑。

[23]《清实录》乾隆十九年七月辛丑。

[24]《清实录》乾隆十九年十月癸亥。

[25]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荡平准部记》。

[26]三车凌来归，乾隆已采取措施，作出兵平准的准备，但另一方面，乾隆又说：“即车凌等始至时，朕尚无意及此（指：出兵平准）。”（《清实录》乾隆十九年十月甲戌）

[27]《清实录》乾隆二十年五月壬辰。

[28]《御制诗五集》卷九二，《阅旧所书识后，示诸臣咸为悦服、复成口号》。

[29]《御制诗文十全集》卷六，《免甘省诸郡正供诗以纪事》，乾隆二十一年。

[30]《清实录》乾隆二十年四月丙辰。

[31]《清实录》乾隆二十年二月戊申。

[32]《清实录》乾隆二十年四月庚申。

[33]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荡平准部记》。

[34][35]《清实录》乾隆二十年三月壬寅。

[36][37]《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一二，14页。

[38]《御制诗文十全集》卷四，《西师底定伊犁捷音至，诗以述事》，乾隆二十年。

[39]《清实录》乾隆二十年六月丙午。

第三节　再平准噶尔部

清军克伊犁后，原以为可以缴获一部分牲畜、粮食。不料准部屡经战祸，伊犁并无积贮，口粮不继，大军难留。乾隆帝谕旨中说：“准噶尔地方数年以来，屡遭兵革，又为哈萨克抢掠。现在居住之厄鲁特、回人等，自计自属拮据。若于伊犁多驻大兵，深属未便。从前萨喇尔等奏请停止伊犁驻兵，经朕传谕班第等，令其酌留兵丁一二百名，为驻扎大臣差遣委用。”[1]后班第、鄂容安、萨喇尔驻守伊犁，留下了500名士兵，力量单薄、孤悬边徼，造成了阿睦尔撒纳发动叛乱的机会。

阿睦尔撒纳的降清，并非出自真诚。他利用清军，击败了达瓦齐，一心自立为汗，当厄鲁特四部的总领袖，与清政府分庭抗礼。他以定边左副将军的名义，一路先行，收纳降众，广占地盘，扩大势力和影响。乾隆初时，对阿睦尔撒纳很信任，说他：“自到军营，诸事尽心，办理井井。此次进兵，惟伊是赖。”[2]又称赞他“征战甚勇”、“办事果断”，但同时也有所警惕。平准大军尚未出发，阿睦尔撒纳请移牧乌里雅苏台，要求发给印文，招收降众。乾隆帝指出：“是其欲取多人、占据地方之意，已经微露，似平定准噶尔全为伊一人集事矣。萨喇勒到彼务须留心防范，慎勿任其所行。”[3]并密谕定北将军班第“凡事宜会同商办”，“切勿令彼先行独办”。进克伊犁后，论功行赏，封阿睦尔撒纳为双亲王，食亲王双俸。但他欲壑难填，图谋割据，对班第说：“我等四卫拉特与喀尔喀不同，若无总统之人，恐人心不一，不能外御诸敌，又生变乱。”[4]请求清廷“于伊（指噶尔丹策零）亲戚中，不论何姓，择其众心诚服，能御哈萨克、布鲁特者，公同保举，奏请皇王施恩，俾领其众”[5]。这一请求是企图使自己凌驾于众人之上，成为四卫拉特的首领，其野心已昭然若揭。又擅杀达瓦齐的宰桑，抄没其家产，作威作福，秘密招纳降众。他不穿清朝官服，不用官印，自用珲台吉菊形篆印，行文各部。又献媚于随军的参赞大臣、乾隆帝的长婿色布腾巴勒珠尔，挑拨色布腾与班第的关系。当色布腾返京时，又托他探听皇帝对阿睦尔撒纳总统四部的意向。乾隆帝对这种狼子野心自然不能容忍，他说：“伊犁既定，阿睦尔撒纳觊得为总台吉。朕以此人必不可使独据准噶尔，因分封四卫拉特为四汗。”[6]他和大臣们讨论对策，当时已令厄鲁特重要领袖入觐，受赏晋封。大臣们以为阿睦尔撒纳将入觐，但虑其回去后，跋扈难制。乾隆则断言他不会来热河，因令班第相机行事，即于军中正法，勿贻后患。但班第身边只有兵五百，不敢下手，因促其和厄鲁特其他领袖同行去热河，待觐见时再作处置。为防其中途脱逃，令喀尔喀亲王额琳沁多尔济同行监视，阿睦尔撒纳不得已由伊犁启程。乾隆帝与班第等信使往还，讨论对阿睦尔撒纳的处置，不料这些消息被喀尔喀郡王青滚杂卜泄露给阿睦尔撒纳。八月十九日，入觐队伍行至乌隆古河，阿睦尔撒纳诡称要暂回自己的牧地治装，让额琳沁先行。额琳沁庸碌无能，且同情阿睦尔撒纳，竟允其离队。阿睦尔撒纳交出定边左副将军印信，扬长而去，额琳沁事后悔悟，派兵追赶，已不及。乾隆闻阿睦尔撒纳叛逃消息，即派1 000名官兵驰往其游牧地，以防其潜取家眷、增加羽翼。阿睦尔撒纳果然派班珠尔往游牧地，潜约其妻儿部属赴会，清军将其围困，无一得脱，班珠尔也被拿获。

阿睦尔撒纳叛逃，其同伙阿巴噶斯、哈丹迅即响应，抢劫西路军台，切断军报文书。接着宰桑克什木、巴朗与敦多克曼集煽诱伊犁的喇嘛、回人叛乱。留驻伊犁的500名清军，势寡力弱，“疏于自卫，兵散处，马远牧，缓急无应，而军营金帛茶布以备赏赉者颇充裕，夷众眈眈以视”[7]。驻守伊犁的三将，班第、鄂容安、萨喇尔才略地位各有所短，措置亦未尽合宜，“班第为人过于谨慎，气局狭小，好亲细事。鄂容安虽尚知大体而不能通蒙古语，一应机密筹画，未能洞悉，颇有汉人习气。至萨喇勒之在准噶尔，譬之内地王府长史、护卫者流耳，今虽授以显秩，彼众原所不服，而伊复粗率自大。三人者性习各殊，安望其能和衷共济”[8]。清军从伊犁突围，撤至哈斯河，被叛军围困，难以脱走。“班公持剑叹息久之，刎颈而死。鄂故书生，腕弱不能下，命其仆剚腹而死”[9]，萨喇勒则被叛军俘获，降于叛军。其时厄鲁特重要领袖入觐热河，响应阿睦尔撒纳叛乱的部落尚不多。定西将军永常拥兵6 000，驻乌鲁木齐，一闻乱讯，惊慌畏惧，乾隆令他西进援班第，他反将军队后撤至穆垒，又撤至巴里坤，致使伊犁无援。他又托词兵少粮缺，乞求“先办理马驼口粮，以利遄行”，而陕甘总督刘统勋更要求放弃巴里坤，退守哈密。乾隆帝坚决反对这种怯懦逃跑的行径。“阿睦尔撒纳在此时不过一亡命逸贼耳……焉能一时鼓动诸部，飞越数千里，至巴里坤？此事理之必无者。军营众心所恃，全在领兵大臣，今一将军、一总督、一都统（指永常、刘统勋与吴达善）无端自相惊怖，舍穆垒而回巴里坤，今又议舍巴里坤而就哈密，军心其何所恃？”[10]乾隆帝毅然撤革永常、刘统勋，拿解来京。令策楞代为定西将军，玉保、达尔党阿、富德为参赞大臣，黄廷桂为陕甘总督。永常解京途中，病死于临潼，乾隆帝疑其畏罪自尽，而刘统勋因系汉人，素不知兵，回京得宽释。

时厄鲁特内部矛盾严重，阿睦尔撒纳威信不足，很多人不愿跟随他。所部不过2 000人，驻在博罗塔拉，不敢进伊犁。原来被煽惑叛乱的人，也相约倒戈，欲擒捉阿睦尔撒纳。如已叛之钖克钖尔格、约苏图等，曾俘获副将军萨喇勒，旋即释放萨喇勒，奉之为主，对阿睦尔撒纳进行攻击，攻击虽失败，但说明阿睦尔撒纳在厄鲁特四部无多大号召力，并不能笼络各部，共抗清师。后萨喇勒回至清营，乾隆因其未能和班第、鄂容安并肩力战，而又降附于准噶尔，令拘押至京，但念其为准噶尔最先降附之人，未可责以大节，宽释之，复授为内大臣。

乾隆二十一年（1756）二月，清军分两路出击，西路由策楞、玉保率领，为主力军，北路由哈达哈率领，为牵制之师。厄鲁特之未叛者噶勒藏多尔济、巴雅尔、札那噶尔布、沙克都尔曼济、哈萨克钖喇、尼玛等均随军西进，已叛者复又降附。故声势颇盛，进展顺利，三月收复伊犁。据报：“阿睦尔撒纳向哈什处败奔，因被乌鲁特兵截击，复奔至雅木图岭，正在斫冰开道之际，被台吉诺尔布等追及擒获。”[11]这是一个大好音信，参赞大臣玉保驰报将军策楞，策楞未辨真伪，即以红旗报捷，上写“为恭报捉获逆贼阿睦尔撒纳捷音事”。乾隆闻知非常高兴，宣示军务告竣并封赏诸将，各省督抚亦纷纷具折奏贺。不料这竟是一个假消息，阿睦尔撒纳未被拿获，已从霍尔果斯西走远飏，使乾隆帝空欢喜了一场。

伊犁屡经兵燹，地方残破，人众乏食，纷纷至军营乞讨，清军自己的口粮尚无着落，何能援助。乾隆帝令伊犁厄鲁特赴巴里坤自运粮食。他说：“朕思聚数万穷乏之人，使就军营而乞食，此非良策，故无奈令其就巴里坤乞食。”[12]而新任陕甘总督黄廷桂答复：伊犁距巴里坤遥远，粮运艰难，厄鲁特人赴巴里坤就食“亦有未便”，请于附近蒙古、回民人等处所，换取粮面牲畜，以资食用。其实，中央和地方都解决不了伊犁的缺粮问题，故厄鲁特人饿死病毙者甚多。

乾隆帝坚持“擒贼先擒王”的方针，命令策楞等“此时所有伊犁应办事宜，尚可稍缓。惟当追擒逆贼为第一要务”[13]。但这一方针未被策楞领会和贯彻，他以“收集流亡，抚慰喇嘛，安插失业贫人”为理由，株守伊犁，玉保又与策楞不和，相互钳制，仅遣一副都统乌勒登率50人去追击，乌勒登又擅自停止西进，致使阿睦尔撒纳得以从容脱走，招集残部顽抗。乾隆嗟叹，将帅非人，贻误军机，他说：“大兵复进，前徒倒戈，阿逆众叛亲离，成擒在迩。乃因将军策楞、参赞玉保等不和，又无克敌致果之略，阿逆得以亡命”[14]，因将策楞、玉保撤换，拿解送京。改由达尔党阿为定西将军，兆惠为定边右副将军。后策楞、玉保在解京途中，被厄鲁特叛军杀害。

阿睦尔撒纳逃入哈萨克，聚集千人，负隅抗拒，被清军击溃。时清军探知阿睦尔撒纳仅在二三里之外，争欲进击。阿睦尔撒纳势穷，又派人哄骗达尔党阿，说哈萨克欲缚献阿睦尔撒纳，但须待其领袖阿布赉赶到，达尔党阿竟信以为真，怕进击会与哈萨克失和，因制止士兵前进。乾隆帝后来提及此事：“我兵以逆贼在目前，争欲进捉，而达尔党阿以为天朝当示大义，彼既缚献，不宜加师，力阻众兵，徘徊观望，而贼得以橐载远飏矣。”[15]达尔党阿亦被撤革拿京。

阿睦尔撒纳每次战败，均以哈萨克为逋逃薮，而背后还有俄国支持，当俄国奥连堡当局知道他因反叛清廷，作战失败，逃入哈萨克后，即派卡斯金诺夫，携带政府信函，前往哈萨克，秘密会见阿睦尔撒纳，表示愿意帮助，并邀请阿睦尔撒纳前往俄国。由于当时哈萨克阿布赉汗慑于清廷的兵威，态度游移，他们的会见甚至也瞒过了阿布赉汗。阿睦尔撒纳很高兴俄国肯帮助自己，要卡斯金诺夫向奥连堡当局转达感谢之意，并先派代表达瓦宰桑前往彼得堡，向俄国乞求援助。不久，喀尔喀青滚杂卜发动反清叛乱，北路震动，驻在伊犁的清军匆忙撤回，以对付北路叛军，伊犁空虚，出现了有隙可乘的时机。阿睦尔撒纳率领残部，赶回伊犁，以策应青滚杂卜叛乱，因此，这次应邀赴俄，未能成行。

他的使者达瓦宰桑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末启程，彼得堡路途遥远，达瓦宰桑在路上走了半年，到达彼得堡，与俄国进行谈判。而国内政局瞬息变化，青滚杂卜与阿睦尔撒纳相继战败。二十二年（1757）夏，叛乱势力全部被击溃，俄国政府和他们之间的阴谋勾结，也没有得逞。

乾隆帝排除群臣的阻挠，抓住有利的时机，坚持平准方针，虽碰到困难和挫折，但毫不动摇，进行到底，这无疑是正确的。对国家的统一、版图的奠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则有得有失，可以引起思考和评论的地方很多。我们在前面讨论过采取“因粮于敌”方针的原因，其所引起的后果是很严重的。由于军队不带粮草，多骚扰牧民，致使人心不满；由于缺粮，大军不能久留，致使伊犁空虚，这都是发生叛乱的直接原因。当时，不仅厄鲁特久乱乏食，群情汹汹，连喀尔喀蒙古也因这场战争受到严重损失，“喀尔喀具有简单产业的劳动人民，他们的主要财富，除了帐篷之外，就是少量的马匹和大小牲畜。这些劳动人民对清军以及皇家的官吏和信差来说，不是唯一的、也是主要的运输工具、奶类和肉类的供给者。毡子、毛皮和其他畜产品都被清朝当局以动员和征用的方式夺走了。除了这些，喀尔喀劳动者越来越频繁地被招去服兵役，而且他们必须自备武器弹药，丢下生产劳动去参加各种阅兵式和军事训练。总之，大部分男人，脱离生产，被打发去打仗”[16]。“军队靠地方资金（募捐）供养，用于军队的苛捐杂税使一般蒙古人破产。因此，一般蒙古人都感到准噶尔战争是个累赘”[17]。再加上1755—1756这个冬天颇不吉利，寒气逼人，积雪很深，引起牲畜大量倒毙，这个地区痘疾蔓延。因此，喀尔喀蒙古族困难极大，怨恨增长，普遍有不满情绪，像一个火药桶一样，有一触即发之势。

乾隆帝在处理喀尔喀问题时，显然有重大失误，他没有注意到需要团结他们，反而因阿睦尔撒纳逃亡，迁怒于陪送阿睦尔撒纳来热河的蒙古亲王额琳沁多尔济。此人是大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和土谢图汗的兄弟，袭封札萨克和硕亲王，是极有影响的喀尔喀上层人物。他思想上同情阿睦尔撒纳，致使阿有兔脱的机会。乾隆帝对阿睦尔撒纳的叛逃耿耿于怀，他的长婿、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与阿睦尔撒纳交好，曾为阿说话，替阿探听消息，乾隆帝盛怒之下，“以额驸匿情不奏，欲立正典刑。来文端公（来保，老臣，时为军机大臣、武英殿大学士）请曰：‘愿皇上念孝贤皇后，莫使公主遭嫠独之叹’。上挥泪太息，7其死，只褫其爵”[18]。但乾隆帝因阿睦尔撒纳在额琳沁手中逃逸，毫不留情地赐令额琳沁自尽，“呼图克图请博格德汗（即乾隆帝）赦免和硕亲王，但是博格德汗没有赦免他”[19]。二十二年（1757）春，额琳沁死于多伦。“处决有权势的亲王、呼图克图和土谢图汗的弟兄，损伤了蒙古人的民族感情”[20]。扎萨克图汗所属和托辉特部领袖青滚杂卜，利用这种情绪，举起反清的叛旗。青滚杂卜的部落，在喀尔喀极西，其曾祖根敦、祖博贝、父班策，世受清廷封爵，青滚杂卜于乾隆二年（1737）袭封多罗贝勒，后封郡王。他随从进军伊犁，与阿睦尔撒纳同行，相交甚密，见阿睦尔撒纳“潜谋叛志，亦隐有二心”[21]，遂与阿结纳，军营信息尽以告阿。清廷知他不稳，曾下令擒捉，后又顾虑他手握兵权，且事关喀尔喀的向背，又将命令撤销。青滚杂卜利用喀尔喀群众，因征调兵马和额琳沁赐死而激起的不满情绪，发动叛乱。他“自军营私行逃归，遂将伊卡伦、台站兵丁尽行撤回”[22]，使清军北路台站从10台到26台，全部瘫痪，军报不通，供应断绝，是为“撤驿之变”。青滚杂卜还抢劫了从内地赴恰克图贸易的商队大车，“抢劫之后，沙达尔王（指青滚杂卜）带领他的两千个帐篷到了科索戈尔湖”、“沙达尔王有万人大军，分为两部：五千人在草原上放牧，为掩护部队，另外五千人同沙达尔王躲在森林里”[23]。

青滚杂卜的叛乱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在厄鲁特地区，正在作战的清军后路被切断，文报不通，军心惶惶，急忙撤退，去征讨青滚杂卜，保护后路；在喀尔喀地区，蒙古首领们被煽动起反清的情绪，形势不稳，23个札萨克王公聚集在克鲁伦河畔，酝酿要起兵抗清。额琳沁之死激怒了这些王公们，“故事，元太祖裔从无正法者。诸部蠢动曰：‘成吉斯汗后从无正法之理’。因推其兄哲敦国师（即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主，势多叵测”[24]。哲布尊丹巴亦因其弟被处死而愤愤不服，站在青滚杂卜一边。“哲布尊丹巴格根愤怒地袒护他（指青滚杂卜），并与四部商议举行更大的骚乱”[25]。“蒙古王爷们召集了一万五千大军之后，没有去征讨沙达尔王（指青滚杂卜），而是同呼图克图一起，请求宽恕叛乱者”[26]。形势十分紧张，可能一触即发。一星火花就足以使一座火药库突然爆炸。

这时，喀尔喀蒙古面临重要的抉择。一方面它长期受清廷的保护，尊以爵秩，优加赐赉，和清朝的联系十分密切；另一方面，它与准噶尔虽是宿敌，互相攻杀，但又同为蒙古族。准噶尔的败亡，不免使之有物伤其类的感触。而战争时期的征调骚扰以及额琳沁赐死，又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和自尊。他们究竟跟随青滚杂卜，发兵叛乱，还是仍忠诚于清廷？这将决定西北边境的力量对比，也将影响平准战争的胜负和今后中国的历史进程。在这关键时刻，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是喀尔喀蒙古人的精神领袖，享有极高的威信，在喀尔喀王公们对何去何从犹豫不定的时候，他的态度足以左右局势，决定事态发展的方向。

这时，乾隆帝已醒悟到政策上的失误，“北京理解到了这一危局。博格德汗（乾隆帝）知道了蒙古人的不满，于1756年9月（乾隆二十一年秋）写信给库伦呼图克图和土谢图汗，说他不知道蒙古人的贫困，对蒙古人他将因功赏赐，博格德汗要呼图克图劝告王爷们保持忠诚”[27]。

乾隆帝碰了壁，不再一味采取强硬措施，而通过种种渠道进行调解、抚慰，最重要的是通过活佛章嘉三世的个人影响，进行幕后斡旋，向哲布尊丹巴进言。章嘉是青海蒙古人所信奉的宗教领袖，和哲布尊丹巴地位相埒，两人交谊甚笃。而乾隆皇帝与章嘉亦有一段历史关系。雍正二年（1724），章嘉三世年方8岁，曾奉召入宫，与乾隆帝一起读书，时乾隆帝14岁，长于章嘉6岁，两人有同窗之谊。时，秋狝木兰，章嘉扈从随行，乾隆帝将喀尔喀的危险形势告知章嘉，章嘉三世说：“‘皇上勿虑，老僧请折简以消逆谋’。因夜作札，备言：国家抚绥外藩，恩为至厚。今额（琳沁）自作不轨，故上不得已施之于法，乃视蒙古与内臣无异之故，非以此尽疑外藩有异心也。如云元裔即不容诛，若宗室犯法又若之何？况吾侪方外之人，久已弃骨肉于膜外，安可妄动嗔相，预人家国事也。遣其徒白姓者，日驰数百里，旬日始达其境。哲敦（即哲布尊丹巴）已整师刻日起事，闻白至，严兵以待，坐胡床上，命白匐匍而入。白故善游说，备陈其事颠末，哲敦已折服。更读师札，乃善谕白归，其谋乃解”[28]。章嘉不仅写信去劝说，乾隆帝还派他亲赴喀尔喀，与蒙古王公及哲布尊丹巴会盟，以坚其内向之心。乾隆二十一年（1756）八月的谕旨说：“特派章嘉呼图克图率同内地大臣及内扎萨克王公等前赴鄂尔坤、塔密尔等处，齐集尔喀尔喀众王公等会盟。尔等果能感念国恩，深悔误听青滚杂卜之罪，即晓谕擅弃卡座台站人等，仍回各处当差，协力擒拿青滚杂卜，不惟宽宥尔等之罪，并将格外加恩……一切与章嘉呼图克图陈明转奏”[29]。乾隆再三申明对喀尔喀将加恩宽宥，以安抚其心。同时，命成衮札布为定边左副将军，出兵征讨青滚杂卜。在失去了哲布尊丹巴和喀尔喀王公们的支持后，青滚杂卜孤掌难鸣，势力穷蹙，东奔西窜。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参赞大臣纳穆札尔追拿青滚杂卜，至与俄罗斯交界之杭哈奖噶斯，与青滚杂卜相遇。据说：青滚杂卜“听说有支部队在逼近，心神不安地骑马迎向走近的部队，想探明来的是些什么军队”，当他弄清楚来的是清军，转身走避，他“骑着疲惫不堪的马慌忙逃跑，这匹马从未吃过草料，只喂杂食，冬季无力，不能救出自己的主人”[30]。青滚杂卜终于被擒获，解送北京处死。青滚杂卜就擒后，乾隆帝改变了对喀尔喀的严厉态度，尽力拉拢，不但不追究哲布尊丹巴的暧昧态度，反而有意把平叛的功绩记在他的账上。谕旨称：“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于青滚杂卜煽惑众喀尔喀时，即齐集各部落王公等申明大义，晓示利害，俾不为逆贼所惑，深堪嘉予，著晋加敷教安众喇嘛名号，赏给缎匹。”[31]这是乾隆帝为安抚喀尔喀、稳定边疆局势而采取的策略。与此同时，清廷开始在喀尔喀设置库伦办事大臣，以加强中央对该地区的管辖。

青滚杂卜的叛乱迅速被平定，清廷才能腾出手来，部署力量，去解决因再次叛乱而陷入极度混乱的准噶尔。

青滚杂卜叛乱时，厄鲁特蒙古处于鼎沸之中，大部分领袖都被卷入了叛乱的旋涡。这次叛乱扩大的原因：一是厄鲁特地区连年战争，各部乏食，彼此争夺牲口粮食。厄鲁特叛众不但攻击清军，各部之间亦因争食而自相残杀，秩序大乱。二是青滚杂卜的叛乱和喀尔喀的不稳，被厄鲁特视作有力的奥援，助长了叛乱的情绪，增加了叛军的声势和决心。三是清军大部队再次撤出伊犁，仅留兆惠率2 000人驻守，伊犁空虚，使叛军有隙可乘，故叛乱的规模扩大，有燎原之势。连清政府认为比较可靠、新封的四部之汗，参与叛乱的也有二人，即新封绰罗斯汗（准噶尔汗）噶勒藏多尔济、新封辉特汗巴雅尔，只有新封杜尔伯特汗车凌、新封和硕特汗沙克都尔曼济不叛。其他如哈萨克钖喇、札那噶尔布、尼玛、莽噶里克等重要首领均参加叛乱。清都统和起欲制止叛乱，反被叛众杀害。二十一年（1756）十一月定边右副将军兆惠等2 000人，自济尔噶朗河突围，转战数月，艰苦卓绝，返回巴里坤。兆惠初尚以兵单粮匮，欲效法班第、鄂容安自尽。“都统莽阿难，老将也。掀髯笑曰：‘将军休怯，若以阿难独当殿队，可保诸君生入玉门’。公从其言。莽率本部百人殿队于后，有追兵至，辄为莽所败，夹锋矢间，贼争畏之，曰‘无敌修髯将军’。转战数十日，虏贼渐远，公欲屯营休息士卒。莽曰：‘我兵惟余十日粮，而去边境尚数千里。若使粮尽兵散，强敌追至，何以御之？’因日驰数百里”[32]。二十二年（1757）初，兆惠军撤至乌鲁木齐，又撤至特讷格。叛军追及，团团围困。兆惠军饥疲不堪，无力突围，只得筑营固守。坚持多日之后，侍卫图伦楚从巴里坤率生力军800人往援，始得解围，兆惠军返巴里坤休整。

阿睦尔撒纳闻厄鲁特再次叛清，急从哈萨克赶回，与新叛领袖们会盟于博罗塔拉，自立为总台吉。此时，厄鲁特内讧不已，噶勒藏多尔济被其侄札那噶尔布所杀，台吉达瓦又杀札那噶尔布。阿睦尔撒纳则乘其纷乱，抢掠札那噶尔布的游牧地，并派兵东出，至喀尔喀边界，欲与青滚杂卜会合。在探知青滚杂卜失败被擒的消息后，意气沮丧地撤回了军队。

乾隆二十二年（1757）三月，清军进行第三次平准战役，成衮札布为定边将军，其弟车布登札布代理定边左副将军，兆惠为定边右副将军，舒赫德、富德、鄂实等为参赞大臣。官兵7 000名，分两路出动，一由额林哈毕尔噶进，一由珠勒都斯进。这时，战争已进入第三年，大批粮食已筹集，运至前线，巴里坤、哈密贮粮11万石，足敷大军三四年食用。乾隆帝接受了以前进军缺粮的教训，调黄廷桂为陕甘总督，主持后路粮台，使粮饷供应无缺。时厄鲁特饥荒乏食，疾病流行，死亡甚多，故清军进展顺利。兆惠率军越库陇癸，逼近伊犁，叛军头目昂克图塔尔巴据险顽抗。清军后卫部队八十余名官兵乘着晨雾迷漫，夺取险隘，叛军败逃。兆惠军长驱而入，再克伊犁，分路追击叛军。富德追阿睦尔撒纳，进入哈萨克。兆惠追巴雅尔，不久在塔尔巴哈台将巴雅尔擒获。玛瑺、乌勒登追尼玛、札那噶尔布，札那噶尔布病死，有人将其首级献至清营，尼玛亦被擒。明瑞、博尔奔察追阿巴噶斯、哈丹，其他叛军头目或死、或俘、或逃，纷纷星散。乾隆帝对阿睦尔撒纳的行踪最为注意，谕令“应先擒首贼，其他厄鲁特等皆可从容办理”。时阿睦尔撒纳入哈萨克，欲向其借兵，清廷派人至哈萨克汗阿布赉处，表明平叛决心，要求协拿阿睦尔撒纳，阿布赉汗愿与清廷合作。阿睦尔撒纳有所察觉，与其妻毕捷伊（前准噶尔汗噶尔丹策零之女）、子邦杜克等八人盗马逃出哈萨克，沿额尔齐斯河走入俄国境。

应该指出：尽管清政府的平准战争对于恢复国家统一、维护西北边防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但是，正像历史上的很多进步事业都要付出重大的代价一样，乾隆帝实现统一的手段是十分残酷的。由于准噶尔长期割据，反复叛乱，使清军遭受重大损失，清朝统治者对之抱着根深蒂固的敌视和不信任心理。在第三次平准战争中，清军烧杀抢劫，波及无辜，杀人之多，超过了一般战争的范围。乾隆帝自认为：以前对厄鲁特降众十分宽大，但他们“反复狡诈，饰词投顺，旋即生变”，故决心严厉处置，将他们“尽行剿灭，不得更留余孽”。他再三指示前敌将领们：“此等贼人，断不宜稍示姑息。惟老幼羸弱之人，或可酌量存留，另筹安插。前此两次进兵，皆不免过于姑容，今若仍照从前办理，则大兵撤回，伊等复滋生事端，前事可为明鉴”[33]。“大兵进剿，厄鲁特等自必畏罪投诚。如有前赴巴里坤者，即将伊等头目先行送赴京师，所属人众，亦随即移至内地。俟过巴里坤后，其应行剿戮者即行剿戮。所余妻子，酌量分赏官兵，毋得稍存姑息”[34]。清军进克伊犁之后，乾隆帝又下令：“现在两路收服之厄鲁特等甚多。伊等外虽投顺，多系畏威乞降，其心未可全信，如姑息养奸，将来必致滋事。着传谕将军大臣等，看其情形……如稍怀叵测，即移至巴里坤，再令移入肃州，即行诛戮。朕从前本无如此办理之心，实因伊等叛服无常，不得不除恶务尽也”[35]。皇帝三令五申，下达这样残忍的命令，厄鲁特民众，大祸降临，生灵涂炭。因阿睦尔撒纳是辉特部台吉，对辉特人处置最严，“如稍有可疑，应即先行剿灭”，其他赏给索伦官兵为奴[36]。驻在塔密尔的辉特人，“丁壮人等，悉行诛灭，其妇女酌量分赏喀尔喀”[37]。其他如新封和硕特汗“沙克都尔曼济不从乱，全部内移，依巴里坤近城以居，宜得免矣。值巴雅尔等之乱，上谕巴里坤大臣将军雅尔哈善密察之，如可信则坦怀以待，勿使疑，否则先发制人，毋令为肘腋患，初非必欲杀之也。雅故书生，不敢保，时饷正乏，而沙请饷不休，雅患本军缺粮而又赍敌，遂令裨将阎师相率五百人入其垒，若失路借宿者。沙屠羊以待，中夜大雪，阎曰：‘此擒吴元济时也’，遂以笳为令，袭其卧庐，尽歼全部四千余人。沙被杀时，残灯未灭，其妻睡梦中惊起，不忍其夫之戕于乱刃，裸而抱持之，如两白蛇宛延穹庐中，以至于死”[38]。二十多年后，乾隆帝在诗中提到这件事，很不以雅尔哈善为然，自悔用人不当，酿成屠杀降人、罪及无辜的惨剧。他的诗中说：

绰罗斯部及辉特，实叛逆歼无遗类。

其中略涉疑似者，曰沙克都尔曼济。

诸厄鲁特作乱时，彼原携众向内避。

游牧巴尔坤左近，以示其心无异志。

其时雅尔哈善者，参赞驻彼董厥事。

乃称曼济怀狡谋，率兵夜袭乘其寐。

耄耋龆龇不一留，水为之赤地为瘁。

尔时奏到事已成，厄鲁罪盈亦自致。

其后命雅尔哈善，库车进兵平回地。

乃以失律正军法，至今思之天道示。

项羽坑降二十万，此其十分之三及。

火炎昆岗玉石焚，胤侯佚德戒天吏。

用人之先吾岂辞，吁嗟用兵诚可畏。[39]

当时，如果将厄鲁特降众就地杀戮，恐惊动其他部落，必殊死抵抗。故先将降人迁移至肃州内地，然后杀死。杀降之名不好听，官文书中称为“办理”。厄鲁特蒙古族确实遭到了浩劫，将军成衮札布在一次奏报中，历数剿灭“克哷特种地贼人”，在图尔根河，“剿杀一百余人，收其妻子器械”，“剿杀塔里雅图口贼百余人，察克玛河口贼四十余人”，“于济尔哈朗河剿杀乌噜特七户四十余人，于博多美和啰剿杀克哷特一百五十余人，收其马驼牛只”，“搜取绰和尔所种地亩，剿杀玛哈沁三百余人，追获绰和尔五十余人，收其牛羊”[40]。从这篇十分简略的报告可以看出：清军所剿杀的是分散居住在各条河流旁的厄鲁特农民、牧民，杀其人众，俘其妻儿，掠其牛羊，他们并不是有组织的叛乱部队。第二年（1758），厄鲁特部的抵抗已经瓦解，余众逃匿山谷林丛，乾隆帝还斩尽杀绝，令清军搜剿，“二十三年春，兆文衮由博罗布尔、苏富公由赛里木，如狝场中分两翼合围，约相会于伊犁。凡山陬水涯，可渔狝资生之地，悉搜剔无遗。时厄鲁特慑我兵威，虽一部有数十百户，莫敢抗者。呼其壮丁出，以次斩戮，寂无一声，骈首就死，妇孺悉驱入内地赏军，多死于途，于是厄鲁特之种类尽矣”[41]。厄鲁特四部，除杜尔伯特汗策凌始终未叛，对清朝表示忠诚，故得耕牧如常，另达什达瓦之妻在阿睦尔撒纳初叛时，即率众至巴里坤，依附清军，被封为“车臣默尔根哈屯”，后该部迁至鄂尔坤游牧，其中一部分则内迁于承德。尽管乾隆帝坚决平准，实现统一，厥功甚伟，但杀戮降人，多杀无辜，其功其过，实不能相掩。封建统治阶级在完成巨大的历史事业时，采取了卑劣残忍的手段，这正表现了其凶残的阶级本能。

在清廷与准噶尔的战争中，哈萨克的态度十分重要。哈萨克与准噶尔毗邻，土地辽阔，人口众多，力量强大。清廷平准，它有唇亡齿寒之感，故庇护和协助准部抗清。准噶尔人战败，即西入哈萨克，为逋逃之薮。如有哈萨克的支持，准部叛乱，甚难完全平息。当阿睦尔撒纳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败投哈萨克时，哈萨克汗阿布赉把女儿嫁给了他，为他向清廷求情，称阿睦尔撒纳“如穷鸟投林，擒献无难。恳求大皇帝开一面之网，全伊一命”，甚至还出兵帮阿睦尔撒纳打仗。乾隆的态度十分坚决，必欲俘捉祸首，如“阿逆不获，断不中止”[42]，“叛贼一日不获，则伊犁一日不安，边陲之事，一日不靖”[43]。他对阿布赉汗笼以恩信，慑以兵威，多次派人去，用好言相劝，又用严词威吓，“尔等若不即将阿逆擒献，明春仍令大兵前来，尽将尔部落剿灭”[44]。

二十二年（1757）五月底，清军穷追阿睦尔撒纳入哈萨克境，哈萨克军公然扼战，清侍卫奇彻布中枪阵亡，事态趋于严重。阿布赉汗忽然辩称，与清军作战，出于误会，“仓猝不知，是以拒战”，向清军献马谢罪。大概是清大军压境，而乾隆帝缉凶的态度极坚决，阿布赉汗自料不能抵抗，故改变了态度，前倨而后恭。一方面让阿睦尔撒纳同亲信逃走，一方面奉托忒字表文，遣使入觐，“愿以哈萨克全部归顺”。乾隆帝很高兴，下谕旨说：

阿睦尔撒纳釜底游魂，其能久逃斧钺耶！况叛贼之所以虚张声势，煽惑诸厄鲁特及回子等众者，惟恃一哈萨克耳。兹阿布赉既已请降，约以阿睦尔撒纳如入其地，必擒缚以献，则叛贼失其所恃，技无所施，此一大关键也。朕心实为之庆慰[45]。

乾隆帝所高兴的，既是哈萨克臣服，准部即可平定，战争即将成功。同时，哈萨克是远方大国，它的臣服，显示了天朝上国的声威，满足了乾隆帝虚骄自大的心理。但他深知，对哈萨克不可能采取与准噶尔、喀尔喀相同的方针，预先宣布不将哈萨克归入版图。他说：

哈萨克，即大宛也，自古不通中国。昔汉武帝穷极兵力，仅得其马以归，史册所传，便为宣威绝域。兹乃率其全部，倾心内属，此皆上苍之福佑，列祖之鸿庥，以成我大清中外一统之盛，非人力所能与也……哈萨克越在万里之外，荒远寥廓，今未尝遣使招徕，乃称臣奉书，贡献马匹，自出所愿，所谓归斯受之，不过羁縻服属，如安南、琉球、暹罗诸国，俾通天朝声教而已，并非欲郡县其地，张官置吏，亦非如喀尔喀之分旗编设佐领[46]。

阿布赉臣服于清，阿睦尔撒纳失去了庇护所，遂于二十一年（1756）七月渡额尔齐斯河，逃往俄国。俄国曾对他寄予希望，鼓励和支持他叛乱抗清。清军曾缴获俄国政府给阿睦尔撒纳的信件，其中说：“凡是准噶尔地方的人，即使宰桑，如若率出其属下之众，前来投诚我俄罗斯，则予以接受。”[47]乾隆二十一年（1756）底，阿睦尔撒纳为争取俄国的支持，派遣以宰桑达瓦为首的使团，前往圣彼得堡，谈判投降俄国的条件。达瓦向俄国表示，“阿睦尔撒纳愿意服从俄国女皇的旨意……请求俄国政府在额尔齐斯河和斋桑湖之间地区，修建要塞，以防满洲人。他还请求俄国当局协助，使卫拉特人承认他为汗，并服从他的旨意”[48]。由于沙俄正忙于对普鲁士的战争，不可能出兵支持准噶尔叛乱。

乾隆帝对阿睦尔撒纳逃往俄国，深为忧虑。他认为：“逆贼一日不获，西路之事一日不能告竣”，“俄罗斯既收留叛贼，必且抚而用之”。遂命理藩院再三照会俄国，援引《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中双方不收容对方逃人的规定，要求俄国把阿睦尔撒纳和另一叛逃首领舍楞，引渡给中国，参赞大臣富德且亲至谢米巴拉丁斯克交涉。俄国方面支吾推脱，起初诡称阿睦尔撒纳已于渡额尔齐斯河时淹死。西伯利亚总督格拉勃连洛夫“担心此事会泄露出去，就决定把阿睦尔撒纳安置在离托波尔斯克二十俄里已经废弃的库杜斯克酒厂的一所房子里”[49]。后来，阿睦尔撒纳染天花，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八月初九日病死，年35岁。清政府要求俄方归还其尸体，屡经交涉，俄政府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初将阿睦尔撒纳的尸体运至中俄边界恰克图，清廷派侍郎三泰、亲王齐巴克雅喇木丕勒到恰克图验视，证实阿睦尔撒纳确已病故，缉凶之事，遂告了结。

阿睦尔撒纳的败死标志着准噶尔割据势力的结束。清朝政府经过长期努力，终于打败了强大的准噶尔，这对保卫祖国疆域、巩固国家统一、防御外来侵略、增强民族团结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乾隆帝作为这一伟大事业的决策者、领导者，发挥了卓越的作用。

注释

[1]《清实录》乾隆二十年五月己亥。

[2]《清实录》乾隆二十年正月乙未。

[3]《清实录》乾隆二十年正月戊戌。

[4]《清实录》乾隆二十年五月己亥。

[5]《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一三，3页。

[6]《御制诗二集》卷五九，《冬夜怀军前》，乾隆二十年。

[7][8]《清实录》乾隆二十年十一月戊申。

[9]昭梿：《啸亭杂录》卷三，《西域用兵始末》。

[10]《清实录》乾隆二十年九月庚寅。

[11]《明清史料》庚编第十本，策楞奏，92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12]《清实录》乾隆二十一年四月乙巳。

[13]《清实录》乾隆二十一年三月丁亥。

[14]《御制诗文十全集》卷一二，《西师》，乾隆二十三年。

[15]《御制诗文十全集》卷一二，《西师》诗注。

[16]［苏联］伊·亚·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419页。

[17]［俄］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二卷，13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18]昭梿：《啸亭杂录》卷三，《西域用兵始末》。

[19]［俄］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二卷，133页。

[20]［俄］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二卷，133页。

[21][22]《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三〇。

[23]［俄］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二卷，136页。

[24]昭梿：《啸亭杂录》卷十，《章嘉喇嘛》。

[25]《水晶鉴》，卷一四。

[26]［俄］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二卷，136页。

[27]同上书，138页。

[28]昭梿：《啸亭杂录》卷十，《章嘉喇嘛》。

[29]《清实录》乾隆二十一年八月戊午。

[30]［俄］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二卷，161页。

[31]《清实录》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辛未。

[32]昭梿：《啸亭杂录》卷十，《兆武毅公》。

[33]《清实录》乾隆二十二年二月戊辰。

[34]《清实录》乾隆二十二年三月辛亥。

[35]《清实录》乾隆二十二年八月癸酉。

[36]《清实录》乾隆二十二年三月乙巳。

[37]《清实录》乾隆二十二年三月庚戌。

[38]昭梿：《啸亭杂录》卷三，《西域用兵始末》。

[39]《御制诗四集》卷八二，《忆旧》，乾隆四十六年。

[40]《清实录》乾隆二十二年九月癸巳。

[41]昭梿：《啸亭杂录》卷三，《西域用兵始末》。

[42]《清实录》乾隆二十一年九月乙亥。

[43]《清实录》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庚戌。

[44]《清实录》乾隆二十一年九月乙亥。

[45][46]《清实录》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丁未。

[4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月折档》乾隆二十八年七、八月，一三九函。

[48][49]［苏联］伊·亚·兹拉特金：《俄国档案材料记载的阿睦尔撒纳的情况》，见《蒙古民族的语文与历史》，310页。

第四节　平定回部

在平定准噶尔战争的后期，如何处置天山南路的回疆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回疆”指天山南路塔里木盆地的周围，今之新疆南部。该地为维吾尔族聚居地，居民均信奉伊斯兰教，故名“回部”。本来属于察合台后裔叶尔羌汗国统治。清朝入关后，叶尔羌汗国就和清廷建立了朝贡与贸易关系。顺治初，叶尔羌汗国的哈密当局曾支持甘肃回汉人民的抗清斗争，一度与清政府断绝关系。至顺治十三年（1656），叶尔羌汗阿布杜勒又和清廷恢复关系，“贡使至京，初议遣十人入觐。请益，乃定额三十人。从者三百留肃州，请给粮赏”。这次带来的贡物有骆驼、马和璞玉，清廷赏赐缎338匹、绢720匹，并议定五年一贡，只许30人入京，其余留甘肃，“所带货物，许在京会同馆，照例互市”[1]。叶尔羌国的人民早已皈依伊斯兰教。在明朝末年，察合台后王拉什德汗统治时期，有个名叫玛赫杜姆·艾札木的人，从撒马尔罕到喀什噶尔传教，自称“和卓”。所谓“和卓”是伊斯兰教上层一个家族的名称，据说是教祖穆罕默德的后裔。玛赫杜姆·艾札木被叶尔羌汗国的统治者奉若神明，他娶了许多妻子，生了许多儿女，世居喀什噶尔与叶尔羌，有很大的权势和影响，“回部以为贵种，所至辄拥戴之”[2]。时叶尔羌汗国的统治阶级内争甚烈，伊斯兰教也分化为白山派与黑山派。玛赫杜姆·艾札木的长子依敏（或称伊善·喀兰）是白山派的首领，庶子伊萨克·瓦力是黑山派的首领。这两个派别各自支持割据称雄的察合台后裔，成为两个势不两立的宗教派别。和卓家族受到教民的狂热崇拜，聚敛大量的钱财、土地，具有极大的政治势力。叶尔羌汗国末期的政治舞台，成了白山派与黑山派的角斗场。哪一个教派得势，即对另一个教派残酷迫害，教派的势力骎骎超过了叶尔羌汗王的势力。清初，叶尔羌阿布杜勒汗，依靠黑山派，其子尧勒瓦斯和父亲争权，却扶植重用白山派，尧勒瓦斯死后，其弟司马依执政，即叶尔羌的末代汗王伊思玛业勒汗又一反其兄长所为，信用黑山派，反对白山派。把白山派领袖伊达雅图勒拉驱逐出境，伊达雅图勒拉后称阿帕克和卓，是前面说到的依敏的次子。他逃往西藏，投奔达赖五世。达赖五世将他推荐给准噶尔汗噶尔丹。当时，噶尔丹在与邻近部族的战争中屡获胜利，气焰方张，不可一世，于康熙十七年（1678）进兵南疆，“尽执元裔诸汗，迁居天山以北。回部及哈萨克皆为其属”[3]。延续了164年之久的叶尔羌王国灭亡，天山南路被准噶尔所扶植的和卓家族统治。白山派的阿帕克在准噶尔的保护下，回到南疆，成为那里的统治者，每年向准噶尔交纳沉重的赋税。准噶尔派出“昂吉”，分驻南疆各城，进行监视。白山派得势后，对黑山派进行严厉镇压，杀死、关押了许多黑山派的信徒。康熙二十四年（1685）阿帕克和卓死，葬于喀什噶尔，其陵墓称阿帕克和卓麻札，和卓家族的成员葬在这里的很多，至今其墓尚存。以前有不少人说这是乾隆帝维吾尔族妃子香妃之墓，其说不确。

阿帕克和卓死后，天山南路又经历了政治动荡。阿帕克和卓的继妻哈奈姆帕夏与阿帕克和卓的长子雅雅和卓争权，哈奈姆帕夏用阴谋手段刺杀雅雅和卓，并残忍地杀死许多政敌和被怀疑的人，后来哈奈姆帕夏也被人杀死。天山南路群龙无首，陷入一片混乱。这时准噶尔与清朝作战失利，噶尔丹败死，策妄阿拉布坦新立，势力衰落，无力过问南疆的事务。南疆的教派首领和贵族们纷起割据，黑山派教徒卷土重来，占据了叶尔羌，立伊萨克·瓦力之后达尼亚为汗，白山派教徒则拥立雅雅和卓的儿子艾赫麦德，在喀什噶尔称汗，阿克苏、乌什、和田、哈密、吐鲁番的阿奇木或首领，各自为政，有的归附清朝，有的倾向准噶尔。以后，策妄阿拉布坦重振准噶尔，重新干预南疆事务，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派兵到天山南路。准噶尔军队在攻占阿克苏以后，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直驱叶尔羌，迫使达尼亚不战而降。又以达尼亚为前驱，攻占喀什噶尔。战争结束后，将达尼亚与艾赫麦德都禁锢于伊犁，并迁移大批维吾尔族到伊犁种地，这就是乾隆帝在诗中所说：“准噶尔昔全盛日，役使若辈如奴佃，令弃故居来伊犁，课其引水种稻籼，服劳供赋不敢怠，讵知隐恨已有年。”[4]

后来，白山派首领艾赫麦德死于伊犁，其二子布拉尼敦和霍集占仍被拘执，这就是后来发动反清叛乱的大小和卓兄弟；而另一被拘囚的黑山派首领达尼亚，因降顺准噶尔较早，未加抵抗，故被释放回故土，为阿克苏、和田、叶尔羌、喀什喀尔四城之阿奇木，臣属于准噶尔，仍须按时交纳苛重的赋税。维吾尔族不堪准噶尔的压迫，矛盾甚深。达尼亚死后，其子尤素夫本在伊犁做人质，设计逃回南疆，企图摆脱准噶尔的统治。准噶尔内讧之际，尤素夫举兵反抗准噶尔统治者达瓦齐，但尤素夫兵力较弱，尚未能统一天山南路，白山派以及各种割据势力尚相当强大。准噶尔平定以后，回部何所归属？清廷当然要求回部像从前臣属于准噶尔那样臣属于自己，交纳贡赋。但希望和平解决这一部题，可以减轻贡赋负担，给以较大的自治权力。后来的事态发展与始愿相反，由于和卓兄弟发动叛乱，清政府不得不诉诸武力，在平准之后，立即进行平定回部的战争。

清军第一次平准，迁移或拘押在伊犁的维吾尔族解除了准噶尔强加的束缚，纷纷归顺清军。乾隆二十年（1755）四月初八日，大和卓布拉尼敦与小和卓霍集占来到清营称：在策妄阿拉布坦时，其父被拘来此，至今不得放回，愿率属下三十余户归顺。又有喀什噶尔巴喇特和卓称：其部归准噶尔已有五十多年，父死后，他和其兄毕尔干至今尚被看守，愿为清廷效力。准噶尔首领达瓦齐被清军所败，逃往乌什，即为乌什的维吾尔族领袖霍集斯擒捉，献于清军，故霍集斯深得清廷的信任。霍集斯曾协助达瓦齐攻打黑山派尤素夫，这时虽将达瓦齐擒献给清军，但他反对黑山派的立场未变，建议清朝定北将军班第释放在伊犁的白山派布拉尼敦、霍集占兄弟，使其率领伊犁维吾尔人返回故土，并派兵护送，回疆可不战而定。霍集斯说：“伊犁有阿帕克和卓后裔艾赫麦德的两个儿子。一个叫和卓·包尔汗尼丁（即布拉尼敦），另一个叫汗和卓（即霍集占）。这两位和卓是喀什噶尔百姓的和卓，如果能有一位清军将领率领一部分军队，一位蒙古将领率领另一部分军队去的话，并且宣布这些和卓为吐热的话，就能使所有阿克·达斯塔（白山派）不经战斗、不经争执地臣服。”[5]无论班第还是乾隆帝对当时回部的形势都茫无所知，自然就采纳了霍集斯的意见。令布拉尼敦和霍集斯入觐，并且预先告诉他们，将令他们复回原部，恢复统治，“俾知感戴”。后来的事实说明，清廷对统治着南疆的黑山派尤素夫视而不见，盲目支持了白山派，这是未经调查和慎重考虑的决定。黑山派当时与准噶尔统治者达瓦齐的矛盾很深，已兵戎相见，很有可能站到清朝方面来。且黑山派在回疆的统治并不稳定，尤素夫和其他贵族各据一方，难以形成统一的力量，不敢与清朝对抗。而在伊犁的白山派，曾经协助达瓦齐、阿睦尔撒纳向喇嘛达尔札夺权，和他们的关系密切，而和卓兄弟，尤其是小和卓霍集占野心极大，不肯服从清朝政令，清廷错误地支持了一支异己力量，酿成了日后的苦果。

由于形势的变化，和卓兄弟并未入觐，清朝派遣1 000名厄鲁特兵和400名清军，护送布拉尼敦回天山南路，清侍卫托伦泰同行。被准噶尔拘来伊犁作耕奴的维吾尔族大多跟着布拉尼敦返回故里。所谓：“回人还向故土迁，拆屋伐树示不还”[6]。而霍集占则仍留伊犁。清朝扶植白山派布拉尼敦，使黑山派极为失望，他们集结兵力于乌什，进行抵抗。这时，正值尤素夫病死，其弟和卓·加罕继其位，黑山派失去了能干的领袖，军心不稳，在乌什战斗中失败，喀什噶尔也很快被布拉尼敦夺取。和卓·加罕退守到最后据点叶尔羌，顽强抵抗。这时，布拉尼敦或者是不知道阿睦尔撒纳已叛乱，或者是有意依附阿睦尔撒纳，竟然将乾隆帝与阿睦尔撒纳的名字并列，以震慑还在抵抗中的黑山派，他写信说：

尊贵的和卓·加罕，尊贵的叶尔羌百姓庶民，我提醒您们，我首先是依照可汗秦（乾隆帝）的旨意，其次是依照阿睦尔撒纳的旨意，向您们通知如下：许久以来，这块土地是由加尔梅克（准噶尔）的吐热统治的。您们是在承担了每年每月如数输送赋税义务的条件下，被委以统辖这块土地的。如今您们违背诺言，竟然不顾后果地起来抗衡。

达瓦齐已离开了吐热的宝座。根据可汗秦的旨意，阿睦尔撒纳已执掌了吐热的职责，整个加尔梅克境内已安全无事，这块疆域已转归可汗秦所有。

他们以自己的宗教对我们起誓说：“派您们这些人去掌管蒙兀尔斯坦，传达可汗秦的旨意。他们领受了，则好。不肯领受，就对他们宣战。如果您们不能获胜，我们将源源不断地派出军队，俘获他们的百姓，掳掠他们的城镇。”

现在对您们的良言忠告是，放弃宿怨的宝剑，率领百姓庶民来到我们的面前。我们将向可汗秦和阿睦尔撒纳请求赦免您们的罪过。我们还期望解脱罪过以后，您们仍然能成为某一城池的帕夏。

凭着族亲的血统，我们所能作到的就是这些。如果不肯接受这些忠告，必将自食其果。[7]

可以看出：布拉尼敦在这封信中表明，他首先是按照乾隆皇帝的旨意去统治天山南部的。他返回故里得到清朝的支持，并有源源不断的军队作为其后盾。同时又可看到：他和阿睦尔撒纳有特殊关系，把阿睦尔撒纳奉为天山南北的统治者，地位和乾隆帝相提并论。故阿睦尔撒纳的叛乱必然对他们有很大影响，使他们朝着与清廷对抗的方向走去。

黑山派在军事上战败，在政治上孤立，处于极不利的地位。乾隆二十年（1755）冬，叶尔羌被围，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城内弥漫着沮丧情绪，不断发生倒戈事件。和卓·加罕知事不可为，命令突围，向帕米尔逃去。《和卓传》描写了突围的经过和结局：

有的骑着马，有的骑着骆驼，有的徒步，你推我搡地涌出麦斯哈热门（叶尔羌的正东门）。沿途有柯尔克孜人拦截，逃亡的人群只好离开大道，在漆黑的夜里，向旷野奔跑。父亲顾不得儿子，儿子顾不得父亲。旷野里荆棘丛生，盘根错节，无法通行。历尽千辛万苦总算来到则热甫夏河边。这时，河里飘浮着齐屋高的冰块和雪堆，人畜碰着就粉身碎骨。有人骑马跃入河中，转眼间就被激流卷走。艰辛困苦，难以尽言，人们总算在喀喇洋塔克地方登上了对岸。失去控制的人群绝对无法到达目的地。天亮以后，包括和卓·加罕在内的全部逃亡者作了俘虏。

与清军第一次平准的同时，天山南路维吾尔族之间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以布拉尼敦的胜利告终。被俘的和卓·加罕以下的许多黑山派首领均遭杀戮。留在伊犁的小和卓则参加了阿睦尔撒纳的叛乱，与清军作战，后来也率众逃往南疆。天山南路重新被白山派控制，布拉尼敦与霍集占兄弟成为新的统治者。

乾隆帝本想利用和卓兄弟的影响去招抚维吾尔群众，从而和平地统一南疆。但经验告诉他，在争取和平解决的时候，决不能排除使用军事力量的可能性。只是准噶尔尚未平定，还腾不出手来处理回部问题。其时定边右副将军兆惠已遣副都统阿敏道与厄鲁特兵3 000人，至阿克苏、库车一带招抚维吾尔族。布拉尼敦与霍集占虽怀野心，但慑于兵威，还在首鼠两端，观望形势，未敢贸然与清朝决裂。他们遣使沙呢雅斯至北京，觐见乾隆帝，声称感激恩典。故二十一年（1756）十月兆惠欲以武力解决南疆，上奏说：“布拉尼敦似属恭顺，霍集占素不安分，前曾党同阿逆（指阿睦尔撒纳），后畏惧大兵，又袭击阿逆，比图掩饰，反复无常……此时不立定贡赋章程，又并未遣人前来，显有背逆情状”，欲令阿敏道迅速进兵。乾隆帝加以制止，答称：“霍集占虽未可深信，然其遣使远来，明有畏惧天朝之意”，令兆惠派人到霍集占处，“将伊遣使前来，奉旨准其投诚之处，明白晓谕。但令其将每年贡赋，照数交纳。毋用加以兵威，办理方为妥协”[8]。可见乾隆帝一直抱着和平解决南疆问题的希望。

和卓兄弟的态度有所不同，布拉尼敦认识利害，愿意服从中央。他说：“从前受辱于厄鲁特，非大国兵力，安能复归故土？恩不可负，即兵力亦断不能抗。”而霍集占则被北疆的叛乱所鼓舞，过高地估计清朝进兵的困难，力主反抗。他说：“你我兄弟二人被准噶尔禁锢，历有年所，今始得归故土。若听大皇帝谕旨，你我二人中必有一人唤至北京为质，当与禁锢何异？莫若与中国抗拒，地方险远，内地兵不能即来，来亦率皆疲惫，粮运难继，料无奈我何！且准噶尔已灭，近地并无强邻，收罗各城，可以自立。”[9]霍集占能言善辩，他的权力、地位超过了其兄布拉尼敦，分裂割据的主张也随之占了上风。霍集占以狂热的宗教口号，进行蛊惑性宣传，号召大家去反对“异教徒”，网罗和胁迫一大批维吾尔族上层人物，形成一股反清叛乱势力。大小和卓建立起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反动政权，他们对广大维吾尔族人民的压迫是苛重的，小和卓霍集占返回南疆，只相信他从伊犁带回来的维吾尔族，对南疆原来的维吾尔人敲诈勒索，要求纳租服役，人民稍有不满，即严刑峻法，加以迫害。原库车阿奇木鄂对不肯附和叛乱，投奔清军，霍集占将鄂对的家属全部杀死。清朝派使者阿敏道等一百多人，前往劝谕招抚，霍集占将阿敏道等软禁于库车。二十二年（1757）三月间，霍集占准备杀害阿敏道等，库车城的维吾尔族伯克给阿敏道暗中报信，阿敏道等杀死看守人，步行逃出。两和卓派遣300人追及，将阿敏道等尽行杀死，正式举起了反清的叛旗。故清廷在平准战争尚未完全结束时，又不得不投入平回战争。

乾隆二十二年一年以内，清廷仍忙于北疆的战争，全力打击和搜捕阿睦尔撒纳，暂时无力顾及南疆。等到北疆大局已定，立即调兵南下，指向霍集占兄弟。二十三年（1758）正月，清廷以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额敏和卓、哈宁阿为参赞大臣，顺德讷、爱隆阿、玉素布为领队大臣，率满汉官兵一万余，攻库车，并宣示霍集占的罪状：

布拉尼敦、霍集占兄弟，在噶尔丹策零时被拘于阿巴噶斯、哈丹鄂托克，我兵初定伊犁，释其囚絷，令为回人头目。方欲加恩赐爵，授以土田，乃乘厄鲁特变乱，率伊犁回人逃往叶尔羌、喀什噶尔。朕以其或惧厄鲁特骚扰，暂避以图休息，尚未加兵。第遣使招抚，不料竟敢戕害使臣，僭称巴图尔汗，情尤可恶，若不擒获正犯，则回众终不得安生。用是特发大兵，声罪致讨。但闻霍集占起义倡乱，布拉尼敦被迫从行，已命分别办理。夫伊等以兄弟至亲，朕尚较其情罪轻重，期无枉抑。何况尔等回众，全无干涉，岂有株连扰害之理？惟是霍集占颇称奸狡，自知身犯重辟，或图苟延残喘，造言惑众，以厄鲁特多被剿杀为比。殊不思尔等皆无罪之人，朕何忍与叛逆之徒，一体诛戮。此次兴师，特为霍集占一人。尔等若将霍集占缚献，自必安居如旧，永受殊恩。如执迷不悟，听从逆酋指使，大兵所至，即不复分善恶，悉行剿除，悔之何及。尚其熟思利害，毋自贻误。[10]

从这道谕旨可以看出：平准战争，杀戮过多所造成的惨象压抑在人们心头。新的平回战争，会不会再演悲剧，这是各方面所关心的问题。在谕旨中，乾隆帝一面指责和卓兄弟忘恩负义，戕害使者，申明这次征伐的理由；一面解除各方面的顾虑，说明平回的方针与平准不同，矛头只对准霍集占一人，不株连扰害维吾尔族一般人民，连大和卓布拉尼敦也可以从宽处理。当然，宣示这一方针，最主要的是为了分化敌军营垒，争取维吾尔族群众，以减轻进军阻力。

五月，清军围攻库车，这里是从吐鲁番进入南疆的要隘。霍集占率数千人来援，这支队伍是临时征调来的，未经训练，军心不协、仓促上阵。清军设埋伏于托和鼐，一战而胜。乾隆诗中形容当时的战况“长箭大炮如雨下，狂回乱奔气消磨。填沟受杀敢回顾，血流漂杵时无何。剿贼一千四百余，是为狂回第一战”[11]。霍集占只率领800人进入库车城内。这对清军来说是极好的战机，霍集占坐困围城，外无奥援，“溃围不得出”，正可严密围困，一举聚歼，擒获霍集占，南疆可不战而定。

但是，清军统帅雅尔哈善是个不知兵的书生，颟顸无能，措置失当。库车城坚固，清军用炮轰击，未见效果，又用地道攻城，雅尔哈善急于成功，严令昼夜挖掘，维军瞥见灯光，掘一横沟，用水淹火攻，把挖地道的数百名清兵烧死。雅尔哈善不自引咎，把责任全都推到主持挖地道的提督马得胜身上。已归降的阿克苏伯克鄂对进言，霍集占困守孤城，粮尽援绝，必将突围。请在城西鄂根河水浅处，及通向戈壁的北山口“二路各伏兵一千，则贼酋可擒矣”。雅尔哈善不加理会。霍集占果然率领400名士兵向西突围，防守西门的领队大臣、副都统顺德讷认为黑夜难以辨认，不能作战，不敢发兵，竟任令霍集占等徒涉鄂根河，向阿克苏逃去。两军对战，作为主帅的雅尔哈善诸事不理，但知饮酒下棋，一切听之将弁。后来乾隆帝愤怒地声斥他“身任阃帅，遇事高居简出。对敌则藉称凭高瞭望，并不亲身督战；守垒之兵，戒严数月，亦不亲身巡视……霍集占窜入库车，则始付之于不知，且宽其西逸之路，不即追捕……授意顺德纳，有得一空城，亦可报命之语”[12]。乾隆帝在诗中悔恨自己用人不当，嗟叹自责：“咄哉堪扼腕，选将吾未慎。失机有如此，是岂疏防仅……自责不知人，遑敢弛国宪。”[13]将雅尔哈善、顺德讷、马得胜问罪正法，参赞大臣哈宁阿亦责令自尽。

雅尔哈善失机后，乾隆帝命定边将军兆惠、副将军富德进军南疆。时霍集占虽然逃出了库车，但清朝已显示出军事力量的优势和平定回部的决心。越来越多的维吾尔族，不愿追随霍集占等作乱。原在哈密的玉素布、在吐鲁番的额敏和卓、阿克苏的鄂对早已归顺清朝，曾经擒献达瓦齐的乌什领袖霍集斯也派人迎接清军，拒绝霍集占的败军入城。鄂对又前往和田招抚，“和田回人，奉到传檄，倾心投诚。即将逆贼霍集占遣往之数十人，攻击奔窜”[14]，且哈拉哈什、玉陇哈什等五城伯克，亦来归顺。乾隆对形势判断过于乐观：“今回部诸城，迎降相继，逆酋计日可获”，严令兆惠迅速进兵，并责备兆惠在伊犁停留太久，“抑或不愿前往，从中观望，若如此存心，避难就易，则更不可”，又表示“今年断不撤兵，且必于今冬竣事”[15]。兆惠在皇帝的催促下，只率领800人匆忙到阿克苏，未及等待军队集结完毕，带着4 000士兵，于二十三年（1758）十月初六日进抵叶尔羌城下。这次没有充分准备的进军，将造成严重的后果，几乎招致全军覆没的命运。

叶尔羌为回疆重镇，人烟稠密，物产丰富。城大十余里，四面有十二门，城防措施坚固。霍集占决心负隅顽抗，割掉了城外的庄稼，将人民驱赶入城，烧毁城外房屋，坚壁清野。布拉尼敦则领兵出喀什噶尔，与霍集占作掎角之势。兆惠军只有4 000人，后方基地远在千里以外的阿克苏，孤军深入，敌众我寡，后援不继，形势十分不利。且清军远来，径行戈壁，人马困乏，马只剩下1 000匹，口粮虽敷两个月食用，但军器火药严重缺乏。清军先攻占近城土台，霍集占军退入城中，清军人少，不能合围，因在城郊叶尔羌河畔有水草处立营自固。当地人称叶尔羌河为黑水河，故后称黑水营。七天后，兆惠侦知城南英奇盘山有霍集占放牧的畜群，可以攻取以充军食，因亲自率领1 000人，夺桥渡叶尔羌河，去攻打英奇盘山。不料，从桥上刚刚渡过400人，桥即断裂，余众不得渡。霍集占从城中派步骑1﹒5万人出击，把渡河的清军团团困住。清军被隔断在河的两岸，该地多沮淤沼泽，难于驰逐，损失严重。夙称英勇的高天喜，由守备从征，因功拔擢总兵，闻兆惠陷阵，冲阵鏖战，殁于阵。前锋统领鄂实（鄂尔泰之子，在伊犁战败自尽的鄂容安之弟）、侍卫特通额（原定西将军策楞子）、副都统三格亦战死，兆惠面部和腿部中伤，坐骑两次中枪倒毙。清军人自为战，竭力突围，浮水逃生，回营固守。霍集占组织队伍，乘势扑攻。这场激烈战斗延续了五天，清军深入，无撤退逃生的余地，拼命抵抗。但“所掘壕既浅，垒亦甚低，贼可步屧入，遂日夜来攻。我兵处危地，皆死中求生，故杀贼甚力。贼惧我兵致死，欲以不战收全功，别筑一垒于壕外，为长围守之，如梁、宋所谓夹城者。意我兵食尽当自毙也”[16]。形势十分危急，兆惠遣弁卒7人各携告急文书，分两批突围赴阿克苏，留守阿克苏的参赞大臣舒赫德闻讯后，一面飞章入告，一面催集援兵。乾隆帝接到兆惠的告急文书，醒悟到冒险进兵、急于求成的失策。兆惠在文书中自责“轻敌妄进，罪实难逭”。乾隆帝称赞他：“尚为有进无退之良将，向来之轻视逆回，乃朕之误，又何忍以妄进轻敌为兆惠之责乎？”[17]总算承担了这次出师失利的责任。

黑水营的情况甚危急。维军多次冲杀，幸清军拼死抵御，维军未能奏捷。维军于叶尔羌河上游决水，淹灌清营，清军挖沟排水，化险为夷，来水且可资饮用。黑水营依傍树林，维军密集施放鸟枪，弹丸落入树林中，清兵获弹丸数万，缓和了缺乏弹药的困难。又掘得窖藏粮食若干，以济军食。霍集占把维吾尔族平民征发作战，民多怨忿，不肯出力，平日亦无训练，未经战阵，故维兵虽四倍于清军，却不能攻破清军营地。当时，乾隆帝根据前线的战报，写诗歌咏此次战役说：

元戎乘良机，率众直前进。其奈隆冬时，枯草经蹂躏。

以此马不肥，奚堪供斫阵。况临彼巢穴，螳臂孤注奋。

借一诱我军，万骑逞驱趁。我师才千余，鼓勇无退寸。

桥圮渡四百，忠义人争劝。杀贼至千余，矢尽接短刃。

涉淖退保营，相持城下顿。壮士遴七人，星驰两致信。

舒赫德留守，诸回静以镇。羽檄催后师，继进期飚迅。

毕齐阿克苏，赴援雪深恨。夷考兵兴来，曾无遭挫韧。

此番客主殊，不幸致事偾。兆惠称轻敌，请罪诚不吝。

此非退缩比，谁逆料利钝。终能寡胜众，允由效忠荩。

奚忍更加罪，褒嘉章服晋。诸臣诸军士，行赏以功论。[18]

后来，黑水营围解，明瑞从前线返北京详述战况，乾隆又作诗《黑水行》称：

去年我军薄回穴，强弩之末难称雄。筑垒黑水待围解，讵人力也天帡幪。明瑞驰驿逾月到，面询其故悚予衷。蜂屯蚁聚张数万，三千余人守从容。窖米济军军气壮，奚肯麦曲山鞠䓖。引水灌我我预备，反资众饮用益丰。铳不中人中营树。何至析骸薪材充，著木铳铁获万亿。翻以击贼贼计穷，先是营内所穿井。围将解乃眢其中。闻言为之怅，诸臣实鞠躬。既复为之感，天眷信深崇。[19]

这两首诗简要地反映了黑水之围的激烈战斗和危险情形。乾隆帝对黑水营孤军被围三个多月而未致溃败，终能化险为夷，诧为上天保佑的奇迹。

十月十三日当兆惠在黑水河立营七天后，新任命接替雅尔哈善的靖逆将军纳木札尔与参赞大臣三泰，率200余名士兵赶往敌前，奉旨往代兆惠，中途遭到叛军3 000人进攻，寡不敌众。纳木札尔、三泰等均被害。

在黑水营被围二十余天后，不肯附和霍集占叛乱的和卓家族别克额色尹等曾联合布鲁特（柯尔克孜）人进攻英吉沙尔，使叛军感到十分惊惶。他们怀疑这是兆惠与布鲁特人的联合夹击，布拉尼敦遣人向兆惠求和，称“霍集占抗拒时，布拉尼敦本不知情，今奉书请和，愿助口粮，并求亲信人同行入觐”[20]。兆惠遵照乾隆帝以前的谕旨，令布拉尼敦擒送霍集占，而这一点是布拉尼敦所做不到的，故和议未成，清军仍困守黑水营中。

这时，清军增援部队，星夜奔驰。定边右副将军富德与舒赫德会合，率健锐营、索伦、察哈尔官兵迅速赴援，于二十四年（1759）正月六日行至呼尔6。霍集占派5 000人前往截击，两军鏖战激烈，乾隆帝曾作《玛瑺斫阵歌》歌颂这次战斗中勇士玛瑺的战绩：

今春我军急进援，富德率军如熊罴。玛%命领涂路首（蒙古语，先锋探信者），呼尔&处贼迎攻。堂堂之阵贼辟易，乃独进蹑寇穷。金鞭连策大宛马，绣蝥不用周雕弓。一箭正中贼要害，再箭仓卒乃落空。三箭终殪贼堕马，忽忘深入贼队中。蜂屯蚁杂齐拥簇，瑺之马毙倒沙蓬。舍马步战短兵接，叱咤凌厉气如虹。我军随进%乃出，检伤十处中其躬。以帛裹伤明复战，义胆自有神帡幪。花门降胡咋舌叹，如此超勇闻何从。[21]

这场战斗经四昼夜，且战且进。“沙碛乏水，齿冰救渴，又乏马力，半步行。九日渡叶尔羌河，距黑水军尚三百里，贼愈众，不能进”[22]。这时正好有两支部队赶来，一支是巴里坤大臣阿里衮于十月间奉到兆惠调拨马匹的咨文，挑选马2 000匹，驼1 000匹，亲自领兵600人解往前线军营；另一支是黑水营被围之初，兆惠派副都统爱隆阿率兵600，扼喀什噶尔的来路，以为牵制之师。这两支部队会合在一起，前来接应。遥望篝火连绵10余里，知两军对战方酣，阿里衮、爱隆阿分两路驰出，直压叛军营垒，所带马驼3 000，一齐奔驰，声尘杂沓，声势大振，富德军亦合力冲击。叛军不知来援清军的虚实，撤兵逃走，清军奋力追赶。兆惠那边，见围营的叛军减少，又闻远处枪炮声，知道援军到达，即整师出击，与富德等会合，霍集占败入叶尔羌城，黑水之围解除，时兆惠孤军已被围三个月。黑水之战是乾隆朝的一次重要战役，清军深入敌后，以寡敌众，勇敢地完成了防卫战斗，使叛军震慑，兵心瓦解，为下一阶段的战斗铺平了道路。

黑水营解围以后，清兵撤回阿克苏休整。二十四年夏，清兵集结3万人，大举出征。兆惠由乌什进攻喀什噶尔，富德则率军穿越戈壁，往援已归降的和田地区，击退正在攻打和田的霍集占军，返旆西行，攻打叶尔羌。经过上年的几次战斗，大小和卓深知清方的军事优势，不敢迎战，劫持了大批维吾尔族民众，驱赶着牲畜，于清军到达20天以前，已向西逃窜。大和卓于六月二十七日逃离喀什噶尔，小和卓于闰六月初二日逃离叶尔羌，两路会齐后，向帕米尔高原窜去。

清廷平定回疆，改变了对准噶尔那样杀戮过多的方针。乾隆帝再三谕令，强调“攻心之策”，“大兵进剿，唯欲擒获布拉尼敦、霍集占，与回众无涉”[23]。和卓兄弟只信任从伊犁带回的维吾尔人，对广大维民课税征兵，负担很重，很不得人心，“两和卓在伊犁久，惟垦种之回数千羁旅相倚。及归，而旧部数十万户念其先世，推戴恐后。小和卓顾虐用其民，厚敛淫刑，惟以伊犁同归之回及新投之厄鲁特为亲兵，故众解体”。“两和卓木归旧部……而兵饷徭役烦兴，供给稍迟，家立破。及出亡，又尽其赀以行，民脂殆竭”[24]。而清政府却能减少赋税，与民休息。准噶尔每年在喀什噶尔收税6﹒7万腾格（维吾尔族货币单位，一腾格相当五十钱），清朝当年只收6 000腾格；准噶尔在叶尔羌收税10万腾格，清朝当年只收1﹒2万腾格。由于清廷减轻了维民负担，实行比较宽大的政策，故清军再次进入回疆，兵不血刃，所至望风归顺。兆惠军至喀什噶尔，“沿途经过村庄，回众皆献牛酒果饵”，富德军至叶尔羌，“沿途回人，扶老携幼，道左跪迎”[25]，南疆地区的社会秩序很快安定下来。

霍集占兄弟率众逃跑，乾隆帝严令必获首犯，故清军跟追不舍，在帕米尔高原多次鏖战。第一场战斗是明瑞率前锋900骑，追及叛军于霍斯库岭，歼敌500人，因兵单马乏，和卓兄弟仍得逃去。第二场战斗发生在七月初七日，清军4 000人，追敌至阿尔楚。该地为一狭长山谷，叛军在谷口设伏，欲诱清军入伏。清军攻势凌厉，富德率火器营、健锐营，与霍集斯等居中路，明瑞、阿桂为左翼，阿里衮、巴禄为右翼。别出奇兵，夺下了左右山峰的制高点，俯临敌阵。敌阵动摇，清军三路奋击，杀敌千余。三天以后，清军追叛军至伊西洱库尔淖尔（叶什勒池），又进行了第三场战斗。此地已接近巴达克山，地势险峻，山重水复，叛军1万数千人，据高临险，负隅顽抗，清军乘战胜余威，分两路进击。并令已归降的维吾尔人喊劝叛军放下武器，叛军已无斗志，在强大的军事和政治攻势下，土崩瓦解。据记载当时的战况，“其山麓又狭逼水，仅容单骑，贼辎重徒属拥塞，我两军分扼其走路，贼无所遁。乃令鄂对、霍集斯树回纛，大呼招降，降者蔽山而下，声如奔雷，小和卓木手刃之，不能止也。凡降回众万有二千，牲畜万计。两和卓木挈其妻孥、旧仆三四百人，走巴达克山”[26]。

和卓兄弟只率数百人，进入巴达克山，乾隆帝为了平息叛乱，彻底稳定回疆，必欲擒获叛乱祸首和卓兄弟。他责备富德行动迟缓，未能追及，“贼踪已近，不行速追，殊与机宜未合……劳瘁多时而稍一迟疑，渠魁即失，殊为可惜”[27]。令檄谕巴达克山汗素勒坦沙，令其缚献布拉尼敦、霍集占兄弟，如或违抗庇护，即进兵征剿。当时有人认为和卓兄弟已远飏，“何必更事穷追，致滋劳费”。而乾隆帝从安定边疆、根绝后患着想，擒捉叛首的意志极其坚决。他说和卓兄弟“负恩反噬，不得不明正其罪，以彰挞伐”，“此时大军方驻彼地，不过贾其余勇，即可集事，又何所增其劳费。若意在苟且迁就，遽欲贡谀称贺，谓可息事宁人，则朕断断不为也”[28]。清廷索俘甚急，素勒坦沙汗不得不服从，但又念在同族、同教的分上，不肯斩尽杀绝。他向清廷声称：已与和卓兄弟对阵“邀击二贼，现已枪毙霍集占、生擒布拉尼敦。所差侍卫萨穆坦（清方派往之人）俱经目睹。但回部信奉经典，从无自擒族类、转送与人之例。若竟呈献天朝，恐别部落必来滋事，是以求免”[29]。这分明是庇护和卓兄弟，希图含糊了结，乾隆帝驳斥他“即以回部旧俗，不自相戕为词，则已不应有生擒枪毙之举。况虑他日诸部之滋事，较此时天朝大兵之压境，其利害尤为明白易晓”[30]，又嘱咐富德等“将来二贼如仍未献出，则来年进兵，断不可已，必以获贼为竣事”[31]。素勒坦沙怵于兵威，只得将霍集占的首级呈交，而布拉尼敦始终没有下落。素勒坦沙有时说“枪毙霍集占、生擒布拉尼敦”[32]，有时又说：“当将霍集占、布拉尼敦剿杀。”[33]清廷谕旨中则说：“霍集占既殒于重伤，布拉尼敦旋毙于众怒。”[34]而富德的奏报中又说：“布拉尼敦身尸未获，回人等有盗往喀什噶尔之语。”[35]布拉尼敦的生死存亡还是个疑团，其尸首更无下落，但此次叛乱的主犯是小和卓霍集占，确已身死献馘，大和卓布拉尼敦早想投诚，因其弟反对而未成，乾隆帝对他也就从宽处置，不闻不问。如再穷究下去，恐与巴达克山及浩罕等国闹翻，兵连祸结，难以收场。并且为了安抚回部，尊重其宗教，保持其风俗，前代和卓的坟墓妥加保护。布拉尼敦的幼子萨木萨克系已离异之妾爱什阿哈察所生，为维族人博罗特索丕收养，并有乳母。半年多以后被清军查获。乾隆帝亦宽大处理，谕旨说：“萨木萨克尚属童稚，不应缘坐，送来京师，惟加恩养可耳。即博罗特索丕留养旧主之子，情亦可矜，俱著照例安插。但闻布拉尼敦尚有二子，或藏匿回地，亦未可定。著传谕永贵等以留养萨木萨克一事，晓谕回众，仍留心访察其余子嗣，毋任藏匿。”[36]

至此，平准、平回的战争已历时五年，大功告成，清廷亦需休兵整顿，处理善后，因令兆惠、富德等班师凯旋。乾隆二十五年（1760）二月二十七日，乾隆帝亲至良乡城南，迎接回京将士，登坛列纛，行郊劳之礼。礼毕，御黄幄，兆惠、富德及参赞等，以次趋进，行抱见礼。时兆惠已封武毅谋勇一等公，加宗室公品级，赐朝珠及马，授御前大臣。富德封一等靖远诚勇侯，赐双眼孔雀翎，授御前大臣。其余将领士卒俱封赏有差。

平定伊犁回疆战图·凯旋大宴诸将士。

注释

[1]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一五。

[2]阙名：《回部政俗论》，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二帙，二。

[3]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勘平回疆记》。

[4]《御制诗文十全集》卷七，《花门行》，乾隆二十一年。

[5]参见穆罕默德·萨迪克·喀什噶里：《和卓传》，见《民族历史译文集》，第8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内部资料。

[6]《御制诗文十全集》卷七，《花门行》，乾隆二十一年。

[7]参见穆罕默德·萨迪克·喀什噶里：《和卓传》。

[8]《清实录》乾隆二十一年十月丙子。

[9]和宁：《回疆通志》卷一二。

[10]《清实录》乾隆二十三年正月癸丑。

[11]《御制诗文十全集》卷一二，《托和鼐行》，乾隆二十三年。

[12]《清实录》乾隆二十四年正月癸巳。

[13]《御制诗文十全集》卷一二，《军书》，乾隆二十四年。

[14]《清实录》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乙卯。

[15]《清实录》乾隆二十三年八月甲戌。

[16]昭梿：《啸亭杂录》卷六，《平定回部始末》。

[17]《清实录》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甲辰。

[18]《御制诗文十全集》卷一三，《我军》，乾隆二十三年。

[19]《御制诗文十全集》卷一四，《黑水行》，乾隆二十四年。

[20]《清实录》乾隆二十四年三月甲申。

[21]《御制诗文十全集》卷一四，《墨尔根巴图鲁玛瑺斫阵歌》，乾隆二十四年。

[22]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戡定回疆记》。

[23]《清实录》乾隆二十三年六月辛酉。

[24]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戡定回疆记》。

[25]《清实录》乾隆二十四年七月丁巳。

[26]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戡定回疆记》。

[27]《清实录》乾隆二十四年八月壬寅。

[28][29]《清实录》乾隆二十四年九月丁丑。

[30][31][32]《清实录》乾隆二十四年九月丁丑。

[33]《清实录》乾隆二十四年十月庚子。

[34]《清实录》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辛亥。

[35]《清实录》乾隆二十四年十月庚子。

[36]《清实录》乾隆二十六年三月甲寅。

第五节　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

土尔扈特本为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早在17世纪20年代末，它从中国的天山以北迁移到了里海之滨伏尔加河下游地区游牧。过了将近一个半世纪，即乾隆朝平定准噶尔以后的十多年，它跋涉万里，从伏尔加河回到中国，成为当时轰动中国和全世界的一大事件。

当初，土尔扈特所以向西迁徙，是因为四部之中准噶尔日益强盛，欺凌别部，土尔扈特的首领和鄂尔勒克不堪受其欺压，因而率所部5万余帐牧民，离开了他们原来在雅尔（塔尔巴哈台之西北）的牧场，向西移动。就像后来乾隆帝在《土尔扈特部纪略》中所说：“其时四卫拉特各自为汗，无所统属，又不相和睦。和鄂尔勒克因率其子书库尔岱青至俄罗斯之额济勒地（即伏尔加河）。”[1]在西迁中，他们击退了诺盖人的阻挡，越过哈萨克草原，渡过乌拉尔河，来到了人烟稀少的伏尔加河下游各支流沿岸。土尔扈特蒙古人就在这里“放牧牲畜，逐水草围猎之利”[2]，“置鄂拓克，设宰桑”[3]，成为一个独立的游牧汗国。

土尔扈特人生活情景。

然而伏尔加河下游并不是土尔扈特牧人的理想乐园。他们虽然把已经衰落的诺盖人远远地驱走，却和正在扩张的沙皇俄国成了近邻。俄国依恃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对土尔扈特侵略、压迫，力图加以控制。但要想完全征服这些慓悍善战、不耐羁绊的游牧民族也并非易事。土尔扈特从迁移到新的家园以后，一天也没有停止抗俄斗争。西迁后的第一代领袖和鄂尔勒克就是在清顺治元年（1644）与俄军作战时，阵亡于阿斯特拉罕城下的。他死后，其子书库尔岱青、其孙朋楚克、其曾孙阿玉奇相继为汗，一方面采取政治措施，增强军事力量，使土尔扈特发展成为拥有数十万臣民和八万军队的汗国；另一方面继续与俄国斗争，参加了伏尔加河流域各族人民反抗沙皇统治的起义。早在16世纪60年代，俄国爆发了著名农民领袖拉辛领导的顿河流域农民的起义，伏尔加河两岸的土尔扈特人起而响应，积极参加了这次起义。17世纪末，伏尔加河流域又发生了巴什基尔人起义，土尔扈特人在阿玉奇汗的领导下“起而支持巴什基尔人”[4]。康熙四十五年（1706），阿斯特拉罕人民起义爆发，沙俄政府要求阿玉奇汗出兵镇压起义，阿玉奇汗却联合巴什基尔人，袭击沙俄统治下的城镇。俄国当然不会放弃统治土尔扈特的野心，它早把伏尔加河下游这片水草丰美的草原视为己有，要千方百计使新从东方迁来的牧民们臣属于自己。除了武力进攻以外，它又采取迂回的外交手段，与土尔扈特多次进行谈判，威胁利诱。谈判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一、土尔扈特臣服于俄国；二、限定土尔扈特的地界和牧区；三、要求土尔扈特派兵帮俄国打仗；四、贡赋和贸易。土尔扈特族孤处域外、强敌窥伺、力弱势单，承受着极其沉重的压力。为了求得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不得不既敷衍俄国，又努力抗争。在俄国日益加强控制之下，竭力保持自主、自由的行动，维护本族的权利。故沙俄统治者一直未能实现对土尔扈特的完全征服，而土尔扈特在政治上也一直保持着基本独立的状态。就像原苏联历史学家帕里莫夫所说：“卡尔梅克人（指土尔扈特）在极为隆重的、给人印象深刻的气氛中向俄国政府代表人的宣誓，并未制止住卡尔梅克人去袭击俄国辖区，抢劫、屠杀以及俘虏俄国人。17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卡尔梅克人接连不断袭击乌发、喀山、萨马拉的俄国村庄和巴什基尔人的村庄，以及袭击萨拉托夫、察里津和阿斯特拉罕一带。经常在袭击之后，又向俄国政府认罪，为自己寻找开脱的理由。但又签署新的誓言，并立即违背这些誓言。”[5]

远离故土的土尔扈特人，在沙俄经常的侵略威胁之下，不能不怀念自己的家乡和留在家乡的亲人。土尔扈特部迁到伏尔加河下游以后，就几次想重返祖国，由于路程遥远，旅途艰难而未能付诸行动。但他们与厄鲁特蒙古各部依然保持着密切联系。明崇祯十三年（1640）准噶尔领袖巴图尔珲台吉在塔尔巴哈台召开厄鲁特和喀尔喀各部蒙古首领的会议，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不计较和巴图尔珲台吉的前嫌，带领他的儿子们，从万里以外赶来参加会议，会上共同制定了有名的《蒙古卫拉特法典》，以调整蒙古族各部的关系，增强相互之间的团结。和鄂尔勒克以后又派人参加准噶尔部对哈萨克的战争，特别是和鄂尔勒克与巴图尔珲台吉的关系改善以后，两部的往来更加密切。和鄂尔勒克的女儿嫁给巴图尔珲台吉为妻，而和鄂尔勒克之孙朋楚克又娶了巴图尔珲台吉之女为妻，生下儿子即后来土尔扈特著名的阿玉奇汗，阿玉奇自幼住在准噶尔，由其外祖父巴图尔珲台吉抚养。后来，策妄阿拉布坦又娶阿玉奇的女儿为妻。这种频繁的通婚关系，正是两部密切的政治联系的反映。

土尔扈特西迁伏尔加河下游后，也一直和清朝中央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早在顺治时期，土尔扈特就多次遣使入贡，顺治十二年（1655），和鄂尔勒克的长子书库尔岱青遣使钖喇布鄂尔巴向清朝“奉表贡”。两年后，土尔扈特的罗卜藏诺颜（书库尔岱青之弟）及其子多尔济，遣使沙克钖布特向清政府“贡驼马二百余，复携马千，乞市归化城”[6]，清政府同意其请求，进行了马匹贸易。康熙时期，和土尔扈特部的联系也很频繁，康熙三十六年（1697），清政府平定噶尔丹叛乱后，土尔扈特汗阿玉奇派诺颜和硕齐等随策妄阿拉布坦使者，一起“入贡庆捷”。以后，策妄阿拉布坦又走上分裂割据的道路，掠夺厄鲁特诸部的人户、牲畜。阿玉奇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策妄阿拉布坦，并令其子散札木率众护送完婚，不料策妄阿拉布坦竟兼并了散札木的人户。“初，策妄阿拉布坦徙博罗塔拉，乞婚于阿玉奇，阿玉奇以女妻之。其第三子散札布率属户万五千余以往。自噶尔丹既灭，策妄阿拉布坦谋并诸卫拉特族，留散札布不遣。阿玉奇索其子，乃逐散札布归额济勒（即伏尔加河），仍留从户不之给，分隶准噶尔鄂托克。阿玉奇固索不获，因构难。”[7]从此，阿玉奇与策妄阿拉布坦的关系急剧恶化。策妄截劫阿玉奇派往清朝的贡使，抢夺贡品，又不让阿玉奇入藏熬茶。康熙四十三年（1704）阿玉奇嫂携其子阿喇布珠尔“入藏礼佛，策妄阿拉布坦阑之，不得归”[8]。阿喇布珠尔不能返回伏尔加河，遂遣使至北京，向清廷陈诉，并求内属。清廷封阿喇布珠尔为固山贝子，令其居于嘉峪关外。由于策妄阿拉布坦的阻梗，一度使土尔扈特与祖国往来通道堵塞。但土尔扈特仍千方百计，另觅途径，和清政府联系。康熙五十一年（1712）阿玉奇汗的使者萨木坦等“假道俄罗斯，达京师，表贡方物”[9]。萨木坦等历尽旅途的艰辛，取道西伯利亚、库伦，经两年之久才到达北京。康熙为了表示对远离祖国、寄居异乡的土尔扈特部的关怀，并希望联络阿玉奇、牵制策妄阿拉布坦，特派内阁侍读图理琛等组成使团，前往伏尔加河下游，探望土尔扈特部，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图理琛出使”。使团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五月出发，经色楞格斯克、叶尼塞斯克、托博尔斯克、喀山，于五十三年（1714）春到达伏尔加河下游阿玉奇汗的驻地。土尔扈特人听到祖国使节到来的消息，欣喜若狂，立即召集部落，修治毡帐，沿途陈设筵宴，接待十分隆重。图理琛等转达了康熙帝的问候，阿玉奇汗明显表示了对祖国的依恋之情。他说：“满洲、蒙古，大率相类，想起初必系同源”，指出土尔扈特的“衣服帽式，略与中国同。其俄罗斯，乃衣服语言不同之国，难以相比”[10]，而且“公开声称厌恶俄国”。阿玉奇汗向图理琛等详细询问了祖国的政治、经济情况，对使团非常热情，“留旬余，筵宴不绝”[11]，表现了土尔扈特人民和首领对祖国深厚的感情。使团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夏回到北京，后来，图理琛写成《异域录》一书，记载了这次出使的经过情形。沙俄政府日益加强对土尔扈特的控制，但土尔扈特部冲破沙俄的重重阻挠，仍努力与清朝保持联系。乾隆二十一年（1756），土尔扈特汗敦罗布喇什（阿玉奇之孙、渥巴锡之父）遣使吹札布，绕道俄罗斯，经过三年的艰苦旅程，回到国内，与清政府联系。乾隆帝在避暑山庄万树园接待了吹札布，吹札布代表敦罗布喇什向皇帝呈献贡品、方物、弓箭袋，并请求去西藏谒达赖喇嘛，乾隆允其所请，并高兴地赋诗以志：

乌孙别种限罗义，假道崎岖岁月赊。

天阙不辞钦献赆，雪山何碍许熬茶。

覆帱谁可殊圆盖，中外由来本一家。

彼以诚输以诚惠，无心蜀望更勤遐。[12]

翌年，吹札布从西藏返回北京，乾隆又召见他。吹札布陈述了土尔扈特人民在沙俄压榨下的痛苦，他说：土尔扈特对俄国只是“附之，非降之也。非大皇帝有命，安肯为人臣仆”。吹札布对乾隆的陈诉，说明了土尔扈特虽远离祖国，却始终认定自己是多民族祖国的一个成员，承认和清朝保持着臣属关系。

清雍正二年（1724）阿玉奇汗病逝，其儿孙觊觎汗位，发生了一场斗争。沙俄政府插手其中，要安排自己信任的人担任土尔扈特的领袖。沙俄政府给阿斯特拉罕长官的训令中说：“力求避免领主们（按：指土尔扈特贵族们）完全按自己意愿选择汗。”[13]并授意以阿玉奇的外甥道尔济·纳札洛夫为汗，却遭到土尔扈特贵族们的强烈抵制。沙俄政府无奈，只得让步，承认了阿玉奇汗生前指定的汗位继承人车楞敦鲁布（阿玉奇之幼子）。沙俄政府安置自己代理人的计谋没有成功，却取得了认可土尔扈特汗位的权力。

车楞敦鲁布死后，敦罗布喇什（阿玉奇之长子沙克都尔札布的第五子）继承汗位。沙俄政府又进一步要求把敦罗布喇什的儿子作为人质，送往俄国，还要敦罗布喇什保证：“（对俄国政府）忠诚效劳，不同外国及异族交往，不派使团。如有使团见他，则报请（沙皇）宫廷决断。”[14]敦罗布喇什只得将第二子萨赖送去做人质，长期被拘禁在阿斯特拉罕。敦罗布喇什不堪失子之痛，几次写信给俄国女皇，要求放回他的儿子。他得到的答复是：“政府决定要卡尔梅克汗的儿子做人质，这是无可改变的。”后来，萨赖惨死于阿斯特拉罕拘所。俄国政府的严密控制与高压手段，在土尔扈特人心中点燃了仇恨的火焰。

渥巴锡像。

乾隆二十六年（1761），敦罗布喇什去世，其19岁的幼子渥巴锡继汗位。俄国利用汗位交替的时期，施加压力，以求达到完全控制土尔扈特部的目的。首先是通过改组“札尔固”（部落会议）以限制汗的权力。“札尔固”本是土尔扈特汗之下的机构，由汗所信任的八名首领组成，“按照惯例，这八个成员须完全服从于汗。他们担任着秘书和辅臣的角色”[15]。根据1640年《蒙古卫拉特法典》的规定：“札尔固的一切决定只有经过汗的批准方能在法律上生效。”[16]但沙俄政府在渥巴锡继汗位的次年，颁布了新的札尔固条例，规定札尔固成员不得由汗任命，它的“组成必须经过俄国政府批准”，汗不能随意改变札尔固的决议。这就是通过改变札尔固的组成和职权，以束缚渥巴锡汗的手脚。

俄国政府还企图扶植已经东正教化了的土尔扈特贵族敦多克夫家族，以取代渥巴锡的统治。“让敦多克夫重建土尔扈特部政权”从而使土尔扈特“成为（俄国）一个新的行政区域”[17]。敦多克夫家族是阿玉奇第四个儿子衮札布之子敦罗卜旺布（即敦多克奥木巴）的后裔，敦罗卜旺布的后妻贾恩和她所生的儿子道迪比和阿沙莱，长期住在彼得堡，接受东正教的洗礼，改成俄国姓敦多克夫。俄国政府的这些措施，不仅激怒了渥巴锡，也损伤了土尔扈特人的民族自尊心与宗教感情。

俄国政府还向土尔扈特人的居住地大量移民，鼓励成千上万的顿河哥萨克举家迁徙到伏尔加河下游，挑起土尔扈特和哥萨克移民之间的争端。沙俄的移民政策，给土尔扈特的经济与社会带来严重后果，“使卡尔梅克游牧区的土地逐渐缩小。这一政策打击了那些拥有成千上万马群、牧群和人口众多的兀鲁斯的大封建主的经济利益”，同时“也加剧了卡尔梅克居民生活条件的恶化”[18]。

沙俄政府和瑞典、土耳其频繁地进行战争，向土尔扈特部无休止地强行征兵，造成土尔扈特民族的巨大灾难。乾隆三十年（1765）后，沙俄政府“屡征土尔扈特与邻国战”[19]，“拣土尔扈特人众当其前锋”，土尔扈特人为俄国作战而伤亡惨重，“损伤土尔扈特人众数万，归来者十之一二”[20]，因而造成了“人人忧惧”和整个部落的动荡不安。上述沙俄政府对土尔扈特的控制和迫害，必然激起其人民的强烈反抗，同时也更坚定了他们重返祖国的决心。

在清政府平准战争中，一部分厄鲁特人逃往土尔扈特，其中包括像清政府指名缉拿的舍楞等人[21]。他们盛称中国天山以北土地辽阔、水草丰美、人口稀少，是游牧孳生的好地方，而且中国西北的蒙古族和土尔扈特同出一源，制度、服饰、语言、宗教、风俗相同，可以信赖共处。因此，在土尔扈特族中返回故土的愿望重新萌生。

乾隆中叶，沙俄正和土耳其进行大规模战争，向土尔扈特征调大批士兵，命令“十六岁以上者尽行出兵”[22]，使土尔扈特部“众皆汹惧”。渥巴锡汗更是忧心如焚，他一面在暗中加紧策划反抗俄国、回归故土的行动；一面又不得不率领数万土尔扈特人奔赴高加索，参加对土耳其的战争，以麻痹沙皇政府。在这次战争中，土尔扈特人作战勇敢，立下功勋，但牺牲极大。俄国政府并未给以应得的酬劳。相反，根深蒂固的民族歧视使土尔扈特的士兵备遭凌辱。“俄国官员和司令们纵容自己的下级对野蛮人的宗教和卡尔梅克喇嘛的迷信仪式，态度粗暴，进行侮辱。如果俄国人看到这些被践踏在脚下的可怜虫胆敢表现微弱的反抗，就对他们施加可怕的、狂暴的打击”[23]。

乾隆三十五年（1770）秋，渥巴锡汗和士兵们从对土耳其作战的战场回来，和他的亲信们积极酝酿返回祖国的计划。他的亲信包括侄子策伯克多尔济、从准噶尔逃来的舍楞，还有巴木巴尔、达什敦多克和大喇嘛洛桑丹增。尽管采取了保密措施，而起义和逃徙的消息仍泄露了出去，传到俄国驻土尔扈特部大使基申斯科夫的耳朵里，幸好这是个狂妄自大的人，不把土尔扈特人放在眼里，不相信他们真敢反抗和逃徙，以为听到的只是谣言。他以傲慢的态度对渥巴锡汗说：“你不敢这么干！我对那些谣言只付之一笑。可汗，你很清楚，因为你是一头用铁链锁住的熊。”[24]基申斯科夫的傲慢和疏忽，客观上帮助了土尔扈特人得以实现其逃徙的计划。

渥巴锡汗原想在伏尔加河结冰以后，会合河两岸的土尔扈特人一齐行动。不料，“是岁冬温，河水不冻，渥巴锡不能待河北人户”[25]。气候温暖，河水不冻，对岸的一万多户土尔扈特人无法渡河，而起义的风声已泄露，俄国人已怀疑戒备，其势不能久待。渥巴锡遂于乾隆三十五年（1771）十一月十九日召开大会。他满怀激情地向战士们说，沙皇已下令要把他的儿子送到彼得堡去做人质，并且还要征发一万名土尔扈特人去参加俄国军队，他号召大家，起来反抗，脱离俄国。策伯克多尔济也在会上慷慨陈词，揭露沙俄政府的种种罪行，要把土尔扈特人全都变成奴隶。会上，群情激奋，伟大的起义开始了。土尔扈特人拿起武器，携带妻儿老小，17万人浩浩荡荡地走上重返祖国的征途。临行前，抛下了带不走的锅灶、家具、什物，烧掉了木质的宫殿与房屋，辽阔的草原上升起了熊熊烈火，标志着土尔扈特族与俄国决裂、东走不复返的坚定决心。起义队伍分成三部分，舍楞和巴木巴尔率领精锐部队作先锋，攻打挡住前途的哥萨克，为后续队伍冲杀开一条血路，妇孺老弱，或骑牛马、或坐车辆、或徒步从行，走在中间，两侧各有武装骑士作护卫，渥巴锡和策伯克多尔济率领2万名战士殿后，阻挡追来的俄军。起义队伍在八天之内通过了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之间的草原，把尾追的俄军远远抛在后面，而先锋部队，摧毁了库拉金纳等要塞，保护大队安全渡过了乌拉尔河，迅速地踏上了大雪覆盖的哈萨克草原。

土尔扈特东徙的壮举，使彼得堡宫廷内惊惶失措，一片吵闹埋怨声。俄国女皇痛责“她的大臣们竟漫不经心到让整个部落在她信任的奴仆的鼻尖下举行暴动，逃出了神圣的俄罗斯国境，从而使罗曼诺夫家族和头戴彼得大帝皇冠的守护神鹰蒙受了永不磨灭的耻辱”[26]。赶忙调集大批军队，有的跟踪尾追，有的抄前堵截，要把不驯服的土尔扈特人消灭在中亚细亚的茫茫荒漠之中。土尔扈特部进入哈萨克草原之后，困难接踵而来，前有险阻，后有追兵，长途跋涉，粮食、水草极为缺乏，他们开始徙移的时候已是隆冬气候，风急雪深，饥寒交迫，疾病流行，人口锐减。而俄军以及俄国政府唆使哈萨克人、巴什基尔人不时发动袭击，更给在艰难行军中的土尔扈特人造成巨大的伤亡。然而，土尔扈特蒙古不愧为英雄的民族，他们团结一心，勇敢顽强，打退敌人的进攻，克服路途的险阻。当队伍来到奥琴峡谷，山口通路已被哥萨克占领，在部队进退不得、安全处于千钧一发之际，渥巴锡显示了他的勇敢机智，他组织了五队骆驼兵，从正面猛攻哥萨克。策伯克多尔济则率领一支精锐的小分队，从山间峡谷，悄悄迂回到哥萨克的背后，出其不意，突出袭击，前后夹攻，大获胜利，歼灭了哥萨克，打通了东进的道路。渥巴锡等还能在很不利的处境下，灵活运用政治和军事手段，变被动为主动，使部队遇难呈祥、化险为夷。当土尔扈特部走到姆莫塔湖时，陷入了哈萨克小帐努尔阿里汗和中帐阿布赉汗5万联军的包围中，前进的道路已被堵塞，部队饥疲不堪，难于战胜。渥巴锡等冷静地分析了形势，派出使者和哈萨克谈判，并送还在押的1 000名俄国和哈萨克俘虏，从而争得了三天喘息的时间。渥巴锡等利用这一时机，积极部署、休整队伍，调动兵力。第三天深夜，他亲率主力，奇袭哈萨克军，成功地冲出包围，向着祖国继续前进。

乾隆三十六年（1771）五月二十六日策伯克多尔济率领的前锋部队在伊犁河流域的察林河畔与前来迎接的清军相遇。六月六日，清军总管伊昌阿、硕通会见了刚刚到达的渥巴锡、舍楞以及土尔扈特的主力部队。土尔扈特部历经艰难险阻终于完成了反抗沙俄、重归故土的历史壮举。他们这次返回祖国的大迁徙是从乾隆三十五年（1770）十一月到翌年（1771）六月完成的，前后将近八个月，行程一万数千里，长途行军，忍饥耐寒，历经战斗，付出了重大牺牲。起义时，他们共有3﹒3万余户、16﹒9万余人，到达祖国、幸存下来的只有7万多人。他们反抗沙俄、向往祖国、重归故土的行动，在我国历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爱国篇章，他们的英雄业绩也赢得了全世界的注目和尊敬。19世纪英国著名作家德昆西用优美的文笔，描写了土尔扈特部起义和迁徙的全过程，书名《鞑靼人的反叛》。他在书中评论说：“从有最早的历史记录以来，没有一桩伟大的事业，能像上个世纪后半期一个主要鞑靼民族跨越亚洲无垠的草原，向东迁逃那样轰动于世与那样激动人心的了。”[27]

当清廷知道土尔扈特东归的消息时，一部分大臣心怀疑虑，既怕收纳土尔扈特，得罪俄国，影响中俄两国的关系，又怕土尔扈特或与俄国串通，假意东返投归，伺机进行袭击，且怕收容数万饥疲之众，耗费太大。特别是归来的人众内有从前叛逃的舍楞在内，更增加了人们的疑惧。乾隆帝说：“朕闻有土尔扈特来归之信……而畏事者乃以新来中有舍楞其人，曾以计诱害我副都统唐喀禄，因以窜俄罗斯者，恐其有诡计，议论沸起。古云：受降如受敌，朕亦不能不为之少惑。”[28]当时，在前方的巴图济尔噶勒奏称：“此次投诚之土尔扈特情形，不可深信”[29]，请在喀尔喀等部选兵二万往防。乾隆帝在汇集情报、摸清情况后，判断其必非伪降，力排众议，主张全部接纳来人。他说：“渥巴锡并未犯罪，舍楞前虽获罪，迹似可疑，但其属下能有几人？渥巴锡既已投诚，舍楞势孤同来，亦应有之事。若谓俄罗斯明知伊等投诚，佯为不知，或同商伪顺，断无是事，朕谓其投诚十分之九。”[30]又说：“或又以为不宜受俄罗斯叛臣，虞启边衅。盖舍楞即我之叛臣归俄罗斯者，何尝不一再索取，而俄罗斯迄未与我也。今既来归，即以此语折俄罗斯，彼亦将无辞以对”。“且数万乏食之人，既至近界，驱之使去，彼不劫掠畜牧，将何以生……夫明知人以响化而来，而我以畏事而止，且反致冠，甚无谓也。其众涉远历久，力甚疲矣，视其之死而惜费弗救，仁人君子所不忍为，况体天御世之大君乎！”[31]事实证明：乾隆帝的判断、考虑是正确的，合情合理的。他毅然决定收纳重返祖国的土尔扈特族，把数万之众从死亡线上抢救下来，使之重新融入中国的民族大家庭，他比识短见小、畏事惜费的大臣们更加高瞻远瞩，更有政治头脑。

《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碑。

清廷接待土尔扈特礼遇优厚，规格隆重。特命舒赫德接任伊犁将军，专门筹划安插优恤事宜，又派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专程赴伊犁，迎接渥巴锡等来热河觐见。当时，土尔扈特人奔波万余里，颠沛流离，牲畜尽失，衣物全无，饥寒交迫，生活极为困苦。据舒赫德奏：“土尔扈特穷困，或衣服破烂，或靴鞋俱无，其幼孩有无一丝寸缕者。”[32]乾隆帝对之极为关心，努力为他们筹谋衣食，他说：“此七万余众，冻馁尪瘠之形，时悬于目而恻于心。凡宵旰所究图，邮函所咨访，无暇无辍。”[33]当土尔扈特到达后不久，他即令购皮衣二三万件发往，又恐一时不能购齐运往，令清查仓库内贮存的旧衣，迅速发给，以资穿戴。舒赫德接奉谕旨后，果然在哈密等地仓库内找到了棉袄旧衣6 000件及皮布帘等，先行运往发给，乾隆帝十分高兴，称赞舒赫德尽心努力，办事迅捷，他批谕：“甚好！如此留心，朕得一好大臣，何乐如之。虽细事，诚可嘉也。”[34]这也可反映出皇帝救济土尔扈特族的迫切心情。他又责成舒赫德安排土尔扈特人众的生活和住地，“口给以食，人授之衣，分地安居，使就米谷而资耕牧”。责成张家口都统常青供应畜群，“出我牧群之孳息，驱往供馈”。责成陕甘总督吴达善供应茶叶、羊只、皮衣，“发帑运茶，市羊及裘”，又令西安巡抚文绶经理嘉峪关外事务。安置工作迅速落实，井井有条。土尔扈特回到祖国三个月内，清廷为临时解决其生活，即购运马牛羊近27万头，官茶2万余封，米麦4﹒1万余石，此外羊裘5﹒1万余袭，布6﹒1万余匹，棉5﹒9万余斤，毡帐400余具及帑银20万两，使贫困的土尔扈特人众的生活得到妥善的安排，他们深深感到了祖国对他们的爱护和关心。

乾隆三十六年（1771）六月二十五日，渥巴锡一行在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的陪同下，从伊犁启行，赴热河觐见。九月上旬抵达木兰围场，时乾隆皇帝正在围猎，渥巴锡等即于九月初八日在木兰围场之伊绵峪觐见皇帝，乾隆在行幄中接见他们，“以蒙古语垂询渥巴锡”[35]。并赐宴赏物，命他们围猎观射。乾隆帝因不战而能使土尔扈特人众归附，十分高兴，写了如下的诗篇：

通使曾经丙子年，兹徕统部不期望。

名编典属非招致，礼肄鸿胪合惠宣。

类已全归众蒙古，峪征嘉兆信伊绵。

无心蜀望犹初志，天与钦承益巩虔。[36]

这首诗表达了乾隆皇帝作为大国君主，欢欣喜悦，踌躇满志的心情。

土尔扈特腰刀，渥巴锡率部众万里来归，将祖传腰刀献给乾隆帝。

九月十七日，乾隆帝回銮避暑山庄，即颁谕封渥巴锡为卓哩克图汗，策伯克多尔济为布延图亲王，舍楞为弼哩克图郡王，巴木巴尔为毕锡呼勒图郡王，其他领袖封贝勒、贝子、公、台吉。皇帝又接连在澹泊敬诚殿、四知书屋、卷阿胜境召见了渥巴锡，并举行盛大典礼，赐宴万树园及溥仁寺，命设灯宴、观火戏。其时，正值热河普陀宗乘庙（即小布达拉宫）落成，命渥巴锡等观礼，并御制《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二文，勒石刻碑，存放在普陀宗乘庙内。至于赏赐银两物品，尤为优厚。在一次赏赐中，给渥巴锡银5 000两、策伯克多尔济银4 000两、舍楞银3 000两。显示了清政府全盛时期的阔绰排场和对土尔扈特的优遇。[37]当时，乾隆帝曾写了许多有关土尔扈特部的文章和诗句，如《万树园灯词》：

普陀宗乘之庙，位于今承德避暑山庄，专为接见达赖活佛而建。

西陲平定已多年，宴赉频施毕后先。

孰意新归额济勒，山庄重看设灯筵。

程经万里不辞遥，嘉与优恩咏蓼萧。

自是劳徕志远部，非关寻乐借元宵。

通使昔曾阿玉奇，今来明背俄罗斯。

纳降彼已先孤约，以此折之信得辞。

舍楞逃去复回归，悔过斯应昔非。

曶爽光明有如是，缚鸡笼内岂为威。

夕峰渐隐夕阳晖，万树须臾万烛辉。

望后漫嫌无月色，上元景物岂其非。

讵止随围按岁轮，频繁来集仰流鳞。

新来那不心生羡，明有伊犁旧识人。

缠头环耳各随宜，何必衣冠尽改之。

独幸文身南掌使，也随班末仰威仪。[38]

清代土尔扈特东部盟长之印。

从这组诗篇，可以窥见当年历史上那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以及乾隆帝的战略考虑、民族政策和在避暑山庄接待土尔扈特领袖们的盛况。此后清廷将土尔扈特部安置各处，分地放牧。渥巴锡等所部称旧土尔扈特部，分南、北、东、西四路，分置四盟、各设盟长，南路在喀喇沙尔，置四旗，渥巴锡为盟长；北路在和布克赛里，置三旗，策伯克多尔济为盟长；西路在精河县，置一旗，默们图为盟长；东路在库尔喀喇乌苏，置二旗，巴木巴尔为盟长。另舍楞所率部众称新土尔扈特部，放牧于科布多、阿勒泰地区，置二旗，舍楞为盟长；随来的和硕特恭格部，放牧于博斯腾湖，置四旗，恭格为盟长。他们在各自的土地上，生活孳息，直到今天，已有两百多年。

土尔扈特返回祖国的爱国主义行动和清政府对土尔扈特部的妥善安置，使沙俄政府恼羞成怒，竟然行文清政府，称渥巴锡等“俱系悖教匪人，不当收留”，并用恫吓的口吻称，如若收留，“不守和好，恐兵戈不息，人无宁居”。针对沙俄政府的无理要求，清政府义正词严地答复：“土尔扈特渥巴锡人等，与尔（指俄国）别一部落，原非属人……尔国征调烦苛，不堪其苦，率众来投”。这种返归祖国的爱国行动，清政府岂有拒而不纳之理。对沙俄的武力恐吓，清政府明确表示：“或以兵戈，或守和好，我天朝惟视尔之自取而已。”[39]表明了绝不屈服于俄国武力威吓的严正态度。事实上，俄国政府也不可能为此而和清政府开战，它除了加紧监视尚留在伏尔加河彼岸的一万多户土尔扈特族，防其再次逃逸外，也无可奈何，只得不了了之。

注释

[1]《御制诗文十全集》卷一一，《土尔扈特部纪略》。

[2]椿园：《西域总志》卷二，《土尔扈特投诚纪略》。

[3]祁韵士：《西陲要略》卷四，《土尔扈特源流》。

[4]［苏联］潘克拉托娃：《苏联上古中古史》，262页，上海，中华书局，1950。

[5]［苏联］H﹒帕里莫夫：《留居俄国境内时期卡尔梅克民族史纲》，17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6]何秋涛：《朔方备乘》卷三八，《土尔扈特归附始末》。

[7]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十，《厄鲁特要略二》。

[8]何秋涛：《朔方备乘》卷三八，《土尔扈特归附始末》。

[9]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十，《厄鲁特要略二》。

[10]图理琛：《异域录》卷下。

[11]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十，《厄鲁特要略二》。

[12]《御制诗文十全集》卷七，《宴土尔扈特使臣》。

[13]［苏联］诺伏列托夫：《卡尔梅克人》，17页，见《厄鲁特蒙古历史译丛》第1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内部资料。

[14]同上书，29页。

[15]参见［英］德昆西：《鞑靼人的反叛》，波士顿，1898。

[16]苏联科学院编：《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181页，莫斯科，1967。

[17]［美］C﹒D﹒贝克曼：《土尔扈特族自俄返华记》，载《东方文化》，1955（2）。

[18]苏联科学院编：《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202页。

[19]何秋涛：《朔方备乘》卷三八，《土尔扈特归附始末》。

[20]椿园：《西域总志》卷二，《土尔扈特投诚纪略》。

[21]舍楞系土尔扈特部和鄂尔勒克叔父卫衮察布察齐的后裔，当和鄂尔勒克西迁伏尔加河时，这一支并未同行，而仍留伊犁境，隶属于准噶尔。后来，舍楞参与了阿睦尔撒纳的叛乱，在一次战斗中，清副都统擒获舍楞之弟劳章札布，舍楞乃伪降于唐喀禄，俟其不备，杀害唐喀禄，后舍楞等逃往俄国，清廷曾向俄国政府指名索取舍楞与劳章兄弟。

[22]椿园：《西域总志》卷二，《土尔扈特投诚纪略》。

[23]参见［英］德昆西：《鞑靼人的反叛》。

[24]［瑞典］斯文·赫定：《热河·皇帝城》，37页，斯德哥尔摩，1931。

[25]何秋涛：《朔方备乘》卷三八，《土尔扈特归附始末》。

[26]［瑞典］斯文·赫定：《热河·皇帝城》，45页。

[27]参见［英］德昆西：《鞑靼人的反叛》。

[28]《御制文二集》卷一一，《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

[29]《清实录》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丙戌。

[30]《清实录》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丙戌。

[31]《御制文二集》卷一一，《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

[32]《清实录》乾隆三十六年七月辛酉。

[33]《御制文二集》卷一一，《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

[34]《清实录》乾隆三十六年七月辛酉。

[35]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一四，《厄鲁特要略六》。

[36]《御制诗文十全集》卷九，《土尔扈特汗渥巴锡等至伊绵峪朝谒，诗以纪事》，乾隆三十六年。

[3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下）三，全宗一六九六，二号。

[38]《御制诗文十全集》卷九，《万树园灯词》，乾隆三十六年。

[39]《清实录》乾隆三十七年八月丙寅。

第五章　经济

第一节　以农为本

乾隆帝中年时期朝服像。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农业种植是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封建统治阶级为了长治久安，十分重视农业，视农业为命根子，形成“以农立国”的思想和重农的传统。清朝皇帝，包括乾隆帝在内，重农劝耕，不遗余力。他说：“帝王之政，莫要于爱民，而爱民之道，莫要于重农桑，此千古不易之常经也。”[1]又说：“朕惟养民之本，莫要于务农……而向来功令，不专以此课吏者，因其事甚朴，无可炫长，其迹似迂，骤难见效，又或上官之查勘难周，有司之条教易饰……督抚察吏每于此等本计，转视为老生常谈，漠然不甚加意……不知为治之道，本举而末自随之，如果南亩西畴，人无余力，于耜举趾，日无暇时，则心志自多淳朴，风俗自鲜嚣陵……本计既端，末事亦次第就理……民生大有裨益，即治道亦渐致郅隆。若夫朝令夕申，意非不美，束缚驰骤，适以扰民。为督抚者，当善体朕意，毋视为具文。”[2]这一段话，强调农业的重要性，认为人人致力于农业，经济宽裕，道德风尚自然趋于淳朴，社会秩序必然安定。重视农业虽然收效慢，却是长治久安的根本方针，同时也承认，在当时条件下，缺少有效的手段去促进农业生产力，重农的重要办法就是“与民休息”，解除对农民“束缚驰骤”的“扰民”之政。他评论周朝所以国祚绵长、享年久远的原因，就在于重视农业，“盖自后稷、公刘，以重农为务，惟土物爱，知稼穑艰。至于文武成康，犹是道也”[3]。他认为：清朝必须继承和发扬周王朝的“重农”传统。

犁田，出自《清俗纪闻》。

为了了解农事，康熙帝曾在中南海丰泽园内开辟农田，试行耕植。雍正帝举行耕耤之礼。乾隆继承乃祖乃父之遗风，于圆明园中布置多处农耕景点，如“映水兰香”、“多稼如云”、“北远山村”以及多稼轩、熙春园等。这些地方水田参差，稻香麦秀，竹篱茅舍，平畴远几，一派田园风光。乾隆题“北远山村”云：“矮屋几楹渔舍，疏篱一带农家，独速畦边秧马，更番岸上水车。牧童牛背村笛，馌妇钗梁野花，辋川图早曾见，摩诘信不我遐。”[4]这虽然出自皇帝赏心娱游之举，但多少也有重农观耕的意思。又如他题“多稼轩”的诗说：“径入翠云曲，窗含老屋深。数畦水田熟，一脉戚农心”[5]。诗注云：“朴室数楹，面势广豁，东牖临水田，座席间与农父老较晴量雨”。看来他还在这里和耕作者讨论气候和农事。还有一首在熙春园观麦诗：“过即为熙春，俗曰东园惯。于中多隙地，种麦年来:。借用验农功，讵止资游玩。”这首诗表明他设置这些景点，不仅为了游乐，尚有“验农功”的意图。

在重农思想的支配下，乾隆很注意各地方的晴雨旱涝、收成丰歉。他说：“予自御极以来，于各省雨旸岁收，刻萦怀抱，六十余年如一日，每值收成丰稔，惟益增虔惕，或间遇一隅歉收，心再四驰询。”[6]他述说自己一年四季的忧愁，唯在农业，“春忧雨之不足，夏忧雨之或过，秋忧岁之不登，冬忧雪之未降”[7]，“忧愁二字，朕惟于望雨悯农用之。于军务亦未至于忧愁困苦，如众人之所畏者”[8]。翻开他的诗文，确实也以对晴雨收成的焦急、祈望为最多，所谓：“希雨望晴题四壁，无非一念为民生。”[9]他的诗中有这样一首：“较晴量雨四九岁，较量每先穑夫早。微缺雨即虑成旱，略连霖预恐致潦。初时犹弗觉太甚，年复一年首复皓。”[10]写这首诗时，乾隆帝已74岁，反映了农业社会中年迈的最高统治者，一辈子对气候晴雨的高度关注。

不管统治者的权力有多大，他不可能去影响气候的晴雨变化，只能把愿望变作祈祷，希望上天保佑，普降甘霖，风调雨顺。朝廷举行的重大祭祀，很多与农业、天时有关。每年大祀，冬至于圜丘（天坛）祭天，夏至于方泽（地坛）祭地，正月上辛于祈年殿祈谷，春秋祀社稷坛，都是为了祈求农业丰收。每年春夏之交，华北广大地区缺雨，求雨是例行公事。乾隆七年（1742），创“常雩”之礼，即例行的祈雨，祀典的规格很高，与圜丘、方泽、祈谷、社稷、太庙等相同，列为国家的大祀。常雩于每年四月举行，皇帝至圜丘祭祀祈雨，服饰、旗帜用黑色。乾隆在位期间，亲至圜丘“常雩”30次，有时还跑到西郊黑龙潭去求雨，常雩以后仍旱，则行“大雩”。皇帝亲自从斋宫步行至圜丘。不设卤簿、不除道、不燔柴、不晋俎、不饮福受胙，用舞童16人，穿黑裳，执羽翳，分八对，三献，乐止，乃舞，并歌乾隆御制之云汉诗八章。祈雨典礼隆重的程度，超过前代。

舂米图，出自《清俗纪闻》。

乾隆帝也要求大臣们把晴雨收成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他刚刚登基不久，江西巡抚常安奏报政务，将气候和收成放在末位。乾隆责备他，“汝为封疆大吏，当以雨旸年谷为第一要务。今见汝奏折八件，将不关紧要之事，胪列于前，而将奏报雨泽秋成之折，置于最后，是汝以雨泽为可缓之事，而竟不以民食为重也”[11]。在他的谕旨中常常可以见到因了解各地气候、收成而发出的催询、责问，也有因地方奏报迟滞而给以处分。如乾隆三十三年（1768），江浙旱，官吏迟至立秋后奏报缺雨，乾隆大怒说：“雨旸水旱，关系民生甚大，朕心深为廑念。督抚膺封疆重寄，所司何事，全不知仰体朕意，竟尔漫不关心，泄泄若此乎？高晋（两江总督）、彰宝（江苏巡抚）、冯钤（安徽巡抚）、永德（浙江巡抚）俱著交部察议。”[12]

在当时，水旱虫雹的灾害经常发生，皇帝的情绪也随着灾情的轻重而起伏变化，有时焦急之情溢于言表。如乾隆四年（1739），直隶旱灾，乾隆在直隶总督孙嘉淦的奏折上批答：“朕盼望膏泽，日夜焦劳，因而自省，并以及卿。实不知我君臣如何修省，而后可得及时雨泽也。若旬日不雨，则大田亦难保矣，奈何奈何！”[13]乾隆九年（1744），山东、直隶报灾，他焦急自责：“朕躬不德，以致旱灾示警，侧身思省，寝食靡宁，忧怀曷由宽释耶！”[14]乾隆十七年（1752）夏，北京炎热无雨，传旨询问直隶情形，总督方观承奏称，直隶虽旱，但收成无碍，病暑者不多，蝗蝻亦已扑灭，乾隆并不放心，说：“览奏虽属慰朕之念，然恐有不实，此际朕已忧心如焚，望泽之至矣。若五日之期稍迟，恐早禾不无减分数之虑，而晚田则全失收。此虽无可奈何之事，然民艰必不可忽视也。”[15]

乾隆帝御用粉彩百花纹洗。

不管乾隆帝关心晴雨、重农恤民的大量言论究竟有几分出于主观真诚，但作为一个关心自己统治的封建帝王必然会重视农业收成，因为一个好年景预示着国用的富足和秩序的安定。乾隆在幼年的教育和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形成了一种习惯性反应，即对无法控制的气候变化和很不均衡的农业收成极度敏感，十分关心。其忧愁喜乐、情绪思虑，经常以此为转移。这一点，在他漫长的生命历程中，贯串前后，始终如一。

尽管最高统治者盼望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但他无法控制大自然。政府能够促进农业生产的手段非常有限，它最重要的措施是搞水利工程。清代对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长江以及浙江海塘的整治极为重视，工程浩大，耗资甚多。因为这些河流所经的地区都是重要的农业基地，作物产量丰富，人口密集，一旦河流溃决，危害极大，为堵塞已决或防患未然，不得不常年耗费人力财力，屡兴大工。关于乾隆朝治河的情况将在另篇文章中叙及。

其他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措施，朝廷一一举行，其中重要的一项政策，是乾隆五年（1740）准民间自由开垦内地和边省山头地角的畸零土地，免予升科纳税。谕旨中说：

各省生齿日繁，地不加广，穷民资生无策，亦当筹划变通之计。向闻边省山多田少之区，其山头地角，闲土尚多，或宜禾稼，或宜杂植，即使科粮纳赋，亦属甚微，而民夷随所得之多寡，皆足以资口食。即内地各省，似此未耕之土、不成丘段者，亦颇有之，皆听其闲弃，殊为可惜。用是特降谕旨：凡边省内地零星地土，可以开垦者，嗣后悉听该地民夷垦种，免其升科。并严禁豪强首告争夺，俾民有鼓舞之心而野无荒芜之壤。[16]

此项法令，鼓励农民开垦内地和边疆的零星土地，“免其升科”，并禁止豪强争夺，保障了开垦者的利益，因而吸引大批贫民入山走边，有力地推进了农业垦殖。由于原有的荒地经康雍时代的垦辟，都耕种成熟，已无大片荒地，因此垦辟零星土地成为提高农业生产、容纳过剩人口的重要手段。此项法令也促使大批流民进入山区老林，如江西、浙江、福建的重山复岭中出现大量的“棚户”、“寮民”，丛林危嶂，尽被开辟，川陕鄂边境的深山老林中，流民群聚，很多是乾隆年间迁入的，如乾隆时，陕西兴安府“各县查报户口册籍三十八万一百二十名口之多，较国初多至四倍”[17]。云南、贵州、广西在改土归流以后，大批汉民流入一些边远地方，“楚、蜀、黔、粤之民，携挈妻孥，风餐露宿而来”[18]，“依山傍寨，开挖荒土”。湘西地区，“凡土司之新辟者，省民率挈孥入居，垦山为垄，列植相望”[19]。

乾隆五年的这一法令，对促进农业生产和社会发展，无疑起了重大影响。由于当时全国的秩序已趋稳定，中原地区承受的人口压力越来越大。这一法令有利于贫苦农民向边疆和山区耕垦、迁移，因而扩大了种植面积，也推动了人口的繁殖和迁徙。

乾隆时期，农业生产工具较前代并无显著变化。乾隆帝钦定的《授时通考》一书中开列了很多农具，未能超出元代王祯《农书》与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但在耕作技术方面，有一些进步。

一是讲究选种。所谓“所种之物，或谷或蔬等，颗颗粒粒，皆选肥实光润者，方堪作种”[20]。由于重视选种，农作物的品种大大增加，据《授时通考》所载，小米品种达五百多种，水稻品种达三千多种。良种作物常常在州县或各省交流，这是过去所不及的。

割稻，出自《清俗纪闻》。

二是改进中耕技术。普遍多锄，要求锄四次以上，“初次破荒，苗生寸余，先用粗锄，不使荒芜；二次拔苗，其功弥密，将初次所留多苗，匀布成行，惟留单株；三次籽壅，将所锄起之土，雍培禾根之下，防其倾倒；四次复锄，使其坚劲。四次功毕，无力则止，如有余力，愈锄愈佳”。锄时又注意入地深浅的分寸。“一次破皮，二次渐深，三次更深，四次又浅”[21]，总结了浅——深——浅的锄地技术。

三是重视施肥。乾隆时，杨屾著《知本提纲》，他本是陕西兴平县的村塾教师，长期参加农业生产，对耕作、园圃、蚕桑、树艺、畜牧进行了研究，详细地介绍了各种农业生产技术。书中很重视施肥，称“垦田莫如粪田，积粪胜如积金”[22]，对积肥施肥、踏壤沤作都提出一定要求，并将肥料分门别类。何种肥料，施用于什么时间、什么田地、什么农作物均有详细说明。乾隆帝关心农事，也细及施肥，曾写诗称赞南方各地取河泥作肥料，“村民拿舟各罱泥，用之粪田利斯厚，河去其淤田受肥，一举两得事非偶，佳哉民自为生计，勤劬劳苦所甘受”[23]。

四是凿井灌溉。华北地区，地表水缺乏，春季干旱尤甚，历史上很早就用井灌。井灌费少工省，而效益较大，小井工本三四两，大井十余两，中等之家可以独立凿井，不像河渠灌溉，工程浩大，必须依靠官办或集资。乾隆初，署陕西巡抚崔纪说：井浇地亩，“肥者比常田收获不啻数倍，硗者亦有加倍之入”，崔纪动用库帑7万两，倡导凿井灌田，据报共开井6﹒6万口，其中大部分是民间出资开凿。但崔纪“欲求速效，草率从事”，乾隆帝责令他“悉心体察，详加筹划，务收凿井之益而去闾阎之扰”[24]。据后任巡抚张楷核实，崔纪任内凿井实为3﹒3万口，加上陕西原有井7﹒7万口，为数达11万口。以后陈宏谋任陕抚，又继续凿井2﹒8万口，可见当时陕西井灌之盛。[25]华北其他地区，井灌更为普遍，直隶的情形似乎还超过陕西，所谓“直省各邑，修井灌田，不可胜计”[26]。据说：藁城县有井6 000眼，效益很高，“计所获利息，井地之与旱地，实有三四倍之殊”。据《乾隆正定府志》所载井数，晋州4 600多眼，栾城3 000多眼，无极3 000多眼，其他如赞皇、元氏、行唐、新乐、正定、获鹿等地，井数均以千计。乾隆帝很重视凿井灌田，他在批答崔纪请求拨款开井时说“此系极应行之美举，但须徐徐化导，又必实力奉行，方与民生有益”[27]。十一年（1746），庆云、盐山等处，天旱缺水，奉旨一次给银1﹒8万两，凿井2 000多眼，以资饮用和灌溉。谕旨中告诫地方官，“一切实心行之，勿视为民间琐屑之事，可以苟且塞责。务使良法美意，历久无弊”[28]。

五是试行耩耕和区田。耩耕法宜于久旱之地，乾隆五十九年（1794），直隶少雨，不能播种。乾隆帝询问：“向闻有耩耕之法，三寸之雨，即可翻陇。此次雨虽未透，若以耩田之法行之，亦可以兴起田功。未知直隶人民谙习此法与否？著传谕梁肯堂（直隶总督）即留心访问，如可仿照而行，务宜广为晓谕，俾得一律劝耕。”[29]还有区田法传自古代，此法“本以备旱、北地尤宜”。乾隆时有不少人提倡此法，如陈时夏进《区田法》三册、方鸣夏刻《区田录要》、蒋尚思刻《教民区田法》、帅念祖作《区田编》，御史徐以升所进经史折内，亦请行区田之法。区田法是在少量土地上精耕细作，等距密植，多施肥料，讲究中耕灌溉。劳动集约程度较高，所获产量也较多。在地少人多的情况下，不失为提高产量的办法。据说：实行此法，每亩需费工本银三两，可得谷十三四石。乾隆帝曾将徐以升请求实行区田的奏折交奉宸苑，令其依法试种，民间试行区田的也不少。

插秧图，出自《清俗纪闻》。

六是增加复种面积。明代，南方田地已多复种，清代进一步推广，或稻、麦、豆轮作，一年两熟、三熟；或种双季稻。增加复种的关键是抓紧农时，选用良种，种双季稻，早稻则用宋代传入的占城稻种；晚稻则用中国自行培育的良种。19世纪初，不但“浙东、闽南、广东、广西及江西、安徽，岁种再熟田，居其大半”，而且“两湖、四川亦渐艺此”[30]。

七是集约化耕作，是清代农业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人口增加远远超过了耕地的增加，剩余的劳动力没有其他出路，仍只好回到农田上，增加了单位面积上的劳动量投入，进行精耕细作，使产量增加，也就是尹会一所说：“一夫所耕，不过十亩，多则二十亩，力聚而工专，故所获甚厚。”[31]集约化耕作提高了产量，是农业的进步，但技术条件并无重大改进，单位面积的产量并不能与投入的劳动量同比例增长，劳动生产率反而降低了，生产成本反而提高了。

为了促进农业生产，清廷规定奖励有技术、勤耕作的“上农”，选拔上农的十项规定是：一、筋力勤健，二、妇子协力，三、耕田肥壮，四、农器充锐，五、籽种精良，六、相土植宜，七、灌溉深透，八、耘耨以时，九、粪壅宽裕，十、场圃法治。十条之中具备八条或九条者为上农，选派上农到各地去教导耕种，这十条内已总结了水、土、种、肥以及农具、管理、勤劳等农业生产的经验。对于长年力田的老农，“觞以酒醴，给以花红，导以鼓乐”，表示尊敬和鼓励。

织机图，出自《清俗纪闻》。

乾隆即位不久，又命编纂《授时通考》一书，分为八门：天时、土宜、谷种、功作、劝课、蓄聚、农余、蚕桑，共七十八卷。继《齐民要术》、《农政全书》之后详细记载农业生产的各种知识和技术，“准今酌古，务期于实用”[32]。乾隆帝亲自写了序言，说：“益民之大事在农，农之所重唯时”，“朕缵承基绪，鉴前代生深宫之中，长阿保之手，诚知稼穑艰难，日与中外臣工为斯民筹食用，至计胼胝机杼之作苦，日廑于怀……命内廷词臣，广加搜辑，举物候早晚之宜，南北土壤之异，耕耘之节，储待之方，蚕织畜牧之利……凡言之关于农者，汇萃成编，命之曰《授时通考》……贵谷劭农，服田力穑，上下交勉，弗懈于时，以付朕阜成海宇之至愿。览斯编者，尚有取焉”[33]。此书博采群籍，分类编纂，按时代先后为序，对于古代至乾隆时的农耕、水利、畜牧、园艺、纺织等，详细叙述，条分缕析，图文并茂，是记录和总结我国古代农业生产技术的一部重要作品。

注释

[1]《御制诗三集》卷六八，《题宋人蚕织图》，乾隆三十三年。

[2]《清实录》乾隆八年六月壬申。

[3]《御制文初集》卷七，《春耦斋记》。

[4]《圆明园四十景图咏》，《北远山村》。

[5]《圆明园》二集，《清王朝御制诗中的圆明园诗》，72页。

[6]《御制文余集》卷二，《胡季堂奏报二麦约收九分有余，诗以志慰》。

[7]《御制诗五集》卷四二，《晓凉》，乾隆五十三年。

[8]《清实录》乾隆二十四年十月辛丑。

[9]《御制诗四集》卷八二，《至喀喇河屯行宫》，乾隆四十六年。

[10]《御制诗五集》卷十，《较晴量雨》，乾隆四十九年。

[11]《清实录》雍正十三年八月。

[12]《清实录》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壬子。

[13]《清实录》乾隆四年五月乙亥。

[14]《清实录》乾隆九年三月丁未。

[15]《清实录》乾隆十七年七月癸亥。

[16]《清实录》乾隆五年七月甲午。

[17]《乾隆兴安府志》卷十，食货志，户口。

[18]《道光广南府志》。

[19]（乾隆）《芷江县志》卷五，风土物产。

[20]帅念祖：《区田编》。

[21]《檀几丛书》卷四二，《农具记》。

[22]杨屾：《知本提纲》卷五。

[23]《御制诗四集》卷八一，《题金廷标罱泥图》，乾隆四十六年。

[24]《清实录》乾隆二年十二月戊戌。

[25]《陕西通志》卷六一，《井利附》。

[26]《乾隆枣强县志》卷十九。

[27]《清实录》乾隆二年六月丙戌。

[28]《清实录》乾隆十一年三月己丑。

[29]《清实录》乾隆五十九年五月丁酉。

[30]李彦章：《江南催耕课稻编》。

[31]尹会一：《敬陈农桑四务疏》，见《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六。

[3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农家类。

[33]《国朝宫史》卷三四，书籍。

第二节　推广高产作物和种植经济作物

乾隆朝，对促进我国农业生产具有重大影响的是推广甘薯、玉米等高产作物。

甘薯和玉米原产于南美洲，这类高产作物的传入和推广，是我国农业史上的大事。有了它，才能养活正在迅速增长的人口，才能腾出地亩种植各种经济作物。清朝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并不表现在传统农具有多大改进，却表现在高产作物与经济作物的种植以及耕地的增加、水利的兴修上。而乾隆时期正是甘薯和玉米在全国普遍推广的关键时刻，这对缓和粮食匮乏、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经济发展具有很大影响。

甘薯亦称番薯、红薯、地瓜、红芋等，明末传入中国。这种作物耐旱、耐涝、耐碱，能适应各种土壤与环境，抗虫抗灾能力强，而产量极高。当时人的著作中即说：“薯，上地一亩约收万余斤，中地约收七八千斤，下地约收五六千斤。”[1]早在薯类传入中国之初，人们就认识到了它高产、易活的优点。但乾隆以前，种植偏于闽广一带，其他地方极少，北方更不知有此种作物。乾隆初年，福建人陈世元在山东经商，见该处干旱歉收，因与同乡商人“捐资运种及应用犁锄铁耙等器”，并从福建聘请种薯有经验的老农，至胶州古镇教种番薯，“秋间发掘，子母钩连，如拳如臂，乃各骇异，咸乐受种”。

这时，河南、直隶，甚至北京也在试种甘薯，如河南汝州知州宋名立“觅种教艺，人获其利”[2]，直隶无极县令黄可润从福建家乡，携带薯种，在任所试种，“结薯甚多”[3]。陈世元之子陈云又曾把薯种运到河南朱仙镇以及北京附近试种。但甘薯原产温热潮湿地区，而我国北方干燥寒冷，薯种难以过冬存活。初时，北方种薯，必须从福建购送薯种，路远费时，工本甚大，要在全国大面积推广种植，必须在技术上解决薯种的收藏和育秧问题，使来年可有新苗栽种，这些技术难关的解决大概花费了相当时间。乾隆十七年（1752），山东布政使李渭在陈世元的启发下，写《种植红薯法则二十条》，总结在北方种薯的经验，各县奉文劝种，此后，山东省种植者渐多。清朝官员中积极推广种薯的还有陕西巡抚陈宏谋，他多方觅购薯种，雇倩善种之人，故陕西民间有“陈公薯”之称；还有直隶总督方观承，他也购种雇人，在天津、保定、顺天、通州等地教种。乾隆四十一年（1776），山东按察使陆耀刊印《甘薯录》，叙述种薯之法，颇为翔实，颁行各地，以广种植。最大一次推广劝种甘薯的活动是由乾隆帝参与和亲自发起的。四十九年（1784）皇帝看到了陆耀的著作，非常重视，令直隶总督刘峨、河南巡抚毕沅将此书多多刊印传抄，俾民知其利，广为栽植。由于陆耀推广甘薯有功，升为湖南巡抚。翌年（1785），福建巡抚雅德来京，乾隆帝命他将番薯藤种购运河南，皇帝说此物“既可充食，又能耐旱”，“河南频岁不登，小民艰食”，命毕沅（河南巡抚）、明兴（山东巡抚）当即转饬各属，劝谕民人，“广为栽种，接济民食，亦属备荒之一法”。这时，藤种过冬和育秧的技术难关，似乎尚未全部解决，故尚须在福建购买藤种，皇帝特别叮嘱雅德：“必须觅带根藤本，用木桶装盛，拥土其中，如法送豫，方能栽种易活。著传谕雅德即行照式妥办，由驿送京。”[4]同时，闽浙总督富勒浑已将小薯藤薯送往河南，这时，最先把甘薯传到山东的陈世元已80多岁，自愿赴河南教种。富勒浑奏称：“闽县监生陈世元从前游历河南，曾经运种试栽有效。该生情愿挈同孙仆，前往教种，已令委员伴送起程赴豫”，乾隆帝闻知，十分高兴，谕“所办甚好”，“有陈世元前往面为讲求，试种自必有验”，“至陈世元年逾八十，自愿携带薯子，挈同孙仆，前往教种，甚属急公，并著该抚（指河南巡抚毕沅），俟陈世元抵豫后，如果教种有效，即据实奏闻，酌量赏给举人职衔，用示奖励”[5]。不幸，陈世元赴河南不久，即感受风寒病殁，乾隆帝表示悼惜，谕旨称：“陈世元因熟悉树艺之法，情愿赴豫教种，年老远涉，颇属急公，今患病身故，殊堪悯惜。陈世元著加恩赏给国子监学正职衔，俾该生得邀身后之荣。”[6]这次，以朝廷谕旨之力，推广种植，效果颇佳。故第二年，张若渟又奏请江浙等地，学种甘薯。乾隆很赞成，说：“甘薯一项，广为栽种，以济民食。上年已令豫省栽种，颇著成效，此亦备荒之一法。”[7]谕令各督抚如张若渟之请办理。从此，甘薯在全国范围广泛种植，成为贫民的主要食物。陈世元热心民食，首传薯种，毕生奔波劳瘁，贡献极大，而清朝官员积极劝种，特别是乾隆帝以中央朝廷之力，奖励提倡，使甘薯得以大面积推广，其功亦不可没。故有人说：“高宗纯皇帝特饬中州等地，给种教艺，俾佐粒食，自此广布蕃滋。”[8]

另一高产作物玉米的广泛传播亦在乾隆年间。玉米亦称玉蜀黍、包谷、棒子、番麦[9]，也在明末传入中国，但尚未推广，此作物性耐旱涝，适宜在山地种植。乾隆初年，种植尚少，以后，在改土归流以及开垦山头地角法令的鼓励下，大批流民进入深山老林。玉米这一最宜于山地种植的作物才显示出优势，随着移民浪潮而进入山区，尤以四川、陕西、湖北、湖南为普遍。如四川，“玉蜀黍，土名包谷，旧惟蜀中种此。自夷陵改府后，土人多开山种植”[10]，“玉芦种自蜀来，近有楚人沿山种获”[11]，“山居则玉蜀黍为主”[12]，陕鄂边界的老林中，“乾隆三十年以前，秋收以粟谷为大桩，与山外无异。其后，川楚人多，遍山漫谷，皆包谷矣”[13]。湖南以前种玉米很少。乾隆三十年《辰州府志》说：“数十年来种之者益多”。特别在湘西山区，改土归流以后，汉民大批流入，玉米也随之推广。乾隆二十三年（1758）《沅州府志》称：“玉蜀黍俗名玉米，亦名包谷……此种近时楚中多艺之。凡土司新辟者，省民率挈孥入居，垦山为陇，列植相望”。乾隆以后，逐渐成为与稻谷并列的重要粮食品种，嘉庆时，陶澍说，“窃湖南一省，半山半水，至于深山穷谷，地气较迟，全赖包谷、薯芋、杂粮为生”[14]。有的地区，乾隆时玉米尚不多见，据乾隆二十二年（1757）广西《镇安志》中说玉米“向唯天保山野遍种”，可见天保以外地方还比较少，江西、安徽也似乎刚刚引进，如乾隆末的江西《广信府志》说：“近日更有所谓苞粟者，又名珍珠果……土人于山上皆种之，获利甚丰。”又嘉庆《绩溪县志》说：“乾隆年间安庆人携包谷入境，租山垦种，而土著愚民，间亦效尤。”乾隆帝虽然没有像推广甘薯那样，屡发谕旨，奖励提倡，但在玉米尚未普遍种植、人们并未充分认识它的价值以前，乾隆帝已了解这一作物。十二年（1747），安徽巡抚潘思榘奏称，“芦粟一种，宜于山地，不择肥瘠，六安州民种植甚广，舂煮为粮，无异米谷，土人称为六谷……臣俱谕令试种”，乾隆批示：“此可谓留心本计，嘉悦览之。”[15]芦粟、六谷即是玉米，潘思榘和乾隆帝都把玉米当作一种备荒作物，在安徽全省推行试种。由于皇帝的鼓励，玉米推广甚速，乾隆后期，安徽西部的大别山区，“延山漫谷，皆种玉米”，农民“恃此为终岁之粮”[16]。嘉道年间，皖南山区玉米甚多，“漫山种之”[17]。

华北地区，玉米的推广较迟，但18世纪末，京津一带亦已种植。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使马戛尔尼来华，其随员安德逊见天津附近有成片的玉米田，“品种之优良与其耕作方法，同英国农民有的同等”[18]。

乾隆时期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还表现在农村经济作物的扩大种植，经济作物是人民衣被食用之所需以及手工业制品的原料。经济作物的扩大种植，其种类和产量增多，一是表明粮食产量有所提高，才能够匀出更多的耕地，种植粮食以外的其他作物，这是农业生产进步的结果；二是农作物品种多样化，农民可以因地制宜、种植各种作物，稍稍改变只种粮食的单一生产结构，使农产品市场更加丰富、活跃；三是供应手工业需要的原料增多，意味着手工业的发展；四是经济作物获利较多，种植者收益较大，农民的生计有所改善；五是经济作物并非由种植者直接使用，绝大部分要作为商品，拿到市场上交易，经济作物增多必然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清代耕织图·攀花。

最重要的经济作物是棉花，这是人们不可或缺的衣被所需，是棉纺织业的原料。棉花盛产于江苏，次则山东、河南各地。乾隆时期，这些传统产地的棉花种植有所扩大，如乾隆时，上海人褚华作《木棉谱》，其中说：“邑种棉花，自海峤来。初于邑之乌泥泾种之，今遍地皆是。”又乾隆四十年（1775）两江总督高晋在松江、太仓、通州阅兵，看到当地种植棉花极盛，因向地方官询问原因。据称：“盖缘种棉费力少而获利多，种稻工本重而获利轻……以现在各厅州县农田计之，每村庄知务本种稻者不过十分之二三，图利种棉者则有十分之七八。”[19]又如浙江余姚，原来也盛产棉花，而乾隆时利益益溥、种植益广。“姚邑北乡沿海百四十余里，皆植木棉。每至秋收，贾集如云，东通闽粤，西达吴楚，其息岁以百万计。邑民资是以为生者十之六七。迄今又百余年，海滨沙地日涨，种植益广，即塘南民田，亦往往种之，较前所产又增益矣。”[20]直隶从前种棉很少，乾隆时，总督方观承极力提倡，教种木棉，栽植渐盛，如新河县，“新河植棉，始盛于乾隆，方观承倡导之力也。邑有花神庙之祀，则棉播种之盛，可想见矣”[21]。乾隆时修《正定府志》称：“近颇种棉。熟时，妇人孺子，盈;盈筐，计斤受雇值，不为无裨生计。”[22]在直隶，棉花推广似乎很迅速，据方观承所作《棉花图》中说：直隶有的州县，“种棉之地居十之二三”。由于当地气候寒冷而干燥，纺纱很易断线，当时还没有解决如何保持纱线的湿度问题，故纺织业尚未兴起。直隶所产棉花，通过市场交易，远贩江南，故棉花市场十分活跃，“每当新棉入市，远商翕集，肩摩踵错，居积者列肆以敛之，懋迁者牵车以赴之，村落趁墟之人，莫不负挈纷如。”[23]

缫丝，出自《清俗纪闻》。

另一项重要经济作物是桑叶，浙江、江苏、广东历来是丝绸产地，种桑很多。如浙江湖州对蚕桑“尤以为先务。其生计所资，视田几过之”[24]。当时人写诗描述嘉兴府乡村的景色和风俗：“青丝笼带看蚕娘，两岸人家齐采桑，缫得新丝何处卖，东新行贩北新行。”[25]也有人在江浙交界处旅行，记云：“岸西属吴之震泽，岸东属浙之秀水……阡陌间强半植桑……抵荡口镇，又三四十里，桑益多。盖越蚕土地，故皆树桑。”[26]据说：浙江石门（即崇德），16世纪末有桑田6万亩，至18世纪扩大到20万亩，占全县耕地的41﹒4%。[27]有的地方，种桑和养蚕分工，出现了种桑的专业户：“栽桑原以饲蚕，然不饲蚕而栽桑，亦未始非计也。栽桑百株，成荫后可得叶二三十石，以平价计之，每石五六百文，获利亦不薄矣。皮可为纸、枝可为薪，兼有余利。”[28]于是桑叶变成了商品，出现了桑叶市场，如嘉兴乌青镇：“凡畜蚕者，或自家桑叶不足，则预定别姓之桑，俗曰稍叶，立夏后采桑贸叶，名叶市。大约良地一亩，可得叶千三四百斤，计一岁垦锄、壅培之费，多不过三两，利则算常值亦有倍称焉。”[29]广东的桑树也很多，据嘉庆时的记载：“粤东南海县属，毗连顺德县界之桑园围地方，周回百余里，居民数十万户，田地一千数百余顷，种植桑树，以饲春蚕，诚粤东农桑之沃壤也。”[30]该地早有“桑基鱼塘”的经营方式，南海县的鱼塘极多，塘中养鱼，池塘岸基栽桑，用桑养蚕，又以蚕粪喂鱼，以塘水灌桑，有丝、鱼兼收之利，其经济效益很高。

绣花图，出自《清俗纪闻》。

不仅原来的丝绸产地，多种桑树，使丝绸生产增加。乾隆时，有若干官员良吏在边远偏僻之地推广蚕桑之利，亦有一定效果。如四川威远知县李南晖在该县劝教蚕桑之业：“先是，民不习织，种桑者甚少。迩来，青峰（即李南晖）劝民多树植，家户或数十株……取丝较昔年已颇多矣。”[31]又如福建的福宁，“旧无丝，乾隆间郡守李拔教民试养，今渐多”[32]。贵州遵义，从前也不产丝，乾隆初，山东人陈玉璧任知府，见该地有槲树，可以饲养山蚕，因从山东购蚕种，聘蚕师“遂谕村里，教以放养、缫织之法，令转相教告，授以种，给以工作之资、经纬之具。民争趋若取异宝。（乾隆）八年秋，会报民间所获蚕至八百万，自是郡善养蚕，迄今几百年矣。纺织之声相闻，槲林之荫迷道路……而土著裨贩走都会，十十五五，骈陛而立，贻‘遵绸’之名，竟与吴绫蜀锦争价于中州。秦晋之商、闽粤之贾，又时以茧成来墆鬻，捆载以去，与桑丝相掺杂，为越绉纨缚之属，使遵义视全黔为独饶，皆玉璧之力也”[33]。还有贵州的正安州，后来蚕桑业渐兴，也是由外地来的徐阶平劝教推广的，“正安向无织纴之业，乾隆十三年吏目徐阶平自浙江购蚕种来州，教民饲法……初，州地少桑，阶平教饲柘叶，后家皆桑、始尽以桑饲。其茧色美质精，不下中州之产”[34]。

甘蔗是制糖的原料，广东福建种蔗最多，广州一带，“蔗田几与禾田等”，福州一带“种菁种蔗，伐山采木，其利乃倍于田”[35]。台湾的种蔗制糖，在18世纪发展极快。乾隆时台湾产糖70万篓，约合80万担，据说当时台湾的蔗地，每甲（合11﹒31亩）可产糖40担～70担，如以每甲平均产糖55担计算，则种蔗土地当有14 545甲，约合16﹒5万亩。按乾隆九年（1744），台湾的耕地面积为60万亩，则蔗田几占其耕地面积28%。故有人描写台湾“蔗田万顷碧萋萋……一望茏葱路欲迷”[36]。

烟草是又一重要的经济作物。自明代传入中国后，吸烟者渐多，种烟亦渐广。早期多在闽广种植，以后向北方推广。乾隆《海盐县续图经》称：“烟草性辣而驱寒，向多产于闽广。（天下）大定以后，率土皆树烟，嘉（兴）郡尤多，不惟供土著之需，抑且比闽广之产矣。”[37]其他种烟之地甚多，如陕南汉中一带“沃土腴田，尽植烟苗”[38]；四川纳溪，“沿河以及山地，种植甚多”[39]；山东在乾隆以前，种烟尚不多，“今则遍于天下，而济州之产，甲于诸郡”[40]。乾隆时所修河南《鹿邑志》云：“旧志俱不载烟草，今则遍地栽之，未能禁止”。种烟获利很大，故人争趋之。据方苞说：种烟之利，“视百蔬则倍之，视五谷则三之”[41]。据统计，内地17省（广西未统计在内），方志内有种烟记载的多达195个州县[42]。这是指有明文记载种烟的州县数，实际种烟的地区当然比这还要多。

茶叶也是我国的传统特产，不但国内有广阔的消费市场，18世纪，茶叶运销国外激增，刺激了茶树的种植。梁章钜称：“武夷之茶，不胫而走四方。且粤东岁运番舶，通之外夷。”[43]产茶以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湖南为最盛。如福建上杭，“凡山皆种茶”[44]；宁德“其地多山，陂泊附近，民居旷地，遍植茶树”[45]；浙江于潜：“邑中各山，皆产茶……每岁设厂收买，集如市。乡人大半赖以资生，利亦巨矣哉。”[46]安徽则有六安茶，所谓“江南地暖，故独宜茶。大江以北，则称六安。然六安乃其郡名，其实产霍山县之大蜀山也。茶生最多，品名亦振”[47]。

除了上述经济作物之外，有的地方养花也成了专业性的商品生产，如北京丰台，有“连畦接畛，担市者万余茎”[48]的芍药花园；又有记载说：“丰台为养花之地，畦圃相望，竹篱板屋，辘轳之声不断。芍药尤盛，春时游人车马纷至。”[49]苏州种花也盛，有买卖花卉的市场：“每晨晓鸦未啼，乡间花农各以其所艺花果，肩挑筐负而出，坌集于场。先有贩儿以及花树店人择其佳种，鬻之以求善价。余则花园子人自担于城，半皆遗红剩绿，即板桥所谓‘如何滥贱从人卖，十字街头论担挑’是也。”[50]又山东荷泽，以莳花著称：“好种牡丹、芍药之属，以数十百种，士族资以游玩，贫人赖以营殖。”[51]小说《红楼梦》中也写了拥有几十顷桂花园的“桂花夏家”[52]。

还有为供应副食品之需的菜圃，随着城镇的发展而发展，出现了成片的菜园子，《儒林外史》中有拥有二三百亩菜园子的于老者[53]。各地还有供四时食用的各种水果，品种繁富，如南方的柑、橘、荔枝、龙眼、蜜柚、乌梅；北方的枣、栗、杏、柿、桃、梨、苹果，因时地之宜，生产应时瓜果，都需要通过市场交换。

总之，18世纪农业中经济作物的品种和数量均有增加，这标志着农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将进一步引起种植的多样化，农业分工日益细密，农业加工性质的手工业亦得以发展，这些都是社会生产进步的表现，也有利于改善人民的生活。

注释

[1]陈世元：《金薯传习录》。

[2]《乾隆汝州续志》。

[3]黄可润：《畿辅见闻录》。

[4]《清实录》乾隆五十年七月辛酉。

[5]《清实录》乾隆五十年七月甲子。

[6]《清实录》乾隆五十年十月壬午。

[7]《清实录》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癸未。

[8]《光绪武昌县志》。

[9]明清之际著作中常常提到玉麦、御麦。有人认为即玉米，但也有人认为当时的玉麦、御麦是大麦类而非玉米。

[10]《乾隆东湖县志》，卷五。

[11]《乾隆武宁县志》。

[12]《嘉庆峨嵋县志》。

[13]《道光石泉县志》。

[14]《陶文毅公全集》卷九，《陈奏湖南山田旱歉情形折》。

[15]《清实录》乾隆十二年二月庚寅。

[16]《乾隆霍山县志》卷七，《物产志》。

[17]《道光徽州府志》卷五六二。

[18]［英］爱尼斯·安德逊：《英使访华录》，8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19]《皇清名臣奏议》卷六一，高晋：《海疆禾棉兼种疏》。

[20]戴建休（乾隆时人）：《助修海侯庙记》，转引自：《光绪余姚县志》。

[21]《道光新河县志》。

[22]《乾隆正定府志·风俗志》。

[23]方观承：《棉花图·收贩》。

[24]《乾隆湖州府志》，《蚕桑总论》。

[25]张燕昌（乾隆时人）：《鸳鸯湖棹歌》。

[26]张仁美（乾隆时人）：《西湖记》。

[27]参见陈恒力：《补农书研究》，108～109页，北京，农业出版社，1961。

[28]《广蚕桑说》，转引自《湖州府志》。

[29]《乾隆乌青镇志》，《农桑志》。

[30]张鉴等：《雷塘庵主弟子记》。

[31]《乾隆威远县志》，《物产志》。

[32]《乾隆福宁府志》，《物产志》。

[33]《道光遵义府志》，《农桑志》。

[34]《嘉庆正安州志》。

[35]《乾隆福州府志》，《风俗志》。

[36]郁永河：《台湾竹枝词》。

[37]《乾隆海盐县续图经》。

[38]岳震川：《府志食货论》，见《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六。

[39]《嘉庆四川纳溪县志》，《物产志》。

[40]《乾隆济宁直隶州志》，《物产志》。

[41]《方望溪全集》集外文，卷一，奏札。

[42]参见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34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43]梁章钜：《归田琐记》卷七。

[44]《乾隆上杭县志》，《物产志》。

[45]《乾隆宁德县志》，《物产志》。

[46]《嘉庆于潜县志》。

[47]许然明：《茶疏》。

[48]《畿辅通志》卷七三，物产。

[49]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九，《丰台园亭》。

[50]顾禄：《清嘉录》卷二。

[51]《乾隆曹州府志》，《土产志》。

[52]曹雪芹、高鹗：《红楼梦》第七十九回。

[53]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五十五回。

第三节　全国耕地数估测

乾隆时代末，即18世纪之末，我国有多少耕地？产多少粮食？这是令研究者感到困惑的难题。由于缺乏全面的、确切的资料，故仅能作推测性的估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说不一，迄无定论。今试就所见资料，大致估测如下，聊备一说，以供讨论。

关于清代耕地面积数，清代官书中有两种不同的记载。据《大清会典》、《户部则例》、《清朝文献通考》所载，有如下表：

清历朝耕地面积

这一记载数目较系统而详细，为学术界所普遍引用，但显然有问题。如表所示，18世纪耕地徘徊在7亿亩以上，至19世纪末，耕地数亦仅8﹒5亿亩，这个数目，实属过低，难于置信。如果相信这个数字，则有两个问题难于解释。

第一，据记载，明末崇祯年间耕地已达7﹒8亿亩，这个数目与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耕地数相等，这是说不通的。乾隆中叶，国力鼎盛，清政府控制的版图远较明崇祯时为大，以人口计，乾隆三十一年全国人口2﹒08亿，较崇祯时7 000万人超过两倍。而耕地面积，乾隆中仅与崇祯时相等，这是很不合理的。

第二，据上表，光绪十三年（1887）全国耕地亦仅有8﹒5亿亩，而民国二十二年（1933）统计的全国耕地为14亿亩（合清制为15亿亩），这两个数字也很难衔接。如表所示：则明末以来300年间耕地发展的趋势为：自明崇祯至清乾隆三十一年的一百三四十年间，全国耕地并无增加；而自乾隆三十一年至光绪十三年计121年，全国耕地亦只增加了7 000万亩，而自光绪十三年至民国二十二年共46年，耕地面积却增加了6﹒5亿亩！这是很难说得通的。

可能的解释是：上表所列雍正、乾隆、嘉庆、光绪年间的全国耕地数都有问题，普遍偏低，离实际数字较远，故上和明末，下和民国的耕地数不能衔接。

耕地数字偏低，一是由于山头地角和少数民族耕地，免予起科，不包括在官方统计之内；二是地主官僚隐匿漏报土地，逃避赋税；三是清朝有所谓“折亩”，即是将肥瘠等次不同的土地，分别按一定比例，折成划一的征税土地单位，折亩一般均大于实际耕作亩，有的以几亩折一亩。官书中有时登录实际耕作亩数，有时又登录折亩数。由于以上三个原因，就造成全国耕地面积数字混乱不清、并严重偏低的情况。

清朝官书中还有另一个耕地面积数字，这就是《清实录》中所载，顺治末（1661）为5﹒2亿亩，康熙中（1685）为5﹒9亿亩，雍正初（1724）为8﹒9亿亩，可惜以后，《清实录》没有记载全国的耕地数字，以此推测，乾隆朝开疆拓土，奖励移民，耕地的数字当大大增加。

乾隆朝耕地的增加，缺乏准确的数据，官书所载，混乱殊甚，难以征信。我们姑且作发展趋势的推测，大体上有两类地区，一类是已开发地区，包括内地各省，耕植已接近饱和，新垦土地较少，但耕地亦有增加，如开垦山头地角、海岛湖滨。各地贫民，在人口日增的压力下，千方百计，扩大种植面积。如湖南省靠近洞庭湖的湘阴、巴陵、华容、安乡、澧州、武陵、龙阳、沅江、益阳等县，围湖造田“大者周围百余里，小者二三里，方圆不一，星罗棋布”。仅湘阴一县，自乾隆元年（1736）至十一年（1746）围湖造田达10万亩之多[1]。又如四川省屏山县“荒地甚多，土脉水泉，悉堪耕种，共勘有可垦田地10﹒66万余亩。贫民报垦者现有1 500余户。计口授田，领票分种，分别水旱田地，照例题报升科”[2]。又如陕西南部兴安州“从前多属荒山。后因两湖、安徽、江西、四川、河南等省民人前来开垦，数年中，骤增户口数十万，弃地尽成膏腴”[3]。湖南、四川、陕西一个州县，乾隆时尚能垦出10万亩或更多的土地，可见当时土地尚有潜力可挖，全国新垦的此类土地，当有可观的数字。

另一类是新开发地区，包括东北、蒙古、新疆以及湘桂黔滇山区，或为高山，或为大漠，或为丛林。气候、灌溉条件差，交通不便，耕作困难，但土地辽阔，更有潜力可挖。乾隆时鼓励移民，中原地区人民向四外扩散，形成向边疆移民之浪潮，所垦土地甚多。如东北土肥水利，宜于农事，但清前期人口甚少，有大片闲旷荒地和森林。乾隆时为解决满族生计，曾将京旗移往东北的拉林、阿勒楚喀垦地，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两地开垦的耕地达3﹒6万晌[4]。东北长期实行封禁政策，清廷为保护其龙兴之地，禁止汉人移垦，但禁而不绝，山东、直隶流民前往东北垦地谋生者，不可胜计。乾隆帝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政策，默许他们往东北迁移。乾隆说：“盛京可耕之土甚多，畿辅山左，无业穷氓，挈侣至者，咸垦艺安居，久之悉成土著，日积日多，虽于本地淳朴古风有碍。然太平日久，户口繁孳，藉此以养无数穷黎。故向有禁之之例，而未誉严饬也。”[5]乾隆五十七年（1792），关内大旱，流民蜂拥出关，提督庆成奏请，由关卡查验禁止，皇帝反对庆成的意见，谕旨中说：“山海关外盛京等处，虽旗民杂处，而地广土肥，贫民携眷出口者，自可藉资口食，即人数较多，断不致滋生事端，又何必查验禁止耶？”[6]可见乾隆时封禁东北的政策并未严格执行。在不少场合，政府反而鼓励贫民出关垦荒，因此，乾隆朝东北耕地数目增加相当迅速。据官书记载，东北耕地数字，乾隆三十一年（1766）仅270万亩（只有奉天一地的数字），至嘉庆十七年（1752），奉天、吉林、黑龙江的耕地总数，已达2 290万亩，共增2 000万亩。东北名义上仍是封禁之区，官书登录的垦地数字必然偏低，但不到50年已有如此之多。

新疆屯田是乾隆朝的一项突出成绩，自从平定准噶尔以后，清廷在天山北路、伊犁、乌鲁木齐、哈密等地大力开展屯田，有兵屯、民屯、回屯、遣屯等名目，并将原居东北的一部分锡伯族移至新疆屯垦实边，短短20年内，即有各种屯田户3﹒4万余，按清朝规定：“呈垦者每户给地三十亩，并给与农具、籽种、马匹，六年升科。如力能多垦者，取结给照，永远管业”。这是指呈请垦田的民屯而言，如各类屯户均以每户30亩计算，则3﹒4万余户，垦地已达百万亩以上。乾隆帝对新疆屯田的成绩是非常得意的。他的《伊犁大熟》诗注中说：“（伊犁）筑城竣事，屯政日开。官兵、回人及腹地迁居户口，聚落殷盛，岁获迭增，至本年倍稔，自二十分至二十二分以上，计常给廪糈外，赢羡陈陈相因，闻报弥深感庆。”[7]

乾隆时期，蒙古地区的农业发展亦极迅速，内地汉人前往耕垦者接踵于道，谕旨中说“古北口外一带，往代皆号岩疆，不敢尺寸逾越。我朝四十八部子弟臣仆，视同一家。沿边内地民人前往种植，成家室而长子孙，其利甚溥”[8]。在蒙古族中，除传统的游牧业外，农业越来越成为重要的生产部门，蒙古族尚不娴熟农耕技术，招汉人耕种，“内地民人，居住蒙古地方，原以蒙古人等全赖耕种为生，或招募民人为伊开垦，或雇觅佣工，或民人携带货物贸易，以资生计”[9]。清廷也将坐落在蒙古地区的官有牧厂余地，招民垦种，如乾隆三十二年（1767），和林格尔、清水河两厅的牧厂余地1 600余顷及砂碛地800顷，共24万余亩，招募佃户开垦，“每地五顷为一分，各量资本，或一户认种一分，或数人合认一分”[10]，所得地租银拨充旗营兵饷，可见蒙古土地或官有，或私有，亦纷纷招民垦种，耕地面积大量增加。

湘黔川滇，自从雍正时改土归流以来，汉民纷纷徙入。如湘西地区，“凡土司之新辟者，省民率挈孥入居，垦山为垄，列植相望”[11]。又如云南巡抚张允随于乾隆八年（1743）奏请“安宁州界内有无水荒瘠田地一万三千余亩，若于高处筑坝开渠，引水灌溉，即可尽变膏腴”[12]。四川的金川，经历长期战争，人亡地荒，但十多年后迅速恢复，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原来丈出的土地11﹒7万亩已招民垦种，又在原丈地之外，多垦出耕地1﹒9万亩。有的地方，则利用驻防士兵进行屯种，乾隆四年（1739）贵州古州镇总兵韩勋奏称：该地向不生产粮食，自安设屯军后，“设法劝种杂粮，今岁俱有收获，乘此农隙，操练技艺之外，山坡荒地，督令开挖”[13]。即使荒僻的海外小岛亦有开垦的记录，如乾隆三十五年（1770），署浙江巡抚熊学鹏奏：浙江沿海的玉环岛，“垦地日广，额收谷至二万一千余石”[14]，如按每亩产谷二石计，则垦地已达万亩以上。

以上是乾隆朝全国垦田耕作的资料，虽零碎片段，但可见当时随着人口压力的增大，无论内地和边疆，都发生了大规模移民和开垦活动，全国耕地面积，当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那么，乾隆时期增加了多少耕地？全国耕地面积共有多少？我们只能根据资料作大致的测估。前已述及，《清实录》记载雍正初全国耕地为8﹒9亿亩，其中当尚有折亩、隐漏等因素，此数字尚属稍低，但比其他官书较接近于实际，就以9亿亩作为18世纪20年代的基数，乾隆一朝，内地开垦和边疆屯田为数不少，经七八十年，至乾隆末（18世纪末）可能增加了1﹒5亿亩耕地，即每年增加210万亩，至18世纪末，估计全国耕地面积达10﹒5亿亩。19世纪，虽战祸频仍而移民垦边的趋势更加发展，东北、内蒙古完全开禁放荒，从嘉庆朝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的138年间，耕地面积估计增加4﹒5亿亩，即每年增加320余万亩，至1933年全国耕地面积为15亿亩。

如果以上测估大体可以成立的话，则18世纪末，全国耕地面积约有10﹒5亿亩，当时的人口已达3亿，每人平均有耕地3﹒5亩。

注释

[1]《光绪湘阴县图志》卷二二，《水利志》。

[2]《清实录》乾隆二十九年九月壬戌。

[3]《清实录》乾隆四十四年七月辛亥。

[4]《盛京通志》卷三八，田赋二。

[5]《御制诗四集》卷五四，《盛京土产杂咏十二首》诗注。

[6]《清实录》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癸丑。

[7]《御制诗三集》卷四二，《伊犁大熟》。

[8]《清实录》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壬子。

[9]《清实录》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乙酉。

[10]《清实录》乾隆三十二年五月辛卯。

[11]《乾隆芷江县志》卷五，风土物产。

[12]《清实录》乾隆八年十月丁巳。

[13]《清实录》乾隆四年十一月壬申。

[14]《清实录》乾隆三十五年五月。

第四节　粮食产量与粮食贮备

如果乾隆末的农田为10﹒5亿亩，那么，全国粮食的总产量有多少？封建社会从未留下过全国粮食总产量的数目，他们当时无法进行统计，我们今天当然更难估测。不过，我们既然对全国耕地数目大致作了估算，而关于清代各地农业的亩产量的记载，非常丰富。我们似乎也可以根据这些丰富的记载，条分类别，进行分析，作出推断。应当指出的是这种推断，极为复杂，肯定会有相当的误差。

简单地说，既然已知农田总面积，如果能知道其平均亩产量，就能得出全国的粮食总产量。但是农田总数10﹒5亿亩仅是大致的估测，则粮食总产量自然不可能精确。而且，影响粮食亩产量的因素非常复杂，地区有南方北方、平原山地之分，田土有水旱肥瘠之差，年成有丰收歉收之别。而且各地计算土地面积的单位不同，有以亩计，有以晌计，有以石计，有以甲计，难以划一；同样是一亩耕地，实际面积不同，有大亩、有中亩、有小亩，地亩大小不同，产量多少当然亦不同。各地计算粮食的单位亦不同，有以石、斗计，有以斤计，斗又有官斗、乡斗之分。种植的粮食亦不同，有米、麦、豆、谷、高粱、玉米、甘薯，有的高产，有的低产，统一折算，甚为复杂。还要考虑复种套种、耕作技术、灾荒减产等因素。因此，即使对全国的粮食总产量只作大致的估测也是很困难的。

有些专家对清代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作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有意义的论点和言之成理的测算。[1]大体说来，江浙皖赣湘鄂川闽粤九省自然条件好，单位面积产量高，而耕地总面积小；华北直鲁晋豫陕甘及西南桂黔滇九省、边疆地区自然条件差，单位面积产量低，而耕地总面积大。如江浙为高产地区，据李煦奏折，他奉旨在苏州、扬州二地试种稻谷，亩产量可得谷四石左右（皮粮，一石合120市斤），双季稻亩产可高达五六石，这是土质、种籽、灌溉、肥料条件都好的高产试验田，一般农家达不到这样高的产量。《钦定授时通考》中所说，较有代表性“江南水田，亩多二三石，次一二石”[2]。方苞也说：南京的土地一般亩产谷三石[3]，但也有更高的，如包世臣所说：苏州在上岁，亩可得米三石[4]，按米一谷二折算，得谷六石，亩产720斤，这是较少的高产田。南方其他省区，农业种植条件较江浙稍差，但计算亩的面积较江浙为大，江浙普遍以240弓步为一亩，其他省区超过240弓步，故每亩产量与江浙相类似。如乾隆时，江西南昌亩产量上田得谷四石，中田三石，下田二石[5]；乾隆初，刘士玺说，湖南浏阳地薄田瘠，丰收之年每亩不足一石六七斗[6]，衡州府“土宜稻，田虽旷，不甚腴，夏秋畏旱，亩收不过二石”，但洞庭湖周围土地亦有收获四五石以上者。四川省彭县，史载其亩产米一石二斗为上，一石为中，八九斗为下[7]，按米一谷二折算，亩产量在二石四斗至一石八斗之间，但亦有高产者。据吴焘《游蜀日记》说：“如今之苏松镇江等处，上地一亩收谷不过三四石，蜀地有一亩收至六七石者。”[8]广东、福建气候温暖，雨水充沛，每亩的面积亦大，且多双季稻，故粮食产量亦高。

南方食粮多种稻米，品种单一，估测较易。北方多种杂粮，有麦、豆、谷子、高粱、玉米、甘薯，品种不一，产量悬殊，且土地的肥瘠、大小亦异，估算更难。曲阜孔府档案中，有较详细的粮食产量原始资料，如雍正三年（1725），孔府在曲阜齐王庄农田为麦与谷接茬套种，平均亩产麦三斗一升、谷四斗九升八合，粗细粮合计在八斗以上[9]。又如河南省河内“上田岁收亩不下两石，多或至三四石，下田岁收亩不及一石，少或至三四斗”[10]。同一地区，良田与瘠田的产量竟相差十倍。陕西平凉府，垦田二顷，“充肥畅茂，风雨时调，可获三百石”[11]。也就是丰熟年景，亩产可达一石五斗。康熙帝说：内地农田，“虽在丰年，每亩所收止一二石”[12]，这可能接近于华北地区的平均亩产量，新疆的屯，亩产量亦在一石以上。也有许多土地，产量很低，如直隶乐亭、宝坻、滦县所产每亩自三四斗至七八斗不等[13]，河南“洼地每亩可收四五斗”[14]，至于山僻地、高寒地、盐碱地，其产量更低。估计全国这类低产地为数亦不少。

如果把全国的10﹒5亿亩耕地，除去种植棉、麻、烟、蔗等经济作物约5 000万亩以外，粮田总数约有10亿亩。按其产量，分成四等，其中一等地仅占1亿亩，产量为3﹒5石，二、三、四等地各3亿亩，产量分别为2﹒5石、1﹒5石与0﹒5石，以此估算则耕地分等和粮食产量可以列成下表：

乾隆末粮田面积和粮食产量

如上表所示，全国10亿亩粮田，总产量为17亿石（皮粮），每石折合120市斤，共为2 040亿斤，此数即为乾隆末（即18世纪末）全国粮食的总产量。如按各等地通扯计算，亩产粮食平均204斤。当时全国人口已达3亿，人均粮食为680斤，这就是乾隆盛世最重要的经济支柱。以上均按正常年景估测，但当时旱涝虫雹等自然灾害，无岁无之，十分频繁而严重。如果考虑因灾害而减产，则粮食收获量还要降低。再减去饲料、酿酒、制酱、上浆等其他用途，则每人每年的平均口粮应低于原粮600斤。这个数字，用以充饥果腹是相当紧张的。

上述只是用以了解18世纪末耕地和粮食生产的参考数字，由于缺乏详细精确的数据，很大程度上依靠估计和推测，其误差难以避免，尚待今后研究成果的证实或纠正。

在地少人多、粮食紧缺的条件下，如何充分利用粮食资源，沟通余粮区与缺粮区、丰收区与灾歉区的经济往来，做好粮食的存贮、运销、调剂，合理地分配粮食，以平抑粮价，保障民食，稳定秩序，这是摆在清政府面前的重大课题。饥饿的民众，是威胁统治权的最可怕的力量。清政府非常重视这一点，它的许多有关粮食的政策，都可以归结为利用有限的粮食资源，调剂余缺，努力保证口粮必需，以求得统治的稳固。

承德围场，锥子山下的清廷粮仓。

为了防止粮荒，清朝继承古代的传统，设立常平仓和社仓、义仓，在全国范围建立起贮存和调剂粮食的仓贮系统。常平仓设立于州县，为政府所建，仓粮由官民捐输、拨帑采购或赎罪罚俸所得；社仓设于乡村，义仓设于市镇，均为民办，由绅商士民集资兴建，自行管理，实为绅办官督。仓贮的作用，平常年份，青黄不接之时，出粜或出贷仓谷，以济民食；收获季节，粮食丰盈之时，买补还仓。若遇灾歉之年，则开仓放赈，抗御饥荒，以免饥民慌乱，引起社会骚动。仓贮系统在清初即已建立，规模和作用还不大，至雍正、乾隆时规制大备，积谷大量增加。康熙时，常平仓初建，“直省常平仓所贮米谷，康熙年间未经定额，或定额无多”[15]。雍正时已增加很多，全国常平仓积谷2 000多万石。乾隆帝对贮备粮食更为重视，他认为：自己和官吏们是百姓的父母，对其衣食生计负有责任，“朕实代天以子民，督抚大臣又代朕以子民，均有父母斯民之任也”[16]，“民本食天之念，拳拳毋懈”[17]，而增加贮谷，以济民食，正是这种“父母斯民”责任感的表现。所以乾隆帝即位后对粮食贮备抓得很紧，国库也有充裕的财力，一度库存粮谷达4 400万石。由于购存过多，触发起粮价的上涨。18世纪中国曾发生粮价的长时期上涨，其原因是复杂而多方面的，人口持续增长和美洲白银的输入是导致物价上升的重要原因。常平仓贮谷4 400万石只占年产粮食的2﹒5%，相对而言，数量很少，不会引起粮食的连年涨价。乾隆十三年（1748），清廷对粮价上涨进行了讨论，为了平抑粮价，决定减少采购量、降低常平仓贮存额。此后，常平仓额以雍正年间旧额为准，向无定额者，以现额为准。通计19省贮谷3 370万石，加上社仓、义仓的积谷，估计约4 000万石，合50亿斤。此项积贮在调节米价季节性变动、抗灾备荒、防止饥民骚动、稳定社会秩序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乾隆时，御史万年茂就说：“倘遇地方一时乏食，他处之米接济不及，乡民嗷嗷，万千成群，入城呼吁，地方官或赈或粜，小民各得升斗，即时立散。俟他处接济米来，人心易安，使小民有恃无恐。”[18]

清朝定都北京，18世纪，北京已发展成为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为了供应北京贵族、官吏、士兵、旗民、匠役的食用，从江、浙、皖、赣、鄂、湘、鲁、豫征收漕粮，年额400万石，由运河运往北京。这是保证京师口粮供应、稳定政治中心的“天庾正供”，至关重要，一旦漕运阻绝，北京的官吏士兵均将枵腹，人心慌乱，朝廷势必涣散。清廷大力组织这批南粮北运，特设以漕督、仓督为首的专门机构，拥有大批船只和运丁，耗费巨大，不惜成本，漕米的运输费十分昂贵，成为财政上的沉重负担。所谓“河运剥浅有费，过闸过淮有费，催趱通仓又有费。上既出百余万漕项，下复出百余万帮费，民生日蹙，国计日贫”[19]。乾隆中叶“各省漕粮运费每石核计六七两不等”[20]。如以每石米价一两五钱计，则运费超过米价四倍以上。由于漕运是维系清王朝统治的生命线，虽弊端严重，经济上极不合理，但是仍要千方百计补苴维持，越来越变成沉重包袱。这批漕粮虽属官征、官运、官为分配的自给性消费。但官吏士民所得俸米，允许在北京市场上出售。灾荒地区，又奉旨截漕，留供本地平粜或赈济，所以，部分漕粮也成了商品粮。乾隆朝截漕是经常性的措施、数量很大，乾隆二十年（1755）以前共截漕1 320万石，平均每年截漕66万石，占全年漕粮征收的16%，主要用于灾区的平粜赈济。

漕运票据。

政府除直接掌握常平仓贮粮和漕粮之外，为了解决粮食紧缺，努力鼓励粮食贸易，调剂余缺。当时由于人口增长和经济作物的发展，全国已形成大范围的余粮区和缺粮区，粮食的商品化已成必然趋势。封建统治者虽然轻视、贱视商业和商人，但乾隆帝却懂得：粮食流通必须依靠市场的作用，由商人自由贩运，一旦官府插手，必弊窦丛生、其事难行。他多次强调：“看来贸易之事，终不可全以官法行之。”[21]乾隆十三年（1748），为了平抑粮价，用行政手段严禁囤积，致使粮食流通的渠道被阻，江浙大闹米荒。“商贩无停贮之所，本地无存积之粮，来船稍阻，入市稍稀，人情惶惶，米价顿长数倍”。乾隆因此下谕说：“大概市井之事，当听民间自为流通。一经官办，本求有益于民，而奉行未协，转多扞格。”[22]他再三申说粮食必须通过市场流通，制定种种鼓励贸易的政策，“谷麦关系民生，全资商贩流通，源源接济，市价自就平减……其实懋迁有无，彼此转输不匮，乃闾阎糊口常计所资”[23]。乾隆初，规定粮米运往灾区，可免课税；七年（1742），这一政策推广，规定米粮过关，全免交税，将原为灾区的特免，改为适用全国的普免。这一免税政策有利于商贩，促进了粮食的商品化。不过后来因税银短绌，又恢复了征税，但税率很低。歉岁灾区，乾隆帝还允许地方官向商人出借本钱，不计利息，令商人在外地采购粮食，运回本省。如乾隆三年（1738），浙江歉收缺粮，巡抚卢焯曾招募商人，“取具保结，借给本银”[24]，挽运籴粜，只交原本，不取利息，定于明年麦熟交还，贩运一次、二次，悉从其便。

由于人口激增，耕地不足，即使余粮省区，所余有限，地方官为本省利益考虑，常常禁止米粮输出。乾隆帝一贯反对这类地方主义的遏籴。如乾隆三年，商人往锦州贩米入关，奉天将军博奇以东北歉收为理由，请禁米粮入关，遭到乾隆申斥：“得旨，禁止卖米，本非善务。锦州地方，所收虽薄，然口内之人有去买者，即彼处较口内低贱可知矣。尔所禁者非是。”[25]又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长江中下游受灾，次年（1779），商人们从四川贩米，欲沿江下运，四川总督文绶担心本省粮价上涨，禁止粮食出境，粮船被阻于夔关。乾隆知悉此事，责备文绶“禁夔关之米，不令得贩邻封，非特楚省不能接济，即江南下游，向来仰给川省者，当昨岁歉收之际，更复何所取资。所见意存畛域，事同遏籴，岂朕一视同仁之道”。令文绶“将水次仓谷碾米，径运江南，而楚省商贩，则出令晓谕产米各属，听其照常转运，无得阻滞”[26]。当时，余粮地区的遏籴之风颇盛，乾隆为扭转这种风气，曾于三十七年（1772）规定具体办法：“凡邻省歉收告籴，本地方官禁止米粮出境者，该督抚据实题参，将州县官降一级留升。不揭报之该管上司，罚俸一年，不题参之督抚罚俸六月。”

在官方政策的倡导、鼓励下，全国形成了规模颇大的粮食市场，促进了粮食的长距离运输。当时，除400万石漕粮每年北运以外，最大的粮食流向是从四川、湖南、湖北，由长江东下，流往江苏、浙江，并循海路运往福建。沈德潜的诗说：“吴民百万家，待食在商棹。转粟楚蜀间，屯积遍涯隩。”[27]即是描写四川两湖之米沿长江下运江苏的情形。此外，东北的麦豆由海路运往北京、直隶、山东，湖北、河南的米粮由汉水或陆路运往陕西，广西米粮运往广东，台湾米粮运往福建，湖南、四川米粮运往云南、贵州，大体上形成了粮食长距离流通的固定渠道。有的专家估计，清代中叶，进入长距离流通的商品粮食约有3 000万石[28]，略少于官府掌握的全国常平仓贮粮数（3 370万石），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1﹒8%。但村镇间粮食的短距离交易极多，其数量当远远超过3 000万石之数。

由于本国产粮不足，时虞缺粮。特别是广东和福建，山多地少，一向就是缺粮地区，如果靠内地长距离协济，运费高昂、数量亦有限，遂不得不借资外国，鼓励洋米进口。暹罗、安南出产大米，极为丰足，从乾隆年间，大批洋米输入，乾隆七年（1742），福建、广东出洋商船，回棹时带回大米6﹒6万余石。为了购置洋米，缓和粮荒，乾隆八年（1743）下谕：“朕畛念民艰，以米粮为民食根本。是以各关米税，概行蠲免，其余货物，照例征收。至于外洋商人，有航海运米至内地者，尤当加恩，方副朕怀远之意……自乾隆八年为始，嗣后凡遇外洋货船来闽粤等省贸易，带米一万石以上者，著免其船货税银十分之五，带米五千石以上者，免其船货税银十分之三。其米听照市价，公平发粜。若民间米多，不需籴买，即著官为收买，以补常社等仓，或散给沿海各标营兵粮之用。俾外洋商人得沾实惠，不致有粜卖之艰。”[29]这是一项十分优惠的政策，外商贩米进口，不仅可以减免船货税银，而且如果米粮滞销，官府给价收购，唯此政策专对外商而言。事实上东南亚国家产米虽多，米价亦贱，海运来华，费用甚大，获利微小，且蹈风波之险，故运米进口者多为中国出洋贸易商人，回棹时带入，并非外商专做粮食交易。后来发现，东南亚地区木料甚贱，工价亦廉，中国商人遂携带资本赴暹罗等地，即在该地购买木料，打造船只，再买米连船运回中国，这样就可获致木料与米粮的双重利益。也就是乾隆上谕中所说：“暹罗产米甚多，向例原准贸易，向来获利甚微，兴贩者少。今商人等探听暹罗木料甚贱，易于造船。自乾隆九年以来，买米造船运回者，源源接济，较该国商人自来者尤便”[30]。中国商人运米进口，虽然没有得到像外商那样减轻税课的优惠待遇，但乾隆十六年（1751），朝廷批准内地商民，自备资本，购米回国者“数在二千石以内者，循例由督抚分别奖励；如运至二千石以上者，按数分别生监、民人，奏请赏给职衔顶带。”这一措施也鼓舞了商民携资出洋、造船购米的积极性，此后，经常有运米较多的商人，获得奖叙，赏给八品或九品顶戴，东南亚的大米也源源流入广东、福建等省。

暹罗船。

总之，乾隆帝高度重视粮食的贮备、调剂与流通，以有限的粮食资源供应高速增长的人口。诸如：重仓贮、截漕粮、免米税、利商贩、禁遏籴、平粮价、促交流、购洋米。“民以食为天”，在至关重要的粮食问题上，他努力承担起民生食用的责任，尽可能从宏观上做好控制和调剂粮食的工作，其规制严密、办法具体、手段多样化，比过去时代的粮食政策有所前进。

注释

[1]如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黄冕堂著《清史治要》（济南，齐鲁书社，1990）等。

[2]《钦定授时通考》卷二一。

[3]《方望溪全集》卷一七，《家训》。

[4]包世臣：《齐民要术》卷二。

[5]陆耀：《切问斋文钞》卷一五，辑陈道文。

[6]《同治浏阳县志》卷六，《食货》。

[7]《重修彭县志》卷三，《田功志》。

[8]吴焘：《游蜀日记》，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七卷。

[9]参见黄冕堂：《清史治要》，89页。

[10]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五四，《均粮私论》。

[11]同上书，卷六一，《平凉府》。

[12]《清实录》康熙四十六年十月己亥。

[13]参见《乾隆乐亭县志》卷五、《乾隆宝坻县志》卷七、《嘉庆滦州志》卷一。

[14]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二，《确查抚恤事宜疏》。

[15]《清朝文献通考》卷三六，市籴五。

[16]《清实录》雍正十三年十一月癸亥。

[17]《国朝宫史》卷一五，《御制春耦斋记》。

[18]《皇朝经世文编》卷四〇，万年茂：《粜价不宜拨饷疏》。

[19]《清史稿》卷一二二，《食货志》三。

[20]《清实录》乾隆二十四年五月癸未。

[21]《清实录》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癸巳。

[22]《清实录》乾隆十三年五月乙酉。

[23]《清实录》乾隆二十五年三月丁卯。

[24]乾隆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浙江巡抚卢焯奏折。

[25]《清实录》乾隆三年三月丙子。

[26]《御制诗四集》卷五五，《命加赈湖北上年被灾州县诗以志事》，乾隆四十四年。

[27]《清诗铎》卷二，米谷，沈德潜：《哀愚民》。

[28]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277页。

[2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557（三），133页。

[30]《清实录》乾隆十二年二月丙戌。

第五节　人口增长和人口统计

与农业收成、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密切相关的是人口问题。研究中国历史和经济史、社会史的人都会注意到清代的人口问题。中国有正规的全国人口统计始于18世纪中叶，即清乾隆六年（1742），而且，从此时起的一百年，亦即到鸦片战争时，人口数目持续地大幅度增长，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数字。清代人口数戏剧性的演变发展，包藏着扑朔迷离的疑团。

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留下了丰富的人口记录。但直到乾隆以前的记录数字，非常之低，历代人口的最高峰值是西汉平帝时5 900万人，东汉桓帝时5 600万人，唐开元中的5 300万人，明嘉靖时6 300万人。从记录上看，从西汉末至明晚期1 506年间人口一直滞留在6 000万人上下，没有多少增加。近年的研究者认为：这个记录低于实际人口数，据称：明代我国人口最高时已达1﹒2亿人。不管记录数字和实际人口有多大出入，中国封建社会直至明末，人口数字一直不是很大。

经过明清之际的长期战乱，清初人口又锐减。据《清实录》记载：顺治八年（1652）全国只有1 400万人，顺治十八年（1662）上升到1 900万人，此后人口增长一直很缓慢。康熙五十一年（1712）颁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时，全国登录的人口亦只2 460万人。从顺治八年到康熙五十一年，历60年之久，全国人口只增加1 000万，平均每年增加不到17万人，这个数字低得令人不能置信！

康熙末，全国人口仅有2 460万，事实上，这并不是全国人口数的统计，而只是人丁的统计，人丁为16岁至60岁的男子，他们是赋税的承担者，政府关心的是纳税人丁而非全部人口。清中叶以前，每五年编审人丁户口一次，实际上并非统计人口，而是统计纳税人丁，编审册中人丁户口的数字远低于全国人口数，因为妇女和老人、幼孩例不纳粮，也不担负差徭，自然不入编审册内，残疾人也免纳赋税。顺治四年（1648），清廷最初实行编审的命令中即说：“各抚按官严行有司，细加编审，凡年老残疾、逃亡故绝者，悉与豁免。”[1]这类豁免范围，包括妇女、幼孩、老人、逃亡者以及不列编氓的少数民族，“庸保奴隶”，再加上隐匿、漏报，实际人口应为纳税人丁的四至五倍。估计康熙五十一年（1712），全国人口约在1亿以上，康熙帝就曾说过“朕凡巡幸地方所至，询问一户或有五六丁，止一人交纳钱粮，或有九丁、十丁，亦止二三人交纳钱粮”[2]。

康熙五十一年以后，统计方法有所变化，全国人口（实为纳丁税单位）固定在2 460万，每年再加上“永不加赋、滋生人丁”，自康熙五十二年（1713）至雍正十二年（1734）的22年间，“滋生人丁”为1 200万。

雍正朝进行“摊丁入地”的改革措施，实际上取消了人丁税，就无须以编审人丁作为征税依据，故每五年之人丁编审既不作征收丁税之用，亦不反映人口总数，已无实际意义。但当时人口急剧膨胀，已对社会造成压力，乾隆帝感到需要掌握全国的实际人口数字和存贮的粮食数字以便确定国库收支，赈济灾荒，移民通财，调剂粮食。“非独冢宰据之以制国用之通，凡授田兴锄，赒急平兴，以及岁有灾祲，移民通财，薄征散利，皆必于民数谷数，若烛照数计，而后可斟酌调剂焉”，“朕朝夕披览，心知其数，则小民平日所以生养及水旱凶饥，可以通计熟筹而预为之备”[3]，乃于乾隆五年（1740），命各省查报户口实数与谷数。乾隆六年（1741）冬，“会计天下民数”，“大小男妇”达到1﹒434 1亿，大大突破了历史上有书面记录的数字，这是我国第一次正规的人口统计。

脱离了丁税征收而第一次普查人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项创举。当时却遇到了阻力，御史苏霖渤反对进行人口统计，他上奏说：“小民散处乡僻，若令赴署听点，则民不能堪……仍不过委之吏胥而已。况商旅往来莫定，流民工役，聚散不常，以及番界苗疆，多未便清查之处，请降旨即行停止。”[4]苏霖渤反对的理由，颇振振有词，在当时条件下，每年查点登记全国人口，确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但这并不能动摇乾隆帝进行全国人口统计的决心。经大学士、九卿会议，终于提出一个可行的办法，即依靠现成的保甲制度来查知全国人口。清朝早已实行保甲，经康熙、雍正的整顿，保甲已成为基层的社会组织，备有详细的户口册籍，因此户部提出：利用保甲册籍以统计全国人口，“直省各州县设立保甲门牌，土著流寓，一切胪列，原有册籍可稽。若除去流寓，将土著造报，即可得其数目，令该督抚于每年仲冬，将户口实数与谷数一并造报，以免纷扰。至番疆苗界，向来不入编审，不必造报”[5]。这样，利用现成的保甲组织系统来清查统计人口，并不需要每人到衙门来报到听点。清廷认为此办法可行，遂令各省每年年终将保甲循环簿中的人口数汇总呈报。

乾隆六年（1741）的人口统计数字虽然大大打破了历史纪录，但仍低于实际的人口数字。这是因为统计人口刚开始，有的地方官吏并不重视这一工作，或虚开、或隐匿，甚至根本不报。乾隆八年（1743），即开始人口统计的第三年，谕旨中指出，清查烟户，“有司奉行不力，多系虚开，有名无实，全不足据”[6]。乾隆帝特别表扬前任直隶知府陈法办理有方，不扰累百姓，而能得烟户实数，特将陈法升补安徽庐凤道，以鼓励地方官认真统计人口。至乾隆八年，人口达1﹒644 5亿，比乾隆六年多出2 100万，当时每年人口的实际增长只有一百数十万，两年间统计数字大幅度上升，这是由于乾隆的批评督促而查出了大量隐漏未报的人口。

统计人口已从依靠编审转而依靠保甲，随着保甲制度的不断完善，人口统计也逐步改进。乾隆二十二年（1737），清廷命令各地检查保甲制的实施，统筹整顿，汇集众议，更定条文，形成十六款保甲令文，重申和划一了康雍以来有关保甲制度的基本规定，并补充了新的内容。保甲制度的主要目的是控制全国人户、防范起义骚乱、贯彻封建政令，因此必须对各种人户的数量、动态、职业、财产登记在册。经过乾隆二十二年（1737）的整顿，保甲制度更趋严密。如对“旗民杂处”、“乡绅士袗”、“客民在地方贸易，置有产业”、“畸零散处人户”、同化程度较深的少数民族、“厂灶矿丁”、“商船渔人”、“棚民寮户”、“僧尼道士”、“雇工仆婢”、“乞丐流民”以及流动性较大的“垦种蒙地民人”，都有了较为具体的编查办法。保甲制的逐步完备和全面推广为比较准确的人口统计提供了条件。这时，编审制度已完全失去了作用，由于摊丁入地，人头税实际已取消，无须以编审来确定纳丁税的对象，而保甲册籍亦取代了依靠五年一次的编审来掌握人丁数字，乾隆三十七年（1772），遂下令永远停止编审。

束鹿县保甲凭证。

新制度、新政策的实施，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逐步完善。乾隆四十年（1775），发现地方官吏仍不重视人口统计工作，隐匿漏报颇为普遍。皇帝说：“朕临御之初（勅督抚申报户口米谷）……藉以验海宇富庶丰盈景象，法至善也。顾行之日久，有司视为具文，大吏亦忽不加察，谷数尚有仓贮可核，而民数则莫为加增。所报之折及册，竟有不及实数十之二三者。”[7]同年湖广总督陈辉祖称：“从前历办民数册，如应城一县，每岁止报滋生八口，应山、枣阳止报二十余口及五、六、七口，且岁岁滋生数目，一律雷同。”乾隆帝读了这个报告，十分气恼，批谕：“实属荒唐可笑……岂有一县之大，每岁仅报滋生数口之理，可见地方有司，向竟视为具文，而历任督抚，亦任其随意填送，不复加察。”[8]令各省认真复查，由于本年时限已紧，为了防止敷衍塞责，命令本年应进民数册展限至翌年年底缮进。在乾隆帝的批评、督促下，人口统计数字更加接近于实际。乾隆四十年（1775）的数目为2﹒64亿人，较三十九年（1774）增多430万人，可见在此以前隐漏的数字是很多的。

从乾隆朝开始，我国有了正规的人口统计，也有了比较详细、比较准确的人口统计数字。乾隆六年（1741）统计开始时有人口1﹒434 1亿，至乾隆六十年（1795）有人口2﹒969 6亿，54年净增人口1﹒535 5亿，平均每年增加284万人。统计乾隆一朝的人口年增长率约为12﹒9‰[9]，这是相当高的增长率。嘉道年间，人口在继续增加，但增长的势头有所减弱。从乾隆六十年至道光二十年（1840）的45年中，人口从2﹒97亿增至4﹒13亿，净增1﹒16亿，平均每年增加258万人。绝对数字也不少，因人口基数已高，故年增长率已降为7﹒2‰。

道光二十年后，即进入鸦片战争后的近代史。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连年战争，经济萧条，灾荒频仍，人口增长率显著下降。1840年，全国人口为4﹒13亿人，至1949年，全国人口为5﹒41亿人，年平均增长率降至2﹒7‰。但因人口基数很大，故100年内人口增长的绝对数字仍有1﹒28亿人之多。

人口的急剧增加表明了乾隆朝统治秩序的稳定和经济力量的增长。人口增加须与粮食增加同步，没有迅速增加的农业生产力，就不可能养活成倍增加的人口。乾隆末，全国人口已达3亿，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由此可以推论，当时的经济实力也必大大超过以往的任何朝代。

人口的激增一方面是经济增长的表征，另一方面也带来了问题和不安定因素，人口压力日益增加，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乾隆帝深深感受到这一压力，常常慨叹：“民愈庶、富愈难”，“国家承平百有余年，人生不见兵革。每岁户口孳息，千古罕俦。民间谷价，有增而无减，实由于此。朕焦劳宵旰，每怀尧舜犹病之忧。”[10]晚年，他写过一首诗，并附有注释，总结了人口、粮食、物价、田地的相互关系，分析了人口激增所造成的社会问题，设想了各种对策。但他面对无情的客观经济规律而一筹莫展，对人民生计表现了深深的忧虑。诗云：

民数谷数国之本，每岁各省令具奏。因命司农计损益，观之持盈惧益懋。谷数较于初践阼，增才十分一倍就（原注：乾隆初年各省存仓谷数共三千五百余万石。历年督饬各省以积谷为要，逮乾隆四十六年，各省存仓谷数才至四千二十一万石零，较之初年，计多四百六十余万石，然其所赢不过增十分之一）。民数增乃二十倍，（原注：国朝顺治初年，民数仅一千六十三万，至乾隆初年，民数已至一万六千余万，是已增至十倍。至乾隆四十六年，民数乃至二万七千七百余万，是增至二十倍矣！）固幸太平滋生富。以二十倍食一倍，谷价踊贵理非谬。谷贵因之诸物贵，何怪近利居奇售。淳朴拟欲禁奢费，游手谋食恐难付（原注：昨岁大理寺少卿刘天成奏请风俗崇俭还淳一折，余心是其言，而行之实有所难。盖太平日久，由俭入奢，不期而然，骤加禁令，罹法者多，且游手谋食之人，转失生计，非善策也）。设曰驱之尽务农，那得许田供耕耨。水旱赈济数逾万，无过补置其罅漏。三免正供两免漕，未见闾阎生计茂。长此安穷不敢言，蒿目怵心吁天佑。绥丰或尚可支持，惕息中丰又难遘[11]。

在这首诗里，乾隆帝的计算并不正确，他说：顺治初民数1 063万，此实是男丁数而非民数，估计顺治初民数应在5 000万以上，故自顺治初至乾隆四十八年（1783）的140年间，人口增加约5倍而非20倍。至于粮食涨价的原因十分复杂，并非单纯由于人口的增长。但这首诗指出当时国计民生之艰，在太平盛世的表面下潜伏着严重的社会矛盾，并把它与人口的急剧增长相联系，这是有道理的。

乾隆朝人口数目大幅度增长，而人口的分布却很不平衡。估计97%以上的人口集中在内地18省。按乾隆五十六年（1791）各省人口多少排列，其次序为：江苏（超过3 000万人）、安徽、直隶、山东、浙江、河南、湖北、江西（以上7省均超过2 000万人）、湖南、广东、甘肃、福建、山西（以上五省均超过1 000万人）、四川、陕西、广西、贵州、云南（以上五省均超过300万人）。

如按经济区域而言，华北平原直鲁豫晋和长江下游苏浙皖赣人口最多而密集。乾隆十四年（1749），直鲁豫晋四省人口6 006万，苏浙皖赣四省人口6 285万，八省人口共12 391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68%。43年后，即乾隆五十六年，直鲁豫晋四省人口8 546万，苏浙皖赣四省人口10 415万，八省人口共18 961万，占该年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有所下降，但仍高达61%。如按43年中年平均人口增长率计，直鲁豫晋为8﹒1‰，苏浙皖赣为11﹒5‰。我们前已述及，乾隆朝年平均人口增长率为12‰，这八省的增长率均低于此数。这是因为八省人口稠密，许多人向山区和边疆移徙，故人口增长率稍低。我们再看湘、鄂、川三省，乾隆时，其人口绝对数字很低，乾隆十四年，三省共1 895万人，占该年全国总人口10%，至乾隆五十六年增至4 693万人，已占该年全国人口总数15%，其年平均增长率为19﹒7%，远远高出前述八省。这样高的增长率并非全是人口的自然增殖。18世纪的湖南、湖北、四川还是地广人稀之区，大批人民从外省来此垦田种植，三省人口急剧增长，部分是移民流入的结果。

边疆地区上报人口的资料不全，数字亦偏低。乾隆末，盛京报84万人，吉林、黑龙江各报16万人，实际数目可能更多。因东北为封禁之区，许多出关种地的农民似未全部上报。新疆北部准噶尔部原有60万人，经战乱疫病，人口锐减，虽此后有许多移民与土尔扈特之回归，但人口已今非昔比。南疆维吾尔族地区，乾隆中叶据说有26万人，又巴里坤、乌鲁木齐一带至乾隆末有12万人，各项合计，似在50万以上，唯《嘉庆一统志》载：嘉庆十七年（1812）新疆人口共48万人，这个数字似亦偏低，但当时新疆人口很少。西藏地方，乾隆初年有喇嘛316 000人，民户128 000户[12]，如按每户五人计，则民户人口应有64万，加上31万喇嘛，计达100万人，这是乾隆初的数字，乾隆末估计可能有120万人。又据称承德周围汉蒙人口不下三四十万，内外蒙古及青海则无统计数字。估计内地18省以外的人口总数不会超过七八百万人，只占当时全国人口总数的2%～3%。

边疆地区，多为少数民族居住，人口很少。而清廷又恐人口统计引起他们的不安，故很多少数民族未列入统计。乾隆四十一年（1776），即在乾隆帝督促各地实力复查人口的第二年，贵州巡抚裴宗锡因苗区人口“全不造报”，拟“严饬确查”。乾隆帝加以制止，谕旨：“所办非是。各省岁报民数，用以验盛世闾阎繁富之征，原止就内地编氓而言，其边徼苗瑶，本不在此例……况苗性多疑，素不知有造报户口之事。忽见地方有司逐户稽查，汉苗悉登名册，必致猜惧惊惶，罔知所措……不独黔省为然，其云南、两广、两湖等省，凡有苗瑶黎僮等类，其户口皆不必查办，陕西、四川之番夷及福建之生熟番境，并遵此旨，一体妥办，毋稍滋扰”[13]。可见乾隆朝统计人口，很多少数民族人口并未包括在内。

继乾隆朝人口大幅度膨胀之后，发生了人口区域性移动的浪潮，长江、黄河、珠江下游及华北等居民密集，地少人多，出现大量相对过剩的人口，在这里，他们无地可耕，谋生愈益困难。当出现开垦贫瘠地区的可能时，便形成吸引人们移徙的强大引力。大批流民，离乡背井，出外谋生，定居异地。人口的流量和流向取决于人口稠密区相对过剩人口的状况、人口稀少区可垦地的多少和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同时也受政府政策的影响。清廷对移民的政策随着时间、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初期对东北、内蒙古封禁较严，禁止汉民移垦，以后逐渐放宽；对川湘云贵无封禁之令，但汉苗杂处，稍加限制；对海外移民，亦加限制，但实际上限制不了；对新疆北部则鼓励移民开垦。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原的人口压力越来越大，清廷不得不趋向于开放封禁、鼓励移民。在这种情形下，从乾隆朝开始，大规模的人口移动已开其端，呈中心地区（包括黄河、长江、珠江中下游）向山区边疆（包括东北、内蒙古、新疆北部、云贵川黔、台湾）以及东南亚各国辐射扩散，这一扩散迁徙的趋势一直持续了两个多世纪。

注释

[1]《清朝文献通考》卷二五，《职役》五。

[2]《清实录》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壬午。

[3]《清实录》乾隆五年十一月戊辰。

[4]《清实录》乾隆五年十二月丙辰。

[5]《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户口一。

[6]《清实录》乾隆八年五月庚子。

[7]《清实录》乾隆四十年十月乙酉。

[8]《清实录》乾隆四十年闰十月丙寅。

[9]这一增长率是将每年平均增长人口279万，除以乾隆六年和六十年人口数字相加之半，鉴于乾隆前期人口隐漏数较多，故实际人口增长率应低于12﹒9‰。

[10]《清实录》乾隆二十四年十月戊戌。

[11]《御制诗四集》卷九三，《民数谷数》，乾隆四十八年。

[12]魏源：《圣武记》卷五，《西藏后记》。

[13]《清实录》乾隆四十一年六月丁卯。

第六节　水利

开封府段黄河图，康熙四十二年。

为了促进农业生产，开通水道运输，清朝十分重视水利工程，不惜巨帑，屡兴大工，修治江河、海塘、湖泊、沟渠。其中尤以治理黄河、运河、淮河为首要工程。三河在江苏北部淮安府清口与高家堰交汇，该地即为河工的关键，“由是治河、导淮、济运三策，群萃于淮安、清口一隅，施工之勤，糜帑之巨、人民田庐之频岁受灾，未有甚于此者”[1]。黄河从数千里外，挟带大量泥沙，奔腾东走，至河南东部，地势平衍，水缓沙停，河床内的泥沙越积越多，河床大大高出于两岸平地，历代治河，均增高堤岸以御洪水。千里河防，稍有疏虞，一穴溃堤，后果不可收拾。黄水决堤而出，所在灌漾、成万吨的泥沙搬运到下游的河道湖泊中、淤堵为患。大体上，乾隆前期和中期，黄河虽多次决口，但康熙治河的效果仍在，遗规可循，黄河决口即堵，河势尚称安澜。从乾隆四十三年（1778）之后，漫决次数增多，决后长久不能堵塞，河工日棘，河势日坏。治河缺乏通盘的长远考虑，往往是堵决口、开引河、浚淤沙、筑堤防，哪里发生了问题就抢修哪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疲于奔命，事倍功半。乾隆帝多次发出治河难的叹息：“古人言治河无善策。今之治河，非古之地广人稀可比，欲其顺轨安流，不为民田庐舍之患，较古人为更难矣。”[2]

造成黄河多害的重要原因是上游水土流失和下游河床老化，致使泥沙堆积、河身日高，只靠筑堤拦水，不可避免会酿成决溢的灾难。有人想从根本上治理河患，乾隆十八年（1753），孙嘉淦建议，开引河，引黄水入大清河，北流山东入海。他的理由是“大清河东南皆泰山基脚，其道亘古不坏，永不迁移”，不会发生决堤岸、冲城郭、淹田庐的事。大清河下游所经“只东阿、济阳、滨州、利津四五州县，即有漫溢，不过偏灾，忍四五州县之偏灾可减两江二三十州县之积水，并解淮扬两府之急难”。黄河“一入大清河，则河身深广，两岸堵筑处甚少，计费不过一二十万，而所省下游决口之工费，赈济之钱米，至少一二百万，此其得失多寡，亦不待智者而后知也”[3]。事实上，黄河下游故道已不能约束咆哮不驯的黄河水，这一改弦更张、另辟新路的意见，不失为长远、正确的建议。此后，嵇璜提出过同样建议。乾隆四十六年（1781），河决青龙冈，全溜北趋，经赵王河、入大清河归海。这和28年前孙嘉淦建议的改道路向完全一致，证明了改道入海的可行性，正可因势利导，听其北流，不再恢复黄河故道。可惜乾隆见不到此，他误信错误的信息，昧于实际情况，以为大清河不能容纳全黄之水。又恐黄水北流运河受阻，加上年事已高，因循保守，不敢作出改变黄河流向的大胆决策，他驳斥说：“嵇璜早有令河流仍归山东故道之奏，此语岂可复行。无论黄河南徙，自北宋以来至今已数百年，即以现在情形而论，其向北泛滥之水，由赵王河归大清河入海者，只有二分，其余由昭阳、南阳等湖南下者仍有八分。甚至江南沛县城垣被冲，则南下之水势，较北更大。此时岂能力挽全河之势，使之尽由北流。且于山东、直隶运道往来，甚有关碍，岂容妄议更张，为今之计，惟有就事论事，救弊补偏，此外别无办法。”[4]正是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乾隆不惜耗费大量帑银，堵决口、修堤坝，千方百计保持黄河在旧河身中行走。此后，七十多年间，黄河的决溢更加频繁而严重，损失不赀。直到咸丰五年（1855）铜瓦厢决口，黄河终于入大清河、经山东入海，仍然实现了孙嘉淦、嵇璜早就预料的走向。可见自然界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重要的是更早、更深刻地认识规律，才能造福于人类。

乾隆时期，重要的治河工程，有以下几项：

一、堵塞黄河决口。由于黄河屡决，堵口成为经常性的工程，施工艰难，耗费极大。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仪封十六堡和四十六年（1781）青龙冈两次决口，口门长期不能合龙。仪封决口，堵筑五次，历时两年，才告成功，耗帑560万两。青龙冈决口，亦屡堵屡塌。后来，阿桂从兰阳三堡大坝外，增筑南堤，开引河170里，导水下注，由商丘七堡出堤，归入正河，掣溜使全归故道，此次工程更大，历时亦两年，耗帑900万两。堵口工程，难度大、耗费多，乾隆帝非常关心工程的进行，焦急地期待着，颇有点战战兢兢、坐卧不安。青龙冈堵口久不合龙，他写了一首诗，反映自己的心情：“对时应有豫，而我独不怿，不怿所为何，合龙望信迫，初拟月之望，过期念弗释，五百里奏至，手战封章擘（若报合龙，当六百里加紧驰奏。今仍五百里，以为别有故，心甚惧之），诚恐非佳音，却报引河辟。”[5]

二、毛城铺减水工程。黄河从豫东进入江苏，盛涨时水势过大，徐州附近河身狭窄多弯，大溜不能畅行，堤工常被冲漫。乾隆二年（1737），采纳高斌的建议，在砀山县毛城铺建减水坝，开浚引河，使部分黄水从睢水分流，经安徽之宿州、灵璧、泗州，流程600里，注入洪泽湖。此项分流黄水中的泥沙淤积在安徽境内或洪泽湖中，泥沉水清，复从洪泽湖流出清口，再入黄河。此项工程的作用，一在减少黄河在徐州段的水量，保护堤防，减轻黄河北岸的压力。二在“蓄清刷黄”，利用已经澄清的河水，加大洪泽湖水量，流出清口，洗刷黄河下游的泥沙。三使清水水量增多，以济运河之水，便于运输。此项工程，对黄河北岸的山东以及黄河下游、运河蓄水均有好处，但皖北几州县遭受分流黄水的泛滥，蒙受祸害。御史夏之芳等反对，经过激烈争论，乾隆帝从全局考虑，支持分水的意见，他说：“毛城铺断自朕见，事属应行。”决定兴工建造减水坝。

三、洪泽湖治理工程。自黄河夺淮，淮水不得畅出，积水汇流，洪泽湖水面日见扩大。湖水从清口注入黄河，为防止黄水倒灌、淤沙为害。清口筑东西两坝，夹水而行，借水刷沙。湖东则专赖高家堰大堤，拦蓄湖水，屏障里下河低洼之区。所谓：“淮水挟七十二河之水汇入洪泽湖，仅恃高堰一线孤堤，为淮扬保障。夏秋黄淮交涨，拍岸盈堤，势难容受。”[6]从明清以来，高家堰大堤即为治水之关键工程，历代增修培筑，成为“水上长城”。为了“蓄清刷黄”，洪泽湖必须保持较大水量和较高水位，以便湖水畅出清口，但如果湖水水位过高，又会对高堰大堤造成威胁。故伏秋盛涨、湖水过大，为了保护高堰大堤，往往开放堰上闸坝，使湖水东流旁注，里下河即受淹浸，受灾严重，迄无妥善之策。乾隆朝屡次兴工，修筑高堰，四十六年（1781）再一次大修，自武家墩至蒋坝，通工长1﹒7万丈，全部改建为石工，洪泽湖大堤蔚然可观。乾隆十六年（1751）第一次南巡，皇帝即亲临高堰视察，封闭了堰上的两个天然坝，另在仁、义、礼三坝之外，添建智、信二坝。涨水时，仁、义、礼三坝过水3尺，再启放智、信二坝，使湖水缓慢东泄，控制其水量，不致酿成大灾。乾隆二十七年（1762）第三次南巡，又巡视高堰，决定将五坝封闭，不再启放。湖水盛涨时，拆宽清口的东西二坝，并在高堰设水桩，规定湖水每涨一尺，清口即拆宽十丈，以利宣泄。就像乾隆所说：“壬午（乾隆二十七年）春，阅清口，乃洪泽湖尾闾，东西两坝本以蓄清御黄，而司事者每以惜费为念，不肯大扩清口，致洪湖盛涨，由高堰五坝泄出，下河往往受灾。因于五坝设立木志，如增长一尺，即将清口之坝拆开十丈，递长递拓，永为成式。俟秋泛过后，仍将坝口镶筑，以资御控。河臣遵奉，下河即每岁大稔，十余年来，高（邮）宝（应）遂无水患。”[7]这一决策，保护了淮扬泰盐通富庶之地，免受水涝，效果良好，乾隆亦颇自诩。他说“设非南巡亲见，实虑不及此。他人亦见不到，此一节实可为后世法”[8]。

四、陶庄引河工程。洪泽湖经清口注入黄河之水，力求强劲，才能御黄刷沙。若湖水过小，黄强清弱，黄水将倒灌清口，泥沙填塞口门。洪泽湖所受全淮之水既无处流泄，黄河下游河床亦无清水刷深，这样，河淮湖运，四者皆受病。为了防止黄河倒灌清口，康熙时已经开挖引河，将黄河河身改到稍远于清口之处。康熙、雍正年间，曾五次兴工，屡挑屡淤，未能成功。乾隆帝不因前人之失败而灰心，认为“陶庄之引河不开，终无救清口倒灌黄流之善策”[9]，命河督萨载、两江总督高晋详加规划。萨载、高晋“亲履其地，测量高下曲直、头尾宽窄，绘图贴说以闻。朕详酌形势，以朱笔点记，往返相商者不啻数次”[10]。这样，制定了妥善方案，改进了施工措施，乃于四十一年（1776）九月开工，至翌年（1777）二月放水，陶庄引河建成，长1 060丈，河宽30丈，深1丈余，河道安流顺轨。离清口较从前移远五里，大大减轻了黄河倒漾、清口淤沙之患。乾隆帝对此项工程甚为满意，称之为“全河一大关键，非寻常筑堤打埽开河者可比”。“于是永免倒灌之患。计自康熙己卯（三十八年）逮乾隆丁酉（四十二年），历七十余年，一举遂成，实赖天助”[11]。他高兴地写诗表扬主持引河工程的萨载：“久知积土逼陶庄，清口恒虞倒灌黄，急则治标乏佳策（向年河臣治河之策，止于筑堤防护及打坝下埽，或安设木龙挑溜挂淤，皆急则治标，非釜底抽薪良法。今陶庄引河开通，大溜北趋，冲刷宽深，清口分流旺盛，直至周家庄，汇流东注，为一劳永逸之计，淮南诸郡可为额手称幸矣），要于抽底实良方。引流以北海斯赴，各壑而东淮始强，能事美哉能任善，是宜优叙与褒扬”[12]。

五、疏浚黄淮下游河流。黄河涨溢多灾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下游河流被泥沙堵塞，不得畅泄，故疏浚河流是治理黄淮的经常性配套工程。其中以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后，豫鲁苏皖同时并举，工程巨大，成效亦显著。该年七月，乾隆帝召见陈宏谋，“询及各省水灾，据奏皆因上游为众水所汇，而下游无所归宿，必当会同通盘筹办，方为有益等语，其言颇中肯綮。江南、山东、河南，壤地相接，数年以来，频罹水患……南望为之惄然伤怀。转瞬秋冬，正工作可施之候……会三省（按：实为四省，江南包括江苏、安徽在内）之全局，而川浍以疏之，堤防以御之，工费诚属浩繁……即多需帑金，所不当惜”[13]，令尹继善（两江总督）、陈宏谋（江苏巡抚）、高晋（安徽巡抚）、鹤年（山东巡抚）、胡宝瑔（河南巡抚），侍郎裘曰修、梦麟，河督白钟山、嵇璜会商工程大计，并督促各省分别兴工。

此次工程，河南省在胡宝瑔、裘曰修的主持下，做得最好。先浚干河四条，即贾鲁河、惠济河、涡河、巴沟河，继浚支河34条，再开沟洫，“每一州县中所开沟自十数道至一百数十道不等，长自里许至数十里不等，宽深自数尺至丈不等，皆足以资蓄泄”[14]。乾隆帝曾将河南疏浚河道的经验推广给直隶，并称赞胡宝瑔、裘曰修“遵旨治河，不惜工，不爱帑，不劳民。水用泄，土计方，上源下游，以次就治”[15]。山东省的成绩也很可观，几年内挑浚鲁西南河流60条、胶东河流30条，并将700里运河民埝加高培厚。江苏则疏通淮水、洪泽湖注入长江之路，洪泽湖原有入海、入江之路，入海之路甚远，且海滩高出平地，潮水大时，内外激荡，不能畅流入海；入长江之路较近，但浅阻处甚多。于是大力疏浚石羊沟、董家沟、廖家沟及芒稻河。“其中，芒稻河乃归江第一尾闾，向因淮南盐艘，皆由湾头河转运，必须芒稻闸门下版，方可蓄水遄行”，因此湖水不能径流长江。乾隆帝下令另开辟引河、行驶盐船。芒稻河闸常年开放，使运盐与泄水分为两途，“嗣后芒稻闸应永远不许再下闸版，俾得畅泄归江，则诸湖积水自可减退。遇伏秋大汛，亦足以资容纳，而下河一带得永蒙乐利之休矣”[16]。稍后，乾隆二十七年（1762）第三次南巡，视察六塘河一带，知疏浚此河，可使骆马湖及附近积潦汇注入海，即令兴工，成效甚著。三十年（1765），乾隆第四次南巡经过此处，一片丰收景象，他高兴地写诗：“忆我三番曾过此，满目民艰恫蚖视，蠲租加赈不少靳，究亦无能疮痏起。壬午之岁（乾隆二十七年）博咨访，略觉其中悉源委，因之疏剔六塘河，果然潦退堪耕耜。人事尽而天贶随，连岁秋收皆获美，兹来殊觉大改观，凭舆历览心生喜，户有盖藏育鸡豚，衣鲜褛裂瞻妇子。”[17]还有安徽省浚治了淝河、茨河、沙河、浍河，特别是大浚睢河，将河身加宽挖深，以接黄河盛涨之水，“顺其自然之势，使分途下畅”。

乾隆帝很重视治河工程，不惜财力，但求实效。他再三告诫大臣们：“新挑引河，务须极宽极深，方可期掣动大溜，不得存惜费之见。”[18]“河工关系民生者更巨，苟有裨益，虽费帑金一二千万，亦非所靳。”[19]每兴大工，总是任命重臣，拨给巨款，像对待一次大战争一样，雇工用料，亦宽给价值，不像以前无偿劳役和摊派。有一次，仪封堵口工程，需用民夫挑土浚河，花费颇大。两江总督高晋建议“佃户出力，业主给食”，无偿使用民工。乾隆帝否定了这个建议，认为高晋所筹未为妥善。河南灾情较重，如此办理，“灾后贫黎，岂能堪此”。令河臣们将所需工费，核实估计奏闻，由政府发给工价，“使沿河灾民，力作糊口，尤合寓赈于工之意”[20]。

乾隆帝对河工十分关心，常常对具体的施工措施、技术细节提出意见。例如，乾隆四十四年（1779），仪封缺口久未合龙，乾隆认为是引河太浅太窄的缘故，他不仅提出加宽引河的原则性指示，且对如何施工、何处施工，提出详细意见，在施工图纸上用朱笔标识，要大臣们照此执行。他说：堵口未能合龙，“当以从前之浅窄，后致不能得力为戒。坝工进埽，照图内朱笔标识，自新做坝台起，斜向西南进埽，俾挑大溜，由东北趋注引河，庶开放掣溜，更为顺利。至进埽合龙，亦照朱笔标识处施工，仍不离前此所指兜袖之法，自当有益”[21]。乾隆帝对治河热心过甚，有关具体的工程细节，他的不少意见，既无科学根据，又无实际经验，不免窒碍难行。幸亏乾隆帝尚有一点自知之明，他声明自己的意见，须斟酌实际情况，并非必须执行的指示。他多次说：“朕思河务重大，若非谙练之人，即目睹情形，亦未能深悉，况得之传闻乎……朕所指示，不过据朕一时之见，尤不可以为必是而从之。”[22]有一次，乾隆帝因黄河漫溢，豫皖边界连年涝灾，建议在河南贾鲁河、涡河、睢河上建造水坝，以分水势。阿桂等接奉圣旨，逐段看视，以河南土质松浮，难以建坝复奏。皇帝也听从意见，收回了自己的建议。

除了黄淮工程之外，全国范围还有许多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列举如下。

一、永定河治理工程。永定河挟带的泥沙量大，下游河床不定，尾闾不畅，曾给沿河人民带来严重灾难，情况与黄河类似，故有“小黄河”之称。康熙时大力治理永定河，始筑堤防，固定下游河身，并以三角淀为尾闾，河水经淀穿运入海，河患稍纾。但至雍正时，河患又严重起来，三角淀积沙太多，河水不能畅泄，连年决堤，至乾隆中叶，永定河“凡六改道”[23]。乾隆一朝，以极大的财力、人力，投入治河，始终不懈，永定河的治理工程达到全盛阶段。乾隆帝多次亲临河干巡视，和大臣们探讨河患根源和治理方案，“窃思永定河之所以为患，独以上游曾无分泄，下口不得畅流，经行一路，中梗磅礴，以故拂其性而激之变也”[24]。在总结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乾隆帝和他的大臣们提出一套治理永定河的方针。他们并不墨守康熙的陈规。康熙以前，永定河旧堤失修，河水到处泛滥，故康熙治水的重点在筑堤，束水攻沙。乾隆时，河身被束两堤之间，淤积日多，堤埝越筑越高，形成悬河，决口威胁增大。所以乾隆等不主张在下游高筑堤防，提出在上游蓄洪拦沙，中游疏浚分流，下游改移下口，注意了全流域的治理，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历史上治水只管下游的做法，鄂尔泰、孙嘉淦、高斌、方观承、周元理等相继主持治理工程。乾隆的一首诗中表述了对永定河的治理方略。

上古田庐稀，不与水争利。今则尺寸争，安得如许地。

为堤已末策，中又有等次。上者御其涨，归漕则不治。

下者卑加高，堤高河亦至。譬之筑宽墙，于上置沟渠。

行险以微幸，几何其不溃。胡不筹疏浚，功半赀不费。

因之日迁延，愈久愈难试。两日阅永定，大率病在是。

无己相咨询，为补偏救弊。下口略更易，取其趋下易。

培厚或可为，加高汝切忌。多为减水坝，亦可杀涨异。

取土于河心，即寓疏淤义。河中有居民，究非长久计。

相安姑弗论，宜禁新添寄。条理尔其参，大端吾略示。

……未临先怀忧，永言识吾意。[25]

从前，治永定河，不管卢沟桥以上河段，因其两岸夹山，不虞冲决。乾隆初，采纳高斌的意见，在上游宣化黑龙湾、怀来和合堡、宛平沿河口兴建拦洪滞沙工程，“就近取石，堆叠玲珑水坝，以勒其凶暴之势”，“层层拦顿，以杀其势”[26]。这一措施颇合于流域梯级开发的理论，包含着现代治河思想的雏形。选择的坝址也比较合理，如怀来和合堡的坝址，即在今官厅水库的大坝附近，该处山谷是V字形，断面狭窄，施工工程量小，堆砌玲珑石坝，就地取材，省工省费，易于成功。当然，由于当时工程技术水平与筑坝材料的限制，尚不能建造大型的现代水库，但玲珑水坝对于控制永定河流量多少也能发挥一点作用。在中下游则采取鄂尔泰、方观承等的意见，实行“下改中分”，修建金门闸等减水坝，改造其他草坝、土坝，以分流减水，宣泄盛涨。又大力疏浚河道，即以挑挖的泥土培固堤岸。并刻立石碑，岁拨款项，把疏浚中泓作为治理永定河的长远方略。永定河最大的问题在下口，泥沙淤塞，尾闾不畅。顾琮主张筑遥堤，散流匀沙；鄂尔泰主张多建引河及闸坝，分水减沙；乾隆帝与孙嘉淦主张引河南行，归复故道；方观承主张改移下口，为泥沙另找归宿。各种主张，都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乾隆叹息说：“永定河工，欲期一劳永逸，实无善策，只可尽人力补宜。”[27]乾隆帝开始时对疏浚河身、改移下口均表怀疑，说“加高堤埝固属治水下策，而挖改河口，亦未易轻言。盖洪流巨涨，非人力所能开浚，使永定河可挖，则黄河可挖复九河故道矣”。但以后多次实地巡视，逐渐改变意见，不但采纳了疏浚措施，并于二十年（1755）亲临河堤，作出了大规模人工改道的决策。永定河下游河道从永清县贺尧营改道，折向东走，挑引河20余里，加培埝身2 200丈，在北埝外更作遥堤，借凤河入沙家淀，淀区南北埝相距30余里，永定河在其中或分或合，弥漫一片，任其荡漾，水停沙沉，然后穿运出海。这样，既保证了运河不被泥沙淤塞，永定河亦得安澜十余年。

二、浙江海塘工程。江浙沿海，素有堤塘，防海潮之浸灌，绵亘五百余里，形成沿海防潮的工程体系，其中尤以浙江钱塘江口为工程重点。钱江形势，海潮出入原有三路，近南岸上虞者为南大亹，近北岸海宁者为北大亹，两者之间尚有中小亹。康雍年间，上虞沙滩淤涨，南大亹渐被封闭，乾隆初中小亹亦渐堵塞，虽经疏浚，并无效果。从乾隆二十四年（1759）以后，潮水完全由北大亹进出，水势全趋北岸，海宁一带塘岸被冲，殃及杭州湾繁庶之区，“海塘之内，皆属寸土寸金之地，一有冲决，民命攸关。且水一入，数年之内，必致颗粒无收”[28]。为捍御潮灾，清廷不断营建海塘。乾隆初，筑海宁浦儿兜至尖山头鱼鳞大石塘6 000丈，又议改老盐仓一带柴塘为石塘，因费大工巨而止。以后，海潮全趋北大亹，海宁形势紧张，改筑石塘之争议又起。但海宁土质为粉沙土，所谓“地脉虚浮”，如要改成石塘，塘基夯筑和塘根保护难以解决。乾隆帝为此于二十七年（1762）第三次南巡时亲至海宁视察。他的结论是，塘基沙土浮活，石工难以下桩，如果将塘基往内移动，虽可勉强施工，但弃地太多，毁损田地房屋，“未弭患而先殃民，又岂保卫之道”，决定仍修缮柴塘。谕旨说：“朕念海塘为越中第一保障。比岁潮势渐趋北大亹，实关海宁、钱塘诸邑利害。计改老盐仓一带柴塘为石，而议者纷歧。及昨临勘，则柴塘沙性涩汕，石工断难措手，惟有力缮柴塘，得补偏救弊之一策。其悉心经理，定岁修以固塘根，增坦水石篓以资拥护。”[29]此后，乾隆每次南巡都要到海宁视察海塘工程。直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第五次南巡，有老塘工提出建造石塘的新方法，“用大竹探试，俟扦定沙窝，再下木桩，加以夯筑，入土甚易，因依法扦筑。又梅花桩以五木攒作一处，同时齐下，方能坚紧，不致已钉复起，试之果有成效……皆称老人指点，传为神助”[30]。这种重型石塘，共长4 200丈，每丈所用石料约为17立方，重达四五十吨，塘身18层，每层用厚1尺、宽1尺2寸、长7尺的条石砌筑，塘高1﹒8丈、顶宽4﹒5尺、底宽1﹒2丈。每层均外留收分4寸，内留收分1寸，并以马牙桩、梅花桩巩固塘脚，工程质量精坚，达到了很高水平。乾隆四十九年（1784）第六次南巡，皇帝又亲自巡阅刚刚竣工的大石塘，为了加固塘脚，又拨款500万两，“著将柴塘后之土顺坡斜做，并于其上种柳，俾根株盘结，则石柴连为一势，即以柴塘为石塘之坦水”[31]。钱江石塘工程，历时既久，耗费甚大，沿海缺乏材料，石料来自绍兴、武康和太湖洞庭山，柴料来自富阳、建德，木材来自钱塘江上游和长江上游。此项工程在防御海潮灾害、保护农业生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世纪中，浙江海塘失修，灾害加剧，有人写诗怀念乾隆建海塘的功绩：

叹息鱼鳞起石塘，当年纯庙此巡方。

翠华亲涖纾长策，玉简明禋赐御香。

列郡田庐资保障，万家衣食赖农桑。

如何六十年来事，容得天吴骇浪狂。[32]

三、各省疏浚河流。乾隆朝各省浚治河道，大兴水利。乾隆二年（1737），命总督尹继善筹划云南水利，“无论通粤、通川及本省河海，凡有关民食者及时兴修”。三年（1738），命贵州总督张广泗开凿黔省河道，自都匀通清水江以达湖南常德，又自独山经广西怀远、达广东。四年（1739），动帑兴修皖北巢湖一带及六安、滁、泗之堤堰溪壑。六年（1741），于河南中牟创开新河，长6﹒5万丈，以分贾鲁河水势。九年（1744），命刘于义、高斌修治冀中淀泊，开挖河道，兴建堤埝涵洞桥闸。七年（1742），在南昌、新建修造圩堤，使赣水顺流而北，不致倒漾，护良田三万亩。十一年（1746），疏浚直隶庆云、盐山河道。十四年（1749），准备庆祝皇太后60寿辰，建清漪园（即颐和园），疏浚瓮山泊，扩大水面，“廓与深两倍于旧”，改名昆明湖，用石渡槽，引西山泉水入湖，“湖成而水通，则汪洋漭沆，较旧倍甚”[33]。从此，昆明湖成为北京的重要蓄水库。乾隆帝又大力开发玉泉山水系和万泉庄水系，丰富了北京的水资源，供应几个御园的蓄水以及长河、护城河的流水，“昔之城河，水不盈尺，今则三尺矣。昔之海甸无水田，今则水田日辟矣”[34]。后来又疏浚通惠河，经通州而与运河相接，轻舟可直抵北京城关，所谓“轻剥运，可达东直朝阳，转输称便”，“夫东南转漕，国家之大计也。使由通而车载背负，以达于都门，将不胜其劳。则玉泉之利，岂非天地钟灵、神京发皇之祯符哉”[35]。乾隆十七年（1752），因常熟福山塘、太仓浏河，年久不修，旱涝无备，按亩酌捐，兴工修建。十八年（1753），甘肃巴里坤用木槽接引南山之水，以溉百里内之地亩。二十四年（1759），修治四川灌县之都江堰及大渡河、金沙江上堤堰。同年，浙江兴修全省水利，凡河湖港汊、堰坝堤塘，有关田畴大利，设法疏挑修缮。二十八年（1763），江苏巡抚庄有恭请大修三江水利。三江即吴淞江、东江、娄江。其流域包括今上海、苏州、太仓等十二州县，通连太湖，利济运河。治理方针：一在清太湖出口之水，使分流无阻；二在疏挑淤浅，吴淞江自庞山湖以下，娄江自娄门以下，皆疏挑宽深，令上流泄水，足资容受，迅畅下注；三在清理河身，凡有植芦、插簖及冒占之区，悉数铲除，并严为禁止。三十一年（1766），筑子牙河堤，乾隆亲临阅视。三十三年（1768），滹沱河水涨，修筑正定新堤570丈，藁城埽埝360丈。三十五年（1770），挑浚江南常熟白茆塘6 500丈、徐六泾河6 000丈。三十六年（1771），乾隆巡视北运河兴济牐，令改筑减水坝，“改坝以来，天津一带遂免水患”[36]。山东挑浚小清河40里。四十年（1775），修筑武昌滨江石岸。四十一年（1776），修西安47州县渠堰，共1 100处。四十二年（1777）令甘肃修水利，谕旨中说：“甘肃地方高亢，每患雨水短少。如其地有可以疏浚之处，即沟涧细流，果能疏引成渠，农田即可稍资沾润。较之置而不办，靳人事而专藉雨泽者，不少胜乎。”[37]四十五年（1780），筑长沙城西堤岸115丈，以御湘江之盛涨。四十七年（1782），治理云南邓川之弥苴河、楚雄之龙川江、澂江之清水河、浑水河。五十年（1785），修宁夏之汉延、唐来、大清、惠农四渠。又疏浚运河、山东段疏浚18 000丈，江苏段疏浚39 000丈，以往虽每岁间段挑浚，但是从未有如此大加疏治者。五十三年（1788），浚漳水、卫水，既以溉农田，又以利漕运。五十七年（1792），修缮瓜州柴坝，加宽无为圩坝。五十九年（1794），荆州沙市大坝因江流激射，势露顶冲，添建草坝。

四、保护河湖水面。乾隆时人口激增，土地有限，人们在河湖水面，修圩围田，与水争地。致使河湖面积，日益缩小，夏秋大汛，水无所受，漫溢奔流，造成重大灾难。乾隆帝再三申谕：还田于湖，不准与水争地。规定官地民业，凡有关水道者，概禁报垦。如洞庭湖，康熙年间，许民各就荒滩围田，几十年来，堤垸纵横，占地200里，严重削弱了洞庭湖调节洪水的功能。乾隆帝对此十分关心，他说：“洞庭一湖，为川黔粤楚众水之总汇，必使湖面广阔，方足以容纳百川，永无溃溢。乃滨湖居民，狃于目前之利，围筑圩田，侵占湖地。而地方官又往往意存姑息，不行禁止。若湖地渐就堙郁，则夏秋水发之时，势必漫衍冲决，为泽国田庐之患。”传谕湖南巡抚每年亲自巡阅勘视，“间一二年，即将有无占筑情形，详悉具奏，永以为例”[38]。华北的白洋淀，占垦也很严重，乾隆帝也屡次过问，说：“沿淀（白洋淀）淤浅之地，民间侵占为田，渐成村落。小民贪得膏腴，罔知大计，侵占愈多、淀泊愈狭，将使水无所容，盛涨必漫溢，需水之时，又不足以资灌溉。”[39]他要求地方官认真查处，限制垦田，禁止与水争地。甚至著名的风景区杭州西湖亦有占垦现象，“西湖葑田，民多占种，向于南巡时觇知利弊，随饬大吏厘核，禁将来毋许续增，致碍宣泄”[40]。“他省滨临河湖地面，类此者谅亦不少……嗣后务须明切晓谕，毋许复行占耕，违者治罪”[41]。乾隆朝和占垦河湖者不断进行斗争，但占垦者均为豪绅巨室，拥有财富和权力。当朝廷注意时，与水争地的倾向得到抑制，但不久又死灰复燃，占垦现象依然严重起来。如江苏吴江赵振业说：“占田不已，进而占水，豪民之为一方蠹，何其酷也。吾邑环水以居，太湖而外，为荡、为湖、为漾、为湾者以百数，菱芡茭芦鱼鳖之利甲一郡，今大半入于豪家。其始豪民以货嘱奸胥，为纳水面粮，名曰告佃，而后得肆为兼并。”乾隆中叶，巡抚庄有恭“以水道壅塞，建言开浚，尽铲沿湖茭蒲，决淤涨，费国帑民工几许。数年后，豪民复以货嘱奸胥，先占濒湖田亩，又纳水面粮，纵人植茭其中，蔓延满湖，壅塞更倍于前，而官斯土者不复知也”[42]。

乾隆帝十分重视河工水利，且国力强大，府库充盈，故江河湖海，屡兴大工，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做出了贡献。但在封建制度下，有所兴作，弊窦亦随之丛生，河工的工程巨大，经费甚多，官僚们贪污中饱，成为一大弊政。乾隆帝即曾指出：“从来河员在工，乐于兴作，每于不急之处，建筑大工，无非藉以开销之意，而工程既竣，又议岁修，辗转徒滋糜费。及至盛涨，漫溢者仍复漫溢，冲决者仍复冲决，于实用毫无裨补。如江南诸堤岸，经朕指示停修者，以岁计之，所省不知几何矣”[43]。“河工宿弊，不可枚举，而无益之费尤多，或明知无用而因循不废，或阴以为利而妄事兴修……此外无益之费，即以朕巡视高堰一坝之内，已不胜屈指数”[44]。

清代河工，大工皆用官帑，禁止无偿劳役，雇募民人，按工给价，所用物料，论质计值。但实际上摊派扰民之举也层出不穷，物料雇工，均有例价，但因物价上涨，例价不敷支用，即有所谓“帮价”之议，河南省从乾隆三十年（1765）起，即有“帮价”，由各州县按粮摊派，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摊派有的收不上来，有的被官府侵吞，形成积欠，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旧欠180余万两，新欠96万两，“踵行日久，因循渐积，其中弊窦丛生，殊难究诘”[45]。积欠实际上已无法追交，乾隆帝无奈，只得豁免银155万两，余欠121万两仍须分年摊交。河工花费浩大，但层层朘削，真正用在实际工程上的为数甚微，有一首诗写因河官贪污，工程不坚，致使黄河在中牟溃决，“隤竹揵石数不雠，公帑早入私囊收。白眼视河无一筹，飞书惊倒监河侯。暮望中牟路无几，霹雳一声见河底。生灵百万其鱼矣，河上官僚笑相视。鲜衣怒马迎新使，六百万金大工起”[46]。由此可见河工的腐败情形。

小规模的水利工程，往往由当地人民出资出力，官为督理，吏胥图保，上下其手，扰累大而功效低。如有人作诗描写江南七浦塘的疏浚情形，当巡抚下达修塘命令以后，知县召集吏胥圩保，经理其事，估土方，计工段，分田亩，“圩保白吏胥，今日须开工。舟舆及庐舍，一一皆预供。帷帐及饮食，种种皆丰隆。县官令出票，票下急如火。须臾万闸兴，千百无一惰”，在施工过程中，老百姓胼手胝足，辛苦劳累，而官员胥保高坐监督，随意鞭打百姓，收敛钱财，侵吞乾没，诗云：“污泥没至骭，短衣不蔽裸。近者馌送忙，远者刍粮裹。近者暮归还，远者栖蓬颗。圩保及吏胥，各各张伞坐。一日浚五寸，两日浚一尺。竣工四十日，不则不汝释。五日县官来，圩保大扑责。圩保利扑责，醵钱有常格。逡巡一月余，数万付一掷。民素早已空，民力亦已竭。其实计通河，高卑甚凹凸。有钱尺当丈，无钱丈当尺。圩保及吏胥，对面惯干没”。这场为民兴利之举，在政府的腐败管理下，反而成了当地人民的灾难。诗人叹息说：“不浚一隅病，浚之阖邑创。不旱而乾暵，不潦而汪洋。十年一再浚，所费谁其偿。古人用民力，时刻殷如伤。兴利岂弗善，立法恐未臧。作诗谂来者，隐忧在惟桑。”[47]

注释

[1]《清史稿》卷一二七，《河渠志》二。

[2]《御制诗五集》卷五四，《徒骇河》，乾隆五十五年。

[3]《清史稿》卷一二六，《河渠志》一。

[4]《清实录》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庚午。

[5]《御制诗四集》卷八六，《不怿》，乾隆四十七年。

[6]《清史列传》卷一八，尹继善。

[7]《御制诗四集》卷四八，《全韵诗下平声·圣祖南巡阅河》。

[8]《清实录》乾隆三十五年九月壬申。

[9]《清实录》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乙未。

[10]《清实录》乾隆四十二年二月壬戌。

[11]《清实录》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乙未。

[12]《御制诗四集》卷四二，《陶庄开放引河功成，诗以志事》，乾隆四十二年。

[13]《清实录》乾隆二十二年七月癸卯。

[14]《清史列传》卷二三，胡宝瑔。

[15]《御制中州治河碑文》。

[16]《清史列传》卷二一，嵇璜。

[17]《御制诗三集》卷四五，《免宿迁等四县正赋十分之五，诗以记事》，乾隆三十年。

[18]《清实录》乾隆四十四年四月丁卯。

[19]《清实录》乾隆四十九年八月戊戌。

[20]《清实录》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己丑。

[21]《清实录》乾隆四十四年四月丁卯。

[22]《清实录》乾隆四十九年八月乙巳。

[23]《清史稿》卷一二八，《河渠志》三。

[24]《续行水金鉴》，《永定河篇》。

[25]《御制诗二集》卷一六，《阅永定河堤因示直隶总督方观承》。

[26]《永定河志》。

[27]《御制诗四集》卷五五，《过卢沟桥作》注文。

[28]《清实录》乾隆二年四月丁亥。

[29]《清史稿》卷一二八，《河渠志》三。

[30]《御制诗五集》卷五，《老盐仓一带鱼鳞石塘成》，乾隆四十九年。

[31]《清史稿》卷一二八，《河渠志》三。

[32]《清诗铎》卷四，海塘，陈文述：《议修海塘有感而作》。

[33][34]《御制文初集》卷五，《万寿山昆明湖记》。

[35]《御制文初集》卷四，《麦庄桥记》。

[36]《御制诗四集》卷三六，《兴济坝》，乾隆四十一年。

[37]《清实录》乾隆四十二年六月己酉。

[38]《清实录》乾隆二十八年六月己亥。

[39]《清实录》乾隆十四年八月壬午。

[40]《御制诗三集》卷四四，《驻跸赵北口即事杂咏》，乾隆三十年。

[41]《清实录》乾隆三十七年六月壬午。

[42]《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八。

[43]《清实录》乾隆十七年十月癸巳。

[44]《清实录》乾隆十六年四月丁丑。

[45]《御制诗五集》卷七一，《军机大臣等奏豫省河工银两分别减免诗以志事》，乾隆五十七年。

[46]《清诗铎》卷四，河防，何栻：《河决中牟记事》。

[47]《清诗铎》卷五，水利，张楟：《七浦塘》。

第七节　自然灾害

在封建的旧中国，自然灾害频仍，人民生活流离失所，得不到保障。中国这片远东的大陆，农业开发的历史甚早，但当时，既无国土整治的自觉意识，又无保护生态环境的能力和技术。在广阔的土地上，屡经战火，森林砍伐，水土流失，河道不修，自然环境对人类生存的威胁愈益严峻。乾隆在位的60年，经常发生水旱蝗雹，风霜地震等灾祸，大体估计，收成上好的丰年只有13年，占21﹒7%；中等收成的平年为29年，占48﹒3%；灾年和大灾年18年，占30%（见本节所附《乾隆朝自然灾荒表》）。其中，大灾之年，即极严重的自然灾害或全国范围的水涝干旱有6年，即：乾隆七年（1742），黄河决口，苏鲁皖大水。乾隆十八年（1753），黄河再决口，洪泽湖盛涨、苏鲁皖再被淹。乾隆二十六年（1761），黄河在中牟决口，河南、安徽大水。乾隆四十三年（1778），黄河在祥符、仪封决口，河工久不能竣，湖北、四川大饥。乾隆五十年（1785），全国大旱。乾隆五十三年（1788），长江大水，冲决荆州万城堤，四川、湖北、湖南、江西，泛滥成灾。小农经济从其个体来说，极其脆弱不稳，一遭凶荒，人民饥寒交迫，破产死亡，形成一片悲惨的景象。

最严重的灾害发生在黄河下游。当乾隆时，黄河不在山东入海，而是东入江苏的砀山、沛、萧、徐州、宿迁、淮安，夺淮河的河道，从云梯关入海。从南宋绍熙年间阳武决口之后，黄河即走此南道入海，达650年之久，至清咸丰时铜瓦厢决口，黄河再次改道，从河南考城折向东北，形成今天黄河下游的河道。乾隆时，黄河经流的故道年久岁长，泥沙淤积极其严重，据专家们的研究，乾隆时砀山县毛城铺河滩每年淤高约10厘米。[1]其间虽有疏浚和束水攻沙的办法，但并不能根本解决泥沙淤积问题。黄河早就成了高出地面之上的“悬河”，只靠千里长堤捍御河水。当夏秋水涨，堤防不坚，经常溃决，洪水倾泄、势如建瓴，庐舍田地，尽成泽国。当时有人写诗描写决口的情形：“神河之水不可测，一夜无端高七尺。奔腾骇浪势若山，长堤顷刻纷纷决。堤里地形如釜底，一夜奔腾数百里。男呼女号声动天，霎时尽葬洪涛里。积尸如山顺流下，孰是爷娘孰妻子。仰天一恸气欲绝，伤心况复饥寒逼。兼旬望得赈饥船，堤上已成几堆骨”[2]。乾隆朝60年内，黄河决口和漫溢有20年之多，有时一年决溢多次，每次决溢，河南、安徽、山东、江苏的数十、上百个州县被水淹浸，生命财产受重大损失。

原来，淮河的水患较少，后因下游水道被黄河占夺，上中游流泄不畅，也经常发生水灾。它的余水漾入低洼地区，竟形成了面积巨大的洪泽湖。故洪泽湖原来只是一些小的湖泊，它的出现是黄河夺淮、积水停潴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洪泽湖面积越来越大，水面越抬越高，在它东边的淮、扬、泰、通，是里下河富庶之地，其地面远远低于洪泽湖的水面。明清两代，修筑高堰大堤，拦截湖水，以资屏障，堤防若有疏失，里下河地区全入波底，后果十分严重。又运河经过这一地段，它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关系重大，每年进京的400万石漕粮，南来北往的旅客、货物全赖其输送。如果黄淮盛涨，波及运河泛溢、或者水流枯竭，运河内不能行驶船只，均将妨碍京师交通，南粮不能北调，将影响北京官员、士兵和人民的生活。黄淮运交界地区，事故频繁，为灾害多发地带。

乾隆年间，黄河经常决口，造成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越到后期，决口越是频繁。乾隆七年（1742），黄河决于丰县石林、黄村，又决沛县缕堤，造成特大灾害。其受灾面积之广，损失之大，为常年所罕见。各地奏报说：“河湖异涨，漫溢汪洋”（尹继善奏），“民田俱被淹没”（顾琮奏）。乾隆帝的上谕中称：“民间自中人之家以及极贫下户，皆流离四散。虽有平粜之官粮，抚恤之公项，亦不能奔走领粜。似此情形，实非寻常被灾可比。”[3]又乾隆的诗中说：“淮水岁为灾，戚戚念未已。每接方伯章，中夜披衣起。去年复大饥，钱赙安可恃。吾民实非鱼，久处波涛里。沟壑多饿殍，玉食岂能旨。”[4]又乾隆十八年（1753），黄河在铜山张家马路决溢，口门刷宽140丈，全溜旁注，正河断流。苏皖数十州县“一派汪洋，数百里内，皆成巨浸”（卫哲治奏）。洪泽湖水盛涨，高家堰仁义礼智信五坝过水下泄。五坝是扬泰兴盐里下河地区的屏障，五坝俱开，里下河尽成泽国，后果严重，“坝下一片汪洋，坝上水头尚高三尺，奔腾浩瀚”（庄有恭奏）。有人咏叹开坝后的惨象，“五坝仓皇一夜开，横流决向下河去。下河居民十万家，梦中风雨声奔注。田庐畜牧尽漂流，携家齐上扬州诉。扬州城门昼不开……秋风萧瑟天气凉，掩骭若无单衣裳。夜深饿倒古庙里，急炊糠核充饥肠”[5]。这场天灾和人祸有关，因南河同知李焞、张宾等，侵帑误工，致使堤防不坚。遇水溃决，酿成大灾。就像乾隆所说：“今年南河固属天灾，然亦因年来工非实工，料无实料，遂至于此。”[6]李焞、张宾被绑赴堤上正法，大学士、河督高斌，年过七旬，是治河的名臣，他与乾隆是翁婿关系，他的女儿即是乾隆的皇贵妃高佳氏，亦因“负恩徇纵”，与副总河张师载一起，绑赴刑场，观视李焞、张宾行刑。高斌、张师载以为同处死刑，吓得魂飞天外，当场昏死过去。乾隆念其为岳父，又高斌治河曾有劳绩，予以宽免。此后，乾隆二十六年（1761）七月，黄水盛涨，又在河南中牟之扬桥决溢，大溜直趋贾鲁河，豫东南各州县被淹，开封“地势低洼，如处釜底，五门堵塞。水高一二尺至五六尺不等”。安徽灾情亦重，田庐淹没，居民伤亡。洪泽湖“浪头涌高堤顶数尺，人夫不能站立。此次风暴，实属非常”。三十九年（1774）八月，黄河又在老坝口决溢，大溜从射阳湖入海，板闸、淮安，俱被淹没，有人写诗说：“甲午八月十九日（甲午为乾隆三十九年），铁牛岸崩河水溢。黄流浩汗訇如雷，淮堧尽作蛟龙室。黑风吹水相斗争，涛声撼天天为惊。可怜黔民走无路，咄嗟人命鸿毛轻。传说濒淮百余里，居民皆逐洪波徙。号呼望救声入云，富强登舟贫弱死。”[7]从这些诗歌的描写中可见黄河决口所造成的严重损失和悲惨景象。

从乾隆四十三年（1778）以后，黄河水患更加严重，连年决口，一年数决。这年六月，黄河先在河南祥符县时和驿溢决，溢水经陈留、杞县，直注安徽亳州，一路上“民房多半倒塌，被水十居八九”。时和驿决口旬日堵塞。闰六月，黄河又在仪封十六堡决口，“堤堰随处塌陷，低洼村庄，水深五六尺或丈余，庐舍禾田被淹”。河水由睢州、宁陵亦达亳州之涡河入淮。且决口以后，堵塞困难。仪封的堵口工程，屡修屡塌，长期不能合龙，而时和驿的决口，塞而复开，黄水泛滥无归，在广大区域内荡漾潴积，人民不得耕种，饥寒交迫。直至四十五年（1780）二月，仪封工程合龙，黄河复归故道，工程历时2年，耗帑560万两。好不容易合龙以后，仅4个月，乾隆四十五年六月，又在睢宁郭家渡以及考城、曹县决口。四十六年（1781）五月，睢宁魏家庄又决口，“全河大溜南趋，水高堤顶，人力难施”，大溜注洪泽湖。七月，仪封北岸曲家楼堤工漫塌，北溜趋青龙冈分流北注，或由山东之赵王河至张秋入运，从大清河归海，或汇入卫河，直达天津。河南、山东、直隶，多处成灾，鱼台、金乡一带，“水头约高四五尺，宽十余里”[8]。这次决口，水势北趋，影响运河交通，问题很严重。乾隆帝提心吊胆地说：“南岸漫水，其患尚轻。青龙冈乃在北岸，恐水积沙停，虑淤微山等湖并致夺运，关系更重。”[9]青龙冈堵口工程，历时两年，屡堵屡塌，至四十八年（1783）方合龙，耗银945万两，旷日持久，劳民伤财，为害极其严重。可是，翌年（1784）夏秋之交，淫雨连绵，黄沁伊洛湹涧等河，同时涨水。八月，河南睢州二堡决口，口门刷宽57丈，豫皖苏再一次受灾遭殃。自乾隆四十三年（1778）后，黄河无年不决。四十九年后亦经常溃决，五十一年（1786），河决桃源司家庄、烟墩，苏北大水。五十二年（1787），河决睢州十三堡，乾隆写诗说：“无岁无河患，怀惭只自怩”，其诗注说：“频岁河工有事，为之宵旰筹咨，仍深自恧耳。”[10]五十四年（1789），又在睢宁周家楼塌堤，口门刷宽230丈，“黄沁大水，为十数年未有”。五十五年（1790）在砀山毛城铺漫溢。五十八年（1793）在丰北曲家庄决口。此后，嘉庆二十五年（1820）之内，河决者18年，河患日益频繁。乾隆帝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询问大臣们：“黄河漫溢，从前尚非常有之事。自四十三年以后，堤工屡经冲决……上年（指乾隆四十八年）河流方复故道……乃甫经一载，而睢州又有漫决之处，究竟其故安在？”[11]其实，除了气候因素之外，黄河下游河身日益抬高，不能畅通泻泄，长期泥沙淤积所造成的问题，日益严重，加上乾隆后期，贪污盛行、河工扣侵吞，岁修草率，堤防不坚，故造成年年缺口的灾难。黄河已不能在故道中流泄，迟早会改道徙流，这一危机在乾隆朝频繁的河决中已露端倪。嘉道年间，河患更盛，又勉强维持了几十年，终于在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铜瓦厢决口，全溜北奔，入山东，夺大清河入海。清廷再也无力挽河南行，从此形成了今天新的黄河下游河身。

次于黄淮，为害甚烈的是永定河。它挟带泥沙亦多，素有“小黄河”之称。河经卢沟桥而下地势平坦，淤泥堆积日多，下游无处宣泄，尾闾不畅，破坏力甚大。乾隆的诗说：“一过卢沟桥，平衍渐就宽。散漫任所流，停沙每成山。”[12]康熙帝大力治理永定河，始筑堤防，使河身固定，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雍正时，河患又严重起来。乾隆二年（1737），永定河决口数十处，堤防完全毁坏，洪水流入凤河，故道已不可复。以后拨帑兴工，大事整治，仍时常漫决，造成直隶和北京附近的严重灾难。当时有人写诗吟叹永定河的水灾：“雷霆怒击蛟龙徙，九十州县波涛里。纵横一片天模糊，桑干水接滹沱水。数万愁魂聚于此，二十余日雨不止。天子悼叹民死亡，大吏飞章称吉祥。”[13]

长江在历史上很少闹灾，但到了18世纪，上游水土流失渐多，中游河湖缩小，堤防失修，水灾也多了起来。特别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长江全流域发生特大水灾，湖北尤其严重，为乾隆朝六次特大灾年之一。这年五六月间，长江上、下游大雨。四川境内，岷江、涪江、沱江、嘉陵江首发大水，“各处山水陡发，汇入川河，其成都、嘉定、泸州、叙州、重庆等府沿河各州县，水势直泄而下”。丰都、万县一带，水势最大，受灾极重。雨区自西而东移动，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大雨滂沱，而洪水自三峡下泄，适与中游降雨汇合，致使洪水加猛。荆江地段，据说洪峰流量达8﹒6万秒立方。结果，荆州府万城堤被冲决20多处，城墙倒塌，洪水入城。衙署、兵营、仓库、民房、田地被淹。城内水高一丈七八尺，水势湍急，居民逃避不及、淹毙甚多。时任湖北巡抚的毕沅写诗描述荆州灾情：“浪头高压望江楼，眷属都成水府囚。人鬼黄泉争路出，蛟龙白日上城游。悲哉极目秋为气，逝者伤心泪迸流。不是乘槎便升屋，此生始信即浮沤。”[14]湖北全省被淹36州县，灾情严重，武昌“学宫水深两丈，二月不退”。汉水沿岸，“舟楫入市，民漂溺无算”。据说：全省“死者以数十万计”[15]。长江中下游以及洞庭、鄱阳湖均泛溢成灾，损失重大。这次，荆州万城堤决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江中生长一沙滩，名为窖金洲，豪富私垦，种植芦苇得利，每年洲沙涨出，芦苇环洲而生，芦根盘结日固，涨沙更加坚实。年深月久，窖金洲竟占江面十之六七，以致堵塞江面，洪水不能畅泄，而堤工潦草、偷工减料，终于酿成巨灾。

除了河堤决口、洪水漫溢外，久旱不雨也是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灾祸。乾隆四十三年（1778）和五十年（1785），全国大范围干旱缺雨，酿成特大灾情。乾隆四十三年的干旱范围包括北京及直隶、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贵州，尤以湖北、四川为甚。据记载：湖北当阳县“民食树皮殆尽”[16]，枝江县“饥民冻死无算，民掘观音土及榔树皮、葛枝充食，然赖以存活者仅十之二三”[17]。枣阳县“民采树皮石面为食”[18]，长阳县“民食树皮、草根、观音土，死亡相踵”[19]。四川重庆府“饿殍盈道”[20]，邻水县“饥饿者多”[21]，忠州“道殣相望，人相食”[22]，潼州府“立人市、鬻子女”、“饿殍于道者累累”、“此岁凶荒，为百余年仅见也”[23]。乾隆五十年（1785）的干旱范围，包括北京、奉天、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湖北、河南、陕西。“大旱连数省……米价日高，至次年春，升米至五十文，百物皆绝。中产之家，尽食麦麸、野菜以度命。饿殍载道，空旷处积尸，臭秽不可闻。稍留残喘，唯以抢夺为生者，街市不敢携物而行，郊野更甚。羸者乞食，挤入门，终不肯出，呜呜之声，惨不忍听。”[24]有人咏叹当时干旱景象：“日出未出如血红，火云烧天蒸毒风。下田亦作十字坼，上田禾苗等枯蓬。去年荒旱苦乏食，县令唶血鞭耕农。愚民可惩亦可悯，仁者终愿全哀鸿。今年旱魃复为虐，天高难问真梦梦。传闻金坛漂水间，蝗蝻过处田俱空。义兴百里染汾气，老耆憔悴连儿童。”[25]尤其是北方，几乎年年春旱缺雨，乾隆的诗文中有不少篇章反映了北方的干旱。他的一首诗说：“骄阳烈中天，炎风荡广殿。广殿清严所，尚不禁熇暵。伤哉彼稚苗，待泽亟陇畔。日暮未兴云，翘首益增叹。”[26]他又说：“北方春雨，率不能沾足。每当春夏之际，多系望泽之时，形之吟咏者十之八九。”[27]乾隆五十七年（1792），久旱不雨，年已82岁的乾隆帝翻阅自己15年来的黄绫诗本，发现从这年上溯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共15年内，只有7年举行端午节庆，其余8年，都因缺雨患旱，停止节日庆贺。即使举行了端午节庆的7年内，也有望泽盼雨的诗作，可见“北方望雨，固其常事”[28]。每当天旱，不得播种，他的心情很着急。他说：“今岁（乾隆五十七年）自春入夏，始则望雪，继以盼雨。今立夏已逾两旬，尚未得甘霖沾足。秉诚叩祷，总未能应，是以焦急之思，日甚一日。又念或转因过于烦燥，以致弗克感召和甘，宜静以待泽。然民食攸关，瞻仰昊苍，何能片刻少释萦缱耶！”[29]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的最高统治者，天旱缺雨将导致收成歉薄、人民乏食、社会动荡，他的焦急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疆土广阔，每年各地都会发生若干次不同强度的地震。乾隆朝，西北和西南发生过几次十分强烈的地震，破坏严重。乾隆三年（1738）十一月，宁夏、宁朔、平罗、新渠、宝丰大地震，当时情形：“地下如雷，来自西北往东南，地摇荡掀簸。地多裂，涌出黑水高丈余。是夜动不止，城堞、官廨、屋宇，无不尽倒，震后继以水灾，居民死伤十之八九”[30]，“昔日繁庶之所，竟成瓦砾之场，惨目伤心，莫此为甚……现在郡城内（宁夏）掩埋之压死大小口一万五千三百余躯。此外瓦砾之中，存尸尚多”[31]。宁夏（今银川市）本富庶，俗呼“小南京”，又有“塞上江南”之称，“民饶富，百货俱集，贸易最盛。自震后，地多闲旷，非复向时饶洽之象”[32]。其中新渠、宝丰二县损失尤重，地震时，河水泛滥，地底涌泉，地土下陷，“东连黄河，西连贺兰山，周围一二百里，竟成一片冰海”[33]。新渠、宝丰两个县治全部毁圮，不能恢复，只得取消县治，将孑遗人民迁移他处安插。据称此次地震共死亡5万余人。

另一次大地震发生在云南鹤庆、剑川、丽江、大理、邓川、浪穹、宾川，此处原为地震多发地区。有人描写剑川的情况，乾隆十六年（1751）五月初一日晨，天空惨淡无风，气候闷热，地已微动，中午，“有声西北来，如惊潮决障，万马奔腾，烟尘蔽空，行者立者尽颠踬，屋宇如摧槁，始犹匍匐思避，继则昏迷仆地，莫知所以。震既定，将一时，万籁俱寂，静若长夜。更一时，哭声震天矣。万家乐土，倏变蚕丛，街衢阜塞，忘城南北，既不知何处为吾庐，且不知吾之骨肉亲戚存亡安在也。依稀检索，死态万状，不忍备述，四乡皆然。鸟巢堕散，山石飞击，虎豹亦毙，惟西南稍轻，共计死者三千余人，伤重继亡者二千余人，破颅断臂，毁面跛足者，难更仆数”[34]。剑川东北，大片土地下沉1﹒5丈，剑海倒灌，桑岭、太平等70余个村庄落入水底。

乾隆年间的又一次大地震发生在五十一年（1786）的四川西南部。五月初六日，清溪、打箭炉强烈地震，清溪城墙倒塌二百数十丈，打箭炉初六震后，地连日小动，“至十八日方止，以致城垣全行倒塌，不存一雉”[35]，房屋“完善者十止一二”，泸定桥头御碑亭墙裂缝，脊瓦脱落，各地伤人甚多。更严重的灾难是地震引起山崩，巨大的山石落入大渡河内，河水壅塞，断流10日，积水高20余丈。至五月十五日，塞处被冲开，河水下泻，奔腾澎湃，“一涌而下，沿河居民悉漂以去，嘉定府城西南临水，冲塌数百丈。沿河沟港，水皆倒射数十里，至湖北宜昌势始渐平，舟船遇之，无不立复。叙泸以下，山村房料，壅蔽江面，几同竹簰。涪州、黔江，山亦崩塞，由山底浮流十余里，始入大江。其时地震，川南尤甚，打箭炉及建昌等处，数月不止，官舍民庐俱倒塌，被火延烧，无一存者。至八月之后，始获宁居”[36]。由于地震引发了山崩与洪水，故灾祸特别严重，“嘉（定）、叙（州）沪（州）、渝（重庆）一带人民，漂没不下十万众。按蜀之水灾，以是年为最”[37]。

除了水旱地震以外，还有蝗虫、冰雹、霜冻、大风、海潮、瘟疫等等，无不是重大的灾害。人民年年岁岁受其侵袭，往往流离失所，破家丧生。而腐败的政治制度更加剧了自然灾害的严重性，这一点连乾隆皇帝也不能不承认。如乾隆五十三年（1788），长江大水冲决万城堤，乾隆指出：灾害的酿成是由于吏治废弛，江堤失修。他说：“荆州堤工溃决二十余处，固由承修之员不力，亦由该省吏治废弛所致”。他的诗中说：“寻思堤卫民，兹冲廿余段。斯乃筑未坚，司事罪须按。悍民埋命多，匣费弊无算。吏治废至此，大灾宁免见。此而弗整饬，吾岂诚耄倦。”[38]

乾隆朝自然灾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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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参见颜元亮：《清代铜瓦厢改道前的黄河下游河道》，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编：《中国科学院、水利电力部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86。

[2]《清诗铎》上，卷四，赵然：《河决叹》。

[3]《清实录》乾隆七年八月戊子。

[4]《御制诗初集》卷一四，《陈世倌等两江查赈回》。

[5]《清诗铎》卷一七，流民，张学仁：《流民叹》。

[6]《清实录》乾隆十八年九月丙子。

[7]《清诗铎》卷一五，水灾，凌廷堪：《河溢》。

[8]《清实录》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己未。

[9]《御制诗五集》卷八，《安澜龙王庙四叠旧作韵》，乾隆四十九年。

[10]《御制诗五集》卷三三，《总河兰第锡奏报睢州堤工漫开夺溜、诗以志事》，乾隆五十二年。

[11]《清实录》乾隆四十九年八月乙巳。

[12]《日下旧闻考》卷一〇四，郊坰，《御制石景山初礼惠济祠诗》。

[13]《清诗铎》卷一五，水灾，顾莼：《杂吟》。

[14]《清诗铎》卷一五，水灾，毕沅：《荆州感事诗》。

[15]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一一，《毕秋帆发库银赈济》。

[16]《同治当阳县志》卷二，《祥异》。

[17]《同治枝江县志》卷二〇，《杂志》。

[18]《同治枣阳县志》卷一六，《祥异》。

[19]《同治长阳县志》卷七，《灾祥》。

[20]《道光重庆府志》卷九，《祥异》。

[21]《道光邻水县志》卷一，《祥异》。

[22]《道光忠州志》卷四，《祥异》。

[23]《乾隆蓬溪县志》卷七，《杂记》。

[24]曹镳：《淮成信今录》卷五，《记事》。

[25]《清诗铎》卷一五，旱灾，沈德潜：《旱》。

[26]《国朝宫史》卷一二，《御制夏至斋居诗》，乾隆十二年。

[27]《御制诗五集》卷三九，《遣闷》，乾隆五十三年。

[28]《御制诗五集》卷三九，《遣闷》，乾隆五十三年。

[29]《御制诗五集》卷七三，《梁肯堂奏报麦收六分有余，诗以志事》，乾隆五十七年。

[30]王绎辰：《银川小志》卷末。

[31]川陕总督查郎阿等奏，乾隆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32]王绎辰：《银川小志》卷末。

[33]徐保宇：《平罗纪略》卷八。

[34]张泓：《滇南新语·地震》。

[35]《军机处录副奏折》四川总督保宁奏，乾隆五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36]张邦伸：《锦里评编》卷一四。

[37]钟琦：《凭花馆琐笔》卷一四。

[38]《御制诗五集》卷四，《舒常奏荆州被水情，形诗以志事》，乾隆五十三年。

第八节　赈灾

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是诱发并加重自然灾害的重要原因。但水旱灾害，使人民流离失所，起而反抗，动摇统治，故统治者历来也注意灾荒的赈济，以缓和矛盾。乾隆帝对此尤其重视。后人评论：“纯皇（乾隆）忧勤稼穑，体恤苍黎。每岁分命大吏报其水旱，无不见于翰墨。地方偶有偏灾，即命开启仓廪，蠲免租税，六十年如一日。”[1]封建社会灾荒频繁，经常造成千万人填委沟壑，这对封建统治也是一种严重的威胁，所以乾隆帝视赈灾为重大的政务。他说：“赈恤一事，乃地方大吏第一要务，勉力行之，勿使有赈恤之名而灾黎不得受赈之实惠也。”[2]“为督抚者第一应戒讳灾之念。”[3]“朕御极以来，旰食宵衣，勤求民隐，水旱灾荒乃民生第一切务。朕为未雨绸缪之虑，夙夜焦劳，无时或释，训饬督抚大臣，至再至三。伊等亦知讳灾必获重谴，不敢自蹈罪戾”。[4]有一次直隶灾荒，他督促总督李卫“董率属员，实力赈恤。我君臣不能政治得宜，以致上干天和，若再赈恤无策，使无辜之百姓流离困苦而莫救，我君臣何颜以对之”[5]。当某地发生灾害，他宁肯地方官报灾严重一点，因而发生冒赈、滥赈之弊，而不愿他们隐匿灾情，致使赈济不及，他多次说：“办赈理宜宁滥毋遗。”有一次，军机大臣宣示官吏罪名，有“滥赈”一语，乾隆很恼火，认为这样一来，地方官因“滥赈”得罪，必心存畏忌，不肯如实上报灾情，“此语虽小不用心之误写，实大有关系，朕不肯受，亦不忍受也。使天下后世，谓因多赈核减，治人之罪，则朕为何如主？”“以后各省凡遇灾伤，地方官必预存恐因赈核减之心，以致抚恤不周，灾民失所，其弊尚可问乎？”[6]他也从来不因某地灾情而怪罪地方官员，而对匿灾不报者必从重处分。“向来督抚中失察罣误处分，朕常加宽免。若有讳灾之事，朕必重治其罪。”[7]

从乾隆历年办赈来看，确实是认真从事，不惜动用巨款，悉力以赴。如乾隆七年（1742）大水，皖北一地灾民即达220万，朝廷拨赈银290万两、米220万石，直隶灾民达189万人，朝廷拨赈银86万两、米57万石。又因灾民四出逃亡，到邻省觅食，谕令江南、河南、山东、江西、湖广等地，“灾民所到之地，即随地安顿留养，或借寺庙，或盖篷厂，使有栖止之所，动用该处常平仓谷，计口授粮，据实报销……至冬月水消及春初耕种之时，有愿归本乡者，即资送回籍，知照本籍，照例安插，并给以麦种，俾得及时赶种；其不愿回籍者，亦不必强”[8]。又据说，这年的淮扬大水，为史所罕见，两江总督、简仪亲王德沛是有名的清官，“虑漕粟往，民不及炊，乃实麦饼千艘，蔽运河两岸，饥民嗿声若流，菜色立变。命府县官放手开仓以赈，宁滥毋隘。是役，奏动地丁、关税、盐课银一千万两。奏销时，属吏皆以为危。高宗弗问，盖信之有素矣”[9]。可见乾隆十分重视赈荒。他反复告诫臣下，如遇自然灾害，要全力救济，不可延误，莫惜库帑。他的诗说：“嗟嗟灾余我赤子，元气未复将如何，仓粟库帑尔莫惜，沟壑待救难蹉跎，眷焉顾之潸焉涕，我政有失乖天和。”[10]又如乾隆五十年（1785）全国普遍发生灾荒，朝廷手忙脚乱，或令截留漕米，或令开放仓谷，或令发给赈银，或令减价平粜，或令兴工代赈，令地方如何救济，可以自己做主，“一面办理，一面奏闻。俾小民生计有资，不可稍有延缓。朕廑念民依，如伤在抱，似此拯救灾黎之事，岂可拘泥奏闻请旨，始行办理，以致稽迟时日耶！”[11]本年动用赈灾银达1 400万两之多。占国家全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有一次，山东平度州大水，灾民攀登城墙屋顶避水，但枵腹将毙，事甚危急。知州颜希深因公赴省城，无人做主。颜母毅然令开仓赈济，不及上报，而全活者甚多。事后被山东巡抚劾奏其篡用职权，擅发仓谷，当得严重处分。乾隆知悉此事说：“有此贤母好官，为国为民，权宜通变。该抚不加保奏，反加参劾，何以示激劝。”[12]即升颜希深为知府，其母封赠三品衔。有的官吏珍惜国库帑银，不肯用于赈荒，往往遭到乾隆帝的申斥，有的甚至被罢官降职。乾隆十六年（1751），江西巡抚舒辂认为：一逢天灾，即拨款赈济，小民“无有餍足，所费实多无益”。乾隆帝很不高兴，批谕：“此奏非是。地方偶遇旱潦，虽属偏灾，而所关于民瘼者甚重。竭力补救，尚恐小民或有向隅，督抚身任封疆，正当随时体察，先事绸缪。岂得因愚民望泽无餍，预存裁抑之见……若云多费钱谷，则所损于国储者无几，而灾黎之所全实多，岂得谓之无益。为督抚者苟如此居心，必致贫民失所，殊非朕委任司牧之意。舒辂著严行申饬”[13]。第二年山西蒲州、解州旱灾，巡抚阿思哈不肯动用库帑，请令绅衿富民捐银备赈，乾隆帝说：“此奏殊为卑鄙错谬之至，朕实骇闻……国家赈济蠲缓，重者数百万两，少亦数十万两，悉动帑库正项，从无顾惜。地方富民，所捐几何，贮库助赈，殊非体制。此端一开，则偏灾之地，贫民既苦艰食，富户又令出赀，国家抚恤灾黎，何忍出此！深负朕恫瘝一体之意。阿思哈著交部严加议处，所捐银两著发还，听该绅衿等自行办理。”[14]不久，又谕令“阿思哈不胜巡抚之任，著来京候旨”。靳吝库藏，不肯用以赈荒的阿思哈，竟因此而丢了官职。

与康熙、雍正两朝相比，乾隆朝赈务的规模和耗用银米数，大大超过前两朝。据户部报告，“雍正十三年之间，江南赈项，凡用一百四十三万，已不为不多。而乾隆元年至十八年，用至二千四百八十余万，米称是”[15]。又吉庆奏称近年因办赈截留漕粮太多，“康熙年间共截过漕粮二百四十万石，雍正年间亦不过二百九十余万石。今（指乾隆元年至二十年）已截至一千三百二十余万石”，所以乾隆叹息说：“朕偶遇偏灾，己饥己溺之怀，自不容已。初亦不计截漕之数，遂至如此之多。”[16]每年冬季，北京城聚集大批流民，五城共设粥厂十，发仓给米，煮粥施食，中城设在给孤寺、佑圣庵，东城设在华严寺、海会寺，南城设在安国寺、积善寺，西城设在增寿寺、万明寺，北城设在永光寺、广善寺。由坊官给粥、御史稽查，每年自十月一日起，至次年三月二十日止，遇灾荒之年，则展赈一二个月。岁以为常，由此得食而苟延生命者亦不少。

乾隆时，赈济灾荒已形成一套严密的制度和办法。水涝旱灾，例必颁赐帑金、截漕发仓，以资救济。灾情紧急，许地方官便宜行事，不必等候部批，即可动用存银存粮。每年正月初，根据上年水旱情形，分别各地灾情轻重，分为七、八、九、十分灾与极贫、次贫之户，计口给予粮食或银钱，普赈定例，大口日给银六厘至一分，小口减半。赈务委派官员带领佐杂教官至各地分别清查，发给赈票，盖用印戳，写明极贫、次贫及大小口数，按户发给。另备赈簿，将各村庄成灾几分及户口数字登记，以统计一州县应赈确数，照簿计口，凭票给赈，道府州县，按簿抽查，严防书吏、衙役、土棍舞弊。这套办法由直隶总督方观承提出，得到乾隆的赞许、肯定，在各地仿照推行，颇著成效。

为进一步了解乾隆朝办理赈务的大概情形，以下举乾隆五十年（1785）赈灾之例。

正月，因上年黄河漫溢成灾，展赈河南各州县及安徽亳州、泗州，酌借口粮种子。

二月，户部拨银50万两解往河南备赈，又因卫辉一带旱灾，赈务繁重，调善办赈务的陕西巡抚毕沅为河南巡抚。又赈江西萍乡、永宁、安福及福建建安、瓯宁水灾。免江宁等六府州县四十七年以前积欠。

三月，命截漕粮30万石于河南卫辉府备赈，免河南各州县钱粮，免直隶霸州等49州县四十七年以前积欠。

四月，甘肃玉门地震，陕甘总督福康安亲赴赈恤。免河南48州县积欠。缓征山东各州县钱粮。令查勘晋南旱情，给予赈济。

五月，拨两淮运库银100万两解往河南备赈。截留漕粮，10万石留徐州备赈，10万石留安徽备赈。

七月，安徽旱，截留凤阳、芜湖关税35万两备赈。户部再拨银100万两给河南备赈。湖北发仓谷平粜。截留漕粮10万石给直隶备赈。

八月，陕西水灾，河水冲入朝邑城内，命给贫民两个月口粮，并在华阴、富平等地散给银粮。山东旱，减免钱粮、出借仓谷。拨漕粮10万石，分给淮安等五府平粜。命大学士阿桂赴河南勘灾，兼赴山东、江南办赈。上谕：“豫省目前惟以抚字为怀，不可以催科为政”。因四川丰收，令其存足一年口粮，其余发粜，接济鄂豫皖江浙等省。

九月，安徽14州县旱灾，贷给口粮种子。江苏、浙江、湖北旱灾，令缓征漕粮，并议从福建、台湾购米接济，又四川将常平义仓谷30万石，碾米接济下游。

十月，甘肃、兰州等12厅州县雹灾，免征正耗银粮，赈恤水旱灾民，直隶16州县、安徽51州县、河南12州县。

十一月，赈恤鲁西南9州县旱灾贫民。命拨山西库银100万两，长芦盐课银50万两解往河南，作工赈之用。

十二月，苏州、常州、镇江绅商捐资赈灾，谕令嘉奖。山东峄县9州县加赈两个月。湖北灾情严重，拨银163万赈恤（拨浙江地丁银30万、两浙盐课银20万、湖南地丁银30万、长芦盐课银30万、浒墅关税银10万、九江关税银43万）。

从以上一年内谕旨中反映的办赈情形，可见乾隆帝对各地水旱赈济、灾民疾苦是十分重视的。

乾隆朝还普遍实行“以工代赈”的救荒措施。清代，逐渐废弃了前朝的无偿劳役，使用民工，多出钱雇佣。灾荒之年，朝廷发帑，兴建各种工程，人民应雇出力，稍得薄资，借此度过饥荒。雇佣民工最多、能解救当地饥荒的，首推挑浚河道，不论男女老幼、强劳力或弱劳力，均可挑挖抬土，且需工极多，计工受值，赖以存活者多。其次是筑堤与修土城，用工亦不少，但有部分夯实筑砌，需用强劳力。再次是筑砖城和建宫殿苑囿，有更多技术活和力气活，一般贫民雇佣较少，这类“以工代赈”的事例极多。如乾隆二十二年（1757）河南水灾，受涝60余州县。巡抚胡玉瑔“奉命开浚水道，工赈兼举，民饱食趋事。所开干支各河，凡六十有七道，计二千五百余里”。二十六年（1761）黄河在河南扬桥决口，乾隆帝把胡宝瑔调回巡抚任，复命“以工代赈”，“时决口数百丈未合，将开引河，筑坝束水，需藁薪之属数千百万，日役数万人，以次征发，受佣者皆与值，民不知扰。被灾之地，赒恤周至，无一流亡者。水落田出，民借种以播菽麦。次年秋，皆复大熟”[17]。这种“以工代赈”的方式，既赈济了灾民，又整治了水利，有利于恢复农业生产，较之发钱给米的单纯救济更有效益，是积极的赈济措施。当时有人写诗，称赞以河工代赈济。其中说：“开河不第可防旱，救活饥民三十万，饥民争聚河上头，操畚持挶携锄锹。戽水三日事已毕，挑泥一月工始讫，三日二百四十钱，一月将近钱三千，三千钱换六斗米，得缓饥民两月死。东乡贵泾塘竟开，差牌官票日夜雇，计工七千五百文，肩摩踵接欢如雷。”[18]

乾隆朝屡下赈济之诏，动用的银钱、粮食，数额巨大，对于减轻灾荒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旱涝频发、灾区面积广大、灾民人数甚众，朝廷拨放的赈济银米仍属杯水车薪。袁枚曾写诗述说：“沭阳八年灾，往岁尤为酷。我适涖此邦，一望徙陵谷。田庐化为沼，春燕巢林木……赖有皇帝仁，施粮更煮粥。饥口三十万，鸿恩无不沐。望此一月赈，早作千回卜。携筐及老幼，守候合宗族。恩爱如夫妻，争粮相搏逐。夺取未到怀，担起还愁覆。有赈尚如此，无赈作何局。为一校算之，怳然眉欲蹙。小口米七升，大口斗三六。将度期月余，日食无一掬。国帑已千万，再加若不足。纾国更纾民，束手难营度。”[19]从此诗看，小口每月得赈粮10斤，大口每月得赈粮20斤（每斗以15斤计算）。赈粮多为未脱皮的原粮，以此度荒，只能半饥半饱、苟延残喘。但诗中说“饥口三十万”，人数如此之多，如果一半大口，一半小口，则沭阳一地，每月需拨赈粮450万斤，即3万石，像沭阳这样的灾区，全国每年何啻数十百个，这对清政府来说实在是不堪负担的沉重包袱。

更为严重的是当时清朝官场黑暗，吏治腐败，对赈济银米，侵吞乾没，弊端累累。乾隆朝因赈灾舞弊而惩处的官吏很多，如甘肃省侵冒赈粮案，诛杀总督、巡抚以下，知县、知府以上数十人，是一桩特大的贪污案件。乾隆帝说：“办赈之事，有滥必致有遗。若官吏多一分侵渔，即灾民少受一分实惠。朕之所以严行穷究者，正欲剔除官吏积弊，使百姓实受赈恤之益。”[20]不过乾隆帝这一愿望，连他自己也知道不可能做到，除了大官僚的贪污，以下各级官吏和绅衿，层层朘削，谕旨中即指出：“印委各官，点验灾黎，按户计口。每有豪绅劣衿，将家人佃户，连名开送。又各官书役，结引亲族邻友，混报私收。甚至并无其人，捏造名口，借端影射，诡冒累累，转使真正饥户，遗漏删汰”[21]。乾隆帝也很了解其中弊端。他写过一首诗：“官鹤官粮赋有年，窃粮鹤不语饥眠。陡思散赈宁无此，一为恻然一惕然”[22]。这首诗是写宫囿中所养的鹤，例给饲粮，然被饲者窃夺，鹤不能说话，只能忍饥睡眠。由此联想到赈济中官吏的侵吞，灾民也同样忍饥，不能上告。乾隆帝也无法清除这类普遍存在的贪污腐败行为。

当时，许多诗文中揭露赈济中的侵吞黑幕，以下引述两首，以见一斑。

关中三年旱风起，大麦焦黄小麦死。

儿哭爷娘妻觅夫，杂踏饥民如集市。

官家蠲租诏发棠，煮糜调粥疗饥肠。

长吏公私多扣克，一斗止合三升粮。

携囊挈瓶争领牒，口饥打手踵相接。

县官三日不开仓，十人八九僵路旁。[23]

另一首是：

黄须大吏骏马肥，朱旗前导来赈饥。

饥民腹未饱，城中一月扰。

饥民一箪粥，吏胥两石谷。

我皇圣德仁苍生，官吏慎勿张虚声。[24]

从这两首诗看，大部分赈济银粮，都被层层朘削，进入了各级官员胥役的私人腰包。有的外国人目睹乾隆晚年的赈灾情形，有如下的记载，一是随同马戛尔尼使团来华的英国人所记：“去年，山东河决，淹没居户无数……立命拨发库银十万两，赈济灾民，而户部先没去其二万两，以下每一转手，则复去若干两，自二万、一万以至数千、数百不等。层层乾没之手续既过，最后之实利及于灾民者不过二万而已。”[25]另一个是朝鲜派到北京来的使臣，据他回国报告：“皇帝（指乾隆）于恤民之政，非不勤恳。而任事之臣，率多壅阏。辽东分赈时，凤城将只行两朔赈政，而余皆于私橐，且以赈银换作唐钱。饥民一月所受，各不过五十文，号诉无阶，怨声载路。臣所目击者如此。”[26]

注释

[1]昭梿：《啸亭杂录》卷十，《纯皇爱民》。

[2]《清实录》乾隆三年十月戊申。

[3]《清实录》乾隆十一年十月辛卯。

[4]《清实录》乾隆十年五月辛卯。

[5]《清实录》乾隆二年四月壬戌。

[6]《清实录》乾隆五十六年四月己酉。

[7]《清实录》乾隆四十七年九月丁巳。

[8]《清实录》乾隆七年八月己亥。

[9]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一，《简仪亲王有志圣贤之学》。

[10]《御制诗五集》卷四三，《命加赈湖北昨年被水州县，诗以志事》。

[11]《清实录》乾隆五十年五月乙丑。

[12]陆以湉：《冷庐杂识》卷一，《颜中丞》。

[13]《清实录》乾隆十六年六月庚申。

[14]《清实录》乾隆十七年十月壬寅。

[15]《清实录》乾隆二十一年正月丁亥。

[16]《清实录》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丙辰。

[17]《碑传集》卷七一，王昶：《胡宝瑔传》。

[18]《清诗铎》卷一六，赈饥平粜，吴蔚光：《开河谣》。

[19]《清诗铎》卷一四，灾荒总，袁枚：《苦灾行》。

[20]《东华续录》乾隆四十六年七月。

[21]《清实录》乾隆元年九月庚申。

[22]《日下旧闻考》卷一三四，《御制汤泉行宫八咏》。

[23]《清诗铎》卷一六，赈饥平粜，顾嗣立：《关中民》。

[24]同上书，郑世元：《官赈谣》。

[25]［英］马戛尔尼：《乾隆英使觐见记》，157页，上海，中华书局，1993。

[26]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一一册，4810页。

第六章　文化

第一节　《四库全书》和法国《百科全书》

二百年前爆发了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当革命的风暴在巴黎卷起，一时飚举霆击，扫荡了法国和欧洲的封建制度，很快改变了各国的政治局面，揭开了全球历史新的篇章。

法国革命的发生是和革命前夕一大批思想敏锐、才华焕发的先进思想家的活动分不开的，其中包括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爱尔维修等，他们鼓吹无神论或自然神论，反对政府专制和宗教迷信。在编撰《百科全书》中，他们集结成为启蒙思想的大军。思维的理性成了衡量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尺度，政府、社会、宗教、学术，一切都要站到理性的审判台前，辨明自身存在的价值。在一定意义上说，法国大革命正是百科全书派所宣布的思想原则的实践和展开。

《四库全书》。

正当法国思想家在孜孜不倦编写《百科全书》的时候，中国的一部最大书籍也将开始编纂，这就是著名的《四库全书》，它是保存和整理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巨大汇编。《百科全书》于1751年开始出版，28卷全部出版完毕是在1772年，即清乾隆三十七年，这一年清政府下令在全国征集书籍，第二年（1773）开设四库馆，进行规模浩大的修书工作。法国百科全书的补编5卷，索引2卷分别于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和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出版。第二年，即1781年（清乾隆四十六年），《四库全书》的第一部，即文渊阁四库全书告成。《四库全书》全部完成于乾隆五十二年，即1787年，两年之后，法国爆发了惊天动地的资产阶级革命。东西方两部鸿篇巨著在18世纪下半叶先后修纂、接踵告成，可称是同一时代的产儿。

两部书都是工程浩大的集体作品，代表东西方文化发展的成就。但它们产生的社会背景、编纂的宗旨、目的以及在体例、方法、内容、影响等各方面是很不相同的。两书之间的差异是那么巨大，犹如18世纪东西方社会以及中华民族和法兰西民族之间的巨大差异一样。

一

《四库全书》和法国《百科全书》是迥然不相同的两种书籍。前者的着眼点在收集、保存前人已经撰写的书籍，用力于“汇编”。而后者的着眼点在综合过去的知识成果，加以阐述发挥，用力于“撰写”。《四库全书》是把已有的书籍搜罗集中，考证校勘，分类提要，共收书3 500种，存目6 700种，其特点是“博大”。编纂工作由清政府主持，第一步工作是把现存的书籍全部收集起来。从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谕令全国征书，几年之内各省进献图书1﹒3万种，其中很多是善本、孤本，加上宫廷藏书，已极为丰富。还有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即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已经散佚的书籍。如邵晋涵辑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先据《永乐大典》各韵部所引，“甄录条系，得十之八九”，又从类书、史籍、说部、文集中辛勤采摘，使已经失传的《旧五代史》恢复原貌。在许多学者的长期努力下，380余种古书失而复得，传为我国学术史上的佳话。

《四库全书》所收书籍都经过大量考证。鉴定版本、辨别真伪、考析篇章、校勘文字，进而“分别流派，撮其要旨，褒贬评述，指陈得失”。因此，《四库全书》并不是简单地把许多书籍凑集誊写，而是作了大量的研究，对中国古代文化作了大规模的清理和总结。例如，戴震校郦道元的《水经注》，该书长期流传，辗转抄录，经注混淆，讹误不可卒读。戴震经过细致的研究，发现了区别经文和注文的三条原则，按照这三条原则，长期混淆的经和注，可以清楚地区分。段玉裁说：“得此三例，迎刃分解，如庖丁之解牛，故能正千年经注之互讹。”[1]可见这样的校书工作实际上是很有价值的创造性劳动。又如《四库全书》子部首列《孔子家语》，旧称传自孔子后裔，《汉书·艺文志》虽曾著录此书，然书实已散失，后世所传乃魏王肃伪作，《四库全书》提要列举了许多理由，明确判断“其出于肃手无疑”[2]。《四库全书》的编纂中，像这类研究成果是很多的。

《四库全书》由于卷帙浩繁，不能雕版印刷，只能誊写缮录。共缮录七部书，分贮于北四阁（内廷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避暑山庄文津阁、沈阳文溯阁）和南三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书手开始是从乡试落第的士子中挑选，后来发内府帑银雇佣，历时十余年，前后参加缮写人员共3 800多人，七部书共缮写1 600万页。该书缮写格式每页18行，每行21字，七部书共60亿字，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文化工程。

文渊阁外景。

法国百科全书编写的起因是出版商出于营利的目的，要翻译张伯斯的《艺术与科学大辞典》，此书于1728年用英文出版，商人们委托著名的法国思想家狄德罗主持译事。狄德罗认为：当时科学文化的发展已突破了张伯斯所编书籍的内容，已无翻译的必要，应该用新的观点和成果重新撰写一部书籍。于是，以狄德罗为主编、达朗贝尔为副主编，集结了一批学者、能够囊括一切领域的知识精英，从事百科全书的编撰。工作延续20年，开始计划出10卷，后扩充至28卷，包括17卷条目正文和11卷表格插图。

一开始，狄德罗就拒绝了官方的干预。法国司法部长阿格索向他提出，编撰工作可以得到国王路易十五的支持，狄德罗断然拒绝。他说：“如果政府参预这项工作，工作就无法完成。君主一句话可以叫人在荒草中造出一座宫殿，但一部百科全书不能凭命令完成。”[3]

《百科全书》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开始撰写，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的工作很繁重，构筑框架，设计条目，确立整体思想，组织写作，直到修改、定稿、付印、校对，都要亲自参与。而出版商只给狄德罗支付月薪100里弗，撰稿者的酬金也很微薄，就像房龙所说：“重要书籍总是由一贫如洗的学者们编写的。他们靠每星期8美元过活，劳苦钱还不够买纸和墨水。”[4]

1752年，《百科全书》出版2卷，触犯了统治阶级的忌讳，即遭查禁。不久开禁后又出版至第7卷，1759年再遭查禁。《百科全书》的命途多舛，在巴黎不能公开出版。官方认为它亵渎上帝、危害道德、攻击宗教，御用文人和教会势力写了许多文章、诗歌、戏剧冷嘲热讽。“对于法国统治集团中的顽固分子来说，《百科全书》是个恶魔。每出一卷都要遭到厚颜无耻的攻击。”[5]但与反动势力的愿望相反，疯狂的攻击只能使狄德罗等更加声名远播，《百科全书》不胫而走，印数激增。由于在巴黎被禁，狄德罗改组了编辑部，继续秘密撰写下去。德皇腓特烈和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怀着各自的目的，邀请狄德罗将《百科全书》移至柏林和彼得堡继续出版，而狄德罗却谢绝了邀请，坚持在巴黎工作下去，终于争取再次解禁，于1772年将28卷出齐。

二

纪昀像。

在《四库全书》和《百科全书》周围，集结了当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列名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多达360人，分别担任总裁、纂修、校阅、提调等职，其中有乾隆皇帝的三个儿子和大学士、尚书等，又有大批翰林院的检讨、编修、庶吉士。贡献最多的是总纂官纪昀，毕生精力耗费在编纂工作中，他“学问渊通，撰《四库全书提要》，进退百家，钩深摘隐，各得其要指，始终条理，蔚为巨观”[6]。和纪昀同任总纂官的陆锡熊始终其事，用力亦多，“考字画之讹误，卷帙之脱落，与他本之互异，篇第之倒置，蕲其是否不谬于圣人，又博综前代著录诸家议论之不同，以折中于一是，总撰人之生平，撮全书之大概”[7]；另一任总校官的陆费墀，后任全书副总裁，制定馆务的各项条款章程，组织编纂、誊录和校阅工作，“综核稽查，颇能实心勤勉”[8]。此外，著名学者戴震，以举人身份，破格征召入馆，“馆中有奇文疑义，辄就咨访。震亦思勤修其职，晨夕披检，无间寒暑。经进图籍，论次精审”[9]；邵晋涵“善读书，四部、七录，靡不研究……尤长于史”[10]，史部提要的草稿，多出其手；周永年始作《儒藏说》，为编纂四库全书之先声，“在书馆好深沉之思，四部兵、农、天、算、术数诸家，钩稽精义，褒讥悉当”[11]。他辑录《永乐大典》，极为勤奋，所存18 000卷大典，翻阅殆遍，“丹铅标识，摘抉编摩”，所辑文集多种，皆前人所未见。翁方纲是有名的诗人、书法家、金石家，“宏览多闻，于金石谱录、书画词章之学，皆能抉摘精审”[12]。他所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草稿，至今尚保存900余篇。

《四库全书》内页。

在四库全书馆内，汉学家占据主导地位。这一学派，尊重汉儒的学说，研究古代典籍从文字、音韵、训诂入手，长于考据、校勘、辑佚，反对穿凿附会，反对宋明理学家空谈心性，其治学态度较切实，方法较缜密，其缺点是烦琐和脱离实际。四库馆是乾嘉学风的发源地，也是考据学派的大本营。但馆内存在宽松、良好的学术风气，不同学派之间能平心静气讨论问题，如翁方纲记载他的工作情况：“每日清晨入院，院设大厨供给桌饭，午后归寓。以是日所校阅某书应考某处，在宝善亭与同修程鱼门（晋芳）、姚姬传（鼐）、任幼植（大椿）诸人对案详举所知，各开应考证之书目，是午携至琉璃厂书肆访查之。”[13]程晋芳、任大椿都是著名的汉学家，而翁方纲、姚鼐则是汉学的激烈批评者，但相互之间尚能“对案”商讨，交流学术，颇有点像百科全书派的学者们在沙龙中的定期聚谈一样。

武英殿聚珍程式摆书图。

启蒙运动时期的咖啡馆，文人、哲学家经常出入其中。

百科全书的编撰也团聚了许多杰出学者，撰稿人多达160人。他们的观点各有不同，从自然神论到无神论，从开明专制论者到民主主义者，但他们博学多才，熟知一切领域的知识成就。主编狄德罗至少撰写了1 200个条目，涉及面十分广博。他一心扑在这部书上，耗尽了精力，“一个重要问题不断折磨我，使我头昏脑胀，我走在街上也想着它，它使我和人相处时心不在焉，它使我在最主要的工作中停步不前，它使我在夜间无法入眠”，“要使作品得以出版还有许多工作：有润饰工作，这是最棘手、最困难、使人衰弱、劳累、厌烦的、没完没了的工作”[14]。副主编达朗贝尔学习法律、医学，通晓数学，写过天文学、动力学著作以及哲学讲义、音乐教程，学问渊博，为狄德罗分担了编辑和修改工作。后期的副主编若库尔也是个医生，但也研究过哲学、历史、考古学、文学、地理、自然科学，狄德罗称说：“自他青年时起，对人间各类知识就产生了兴趣。”[15]其他撰稿人都是法国启蒙运动的杰出思想家、当时照耀着欧洲天空的灿烂群星，如伏尔泰是法国思想界的泰斗；孟德斯鸠是著名的哲学家、法学家，三权分立学说的倡导者；卢梭是民主主义思想家、社会契约论的宣扬者；爱尔维修是无神论者、唯物主义的杰出代表；布封是自然科学家、进化思想的先驱者；孔狄亚克是洛克哲学的继承者；孔多塞是百科全书派最年轻的撰稿人，后来法国革命中的吉伦特派；魁奈和杜尔阁是经济学家；此外还有重农学派的创始人以及文学家马蒙泰尔，神父莫雷列、库尔廷文，德国男爵、著名的唯物主义者霍尔巴赫等。在巴黎拥有财富和产业的霍尔巴赫定期开设沙龙，接待百科全书的撰稿人，“整个下午在十分激动的情绪中吃喝、争论。基督教教条之荒诞，教士之奸诈，他们暗中伤风败俗，宗教狂所特有的残忍，排斥异己的罪行，教廷之不合理和令人不快的性质，全部被毫不留情地拿来同泛世自然伦理所具有的正直优美相对照。灵魂不朽、对死亡的恐怖、自杀、宗教是否对伦理和政治是必要的，玻璃制造、矿物学、冶金化学、地质、矿业、农业，这些问题也并非不受‘犹太会堂’（百科全书派沙龙的绰号）常客们的关注”[16]。参加沙龙的人们意见和观点不尽一致，他们之间经常发生激烈的争论，有时甚至反目，例如狄德罗和卢梭之间、狄德罗和达朗贝尔之间的失和。但他们的研讨和争论恰好磨砺了指向封建主义的刀剑。当时，自由平等的要求激动着法国民众的心灵，传统的权威摇摇欲坠，政治、理论、宗教、科学、文艺，一切都要重新估价，这一正在法国高涨起来的民主革命思潮，是百科全书同人们的共同信念和最高理想。

三

四库全书和百科全书都有一个宏伟的理想，即要囊括前人的知识成果。两书以不同形式对繁复的人类知识体系进行探讨和分类，粗泛看来，其分类亦有相似之处。四库的经部与子部，相当于百科中的宗教和哲学类；四库中的史部相当于百科中的历史类；四库中的集部相当于百科中的诗类。但如果仔细分析，两者有很大的不同，四库全书是汇集书籍的丛书，它的分类是书籍的分类，属于目录学范畴，而百科全书以各门知识的统一为基础，勾画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学科分类体系。两书分类的不同，既是体例上的差异，也是东西方知识结构的差异。

四库全书继承了《中经新簿》和《隋书·经籍志》的传统，把全部书籍分成经、史、子、集四大部，四部下分四十四类，有的类下分立子目，共六十六子目。根据书籍的实际情况，对传统的分类法变通损益，多所改进，强调“古来有是一家，即应立是一类，作者有是一体，即应备是一格”[17]。在四部和类目之下又写成序录，论述每类书籍的内容、体例的演变，使全书包罗宏富而分类清楚、次序井然，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书籍的分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的文化成就和知识结构。中国文化着重伦理和政治关系，忽视自然科学、生产技术、商业工艺和民间文艺，古籍很多以注释儒家经典的面目出现，经部特别膨胀，史部著作亦多。在四库馆臣看来，经史二部是最重要的学问：“学者研精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余皆杂学也。”[18]我国古代自然科学不发达是造成四库分类缺陷的重要原因，而纂修诸人的忽略，使我国有限的自然科学著作未能在四库全书中充分得到反映。全书中虽然著录了经戴震的努力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古代算书，也收进了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等西方的科学著作。但像明末宋应星所撰《天工开物》，总结了我国农业手工业的技术成就，内容丰富系统，却未被四库收录，连存目中也未列入。我国很早发明和运用珠算，明人程大位所撰《算法统宗》，是我国仅有的一部研究珠算的书籍，四库全书亦未著录，只列存目。理由是“其法皆适于民用，故世俗通行，惟拙于属文，词多枝蔓，未免榛楛不翦之讥”[19]。这样一部有价值的著作，仅因“词多枝蔓”而遭摒弃。四库馆臣对民间文艺更加鄙薄，虽有“词曲”一类，但认为“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20]，词曲中又扬词而抑曲，词类尚收词集、词选、词话、词韵、词谱，而曲类只收品题、论断及中原音韵三种书。元明清三代，戏曲传奇极为发达，形成文学史上的一大特色，四库全书却一概不录，反而批评王圻的《续文献通考》“以《西厢记》、《琵琶记》俱入经籍类中，全失论撰之体裁，不可训也”[21]，其识见更在王圻之下。四库全书虽列小说家类，此类书籍，叙述杂事，记录异闻，缀辑琐语，和今天所说文艺创作的小说是不同的。至于源自话本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清代的《聊斋志异》、《红楼梦》被视为“猥鄙荒诞，徒乱耳目”，当然都在摒斥之列。

狄德罗在当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上，相信关于世界知识的统一性，要使各门知识都成为统一的科学的具体组成部分。尽管百科全书的知识分类从今天来看缺陷很多，不便于应用，甚至有的显得离奇古怪，例如有人讥讽它把制锁业归入记忆类，把驯隼术归入理性类。但它毕竟包罗宏富，知识领域宽广而较全面，具有近代知识结构的雏形。百科全书继承了培根的知识分类体系，把人类知识分为来源于记忆的历史、来源于理性的哲学和神学、来源于想象的诗。历史之下有圣贤史、民众史、自然史，哲学之下有人文科学（道德、教育、政治、法律）和自然科学（数学、物理、化学、医学），诗之下有诗歌、音乐、绘画、建筑、雕刻、戏剧。狄德罗的意向是要创立一个无所不包的科学、艺术、工艺的知识分类谱系，在这个谱系中，每门学科都有相应的位置，以显示我们知识之树的总干和各个分支。这个知识分类谱系曾在百科全书第1卷中加以描述，并贯穿于全书的条目、表格和插图之中。其显著特点是十分重视正在蓬勃发展的科学技术。此书定名为《百科全书——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辞典》，把科学和工艺明确地标明在书名上。百科全书的撰写者不少是著名的科学家和在实际岗位上的工艺师，后人称赞狄德罗“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像我们现在通常做的那样吸收有经验的实际工作者来同著作家合作”[22]。狄德罗非常重视在当时生产中日益重要的机器性能和工艺流程，他在百科全书的《大纲》中写道：“有些工艺很特殊，操作很复杂，如果不亲自干，不亲手转动一下机器，不亲眼看看零件的装配，就很难准确地加以描绘。因此，我们往往自己搞到机器，自己当学徒，制作蹩脚的模型。”百科全书的另一个特点是现实性很强，不仅总结过去取得的文化成果，而且反映了法国当时的社会生活，展现了经济、政治、生产、生活多方面的情况，涵盖面很宽广，它是18世纪法国社会的一面镜子。一位伯爵曾向路易十五称赞此书的优点，他说：“陛下，您多么幸运在您的统治下有人能够研究一切领域里的知识，在这部书里，可以找到一切，从别针的制作方法直到铸造大炮和瞄准射击的方法，从无限小到无限大。”[23]

四

四库全书和百科全书的最重要差异是在指导思想方面。四库全书是清朝政府主持编纂的，自然站在官方立场上，编纂的目的是有助于巩固封建主义思想统治，所谓“稽古右文，聿资治理”。所以，著录的书籍并非兼收并蓄，而是有严格的去取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乾隆谕旨中所说：“阐明性道治法，关系世道人心者自当首先购觅，至若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实用者亦应备为甄择，又如历代名人，洎本朝士林宿望，向有诗文专集及近时沉潜经史，原本风雅……并非剿说卮言可比，均应概行查明”[24]，如果违反或稍稍背离此项标准则只存其目，不录其书。四库全书著录的书籍达3 500种，存目的书籍6 700种，存目几达著录的两倍。对于著录及存目的书籍都分别撰写提要，提要除叙述作者的简历和书籍的源流、篇章文字的异同之外，最重要的是评论书籍的是非得失，评论的标准亦以皇帝的意见为转移。乾隆说：“朕命诸臣办理四库全书，亲加披览，见有不协于理者……即降旨随时厘正，惟准以大中至正之道，为万世严褒贬，即以此衡是非”[25]，亦即《凡例》中所说：“宏纲巨目，悉禀天裁，定千载之是非，决百家之疑似。”[26]这一官方的评判立场，给四库全书造成了重大的损害。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众多学者的精心撰著，固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也充满着卫道者的偏见。如东汉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所著《论衡》，因其中有《问孔》、《刺孟》二篇，《提要》称其“露才扬己”、“其言多激”、“奋其笔端以与圣贤相轧，可谓悖矣”[27]。明代的进步思想家李贽、焦竑，四库馆臣对他们毫无好感，说“二人相率而为狂禅，贽至于诋孔子而竑亦至尊崇杨墨，与孟子为难，虽天地之大，无所不有，然不应妄诞至此”[28]；又称才士祝允明“放言无忌，持论矫激，圣人在上，火其书可也”[29]；称袁宏道“矜其小慧，破律而坏度”[30]。像这类偏颇不公正的评论，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是相当多的。所以鲁迅先生提醒我们：“（四库提要）是现有较好的书籍之批评，但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31]正是由于这一官方的指导思想，在编纂四库全书的同时发生了禁毁书籍事件，清廷在全国征书过程中发现大量所谓内容“悖逆”或有“违碍词句”的书籍，不是焚毁劈板，就是删改挖补，当时禁毁书总数达3 100多种，其数量和四库著录的书籍几乎相等，形成我国文化事业的一次浩劫。

法国百科全书的情况完全不同。编撰者不受官方束缚而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他们的评价标准是普遍理性和人性，让人在百科全书中占统治地位，他们鼓吹民主、自由，主张天赋人权，人的尊严不容侵犯，人的权利不容剥夺。为了使得百科全书能够继续出版下去，他们也常常用隐晦曲折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但在许多条目中，“异端”思想还是鲜明地表露出来，因此，百科全书一再被查禁，几乎夭折。例如，狄德罗所写“农业”、“狩猎”，魁奈所写“农场主”，杜尔阁所写“税收”等条目中，揭露了当时法国经济衰退，大批农民丧失土地、贫困无告，而政府苛捐杂税，民不聊生。又如在“政治权威”条目中，狄德罗宣称：“自由是天赐的东西，每一个同类的个体，只要享有理性，就有享受自由的权利”，他和百科全书的另一位撰稿人、“社会契约论”者卢梭的观点一样，说君主的权威“只是凭着臣民的选择和同意，君主决不能运用这种权威来破坏那个使他获得权威的法规或契约”[32]。在“暴君”这一条目中，狄德罗指斥“滥用权力，践踏法律，将属下臣民变成自己各种欲望和无理贪求的牺牲品”的“暴君”，是“折磨人类的最致命的祸害”[33]。显然，《百科全书》团聚和联合了一批启蒙思想家，高扬理性的精神，他们触摸到新时代的脉搏，并为其降临而努力奋斗。《百科全书》不仅仅是一部书籍，而且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它具体陈述了不久以后将统治整个世界的那些思想，它为法国革命铺平了道路。所以，有人评论说：“《百科全书》是众书之书，是当时法国生活的镜子和轰击旧制度的攻城武器”[34]，“对于18世纪中教士中的保守分子来说，这部书就像吹响了走向毁灭、无政府、无神论和无秩序的嘹亮号角”[35]。

五

当《四库全书》和《百科全书》分别在中法两国编撰的时候，东亚和西欧已航路初辟，经济文化的交流已开始。明清之际，大批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在东西方之间架设了交流的桥梁。通过耶稣会士的介绍，中国人开始对西方的科学文化有所了解，而西方的许多先进人士也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怀抱强烈的兴趣，在《四库全书》和《百科全书》中保留了东西方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的早期痕迹。

百科全书派通过传教士所写的作品，发现了远方中国的许多新鲜事物。中国的文明对百科全书派学者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在遥远的东方存在这个不属于基督教的文明古国，这就证明了人类不需要基督教也能够创造出辉煌的文明，这一点大大地加强了百科全书派反对教会的立场和论据。百科全书派的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评价各不相同，大多数人持肯定和推崇的态度。霍尔巴赫盛赞中国的伦理政治，认为“中国可算世界上所知唯一将政治的根本法与道德相结合的国家”，“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狄德罗写了《百科全书》中的“中国”和“中国哲学”等条目，全面介绍了中国和中国的思想文化，赞美“中国民族，其历史的悠久，文化、艺术、智慧、政治、哲学的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经济学家巴夫尔曾随商船到过广州，是《百科全书》撰稿人中唯一到过中国的人，他认为“中国农业的繁荣胜过世界各国”，“中国政府普遍情形是把全部关心直接向着农业方面”。对中国最为倾倒的是伏尔泰、魁奈和杜尔阁。他们三人都是《百科全书》的撰稿人和支持者，伏尔泰认为：中国文化最合乎理性与人道，中国历史不记载超自然的奇迹。他佩服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和“述而不作”的态度，他还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作辩护，并撰写文章反对孟德斯鸠在《法的精神》一书中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所作的尖锐抨击。伏尔泰还根据中国元曲《赵氏孤儿》写成《中国孤儿》一剧，于1755年在巴黎上演，他甚至宣称：中国文化的被发现，对欧洲思想界来说，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重要。被马克思称为“现代政治经济学始祖”的魁奈撰写《中国专制政治论》，赞美中国政治遵循自然法，推崇中国的礼治、伦理与重农政策，他对《易经》、《周礼》、《论语》相当熟悉，有“欧洲孔夫子”的雅号。另一位经济学家杜尔阁也推崇中国文化，曾向在法国学习的两位中国青年学者高类思和杨德望提出有关中国的52个问题，要求中国学者解答。百科全书派中也有对中国文化抱批判态度的，如孟德斯鸠论述了中国专制主义与文化习俗的缺陷；卢梭则指出：中国文明的进步恰恰造成了社会的弊病；孔多塞则称中国“被一群儒生的迷信所阻碍，故不能进步”。

不管百科全书派的学者对中国文化是推崇还是批判，当时还处在中法文化交流开始阶段，他们都只能通过耶稣会传教士这面棱镜来观察中国，对中国情况当然不可能透彻了解。但他们都很关心中国文化，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并通过评价中国文化去反对当时法国的宗教和政治制度。伏尔泰、狄德罗、魁奈、杜尔阁从中法文化相异之点出发，论证法国制度的不合理；而孟德斯鸠、卢梭、孔多塞看到了东西方封建主义的共性，他们抨击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实际上也反对了法国的教会和政府。

《四库全书》的编纂者也通过耶稣会士开始了解西方文化。农家、天文算法、杂家、谱录等类著录了传教士利玛窦、熊三拔、邓玉函、艾儒略等10余种作品，肯定了西方数学、天文、科学、技术的成就，说“西洋之学以测量步算为第一，而奇器次之，奇器之中，水法尤切于民用……固讲水利者所必资也”[36]，“其言皆验诸实测，其法皆具得变通，可谓词简而义赅者”[37]，“其制器之巧，实为甲于古今”[38]，“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39]。经过一段中西交流，西方的科学技术已显示出了优越性，故四库馆臣们承认了它的价值，但又囿于见识，把西方科技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奇技淫巧，认识不到它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重大作用，所谓“徒矜工巧，为耳目之玩”[40]，不屑于进一步去了解和学习。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的汉文著作很多，介绍了各种西方的学术文化，这是当时中国最需要的知识，但收入四库全书者寥寥无几，特别是来华较晚，包括汤若望、南怀仁、蒋友仁等的作品，全被摒斥于《四库全书》之外。馆臣们认为：传教士的书籍虽有一些长处，“特所格之物皆器数之末，而所穷之理又支离神怪而不可诘”[41]。他们还有一个错误观念，以为西学都渊源于中学，说“西法出于周髀……特后来测验增修，愈推愈密耳。《明史·历志》谓尧时宅西居昧谷，畴人子弟散入遐方，因而传为西学者，固有由矣”[42]，可见当时士大夫对西方文化甚为隔膜，且多误解。

在当时闭关锁国的条件下，四库馆臣对西方文化缺乏了解，这是并不奇怪的。但中国当时并非无人了解西方，本文上面提到的两位中国青年学者高类思和杨德望在法国留学11年以后，于1765年（乾隆三十年）返回中国。高类思是北京人，回国后一直住在北京，写过不少著作，至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逝世，当时正是四库全书馆进入紧张编纂的时候。但像高类思这样一位长期在法国学习、熟知西方文化、非科举出身的学者，虽近在咫尺，却没有资格进入四库全书馆，不能发挥自己的专长，甚至他的名字和行踪在本国湮没无闻，只能从外国人的记载中略知一二。中国封建的政治和文化机制，缺少宽容和活力，不能将多方面人才网罗入馆，使《四库全书》在反映世界文化科学成就方面产生重大的缺陷，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不幸和损失。

六

阮元像。

《四库全书》和法国《百科全书》是同时诞生于18世纪的东西方两部辉煌巨著，各自有它的成就。《四库全书》汇聚了中国大量古籍，网罗广博，内容丰富，考订精审，编次有序，在清理和总结中国历史文化遗产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后人深入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都将离不开这部大书。历代学者对它评价很高，章学诚说：“四库搜罗，典章大备，遗文秘册，有数百年博学通儒所未得见而今可借钞馆阁者。”[43]阮元说：“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枝分派别，罔不抉奥提纲，溯源彻委。所撰定总目提要多至万余种，考古必衷诸是，持论务得其平。”[44]

至于法国的《百科全书》则总结了西方科学与文化的成就，利用已有的知识和思想资料，发展了唯物主义和进步的历史观、政治观。它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伏尔泰说：“狄德罗和达朗贝尔在给自己装上翅膀，以飞往后世。他们是驮着宇宙的阿特拉斯和赫克里士。他们的《百科全书》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品，是雄伟壮观的金字塔”。恩格斯也说：“法国的唯物主义者并不是只批判宗教信仰问题；他们批评了当时的每一个科学传统或政治体制；为了证明他们的学说可以普遍应用，他们选择了最简便的方法：在他们由以得名的巨著《百科全书》中，他们大胆地把这一学说应用于所有的知识对象。这样，唯物主义就以其两种形式的这种或那种形式——公开的唯物主义或自然神论，成为法国一切有教养的青年信奉的教义。它的影响很大，在大革命爆发时，这个由英国保皇党孕育的学说，竟给予法国共和党人和恐怖主义者一面理论旗帜，并且为《人权宣言》提供了底本。”[45]

当然，产生《四库全书》和法国《百科全书》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氛围是很不相同的。18世纪的中国正是封建社会的后期，乾隆中叶，经济繁荣，国力鼎盛，文治武功达到了新的高度，经济生活中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明清之际思想界也呈现了一度活跃的景象。但清朝强化了封建统治，对异端思想严加镇压，闪眼即过的民主启蒙思想未能给中国的封建制度造成重大冲击。什么样的社会条件和经济基础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化思想成果，乾隆时代尚是封建盛世，它能为总结汇集封建文化典籍而做出巨大的贡献，但当时新的经济因素和阶级力量尚未成长，外来思想的影响还很微弱，产生于这样条件下而又为清政府主持的《四库全书》不可能偏离封建主义正统儒学的轨道。法国在1789年革命前夕，生产力迅速增长，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已蓬勃发展，科学技术与民主思想随之勃兴，第三等级正在崛起，烂熟了的封建制度百孔千疮，已容纳不下日益发展的新生产力和新社会力量，新的制度即将破土而出，而法国的贵族、僧侣仍保持封建特权，顽固地抗拒法国社会的前进，只有经过暴力扫荡，只有经过革命洗礼，才能洗涤封建主义的污泥积垢，振兴法国，使孕育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脱胎诞生。法国《百科全书》的学者们是唱起新时代乐章的歌手，是呼唤暴风雨的海燕，他们为行将到来的法国革命做了思想准备。不同的时代赋予人们以不同的历史使命，由此也决定了中国和法国两部划时代巨著根本趋向的歧异，而两国民族性格、文化传统、学术源流的不同又使得两书在编纂体例、思想内涵、知识构成等多方面各具自己的特色。对这两部产生于两个世纪前的巨著进行研究，对于理解中法文化的特点和差异，促进两国文化的进一步交流是有重要意义的。

注释

[1]《戴东原年谱》。

[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儒家类，《孔子家语》条。

[3]［法］安德烈·比利：《狄德罗传》，6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4]［美］房龙：《宽容》，344页，北京，三联书店，1985。

[5]《英国百科全书条目选译》，《百科全书》条。

[6]《清史稿》卷一〇七。

[7]王昶：《春融堂集》卷五五，《陆君墓志铭》。

[8]《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上谕。

[9][10][11]《清史稿》卷二六八。

[12]《国朝先正事略》卷三五。

[13]《翁氏家事略记》。

[14]［法］安德烈·比利：《狄德罗传》，267页。

[15]同上书，308页。

[16]［法］安德烈·比利：《狄德罗传》，127页。

[17]《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首，凡例。

[18]同上书，子部，总叙。

[19]同上书，子部，天文算法类存目，算法统宗条。

[20][21]同上书，集部，词曲类，小序。

[22]［苏联］阿基莫娃：《狄德罗传》，148页，北京，三联书店，1984。

[23]［法］安德烈·比利：《狄德罗传》，139页。

[24]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上谕。

[25]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初七日上谕。

[26]《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首，凡例。

[27]《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杂家类四，《论衡》条。

[28]同上书，子部，杂家类存目二，《焦弱侯问答》条。

[29]同上书，子部，杂家类存目一，《祝子罪知》条。

[30]同上书，集部，别集类存目六，《袁中郎集》条。

[31]参见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

[32]《百科全书条目选辑》，“政治权威”。

[33]《百科全书条目选辑》，“暴君”。

[34]［苏联］阿基莫娃：《狄德罗传》，152页。

[35]［美］房龙：《宽容》，346页。

[36]《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农家类，《泰西水法》条。

[37]同上书，天文算法类，《乾坤体义》条。

[38]同上书，谱录类，《奇器图说》条。

[39]同上书，杂家类存目，《寰有诠》条。

[40]同上书，谱录类，《奇器图说》条。

[41]同上书，杂家类存目，《西学》条。

[42]同上书，天文算法类，《周髀算经》条。

[43]《章氏遗书》卷九，《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

[44]《揅经室集·三集》卷五，《纪文达公集序》。

[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7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第二节　御制诗

乾隆帝是清朝的第六个皇帝。他活到88岁，是历代帝王中活得最长的。实际统治中国63年多（当皇帝60年，当太上皇3年），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个关键性的历史人物。他的年号，家喻户晓，众所周知。对他有各种各样的议论、评价、传说。人们知道有关他的许多事情，“十全武功”啦，《四库全书》啦，“六下江南”啦，还有和香妃的艳史，跟海宁陈家的关系，晚年对和珅的宠信，等等，有的是事实，有的是捕风捉影的传闻。总之，他是一个被人谈论很多、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但是，有一点却很少有人提起，乾隆帝一生喜爱读诗、喜爱写诗，是中国诗史上创作最宏富的多产诗人。

乾隆的御制诗集共五集，434卷，收诗41 800首。这是在位60年间所写的，平均每天要写两首诗，所谓“五集篇成四万奇，自嫌点笔过多词”[1]。此外，在他即位以前，当皇子的时候，有《乐善堂全集》；在他退位以后，当了太上皇，有《御制诗余集》。这些还在41 800首以外。其诗作之多，有史以来，首屈一指，无人可望其项背。就拿康熙年间编印的《全唐诗》来说，搜罗宏富，洋洋大观，共900卷，收集唐代300年中2 200多位诗人的作品，也才只有4﹒8万余首。乾隆帝一个人的诗作，篇幅上竟可与遗留下的全部唐诗相比拟，其数量之多、创作之勤，实可令人惊愕。

乾隆帝御书《〈乐善堂全集〉序》，清内务府刻本。

写诗是乾隆一生的嗜好，他无日不在咿呀吟哦之中。在大内、御园居住办公也好，到江南、塞北巡幸围猎也好；有时军书旁午、公务繁忙，有时四方无事、政清刑简，可他始终保持写诗的习惯，留下大量诗篇。他自己说：“平生结习最于诗”[2]，“笑予结习未忘诗”[3]。又说：“几务之暇，无他可娱，往往作为诗古文赋。文赋不数十篇，诗则托兴寄情，朝吟夕讽。其间天时农事之宜，莅朝将事之典以及时巡所至，山川名胜，风土淳漓，莫不形诸咏歌，纪其梗概。”[4]

诗是文艺作品，写得多不一定写得好。乾隆的诗，水平怎样？自然，他的大臣们对皇帝的作品大加赞誉，竭力恭维，什么“金声玉振，函盖古今”，什么“神龙行空，瞬息万里”，这类过分吹捧的话是不能相信的。乾隆对自己的诗，有两个字的评价，即“拙速”。“拙速吾犹惯”[5]，“拙速由来我所能”[6]，这多少反映了他写诗的特点。他写诗很快，不拘格律，不事雕饰，信口拈来，便成篇什。有些诗还比较清新自然，但总的来说格调不高，佳作不多。

乾隆主张诗以言志，贵有内容，标榜“清真雅正”的诗风。不主张立异猎奇，不使用绮辞丽句，“志言要归正，丽句却须删”[7]，“触兴便拈吟，绮丽非所羡”[8]。他对杜甫十分倾倒，“葩经到此千余载，只爱杜陵菽粟文”[9]，“我读杜诗亦已屡，每一开编兴会殊”[10]。他特别反对宫体诗、香艳诗，诗风和前代帝王陈后主、隋炀帝、李后主、宋徽宗迥异。不少人误以为乾隆是个风流天子，一定会写些缠绵悱恻、儿女情长的诗句，而实际上，他的诗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正襟危坐的道学气味，绝没有儿女情、脂粉气。在他写的那么多的诗中，既没有美女宠妃的形象，也没有轻歌曼舞的场面，甚至诗中从来不用“酒”字。他说：“予向来吟咏，不为风云月露之辞，每有关政典之大者，必有诗记事，即游艺拈毫，亦必于小中见大，订讹析义，方之杜陵诗史，意有取焉。”[11]

由于乾隆要“小中见大”，想在诗中说点大道理，又总想表现自己的“勤政爱民”、“文治武功”，因此他的诗矫揉、自诩和说教的味道很浓厚，不能不落入诗的下乘。再加上写诗太多，出手太滥，不加锤炼推敲，所谓“岂必练研求警句，兴之所至笔因拈”[12]，诗味不足。许多应兴即景的诗，信手涂鸦，千篇一律，味同嚼蜡。有些诗还要遵照程式旧例，譬如每年的元旦、上元、冬至、除夕，都要按例写诗，诗的体裁，字数是预先规定好的，“每岁元旦及试笔诗，皆七言，除夕诗皆五言，数十年来，遂成常例”[13]。这类诗，谈不上什么真性情、真胸臆的抒写。还有一些诗，要凑成五、七言，任意减字、增字，如“土尔扈特”减一字，成“土尔扈”，“札什伦布”加一字，成“札什焕伦布”。这种杜撰的词汇和生硬的用句，比比皆是。有时字句省略太多，上下不相连贯，意义晦涩不明。例如，乾隆四十一年（1776），他在巡幸途中，接到北京下雨的报告，咏诗一首：

阁报例应隔日至，均称二寸雨欣滋。

然斯乃谓十八彼，料彼未知旬九斯。

这首诗，不但没有诗味，而且意义费解，不知所云。幸亏乾隆的许多诗附有很长的注文，以详叙事实、说明诗意。看了注文，才知道原来乾隆在巡幸中，照例两天一次收到北京送来的阁报。阁报中说北京下了两寸雨，他感到很欣慰。可是又接到直隶的报告，说易州在十九日下雨四寸，易州和北京下的雨量不一样。北京所报是十八日的情形，大约还不知道十九日的情形罢！这里省略了下雨两寸和四寸的差别，省略了直隶奏报，省略了两地雨量的比较，只剩下十八日和十九日，如果不看诗注，怎么也弄不清诗的意思是什么。

乾隆写诗很快，有时每天可写诗十几首。例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他乘船去昆明湖，不到一个小时就写了八首诗，“舟行十里诗八首，却未曾消四刻时”[14]。又如，乾隆四十九年（1784），他去香山游览，“自十一日驻跸香山，五日得诗凡六十七首”[15]。他自述写诗迅捷的体会，“放舟揽景，俄顷之间，得诗数首，非欲与文士争长，正以理精辞熟，自觉有水到渠成乐趣”[16]。事实上，乾隆的好胜心很强，常常因自己“诗才敏捷”而流露出沾沾自喜的心情。和珅就很会投其所好，大拍乾隆的马屁，“皇上几余吟咏，分章叠韵，精义纷纶，立成顷刻，真如万斛泉源，随地涌出。昔人击钵催诗，夸为神速，何曾有日咏十余，韵至十叠者”[17]。

乾隆《御制诗初集》书页。

乾隆写诗，也有写得少的时候，一是即位之初，孜孜求治，致力于政务，怕写诗会分散自己的精力，故诗作极少。乾隆元年（1736）他写的诗里说，“剩有忧怀批奏牍，那余逸兴赋诗篇”[18]。从乾隆元年到乾隆四年（1739），每年只有几十首诗，以后逐渐增多，乾隆十年（1745）以后，每年写诗均达数百篇。二是他的诗兴，也有季节性，春季诗兴最浓，诗作最多，夏秋次之，到了冬天，好像文学灵感也要冬眠似的，很少写诗。冬至以后，几乎搁笔。三是在忧伤烦闷的时候，写诗的雅兴随之衰退。乾隆四十二年（1777），他的母亲孝圣皇太后逝世，他十分悲痛，这年的诗作明显锐减。又如，他当太上皇以后，白莲教起义声势浩大，他焦虑不安，说“迩来心绪懒吟兴”，“近因盼望捷报，心绪焦劳，吟兴为之稍减”[19]。但总的来说，他的诗兴一直是很高的，创作活动也长久旺盛而不衰。

乾隆作为至尊的天子，不屑与文人墨客为伍，可为了写诗，也要找几个诗友联句唱和。他的两个弟弟和亲王弘昼、果亲王弘瞻，常陪他吟诗。“上即位后，优待和、果二王，每陪膳侍宴，赋诗饮酒，殆无虚日。”[20]乾隆早年对著名诗人沈德潜最为倾倒，说“德潜早以诗鸣，非时辈所能及。余耳其名已久。频年与之论诗，名实信相副”[21]。还有钱陈群也常与乾隆唱和，“陈群深于诗学，书法亦苍老。家居以后，每岁录寄御制诗百余篇，命之和，陈群既和韵，并写册页以进”[22]。还有一些新进小臣，陪着皇帝写诗，颇得皇帝欢心，如张南华（鹏翀）就是一个。“上天纵多能，鹏翀诗才敏捷，每日宣召至再至三。词馆诸臣，艳称奇遇。”[23]

沈德潜像。

乾隆诗作所以很多的原因之一，是有些诗不是他亲自写的，而由臣下代笔。有时候，兴之所至，口吟一二句，尚未完篇，便令侍监抄录，由词臣续成。也有的诗，臣下代笔后，经乾隆改定，或乾隆自己写的诗，交臣下修改。曾在军机处当过章京的著名诗人、历史学家赵翼就曾为皇帝捉刀撰文，赵翼说：“寻常碑记之类，亦有命汪文端（汪由敦、军机大臣）具草者。文端以嘱余，余悉意结构，既成，文端又斟酌尽善。及进呈，御笔删改，往往有十数语只用一二语易之，转觉爽劲者，非亲见斧削之迹，不知圣学之真不可及也。”[24]赵翼说的是代写文章，写诗大概也有类似的情形，特别是逢年过节的应酬例作，不见得是皇帝的手笔。沈德潜死后，在徐述夔的文字狱案中受到牵连，被夺官爵、扑墓碑。据传，沈得罪的原因之一就是曾替乾隆写诗，而又把这些诗收进了自己的诗集，“迨归愚（沈德潜）疫殁，上命搜其遗诗读之，则己平时所乞捉刀者咸录焉，心窃恶之”[25]。对于封建时代的皇帝来说，并没有像现代知识分子那样的著作权观念，朝廷养活一批学士词臣，他们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给皇帝草写谕旨诏诰以及诗赋文章。在学士词臣们看来，这是莫大的荣耀，皇帝也把别人代写的作品心安理得地视作自己的作品。不过，乾隆倒在事前作了声明，并不讳言请人捉刀。他当皇帝的初年，在《乐善堂全集》的序文中说：“自今以后，虽有所著作，或出词臣之手，真赝各半。且朕亦不欲与文人学士争巧，以贻后世之讥。”[26]

平心而论，乾隆的诗，历史的价值大大超过艺术价值。乾隆在位的时间长，亲理政事，“朕临御四十三年，事无巨细，必躬必亲”。他的诗都是在政务之暇，纪事抒情而作。有的叙述某件史事，有的表现某些制度、政策，有的记录自己的行踪游迹，有的反映自己的思想观点与喜愠心情。而且许多诗附有详细的诗注或序文，或胪陈史实，或解释典故，或说明诗意。他的大量的诗作，详细、具体而又形象地记录了一生的政治活动和思想感情，乾隆也把自己的诗看做生平的历史记录，所以说，“拈吟终日不涉景，七字聊当注起居”[27]。他的篇幅浩瀚的诗集是研究当时历史和乾隆其人的绝好的史料，可供历史学家的发掘、钻研和利用。

乾隆不像历史上大多数封建皇帝那样，深居高拱，不问外事，与世隔绝。他常年在外走动，江南塞北、盛京五台、东陵西陵、泰山嵩山，到处游历山川名胜，调查风俗民情，询问农事耕作，筹议河工水利，亲行围猎骑射，观察官方士习。他不仅接触了很多贵族官僚，也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了普通老百姓，“常山翠华初驻旃，老幼瞻依夹道填”[28]，“野老扶儿望六飞，停鞭问处话依依”[29]，“老幼黎民日日添，马前舆后任翘瞻”[30]。这是他诗中描写的皇帝出巡、群众围观的热烈场面。老百姓万人空巷，迎銮接驾，堵塞了街道，踩踏了农田，有时候，乾隆还和他们交谈问话。这种方式的接触群众，了解民情自然是很有限的，但处在那个时代，以乾隆那样的身份，不可能再超出这样的范围。由于他还知道一点下情民瘼，所以写出了一些颇有思想内容的好诗。如乾隆七年（1742），他去易州西陵的途中，遇见一位从山东逃荒来的老人，孑然一身，无妻儿家室，佣佃度日，贫病交加。乾隆听了他的悲惨遭遇，写了如下的诗：

乾隆帝南巡图·骑马像。

我闻凄然悲，所悲非野父。曾记周诗云，君子民父母。

教养违其方，黎民失怙恃。命医施针砭，或可离痛楚。

白金稠其窘，屋居免露处。固知煦妪仁，所愧泽未薄。[31]

同年，他去遵化东陵的路上，又遇见一位贫穷老农，在交纳了赋税地租之后，已罄无所有，不能维持生活。他写诗道：

路旁一农父，倚杖愁默默。……

租吏下乡来，款接完赋额。吏去业主来，逋欠坐求责。

吾农三时劳，曾无一日适。我闻凄然悲，执政无良划。

罔民焉可为，恒产究安则。翁其善保躯，展转增叹息。[32]

乾隆二十七年（1762），南巡至浙江，他目睹了盐工灶户的辛勤劳动，体会到盐商对盐工的剥削，他写诗道：

苇庐灶户日煎盐，辛苦蝇头觅润沾。

嘘(胼胝耐燥湿，厚资原是富商兼。[33]

当然，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乾隆，他的思想、愿望、政策、行动都要全力拥护封建阶级的利益，像这类咏叹民间疾苦的诗章只占很少数。但他毕竟了解到一点群众的艰辛生活，劳动人民水深火热的处境曾拨动过他的心弦，他写过这样一首诗：

老农炙背耕田苗，汗湿田土如流膏。广庭挥扇犹嫌暑，彼何为兮独不苦。独不苦兮无奈何，未见应比见者多。农兮农兮良苦辛，惭愧身为玉食人。[34]

一个封建皇帝，能写出这样的诗句，就算难能可贵的了。

乾隆所写另一类重要的诗是有关战争的诗，对历史研究很有价值。乾隆朝有“十全武功”（两征准噶尔、两征金川、两征廓尔喀以及征回疆、台湾、缅甸、安南之役），还有不计入“十全武功”的多次战争（乌什、王伦、苏四十三、田五、苗疆、川楚白莲教）。每一次军事行动都留下许多诗和诗注，相当完整、详细地反映了战争的全过程和乾隆的决策、指挥。后来，曾把有关“十全武功”的诗文，汇编为《御制诗文十全集》，共54卷，包括文11卷、44篇，诗42卷、1 520首。这些诗大多取材于前线的奏折军报，可与实录、方略、档案相印证，也有一些是听了从战场返回的将领、侍卫们的口述，是文书中所没有的。诗中叙述了战争的起因、发展和战斗细节，透露了作战中的困难、失误，乾隆个人对战局的估计、判断以及随着战争的胜负，或喜悦、或焦急的心情。例如，平定准噶尔的战争，时间拖得很长，局势屡变，时胜时败，前线将领不很得力，几次临阵易帅。乾隆在诗中自怨自艾：

西陲方荡平，卒未得休师。勤远非初意，三年乃逮兹。

设能先执领，安用屡移棋。事顺乏人干，乏人责在谁。[35]

又如，征缅甸之役，作战于炎暑瘴疠之地，屡遭挫折，劳师糜饷，损兵折将，乾隆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策：

一时思靖缅，讵曰非兵佳。二字蹈轻敌，况复失徘徊。[36]

又如，在镇压甘肃回民起义时，起义军已被重重围困，断绝水源，势穷力竭，但仍英勇作战、宁死不降，使得乾隆很感惊讶，在诗中呼为“大奇事”：

贼首虽阵斩，余党十遗四。乃竟弗出降，死守华林寺。

釜底困犹斗，延廿日弗溃。邪教固人心，亦诚大奇事。

筑栅近逼之，火攻下策试。纵拼命跳踉，围戮无噍类。[37]

再如平定金川以后，清政府为加强对该地的统治，撤销土司，改设流官，驻兵屯田。恢复农业生产，取得一定效果。乾隆的诗中反映了这一政策措施：

险疆费力始平之，不合仍将俾土司。

戍卒轮班拨近地，降番散处垦荒陂。

已看树艺欣作息，即寓屯耕相制维。

永敉蛮方靖兵火，由来万事在人为。[38]

乾隆帝“古稀天子之宝”玉印。

山东王伦起义两年后，他路过临清，详询了战斗情形，亲历了战场，作长诗《临清歌》，原原本本记述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乾隆晚年，传位给嘉庆，自己当了太上皇，而干戈迭起，湖南、贵州爆发了苗民起义，湖北、四川、河南、陕西爆发了白莲教起义，战火日益蔓延，难以遏制。乾隆晚年写的许多诗篇中表现了惶惶不安的焦急心情：

忽忆捷章仍未到，片时那得获心宁。[39]

湖北川东兵未消，执凶盼捷正无聊。[40]

外靖内安思昔咏，歼苗平楚致今忙。

依然书屋凭窗坐，惭愧人称太上皇。[41]

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二日，一生写了四万几千首诗的最多产的诗人乾隆年已88岁，正在病中，写了最后一首诗，念念不忘前线军情，埋怨将士作战不力，盼望擒获义军领袖。诗中说：

三年师旅开，实数不应猜。邪教轻由误，官军剿复该。

领兵数观望，残赤不胜灾。执讯迅获丑，都同逆首来。[42]

这首诗的注文说：“现在已届新正，惟冀喜音迅递，将各路著名匪犯悉数生擒，接踵而至，即可计日蒇功，盼望尤为殷切。”过了两天，即嘉庆四年正月初四日乾隆逝世。嘉庆帝为太上皇诗集作跋写道：“己未正月二日，力疾成望捷之诗，孰意此章，竟为绝笔。”[43]这位文治武功赫赫不可一世的大皇帝，始终没有见到这场震撼清朝统治的农民起义的平息，他带着未了的心愿，饮恨而终。

乾隆写诗的另一重要题材是农业生产，这类篇章，数量之多，难以计算。

遍野青青秋麦萌，扶犁亦见有新耕。

斯吾第一关心处，岂是寻花问柳行。[44]

看耕端似胜看花，那觉鸣鞭十里遐。

吩咐长官恤民隐，乏籽种者不妨赊。[45]

社稷坛。

这都是他在路上察看农情的诗作。封建的中国，以农立国，每年雨泽的调和、耕作的勤惰、收成的丰歉，直接影响着人民生活、财政盈亏和政治稳定。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乾隆，从长远的利益出发，对农事十分关切。为了重农劝耕，每年春天要祭社稷、耕耤田。又在中南海的丰泽园、圆明园的北远山庄开辟农田，试种作物，以验证农事。北海新建了蚕坛，清漪园旁立碑镌刻耕织图。各省都要向朝廷及时上报雨泽、收成、粮价。乾隆说：“朕于各省雪雨情形，民食攸关，无时不为缱念。偶或奏报少迟，当即驰旨询问，令该督抚据实复奏。凡有奏到之折，多有即为题什，以志慰幸者。”[46]正是“无刻弗因农系念，抚时惟觉岁关心”[47]。当春季天旱时，他常常带着皇子和大臣们跑到西北郊黑龙潭去求雨。他的诗中说：

较晴量雨四九岁，较量每比穑夫早。

微缺雨即虑成旱，略连霖豫恐致涝。

初时犹弗觉太甚，年复一年首忽皓。[48]

有时久旱不雨，他诗篇中明显地表现出焦急不安的心情：

人穷反本呼天吁，旱甚因谁责己知。[49]

计穷力已竭，敢虔举大雩。

彻悬屏丝竹，减膳用菜蔬。

思过冀回天，返躬唯责吾。[50]

在他的一篇诗注中还说：“每日宫中在上帝及龙神各处拈香拜祷，几于坐卧不宁。”[51]

有时久旱逢雨，他又十分高兴，兴致勃勃地吟诗志喜：

弥月甘膏已觉稽，晚来云重雨凄凄。

通宵喜听波声注，诘晓才看霁色夷。

何处非民非赤子，即今惠我惠青齐。

京畿一带齐沾否，驿旅誊章此伫傒。[52]

昨朝几番雨而晴，四鼓檐前复注声。

已喜作泥跋山路，更思透壤报都京。

遥瞻云聚西南势，切望心驰滂沛情。

渐北田功渐加美，曰欣曰盼寸心萦。[53]

乾隆十二年（1747）春，他检阅近期内的诗作，发现其中很多是求雨写的诗。他说：“正月望雪，继望雨，二月十五以后雨而少慰。三月十五前后复望雨，下旬至四月初，雨足而大慰。四月十五后复少，望雨，十九日雨而复慰。凡此皆有诗，至今则又复望雨云。”[54]这类作品，充满在乾隆的诗集中，正是“壁多望雨盼晴什，复有忧霖盼霁诗”[55]，“晴久则盼雨，雨多则盼晴。农事关怀，无时可以自释”[56]。如果把他诗集中望雨盼晴的诗收集在一起，可以相当完整地显示出乾隆一朝晴霁阴雨、气候变迁的情况。

乾隆诗集中还有很多记述各地收成和赈灾救荒的诗篇。每年各省申报夏收、秋收的成数，他几乎都要写诗。如乾隆五十三年（1788），江苏和安徽奏报收成。他写诗说：

两江各报收成数，上乃七分下九分。（上指安徽、下指江苏）

近北因教潦水被，远南欣得稔秋闻。

界邻幸可通融济，转壑实无饥馑纷。

仍恐向隅有独叹，缓征谕吏抚绥勤。[57]

乾隆帝对赈济灾荒，态度很积极。他懂得：要使统治稳定，必须维持人民起码的衣食，“不饥自鲜盗，村村乐宁谧”[58]。一场严重的自然灾荒必定会带来社会动荡。所以，一有灾荒，他立即派遣官吏，发帑运粮，办理赈务，不稍吝惜。后人评论说，“纯皇（即乾隆）忧勤稼穑，体恤苍黎，每岁分命大吏，报其水旱，无不见于翰墨，地方偶有偏灾，即命开启仓廪，蠲免租税，六十年如一日”[59]。他写的大量赈灾诗都是告诫官吏，要体恤民情，尽心赈事，不可匿灾不报，不可侵吞赈银。如乾隆二十八年（1763），山东水灾，甘肃干旱。乾隆令两省官吏办赈，写诗说：

十行宽大讵虚谈，实政应教惠泽覃。

东廑低田沴齐鲁，西忧瘠土旱凉甘。

贫分极次为赒赈，令饬抚藩慎再三。

恩戒侵渔须遍逮，春来胥俾力农蚕。[60]

乾隆还经常在诗中就各种问题提出看法，发表议论，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和历史观点。作为一个深受礼教熏染的封建皇帝，他服膺儒家学说、崇奉程朱理学，有很多陈腐的、唯心主义的说教。如说：

乾隆帝晚年像。

天理与人欲，只争一线多。

出此入乎彼，为学戒蹉跎。[61]

这是掇拾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牙慧，把为学看成只是自身的修养工夫。又如：

万事及万物，无不由心者。

心为一切本，则皆心写也。[62]

他把“心”看做一切事物的根本，是典型的唯心主义思想。

尽管乾隆思想中，封建的糟粕不少，但也有一些积极合理的因素。例如，他强调实践，强调“行”的重要性。他说：

曩余佩古训，治理颇能言。行之扞格多，乃悟实践难。[63]

知得一尺时，不如行一寸。[64]

基于这一思想，他施政读书都很重视实地的调查考察。为了治理黄河，他几次亲临阅视，指示河工措施，并派人勘探黄河源，亲自撰写河源的考证。为了修筑浙江海塘，他几次南巡至浙，第一站即赴海宁，勘视塘坝工程。他遇事爱动脑筋，不肯人云亦云，即使是孔孟程朱的话，乾隆也要提出一些颇有见地的疑问和反驳。例如，《诗经》中有“泾以渭浊”之句，照字面讲，应是泾水本清，因渭水而浊，可是朱熹注诗经，却称“渭清泾浊”。乾隆怀疑注文有误，命陕西巡抚秦承恩亲至泾渭二水考察，果然是泾水清、渭水浊，改正了朱熹的错误。又如：朱熹注诗，认为虹是“天地之淫气”。乾隆大不以为然，他在《月令七十二候诗》中加以反驳：“天地缘何淫气行，晦翁（即朱熹）此语我疑生”，“朱子集传乃以虹为天地之淫气，殊害于理。夫虹乃日光雨气相薄而成，并无淫义”[65]。显然，朱熹之说穿凿附会，而乾隆的说法是合乎科学道理的。乾隆不但敢于驳斥朱熹，甚至敢于怀疑和驳斥孔孟。《论语》中记载：“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乾隆对此表示怀疑，他认为：人不可能梦见另一个从未见到过的人，所以人不能梦见自己的远祖。孔子怎能梦见几百年以前的周公呢？乾隆说：“夫子未识周公形容，何从见诸梦寐。怪力乱神，子所不语。岂肯为此无稽之说乎？”[66]这一反驳也是颇有道理的。至于反驳孟子就更多了，孟子见梁惠王，劈头第一句话就训斥“王何必曰利”。乾隆在诗注中说：利有“公利”、“私利”，“公利”为什么不能讲呢？“利在乾元五德之中，古圣所言，岂可去其一而不用”[67]。虽然乾隆以天子之尊，说话可以无所顾虑，但在儒学盛行的当时，敢于反驳孔孟朱熹，也是要点胆量和见识的。

林下戏题碑，该碑位于承德避暑山庄，碑身镌诗文七首，前六首为乾隆所作，后一首为嘉庆补题。

乾隆喜爱读历史，写过很多史论。他时常用历史教育皇子和大臣们。乾隆四十三年（1778），他用三个月时间写成一套以历史为题材的组诗，多达106首。洋洋洒洒，上下古今，蔚为大观，名为《全韵诗》。按照四声的106韵，每韵写诗一首，上平下平声共30韵，作诗30首，写清朝兴起和发展的历史，一唱三叹，歌颂赞美；上去入三声共76韵，作诗76首，写上古以迄明亡的历史，缕述前代帝王的功罪得失，遍加评述，或褒或贬。“是诗也，历代兴废之大端，略见于此。而我皇朝之良法美政，亦毕述梗概。”[68]此外，乾隆还写了很多读史吊古的诗篇，歌咏、评论了很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从这些诗中，可以了解他的历史观点。

除了上述以外，乾隆还有和宗室大臣们的联句，或给他们的赠诗。联句多以政事为题，原原本本地叙述某一历史事件的始末，赠诗则表现了君臣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大量的游览作品，抒写山川名胜，反映江南塞北的各种风光；有歌咏亭台楼阁、离宫别苑的诗，对于研究古建筑和园林建置很有价值；有治理黄、淮、运河的诗，可以窥见当时的自然灾害和水利工程；有欣赏音乐戏曲、描写骑射冰嬉的诗，反映当时的艺术活动和体育风尚；有品评书画、鉴赏文玩、题写版本刻石的诗，显示了皇家的丰富藏品和乾隆帝个人的爱好和文化素养；还有记载他自己的日常生活，听政、批折、召见、祭祀、读书、作画、写字、行围。总之，乾隆作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多产的一位诗人，留下了宏富众多的诗篇，艺术性虽然不高，但与时政密切相关，多写实之作，表现的方面很广泛，内容丰富，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他的诗，对于研究我国18世纪的历史和乾隆一生的活动、思想都是不可缺少的珍贵资料，可以补充官书、档案之不足。

注释

[1]《御制诗余集》卷一九，《鉴始斋题句》。

[2]《御制诗三集》卷二五，《题郭知达集九家注杜诗》。

[3]《御制诗五集》卷七〇，《题玉澜堂》。

[4]《御制文初集》卷一一，《初集诗小序》。

[5]《御制诗五集》卷二二，《至保定府行宫驻跸》。

[6]《御制诗四集》卷八，《再游平山堂》。

[7]《御制诗五集》卷二一，《藻韵楼》。

[8]《御制诗三集》卷三三，《盘岚精舍》。

[9]《御制诗初集》卷二〇，《漫兴》。

[10]《御制诗初集》卷四四，《读杜诗》。

[11]《御制诗余集》卷二，《惠山园八景》诗注。

[12]《御制诗三集》卷六三，《永恬居》。

[13]《御制诗五集》卷三五，《元旦试笔》。

[14]《御制诗二集》卷九九，《过广源闸换舟遂入昆明湖》。

[15]《御制诗五集》卷一五，《香山旋跸》。

[16]同上书，卷九五，《由玉河泛舟至万寿山清漪园》。

[17]乾隆五十八年重华宫联句和珅诗。

[18]《御制诗初集》卷一，《览旧作志怀》。

[19]《御制诗余集》卷一六，《江兰等各报雪泽情形》。

[20]昭梿：《啸亭杂录》卷一，《友爱昆仲》。

[21][22]《御制诗四集》卷五九，《怀旧诗》。

[23]余金辑：《熙朝新语》卷一〇。

[24]赵翼：《簷曝杂记》卷一，《圣学一》。

[25]《清朝野史大观》卷三，《沈归愚诗狱》。

[26]《御制文初集》卷九，《乐善堂全集序》。

[27]《御制诗五集》卷六四，《东甘涧》。

[28]《御制诗二集》卷二，《赵州道中作》。

[29]《御制诗初集》卷一六，《郊行》。

[30]《御制诗五集》卷三，《过仰化集》。

[31]《御制诗初集》卷八，《路旁》。

[32]《御制诗初集》卷一一，《石门驿》。

[33]《御制诗三集》卷二一，《塘上》。

[34]《御制诗初集》卷九，《耘田者》。

[35]《御制诗二集》卷七五，《西陲》。

[36]《御制诗三集》卷一二，《数诗再效鲍照体》。

[37]《御制诗四集》卷八四，《阿桂奏报净剿番回信至诗以志事》。

[38]《御制诗四集》卷三九，《明亮等奏新疆事宜诗以志慰》。

[39]《御制诗余集》卷一一，《对瀑》。

[40]同上书，卷一三，《汪新英善各报麦收分数》。

[41]同上书，卷四，《旧衙门行宫即景》。

[42]《御制诗余集》卷二，《望捷》。

[43]《嘉庆跋乾隆御制诗文余集》。

[44]《御制诗三集》卷九五，《齐河道中作》。

[45]同上书，卷二，《马上见耕者》。

[46]《御制诗五集》卷八八，《批折》。

[47]同上书，卷九一，《夜雨》。

[48]《御制诗五集》卷一〇，《较晴量雨》。

[49]《御制诗二集》卷八六，《躬举大雩祈雨》。

[50]《御制诗二集》卷八六，《躬举大雩祈雨》。

[51]《御制诗五集》卷八七，《书麟孙士毅勒保各报春月雨雪情形》。

[52]《御制诗三集》卷三七，《舟中夜雨》。

[53]《御制诗五集》卷九，《雨》。

[54]《御制诗初集》卷四一，《偶阅今年诗稿率题》。

[55]《御制诗三集》卷五八，《寝殿粘壁诗即目兴怀》。

[56]《御制诗五集》卷九一，《创得斋》。

[57]同上书，卷四二，《上下江巡抚各报收成分数》。

[58]《御制诗三集》卷四二，《出哨》。

[59]昭梿：《啸亭杂录》卷一〇，《纯皇爱民》。

[60]《御制诗三集》卷三五，《降旨加赈山东甘肃去岁偏灾州县》。

[61]《御制诗初集》卷八，《读朱子诗》。

[62]《御制诗三集》卷三八，《写心精舍》。

[63]《御制诗初集》卷八，《古风》。

[64]同上书，卷八，《读朱子诗》。

[65]《御制诗四集》卷五七，《月令七十二候诗》。

[66]《御制诗三集》卷三六，《谒元圣祠》。

[67]《御制诗五集》卷四五，《西直门外作》。

[68]《御制诗四集》卷四七，《全韵诗序》。

第七章　对外关系

第一节　闭关政策

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文化的频繁交往是资本主义兴起以后的历史现象。当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封建社会，处在满族建立的清王朝的统治下。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家，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作出过伟大的贡献。但是，进入封建社会后期以后，发展趋于停滞，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死气沉沉，封建统治阶级抱残守缺，夜郎自大，故步自封，自命为“天朝上国”，不肯睁眼看看汹涌澎湃的世界历史前进的潮流。对于西方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深闭固拒，竭力限制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在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下，即使是当时最先进的中国人，也不可能正确了解世界的形势和日益临近的资本主义侵略的严重性。反动、落后的闭关政策带来了严重的恶果，几个世代的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从根本上说，闭关政策是落后的封建经济的产物。中国封建的经济结构是小农业和小手工业的强固结合。亿万农民分散地生活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政治上被封建宗法制绳索束缚起来的农村中。无数个村庄、集镇和城市互相隔离，没有和周围广阔世界进行频繁联系的必要与可能。在落后闭塞的经济基础上，产生了因循守旧、虚骄自大、闭关自守的思想。18世纪末，乾隆皇帝在给英王乔治二世的一封书信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国际贸易和交往中的这种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思想，正是当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反映。

清政府顽固地坚持闭关政策，还由于它和广大人民群众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在同样是封建自然经济的条件下，当国家比较强盛，政府和人民的矛盾比较缓和的时候，封建统治者对周围国家也可以采取比较开放、比较友好的态度。如汉唐盛世，中外交往频繁，沿着著名的丝绸之路，中国和西方的经济文化得以交流。在明初，郑和率领的庞大航海队屡次前往东南亚、西亚，远达非洲海岸。有信心的强者不害怕异国的新事物，只有虚弱者才对之忧心忡忡。鲁迅先生说：“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1]18世纪后期，中国封建社会已处于“衰弊陵夷之际”，人民群众的抗清起义风起云涌，清政府由盛转衰，显露了它的腐朽性、虚弱性。它不了解世界的发展，不了解外国资本主义的性质和活动方式，当然也不会有对付资本主义侵略的正确策略；只是神经衰弱地以为，这一外来的异己势力如果和人民群众接触，将会加强反政府的力量，引起新的骚动。正像马克思所说：“推动这个新的王朝实行这种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2]清朝政府构筑了一道隔绝中外的堤墙，以为任凭堤墙之外时局变幻、风雷激荡，自己还可以关上“天朝”的大门，不闻不问，高枕无忧。历史的发展粉碎了这一幻想。事实上，它只是糊起了一堵薄薄的纸墙，被外国侵略者一戳即破。

清政府的闭关政策，一方面限制中国人民出海贸易或在外国侨居，禁止许多种货物出口；另一方面，对来华的外国人也作了种种苛细而不必要的限制和防范。

清初，由于东南沿海还有郑成功、张煌言领导下的抗清武装的活动，清政府为了断绝他们的粮食物资供应，厉行“海禁”，下令“片帆不准入口”，远洋贸易几乎停顿。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清朝统一了台湾，开放海禁，允许中国商民出洋贸易，又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地为外商来华通商的口岸。至此，清政府虽然打开了一道狭小的门缝，但仍然设下了许多禁令，而且越到后来，禁令越是烦琐，越是严密。

中国海船。

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明代中叶，由巨大帆船组成的中国商船队还经常出没于远洋洋面。此后，世界各国的航海业突飞猛进，船只载重量越来越大，航海技术日益进步。而清政府反而规定：“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3]对于出洋的水手、客商，防范极严，“各给腰牌，刻明姓名、年貌、籍贯，庶巡哨官兵易于稽查”[4]。中国的商人和华侨很早就到东南亚各地活动，对当地的开发以及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作出了贡献。但清政府却十分歧视他们，多方加以阻挠。雍正皇帝的逾旨中说：“此辈多系不安本分之人，若听其去来任意，伊等益无顾忌，轻去其乡，而飘流外国者益众矣。嗣后应定限期，若逾限不回，是其人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朕亦不许令其复回。如此则贸易欲归之人，不敢稽迟在外矣。”[5]

中国地大物博，有许多可供出口的产品，但清政府横加限制，军器、火药、硝磺、铜铁、米麦、杂粮、马匹、书籍都在禁止出口之列。为了杜绝粮食和铁器出口，竟规定每艘商船只准携带铁锅一口作为炊具，每人只准携带铁斧一柄作为用具，预先规定好航行的日期，每人每天只准带口粮一升、余粮一升。海上风信，变幻莫测，航行本难定期。清政府这种极不合理的规定，剥夺了商船对海盗进行武装自卫的手段，而且在漫长的航途中，生活也得不到保障。

丝绸是当时对外出口的最大宗，由于出口增加，丝价上涨，这体现了市场的供求规律，可以促使中国丝绸生产更快地发展。可是封建统治者看到丝绸涨价，神经紧张起来，于乾隆二十四（1759）年禁止丝绸出口，结果严重地影响了国内经济和对外贸易。五年（1764）以后，官吏奏称：“近年粤闽贸易，番船甚觉减少，即内地贩洋商船，亦多有停驾不开者。在外番因不能置买丝斤，运来之货日少，而内地所需洋货，价值亦甚见增昂。”官吏们不得不承认禁止丝绸出口，“中外均无裨益”[6]。在事实面前碰了钉子，才不得不放宽禁令，但仍限制每艘船只载运丝绸出口的数量。

早期西方国家的对华贸易具有资本主义侵略的性质。来到中国的某些外国人，傲慢粗暴，趾高气扬，甚至犯罪作恶，无法无天。对于那些侵略分子、犯罪分子，进行一定的防范和惩处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清政府对外国人不加区别，笼统对待，规定种种不合理的限制，这不仅妨碍中外正常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无助于防范真正的犯罪分子、有效地抵制侵略者。

清初，中外贸易并没有限制在一地，外国商人可以到广东、福建、浙江沿海的口岸贸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皇帝以“民俗易嚣，洋商错处，必致滋事”为理由，将通商口岸限制在广州一地。中国主要的出口商品是茶叶和丝绸，多产于江浙闽皖，离开广州很远，茶丝都要从陆路长途运输到广州出口，不但成本增加，而且容易损坏霉变。清政府不考虑经济效益，不许茶丝就近出口，硬性规定只在广州一地和外国通商。而广州的对外贸易，又被清政府特许的“十三行”商人把持，外国商人来到中国，实际接触的只限于几个特许的行商，而不是广大的自由商人。一百数十年对外贸易积累的巨额资金，通过行商之手填塞了封建性消费的无穷欲壑，无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清代广州街道。

为了限制外国人的行动，清政府还制定了种种苛细繁杂的规条和章程，如所谓《防夷五事》、《民夷交易章程》、《防范夷人章程》等，禁止外国人长期居住在广州；禁止中国人受雇为外商服役；禁止向外商借款；禁止外国人坐轿子；禁止外国妇女进广州城；外国人在广州商馆居住，不准擅自出入，每月只准有三天可以在附近散步等等，目的是要使中国人民和外国人隔绝。清政府自己就说：“向定章程，俾民夷不相交结。”[7]

在落后经济基础上产生的闭关政策对中国社会的前进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当时，较有眼光的人就指出了闭关政策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不良影响，“南洋未禁之先，闽广家给人足，游手无赖亦为欲富所驱，尽入番岛，鲜有在家饥寒窃劫为非之患。既禁以后，百货不通，民生日蹙。居者苦艺能之罔用，行者叹至远之无方，故有以四五千金所造之洋艘，系维朽蠹于断港荒岸之间……一船之蔽废，中人数百家之产，其惨目伤心可胜道耶？沿海居民萧索岑寂、穷困不聊之状，皆因洋禁……但能使沿海居民富者贫，贫者困，驱工商为游手，驱游手为盗贼耳。”[8]

闭关政策也妨碍了中国人学习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17世纪和18世纪，西欧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牢笼，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放射出光辉异彩。中国的知识分子却被禁锢在理学、八股、考据、辞章的传统知识领域的泥潭中，脱离实际，闭目塞聪，死抱着古老的教条。中国人民与世界的历史潮流相隔绝，也就谈不上学习先进的东西。

从表面上看来，闭关政策似乎也限制了外国侵略者的活动，具有一点自卫作用。实际上，这种落后的、消极的政策只能束缚中国人民，而不可能限制住穷凶极恶的外国侵略者。资本主义的本性就是要侵略别国。越是落后国家、落后民族，遭受的侵略就越是严重。中国能不能抵抗住外来侵略，或者能不能减轻外来侵略的祸害，决定于中国能否急起直追，迅速进步，改变中国和外国的力量对比，而决不能依靠自我孤立、自我隔离的政策。因为这种政策既不能改变侵略者的本性，又不能妨碍侵略国家力量的增长，只能作茧自缚，阻碍中国的发展，扼杀中国的生机和进取精神，使得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闭关政策是慢性自杀政策，对国家和民族有百害而无一利。

唐山至胥各庄铁路通车仪式。

鸦片战争以后，闭关政策再也维持不下去了。闭关政策破产了，但是产生这种政策的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改变，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形成的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思想也不可能很快消失。它像幽灵一样，时时缠绕着中国。到了近代，中国的门户已经大开，许多帝国主义国家蜂拥而入。这时候，一些封建顽固派仍然力图回避与西方国家交往，拒绝接受一切新事物。鸦片战争后，为了保持虚假的“天朝”体统，道光和咸丰两代皇帝躲在紫禁城内，从来不和外国人见面。在外国的强硬要求下，经过30年之久，同治皇帝才被迫第一次接见外国公使。清政府也不愿向外国派出外交人员，同样是在外国的压力下，才勉强请了一个美国人蒲安臣作为清政府的代表，组成中国的第一个外交使团，到欧美巡回访问。1862年（同治元年），北京设立同文馆，后又增设天文算学馆，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和科学技术的学校。1871年（同治十年），中国第一批官费留美学生出国学习。这两件事，顽固派激烈攻击为“用夷变夏”，在政治上掀起轩然大波。结果，留美学生中途停学，全部撤回，同文馆也招不到学生。1876年（光绪二年），英国人在上海修筑一条15公里长的吴淞铁路，这是中国土地上的第一条铁路。清政府却以28万两白银高价购回后，拆毁扔弃在水里。1881年（光绪七年）建成的从唐山到胥各庄的运煤铁路，最初由于顽固派反对用蒸汽机车牵引，只好用牲口拉着车厢在轨道上爬行。封建顽固派扬言：“电线铁路，变华为夷，鄙见迂疏，期期以为不可。”[1]可见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思想，流毒甚深，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的进步。

历史已经过去了一百数十年之久。现在，我国正在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在新的征途上，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残余思想，仍然可能成为我们前进的绊脚石。因此，重温一百多年前的这一段历史，接受教训，解放思想，继续破除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偏见，积极展开国际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学习先进，赶超先进，是非常必要的。

注释

[1]参见《鲁迅全集》第一卷，《看镜有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9卷，1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3]《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七六，康熙二十三年。

[4]《清朝文献通考》卷三三。

[5]同上书，雍正五年上谕。

[6]《皇朝政典类纂》卷一一八。

[7]两广总督李鸿宾奏，《史料旬刊》第九期。

[8]蓝鼎元：《鹿州初集》卷三，《论南洋事宜书》。

第二节　中英关系

人们阅读和研究历史，总不免要从今天的视角去评说历史上的功过是非。当前的生活经验能够使人们更深地思索过去，对历史上的功绩和失误看得更清楚，体会更深刻。历史不能照原样重演，已经逝去的岁月不能重新开始，对过去的悔恨、惋惜都无济于事，因为我们不能重铸过去。但我们却可以从历史中学习到未来应该怎样生活。人类的行为都是以他们对过去的认识以及在历史中积累的智慧为依据的。让我们翻开18世纪的历史，我们今天感受得最为深切的历史失误就是造成了闭关锁国形势的清王朝的对外政策，这一政策使中国与当时日益奔腾前进的世界历史潮流绝缘隔离，延误了社会的发展，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且，由于种种原因，闭关锁国的阴影曾长期笼罩在我们的头上。当朱雍同志攻读博士学位时，我和他商议，把研究范围定为18世纪的中外关系，看看清政府怎样坚持闭关锁国，不愿意开放中国的门户。

要研究“闭关政策”，首先要提出一个问题，历史上是否有过闭关政策？清朝政府曾否执行过“闭关政策”？因为有的同志持不同的意见，他们列举许多中外交往和通商的事实来说明清朝的对外政策是比较开放的。在这本书中，我不可能对此作详细的驳辩，近几百年的历史非常丰富复杂而充满矛盾，留下了浩瀚的可以供人使用、驱遣的相互分歧的记载。如果不看历史的本质和主流，谁都可以容易地为两种恰恰相反的观点去掇拾自己需要的例证。当然所谓“闭关”或“开放”，是相对而言的，是比较意义上的词语。“闭关”不会是绝对的封闭，世界上最严格执行闭关政策的任何地方也不能生活在真空里，不会和别的地方毫无交往。清初虽有“片板不准下海”之说，实际上岂能做到这一点。像桃花源那样完全与世隔绝的社会只存在于文士哲人的想象中，就是这一想象中的封闭世界也还免不了武陵渔父的突然闯入。因此，列举一些清代前期中外贸易和交往的史事并不能否认当时总的封闭形势。当时的清政府对外执行封闭主义政策，这是禁锢国家和民族的桎梏，其危害是十分严重的。

历史有时会出现奇特而有趣的现象，从不同的视角审视同一历史进程，可能会显示很不相同、甚至迥然相反的景观。18世纪的中国封建社会是清朝的康雍乾盛世，经济繁荣，政治安定，国力强大，国家的统一和版图的巩固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封建王朝，如果和过去作纵向比较，它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高峰。但是，国家和民族的进步是没有止境的，后来居上是必然趋势，如果仅仅以比过去有所进步而感到满足，自我陶醉，就有可能陷入停滞的危险。特别在近二三百年中，地理距离的巨大障碍逐渐消除，许多在过去是遥远难达的地区变成了旦夕可及的近邻，世界上各个国家、各支力量相互竞争，你追我赶，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当我们把所谓“康雍乾盛世”移到全世界的坐标系上，就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态势和景观。当时，西方国家正在经历产业革命和政治革命，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突飞猛进。18世纪末，亦即乾隆晚期，法国发生震惊世界的大革命，扫荡了欧洲的封建保垒，为资本主义制度开辟了发展道路。在文化思想领域，有亚当·斯密、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康德等杰出人物，如群星灿烂，辉映天空。如果用资本主义青春期的崛起作比较，那么，同时代中国康雍乾盛世所取得的成就变得黯然失色，中国落后了一个历史时代，看上去犹如衰颓的老翁，体态龙钟，步履蹒跚，失去了活力和生机。

人们长期思考着：在古代，曾经处在世界先进行列的中国为什么落后了？为什么和西方国家拉开了愈来愈大的差距？政治家和学者们都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宗法家族的社会结构、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庞大人口的压力、封建传统文化的负担、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等。人们不无道理地从各方面来解释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都有一定的根据。但是，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差别似乎不仅仅是发展速度的快慢，而是在文化特点、社会结构上存在深刻的差异。假如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将按照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从内容到形式将会和西方世界很不相同。譬如两列火车在两条轨道上行驶，各自奔向遥远的未来，我们不知道两条轨道将在何时何处会合交接。

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历史作用就是使各个地区靠近起来，进入一个世界体系，就像马克思所说，它迫使各个国家和民族推行资本主义文明制度，按西方的面貌改铸全世界，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是不可逆转、不可抗拒的必然趋势。全世界或迟或早都发生了历史的转轨，即传统社会的运行机制在外国侵略势力的撞击下发生改变，打破了常规和平衡，进入了动荡的斗争和变革之中，激发了自立自强的努力。从一定意义上说，两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就是一部转轨中的历史，中国封建社会走完了乾隆盛世的路程，随即与外国资本主义激烈冲突，备受欺凌，饱尝酸辛。一切斗争、探索、成功、失败都反映了转轨时的艰难。历史悠久的中国封建社会具有自我调节、自我维护的强大能力，在历史必须转轨时显示出巨大的惰性。它在和外部世界接触的早期就产生了自我隔离机制，实行严格的闭关政策，在中国的周围设置了一道防波的堤墙，阻挡着滔滔而来的世界文明潮流。本来，历史进展是十分复杂的，充满着可变性与多种选择的机会，而闭关政策的实施使人们闭目塞聪，毫不了解外部世界，错过了许多次选择和转变的机会，推迟了社会发展，大大削弱了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并在世界历史舞台上进行竞争的能力。

闭关政策的产生自有其深刻的根源。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结构和远离其他文明中心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相对独立、自我延续的深厚的中国古代文明，这一文明必然带有排他拒外的倾向。明代后期，西方殖民主义东进，大批传教士涌入中国，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书籍、仪器，这是继佛教之后外来文化的第二次大规模输入。但东进的欧风还不可能吹越过高耸的封建峰峦而遍及中国大地。18世纪的中国反而在日益靠近的世界潮流面前步步退却，更加严格地闭关锁国。康熙后期，由于礼仪问题引起清廷和天主教会之间的争论和冲突，雍正初年严禁传教活动，限制传教士来华，又限制中国商民出洋贸易、谋生。当历史提供抉择的重要时刻，中外关系被人为地阻绝，交往萎缩，关系冷却，阻碍了历史逐渐转轨的可能性。

乾隆朝继承了前朝的政策，且限制措施逐渐严格，趋于周密。乾隆初年，对中外贸易的限制尚少，态度比较宽容。康熙时本有四口通商的规定，但几十年间，外国商船绝大多数开赴广州贸易，形成了固定的贸易路线和惯例。乾隆十二年（1747），西班牙商船到福建厦门贸易。当地官吏认为“吕宋（指西班牙）为天主教长，漳泉风俗浇漓。此等夷船终不宜使之源源而来，拟俟夷船回棹之日，善为慰遣，不使复来。”清廷却比较宽容，不同意地方官吏的意见。复示“此等贸易，原系定例准行，今若不令复来，殊非向来通商之意……慰遣之处，可以不必”[2]。可见当时清政府尚属开明，并无限制在一口通商的意向。

《广州十三行图》之英国荷兰洋行。

不久以后，清廷的政策就发生摇摆，《清实录》中提到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实。乾隆二十年（1755），一些原在广州贸易的英国商船不堪广州行商和粤海关官吏的勒索，来到浙江宁波贸易，企图变更贸易路线，另开通商口岸。乾隆皇帝对此很犹豫，一方面他担心外国商人在浙江活动，“浙民习俗易嚣，洋商错处，必致滋事”。另一方面，又无意用强硬手段，禁止贸易。他一度考虑在浙江开辟第二个通商口岸，“今番舶既已来浙，自不必强之回棹。惟多增税额，将来定海一关，即照粤关之例，用内务府司员补授宁台道，督理关务。约计该商等所获之利，在广在浙，轻重适均，则赴浙赴粤，皆可惟其所适”[3]。

一口通商还是多口通商？这是摆在清政府面前的重大选择。如果允许浙江开埠，中英贸易由于更加接近茶、丝产地而获得发展，江浙富庶之区将被带动起来，广州的外贸垄断体制遭遇挑战，浙江和广东在招揽贸易方面将展开竞争，很可能会引起贸易规模和中外交往的迅速变化，产生有利的影响。可惜乾隆在关键时刻，步步倒退，在一口通商和多口通商之间，在更加封闭和稍稍开放之间，选择的是前者。错误的选择，压倒了正确的选择。在这里，偶然性也显示了一定的影响。由于要考虑浙江开埠的利弊，乾隆把原任两广总督杨应琚调任闽浙总督，要他对浙江通商进行调查。中英贸易长期在广州进行，形成了一个包括行商、粤海关监督、广东地方官员吏役在内的庞大的利益集团，他们垄断了对外贸易，得利甚多，不愿使贸易转向浙江。杨应琚已任两广总督三年，正是广州对外贸易利益集团的主要代表。他以粤民生计和两省海防为理由，力陈浙江通商的弊害，“再四筹度，不便听其两省贸易”。乾隆帝接受他的建议，谕令：“粤省地窄人稠，沿海居民大半藉洋船谋生，不独洋行之二十六家而已。且虎门、黄埔在在设有官兵，较之宁波之可以扬帆直至者，形势亦异，自以仍令赴粤贸易为正……明岁赴浙之船，必当严行禁绝……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4]。这道谕旨加强了闭关措施，形成了今后将近一个世纪内一口通商的不变格局。

《广州十三行图》之珠江岸边炮台。

自然，一口通商和闭关政策的严格化，不是杨应琚一纸奏文所能决定的，甚至也不是广州利益集团完全能操纵的，它是众多历史合力相互作用的结果。至少乾隆本人和大臣们都具有闭关锁国的倾向，所以很快就接受了杨的意见。闭关政策的形成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像中国这样一个长期远离其他文明中心的大国，要进入世界历史潮流，注定是艰难、曲折而漫长的过程，但是肯定历史的必然性并不等于认定人们对历史进程无能为力。历史毕竟是人创造的，历史过程和自然过程的差别就在于人的能动的参与。历史舞台上演出的威武雄壮的戏剧并没有上帝预先写好了的剧本，其中充满着机会、偶然性和多种选择的可能，一切有待于人的设计、开拓、创造，不过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不可能超越历史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乾隆在二十二年（1767）曾有多口通商的设想，以皇帝的权威，实现宁波开埠是毫不困难的。当然，即使宁波开放，以后的中外贸易还会遭到种种困难和挫折，中国的门户也不会完全主动打开，但比之一口通商的僵化模式将更有利于中外的经济、文化交往，更有利于中国的前进。

粤海关。

英国商人不甘心限于一口通商，千方百计希望取消禁令，因此而有乾隆二十四年（1769）英商洪仁辉赴天津呈诉，控告粤海关勒索，要求宁波开埠，结果反而引起清廷的强硬反应，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虽受惩处，而乾隆认为“番商立意把持，必欲去粤向浙，情理亦属可恶”[5]，不但不准别口通商，而且将洪仁辉圈禁澳门。朱雍同志在其著作中详细叙述了洪仁辉案件，此事成为清政府强化闭关政策的契机。同年，广东制定《防范外夷规条》，第一次明文规定对来华外商的严格约束，外商在广州只有很小的活动余地。同年，由于丝价上涨，清政府认为这是由于出口太多的缘故，竟禁止输出这一传统的对外贸易商品。这一愚蠢的做法，作茧自缚，反而影响了内地的经济和生计。几年之后，沿海各省纷纷要求弛丝斤出口之禁，恢复了生丝贸易。但在禁运的这段时间内，反而刺激了意大利等地蚕桑丝织业的发展，树立起了丝绸贸易的竞争对手，故以后中国的丝绸出口一直疲软不振。

广州一口通商的体制日益不能适应增长中的中外贸易，清政府闭关措施越来越严格。清政府坚持闭关政策出于什么考虑？不少同志以为，这是为了防御外来侵略，是正当的自卫政策。这一说法难以令人信服。因为，从后果来衡量，闭关政策对外国势力的阻挡是暂时的，中国的门户迟早必须开放，不是主动开放，就是被迫打开。这一政策更重要的作用是束缚了中国人民。按清朝的规定：中国人不得与外国人接触，不得自由出洋，不得长期居留外国。18世纪末，尽管中外贸易发展到了相当的规模，但中国人接触外国的渠道十分狭窄，对世界状况、西方科学文明毫无所知，整个社会如一潭死水，停滞凝止，没有进步。一旦中外矛盾激化，外国资本主义武装入侵，中国失去了防卫和应变的能力。闭关政策对中国的损害远远大于对外国造成的不便。

《广州十三行图》之丹麦瑞典洋行。

环视18世纪的国内外环境，应该说，这是中国主动开放门户、加强与西方交流、提前实现历史转轨的有利时机。可惜中国内部尚未形成革新的力量和机制，致使机会白白地丧失。18世纪的清政府处在鼎盛阶段，财富充足，国力强盛，大批传教士的东来和中外贸易的发展造成了中外交往前所未有的规模。17世纪，荷兰曾侵占台湾，沙俄曾侵占黑龙江，严重侵犯了我国主权，在中国的坚决反击下，外国的武装侵略均告失败。18世纪的中英关系基本上是和平的商业关系，没有重大的军事对抗，不构成对中国领土、主权的威胁，这种交往对中国利多于弊。如果中外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得以加速，使中国更早、更多地接触西方文明，将有利于中国的进步和改革。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国家能远征中国，对中国造成严重的军事威胁。对外国势力一定程度的警惕和防范是应该的，但并无深闭固拒的必要。清朝统治者所以要执行严格的闭关政策，并非担心外国立即有军事入侵的可能，而主要是针对国内的骚动和反抗，它害怕中国人民和外国人频繁接触，不是带来中外之间无休止的纠纷，就是中外结合，增强反对清朝统治的情绪和力量。针对此政策，马克思正确地指出，“推动这个新的王朝实行这种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6]。当时来华的马戛尔尼也说：“吾实未见中国禁止外人在北方各埠贸易之规定明文，其所云云，不过华人欲掩其真正动机而不欲宣诸口者。彼等以为苟不如此，则恐外人之交际频繁，有碍于安谧，而各界人等之服从上命，以维持皇威于不坠，乃中国政府唯一不易之格言。”[7]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闭关政策的渐趋严格和乾隆中叶以后国内阶级斗争的日益尖锐有关。虽然外国人和抗清起义其实没有多少关系，但清政府总是疑神疑鬼，认为“外夷奸棍潜入内地，诳诱愚民，恣行不法”。乾隆十八年（1753）发生了安徽的马朝柱聚众谋反案，其实马朝柱和外国人毫无关系，马却借用了“西洋寨”的名目，引起清廷对天主教的更加警惕，对传教的禁令更加严密。凡是和外国人有来往的中国人均被视为奸徒，长期居留外国的华侨，携资回国，财产抄没，人被充军。洪仁辉案件中，原告英国人洪仁辉和被告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被处以圈禁和遣戍，而代英国人书写状词的四川人刘亚匾被处死刑。统治者害怕人民和外国人交往，故而科罪最重。乾隆四十九年（1784），甘肃回民田五起义，当时刚好查获有四名外国传教士潜入陕西传教，乾隆神经紧张地认为：“西洋人与回人向属一教，恐其得有逆回滋事之信，故遣人赴陕，潜通信息，亦未可定。”[8]谕令地方官吏留心稽查防范。18世纪后期，国内阶级矛盾愈益激化，清廷防范中外交往愈益严密，闭关的政策愈益严格。乾隆五十二年（1787），皇帝写了这样一首诗：“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人事天时诚极盛，盈虚默念惧增哉。”[9]在他看来，目前国力虽盛，以后将有盈虚损益，对外交往将会带来危险，给国内统治增加不安定因素，宁可闭关不开，排拒外来势力。

当然，这是乾隆一相情愿的打算。历史在无情地走自己的路，中英贸易日益发展，交往更频繁，矛盾更尖锐。是顺应时势，采取主动，稍稍开放，给中国打开一个通向外部世界的窗口；还是顽固不变，严密封锁，拒绝交往，直到大门被侵略者的炮火所轰塌。历史摆在乾隆帝面前的就是这样的选择。可惜乾隆和他的大臣们封建观念根深蒂固，对方兴未艾的抗清起义十分恐惧，对外来势力极为鄙视、深怀戒心，选择了错误的方针，不愿开放中国的门户，一次又一次失去了调整对外关系的机会。

马戛尔尼像。

可以影响历史进程的最重要的机会就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到中国，觐见乾隆，这是中英之间最重要的一次早期交往。清政府仍然顽固地拒绝主动进入世界历史的潮流。对马戛尔尼使团的组成、使命、出发、航程，清政府的对策、接待、觐见、交涉以及使团的返回英国，有关的书籍中已作了详尽、细致的研究，把两百年前使团活动的历史场景再现在读者面前。使我们确实看到这一使团在中外早期交涉史上的重要性，体会到由于谈判中止而给中国留下的不良影响。当年英国政府迫切希望和中国建立正常关系，派出了耗费巨大、人员众多的外交使团，其正式成员以及士兵、水手、工役达700余人，分乘5艘船只，经过十个月的航行才到达大沽口外。由于英国使团以补祝乾隆帝八十大寿为名，所以清政府最初的反应也是良好的，命令沿海各省做好接待工作，破例允许使团从天津进口。为了能在热河避暑山庄接见英国使团，乾隆取消了每年例行的围猎，对使团的食物免费供应，十分丰盛，并预先规定使团回国时将赏给可供一年食用的粮食。一个英国使团的成员写道：“在伙食的供应上，我们迄今是很少理由可以提出异议的。关于这一方面，我们所受的待遇不仅是优渥的，而且是慷慨到极点。”[10]

这一切并不预示中英谈判将会顺利进行。由于两国文化背景和政治观念迥异，对这次正式的外交接触的理解也不同。中国方面认为，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只是单纯的祝寿、观光，仰慕中华的声教文明；而英国的目标是希望与清政府谈判，改变现行的贸易体制，扩大通商，建立经常的外交联系。

中英外交接触一开始就碰到了无法解决的难题，即觐见皇帝的礼仪。清朝自视为“天朝上国”，其他外国都是蛮夷之邦，它把广阔的世界纳入一个以自我为中心，按照封建等级、名分构成的朝贡体系之中。英国也好，俄国也好，都和清朝周边的藩属国家、弱小民族一样，都应匍匐在自己的脚下，除了朝贡关系以外，它不知道国际之间还存在什么别的关系。因此，英国使臣觐见皇帝自然要行三跪九叩之礼，这对欧洲国家来说，被认为是屈辱、决不能接受。中英双方都认为这一问题涉及国家的尊严和威信，难以找到妥协的办法。早在顺治时俄国巴伊科夫使团、康熙时俄国尼果赖使团到北京，就发生过类似的争执。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再一次遇到了这个解不开的死结。这表明了在长期与世隔绝状态中形成的中国封建政治、文化制度和观念形态，与世界各国存在着极大的鸿沟，中国要进入世界，和其他国家开展正常的交流，需要经历长期的、艰难的适应过程。

由于礼仪的争论，乾隆帝极为不快，接待的规格立即改变，谕旨中说：“似此妄自骄矜，朕意甚为不惬，已全减其供给。所有格外赏赐，此间不复颁给……外夷入觐，如果诚心恭顺，必加以恩待，用示怀柔。若稍涉骄矜，则是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体制，此驾御外藩之道宜然。”[11]

马戛尔尼以后觐见乾隆，究竟怎样行礼，不但当时争论激烈，直到今天，因双方记载互异，也真相难明。据英国的记载，使团按照觐见英王的礼仪，单膝跪地，未曾磕头。而和珅的奏折中说：“臣和珅带领英吉利国正副使臣等恭递表文……即令该贡使等向上行三跪九叩头礼毕。”[12]在今天看来，礼仪问题属于形式，当时却成了中外交涉中难以逾越的障碍。从此清政府对马戛尔尼使团的关系从相当高的热度，一降而达到冰点。

一些偶然的因素也影响中英关系的改善。譬如清廷命钦天监监副葡萄牙传教士索德超协助接待和翻译，由于彼此矛盾，索德超对英国使团抱敌对态度，不会替英国说好话，交涉中根本没有进行解释和斡旋的人员；又如乾隆皇帝年过八十，精力已衰，而负责接待的和珅贪婪成性，没有得到足够的礼品，对使团缺乏兴趣和热情。还有一点也不是不重要的，即乾隆皇帝个人的性格和爱好影响他对西方的认识。乾隆本人才华出众，文武兼通，有多方面的兴趣和才能，但对自然科学一窍不通。他处处模仿祖父康熙，在这一点上却和康熙很不相同。乾隆曾写诗自嘲：“皇祖精明勾股弦，惜吾未习值髫年，而今老固难为学，自画追思每愧旃。”[13]马戛尔尼使团为了要吸引和打动中国皇帝和官员们，用重金精心挑选和制造了足以显示英国科学水平和工业实力的许多礼品，包括天文地理仪器、机械、枪炮、车辆、船只模型、图册、呢绒毡毯、乐器等等，分装六百箱，携来中国。可惜坐在皇位上的是对科学毫无兴趣的乾隆而不是康熙，他并不重视这些礼物，并且认为：外国能造的，中国自己也能制造。他说：“此次使臣称该国通晓天文者多年推想所成测量天文地图形象之器。其至大者名‘布腊尼大利翁’一座，效法天地转运，测量日月星辰度数，在西洋为上等器物。要亦不过张大其词而已，现今内府所制仪器，精巧高大者，尽有此类。其所称奇异之物，只觉视等平常耳。”[14]无知和自大闭塞了他的耳目，对新事物无动于衷，一切视为夸大和平常。那些光学和数学仪器很快被废弃，从圆明园中搬走；灵巧的车辆和逼真的船只模型没有全部装配完毕；使团特别带来了技术人员，可清朝官吏不感兴趣，并不打听各种机械的用途和使用方法；乾隆皇帝虽然亲自观看了大炮的试放，惊讶其威力，却认为“这种杀伤力和仁慈的原则不能调和”[15]。总之，西方先进的仪器物件无助于麻木的清政府激发兴趣、引起警觉、开拓视界。

英国使团于1793年（乾隆五十九年）9月26日回到北京，清政府认为祝寿完毕，使团的使命已完成，而马戛尔尼则认为事情还没有开始，急切地要求和等待谈判。他向清政府提出了六项要求。

一、请中国允许英国商船在珠（舟）山、宁波、天津等处登岸，经营商业。

二、请中国按照从前俄罗斯商人在中国通商之例，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洋行，买卖货物。

三、请于珠（舟）山附近划一未经设防之小岛，归英国商人使用，以便英国商船到彼即得收歇，存放一切货物，且可居住商人。

四、请于广州附近得一同样之权利，且听英国人自由来往，不加禁止。

五、凡英国商货，自澳门运往广州者，请优待免税或减税。

六、英国船货按照中国所定之税率交税，不额外加征，请将所定税率公布，以便遵行。

资本主义正在迅速发展的英国，急于对外扩张，寻找农副业产品供应地和商品市场。它的要求自然带有侵略性，如割取中国的岛屿等，清政府决不会接受这种要求。制度不同的中英政府都会采取措施维护自己的利益和主张。但当时中英矛盾并未上升到使用暴力，彼此还不具备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的实力，两国之间的问题可以也只能通过谈判寻求解决。对问题视而不见，置之不理，避免外交接触，拒绝对方的全部要求，肯定不是明智的做法。英国的六项要求中，有不少属于改善正常贸易的，不仅从今天看来应予考虑，即使当时的清政府也并不认为绝对不能接受。例如，宁波通商的要求，乾隆帝在三十多年前就加以考虑并一度准备接受；又如允许外商到北京贸易，则早在康熙年间就曾将此项权利给予俄国商队；改进广州纳税体制是乾隆自己说过的，又为以后两广总督长麟所承诺。英国的六项要求应予区别对待，有的可以接受，有的应当拒绝，有的可以经过谈判、加以修改。即使清政府拒绝英国的大部分要求，只要外交谈判继续下去，可以增进相互了解，缓和矛盾冲突，对中国有利而无损。中国和英国在谈判中的地位是对等和平等的，英国当时并无远征中国的可能，只能用谈判手段扩大其贸易，因此它的要求不能不是灵活而富于弹性的，并设想了自己的要求被拒绝之后让步和替代的办法。为了谈判成功，马戛尔尼使团努力博得清政府的好感。英国国务大臣邓达斯给马戛尔尼的指示中说：为了避免中国的误会，要使中国人知道英国使团的主要目标是向皇帝祝寿，广州贸易虽然存在弊端，但不要在微小的弊端方面提出抗议，不要在这些问题上触犯中国人。问题在于处在封闭和自给自足状态中的清政府，对外部世界既无需求，又不了解，它没有近代国际交往的经验，也不感到有建立经常的外交关系的必要。再加上礼仪争执所引起的不快，把英国六项要求一律斥之为“非分干求”，砰然关闭了谈判的大门。

乾隆帝于9月30日回銮，立即下令马戛尔尼使团应于10月7日离京回国。英使要求进行谈判，留住过元旦以后，清政府断然拒绝。没有经过任何谈判，英国使团几乎等于被强行驱逐，只收到清廷一封词语强硬、全盘拒绝英国要求的敕书。

历史的经验证明：像中英这样两个遥远、隔离、互相生疏的主权大国，一下子不可能就重要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达成协议，甚至对话也难于开始。只有逐步加强接触，增进了解，才能进行有效的外交谈判。在当时最需要、也是较现实的是维持相互联系，通过积累，创造有利的谈判环境，而不是取得什么外交成果。如果说18世纪中英之间的平等交往尚有可能，那么到19世纪中叶，机会已逝，两国以兵戎相见，英国把条约枷锁强加于中国，只有城下之盟，再也谈不上对等和平等的谈判了。

我们可以看到马戛尔尼使团在归途中和中国陪送大臣短期接触、对话，相互关系取得某些改善，但毕竟时间短促，不能产生明显的效果。使团从北京至浙江，由军机大臣松筠陪送，共一个月零两天；从浙江至广州，由新任两广总督长麟陪送，共一个月零八天。他们两人在沿途和马戛尔尼多次长谈，内容广泛，涉及外国的政治、贸易、外交制度，中国的法律、习俗，中英关系中的纠纷和贸易、税务弊端等等。松筠和长麟都是清政府中开明而能干的官员，他们在短期接触中对外部世界和中英贸易开始有所了解。他们的意见禀告清廷，可能影响了皇帝，乾隆的态度有所缓和，给英王写了第三道语气较为温和的敕书，并允许英国使团隔年再来。马戛尔尼在与松筠、长麟接触之后，沮丧的情绪有所改变。“在北京时候，他确实对中国政府的态度有所怀疑，但后来松大人在赴杭州的路上以及总督自己（指长麟）向他做了解释并传达了皇帝陛下的真实心情，他已经感到放心，相信英国在华臣民的利益将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证。”[16]

我们重温这段历史，看到了两百年前在我们国家面前曾经出现的机会以及机会如何失去。一方面历史有其必然性，古老的中国在面临历史转轨的时刻显示其内部结构的牢固顽强，反映在人们的观念和行动上对于外来挑战和实行变革毫无认识，缺乏准备，难以适应，不愿打开中国的大门；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各种人物和势力的影响，各种偶然性对历史进程的作用，特别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乾隆帝在关键时刻的短见和失误。历史规律体现了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受环境的制约，乾隆的政策正是封建小农社会的产物。但历史又是人创造的，人具有改造环境、影响历史进程的能力。英明的领导者善于体察形势，顺应潮流，判断利害得失。他们应该看到平常人所不易看到的、眼前利害之外的事情，想到那些过后看来一清二楚的道理。他们像翱翔天际的雄鹰能够眺望地平线以外正在迫近的对手，并且有意志和力量推动和带领他的国家准备应付未来的挑战。乾隆帝国内的政策和治绩相当成功，经济和政治力量臻于极盛。但是，他的对外政策是失败的，他没有觉察到盛世中隐伏的危机，没有意识到外部世界的广阔性和先进性。自我封闭，虚骄自大，故步自封，陶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拒绝和外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堵塞了交流的渠道，失去了借鉴和学习外部世界的机会，延误了社会的发展，增加了中国发展前途上的困难，这就是我们研究乾隆朝对外关系得出的主要结论。

注释

[1]《刘坤一遗集》，1764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2]《清实录》乾隆十二年十二月丙子。

[3]《清实录》乾隆二十二年八月丁卯。

[4]《清实录》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戊戌。

[5]《清实录》乾隆二十四年七月壬戌。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9卷，115页。

[7]转引自《中外关系史译丛》，216页，北京，海洋出版社，1984。

[8]《清实录》乾隆四十九年八月癸卯。

[9]《御制诗五集》卷二八，丁未二，《上元灯词》。

[10]［英］安德逊：《英使访华录》，126页。

[11]《掌故丛编》第七辑，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六日上谕。

[12]《乾隆五十八年英吉利入贡始末》。

[13]《御制诗四集》卷九三，癸卯一，《题宋版周髀算经》。

[14]《御制诗五集》卷八四，癸卯八，《红毛英吉利国王差使臣马戛尔尼奉表贡至，诗以志事》夹注。

[15]［英］安德逊：《英使访华录》，153页。

[16]［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46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第八章　北京城市建设

第一节　建设概貌

故宫太和殿。

养心殿。

北京，作为中国历代的古都，其建筑之宏伟、工程之精良、规制之严整、景点之繁多，蜚声于全世界。辽、金、元、明、清、民国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均建都于此，至今一千余年。历代为建设都城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而清代乾隆帝对北京的城市建设用力特大、兴作尤多、贡献甚巨。他在原京城的基础上，大加拓置，重新修葺，别出心裁，精益求精，使北京城的面貌焕然一新。无论建设的规模、工程的质量、技术的精巧、艺术风格的创新，均突破前代水平，在北京建设史上跨入了一个新阶段。京城内外的许多名胜古迹、园林景观，不是在这时始建，就是在这时扩充或修缮，没有一个封建统治者像乾隆那样，几乎在北京所有著名建筑和设施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如果没有乾隆帝长达60年之久的营建努力，那么，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欣赏的、爱好的许多建筑、设施、景点将在大地上消失，或者完全变成另外的样子，北京的耀人眼目的光辉亦将黯然失色。

乾隆帝营建北京城，集中力量、费工最大的是在其统治的前期，中期用力稍次，后期用力最少，工程基本上逐渐停止。他刚刚即位后，在居丧期间，一切节制，凡事谨慎，土木不兴，住在大内养心殿27个月之久，没有到外地去走动。只在乾隆元年（1736），因太庙失修，命工部会同内务府修缮，此外别无大工。

服丧期满，大约在乾隆三年（1738）以后，皇帝就显露出对宫殿园林的强烈爱好，北京的建设大规模展开。这年，乾隆从大内移居圆明园，经常驻跸于此，开始扩建圆明园，主要是在雍正御园的基础上，向东向北，增建宫殿楼阁，所谓“恢拓营缮，宏规大起”，形成了圆明园四十景，命唐岱、沈源、郎世宁等画家摹图，乾隆亲自题诗。不久，其他工程继起。从乾隆七年（1742）后，大规模修治北海，工程延续近30年之久，今存北海景点大部分系乾隆时始建或改建、扩建。乾隆十年（1745）后又营建香山静宜园，在周围设健锐营，修建兵营、民房、庙宇。十四年（1749）以后，为迎接皇太后60寿诞，新建清漪园，即今之颐和园。改瓮山为万寿山、瓮山泊为昆明湖，疏浚湖泊、营造殿堂。乾隆十八年（1753）又修成玉泉山静明园和京东盘山的静寄山庄，此外又修缮了许多坛庙。至乾隆二十年（1755）为止，这是建筑最繁忙的时期，北京西北郊区三山五园（畅春园、圆明园、万寿山清漪园、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的格局基本奠定。西北郊有山有水，本是可供开发的风景区，但明代的达官太监占有大片土地，专心于造坟墓、修寺庙，缺少园林欣赏的雅兴。北京虽然早就是首都，而西北郊景区却未得到利用，“燕中不乏名胜，大抵皆贵珰坟院，位置一律，殊不雅观”[1]。康熙、雍正虽然建筑了畅春园、圆明园，但器局狭隘，布置单调。乾隆扩建圆明园并新建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形成了既相互联系又各具特色的园林体系，北京西北郊的景区得到了充分的开发。

乾隆二十年以后，北京的建设稍稍进入低潮。这时，大规模的园林工程已告竣，而平定准噶尔的战争已开始，军需孔急，需用大量经费，故修建工程放慢。但仍有些工程在继续进行，如南海内的宝月楼、紫光阁、武成殿，北海内的镜清斋，以及北京城墙、街道工程等。

大约乾隆三十五年（1770），北京的建设工程又热起来。这年，乾隆帝宣布：自己在位60年后，将禅位给儿子。为了配合这一政治决定，预先构筑自己退位后起居游娱之处。在大内建宁寿宫、乾隆花园，这是自明代建成故宫以后最大的一次扩建、改建工程；又在圆明园内另辟长春园。在此期间，又大规模疏浚郊区的河渠湖泊，修治钓鱼台、南苑。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后，北京的土木工程大大放慢。乾隆皇帝作《知过论》，承认自己一生中的过失是好兴土木，引咎自责。此后，建设高潮衰歇，特别是宫殿园林没有新增或大的扩建，但还有一些规模较大的工程，主要偏重于市政设施或具有政治、文化意义的建筑，如乾隆四十八年（1783）在孔庙内新建辟雍，五十年（1785）修治明十三陵、卢沟桥以及其他道路、城垣工程。

乾隆时期，特别是前期和中期，北京城市建设形成持续高潮，规模之大、时间之久、水平之高，为历朝所不及，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乾隆时，特别是前期和中期，国内秩序相对稳定，财政充裕、府藏丰足。乾隆帝不像其他很多皇帝那样库中无钱，拮据支绌，经常过穷日子，而是贮银甚多，考虑如何消费流通。如乾隆三十年（1765），谕令各省兴修城墙，谕旨中说：“现在军需已罢，各省多报有收，正府库充盈之际，而朕所念者，库中所存者多，则外间所用者少。即当动拨官帑，俾得流通，而城工藉以整齐。”[2]财力雄厚是进行大规模建设的前提，故乾隆帝兴建大工，往往不惜工本，只要求工程质量的精致坚固。

第二，乾隆朝版图广大、政治统一，他常常夸耀自己的业绩。北京是首都所在，边疆的少数民族和世界各国的使节，往来络绎。京城市容，观瞻所系，是显示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的标志，乾隆帝对之极为重视。他在《帝都篇》、《皇都篇》中说：“伊古以来，建都之地，无如今之燕京矣。”他形容北京城“右拥太行左沧海，南襟河济北居庸，会通带内辽海外，云帆可转东吴秔，幅员本朝大无外，丕基式廓建两京，我有嘉宾岁来集，无烦控御联欢情”[3]。他赞美北京城“阅今千载峨天阊，地灵信比长安长，玉帛奔走来梯航，贮胥红朽余太仓，天街十二九轨容，八旗居处安界疆，朱楼甲第多侯王，槐市陆海无不藏，富乎盛矣日中央”[4]。在乾隆帝心目中，北京的地位重要，财富充盈，内外拱向，嘉宾来集，一切建筑设施，自然应有宏伟的气魄，表现泱泱大国的风度。他大力营建北京，具有天朝上国抚远怀来、壮肃观瞻的政治作用。

第三，乾隆帝性喜游乐田猎，又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和艺术鉴赏力，对建筑艺术颇具见地，博采众长，融铸一炉。他喜爱江南景色，南巡时命随行画师摹绘江南园林，大量移植到北京。又广泛采择蒙古、西藏、伊斯兰以及欧洲的建筑风格。乾隆朝的建设荟萃了国内外的多种风格，但非单纯的仿造，强调变化创新，强调自然天成，把自然美和人工美和谐地结合起来。

第四，乾隆帝又很重视实用。北京城大量建造民房、市廛、衙署、兵营、道路、桥梁、沟洫、城墙，市政建设进入鼎盛时期。很多建筑具有特殊的用途，如紫光阁、武成殿为了扬武纪功；圆明园的“山高水长”为了接待外国使节和少数民族；阅古楼、墨妙轩、淳化轩是珍藏法帖的；文渊阁、文源阁是贮藏《四库全书》的；黄寺是为奉迎班禅晋京的，等等。

第五，乾隆时期，我国的生产力和建筑技术发展到高峰。政府有专管建筑的机构，即工部营缮司（掌管外工）和内务府营造司（承办内工），颁行了《工程做法》。此书内容有城垣做法、房屋做法、房屋装修、石作、瓦作、木作、油饰、彩画等，刊行于雍正时，总结了一套设计、建造、装修等各种活计的经验，工程技能已成熟，渐趋规范化。物料构件，品种繁多、坚固耐用。一批能工巧匠以精湛的建筑技术供奉内廷。如历代相传的“样子雷”，其第三代和第四代雷声征和雷家玮等都是乾隆宫廷中的著名匠师，还有外国的工程技术人员郎世宁、蒋友仁、王致诚等。乾隆重视工程质量，反对为减省银料而草率蒇工；立下检查工程质量的规矩：如有坍塌损坏、承修官员罚银赔修。故工程之佳，为历朝之冠。例如瑞典建筑专家喜仁龙曾实地勘查了北京的城墙，指出乾隆时烧造的城砖精坚厚大，不同于以前的薄砖、小砖。他得出如下结论：“乾隆时代的城垣修筑得最为精心和坚固”，“这一时期的构筑物，质量精良，可能比任何后世重修部分，保存得更为长久”[5]。喜仁龙所指是北京的城墙，其实，北京城市建设的其他方面，情况也相类似。

“样子雷”设计图样。

由于以上五个原因，北京城的建设在乾隆时期曾盛极一时，取得了很大成绩。

过去和现在的许多人对乾隆帝的城市建设措施持谴责和批判的态度，认为他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供一己之享乐而使海内贫穷，变乱由是而起，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这一指责，众口一词，连乾隆帝自己也写了一篇《知过论》，自言过失：“然则予遂无过乎？曰有。为何过？曰为兴工作……四十余年之间，次第兴举。内若坛庙、宫殿、京城、皇城、禁城、沟渠、河道以及部院衙署，莫不为之葺其坏、新其旧。外若海塘、河工、城郭、堤堰，莫不为之修其废，举其堙……他若内而西苑、南苑、畅春园、圆明园以及清漪、静明、静宜三园，又因预为菟裘之颐而重新宁寿宫，别创长春园。”[6]又说：“人苦不自知。唯工作过多，巡幸时举二事，朕侧身内省，时耿耿于怀”[7]。乾隆在诗中也屡言：“已惭多构筑，宁敢恣游嬉。”[8]当乾隆即位几年，刚刚开始扩建圆明园时，即有言官力谏大兴土木。五年（1740），左佥都御史刘藻奏：“本年春夏间，见圆明园木石等工，兴作未息……奢靡之渐，不可稍开，侈荡之源，不可不杜……乞我皇上……为天地惜物力，为国家培元气……来岁诸工，可停者酌停之，必不可停者酌减之。”[9]乾隆帝听不进这些规劝，不过他即位不久，正在励精求治，不好开罪言官，只好表白解释，“圆明园临驻之地，亦一仍皇考旧规，并未别有营造，以蹈土木繁兴之戒”。却又承认自己“一时游览之娱，不能自克”。而对刘藻的奏折表面上不得不加以表扬，声称“此语深获朕心”。实际上，营建活动更加频繁，并未减少。

景山远眺。

不管人们以及乾隆本人对此问题怎样认识，乾隆的土木兴作应当一分为二而基本肯定。京城的建设确实花费了很多钱财，而且许多工程是为皇帝个人的起居、游娱、享乐而建，但这些建筑是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包括许多宫殿、园林、坛庙、寺院、房屋、水系、道路、桥梁等。这一切，今天都为人民所有，没有这一切，北京不复成为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自然，乾隆帝当年丝毫没有想到这些建筑物在两个世纪后所发挥的作用。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其意义和影响常常超出他们自己的意料，如果我们仅仅以剥削人民、个人享乐作为评价的根据，那将不复有值得基本肯定的帝王。我们既要看到乾隆惯于挥霍的一面，也要看到他为后世留下了珍贵文化财富的另一面。

人们指责乾隆帝大兴土木，搜刮民财，以至国穷财尽，民怨沸腾。这种说法似亦可以商榷。乾隆确实是个大手大脚、很能花钱的皇帝，而王朝的财富无非是剥削所得的民脂民膏。但是，乾隆统治时期，由于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财政十分富裕。土木兴作花了不少钱，而军事征伐、蠲免赋税、赈济灾荒、治水浚河花费的钱更多，而库藏未见短绌。乾隆即位时，国库存银3 000余万两，六十年（1794）退位时，国库存银7 000余万两，有增无减。乾隆常常说：国库存贮甚多，因此把城市建设当做散财分资的途径之一。他说：“方今帑藏充盈，户部核计已至七千三百余万。每念天地生财，只有此数。自当宏敷渥泽，俾之流通，而国用原有常经，无用更言樽节。”[10]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搞建筑不惜花钱、但求质量精良、观瞻华美。当封建王朝经济富足，积存了大量财富，它怎样来处理这笔财富才算恰当？减轻赋税、赈济灾荒、兴修水利、扶贫济困、倡导文化，封建时代应该并可能做的事，需要大量花钱。乾隆帝比历代皇帝做得更多更好，而财政尚未短绌。那时还谈不上投资工商业、开工厂、建铁路，也谈不上近代化的社会福利。乾隆帝在治水、救荒、免赋等方面所花的钱财要超过土木兴作几十倍。中国的儒家提倡君主应有“俭德”，这固然很有道理，因为封建时代，国家财政一般都较困难，君主的节俭不致引起赋税的激增。但当财政富足时期，节俭不见得是君主的绝对美德。因为赋税有固定的征收额，并不因为君主个人的“俭德”而减少征收，惠及平民。只要不闹得财政竭蹶、征敛无度，即使开支较多，能对当时和后世带来一定利益，就不能说是无谓的浪费。从这个意义说，营建城市、构筑宫殿、园林和治水、救荒、免赋相类似，客观上是有益的。如果一个君主，只知积攒钱财，像守财奴一样守着库藏，不思进取，不做任何事业，即使很节俭，那也不会带来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幸福。

为什么古代人们强烈反对历代王朝的大兴土木，视作一大苛政。因为，在以前，王朝和宫廷的兴作都是无偿的榨取，夫役是拘押来的、建筑物料很多是摊派勒索的，这样的大兴土木是对人民的掠夺。到了清朝，手工业中的雇佣制普遍推行，工匠计日给酬，物料也由官府采购。尽管大兴土木也会骚扰民间，但毕竟不是无偿的劳役与征调。乾隆说：“力役之征，古所不废，惟本朝则无其事。凡河工、城郭、郊庙、宫殿，偶有修饰工作，皆动正帑、雇夫匠。至于园亭，并不用正帑，率以内府余帑给价。”[11]“我国家偶有工作，皆弗用正帑，惟以关税盈余及内帑节省者，物给价，工给值，丝毫不以累民，而贫者转受其利”[12]，“兴修工作等事……以工代赈，俾小民均资利益”[13]。他的这些话固然是为自己大兴土木作辩解，但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真情。当时，人口日增，耕地有限，时有灾荒，饥民众多。有些建筑项目是雇募灾民进行施工。受雇宫廷，给值较高，借以糊口。壮工每工给值八分，瓦、木、石、裱等工每工给值一钱五分以上，雇值高于民间，故应雇者众，趋之若鹜，并未因此而民怨沸腾，引起反抗。

因此，对乾隆帝的土木兴建应该全面分析。虽然花费了巨大资财，但在建设和美化首都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注释

[1]《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七九，国朝苑囿，转引自《泽农吟药》。

[2]《清实录》乾隆三十年十一月丁丑。

[3][4]《御制诗二集》卷四一，《帝都篇》，乾隆十八年。

[5]［瑞典］喜仁龙：《北京的城墙和城门》，74、87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85。

[6]《御制文二集》卷三，《知过论》。

[7]《清实录》乾隆十五年五月己未。

[8]《御制诗四集》卷四二，《节后含经堂》。

[9]《清实录》乾隆五年十月丙辰。

[10]《御制诗三集》卷八五，《降旨普免天下正供，诗以志事》。

[11]《御制诗四集》卷二三，《石城》。

[12]《御制诗余集》卷二〇，《牣鱼亭得句》。

[13]《东华全录》乾隆五十七年闰四月甲申。

第二节　大内和三海

北京的皇宫居于城市的中心，是皇帝起居之所和政府发号施令的中心。明朝以来，皇宫的建置已完备，以后仅为修缮补葺。乾隆时，进行了自皇宫建成后最大的增修扩建，主要在东、西两路，而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并无改变。由于宫廷建筑凝重肃穆而失之沉滞呆板，乾隆不喜欢这种建筑风格，他的改建着重将园林自然清新的雅趣引进宫廷，使风格为之一变。

乾隆时第一项宫廷工程是乾隆五年（1740）在西、四、五所修筑建福宫。这是宫中的小花园（俗称西花园），包括建福宫、惠风亭、静怡轩、延春阁等。当雍正帝死后，乾隆居丧期间，在大内养心殿居住两年多，天气炎热时，宫中竟找不到一处清凉舒适、可以避暑静居的场所。他建造建福宫就是准备皇太后死后，在大内守丧居住之用。“其地较养心殿稍觉清凉，构为邃宇，以备慈寿万年之后，居此守制”[1]。建福宫的风貌迥异于其他宫室，是乾隆改变大内建筑风格的最初尝试。由于大内无自然山水，故堆筑了较大的假山。全园以游廊连缀各座建筑，回环入胜，并有进深很浅的二层楼房，排列于西、北两面，以遮挡背后的高大宫墙。全园不求平衡对称，却布置得错落有致，别具一格。据吴振棫说：“大内宫殿，崇宏肃穆，非苑囿比。乾隆五年葺建福宫。宫在抚辰殿后，其间幽邃静丽，各极其胜，花竹树石，布列远近，其规制与内宫殊不同也。”[2]可惜这座风格独特的乾隆早期建筑，到民国年间遭火灾焚毁。

建福宫。

乾隆的第二项内廷工程是改建乾西二所，将其升格为重华宫。这里是乾隆即位以前居住和读书的地方，又是他和孝贤皇后成婚之处，对皇帝个人具有纪念价值。乾隆即位后，屡加修葺，提高规格。前为崇敬殿，中有乐善堂，堂后为重华宫，东庑为葆中殿，西庑为浴德殿，还有翠云馆、长春书屋、漱芳斋等，构成一片建筑。乾隆帝经常在此宴赉王公廷臣、观剧游赏、赋诗联句，或接见蒙古、回部的上层人物。重华宫的大柜内装满了乾隆帝个人的纪念物，有康熙、雍正和皇太后的赏赐、孝贤皇后的妆奁以及乾隆即位以前的衣服用品等等。

乾隆的第三项内廷工程是重修慈宁宫、寿康宫、寿安宫。这一组建筑在隆宗门之西，面积广大，自成体系，属于宫廷的西翼。乾隆十六年（1751），皇太后60寿辰前重加修葺。前有慈宁宫花园，后有佛堂，是乾隆生母和其他太妃居住的地方。慈宁宫本非重檐，皇帝为了尊崇皇太后，增加了前殿重檐。

在慈宁宫的后面，有一座在明代建筑基础上改建而成的雨花阁，改建时间在乾隆十五年（1750），与慈宁宫改建工程同时进行。雨花阁是宫中的藏传佛教神殿，在三世章嘉国师若必多吉的指导下，仿照西藏阿里地区黄教寺庙托林寺建造。建筑形式为四层金顶，内设四续部佛像（密宗的事部、行部、瑜珈部、无上瑜珈部）、佛塔、珐琅坛城、供物，安放得紧密整齐，遵循着喇嘛教的教义和修持仪式的需要。这座神殿融合了藏式和汉式的建筑风格，在故宫众多的宫殿中以其奇伟的造型而别具一格，受人注意。

第四项内廷工程是改建宁寿宫。宁寿宫是皇宫的东翼。乾隆三十六年（1771），预先宣布将在六十年禅位归政，为了归政后颐养天年，在圆明园内开辟长春园，在宫中则改建宁寿宫。乾隆诗云：“葺治宁寿宫，戒奢固非俭，以俟归政时，老景消荏苒。”[3]此次改建工程甚大，几乎是重修，这群建筑前有皇极殿，中为宁寿宫，后有养性殿，再后为乐寿堂、颐和轩和宁寿宫花园（即乾隆花园），面积达4﹒6万平方米。花园南北宽长、东西短狭，呈一窄长条。幽雅清新，布局合理，为皇宫建筑中的一块瑰宝，设计建造，别具匠心。前后进深采用庭院紧密连接的手法，自南而北，分成几进各有特色的院落。第一进是古朴典雅、老树婆娑的古华轩；第二进是宽敞、宁静的遂初堂；第三进以山景为主，峰峦叠起，洞谷通幽；第四进是崇高闳丽的符望阁，最后尚有倦勤斋。整座花园多假山，运用巧妙的叠石手法，或逶迤、或挺拔、或幽深、或险峻，给人以多样的情趣，也显示出作为园主乾隆帝很高的园林鉴赏水平。

第五项内廷工程是在乾隆晚年已当了太上皇的时候。嘉庆二年（1797）十月二十一日酉刻，乾清宫东暖阁内熏殿将熄之炭死灰复燃，灼及木桶，延烧起来。冬季天燥风大，引起大火，将乾清宫、交泰殿、昭仁殿、弘德殿全部烧光，几乎延及坤宁宫。嘉庆三年（1798），乾清宫、交泰殿重修，这已是乾隆帝逝世的前夕了。

除了这五项大工程之外，乾隆十二年（1747），在内左门、内右门外修建直庐，为王公大臣奏事待漏之所。三十年（1768）曾大修保和殿。三十三年（1771），“发帑修漆大内”，紫禁城内所有建筑物，葺旧补漏，油漆彩画一新，历时3年之久。大内面积广、房屋多，自雍正八年（1730）油漆一次之后，40年没有全面大修和油漆，这一次可能是清代对皇宫规模最大的维修和髹漆。乾隆三十九年（1774）在文华殿后隙地上新建文渊阁，形制仿照宁波范氏的天一阁，以庋藏即将修成的《四库全书》。

乾隆帝改建皇宫，对中轴线上的门户和主体建筑并无变更，前朝三大殿、后廷两大宫以及东、西十二宫均保持原状，无所增改。但在主体建筑之外大加扩充，以东翼的宁寿宫、西翼的慈宁宫为最重要。明清两代，除明成祖初建皇宫外，乾隆帝是在紫禁城内建置最多的一个皇帝。他的建置，一是目的性强，各有特殊的用途，如慈宁宫为供养皇太后、皇太妃而改建，宁寿宫预葺为自己年老归政后的起居之所，重华宫是带有纪念性的建筑，文渊阁是宫中的藏书楼，雨花阁是喇嘛教神殿。二是风格变化，建筑幽雅宁静，饶有情趣，慈宁宫、宁寿宫、建福宫均带花园，叠石成山，引水为池，亭台别致、花草争妍。在森严肃穆、陛高堂深的宫廷建筑中另辟蹊径，寻求雅趣，富有清新活泼的气息。

中南海远景。

中南海和北海统称三海，因在皇宫西侧，亦名西苑。这里同样是在明朝已有的基础上增修改建，工程规模浩大，历时甚久，修葺增建较多。“西苑周不过十里，然以胜朝遗迹，加之国家百余年延美承平，时复葺缀，一亭一榭各标胜概”[4]。大体上，中南海是听政理事、召见臣工、接待藩部的地方，而北海则是游览观赏、礼佛诵经的场所。中南海内，“引对臣工，总理庶务，或燕赉王公卿士、接见朝政外藩以及征师劳旋，武科较技，于苑内之惇叙殿、涵元殿、瀛台、紫光阁亲莅举行”[5]。其中惇叙殿原名崇雅殿，康熙时建，乾隆时重修，在此宴会宗室，叙家人的亲情，改名“惇叙”。涵元殿、瀛台都是明朝建筑，原名香扆殿、南台，特别是瀛台为南海胜景，“惟北通一堤，其三面皆临太液。故自下视之，宫室殿宇杂于山林之间，如图画所谓海中蓬莱者”[6]。此外，中南海的重要建筑尚有勤政殿、补桐书屋、长春书屋、淑清院、韵古堂、丰泽园、春耦斋、蕉园等。这些地方都是原有建筑，乾隆帝只进行整修。其中补桐书屋为乾隆幼年读书处，本有桐树两株，其一早死，已命补种；另一复枯死，乾隆将枯死桐木，制成四琴，藏于屋内。韵古堂旧名“蓬瀛在望”，乾隆二十四年（1759），江西临江掘地得周代镈钟十一枚，献于朝廷，视为稀世之珍，藏于此堂，改名韵古堂，乾隆帝作诗称：“堂以贮古钟，因之名韵古。问钟何由来，出自西江土。剥蚀岁月深，无复辨徵羽。偶存中郎思，步兵犹可睹。复古不易哉，欲言意先怃。”[7]此处改建是为珍藏出土之文物。丰泽园为康熙所建，为每年耕耤礼之前演习之处。该地“麦高稻下，左右区分，蚕屋桑畴，后先相望”。乾隆少年时屡次随雍正来此处演耕，他回忆当年情形，写诗称：“丰泽春犁习，良规圣考留。那忘随种日，忽作教耕秋。无逸聪听训，知艰慎率猷。陇头偶回顾，殊似服先畴。”[8]丰泽园中有春耦斋，意为春季耦耕，重视农业。斋内藏有唐代韩滉的《五牛图》以及项圣谟、蒋廷锡的两个摹本。“古今名迹一时会合，良称艺苑胜事。夫服畴力穑，牛之资用最巨，并贮斋中，每一展观，如见洪縻缥轭，驯扰膏壤间，然予知依务本之意，所为在此不在彼耳。”[9]这体现了封建统治者重农务本的指导思想。

以上是旧有建筑加以修葺改建，此外乾隆帝在中南海内新建者有同豫轩、宝月楼、紫光阁、武成殿等。同豫轩和宝月楼都在太液池的南岸，同豫轩建筑较早，宝月楼则建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乾隆说：“液池南岸，逼近皇城，长以二百丈计，阔以四丈计。地既狭，前朝未置宫室，每临台南望，嫌其直长鲜屏蔽，则命奉宸，既景既相，约之椓之，鸠工戊寅之年（乾隆二十三年），落成是岁之秋。”[10]有这样的传说：宝月楼是特别为乾隆的妃子香妃建造的。香妃为维吾尔族，入宫后思念故乡和亲人，乾隆将其一部分族人迁居北京，于西长安街路南建回子营、清真寺。香妃登宝月楼即可望见族人的居处房舍，以慰乡思，故宝月楼俗称拜望楼。按香妃实为容妃，系维吾尔和卓家族的后人，近年史学家已有详细论述，她随其叔、其兄到北京来是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初，不久即入宫为贵人。宝月楼建成于二十三年秋，那时候容妃远在新疆，尚未进京入宫，显然宝月楼的修建和容妃是不相干的。

紫光阁功臣图像之一。

紫光阁为明代平台。乾隆因平定准噶尔、回部，庆功祝捷，于二十六年（1761）新建此阁，壁上画功臣图像，平伊犁回部百人、平两金川百人、平台湾20人、平廓尔喀10人，还有伊犁、回部的全图及平定准、回、金川告成太学的碑文，即乾隆所咏“紫阁犹然战图绘，旌功益切奠遐怀”[11]，阁内还藏有得胜灵纛和历次俘获的军器。实际上这是炫耀武功的画廊，也是收藏颇丰的军事博物馆，“自后大军凯旋，宴劳诸将及赐宴藩部与属国使臣，多在此阁”[12]。乾隆三十六年（1771），在此宴赉外藩后写诗“外藩轮岁觐新正，例有恩筵示惠荣。久罢池边张广幕，仍因岸侧构层甍。六清赐醴迓春祉，四壁绘图告武成。礼乐虽云聊暨备，惕乾敢曰此升平”[13]。中南海又有一特殊景区“千尺雪”，在淑清院。乾隆南巡时，游苏州寒山之“千尺雪”，其地有瀑布、流泉、老松、奇石，帝喜其清幽，因命在中南海淑清院、热河避暑山庄、盘山静寄山庄仿其景，各建一“千尺雪”。自己画了一幅《盘山千尺雪图》，命画家张宗苍画《寒山千尺雪》，董邦达画《中南海千尺雪》，钱维城画《避暑山庄千尺雪》，各摹四本，分贮四处。每游一处，则展视其他三图，四景皆在眼前，甚得其乐。乾隆说：“昨岁巡幸江南，观民问俗之暇，流览江山胜概……独爱吴之寒山千尺雪。创于明隐士赵宦光，今范氏搆园其地者……归而肖其处于西苑之淑清院……有明时所作假山乔木……而乏自然。及秋而驻避暑山庄……作室其侧，天然之趣足矣，而尚未得松石古意。今春来盘山……爰相面势，结庐三间……乃叹寒山千尺雪固在是间，而劳劳往返营营规写者，不几为流水寒潭笑，未能免俗哉！”[14]乾隆帝异常欣赏吴中之千尺雪，故在三处仿造，并摹写其图，作下许多诗文，可见对此景极为倾倒，他写的一首诗说：“吴下寒山爱佳名，热河田盘率仿作。松涛泉籁或仿佛，路遥岂得常凭托。咫尺西苑传春明，结构颇具林涧乐。四百余年树石古，峭茜信佳究穿凿。”[15]他认为：吴中、热河、田盘均有“千尺雪”，但路途遥远，不能常去游览，只有中南海（西苑）中的“千尺雪”，虽仿造穿凿，不很自然，但毕竟路很近，咫尺可通，可经常观赏，得林涧之乐。

乾隆帝对北海的营建，规模更大，时间更久，许多建筑和景区，均为新构。当时，北海年久失修，倾圮破损，满目荒芜，所以乾隆的诗中说：“琼华遗迹惜就圮，况近紫禁城西隈。爰葺爰筑命匠人，事殊经始攻灵台。”[16]工程开始于乾隆六年（1741），历30年。据乾隆说：“予自辛酉、壬戌（乾隆六年、七年）之间，始稍稍有所葺建，至于今凡三十年，而四面之景，始毕成而为之记。”[17]大体上，白塔山以南多修葺，白塔山以北多新建，“因旧置而修饰之谓之沿，易新建而创为之谓之革。山之南，沿者多而建者少；山之北，革者夥而置者稀”[18]。实际上，北海白塔以南，地甚狭小，景点亦少；白塔以北，地甚旷阔，景点繁多。故乾隆在北海新造的建筑极多，连续30年间大兴土木，今存景点大部分完成于此时。

白塔。

乾隆御题“琼岛春阴”碑。

北海南面的团城是古建筑，乾隆初修葺一新，并建承光殿。北海旧有一玉瓮，直径四尺五寸，高二尺，上刻鱼龙怪兽出没于波涛之中，为元世祖时所造。后来流落民间，在西华门外真武庙中，道人把它当做腌菜缸。乾隆出资千金赎回，置于承光殿前的石亭中，并作《玉瓮歌》咏其事。还题写如下的诗句：“几年萧寺伴寒齑，仍置承光焕彩霓。梦觉金源成故迹，声腾玉署艳新题。若为巧合延津畔，竟得天全露掌西。松杪照来千载月，夜凉依旧景凄凄。”[19]北海入门，有积翠堆云牌坊在桥之南北，桥南与团城轴线对中，但桥北则偏离琼华岛轴线。乾隆八年（1743），改建新桥，桥北的堆云牌坊亦移位，使桥之南北，分别与团城、琼岛对中。

过积翠堆云桥，白塔山前有法轮寺、正觉殿、普安殿等宗教建筑。登石阶数十步，上有平台，东西碑亭内镌有乾隆帝御笔《白塔山总记》与《塔山四面记》，详细记载北海的历史与园内的景区、建筑。山顶白塔，建于顺治八年（1651），并有白塔寺，乾隆重修后改名永安寺。山的西面有庆霄楼、悦心殿。每到冬季，八旗兵在北海演习冰嬉，皇帝常奉皇太后坐冰床来此观赏，所谓“皑皑玉E画中列，辘辘冰床镜里行”[20]。其西有揖山亭、琳光殿、阅古楼。乾隆十二年（1747），以内府所藏魏晋以下名人书法，钩摹刻石，成《三希堂法帖》，共刻石495块，因建阅古楼，将刻石嵌入墙壁，此工程完成于乾隆十八年（1753）。《三希堂法帖》收罗广博、镌刻精妙，对以后的书法艺术很有影响。乾隆帝题阅古堂诗称：“壁勒千年字，架藏四部书。每因暇来憩，欣与古相於。翰墨漱芳润，云烟幻卷舒。欲询陆司马，所阅竟何如。”[21]由此转北，至分凉阁、漪澜堂、道宁斋、远帆阁等建筑，此处依山临水，玉栏朱甍，系仿照镇江金山寺而建。乾隆南巡时甚爱金山寺风景，以后在北海、避暑山庄分别仿建。乾隆说：“在琼岛之北麓，略仿金山规制为之，俯液池，瞻穹塔，觉水态云容来参几席，更不与江天别同异矣。”[22]又说：“盖山之北以堂与斋为主室，而围堂与斋北临太液，延楼六十楹，东尽倚晴楼，西尽分凉阁……南瞻窣堵，北頫沧波，颇具金山江天之概。”[23]塔山东北，有乾隆御题“琼岛春阴”碑，这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白塔山上，奇石峥嵘，其中有艮岳遗物，金代辇送北京。堆石手法巧妙，或为峰峦，或为洞谷，玲珑刻峭、各极其致。又有树木蓊郁，流水潺湲，以及形状各异的亭台楼阁，依山顺势，配置错落，极有匠心。

过桥，为太液池之东，有“濠濮间”，曲桥流水，亭阁清幽，自成一优美景区，建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稍北画舫斋，取周砥诗：“邀我醉眠书画舫”。而乾隆则反其意而用之：“冰床用异冬夏，画舫名自古今。爱仿欧阳室趣，不学周砥醉吟。”[24]画舫斋侧有古槐一株，构亭其间，名“古柯亭”。古槐传为唐代所植，但乾隆诗称：“古槐五百年，几度荆凡阅。”[25]则此槐500岁，应为金元所遗。再往北为先蚕坛，为皇后祭祀嫘祖、举行养蚕采桑仪式之所，乾隆七年（1742）自北郊移建于此。

其西、太液池北侧，清初多荒芜，为内廷瘗坎，乾隆大加辟治。五龙亭为明代所建，乾隆十年（1745），在五龙亭北建阐福寺，系仿照正定隆兴寺之形制，工程浩大，“珠网璇题，金碧照耀，冠于京城诸刹”[26]。又有镜清斋（今名静心斋），系乾隆二十三年（1758）建，该处附近原建有报恩塔，被火烧毁，因改建江南庭院式的花园。面积甚小，东西不过100米、南北不过70米，而景点密集，布置精巧，主建筑“镜清斋”五间，前有长方形水池。斋后“沁泉廊”将花园分隔成若干空间，有“抱素书屋”、“韵琴斋”、“焙茶坞”、“罨画轩”、“叠翠楼”、“枕峦亭”等许多建筑，其中花木辉映、泉石清奇。假山、池塘、石桥、回廊与亭台斋室，错综配置，移步换形，极态尽妍，于咫尺空间中演出无限景观，为别具风格之胜境。其西“天王殿”即“西天梵境”，内有用楠木建造的大慈真如宝殿。天王殿之西有一座七彩琉璃制成的双面九龙壁，建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这是我国建筑雕刻和琉璃制造的珍品。另一座型制相同的九龙壁则置于大内。澂观堂和浴兰轩为乾隆帝游憩的别馆。后院名为快雪堂，两廊墙壁嵌有赵孟頫墨迹石刻。五龙亭之西为小西天、万佛楼。小西天是一方形大殿，匾题“极乐世界”，殿内原有木制的仿南海普陀山的八百罗汉山，此处可能建于乾隆晚年。万佛楼则为乾隆三十五年（1770），皇帝60寿诞，王公大臣铸金质佛像万尊祝釐，因建此楼。大佛重588两8钱，小佛重58两，分别供奉在万佛楼的三层阁楼上。130年后，即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华，这些金佛被侵略军洗劫一空。

镜清斋。

由上所述可见，乾隆帝对北海的营建工程规模巨大，时间亦长，大部分景点都在此时建成。乾隆自称：在北海兴作达30年之久。从乾隆三十五年（1770）后，“四面之景毕备”，似乎以后就没有大的兴作。实际则不然，后来还有大的工程仍在进行。乾隆四十五年（1780）四月，朝鲜使者黄仁点记载：“宫城内紫禁城之间有太液池，环池左右前后，寺院佛塔，横亘连络，殆至眩目。而五龙亭后又营一大刹，工役之费不啻累百万，而皆出内帑云。领赏归路，逶迤作行，欲见其基址，而门者禁不得深入。只见五龙亭挟宫墙数里之间，左右堆积者，无非太湖石，石皆奇古，而玲珑嵌空，大小不一，一块非一车所可运。问诸彼人，则皆是新造寺观所装点之物，而趁皇帝五月初九日圆明苑回銮之前，当完讫云。”[27]可见，乾隆晚年，北海之营建仍未停息。

注释

[1]《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一六，国朝宫室。

[2]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一七。

[3]《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一八，国朝宫室，《御制宁寿宫遣怀诗》。

[4]《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二一，国朝宫室，御制新春瀛台诗注，乾隆二十三年。

[5]阙名：《日下尊闻录》。

[6]《御制瀛台记》。

[7]《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二二，国朝宫室，《御制韵古堂诗》。

[8]《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二三，《御制丰泽园演耕作》。

[9]《御制文初集》卷七，《春耦斋记》。

[10]《御制文初集》，《宝月楼记》。

[11]《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二四，国朝宫室，《元正二日紫光阁赐蒙古王公及回部宴即席得句》，乾隆二十九年。

[12]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一八。

[13]《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二四，国朝宫室，《御制紫光阁赐宴外藩即事有咏》，乾隆三十六年。

[14]《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一一五，京畿，《御制盘山千尺雪记》。

[15]《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二二，国朝宫室，《御制千尺雪诗》，乾隆十八年。

[16]《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二五，国朝宫室，《御制承光殿古栝行》，乾隆十一年。

[17][18]《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二六，国朝宫室，《御制塔山东面记》。

[19]《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二五，国朝宫室，《御制玉瓮为金元旧物嗣沦没古刹中以贮菜后购得仍于承光殿前为起一小亭置之并命内廷翰林等各赋一诗即刻于楹柱偶幸承光殿复成是篇》，乾隆十四年。

[20]《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二六，国朝宫室，《御制腊日悦心殿侍皇太后膳叠去岁诗韵》，乾隆二十九年。

[21]《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二六，国朝宫室，《御制题阅古楼诗》，乾隆二十五年。

[22]《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二七，《御制题漪澜堂》，乾隆十八年。

[23]《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二六，《御制塔山北面记》。

[24]《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二七，国朝宫室，《御制画舫斋诗》，乾隆三十三年。

[25]《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二七，国朝宫室，《御制古柯庭诗》，乾隆二十五年。

[26]《御制文初集》卷一六，《阐福寺碑文》。

[27]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一一册，4688页。

第三节　三山五园

北京西郊的园林区始建于康熙、雍正时，大规模的修建工程则在乾隆朝，形成了三山五园的宏大景观，即：畅春园、圆明园以及万寿山清漪园、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除畅春园为康熙所建，未大加修葺，其他均为乾隆时新建或扩建。

圆明园《澡身浴德图》。

圆明园《蓬岛瑶台图》。

圆明园在北京西北郊，本为雍正藩邸时赐园。雍正即帝位后，加以扩大，为常年听政起居之所，乾隆时又大兴土木，屡加扩建。第一次大规模扩建，在乾隆九年（1744）以前，圆明园四十景告成，由著名画家唐岱、沈源等绘图，乾隆亲自题诗，汪由敦书写。此圆明园四十景，共图40幅、题咏40幅，英法联军时，圆明园被毁，此图被侵略军掠去，流落海外，存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据说雍正时圆明园中已有28景，乾隆初扩建了12景。即曲院风荷、坐石临流、北远山村、映水兰香、水木明瑟、鸿慈永祜、月地云居、山高水长、澡身浴德、别有洞天、涵虚朗鉴、方壶胜境。另有一说：认为雍正时已建31景，几乎满布于圆明园的3 000亩范围，即其他九景亦可能始建于雍正时，是圆明园在雍正时已基本建成[1]。乾隆时扩建工程甚大，在原有的40景以外，增加了许多新的景点。如二十七年（1762）将四宜书屋改建安澜园，三十九年（1774）建文源阁。一批仿西湖景色而命名的景点，如柳浪闻莺、三潭印月、平湖秋月、雷峰夕照、南屏晚钟、断桥残雪等都是乾隆增建的。还有藻园、同乐园、舍卫城、法源楼、延真院、天宇空明、若帆之阁、一碧万顷、湖山在望、紫碧山房、洞天深处大约也是乾隆时期所建。圆明园四十景与其他景点，奇姿胜概，斗秀竞新，各具特色。如“九州清晏”在前后湖之间，淳泓演漾，支汊纵横，仿邹衍九州环以瀛海之说；“天然图画”翠竹万竿与双桐相映，风枝露梢，绿满襟袖；“坦坦荡荡”凿池养鱼，锦鳞千尾，喁唼于荇风藻雨之间；“长春仙馆”为乾隆幼年读书处，宇雅堂深、重檐曲槛；“万方安和”在水畔架构卍字形房屋，形制新奇；“山高水长”“在园之西南隅，地势平衍，构重楼数楹，每一临瞰，远岫堆鬟，近郊错绣，旷如也。为外藩朝正赐宴，陈鱼龙角牴之所，平时宿卫士于此较射”[2]；“汇芳书院”旁有奇石，怪态多姿，甚有意趣；“水木明瑟”“用泰西水法，引入室中，以转风扇，泠泠瑟瑟，非丝非竹，天籁遥闻”[3]；“濂溪乐处”周围水中，多植荷花，菡萏香飘，端严清丽；“北远山村”仿农村景色，所谓“矮屋几楹渔舍，疏篱一带农家，独速畦边秧马，更番岸上水车”[4]。“蓬岛瑶台”在福海中，有大小三岛，仿造仙山楼阁，望之如琼楼玉宇，所谓“天上画图悬日月，水中楼阁浸琉璃”[5]。安澜园，本名四宜书屋，四十景之一。乾隆二十七年（1762）幸海宁，住陈氏隅园，喜其清幽，赐名“安澜园”。归京后，令仿其园制改建四宜书屋，更名亦称“安澜园”。乾隆诗称“安澜景本写隅园，位置亭台肖以宛”[6]，“风月清晖讵有涯，安澜小筑肖陈家”[7]。同乐园在福海之东，每届年节，饰为街衔市肆之景，表现出乾隆帝的兴趣。“高庙时（乾隆时），每新岁，园中设有买卖街，凡古玩、估衣以及茶馆饭肆，一切动用诸物悉备，外间所有者无不有之，虽至携小筐卖瓜子者亦备焉。开店者俱以内监为之。其古玩等器，由崇文门监督先期于外城各肆中采择交入，言明价值具于册。卖去者给值，存者归物。各大臣至园，许竞相购买之，各执事官退出后，日将晡，内宫亦至其肆市物焉。其执事等官俱得集于酒馆饭肆哺啜，与在外等。馆肆中走堂者，俱挑取外城各肆中之声音响亮、口齿伶俐者充之。每俟驾过店门，则走堂者呼茶、店小二报帐、掌柜者核算，众音杂遝，纷纷并起，以为新年游观之乐，至燕九日始辍，盖以九重欲周知民间风景之意也。造办处笔贴式徐君善庆每岁入值，言之最详，晚间仍备嘎嘎灯焉。嘉庆四年，此例停止”[8]。乾隆死于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同乐园中之热闹景象，随着皇帝之死而衰歇。

乾隆帝又在圆明园之西、原水磨村开辟新园，名“长春园”，与圆明园既相联属，同属一园，又另开新境，别有天地。“长春园”之名始见于乾隆十年（1745）档案。该年十月，“传旨为长春园庙宇做欢门幡七堂，于乾隆十二年五月初六日做成悬挂讫”[9]，可见长春园至迟于乾隆十年已存在。乾隆十一年（1746）六月，“传旨做长春园内法慧寺、宝相寺、丛芳榭、平畴交远风等御笔匾额二十二面，于乾隆十二年八月初十日做成挂讫”[10]。可见此时众多景点已建成。乾隆十二年（1747）六月，“传旨做御笔‘长春园’匾，于是年九月十六日做成挂讫”[11]。这时，长春园已建立。但园内官役迟至十六年（1751）方单独编制，故《会典事例》载：该年“新建长春园告竣，设六品总领一人”[12]。

长春园系乾隆新建，面积约为圆明园的三分之一，景点亦稀。乾隆青年读书时，雍正帝曾赐号长春居士，读书处为“长春仙馆”，“长春园”之名即由此而来。乾隆建长春园是为了归政后颐养天年。据他自己说：即位之初，即焚香告天，皇祖康熙在位61年，不敢相比，如果享年长久，在位60年即当传位皇子，故乾隆诗中说“赐号当年例仙馆，倦勤他日拟菟裘”，诗注说：“予有夙愿，若至乾隆六十年，寿登八十五，彼时亦应归政。故邻圆明园之东预修此园，为他日优游之地。”[13]

长春园的景色很有特点，集中反映了乾隆帝的兴趣爱好，全园山水相间。进门为澹怀堂佳树清卉、结构宽整。其西为茜园，内有青莲朵石，原在杭州，为南宋德寿宫前遗物，旁有梅树，有兰瑛的梅石碑。梅已枯死，石则移至茜园，乾隆并重摹梅石碑。茜园后河北岸有思永斋，斋东筑小有天园，系仿杭州汪氏园林，乾隆记称“兼挹湖山之秀，为南屏最佳处者，莫过于汪氏之小有天园。盖辛未南巡所命名也。去岁丁丑，复至其地，为之流连，为之倚吟。归而思画家所为收千里于咫尺者，适得思永斋东林屋一区，室则十笏，窗乃半之。窗之外隙地方广亦十笏，命匠氏叠石成峰，则居然慧日也。范锡为宇，又依然壑庵也。激水作瀑，泠泠琤琤”[14]。从澹怀堂往北过长桥、循石径，至含经堂、淳化轩、蕴真斋，琳阁贮书，高轩生风。淳化轩内藏有重刻淳化阁帖石（宋太宗淳化年间所刻古代墨迹），乾隆诗称：“阁帖欣犹善本全，几余考订为重镌。墨华辉映题轩匾，石刻珍藏嵌壁砖”。诗注云：“内阁藏有淳化阁帖初拓，既为订正重刻，因于含经堂后回廊，分嵌石幅，廊之中拓为是轩，即以帖名之。”[15]澹怀堂之东为“如园”，泉竹清幽，斋室静深，是模仿南京瞻园所建，“江宁藩司署中瞻园，即明中山王徐达西园之旧，是园规制略仿之”[16]，亦即乾隆诗中所说：“如园本以肖江南，淑景金陵近可探”[17]。如园之北有玉玲珑馆，多奇石翠竹，故乾隆诗称：“湖石三四峰，湘筠五六个。月下诡状狞，风前清影簸。”[18]再往北为狮子林，仿苏州狮子林，园以假山著名，相传为元倪云林设计堆石，乾隆最喜其地，分别在长春园、盘山静寄山庄与避暑山庄仿筑，诗称：“最忆倪家狮子林，涉园黄氏幻为今。因教规写阊城趣，为便寻常御苑临”。诗注云：“吴中狮子林，故址虽存，已屡易为黄氏涉园，丁丑南巡，曾访其胜，因邮倪卷证之”。诗注又说“狮林以石胜，相传为瓒（指倪云林）自位置者，兹令吴下高手堆塑小景，曲折尽肖”[19]。狮子林有八景，有虹桥、假山、藤架、磴道、高亭、畅斋、香幢、石室。其中清閟阁藏倪云林画，精品六幅，“倪瓒之画，即内府所藏亦多赝鼎，曾选佳者六种，置之阁中，高士有知，当亦欣其得所矣”[20]。

《圆明园铜版画·方外观正面》，清宫刻本，乾隆帝将此赐予信奉伊斯兰教的容妃，成为她专事祈祷的场所。

《圆明园铜版画·大水法正面》，清宫刻本。

长春园北部有一群著名建筑——西洋楼。它是中国大规模仿造西洋建筑的最早尝试，由外国传教士郎世宁、蒋友仁、王致诚设计，由中国工匠用中国物料建成。包括若干景区，“谐奇趣”在西侧，楼高三层，左右廊向前伸出，呈弧形，两端为六角楼厅，为演奏蒙、回、番音乐之处，楼阶前有喷池与水泉。其东为“方外观”，型制如清真寺，用大理石贴面，加刻回纹装饰。再东为海晏堂，此处为东西轴线，两层十一开间，楼门西向，富丽堂皇，气派不凡。它是园中最大的西式楼房，安装着喷泉机械，楼前水池，排列十二生肖，代表一昼夜十二个时辰，每隔一时辰、依次喷水。再东为“远瀛观”、“大水法”、“观水法”，是整个西洋楼建筑的中心景区，改为南北轴线，给人以峰回路转、再入胜境之感。“远瀛观”坐落在高高的平台上，高峻雄伟、雕石精工；“大水法”是一座巨大的喷水池，东西两侧有高耸的喷水塔，以龙尾车激水喷泉，其南为观水法，上有皇帝宝座，座后为石屏风。由于喷泉设计人蒋友仁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病逝，无人能操纵龙尾车，因此，乾隆帝游览时，只能用人力抬桶上楼输水，供应喷泉。皇帝离开，喷泉也就停息。再东，过山门，为“线法山”，有层层矮墙，参差排列，山麓绿树成荫，使景区从繁华缛丽进入自然风光。这里也称“转马台”，为皇帝环山驰马之所。最东有167米长的方河，隔河遥望“线法墙”，上挂巨幅油画。“线法”即西方画中的透视学，隔河看画，透视深远。河面倒影荡漾，远方天幕舒展，给人以遐想的余味。整个西洋楼以法国洛可可式建筑及喷泉作为主体，形态端庄整齐、呈有规则的几何形构图，表现西方艺术轴线对称的特点，但某些布置装饰又糅合了中国的传统手法，如积石堆山、重檐屋顶、彩色琉璃等，体现了中西建筑艺术的交流与融合。西洋楼建筑的年代大约在乾隆十二年（1747）后。乾隆十五年（1750）三月，“传旨着造办处成造水法池内之铜鹅、铜鸭”；五月传旨由内廷拨银二万两交皇商范清注赴西洋传办装修“谐奇趣”所需家具陈设、大玻璃等。可见“谐奇趣”工程正在进行。又同年十一月，“传旨：长春园内水法处正楼平台上铜栏杆着改做琉璃栏杆，水池泊岸上铜异兽交铸炉处依原样铸做”[21]，是乾隆帝曾具体指示某些工程的做法，对原设计有所修改。西洋楼大部分建筑成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但“远瀛观”迟至乾隆四十八年（1783）竣工。此建筑工程浩大，耗费很多，且形制新奇，在中国园林中别具特色。奇怪的是乾隆帝一生爱好游览，写风景诗甚多，对圆明园中许多景点，再三题咏，连篇累牍，唯独没有题咏西洋楼的诗句。这可能是他虽欣赏此景之新奇，但在儒家正统思想之支配下，认为奇技淫巧不足崇尚，故不以此建筑入诗。仅有的是在乾隆六十年（1794）《题泽兰堂》的诗注中叙及西洋楼建筑的缘起：“乾隆十八年，西洋博尔都噶里雅（即葡萄牙）国来京朝贡，闻彼处以水法为奇观，因念中国地大物博，水法不过工巧之一端，遂命住京之西洋人郎世宁造为此法，俾来使至此瞻仰。”[22]看来乾隆兴修此建筑，其重要目的之一也是为了炫耀天朝大国之无所不有和无所不能。

圆明园内还有一座附属园林“绮春园”，在东南隅，传说亦谓乾隆所建。此园本为怡贤亲王允祥和大学士傅恒的赐园，本名“交辉园”。傅恒死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当年，其子福隆安即将此园交进，乾隆帝改其名为“绮春园”。乾隆三十四年十月，传旨做御笔绮春园匾额，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三月初九日做成挂讫。是此时，“绮春园”即已存在。同年的档案中还有“奉旨：春和园改为绮春园”，“绮春园内殿宇既多，地面辽阔”[23]的记载。“春和园”当是“交辉园”的又一名称，此时园内已有许多建筑，必是允祥、傅恒所建。终乾隆之世并未再加营建，乾隆帝似乎亦不常来此园，故御制诗文中并无反映，刊刻于乾隆五十年（1785）以后的《钦定日下旧闻考》中亦未提及。嘉庆初，始加修缮，又并入了庄敬和硕公主的含晖园、成亲王永瑆的西爽村，地面更扩大了。嘉庆帝记其事：“斯园先名交辉，为怡贤亲王赐邸，又改赐傅恒。及福隆安呈进后，蒙皇考定名‘绮春’，遂开通门径，西达秀清村，东接茜园，豁然贯通矣。顾年久荒废，殿宇间有倾圮，湖泊亦多淤垫，丹悺剥落，基址湫湿。爰自嘉庆六年，驻跸御园之后，暇时临莅，弗适于怀，每岁修理一二处，惟尚淳朴。”[24]故绮春园虽早已存在，为乾隆命名，但多旧建筑，乾隆帝并未兴作。实际营建始于嘉庆六年（1801），已在乾隆帝逝世后。

圆明园（包括圆明、长春、绮春三园）之建筑，丰富多彩，气魄宏大。平地造园，凿池引水，堆山植树，在福海及许多湖泊、河渠、假山旁兴建起一批又一批建筑群。宫殿亭榭，形式多样，风格各异。此园虽始筑于雍正，继成于嘉庆，但乾隆一代经营最久，用力最大，所建景区最多，也最为精彩。整个圆明园体现了我国园林艺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被誉为“万园之园”。乾隆帝本人也得意地夸耀：“天宝地灵之区，帝王游豫之地，无以逾此。”[25]

圆明园《廓然大公图》。

在圆明园的扩建过程中鲜明地体现了乾隆帝有关建筑和设计的指导思想。第一个指导思想是力求避免呆板凝滞，突破宫廷建筑的程式，“师法自然”，寻求天然活泼的情趣。圆明园有远处的西山作借景，有丰富的水源，开阔的地形。据此而加以剪裁、配置，结合各种形式的建筑群，体现出山水真趣和诗情画意的境界。除了前湖的宫殿区庄严肃穆，其他景区创新求变、千姿百态，既有高超的艺术加工，而又保持自然清新的风韵。我们在大内、三海的建福宫、乾隆花园、漪澜堂、镜清斋等处已看到了力图突破殿堂结构的建筑思想，而圆明园、长春园则在更大规模上体现了乾隆帝“师法自然”、“别开新境”的造景意图。法国传教士、建筑专家王致诚赞叹说：此园建筑“抛弃整一之常律焉。盖其所营，欲备天然野趣而得幽隐之便，非欲其仍若严整壮丽之皇居也。作者抱定此旨，故小规模之殿宇，散布园中，远近相间，为数甚多而无一雷同之处……身入其中者，莫不情为之移，正因其错杂不齐，盖见匠心独造”[26]。

乾隆的第二个指导思想，即模拟江南名胜园林，把它吸摄到御园中。南巡时，有很多画师随驾，摹绘许多名园胜景，回京后加以仿造。圆明园、长春园内有四个附园，安澜园（以四宜书屋改建）是模仿海宁陈氏的安澜园，狮子林是模仿苏州名园狮子林，小有天园是模仿杭州汪氏的小有天园，如园是模仿南京的瞻园。故晚清王闿运的诗云：“行所流连赏四园，画师写仿双开境。谁道江南几景佳，移天缩地在君怀。”[27]园中其他仿造江南园林之处甚多。这种模仿不是简单的抄袭照搬，而是“略师其意，就其天然之势，不舍己所长”[28]。实际上是保存原景的某些基本特征和构思，因地制宜地予以再创造。

乾隆的第三个指导思想是建筑形式与实际用途相适应。园中许多建筑有各种特殊的用途。如“鸿慈永祜”即安祐宫是奉祀康熙、雍正神主的地方，故宏大堂皇，规格高于圆明园之正殿。如“长春仙馆”，乾隆幼时在此读书，后常奉皇太后来此，为太后居息之所。该处屋宇深邃，重檐宽廊，冬暖夏凉，宜于居住；如“山高水长”是接待少数民族习武角牴、放花观灯之所，故平衍宽旷，可以驰骋，楼宇亦呈一字长形；如“多稼如云”、“北远山村”，寓观耕崇农之意，故模仿田野村庄，种植稻谷蔬菜，饶有田家风韵；如“兰亭八柱”保存《兰亭序》、《兰亭诗》的八种摹本，刻石建亭，旁有溪水、仄涧流泉，以象征“曲水流觞”。

总之，乾隆前期与中期，圆明园是清王朝的重点建筑工程，无时不在扩建修缮之中，其规模和景区因之大备。它典型地体现了乾隆皇帝个人的建筑思想和审美观点。

在北京的西北郊，除了圆明园以外，还有畅春园、香山静宜园、万寿山清漪园、玉泉山静明园等。除畅春园外乾隆对这些园林，或新建、或修葺，无不投入大量财力。明代，西北郊虽有官僚豪富的少数园林，但并未成为风景区。“大抵皆贵珰坟院，位置一律，殊不雅观。”康熙始建畅春园，雍正始建圆明园，为开发西郊风景资源之滥觞，但事属创始，规制湫隘，尚未形成园林群。乾隆一代，挟雄厚之财力，在此大兴土木，形成了三山五园的皇家苑囿，成为我国园林艺术的鼎盛时期。

静宜园。

乾隆帝营建的第一个新园林就是香山静宜园。昔年康熙曾来此游览，建有行宫数宇，久已废圮。乾隆帝“癸亥（乾隆八年）始来游此，乐其山川之秀。乙丑（乾隆十年）乃命就旧行宫之基，葺垣筑室，遂成名园，颜曰‘静宜’”[29]。又说：“乾隆乙丑秋七月，始廓香山之郛，薙榛莽，剔瓦砾，即旧行宫之基，葺垣筑室。佛殿琳宫，参错相望。而峰头岭腹凡可以占山川之秀，供揽结之奇者，为亭，为轩，为庐，为广，为舫室，为蜗寮，自四柱以至数楹，添置若干区。越明年丙寅春三月而园成。”[30]香山本属寺庙产业，荒废日久，树木砍伐殆尽，几成秃山。皇帝出资购山，开始规模很小，仅买地一百亩，以后扩大。故乾隆的诗中说：“忆昔曾来此，名山惜似髡。”[31]又说：“稍出内府资，买地垂百亩。山僧饱囊橐，而我足林阜。一举两得之，香山宛我有。”[32]香山静宜园以山为主景，工程规模不大，主要是因山引泉、植树栽花、葺垣筑室、利用天然形胜，扩为28景，短时间内，景观已大致具备。故乾隆称香山的特色是：“岩峦之怪特，林薄之华滋，足天成而鲜人力。”[33]香山28景中较知名的有“璎珞岩”，奇石嶙峋，有泉出岩穴中，洒落如雨，飞溅如雹，淙淙作响。岩上筑室三楹，有康熙御笔“绿筠深处”匾，盖为其旧游处。有“驯鹿坡”，将东北所贡麋鹿放养于此，丰草佳坪，为天然之鹿苑。有“香山寺”始建于金世宗时，历时将近六百年，旧名永安寺，乾隆修缮后“依岩架壑，为殿五层，金碧辉映。自下望之，层级可数”[34]。并改其名为香山寺。附近为“来青轩”，“远眺绝旷，尽挹山川之秀，故为西山最著名处”[35]。有“洪光寺”，明成化年间太监郑同重修，郑为朝鲜人，故此寺之毗卢圆殿相传为仿金刚山而建。寺前有石盘道，名为“霞标磴”，“累石为磴，凡九曲，历十八盘而上。仿佛李思训、王维画蜀山栈道，山势耸拔，取径以纡而得夷”[36]。西北有“绚秋林”，树木蓊郁，有松、柏、桧、槐、榆、银杏，最特出的是枫树，“深秋霜老，丹黄朱翠，幻色炫采。朝旭初射，夕阳返照，绮缬不足拟其丽，巧匠设色不能穷其工”，诗云：“嶂叶经霜染，迎晖紫翠纷。绚秋堪入画，开锦恰过云”[37]，这是乾隆帝对当年香山红叶的题咏。此外，尚有“芙蓉坪”、“森玉笏”、“玉华岫”等景。香山最高处为“香雾窟”，俗名“鬼见愁”。“历玉华岫而上，西南行，陟山巅，是园中最高处。就回峰之侧为丽谯，睥睨如严关。由磴拾级而上，则山外复有群山，屏障其外。境之不易穷如此”[38]。附近有乾隆御题“西山晴雪”碑，为燕京八景之一。

修建此园后，适值第一次征讨金川，金川多高山急流，建有战碉，很难攻取。乾隆帝选拔2 000名八旗精锐，成立健锐营，移居香山，在此仿造金川碉楼，练习登山攻碉战术。健锐营的营房皆建于附近，共建碉楼68处，营房3 500间。“适金川降虏及临阵俘番习工筑者数人，令附居营侧”[39]。乾隆帝又在香山修葺或新建了许多寺庙。乾隆十四年（1749），为纪念健锐营的建立，即在其营房旁建“实胜寺”；乾隆十六年（1751）仿照佛教圣地五台山之菩萨顶而建“宝谛寺”；乾隆二十七年（1762）仿照五台山殊像寺而建“宝相寺”，以供奉文殊佛相，“殿制外方内圆，皆甃甓而成，不施木植”[40]；乾隆四十五年（1780）为奉迎班禅六世来京，而建昭庙，仿西藏寺庙的建筑形式。还重修香山附近的寺院，最大的修理工程是“碧云寺”，“西山佛寺累百，惟碧云以闳丽著称，而境亦殊胜。岩壑高下，台殿因依，竹树参差，泉流经络……朕驻跸静宜园，时过此寺，乐观林壑之美，而念古刹之有待于护持也。爰命重加整葺”[41]。

颐和园原名清漪园，始建于乾隆时期。

乾隆帝对香山的景色极为欣赏，其诗云：“最爱香山好，因之别业成。常留云馆跸，便阅黍田耕”[42]，又说：“每岁夏初或秋九，辄命驾驻跸数日，偻指已五十余年矣。园中楼馆轩亭、峰岩溪涧以及佛殿琳宫，随处结构，皆成胜境。每来问景探奇，率多吟咏，积数十年得诗已约有一千三百余首。而日涉成趣，觉佳兴正未有艾也”[43]。乾隆帝经常来这里玩赏，在他长达几十年间的诗作中，吟咏香山的诗句达一千三百余首，可见他喜爱之深。

乾隆新建的另一个大园囿是清漪园（即今之颐和园），这里本是西海，亦称瓮山泊。背山临水，湖面开阔，周围没有大的建筑，具有其他皇家园林不具备的优越的地貌条件。乾隆为其生母庆祝六十寿辰，将西海改名昆明湖，瓮山改为万寿山，在此大规模营建新园囿。首先是勘查、整治西郊的水系，如果水源不足，难以给圆明园、清漪园供水，而且通往城内的长河以及护城河、积水潭、什刹海、太液池、通惠河均有干涸之虞。乾隆帝派人调查水源，了解到除玉泉山、万泉河的水源外，“西山碧云香山诸寺，皆有名泉，其源甚壮，以数十计。然惟曲注于招提精蓝之内，一出山则伏流不见矣”[44]。于是施工蓄水，利用石渡槽将这些泉流导引而东，与玉泉山水汇合，同注昆明湖。乾隆十四年（1749），疏浚扩大昆明湖，“廓与深两倍于旧”，起初还担心扩大和浚深湖泊后，水源恐不足，但由于导引西山诸泉成功，“湖成而水通，则汪洋漭沆，较旧倍甚”[45]。治水工程的结果很理想，从此昆明湖成为重要的蓄水库，供应几个御园的蓄用和长河、护城河、太液池的用水，在交通和灌溉方面也发挥了效益。“昔之城河，水不盈尺，今则三尺矣。昔之海甸无水田，今则水田日辟矣”[46]。

清漪园不同于圆明园，圆明园始建于康熙末，雍正即位后大加扩充，乾隆初年再次扩充，开始时并没有总体的设想。而清漪园则一次建成，主要工程竣工于乾隆十四至十六年（1751）。事前堆山治水，建庙构堂，全面规划，成竹在胸，一气呵成，故配置得宜、气宇宏敞。乾隆时清漪园的规制与景区和今天的颐和园已基本相同。

清漪园水面广阔，为诸园之冠。依山傍水，大小景点100多个，分前山、后山、湖内三个部分，前山东段有勤政殿、玉澜堂、乐寿堂等宫殿建筑，其中玉澜堂临近湖面，凭窗西望，水天空阔，乾隆诗称：“又俯西窗蜃，湖天上下空。只观铺镜影，辽待迭纨风。暖起浮霄蠓，宽栖度岁鸿，漫言冰尚冱，澜意满其中。”[47]又乐寿堂前有巨石，长三丈、广七尺，名“青芝岫”，原为明代米万钟在房山采得，欲放在自己构筑的勺园内，运送来京时，因此石体大质重，中途停止，置之路旁。乾隆帝营建清漪园，将它运到乐寿堂前。前山中段有全园的主体工程“大报恩延寿寺”，“殿宇千楹，浮图九级，堂庑翼如，金碧辉映”[48]，这是为皇太后祝嘏而建，十分豪华壮丽，此寺后被毁。晚清，慈禧太后在其废址上重建排云殿。寺后山顶建宝塔，将成而圮，改建佛香阁。从大报恩延寿寺上至佛香阁、智慧海、众香界，形成全园的主要轴线，居高临下，俯瞰昆池，满园景色，尽收眼底。其旁有“罗汉堂”，内有五百罗汉，雕塑精工，神态如生。罗汉堂后有铜亭。此二者被毁于外国侵略军，今皆不存。前山西段，有观曲听剧的“听鹂馆”，有浮水若舟的“石舫”，乾隆帝说：“余之石舫，盖筑之昆明湖中，不依汀傍岸，虽无九成之规，而有一帆之概。弥近烟云之赏，迥远风浪之惊，鸥鹭新波，菰蒲密渚。涌金漪而月洁，凝玉镜成冰寒。四时之景不同，朝暮之观屡易”[49]。他又说：建石舫，寓意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以示警惕，亦有奠磐石之安的祝愿。前山的东、中、西三段，联以朱漆彩绘的长廊，东起“乐安和”，西至“石丈亭”，像一条彩带一样，把许多分散的景点连缀起来，给人以浑然一体的感受，此种布局，极见匠心。后山的主体建筑是高处的“须弥灵境”、“香岩宗印之阁”等，系仿藏式建筑，布置严整，气势磅礴，宗教气氛甚浓重。山麓买卖街，沿河两岸，廛合栉比，河岸砌有整齐的料石，茶招酒旗、估铺商号，富有江南小镇的情趣。后溪河绵延数里，两岸青山，一川碧玉，南岸为真山，因其自然走势；北岸为假山，随南岸山形而曲折变化，河畔草深林密、蝉噪鸟鸣，给人以山穷水复、幽深静谧之感，为典型的峡谷景观。山腰河侧有若干个小园，如绮望轩、赅春园、绘芳堂、构虚轩、花承阁等，这些小园，构筑简素，形式朴雅，本身就有吸引力，而放在后山的整个环境中，犹如长幅的山水画卷中，缀以几处亭台，格外引人入胜。后溪河的东端、林木掩映中隐约可见翼角飞檐，这就是“惠山园”（嘉庆改名为“谐趣园”），系仿照无锡秦氏的寄畅园而建。乾隆帝说：“江南诸名墅，惟惠山秦园最古。我皇祖赐题曰寄畅。辛未春（乾隆十六年）南巡，喜其幽致，携图以归，肖其意于万寿山之东麓，名曰惠山园。一亭一径，足谐奇趣，得景凡八”[50]。昆明湖内有十七孔桥，旁有镇水铜牛，桥通广润祠（俗名龙王庙），与全园中轴线上的大报恩延寿寺，遥遥相对。昆明湖西有织染局，原在城内嵩祝寺，乾隆十六年（1751），“移万寿山之西，与稻田毗近，立石曰耕织图”[51]。乾隆诗云：“玉带桥西耕织图，织云耕雨学东吴。水天气象略如彼，衣食根源每廑吾”[52]。瓮山本为秃山，“土赤坟，童童无草木”，乾隆大规模营建清漪园，不但从整治水面做起，而且广植树木，莳种花草，水面养植荷花，不久佳木成荫、名花竞放，改变了原瓮山的面貌。建园的经费，据乾隆二十九年（1764）内务府奏销：“用过银四百八十九万七千三百七十二两三钱四分六厘”[53]，此数目还不包括绿化和屋内家具、陈设在内。

清漪园有优良的自然地貌，故构建迅速，至乾隆十九年（1754），全园已基本告成。山形巍峨，水面广阔，气宇宏敞。乾隆极爱此园的景色，频来游赏。85岁时，他泛舟游此，写了这样一首诗：“玉泉舟下玉河通，日丽风和波不雄。芷白蒲青景有望，鸢飞鱼跃兴无穷。清漪水色从新秀，万寿山光即渐融。行不须臾吟数首，裴家构思或相同。”[54]可见他的游兴与诗兴之浓。他还仿效汉武帝在长安昆明池内设水师的故事，命健锐营兵弁每年夏季在昆明湖训练水操，调福建水师官员担任教习，并建有战船16艘，组成一支船队，乾隆亲自参加阅看了在湖上举行的“水猎”。

玉泉山静明园，原为康熙所建。乾隆初加以扩充，至十八年（1753）已建成静明园十六景。乾隆称赏此园“亭台点缀，时有晦明，而山水吐纳，岚霭朝暮，与造物相终始”[55]。玉泉山以泉脉壮盛、泉水清冽甘美闻名，乾隆评为天下第一泉，宫中饮水，均用此泉。燕京八景原有“玉泉垂虹”。其实，玉泉之泉，向上喷涌，似济南之趵突，而非瀑布。乾隆帝认为不应称“垂虹”，改为“玉泉趵突”。他的诗注中说：“西山泉皆洑流，至玉泉山势中豁，泉喷跃而出，雪涌涛翻，济南趵突不是过也。向之题八景者目以垂虹，失其实矣。复正其名，且表为天下第一泉。”[56]玉泉山“山顶有定光塔，凡七层，乾隆间建，仿金山寺塔式”[57]。乾隆诗称：“窣堵最高处，岧岧霄汉间。天风摩鹳鹤，浩劫镇瀛寰。结揽八窗达，登临一晌间。俯凭云海幻，朅尔忆金山。”[58]

此外，畅春园是康熙时所建园林，乾隆时皇太后居此园，其中集凤轩、纯约堂亦经乾隆时修葺，但无大的扩建。西直门外高梁桥尚有倚虹堂、乐善园，地临长河（在今动物园）。自乾隆初整治西郊水系，御舟可从高梁桥通往昆明湖。与圆明园倚虹堂、乐善园为水路必经之地，故构筑小园，以为中途休息之所。

乾隆新筑的又一个园林是盘山静寄山庄，盘山又名田盘，在京东蓟州以西二十五里，是从北京前往遵化东陵的必经之路。雍正时，乾隆奉命往遵化祭陵，往来蓟野，发现此处山色宜人。他说：北方的山雄峻，南方的山奇秀，而盘山“介在南北之间，兼收雄秀之粹”，但他一直未得机会去游览，乾隆七年（1742）秋，谒陵回銮，顺道登山，“及一游则峰之秀、泉之清、松之苍、石之诡、日往来于吾怀”[59]。于是决意建园，拨内帑、购土地、建房屋，“园之内得景八，园之外标旧迹与诸寺，复得景八，合为山庄十六景，而名之曰静寄”[60]。盘山风景以山胜，天然秀丽，乾隆说它的特点是“地僻而山秀，树茂而谷深”，“其为隐者之所盘旋”[61]。山上多古迹，如少林寺为晋魏古刹，天香寺、天成寺均唐代古刹，还有文皇（唐太宗）晾甲石、李靖舞剑台和尉迟敬德监修的双峰寺等。

注释

[1]参见张恩荫：《圆明园兴建史的几个问题》，载《圆明园学刊》第四集。

[2]乾隆：《圆明园四十景图咏》，《山高水长》。

[3]乾隆：《圆明园四十景图咏》，《水木明瑟》。

[4]乾隆：《圆明园四十景图咏》，《北远山村》。

[5]乾隆：《圆明园四十景图咏》，《蓬岛瑶台》。

[6]《御制诗四集》卷八六，《安澜园十咏》，乾隆四十七年。

[7]《御制诗三集》卷九四，《当无边风月之阁》，乾隆三十六年。

[8]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一。

[9][10]杨乃济辑：《圆明园大事记》，载《圆明园》第四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

[11]杨乃济辑：《圆明园大事记》。

[12]《大清会典则例》卷一一七二，内务府，官制。

[13]《御制诗三集》卷九二，《长春园题句》，乾隆三十五年。

[14]《钦定日下旧闻考》卷八三，国朝苑囿，《御制小有天园记》。

[15]《御制诗三集》卷九二，《题淳化轩》，乾隆三十五年。

[16]《御制诗三集》卷九〇，《如园》，乾隆三十五年。

[17]《御制诗五集》卷二〇，《如园》，乾隆四十五年。

[18]《御制诗二集》卷五九，《玉玲珑馆》，乾隆二十年。

[19]《御制诗四集》卷四，《狮子林八景》，乾隆三十七年。

[20]《御制诗五集》卷三一，《题狮子林十六景》，乾隆五十三年。

[21]杨乃济辑：《圆明园大事记》。

[22]《御制诗五集》卷九四，《题泽兰堂》，乾隆六十年。

[23]杨乃济辑：《圆明园大事记》。

[24]《嘉庆御制文二集》卷四，《绮春园记》。

[25]《御制圆明园后记》。

[26]王致诚：《圆明园纪事书札》，《中国营造学刊汇刊》第二卷，第一册。

[27]王闿运：《圆明园词》。

[28]《御制诗五集》卷八九，《题致远斋》，乾隆五十九年。

[29]《御制诗五集》卷八九，《题致远斋》，乾隆五十九年。

[30]《钦定日下旧闻考》卷八六，国朝苑囿，《御制静宜园记》。

[31]《御制诗初集》卷三二，《香山栖云寺作》，乾隆十一年。

[32]《御制诗初集》卷四〇，《香山》，乾隆十二年。

[33]《钦定日下旧闻考》卷八六，国朝苑囿，《御制静宜园记》。

[34]《钦定日下旧闻考》卷八六，国朝苑囿，《香山寺诗》，乾隆十一年。

[35]《钦定日下旧闻考》《来青轩诗》，乾隆十一年。

[36]《钦定日下旧闻考》《霞标磴诗》，乾隆十一年。

[37]《钦定日下旧闻考》《绚秋林诗》，乾隆十一年。

[38]《钦定日下旧闻考》卷八七，国朝苑囿，《御制香雾窟诗》，乾隆十一年。

[39]《赐健锐云梯营军士食即席得句》，乾隆十五年。

[40]《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一〇三，郊坰。

[41]《御制文初集》卷一八，《碧云寺碑文》。

[42]《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一〇三，郊坰，《御制六月朔日自香山游圣感诸胜即景成诗得五十韵》，乾隆十二年。

[43]《御制诗五集》卷八九，《题致远斋》，乾隆五十九年。

[44]《御制文初集》卷四，《麦庄桥记》。

[45][46]《御制文初集》卷五，《万青山昆明湖记》。

[47]《御制诗三集》卷一五，《玉澜堂》，乾隆三十八年。

[48]《御制文初集》卷一八，《万寿山大报恩延寿寺碑记》。

[49]《御制文初集》卷五，《石舫记》。

[50]《钦定日下旧闻考》卷八四，国朝苑囿，《御题惠山园八景诗》，乾隆十九年。

[51]《京师坊巷志稿》卷上。

[52]《钦定日下旧闻考》卷八四，国朝苑囿，《御制耕织图口占诗》，乾隆二十年。

[5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第165包，第26号，乾隆三十二年七月十七日傅恒等奏。

[54]《御制诗五集》卷八〇，《由玉河泛舟至万寿山清漪园》，乾隆六十年。

[55]《钦定日下旧闻考》卷八五，国朝苑囿。

[56]《御制诗二集》卷二九，《燕山八景诗叠旧作韵》，乾隆十六年。

[57]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一八。

[58]《钦定日下旧闻考》卷八五，国朝苑囿，《御制玉峰塔影诗》，乾隆十八年。

[59]《御制文初集》卷一二，《盘山志序》。

[60]《御制文初集》卷四，《静寄山庄十六景记》。

[61]《御制文初集》，《游盘山记》。

第四节　其他建筑及设施

太庙。

天坛。

天宁寺砖塔。

北京，作为封建王朝的首都，有许多祭祀大典和宗教活动，所以坛庙寺院甚多，规制宏伟，形成当时城市建设的一大特色。国家奉祀的坛庙，大多沿袭明朝的建筑，但乾隆均加以扩大修葺。如太庙（今劳动人民文化宫）是供奉清帝祖宗的重要场所。乾隆即位之初，即下谕：“国家式崇太庙，妥侑列祖神灵，岁时祇荐明禋，典礼允宜隆备。今庙貌崇严，而轩棂榱桷久未增饰，理应敬谨相视，慎重缮修，以昭黝垩示新之敬。”[1]太庙的修缮，至乾隆四年（1739）竣工。社稷坛（今中山公园）祀奉土神与谷神，代表国家土地，尊崇农耕，亦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缮修。天、地、日、月四坛，在京城关厢南、北、东、西四面，皇帝经常亲临，举行重大祀典。乾隆十四年（1749），命官吏查勘坛宇破损的情形，据称“圜丘坛（天坛）天青色琉璃栏板、间柱砖块，方泽坛（地坛）黄色琉璃瓦料，均有脱釉，门柱椽题望板间有应换，金碧采章残旧不鲜，阶级砖甓间有损缺，垩赤亦多漫漶。月坛甬路海墁泊岸水沟等处，砖瓦酥硷，均应依式修整”[2]。因天坛原来的坛面较狭小，乾隆帝命改筑拓宽，直径上成九丈、中成十五丈、下成二十一丈，符九五之数，以象征天宇，砖块用房山所产艾叶青石。十六年（1751）又改建大亨殿，殿原用青、黄、绿三色瓦，改用纯青色，以象征天色苍冥，殿外坛面墁金砖，并改名为“祈年殿”。乾隆十八年（1753），又修葺地坛，坛制仿圜丘，但用黄琉璃瓦，象征黄土颜色。十九年（1754）后，又修缮了先农坛、日坛、月坛等。

历代帝王庙在阜成门内，供奉前代皇帝。清廷以继承封建正统自命，很重视此项祀典，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均曾重修此庙。乾隆二十九年（1764），又加修缮。正殿原用绿瓦、改用黄色，以提高此庙的规格。文庙在京城东北成贤街。乾隆帝为了崇儒尊孔，亦屡加修葺。乾隆二年（1737），大成门、大成殿改用黄瓦，崇圣祠（奉祀孔子先人）用绿瓦。乾隆三十二年（1767），拨银20多万两再次修缮文庙，选内廷彝器十尊，颁赐成均。京城东北隅无水源，故文庙向无辟雍圜水，不合古制。乾隆四十八年（1782），投入很大力量，开辟水源，“酌古准今，穿池引井，新建圜水”。乾隆五十年（1784）二月，辟雍已竣工。85岁高龄的乾隆帝“临雍讲学，王公下逮生监，以及衍圣公、四氏贤裔、朝鲜使臣，咸集桥门观听。上以周宣王石鼓文为千古重器，岁久漫漶渐多，命树栅永护，毋许轻动……并以金坛蒋衡手书十三经，字画端楷，特命勒石，并列国学”[3]。

北京城内外，原有寺庙极多。明朝上自帝后皇室，以至达官显宦、大珰贵人，竞修梵刹，思结善缘。明王廷相的诗说：“西山三百七十寺，正德年中内臣作。”[4]又有所谓“碧殿琳宫，三辅林立”之说[5]。乾隆帝不甚建立新寺庙，但鼓励修缮旧寺庙，这和他对佛教、道教的态度有关。他不很迷信宗教，一定程度上还轻视宗教，故即位之初，一度禁止剃度僧人，不许新建佛寺，终因实行不通而改变了政策。又曾将道教领袖龙虎山张天师的正一真人封衔，降低品级，以示贬抑。但后来出于政治和其他考虑，他也新建了不少寺庙，有的是为了笼络少数民族，有的是为了替母亲祝寿，也有的是为了点缀景观。他对维修京城的名刹古寺，特别积极，投入很大的力量，目的是保存古建筑、古文物、装点京城的市容。例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他下谕修缮隆长寺，该寺在西城报子胡同，建于明万历时。乾隆写诗说：“燕都四百载，梵宇数盈千。自不无颓废，岂能尽弃捐？间因为葺筑，亦以近街廛。重见金轮奂，成诗纪岁年。”[6]乾隆认为：作为历史古城的北京，寺庙甚多，不免荒废，但不能全都废弃，应酌量修葺，以装点景观，改善市容。

乾隆新建的佛寺大多在御园内，如北海的阐福寺、小西天、万佛楼；圆明园内的安祐宫、“日天琳宇”；长春园内的法慧寺、保香寺；清漪园内的大报恩延寿寺、须弥灵境；香山的永安寺、实胜寺、宝相寺等。除这些寺庙外，规模最大的改建工程莫如雍和宫。这里本是雍亲王府，是雍正、乾隆两代皇帝曾经住过的地方，雍正去世，乾隆即位，这里成了空宅，乾隆的弟弟和亲王弘昼想获得此宅，大学士鄂尔泰代为奏请。乾隆认为这是两代皇帝的潜邸，不宜赐给皇室，不允所请，并于乾隆九年（1744）改建为雍和宫、成为北京最大的藏传佛教的庙宇。这里曾接待过班禅六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章嘉呼图克图以及其他蒙藏的活佛僧众。殿堂僧舍共一千数百间，规制宏伟，有五进大殿。前半部地形低平，疏朗开阔；后半部层层加高，建筑密集，殿阁错综，檐柱纵横，乾隆把它改建为大的喇嘛寺庙，具有团结蒙藏少数民族的政治作用。

乾隆时，北京寺庙很多。当时人记述：“京城内外，大刹林立。晨昏僧众共诣佛前，拈香课诵，谓‘上殿’。向晚则远近钟声相应，参差先后，总在更筹未下之先。”[7]乾隆时，北京城内奉敕修葺的著名寺庙亦多。如普度寺，在南池子，原名玛哈噶庙，清初为睿亲王多尔衮府邸。康熙中改建庙宇，乾隆四十年（1775）重修。贤良寺，原为怡贤亲王允祥的府邸，在帅府园。允祥死后，捐宅建寺，奉祀清朝有功的王公大臣，乾隆二十年（1755）移建于冰盏胡同。双忠祠在崇文门内石大人胡同，奉祀死难的驻藏大臣付清、拉布敦，乾隆十六年（1751）新建。庆寿寺，在西长安街，有双塔，为元明古刹，“壮丽甲于京都诸寺”、“号第一丛林”，后毁于火。乾隆二十九年（1764）重修，改名双塔庆寿寺。西洋天主堂，在宣武门内，明末利玛窦始建。顺治、康熙时屡加修葺，有顺治手书“通微佳境”及所作碑记。乾隆四十年（1775），被大火烧毁，翌年（1776）奉敕重建。万松老人塔，在西四牌楼南，是耶律楚材之师万松野老瘗骨处，有七级砖塔，乾隆十八年（1753）重修。白塔寺，亦名妙应寺，在阜成门内，为辽代古刹。元世祖忽必烈请尼泊尔匠师阿尼哥建白塔，八年而成，日久废圮，乾隆十八年，出帑重修。皇帝手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并赐给梵文尊胜咒、大藏真经七百二十四函，作为镇塔之宝。弘仁寺，在养蜂夹道，其中供奉旃檀佛像。传说是释迦牟尼涅槃后，其父净饭王思念其子，刻旃檀为像，后来流传到中国，“佛像高五尺，鹄立上视，后瞻若仰，前瞻若俯，衣纹水波骨法见其表。左手舒而直，右手舒而垂，肘掌皆微弓，指微张而肤合……勇猛慈悲，精进自在，以意求之皆备”[8]。这一代的古雕塑精品，原在西城鹫峰寺，康熙时特建弘仁寺，奉迎此佛像。乾隆二十五年（1760）发帑重修，皇帝亲自赋诗记事。天庆宫，原名“玄都胜境”，在府右街北，其中有元代雕塑家刘元所塑神像。刘元，字秉元，曾出家修道，习雕塑，后出仕，官至昭文馆大学士。曾从尼泊尔建筑师阿尼哥为师，其塑品，精工无与伦比。天庆宫中神像，“仪容肃穆，道气深沉……神情动止，如闻謦欬，真称绝艺”[9]，亦于乾隆二十五年重修。崇元观，在西直门内，本为明末太监曹化淳所建道观，旧名“曹公观”，乾隆三十二年（1767）改建后易名。每年正月初一至十五日，庙会半月，果食、玩具、彩灯、爆竹，当街呼卖，“孩提之童，无不习闻知慕，咸往嬉游，谓之逛观”，故有人作诗称：“花爆春灯纷塞路，秧腔侉戏闹喧天，新年半月曹公观，消尽儿童压岁钱。”[10]法源寺，在广安门内，原名悯忠寺，为著名古刹，相传唐太宗征高丽，回师过此处，建寺以追荐阵亡将士。雍正寺改名法源寺，寺中多古碑，乾隆四十三年（1778）重修。圣安寺，在白纸坊，为金代古刹，寺中多名塑，“以藤为胎，泥金装饰，璎珞甲胄，俱嵌珊瑚青金诸宝石”[11]。乾隆四十一年，重修此寺，但将其中三世佛像移于玉泉山静明园，将旃坛铜佛移于大内宁寿宫[12]。大慈仁寺，又名报国寺，亦元代古寺，在广安门内大街，乾隆十九年（1754）重修，中有窑变观音像，宝冠绿帔，妙相庄严。乾隆诗谓：“彰义街旁寺，开堂久自元……往来惜颓废，葺构省华繁……顶礼观音在，传闻窑变原。”[13]

乾隆在北京城内维修过的寺庙还有：观音寺，在东四八条，乾隆元年（1736）重修后，改名广慈寺。开元寺，在北新桥以西，乾隆元年重修后，改名慈寿寺。延福宫，在朝阳门大街以北，三十六年（1771）重修。文昌宫，在帽儿胡同，二十七年（1762）重修。显佑宫，在地安门东北，二十八年（1763）重修。宝禅寺，在西城宝禅寺胡同，二十年（1755）重修。马神庙，在东黄城根，二十年重修。普胜寺，在南池子，九年（1744）和四十一年（1776）两次重修。鹫峰寺，在宣武门西城墙根，为唐代古刹於泥寺，亦名卧佛寺，二十六年（1761）重修。仁寿寺，在府右街北，二十六年重修。镇水观音庵，在积水潭，二十六年重修，改名汇通寺。

至于北京城郊，乾隆时重修过的庙宇道观，更多得不可胜计。著名的如东岳庙，在朝阳门外，元代所建。其中神像亦为刘元所塑，二十六年重修。海会寺，在左安门外，乾隆说：“此寺为南苑往来必经之路，少年时即见其零落矣。近以帝京观瞻所系，凡倾圮不堪者或归并净除，或量加修葺”[14]。白云观，在西便门外，为元代丘处机所居之著名道观，二十一年（1756）和五十三年（1788）两次重修。“正月十九日为燕九（相传为丘处机生日），都人士女竞游白云观”，故当时诗称“燕九喧嚣集翠微，白云仙观望仙归”[15]。碧霞元君庙，在北京有多处，在南苑宏仁桥侧为南顶，在麦庄桥为西顶，在东直门外为东顶，在安定门外为北顶，在草桥为中顶，是京城士民贸易娱乐的场所，而以南顶庙会为最盛。每年四月十八日，元君诞辰，“士女进香，鸣金号众，四十里道相属也”[16]，乾隆亦加以修葺。东西黄寺，在安定门外，顺治时，达赖喇嘛来京，修东黄寺，后修西黄寺。乾隆三十四年（1769），“章嘉国师牒理藩院大臣，上言黄寺东西二区，同垣异构，土人号曰双黄寺，蔚为北坰名刹。兹东寺已经增葺，而西寺尚以岁渝，寝就陊剥，观瞻曷付……爰俞其请，下所司支内帑金，往董厥役，所在宏垲完致”[17]。天宁寺，在广安门外，系隋文帝时古刹，中有塔，高十余丈，满缀铃铎，朱彝尊诗所谓：“槛外开皇塔，三千六百铃。天风吹不定，一夜枕函听。”[18]乾隆二十一年（1756）重修，皇帝作碑记，又一次申述保护名胜古迹的用心，“京师广宁门外有招提，曰天宁寺，中矗起浮图”，“都会之地，多建琳宫梵宇，为远近壮观。盖当时承平、物力殷阜，恒出其余，以广福田利益。故《洛阳伽蓝记》以觇时盛衰，而其历世久远，则又因其迹所在，护持之裨勿替……兹寺自隋至今，垂千余年，其间兵燹所摧荡，名园别墅，高台倾而曲池平者，不知凡几，寺独以古刹，巍然至今……夫名胜遗留愈久，愈动人流连慨慕，鲁灵光之独存也，好古者犹赋而传之，而况还在都邑”[19]。

至于西郊，长河沿岸的寺院极多。乾隆重修的著名寺院有五塔寺，又名正觉寺（今动物园后），“殿后有四方崇台，顶列五塔、名金刚宝座。明成化间，准西番梵僧班迪达所贡中印度之式建造。形制奇特，金光照耀，游行遥望，如即秪林”[20]。万寿寺，在紫竹院，原为明朝大寺，“自昆明湖，循长河而东，缘岸多乔林古木，僧庐梵舍，远近相望。广源闸西，万寿寺实为之冠，宏敞深静，规制敞丽”。乾隆十六年（1751），为皇太后祝贺六十寿辰，“命将作新之，更加丹悺，绣幢宝铎，辉耀金碧”[21]。觉生寺，即大钟寺，在双榆树，有永乐大钟。大钟原在万寿寺内，乾隆八年（1743），将大钟移此。泉宗庙，在万泉庄，此处名为庙宇，实为以泉水著称的园林，“其平地淙淙出乳穴者不可胜计”，庙内多池沼亭台，乾隆三十一年（1766）新建。此外远至西山，寺庙众多，经乾隆改建或维修的亦不少。如玉泉山“静明园西迤北，有妙喜寺、香露寺、普通寺、妙云寺；四王府北有广润庙，皆乾隆年间敕建”[22]。而香山静宜园“园内外幢刹交望，铃铎梵呗之声相闻。近者卧佛、法海、弘教，远者华严、慈恩，觉生最远”[23]。

乾隆帝还曾将外地著名的寺庙拆迁到北京。乾隆四十一年（1776），平定大小金川，该地有雍中喇嘛寺为第一大庙。皇帝觉得在金川不用维持如此华丽的寺庙，但如果废弃，又觉可惜，“莫若拆运来京，择地照式建盖，以纪武成盛迹。或木料过大，难于移送，若水路可通，亦可运致。所有铜瓦及装修华美什件，附便运送来京，以便仿造”[24]。两个月后，四川奏报：雍中寺即行拆卸“寺中所有金顶及华严装饰，仍遵前旨送京，其大木酌由水路运送来京”[25]。但不知此寺最后重建于北京何处。

北京作为清王朝的京城，居民密集，园苑、田畴、房屋很多，需大量用水，故城市建设中，开发水资源是个大问题。北京附近最大的河流永定河，从西北丛山中奔流而来，北京城即建立在它的冲积扇层上，居民的用水实仰赖此河，西山的泉流河溪、北京丰富的地下水都是永定河的支脉余沥。在古代，永定河流经海淀一带，其地尚能挖掘到古河道的遗迹，故地下水蕴藏量十分丰富，处处有涌泉，形成了星罗棋布的小湖泊群。这种水体，叫做“淀”或“沜”，“帝京西十五里为海淀，又西五里为瓮山，又五里为清龙沜。延而南者五里，旁与巴沟邻，曰丹棱沜，沜之大以百顷”[26]。乾隆以前，水道混乱、湖泊淤积、水源不畅。乾隆初进行了详细勘查，弄清了这里河流的情况，根据水源与流向不同，应分两个水系，即玉泉山水系和万泉河水系，分别情况进行治理。

玉泉山水系是京西山区断裂地层涌出的喀斯特蕴水，所谓“西山碧云、香山诸寺，皆有名泉，其源甚壮以数十计。然惟曲注于招提精兰之内，一出山则伏流而不见矣。玉泉地就夷旷，乃腾迸而出，潴为一湖……园之西乳窦淙淙，如趵突者，为玉泉总脉”[27]。乾隆帝把这股丰富山泉集中导引入昆明湖，在湖东筑坝拦水，将昆明湖深广均扩大两倍，造成汪洋浩瀚的蓄水库，保证了城市和园林、灌溉的用水。从昆明湖疏浚两条泄水河，北河经二龙闸，流入圆明园，汇万泉河而归入肖家河、清河。南河流向东南，即长河，为西郊御园通往京城的水路交通要道，长河经广源闸、白石桥、高梁桥至西直门、德胜门，绕城而成护城河，别引一支，由德胜门水关入城，积水潭、什刹海、北海、中南海皆由此供水，环绕紫禁城，从御河桥穿城而出，与护城河水均注入通惠河。长河有另一支流，经八里庄、钓鱼台、玉渊潭、太平湖折向东南，入正阳门、广安门之护城河，亦归注通惠河。这两条泄水河供应着沿途居民、园林、稻田的用水，犹如一根银线，把许多风景点、村庄及市区、宫廷区连缀起来，或浩茫开阔、或腾踊喷薄、或蜿蜒曲折。“此二泄水河皆乾隆年间奉命开浚，每夏间山水盛发，藉此南北二河分酾其势，自是田庐道路咸蒙利赖，无复有泛溢沮洳之虑矣”[28]。

此外，西郊还有万泉河，自成一系，源出于万泉庄之众多泉眼，在长河稍东，与长河平行而流向恰好相反，自南而北，从万泉庄经巴沟、海淀、丹棱沜流入畅春园、圆明园。以前的记载把万泉河的流向弄错了，说丹棱沜之水南流经巴沟至高梁桥。乾隆时详勘水道、为之辨正，指出旧说之误。高梁桥地势高于万泉庄，而万泉庄又高于巴沟、海淀、丹棱沜。故万泉河自南而北流注丹棱沜、御园，而不能逆向至高梁桥。至于高梁桥之水，自玉泉山、昆明湖经长河引来，别出于玉泉山水系。弄清水系源流的不同，才能进行有效的治理。乾隆帝因勘明西郊水系流向，订正旧说之误，高兴地写了如下诗句：“泉出万泉原泻北，石桥惟剩说巴沟。春明日下胥差记，安得高梁有逆流？”[29]

乾隆除扩大昆明湖的水面外，对此两水系经常整理修浚。如圆明园中宽广的福海，呈有规则的正方形，即系加工浚挖的结果。圆明园本无前湖，其地低下潮湿，乾隆二十八年（1763），因其地势，挖出较大水面，形成前湖。乾隆帝的诗中说：“御园之前本无湖，而今疏浚胡称乎？石衢之右地下湿，迩年水潦水占诸。衢左亦不大高衍，往来车马愁泥途。因卑为泽事惟半，取右益左功倍俱。歉岁受雇兼代赈，三冬畚锸集众徒。役成春水有所受，路东泞去诚坦途。”[30]还有玉渊潭、钓鱼台，本金元时胜景，地多泉源，而潭久不修，“每夏秋雨潦，西山麓之支流，亦悉灌注于此，辄沮洳不便行旅。壬辰夏命芟治苇塘，疏剔诸泉，浚治成湖，以受香山新开引河之水，复于下口建设闸座，俾资蓄泄成湖。分引两支，一支达阜成门、护城河经正阳门而东；一支由外罗城经永定门护城河而东，并入通惠河济运。三十九年，命修建台屋，颜其斋曰‘养源’”[31]。经这次疏治，玉渊潭方得保持宽阔的水面，而钓鱼台、养源斋复成胜境。

河流引入城内，缭绕曲折，桥梁闸口甚多，更需时加修浚。乾隆七年（1742）谕：“京城内外水道，甚有关系，年来但值雨水稍骤，街道便至积水，消泄迟缓”，著官员们勘度估修。官员奏复：“京师内外护城河并城内各河及青龙桥至高梁桥一带河道，应按旧址疏浚。至于众水经由各闸口及蓄水四库、泡子湖、太平湖等处，应以次疏浚。城内象房桥、大石桥并朝阳门等处露明沟渠，应行估修。城外天桥东西及牛街、轿子胡同等处板沟，应改砌砖沟。九门大街沟渠甚多应详细注册，分年修理。小街沟渠，照旧例开浚，倍加深通”[32]。这是清代对北京河道沟洫的一次大规模整修，范围包括京城内外的主要河流和主要街道的沟洫，大大改善了北京的供水排水系统。以后又历年维修，如十六年（1751）谕：“乾隆七年修浚京城沟洫桥梁，虽陆续竣工。今又不无淤积”[33]，因此特派河道管理人员，再次“动项兴修”。水流进入市区，不免遭到污染，特别是太液池中的水，要求清洁干净。积水潭地处太液池的上游，二十六年（1761），因其“岁久淤垫，命重加挑浚”。该处住户密集，“旗民夹岸而居，人烟辐辏。因筑墙为之限制，以禁污秽”[34]。

乾隆帝在南郊治水的工程也很大，挖浚南苑的许多水泊。特别是三十八年（1773）疏治凉水河，开凿河道八千余丈。挖出之土，培右安门外甬道。据说还堆了一座小山，即九龙山，“在南顶永胜桥北岸。乾隆间疏浚凉水河之土堆成，自西至东，约长三里，高二三丈不等。委蛇起伏，宛如游龙，环植桃柳万株”[35]，可见其工程之大。

乾隆帝在北京城市和郊区治水，用力甚大，开发水资源、增加水供应。西郊、南郊的河湖面积增加，流量增大，北京的水系，清理出头绪，或蓄或泄，可以挹注。西郊湖泊星布，川渠纵横，大大增添了景区的风光秀色。城内供水充足，水质洁净，泄水通畅，美化了环境，方便了居民生活，也保证了西郊水田灌溉之需。水流全部引入通惠河，较小的船只可直抵朝阳门、东直门，大大便利了交通运输。从通州到京城是漕运的最后一段，“轻船剥运，可达东直、朝阳，转输称便”，“夫东南转漕，国家之大计也。使由通而车载背负，以达于都门，将不胜其劳。则玉泉之利，岂非天地钟灵、神京发皇之祯符哉！”[36]

《冰嬉图》，八旗武士正在冰上操练。

乾隆帝还在北京修建了许多民房，主要是给旗人居住。清朝规定：旗人支饷食俸，不得自行营生，故多穷困拮据，生计仰赖朝廷赐予，住房亦多赏给。由于旗人集中住在内城，故内城多官房。乾隆二年（1737）“奉旨赏给公产地价银十有六万七千余两，建立官房，分给旗人居住”[37]。六年（1741），又官出帑银，借给旗人，助其修理房屋。十九年（1754）又为旗人盖造房舍，谕旨指出，京师街道房屋，应整齐严密。发帑金为八旗增建住房，禁用旧料，并清除街道积土。[38]三十六年（1771），连日大雨，北京坍塌房屋很多，动用广贮司库银297 800两，修房9 000余间，赏给八旗孀妇孤子无力贫穷人居住。[39]西郊还建造了大批营房，赏给八旗兵丁，携眷居住，无异一般民房。香山健锐营的营房有3 750多间。二十七年（1762）和二十九年（1764），修建圆明园护军营房达1万余间，四十五年（1780）又重修1万余间。[40]三十五年（1770），在昆明湖至西直门的长河沿岸，又在长河西岸蓝靛厂后大规模修建火器营的营房，“官廨一千二十四楹，官厅义学等房六十楹，炮甲连房六千三十八楹”，并于附近建演武厅、小教场。[41]乾隆的诗：“西岸营房初建置，无非惠众俾安身”，诗注说“昨岁议为火器营两翼各建营房一区，视健锐营之制，选劲旅居之，演习火器。因于堤西之南坞度地鸠工”[42]。那时，旗人都住在内城，西北郊亦多旗人，故内城和西郊的房屋很多是清廷建造的，并连年拨款进行维修。

乾隆帝对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住房亦给以一定照顾。二十九年（1764）谕：“京师为四方和会之区，各省仕商，向俱僦居外城，而远年屋宇，未免渐有倾颓，多成隙地。既恐不敷居住，且通衢广街，观瞻攸系，尤宜一律整齐，著派阿里衮、舒赫德、陈宏谋、英廉详悉相度筹办，一面绘图呈览，候朕酌量指示，交各该衙门添建房屋，以资官民赁住”[43]。可见皇帝对居民商铺也很关心，详细调查规划，亲加指示。当年拨给建房专款198 820两，共建民房944间，铺面房231间，门楼61座，以低价租赁给汉族官员和商民居住使用，“后陆续增建，地爽僦轻”[44]，改善了一般官员和商民的居住条件。遇有雨涝，京城房屋坍坏，旗民栖宿无所，乾隆帝也加以存恤扶助。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七月初一初二日，“雨水较大，京城内外旗民房屋，墙垣坍塌者颇多。恐无力之家，未必尽能自行修整。朕心深为轸念，著交步军统领衙门详细查勘奏闻。照上年热河赏修民房之例，酌量加恩，赏给银两，以资缮葺”[45]。少数民族迁移到北京居住，也由官府盖房，无偿赏给。如一批维吾尔族搬到北京，乾隆二十八年（1763），清廷在西长安街为他们建房147楹，完全按照维吾尔族的建筑形式和居住习惯。又建造一宏丽的清真寺，“就所居适中之地，为建斯寺。穹门垲殿，翊庑周阿，具中程度。经始以乾隆癸未（二十八年）清和吉月，浃岁落成。回众以时会聚其下，轮年入觐之众伯克等无不欢欣瞻拜。诧西域所未曾睹……国家推以人治人之则，更为之因其教以和其众”[46]。此处一直是维吾尔族聚居之处，俗称“回子营”。

乾隆帝考虑到北京为四方观瞻所系，也注意商业区的整顿。大清门外、正阳门内棋盘街（今建有毛主席纪念堂）店铺很多，“四围列肆，长廊百货云集”。乾隆四十年（1775），整葺一新，周围建石栏，以便交通和贸易。乾隆后期，有人写诗称：“大清门外极平宽，千步长廊列巨观。月午天街明似水，当空一子对棋盘。”[47]这是整葺后该处的景观。前门外是商业区，车水马龙，一片繁华。当时人称：“京城南面，正阳、崇文、宣武，为前三门。各行大贾，俱有会馆寓集”、“上元节，前门外西河沿一带，首饰、绸缎、金珠等铺，比户张灯，夸奇斗胜。盛陈鼓吹笙歌，一路音乐之声不绝。”[48]不料，乾隆四十五年（1780）五月十一日大火，蔓延甚炽，焚毁房屋4 000余间，损失重大，延及正阳门城楼和琉璃厂一带。当时国力鼎盛，民间财富充足，兴工复建，很快就恢复旧观。这年十一月，朝鲜的使臣游北京琉璃厂后，向国王报告：“自琉璃厂失火之后，今才重建。而累万架廛阁，分队成行，或施画绘，或加雕彩，或层屋上涌，或飞梯下垂。且见檐插彩旗，门揭画板，各书以货名。贾胡商蛮，斗毂摩肩，绣幰彩车，交络其中。诚天下之大都会，一代之极繁华也”[49]。这是乾隆中叶后外国人眼中北京的街市盛况，还是在遭逢火灾仅半年以后。商业区的建设多出商民之力，而清廷加以督促、支持，故恢复的速度极快。

乾隆帝还将北京的道路多次展宽、改筑。北京原有的道路，朝阳门外和广安门外为入京的要道，西直门外通往御园，跸路所经，这少数几条干线原为石路，其他大多是土路，刮风多泥沙，下雨成泥泞，行走甚不便。乾隆三年（1738），参领王廷臣奏：“京城九门，南之崇文、宣武，北之安定、德胜，东之东直，西之阜成等门，向未修有石路。每遇阴雨泥泞，行走维艰，请增修石路以惠行旅。再外城广渠门至广宁门，东西十余里，系商货丛集之要路，亦应增修联络”[50]。乾隆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令常明负责建造京城石路，从此，北京的许多重要街道均改筑石路。朝阳门和广安门外原有石路，筑于雍正年间，年久失修，这两条道路是从东西两面出入京师的咽喉，关系重大。乾隆二十二年（1757）进行大修，乾隆帝非常重视工程的质量，叮嘱修路的官吏“毋节帑，毋狭材。帑节是重糜帑也。材狭是重废材也”。因为不恰当地节省金钱、缩减用材，就难以保证工程的质量，反而浪费了金钱和材料。重修的朝阳门石路“计延袤六千六百四十四丈有奇，支户部金二十八万四千九百有奇”。广安门石路“因旧址修筑者一千九百八十四丈有奇，又新道增筑者四百七十七丈有奇，凡支帑金十三万八千一百有奇”[51]。乾隆二十七年（1762）谕旨称：“近来朝阳、广宁（即广安）等门，缮修石道，官民均为便利”。令再修德胜门至清河道路，其余各门，酌量办理[52]。道路需要维修和管理，当时石道均以花岗石铺筑，两旁尚有土道，土道高于石道之处，令沟工处起挑取平，路旁开设沟眼，排泄积水。又规定：轻车和行人走中间的石道，重车走两旁的土道，以免载重量过大，压坏路面。路旁污秽垃圾，规定清理办法，由官府、弁兵、铺户、居民分段负责。“无论大街小巷，各就住房街面，随时自行铲刨，毋许再有堆积”[53]。由于大规模筑路和经常的维修、养护、扫除，保持了首都畅达的交通和清洁的环境。乾隆末，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他们描写了自通州通往朝阳门的石道，“我们所经过的这条道路，不仅是宽阔而且端整，这足以证明中国政府为了便利首都与国内重要部分的交通而动用的这些劳动力。路的中间部分，铺上宽阔的平板石，约二十呎宽，两侧留着足够的地位，可使六辆车子并行无阻，这部分是用石子铺的。而且有成队的工人经常不断的修路，这些工人为了这任务驻扎在路旁不同的地段”[54]。当使团进了北京城，他们所见城内“主要街道，是同样的宽阔、方便，约一百四十呎宽，非常长，但只有两旁的人行道的路面是铺好的。可是，依这城市的方针是不辞劳累地要保持道路中间部分的洁净和去除一切可恶的浊物，因而有大队的清道夫经常在工作”[55]。

为了保持城市清洁，还需注意下水道的修浚，以顺利排泄污水积潦。下水道工程复杂而琐细，或明沟，或暗洫，纵横交错，常需疏通，连这样具体的事也需由皇帝下令执行。如七年（1742）谕旨称：京城街道积水，消泄迟缓，令官员们勘度估修。又十六年（1751）谕：“乾隆七年修浚京城沟洫桥梁，虽陆续竣工，今又不无淤积”[56]。因此特派河道管理人员，再次“动项兴修”。同年规定：京城阴沟，每年春季开沟，令官员查看，“如有淤塞，设法疏通”[57]。三十一年（1766），因京城沟洫失修日久，“物料或渐朽敝”，拨帑银17万两重修。谕旨中说：“此项工程，关系紧要，原不惜多发帑金，为永远利民之举”[58]。三十二年（1767），令官员查看掏沟，“将门面沟渠逐一掏挖，务使户户通联，一律深通，毋致损坏砖石”[59]。三十九年（1774），规定掏沟“定限自二月初开冻后为始，至三月底止，一律完竣”[60]。掏沟之日，秽泥堆积、胡同狭窄之处，车轿难行，必须绕越。故当时有人写诗：“连檐接栋井烟稠，街道专员管岁修。不是车行爱纡绕，春来普律大开沟”[61]。这些开沟挖出的污泥秽物，不准长期堆积市区内，“每岁开沟，所出秽土悉令载徙下洼处所，毋许存留街面”[62]。故平时街道上尚能保持清洁整齐。

乾隆帝还大力建造北京的城墙和城楼。北京的城墙，内城始建于永乐，外城始建于嘉靖，但工程草率，砖块脆薄。乾隆时进行了最大规模的修葺，大部分地段改建重修，严格规定工程质量和城砖规格，改变以前的小砖、薄砖，“均用长一尺五寸、宽七寸五分、厚四寸停泥城砖成砌，每块给砖价银三分六厘三毫”[63]。瑞典建筑专家奥斯伍尔德·喜仁龙详细勘察和研究了北京城墙。他写道：“乾隆在城墙营建史上最突出，无论工程的数量、质量远超过其他时期。”[64]大规模修筑北京城墙在乾隆三十年（1766）以后，当时，全国掀起一股修葺城垣的浪潮，各省府州县，均大兴版筑，“各省城垣有应修葺者，特发帑五百余万缮治之，以资保卫”[65]。北京城墙的修葺，从乾隆三十年（1765）一直延续到嘉庆时，大概起先十年是修葺内城东城垣和外城的南墙垣。喜仁龙说：“（内城）东墙垣仅有很小一部分是乾隆以前修造的。现在的东墙外侧壁，大部分修于乾隆三十年到三十六年之间。这一时期的构筑物，质量精良，可能比任何后世重修部分保存得更为长久。”[66]他勘查外城的南墙，发现大部分城墙均系乾隆时重建，在这里寻得的重修城墙碑记62块，其中乾隆年间的碑记有57块之多。乾隆四十年（1775）以后，修葺内城的北面、西面、南面墙垣。喜仁龙说：“（内城）西城墙的重修年代，一般都稍晚些，即乾隆四十七年和五十二年”。（内城）南城墙的内侧，“大规模整修于嘉靖及乾隆晚年。显然，乾隆年间墙壁砌筑得最为细致平整”。此外，各个城楼也在乾隆时进行改建或维修。特别是地安门北之钟楼，始建于永乐，后毁于火，长期未重建，乾隆十年（1745），谕旨重修“基仍旧址，构用新制，凡柱棁榱题之用，悉甃以砖石，俾规制与鼓楼相称。经始于乾隆十年，阅二年工竣”，新建的钟楼，规制崇闳，上有大钟，为京城报时定更的标准。钟声嘹亮远至十余里外，当时的北京居民，聆听以为生活起居之准节，“当五夜严更，九衢启曙，景钟发声与宫壶之刻漏，周庐之铃柝，疾徐相应。清宵气肃，轻飚远飏，都城内外十有余里，莫不耸听。仿挈壶鸡人之遗制，宵衣待漏，均有警焉”[67]。

乾隆时，北京郊区重建或维修的名胜古迹甚多。其中较重要的如重修金陵，陵在房山县西北20里云峰山中，安葬着金代的10个皇帝，年久荒废。乾隆十六年（1751），命加整修，建金太祖、金世宗二陵的享殿及缭垣。工竣，乾隆帝不殚途远，亲往展谒祭奠。又修葺明十三陵，乾隆说：“朕此次行幸汤山，取道昌平，躬诣长陵致奠，见诸陵寝明楼享殿多有损坏，神牌龛案亦遗失无存。为之慨然弗忍视”，“我国家受天眷命，世德显承。于前代陵寝缮完保护，礼从其厚。此次修复诸明陵殿宇等工，即费至百万帑金，亦所不靳。”[68]重修明陵是为了表示清朝继明朝的正统，优礼前朝，以团结汉族士大夫，具有明显的政治作用，故工程较大，不惜耗费，将十三陵修整一新。至五十二年（1787）工竣，除从户部领取颜料、从工部领取木料之外，实际用银为28﹒6万余两。此外，乾隆又命重修卢沟桥，桥建于金代明昌时，已几度重修，唯地当入京咽喉，行人众多，轮蹄杂沓，故石面损坏，桥洞鼓裂。司工之人，欲拆去桥洞，重新建造。乾隆帝怀疑新建洞门，恐尚不如旧建的坚固，因“命先拆石面以观，洞门皆石工鳞砌，锢以铁钉，坚固无比。因只令重葺石面并桥之两垂，取坡就长，以便重运车行，不致透震洞门，于是成功不毁，人力不劳，自能杜侵冒而复旧观”[69]。由此可见，乾隆帝对许多工程都详细查询，亲自过问，即此一事，亦可见其为政之勤、思虑之细。

在考察了北京的宫殿园林、市政建设之后，可以看到：北京城虽始建于明代，但实际上，几乎所有的重要建筑物、园林名胜、市政设施都在乾隆时经过改建、扩建、维修甚或是新建。用力极大，耗费甚多，建作的时间也很长。可以说北京城处处留下乾隆的印记，他对北京城的建设是有很大贡献的。

注释

[1]《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九，国朝宫室，乾隆元年谕。

[2]《大清会典事例》卷八六六，工部，坛庙规制。

[3]前因居士：《日下新讴》。

[4]《宛署杂记》卷二〇。

[5]《良乡县志》卷六。

[6]《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五二，城市，《隆长寺诗》，乾隆二十一年。

[7]前因居士：《日下新讴》。

[8][9]参见高士奇：《金鏊退食笔记》。

[10]前因居士：《日下新讴》。

[11]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卷下。

[12]吴长元：《宸垣识略》卷十。

[13]《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五九，城市，《御制重修报国寺诗》，乾隆二十一年。

[14]《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九〇，郊坰，《御制海会寺诗》，乾隆二十二年。

[15]前因居士：《日下新讴》。

[16]《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一一〇，京畿。

[17]《御制重修黄寺碑文》。

[18]《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一一〇，京畿。

[19]《御制重修天宁寺碑》。

[20]前因居士：《日下新讴》。

[21]《御制万寿寺碑记》。

[22]《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一〇一，郊坰。

[23]《钦定日下旧闻考》卷八七，国朝苑囿，《御制隔云钟寺》，乾隆十一年。

[24]《清实录》乾隆四十一年正月辛卯。

[25]《清实录》乾隆四十一年三月庚辰。

[26]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三七。

[27]《御制文初集》卷四，《麦庄桥记》。

[28]《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一〇一，郊坰。

[29]《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七九，国朝苑囿，《御制出畅春园自堤上至泉宗庙杂咏》，乾隆三十五年。

[30]《钦定日下旧闻考》卷八〇，国朝苑囿，《御制前湖诗》。

[31]《御制诗五集》卷三八，《题养源斋》，乾隆五十三年。

[32][33]《大清会典事例》卷九三四，工部，桥道。

[34]《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五三，城市，《御制积水潭汇通祠诗注》。

[35]吴长元：《宸垣识略》卷一二，郊坰。

[36]《御制文初集》卷四，《麦庄桥记》。

[37]《大清会典事例》卷八六九，工部，第宅。

[38]《清实录》乾隆十九年正月庚辰。

[39]《大清会典事例》卷八六九，工部，第宅。

[40]《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六七，圆明园护军营。

[41]《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七三，官署。

[42]《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九八，郊坰，《御制过广源闸换舟遂入昆明湖沿缘即景杂咏》，乾隆三十六年。

[43]《清实录》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乙未。

[44]《御制诗五集》卷六一，《洪范九五之一曰福联句》，乾隆五十六年。

[45]《清实录》乾隆三十六年七月甲辰。

[46]《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七一，官署，《御制礼拜寺碑文》。

[47][48]前因居士：《日下新讴》。

[49]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一一册，4702页。

[50]《清实录》乾隆三年七月戊寅。

[51]《御制文初集》卷二一，《重修朝阳门石道碑文》、《重修广宁门石道碑文》。

[52]《清实录》乾隆二十七年十月丙申。

[53]《大清会典事例》卷九三二，工部，桥道。

[54]［英］爱尼斯·安德逊：《英使访华录》，91页。

[55]同上书，96页。

[56][57][58][59][60]《大清会典事例》卷九三四，工部，桥道。

[61]前因居士：《日下新讴》。

[62]《大清会典事例》卷九三四，工部，桥道。

[63]《大清会典事例》卷八六七，工部，城垣。

[64]［瑞典］喜仁龙：《北京的城墙和城门》，32页。

[65]《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一〇八，京畿，《御制过通州诗》。

[66]［瑞典］喜仁龙：《北京的城墙和城门》，87页。

[67]《御制重建钟楼碑记》。

[68]《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一三六，京畿。

[69]《御制诗五集》卷一九，《五福五代堂联句诗注》，乾隆五十年。

第五节　圆明园与大观园

《钦定日下旧闻考》卷八十《圆明园一》有如下记载：

清晖阁北壁悬《圆明园全图》。乾隆二年命画院郎世宁、唐岱、孙祐、沈源、张万邦、丁观鹏恭绘。御题“大观”二字。

乾隆题《圆明园全图》为“大观”，这一点似乎还未被红学家们所注意，它和《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有某些联系呢？

圆明园是雍正为皇子时的赐园，建于康熙五十四年（1789），原来的房舍不多。雍正即位后，经常驻跸于此。雍正、乾隆二朝，叠加扩建，工程浩大，历时甚久。曹雪芹生长于雍乾之际，此时，北京城内和西郊造园之风大盛。《红楼梦》写大观园的建造正是现实生活在文学中的反映。

圆明园的第一次扩建工程大约始于雍正三年（1725），时曹雪芹2岁。几年之内，完成了前后湖周围二十余景。第二次扩建工程，始于乾隆三年（1738），至九年（1744）完成四十景，时曹雪芹15岁。以后仍陆续施工。像今天尚留废墟的西洋楼建成于乾隆十八年（1753），此时《红楼梦》已有甲戌本的初稿。安澜园建成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曹雪芹卒年），之后，狮子林、如园以及漪春园相继建造。可见在曹雪芹一生中，圆明园时时在扩建施工，尤其是乾隆三年至九年，扩建达到高潮，正所谓“恢拓营缮，宏规大起”。

据档案所载：御题“大观”二字的《圆明园全图》是乾隆三年挂在清晖阁墙壁上的，此时还在乾隆扩建以前，因此全图所绘应是雍正扩建后的圆明园旧貌。何以题“大观”二字，乾隆在《圆明园后记》中说：“规模之宏敞，邱壑之幽深，风土草木之清佳，高楼邃室之具备，亦可称观止。”这和贾元春题名大观园时所咏“天上人间诸景备，芳园应锡大观名”是同样的意思。圆明园是康熙赐名，有康熙、雍正两帝御书的“圆明”匾额挂在殿内，乾隆不会去更改这个名字。如果让乾隆另起园名的话，他会不会就用所题的“大观”二字呢？

乾隆大举扩建圆明园正值曹雪芹青年时代，根据曹的年龄、身份、居住地点、社会关系，他很有机会进入圆明园，甚至看见或听说过这幅御题“大观”的《圆明园全图》。

圆明园的建造和管理归内务府负责，曹家是内务府包衣，应有进入圆明园的机会。御园重地，皇帝住园必要肃静回避，严禁闲杂人等出入，但圆明园同时又是不断扩建的大工地，四方云集，人头攒动，非常热闹。曹雪芹长期住在西郊，和圆明园工地近在咫尺，他不会去受雇做工，但工地上的差事很多，他会不会去当个差以挣钱糊口呢？特别是曹雪芹能诗工画，多才多艺，又懂得园林艺术。御园工地不是正十分需要这样的人才吗？曹寅晚年曾监造畅春园，现有从满文译出的内务府奏销档为证。曹家式微后，恰逢圆明园大工举行，他家子弟在此谋个差使也是顺理成章的。如果曹雪芹真的当了差，那就不属于“闲杂人等”，而是每天必须到御园去应值点卯，对那里的景色亲游饱览，必定感受极深。

可惜曹雪芹没有留下生平事迹的材料，几乎他的一切活动，只能作合理的推测而难以确证。退一步说，即使他并没有参加御园工程，按照他的社会关系也能亲闻并熟知圆明园诸景，甚至有进园一览的可能。曹家虽已中落，但有不少上层关系和阔亲戚。怡亲王允祥是曹家的恩主，曹家被抄没后，雍正将他们交给允祥看管。下一代怡亲王弘晓是个最早的红学迷，现在传世的怡府本即是弘晓主持抄录的。兵部尚书傅鼐是曹寅的妹夫，平郡王福彭的生母是曹寅的女儿、曹雪芹的亲姑妈。他们都是雍乾之际炙手可热的大人物，曾陪皇帝游览御园。雍正所写《圆明园记》说：“春秋佳日，景物芳鲜，禽奏和声，花凝湛露，偶召诸王大臣从容游赏，济以舟楫，饷以果蔬，一体宣情，抒写畅洽。”这就是雍正和王公大臣们在圆明园游览、宴会、荡舟、吟诗的情形。特别是福彭，他曾是乾隆未即位时的伴读，在园内的长春仙馆、武陵春色等处读书，每天出入圆明园，对园内诸景必眼熟能详，了如指掌。圆明园扩建的盛况，形诸奏牍谏疏，以致百姓间街谈巷议，是当时北京城的热门新闻。当时的曹雪芹少年好奇，又爱园林艺术，必定会关心和打听消息。他和姑妈、表哥闲话家常也一定会谈到这座人间天上的园林杰作。如果说，他在《红楼梦》中所写的大观园和当时正在扩建的皇家园林有密切关系，这应该不是无稽之谈。

自然，曹雪芹并没有把圆明园搬到小说里去。乾隆九年（1744），圆明园最大的扩建工程完成，此时恰是曹雪芹开笔创作《红楼梦》之际。但刚刚建成的这个被乾隆誉为“天宝地灵之区，帝王游豫之地，无以逾此”的天下第一园，想必给曹雪芹以启示和借鉴，使他能够为红楼诸钗安排大观园这样一个绚丽多彩的活动舞台。

因此，大观园的某些结构与皇家园林有相似之处。例如，它气魄宏伟，范围广大。贾蓉说大观园的面积“丈量了，一共三里半大”，据此估测，将近三百亩。北京城找不出这样大的私家园林。而雍正扩建后的圆明园占地约六百亩，仅比大观园大出一倍。

作为大观园正殿的大观楼“崇阁巍峨，层楼高起”，具有皇家气派，为一般人家所不及。大观园是为贵妃归宁而盖造的“省亲别墅”，贵妃在内宫的位次很高，这座园林的规格就不能与一般富户相比。曹雪芹参考行宫御园的建筑结构来描写大观园，正是符合小说情节和人物身份的需要。

大观园中有个稻香村，“里面数楹茅屋，外面却是桑榆槿柘”，这一派“田园风光”和大观园并不协调，所以贾宝玉批评它“分明是人力造作成的”。曹雪芹安置的稻香村，很有可能是受御园布局的启发。圆明园中的“杏花春馆”、“北远山村”、“多稼如云”都是农村景致。封建时代以农为本，皇家园囿中设置这样的景点，表示皇帝“劝农”、“观耕”的意思，这是私人园囿中所少见的。

大观园中有个梨香园，为伶人所居。这个院落和大观园既连接，又分开，其形式颇似圆明园中的升平署。

大观园中有妙玉居住的栊翠庵，还有玉皇庙、达摩庵，与书中所谓“山下得幽尼佛寺，林中藏女道丹房”类似。圆明园四十景中的“慈云普护”、“日天琳宇”、“鸿慈永佑”，或供神佛，或奉祖宗，一般花园中很少建置庙宇。皇家园林中用以求福祈寿的宗教建筑特别多，如清漪园内的大报恩延寿寺，香山的实胜寺、宝谛寺、宝相寺，北海的永安寺、阐福寺、小西天等均建于乾隆年间。大观园之所以建置庵、庙，可能是受了御园的影响。

当然，并不是说大观园就是圆明园。大观园是曹雪芹为《红楼梦》中众多人物进行活动而虚构的空间环境，它是艺术创造而非实在建筑。执意寻找它是哪个园子，何处府第，岂非刻舟求剑？但是，艺术创造决不能凭空想象，没有现实中的名园胜景，曹雪芹才能再高，想象力再丰富，也难以虚构一座宏伟雅丽、诸景俱备的大观园。大观园是乾隆初年皇家造园风尚鼎盛时期的产物，曹雪芹也许见闻到乾隆御题“大观”的《圆明园全图》。这座集中国古代园林艺术大成的圆明园对触发曹雪芹的灵感很重要，所以圆明园和其他御园很可能是他塑造大观园的主要借鉴。

第九章　人物

第一节　福康安

福康安像。

福康安，字瑶林，满洲镶黄旗人，出于名门富察氏。父傅恒，官居大学士，任首席军机大臣二十多年，是乾隆朝前期最有权势的大臣。祖李荣保，察哈尔总管。曾祖米思翰，康熙时为议政大臣、户部尚书，力主撤三藩。福康安的姑母是乾隆帝嫡妻孝贤皇后，福康安是皇帝的内侄，椒房近亲，一门贵盛。长兄福灵安，多罗额驸，云南永北镇总兵，病死于征缅之役。二兄福隆安，和硕额驸，尚乾隆女和嘉公主，理藩院尚书，一等忠勇公。弟福长安，户部尚书，封侯爵，后因党附和珅，得罪下狱，革爵贬官。亲族中出任高官的很多。伯父傅清，为驻藏大臣，在珠尔默特叛乱中被杀，追赠一等伯。堂兄明瑞与明亮是当时名将，明瑞为征缅军统帅，授将军，孤军深入，后路被切断，战死于缅甸。明亮为多罗额驸，乾隆中从军直至嘉庆时，久历戎行，身经百战，为著名宿将，封兖勇侯。福康安本人更是乾隆朝最重要的将军，戎马一生，征战频繁，功勋显赫，生封贝子，死后追赠嘉勇郡王。有清一代，除清初吴三桂等以及蒙古领袖得膺王爵封号外，异姓封王者仅福康安一个。在福康安率军入西藏、驱逐廓尔喀入侵军时，乾隆本意要给予王爵封衔，因富察氏一门贵盛，故作裁抑，乾隆上谕中说：

前代功臣，原有身非宗室，晋封王爵之例。朕本拟俟红旗递到，加封王爵，以昭异数。今因廓尔喀畏罪投诚，福康安遂传旨受降，班师蒇事。是以止将福康安赏给世职，不克付朕初愿。然由今思之，似此受降藏功，末始非上天嘉佑我君臣之意。盖福康安系孝贤皇后之侄、大学士傅恒之子，如果得成巨功，或可晋封王爵，在朕只以勋劳甚大，用示酬庸，而天下无识之徒，或谬议朕厚于后族，破格施恩，传之后世，亦且以为口实，几与汉唐之宠任外戚者无异，朕将何以自解，而福康安父子兄弟，多登显秩，福康安又荷王封，富察氏一门太盛，于伊家亦属无益。[1]

像福康安这样的重要人物，官书中对他的生年竟惘然失记，而私家记述又不一致。余金《熙朝新语》所说比较可信，余金说：福康安“年十九，以头等侍卫统兵随定西将军温福征大金川”。按福康安赴大金川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以此推算，他当生于乾隆十九年（1754）。《清朝野史大观》卷六《福郡王之薨》称其“本命属戌”。按乾隆十九年为甲戌年，正相符合，可作其生年之佐证。他死于嘉庆元年（1796），年仅42岁，所以乾隆痛惜他死得太早，“年力富强，正资倚毗”。另据舒坤批《随园诗话》，称福康安18岁即为四川总督，按福康安任川督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如此推算，福康安当生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其初次从军金川，年仅10岁，这样幼小的孩子在前线领兵打仗是不可能的，舒坤之说不可信。

乾隆朝的文治武功，在有清一代，极为隆盛。而福康安是当时叱咤风云的大将。乾隆的“十全武功”，他参与其中的三次，即：征金川（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一年（1773—1776））、征林爽文（乾隆五十二年至五十三年（1787—1788））、征廓尔喀（乾隆五十六年至五十七年（1791—1792）），此外，他又参与镇压甘肃石峰堡回民起义（乾隆四十九年（1784））、镇压湘黔苗民起义（乾隆六十年至嘉庆元年（1794—1796））。这五次大战役中，征林爽文、征廓尔喀、征苗，均由福康安出任统帅。他曾担任吉林将军、盛京将军、成都将军以及四川总督、陕甘总督、云贵总督、闽浙总督、两广总督、武英殿大学士。他一生奔波劳碌，足迹遍全国各地以及边疆海疆。他曾渡海赴台湾作战，隆冬入西藏，翻越喜马拉雅山，因事至新疆阿克苏、喀什噶尔查办叛乱事件，又在甘肃、金川、苗疆等深山密林中长期作战，跋涉山川，劳苦功高，三次被图画紫光阁功臣像。乾隆皇帝对他十分宠信依赖。当福康安病殁于征苗军中，乾隆作诗悼惜：“到处称名将，功成勇有谋。近期黄阁返，惊报大星流。自叹贤臣失，难禁悲泪收。深恩纵加赠，忠笃那能酬。”[2]

但是，福康安死后，政治风向变得对他颇为不利。带头起来指责他的正是新皇帝嘉庆，正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新皇帝非常憎恶乾隆最宠任的和珅与福康安，和珅的结局，人所共知，被赐死、抄家、家破人亡。福康安虽然不像和珅那样的凄凉下场，但他已死去多年，仍受谴责，要他对清朝军营中的腐败风气负责，嘉庆九年（1804）和十年（1805）的上谕中说：

自福康安屡次出师，始开滥赏之端，任性花费，毫无节制。于是地方承办之员，迎合备送，盈千累万，以及银牌绸缎，络绎供支，不过以赏兵为名，亦未必实惠尽逮戎行也。

自福康安出师台湾等处，始有自行赏给官兵银两绸缎之事。尔时籍其声势，向各省任意需索，供其支用，假公济私，养家肥己，其后各军营习以为常。[3]

不仅追论罪责，而且罚及后裔，追究其子德麟在迎送福康安灵柩时，勒索银4万余两，责令赔罚8万两。又因事将德麟的贝子爵位革去。此后舆论随风转向，对福康安的批评甚多，有的指责他平庸无能，纨绔成习，不过是靠了椒房之亲、裙带关系，才青云直上；有的说他的功绩，完全是海兰察的，他只是依人成事，得膺王爵之封；有的甚至怀疑他是乾隆的私生子，所以特受宠任。至于记载他的骄横作风和奢侈生活，更是连篇累牍，渲染得淋漓尽致。有的说：福康安台湾战役后，凯旋过浙江“自三衙方舟下严陵，江舟设重楼，陈百戏，中流鼓吹竞作，从官舟衔舳舻，并两岸疾下”[4]，有的说：“福瑶林用兵时，大军所过，地方官供给动逾数万。福既至，则笙歌一片，彻旦通宵……善歌昆曲，每驻节，辄手持鼓板，引吭高歌，虽前敌交绥，血肉横飞，而余音袅袅未绝也。”[5]

平心而论，福康安骄奢成习，生活豪侈，供应铺张，确是事实，甚至勒索地方、袒庇部属亦所不免，这是他的弱点，也是清中叶以后许多将帅的共同点。但从成就的事业和个人勤劳、才能来看，不失为18世纪将帅中的佼佼者，在中国军事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他的一生复杂而富有传奇性。人们指责他要对清朝武装力量的衰败负主要责任，当然，福康安作为最重要的统帅，军营中滥赏需索甚盛，福康安难辞其咎。但清朝军营贪污腐败之风，是整个政治腐败的反映，并不是福康安一人所造成的。嘉庆常常指责福康安开军营滥赏之风，“仁宗既亲政，屡下诏戒诸将帅，毋滥赏，必斥福康安”[6]。其实，滥赏之风有更深刻的根源，是武装力量衰落中的一种刺激和补救措施。早在福康安之前，此风已开。魏源说：“国朝武功之赏，至乾隆而始重……汉人封五等，无世袭例。至乾隆三十二年，始概予世袭罔替，盖承平久，则人习宴安，非此不足以振励戎行也。”[7]乾隆三十二年（1758），福康安还是个三四岁的小孩，而军营滥施封赏就已盛行了。

福康安参与了五次大的战争，四次都是镇压农民和少数民族，一次是为了保卫西藏，击退外国入侵军。凭借当时强大的军力和富盛的财力，他出师屡捷，所至必然，但也历尽艰辛，胜利来之不易。他组织了在风涛中的渡海作战，参与了丛山密林中的攻碉战，指挥并亲自翻越喜马拉雅山，进行旷古未有的最艰苦的高山作战。在当时的物质条件和交通条件下，组织这些战役的艰难是显而易见的。福康安40多年短促的一生都是在战斗环境中度过的，军书旁午，夙夜勤劳，才赢得了紫阁图形、封王进爵的最高颁赏。他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长年奔走跋涉，风尘仆仆，冲锋陷阵，刀光剑影，说他无功受禄、因人成事是不公正的。人们指出他的豪华奢纵，这是确有根据的，但也应该看到他杰出的军事才能和不畏艰险、勇于任事的精神，他是中国军事史上有所建树、值得称道的一位重要统帅。

金奔巴瓶。

福康安参加的多次战争中，最重要的是乾隆五十七年（1792）的征讨廓尔喀之役。这次战争，翻越世界屋脊，行程最为险远，而且，它在政治上具有重大意义。廓尔喀是当时统治着尼泊尔的一个部族，勇悍善战，且有英国支持，武器精利。廓尔喀垂涎西藏的财富，乾隆五十四年（1789）入侵西藏，清廷即曾派兵入藏，因路程遥远，尚未发生大的战斗，即议和了事。两年（1791）以后，廓尔喀军再次入侵，竟占领了班禅额尔德尼驻锡的日喀则，洗劫札什伦布寺，将乾隆赐予六世班禅的大量珍宝财物抢掠一空。当时六世班禅逝世不久，驻藏大臣中竟有怯懦昏愦、提议放弃拉萨、将达赖喇嘛移居青海的主张。乾隆帝坚决驳斥此议，派福康安率兵入藏，进行了一场艰苦的行军和激烈的战斗，将入侵军驱逐出境。福康安深入廓尔喀境数百里，“经越艰险，冒雨步战，手足胼胝，用兵之难，为从来之未有”[8]。最后议和班师，成功地保证了西藏的安定和领土完整。当时廓尔喀背后有英国的支持，廓尔喀军入藏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对我西藏地区最早的侵略意图，因此廓尔喀战争后的第二年，英使马戛尔尼来到北京，对于领兵入藏的福康安颇为敌视，印象不佳。廓尔喀之役是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民继郑成功收复台湾、康熙进行雅克萨战争之后又一次和外国侵略者的斗争，是保卫祖国神圣领土的正义战争。福康安作为统帅，成功地组织了进军，胜利地完成了反击作战，驱逐了廓尔喀军，其历史功绩应予充分肯定。战后，福康安办理西藏善后事宜，改革达赖、班禅及其他活佛的继承制度，设立金奔巴瓶，转世灵童由抽签决定，减少了因继承而起的争端，又加强驻藏大臣的职权，增进内地和西藏的联系，改革西藏军政，加强其防御能力。福康安主持办理，其功自不可没。

福康安生活奢侈，但战场上却能披坚执锐，不是生长在绮罗丛中的懦夫。19岁从征金川，他亲临前线，冲锋陷阵，躬冒矢石，尚有早年八旗将士的遗风。在一次战斗中，金川兵“乘雪雾，潜登山，犯付将常禄保营。福康安夜率兵八百，冒雨毁垣入，杀数贼，立毁碉”。在另一次配合海兰察作战时，福康安“疾驱众越过重壕，冒枪石与贼持，使不得他顾，我兵遂得尽破喇穆喇穆碉卡”[9]。福康安在金川三年多，一直在最前线作战，参加了攻打金川据点勒乌围与噶拉依的最激烈的苦战，战功卓著。战争结束后，封为三等嘉勇男，列名于前五十功臣，御制赞曰：“代兄以往，继父而奋。矜许廑励，王臣之荩。登碉夺砦，那须蒙甲。嘉勇锡名，世传勋业。”他所得封爵和赞词是和三年战绩相联系的，并不是无功受禄。

在参加的所有战役中，福康安都是胜利的一方。这固然是由于当时清朝尚有强大的实力，而对手比较弱小，力量的对比决定了战争的结局，但和福康安的作用也有关系。他直接指挥的战役共有三次，即镇压台湾林爽文和湘黔苗民、驱逐廓尔喀入侵，这几次战役都是先败后胜，起先清军作战均失利，在派遣福康安为统帅后，才扭转战局，反败为胜。如台湾之役，林爽文起义军在一年时间内屡次战胜，几乎占领了台湾全岛，清朝派往的将帅先后有黄仕简、郝壮猷、常青等，发兵不为不多，但被起义军打得龟缩在几个孤立的据点中，局势已完全失去了控制。福康安渡海赴台，立解诸罗之围，两个多月时间，瓦解了起义军，擒俘了林爽文。故乾隆非常称赞他的指挥才能，说“其经画周密，贤于施世骠、兰廷珍远甚（指施、兰二人康熙六十年渡海赴台湾，镇压朱一贵起义）……不以福康安易常青之将军则成功必迟”[10]。又如征讨廓尔喀，在第一次廓尔喀战斗中，清廷派鄂辉、成德、巴忠率军入藏，但实际上未曾作战，仅仅用银钱换得了与廓尔喀入侵军的和议，敷衍了事，故不久廓尔喀再次入侵，这才改派福康安入藏，着实打了几次硬仗，越过喜马拉雅山，进入尼泊尔境内，赢得了此后西藏边界的长期安宁。再如，湘黔苗民起义，在福康安率军到达以前，苗民群起抗清，阖境鼎沸，也是福康安深入苗疆，逐步推进，激战一年半，才削弱了苗军的势力。尽管其中两次都是镇压国内人民的非正义战争，但从战争的胜负来看，福康安扭转败局，调度有方，不能不承认他有很高的指挥才能。

有人说：福康安是庸碌之才，不过他每次战斗都和能征惯战的海兰察在一起，他只是因人成事，依靠海兰察才建立了卓越的战功。魏源就说过：“天生海兰察以成就福康安之功名”。从福康安一生的事迹、战功来看，说他是庸才，有欠公允。乾隆对福康安有“秉性忠纯，才猷敏练”的评价，前一句是指他忠于清朝、忠于皇帝的政治品质，后一句则是指他作战、理政、治理的实际才能，应该说，乾隆的评价是比较恰当的。福康安依靠勇猛的海兰察，这是事实。海兰察功大而性傲，年资高于福康安，福康安从军金川，海兰察已是参赞大臣。福虽出自名门、皇帝近亲，但位卑资浅，还是个不到20岁的孩子，而辅佐海兰察作战，颇为得力。10多年后，在台湾作战，海兰察仍为参赞大臣而福康安则是全军的统帅，但福康安对海兰察以前辈相待，敬礼有加，趋拜下风，两人始终团结无间。海兰察作战极为出力，这正是表明了福康安尊贤用能，不因位高而倨傲的大将风度。这一点还是乾隆皇帝看得透，有一次他询问大臣，福康安和另一统帅阿桂的才能相比何如？大臣说：“阿桂能指挥海兰察，福康安则极力周旋之，方得海兰察之力，以此不如阿桂”。乾隆说：“汝所言亦是。但阿桂出师西域，海兰察系末弁，夙感阿桂拂拭之恩，故愿效驱策。海为金川参赞，福康安尚系领队，一旦骤临其上，不能不谦谦自下，倚为干城。两人境地不同，福善周旋，是以平贼。”[11]这正是福康安作为统帅的优点所在。

阿桂像。

福康安不但倚靠海兰察，还提拔、重用一大批战将，如普尔普、台斐英阿、额勒登保、德楞泰、杨遇春以及明亮、奎林、鄂辉等人。在福康安的周围，团聚和形成了一个颇有战斗力的集体，才能建立功勋，所向克捷。18、19世纪之交的著名战将，大多出于福康安的麾下，这也表明了他对人才的重视和奖掖。

福康安家赀富有，挥霍成性，却不是一个只会享福的纨绔子弟。他作战时身先士卒，行军时不避艰苦，乾隆说他“素性勇往急公，能耐劳苦”[12]，这并非虚誉。入西藏作战，正当岁末，大雪封山，路途难行。朝廷限令他40天到达西藏。为了行程迅速，福康安选择了从青海入藏，这条路线较近捷而条件极为恶劣。“青海口外，俱系草地，时值隆冬，冰雪甚大，炊爨维艰，牧饲缺乏”[13]。福康安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十二月初一日从西宁出发，翌年（1792）正月初三到达青藏边界，正月二十日到达拉萨。隆冬季节，由此路入藏，即使在今天的交通条件下也是十分艰难危险的，而福康安轻骑简从，在冰雪中跋涉，有时马不能行，只能与士卒一起步行，走过这段艰难的路程，这足以说明福康安绝不是只知享福行乐的纨绔子弟。乾隆御制诗章以表扬这次行军：“然以隆冬行，草枯雪过膝。未免跋涉艰，兼之山气逼。先是有烦言，胥恐行难必。予亦为之虑，率勿安晨夕。将军（指福康安）持志坚，辛苦所弗恤。”[14]在西藏高原的战斗十分艰苦，许多人因高山反应和水土不服而病死，海兰察得病回北京，不久死亡，高级将吏如驻藏大臣舒濂、参赞大臣奎林（福康安之堂兄）、乾清门头等侍卫哲森保、总兵张芝元等均病死西藏。福康安自己也“感寒触瘴，旧病顿发”，回程时病倒巴塘多日。又如在湘西和贵州进攻苗民，“该管深林密箐，路径险阻，大半步行，兼以雾雨连绵，气候蒸热”[15]，“福康安、和琳（和珅之弟，与福康安同在军中）……不分昼夜，且攀陟险阻于崇山峻岭之间，绕道进取，往来跋涉不下二三百里之遥，备尝劳7，几于不忍披阅”[16]。福康安在征苗中度过了一年半，终因劳累过度，原来很健壮的身体垮了下来，一病不起，苗民尚未完全镇压下去，他与和琳相继病死于军营中。

福康安不但有军事才能，也有政治见识和办事能力，乾隆帝说他“平日办事细致，于属员贤否亦能留心察看而眼力又不平常”[17]。台湾和西藏的战争结束后，他主持办理善后事宜，拟订章程，恢复秩序，发展生产，巩固防务，建造城垣，对于海疆和边疆的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他在云贵总督任内，整顿铜矿事务，极为尽力，使滇铜产量增加，运道畅通，源源不断地供应鼓铸，因而交部议叙，受到嘉奖。乾隆帝以福康安为办事干练的榜样，高兴地说“可见督抚等于地方公事，尽一分心力即有一分功效”[18]。

人们往往把福康安与和珅相提并论，指为乾隆后期一武一文两个佞臣，甚至说他们二人勾结，朋比为奸，败坏朝政，这种说法也有欠公正。福康安虽与和珅一样得到乾隆的宠信，但福康安劳苦功高，战绩显赫，与和珅一味以谄媚得宠是不相同的。福康安的弟弟福长安确与和珅勾结，和珅赐死，清廷对其党羽的处理比较宽大，唯福长安下狱、夺爵、抄家。但福康安和福长安不是一回事，福康安不但没有党附和珅，两人还存在一定的矛盾。轰动一时的李天培案件即透露了和珅与福康安存在矛盾的信息。李天培是湖北按察使，因私运木植1 900根，被劾革职，充军伊犁，查出其中有福康安的木植800根，福康安也因此得罪，革职留任，罚总督养廉银3年，公俸10年。而告发此案的正是和珅的弟弟，当时任巡漕御史的和琳。这是和珅对福康安的一次公开打击。和珅深知福康安受帝信任，恐怕动摇了自己的地位，千方百计找福康安的岔子，并令福康安长期出差或外任，不让他留在皇帝的身边。福康安率军进西藏，“时青草未茂，马皆瘠疲，粮饷屡绝。运粮布政使受和珅指，欲绝其饷，以令其自毙。赖福康安行走疾速，于四旬至前藏”[19]。福康安之母病死，廷旨不让他回京祭葬，福康安竭力请求，谕旨才准他回北京，但只能在郊外母柩安厝地祭奠，不许进北京城，不许至热河觐见皇帝，这种违反常理、不近人情的命令，恐怕也出于和珅的意志，可见两人矛盾之深。福康安与和珅的弟弟和琳一起入藏，一起攻番，和琳事事进行牵制。后来，嘉庆皇帝的谕旨中说：“和琳同福康安剿办湖南番匪，亦因和琳从中掣肘，以致福康安及身未能办竣。”[20]可见福康安并未勾结趋附和珅。

总之，作为乾隆朝重要历史人物的福康安，虽有骄横、婪索、挥霍的坏作风，但南征北战，戎马一生，驰骋疆场，尽管他多次镇压人民起义，但入藏之役，反击侵略，安定边疆，功绩甚大。他所参加的战争比前于他的兆惠、舒赫德、阿桂更频繁，比后于他的额勒登保、德楞泰、杨遇春更重要，他不失为中国军事史上的一位重要统帅。但他死后，由于新皇帝嘉庆对他的嫌恶，对他颇多指责，他的缺点被夸大渲染，他的功绩被掩没。时间已经过去200年了，时过境迁，这位曾经叱咤风云显赫一时的统帅的名字几乎已被人忘掉了，但作为历史专业工作者正好可以摒除一切成见和影响，客观而冷静地审视他的一生，对这位重要历史人物作出公正、恰当的评价。

注释

[1]《清史列传》卷二六，福康安。

[2]《清史列传》卷二六，福康安。

[3]《御制诗余集》卷六，《闻贝子大学士福康安在军营病故，诗志悼惜》。

[4]《国朝耆献类征》卷三四，《福康安》。

[5]易家夔：《新世说·豪爽》。

[6]《清史稿》卷三三〇，《福康安》。

[7]魏源：《圣武记》附录卷一一，《武事余记》。

[8]《清实录》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壬申。

[9]《清史列传》卷二六，福康安。

[10]《清实录》乾隆五十三年三月癸酉。

[11]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一一。

[12]《清实录》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壬寅。

[13]《清实录》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戊子。

[14]乾隆：《御制诗五集》卷七〇，《进剿廓尔喀兵行事宜，诗以志慰》。

[15]《清实录》乾隆六十年九月己未。

[16]《清实录》乾隆六十年八月丁亥。

[17]《清实录》乾隆五十四年五月乙丑。

[18]《清实录》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丁丑。

[19]《国朝耆献类征》卷三四，福康安。

[20]《清史列传》卷二九，和琳。

第二节　曹雪芹与平郡王福彭

《红楼梦》是蜚声世界的伟大现实主义小说，但作者曹雪芹的事迹湮没不彰，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文学史上的憾事。

有关曹雪芹的资料极少，故他与平郡王福彭的往来无文献可征。但福彭是曹雪芹的亲姑表兄却是无疑。康熙四十五年（1706），康熙帝传旨令曹寅之妻送女北上与王子完婚，此王子即讷尔苏，袭封平郡王。曹氏所生子即福彭，为雍乾之际政坛上的重要人物。曹氏活得较长，亲姑妈在世的时候，曹家无论如何败落，至亲骨肉，往来必甚频繁。据档案记载，曹頫革职抄家，返回北京，金陵的房屋归继任织造隋赫德所有。雍正十一年（1733），老平郡王讷尔苏（时已革爵）曾帮着曹家向隋赫德索借银两3 800两，隋赫德不敢违抗。可见平郡王府对曹家的护持。《红楼梦》中描写几个大家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曹家的阔亲戚、老关系还不少。因此乾隆初年，曹家家道尚不至败落，福彭和曹雪芹也谊属至戚。过去对福彭的了解不多，但在《清实录》和乾隆帝的诗文中却保留着相当丰富的资料。福彭和一般庸碌王公、八旗子弟不同。他英年早慧，才华出众，受到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的赏识。曹雪芹和他年龄相差不大，福彭长于曹雪芹6～7岁或10余岁（因曹雪芹生年尚无定说），两人必有往来。除至亲关系外，亦当有惺惺相惜之情。由此推想：曹雪芹思想和性格的某些方面也许受到表哥的影响，在文献不足征的情况下，这一推想有相当的合理性。

福彭是努尔哈赤的八世孙，属于代善、岳托的支裔。岳托因功始封克勤郡王，是清代世袭罔替的八家“铁帽子王”之一，后改称平郡王。福彭幼年聪明伶俐，被康熙皇帝看中，养育宫中，这是特殊的恩宠。康熙的嫡孙近百人，多得认不过来，被养育宫中的只有弘历（即乾隆）、弘皙等数人。后来乾隆对此津津乐道，引为殊荣。非颖慧特殊之儿童，虽嫡孙也不能得此待遇。福彭以远支宗室，幼时养育宫中，必有过人之才质。

雍正四年（1726），讷尔苏得罪革爵，年仅19岁的福彭继其父为平郡王。六年（1728），被雍正选入内廷，与皇子们一起读书，同学五人，即皇四子弘历、皇五子弘昼（后封和亲王）与康熙的两个小儿子皇二十一子允禧（后封慎郡王）、皇二十四子允祕（后封诚亲王）。这五个同学内，福彭最大，年21岁；允禧、弘历、弘昼同年，18岁；允祕最小，13岁。雍正帝对皇子的教育十分重视，慎选师傅，他特别挑选年龄稍长的福彭，与弘历等同窗学习，必是看中了品学兼优的福彭，希望他的为人和学业能影响年龄稍小的皇子们。

在内廷学习期间，雍正八年（1730），福彭曾奉命至盛京修治皇陵前的河道，又派管旗务，署理都统，擢宗人府宗正，又派在军机处行走。雍正九年（1731），清军与准噶尔大战于和通泊，清军战败，溃不成军，这是历史上著名的“辛亥之败”。当时，前线紧急，军队要进行整顿、改组，需要一位有胆有识、英勇能干的统帅。满朝无数宿将，雍正帝都没有看中，却毅然遴选尚在书房读书、25岁的青年福彭为定边大将军，赴前线指挥。让他肩负军事重担，这在当时是惊人的破格之举，亦可见雍正对福彭的信赖和器重。

弘历和福彭长年同学，相知甚深，情谊尤笃。当时弘历称“圆明居士”，弘昼称“旭日居士”，这是雍正帝给他们兄弟俩取的雅号，福彭亦称“如心居士”，他敢采用与皇子们类似的雅号，可见同学关系之亲密，这一雅号可能也是雍正帝赐名。弘历即帝位以前，将自己的诗文辑为《乐善堂全集》。时福彭已统军赴边疆，万里以外，为此书作序。福彭平生所作，除奏折，殆无存留，唯此序文刊载于御制《乐善堂全集》之卷首。可见福彭与乾隆帝关系之深。《乐善堂全集》内赠福彭的诗文甚多。弘历对这位学侣极为推重称赞，说福彭“虽年少而器识深沉，谦卑自牧，娴学问，通事理”[1]。更难得的是福彭文武全才，晓畅兵机。福彭为大将军，统兵赴乌里雅苏台，启行之日，弘历亲自送行至京郊清河，依依惜别。弘历青年时代，除了自己的弟弟和年轻叔叔之外，福彭是他的唯一挚友。福彭在边陲3年，弘历屡次题赠诗句，称“武略文韬藉指挥，书斋倍觉有光辉”，“暖阁薰炉刻漏移，闲情万里忆相知”，“如心居士知无恙，两字平安藉送来”，可见弘历对福彭的赏识和眷念之情。

福彭受康熙恩养、雍正拔擢、乾隆赞誉，三朝知遇，在历史上极为罕见。这三个皇帝都是中国历史上的英明君主，不轻易赞许别人，是福彭必有过人之才资，才得以重用。曹雪芹有这样一位出类拔萃的亲表兄，想必受其熏陶。在曹雪芹这位伟大作家的成长史上，福彭当是一位重要的人物。有些文艺作品中写了平郡王福彭，但性格较粗鲁，资质平庸，与一般八旗子弟相似，与真正的福彭相距甚远。

福彭治军有方，曾驻节乌里雅苏台、科布多、鄂尔坤等地，又筑城额尔德尼昭。雍正十三年（1735），雍正皇帝死，乾隆即位，立即召他的挚友福彭回京，参加总理事务处，为协力总理，地位在老资格的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之下，而居鄂尔泰、张廷玉、讷亲之上。福彭在雍乾之际的政治舞台上是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

尽管福彭才德兼优，与乾隆同窗至好，且一度被重用，但后来这颗明星反而逐渐黯淡。虽曾管理正黄、正白旗事务，但未曾大用，不掌握朝政大权，其原因尚待进一步探索。这可能与乾隆帝用人的路线有关。乾隆帝鉴于康熙、雍正两朝宗室王公掌权，兄弟阋墙之教训，完全排斥宗室亲贵执政，而起用讷亲、傅恒等人。乾隆初，果亲王允礼逝世，庄亲王允禄得罪黜退，平郡王福彭也在改组总理事务处、恢复军机处时退出中枢政权。终乾隆之世再也没有宗室王公参加中枢政权。乾隆对他们礼遇隆厚、优给俸禄而不假以事权，年轻有为的福彭从此息影政界。乾隆十三年（1748）十一月，福彭病死，年41岁。谕旨称：“平郡王宣力有年，恪勤素著，今闻患病薨逝，朕心深为轸悼，特遣大阿哥携茶酒往奠，并辍朝二日。”这是特殊的恩礼，乾隆帝对这位昔年的老同学还有相当旧情。

福彭死时，曹雪芹正在创作《红楼梦》。书中所写富家生活，既有破落前曹家生活的实录，也有采自其他的王公家庭。平郡王家是当时最显赫的贵族家庭，又是曹雪芹的至亲，曹目睹姑母家的奢华与排场，印象必极深刻，故能对18世纪满人贵族的豪富生活写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

注释

[1]《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七，《送平郡王往盛京修理福陵前河道序》。

第三节　关于香妃的传说

轰动一时的“香妃戎装像”。

社会上流传，乾隆中清军平定回疆，得小和卓霍集占之妃，号“香妃”，献于乾隆帝，但香妃怀念故国，暗藏利刃，欲刺杀乾隆。皇太后知其事，乘乾隆外出，将香妃杀死。还说：香妃死后归葬故乡，今喀什噶尔东有香妃之坟墓。其事，在清末王闿运的《今列女传》中即有“回妃”欲刺乾隆的记载。其故事梗概，与后来传说的香妃相同，但尚无“香妃”之名。1914年，故宫陈列出所谓“香妃戎装像”的油画，画的是身穿铠甲，佩剑挺立，英姿勃勃的女子，据说是郎世宁所画，像下有事略介绍：

香妃者，回部王妃也。美姿色，生而体有异香，不假熏沐，国人号之曰香妃，或有称其美于中土者。清高宗闻之，西师之役，嘱将军兆惠一穷其异。回疆既平，兆惠果生得香妃，致之京师，帝命西内建宝月楼居之。楼外建回营，毳幕韦鞴，具如西域式。又武英殿之西浴德堂，仿土耳其式建筑，相传亦为香妃沐浴之所。盖帝欲借种种以取悦其意，而稍杀其思乡之念也。讵妃虽被殊眷，终不释然，尝出白刃袖中示人曰：“国破家亡，死志久决，然决不肯效儿女子汶汶徒死，必得一当以报故主”。闻者大惊，但帝虽知其不可屈而卒不忍舍也，如是者数年。皇太后微有所闻，屡戒帝弗往，不听；会帝宿斋宫，急召妃入，赐缢死。[1]

故宫展出了香妃像，轰动了当时的北京城，观者如堵，街谈巷议。此后，各种野史、演义，敷衍陈说，香妃的故事愈益曲折离奇。事实上，展出的香妃像虽系宫中女子，但是否即为香妃，并无确据。事略介绍系当时陈列者杜撰，不足深信。

香妃便服像。

乾隆帝于平定回疆后，确曾纳一维吾尔族女子为妃，为和卓家族后裔，故谕旨中称她为和卓氏或霍卓氏，初封和贵人，后封容妃，此外，并无另一维吾尔族妃子。所谓“香妃”，即由容妃附会而来。唯容妃的情况和事略与介绍中大相径庭。此数百字之事略介绍中，可指出的谬误甚多：一、容妃系和卓家族后裔，非和卓之妃；二、所谓“生而体有异香”，从生理学上看，是不可信的；三、西内宝月楼建于容妃入宫之前，并非为容妃所建；四、浴德堂在武英殿侧，地处外廷，为臣工往来之地，内廷妃嫔岂能在此沐浴；五、容妃在宫中生活28年，无袖刃行刺之事；六、容妃系病故，非被皇太后缢死；七、容妃死时，皇太后已死11年，岂能杀容妃。由此可见，香妃的故事多出向壁虚构。

喀什和卓坟。

容妃的曾祖是回疆白山派著名领袖阿帕克和卓之弟喀喇玛特，喀喇玛特之子墨敏生子六人，其第三子阿里和卓即为容妃的生父。阿里和卓早死，容妃随其五叔额色尹、六叔帕尔萨与胞兄图尔都长大。[2]故容妃与回疆叛乱之小和卓霍集占是远房堂兄妹，而非其妃。额色尹一家曾反对霍集占等叛乱，清军平回疆后迁居北京。现存清朝档案中有一份《容妃遗物折》，记载容妃死后其所遗衣服首饰分送各处，名单中即有“丹禅”（娘家人）公额思音（即额色尹公爵）、帕尔萨、图尔都之妻（即容妃之嫂）及容妃之姊妹。这份档案中所载容妃的娘家人甚明。按额色尹、帕尔萨、图尔都均名列清朝史籍，为维吾尔上层贵族，与大小和卓布拉尼敦、霍集占一样，早年被准噶尔拘留在伊犁。清廷平准部，达瓦齐失败，额色尹等即回到叶尔羌。因不肯随从霍集占等叛乱，避居布鲁特。乾隆二十三年（1758）底，兆惠攻回部，在黑水营被围，额色尹、图尔都曾联络布鲁特人进攻喀什噶尔，以声援清军。史载：“乾隆二十三年，闻大军征霍集占，抵叶尔羌。霍集占抗诸喀喇乌苏，（图尔都）阴以布鲁特兵，从额色尹，攻喀什噶尔，分贼势。”[3]由于额色尹、图尔都与布噜特兵配合作战，使布拉尼敦不得不分兵回援喀什噶尔，减轻了黑水营清军的压力。平定回疆后，清廷论功行赏，给以优遇。但额色尹等系和卓家族，清廷怕他们留在回疆，以和卓名义，鼓动群众，肇生事端。如兆惠所说：“因思伊等系霍集占同族，又与布噜特相契，恐回人等又以伊等为和卓，妄行敬信。”[4]因令额色尹等入觐，趁机将其合族迁居北京。这次从南疆迁京的维吾尔族上层家族甚多，除额色尹家族外，尚有功高势盛的霍集斯全家。霍集斯曾生擒达瓦齐，说降和阗，转战黑水营，追敌巴达克山等，立下重大功绩，但清廷也不放心他留居故土，令其入觐。启行后，即强制将他全家分批迁移北京。乾隆二十四年（1759）十二月有一道谕旨：

从前密谕办送霍集斯及诸子来京者，恐其仍居旧地，或滋事端。今霍集斯既情愿入觐，而沿途行走情形，又毫无可疑。则伊来京后自必加以恩赏，俾得安居。此时漠咱帊尔（霍集斯之子）等尚须办理起程，并传谕舒赫德等遵照节次谕旨，毋使长途劳苦。伊等起程后，则所查霍集斯之家口，不妨明白晓示，以霍集斯蒙恩旨留京，来取家属团聚，务宜供给饶裕，加意照看。盖伊等非获罪之人籍没家产者可比，所有积蓄俱一同办送，仍约束兵丁回人，毋许妄行偷窃，其田园房屋，亦应变价给赏，以资生计。[5]

从霍集斯家族的遭遇可见，他们迁来北京是圣旨强迫，并非自愿，而且分批迁徙，先以入觐名义将霍集斯召往北京，然后又命其子漠咱帊尔入京，最后才明白晓示迁往北京的圣命，取其家属晋京。皇帝担心士兵们执行强制迁徙可能会发生暴虐不法行为，故谆谆嘱咐不可像对待罪犯被抄家的人一样。他们入京虽待遇优厚，却是迫于皇命，并无自由可言，故乡的田园房屋，亦俱行变卖。额色尹家族迁京和霍集斯家族同时，情况亦相类似。额色尹并无霍集斯那样的功劳和实力，但身为和卓家族的成员，处危疑之地，合族迁京，当亦迫于皇命而非自愿。他家亦系分批入京，额色尹于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先晋京入觐，图尔都则于十二月到京。这时乾隆给兆惠的谕旨中说：“除兆惠所奏现在送京之图尔都和卓外，仍将伊等家口送京。其玛木特（系额色尹之子、容妃之堂兄）之子巴巴和卓，兆惠等回京时亦即同来。”[6]可见额色尹、图尔都之家口，包括额色尹之孙巴巴和卓在内是兆惠班师回京时携带同来的，兆惠班师回北京已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的二月底。但容妃来京略早，可能是和他的哥哥图尔都同行，因据档案所记，乾隆二十五年二月初四日新封和贵人，赏赐珍珠首饰金银缎裘等物。[7]可见她二月以前即已入宫，并不是随兆惠到京的。容妃生于雍正十二年（1734），入宫在乾隆二十五年初，时为26岁。当年六月十九日皇帝进皇太后及赏赐皇后等18人荔枝，即有和贵人在内、名列倒数第二，在瑞贵人之前。[8]二十七年（1762）晋封容嫔，三十三年（1768）晋封容妃，曾多次随同皇帝外出，至避暑山庄、木兰围场并南巡江南、东巡曲阜、谒陵盛京。容妃的叔叔额色尹封辅国公，哥哥图尔都初封一等台吉。和贵人入宫不久，乾隆即将宫内女子巴朗赐给图尔都为妻。二十七年和贵人晋封容嫔，图尔都追论攻喀什噶尔功，晋封辅国公。图尔都、额色尹死后，其后裔例应降等袭爵，但都破例仍袭封辅国公。

容妃病逝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四月十九日，享年54岁，她住在内宫28年，颇得皇帝宠爱。生前长期保持着伊斯兰习俗，不食猪肉，故历年赏给容妃的食品单中，多牛羊肉瓜果，而无猪肉，且长期穿用伊斯兰服饰。传说中所谓香妃被皇太后赐缢是绝无其事的，皇太后即乾隆生母孝圣宪皇后，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已死，岂能在五十三年杀死容妃。

容妃死后，葬于遵化清东陵。据《大清会典事例》载：五十三年“奉移容妃金棺于纯惠皇贵妃园寝，安设神位于舒妃之次”[9]。这里安葬着乾隆帝的36位妃嫔，在明楼东部第二排第一号即为容妃之墓。墓已被人盗掘，且长年失修，墓穴塌陷。1979年至1982年将地宫清理修整，清理出头骨和部分残骸、六颗牙齿和一条花白的发辫，经医学鉴定，其体型与维吾尔族属相符，其棺木上尚能辨认有用维吾尔文书写的古兰经文。这座墓穴的主人，应是乾隆的维吾尔族妃子容妃无疑。

今新疆喀什市有一座建筑宏伟的坟墓，传说香妃死后归葬于此，或称“香娘娘庙”，为乾隆敕建，这都是讹传。事实上这座墓维族人称为“阿巴和加玛札”，实为白山派首领阿帕克和卓及其父亲的葬地，后来他们的后裔也多安葬于此，实为容妃高祖、曾祖及祖辈、父辈的墓地，与容妃本人无关。“阿巴和加”即阿帕克和卓，“玛札”即圣人的坟墓，其义甚明，这座坟墓在容妃入宫之前即已存在，自非乾隆敕建。当平定回疆时，清廷下令保护先世和卓的坟墓，“霍集占等虽负恩肆恶，自取诛戮。至其先世，君长一方，尚无罪戾。今回部全定，喀什噶尔所有从前旧和卓木等坟墓，可派人看守，禁止樵采污秽，其应行修葺分例，并著官为经理，以昭国家矜恤之仁”[10]。下达这道谕旨，正在容妃入宫一个多月之后。这里所说坟墓，即是今喀什市的和卓坟，后来讹传为香妃墓。

乾隆帝纳维吾尔族女子为妃是对被征服少数民族的拉拢手段。他一方面不放心维吾尔族上层，怕他们留在故土，聚众造反，所以把和卓家族、霍集斯家族移居京师，隐含隔离监视之意；另一方面又尽量笼络，给他们加官晋爵，赏赐银物，这正是乾隆帝恩威并用政策的体现。纳其女为妃、保护先世和卓的坟墓，都是他的民族政策的组成部分。

平定回疆后，迁来北京之维吾尔族不少。霍集斯、额色尹、图尔都等封为王爵、公爵、台吉，例归理藩院管辖，而大批留京的乐工匠艺人等则编成一佐领，任命白和卓为佐领，归内务府管辖。为了安置他们，在西长安街路南建房147楹，以资居住。其西建一清真寺，为维吾尔族奉教礼拜之地。乾隆帝为清真寺亲作碑记云：

定回部各城。其伯克霍集斯、霍什克等并赐爵王公，赐居邸舍。而余众之不令回其故地者，咸居之长安门之西，俾服官执役，受廛旅处，都人因号称回子营……爰命将作支内帑羡金，就所居适中之地，为建斯寺。穹门垲殿，翊庑周阿，具中程度。经始以乾隆癸未（二十八年）清和吉月，浃岁落成。回众以时会聚其下，轮年入觐之众伯克等无不欢欣瞻拜。诧西域所未曾睹……国家推以人治人之则，更为之因其教以和其众。[11]

乾隆帝说得很清楚，他在宫苑侧近建立这一清真寺是为了崇奉其宗教以团结维吾尔族民众。此处当时成为京城内别具特色的街市，乾隆末，有人作诗歌咏北京的景色习俗，其中有一首《回子营》：

靴皮连底帽尖崇，鹘眼拳须鼻准穹。宝月楼南依禁苑，一营回族聚羌戎。[12]

诗注云：“西苑南墙之外，即回子营，正当宝月楼下，衡宇相望，为西域回部聚居之所。其人鹘眼穹鼻，状貌大率相类，皮靴尖帽乃其服式也。”这里所说正是维吾尔族典型的相貌与服饰。

传说中又有所谓乾隆帝为安慰香妃，为她建宝月楼，以便瞻望墙外回子营的景色，以寄托乡思，这也是虚妄无据的。按宝月楼在中南海之南，紧倚宫墙。1911年，中南海改为总统府，开辟南门，以便出入，宝月楼适居其中，即就此楼，改为府门，即今日中南海临长安街之南大门——新华门。当年的宝月楼经改建为门楼，已成今日全国瞻仰注目的辉煌建筑。如果稍稍注意新华门的形式，不像普通的大门，而像一座楼房，殊不知它正是一座楼房改建的。宝月楼建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其时容妃尚未入宫，远在南疆。乾隆自然不可能为了取悦一个尚未入宫的维吾尔族女子而建造此楼。他曾明确说明建造宝月楼的缘起：因西苑太液池南岸向无殿宇，正好有一片空地，因建构此楼。“宝月楼者，介于瀛台南岸适中，北对迎薰亭，亭与台皆胜国遗址，岁时修葺增减，无大营造。顾液池南岸逼近皇城，长以二百丈计，阔以四丈计。地既狭，前朝未置宫室，每临台南望，嫌其直长鲜屏蔽。则命奉宸既景既相，约之椓之。鸠工戊寅之春，落成是岁之秋”[13]。乾隆帝在三十三年（1768）所写宝月楼诗中有句：“鳞次居回部，安西系远情”，诗注云：“墙外西长安街内属回人，衡宇相望，人称回子营，新建礼拜寺正与楼对”[14]。但容妃入宫在宝月楼建成后的一年多，回子营的建立更要晚些。当然，建宝月楼时，谁也没有想到将来会有一位维吾尔族妃子登楼眺望回子营的景色，乾隆为香妃建宝月楼之说，亦不可信。

注释

[1]转引自孟森：《香妃考实》，见于善浦、董乃强编：《香妃》，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

[2]有的学者认为：容妃之父是帕尔萨，而非阿里和卓，姑存疑待考。

[3]《回疆通志》，图尔都传。

[4]《清实录》乾隆二十四年七月庚午。

[5]《清实录》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己亥。

[6]《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七九。

[7]参见《内廷赏赐例二》，转引自于善浦：《考证香妃资料》。

[8]参见《哈蜜瓜、蜜荔枝底簿》，转引自于善浦：《考证香妃资料》。

[9]《大清会典事例》卷四三二。

[10]《清实录》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壬戌。

[11]《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七一。

[12]前因居士：《日下新讴》。

[13][14]《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二三，国朝宫室，《御制宝月楼记》。

版权信息

书名：简明清史

作者：戴逸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01-01

ISBN：978-7-300-25201-8

价格：188.00元

目录

CONTENTS

前言

第一册

第一章　满族的兴起与后金政权的建立和发展

第一节　十七世纪前期的世界与中国

第二节　满族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内的历史发展

第三节　满族的兴起和后金政权的建立

第四节　满族社会经济的发展——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

第五节　后金的政治改革和对明战争

第二章　清军入关镇压农民起义与各地人民的抗清斗争

第一节　清军入关与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的抗清斗争

第二节　大顺农民军余部的联明抗清斗争

第三节　大西农民军余部的联明抗清斗争

第四节　郑成功领导的抗清斗争和收复台湾

第三章　清朝建立对全国的统治及早期的统治政策

第一节　以满族贵族为核心的满汉地主阶级政权的建立

第二节　清初的经济政策与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

第四章　十七世纪后半期的唯物主义进步思潮

第一节　十七世纪后半期的进步思潮是时代的产物

第二节　十七世纪后半期进步思潮的内容

第五章　清朝中央集权统治的加强及其政权机构

第一节　清朝中央集权统治的加强

第二节　清朝封建皇权的加强及其政权组织

第三节　清朝的军队和法律

第六章　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封建租赋制度

第一节　清王朝的农业政策和水利建设

第二节　赋役制度的改革

第三节　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第四节　封建的土地占有和地租剥削

第七章　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第一节　手工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

第二节　城市和商业

第二册

第八章　清代的阶级结构和十八世纪前期的阶级斗争

第一节　阶级和等级

第二节　宗族制度

第三节　康熙中叶至乾隆中叶的阶级斗争

第四节　民间宗教和秘密组织

第五节　康雍时期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

第九章　沙俄早期对中国的侵略和中国各族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第一节　沙俄武装入侵我国东北

第二节　雅克萨战争和《中俄尼布楚条约》

第三节　《中俄布连斯奇条约》的签订和外国利用宗教侵略中国

第四节　天主教会的侵略活动和清政府禁止传教

第十章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统一与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

第一节　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割据势力　统一漠北地区

第二节　清政府再平准噶尔及其对西藏、青海地区的管辖

第三节　清政府统一天山南北

第四节　清政府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及其对西藏政治与宗教制度的改革

第五节　清政府的民族统治政策和边疆地区的开发

第十一章　清朝的文化政策和汉学的发展

第一节　清朝的文化统治政策

第二节　汉学的盛行

第十二章　清代前期的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

第一节　清代的文学艺术

第二节　科学与技术

第十三章　社会矛盾的激化和统治阶级日益腐朽

第一节　土地兼并　人口增长　自然灾害

第二节　封建统治阶级日益腐朽

第十四章　以白莲教为主的各族人民大起义

第一节　十八世纪下半期各族人民的起义

第二节　川楚陕白莲教起义

第三节　十九世纪前期各族人民的抗清斗争

第十五章　十九世纪前期的社会思潮

第一节　乾嘉汉学的衰落与今文经学的兴起

第二节　杰出思想家龚自珍和魏源

第十六章　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

第一节　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早期贸易关系

第二节　罪恶的鸦片贸易

前言

清王朝是以我国少数民族满族上层为主体而建立的封建统治机构，是中国悠久历史上许多封建君主专制王朝中的最后一个。它统治了辽阔广大的中国达二百六十八年之久。当一六四四年（清顺治元年）清朝统治者入关，窃夺了明末农民战争的果实，建立起对全国统治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处在封建社会的后期。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清朝统治至十八世纪中叶达到鼎盛时期。在广阔的版图内，中国各民族的统一进一步加强，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了高峰。随之，由于封建社会的内部矛盾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封建统治发生了危机，十八世纪末，农民起义的烽火，燃遍全国。清朝统治，由盛转衰。这时，西欧国家早已经过了资产阶级革命，跨进了资本主义社会，对外疯狂地掠夺殖民地，封建的中国成了它们重要的掠夺对象。一八四〇年（清道光二十年）爆发了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武装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中国逐步地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史时期。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经过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中国人民表现了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直至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发生了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已经成为帝国主义走狗的清朝政府，结束了两千多年来中国专制帝制的统治，建立了民主共和国。

历史的长河，激流澎湃、汹涌向前。这二百六十八年不仅仅是爱新觉罗王朝崛起、兴盛、衰落、灭亡的历史，而首先是伟大的中国各族人民的发展史、创造史、斗争史。在这段漫长、崎岖的历史程途上，中国人民蒙受了巨大的苦难和挫折，提出了美好的理想和希望，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和战斗。人民群众在最艰难困苦的岁月里，给后代留下了极其丰富宝贵的遗产。这二百六十八年间，出现了多少激昂慷慨、可歌可泣的战斗事迹，产生了多少坚强、勇敢、勤劳、智慧的优秀人物，创造了多少光辉灿烂的经济、文化成果，遗留下多少生动丰富的经验教训。它是中国悠久历史上的重要篇章，是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巨大转折，是中国人艰苦战斗、暗中摸索、穿过迷雾，通向未来胜利的阶梯。清代历史离我们的时间很近，和现实斗争的关系极为密切，值得我们认真地学习和研究。

本书的范围从满族的先世和满族的兴起开始，叙述到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为止。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近代历史时期，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根本不同于清代的前期和中期。目前已出版了各种比较详细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在基本内容上，本书结束之后，可以和这些近代史著作相衔接。

本书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集体编写，戴逸主编，马汝珩协助编辑。本书第一册的第一章由李鸿彬编写，第二章由林铁钧编写，第三章由杜文凯编写，第四章由张晋藩编写，第五章由马汝珩、张晋藩、马金科编写，第六章和第七章由李华编写。本书第二册起初由马欣、马汝珩、马金科、李华、张晋藩、胡明扬、秦宝琦等人起草了部分稿件，后因全书结构更改和人事变动，又重新组织了编写。现在的稿件，第八章由罗明、王思治、林铁钧编写，第十章由马汝珩编写，第十二章由吕英凡、王道成、陈亚兰编写，第十三章由李华编写，第十四章由林铁钧、马汝珩编写，第十五章由王俊义编写，戴逸编写了其他各章并统一修改了全书。插图是由李华、李鸿彬收集的。在收集插图时得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单位的大力协助，谨在此致谢。

由于我们的水平不高，书中一定有不少缺点错误，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第一册

第一章　满族的兴起与后金政权的建立和发展

第一节　十七世纪前期的世界与中国

一、十七世纪前期的世界形势和早期殖民主义对中国的入侵

当十七世纪前期，满族崛起于我国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世界和中国正处在剧烈的革命和动荡之中。

这时，英国是全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最领先的国家。十七世纪中叶，英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这是一场由中世纪以来英国的全部社会发展进程所准备起来的革命。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社会劳动分工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内部成长起来，最后必然要冲破封建旧制度的桎梏。革命以后，英国国内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新秩序。这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是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它为英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并推动着欧洲和北美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

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同时，中国正经历着明末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伟大农民革命。这场革命在性质上、作用上以及所处社会发展阶段上不同于英国的革命。它是一场单纯的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周期性危机的新爆发。封建社会中的农民革命，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它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但是，单纯的农民革命不可能根本改变旧的生产方式，其结果总是以失败告终，封建制度在改变了某些环节和某些形式之后仍被保留下来。只有生产力的发展准备好了必要的条件，只有资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之后，才能给封建旧制度以致命的一击。

封建主义必将被资本主义所代替，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中国历史并没有离开这一发展趋势。当英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中国社会上已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没有外力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走向资本主义。但十七世纪前期，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尚未充分发展起来，中国还处在封建社会的后期，离资本主义还有一段相当的距离。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中国的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结构十分强固，地主阶级残酷地剥削农民，掠夺了农民的大部分生产物，农民无法改善自己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只有在农业劳动之外，全家男女老幼辛勤地从事副业和家庭手工业，才能勉强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在地主阶级的剥削下，农业和小手工业到处强固地结合在一起，这是资本主义萌芽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也是强大的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基础。

第二，由于新的经济力量发展不充分，相应地新的政治力量也发展不充分。当时，少数城镇中虽然有了许多手工业工人和一些经营工商致富的人，也发生了一些暴动和斗争，但总的来说，中国社会上还没有产生出像西欧市民等级那样足以和地主阶级对抗的强大政治力量。

第三，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政权机构庞大，组织完备，广泛地控制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拥有强大、有效的镇压手段。它顽固地阻挠一切新事物的成长，拼命维护旧基础。

第四，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各个地区的发展很不平衡。经济最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广大的腹地，经济、文化就比较落后，还有偏僻地区和边疆地区则仍然停留在封建初期阶段或奴隶制阶段，甚至原始社会阶段。在西欧，许多独立的国家同时并存，它们之间经济发展比较均衡，先进国家受周围后进地区的干扰比较小，因此，英国得以首先突破封建制度，树起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跨入资本主义，此后两百年左右，西欧各国由于自身的发展以及彼此的影响都走上了资本主义。可是，在像中国这样由一个政府统治的、发展极不平衡的封建大国内，一小块经济最领先的地区被周围大片的后进地区所包围，不可能单独地摆脱封建制度的羁绊首先进入资本主义。

第五，十七世纪前期，作为官方哲学的典型的封建意识形态——宋明理学已走过了全盛时期，但还远远没有衰竭死亡。在封建政权的大力支持和倡导下，它仍然是中国社会前进的重大绊脚石。

由此可见，中国要发展到资本主义，还需要一段相当长时间的艰难曲折，还需要提高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水平。清代前期的二百年，中国历史还在一条崎岖的道路上蹒跚前进。就总体而言，十七世纪前期的中国，已经落在西欧一些先进国家的后面。

以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为起点，西欧的历史面貌在迅速改变，资本主义迅猛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以凌厉的态势摧毁了一切封建的、宗法的、田园诗般的旧关系、旧思想，生产工具在迅速改进，交通发展了，科学技术很快地进步，生产力一日千里地蓬勃增长。但是，资产阶级毕竟是一个剥削阶级，掠夺是资产阶级存在和发展的原则，它必须吮吸本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血汗才能够养肥自己，一部资产阶级发家史是用血与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和殖民主义结成了形影不离的伴侣。“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1]。疯狂的殖民掠夺，为推销工业品和取得原料找到了市场，带来了可以转化为资本的巨额财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又刺激了资产阶级的贪欲，加强了它进行殖民扩张的力量。从此，亚非拉广大不发达的国家和民族逐步地沦为欧洲资产阶级殖民奴役的对象。

葡萄牙和西班牙是世界上最早的殖民国家。随着世界地理大发现和新的海洋航线的开辟，它们的探险家、商人、传教士、武装船队走遍了世界各地。首先遭到殖民侵略的是非洲和美洲的广大地区，十六世纪，葡萄牙人在非洲建立了一系列殖民据点，从事奴隶贸易和黄金掠夺，西班牙人则在中美洲、南美洲灭绝人性地残杀当地的印第安人和印加人，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帝国。亚洲的许多地方也开始遭到殖民主义逆流的侵袭。一五一〇年（明正德五年），葡萄牙侵占印度果阿；次年（一五一一年，明正德六年）侵占东南亚的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马六甲；接着，在科伦坡、苏门答腊、爪哇、加里曼丹等地建立城堡。一五一七年（明正德十二年），葡萄牙第一次闯到中国广州，强求通商。此时，西班牙也侵入了菲律宾和西太平洋的一些岛屿。其后，荷兰、英国、法国接踵而来，荷兰排挤了葡萄牙、西班牙的势力，控制了印度尼西亚；英国、法国也先后渗入印度和东南亚。欧洲的殖民强盗们在全世界和远东到处都进行着争夺殖民地的激烈斗争。

殖民主义的逆浪在全世界翻滚咆哮，古老的中国和许多被压迫国家、被压迫人民一起，被卷进旋涡，成为欧洲强盗们侵略的对象。从这个时候起，中国人民反对早期殖民主义的斗争和全世界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斗争是息息相关、呼吸相通的，它们之间，相互支援、相互影响。在客观上，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是世界人民反侵略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十六世纪到十七世纪前期，西方殖民主义的魔爪分别从东南沿海和北部边疆伸进了中国，一方面葡、西、荷、英、法从海洋爬上中国的领土。一五五七年（明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窃据我国的澳门，一六二二年（明天启二年）荷兰侵占我国的澎湖和附近岛屿，一六二四年（明天启四年）荷兰又占领台湾，修建了赤嵌城和台湾城，一六二六年（明天启六年），西班牙侵占台湾的基隆和淡水。另一方面，当时还处在封建农奴制阶段的沙皇俄国也老早加入了殖民国家的行列，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哥萨克的铁蹄越过了辽阔而寒冷的西伯利亚，蹂躏了许多弱小而无防御力量的民族，窜到中国的边境。十七世纪初，它来到了我国西北厄鲁特蒙古部落，诱骗和胁迫他们臣服俄国。一六四三年（明崇祯十六年）沙俄匪帮第一次窜犯我国东北黑龙江流域，强占中国的土地，逼迫中国当地的少数民族称臣纳贡。这些殖民强盗在中国犯下了擢发难数的罪行：攻城略地，杀人放火，掳掠人口，贩卖奴隶，勒索贡税，抢劫金银毛皮。例如荷兰占领台湾后，每年向当地中国人勒索地租和人头税，掠夺鹿皮、蔗糖等土特产，并公然在海上剽劫商旅，经常派“大舟巨炮截我船于交州、吕宋之间者，殆无虚岁，丝棉货物，悉为彼有”[2]。它还在中国沿海一带掳掠居民，转卖到南洋和欧洲充当奴隶，一六二二年，荷兰殖民者一次就掠走了一千四百多名中国人，运到南洋等地作为奴隶卖掉了。又如俄国侵略者在中国黑龙江流域烧杀抢劫，无恶不作，一次就杀死不肯屈服的中国达斡尔族人民六百六十一人，俘虏妇女、儿童三百六十一人，抢劫了大批牲畜和贵重的貂皮，另一批俄国强盗甚至在一个冬天灭绝人性地吃掉了五十个中国人。

中国人民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行径进行了英勇的抗击。一五一六年（明正德十一年），葡萄牙占领广东东莞县的屯门、南头等地，被当地人民和明军击败退走；一六二二年，荷兰侵占澎湖诸岛，不久也被明军所驱逐；十七世纪中叶，俄国强盗抢占我国黑龙江流域，被当地中国少数民族和清军打得狼狈逃窜，不得不撤离黑龙江；被荷兰强占的台湾，在郑成功率领的军队的英勇反攻下，返回了祖国的怀抱。

当亚非拉广大地区相继沦为殖民地时，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还能够进行有效的抵抗，屡次粉碎早期殖民强盗攘夺中国领土的阴谋，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维护住了国家的独立和领土的完整。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在地理上离开西方殖民国家很遥远，无论是从海路绕越非洲好望角，或者从陆路越过西伯利亚，中间山海阻隔，路途艰险，旅程往往要经年累月。早期殖民国家还不具备大规模地远征中国的实力，而且，它在一路上要碰到亚洲和非洲许多国家和许多民族的抵抗，必须逐步地推进，先对付这些国家和民族，摧毁它们的反抗，在通向中国的遥远路程上建立一系列的前进据点，才能够在远东和中国加强其侵略势力。因此，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几百年内能够维持自己的独立，是和亚洲、非洲各地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支持分不开的；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明发达、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的大国，中国人民具有英勇斗争的传统和抵抗外来侵略的决心。在殖民国家到来之前，中国早就是个统一的、组织程度很高、防御力量强大的国家，因此，早期殖民主义在中国遭到了有力的抗拒。在殖民强盗到处横行的时候，中国仍长时间地岿然屹立在东方，阻遏着殖民主义的逆流。中国人民反对殖民侵略的斗争也有效地支援了全世界人民反对殖民侵略的斗争。

但是，十七世纪中国与早期殖民国家之间的冲突斗争和封建时代国与国之间的斗争相比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侵略的一方即将发展到资本主义，它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以空前的速度飞速增长；被侵略的一方是封建的中国，它缠绕在陈旧关系的层层网络中，发展缓慢，步伐落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力量的对比正在朝着有利于侵略者而不利于中国的方向改变，中国方面的防御优势正在丧失。历史的巨变常常从细微而未被人们觉察之处开始，斗争态势要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才会显示出它清晰的轮廓，表现出它深远的影响。当十七世纪前期，谁能判断从东南海上和东北边境“偶然地”闯来的不速之客将会发展成为蹂躏践踏全中国的巨大侵略力量呢？又有谁衡量了中国与西方已经出现的差距而感到迫切需要急起直追呢？人们的眼光和头脑往往局限于当前的情势、细小的个别事件，陶醉于暂时的安全，但是，历史却悄悄地而又无情地按照客观的规律前进。人们要在几个世纪之后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谁发展得迟缓，谁必定要受欺挨打！

当中国与早期殖民国家开始接触，双方力量对比和发展速度的竞赛开始了。可是，中国却正经历了明王朝的盛世而转向衰落，明朝政府面临着国内两个最重大紧迫的问题：一个是由土地兼并而引起的农民战争，一个是由于明朝中央政府力量衰落和边疆少数民族崛起而引起的国内民族斗争，两者都是中国历史上周期性地反复出现的老问题，它极大地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演变为特殊的政治斗争的形势，造成了清王朝兴起、强大并得以统治全中国的历史条件。

二、明王朝的腐朽统治和明末农民大起义

十七世纪前期，明王朝已经过了二百数十年的统治，各种矛盾长期地积累起来，得不到解决。土地高度集中，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统治机构腐败，社会危机加深，人民生活痛苦，明王朝的统治已经走过了兴旺的阶段，到达了日薄西山的黄昏。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地主贪得无厌地追求财富，剥削农民，兼并土地，“求田问舍，而无所底止”[3]，造成了土地的高度集中和贫富的急剧分化。明朝皇帝是最贪婪的头号大地主，强占民地，建立“皇庄”并赐给皇子、勋戚，称为“王府庄田”。明代受封建藩的亲王就有五十个，分散在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江西等地。他们除了在京师附近有养赡田和香火地外，在各自藩府地区又有大片庄田，有的庄田地跨两三省，如神宗的儿子福王常洵在河南、山东、湖广就拥有庄田两万多顷。到了明末天启年间，全国王府庄田竟达五十万顷之多。

除上述“庄田”之外，地主官僚也疯狂侵夺土地。他们通过霸占、夺买和投献等巧取豪夺的手段，将许多民田占为己有。万历时，江南地区就有占地七万亩的地主，陕西也有占地万亩的豪绅。天启朝的礼部尚书董其昌就夺买民田万顷。至于一般官僚、地主也都占有相当多的土地。

由于皇室、勋戚及地主官僚大肆侵夺民地，到万历年间，土地占有情况已经非常集中，天启、崇祯两朝更有过之。从黄河两岸到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有的省“半入藩府”[4]，有的州县“尽入绅衿富豪之手”[5]。“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地无立锥”。

封建地主阶级掌握大量土地，一般都不直接经营，而是把土地零散地分租给农民耕种，向农民收取封建地租。这种地租剥削是十分苛重的。正像毛主席说的，“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农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种地主、贵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将收获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6]。许多贵族官僚、土豪劣绅，倚仗权势，“租之多寡，胥悬其口”[7]，想收多少，就要多少。更荒唐的是天启年间，熹宗想赐给惠、桂二王三万多亩土地，但是已无地可授，于是把赐田应征收的地租分摊到各州县，称为“无地之租”。当时福王每年榨取地租银达四万六千余两，潞王每年搜刮地租也多达四万余两，使得“河南、山东，搜括已尽”[8]，其他地区都有类似情况，所以封建地租成为压在劳动农民头上的一座大山。

农民除了负担沉重的地租外，还要向明朝政府缴纳繁苛的赋税。正赋之外，又有加派，加派之外，还有预征。确实是“旧征未完，新饷已催，额内难缓，额外复急”[9]，“一岁之中，阴为加派者，不知其数”[10]。一六一八年（明万历四十六年），明朝政府以发动对后金作战为由，开始征收“辽饷”，先是亩征银二厘，不久增加到九厘，每年勒索银九百万两。一六三七年（明崇祯十年），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又征收“剿饷”，每年索取银三百三十余万两。一六三九年（明崇祯十二年），再征收“练饷”，每年敲诈银七百三十余万两，三项征银高达二千万两。[11]此外还增加关税、盐税、杂项等，每年榨取银二百三十九万两。田多地广的地主、官僚，有免纳赋税的“优免”特权。他们“产无赋，身无徭，田无粮，廛无税”[12]，把一切负担都转嫁到农民身上。“官府征粮纵虎差，豪家索债如狼豺”[13]，这是明末统治阶级穷凶极恶地搜刮民脂民膏的真实写照。

明末以来，政治极端腐败，万历皇帝“二十余年深宫静摄，付万事于不理”[14]，却用八百万两的巨款，修建自己的陵墓。而主管中央政府日常政务的内阁大学士也“悠悠忽忽，若罔闻知，一应票拟，动多错差，危而不持，颠而不扶”[15]。“皇上业静摄深宫，辅臣复偃卧私室。”[16]因而，整个统治机构“如咽喉哽塞，一切饮食出纳皆不得通”[17]。例如户部“停阁已久……各边请饷，无人给发，各处解银，无人批收”，刑部“狱囚积至千人，莫为问断”，礼部“亦以部堂无官，遂至停滞”[18]。从上到下是五官犹存，运动皆滞，如同一部生锈的机器，无法开动运转。而许多官吏则忙于争权夺利的“党争”，当时“门户遂立，藩篱既树，衅隙弥开，始而气味，继而参商，又继而水火矣。始而旁观，继而佐斗，又继而操戈矣。株连蔓引，枝节横生”[19]。明朝灭亡前的几十年内，朋党丛生，明争暗斗，接连地掀起互相排挤、互相残杀的政治风潮。官场里贿赂公行，贪污成风，连崇祯皇帝也不得不承认说：“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奸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于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20]这段话多少真实地反映了明末吏治腐败的情形。

残酷的压榨，使农民失去了抗灾的能力。从一六一九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到一六三九年，这二十年间，水、旱、蝗、雹等灾连年不断，遍及全国。特别是陕西、河南、山东遭灾最重。如一六二八年（明崇祯元年），陕西延安府大旱，“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人皆为其所食”[21]。又如河南，自一六三四年（明崇祯七年）起，接连三年大旱，“野无青草，十室九空……有采菜根木叶充饥者，有夫弃其妻，父弃其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壑者，有鹑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泥门担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残而食者”[22]。崇祯末年，山东、河南等地又遭虫灾，“草根木皮皆尽，乃以人为粮……妇女幼孩，反接鬻于市，谓之菜人，屠者买去，如刲羊豕”[23]。这种饥馑遍野、民不聊生的凄惨景象发展到极其严重的地步。

在地主和官僚极端残酷的剥削下，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破产失业，流散四方，卖妻鬻子，不得一饱。他们在死亡线上挣扎着，诅咒这个黑暗的世界，痛恨那些吃人的豺狼，胸中怀着无限的悲愤，郁积着炽烈的怒火。他们只有起来造反，用自己的双手砸烂套在身上的枷锁，摧毁明王朝的统治殿堂，在火热的斗争中寻找一条活路。经过长期积累而变得极为尖锐的社会矛盾推动着千百万群众起来革命，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爆发了，明王朝的末日即将来临。

一六二七年（明天启七年）三月，陕西澄城县一带以王二为首的农民，最先举起义旗，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这星星之火，迅速燃成燎原之势，到一六三〇年（明崇祯三年）已有上百支起义军，各自为战，分合不定，流动转战各地。农民军在战斗实践中意识到各自为战，容易被统治者各个击破，于是逐渐团结在闯王高迎祥的周围，转战湖广、四川、陕西、河南等地，连续打败了明朝军队，义军力量迅速壮大。一六三四年，高迎祥率领起义军一举攻占河南的陈州（今河南淮阳）、荥阳，声势大振。明朝统治者惊慌失措，急急忙忙增兵调将，妄图把起义军消灭在中原地区。在明军压境的形势下，一六三五年（明崇祯八年）一月，高迎祥召集各路起义军十三家七十二营的将领在荥阳集会，讨论如何粉碎明王朝反革命围剿的对策。闯将李自成沉着果敢地指出：“一夫犹奋，况十万众乎，官兵无能为也。”[24]大会同意了李自成提出的“分兵定所向”的战略原则，把各家起义军集中起来，分几路出击。“荥阳大会”是明末农民战争发展过程的一个关键，是农民军走向有计划联合作战的一个新起点。

“荥阳大会”以后，高迎祥、张献忠诸部的东路军迅速挺进淮河一带，攻下凤阳，粉碎了明王朝的反革命围剿。一六三六年（明崇祯九年），高迎祥不幸被俘就义，众推李自成为闯王。一六四一年（明崇祯十四年），李自成率领起义军打下洛阳，镇压了福王朱常洵。不久张献忠率领起义军攻占襄阳，镇压了襄王朱翊铭。经历了十多年的艰苦斗争，农民军形成了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领袖的两大主力，各自拥有几十万大军。并且针对明末社会的矛盾，起义军提出了“均田免粮”、“三年免征，一民不杀”[25]，“霸占土地，查还小民”[26]，以及“平买平卖”[27]等政策。这些政策深得群众的拥护，从而动员、团结了广大人民，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一六四二年（明崇祯十五年）十一月，李自成率军攻占襄阳，第二年（一六四三年，明崇祯十六年）三月改襄阳为襄京，李自成被推为“新顺王”，建立了初具规模的农民革命政权。不久李自成率领起义军打下西安，以西安为西京，国号大顺，改元永昌，扩大了在襄京的政权组织。一六四三年五月，张献忠率领的农民军也在武昌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次年（一六四四年，明崇祯十七年）张献忠进入四川，占领成都，改成都为西京，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两个农民革命政权的矛头所向，直接对准明王朝。一六四四年二月，李自成发布讨伐崇祯的檄文，率领百万大军向北京进发，沿途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支援。起义军长驱直入，所向披靡，“时京师以西诸郡县望风瓦解，将吏或降或遁”[28]。三月十七日就兵临北京城下，十九日崇祯自杀，农民军占领北京，宣告了明王朝的最后覆灭。

李自成的农民军进入北京以后，全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以吴三桂为首的明朝残余势力，他们退守山海关，竭力拼凑反动武装，待机反扑。敌人在霍霍磨刀，农民军却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就在这个时候，拥有强大军事力量、早有入主中原打算的满族贵族，得知农民军占领北京、明朝灭亡的消息后，立即驱军南下，联合吴三桂残余势力，把进攻的矛头指向新生的农民革命政权。李自成的农民军对胜利后的客观形势缺乏科学分析，面对着这支突如其来的强大敌对势力，事先既无思想准备，临战又无正确对策，一战而败，节节退却。整个政治形势朝着不利于农民军的方向发展。于是，在东北积蓄力量已有半个世纪之久的满族贵族，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血腥胜利中浩浩荡荡地进入关内各地，开始和农民军余部以及南明王朝激烈地争夺对全中国的统治权。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天启二年十月。

[3]刘同升：《限田均民议》，见《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卷六一。

[4]陈继儒：《笔记》卷二。

[5]《南安县志》，《艺文志》卷十七。

[6]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吴伟业：《绥寇纪略》卷八。

[8]沈国元：《皇明从信录》卷四十。

[9]郑廉：《豫变纪略》卷一。

[10]夏燮：《明通鉴》卷八二，三一五七页，北京，中华书局。

[11]参见《明史》卷七八，《食货》二，一九〇四页，北京，中华书局。

[12]《复社纪略》卷二。

[13]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三，《李岩作劝赈歌》。

[14]《神庙奏疏》，《吏部》卷二，杨鹤：《圣躬静摄多年疏》。

[15]《神庙奏疏》，《吏部》卷六，唐世济：《阁臣尸位疏》。

[16]程开祐：《筹辽硕画》卷三五，薛敷政：《辽杀败坏难支疏》。

[17]夏燮：《明通鉴》卷七四，二八七三页。

[18]夏燮：《明通鉴》卷七四，二八七三页。

[19]《明记辑略》卷十一。

[20]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三，《责臣罪己》。

[21]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马懋才备陈大饥》。

[22]郑廉：《豫变纪略》卷一。

[23]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二。

[24]《明史》卷三〇九，《李自成传》，七九五三页。

[25]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九，《李自成屠黄陂》。

[26]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张献忠下常德布告》。

[27]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四月十三日自成西奔》。

[28]李逊之：《崇祯朝记事》卷四。

第二节　满族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内的历史发展

一、满族的先世——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

毛主席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1]满族是我们祖国民族大家庭里勤劳勇敢的一个成员。满族的祖先从很早的古代起，就居住在我国东北境内，世世代代劳动、生息、繁衍在这片辽阔富饶的土地上，以勤劳的双手，披荆斩棘，对开发祖国边疆、促进各民族间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居住在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族的先世在遥远的古代就和中原地区有密切的联系。据最新的考古消息：在黑龙江右岸呼玛县十八站鄂伦春族人民公社境内，首次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其地质年代为更新世晚期，距今约一万多年，出土石器一千零七十件，类型和加工技术与华北地区的一些旧石器有许多相似和相同之处。[2]

进入新石器时代，东北地区和中原地区的关系更加密切。在南起长白山，北至外兴安岭，西自黑龙江上游和嫩江两岸，东至海滨和库页岛的广大地区内，发现了大量人类遗址，出土了许多研磨得比较精致的新石器和其他器物，其形制和中原地区，特别是和山东龙山文化的器物很相似。例如：作为龙山文化特征的半月形石刀和黑灰陶，在东北各处遗址中发现了很多。[3]某些陶器可说是古代黄河流域同类器皿的仿制品，其表面纹饰是用划或压以及划、压结合的技巧绘制的，制作技术与纹饰种类是中原地区常见和流行的。[4]又如，乌苏里江出土的玉璧、玉珠，和黄河流域出土的同式玉器几乎完全一致。[5]可见，在遥远的古代，黑龙江流域的文化就和中原地区的文化有紧密的联系。

根据我国古代文献资料记载，满族的祖先肃慎人，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前，周武王灭商后，前来祝贺，“贡楛矢石砮”[6]。此后，肃慎曾多次遣使入贡，周王皆以厚礼相待，并把肃慎进献的箭，分给异姓诸侯，可见当时肃慎人已经和西周王朝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所以，西周、春秋时中原地区的人说，“肃慎、燕、亳，吾北土也”[7]。

汉代，肃慎改称挹娄。南北朝时，挹娄更名勿吉。隋朝，勿吉又叫靺鞨。自汉至隋前后经过七八百年，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尽管中原王朝时常更迭，肃慎也三次易名，但是满族的先世一直和中原王朝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们遣使入贡，史不绝书，甚至一年进贡两三次[8]，贡者一次多达五百余人[9]。“白山黑水”出产“赤玉好貂”，是入贡和交易的珍品，在中原地区享有盛名。由于他们同中原地区来往频繁，不断输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思想文化，从而对这里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到了唐朝，满族先世靺鞨和中原王朝的关系进入新的时期。早先，靺鞨内部分为粟末、伯咄、安车骨、拂涅、号室、白山、黑水七部，黑水靺鞨“最处北方，尤称劲健”[10]，它分布在黑龙江中下游两岸，东至海滨，北至鄂霍次克海。七二二年（唐开元十年），唐朝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汇合处附近，设置勃利州，任命当地靺鞨首领倪属利稽为勃利州刺史。[11]七二五年（唐开元十三年），又在黑水靺鞨地区设置黑水军。[12]七二六年（唐开元十四年）又设立黑水都督府，命靺鞨首领担任都督、刺史等职，并由唐朝中央政府派人前去担任“长史”，直接参与管理地方行政事务。这就清楚地说明，公元八世纪初，中国唐朝政府已在黑龙江流域建立地方行政机构，行使主权，该地成为我国版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靺鞨的粟末部位于其他六部的西南，分布在松花江、辉发河一带，该部首领乞乞仲象，曾被武则天封为震国公，他死后由其子大祚荣统领部众，兼并周围各部。六九八年（武周圣历元年），大祚荣自建震国，称震国王。[13]七〇五年（唐神龙元年），唐中宗派遣侍御史张行岌前去招慰，大祚荣也“遣子入侍”[14]。七一三年（唐开元元年），唐朝在粟末辖区设置忽汗州，特派鸿胪卿崔忻前往，授大祚荣为忽汗州都督，并册拜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15]，于是大祚荣“去靺鞨号，专称渤海”[16]，这是满族先世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的地方政权。从此，渤海经常派王子或特使入贡述职，唐朝政府也不断派人前往渤海，了解地方情况，册封其国王或官吏，交往十分频繁。渤海共存二百二十九年，传十五王，唐朝派往渤海的正式敕使前后共有十九次[17]，渤海向唐朝贡更多达一百三十二次[18]。

渤海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也极为密切。通过纳贡和贸易，渤海的土特产貂皮、人参、鹰、马等运往中原，而中原地区的绢、帛、金银器皿也大量输往渤海。唐朝在青州（山东省益都县）设立了“渤海馆”，专管与渤海的贸易。[19]在文化上，渤海派遣了许多学者和留学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20]。他们抄回去很多汉文书籍，还参加唐朝的科举考试。在中原地区的影响下，渤海的官制和府州设置都模仿唐朝的制度，渤海通行的文字，“大抵汉字居十之八九”[21]。由此可见，在政治上，渤海是臣属于唐王朝的一个地方政权，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极为密切，正像唐朝诗人温庭筠在《送渤海王子归国》一诗中咏颂的，“疆理虽重海，诗书本一家。盛勋归旧园，佳句在中华”[22]，这首充满激情的诗句，反映渤海和唐朝，满族先世同汉族人民早就是一家人了。

烜赫一时的唐王朝，在以黄巢为首的农民大起义的烈火中毁灭了，各地的地方势力乘机而起，建立封建割据政权，于是我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的战火纷飞的混乱时期。居住在东北的契丹族开始兴起，其领袖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向四周扩展。五代时，靺鞨改称女真，渤海势力日渐衰落，经过数十年的战斗，契丹灭渤海。阿保机在渤海故地建立东丹国，以其子图欲为国王，每年索取“贡布十五万端，马千匹”[23]，遭到渤海遗民的反对，于是“诸部多叛”[24]。契丹统治者索性把大批渤海遗民迁移到临潢（内蒙古昭盟巴林左旗）、东平（辽宁省辽阳），还有一部分人逃往朝鲜，留下的人极少。这次强迫迁徙的结果，造成满族先世靺鞨人经过二百多年辛勤创造的渤海文化，受到毁灭性的大破坏，渤海故地变成一片荒凉的废墟，原居北面的黑水靺鞨部，有些部众开始南迁，到渤海故地重新经营开发。

九四七年（辽大同元年），契丹建元大辽，辽对东北的女真[25]管理十分重视，把女真分为两部分，开原以南，称为“熟女真”，开原以北，称为“生女真”。“熟女真”在辽东和内蒙古地区，隶属辽朝南枢密院下属的东京道管辖，设置州县，编民入籍，这部分女真人很快被融合了。分布在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一带的“生女真”，隶属辽朝北枢密院所属的东北路统军司、黄龙府兵马都部署司、咸州汤河兵马司管理，各部经常向辽纳贡，进献马匹、貂皮、东珠、沙金、人参等名贵土产。

辽代，女真人不断起来反抗辽统治者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到了十二世纪初，居住在松花江流域原属黑水靺鞨的后裔、生女真的完颜部开始崛起，在杰出领袖阿骨打的领导下，逐渐团结和统一了女真一些部落，其势日盛。一一一四年（辽天庆四年），阿骨打兴兵伐辽，辽兵大败，阿骨打获得全胜。一一一五年（金收国元年）一月，阿骨打称帝，国号大金，定都上京（黑龙江省阿城县），这是满族先世继渤海之后建立的第二个地方政权。经过十年战争，在一一二五年（金天会三年）灭辽，同年兴兵南下，一一二七年（金天会五年）灭北宋。一一四一年（金皇统元年）迫使南宋订立“绍兴和议”，以淮河为宋金的分界线。金朝为了对付南宋和西夏，把战略重点集中到中原地区，一一五三年（金贞元元年），从上京迁都到燕京（北京）。为了加强和巩固新占领的华北地区的统治，便于学习汉制，自中央到地方的行政制度和各级官制都进行改革。随之有一批女真人迁入关内，同汉族杂居，借以监督和控制汉族人民，但是他们学汉语、穿汉服、改汉姓，不久就和汉族融合了。

虽然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南移了，但是金对留居东北的女真人没有放松管理。在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以东，分别设置了蒲与路、合懒路、恤品路、胡里改路。据《金史·地理志》记载：“金之壤地封疆，东极吉里迷兀的改诸野人之境，北自蒲与路之北三千余里，火鲁火疃谋克地为边。”[26]一九七五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蒲与路治所在黑龙江省克东县金城公社古城大队。[27]金的北部边疆火鲁火疃谋克在此以北三千余里，当在外兴安岭一带。近人在黑龙江流域，特林地区与伯力附近，还发现许多金人的遗物，有铁器、古钱、石碑、座石以及装饰品等。[28]一九七三年在黑龙江省发现一枚“恤品河窝母艾谋克印”[29]，一九七七年在黑龙江省又发现一枚“胡里改路之印”，金代胡里改路的治所在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境内，管辖黑龙江中下游两岸广大地区。这是金朝政府授给绥芬河地区一个百户的官印。又如《满洲金石志补遗》收录的“合懒乌主猛安印”[30]模，这是金朝政府发给合懒路下属的一名千夫长的印信。以上的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十分清楚地说明这些地区是金的行政管辖区。

金代“胡里改路之印”及印文

金对自己故乡所在的东北地区积极进行了开发经营，自辽以来大批的女真人被迫迁往内蒙古和辽阳一带，开原以北人口稀少。金初，“既定山西诸州，以上京为内地，则移其民实之”，并“尽徙六州氏族富强工技之民于内地（上京）”，同时还把大批降人迁到“浑河路”（辽宁东部）、“岭东”（吉林中部）等地[31]，因此这个地区的人口有所增加，上京、东京两路有十八万六千九百七十三户，仅上京会宁府就有三万一千二百七十户[32]。

十二世纪，我国北方的蒙古族兴起。一二〇六年（金泰和六年）铁木真被蒙古各部推为“大汗”，称“成吉思汗”。从此，蒙古族建立了封建国家，不断向四周扩展，一二一三年（金贞祐元年）蒙古兵分三路进攻金，“是岁，河北郡县尽拔”[33]，第二年（一二一四年，金贞祐二年）金被迫迁都汴京（河南省开封市），山东、河北、山西等地皆为蒙古占领。此时，金咸平招讨使蒲鲜万奴在成平（辽宁省开原县）自立，建立东夏国，年号天泰。一二一八年（金兴定二年）蒲鲜万奴东迁，建都南京（吉林省延吉市），统辖南京、开元、率宾三路，直到一二三三年（金天兴二年），蒙古兵攻占南京，蒲鲜万奴被俘，东夏国灭亡，至此整个东北地区都置于蒙古统治之下。

蒙古在一二二七年（金正大四年）灭西夏，一二三四年（金天兴三年）灭金，一二七九年（元至元十六年）又灭南宋，从此，结束了从五代以后宋辽夏金长期分裂对峙的局面，出现了统一的元王朝。

元继金统治东北的女真族，在这里设立辽阳行中书省管辖辽阳、沈阳、广宁、大宁、东宁、开元、合兰府水达达七路。开元和合兰府水达达路专管女真地面事务，合兰府水达达路下设桃温、胡里改、斡朵怜、脱斡怜、孛苦江五个万户府。一九七七年在黑龙江省发现一枚元代“管水达达民户达鲁花赤之印”，印面为八思巴文（元代蒙文），“达鲁花赤”是元代官员的名称，这方官印说明元朝政府对松花江、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实行有效管辖。元朝还在黑龙江下游奴儿干特设东征元帅府，管理特林地区和库页岛。元朝对女真采取“设官牧民，随俗而治”[34]的办法，征调女真从军，“不出征者，令隶民籍输赋”[35]，当时缴纳赋税“钱粮户数二万九百六”[36]，一般征收貂皮、海东青等土产品。元朝政府为了开发女真地区，加强和内地的联系，积极开辟驿站，据统计辽阳行省有驿站一百二十多处，为了鼓励女真人开荒屯田，政府还发放“牛畜、田器”，从而促进了女真地区的社会经济的发展。

元代“管水达达民户达鲁花赤之印”及印文

二、明王朝对女真的管辖及女真各部的发展

一三六八年（明洪武元年），明朝灭元，但盘踞东北的“故元遗兵”仍有相当实力，对于刚刚建立的明王朝是个很大威胁。明太祖朱元璋面对这种形势，一方面派黄俦等人前往辽东，“诏谕辽阳诸处官民帅众归附”[37]；另一方面派明军从山东渡海，向辽东进军。故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献辽东图籍投降，于是一三七一年（明洪武四年）明在辽东设置定辽卫都卫，一三七五年（明洪武八年）明改定辽卫都卫为辽东都指挥使司，管辖辽东二十五卫，一百三十八所，二州，一盟。[38]朱元璋为了继续向北推进，完全消灭元朝残余势力，加强对北方和东北地区的统治，把自己的儿子分封在北方和东北，其中燕王封于北平、辽王封于广宁、宁王封于喀喇沁、韩王封于开原，目的是“据名藩，控要害，以分制海内”[39]。当时故元太尉纳哈出在金山（吉林省农安县）一带，与辽东高家奴、哈剌张、也速之等元朝残余势力，“彼此相依，互为声援”[40]，企图继续顽抗。明朝要统一东北，就必须消灭东北境内的“故元遗兵”。一三八七年（明洪武二十年）朱元璋派冯胜、傅友德率领明军进攻金山，纳哈出兵败投降，其他“故元遗兵”也纷纷归降，元朝在东北地区的残余势力被肃清。

明初，女真分为三大部：建州女真分布在牡丹江、绥芬河及长白山一带；海西女真分布在松花江流域；“野人”女真分布在黑龙江和库页岛等地。明继元统治女真地区，采取一系列积极经营开发的措施，使得明王朝与满族先世的关系进一步加强。

洪武年间，明在东北的势力已达到松花江、牡丹江及牙兰河一带。永乐时期，明迁都北京以后，把战略重点进一步转向北方，除征抚蒙古外，更加强了对女真地区的经营。永乐十分注意调查研究女真的情况，亲自找女真人讯问地方风俗人情。[41]一四〇三年（明永乐元年），永乐派邢枢等人，“往谕奴儿干至吉列迷诸部落招抚之”[42]。一四〇四年（明永乐二年），又派遣辽东千户王可仁前往豆满江等地，安抚建州女真。[43]明王朝采取安抚政策，收到很好的效果，“东北至奴儿干，涉海有吉列迷诸种部落，东邻建州、海西、野人女真……永乐初，相率来归”。明朝政府在这里“因其地分设卫、所”[44]，为了加强对卫所的管理，一四〇九年（明永乐七年）奴儿干卫官员忽剌冬奴等人奏称，奴儿干“其地冲要，宜立元帅府”。明廷接受了这个建议，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任命康旺为都指挥同知，王肇舟为都指挥佥事。[45]一四一一年（明永乐九年）正式派遣太监亦失哈、都指挥同知康旺等“率军一千余人，巨船二十五艘”，前往该地“开设奴儿干都司”[46]，专管卫所事务。奴儿干都司管辖的地区，“东濒海，西接兀良哈，南邻朝鲜，北至奴儿干北海”[47]。以卫所而言，则东起库页岛的囊哈儿卫，西至鄂嫩河的斡难河卫，南到浑河一带的建州卫，北达外兴安岭的古里河卫，下属三百七十个卫，二十个所。[48]今天，明代设置的卫所早已废圮，但是，一四一三年（明永乐十一年）明朝官员在奴儿干都司治所，修建永宁寺时刻有石碑《敕修永宁寺记》，以及一四三三年（明宣德八年）重修永宁寺时又刻有《重建永宁寺记》的石碑。这两块石碑详细记载了奴儿干都司和卫所的情况，为我们提供了我国东北疆域的历史见证。另外还有《昭勇将军崔源墓志》记载，“宣德元年同太监亦信下奴儿干等处招谕……正统元年，奉敕抚安忽（剌）温野人”[49]，以及《明威将军宋国忠墓志铭》记载宋国忠的高祖宋卜花，在明初奉命招谕奴儿干的事迹[50]，这两块墓志反映的事实和永宁寺两块石碑记载是完全一致的。

明奴儿干都司辖区

“卫所”是按照明朝政治制度设置的地方军事行政机构，它和内地所不同的是除了军事职能外，还要管理地方的行政事务，所谓“抚绥属部”[51]，“看守地方”[52]。“卫所”官员都是明朝中央政府直接委任的，采取“因其部族……官其酋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给与印信，俾仍旧俗，各统其属”[53]的政策，他们官职是世袭的，父死子继，父老子替。如要求晋升官爵、更换敕书、增加赏赐等，必须呈报明朝政府，不得擅自行动，否则要受到处罚。明朝授给奴儿干都司属下卫所的官印，不断有所发现，如“毛怜卫指挥使司之印”[54]、“木答里山卫指挥使司印”[55]、“禾屯吉卫指挥使司印”[56]、“囊哈儿卫指挥使司印”[57]、“塔山左卫之印”[58]，以上的“印信”是明朝在东北地区设置地方行政机构，进行行政管理的最好物证。

明奴儿干都司所属“毛怜卫指挥使司之印”印文

根据明王朝的规定，女真三大部的各个卫所要“以时朝贡”，“朝贡”包含政治和经济双重内容。卫所的官员，要按朝廷指定的期限赴京述职，报告地方情况，同时还要向明朝政府交纳贡赋，明廷对“贡到方物，例不给价”[59]，实际上是向女真征收的赋税。建州和海西女真“令岁以冬月从开原入朝贡，唯野人女直僻远无常期”[60]。随着卫所不断增设，入贡的人数也日益增加，仅一五三六年（明嘉靖十五年）来京贡使就达二千一百四十余名。[61]卫所朝贡人员到达北京后，由会同馆负责接待，女真贡使“俱于北馆安顿”[62]。贡品皆是地方名贵特产，如马匹、貂鼠皮、阿胶、人参、海东青等。明廷对朝贡者按照官秩大小授给抚赏，贡品给予回赐。[63]他们所带来的货物，允许在京师指定的市场上出售，分官市和私市两种，政府所需货物由官家收购，剩余的就在私市上交易，换取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运回女真地区，由此可见，朝贡除了政治作用外，也促进了中原地区和女真地方的商业贸易与物资交流。

明朝政府还在辽东通往女真地区的交通重镇开设“马市”，以便女真和汉人以及东北各族之间进行商业交易。马市开设始于一四〇五年（明永乐三年），明朝政府应蒙古福余卫的请求，“令就广宁、开原择水草便处立市，俟马至官给其值”[64]，由于前来马市交易的人很多，所以一四〇六年（明永乐四年）明廷正式开设马市，派千户答纳失里等主持马市事务[65]。此时马市有三处，“一于开原城南以待海西女直；一于开原城东；一于广宁以待朵颜三卫，各去城四十里”[66]。以后马市贸易不断发展，又陆续增设一些马市，一四六四年（明天顺八年）为建州女真开设抚顺马市。[67]成化时在古城堡南为海西女真开设马市一处。一五二三年（明嘉靖二年）迁到庆云堡北。万历初年，在清河、叆阳、宽甸三处开设马市，不久又开设义州木市。

马市分为官市和私市两种：明政府收购马匹等“攻战之具”，称为官市；女真和各族人民之间换取“食用之物”，称为私市。马市贸易很繁荣，交换的商品来自女真的有马匹、貂皮、人参等土产品，来自汉族地区的有铁制生产工具，如铧、铲。有生产资料，如耕牛、种子。有生活用品，如米、盐、绢、布、缎、锅、衣服等。明廷派官主持马市贸易，初期的交易都是以物易物，到了一四一七年（明永乐十五年）改完“马价”，实行货币交易，主管马市的官员，除了检查入市货物，还要征收商业税，叫做“马市抽分”[68]。而且，对于女真前来马市贸易的各卫所首领还给以抚赏，以资奖励[69]。

明万历十二年三月，广顺、镇北、新安等关易换货物抽分银清册档案

随着女真社会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扩大马市贸易。因此，到了万历年间，马市增设四五处，交易有了显著发展和变化。辽宁档案馆保存的一些明代辽东马市贸易“抽分清册”[70]，为研究这个时期的马市情况，提供了珍贵资料，从这些档案清册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马市开放的日期，不再是以前每月一次或两次，每次只有五天，到万历时几乎成了日市，每月开市不受限制了[71]；同时明朝政府对马市货物征收的商业税增加了，有的增加几成，有的增加几倍[72]；此外，女真各部前来马市交易的次数和人数都比过去多了，每次入市少则数十人，多达数千人，如海西女真都督猛骨孛罗、歹商等从广顺关入市，一次竟达一千一百人[73]。建州女真的朱长革等一次进入抚顺关互市的就有二百五十人[74]；最后，明朝输往女真地区的货物中，主要是耕牛和铁制生产工具，这和以往输入大批生活用品不同了，根据《抽分清册》一〇七号记录统计，运进海西女真的耕牛二百一十六头，铧子四千二百九十二件[75]。因为这些明代马市档案都是残档，反映的情况不全面，数字也不准确，但是从以上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这个时期马市的特点和变化，明朝与女真地区经济上的密切联系，以及女真社会经济的发展。

由于女真和明朝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密切，来往更为频繁。再加上明朝政府不断派明军到奴儿干都司治所一带驻防、驻军定期换防、经常从辽东等地运送大批给养。因此，东北地区的水陆交通也随之发展起来了。明朝在元代设置驿站的基础上，大力扩建或新建驿站，延长或新辟线路。据《辽东志》记载，当时从辽东通往东北各地区共有六条交通干线，开原城是六条干线的起点，东到朝鲜，西达内蒙古，东北抵达特林地区的满泾，西北通往满洲里以北，形成四通八达的驿站交通网。[76]特别是对黑龙江、松花江一带，明廷为了保证辽东同奴儿干都司的联系和交通运输，一四一二年（明永乐十年）就在松花江到黑龙江下游，设立了满泾等四十五站[77]。一四二〇年（明永乐十八年），明朝在吉林的松花江畔建立了造船厂[78]，担负“造船运粮”和运送军队的任务。正因为明朝积极发展东北地区的交通运输，增设驿站，更加强了女真和辽东及中原地区的来往。

满族的祖先，在那数千年的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不论历代王朝如何更迭，也不论哪个民族的贵族掌握中央王朝的统治权，他们和中原地区一直保持十分密切的联系。他们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分离的亲人。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622页。

[2]参见《人民日报》，1978-01-24，第四版。

[3]参见《考古》，1960（1、4、7）；《文物》，1973（8）。

[4]参见《考古》，1960（4）、1974（2）。

[5]参见黑龙江省博物馆：《乌苏里江流域发现的古代文化遗存》，见《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

[6]《四部丛刊》本，《国语》二，一四页。“楛矢石砮”是用楛术为杆，以青石为镞的箭。

[7]《左传》卷二十二（三），七页，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

[8]参见王钦若：《册府元龟》卷九六九，《外臣部》，《朝贡》二，一一三九二页，北京，中华书局。

[9]参见李延寿：《北史》卷九四，《勿吉》，三一二五页，北京，中华书局。

[10]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靺鞨》，五三五七页，北京，中华书局。

[11]参见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一九，《北狄》，六一七八页，北京，中华书局。

[12]参见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靺鞨》，五三五九页。

[13]参见［日］《类聚国史》一九三，“文武天皇二年，大祚荣始建渤海国”。日文武天皇二年，即武周圣历元年（698年）。参见金毓黻：《东北通史》，256页。

[14]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一九，《北狄》，六一八〇页。

[15]参见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九下，《渤海》，五三六〇页。崔忻完成使命回京时途经旅顺，在黄金山下的井栏上刻石留念，写道“敕持节宣劳靺鞨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见北京图书馆藏《唐册封渤海井栏石刻》拓片）。这个奉使遗迹是唐朝政府此次册封的历史见证。

[16]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一九，《北狄》，六一八〇页。

[17]八三三年（唐大和七年）秋天，唐文宗派幽州卢龙节度副使张建章等人赴忽汗州，当时陆路为契丹所阻，他们便“方舟而东”，经辽东半岛北上，第二年秋天到达忽汗州，渤海王彝震得知张建章“赍书来聘”，以“重礼留之”，于是“岁换而返”，临行时“王大会以丰货宝器名马文革以饯之”，八三五年（唐大和九年）秋天回到内地。张建章回来后，把沿途特别是在渤海期间耳闻目睹的情况报告朝廷，并撰写《渤海国记》三卷，“备尽岛夷风俗、宫殿官品，当代传之”（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藏《唐张建章墓志铭》，一九五六年在北京德胜门外出土。参见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一五〇八页）。

[18]参见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十六，《族俗考》。

[19]参见王钦若：《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贡》四，一一四〇五页。

[20]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一九，《北狄》，六一八二页。

[21]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十六，《族俗考》。又，近年在吉林省敦化县出土《渤海贞公主墓碑》，贞公主是渤海王大钦茂的二女儿。碑文用汉字书写，文体也是唐朝的格调。

[22]《全唐诗》卷五八三。

[23]脱脱：《辽史》卷七二，《宗室》，一二一〇页，北京，中华书局。

[24]脱脱：《辽史》卷二，《太祖本纪》下，二二页；卷七二，《宗室》，一二一〇页。

[25]因避辽兴宗耶律宗真的讳，改女真为女直。

[26]脱脱：《金史》卷二四，《地理》上，五四九页，北京，中华书局。

[27]参见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黑龙江流域历史的新见证》，载《光明日报》，1977-02-09。

[28]参见［日］鸟居龙藏著、汤尔和译：《东北亚洲搜访记》，140页。

[29]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恤品河窝母艾谋克印”。

[30]罗福颐：《满洲金石志补遗》。

[31]参见脱脱：《金史》卷四六，《食货》一，一〇三二~一〇三三页。

[32]根据《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上京路和东京路的户数统计的。

[33]宋濂：《元史》卷一，《太祖本纪》，一七页。

[34]宋濂：《元史》卷五九，《地理》二，一四〇〇页。

[35]宋濂：《元史》卷十，《世祖本纪》七，二一五页。

[36]宋濂：《元史》卷五九，《地理》二，一四〇〇页。

[37]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故元遗兵》。

[38]参见万历《四镇三关志》卷一，《辽镇》。

[39]王世贞：《輶州史料》前集一。

[40]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故元遗兵》。

[41]参见沈节甫：《纪录汇编》卷三二，金幼孜：《金文靖公北征录序》。

[42]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十四，《女直》。

[43]参见《李朝实录》第二册，太宗卷七，四一九页。

[44]毕恭：《辽东志》，《辽东志书序》。

[45]参见《明太宗实录》卷六二，永乐七年闰四月己酉。

[46]《敕修永宁寺记》碑文，见《历史的见证》附录，载《历史研究》，1974（1）。

[47]陈循：《寰宇通志》卷一一六，见《玄览堂丛书续集》。

[48]关于奴儿干都司管辖的卫所数目，许多文献记载不一。此处数字是根据《明实录》的记载统计的，但是《明实录》没有记载建州左卫的设置年代，然而在《明太宗实录》永乐十四年二月壬午条记载“赐建州左卫指挥猛哥帖木儿等宴”，可见在此以前就设建州左卫了，因此把该卫统计在内。

[49]罗福颐：《满洲金石志》卷六。

[50]参见辽宁博物馆藏：《明威将军宋国忠墓志铭》。

[51]《明英宗实录》卷一四七，正统十一年十一月己卯。

[52]罗福成：《女真译语》二编，《肃慎馆来文》。

[53]《天顺大明一统志》卷八九，《女直》。

[54]参见《青丘学丛》第十五号，印文：“毛怜卫指挥使司之印　礼部造　永乐三年十二月　日”。

[55]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印文：“木答里山卫指挥使司印　礼部造　永乐四年十月　日　慈字五十五号”。

[56]吉林省博物馆藏，印文：“禾屯吉卫指挥使司印　礼部造　永乐七年九月　日　礼字四十三号”。

[57]参见金毓黻：《东北古印钩沉》印四十一，印文：“囊哈儿卫指挥使司印　礼部造　永乐十年十月　神字七十三号”。

[58]参见《满洲金石志》卷六，印文：“培山左卫之印　礼部造　正统十二年”。

[59]申时行：万历《大明会典》卷一〇八，《朝贡通例》。

[60]苕上愚公：《东夷考略》，《女直》。

[61]参见《明世宗实录》卷一八四、一八五、一八七、一八九。

[62]申时行：万历《大明会典》卷一四五，《会同馆》。

[63]据万历《大明会典》礼部、给赐、东北夷条记载：都督给彩段四、折钞绢二、织金紵丝衣一、靴袜一；都指挥给彩段二、折钞绢一、绢四、织金紵丝衣一、靴袜一；指挥给彩段一、折钞绢一、绢四、素紵丝衣一、靴袜一；千百户、镇抚、舍人、头目给彩段一、折钞绢一、绢四、靴袜一，以上是抚赏数字。回赐，马一匹给彩段二匹、折钞绢一，貂皮四张给绢一匹。

[64]《明成祖实录》卷三四，永乐三年三月癸卯。

[65]参见《明成祖实录》卷四一，永乐四年三月甲午。

[66]毕恭：《辽东志》卷三，《边略·马市》。

[67]参见《明宪宗实录》卷七，天顺八年七月乙未。

[68]毕恭：《辽东志》卷三，《边略·抽分货物》。正统初年，骟马一匹银六钱，儿马一匹银五钱，骒马一匹银四钱，牛一头银二钱，缎一匹银一钱，锅一口银一分，貂皮一张银二分，人参十围抽一等。

[69]毕恭：《辽东志》卷三，《边略·马市》载，都督每名羊一只，每日桌面三张，酒三壶。都指挥每名羊一只，每日桌面一张，酒一壶。一部落每四名猪肉一斤，酒一壶。

[70]辽宁档案馆藏有关女真档案资料，从编号乙一〇一至乙一〇九号，都是万历时期的马市贸易档案（残档），反映了新安关（对蒙古）、镇北关（对海西女真）、广顺关（对海西女真）、抚顺关（对建州女真）的贸易情形。

[71]原先明朝政府规定：开原每月自初一至初五开马市一次，包括开原的二处马市，北关（镇北关）和南关（广顺关）都如此。现仅从明档乙一〇七号《广顺、镇北、新安等关易换货物抽分银两表册》所记录的开市时间进行统计，可以清楚说明马市贸易时间的变化。该件档案的时间是万历十二年（一五八四年）广顺关和镇北关有以下日期开市：初二、初六、初七、初八、初九、初十、十二、十三、十五、十八、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因为这是份残档，开市日期不完全，即便如此，开市不少于十七天，比过去多三倍。从开市时间顺序来看，可以看出开市日期不受限制了。

[72]我们以《全辽志》卷二《马市抽分》的额数（该书是嘉靖十六年修的）和《明档抽分清册》（该册是万历年间的）对照计算所得：《全辽志》　马：儿马一匹银五钱，马驹一匹银三钱，骟马一匹银六钱，小马一匹银二钱，骒马一匹银四钱。牛：大牛一头银二钱，小牛一头银一钱，中牛一头银一钱五分，牛犊一头银五分。羊：绵羊一只银二分，山羊一只银一分。貂皮：一张银二分。袄子：一件银五分。　《明档抽分清册》　马：一匹银七钱。牛：一只银二钱五分。羊：一只银二分。貂皮：一张银二分五厘。袄子：一件银一钱五分。

[73]参见辽宁档案馆藏：明档乙一〇七号万历十二年，《广顺、镇北、新安等关易换货物抽分银两表册》。

[74]参见辽宁档案馆藏：明档乙一〇五号万历六年，《定辽后卫经历呈报经手抽收抚赏夷人银两各项清册》。

[75]参见辽宁档案馆藏：明档乙一〇七号万历十二年，《广顺、镇北、新安等关易换货物抽分银两表册》。

[76]参见毕恭：《辽东志》卷九，《外志》。

[77]参见《明成祖实录》卷八五，永乐十年九月丁卯。

[78]参见《吉林阿什哈达摩崖》，载《文物》，1973（8）。

第三节　满族的兴起和后金政权的建立

一、建州三卫的设置和海西四部的形成及其发展

满族出自建州女真，它的直系祖先原居住在黑龙江北岸。[1]

明代女真依据分布地域和经济发展程度分成建州、海西及“野人”三大部，三部之间及其内部，不断发生互相兼并和掠夺战争，“野人”女真时常侵袭海西和建州，“数与山寨（指海西女真）仇杀，百十战不休”[2]。海西与建州为了躲避“野人”女真的侵扰，并加强同辽东及关内的经济联系，有些部族和卫所逐渐向南迁移。

元朝曾在建州女真地区设置五个万户府，任命了五万户，他们中间有两个万户，即胡里改万户阿哈出和斡朵怜万户猛哥帖木儿，居住在现今松花江与牡丹江汇合处的黑龙江省依兰县境内。[3]到了元末明初，阿哈出部因遭“野人”女真的侵扰，便向南迁徙，大约洪武年间，该部在凤州暂时定居下来。[4]一四〇三年（明永乐元年），阿哈出赴京师朝见，明朝在该部设立建州卫，以阿哈出为建州卫指挥使，赐姓李名诚善。一四〇九年（明永乐七年）阿哈出死去，第二年（一四一〇年，明永乐八年）其子释家奴因“从征有功”袭父职，升为建州卫都指挥佥事，赐姓李名显忠。建州卫在凤州居住二十多年，由于经常遭受来自西边蒙古的侵害，并得到明廷的允许，一四二三年（明永乐二十一年）离开凤州，迁往婆猪江（今浑江）流域[5]，释家奴死后，其子李满住袭父职，为建州卫都指挥佥事[6]。建州卫到达婆猪江以后，又不断受到来自北边“野人”女真忽剌温部的侵扰和“朝鲜国军马抢杀，不得安稳”。于是一四三八年（明正统三年）李满住便率部众西迁，“移住灶突山东浑河上”[7]。

早先和阿哈出部为邻的斡朵怜万户猛哥帖木儿（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六世祖）也因不堪忍受“故元遗兵”纳哈出和“野人”女真的掠夺，于一三七二年（明洪武五年）被迫“挈家流移”，离开故乡，迁到图们江以南、朝鲜境内的庆源一带居住[8]，后来又迁居斡木河（今朝鲜会宁）[9]。永乐初年，建州卫指挥使阿哈出，曾向明廷禀告猛哥帖木儿聪明能干，颇有远识，一四〇四年（明永乐二年）明政府遣使招谕猛哥帖木儿。第二年（一四〇五年，明永乐三年）猛哥帖木儿亲自入朝，明朝“授猛哥帖木（儿）建州卫都指挥使（应为指挥使），赐印信”[10]。正因为他任建州卫指挥使之职，于是一四一一年（明永乐九年）率部众离开斡木河，“徙于凤州”建州卫的住地。[11]一四一二年（明永乐十年），明朝在这里增设建州左卫，以猛哥帖木儿为建州左卫指挥。直到一四二三年也因受蒙古的侵袭，同建州卫一道离开凤州，重返斡木河一带居住。[12]一四三三年（明宣德八年），猛哥帖木儿及其子权豆皆为“七姓野人”所杀害，建州左卫受到一次严重的打击，几乎陷入覆灭的境地。一四三四年（明宣德九年），明朝以凡察（猛哥帖木儿异父同母弟）为都督佥事，执掌建州左卫事务。一四三七年（明正统二年），明朝命猛哥帖木儿次子董山袭职，仍为建州左卫指挥，董山为了避免再遭袭击，向明朝要求返回“辽东居住”，得到明廷的允许，于是一四三九年（明正统四年）春，董山率领部众迁移到婆猪江，明朝政府把他们安插在“三土河（今吉林省海龙县）及婆猪江迤西冬古河两界间，同李满住居处”[13]。不久，凡察和董山叔侄之间发生争夺领导权的“卫印之争”，明朝为了牵制和削弱建州左卫的力量，一四四二年（明正统七年）在建州左卫之外，又增设建州右卫，以凡察为都督同知，管理右卫事务[14]，居住在三土河一带。自此以后建州女真以苏子河流域为中心，重新集聚起来。这里山清水绿、丘陵起伏、土壤肥沃、资源丰富，成为清朝发祥之地。

建州三卫在长期的患难和不断的流徙中会聚在一起，加强了内部的联系和合作，力量逐渐发展。天顺年间，董山成为建州三卫的首领，其势力已成为明朝在东北统治的一个威胁。由于明朝对少数民族采取限制、分化和歧视的政策，削减了建州、海西赴京朝贡人数，所谓“旧时入贡人数以数百，天顺中裁之无过五十”[15]，而且对贡品挑肥拣瘦，百般刁难[16]，再加上“入贡赏赐大减”[17]，因此引起女真各部的不满，“皆忿怨思乱”[18]，董山乘机联合海西进犯辽东。明朝政府使用卑鄙手段，以“招抚”为名，把董山诱骗到北京来朝贡。董山在返回建州途中被拘留在广宁，不久遇害。[19]同年九月明廷派总兵官赵辅率五万明军进攻建州，还胁迫朝鲜出兵过鸭绿江从东边夹击。建州卫李满住兵败，退到婆猪江畔被朝鲜军杀死，明兵进入建州后大肆烧杀抢劫，“焚其巢寨，房屋一空”，许多女真人“奔深山藏匿”[20]，建州三卫遭到了一场浩劫。

中国历史上许多北方的少数民族，在逐步南移和汉族的先进文化频繁接触以后，商业交换迅速增加，经济生活大大发展，原始的民族经济进一步被破坏，有的还改变了狩猎游牧生活而改营农业。处在这一发展阶段上的北方民族，由于经济力量的增长，结合其从原来狩猎游牧生活中产生的坚强的军事组织和勇武精神，就必然会在军事上强大起来，成为汉族统治王朝的重大威胁，明代的女真族正走在这一条发展道路上。因此，尽管明朝政府镇压了董山，又在凤凰城经清河城至抚顺一线置屯田、修城堡，加强了辽东防务，密切注视建州势力的消长。但是，日趋腐败的明朝政府已不可能完全逆转建州女真由弱变强、由分散到统一的崛起过程。到了万历初年，建州又开始兴起，分为东西两支，东部婆猪江流域有建州卫的王兀堂，西边浑河上游有建州右卫都指挥使王杲，他们常常劫掠辽东地区，对明朝辽东的安全仍是一个威胁。

在建州女真南徙的同时，海西女真也不断南移，形成了海西四部（或称扈伦四部），即：叶赫、辉发、哈达、乌拉。其中，叶赫部原居松花江北岸的塔鲁木卫，其祖先打叶为该卫指挥，十六世纪初（正德时），明廷授祝孔革为左都督，祝孔革率众南迁到开原东北的叶赫利河，即明所谓北关。十六世纪中叶（嘉靖时），祝孔革的两个孙子逞加奴、仰加奴为指挥佥事，在北关始建东、西两城，势力日盛，海西许多部“望风归附，拓地益广，军声所至，四境益加畏服”[21]，成为海西女真中的一支强大力量。

辉发部原居牡丹江流域的弗提卫，其祖先塔失为该卫指挥，嘉靖时，弗提卫迁至辉发河流域，称辉发部。

哈达部原居松花江北岸呼兰河以东之塔山左卫，其祖先弗剌出为都指挥佥事。十六世纪初，速黑忒继为都督佥事，在海西女真中最强大，后速黑忒的儿子王忠袭为该卫都督，因受野人女真的侵袭，从呼兰河迁到开原靖安堡广顺关外小清河上游居住，即明所谓南关。王忠“部众强盛，凡建州、海西、毛怜等一百八十二卫二十所五十六站皆畏其兵威”[22]。王忠死后，其侄王台袭职为左都督，海西各部，“尽服从台”[23]，他对明朝“最忠顺……东陲晏然，耕牧三十年，台有力焉”[24]。

正当塔山左卫都督王忠离开故里的同时，他的叔伯侄子补烟（又叫布延）率部众迁到乌拉河沿岸筑城居住，称为乌拉部，到了隆、万时期，逐渐征服松花江南北，以及牡丹江以西诸部，成为海西四部中一支强大势力。

由上可见，建州和海西的南徙，大体到嘉靖时基本上稳定下来了，它们沿着辽东东北边分散聚居，建州三卫分布在抚顺关以东，海西四部散居在开原以北。建州和海西南移后，其社会经济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由于女真人民的辛勤劳动和积极吸取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从而加速了女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当时不少汉人进入女真地区，传播了农业耕作技术，推广牛耕，出现“农人与牛，布散于野”[25]的耕种情景，同时输入大批铁制农具，如铁铧、铁锄等，开垦了许多荒地，农业生产发展了，改变了以往“惟知射猎，本不事耕稼”[26]的状况，正像《殊域周咨录》记载的，此时女真“屋居耕食，不专射猎”[27]，正在由采猎经济过渡到以农业生产为主。万历初年，建州女真已有少量粮食输往辽东地区[28]，这种现象反映了建州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是很迅速的。

农业的发展，也推动手工业的进步。农业生产需要大量的铁制农具，此外狩猎和防卫还要大批的铁制武器，这些铁器的来源主要依赖明朝供给。可是，自一四三九年起，明朝对女真除了农器外，其他铁器一概禁运。一四七六年（明成化十二年），明朝下令，严行铁禁，所有铁器都不许运往女真地区，结果造成女真“男无铧铲，女无针剪”[29]，严重地影响他们的生产和生活。这就迫使女真人自己发展冶铁业，最初仅是“贸大明铁自造”[30]，将“所易之锅、铧……毁碎融液”[31]，制作各种器具。到了嘉靖时，除了能加工外，海西地区还能生产铁，并开始使用鼓风炉，能把铁炼成钢。[32]应用鼓风炉炼铁，促进了手工业迅速发展。另外，如纺织业，以前是“不以织布为意”，依靠明朝供应，现在以麻为原料，生产麻布，不仅自用，还有一些输往辽东销售。[33]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也使商业交换更加繁荣。当时马市交易十分兴隆，目睹者李贡在《广宁马市观夷人交易》中写道：“累累椎髻捆载多，拗辘车声急如传，胡儿胡妇亦提携，异装异服徒惊眴……夷货既入华货随，译使相通作行眩，华得夷货更生殖，夷得华货即观忭”[34]。特别是貂皮颇受关内的欢迎，需求量很大，仅明朝宫廷每年就需要貂皮一万张，万历皇帝每年冬天赐给臣下的貂皮，其费用就达“数万缗”[35]。与此同时，女真的貂皮还运往朝鲜换取大批耕牛和铁器，朝鲜穿戴貂皮成习，“富家巨室，迭相矜衒，如衣裘衾席之属，亦皆以此为之，乡闾小会，妇女无貂衣者，耻不肯赴焉”[36]，可见当时服貂皮人很多。因此，“貂皮价高，谋利者云集此道”，貂皮一张易铁锄一把[37]，换大牛一头[38]，大量“牛铁尽归彼，牛以厚其农，铁以利其兵”[39]，这对女真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商业交换的扩大，作为交换价值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它的职能日益显著，需求更为迫切。一五二二年（明嘉靖元年），塔山左卫都督速黑忒首次向明朝请求，把朝贡时的抚赏回赐，折成银两授给，明廷准其所请，但“不为例”[40]。可是女真各卫仍不断要求折银，所以一五二七年（明嘉靖六年），明朝同意把朝贡时应赏抚的彩缎，如自愿折银者，便把赐物折价[41]，同时也答应将贡物应回赐的彩缎一半折银，一半给物[42]。一五三四年（明嘉靖十三年），把贡物回赐全部折银授给[43]。到了一五六四年（明嘉靖四十三年），明朝把抚赏也改成全部折银，这样一来抚赏和回赐都以银折给[44]，据统计仅此一项每年流入女真地区的白银不下一万五千两[45]，此外朝贡和马市的官私两市交易中也得到许多银子。女真掌握大量银两，可以购买自己需要的任何商品，从而扩大和密切了他们之间以及周围各民族的经济联系。

明朝统治者看到海西、建州南移后，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势力不断增强，感到极大的威胁，为了加强对女真的控制，巩固自己的统治，采取“使其各自雄长，不相归一”[46]的分而治之、互相牵制的老办法，使女真各部长期陷于分裂、混战不休的状态。明朝政府要实现这一目的，相机使用镇压、招抚和防范的手段。万历初年，在浑河上游有建州右卫王杲；在婆猪江有建州卫王兀堂；在辉发河有辉发部往机砮；在乌拉河有乌拉部补烟；在开原北关有叶赫部逞加奴、仰加奴；在开原南关有哈达部王台，其中以王台势力最强。明王朝积极拉拢王台，一五七三年（明万历元年）王杲不断侵犯辽东，直到一五七五年（明万历三年）春被明军打败，逃往哈达部，为王台执献明廷杀害，明朝政府对王台“令加勋衔……诏授龙虎将军”[47]。一五七八年（明万历六年），王兀堂反对明朝修筑宽甸六堡[48]，同时也不满明朝官吏在互市中“强抑市价”[49]，于是起兵反明，明朝派李成梁率兵镇压，在鸦儿河战斗中王兀堂兵败，一五八一年（明万历九年），王兀堂再次起兵，又遭失败。一五八二年（明万历十年），王台死去，哈达部发生内讧，王台的儿子虎儿罕、康古陆、猛骨孛罗互相争权，叶赫部的逞加奴、仰加奴企图乘机控制哈达部，当明朝要扶持王台孙子歹商袭职时，逞加奴、仰加奴反对，明廷诱杀逞加奴、仰加奴，歹商嗣职，统辖哈达部。逞加奴的儿子卡塞和仰加奴的儿子那林孛罗，寻机为父报仇，联络蒙古，暗结歹商的叔叔康古陆和猛骨孛罗充当内应，于是发兵攻打歹商，明朝派兵镇压，稳住了歹商的统治。一五八三年（明万历十一年），王杲之子阿台，欲报父仇，由静远堡攻打明军，结果被李成梁镇压了。由上可见，万历初女真内部及与明朝之间战争不停，其结果女真进一步分裂，分成许多分散割据的小部落。当时女真大体分四大部，即建州部，包括苏克苏浒河（今辽宁省苏子河）、浑河（今辽宁省浑河北岸）、完颜（今吉林省通化以南）、栋鄂（今辽宁省桓仁县附近）；长白部，包括纳殷（今吉林省抚松县东南）、珠舍里（今吉林省临江县以北）、鸭绿部（今吉林省集安县）；扈伦部，包括叶赫（今吉林省四平市）、哈达（今辽宁省清河流域）、辉发（今吉林省桦甸县）、乌拉（今吉林省伊通县）；东海部，包括窝集（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东北）、瓦尔喀（今吉林省延吉以北）、库尔哈（黑龙江中游、牡丹江下游一带）。确实是“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残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50]，建州内部也是“攘夺货财，兄弟交嫉”[51]，相互厮杀。这种分裂割据、互相对立、战乱不息的局势，阻碍和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与发展，给女真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广大女真人民都要从分裂割据、互相仇杀中解脱出来，实现统一安定的局面，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努尔哈赤走上了统一女真各部的道路。

二、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及后金的建立

努尔哈赤，生于一五五九年（明嘉靖三十八年），出生在建州左卫奴隶主家庭。他是建州左卫都督猛哥帖木儿的六世孙，历代祖先有许多人受明廷册封，担任建州左卫指挥使、都督佥事、都督等官。努尔哈赤十岁丧母，因继母虐待，十九岁分家自立。为了生活，他采松子、挖人参到抚顺马市出售，不久又投到明辽东大将李成梁部下，“每战必先登，屡立战功，成梁厚待之”[52]。艰苦的劳动生涯和紧张的戎马生活，把努尔哈赤锻炼成足智多谋、武艺超群的杰出人才。一五八三年（明万历十一年）建州苏克苏浒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引导明军镇压阿台，努尔哈赤的祖父建州左卫都指挥觉昌安、父亲建州左卫指挥塔克世也随军同往，结果在明军攻破阿台的古埒城时，觉昌安被烧死，塔克世遭误杀，明廷为了报偿其祖、父的冤死，授努尔哈赤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于是他强咽仇恨返回建州，以图发展。

清太祖努尔哈赤像

努尔哈赤把祖、父的死亡归罪于尼堪外兰。一五八三年，他以祖、父遗甲十三副起兵，攻打尼堪外兰的图伦城，尼堪外兰弃城逃走。从此，努尔哈赤开始了统一建州女真各部的事业。一五八四年（明万历十二年），他攻占了兆佳城和玛尔寨，降服了董鄂部；一五八五年（明万历十三年），进攻界凡寨，击败界凡、巴尔达、萨尔浒、加哈、托漠河五寨联军八百人，征服了浑河部；同年，攻破安土瓜尔佳城，杀城主诺莫泥；一五八六年（明万历十四年），攻克鄂勒珲城，杀尼堪外兰，控制了苏克苏浒部；一五八七年（明万历十五年）和一五八八年（明万历十六年）又收服哲陈部、完颜部。

努尔哈赤初起时，仅是建州女真中一支弱小的势力，在建州内外有许多强大的敌人，但经过五年的征战，基本上把分散对立的各部势力统一了起来，一跃而为女真族中最强大的力量。努尔哈赤面对着强大而众多的敌人以及部族内外一片争杀的混乱局势，既有坚强刚毅、蔑视困难的勇气，又能冷静地分析形势，部署对策。他勤练兵马，作战勇敢，身先士卒，常常以少击众，屡克强敌，努尔哈赤自己说：“吾自幼于千百军中孤身突入，弓矢相交，兵刃相接，不知几经鏖战”[53]，在攻克鄂勒珲城的战斗中，亲率四十人冲入敌阵，受箭伤三十处。这种猛冲猛打、勇往直前的战斗作风是他取胜的重要原因；同时，他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和政略，开始时他的征讨范围限于建州内部，特别是把斗争矛头指向尼堪外兰，对相对强大的海西女真则暂时避免发生冲突，对蒙古、朝鲜则进行拉拢，表示亲睦；对明朝中央政府更是十分恭顺，“遣使通好，岁以金币聘问”[54]，努尔哈赤还多次亲赴北京朝贡，所以明廷最初对他比较信任。在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各部后，明廷于一五八九年（明万历十七年）授他为都督佥事，一五九一年（明万历十九年）升为左都督，一五九五年（明万历二十三年），以“保塞有功”又晋封他为龙虎将军，把他看做“忠顺学好，看边效力”[55]的良好的地方官。此外，努尔哈赤注意收容降众，整顿内部秩序，发展经济。他“定国政，禁悖乱，戢盗贼，法制以立”[56]，“招徕各部，环满洲而居者皆为削平”[57]，“互市交易，以通商贾，因此满洲民殷国富”[58]。

建州女真的统一和努尔哈赤的崛起，必然会引起与同样强大的海西女真发生冲突。一五九三年（明万历二十一年），海西叶赫部领袖纳林布禄纠集了哈达、乌拉、辉发、科尔沁、锡伯、瓜尔佳、朱舍里、讷殷九部，组成三万联军，分三路向努尔哈赤发动进攻。这是努尔哈赤起兵以后的第一次关键性战役，九部联军声势浩大，兵力占压倒优势。但是，努尔哈赤临危不惧，从容镇静，他正确地分析了九部联军内存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认为：“彼部长甚多，兵皆乌合，势将观望不前”[59]，“伤其一二头目，彼兵自走”[60]，“我兵虽少，奋力一战，固可必胜耳”[61]。他满怀信心地鼓舞将士，迅速行动，抢在联军的前头，在古勒山立营，“立险要之处，诱彼来战”[62]。在战斗时，集中优势兵力，重点出击，斩杀叶赫首领布斋，俘获乌拉首领满泰的弟弟布占泰，“叶赫贝勒等见布斋被杀，皆痛哭。其同来贝勒等大惧，并皆丧胆，各不顾其兵，四散而走”[63]。努尔哈赤取得了“破九部三万之众”的重大胜利，这次胜利为进一步统一女真各部奠定了基础。

努尔哈赤破九部联军后，乘胜挥军东进，征服了朱舍里、讷殷二部，力量迅速壮大。此时，努尔哈赤及其弟速尔哈赤，各有战将一百五十余人和四十余人[64]，各有战兵一万多人和五千多人[65]，军事力量已经相当强大。此后二十多年，努尔哈赤为统一女真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主要就是对付部众很多、力量强盛的海西四部。他认识到自己不可能一举攻灭四部，他说：“欲伐大木，岂能骤折，必以斧斤伐之，渐至微细，然后能折。相等之国，欲一举取之，岂能尽灭乎”[66]，因此，采取了分化和逐步蚕食的政策。一方面，与海西四部中较强大的叶赫、乌拉两部结盟联姻，特别是拉拢乌拉部领袖布占泰，努尔哈赤和速尔哈赤娶布占泰的侄女与妹妹为妻，速尔哈赤又把女儿嫁给布占泰，目的是拆散海西四部的联合，以便各个击破。另一方面先逐步攻灭较弱小的哈达部与辉发部。当时，明朝政府害怕女真统一以后，力量强大起来，希望保持各部分立，玩弄力量平衡、分而治之的手段，袒护渐趋衰落的海西四部，压抑正在勃兴的建州女真，努尔哈赤为了避免与明军冲突，仍表示服从明朝的命令。一五九九年（明万历二十七年），努尔哈赤已攻灭哈达部，擒其首领蒙格布禄，但在明朝政府的干预下又不得不在表面上恢复哈达部，立蒙格布禄之子武古尔岱为哈达首领，而自己则在幕后控制。至于对蒙古更是加意笼络，蒙古科尔沁部、扎鲁特部都归附了努尔哈赤，成为他在统一战争中的得力帮手。

在与海西四部长达二十多年的斗争中，对东海女真的争夺是个焦点。东海女真分散居住在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两岸、北至外兴安岭的广大地区内，还处在较低的社会发展阶段上。他们是兵员和奴隶劳动力的后备军，也是财富的来源，无论是海西女真或建州女真，谁能够争取东海女真的归附，谁就能在统一东北的战争中稳操胜券。因此，争夺沿边各部族、各民族的斗争十分激烈。一六〇七年（明万历三十五年），东海瓦尔喀部斐优城（今吉林省珲春附近）的首领穆特赫苦于乌拉部的骚扰，自愿归附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派弟速尔哈赤及子褚英、代善率兵三千前往斐优城，迎接穆特赫的部众眷属，乌拉部布占泰率兵万人，在图们江一带袭击。速尔哈赤回军途中，在乌碣岩与乌拉兵遭遇，褚英、代善等“缘山奋击，乌拉兵大败”，“斩三千级，获马五千匹，甲三千副”[67]。乌碣岩战斗的胜利，打开了通往东海诸部的大门。从此，努尔哈赤“威行迤东诸部”，乌拉“不敢窥望其去留，兵锋所指，莫敢谁何”，随之瓦尔喀部皆“望风归附”[68]。一六〇九年（明万历三十七年），派扈尔汉攻占窝集部的瑚叶路（今兴凯湖附近）。一六一〇年（明万历三十八年）派额亦都率军收抚窝集部的那木都鲁、绥芬、宁古塔、尼马察四路，并攻打了雅兰路（今苏联东海滨的雅兰河）。一六一一年（明万历三十九年）派阿巴泰攻取窝集部的乌尔古宸和木伦二路。同年，东海瑚尔哈部的扎库塔居民来附。

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在顺利地发展，这就要求建州内部权力的集中和统一的调动指挥，原始部落残留下的军事民主的传统越来越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建州内部出现了矛盾。这一矛盾在满族兴起的历史上留下了很深的烙印，由此而产生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阴谋和家庭悲剧。这时，努尔哈赤的同母弟速尔哈赤拥有自己的部众和财产，和努尔哈赤共同掌管着建州事务，他和其兄发生了权力冲突和意见分歧。在乌碣岩战斗中，速尔哈赤虽是统帅，却不同意努尔哈赤对乌拉的态度，因而放弃指挥，消极旁观，“率五百人止山下……未能多所斩获”[69]。努尔哈赤斥责他“临阵退缩，时有怨言”[70]，速尔哈赤不服。以后，要他派部众服役修筑城寨，他却叫“部下不赴工”，而自己要另建一城[71]。一六〇九年，速尔哈赤企图率部众“出奔他部居焉”[72]，被努尔哈赤发现，把他拘禁起来，没收他的财产和奴隶，并把一些怂恿煽动者处死，清除了内部的分裂势力，为统一女真各部踢开了绊脚石。

努尔哈赤清除内部分裂势力后，把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推向新高潮。一六一二年（明万历四十年），努尔哈赤率军攻打乌拉，获胜而归。第二年（一六一三年，明万历四十一年）再次进攻乌拉，乌拉灭亡，从而拔掉了通往东海和黑龙江流域的钉子。一六一四年（明万历四十二年），遣兵征服窝集部的雅兰、西林二路。一六一五年（明万历四十三年），又派兵攻占窝集部东额赫库伦城（今苏联纳赫塔河附近）。一六一六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后金天命元年）七月，努尔哈赤首次派兵进入黑龙江、精奇里江、牛满河一带的萨哈连地区[73]，攻占五十二个村寨，同年九月又招服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汇合处以东的使犬部。一六一七年（明万历四十五年，后金天命二年），再次派兵继续收服东海散居各部，并对那些“岛居负险不服者，乘小舟尽取之”[74]，攻占库页岛及其附近岛屿，于是“库页内附，岁贡貂皮，设姓长、乡长、子弟以统之”[75]。一六一九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努尔哈赤又派兵收取东海瑚尔哈遗民，同年灭叶赫部，统一海西四部。

努尔哈赤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是我国女真族的民族英雄。他以遗甲十三副起兵，为女真各部的统一奋斗了三十多年，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发展到拥有精兵六七万，“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语音俱征服”，使“诸部始合为一”[76]，基本上完成了统一女真各部的大业。努尔哈赤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利用女真人民的力量，结束了女真长期分裂割据和动荡不安的局面，这对于女真社会的发展，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加强和巩固我国东北边防都作了积极的贡献。

随着女真各部逐渐走向统一，其农业、手工业、采猎业、商业等都得到发展，尤其是农业生产更为显著，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努尔哈赤为了加强统治，在新的形势下，逐步地弃旧立新，建立各种制度和机构，对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等方面，采取许多改革措施。

首先是创建“八旗制度”。这种制度是“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77]的军政合一，又是“出则备战，入则务农”[78]的兵民一体的社会组织形式，具有行政管理、军事征伐、组织生产的三项职能。它是在统一战争中逐步发展起来的，是由女真人狩猎时实行“牛录”组织演变而来的。当时“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意为大箭）厄真（意为主也）”[79]。一六〇一年（明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在这种“牛录”组织的基础上，并参考其先世金朝猛安谋克制度，正式创建旗制，设立四旗，即黄、白、红、蓝四色，规定每三百人编为一牛录，每牛录设牛录厄真一人，管理该牛录内的一切事务。到了一六一五年，因“归附日众，乃析为八”，在原有四旗之外，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黄、白、蓝均镶红边，红旗则镶白边，合为八旗。并规定三百人为一牛录，设牛录厄真一人，五牛录为一甲喇，设甲喇厄真一人，五甲喇为一固山，设固山厄真一人，副职二人称美凌厄真。固山厄真即旗主，领有步骑七千五百名。努尔哈赤是八旗的最高统帅，并有巴牙喇（直属精锐卫队）五千余骑，各旗旗主也有人数不等的巴牙喇。当时努尔哈赤领两黄旗，代善（努尔哈赤二子）领两红旗，皇太极（努尔哈赤八子）领镶白旗，莽古尔泰（努尔哈赤五子）领镶蓝旗，杜度（努尔哈赤长孙）领正白旗，阿敏（努尔哈赤侄子）领正蓝旗。[80]他们是每个所辖旗的最高统治者，掌握军事、行政和组织生产的大权，八旗之间是平行关系。所以“凡有杂物收合之用，战斗力役之事，奴酋（努尔哈赤）令于八将（八旗主），八将令于所属柳累（牛录），柳累将令于所属军卒，令出不少迟缓”[81]。而“牛录”是八旗制度的基层单位，它是以地缘为主、血缘为辅组成的，牛录厄真下设代子二人为副职，再置四名章京、四名拨什库，并把三百人组成的牛录，分编成四个塔坦（即村或部落），一章京和一拨什库管理一个塔坦的各种事情。[82]可见八旗制度是一套完整的军事组织和政权的统治机构，它把分散的女真各部都组织在旗下，进行生产和战斗，保证了统一战争的胜利。

其次，兴筑城池。努尔哈赤原居二道河村南山上，“土垒方里”[83]，城高十余尺，“无雉堞、射台、隔台、壕子”[84]，该城十分狭小简陋，俗称旧老城。一六〇三年（明万历三十一年），在苏子河与嘉哈河交汇处的东岸，“因山为城，垒土为郭”[85]，“周四里，南一门，东二门，北一门”[86]，称为赫图阿拉，俗称老城。一六〇五年（明万历三十三年），努尔哈赤又加筑一道外城，城高六丈，作门八处[87]，该城“杂筑土石，或用木植横筑之，城上环置射箭穴豆，状若女墙，门皆用木板”[88]。由上可见，赫图阿拉有内外城，当时内城居住着努尔哈赤及其贵族，外城居住着旗兵，而奴隶则居于城中，各种工匠皆居城外，全城约有三万多人。赫图阿拉城不仅规模大了，而且有一定的布局，它是努尔哈赤管辖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大政殿和十王亭

后金“天命通宝”

再次，选人才，设议政，理诉讼。由于统一战争使疆土不断扩大，人口日益增多，管理事务也繁忙了。努尔哈赤为了进行统治，需要大批官员，采取推荐和选拔的方式，并指出选择时不要看血统，而要看才德，是否有一技之长，符合条件的人予以录用，使之执政。[89]一六一五年设议政五大臣，与八旗旗主一同议政，参决机务，“每五日集朝一次，协议国政，军国大事，均于此决之”[90]，这种联席议政制是建州政治、军事的中枢决策机构。与此同时，还颁布法制，命扎尔固齐十人，分任庶务，负责审理诉讼案件。如有刑民案件，先由扎尔固齐十人审问，然后报告五大臣，再由五大臣复查，并把案情告诉诸贝勒，讨论议决。如果原被告一方不服，可以申诉，由努尔哈赤查明情由，最后裁决。虽然当时法规还很原始，有些是习惯法，有打、罚、处死等刑，但是努尔哈赤十分强调要有法规，使每人预先知道，有所遵循，从而改变了以往随意处分，说打就打，说罚就罚的混乱状况，建立了层层会审制度。

第四，创制满文。努尔哈赤早期，原先的女真文已不通行，此时女真人只有自己的语言，而无本民族的文字，“凡属书翰，用蒙古字以代言者，十之六七，用汉字以代言者，十之三四”[91]，这种情形当然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一五九九年，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和噶盖两人，以蒙古文字母与女真话音拼成满文，此种满文，其字形和蒙古文很相似，称为老满文，又称无圈点满文，尽管老满文的文法不完备，缺点很多，但是作为本民族文字，开始应用推广，这标志着女真社会向前迈进了一步。

努尔哈赤推行以上各项措施，无疑是为了加强和巩固以他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但是，这些措施是统一战争的产物，它又反过来推动了统一战争，而这场统一战争是进步的，对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对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加强各族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都起着积极作用。努尔哈赤顺应历史潮流，基本上完成了统一女真诸部的历史使命。一六一六年，努尔哈赤遂称汗登位，建立“大金”（又称后金），建元天命。他把分散的女真诸部统一在后金地方政权之下，因而使后金力量迅速壮大，成为与明朝中央政府相对抗的强大的地方势力。

三、萨尔浒之战与后金进入辽沈地区

毛主席指出：“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92]。明朝统治者正是这样，它在政治上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对女真采取“分其部落以弱之，别其种类以间之，使之人自为雄，而不使之势统于一者”[93]。它在建州和海西各部中挑拨离间、制造分裂，如支持乌拉多次侵犯建州，怂恿叶赫长期与努尔哈赤为敌，破坏女真各部走向统一。同时，明朝辽东官吏还视女真“如昆虫，极其侮慢”[94]，任意殴打，随便加罪，无端杀害，加深了民族间的隔阂和矛盾。它在经济上竭力阻碍女真地区的生产发展，明朝管理朝贡和马市交易的官吏，乘官私贸易之机，短价强取，多征税银以肥私。万历中叶以后，明朝对建州实行经济封锁和物资禁运，一六〇八年（明万历三十六年）停止了建州朝贡，第二年（一六〇九，明万历三十七年）又关闭了马市，这两年里就使建州腐烂人参十余万斤。而且严禁汉民进入女真地区，并且无理向建州强索柴河、法纳河等处的耕地，还不许收割耕地上的庄稼。明朝诸如此类的行径，激起女真人民的无比愤恨，努尔哈赤就曾愤愤不平地说，“保守天朝地界九百五十里，俺管事十三年，不敢犯边，非不为恭顺也”[95]，可是“有辽东边官，只要害我途（图）功升赏”[96]。

哪里有民族压迫，哪里就有民族反抗。一六一八年（明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一月，努尔哈赤对诸王大臣秘密宣布“今岁必征明”，并说“朕与明成衅，凡七大恨，其余小忿更难悉举，宜往征之”。并命八旗将士“治甲胄，修军器，豫畜牧”[97]，规定每牛录的五十名披甲人，留十名在家守城，四十名出战，一切行动必须听从牛录厄真的指挥。同年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率步骑二万征明，以“七大恨”作为伐明的檄文，分兵两路向明军发动进攻。努尔哈赤亲率右翼四旗（镶黄、正白、镶红、镶白）攻打抚顺，明军守将李永芳举城投降；同时还命左翼四旗（正黄、正红、镶蓝、正蓝）攻占东州、马根单等地。明朝辽东巡抚李维翰急遣总兵张承荫率明兵一万去镇压，遭后金兵伏击，全军败没。七月，努尔哈赤又率八旗兵进入鸦鹘关，围攻清河城，明将邹储贤固守抵抗，结果城破被杀，接着后金又占领一堵墙、碱场二城。努尔哈赤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不但使“全辽震动”，而且北京也“举朝震骇”，就连饱食终日、万事不理的神宗皇帝也深感“辽左覆军陨将，虏势益张，边事十分危急”[98]。

明朝为了安定辽东，巩固其反动统治，早日把后金势力镇压下去，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后金的战争。然而，由于明末政治腐败，驻守辽东的明军业已腐朽不堪，名义上虽有八万多人，实则能作战的不过一万多人，而且兵备松弛，士气颓靡，“累年以来，不修兵具，朽戟钝戈，缓急不足为用，金鼓几于绝响，偶令之截杀，股栗腕战，面孔殊无生色”[99]，这样的军队实在不堪一击。所以明朝政府只好“以倾国之兵，云集辽沈，又招合朝鲜、叶赫”[100]，可是，从全国各地征调的军队也和辽东明兵一样腐朽，许多人“伏地哀号，不愿出关”，不少将领“哭而求调”[101]。由此可见，明朝出师并无取胜的把握，只是打一场孤注一掷的冒险战争。

明朝命杨镐为辽东经略，以杜松、李如柏、刘綎等为副，调兵筹饷，经过九个多月的准备，到了一六一九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的四月，赴辽的明军都先后到达，再加上胁迫征调的一万三千名朝鲜兵，总共有十万余人[102]，号称四十七万大军。杨镐与诸将议定，分四路进攻后金：总兵刘綎率军出宽甸由东；总兵马林率军出三岔口由北；杜松率军出抚顺关由西；李如柏率军出鸦鹘关由南，其中以西路杜松为主力，皆直指赫图阿拉。此外，王绍勋总管各路粮草，杨镐坐镇沈阳。明廷被自己虚张的声势所欺骗，洋洋得意地认为“数路齐捣，旬日毕事耳”[103]。

努尔哈赤掌握了明军的战略部署和行动计划，正确地分析了形势，认为明军是采用分兵合击、声东击西的战术。努尔哈赤说：“明使我先见南路有兵者，诱我兵而南也，其由抚顺所西来者，必大兵也，急宜拒战，破此则他路兵不足患矣”[104]。因此，只派五百人抵御和阻滞东路的刘綎军，而把全部兵力集中起来，打击从西而来的杜松的明军主力，所谓“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105]。这一部署是正确的，因为从兵力上看明军有十万多人，而后金只有六万人，处于劣势。但明军分成四路，兵力分散，再加上刘綎、马林和李如柏三路山高水险，行军困难，一时不易到达，只有杜松一路出抚顺，渡浑河，沿苏子河而上，道路平坦易行，两日就可到达赫图阿拉。努尔哈赤以六万人对付杜松的三万人，才能够在战役上稳占优势，取得主动权。于是他亲自统率八旗大军迅速开赴西线，阻击明军。两军在萨尔浒一带相遇，揭开了著名的萨尔浒战斗的序幕。

萨尔浒之战示意图

这次战役，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萨尔浒、吉林崖战斗。四月十三日，杜松率领三万明军，出抚顺关，十四日到达萨尔浒，得知后金正派兵构筑界凡城，阻挡明军东进。于是杜松留下两万人驻守萨尔浒，自领一万人攻打界凡城，把已经分散的兵力再行分散。此时，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兵已到界凡以东，迅速地抓住了各个击破的战机。他说：“先破萨尔浒山所驻兵，此兵破，则界凡之众，自丧胆矣”[106]，便派代善、皇太极带领两旗截击杜松，自己亲率六旗猛打萨尔浒的明军，明军遭到突然攻击，纷纷逃往萨尔浒河西岸，结果在得力阿哈一带全部被歼。而杜松在吉林崖下，陷入重围，杜松丧生，全军覆没，“死者漫山遍野，血流成渠，军器与尸冲于浑河者，如解冰旋转而下”[107]。

第二阶段是尚间崖、斐芬山战斗。四月十四日，马林率明军与叶赫兵出三岔口，扎营于富勒哈山的尚间崖，派潘宗颜领一军驻守斐芬山，又遣龚念遂率一军守卫斡辉鄂模，互为犄角，彼此声援。

努尔哈赤在西线消灭明兵主力以后，乘胜挥戈北上，十五日，后金兵首先击溃了驻守斡辉鄂模的明兵，随后又攻打尚间崖，明兵大败，马林仅以身免，逃往开原，斐芬山的明军也被攻灭。

第三阶段是阿布达里冈、富察（富车）战斗。四月十日，刘綎一路出宽甸，此路明军虽然出师最早，由于山道陡峭，大雪封山，进军迟缓，迟至十五日才到达深河。后金的少数守军沿途拦截，且战且退，竭力阻滞明军的前进速度。十六日，刘綎进抵阿布达里冈，姜弘立率领的朝鲜兵到达富察，距离赫图阿拉还有五六十里。

这时，努尔哈赤已在西北两路获胜，立即派扈尔汉、阿敏、代善、皇太极先后出发，日夜兼程赶赴东线，很快在东线集中了三万多人，“隐伏山谷”，待机而动。明军却焚毁村寨、“分掠部落”，并无戒备地前进。后金军“不意突出，冲断前后”，刘綎战死，全军覆没。[108]代善随之集合八旗兵，攻打富察一带的朝鲜军，姜弘立的军营被紧紧围住，“孤阜狭隘，人马偪侧，屡日饥卒，兼之焦渴，欲走则归路已断，欲战则士皆股栗，至有抛弃器械，坐而不动者，事无可为”[109]，于是姜弘立以下，全军投降。

杨镐惊悉三路丧师，急令李如柏撤兵，明朝的四路大军只有这一路逃脱了败灭的厄运。

萨尔浒战役是集中使用兵力、选择有利的战场和战机，连续作战、速战速决、各个击破，在战略上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在战斗中，充分显示了努尔哈赤机动灵活的指挥才能和后金将士的勇猛战斗作风，在五天之内，在三个地点进行了三次大战，战斗前部署周密，战斗中勇敢顽强，战斗结束后迅速脱离战场，立即投入新的战斗。结果，后金大胜，明军惨败。这次战斗对双方都是十分关键的一仗，从此，明朝的力量大衰，它阻碍女真各部统一发展的政策彻底失败，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后金的力量大增，它的政治野心和掠夺财富的欲望随之增长，由防御转入了进攻。

努尔哈赤战胜后，挥军西进，蹂躏辽东，攻破了开原、铁岭，大掠人口、财物、田禾。八月，又攻灭叶赫。辽东地区，一片混乱，明军“坚甲利刃，长枪火器，丧失俱尽”，将士们“一闻警报，无不心惊胆丧”，“身无片甲，手无寸械，随营糜饷，装死扮活，不肯出战”，“各营逃者，日以千百计”，“人人要逃，营营要逃”[110]，明廷在辽东长期经营所建立的精兵重镇，完全解体。明朝政府派熊廷弼为经略，赴辽东督师，责令他进攻后金，收复失地。熊廷弼认识到：新败之后，军事力量的对比大大不利于自己，只有用“坚守渐逼”之策，采取持久的防御的方针，才能削弱后金的锐气，积蓄力量，徐图反攻。他守辽一年多，大力整顿军务，申明纪律，修城筑堡，练兵制械，屯田积粮，以守为战，得到了很好的效果，使努尔哈赤不敢轻于西进，据朱童蒙说：“经略熊廷弼……任事才十余月耳，而辽阳之颓城如新，丧胆之人复定，至奉集、沈阳二空城，今且俨然重镇矣。迄于今，而民安于居，贾安于市，商旅纷纷于途，而后之人因之以为进战退守之地”[111]。

统治阶级内总有那么多的唯心主义者，虚憍自大，高论连篇，闭眼不看现实情况，不肯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方面的弱点，当时，明朝的许多大官僚就是这样。他们怀着大民族主义的偏见，瞧不起新起的后金，反对采取持久的防御的方针，攻击熊廷弼花费很多钱财，却漫无布置，不敢出击，催促他采取进攻的方针，挞伐后金，速战速决。熊廷弼在朝廷的压力下去职，明朝政府派了一个毫无军事才能的袁应泰代替他。袁应泰上任后，改变熊廷弼的许多设施，嫌熊廷弼用法太严，“以宽矫之，多所更易”[112]，并且盲目地要发兵攻打后金。明军还没有来得及出动，一六二一年（明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三月，努尔哈赤已率领大军围攻沈阳，经过几次激战，沈阳失守，后金兵又进攻辽阳。守卫辽阳的明军不到一万人，却进行了顽强抵抗，后金“以铁骑四面扑攻”，明军“奋勇迎击，败白标兵，又败黄标兵，击斩落马者二三千人”，经过三天激战，终于寡不敌众，三月二十一日，辽阳失守，袁应泰自杀。后金兵席卷辽河以东，占领了镇江、海州、耀州、盖州、复州、金州等七十余城。努尔哈赤为了加强对新占领区的统治，由萨尔浒城迁都到辽阳。

辽沈失陷的消息传到北京，举朝震惊，明廷又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以王化贞为辽东巡抚。可是，进攻还是防御，这一战略方针的争论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激化。熊廷弼仍坚持防御方针，主张加强广宁的防御，稳住河西的动荡局面，然后再向东步步推进；另一些大官僚没有从再一次的失败中吸取教训，还主张进攻，尤其是王化贞“素不习兵，轻视大敌”[113]，要倾关外之兵，同后金决一胜负。这样，经略主守，巡抚主战，“二人议论，遂成水火”[114]。王化贞掌握实权，拥兵十余万，为所欲为，熊廷弼仅有兵四千，无可奈何。一六二二年（明天启二年，后金天命七年）正月，努尔哈赤利用熊王矛盾，发兵渡辽河而西，熊廷弼主张集中力量守卫广宁，而王化贞却把兵力分散于各城堡，摆出一副被动挨打的态势。后金兵围攻西平，王化贞派其心腹孙得功前去援救，结果战败，孙得功奔回广宁，蓄意投降后金，“疾呼军民宜早剃头归顺”，于是“一城讧然，争夺门走”[115]，王化贞仓皇西逃，广宁失陷。接着后金又连陷四十余城，占领辽河以西的大片土地。以后，努尔哈赤为了便于进一步和明朝作战，又从辽阳迁都沈阳。他还声称：“大而变小，小而成大，古来兴亡变迁之道甚多……我金汗身行正道，上天眷爱，况南京、北京、汴京本非一人所居之地，乃女真、汉人轮流居住之地”[116]。很显然，这时，努尔哈赤兵强马壮，屡败明军，几乎奄有全辽之地，已具有和明朝政府争夺全国统治权的力量和雄心了。

广宁失守以后，熊廷弼、王化贞被下狱处死，明廷派王在晋经略辽东。王是一个胆小鬼，主张放弃关外，退守山海关，在关门外八里铺修筑重关，设兵防守。这一消极防御的主张，遭到中下级将领袁崇焕等人的反对。袁崇焕原是个下级文官，很有谋略和胆识。广宁失陷时，曾单骑出山海关巡阅，他奉命“往前屯安插辽民，四鼓入城，夜行入荆棘蒙茸虎豹潜伏之地”[117]，不避艰险，敢于任事。他调查了关外的形势，说：“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118]。他认为：若保关内，必守关外，若保关外，必守宁远（今辽宁省兴城县）。因为，“宁远在山海之东、广宁之西，当要冲之地”[119]，附近大海中的觉华岛可以设水师，屯粮秣，作为犄角。在广宁失守之后，这里是山海关的屏障，不可轻弃于敌。袁崇焕的主张得到兵部尚书孙承宗的赞同与支持，不久，明廷起用孙承宗代替王在晋经略辽东。孙承宗继承熊廷弼“以守为战”的战略方针，采纳袁崇焕的建议，大力整顿山海关的防务，重点加强宁远的防御力量，派袁崇焕、祖大寿等驻守宁远，兴工修筑宁远城，又修建了锦州、大小凌河、松山、杏山及右屯诸要塞。这样就构成以锦州、宁远为重点的关外防线，使得努尔哈赤无机可乘。一六二五年（明天启五年，后金天命十年）九月，孙承宗因耀州之役战败，遭到阉党的攻击，便辞职不干了。

明廷以高第接替孙承宗，高第认为关外不可守，一反孙承宗的措施，“撤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尽驱屯兵入关，委弃米粟十余万，而死亡载途，哭声震野，民怨而军益不振”[120]，袁崇焕劝说不听，不肯从命，坚守宁远孤城。一六二六年（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大军西进，围攻宁远城，致书要袁崇焕投降。袁激励将士，誓以死守，宁远城防守坚固，后金兵强攻不克，努尔哈赤亲临前线督战，城上以红衣大炮轰击，努尔哈赤久攻不下，“大挫而退”[121]。宁远大捷是明朝对后金作战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它打击了后金的锐气，挫败了努尔哈赤夺取全辽、直薄关门的企图，保卫了山海关和关内的安全。努尔哈赤在宁远失败后，退回沈阳，悒悒不自得，这年七月身患毒疽，八月十一日病死，这是清朝初兴时期遭到的最重大的损失。

注释

[1]清代史籍中对满族的起源，有三仙女吞食神鸟衔来的果实，生始祖布库里雍顺的传说。这一传说来源很早。据《满文老档》中记载：一六三四年（天聪八年）十二月征黑龙江流域之虎尔哈部时，降人中有一个名叫穆库什克的人说：“我父祖世居布库里山麓布勒和里湖。我处无书籍档册，有关古昔景况，悉依世代相传。昔布勒和里湖有三天女俄古伦、京古伦、佛古伦来浴，最末一天女将一由神鹊衔来之红色果实含于口中，落入喉内，于是身重，随生布库里雍顺，此族即满族。布勒和里湖周围百里，距黑龙江一百二三十里，生二子之后，遂离布勒和里湖，迁至萨哈连乌喇之纳尔浑地方居住”（神田信夫译注：《旧满洲档》，天聪九年（一），一二四至一二五页）。穆库什克所说和清代史籍的记载完全吻合。但清代史籍中说布库里山在长白山附近。按：此处所说长白山大概是想象中的神山，并非后来的长白山，康熙帝就曾说过：“长白山系本朝祖宗发祥之地，今乃无确知之人”（《满洲源流考》卷十四）。其实，布库里山和布勒和里湖都在黑龙江北岸，即后来的江东六十四屯一带。明末清初该处有博和里屯，已为达斡尔人所居住。《盛京通志》卷十四记载：在黑龙江城（旧瑷珲城）南七十五里处有薄科里山、东南六十里处有薄和里池。在清朝绘制的《皇舆全览图》、《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以及《布特哈衙门管辖图》中都可以在黑龙江北岸找到这座山和这个湖。因此可以证明：满族直系祖先当初生活在黑龙江以北，后来向南迁移。传说中的祖先布库里雍顺之名，是因布库里山而得。

[2]参见毕恭：《辽东志》卷七，庐琼：《东戍见闻录》。

[3]参见（朝鲜）《龙飞御天歌》第七卷五十二章，火儿阿即胡里改，斡朵里即斡朵怜。

[4]参见毕恭：《辽东志》卷七，韩斌；《李朝实录》第七册，世宗卷二十四，三四八、三六二页。

[5]参见《李朝实录》第七册，世宗卷二十四，三四八至三四九页、三六二页；《明英宗实录》卷十九，正统元年闰六月壬午。

[6]参见《明宣宗实录》卷十五，宣德元年三月辛丑。

[7]《明英宗实录》卷四十三，正统三年六月戊辰。

[8]参见《李朝实录》第二册，太宗卷九，五四七页；《明元清系通纪》正编卷一，三三至三五页。

[9]参见（朝鲜）《东国舆地胜览》卷五十，会宁都护府；［朝鲜］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七。

[10]《李朝实录》第二册，太宗卷十一，六四五页。

[11]参见《李朝实录》第七册，世宗卷二十，三〇〇页；第四册，太宗卷二十一，三四页。

[12]参见《李朝实录》第七册，世宗卷二十，二九一页。

[13]《明英宗实录》卷七一，正统五年九月己未。

[14]参见《明英宗实录》卷八九，正统七年二月甲辰。

[15]何乔远：《名山藏》王享记，东北夷海西建州。

[16]参见苕上愚公：《东夷考略》女直。

[17]罗日褧：《咸宾录》。

[18]马文升：《抚安东夷记》。

[19]参见海滨野史：《建州私志》上卷。

[20]《明宪宗实录》卷四十七，成化三年十月壬戌。

[21]徐乾学：《叶赫那拉氏家乘》。

[22]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总略》，《南北关》。

[23]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十一，《王台传》。

[24]沈国元：《皇明从信录》卷三十五。

[25]《李朝实录》第八册，世宗卷七十七，五六三页。

[26]《李朝实录》第十八册，成宗卷二六九，三七九页。

[27]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十四。

[28]参见辽宁档案馆藏，明档乙一〇五号，《定辽后卫经历司呈报经手抽收抚赏夷人银两各项清册》，万历六年八月。这是一份记载抚顺关互市的残档，该档册中记录建州有九次出售粮食。

[29]《明宪宗实录》卷一七二，成化十三年十一月己丑。

[30]《李朝实录》第十四册，睿宗卷二，四一七页。

[31]《明孝宗实录》卷一九五，弘治十六年正月甲午。

[32]参见《李朝实录》第十八册，成宗卷二五五，二一八页。

[33]参见辽宁档案馆藏，明档乙一〇五号，《定辽后卫经历司呈报经手抽收抚赏夷人银两各项清册》，万历六年八月，这份残档中记录有十六次出售麻布。

[34]《全辽志》卷六，艺文下。

[35]《万历野获编》卷九，《貂帽腰与》。

[36]《李朝实录》第二十一册，中宗卷二十九，一九三页。

[37]参见《李朝实录》第十五册，成宗卷五十七，五一九页。

[38]参见《李朝实录》第二十册，中宗卷一，一五页；中宗卷五，一六三页。

[39]《李朝实录》第二十册，中宗卷二十一，六七六页。

[40]《明世宗实录》卷十二，嘉靖元年三月甲寅。

[41]参见申时行：万历《大明会典》，礼部，东北夷女直通例。

[42]参见申时行：万历《大明会典》，礼部，东北夷女直通例。

[43]参见申时行：万历《大明会典》，礼部，东北夷女直通例。

[44]参见申时行：万历《大明会典》，礼部，给赐女直。

[45]《明世宗实录》卷八十：“嘉靖六年十月丙辰，礼部言番僧人及女直夷人，应例一岁及三岁入贡者不下五千四百人，赏赐彩布不下五千五（四）百余匹，诸番以近例愿给币直……若折解价银，数足相当，诚令银币兼给则夷人各得所欲……上从之。”根据此材料知道每个贡者可得抚赏彩缎一匹。《大明会典》礼部东北夷女直条记载：“嘉靖六年题准，马价彩缎一匹，折给银三两，十三年议准，俱与折给。”得知彩缎一匹折银三两，然后每个贡者贡献马一匹回赐彩缎二匹，折纱绢一匹，因此可得折银六两，另外折纱绢、鞋袜等赏物不知折价银多少，所以一个贡者可得银十两左右，按当时明朝规定女真每年贡者一千五百人。以此计算，每年女真通过朝贡可以获得白银一万五千两。

[46]《明经世文编》卷四五三，杨宗伯奏疏：《海建夷贡补至南北部落未明谨遵例奏请，乞赐诘问以折狂谋事》。

[47]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十一，《王台传》。

[48]参见苕上愚公：《东夷考略》，建州。

[49]《明史》卷二三八，《李成梁传》，六一八六页。

[50]《清太祖实录》卷一。

[51]《老满文上谕》。

[52]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一，建州。

[53]《满洲实录》卷三。

[54]《清朝实录采要》卷一。

[55]《明代满蒙史料》篇四，三〇七页。

[56]《清太祖实录》卷二。

[57]《满洲实录》卷二。

[58]《满洲实录》卷二。

[59]《清太祖实录》卷二。

[60]《满洲实录》卷二。

[61]《清太祖实录》卷二。

[62]《满洲实录》卷二。

[63]《满洲实录》卷二。

[64]参见［朝鲜］申忠一：《建州图录》。

[65]参见《李朝实录》第二十八册，宣祖卷六十九，四〇五页。

[66]《满洲实录》卷三。

[67]《清太祖实录》卷三。

[68]《李朝实录》第三十册，宣祖卷二〇九。

[69]《清太祖实录》卷三。

[70]金梁：《满洲秘档》，《太祖责弟》。

[71]参见程开祐：《筹辽硕画》卷一。

[72]《满文老档》太祖一，万历三十七年三月；金梁辑：《满洲秘档》，《太祖责弟》。

[73]参见《清开国初征服诸部疆域考》，载《燕京学报》第二十三期，179~180页。

[74]《清太祖实录》卷五。

[75]《库页岛志略》卷一。

[76]《清太祖实录》卷三。

[77]《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七九，兵考一。

[78]《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一五页。

[79]《清太祖实录》卷二。

[80]参见［朝鲜］李民寏：《建州闻见录》：“胡语呼八将为八高沙（旗主），奴酋（努尔哈赤）领二高沙、阿斗（阿敦）于斗（努尔哈赤女婿）总其兵，如中军之制，贵盈哥（代善）亦领二高沙、奢、夫羊古总其兵，余四高沙，曰红歹是（皇太极）、曰亡古歹（莽古尔泰）、曰皂斗罗古（杜度）、曰阿未罗古（阿敏）。”

[81]［朝鲜］李民寏：《建州闻见录》：“胡语呼八将为八高沙（旗主），奴酋（努尔哈赤）领二高沙、阿斗（阿敦）于斗（努尔哈赤女婿）总其兵，如中军之制，贵盈哥（代善）亦领二高沙、奢、夫羊古总其兵，余四高沙，曰红歹是（皇太极）、曰亡古歹（莽古尔泰）、曰皂斗罗古（杜度）、曰阿未罗古（阿敏）。”

[82]参见《满文老档》太祖四，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

[83]《兴京县小志》卷十一，古迹“古郡城”。

[84]［朝鲜］申忠一：《建州图录》。

[85]《兴京县小志》卷十一，古迹“古郡城”。

[86]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五十八，兴京。

[87]参见［朝鲜］李星龄：《春坡堂日月录》卷二十七。

[88]程开祐：《筹辽硕画》卷一，《奴儿哈赤考》。

[89]参见《满文老档》太祖四，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

[90]金梁辑：《满洲秘档》，《太祖行军琐记》。

[91]福格：《听雨丛谈》卷十一。

[92]毛泽东：《论十大关系》，278页，1977。

[93]《明经世文编》卷四八〇，《熊经略集》一，《答友人》。

[94]《李朝实录》第三十四册，仁祖卷十六，四四三页。

[95]《李朝实录》第二十八册，宣祖卷七三，四六九页。

[96]［朝鲜］申忠一：《建州图录》。

[97]《清太祖实录》卷五。

[98]《明神宗实录》卷五六八，万历四十六年四月丙辰。

[99]程开祐：《筹辽硕画》卷四，《仰陈未仪大伸挞伐疏》。

[100]《东华录》，天命四年三月。

[101]《明神宗实录》卷五七一，万历四十六年六月壬戌。

[102]参见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一。

[103]《李朝实录》第三十三册，光海君卷一二九，四三三页。

[104]《清太祖实录》卷六。

[105]《辽事述》，辽左兵端。

[106]《清太祖实录》卷六。

[107]《满洲实录》卷五。

[108]参见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二十三，《深河之役》。

[109]［朝鲜］李民寏：《自建州还后陈情疏》。

[110]熊廷弼：《熊襄愍公集》卷一，《辽左大势久去疏》。

[111]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三。

[112]《明史》卷二五九，《袁应泰传》。

[113]《明史》卷二五九，《王化贞传》，六六九八页。

[114]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广宁溃》。

[115]《辽事述》，《熊王功罪》。

[116]《满文老档》太祖四十一，天命七年四月。

[117]［日］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一三五页。

[118]《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六七〇七页。

[119]《宁远卫庙学碑》，见《满洲金石志稿》第二册，三四页。

[120]《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六七〇九页。

[121]李星龄：《春坡堂日月录》卷十二。

第四节　满族社会经济的发展——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

一、满族社会的奴隶制时代

马克思指出：“因为奴隶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所以它总是列入各民族的社会制度中”[1]。满族社会也不例外，满族的直系祖先、原居黑龙江流域的女真人早就进入了奴隶制。明代中叶，他们南迁到开原以北、浑河上游一带居住，此时他们处在家内奴隶制阶段，把掳掠来的汉人“为奴使唤”[2]，除了充当家内“奴婢”，有的被“驱使耕作”[3]，而且还“互相买卖使唤”[4]，从中“辄得厚利”[5]。努尔哈赤时期，女真的奴隶制又向前迈进一大步，以他为首的奴隶主阶级，创建“八旗制度”，“以旗统人”，把后金管辖下的所有人都编在旗内，从而八旗旗主控制了全部社会劳动力，由家内奴隶制过渡到庄园奴隶制。

这个时期，女真的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一六一六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后金天命元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时，他统治的地区已扩展到四千余里，人口增加到四五十万。自开原以东，经浑河、苏子河、佟家江，直到鸭绿江边，有许多河谷平原，土地肥沃，水源丰富，很适于农业生产；辽东有些汉民不甘忍受明朝的剥削和压迫，逃往建州地区谋生。还有大批被掳的汉民，包括被俘和投降的明军，也在后金定居下来，进行耕作。特别是同后金接壤地区的汉民，他们和女真人来往很密切，有的结拜兄弟，乃至通婚。[6]这些汉民流入后金，带来了先进、熟练的农业生产技术；努尔哈赤又十分重视农业生产，积极推广使用铁制农具和牛耕，严禁屠宰耕牛。因此，建州的耕地迅速扩大，粮食产量不断增加，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一六一九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朝鲜人李民寏目睹这里繁荣的农业，说：“土地肥饶，禾谷甚茂，旱田诸种，无不有之”[7]，而且“收获颇丰，仓库充盈”[8]。这时农业已成为后金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也迅速发达起来。后金的手工业已经有了专业分工，所谓“银、铁、革、木，皆有其工”[9]，在后金都城赫图阿拉，“北门外则铁匠居之，专治铠甲；南门外则弓人、箭人居之，专造弧矢”[10]，各种工匠中“惟铁匠极巧”[11]。当时冶铁业是手工业的最主要部门，在努尔哈赤兴起以前，建州虽然已能还原旧铁，加工制造一些兵器和农具，但是还不能自行采矿冶炼。努尔哈赤很重视冶铁业，他对铁匠很优待，“厚给杂物，牛马亦给”。到了一五九九年（明万历二十七年），建州能够采矿冶铁了，从此“铁物兴产”[12]，基本上改变了以前铁器仰给于明朝和朝鲜输入的状况。又如纺织业也有了进步。一六一六年，努尔哈赤“布告国中，开始养蚕以织绸缎，种棉以织布帛”[13]。除了冶铁、纺织以外，陶瓷业、造船业、建筑业、银器制造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农业和手工业的进步，扩大了社会分工，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努尔哈赤时，商品生产和交换取得显著发展，他通过马市和朝贡来扩大与明朝的商品交换，以建州的人参、貂皮等土特产品，易取大批生产资料及生活用品。为了确保人参输出，防止人参霉烂，采用“煮熟晒干”的制作方法，“徐徐发卖”[14]，取得厚利。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和交换的扩大，在女真人内部有了以经商为业的商人，他们来往于建州、明朝与朝鲜之间。特别是后金政权的建立，使得参加交换的商品不断增多，突破了原来马市和女真各部间的狭窄市场。为了适应新的商品交换需要，一六一六年，后金开始铸币，称为“天命通宝”，又叫“天命汗钱”[15]，在全境通行，这对商业的发展是很有利的。

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进步，促进了奴隶制的发展。努尔哈赤时期，正是由家内奴隶制向庄园奴隶制过渡。奴隶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奴隶主要来源于战争中的俘虏。努尔哈赤兴起时，建州大小奴隶主在每次战争中“各抢各得”[16]，结果造成“攘夺货财（包括奴隶），兄弟交嫉”[17]，相互火并。努尔哈赤为了协调内部矛盾，加强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废除以往在战争中“各抢各得”的旧习，改为“尽行入官平分”[18]的制度，对于藏匿不缴者严加治罪[19]。这样，随着统一女真各部战争的胜利发展和后金政权的建立，努尔哈赤成为女真的最高统治者，在他统治的区域里，全部土地和人民在名义上均属其所有，他把土地和人民分配、赏赐给八旗旗主与官兵享用。

努尔哈赤以奴隶制的国家政权机构八旗制度进行统治，既统军，又治民，组织整个社会生产。八旗牛录是社会生产的基层单位，牛录就其承担社会生产服役的性质来说，有内牛录，为私家耕种服役。还有外牛录，为公家屯田服役。

“拖克索”就是属于由内牛录耕种的农庄。据《清文鉴》说，“田耕的人所住的地方叫做拖克索”[20]。一五九六年（明万历二十四年）朝鲜人申忠一在赴建州途中所见到的六处“农幕”就是“拖克索”。这些“农庄”都属于努尔哈赤家族和部臣所有，如努尔哈赤自己有“农庄”一处，其弟速尔哈赤有“农庄”两处，速尔哈赤的女婿童时罗破有“农庄”一处，努尔哈赤从弟童阿斗有“农庄”一处，童流水有“农庄”一处。[21]在“农庄”派有管庄人，努尔哈赤的管庄人叫王致，速尔哈赤的管庄人叫双古，他们驱使和监督奴隶进行耕作，这是典型的奴隶制庄园。

十六世纪末，在建州境内的“拖克索”并不很多，申忠一的《建州图录》里提到的三十一名奴隶主首领中，只有五名有“拖克索”，而且每个“拖克索”占有耕地面积也不大，如位于蔓遮川（今浑江支流新开河）流域童流水的“拖克索”，起耕仅二十余日[22]，总共只有一百亩耕地。但是，随着统一战争的胜利发展，统辖地区不断扩大，奴隶人数愈来愈多，“拖克索”的数量也迅速增加。奴隶制庄园发展的情况，在一六一九年李民寏的《建州闻见录》里有所反映，当时上自努尔哈赤及诸贝勒，下至八旗士兵“皆有奴婢、农庄”，十分清楚地表明“农庄”不再是当初的五六处了。虽然“农庄”确切数目无法知道，可是仅一名八旗将领就有农庄“多至五十余所”，说明此时“农庄”是很多的。这些“农庄”都为八旗官兵所占有，他们“无事于农亩”，强迫“奴婢耕作”[23]。可见奴隶制庄园已很普遍。

除了“拖克索”以外，还有外牛录耕作的屯田。努尔哈赤早年，兵无粮饷，民无赋税，这种落后的经济制度，不能适应统一战争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便在“各处部落，例置屯田，使其部酋长掌治耕获，因置其部而临时取用”[24]。到了一六一五年（明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原想征收赋税，但是又恐怕“征收国人的粮赋，国人甚苦”，所以就把屯田加以整顿，明确规定“每一牛录出男丁十名、牛四只，以充公差，命其空旷的地方垦田耕种粮食，以增收获储于粮库”，并且“委派十六大臣，八个巴克什办理记录此项粮食的收发事宜”[25]。每个牛录派出屯田的都是自由民，生产的粮食交给官仓，以供后金支用。这种屯田就其性质而言，它是自由民向后金承担的劳役，也包含着一定的封建徭役的因素。

社会阶级结构的形成，是和社会生产的发展相一致，并且是互相影响的，尤其是社会生产的特点制约着社会阶级结构。当时，在后金统治下有四五十万人，是以八旗牛录为单位组织社会生产，人们在这种社会生产的过程中，形成了奴隶主、奴隶和自由民三个阶级。

奴隶主阶级包括以下几部分人：

（1）努尔哈赤及其家族。他们兼领八旗旗主，不仅有很高的政治权势，参加议政，决定国策，而且在战争中“各抢各得”，占有大量土地、奴隶、牲畜和财物。他们是满族中最有权势的奴隶主特权集团，也是后金统治阶级的核心。

（2）八旗各级将官。这些人既是军事将领，又是地方行政长官，通过战争的掠夺和获得赏赐，也占有许多奴隶与财物。他们的地位仅次于贝勒，是后金进行统治的骨干力量。

（3）归降的将领。这是指建州部以外周围女真各部和其他各族的首领，包括汉族官僚地主在内，率部众归附，或阵上投降的将领。努尔哈赤对这些人非常优待，不仅给予大量赏赐，而且“授之佐领，以统其众”[26]，编入八旗，成为八旗将领。

以上三种人构成奴隶主阶级。他们拥有大量的“拖克索”和可以买卖、屠杀、殉葬的奴隶以及不同程度的占有诸申（自由民）。由于满族奴隶制的发展，奴隶主必然要向外掳掠奴隶和财物，以扩大奴隶的来源，增加财富的占有，所以掠夺成了奴隶主的职业和目的。他们“但砺刀剑，无事于农亩”[27]，不参加劳动生产，专靠剥削奴隶的全部剩余劳动为生，正像恩格斯深刻揭示的那样，用自己的劳动来取得生活资料，被认为是只该由奴隶去做的事，这种行为甚至比抢劫还要可耻些。

奴隶阶级有下面两种人：

（1）战争俘虏。努尔哈赤对待战争中投降和俘虏的人分别处置，一般来说对投降者编为民户，而对俘虏则分给八旗官兵为奴，称之阿哈。如一六一三年（明万历四十一年），“乌拉败兵来归者，悉还其妻子仆从，编户万家，其余俘获，分给众军”[28]。又如一六一八年（明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努尔哈赤攻占抚顺等地，“论功行赏，将所得人畜三十万散给众军，其降民编为一千户”[29]。由此可见，无论是女真人，还是汉民，只要是俘虏，就分给八旗官兵为奴。

（2）自由民降为奴隶。当时由于战争频繁，社会财富不断增加，满族自由民（诸申）发生阶级分化，其中有一部分人成为奴隶主，也有少数人因天灾人祸沦为奴隶，有的也因负债“则并家口拿去使唤”[30]，成了奴隶。

这些奴隶，不但被迫从事家内劳动，而且更多的还是用于农业耕作。例如一六一八年，努尔哈赤一次就从诸贝勒的“拖克索”抽调八百名奴隶，前往浑河一带打晒粮食。[31]他要“阿哈（奴隶）把耕田所得的谷物同厄真（奴隶主）共同吃”[32]，这就说明阿哈是社会的直接生产者。但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奴隶，奴隶劳动产品全部被他们占有，《建州闻见录》记载，“奴婢耕作，以输其主”，《满洲老档秘录》也说，“仆夫力耕以养其主，不敢自私”。

此外，奴隶毫无政治地位，他们的居住、生活、婚姻、嫁娶全无个人自由，必须听从主人的安排。而奴隶主对奴隶有生杀予夺之权，任意买卖、毒打、屠杀，奴隶遭受非人待遇，把人与牲畜同列，无疑成为会说话的工具。这些奴隶的子女世代为奴，不能自行离开主人，逃跑要治罪。正如斯大林指出的那样，“在奴隶占有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占有生产工作者，这些生产工作者就是奴隶主可以把他们当作牲畜来买卖屠杀的奴隶”[33]。

自由民是由以下两部分人组成：

（1）建州自由民。早先建州女真实行种族奴隶制，他们之间“不相为奴”，女真人除了奴隶主以外，一般都是自由民。到了这个时期，虽然内部有了阶级分化，但是大多数人都成为八旗战士，他们把战争视为荣誉和致富的手段，所以每当“出兵之时，无不欢跃，其妻子亦皆喜乐，惟以多得财物为愿”[34]，每次获胜后可以分得奴隶、牲畜和财物。因此，据《建州闻见录》记载，“自奴酋及诸子，下至卒胡，皆有奴婢、农庄”。

（2）归降的各族百姓和士兵。努尔哈赤对这些归降的人，皆赏给土地、牲畜、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不分配给八旗官兵为奴，而是编为民户，其中大多数人加入八旗兵，随军出征，同样可以分得战利品。

上述的自由民人身是较为自由的，对自己的财产具有所有权，但他们仍然必须依附八旗旗主和额真以求保护，并对旗主与额真承担一定的义务，如自备马匹、军械、口粮应征出战和服无偿劳役等。当时努尔哈赤和诸贝勒把自由民作为自己的私产，可以任意赏赐给部属，可见自由民的社会地位是比较低的。如苏克苏浒部的诺米纳等四个部长率众来归时，向努尔哈赤要求说：“念我等首先效烦，亲爱如手足，毋以编氓遇我。”[35]

以上从生产资料占有、阶级关系和产品分配方式等方面，阐明努尔哈赤占领辽沈地区以前，正处在奴隶制时期，这种奴隶制是在八旗制度下演进的，从家内奴隶制过渡到庄园奴隶制。

二、从奴隶制向封建农奴制过渡

努尔哈赤占领沈阳、辽阳广大地区以后，后金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这一过渡是曲折、缓慢而痛苦的过程。但是，比较先进的封建农奴制终于战胜了奴隶制，成为主导的生产方式。一般说，奴隶制度的衰落，是由于奴隶制国家在战争中失败、奴隶暴动和奴隶来源的枯竭造成的；而后金的奴隶制被封建制所代替，却伴随着军事上的胜利、征服地区的扩大和俘虏人口的激增，是由于俘虏人口对奴隶化的激烈反抗以及后金不得不适应广大被征服地区上比较先进的生产方式的结果。

辽沈地区原来已是汉族人口众多、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的地方，封建生产关系占主导地位。明朝政府在这里长期实行军屯制度。十六世纪中叶（明朝嘉靖后期）辽东有军屯户九万六千四百余户，共三十八万多人，军屯地三百六十八万亩[36]，还有大量的民户和民地。如辽阳地区，“岁有羡余，数千里阡陌相连，屯堡相望”[37]，已是一派繁荣富庶的景象。此外，辽沈地区原来的手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也相当发达，仅生铁一项，每年上交的贡铁就达四十多万斤。

后金进入辽沈地区，由于激烈的战争使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人口大量死亡逃离，原有的阶级关系被打乱，繁荣的景象消失了。但是，当地原有的先进生产方式却不可能被整个地消灭掉。满族移居到这里，在此安家落户，建立统治，安定社会秩序，不得不逐步地改变满族原来的奴隶制度而适应当地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后金政权也相应地采取了一系列调整、变革的措施，以适合新的情况和新的需要。正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社会制度形式，应当适应于他们面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如果起初没有这种适应，那末社会制度形式就应当按照生产力而发生变化。”[38]

后金怎样适应辽沈地区的生产力水平而改变自己原有的生产方式？这是十分曲折而又充满着斗争的过程。一六二一年（明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七月，也就是后金进入辽沈地区的这一年，努尔哈赤下令实行“计丁授田”，将辽沈地区闲废田地三十万日[39]，分给后金的士兵。每一男丁分给田地六日，以五日种粮，一日种棉。其纳赋之法：每三丁种官田一日，每二十丁以一丁当兵，一丁应役。[40]

“计丁授田”是为了将满族奴隶主、士兵和人民移置到辽沈地区而采取的措施。土地所有权属于后金国家，国家将土地按照拥有奴隶的多少分给了奴隶主及自由民。“计丁授田”将原来属于明朝地主、官吏及汉族人民的一部分土地转入满族奴隶主和自由民手中，它并没有直接改变满族内部的阶级结构，并没有在后金社会内创造出新的生产方式。奴隶主由于寄生的本性不会去参加劳动，而分得田地的一般士兵由于作战、训练和值勤应役，任务十分繁重，也不可能有很多时间进行耕作，农业劳动的重担仍主要落在奴隶和余丁的肩上。所以，后金进入辽沈以后，仍有大量奴隶存在，并在战争中不断掠夺奴隶，以保证其剥削的来源。就在“计丁授田”的这一年，努尔哈赤说道：“为主者宜怜仆，仆宜为其主；仆所事之农业与主共食，而主所获之财及所畋之物，亦当与仆共之”[41]。这是他所要求建立的社会关系的普遍准则，是实际存在的奴隶制生产关系的理想化。

原居于辽沈地区的汉族农户，除因战乱死亡和大量逃徙的以外，他们仍在原来的地方居住、耕作，开始既没有失去土地，也没有分得土地。“计丁授田”政策规定：“海州一带有田十万日，辽阳一带有田二十万日，共三十万日，宜分给驻扎该处之军士，以免闲废。其该处人民之田，仍令其就地耕种。”[42]按：每丁分地六十日，则三十万日土地只够分给五万男丁，而此时后金的士兵已不止五万人，因此，三十万日土地全部分给后金的士兵，尚且不足，不会再有多余的土地分给汉族民户。“计丁授田”是把土地分给“军士”，并不是在辽沈地区的全体满汉居民中进行土地分配。

但是，移殖来的满族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和原来的汉族的封建生产方式在同一地区内不可能互不侵犯，和平共存。两者之间立即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后金刚刚占领辽沈地区，努尔哈赤命令新来的满人和当地汉人合居一处，同住、同食、同耕。据《满文老档》记载：“女真与汉人同住一村，粮一起吃，草与马料一起喂”[43]，“令女真人合住于辽东左近汉人之家，共同吃粮，分给田地耕作”[44]。努尔哈赤下令：“与女真同住的汉人等，尔等勿匿粮食，家有几斛几升，都应据实上报，报后计量，按人口每人每月四升之数，给至九月，所余粮食，归粮主本身。吾等女真，远弃本土，移家而来，甚为劳苦。与女真合住之汉人，供应住房、食粮、耕地，亦甚劳苦。”[45]名义上，这是为安置远道而来的满族所采取的临时措施，实质上却是把汉族农户奴隶化。大批满族，以征服者姿态进入汉族农户的家中，不啻驱虎狼入羊群，所谓“同住、同食、同耕”，实质上就是掠夺、压迫和蹂躏，这样就使得两个民族、两种生产方式的对抗一发而不可收拾，汉族人民的逃亡、反抗、暴动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就在实行“计丁授田”的这一年，辽阳人民群起暴动，“杀数十人，诸夷仓皇逃走”，暴动的群众“五六百人结队南行，建人不敢逼”，东山的矿徒，誓不投降，“有薙发至者杀之”[46]；还有铁山的农民起义，在一次战斗中打死、打伤后金兵三四千人。其他零星反抗的事件，更层出不穷，努尔哈赤的谕旨中说，“近闻有奸徒投毒于饮水食盐中，并有以毒饲猪而出售者”[47]，甚至还规定，满族行路，“不许人数过单，务集十人以上结伙同行”[48]。过了两年（一六二三年，后金天命八年），满族统治者还在哀叹“盗贼之风日甚”[49]。正是风起云涌的阶级斗争，打击了满族统治者的气焰，阻止了辽沈地区的奴隶化过程。

满族统治者进行血腥的镇压，企图压服人民的反抗，派兵大肆屠杀各屯堡的汉民。如一六二三年，因复州人民反抗，派代善率领二万士兵进行镇压，一路屠杀，只留下少数农民，编为耕田奴隶五百户，正式把该地区的汉民奴隶化了。以后，努尔哈赤恼恨汉民的反抗说，“我等不断招降汉人，而汉人置备棍棒不止”[50]。他命令各级官员对汉人详加甄别，凡是反抗的汉人和读书识字的秀才全都杀掉。这种野蛮屠杀在辽沈地区造成了一片恐怖，连后金统治者后来也屡次承认自己行动的不当，皇太极说，“昔辽东之民，既降复叛，我曾杀之，良用自悔”[51]，代善的儿子岳托说，“前杀辽东兵民，此亦当时事势使然，然我等不胜追悔”[52]。

屠杀政策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引起社会秩序的更加混乱和生产的急剧下降。而进入辽沈地区的后金贵族奴隶主们，军事供应和日常经费开支不断增加，必须依赖对汉族农民的剥削才能维持自己的存在。势不能把不甘当奴隶的汉民全部杀光，因此，不得不稍稍改变政策，缓和将汉民奴隶化的过程，将屠杀之后残留的汉民实行编庄。据《满文老档》记载：“八旗之王大臣，各自分路而行，停于各村而屠杀之（指汉民）。杀毕，于先已甄别者以十三丁七牛为一庄，自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各给一庄。”又说：“令尔等（指汉民）耕作汗及贝子的田庄，每庄给十三丁七牛百朝（晌）田，其中二十朝是官的，八十朝尔等自食。”[53]这样编组的田庄参照了后金原有的拖克索制度和辽东的军屯制，土地归国家所有，每个男丁得地六点一五日，而实际耕种地则为七点六九日。每庄设庄头一名，负责管理庄田生产等事务，他要向八旗牛录的章京报告本庄男丁人数、姓名和牲畜生长情况。并把一百日土地的八十日平均分配给十三个男丁自种自收，维持生计。剩下的二十日地组织十三个男丁共同耕种，收获全部交给庄主。每庄男丁还要服徭役，如果应役的人离庄外出，他的土地则由留在庄上的男丁代耕，所以每个男丁的耕种任务是很繁重的。生产者被紧紧束缚在土地上，不准自由迁移，不准开垦荒地，奴隶主对他们掌握着生杀予夺的权力。他们的地位和奴隶很相近，但毕竟有了归自己耕种的一份土地，有了自己独立的经济。史料中记载：“辽沈农民，将一年所收之谷，尽入于八高山（指八旗旗主）之家，贫不能自食，岂有余资，可以贸谷乎？”[54]这里可以看出，一方面生产者所受剥削极为严重，和奴隶几乎一样；另一方面他们是“自食”的，如果有“余资”，就可以“贸谷”，这表明他们还是有自己独立经济的。有的庄园中甚至很早就实行定额剥削，如拥有八千个农奴的大贵族恩格德尔额驸，“总计给与男丁八千人，由此每年征收者银五百二十八两，谷物八百八十斛，充公差服役者一百四十人、牛七十头”[55]。实行这种定额剥削，劳动者就有可能从生产物中获得一个超过其必要生活资料的余额，这比奴隶制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

由于后金在战争中不断胜利，占领的地域很广，俘掠的人口很多。这类庄园普遍地设立，如沈阳附近，“诸王设庄，相距或十里，或二十里。庄有大小，大不过数十家，小不满八九家，而多数是汉人及吾东（指朝鲜）被掳者也……庄居颇稠”[56]。这种归贵族奴隶主所有的庄园中有的仍是奴隶，而有的已有自己的独立经济，开始了向农奴制过渡。不过步伐比较缓慢，生产效率不高，壮丁大量逃亡。因此，有些庄园虽占有较好的耕地，但产量很低，每年“所费不如所得”[57]。

另一种生产效率更高，因而发展也更快的是“屯地”。屯地是指汉族归顺后被编为民户的土地以及一些满族自由民的土地。他们按“计丁授田”，领取“份地”，编为民户，组成庄屯，自耕自种，向后金国家交纳官粮，应差服役。这些民户实际上是后金国家的农奴户。他们被编入八旗组织，在牛录额真的监督下进行劳动，并有管庄将备、拨什库等协助管理，人身也是不自由的，但已不是贵族奴隶主控制下的奴隶。后金根据“拒者俘之，降者编为户口”[58]的原则，将一部分俘掠人口变为奴隶，另一部分编列民户。早在一六一八年（明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努尔哈赤攻克抚顺时，一部分汉民随李永芳归顺后金，“抚顺城投降的一千户人家，他们的父子、兄弟、夫妻都未使离散……又将乘的马、使用的奴仆、耕田的牛、穿的衣服，皆视其人，善者各给五袭……凡是日常生活使用的一切器物，皆满满的悉数给了。仍依他们尼堪国（指明朝）的制度委任了大小官员，仍交由抚顺城投降的游击李永芳管辖”[59]。

被编为民户的满汉人民，受国家的剥削也很严重。他们被束缚在八旗组织之内，每年向国家交纳官粮，“男丁三人征谷物二斛”[60]，所服徭役，包括兵役在内，达三十多项。但他们不同于包衣（奴隶），也不同于庄园中的壮丁。他们所交官粮有固定数额，所服徭役以一家一户为单位，带有更为明显的封建剥削的性质。他们可以在自己的“份地”上用自己的牲畜农具进行劳动，收获物一部分交给国家，其余归自己所有，甚至可以有少量的奴隶。这类屯地的产量比庄园要高一些。

由于经济上的优越，屯地发展很快，特别是后金政权又给以大力扶植。当时后金的开支日益增加，它的收入很大部分要靠屯地上的收获，兵丁的来源和差徭也大多来自编户。后金政权的基础越来越奠筑在这种封建剥削制度之上。至于旗主、贵族拥有的庄园经济跟不上形势的需要，越来越丧失了对政权的支持作用，反而变成一种离心力量。一六二六年（明天启六年，后金天聪元年）皇太极即位，他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大力促进封建化过程。天聪初年，皇太极派孟阿图等人“丈量地亩”，将“各处余地”归公，分给民户耕种，不许再立庄田。又把原来每十三名壮丁编为一庄，改为每八名壮丁编成一庄，“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61]。一六三〇年（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十一月，皇太极下令编审壮丁，要“牛录额真各察其牛录壮丁，其已成丁无疑者，即于各屯完结”，“此次编审时，或有隐匿壮丁者将壮丁入官。本主及牛录额真、拨什库等，俱坐以应得之罪。若牛录额真、拨什库知情隐匿者，每丁罚银五两，仍坐以应得之罪”[62]。一六三四年（明崇祯七年，后金天聪八年）十月，皇太极宣布：“俘获之人，不必如前八分均分，当补壮丁不足之旗，八旗制度设牛录，一例定为三十牛录，如一旗于三十牛录之外，余者即行裁去，以补各旗三十牛录之不足。”[63]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大量土地改为屯地，奴隶主隐匿下的壮丁变成后金控制下的编民，满族贵族的经济特权受到重大的打击。

一六三一年（明崇祯四年，后金天聪五年），皇太极为了进一步削弱旗主贝勒的权力，进一步打击奴隶制，颁布了《离主条例》，其中规定：凡奴隶主犯有私行采猎、擅杀人命、隐匿战利品、奸污属下妇女、冒功滥荐、压制申诉等罪，许奴仆告发，“准其离主”[64]。第二年（一六三二年，明崇祯五年，后金天聪六年）又对《离主条例》作了补充，“如告数款，轻重相等，审实一款，亦免坐诬告之罪。如所告多实及虚实相等，原告准其离主”[65]。《离主条例》成为后金政权打击奴隶主的武器，颁布之后，发生了一系列有记载的告主案例。许多奴婢因告主属实，允准出户，转化为农奴；有的奴婢则拨与他人为奴。奴隶们利用这一条例和奴隶主斗争，争取改变自己的地位。皇太极的目的则是利用奴隶的力量，限制和打击贵族特权，以维护和巩固自己的汗权。

一六三八年（明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皇太极在自己权力已很强大的时候，又下令直接解放部分奴婢，命令中说：“前得辽东时，其民人抗拒者被戮，俘取者为奴。朕因念此良民，在平常人家为奴仆者甚多，殊为可悯，故命诸王等以下及民人之家，有以良民为奴者，俱着察出，编为民户。”[66]这一措施也起了削弱奴隶制度的作用。

作为后金政权最高统治者的皇太极，一面扶植封建制，削弱奴隶制；一面奖励农业生产，特别是关心作为主要赋税来源的屯地上的农业生产，他多次告诫官员和各牛录要注意和督促农务。他说“田畴庐舍，民生攸赖，劝农讲武，国之大经。尔等宜往该营屯地，详加体察，不可以部务推诿”[67]。后金的农业生产，主要依靠汉人。皇太极采取了一些保护汉民的措施，如：令满汉分屯别居，禁止满人到汉人居地“擅取庄民牛、羊、鸡、豚”[68]等财物。对有些缺少耕牛农具的汉民，“给以牛具”，使其“乘时耕种”[69]。取消以前不许迁移的禁令，对于“无荒耕种”或“有洼下不堪耕种，愿迁移者，听之”[70]。一再告示汉民，“各安心农业”[71]。

皇太极除了保护汉民耕种，也积极鼓励满族参加农业生产，因为战争连年不断，满族壮丁几乎全部披甲出征，农业生产主要由老人、妇女、小孩和奴隶进行，当然生产上不去。皇太极为了改变满族壮丁只战不耕的现象，天聪年间开始实行“三丁抽一”，就是说三丁中一人披甲出征，二人留家生产，称为余丁。披甲人和余丁的关系是：余丁专事农业生产，供给披甲人的生计，而披甲人所得战利品也分给余丁。

为了保护农业生产，皇太极即位不久就停止了大规模的建筑工程。他说，“工筑之兴，有妨农务”，以后“止令修补，不复兴筑，用恤民力，专勤南亩，以重本务”[72]。以后又陆续颁布一系列保护农业生产的法令，如禁止贵族郊外放鹰，“扰害人民，蹂践田园，伤残生畜”，违者“决不轻恕”[73]。牲畜闯入农田，损坏禾苗，要罚银偿禾；禁止因祭祀、殡葬滥杀牛马骡驴。又命令：如有“滥役民夫，致妨农务者，该管牛录章京、小拨什库等俱治罪”[74]；又令王、贝勒、大臣不得纵容家奴践踏民间田禾，敢犯禁，按律处罚。天聪五年，皇太极与大贝勒代善等渔于河上，“有二人纵马食禾，上见之，坐以纵食民禾罪，命各贯一耳以徇”[75]。为了提高粮食产量，还实行纳粟赎罪制度，同时允许粮食自由买卖，“获罪之人，无银纳赎，愿输粮者准依时价标收；有余粮愿助者，量给奖赏；愿卖者，许其自粜”[76]。

皇太极还很重视农业生产技术，要求耕作时注意“地利”、“土宜”。他说：“至树艺所宜，各因地利。卑湿者可种稗稻、高粱；高阜者可种杂粮。勤力培壅，乘地滋润，及时耕种，则秋成刈获，户庆充盈。如失时不耕，粮从何得耶？”[77]又说：“凡播谷不相其土宜，土燥则种黍谷，土湿则种秫稗。各屯堡拨什库，无论远近，皆宜勤督耕耘，若不时加督率，至废农事者，罪之。”[78]

由于后金政权对封建制的扶植和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满族的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封建的农奴制逐渐代替了奴隶制。当然，奴隶制不会在短时间内死亡，两种生产方式之间的斗争一直在继续，这场斗争反映到政治上就是以皇太极为代表的汗权和旗主、贝勒权力之间的斗争。皇太极在位的十八年间，伴随着封建农奴制之取代奴隶制，两种政治势力的斗争一直是十分尖锐的。

注释

[1]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10~111页。

[2]《李朝实录》第七册，世宗卷三十二，五〇一页；第十六册，成宗卷八〇，五四页。

[3]《明英宗实录》卷一〇三，正统八年四月庚戌。

[4]《李朝实录》第十九册，《燕山君日记》卷十七，二〇九页。

[5]同上书，一九九页。

[6]参见陈仁锡：《无梦园初集》，《纪奴奸细》。

[7]［朝鲜］李民寏：《建州闻见录》。

[8]《满文老档》太祖四，万历四十三年十二月。

[9]［朝鲜］李民寏：《建州闻见录》。

[10]程开祐：《筹辽硕画》卷一，《奴儿哈赤考》。

[11]［朝鲜］李民寏：《建州闻见录》。

[12]《李朝实录》第二十九册，宣祖卷一三四，七七三页。

[13]《满文老档》太祖卷五，天命元年正月。

[14]《清太祖实录》卷二。

[15]《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三，《钱币考》一，《制钱通考》一。

[16]《金国汗敕谕诸将领稿》。

[17]《老满文上谕》。

[18]《金国汗敕谕诸将领稿》。

[19]参见《满文老档》太祖十，天命四年六月。

[20]《清文鉴》卷一九。

[21]参见［朝鲜］申忠一：《建州图录》。

[22]参见［朝鲜］申忠一：《建州图录》。

[23]［朝鲜］李民寏：《建州闻见录》。

[24]［朝鲜］申忠一：《建州图录》。

[25]《满文老档》太祖四，万历四十三年十二月。

[26]《养吉斋丛录》卷一。

[27]［朝鲜］李民寏：《建州闻见录》。

[28]《清太祖实录》卷四。

[29]《清太祖实录》卷二。

[30]［朝鲜］申忠一：《建州图录》。

[31]参见《满文老档》太祖七，天命三年九月。

[32]《满文老档》太祖十七，天命六年闰二月。

[33]《斯大林文选》上，《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34]［朝鲜］李民寏：《建州闻见录》。

[35]《清太祖实录》卷一。

[36]参见《全辽志》卷二，《赋役志》。

[37]《辽阳县志》卷一。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德意志意识形态》，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9]“日”即“晌”，或称“朝”，一“日”约计土地五亩。

[40]后金社会中全民皆兵，“每二十丁以一人当兵，一人应役”，应是指平常的日子。如果有大战争和特殊工程，抽兵抽役当大大超过这一比例。

[41]《满洲实录》卷六，天命六年闰二月十一日。

[42]金梁辑：《满洲秘档》，《太祖谕计口授田》，五六页。

[43]《满文老档》太祖二十九，天命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44]《满文老档》太祖四十七，天命八年三月二十日。

[45]《满文老档》太祖三十，天命六年十二月一日。

[46]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三。

[47]金梁辑：《满洲秘档》，《查禁奸徒投毒谕》，六九页。

[48]同上书，《谕禁单身行路》，六九页。

[49]同上书，《太祖严禁盗》，八八页。

[50]《满文老档》太祖六十六，天命十年十月四日。

[51]《清太宗实录》卷五，天聪四年十月。

[52]《清太宗实录》卷十，天聪五年十月。

[53]《满文老档》太祖六十六，天命十年十月。

[54]《李朝实录》仁祖卷四十一，庚辰年十二月壬戌。

[55]《满文老档》太祖四十五，天命八年二月十四日。

[56]《沈馆录》卷三。

[57]《沈阳状启》，二六页。

[58]《明清史料》第一本，扬古利额驸事迹。

[59]《满文老档》太祖六，天命三年四月。

[60]《满文老档》太祖四十五，天命八年二月十六日。

[61]《清太宗实录》卷一。

[62]《清太宗实录》卷七。

[63]《清太宗实录》卷二十。

[64]《清太宗实录》卷九。

[65]《清太宗实录》卷十一。

[66]《清太宗实录》卷四十。

[67]《清太宗实录》卷十三。

[68]《清太宗实录》卷一。

[69]《清太宗实录》卷六。

[70]《清太宗实录》卷一。

[71]《清太宗实录》卷六。

[72]《清太宗实录》卷一。

[73]《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三。

[74]《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二。

[75]《清太宗实录》卷九。

[76]《清太宗实录》卷五十八。

[77]《清太宗实录》卷三十一。

[78]《清太宗实录》卷三十四。

第五节　后金的政治改革和对明战争

一、政治改革和后金政权的封建化

清太宗皇太极像

皇太极在实行经济改革的同时，又在政治上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以巩固统治，促进后金政权的进一步封建化。

本来，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命其子侄担任各旗旗主，在旗内，各置官属，各统兵民，旗主、贝勒为了扩大权益，不断发生明争暗斗。努尔哈赤到了晚年，企图用八旗旗主联合共同主政，社会财富为其所共有的办法来协调他们之间的矛盾。这种反映氏族社会军事民主的合议制，把它移植到开始进入封建制的后金是根本行不通的。当皇太极继承汗位后，和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共理政务。而且还“按月分值，国中一切机务，俱令值月贝勒掌理”[1]，实际上是四人轮流执政，所得人口、财产也由八旗平均分配。“有人必八家分养之，地土必八家分据之，即一人尺土，贝勒不容于皇上，皇上亦不容贝勒”[2]，如朝鲜送来物品，“礼单入去后，八高山（即八旗主）例为均一分之，如有余不足数，则片片分割”[3]。“贝勒事事掣肘，虽有一汗之虚名，实无异整黄旗一贝勒也”[4]，皇太极当然对这种“虽有一汗虚名”的地位不能忍受，便努力集中权力，采用“汉法”，更易旧制，实行改革：

第一，加强和巩固汗权。皇太极为了提高汗权，大力削弱诸王的权势，狠狠打击足以与自己争权的三大贝勒的势力。当时，后金的决策机构议政会议被八旗旗主所控制，极大地束缚着汗权，所以，一六二六年（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十月，皇太极在每旗设总管旗务大臣一名，直接掌管旗务，他们“凡议国政，与诸贝勒借坐共议之，出猎行师，各领本旗兵行，一切事务皆听稽察”[5]，不久又要所有贝勒都参加议政会议，并让每个旗增派三人议政。这样就打破了旗主的控制权，使决策机构变成咨询机关。一六二九年（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正月，皇太极以“因值月之故，一切机务辄烦”，免去三大贝勒按月分掌政事的权力，“遂以诸贝勒代理值月之事”[6]。一六三二年（明崇祯五年，后金天聪六年）二月，皇太极废除“上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的旧制，改为唯有自己“南面独坐”[7]，从而突出汗的独尊的地位。与此同时，皇太极为了巩固汗权，不断寻机削除异己，一六三〇年（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七月，他利用二大贝勒阿敏“弃滦州、永平、迁安、遵化四城”败归为口实，定阿敏罪状十六条，以“自视如君”、“心怀不轨”[8]等罪名，将阿敏幽禁，夺其所属人口、奴隶和财产，不久阿敏病死。一六三一年（明崇祯四年，后金天聪五年）八月，皇太极与三大贝勒莽古尔泰发生口角，莽古尔泰拔剑相向，他乘机把莽古尔泰治罪，革去大贝勒衔，降为一般的贝勒，夺其五牛录的属员，罚银一万两，莽古尔泰气愤而死。阿敏、莽古尔泰既死，三大贝勒仅剩下代善一人。到了一六三五年（明崇祯八年，后金天聪九年）十一月，皇太极又以代善对己不恭，列了四条罪状，罚鞍马、甲胄等物，银万两，借以要代善唯命是从。至此，威胁汗权的三大贝勒势力已除，皇太极独自控制了八旗中的正黄、镶黄、正蓝三旗，实力大增，其余旗主无力和他抗衡，使汗权得以加强和巩固。

第二，整顿和改革国家机构。一六一六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后金天命元年），努尔哈赤称汗，建立后金政权。他以八旗制度来行使国家政权机构的职能，当时的后金，人少地窄，处在奴隶制时期，这种建立在奴隶制上的八旗制度，还能暂且代替国家机构进行统治。而当后金进入辽沈地区以后，人多地广，已开始转入封建制时代，八旗制度就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必须改革。努尔哈赤在后期，虽然也开始着手整顿和改革国家机构，但是由于时间和条件的关系，未能实现。皇太极即位后，为了强化汗权，他极力学习汉族文化，对国家机构进行了很大改革，使后金政权迅速地封建化。他要求“凡事都照大明会典行，极为得策”[9]，故行政机构，多仿自明制。一六二九年，皇太极设文馆，“命儒臣，分为两直，榜式达海及刚林等，翻译汉字书籍。榜式库尔缠及吴巴什等，记注本朝得失”[10]。这时的文馆，制度虽不完善，办事也很混乱，但已是内阁的雏形。一六三六年（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四月，改文馆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负责撰拟诏令、编纂支书等；内秘书院，负责掌管和起草对外文书与敕谕等；内弘文院，负责讲经注史、颁布制度等。[11]设置八承政，分管内三院事务。是年六月，又更定内三院官制，内国史院大学士一人，学士二人；内秘书院大学士二人，学士一人；内弘文院大学士一人，学士二人。[12]内三院的组织和职掌比文馆更完善、更扩大了。内三院的大学士、学士，参与国家机密，不仅是皇太极处理政务的左右手，而且还评议旗务，掌握权力，起着牵制八旗的作用。

一六三一年八月，皇太极“受定官制，设立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以贝勒一人领其事，设满承政二员，蒙古承政一员，汉承政一员，参政八员，启心郎一员，因为“各酌量事务繁简补授”[13]，所以参政以下各部官员不等。虽然贝勒们分掌六部事务，但是，他们和皇太极已不是原先的平列关系，而是封建的君臣隶属关系。不久皇太极为了直接控制六部，又进一步削弱贝勒的权力，下令“停王贝勒领部院事”[14]，这样就把贝勒置于国家机构之外，皇太极独主政务。

一六三六年六月，在三院六部之外，设置都察院，其职掌是参加议奏、会审案件、稽察衙门、监察考试等，如果诸王大臣有不法行为，可以列罪奏劾，即使奏事不实，也不坐罪。一六三八年（明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七月，更定蒙古衙门为理藩院，负责管理内外蒙古事务，以后成为清朝统治少数民族的统治机构。

内三院、六部和都察院以及理藩院，合称三院八衙门，这是仿照明制建立起来的一套比较完整的国家机构。它虽然同八旗制度并存，但是已逐步取代了原先八旗制度所行使的国家权力。皇太极通过这套政权机构，把权力集中起来。

第三，团结汉族官僚和知识分子。皇太极为了加强汗权，发展封建制，必须扩大后金统治阶级基础，尤其是为了对抗明朝，统治汉人众多的辽东地区，更要利用汉族官僚和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具有文化知识，是建立和巩固政治统治所不可缺少的，而且在社会上有相当的影响与势力。所以，皇太极在不损害满族贵族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十分重视发挥他们的作用，使其为自己服务，如范文程、李永芳、马光远、高士俊、高鸿中等人，都是皇太极重用的心腹。以范文程为例，皇太极即位后，“拔置公帷幄”，“以公为秘书院大学士，领机密”，“自是平旅顺、取平岛、征高丽、服蒙古，公皆在左右。每议大政，太宗必曰：范某知否？公或未与议，则曰，何不与范某议之。公尝以病出值，诸务填委，待公病已决之”[15]，由此可见皇太极对汉人谋臣的信任重用。随着后金统治区日益扩大，人口不断增加，需要更多的官吏进行管理。一六二九年后金开科取士，命境内生员参加科举考试，“取其文艺明通者优奖之，以昭作人之典”，要“诸贝勒府以下及满汉蒙家所有生员俱令考试，各家主毋得阻挠，有考中者，仍以别丁偿之”[16]，这一次考试就录取二百多人，接着一六三四年（明崇祯七年，后金天聪八年）、一六三八年、一六四一年（明崇祯十四年，清崇德六年）继续开科取士，吸收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充实各级行政机构。这种措施，不仅把一些汉族知识分子从被奴役的地位解放出来，而且在政治上赢得了他们的支持和拥护。这批知识分子是皇太极进行统治的得力帮手，“小用之则小效，大用之则大效”[17]，政治效果是很明显的。

皇太极在政治上采取以上措施，基本上解决了汗权和王权、集权和分权的矛盾，使汗权得以加强，建立起一个权力集中的强有力的政权机器。他使用这一政权机器，在外部和内部进行斗争，一方面对明王朝作战，军事上取得连续的胜利；一方面在后金境内进行经济改革，促使满族社会迅速地封建化。

应该指出：皇太极的改革不是大刀阔斧地除旧立新，而是对旧制度加以限制、改造，再另立新制度，与之平行，分享其权力，如八旗制度外又设八衙门，议政会议外又设内三院。满族社会通过这种渐进性的改革而没有发生大的分裂、内战。但这样相互影响、相互牵制，汗权仍然受到一定的约束，旗主和贝勒仍拥有相当的政治和经济实力。

第四，皇太极为了扩大兵源，以和兵力众多的明王朝作战，又为了平衡满族八旗旗主和贝勒们的军事势力，创立了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

清太宗皇太极调兵信牌

本来，八旗属下的人丁并非全是满族，也有汉人和蒙古人。一六三三年（明崇祯六年，后金天聪七年），皇太极令满族各户下汉人十丁抽一，组成汉兵一旗，以黑旗为标志，由额驸佟养性统率。第二年，改汉兵为汉军，满语叫“乌真超哈”（“乌真”汉语“重”的意思，“超哈”汉语“兵”或“军”的意思）。一六三七年（明崇祯十年，清崇德二年），皇太极把汉军旗分为两旗，以石廷柱为左翼固山额真，马光远为右翼固山额真，也按照满洲八旗编壮丁为牛录。一六三九年（明崇祯十二年，清崇德四年），皇太极又分汉军两旗为四旗，以马光远、石廷柱、王世选、巴延四人为固山额真，各领一旗。到了一六四二年（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再增设四旗，共为八旗，称为汉军八旗，旗色与满洲八旗相同，每旗设固山额真一人，梅勒章京二人，甲喇章京五人。此外，一六三四年，又把八旗中勇敢善战的蒙古人拨出，编成蒙古二旗。一六三五年，扩编成蒙古八旗，旗色和建制也同满洲八旗一样。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的组成虽然与满洲八旗相同，但是汉军、蒙古八旗的固山额真都是由皇太极任命，不称职的可以随时撤换，这点和满洲八旗旗主世袭制不同。皇太极是满、蒙、汉八旗最高统帅，他可以直接指挥和调遣这些八旗军。关于满、蒙、汉二十四旗的士兵数目，在入关之前，据统计满洲八旗约有三百一十九个佐领，六万三千多人。蒙古八旗约有一百二十九个佐领，二万五千多人。汉军八旗约有一百六十七个佐领，三万三千多人，共计有六百一十五个佐领，约十二万多人。

与此同时，皇太极为了加强八旗兵的战斗力，不断颁布军律和加紧制造火器。一六三四年七月，皇太极认为“师行动众，约束宜严，不可不明示法律，以肃众志”，于是颁布军律，规定“大军按队安驱，毋许喧哗，勿离旗纛……勿毁庙宇，勿杀行人，敌兵抗拒者杀之，归顺者养之，所俘之人，勿夺其衣服，勿离其夫妇……勿淫妇女……勿饮酒……若有违令者正法”[18]。以后曾多次重申以上军律。此外，虽然八旗骑兵行动机动灵活，但不适于攻坚战，如努尔哈赤宁远之败和皇太极两次攻打广宁不克，都是吃了明军火器的亏。所以，一六三一年，皇太极命王天相等人加紧研制火炮，该年六月造成，命名“天祐助威大将军”。另外还有得自明军的“红衣大炮”多门，配备给各旗服役。这样，皇太极不仅有了善于野战的八旗骑兵，而且又有了能够攻坚的炮兵，所以八旗兵的战斗力大大增强。

第五，创立新满文，利用喇嘛教。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就借用蒙古文字母创制满文，但是，这种老满文“向无圈点，上下字雷同无别，幼学习之，遇书中常语言，视其文义犹易通晓，若人名地名，必致错误”[19]。老满文缺点很多，文法也不完备。一六三二年，皇太极命达海等人，在老满文的基础上，增加圈点，并创制十二字头和专记外字符号，成为有圈点的新满文。新满文在结构与应用上比较完备，所以，成为有清一代二百数十余年通行的满文。其次，皇太极为了利用喇嘛教来联络蒙古和西藏，大力宣扬和扶植喇嘛教。早在天命初年，西藏斡禄打儿罕囊素喇嘛在蒙古传教，努尔哈赤派人把他请到后金来，“敕建寺赐之庄田”[20]，“给之使命”[21]，此人不久死了。到了皇太极时，收抚的蒙古部落日益增多，喇嘛教的传播更广，皇太极更加重视利用喇嘛教。一六二九年特为斡禄打儿罕囊素喇嘛建塔树碑，以示纪念。这种政策对于统一漠南、漠北，团结西藏、蒙古是起很大作用的。一六三四年，察哈尔墨尔根喇嘛载护法“嘛哈噶喇”[22]金身来归。不久西藏的达赖喇嘛也遣使来盛京，皇太极更是盛情接待，其目的是“时尚有喀尔喀一隅未服，以外藩蒙藏惟喇嘛之言是听”[23]，希望通过达赖喇嘛的使者，联络蒙、藏民族，加强自己的力量。

以上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思想方面所实行的一系列措施，使皇太极得以大大加强自己的地位。他一方面限制和削弱了旗主、贝勒的势力，巩固了封建皇权，并使辽沈地区的社会秩序安定下来，促进了满族的封建化；另一方面，他的军事实力增强了，政治策略的运用更加广泛、更加灵活，逐步地重新统一了东北，联合了蒙古、西藏，在和明王朝的长期对峙中保持着咄咄逼人的军事优势。

二、皇太极即位与对明议和的策略

努尔哈赤临终前，虽然安排了九王多尔衮（第十四子）继承汗位，因其年幼，以大贝勒代善（第二子）摄政。但是当他死后，诸子未遵遗命，兄弟间争夺汗位十分激烈，最后四王皇太极（第八子）凭借自己手中的兵权，再加上代善的支持，终于夺得了后金汗位。[24]他上台以后，雄心勃勃，决意承袭父志，把入主中原、取代明朝统治，作为后金的基本方针。但是，这时后金还处在“邦家未固”、“事局未定”的动荡之中，皇太极面临着许多内部和外部的矛盾。首先是民族矛盾，即满族贵族与广大汉族人民之间的矛盾，辽东地区的汉族老百姓“每被侵扰，多致逃亡”[25]，乃至揭竿而起，进行武装斗争。其次是阶级矛盾，即后金农奴主与农奴之间的矛盾，农奴为农奴主耕种庄田，服差役，“儿子当差，孙子又当差，至于爷爷差事还不去”[26]，因此许多农奴不堪忍受农奴主剥削和压迫，有的逃亡，有的反抗。第三是后金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即汗权与诸王权力之间的矛盾，皇太极即位，诸王心怀不平，争夺权力的斗争十分激烈。第四是经济问题，由于明朝停止后金朝贡和互市，“银两虽多，无处贸易，是以银贱而诸物腾贵”[27]，而且又遭受严重天灾，“无粮之家甚多”[28]，出现了“人有相食”的惨景。最后在军事上，后金处于三面受敌的境地，东边有朝鲜，西边有蒙古，南边有明朝。连年征战不休，大批男丁弃田出征，“卖牛典衣，买马制装，家私荡然”[29]，经济困难，人民厌战。皇太极认识到要实现夺取明朝中央统治权这一任务，必须采取措施，解决上述一系列问题。而上述问题的解决与否，时间是个重要因素，尤其是要同明朝争取时间。为此，他打出同明朝议和的旗号，其目的就是争取时间，储备力量，待机成熟，进取中原。正如后金朝臣高士俊所说：“我国（后金）利于和，彼国（明朝）不利于和，我国和而皇上不肯一日不观兵，彼国和则易为因循，易为怠惰，臣所谓借小心以图大事，假退步以求前进”[30]。所以，皇太极不断通过朝鲜、蒙古和明的官吏向明朝政府转达后金求和的愿望。早在努尔哈赤死时，明宁远巡抚袁崇焕曾派傅有爵和喇嘛镏南木坐（即李喇嘛）等人前去吊丧，观其虚实。皇太极以礼相待，表示和好的心愿。当吊使返回时，他特命方吉纳等人送归，并面呈他给袁崇焕的亲笔信，要求双方和好。[31]一六二七年（明天启七年，后金天聪元年）二月，皇太极又给袁崇焕去信，提出媾和条件。同年十一月，皇太极特向明朝皇帝奉书，希望双方早日议和。一六二九年（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二月，皇太极在给袁崇焕书信中，不书天聪年号，只写己巳年[32]，遵奉明朝正朔，以示求和诚意。随后七次致书求和，直到该年十二月，皇太极率军入关，兵临北京城下，还“赍和书致明帝”[33]，仍表示愿意议和。一六三一年（明崇祯四年，后金天聪五年）到一六三二年（明崇祯五年，后金天聪六年），这两年是皇太极议和活动最频繁的时期，他向明朝“上疏称臣，求款再四”[34]，而且要朝鲜出面，“绍介其间”，转奏明廷，愿把明朝降将孔有德、耿仲明转送于明，“以表其诚悃”[35]。皇太极的议和口号叫得如此响亮，只是手段，并非目的，就在他高喊议和的时候，也没有停止过掠夺明朝和朝鲜的军事行动，不过，这种军事行动是在求和旗号的掩盖下进行的，它的目的不是为了攻城占地，扩大土地，而是为了掠夺财物和人口，解决内部困难。皇太极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强化汗权，发展生产，巩固内部，解除朝鲜和蒙古的两翼威胁，统一整个东北地区。到了崇德年间，就扔掉了议和的旗帜，集中全力，进攻明朝。

三、两次对朝鲜用兵

自努尔哈赤兴起后，由于朝鲜地势重要，后金和明朝都竭力结好朝鲜。后金的目的是要切断朝鲜与明朝的来往，以及朝鲜对明朝东江驻军毛文龙部的支援，以消除后顾之忧。而明朝的意图则是联络朝鲜，牵制后金，使明军同“丽（朝鲜）兵声势相倚，与登莱音息时通，斯于援助有济”[36]。尽管后金百般离间朝鲜和明朝的关系，但是由于历史的与现实的各种原因，朝鲜仍和明朝合作，后金的计谋未能得逞。

皇太极上台后，决心早日解决东边的朝鲜问题，恰巧此时朝鲜发生内乱，于是乘机对朝鲜用兵，并企图就势消灭明军毛文龙部。一六二七年（明天启七年，后金天聪元年）二月二十三日，皇太极不宣而战，派遣阿敏、济尔哈朗、阿济格等人，统率三万多八旗兵进入朝鲜，临行前对他们说：“此行，非专伐朝鲜，毛文龙近彼海岛，纳我叛民，故整旅组征，尔等两图之”[37]。二十八日，后金军突然越过鸭绿江，围攻义州，遭到义州军民英勇抵抗，最后守城军民“众寡不敌，力不能支”。义州失陷后，数万民兵，皆被屠戮。[38]随后分兵进攻驻扎在铁山的毛文龙，毛文龙兵败退守皮岛。阿敏挥军南进，连克定州、宣川、郭山等地，后金军所到之处，遇到朝鲜人民的反抗，当后金兵攻占平山城后，停止进军，一面“放兵四掠”，一面“以待和议之成”。此时，朝鲜国王李倧逃往江华岛，派使者前往阿敏驻地求和，阿敏命刘兴祚随来使同去江华岛，商讨和约条款。后金提出要朝鲜断绝和明朝的关系，派王弟李觉赴后金为人质，每年进献大批财物。朝鲜政府在后金强大的军事压力下，被迫签订“江都和约”。约成之日，阿敏又纵兵大抢三天才退兵，沿途又掳掠骚扰，朝鲜人民深受其害。订约以后，后金又强迫朝鲜在中江、会宁两地开市，归还逃人，追赠贡物，致使朝鲜人民纷纷起来反抗。这个和约对后金的重要作用在于它基本上割断了朝鲜和明朝的联系，迫使毛文龙退守海岛，陷入缺饷少粮、孤立无援的境地。后金乘机加紧向毛文龙诱降，毛文龙已有降意，此事被袁崇焕得知，于一六二九年（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七月，以通敌叛国之罪，将毛文龙杀了。由于毛文龙被诛，他的部将孔有德、耿仲明等人，率部众投降后金。至此，后金东边的威胁大体上解除了。

自此以后，后金征服辽西和内蒙古广大地区，势力日益强大，企图改变后金与朝鲜以往兄弟之邦的关系，把朝鲜变为其直接控制下的藩属。一六三六年（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皇太极以朝鲜“屡败盟誓”、“助明害我”[39]为借口，又发动了第二次对朝用兵。第二天，皇太极率领十万大军渡过鸭绿江，直指朝鲜京城。次年（一六三七年，明崇祯十年，清崇德二年）一月九日，后金兵围攻京城，朝鲜国王李倧退守南汉山城，后金兵将该城包围。皇太极派遣多尔衮率兵攻占江华岛，贵嫔二王子和内官以及许多宗室皆被俘虏，朝鲜国王被迫投降，签订了城下之盟，主要内容，首先是断绝和明朝的一切来往，向清朝称臣，建立君臣关系；其次要朝鲜国王把长子和另一个儿子交给清军，带回盛京作为人质；最后，每年进贡黄金一百两，白金一千两，白苧布二百匹，各色绵绸两千匹，各色细麻布四百匹，各色细布一万匹，大米一万包等。清军撤离朝鲜时，又沿途“处处淹留，掳掠讨食……远近村闾一样被抢，农节既失，又无余食，前头民事，极为惨恻”[40]。而且向朝鲜征兵，一次就征调一万二千五百人[41]，还强迫朝鲜赎买被掳人口，“索价刀蹬，罔有其极，至于士族及各人父母妻子等，论价之多，至于累百千两，以此赎出极难，人皆缺望，呼哭盈路，其中单孑无亲戚之人，则只待早晚公家之赎还，日日哭诉于馆外，惨不忍见”[42]。由上可见，清军侵朝，给朝鲜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四、统一蒙古和黑龙江流域

明末，蒙古分漠南、漠北和漠西三大部，各部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皇太极认为要战胜明朝，不仅要解除朝鲜后顾之忧，还必须征服蒙古，不然明朝和蒙古联合起来，就会使自己腹背受敌。从明朝方面说，为了对抗日益强盛的后金，也必须东联朝鲜，西结蒙古，一旦蒙古倒向后金，京师就处于后金的兵锋之下，特别是立在明与后金之间的漠南蒙古，成了明与后金争夺的重点。当时，漠南蒙古东到吉林，西至贺兰山，南邻长城，北距瀚海，都是元朝后裔分居之地。其中察哈尔部最强大，“东起辽西，西尽洮河，皆受插（察哈尔）要约，威行河套以西矣”[43]，拥有八大营二十四部，该部首领林丹汗，“士马强盛，横行汉南”[44]，自称蒙古大汗，对周围诸部肆意侵扰，诸部不堪其苦。而漠南诸部，对待明和后金的争夺，大致持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以察哈尔部林丹汗为首，主张投靠明朝，争取明的支持，控制和统治漠南诸部，同后金相抗衡；另一种是漠南的多数部，要求摆脱林丹汗的控制和欺凌，希望归附后金，得其保护。明朝政府极力支持林丹汗，大大增加每年赏赐林丹汗的岁币，并撤销原给漠南东部蒙古诸部的岁币，转赐给林丹汗，双方相约，共同抵御后金。皇太极则采取“恩威并用”的“征抚”办法，积极团结和争取那些愿意归顺或观望动摇的一些部，对已率部来归的首领，赐给厚礼，授以官爵，统管其民。因此，科尔沁、翁牛特、郭尔罗斯、杜尔伯特、扎赉特和克什克腾等部，先后归附后金。而对察哈尔部的林丹汗则实行武力征服。一六二八年（明崇祯元年，后金天聪二年）十月，皇太极亲督诸军攻打林丹汗，占领西剌木伦河流域。一六三二年（明崇祯五年，后金天聪六年）五月，皇太极又一次率军进攻林丹汗，林丹汗败遁，先逃到西土默特部，后又逃奔青海，一六三四年（明崇祯七年，后金天聪八年）林丹汗病死在青海的大草滩。第二年（一六三五年，明崇祯八年，后金天聪九年），皇太极派遣多尔衮等人西征，进入河套地区，消灭林丹汗的残部，俘虏了林丹汗的正妃和儿子额哲，得元朝传国玺而还。察哈尔部灭亡以后，原先受其统治的一些部也都归附后金。一六三六年（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漠南蒙古十六个部四十九个封建领主，在盛京召开大会，尊奉皇太极为可汗，整个漠南诸部皆臣服于后金。至此，皇太极“东降朝鲜，西收插汉，自鸭绿北抵贺兰塞外，皆隶其阪”。从此，清军入关，大都假道内蒙古，并以蒙古骑兵为向导。

皇太极统一漠南蒙古以后，又积极进行联络漠北蒙古的工作。十六世纪末，漠北蒙古出现了三个强大的封建主集团——土谢图汗、札萨克图汗和车臣汗，又称喀尔喀三部。一六三六年，皇太极遣使喀尔喀三部，劝其归附。同年，车臣汗派遣卫征喇嘛等“赍书来朝，贡驼、马、貂皮等物”[45]。一六三八年（明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喀尔喀三部“并遣使来朝”[46]，皇太极规定喀尔喀三部每年向清各贡“白驼一，白马八，谓之九白之贡”[47]，从此与清朝建立了臣属关系。

清统一漠南、漠北蒙古诸部，不仅消除了来自蒙古的威胁，使骁勇善战的蒙古骑兵成为进攻明朝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且在抵抗沙皇俄国侵略我国北部边疆的斗争中，喀尔喀蒙古起了积极作用。

在统一漠南、漠北蒙古的同时，皇太极又继承努尔哈赤的遗业，统一了黑龙江流域。

黑龙江流域是满族的故乡，努尔哈赤兴起以后，积极收复故里，基本上统一了黑龙江下游。到了皇太极时期，他很重视对黑龙江流域的经营，继续收复黑龙江中上游。皇太极说：“此地人民语音与我国同……先世本皆我一国之人，载籍甚明”，所以，对这里的居民要“善言抚慰”[48]。一六三一年（明崇祯四年，后金天聪五年）八月，黑龙江中游的虎尔哈部托黑科等四名首领“来朝，贡貂、狐、猞狸狲等皮”[49]。一六三四年五月，索伦部头目，“京奇里兀喇（今结雅河）人”巴尔达奇，“倾心内附，岁贡方物”[50]，“率四十四人来朝，贡貂皮一千八百一十八张”[51]，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外兴安岭以南的索伦部多数都归附后金，因为他的功劳卓著，皇太极把族女嫁给巴尔达奇，成为后金的额驸。一六三七年（明崇祯十年，清崇德二年）六月，黑龙江上游乌鲁苏城的索伦部首领博木博果尔，“率八人来朝，贡马匹、貂皮”。于是黑龙江上游“南北两岸各城屯俱附之”[52]。此外，鄂嫩河、尼布楚一带的蒙古族茂明安部，贝加尔湖以东的使鹿部等，皆先后归附。一六三九年（明崇祯十二年，清崇德四年），博木博果尔发动叛乱，并派人要巴尔达奇采取一致行动，可是“巴尔达齐（奇）不为动，坚壁待王师”[53]，坚决反对博木博果尔的叛乱行径。当皇太极派遣萨木什喀、索海等率领清军前来平叛时，得到巴尔达奇的积极支持和有力配合。[54]清军到达呼玛河便分路进攻博木博果尔，攻占雅克萨，博木博果尔兵败，携眷逃窜。清军又攻克锋陈、阿萨津、多金、乌库勒、乌鲁苏等城。一六四一年（明崇祯十四年，清崇德六年）一月，清军“至齐洛台（今苏联境内赤塔）地方，遂获博木博果尔及其妻子家属，共男妇幼稚九百五十六名口，马牛八百四十四”[55]。皇太极平息博木博果尔叛乱，收复了贝加尔湖以东的广大地区。至此“自东北海滨（鄂霍次克海），迄西北海滨（贝加尔湖），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56]。

皇太极统一黑龙江流域以后，在这里“设姓长、乡长，分户管辖”[57]，负责治理民事，征收赋税。并把该地居民都编入旗籍，称为“新满洲”，他们“均隶各旗”，“俱令披甲”，成为满族八旗的组成部分，这些八旗兵在保卫和巩固我国东北边防中曾起了重要作用。

五、皇太极对明朝的战争

皇太极为了入关夺取明朝的中央政权，一开始就打着议和的旗号，借以麻痹和涣散明朝的斗志。但是，他在议和旗帜的掩盖下，从未停止或放弃对明朝的战争。

一六二七年（明天启七年，后金天聪元年）五月，皇太极取得侵朝战争胜利后，立即调兵西进，突然进攻明军，攻打锦州、宁远，未能攻克，便把大小凌河城毁坏，掠夺一空，回师沈阳。

一六二九年（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十二月，皇太极亲率大军，避开袁崇焕防区，不进山海关，取道蒙古，以蒙古兵为先导，从喜峰口入关，攻陷遵化，直抵北京城下，明朝上下惊恐万状，袁崇焕、祖大寿从山海关外领兵入援。皇太极施反间计，假崇祯之手，杀了袁崇焕，祖大寿率军退回关外。当时，明朝各路援军纷纷抵京，皇太极与明军在京郊会战，杀明朝战将满桂。一六三〇年（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皇太极从北京撤兵，挥戈东进，占领永平、深州、迁安等府县，留兵驻守永平、迁安、滦州、遵化四城，自己率军由冷口出关，返回沈阳。不久，驻守永平四城的阿敏，因孤军深入，又无后援，被明军打败，退回关外。

一六三四年（明崇祯七年，后金天聪八年），皇太极再次入关，分兵四路进攻明军：一路从尚方堡攻打宣府、大同；一路从龙门口直趋宣府；一路从独石口进攻应州；一路从得胜堡攻打大同，后金八旗兵对各地大肆侵扰破坏，抢掠大批人口和财物，便退回沈阳。

到了一六三六年（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皇太极经过九年的努力，已加强和巩固了后金的统治，基本上消除了来自朝鲜和蒙古的威胁，为夺取明朝中央政权作了准备。是年五月，皇太极称帝，定国号大清，改元崇德。从此，皇太极把主要力量放在进攻明朝上，明清之间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同年秋天，皇太极命阿济格从独石口，入居庸关，直抵北京，然后南下攻打保定，连陷城池十余处，掠夺人畜十八万返回盛京。一六三八年（明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皇太极又命多尔衮、岳托率清军分两路攻明，一军入墙子岭，一军入青山关，两军在京郊通州会师，然后至涿州，分成八路，一路顺太行山，一路沿运河，中间六路，由北向南进侵。真定、广平、顺德、大名等地，皆遭践踏。然后，清军从临清渡过运河，进入山东，攻占济南，明德王被俘，攻下城池五十多处，虏获人口四十六万，金银百余万两。第二年（一六三九年，明崇祯十二年，清崇德四年）春天，清军由天津北上，出关回师盛京。

皇太极称帝前后，数次入关侵扰，掠夺大批人畜财物，却不敢立足于内地，除了清军所到之处人民群众纷纷起来反抗外，其重要原因是明军仍然控制着山海关以及关外锦州等地，所以清军不敢在内地多停留。山海关是屏蔽北京的要塞，而锦州乃是山海关的门户。清朝为了夺取北京，争夺全国的统治权，就必须先打下锦州和山海关。因此，在明朝灭亡以前的几年内，这里成为明清之间激烈争夺的战场。

一六四〇年（明崇祯十三年，清崇德五年），清兵攻打锦州，锦州明军守将祖大寿进行抵抗，结果清军“大半见败，大将数人亦为致毙”，沈阳“行街之人，多有遑遑不乐之色”[58]。第二年（一六四一年，明崇祯十四年，清崇德六年）的一月份，皇太极又派多尔衮率兵围攻锦州，亦失利。四月，皇太极决心对锦州加强攻势，派郑亲王济尔哈朗、武英郡王阿济格、贝勒多铎等，往代多尔衮，他们带来了大批八旗兵及许多门攻城的大炮，进行猛烈围攻。锦州外城的蒙古兵投降，清军占领了外城。[59]祖大寿向明廷告急，七月，明朝派洪承畴率领八总兵步骑十三万救援锦州，他步步为营，以守为战，不敢冒进，立营在锦州城南十八里的松山西北。济尔哈朗派右翼八旗兵进攻明军，结果“失利，山顶立寨，两红旗、镶蓝旗三旗营地，为敌所夺”，“人马中伤者甚众”[60]。清军“势不能当，急报请救”，“锦之围兵，屡战败衄，势将退北”，“沈中人，颇有忧色”[61]，皇太极也急得“忧愤呕血，遂悉索沈中人丁，西赴锦州”[62]。与此同时，明朝崇祯皇帝下密诏，命洪承畴速战前进，以解锦州之围，兵部也一再催战。所以，洪承畴把粮草囤在锦州西南三十里的杏山和塔山的笔架山，而自己领六万人开路先进，余军继之，骑兵环松山三面，步兵据城北乳峰山。皇太极亲率大军于九月十九日离开沈阳，二十三日到达锦州前线，陈兵于松山、杏山之间。他把所有兵力都集中起来打击明朝洪承畴的援军。首先切断明军粮道，击败塔山护粮的明军，夺得明军笔架山的粮草。明军既失粮草，又作战不利，军心开始动摇，企图把驻守乳峰山的明军撤到松山，当明军撤离时半路遭到清军伏击，便退缩到海边，“为清人所击，潮涨淹死，陆海积尸甚多”[63]，仅有少数人突围出去，如吴三桂、王朴等奔往杏山。皇太极估计龟缩在杏山的明军一定要逃往宁远，所以在松山和杏山之间的高桥设伏，以待明军。明军又遭截杀，吴三桂、王朴仅以身逸，逃回宁远。此役清军歼灭明军五万三千余人，获马七千四百余匹，甲胄九千三百余件。[64]清军获得胜利，士气大振。

洪承畴只剩下残兵败将一万多人，被清军围困在松山城内，他曾组织五次突围，皆未成功，明朝发来的援兵又逡巡不前。到一六四二年（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三月，松山城内粮尽援绝，副将夏承德降清为内应，引清兵入城，洪承畴被俘。久被围困的锦州已筋疲力尽，“城中饥因，人相食”[65]。见松山、杏山的明军失败，待援无望，于是祖大寿也举城投降。至此，明朝在关外，除了宁远一孤城外，全部都落入清军之手。

皇太极取得松锦大捷后，整个形势对清十分有利，正像皇太极说的，“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66]。

这时腐朽的明王朝，在李自成农民军的沉重打击下已摇摇欲坠。腐朽的明朝统治者，由于地主阶级本性的决定，企图转而与满族贵族议和，然后集中全部力量，绞杀农民起义军。崇祯皇帝授权给兵部尚书陈新甲派马绍愉往关外，同皇太极谈判，并带回议和条款。事被泄露，京师大哗，崇祯为了推卸责任，处死陈新甲，明清议和破裂。皇太极见议和未成，为了进一步向明朝统治者施加压力，同年十一月派贝勒阿巴泰率领清军入关，攻陷蓟州，深入畿南，转至山东，连破八十余城，杀明宗室鲁王，俘获人口三十六万，牲畜五十五万头，后经北京，明军毫不阻挡，放清军回到盛京。一六四三年（明崇祯十六年，清崇德八年）九月二十一日，皇太极因患脑充血突然死去，其子福临即位，改元顺治，当时福临只有六岁，由两个叔父多尔衮和济尔哈朗辅政。

崇祯十七年（一六四四）三月十九日，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推翻了朱明王朝。但是，以宁远总兵吴三桂为首的明朝封建官僚地主阶级，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他们为了恢复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怀着对农民军刻骨的阶级仇恨，勾结清军入关，镇压农民军。于是，清朝统治者在吴三桂等的引导下，率兵长驱入关，占领北京，和农民起义军以及明朝的残余力量展开了激烈的战争。

注释

[1]《清太宗实录》卷五。

[2]《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胡贡明五进狂瞽奏》。

[3]《备边司誊录》第四册。

[4]《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胡贡明五进狂瞽奏》。

[5]《东华录》，天命十一年九月。

[6]《东华录》，天聪三年正月。

[7]《清太宗实录》卷十一。

[8]《清太宗实录》卷七。

[9]《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高鸿中陈刑部事宜奏》。

[10]《东华录》，天聪三年四月。

[11]参见《东华录》，崇德元年三月。

[12]参见《东华录》，崇德元年五月。

[13]《清太宗实录》卷九。

[14]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一，八旗六部二院。

[15]李果：《在亭丛稿》卷六，《范文肃公传》。

[16]《大清太宗文皇帝圣训》卷四。

[17]《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陈延龄请轮用汉人奏》。

[18]《清太宗实录》卷十九。

[19]《国朝耆献类徵》卷一，《达海传》。

[20]《辽阳县志》卷五，《坛庙志》。

[21]《大喇嘛塔碑文》。

[22]“嘛哈噶喇”，即元世祖时八思巴以千金铸造的金佛，为元王朝护法之宝。

[23]《东华录》，顺治朝卷十九。

[24]参见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二七，《丁卯虏乱》。

[25]《清太宗实录》卷三。

[26]《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扈应元条陈七事奏》。

[27]《清太宗实录》卷三。

[28]《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鲍承先陈籴粮办法奏》。

[29]《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宁完我等谨陈兵机奏》。

[30]《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高士俊谨陈管见奏》。

[31]参见金梁辑：《满洲秘档》，《太宗与袁崇焕书》。

[32]参见《己巳年正月金国汗致袁崇焕书稿》。

[33]金梁辑：《满洲秘档》，《太宗环阅北京城》。

[34]周文郁：《边事小纪》卷三，《朝鲜国咨》三。

[35]《李朝实录》仁祖卷二十八。

[36]《明熹宗实录》卷十三，天启元年八月庚午。

[37]《东华录》，天聪元年正月。

[38]参见《李朝实录》仁祖卷十六。

[39]《清太宗实录》卷三十一。

[40]《沈阳状启》，八页。

[41]参见《沈阳状启》，十页。

[42]《沈阳状启》，二二至二三页。

[43]彭孙贻：《山中闻见录》，《西人志》。

[44]福格：《听雨丛谈》卷二，《蒙古》。

[45]《皇朝开国方略》卷二十二。

[46]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七，《外蒙古喀尔喀四部总叙》。

[47]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三。

[48]《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一。

[49]《清太宗实录》卷九。

[50]北京市文管处藏：《一等阿思哈哈番巴尔达奇碑》。

[51]《清太宗实录》卷十八。

[52]《黑龙江志稿》卷五四，《博木博果尔传》。

[53]《黑龙江志稿》卷五四，《博木博果尔传》。

[54]参见北京市文管处藏：《一等阿思哈哈番巴尔达奇碑》，“同党相残，又能率尔兄弟协力纳款”。所谓“同党”是指巴尔达奇与博木博果尔同属索伦部，一个反对叛乱，一个发动叛乱。

[55]《清太宗实录》卷五三。

[56]《清太宗实录》卷六十一。

[57]《清朝文献通考》卷二七一，《舆地》三。

[58]《沈阳状启》，二〇五页。

[59]参见《沈阳状启》，二八一页。

[60]《太宗文皇帝日录残卷》，崇德六年六月乙酉。

[61]《沈阳日记》，四一二页。

[62]《李朝实录》第三十五册，仁祖卷四十。

[63]《沈阳日记》，四一三页。

[64]参见《太宗皇帝大破明师于松山之战书事文》。

[65]《沈阳状启》，四〇七页。

[66]《清太宗实录》卷六十二。

第二章　清军入关镇压农民起义与各地人民的抗清斗争

第一节　清军入关与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的抗清斗争

一、满汉贵族官僚地主相勾结和清军入关

一六四四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四月初，李自成农民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挥师直抵京畿。腐朽透顶的明王朝，分崩离析，危在旦夕。二十三日，农民军开始攻城，经过两天的战斗，终于解除了明王朝在京城的全部武装。北京古城沸腾起来了，人民张灯结彩，焚香设案，家家户户门上粘贴“永昌元年顺天皇帝万万岁”的黄色纸联，洋溢着一片节日的欢乐气氛，迎来了农民起义推翻明王朝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二十五日（农历三月十九日）午刻，李自成着毡笠缥衣，乘乌驳骏马，率领广大农民军，浩浩荡荡开进明王朝盘踞了二百多年的反动统治中心——北京。

显然，农民起义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农民军由李自成、刘宗敏、李过等数十名将领组成领导核心，凭借他们所代表的农民阶级对现存社会的极端憎恨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以他们的经验、智慧和才干，力图实现一种合乎他们理想的社会秩序。在农民军大队人马准备进入北京城时，李自成曾拔箭去镞，向后军中连发三矢，约法“军人入城，有敢伤一人者，斩以为令”[1]。且各处张示布告：“如我兵到，俱公平交易”[2]，免除平民赋税。进城当天，“兵政府榜曰：大师临城，秋毫无犯，敢掠民财者，即磔之……民闻大喜传告”[3]。李自成还两次亲自会见城内外老百姓，询问“民间疾苦”，检查军纪，宣传农民军推翻明王朝是为了“救民水火”的道理。[4]于是，市民“安心开张店市，嘻嘻自若”[5]，农民等就这样迅速地建立起革命新秩序。

李自成农民军进入北京后，在摧毁、裁撤明朝的政权机构和建立、充实各级农民政权机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健全官制、设置各级官吏；开科取士，团结那些支持农民政权的封建知识分子等等。农民政权表现出保护人民利益和镇压地主阶级反抗的至高无上权威。它爱憎分明，立即释放被囚禁在锦衣卫（由皇帝直接控制的明代特务组织）的一切无辜犯人，同时设立由刘宗敏、李过主持的“比饷镇抚司”，专门从事镇压封建官僚地主和追赃索饷工作。

当时，农民政权控制了华北的大部分地区和华中的一部分地区。形势要求：必须进一步巩固农民政权，争取广大农民和其他阶层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迅速排除来自东北清军的威胁，同时又要摧毁明朝在南方的残存势力，把起义推向全国。大顺政权虽然做了一系列工作，但是，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不可能彻底解决推翻明朝统治以后提到日程上的一系列新矛盾、新问题。随着形势的推移，他们看不清摆在面前的艰巨任务，以为战争已经胜利，滋长起麻痹思想，纪律逐渐松弛，打仗多年的许多士兵渴望回家种地；起义军将领中沾染上享乐腐化思想，占住豪华宅第，贪求钱财，不关心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将领之间，矛盾加深，不能团结一致；队伍大量扩充，粮饷困难，整顿和训练跟不上去，战斗力削弱；大批官僚、地主混进农民革命队伍，鱼龙混杂，带来了许多封建腐败习气；对贵族、官僚追赃比饷是必要的革命措施，但刑罚太重，打击面太大，没有区分首恶、从恶，策略上失当。农民起义军暴露出了难以克服的许多弱点。当时，制将军李岩建议四事：一，李自成登基；二，追赃区别对待；三，军队撤出北京城外；四，招降吴三桂。但是，这四项政治和军事上的重要建议，没有迅速地全部实现。

明王朝虽然已被推翻，但封建地主阶级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它们时刻准备着反扑。在南京的明朝大地主官僚，听到王朝覆亡、崇祯上吊的消息，“北向恸哭”，“誓师浦口，欲长驱死战”，“示天下以必报仇之义”[6]。一六四四年六月间，他们拼凑了一个南京弘光政权，企图与农民政权相对抗，恢复他们在全国的反动统治。尤其在距离北京不远的山海关，还驻扎着明朝宁远总兵吴三桂率领的精锐兵力，直接威胁着北京的安全。

吴三桂出身官僚豪门，他的父亲吴襄是明朝的武将。吴三桂以武举出身，“承父荫，初授都督指挥”[7]。他的舅父祖大寿是辽东一带的实权人物，明朝东北边防“倚祖大寿为保障”[8]。吴三桂参加了以祖大寿为中心的军事集团，因此得以飞黄腾达。在吴三桂统率下，“精兵四万，辽民七八万，皆耐搏战，而彝丁突骑数千，尤骁悍，北门锁钥，恃无恐”[9]，成为明朝政府抵抗清兵的屏障。他与其父吴襄在辽东、北京都有大量田庄财产。李自成农民军打下北京之前，吴三桂的上司洪承畴、舅父祖大寿及其政治集团中的大多数人早已投降清朝。清统治者皇太极利用吴三桂同这一集团的特殊关系，曾下书晓以利害，劝他投降。洪承畴、祖大寿和他的哥哥吴三凤、表兄弟祖可法以及亲友张存仁等，也先后写信劝降。吴三桂态度暧昧，犹豫未决。他对明、清、农民军三方面的力量还看不清楚，鹿死谁手，在当时也不甚明朗。为了保住自己的高官厚禄和庞大家业，他按兵不动，骑墙观望。直到三月初，李自成农民军势如破竹，陷阳和，下真定，京师戒严，崇祯帝急忙加封吴三桂为平西伯，飞檄命令他放弃宁远，火速率部入关保卫京城。四月二十二日，吴三桂兵抵山海关，二十五日农民军打进北京城，二十六日吴三桂的部队才到达丰润。当他听到京都陷落、崇祯吊死的消息后，就把队伍撤回山海关了。

吴三桂是明朝大官僚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与农民军誓不两立，曾扬言“为复大仇、歼大寇”，“虽肝脑涂地，亦所不辞”[10]，表示他和农民起义军存在着阶级利益的根本冲突。但是，吴三桂又是一个阴险狡猾的野心家，他发觉以他的孤军对付刚刚取得伟大胜利的几十万农民军，无异以卵击石，自取覆灭。所以，李自成派人敦促吴三桂归降，他一方面迫于农民军的强大压力，接受大顺政权的四万两犒银，以欺骗手法，摆出一副愿意谈判罢兵归顺的姿态；另一方面，又利用他与清朝的旧关系，依仗山海关是清军入塞的必经之地，积极与清朝勾结，要求清军援助，共同对付李自成农民军。

当时，在吴三桂驻军北面的满族地方政权，大肆发展自己的势力，虎视眈眈，企图取代明王朝，建立满族贵族对全国的统治。一六四三年（明崇祯十六年，清崇德八年）皇太极死后，福临继位，掌握权力的摄政王多尔衮，与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之间发生权力冲突。当崇祯帝下令吴三桂撤兵进京保卫他的统治巢穴时，满族统治者认为夺取全国统治权的时机已到，暂时缓和了内部的矛盾，举兵南下。李自成农民军打进北京后，清统治者立即更改方针，“变抄掠之暴，为吊伐之仁”[11]，改变过去进关内劫掠的暴行，而要夺取农民起义胜利果实，实现满族贵族对全国的统治。正如多尔衮道出的：“今者大举不似先番，蒙天眷佑，要当定国安民，以希大业。”[12]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清统治者把矛头指向农民军，扬言要为崇祯报仇，“沉舟破釜，誓不返旌，期必灭‘贼’”[13]，并以此为号召，招降汉族官僚地主——明王朝的残余势力，共同绞杀农民起义。

清统治者这一招，得到许多汉族官僚地主的赞同。他们有着共同的敌人——农民起义军，也就存在着互相勾结的基础。一六四四年五月二十日，当多尔衮进兵至辽宁阜新附近的翁后，吴三桂遣人送书，甘愿以“财帛”和“裂土”为代价，乞求“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14]。吴三桂请兵的举动，对于清统治者来说，正中下怀。多尔衮立即回书，表示清军不仅要镇压农民起义，而且要实行对全国的统治。多尔衮用“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为饵，引诱吴三桂“率众来归”[15]。吴三桂马上答应多尔衮的条件，并进一步献策：“幸王速振虎旅，直入山海，首尾加攻，‘逆贼’可擒，京东西可传檄而定也……则民心服而财土亦得，何事不成哉。”[16]从多尔衮和吴三桂的书信往来，可以看出，满汉贵族官僚地主阶级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已经互相勾结起来了。

农民军领导集团对这一严重局势缺乏足够的估计，尤其对满汉贵族官僚地主可能勾结、清军可能入关这些问题认识不足，看不到吴三桂同农民军假装谈判归降的过程，就是他同清朝勾结准备镇压农民军的过程。等到李自成认为形势紧张，不得不出兵时，时机已晚。五月十八日，李自成亲自统率二十万农民军开赴山海关。二十四日，农民军三面包围了关内城镇——山海城，又出奇兵二万骑，从山海西一片石北出口，东突外城，进抵关门，截断吴三桂军与关外的通道。吴三桂军处于被围的困境，战斗的态势对农民军是有利的。可是，到了二十六日，清军进距山海关外十里，击溃由唐通（明降将）率领的农民军于一片石地方。吴三桂乘机炮轰包围圈，从间道直驰清营，拜见多尔衮，薙发称臣。并“以白马祭天，乌牛祭地，歃血斩衣，折箭为誓”[17]，开关迎入清军，充当镇压农民起义的急先锋。于是，二十七日，多尔衮兵分三路，进入关内。[18]

清军入关，使形势发生根本变化。吴三桂所部精兵四万，加上清军劲旅十四万，力量陡增。尤其农民军丧失警惕，事先不知清军入关，毫无准备，等到战斗打响，双方殊死酣战，“阵数十合，围开复合，自成按辔高岗上，见白旗一队绕出三桂右，万马奔腾不可止，自成挥后军亟进”[19]。正当农民军奋起歼敌之际，忽尘埃散开，发现是带甲而辫发的清兵冲来，霎时抵挡不住，由胜转败，“拉然崩溃，坠戈投弓，自相蹂践，死者数万人”[20]，主将刘宗敏中箭重伤。三十一日，李自成农民军撤回北京。

山海关战斗失败，清军直逼北京，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在北方的汉族官僚地主眼看时机已到，把对农民起义的仇恨变成行动，大批投靠满族贵族，与清军沆瀣一气。山东、河北一带沿运河的青州、临清等地，地主阶级制造叛乱，大搞反攻倒算，杀害农民政权官员，切断农民军从南方取给粮食的运输线；有的纠集残余乡团，为清军开路，使农民军遭到里外夹攻的威胁；原来归附农民军的明朝军队，也“溃散相继”，甚至在京城内大肆制造谣言，动摇军心。

农民军在进入北京以前，屡获胜利，所向披靡。但是，胜利又多么迅速地腐蚀了这支革命队伍！山海关一败以后，竟然丧失了整军再战、保卫北京的力量和意志，决定放弃北京，返回关中，重新组织力量。六月三日（阴历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北京匆匆忙忙登基称帝，国号大顺，改元永昌。第二天，大顺军即撤出北京。这时，农民军的部署已乱，既未在北京以外组织抵抗，阻滞清兵的前进，又携带着大批辎重财货，行军速度迟缓。吴三桂引清兵追来，农民军在保定、定州、正定进行了英勇抗击，杀退了追兵。但李自成在战斗中负伤，农民军受到一定的损失，从固关向西撤退。

起义军从进北京到出北京，时间短暂，总共才不过四十二天。虽然由于一个新的强敌突然出现在面前，使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但是根本的原因，“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21]，所以，即使像这样成熟、如此规模之大的农民战争，也终归要由于思想上、政治上的原因而不可避免地遭受挫折和失败。

李自成农民军没有能够认识到代表明王朝的崇祯皇帝被打倒了，但地主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还存在，各地的小“崇祯”，甚至拥有强大的反革命武装，还要负隅顽抗。他们被军事上的暂时胜利冲昏头脑，进北京城以后，更认为革命已经成功，从此可以弃甲归农，安居乐业了。部分将领发展享乐腐化思想，战备观念松弛，不想再事进取，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进京后基本上停止了武装斗争。他们对崛起的清王朝篡夺农民起义胜利果实的威胁估计不足，又轻视吴三桂这股顽固狡猾的反起义力量，宣称可以轻而易举地“用靴尖踢倒耳”[22]。他们犯了胜利时骄傲的错误，造成在政治上、军事上一系列的严重后果，以致坐失时机，终于被迫退出北京，使政权得而复失。

清军逼近北京，多尔衮进一步拉拢汉族官僚地主阶级，宣称“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所谋者惟‘闯贼’”，“官来归者，复其官”[23]。于是，在“复君父仇”这个冠冕堂皇的名义下，北京的大批明朝官僚，包括曾经向农民军低头认罪的，这时纷纷调转头来，屈膝在多尔衮的脚下，至五里郊外迎接清军入城。他们把镇压农民起义的清军吹捧为“仁义之师”，胡说满族贵族篡夺农民起义胜利果实是“仰承天命吊民伐罪”，“圣人出而解民悬”[24]。至于那些逃窜僻野山谷的官僚地主，则“莫不大悦，各还乡里，薙发迎降”。六月六日，多尔衮率清军进入北京，公开宣布：今本朝定鼎燕京，天下罹难军民，皆吾赤子[25]，披露了清军入关的最终目的。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例如为崇祯帝服丧；各衙门官员照旧录用；薙发归顺，地方官各升一级；朱姓各王归顺不夺其王爵等等[26]，以此来调整同汉族地主阶级的关系，扩大统治基础，集中力量镇压农民军，重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统治。

一六四四年十月间，清王朝统治者福临进驻北京，十月三十日（阴历十月初一日）即皇帝位，“号曰大清，定鼎燕京，纪元顺治”，标志清王朝中央政权的确立，出现了一个封建王朝篡夺农民起义胜利果实代替另一个封建王朝的局面。

二、李自成大顺农民军的抗清斗争

满族贵族集团入关后，一方面拉拢汉族的上层，另一方面对汉族广大人民和中小地主推行民族高压政策。军事上，凡不“归顺”、“迎降”者，“即行诛剿”[27]，采取血腥镇压手段；政治上，严格规定满族贵族的统治特权，强制汉人薙发、易服、当奴婢；经济上，圈占汉人土地房屋，强迫投充等等。这种民族高压政策的目的是维护和保存封建剥削制度，它直接触及土地问题，把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作为满族统治者的最大利益，广大农民成为这种民族高压政策的主要受害者。同时，就全国范围讲，这种民族高压政策也危及汉族和其他民族各阶层的利益。这就不可避免地在全国各地，爆发了以农民为主体的轰轰烈烈的抗清斗争。

从一六四四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六月到一六四六年（清顺治三年）底，在李自成大顺农民军和张献忠大西农民军的浴血奋战下，秦岭南北，大河上下，掀起了全国抗清斗争的第一个高潮。

当时的形势，清军兵强马壮，进关后连接取得胜利，士气旺盛，同时招降了许多明将，扩大了兵力。它把农民军看做夺取全国统治的最大障碍，说：“今日事势，莫急于西‘贼’”[28]，“破此，则大业成矣”[29]。因此，集中全部精锐兵力，把进攻的矛头指向李自成的大顺军。而大顺政权虽然撤出北京，失去了大片土地，但农民军的抗清斗争，有着深厚的阶级基础，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从大顺军本身来看，太原有陈永福率重兵镇守，延安、绥德有李过、郝摇旗率雄师占据，加上有黄河、潼关天险，也存在着一定的有利条件。因此，大顺农民军怎样来进行这场艰巨的抗清斗争，这是摆在大顺军领导人面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李自成退兵西安以后，制定了南取汉中，西征甘肃，攻克兰州，确保关中，以关中作为抗清基地的战略计划。并下令权将军刘体纯率领十万大顺军过黄河北上。八九月间，清军沿太行山南下，并从大同入代州、忻州，直逼太原，占领偏关，威胁陕西边境。大顺军由府谷向大同进攻，又在畿南联合义军阻击，切断清军归路，从而抵制了清军的进攻，同时在井陉、宣化、蔚州等地，多次挫败清军。

农民军虽然在军事上做了很大努力，但已不能够挽救全局。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由于对原占领区内建立的农民政权没有大力进行巩固，地主阶级配合着清军，纷纷反攻倒算，各地农民政权相继被摧毁，大顺军失去了可靠的后方。领导集团中的矛盾也进一步激化，李岩自请领兵二万，往河南镇压地主武装的叛乱、保护农民政权，反而遭到李自成的怀疑。混进农民军的地主阶级分子牛金星，在革命胜利发展的时候，招揽权势，腐蚀起义将领，此时又大搞破坏活动，向李自成进谗言说：“岩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下人者。河南，岩故乡，假以大兵，必不可制”[30]，唆使李自成杀害了李岩及其弟李牟。这一事件引起许多起义军领袖的不平，“宋献策闻二李之死也，扼腕愤叹。刘宗敏按剑切齿骂曰：彼（指牛金星）无寸箭功，敢杀两大将，我当手剑斩之。文武不和，军士解体，自成遂不能复战”[31]。

一六四四年十一月，清统治者分兵两路，向大顺农民军进攻。一路以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率领吴三桂、尚可喜等满蒙汉军队，由大同向榆林、延安进兵，然后从陕北南下西安；一路由豫亲王多铎率领孔有德、耿仲明等军，从河南怀庆直攻潼关。两路军预定在西安会师，妄图把李自成农民军消灭在西安。

十一月间，阿济格一军付出重大代价，攻陷太原、平阳等城。山西全部丢失，大顺军退守潼关。多铎一军，到河南卫辉就惧怕不敢前进，只是由于多尔衮的多次斥责，才于第二年（一六四五年，清顺治二年）一月渡河到孟津，与大顺军大战于洛阳、陕州（陕县）、灵宝一带，一直进逼至潼关东三十里处。潼关保卫战是一次十分激烈的战斗，李自成亲自指挥作战，两军相持一个多月，至一六四五年二月八日，清军增援兵力和火炮，潼关失守。是时，阿济格、吴三桂率清军自保德渡河进入绥德，明降将唐通叛变投清，李过、郝摇旗率领大顺军经过激烈战斗后被迫从陕北南撤，延安、鄜州相继失陷，西安遂成为清军攻击的主要目标，大顺军腹背受敌。九日，李自成主动放弃西安，经蓝田下陕南，由商州龙驹寨走武关，退入当年战斗过的商洛山区，于一六四五年四月出武关到达湖北，进入襄阳，占据了武昌城。

大顺农民军的抗清斗争，虽然接连失利，但部队到达湖北地区尚有几十万人，整编为四十八部。[32]由李过、高一功、郝摇旗等率领的队伍，驻扎在荆襄一带。由李自成、刘宗敏率领的队伍，屯兵于承天（今湖北钟祥县）。大顺军在武昌期间，改江夏为瑞符县，建立政权机构，设置官员，铸造永昌钱币。当时，李自成认为，“西北虽不定，东南讵再失之”[33]，提出了夺舟东下，占领宣歙一带，在东南地区建立基地，继续与清军对抗的主张。五月底，部队正在做出发准备，清军分水陆两路突然袭来。李自成大顺军仓促弃武昌南走，到达通山（湖北通山县）。

在这次战斗中，大顺军英勇善战的主将、李自成的亲密战友刘宗敏负重伤被俘，英勇就义，部队伤亡很大，大顺军又一次受到严重损失。尤其队伍到了陌生地区，革命处在低潮，从北京开始撤退以后，北京、河北、山东、河南、淮阴、湖广等地，明朝的残余势力纠合反动地主武装，处处与农民军为敌，甚至勾结或投靠清军，联合向大顺军进攻。[34]而大顺军内部的地主阶级分子也在这时投敌叛变，居然“瓒列卿寺，勔颜朝右”[35]，充当清军进攻农民军的鹰犬。

显然，大顺军面对着的不止是一个敌人，而是几个敌人，部队损失太大，抗清斗争处于十分艰难危险的困境。但大顺军领袖李自成同广大将士坚强不屈，殚心竭力，对付这难以撑持的局面。一六四五年六月间，大顺军到达通山九宫山麓时，李自成率轻骑二十余登山探路，遭到反动地主武装的伏击，不幸壮烈牺牲，时年仅三十九岁。

李自成以他不屈不挠、英勇奋战的一生，记载了古代被压迫农民砸碎封建枷锁的不朽的英雄业绩，为我国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史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李自成牺牲了，但大顺军的抗清斗争还在继续进行，起义将士化悲痛为千钧力，高举抗清旗帜，一直战斗了整整二十个年头。

三、在大顺军推动下北方各省农民的抗清斗争

大顺农民军点燃起来的抗清烽火，首先在北方地区蔓延开来。清军入关后，清统治者在河北和北京地区圈占大量土地，掳掠大批人口充当奴仆，京东各地，受害更甚。所以在大顺军的影响和推动下，三河县农民开始发难，接着北京的昌平、海子红门和天津一带农民，持刀枪而起，大有围困北京之势，使“京师采煤西山……两月不至”[36]，直接威胁“辇毂近地”[37]的安全。

河北保定、真定、霸州等地农民武装，直接配合李自成农民军作战，牵制清军兵力，出现“国初以来有积寇盘踞险要，赋税不供，招纳亡命……吏不敢问”[38]的局面。一六四四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八月，当刘体纯率兵十万由彰德、磁州一带进攻大名、固关、井陉等地时，该地区农民纷纷响应，“倚山踞寨”，积极协同农民军作战。大名、内黄一带农民，占据内黄县城，“各称总督、大元帅，并联山东、河南‘贼寇’，势将燎原”[39]，“呼百召千，妄窥城市”[40]。

第二年（一六四五年，清顺治二年），宣化、大同等地农民抗清起义蜂起，迫使清统治者惊呼：“但见满山遍野，俱是‘贼兵’，多持枪刀弓矢，其中又拿椽标者。妇女腰系红裙，亦各持椽木双刀，飞舞跳跃，各各前来……我兵对敌，从辰至未……不能敌众，遂收兵回城。”[41]此外，在河北的饶阳、交河、曲阳、保定、定兴、南宫、平山、承德等地农民，相继发动，攻打县城，反对清朝统治。怀来县农民，“乘闯‘贼’肆乱已后，负隅啸聚，西‘劫’蔚州，北攻怀来，攻斋塘杀守备破马水口，‘抢’保安州，屡败官军，势大炽”[42]。可见，河北及邻近“京畿”要地一带农民的抗清斗争，有力地打击清军，使清朝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

山东的农民起义在明末就已经蓬勃发展起来。一六四四年八九月间，大顺军西撤以后，闯王的旗帜仍招展于山东。兖沂邹滕一带农民军，即转入截击和阻止清军南下的斗争。衮沂所属州邑，农民抗清队伍不下数十支，最大一支达数万之众。著名的如满家洞农民军，“聚集数万”[43]，“界连四县，穴有千余，周回二三百里”[44]。他们“建营立寨”，“攻城掠地”，“五兵火器，件件俱全”，“旗帜上大书闯‘贼’年号”[45]，“官兵所望而却走”[46]。邹滕一带农民军，也有数十支。著名的有滕峄农民军，团结其他农民队伍，以苍山、花盘山、抱犊岗一带为抗清基地，与清军坚持战斗达八九年之久。

鲁东地区农民于一六四四年秋在青州杀死清朝的招抚使，举行抗清起义。登莱青三府农民群起响应，“结聚数万，延蔓东海”[47]，有的自称威振山东提调总镇，有的称总兵大元帅等，声势浩大。一六四六年（清顺治三年）八月，鲁东农民军攻克高宛、长山、新城等县。鲁西曹州一带的榆园农民军，原是一支坚强的反对明朝统治的起义队伍。清军打进北京，榆园军转入抗清斗争。一六四五年李自成牺牲以后，榆园军执行了团结其他阶层抗清力量共同对敌的正确政策，“数日之内，袭陷四城，聚众至数十万”[48]，在山东、河北、河南三省交界地方，形成抗清的中心力量。

李自成农民军西撤以后，在河南的大顺军二万余，“渡黄河，攻怀庆甚急”[49]。他们在卫辉、怀庆一带继续与清军作战，并推动和影响原武、新乡等地农民的抗清斗争。

山西是李自成农民军控制的地区。一六四四年八月，清军主力攻陷太原，平阳、汾州、潞安等地落入清军之手。广大农民自一六四五年起，在阳曲、岚县、交城、岢岚、孟县、静乐、五台、朔州、永宁、平阳等地纷纷起义[50]，掀起全省的抗清热潮。

明末农民起义的发源地陕西，在清军进剿西安后，各地农民军受到血腥镇压。从一六四五年开始，西安人民及西安周围山寨农民奋起抗清，以后又有陕南农民军团结明朝旧将在五郎山举义，配合其他农民军，围攻西安达七个月之久。

总之，在大顺军影响和推动下的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各省农民的抗清斗争，虽然各自为战，没有统一的指挥和协调的行动，但在清朝对全国的统治还未稳固的时期，这种抗清斗争，阻止清兵南下进军，对于形成全国的第一个抗清高潮，起了重要的作用。它们是抗清斗争的主力军。

在广大农民的抗清声浪中，北方地主阶级中的少数人，也曾在河北雄县、鸡泽等地起兵抗清，但未能坚持到底。河南的部分地主武装，以汝宁、南阳、洛阳为主要地区，安营结寨，势力相当雄厚。他们在明末本是纠集起来抵御农民军、坚决与农民起义为敌的。清军进入河南，这些地主武装，有的投降了清朝，有的调转枪头，与清军作战，但在清军的诱惑和袭击下，软弱动摇，很快就土崩瓦解了。

四、清军进攻南京和南明弘光政权的覆灭

一六四四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六月十九日（阴历五月十五日），在明朝大官僚军阀的扶植下，明福王朱由崧（明神宗的孙子）在南京称帝，年号弘光。这个政权刚一建立，就抱定“今日宗社大计”，莫过于“讨‘贼’复仇”[51]的宗旨。弘光即位的“诏书”，大肆攻击农民起义，咬牙切齿，号召全国地主阶级一切反动势力，“僇力匡襄，助予敌忾”[52]。弘光王朝当时拥有相当庞大的兵力，总兵左良玉、左梦庚父子率领二三十万大军驻扎武汉；总兵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等四镇，拥有兵力三四十万，驻扎在江淮一带。河北、山东、河南、四川各地与农民军为敌的明朝残余势力和反动地主武装，有的打着弘光年号，有的编入南明朝廷军队系统，拜官封爵。这近百万军队，矛头首先是对准农民军的。

弘光王朝在军事上进行了一系列的部署，提出“江北与‘贼’接壤，遂为冲区，议设四镇，分辖其地”[53]。命史可法以督师地位坐镇扬州；命高杰驻守泗州（安徽泗县），管辖徐州等十四州县，“经理河北、河南、开（封）归（德）一带招讨事”；刘泽清驻守淮安，管辖淮海等十一州县，“经理山东一带招讨事”；刘良佐驻守临淮，管辖凤阳等九州县，“经理河南陈杞一带招讨事”；黄得功驻守庐州，管辖滁和等十一州县，“经理光固一带招讨事”[54]。他们设此四镇作军事据点，以屏障南京，确定如果农民军“在河北，则各镇合力协防淮徐”；“在河南，则各镇协守泗凤”；“在河北、河南并犯，则各镇严兵固守”[55]的战略，然后整装北伐，企图完成扑灭农民起义的“中兴大业”。

弘光王朝并没有把清军入关当作主要威胁。当时清统治者打着“为尔等复君父仇”的旗号，减少来自汉族官僚地主方面的反对。进驻北京后，又把全部兵力投入镇压农民军的战争，而对南明王朝暂作妥协姿态，尤其针对这个政权庸懦无能、苟且偷安的本质，拉拢其中的大官僚大军阀，制造和谈与偏安的幻想。一六四四年七月初，吴三桂勾结清军入关击败李自成农民军的消息传到南京，南明统治者急忙晋封已投降清朝的吴三桂为蓟国公，还准备从海运输米十万石，酬劳他“借来”清军击败农民军的“功劳”。七月间，传闻多尔衮在北京扬言“且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56]，宣示清朝夺取全国统治权的野心时，弘光政权只向河北、山东颁发“诏书”，告示南明小朝廷的存在，“以安中外臣民之心”[57]，不敢表示与清朝公开对抗。八月间，弘光政权派出和谈使臣赴北京，携带黄金一千两，白银十万两，并以割地、岁纳白银十万两等为条件，乞求清军不要南下，并建议采取联合军事行动进攻农民军。[58]

弘光政权是明朝大军阀大官僚大地主阶级派系斗争的产物，它本身依靠几个对立的军事集团而存在。一边是以镇压农民起义起家的左良玉集团，盘踞在长江中游的武汉一带；另一边是江北四镇的高、黄、二刘横行于江淮之间。每个军阀各有地盘，各有军队，纷争攘夺，鱼肉良民。如江北四镇“一切军民皆听统辖，州县有司皆听节制”，“每镇额兵三万人，岁供本色米二十万（石），折色银四十万（两），悉听各属自行征取”[59]，“所在兵民相角……民以兵为贼，兵以民为叛”[60]。各个军阀集团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左良玉与四镇矛盾，四镇之间又相互矛盾。因此弘光小朝廷里也分成依附四镇的马（士英）阮（大铖）派和依附左良玉的东林余党，他们争权夺利，互相攻击，势如水火。两派都主张用全力扑灭农民军，而寄希望于和清朝政府实行妥协。直到弘光政权派出的议和使臣被打发回来，和谈破裂，清军南下，直接威胁弘光小朝廷的存在，史可法等才实行“和不成惟有战”的抵抗方针。[61]而在大官僚军阀卵翼下被抬出来的弘光帝，则是一个极端腐化昏聩的傀儡。他“修兴宁宫，建慈禧殿，大工繁费”[62]，终日沉湎酒色，“惟以演杂剧、饮火酒、淫幼女为乐”[63]，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这个封建小朝廷的反动头子，把“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的堕落的人生哲学作为座右铭，当然就不可能担负起抗清斗争的任务。

一六四五年（清顺治二年）初，清军占领潼关、西安，大顺农民军被迫南撤，明朝的残余武装纷纷降清，清军的力量扩大了。清统治者的下一步行动是要摧毁弘光朝廷，夺取对全国的统治权，命令进入西安的豫王多铎率军东下。四月三日，多铎统兵出虎牢关口，分兵自龙门关及南阳三路并进，十八日占领归德。然后分道南下，“如入无人之境”[64]。五月四日打下军事重镇徐州，守卫的明总兵闻风而逃，弘光小朝廷面临“燕巢危幕，朝不保夕”的局面。

这个政权毕竟太腐败了，就在清军打到淮徐，江北快要保不住的时候，守备在江北的四镇还在抢占地盘，相互火并。其中，拥兵最多的高杰已被投降清朝的许定国设计杀死，其他军阀听说高杰被杀，“皆起至扬，将分其军”[65]。南京小朝廷里也迭起风波，马士英等把持朝政，压制东林余党。屯兵武汉的宁南侯左良玉，袒护东林余党，率兵几十万东下九江，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内战，与马士英派争夺权力。五月八日，左兵打到安庆。九日清军由泗州渡淮河。四镇中的刘良佐、刘泽清害怕退缩，“以入卫为辞，避而南下”[66]，逃之夭夭。史可法虽然竭力筹划防御，但江北都是既跋扈、又怯懦的将领，不服调度。他身为督师而实无师可督，只好退守扬州。十三日清军兵临城下，包围了扬州城。十四日弘光帝召见群臣，有大臣提出“淮扬最急”，应赶紧调兵防御增援，反对马士英撤二镇江防兵去对付左良玉。然而“宁可君臣皆死于清，不可死于良玉之手”[67]的马士英，却瞋目大呼“有议守淮者斩”[68]，吓得连傀儡皇帝也不敢吱声。甚至史可法的“血疏告急”也被撂在一边，不加答理。[69]真是“朋党势成，门户大起，清兵之事，置之蔑闻”[70]，把派系斗争看得高于一切。这样腐败而分崩离析的弘光朝廷自然是一触即溃，二十日，少兵无援的扬州孤城，经过英勇战斗，抵挡不住清军的猛烈炮火，终于陷落，史可法被俘。多铎劝他投降，史可法慷慨地回答：“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71]，于是被清军杀害。其部将刘肇基等率残部和城内人民一起，继续与清军鏖战，直到矢尽人亡。清军痛恨人民的反抗，入城后实行血腥大屠杀，将一座有悠久历史的繁华富庶的城市毁为废墟。[72]

清军血洗扬州之后，乘势渡过长江，六月二日占领南京的门户镇江。第二天深夜，昏醉在醇酒歌舞中的弘光帝急忙溜出南京，夺路而奔芜湖，投总兵黄得功庇护。小朝廷内鸡飞狗跳，乱作一团，有的纷纷逃窜如鸟兽散，有的“奉舆图册籍”准备迎降。南明武装的基本力量，如左良玉（已死）的儿子左梦庚、刘泽清、刘良佐和高杰（已死）的余部，这时都投靠清朝。甚至守卫南京的二十三万军队，也很快放下武器。[73]清军没有受到任何阻挡，六月八日（农历五月十五日）开进南京城，宣告了弘光小朝廷的覆灭。降清的刘良佐抓住弘光帝，押回南京，“百姓夹道唾骂，甚有投瓦砾者”[74]。这个维持不到一年的腐朽政权，并没有真正抵抗清军的进攻，甚至阻碍江南人民的抗清斗争，而它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却达到了敲骨吸髓、无以复加的程度，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灾难。六月底，清军由常州、无锡直取苏州。七月四日打到杭州，逃避在杭州的潞王开城门迎降。接着在绍兴的瑞王等明朝宗室，也纷纷举表投诚。

多铎进入南京，南明一大批官僚，冒滂沱大雨，任衣冠淋漓，跪道边迎降，然后“文武各官，争趋朝贺，职名红揭，堆至五尺者十数堆”[75]。清统治者于是任命江宁、安庆巡抚以下降官三百七十三人，作为其在江南建立统治的基础，同时改南京为江宁府，派八旗重兵镇守，并以南京为中心，继续向南方推进，扫荡各地的抗清武装和明朝残余势力。

五、清军南下和南明几个政权的覆灭

清朝入关，在一年多时间内，打败了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摧毁了南明弘光政权，席卷了半个中国。但这一切，还只是清朝夺取全国统治的开始，今后的斗争还相当曲折而漫长。清王朝是新崛起的力量，它组织严密，战斗力强，领导集团比较稳定而有进取心。因此，它的军事行动如同霆击飙举，凌厉无前，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令人心惊目眩的胜利。但是，它对农民军的血腥镇压，它在胜利进军中野蛮的烧杀劫掠，以及由于民族之间的隔阂和社会制度的差距，它入关后采取的一系列高压政策，使得满族贵族与广大汉族农民处于严重的冲突之中，也使满族贵族和汉族地主阶级处于矛盾之中。国内的民族矛盾，特别是满汉之间的矛盾迅速上升。随着清军向南胜利地推进，一股强大的保卫民族权利和民族文化的感情在广大汉族群众中汹涌奔腾起来。这种民族感情不但滋润培育了大大小小的抗清武装，也使濒于覆灭的明王朝残余势力得到了复苏，这是清朝夺取整个中国统治权的严重阻碍。清朝的武装力量固然强韧善战，但仅仅依靠军事力量还不足以夺取全国的统治，只有在政治上作出重大的努力，逐步减少屠杀掠夺行径，改变某些高压政策，缓和民族之间的矛盾，才能够分化和削弱抗清势力，显示自己的优势，以至赢得全国的统治权。

当清军向弘光政权进攻的时候，李自成的余部已退到湖南。对农民军来说，这是一段喘息和调整的间隙。他们新遭大败，失去了领袖，元气大丧，于是一面休息整顿，恢复力量；一面注视着清朝和南明之间的搏斗，以筹划下一步的战斗方针。张献忠的起义军则还在四川和地主阶级进行苦战。农民军和地主阶级已经作战十余年，彼此之间蕴积的仇恨是不可调和、无法平息的。当形势已经改变之后，双方还不可能自觉地改变战略目标和打击的方向，只有在清军进一步推进时，双方才会在一个强大的共同敌人的压力下，被迫互相靠拢，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双方能否合作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合作，将是决定抗清斗争前途的关键。

南明弘光政权由于腐败和内部纷争，理所必然地迅速灭亡了。接着，清军的进攻矛头指向浙、赣、闽、粤东南地区。清军铁蹄蹂躏的范围日益广阔，国内民族矛盾继续激化，人民群众和许多地主士大夫纷纷卷进了抗清斗争的潮流。抗清武装中，既有下层农民和市民对清军残酷暴行的自发的反抗，也有汉族士大夫为恢复明朝统治的狭隘的图谋。他们有的撄城固守，抗拒强敌；有的结寨深山，自保家园；有的困守海岛，矢志不屈。弘光王朝土崩瓦解之日，正是抗清武装风起云涌之时，各地处于民族斗争的鼎沸形势之中。

抗清斗争中，有汉族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参加在内，甚至，许多次斗争是由他们发动、组织和领导的。他们标榜“君亲之尊”、“华夷之防”，打着恢复“大明江山”的旗号，披发跣足，奔走呼号，激扬民族感情，掀起重重波澜。当然，他们那种冠冕堂皇而鼓动人心的口号背后都有切切实实的阶级利益作为后盾。在残酷的国内民族战争中，除了投降派以外，许多地主分子的利益也受到损害，他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家园被毁，财产和权力被剥夺，生命受到威胁。他们要恢复“大明江山”的大声疾呼，归根到底不过是要重建汉族地主的统治而已。

即使汉族地主士大夫的抗清是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但是我们也不能把他们和清朝的斗争简单地看做地主阶级内部的狗咬狗。清军入关，进行的是一场野蛮的掠夺战争，对中国社会的经济、文化造成了很大破坏，受损害最严重的是下层人民群众。国内的民族斗争也有一个是非问题，人民群众理所当然要起来反对压迫、反对掠夺。只有在广大下层人民反对民族压迫的高潮中，才会出现像史可法、钱肃乐、张名振、张煌言、黄道周、何腾蛟、堵胤锡、瞿式耜、郑成功等比较英勇坚定的人物。当然，地主阶级参加抗清斗争必然抱有本阶级的动机，但是，评价历史人物及政治口号不能仅仅根据其动机和表面意义，一个历史人物的行为的效果常常会超越其狭隘的动机，而一个政治口号在不同时期、不同阶级的手中也具有不完全相同的意义。地主阶级的抗清武装和农民的抗清武装，自然存在着差别和矛盾，但两者处在同一条战线上，都是抗清力量的组成部分，对于其中抗清比较坚决的人物和集团，理应给以肯定的历史评价。

一六四五年（清顺治二年）七月，在抗清义军、故明官吏、缙绅钱肃乐等的扶持下，由明太祖第十世孙鲁王以海监国于绍兴，建立政权。鲁王政权当时控制着浙东绍兴、宁波、温州、台州等地，拥有浙中义师和驻守浙江的明总兵方国安、王之仁的部队。在当地人民的支援下，他们依凭钱塘江天险，抗击和打败了清军。当时，一个住在附近的外国传教士说：“如果他们追过江去，也许会收复省城和其他城镇，但他们没有继续发展胜利，只满足于……在南岸设置防线同鞑靼军队（清军）对垒，鞑靼远征军就这样被阻挡了整整一年。”[76]妨碍鲁王政权积极抗清的原因是它的政治腐败，当时，军阀专横，外戚宦官专权，把持有限的兵饷财源，对人民横征暴敛，而真正抗清出力的士兵和“义师”得不到粮饷。正如钱肃乐所说的，“竭小民之膏血，不足供藩镇之一吸，合藩镇之兵马，不足卫小民之一发”[77]。又由于与福建的隆武政权争夺皇位继承权，内外矛盾重重，无心抗清。到一六四六年（清顺治三年）六月，清军乘天旱水浅，抢渡钱塘江，攻破绍兴。总兵方国安的守军望风披靡，惊慌溃散。方国安等向清朝投降，鲁王出走逃命。这个政权存在不过一年工夫就垮台了。

鲁王监国的同时，在福建军阀郑芝龙、郑鸿逵和明官吏黄道周等的扶持下，明太祖第九世孙唐王聿键在福州称帝，年号隆武。这个政权建立之初，对抗清事业作过筹划，俨若有一番作为。他们以建宁、天兴、延平、兴化为上游，漳州、泉州、邵武、汀州为下游，各设巡抚。对闽北自仙霞岭以外一百七十处设兵把守，以十万兵防镇，十万兵讨伐。

可是，隆武小朝廷的军政大权，完全掌握在福建大军阀郑芝龙手里。郑芝龙又名一官，福建泉州南安县人，原是海盗首领，以后接受明朝招抚，官至都督总兵官，拥兵二三十万，又把持着海上贸易，往来于日本和南洋的商船必须得到他的许可，并向他交纳税款。他是福建最大的地方实力派。他之所以拥立隆武，实为借此捞一政治资本，以便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力，对人民进行更残酷的掠夺。当大江南北义军开展英勇顽强的抗清斗争时，郑芝龙精兵利器，马肥粮足，却按兵不发，“坐山观虎斗”。隆武政权实际上无所作为，纵然有黄道周、张家玉这样一意想恢复明朝天下的谋臣，也无济于事。当清军直逼浙闽时，郑芝龙认为隆武已不起任何作用了，为了保存他在福建的权力和巨大家产，他暗中投降清朝。一六四六年六月，清军攻灭鲁王政权后，挥师南进。仙霞岭本是闽浙之间的天险，但郑芝龙丧心病狂地撤退了全部守军，清军在无人防守的山区长驱直入，进入福州。隆武王朝的文官武将，或逃或降，未作有效的抵抗。郑芝龙也薙发迎降，被送往北京。目睹这个小朝廷覆灭的一个外国传教士写道：“那个隆武皇帝表现得像一只懦弱的绵羊，他带着‘强大’的部队逃跑了。我使用‘强大’这个词，不过表示这些没有心肝的人数量很多罢了。但他逃跑也不能挽救自己，鞑靼的敏捷的骑兵追上了他，用箭把这群愚蠢的绵羊都射死了。”[78]

一六四六年十二月，由明官僚苏观生等拥立隆武的弟弟聿，在广州称帝，年号绍武。这个政权从未抗击清军，反而为了争夺帝统，和永历政权互相火并厮杀起来。一六四七年（清顺治四年）一月清军攻陷广州，存在不到四十天的绍武政权就如同儿戏般散伙了。

一六四六年十二月在肇庆建立的永历小朝廷，是南明最后一个政权。永历帝名由榔，神宗万历之孙。隆武死后，由明两广官吏丁魁楚、瞿式耜等拥立，先监国而后称帝于肇庆。

永历政权刚一建立，就颠沛流离，到处奔跑，没有过一天安稳日子。一六四七年初清军进入广州，永历慌忙离肇庆逃往梧州，梧州告急，他又仓皇逃到桂林，拥立他的大小官僚，或投降清朝，或弃职而逃。以后，永历又从桂林跑到全州，从全州逃到柳州，又逃回桂林。他其实是一个闻警即逃的皇帝。这个人，懦弱寡断，昏庸腐朽，苟且偷安，贪生怕死；而且政治腐败，大权旁落，信赖宦官权臣，内部矛盾重重，相互倾轧，毫无作为。只是在抗清较为坚决的何腾蛟、瞿式耜、堵胤锡、郑成功等的拥护下，特别是在大顺农民军和大西农民军的支持下，这个政权才能够维持了十五六年之久。

六、江南和东南沿海人民的抗清斗争

清军在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节节胜利，连续攻灭了南明的几个小朝廷，兵锋所向，如摧枯拉朽，充分发挥了它的战争机器的效能，显示了在军事上的强大和迅捷。但是，清军每攻取一地，烧杀掳掠，“子女玉帛”，捆载而去，供满族贵族的享受和驱使。东南繁华之区到处是颓垣废墟，变成一片荒凉景象，使生产遭受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更加痛苦。压迫愈深，反抗愈烈，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的人民群众，奋起反抗清军的骚扰侵害。一时，此伏彼起的抗清斗争风起云涌。

江南一带，在清军南下之前，就有反抗地主阶级压迫的农民革命组织。如溧阳潘茂、潘珍领导的削鼻、珐琅诸党。清军南下以后，这些农民组织团结广大贫苦农民，同仇敌忾，开展抗清斗争。仅溧阳一地，其力量发展“遂至十六区”[79]。徐州的农民队伍，曾一度占据徐州西部，阻止清军南下。[80]清军打到南京，腐败的南明官军不战而溃，但南京周围的农村，如王、金牛、六塘、聂村、陶村、邓村、龙都等地农民，“借练乡兵为名”[81]，奋起与清军作战。

由于抗清斗争的普遍开展，一六四六年（清顺治三年）八九月间，溧阳、金坛、兴化等县农民军二万人，曾配合明宗室举兵进攻南京，兵抵神策门。虽然由于机事不密，城内策应遭到清军野蛮镇压，攻城未成，可是，农民抗清力量如此迅速扩大，并且敢于攻打大城市南京，的确大出清统治者意料之外。以后又曾多次袭击南京，使清统治者坐卧不安。

抗清斗争发展到太湖地区。太湖广大贫苦农民、渔民，在赤脚张三的领导下，以淀山、长白荡、澄湖为基地，组织抗清起义。农渔民抗清队伍阶级立场鲜明，把地主豪绅、渔霸的粮食财物分发给贫苦农渔民。“虏富家子置山寨，勒千金取赎”，以充军饷。对广大“村农贫人”，“仍公平交易”，“故众多归之”[82]，得到太湖人民的热烈拥护。

太湖农渔民起义威胁清朝在苏（州）松（江）一带的统治，鼓舞了抗清的各阶层人民的斗争。一六四五年（清顺治二年）七月，太湖农渔民军参加吴江进士吴日生等发动的抗清起义。起义战士一律用白布裹头，称“白头军”。白头军以农渔民军为主力，攻下吴江，活跃在太湖地区。他们主动出击清军，牵制了一部分清军兵力。白头军曾挥师东破浙江的海盐，回攻嘉善，声威震动江南一带。只是由于内部成分复杂，一六四六年七月以后，在清军的围剿下屡遭失败，吴日生被杀。太湖农渔民仍在赤脚张三领导下，坚定顽强，继续奋战。他们攻克宜兴，出没于苏常等地，多次挫败清军，使清军不敢正面进犯，“湖路梗塞，莫可如何”[83]，成为江南抗清的一面旗帜。

在安徽江北一带，抗清斗争以英霍山区为基地，“内抚有二十四寨，外联络蕲黄四十八寨”[84]，颇有声势。这些抗清武装，其中有农民起义军，也有当地豪绅官僚拥明宗室建立起来的地主武装。他们时而各自为战，时而联合行动，其势力曾扩大到安徽之六安、英山、霍山、舒城、潜山、太湖，河南之固始，湖广之罗田等县。在皖南的池州府属东流、建德等地农民军，联合江西彭泽、鄱阳、都昌等处农民起义队伍，以了悟和尚和赤脚黑先锋为领袖，在建德山区建立抗清基地，“众至数万，弥漫彭都”[85]，并曾西进到江西的饶州、鄱阳、永丰一带。所有这些农民的抗清起义，“构结招集，一线串合，举动甚大”，吓得江南的清统治者惊呼：“皖庐地方千里，皆起乱萌，可骇可虞”[86]。

清军对江南地区实行军事控制以后，为了实现对全国人民进一步的统治，清政府采取了一些强制性的措施，企图从制度到生活习俗等方面，清除明朝统治的痕迹和影响。

一六四五年八月，清政府下令剃发梳辫，改换明朝衣冠，强调这是清朝的制度，强迫人民从衣冠装束到精神观念，承认清朝对全国的统治，确立满族贵族对汉族及其他各族人民的主奴关系。[87]清统治者竟然规定：自布告下达后十日之内，各地人民一律薙发。凡是不剃的，迟疑的，上表章请求保存明朝制度的，一律“杀无赦”[88]。在州县的命令上，更写上“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89]等语。与此同时，清政府还派兵丁巡行街头，武装强迫剃头，稍一反抗，就把头砍下来。

本来，由于清军在江南的暴行和一系列民族高压政策的实施，早已激起各地人民的无比愤怒，剃发令的颁布，起着火上浇油的作用。抗清斗争像燎原烈火，在社会各阶层中迅速蔓延。汉族中除一批官僚地主豪绅投诚依附，引导清军加倍压迫和奴役人民以外，广大的农民群众（包括灶丁、渔户）、城市市民、商人和小手工业者，以及不少地主和知识分子，纷纷行动起来。他们组织各种形式的抗清义军，坚持“头可断，发决不可薙”[90]，开展大规模的反剃发斗争。它是第一个全国抗清高潮的组成部分，许多城市，如江苏的常州、无锡、宜兴、江阴、常熟、松江、昆山、华亭、吴江、崇明、金山卫，浙江的嘉兴、平湖、嘉善、湖州、绍兴等地，都先后举行抗清起义。尤其松江、苏州等地城乡，以奴仆为主体的乌龙会，站在反薙发斗争的最前列。[91]

反薙发令最激烈的江阴人民，于一六四五年八月，举行了抗清起义。江阴是江南大县，所谓“三江之雄镇，五湖之腴膏”。东关外设朝阳驿，扼苏松浙闽往来南京之要冲。城北黄田港，帆船一昼夜可通达海口[92]，成为长江下游采石以东第一重要门户，关系清军南下的战略要地。江阴人民占领县城后，推举下级官吏、前任典史阎应元指挥作战。阎应元整顿队伍，严密部署了防务，誓死抗击清军。清统治者前后调动了二十四万清军，进行疯狂围攻，双方攻守争夺，十分激烈，尤其远近农民军英勇参战，“距城五六十里者，日入城打仗，荷戈负粮，弃农不顾……虽死无悔”。“乡兵阵伍散乱，进退无节，然清兵所至，尽力攻杀，多有斩获，即不胜，亦未尝附首效顺也……是以清兵不得安处，相对多楚容”[93]。在二十万农民军的直接支援下，江阴人民坚持守城八十天，最后终因力量悬殊，粮食罄尽，清军用大炮破城，守城人民经过英勇巷战，全部壮烈牺牲[94]。清统治者残暴地下令屠城，满城杀尽，然后封刀[95]。清军付出了七万多人的代价，占领了江阴城，但江阴人民，主要是周围农民的抗清斗争，并没有停止。在距江阴东南二百多里的嘉定城，也爆发大规模的反薙发起义。嘉定人民在黄淳耀、侯峒曾的领导下，以微薄的兵力，坚守孤城，无所畏惧地对抗清朝大军，连续遭到清军的三次屠城。除此以外，还有陈子龙、夏允彝起兵于松江，联合太湖的抗清义师，攻打苏州，未能成功，此后陈子龙劝说已经降清的提督吴胜兆举兵反正，又告失败；王佐才、顾炎武、归庄、吴其沆起兵于昆山，艰苦支持，力抗强敌，失败后，昆山被屠城；卢象观起兵于茅山，谋袭南京，因消息泄露，失败退入太湖；沈廷扬、荆本彻率舟师退保崇明岛，不久也被清军攻灭；金声、江天一、吴应箕起兵于徽州，联络各地义军，在皖南山区建立了广阔的抗清基地，和清军展开激烈搏战，最后，因一些降清奸细的破坏，被清军镇压。在这些斗争中产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和英勇坚强的人物，他们“毁弃身家，上灭宗祀，断头碎骨，浩然不顾”[96]。清统治者痛恨人民的反抗，用血腥的烧杀屠城的手段使这些地区几乎成为废墟。

反薙发斗争是反对满族贵族实行民族高压政策的一种斗争形式，它是汉族大众保卫本民族风俗习惯的斗争，也是广大人民不肯承认清朝对全国的统治权，这场斗争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但是，它揭起的是“大明中兴”的旗号，其领导权大多数掌握在地主阶级士大夫手里。一部分明朝的遗臣皇族，利用人们的民族感情和传统观念，力图把斗争引向恢复明朝统治的目的上。

清军攻下江南，挥师进入浙江，浙江人民的抗清斗争也迅速开展。当时海宁、平湖一带农民，武装反对清军占领。衢州、严州、处州一带，“十里俱是‘贼’巢，邻县悉为‘贼’据”[97]。仅泰顺县农民军，就拥有二万余众，曾攻下福宁、寿宁、福安等县，并且围攻泰顺县城，打得清军“弃城鼠窜，县官印信，俱无下落”[98]。特别是著名的浙江四明山和舟山岛上的抗清军与清兵相持很久，影响极大。

一六四五年七月，由于南明将领降清引兵进入江西，江西人民的抗清斗争蜂拥而起。赣南农民在宁都首揭义旗以来，农民抗清起义大小不下数十处[99]，遍及瑞金、石城、兴国、龙南、上犹、九江、南昌等地[100]。这些队伍同福建、广东的农民抗清斗争遥相呼应，声势很大。

江西南安、赣州二府，“逼居东南，远在天末”[101]，是抗清斗争最激烈的地区。这一带地瘠民穷，农民受地主阶级统治压迫最重。山上有开矿的矿工，又有从闽、川、湖广逃来的难民，聚集垦荒，结棚居住，称为“棚民”。这些封建社会的最底层，富有反抗压迫剥削的斗争传统。清军进占江西以后，他们勇敢地担负起抗清使命，组织各种武装，发动起义。其中著名的有以赣州山区鱼骨、莲花、丁田等寨为基地的农民军；在袁州宜春一带的棚民军，曾攻占袁州万载；在兴国一带农民军五万余，曾攻陷兴国州，势力扩大到永丰、万安、泰和、雩都境内。此外，在桂阳的红头军，曾攻克武冈、宝庆；雩都农民军，从雩都进入广东；永丰农民军在九仙山屯积粮草，决心和清军血战到底。所有这些抗清队伍，或据险扼守，或主动出击，造成清军不能长期占领江西和建立稳固统治的困境。清统治者视之为“心腹大患”，对它“束手无策”[102]。南明官吏万元吉、杨廷麟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坚守赣州，力抗清兵，达二年之久。

清兵进占福建，掳掠抢夺，也激起福建人民的反压迫怒火。抗清起义遍及八闽（福州、兴化、建宁、延平、汀州、邵武、泉州、漳州），尤其漳泉汀一带农民军，发动最早，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力量也最雄厚，即使清统治者也惊呼：“闽省遍地皆‘贼’”[103]。

总之，江南、东南和全国其他各地人民的抗清斗争，持续不断，成为清朝对全国实行有效统治的最大障碍，所以清统治者把主要兵力集中放在消灭农民军上面。只是由于这些抗清斗争，大多数是分散的，即使在一省，甚至一县之内，也是地自为守，人自为战，没有形成联合统一的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最后被清军各个击破，终于失败。然而，这些抗清斗争打击了清朝劲旅骄横的气焰，拖住了大量清兵，使它在猛冲到广东以后不得不回过头来，用大力扑灭后方的抗清烈火。这样，就有力地支援了战斗在湖南、四川的大顺军、大西军，也使漂泊而濒于覆亡的永历政权得到了喘息和暂时的安定。从此以后，清军进攻的锐气大受挫伤，一败涂地和连续退却的抗清局势开始改观，出现了以大顺军、大西军为主体的抗清武装与清王朝长期相持的局面。

七、张献忠大西农民军的抗清斗争

全国第一个抗清高潮的最后一仗，是张献忠大西农民军的抗清斗争。

一六四四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初，张献忠农民军跃马扬鞭，从湖南西入四川，提出“暂取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104]的响亮口号，决心把农民战争进行到底。九月破成都，分兵攻崇庆、新津、彭县、什邡、绵州、绵竹、仁寿诸县。十一月占蒲江。十二月张献忠在四川称帝，建立农民政权，国号大西，改元大顺，定成都为西京。

大西农民政权设置东阁、五府、六部官员[105]；造新历，铸“大顺通宝”钱币；开科取士[106]；派兵镇守各占领地区[107]，并分兵为一百二十营。以孙可望为平东将军，监十九营；李定国为安西将军，监十六营；刘文秀为抚南将军，监十五营；艾能奇为定北将军，监二十营[108]。四将军掌握大西农民军的主要兵力。

一六四五年（清顺治二年），清统治者派员劝说张献忠投降，妄想大西农民军放下武器，俯首归顺。同年十一月，清帝顺治下诏，认为“张献忠前此扰乱，皆明朝之事”，予以谅解，要张献忠“率众来归，自当优加擢叙，世世子孙，永享富贵……倘稽延观望，不早迎降，大军既至，悔之无及”[109]。然而，诱以官禄也好，胁以杀戮也好，丝毫没有动摇张献忠所代表的农民阶级抗清的决心。大西农民军勇敢地担负起抗清的艰巨任务。

一六四六年（清顺治三年）年初，清统治者派遣肃亲王豪格和吴三桂诸军，南下汉中，准备进犯四川，全力对付大西农民军。当时在四川的明朝残余武装，如总兵官曾英屯兵二十万于重庆；杨展纠合几十万人驻扎嘉定；朱化龙拥兵茂州；曹勋据大渡河所；赵荣贵屯兵来归；明巡抚马乾率军三万守内江；总督樊一蘅领副将侯天锡驻泸州；卫副总兵屠龙屯兵纳溪等等，一直在和农民军进行激烈的战争，反动气焰特别嚣张。此外，自一六四四年至一六四六年三四月间，散布在四川各地的反动地主武装，还有三十九股之多。他们占据城邑村落，凭借山谷险塞，骚扰破坏新生的农民政权，坚决与农民军为敌，川北的反动势力，公然用马粪涂抹大顺年号，改写弘光年号，把大西政权所派置的府县官员，或刺死，或投入水火。[110]有到任两三日即被杀害，甚至在一县之内，仅三四个月期间，连续被杀的县官达十余人之多。[111]四川官僚地主反动势力对大西农民军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给大西农民政权带来严重威胁。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张献忠农民军对官僚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给以针锋相对的回击。

一六四六年夏，张献忠研究了全国形势，决定乘清军主力南下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的时候，率队伍北上陕西以蹑敌后，揭开反对清朝统治以挽救农民革命的新战斗。临出发前，张献忠以必死的决心，指定孙可望、李定国等四将军组成一个预备性的二线领导集团，以备不虞。

十月，张献忠放弃成都，下令四将军各领大西军十余万北进。当时部队共有五六十万，沿途旌旗蔽野，声势浩大，深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十二月，部队进抵西充的凤凰山。一六四七年（清顺治四年）一月二日，由于叛徒勾结清军的突然袭击，大西军毫无防备，弄不清是哪一路的敌人，仓促应战。张献忠不幸被箭矢所中，英勇牺牲。

张献忠牺牲以后，清肃亲王豪格分兵四出追击，大西军一时失去统帅，队伍大部分溃散。这时，新的大西军领导集团当机立断，改变进军路线，由顺庆南下，一昼夜驰数百里，终于保存了一部分有生力量，又取得了渠河战役的胜利，扫清了前进的道路。接着，大西军以无比顽强卓绝的勇气，强渡长江天堑，射死总兵官曾英，歼灭前来堵击的二十万残明军队，一举攻占重庆，并乘胜打下綦江，从而获得了休整和收集亡散的时机。

当时，大西军新的领导集团在綦江发布著名文告，指出：“皇上（指张献忠）汗马血战二十余年，抚有西土，皆赖众将戮力同心所致也。方欲驰骋燕赵，还定三秦，为天下除残去暴，开万世不拔之基，不意创业未半，中道崩殂……尔等各营大小将领，传谕兵丁人等，各宜同心协力……克成大事。”[112]这一“綦江文告”，虽经封建统治阶级及其士大夫的篡改，但字里行间，仍闪烁着它的战斗锋芒和革命精神。文告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进行二十年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正义性质；缅怀张献忠的功绩，恸悼自己领袖的不幸牺牲；号召全军团结一致，继续战斗，以完成张献忠的未竟事业。据记载：“传谕之后，欢声满营……各营帖然。”[113]显示了这支农民队伍继续抗清的决心。

注释

[1]钱：《甲申传信录》卷一。

[2]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十五居庸关陷》。

[3]谈迁：《国榷》卷一百，崇祯十七年三月。

[4]参见《甲申纪事》卷六；《再生纪略》（下）；《燕都日记》卷五（见《玄览堂丛书》，第一百十一册）。

[5]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十五居庸关陷》。

[6]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五，《史可法传》。

[7]《清史稿》卷二六一，《吴三桂》。

[8]《清太宗实录》卷五十六；又卷二十二载：祖大弼在与农民军作战失败后，向崇祯吹嘘：“欲破流‘贼’，必得臣兄大寿所统宁锦兵方可，其他皆不堪用。”

[9]徐鼒：《小腆纪年》卷四。

[10]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吴三桂请清兵始末》。

[11]《东华录》顺治二；《清史稿》，《列传》十九，《范文程》。

[12]李：《沈馆录》卷七，见《辽海丛书》。

[13]《清世祖实录》卷四。

[14]《清世祖实录》卷四；《东华录》顺治二。

[15]《清世祖实录》卷四。

[16]《清世祖实录》卷四。

[17]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吴三桂请清兵始末》。

[18]参见佘一元撰：《山海关志》。佘是当时会见多尔衮的五个绅衿之一。曾咏：《述旧诗》叙当日情景，其中有“清晨王师至，驻旌威远台，平西招我辈，出见勿返回……”之句。

[19]谈迁：《国榷》卷一〇一。

[20]谈迁：《国榷》卷一〇一。

[2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25页。

[22]《謏闻续笔》卷一，见《笔记小说大观》第八辑本。

[23]《清史列传》卷五，《范文程传》。

[24]《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

[25]参见《清世祖实录》卷五。

[26]参见《清世祖实录》卷五。

[27]《东华录》顺治二。

[28]《清世祖实录》卷五。

[29]《东华录》顺治二。

[30]《明史》卷三〇九，《李自成传》。

[31]徐鼒：《小腆纪年》卷六。

[32]参见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九。

[33]徐鼒：《小腆纪年》卷十。

[34]参见彭孙贻：《平寇志》卷十、十一。

[35]《清史稿》卷二五〇，《季开生》。

[36]《贰臣传》卷四，《曹溶传》。

[37]《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

[38]柴桑：《京师偶记》；《清史稿》列传卷二十六，《沈文奎》。

[39]《清世祖实录》第八卷。

[40]《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

[41]《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

[42]光绪八年《怀来县志》卷十五，《杂记》。

[43]《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

[44]《清世祖实录》卷十七。

[45]《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

[46]《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

[47]《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

[48]《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

[49]《清世祖实录》卷十。

[50]参见《清史稿》卷二十六，《祝世昌》。

[51]徐鼒：《小腆纪传》卷十二，《刘宗周传》。

[52]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三，《弘光诏书》。

[53]同上书，《史可法请设四镇》。

[54]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三，《史可法请设四镇》；《明通鉴》附编卷一上，附记一上，三四九六页。

[55]同上书，《史可法请设四镇》。

[56]徐鼒：《小腆纪年》卷六，一八九页。

[57]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三。

[58]参见明古藏室史臣：《弘光实录钞》卷三；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八；娄东梅村野史：《鹿樵纪闻》卷上；徐鼒：《小腆纪年》卷八，三〇三页。

[59]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三。

[60]顾炎武：《圣安本纪》。

[61]参见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七，《史可法奏议和不成》。

[62]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五，《朝政浊乱昏淫》。

[63]娄东梅村野史：《鹿樵纪闻》卷上，《福王》上。

[64]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九，三四七页。

[65]《南疆逸史》卷四十九。

[66]徐鼒：《小腆纪年》卷十，三五六页。

[67]邹流绮：《明季遗闻》卷三；徐鼒：《小腆纪传》卷二，《弘光》。

[68]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八，《议御北兵》；杨陆荣：《三藩纪事本末》卷一。

[69]参见杨陆荣：《三藩纪事本末》卷一。

[70]《明季稗史初编》卷十六，《续幸存录》，《南都大略》。

[71]徐鼒：《小腆纪传》卷一，《弘光》。

[72]参见《明季稗史初编》卷二七，《扬州十日记》。

[73]参见杨陆荣：《三藩纪事本末》卷一。

[74]《鹿樵纪闯》卷上，《福王》下。

[75]《明季稗史初编》卷十九，佚名：《江南见闻录》。

[76]［意］卫匡国：《鞑靼战纪》，伦敦，1654。（Martin Martini: Bellum Tartaricum）

[77]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七，《忠介钱公神道第二碑铭》。

[78]［意］卫匡国：《鞑靼战纪》。

[79]光绪《溧阳县志》卷八，《兵事》附；《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

[80]参见《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七；《贰臣传》卷六，《王之纲传》。

[81]《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

[82]顾公燮：《消夏闲记摘钞》卷中。

[83]顾公燮：《消夏闲记摘钞》卷中。

[84]王葆心：《蕲黄四十八寨纪事》卷二，《皖寨编》。

[85]《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

[86]《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

[87]参见《东华录》顺治四。

[88]参见《东华录》顺治四。

[89]韩菼：《江阴城守纪》上。

[90]韩菼：《江阴城守纪》上。

[91]参见王家桢：《研堂见闻杂记》。

[92]韩菼：《江阴城守纪》上。

[93]韩菼：《江阴城守纪》上。

[94]参见赵曦明：《江上孤忠录》；韩菼：《江阴城守纪》；许重熙：《江阴城守后纪》。

[95]参见赵曦明：《江上孤忠录》；韩菼：《江阴城守纪》；许重熙：《江阴城守后纪》。

[96]佚名：《照世杯》，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

[97]《明清史料》甲编第三本。

[98]《明清史料》甲编第三本。

[99]参见《贰臣传》卷一，《徐勇传》。

[100]参见光绪修《江西通志》卷九十七，《前事志》；《清世祖实录》卷三十。

[101]《明清史料》丙编第八本。

[102]同治《广信府志》卷五，《兵事》。

[103]《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

[104]李馥荣：《滟滪囊》卷二；李天根：《爝火录》卷七；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八。

[105]参见阙名：《纪事略》。

[106]参见珠江旧史：《劫灰录》，《张献忠传节略》。

[107]参见李馥荣：《滟滪囊》卷三。

[108]参见彭孙贻：《平寇志》卷十二。

[109]《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一。

[110]参见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九，三五〇页。

[111]参见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二，《张献忠乱蜀本末》。

[112]佚名：《蜀记》。

[113]佚名：《蜀记》。

第二节　大顺农民军余部的联明抗清斗争

一、大顺农民军余部联明抗清策略的实现

截至一六四六年（清顺治三年），清军占领了黄河以北及东南沿海地区，大顺、大西农民军和南明部队相继失败，撤退到湖南、两广、川南一带继续苦战。但是，经过将近三年的战斗，作战双方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在发生变化。首先，清军占领的地区内，人民群众的抗清斗争如火如荼，日益猛烈，使清朝统治者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其次，清军八旗兵战斗力虽强，但人数较少，清军推进愈远，占领地区愈广，它的作战线、供应线、驻防地也愈拉得广阔漫长，进攻的势头逐渐减弱；再次，农民军和南明部队面对共同的敌人，相互关系得到调整，开始合作抗清，抗清力量大大增强；最后，清朝由于兵力不足，起用和借重明朝的降将降兵，这些降将的兵权增大，满族贵族又不能放心，对降将加以防范、限制，他们之间的矛盾尖锐起来，相继发生了倒戈反正事件。由于这些原因，清军锐不可当的攻势受到了抑制，抗清力量在某些重要战役中获胜，甚至在局部地区转入反攻。这样，就出现了双方拉锯争夺的相持局面。

清军占领江南以后，一面向闽浙进军，长驱南下，一面加强了对江西、湖南的压力，抗清局面岌岌可危。南明总督何腾蛟驻守长沙，兵力微弱。“长沙素无武备，腾蛟乃召黄朝宣于攸衡山中……朝宣部卒不满二千人，多羸弱”[1]。这时，李自成的大顺军余部尚有几十万人，分散成许多支，活动于鄂西和湘北。显然，大顺军新遭失败，失去了领袖，而又分散各地，要阻挡屡获胜仗、气焰盛张的清军并不是容易的任务，它必须尽可能地动员和团结一切抗清的力量，才有可能抵御清军的进攻，扭转危急的局面。农民军领袖们在这种形势下，毅然决定改变战略，顾全抗清大局。一六四五年（清顺治二年）秋冬间，郝摇旗、刘体纯率数万农民军至湘阴，向何腾蛟部队靠拢。南明官吏以为农民军要来攻打长沙，有的主张逃跑，有的主张顽抗。一支南明军队向农民军挑衅进攻，郝摇旗等立即消灭了这支军队，长沙“城中益惧，士女悉窜”[2]。郝摇旗等认识到即将南来的清军是自己的主要敌人，便向何腾蛟宣示合作抗清的意图，何腾蛟鉴于清军压境，自己又兵微将寡，无力再与农民军对敌，接受了大顺农民军合作抗清的建议。于是郝摇旗等“招其党袁宗第、蔺养成、王进才、牛有勇皆来归，骤增兵十余万”[3]。不久，大顺军余部中最大的一支，李过（李锦）、高一功等偕李自成之妻高夫人进入湘西，与南明巡抚堵胤锡合作。这样，大顺军与南明军队的抗清联合战线初步形成，湖南有了这批人数众多、英勇善战的农民军，防务大大加强。

大顺军摆脱了孤军作战、腹背受敌的局面，把公开敌对的明朝官军变为抗清的同盟者，消除后顾之患，这是大顺军抗清策略的一个重要转变。由于联明抗清策略的实现，中南一带抗清力量大增，除了大顺军以外，有何腾蛟陆续招来的左良玉余部马进忠、张先璧、黄朝宣等；有由堵胤锡节制的于大海、李占春、袁韬、武大定的四川义军；还有滇军赵印选、胡一清的部队。这些力量，“雄据湖南，乘便窥伺”，迫使清军守将飞报朝廷告急：“我皇上若不急发大兵南下，恐两王已定之疆土，非复朝廷之有也。”[4]一六四六年春，平南大将军勒克德浑率满蒙旗兵大举进犯湖广，大顺军联合这些抗清力量，在岳州城下与清军激战十余次，以后又在藤溪打了一次大战，取得重大胜利，有力地阻止清军南下。

一六四七年（清顺治四年）初，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率清军进攻湖南。三月初陷岳州，中旬下湘阴直指长沙，协同何腾蛟守长沙的明军内讧，“相攻杀，城内焚掠一空”[5]，清军乘乱攻入，长沙失守，督师何腾蛟败走。明军各镇畏缩不前，大顺军孤军无援，时湖南州县大部为清军攻占。七月，李过、高一功和刘体纯、袁宗第大顺军分别退入川东的巫山、巴东一带，“恃倚深山密林，勾连川楚‘伪逆’……势诚叵测。”[6]

九十月间，清军孔有德部破祁阳，陷宝庆，进攻永历的驻地武冈。当时，明降将李成栋率清军由广州沿珠江进入广西，一直打到桂林。南明在湘桂各军，互相猜疑，骄横无比。清军一到，或大肆抢掠地方而逃，或“下令薙发，自诣有德营门献印剑”[7]。只是由于广东抗清义军蜂起，攻袭广州，李成栋回师援救，何腾蛟督郝摇旗大顺军等辗转进入桂林。十二月，在全州大败清军，“折级无算，获名马、骆驼而还，诸帅运营阁道亘三百里”[8]。清军败退回湖南，广西形势方转危为安。

一六四八年（清顺治五年）春，在全国抗清高潮的声浪中，何腾蛟、瞿式耜在广西聚兵，粉碎清军对桂林的围攻，进兵湘桂地区，收复靖州、沅州、全州、武冈、宝庆、常德、永州、衡州等地。李过、高一功率大顺军克荆州宜城后，引兵东进湖南，先后攻克益阳、湘潭、湘乡、衡山等县。十二月间，大顺军联合其他明军，合围长沙，直趋汉水北岸，几乎收复了湖南的全部失地。

大顺军联明抗清，不仅挽救了不堪一击、摇摇欲坠的永历政权，阻止清军南下，有力地支持大西农民军在西南地区站稳脚跟；更主要的是开展了以湖广、湘桂为主要战场的抗清斗争，推动并掀起了又一个全国性的抗清高潮。

二、联明抗清阵线形成后的全国抗清高潮

联明抗清阵线形成后，抗清烈火在各地更加炽烈地燃烧，农民军推动了其他阶层抗清斗争的开展，甚至一些降清的明朝将领也在声势浩大的抗清运动面前纷纷倒戈举义，反抗清朝。

广东人民的抗清斗争，给湘桂战场以极大支援。清军入粤后，广东的农民、盐工、疍户、炉丁包括少数民族瑶民等，“各拥众数万”[9]，“联海上”[10]，“一呼响应”[11]，在十几个府县先后发动，并影响其他抗清义军的兴起。

一六四七年（清顺治四年）春，广东人民乘李成栋率清军西向桂林，广州清军兵力薄弱的时机，纷起抗清。陈邦彦、张家玉、陈子壮等举兵，分水陆两路，围攻省城广州，迫使李成栋从广西撤师回援，从而解救了永历王朝的困境，支持了大顺军在湘桂的斗争。八月，陈子壮、陈邦彦等联络恩平（王兴）、新会（黄公辅）、阳春（莫廷兰）、新兴（梁位灼）、东安（何士章）、顺德（胡靖、梁斌）等义军，号称骁骑三十万，准备再次进攻广州。虽然后来以失败结束，但斗争坚持了三个月，才被清军镇压下去。

自此以后，广东各地抗清斗争此起彼伏，东莞一带农民军和义军，经常出入于博罗、龙门一带。[12]在高明、新会、增城、镇平、阳春、电白等地抗清队伍，“无日不与敌战”[13]。一六四七年冬，韶州瑶族人民起义抗清。[14]瑶民军一万多人，曾攻乳源、乐昌等城。以后又有番禺疍民（以船为家的水上渔民）和清远炉丁（炼铁工匠）的抗清起义。疍民起义领袖称“恢粤将军”，“所辖缯船数百，其上可以设楼，列兵械，三帆八棹，冲涛若飞”[15]。疍民的抗清斗争延续很久，至康熙元年（一六六二），疍民军曾攻下顺德县，“火光烛天，独于民居一无骚扰”[16]。大埔、连州等地农民也先后爆发抗清起义，起义农民“四面蜂起，漫山遍野而来，共逼州城”[17]，危及清军在华南的老巢。

大顺军高举抗清旗帜在福建引起强烈反响。一六四七年初，福建人民抗清斗争普遍发动，漳州一带农民军围攻县城。七月，莒州洞农民军占据建宁府，闽北许多州县，相继被农民军攻破。汀州农民军于九龙寨起义，攻归化。南安农民军以白布裹头，号白头军，进攻泉州。

使福建地区震动最大的是一六四七年农民军配合抗清义师围攻福州。当时，“义师起，八郡同日发”，“城外皆义师，营头千种”，“农夫渔翁，俱任都督”，“至村妇化僧，亦受职衔掌兵”[18]。城内居民则举火相应。“东关外三十六墩，为官兵焚掠，抢杀殆尽，四方俱起，城中困坐”[19]。福州被围困至第二年（一六四八年，清顺治五年）的六月，由于清军大部队增援，才最后撤围。

清军轻而易举地消灭了福建的隆武政权，却碰到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抗清力量这个劲敌。虽然重兵压境，而农民军仍把首府福州包围近一年之久。这是清军南下遇到的罕见情况，甚至当时的清朝福建总督，也无可奈何地承认：“国家定鼎以来，干旄所指，无不披靡，未有如建宁之‘贼’，死守难攻者。”为此，他感到：“故闽省虽云已入版图，较之未入版图之地，尤难料理。”[20]清统治者这种沮丧的自白，反映福建地区人民抗清斗争的强大威力。

抗清风暴席卷江南地区。江北的邳州、淮阳、海州等府县，“诸山寨并起”，揭旗反抗。斗争较为激烈的淮安地区，农民起义军曾占据岔河，截断南北通道。一六四七年十月，农民军在一日之间，就占领庙湾，把清军守将赶走。江南总督洪承畴调集徐扬大军营救，也无济于事。庙湾、盐场沿海一带人民，纷纷参加抗清队伍，声势浩大。[21]农民军直逼淮安府城，使清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危如累卵”，“势诚岌岌”。洪承畴等向清帝求援，恳发满汉大兵，合同会剿，迟则必致燎原。[22]

影响较大的，是浙江东部四明山大岚山寨的起义。领导大岚山寨抗清斗争的是两位穷秀才王翊和王江。一六四七年，他们在宁波沿海一带参加抗清斗争失败后，带着一部分队伍退回四明，依山结寨。当时黄宗羲等领导的义军会聚四明山，壮大了抗清阵营。一六四八年春，义军“破上虞，杀摄印官，浙东震动”[23]。但这支队伍成分复杂，有农民群众参加，也掺杂有封建地主的武装团练。正当他们首战得胜的时候，降清的地主团练勾引清军进行袭击，义军在丁山遭到挫败。以后这支队伍解决了内部的降清派——团练，又吸收大批农民参加，部队在一个月内就增加到一万多人。一六四九年（清顺治六年）春，大岚山义军大败清军，再攻破上虞，占据四明山方圆八百里，势力发展到东边的奉化。[24]

抗清义军对四明大岚山基地进行建设和整顿。设置五营五司，五营专管军事，五司专管后勤。队伍“且耕且屯，不扰于民”，“兵无盗粮”之事。对缙绅富户，“量富以劝，履亩而税”[25]。治理地方，“信赏罚，众大悦服”。“四明之有讼狱者，不之官而之大岚；四明二百八十峰之租赋，亦不之官而之大岚。”[26]因此，不到一年工夫，人民休养生息，加强了抗清力量，使附近县城的清军，龟缩在城内，连白天也关闭城门。

一六五〇年（清顺治七年）十月，清军集中优势兵力，分两路包围山寨，采取野蛮的洗山暴行。大岚山义军寡不敌众，又由于原先打着抗清旗号的地主武装纷纷投降，势孤力薄，经过激烈战斗后，终于失败。但是，四明山区的农民抗清斗争持续不断，直到康熙年间还有起义斗争。

浙江农民的抗清斗争，到一六五五年（清顺治十二年），还有金华地区的东阳县农民军数千人、永康县农民军六七千人、开化县农民军两千多人、义乌县农民军约万人，“结寨称戈”，袭击县城，抗拒清朝的统治。一六五六年（清顺治十三年）金华地区农民抗清斗争有所发展，战火扩大到金华、衢州、严州、处州四府。虽然清统治者采用恶毒的“剿抚兼施”手段，但农民武装“此击彼逸，东流西窜，枝蔓无穷”。抗清的烽火“几成燎原”[27]。

山东榆园农民军从一六四七年起，向清军发起攻势。榆园军一支由曹县南下归德，西出兰封，恢复十余州县，逼近开封，大败清军；另一支由归德向东进攻徐州，直抵赣榆。同时派骑数千，突入鲁南，协助鲁南农民起义军攻克峄县。以后又准备与河南农民军会师，直攻河北重镇大名府，大有进迫北京之势。所以，一六四七年以后的二年间，是榆园军力量最强盛时期。一六四八年八月，榆园军在数日之内，攻陷曹州、濮州等四座城市，附近各县农民闻风而动，“饥民归之，号百万”[28]。清统治者急忙派遣大批清军，用剿抚并用手段，对榆园军进行罪恶的征讨。[29]榆园军在这一地区和清军展开生死决战，一六五一年（清顺治八年），首领张七、黄镇山等在黄河南岸战斗牺牲，但榆园军的抗清旗帜岿然不动，坚持了五年。最后因为清军狠毒地决黄河荆隆口，水灌榆园，才被镇压下去。鲁东农民军以栖霞的锯齿山为基地，一六四八年攻占宁海，力量发展很快，一直坚持到一六六二年，清军疯狂围剿，大肆屠杀，这一带的抗清斗争受到严重摧残。

河南农民军，一六四八年左右与山东榆园军合师，由归德、考城西攻开封，使开封岌岌可危。他们利用冀鲁豫边境的有利条件，北上可以进攻河北，威胁北京，南下可以夺取徐州，直抵江淮。就是清统治者也惧怕农民军“顺河而东，占据黄河北岸，接渡南岸‘贼兵’”，“而河北一带恐滋蔓延也”[30]。

在豫南开封、洛阳等地，农民军“各聚数千人”，攻占宝丰、新野、商城，势力颇大。光山、固始农民军，据守大别山一带，曾多次打败清军。灵宝、陕州（陕县）农民军，曾与郧阳的荆襄十三家军互相接应，进攻南阳。自一六五一年农民军攻克卢氏，清军用重兵进攻农民军，河南农民的抗清斗争才走向低潮。

一六四七年，山西农民军攻袭孟县、五台、永宁、静乐、交城等县。第二年十月，吕梁山区交城农民进入炼银山寨，把清军引进炼银山，乘机夺取附近州县，展开广泛的攻势。一六四八年底，由于清大同总兵姜瓖倒戈抗清，农民军配合倒戈官兵，打得清军首尾难顾，狼狈不堪。不到一年时间，就攻占了太谷、文水、徐沟、岢岚、汾州、曲沃等四五十州县。清军困守太原，陷入四面包围之中。

山西农民打开了全省抗清的有利局面。“断截省南平阳、潞安两府大路”，“北路堵塞，音信已绝”[31]，迫使困守太原城的清军，急请救兵，哀叹“今省城孤悬一土，势切危急……呼吸危亡，朝暮难保”[32]。因为山西为河北京畿的屏障，地位险要，农民军的攻势引起清统治者极大的震惊。摄政王多尔衮亲自出马，派遣端重亲王博洛为定西大将军，率大军进剿山西，南援太原。农民军经过晋祠大战败退以后，全省的抗清高潮日趋低落。

当时仅存的交城农民军，在吕梁山区的炼银山，继续高举抗清旗帜。这一带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山中筑堡如城，广畜骡马积刍粮[33]，依靠山区资源足以自给自足。农民军团结当地农民、矿工、樵夫，在吕梁山一带建立了坚固的抗清基地。[34]交城农民军自一六四六年（清顺治三年）起兵抗清到一六七一年（清康熙十年），前后坚持战斗达二十八年之久，充分表现了农民阶级反抗清王朝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坚强斗志。

在吕梁山农民军发动广泛攻势时，清统治者曾调集陕西清军合攻山西。陕西农民的抗清斗争进一步发动起来，一六四七年，明旧将与农民军联合，起兵“向攻兴城，克陷紫阳，缚送县令”[35]。一六四八年，镇安农民军攻袭秦川、蓝田，逼近兴安，“塘路间被梗阻”[36]。阶州、延安等地农民也爆发了抗清起义。雒南农民、游民组成的杆军，转战于商州、兴安一带，回环起伏，到一六五四年（清顺治十一年）才告结束。[37]

抗清斗争的浪潮波及北京和直隶。一六四七年五月，北京昌平农民又一次发起抗清，以后霸县、文安等地农民也开展斗争。天津农民女英雄张氏率农民军进攻静海、沧州，影响很大。天津的清朝官吏寝食不宁，他们惊呼，“除调精锐者南征并缺额守兵外，实在战兵所存无几，而战马征调一空，分汛城守，无可再调，较之贼势，众寡悬殊，遽难扑灭”[38]。河北的河间、献县、东光、沧州、交河、高阳、蠡县等地农民军，或攻陷县城，或骚扰清军后方，“鼓噪入城”[39]，“放狱而去”[40]。清统治者跌进了群众性抗清斗争的海洋，哀叹“居民为盗者且十之七八，势难尽杀”[41]，置身于惊慌失措、无可奈何的狼狈处境中。

三、全国抗清斗争的深入发展

自一六四七年（清顺治四年）出现的抗清高潮，风起云涌，像咆哮的怒涛，一浪逐一浪，震动全国。它比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抗清斗争规模更大，各阶层发动的范围更广泛。农民军同各种义军包括明官军一起，配合作战，打击清军，声势日张，从而影响和促使一些降清的明朝将领倒戈，与农民军遥相声援，共同反对清朝统治。其中突出的有江西的金声桓、王得仁，广东的李成栋和山西的姜瓖等的倒戈抗清。此外还有甘肃河西的回民起义和广西的僮族人民的抗清。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全国抗清斗争的深入发展。

一六四八年（清顺治五年）二月，江西金声桓、王得仁倒戈，举兵抗清。金声桓，原为左良玉部将，南明的淮徐总兵官，以后随左梦庚降清，率军进据江西。自以为“未费满洲一矢斗粮，孤军传檄，取十三府，七十二州县，以数千里地拱手归之新朝”，从清军入关以来，还没有谁功高于己，“意望旦夕封公王，次亦不失侯耳”[42]。结果清朝只给了个副总兵兼提督江西军务事，他的副将王得仁只得了个把总，都比原先在明朝时的官衔低下，于是“气沮，大非所望也”[43]。不仅如此，清统治者对他们不放心，还派来巡抚章于天进行监视和牵制，逼得他们走投无路。正在这时，江西许多州县的农民军和义军四起。在抗清大好形势的影响下，金声桓、王得仁便宣布“奉诏恢复”，杀掉清朝的巡抚、巡按等，倒戈抗清，并迎原弘光政权的阁臣、抗清派人物姜曰广共事。三月，王得仁攻下九江。

但是，他们毕竟缺乏政治远见和军事谋略，不去利用以农民军为主体的全国抗清形势，迅速出击。当时有人建议：“以清兵旗号服色顺流而下，扬言章抚院请救者，江南必开门纳君，其将吏文武可以立擒，遂更旗帜，播年号，祭告陵寝，腾檄山东，中原必闻风响应，大河南北，西及山陕，其谁得而为清有也？”[44]这种建议虽然有所夸大，但抗清力量必须打出去的观点是正确的。可是金、王没有这样做，却由九江回师，固守江西地盘，率兵包围赣州，相持七十余天，误中了清军的缓兵之计。六月，清固山额真谭泰、何洛会率领大军自江宁进讨，连陷九江、南康、饶州，围攻南昌。金、王狼狈回师南昌，困守孤城。他们拥有精兵，但“不能出寸步，日夜荒宴，而眼穿外援”[45]，被清军围困到第二年（一六四七年，清顺治六年）二月，城被攻破。金声桓投湖死，王得仁被杀。

金、王的倒戈抗清，虽有全国抗清高潮的影响，但更主要的是出于私人目的，即他们归明后的安民告示所说的，“劳苦功高，不惟无寸功之见录，反受有司之百凌，血气难平，不得已效命原主”[46]。但是，这一举动牵制了清军很大的兵力，为抗清斗争增添了声势。

一六四八年五月，李成栋在广东倒戈抗清。李成栋原为史可法部将，以总兵守徐州。清军南下，他率明军投降，充当了清军进攻江南镇压农民军的急先锋。一六四六年（清顺治三年）李成栋率清军迅速攻下广州，立下汗马功劳而得不到主子的赏识，只授给两广提督，“怨望形诸词色”[47]。一六四七年李成栋从广西撤军镇压广东义军的一系列战斗中，损耗大量兵力，使他胆战心惊，感到有被抗清浪潮淹没的危险。尤其江西方面归明抗清，切断了广东同清朝廷直接联系的通道。李成栋权衡利害，同亲信说：“又闻新天子在粤西（指南明永历帝）……若引兵辅之，事成则易以封侯，事败亦不失为忠义。”[48]最后宣布倒戈归明，奉永历正朔，擒清朝的总督佟养甲，广东全境一下便纳入永历政权的控制之下。

可是，李成栋同样不去利用大好的抗清形势，没有立即出兵入赣和金声桓的力量汇合，却忙于接受永历的封爵，“备法驾”，迎接永历回粤，“自梧州至肇庆结彩楼数百里，旌旗蔽空，楼船相属”[49]。他独揽永历小朝廷的大权，俨若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朝政皆成栋父子掌之”[50]，“凡政之大小行止必呈成栋而后奏”[51]。一六四八年九月，江西金声桓受困告急，永历政权议决出兵攻赣州解南昌之围，李成栋这才率兵二十万趋南雄。十一月在赣州城下初战大败，从庾关败退六百里至梅岭，无脸再见永历，一溜烟跑回广州。一六四九年一月再次出师，驻兵赣州的信丰。三月被清军包围，李成栋战败溺死。

正当东南一壁抗清斗争激剧发展之际，在山西爆发了姜瓖的倒戈抗清。姜瓖原是明朝的大同总兵官，李自成农民军打到宁武关时，投降了农民军。以后清军入关，进击山西境内，他又投降了清朝。“部下故多骁勇，久蓄异志，及见交山乱，愈心动思逞”[52]。尤其山西全省抗清斗争的兴起和南方明降将倒戈的影响，终于一六四九年一月在大同宣布奉永历正朔，自称大将军，然后分兵攻陷朔州、忻州，控制了晋北、塞北广大地区，有力地推进全省抗清斗争的深入发展。这一大好形势的出现，促使在山西、陕西、甘肃等地的原明降清的官兵以及占据一方的明朝残存武装力量，纷纷响应，攻占州府城池。他们和分布广泛、人数众多的农民军相互呼应，相互配合，极大地威胁清朝在北方的统治。清统治者坐卧不安，摄政王多尔衮坐镇浑源的寇家寨，调遣英亲王阿济格、敬谨亲王尼堪、端重亲王博洛、巽亲王满达海等各率精兵，集中对付山西的农民军和义军。

在和清军进行多次激烈战斗之后，一六四九年九月，姜瓖被其部将所杀，这支抗清义军也最后被镇压下去。

抗清的烽火蔓延不息，燃烧到甘肃河西的回族地区。在满族贵族统治下，回族人民同样遭受压迫和剥削，“陇右为害无过于各衙门”[53]，使回族人民无法生活。

一六四八年，河西回民乘清统治者策划回军入川进攻巴东农民军的时机，发动了规模浩大的抗清起义。四月间，回民领袖米喇印、丁国栋在甘州起兵，得到广大回民的响应。起义军坚决镇压了甘肃巡抚等清朝官吏，迅速攻下凉州，占领巩昌、岷州、兰州、临洮、渭源，控制了整个陇西地区。这支回民抗清力量，“号召‘土寇’众十万，号百万，关辅大震”[54]，影响甚大。这是满族贵族对其他民族人民实行民族高压政策的结果。

为了迅速扑灭河西回民的抗清火焰，清统治者命固山贝子吞齐为平西大将军，同固山额真宗室韩岱统率满蒙大兵，对回民抗清军进行残酷围剿。在回民抗清军拒绝清朝的威胁利诱以后，清军分三路进攻，陷巩昌、临洮、兰州等城邑，河东复失。六月，清军渡河而西，回民起义领袖米喇印英勇牺牲于水泉（永昌县西北），清军进入凉州，回民抗清斗争一度受到挫折。丁国栋结集余部，由甘州进据肃州（酒泉），拥立哈密巴拜汗之子土伦泰为王，继续战斗，受到回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关内外诸回蜂起应之”[55]。新疆哈密和吐鲁番一带的维吾尔族人民也来援助。

一六四九年春，回民抗清起义军与山西抗清起义军遥相呼应，陕甘一带再次震动。这年的十二月，清军集中兵力围攻肃州。丁国栋在军事上犯了保守主义的错误，在政治上不注意组织和团结更广泛的回民群众，直至清军围城，只凭少数兵力，孤军死守，最后矢尽粮绝。丁国栋、土伦泰和大部分抗清战士壮烈牺牲，余部坚持斗争，继续到一六五三年（清顺治十年）底，才最后被镇压下去。

广西地处少数民族地区。一六四八年以后，在兴安、关阳、富川等县的僮苗瑶族人民先后发动起义。一六五七年（清顺治十四年），郁林、怀集、富川、太平等少数民族农民军，依山险设塞堡，建立抗清据点。僮族抗清军，曾攻克临桂、永福、荔浦、修仁诸县。他们又曾同贵州'的农民军互相声援，配合作战，逼使清统治者不得不改变策略，强调抚剿并用，提出什么“恩诏覃敷，远迩向化”[56]，以安抚的手段来消弭人民的反抗斗争。

回僮等少数民族人民英勇的抗清斗争，虽然都被清军镇压了下去，但是，它和广大汉族人民的反抗斗争，相互呼应，相互推动，显示了我国各族农民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

四、联明抗清阵线的弱点及其失败

大顺农民军采取联明的策略，组成了联明抗清阵线，阻遏住了清军的攻势，推动了全国抗清高潮的到来。但是，斗争的形势错综复杂，敌对的双方展开生死的竞争，各自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力图使局势变得对自己有利，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起伏摇摆，不断地消长变化。

清朝统治者鉴于在中南地区的战争受挫，后方又爆发了大规模抗清斗争，为了扭转局势，积极地在军事上、政治上作了调整。首先是努力巩固和安定后方，抽调大批八旗精锐，集中力量对付在后方蔓延的农民起义和降将倒戈事件。刚入关的时候，骁勇善战的亲王、贝勒如多铎、阿济格、豪格等都亲率大军，向南推进。而这时，重要的亲王、贝勒如阿济格、尼堪、博洛、满达海、勒克德浑等经常留在华北作战，镇压抗清起义和防范北边喀尔喀蒙古的进攻。同时，又建立了驻防制度，派八旗兵和绿营在占领区的重要城镇驻扎。其次，满族贵族大力推行“以汉攻汉”的策略，努力改善与汉族降将降官的关系，重予爵赏，授以权力，以死心塌地的投降派洪承畴坐镇南京，稳定南方局势。一六四八年（清顺治五年），以平西王吴三桂建藩汉中，进攻四川。次年（一六四九年，清顺治六年），改封孔有德为定南王、耿仲明为靖南王、尚可喜为平南王，进攻湖南、两广，“军机事务，悉听调度”[57]。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逐步实行转变，停止了大规模圈地等高压措施，采取了某些缓和民族矛盾、促进生产的政策，特别是竭力拉拢汉族地主阶级，分化抗清阵线。这样，经过了一系列调整和改革，清王朝得以渡过了全国抗清斗争的高潮，逐个地击破了分散的抗清力量。

南明永历政权依靠大顺农民军和全国抗清力量的支持，虽然一度控制了江西、湖南、两广以及西南广大地区，却没有能推进有利的形势，获取更大的胜利，这主要是南明小朝廷的政治腐败造成的。这个小朝廷出于地主阶级的本性，对大顺农民军猜忌、防范、限制，力图捆绑住农民军的手脚，即使像何腾蛟这样抗清比较坚决的官僚，也不肯信任和重用大顺军。他不但不给大顺军发饷，而且着手改编农民军，派南明军官打入农民军内，掌握各级领导，并用左良玉的余部黄朝宣、张先璧、刘承胤、马进忠等分驻在大顺军周围，进行监视，制造摩擦纠纷。南明的这批军阀部队纪律很坏，毫无战斗力，到处游荡，没有固定的防地和饷源，以劫掠为生。谁发给粮饷，就暂时听谁的节制，“有奶便是娘”，缺乏明确的抗清意识，又相互争讧，钩心斗角，拼命扩大自己的实力，提防别人的暗算。何腾蛟为了供养这批骄兵悍将，尽力搜刮，弄得民穷财尽，“预征一年民田税，每亩至六倍以上。不足则开饷官饷生之例，郡邑长吏皆以赀为进退。又不足则开募奸人告密，讦殷富，罚倾其产，分诸营坐饷。朝宣、先璧、承胤皆效之，湖南民辗转蔓延死亡过半”[58]，“兵益无纪，粮益不继，诸将瓦解……各招市井无赖，转相凌虐，农甿被迫亦释耒而为兵，更互仇杀。会岁大旱，千里无烟火”[59]。腐败的永历政权把这样的土匪军队当作靠山，昏昏然苟安于一时。李过、高一功及郝摇旗、刘体纯等率领的大顺农民军虽然英勇奋战，获得了辉煌的战果，但是，农民由于自身的局限性，不可能正确地应付联明抗清这一复杂的局面，他们提不出明确的纲领，在与南明合作中难以保持自己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他们不但接受了南明的各种封号、赐名，而且服从这个既无抗清意志、又无正确战略的腐朽小朝廷的约束和指挥。他们驰骋战斗，疲于奔命，徒然损耗了力量而无补于大局。又常常遭到军阀军队的排挤和袭击，处境十分困难。一六四八年春，清军孔有德再犯桂林，郝摇旗、刘体纯率大顺军在灵川竭力抗击清军，因得不到南明军队的援助而失败，大顺军向桂林撤退。南明将领竟想趁机把大顺军消灭于桂林城下。这种置抗清大局于不顾的并吞异己的行径，使大顺军无处立足。郝摇旗、刘体纯等不得不拉出队伍，北上回到荆襄山区，继续抗清。以后就只有李过和高一功的队伍，仍和南明合作下去，但是留下来的大顺军继续受到南明的歧视和打击，同样也不可能合作到底。

金声桓、李成栋等倒戈以后，全国抗清形势大好，可是永历政权内部却热衷于什么“楚党”与“吴党”的派系之争，什么“扈驾元勋”与“反正功臣”[60]的各路军阀的权力之争，当然就无暇顾及将胜利局面继续扩大。大顺军先后都卷入这些矛盾斗争，模糊了农民军的阶级性，严重影响抗清斗争的进展。一六四八年十一月，正当何腾蛟联合各部大举收复湖南各州县准备进攻长沙的重要时刻，归何腾蛟管辖的马进忠部收复常德，堵胤锡和马进忠有隙，堵即调派李过、高一功率领的大顺军自夔州进驻常德，要马进忠撤防让地。马进忠骄纵成性，不理会堵胤锡的调动，又惧怕大顺军“并其军”，“乃焚刍粮廨舍从间道趋湘乡”[61]，“驱百姓出城，纵火不遗一椽”[62]，“焚城庐舍及沿江船”[63]，大掠常德西走。等到李、高大顺军开进去，常德只剩下空城一座，无法防守。大顺军于是引兵东向，十二月收复益阳、湘潭、湘乡、衡山等县，进而围攻长沙，由于清军的增援，未能攻下长沙。

马进忠洗劫常德西走，其他明军“守将皆烧营走”[64]，使新收复的州县为之一空，湖南局面顿时混乱不可收拾。何腾蛟闻讯赶至湘潭，湘潭已成空城。一六四九年二月，清军乘虚而入，何腾蛟坐守湘潭，被清军执杀。永历政权在湘北的官军全部溃败，湖南的地盘也丢失了。四五月间，李、高大顺军由湘西分道退入广西。是年冬天，与李自成共同揭旗举义的农民军领袖李过病逝。大顺军又一次受到重大损失，剩下十万人，由高一功及李过的养子李来亨统领。

抗清形势江河日下，而永历小朝廷的内部斗争却日益加剧，“朝端吴楚党局，哄如水火”[65]。他们热衷权柄，互相倾轧，徇庇同党，朋比为奸，根本没有把心思放在抗清大局上面。一六五〇年（清顺治七年）初，清军打到广东南雄，韶州守将弃城潜逃，广州被围攻。永历帝吓得急忙收拾行装，想溜入广西。瞿式耜闻讯上疏劝阻，认为：“粤东水多于山……赋财繁盛，十倍粤西。材官士兵南北相杂，内可以自强，外可备敌。且肇庆去韶千里，强弩乘城，坚营固守，亦可待勤王兵四至……今乃朝闻警而夕登舟，将退至何地邪！”[66]可是瞿式耜的见解没被接受，疏再上，永历帝早已奔抵梧州了。

为了挽救垂危的局势，一六五〇年六月，高一功、党守素专程赴梧州朝见永历帝，向南明诸将倡议：“以兵归兵部，赋归户部，简汰疲弱，分汛战守，较勘功罪，则事尚可为，如因仍离析，兵虽众，将虽尊，皇上求一卒之用，亦不可得有，主臣皆陷而已。”[67]大顺军领袖太幼稚天真了，事实已证明这个腐朽透顶的永历政权已无可挽救，相互对立的各派官僚军阀也绝无团结抗清的可能。这个倡议一经提出，“朝廷翁然歆动”[68]，不被采纳。“必正（指高一功）知事不可为，意大沮丧”[69]。当时准备派大顺军入粤支援抗击清军，可是军阀陈邦傅等千方百计阻挠，不让入粤，还要想方设法袭击大顺军，“潜遣兵袭其老营”[70]。这才使高一功等认识到已不可能同这些军阀继续合作下去。

十月，清军破全州，十二月陷广州，并兵临桂林城下，守御桂林的各路明军弃城溃逃，督师瞿式耜成为光杆统帅，“危坐府中”，桂林陷落，他终于壮烈就义。瞿式耜、何腾蛟等是汉族地主阶级中坚决的抵抗派，最后不屈而死。瞿式耜的绝命诗：“从容待死与城亡……头丝犹带满天香”[71]，正是反映了这些人慷慨悲壮的激情。这时永历帝已逃到南宁，江西、广东、广西、湖南等广大地区，复被清军占领。高一功率大顺军由浔州退至庆远，再由庆远西撤贵州。在进入贵州途中，由于陈邦傅的恶毒挑拨，受到大西军孙可望部队的袭击，高一功不幸阵亡。大顺军在李来亨领导下，由贵州的施州卫到达四川巴东的西山屯。一六五一年（清顺治八年）与郝摇旗、刘体纯的队伍会师，“连寨相结”，继续进行抗清斗争。

注释

[1]王夫之：《永历实录》，《何腾蛟传》。

[2]陈鹤：《明纪》卷五十九，《唐王始末》。

[3]徐鼒：《小腆纪年》卷十一。

[4]《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

[5]蒙正发：《三湘从事录》。

[6]《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

[7]王夫之：《永历实录》卷二十六。

[8]徐鼒：《小腆纪年》卷十四。

[9]《潮州府志》卷三十三，《宦迹》。

[10]邹漪：《南北遗闻》。

[11]屈大均：《四朝成仁录》卷十，《东莞起义大臣传》。

[12]参见《龙门县志》卷十七，《县事志》。

[13]《广东文征》卷七十二，《赖其肖及王兴传》。

[14]参见《韶州府志》卷二十四，《兵事》。

[15]钮琇：《觚賸》卷七，《粤觚上》。

[16]钮琇：《觚賸》卷七，《粤觚上》。

[17]《明清史料》丙编第九本。

[18]海外散人：《榕城纪闻》。

[19]海外散人：《榕城纪闻》。

[20]《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

[21]参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

[22]参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

[23]徐鼒：《小腆纪年》卷十五。

[24]参见邵廷寀：《东南纪事》卷七。

[25]徐鼒：《小腆纪年》卷十五。

[26]徐鼒：《小腆纪年》卷十五。

[27]《明清史料》甲编第四本。

[28]乾隆《曹州府志》，《杂志》。

[29]参见《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五。

[30]《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

[31]《明清史料》丙编第三本。

[32]《明清史料》丙编第三本。

[33]参见夏骃：《交山平寇始末》。

[34]参见夏骃：《交山平寇始末》。

[35]《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

[36]《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

[37]参见乾隆《商州志》卷十四，《纪事》；《清史稿》列传二十四，《孟乔芳》。

[38]《清代档案·贼匪类》，三号，顺治四年二月初四日天津巡抚张炘奏。

[39]康熙《河间府志》卷十九。

[40]一九一六年《交河县志》卷十，《事略》。

[41]《清代档案·贼匪类》，十七号，顺治四年八月初四日直隶巡按宗教一奏。

[42]徐世溥：《江变纪略》卷一。

[43]徐世溥：《江变纪略》卷一。

[44]同上书，《谋士胡澹献策》。

[45]徐世溥：《江变纪略》卷二。

[46]徐世溥：《江变纪略》卷一。

[47]徐鼒：《小腆纪传》卷六十五，《列传》五十八。

[48]徐鼒：《小腆纪传》卷六十五，《列传》五十八。

[49]徐鼒：《小腆纪传》卷六十五，《列传》五十八。

[50]徐鼒：《小腆纪传》卷六十五，《列传》五十八。

[51]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三。

[52]夏骃：《交山平寇始末》。

[53]《明清史料》丙编第八本。

[54]魏源：《圣武记》卷七，《国朝甘肃再征叛回记》。

[55]魏源：《圣武记》卷七。

[56]《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

[57]《清世祖实录》卷四十四，顺治六年五月。

[58]王夫之：《永历实录》，《何腾蛟传》。

[59]王夫之：《永历实录》，《何腾蛟传》。

[60]“扈驾元勋”指驻守浔梧的陈邦傅一派军阀；“反正功臣”指在广东倒戈的李成栋、李元胤一派军阀。

[61]王夫之：《永历实录》卷九。

[62]徐鼒：《小腆纪年》卷十五。

[63]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二十一。

[64]徐鼒：《小腆纪传》卷二十九，《列传》二十二。

[65]徐鼒：《小腆纪传》卷二十八，《列传》二十一。

[66]徐鼒：《小腆纪年》卷十七。

[67]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三。

[68]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三。

[69]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三。

[70]徐鼒：《小腆纪年》卷十七。

[71]徐鼒：《小腆纪传》卷二十八，《列传》二十一。

第三节　大西农民军余部的联明抗清斗争

一、大西农民军余部坚持抗清斗争

由于大顺军被迫转战荆、襄、巴东一带，中南地区的抗清斗争转入低潮。清统治者正集中优势兵力，准备深入西南地区，加紧消灭农民军，肃清明朝的残余势力。一六五一年，以东窜西逃著称的永历帝，已经从南宁溜到极边的漱湍。这个小朝廷，既无诸侯，又没了土地，颠沛流离，朝不保夕。“桂王除扈从外，无一卒一民为朝廷有矣”[1]。正在这时，大西农民军余部在西南地区严重地打击了清军的嚣张气焰，把抗清斗争重新推向高潮。

西充战斗失败后，大西军余部由张献忠的四个养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率领。一六四七年（清顺治四年）二月，大西军由綦江出发，进入贵州，破遵义，渡乌江，陷定番。在当地少数民族的支援下，一举攻占贵阳。四月，大西军挥师直驱云南，五月占领昆明，势力由贵州扩大到云南境内。

云贵等省，在明朝政府和反动土司的长期压迫统治下，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仅明世袭统治云南的政治代表黔国公沐天波一家霸占的土地，即占云南全省总耕地一万六千多顷的半数以上。其剥削之残酷，“不至膏见髓干不止”[2]，从而逼使各族人民“饥寒交迫，相率为‘盗’”[3]。所以云贵地区反对明朝残酷压迫剥削的抗暴起义，史不绝书。大西军进驻这些地区，继续保持农民起义的革命本色，镇压敢于反抗的明官僚势力和反动的地主武装；对广大人民群众，则“秋毫无犯”[4]，受到当地各族人民的拥护，“俱焚香猪酒粮草远迎十里”[5]。

大西军占领昆明之后，随即分兵向滇西、滇南、滇中、滇东进击，实现对云南的军事占领，然后迅速回师贵州，接受贵州巡抚的投降，又分兵占据四川、湖南、广西的部分地区，形成了以云贵两省为中心的包括四川西南部、湖南西部和广西部分地区的广阔的农民抗清基地。

不久，四将军在云贵同称王，尊孙可望为首领。设六卿，以干支纪年[6]，以“兴朝”为年号，大力整顿地方，建立农民政权机构。严保甲，定丁赋，榷盐税，铸钱币，造兵器[7]。为了继承张献忠的革命传统，大西政权建立雄伟壮观的太庙祀张献忠。称张献忠为“老万岁”，“凡有大事，必先告庙而后行”[8]。对农民军及其家属，妥善安排，给以照顾。“凡兵丁日支米一大升，家口月支米一大斗，生下儿女，未及一岁者月给半分，至三岁者如家口支。马分三号：头号者日支料三升，二号者日支料二升，三号者日支料一升。不时查验，瘦者责治有差”[9]。“兵有家口者，每冬人给一袍；无家口者，一袍之外，人给鞋袜各一双，大帽各一顶。如是养兵，果士饱马腾”[10]。部队很快发展至二十余万人。

大西军纪律严明，兵马三日一小操，五日一大操。凡发兵出剿，所到之处，“鸡犬不惊”[11]。对豪绅恶吏，追退饷银以助军需。对外逃百姓，则招抚回家复业，贫穷的借给耕牛、种子，于是，“居民咸集”[12]。对于继续顽抗的地主武装和残害人民的盗匪，则发兵清剿，很快地安定了社会秩序。当时在云南境内，出现了“外则土司敛迹，内则物阜民安”，“兵不扰民，将不欺士……往来有体，安置有方”[13]的大好局面。大西政权还领导“打粮运动”，强制粮商富户缴出囤积居奇的粮食作为军粮和救济粮。最主要的是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奖励耕种，大力兴修水利，提倡深耕改土。“浚海口，深耕省敛，凡有利于民者，无不备举”[14]。结果，第二年改变了面貌，“是岁，戊子，滇南大熟，百姓丰造”。接着第三、四、七、八年都是大丰收。真是“云南百姓乐业，插时恬熙，若不知有交兵者。一年土产财富，足供养兵之需”[15]。人民生活安定，生产得到发展，部队有了足够的给养。又由于大西军执行了比较正确的民族政策，在抗清基地内部，很快消除了开始时产生的民族隔阂和误解，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各族农民纷纷参加大西军，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大大提高。大西军在西南地区建立了巩固的抗清基地。

一六四九年（清顺治六年），大西军经过反复慎重的酝酿之后，提出了对永历小朝廷实行“联合恢剿”的策略。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个策略口号的提出，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其所以必要，就是满族贵族集团勾结部分汉族官僚地主疯狂镇压农民起义，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结合在一起。清军和降清的官僚地主势力，是农民军的主要敌人。清军进攻的矛头主要是农民军，同时也要消灭不愿投降的残明势力和汉族地主阶级的抗清力量。因此，为了反对和孤立清王朝这个农民起义的主要敌人，阻止残明势力投向清朝，团结更广泛的力量抗清，大西军提出联明抗清这个策略，是必要的，也是完全正确的。其所以可能，就是大西军经过三年准备时间，建立起一个巩固的抗清基地，训练了一支强大的抗清武装，储备了充足的战争物资，并且能够基本上坚持农民起义的独立政策。对于过着“行踪无定，舟居靡常”的流亡生活的永历小朝廷来说，联合大西军这支生气勃勃的抗清力量，借以保存自己免于被清军扑灭，也是他们已经觉察到的唯一出路。所以，联明抗清，必须具备成熟的主客观条件。大西军领导集团经过三年左右的准备时间，终于在一六四九年五月派出代表团，带着少量礼物，即二十两南金、四块琥珀、四匹马，去南宁与永历小朝廷谈判有关联合问题。[16]

由于大西军有巩固的基地和强大的武装力量为后盾，谈判中始终掌握了主动权。当时给永历帝的书信用方幅黄纸，不奉朔也不建朔，坚持平等地位。大西军方面明确表示：“今之奏请，为联合恢剿之意，原非有意以求封爵也。”[17]在带给永历帝的书信中，严正指出：“先秦王荡平中土，扫除污吏”，重申张献忠领导的农民斗争的正义性。指出“王绳父爵，国继先秦”，宣布大西农民政权的合法性。[18]然后提出了联合抗清的两个条件：第一，大西军领导人继续保持张献忠原有的“秦王”称号，以示大西军继承张献忠的遗志的决心；第二，大西军领导集团必须握有控制全军的权力，以此来保证大西农民军在联明抗清中的独立地位。

永历小朝廷在对待大西军的态度方面，内部存在严重分歧。一派反对给大西军领导人以最高权力；另一派则认为，“我势日衰，彼力方壮，我以空名羁之，犹可号召”[19]，为了利用这支抗清力量，“不如姑饵之”[20]，争论相持不下，谈判拖延了一年多。最后，大西军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一六五一年（清顺治八年）五月，派武装进入南宁，将小朝廷中几个反对联合、破坏谈判的顽固分子抓起来处死，清除了谈判的障碍。尤其当时形势紧迫，清军向广西地区发起进攻，没有大西军的保护，永历政权便无法生存。所以，小朝廷最后不得不接受“联合恢剿”、“合师北拒”的建议。大西军接受永历的年号，奉永历正朔，并把永历帝及其小朝廷从南宁接到贵州的安隆，保护其安全，供应其生活。每月发给薪俸，还要造册开报，称“皇帝一员支米一石，妃嫔八名、太子一口各支米三斗”[21]。从此，大西军消除了后顾之忧患，独立地领导西南地区军民，掀起又一个新的抗清斗争的高潮。

一六五二年（清顺治九年），大西军领导集团决定北伐抗清，兵分两路。一路由李定国率领，有步、骑、象队共八万多人，取道贵州，出湖广，由武冈、全州直趋桂林，进逼广东肇庆；一路由刘文秀率领，有步、骑、象队共六万多人，由滇东出四川叙州，下重庆，取成都、汉中，直逼关中。并决定大西军统帅部由云南移驻贵州，主帅孙可望居中策应和指挥。

这次北伐抗清，大西军作了周密的战略部署，部队誓师时宣布行兵五要，“一不杀人，二不放火，三不奸淫，四不宰耕牛，五不抢财货”[22]，严格规定纪律。尤其经过三年时间的政权建设和战备工作，兵强马壮，广大战士斗志昂扬。战争开始时，两路大军都获得赫赫战果。

是年春，当吴三桂率清军由嘉定出叙州进犯川南时，大西军由刘文秀率领，突进川境，一路势如破竹，攻叙州、泸州，破重庆，然后挥师川西，占领成都，把吴三桂率领的清军压缩在川北保宁一带，但刘文秀在屡胜之后，轻敌麻痹，打保宁时，骄兵急攻困敌，不讲战术，结果主力遭到重大损失，致使吴三桂军得以突围跑掉，退往汉中。

李定国率领的一路，由川东入湖南，所向披靡，取得重大胜利。这个战场的主要敌人是定南王孔有德所率领的清军。孔有德督师桂林，企图与从四川南下的吴三桂军钳击大西军于滇黔。因此，大西军必须截断孔有德与川湖清军的联系，攻占桂林，歼灭孔有德部。这是当时具有战略意义的战役。六月，大西军攻下靖州、武冈、宝庆，七月出祁阳，夺回进入广西的门户全州，然后率精兵沿便道直趋严关。全州、严关的战斗，“清兵大败，横尸被野”[23]。“七月初一日（阳历八月四日），有德再挑精锐，逆于榕江，兵未交而象阵前列，劲卒山拥，尘沙蔽日，马闻象鸣皆颠厥，有德众逐奔，掩杀大败，有德仅以身免，策马入城”[24]。大西军乘胜追至桂林，数十里之城，包围了三匝。甲仗耀日，旌旗布野，钲鼓之声震天地，使城内清军胆战心惊。八月七日大西军以云梯攻城，孔有德遁走无路，“聚其宝玩于一室，手刃爱妾姬，遂闭门自焚死”[25]，结束了这个镇压抗清斗争的刽子手的一生。大西军攻下桂林，“下令无妄杀，抚安孑遗之黎庶”[26]。然后很快地收复了广西全境。九月，李定国率部北攻湖南，取永州（湖南零陵县）。[27]十月克衡州，进行一番休整和补充，又挥师东取阳山、连州，北取长沙，攻占常德、岳州，并东进江西，连下永新、安福、永宁、龙泉，围攻赣西重镇吉安。“兵出凡七月，复郡十六、州二，辟地将三千里。”[28]大西军的战斗力很强，纪律严整，人们评论说：“予至长沙，人皆言定国兵律极严，驻师半载，居民不知有兵。定国所部半为倮㑩瑶佬，虽其土官极难钤束，何定国御之有法也”[29]。李定国攻桂林时“军营城下，寂然无声，师尽撤矣，城中犹不知……纪律如此，可称节制之师。故能以三万之众，出入两广，长驱千里”[30]。一六五二年十二月，清统治者派敬谨亲王尼堪率兵十多万扑长沙，大西军有计划地撤出长沙，在衡州设伏击圈，大歼清军，阵斩尼堪，又一次打了大胜仗。由于桂林、衡州两次战役的胜利，“两蹶名王，天下震动”[31]。败讯传来，清统治者甚至还准备放弃川滇黔粤桂赣湘七省。

一六五三年（清顺治十年），李定国率大西军由广西进入广东，东破开建、德庆，直驱肇庆。这时在福建、浙江沿海一带的郑成功抗清部队，计划南下惠州、潮州，与大西军会师，联合抗清。荆巴一带的郝摇旗、刘体纯、李来亨领导的夔东十三家军，密切配合李定国在两广的进军，北出商洛，西攻湘鄂，牵制了清朝的大量兵力。各地农民军和抗清义军纷纷响应，出现了一个大好的抗清形势。

二、大西农民军的失败

大西农民军出师，接连获得大捷，严重地打击了清军，收复了西南和中南各省的大片土地。这是由于广大士兵的英勇奋战和李定国的指挥有方，也是由于大西军在西南经过一段休整以后，力量增强，又实现了“联合恢剿”策略，团结了各阶层、各民族的抗清力量，建立起了比较巩固的后方基地。

这时候的联明抗清阵线，不同于前一阶段，大西军已成为主力。南明的残余部队屡遭挫败，力量削弱。南明军官张先璧、马进忠、王允成等大多在“联合恢剿”的口号下接受大西军的指挥。但是，南明的军队虽已不占支配地位，地主、官僚、军官们却不甘心长期与农民军合作，并接受其指挥。当他们在联合战线中占主导地位的时候，他们恶狠狠地排挤、打击甚至要消灭农民军（如对待大顺军李过、高一功、郝摇旗等）；而当他们丧失了实力，在联合阵线中只是附庸的时候，又千方百计，寻找缝隙，拉拢和腐蚀农民军的领导人，或者挑拨离间，制造分裂。大西军在战场上坚韧不拔，屡挫强敌，表现了高度的英勇气概，却无力克服自身的局限性，防止内部的分裂和蜕变，战胜地主阶级在联合阵线内部的破坏活动。有的领导人如孙可望，在胜利面前滋长了个人野心，为了称王称帝，不惜同室操戈。南明官吏在他的身上大下功夫，挑拨他和李定国的矛盾，怂恿孙可望称帝。如南明官吏杨畏知对他说：“王与三将军比肩而起，不借虚名，无以詟众。昔曹孟德奉迎许都，挟天子以令诸侯，由是得志；今桂藩在肇庆，王其无意乎？”[32]“又有方于宣者，朝夕劝进，谓可望子微琪曰：‘异日进登大宝，吾乃顾命元勋也’”[33]。他们为孙可望定仪立制，规定太庙庙享只三王（即明太祖朱元璋主于中、张献忠主于左、孙可望的祖父主于右），在贵州省城大造宫殿，铸新印，立文武百官，设宰相、六部九卿科道，组织驾前军。使这个皇帝欲膨胀到无以复加的孙可望，把抗清重任置之脑后，甚至害怕李定国抗清功劳太大，今后难以控制，想方设法阻挠李定国一路大西军的抗清斗争。从扣发、削减部队粮饷、犒银，一直到定计杀害李定国，准备大打内战。

李定国是大西军的第二个领袖，抗清坚决，多谋善战，屡立战功。桂王政权中的官僚们也竭力拉拢和影响他，向他灌输种种封建意识。桂王政权中的党派斗争一直很激烈，两派各引孙可望、李定国为奥援，使孙、李之间裂痕日深。李定国在桂林大捷，进军湖南。孙可望密令冯双礼违反预先议定的战略部署，擅自调动部队，使李定国在衡州陷于孤军作战的困境。李定国又在衡州击败清军，阵斩尼堪，声威大震。孙可望怀着嫉妒的心理，约李定国至沅州议事，阴谋杀害李定国。李定国为了避免和孙可望发生正面冲突，放弃了在湖南战场上有利的反攻时机，率军退往广西，转向广东，并致书孙可望：“今虽大局稍有转机，而敌势方张，成败尚未逆睹，正吾侪同心协力，共策兴复之秋，不宜妄听谗言，自相残害，以败坏国家。”[34]但是，孙可望这个野心家，一意孤行，破坏大局，使大西军将士流血牺牲所得来的胜利，化作了乌有。清军乘李定国撤往广西的机会，进行反攻，孙可望的“驾前军”骄横轻敌，在宝庆战败，逃回贵州。凡湖南所得的州县，俱为清军重新占领。是年，李定国联合广东义师，进兵东围肇庆。八月率兵二万再攻桂林不下，仍驻军柳州。孙可望还要遣冯双礼率兵袭击，只因事泄才避免更大损失。一六五四年（清顺治十一年），为了防备孙可望的寻衅，并同郑成功会师广东，李定国大西军自柳州出师，破广东的高州、廉州、雷州三府，两广义兵，如王兴、陈奇策、朱盛浓等都接受李定国的指挥，协同作战。清将郝尚久也倒戈响应，李定国军扩充至二十万人。一六五四年十月，大西军围攻新会。一直替清朝打前锋的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株守广州，一筹莫展，接连向清廷告急。新会在珠江三角洲上，是广州的海上门户。清军拼命死守，利用水师从海道向围城中供应援兵和粮食。大西军擅长陆战，缺少船只和水上作战经验，因此顿兵坚城之下，久攻而不克。李定国约郑成功会师广东，他给郑成功的信中说：“会城两酋（指尚可喜、耿继茂）恃海撄城，尚稽戎索。兹不谷已驻兴邑，刻日直捣五羊，然逆虏以新会为锁钥枢牖，贮粮攸资，是用悉所精神，援饷不绝。不谷之意，欲就其地以芟除，庶省城可不劳而下，故亦合力于斯。在彼望风屏息，遵陆知难，遂恃长舸舰，堵我舟师，非借贵爵星言发夕，其谁收此一捷也。”[35]李定国指望郑成功率强大水师，共攻广东。但是，郑成功派出的舟师，一再误期，会师攻粤的计划未能实现，加上大西军中瘟疫流行，死病枕藉，士气低落。这时，清廷派靖南将军朱玛喇率领满汉大军援广东，朱玛喇从江西兼程赴新会。大西军与清兵几次战斗，连续失败，损失惨重。一六五五年（清顺治十二年）三月，李定国大西军由宾州退回广西南宁，广东的高廉雷三府，肇庆、罗定属三州十八县和广西的二州四县，重为清军所陷。“定国力屈不能复出，西南之业衰矣”[36]。后来，虽然又分兵东下浔州、横州，企图重新打开两广抗清局面，终究难以恢复，至是年底又败归南宁。

孙、李的矛盾使大西军面临着分裂的严重危机。清统治者任用了富有军事经验和剿抚农民军经验的洪承畴，“经略湖广、江西、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饷”，到长沙指挥镇压西南抗清斗争的全局。洪承畴利用大西军领导人的矛盾和分裂，提出“两粤合剿”的反动策略，即集中全力压缩南宁，首先消灭李定国大西军的力量，这样永历王朝也就不摧自垮了。而孙可望虽然在前线战败，丢失了湖南的大片土地，野心却毫未减弱。他派关有才率四万人驻于广西田州，阻扼李定国的后路。又称帝心切，对永历帝威逼过甚，任意杀戮大臣。永历小朝廷流亡在贵州安隆僻地，寄居孙可望的篱下，完全没有力量了。不管永历政权怎样腐败、怎样无能，却维系着分散于各地的抗清势力，仍是各阶层合作抗清的一个象征，孙可望骄横粗暴的行为，不得人心，严重危害抗清大局。永历帝给李定国送去血诏，诉说孙可望“僭逼”帝位，要李定国迅速前来“救驾”，李定国也表示要“先除逆贼，后议恢复”[37]，孙、李之间的矛盾愈益尖锐。

一六五六年（清顺治十三年），李定国在清兵的压力下，从广西撤退，经过长期战斗消耗，部下只有六千人。幸而，驻在田州阻扼李定国的关有才部，在李定国的劝说下，放下干戈，投向定国，这样就顺利地打通了向西撤退的道路。三月，李定国抢先奔至贵州安隆，迎永历帝往昆明。这时，孙可望的军队还在贵州东部，留守昆明的军队都归附了李定国。桂王政权封李定国为晋王，刘文秀为蜀王。李定国还想争取与孙可望和解，请刘文秀写血书给孙，又派白文选到贵州进行调解。孙可望废帝自立的阴谋未能得逞，后方反而被李定国占据，更加恼恨，扣留白文选，决心挑起战端，和解成为泡影。

一六五七年（清顺治十四年）九月，孙可望以“清君侧”为名，调兵十几万渡盘江，进攻昆明。永历政权削孙可望秦王号，派李定国、刘文秀迎敌，双方激战于曲靖的交水。李定国兵力很少，众寡悬殊。但孙可望挑起的这场内战是不得人心的，遭到大西军广大官兵的普遍反对，“人心不直可望”[38]。孙可望军营中的白文选以及孙的部将马进忠、马惟兴、马宝、冯双礼等都和李定国相通，在阵前倒戈内应。孙可望大败，剩下一个光杆司令，向东逃命，投降了清朝。清朝起先封他王爵，后在狩猎时以错射为名，将他射死。孙可望落了个可耻的下场。

李定国也滋长起保守思想和麻痹思想，失去了进取精神。原来把持着桂王政权的马吉翔、庞天寿等善于阿谀逢迎，仍受到李定国重用。特别在打败孙可望以后，昆明城内，灯烟花炮，歌舞升平，一片太平景象。

清朝统治者却并没有睡觉，他们起先害怕大西军的勇猛，在西南战线采取守势，密切地窥视着孙可望和李定国之间的内讧。“四川总督李国英驻宝庆，经略洪承畴驻长沙，大将军辰泰及阿尔津先后驻荆州，尚可喜等分驻肇庆诸州，遇有来犯湖广、川北、粤东者则击却之，出境亦不穷追。以诸将皆百战之余，地险兵悍，姑以云贵及川东地委之”[39]。孙可望降清以后，泄露了大西军的全部军事机密，连云南的地理详图也作为屈膝的礼品献上，使清军对大西军的全部情况了如指掌。当时，清统治者认为“乘此‘贼’党内乱，人心未定之际”[40]，正是发动进攻的好机会。一六五八年（清顺治十五年）四月，清军分三路进攻贵州：中路主力以靖寇大将军罗托和洪承畴为首，从湖南向西推进；西路以平西王吴三桂和定西将军墨勒根虾（即李国翰）为首，从四川向南推进；东路以征南大将军卓布泰为首，从广西向北推进，又命信郡王多尼统摄三路兵。清兵已大军压境，而李定国还逗留在滇西永昌，弹压孙可望残部的叛乱。清兵分路攻陷遵义、贵阳、独山，前线紧急，李定国才从滇西回师。这时，清兵分路并进，兵力尚未集中，罗托孤军驻于贵阳，大西军若专注一路，积极进攻，击败罗托，还可以挽回局势。但李定国行动迟缓，逡巡不前，只在盘江一带部署抵抗，采取消极防御的态势，失去了出击的时机。十二月，清军经充分准备，三路进犯。北路吴三桂从遵义间道攻天生桥，抄袭大西军的后路；中路清兵直趋水西，攻陷曲靖；李定国率主力在南路与清军卓布泰大战，连败于罗炎、凉水井，全线崩溃，大营陷落，李定国的妻子家属被杀。兵民死难者不下三四十万人，大西军的精锐损失殆尽。

一六五九年（顺治十六年）一月五日，李定国退回昆明。永历小朝廷内人心惶惶，有人主张撄城固守，有人主张逃往四川，南明官僚沐天波、马吉翔等主张逃奔滇西，而李定国则主张退守滇南。七日，永历政权狼狈西逃，吴三桂等率清兵穷追。李定国在滇西磨盘山（马龙县西北）设立三层埋伏圈，准备歼灭清军。由于南明的降官向吴三桂告密，清兵以炮火击伏兵，大西军设伏歼敌的计划未能实现。在磨盘山战斗中虽然杀伤了许多清兵，但众寡悬殊，大西军也遭到很大损失。这时败局已定，李定国撤往孟艮，永历帝等越过边界，逃往缅甸境内。一六六一年（清顺治十八年）八月，吴三桂率清军大举入缅，一六六二年（清顺治十九年）一月俘虏了永历帝，最后一个南明政权宣告瓦解。

李定国的兵力在云南边境，对清军还是一种威胁。但他把部队拉出营救永历帝，屯兵在一个狭小地区，给养无着，瘟疫猖獗，加上军中又携带眷属，累赘不堪。部队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了。一六六二年（清康熙元年），人马病死更多，又由于侦知吴三桂率清军入缅，永历帝被获并被绞死的消息，李定国悲愤交加，于八月十日（阴历六月二十七日）病死。

大西军转战西南十余年，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建立了巩固的抗清基地，发展生产，稳定和提高人民生活。在抗清斗争中，广大农民军官兵，始终保持农民起义的光荣传统，英勇奋战，不屈不挠。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大西军在抗清斗争中所作出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是不可磨灭的。李定国死后，大西军剩下的数千农民战士，宁可就地遣散归农，也不甘屈膝投降，实践了李定国临终的遗言，“宁死荒外，毋降也”[41]。此后，西南地区农民的抗清斗争，仍此起彼伏，延续了很久。

三、抗清斗争的余波——夔东十三家军

由于大西军的最后失败，西南地区急风暴雨的抗清斗争宣告结束。自此以后，在全国范围内，除了四川、陕西、湖广三省边界的夔东十三家军和隔海一隅的台湾郑成功以外，大规模的抗清斗争已不复存在。

从中南战场被迫撤退的大顺军余部，在郝摇旗、刘体纯、袁宗第、李来亨的率领下先后进入荆襄和川东地区，众推刘体纯为首领，“听节制”[42]，同时联合驻扎这一地区的原明朝军官，号称夔东十三家军[43]。他们在全国抗清斗争开始转入低潮时期，仍然坚持战斗。

夔东十三家军组成以后，经过两三年的努力战斗，历尽艰难险阻，在大巴山、武当山、巫山、荆山四大山系之间，开拓了一大块抗清基地。刘体纯驻军于巴东，袁宗第驻军于大昌（四川巫山县北），贺珍驻军于大宁（四川巫溪县），西至四川的夔州，称为西线；郝摇旗驻军房县为中心，占有保康、竹山、竹溪，称为北线；李来亨驻军于归州、兴山，以茅麓山为领导核心的所在地，称为东线；南到靖江以南的少数民族地区，西南到利川，为原明朝军官谭文三兄弟和王光兴驻军之地。在他们的周围，还团结了当地各阶层的抗清武装。[44]

这支大顺军的余部，从战争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抗清基地的重要性，对这块地区积极进行建设。他们在山区里，招集逃亡百姓，开垦荒地，发展生产，革除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来亨等势稍振，屯耕山田，岁收麦粟草绵，供粮食衣履，亦私遣人市盐铁荆西，居民或与往来市贩”[45]。在其管辖地区，人民公平交易，安居乐业，“民翕然归之”，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46]，使这个地区逐渐成为对外可与清军作战，对内“则以课农练兵为本”[47]的一大块抗清基地。

由于采取了正确政策，大批农民纷纷加入十三家军，部队很快扩大到几十万人。自一六五一年（清顺治八年）以来，十三家军经常主动出击，与清军作战，曾经进攻襄阳、彝陵、归州、宜昌等地。一六五八年（清顺治十五年），为了打破清军三路进攻云贵大西军的计划，十三家军不顾长途跋涉，远离基地，先后发动了两次围攻重庆的战役。第一次在一六五八年八月，刘体纯、李来亨、袁宗第联合谭文等，由水道进攻重庆，因为清军吴三桂留兵防守严密，没有得手而退。第二次在第二年（一六五九年，清顺治十六年）一月，十三家军以谭氏三兄弟为先头部队，“战舰蔽江，势甚猖獗”[48]，包围了重庆。因为发生原明军官内讧，谭宏、谭诣杀死谭文，投降清军，致使农民军还未赶到而局势已变，不得不半途折返。两次围攻重庆的战役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战果，但它牵制了部分清军，阻止其南下，支援了李定国大西军的斗争。

大西军失败和南明王朝覆灭后，清统治者能够腾出手来，对付仅存的夔东十三家军了。一六六一年（清顺治十八年）川陕总督李国英献“合营进剿”策。清统治者集中清军主力三十万，以权臣鳌拜之弟穆里玛为'靖西将军、图海为定西将军，和总督李国英等率领，分兵三路围攻夔东十三家军抗清基地。一六六二年（清康熙元年）开始，调兴安、郧阳兵为一路，攻打房县、竹山；调四川兵为一路，进攻夔州、建始、巫山、大宁、大昌；调荆州、宜昌兵为一路，进攻远安、兴山、巴川、归州。显然，清军以主力三十万投入一隅之地，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农民军孤立无援，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战，刘体纯、郝摇旗、袁宗第等身经百战的主要将领，都先后牺牲了。[49]许多地区也被清军占领，尤其原明朝军官、异己分子的叛变投降，更加深农民军的被动局面。虽然李来亨在房县七里坪大败清军，取得很大胜利，但终究是孤军相拒，被围困在兴山县西的茅麓山上。李来亨凭借有利地形，路径悬绝，高险难攻，继续与清军鏖战，英勇不屈。一直到一六六四年（清康熙三年）九月，清军利用叛徒引兵从后山攀上，攻进山寨。李来亨终因粮尽援绝，无力挽救危局，全家自焚，壮烈牺牲。[50]一军三万余人，除百余人被俘外，没有一个投降的，表现了农民阶级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坚毅不屈的精神。

夔东十三家军的抗清斗争，正处在全国抗清斗争趋向低潮时期。清王朝从军事、政治、经济多方面对全国的统治逐步形成。巴东僻处一隅，孤立无援，经不起清军主力的围剿，事实上也无法完成抗清这个任务。但是李来亨等领导的这支农民队伍，继承了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英勇斗争的传统，坚决反抗清王朝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他们摒弃了南明政权的各种羁绊和束缚，独立地掌握和指挥军队，在抗清基地内，执行有利于人民的各项政治经济政策，继续保持农民起义军的本色。所以这支部队能够在川陕鄂边界，坚持战斗达十多年之久，这是难能可贵的。

注释

[1]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四。

[2]周嘉谟：《查沐氏田庄册疏》。

[3]周嘉谟：《查沐氏田庄册疏》。

[4]邵廷寀：《西南纪事》卷十二，《孙可望》。

[5]佚名：《蜀记》。

[6]参见邵廷寀：《西南纪事》卷十二。

[7]参见佚名：《滇南纪略》，转引自郭影秋：《李定国纪年》。

[8]李天根：《爝火录》卷十七。

[9]郭影秋：《李定国纪年》，九四页。

[10]佚名：《滇南纪略》；丁大任：《永历纪事》，转引自郭影秋：《李定国纪年》。

[11]佚名：《滇南纪略》；丁大任：《永历纪事》，转引自郭影秋：《李定国纪年》。

[12]佚名：《滇南纪略》；丁大任：《永历纪事》，转引自郭影秋：《李定国纪年》。

[13]佚名：《滇南纪略》；丁大任：《永历纪事》，转引自郭影秋：《李定国纪年》。

[14]佚名：《滇南纪略》；丁大任：《永历纪事》，转引自郭影秋：《李定国纪年》。

[15]黄宗羲：《永历纪年》。

[16]参见叶梦珠：《续编绥寇纪略》卷二。

[17]何是非：《风倒梧桐记》，转引自郭影秋：《李定国纪年》，九二页。

[18]参见叶梦珠：《续编绥寇纪略》卷二。

[19]转引自郭影秋：《李定国纪年》，九七页。

[20]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卷十一。

[21]叶梦珠：《续编绥寇纪略》卷二。

[22]丁大任：《永历纪事》，转引自郭影秋：《李定国纪年》。

[23]徐鼒：《小腆纪传》卷三十七。

[24]瞿昌文：《虞山集》卷十下。

[25]瞿昌文：《虞山集》卷十下。

[26]瞿昌文：《虞山集》卷十下。

[27]参见雷亮功：《桂林田海记》，转引自郭影秋：《李定国纪年》。

[28]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四；《衡州府志》卷二十九。

[29]李寄：《天香阁随笔》卷一。

[30]李寄：《天香阁随笔》卷一。

[31]黄宗羲：《永历纪年》。

[32]查东山：《东山国语·粤徼语》，转引自郭影秋：《李定国纪年》，九二页。

[33]王夫之：《永历实录》。

[34]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

[35]杨英：《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

[36]邵廷寀：《西南纪事》卷十。

[37]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四。

[38]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五十二。

[39]《东华录》，顺治十四年十二月。

[40]《清世祖实录》卷十三。

[41]叶梦珠：《续编绥寇纪略》卷四。

[42]张允炘：《湖北通志》，《武备志》。

[43]参见王夫之：《永历实录》，《李来亨传》；彭遵泗：《蜀碧》卷四。

[44]参见费密：《荒书》；同治修《宜昌府志》卷十。

[45]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四，《李来亨传》。

[46]参见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四，《李来亨传》；高维岳：《大宁县志》卷五；张允炘：《湖北通志》卷六十九。

[47]高维岳：《大宁县志》卷五。

[48]《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

[49]参见彭遵泗：《蜀碧》卷四。

[50]参见光绪《兴山县志》卷十六，《茅麓山记》。

第四节　郑成功领导的抗清斗争和收复台湾

一、郑成功领导的抗清斗争

把抗清斗争坚持到最后的是郑成功领导的海上武装。

郑成功（一六二四年至一六六二年，明天启四年至清康熙元年），原名森，字大木，是郑芝龙的儿子。少年读书，考中了秀才。后来得到南明隆武帝的赏识，赐姓朱，改名成功，因此被称为“国姓爷”。郑芝龙降清，郑成功苦劝不听，遂率部拒降，“不受诏、不剃头，其意如山”[1]，在广东南澳招兵买马，组织义军，打出“背父救国”的旗号，坚持抗清斗争，先奉隆武后奉永历的年号。

一六四七年至一六四九年（清顺治四年至六年），郑成功率领海上义师，连破福建的同安、海澄、漳浦并攻克泉州、闽南沿海一带地方，进据金门、厦门，在金厦地区建立抗清基地。厦门在明朝称中左所，郑成功占据后改名为思明州，设立“六官”分理庶政，健全行政机构，团结各方面的抗清力量。金厦地区的社会秩序得到相对的安定，海外贸易有所发展。各地商民集中到思明州，“井里烟火，几如承平时景象”[2]。抗清义师也迅速壮大，势力扩大到广东的潮州、潮阳、惠来、揭阳一带。

一六五二年（清顺治九年）大西军掀起反清高潮，郑成功率兵十万，攻进海澄、长泰、漳州、漳浦等地，遥相呼应，声势大振。一六五三年（清顺治十年），为了接应李定国进军广西，郑成功派水师南下至潮州，又与鲁王旧臣张名振合师北上，入长江，驻军于崇明岛。次年（一六五四年，清顺治十一年），李定国约郑成功会师广东，共攻新会，因郑成功所遣部将失期，会师的计划没有实现，李定国战败，退回广西。一六五五年（清顺治十二年），张名振再入长江，破仪真，泊舟金山，遥祭明孝陵。此后，郑成功一直在福建沿海作战，屡败清军，期待着和李定国一起北伐，“卷甲长驱，鼓行迅击。首尾交攻，共焚济河之表；表里合应，立洗腥羶之穴。然后扫清宫阙，会盟畿辅，岂不大符夙愿哉”[3]。另外，张名振死后，余部由张煌言率领，和郑成功密切合作。李、郑、张以及刘体纯、郝摇旗、李来亨的夔东十三家军这四支武装力量转战于山区海岛，历尽艰辛，不屈不挠，互相支援，始终高举着抗清的旗帜。

郑成功画像（黄梓绘）

一六五八年（清顺治十五年），清兵大举进攻西南地区的李定国军，郑成功、张煌言认识到自己与李定国军休戚与共的关系，为了解救西南的危急局势，举兵攻浙江沿海，准备入长江，不幸在海上遇到飓风，覆舟丧师，被迫撤退。但郑、张不因失败而气馁，在作了充分准备以后，于一六五九年（清顺治十六年）六月又大举北伐。郑成功为招讨大元帅，张煌言为监军，率十七万水陆大军，兵分八十三营。部队在崇明岛登陆，七月至焦山，破瓜州，攻克了长江的重要门户镇江，围困南京。张煌言率一路军沿江而上，攻克芜湖，分兵四出，收复了徽州、宁国、太平、池州三十余府、州、县，在广大的江南、皖南地区再一次点燃起抗清的烽火。当地人民欢呼雀跃，“箪食壶浆”，“纷纷来附”[4]。攻克芜湖的张煌言的部队，“军不满千，船不满百，但以大义感召人心。而义师所至，禁止抄掠，父老争出，持牛酒犒师，扶杖炷香，望见衣冠，涕泗交下，以为十五年来所未见”[5]。人民群众以各种形式支持抗清武装，形势十分有利。

这一事件极大地震动了全国，清顺治帝认为局势紧迫，甚至准备亲自出马进行镇压。[6]可是，郑成功骄兵轻敌，满足于附近州郡望风归附，扬言“属邑节次归附，孤城绝援，不降何待”[7]。认为南京指日可下，可以不费什么气力了。清朝总督郎廷佐困守南京城内，无力抵抗，假装要和郑成功谈判投降，郑成功误信了诡计，竟拖延了两个月之久，没有及时以全力攻取南京。将士们顿兵坚城，无所事事，认为大功即将告成，竞邀游江上，“日夜张乐歌舞”[8]，“释戈开宴，饮酒捕鱼为乐”[9]。清将梁化凤趁着南明军战斗意志松弛的时机，率兵从南京城内突然出击，南明军战败。郑成功的主要将领甘辉被俘牺牲，全军大乱，纷纷溃退。郑成功立脚不住，仓促退出长江，返回厦门。张煌言在皖南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清军全力对他进攻，所得城镇，又被清军占领，军队被击败四散。最后，张煌言只身从山间小路逃到浙东天台，图谋再起，但力量消耗太大，不再能有所作为了。一六六四年（清康熙三年）八月，张煌言在海岛上被清军逮捕，十月英勇就义于杭州。

郑成功北伐江南的失败，陆军几乎损失半数，仅手下将领就牺牲了数十人。回到厦门，正待重整旗鼓，清军已尾随追击，企图一鼓作气把这支抗清力量彻底消灭。一六六〇年（清顺治十七年）五月，郑成功经过半年的休整和补充，在漳州海门港大败清军的围攻，清安南大将军达素仓皇逃走，缴获船只甚多。这一战的结果，恢复了士气，扩大了部队，保证郑成功有足够的力量去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

郑成功领导的义师退出江南以后，清统治者为了防范这支部队再次北伐，以便最后消灭它们，一六六一年（清顺治十八年）发布“迁界令”，命令从山东到广东的沿海居民，内迁三十里。渔舟商舟禁止出海，田园荒芜不得耕种，人民性命财产受到不可估量的损失。

当时，清朝在北方已经形成统一的局面。西南地区以李定国为首的大西军抗清斗争，也转入低潮，清统治者可能集中更多兵力，对付东南一角的厦门。面对这种局势以及把外国殖民侵略者赶出中国的爱国主义思想的激励，一六六一年二月，郑成功“集诸将密议曰……我欲平克台湾以为根本之地，安顿将领家眷，然后东征西讨，无内顾之忧。并可生聚教训也”[10]。于是决定暂避清军的攻击，收复海岛台湾，作为积蓄力量，继续抗清的基地。

二、郑成功收复台湾，驱逐荷兰侵略者

台湾是我国东南海上的一大岛屿，隔海与福建相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几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台湾和大陆即有共同的文化联系。汉代台湾和澎湖列岛称为夷洲或澶洲[11]，三国及隋唐时，祖国大陆人民常往来于台湾。从唐、五代至宋元，东南沿海特别是福建人民，渡海至台湾定居的更加多起来。高山族人民和汉族人民对台湾的开发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和大陆人民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血缘亲支等方面，都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宋时台湾及澎湖列岛隶归福建泉州晋江县。元朝曾在澎湖设立巡检司，管辖澎台，进一步加强对台湾的管理。明朝仍设巡检司，并派兵汛守澎湖。明末天启时，大陆流民大批移入，郑芝龙就曾组织福建饥民数万移居台湾。[12]

但是，十七世纪横行东方的殖民主义者荷兰，从一六〇四年（明万历三十二年）起，多次对台湾、澎湖进行侵略，被我国军民击退。一六二四年（明天启四年），荷兰殖民者侵入台湾西南的海港鹿耳门，在沙洲上修建台湾城（热兰遮城，今安平）。第二年（一六二五年，明天启五年）侵占新港社、蚊港，并用谎言和十五匹粗布骗取了大片土地，修建了赤嵌城（普罗文查城，今台南）。一六四二年（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又从西班牙殖民者手里，夺取了台湾北部的鸡笼（基隆）、淡水。

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对我国台湾人民实行残暴的殖民主义统治。它把若干户台湾人民编为一小“结”，若干小“结”为一大“结”，指定“结”首管理，层层钳制。又把台湾的全部耕地据为己有，以“王田制”的名义，强迫农民交纳苛重的地租。每甲土地（约合十一亩）所交地租，“上田十八石，中田十五石六斗，下田十二石二斗”[13]。凡七岁以上的人，每年要交纳人头税荷币四盾。又大肆掠夺台湾的土产，每年运往日本出售的砂糖达七八万担，鹿皮五万张，仅从这项贸易中获利就有三十万盾之多。荷兰侵略军还在各地进行征伐，灭绝人性地烧抢屠杀。一个参与这种征伐罪行的瑞士军官写道：“我们四队人同时开枪、击鼓、吹号，使他们（指中国居民）非常惊骇。我们的大炮，尤其使他们恐慌，因为他们大多数未曾听见过枪炮之声。有许多‘蛮人’给我们打死了，他们惨叫哀号，惊慌失措，纷纷逃出屋外……有些人在逃走时被我们击伤了……我们在那里停留了三天，然后放火烧掉一切。”[14]荷兰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正像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所指出：“荷兰——它是十七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营殖民地的历史，‘展示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他们走到哪里，那里就变得一片荒芜，人烟稀少。”[15]遭受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完全证实了马克思这个论断的无比正确。

荷兰殖民者还要把台湾作为侵略我国大陆的跳板。一六三三年（明崇祯六年）至一六三四年（明崇祯七年），他们从台湾侵入福建沿海的厦门、诏安一带，“大肆焚掠”，“劫掠甚惨”[16]。对于在福建沿海坚持抗清的郑成功义师，殖民者视为他们继续扩大对中国大陆侵略的最大障碍。为此，“福摩萨（即台湾）长官和评议会建议攻击国姓爷的基地”[17]。侵略者认为，如果把郑成功的义师消灭掉，他们“就会更加兴旺”，“就会在中国牢牢扎根”[18]。这些自白，充分暴露了殖民主义者贪婪、侵略的本性。因此，收复台湾，维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完整，反对把我国沦为殖民地，完全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郑成功实践了这一符合人民愿望的行动，这是他一生中最光辉的事业。

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和反侵略斗争传统的台湾人民，从荷兰殖民者侵略开始就进行反抗斗争。规模较大的有一六二四年、一六二九年（明崇祯二年），特别是一六五二年（清顺治九年）郭怀一领导的人民反侵略起义。虽然这些起义前后被残酷镇压下去，但台湾人民反对荷兰殖民者侵略的斗争从未停息，他们是郑成功收复台湾最可靠的支持力量。台湾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着郑成功领导的反荷兰殖民者的斗争。

一六六一年（清顺治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郑成功率军二万五千人由金门料罗湾出发，次日抵澎湖。四月二十九日到达台湾鹿耳门。荷兰殖民者事先已设防备，抢掠和屯贮了大批粮食，修筑炮台，堵塞航道，并严禁商船、渔民出海。但是，郑成功得到台湾人民的热烈拥护，台湾商人何廷斌痛恨荷兰殖民者的蹂躏骚扰，向中国军队提供情报和地图，又引导中国军队绕越荷军炮台和航道中的淤浅险阻，在北线尾岛和禾寮岛迅速登陆。台湾的汉族和高山族人民一听到祖国军队到来，纷纷前来欢迎、帮助。据中外记载：中国军队靠近海岸，“随即有几千中国人出来迎接他们，用货车和其他工具帮助他们登陆”[19]。“各近社土番头目俱来迎附”，“南北路土社（即高山族人民）闻风归附者接踵而至”，“土民男妇壶浆迎者塞道”[20]。这样，中国军队很快就站住了脚，开始了收复台湾的战斗。

中国军队从海陆两方面，予荷兰殖民军以沉重的打击。在海战中，他们用木船包围荷兰的战舰，击沉荷兰的主要舰只海克托号，迫使荷兰殖民军狼狈逃窜。中国战船控制了台湾海面，切断荷兰侵略者在台湾城和赤嵌城之间的海上交通联系。在陆战中，荷兰殖民军失败更惨。荷军从城堡中出击，被中国军队包抄，受到前后夹攻。侵略军头子汤玛斯·贝德尔和一百一十八名侵略军被击毙。荷军全副武装，有大量大炮火枪，而中国军队只有弓箭和大刀。用这些简单装备战胜握有先进枪炮的侵略者，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坚定不移的立场，显示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

郑成功军是在极端困难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战斗的。为了减轻台湾人民的负担，部队供给只靠大陆运来，部分从荷兰殖民者缴获补充，同时屯田开垦，发展经济，安定社会秩序。部队规定：“不准搅扰土社”[21]；“不准混侵土民及百姓现耕物业”[22]等等。台湾人民踊跃参加斗争，配合郑成功军驱逐侵略者。据荷兰侵略者的记录，“好些居住山区和平原的居民及其长老，还有几乎所有住在南部的居民都投降了国姓爷。每位长老赏到一件浅色丝袍、一顶有金色顶球的帽子和一双中国靴。这些家伙如今辱骂起我们努力传播给他们的基督教真理……他们听到国姓爷来了的消息，就杀了一个我们荷兰人”[23]。“他们反而反对我们，拿了船上的桨和棒来打我们，夺了（荷兰）伍长的军刀，在他的头上打了几处创伤”[24]。

在台湾人民的支持和配合下，郑成功军大获全胜。荷兰侵略者退缩到两个据点——赤嵌城和台湾城，妄图依据城堡工事作垂死顽抗。郑成功率部首先包围赤嵌城，并向荷兰殖民者重申，“该岛一向属于中国的……自应把它归还原主”。“如果你们仍旧不可理喻，违抗我的命令……那么我将立即……下令攻取你方城堡”[25]。在反侵略军大义凛然、勇猛刚强的气势面前，守城的荷兰殖民军被迫投降，撤出赤嵌城。郑成功部队随即又包围了殖民者的统治首府台湾城。当时，郑成功考虑“以台湾孤城无援，攻打未免杀伤”，决定“围困俟其自降”[26]。一直到第二年春天，尽管荷兰殖民者采取种种手法，或是用“谈判”拖延时间，或是乞求援兵解围，甚至妄图勾结清军合攻郑成功部队等等。所有这些，都没有动摇郑成功收复台湾、把外国侵略者赶出我国领土的决心。侵略者是不打不跑的，在围困八个多月之后，郑成功决定采取攻势，给贪婪成性的荷兰殖民者以严惩。

一六六二年（清康熙元年）一月，中国军队的大炮轰响了。台湾城附近的防御工事被摧毁殆尽，缩小了对侵略者的包围圈。城内的荷兰殖民军，在被包围的近九个月内，饿死战死达一千六百多人，有战斗力的士兵只剩下六百名。[27]他们的外援毫无希望，即使有援军抵台湾也无法登陆。危在旦夕走投无路的侵略者才不得不放下武器，荷兰殖民军头子揆一（Frederick Coyett）决定“立即写信通知国姓爷，我们愿意和他谈判，在优惠条件下交出城堡”[28]。一六六二年二月一日，荷兰殖民者在投降书上签名。郑成功对投降缴械的侵略者采取宽大政策，照顾他们的生活，允许带走个人财产。就这样，荷兰殖民军头目“揆一降成功，成功纵其归国，台湾平”[29]。荷兰侵略者对我国台湾三十八年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美丽的宝岛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

这一伟大斗争的胜利，把“十七世纪资本主义的标准国家”、东方的殖民霸主荷兰侵略者驱逐了出去，严重地打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凶焰，鼓舞了亚洲及其他地区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这是世界上反殖民主义斗争前所未有的创举，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荷兰侵略者向郑成功投降图

台湾收复以后不久，郑成功于一六六二年六月二十三日病逝。他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民族英雄，为保卫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作出了辉煌的贡献。同时，郑成功在台湾短短的时间内，努力安定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派士兵在各地垦荒，实行寓兵于农的政策。又严格约束士兵，保护高山族的利益，给他们送去耕牛、农具，传授耕作技术。高山族在他的帮助下，“勤稼穑，务蓄积”、“比户殷富”[30]。郑成功不仅是反对外国侵略的英雄，又是团结各民族，发展生产，开发祖国台湾的先行者。

注释

[1]《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

[2]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三。

[3]郑成功致李定国信函，转引自杨英：《从征实录》。

[4]许浩基：《郑延平年谱》。

[5]全祖望：《鲒琦亭集》卷九，《鄞张公神道碑》。

[6]参见徐鼒：《小腆纪年》卷十九；彭孙贻：《靖海志》卷三。

[7]杨英：《从征实录》。

[8]彭孙贻：《靖海志》卷三。

[9]徐鼒：《小腆纪年》卷十九。

[10]杨英：《从征实录》。

[11]参见《后汉书》卷一一五，《东夷列传》。

[12]参见黄宗羲：《行朝录》卷四，《赐姓始末》，见《国粹丛书》。

[13]连横：《台湾通史》卷八。

[14]［瑞］赫波特：《爪哇、台湾、前印度及锡兰旅行记》，转引自《郑成功研究论文集》，三〇二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820页。

[16]《重纂福建通志》卷二六七，《明外纪》。

[17]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城日志》，一六六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18]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城日志》，一六六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19]［荷］揆一：《被忽视的台湾》卷下。（C.E.S.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20]杨英：《从征实录》。

[21]杨英：《从征实录》。

[22]杨英：《从征实录》。

[23]《热兰遮围城日记摘录》，一六六一年五月十七日。

[24]［瑞］赫波特：《爪哇、台湾、前印度及锡兰旅行记》。

[25]［荷］揆一：《被忽视的台湾》卷下。

[26]杨英：《从征实录》。

[27]参见《燕·克洛夫牧师写给锡兰巴尔道牧师的信》，见甘为霖：《台湾岛基督教会史》，第一卷。

[28]［荷］揆一：《被忽视的台湾》卷下，《可靠证据》。

[29]夏琳：《闽海纪要》卷二；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卷二。

[30]郁永河：《采硫日记》卷中。

第三章　清朝建立对全国的统治及早期的统治政策

经济是基础，政治、法律制度和各项政策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清朝入关后，并没有、也不可能根本改变关内广大汉族地区的经济关系，因此，它的政权建设和各项政策只能根据入关后所碰到的经济关系和实际需要，逐步进行调整和改革，建立一个与汉族地主阶级联合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权。制度和政策是统治阶级利益和意志的集中反映，但它受客观条件所制约，而不能脱离客观实际。清朝统治者为了要长久统治下去，只能适应广大汉族地区的经济关系和实际需要，通常所说的“清承明制”，其实际内容和意义即在于此。

有三种矛盾制约着清初的政权建设和政策措施。

第一种矛盾是广大汉族地区已进入封建后期的经济政治关系与满族所处早期封建农奴制的矛盾（满族还带有浓厚的奴隶制残余以及原始的军事民主制），究竟是把关内广大地区的经济、政治拉向后退，迁就满族所处社会发展阶段？还是适应关内地区的形势而迅速跃进？社会制度的矛盾对满族贵族提出了相反的两种要求，使得清朝统治核心中形成两种明显对立的政治趋势。这两种要求、两种趋势对立斗争，此长彼消表现为清初制度和政策中时而前进、时而后退，时而兴举、时而废革的矛盾性和摇摆性。

第二种矛盾是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满族是少数民族，其统治者为了要统治全中国，不得不在政治上把自己打扮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代表者，不得不和人数众多的汉族地主阶级结成联盟，建立像明朝那样的专制主义封建政权。但是，满族亲贵又必须防止和抑制汉族地主官僚势力过分强大，以保持自己的权力地位。清朝对汉族地主采取笼络和压制相结合的政策，而笼络是其主要的一面。

第三种矛盾是入关后军事和政治斗争的暂时需要与长久的统治利益之间的矛盾。清初的统治者把建立持久的全国性统治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也懂得稳定秩序、发展生产、减轻赋税、缓和各种矛盾的必要性，他们不断地颁发动听的诏书、命令，向人民和汉族地主许下种种诺言，但是长期的军事斗争和内部保守势力限制了他们采取行动的范围，使他们的大部分诺言化为泡影。

这样，清初的制度和政策显示出十分矛盾复杂而摇摆不定的情形。但是，应该指出：它的长期趋势是在努力适应统治广大汉族地区的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趋势更加肯定、明确。满族的最高统治者多尔衮、顺治帝、康熙帝保持了一定的朝气和较为清醒的头脑，排除了种种阻力和干扰，逐步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这是清初取得军事胜利的关键。当清朝统治者建立各种制度、制定各种政策的时候，南方的抗清斗争风起云涌。双方军事上的胜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经济方面的竞争。清朝统治者在调整、改革制度、推行政策的过程中既保持了前进的势头，又保持了内部团结。这样，它就能够在广大地区上逐步建立较为稳定的统治，有效地支持了前方的战争，击败了局面狭小、力量分散而又内部腐败的南明政权。到康熙击败三藩叛乱以后，以满族亲贵为核心的、联合汉族地主阶级的专制主义封建政权已极大地稳定巩固下来。

第一节　以满族贵族为核心的满汉地主阶级政权的建立

一、维护满族贵族特权的措施

清入关以后建立的全国性政权，是以入关前的政权机构、政治制度为基础，进一步采取明朝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并努力保护满族贵族的特权。由满族亲贵垄断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拥有很大权力，其成员“皆以满臣充之”，“半皆贵胄世爵”[1]，汉族官僚不能参与，体现了满族贵族在政权中的特权地位。“议政王大臣会议”在清初有“国议”[2]之称，处理国家重大机密的军政事务，其权力远远超过汉族官僚所能参加的各种机构。

议政王大臣会议，设有“议政处”，王大臣于“每朝期，坐中左门外会议，如坐朝仪”[3]。谈迁在《北游录》中说，“清朝大事，诸王大臣佥议既定，虽至尊无如之何”，又说，“六部事俱议政王口定”。康熙时也下令：“凡令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之事，俱系国家重大机密事务，会议之时，理应极其慎密。”[4]这种为维护满族上层政治特权而保持的贵族合议制的遗风越来越不能适应入关以后对广阔而动荡的汉族地区实行有效统治的要求，而专制集权的趋势日益加强。在清朝皇帝与八旗旗主、诸王权力互为消长的斗争中，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不断受到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更加转移到皇帝一人手中。康熙时的南书房拟旨，特别是雍正时设置军机处以后，“议政之权遂微，然犹存其名，以为满大臣兼衔”[5]。到了乾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就干脆取消了“有名无实”的“议政虚衔”，废除了“议政王大臣会议”。

保证满族贵族特权的另一项措施是中枢机构中重用满族的贵族和官僚。虽然，越到后来汉族官僚的数量、地位、权力越加上升，但有清一代，满族贵族始终紧紧抓住中枢机关的权力，不使其旁落。早在一六三一年（明崇祯四年，后金天聪五年）初设六部时，就由满族诸王分别掌管：吏部为多尔衮、户部为德格类、礼部为萨哈璘、工部为阿巴泰、刑部为济尔哈朗、兵部为岳托。[6]以后在皇权与旗主、诸王权力的斗争中，诸王署理部务也几经反复。多尔衮于一六四三年（明崇祯十六年，清崇德八年）摄政后，不久即取消诸王分掌六部，到一六五一年（清顺治八年），复以诸王管六部事，但不久又取消了。在诸王署理部务时，实际上是“一人主之”，部中其余满汉各官只能“相随画诺，不复可否……一切皆惟所命”[7]。在罢诸王管六部事以后，部中事务仍由满族官僚主管，各部尚书开始只有满尚书而无汉尚书，汉族官僚在各部中只能任低于尚书的侍郎。各部中“尚书止满洲一人，左右侍郎凡事皆束于格……而不敢言”[8]。一六四八年（清顺治五年），设六部汉尚书，但部中大权仍掌握在满尚书手中。清朝为了拉拢汉族地主，任用汉族官僚时以“不分满汉，一体眷遇”相标榜，实际上满汉统治者的合作，并不是一种平等关系，更不是平分政权。在中央，能够接近皇帝的汉族官僚是少数，而“满官左右御前，时领圣谕”[9]，“汉官思觐龙光而不可得”[10]。尤其在多尔衮死后，清朝最高统治者更加维护满臣的统治地位，顺治自己就承认，“朕自亲政以来，各衙门奏事，但有满臣，未见汉臣”[11]。平时接近皇帝的是满臣，在中央各级机构中掌实权的也是满臣。“向来各衙门印务，俱系满官掌管”[12]，到康熙时，同样是“满臣权重，汉六部九卿奉行文书而已。满人謦欬，无敢违者”[13]。

在整个清朝统治期间，满族贵族总是极力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防止汉族官员的侵犯。一六五三年（清顺治十年），詹事府少詹李呈祥提出“部院衙门，应裁去满官，专任汉人”的建议。这是对满族贵族特权地位的一次挑战。结果，被皇帝认为是“大不合理”，斥之为“妄言”，李呈祥因此受到流徙盛京的处分。这一年四月，在处理一桩案件时，又发生了吏部尚书陈名夏、户部尚书陈之遴等二十八名汉官与满官意见分歧的事件，于是这二十八名汉官被召集到午门严加训斥，认为出现意见分歧是汉官“心志未协”、“不务和衷”，对满官的意见“恒见乖违”所造成的，并给以罚俸、降级的处分。

满族贵族不仅采取一定的机构和制度，把“首崇满洲”的特权地位固定下来，而且通过一些措施企图把这种特权地位永远继续下去。如世袭，“国初开创勋劳不论阶次，咸世袭罔替”[14]。一六四八年规定：“满洲官员开国以来，屡世从征，劳绩久著……实授官员一概给与世袭诰命。”[15]通过世袭的规定，满族贵族已经取得的特权地位，可以直接传给子孙后代。对宗室、王公、贵族的子弟，还有各种取得高官显位的规定。一六四七年（清顺治四年）规定侍卫制度：“在京三品以上，及在外总督、巡抚、总兵等，俱为国宣力，著有勤劳……各准送亲子一人，入朝侍卫，以习本朝礼仪，朕将察试才能，授以任使。”[16]规定中虽然也包括了汉族官僚的子弟在内，但对上三旗的子弟，另眼相看，待遇格外优渥，因“镶黄、正黄、正白三旗，皆天子自将之军，爱选其子弟，命曰侍卫，用备宿卫侍从”；在侍卫中又以御前侍卫最为尊贵，“多以王公胄子勋戚世臣充之，御殿则在帝左右，扈从则给事起居，满洲将相，多由此出”[17]。因此，八旗子弟与汉族子弟不同，并不专靠科举考试为仕进之阶。

满族贵族在维护自己的阶级特权时，总是极力把自己粉饰成代表整个满族的利益，极力保持民族的差别，提倡满族的衣冠、骑射、语言、文字等等本民族的风俗习惯。满族贵族时存警惕之心，极力避免占人口少数的满族，淹没和被同化于广大的汉族之中。保持本民族的特点与所长，设置民族之间的障壁，加深心理上的隔阂，目的正是维护满族贵族的统治地位。满族擅长骑射，保持满洲八旗军队的作战能力，就能保持政治上的统治权。“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18]，故于每年都要出猎二三次，以练习骑射。为便于骑射，满族有自己的衣冠服式，强令汉族人民辫发衣冠，作为归附满族统治的象征。为了保存旧制，抵制汉俗，又不许满汉通婚，令宗室子弟“专习满书”，停止学习汉文汉书。但是，满族入关以后，杂居于汉族地区，满汉民族的融合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满族人口很少，经济发展又落后于汉族，不管自觉或不自觉地要去适应汉族比较高的“经济情况”，经过长期的历史过程，在生活习惯和语言等各方面必然会越来越多地接受汉族的影响而使满汉之间的差别逐渐消失。一六五四年（清顺治十一年）的上谕中，就提出“习汉书入汉俗，渐忘我满洲旧制”[19]的警告；后来又说，“今见八旗人民崇尚文学，怠于武事，以披甲为畏途，遂致军旅较前迥别”[20]。这种“汉化”的趋势越来越显著，到康熙末年，盛京地方已经出现因“旗民杂处，以至满洲不能说满话”[21]的现象。乾隆时甚至连满族宗室也“不能以国语（指满语）应对”。

满族贵族极力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标举和贯彻“首崇满洲”的民族统治的原则，这当然会使满汉地主阶级之间长期发生嘁嘁喳喳的矛盾。但是，满族贵族为使自己相对微弱的力量有效地稳固地统治广大的汉族地区，又不得不拉拢和利用汉族地主阶级，极力保持与汉族地主的联盟，以共同剥削和镇压各族的劳动人民。清朝政府实质上是以满族贵族为核心的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在它整个统治期间，满汉地主之间的联合是主要的、经常的，矛盾是次要的、暂时的。这一点正是清政府能够维持统治将近三个世纪之久的主要原因。

二、对汉族地主阶级的笼络与控制

满族统治者在入关以前已确定了笼络和利用汉族降官、降将的基本方针。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重用范文程、宁完我、洪承畴等文士降官以及李永芳、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明朝降将。在清朝和明朝的长期战争中，这些降官、降将为满族贵族出了很大的力，成为清朝不可缺少的依靠力量。入关以后，关内广大地区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满汉统治阶级之间既存在着争夺全国政权的权力冲突，也存在着镇压农民起义的利害一致，汉族地主阶级中发生了更大的分化。一部分汉族地主力求恢复明朝统治，维护自身利益，起而反抗清朝，并走向和农民军余部合作；另一部分汉族地主，遭到起义农民的沉重打击，转而求助、托庇于清朝的统治下。对于满族统治者来说，为了要统治人数众多的汉族及其他各族人民，执行了对汉族地主竭力笼络并加以控制、利用的政策，以扩大和增强自己对全国进行统治的力量基础。

满族贵族进入北京，以“复君父仇”来号召，以便把明朝文官武将的仇恨和打击力量集中到农民起义军身上。又礼葬明崇祯帝后，造陵墓，令官民服丧三日，表示自己对汉族前政权的“宽大”和“恩礼”，以满足汉族地主对明朝的某些眷恋心理，减少他们对新政权的抵触。又对明朝官吏广泛招徕，“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取贤能，恤其无告”[22]，下令：凡明朝“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其避贼回籍，隐居山林者，亦具以闻，仍以原官录用”[23]。又下令：“凡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不论原属流贼，或为流贼逼勒投降者，若能归服我朝，仍准录用。”在明朝统治下，本来闹得水火不相容的汉族地主阶级的各派系，却在清政府的笼络、控制下，奔走供职，各得其所。原明朝大学士冯铨因谄事魏忠贤而声名狼藉，降清后仍以大学士原衔“入内院佐理机务”。原依附于东林党的陈名夏也深受多尔衮器重而当上了吏部尚书、弘文院大学士，连参加过李自成农民起义队伍的地主阶级分子牛金星父子，在投降清朝以后，也得到任用。

在录用故明官员时，除了以原官留用外，并准许现任官员“举荐”；要求各地方官“凡境内隐迹贤良，逐一启荐，以凭征擢”[24]。对明朝的某些知名官员，还由摄政王多尔衮亲自加以“书征”，如，“以书征故明大学士冯铨，铨闻命即至”[25]。一时故明吏部尚书谢升、户部尚书冯铨、礼部尚书王锋、后来南明福王政权的礼部尚书钱谦益等人，纷纷投靠新政权。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长期以来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孔子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捧为神圣的偶像。因此，满族统治者对孔子的态度，就成为对汉族地主阶级政策的重要内容。满族统治者进入北京后，立即“遣官祭先师孔子”；接着又以孔子的后人“仍袭封衍圣公”；一六四五年（清顺治二年）为孔子加上“大成至圣文宣先师”的头衔，多尔衮并亲自“谒先师孔子庙行礼”。汉族地主阶级“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26]，满族统治者的尊孔活动，对拉拢汉族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起了重要的作用。

科举考试是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通过开科取士，笼络和收买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消除其反抗情绪，是清代初年决定恢复科举考试的重要目的。一六四五年八月，浙江总督张存仁因地方上存在着“反顺为逆者”，建议清朝政府“速遣提学，开科取士，则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念自息”[27]。以开科取士，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张存仁称之为“不劳兵之法”，一语道出了科举考试的作用。同年十一月，范文程也提出：“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宜广其途以搜之。”[28]于是在这一年开始举行“乡试”，接着在一六四六年（清顺治三年）三月，在京“会试”天下举人，以大学士范文程、刚林、冯铨、宁完我为会试总裁宫，四月又举行了“殿试”。

清代初年，汉族地主阶级遭到明末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正当“寇难以来，士子无不破家失业，衣食无仰”[29]之际，满族统治者开科取士，使“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自然得到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拥护。顺治二年，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尚在进行战争的情况下，初次科举时，顺天乡试“进场秀才三千”，使多尔衮惊叹：“可谓多人！”[30]科举考试吸引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汉族地主和知识分子的反抗情绪，也加强了满族统治者的统治力量。

满族统治者还广泛招降和收编汉族的降将、士兵，以加强满族统治者在与农民起义军和南明王朝斗争中的力量，减轻占人口少数的满族，面临统治广大地区所遇到的兵力不足的困难。满族统治者在入关前就有汉军八旗的建立，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以及后来的洪承畴、吴三桂皆隶属汉军旗，其中吴三桂功高势重，帮助满族统治者征四川、云南、贵州、广西，镇压了张献忠农民起义军的余部，最后结束了南明的桂王政权。汉军八旗都是汉族人员，但采用满洲八旗的组织形式，具有满汉结合的特点。利用八旗的汉族官僚向各地进行招抚，起到了满族统治者所不能起的作用。清朝前期的地方督抚大多是汉军旗人。清初，以张存仁（汉军镶蓝旗）招抚晋豫浙闽等地，镇压榆园军，后授以直隶、山东、河南总督。以孟乔芳（汉军镶红旗）为陕西总督，招抚陕西各地，镇压回民起义。以洪承畴（汉军镶黄旗）招抚南方，录用了大批汉族官僚，镇压各地零散的起义队伍，“江南湖海诸寇俱削平”；后又以洪承畴经略湖广、江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西南底定皆其功也”[31]。汉军旗成为加强清朝统治不可缺少的力量，尤其在地方上，从清代初年到清代中期，以满洲八旗驻防各要地的同时，一直很重视对汉军旗的依靠。据统计，顺治、康熙、雍正时期的地方督抚，“八旗人员之任督抚者，汉军十居其七，满洲十居其三，蒙古仅二人”[32]，具体说明了汉军旗在巩固清朝统治中所起的作用。

笼络汉族官僚、地主阶级的政策，是以维护满族统治者的领导地位，巩固清朝的统治为目的，因此，笼络是与压制相结合的。在不同的时间对不同的对象，政策会有所不同，会有所侧重。由于各地区，汉族地主阶级的处境不同，对清朝统治者的态度在一定的时期内，也存在着差异。大体上，明末农民起义军所过地区，地主阶级遭到严重打击的，很多地主、官僚较快地归附了清朝统治者，对清朝统治者实行的广为录用的政策“莫不大悦”，表示感恩戴德。至于清军一时尚未到达的南方各地，因南明鲁王、唐王、桂王等抗清政权的相继存在，加以清朝统治者采取了强行薙发、“屠城”等落后、野蛮的措施，造成一部分汉族地主在一定时间内，对清朝统治者的对抗态度。另外，在清朝的统治尚未巩固时，对汉族官僚、地主多“以宽大为治”，而在清朝的统治逐步巩固后，态度也就随着严峻起来。

根据汉族官僚、地主对清朝统治的不同态度，一六四六年六月，清朝统治者发布谕令：“将前代乡宫、监生名色，尽行革去，一应地丁钱粮，杂泛差役，与民一体均当，朦胧冒免者，治以重罪。”[33]原来，明代地主阶级享有各种剥削和压迫农民的政治、经济特权，其子弟为举人、监生、生员的，也能享有优免一定数量差粮的待遇；不仅现任的各级官吏“私派横征，民不堪命”，就连“缙绅居乡者，亦多倚势恃强，视细民为弱肉，上下相护，民无所控诉也”[34]。清朝政府颁布这项谕令时，已经控制了北方和长江流域一带地方，但在西北地区还有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在东南一带有明朝官僚、地主拥立的鲁王、唐王政权，进行抗清斗争，一部分汉族官僚、地主还处于与清朝统治者对抗的状态。因此，谕令主要针对汉族官僚、地主中的两部分人：一是不肯与清朝统治者合作，尚未归附的，即“直隶及各省地方，在籍文武，未经本朝录用者”，仍然依靠明代以来地主阶级的特权横行不法，“武断乡曲，冒免徭赋”；另一部分是“闽广蜀滇等处地方，见任伪宫”，即参加了抗清斗争的明朝官僚、地主，“阻兵抗顺，而父兄子弟，仍倚恃绅衿肆行无忌”[35]。清朝统治者，将他们依靠明朝政权取得的特权加以限制，取消了“乡官”、“监生”的身份，这是清朝统治者在笼络汉族地主阶级的同时，对他们的利益和特权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

一六五七年（清顺治十四年），清朝统治者以顺天、江南等地科举考试舞弊事件为借口，对汉族官僚、地主阶级进行了一次比较大规模的压制。这是清朝统治者入关以后，对待汉族官僚、地主阶级政策上的重要事件，成为后来以案、狱压制汉族官僚、地主、知识分子的开端。这次科场案所涉及的主考官、考官、举人等被处以斩、绞和流徙，家产籍没，甚至连父母兄弟妻子也被流徙到尚阳堡和宁古塔。据记载说，“凡南北举子皆另覆试。北场（指顺天）为先，天子亲御殿前，士子数里外携笔砚，冰雪僵冻，立丹墀下，顷刻成数艺，兵番杂沓以旁逻之，如是者三试而后已”；“是役也，师生牵连就逮，或就立械，或于数千里外锒铛提锁。家业化为灰尘，妻子流离，更波及二三大臣，皆居间者，血肉狼藉，长流万里”[36]。

一六六一年（清顺治十八年），江南苏松常镇四府又发生了奏销案。这时，清朝的统治已渐巩固，南明诸王的抗清活动，已先后被扑灭；农民起义军的大规模抗清斗争，也已接近尾声。但在江南的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以朱明为正统的民族意识还很浓厚，加上清朝对这里的赋役剥削比较重，“江南赋役，百倍他省，而苏松尤重”，常是“旧赋未清，新饷已近，积逋常数十万。时司农告匮，始十年并征，民力已竭，而逋欠如故”[37]。朱国治为江宁巡抚后，将拖欠赋役的地主、绅士等，造册上报，册上“悉列江南绅衿一万三千余人，号曰抗粮。既而尽行褫革，发本处枷责，鞭扑纷纷，衣冠扫地。如某探花欠一钱，亦被黜，民间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结果秀才、举人、进士，凡钱粮未完者，皆被革去功名出身，现任官则降二级调用，一时间“仕籍、学校为之一空”[38]。由于这次对汉族地主士大夫的打击，造成“苏松词林甚少”[39]的状况，经过近二三十年的恢复，到康熙中期才有所好转。

注释

[1]昭梿：《啸亭杂录》卷二。

[2]谈迁：《北游录》，纪闻下。

[3]昭梿：《啸亭杂录》卷二。

[4]《清圣祖实录》卷三十一。

[5]昭梿：《啸亭杂录》卷二。

[6]参见《清史稿》各传。

[7]赵翼：《簷曝杂记》卷二。

[8]向玉轩：《请罗人才备大僚疏》，见《皇清奏议》卷二。

[9]《清世祖实录》卷七一。

[10]朱鼎延：《请襄泰交盛治疏》，见《皇清奏议》卷五。

[11]《清世祖实录》卷七一。

[12]《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九。

[13]昭梿：《啸亭杂录》卷五。

[14]昭梿：《啸亭杂录》卷二。

[15]《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一。

[16]《清世祖实录》卷三十一。

[17]福格：《听雨丛谈》卷一。

[18]《清太宗实录》卷三十二。

[19]《清世祖实录》卷八四。

[20]《清世祖实录》卷一〇六。

[21]《康熙起居注》，康熙五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22]《清世祖实录》卷五。

[23]《清世祖实录》卷八。

[24]《清世祖实录》卷五。

[25]《清世祖实录》卷五。

[26]《鲁迅全集》，第五卷，416页。

[27]《清世祖实录》卷十九。

[28]《清史列传》卷五，《范文程》。

[29]曹溶：《条陈学政六事》，见《皇清奏议》卷一。

[30]《多尔衮摄政日记》，顺治二年闰六月二十一日。

[31]赵翼：《簷曝杂记》卷二。

[32]福格：《听雨丛谈》卷三。

[33]《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五。

[34]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三十四，《明乡官虐民之害》。

[35]《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五。

[36]王家桢：《研堂见闻杂记》。

[37]董含：《三冈识略》。

[38]董含：《三冈识略》。

[39]王士禛：《香祖笔记》卷七。

第二节　清初的经济政策与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

一、清初社会经济的恢复

清代初期，由于经过长期的战乱，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耕地大量荒芜，农民死亡逃徙，全国各地呈现一片荒凉萧条的景象。直隶南部“抛荒田亩……逃亡人丁……巡行各处，一望极目，田地荒凉；四顾郊原、社灶烟冷”[1]。山东“地土荒芜，有一户之中，止存一二人，十亩之田，止种一二亩者……荒多丁少”[2]。河南“大江以北，积荒之地，无如河南最甚……满目榛荒，人丁稀少，几二十年矣”[3]。在江南各省，清军先后对南明政权和农民抗清斗争的镇压将近二十年，“大兵所至，田舍一空”[4]，破坏极为严重。江南省英山县原额人丁为一万一千一百三十五丁，到一六五一年（清顺治八年）只存五百四十二丁；原额田塘地共一千一百九十五顷八十余亩，清初只有熟田二十六顷四十余亩。[5]湖南、两广等地，“弥望千里，绝无人烟”[6]，长沙“城内城外，尽皆瓦砾，房屋全无……荒凉景象，惨苦难言”[7]。四川省一直到一六七一年（清康熙十年），还是“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8]。为镇压东南沿海一带的抗清斗争，清朝统治者在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实行海禁，禁止出海贸易、捕鱼，并几次下令迁海，将沿海各省居民内迁五十里，“尽夷其地，空其人”[9]，使“迁移之民，尽失故业”[10]。

清朝统治者遇到了历代新的王朝开始时所遇到的同样问题：地荒丁亡，财尽民穷，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清初的统治已不能够取得像明末统治者那样大的剥削量，也不可能完全抄袭从前的剥削方法。这样就出现了所谓“轻徭薄赋”政策。在当时这是清朝统治阶级巩固已经取得的政权的唯一途径。有长期统治经验的汉族官僚地主，从明朝的覆亡中看到，苛重的剥削是造成农民起义的重要原因，“今天下自十余年来，盗贼随在生发，屡图剪扑，卒不得其要领，所以致此者，良由赋役重烦”[11]，建议清朝统治者“收拾民心，莫过于轻徭薄赋”[12]，“行蠲免、薄赋敛，则力农者少钱粮之苦，而从逆之心自消”[13]。一定程度地减轻对农民的剥削，使社会生产有所恢复，阶级矛盾有所缓和，成为清朝统治阶级巩固统治的当务之急。

从一六四四年（清顺治元年）七月开始，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分别减免田赋，或全免，或免二分之一、三分之一；有免一年、两年或三年不等。八月，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免除明末最苛重的三饷加派：“前朝弊政，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复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远者二十余年，近者十余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更有召买粮料，名为当官平市，实则计亩加征……明是三饷之外，重增一倍催科，巧取殃民，尤为粃政……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14]规定赋税的征收，以万历初年《赋役全书》所载为正额，其余各项加增尽行免除。

为了确定征收赋税的依据，免除官吏们收税时任意增减的弊端，一六四六年（清顺治三年）下令重修《赋役全书》，于一六五四年（清顺治十一年）修订完成。《赋役全书》的制定根据以下几条原则：恢复万历年间三饷加派之前的原额；凡赋粮以地肥瘠与丁贫富为差；赋皆以银，粮则米豆麦草，根据所产的不同而定；全书总载地亩人丁赋税定额及荒亡开垦招徕之数，作为征收的依据；十六岁以上成丁者登记，六十以上除名，赋随丁增加。[15]从《赋役全书》的规定来看，对农民的剥削，较之万历以后多少有些减轻。又为了使纳税者知道自己应交钱粮的数目，避免官吏从中舞弊，巧取暗派，于一六四九年（清顺治六年）十月颁刻“易知由单”，单内开列各州县应征本折款项，共计起运若干、存留若干、每亩应征银米数目等，将单当众散给，收取本人亲笔领状，如有单外多征者，准许告发。[16]此外，一六五三年（清顺治十年），又将应解漕粮改为“官收官解，不得仍派小民”[17]，免除了部分解户的赔累之苦。

“轻徭薄赋”政策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不是统治者的恩赐。长期的战争破坏使得新建立的封建王朝已不可能搜刮到前一王朝搜刮到的巨额财富，而伟大的农民战争又打乱了旧的分配关系的某些环节，新王朝也不可能完全照旧恢复起来，这是导致赋税改革的条件。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巩固自己的统治，新的封建王朝不得不适应既成的客观形势，对赋税征收进行某些调整和改革，这就是“轻徭薄赋”的实质。当然这种政策对清初社会生产力的恢复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但是，应当指出：清朝在顺治和康熙的前期，镇压抗清斗争和平定三藩叛乱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一直在进行，还不能全面地认真地进行财政经济方面的调整改革。“轻徭薄赋”政策大部分停留在纸面上，农民的赋税徭役负担仍十分繁重。如在河南，因“王师屡出，河工告急，派粮料、派梢草，转运数百里之外，其一二仅存之孑遗，因于征输，颠仆道涂，憔悴家室者，不知其几何矣”[18]。顺治朝后期用兵于闽浙云贵，“从北至南，阅历数省，供应夫船米粮草豆，所费不赀，而数省皆困”[19]，“闽浙用兵，百姓摊派之苦，供兵供马、解草料……十室九空”[20]。

战乱不停，地荒丁逃的局面无法扭转，赋税收入不见增加，而维持大规模战争的支出，却有增无减，“一岁所入，不足供一岁之出”[21]，清朝政府因兵饷不足而苦无良策。一六五二年（清顺治九年）的收支统计数字，说明兵饷的支出占用了政府收入的绝大部分，“钱粮每岁入数一千四百八十五万九千余两，出数一千五百七十三万四千余两，现在不敷银八十七万五千余两。其中各省兵饷一年该银一千三百余万，各项经费不过二百余万，是国家财赋大半尽于用兵”[22]。

一方面，为了缓和矛盾，巩固统治，不能再增加赋税，竭泽而渔；另一方面，前方战火连天，又不能不筹足庞大的军费，以应急需。清初的财政面临极困难的情况，清朝统治者极为重视这个问题，一六四七（清顺治四年）和一六四九年曾经两次把如何解决减赋与足饷的矛盾作为殿试的试题[23]。

摆脱困境的根本办法，只有招集流亡人口，开垦荒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最早倡导垦荒、屯田的有山东巡抚方大猷，于一六四四年九月，“以荒地无主者，分给流民及官民屯种；有主无力者，官给牛种，三年起科”[24]。同年十二月又有河南巡抚罗绣锦，因河北府县荒地达九万四千五百余顷，要求以士兵进行开垦。[25]到一六四九年六月，清朝政府正式决定：“凡各处逃亡民人，不论原籍别籍，必广加招徕，编入保甲，俾之安居乐业，察本地方无主荒田，州县官给以印信执照，开垦耕种，永准为业，俟耕至六年之后，有司官亲察成熟亩数，抚按勘实，奏请奉旨，方议征收钱粮，其六年以前，不许开征，不许分毫佥派差徭……务使逃民复业，田地垦辟渐多。”[26]

一六五七年（清顺治十四年）五月，定官吏督垦荒地劝惩则例：督、抚、按一年内，垦至六千顷以上者，加升一级；道、府垦至二千顷以上者，加升一级；州、县垦至三百顷以上者，加升一级……若开垦不实，及开过复荒，新旧官员俱分别治罪。[27]以垦荒多寡作为考核官吏的一项内容，不少官吏因垦荒有成效而得到升迁。

各地条件不同，垦荒的进行也是不平衡的。从零星的、不完整的资料中可以看出，河南地区的垦荒是有成效的：到一六五八年（清顺治十五年），河南“清察开垦荒地共九万余顷，每岁约增赋银四十万八千余两”[28]，除河南外，山西宣大等处在顺治十年和十一年，共开垦荒地三千八百数十顷。[29]江北垦荒于一六五四年“招垦江北荒屯地九千九百余顷，征银二万一千有奇”[30]。湖广于“顺治十三（一六五六）、十四两年垦田共八千三百七十五顷二十八亩有奇”[31]。江宁“庐凤等府，开垦荒田三千余顷”[32]。湖南于一六六〇年（清顺治十七年）“所属州县开垦荒地共二千八百九十顷七十二亩”[33]。此外，还有顺天、广西等地的垦荒也有了一些成绩。

清代初年实行了减免赋税、招徕逃亡、开垦荒田的政策，有利于使遭到战争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慢慢地复苏。劳动人民能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恢复农业生产，“招抚流移，哀鸿稍集，毕竟民穷，元气难复，或数家朋买一牛，或人力耕锄数亩……牛种不敷，艰苦万状”[34]。社会生产就这样开始了恢复，人丁与耕地数字都有了一定的增长：一六五一年，人丁户口一千零六十三万余，到一六六一年（顺治十八年）达到一千九百一十三万余，约增长百分之八十。耕地面积，一六五一年田、地、山、荡二百九十万顷，到一六六一年增为五百二十六万顷，约增长百分之八十。社会生产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为以后进一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但由于顺治朝战争始终不停，恢复生产各项政策的执行，不能不受到很大影响。开垦了一部分荒田，但仍有很多荒田尚未开垦，“各省民田虽已渐辟，而未能尽辟”[35]。减轻和取消了一部分赋税，但有的又以新的名目出现，清朝统治者也承认：“蠲免赋税，有名无实”[36]，三饷虽除，但又“易剿、练等税为草豆名色，加征如故”[37]。加上清朝统治者，又执行了圈地、投充、惩治逃人等落后的措施，一些地区的阶级矛盾尖锐，社会经济不能得到进一步的恢复。继续大幅度地进行调整改革，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是在康熙时期，平定“三藩”之乱，结束了大规模的战乱以后。

二、圈地、投充和逃人法

清王朝为了维护以皇帝为首的满族贵族的特权地位，并保障八旗士兵的生活，在经济上实行圈地和投充，夺取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以巩固其政治地位和解决军事上的需要，达到加强统治的目的。

一六四四年（清顺治元年）以后，满族贵族、官吏、满蒙汉八旗士兵以及随从人员、奴仆等大量涌进北京。除满族外，东北境内其他族人民也随同进关。当时，在北京的目睹者一个意大利耶稣会士记载说：“大批鞑靼人进入中国，来的不光是女真人，还有奴儿干人，西部的古鞑靼人和鱼皮鞑靼人……不仅这样，我还看见很多来自伏尔加河的人，鞑靼人管他们叫‘阿尔加鞑靼’。”[38]随着满族的大量入关，开始大规模地圈占土地。

一六四五年（清顺治二年）一月，以“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无处安置”，下令“凡近京各州县民人无主荒田，及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地甚多……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39]。这是入关后第一次大规模圈占土地。一六四五年十一月，又第二次大规模圈占土地，将圈占的范围扩大到河间、滦州、遵化等府州县。“凡无主之地，查明给予八旗下耕种”[40]。一六四七年（清顺治四年）二月，以“今年东来满洲，又无地耕种”，下令于顺天、保定、河间、易州、遵化、永平等四十二府州县内，第三次进行大规模圈占土地。

清初圈地主要是在顺治四年以前，此后，大规模的圈地已停止。据《直隶通省赋役全书》的记载，顺治四年以前圈地数占圈地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九，但是，零碎的圈地、换地、带地投充仍不断发生。“俄而此县报圈地矣，俄而彼县又报圈地矣”；与旗地地界相连的土地“已经圈给矣”，与旗地地界相远的土地“亦复圈给矣”[41]；先是下令只圈占“无主荒田”，后来“不论有主无主”一律圈取；先是在京畿三百里以内，后来“三百里内不足，则远及五百里”[42]；原来主要圈占顺永保河四府土地，后来“直省九府，除广平、大名二府，远处京南，均无旗庄座落，共计七十七州县，广袤二千余里”[43]，布满了旗地官庄；不但圈占土地，而且圈占房屋；不仅圈占直隶省土地，而且随同满洲八旗驻防，扩大到山东济南、德州、临清州、江北徐州、山西太原、潞安、平阳、蒲州等处。

在圈占地区内，清朝统治者差遣户部官员，“所至村庄，相度畎亩，两骑前后，牵部颁绳索，以记周四围，而总积之。每圈共得几百十晌……圈一定，则庐舍、场圃悉皆屯有”[44]。被圈占的州县内，大部分土地被夺取，民地所剩无几。如：武清县“旗圈已去八九，止存一二”[45]；玉田县“旗地多于民地”[46]；满城县“自圈丈给屯以后，田存版图者仅十之一”[47]；通州、永平府“所剩民地无几”[48]；东安县“尽行圈丈讫，并无余剩”[49]；顺义县“旗庄圈残，所余无几”[50]；大兴县“旗屯星列，田在官而不在民”[51]；霸州“自顺治二、三、四等年，已圈种殆尽”[52]。

在圈地过程中，清朝统治者为占夺靠近京城的土地，曾以“圈拨”、“兑换”、“拨补”的名义，强占大量有主土地。一六四五年三月，规定：“凡民间房产，有为满洲圈占兑换他处者，俱视其田产美恶，速行补给，务令均平。”[53]照规定，民地在此被圈，可到他处根据田产的好坏如数拨给，而实际上被圈占的是“膏腴民地”，而得到的是“碱薄屯地”；并且“离其田园，别其坟墓，甫种新授之田，庐舍无依，籽种未备”[54]，人生地疏，困难多端。有的拨补地“远者七八百里，近者亦三四百里”，所以，虽有拨补之名而大部分自耕农或地主的土地被圈去之后，并没有得到什么补偿。

清初的圈地，首先是由于满族王公贵族的剥削需要造成的。入关之前，满族贵族就在关外各地设置大小不等的各种农庄，驱使农奴或奴隶进行生产，以供剥削。进入北京之后，为继续维持这种剥削，皇帝所圈占的内务府庄田，达到九千顷，属于各旗王公、宗室的庄田达到一万三千三百余顷。[55]造成圈地的另一个原因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保持以满洲八旗为主的军事力量，是关系满族统治者能否取得和巩固政权的重大问题，而圈占的土地，在很大数量上是为了满足八旗军队的需要。与明朝军队不同，清朝政府不负担八旗军队的装备，以骑兵为主的满洲八旗，作战用的马匹、器械，皆由“披甲人”——八旗兵自备，遇有出征，还要带上从人和备用的马匹。为解决马匹、器械的置办，马匹的喂养，清朝统治者在入关前就实行了“计丁授田”，即分给一定数量的土地，八旗士兵的生活和军事装备的需要，都取给于这块土地上的生产收入。所谓“我国家初定中原，凡官属兵丁，俱计丁授田”[56]，“本朝计丁授田，兵马器械皆从此出”[57]。八旗官兵的旗地，达到十四万余顷[58]，占有圈地总数的绝大部分。

清朝统治者大规模圈占土地的措施，表现出清朝政权同关内地区的“经济发展处于对立地位”，结果“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59]。

圈地占房之后，呈现出一片萧条景象。满族“诸大人之地广连阡陌，多至抛荒”[60]，原来很肥沃的耕地长满了野草，被用来牧放马匹、牲口。“以近畿垦荒余地斥为牧场，分亲王、郡王，以里计分；上三旗及正蓝旗以数十里计；余四旗以顷计，亦圈地也”[61]。分给八旗士兵的土地，“历年并未收成，因奉命出征，必需随带之人，致失耕种之业，往往地土旷废”[62]，大量土地，由于无人耕治，或年年存水，或碱卤、沙压而变成荒废。

被圈地区人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田地多占，妇子流离，哭声满路”[63]，一遇水旱灾害，“穷民益无以为命”[64]。失去房地的穷民，加入了原已存在的流民队伍，使流民问题更加严重。左都御史魏裔介记载了畿南流民的惨象：“流民南窜，有父母夫妻同日缢死者；有先投儿女于河，而后自投者；有得钱数百，卖其子女者；有刮树皮掘草根而食者；至于僵仆路旁，为鸟鸢豺狼食者，又不知其几何矣。”[65]

失去房地，困苦万端，走投无路，迫使农民起来进行斗争。农民的反抗，几乎和圈地同时开始。一六四六年（清顺治三年）御史卫周胤就指出：圈地之后，“良民失业，铤而走险”[66]；吏科给事中向玉轩也说：圈地之后“民间展转流离，哭声遍野……夫今日之游魂乱贼，即前日皇上之织婢耕奴也”[67]，只要圈地不停，农民的斗争就不会止息。到一六五九年（清顺治十六年），仍然是直隶农民“自圈地圈房之后，饥寒迫身，遂致起而为盗”[68]。农民的斗争使清朝统治者极为震动，在上谕中也不得不承认，“被圈之民，流离失所，煽惑讹言，相从为盗，以致陷罪者多”[69]。

圈地也损害了一部分汉族地主阶级的利益，“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妻孥丑者携去，欲留者不敢携”[70]。这就影响了一部分汉族地主与清王朝之间的关系，加深了他们对清政府的不满。

这种“杀鸡取卵”的专横的圈地政策不可能长期执行下去，它破坏了生产力，使人民逃亡、破产，社会秩序动荡不安，它也不符合清政府长期的统治利益，必然会发生改变。一六四七年清政府下令：“自今以后，民间田屋不得复行圈拨，著永行禁止。”[71]命令发出后，大规模的圈地停止了，而零散的圈地仍在继续。所以一六五一年（清顺治八年）又下令：“将前圈地土，尽数退还原主。”[72]一六五三年（清顺治十年）又重申：“以后仍遵前旨，永不许圈占民间房地。”[73]再三重申停止圈地，正说明了圈地仍在进行。直到康熙初，鳌拜集团掀起大规模圈换土地事件，引起人民的反抗，触发了康熙反对鳌拜的斗争。康熙在清除了鳌拜集团以后，发展生产，安定秩序，限制贵族王公的不法权利成为清政府政策的重点，一六六九年（清康熙八年）又下令停止圈地：“比年以来，复将民间田地，圈给旗下，以致民生失业，衣食无资，流离困苦……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74]至此，延续几十年之久的圈地，才基本上停止了。

通过圈占土地，清朝统治者夺取的土地数目估计为十五万顷至二十二万顷。[75]圈占的土地除清朝皇帝设立皇庄之外，按宗室、王公、官员的等次和所属壮丁数目，给以不同数量的庄田和壮丁地，八旗士兵则只得到壮丁地。于是在圈占的土地上，出现了皇庄、王庄、官员庄田等各种大小不等的庄屯，“凡属圈占之区，旗庄多十之七八，居民仅十之二三”[76]。

皇庄也称官庄，由内务府会计司管理，故又称为内务府官庄。主要分布于畿辅和盛京，“国初设近畿官庄百三十二所，每庄给田三百晌，庄头各给绳地（每四十二亩为一绳），隶内务府而征其赋”，后又“以内地不足，展边开垦，移设八旗庄田于盛京等属”[77]。官庄因生产的不同，又分为粮庄、豆秸庄、稻庄、菜园、瓜园、果园、蜜户、苇户、棉靛户等等。以后官庄的数目不断增加，地区也有所扩大，除畿辅和盛京外，吉林、黑龙江、热河及察哈尔均设有官庄。各庄均有庄头，役使壮丁，进行剥削的项目，有粮、草、菜蔬、家禽等，或折成银两，以供皇室衣食服用，挥霍浪费。

王庄，即宗室王公贵族庄田。入关之初就按照等级授给王公贵族多寡不等的田庄。“大庄每所地一百三十晌（或一百二十晌至七十晌不等），半庄每所地六十五晌（或六十晌至四十晌不等），园每所地三十晌（或二十五晌至十晌不等）”[78]。此外，王公贵族又可按占有的壮丁，分得大量土地。八旗宗室庄田在畿辅、山海关外、张家口、冷口以外者，有庄一千三百五十五所，半庄二百五十九所，园四百七十五所，半园三十四所，占地一万三千三百三十八顷。[79]

官员庄田，是指八旗官员、将领的庄田。凡得到封爵、担任官职的八旗人员都按等级分给土地，至少为六十亩。“令参领以下官员各给地六十亩……凡拨给地亩以见在为准，嗣后虽增丁不加，减丁亦不退；各官虽升迁不加，已故、降革不退”[80]。此外，八旗将领又以拥有较多壮丁而占有大量土地，“将不下十壮丁，大将则壮丁数十，连田数顷”[81]，“凡官属兵丁，俱计丁授田，富厚有力之家，得田每至数百晌”[82]。

上述各种庄田，主要是在圈地的基础上建立的，此外“投充人”带来的土地也构成各种庄田的土地来源。顺治初，清朝统治者为增加奴仆的数量，实行了逼民“投充”的政策，许各旗招收“贫民”以为“役使之用”，后来竟发展到“不论贫富，相率投充”的地步，许多人或因害怕土地被圈，或因逃避赋役，携带土地，投充旗下，“乃所收尽皆带有房地富厚之家”[83]，甚至“暗以他人之地投”[84]。康熙初年，雄县知县姚文燮写了一首《投人谣》，其中有，“一人投身数姓地，人免丁徭地免税”[85]，反映了当时的普遍情况。旗人贵族以带地投充的办法，又掠夺了大量的土地。

至于八旗士兵只有少量奴仆，一般拥有二三人，多则四五人，还有的并无奴仆，“满洲披甲人，或止父子，或止兄弟，或止一身，得田不过数晌，征役甚烦，授田甚少”[86]。一般八旗士兵所分得的土地，为数不多，但于二十万左右八旗兵中，八旗将领只占少数，故一般八旗士兵所分得的土地总数，占清初圈地数量的很大比重。由于一般八旗士兵的奴仆很少，分得的土地，主要靠自己或少数奴仆进行耕种，缺乏足够的劳动人手，遇有出征又需奴仆随行，“致失耕种之业，往往地土旷废，一遇旱涝，又需部给口粮”[87]。因此，清政府于一六五四年（清顺治十一年）下令，凡只有四名以下壮丁的出征旗兵可将土地退出，依靠粮饷为生。

被圈占的土地，有的仍由原来耕种的农民向旗人地主交租承种，如孙家淦所说：“定鼎之初，县将民田圈给旗人，但仍系民人输租自种，民人自种其地，旗人坐取其租”[88]，基本上保持自明代以来的封建租佃制。但是，在顺治和康熙前期，旗地上的主要剥削形式还不是封建租佃制，而是由旗人王公贵族组织庄屯，役使农奴和奴仆的封建农奴制。满族的剥削阶级驱使农奴和奴仆种田、牧马、从事家内杂役、上阵随征、外出贸易。直接生产者没有人身自由，也极少自己的独立经济。这种农奴制庄屯可以内务府官庄为代表。“每庄壮丁十名，选一人为庄头，给田一百三十晌，场园、马馆另给饲田四晌，庄丁蕃衍则留于本庄，缺则补足。给牛八头，量给房屋、田种、口粮、器皿，免第一年钱粮”[89]。关外宁古塔的官庄，壮丁是流放来的罪犯，但其组成情况与壮丁所受剥削，与内务府官庄大体上相同，“每一庄共十人，一人为庄头，九人为壮丁，非种田即随打围、烧炭，每人名下责粮十二石、草三百束、猪一百斤、炭一百斤、石灰三百斤、芦一百束，凡家中所有，悉为官物”[90]。庄屯内的奴仆，承担着沉重的地租、差徭剥削，不能随意离开庄屯，主人可以对奴婢非刑拷打，任意虐待。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的上谕中说：“朕见旗下仆婢，往往轻生，投河自缢，必因家主责治过严，难以度日，情极势迫使然。”[91]康熙三十七年的上谕中还说：“先时，满洲往往轻毙其家人，朕乃立为差等之罚，今此风则少息矣。”[92]

满族王公贵族封建主役使的奴婢和农奴，有以下几种来源：第一是战争中的俘虏，“国初时俘掠辽沈之民，悉为满臣奴仆”[93]。在入关以前每次战争中俘掠的人口动辄数十万，这些壮丁被带进关内，称为“东来人”，除一部分用于满族封建主的家内役使外，大部分用以编庄生产，“向来血战所得人口，以供种地牧马诸役”[94]。入关以后，仍以“俘获人口，照例给赏登城被伤之人”[95]，但俘获数量，已较入关前大为减少。

第二是买卖人口。清入关以前就有人口买卖，入关后，贩卖人口为奴仍存在。北京就有“人市”，“顺承门内大街骡马市、牛市、羊市又有人市，旗下妇女欲售者从焉”[96]。买卖人口是清政府法律所许可的，康熙二十二年规定：“旗下官兵，须用奴仆，除直隶各省大小文武官员及驻防将军、副都统，不准买所属之民外，其余仍照旧买人。”[97]所以，文武官员竞相“买良民为奴，甚至多买馈送亲友”[98]。

第三是将罪犯及其家属没入为奴。这样的奴婢也占相当数量，凡是犯了重罪的罪犯，往往家产充公，家属发给“披甲人”为奴。《大清律》规定：“谋反及大逆”之家属，“男年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99]。

第四是投充的奴婢。清朝入关后，宣布“贫民无衣无食”者，准“投入满洲家为奴”。实际上，满族封建主依靠权势，强迫大批汉民投充为奴。“距京三百里外，耕种满洲田地之处，庄头及奴仆人等，将各州县庄屯之人，逼勒投充，不愿者即以言语恐吓，威势迫胁。各色工匠，尽行搜索，务令投充”。汉人投充之后，身份降为奴仆，主人可以出卖奴婢，奴婢不能随意离开主人。“此等投充旗下人民，有逃走者，逃人及窝逃之人……俱照逃人定例治罪”[100]。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满族统治者在北京周围地区圈占土地，强迫投充，实行高压与掠夺政策，推行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必然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更加激化，发生大批奴仆的逃亡，“逃人”成为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据记载：一六四六年，“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101]。一六四九年（清顺治六年），奴仆“今俱逃尽，满洲官兵，纷纷控奏”[102]。一六五二年（清顺治九年），“各旗所报逃人，几无虚日，而获者甚少”[103]。一六五四年“一年间，逃人几及三万，缉获者不及十分之一”[104]。一六五七年（清顺治十四年），因逃人众多，严惩窝主，以致“年来秋决重犯，半属窝逃”[105]。一六五八年（清顺治十五年），“年来逃人犯法者未止，小民因而牵连，被害者多”[106]。

奴仆的大批逃亡给满族王公贵族的剥削、统治，造成危机。在圈地的基础上建立的各种庄屯，主要是靠驱使奴仆耕作，奴仆的逃亡，直接影响到满族统治者的利益。奴仆的逃亡，也危及满洲八旗武力，“年来用兵，披甲人买马制械，奴仆逃亡，生业凋零，艰难日甚”[107]，“盖本朝用武开基计丁编甲，丁逃则损甲……则无以慰其主而劝有功”[108]。

为维护满族统治者的利益，清朝政府制定了严禁奴仆逃亡的“逃人法”。一六四六年规定：“逃人鞭一百，归还本主。隐匿之人正法，家产籍没。邻右九甲长乡约，各鞭一百，流徙边远”[109]。以后又设立兵部督捕衙门，专门缉拿盗贼和逃人。清初“逃人法”的特点是严厉惩治“窝主”，逃人被捉到后，如系初逃、再逃，不过受鞭责，或面上、臂上刺字，归还原主；而窝藏逃人的人，往往处死，将家产没收，赏给告发的人，还要连累邻居。所谓“缉逃事例，首严窝隐，一有容留，虽亲如父子，但经隔宿，即照例治罪。使小民父子，视若仇雠，一经投止，立时拿解”[110]。

以严惩“窝主”为重点的逃人法，为了保护极少数满族农奴主的利益，过分地损害了各阶级各阶层的利益，造成社会上长期的动荡不安。地方上的恶棍无赖，为了贪图财利，往往勾结党伙，诬指平民隐匿逃人；也有贪官污吏，唆使捉到的逃人，诬报窝家，敲诈勒索，“使海内无贫富、无良贱、无官民，皆惴惴焉莫保其身家”[111]。一部分汉族官吏如魏琯、赵开心、李裀等反对严惩窝主的刑律，'认为窝主之罪，重于逃人，株连太多，用法不平。要求修改“逃人法”，对窝主从轻处罪。并劝告满族农奴主减轻对奴婢的迫害，改善奴婢的待遇，以减少逃亡。最初，清政府为了维护极少数满族王公亲贵的利益，态度很顽固，坚持“逃人法”，认为“逃人之多，因有窝逃之人”。指责魏琯等“偏护汉人，欲令满洲困苦，谋国不忠，莫此为甚”[112]，将他们或降级，或流放。

“逃人法”引起的社会动荡以及满汉统治者之间的意见分歧，实质上反映了封建农奴制与封建租佃关系并存的矛盾。清政府凭借政权力量，竭力维护农奴制，可是这种落后的农奴制已不能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它的没落是不可避免的、不可挽救的。严刑峻法扭转不了历史的进程，逃人法也无济于事，所以，“究治愈力，逃者愈多”，“天下嚣然，丧其乐生之心，盗贼蜂起，几成燎原之势”[113]。“其强有力者，东西驱逐而无所投止，势必铤而走险”[114]。奴仆的大批逃亡和反抗，沉重地打击了农奴制，使清朝的统治难以稳定，也使旗地庄园上缺少劳动人手，生产凋敝，经济上无利可得。封建农奴制迅速地解体，许多八旗士兵不得不典卖土地，稍后，就是皇庄、官庄也不得不改变经营方式，向租佃制过渡。

封建租佃制代替落后农奴制的过程，也就是逃人问题逐步解决的过程。随着反抗斗争的增强，清政府不得不承认：“若专恃严法禁止，全不体恤，逃者仍众，何益之有”[115]。逐步放宽了“逃人法”的贯彻，窝主免死，减轻处罪；另外限制贩卖奴婢，又再三命令不得虐待奴婢，如果殴打奴婢致死，家主要治罪。这种命令虽不能真正贯彻，但逃人问题越来越缓和了。一六九九年（清康熙三十八年），将兵部督捕衙门改为督捕司，改隶刑部，督捕司“终岁不劾一失察之官，不治一窝隐之罪”[116]，失去了督捕衙门原先的威权。困扰几十年的逃人问题大为减轻。

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与皇权的加强

清朝入关之初，它的制度和政策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经济上，在北京和东北建立的封建农奴制碰到了难以克服的矛盾，正在慢慢地让位于封建租佃制；在政治上，带有原始军事民主的“合议制”也日益没落，而不得不采用汉族的封建专制主义集权制，皇权正在日益集中。政治上的这种演变，从根本上说，并不是皇帝和几个亲信大臣追求权力而阴谋策划出来的，它是历史的产物。中国地区广大、人口众多，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统一已有近两千年之久，分散的封建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境内已没有实力强大可以长期相互抗衡的离心势力和地方势力存在。在这样的国家中，封建专制主义的集权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统治这个国家所必需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封建专制皇权的长期统治，表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国情。

因此，清王朝从“合议制”转上专制集权的轨道是必然的。但是，这种必然性又是通过统治者的权力欲、残酷无情的内部冲突以及光怪陆离的阴谋事件而实现的。必然性披上了难以捉摸的偶然性的外衣，而在错综复杂的偶然事件中恰恰体现着，并且实现了历史的必然趋势。清代封建专制皇权的加强，经历了从皇太极、顺治、康熙到雍正一百年时间，皇帝与旗主、诸王以及各种势力集团之间进行了长期斗争，皇权获得了全胜。到雍正时，设立军机处，权力集中于皇帝一身，这标志着以皇权为核心的清代封建专制主义发展到了最高峰。

努尔哈赤统治时，制定了八旗旗主“同心干国”、“共议国政”[117]的政治体制。皇太极时，八旗旗主与诸王在政治上拥有的权力，体现在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设置以及诸王对中央六部的掌管上。在决定军国重事时，皇太极仍需“集众宗藩”商议，“而量加采择”[118]；但同时也在采取措施加强皇权，限制旗主诸王的权力，逐步改变努尔哈赤所定的体制。一六三〇年（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皇太极贬责和圈禁二贝勒阿敏，夺取正蓝旗后，拥有镶黄旗、正黄旗、正蓝旗，即上三旗。打破了各主一旗的均势，开始了清代皇帝自掌三旗的局面，成为加强皇权的实力基础；又设立内三院直接听命于皇帝。但下五旗仍为诸王掌握，各旗主可调发自己旗下的军队，旗下的大臣官吏，奉旗主为君。旗主拥有本旗的军事行政大权，成为中央集权的离心力量。

清朝入关前的半年，皇太极死去。皇太极生前没有指定继承人，清朝统治面临着诸王之间争夺继承人的斗争。当时在盛京的朝鲜使臣，已经看出因“国本未定”，皇太极死后将要发生争夺皇位的斗争。“彼诸王辈皆分党，多有乖争之事，汗（指皇太极）死，则国必乱矣”[119]。在《清世祖实录》中也有同样的记载，“先帝上宾，诸王兄弟，相争为乱，窥伺神器”[120]。

当时拥有力量争夺皇位的是豪格与多尔衮。肃亲王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由皇太极直接掌握的两黄旗，主张拥立豪格，“两旗大臣，原誓立肃亲王为君”[121]，“当国忧时，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巩阿岱、鳌拜、谭泰、塔瞻八人，往肃王家中，言欲立肃王为君”[122]。掌握镶蓝旗的郑亲王济尔哈朗，也倾向于立豪格，“和硕郑亲王初议立尔（指豪格）为君，因王性柔，力不能胜众，议遂寝”[123]。当时辈分最高的是皇太极之兄礼亲王代善，也以豪格为“帝之长子，当承大统”[124]。

多尔衮为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皇太极之弟，具有杰出的政治和军事才能。曾从征察哈尔、朝鲜及围攻'锦州诸役，为皇太极所器重，“爱尔（指多尔衮）过于群子弟，锡予独厚”[125]，赐号“墨尔根代青”（聪明之意），封为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与其同母兄弟阿济格、多铎拥有两白旗，成为皇位的有力争夺者。

以豪格为首的两黄旗势力和以多尔衮为首的两白旗势力发生了尖锐的对立。两白旗坚决反对豪格嗣帝位，说“若立肃亲王，我等俱无生理”[126]，而拥戴本旗首领多尔衮。“英郡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劝睿亲王即帝位”[127]。而两黄旗一定要皇太极的儿子继位，声称：“先帝（指皇太极）有皇子在，必立其一”[128]。两黄旗剑拔弩张，严加戒备，当“太宗宾天时，图尔格（内大臣，属镶黄旗）等与白旗诸王素有衅隙，传三牛录下护军，备甲胄弓矢护其门”[129]。诸王于崇政殿商议册立时，“两黄旗大臣盟于大清门，令两旗巴牙喇兵张弓挟矢环立宫殿……索尼及巴图鲁鄂拜首言立皇子”[130]，“帝（指皇太极）之手下将领之辈，佩剑而前曰：‘吾属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131]在这种情况下，清朝统治者还能够渡过分裂的危机而保持了队伍的统一，产生了一个折中的方案：立皇太极的第九子，年仅六岁的福临为帝，并以多尔衮、济尔哈朗辅政。对两白旗来说，立幼不立长，便于日后对政权的控制。多尔衮虽然没有当上皇帝，但因福临年幼，权力自然落在有辅政名义的精明能干的多尔衮手中。对于两黄旗来说，福临总还是皇太极的儿子，两黄旗仍是“天子自将之旗”，无论在权力上、体面上，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

皇位继承问题的折中解决，总算避免了诸王相争的大乱局面。接着，形势急转直下，清兵大举入关，进攻李自成起义军，多尔衮一直是执政者、决策者。他贯彻皇太极的方针，倾注全力，以争夺全国的统治权。当他统率清军进关时，就明确指出了这次军事行动的深远意义，“曩者三次往征明朝，俱为俘掠而行；今者大举，不似先番。蒙天眷佑，要当定国安民，以希大业”[132]。清军攻占北京后，有人安土重迁，想回老家去，主张“留置诸王以镇燕都，而大兵则或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多尔衮坚决反对这种短视、后退的方针，他说“先帝尝言，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况今人心未定，不可弃而东还”[133]。在多尔衮的指挥下，清军兵锋所至，势如破竹，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在一片胜利声中，诸王、各旗之间的内部矛盾缓和了，多尔衮的权力和威望更加扶摇直上。一六四四年（清顺治元年）十一月进封为“叔父摄政王”，一六四八年（清顺治五年）十二月又尊为“皇父摄政王”，“代天摄政”、“赏罚等于朝廷”。又因为“信符收贮大内每经调遣，奏请不便，遂贮王府”[134]，连皇帝的印玺也搬到了多尔衮的家里。一时，“大权在握，关内外咸知有睿王一人”[135]。多尔衮和同胞兄弟阿济格、多铎已掌握了两白和正蓝三旗[136]。又对实力雄厚的两黄旗进行分化、拉拢，两黄旗许多大臣，纷纷投靠多尔衮，所以豪格气愤地说：“固山额真谭泰、护军统领图赖、启心郎索尼，向皆附我。今伊等乃率二旗附和硕睿亲王……能者彼既收用，则无能者我当收之”[137]。一六四七年（清顺治四年）八月，罢济尔哈朗辅政，封多铎为“辅政叔德豫亲王”。一六四八年，又以微罪为口实，将豪格监禁致死，除去了自己的政敌。

权力集中是一种不可遏制的必然趋势。公开的政敌固然必须清除，就是妨碍集权的各旗分立、诸王掌权以及政治上的“合议制”也是难以容忍，必须加以限制。多尔衮利用摄政的权力，采取了种种措施，以巩固自己的地位。首先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多尔衮以为“前者众议公誓，凡国家大政，必众议佥同，然后结案。今思盈廷聚讼，纷纭不决，反误国家政务”[138]，以议政王大臣议事“纷纭不决”为名，集权力于摄政之手。接着又罢诸王兼理部务，以各部事务由尚书掌管，而听命于摄政王。由于六部设立之后，长期由诸王兼管，虽经停止，诸王对六部仍有一定影响。因此，多尔衮在一六四九年（清顺治六年）又重申，“诸王及诸大臣，有干预各衙门政事及指摘内外汉官……不论其言之是非，即行治罪”，并规定诸王不准以各衙门之事“私行传呼各衙门官至府”[139]，从而把皇太极以来的中央集权，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多尔衮限制和削弱诸王的权力，虽然具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性质，但由于多尔衮当时处于“代天摄政”的地位，集权于摄政王与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是一致的。

一六五一年（清顺治八年）一月，多尔衮死，顺治亲政，政局大变。此时，地位和权力仅次于多尔衮的豫王多铎已先死，英王阿济格立即被圈禁、赐死。两白旗失去了首领，在两黄旗（顺治）和镶蓝旗（济尔哈朗）的联合反攻下，居于劣势。多尔衮身后被贬削爵，财产籍没。他所重用的王公大臣，有的倒戈反噬；有的以“党附”多尔衮的罪名，或处死，或贬革。

这场宫廷政变使政治上保守的济尔哈朗、鳌拜的势力抬头，某些政策措施发生了后退的倾向。如一六五一年，一度恢复了诸王管理部务的旧制，对汉族官吏和知识分子的控制也更加严厉，对中央各部院的汉官，进行“更定”、“甄别”，根据不同的表现，有的照旧供职，有的降级使用，有的勒令“致仕”，有的革职为民，永不叙用。多尔衮重用的汉族官僚陈名夏、陈之遴、刘正宗等都获罪处死。济尔哈朗要求顺治帝“效法太祖太宗”，与诸王贝勒“讨论政事得失”，并以祖先“常恐后世子孙弃淳厚之风，沿习汉俗”[140]的训诫来提醒顺治帝，这表现了保守势力企图维护满族亲贵的特权和抵制汉族文化的努力。

应该指出：保守势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抬头，使政策的侧重点发生了某些变化，但是，清王朝要统治全中国，击败南方的抗清力量，就不得不适应广大地区先进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就不得不笼络汉族的上层，这一总的政策趋势已非保守势力所能扭转。特别是年轻的顺治帝具有比较清醒的头脑，颇想有所作为，他对汉族文化也有较深的了解。他虽然在政治上与多尔衮处在敌对的地位，但在政策的方向上却一脉相承。他不顾满族大臣的反对，仍重用汉族官吏，提倡汉族文化，沿着多尔衮的道路继续进行内政、司法、财政方面的调整和改革。如：替明崇祯帝立碑，表示继续优礼已经灭亡的明王朝，以拉拢、安抚汉族地主官吏；像范文程、洪承畴、冯铨、金之俊、魏裔介等知名的汉族官员仍得到重用；又将内三院改为内阁，进一步采用了明朝中枢机构的体制。此外，求遗书、修孔庙、御经筵、尊重儒家文化；又改变各衙门只许满官掌印的旧例，汉官亦可掌印；改变铸钱只用满文而兼用满汉文。这些措施引起满族保守势力的不满，反映了顺治与一部分八旗勋贵之间的矛盾、斗争。

摄政王多尔衮薨逝诏书

追尊多尔衮为成宗义黄帝诏书

顺治敕谕的铁牌

一六六一年（清顺治十八年）二月顺治死。八岁的皇太子玄烨（康熙）即位，以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辅政。保守势力又抬头。他们窜改的顺治遗诏中给顺治栽上了十四条罪状，其中有：“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满洲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宜加倚托，尽厥猷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而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以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141]

在顺治的遗诏中，明显地反映了从济尔哈朗以来到鳌拜等人保守落后的政治观点：要求抵制“汉俗”，保存“淳朴旧制”；要求重用满臣，反对信任汉官。但是，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趋势不可能长久维持。此后，康熙帝逐渐长大成人，为了恢复经济，安定秩序，巩固统治，又不得不顺应历史的发展，回到多尔衮、顺治的轨道上来，这样，康熙和鳌拜集团之间的矛盾便不可避免地尖锐起来。

注释

[1]卫周允：《痛陈民苦疏》，见《皇清奏议》卷一。

[2]《清世祖实录》卷十三。

[3]李人龙：《垦荒宜宽民力疏》，见《皇清奏议》卷四。

[4]肖震：《请正人心以维世道疏》，见《皇清奏议》卷十五。

[5]参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八本。

[6]刘余谟：《垦荒兴屯疏》，见《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四。

[7]洪承畴：《恭报大兵到长沙日期题本》，见《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八六页。

[8]《清圣祖实录》卷三十六。

[9]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地语》，《迁海》。

[10]《清圣祖实录》卷十八。

[11]向玉轩：《乞早扑剿近贼疏》，见《皇清奏议》卷一。

[12]朱鼎清：《请明纪纲定人心疏》，见《皇清奏议》卷一。

[13]《清世祖实录》卷十九。

[14]《清世祖实录》卷六。

[15]参见王庆云：《石渠余记》卷三。

[16]参见《明清史料》丙编，三三九页。

[17]《清世祖实录》卷七四。

[18]罗国士：《急复驿递原额疏》，见《皇清奏议》卷三。

[19]季振宜：《筹久远以固根本疏》，见《皇清奏议》卷十五。

[20]姚延启：《敬陈时务八款》，见《皇清奏议》卷十四。

[21]《清世祖实录》卷四十四。

[22]刘余漠：《敬陈开垦方略疏》，见《皇清奏议》卷四。

[23]一六四七年殿试题目是：“今当混一之初，尚在用兵之际，兵必需饷，饷出于民，将欲减赋以惠民，又虑军兴莫继，将欲取盈以足饷，又恐民困难苏，必如何而后两善欤？”一六四九年的殿试题目是：“自兵兴以来，地荒民逃，赋税不充，今欲休养生息，使之复业力农，民足国裕，何道而可？”见《清世祖实录》卷三十一、卷四十三。

[24]《清世祖实录》卷七。

[25]参见《清世祖实录》卷十一。

[26]《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三。

[27]参见《清世祖实录》卷一〇九。

[28]《清世祖实录》卷一二〇。

[29]参见《清世祖实录》卷八十四、卷八十七。

[30]《清世祖实录》卷八十七。

[31]《清世祖实录》卷一一三。

[32]《清世祖实录》卷一一三。

[33]《清圣祖实录》卷二。

[34]《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

[35]刘鸿儒：《请察财赋以重邦计疏》，见《皇清奏议》卷十一。

[36]《清世祖实录》卷四二。

[37]李运长：《敬陈保邦富国要图》，见《皇清奏议》卷二。

[38]［意］卫匡国：《鞑靼战纪》。

[39]《清世祖实录》卷十二。

[40]《清世祖实录》卷二十。

[41]赵之符：《请还新圈地亩疏》，见《乾隆宝坻县志》卷十七，《艺文》上。

[42]向玉轩：《畿地圈拨将尽本》，见《故宫掌故丛编》第六辑。

[43]《上谕旗务义覆》，雍正八年五月，都统穆森等奏。

[44]姚文燮：《圈占记》，见《皇朝经世文编》卷三一。

[45]胡绍安：《痛陈剥船地产苦情详文》，见《乾隆武清县志》，《申详条文》。

[46]《光绪玉田县志》卷十三，《田赋》。

[47]《乾隆满城县志》卷五，《田赋》。

[48]宋荦：《西陂类稿》卷三八。

[49]《康熙东安县志》卷四，《赋役》。

[50]《康熙顺义县志》卷二，《田赋地商》。

[51]《康熙大兴县志》卷二，《食货》。

[52]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辽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满族历史档案资料选辑》。

[53]《清世祖实录》卷十四。

[54]《清世祖实录》卷十四。

[55]参见《清朝文献通考》卷五。

[56]《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七。

[57]陈之遴：《大道永计疏》，见《皇清奏议》卷九。

[58]《大清会典》康熙，卷二十一。

[59]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222页。

[60]向玉轩：《畿地圈拨将尽本》，见《掌故丛编》第六辑。

[61]王庆云：《熙朝纪政》卷四，《纪牧场》。

[62]《清世祖实录》卷八十。

[63]卫周胤：《请陈治平三大要》。

[64]《魏文毅公奏议》卷一，《流民急宜拯救并请发账疏》。

[65]《魏文毅公奏议》卷一，《流民急宜拯救并请发账疏》。

[66]卫周胤：《请陈治平三大要》。

[67]向玉轩：《畿地圈拨将尽本》，见《掌故丛编》第六辑。

[68]《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五。

[69]《清世祖实录》卷三十一。

[70]史惇：《恸余杂记》，《圈田》。

[71]《清世祖实录》卷三十一。

[72]《清世祖实录》卷五十三。

[73]《清世祖实录》卷七十八。

[74]《清圣祖实录》卷三十。

[75]由于所根据的材料不同和估计方法的不同，后人对清初圈地总数的估计有很大出入，较少的估计为十五万顷，较多的达二十二万顷。

[76]宋荦：《条议畿东十事》，见《西陂类稿》卷三十。

[77]王庆云：《石渠余记》卷四。

[78]《大清会典》康熙，卷二十一。

[79]《清朝文献通考》卷五。

[80]《清朝文献通考》卷五。

[81]金德纯：《旗军志》。

[82]《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七。

[83]《清世祖实录》卷五十九。

[84]刘余祐：《请革投充疏》，见《皇清奏议》卷五。

[85]《民国雄县新志》，第十册，《诗钞》。

[86]《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七。

[87]《清世祖实录》卷八十。

[88]孙家淦：《八旗公产疏》，见《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五。

[89]《清朝文献通考》卷五。

[90]吴振臣：《宁古塔纪略》。

[91]《清圣祖实录》卷一〇九。

[92]《清圣祖实录》卷一九一。

[93]昭梿：《啸亭杂录》卷二。

[94]《清世祖实录》卷九十。

[95]《清世祖实录》卷二十。

[96]谈迁：《北游录》，《纪闻》下。

[97]《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三。

[98]《清圣祖实录》卷三十。

[99]《大清律》卷二十三，《刑律》，《盗贼上》，《谋反大逆》。

[100]《清世祖实录》卷十五。

[101]《清世祖实录》卷二十六。

[102]《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三。

[103]魏裔介：《请解责令州县疏》，见《皇清奏议》卷五。

[104]《清世祖实录》卷八十五。

[105]《清世祖实录》卷一〇七。

[106]《清世祖实录》卷一一七。

[107]《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七。

[108]张宸：《平圃杂记》。

[109]《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五，刑一。

[110]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四，吴正治。

[111]《清世祖实录》卷八十八。

[112]《清世祖实录》卷九十。

[113]魏裔介：《兼济堂文集》卷九，《查解宜责州县疏》。

[114]《清世祖实录》卷八十八。

[115]《清世祖实录》卷一〇二。

[116]王士禛：《香祖笔记》卷四。

[117]《清太祖实录》卷四。

[118]昭梿：《啸亭杂录》，卷二。

[119]朝鲜《仁祖实录》卷三十七，十六年八月壬午。

[120]《清世祖实录》卷十。

[121]《清世祖实录》卷五十六。

[122]《清世祖实录》卷三十七。

[123]《清世祖实录》卷四。

[124]《沈阳状启》，癸未年八月二十六日。

[125]《清史稿》，《列传》五，《多尔衮》。

[126]《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二。

[127]《清史稿》，《列传》三十六，《索尼》。

[128]《清史稿》，《列传》三十六，《索尼》。

[129]《清世祖实录》卷三十八。

[130]《清史稿》，《列传》三十六，《索尼》。

[131]《沈阳状启》，癸未年八月二十六日。

[132]《沈馆录》卷七。

[133]《李朝实录》第三十五册，卷四十五.

[134]《清世祖实录》卷二十六。

[135]《清世祖实录》卷八十八。

[136]《清世祖实录》卷五十三。正蓝旗和两黄旗当时是皇帝统率的“上三旗”，多尔衮摄政后，以侍卫需要为名，调归己属。答应将来归政时，交还顺治。

[137]《清世祖实录》卷四。

[138]《清世祖实录》卷二。

[139]《清世祖实录》卷四十四。

[140]《清史稿》，《列传》二，《济尔哈朗》。

[141]《清世祖实录》卷一四四。

第四章　十七世纪后半期的唯物主义进步思潮

第一节　十七世纪后半期的进步思潮是时代的产物

一、明清之际进步思潮的产生

十七世纪是中国历史上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时代。大斗争、大动荡的社会条件和瞬息万变的政治风云，有力地推动了思想领域斗争的发展，出现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人为代表的一代杰出思想家。他们治学的规模宏伟博大，以犀利的笔锋，奔放的激情，抒发了深刻而新颖的政治观点、哲学观点，形成了与宋明以来陈腐反动理学相对立的、具有批判精神和求实精神的新思潮、新学风，谱写下我国思想史上光辉灿烂的一章。

恩格斯说：“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1]。明末，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了后期，各种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封建统治机器已运转失灵。波澜壮阔的明末农民大起义，用武器的批判，深刻暴露了封建制度的腐朽性，把不可一世的明王朝和宋明理学的精神枷锁，统统打翻在地，这对于清初进步思潮的兴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满洲贵族入关以后，在联合汉族地主官僚镇压农民起义、建立清朝统治的过程中，实行野蛮的民族压迫政策，使得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全国政治形势发生了急遽的变化。明朝的顷刻瓦解和满洲贵族入主中原，使一些封建士大夫的思想受到空前震动。他们以惶惑的心情面对这一“天崩地解”的形势，注视着新涌现出的社会问题，思考着招致“社稷沦亡，天下陆沉”的原因。为什么表面坚实、巍峨庄严的明朝统治殿堂崩毁于一旦？为什么统治中国两千年之久的封建制度既不能防止内部和外部的危机，又不能顺利地克服危机？这部统治机器出现了什么毛病？它的整体和各个部分的牢固性如何？由满族建立的新的王朝，承袭了明制，是否能够持续经久？清初的思想家不可能认识封建制度的本质，当然也就不可能完全正确地回答一系列根本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但是，他们站在当代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激流中，对于封建社会末期产生的种种弊端却有十分深切的感受，因此，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深刻程度抨击封建专制制度，批判唯心主义理学，提倡经世致用，反对民族压迫，形成了清初别开生面、气势磅礴的进步的社会思潮。此外，长期流亡不定的生活，使他们有机会接触社会实际和下层民众，大大开阔了认识的源泉，丰富了研究的领域。总之，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给进步思想家的教育要比他们在古代典籍中勤奋钻研之所得，更加直接，更加现实，更加重要。没有前后历时四十年之久的农民阶级对封建制度的武器的批判，就不会有清初进步思想家的批判的武器。阶级斗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同时，也是思想发展的渊源。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2]。明末资本主义萌芽对进步思潮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意义。明朝自嘉靖、万历以来，长江流域一带便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虽然这些发生在封建社会内部的新的经济因素，还极其微弱，但已经开始显露出它的社会影响。清初的思想家大多生活或活动在东南地区，与工商业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他们之所以能够透过封建正统思想的重重笼罩，产生出某些民主主义思想的萌芽，是和比较发达的经济条件分不开的。

十七世纪后半期的社会进步思潮，还“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3]。思想家们继承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朴素唯物主义传统，但由于他们经历了封建社会后期更为复杂尖锐的矛盾和斗争，因此，涉及的领域更宽广，占有的材料更丰富，所作的贡献更重大。宋元明三代，唯心主义理学泛滥，长期以来，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传统几乎湮没不彰。明末，李贽是反对反动理学的最勇敢的先进思想家，他举起了批判封建政治和封建文化的旗帜，提出了许多发人深思的哲学问题和社会问题。但是，李贽生活的时代稍早一点，他的思想没有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高潮中经过冲洗，还没有摆脱唯心主义的窠臼，他的世界观类似于出世的，而非入世的，他对理学的批判与其说是深刻，不如说是锐利。只有在经过明末农民大起义以后，明朝覆亡，理学唯心主义的反动性、腐朽性更加暴露，才会产生清初的一批思想家，他们恢复和发展了古代唯物主义的传统，比李贽站在更加坚实的基地上，对理学唯心主义发动了深刻猛烈的抨击。虽然，清初的思想家们不同意李贽那种蔑视礼义伦常的观点和放任不羁的生活态度，但是，在激烈反对宋明理学这一点上，不能不说他们恰好是接过了李贽的批判旗帜。

明末，随着生产的进步，自然科学也相应地发展。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反映了当时科学技术所达到的水平，西方自然科学，如天文、数学、地理学也相继传入中国。科学思想的传布，有助于清初思想家们剔除自己宇宙观和历史观中的神秘色彩，摆脱理学观点和迷信思想的束缚，开始用求实的态度和比较科学的方法来观察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

总之，十七世纪后半期进步思潮的形成，有它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是各种矛盾长期斗争的产物，又是历史上先进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在中国思想历史的漫长发展过程中，每处于社会转折时期，都有人作出自己时代所能作出的总结。清初思想家正是站在急遽变化的社会潮流的前面，总结性地批判过去，揭开了中国思想史上辉煌、瑰丽的新篇章。

二、明清之际的学派和思想家

一种社会思潮常常包括若干个不同的学派，而每个重要的学派必有杰出人物为其代表。杰出人物总是领导着学派，站在时代思潮的前头，为历史发展扫清道路。思潮是某些阶级、某些集团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观点、意愿和风尚的总和。属于同一思潮下的各个学派和人物，具有共同的思想倾向性，但是，由于人们的具体经历不同、活动地域不同、师承关系不同、治学方法不同、性情爱好不同，因此，他们的理论观点、著作风格、造诣深浅、研究领域也有极大的差别。一种奔放前进的社会思潮绝不仅仅是刻板单调、千篇一律的重复和模仿，而是在共同的倾向性中显示出丰富多彩的内容与千变万化的风格。它仿佛是春深时节的盛大花圃，万木争荣，千葩竞秀，绚丽多姿，美不胜收。各个学派和众多的思想家，同归而殊途，各有其专长和侧重面，他们彼此影响，互相推动，云蒸霞蔚，俊彩星驰，形成具有时代特色和相当群众基础的社会思潮。

清初杰出的思想家和重要的学派有：

1.黄宗羲和浙东学派。黄宗羲（一六一〇年至一六九五年，明万历三十八年至清康熙三十四年），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浙江余姚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其父黄尊素是东林党的重要人物，在明末腐败的政治环境中被阉党迫害而死。清兵南下，黄宗羲毁家纾难，投身抗清，奋斗十余年。失败以后，隐居乡间，讲学著述，多次拒绝清政府的征聘，著有《明夷待访录》、《南雷文定》、《明儒学案》等书。

黄宗羲的重要贡献主要在政治学和历史学方面，他的《明夷待访录》一书尖锐地抨击封建政治，描绘了带有某些民主主义色彩的“理想国”，对中国近代的思想界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他的史学思想着眼于通经致用，以历史的眼光治学术，反对空谈。他说：“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问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不为迂儒，必兼读史。”[4]这种认识打破了理学标榜的传统，是对明末学风积弊的一种反抗。正如章学诚所说：“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5]全祖望也说：“前此讲堂痼疾，为之一变。”[6]

黄宗羲画像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一书，总结了明代近三百年的思想发展，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巨大而较有系统的学术思想史著作。以后，他的弟子万斯大、万斯同和更晚的全祖望、章学诚等，都直接或间接地接受黄宗羲的影响，并完成了黄宗羲没有完成的另一部巨大著作《宋元学案》和明史的纂修工作，在历史编纂、史论和史料学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形成了以史学研究为其特色的浙东学派。这个学派的特点是：不尚空言，比较注重实践，以经学为根柢，以史学为经世之具，重民族气节，在治学态度上谨慎勤苦，严核是非，考证史实，不凭传闻。但是，黄宗羲虽然倾向于唯物主义，所受王阳明学派的影响却较大，思想上混杂着唯心主义的渣滓，在政治和历史方面，不可能进一步揭示其本质。这些局限性是黄宗羲所无法摆脱的。

顾炎武画像

顾炎武（一六一三年至一六八二年，明万历四十一年至清康熙二十一年），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出身于江南大族，青年时期加入以抨击明末弊政为宗旨的“复社”，提倡读书务实，留心经世之学。清兵南下，陷昆山，其生母与两弟均罹于难。养母绝食自誓，这对顾炎武的刺激极深。他曾和“复社”中归庄、吴其沆等人起兵抗清。失败以后，遍游北方各省，结交志士，“其心耿耿未下”[7]，图谋恢复明朝的统治。著有《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音学五书》、《亭林诗文集》等。

顾炎武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特别擅长经学、音韵学、历史学、地理学。他针对明末士大夫的空疏不学，昏庸无耻，强调“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以“明道救世”为治学宗旨，把学术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联系起来，“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8]，力图扭转明末极端腐败的学风。为此他树起“经学即理学”的旗帜，与“置四海之穷困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9]的理学相对抗，这在当时的思想界激起很大的波澜。

经世致用的学术内容决定了顾炎武别具一格的治学方法。他比较注重调查研究，广求证据，详察山川地理和各种制度的沿革，提倡独创，反对盲从和剽窃。内容浩瀚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日知录》就是实践这个方法论的范例。他“频年足迹所至无三月之淹”，“一年之中，半宿旅店”[10]，每至一地，则“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11]。

由于顾炎武有力地纠正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恶劣学风，开辟了清代治学方法和学术门类的新途径，对继起的考据学派影响很大，因而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梁启超说：“清代许多学术都由亭林发其端，而后人衍其续。”[12]但是顾炎武接受朱熹的影响较多，政治改革的主张较温和，也没有充分发挥唯物主义的见解，方法上不可能摆脱形而上学。清朝统治者出于统治的需要，贬低顾炎武的经世之学“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大肆赞赏他的“考据精详”，企图借助他的声望为考据学派进行辩护。事实上考据学派虽然部分地接受了顾炎武治学精神的传统，但他们把顾炎武的经世之学蜕变为脱离现实政治、单纯追求书本知识的繁琐学术，大大背离了顾炎武的初衷。

王夫之（一六一九年至一六九二年，明万历四十七年至清康熙三十一年），字而农，号薑斋，世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出身于没落的小地主家庭。他从青年时起便关心时政、民情，探索历代社会经济与典章制度的变革关系；并参加复社，要求改革。一六四八年（清顺治五年）清兵进占衡州，王夫之于衡山起兵抗清，以寡不敌众失败。后参加桂王政府，又在南明小朝廷的党派斗争中受排挤，几乎丧命。这使他痛感国事糜烂，已不可为，遂愤然离去，长期隐居于荒岩绝壑、苗瑶山洞中，从事著述，借笔墨倾吐匡复之志，“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3]。他在极端艰苦中写成了许多著作，主要著作有《周易外传》、《张子正蒙注》、《尚书引义》、《思问录内外篇》、《噩梦》、《黄书》、《读通鉴论》等。

王夫之画像

明末清初复杂尖锐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促使王夫之总结历代的治乱、得失、兴衰、存亡的经验教训，他对统治中国达五百余年、已成为社会发展桎梏的唯心主义理学，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批判，在斗争中建立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和进步的历史观。他的哲学思想精深细密，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的巨大丰碑，他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具有革新色彩，企图从探讨历史规律来提供经验教训。王夫之在学术上的巨大成就，赢得极大的声誉，刘献廷说，“其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发明”[14]。谭嗣同更推崇为“五百年来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15]。但由于王夫之的思想“别开生面”，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的反动，因此，他的著作被列为“禁书”，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才得以大量刊印。

作为十七世纪地主阶级的思想家，王夫之无法完全克服哲学思想上的唯心主义残迹。在社会历史观方面地主阶级的烙印尤为明显，他敌视农民起义，诬蔑革命农民，并囿于“华夷之防”，歧视少数兄弟民族。他为挽救社会危机而作的一切探索，也并没有提供一个真正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正确方案。

2.颜元和颜李学派。颜元（一六三五年至一七〇四年，明崇祯八年至清康熙四十三年），字易直，号习斋，河北博野人。他生于穷乡，幼年因家贫为朱姓养子，长期贫困的农村生活和青年时期“用力农事”的经历，使他对社会矛盾和人民的疾苦有所了解，从而形成注重“躬行践履”，讲求功利，反对空谈性命的思想。颜元一生主要以行医、教书为业，曾南游访问一些知名学者，与之论学辩道。晚年，一度主持漳南书院，开设文事、武备、经史、艺能四科，企图把积学待用的教育思想付诸实践。其主要著作有《四存编》（包括《存性》、《存学》、《存治》、《存入》四编）和《四书正误》等。

颜元生活的时代略晚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这时程朱理学经过清朝统治者的提倡，已居于压倒一切的显赫地位。面对思想战线袭来的狂潮，颜元没有“惧一身之祸而不言”，而是对程朱陆王进行全面的批判，尤其集中抨击朱熹，表现了勇敢无畏的精神。梁启超说：“其对于旧思想之解放最为彻底……其对于宋学为绝无闪缩之攻击。”[16]

颜元强调习行对认识的重要作用，反对理学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提倡富国强兵的功利主义，反对空谈著述的主静哲学。他的弟子李塨（一六五九年至一七三三年，清顺治十六年至清雍正十一年），字刚主，号恕谷，继承和宣传颜元的学说，世称“颜李学派”。李塨不同于颜元的长期乡居，经常往来于京师南北，广交当时的名士，著有《大学辨业》、《论语传注问》、《廖忘编》等书，对颜元的思想有所补充发挥。此外，传习颜元学说的还有王崑绳、恽皋闻、程廷祚等人。

十七世纪下半期，除黄、顾、王、颜四大思想家以外，还有许多重要的思想家，他们研精覃思、灿若群星，各有特殊的专长和造诣，其中有：

朱之瑜（一六〇〇年至一六八二年，明万历二十八年至清康熙二十一年），字鲁屿，号舜水，浙江余姚人。曾在舟山坚持抗清斗争，失败后流亡日本、安南、南洋等地，继续进行抗清活动，直至客死日本。他的著作被编入《舜水遗书》。朱之瑜是当时士大夫中具有强烈民族意识、坚持抗清斗争的突出代表，写出了许多洋溢着战斗激情的诗文。他鉴于明末学风流弊，强调治学应以“经邦弘化、康济艰难”[17]为宗旨，从“日常之能事”做起，达到“明德笃行”，反对空谈性命的唯心主义理学。

陈确（一六〇四年至一六七七年，明万历三十二年至清康熙十六年），字乾初，浙江海宁人，是我国十七世纪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反对程朱理学的战士，曾与黄宗羲同学。在自然观上，他反对天有意志，能祸福人的谬说，并以追求真理的怀疑精神否认《大学》是圣贤之书，攻击程朱理学对学术界的统治。他在《与黄梨洲书》中说：“世儒习气，敢于诬孔孟，必不敢背程朱，时为之痛心。”[18]在人性论和认识论上他的激进观点都是针对程朱理学而发的，著有《大学辨》、《葬书》等。

傅山（一六〇七年至一六八四年，明万历三十五年至清康熙二十三年），字青竹（青主），山西太原人。明亡后，隐居不出，拒绝清廷“博学鸿词科”的征聘，他的诗文流露出反对民族压迫的激情。他吸取明朝覆亡的教训，反对宋明理学，称宋儒为“奴君子”[19]，“理学家法，一昧板拗”[20]。著有《霜红龛集》。傅山的学问广博，长于音韵学和诸子学的研究，又精绘画、医学。

方以智（一六一一年至一六七一年，明万历三十九年至清康熙十年），字密之，安徽桐城人。明末进士，官至翰林院检讨，明亡后，南下广东，参加南明桂王政府，后被排挤辞职。清兵入粤后，为避搜捕，出家为僧。他的学问渊博，对自然科学和哲学很有研究，著有《物理小识》、《通雅》、《药地炮庄》、《浮山文集》等。方以智从研究自然科学出发，坚持唯物主义，认为“盈天地间皆物也”[21]，并说“火”是一切运动的根源。在认识论上，他主张“藏知于物”，反对理学家的唯心主义，但他的哲学思想中存在着机械唯物论的缺陷。

唐甄（一六三〇年至一七〇四年，明崇祯三年至清康熙四十三年），字铸万，四川达州人。清初举人，当过十个月知县，后在江南经商，过着“居于市廛，日食不匮”[22]的生活，晚年讲学论道，著有《潜书》。唐甄是个勇敢的政治评论家，激烈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把封建帝王看做罪恶的渊薮和杀人的刽子手，他揭露了社会上的贫富不均和政治不平等现象，反对贵贱智愚不可逾越的等级观念。由于他在城市中经营商业，因此重视工商，强调“农安于田，贾安于市”、“农贾乐业，衣食滋殖”[23]，把被封建统治者视为“末业”的商贾，提高到与农业并重的地位，他自己也拒绝友人要他抛弃商贾贱业的劝告，宁可“伏于户牖，食于贱业”，自称“吕尚卖饭于孟津，唐甄为牙于吴市，其义一也”[24]。唐甄晚年信奉王阳明的心学，他的思想中保留着较多唯心主义的残渣。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德文版第三版序言，602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共产党宣言》，270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恩格斯致康·施米特》，485页。

[4]《清史稿》，《列传》二六七，《儒林》一。

[5]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浙东学术》。

[6]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十六，《甬上证人书院记》。

[7]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二，《亭林先生神道表》。

[8]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学书》。

[9]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学书》。

[10]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五，《与潘次耕书》。

[11]潘耒：《日知录》序。

[1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13]王敔：《薑斋公行述》。

[14]刘献廷：《广阳杂记》。

[15]谭嗣同：《仁学》。

[1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17]朱之瑜：《舜水遗书》，《文集》卷十五，《答问三》。

[18]《南雷文定》附录。

[19]傅山：《霜红龛集》卷三十一，《书宋史内》。

[20]傅山：《霜红龛集》卷三十八，《杂记》三。

[21]方以智：《物理小识自序》。

[22]唐甄：《潜书·食难篇》。

[23]唐甄：《潜书·善施篇》。

[24]唐甄：《潜书·食难篇》。

第二节　十七世纪后半期进步思潮的内容

一、反对封建专制主义

十七世纪后期的进步思想家从切身经历中痛感明末专制政治的腐败和专制皇帝的昏庸，又在抗清斗争中长期和清朝专制政府进行对抗，因而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弊害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对它进行尖锐的抨击，其中以黄宗羲、唐甄最为激烈。

一六六三年（清康熙二年），黄宗羲怀着士大夫阶级的“亡国”深恨，写了一部以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为特色的政治专著——《明夷待访录》，在这部书中他比较大胆地突破了纲常名教观念的束缚，剔除了君权神授的神秘色彩，用赤裸裸的“利”、“害”观点，论证了君权的起源及其实质，指出，“君主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不惜“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敲剥天下之骨髓”，供一己之淫乐，致使天下人的“私”与“利”完全淹没在君主个人的“大私”之中。因此，在天下人心目中君主是“寇仇”与“独夫”。他赞美“以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古代尧舜之世，反对“以君为主，天下为客”的今世，公开宣称“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1]。在君主的淫威笼罩一切并得到理学家百般辩护的专制时代，这个结论确如惊雷霹雳，猛烈震动着黯然窒息的思想界。

针对“君为臣纲”的封建教条，黄宗羲阐述了君臣“名异而实同”，是平等的“师友”关系，有别于宦官宫妾。臣的职分“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2]。他嘲笑鼓吹“臣为君而设”，“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理学家，是见识狭小的“规规小儒”，蔑视他们尊为最高道德标准的忠君思想。说“不以万民之忧乐”为意的君主，其兴亡只是“一姓之兴亡”，臣下无需“从君而亡”，或“杀身以事君”[3]，这种万民之忧乐重于一姓之兴亡的观念，是对传统的封建纲常的否定。

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潮中，唐甄以“君臣之伦，不达于我也”[4]、“不敢言君臣之义”的鲜明立场，向着被儒家神圣化了的君权发起攻击，指出“天子虽尊，亦人也”[5]，“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6]，从而抹去君主头上的神圣光环，降格与平民同列。他在“天下之人视君主如寇仇”的认识基础上，进一步揭露了历代君主都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大将杀人，非大将杀之，天子实杀之……官吏杀人，非官吏杀之，天子实杀之。杀人者众手，实天子为之大手”[7]。“嗟呼，何帝王盗贼之毒至于如此其极哉！”[8]唐甄的激烈抨击不仅清算了历史上君主的罪恶，锋芒也触及清初的社会现实，所谓“近者二三十年……杀人之事……帝王居其半”[9]，就是指满族贵族的军事镇压活动。但是，无论黄宗羲或唐甄都没有从揭露君主的罪恶中导致废除君主专制制度的结论。他们的激烈抨击确实宣泄了长期积郁的愤懑，黄宗羲甚至还提出了“向使无君也”的假设，然而实际的着眼点仍在于提高相权，限制君权，用宰相传贤制补充天子世袭制。使君主“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10]。

黄宗羲还希望通过学校和实行法治来监督君权的行使。主张学校不能单纯“养士”，而应成为具有“公其是非”职能的清议机关。他引古筹今以东汉和宋朝的历史为例论证了学校的作用。提出了太学祭酒应拥有“其重与宰相等”的权力，可以当天子之面直言“政有缺失”，使“天子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11]，郡县学官对地方官也可以“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12]，这样的学校类似近代的代议机关。它是黄宗羲政治思想中最激进的、具有初步民主主义的思想，表达了极弊之后对于贤人政治的渴望心情。与此同时，黄宗羲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法治思想，即以贯彻“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各得其私，各得其利”为原则的“天下之法”，取代“桎梏天下人之手足”的“一家之法”[13]，借以约束君主个人的“人治”。这种法治思想一定程度上包含有近代君主立宪的因素，反映了工商市民要求法律上平等权利的呼声，虽然它的实质仍然是封建制的法治。

顾炎武十分推重《明夷待访录》，亲为作序，自称《日知录》同于《明夷待访录》者“十之六七”。他提出的以“众治”代“独治”[14]，即扩大郡县守令的职权，倍以平衡君权和地方权力的见解，以及王夫之“不以天下私一人”[15]的“均天下”主张，是和黄宗羲、唐甄反对专制的政治思想相通的。

二、民族思想

清初的抗清斗争是中国内部的民族斗争，不同于近代国与国之间的斗争。但是国内的民族斗争也存在着民族压迫问题，存在着保卫正当的民族利益问题，存在着妥协投降还是进行抵抗的是非问题。由于满族统治者在入关初期的残酷屠杀和执行民族高压政策，引起了汉族广大人民和许多地主知识分子的反抗。投身于抗清斗争的思想家，激发起强烈的民族意识，以笔墨为武器，反对满族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这是有积极意义的。当时，王夫之在许多著作中阐发了保卫民族利益是“古今之通义”，民族败类是“万世之罪人”的思想。并借古喻今，无情地鞭挞了历史上的投降派，热情歌颂了捍卫本民族正当利益的英雄人物。高标民族气节的顾炎武把“国”和“天下”区分为两个概念。“国”是一姓的王朝，“天下”是匹夫的天下，亦即民族的天下，亡国只不过是“易姓改号”，而亡天下则涉及民族风俗习惯与文化的沦丧。因此，他强调“保国”责在君臣百官，“保天下”则“匹夫之贱，与有责焉”[16]。由于他把民族的利益凌驾于一姓王朝之上，背离了君主绝对神圣的信条，表现了思想上的深刻的时代烙印。顾炎武提出“保天下”必自“正风俗始”，而正风俗又应从提倡“清议始”，也就是要让地主士大夫有发言权。“政教风俗，苟非完善，即许庶人之议”[17]。这样，他把保卫民族利益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和反对专制主义思想联系了起来。

清初的思想家大多数抱有强烈的民族思想，这种思想虽有积极的一面，但也有消极的一面。他们抱有“夷夏之防”的民族偏见，不可能分辨压迫民族中间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把整个少数民族一概视为敌人，甚至斥为“禽兽”，表现出浓厚的大民族主义情绪。

三、经世致用的思想

清初思想家反对明末浮夸空谈的学风，讲求经世致用的功利主义。顾炎武痛诋王阳明学派“置四海之穷困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18]，致使“神州荡覆，宗社丘墟”[19]，他认为治学就是求治道，在自述著书宗旨时说：“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20]，“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21]。他强调“多学而识，行必有果”，注意理论和实际、思想和行动的一定程度的结合。虽然顾炎武的哲学思想不如王夫之丰富，政治思想不如黄宗羲激进，却始终贯彻经世致用的主线，构成顾炎武学术思想的突出特点。

朱之瑜、傅山、李颙（一六二七年至一七〇五年，明天启七年至清康熙四十四年）和颜元都非常注重学术的实际效用，赞赏宋朝陈亮、叶适的功利主义。朱之瑜以“经邦弘化，康济时艰”[22]为治学的主旨。李颙提倡“匡时要务”，说：“学人贵识时务……学贵实效，学而不足以开物成务，康济时艰，真拥衾之妇女耳，亦可羞已”[23]。特别是颜元在贬斥理学为虚学的同时，积极提倡实学，强调“救弊之道在实学，不在空言”，“实学不明，言虽精，书虽备，于世何功，于道何补”[24]，他曾用二十二个字概括表述了“实学”的内容，“如天不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材，正大经，兴礼乐”[25]。他尖锐地批判了宋明理学家自命清高、重义轻利的谰言，嘲笑他们“全不谋利计功是空寂，是腐儒”[26]，把理学家一贯奉行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信条，改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27]，一字之改，充分反映了颜元把“义”和“利”、“道”和“功”统一起来，以实际效用为衡量学术标准的反理学思想。

经世致用的思想是清初思想家从总结明亡教训和清算理学的斗争中形成的，目的在于摆脱明末以来封建社会的危机，整顿濒于崩溃的封建秩序，恢复和加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统治，实际上是发自封建士大夫的“救世”的呼声。但由于它企图从理学教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追求社会的变革，因此，在当时具有进步的意义，成为清初反理学运动的一个显著的特色。

四、均田说与“工商皆本”

经历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思想家们，从此伏彼起的农民反抗中认识到明末官僚贵族大地主疯狂地兼并土地，造成“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的严重“不均”，是招致农民大起义的根源。为了改变明末弊政，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制度的基础，他们提出以限制官僚贵族大地主的兼并作为社会改革的核心。王夫之反对王者擅取天下的土地，拥护自占自耕。他说，“有其力者治其地”，“王者能臣天下之人，不能擅天下之土”[28]，“人所自占为自耕者，有力不得过三百亩”[29]。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借恢复井田为号召，提出“授民以田”，“田土均之”。他根据明代的军屯制度设想了恢复井田制的蓝图。顾炎武针对明末官僚地主对农民的繁苛剥削[30]，也力主“均田”和“垦田”[31]，并在诗文中流露出对于农民现实惨痛生活的一定同情。颜元不仅揭露了“一人而数十百顷，或数十百人而不一顷”[32]的严重社会不均，而且把抨击的锋芒指向了清初的圈地政策，谴责说：“国朝之圈占，几半京辅”。他大声疾呼“天地间田，宜天地间人共享之”[33]，均田为“第一义”，“田不均则教养诸政，俱无措施处”[34]。他的七字富天下的经济纲领实际也是以均田为基石的。在措施上颜元与黄宗羲相近，借用理想化了的三代井田制度，调整现行的租佃关系，曾经幻想“一月不刑一人，而均一邑之田亩”[35]，继之，李塨、王崑绳也认为，“均田，第一仁政也”[36]。提出收田、献田、买田等等具体办法，补充了颜元的均田主张。

总之，十七世纪思想家的“均田说”，在浓厚的复古色彩的掩盖下具有极其现实的针对性。它从维护封建制度的基础出发，揭露了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要症结和动乱的根源，抵制了土地兼并的泛滥，反映了岌岌可危的自耕农的呼声和中小地主的要求。均田的主张同他们要求平等的参政权是一致的，因而构成了十七世纪进步思潮的重要内容。但是，这些思想家的均田主张，有的以军屯制度作样板（如黄宗羲），有的参照了当时的租佃关系（如颜元、李塨），都主张实行自上而下的渐进的改革，这种改革不但难以实现，而且仍然给土地兼并留下了广阔的余地。它与明末农民大起义中提出的“均田”纲领，无论阶级内容、实行的手段和追求的目的都是不同的。

此外，黄宗羲还提出“工商皆本”的思想，与传统的“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经济政策相对抗。他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37]。王夫之很重视富商的作用，他说：“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并反对封建国家压抑富民，提出“惩墨吏，纾富民，而后国可得而息也”[38]。唐甄也把封建统治者历来视为“末业”的商贾，提到与农业并重的高度，认为发展农商是统治者“为政之道”最重要的内容。他曾经幻想通过增加生产与市易的途径，改变“四海之内，日益穷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39]的现状。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思想、理论、观点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而要到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社会存在中去寻求，因为这些思想、理论和观点等等是社会存在的反映”[40]。清初，工商皆本（或农商皆本）的思想是资本主义萌芽的物质关系的产物，是代表市民利益的意识形态。当然，这种思想还是零碎片断的，而非完整系统的。因为，当时城市中工商业者的力量、作用虽有所增长，但还没有形成强大的、可以和封建势力抗衡的社会力量。在现实生活中尚未牢固、尚未充分壮大的力量和事物，反映在思想上也只能是模糊不定的轮廓。清初思想家蒙眬地意识到工商业者的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寄希望于市民力量的发展，但又不可能对这支相对微弱的力量进行更细致的描述和更大胆的支持。他们所说的商贾，侧重点在商品流通的领域，而非商品生产的领域；他们所说的“富民”，除了工商业者之外，也包括了那些不当权的地主在内。

五、反对宋明理学

清初的思想家从社会的激剧变动中，比较深刻地领会了宋明理学的弊害，几乎都站在反对理学的一边，对理学进行修正、批判和攻击。统治中国思想界达五百年之久的唯心主义理学成为当时进步思想界的众矢之的，它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发生了动摇。

比较温和的是黄宗羲和李颙，他们和理学有较深的师承关系，但也觉察到它的弊害，企图修正和补充理学。黄宗羲反对理学家的空谈，李颙也说，“道不虚谈，学贵实效”。反对理学稍激进的是顾炎武、朱之瑜，顾炎武提出理学即经学的命题，“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较诸括帖之文而尤易”[41]。朱之瑜斥理学家“不曾做得一事”，是“优孟衣冠”、“与今和尚一般”[42]。王夫之更从理论上对唯心主义理学作了较深入的批判，痛斥陆王心学是误国之学、亡国之学。他说“陆子静出而宋亡”[43]，王守仁“以良知为门庭，以无忌惮为蹊径，以堕廉耻、捐君亲为大公无我……祸烈于蛇龙猛兽”[44]。王夫之以“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45]的批判精神，发起了对理学的猛烈攻击。但顾、朱、王的批判锋芒集中于陆王学派，而对朱熹的态度较为缓和。

傅山、潘平格等的批判更为尖锐辛辣，淋漓尽致地揭露了理学家的丑态，拆穿了他们所标榜的道统。傅山骂理学家是“奴君子”，他听讲理学后说：“我闻之俱不解，不知说甚，正由我不曾讲学，辨朱陆买卖，是以闻此等如说梦。”[46]他反对理学家的道统说，提出：“今所行五经四书注，一代之王制，非千古之道统也。”[47]潘平格则把朱熹、陆象山与和尚道士相比，说“朱子道、陆子禅”[48]，甚至把周、程、朱、陆、王这一群传授理学道统的思想界的偶像一概斥为孔庙两庑的一群僧道。

稍后的颜元，生活在清廷重新提倡程朱理学的时代。面对理学逆流的泛滥，他蔑视理学家的围攻和严刑峻法的威胁，高喊出“理学杀人”的呼声。他说：“果息王学而朱学独行，不杀人也？果息朱学而独行王学，不杀人也？”[49]他抨击王学“阳明近禅处尤多……所谓与贼通气者”[50]；又指名道姓地谴责朱熹“原只是说话读书度日”，“自误终身，死而不悔”，企图“率天下入故纸堆中，耗尽身心”，使之“成为弱人、病人、无用人”[51]。他痛斥朱熹“主敬习静”之说“愈谈愈惑……愈妙愈妄”[52]，是“分毫无益于社稷生民”的“曲学”、“异端”[53]。如果天下人皆以“读书、著述、静坐”为务，势必“灭弃士农工商之业，天下之德不惟不正，且将无德；天下之用不惟不利，且将无用；天下之生不惟不厚，且将无生”[54]。因此，理学之为害“不啻砒霜鸩羽”[55]。在清廷日益严厉的思想统治下，他对理学的尖锐抨击，有如石破天惊，使理学家瞠目失色。

六、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清初思想家在清算唯心主义理学的斗争中，还从哲学的根本问题入手，用唯物主义观点阐明了理气关系、道器关系、知行关系，给予理学的唯心主义基础以沉重的打击。王夫之否定了“理本气末”、“理在气先”的唯心主义谬论，肯定了“理在气中”、“理即气之理”[56]的唯物主义一元论，把程朱颠倒了的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建立了超越前人的包括自然观和认识论的较完整的唯物主义体系。方以智从对自然史的研究中得出了“盈天地间皆物也”[57]和“一切物皆气所为也”[58]的唯物主义结论，阐明了处于永恒运动的天地万物都有规律，所谓“物有其故”，这规律就是“物理”，“物则”[59]。顾炎武提出“盈天地之间者气也”[60]的唯物主义命题。李塨也明确地说：“夫事有条理日理，即在事中……离事物，何所为理乎？”[61]

在“道”和“器”亦即客观事物的规律和具体事物的关系问题上，王夫之批判了“无其道则无其器”，“道在器先”，“道本器末”，以道为世界本原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精辟地指出：“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62]，离开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就无所谓具体事物的规律。正如“未有车马”便不会有“御道”，“未有弓矢”便不会有“射道”。此外，顾炎武提出“非器则道无所寓”[63]；方以智论证了“物理在一切中”[64]。所有这些观点都是对物质与精神关系这一哲学根本问题作出的唯物主义的发挥。

在认识论上，清初思想家针对理学家坐而论道、空谈心性的恶劣风气，强调认识来源于“外物”，“知”依赖于“行”。王夫之提出“形、神、物三相遇而知觉乃发”[65]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方以智主张“藏知于物”，认为正确的认识应当符合事物的本来面目，所谓“知至而以知还物”[66]，陈确注重“躬行实践”，强调学习和实践对认识的重要作用，说“物之成以气，人之成以学”[67]，反对求人性于未生之前，驳斥了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妄说，鼓舞人们面向实际，力行求治。尤其是颜元标举“习行”的主张，强调直接经验和感性认识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给予理学家静坐诵读的“心法”以沉重的打击。他说，“讲之功有限，习之功无已”[68]，“一事不学，则一事不能；一理不习，则一理不熟”[69]，譬如行医不能只读医理，学琴不能只读琴谱，而要“亲下手一番”，“向习行上做工夫”。他的格言就是“讲解千卷不如习行一二也”[70]。他以辛辣的语言戳穿理学家从所谓“穷理居敬”、“静坐读书”中得来的知识，纯属“望梅止渴”、“镜花水月”，是虚幻而又无用的谎话。揭露他们“全不见梅枣，便自谓穷尽酸甜之理”[71]，以至“通五百年学术成一大谎”[72]。在非议程朱要受到刑罚制裁的严峻时代，颜元公然与清朝统治者唱反调，把延续五百年的官方哲学斥之为大谎，表现了坚持真理的可贵精神。

清初的思想家有丰富的唯物主义思想，而相对说来，缺少辩证的观点。但是，王夫之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不但建立了比较严密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体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发展变化和矛盾对立的观点。他认为，“天地万物，恒生于动而不生于静”[73]，“动者，道之枢、户之牖也”[74]。并以“相反相仇”、“风雷相搏”的矛盾斗争观点，论证了事物运动的根源，从而有力地批判了理学家的“主静”哲学，把中国古代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王夫之还运用事物皆动的观点去解释自然界和社会的发展过程。指出人类社会沿着“世益降，物益备”的历史发展轨道，“生生不息，变化日新”，一代胜过一代。他以长期生活在少数民族中的切身体验，论证了理学家讴歌备至的所谓“天理流行”的三代盛世“无异于今之川广土司”。并举出“吴楚闽越，汉以前夷也，而今为文教之薮”[75]，作为历史进化的实证，这种观点在当时是极为杰出的。

七、人性论和理欲说

人性论和理欲说是清初思想家在和宋明理学斗争中开辟的又一个重要战场。理学家把人性区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说什么“天命之性”即天理，是纯善至美的，但人所禀受的气质有清浊之分，因此，气质之性则有善有恶。恶人、愚人就是由于“禀其昏浊之气，又为物欲之所蔽”。这种反动说教一方面把封建的纲常伦理抬高为“天命之性”，要求人民无条件地遵守服从；另一方面又把人们的生活要求以至反封建的思想感情斥为“气质、物欲”的不良影响，理学家拼命鼓吹“存天理，去人欲”，其目的就是要扼杀一切反封建的思想和行动。

清初思想家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批判了理学家在人性问题上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他们不承认先天形成的“天命之性”，认为：人性根本不是什么天生就形成的，而是在后天的环境中不断损益变化、发展形成。如王夫之说“习成而性与成也”，“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也……未成可成，已成可革。性也者，岂一受成型不受损益也哉”[76]。陈确说：“物之成以气，人之成以学。”[77]颜元说：“心性非精，气质非粗，不惟气质非吾性之累害，而且舍气质无以存养心性。”[78]李塨也说：“除了人，何处是天？除了事，何处是性？使人事之外有天性，则天性为无用之理矣。”[79]虽然这些思想家所说的人性仍是超阶级的，但他们戳穿了“天命之性”的玄虚谎言，认为人性附丽于形体（气质），把人性看做环境的产物，强调后天的习成和熏陶，这种认识是向正确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

清初的思想家激烈地反对理学家“存天理，去人欲”的谬论。他们把“理”和“欲”统一起来，充分肯定情欲私利的合理性，认为“有欲斯有理”[80]，“私欲之中，天理所寓”[81]，“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82]，“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也。向无人欲，则亦并无天理之可言矣”[83]。他们理直气壮地主张顺应和满足作为自然人的本能要求，反对封建理学家冷酷而虚伪的禁欲主义，这种离经叛道的理欲说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特色和要求。在封建前期和中期的社会中，尽管地主阶级放纵情欲、谋取私利，却掩盖在君父权威和伦理纲常的帷幕之下，而人们正当的情欲和利益反而得不到道德上的承认。只有到封建社会的后期，日益发展的商品交换关系和新经济因素的萌芽，撕裂开封建帷幕的一角，人与人关系之中的封建束缚慢慢地松弛，附加的装饰点缀开始剥落，先进的思想家才有可能面对人的本能要求，以与前不同的眼光来对待个人的情欲和私利，甚至敢于挺身而出，为之辩护。长年经商的唐甄说，“生我者欲也，长我者欲也……舍欲求道，势必不能”[84]。思想激进的颜元说，“岂人为万物之灵而独无情乎？故男女者，人之大欲也，亦人之真情至性也”[85]，“嗜欲不作……正如深山中精怪”[86]。黄宗羲、顾炎武也把自己设计的政治蓝图建立在承认私利的基础之上，黄宗羲反对专制君权，认为君主以一人的私欲侵害了天下人的私欲，主张“人各其私”；顾炎武为了顺应“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的“常情”，倡导“寓封建于郡县”的地方自治，这种鼓吹情欲私利的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股强烈的潮流。从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看，这种离开了阶级性而侈谈人性的观点是反科学的，是剥削阶级本性的流露。但在当时，它代表了正当利益得不到满足的中下层被压抑者的呼声，其锋芒针对着封建阶级的特权和道德，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八、清初进步思想家的局限性

十七世纪下半期的中国进步思想家激扬意气、健笔纵横，尽情揭露和鞭挞了腐朽的封建制度，冲破了封建理学统治下万马齐喑的局面，使当时的思想界呈现一派生动、活跃、兴旺的景象。但是应当指出，由于当时经济上新的资本主义萌芽还很微弱，政治上市民的力量还没有勃兴壮大，先进的思想家也就不可能超越当代经济和政治发展所能容许的范围，探索到一条正确的出路，勾画出未来的明晰轮廓。他们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他们政治上的初步民主主义倾向和哲学上的朴素唯物主义已达到了中国思想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但那些激进大胆的思想往往混杂着落后的成分，表现为模糊蒙眬的幻想或稍纵即逝的闪光，在应该充分阐发而导向更明确、更彻底的结论时，先进思想家们却停下了脚步而犹豫趑趄起来。他们的整个思想体系没有冲破封建的迷雾，摆脱传统的网罗，基本上仍是地主阶级的思想体系。

就其唯物主义思想来说：当时的很多进步思想家发挥了唯物主义的见解，但其中也混杂着唯心主义的渣滓，特别是较少地注意客观事物的运动变化和矛盾对立，因此，他们不过是机械唯物论者。即使像王夫之这样杰出的思想家阐明了发展和矛盾的观点，但是他强调矛盾两个方面的均衡、调和，强调事物的渐变，而抹杀了质变的作用和意义。就其政治观点来说，他们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有的激烈地攻击专制君主（黄宗羲、唐甄）、有的鼓吹分权以对抗和限制专制集权（顾炎武、李塨），但是他们全都找不到真正能代替封建专制制度的方案。当社会物质条件还没有发展到可以提供一条解决矛盾的可行的出路时，思想家不可能从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发明出来，因此他们只好退而“且求小补”，企图提高相权、提高地方权力、实行贤人政治，在复古主义的各种乌托邦中寄托自己的遐想；就其反对宋明理学来说，思想家们对程、朱、陆、王猛烈抨击，不遗余力，却不敢也不能离开儒家的堂奥，反而声称自己是返回孔孟，复兴圣学；就其重视实际，追求功利来说，他们一反理学传统，把注意力从天上转移到人间，从内心世界转移到客观现实，可是，当时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进程还没有为思想家开辟出更加广阔的研究园地，他们研究和探索的对象仍然是狭窄的，仍然限于儒家经典和封建的兵刑钱谷；就其伦理观点来说，他们虽然肯定了情欲私利的合理性，批判了理欲对立说，却仍希望调整理和欲的关系，在封建的政治原则、道德规范与人们的思想行动之间寻求和谐。

总之，清初思想家并没有也不可能冲破层层的封建网络。他们深感封建制度的腐朽、没落，但出路何在？社会将转变到哪里去？他们既害怕封建专制压迫的加强，也恐惧农民战争的风暴，表现出忧心忡忡和无可奈何的思想感情。但是，清初思想家有不可争辩的功绩，即他们是在自己的时代和从自己的立场上对当代现实问题作了极其严肃认真的思索，揭露了封建制度的罪恶，批判了理学唯心主义，发展了中国进步思想的传统，丰富了我国思想历史的宝库，而这是能够也应该要求于这些进步思想家的一切。

注释

[1]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2]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臣》。

[3]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臣》。

[4]唐甄：《潜书》，《守贱篇》。

[5]唐甄：《潜书》，《善游篇》。

[6]唐甄：《潜书》，《抑尊篇》。

[7]唐甄：《潜书》，《室语篇》。

[8]唐甄：《潜书》，《全学篇》。

[9]唐甄：《潜书》，《鲜君篇》。

[10]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11]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

[12]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

[13]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

[14]顾炎武：《日知录》卷六，《爱百姓故刑罚中》。

[15]王夫之：《读通鉴论》卷末，《叙论》。

[16]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

[17]同上书，《清议》。

[18]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学书》。

[19]顾炎武：《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20]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

[21]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六，《与杨雪臣书》。

[22]朱之瑜：《舜水遗书》卷十五，《答问三》。

[23]《二曲全集》卷七，《历代名臣奏议》注。

[24]颜元：《存学编》卷三。

[25]颜元：《存学编》卷三。

[26]颜元：《习斋言行录》卷下。

[27]颜元：《四书正误》卷一。

[28]王夫之：《噩梦》。

[29]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

[30]参见顾炎武：《日知录》卷十，《苏松二府田赋之重条》。

[31]同上书，《治地条》，《开垦荒地条》。

[32]《存治编》。

[33]《存治编》。

[34]《习斋先生言行录》三代第九。

[35]《习斋先生言行录》三代第九。

[36]李塨：《拟太平策》卷二；王崑绳：《平书订》卷七。

[37]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三》。

[38]王夫之：《黄书》，大正第六。

[39]唐甄：《潜书》，《存言篇》。

[40]《斯大林文选》上，《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41]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三，《与施愚山书》。

[42]朱之瑜：《舜水文集》卷九，《与安东守约》；卷十四，《答安东守约杂问》。

[43]王夫之：《张子正蒙注·乾称篇》上。

[44]王夫之：《老子衍·序》。

[45]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五。

[46]傅山：《霜红龛集》卷四十，《杂记》五。

[47]傅山：《霜红龛集》，卷三十六，《杂记》一。

[48]李塨：《恕谷后集》卷六，《万季野小传》引潘平格语。

[49]颜元：《习斋记余》卷六。

[50]颜元：《存人编》卷二，第四唤。

[51]颜元：《朱子语类评》。

[52]颜元：《存人编》卷一。

[53]颜元：《习斋记余》卷九。

[54]颜元：《习斋记余》卷九。

[55]《朱子语类评》。

[56]王夫之：《思问录·内篇》。

[57]方以智：《物理小识》，《自序》。

[58]方以智：《物理小识》，《天类气论》。

[59]方以智：《物理小识》，《总论》。

[60]顾炎武：《日知录》卷一，《游魂为变条》。

[61]李塨：《论语传注问》。

[62]王夫之：《周易外传·系辞》。

[63]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形而下者谓之气条》。

[64]方以智：《物理小识》，《总论》。

[65]王夫之：《思问录》，《内篇》。

[66]方以智：《物理小识》，《总论》。

[67]陈确：《瞽言》，《性解下》。

[68]颜元：《存学编》卷一，《总论诸儒讲学》。

[69]李塨、王源：《颜习斋先生年谱》。

[70]颜元：《习斋记余》卷六。

[71]颜元：《习斋记余》卷六。

[72]颜元：《习斋记余》卷六。

[73]王夫之：《读四书大全》。

[74]王夫之：《周易外传》卷六。

[75]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

[76]王夫之：《尚书引义》卷三，《太甲二》。

[77]黄宗羲：《陈乾初先生墓志铭》，见《南雷文定》后集卷三。

[78]颜元：《存性编》卷二。

[79]李塨：《大学辨业》卷三。

[80]王夫之：《周易外传》卷二。

[81]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二十六。

[82]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四。

[83]黄宗羲：《陈乾初先生墓志铭》，见《南雷文定》后集卷三。

[84]唐甄：《潜书》，《性功篇》。

[85]颜元：《存人编》卷一。

[86]颜元：《存人编》卷一。

第五章　清朝中央集权统治的加强及其政权机构

第一节　清朝中央集权统治的加强

一、康熙亲政与鳌拜集团的被清除

一六六一年（清顺治十八年）顺治帝死，其第三子玄烨即位，以第二年为康熙元年。康熙即位时年仅八岁，国家政务由索尼（正黄旗）、遏必隆（镶黄旗）、苏克萨哈（正白旗）、鳌拜（镶黄旗）四个辅政大臣掌管。四个人都是皇帝掌握的上三旗的功臣贵戚，但不是爱新觉罗的宗室，进关以后十八年，代表封建皇权的上三旗势力已压倒了下五旗，作为旗主的宗室皇族虽然都接受了王公贝勒的高贵封号，锦衣肉食，享受着荣华富贵，但他们的力量已远不能和皇权相抗衡。关外时期八旗分立和四大贝勒共议国政的习俗已成陈迹，就是入关之初多尔衮以皇叔摄政的旧制也不可能再出现。随着满族的日益封建化，封建专制主义的皇权大大地增强了。

但是，满族统治者争取权力集中和进一步封建化的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康熙初年，妨碍这一趋势的残余力量仍然存在，不过，这场斗争不再在八旗相互之间、皇帝与宗室之间进行，而是缩小到了上三旗内部，表现为皇帝与辅政大臣之间的斗争。

索尼、遏必隆、鳌拜分属于两黄旗，是皇太极的亲信旧臣，长期以来，驰驱疆场，立下显赫战功。他们在思想上、感情上和满族的古老传统相联系，与汉族高度发展的经济、文化制度格格不入，代表着一小撮立有战功的满族亲贵将领的利益。苏克萨哈出身于多尔衮的正白旗，多尔衮死后，他最先依附黄旗势力，起来揭发和攻讦多尔衮，因此受重用。

康熙皇帝像

四大臣辅政期间，总的政策倾向是延缓了封建化的进程，努力保存满族的旧制度、旧传统。如：改变了历代汉族政权对宦官的重用，废十三衙门，设内务府，减轻了宦官干政的弊害；为了保持满蒙两族历史上的亲密关系，并进一步拉拢蒙古，提高理藩院（原蒙古事务衙门）的职权，使之与六部并立；降低御史的地位；撤销了从明朝沿袭来的内阁制度和翰林院，恢复关外时代的内三院（秘书院、国史院、弘文院），在考察官吏治绩方面，停止了传统的“考满”制度，外官只行“大计”，以是否完成了赋税征收作为官吏升迁降革的标准；在科举考试方面，一度废除了八股文，只用策论；又大大减少进士的名额，顺治末年每届殿试录取的进士近四百人，一六六七年（清康熙六年）鳌拜执政时只录取一百五十五人。一六六一年发生“通海案”，因郑成功进攻南京时，江南士民起而响应，事后清廷追究穷治，牵连的人极多；同年发生“奏销案”，江南的地主官吏因拖欠钱粮，大批被黜革；一六六三年（清康熙二年）发生“明史案”，因庄廷鑨私修明史而兴大狱。四大臣辅政期间的一系列官制改革与政治案件都显示出反对封建化与打击汉族地主官吏、知识分子的倾向。

康熙六年七月亲政诏书

应该指出：四大臣辅政期间的政策措施有一定的复杂性，由于中国的封建社会已进入后期，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中存在着许多没落腐朽的东西，四辅政在反对封建化的同时，也反对了某些没落腐败的东西，如十三衙门、八股文、乡绅特权等。但是，他们不是站在进步的立场上，而是为了维护更为落后的满族旧制度、旧文化、旧风俗，不加区别地反对一切汉族文化。当时的“汉化”，实质上即是满族的进一步封建化。清王朝要作为一个全国政权继续存在下去，就不能不适应和采用广大汉族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这是大势所趋。四辅政大臣，特别是鳌拜坚持倒退，宣扬“率祖制，复旧章”[1]，凡事都要“遵照太祖太宗例行”[2]，把“祖宗”之法视为不可改变的信条，反对满族的进一步封建化，最后必定会碰得头破血流。

四个辅政大臣中，索尼年老，遏必隆软弱，苏克萨哈势力小又和鳌拜有矛盾，只有鳌拜最为跋扈。他广植党羽，排除异己，对于“相好者荐拔之，不相好者陷害之”，于是“文武各宫，尽出伊门”[3]，从中央到地方遍布他的心腹。鳌拜依仗权势，专权横行，经常在康熙面前“施威震众”，而且多次背着康熙“出矫旨”，事事凌驾于其他辅政大臣之上，“班行章奏鳌拜旨前列”；他“办事不求当理，稍有拂意，即将部臣叱喝”，轻则辱骂，重则治罪；他甚至把官员给康熙皇帝的奏疏，私自带回去同心腹亲信商议，“凡事在家定议，然后施行”[4]。鳌拜恣意妄为，独断专行，俨然成了清朝的太上皇。

一六六六年（清康熙五年），鳌拜提出：多尔衮在圈地时偏袒所属的正白旗，将正白旗安置在北京东北永平府一带，而将鳌拜所属的镶黄旗移往保定、河间、涿州，这不符合祖宗规定的“八旗自有定序”的原则，要求和正白旗换地，如果土地不足，“别圈民地补之”[5]，这不但是打击正白旗势力，在上三旗内挑起争端，而且企图以换地为名，再次掀起大规模的圈地高潮。这一主张遭到各阶层的反对，也遭到正白旗的阻挠，辅政大臣苏克萨哈、户部尚书苏纳海（二人都属正白旗）不同意鳌拜的主张。苏纳海奏称：“旗人安业已久，民地曾奉谕不许再圈。”[6]但鳌拜不顾反对，于一六六七年三月派遣自己的亲信贝子温齐等人到京畿一带“踏勘”旗地，以这些旗地“沙压水淹，不堪耕种”，“镶黄旗地尤不堪”[7]为理由，坚持要换地。并强令苏纳海会同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前往镶黄、正白两旗所在地，办理圈换旗地事务。此令一出，当地满汉人民十分恐慌，“所在惊惶奔诉”，“哭诉失业者殆无虚日”[8]，镶黄、正白二旗内的人民也不愿换地，“镶黄旗章京不肯受地，正白旗包衣佐领下人不肯指出地界”[9]，“两旗官丁较量肥瘠，相持不决。且旧拨房地垂二十年，今换给新地，未必尽胜于旧，口虽不言，实不无安土重迁之意”[10]。朱昌祚、王登联目睹实际情形，了解了群众的情绪后，奏称“旗地待换，民地待圈，皆抛荒不耕，荒凉极目”，造成“旗民交困”[11]，请求停止圈换土地。鳌拜大怒，要处死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三人，索尼、遏必隆表示支持，只有苏克萨哈反对。年轻的康熙皇帝虽然不同意圈换土地，但也阻拦不住鳌拜的一意孤行，结果苏、朱、王三人被绞死，家产没收。这次换地事件，共迁移镶黄、正白二旗的壮丁六万余人，圈换土地三十一万余晌，严重地破坏了生产，使大批人民失去土地，生活无着，并且也激化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鳌拜集团的野心和残酷手段进一步暴露。

斗争还在发展。一六六七年，康熙亲政。鳌拜集团仍把持着权力，不肯归政，要把年轻的康熙变成任凭自己摆布的傀儡。势力已大大削弱的苏克萨哈鉴于康熙已亲政，要求辞去辅政大臣的职务，把权力归还皇帝。这一举动不啻将了鳌拜的军，刺中了鳌拜的要害，因为苏克萨哈既然辞职，鳌拜、遏必隆（此时索尼已病死）势必也要仿效辞职，交出他们手中的权力。鳌拜一贯专权擅政，当然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他以极其专横的形式明确地表明自己不愿意交出政权。他诬陷苏克萨哈的辞职是“背负先帝”，“藐视冲主”，“心怀异心”，罗织了二十四条罪状，要把苏克萨哈斩首抄家。康熙不同意，“以核议未当，不许所请”。但是，骄横成性的鳌拜在康熙面前挥拳捶胸，疾言厉色，对康熙进行要挟，连康熙也无法改变鳌拜的决定。结果，苏克萨哈被处绞刑。

鳌拜清除了自己的政敌，权势越来越大，专横行为也更加露骨。他的亲信党羽班布尔善、玛尔赛、阿思哈、济世等进入内三院和政府各部任职，盘踞要津。鳌拜的弟弟穆里玛封靖西将军，是八旗的著名将领。他的儿子与顺治帝的女儿结婚，封额驸，一门贵幸无比。据说一六六九年（清康熙八年）群臣向康熙朝贺新年时，鳌拜身穿黄袍，俨如皇帝，仅其帽结与康熙不同[12]；又据说，鳌拜托病不朝，康熙亲往探视时，鳌拜卧床，席下置刀[13]，根本不把已经亲政的年轻皇帝放在眼里。鳌拜专权跋扈的行径威胁了康熙的地位，同时也驱使各种反对势力迅速地集结到康熙一边，寻求保护。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皇帝本人的意志和才能是政治斗争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康熙虽然年轻，却具有特出的才能和自己的理想，不会甘心充当傀儡皇帝。他的抚养人和保护者是祖母孝庄皇太后。孝庄是皇太极的妻子、顺治帝的母亲，为人精明能干，入关之初，她辅助幼年的顺治帝，周旋于多尔衮、济尔哈朗等权势集团之间，渡过了许多次猛烈的政治风波，使政权复归于自己的儿子。她在满族亲贵中极有威望，根本不允许鳌拜集团对自己心爱的幼孙有不利的举动。同时，满族统治者中间新的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对关外时期的生活和传统并无留恋之心，对鳌拜要求恢复旧时代旧生活的倒退政策措施表示反感。这新的一代，以索额图、明珠为代表成为年轻皇帝的心腹和依靠力量。索额图是索尼的儿子，又是康熙皇后的叔父，常年侍卫康熙，被提拔为吏部右侍郎；明珠也是侍卫出身，任内务府总管，与康熙接近，被提拔为刑部尚书、弘文院学士，一个新的势力集团正在康熙周围形成。为了夺回权力，康熙派亲信掌握了京师的卫戍权，又挑选一批少年侍卫，在宫中练习布库[14]游戏。鳌拜每次上朝，他们也不回避，鳌拜误认为“帝弱而好弄”，“心益坦然”，不加戒备。

汉族官吏对鳌拜排挤汉官的政策极为不满。一六六七年，弘文院侍读熊赐履上书，指责在鳌拜集团把持下的政治腐败，“政事纷更，法制未定”，“职业毁窳，士气日靡”，“百官缄默依阿，不肯树议任事”，“学校废弛，文教日衰”，“风俗僭侈，礼制日坏”，建议从整顿贵族近臣开始，改革朝政，一切施政要以儒学为根据，这分明是针对鳌拜集团而发。第二年（一六六八年，清康熙七年），熊赐履又上书说：“朝政积习未祛，国计隐忧可虑”，宣扬程朱理学的政治作用，这些都很投合康熙的心理。鳌拜要严惩熊赐履，康熙坚持不许，鳌拜只能做到“传谕斥其妄行冒奏”。

以皇帝之尊的康熙与鳌拜集团的矛盾日益尖锐，各种势力迅速地转到康熙一面，形势对鳌拜越来越不利。一六六九年六月，康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逮捕了鳌拜。据说：康熙与索额图等设下计谋，事先在宫中埋伏了布库少年，当鳌拜单身入宫时，出其不意，逮捕了鳌拜，并把他的兄弟子侄心腹党羽一网打尽，又宣布鳌拜三十条罪状，将他永远拘禁，其党羽被处死。康熙夺回政权以后，立即宣布永停圈地，平反苏克萨哈案件，甄别官吏，奖励百官上书言事，开始了清代政治史上'新的一页。

康熙清除鳌拜集团扭转了倒退的政策趋势，搬开了阻碍历史前进的绊脚石，使清王朝的进一步封建化得以贯彻实现，为进一步恢复、发展生产，消除割据势力，实现国家统一，反对外来侵略扫清了道路。

二、平定“三藩”之乱

清朝入关后，虽然把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军和各地抗清势力镇压下去，建立起全国的封建统治，但实际上仍然没有能够实现全国的统一。康熙统治初期，南方有“三藩”割据数省，拥兵自重；西北边疆有蒙古准噶尔部上层实行民族分裂割据；东南海上则有郑成功后代，占据台湾。针对着这种分裂割据局面，清朝政府在康熙时代，以极大的努力，先后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并粉碎了准噶尔部上层制造分裂的企图，基本上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为我国疆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的版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藩”是指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吴、尚及耿精忠的祖父耿仲明都是降清的明将。[15]清朝统治者进入北京后，这些降清的明将，为清军竭力效劳，充当镇压农民起义军和抗清力量的急先锋，从而使他们得到了保存和扩大实力的机会。吴三桂以功封平西王，留镇云南；尚可喜封平南王，留镇广东；耿仲明及其子死后，其孙耿精忠袭爵，封靖南王，留镇福建，形成了“三藩”各自割据一方的状态。

“三藩”各拥重兵，耿、尚二人各有兵力十五佐领及“绿旗兵各六七千”[16]；而吴三桂则拥有五十三佐领和绿旗兵一万二千[17]，超过耿、尚二藩兵力的总和，成为清朝政府的巨大威胁势力。“三藩”中，吴三桂最为功高权重，他控制云贵地区，“收召人材，树立党羽”，笼络旧部，倚为心腹，并将知县以上的官吏，“百计罗致，令投身藩下蓄为私人”。他任命的官吏将领，清朝政府的吏兵二部“不得掣肘”[18]。他的财政户部也不得查核。吴三桂甚至可以向全国选派官吏，称为“西选”，“西选之官几满天下”[19]。“三藩”又以“边疆未靖”为借口，向清廷“要挟军需，以示额饷必不可减”[20]，仅就一六六〇年（清顺治十七年）户部所奏，云南俸饷每年九百余万两，加上福建、广东二地一年共需饷两千余万两，而当时全国一年的军饷也不过一千七百余万两[21]，因而出现了“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22]的局面，造成清朝政府财政上的巨大困难。

“三藩”在其控制区内，任意把持和掠取当地资源，借以扩充实力。吴三桂在云南，不仅“广征关市，榷税盐井、金矿、铜山之利”[23]，并且“招徕商旅，资以藩本，使广通贸易殖货财”[24]。尚可喜在广东“令其部人私充盐商，据津口立总店”，耿精忠在福建也同样是“横征盐课”[25]，而耿、尚二藩又都与荷兰以及东南亚各地私通贸易，“潜引海外私贩，肆行无忌”[26]。

“三藩”割据势力的恶性发展，给当地人民带来极大的祸害。吴三桂在云南，把明朝黔国公沐氏的田庄全部据为己有，又圈占已归各族农民所有的明代卫所军田，把耕种这些土地的各族农民变为吴三桂的官佃户，恢复明末各种苛重的赋役，强迫农民纳租纳税，其部属更是为虎作伥，“杀人夺货，无所畏忌”，又“勒平民为余丁，不从者则指为‘逃人’”[27]。当时有人记载在吴三桂统治下云南的情形说：“昆明三百里内为刍牧之场，其外为奉养之区者又三百余所。其道路之所费，岁时畋猎征求，又不与焉。潴其坟墓，庐其室家，役其妻孥，荐绅士庶及于农工商贾，惴惴焉唯旦夕之莫保”[28]。尚可喜在广东，因年老多病，“以兵事属其子之信”，而尚之信则是个酗酒嗜杀的恶魔，每以杀人为乐，“酗虐横于粤”。至于耿精忠，也“以税敛暴于闽”，纵使其部下“苛派夫役，勒索银米”。一六六一年（清顺治十八年）时，就已有人指出，在滇黔粤闽等“三藩”控制区内，由于横征暴敛，造成民不聊生，“百姓苦疲难堪”[29]，“三藩”已经处于与当地人民尖锐对立的地位。

“三藩”割据势力的不断发展，严重威胁着清朝政府的国家统一。康熙亲政后，十分重视国家的统一和权力的集中。他说，“天下大权，唯一人操之，不可旁落”[30]。又说，“死生常理，朕所不讳，惟是天下大权，当统于一”[31]，表示了对国家统一的积极态度。鉴于历史上地方割据所造成的危害，蠢蠢欲动的“三藩”割据势力，不能不引起康熙的严重注视，“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会，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32]。可见康熙一直把“三藩”视为心腹之患，早已把它列为必须首先加以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六七三年（清康熙十二年），尚可喜上疏要求归老辽东，请由其子尚之信承袭王爵。康熙以此为撤藩的良机，同意尚可喜撤藩，结果触动了吴、耿二人，也不得不提出撤藩的请求，一面试探清廷的态度，一面积极准备叛乱。康熙识破了吴、耿二人表面上请求撤藩、实则图谋叛乱的阴谋，明确指出：“吴逆蓄谋久，不早图之，养痈成患，何以善后？况其势已成，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33]。围绕着撤藩问题，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只有明珠、莫洛、米思翰等少数人支持康熙撤藩的意见，多数大臣害怕“三藩”势力强盛，撤藩会惹出大乱子，主张迁就姑息，“言吴三桂不可撤”[34]。直到吴三桂举兵叛乱后，他们还力图与叛军和解，说什么“昔舜诞敷文德，舞干羽而有苗格，今不烦用兵，抚之自定”[35]，甚至还有人提出杀掉同意撤藩的大臣，向吴三桂谢罪。撤藩与反撤藩之争，实质上是关系到国家统一还是割据分裂的大问题，多数大臣过高地估计了“三藩”的力量，顾虑重重，不敢在这个重大问题上迈步前进。'但康熙并不动摇，勇敢而果断地坚持正确主张，命令撤藩。

撤藩令一下，吴三桂于一六七四年（清康熙十三年）一月发动叛乱，杀掉云南巡抚朱国治等清朝官吏，云贵总督甘文焜自杀。叛军迅速地打进湖南，占领抚州、常德、衡州、长沙、岳州等地，声势浩大，所向披靡。吴三桂自称周王、天下招讨都元帅。清兵措手不及，节节败退。清朝急命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总统诸军南下，抵达荆州以后，不敢渡江前进，与吴三桂军隔长江对峙。不久，广西将军孙延龄[36]、靖南王耿精忠响应叛乱，占据广西和福建。吴三桂的党羽很多，大多是清朝的提镇大员，拥有重兵，散布各地，这时纷纷树起叛旗，归附吴三桂[37]。特别是陕西提督王辅臣叛于宁羌、杀清朝经略大臣莫洛，攻陷兰州；平南王尚可喜的儿子尚之信据广州叛，使清朝的统治大受震动。整个长江以南，加上陕西、甘肃、四川，不是被叛军占据，就是处于战火纷飞之中。“东南西北，在在鼎沸”[38]，清军调兵遣将，处处设防，着着落后，军事上极为被动。

但是，叛军方面早期取得的胜利仅仅是表面上的，尽管它们兵多地广，声势夺人，但内部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困难。首先，这场叛乱破坏了刚刚实现的国内统一，人民群众在经历了长期战争之后，渴望安定和统一，反对割据战争。吴三桂也企图利用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可是，他在不久以前国内民族战争中坚决地站在清朝一边，以明朝守关大将的身份引清兵入关，残酷地镇压了农民起义军和南明王朝，一直穷追到缅甸，捕杀了永历帝。这种背叛行径使得吴三桂失去了转圜的余地，不好再利用恢复明朝的口号，他的讨清檄文中虽然声称“共举大明之文物，悉还中夏之乾坤”，但人们对他的所作所为，记忆犹新，他的叛乱行为失去了道义上的号召力，连明朝的遗老们也不肯同他合作。其次，参加叛乱的都是一批骄兵悍将，没有任何政治目标，又不相统属，毫无纪律，没有整个作战方略。吴三桂占领岳州之后，志得意满，按兵不动，既不乘胜直前，渡江北上，也不顺流而下，东取南京，而株守湖南，只图保全既得的胜利，留恋西南地区的老地盘。其他各支叛军，心志不齐，指挥不一，对清朝时降时叛，首鼠两端，同样也不对清朝进行坚决的攻击。

康熙十三年平定吴三桂敕谕（部分）

平定三逆方略

清朝方面，战争一开始就暴露了严重弱点。八旗兵入关已三十年，在优裕生活中磨损了锐气，已没有当初勇敢善战、凌厉无前的气概。新一代带兵的王公贝勒生长于安乐之中，大多庸碌无能，战斗屡次失利。但不管怎样，清政府逐步地放弃了落后、野蛮的政策，执行了比较正确的政策，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已较为缓和；它以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对付反叛的较为散漫的地方政权，得到群众的拥护；康熙调度全局，勤慎从事，以湖南为主要战场，以江西、浙江为东线，以陕西、甘肃、四川为西线。各个战场，相互配合，把叛军分割开，不使之打通一气，逐渐扭转军事上的不利形势；当叛乱一开始的时候，又能及时地镇压了北京城内杨起隆（称朱三太子）的反清事件，以后又迅速平定了察哈尔王子布尔尼的叛乱，稳定了后方的局面；同时，又采取“剿抚并用”的方针，对吴三桂坚决打击，对随同叛乱的王辅臣、耿精忠、孙延龄、尚之信则打击和招抚并用，投降的叛军，“即与保全，恩养安插”[39]，大力进行分化、瓦解和争取。在战争中，清政府又注意团结汉族地主阶级，下令“大兵进剿逆贼……其汉人中素有清操及才能堪任烦剧者，不拘资格……据实保奏，发往军前”[40]。当平叛进入后期，清政府已获得军事优势时，康熙于一六七八年（清康熙十七年）开“博学鸿词科”，次年（一六七九年，清康熙十八年）又下谕纂修《明史》，表示戎马倥偬之际，尚不忘文事，进一步拉拢汉族的地主知识分子；至于忠实而能干的汉族将领更得到封赏提拔，如绿营将领张勇、赵良栋、王进宝、孙思克以及浙江的李之芳、福建的姚启圣、广西的傅宏烈都因作战有功而破格重用。

战斗进行了两年多，战场形势发生逆转。西线的王辅臣态度游移，反清不坚决，起兵后不积极出击而退守平凉，并寄希望于招抚。清政府竭力争取他，表示“往事一概不究”[41]。一六七六年（清康熙十五年）夏，王辅臣向清朝投降，“贼党解散，全秦悉定”，西线的叛军解体。东线叛军耿精忠也不积极进取江浙而以保固福建为目的，内部困难很大，“闽逆军饷匮乏，军士逃亡，恣意剥削，百姓怨讟”[42]。又和台湾的郑经发生矛盾，互相攻杀。清军攻入仙霞岭，耿精忠势穷乞降，清朝接受了耿的投降。不久，广东和广西的尚之信、孙延龄等也纷纷放下武器，投降清朝，于是清军集中力量于湖南战场，对付吴三桂。

东西两个战场上的各支叛军不是投降，就是败灭，可是湖南战场上吴三桂叛军仍坚守岳州、长沙，寸步不让，和勒尔锦、岳乐、穆占等率领的清军相持。清政府一面集中兵力，提拔能战的将领，加强了正面攻势，并派兵进攻湖南南部、深入广西，扰乱叛军的后方，一面展开更大的政治攻势，派遣被俘人员在前线向叛军劝降，吴三桂的军心发生动摇，其重要将领林兴珠、韩大任等向清朝投降，又加上兵饷告竭，叛军统治区内被搜刮得民穷财尽。“自癸丑军兴，滇蜀之间屡岁不登，米一石价五六两，盐价三四百钱一斤，军需孔殷则加税田亩地丁额，亩征至五六钱，征催压迫，怨声四起。故所破州县，旋得旋失。加税不足，又于云南丽江等处凿山开矿，采取金银，日役苗夷万人，土司多忿怨”[43]。

势穷力竭、年已七十四岁的吴三桂，为了鼓舞士气，竟于一六七八年在衡州称帝，国号大周，改元昭武，大封百官诸将。这一政治行动丝毫不能改善叛军的处境，这年秋天，吴三桂病死，他的孙子吴世璠继承帝位，改元洪化。清军趁机发动进攻，用降将林兴珠的计策，加强水师，进泊洞庭湖，断绝了岳州的饷道，岳州叛军弃城逃走。从此，叛军一蹶不振，先后退出长沙、衡州，清军跟踪追击。清政府命令“倡叛罪首止吴三桂一人，其余均属胁从，投诚者赦罪，有功者叙录”。在清军强大的军事攻势和政治攻势下，叛军的防御瓦解，纷纷投降，清军收复了湖南、广西、贵州、四川的大片土地。一六八一年（清康熙二十年），清军分路攻入云南，这年年底攻破昆明，吴世璠自杀，延续八年之久的“三藩”之乱结束。

董卫国纪功图卷（平定三藩）（黄壁绘）

清朝政府平定“三藩”的叛乱，适应了我国多民族国家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符合各族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而吴三桂等逆历史潮流而动，破坏国家统一，坚持割据分裂，残害人民，只求私利，最终必然走向可耻的失败。

三、统一台湾

“三藩”之乱平定以后，统一台湾便成为清朝政府必须解决的问题了。

台湾自郑成功死后，由其子郑经继续统治。这时的国内形势较之清初，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内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已相对地缓和，统一与分裂的矛盾，急需解决。但郑经集团仍以南明王朝为正统，割据台湾，已经失去了原来抗清斗争的意义和作用，成为国家走向统一的障碍。

郑成功死后，郑氏集团的内部矛盾加深了，郑经和他的叔父郑袭发生火并，各个派系争夺权力，政治上越来越走下坡路。许多将领和士兵感到没有出路，渡海归降了清朝。“三藩”叛乱时，郑经出兵占厦门，攻泉州，与耿精忠一时勾结，一时又反目相攻，军事行动失去了政治方向，不可能再提出有号召力的政治主张。

一六八一年，即平定“三藩”之乱的这一年，郑经死，由其长子郑克监国，因诸弟争位，又发生内讧。郑经部将冯锡范杀克，立年幼的郑克塽为傀儡。时台湾郑氏集团政治腐败，内部分崩离析，“人心惶惑未定”[44]。郑克塽等为了苟延残喘，保存割据的地盘，曾向清政府“遣使赍书，愿称臣入贡，不薙发登岸”[45]，想要成为一个半归附半独立的国家。可见随着形势的发展，原先“抗清复明”的意识就是在郑氏集团中也已渐澌灭。清政府正确地坚持了国家统一的立场，拒绝了郑克塽的荒谬主张。

在统一台湾问题上，清朝政府内部始终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意见。早在康熙亲政以前，以鳌拜为首的保守势力，压制进取台湾的正确主张，以“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驰驱制胜，计难万全”[46]为借口，把统一台湾搁置了下来。后来，平定“三藩”叛乱的战争节节胜利，康熙再次提出了统一台湾问题，主张“宜乘机规取澎湖、台湾”以“底定海疆”。在福建沿海调兵造船，布置进取。并重用主张统一台湾的姚启圣为福建总督，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筹划向台湾进兵。这一统一台湾的正确主张和部署又遭到一些大臣的反对，说什么“天下太平，凡事不宜开端”，主张“征台湾宜缓”[47]；且极力反对任用施琅，“举朝大臣以为不可遣，去必叛”[48]。康熙排除了这些大臣的干扰，坚持了统一台湾的主张，把认为“台湾难攻且不必攻”[49]的原水师提督万正色调为陆军提督，把反对收复台湾、说台湾“断不能取”[50]的福建将军喇哈达调回北京，于一六八一年，命福建总督姚启圣“统辖福建全省兵马，同提督施琅，进取澎湖、台湾”。

根据当时台湾的兵力，施琅主张收复台湾，必先攻取澎湖，“以扼其吭，则形势可见，声息可通”[51]，台湾兵力可不攻自溃。清军经过一段海上作战训练之后，一六八三年（清康熙二十二年），施琅率战船三百，水师二万，自福州出海攻取澎湖。郑氏集团集中兵力于澎湖，派善战的刘国轩率军坚守，“缘岸筑短墙，置腰铳，环二十余里为壁垒”[52]。但施琅等准备充分，指挥得宜，士气旺盛。清军一鼓作气，直前冲击，经七天激烈的战斗，郑军大败，守将刘国轩乘小舟逃回台湾。

台湾以澎湖为门户，清军攻占澎湖，使郑氏集团极为震恐，“群情汹汹”，台湾呈现了“莫不解体”[53]的局面。郑克塽率众出降，清军胜利地进驻台湾。

清朝政府统一台湾，得到台湾人民的支持与拥护。施琅率军至台湾时，“百姓壶浆相继于路，海兵皆预制清朝旗号以迎王师”[54]，当地的高山族人民也纷纷出来迎接清军。

清朝政府在攻占台湾以后，对台湾的处理问题，又出现了分歧。有人荒谬地提出“宜迁其人，弃其地”[55]，竟然主张放弃台湾。施琅极力主张坚守台湾，以为台湾经过长期开发，不仅已成“野沃土腴，物产利溥”的富庶之区，而且为“东南数省之屏蔽”，在国防上极为重要，如果放弃，必将被“无时不在贪涎”的西方殖民者，重新侵占，西方殖民者“若得此数千里之膏腴，必倡合党伙，窥窃边场，迫近门庭，此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晏然无虞”[56]。康熙支持施琅的意见，指出“台湾弃取，所关甚大”，“弃而不守，尤为不可”[57]，因此，于一六八四年（清康熙二十三年），清朝政府在台湾设一府三县：台湾府和台湾、凤山、诸罗三县，隶福建省。并在台湾设总兵一员，副将二员，驻兵八千，分为水陆八营；于澎湖设副将一员，驻兵二千，分为二营。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台湾，至此，又重新统一于清朝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

注释

[1]《清史稿》，《列传》三十六，《索尼》。

[2]《清圣祖实录》卷二十三。

[3]章梫：《康熙政要》卷一四，《杜奸邪》。

[4]《满洲名臣传》卷五，《鳌拜传》。

[5]《清史稿》，《列传》三十六，《鳌拜》。

[6]《满洲名臣传》卷八，《苏纳海传》。

[7]《清圣祖实录》卷十八。

[8]《碑传集》卷六十三，《康熙朝督抚》上。

[9]《满洲名臣传》卷八，《苏纳海传》。

[10]《东华录》康熙朝卷六。

[11]《东华录》康熙朝卷六。

[12]参见［英］巴克豪司、埃蒙德、布兰德：《清宫秘录》，242页，波士顿，1914。（Backhouse, Edmund and Bland: Annals and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 Boston, 1914）

[13]参见昭梿：《啸亭杂录》卷一，《除鳌拜》。

[14]“布库”为满语，即摔跤。

[15]据魏源记载：“国朝兵事大者曰前三藩，后三藩。前三藩：明福王、唐王、桂王也。后三藩：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之信（尚可喜的儿子）、靖南王耿精忠也……”（魏源：《圣武记》卷二，《康熙戡定三藩记》上）

[16]魏源：《圣武记》卷二，《康熙戡定三藩记》上。

[17]参见上书。又据外人记载：吴三桂于一六六〇年（顺治十七年）时拥有七万人的武装力量，这七万人是由他的嫡系部队一万人、绿旗兵四万八千人和招抚的一万二千人所组成的。见［美］奥克斯纳：《马上治天下》，142页，芝加哥，1975。（Oxnam: Ruling From Horse Back）

[18]刘健：《庭闻录》卷四。

[19]《明季稗史汇编》卷十，《四王合传》。

[20]《平定三逆方略》卷一。

[21]参见魏源：《圣武记》卷十二，《武记余事》。

[22]魏源：《圣武记》卷二，《康熙戡定三藩记》上。

[23]《逆臣传》卷上，《吴三桂列传》。

[24]《明季稗史汇编》卷十，《四王合传》。

[25]《清圣祖实录》卷九十四。

[26]《平定三逆方略》卷一。

[27]刘健：《庭闻录》卷四。

[28]刘坊：《天潮阁集》卷二，《云南曲序》。

[29]《清圣祖实录》卷二。

[30]章梫：《康熙政要》卷二，《政体》。

[31]《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五。

[32]《清圣祖实录》卷一五四。

[33]昭梿：《啸亭杂录》卷一，《论三逆》。

[34]《清史稿》，《列传》五十五，《米思翰》。

[35]《清圣祖实录》卷一六三。

[36]孙延龄是平南王孔有德的女婿。孔有德在桂林战死，只留一女孔四贞，被孝庄太后收养于清宫中，以后嫁给孙延龄。清廷命孙延龄为广西将军，镇守桂林，统率孔有德的旧部。

[37]当时响应吴三桂叛乱的有云南提督张国柱、贵州提督李本深、四川提督郑蛟麟、总兵吴之茂、长沙副将黄正卿、湖广总兵杨来加、广东总兵祖泽清、潮州总兵刘进忠、温州总兵祖宏勋等。

[38]赵翼：《皇朝武功纪盛》卷一，《平定三逆述略》。

[39]《清圣祖实录》卷五十。

[40]《清圣祖实录》卷四十六。

[41]《清圣祖实录》卷五十二。

[42]《平定三逆方略》卷二十。

[43]《明季稗史汇编》卷十，《四王合传》。

[44]施琅：《靖海纪事》卷上。

[45]《清史稿》，《列传》四十七，《姚启圣》。

[46]《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二。

[47]《满汉名臣传》卷二十二。

[48]《清圣祖庭训格言》。

[49]《海上见闻录》卷二。

[50]《圣祖御制文集》三集卷五。

[51]施琅：《靖海纪事》卷上。

[52]《清史稿》，《列传》四十七，《施琅》。

[53]《海上见闻录》卷上。

[54]《靖海志》卷四。

[55]《清史稿》，《列传》四十七，《施琅》。

[56]《靖海纪事》卷下，施琅：《台湾弃留之利害折》。

[57]《清圣祖实录》卷一一四。

第二节　清朝封建皇权的加强及其政权组织

一、清朝封建专制主义皇权的加强

清朝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末代王朝。清朝政权是以满族贵族为主体的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高度发展形态，皇权是这一政治制度的核心。全国的封建统治机器，组织繁复，等级森严，上下左右，紧密联结，形成一个庞大的统治网，皇帝则掌握着这个统治网的张弛与伸缩。皇帝是上天意志的体现者，他的言语就是法律，他的地位神圣不可侵犯。专制皇帝要求一切人和宇宙万物都要匍匐在自己的脚下，不容许任何对立的、离心的倾向。中国历史上，专制皇权在长时期中的发展变化、盛衰隆替是政治史上的大事情，它关系到社会秩序的安定、国家实力的强弱、统治效率的高低以及各阶层、各派系的力量平衡。清朝专制主义高度发展、皇权特别强大，是宋明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一方面，统治一个版图辽阔、人口众多又有许多少数民族的国家，中央权力必须集中。而在封建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下，这种中央集权必然表现为专制皇权的加强；另一方面，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后期，农民以及其他力量反封建的斗争日益尖锐，为维护其经济基础的封建上层建筑必然也要日益加强其镇压和控制的职能。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对封建的中央专制集权也应作如是观。在专制主义恐怖统治和残酷压迫的一片黑暗中，也能够聆听到历史前进的轻碎的步伐声，而人类所曾完成的灿烂夺目的伟大功绩几乎都带着野蛮性的烙印。

“皇帝之宝”及宝文（满文篆体）

清朝的专制皇权在和各种对立势力、各种离心倾向的斗争中得到了加强与发展。入关以前和入关初期，皇权为维护自身的存在和发展而同诸王旗主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由此而酿成爱新觉罗皇室内部一幕又一幕的残杀悲剧。在当时，不战胜内部诸王旗主的对立和离心倾向，就不可能有效地打击农民军和南明王朝，不可能平定“三藩”叛乱，也就不可能统治全中国。到了康熙以后，诸王旗主的势力已大大削弱，反映满族亲贵势力集团的意志、曾经左右军国大事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已形同虚设，而进一步加强皇权，削弱诸王旗主的努力还在继续进行下去。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规定八旗王公府邸官员的名额，各旗设都统、副都统，“掌宣命教养，整诘戎兵，以治旗人”[1]，各旗都统直接听命于皇帝，各旗王公无权干预旗务。康熙晚年又派自己的儿子们管理旗务，以加强对各旗的控制。雍正上台以后，由于王公旗主与“夺嫡事件”有牵连，更不遗余力打击旗主的势力，进一步打破旗主与属下旗人的隶属关系。雍正说：“五旗之人，竟有二主，何以聊生。”[2]严格规定旗主除少数侍从外，若调拨补用旗内人员，必须“列名请旨”。旗主对旗下人“不许擅行治罪，必奏闻交部”[3]。同时，禁止宗室王公“交通外吏”，将下五旗的护军撤归营伍。从此，消除了干扰皇权的障碍，保证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发展。

清王朝又吸取了历代专制统治的经验，从一开始就严密防范可能动摇、侵犯和篡夺皇帝权力的弊端。在历史上，宰相擅权、母后专政、外戚篡夺、宦官横行、大臣朋党、士民结社，几乎与专制皇权的发展形影不离，使得皇权经常发生剧烈的动荡。而清朝专制皇权，除了到清末慈禧太后擅权数十年之外，没有发生像汉唐宋明母后、外戚、宦官、朋党所造成的政治动乱，主要因为清朝统治者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如顺治时就作出太监干政、结纳官员、擅奏外事，凌迟处死的规定，特立铁牌，世世遵守。太监受内务府衙门的严格管理，不能形成自身的权力系统，各级官吏可以监督外出的太监。乾隆时，一个很低微的热河巡检张若瀛杖责不法太监，受到奖励，特旨擢升七级。又如对于朋党问题，清初就严厉禁止，在各地的府学、县学内设立卧碑。顺治十七年（一六六〇）上谕：“士习不端，结社订盟，把持衙门，关说公事，相煽成风，深为可恶，著严行禁止。”同时借奏销案、科场案、通海案、明史案，对江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大肆镇压，明朝以来结社分党的风气遂渐收敛。以后清朝的几个皇帝都再三禁止朋党。康熙说：“人臣分立门户，私植党羽，始而蠹国害政，终必祸及身家。”[4]雍正痛恨朋党，因此写了一篇《朋党论》，告诫百官，以维护专制皇权集于一身。

清朝前期和中期的几个皇帝都精明干练，勤于政务。康熙说：“今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所以无论巨细，朕心躬自断制。”[5]雍正更是事必躬亲，精力过人，有人评论他管得太琐屑具体，他破口大骂，“无知小人，辄议朕为烦苛琐细，有云：人君不当亲庶务者……此皆朋党之锢习未去，畏人君之英察而欲蒙蔽耳目，以自便其好恶之私”[6]。为了防止大臣蒙蔽，他还设立特务机构，亲自掌握，“设缇骑，四出侦伺，凡闾阎细故，无不上达”[7]。乾隆说，“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无旁落，即左右亲信大臣，亦未能有荣辱人、能生死人者”[8]，“朕亲阅本章，折中酌定，特降谕旨，皆非大臣所能参予”[9]。这三个皇帝统治中国将近一个半世纪，他们个人能力和性格足以独揽大权，不致旁落，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体推上历史的最高峰。

二、清朝的政权组织

（一）中枢机关的演变——议政王大臣会议、内阁、南书房、军机处

封建专制主义政治权力的行使，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和一整套庞大的官僚机构，这是专制皇权的两个主要支柱。

清初，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最高的中枢机构。“国初定制，设议政王大臣数员，皆以满臣充之。凡军国重务不由阁臣票发者，皆交议政大臣，每朝期坐中左门外会议，如坐朝仪”[10]。这种政治体制，权力分散于一小撮王公贵族之手，不适于专制统治的需要，后来，议政制度随着王公旗主势力的削弱而趋于衰落。

有清一代，内阁“赞理机务，表率百僚”，名义上是中枢首脑机关。一六五八年（清顺治十五年）清王朝仿照明制，改内三院为内阁，大学士兼殿阁衔，共分四殿二阁：中和殿、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乾隆时减去中和殿，增加体仁阁，遂成三殿三阁之制。清初，大学士官阶不高，仅为五品，在鳌拜等辅政期间，根据“率循祖制，咸复旧章”[11]的原则，废内阁，恢复内三院。康熙清除了鳌拜集团，又改内三院为内阁。内阁制度的时设时废，反映了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维护满族祖制的势力和倾向于援用汉族历来政治统治形式的另一部分势力之间的斗争。

内阁制度也是专制政治的产物，是废除了宰相以后，为辅助皇帝处理政务而设立。但它毕竟是政府的一个正式机构，班居六部之上，地位崇高，明朝内阁中还能够产生出像张居正一类权力很大的人物。清朝为了进一步提高皇权，压抑阁权，索性把大权交给南书房、军机处一类非正式机关，不肯授权与内阁。大学士虽有草拟诏旨之责，雍正时又提升为正一品，“勋高位极”，却没有实权。清朝的皇帝亲自批答内外大臣的奏折，“阁臣不得与闻，天子有诏则面授阁臣，退而具草以进，曰：可，乃下”[12]。特别是雍正以后“承旨寄信有军机处，内阁宰辅，名存而已”[13]。由于内阁大学士位虽尊而权不重，因此常常作为对某些大官明升暗降的一种措置，以调整统治集团内部权力关系的平衡。

清代军机处值班房旧址

一六七七年（清康熙十六年），为了集权的需要，选调翰林等官入乾清宫南书房当值，称作“南书房行走”，人数不固定。南书房除了陪着皇帝做诗写字外，也秉承皇帝意志拟写谕旨，发布政令，实际上是皇帝处理政务的机要秘书班子，因此，“非崇班贵，上所亲信者不得入”[14]。康熙还有意识地挑选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如：张英、高士奇等人入南书房，作为一种笼络的手段。但自军机处成立以后，南书房就不再参与机密事务，而专司文词书画等事。

军机处始设于雍正年间，因与准噶尔部作战，为了紧急处理西北军务，“始设军需房于隆宗门内”[15]，挑选内阁中谨慎可靠的中书办理机密事务，以后改为军机房，又改为军机处。一七二九年（清雍正七年），任命怡亲王允祥和大学士蒋廷锡、张廷玉办理机务。次年（一七三〇年，清雍正八年）添设军机章京，一七三二年（清雍正十年）颁军机处印信。军机处成立的确切日期官书没有记载，据乾隆在四十八年追述，军机处设立于一七三〇年，曾任军机章京的梁章钜也持此说[16]，现存的军机处档案也是从雍正八年开始的。

军机处的职权既重要，又广泛。它是皇帝私人的工作班子，直接听命于皇帝，“常日值禁廷以待召见”，帮助皇帝出主意，写文件，处理重大政务，如升革文武官员、审理重大案件、制定大典礼节、查考兵马钱粮等等，“军国大计，罔不总揽。自雍乾后百八十年，威命所寄，不于内阁而于军机处”[17]。

军机处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产物，它的特点是处理政务迅速而机密，但本身没有独立性。所谓“近接内廷，每日入值承旨，办事较为密速”[18]。军机处起草的谕旨，有的“先下内阁，以次及于部院”，层层下达，叫做“明发”；有的不经过内阁，由军机处封缄严密，由驿马传递，直达督抚，叫做“廷寄”。“廷寄”主要是重要机密事件，根据缓急分为日行三、四、五、六百里，或八百里。地方督抚的奏折也径送军机处直达皇帝，“廷寄”制度的建立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和地方的联系，使皇帝的意志毫无阻滞而直达地方。军机处关防严密，一八〇〇年（清嘉庆五年）的上谕中强调“军机处为办理枢务，承写密旨之地，以严密为要。军机大臣传达联旨，令章京缮写，均不应稍有泄漏”[19]。召见军机大臣时，不许太监在侧；军机值房防范很严，即使是高级的王公大臣，非奉特旨，不准进入。军机处地位虽然显赫，但绝对地听命附属于皇帝，没有丝毫独立地行动和决策的余地。“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划于其间”[20]，连军机处的组织形式也很特殊，既无官署，亦无专官，又无属吏，不是一个独立的、正式的衙门。军机大臣是兼职，由皇帝从亲王、大学士、尚书、侍郎中特简，不像明代任命内阁大学士还有“廷推”，而单凭皇帝随意指定。首席军机大臣称“领班”，其余按年资地位分别为军机大臣、军机大臣上行走、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等等。军机大臣无定员，最多时六七人。军机处设军机章京，满汉两班，各八人，轮流担任缮写诏旨、记载档案、查核奏议等具体工作。为了防止泄漏机密，不许使用书吏办事，即使洒扫杂役人员，也“选自内务府童子”，“至二十岁即更出”[21]。

（二）中央各部院衙门

清朝的中央行政管理机关仍沿袭明制，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设满汉尚书各一人，满汉侍郎各二人，以下有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属官。六部长官无权向地方官直接发布命令，只能奏请皇帝颁发诏谕。尚书与侍郎间如发生意见争执，均可单独上奏，听候皇帝裁决。六部长官虽设满汉复职，但长时期内，实权操于满族官员之手。康熙说，“汉大臣……若不涉于彼之事，即默无一言”[22]，“大小汉官，凡事推满官，事之得当者则归功于己，如事失宜，则卸过于人”[23]。当时人评论康熙中的情形：“大学士备位，不问政事，虽各兼部务，亦见夺于满尚书，间有建白，无关大政。故冯溥、李霨、宋德宜及熙（王熙）仅以文学备顾问，暇则结纳名士，竞尚诗文”[24]。

六部之中，吏部虽列首位，但任命大官出自皇帝的意旨，中下级官吏又由地方督抚委派，因此并无实权，只是办理文官任免的手续而已。户部事务较多，办理全国田亩、户口、财政收支，但所属机构冗杂，分工混乱，事权不一。其下按地区设十四个清吏司，既不按业务性质分工，也不完全按地区分工，许多清吏司除管辖本省钱粮事务外，有的兼管他省，有的兼管他事，以至各司名不副实。礼部掌管国家的典礼、学校、科举，但与太常寺、光禄寺机构重复，职责不清。兵部名义上是全国最高的军事机关，实际上，军务由军机处秉承皇帝的意图来指挥，“兵部之职，不过稽核额籍，考察弁员而已”[25]。刑部管理刑法案件，所属机构的分工也很紊乱。在十七省清吏司中，有的一司管两个省，有的一事属两司管。还有都察院、大理院也管刑法案件，职责混淆，效率低下。工部也是如此，所属虞衡司应当管山泽采捕，实际上却管军装军火；屯田司应当管屯田，实际上却管修建皇帝的陵墓。清末改革官制时，连清朝统治者自己也承认，作为国家正式权力机构的六部，“职任不明”，“权限不分”，“名实不符”，“名为吏部，但司签掣之事，并无铨衡之权；名为户部，但司出纳之事，并无统计之权；名为礼部，但司典仪之事，并无礼教之权；名为兵部，但司绿营兵籍、武职升转之事，并无统御之权”[26]。

都察院是中央的监察机关，以左都御史和左副都御史执掌院务，右都御史和右副都御史例为地方总督、巡抚的兼衔。为了集中皇权，雍正时取消了六科给事中历来负责封驳皇帝诏旨的职权，将六科并于都察院。都察院的六科给事中和十五道监察御史（清末增至二十二道）合称“科道”，分别负责对京内外官吏的监察和弹劾。自唐朝以来，封建国家监察机关“台”、“谏”并列的局面，至此合而为一。这是清朝监察机关的特点，是适应于加强专制皇权的需要。

为了充分发挥科道官员作为皇帝耳目的作用，一六九〇年（清康熙二十九年）命左都御史为议政大臣，参与议政。皇帝虽然也鼓励御史说话，弹劾权贵不法，康熙说：“自皇子、诸王及内外大臣官员，有所为贪虐不法，并交相比附，倾轧党援，理应纠举之事，务必大破情面，据实指参。”[27]但是在极端的专制制度下，不可能有真正独立的监察权，皇权越强化，监察权则有名无实，御史们唯恐触犯皇帝和权贵，不敢有所评论。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上谕说，“近时言官奏疏寥寥，虽间有入奏，而深切时政，从实直陈者甚少”[28]，乾隆五年（一七四〇）上谕说，“科道为朝廷耳目之官……乃数年中条奏虽多，非猥琐陋见，即剿袭陈言，求其见诸施行，能收实效者何事乎？近日即科道官敷奏者亦属寥寥，即间有条奏，多无可采”[29]。

清王朝在加强和巩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绩超过历代王朝。在中央政府机构中设立理藩院，管理少数民族事务，有尚书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皆由满人或蒙人担任。其下有旗籍、王会、典属、柔远、徕远、理刑六个清吏司，“掌内外藩蒙古、回部及诸番部，制爵禄，定朝会，正刑罚”[30]。凡蒙、回部所属旗札萨克都受理藩院管辖，和统治汉族地区的行政系统分开。理藩院还和礼部分管一部分对外国的交涉，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创设以前，理藩院兼管对俄交涉，其下设立招待俄使和俄商的俄罗斯馆。

清朝管理皇族的机关是宗人府，以亲王、郡王充当宗人令，下设左右宗正、左右宗人等官，都从满族贵族中选任。宗人府掌管皇族属籍，纂修“玉牒”，议叙或议处皇族官员，审理皇族中的诉讼案件。为了显示皇族的重要，宗人府排在政府机关的首位，居于内阁、六部之上。凡是努尔哈赤父亲塔失（追尊为显祖）所生的后裔称“宗室”，系黄带子；旁支称“觉罗”，系红带子。宗室、觉罗多居要职，例有养赡银两，遇有婚丧等事额外颁赐恩赏银两，有罪则减轻处理，即使杀人也无死罪。

此外，还有掌管宫廷事务、照料皇帝生活的内务府，有总管大臣。内务府职权广泛、机构庞大、属官众多，下设七个司（广贮、都虞、掌仪、会计、营造、庆丰、慎刑）、三个院（上驷、武备、奉宸），还有管宫内各种手工业的“造办处”和管理太监的“敬事房”。内务府“掌上三旗包衣之政令与宫禁之治，凡府属吏、户、礼、兵、刑、工之事皆掌焉”[31]。除大批匠役、军丁、太监不计外，内务府职官达三千余人，而六部只有一千七百人，内务府职官数目超过六部将近一倍，这是以皇权为核心的专制主义政治特点在组织上、人事上的突出反映。

（三）地方政权机关

清朝地方政权机关有省、道、府、县四级，层层统属，达于基层。

省是地方最高一级的行政组织。总督一般管辖数省，巡抚管辖一省。督抚在明朝是临时派遣的，清朝成为固定的封疆大吏，代表皇帝总揽一省或数省的军政大权。总督为从一品官，巡抚为正二品官，督抚例兼兵部尚书、兵部侍郎衔，统辖本省的军队。由于督抚统辖一方，权力很大，清朝前期和中期，多用满人和汉军旗人担任总督、巡抚。康熙时，汉人任督抚的“十无二三”，乾隆时，巡抚满汉各半，总督大多是满人。到太平天国革命以后，汉人任督抚的才多起来。为了达到总督和巡抚相互监督和牵制的作用，有的地区既有总督，又有巡抚，还有督抚同驻一城，事权不一，十分混乱，而专制皇权反而从这种混乱中可以更牢固地控制地方。督抚的辅助官员是布政使（藩司）和按察使（臬司）。布政使为从二品官，按察使为正三品官，分管一省的民政财政和司法刑狱，称“两司”。在明朝，地方的常设首脑是三司，其中，都指挥使由于卫所制的废除而裁撤，剩下的布、按两司也成了督抚的附庸。

省下为“道”。按明制“道”是监察分区，并非行政区，“道员”是因事派遣的差使，本身无品级。清代自乾隆时始专设“守道”和“巡道”，道员为正四品官。“守道”有固定的辖区，主要管钱谷政务；“巡道”则分巡某一区域，主要管刑狱案件。“道员”自改为实官后，多加兵备衔，节制境内都司以下武职官员。此外，还有因专门事务而特设的道员，如督粮道、盐法道、河道、海关道等。

道下为府。知府为长官，初为正四品，后改从四品，是承上启下的机构，“掌总领属县，宣布条教，兴利除害，决讼检奸。三岁察属吏贤否，职事修废，刺举上达，地方要政白督抚，允乃行”[32]。由于知府以下各官在境内分驻，逐渐形成固定的行政单位——厅，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不宜设州县，也设厅。此外，州也是府属的行政单位，厅、州分为直隶厅、州和散厅、州，直隶厅和直隶州相当于府一级，散厅、散州相当于县一级，厅设同知，州设知州。厅与州虽为固定的行政单位，但不是一级政权机关。

府下为县，有知县一人，正七品官。其下有县丞、主簿、典史、巡检等官，管理全县政务、赋役、户籍、缉捕、诉讼、文教。由于知县更直接地统治人民，因此被称为“亲民之官”。清末，全国有一千三百五十八县。

县下还有里社制与保甲制，是统治人民的基层组织，但并非正式的行政系统，里正、保正由地方上的富户、地主充当，不是朝廷的正式官吏。清代，里社与保甲并用，前期重里社，后期重保甲。

里社制是在全国普遍编设里（农村）与坊厢（城市），一百一十户为一里，选丁多者十人为里长，其余百户分为十甲，每五年编审一次。里正、坊厢长经常更换，调查田粮丁数，编制赋役册，作为课税的根据。里社的作用着重于征税，雍正以后，摊丁入地，改革了赋税制度，人丁编审失去了意义，里社制渐废弛。但里社仍为辅助官府颁发“易知由单”[33]、征收地丁、供应差徭的机构。

清初已有保甲，以十户为一牌，十牌为一甲，十甲为一保，牌设牌头，甲设甲长，保设保正。保甲的作用着重于维持治安秩序，防止人民的反抗，每户“给印信纸牌一张，书写姓名、丁男口数于上，出外注明所往，入则注其所来，面生可疑之人，非盘诘的确，不许容留……月底令保正出具无事甘结，报官备查”[34]。里社制下的户籍统计，以户为主，目的是要弄清一户负担的田粮丁银，称编审册；保甲制下的户籍统计，以人为主，目的是要弄清人口的流动情况。

雍正以后，人民的零散反抗日益增强，清政府为了对付人民的反抗，三番五次命令各地实力奉行保甲，说“弭盗之法，莫良于保甲”[35]。全国广大的农村，苏州、景德镇等繁荣的手工业城镇，流民丛集的偏僻山区以及少数民族地区，都实行保甲制，责成地主、手工业主、窑主对佃户、雇工严加管束，“如滥留匪人事犯，将田主、雇主一体惩治”[36]。在少数民族地区，“保甲之法……其村落畸零及熟苗熟僮亦一体编排，地方官不实力奉行者，专管兼辖统辖各官分别议处”[37]，“山西、陕西、蒙古地方种地人民甚多，其间奸良难以分析，应设立牌头、总甲，令其稽察……如种地人内有拖欠地租……及来历不明之人，即报明治罪”[38]。

里社和保甲是清朝封建政权的基层组织，它广泛地延伸到全国各地，形成一个庞大的统治网，搜刮民脂民膏，监视人民的思想和行动，反映了封建后期的国家机器对人民群众的控制越来越严密了。

三、清朝的官吏任免制度与科举制度

清朝由于官僚机构膨胀，形成了庞大的官吏群，据清代官书记载的数字约三万余人（超过宋明两代）。封建的官僚机构和封建军队一样都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支柱和剥削与压迫人民的工具。马克思曾经指出：“政府当局的存在正是通过它的官员、军队、行政机关、法官表现出来的。如果撇开政府当局的这个肉体，它就只不过是一个影子，一个想像，一个虚名。”[39]

清朝官吏，凡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叫“特简”，不受任何法律条例的限制；由大臣互推任用的叫“会推”；有功官员或因公殉难官员的子弟可以“荫袭”得官。同时，还推行荐举制度。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时“命廷臣察举廉洁官”，雍正四年（一七二六）“诏诸行省举贤能吏”，乾隆时多次下令命廷臣密举贤能。荐举有时须回避，如康熙四十一年谕“九卿荐举，毋得保举同乡及现任本省官吏”。有时不需回避，如雍正二年谕“令京官主事以上，外官知县以上举品行才猷，备任使，即亲戚子弟不必引避”，但如荐举不实，或被荐举人犯罪，荐主应负连坐处分，所谓“得人者优加进贤之赏，舛谬者严行连坐之罚”。

《康熙南巡图》（绍兴部分）（清王翚绘）

江惠捐官执照

清朝沿袭明制，继续实行科举制度，作为培养和选任官吏的“正途”。凡应考者称童生，童生通过初级考试（县考、府考、院考）取得秀才资格，才能参加乡试、会试、殿试的逐级考试。乡、会、殿试，每三年举行一次，乡试在省城举行，考中的称举人，会试在京城举行，考中的称贡士。然后，再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殿试分三甲，一甲取三人，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可直接授翰林院官职。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可再考翰林院庶吉士，叫作“馆选”，考中后入院读书，取得未来的高官资格，不中者另授其他官职。虽然规定满汉官员都要经过科举考试，但实际上满人做官靠特权，不靠科举，科举只是为汉官铺设的一道参加政权的阶梯。清朝的科举内容仍然采用八股程式，从四书五经中出题，文章的思想以及段落、格式都有严格规定，以此作为禁锢知识分子思想的一种手段。康熙时为了延揽人才，缓和汉族士大夫的敌对情绪，扩大统治基础，于正科之外，增加特科，如“博学鸿词科”、“经学特科”、“孝廉方正科”为康熙、乾隆南巡时的特别召试。乾隆元年（一七三六）又举行“博学鸿儒科”，二十六年举行“太后万岁恩科”。康熙十七年开“博学鸿词科”，先由内外大臣荐举，不分已仕未仕，均在殿廷召试，只要有些声望的一律录取，在取中的五十人中有“名士”朱彝尊、汤斌、潘耒、毛奇龄、尤侗等人，都授以翰林院官职，这次特科被称为“得人极盛”。清朝广泛推行科举制度，不仅选拔了适合封建统治需要的人才，也确实扩大了清朝政权的统治基础。

此外，清朝还实行捐官制度（又称捐纳）。顺治初，士子可以“纳粟入监”，但不能得官，后被革职的官员，“分别纳粮，许其开复原来官职”[40]。康熙十三年因平“三藩”叛乱，在所谓“搜集异途人才，补科目所不及”的名义下，实行捐纳制度以补军费的不足，结果三年内收入银二百余万两，捐纳的知县达五百余人[41]。康熙为了防止捐官的滥用职权，曾规定，捐纳官到任三年，称职者具题升转，不称职者题参[42]，但实际上不可能贯彻执行。“三藩”之乱平后一度停捐，后西安饥荒、修永定河工及青海用兵，又开捐例。雍正时，除道府不准捐纳，以下各官均可捐纳，并扩大到武职。乾隆时文官可捐至道府、郎中，武官可捐至游击，贡、监生也可以用钱捐得。捐纳制度的实行，为清朝政府补充了一项临时财政收入，开辟了地主、商人选入仕途的捷径，却使封建官僚机构恶性膨胀，促使官吏更加贪污腐化。随着清朝的衰落，捐纳制日益泛滥，成为招致清代政治腐败的一大弊政。有人说，“捐一州县，所费无多，有力者子弟相沿，争为垄断，无力者称贷而至，易于取偿。官不安于末秩，士不安于读书，众志纷然，群趋于利，欲其自爱，其可得耶”[43]。“捐途多而吏治益坏，吏治坏而世变益亟，世变亟而度支益蹙，度支蹙而捐途益多，是以乱召乱之道”[44]。

清朝官吏的任用方式有以下几种：

署职：初任官试署二年（后改三年），称职，再实授。

兼职：大学士例兼尚书，总督兼兵部尚书、右都御史。

护理：低级官兼高级官为护理。

加衔：于本官外另加品级稍高的官衔，如以道员加布政使衔。

额外任用：是皇帝特殊的优遇，如康熙五十年以徐元梦翻译成绩优异，授额外内阁侍读学士。

革职留任：虽革职，但仍留任主事。

清朝对现任官实行考核制度：每三年考核一次，地方官的考核叫“大计”，京官的考核叫“京察”。“视其称职与否，即可分别去留，以示劝惩”[45]。考核方法是地方总督巡抚、京官三品以上自陈政事得失；以下由吏部都察院考核，考核一等的加一级，“大计处分官员不得还职”。如有冒滥徇私者按保举连坐法予以处分。但在实践中无论京察还是大计都流于形式。

清朝对官吏的资格限制初期较为严格，所谓“官吏俱限身家清白。八旗户下人、汉人家奴、长随不得滥入仕籍”[46]，有些官职如詹事府、翰林院、吏部、礼部各司郎官必须科甲正途出身始能充任（旗员除外），保举或捐纳等异途出身者不能染指。

清朝政权机构的组织和官吏的任免制度，围绕着加强皇权为中心在任用汉族官吏的同时，保证满族官吏的优先特权。在任官制度上，清朝创设了“官缺制”，共分满官缺、蒙古官缺、汉军官缺、汉官缺四种，根据固定的官缺来任用各族的官吏。中央机关的宗人府、理藩院及管理钱粮火药仓库以及各省驻防将军、都统、参赞大臣等重要职官，全都是满官缺，专用满族官吏。地方督抚也大多是满族和汉军旗人，知府以下的官员，汉人占绝对多数。凡属满官缺，不许汉人补任，但京内外的汉官缺，却允许满人担任，这是清朝的民族歧视政策在任官制度上的体现。

清政府既要利用汉族官吏进行统治，又害怕汉族官员结成势力集团与满族亲贵对抗，因此在利用之中又加以防范，建立了“回避制度”和“连坐制度”。汉官不能在本省任职，即便接壤在五百里以内者，也要回避；选补外任官，如与上司有宗族亲戚关系，也例应回避，以防止汉官利用乡土、亲族关系形成势力集团。此外，高级官吏荐举低级官吏，如果被荐者有罪，荐主也要受处分，称为“保举连坐”。上下级官员即使没有荐举的关系，也负有连带责任。

注释

[1]《乾隆会典》卷九十五。

[2]《雍正上谕八旗》雍正元年七月十六日，十页。

[3]《雍正上谕八旗》雍正元年七月十六日，十页。

[4]《东华录》康熙朝卷二十。

[5]《东华录》康熙朝卷九十一。

[6]雍正：《朋党论》。

[7]昭梿：《啸亭杂录》卷一，《察下情》。

[8]《东华录》乾隆朝卷二十八。

[9]《东华录》乾隆朝卷八十。

[10]昭梿：《啸亭杂录》卷二，《议政大臣》。

[11]《大清会典》乾隆卷二。

[12]叶凤毛：《内阁小志序》。

[13]《清史稿》卷一七四，《大学士年表一》。

[14]肖奭：《永宪录》卷一，六五页。

[15]梁章钜：《枢垣纪略》卷二十七。

[16]参见《光绪会典事例》卷一〇五，引乾隆四十八年上谕；梁章钜：《枢垣纪略》，自序。

[17]《清史稿》卷一七六，《军机大臣年表一》。

[18]《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奕劻等奏。

[19]梁章钜：《枢垣纪略》卷十四。

[20]赵翼：《簷曝杂记》卷一。

[21]昭梿：《啸亭杂录》卷二。

[22]《东华录》康熙朝卷八十三。

[23]《钦定吏部则例》卷十一。

[24]梁清标：《蕉林诗集》四。

[25]《历代职官表》卷十二。

[26]《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奕劻等奏。

[27]《东华录》康熙朝卷五十九。

[28]《光绪会典事例》，九九九页。

[29]《光绪会典事例》，九九九页。

[30]《清史稿》卷一一五，《职官志》二。

[31]《大清会典》光绪卷八十九。

[32]《清史稿》卷一一六，《职官志》三。

[33]易知由单，是官吏于征收钱粮之前，发给纳钱粮者应纳多少钱粮的通知单。

[34]《清朝文献通考》卷二十二，《职役》二。

[35]《东华录》雍正朝卷九。

[36]雅尔图：《心政录》，《保甲紧要规条》。

[37]《东华录》雍正朝卷九。

[38]《皇朝政典类纂》卷三十五，《户役》六，《职役》。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拉萨尔》，320页。

[40]叶梦珠：《阅世篇》，见《上海掌故丛书》，第一集，六四页。

[41]参见《清史稿》卷八十七，《选举志》七。

[42]参见《清史稿》卷八十七，《选举志》七。

[43]《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九十三，山东巡抚阎敬铭奏折。

[44]冯桂芬：《校邠庐抗议》。

[45]《清朝文献通考》卷五十九。

[46]《清史稿》卷一一〇，《选举志》五。

第三节　清朝的军队和法律

一、军队

军队是国家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对被统治阶级进行专政的暴力工具，也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最重要的支柱。清朝政权是在大规模的军事镇压之后建立起来的，军事统治是清朝政权的一个特色。清朝实行的军事制度和军队建设，虽然也参照了明朝的军制，但主要是在原有的满洲八旗兵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清入关后，建立起八旗常备兵制，仍严格实行按民族分别编制的原则。共有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兵额约二十二万人，其中以满洲八旗为基干。八旗兵采取世袭兵制，在年十六岁以上的八旗子弟中挑补旗兵，有关八旗内部事务由京师八旗都统衙门统一管理。其职责是“掌满洲、蒙古、汉军八旗之政令，稽其户口，经其教养，序其官爵，简其军赋，以赞上理旗务”[1]。

八旗兵在清初是以镶黄、正黄、正白、正红、镶白、镶红、正蓝、镶蓝等八色旗帜进行编制的部落武装。入关以后，虽仍沿用以旗统兵的传统建制，但随着统一的清朝政权的建立，八旗兵分为“禁旅八旗”和“驻防八旗”两种，直属于国家而不再归旗主私有。禁旅八旗中一部分负责保卫宫廷的亲军营叫“郎卫”，由正黄、镶黄、正白上三旗官兵充当，由领侍卫内大臣统辖，康熙时期又选拔上三旗子弟和一部分技艺优良的汉人武进士为侍卫。雍正时为了加强对下五旗的笼络，把侍卫的任务也扩大到下五旗。另一部分负责拱卫京师，守卫各行官、京师各门，叫“兵卫”。兵卫中又分护军营、步军营、骁骑营和前锋营，各营均设统领或都统率领，京师步军营由步军统领统辖，兼提督京城九门事务，设步军统领衙门，职掌防守、稽查、门禁、缉捕、断狱、编查保甲等事，所谓“统辖京营，总司缉捕”[2]。此外，统治人民的各种禁令，如官民住房、服用、乘车不许违背定制僭用，不许编刊瞽词、小说，不许夜间行走等，都由步军统领衙门执行。由于步军统领衙门起着警卫京师，监视人民的重要作用，因此，须从部院亲信大臣中任命。此外，又陆续设置了特种兵，如神机营、健锐营、火器营、虎枪营。

八旗印三颗

“驻防八旗”分驻全国各地。兵力时有增减，驻防的原则以重点驻防和集中机动相结合。畿辅、热河及陵寝围场驻一万七千人，绥远、张家口驻二万余人，东北驻四万人，这是驻防的重点。此外，西北驻一万八千人，东南沿海驻一万八千人，内地各省驻一万六千人。“禁旅八旗”和驻在畿辅、东北、内蒙古的八旗是一支庞大而机动的武装力量，遇有大战争，很快就能调往前线。

由于八旗兵力仅二十二万人，又分驻京师和全国各地，对于维护清朝对全国人民的统治，显然不敷分配。因此，入关以后，便招募汉人和收编来的汉族地主武装，建立绿营兵。绿营兵以绿旗为标志，以营为建制单位，因而得名。绿营兵分马兵、战兵、守兵和水师四种。驻扎京师的少数绿营兵称为“巡捕营”或京营，由步兵统领统率。绿营兵额不定，最多时达六十六万余人（嘉庆时）。绿营的编制是标、协、营、讯，各省由提督、总兵统率，全国有提督二十三人，总兵八十三人。以下设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百总、外委等官。绿营与八旗都是清朝镇压人民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的最主要的暴力工具。绿营和驻防八旗一道，屯戍全国各地，共同执行镇压职能。清朝民族统治和民族歧视的政策，在军队中也同样有鲜明的反映，例如，从各方面加强满洲八旗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八旗兵无论装备、政治待遇和兵饷，都优越于绿营兵。绿营中的重要官职也都规定为满官缺。各地驻防的绿营兵要受驻防八旗的监视和控制。绿营的装备和训练远不如八旗兵，粮饷不及八旗兵的三分之一。绿营军内部贪污舞弊，克扣军饷，十分腐败，但仍然是清朝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除驻守全国各地外，还备临时征调。绿营和八旗联合组成的庞大武装是清朝封建专制国家赖以进行统治的最重要的支柱和对全国进行军事镇压的工具。

清朝中期以后，八旗、绿营都腐败不堪，失去了镇压人民起义的作用，又有团练和勇营出现。团练或称乡兵，是汉族地主自募自练的地方武装，无一定营制，人数多少亦不定，战争结束就解散，不是正式的军队。在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中，团练起了重要的作用。太平天国革命期间，曾国藩也以湖南团练起家，而改非正式的乡兵为练勇，定营哨之制，优给饷银，称为勇营。曾国藩的湘军、左宗棠的老湘军、李鸿章的淮军，相继而起，清政府依靠这种勇营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从此，“勇”代替了“兵”。“各省险要，悉以勇营留防，旧日绿营，遂同虚设，绿营月兵饷不及防勇四分之一，升擢拥滞，咸辞兵就勇”[3]。直到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清王朝命袁世凯仿照外国的军制，编练新军，成为国家的正规陆军。

二、法律

列宁指出：“法律就是取得胜利、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表现。”[4]法律和国家一样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进行专政的工具。满族在入关以前，建立后金政权时起，就由于阶级矛盾的发展和统治的需要，颁布了一系列军政法令。但总的说来，迄至入关以前仍处于由习惯法向成文法过渡的阶段，法律制度比较简单，“皆因时立制，不尽垂诸久远”[5]。

清朝入关后，面对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关外时期简单的旧律，已不能适应全国的新形势。为了统治的需要，一方面暂时采用《明律》，多尔衮下令，“自后问刑，准依明律”；另一方面，加速立法活动，于一六四七年（清顺治四年）制定《大清律》，颁行全国，这是清朝的第一部成文法典。据顺治的《御制序文》中说，这部法律“详绎明律，参以国制”，实际上制订时照《明律》依样画葫芦，无异于《明律》的翻版，因此，有些规定与清初的现实情况脱节。当时的历史学家谈迁批评说：“大清律即大明律改名也。虽刚令奏定，实出胥吏手。如内云依大诰减等。盖明初颁大诰，各布政司刊行，犯者呈大浩一本服罪，故减一等。其后不复纳，但引大浩，溺其皆矣。今清朝未尝作大诰，辄引之，何也？”[6]正因为如此，《大清律》颁布以后并没有认真执行。一六五一年（清顺治八年），刑科给事中赵进美在奏疏中说，“今律例久颁，未见遵行”[7]，对于满官则更无约束力。吏部尚书宗室韩岱等奏称：“处分满官，臣部未有一定律例，俱系酌量事情轻重，公同议处。”[8]为了整顿吏治，一六五五年（清顺治十二年）决定“参以前朝会典，编为简明则例”。一六八九年（清康熙二十八年），将现行则例附入大清律，并于每篇正文后加总注，疏解律义。至一七〇七年（清康熙四十六年）完成对清律的修订，但未正式颁行。雍正即位以后，积极整顿内政，继续修订律令，至一七二五年（清雍正三年）完成《大清律集解》和《大清律例增修统纂集成》，雍正五年正式公布。一七四〇年（清乾隆五年），重修律例，编成一部比较完整的《大清律例》，清初修订法律的过程长达一百年，清朝统治者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统治经验，因此，律例所载，十分详尽而严密。

《大清律》以《明律》为蓝本，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它的锋芒和任务就是“诘奸除暴，惩贪黜邪，以端风俗，以肃官方”[9]，实际就是镇压人民反抗，维持地主阶级统治农民的封建秩序。这个立法的指导思想，前后一贯，清楚地反映了清律的阶级本质。由于清朝统治的历史特点，《大清律》中广泛增加了民族压迫的条款，因此又是一个镇压我国各族人民的封建法典。

《大清律》在结构形式上与《明律》相同，共分名例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七篇，四十七卷，三十门，其中律文四百三十六条，附例一千四百零九条。此外，还制定了压迫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劳动人民的《回律》、《番律》、《蒙古律》、《西宁番子治罪条例》等等。

为了总结国家行政活动的经验，提高官吏的统治效能，从康熙时起，便仿照《大明会典》制定《大清会典》，其后也屡经修改，有雍正会典、乾隆会典、嘉庆会典事例，至光绪时会典正文多至一百卷，事例一千二百二十卷。《大清会典》是清朝也是我国封建时代最完整的行政法典。

《大清律》沿用隋唐以来汉族封建法典中的传统规定，把“十恶”列为最严重的犯罪，尤其着重打击人民的反抗。《大清律集解》明确地把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行为定为“法不容宽”、“其恶已极、其罪至大”的犯罪，一律加重处刑，为了防止人民群众利用宗教或结盟等形式，聚众反抗，组织起义，而将所谓“倡立邪教，传徒、惑众、滋事”列为谋反、谋叛罪的内容。主犯或斩或绞，从犯发往极边烟瘴之地充军。凡属谋反、谋逆案主犯之父母祖孙兄弟妻妾子女家属等，都要受到株连。如抗粮聚众，罢考罢市至四五十人，为首者斩立决，从者绞监候；如哄堂塞署，殴打官吏，为首者斩决枭示，同谋者斩立决，从犯绞监候。此外，侵犯帝室，叛逃外国，私藏火药，持械拒捕，也都处以重罪。总之，在清朝严酷的专制统治下，人民的思想、言论、行动稍一不慎，便构成重罪，遭到残酷的镇压。

为了保护地主阶级的财产权和剥削权，清律还明文规定：佃户拖欠地租，按律论杖，所欠之租，勒令追还给地主。对于侵犯地主官僚财产权的强盗罪、盗窃罪，不仅依律惩治，而且在罪犯面颊刺上“强盗”、“窃贼”、“抢劫”、“抢夺”等字样，以便于监督。清代中叶以后，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司法镇压也更加严酷。从嘉庆时起，对于所谓“江洋大盗”适用斩首枭示刑。道光元年（一八二一）更扩大到爬城行劫的罪犯，以及京城和大兴、宛平二县境内的劫盗。咸丰时，又实行“就地正法”，地方官不需向朝廷奏报，就可以随便杀人。

清朝封建社会中，人们有不同的身份、等级，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确规定。这种身份、等级实质上是阶级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中借以表现的形式。清律维护身份、等级的森严秩序，不同的身份、等级各有不同的量刑和服罪标准。在法律面前，人与人是不平等的。清代等级中，宗室和品官是最高贵的，其次是“庶人”（良人），再次是雇工人，最底层是奴婢和娼优皂隶（贱籍）。

对于特权等级，清律像历代的法律一样，有“八议”的规定（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凡属高贵等级的人犯法，援用“八议”律文，上奏后可以免除或减轻处理。“八议”的范围不限于本人，也扩大到享受八议特权者的家属，凡应八议者之祖父母、父母、妻、子、孙犯罪，也同样需要奏闻取旨，不许擅自审问，更不得径行判决。现任官如涉及婚姻、钱债、田产等法律纠纷，可由家人代理出庭，“不许公文行移，违者笞四十”。《红楼梦》中尤二姐一案，贾蓉派家人去都察院对词，就是这项法定特权的行使。至于对官员的审问、判决，都要履行议拟奏闻，候旨复准的手续，对他们的罪与罚取决于皇帝的意志，不受一般法律的约束。

不同等级之间发生刑事纠纷，法律条文总是有利于高贵者，不利于卑贱者。奴婢骂家长，要处绞刑；而家长即使杀死奴婢，也无死罪。法律对“良”、“贱”区别很严格，被列为“贱籍”的人，被排斥在法律保护之外，不准做官，不准应考，有罪加等处分。

雇工人虽有自由人格不列贱籍，但与雇主发生纠纷，处罚虽较贱民轻，但仍重于一般“良人”。

《大清律》就是这样以严酷的法律维护“尊卑上下，秩序森严”的封建等级压迫关系。

清律还继承了历代法典的传统，以法律的强制力维护封建的族权和父权。律文规定“子孙违反教令”，赋予祖父母、父母以惩治卑幼的广泛权力，直至可以处死。父母也可以用“不孝”的罪名将子女呈送官府，代为惩治，听凭父母的意见处理。所谓“父母控子，即照所控办理，不必审讯”[10]。子女在家庭中没有独立的财产权，“卑幼私擅用财”，受笞、杖刑。也没有婚姻的自主权，“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11]，可见父权在家庭中的权威。族权则是父权的扩大和在更广泛的范围内的行使。族长无异于奉行宗族法律的法官，他的意志是判断是非曲直的根据。例如，择人承嗣，明文规定“从族长依例议立”，族长还握有对族人的生杀权。清律对过失杀害父母者处刑较前代为重，为绞立决。谋杀者凌迟处死。特别是卑幼对于尊长不得使用自卫权。

总之，清律关于维护封建家族主义统治的规定是以封建的伦理道德作为指导思想的，它所要求的对家长尽孝与对君主尽忠，并行不悖，互相补充。因此，这方面的立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大清律》所以将丧服图列入法典，就在于服制所确定的亲疏尊卑关系对于判定罪与罚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家庭是国家的基本组成细胞，家庭的稳定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法律在赋予家长以特权的同时，也要求他们对国家承担更多的法律责任，如“服舍违式”，“居丧之家修斋设醮而男女混杂饮酒食肉者”，只罪家长。

清代理讼判刑机关，地方由县至省共分四个审级，本省督抚仅能决定流刑以下案件，流刑以上案件须转呈中央刑部审理。刑部执掌全国刑罚政令。死刑案件会同都察院、大理寺组成三法司，或九卿会审（九卿：六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寺卿），是中央最高审级。某些重大案件，皇帝命王公、大学士参加会审或亲自审问。

会审分“秋审”、“朝审”、“热审”三种。秋审于每年八月进行，由三法司审理地方呈送的斩监候及绞监候案件（清代重罪立即处决的叫斩立决，或绞立决。罪行较轻或案情可疑不立即处决的，判为斩监候或绞监候）。对刑部判决的案件和京城附近的斩监候、绞监候案件进行重审，叫“朝审”。朝审于每年霜降后进行，冬至前复审完毕。“热审”于每年小满后十五日至立秋前一日由大理寺左右二寺官员，会同各道御史及刑部承办的有关司（又称“小三法司”）审理京师笞杖刑案件。经过秋审、朝审的案件，分为“情实”（情节属实，罪名恰当）、“缓决”（案情属实，但危害性小，留待下次秋审、朝审时处理）、“可矜”（案情属实，但情节不严重，可免于处死）、“留养承祀”（情节虽较重，但父母、祖父母年老，无人奉养，可免于处死）四类，但都须奏报皇帝最后决定。除情实奏请执行外，其余三类均可免于死刑，因此，秋审、朝审复核案件一般都限于情节不十分严重的案件。这种复审制度的创立，既不会放纵犯罪，又便于减免统治阶级内部的个别罪犯的处罚，甚至可以借此散布一些欺骗性的影响，例如，康熙二十二年曾就秋审下谕：“人命事关重大……情有可原，即开生路。”[12]雍正十一年也下谕刑部：“此内有一线可生之机，尔等亦当陈奏。”[13]乾隆、嘉庆亦有类似上谕。

清代对人民的诉讼权横加限制，如在押囚犯，不得告举他事。卑幼妇女不得控告尊长、丈夫，否则以“干犯名义”论处。同时，禁止越级上告，“军民人等遇有冤抑之事，应先赴州县衙门具控，如审断不公，再赴该管上司呈明，若再有屈抑，方准来京呈诉”[14]，如径赴上司申诉，即使情节属实也要笞五十。

清代承办司法的机关，每年四月一日至七月三十日间，除重大犯罪外，一般户婚、田土细事，一概不受理。清代还发展了审判回避制度，主审官如与诉讼当事人同旗、同籍，或有亲属关系，须移文回避，以防止偏袒。

清代的刑罚手段，根据加强镇压的原则，在沿用唐律所规定的笞、杖、徒、流、死五刑的基础上，创设了迁徙（将罪犯强制迁出一千里外安置）、充军（分烟瘴、极边、边远、近边、附近五种，由四千里至两千里不等）、发遣（发往边疆地区，充当驻防官兵的奴隶）、凌迟（适用的范围超过明代。明律例中凌迟罪十二条，清律在全部承袭明律的基础上增加九条十三罪，即使罪犯在行刑前自然死亡，仍须戮尸）、枭首（斩首后枭示警众）。

清代的监狱也是极端黑暗的。方苞所写的《狱中杂记》中曾有以下淋漓尽致的描写：“康熙五十一年三月，余在刑部狱，见死而由窦出者日三四人，有洪洞令杜君者作而言曰，‘此疫作也，今天时顺正，死者尚希，往岁多至日十数人’……余曰，京师有京兆狱，有五城御史司坊，何故刑部系囚之多至此？杜君曰……刑部……十四司正副郎好事者及书吏狱官禁卒皆利系者之多，少有连必多方钩致，苟入狱，不问罪之有无，必械手足，置老监，俾困苦不可忍，然后导以取保，出居于外，量其家之所有以为剂，而官与吏剖分焉。”

从上述《大清律》主要内容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司法镇压是清朝国家的一项基本活动，对于维护地主阶级的专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于清朝是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代专制王朝，这个历史特点在《大清律》中也有所反映。

第一，赋予满人在诉讼方面以法定特权。如：满人犯罪不归一般司法机关管辖，而由步军统领衙门和慎刑司审理。宗室贵族则由宗人府审理。满人犯罪依例享有“减等”、“换刑”等特权，笞刑可换鞭责，徒刑一年可换枷号二十日，流刑三千里可换枷号六十日，极边充军可换枷号九十日。死罪虽不能换刑，但可减等，斩立决可减为斩监候。满人犯窃盗罪免于刺字，如系重犯必须刺字，则刺臂（一般刺面）。为了保证八旗军队的编制和战斗力，官兵犯徒流罪，免于发遣，仅鞭责便可了事。贵族宗室除享有“八议”特权外，还可以用金钱赎罪，或暂时革去钱粮。在监禁方面，满人犯罪不入一般监狱，贵族宗室入“宗人府空房”，普通满人入“内务府监所”，待遇比一般监狱为好。如满汉人之间发生纠纷，在京师则满人向该管佐领起诉，汉人向主管衙门起诉，然后由各该管机关将原告口供、证据转呈户部，查明断结。在地方虽由州县官审理，但无权对满人作出判决，只能将证据和审判意见转送满人审判机关处理。

第二，确认皇帝至高无上的司法权力，一切秋审、朝审案件的最后判决权操于皇帝之手。所有京师及地方大小官员犯公、私罪者，都必须事先奏闻请旨，不许上级或有关机关审问。皇帝随时颁发的谕旨，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由于皇帝控制最高的司法而造成了一般司法机关权限的分散与重叠。例如，三法司和九卿会审形式上是中央最高审级，实际并无决定的权力。除法定的司法机关外，步军统领衙门、理藩院、宗人府、内务府慎刑司，都掌握一定的司法审判权，互相牵掣，以保证皇帝对于最高司法权的控制。

第三，广泛推行“比附”断案，充分发挥“例”的法律作用。判处罪行轻重和服刑等级的根本规定叫做“律”，而事实上，诉讼案件的具体情节十分复杂，律文不可能把各种具体情况包罗无遗。因此封建法庭常常把实际案情和有关的律文加以比拟，将犯罪者参照有关律文加等或减等判刑。《大清律》明确规定：“凡律令该载不尽事理，若断罪无正条者，行律比附，应加应减，定拟罪名，议定奏闻。”如：遗失城门钥匙比照遗失印信，考职贡监生假冒顶替比照诈取职官，调戏弟妇比照强奸未遂，等等。比附援引不仅适用于具体案件的处刑，也适用于对于犯罪概念或罪名的类推，如：未婚夫妇，婚前发生关系比照子孙违反教令罪，捕役教令窃盗犯捏造情节或行贿主官比照受财故纵罪。这种比附断案广泛应用，一些有代表性的案件称为“成案”，可作为以后判处同类案件的先例。成案先例不断增加，刑部将某些成案简化为条文，经皇帝批准，附载于律文之后，称为“例”。作为判处同类案件的正式根据，“例”用以补充律之不足，律文是不改动的，而例却经常修订，不断增加。乾隆时《大清律》修竣，律文四百三十六条，附例一千四百零九条。乾隆以后，确定“条例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至同治九年（一八七〇）“例”增至一千八百九十二条。“例”不仅数量多，效力等于律，甚至可以代替律，所谓“有例则置其律”。这说明清朝统治者从历史和现实的统治经验中，认识到“例”是一种更灵活的法律形式，更能适应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以确保封建国家和地主阶级的利益。然而把比附审判加以制度化，例文又繁多复杂，使封建司法官吏更加专横武断，更便于他们随心所欲地根据需要援引各种“例”，以达到迫害人民、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的目的。

注释

[1]《光绪会典》卷四。

[2]《光绪会典事例》卷五四六。

[3]《清史稿》卷一三二，《兵志》三。

[4]《列宁全集》，第十三卷，304页，1959。

[5]《清史稿》卷一四二，《刑法志》一。

[6]谈迁：《北游录》，《纪闻》下，《大清律》。

[7]《清世祖实录》卷九十四。

[8]《文献丛编》，第二辑，《吏部处分过之满洲官员事件文物》。

[9]《清史稿》卷一四二，《刑法志》一。

[10]《大清律》，《刑律》，《斗殴》下，《殴祖父母、父母》，乾隆四十二年例。

[11]《大清律》，《户律》，《婚姻》，《条例》。

[12]《清史稿》卷一四四，《刑法志》三。

[13]《清史稿》卷一四四，《刑法志》三。

[14]《嘉庆六年续章条例》。

第六章　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封建租赋制度

第一节　清王朝的农业政策和水利建设

一、康熙年间的农业政策

清初顺治一朝，正在紧张地对劳动人民的抗清斗争进行军事镇压。在这十八年中，虽然也曾采取过取消“三饷加派”、“蠲免赋税”、“奖励垦荒”等积极措施，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而收效甚微。到了康熙初年，在一些地区，仍然存在着“人逃田荒”的严重局面。如四川省是李自成、张献忠余部李定国、李来亨坚持抗清斗争达二十年之久的重要战场，由于清兵对劳动人民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屠杀，一直到康熙十年（一六七一），还是“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1]。东南沿海一带，人民抗清斗争最为激烈，清统治者进行了残酷的屠杀，繁华的江南一带，在康熙初年，“所在萧条……人稀者，地亦荒”[2]。此外，在两湖、两广、云贵、浙闽、江西等省，也无不如此。

康熙对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国库收入，巩固统治政权十分重视。特别是一六八三年（清康熙二十二年）收复台湾、平定“三藩”之乱以后，封建统治秩序相对稳定，康熙继承和发展了顺治年间的农业政策，采取了一系列在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措施，为清前期社会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在“蠲免赋税”方面，康熙初年以后，除水旱灾害照例“全免”外，几乎“一年蠲及数省，一省连蠲数年”[3]。一七〇一年（清康熙四十年）开始，又实行“轮蠲”，即将全国各省分为三批，每三年轮免一次。就在这年，直隶、奉天、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等九省，“漕项”除外，免征“地亩银”、“人丁银”、“历年旧欠”[4]等三项，共免除银九百五十六万二千五百两有奇。据户部统计，一六六二年（清康熙元年）起，至一七一〇年（清康熙四十九年）为止，不到五十年中，全部蠲免，“已逾万万”[5]。

康熙年间的“蠲免赋税”，首先对封建地主阶级有利，而对拥有少数土地的自耕农民，乃至无地的佃户多少也减轻了一些负担。一六九〇年（清康熙二十九年）时，从山东开始，除丁税外，“劝请绅衿富室，当蠲免之年，将其地租，酌量减免一分至五分不等”[6]。这样，无地的佃户，就可以少交一点地租。一七一〇年时，兵科给事高遐昌奏请，将山东、江南的办法，推及全国，“嗣后凡遇蠲免钱粮，合计分数，业主蠲免七分，佃户蠲免三分。永著为例”[7]。

其次，在“奖励垦荒”吸收劳动力方面，康熙即位后，云南道御史徐旭令指出，自顺治以来，垦荒“行之二十余年而无效”。其原因有三：“一则科差太急，而富民以有田为累；一则招徕无资，而贫民以受田为苦；一则考成太宽，而有司不以垦田为职。”[8]康熙根据这些情况，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一六七一年规定：地主阶级中的“贡监生员民人，垦地二十顷以上，试其文义通者，以县丞用；不能通晓者，以百总用。一百顷以上，文义通顺者，以知县用；不能通晓者，以守备用”[9]；对地方官“有田功者升，无田功者黜”，千方百计鼓励开垦荒地，扩大种植面积。从一六七三年（清康熙十二年）开始，又修改了顺治年间的“垦荒定例”，由原来的最高限六年起科，改为“嗣后各省开垦荒地，俱再加宽限，通计十年，方行起科”[10]。对有些省份规定，“流移者给以官庄，匮乏者贷以官牛，陂塘沟洫，修以官帑。则民财裕而力垦者多矣”[11]。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垦荒大见成效。从四川、广西、云南、贵州等西南四省来看，经过“三藩”之乱的蹂躏，“地方残破，田亩抛荒，不堪见闻”。而自从平定了“三藩”，到康熙五十一年，经过三十余年的经营，这一带“人民渐增，开垦无遗……而山谷崎岖之地，已无弃土，尽皆耕种矣”[12]。就全国的耕地面积而论，一六五一年（清顺治八年）全国耕地二百九十万八千五百八十四顷，到一七二二年（清康熙六十一年），上升到八百五十一万零九百九十二顷。七十一年的时间，增加了将近六百万顷。

再次，实行“更名田”。康熙八年开始，清政府下令把明王朝藩王的土地，“给与原种之人，改为民户，号为更名地，永为世业”[13]。

这部分明朝藩产，坐落在直隶、山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陕西、甘肃等八省，共约十七八万顷。这些土地，有一部分，早在明末农民大起义期间，已归农民所有。清政府本来想进行反攻倒算，要求农民出钱购买这些已归农民所有的明朝藩产，“分荒熟酌量变价”，“以租种之人，即可为承买之人”[14]。而当时的劳动人民，“国家正项钱粮，犹虑其竭髓难供……岂能复有余资置买田业，而可令办输藩产之价”[15]。因此，藩产变价的措施受到人民的激烈反对。康熙在清除了鳌拜集团之后，为了安定社会秩序，发展农业生产，撤销了藩产变价的命令，“将未变价地亩改为民户”，承认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这就是所谓“更名田”。又因为“更名地内，有废藩自置之田，给民佃种者，输粮之外，又纳租银，重为民累”，“令与民田一例输粮，免纳租银”[16]，这样，使一部分农民对“藩产”土地的占有合法化，成为自耕农，免遭“变价”和“重租”的剥削。

二、治河

自宋元明至清代，黄河下游河道从河南经江苏北部入海，在淮阴附近与淮河、运河会合。由于黄河挟带大量泥沙，河道长年失修，淤沙堵塞，堤防不坚，经常泛滥决口，又影响到淮河、运河，弄得河南与苏北年年闹水灾。据顺治年间的不完全统计，大的决口达十五次，给劳动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的危害。清王朝虽用“丁夫数万治之，旋筑旋决”[17]，毫无成效。康熙初年，河患更加严重。从一六六二到一六七七年（清康熙元年至十六年），黄河大的决口达六十七次之多，河南、苏北，大受其害。如康熙元年，河南大水，“大梁四面水围毕，余波冲倒郑州城，中牟县去十之七，支派偏满蓬池乡，张杨一市无居室，三十六陂尽泽国”[18]；一六六七年（清康熙六年），河决桃源，“沿河州县，悉受水患……水势尽注洪泽湖，高邮水高几二丈，城门堵塞，乡民溺毙数万”[19]；一六七〇年（清康熙九年），黄淮并溢，高堰决口，“以数千里奔悍之水，攻一线孤高之堤，值西风鼓浪，一泻万顷，而江（都）高（邮）宝（应）泰（州）以东无田地，兴化以北无城郭室庐”[20]。

《治淮图》（部分）（清赵澄绘）

康熙很重视治河，把“三藩”、河务、漕运当做首先要解决的三件大事，“书而悬之宫中柱上”。特别是黄淮运交织于苏北一隅，黄淮泛滥，倒灌入运，使运河阻塞，南北的交通运输断绝。清朝的政治中心在北京，而北京在经济上需要依赖南方的支持，清政府每年要从南方各省运输四百万石漕粮到北京，供应大批官吏、士兵食用。如果运河梗阻，漕粮不能按时运到北京，就立即会引起混乱、恐慌。清朝统治者十分重视治理黄河，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济运通漕”，以确保秩序的安定和政权的巩固。

在平定“三藩”以前，清王朝还顾不上治理黄河，直到一六七七年，清朝在平定“三藩”的战争中已赢得优势，才决心要大规模治河，任命靳辅为河督。靳辅，汉军镶黄旗人，原任安徽巡抚。他在安徽时就很注意农田水利，进行实地勘查，吸取劳动人民的经验。他在治黄时，“无论绅士兵民以及工匠夫役人等，凡有一言可行者”，“莫不虚心采择，以期得当”[21]。并识拔和重用一个不知名、无官职的知识分子陈潢，协助治河。陈潢是优秀的水利技术专家，对黄河的特性和治理方法深有研究，认为：“治水者先须曲体其性情，而或疏、或蓄、或束、或泄、或分、或合，而俱得其自然之宜”[22]。陈潢根据前人的论述和自己的经验，比较科学地解释了黄河的水土流失是造成水患的原因，指出“中国之水，唯河源为独远”，经历既远，容纳无算，又遭西北沙松土散之区，流愈疾而水愈浊，“浊则易淤，淤则易决”[23]。他提出不仅要注意治理下游，还应当注意治理黄河的上游。他抱着治河的宏大志愿，“鸿才卓识而复饶胆略，以康济为己任”[24]。为协助靳辅治河，不辞劳苦，全力以赴。当“疾风猛雨之时，潢独驾轻舠，深冒不测，水之深浅，时之盈涸，了然若指掌”[25]。“不避寒暑，无分昼夜，与大工为始终者，十年如一日”[26]。像陈潢这样学识丰富、勤劳任事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确是难能可贵的。

靳辅和陈潢治河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一六七七年至一六八三年（清康熙二十二年），主要是堵塞决口，使黄河复归故道。堵塞决口的工程极为艰难，由于黄河水势汹涌，往往把堵决口的巨埽连人一起冲走，使人们“股栗束手无策”。陈潢采取开引河和筑减水坝的办法，使决口的水势缓和，然后堵口合龙。数年之间，完全堵塞了高家堰与黄河其他决口，使黄淮各归故道。又在水流湍急的清水潭修筑长堤，这里是运漕船只必经之地，在湍流的冲击下，船只往往沉没，有人估计在这里修筑堤坝需用银五十七万两，“犹虑功不成”。陈潢改变施工的老办法，不在潭中径直修筑，而是“环潭而筑，稍迂其道，就其浅处施工”，修成数十里的偃月形堤坝，仅费银九万两。“运艘行乎其间，永无漂溺之患，故今谓之曰永安河”[27]。

治河的第二阶段从一六八三年至一六八八年（清康熙二十七年），工程往上游稍稍转移，在河南考城、仪封一带，筑堤七千九百八十九丈，在封丘筑大月堤三百三十丈，在荥阳修埽工三百十丈，以保护堤岸，防水冲刷。特别是开凿中河工程，对于保证运河船只的安全通航，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过去，漕船在运河中航行，出清口后，还要行经一百八十里的黄河，不仅需要增雇许多短工，行速缓慢，而且风涛险恶，漕船往往沉覆。靳辅、陈潢在黄河北岸开挖中河一道，漕船出清口后，仅在黄河中行驶二十里就进入中河，避开了黄河一百数十里之险，提高了运输效率，大大减少了生命财产的损失。

靳辅和陈潢治河十余年，大见成效，“水归故道，漕运无阻”，苏北一带长期被水淹没的大片土地变成了可耕的肥沃土地，“向之万顷汪洋无涯际者，自今逐渐涸出”，仅沭阳、海州、宿迁、桃源、清河五县，即涸出土地三百万亩。后人评论靳辅的功绩“承明季溃败决裂之河，八载修复，用帑不过数百万”[28]，“而河以治安者五十年”[29]。康熙于一七〇七年（清康熙四十六年）第六次南巡，视察河工时也称赞靳辅“自受事以后，斟酌时宜，相度形势，兴建堤坝，广疏引河，排众议而不挠，竭精勤以自效。于是黄淮故道，次第恢复而漕运大通。其一切经理之法具在，虽嗣后河臣互有损益，而规模措置，不能易也。至于创开中河，以避黄河一百八十里波涛之险，因而漕挽安流，商民利济，其有功于运道民生，至远且大。朕每莅河干，遍加谘访，沿淮一带军民，感颂靳辅治绩者，众口如一，久而不衰”[30]。这段话中肯地评述了靳辅，也包括陈潢的治河成绩。

当然，靳辅和陈潢的治河只能是局部的治理，在封建的社会条件和技术条件下，不可能对黄河进行全面的根治。他们治河十多年，不断地遭到各方面的干扰和反对。河工浩大，水情复杂，时堵时决，短时期内难见功效，于是有些人在旁边说风凉话，有些人要求改变治河办法，如魏象枢指责靳辅花钱太多，不见效果，说什么“所谓一劳永逸者安在？”崔维雅上《河防刍言》，主张废弃靳辅的治河工程；于成龙、慕天颜等反对开中河，认为“无益累民”。靳辅不屈不挠地坚持正确的主张，赢得康熙的信任，使治河工程得以继续下去。特别在一六八五年（清康熙二十四年），靳辅和于成龙之间在排泄里下河洼地积水和修浚入海口的问题上发生了一场大争论，于成龙主张“挑浚海口，俾所潴水，得以通流”[31]，乍一看来，这个主张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他忽视了挖低海口之后海水倒灌的问题。靳辅认为，“下河地卑于海五尺，疏海口引潮内侵，害滋大”[32]，主张“开大河，建长堤，高一丈五尺，束水一丈，以敌海潮”[33]。还主张“堤内涸出田亩，丈量还民，余招民屯垦，取田价偿工费”[34]。这一“束水趋海”的办法，高瞻远瞩，不但防止了海水倒灌，而且招民屯田，也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挑浚海口还是筑堤攻沙这一治河技术上的争论，由于和统治阶级各派系的利害关系纠缠在一起而形成一场政治大风波。积水泻泄以后，大片土地涸出，地主官僚馋涎欲滴，企图占为己有，还要把应纳的赋税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靳辅实行屯田和取田价的办法，把土地收归政府所有，杜绝地主豪绅的掠夺和隐占，触动了他们最敏感的神经。大批官僚群起攻击靳辅“夺民余田”，大骂陈潢是“小人”，“国之蠹而民之贼”[35]，甚至要求杀掉靳辅。康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靳辅的治河成绩，允许靳辅在廷前答辩，但他对靳辅敢于触犯许多地主的利益也表示不满，并公开袒护地主豪绅隐占土地的行为。他说，“辅为总河，挑河筑堤，漕运无误，不可谓无功，但屯田、下河二事，亦难逃罪”[36]。又说，“各省民田未有不滥于纳粮之额者，若以余田作屯，岂不大扰民乎”[37]。这时，明珠集团被弹劾，靳辅和明珠联系较多，也被卷入这场党争，于一六八八年被革职。陈潢被拘往北京，在入狱以前忧愤病死。一个勤于任事的官吏和一个优秀的技术专家在封建社会的派系斗争中做了牺牲品。

靳辅罢官后，老官僚王新命继任河督，治河无成效。康熙在南巡时了解到，“江南、淮安诸地方，自民人船夫皆称誉前任河道总督靳辅，思念不忘”[38]。一六九二年（清康熙三十一年）又起用靳辅，但靳辅上任仅半年多就病死了。

靳辅和陈潢死后，他们的治河效果经历时间的考验而越来越显著，甚至曾经反对过他们的人也不得不表示佩服。此后三十年，于成龙、张鹏翮等相继任河督，基本上都遵循靳辅的治河方针。于成龙本来是激烈反对靳辅的，后来，康熙问他，“‘尔尝短靳辅，谓减水坝不宜开，今果何如？’成龙曰，‘臣彼时妄言，今亦视辅而行’”[39]。

注释

[1]《东华录》康熙朝卷十一，康熙十年六月。

[2]《康熙镇江府志》卷六，《赋役》。

[3]《清圣祖实录》卷二四四。

[4]《清圣祖实录》卷二四四。

[5]《清圣祖实录》卷二四四。

[6]《清圣祖实录》卷一四七。

[7]《清圣祖实录》卷二四四。

[8]《清圣祖实录》卷二五。

[9]《清朝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四八六五页。

[10]《清圣祖实录》卷四十四。

[11]《清圣祖实录》卷二十五。

[12]《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二。

[13]《清朝通典》卷一，《食货》，二〇二四页。

[14]《乾隆武清县志》卷十，《章奏》；赵之符：《藩产变价疏》。

[15]郭琇：《郭华野先生疏稿》卷三，康熙三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三请均赋》。

[16]《东华录》康熙朝卷十。

[17]《清史稿》卷一二六，《河渠志》一。

[18]韩程愈：《白松楼集略》卷四，《黄河水》。

[19]《清史稿》卷一二六，《河渠志》一。

[20]《清史稿》卷一二六，《河渠志》一。

[21]靳辅：《治河方略》卷六。

[22]陈潢口述，张霭生笔录：《河防述言》，《河性》第一。

[23]陈潢：《天一遗书》。

[24]《河防述言》序。

[25]《康熙钱塘县志》卷二十四。

[26]《靳文襄公奏疏》卷八，《义友竭忠疏》。

[27]《河防述言》，《杂志》，第十一。

[28]《魏源集》上册，《筹河篇》上，三六五页。

[29]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一。

[30]《清圣祖实录》卷二二九。

[31]《清圣祖实录》卷一二三。

[32]《清史稿》，《列传》六十六，《靳辅》。

[33]《清史稿》，《列传》六十六，《靳辅》。

[34]《清圣祖实录》卷一二三。

[35]郭琇：《郭华野先生疏稿》卷一。

[36]《清史稿》，《列传》六十六，《靳辅》。

[37]《满洲名臣传》卷二十六。

[38]《清圣祖实录》卷一四〇。

[39]《清史稿》，《列传》六十六，《于成龙》。

第二节　赋役制度的改革

一、清初赋役制度的混乱和赋役负担的繁重

清朝的赋役制度沿袭明制，以“田赋”和“丁役”作为封建国家的主要收入。马克思说：“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的生活源泉，一句话，它是行政权力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强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赋税是同一个概念。”[1]毛主席指出：“地主阶级的国家又强迫农民缴纳贡税，并强迫农民从事无偿的劳役，去养活一大群的国家官吏和主要地是为了镇压农民之用的军队。”[2]

所谓“田赋”，就是土地所有者（包括地主、小土地所有者、自耕农在内）每年按亩向政府交纳一定的税额；所谓“丁役”，就是年满十六岁到六十岁的男丁（称为“壮丁”）每年向政府无偿地负担一定的徭役。“田赋”和“丁役”，历来是封建国家的“正赋”。这两项税收，在封建社会初期，“田赋”是交纳粮食（亦称“本征”），“丁役”是服劳役。封建社会末期，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封建统治者需要的货币量日益增加，作为封建国家“正赋”的“田赋”和“丁役”，除仍交收部分粮食（即漕粮）作为军队和各级封建政府的消费外，大部分交收银和钱。这一部分以实物折成银钱向封建国家交纳的赋役，又称“折征”和“丁役银”。

清朝前期的赋役制度十分混乱、复杂。就“田赋”来说，“曰民田、曰屯田，皆分上、中、下三则”。征收田赋的办法，“有本征者，有折征者，有本折各半者。本征曰漕。漕有正粮，有杂粮（正粮：米；杂粮：豆、麦、荞、麻等类）。折征者，始定以银，继则银钱兼纳”[3]。至于“丁役”，各省多少不等，“率沿明代之旧”。“有三等九则者，有一条鞭征者，有丁随地派者，有丁随丁派者”[4]。由上可知，清朝前期的田赋，虽然银钱粮三者并征，但主要是征银；“丁役”虽然各省征收的办法有别，主要的也是征银。清初统治者对“田赋”和“丁徭”采取分征的方法，即“丁自为丁，地自为地，本不相涉”[5]的政策。

清统治者，为了欺骗劳动人民，“正赋”的额数并不为高，但“正赋”之外，另有种种名目的“附加税”。有些地区，“附加税”往往比“正赋”高达三五倍不等。[6]所谓“催纳之数不多，供亿之数更繁”[7]，劳动人民“不苦于赋，而苦于赋外之赋”[8]。

清初的“附加税”名目很多。如“耗羡”（亦称“羡余”或“火耗”），即是官府将征收来的散碎银子，要经过再加工铸造，熔炼成一定数量的银锭，再上缴国库，其中的损耗、解运费用，名曰“耗羡”；再如交纳粮食入仓的损耗，称之谓“雀耗”、“鼠耗”，都算在劳动人民的身上，要向人民多征收一部分粮食、银钱。清朝初年，各级文武官僚的薪俸名义上并不为高。一六七八年（清康熙十七年）时，相当于五至六品宫的江宁织造曹玺，“每年应支俸银一百三十两”，“月支白米五斗”[9]。一六九八年（清康熙三十七年），曹玺的儿子曹寅，仍继任其父之职，“每年应支俸银一百五两”，“月支白米五斗”[10]。这样低的薪俸，远远不足以维持各级官僚及其家属的豪华生活。因此，清前期官僚的贪污案件层出不穷。为了补贴各级官僚的生活开支，清政府允许各地官吏，在征收“正赋”时，额外附加一定数量的银子，美其名曰“养廉银”。这样，各级地方官可以任意滥征“养廉银”，有的征收数字竟高达“正赋”的百分之十以上。实际上，“养廉银”的征收，使贪污更加合法化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浮收”、“杂徭”等，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这些名目繁多的“附加税”，都落到劳动人民的头上，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把劳动人民推向灾难的深渊。

除“附加税”之外，地方官僚还可以假借种种名义，巧立名目，横征暴敛，任意“私派”。康熙四十年（一七〇一）湖南偏沅巡抚赵申乔指出：“百姓憔悴，虐政已非一日，而害民尤甚者，莫如私派。”[11]湖南有一种名曰“软抬”的“私派”，“閤邑摊费，其名软抬”，“每粮一石，加派至四五钱不等”；另有一种名曰“硬驼”的“私派”，“各里轮当，其名硬驼”，“每粮一石，加派至四五两不等”[12]。（按：湖南田赋征收，与他省按亩不同，而是以粮石为计算单位）封建官府“吸髓吮膏”的结果，迫使劳动人民“卖儿鬻产，茕茕孑遗，不死即逃”[13]。湖南地方官，还要假称“公务，逐事私派。一年之内，难以计数”。如“地丁销算有派，驿站销算有派，刑名费用有派，漕粮南粮费用有派”等等。“甚至州县到府，与府到厅到省，无一不派。上司生辰令节与新官到任，铺设过客，下程代仪，无一不派”[14]。更有甚者，广东下乡催征钱粮的衙役，“带领家健皂快，多置爪牙以渔猎，私设哨官效用，广布腹心以通绵索。百十成群，沿乡混捉。或妄称欠户，辱及妇女；或指诈里役，害遍鸡豚”[15]。这就超出了“私派”的范围，变成了穷凶极恶的公开抢劫了。

清朝初年，赋役转嫁、赋役不均的现象，也十分严重。江苏吴江县，明末的“花分诡寄”弊端，一直到清初依然存在。“田无定数，役无成格。甚有田连百顷而不役，有数亩及数十亩者，因役破家或逃亡”的情景，顺治末康熙初年，御史胡秉忠指出：“直隶各省州县卫所，编审花户人丁，俱沿袭旧数。壮不加丁，老不除籍，差役偏枯不均。”劳动人民，在繁重徭役的剥削下，走投无路，“或流入邪教，或逃窜盗薮，或投遁他乡”[16]。一六六二年（清康熙元年），苏松两府，“名为佥报殷实，竟不稽查田亩”。有的田已卖掉，但仍负徭役。“有田连阡陌，全不应差，挪移脱换，弊窦多端。田归不役之家，役累无田之户”[17]。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着“人已亡而不肯除册，人初生而责其当差。沟中之瘠，犹是册上之丁；黄口之儿，已入追呼之籍”[18]的局面。

清初在赋役上存在的种种弊端，不但引起了清政府财政上的混乱，直接影响到国库的收入，而且有逼使劳动人民铤而走险，激化阶级矛盾的危险。因此，清统治者设法对赋役制度进行一番整顿改革，就成为势所必然的了。

二、清初赋役制度的整顿与改革

清统治者对赋役进行整顿改革，从入关后就开始了。整顿改革赋役制度，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明末以来户口、土地册籍荡然无存，赋役的征收毫无根据。御史宁承勋早在顺治元年（一六四四）就提出重新编纂赋役全书。他指出，“赋役之制未颁，官民无所遵守”[19]。一六四六年（清顺治三年），又重申了这个建议，“在内责成各该管衙门，在外责成抚按，将钱粮数目原额，严核详稽，汇造赋役全书”[20]。但在当时，农民起义军的革命声势方兴未艾，全国各地的抗清斗争风起云涌。清统治者重编赋役全书的企图未能实现。

顺治《永平府总赋役全书》（封面）

一六五七年（清顺治十四年），西南、东南各地的抗清斗争虽然仍在持续，但清朝的统治已经相对稳定，在全国初步整顿赋役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因此，命户部右侍郎王弘祚，以明万历年间的赋役额为准，免除了明末天启、崇祯年间繁重的三饷和杂派，使其“条贯井然”，“纲举目张，汇成一编，名曰《赋役全书》，颁布天下”[21]。

《赋役全书》编成后，每州县发两本，“一存有司，一存学宫”。另立鱼鳞册（亦称丈量册），“详载上中下田则”；又立黄册（亦称户口册），“岁记户口登耗”。使鱼鳞册和黄册，“与赋役全书相表里”。在征收赋税时，采用了明万历年间的“一条鞭法”，即“以府、州、县，一岁中，夏税、秋粮，存留、起运之额；均徭、里甲、土贡、雇募、加银之额，通为一条，总征而均支之”[22]。

清徽州府清丈鱼鳞册

为了防止各级地方官吏的“私派”，向“花户”（即纳税户）颁发“易知由单”（即通知单）。由单“开列上、中、下则，正、杂、本、折钱、粮”[23]，最后缀以总数。易知由单，在开征前一个月，颁发给花户作为凭据，以防止发生差错。除易知由单外，还发给“截票”（亦称“串票”，或二联印单）。“截票”开列地丁钱粮的实数，“分为十限，月完一分，完成则截之”。在“截票”票面中间，盖以“钤印”，“就印字中分”两联，“官民各执其半”。此外，还设有“印簿”、“循环簿”“粮册”、“奏销册”、“赤历册”、“序册”[24]等名目繁多、内容芜杂的册籍作为辅助。

顺治年间，清统治者虽对赋役的改革煞费苦心，“定制可谓周且悉矣”，但在那战火纷飞的年月里，这些措施，既不可能禁止地主阶级隐匿田亩，将钱粮转嫁给无地少地农民，也无法禁止各级地方官吏“挪用正款，捏称民欠，及加派私征”[25]等弊端。

顺治时华阴县易知由单

到康熙初年，已经看出了“易知由单”虽名为易知，而实际上“款项繁多，民不易晓”。于是废除了重复无用的“序册”和“赤历册”，又停止了“黄册十年一造，会计册每年一造”的规定，以删繁就简，便于执行。

从一六五七年编成《赋役全书》之后，到一六八五年（清康熙二十四年）为止，已经近三十年了。在此期间，全国的户口和土地数字，不断有所变动。如仍按顺治年间编的《赋役全书》征收赋役，不但无法“按户增徭，因地加赋”，而且“条目纷繁，易于混淆”，不利于清统治者的国库收入。因而于当年下令重修赋役全书。这次重修，原则上规定：“止载起运、存留、漕项、河工等切要款目，删去丝秒以下尾数，名曰《简明赋役全书》”[26]。一六八七年（清康熙二十六年）《简明赋役全书》完成，又应山西巡按的奏请，因各地方官，假借刊刻“由单”之名，任意“指称纸版之费，用一派十，民间受累”，除江苏省情况特殊，“仍听册报如旧”[27]外，其他各省免刻由单。

康熙年间，在征收赋税时，仍然沿用顺治朝的“截票”（时称“串票”，亦称二联印票），“一给纳户，一存有司”。但地方官吏在征收时，往往“借称磨对，将纳户票强留不给”，因而“遂有已完作未完，多征作少征者”，官僚从中贪污自肥。为了防止此类事件的发生，一六八九年（清康熙二十八年），改二联为三联票法。三联票：“凡征收钱粮及豆麦等项，俱如数登填”。这三联，“一存州县，一付差役应比，一给纳户执照”。还规定：在纳税时，如果“官吏指不与填，及无票付执”时，“许民间首告，以监守自盗论”[28]。此后不久，又“刊四联串票”，“一送府，一存根，一给花户，一于完粮时，令花户别投一柜，以销欠”。从二联到三联，进而到四联，统治者为防止弊端而不断改变办法，用心良苦，但手续越来越繁琐，而弊端还是革除不了。因而四联串票实行“未几，仍复三联串票之制”。一七〇〇年（清康熙三十九年），又设立滚单法，以防止各级官僚的“私行科派”。其办法是：每图（即每里）设一“滚簿”，以“易知由单”等项目为准，“共该若干，以为一图之总数”。“每甲每户，亦先贯田数于前，次开实征银数于后，以为花户之撒数，使民一目晓然”[29]。为什么叫“滚单”？其办法规定：“于每里之中，或五户或十户一单。于某名下，注明田地若干，银米若干，春秋应完若干。分为十限，发与甲首，以次滚催，自封投柜。一限既定，二限又依次滚催，其有停搁不完不缴者严惩，民以为便。”[30]实质上，滚单法之所以有效，是用保甲连坐法催收赋税，从而保证了统治者的收入。

清朝政府尽管颁布了许多法令，实施了种种改革，仍无法清除赋役制度和征收手续上的混乱，无法防止营私舞弊和负担不均。赋役是按地亩、人丁来征收的，而全国的地亩数、人丁数的统计很不准确，每户占有的土地数目经常在变动，清政府“十年大造以清田”，但官绅豪强可以恃势少报土地数目、逃避田赋负担；人丁数目，有生有死，有成丁有除丁，“五年编审以清丁”，清丁时，地主可以隐匿丁口，劳动人民也可以逃亡外地。因此地亩、丁口总是清查不出确实的数目，赋役的征收也就没有比较可靠的依据。

随着经济的恢复发展以及社会的安定、人口的增长，统治者越来越感到有必要进行更大的赋役改革，特别是要改变按田亩数、人丁数征收赋役的原则，以消除征收赋役标准的两重性所带来的混乱和弊端。一七一二年（清康熙五十一年）开始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办法，康熙的谕旨中说：

各省督抚奏：编审人丁数目，并未将加增之数尽行开报。今海宇承平已久，户口日繁，若按现在人丁加征钱粮，实有不可。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应令直省督抚，将现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增加实数察明，另造清册奏报。朕凡巡幸地方，所至询问，一户或有五六丁，止一人交纳钱粮，或九丁十丁，亦止二三人交纳钱粮……前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遭叛逆之变。地方残坏，田亩抛荒，不堪见闻。自平定以来，人民渐增，开垦无遗。或沙石堆积，难于耕种者，亦间有之。而山谷崎岖之地，已无弃土，尽皆耕种矣。由此观之，民之生齿实繁。朕故欲知人丁之实数，不在加征钱粮也……直隶各省督抚及有司，自编审人丁时，不将实数开明具报者，特恐加征钱粮，是以隐匿不具实奏闻。[31]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从一七一二年开始实行，以康熙五十年全国的人丁户口数字为准，此后到达成丁年龄的，再不承担丁役。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并没有取消人丁税，但把全国征收丁税的总额固定下来，不再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税，这对无地少地的劳动人民有一定的好处。在当时，地主阶级田多丁少（或因“优免”，根本不纳丁税），劳动人民丁多地少（或根本没有土地），丁税大部分由劳动人民直接交纳。丁税不再增加，人民的负担比较固定，减少了因丁税太重而到处逃亡，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安定。康熙实行这一改革，其目的是把劳动人民重新吸引到土地上来，不但查清了户口，同时也增加了田赋收入。从一七一二年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起，到一七二二年（清康熙六十一年）十年之内，人口增加到二千五百三十万九千一百七十八人，又加永不加赋滋生人丁四十五万四千三百二十人；土地八百五十一万九百九十二顷四十亩；征银二千九百四十七万六千六百二十八两；征粮四百六十六万八千八百三十三石，以此与一六五一年（清顺治八年）比较，人口增加了一千五百一十三万零一百七十二人，增长率近百分之一百五十；土地增加五百五十二万二千一百零七顷七十九亩；征银增加了八百三十七万六千四百八十六两，增长率达百分之四十四。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虽然把丁税负担的总数固定了下来，但并没有解决丁役负担不均的问题。因为丁税按每户的人丁数征收，过一定时间，每户人丁数由于生育死亡而发生变化，丁税的负担者也要随之变化。有势力的地主官僚就可以营私舞弊上下其手，把丁税转嫁到无权无势的贫苦人民身上。根据清朝的规定：“凡载籍之丁，六十以上开除，十六以上添注。”[32]当“成丁”年过六十岁之后，名曰“除丁”，再“令以新增人丁补足旧缺数”[33]。如何“补丁”？按规定，“缺额人丁，以本户新添者抵补。不足，以亲戚丁多者抵补。又不足，以同甲粮多者顶补”。在编审时，这种“除丁”曰“擦除”，“补丁”曰“擦补”[34]。因为“除丁”和“补丁”，不会那样恰到好处，“除”、“补”相符，不多不少。经过几代人的时间，出现了很不合理的情况，“额丁子孙，多寡不同，或数十百丁承纳一丁。其故绝者，或一丁承一二十丁，其户势难完纳”[35]。

特别是每到五年一次的编审期间，编审工作的一切费用，都加到壮丁头上。官吏衙役，乘机勒索，弊端百出。据康熙末年记载，“民间派费甚多。有里书及州县书吏造册之费，有里长候审饭食之费，有黄绫、纸张、夹板、绳索、棕包之费”，比向封建国家上交的“丁银”还多几倍。此种情况，已成普遍现象，“各省皆然，直隶尤甚”[36]。而且地丁册、粮册都掌握在“里内图头”手里。这些地主阶级的代表，大权在握，就可以为所欲为，而置清政府“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法令于不顾，仍年年向穷苦百姓增税。“无田无地，赤手穷民，则现丁当丁；而田连阡陌之家，粮册在手，公然脱漏，浸淫成习”。劳动人民，“复于丁银之外，今年加一二分，明年又加二三分。年复一年，递增不觉。户无毫厘田产，每丁竟有完至二三钱、四五钱者”[37]。

三、“摊丁入地”及其实施概况

清朝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虽然是赋役制度的一个进步，但并不能解决长期以来赋役不均的状况。一些较有眼光的官吏、地主鉴于明末赋役不均引起农民大起义的教训，对此忧心忡忡，提出过一些改革方案。一六五六年（清顺治十三年）江苏吴江知县雷珽主张“田均而役亦均”[38]。一六二二年（清康熙元年）江苏巡抚韩世琦在苏松二府根据当地“田归不役之家，役累无田之户”的情况，提出了“均田均役”[39]法，但无法实现。一六七四年（清康熙十三年）江苏布政使慕天颜主张首先在苏松杭嘉四府，实行“均田均役”法。他较详细地提出了整套方案，大体上是，“以一邑田地，均摊各里，每里每甲，田数齐平，粮则相等，差役划一，不许此盈彼缩，田多役少。五年一举，推收户田，汇总办课”[40]。上面这几个官僚，看到的是问题的表象，提出的是难以实现的空想。康熙二十年（一七五五）左右，直隶乐亭县知县于成龙看出了以田亩数和人丁数两重标准征税所产生的问题。这种自古以来实行了很长时间的征税办法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的形势了。他认为：赋役不均的原因在于“田与丁分”，主张在乐亭县实行“富户正供之外，所增无几，而贫者永得息肩”的“均田均丁”[41]法。稍晚一些，湖南安乡县，也部分实行了“人丁随粮摊”的尝试。[42]在部分地区短期内实行的“地丁合一”政策，受到种种干扰和反对。于成龙在乐亭县提出的“均田均丁”法没有来得及实行，就被调离。安乡县实行后，受到上司的严加指责和追查。[43]

在康熙年间，较早主张在全国实行“摊丁入亩”的，是一七一三年（清康熙五十二年）御史董之燧。他提出了“统计丁粮，按亩均派”的建议，但结果是“（户）部议不便更张而止”。后来，经康熙默许，先在“广东、四川两省先行之”[44]，作为试点。一直拖延到一七一六年（清康熙五十五年），“广东所属丁银，就各州县地亩摊征。每地银一两，摊丁银一钱六厘四毫不等”，“丁随地起，见于明文者，自广东始”[45]。四川省的试点，大约稍晚些，“康熙末年，四川……先以行之。田载丁而输纳，丁随田而卖买，公私称便”[46]。

一七二三年（清雍正元年）七月，新登上皇帝宝座的雍正，根据直隶巡抚李维钧的建议，正式在全国颁发诏令，推行“摊丁入亩”政策。此后，经过半个多世纪，一直到一七七七年（清乾隆四十二年）贵州省最后宣布实行“摊丁入亩”为止，除奉天省因“户籍无定”没有实行外，全部完成了这一赋役制度的改革。各省“摊丁入亩”实行情况，可见下表。

各省“摊丁入亩”实行情况统计表

注：本表据王庆云：《石渠余记》卷三，《记丁随地起》制定。

从上表可以看出，“摊丁入亩”，虽萌发于康熙初年，但到康熙晚年才得到统治阶级的默许，在广东、四川两省开始试行。自一七二三年向全国推广后，许多省份在雍正年间陆续实行。但是，有一些省份拖延了很久，经历雍正、乾隆、嘉庆整三个朝代，达一百年之久，全国赋役制度的改革才算基本完成。“摊丁入亩”实施的时间，不但各省先后不一，即一省各州县之间，因情况不同，实行的时间也相差很远。如福建省早在一七二四年（清雍正二年）就宣布开始了，但宁洋、寿宁、南平等少数州县迟迟未推行。又如山西省，直到一七三六年（清乾隆元年）才在少数县份开始，又经过八十七年，到一八二二年（清道光二年）才在全省普遍实现了“摊丁入地”。从各省地亩摊丁平均数字来看，最高的湖南省，某些县份高达八钱六分一厘，因为它是“以粮石载丁”征收。其次是福建省部分地区，高达三钱一分二厘。山西省再次之，每亩二钱八分一毫，因山西多“富商大贾，不事田产”，山多地少，地土瘠薄，因此摊入地亩的丁银数额较高。再次是直隶省，每亩二钱六厘，因直隶是贵族官僚最集中的地区，他们依恃特权，地不纳粮，丁不服役，都转嫁给了劳动人民。除上述特殊情况外，一般来讲，地多丁少的省份，地亩摊丁银率较低；丁多地少，人口密集的地区，地亩摊丁银率较高。

清代赋役制度的改革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封建社会走向后期，国家对人民的人身控制逐渐削弱，作为人头税的丁役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过程而逐渐衰落。汉代的赋税，主要依人口征收，口赋、算赋、更赋、户赋都是不同形式的人头税；唐代的租庸调，一部分税款依土地征收，但作为人口税的“庸”，仍占重要的地位。两税法实行以后，更多地照顾到每个纳税户的负担能力，土地税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可是，历宋元明数百年，人口税仍然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收入，长期以来，国家征税仍按土地与人丁双重标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租佃关系的普遍化、全国人口的增长以及农民的大批流亡和激烈反抗，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大为削弱，地主阶级和国家已越来越不容易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直接向农民征收人头税变得更加困难，赋役制度趋于紊乱，国家的税收受到影响，虽经清朝前期的努力改革，按照土地和人口的双重收税标准很难再维持下去。康熙五十一年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对于新增加的人丁停止收税；雍正元年“摊丁入地”，将丁银摊入地亩，实际上废除了人头税，按土地的单一标准收税，这是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大势所趋。

“摊丁入地”具有积极的意义，它简化了税收的原则和手续，取消了征税的双重标准，这是赋役制度的重大改革。按土地多少收税实际上就是按人们的财产和负担能力收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役不均的严重情况，减轻了贫苦人民的负担。因为，地主阶级地多丁少，农民阶级丁多地少，摊丁入地，势必使农民负担的一部分税款会摊到地主的身上。因此当时人说：把丁银“摊入田粮内，实与贫民有益，但有力之家，皆非所乐”[47]。

“摊丁入地”并未违反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但也遭到不少地主官僚的反对。早在这一政策颁布以前，陕西户县很早就试行过“并丁于粮”的征税办法。一个官吏反对说：“人无贫富，莫不有身丁可役。而一邑之中，有田者什二，无田者什八。乃欲专责富户之粮，包赔贫户之丁，将令游惰复何所惩。”[48]浙江各地也较早酝酿过“摊丁入地”，一七〇一年（清康熙四十年），浙江布政使赵申乔坚决反对“按粮户田数之多寡，定人丁之等则，光丁豁除”的征税办法，主张“地丁原属两项，似不应地上加丁”[49]。他还下令镇压了宁波府“倡照地派丁之说，与巨室相持”的所谓“黠民”[50]。

一七二三年“摊丁入地”在全国逐步实施后，地主阶级的反对更加激烈。一七二三年春，浙江“田多丁少之土棍”反对摊丁入地，“蛊惑百余人，齐集巡抚衙门，喊叫阻拦摊丁”。吓得刚上任不久的巡抚法海“惊慌失措”，“即令官员劝散，暂缓均摊之议”[51]。一七二八年（清雍正六年）“摊丁入亩”在浙江实行不过两年，钱塘、仁和二县地主实行反攻倒算，强迫佃户交租时“每亩米加二升，银加二分，以助产主完丁之费”[52]。与此同时，直隶肃宁县，“业主借摊丁事端，每亩（向佃户）加租二分”[53]。一七五七年（清乾隆二十二年），官僚胡泽潢把“丁粮摊入地亩，永不加赋”，说成是造成户口不实的原因而坚决反对这一改革。[54]

为了减轻赋税负担，劳动人民曾不断起来反抗官僚地主阶级对“摊丁入地”政策的破坏。如前所述，一七〇一年宁波府劳动人民和官僚赵申乔间拥护与反对摊丁入亩的斗争，就是其中的一例。一七二五年（清雍正三年）浙江杭州“有丁无田，情愿均摊”的农民，联合“一班门面丁差”（即工商业纳税户），反对地主阶级的“阻拦摊丁”，也反对巡抚法海的姑息养奸。他们“聚众乡民，围辕吵闹”，“动则打街罢市”，“毫无忌惮”。一直到法海被撤职后，“又聚众进城，闹至县堂”[55]。一八二八年（清道光八年），山东黄县知县某某，徇私舞弊，不按“摊丁入亩”规定办事，随意加增丁税钱粮。广大劳动人民，“进署恳求，照旧（即按摊丁入亩完纳）完纳。该县痛加杖责”。恰好赶集的人很多，群情愤慨，“遂哄至大堂，将屏门等物挤倒”[56]。“摊丁入地”所以能够实行，主要是劳动人民强烈反抗赋役不均，坚决跟统治者进行斗争的结果。作为地主阶级总代表的雍正皇帝最初对实行这一改革也犹豫不定，雍正元年，山东巡抚黄炳主张实行“摊丁入地”，雍正帝在他的奏折后面批道：“摊丁之议，关系甚重，岂可草率从事……况赋税出自田亩……正供维艰，何堪再有更张之举”，并责骂黄炳“观尔近来所奏，每多涉于孟浪”[57]。但是，赋役制度的改革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清朝统治者为了保证财政税收，缓和阶级矛盾，终于不得不取消人丁税，实行单一的土地税制，在历史道路上勉强地跨出了前进的一步。

在封建社会里，任何具有积极意义的制度和政策都会受到反动势力的反对和阻挠。从“摊丁入地”政策正式颁布以后，经过很长时间才推广到全国，其间地主阶级的公开反对和暗中阻挠层出不穷，所以，执行“摊丁入地”的过程充满着激烈的阶级斗争。

实行“摊丁入地”，名义上废止了几千年以来压在劳动人民身上的“丁役”，但是，封建国家和地主阶级总会巧立名目，进行剥削，许多地区的徭役杂差仍很严重，附加税和私派多如牛毛，广大人民群众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697页。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24页，1991。

[3]《清朝通典》卷七，《食货志》，典部，二〇五五页。

[4]《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九，《户口考》，考部，五〇二三页。

[5]《雍正朱批谕旨》第三函，第五册，雍正元年六月，《山东巡抚黄炳奏》。

[6]参见《乾隆新安县志》卷二，《食货志》，《革除》。

[7]《光绪清远县志》卷十二，《前事》，康熙四年九月，《巡抚王某（王来任）示禁》。

[8]《皇朝政典类纂》卷七，《田赋》七，康熙十九年，《给事中许宣承奏》。

[9]《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四页。

[10]同上书，一二页。

[11]赵申乔：《赵恭毅公剩稿》卷六，《严禁歇保包揽加派害民示》。

[12]《清圣祖实录》卷一九九。

[13]赵申乔：《赵恭毅公剩稿》卷六，《禁革私派重耗示》。

[14]赵申乔：《赵恭毅公剩稿》卷六，《禁革私派重耗示》。

[15]《光绪清远县志》卷十二，《前事》，康熙四年九月，《巡抚王（来任）示禁》。

[16]《东华录》康熙朝卷一，顺治十八年十一月。

[17]《乾隆娄县志》卷七，《民赋》。

[18]《皇朝政典类纂》卷七，《田赋》七，《赋则》，引陆陇其：《三鱼堂集》。

[19]《清朝文献通考》卷一，《田赋考》一，考部，四八七六页。

[20]《清朝文献通考》卷一，《田赋考》一，考部，四八七六页。

[21]《清世祖实录》卷一一二。

[22]《清史稿》卷一二一，《食货志》二。

[23]《清朝通志》卷八三，《食货略》三，志，七二四一至七二四二页。

[24]《清史稿》卷一二一，《食货志》二；《清朝通志》卷八三。

[25]《清朝通志》卷八三，《食货略》三，志，七二四一至七二四二页。

[26]《清史稿》卷一二一，《食货志》二。

[27]《清朝通志》卷八三，《食货略》三，七二四三页。

[28]《清朝通志》卷八三，《食货略》三，七二四三页。

[29]刘振清：《居官寡过录》卷二。

[30]《清史稿》卷一二一，《食货志》二。

[31]《东华录》康熙朝卷八十九，康熙五十一年二月。

[32]王庆云：《熙朝纪政》卷三，《纪停编审》。

[33]《皇朝政典类纂》卷三十，《户役》一，《户口》，《丁》中。

[34]《皇朝政典类纂》卷三十，《户役》一，《户口》，《丁》中。

[35]吴振棫：《养吉斋余录》卷一。

[36]李绂：《穆堂初稿》卷三十九下，《请通融编审之法疏》。

[37]戴兆佳：《天台治略》卷二，《吁宪推广皇仁泽遍穷黎恩垂不朽事》。

[38]《乾隆吴江县志》卷二三，《名宦》。

[39]《乾隆娄县志》卷七，《民赋》。

[40]《乾隆沙头里志》卷一，《徭役》。

[41]《嘉庆乐亭县志》卷四，《田赋》。

[42]参见赵申乔：《赵恭毅公自治官书类集》卷十三，《批藩司详安乡县优免由》。

[43]参见赵申乔：《赵恭毅公自治官书类集》卷十三，《批藩司详安乡县优免由》。

[44]吴振棫：《养吉斋余录》卷一。

[45]王庆云：《石渠余记》卷三，《记丁随地起》。

[46]王庆云：《石渠余记》卷三，《记丁随地起》。

[47]《雍正朱批谕旨》，第二函，第二册，雍正元年七月，李维钧奏。

[48]陆耀：《切问斋文钞》卷十五，《财赋》，邱秀瑞：《丁役议》。

[49]赵申乔：《赵恭毅公剩稿》卷五，《查议余杭县编审事宜详》。

[50]《乾隆杭州府志》，卷七十九，《名宦》。

[51]《雍正朱批谕旨》，第二函，第二册，雍正四年八月，李维钧奏。

[52]《乾隆浙江通志》卷七一，《户口》一。

[53]《乾隆肃宁县志》卷七，《人物》。

[54]参见《皇清奏议》卷三十三，乾隆二十二年，胡泽潢：《请整饬保甲疏》。

[55]《雍正朱批谕旨》，第二函，第二册，雍正四年八月，李卫奏。

[56]《皇朝政典类纂》，卷二十七，《田赋》二十七，《征收事例》。

[57]《雍正朱批谕旨》，第三函，第五册，雍正元年六月，黄炳奏。

第三节　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一、耕地面积的增加和人口的增长

毛主席曾指出：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明末农民大起义，狠狠地“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清朝康雍乾时期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明末农民大起义的结果。而清朝统治者，为了加强清朝的经济力量，巩固封建统治政权，采取了兴修水利、蠲免田赋、奖励垦荒、更名田、永禁圈地、修改逃人法以及改革赋役制度等各项措施，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在各族劳动人民辛勤劳动之下，经过几十年向大自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到康熙中期之后，耕地面积和人口数，扶摇直上，不断增加。马克思说：土地是“人类劳动的一般的对象”[2]，没有劳动对象，就谈不到人类的生产活动。斯大林说：“人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的必要成分，没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人口，便不能有任何社会物质生活。”[3]因此，清代康雍乾时期耕地面积和人口的增长是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标志。

清朝的耕地面积和人口无疑都超过以前的任何朝代，它留下了较详细的统计数字，但这些数字存在着很多可疑之处。

拿耕地面积来说，明初（一三九三年，明洪武二十六年）的数字是八亿五千万亩，明末（一五八〇年，明万历八年）是七亿亩。清朝的全国耕地数字，据《大清会典》、《户部则例》、《清朝文献通考》所载，从一六六一年（顺治末年）的五亿五千万亩，至一六八五年（康熙中）增加到六亿亩，一七二四年（雍正初）又增加到七亿二千万亩，一七六六年（乾隆中叶）达七亿八千万亩。[4]这个数字介于明初和明末之间，比明末多八千万亩，比明初还少七千万亩。清代的版图大大超过明代，为什么经济发展鼎盛的十八世纪中（乾隆中叶）耕地面积还赶不上十四世纪末？明朝全国人口只有六千数百万[5]，而乾隆中叶人口已达两亿以上，这多余的一亿几千万人口又是靠什么来养活的呢？有的同志根据这个数字认为从十四世纪到十八世纪的四百年间，中国的农业生产并没有发展。

但是，《清实录》记载的全国耕地面积，与上述的数字不同。该书记载：顺治末为五亿二千万亩，康熙中为五亿九千万亩，雍正初为八亿九千万亩（乾隆以后，《清实录》没有记载全国的耕地数字）。这个数字与王庆云所说全国耕地面积九亿多亩[6]大致相符，比较可信。两种统计数字相比较，《清实录》所载耕地总数要多得多，耕地的增长率要快得多。康熙后期，全国的耕地面积急剧上升，一七〇八年（清康熙四十七年）超过六亿亩，一七一六年（清康熙五十五年）超过七亿亩，一七二二年（清康熙六十一年）更突破了八亿亩大关。

至于清代的人口增长数字，疑点更多，历来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聚讼纷纭，作了种种揣测和解释。明代全国人口的最高数字是六千三百三十余万（据王世贞所说），经过明末长期战乱而人口锐减。据《清实录》记载，一六五二年（清顺治八年），只有一千四百万人，一六六一年回升到一千九百万，此后人口增长一直很缓慢，一六八五年全国人口二千零三十四万，一七一二年（清康熙五十一年）颁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时，全国人口仅二千四百六十万。从顺治八年至康熙五十一年的六十年间，共增加一千余万人，每年平均增加十七万人，如果以顺治八年的一千四百万人为基数，每年的人口增长率只有千分之一点三。

一七一二年以后，统计人口的方法有了变化，全国人口固定在二千四百六十万，每年再加上“滋生人丁”，自一七一三年至一七三四年（清康熙五十二年至雍正十二年）的二十二年间，“滋生人丁”共一千二百万，数目并不很多。此后，人口统计中断，自一七三五年至一七四〇年（清雍正十三年至乾隆五年），《清实录》没有人口数字，到一七四一年（乾隆六年）“会计天下民数”“大小男妇”竟达到一亿四千万的惊人数字。从一七一二年至一七四一年的二十九年，人口增长竟达七倍，每年净增四百二十万人，人口增长率达千分之一百七十三，这一增长率出乎情理之外，很不可信。

从此以后，全国人口历年大幅度增加，到一八四〇年（清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的这年，全国人口已达四亿一千二百八十一万。从一七四一年至一八四〇的一百年间，每年人口平均增加二百七十万，增长率为千分之十八点八。

根据统计，康熙、雍正以前，全国人口很少，增长缓慢，为什么乾隆初突然冒出这样多的人口？许多研究工作者认为：由于过去征收人丁税，人口大量隐匿不报。自从康熙五十一年颁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以及雍正元年“摊丁入地”以后，人丁税已取消，人口没有隐匿的必要，都列入了户籍，过去隐匿的人口像一股激流一样，从地下喷射出来。这种解释有一部分道理，但还难以解释人口增长这样多的原因。

从康熙末到乾隆初的三十年间，人口增加七倍，超过了自然生殖率的可能，也不能完全用“隐匿”人口的涌出来解释。人口统计是国家征税的根据，政府对此十分关心，怎能容许隐匿人口达几千万、上亿人之多？怎能坐视这种肆无忌惮地破坏国家税收的不法行为？康熙中叶以后，全国统治秩序渐趋稳定，政府有充分的力量进行户口清查，如果隐匿户口如此之多，为什么清政府努力改革赋税制度时并未把查实户口作为首要的任务？为什么关于改革赋税制度的连篇累牍的议论也没有把清查户口作为急务？

我们认为：自康熙至乾隆初，人口惊人地增加，除了生殖率增加、隐匿人口的涌出以外，更主要的是前后两种统计的方法、范围根本不同。在康熙时，人丁是纳税单位，政府关心的是人丁而非全部人口，其统计数字实为人丁（即十六岁至六十岁的男人）数字而非全部人口数字，现在看到的一些康熙时期的户籍簿，每户只载明人丁数而非该户的人口数，所以，康熙五十一年所谓“全国人丁户口”二千四百六十万指的是全国男丁的数目，全国的实际人口（包括老幼、妇女以及隐匿人口）应为此数的两倍三倍以上。自从取消丁税以后，人丁统计已失去意义，政府对之不感兴趣，因此，雍正末年停止人丁统计，《清实录》缺几年的数字，正是反映了税收和人丁数目已不发生联系，政府也就不去进行人丁统计。到乾隆六年，为了夸耀“盛世”的人口增长，又开始统计全国人口，这才是真正的人口统计。康熙期间，统计名称叫做“人丁户口”若干，乾隆期间，统计名称叫做“会计天下民数……大小男妇”若干，这两种统计的名称不同、目的不同、方法不同、范围不同，把两种不同的统计混在一起，就扞格不可通。一些地方志中也有这种不同统计的存在，如光绪《获鹿县志》，康雍乾时期载明全县有五万人丁，共征丁银五千三百两，而未载全县人口数，但嘉庆以后，丁税已取消，县志中始载明全县共有三万户，十七万人。

从以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清朝入关后，经顺康两朝七八十年的恢复发展，到康熙末，全国耕地面积已达八亿亩，全国的实际人口数字估计不下八九千万[7]，都已超过了明朝的最高数字。

二、农业生产力的缓慢发展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由于封建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劳动人民失去了改革生产工具和改进生产技术的兴趣。因此，农业生产工具和农业技术的进步是迟缓的，生产力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尽管如此，在清朝前期和中期，农业技术和工具，仍然有一定程度的进步。

康雍乾时期，在农业生产部门，为了生产更多、更好的农产品，有一些人——特别是富裕农民，很重视农业生产工具的普及和改革，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某些农产品品种的移植、推广和引种以及对土地、农作物的精耕细作，除草施肥等。

据历史文献记载：在清代前期，农业生产工具有犁、耙、钁、臿（锹）、锋、搭、田荡、长镵、钱（铲）、镈、耨、耰、鉏等，品种繁多，各有其不同的式样和用途。就犁来说，就有“冶金而为之者”曰铁犁，分为犁镵、犁壁两大部类；“斲木而为之者”曰木犁，分为底、压镵、策额、箭、辕、梢、犁评、建、槃等九个部件。再如搭，劳动人民没有耕牛，“尝数家为朋，工力相易，日可㔉地数亩”[8]。乾嘉时期，江南地区江宁府江浦县一带的“富农”，生产工具齐备，如锄、犁、耙、耧、耘荡、秧马、水车等农具，无所不有。[9]松江府地区，耕田、犁地，普遍使用牛耕。耕耘除草技术上，一般讲求“三耘”[10]（即耘三遍）。在插秧之后，“一月之内，凡三荡”，“越数日曰头荡，越十日曰二荡，又越十余日曰三荡”[11]。浙江嘉兴府桐乡县，注意到种田“宁可少而精密，不可多而草率”[12]。要“少种多收”，不要广种薄收，“田多种不如少种好。又省气力，又省田作”[13]。至耘之法，又须去草务尽，培壅甚厚。犁以三覆三率，粪则以加倍为准，锄则以四次为常，棉花又不厌多锄。[14]在水利灌溉方面，由过去经常使用的龙骨水车，进而使用单车、双车、牛车、风车等不同品种。这不但节省了人力，方便了群众，而且普遍的把畜力和自然力用于车水，从而加快了灌溉速度。[15]在农作物施肥上，总结了劳动人民长时期的经验，根据农作物在成长期各阶段需要的不同养分，而施用含不同成分的肥料。一般来讲：第一次施用草子沤的绿肥，第二次采用猪粪，第三次使用豆饼。[16]劳动人民通过长期生产斗争的实践，已经充分认识到，“种田肥壅，最为要紧”。而且也认识到，“人粪力旺，牛粪力长，不可偏废。”[17]在浙江嘉兴府，就有“种田不养猪，秀才不读书，必无成功”[18]的谚语。

通过以上有力措施，使农业生产力有了显著发展，单位面积产量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就以浙江嘉兴府海盐、平湖两县而论，过去亩产多者两石，少者一石四五斗。经过精耕细作，适时施肥之后，一般亩产可达二石五斗，多者增加一倍。[19]

在北方一些地区，农业上，结合当地的自然条件，发展了东汉时期氾胜之的“区田法”，生产上有了显著提高。如一七〇七年（清康熙四十六年），山西蒲县知县朱蕴叔，根据当地“处万山中，高峻陡坡，非雨泽不能有秋”的客观环境，采用“区田法”来发展农业生产。大体上是：长八十尺，宽七十五尺为一亩。行距为一尺五寸，每亩得二千六百五十区。种植办法为“空一行，种一行；隔一区，种一区”。这样的好处是，“留空以便浇灌，且可疏风，不致熟坏，而以余土壅根也”。这样，既预防了旱涝，又保证了“深壅其根，不致被风吹折”，其结果，“大率区田一亩，足食五口”[20]，“亩收谷三十石”[21]。后来，大通桥监督（管理漕运改转陆运事务的官吏）詹文焕，在通州“于官舍隙地”试用“区田法”种植，“计一亩之收，五倍常田”。邓钟音于雍正末年在山东聊城采用此法，“一亩之收，多常田二十斛”[22]。一七二六年（清雍正四年），直隶巡抚李维钧，在保定试行，“播种灌溉尚未如法，然一亩之地已得谷十六石”。后来雍正皇帝“谕令广行劝导”，在全国推广。在南方苏州城东娄门“照式课种”，“大有成效”。经过劳动人民的多年试验，总结出“区田法”的要点为“深耕、早种、稀种、多收”[23]八个大字。

清朝前期，在江南一带，开始大面积的推行双季稻，也成倍地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早在康熙末年，“江南地方，从前止一次秋收，今将变为两次成熟”[24]。一七一六年（清康熙五十五年）苏州织造李煦，大力推广“李英贵种稻之法”，试验种植双季稻。这种种稻法，特别要掌握“节气早晚”这一成败的关键。“若不留心，鹘突乱来，终无实效”[25]。从其实验的结果来看，效果很好。如一七一六年试种的双季稻五十亩，早稻“六月初四日收割，每亩得稻子三石七斗”[26]，这是第一季。紧接着“于六月十六日就在原田上第二次插秧，今年九月十五日收割”晚稻。第二季的收获，因为经受了两天大风灾，“每亩只得稻子一石五斗”，两季合计，亩产五石二斗。如不受灾，晚稻“便与第一次所收无异，俱可以到三石之外矣”[27]。次年（清康熙五十六年），又种了八十亩。第一季稻，“六月二十一日收割，每亩约得稻子四石一斗，比上年多收四斗”[28]。晚稻于“十月初二日收割，每亩得稻子二石五斗”。两季合计，亩产六石六斗。而苏州的单季稻，“岁稔时，一亩可收谷三四石”[29]。增产是十分显著的。

乾隆初年，郝玉麟由浙闽总督调两江总督，把福建一种叫“畬粟”的早稻，带回安徽。因为安徽有些地方，“高阜斜坡，稻谷杂粮，均不宜种”。而“畬粟”是一种“性宜燥，无须浸灌”的旱稻。经过安徽巡抚陈大受的多年推广种植，“化无用之田为有用”。“数年后，种多利广”[30]，并逐渐推广到北方各省。

康熙时，已把南方的水稻、菱角等，移植于北京。因为“北方地寒，未能结实，一遇霜降，遂至不收”[31]。后来，接受了失败的经验教训，改进种植方法，一六九一年（清康熙三十年）在玉泉山种植水稻，一亩终于收了一石。[32]成绩虽小，意义很大，以后逐渐改进推广而成为享有盛誉的“京西稻”。

一七〇四年（清康熙四十三年），天津总兵官蓝理建议在天津、丰润、宝坻等地低洼处，“开为水田栽稻”，计划开垦一万顷，并“召募闽中农民二百余人”和“江南等处无业之民，安插天津，给予牛种……限年起科”[33]。但试种了两年，只种了一百五十顷稻田，还被水淹没，没有成功。又经过几年的反复试种，终于“培植得法”。这一百五十顷水田，其中“有洼地五十顷，时被水浸，不便耕种。又有高地五十顷，不宜种稻……其可作水田种稻者，止五十顷”。这五十顷水稻，在一七〇九年（清康熙四十八年）共收稻谷二千五百余石，平均每亩收了五斗。[34]经过康熙末年对洼地的治理，将泄水之处，挑浚设闸，使一百五十顷俱可耕种。[35]一直到一七二七年（清雍正五年）这一带“水田稻谷丰收”[36]，变成了北方的鱼米之乡。

清代，作为劳动人民主要食粮的番薯在中国北方地区普遍推广。番薯（亦称甘薯），大约在明初由安南、吕宋等地传入中国南方。番薯既可做菜，又可当粮，且种植方便，“蔓延极速，节节有根，入地即结”，尤其是产量很高，“每亩可得数千斤，胜种五谷几倍”[37]。所以，到明中叶已经在南方各省普遍传播，颇受人们欢迎。北方河南、山东等一带地区种植番薯，是在明末清初逐步从南方各省传播来的。薯类是耐旱的高产作物，很适宜在北方种植。乾隆中叶，河南、山东等地，连年旱涝成灾，“频岁不登，小民艰食”。以河南怀庆和山东沂州二府为中心，将番薯“广为种植，接济民食”。但薯秧每年要从福建运来，“番薯藏种在霜降以前，下种在清明之后”，然后由“闽省乘时采择”，寄到北方。在当时交通十分不便的情况下，经过长途跋涉，薯秧“易烂、易干，须用木桶装藤，拥土其中，方易携带……藤本须带根者，力厚易活”[38]。运输途中损耗多，成本高，非常麻烦。一七八五年（清乾隆五十年），福建闽县八十多岁的老农陈世元，“自愿携带薯子，契同孙仆，前往（北方）教种，甚属急公”[39]。此后，在北方数省，即能育秧，就地栽种。既节省了大量劳动力，又降低了成本，为以后在北方推广番薯种植，创造了有利条件。清政府因陈世元“教种有效……赏给举人职衔，用示奖励”[40]。嘉庆时人吴其濬在谈到清代某些农作物迅速传播时指出：“近时木棉、番薯，航海逾岭，而江，而淮，而河，而齐秦燕赵，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不召自来，何其速也。”[41]

三、农产品的商品化

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不但为社会上提供了大批商品粮食，而且也进一步为手工业部门提供更多的原料。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于工业，只是到后来才使农业从属于自己”[42]。明中叶以来，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明清之际，虽然一度遭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破坏和阻挠，但经过清初一段时间的恢复与发展之后，在某些地区一些手工业部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有了进一步发展和增长，同时也必然需要农业部门提供大量的原料。因此，在清代前期和中期的中国广大农村里，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虽然仍占统治地位，但在经济较发展的地区，某些农业生产部门，已出现了大量为商品出卖、为获得利润而生产的现象。

康雍乾时期，农产品的商品化，首先是由于手工业部门对原料的需求而开始的。而商业性的农业，在农业各个部门的发展有快有慢。即是在同一部门，不同地区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

农业部门的商品性生产，先从广大劳动人民最需要的棉花种植业开始。

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里，广大劳动群众，一般是用麻织品作为衣料来保温御寒的。由于棉花和棉织品与麻织品比较，价格便宜，牢固耐用，保温力强。因此，自宋元以来，棉花的种植，由海南岛传播到南方各省，逐渐代替了麻类。明中叶以后，随着棉纺织业的发展，棉花的需要量大大增加，棉花的种植也更加普及，几乎遍布全国。

到康雍乾时期，棉花的种植更加盛行。原来作为自种、自纺、自织、自用，与农业牢固地结合在一起的家庭副业，到这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在一些地区，已经从家庭手工业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行业。

当时著名的产棉区是长江三角洲及东南沿海地区。一七七五年（清乾隆四十年），高晋指出：松江府属太仓、海门、南通等州县，“逼近海滨”，“率以沙涨之地，宜种棉花”。这些地区，“种花者多，而种稻者少”。每个村庄“知务本种稻者，不过十分之二三，图利种棉者，则有十分之七八”[43]。上海县也是滨江倚海，嘉庆年间，“植木棉多于粳稻”[44]。华亭县莘庄，“其地产花少稻”[45]，南汇县在黄浦江以东，“宜棉不宜稻”[46]。乾隆年间，该县为了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采用了“今岁稻，明年花”[47]的轮番种植法。嘉定县，男子“以种花为生”，妇女“以棉布为务”[48]。乾隆末年，储玉衡的《煮粥谣》指出，“嘉定县，近海边，不产米，多种棉”[49]。江阴县地处长江南岸，土地肥沃，西乡及沙洲一带，也大量种棉。[50]

浙江省杭州府各县，临近钱塘江，“数十年来，遍莳棉花，其获颇稔。今远通商贾，为杭州土物矣”[51]。余姚县虽然“地多田少”但“民以种棉为生”[52]。

河南省也是一个重要的产棉区。乾隆初年，河南巡抚尹会一说：“棉花产自豫省，而商贩贩于江南”[53]。这是因为河南产棉多，而织布少，因此，所产棉花运往江南。河南孟县不仅是一个产棉布的中心，而且也大量种植棉花。特别是“县西高坂，产棉花甚盛”[54]。豫北内黄县，“东南两乡沙土，多种棉花，收成不为不盛”。每年秋收之后，“山西客商，多来此置局收贩”[55]。

河北保定一带，“种棉花之地，约居什之二三”[56]。宁津县“种棉花几半县”[57]。乾隆初年，直隶巡抚方观承指出：“冀、赵、真定诸州属，农之艺棉者，十之八九”[58]。

经过劳动人民的多年精心培育，各地所产的棉花，出现了许多优良品种。有以产地而命名的“江花”（产地湖北）、“北花”（产于山东、直隶）、“浙花”（产于浙江余姚等地）、“吴中花”（产于长江以南）；有以开花的颜色不同而命名的“黄蒂”、“穰蒂”、“紫花”等品种。还有以棉核的色泽差异而称为“青核”、“黑核”[59]者。这些不同的名称和不同的品种，因产地的气候、土壤等条件不同，产棉量不同，而各有不同的优缺点。

各地棉花的普遍种植，固然也有不少属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范畴的（包括种植棉花最盛的江浙地区在内）。但从植棉区种植面积与其他粮食作物比较，有许多地区，棉花地在一半以上，多者竟达百分之八九十，显然这是为商品而生产的。清初人褚华说：“北土、吉贝（棉花）贱而布贵，南方反是。吉贝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而鬻诸北。”[60]这说明了当时南布北运，北花南贩，互相交流，商品经济发展繁荣的情况。有的地区，织布手工业很发达而当地并不盛产棉花，如无锡县，“不种草棉，而棉布之利独盛”[61]。苏州地区，虽然“纺之为纱，织之为布，家户习为恒业”，但“产木棉花甚少”[62]。嘉兴府也是“地产棉花甚少，而纺之为纱，织之为布者，家户习为恒业。不止乡落，虽城中亦然”。这些地区织布业所需的棉花由周围的产棉区供应，“商贾从傍郡贩棉花列肆吾土”[63]。

专门从事棉花买卖生意的商人，携带大量金钱资本，到产棉区“坐庄”收购，然后再捆载而去，贩运他处，大赚其钱。如奉贤县的金汇桥，不过是一个小市镇。平时人烟稀少，每到“木棉收获时，市最繁盛”[64]。清人张春华，对上海的棉花市场，有形象细致的描绘。他写道：“晓郭喧阗花市开，主人握算费量裁。贸迁自古通有无，看顶应教价值抬。”他解释说：每到东方晓起，从乡下赶来上早市的棉农，“肩花入市。有司其值者，两造具备，衡其轻重，别优劣以定价，而于中取百一之利，名花主人家。价之极贵者，名曰看顶”[65]。河北保定一带，每当棉花“收获，场圃毕登野，则京坻盈望。户则苇箔分买，孹孥如云，堆光若雪”[66]。“每当新棉入市，远商翕集，肩摩踵错。居积者列市以敛之，懋迁者牵车以赴之。村落趁墟之人，莫不负孥纷如”[67]。在上海等地产棉中心，不但设有经常性的“花行”、“花局”、“花市”，而且还设有闽广等省商人开的“洋行铺户”，贱价收购，贩运国外。[68]

清代前期，有些地区，植桑的商品生产也十分普遍。

植桑养蚕，抽丝织绸，在我国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丝织品在很早以前，不仅是人们主要的衣料，而且早在历史上就成为著称于世的出口商品之一。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特别到了清代，由于丝织行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与发展，所需求的丝料日益增多，在江南一带，种桑树、卖桑叶，成为农业商品生产的一个重要部门。

清代植桑养蚕

清代有些地区的农村开始大量种桑养蚕，其目的是为了出卖商品而获得货币。如浙江省，“蚕桑之利甲天下，而三吴组缃所需，皆资市贩”[69]。湖州府种桑，为全省之冠，明代中期，已经是“富者田连阡陌，桑麻万顷”了。清朝时期，“尺寸之堤，必树之桑”，达到了浸浸无弃土的地步。乌程县，更是“耕桑之富，甲于浙右，土润而物丰”[70]。嘉兴府石门县，康熙时仅六个乡植桑共六万九千四百余株，到雍乾时期，“民皆力农重蚕”，“树桑不可以株数计”[71]。桐乡县，“土沃人稠，男服农桑，女尚蚕织，易致富实”[72]。海盐县，“地狭人众，力耕不足糊口，比户养蚕为急务”。所以，“墙隙田旁，悉树桑”[73]。杭州附近的廉市，“阡陌间强半植桑”；荡西镇，“桑益多，盖越，蚕土也，故皆树桑”[74]。唐栖镇，“遍地宜桑”。每至春天，“一片绿云，几无隙地”。到了田间旷野，只听到“剪声”，只看到“梯影”，这样的情景，“无村不然”[75]。

除浙江的杭嘉湖三府大面积种桑而外，江苏的苏松宁等地区，种桑也驰名海内。甘熙记载说：“蚕桑盛于苏浙，金陵间亦习之”[76]。特别是江宁的南乡，种桑特盛。丹阳县“邑南黄丝岸等处”，在鸦片战争前，“蚕桑之利，颇具盛名”[77]。苏州府的震泽县，地处太湖之南，与湖州府交界。乾隆年间，“桑所在有之”。特别靠近乌程县的西南境，“植桑尤多，乡村间殆无旷土”。每到春夏之交，“绿阴弥望”。桑的品种“不下二三十种”[78]。

广东省广州附近郊区农民，种桑养蚕，已成为当地农村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海县农民，池中养鱼，岸边种桑，“以桑鱼为业”[79]。顺德县之桑园围地方，“周回百余里，居民数十万户，田地一千数百余顷，种植桑树，以饲春蚕”[80]。

这样大面积的种桑，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植桑、养蚕，抽丝出售丝斤；另一种是直接出卖桑叶。当时，某些地区的种桑业已普遍商品化，由于丝织业发展，促进了对桑叶的需求，种桑可以获得厚利，胜过种植粮食。例如乾隆年间，湖州府长兴县，亩产桑“可得叶八十个”（每个约二十斤）。一年每亩“垦鉏、壅培”等费用不过二两，而出卖桑叶之后，“其利倍之”[81]。清朝初年，嘉兴府桐乡县，种桑与种稻相比，每亩桑收入可抵稻四五亩，多者至十余亩。[82]

桑叶的价格贵贱高下，在当时是受供求关系所制约的。如桑叶丰收之年，而养蚕者少，则叶价贱，对蚕农有利；反之，桑叶少，而养蚕的多，则叶价昂贵，对蚕农不利。所以，每年春天，“叶市开秤”之时，那些“蚕多叶少”的蚕农，驾驶着木船去采购桑叶。对于无桑树的蚕农来说，“叶贱之年，侥幸获利。若遇昂贵”[83]，只好向高利贷者借债买叶了。在南浔镇上，有些蚕农，“贷钱于富户。至蚕毕，每千钱，偿息百钱”[84]，利率高达百分之十。有的蚕农，因桑叶价贵，债台高筑，甚而达到“破家荡产独难偿”[85]的境地，康熙年间，桐乡县东门外官庄地方，有个叫曹升的人，种植了大片桑树，又养了三十筐蚕。因这年叶贵，唯恐养蚕不如卖桑有利，将蚕倾倒河里毁掉，而出卖大量桑叶，发了大财。[86]有的倾家荡产，有的发财致富。这两个不同的例子，可以使我们看到商品货币经济和高利贷资本，深入到江南某些农村，达到何等程度。

清代，烟叶的商品生产也是一个非常繁荣的部门。

烟叶又名“淡巴枯”，原产自外国，明中叶以后，传入中国。清代前期，由于吸食者日众，种植面积不断加广，几乎遍布我国南北各省。清初人王世禛记载说：“今世公卿大夫，下逮舆隶妇女，无不嗜烟草者。”[87]嘉庆年间包世臣也指出：“数十年前，吃烟者十人而二三，今则山陬海澨，男女大小，莫不吃烟。”[88]安徽怀宁县，吸烟成为人们的一种嗜好，“人之耽烟者，视为日用不可缺之物”[89]。

在福建汀州府所属“八邑之膏腴田土种烟者十居三四”，“其所获之利息数倍于稼穑”[90]。陕西汉中、安康、南郑、城固等县，“沃土腴田，尽植烟苗，盛夏晴霁，弥望野绿，皆此物也。当其收时，连云充栋”[91]。浙江嘉兴府，到嘉庆时，“郡多知种烟，乡城区圩，布种林立。不惟供土著之需，抑且比闽广之所产矣”[92]。乾隆时，广西“神烟之家，十居其半。大家种植一二万株，小亦不减二三千株”[93]。湖南岳州府，“烟叶多种山坡隙地，市卖长（沙）衡（阳）”[94]。其他如“江南、山东、直隶等省，上腴之地，无不种烟。而耳闻于他省者，亦如之”[95]。

农民为什么种植烟草这样普遍？固然吸食者日益众多，需要量大增是其重要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利润高昂。所以，方苞指出：“种烟之利独厚。视百蔬则倍之，视五谷则三之。”[96]一七二七年（清雍正五年）闽广督抚，指责“广东本处之人，惟知食财重利”[97]，土地多种烟草等经济作物，因此而发财致富。浙江桐乡县，农田大量种烟。一七八五年（清乾隆五十年）时，该地大旱，禾苗干枯，但烟苗耐旱，因而“种烟者收值数倍于谷，由是种者渐多”[98]。道光时，安徽怀宁县，“一亩之烟，较厚于一亩田”[99]。

烟草这样大面积的种植，当然不会专供自己吸食，而是运往他处贩运图利。如陕西安康府所产烟叶，大商人坐庄收购之后，“历全川以抵襄樊鄂渚者，舳舻相接，岁糜数千万金”[100]。安徽怀宁县，每年六七月间，“扬州烟贾大至，洪家铺、江宁牙行填满，货镪辐辏，其利几与米盐等矣”[101]。

随着烟叶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烟叶的加工与出售行业也大量出现了。陕西汉中城里，“商贾所集，烟铺十居其三四”[102]。广西省，“大市烟铺二三十间，中市小市亦十余间。大铺用工人二三十人，中铺小铺亦不减十余人或七八人”[103]。嘉道年间，“出产以烟叶为大宗”的山东济宁城内，共有六家烟铺，“每年买卖至白金二百万两，其工人四千余名”[104]。江西玉山县，“淡巴枯之名，著于永丰，其制之精妙，则色香臭味，莫与玉比”。所以，玉山县“日佣数千人，以治其事。而声价驰大江南北，骡马络绎，日不绝”[105]。那些大大小小的烟铺里雇佣的工人，有“作烟、打捆、包烟”[106]等各种工序。根据烟叶采摘的季节和质量不同，把烟叶分成伏烟、秋烟、顶烟、脚烟等不同的种类和等级。[107]全国驰名的湖南“衡烟”（即衡阳府所产的烟叶），工人们一包包打成“京包、广包”，然后再“鬻之各省”[108]。

除以上所述外，茶叶、蓝靛、苎麻、蒲葵、甘蔗等经济作物部门，在某些地区，存在为商品而生产的事实，它们在当时经济生活领域里，都占有一定的地位。

农业部门经济作物生产的发展，必然产生与粮争地的现象。经济作物生产面积越扩大，生产粮食的土地面积就势必愈来愈缩小；经济作物种植越发展的地区，粮食缺乏就越严重，如江浙两省，便是如此。

江浙地区，在很早以前，就是我国的粮仓。这个地区，土地肥沃，气温宜人，水利资源丰富，适于农作物生长，一般单位面积产量很高。最晚在两宋时期，就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到清朝康雍乾时期，由于经济作物，特别是棉桑的大量种植，严重地影响了粮食生产；再加上这个地区生齿日繁，人口密集，不得不依靠外地的粮食来接济。以苏州一带为例，尽管在康熙年间，大规模推广双季稻，粮食增长率成倍增加，但仍不够本地人民的食用。又如松江府一带，乾隆年间，种稻面积较小，缺粮现象严重，每年都靠从外地大批运进粮食维持。又如崇明一县，在一七五五年（清乾隆二十年）前，一年从外地运进粮食“不过二十余万石”，此后“递年加增”，到一七七五年时，“已买至三十余万石”[109]，二十年功夫，增加了三分之一。一六八五年（清康熙二十四年）时，“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110]。嘉庆时，“苏州无论丰歉，江广安徽之客米来售者，岁不下数百万石”[111]。雍正、乾隆之际，福建用大量土地种植经济作物，劳动人民所需要的米麦，“仰食于江、浙、台湾”[112]。一七二七年时，广东人也大量种植烟草获利，而大批粮食依靠广西。

湖南、四川、江西、湖北等地区，在清朝初年，经过长期战乱，土广人稀，物产并不十分丰富。经过一段恢复与发展，到雍正、乾隆时期，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些地区，代替了江浙地区，成了供应粮食的重要基地了。

一七二六年（清雍正四年）李卫谈到南方各省的情形，如浙江，因“户口繁多，本地所产米谷，不足供食用”[113]。其他省份亦如此，如“福建之米，取给于台湾、浙江；广东之米，取给于广西、江西、湖广；而江浙之米，取给于江西、湖广”[114]。过去的“苏湖熟天下足”，变成为“湖广熟天下足”[115]了。

在这些产米区，形成了许多商品粮食的市场，如重庆是四川省稻米的集散地。凡外省到四川买米的商贩，都“接踵而至”重庆，然后再“外贩又运下江，络绎不绝”，所以，重庆在雍正时，已变为西南地区“兵民聚处，户口实繁”[116]的重要城镇。湖南省的大米集散地，是湘潭和衡阳。在康熙末年，这两个地方已是“有名马头大店。凡邻近州县及本地所产米石，皆运往出卖，商贩交易，多聚于此”[117]。到雍正时，湘潭县运米之船，“千艘云集，四方商贾辐辏，数里市镇，堆积货物”[118]。

四川、江西、两湖等省的米谷，运往下江时，都要通过汉口。所以，汉口又成了西南各省的交通要道和总枢纽。例如，一七二六年时，李卫指出，“汉口地方，向来聚米最多者，皆由四川”[119]运来。王景灏也指出，“江浙粮米，历来仰给于湖广。湖广又仰给于四川”[120]。江浙的米贩，极少直接到湖南来买米，而是由湖南的米贩，运到汉口，江浙商贩“多在汉口购买”。这样，“湖北转运江浙之米，即系湖南运下汉口之米”[121]。从一七三一年（清雍正九年）十一月，至次年（一七三二年，清雍正十年）二月，三个月中间，“汉口地方……外贩米船，已有四百余号”[122]。按此计算，一年之中，由汉口往下江运米，船只不下一千六百余号。一七二六年五月，“湖广之米，日至苏州者，不可胜数”[123]。一七三四年（清雍正十二年），湖广总督迈柱指出，“江浙商贩，已运米五百余万石”[124]。

湖广一带产米区的农民，大多是把多余的粮食，拿出来粜给商人和牙行，商人和牙行用低价收购，而后再高价卖出，从中渔利。湖南长沙，每至秋收后，“各属大贾携金行户之家，行户利其佣钱，带客沿乡收买”[125]。各行户商人，为了大赚其钱，拦阻米船，强行购买，往往发生抢购斗殴。如乾隆初年时，“衡湘河下”，奸商牙侩，“跳船接买米谷”之风盛行。“一见船将泊岸，或自恃强跳买；或请无耻亡命之徒，代跳占买，甚至船离河岸数丈，先于别河稍上站立，强拿竹篙，押跃过船，遂为伊应得买之谷；或更驾小船，拦河接买。竟使弱者空守河岸，强者尽数买囤”[126]。此种情形，虽屡经严禁，但总无实效。湖南米商运至汉口之后，仍“必落牙行。有等牙行，串通光棍，诱骗商人货物，将客本侵吞不给，苦累远商，为害实甚”[127]，不仅如此，商人牙行，还囤积居奇，唯利是图，任意抬高米价。有的捏造谣言，“或云风为旱兆，或云雨系水征”，“一日之间，频增价值，一店长价，诸店皆然”[128]。运米的船只经过关卡，处处勒索，层层加价，一旦运到江浙，米价增加了数倍，受剥削最深重的，还是江浙一带的劳动人民。但如果“湖广米不至”，江浙之米谷，立刻“价值腾贵”[129]。

湖广、四川的米谷运往江浙，还往往再流入别省。一七二七年时，苏州从湖广运来的米，当年再被贩运到福建二万余石，以致“苏州米价高昂，小民艰食”[130]。浙江米靠湖广供应，而徽州五县，“山多田少，户口蕃庶”，一年之收，不敷半年之食，还要“仰给浙江、江西等处商贩之米”[131]。山西、陕西二省，“地瘠民稠，即丰年亦不足。本省食用，全凭东南各省”[132]。由此可以看出，农产品的商品化，不但增加了各地区的经济联系，而且引起了各农业部门之间的连锁反应和相互依赖。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25页。

[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860页。

[4]参见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60页。

[5]参见《明会要》卷五十，《民政》一。

[6]参见王庆云：《熙朝纪政》卷三，《历朝田额粮赋总目》。

[7]如果以康熙五十一年男丁二千四百六十万作为基准，加上超过六十岁和不满十六岁的老幼，男性人口当在三千五百万人以上，再加上妇女，估计超过七千万人。比外还有隐匿的人口、流亡的农民、不入户籍的奴婢。康熙末年全国人口总数估计不下八九千万人。

[8]《檀几丛书》卷四十二，陈玉璂：《农具记》。

[9]参见《嘉庆江宁府志》卷十一，《风俗物产》。

[10]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四十九，《补农书》。

[11]《檀几丛书》卷四十二，陈玉璂：《农具记》。

[12]《嘉庆嘉兴府志》卷三十二，《农桑》。

[13]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三。

[14]参见《嘉庆松江府志》卷五，《风俗》。

[15]参见《嘉庆松江府志》卷五，《风俗》。

[16]参见《嘉庆松江府志》卷五，《风俗》。

[17]《嘉庆嘉兴府志》卷三十二，《农桑》。

[18]《嘉庆嘉兴府志》卷三十二，《农桑》。

[19]参见《道光嘉兴府志》卷十一，《食货志》，《农桑》。

[20]余金：《熙朝新语》卷九。

[21]赵梦令：《区种五种》。

[22]余金：《熙朝新语》卷九。

[23]赵梦令：《区种五种》。

[24]《李煦奏摺》，一八二页。

[25]《李煦奏摺》，一八四页。

[26]《李煦奏摺》，一八九页。

[27]《李煦奏摺》，二〇四页。

[28]《李煦奏摺》，二二六页。

[29]《李煦奏摺》，二三三页。

[30]《清史列传》卷十八，《陈大受传》。

[31]《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三。

[32]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五。

[33]《清圣祖实录》卷二一八。

[34]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二四四。

[35]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二四四。

[36]《清雍正上谕内阁》，雍正五年十一月初八日。

[37]陆耀：《甘薯录》，引《金薯传习录》。

[38]《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三四。

[39]《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三五。

[40]《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三五。

[41]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卷六，《甘薯》。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册，443页。

[43]《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七，高晋：《请海疆禾棉兼种疏》。

[44]《嘉庆上海县志》卷一，《风俗》。

[45]《光绪华亭县志》卷一，《疆域》，引《郭府志》。

[46]《光绪南汇县志》卷二十，《风俗志》，引《钦志》。

[47]《乾隆南汇县志》卷十五，《风俗》。

[48]《乾隆嘉定县志》卷十二，《风俗》。

[49]《光绪嘉定县志》卷五，《风俗》。

[50]参见《道光江阴县志》卷十，《物产》。

[51]《乾隆杭州府志》卷五十三，《物产》。

[52]傅雪堐：《果报闻见录》，《雷击蜈蚣》。

[53]《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六，尹会一：《敬陈农桑四务疏》。

[54]《乾隆孟县志》卷四上，《物产》。

[55]《河北采风录》卷二，《内黄县水道图说》。

[56]《御制棉花图》，《收贩》。

[57]《光绪畿辅通志》卷七十四，《物产》，引《河间府志》。

[58]《御制棉花图》，《方观承跋》。

[59]褚华：《木棉谱》。

[60]褚华：《木棉谱》。

[61]黄卬：《锡金识小录》卷一，《备参上》，《力作之力》。

[62]《民国吴县志》卷五十一，引《康熙长洲县志》。

[63]《乾隆嘉兴府志》卷三十二，《物产》。

[64]《乾隆奉贤县志》卷二，《市镇》。

[65]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

[66]《御制棉花图》，《拣晒》。

[67]《御制棉花图》，《收贩》。

[68]参见杨光辅：《松南乐府》：“棉花之上白者，碾去核，曰花衣。洋行铺户，代闽粤诸贾贱价收之。”

[69]《清高宗实录》卷五十一，乾隆二十年九月。

[70]《同治湖州府志》卷二十九，《风俗》。

[71]《光绪嘉兴府志》卷三十二，引《石门县志》。

[72]《光绪桐乡县志》卷二，《风俗》，引《张杨园集》。

[73]《嘉庆嘉兴府志》卷三十二，《农桑》。

[74]张仁美：《西湖记》。

[75]《光绪唐栖志》卷十八，《事纪》。

[76]甘熙：《白下琐言》卷八。

[77]《光绪丹阳县志》卷二十九，《风土》。

[78]《乾隆震泽县志》卷四，《物产》。

[79]《乾隆广州府志》卷十，《风俗》。

[80]张鉴：《雷塘庵主弟子记》卷五。

[81]《乾隆长兴县志》卷十，《物产》。

[82]参见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五十一，《补农书》下。

[83]《同治双林镇志》卷十四，《蚕事》。

[84]《同治湖州府志》卷三十，《蚕桑》上。

[85]《光绪桐乡县志》卷七，《农桑》，引毕槐：《桑叶叹》。

[86]参见《光绪桐乡县志》卷二十，《补遗》。

[87]王世禛：《香祖笔记》卷三。

[88]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十六，《齐民四术》二，《庚辰杂著》。

[89]《道光怀宁县志》卷七，《物产》。

[90]《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六，郭起元：《论闽省务本节用疏》。

[91]《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六，岳振川：《安康府志食货论》。

[92]《嘉庆嘉兴府志》卷三十三，《农桑类》。

[93]《清代文字狱档》卷五，吴英：《拦舆献策案》，附《策书》。

[94]《乾隆岳州府志》卷十二，《物产》。

[95]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奏札》，乾隆元年，《请定经制札子》。

[96]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奏札》，乾隆元年，《请定经制札子》。

[97]《乾隆广州府志》卷首，《典谟》，雍正五年，《谕闽广百姓各务本业》。

[98]《光绪桐乡县志》卷七，《物产》，引《濮录》。

[99]《道光怀宁县志》卷七，《物产》。

[100]《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六，岳震川：《安康府志食货论》。

[101]《道光怀宁县志》卷七，《物产》。

[102]《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六，岳震川：《安康府志食货论》。

[103]《清代文字狱档》卷五，《吴英拦舆献策案》，附《策书》。

[104]包世臣：《安吴四种》卷六，《闸河日记》。

[105]《道光玉山县志》卷十一，《风俗》。

[106]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十六。

[107]参见《光绪桐乡县志》卷七，《物产》，引《濮录》。

[108]《乾隆清泉县志》卷六，《食货志·物产》。

[109]《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七，高晋：《清海疆禾棉兼种疏》。

[110]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一，《海运南漕议》。

[111]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十六，《齐民四术》，《庚辰杂著二》。

[112]《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六，郭起元：《论闽省务本节用疏》。

[113]《雍正朱批谕旨》，第十三函，第一册，李卫奏，雍正四年六月一日。

[114]《雍正朱批谕旨》，第三函，第三册，何天培，雍正四年七月二十日。

[115]《雍正朱批谕旨》，第九函，第七册，鄂尔泰奏，雍正八年四月二十日。

[116]《雍正朱批谕旨》，第八函，第一册，任国荣奏，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117]赵申乔：《自治官书》卷六，康熙四十八年九月，《湖南运米买谷人姓名数目稿》。

[118]《雍正朱批谕旨》，第六函，第四册，王国栋奏，雍正七年八月。

[119]《雍正朱批谕旨》，第十三函，第一册，李卫奏，雍正四年六月一日。

[120]《雍正朱批谕旨》，第四函，第二册，王景灏奏，雍正二年八月二十日

[121]赵申乔：《自治官书》卷六，《奏疏》。

[122]《雍正朱批谕旨》，第十七函，第二册，迈柱奏，雍正十年二月二十四日。

[123]《雍正朱批谕旨》，第二函，第五册，毛文铨奏，雍正四年五月十四日。

[124]《雍正朱批谕旨》，第十七函，第二册，迈柱奏，雍正十二年七月八日。

[125]《湖南省例成案》，《刑律·贼盗》卷一，乾隆十年，《示禁凶徒强借谷名以及富户高抬时价并违禁取利纵放牲畜各条》。

[126]《湖南省例成案》，《户律·把持行市》卷三十四，乾隆四年，《严禁牙行高抬米价》。

[127]《雍正朱批谕旨》，第六函，第一册，法敏奏，雍正三年九月六日。

[128]《雍正朱批谕旨》，第十七函，第六册，鄂尔达奏，雍正十一年五月十日。

[129]《清圣祖实录》卷一九三，康熙三十八年六月。

[130]《雍正朱批谕旨》，第二函，第三册，陈时夏，雍正五年四月十一日。

[131]《雍正朱批谕旨》，第六函，第二册，伊拉齐，雍正四年五月六日。

[132]朱轼：《轺车杂录》卷下，《康熙六十年序》。

第四节　封建的土地占有和地租剥削

一、封建的土地占有形式

在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各种类型的地主占有大部分土地，驱使农民耕种，残酷地剥削、压榨农民，土地分配极不平均，特别是明朝末年，皇室诸藩和大官僚、大地主，田连阡陌，兼并之风极盛。

明末农民大起义严重地打击了明朝的宗室、大官僚、大地主，破坏了封建的土地关系，部分土地转归农民所有，因此，清朝前期的土地分配有分散的趋势。地主阶级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可能把农民手里的土地全都反攻倒算回去，小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户较占优势。据当时皖南地区的许多份家书、鱼鳞册记载：地主阶级占地大多在一百亩左右，几百亩以上的较少见。方苞说，康熙年间，“计一州一县，富绅大贾，绰有余资者不过十数家或数十家。其次中家，有田二三百亩以上者，尚可挪移措办。其余下户，有田数亩或数十亩，皆家无数日之粮，兼采樵负贩，仅能糊口”[1]。可见，一县之内，大地主户数很少，中小地主稍多，而绝大多数是少地无地的“下户”，即农民，他们长年生活在饥饿贫困之中。山东的记载中也表现类似的情形，如山东蒲台县，“蒲人生计惟恃耕织，富室无田连阡陌者，多不及十余顷，次则顷余或数十亩及数亩而已……农家终岁勤动，不免菜根糠核，仅供朝夕。地产木棉，户勤纺织，被服不尚华丽，虽饶裕不过布素”[2]。

现在所存十八世纪前期直隶获鹿县九十一个甲的土地占有统计，是我国封建末期进行大面积土地统计的珍贵资料。统计包括二万余户，三十一万余亩土地，占获鹿全县的大部分户口和土地，主要是雍正时的情况，少数地区是康熙末和乾隆初的情况。（见下表）

直隶获鹿县九十一个甲土地占有分类统计表

如上表所示：全部二万一千零四十六户，共有土地三十一万五千二百二十九亩。按占地多寡可分成三类：第一类是无地和占地不足一亩的赤贫农户共六千二百一十九户，占人户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九点五；占地一亩至十亩的贫苦农户共六千六百七十九户，占人户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一点八，两者共计一万二千八百九十八户，占人户总数百分之六十一点三。他们只有土地三万三千五百九十四亩，占全部土地百分之十点七。第二类是有地十亩至六十亩的中等农户，共七千二百六十八户，占人户总数百分之三十四点五，共有土地十六万九千八百七十六亩，占土地总数百分之五十三点九。第三类是占地六十亩以上的地主八百八十户，占人户总数百分之四点二，却拥有十一万一千七百五十九亩土地，占土地总数百分之三十五点四。

从这个统计中可见：第一，土地分配不均仍很严重，占百分之六十一点三的贫苦农户只有耕地的百分之十点七，而占百分之四点二的地主户却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三十五点四，这是封建社会中土地分配不均的常态。广大农民无地少地，只能在地主的土地上佃耕佣耕，受其剥削。地主阶级通过种种手段，继续进行兼并，土地集中超过一定的限度，广大农民无法生活下去，就必然要起来反抗，这是爆发起义和革命的经济基础，也是理解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历史的锁钥。第二，中等农户，拥有一半以上的土地，他们是中国农村中举足轻重的力量。这种小土地所有制或自耕农户在经济上很不稳定，是地主所有制的补充，其土地是地主兼并掠夺的对象。一遇天灾人祸，往往田产被夺，本身沦为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户，小土地所有者和自耕农户的贫困、破产是政治风暴即将来临的讯号。第三，地主户只占人户总数的百分之四点二，却占有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三十五点四，他们通过经济的和超经济的手段对广大农民进行穷凶极恶的剥削，不断增殖其财富和土地。总的来看，地主户中的中小地主占多数，每户占地百亩或二三百亩，至于五百亩以上的大地主在获鹿县只有几户。

当然，清初也有不少占地极多的大地主。清朝皇帝本人就是全国最大的地主，据不完全统计：他一人占有的内务府庄田计一千多个庄，占地三百九十三万亩[3]；宗室王公也拥有大批田庄，直隶和东北有宗室庄田一百三十三万亩[4]。南方的大地主如吴三桂在苏州为其婿王永康置田三千亩，高士奇在浙江“平湖县置田产千顷”[5]，徐乾学“买慕天颜无锡田一万顷”[6]，衍圣公孔府仅在直隶的武清、香河、东安、宝坻即拥有土地三万八千亩[7]，这些都是大贵族、大官僚依靠政治权势侵占掠夺来的。但由于清初一般地主阶级的政治特权已经削弱，因此，从全国范围来看，这类大地主的数量较明末要少些。

而且，清初的农业生产力尚未恢复，人口稀少，荒地较多，土地的产量也比较低，加以税收紊乱，赋役负担很重，土地能给土地所有者带来的经济收益并不十分显著，所以兼并还不激烈，据孟乔芳在顺治十年（一六五三）说：陕西“镇安等州县，田多荒芜，官给牛种招垦，尚且无人承种，又安有买地纳税者”[8]。康熙时，魏裔介也说：“连岁以来，天下初定，田亩新辟，土旷人稀，豪强之兼并者尚少”[9]。有些小地主和自耕农户因赋役太重，反而以有田为累，如康熙初年江南一带“里中小户有田三亩、五亩者，役及毫厘，中人之产，化为乌有……（民）视南亩如畏途，相率以有田为戒矣，往往空书契券，求送缙绅，力拒坚却，并归大户，若将浼焉。不得已委而弃之，逃避他乡”[10]，湖南的中小地主和自耕农也因“漕重役繁，弱者以田契送豪家，犹惧其不纳”[11]，有人在诗里说：“欲逃籍在官，将弃何方鬻，遗田如遗冤，祖父智不足”[12]。

但是，这种情形不久以后就发生了变化，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力提高，赋役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土地的收益逐步增加，社会财富也增多，这本来是广大农民胼手胝足、辛勤劳动的成果；可是，首先伸手摘桃的是有权有势的地主、官僚，他们利用政治和经济的优势，向农民群众进攻，争先恐后地购田置产，兼并土地，把增殖起来的社会财富掠归己有，农民赖以安身立命的小块土地逐渐地向地主、官僚手中集中。这一土地集中过程在康熙中叶已经开始，如清河县，当时已是“有田者率不耕而代耕于海沭一带之流民”[13]，浙江汤溪县，农民“多佃种富室之田”，“其有田而耕者什一而已”[14]，江浙地区“小民有田者少，佃户居多”[15]，山东的情形是“东省与他省不同，田野小民，俱系与有身家之人耕种”[16]。由于土地集中，土地价格也在逐步提高。据康熙五十二年（一七一三）的记载“先年人少田多，一亩之田，其值银不过数钱，今因人多价贵，一亩之值，竟至数两不得”[17]。

大体上，江南及沿海省份没有遭到明末农民大起义的直接冲击，封建生产关系未受严重破坏，所以土地集中过程开始较早，也较激烈。雍正以后，土地集中进一步加快，阶级矛盾更尖锐化。在全国范围内刮起了经济兼并之风，随之而政治上日益动荡不安。关于这方面的情形，将在本书第二册中叙述。

二、以租佃关系为主的封建剥削形式

清代的农村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剥削形式，从北方旗地上的农奴制、南方某些地区的佃仆制，直到各种类型的租佃制以及雇佣制。这种种剥削形式在全国同时并存，表现了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极不平衡。伴随着这些剥削形式存在着或强烈、或松弛的超经济强制，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有程度不同的人身隶属关系。但是，总的发展趋势是：落后的农奴制、佃仆制正在没落，租佃制普及于全国，农业雇佣也越来越多，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正经历着漫长曲折的道路而逐步松弛下来，农民和地主之间单纯的纳租关系进一步发展。

在北方，满族王公贵族的旗地上实行的是封建农奴制，壮丁和投充户实际上是封建农奴。他们并无人身自由，常遭责打凌辱，甚至虐待致死。壮丁拖欠了地租、差银，即被锁拿关押，非刑拷打，“当其冰天雪地之寒，以冷水灌顶之惨，夜间铁锁加头，缧绁床沿，便溺不与，辗转尤难”，“各王府虽无生杀之权，而暗有瓮扣之黑刑，历数二百余年，扣死者几许多矣”[18]。旗地上的壮丁过着非人的奴隶生活。此外，地主官僚都蓄养大批奴婢，他们也没有人身自由。但这些奴婢一般不从事生产，专供家内服役，“督抚置买奴仆太多，有至千人者”[19]。《红楼梦》中的荣宁二府就是囚禁着大批奴婢的黑暗地狱。

落后的农奴制不能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旗地制刚刚建立，就出现了农奴的逃亡和反抗，土地抛荒，生产锐减。清政府起初制订了严厉的逃人法，但也无法挽救旗地农奴制的没落。康熙二十七年（一六八八）一年内，“八旗逃走男妇子女共八千八百一十四名”[20]，到雍正时，“现今旗下仆人一年之内逃避者至于四五千人”[21]，这样巨大的、连续的逃亡浪潮严重地冲刷着农奴制的基础，使旗地上的劳动人手极为缺乏，生产无法维持下去。许多八旗士兵则不得不出卖他们占有的小块旗地，发生了大量越旗交易和民典旗地的现象。清政府多次动用国库的巨额资金回赎旗地，也不可能维护旗地农奴制。另一部分旗人地主不得不改变经营办法，将乏人耕种的旗地出租给农民，每年索取定额地租，所谓“民人自种其地，旗人坐取其租”[22]，旗地上的农奴制向着封建的租佃制过渡。

南方某些地区，也还有各种农奴制的残余，如湖北麻城“大户多用价买仆，以事耕种，长子孙，则曰世仆”[23]，江西“吉赣俗，以佃为仆，子孙无得与童子试”[24]，江南地区“将佃户随田转卖，勒令服役，不容他适”[25]。这些都是农奴制的残余形态。农奴佃仆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抗斗争，特别在清初，南方各省“苍头蜂起，佃甲厮役群不逞者从之”[26]，大大削弱了农奴制的残余，因此，“康熙间各富室不敢蓄奴”[27]。一七二七年（清雍正五年），清政府下令将皖南地区依附于地主的伴当世仆“开豁为良”，这是从法律上肯定了伴当、世仆身份地位的变化，进一步削弱了封建农奴制的残余。

清代社会还存在“贱民”阶层，他们被剥夺了种种权利，是社会的最底层，地位接近于农奴。雍正时，一部分因各种原因而被列为贱民籍的人取得了良民的身份，脱离了贱籍。一七二三年（清雍正元年）四月，清政府下令“除山西、陕西教坊、乐户籍”，九月“除绍兴府惰民丐籍”，一七二九年（清雍正七年），广东部分疍户“准其在近水村庄居住，与齐民一同编列甲户”，一七三〇年（清雍正八年）将常熟、昭文的丐户“照乐籍惰民之例，除其丐籍，列为编氓”。这些是清政府在人民反抗下，不得不采取的适合于历史趋势的措施，它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历史的前进和封建农奴制残余的没落。

从全国范围看，租佃制已成为封建剥削的主要形式。地主依靠封建土地所有权，将土地出租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索取地租。在租佃关系下，佃耕农民仍受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对地主仍有程度不等的人身依附关系。但比较起来，租佃制下农民对地主的单纯纳租关系正在逐步取代浓厚的人身依附关系，一般说来，租佃制是较为进步的制度，农民争取到了更多的人身自由和经营农田的独立权利。

封建的租佃制，按照农民对地主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弱，地主对农田事务干预的多少以及交纳地租的方式，可以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分成地租制，即地主和农民按一定比例分取田场作物，农产品的丰歉和地租收入多少直接有关。地主常常供给农民农具、耕牛、种子以至房屋和部分生活资料。分成地租制盛行于经济比较落后的北方；一种是定额地租制，即地主向农民征取固定数量的地租，不论农田荒熟与生产的丰歉，地主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定额地租制在南方较多。据史籍记载：“直隶业主佃户之制，亦与江南不同。江商业主自有租额，其农具籽种，皆佃户自备，而业主坐收其租；直隶则耕牛籽粒多取给于业主，秋成之后，视其所收而均分之”[28]，“北方佃户，居住业主之庄屋，其牛犁谷种，间亦仰资于业主……南方佃户自居己屋，自备牛种，不过借业主之块土而耕之，交租之外，两不相问”。“北方佃户，计谷均分，南方计亩征租”[29]。

从分成租制到定额租制的过渡，表现了农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在分成租制下，地主有干预农事的较大权力，农民在获得农具、耕牛以至生活资料方面更多地依附于地主，缺少独立地经营农田的资金、手段和自由，身份地位较低。如直隶沧州“绅士田产率皆佃户分种，岁取其半，佃户见田主，略如主仆礼仪”[30]，“北方佃种人田，有主仆名分，南方则否”[31]，“北方田主，鱼肉佃户，有百倍于奴隶”[32]。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农民地位的提高，人们克服灾害、向自然作斗争的能力增强，农业产量逐年稳定，才有向定额租制过渡的可能。在定额租制下，农民得以发挥更大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农业发展，但是地主的地租收入也固定下来，有了可靠保证，“不论旱干水涝，不得短少”[33]，“丰年不增，凶年亦不减”[34]。从一定意义上说，佃农的劳动强度提高了，地主对佃农的剥削更为加重了。

应该指出：不论是哪一种租佃制，地主对农民的剥削都是很苛刻的，农民要将收获物的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作为地租，奉献给地主，地主阶级侵吞了农民的全部剩余劳动乃至部分的必要劳动。例如直隶一带，“佃户分种，岁取其半”[35]，安徽“佃人田者……收而均分之”[36]。陕西乾县某地的租佃契约规定：“秋成后公同按半分收”。贵州黔西州某地的租佃契约规定：“主佃各分收谷一石”[37]。南京一带，佃户全家，佃耕地主水田十亩。丰收之年，收获不过三十余石，“主人半之”[38]，这些租佃事例中，剥削率都是百分之五十。浙江余姚，“每年业六佃四分租”[39]。福建上杭佃户，“与业主四六均分”[40]。江苏淮安地主与佃户，或“三分之”[41]，地主得三分之二。山西盂县也规定“客一主二”[42]，剥削率百分之六十六点六。河南汲县，分夏秋两季交租。夏租收麦，“二八分”；秋租收粮，“三七分”，再加“柴草俱归主人”[43]，剥削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

清代农业中除了农奴制、租佃制以外，还出现了不少农业雇工。据经济研究所藏刑部档案抄件，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关于各省农业雇工的案件共有七百零八件，雍正时十二件、乾隆时二百五十九件、嘉庆时四百三十七件[44]，平均雍正时每年不到一起，乾隆时每年约五起，嘉庆时每年在十七起以上。雇工案件的增加可能是由于雇工反抗斗争的加强和农业雇佣劳动普遍化的结果。乾隆末，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中国，据他们所见，除租佃制以外，“一般情况是地主雇用农民耕种，给农民一部分收成。雇农的所得全部自用，地主从所得中取出一部分来交农业税”[45]。

农业雇佣有长工和短工之分，“受雇耕田者谓之长工，计日佣者，谓之短工”[46]，“无产者雇倩受值，抑心殚力，谓之长工；夏秋农忙，短假应事者谓之忙工”[47]。长工都是农村中没有土地的赤贫者，他们一无所有，生产工具以至生活资料都由雇主供给，对雇主的封建依附关系较强。短工在农忙时雇佣，农闲时解雇，没有长期固定的雇主。短工往往是少地的佃农、半自耕农，并没有完全脱离土地，有时还以自己的简单农具在雇主的土地上耕作。

农业雇工的工资视工种、地区、季节、劳动强度而异，各地的工资差别很大，劳动力价格很不稳定。据刑部档案抄件和刑科题本中土地债务类的材料看，农业雇工的月工资大多在二百文至五百文之间，这是不足糊口的微薄数目，比手工业雇工的工资更低。但是某些技术性较高、劳动强度较大的雇工，工资较高，如四川彭县雇工采药，月工资六百文，浙江汤溪雇工种靛，月工资七百文，奉天海城雇工放蚕，月工资高达一千七百文。

由于经济不发展，农业雇佣很不稳定。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贫苦人民，经常失去工作，饥寒交迫。特别是遇到水旱灾荒，无法就雇，颠沛流离，生活无着，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

雇工对雇主存在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并不是完全自由的。明清法律将雇佣关系纳入封建的宗法伦理关系中，雇主是“家长”，“恩养”了雇工人。统治阶级就这样颠倒了“谁养活谁”的问题，把“立有文契、议有年限”的“雇工人”当作雇主的子孙卑幼，以剥夺雇工的自由和权利。“雇工人”这一名词，在法律上不具备自由雇佣劳动的意义。法律规定：凡雇主殴杀“雇工人”，减等治罪；反之，“雇工人”殴杀雇主及雇主亲属，就是以下犯上，要加等治罪。雇工人控告雇主，如果诬告，要处绞刑，即使告实，也要治罪。[48]雇工人和雇主在法律面前不是平等的。

随着农业雇佣劳动制的普遍化，雇工的反抗斗争增强，雇工的地位逐渐提高。实际生活冲破了法律条文，使律文不得不再三修改。明末的律文中已将“短雇月日，受值不多”的短工，排除出“雇工人”之外，在审案时以“凡人”论，也就是说：短工首先在法律上取得了与雇主平等的地位。清朝政府在改变着的现实生活面前也屡次修改“雇工人”的法律条文，不断缩小“雇工人”律文的应用范围，使一大批农业雇工摆脱了“雇工人”律文的约束。特别是一七九〇年（清乾隆五十五年）有如下的修改：“如系车夫、厨役、水夫、火夫、轿夫及一切打杂受雇服役人等……素有主仆名分者，无论其有无文契年限，均以雇工人论。若农民佃户雇倩耕种工作之人并店铺小郎之类，平日共坐共食，彼此平等相称，不为使唤服役，素无主仆名分者，亦无论其有无文契年限，俱以凡人科断。”[49]

这次修改律文，推翻了用是否立有文契年限来判断受雇者是否属于“雇工人”，而强调了劳动的性质和实际的关系。凡是从事家内劳动的雇工，仍属“雇工人”；而从事农业劳动、商业服务的雇工，在实际生活中与雇主“共坐共食、彼此平等相称，不为使唤服役，素无主仆名分”，在刑律上都以“凡人”科断，不再属于“雇工人”范围。这样，即使是立有文契、年限的长工，也在法律上和雇主处于平等的地位了。

生活决定法律，法律不得不随着生活的改变而改变。经历了很长时间、农业雇工正在摆脱对雇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从短工的解放到部分长工的解放，这是缓慢、曲折而痛苦的过程。但是历史毕竟在前进，农业雇工更趋向于单纯地出卖自身的劳动力，向着自由的雇佣劳动者过渡。

三、清代的实物地租

在清代，实物地租是最通行的地租形态。在分成租制下，地主阶级按一定比例，分取田场上的实物；在定额租制下，也有很多地区，以实物交租。经济研究所藏刑部档案抄件涉及地租形态的一百三十九例中，实物地租有一百零二例，占百分之七十三，货币地租有三十七例，占百分之二十七[50]，大体上反映实物地租占着优势。

实物地租的盛行，与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相适应，反映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尚不充分。农产品主要作为使用价值而生产，不是作为价值而生产，较少投入商品流通过程中去。“对这种形式来说农业经济和家庭工业的结合是必不可少的，由于农民家庭不依赖于市场和它以外那部分社会的生产运动和历史运动，而形成几乎完全自给自足的生活，总之，由于一般自然经济的性质，所以，这种形式完全适合于为静止的社会状态提供基础，如象我们在亚洲看到的那样”[51]。

到了康雍乾时期，在一些地区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农民的剩余生产物大量地进入市场，变为货币。同时地主阶级更加奢侈，对货币的需要更加迫切，于是出现了更多的货币地租，即农民不是直接把生产品，而是把生产品的价格，以地租形式交给地主，地主也乐于接受货币而不是生产物。如雍正年间，湖南善化县“上田一顷售至千四百金、二千金者，佃田则每亩一两至二两不等”[52]。种植经济作物的田地，货币地租较普遍，如广东新会种植蒲葵的乡村，“周回二十余里，为亩六千有余，岁之租每亩十四五两”[53]。此外，集体田产和官地为了征收方便，也多货币地租，如镇江邹姓地主，有祖茔祭田二亩二分三厘，由佃户承种“每年夏纳干麦五斗，秋租艮五钱，以时交纳”[54]；另有祠田四亩二分五厘，每年收地租七千四百文[55]。

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转化是一个缓慢而相当困难的过程，不仅需要生产力的提高和农业生产的稳定，而且农产品还要有一个市场价格。在清代，这一转化还只是在部分地区实现了，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实物地租与货币地租两种形态，而前者更占优势。乾隆时，大学士讷亲说：“业主置业，则有分收、包纳之殊；佃户偿租则有交谷、交银之例。”[56]这里所说的就是指剥削形式的分成租制与定额租制以及地租形态的实物地租与货币地租的同时并存。

尽管清代的农业生产有了一些进步，劳动者的地位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剥削形式和地租形态相应地发生了某些变化，但当时毕竟仍是封建性的农业，地主阶级的剥削建立在超经济的统治和隶属关系之上。地主除收取地租外，可以用各种强暴的手段，压榨农民，进行名目繁多的额外剥削。这种额外剥削通常有：

（1）“押租钱”。因各地区不同，而名称各异。如江西宁都县称“批佃银”，福建汀州称“根租”，安徽泾县称“顶手稻”，江苏靖江称“系脚钱”，湖南善化县称“规礼银”，道州称“写田钱”，四川称“压佃”。名称虽异，而实质相同。

地主收“押租钱”的目的，在于害怕佃户不交或交不起地租，在出租之前，佃户须预交押金。湖南《平江县志》记载，地主、佃户在“议佃之初”，先交押租钱，“以杜抗租不完之弊”[57]。巴陵县佃户向地主借贷“些须”，秋后计息偿还，否则“准于押租钱内扣除”[58]。福建汀州地主，并不把“押租钱”退还佃户，而是“岁易一人”，地主则“岁获此利”[59]。从“押租钱”的数量来看，各地相差悬殊，极不一致。福建汀州“每亩三四钱不等”，数量较轻。湖南善化县“佃耕每石田，须押规礼银三十两内外”[60]。四川省“每五千缗，可压田一亩；五百千缗，可压田一百亩”[61]，相当于每亩地价的十分之一。江苏靖江县，一七四五年（清乾隆十年）时，田共一千三百六十六亩，“历年收各佃系脚钱……共钱六千钱”[62]。福建政和县，收实物不收钱。嘉庆十一年（一八〇六），某地主有田十一亩一分，分别佃于陈景良兄弟三人，佃前交“顶手稻六百余斤”[63]。

（2）“夺田另佃”。也称“增租夺佃”。这是地主阶级加强对佃户榨取，无故提高地租额的手段之一。当清朝初年，到处荒地遍野，贫苦农民开荒谋生，地租较轻。但佃户经过多年的辛勤劳动，将荒地变为沃野，地主就无故增租，佃户不允，就“夺田另佃”。如一七四五年，漳州有“学田”九十九亩三分一厘四毫。原以粮七十三石租给谢、陈两家佃户，每亩地租七斗强。到一七五〇年（清乾隆十五年），经过佃户五年的垦殖培壅，地租无故增加到八十三石，每亩增加到八斗，如陈、谢两家不同意，就不租与他们[64]。广东顺德县，“田时易主”，“设有少增其租者，其田即为增租者所夺”[65]。江西省，每到春天插秧之前，地主多“谋夺顶种”。佃户虽已车水灌田，犁地育秧，穷凶极恶的地主，“辄敢毁种牵牛，强行夺踞”，或于“禾稻将登之际，纠众抢割”。其目的是为了增加地租，“另行俵佃”。

（3）大斗进，小斗出。这是地主挖空心思，想方设法向佃户榨取地租的另一花招。地主阶级收租时，不但交好谷，用“风扇”，或“双风扇”，“抛飏洁净，压解交兑”[66]，而且还利用大斗进，小斗出，从中剥削。如福建汀州地主收租，用“租桶”，二十一升为一桶；地主粜出用“官桶”[67]，十六升为一桶，进出每桶相差五升。上杭县地主收租，“于常额之外，巧计多取。乃制大斗取租，每斗外加四五升不等”[68]。江西石城县，“租额一石，收耗折一斗，名曰桶面”[69]。建昌府“富家多苛削，庄佃租税之入，或用大斗收，小斗粜”[70]。广东惠州府，“租斗有加一、加二至加五六者”[71]。江苏奉贤县白沙乡，有个大地主，“私营巨斛受租，佃人多饮恨”[72]。浙江吴兴县，“收租斛，视常有加至三升者。其俗，大率收租极大……粜冬米极小”[73]。虽然早在一七〇四年（清康熙四十三年）时，清政府由于“各地民间用斛，大小不一，升斗面侈、底狭，弊端易生”，所以“敕造铁斛斗升，颁行中外”，“划一定制”[74]。但贪婪成性的地主，是不会遵守这个“定制”的。

（4）“勒索送礼”。佃户之所以被迫向地主送礼，是害怕地主“夺田另佃”而引起的，后来在一些地区，逐渐形成了一种无形的“成规”。乾隆年间，江苏崇明佃户向地主“揽田”，“先以鸡鸭送业主，此通例也”[75]，不送礼就不租给土地。松江“名门望族”董葵初，因佃户种田，“其四围余地，俱植蔬茹”。因而在收租时，每收租米一石，佃户“须要瓜干一斤，随租并纳”[76]，这也是额外勒索的一种。安徽芜湖佃户，每到重阳节，“群规粉粢为饼，以馈主人，名曰送节”[77]。绍兴佃户，每到“祈年报赛”，俱送鸭豚与业主[78]。福建闽清，每至“收成之日，农民则具鸡鸭奉业主，谓之‘田牲’”[79]。仙游县，每当交租完毕，佃户“以只鸡、白粲米二三斗”送给地主，以示明年“续佃”[80]。河南“佃户，惟恐地主夺田另佃，往往鸡豚布帛，无不搜索准折”[81]。湖南道州，地主向佃户索取“新鸡一项”，每租地十亩，“自一只至两三只不等”。另外还“需索鸡鸭蛋、柴薪、糯米、年节肉”，以及送给替地主收租的狗腿子“执荡、小利等项，层层剥削”[82]。云南地主更是残酷。佃户交租之外，“索派随田公费及猪羊鸡酒等物”。佃户嫁女，寡妇改嫁，向地主交“出村礼”。“佃户家丧事”，地主索取“断气钱”。佃户身死无后，地主可以“收其牲畜什物”[83]归为己有。这就完全超出“勒索送礼”的范围了。

（5）无偿徭役。这是封建社会末期，进入以实物地租为主的阶段，劳役地租的残余，也反映了在某些地区佃户政治上身份的低下。尽管清律上规定：地主与佃户，“平日共坐同食，彼此平等相称，不为使唤服役”，“并无主仆名分”，但不少地区，主佃关系仍不平等。佃户除交地租外，还要无偿负担当差、打杂、浆洗、做饭、抬轿子等名目甚多的差徭，这是政治上不平等的具体表现。如江苏泰兴大地主季氏，每夜有六十个佃户给他打更巡逻，看家护院。[84]崇明佃户每年除交夏冬二季地租外，还要向地主提供抬轿钱、折饭、家人、杂费等差役。[85]湖南道州，“田主之家，婚丧等事，常唤佃民，扛轿役使；平日唤令帮工，几同仆厮。稍不如意，辄行批颊辱骂”[86]。江西宁都地主，“派家人上庄收租，佃户计其田之多寡，量给草鞋之费”[87]，而佃户“则有送河、交斛、送仓之乡例”[88]。河南地主对待佃户，“肆行役使，过索租课。甚至呼其妇女至家服役，佃户不敢不从”[89]，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四、高利贷资本渗入农村

高利贷是很古老的资本形态，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之前，很早就存在了。高利贷资本，最早产生于城市，到封建社会后期，商品货币经济更加发展，农村农产品进一步商品化，高利贷资本逐渐由城市渗入农村。农村高利贷的剥削对象是经济基础不稳固的自耕农民和广大的贫苦农民。自耕农民拥有少量土地，由于经济力量十分薄弱，经不起封建统治者的剥削和天灾人祸的突然袭击。恩格斯指出：“快到收税的时候，高利贷者、富农——往往是同一公社的富裕农民——就跑出来，拿自己的现钱放债。农民无论如何需要钱用，所以只得无可奈何地接受高利贷者的条件”[90]。高利贷者，乘机渗入农村，通过放印子钱和粮食来牟取暴利。

清朝前期和中期，高利贷者在农村十分活跃。

江苏松江府华亭县农村，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者结合在一起，大肆进行高利贷活动。“富者出本，贫者出利”，当春夏间青黄不接之时放出，冬天粮食收获之日收回，“岁岁皆然”[91]。青浦县农民，春耕时向高利贷者贷米，到秋后偿还，“其息甚昂，有一石偿二石者”[92]，利息倍增。江阴县高利贷者，“乘人之急”，敲诈勒索，借银十两，给八九两，“契约仍写足数”，“或索五六分之息……瞬息之间，已子过其母”。如过时不还，将所欠之利银，“积算作本，利上盘利”，“久之，计所还之数，数月数倍于本”，名为“驴打滚”。贫苦农民，“筋疲力竭，实无可措”，只好“偿田房，子女听其准折”[93]。

康熙年间，浙江“民间放银勒谷，利倍于本，利复起利”。“青黄不接之时，值穷民枵腹之际”，高利贷者，“乘机迫促，假名应急”，“不论时价高低，贷银一两，勒写批约，限至秋登，还谷十石，以至十一二石不等”。贫苦的农民，“只得俯首听从，忍恨领归”[94]。湖州府高利贷者规定：借银十两以上者，每月一分五厘起息；一两以上者，每月二分起息；一两以下，每月三分起息。[95]这就是说，农民愈穷，借银愈少，利息愈高，剥削愈重。

安徽省在乾隆初年，有地数亩或数十亩的自耕农民，当青黄不接之时，官府追税，地主逼租，陷于“典当无物，借贷无门”的境地。只得“指苗为质，履亩计租”[96]，高利贷者往往以借债放利的手段，吞并农民的土地，“称贷者其息恒一岁而子如其母，故多并兼之家”[97]。

广东南海县，在雍正年间，“世道人心”，“贪饕为性，浇薄成风”。那些“贪利营私之徒，乘人匮乏，勒索重利”。农民“偶尔窘迫，止顾目前”，向高利贷者借贷米谷，“不但加三起息，竟有加五或多至加倍者”，农民辛勤劳动了一年，到“禾稼登场”，“不能复为己有”。即是丰收之年，“仅足供偿债之需”，一旦遇到歉收，农民“束手无策”，借债不能偿还，“必致息上起息，累年不能清结，且贻累于子孙”[98]。

河南省，在雍正三年（一七二五），高利贷者违禁取息，“竟有每月加五六分，至大加一五不等。穷民任其盘算”[99]。乾隆五年（一七四〇）时，山西商人和河南当地地主勾结，“专以放债为事”。春天以八折借债，“逐月滚算。每至秋收之时，准折粮食，其利竟至加倍有奇。贫民生计日促，种种耗民，难以枚举”[100]。

河北省行唐县高利贷者，多“外来富商，挟资放债”。“明扣暗加，日积月累。既违禁以索息，复滚利以作本。层层积算，子倍于母。稍有拖欠，即强逼当地典房”。贫苦农民，“终岁勤动，罄其所有，尚未饱壑”[101]。无极、满城等县，高利贷者，多为山西商人，“挟资而来，放债盘利”。每月利息，“少者四五分，多者六七分”。有的农民，借了高利贷者七斗麦，竟有经过“五年而折二十金之产者”[102]。

当铺是一种以物品作抵押的高利贷形式。它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期的唐代，已经有了记载。最早的当铺，主要开设在工商业发达、人口密集的城市里。到了封建社会后期，商品流通扩展到农村，作为高利贷的当铺，也逐渐深入到接近农村的市镇。在清朝前期，当铺遍布于全国的城市和农村。据一七四四年（清乾隆九年）鄂尔泰奏：“京城内外官民大小当铺共六七百座”[103]，可见开设当铺之多。

在康熙年间，江西省开设的当铺，布满城乡市镇。高利贷者——当铺，残酷剥削劳动人民。“凡民间典质物件，如价值一两，仅可当银三钱”，而当铺的“当本”，“勒取息银七八钱，方准取赎”。“稍不遂欲，亦掯不给赎”。更有甚者，高利贷者，还在当票上，故意将数字书写草率模糊，“令人莫识”[104]，以达浑水摸鱼，欺蒙贫民的目的。嘉庆年间，江西还有一种“听农民以物质抵押”，“以谷为当本”的“质铺”。这一种“当谷”的“质铺”，是专门为青黄不接之时，农民缺少吃食而设立的。开设“质铺”的掌柜，是农村的“富户”。这些高利贷者，资本雄厚，“少则百余石至数百石”，多者达数千石。被剥削的对象，“类皆附近农民，高挑步运，以资日食”。每次借贷谷子，自数石以至十余石不等。当谷的抵押品，都是“粗布衣服”，以及农具、家具等物件，变低价抵押。在当赎谷石时，一进一出时的“搬量折耗”，“气面廒底，鼠耗霉变之患”[105]，以及“当”、“还”谷石时之时价差额，都算在当谷农民的身上。

乾隆五十九年的当票

早在康熙年间，湖南农村的典当业非常发达。湖南的当铺，利息率非常之高，规定，“当银则戥有出入轻重之分，成色高低之别；当钱则不论时价之贵贱”。当本按月计息，每超过五天，即按一月计算。年满过期不还，抵押物品“不允取赎”，立即变价“发卖”[106]。康熙四十二年（一七〇三），喻成龙任湖广总督时，长沙府各县的当铺，盘剥小民，“肥进瘦出”。名义上不超过三分利息，事实上大大超过。“除本月之外，有一日二日零期者，亦算一月扣利”。当铺借出时，银两只有九四、九五成色，从而“每两必重三分二分”；当铺“进银”时（即借户还债时），“则要十分足色”，每两又“必重秤三分二分”。一进一出，当铺利息，“各虽加三，实则加四加五”[107]。

在商品经济比较发展的江浙一带，典当商与囤积商勾结在一起，向农民进行双层剥削。典当商向囤积商提供资金，到农村“乘贱收买”囤积米谷、蚕丝、棉花等农产品，然后再“随收随典，辗转翻鳞”[108]，坐享厚利。在乾隆年间，浙江典当商人，“俱系有力之家”开设，这些当铺，“获利盈千累万”，“皆饶裕”[109]。湖州府各县的贫苦农民，向当铺借贷时，以衣物作抵押，所值无几。如过期不能取赎，“每多没入”[110]。江苏泰兴县，开当铺“息权子母”者，“五城门及各镇皆有”[111]。

乾隆年间，直隶无极、满城等县，典当商人，“重利盘剥”农民。劳动人民，春天借贷少许，以棉衣为质，十冬腊月，“赎取冬衣御寒”。每到冬天，赎取棉衣的贫苦人，在当铺门前，排成长蛇队，“自黎明至定更不绝”[112]。

乾隆十三年时，广东、广西两省的广大农民，“耕作之际，家中所有，靡不在质库之中”。每年到秋后稼禾收成，再“逐件清理御寒工具”。劳动人民，冬天“以食米转换寒衣，交春又以寒衣易谷”[113]，几乎年年如此。

在雍正年间，福建仙游县，共有“典铺七十余家”[114]，主要剥削对象是广大的佃户。

高利贷者利用开当铺，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剥削，无情榨取，引起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激烈反抗。因而，在清朝前期，全国各地抢劫、焚掠当铺的事件，时有所闻。如在康熙四十三年六月，湖广镇筸劳动人民王汉杰等三百余人，“将在城当铺，肆行抢掠”，并“逼官索结”[115]。康熙四十六年十一月，江苏太仓州浏河地方，有劳动人民多人，“行劫开典铺生员陆三就家，放炮进门。金珠细软，尽被劫去”[116]。雍正十三年四月，崑山县大典商汪正泰家，被群众烧掉“贮包当楼十八间”[117]。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半夜，固原县城内外群众，“打开守门……夺门而入，抢掠当铺”[118]。乾隆十六年，江苏上元县进兴号当铺，被群众焚烧殆尽。地邻郑三等，“从中包揽，立局赔偿”。郑三从中渔利，“克减钱文”，激起当户的不满，将进兴当掌柜陈自中“鞭打押禁”[119]，并把郑三的房屋拆毁。乾隆五十年，河南柘城县发生了以刘振德为首的“掠抢当铺”事件。[120]嘉庆二十一年（一八一六），福建省漳浦县，蔡本猷所开的当铺，夜间被魏粹等二十二人“行劫”[121]。

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通过放高利贷活动向农民进行残酷剥削，使自耕农民分化破产，沦为佃户。各地劳动人民抢掠当铺事件的不断发生，是劳动人民反抗高利贷剥削的结果。

注释

[1]方苞：《方望溪全集》，《集外文》卷一，《请定征银两之期札子》。

[2]《乾隆蒲台县志》卷二，风俗。

[3]参见《大清会典》嘉庆卷七十六。

[4]参见《大清会典事例》嘉庆卷一三五。

[5]《东华录》康熙朝卷四十四。

[6]《东华录》康熙朝卷四十四。

[7]参见《清代档案》，揭帖类，敷陈，田赋，衍圣公孔胤植揭帖，顺治二年二月。

[8]《清代档案》，揭帖类，田赋九号，孟乔芳：《为仰遵除荒之例验地酌税以苏残邑事》，顺治十年。

[9]魏裔介：《魏文毅公奏疏》卷二，《请立限田授荒土以重农功疏》。

[10]叶梦珠：《阅世编》卷一。

[11]《光绪湘潭县志》卷十一，此为追叙康熙初年事。

[12]孙宗彝：《爱日堂诗集》一，《贡田》。

[13]《康熙清河县志》卷二。

[14]《康熙汤溪县志》卷一。

[15]《东华录》康熙朝卷八十。

[16]《东华录》康熙朝卷七十二。

[17]《东华录》康熙朝卷九十二。

[18]《关于清朝庄头差丁事项档案》，转引自李国普：《清代东北的封禁与开放》，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62。

[19]福格：《听雨丛谈》卷五，《满汉官员准用家人数目》。

[20]《明清档案》，题本，兵部督捕侍郎石柱题，康熙二十八年四月十六日。

[21]《八旗通志》卷首十，敕谕四，雍正六年六月十三日上谕。

[22]《清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五，孙嘉淦：《八旗公产疏》。

[23]《麻城县志》卷一，方舆志，风俗引旧志。

[24]《碑传集》卷八十一，邵长蘅：《邵延龄墓碑》。

[25]《康熙江南通志》卷六十五，《特参势豪勒索疏》。

[26]《同治永新县志》卷十五，《武备志》。

[27]皇甫氏：《胜国纪闻》。

[28]孙嘉淦：《孙文定公奏疏》卷八，《蠲免事宜疏》。

[29]《明清档案》，朱批奏折，乾隆朝，财政类，两江总督那苏图奏，乾隆四年八月初六。

[30]《畿辅通志》卷七十一。

[31]《嘉庆太平县志》卷十八，《风俗》。

[32]黄中坚：《蓄斋集》卷四，《征租议》。

[33]《镇江谢宗友承佃邹府水田契约》，道光四年三月。

[34]陈芳生：《先忧集》，第十六册，《减私租》，第四十。

[35]《光绪畿辅通志》卷七十一。

[36]《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六，李兆洛：《凤台县志论食货》。

[37]经济研究所藏刑部档案抄件，转引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72页。

[38]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卷十七，《家训》。

[39]农也：《清代鸦片战争前的地租、商业、高利贷与农民生活》，载《经济研究》，1956（1）。

[40]《东华录》乾隆卷二四，乾隆十一年九月。

[41]李程儒：《江苏山阳收租全集》，道光七年闰五月望日，《新安齐康序》。

[42]《乾隆盂县志》卷三，《风俗》。

[43]《乾隆汲县志》卷六，《风土》。

[44]参见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11页。

[45]《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四八六页。

[46]祁隽藻：《马首农言》，二〇页。

[47]《乾隆湖州府志》卷三十九，《风俗》。

[48]参见《大清律例》道光五年，卷二十七至三十。

[49]《大清律例》乾隆五十五年，卷二十八。

[50]参见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11页。

[51]马克思：《资本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897页。

[52]《乾隆善化县志》卷四，《风土》。

[53]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六，《器语》，《蒲葵扇》。

[54]《江苏镇江佃户金洪虞承种邹府祭田租契》，乾隆五十一年十月。

[55]参见《江苏镇江佃户孙桂林承租邹府祠田租约》，嘉庆十二年十月。

[56]《定例续编》增补，讷亲：《免粮之年劝民减租节俭》，乾隆十年七月。

[57]《同治平江县志》卷九。

[58]刘衡：《庸吏庸言》。

[59]王简庵：《临汀考言》卷六，《谘访利弊八议条》。

[60]《光绪善化县志》卷十六，《风俗》。

[61]李调元：《童山文集》卷十一，《卖田说》。

[62]《咸丰靖江县志稿》卷六，《义学》。

[63]《民国政和县志》卷九，《赋税》。

[64]《光绪漳州府志》卷七，《学校》。

[65]《乾隆顺德县志》卷四，《田赋》。

[66]《福建永安县黄历乡夔玉山佃某某水田契约》，乾隆五十一年三月初六日。

[67]《道光清流县志》卷十，《寇变》。

[68]王简庵：《临汀考言》卷十八，《批上杭县民郭东五等呈请较定租斗》。

[69]《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十四，《武事志》。

[70]《同治建昌府志》卷十，《杂类·轶事》。

[71]《康熙惠州府志》卷五，《郡事下》。

[72]《光绪奉贤县志》卷二十，《杂志》，引《府志》。

[73]《咸丰南浔镇志》卷二十一，《农桑一》。

[74]王庆云：《石渠余记》卷六，《纪铁斛铁尺》。

[75]褚人获：《坚瓠集》卷四，《揽田》。

[76]曹家驹：《说梦》。

[77]《嘉庆芜湖县志》卷一，《风俗》。

[78]参见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十九，《附绍兴佃种法》。

[79]《民国闽清县志》卷八，《杂录》。

[80]《乾隆泉州府志》卷二十，《风俗》。

[81]雅尔图：《雅公心政录》卷二，《奏为请定交租之例以恤贫民事》。

[82]《湖南省例成案》卷五，《户律·田宅》，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按察使周人骥详文，引《道州知州段汝霖申请》。

[83]陈宏谋：《培远堂存稿》卷二，《再申禁约示》，雍正十二年二月。

[84]参见钮琇：《觚賸续编》卷三，《季氏之富》。

[85]参见《雍正朱批谕旨》，第四二册，李卫奏，雍正八年六月。

[86]《湖南省例成案》卷五，《户律·田宅》，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按察使司周人骥详文，引《道州知州段汝霖申请》。

[87]《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第一册，四三二页。乾隆，《江西宁都仁义乡横塘茶亭内碑记》。

[88]《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十一，《风俗志》。

[89]《嘉庆汝宁府志》卷二十三，金镇：《条议汝南利弊十事》。

[9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619页。

[91]《光绪华亭县志》卷二十三，《杂志》。

[92]《光绪青浦县志》卷二，《风俗》。

[93]吴震：《澄江治绩》卷二，乾隆七年三月，《严禁重利告示》。

[94]赵申乔：《赵恭毅公剩稿》卷六，《严禁轻价勒谷示》。

[95]参见《乾隆长兴县志》卷十二，《杂志》。

[96]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年谱》，《上征收地丁银两之期疏》。

[97]《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六，李兆洛：《凤台县志·论食货》。

[98]《道光南海县志》卷一，雍正八年，《圣谟》一。

[99]田文镜：《抚豫宣化录》卷四，雍正三年二月。

[100]《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三，乾隆五年三月。

[101]《乾隆行唐县新志》卷十五，吴高增：《禁重利盘剥》。

[102]《乾隆无极县志》卷六，《附录》。

[103]《东华录》乾隆朝卷二十，乾隆九年十月。

[104]佚名：《西江政要》卷九，乾隆三十二年。

[105]《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户政，仓储下，嘉庆九年，江西巡抚秦承恩：《劝民间质谷谕》。

[106]赵申乔：《赵恭毅公自治官书类集》卷九，《禁当铺违例取息示》。

[107]《乾隆长沙府志》卷二十二，《政迹》，《檄》，总督喻成龙：《檄谕知府条规》。

[108]《皇清奏议》卷三十，乾隆十二年，汤聘：《请禁当米谷疏》。

[109]《治浙成规》礼集，乾隆二十一年六、七月。

[110]《同治湖州府志》卷九十五，《杂缀》上。

[111]《嘉庆泰兴县志》卷六，《风俗》。

[112]《乾隆无极县志》卷六，《附录》。

[113]《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一，乾隆十三年三月。

[114]陈盛韶：《问俗录》卷三，《仙游·二分息》。

[115]《清圣祖实录》卷二一六，康熙四十三年六月。

[116]《李煦奏摺》，四一页。

[117]《雍正朱批谕旨》，第十八函，第一册，雍正十三年四月十八日，江南总督赵弘恩奏。

[118]《清高宗实录》卷二八二，乾隆十二年正月。

[119]《清高宗实录》卷三九一，乾隆十六年闰五月。

[120]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三〇，乾隆五十年五月。

[121]《清仁宗实录》卷三一九，嘉庆二十一年六月。

第七章　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第一节　手工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

一、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

中国古代的手工业，种类繁多，产品精美，历史悠久，技术和工艺水平居于世界的先进行列。明末清初，经过长期战乱，许多重要城镇被烧抢洗劫。明代发展起来的一些手工业基地受到严重破坏。

景德镇在历史上就是享有盛誉的制瓷业中心，明朝中叶以来，这里的官窑、民窑十分发达，但经过清初的长期战争，破坏很大，景德镇的窑区几乎变成了一片废墟。山西潞安的织绸业，明末有织机三千余张，至顺治十七年（一六六〇）仅余二三百张，而且封建官府盘剥，朝廷每年勒索贡绸，“本省衙门之取用以及别省差官差役织造者，一岁之中，殆无虚日”，“各机户焚烧绸机，辞行碎碑，痛哭逃奔”[1]。四川成都的“蜀锦”也著称于世，但经过战乱，“锦坊尽毁，花样无存”[2]。其他著名的手工业城市，如南京、苏州、杭州以及广州、佛山等地，都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

清景德镇的陶瓷业

清蜀锦机

康熙中期以后，封建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经济得到了恢复发展，手工业工人的生活有了一定的保障，各个手工业部门与明末比较，也有了进步和发展。

清代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首先表现在生产工具一定程度的进步和革新。如南京织缎业，织机构造相当复杂、精细，“织缎之机，名目百余”、“其精密细致，为海内所取资”[3]，杭州的丝织业，“观其为器，则有杼、有轴、有疌、有滕、有椱、有楼、有鹿卢、有蹑、有综；佐之者有枃、有梭、有籰、有繀车。盖一器而工聚焉”[4]。江西景德镇的瓷窑比明代普遍加大，技术也有改进，因此瓷器产量和质量有所提高，分工亦极为细密，各个窑户和各道工序，各有专门的技能和工具。云南的采铜业，有槌、尖、凿、风柜、亮子、龙等工具，寻找铜矿，必须有一定的地质学知识和经验，“矿有引线，亦曰矿苗，亦曰矿脉。其为臧否，老于厂者能辨之，直攻、横攻、仰攻、俯攻，各因其势，依线攻入”[5]。进行采掘时，“镶头”是重要的技术人员，他指挥生产，关系全矿的成败，“每峒一人，辨察闩引，视验塃色，调拨槌手，指示所向，松塃则支设镶木，闷亮则安排风柜，有水则指示安龙，得矿则核定卖价。凡初开峒，先招镶头，如得其人，硐必成效”[6]。江苏的棉纺织业，工具亦有显著的改进，如上海“他邑止用两指拈一纱（名手车），吾邑一手三纱，以足运轮（名脚车），人劳而工敏”[7]。布机也有了改进与革新，过去普遍使用“腰机”，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速度慢。清代前期，在一些地区“腰机”已被淘汰，被更先进的织机所代替。纺织机具由专门的铺户制造，精益求精，青浦县黄渡徐氏所产之布机“坚致而利于用，价亦稍昂”，甚受织户欢迎。此外，锭子出金泽、纺车出谢氏，远近驰名，当时有“金泽锭子谢家车”[8]的谚语。四川井盐业中凿井、设枧都是耗资多、难度大、工程复杂、技术要求很高的工程。凿井用锉，重一百余斤或二百余斤，长一丈内外。锉的种类很多，有不同的用途和操作方法，“落大锉者用埽链，落小锉者用偏肩，落筒者用木龙，落索者用穿鱼刀，落蔑者用独脚棒，其器之机巧，不能名状，有时神明变通，并不能拘成法也”[9]。凿井的深度“自百数十丈至三四百丈”，“凿井匠作，皆黔省人。偶坠物件，能以竹竿捡取，遇井内有渗漏，能补塞之，洵称绝技”[10]。从盐井内汲出卤水后，要送到有火井的地方熬煮，原来都用人挑畜驮，清代有福建人林启公发明“置枧”技术，即用竹管输送卤水，“竹枧，整竹中通，外敷油灰，束以麻……注盐水由此达彼，多行地中。有沿山置架，高下纡折，行一二十里者；有置河底，复以石槽，潜注彼岸者，运用绝巧。”[11]

清代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也表现在分工的细密、生产规模的扩大以及产品种类的繁多。手工业日益细分为许多专门行业或连续工序，如棉织业分为轧花、纺纱、织布及染、踹等，矿冶业分为采掘、冶炼、铸造等，专业部门的数量增多了。又如制瓷业的分工很细：一种分工是按照产品类别在各窑户之间进行分工，每个窑户只生产某种瓷器，如大器作只生产大的盘碗，小器作生产小的盘碗，脱胎器作生产精致的盘碗，大件作生产大型的瓷瓶瓷缸，雕刻作生产瓷人和玩具饰物，汤匙作生产汤匙。这种分工以户为单位，每户只制造某种产品，该户即称某某作；另一种分工是按照生产过程中的不同工序在工人之间进行分工，大致分为“陶泥工、拉坯工（俗呼做坯）、印坯工（俗呼拍模）、旋坯工（俗呼利坯、挖坯）、画坯工、舂灰工、合泑工（有配灰者、有合色者）、上泑工、抬坯工、装坯工、满掇工、烧窑工（俗呼把压，然分三手：有事溜火者、事紧火者、事沟火者）、开窑工”[12]等，这种细密的分工，促使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提高了，“工益举而制日精，一岁之成，恒十数万器”[13]。制纸的分工也很细，有推、刷、洒、梅、插、托、表等工序[14]，所以有“片纸非容易，措手七十二”[15]的俗谚。

清代手工业机具和工人的数量比明代有所增长，生产规模有所扩大。乾隆年间“苏州东城比户习织，专其业者，不啻万家”[16]。道光年间，南京“缎机以三万计，纱、绸、绒、绫，不在此数”[17]。杭州的织丝业也极盛，“东北隅数万千家之男女，俱需此为衣食之谋”，“机坊机匠，未有若此之盛者”[18]。苏州的踹坊，“在阊门外一带，充包头者共三百四十余人，设立踹坊四百五十余处，每坊客匠各数十人不等，查其踹石已有一万九百余块，人数称是”[19]。

在采矿和某些行业中，存在着规模很大的手工业，运用巨额资本，拥有庞大而复杂的生产设备，雇佣着大批手工业工人，如云南铜矿，“民厂之大者，其人以数万计，小者以数千计”[20]。广东的铁厂，“凡一炉场，环而居者三百家，司炉者二百余人，掘铁矿者三百余，汲者烧炭者三百余，驮者牛二百头，载者舟五十艘”，“故一铁炉可养活千人”[21]。又如上海的沙船业，船只很多，每艘船的载重量很大，沙船商多拥有雄厚的财力。包世臣说：“沙船聚于上海，约三千五六百号。其船大者载官斛三千石，小者千五六百石。船主皆崇明、通州、海门、南汇、宝山、上海土著之富民，每造一船须银七八千两。其多者至一主有船四五十号。”[22]四川的井盐，工程大、费时久、耗资巨，“大盐厂如犍富等县，灶户佣作商贩各项，每厂之人，以数十万计。即沿边之大宁、开县等厂，众亦以万计”[23]。

生产工具的革新，社会分工的扩大，必然引起手工业产品花色式样的增多。如南京所产的丝织品，供皇宫所享用的绸类，分为宁绸、宫绸、亮绸。缎类，分为花缎、锦缎、闪缎、妆花、暗花、五丝。民间所织绸缎，分头号、二号、三号、八丝、冒头、鞾素等。[24]苏州所产之缎，最初仅有素缎，到乾嘉年间，“西塔子巷李宏兴，古市巷杭禄记等”机户，“加织花纹，并发明纱货，同时又织造百子被面、三元绸等”[25]。苏州所产之“吴绫”，也“名品不一”，分方纹、龙凤纹、天马辟邪纹等。[26]杭州的丝织品有锦、剪绒、绫、罗、紵丝、纱、绢、绸等。[27]松江府各县所产之布匹，非但长宽不一，而且花色品种繁多。其著名者，就有扣布、稀布、飞花、斜纹布、梭布、药斑布、紫花布等名品。[28]

清广东佛山铁锅

清代手工业的恢复、发展，还表现在产品市场的扩大，销路遍及全国，有些产品还销往国外。如南京的绸缎，“北趋京师，东并辽沈，西北走晋绛，南越五岭、湖湘、豫章、七闽，溯淮泗，道汝洛”，“商贾载之遍天下”[29]，并且输往日本、南洋和欧洲。广东的铁器也有广大市场，所谓“佛山之冶遍天下”，“锅贩于吴越荆楚而已，铁线则无处不需，四方贾客各辇运而转鬻之”[30]。景德镇的瓷器是传统的出口商品，“景德镇陶器，行于九域，施及外洋，于是豪商大贾，咸聚于斯”，所以有“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31]之誉。织布业虽然是分散的家庭手工业，十九世纪前期却大量出口，质量压倒了称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布匹。每年出口平均在二十万匹以上，当时，外国人评论说，“中国织造的南京土布在颜色和质地方面仍然保持其超过英国布匹的优越地位。价格每百匹为六十至九十元不等”[32]。

二、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清代的手工业比前代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和发展，资本主义的萌芽也有所增长。

但是，中国封建经济还十分强大，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十分残酷，农业和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十分顽强，在这一经济基础上树立起来的上层建筑，包括政权、行会以及意识形态，从各方面维护和加强封建经济，压抑着新的经济因素的生长。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以前，中国封建的经济和政治，虽然由于内部、外部的矛盾而经历着持续的、严重的危机，但是，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仍很幼小。它犹如挣扎在巨石压迫之下的嫩花弱草，犹如覆盖在无边沙碛中的小块绿洲，还不可能战胜和取代庞大的封建经济。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初，西欧地区已经掀起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风暴，腐朽的封建制度正在土崩瓦解，资本主义近代工业正以一日千里之势蓬勃发展，而中国社会还缠绕在各种封建关系的网络中，手工业生产发展缓慢，步伐大大落后于西欧国家。

当然，历史总是要前进的。一切新生事物，不论遭到多么严重的阻挠和压抑，归根到底是不可战胜的。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关系仍然存在着，生长着，斗争着，不断冲击着封建主义的躯壳，它总有一天会取得胜利，脱颖而出。正像毛主席所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33]

由于各个手工行业内部和外部条件的不同，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形态和发展道路在各行业中不尽相同。封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产生资本主义，这是普遍性；而各行业中资本主义萌芽将以什么形式发展起来，它所遇阻力之大小，发展速度之快慢又各有差异，这是特殊性。纺织和矿冶是当时最为发达的手工业部门，具有典型意义。我们将以棉织、丝织、各种矿产的采掘冶炼为例来考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具体形态。

棉纺织业供应全国数亿人民的衣着，有广大的市场，在手工业生产中居于首要地位，而且机具革新较简便，所需资金也不多。在世界经济史上，棉纺织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得最早也最快，但中国的棉纺织业却只是作为农村的家庭副业而存在，如“上海一县，民间于秋成之后，家家纺织，赖此营生，上完国课，下养老幼”[34]，纺织业和农业强固地结合在一起，“既耕既织”、“以织助耕”，明显地表现出自给自足的生产特色。在这种经济结构中，生产成本极低，所需工具简单，农民不仅不会去购买自己在农闲时可以生产的布匹，并且还能以少量的产品供应市场需要。资本无法与它竞争，难以取得稳定的产业利润。如同马克思所说，“在印度和中国，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因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在这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35]。因此，鸦片战争以前，很少看到棉织业手工工场，仅有的一例是一八三三年（清道光十三年）佛山的情形，“从事织造各种布匹的工人共约五万人，产品需求紧迫的时候，工人就大量增加。工人们分别在大约二千五百家织布工场作工，平时每一工场平均有二十个工人”[36]。这种把织布工人集中在工场里的大规模生产，大概是十九世纪前期布匹大量出口所刺激起来的。

大量的棉纺织业属于家庭副业和小商品生产，但由于市场需求的增长，商业资本极其活跃，首先在流通领域打开了缺口，出现了一批控制生产的包买商。这些商人拥有大量资本，他们可以沟通棉花原料的产地、棉布小生产者以及远方市场三者之间的联系。起初，他们只是为赚取商业利润而活动，买进是为了卖出，逐渐地垄断了棉花的供应和棉布的收购，从经济上控制了小生产者，开始把织工创造的剩余价值纳入自己的腰包。织工仍按照原来的分散的方式继续劳动，而实际上受包买商的统治和剥削，只为包买商劳动。“它不变革生产方式，只是使直接生产者的状况恶化，把他们变成单纯的雇佣工人和无产者”[37]。

商人垄断棉花供应和棉布收购的情况是相当多的，事实上，棉纺织业在某些地区已形成一定程度的专业化，它就离不开起中介作用的商业资本。如在上海附近，商人大量收购棉花，“天未明，棉花上市，花行各以竹竿挑灯招之，曰收花灯”[38]，“闽粤人于二三月载糖霜来卖，秋则不买布，而止买花衣以归，楼船千百，皆装布囊累累，盖彼中自能纺织也”[39]。即使在山西也有商人囤积棉花，使织工缺乏原料而不能工作。“富商六七人，故以高价尽数买积（棉花），以专其利，每驼非六七十千不售。夫有六、七、八人之专利致使一邑停机住纺，衣着无物”[40]。商人垄断棉花的进一步发展就是把棉花或棉纱分配给纺织工人，以换取纱布产品，在棉纺织业繁盛的江苏松江府、浙江南浔镇以及广州，正是出现了这种商业资本支配手工业生产的例证，如松江早在明代就有这种情形，“纺织不止乡落，虽城市亦然。里媪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复抱纱以出，无顷刻闲”[41]。南浔“市之贾俟新棉出，以钱贸于东之人，委积肆中，高下若霜雪，即有抱布者踵门，较其中幅，以时估之，棉与布交易而退。随有西之人赍钱来计布值，合则书剂与之去，而钱存焉。姻家盛氏业此者久”[42]。广州“织造棉布匹头的老板和纺工之间，通常总是由老板供给纺工棉花二斤，收回棉纱一斤，棉花和棉纱的售价极其低廉”[43]。这样，商人拿原料来换取制成品，既切断了织工与制成品市场的联系，又切断了职工与原料市场的联系，使他们完全屈服于商业资本的权威，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上跨了很大一步”，“在商业资本的最高形式下，包买主把材料直接分配给‘手工业者’使其为一定的报酬而生产。手工业者de facto成了在自己家中为资本家工作的雇佣工人，包买主的商业资本在这里就变成了工业资本。于是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形成了”[44]。

与棉布纺织业中主要是家庭手工业的情况不同，在棉布染踹行业中出现了小作坊。染踹业原来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而是布商所开的一个分支机构，它是青蓝布匹加工生产的一个环节。苏州阊门的布店字号，是“自漂布、染布及看布、行布，一字号常数十家赖以举火”[45]。我们在康熙末年苏州的一块染坊碑文中，看到最后有六十四户染坊字号具名。而其中吴益有、程益美等十六家字号，又分别在其他布业碑刻中，以布商名义出现过一次到数次不等。可见，这十六家染坊，都是布商开设的。[46]其中程益美字号，原是清初新安布商汪某所开之汪益美号，后来由于某种原因，被程姓吞并，故汪益美号改为程益美号。益美号所产之青蓝布匹，“遍行天下”，一年内售布“百万匹”。二百年来，“滇南漠北，无地不以益美为美也”[47]。踹坊和染坊一样，也从属于布商。一六七〇年（清康熙九年）一块碑文中记载，“饬谕徽商、布商、踹布工匠人等知悉：嗣后一切踹工人等，应听作头（即工头）稽查，作头应听店家约束”[48]。一七二三年（清雍正元年）时记载，“染踹二匠，俱系店家雇佣之人”[49]。这里清楚地说明了布商与染踹匠的剥削关系。

随着染踹业的发展，有些染踹坊便逐渐脱离了布商的控制而独立出来。雍正时，苏州一地已有踹坊四百五十处，踹匠一万余人。原来作坊的作头，也开始了分化，有的变成了作坊主人——包头。有的包头开了几个作坊，剥削着“客匠各数十人”[50]不等。这些包头，拥有众多的元宝石、木滚等生产工具，备有大量房屋出赁给踹匠居住，给踹匠垫支柴米饭费，并依恃生产资料所有权，按月向踹匠每人剥削三钱六分银子，相当于踹布三十三匹的工价，作为“偿房租家伙之费”[51]。那些依靠出卖劳动力备受剥削的染踹匠，“在苏俱无家室”，都是“孑身赤汉”[52]，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他们身受布商、包头的双层剥削，工资低廉，生活赤贫，富于反抗精神，这里比较明显地表现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苏州的染踹业集中在一些作坊里，已经专业化，这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某些有利的前提。但是，在这里，资本的职能分解为两个部分，布商只提供加工对象和工资，包头只提供生产设备并管理工人，两者分沾剩余价值，棉布生产与加工的全过程还没有统一到一个资本家的指挥之下。而包头更带有封建把头的气息，包头在封建官府的支持下严密约束踹工，编设保甲，“踹匠投坊佣趁，必须坊长识认来历，方许容留”，“踹匠进作，必须四匠互保”，甚至“日则做工，夜则关闭在坊”[53]，在包头管辖和监督下，踹匠所受的封建束缚还是十分严重的。

江南地区的丝织业比棉纺织业更加集中，更加专业化，除了大规模的官营织造以及停留在“家杼轴而户纂组”的家庭手工业之外，出现了机户开设的手工工场。康熙前期，清政府为了限制民间丝织业工场的发展，规定“机户不得逾百张，张纳税当五十金”，后来江宁织造曹寅奏免额税，民间的织机大大增加，“至道光间，遂有开五六百张机者”[54]。这类丝织业手工工场雇佣着大量工人，在一个资本的指挥下进行生产，“苏城机户，类多雇人工织，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至于工价，按件而计，视货物之高下，人工之巧拙为增减”[55]。如当时江宁著名的机户李扁担、陈草包、李东阳、焦洪兴等，“咸各四五百张”[56]织机。这些机户，“除自行设机督织外，大都以经纬交与织工，各就职工居处，雇匠织造”[57]。也有的人自己不开设作坊，只是“散放丝经，给予机户，按绸匹计工资”[58]。由此可见，江南一带的丝织业，除了被织造局控制的一部分外，也有少数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有些民间小户，虽然本身资金不多，织机甚少，但为工场手工业的资本所控制，为他们加工订货，成为大作坊的“场外部分”了。

工场手工业耸立在广大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之上，既是它的点缀品，又缓慢地分解着、冲击着封建的经济和政治，成为它的对立物。“在工场手工业中……由许多单个的局部工人组成的社会生产机构是属于资本家的。因此，由各种劳动的结合所产生的生产力也就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59]。工场手工业的进一步扩大发展，必将与封建主义产生严重的冲突，导致封建制度的崩解。

当然，清代的工场手工业并没有强大到能够与封建主义争衡的程度，相反，开设织丝工场的机户们自身带着浓厚的封建性，不能不接受封建官府的控制，甚至，还依赖官府的庇护，镇压工人，以维持自己剥削工人的权利。这里呈现了极为复杂、极为矛盾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一方面，机户以资本的力量剥削工人，并借助封建政权的暴力压迫工人，在层出不穷的劳资纠纷中，官府总是和机户站在一边。如一七三四年（清雍正十二年），清政府在苏州立碑，禁止机匠罢工。内称：“嗣后如有不法棍徒（指织工），胆敢挟众叫歇（罢工），希图从中索诈者，许地邻机户人等，即时扭禀地方审明，应比照把持行市律究处，再枷号一个月示儆”[60]。一八二二年（清道光二年）所立石碑中又称“查民间各机户，将经丝交给机匠工织，行本甚巨，获利甚微，每有匪匠，勒加工价，稍不遂欲，即以停工为挟制……此种恶习，甚为可恶……倘机匠人等故违不遵及借端生事，苛敛良匠，有妨工作，许各机户指名禀县究治”[61]。机户在政治上依附于封建官府，正表明他们经济力量还很薄弱；另一方面，封建官府和行会又对机户任意鱼肉，严加限制。清初沿用明代的“领织制”，凡官府所需丝织品，由机户领银雇匠包织，织成后解官结价。后来又实行“领机给帖”办法，织造衙门将官机交给民间织户，发给印帖，从此“机户名隶官籍”，有织造任务时，机户向织造衙门领取丝料、工银，雇工织造。机户接受官府的加工订货，不可能独立经营和自由发展，备受官府的盘剥，“机户以织作输官，时或不足，至负官债，而补置无术者，亦往往然也”[62]。机户与官府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此外，机户机匠都要受行会组织的种种束缚，难于获得自由的发展。

矿冶业也是历史悠久的重要手工业部门，关系到广大人民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的供应，也关系到政府军事、财政方面的需要。清代矿冶业中出现了雇佣劳动和大规模的工场，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和明代相比，清代的矿冶业，无论在生产规模、产量以及矿冶业内部关系方面大大地前进了。在明代，官营矿场占很重要的地位，民营的矿冶也处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下，而且劳动者很多是缺乏人身自由的卫军、匠役以至囚犯。而清代矿冶绝大多数由商民开采，即使是政府控制最严的云南铜矿也采取了官借工本、官收余铜的政策，矿场经营的主权仍属于私人而不属于政府。其他煤铁矿更普遍由私人投资。矿冶业中使用卫军匠户的劳役制也已被淘汰。卫所已不存在，匠役已普遍废除。矿冶业中都是“富者出资本以图利，贫者赖佣工以度日”[63]的雇佣劳动制。当然清代的矿冶业仍发展得不充分，带着浓厚的封建性。封建政府的触角伸进矿冶业，还在严密控制和干预矿业的开采、冶炼和流通，使矿冶业不能正常地、迅速地发展起来。

资本雄厚、产量很高、生产规模最大的是云南的铜矿，“从前大厂动辄十数万人，小厂亦不下数万，非独本省穷民，凡川湖两粤力作功苦之人，皆来此以求生活”[64]。投资开采铜矿的有来自四方的地主豪商，“从前开办皆系川湖江广大商巨贾，每开一厂，率费银十万、二十万两不等”[65]。从事采矿的劳动者，一部分是不领固定工资而按一定比例分取产品的“亲身弟兄”，有比较浓厚的人身依附关系；另一部分则是常年受雇佣的“月活”，有固定工资，保持着人身自由，“按月支给工价，去留随其自便”[66]，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劳动。铜矿的生产分工很细，组织严密，生产的基层单位是“硐”，每个硐又分路开采，称为“尖”，负责冶炼的单位是“炉”。“硐”、“尖”、“炉”集中在一个地区，形成一个大矿厂。矿厂除官府派来的官役以外，场务由场民推举出来的“七长”（客长、课长、炉长、锅头、硐长、镶长、炭长）主持。炉长、锅头都是投资铜矿的商人，而硐长、镶长则是工程技术人员。

云南铜矿虽然规模很大，组织形式较完备，但是它的发展是适应清政府铸造货币的需要，并且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扶植。当康熙平定“三藩”、收复云南之后，就鼓励采铜，实行“听民开采”的政策，最初只抽取百分之二十的矿税，后来由于铸币需要大量铜斤，又实行“放本收铜”政策，政府每年拨款银一百万两，作为预借铜本，发给各厂，所采之铜，由政府收购。由于清政府投入巨额资金，铜矿发展很快，产量迅速上升，最高时年产量达一千数百万斤。但“放本收铜”政策导致了封建政权势力渗入铜矿内部的严重恶果，使铜矿走上一条畸形发展的道路。商民预支铜本的条件是将采得的铜斤以固定价格售给政府，是为“官铜”，只有极少部分作为“通商铜”允许进入市场，自由买卖。而政府收铜的价格很低，每百斤起初给价银三四两，后来加至六两四钱，市场上的铜价则在九两以上，“夫矿民开采铜斤，其费甚大，有油米之费，有锤凿之费，有炉火之费；其运至省店也，有脚价之费，所费甚大，而官价不足以偿之”[67]。“厂民受价六两四钱，尚须贴费一两八九钱而后足。问所从出，不过移后以补前，支左而绌右。他日之累，有不可胜言者。夫铜价之不足，厂民之困疲，至于如此”[68]。矿民预借铜本以后，所交产品，不够偿还借本，造成大量的厂欠。清政府榨取了矿工创造的全部剩余价值，夺走了矿商的利润，矿场不但不能积累资金，改革技术，扩大再生产，甚至连简单再生产也维持不下去，“厂民无复纤毫之赢溢”，以致矿民欠债累累，盗采、私卖或者停止生产，逃亡反抗。清政府渗入铜矿，给企业带来严重的危害，但由于铸造货币，必须用铜作原料，因此不得不把这种不死不活的局面拖下去。时而增加铜价，时而减免厂欠，时而放宽通商铜的限制。可是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仍然无法治疗封建主义对云南铜矿所造成的致命创伤，乾隆的上谕中说：“滇省采办铜斤，近年以来，屡形竭蹶。节经降旨该督抚等，设法调剂，实力筹划，终无成效。”[69]此后，清政府日益腐朽，人民斗争风起云涌，国库也无法支放巨额资金作铜本，云南铜矿更加衰落，“云南之铜，年年缺产”[70]，一蹶而不振。

采铁、冶铁既供应人民生产和生活用具，又供应制造兵器的原料，这是国民经济中极重要的部门。封建官府的资金并没有渗入铁矿业内，而一概由商民自行开采、冶炼。全国各地有不少规模较大的采铁、冶铁工场。如广东佛山“炒铁之炉数十，铸铁之炉百余，昼夜烹炼，火光烛天”[71]，“计炒铁之肆有数十，人有数千，一肆有数十砧，一砧有十余人，是为小炉”[72]。雍正时，“粤省铁炉不下五六十座，煤山木工，开挖亦多，佣工者不下数万人”[73]。湖北汉口，嘉庆时“有铁行十三家，铁匠五千余名……派买铁行之铁，督各匠昼夜赶造农器数十万事，约工价五万”[74]。安徽芜湖也是著名的冶铁炼钢中心，“惟铁工为异于他县。居于廛治钢业者数十家，每日须工作不啻数百人”[75]。浙江桐乡炉头镇“居民以冶铁为业，釜甑鼎鼐之制，大江南北，咸仰赖焉”[76]。福建政和县的铁炉“每炉一座，做工者必须数十百人，有凿矿者、有烧炭者、有搧炉者，其余巡炉、运炭、运矿、贩米、贩酒等役亦各数十人，是以一炉常聚数百人”[77]。陕西省冶铁也很发达，“供给一炉，所用人夫，须百数十人。如有六七炉，则匠作佣工，不下千人。铁既成板，或就近作锅、作农器。匠作搬运之人又必千数百人。故铁炉川等稍大厂分，常川有二三千人，小厂分三四炉，亦必有千人数百人。利之所在，小民趋之如鹜”[78]。在采铁冶铁业中，有的是挟重金以经营采冶的工场主人，也有的是受雇佣的采矿冶铁工人，开始形成两种社会力量，如佛山镇，“四方商贾萃于斯，四方之贫民亦萃于斯；挟资以贾者什一，徒手而求食者则什九也”[79]。

铁的采冶和云南铜矿不一样，封建官府的资金没有渗入手工业内部，控制比较松弛，但这并不是说清朝政府听任它自由发展，不加干涉。一方面，由于铁器是生产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用具，清政府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允许铁的采冶和流通；另一方面，清政府又非常害怕铁的广泛使用和自由流通将使被压迫人民容易得到斗争的武器，因此又将铁的采冶运销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清政府规定：除征收铁税百分之二十以外，凡采铁冶铁地方、炉座的数目、产量，工场主以至矿工、铁工的姓名、履历均须详细报官，发给执照。贩卖铁斤，某商在某处向某炉户买铁若干，运往何处何店，也要呈报给单，过关验单，严禁无照的私铁。如乾隆年间，湖南官府命令，“设炉之时，令山主止许雇觅本地人夫，毋得招集外来人民，勿使商贩渐生事端，并将采砂捶炼人夫实在数目，填明姓名年貌，与经管执事协同保甲邻右户首，出具甘结，会同营员加具印结，详送存案，准其开采”[80]。嘉庆的上谕中也说：“销铁斤经由江海贩运者，均应给与印照采买，运回交销。无照不准采买或照外多买，运回不将印照交销，即行查究”[81]。尤其是铁器运销海外，禁止更严，连已铸成的铁锅也不准出口，即使船上自用的锅壶炊具也改用铜锅、砂锅。船舶出洋，须经官府查明，发给“并无铁斤出海”的证明。在这样严密的控制和监督下，采铁和冶铁铸铁手工业的发展当然也受到了很大的阻碍。

乾隆四十九年北京门头沟窑商徐友松采煤执照

清代的采煤业也极为普遍，各地有许多煤窑。政府除按照一般田赋则例外，没有特殊的煤矿税，管制比铜铁矿更加松弛。河北、山西是主要的产煤区，特别是北京城户口众多，燃煤的需要量很大，郊区煤窑林立。据一七六二年（清乾隆二十七年）工部衙门的报告，北京西山和宛平、房山两县，共有旧煤窑七百五十座，在采的煤窑有二百七十三座[82]，可见其数目之多。所谓“京师百万户，皆仰给于西山之煤数百年于兹，未尝有匮乏之虞”[83]。其他各地，如直隶磁州“向有产煤炭窑口，俱系小民自备工本开采”[84]。山西井陉“卑县产煤地方，历来听民间自行开采，以供炊爨”[85]。热河承德“所属地方，原系产煤之处，前已详蒙督院题明，檄饬召商开采在案”[86]。陕西白水“西南两乡有煤井四十眼，挖煤搅煤人工，约计三五百人”[87]。河南巩县“巩邑产煤，开窑凿井，千百为群”[88]。山东煤矿也很多，如峰县开采规模较大，不受官府干涉，出现了拥有巨额资本的煤矿主，据记载，峰县“煤矿最盛，岭阜处处有之。人采取者，任自经理，不复关诸官吏。方乾嘉时，县当午道，商贾辐辏，炭窑时有增置。而漕运数千艘，连樯北上，载煤动数百万石，由是矿业大兴。而县诸大族，若梁氏、崔氏、宋氏以炭故皆起家，与王侯均富。间以其羡遗诸官吏，是为窑规，岁糜金钱无算，然未尝有税也”[89]。

以北京门头沟煤矿为例，这里的煤窑资本多采取分股合伙的制度。民窑内部初步具备了资本主义关系，一方面有“自备工本，赴窑开采”的“窑户”，有协助“窑户”管理窑务的“掌柜”和“管账”；另一方面有大批受雇佣的“窑夫”以及担任技术指导的“作头”。采出的煤斤作为商品，在市场上自由出售，各煤窑相互之间进行竞争，有时几个煤窑也联合经营。煤窑之间、股东之间订有规章，违者处罚。经过长期发展，出现了焦姓、阎姓等大窑主，到乾隆时就看到大窑主有“垄断”、“鲸吞”的现象，并吞了许多小民窑，资本显示一定程度积累和集中的趋势。

清政府对煤矿的管制虽较松弛，但它害怕开矿聚众，容易闹事造反，也常无缘无故地禁止采煤。史籍记载，煤矿“大江以北，所在多有，即臣籍泰安、莱芜、宁阳诸郡县，悉皆采煤，此臣所素知者。特以上无明示，地方有司恐聚众滋扰，相沿禁采，遂使万民坐失其利”[90]。可见清政府的禁令仍是煤矿业发展的一大障碍。另外，各地煤窑虽很普遍，但多数还停留在小商品生产的阶段，资本很少、设备简陋、产量不多，如陕西汉阴厅“仅有炭窑灰窑数处，每处不过三五人”[91]。陇州“东乡有煤窑炭厂七座，佣工之人无多”[92]。山西蔚州“所开均属小煤窑，每日出煤无多”[93]。广东花县“该处山场细小，所出煤泥微薄”[94]。这类小煤窑要积累资本、改进技术、提高产量、发展到大规模开采，显然还需要经历漫长曲折的路程。

三、资本主义萌芽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官府压力与行会束缚

综上所述，清代手工业中存在着资本主义的萌芽，而且比明代有所增长。中国封建社会按照自己的发展规律，也将缓慢地走上资本主义社会。

学术界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程度的高低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估计甚高，认为萌芽的增长“惊人迅速”，“除了技术不发展的情况以外，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物质条件都具备着”，封建社会已在发生“本质的变化”；另一种意见估计甚低，认为萌芽十分微弱，微弱到几乎并不存在。棉纺织业是自给性的家庭手工业，丝织业是封建的行会手工业，矿冶、制瓷则完全受封建官府所支配，这些行业中无资本主义关系立足的余地，雇佣工人都有人身依附关系，不是自由的雇佣关系。

我们不同意以上两种各走极端的意见。前一种意见，夸大了尚占很少数的先进的经济因素，把它过度地拔高，用局部的先进地区、先进行业、先进手工业户来代替了全局，用片面的、非主流的东西来掩盖了全面的主流。后一种意见，无视当时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某些新东西，用比较纯粹的近代资本主义大工业作为标准，来衡量和要求还孕育在封建母腹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把当时手工业必然具有的浓重的封建痕迹看做手工业本身的不可改变的本性，把封建官府的控制视作永远冲不破的桎梏，这同样也不是全面的、辩证的、发展的观点。

毫无疑问，在清代，农业和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占着强大优势。农民生产粮食和其他日用品，主要是供自己食用，并向地主交租。除了江浙、广东以外，大多数地区的农民跟市场的联系是偶然的、稀少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和小商品生产性质的手工业占社会生产的绝大部分。全国的土地被分割为无数零星的小生产单位，农民被束缚在小块土地上，从事艰苦的劳动，受尽灾难和折磨，手工业又强固地附着于农业生产，阻碍着技术的提高和劳动分工的发展。而且中国的版图极为辽阔，各地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少数先进地区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广大的腹地和边疆经济很不发达，有的还停留在奴隶制或原始公社阶段。只看到少数先进的地区和行业，看不到周围辽阔广大的封建自然经济的海洋，就不可能对当时中国经济的全面情况作出实事求是的估价。没有全国各地较大幅度的经济发展和文化提高，单靠沿海沿江先进地区是无法冲破封建主义的整个顽固壁垒的。

但是，中国并不是注定要永远停滞下去，历史显示得步履蹒跚，但仍在曲折前进。在清代，我们已经看到了经济生活中的进步和变革，看到了萌芽状态的资本的活动，看到了商品经济对封建壁垒的撞击，看到了分工发展、技术进步、雇佣劳动、工场手工业等等，看到了一片静止沉寂的死水中荡漾起微小的波澜。“风起于青萍之末”，生活的变化最初总是静悄悄地，总是以微小的、个别的、不易觉察的量的变化作开端。变化一旦开始了，它就必将继续增长扩大而不会停下步伐，最终必将卷起危及整个封建主义统治的强大革命风暴，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规律。

清代，仅仅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还没有出现一个持续的、强有力的、扫荡旧经济的历史运动。在经济发展道路上，清朝政府是一个最严重的障碍。它拼命维护旧的经济基础，敌视一切新事物，对工商业控制、压抑、打击，把工商视作“末业”，有意贬低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这是清政府的封建本性所决定的。雍正帝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今若欲于器用服玩之物，争尚华巧，必将多用工匠。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且愚民见工匠之利，多于力田，必群趋而为工。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小民舍轻利而逐重利，故逐末易而务本难。苟遽然绳之以法，必非其情之所愿，而势所难行，惟在平日留心劝导，使民知本业之为贵，崇高朴实，不为华巧，如此日积月累，遂成风俗，虽不必使为工者尽归于农，然可免为农者相率而趋于工矣。”[95]当时商品经济对封建自然经济带来的某些腐蚀作用以及手工业发展对封建统治可能造成的危害，雍正帝表现了忧心忡忡，这是建立在封建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反映着地主阶级利益的经济理论，相应地在政府法令和政策中也贯彻着这一思想。对于某些具有政治重要性而又有利可图的手工业，政府仍然揪住不放，设立官营工场，而对占大多数的民间手工业在经济上实行高额征税，低价收购，无偿摊派；在政治上或则限制其开设，或则控制其流通，或则严格约束工人，或则指定特许的商人，对工商业的发展千方百计地压抑阻挠。封建政府滥施淫威，而工商业者还没有公开进行对抗的力量，只能匍匐在政权的脚下，任其蹂躏。

但是，不管政权力量多么强大，它也不可能完全遏止历史的潮流。雍正帝也懂得，用法律的力量来禁止经济发展是“势所难行”，他不要求禁绝工商，只希望维持现状，“不必使为工者尽归于农，然可免为农者相率而趋于工”。这一维持现状的愿望也办不到，工商业在政权压力的夹缝中顽强地生长着，发展着，这是一场无声的、持久的战斗，工商业者在迂回、包抄、前进，不受人注目地从政权手中接管一个又一个阵地。与前代相比，在工商业领域中，政府的势力正在缓慢地后退，它不得不放弃对工商业的直接经营和粗暴干涉，控制的形式和方法改变得隐蔽一点，巧妙一点，它不得不给工商业者让出更多更大的活动余地。在前代，官营手工业是很普遍的，清代的官营手工业只局限在铸造兵器和钱币，供应宫廷需用的织造和瓷窑以及内务府造办处所属各类作坊，就是在这些官营手工业内，进行劳动的已不是带有徭役制性质的军户、匠户、坑冶户，而大多是雇佣来的工人了。明以前，官营矿坑很多，清代已极为少见，就是财政上极为重要的铜矿，政府也无力收归国营，而只能采取“官借铜本”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允许私人经营，不过收购其产品而使矿场完全为自己服务。煤铁矿多属私营，连宫廷和衙门所需煤炭都仰赖于西山的民间煤窑。丝织业中，苏州、南京、杭州三地仍有官营织造，但三地官营织造的工匠不过五千余人，而三地的民间织匠超过十几倍。制瓷业中，御窑官窑仍勉强维持着，但经营腐败，生产萎缩，宫廷中需要的大量瓷器实行“官搭民烧”的办法，依靠民窑来完成生产任务，甚至连对外贸易这一极为重要而有利可图的领域，清政府也不能独自垄断，恢复从前的市舶提举衙门，而不得不实行公行制，借助十三行商人来处理贸易业务。经济领域有自身的发展规律，而封建政府的活动也有自己的方式和准则，清政府不可能抛弃自己的活动方式和准则去适应工商业活动的规律。因此，在实际生活面前，它不得不在工商业领域中逐步退却而让商人们去处理经济业务。

当然，政权势力的退让并不意味着它的溃败和全面撤退，而只是改变了控制的方式和某些手段。在经济进程和现存政权的矛盾中，政权依然享有无可争辩的权威，拥有绝对的优势。但是经济前进的脚步声已搅扰了它的宁静，它已经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行事了。以矿冶业为例，一方面民间的矿冶业发展，与封建阶'级的利益、观念相抵触，清政府尤其害怕聚集起来的矿工揭竿起义，反对自己，另一方面社会生活和政府活动，迫切需要越来越多的各类矿物，禁绝开矿固然不可能，全部收为官营矿场也办不到，索性放任自由又不放心。因此，时而允许开采，时而又严厉禁止，“议开议停，已非一次”[96]，清政府的政策处在欲开不敢、欲禁不能的犹豫矛盾之中。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主张禁止矿业发展，如康熙五十二年（一七一三）议开矿，著名理学家、大学士李光地反对商人集资开矿，“请著令：止土著贫民无职业职事者，许人持一铫，而越境者有诛，则奸民不致聚徒山泽，以生事端矣。议遂定，一时大豪辇金谋首事者，皆啮指自悔”[97]。雍正时，有些官吏主张在广东招商开矿，雍正帝就表示反对，“今若举开采之事，聚集多人，其中良顽不一，难以稽察约束，恐为闾阎之扰累。况本地有司，现在劝民开垦，彼谋生务本之良民，正可用力于南亩，何必为此徼幸贪得之计，以长喧嚣争竞之风”[98]。另一部分官吏则主张开放矿禁，如乾隆初，大学士赵国麟奏请，“凡产煤之处，无关城池、龙脉及古昔帝王圣贤陵墓，并无碍堤岸通衢处所，悉听民间自行开采，以供炊爨”[99]。嘉庆时严如煜说，“若不准开厂，则工作之人无以资生，添数十万无业流民，难保其不附从为乱，故只当听其经营，不可扰事”[100]。总的来说，清朝政府不得不有限度地放松矿禁，有时还违反自己意愿地奖励和扶植某些矿场。如乾隆、嘉庆时，西山煤矿减产，北京的煤价昂贵，一般平民以至官吏地主都感受到威胁，在市场需求的压力下，清政府几次下令勘查煤矿，“妥议规条，准令附近村民开采，以利民用”[101]，又在香山附近开山修路，以利煤的运输，并且拨借帑银，由窑户领用，兴修各煤窑的泄水沟。由此可见，清政府不可能完全压抑私营工商业的发展，经济规律的无情力量正在迫使顽固的封建政权缓慢地后退。

除了政权的压抑之外，封建行会的束缚是经济发展的另一严重阻碍。行会产生于封建社会中期，它是在工商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商品经济较为活跃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在初期，它是工商业者保护自己，对抗外力侵袭的组织，但它又是工商业者和商品生产相对地发展不足的产物。中国的行会，大约开始产生于隋唐，唐宋时称“行”，宋元一直到明初称“团行”，从明中叶以后多称“会馆”，后来又称“公所”。名称虽异，其性质基本上相同。

清代虽然已经发展到了封建社会的后期，但在一些工商业较发展的城市里，行会组织也很发达。据不完全统计，苏州在鸦片战争以前，有七八十个会馆与公所。[102]据我们了解，清前期北京的工商会馆，也有近四十个之多。在乾隆年间，汉口“盐、当、米、木、花布、药材六行最大，各省会馆亦多”[103]。嘉庆、道光年间，“金陵五方杂处，会馆之设，甲于他省”[104]。稍晚一些记载，金陵就有新安、浙江、徽州、山西等商人会馆二十六个。[105]道光年间，佛山镇有熟铁行、新钉行、金箔行、陶艺花盘行、兴仁帽绫东家行、兴仁帽绫西家行等会馆十九个。[106]由此，可以概见清代行会组织发展之一般。

嘉庆二十二年《药行会馆碑》拓文

光绪二十五年重刊乾隆六年广东石湾《陶艺花盘行规》

注：花盘行主要烧造陶制建筑饰件。

行会组织是封建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组织。它的封建性表现在：一是行会内部阶级关系十分复杂。由拥有资金的行东、掌握技术的师傅（在通常情况下，行东本身也就是师傅），受剥削受压迫的学徒等三部分人组成。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二是行会组织经常地、大量地和同乡组织密切结合在一起，因而有严重的地域性和排他性。三是行会组织和封建官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接受他们的捐款和保护。四是行会组织和封建迷信紧密结合在一起。它不但是工商业者开会议事的场所，而且也是祀神祭祖（本行本业的祖师）的地方。

行会的封建性质，决定着它的作用。

行会行规规定：第一，排挤外行外地商人加入本行，限制同行扩大经营另开新行。北京猪行公所规定：“新开猪店者，在财神庙前献戏一天，设筵请客”，否则“同行之人不准上市生理”[107]。苏州小木公所行规规定：“外行开张吾业，先交行规银四两八钱”；“本城出师开张，先交行规银二两四钱”，“倘有不交行规（银）私开，照规加倍”[108]。第二，限制同行招收学徒，限制学徒参加行会。北京糖饼行（糕点）行规，不但规定招收学徒要交纳较重的入行费，还有名额和年限的限制。道光年间规定，“暂行停止（收）徒弟五年”[109]。苏州印书业崇德公所，不但“霸持各店，收徒添伙，勒加印价”，“各店收徒，勒增节礼”，还“讹诈外来印手入行钱文”[110]。第三，规定工人的工作量和工资，加强对徒工的剥削。如乾隆年间，苏州造纸业仙翁会馆行规规定，“纸匠每日刷纸六百张为一工”，每工工价“给九九平九五色银七钱二分”[111]。杭州丝织业行规规定，工匠“倘辞工另就，应将预支辛工账头完清，机东方准另就”[112]。除此之外，行会组织还负有规定商品价格、制定统一度量衡等职能。

从清代前期行会组织的性质和作用来看，行会组织的存在，和封建政权一样，对手工业的发展，起着束缚、延缓的作用。马克思说：“行会，要限制一个老板所能使用的劳动者数，使不得超过极小的最高限，以便强力地，防止手工业老板转化为资本家”[113]。恩格斯说，“中世纪地方行会的手工业生产使大资本家和终身的雇佣工人不可能存在”[114]，“生产仍然被纯粹行会手工业的形式束缚着，因而本身还保持着封建的性质”[115]。

但是，学术界的某些同志过分强调行会组织的牢固性及其对工商业的束缚作用，因此，对清代资本主义的萌芽估计极低。他们把行会看成是铁板一块，既不能从内部改变，又不能从外部击破。他们认为：行会和资本主义萌芽绝对地排斥，凡是有行会存在的行业中，就绝没有资本主义萌芽，我们不赞成这种机械呆板的看法。应该看到行会内部存在的矛盾，行会组织不可能阻挠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争和企业内部阶级斗争的开展。例如南京丝织业中有行会组织，但行会已不能把当地丝织业的生产规模限制在固定的限额之内，该地民间织机竟发展到数万张之多，有的机户拥有织机五六百张。这是竞争的力量突破了行会的规定，而行会又无力进行干涉的明证。清代各地的工商业会馆普遍地“重申”、“再申”行规，并把行规镌刻在石碑上，希图“以垂久远”，这并不表明行会的强大牢固。相反，它正好表明在经济发展的洪流中行会作用的削弱和行会秩序的紊乱，因而出现了普遍地不遵守行规的事例。

行会势力的衰落还表现在行会内部阶级斗争的激化和帮工行会的出现。帮工和学徒是行会手工业内的下层被剥削者，他们联合起来，开始建立自己的组织，和工商业主、封建官府进行斗争。行会组织已难于维持其内部的统治秩序，如广州出现了“东家行”和“西家行”的对立，工商业主和工人分别设立自己的组织。北京有手工业工人的“九皇会”，“京师瓦木工人，多京东之深、蓟州人，其规颇严。凡属徒工，皆有会馆，其总会曰九皇。九皇诞日，例得休假，名曰关工”[116]。苏州踹匠，人数众多，斗争性强，几次准备成立踹匠会馆，对工商业主造成很大威胁，工商业者已不能利用行会力量平息踹匠的斗争浪潮，不得不再三求助清政府。如一七一五年（清康熙五十四年）踹匠邢春林、王德等“倡言欲作踹匠会馆”，“蛊惑众匠，以增添工价为由”。苏州的七十二家布商联名向清政府控告，“倘会馆一成，则无籍之徒，结党群来，害将叵测”[117]。清政府将邢春林等“各拟重杖”，“驱逐递回原籍”。此后苏州的蜡烛业、硝皮裘业都曾“创立行头”，对抗业主行东掌握的行会组织，也遭到清政府的镇压。由此可见，行会内部的阶级斗争在激化，行会的统治权威发生了动摇，它对工商业发展的限制、对帮工学徒的束缚作用正在削弱下去。

注释

[1]《乾隆潞安府志》卷三十四，王鼐：《请抚恤机户疏》（顺治十七年）。

[2]《民国华阳县志》卷三十四，《物产》。

[3]陈作霖：《凤麓小志》卷三，《志事》。

[4]厉鹗：《东城杂记》卷下。

[5]吴其濬：《滇南矿厂图说》，附《浪穹王崧矿厂采炼篇》。

[6]同上书，附《铜政全书谘询各厂对》。

[7]《乾隆上海县志》卷一。

[8]《光绪青浦县志》卷二，《土产》，引旧志。

[9]李榕：《十三峰书屋文稿》卷一，《自流井记》。

[10]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

[11]卢庆家等：《民国富顺县志》卷五。

[12]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三。

[13]《道光浮梁县志》卷九，年希尧：《重修风火神庙碑记》。

[14]参见《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68页。

[15]《光绪江西通志》卷四十九。

[16]《乾隆长洲县志》卷十七，《物产》。

[17]《续纂江宁府志》卷十五，《拾补》。

[18]《光绪仙居县志》卷十，张丽生：《杭州机神庙碑》。

[19]《雍正朱批谕旨》，第四十二册，李卫等奏，雍正八年七月。

[20]《续云南通志稿》卷四十三，《矿务》。

[21]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

[22]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一，《海运南漕议》。

[23]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

[24]参见《同治上江两县志》卷七，《食货》。

[25]宇鸣：《江苏丝织业近况》，《工商半月刊》，第七卷，第十二期，1935。

[26]参见《乾隆震泽县志》卷四，《物产》。

[27]参见《康熙杭州府志》卷六，《物产》。

[28]参见《嘉庆松江府志》卷六，《物产》；《乾隆宝山县志》卷四，《物产》。

[29]《嘉庆新修江宁府志》卷十一。

[30]《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六，《物产》。

[31]蓝浦：《景德镇陶录》，《陶说杂编》上，卷八。

[32]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1.Ⅱ，No.10，Feb.1833，p.465.

[3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589页。

[34]《李煦奏折》，《请预发采办青蓝布疋价银折》，六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373页。

[36]The Chinese Repository, V01.Ⅱ，N0.7，Nov.1833，p.305.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374页。

[38]杨光辅：《淞南乐府》。

[39]褚华：《木棉谱》。

[40]祁隽藻：《马首农言》，二五页。

[41]《康熙松江府志》卷五，引明代旧志。

[42]《咸丰南浔镇志》卷二十四，施国祁：《吉贝居暇唱自序》。

[43]［英］格林堡：《不列颠的贸易和中国的开放》，100页（Michael Greenberg British Trade and Opening of China）。

[44]《列宁全集》，第三卷，328~329页。

[45]《民国吴县志》卷五二上，《风俗》一，引《乾隆长洲县志》。

[46]参见《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58~60页。

[47]许仲元：《三异笔谈》卷三，《布利》。

[48]《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33页。

[49]《雍正朱批谕旨》第八册，雍正元年五月，何天培奏。

[50]《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43页。

[51]《雍正朱批谕旨》第八册，雍正元年五月，何天培奏。

[52]《雍正朱批谕旨》，第四十八册，苏州织造胡风翚奏。

[53]《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长吴二县踹匠条约碑》，44页。

[54]《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十五。

[55]《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奉各宪永禁机匠叫歇碑记》，6页。

[56]《申报》，光绪十二年二月六日。

[57]《民国吴县志》卷五十一，《物产》二。

[58]徐珂：《清稗类钞》，《农商类》。

[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398~399页。

[60]《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奉各宪永禁机匠叫歇碑记》，6页。

[61]同上书，《元和县晓谕机匠揽织，不得倡众停工碑记》，13页。

[62]《乾隆重修元和县志》卷十。

[63]《皇朝经世文编》卷五十二，田畯：《陈粤西矿厂疏》。

[64]《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四十九，岑毓英：《奏陈整顿滇省铜政事宜疏》。

[65]唐炯：《成山老人自撰年谱》附录，二页。

[66]吴其濬：《滇南矿厂图略》附，《铜政全书谘询各厂对》。

[67]李绂：《穆堂初稿》卷四十二，《与云南李参政论铜务书》。

[68]吴其濬：《滇南矿厂图略》，《论铜政利病状》。

[69]《清高宗实录》卷一一〇六，乾隆四十五年五月戊子。

[70]梁章钜：《退庵随笔》卷七。

[71]《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六，《乡俗志》。

[72]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

[73]《皇朝经世文编》卷五十五，鄂尔达：《请开矿采铸疏》。

[74]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三十四，《筹楚边对》。

[75]《嘉庆芜湖县志》卷一。

[76]《嘉庆桐乡县志》卷二。

[77]《民国政和县志》卷九，《赋税》。

[78]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

[79]《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五，《乡俗志》。

[80]《光绪兴宁县志》卷六。

[81]《光绪兴宁县志》卷六。

[82]参见《清代抄档》，史贻直等奏，乾隆二十七年正月十一日。

[83]《清代抄挡》，工部尚书哈达哈等题，乾隆五年十一月初九日。

[84]《清代抄挡》，工部尚书哈达哈等题，乾隆五年十一月初九日.

[85]《清代抄挡》，工部尚书哈达哈等题，乾隆五年十一月初九日.

[86]《清代抄挡》，工部尚书哈达哈等题，乾隆五年十一月初九日.

[87]卢坤：《秦疆治略》，20页。

[88]《乾隆巩县志》卷七。

[89]《光绪峰县志》卷七。

[90]《清代抄挡》，工部尚书哈达哈等题，乾隆五年十一月初九，引赵国麟奏。

[91]卢坤：《秦疆治略》，六〇页。

[92]同上书，四八页。

[93]《清代抄档》，工部尚书哈达哈等题，乾隆五年十一月初九。

[94]《清代抄档》，工部尚书托庸等题，乾隆三十二年三月十二日。

[95]《清世宗实录》卷五十七，雍正五年五月初四。

[96]《清朝政典类纂》卷一三二，《矿政》三，《两广总督那苏图奏》。

[97]平步青：《霞外屑》卷二，《开矿》，一六〇页。

[98]《东华录》雍正朝卷二十六，雍正十三年四月。

[99]《清高宗实录》卷一〇九，乾隆五年正月。

[100]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

[101]《清高宗实录》卷六五〇，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上谕。

[102]参见《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

[103]《皇朝经世文编》卷四，晏斯盛：《请设商社疏》。

[104]甘熙：《白下琐言》卷二，三页。

[105]参见《同治上江两县志》卷五，《城厢》。

[106]参见《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五，《乡俗》。

[107]道光二十九年九月十七日，《北京猪行公议条规碑》。

[108]《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107页。

[109]道光二十八年六月初九日，《北京马神庙糖饼行行规碑》。

[110]《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72页。

[111]同上书，69~72页。

[112]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杭州绸纱绒缎料房业户条规碑》。

[11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363~364页。

[114]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187页。

[1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4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16]枝巢子：《旧京琐记》卷九，《市肆》。

[117]《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驱逐踹染流棍禁碑》，41页。

第二节　城市和商业

一、大城市的繁荣

随着社会分工不断扩大，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城市以及一些市镇也日益繁荣起来。到康雍乾时期，扬州、苏州、江宁、杭州、佛山、广州、汉口、北京等都已发展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工商业城市了。

扬州自隋唐以来就是一个因盐业而著称的繁盛都市。清初扬州人民进行了坚决的抗清斗争，大批人民惨遭屠杀，昔日繁华的扬州，变为断垣废墟。到了十七世纪、十八世纪之交，扬州盐业和其他商业，不但有所恢复，而且更加发展。

扬州地处长江以北，淮河以南，西濒运河，东临大海，方圆数百里之内，河湖纵横，水陆交通方便，尤富渔盐之利。扬州城，不但是我国中部各省食盐供应基地，也是清王朝南漕北运船舶必经之咽喉。

到了乾隆年间，两淮一带，“其煮盐之场较多，食盐之口较重，销盐之界较广，故曰利最夥也”。因此，扬州城“四方豪商大贾，鳞集麇至。侨寄户居者，不下数十万”[1]。

扬州“官盐”运销长江中上游各省。盐商通过残酷的剥削手段，获得巨额利润，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富者以千万计”[2]。到雍正、乾隆时期，扬州盐商已经成了囤积居奇、垄断专利的最大商业资本之一了。

扬州盐商与清政权的关系十分密切。如康熙年间，刑部尚书徐乾学，曾把十万两银子交给大盐商项景元从事投机贸易活动。扬州大盐商安麓邨是大学士明珠家仆的儿子。一七八六年（清乾隆五十一年）清政府镇压林爽文起义，盐商江广达捐了二百万两银子“以备犒赏”。嘉庆年间川楚陕白莲教起义，清政府极感军饷匮乏。扬州盐商鲍漱芳积极向清政府“输饷”，因此，清政府赏了他一个盐运使头衔。清政府治河经费不足时，盐商们“集众输银三百万两以佐工需”。

乾隆五十一年丹徒县船户揽运米商货物合同

这些声势煊赫的盐商们，“衣服屋宇，穷极华靡”，“金钱珠宝，视为泥沙”[3]，为了给乾隆南巡修建临江行宫，就花去二十万两银子。据说，为了讨好乾隆，八大盐商之一江春，在扬州“大虹园”一夜之间修了一座白塔[4]，这一传说可能有所夸大，但可以看出盐商们财力之雄厚。

乾隆二十九年两浙盐运使司发给盐商汪岫云执照

《姑苏繁华图》（部分）（清徐扬绘）

由于盐业、漕运的发展，到乾隆年间，扬州商业十分繁盛。如供应富商大贾、达官贵人衣着的绸缎铺，集中在缎子街；供有闲阶级消遣的酒楼茶肆，集中在北门桥、虹桥附近。[5]乾隆南巡到达扬州时，有“广陵风物久繁华”，“广陵繁华今倍昔”的诗句。[6]

苏州是我国明清以来工商业最发展的城市之一，丝绸生产尤其著名。由于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到明清之际，“苏城衡（横）五里，纵七里，周环则四十有五里”[7]，已成为很大的城市。到了乾隆年间，“都城之户，十万烟火。郊外人民，合之州邑，何啻百万”[8]。如果每户以五口计算，郊区除外，仅城内不下五十万人口。

苏州城水陆交通十分发达。“控三江，跨五湖而通海。阊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流水，列肆招牌，灿若云锦。语其繁华，都门不逮”[9]。一七五九年（清乾隆二十四年），苏州画家徐扬所画《盛世滋生图》卷，共画有二百三十余家有市招的店铺，共有五十多个行业。除了本乡本土的产品外，还有川广云贵闽赣浙苏鲁等九省中外驰名的特产。如山东茧绸、濮院宁绸、汉府八丝、崇明大布、松江标布、京芜（南京、芜湖）梭布、金华火腿、宁波淡鲞、南京板鸭，川广云贵杂货、药材等，名目繁多，不胜枚举。

康熙之后，由于海外交通方便，我国传统的丝绸、茶叶、瓷器大量出口。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六），仅苏州一地，每年出海贸易的船只“至千余”。随着中国商品的大量出口，也必然伴随着洋货的大量入口，所以，到乾隆年间，苏州城“山海所产之珍奇，外国所通之货贝，四方往来千万里之商贾，骈肩辐辏”[10]，我们在徐扬的《盛世滋生图》上，还看到有两家悬挂“洋货行”市招的店铺。苏州洋货业的发展，到嘉庆中期，成立了洋货业“咏勤公所”。

国内外贸易的繁荣，苏州城市人口激增，于是出现了市区向城郊扩展的现象。阊门外南濠之黄家港，明朝时“尚系近城旷地，烟户甚稀”。到了清朝，“生齿日繁，人物殷富，闾阎且千，鳞次栉比”[11]。南濠在明末时，“货物寥寥”，并不是一个热闹的地区，清朝初年以后，这里逐渐“人居稠密，五方杂处”，到了“地值寸金”[12]的程度。一六八五年（清康熙二十四年），康熙南巡时，“南濠为苏州最盛之地。百货所集，商贾辐辏”[13]，已是工商业最繁华的地区了。其他如苏州的盘门（西南门）、葑门（东门），在乾隆初年，还不甚热闹，有人把很华丽的房子“减价求售”，没有人购买；过了五十余年，即乾隆末年，这些地方，已经是“万家烟火”，像那样的好房子，已经是“求之不得”[14]了。

南京（清朝名江宁或金陵）在历史上很早就发展成为我国著名的丝织业中心。到了清朝前期，丝织业更加发展。乾嘉年间超过了苏杭，“民间所产，皆在聚宝门内东西偏，业此者不下千数百家”[15]。南京所产的丝织品名目很多，有绸、缎、纱、绢、罗等品种，质地优良，不仅供朝廷之用，而绝大部分供应国内外市场，故享有“江绸贡缎甲天下”的荣誉。

“机业之兴，百货萃焉”。由于丝织业的发展，作为“织户之附庸”的其他一些工商业，也相应地发展起来。如绸缎的包装行业，以及与包装有关的纸坊，与染丝有关的漂染，和织机有关的机店、梭店、筘店、籰子绺、梭竹店，与织绸有关的桃花、拽花、边线等行业，都十分发达。[16]

此外如书坊，在状元境，“比屋而居有二十余家”，都是江西人所开，“虽通行坊本，然琳琅满架，亦殊可观”。又如南京的纸扇，也“素有盛名”，全城“不下数十家”，但“张氏庆云馆”远近驰名，在扇骨上雕刻字、画，有取红楼女名者，远方来购，其价较高。[17]

在乾隆时代，据统计，江宁城不下八万余户，四五十万人口，“惟皖鄂两省人居十之七，回回户又居土户三之一”[18]。雍正年间，江宁“五方杂处，街市宽阔，巷道四通八达”。每到夜间，“一更二更，街市灯火不断，正买卖吃食之时”。在秦淮河上，“客船游船，往来不断”[19]。乾隆年间，江宁的利涉、武定两桥之间，“茶寮酒肆，东西林立”[20]。道光初年，五亩园地方，“开设茶馆甚多，吃茶闲谈者百十为群。且悬挂雀笼，卖奉水烟”[21]。吴敬梓在所著《儒林外史》一书中，描写江宁的繁华时也指出，“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凑集，金粉楼台”，“大街小巷合共起来，大小酒楼六七百座，茶社有一千余处”，可以想见其繁荣景象。

杭州是吴越的古都，也是南宋的都城。自宋元以来，成为我国三大丝织业中心之一。因为杭嘉湖三府，“桑土饶沃”，“产丝最盛”。从而为杭州的丝织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因而杭州“杼轴之利甲于九州。操是业者，较他郡为尤夥”[22]。

杭州丝织业，集中于东城。“官局民家，凡为缯者”，“东北隅数万千家之男女，俱需此为衣食之谋”。到乾嘉年间，“机坊、机匠，未有若此之盛者”。官营的丝织业，“恒以内务重臣董其事”；民间机户所织绸匹，多运往国外，“以番舶日充贸易者，且遍于远洋绝岛，获利不资”[23]。因此，在东城“机杼之声，比户相闻”[24]，“东园中，轧轧机声，朝夕不辍”[25]。

杭州的锡箔业也驰名全国。康熙年间，城内孩儿巷、贡院后及万安桥西一带，制造锡箔的“不下万家。三鼓则万手雷动”。锡箔这种迷信用品，“远自京师，抵列郡取给”[26]。锡箔有两种：一是银锡箔，色白如银；另一种是金锡箔（亦名黄箔），色黄如金。金锡箔的制作方法是用“银箔搭在竿上，用茅草、松柴发烟熏为度”[27]而成。

乾隆年间，杭州的机匠、染匠、锡箔匠以及桥埠脚夫等大多来自外地，“外郡人民在杭织机、捶箔、摩纸、挑肥营生者众多”。这些受剥削受压迫的劳动人民，不时地起来反抗，使地主官吏们极为恐慌。

杭州的其他工商业也十分发展，如茶叶、藕粉、纺绸、纺扇、剪刀等，还有其他地方运来的商品，如湖州的毛笔、绉纱，嘉兴的铜炉，金华的火腿，台州的金橘、鲞鱼等，“擅土宜之胜，而为四方之所珍者”[28]。因为杭州，“南连闽粤，北接江淮”，所以，福建、广东商人，也到杭州大量收买丝斤，丝绸以及其他货物，“风帆浪泊，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29]，运往世界各地。

到康熙年间，杭州城已经是“广袤四十里”，有十万户人家，五十万人口的“东南重镇”[30]了。到雍正年间，杭州城更加发展，“城廓宽广，居民稠密”[31]，自北关至江头，南北长三十余里。

佛山原来是广州附近的一个小市镇。到宋代，已发展成为我国著名的四大市镇之一。到清代前期，佛山是“岭南一大都会”，“四方之估走如鹜”[32]，工商发展十分繁盛。

佛山主要是一个手工业城镇。其中最著名的是冶铁业，特别是铁锅的生产驰名中外。铁锅分为“牛锅、鼎锅、三口、五口之属，以大小分”。铁锅“贩于吴越荆楚”[33]等南方各省，还大量向国外出口。据雍正年间统计，外国船只大量贩运佛山铁锅。每只船“有自一百连，至二三百连，甚至五百连、一千连者”。每连重二十斤，有三口一连的，有五口一连的。这样算来，每只船少者运二千、四千、六千斤，多者达一万、两万斤，一年“出洋之铁，为数甚多”[34]。不久，清政府下令禁止铁锅出口。

佛山的铁线（即铁丝）也很有名。“铁线有大缆、二缆、上绣、中绣、花丝”等，“以精粗分”。“铁线则无处不需。四方贾客，各辇运而转鬻之”，铁线经过加工后，再制成铁钉，“以熟铁枝制成，大小不一”。到道光时，“铁线行……为最盛，工人多至千余”；“铁钉行……为最盛，工人多至数千”[35]。清人梅璿枢的《汾江竹枝词》描写佛山冶铁业在清代前期繁荣的情况，和冶铁工人的辛勤劳动，“铸锅烟接煼锅烟，村畔红光夜烛天。最是辛勤怜铁匠，拥炉挥汗几曾眠”[36]。

佛山也出产丝织品。但“纱以土丝织成，花样用印。生丝易裂，熟丝易毛，牛郎绸质重而细密，本于女红所自织”[37]，正因为用“本土之丝，则黯然无光，色亦不显。止可行于粤境，远贾多不取佛山纱”[38]。

佛山除铁器业、丝织业外，其他商业、小手工业也很发展。商业如白糖、龙眼、荔枝干、陈皮糖、梅糖榄等“皆贾贩弥市”。小手工业如“灰炉、砖炉、土工、木工、石工、金工”，“钮、针、鞋、帽”、“门神、门钱、金花、蓪花、条香、灯笼、爆花”等，“皆终岁仰食于此”[39]。

清代前期，佛山市面繁荣的盛况，是“万瓦齐鳞，千街错绣。棋布星罗，栉比辐辏，炊烟乱昏，灯火连昼”[40]。雍正时，已“绵延十余里，烟户十余万”[41]。乾嘉时，店铺作坊如林，大街小巷共有六百二十二条。[42]

广州是对外贸易城市，“中华帝国与西方列国的全部贸易都聚会于广州。中国各地物产都运来此地，各省的商货栈在此经营着很赚钱的买卖。东京、交趾支那、柬埔寨、缅甸、麻六甲或马来半岛、东印度群岛、印度各口岸、欧洲各国、南北美各国和太平洋诸岛的商货，也都荟集到此城”[43]。从广州出口的中国商品，主要是茶叶、丝绸和土布；进口的外国商品，最初主要是毛织品、棉花、金属、香料等，十九世纪，鸦片才成为最主要的进口货。许多外国船只都从广州进港，十八世纪下半叶，每年约有几十艘，最多时达八十三艘（清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到十九世纪初增至一二百艘。也有许多中国商船从广州出口，往南洋各地贸易。由于广州的贸易繁盛，故有“金山珠海，天子南库”之称，“富商大贾，各以其土所宜相贸，得利不资”[44]。

广州的丝织业生产也很发达，从江浙一带请来师傅传授，并且从江南贩运一部分丝斤和土丝混合织造，“广纱”、“广缎”，“质密而匀，其色鲜艳，光辉滑泽”，“苏杭皆不及，然必用吴丝，方得光华，不褪色、不沾尘、皱折易直”[45]。广州的丝织工场都集中于上下西关、下九甫等处。

广州一带所产之物品，统称曰“广货”，在国内外享有盛名。广州所产之“珠贝”、“玻璃、翡翠、珊瑚诸珍错”，不但供应封建王公贵族之用，还大量卖与外商出口。

广州最繁华的地区在西城。这里“皆起楼榭，为夷人居停”[46]。另外，“异省商人杂处”[47]，尤其是福建商人贩来的福建商品尤多。南城“多贸易之场”[48]。西角楼地方，“南临濠水，朱楼画榭，连属不断，皆优伶小唱所居，女旦美者鳞次”，是地主豪绅、富商大贾游乐的场所。与西角楼“隔岸，有百货之肆，五都之市，天下商贾聚焉”[49]，故有“东村、西俏、南富、北贫”[50]的谚语。鸦片战争前夕，外国人估计广州的人口已达一百万，“有机会到过广州，走过它的街道，看一下各街道熙攘的情景的人，就会认为此城人口绝不会少于一百万人”[51]。

汉口与武昌、汉阳鼎足三立，号称武汉三镇。后来逐渐合为一体。在明清之际就十分发展。据记载：“商贾之牙侩，丝帛之廛肆，鱼米之市魁，肥其妻子，雄视里闬，下至百家技艺，土木食工……趋利于阛阓者，又未尝不距相错，踵相接也。”[52]

汉口水陆交通方便，为“九省通衢”[53]。不但是湖北之咽喉，而且云贵川湘桂秦豫赣等省货物“皆于此焉转输”[54]。

汉口是淮盐的集散地。每年大批淮盐运来汉口，然后再供两湖、江西、四川、河南等省之食用。[55]当时汉口有“醝商”“咸数十处”[56]。典当业也很发展，乾嘉时有“典商七十余户”，盘剥劳动人民。汉口也是米粮的集散地。它把两湖及四川之米汇集到汉口，然后再供应“江浙商贩之需”[57]。其他如桐油、铁炭等行业也很发展，早在乾隆初年，汉口“盐、当、米、木、花布、药材”[58]等六行最大，各省商人都设会馆。因商业的发展，作为中间剥削人的牙行，在乾隆九年时，“不下数百户”[59]之多。

乾隆时，汉口的仁义、礼智二道，“为通省极繁剧之地。商贾云集，五方杂处”[60]。武昌更为繁华，“水陆之冲，舟车辐辏，百货所聚，商贾云屯……南北两京而外，无过于此”[61]。

汉口在乾隆初年，已有“户口二十余万”。每天消费米谷，不下数千石[62]，乾隆末年，有一次失火，烧掉运粮船一百余只，商客船三四千只，大火两日不息。一八一〇年（清嘉庆十五年）四月，又一次大火，烧了三天三夜，烧毁“商民店户八万余家”[63]。由此可以看出汉口在当时发展繁荣的情况。

北京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它曾作为金元明清四个朝代的京都达八百年之久。清朝前期，北京不仅是政治、文化中心，也是我国北方商业贸易的著名城市。当时北京的交通十分方便，已经初步形成了四通八达伸向全国各地的水陆交通网，这给北京工商业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北京最繁华的地区并不在达官贵人聚集的内城，而是在宣武、正阳、崇文三门外。那些富商大贾，拥有成千累万的资本，在三门以外经营工商业。到乾隆时期，正阳门外大栅栏一带，已经形成了商业林立，市招繁多，小商摊贩蜂攒蚁聚，酒楼茶肆鳞次栉比的热闹去处。

北京的工商业，几乎完全掌握在行帮商人手里。这些行帮商人，企图保持市场的垄断，防止外乡、外行商人竞争，纷纷为开会、存货、订立行规、统一度量衡而设立了商人会馆。乾隆时“各省争建会馆，甚至大县亦建一馆”[64]，以致引起三门以外地基房价的直线上涨。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工商业会馆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到鸦片战争前夕，北京“货行会馆之多，不啻什百倍于天下各外省。且正阳、崇文、宣武三门外，货行会馆之多，又不啻什百倍于京师各门外”[65]。

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上自皇室贵族，下至官僚、地主、商人，都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为了适应剥削阶级的需要，北京工商业走上了畸形发展的道路。北京最发展的手工业，要算珐琅、玉器、雕漆、氆氇等高级奢侈品。与此相反，和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手工业产品当地很少生产，绝大多数仰赖全国各地运来北京。如土布来自山东和河北高阳，纸张来自安徽、福建、江西，烟叶来自关东和河北易县。因此，北京的商业比手工业发达，专供统治阶级消费的手工业比劳动人民需要的手工业兴旺。在乾嘉时期，北京并不是一个生产的城市，而是一个消费的城市。

我们上面所谈的只是八个规模较大的城市商业发展的情况。此外如镇江，在康熙年间，“四方商贾，群萃而错处，转移百物以通有无”[66]。芜湖在嘉庆年间，“附河距麓，舟车之多，货殖之富，殆与州郡埒。今城中，市廛鳞次，百物翔集，文采布帛鱼盐，繈至而辐辏，市声若潮，至夕不得休”[67]。江西景德镇，“列肆受廛，延袤十数里，烟火近十万家，窑户与铺户当十之七，土著十之二三”[68]。湖南郴州，“南通交广，北达湖湘，为往来经商拨运之所。沿河一带设立大店、栈户十数间。客货自北至者，为拨夫、为雇骡；由南至者为雇舡。他如盐贩运盐而来，广客买麻而去。六七月间收焉，九十月间取茶桐油。行旅客商，络绎不绝。诚楚南一大冲会也”[69]。山东济宁，“百货聚集之地。客商货物必投行家，或时值情滞，岂能悉得现银交易，不得不将货物转发铺户”[70]。河北宣化，“市中贾店鳞比，各有名称，如云南京罗缎铺、苏杭罗缎铺、潞州绸铺、泽州帕铺、临清布帛铺、绒线铺、杂货铺。各行交易铺，沿河长四五里许，贾皆争居之”[71]。厦门，“人民商贾，番船辏集，等诸郡县。市井繁华，乡村绣错，不减通都大邑之风”[72]。这些地方，已经是商品经济相当发展的中等城市了。

仅仅商品经济本身的发展，不足造成整个生产方式的变革，但是到了封建社会后期，商业的繁荣、城市的发展、交换的扩大、大量货币的流通仍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对旧的生产方式起了腐蚀和分解的作用，而对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起了促进的作用。

二、农村市场

鸦片战争之前，我国广大的农村中，经济作物的种植不断扩大，农产品商品化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作为手工业原料的经济作物和某些作为商品的农产品，远销全国各地农村和一些大城市，必须通过农村的市场来集中，然后再辗转运往各地销售。而大城市所加工制造的手工业产品，要销售到广大的农村，也运到农村市场集散。这样，农村市场活跃起来，发展起了大大小小的行商和坐贾，也发展起了不少的家庭手工业和雇佣少量学徒工人的小作坊。这种农村市场和城市一起，遍布在辽阔广大的土地上，形成一个商业网。它交流货物，调剂有无，在封建自给自足的社会生活中越来越起着重要的作用。

清朝前期，全国各地的农村市场，因地区不同，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不同，其内容与名称也各有差异。

江苏、浙江的苏松杭嘉湖五府的农村市场，名为市（有些地方称行）镇。一般来说，“市”与“镇”相比，工商业发展的程度上有所不同。“市”多是商贩和“行商”，商业规模较小；“镇”则“坐贾”较多，商业规模较大。因为“镇”的工商业较发展，在经济上对封建统治者来说至为重要，因而要设“官”以收税，设“将”以弹压。所以有人说，有商贾贸易者谓之市，设官将防遏者谓之镇。[73]

如果“市”的工商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也可以上升为“镇”。如苏州府吴江县的盛泽、八斥、梅堰，在明朝嘉靖年间都称市，到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盛泽上升为镇，到康熙中期以后，八斥、梅堰也相继上升为镇。[74]而自明以来工商业就十分发展的震泽镇，到清朝，则由吴江县划出，而称震泽县了。[75]

苏松杭嘉湖是我国商品经济较为发展的地区，农村市场，星罗棋布。许多著名的镇都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有些镇到清代才繁盛起来，成为手工业品和农产品的集散地。

浙江湖州府的乌青镇，本来是乌程县乌镇和桐乡县青镇的合称。两镇原是隔河相望，相距十里，到清朝前期，升平既久，户口日繁，十里以内，居民相接。后来“二镇联而为一”，“因合呼曰乌青镇”[76]。乌青镇因水陆交通方便，成为江浙二省，苏嘉湖三府，吴兴、吴江、秀水等七县的交通总汇。到乾隆年间，乌青镇工商业繁华，“市逵广袤十八里”，“烟火万家”，号称“南浙之门户”[77]。又如归安县之荻冈镇，宋元时成市，明嘉靖年间遭倭寇焚掠，到清朝才恢复并进一步发展，雍正之后，“民物浩穰，烟户约三千数百家”[78]。浙江嘉兴府秀水县之濮院镇，宋建炎以前，原名永乐市，仅一草市。南宋理宗时，改称濮院镇[79]。清乾嘉年间，“居民务织丝绸，亦业农贾，商旅辐辏”[80]，发展成户口万余家的大镇。善化县之枫泾镇，原名牛村市，元朝改枫泾镇，清朝康熙年间，发展成为棉布及染踹中心，乾嘉年间，“物阜民殷，商贾辐辏”[81]。

江苏苏州府震泽县之平望镇，东汉时称乡，宋元间，沿河两岸，“邸肆间列，以便行旅”。明初有“居民千百家，百货贸易如小邑”。明朝弘治年间开始繁华，一直到乾隆年间，“货物益备，而米及豆麦尤多。千艘万舸，远近毕集”。当时人以“小枫桥称之”。震泽镇，元朝时十分萧条，只有数十家居民。明朝成化年间，发展到三四百家，“嘉靖间倍之，而又过焉”。到乾隆年间，“居民且二三千家”，“栋宇鳞次，百货俱集，以贸易为事者，往来无虚日”。严墓市，明初以村名，“时已有邸肆”，而居民只有百余家。嘉靖年间倍之，“货物颇多，始称为市”。乾隆年间，“居民日增，贸易亦益盛矣”。檀邱市，明成化年间，居民只四五十家，“多以铁冶为业。至嘉靖间，数倍于昔。凡铜、铁、木巧、乐艺诸工皆备”。到乾隆时，“居民日增，货物并集，亦颇繁盛”。梅堰市，明初以村名，嘉靖年间，居民五百余家，“自成市井，乃称市”。乾隆年间，“居民货物日盛，俗遂称为镇云”[82]。

江苏松江府嘉定县之南翔镇，“宋元间创，以寺名”，为布商、染踹坊集中之地。乾隆年间，南翔镇已发展到东西长五里，南北宽三里。[83]“商贾云集，烟户众多”[84]，“市易甲于诸镇，商贾争尚侈靡”[85]。宝山县之罗店镇，元朝至元年间里人罗升创建，故而得名。乾隆年间，罗店镇亦大大发展，“东西三里，南北二里，出棉花纱布，徽商丛集，贸易甚盛”[86]。南汇县之新场镇，宋建炎年间，两浙盐运司在此设盐场，北桥税司来此收税，故形成市镇。鸦片战争前，新场镇已“南北街长四五里，东西各二里许”，“歌楼酒肆，商贾辐辏”，有“赛苏州”[87]之称号。

以上江浙地区的许多大镇都坐落在农村中，它们的工商业也都面向农村，但历史上它们不过是些乡僻小市。到明清时代，特别是清代，才成为著名的镇。它们的发展繁盛标志着江浙地区生产和交换的发展，标志着商品货币关系日益深入到广大的农村之中。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个地区，市镇的数目在逐步增加。如：苏州府的震泽县，在明弘治年间，莫江所编的《吴江县志》中，记有平望、黎里、同里、震泽等四镇；县市、江南、新杭等三市。到嘉靖年间，徐师曾所编的《吴江县志》中，亦载四镇，而市增其七，曰八斥、双杨、严墓、檀邱、梅堰、盛泽、庉村。康熙二十四年，屈运隆所编的《吴江县志》，盛泽上升为镇，变为五镇，市又增加了黄溪，仍为七市。到康熙中期以后，八斥、梅堰两市上升为镇，变为七镇五市。因此，到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时，有人针对这种变化的情况指出“盖自明初至我朝，三百余年，民物滋丰，工商辐辏，月异而岁不同，故三志所载市镇，递有增易也”[88]。

松江府之嘉定县，明朝只有南翔、安亭、黄波、罗店、大场、江湾、清浦（一名高桥）七镇。此后，“历年已久，市易为镇者五”，即纪庙、娄塘、新泾、广福、真如等。“行易镇者二”，即徐家行、杨家行。清初以来又增加了外冈、葛隆、月浦三镇。乾隆时再增加了栅桥、方泰市两镇。乾隆时，嘉定县总共已有十九镇。[89]上海县在明朝时，地方志记有吴会镇、乌泥泾、新场镇、周浦镇、龙华镇、三林塘、闵行等十八个市镇。到清康熙年间，新增加了马桥市、梅源市、洋泾市、漕河泾镇等十七市镇，合起来上海县共有三十五个市镇了。[90]

杭州府之海宁县，宋朝嘉定年间，陈耆卿、齐硕等所修的《赤城志》（梁始置赤城郡，此志沿用古名），海宁县只记有一市。到清朝前期，海宁“为市之地二十有四”[91]。

台州府之仙居县，在宋朝所修的《仙居志》上，仙居县只有五个市，万历三十六年（一六〇八）顾震宇所纂的《仙居县志》上，增加为十个市。康熙十九年郑录勋所修《仙居县志》，增加为十三市，到鸦片战争前，仙居县增加为十六市了。[92]

华南地区，如广东省的农村市场不称市镇，而称墟市。墟市的含义在广东各地也不一致。广东东部，“墟市并称”，“谓市为虚”，并无差异。广东中部，则市大而墟小，故“先市而后墟”[93]，有些县分，如东莞县则相反，“大曰墟，小曰市”[94]。

墟市是广大农民与商人进行交易的场所。农民“就近居要地设墟”，“为买贩鱼盐懋迁布粟”[95]，“菽粟布帛，鸡豚酒蔬之属……趁墟贸易”[96]。所以，墟市对广大农民的柴米油盐、衣食服用等日常生活用品的交换，关系十分密切。

劳动人民去市场交易称“趁墟”。交易的日期，因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而有所不同。江南的市镇很多是常市，“一月之中，靡无市焉”[97]。广东的墟市，除少数“逐日市”外，一般都是“有常期”的。有的五日一趁，有的每月“取寅申巳亥为度，三日一趁”，有的每十天四次趁墟不等。总之，趁墟的日期愈多，市场交易愈频繁，说明商品经济愈发展。

在墟市的场地上，大多设有永久或临时性的建筑物，以供商民交易之用。如东莞县的墟市，设有“市肆”（即店铺），顺德县悦来墟，康熙四十七年“里人陈德送出己地建廊”[98]。番禺县黄陂墟，嘉庆十九年（一八一四）“建铺四百余”。石冈墟，有“铺五十余间”。回龙市，“道光己亥年，两乡陆姓建铺四十余间”[99]。嘉庆年间，三水县的墟市，设有“店房”[100]，以备商人存贮货物之用。有的墟市，并“无实铺”，设有简易的临时“墟亭”，“以便买卖”。如潮州府普宁县的溪东仔墟，“无廛舍，逢市架木覆茅，以为贸易”。军埔墟，“无村店，逢市听民架木覆茅”[101]。从化县的墟市，“于村围适中之地，架木为梁，覆茅代瓦，以蔽风雨”[102]。

封建统治者，对墟市商民的交易，进行敲诈勒索，征收繁重的租税。阳山县的墟埠，每年要向政府交纳地皮“租艮三十三两七钱”[103]。乾隆年间，潮州府普宁县流沙溪墟，“有店，民间贸易于此者，每年有官租”[104]。东安县河头、永丰两墟，在康熙二十六年度，征收耕牛交易税十五两正。[105]南海县的墟市，每年向商人征收“坐肆之租”。

广肇潮惠等府，在清前期工商业十分发展，农产品商品化程度很高，尤富鱼盐之利。这一地区，不仅发展起了广州、佛山等著名的城市，作为农村市场的墟市，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

广州府南海县的九江大墟，可与江南的市镇媲美。在清朝前期，九江大墟工商业发展，“货以鱼花土丝为最，甲于邑内”，“次谷、次布、次蚕种、次六畜，五蔬、百果、袭帛、药材、器皿、杂物，俱同日贸易”。紫岩墟，多买卖“棉布、络麻、菽粟、花生、油麸、薯芋、姜瓜、竹缆”等土产品。此外，南海县，还有不少专业化的墟市。如竹墟，“以贩灯笼竹料得名”。瓜菜市，“贩卖瓜菜”。还有菜市、猪谷市、猪仔墟、官窑墟、丝墟、桑市等名称的墟市。[106]番禺县著名的花市，“在珠江之南，有花地，以卖花为业者数十百家，市花于城（广州）”，还有合浦的珠市、罗浮的药市、东莞的香市，合称广东“四市”。[107]东莞县的石龙墟，“商贾凑集，当郡（广州）与惠潮之冲，其民侨寓多，而土著寡”[108]。到乾隆年间，发展成了“邑之北户，交通惠广，商贾如云，而鱼盐之利，蕉荔橘柚之饶，亦为东南诸邑之冠”[109]。东莞县之篁村、石涌、牛眠诸墟市的商人，“渡岭峤，涉湖湘，浮江淮，走齐鲁间，往往以糖香牟大利”[110]。顺德县之龙江墟，专门出卖丝经、线斜、丝斜、纯丝等。

潮州府揭阳县之渡头庵墟，乾隆年间，为“海（阳）潮（阳）揭（阳）澄（海）四邑，商贾辐凑，海船云集”。棉湖市，“人烟稠密，百货聚集之所”。当时，揭阳县共有二十五个墟市为“逐日市”[111]。这说明了农村的商品经济已很发展，交易量大增，许多农村市场上每天都有了商业活动。大埔县石上埠市，乾隆时期，“为闽广要隘，各处贸易者，舟楫至此过山”。三河坝市，“舟楫辐凑……凡鱼盐、布帛、菽粟、器用，诸货悉备”。长兴墟，“上通闽省，下达小河，多产柴炭”。太平墟，“乡民环处，廛舍稠密”。白堠墟，与枫朗（墟）、同仁（墟）相接，“乡民辐凑，市店纵横”。乾隆时，大埔全县共有八个市墟为“逐日市”[112]。饶平县南门街市，“商贾辐凑，诸货毕集”，黄冈市，“依山背海，鱼盐之利，旁及邻邑。通货贸财，颇为繁盛”。大埕所市，“多鱼虾、瓜果、布疋、麻铁”。教场埔墟，“此墟宋元时已有之”，清乾隆时，“其地宽敞，为牛市，通江右、闽汀，诸贾自秋迄春，无日不聚散”。石溪头埠，“海外鱼盐小舟装运至此，三饶之民，以粟易之”。乾隆时饶平全县有十一个市墟为“逐日市”。此外，澄海县有十个墟市为“逐日市”，普宁县有三个墟市为“逐日市”，丰顺县有四个墟市为“逐日市”，惠来县有八个墟市为“逐日市”[113]。

惠州府归善县之东新桥墟，“有货船二十余，贸易繁盛”[114]，龙川县之坪越墟，“业粗纸及石灰”。黄洞墟、果埔墟，“业薪竹”。河门潭墟“业杉木”[115]。陆丰县之乌市，“多贸易海产”[116]。东海滘墟，“枕山面海，园廛林木，鱼盐唇蛤，无不毕集。又兼闽商海贾，阜通货贿，其利甚溥”[117]。

肇庆府广宁县之石狗墟，为广宁通四会之要道。自乾隆四十八年开墟，“贸易者日众，往来船只络绎”[118]。广宁县各墟市，多南海、顺德、三水、高要等县的商人在活动。这些商人，“懋迁货物，如绸缎、布疋以及山珍海错，与各色服食之需，皆从省会、佛山、西南陈村各埠运至，非本土所有”[119]。

此外，如南雄州的阳山县，多产煤炭。靠近矿山附近的墟市，日渐增多。煤炭工人日常“所需酒米、茶盐、菜蔬、鱼肉、油烛、器皿等项，听与附近墟阜及就地铺家肩贩人等，公平贸易，则开张店铺既得因开采人多，以销售其货”[120]。罗定州之东安县，“山多产铁，向设炉座，或煽或停。盐则归总埠销售，二者皆非土著之民”。这些人所需之“菽粟、布帛、鸡豚、酒蔬之属，不过趁墟贸易”[121]。韶州府之乳源县营埠市，“异省商民杂居五百余家，水陆通郴桂各处。出棉花、芝麻、葛芋，交通最繁，商总多粤西人”[122]。

鸦片战争以前，广东的墟市数目有很大增长，这反映了农村商业的日趋活跃。其增长情形见下表。

清代广东墟市数目增长表

注：此表根据清代广东各府州县地方志中所列墟市数目制成。

北方农村市场的情形可以山东作为代表。清代，山东的工商业相当发展，出现了济南、济宁、临清等繁荣的城市。农村种植经济作物的也很多，如鲁西南一带种植烟叶，鲁中一带山区种柞养蚕，还有一些地区种植棉花，如清平县种棉“连顶逼塍”、“过于种豆麦”。每到新棉上市，各处集市，“四方贾客云集，每日交易，以数千金计”[123]。但总的情况，远远落后于长江下游苏杭嘉湖，也赶不上广东珠江流域的繁盛农村市场。

山东的农村市场，或为集市，或为庙会。乾隆年间临清直隶县志上说：“定期者曰集，不定期者曰会。”与广东的墟市含义相同，“四乡各有集，南方所谓墟也”[124]。集和墟，就是农村进行贸易，时聚时散的场所。南方广东等地“从散”而称墟（虚），北方山东等地“从聚”而称集。农民去农村市场进行交易称“赶集”或“赶会”。

山东的定期集市，最普遍的是“市一六日”、“市二七日”、“市三八日”、“市四九日”、“市五十日”等这样排列组合，辗转轮回地五日一集。间或有十天四集的。如康熙时齐东县的石家店集，“每月逢一、四、六、九日”[125]为集。长山县周村集，“三八日小集，四九日大集”[126]。陵县的神头镇集，原来是“二七大集”，到康熙时，因“二七相距日远”，后经地方士绅商议，“益以四九两市”，“名曰小集”[127]。道光时，长清县，有张夏等十集为“大集”，潘村等二十六集“皆为小集”。都是五日一集。独有仁里集，“每十日有一六三八”，称“中集”[128]。

除定期的集市之外，还有“庙会”。赶“庙会”期间，比集市更加热闹喧嚣。道光年间，武城县“集之外有会，四方商民，辐辏于此，视集物陈肆，又倍蓰焉”。其实“庙会”也有定期，不过不是几天一次，而是一年一次，会期数天。“集”适应于农村的频繁交易，规模较小，故短期内轮流，可使交易经常化。“庙会”适应交通不便和农业季节性的特点，每年一二次，多在农闲时，会期较长，交易的规模较大。以武城县为例，城隍庙会，为每年“二月初二日起，初六日止”，会期五天。子游庙会，每年“三月二十日起，二十三日止”，会期四天。娘娘庙会，则每年“四月二十二日起，二十五日止”，“十月初十日起，十三日止”[129]，两次会期。也有三日会期的，如平原县什方院等九个庙会，每年“俱大会三日”[130]。有按季节赶庙会的，都在夏冬农闲季节。如乐陵县的西关庙会，称为“夏会”定为“五月十三日至十七日”麦收、夏种之后为会期。北关庙会，称“冬会”，定于“十月十三日至十七日”[131]秋收之后、初冬季节赶庙会。每到赶庙会时节，大小男女，老弱妇幼，“四方云集，平地张幕，画界成巷，炫采居奇，以相贸易”[132]。除庙会之外，山东还有“山会”。如诸城县的百龙山会，“每岁二月朔日，十月望日，百货毕集，即地列肆，五日而罢。土人云山会也”[133]。

山东的集市，有“官集”与“义集”之分。所谓“官集”，即由封建官府设的集市，“集场设有额课”者为“官集”。所谓“义集”，由民间设立，“免其课程”者，为“义集”。“官集”设有“官牙”，向封建政府领有牙帖，也称“领司帖”集。“义集”不设牙行，由民间自行交易，或设“私牙”，不领牙帖，也称“无帖”集。山东集市，以规模的大小，交易的多寡，又有大小集之分。一般说来，大集，多“官集”，小集多“义集”。“义集”与“官集”，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义集”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上升为“官集”[134]。集市根据交易额的多少，每年向封建政府交纳一定的税银，称“课税”，也称为“交易银”。如以乾隆年间乐陵县的十六个集市为例，多者一集“年征税银三十六两二钱九分七厘五毫”，少者一集“年征税银二两四钱二分二厘五毫”不等。十六集合计，年征“课税银九十七两八钱五分”[135]。有些“义集”，名义上不向封建政府交税，规定“永禁税课”，但也交纳一定的“交易银”作为集市的经费开支。

集市进行交易，必须经过中间人“评议市价”。这种中间人，叫“经纪”或称“牙人”。“牙人”又有“官牙”、“私牙”之分。“官牙”要通过向官府申请，发给牙帖，方能充当。牙人在交易中，收取佣金，从中渔利。清初牙帖由各州县衙门发给，帖有定数，税有定额。长清县丰齐集等十集，共有“布、花行帖十张，牛驴行帖五张”[136]。乐陵县花园等六集，年交“牛驴税六十两七钱七分”，“牙杂银六十七两八钱七分”[137]。临邑县的集市，年交“牛驴税银十五两八钱八分一厘”，“牙杂税银三两三钱八分一厘”[138]。许多地区，地痞流氓和衙役勾结，任意滥发牙帖，随便征收税银，商民深受其苦。雍正年间，临邑县集市的牙帖，“岁有增加”，本来集市上的“杂货小贩，向来无借牙行者，今概行给帖，而市井奸牙，遂借此把持，抽分利息”。因此，“集场多一牙户，即商民多一苦累”。为了防止滥设牙行的弊端，清政府“额设牙帖，俱由藩司衙门颁发，不许州县滥给，所以防增添之弊，不使贻累于商民也”[139]。

一般来说，“官牙”只有在“官集”上才设立，而“义集”系无税集市，理应不准设置。但随着交易的频繁，义集上出现了未经官府允许的“私牙”。为了抵制私牙的滥收税额，剥削商民，往往由集市自行设置牙行经纪。如陵县神头镇的四九小集，由“镇间士民公议，设官斗二枚，官秤一枝，牲口经纪二人”，至于“充行人役，必镇民公议忠实之人，皆由雇充”。这样“既不领押帖完课税，自无从借口官例，鱼肉商民”[140]。齐东县的九扈镇义集，也是自己“雇觅斗秤人役，在集应役，并不取集场分文。商民办税，十有余年，一方称便”[141]。

在清朝乾嘉道时期，山东集市在数量上与以前比较也有所增加，但与江南的市镇与广东墟市比较，增长较为缓慢。章邱县在乾隆二十年时，有集市四十五处，到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只增加了三处。长山县在康熙五十五年时，有集市二十一处，到嘉庆时上升到三十七处。临邑县在康熙五十二年时，有集市十四处，到道光年间上升到十九处。长清县在康熙十一年时，有集市二十七处，到道光时上升到三十七处。高苑县在康熙五十五年时，仅有集市五处，到乾隆二十二年时上升到十处。诸城县在康熙十二年时，有集市三十六处，到乾隆二十九年时仍为三十六处。潍县在康熙时有集市十九处，到乾隆时上升为二十四处。平原县在明万历十八年时，有集市十七处，到乾隆十四年时上升为二十七处。[142]

山东的集市与以前比较，交易更加频繁，人口更加增多，但与江南、广东相比则较为落后。如邹平县，在康熙时，“僻处山隅，不通商贾，民间逢集贸易，不过粮食牛驴等项”[143]。高苑县的窑王庄集，“而市亦无他货，徒嚣嚣者，贸丝粜粟而已”[144]。淄川县是手工业比较发展的地区，到乾隆年间，还是“舟车不至，商贾罕通，落落市廛，不过卖丝粜谷而已”[145]。齐河县，一直到乾隆时，还是“四关及各乡，非定期不集，非集不得贸易，且花布鸡豚粮草果蔬之外，无他奇货”[146]。这种情况说明北方的农村经济比较落后，自给自足的特点更加明显。即是集市上有一些商品交换，也基本上限于自身的生活必需品的交换。有的地方，如章邱县的一些穷乡僻壤，劳动人民还是“有白首不至城市，不见长官者”[147]。

山东也有市镇的名称，而且镇集分开。如济阳县，乾隆年间，城关除外，就有回河镇、夏口镇等十三个镇。惠民县也有清河镇、永利镇等十六镇。康熙年间，肥城县也有沙沟镇等五处。道光年间，章邱县也有旧军镇、明水镇'等十八处。但规模不大，人口不多，商业也不够繁荣。“即镇集往来处所，亦不满百家”[148]。只有少数的市镇，可和南方市镇媲美。如号称“齐鲁间巨镇”，素产柞蚕丝绸的长山县周村镇，就是其中之一。“相传镇之设，已百有余年”，大约从明末清初就开始了。到嘉庆年间，周村“烟火鳞次，泉货充牣，居人名为旱马头”。为什么叫“旱马头”呢？“马头者，商贾往来停泊之所。若汉口、佛山、景德、朱仙镇之属”。因为周村“不通水路，无巨舰飞艟，破浪翻风之概，故号之曰旱马头”。镇西的兴隆街最为繁华。这条街上，“琳宫宝刹，阛阓肆厂，咸依绕岸，而服贾牵牛，负贩而过者，日不啻千百计”[149]。乾隆三十九年，修周村镇的天后阁，“工作鸠庀，约费六千余金，皆出自外省本省客商”[150]。由此可见，周村镇在乾嘉年间商业之繁荣昌盛。另一个是东阿县的张秋镇，“枕寿张、阳谷之境，三县之民，五方之商，辐辏并至”[151]。“襟带（东）阿阳（谷）寿（张）三邑，为南北锁钥”[152]。张秋镇元朝时名景德镇，当时“占籍镇中者，仅八家为市”。到明朝弘治年间，运河决口，惨遭湮没。重新建镇后，改名安平镇。明末改称张秋。清朝康熙、乾隆时期，张秋镇已是“幅员数里，自南而北，则漕渠贯其中”。这里有几十条街巷，二十七个专业化市街，“为行者二三十而有奇”，牙人有“二百八十而有奇”，每年收牙税，“为缗者，二百金而有奇”[153]。张秋镇的南京店街，“盛时江宁、风阳、徽州诸缎铺，比屋居焉。其地百货亦往往辐辏，乃镇之最繁华处”[154]。此外，还有历城县的泺口镇、陵县的神头镇、博山县的颜神镇，都是较繁荣的市镇。

总上来看，清朝前期的农村市场，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商品交易频繁的程度上，已大大超越于明朝，就以鸦片战争前的乾嘉道与清初的顺康雍来比较，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农村市场的活跃和数量的激增，是农村经济作物大量种植、农产品商品化，以及城市商业、手工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农村不仅是城市的广阔市场，而且是为城市提供手工业原料与生活资料的基地。所以，城市经济的高度发展，是与农村市场的活跃密切相关的。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清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大体上来说，自然条件较优越的东南各省，要比荒旱频仍的北方各省发展；而交通闭塞的内地（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地区），要比沿江（河）、沿海（特别是东南沿海各地）一带落后得多。在大的范围内的不平衡之中，也还有小的不平衡。就是在自然条件较好、交通十分方便的南方某些县里，也是有的地区农村市场非常发展，有的山区还处在刀耕火种、以物易物的状态之中。

就全国范围来看，各地的农村市场，虽然较前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还没有突破自然经济的范畴，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一方面既要看到农村中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村集市的增多；但另一方面，对落后的地区也不能视而不见。对于农村市场作过高的估计，片面地夸大了农村市场的繁荣，是不科学的。

注释

[1]《乾隆淮安府志》卷十三，《盐法》。

[2]《清朝野史大观》卷十一，《觚令之解国》。

[3]丁宝桢：《四川盐法志》卷首，雍正元年八月上谕。

[4]参见徐珂：《清稗类钞》，第二册，《大虹园之塔》。

[5]参见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九、卷一、卷十三。

[6]参见《嘉庆扬州府志》卷二，《巡幸》。

[7]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五册，《苏下》；曹自守：《吴县城图说》。

[8]《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三，沈寓：《治苏》。

[9]孙嘉淦：《南游记》卷一。

[10]《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三，沈寓：《治苏》。

[11]徐熙麟：《熙朝新语》卷十六。

[12]顾公燮：《消夏闲记摘钞》中册，《芙蓉塘》。

[13]顾公燮：《消夏闲记摘钞》中册，《芙蓉塘》。

[14]叶梦珠：《阅世编》卷四，《宦迹》。

[15]甘熙：《白下琐言》卷八。

[16]参见甘熙：《白下琐言》卷二。

[17]参见甘熙：《白下琐言》卷二。

[18]《同治上江两县志》卷七，《食货》。

[19]《雍正朱批谕旨》，第十二函，第六册，雍正七年三月，江南安徽布政使噶尔泰奏。

[20]余怀：《板桥杂记》。

[21]喻德渊：《默斋公牍》卷下，《禁添设茶馆示》。

[22]杨文杰：《东城记余》卷上，《机神庙碑》。

[23]《光绪仙居县志》卷十一，张丽生：《杭州机神庙碑》。

[24]厉鹗：《东城杂记》卷下，《织成十景图》。

[25]《光绪仙居县志》卷十一，张丽生：《杭州机神庙碑》。

[26]《康熙杭州府志》卷六，《物产》。

[27]《治浙成规》礼集，乾隆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杭城救火抢火等各事宜》。

[28]陆以湉：《冷庐杂识》卷八，《土物》。

[29]《康熙钱塘县志》卷二，《城池》。

[30]《康熙钱塘县志》卷七，《风俗》。

[31]《雍正朱批谕旨》，第十四函，第一册，雍正四年八月，浙江巡抚李卫奏。

[32]《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一，《佛山镇论》。

[33]《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六，《物产》。

[34]《清雍正上谕内阁》，雍正九年十二月初四日，广东布政使杨永斌奏。

[35]《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六，《实业》。

[36]《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十五，《艺文》，梅璿枢：《汾江竹枝词》。

[37]《乾隆广州府志》卷四十八，《物产》。

[38]《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五，《风俗》。

[39]《道光南海县志》卷八，《舆地》四。

[40]《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十一，《艺文》下，梁序镛：《佛山赋》。

[41]《雍正朱批谕旨》，第十六函，第四册，雍正十一年三月，广东巡抚杨永斌奏。

[42]参见《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一，《疆域志》。

[43]Chinese Repository, Vo1.Ⅱ，1833，p.294.

[44]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

[45]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

[46]《道光香山县志》卷二二，《纪事》。

[47]《乾隆广州府志》卷十，《风俗》。

[48]《道光南海县志》卷八，《风俗》。

[49]《道光南海县志》卷八，《风俗》。

[50]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七，《宫语》。

[51]琼斯塔德：《关于在中国的葡萄牙居留地和罗马天主教会的历史概述》，284页。

[52]《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一二〇，武昌府部，《汇考六》。

[53]《清高宗实录》卷二四七。

[54]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

[55]参见黄钧宰：《金壶浪墨》卷一，《盐商》。

[56]范锴：《江口丛谈》卷三。

[57]《清高宗实录》卷二四七。

[58]《光绪武昌县志》卷三，《风俗》。

[59]晏斯盛：《楚蒙山房集》奏疏，乾隆九年：《清厘牙行》。

[60]《嘉庆丹徒县志》卷二一。

[61]晏斯盛：《楚蒙山房集》奏疏，乾隆九年：《清厘牙行》。

[62]参见《皇朝经世文编》卷四，乾隆十年，晏斯盛：《请设商社疏》。

[63]钱泳：《履园丛话》卷十四，《汉口镇火》。

[64]汪启淑：《水曹清暇录》卷十。

[65]道光十八年《北京颜料行会馆碑》。

[66]《康熙江南通志》卷九。

[67]《嘉庆芜湖县志》卷一，《风俗》。

[68]《道光浮梁县志》卷二，《风俗》。

[69]《嘉庆郴州总志》卷二一，《风俗》。

[70]《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二，《风俗》。

[71]《康熙宣化县志》卷十五，《风俗》。

[72]《道光厦门志》卷十五。

[73]参见《乾隆震泽县志》卷四，《镇市村》。

[74]参见《乾隆震泽县志》卷四，《镇市村》。

[75]参见《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

[76]《同治湖州府志》卷二二，《村镇》。

[77]《乾隆乌青镇志》卷二，《形势》。

[78]《同治湖州府志》卷二二，《村镇》。

[79]《濮院纪闻》卷一，《总叙》。

[80]《嘉庆嘉兴府志》卷四，《市镇》。

[81]《嘉庆嘉兴府志》卷四，《市镇》。

[82]《乾隆震泽县志》卷四，《镇市村》。

[83]《乾隆嘉定县志》卷一，《市镇》。

[84]《清高宗实录》卷八三四，乾隆三十四年五月。

[85]《乾隆嘉定县志》卷十二，《风俗》。

[86]《乾隆嘉定县志》卷一，《市镇》。

[87]《光绪南汇县志》卷一，《疆域志》。

[88]《乾隆震泽县志》卷四，《镇市村》。

[89]参见《乾隆嘉定县志》卷一，《市镇》。

[90]参见《康熙二十二年上海县志》卷一，《镇市》。

[91]《光绪海宁县志》卷三，《市镇》。

[92]参见《光绪仙居县志》卷七，《建置、坊市》。

[93]《道光新会县志》卷四，《墟市》。

[94]《嘉庆东莞县志》卷九，《坊都附墟市》。

[95]《康熙龙门县志》卷二，《疆域》。

[96]《乾隆东安县志》卷一，《风俗》。

[97]《光绪海宁县志》卷三，《市镇》。

[98]《咸丰顺德县志》卷五，《墟市》。

[99]《同治番禺县志》卷十八，《墟市》。

[100]《嘉庆三水县志》卷一，《墟市》。

[101]《乾隆潮州府志》卷十四，《墟市》。

[102]《雍正从化县志》卷一，《疆域》。

[103]《乾隆阳山县志》卷五，《墟埠》。

[104]《乾隆潮州府志》卷十四，《墟市》。

[105]参见《康熙东安县志》卷四，《食货》。

[106]参见《道光南海县志》卷十三，《建置略》。

[107]参见《乾隆番禺县志》卷十七，《风俗》。

[108]《雍正东莞县志》卷二，《风俗》。

[109]《乾隆广州府志》卷二，《舆图》。

[110]《乾隆广州府志》卷十，《风俗》。

[111]《乾隆潮州府志》卷十四，《墟市》。

[112]《乾隆潮州府志》卷十四，《墟市》。

[113]《乾隆潮州府志》卷十四，《墟市》。

[114]《康熙归善县志》卷九，《政经志》。

[115]《乾隆龙川县志》卷五，《风俗》。

[116]《乾隆陆丰县志》卷二，《墟市》。

[117]《乾隆陆丰县志》卷九，《赋役》。

[118]《道光广宁县志》卷十六，《抄录杂志》。

[119]《道光广宁县志》卷十二，《风俗》。

[120]《乾隆阳山县志》卷六，《矿冶》。

[121]《乾隆东安县志》卷一，《风俗》。

[122]《康熙乳源县志》卷四，《街市》。

[123]《嘉庆清平县志》，《户书》。

[124]《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卷二，《市衢》。

[125]《康熙齐东县志》卷一，《镇集》。

[126]《嘉庆长山县志》卷一，《市集》。

[127]《道光陵县志》卷十七，《金石》。

[128]《道光长清县志》卷二，《风俗》。

[129]《道光武城县志》卷二，《城市》。

[130]《乾隆平原县志》卷二，《建置》。

[131]《乾隆乐陵县志》卷一，《市集》。

[132]《嘉庆禹城县志》卷四，《街市》。

[133]《乾隆诸城县志》卷五，《疆域》。

[134]《康熙长山县志》卷一，《市集》。

[135]《乾隆乐陵县志》卷二，《课税》。

[136]《道光长清县志》卷五，《杂税》。

[137]《乾隆乐陵县志》卷三，《课税》

[138]《道光临邑县志》卷三，《杂税》。

[139]《道光临邑县志》卷三，《杂税》。

[140]《道光陵县志》卷十七，《金石志》。

[141]《康熙齐东县志》卷八，《详文》。

[142]山东各县的集市数目，均采自各县的地方志。

[143]《康熙邹平县志》卷七，《详文》。

[144]《康熙高苑县志》卷二，《集市》。

[145]《乾隆淄川县志》卷二下，《乡村》。

[146]《乾隆齐河县志》卷二，《衢市》。

[147]《道光章邱县志》卷五，《赋役》。

[148]《康熙日照县志》卷三，《乡里》。

[149]《嘉庆长山县志》卷十三，《记》，嘉庆三年邑孝廉王衍霖：《周村重修兴隆桥碑记》。

[150]同上书，乾隆三十九年，邑令闽县叶观海：《天后阁记》。

[151]《道光东阿县志》卷二，《镇集》。

[152]康熙九年修乾隆三十二年补《张秋志》，《林芃序》。

[153]康熙九年修乾隆三十二年补《张秋志》卷六，《课税》。

[154]康熙九年修乾隆三十二年补《张秋志》卷二，《街市》。

第二册

第八章　清代的阶级结构和十八世纪前期的阶级斗争

第一节　阶级和等级

在阶级社会里，人们分属于各个不同的阶级和阶层。阶级的结构、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和彼此的斗争，决定着社会的面貌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因此，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必须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剖析各阶级的地位、利益、特性，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力量对比以及盛衰兴替，才能够深入理解阶级社会的各个时期的历史，而不致被各种纷乱繁杂的历史现象所迷惑。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1]

人们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不同，这是区分阶级的主要标志。因为，它决定着各个社会集团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决定着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经济上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在政治上也居于统治地位。它们利用经济和政治的优势可以去占有、掠夺被统治阶级的劳动果实，使社会分裂成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两大阵营的对立。人们的不同的阶级地位决定着他们的不同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

在封建社会中，存在着地主和农民两大阶级的对立。封建社会的历史，围绕着这一基本轴线而展开。但是地主阶级内部还有不同的阶层，他们之间有着不同的利益和意志，或相勾结，或相争夺。在农民内部也有自耕农、佃农、雇农以及富裕农民和贫苦农民的区别。地主和农民两大阶级之外还有商人、手工业主、手工业工人、游民、贱民、奴婢等等。

在古代，众多的阶级、阶层错综地、层累地构成了自上而下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多层阶梯。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常常表现为复杂的等级制度。就像《共产党宣言》中所说：“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第。”[2]列宁也说过：“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阶级的差别也是用居民的等级划分而固定下来的，同时还为每个阶级确定了在国家中的特殊法律地位。所以，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以及农奴制社会）的阶级同时也是一些特别的等级……社会划分为阶级，这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共同的现象，但是在前两种社会中存在的是等级的阶级，在后一种社会中则是非等级的阶级。”[3]

所谓“等级”，是由国家以诏旨和法律的形式允准和承认的、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社会集团。这些社会集团的经济、政治地位大相径庭，即使同一阶级内的各个等级也不是平等的。专制皇帝处在多层的等级宝塔的尖顶，他的地位至高无上，权力无限膨大，生杀予夺，“天下莫予毒也”。在他一人之下，清代社会的最高等级是皇室、贵族和官僚，尤以满蒙贵族最为显赫。清朝的皇族，凡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世（清朝追尊显祖）的直系子孙，都是宗室，系金黄色带子为标志，称“黄带子”；塔克世叔伯兄弟的旁系子孙，都是觉罗，系红色带子为标志，称“红带子”。宗室、有功者得封爵，爵位依次为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无爵位者称闲散宗室。有清一代，王爵“世袭罔替”的有十二家，即开国初期的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郑亲王（济尔哈朗）、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承亲王（硕塞）、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克勤郡王（岳托）。其后，康熙子允祥封怡亲王，道光子奕䜣封恭亲王、奕譞封醇亲王，还有乾隆子永璘封庆亲王，其孙奕劻，清末封亲王，加“世袭罔替”。这十二家各以特殊的功勋和其他缘故，世袭亲王。其他亲、郡王则世降一等。膺封王、公等高级爵位的还有许多满蒙贵胄，或以姻亲，或以功勋。汉人自“三藩”叛乱后，无封王者，封爵依次为公、侯、伯、子、男。这批王公贵族，得到朝廷的恩荫赏赐，拥有富厚的家财，田连阡陌，奴婢成群，他们是社会的统治者和寄生虫。但应该指出：宗室觉罗、贵族功臣的末裔旁支，封爵递降，日趋衰败没落，他们虽然还保留着黄带子、红带子的身份，名义上享有特权，但大多数人谋生无术，坐吃山空，穷困潦倒，和普通的旗民情况相同。

还有一批职位较高的现任官吏与退职官吏，他们席丰履厚，财多势大，为官则营私枉法，居家则鱼肉乡里。这些人构成官僚集团，与贵族世爵一样，属于高高在上的等级，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权，在法律上、礼制上，他们的地位高出于平民百姓。还有各地的绅衿，虽未出仕，可是或者祖辈是官僚，或者捐纳得虚衔，或者考上了秀才、举人，他们在诉讼和纳税方面也有一定的特权。总之，贵族、官僚、绅衿一般拥有较多土地，依靠政治势力，巧占豪夺，官爵越高，财富也就越多。

从根本上说，清政府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它同这类拥有特权的地主、官僚在政治上是一致的。贵族、官吏、绅衿地主在封建政权的庇护下，才能够横行乡里，欺压良善，而清政权也把这批拥有特权的地主作为自己的统治基础，需要赢得他们的拥护和支持。可是，特权地主暴虐不仁，贪得无厌，为非作歹，常常激起人民的反抗，扰乱地方治安。有时，他们的势力膨胀，又会削弱清朝中央的统治，影响、减少政府的税收。因此，清政府和他们又有一定的矛盾。清朝允许贵族、官僚、绅衿们享有法定的权利，但又采取某些抑制政策，限制他们的法外权利。如：禁止官绅暴力夺田；规定官员生监只免本身一人之丁银；限制他们优免赋役的范围；惩办拖欠钱粮的缙绅地主；禁止乡绅压佃为奴、压良为贱；禁止私置板棍、擅责佃户等等。因此，贵族官僚地主和绅衿地主的权利和势力比明代大为削弱。当然，清朝的限制措施是很不彻底的。缙绅大户欺压农民以致欺压庶民地主的事例，层出不穷。农民遭到“大户苛派诈害，不啻几上之肉”[4]。官府收取田赋时，也往往“以小户之浮收，抵大户之不足”[5]。

与贵族、官僚、绅衿地主并存的是大批无特权的庶民地主。经过明末农民大起义以后，再加上在清廷奖励垦荒的政策下，这类庶民地主有所发展。清初，农村中一些较富裕的自耕农或佃农，从明末特权地主的暴力掠夺和赋役转嫁的压迫下，得到一定程度的解脱，经济地位上升。他们起初，或因劳动力较多较强，或因耕作经营得法，或则凭借优越的自然条件，零星地积累财富，购进土地，由贫到富，由小到大。当他们占有的土地超过自家劳动力所能承担的界限时，就雇工耕种，或出租土地。量变终于引起质变，他们的阶级地位也就发生变化，从自食其力的农民变成为剥削他人的地主。清代的文献资料中，有“力田发家”的记载。所谓“力田”，往往不仅仅依靠自家的劳动，作为地主阶级，在发家致富的过程中总是要剥削佃农和雇工的剩余劳动的。但这些地主，起初也是贫穷农民，有许多是从外地流徙到异乡垦荒谋生的，他们并没有政治特权，却能勤苦力田，节衣缩食，积攒余钱剩米，逐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而发家致富。当然，能够上升为地主的农民仅是极少数，而大多数农民则在两极分化中更加贫困化。清代前期由于地广人稀，荒地很多，劳动力较强的农家易于扩大种植面积，因此，庶民地主有较大的发展。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清代文书契约、鱼鳞册、编审册、分家文书中，有大量的中小地主，占地在一百亩上下。他们主要是依靠经济力量购买土地，由于财力所限，每次购入土地的数量不多，土地累积的速度较慢，往往要经历几十年、上百年方能积聚大批的土地和财富。他们和贵族、官僚、缙绅地主依恃政治特权，鲸吞土地、迅速发家是有明显区别的。这类庶民地主，加上商人、自耕农、佃农、手工业者、士兵等人，在清代法律中都称作“凡人”，也就是俗称的“平民”、“百姓”。它是人数最多、内涵极为复杂的等级，也是清朝主要的纳税者、服役者和统治对象。“凡人”中既包括像庶民地主那样的剥削者，又包括大量的劳动人民。所有“凡人”的权利义务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彼此没有隶属依附关系。“凡人”中的剥削者并不享有国家赋予的特权，“凡人”中的被剥削者从法理上说享有人身自由，并有应试科举、担任官职的权利；但实际上，“凡人”中的各种成员经济条件很不相同，地主富商在政治上和贵族、官僚、绅衿一个鼻孔出气。清政府实行捐纳制度，地主富商可以捐银纳粟，买得一官半职而跻身于绅衿之列。

清代的租佃制日益发展，佃农是人数众多的基本劳动者。在我国的地主经济制度下，劳动者并不紧密地附着于土地，清代的佃户一般可以离开土地，自由迁徙。流民力田觅食，律无禁条。地主阶级虽拥有地权，却并不能任意支配承租其土地的农业劳动者。佃户与地主的人身隶属关系，较之前代更为松弛。佃户在经济上依附于地主，而在政治上、法律上与庶民地主一样，同属“凡人”。他们之间应该是收租者与纳租者的契约关系。清律上规定：佃户与地主“平日共坐同食，彼此平等相称，不为使唤服役”、“并无主仆名分”。当然，由于佃农在经济上贫穷无力，因此社会地位必然低下。在实际生活中，地主拥有不同程度的超经济特权，欺压凌辱佃户的行为，极为普遍。

一七二七年（清雍正五年），河南巡抚田文镜鉴于绅衿地主视佃户为奴隶，私刑拷打，淫其妇女，佃民饮恨吞声，地方官徇私纵虐，弊害甚深，请求朝廷立法禁止。后由吏部、刑部议定限制地主虐待佃户的条例。雍正皇帝在同意这一限制的同时，提出应防止佃户拖欠地租和轻慢地主。最后，吏部和刑部议定例文如下：“凡不法绅衿私置板棍，擅责佃户者，乡绅照违制律[6]议处，衿监吏员革去衣顶职衔，杖八十。地方官失察，交部议处；如将妇女占为婢妾者，绞监候。地方官失察徇纵及该管上司不行揭参者，俱交部分别议处。至有奸顽佃户拖欠租课，欺慢田主者，杖八十，所欠之租照数追给田主”[7]。这是清代封建法典中明确规定的主佃关系的准则。它的前一段，禁止绅衿仗势责打佃户、奸占妇女，保护佃户的人身不受随意侵犯，削弱了地主阶级超经济强制的权力，使主佃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松弛；它的后一段又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和尊严，以政权力量勒追拖欠的地租，保障地主阶级法定的剥削权利，保护封建的土地私有制。

清代法律中，低于“凡人”的还有“雇工人”和“贱民”。“雇工人”不是自由的人，它对雇主有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在法律上，雇主与雇工人犹如家长和子孙卑幼的关系，雇工人服从雇主的使唤，不得违犯“教令”，其劳动带有一定程度强制的性质。清代，随着经济的发展，雇佣关系逐渐普遍，不断地修改“雇工人”的律例，使其应用的范围渐趋缩小，使大批农业雇工摆脱了“雇工人”的法律地位，而以“凡人”科断，向着自由的雇佣劳动者过渡[8]。

清代，处在社会最底层的是“贱民”。民、军、商、灶，称为“四民”，其下还有贱民。“四民为良，奴仆及倡优隶卒为贱”。区分良贱是重要的等级界线，是待人处事的原则。

“贱民”中最底层的是奴婢，清代社会虽然已经发展到封建的后期，但奴隶制残余仍很浓重，蓄奴养婢之风极盛，“仕宦之家，僮仆成林”[9]。奴婢的地位最低，没有人身自由，只能听凭主人的役使虐待，和牲口一样。所谓“奴婢贱人，律比畜产”。清代奴婢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入关前后战争中所获的俘虏；二是入关以后汉人投充为奴；三是有罪发遣为奴；四是贫民卖身为奴。清初，前两种占极大数量，到后来，典身卖身成为奴婢的主要来源。如《红楼梦》中晴雯、袭人、鸳鸯以及芳官、龄官都是价买来的丫头和伶人。当时，为供应达官贵宦人家对奴婢的需要，出现了专门贩卖人口的职业和市场。如“苏郡有等囤户，见穷人家女儿，即行谋买，在家蓄养，贪得多金，卖与远省为妾为婢。离人骨肉，陷人终身，莫此为甚”[10]。有的地方，每逢集期，“百货俱陈，四远竞凑，大至骡马牛羊奴婢，小至斗粟尺布，必于其日聚焉”[11]，也有的地方，因水旱灾荒，贫苦人家不得不鬻儿卖女。如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大同、宣府等处，连岁荒败，贫民卖鬻男女，幼稚不过数百文，丁壮不过银一二两，闻者伤心……大车小车，络绎而来，辗转贩卖”[12]。还有的地方，贩奴活动很猖獗，人口贩子组成集团，勾结官兵胥吏，施用拐骗、绑架、掠夺手段，明目张胆，为所欲为。如四川，“有一种棍徒，名为土豹，聚数十人，抢掠妇女。用棉塞口，装入口袋，背负而奔，号为开堂子。由川江用船满载，掠往湖北贩卖。所过关口，长随胥役，得钱私放，路人目击不敢过问，州县虽知，亦皆缄默”[13]。

奴婢和雇工人都是被编制在宗法家长制体系下的受压迫者，而奴婢的地位更加低下。家长与奴婢之间具有严格的“主仆名分”。不仅家长个人，而且家长亲族中的全体成员都是奴婢的主人。主仆之间，不但是终身关系，而且延及子孙。除了婢女可由主人自纳或赠人为妾外，奴婢不能和良人结婚，良贱之间有不能逾越的壁垒。奴只能与婢相配，所生子女为“家生子”，仍是主人的奴婢。统治者为了便于奴役奴婢，炮制了一套主奴关系的歪道理。雍正说：“夫主仆之分，所以辨上下而定尊卑，天经地义，不容宽纵……夫主仆之分一定，则终身不能更易。在本身及妻子，仰其衣食，赖其生养，固宜有不忍背负之心，而世世子孙，长远服役，亦当有不敢纵肆之念。”[14]宣扬这种压迫有理、颠倒是非的谬论，目的就是要使广大奴婢永远听命于其主子。

清初，最大量的奴婢是皇庄和贵族庄田上的“壮丁”。他们被严格地束缚在土地上，从事极为繁重的农业劳动，备受虐待，毫无人身自由，地位实是奴隶或农奴。“壮丁”不堪欺压，反抗和逃亡甚多，清廷虽立法严禁，并不能制止逃人之风。以后，由于经济的发展和奴婢的不断逃亡、反抗，奴隶制关系难以维持下去，逐步趋于衰落。以一七四五年（清乾隆十年）畿辅皇庄为例，在五百一十八名庄头中，据四百六十余名庄头的呈报，他们所辖壮丁共一万六千八百余名，大部分不从事生产劳动，而庄头能“驱使年久有益农务”的壮丁仅二百九十余名，不到壮丁总数的百分之二。可见，以农奴制为主导的皇庄已经走入日薄西山的末路，不能再继续维持下去。内务府官员被迫承认，“庄头名下壮丁过多，实属无益”。清廷只好允许将各地皇庄上的壮丁交地方官“载入民籍，听其各谋生计”[15]。这是一次农奴的解放，结果四百六十余庄头向内务府会计司呈报，共有一万六千名壮丁拨出为民，只留下二百九十余名仍保留农奴身份。此后又一再颁布“出旗为民”的诏谕。各地内务府所属庄田陆续放出大批壮丁为民，而且准许他们将“契买民地并开垦地亩”，“带往为业”[16]。这样，许多处于农奴和奴仆地位的“壮丁”取得了“良民”身份，他们有的已有了自己的土地，有的虽仍在皇庄上耕种，但只向庄头交纳租课，已转变成了封建的租佃关系。其他王公贵族的庄园上，也因壮丁逃亡众多，只得招佃收租。到十八世纪中叶，在庄田上耕作的“壮丁”已十分稀少了。

清廷下令贬余姓为程氏地主家奴

还有一批奴隶，主要是家内使唤的奴仆婢女，通过交付给主人一定的身价银钱而“赎身为民”。清初，对“赎身”的限制较严格，奴婢即使积攒了钱财，也不能随意赎身。但后来赎身的限制逐渐放宽，奴婢买卖有“红契”、“白契”之分。“红契”是指经过官府抽税登记的卖身契，“白契”是指民间凭中作证而未经官府的税契。两者在法律上同样有效，但红契奴婢法律地位低，一概不准赎身；而白契奴婢在一定年限之内，一般允许赎身。清朝律例载明，“雍正元年以后，白契所买单身及带有妻室子女之人，俱准赎身。若买主配有妻室者，不准赎。是红契即为家人，白契即为雇工”[17]。清乾隆朝，红契家奴大大减少，白契奴婢显著增多，卖身赎身的事例越来越普遍。据乾隆中期的档案内说：“近年以来，有等无籍游民，白契投身，充当仆役，迨稍稍有积累，则不安服役，百计设法赎身”[18]。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潮流中，商品货币关系渗透到各个方面，使得蓄奴制度发生了变化，奴婢通过“赎身”，可以购买到人身自由，这意味着奴隶主权力的削弱和人身依附关系的日益松弛。

还有一些贱民和奴仆通过政权的干预而得到了人身自由，这是由于经济的发展冲击了政治的禁锢，使蓄奴制度变得越来越无利可图，也是由于贱民、奴仆进行持续的斗争，清廷为了稳定统治秩序，不得不顺应历史的发展，命令各地“除贱为良”。如山西、陕西的乐户，浙江绍兴的惰民，皖南的伴当、世仆，江苏常熟、昭文二县的丐户，广东的疍户。他们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世世代代，列为贱籍，社会地位极低，不与平民相等，深受歧视压迫。据记载，浙江的惰民，“男子只许捕蛙、卖锡、逐鬼为业，妇女则习媒，或伴良家新娶嫁为人髻冠梳发，穿珠花，群走市巷，兼就所私……有流入他方者，人皆贱之”[19]；徽州府的伴当，宁国府的世仆，“本地呼为细民，几与乐户、惰民相同。又其甚者，如二姓丁户村庄相等，而此姓乃系彼姓伴当世仆，凡彼姓有婚丧之事，此姓即往彼服役，稍有不合，加以箠楚”[20]；广东的疍户，“以船为家，捕鱼为业，通省河路，俱有疍船，生齿繁多，不可胜计。粤民视疍户为卑贱之流，不容登岸居住，疍户亦不敢与平民抗衡，畏威隐忍，跼蹐舟中，终身不获安居之乐”[21]。雍正元年三月下谕，“除山西、陕西教坊乐籍，改业为良民”[22]，九月下谕，“除浙江绍兴府惰民丐籍”；雍正五年四月下谕，凡伴当、世仆“年代久远，文契无存，不受主家豢养者，概不得以世仆名之”[23]；雍正七年下谕，准许广东疍户上岸“在于近水村庄居住，与齐民一同编列甲户，以便稽察，势豪土棍不得借端欺凌驱逐”[24]；雍正八年五月又将常熟、昭文旧有丐户，“照乐籍、惰民之例，除其丐籍，列为编氓”[25]。这一系列谕旨废除了相当众多的人的“贱籍”，使他们列入四民，在法律上承认他们与一般平民具有同等的地位。尽管在执行这些谕旨时，各地情况很不相同，有的地方阳奉阴违，直到二十世纪仍保留很少部分的“贱民”，但雍正时的“除贱为良”，对残存的蓄奴制是一次削弱和打击，对生产力和社会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雍正十三年圣谕“七禁”

由于我国的地域十分广阔，有众多的民族居住在各地，他们的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有的处在封建农奴制阶段，有的处在奴隶制阶段，也有的还停留在原始社会阶段。他们的社会和阶级的结构各自具有历史的和民族的特色，情况极为复杂，和汉族地区是很不相同的。例如，蒙古族正处在封建农奴制时期，其封建领主拥有大片牧场、大量畜群以及一部分属民，这种属民称“随丁”，由领主直接控制并可随意役使。封建领主得到清朝政府的荫庇，大多受封为王、公、札萨克。除“随丁”以外，其他大多数劳动人民称“箭丁”，他们实际上是受国家役使的牧奴，要向清政府贡纳和服役。随着经济的发展，在“箭丁”中也分化出了较富裕的或较贫困的农牧户。另如藏族也处在封建农奴制阶段，有许多封建领主的庄园，农奴被固定在庄园中，人身依附于农奴主，以繁重的劳役和贡纳换取一小块份地，身份极为低下。农奴主和农奴之间的等级区分极为严格，在衣着服饰上表现出来。西藏的农奴主和喇嘛教寺院势力关系很密切，具有僧俗一体、政教合一的鲜明特色。

还有，像居住在四川、云南交界凉山地区的彝族，则处在奴隶制阶段，其阶级的构成有黑彝和曲诺、阿加、呷西等。黑彝是富有的奴隶主，阿加、呷西均为奴隶，而曲诺则是有隶属关系的农民。

在清代，有一些民族尚处在原始社会阶段，尚无明显的阶级区分，只有氏族和部落组织，如东北的鄂伦春、鄂温克以及云南的一些民族。

注释

[1]《列宁选集》，第二卷，《卡尔·马克思》，5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共产党宣言》，251页。

[3]《列宁全集》，第六卷，《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注文，93页。

[4]《乾隆溆浦县志》卷九，二页。

[5]《乾隆桐乡县志》卷七，二页。

[6]所谓“违制律”，指《大清律例》吏律、公式、制书有违律：“凡奉制书有所施行而（故）违（不行）者，杖一百”。

[7]《大清律例通考》卷二十七，四四页。

[8]参阅本书第一册，三一六页。

[9]《乾隆光山县志》卷十九。

[10]《玉华堂两江示稿》，五七页。

[11]张心泰：《粤游小识》卷三。

[12]《内阁大库档案》，《都察院缮御史条奏满汉册》。

[13]《清仁宗实录》卷九十七，嘉庆七年四月。

[14]《东华录》雍正朝卷九，雍正四年十一月。

[15]转引自《满族简史》，84页。

[16]《清朝文献通考》卷五。

[17]《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八。

[18]档案《内务府来文》，乾隆二十五年六月，刑部咨内务府文。

[19]《雍正朱批谕旨》第三十九册，八九页。

[20]《东华录》雍正朝卷十，雍正五年四月。

[21]《清世宗实录》卷八十一，雍正七年五月。

[22]《东华录》雍正朝卷二，雍正元年三月。

[23]《东华录》雍正朝卷十，雍正五年四月。

[24]《清世宗实录》卷八十一，雍正七年五月。

[25]《清世宗实录》卷九十四，雍正八年五月。

第二节　宗族制度

一、族长、族规、祠堂、义田

中国古代的父权制宗法关系的残余，至宋明以后得到加强，逐渐形成以族长权力为核心，以家谱、族规、祠堂、族田为手段的严密的宗族制度。在清代，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组织遍布全国城乡，成为封建的社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一姓子孙，往往世代聚居，结合成庞大的宗族团体。乾隆初，江西巡抚陈宏谋说，“直省惟闽中、江西、湖南皆聚族而居，族皆有祠”[1]。苏州府属各地，“兄弟析炊，亦不远徙，祖宗庐墓，永以为依。故一村之中，同姓者至数十家或数百家”[2]，还有张海珊说：“今强宗大姓，所在多有。山东、两江左右及闽广之间，其俗尤重聚居，多或万余家，少亦数百家”[3]。子孙繁衍，有成千上万户的大族，其中有不少源远流长的世家。如常州张姓是宋代名将张浚之后，无锡、金匮有唐陆贽，宋周敦颐、范仲淹、秦观、胡瑗之后，桐城有望族方姓、张姓、姚姓，福建各地有林、郑、陈、王等姓，都是族大人多，叶茂根深。有的地区，“一族所聚，动辄数百数十里，即在城中亦各占一区，无异姓杂处”[4]。孔子的后裔更是一个显赫的大宗族，分南北二宗。北宗居曲阜，封衍圣公，南宗居浙江衢州，世袭五经博士。明初，孔氏已有六十户，也就是分成六十个孔氏宗族的分支。乾隆时修谱，今在谱者已不下二万人[5]，至咸丰时，六十户已丁满四万[6]。

宗族组织，特别是一些弱小宗族，在以分散的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封建社会里，也带有团结、互助的性质，具有某些养老恤贫的救济和社会保障的职能。所谓“廪其谷若干，以周族之贫者、老废疾者、幼不能生者、寡不嫁者。粜其余谷，为钱若干缗，以佐族之女长不能嫁者，鳏不能娶妻者，学无养者，丧不能葬者”[7]。但应当指出：宗族制度更主要的是地主阶级统治和镇压广大人民的工具，它和政权机构相互勾结，相互渗透，有效地维护着封建剥削制度。

宗族制度是按父权家长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族长是一宗之主、合族之长，位尊望崇，掌握很大的权力，他是“族权”的体现者。一族之内又按昭穆亲疏分成若干支，支下又有“房”，房有房长。大的宗族还有“族正”、“宗直”、“户头”一类的执事人员，佐助族长，处理各种事务。族长的产生多按照辈分、年龄、德行、威望、官爵来推举。如四川云阳涂氏家族规定：“族中立族长一人，族正二人，管理全族事务。由合族择廉能公正，人望素孚者，公举充任。”[8]实际上，官高禄厚是担任族长的最重要的条件，因为官职越高，在族内的号召力越大，在族外也有足够的权势，以庇护族人。顾栋高说：“夫使宗子（即族长）无禄，何以收族人；不得爵于朝，何以为族人主。”[9]有的宗族明文规定，宗族事务要“以族中有科名者掌之”[10]。族长权力的凭借是“礼”与“法”。从“礼”来说，根据宗法和纲常名教的一套礼制，族长处于“尊尊”的地位，“名分属尊，行者宜恭顺退让，不可渎犯”[11]。另外，族长又可执行“家法”，有如官吏之执行“王法”。“家之有长，犹国之有官。敢有詈骂尊长，越礼犯分者，通族权其轻重，公同处置”[12]。

“族规”（或称“宗约”、“家规”、“家训”）是全族人员必须恪守的行为规则。它是宗族制度的支柱，也是族长“管摄”族人的统治工具。“族规”几乎和国法相似，具有强制服从的性质。“王者以一人治天下，则有纪纲；君子以一身教家人，则有家训。纪纲不立，天下不平，家训不设，家人不齐矣。夫家中之有长幼内外之殊，公私亲疏之别，贤愚顽秀之不同，苟非有训以示之，而欲一其性情、遵模范，绝无乖戾差忒之虞，虽圣人不能强也”[13]。可见“族规”、“家训”对于约束宗族成员是十分重要的。族规的思想基础是封建的纲常伦理。在宗族内部，祖宗父辈最为尊严，他们的命令、意志不得违拗，“子孙受上诃责，不论是非，但当俯首默受，毋亟自辩理。媳事姑舅亦然”[14]。“其尊于我者，诸事本宜顺受，即有委曲，不妨从容待白，若以激烈之气行之，则犯上矣”[15]。清律中规定：父有罪，除大逆不道外，子应为之“容隐”，如告官，触“干犯”律，即使告实，父可减免而子却要判刑。在宗族内部，绝对服从父母尊长，在宗族以外，就要求移孝作忠，所谓“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把国家当做一个扩大了的宗族，在政治关系中渗透着宗法伦理的精神。一般人都把应试出仕、加官晋爵，看做“光宗耀祖”的盛举。所以，在宗法制度下，最适宜于培养熏陶忠于专制皇帝的官吏和顺民。

“族规”、“家训”的另一个基本思想是宣扬“安分”、“睦族”、“听天由命”，企图用温情脉脉的宗法关系掩盖尖锐的阶级对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土地兼并的加剧，宗族内部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贫富分化，少数族人成为地主富豪，大多数人沦为被剥削者。一家之内“有兄贫而弟富，有嫡荣而庶寒”。就像曲阜孔氏这样的大宗族，大宗主世袭衍圣公自然是权倾当世，富可敌国。可是孔门后裔中的绝大多数人是贫苦农民。所谓“孔氏子孙，支派繁多，多属贫难无以糊口，甚至有鬻身佃户、庙户等家者”[16]。正因为宗族内部的分化迅速，所以“族规”、“家训”反复告诫族人，无论贫富贵贱，都是同一祖先的后裔，“我看来是千百人，祖宗看来是一人”[17]。用调和论和天命论的说教，要求宗族成员承认“富贵贫贱，自有定分”。要“睦亲族”、“笃伦理”，贫者不可有非分的想望和举动，“本枝一脉，必有荣枯，倘自剪伐，则枝叶有害，本实先拔矣”[18]。这样来唤起宗族成员“木本水源之思”，而泯没其阶级意识的觉醒。

在“族规”中虽然也有富不欺贫、贵不压贱、强不凌弱的规定，要求族中的富人要“怜贫”、“恤族”，但真能这样行事的人并不多。

宗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祠堂。张履祥说，“今欲萃人心，莫大于敦本收族，欲敦本收族，莫急于建祠堂”[19]。祠堂是宗族的象征，其中供奉着祖先的牌位，又是全族集会办事的场所。巨室大宗的祠堂，规制宏大，富丽堂皇，耗费巨大，“乡中建祠，一木一石，俱极选采，在始建者务求壮丽，以尽孝敬而肃观瞻”[20]。较大的祠堂“上建龛堂，所以安神主而序昭穆也；中树厅事，所以齐子孙而肃跪拜也；前列回楼，所以接宾朋而讲圣旨也；左右两庑，所以进子弟而习诗书也”[21]。祠堂又称“家庙”，值春秋祭祖时，仪式隆重，气氛肃穆。一般由族长主祭，“合族晨兴，齐集于祭所，随班次行礼”，“尊者在前，卑者在后，务整齐而严肃，如祖考临之在上，不可戏谑谈笑，参差不齐”[22]。有官爵者必须官服，其他人也必须衣冠整肃，“短衣赤足者，不得列班行礼”[23]。其实，对于死去的父家长——列祖列宗的尊崇，即是为了抬高活着的父家长——族长、家长的地位，提高他们对族人、家人的支配权力。同时，也是为了激发宗族成员对先祖的敬仰，使他们产生同宗共祖的荣誉感、亲密感，以增强宗族内的联系，加深族人对族长、家长的依附关系。

祠堂又是款待宾朋、教育子弟、处理族中事务、执行家法的地方。有的“祠规”内说：“凡有族中公务，族长传集子姓于家庙，务期公正和平，商酌妥协。”[24]许多“族规”中规定，族人发生纠纷，先在族内祠堂中调解解决，不可先告官兴讼。如四川云阳涂氏族规规定：“族人有田土、坟墓、钱债等项纠葛，或口角微嫌，须入祠凭族房长公同理论，不得擅兴词讼。”[25]洞庭严氏族规规定：“各支如有田土、钱债细故争执，不得遽行兴讼，先宜禀达族长支长，相约谒祠理讲，毋得褊袒。如理讲不服，始可到官告理。”[26]有的“族规”内干脆规定：“不告各支长而竟告官者，无论曲直，必传至祠内，重责重罚。”[27]族内的调停处理有很大约束力，一般说，族人必须服从，“族中或有故相争，必各据实呈词，禀明宗祠。祠主定期约同族尊、族贤……询其颠末，代为排解。如退有后言，擅敢兴讼者，祠主责治，公议量罚”[28]。

当宗族成员有悖礼违法的行为，也不必经过官府，即由“族长传单通知合族，会集家庙，告于祖宗，家谱削去名字，祠墓不许与祭。此外，凡有过失，另酌其轻重以示罚”[29]。祠堂内执行家法，俨然如衙门之执行国法。

宗祠与义田（族田）互为表里。有祠必有田，二者不可缺一。有人说：“祠堂者，敬宗者也。义田者，收族者也。祖宗之神依于主，主则依于祠堂，无祠堂则无以安亡者。子孙之生依于食，食则给于田，无义田则无以保生者。故祠堂与义田并重，而不可偏废者也。”[30]“义田”也是宗族制度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族权的物质基础。

义田都由族人中的富贵者捐赠，即地主、官僚、富商出其剥削所得的一部分，沾惠宗族成员。清政府大力提倡这种“捐田赡族”的义举，由巡抚“造具事实清册送部（礼部）”。由礼部题请皇帝予以旌表，所捐田产价值在银千两以上者，由地方官给银建坊。在清政府的鼓励下，一些巨家大族的义田动辄以千亩计。按规定：义田出租的收入，用于周济鳏寡孤独、残废贫穷的族人，“其婚嫁之失时也，则有财以助之；其寒也则为之衣；其疾也则为之药；其死也则为之殓与埋”[31]。有的还开设义学以教育本族子弟，举办义赈以减轻水旱灾荒，也有用于表扬孝子节妇，奖励入学中举。在敦宗睦族、尊亲敬老的名义下，对族人作有限的经济帮助，以加强族人的宗法观念，缓和宗族内部的阶级矛盾。

义田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一种特殊形式，管理权都在族中官宦绅富的手中。在义田上耕作的农民，或为本族成员，或为族外贫民，都要交纳苛重的地租，处在封建剥削之下。义田的收入，实际上常被族长及掌管者侵蚀吞没，有时因为分赃不均，还争吵涉讼，所谓“争祠产而阋墙，则近世巨宗，多狃此习，于尊敬之本义乖谬甚矣”[32]。有的土豪恶霸，不肖子孙，甚至盗卖义田族产。如道光初，太湖水利同知刘鸿翱撰写《杜盗祭款立碣记》，立碑昭示，禁止盗卖义田，保护宗族制度。其中说，“丙戌（道光六年），余分守来此，甫下车，即有（洞庭）西山沈氏盗卖祭田一案，立予惩责，追还原物，并给示两山祠堂。越数月，东山严国涛等控严昭宇侵吞祠项七百余千”[33]。短时间内，连续发生侵吞祠产案件，可见这类事件之多。

二、宗族制度和封建政权的结合

宗族制度和以族长、房长为代表的族权在维护封建剥削制度、巩固封建专制统治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主席把族权、夫权与政权、神权看做“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34]。

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家庭和宗族是社会的细胞和基层结构。社会的是否安定，要看家庭、宗族能否有效地控制其成员，中国的古训是：必先“齐家”，然后才能“治国平天下”。中国地广人众，各族人民分散居住在广阔的土地上。专制皇帝高高在上，官僚机构腐败无能，效率很低，很难周察遍访，对人民进行严密的控制。因此，必须利用遍布城乡的宗族制度，以辅助官府统治之不足。通过家族同宗的关系、父兄亲长的情谊，对族中成员进行教育、感化、监督，使他们的言论行动遵循封建的礼法，以“弭乱于未萌”。有人说：“天下人情，未有无所维系而即安也，而其道必由近者始……盖君之于民远矣。立宗子（即族长）而维系一族，则势近而情易通。”[35]因此，收摄人心，管制民众，巩固统治，“莫重于宗法”。有人甚至认为：清代所以能有康雍乾一百多年的盛世，也是由于清政府提倡宗族而形成的结果，“我国家以孝治天下。凡而世家巨族，沐浴熏陶，感发蓼莪念深纤苇者，类皆敬祖敬宗……靡不宣讲圣谕，与父言慈，与子言孝……百余年来，太平长享”。在统治者看来：宗族制度和封建政权相互支持，两位一体；宗法伦理关系，推而广之，即是对朝廷的忠诚，故讲求宗法，可以“移孝作忠”，巩固封建统治。而宗族制的盛行又归之于政府的提倡、支持，“盖圣朝之培养有素所使然”[36]。

清朝统治者很重视宗族制的作用，有的甚至想用它来代替保甲制。雍正初，广东肇庆的官吏在整顿保甲制度时，“因议州县有巨堡大村，聚族满百人以上，保甲不能编者，宜选族中品行刚方之人，立为族正，以察族之不肖，徇情者治罪”[37]。乾隆初，江西巡抚陈宏谋，鉴于当地民众多“聚族而居，族各有祠”，决定由官府正式赋予族长、族正管束族人的权力，特颁布《选举族正族约檄》，谕令所属州县，将境内祠堂数目、族长姓名，造册上报，由官府给以官牌，授予权力。他说：“族房之长，奉有官法，以纠察族内子弟。名分即有一定，休戚原自相关，比之异姓之乡约保甲，自然便于觉察，易于约束。”[38]把官府权力交给族长，使政权和族权直接结合，自然更能收到约束子弟、统治人民的效果。这样以“保甲为经，宗族为纬”而交织起来的统治网，远至穷乡僻壤，成为清政府得心应手的统治工具。后来，魏源就说：“天下直省郡国各得是数百族，落落参错县邑间，朝廷复以大宗法联之，俾自教养守卫，则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水旱凶荒有恃，谣俗有所稽察，余小姓附之，人心维系，磐固而不动，盗贼之患不作矣。不有是也，三代事不几全无效于后世哉！”[39]

宗族制度还对国家收取赋税起了保证作用。很多族规中告诫族人要“以国课为先”、“照限完粮”、“不可拖欠”。有的还着重解释政府与族人（地主）休戚与共的关系，督促宗族成员交纳粮课。“朝廷之取钱粮也，非以入私帑也，文武之俸出于是，士卒之养出于是，驱逐寇兵之用出于是。取之百姓者，还百姓用之。故百姓得以从容安乐，以成其耕耨，以享其安保也。此何必务官府之催征，衙役之追促哉！世有拖欠以希宥赦，侵欺以饱私囊者，必不容于天地鬼神。凡我家族，夏熟秋成，及期完纳，毋累官私，实亦忠之一端也，而实保家之道也”[40]。

当阶级斗争激烈，农民纷纷起义的时候，各地的巨宗大族，往往组织起对抗农民起义的武装力量，盘踞堡寨，屠杀农民，成为封建政府的帮凶。例如，明清之际，全国处在大动荡之中。顺治四年（一六四七），福建宁化邱民滋率众起义，向地主官绅追赃拷饷，大大搅乱了当地的封建秩序。宁化大族的首领李世熊聚集宗族，自称“热血洒地，醒眼哀时，登坛誓众，设险自雄”[41]。他认为：“崇祯甲申而后，贼风大炽，攻城掠邑，在在见告，城守不如保寨之逸。”[42]因此率领族众，构筑麻布峒寨堡。此堡四周一百六十丈，城高一丈七尺，城墙厚达一丈，堡外浚壕沟。堡门连接铳城，三面列炮眼。堡内设立宗祠，建筑房舍，挖掘水井，作被围固守之计。寨内有七条街，房屋都面街背城，建屋一百三十八所，以居农户。屋为三层，与堡墙齐，“城上马路，即其后户，有警登城，如就寝闼也”[43]。堡中居住着族人和依附的小姓、农户，又立服役征饷之法。当起义军攻打寨堡时，族众和农民鸣锣树旗，持刀执铳，进行战斗。这支武装队伍，有宗亲关系相维系，有寨堡作掩护，平时又有训练，因而有较强的战斗力。后来，在白莲教起义，以至太平天国、捻军起义时，这类以宗族为核心的乡兵、寨堡，仍很活跃，成为起义军的劲敌。

族权在政权的提倡下得以发展，而政权又在族权的支持下才能巩固，两者密切结合，相得益彰，这是事情的主要一面，但是，另一方面，族权和政权也会发生矛盾。宗族的强大，意味着地方势力的膨胀，使政权失去控制力。那些强宗大族，人多势盛，源远流长，在当地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其耳目好尚，衣冠奢俭，恒足以树齐民之望”[44]。宗族内部因血缘关系而有较大的凝聚力，尤其是族长、族正的一言一动，视听所系，往往可以得到多数族人的响应。他们联宗通谱、广植势力、武断乡曲，甚至包揽词讼、聚赌宿娼、纠众闹事，也使封建官府穷于应付，感到很头疼。因此，尽管族规中都规定要“忠于朝廷”、“奉公守法”，而乾隆帝却说：“各处族正，鲜有奉公守法之人”。清政府希望宗族的发展不要超过本村本镇的局部地区，并严格以纲常名教为规范。

大族恣横的又一表现是相互间的械斗。族规内规定：如果遭到外姓的欺负，本族人应该挺身相助，这样就常因口角嫌隙、钱财争执，各自聚众斗殴，酿成杀伤人命的惨案，激起冤冤相报的长期械斗。这种风气在广东、福建、江西一带尤为盛行。地主豪绅为谋取私利，操纵和蒙蔽族人，挑起并利用械斗。在大规模械斗中，死伤的多是下层农民群众，他们是封建宗法思想毒害下的牺牲者。

注释

[1]《皇朝经世文编》卷六十六，陈宏谋：《寄杨朴园景素书》。

[2]《同治苏州府志》卷三引《区县志》。

[3]《皇朝经世文编》卷五十八，张海珊：《聚民论》。

[4]《光绪石埭杜氏宗谱》卷一。

[5]参见《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第一册，六页，一一二四之一。

[6]参见《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第一册，六页，一一二四之一。

[7]《魏源集》下册，《庐江章氏义庄记》，五〇二页。

[8]《云阳涂氏族谱》卷十一，《族范志》。

[9]《皇朝经世文编》卷六十四，顾栋高：《书适孙葬祖父母承重议后》。

[10]《京兆归氏世谱》卷上，《春祭田考》。

[11]《云阳涂氏族谱》卷十一，《族范志》。

[12]《陈氏宗谱》卷一，《罚恶》。

[13]《张氏宗谱》卷二，《家规》。

[14]《京江王氏族谱》，《家教》。

[15]《续修徐氏家谱》上册，《家训》。

[16]《曲阜孔氏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四九九三。

[17]《竹溪沈氏家乘》卷一。

[18]《陈氏宗谱》卷一，《家规》。

[19]《皇朝经世文编》卷六十六，《家堂》。

[20]吴荣光：《佛山忠义乡志》卷五，《乡俗》。

[21]《云阳涂氏族谱》卷十二，《祠堂碑记》。

[22]同上书，《祠规》。

[23]《京江王氏族谱》，《祭约》。

[24]《云阳涂氏族谱》卷十二，《祠堂碑记》。

[25]《云阳涂氏族谱》卷十一，《族范志》。

[26]《严氏族谱》卷十二，《族规》。

[27]《竹溪沈氏家乘》卷七，《祠规》。

[28]《陈氏宗谱》卷二，《宗约》。

[29]《竹溪沈氏家乘》卷七，《祠规》。

[30]《皇朝经世文编》卷六十六，张永铨：《先祠记》。

[31]《京兆归氏世谱》第四，《归氏义田记》。

[32]李兆洛：《昭义归氏祭田书田记》。

[33]《严氏族谱》卷十二。

[3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31页。

[35]《归氏世谱》卷四，孙原湘：《书归氏义庄记后》。

[36]《陈氏宗谱》卷一，蒋熊昌：《毗陵陈氏续修宗谱序》。

[37]《（广东）肇庆府志》卷二十二，《事记》。

[38]《皇朝经世文编》卷五十八，陈宏谋：《选举族正族约檄》。

[39]《魏源集》下册，《庐江章氏义庄记》，五〇三页。

[40]《张氏家宗谱》卷二，《家规》。

[41]李世熊：《寇变记》，见《清史资料》，第一辑，46页。

[42]同上书，55页。

[43]同上书，57页。

[44]《皇朝经世文编》卷五十八，张海珊：《聚民论》。

第三节　康熙中叶至乾隆中叶的阶级斗争

一、朱三太子案

康熙前期，平定了吴三桂等“三藩”之乱，收复了台湾，清朝的统治秩序渐趋稳定，大规模的抗清战争消歇下来。从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下半期，除在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已没有长期用兵的情况，经济上得到恢复和发展，政治上争得了近百年相对的安定和承平。

当然，在这近百年相对的承平下，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也没有停息，全国各地依然存在着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表面静谧的历史长河的底层，许多漩涡和暗流正在回旋、激荡。

明王朝的统治已一去不复返了。南明几个小朝廷的腐败与内部倾轧使得汉族地主阶级在争夺全国统治权的斗争中彻底败北了。但在许多汉人心目中仍然厌憎满族新政权，眷恋朱明旧统治，因此，恢复明朝仍然是许多反清志士对抗现政权的一面旗帜。康熙年间，扰攘不息的朱三太子案件就是这种旧时代的回光返照。早在顺治年间，当抗清战争还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的时候，全国就发生了许多起冒称崇祯帝的儿子，逃出北京，组织反清活动的事件。例如一六五五年（清顺治十二年），扬州捕获的朱周錤，称朱三公子，在苏北组织反清活动。次年（一六五六年，清顺治十三年），直隶平山拿获的朱慈焞，自称是崇祯之子，谋在正定举事。一六七三年（清康熙十二年），北京有杨起隆，冒称朱三太子，准备在京城起兵，响应吴三桂的反清叛乱。由于事机不密，被清廷迅速镇压，杨起隆逃出了北京。以后全国经常发生朱三太子的案件，清朝统治者风声鹤唳，饱受虚惊。一六七九年（清康熙十八年）安亲王岳乐奏报捕获崇祯的太子朱慈灿，康熙不承认是真太子，上谕中说：“朕曾以此事问之在内旧太监。据云：彼时朱慈灿年甚小，必不能逸出，今安得尚存？大约是假”[1]。翌年（一六八〇年，清康熙十九年），四川又报告捉到了冒充朱三太子的杨起隆，审讯质对的结果，此人不但是冒牌的太子，而且也不是杨起隆，“面有刺字疤痕，明系旗下逃人，入杨起隆伙内，知其缘由，遂假借杨起隆之名，于陕西造反”[2]。直至一七〇八年（清康熙四十七年）捕获了在浙江大岚山起兵抗清的张念一（念一和尚），供出与朱三太子有联系，并探明他在山东藏匿，清廷才捉获朱三太子。据康熙说：“朱三者乃明代宗室，今已七十六岁。伊父子游行教书，寄食人家。”尽管这位七十六岁的老人隐姓避祸，教读糊口，并无不法行为，但是，单单听到他的名字和身世就令清朝统治者如芒刺在背，寝食不安。因此，这位无辜的老人被凌迟处死，全家老幼均遭杀害。当时，以明室后裔作号召的反清活动甚多。雍正帝说：“康熙年间，各处奸徒窃发，动辄以朱三太子为名，如念一和尚、朱一贵者，指不胜屈。近日尚有山东人张玉假称朱姓，托于明之后裔，遇星士推算有帝王之命，以此希冀鼓惑愚民。现被步军统领衙门拿获究问。”[3]

顺康年间众多的朱三太子中，究竟哪一个是真太子？由于文献不足，今天要确凿地证明朱三太子的真伪虚实是很困难的了。历史上像这类不易彻底弄清楚的事件和人物不知有多少。重要的不是朱三太子这个人，而在于这个名字曾唤起许多人对旧王朝的眷念和对新政权的憎恨。他是当年抗清斗争的象征。明清之间的战争已经终结，而其余波荡漾，长时期平息不下来。一场持久的、激烈的国内民族斗争在以后许多世代内给历史打上深刻的印记，许多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往往打着朱明的旗号。应当注意的是：以朱三太子为号召的反清起事虽然颇能耸动耳目，却都停留在秘密活动阶段，都没有发展成公开的大规模运动。可见仅仅是“名义”、“旗帜”，并不能造成阶级斗争的高涨，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应具有深刻的内容和必要的条件。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满汉之间的矛盾，而是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这一历史的内容决定着阶级斗争的新形式。

二、抗租斗争

地主和农民之间矛盾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分散、细小却尖锐、频繁的抗租斗争。马克思说过：“不管地租的起源怎样，只要它存在，它就是土地经营者和土地所有者之间激烈争执的对象。”[4]清代，在租佃关系比较发展的地区，特别是南方的许多省，抗租斗争风起云涌。就是在阶级斗争处于低潮，清政府统治较巩固的康雍乾时期，抗租斗争也十分频繁、普遍。例如：江西，“顽梗不逞之佃户，据田抗租，与田主为难者，十室而九”[5]；福建，“业主佃户，并无情意浃洽，彼此视为仇雠，佃户以抗租为长技”[6]；湖北，“近来一切佃户，驯善者少，刁顽者多”[7]；江苏，“吴中佃户抗租，久成锢习”[8]；湖南，“每多抗租踞庄之弊”[9]；广东，“顽佃视逋租为固有，玩田主于掌上”[10]。甚至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也时常发生抗租斗争，如广东，“傜人混杂良民，佃田易货，霸耕负租，时见强梗”[11]；两广的僮族也“佃耕荒田，聚众稍多，因逼胁田主，占据乡落”[12]。北方的租佃关系不及南方发展，主佃关系和南方不同，抗租斗争也较少。可是直隶的旗地上，也在特殊条件下形成了租佃关系。清初，大片土地圈给了满族，但不少旗人不娴耕作，不得不仍由原来的农民耕种，故很多旗地“仍系民人输租自种，民人自种其地，旗人坐收其租”[13]。年深日久，欠租抗租，层出不穷。一七八二年（清乾隆四十七年）直隶总督英廉说：“直隶各属有旗租者，统计七十七州县，积欠旗租者四十二州县，其积欠至二十年之久，数至二十四万余两之多”[14]。特别是在一些拨补地上，地主都住在外乡远地，完全脱离了生产，连自己的土地坐落何处也不清楚，因此，农民就常常发生欠租、抗租事件。有时也发生“鸣钟擂鼓，聚刁佃百有余人”[15]，进行较大规模的抗租斗争。

乾隆五十一年孔府拘捕郓城佃户的信票

引起抗租斗争的导火线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因发生水旱灾荒，农民无力交纳地租，如康熙中，“松郡（松江）大荒……田有全荒者，有及半者，有每亩止收一二斗者。奸佃借口岁凶，粒米不偿，甚至结党抗拒”[16]。也有因清廷蠲免田赋，地主不向政府交粮，佃农也要求将地租相应减少。如一七四六年（清乾隆十一年）福建上杭发生以罗日光、罗日照为首的纠众抗租事件，起因是由于清王朝“蠲免钱粮，乡民欲将纳业户田租，四六均分”[17]。引起主佃冲突，官府干预，酿成拒捕抗官的案件。乾隆帝袒护地主，为此而大发雷霆，他说：“朕之蠲租赐复，出自特恩，非民间所能自主。佃户之与业主，其减与不减，应听业主酌量，即功令亦难绳以定程也。岂有任佃户自减额数，抗不交租之理”[18]。也有的是佃农为了要保持长期佃种的权利，反对夺田另佃，争取永佃权而发生主佃冲突。

更多的抗租斗争是由于地主阶级的苛重剥削和强暴手段所引起。那些贪得无厌的豪门，为富不仁，收租的时候，或大斗收进，多取浮征；或任意搜刮，增租夺佃；甚至私设公堂，刑责佃户。如雍正年间，崇明恶霸施大受于地租之外，加收轿钱、折饭钱、家人杂费。他勾结官府，认了一个和他同姓的施总兵为本家，“将美女金帛送施总兵，通家来往，倚势多索麦租”[19]。农民反对恶霸和官府的侵凌，起而反抗。又如福建的抗租常因“较桶”而引起，“较桶”就是佃农要求校正地主用来收租的米桶，“田主欲于常数之外，巧计多取，乃制大斗取租。每斗外加四五升不等，自不足以服佃户之心。于是土棍乘衅勾连，奸佃私立斗头，一呼百应，以抗田主。此亦理势所必然者，流弊至今，为害不浅”[20]。有一位在浙江台州做官的人看到地主鱼肉佃户的情形，也深感不平，他说：“台人多为富不仁，惟利是视。访闻每于岁暮封印之后，差遣悍仆豪奴，分头四出，如虎如狼，逼取租债。举其室中所有，搜攫一空。甚而掀瓦掇门，拴妻缚子，又甚将本人锁押至家，百般吊打。如此肆横胡行，非惟干犯王章，不亦大伤天理乎！”[21]康熙时，长沙知县在条陈当地利弊时，也说到地主对佃户的苛刻剥削和侮辱，他说：“从来雇工佃户，原为力役之人，非同臧获可比。近见湖南人情浅薄，以强欺弱……愚民饮恨吞声，莫敢辩理，殊堪矜悯。又有擅将佃户为仆，恣行役使，过索租粒，盘算磊利。甚有呼其妇女至家服役，佃户不敢不从者。且有佃户死亡，欺其本宗无人，遂卖嫁其妻若子，并收其家资者”[22]。还有的地主，“纵容豪奴悍仆，如虎如狼，成群结队，恣意胡行。一到佃户债主之家，先索酒食，饕餮醉饱，方逼银钱。倘或无献或献不如数，不论布帛粟菽，鸡鹅猪鸭，举凡室中所有，罄掠一光，甚至锁缚拷打，辱及父母妻孥”[23]。总之，地主阶级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他们狠如豺狼，毒如蛇蝎。农民们忍气吞声，苟全存活而不可得。为了保卫身家性命不得不铤而走险，进行反抗。

抗租斗争的初级形式是个别佃户和个别地主之间因欠租、索租，口角冲突、争吵斗殴，或死或伤。这类民刑诉讼案件经常发生，在清廷档案《刑科题本》内，比比皆是。在这类个别冲突中，地主阶级占着经济和政治优势，佃户往往吃亏受欺，官府审理这类案件大多袒护地主业户。慢慢地佃农们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相互联系，用演戏、赛会、歃血、结盟的方式团聚起来，有组织地和地主进行斗争。如康熙末，苏州的“乡曲佃民，无不醵金演戏，诅盟歃结，以抗田主”[24]。有时，佃户们团结一致，也能在某次斗争中，获得一些胜利，迫使地主减轻租额。而这类胜利，又会鼓舞群众的斗争，推动抗租斗争进一步发展，使之更有组织、更带群众性。有的地方出现了铁尺会、乌龙会、长关会等，成为贫苦佃农进行抗租斗争的组织。如一七四八年（清乾隆十三年）御史陆秩奏称：“福建汀州、兴化等府，民风刁悍，宁化县地方有所谓铁尺会，又有十三太保。铁尺会者，自宁化、上杭、清流等县，以至汀州府治，所在多有，一味行凶为事，欺侮善良藐视王治。”[25]一七五三年（清乾隆十八年），福建邵武佃农杜正祈等“结无赖子数十人，屡与田主搆难。恃拳勇，入市强横，久之党渐众，遂阴蓄异谋，人给一铁尺，号铁尺会”[26]。有的地方则设立会馆，推举佃长，甚至组织武装，与地主阶级公开对抗。如江西兴国，佃农“创为会馆，远近传关。每届有秋，先倡议八收、七收有差。田主有执原额收租者，即号召多人，碎人屋宇，并所收租，攫入会馆”[27]。兴国的佃农会馆在地主阶级和官府的围攻下，坚持斗争，从康熙五十二年（一七一三）成立，至雍正四年（一七二六）被查禁取缔，存在十四年之久。江西雩都的佃农推举“佃长”，作为自己的领袖。其人大都为人正直，侠义肝胆，能够维护贫苦佃农的利益，“号召同辈，间有与田主搆隙者，则佃长醵金助之。甚至公然以身当其冲，小则抗租结讼，大则聚党据抢”[28]。福建、江西各州县的佃农还组织“佃兵”，拿起武器和地主作斗争。最早是一六四六年（清顺治三年），福建宁化黄通集合农民，要求“较桶”。当地地主收租时用大桶，二十升为一桶，称“租桶”；而地主出售粮食时却用小桶，十六升为一桶，称“衙桶”。“通倡谕诸乡，凡纳租，悉以十六升之桶为率。一切移耕、冬牲、豆稞、送仓（按：都是地主为剥削农民而巧立的名目）诸例皆罢。乡民欢声动地，归通惟恐后”[29]。黄通组织了佃兵，设立“千总”职衔，夺取了部分乡镇的政权，“词讼不复关有司，咸取决于通……由此，城中大户与诸乡佃丁相嫉如仇”[30]。黄通率佃兵攻破宁化，给不法地主以严惩，同时，福建清流，江西石城、瑞金、宁都也都组织了佃兵。瑞金何志源组织的佃兵，“旗帜号色皆书‘八乡均田’。均之云者，欲三分田主之田，而以一分为佃人耕田之本。其所耕之田，田主有易姓，而佃夫无易人，永为世业。凡插之家，苟有龃龉，立焚其屋，杀其人。故悍者倡先，懦者陪后，皆蚁聚入城，逼县官印均田帖，以数万计”[31]。这里可以见到当时农民们渴望得到土地的要求，也表现出他们在和地主、官府作斗争时的果敢行动与浩大声势。此后，这一带还有田兵的活动，如一六七〇年（清康熙九年），石城又有吴八十等，“起田兵，借永佃为名，抬碑直竖县门”，“率众围城三日”[32]；一六八八年（清康熙二十七年），宁都又有“李矮、李满、王焕英等纠佃户抗租，据寨行劫，名曰佃兵”[33]；浙江瑞安则有黄小吴“号召饥民，揭竿响应”，并自号“均平王”[34]。他们组织武装，杀地主，抗官兵，围州县，从抗租斗争走向武装起义。

清王朝是地主阶级的政权，当然要维护地主的利益，当抗租斗争发展到一定规模，就必定要出面干预、镇压。雍正时规定：佃户拖欠地租、欺慢地主者，杖责八十。所欠之租，追还地主。所以，各地衙门帮着地主催租索欠，经常拘押着很多农民，杖责枷示，大施淫威。如苏州，“佃欠课租，业主追呼罔应，往往控官押交，动辄至数十名及数百名之多”[35]。元和县署前面“负欠佃农，拘系铁索者不下数百人”[36]。昆山县，“城厢内外之以抗租枷示者，相望于途”[37]。江苏山阳县，定规条，立碑石，禁止抗租，大骂佃农是“恶佃”、“奸佃”、“顽佃”、“强佃”、“刁佃”。乾隆帝也再三下谕，要从重惩处抗租农民。他说，“减租起衅，逞凶不法，此风断不可长，着严拿从重究处，以儆刁顽”[38]。“其为首重犯，毋得姑息完事，必当严处，以警刁风”[39]。

道光七年江苏山阳县严禁佃户抗租碑

抗租斗争，按其性质来说，是一种经济斗争。农民提出减免租课的经济要求，锋芒针对个别地主或某个地区的地主。一般说，这种斗争，事前没有一定的计划和组织。佃农之间虽有类似的经济利益，却无共同的政治信念，带有浓厚的地区性和自发性，难以在大范围内号召群众，卷起巨大的革命风暴，故而倏起倏落，容易被地主和官府扑灭。

但抗租斗争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它产生于封建的租佃剥削关系，产生于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基本矛盾。只要这种剥削制度还存在，就每日每时地在产生矛盾，形成对抗。抗租斗争虽然容易被镇压下去，难于直接发展成大规模的起义，可是它却更难于防范和根绝，今年镇压下去，明年又重新发动；这里平静无事，那里又开始斗争，形成此伏彼起、绵延不断的局面，具有经常性和广泛性。

抗租斗争和农民起义都发生在封建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上，两者又是相互连接、相互渗透的。当秘密结社和一定的政治信念渗入农民中，抗租斗争便会成为公开的武装起义，经济斗争走向政治斗争。可以说，抗租斗争是农民起义的准备和预演，而农民起义则是抗租斗争的延续。

三、城市手工业工人的斗争

随着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手工业和商业有所增长。因此，除了广大农村中的抗租、抗粮、抢米以及农民起义之外，城市人民的斗争也经常发生，成为整个反封建阶级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清代前期部分地区工匠罢工斗争示例表

在城市人民的斗争中，最可瞩目的是苏州一带踹匠和机匠的斗争。苏州一向是棉织和丝织业的中心，在织布的染色工序上，需用众多的匠人，脚踹巨石，将染色布匹整压光洁。踹匠多为精壮的青年工人，生活贫困，身无长物，他们相互团结，富于斗争性。所谓“此匠业者，非精壮而强有力不能，皆江南江北各县之人，递相传授，牵引而来。率多单身乌合，不守本分之辈。因其聚众势合，奸民不一”[40]，有清一代，苏州踹匠的反抗斗争连续不断。一六七〇年（清康熙九年），踹匠领袖窦桂甫“倡言年荒米贵，传单约会众匠停踹，索添工银”[41]。布商呈请官府弹压，窦桂甫被决杖驱逐。一六九二年（清康熙三十一年），又有罗贵、张尔惠等“煽惑齐行增价，以致聚众殴抢，复毁官示”，“纠众科敛，倡议加价，肆凶打诈”[42]。清政府出头干预，踹匠被枷责，罗贵等十六人逃走。结案后，七十六家布商将官府的命令刻立石碑，踹布工价，仍定为每匹一分一厘，“永遵成例，毋容增减”，“别有不法棍徒，效尤作奸，亦即指名呈报，立拿解宪，大法惩处施行，断不轻宥”[43]。一七〇〇年（清康熙三十九年）踹匠又发动斗争，起因大约是由于包头（踹布业主）克扣工钱，酿成巨大风波，“流棍之令一出，千百踹匠景从，成群结队，抄打竟无虚日，以致包头畏避，各坊束手，莫敢有动工开踹者，变乱之势，比诸昔年尤盛。商民受害，将及一载”[44]。清政府对这场斗争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为了防患于未然，对踹匠严加管理，“嗣后在苏踹匠，俱听两县（长洲、吴县）典史协同城守营委员督率包头约束，平日申明条教所开，察其行藏，不许夜行生事，酗酒赌博，及聚众倡□”，包头要负责盘查踹匠来历，设立循环簿，“将踹匠登填籍贯、保引、进坊、出坊。每逢朔望，交与坊长，具结倒换，务必互相稽察，盘查来历。如或妄收匪类，贻祸地方，一家有事，九家连坐”[45]。官府的管束不为不严，但踹匠的斗争仍很活跃。到康熙末年，仍经常闹事，所谓“日久法弛，奸匠得以逞志……兼有一班流棍，寄迹寺院，隐现踹坊……煽惑众匠，齐行增价，代告扣克，科敛讼费，再索酬金，流棍贪婪，作俑倡乱不绝”[46]。一七二三年（清雍正元年），踹匠栾晋公等计划“放火劫库”，发动抗清起义，事泄未成。一七二九年（清雍正七年），栾晋公之侄栾尔集等“拜把结盟，祀神饮酒”，和凌虐工匠的包头钱裕远进行斗争，遭到清政府的镇压。这时，苏州的踹匠已有两万人，清廷视为“藏奸纳污之薮”，为了防止踹匠闹事，再次进行整顿。一七三一年（清雍正九年），在踹匠中编立保甲，浙江总督节制江南的李卫奏称“此等踹匠，多系单身乌合，防范宜严，请照保甲之法，设立甲长，与原设坊总互相稽查”[47]。至乾隆年间，物价渐涨，踹匠屡次要求增加工钱，至乾隆四十四年（一七七九），才争得了“每布一匹，给发工价，连薪菜米加等，总计银一分三厘”[48]。苏州踹匠进行长期的斗争，仅取得这一点具体的成果。苏州丝织业中的机匠也多次聚众“叫歇”，“苏城机户，类多雇人工织，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原属相需，各无异议。惟有不法之徒，不谙工作，为主家所弃，遂怀妒忌之心，倡为帮行名色，挟众叫歇，勒加银□，使机户停织，机匠废业”。清政府在丝织业主的请求下，出面干预，声称“嗣后如有不法棍徒，胆敢挟众叫歇，希图从中索诈者，许地邻机户人等，即时扭禀地方审明，应比照把持行市律究处，再枷号一个月示儆”[49]。在清政府的高压政策下，踹匠和机匠的活动未能有更大的发展，斗争常常以失败告终。但斗争一直在继续，至道光初年，苏州丝织业中“每有匪匠，勒加工价，稍不遂欲，即以停工为挟制，以侵蚀为利薮。甚将付织经纬，私行当押，织下纱匹，卖钱侵用，稍向理论，即倡众歇作，另投别户”[50]。踹布业中亦有踹匠蒋淋云，“散发传单，勒令各匠停工毁物”[51]。

道光二年元和县禁止机匠停工碑

除了苏州的踹匠、织工以外，北京的铸钱工人也多次进行了斗争。户部和工部的宝泉局、宝源局所属铸钱工厂，工头常常克扣工资，侵吞料钱，对工人凌虐苛待，“设立刑具、板子、枷号、桚子、皮鞭，如有炉役人等玩法情弊，分别惩处”[52]。工人们不堪虐待，起而反抗。一七四一年（清乾隆六年）宝泉局所属四个工厂的两千多名工人，反对工头克扣工资，停炉罢工。步军统领衙门出兵弹压，工人们“俱登厂内土堆，抛砖掷瓦喊叫”，官兵竟向手无寸铁的工匠施放鸟枪。事后，乾隆帝还嫌官兵镇压不力，朱批：“办理殊怯矣！此等刁民，即枪伤一二何妨。”“此等刁风，甚属可恶……着舒赫德等严访为首之人，务必重处，以警其余”[53]。一八一六年（清嘉庆二十一年）又因炉头独吞增发的料银，引起工人罢工，“户局（指宝泉局）匠役，只于围逼炉头，在大使厅前喧闹；工局（指宝源局）匠役，公然守闭厂门，将司官扣留，尤属目无法纪”[54]。其他行业中，手工业工人的叫歇斗争，也时常发生，如景德镇的制瓷工人，统治阶级说他们“锱铢必较，睚眦必复。即银色饭食之类，少有龃龉，动即知会同行，罢工罢市，以为挟制。甚至合党成群，恣行抄殴”[55]。“每窑一座，需工数十人，一有所拂，辄哄然停工”[56]。又如一七五六年（清乾隆二十一年）苏州制纸工人张圣明等“妄思增价，混以坊主折扣平色为辞，纠众停工”[57]。一八二六年（清道光六年）苏州制烛工人邵贤昭等，“将浇烛各伙拉出结党，霸停工作，向各店敛钱逞凶”[58]。嘉道年间，山东济宁有六家制烟作坊，“其工人四百余名，好勇斗狠，每为守土者之累”[59]。

手工业工人斗争的对手不仅是本行业的工场主、商人，而且有站在工场主、商人背后的强大的封建政府。力量的对比悬殊，封建政府采取最野蛮无情的手段去对付进行反抗的手工业工人，工人们别无其他斗争的手段，而只有依靠自己队伍的团结，而封建政府以及工场主、商人总是千方百计破坏和阻挠工人队伍的团结。手工业工人们已经意识到建立组织的重要性。一七一五年（清康熙五十四年），苏州踹匠王德等倡议成立踹匠会馆，清朝官吏极力反对，指责王德等“蛊惑众匠，以增添工价为由，包揽告状，肆行科敛”，“倘会馆一成，则无籍之徒，结党群来，害将叵测”[60]。结果，王德等六人被杖责，驱逐回原籍。雍正时，苏州织工“倡为帮行名色，挟众叫歇”。这种“帮行”与“会馆”正是那时手工业工人要求成立的组织，而封建统治者是不会轻易允许工人组织出现的。又乾隆以后，直到同治、光绪年间，苏州的许多手工业和运输业中有称作“小甲”、“行头”者，颇似手工业工人的领袖。据称“苏郡地方，凡有生意行档，动称‘小甲’，从中滋事需索，殊堪发指”，“木行小甲，虽由来已久……彼系簰夫之头”[61]。清政府不能容忍“小甲”、“行头”的存在，“严饬革除，勒碑永禁”。但实际上，手工业工人的组织要求不可能根本禁绝，故苏州各行业中仍有“小甲”、“行头”，其他地方也有工匠的组织，如“京师瓦木工人，多京东之深，蓟州人，其规颇严，凡属徒工，皆有会馆”[62]。这种“会馆”有点像同乡会，但成员都是徒工，带有行业工人组织的色彩。此外广州的织工，组织“西家行”，以与机户组织的“东家行”相对立。此后，手工业工人仍不断地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但设立“会馆”、“公所”，推举“行头”、“小甲”，越来越成为他们的迫切要求和斗争目标，这一点延至鸦片战争以后，反映得更加突出了。

手工业工人由于切身的利害关系，开始常常把斗争的锋芒对准直接剥削和压迫他们的工场主、商人，但斗争的发展必然会危及封建秩序的安定，因此官府总要出头，站在工场主和商人一边，积极干预，严加镇压，使得工人们的历次斗争几乎都以失败告终。尽管作为企业所有者的工场主和商人与封建官府也有矛盾，他们也反对官府的贪污不法、横征暴敛，可是工场主和商人们与封建势力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必需仰赖官府的鼻息，才能够生存下去。在当时，得不到政府的允准和庇护，个别的工商业根本没有活动的余地。工商业者宁肯忍受官府的勒索，也不甘向工人的要求让步，当他们身后出现了工匠们罢工叫歇的威胁时，就毫不犹豫地投向清政府的怀抱，要求得到援助和庇护。在鸦片战争前的清代历史上，很少看到城市工商业者联合手工业工人，一道去反对封建政府的压迫，如同西欧历史上见到的市民阶级发动的那种斗争。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高度和特点，决定了城市中等阶层的软弱性和不独立性，始终未能形成可以和封建政权抗衡的力量。尽管城市中手工业工人发动了多次斗争，却非但得不到中等阶层的奥援，两者反而相互敌对，削弱了反封建的力量。因此，城市中的斗争从未发展成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反对封建统治的主要力量源泉仍在辽阔的农村和广大的农民中间。

四、抗清起义

十八世纪最早而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首推一七二一年（清康熙六十年）的台湾朱一贵起义。这是发生在清朝统治稳定和经济上升时期的阶级斗争，它显示了在封建社会繁荣昌盛的背后孕育着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

朱一贵，福建漳州府长泰县人。家贫穷，于一七一三年（清康熙五十二年）渡海赴台湾，以养鸭为生。为人侠义，结交各方友人。清朝吏治腐败，台湾知府王珍“税敛苛虐，捕私伐山木之民二百人刑之”[63]。朱一贵等为反对贪官污吏的迫害，于一七二一年五月十四日在罗汉门举旗起义。南路亦有杜君英等“在下淡水、槟榔林招集粤东种地佣工客民”[64]起而响应。清游击周应龙率兵剿捕，滥杀乡民，焚掠村庄，激起群众更大的愤怒，“由是各乡纷纷响应，竖贼旗帜”[65]。五月二十三日，起义军大败清军于赤山，周应龙狼狈逃窜。总兵欧阳凯率兵一千五百人，在春牛埔扎营抗敌，军中夜惊，清兵不战自溃。二十六日，起义军攻克台湾府城。清朝大小官员争先恐后地渡海逃跑。朱一贵据台湾府，又攻下诸罗县、凤山县，“凡七日而全台陷”[66]。朱一贵称中兴王，建年号永和，分封部属为国公、将军、尚书等，并发布讨清檄文，声称：“横渡大海，会师北伐，饮马长城，捣彼虏廷，歼其丑类”[67]。但起义军刚刚控制了全台，内部就发生了分裂，抱有野心的杜君英，想立他的儿子杜会三为王，不服朱一贵的约束，而且纪律败坏，“每事骄蹇，掠妇女七人闭营中”[68]。朱一贵等制止他的淫掠行为，杜君英出兵对抗，发生争战。清政府因承平日久，将骄兵惰，猝遇变故，不知所措。在起义数十天以后才组织起兵力，发动进攻。水师提督施世骠、总兵兰廷珍先后率军一万二千人、水手六千人，分乘船只六百余艘，渡海赴台湾。起义军内有纷争，外抗强敌，台湾的地主武装又纷纷活动，起义军与清军作战失利。七月底，朱一贵败退至沟尾庄，部众四散，地主武装欺骗他“椎牛饷之，许号召六庄乡壮相助”[69]。夜间，伏兵出，一贵被俘获。朱一贵虽失败，但坚强不屈，审讯时“一贵尚自尊大，欲与提军抗礼，昂然而立。廷珍至，叱之跪，一贵犹妄称孤家，词甚不逊”[70]。被槛送北京，凌迟处死。杜君英战败后，伏匿山林中，至十一月受抚投降，亦被清廷斩决。

朱一贵的起义发生在康熙末年，尽管清朝正处在全盛时期，但各地零星的反抗斗争此落彼起，日益频繁。一七二四年（清雍正二年），山西万泉知县私派苛税，有数千群众进城，焚毁衙署，知县跳墙逃走；临汾也因知县酷待百姓，群众冲入衙门，“裸其眷属，缚之于柱，跪官于堂上使观焉……近闻山东火耗，每两加八钱，民不聊生，河南亦然”，各地方并不太平，所以有人说：“围城事近颇屡见”[71]。雍正统治时期，较大的斗争有湖南沅州谢禄正于康熙末年起事，官兵长期剿捕，竟未能镇压下去。谢禄正坚持斗争，“负固八载”。雍正四年，清兵一千三百人，大动干戈，堵截追捕，由于将领的无能，竟未拿获。雍正帝十分恼怒，朱批：“可笑之极。好总督，好提督，可谓知人善任，调度有方矣”[72]。一七二九年（清雍正七年）广东、广西发生群众的抗清起事，以李梅为首，扬言要进攻恩平县城。清兵出动一千人，搜获人犯五十名和印信旗帜等物，但李梅逃逸无踪。事隔十二年，至一七四一年（清乾隆六年）又有李梅之弟李彩与李梅之子李开化，集合数百人，“执持凶器，打大旗数杆，旗书‘天与道行’四大字，各头上俱包黄巾，为首之人，穿黄衣，乘轿，闻系来攻打迁江县城”[73]。此后，李梅和李开化的名字屡见于抗清运动中，成为抗清斗争的象征。据乾隆初年官吏们的报告：“广东逆匪李梅，逃匿西省之后，每有挖窖取银之说，造说愈妄，结伙愈多，即湖南滇黔，在在有之”，湖北襄阳也有人“捏造李梅姓名，妄写悖逆伪示”[74]。至于李开化之名在各地起义中更屡见不鲜，白莲教和天地会等秘密团体，也常用他作为号召。

雍正年间，各种形式的抗清斗争已经相当多。一七二九年无锡知县“残酷性成，草菅人命”，“村民为追呼所迫，胡埭山中，啸聚数百人，几至大乱”[75]。翌年（一七三〇年，清雍正八年），崇明发生抗租事件，发展到“店户罢市”，抗官拒捕，殴打巡检。同年，四川忠州，因反对清丈田地，科派需索，发生群众斗争。这些斗争，规模虽还不大，清廷尚能够控制局面，加以镇压，但各地的盗劫、抗官案件，已很频繁。全国各地，阶级斗争的星星之火，时常迸溅。当时的官方文件透露：两江地方“一月之内，所报盗案，竟有一百九件”[76]。“不但江南地方，盗贼素多，近闻河南、湖广路上，有过往官员被劫者。州县官贿赂事主，通同隐匿”[77]。“直隶盗案，往往多于他省”[78]。“广东盗案繁多，民俗犷悍，应设观风整俗吏一员”[79]。“湖广地方……人情狡悍……楚民素不知法，其视聚众罢市，如同儿戏”[80]。江西“习俗蛮野，每有抗官拒捕抢犯之事”[81]。雍正朝号称法治严明，秩序稳定，其实也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太平乐土。清廷对这种情况当然忧心忡忡，雍正再三强调要严厉镇压各地的反抗活动。他说：“戢盗乃安民之首务”[82]，并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七二五年（清雍正三年），各省设巡察官，专司缉捕盗匪。一七二六年（清雍正四年），规定越境捕捉盗匪，不必先行知会，可以“一面密拿，一面移文关会，以期迅速”[83]。一七二七年（清雍正五年），对盗匪加重处置，上谕说：“畿辅重地，理宜严肃。乃近来盗案，较他省居多……圣祖法外施仁……止将为首起意并伤人之犯拟斩，余俱减等发落……自雍正五年正月初一日为始，直隶盗案事发，仍照旧例，不分首从皆斩”[84]。同年又规定佃户不得欠交地租、“欺慢”地主。还禁止教习拳棒，以防聚众谋反。统治阶级费尽心机，周密防范，采用严刑峻法，但仍不能遏制反抗斗争的发展。

到了乾隆的前期，斗争更进一步发展，比雍正时又要频繁、激烈得多。例如四川的官吏说：“遐稽川省，康熙年间每年秋审不过十余案，雍正年间渐增至百余案、二百余案。迄今岁乾隆七年，秋审竟多至四百十三案。”[85]人民群众的反抗活动潜滋暗长，无数的涓涓细流，必将汇成滔滔江河，成为冲击封建统治的巨大力量。尽管乾隆前期，清朝的统治如日方中，正在兴旺时期，但某些有识之士已感到了隐伏着的危机。一七四三年（清乾隆八年），朝鲜的赵显命在出使中国，返回朝鲜以后，谈到清朝的情况，“外似升平，内实蛊坏。以臣所见，不出数十年，天下必有大乱”[86]。果然，他说这话之后三十年，爆发了山东王伦起义，成为社会大动乱的序曲；五十年后又爆发了川楚白莲教起义，清朝统治由极盛而走向没落。

乾隆前期，较大的群众斗争集中在一七四三、一七五二（清乾隆十七年）。乾隆七八年间，长江以南，连年水灾，饥民群集，抢米案件蜂起，如江西“袁州一带于二三月间，即有抢案一百六十余起。南吉抚饶各属，闻风效尤，旋拿旋息，此息彼起，抢案不一而足”[87]。“乾隆七年之冬、八年之春，湖广、江西、江南等处，抢粮之案，俱未能免，而江西尤甚，一邑中竟有抢至百余案者”[88]。这年，福建的情况也很严重，“奸民百十成群，或穿白衣为号，或竟揭旗执械，吹海螺，捆头布，肆行抢掳”[89]，特别是在漳浦、诏安一带，出现了“子龙会”、“小刀会”等组织，漳浦知县捉拿入会的群众，被刺杀，酿成杀官围城的变乱。古田、闽清也有罗惠能等聚集多人，屯踞山寨，抢掠富室，制造绫扎合同，上书“兰龙天子李开花”字样。台湾则有佃农郭兴等，因地主蛮横“遏绝水道，不能灌溉”，愤而反抗，树旗号召群众，抢夺营汎。江苏于乾隆七年也是多事之年，“崇明、靖江、丹徒、宝应捏灾藉赈，赖租冒蠲，罢市抗官”[90]，第二年又有高邮、宝应、山阳等县，“聚众罢市，抬神哄闹公堂衙署，勒要散赈”[91]。这年，湖北也遭水灾，京口、江陵一带，“灾民借荒为匪，名曰箩筐会，聚集男妇，以借为名，强索米谷”，“安陆、荆门、荆州，壤地相连，无知乡愚，闻风效尤”[92]。湖南的醴陵、巴陵、耒阳、兴宁、衡山因富户抬高粮食价格，发生贫民抢米的风潮。贵州亦有“毕节县乡民索借米谷以及铜仁县街民罢市”[93]之举。四川省则出现“啯噜”的活动，据乾隆八年的官方文书说，“有湖广、江西、陕西、广东等省外来无业之人，学习拳棒，并能符水架刑，勾引本省不肖奸棍，三五成群，身佩凶刀，肆行乡镇，号曰‘啯噜子’”[94]。从以上种种记载，可见乾隆七八年间，长江以南，事端迭起，矛盾十分尖锐。

如果说当时频繁的闹赈、抢米、结党、抗官事件，规模还比较小，多出于经济要求，自发性较大，那么，十年以后，即一七五二年，反抗活动在经历了相对低落之后，又达到了新的高峰，这时的特点是：斗争矛头直接针对清政府，政治色彩更加强烈。这年破获了马朝柱的抗清案件，马朝柱在湖北罗田、安徽霍山活动多年，捏造神迹，联络群众，自称获得兵书、宝剑、神旗等，组织反清活动，托名明朝后裔朱红锦及李开花，信从者多“挖山烧炭穷苦农民”。其徒党遍及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四川、江西等地。清廷破获此案，马朝柱率众据守“天堂寨”，抗击官军失败。二百余人被捕，但马朝柱逃逸。清廷多方搜拿，始终未能抓到。七年以后（清乾隆二十四年），耶稣会的洛欧神父叙及搜捕马朝柱，几乎谈虎色变。“为了逮捕一个有名的叛逆者……好多无辜民众，因为一点点的嫌疑，被逮捕、讯问、下狱了……有风声传说的马朝柱的姓名，不仅大家一听就不安，而且在周围散布一种恐怖……我被看成他的同伙而被逮捕过两三次，我的同行者十分吃惊，幸而不久我被释放了”[95]。同年，江西上饶何亚四，以“耕种烧炭为生”，挖地得藏银三百七十两。算命先生李德先说他命中要大贵，唆使他出资铸印信、制旗帜、造刀杖，说有天兵暗助，飞刀杀人等等。也借托李开化、朱红竹的名字，聚集当地乡民和清兵对阵。同时，福建漳州的秀才蔡荣祖与道士冯珩，结盟祭天，招集群众，制办军器火药，共谋起兵，立“大宁国”，因事机不密，被破获。另外，广东的东莞、番禺、博罗、增城等地，有莫信丰等聚众结盟，捆兵抢犯，刻有印札，也托名李开化、朱红竹纷纷起事。乾隆前期和中期的斗争还有很多，除了乾隆七八年和乾隆十七年的斗争高潮之外，一七三九年（清乾隆四年），河南伊阳有梁朝凤传习“邪教”，树旗起事。他与伏牛山内的女教主蔡氏结为姊弟，蔡氏绰号“一枝花”。民间谣言：“一枝花，十七八，能敌千军万马。”“众人崇奉，呼为女总领，其所煽惑附和者颇多……或称玉兰老母，或称上神爷，俱有邪术。所奉邪神系三教祖母、十二老母、九龙圣母，朔望哄骗乡民烧香，勾引入教”[96]。一七四六年（清乾隆十一年），清廷破获了大乘教。其教首张保太，居住云南大理鸡足山。张开堂传教，自称四十九代收圆祖师，早在雍正十年，张已被官府拿获，监毙狱中。但大乘教传布极为广泛，云南、贵州、四川、两湖、江西、江苏、直隶，到处都有徒党，乾隆十一年发动了一场大搜捕，株连的人很多。一七四八年（清乾隆十三年），福建瓯宁老官斋教（即罗教）集合千余人，竖旗跳神，供奉“无极圣祖”，欲入县城抢米劫狱，还打出了“代天行事”、“劫富济贫”的旗号。一七六八年（清乾隆三十三年），福建古田、屏南有“烧炭营生”的萧日安等，拜盟起事，置备旗帜印信，设立“护国将军”、“提督主帅”等官称，图谋攻打古田县城，劫夺仓库。同年，台湾冈山的黄教等抗官拒捕，聚众起事，焚烧营房，与清军作战达半年之久。一七七一年（清乾隆三十六年），湖北京山严士龙、何士荣等，聚众结拜，私置衣帽，设立官称，谋劫仓库，刻有“匡复中原”的印文，并以“天运”作为年号。这些反抗斗争，规模仍不很大，有许多次还未及公开发动，就被清廷破获镇压。但明显的趋势是从单纯的经济要求发展到具有某些政治目标，利用宗教、神迹、烧香、结盟的形式，以增强号召和团结，并且设立官称，提出简单的政治主张，招兵制械，有意识有计划地准备武装斗争。这些反抗活动，较之抗租抗粮、索赈抢米更有组织、更加持久，对封建政权更具有威胁性。人民群众的反抗情绪和战斗意志日益昂扬，终于一七七四年（清乾隆三十九年）爆发了山东临清王伦的清水教起义，揭开了清代中叶农民大起义的序幕。此后，如白莲教、天地会等民间宗教和秘密结社风起云涌，抗清斗争连续不断，规模越来越大，形成了十八世纪末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的新局面。

注释

[1]《清圣祖实录》卷八十六，康熙十八年十二月。

[2]《清圣祖实录》卷九十三，康熙十九年十一月。

[3]《大义觉迷录》。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哲学的贫困》，145页。

[5]《同治瑞金县志》卷十一，《艺文志》，佚名：《答张邑侯书》。

[6]德福：《闽政领要》卷中，风俗。

[7]《汉阳龙霓载氏宗谱》，第二册，《家训》。

[8]《清高宗实录》卷二四五，乾隆十年七月。

[9]《光绪巴陵县志》卷五十二，《杂识》二。

[10]《光绪潮州府志》卷三十三，《宦绩》。

[11]《乾隆广州府志》卷六十，《杂录》二。

[12]《乾隆广州府志》卷六十，《杂录》二。

[13]孙嘉淦：《孙文定公奏疏》卷四，《八旗公产疏》。

[14]《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六九。

[15]档案《内务府来文》，乾隆二十年十月初二日。

[16]董含：《三冈识略》卷十。

[17]《东华录》乾隆朝卷二十四，乾隆十一年八月。

[18]《东华录》乾隆朝卷二十四，乾隆十一年八月。

[19]《雍正朱批谕旨》，第十八函，六册，雍正八年六月初三日尹继善奏。

[20]王简庵：《临汀考言》卷十八，《批上杭县民郭东五等呈请较定租斗》。

[21]戴兆佳：《天台治略》卷六，《劝谕富室岁暮善取租债，以苏民困，以保天和事》。

[22]《同治长沙县志》卷二十，《政绩》二。

[23]戴兆佳：《天台治略》卷六，《劝谕富室岁暮善取租债，以苏民困，以保天和事》。

[24]黄中坚：《蓄斋集》，《征租议》。

[25]《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九，乾隆十三年十一月。

[26]《光绪邵武县志》卷十三，《寇警》。

[27]《同治兴国县志》卷四十六，《杂记》。

[28]《同治雩都县志》卷十三，《文艺》。

[29]《同治重刊康熙宁化县志》卷七，《寇变》。

[30]《同治重刊康熙宁化县志》卷七，《寇变》。

[31]《同治瑞金县志》卷十六，《兵寇》，杨兆年：《上督府田贼始末》。

[32]《乾隆石城县志》卷七，《兵寇》。

[33]《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十四，《武事志》。

[34]《嘉庆瑞安县志》卷十，《杂志》。

[35]裕谦：《裕靖节公遗书》卷四。

[36]《道光元和唯亭志》卷二十，《杂记》。

[37]《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437页。

[38]王先谦：《东华续录》乾隆朝卷二十四，乾隆十一年八月。

[39]《清高宗实录》卷二七四，乾隆十一年九月。

[40]《雍正朱批谕旨》，第四十二册，八年七月李卫等奏。

[41]《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奉督抚各大宪核定踹匠工价给银永遵碑记》，33页。

[42]同上书，《苏州府处理踹匠罗贵等聚众行凶肆凶科敛一案并规定以后踹布工价数目碑》，34页。

[43]同上书，《苏州府处理踹匠罗贵等聚众行凶肆凶科敛一案并规定以后踹布工价数目碑》，34页。

[44]同上书，《遵奉督抚各宪定例永禁碑记》，39页。

[45]同上书，《遵奉督抚各宪定例永禁碑记》，39页。

[46]《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长吴二县踹匠条约碑》，43页。

[47]《皇朝政典类纂》卷三十五，《户役六》。

[48]《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苏州府规定踹匠每布一匹工价连薪菜米加等计银一分三厘碑记》，49页。

[49]同上书，《奉各宪永禁机匠叫歇碑记》，6页。

[50]同上书，《元和县为机匠王南观等借口减轻洋价集众向机工庄上滋闹……碑记》，13页。

[51]同上书，《长元吴三县永禁烛匠霸停工作聚众敛钱逞凶滋事碑》，218页。

[52]《铜政便览》卷四，《酌定两局画一木牌章程》。

[53]《乾隆朱批奏折》，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54]《清仁宗实录》卷三一九，嘉庆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55]凌燽：《西江视集纪事》卷四，《条教》。

[56]凌燽：《西江视集纪事》卷四，《条教》。

[57]《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奉各宪严禁纸作坊工匠把持勒增工价永遵碑》，67页。

[58]同上书，《长元吴三县永禁烛匠霸停工作聚众敛钱逞凶滋事碑》，218页。

[59]包世臣：《安吴四种》卷六。

[60]《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奉钦差部堂督抚各宪驱逐踹染流棍禁碑》，41页。

[61]枝巢子：《旧京琐记》卷九，

[62]《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长洲县革除木簰小甲碑》，100页。

[63]龚柴：《台湾小纪》，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帙。

[64]蓝鼎元：《平台纪略》。

[65]蓝鼎元：《平台纪略》。

[66]龚柴：《台湾小纪》。

[67]连横：《台湾通史》卷三十。

[68]蓝鼎元：《平台纪略》。

[69]蓝鼎元：《平台纪略》。

[70]蓝鼎元：《平台纪略》。

[71]汪景祺：《读书堂西征随笔》。

[72]《雍正朱批奏折》，四年八月初三日。

[73]《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六年七月十八日杨锡绂等奏。

[74]《清高宗实录》卷一八七，乾隆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75]黄卬：《锡金识小录》卷四。

[76]《东华录》雍正朝卷六，雍正三年七月。

[77]《东华录》雍正朝卷七，雍正三年八月。

[78]《东华录》雍正朝卷十四，雍正七年六月。

[79]《东华录》雍正朝卷十五，雍正七年十二月。

[80]《雍正朱批奏折》，六年九月初八日湖北按察使王肃章奏。

[81]《雍正朱批奏折》，十一年十月廿五日署江西布政使宋筠奏。

[82]《东华录》雍正朝卷十三，雍正六年七月。

[83]《东华录》雍正朝卷八，雍正四年二月。

[84]《东华录》雍正朝卷九，雍正四年八月。

[85]《乾隆朱批奏折》，七年九月十九日四川按察使李如兰奏。

[86]《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十册，4518页。

[87]《乾隆朱批奏折》，八年八月初四日两江总督尹继善奏。

[88]《清高宗实录》卷二三〇，乾隆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89]《乾隆朱批奏折》，八年五月二十六日福建提督武进升奏。

[90]《清高宗实录》卷一五九，乾隆七年正月初五日。

[91]《乾隆朱批奏折》，八年正月二十六日两江总督德沛奏。

[92]《乾隆朱批奏折》，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湖广提督王天觉奏。

[93]《清高宗实录》卷一九七，乾隆八年七月三十日。

[94]《清高宗实录》卷二〇三，乾隆八年十月三十日。

[95]《耶稣会中国书简集》（日译本），乾隆编（三），210页。按：马朝柱声称其根据地在“西洋寨”，故在搜捕马朝柱时耶稣会传教士受到牵累。

[96]《乾隆朱批奏折》，五年正月十七日河南巡抚雅尔图奏。

第四节　民间宗教和秘密组织

一、白莲教的传播

有清一代，民间宗教和秘密结社盛行，许多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都利用了宗教和结社，如白莲教起义、天地会起义、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都是如此，连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也和会党有密切的关系。这一历史现象，给人以一种错觉，似乎民间宗教和秘密结社的传布产生了起义和革命，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宗教和结社本身不是产生斗争的原因，恰恰相反，它们是斗争的产物，正是群众斗争的尖锐化，才使得以拜佛行善与结盟互助为宗旨的民间秘密组织走向革命化，成为人民群众发动起义的工具。当然，民间宗教和秘密结社在推动反封建斗争中曾经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起义发动之前，它是革命方面隐藏和积蓄力量、宣传革命性主张的有效手段；在起义发动之后，它又是指挥群众队伍进行武装斗争的组织形式。当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群众中的反抗怒火长期郁积，必然要喷发宣泄。而清朝统治者对人民反抗活动的防范十分周密，镇压十分严厉。革命人民迫切需要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手段，以适应形势的发展，避开清朝的注意，迅速地把群众吸引到革命的一边。不这样，革命和起义就不能够发动。而这种手段必须适应农民群众的觉悟水平，它既能捍卫农民的利益，又能为群众所理解、所接受。在封建社会中，农民普遍地缺乏文化，受不到教育，他们相信神灵、奇迹、超自然力量，希望在和地主阶级的斗争中得到上天保佑。民间宗教和秘密结社正是给下层人民提供了组织手段和精神力量。表面看来是荒诞不经的教义和神话，却能引导群众否定现实、起而反抗，并能激发他们斗争的欢乐和胜利的信心。恩格斯说过：“这些起义同中世纪的所有群众运动一样，总是穿着宗教的外衣……但在宗教狂热的背后，每次都隐藏有实实在在的现世利益。”[1]

清代最重要的民间宗教和秘密结社有两大系统，一是白莲教，一是天地会。

白莲教是传布极广，且曾多次发动大规模起义的民间宗教。它存在的历史很久，可以追溯到东晋，源于佛教的净土宗，以西方净土白莲池的理想为最后归宿。它早期只是一个一般宗教组织，在下层民众中传布，经历种种演化，才变成了反对封建统治的组织。元末，韩山童传白莲教，烧香聚众，发展成元末农民大起义。明朝统治下，白莲教继续活动，组织了多次起义。明朝后期“白莲结社，遍及四方，教主传头，所在成聚”[2]。一六二二年（明天启二年），爆发了徐鸿儒领导的白莲教起义，震撼了明朝的统治。清初，白莲教的活动仍时有所闻，如一六四五年（清顺治二年）宣化与朔州一带有皇天清净善友会组织群众，抗拒清兵，声势浩大，“满山遍野，俱是贼兵，各持枪刀弓矢”[3]。又如直隶藳城、无极的王凤喈、董百仙等，传白莲教，“假称邪教真主以眩惑之。于是，一时顽冥之徒，俱着魔鬼，如醉如狂，竟敢揭竿而忽逞”[4]。这支队伍曾围攻真定府城。

清朝从一开始就严禁民间宗教的活动，曾三令五申，加以取缔，采取种种镇压措施。“迨至我朝定鼎以来，圣圣相传，惟依尧舜文武之治为治，因于邪教严定律例，所有枷杖徒流，绞斩凌迟，各依造罪之深浅，为用刑之重轻”[5]。顺治三年（一六四六），“敕令都察院、五城御史、巡捕衙门及在外抚按等官，如遇各色教门，即行严捕，处以重罪”[6]。

由于清朝统治者的严厉镇压和民间宗教组织的分散、松懈，各地教首秘密设立支派，独自发展力量。结果白莲教的支派林立，名目繁多。比较著名的有闻香、大乘、龙华、混元、无极、无为、先天、收元、八卦、天理、清水、园教、三阳、长生、青莲、罗祖、弘阳、皇天、善友、九门、十门、燃灯、西来、清茶门等等。如此众多的教派，有些虽与白莲教不属同一系统，但其教义和经典却基本雷同。有些是为了避免清政府的追踪而改名，名异实同，全为白莲教的衍化。这些教派，分散在全国各地，以广大的下层群众为依托，活动秘密，流传广泛，任何强大的武力和严酷的刑法都不可能将它们全部摧毁。民间宗教，犹如埋藏在群众中的地雷火种，一旦条件成熟，引线燃点，便会爆发迸溅，酿成燎原的大火。

秘密宗教在民间传布过程中，创作和刊印了许多经卷，“每立一会，必刻一经”[7]。各个教派的教义各有特点，但也有着共同的内容，大体上包含着以下三个方面：

（一）创世说

这是白莲教等教派的根本教义。它认为世界原是混沌一股气，后来化成一个神，叫无生老母，所谓“无生老母先天立”。然后，“无生母，产阴阳”[8]，一叫伏羲，一叫女娲，结为夫妻，繁殖出九十六亿皇胎儿女，落到东土红尘世界，于是就出现了人世间。由于这种创世说，他们认为世上凡人全是“无生父母之儿女，初皆生于天宫，故以天宫为家乡”[9]，叫做“真空家乡”。“真空家乡”是凡人的出生地，也是归宿地，无生老母差遣弥勒佛下凡，救度众生，只要入教修持便可免沦地狱，升入“安养极乐国”，叫做“还元归乡”。所谓“来东土，尽迷在红尘境界。捎家书，吩咐你，龙华相逢”，“无生母，度化众生，同上天宫”[10]，于是，所谓“无生老母”，便成为人间的“创世主”和“救世主”。白莲教等教派崇奉诵念的“八字真言”，所谓“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就是概括了这个“创世说”的根本教义。

这种创世说，乍一看，仅仅是关于宇宙、世界形成的一种非科学的观念，丝毫也没有触动封建统治的思想内容，更不是农民进行斗争的纲领。它只是憧憬“真空家乡”的“极乐”生活，向往在“无生老母”处得到永生。所以，即使当时的统治者，也认为“始闻教匪之所以愚民者，‘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八字，其词无理而悖”[11]。

白莲教咒语单

像这样看来毫无意义而且十分荒诞的“八字真言”，为什么成为动员农民群众起来造反的强有力的口号呢？这是因为白莲教等教派具有一般宗教所没有的特点，它的教义紧密联系着现实生活，可以随着社会矛盾的变化而对“八字真言”进行新的解释。它引导人们向往追求“真空家乡”、“天宫”、“安养极乐国”，也是直接对现实世界的否定，对“红尘境界”的不满。明朝时，它们提出“八牛（指朱明王朝）江山坐不牢”；清朝时，它们又提出“保辅牛八”，“日月复来属大明”[12]。伴随封建剥削的加深，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广大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教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贫苦农民的要求，渴望“无生老母”率领他们改变现实世界，走向“真空家乡”，以此来结束现实的苦难。这些对于个体农民小生产者来说，已经是最高的理想了。

“八字真言”宣扬的极乐国，与现实社会制度是根本对立的，所谓“真空家乡”是作为对现实世界的不满而出现的，当然也就被清统治者视为“异端邪说”，而白莲教等教派也就被斥之为“邪教”，并受到严厉镇压。

（二）三际说

为了适应穷苦人民不满现状和追求理想未来的愿望，白莲教等教派认为世界的发生发展，经历了过去、现在、未来三个阶段或三个时期，称之为“三际说”。

三际说实际是佛、道、明教等某些观点的大杂烩。它认为“过去”叫无极，青阳当道（指青色太阳），由燃灯佛掌管；“现在”叫太极，红阳当道（指红色太阳），由释迦佛掌管；“未来”叫皇极，白阳当道（指白色太阳），由弥勒佛掌管。三际说的核心是宣扬世界的发展变化，过去的苦难生活将会结束，未来的美好世界可以期待和争取。现在正是红阳和白阳交替的时刻，这种交替，即所谓“劫变”，“红阳劫尽，白阳当兴”。“劫”是佛教中的概念，原意是时间的延续，引申之则为灾祸。佛教宣扬整个宇宙和人类的经历充满着无数大大小小的劫，宇宙是个大劫海，经过无数的劫变后，世界归于空无。佛教用否定物质的现实世界，引导人们去向往和追寻非物质的彼岸世界。但在一定条件下，民间秘密宗教的劫变说，却包含着否定当前的封建统治。现实的红阳世界，带来了无穷灾祸，百姓要遭殃，天下要大变。只要皈依无生老母，由弥勒佛掌盘，白阳当道，就会进入“天地无圆无缺，人无老少、无生死，亦无女相”[13]的欢乐天堂。“三际说”和“劫变说”提出了一个即将到来的美好世界以和浑浊的现实世界相对立。一旦群众坚定地相信：沉重的苦难可以摆脱，幸福的新纪元将会降临，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为之斗争，为之献身。所以统治阶级说：这种宗教思想“以造福逃劫，引诱痴愚”[14]，“暗图未来，实为谋逆之由”[15]，“入其教则登天堂，不入其教则堕地狱；入其教则可免劫而登极乐，不入其教则大劫将临，同归苦海”[16]。白莲教等教派正是从这种虚妄荒诞的教义中取得了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的思想力量。

（三）“同财同色”的平等观

所谓“同财”，即规定入教时，“按贫富出根基钱多少不差，又按季出升丹银多少不等”[17]。“入教之后，教中所获赀财，悉以均分。”[18]“习教之人，入彼党伙不携赀粮，穿衣吃饭，不分尔我。”[19]不仅如此，他们还主张“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以周行天下”[20]。所谓“同色”（色即种类的意思），就是主张取消各种类的区别，包括取消世界上老幼、男女等的区别，从而排除一切欲望。其经卷中有“或是男，或是女，本来不二；都仗着，无生母，一气先天”[21]，又说，“吩咐合会男和女，不必你们分彼此”[22]。这种均财产、泯类别的平等观念，对苦难深重的下层群众是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的。

各教派的经卷带着浓厚的民间色彩，大都以当时民间流行的曲调写成，其中有用昆曲的清江引、驻云飞、黄莺儿、白莲调等，也采用歌谣如五更调、打拾不闲、打莲花落和梆子腔的说唱词。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传教，通俗易懂，便于诵唱，容易被下层人民所接受。此外，他们还“或充医卜，或充贸易，遍历各村，亲去传徒”[23]，通过行医替穷人治病，传授拳艺武术、赈济灾民等等，扩大影响，深受广大农民、小手工业者和无业游民的欢迎。

当然，这些民间教派，以分散的个体小生产者作为群众基础，有其思想的局限。它们长期在封建社会中流传，又必定会接受封建正统思想、等级观念的影响，因此，宗教教义中包含着许多封建迷信、落后保守的思想糟粕。它既吸取佛教、道教的教义，也采纳儒家的思想；既崇奉无生老母、弥勒佛，又把玉皇大帝、孔夫子和各种神话传说人物拉来作陪。许多经卷中，充斥着行善修持的滥调和忠义孝悌、三纲五常、守命安分、轮回报应的观念。在平常时期，不少教派被少数世袭的传教家族所垄断，成为他们敛钱发财的工具。教首们拥有特权，逐渐变成了面团团的富家翁，教派内部也是尊卑有序、职守分明、等级森严。只有到了阶级斗争激化时期，大批破产、失业的下层人民涌入秘密宗教组织，革命的因素大大增强、活跃起来，改变了这些教派活动的方向和范围，使之从潜伏状态中脱颖而出，以蓬勃昂扬、矫健英猛的姿态，迎接和召唤着革命暴风雨的到来。

二、天地会的创立

白莲教是一个流传历史很久的民间秘密宗教，而天地会则是在清代才开始出现的下层秘密结社。

天地会成立的具体年代与创始人，至今说法不一。辛亥革命时，革命党人陶成章做发动会党的工作，探究它的来历和宗旨，研究了会党内部的许多情况，写了《教会源流考》一书，认为天地会是明朝遗民建立的反清组织，“始倡者为郑成功，继述而修整之者，则陈近南也”。按这种说法，郑成功死于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则始倡天地会的时间不能晚于此时。第二种说法是根据广西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中所说：“大清康熙年间，甲寅年，三月二十五日，洪家结拜之期”[24]，康熙甲寅即是一六七四年（清康熙十三年），故有人认为，“考天地会创始年代，洪门相传，始自清康熙十三年甲寅”[25]。第三种说法认为“甲寅”应是雍正的甲寅，非康熙的甲寅。其根据是萧一山辑《近代秘密社会史料》中所收《西鲁叙事》中，指明天地会创立于“雍正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丑时”。这样就把创立天地会的时间推迟了六十年，推至一七三四年，亦即雍正十二年甲寅。[26]第四种说法认为天地会创立于一七六一年（清乾隆二十六年）[27]，这主要是根据嘉庆四年（一七九九）福建巡抚汪志伊的奏折，他说：“臣遵查天地会匪，始于乾隆二十六年间。漳泉匪徒，谋为不轨，潜相勾结，蔓延台湾”[28]。汪的另一奏折中又说：“查闽省天地会起于乾隆二十六年，漳浦县僧提喜首先倡立。”[29]还有第五种说法，认为创立于一七六七年（清乾隆三十二年），主要是根据两广总督孙士毅在乾隆五十二年的奏折，其后附有天地会员许阿协的供词。许阿协解释天地会的暗语“木立斗世知天下”，“木字，系指顺治十八年；立字，系指康熙六十一年；斗字系指雍正十三年，世字系因天地会起于乾隆三十二年，故借这世字暗藏的”[30]。由于天地会是一种秘密结社，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台湾林爽文领导的天地会起义以后，始为世人所知。在此之前，清朝政府并未发现天地会的活动，因此，在政府档案以及私人记述中并无有关天地会的记载，天地会本身也没有留下任何文件或资料。所以，在目前尚难断定天地会成立的准确时间。但从迄今所见到的资料来看，天地会创立于乾隆中叶之说似较可信。因为：第一，前三种说法，说该会创立于康熙、雍正或更早，主要是根据天地会本身的文件《西鲁序》[31]。《西鲁序》实为天地会中后出增益的神话故事，不是真实的历史，不能据此断言天地会创立的时间。早期的天地会员似乎并不知道《西鲁序》故事，因为林爽文起义后，清廷花了很大力气在俘获的天地会员中追问该会的起源，许多会员的供词中尚未谈到这个故事。第二，康熙、雍正时，清廷破获的秘密组织尚少，乾隆时大大增多，秘密组织的名称达几百个。直到乾隆五十一年之前，从无天地会的名称。如果天地会创立很早，在长时期的传播和活动中，清政府不会毫无觉察。第三，当年清朝官吏大力追究天地会的创立人和创立年代，从未有创立于康熙、雍正年间的说法，孙士毅说创立于乾隆三十二年，汪志伊说创立于乾隆二十六年。此两种说法，孙士毅说提出时尚在追查之初，追查工作还在继续（清乾隆五十二年年初），而汪志伊说提出时已在追查工作结束之后（清嘉庆四年），汪志伊当是追查的最后结论，应更为可信。

广西东兰州天地会首领姚大羔所藏天地会会簿（嘉庆十六年五月初七日）

同白莲教一样，天地会的出现也是乾隆以后阶级矛盾逐渐激化的产物。清代档案中，秘密结社类共二百一十五宗，其中乾隆二十年以后破获的达一百九十九宗，在此以前只有十六宗，天地会的出现与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有关。

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天地会最早出现于福建和广东地区的水陆运输沿线，既不是在农村，也不在手工业集中的城市。清代雍乾时期，由于土地兼并激烈，许多农民被抛出土地，另一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却需要大批从事商品运输的劳动力，有很多离开土地丧失生计的农民从事这种不需要多少技术而劳动却极繁重的搬运工作。他们的生活很不稳定，无固定的雇主和固定的岗位，有事可做，即是就雇就业，无事可做，即成失业游民。这是一批浪迹江湖以求温饱的人们。他们离开了自己生长并熟悉的环境和工作，来到人地生疏的地方，从事自己所不熟悉的工作，过着饥饱不定的生活。他们孤身一人，四处飘零，举目无亲，无力抗拒各种灾祸的打击和恶势力的压迫。命运相同的弱者要求组织起来，相互扶助，以保护自己生存的权利。下层群众因维持生活的目的，相互联系组织起来，成了一支强有力的社会力量，这就是天地会的源起。如同清朝官吏所说：“所有天地会名目，起自内地，辗转私传。又有一种游手匪徒，生事扰民，名为罗汉脚，以天地会人众势强，利于纠抢，无不听从入会。若非会内之人，即行抢夺。是以稍有身家及负贩营生者，亦多畏其抢夺，不得不从，以致南北两路，日聚日多”[32]，“遇事互相帮助，会内亦有本处之人，而系客籍者十居八九”[33]。

早期天地会员大多是穷苦的劳动者，包括运输工人、小商贩、手工业工人、无业游民、农民。从档案馆内所藏林爽文起义军被俘人员供词可以看出台湾天地会早期的首领和骨干的职业情况（起义爆发后参加者不计）：

小商贩　11人

佣工　9人

农民　6人

差役　1人

到了嘉道年间，天地会有了很大的发展。有些穷苦的下层知识分子参加，也有个别富裕有身家的人入会。到了嘉道年间，天地会有了很大的发展，成员越来越混杂，但大体上仍然是小商贩、雇工占有较大的比重。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嘉道年间天地会系统一百二十八起案例中首领和骨干二百二十六人的职业构成如下：

小商贩　32人

种田兼商贩　58人

雇工贸趁者　36人

雇工　9人

耕田者　9人

手工业者（包括兼种田者）　8人

穷苦知识分子　18人

僧侣　4人

家道殷实者　2人

差役　6人

身份不明者　44人[34]

以上两个不完全的统计数字所反映的天地会成员的职业分布情况，有两个特点：一是穷，乾隆时家道殷实的无一参加者，嘉道时不过百分之一；二是职业的流动性。前一个特点说明天地会初起时主要的还是穷苦劳动者的自发组织，是于无可奈何之中一种本能的求生存的斗争。说天地会一开始就是具有反清复明宗旨的地主阶级操纵的反满组织，是缺乏史料根据的。后一个特点使天地会这一秘密组织具有自己的特色，它既不同于历史上的民间秘密组织，也不同于同时存在的白莲教系统等秘密组织。它有浓厚的平等色彩而缺乏思想上的权威；它组织发展迅速而缺乏统一领导；它战斗勇敢而缺乏纪律。天地会组织本身的这些特点，随着它的迅速发展而越加明显，尽管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发展迅速，会员众多，声势浩大，但在反对封建政府的斗争中，始终没有形成一股雄伟的打击力量，它的早期没有能像白莲教那样组织发动席卷五省坚持十年的大起义，它的晚期也不可能有像拜上帝会那样的战绩。一直到清朝灭亡，在历次的伟大斗争中，它始终只是偏师而不是主力军。

天地会最早出现的时候，很难说是政治性的，它带有浓厚的自卫和互助的性质。乾隆五十三年被捕的首先在台湾传播天地会的严烟在供词中说：“要入这会的缘故，原为有婚姻丧葬事情，可以资助钱财；与人打架，可以相帮出力；若遇抢劫，一闻同教暗号，便不相犯；将来传教与人，又可得人酬谢。所以愿入这会者甚多。”[35]在此以前被捕的广东、福建天地会员的供词，也大体相同。一般天地会员入会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政治目的，日常的活动也没有反政府的性质。但政府既不能保护人民，也不许人民自保。中国历代封建政权对人民的集会结社，例皆严禁，因为封建专制政府最讨厌社会组织。国家就是唯一的社会组织。当人民只能以散沙般的个人来对付国家权威的时候，国家权威才是最巩固的，因此任何结社都被禁止或控制，在政府看来，这种结社或许就是叛逆组织的外壳。乾隆五十一年，台湾天地会活动暴露以后，官吏严厉镇压，穷究不已，罪及无辜，遂使天地会员陷于反也死不反也死的境地，终于爆发了林爽文起义。在现存林爽文起义军的二十多件文件中，还是以官逼民反、铲除贪官污吏之类为号召。林爽文起义之后，清政府对天地会防禁甚严，且增入《大清律》。而天地会的矛头所向，也直接指向了清朝政府，明确地提出了“反清复明”的口号，在传播过程中，通过许多不知名的小知识分子之手编制了许多宣传“反清复明”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即是《西鲁序》。它是天地会的政治宣言，其中并无宗教的说教，也无晦涩难懂的语言，它通过一个悲壮的故事，揭露了清朝统治者的恩将仇报，迫害忠良，不仁不义，以证明清朝统治者是一些丧尽天良的昏君，只有推翻他们，重建汉族江山，才能“黄河澄清”，过太平日子。天地会从早期的自卫互助组织发展为有明确政治目标的政治组织，这个变化的过程，是同当时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清朝政府吏治败坏密切相关的。

天地会于乾隆年间由福建移民渡台而传到台湾，嘉庆以后先后传至江西、广西、湖南、湖北、浙江、贵州等省，并通过华侨传至南洋各地，逐渐成为大江以南重要的反清秘密组织。天地会的传播是在清政府严厉禁止之下进行的，为了躲避官府耳目，曾经使用不同的名称，如添弟会、靔会（乾隆五十七年福建泉州同安人苏叶、陈苏老所创）、小刀会（乾隆五十九年台湾彰化郑光彩等人结会，以入会者皆置小刀一把随身携带得名）、合义会、三点会、龙华会、洪莲会、双刀会、百子会、江湖串子会、仁义三仙会、父母会、担子会（嘉庆末年传入湖南，入会者多系肩挑负贩者，故名担子会）、平头会（嘉庆二十五年出现于福建，因“会内之人皆系平等称呼”，取名平头会）、三合会（最早见于道光十一年）、保家会等等。[36]可能还有许多至今还未发现的名称。不管这些组织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用什么名称出现，它们的宗旨、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都保持了天地会的面貌，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南方各省，天地会是最有力量的反清组织。

注释

[1]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526页。

[2]《明史》卷二二六，《吕坤传》。

[3]《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

[4]兵部尚书固山额真噶洪达题本，《为恭报续获诈城党贼并参疏忽官员》。

[5]黄育楩：《续破邪详辩》。

[6]《清世祖实录》卷二十六，康熙三年六月十一日。

[7]那彦成：《那文毅公奏议》卷三十二。

[8]黄育楩：《破邪详辩》，引《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卷》。

[9]黄育楩：《破邪详辩》，引《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卷》。

[10]黄育楩：《破邪详辩》，引《佛说无为金丹炼要科仪宝卷》。

[11]周凯：《内自讼斋文集》卷一，《纪邪匪齐二寡妇之乱》。

[12]那彦成：《那文毅公奏议》卷四十一。

[13]那彦成：《那文毅公奏稿》卷四十二。

[14]《钦定平定教匪方略》卷首。

[15]那彦成：《那文毅公奏稿》卷四十二。

[16]祥亨：《重刻破邪详辨序》。

[17]《同治房县志》卷六，《事记》。

[18]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七。

[19]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二。

[20]周凯：《内自讼斋文集》卷一，《纪邪匪齐二寡妇之乱》。

[21]《救苦忠孝药雪宝卷》。

[22]《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卷》。

[23]黄育楩：《破邪详辩》卷一。

[24]《天地会》一，33页。

[25]罗尔纲：《天地会文献录》。

[26]荷兰人施列格以及萧一山均持这种看法。

[27]持此说的有蔡少卿同志，见《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64（1）。

[28]《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四年十月二十九日批，汪志伊奏。转引自《天地会》一，141页。

[29]《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三，汪志伊：《敬陈治化漳泉风俗疏》。

[30]《许阿协等人供单》，转引自《天地会》一，70页。

[31]《西鲁序》是天地会文件内的一篇，叙述本会的起源故事梗概如下：康熙年间，少林寺僧众助清廷征服西鲁番，得胜后回寺居住，被奸人进谗言，清廷发兵攻打并焚烧少林寺，僧众大多被惨杀。有五人逃出与万云龙结盟，拥立崇祯太子朱洪英，发动起义，又被清兵打败，万云龙身亡。此五人逃到各省，誓志反清复明，是为“五祖”，成为各省天地会支派的创立者。这个悲剧性故事包含着恩仇相报，迷信神迹，武术技击，反清复明，是情节曲折很有鼓动性的一篇宣传文字。《西鲁序》有各种版本，现在所见最早的版本应推嘉庆十六年查抄的广西东兰州天地会首领姚大羔家所藏的手抄会簿所载的故事，与后来的版本对照，早期版本写得简略粗糙。越到后来，写得越是细致动人，故事也更加详细严密。

[32]《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卷五十八，福康安奏，乾隆五十三年四月十四日。

[33]那彦成奏，嘉庆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34]参见《历史档案》，1981（1），113页。

[35]《严烟供词笔录》，见《天地会》（一），111页。

[36]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秘密结社类。

第五节　康雍时期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

一、皇太子的两次被废

在历史上，除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斗争以外，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也时起时伏。争权夺利、尔虞我诈、倾轧排挤，这是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内相互关系的常态。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夫妻之间为了争权夺利，发生冲突，达到你死我活的地步。篡窃相仍、残杀凌夺，史不绝书。完全抛弃了天伦之间的温情关系，撕破了孝悌仁义的薄薄面纱，赤裸裸地暴露出统治阶级狰狞的、嗜血的本性。清朝，作为一个封建王朝，同样存在着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不过，它和以前朝代中权力斗争的重点和表现形式有所不同。清代的封建专制权力最为集中，皇权压倒了其他权力。清统治者鉴于前代的教训，对可能会侵犯或窃夺皇权的各种势力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母后、外戚、权臣、宦官、朋党、疆臣的权力和活动范围严格地受到压抑和控制，因此，清代的三百年间，除了晚清的慈禧太后干政以外，没有像汉唐宋明那样严重的母后、外戚、宦官、朋党、藩镇之祸。清朝前期和中期的皇帝，一般都亲理政务，大权独揽，稳稳地掌握中枢的权力，既没有其他势力公开篡位弑君的威胁；也没有大权旁落，权臣窃国柄，天子受操纵的情形。清朝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主要表现在皇权的继承交替方面，老皇帝死去之后，由哪一个皇子继承帝位，在皇室内部往往发生激烈的争夺。皇太极和顺治的即位都曾掀起政治风波，而康熙至雍正的皇权交接更经历了长期的白热化的斗争，酿成统治秩序的动荡不安。

康熙一共生了三十五个儿子和二十个女儿，儿子长大成人的有二十人，女儿长大成人的有八人。康熙第一个皇后——孝诚皇后，是辅政大臣索尼的孙女，与康熙甚为恩爱。一六七四年（清康熙十三年）孝诚皇后生子胤礽（皇二子），因难产身亡。第二年（一六七五年，清康熙十四年），康熙立胤礽为皇太子，这一建储措施是遵照了前朝汉族帝室立嫡立长的礼法，却不符合满族的传统。立嫡立长的建储办法是为了及早明确地选定继承人，以杜绝觊觎，防止争夺，但过早地预立太子也会使大臣们希图将来的荣利而趋奉门下，结党营私，无形中产生第二个权力中心，甚至引起皇帝和太子之间的激烈冲突，如汉武帝之于戾太子、唐太宗之于太子承乾。正是在这一点上，康熙重蹈了历史的覆辙。

胤礽聪明俊秀，能文能武。康熙对他十分钟爱，说他“骑射、言词、文学，无不及人之处”。当时在北京宫廷供职的法国神父白晋称赞说：“皇太子博览群书，熟诣汉学”，“他那英俊端正的仪表在北京宫廷里同年龄的皇族中是最完美无缺的。他是一个十全十美的皇太子，以致在皇族中，在宫廷中没有一个人不称赞他”[1]。康熙给他聘请了最有名的学者张英、李光地、熊赐履、汤斌、耿介做师傅，教他读书。康熙经常带他和其他皇子出去打猎或巡视。有时康熙出征，命胤礽留京，代理政务，以资历练。重要事务，皇太子可作决定。

长期的皇储地位在胤礽周围集结起一批依附和拥戴他的势力，这股势力以索额图为首。索额图是索尼的儿子，胤礽生母孝诚皇后的叔父，康熙前期，索额图甚得信用，一门勋贵，势倾朝野，和另一权贵明珠相互倾轧。“索额图生而贵盛，性倨肆，有不附己者显斥之，于朝士独亲李光地。明珠则务谦和，轻财好施，以招来新进，异己者以阴谋陷之，与徐乾学等相结。索额图善事皇太子，而明珠反之，朝士有侍皇太子者皆阴斥去。荐汤斌傅皇太子，即以倾斌”[2]。

明珠集团于康熙二十七年被御史郭琇弹劾，明珠被罢去大学士，授内大臣，不再被重用。此后，皇太子长大成人，势力逐渐发展，开始与康熙本人发生了矛盾。一六九〇年（清康熙二十九年）乌兰布通之战，康熙亲征，路上生病，召胤礽和皇三子胤祉进见，胤礽等驰驿至行宫请安，“略无忧戚之意，见于词色。上以胤礽绝无忠爱君父之意，心甚不怿，令即先回京师”[3]。统治阶级对中枢的权力争夺，讳莫如深，没有留下文字记录，因此，今天我们几乎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能从一些蛛丝马迹看到康熙和皇太子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一六九四年（清康熙三十三年）礼部拟定祭祀的仪式，将皇太子的拜褥放置奉先殿槛内，康熙命移置槛外，礼部尚书沙穆哈怕将来皇太子怪罪，请求将谕旨记档，这说明大臣对太子党的畏惧。康熙很不高兴，将沙穆哈革职。一六九七年（清康熙三十六年）康熙又将“私在皇太子处行走”的膳房人花喇等处死。可见康熙父子之间已有重大芥蒂，康熙已在动手削弱和剪除太子的势力。第二年（清康熙三十七年），又大封诸皇子，皇长子胤禔封直郡王，皇三子胤祉封诚郡王，皇四子胤禛、皇五子胤祺、皇七子胤祐、皇八子胤禩俱封贝勒。诸皇子有了爵位，也在培植自己的亲信，觊觎储位，蠢蠢欲动，使矛盾更加复杂，太子党人也更加惴惴不安。

一七〇一年（清康熙四十年），索额图因老退休。第二年（清康熙四十一年），康熙带着皇太子南巡，至德州，突然宣布停止南巡，銮驾返回北京，理由是皇太子得病，留德州疗养，奇怪的是召命已退休的索额图至德州侍奉太子。这可能是发现了太子党人的阴谋，召索额图审讯，南巡因此推迟了两个月。翌年（一七〇三年，清康熙四十二年），南巡刚刚结束，即拘囚索额图，罪名是“背后怨尤，议论国事”、“结党妄行，威吓众人”。根本的原因是胤礽、索额图等失去了康熙的信任，感到皇太子的地位已受威胁，因此大发牢骚，怨恨康熙，并且迫不及待地纠集党羽，有所企图。故康熙指责索额图，“尔背后怨尤之言，不可宣说”，“朕将尔行事指出一端，可就在此正法”，“朕若不先发，尔必先之”，“施威恐吓，举国之人，尽惧索额图乎？”[4]不久，康熙即将索额图处死。多年之后，康熙对他还深恶痛绝，说“索额图诚本朝第一罪人也”[5]。

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是长期积累起来的矛盾的爆发，而一旦两个权力中心公开发生了对抗，便不会有妥协调和的余地。虽然在惩处索额图之后又沉寂了五年，档案中无所透露，但斗争仍在暗中进行，康熙、皇太子、诸皇子之间的关系极为紧张，胤礽处在上受康熙猜疑，下受诸皇子倾害的不利地位，下一个更大的打击必然会降落到他的身上。一七〇八年（清康熙四十七年）十月，康熙在热河发出一道谕旨，指责诸皇子挞辱大臣，“是欲分朕威柄以恣其行事也。岂知大权所在，何得分毫假人”。这时，他的第十八子胤祄病重，康熙似乎有什么重大的事，急切要赶回北京，匆匆启程回銮，行至中途，迫不及待地宣布废掉皇太子。他“召诸官，垂涕而谕：‘……今观胤礽不法祖德，不遵朕训，惟肆恶虐众，暴戾淫乱，难出诸口，朕包容二十年矣！乃其恶愈张，僇辱在廷诸王贝勒大臣官员，专擅威权，鸠聚党羽，窥伺朕躬起居动作，无不探听……更可异者，伊每夜逼进布城裂缝，向内窃视。从前索额图助伊潜谋大事，朕悉知其情，将索额图处死。今胤礽欲为索额图复仇，结成党羽，令朕未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似此之人，岂可付以祖宗宏业。’谕毕，上复痛哭仆地”[6]，可见权力的争夺使父子关系恶化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康熙不是一个庸懦无能的人，在太子党的逼胁下不得不废掉皇太子，将他圈禁起来。

康熙的其他儿子们也卷进了这场冲突。他们都很有才干，据外国传教士说：他见到的年龄较大的十四个皇子中“有十个长得都仪表堂堂，才气焕发”[7]。他们中许多人都和胤礽对立，在康熙和胤礽的关系上不起好作用。一旦胤礽被废，储位虚悬，他们便争先恐后地出来争夺。皇长子胤禔也受康熙钟爱，常奉命出征，或处理政务，年长于太子，但因是庶出，未立为太子。胤礽废黜，他痴心妄想，以为按照“立长”的规矩皇冠将会落到自己的头上。他露骨地怂恿康熙杀掉胤礽，对康熙说：“今欲诛胤礽，不必出自皇父之手”，表示自己可以下手，康熙极为恼怒，斥胤禔为“乱臣贼子，天理国法，皆所不容”。皇三子胤祉又揭发胤禔曾请喇嘛用巫术镇魇胤礽，使胤礽精神失常。康熙相信皇太子行为乖谬，是由于胤禔的镇魇坑害所致，革去胤禔郡王衔，并终身监禁。

康熙的第八子胤禩能量最大，才具优长，善于邀结人心，党羽甚众，野心亦不小。他和胤礽的矛盾也很深，企图谋害胤礽，有一个相面人张明德，“曾相胤禩，后必大贵”。这些阴谋被揭穿，遭到康熙的痛骂：“八阿哥到处妄博虚名。凡朕所宽宥及所施恩泽处，俱归功于己，人皆称之。朕何为者，是又出一皇太子矣！如有一人称道汝好，朕即斩之，此权岂肯假诸人乎？”“胤禩柔奸性成，妄蓄大志，朕素所深知，其党羽早相要结，谋害胤礽，其事皆已败露，著将胤禩锁拿，交与议政处处理。”[8]

这次一起被拘囚的还有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即雍正帝）、皇五子胤祺。据弘旺（即胤禩之子）所著《皇清通志纲要》载：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上违和，皇三子同世宗皇帝、五皇子、八皇子、皇太子开释”。可见第一次废太子时，至少有六个皇子被囚，皇长子胤禔因罪恶太大，未得释放。而被囚的皇子中也有后来登基为帝的胤禛在内，可是胤禛争夺嗣位的活动及被拘囚的情节，在官书和档案中均无所见，大概这些文件都已被销毁。后来雍正已当了皇帝，有一段自我表白，反映了他和胤礽的矛盾。他说：“或有疑朕与二阿哥不睦者。夫二阿哥为皇太子时，乃国之储君也，二阿哥未得罪之先，朕但尽弟道臣道，凡事敬谨，因皇考隆恩，笃爱朕躬，二阿哥恐有妨于己，遂至以非礼相加。然朕惟有尽己之道，恭敬巽顺而已，此皆众所共知”[9]。雍正的这些话，想把自己打扮成安分守己、毫无野心的老实人，但残存的片段史料和他自己的话却说明在储位的争夺中他也是十分起劲的一个。

一个长期位于权力顶峰的年老的封建专制统治者，往往担心大权旁落，害怕出现一个自己所不能控制的权力中心，因此多疑善变，处处提防，办事反复无常，犹豫不决，难以用普通人的心理去忖度，康熙晚年似乎就属于这种情形。就在废黜胤礽以后两个月，即四十七年十一月，康熙命令朝臣商议立嗣，出乎康熙意外的是，朝臣们竟众口一词，保举皇八子胤禩为皇太子，其中有国舅佟国维（康熙的妻兄）、武英殿大学士马齐、领侍卫内大臣阿灵阿（遏必隆子、康熙贵妃之兄）、鄂伦岱（佟国纲子）、揆叙（明珠子）以及汉尚书王鸿绪等，还有皇室中的裕亲王保泰（康熙侄）、安亲王的子孙玛尔浑、伍尔占、色亨图、贝子苏努，以及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䄉、皇十四子胤祯（后改名胤禵）都和胤禩交好。胤禩深孚众望，不但没有使老皇帝高兴，反而引起猜疑，康熙对佟国维、马齐大加斥责。四十八年三月，康熙采取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行动，复立胤礽为皇太子。理由是胤礽因被镇魇，得了狂疾，故举动失常。今狂疾已愈，复立他为皇太子。这一措施在大臣中造成混乱和恐慌，由于康熙征求立嗣的意见，大臣们公开表态，拥戴胤禩，结果康熙责怪他们结党营私，又复立胤礽，大臣们感到不知所措，发出“两处总是一死”的叹息。连当时朝鲜使臣也议论康熙的措置不当，“乍废太子，旋复其位，殴曳马齐，仍官其子，处事已极颠倒”。“皇长子在囚四年，尚不许放……此外诸子，多有不合意事，故皇帝心甚不快，频有乖常之举。大小臣僚如在针毡云”[10]。

在这场政治权力的争夺中，康熙和胤礽的关系既已破裂，断难弥缝复合。事实表明，康熙对太子的废和立都是仓促的决定，没有周密的考虑和善后的措施。而胤礽长期养成的骄纵性格以及迫不及待的抢班的野心，也非一时病态，而是极难改变的。据当时朝鲜人的记载：“太子性本残酷，百姓公传道之曰不忠不孝，阴烝诸妹。若其诸子（指康熙的诸皇子）之暴虐，乃甚于太子云”。“太子沈酗酒色，常习未悛，分遣私人于十三省富饶之处，勒征货赂，责纳美姝，小不如意，诉谗递罢……而近则上自内阁，下至部院，随事请托，必循其私而后已”。又说，“闻太子性甚悖戾，每言古今天下，岂有四十年太子乎？其性行可知”[11]。胤礽复立为皇太子后，周围很快聚集起一批党羽。康熙警惕地注视着他们的活动，立即将依附太子的步军统领托合齐、尚书耿额、齐世武等处死。康熙五十一年九月底再废太子，谕旨中说：“胤礽狂疾未除，大失人心，祖宗宏业，断不可付托此人”。“胤礽秉性凶残，与恶劣小人结党。胤礽因朕为父，虽无异心，但小人辈惧日后被诛，倘于朕躬有不测之事，则关系朕一世声名”[12]。这次皇太子的再废似乎和其他皇子也有关系，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在清宫廷供职，随康熙从热河返回北京，目睹再废皇太子的场面，他记载说：“当我们到达畅春园，我们惊恐地看到花园里，有八到十个官员和两个太监跪在那里，光着头，双手背绑着。不远处，皇子们一排站立，也光着头，双手绑在胸前。不久，皇帝乘坐肩舆从房间里出来，到皇子们面前，暴发出虎吼一样的愤怒，责骂太子，把他关在宫内，公开宣布废掉这个不幸的皇子”[13]。

围绕立储的长期纷争，闹得康熙愤懑抑郁，心力交瘁。此后，直到康熙去世为止，没有再立皇太子，而且这一问题成了康熙心中的隐痛，不许人们议及。朝臣中有建议立储的，或被杀（朱天保）或被谴（王掞、陶彝等）。诸皇子仍在暗中大肆活动，结交党羽，培植亲信，窥测时机，所谓“诸王互相树党，康熙若死，则国事可知”[14]。经过两度废立，诸皇子争夺储位的机会和力量组合发生了变化。原太子胤礽和皇长子胤禔均遭失败，永被禁锢，虽然他们仍有所活动，希冀死灰复燃，但实际上已没有继承帝位的希望。另一个遭到严重失败的是皇八子胤禩，他才能出众，党羽甚多，似乎很有中选的可能，但他的势力太大，活动太积极，反而引起康熙的疑虑和憎厌，受到严厉的斥责。康熙五十三年谕旨中说：“胤禩系辛者库贱妇所生，自幼阴险，听相面人张明德之言，遂大背臣道，觅人谋杀二阿哥，举国皆知……与乱臣贼子等结成党羽，密行奸险，谓朕年已七迈，岁月无多，及至不讳，伊曾为人所保，谁敢争执，遂自谓可保无虞矣，朕深知其不孝不义情形……自此朕与胤禩父子之恩绝矣。朕恐后日必有行同狗彘之阿哥，仰赖其恩，为之兴兵搆难，逼朕逊位而立胤禩者，若果如此，朕惟有含笑而殁已耳……胤禩因不得立为皇太子，恨朕切骨，伊之党羽亦皆如此。二阿哥悖逆屡失人心，胤禩则屡结人心。此人之险，百倍于二阿哥也。”[15]康熙的话说得这样绝情，他和胤禩的关系已弄得水火不能相容，胤禩也不可能合法地继承皇位，他和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䄉等转而支持胤禵。

这时，最有希望成为皇位继承人的似乎轮到了皇十四子胤禵。胤禵原名胤祯，和皇四子胤禛（即后来的雍正）是一母所生。康熙曾称赞他“确系良将”、“有带兵才能，故令掌生杀重任”[16]，胤禟说他“聪明绝顶”、“才德双全，我弟兄内皆不如”[17]。胤禵年龄较小，在早期的储位争夺中卷入得不深，但他和胤禩交好，当康熙四十七年第一次废太子时，康熙拘囚胤禩，胤禟和胤禵曾冒着康熙的盛怒，乞求宽恕胤禩。一七一八年（清康熙五十七年），由于准噶尔进兵入藏并侵犯哈密，西线紧张，胤禵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主持西部军务，这是一项重大的任命，涉及青海、西藏和西北地区的安危和清朝统治的稳定。大将军的权力很大，礼仪规格很高。胤禵当时仅是一个贝子，可用正黄旗纛，亲王体制，称大将军王。这一任命至少给一些人造成了老皇帝意有所属的印象，故胤禵出兵时，胤禟说：“十四爷现今出兵，皇上看的也很重，将来这皇太子一定是他”[18]。胤禵驻兵青海、甘肃四年，打败了准噶尔，立有功勋，因军务未竣，尚未班师。这时，北京突然发生了变故，康熙病逝。一度看来似有继承可能的胤禵远在西陲，鞭长莫及，取得皇冠的美梦落了空。

二、雍正的继位

康熙之死和雍正之立，距今已二百六十多年。有关这一历史上的疑案，至今没有发现充分而可信的文件，其真相和细节难以窥知。根据官方记载，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雍正像

一七二二年，即康熙六十一年八月，康熙在热河行围一个多月，返京后又去南苑行围，看来身体还很正常。阴历十一月初七日，回畅春园，说是“偶冒风寒”，似乎不是大病，且病情逐日好转。这时命皇四子胤禛出居斋所，以便代行冬至日的南郊大祀。十三日凌晨，病情忽然恶化，传诸皇子入见。寅刻皇三子胤祉、皇七子胤祐、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䄉、皇十二子胤祹、皇十三子胤祥以及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传遗诏如下：

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下达这道诏书，胤禛并不在场。他赶到畅春园已在巳刻，三次进见康熙问安，这时康熙还能说话，“告以病势日增之故”。直到夜间戌刻，康熙去世，方由隆科多向胤禛宣述遗诏，据说胤禛尚无当皇帝的思想准备，“朕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胤祉等向他叩首，遂即皇帝位，改元雍正。

对于这一官方记载从来有两种态度，一种认为官方的记载基本可信，雍正的继承是合法的，是根据康熙的临终末命；另一种则不相信官方记载，认为雍正出于矫诏篡立。康熙病危，雍正和隆科多控制着当时的形势，假传遗诏，夺得了皇座，甚至连康熙之死也很可怀疑。以上两种看法，都有某些根据，但根据也都不够充分。康熙朝的《实录》记载康熙传位之事甚详，但那是雍正在位时纂修的，所说自然对雍正有利。现存的档案也经过了雍正的篡改或销毁，没有留下篡立的明显证据。如果完全相信这些资料，据之而编写历史，必然会承认雍正继承的合法性，这等于在审判中只听信一面之词，进行判决，而不听另一方的申诉。可是，在当时严酷的环境中，另一方也不可能提出并留下充分有力的申诉，我们目前只看到保留在《大义觉迷录》中的一些传言，所说雍正篡立的情节，曲折离奇，和官书记载大相径庭。“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禵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又云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何故，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随将允禵调回囚系，太后要见允禵，皇上大怒，太后于铁柱上撞死。皇上又把和妃及他妃嫔都留于宫中”。我们同样也要估计到这些流言出自雍正的政敌之口，究竟有几分可信？斧声烛影，是千古难决的历史疑案，今天要判断雍正是否篡立，很难提出充分确凿的根据。

综观各种材料以后，雍正的继承帝统存在着疑点和破绽，授受之际不清楚，辩解之词有矛盾。我们只能抱着疑以存疑的态度，把问题提出来。

官书记载的康熙临终传位雍正的情节，存在着明显的破绽。据《大义觉迷录》说：康熙病危，在雍正赶到畅春园以前已向八人（胤祉、胤祐、胤禩、胤禟、胤䄉、胤祹、胤祥、隆科多）下达传位的诏谕，而胤禄、胤礼、胤禓、胤祎，“俱在寝宫外祗候”，这是雍正合法继承的最有力的证明。但是，在研究了各种材料以后，有理由怀疑，根本不存在八人同受遗诏的事，因为，在“八人受谕”以后一个时辰，雍正就赶到了畅春园，在十个小时之内三次晋见康熙，这时康熙还能说话，“告以病势日增之故”，却一字未及已向八人面谕传位雍正的事，是康熙遗忘了吗？是向雍正本人保密吗？这都是于理不通的。而且这八个人居然也不向雍正说起这样一件头等重要的事情。直到康熙死后，隆科多才传达遗命，雍正后来说：“朕向者不特无意于大位，心实苦之。前岁十一月十三日，皇考始下旨意，朕竟不知，朕若知之，自别有道理。皇考宾天之后，方宣旨于朕”[19]。而且雍正听到了传位诏谕，还“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这一过程离奇得难以令人相信。合理的解释是根本不存在“八人受谕”这回事，而是雍正捏造出来的现场以证明自己的合法继承。因为，《大义觉迷录》出笼于雍正七年（一七二九）九月，在这以前的文件中从来没有“八人受谕”的记载。雍正元年八月谕：“圣祖……命朕纉承统绪，于去年十一月十三日仓卒之间，一言而定大计。”[20]这里，还一点没有“八人受谕”的痕迹。雍正五年十月开始出现了诸皇子受谕的记载，但还没有具体指名是哪些皇子，上谕说：“皇考升遐之日，召朕之诸兄弟及隆科多入见，面降谕旨，以大统付朕，是大臣之内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21]。《大义觉迷录》中指名七个皇子和隆科多，可以为雍正的合法继承作证。可是这八人中，胤禩、胤禟已被害死，隆科多被禁锢死去，胤䄉则在禁锢中，都不能出来否认这件事。胤祉、胤祹得罪，一个已革去亲王，一个已革去郡王，胤祐则吓得战战兢兢，唯求苟全活命，雍正褒奖他“安分守己，敬顺小心”。这三个人哪里敢出来捣乱，胤祥则是雍正的心腹，雍正称赞他“自古无此公忠体国之贤王”。矫诏篡立，他很可能出过力。雍正在康熙死去七年之后制造这“八人受谕”的场面，当然没有一人能够出来否认的。再看雍正自己说过的一些话和“八人受谕”也是矛盾的。雍正说，胤禩、胤禟都亲承康熙遗诏，方才“肯贴无一语，俯首臣服于朕之前”。但雍正又说，“皇考升遐之日，朕在哀痛之时，塞思黑（胤禟）突至朕前，箕踞对坐，傲慢无礼，其意大不可测。若非朕镇定隐忍，必至激成事端”[22]，“圣祖仁皇帝宾天时，阿其那（胤禩）并不哀戚，乃于院外倚柱，独立凝思，派办事务，全然不理，亦不回答，其怨愤可知”[23]。胤禩、胤禟的举止不像在八个多时辰前已知道传位的遗诏，倒像是刚刚听到雍正要即位的消息而胸怀激愤的神情。还有，“八人受谕”的现场有皇十七子胤礼等在寝宫外伺候，而隆科多却说：“圣祖皇帝宾天之日，臣先回京城，果亲王（即胤礼）在内值班，闻大事出，与臣遇于西直门大街，告以皇上绍登大位之言。果亲王神色乖张，有类疯狂，闻其奔回邸，并未在宫迎驾伺候”[24]。看来，胤礼根本不在寝宫外伺候，也不知道传位雍正的遗诏。他在城内宫中值班，听到康熙去世，赶往畅春园，在西直门大街碰到了隆科多，才听说雍正继位，大出意外，甚为惊骇，逃回家去。不过胤礼很能见风使舵，后来依附雍正，弹劾胤禩，封为果亲王。雍正去世，他还受遗诏辅政。还有更可怪的是隆科多得罪，雍正五年的上谕中说：“圣祖仁皇帝升遐之日，隆科多并未在御前，亦未派出近御之人，乃诡称伊身曾带匕首，以防不测”[25]。隆科多是康雍之际继承一案的关键人物，康熙去世他肯定在旁，而雍正为了罗织罪状，信口胡说，甚至又否认隆科多在场。可见他所说“八人受谕”的真实性是极可怀疑的。

当然民间的传言不可全信。如说康熙遗诏“传位十四皇子”被改成“传位于四皇子”，这种说法已被专家们否定，因为按清朝的书写格式，胤禵写作“皇十四子”，胤禛写作“皇四子”，头一个“皇”字是不可省略的，因此改“十”字为“于”字是不可能的，但否定这一民间传言，并不排斥雍正的矫诏篡立。康熙的意旨可能要传位胤禵，也可能未及指定继承人就死了。他的仓促去世，给雍正造成了机会。

据当时在京的传教士马国贤说：“雍正即位，发布了一个使全国震惊的命令，赵被拘执，处死刑，财产抄没，子女为奴”[26]。赵即赵昌，地位虽不高，却是康熙晚年的近侍，常传达康熙的命令。为什么雍正一上台就要把他杀掉？为什么此人被杀使全国震惊？合理的解释是赵昌知道的事太多，而且不肯附和雍正，雍正必须立即把他解决掉。又雍正在自己即位后的第八天，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发布命令，要大臣们交回康熙的朱批谕旨，“所有皇考朱批谕旨，俱著敬谨封固进呈，若抄写、存留、隐匿、焚弃，日后发觉，断不宽恕，定行从重治罪”。他这样匆忙地要收回老皇帝的亲笔，是否担心其中有不利于自己继位的证据？接着雍正就把矛头指向诸兄弟，首先是把掌握兵权而且是最有可能继承皇位的胤禵召回北京，胤禵发现皇位被夺，感到愤懑不平，雍正斥其“无知狂悖，气傲心高”。胤禵一回北京，即遭幽禁，送去看守陵墓，同时又对其他皇子分隔处理，排挤打击，胤䄉被发往张家口，不久被永远禁锢。胤禟先被发往西宁，后召至保定害死。胤禩留在北京，此人既有才干，又有势力，最初被封为廉亲王，总理国务，这是雍正对他进行麻痹，胤禩也心里明白，底下向人说“皇上今日加恩，焉知未伏明日诛戮之意。其目下施恩，皆不可信”[27]。果然，胤禩不断受指责打击，他的亲信或被杀戮，或遭流放，最后胤禩也在幽囚中被不明不白地害死。还有胤祉以“与阿其那、塞思黑、胤禵交相党附。其子弘晟凶顽狂纵，助父为恶”[28]的罪名被革爵禁锢。胤祹也因事革爵。雍正对胤禩、胤禟最为痛恨，胤禩被改名阿其那（狗），胤禟被改名塞思黑（猪），这一方面固然由于在康熙晚年，彼此嫌隙已成，积怨甚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不肯阿附新皇帝，而且揭露篡立情况，使雍正的政治名誉大受损失。

等到诸皇子党渐次解决，雍正又掉转刀锋对向帮助自己登上皇帝宝座的年羹尧与隆科多。年羹尧本是雍邸旧人，他的妹妹是雍正的妃子。多年担任四川陕西总督，替西征大军办理后勤，处在可以牵制和监视胤禵的有利地位上。隆科多是佟国维之子，他们一家本来都是胤禩一党，但隆科多本人却在关键时刻倒向雍正一边。他既是康熙病中唯一的顾命大臣，又以国舅之亲，任步军统领，掌握着拱卫北京和畅春园的兵权。没有他的协助，雍正是不可能夺取皇座的。雍正即位之初，对这两个有功之臣恭维感激，尽心笼络，脱略了君臣的形迹。如对年羹尧说：“舅舅隆科多，此人朕与尔先前不但不深知他，真正大错了。此人真圣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希世大臣也”。又雍正二年批年羹尧的奏折：“从来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耳！尔之庆幸固不必言矣；朕之欣喜亦莫可比伦。总之，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朕实实心畅神怡，感天地神明赐佑之至”[29]。这类甜言蜜语，听来令人肉麻，出自皇帝之口，实为罕见。不想说得最甜，干得却最毒，笑里藏刀，口蜜腹剑。一年之后，言犹在耳，年羹尧即因“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意”遭斥革，雍正三年底，罗织九十二款罪状，责令自裁。同时隆科多也被革去太保、公爵，雍正五年，又因私藏玉牒罪被禁锢至死。雍正的继统如果有不可告人的秘密，除了已被剪除的诸皇子外，可担心的就是年羹尧和隆科多，他们完全掌握了雍正的隐私，这可能是他们突然失宠、遭到杀身之祸的原因。

如果雍正出于矫诏篡立，又用残酷手段处置了诸兄弟，那就不能不受良心的谴责。后来乾隆说：胤禩、胤禟“觊觎窥窃，诚所不免，及皇考绍登大宝，怨尤诽谤，亦情事所有，特未有显然悖逆之迹。皇考晚年屡向朕谕及，愀然不乐，意颇悔之”[30]。这是不是透露了雍正内心的愧恧不安呢？他的举动也很反常，他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最受康熙爱重的孝顺儿子，即位以后，似乎害怕和回避康熙的亡灵。康熙住在畅春园，这是规模最大、富丽堂皇的皇家园林，雍正弃而不用，另营新居，花钱扩建圆明园，作为自己起居的行宫。康熙经常去热河避暑山庄，一年几乎有四五个月在那里活动，行围打猎，练兵习武，接待蒙古王公，雍正先前也常陪侍往热河，但他即位以后的十三年，一次也没有去过避暑山庄。顺治、康熙的陵墓都在北京以东遵化马兰峪，此处形势雄峻，地面宽阔，雍正偏要换个地方，到北京西南易县去另建西陵，仿佛在故意躲着康熙。这是否全是无意义的巧合？须知：尽管雍正本人雄才大略，很有识见，但头脑中有浓重的迷信思想。他说：“鬼神之事，即天地之理，不可以偶忽也。凡小而丘陵，大而川岳，莫不有神焉主之，故皆当敬信而尊事”[31]。“朕于天人感应之际，信之甚笃，知之甚明”[32]。一个相信天命鬼神的人如果做了对不起父亲和兄弟的罪行，那就会心中有鬼，无论起居、娱乐、埋葬的地方都要远远地躲开他的父亲。这虽然算不得篡立的直接证据，但如有其他证据，也不失为一个旁证。

雍正的继位存在很多疑点，可能出于矫诏篡立。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抹杀雍正的历史作用。应该说：统治阶级的相互残杀是经常发生的，一个很英明的君主也往往要用阴谋手段和残酷斗争来为自己开辟道路，雍正并不是个例外。但作为一个最高统治者，他具有杰出的统治才能，勤于政务，洞悉世情，办事认真，御下严格，以雷厉风行的姿态纠正了康熙晚年吏治疲沓、贪污公行的弊端，结束了皇族内部的长期争夺。他在西北用兵并在西南实行“改土归流”，保证了喀尔喀蒙古、西藏、青海、云贵、四川的安宁，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他整顿财政、清查钱粮，实行“地丁合一”、“耗羡归公”等政策，有利于经济发展、政治安定。雍正统治十三年，时间不算很长，却是清朝统治的重要时期，他继承和发扬了康熙的政绩，促进了我国封建后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为以后的乾隆“盛世”打下了基础。

注释

[1]［法］白晋：《康熙帝传》，见《清史资料》，第一辑，242、243页。

[2]《清史稿》卷二六九，《明珠》。

[3]《清圣祖实录》卷一四七，康熙二十九年七月。

[4]《东华录》康熙朝卷七十一，康熙四十二年五月。

[5]《东华录》康熙朝卷九十一，康熙五十二年二月。

[6]《东华录》康熙朝卷八十一，康熙四十七年八月。

[7]［法］白晋：《康熙帝传》，见《清史资料》，第一辑，241页。

[8]《东华录》康熙朝卷八十一，康熙四十七年九月。

[9]《东华录》雍正朝卷五，雍正二年八月。

[10]《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十，4254页、4281页．

[11]《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十，4281、4311、4322页。

[12]《东华录》康熙朝卷九十，康熙五十一年九月、十月。

[13]［意］马国贤：《京廷十有三年记》，第十五章。

[14]《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十，4322页。

[15]《东华录》康熙朝卷九十四，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

[16]《抚远大将军奏议》。

[17]《文献丛编》，《允禩允禟案》，秦道然口供。

[18]《文献丛编》，《允禩允禟案》，秦道然口供。

[19]《上谕内阁》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二日谕。

[20]《东华录》雍正朝卷三，雍正元年八月。

[21]《东华录》雍正朝卷三，雍正元年八月。

[22]《大义觉迷录》。

[23]《清世宗实录》卷四十五，雍正四年六月。

[24]《上谕八旗》，雍正八年五月初九日。

[25]《东华录》雍正朝卷十一，雍正五年十月。

[26]马国贤：《京廷十有三年记》，第二十二章。

[27]《东华录》雍正朝卷十五，雍正七年十月。

[28]《清史稿》卷二二〇，《允祉》。

[29]转引自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549、554页。

[30]《清史稿》卷二二〇，《允禩》。

[31]《东华录》雍正朝卷五，雍正二年八月。

[32]《东华录》雍正朝卷二十四，雍正十二年正月。

第九章　沙俄早期对中国的侵略和中国各族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第一节　沙俄武装入侵我国东北

一、波雅科夫、哈巴罗夫入侵我国东北

十七世纪，满族崛起于东北，建立清王朝，并入关夺取了对全国的统治权。这时候，世界上正值早期殖民主义势力猖獗、大肆扩张，许多国家和民族惨遭劫掠、奴役和蹂躏。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接踵来到了中国的东南沿海，沙皇俄国也窜到中国的北部和东北边疆。早期的殖民主义势力，像一把钳子一样从南北两个方面钳住了中国。清王朝，从它建立了全国的统治时候起，就遇到了复杂而棘手的和西方国家的矛盾，面临着中国历代王朝从未经历过的险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沙皇俄国武装入侵我国东北地区，在黑龙江流域长期进行劫掠骚扰，侵犯了中国的领土完整，破坏了中国边疆各族居民的和平生活，也威胁到了清朝政府的统治。中国各族人民和清政府不得不增强防御，对俄国侵略势力进行自卫反击。

俄国是一个欧洲国家，原来的疆界远在乌拉尔山以西，和中国相距万里，并不接壤。十五世纪末到十六世纪初，俄罗斯在莫斯科公国的基础上形成统一的国家，逐步向外扩张。一五五二年（明嘉靖三十一年），俄国首先吞并喀山汗国，一五五六年（明嘉靖三十五年），征服阿斯特拉罕汗国，侵占了整个伏尔加河流域。十六世纪末，以冒险家叶尔马克为首的哥萨克队伍，在沙皇政府和富商斯特罗干诺夫家族的支持下，越过了乌拉尔山，侵入西比尔汗国。十七世纪初，俄国军队从鄂毕河推进到叶尼塞河，一六一九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建立叶尼塞斯克；接着又向勒拿河推进。《苏联通史》的作者写道：“一群一群想发财的人，几乎是同时从叶尼塞斯克和曼加捷亚两方面向勒拿河奔去。他们进攻住在勒拿河畔的雅库梯人，夺取他们的皮货与牲畜，俘虏妇女和小孩。叶尼塞斯克及曼加捷亚的军役人员不仅接二连三地抢劫居民，并且彼此也常为劫掠物而战斗。”[1]

早期俄国入侵中国东北、北部边境和中国各族人民抗俄斗争示意图

俄国向东方扩张的速度十分迅速，从十六世纪下半叶越过乌拉尔山以后，仅仅几十年的时间，就一直到了鄂霍次克海，在辽阔的西伯利亚土地上陆续建立起稀疏的侵略据点，到十七世纪的三十年代就逼近中国的东北边境。

一六三六年（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一队在阿尔丹河上建立据点的俄国哥萨克第一次听到了有关黑龙江的消息。一六四三年（明崇祯十六年，清崇德八年），雅库次克督军戈洛文派出以文书官瓦西里·波雅科夫为首的一支远征军，共一百三十三人，携带枪支弹药向黑龙江窜犯。他们在这年冬天跨越外兴安岭侵入中国国境，由于他们缺乏粮食，在冰天雪地中行走，情况十分狼狈，一直走到乌姆列坎河口才找到我国达斡尔族居民的村庄。当地居民以好客的态度接待了这批不速之客，送给他们食物并介绍了情况，告诉他们这里的居民向中国皇帝交纳赋税，皇帝是个“伟大的人”[2]，治下人口众多，每年两三次派兵到这里来巡逻。

尽管他们明知已经深入中国国境，尽管当地居民殷勤地招待了他们，但这帮侵略者探知西里姆底河口的达斡尔人村庄贮存粮食之后，就派出一个分队前去抢劫。他们抓住前来迎接的人作为人质，并企图冲进村庄。达斡尔人民为了保卫祖国的领土和自己的家园，用简陋的武器和侵略者作战，打死了十名侵略军。

一六四三年的整个冬天，精奇里江上的达斡尔族人民对俄国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战斗。俄国强盗大肆屠杀劫掠，甚至兽性大发，吃起人肉来。据波雅科夫的同伙回到俄国后所写的报告中说：“波雅科夫把他们（俄国哥萨克）赶出据点，命令他们吃被杀的当地居民的尸体。”[3]根据他的命令，这年冬天一共吃了五十个人。一六四四年（清顺治元年）春，波雅科夫等窜往黑龙江下游，一路上烧杀抢劫，无恶不作，直到一六四六年（清顺治三年），才取道鄂霍次克海返回雅库次克。波雅科夫等在黑龙江上骚扰达三年之久，在中国各族人民的打击下，全队一百三十三人，只有五十三人生还俄国。

波雅科夫用自己的残暴行径写下了沙皇俄国侵华历史的第一章。一个外国学者写下了这样的评语：“波雅科夫的行动，给人的印象是如此深刻和如此可怕，以致阿穆尔河上的居民，只要一说‘哥萨克来了’，便足以使他们在脑海里浮现出一幅酷刑、绑架、死亡和吃人生番的图景”，“中国的税吏不管有多大的弊病，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像俄国人那样对当地居民犯下惨无人道的罪行。如果让黑龙江的居民自由选择愿意做哪一个国家的臣民，他们将毫不犹豫地对中国保持忠诚”[4]。

一六四九年（清顺治六年），沙皇俄国又对我国东北地区发动了第二次武装入侵。这次侵略活动是由叶罗菲·哈巴罗夫组织和指挥的。一六五〇年（清顺治七年）一月，哈巴罗夫率领七十名哥萨克越过外兴安岭，侵入我国国境，窜到雅克萨以西。这一带是我国达斡尔族首领拉夫凯的辖区。当地居民探知俄国强盗即将到来，已经全部坚壁清野疏散了。哈巴罗夫扑了一个空，搜索了三个村庄，阒无一人。当他们在村庄中搜索的时候，拉夫凯亲自来侦察，和哈巴罗夫会面。哈巴罗夫用尽欺骗和威胁的手段，一面说是来做买卖的，一面又荒谬地要达斡尔人向俄国纳税，接受沙皇的保护。拉夫凯断然拒绝了这种侵略要求，对哈巴罗夫说：“你骗谁呢？我们是了解你们这帮哥萨克的……你们想把我们所有的人都杀死，抢走牲口，绑架我们的妻子儿女”[5]。拉夫凯还说，达斡尔人“早已向博克多汗（即清朝皇帝）交纳贡税，手里已经没有貂皮了”[6]。说完这些话，拉夫凯率领从人飞驰而去。哈巴罗夫等到了第四个村庄，抓住了一个达斡尔族的老大娘。哈巴罗夫用拷打和火炙的酷刑要她说出达斡尔人的去向。老大娘说，达斡尔人就在前面不远，将打击侵略者，而达斡尔人的后面还有强大无比的博克多汗。

哈巴罗夫看到中国人民已有准备，自己力量单薄，决定回雅库次克求援。他搜刮了粮食，放火烧了村庄，匆匆回到雅库次克，向雅库次克督军作了汇报。哈巴罗夫招募了一百一十七人的队伍，雅库次克督军又拨了二十名哥萨克火枪手。哈巴罗夫再次出发前，督军法兰次别科夫给了他一道训令，训令说：

要博克多汗（指清朝皇帝）率领他的氏族、部落和全体的人接受全俄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统治，永远做奴隶……博克多汗本人和他的同族应当向沙皇进贡金银、宝石和刺绣织物……

如果博克多汗和他的氏族、部落、全体的人不服从沙皇，不向沙皇交纳实物税和交出人质，那么，叶罗菲（即哈巴罗夫）应当率领军役人员和猎手去秘密地用战争镇压他们……把他们统统杀死、绞死、毁灭掉，打到最后，把他们的妻子、儿女抓起来当俘虏。[7]

哈巴罗夫带着这道训令于一六五一年（清顺治八年）初再次窜到我国黑龙江上。他首先进攻雅克萨，侵占了这个战略重地。同年六月哈巴罗夫向黑龙江中下游窜犯，在古伊古达儿村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古伊古达儿村“大约住有一千人，包括妇女、儿童和一些满族人”。“那一整个夏夜，俄国人的大炮轰击村屯的土墙，打开大的缺口，震恐了那些从来没有见过炮火的妇女和儿童。清晨，两个村屯的土墙已成废墟，受惊的居民挤到第三个村，也是最后一个村的土墙后面，但很快也被轰坍。居民们薄弱的抵抗已经停止，想要逃走，但时间太晚了，敌人已在眼前。一整夜的战斗激起了哥萨克们嗜血的兽性，他们的喊杀声湮没在儿童和妇女的哭声中，儿童和妇女被沾满着他们父亲、丈夫和兄弟鲜血的哥萨克们的双手所屠杀或擒捉。听听哈巴罗夫的‘胜利’的歌声：‘靠上帝保佑，托沙皇的福，我们把俘虏来的达斡尔人全部砍下脑袋。在激烈战斗时，有四百二十七个达斡尔大人和小孩被杀。所有在集会的达斡尔人，所有参加猛攻和战斗的达斡尔人全被杀死，杀死了大人和小孩六百六十一人……托皇上的福，我们攻下了这个村屯，有牲畜，还有俘虏，抓到的妇女俘虏：年老的、年轻的和小姑娘，共有二百四十三人，俘虏小孩一百一十八人；我们从达斡尔人那里夺得马匹，大小二百三十七匹，夺得牛羊牲畜一百一十三头’”[8]。

哈巴罗夫的下一个目标是精奇里江口的多伦禅屯，这是这一带最富庶的村庄。屯长是多伦禅和他的两个兄弟托因奇、乌穆奇。多伦禅是清朝额驸巴尔达齐的亲属。哈巴罗夫为了防止中国居民及时疏散，采取了远道奔袭的手段。一六五一年八月的一个傍晚，俄国强盗突然冲进了村子。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开始了。多伦禅领导居民赤手空拳进行抵抗。许多村民被屠杀，多伦禅和托因奇力竭被俘。俄国侵略者抓住了二百七十个中国人。哈巴罗夫要他们臣服沙皇，向他们勒索貂皮。沙俄侵略军把居民圈禁在村子里，把多伦禅、托因奇监禁起来作为人质。

中国人民不愿意做牛马，当奴隶。一六五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当哥萨克还在睡梦中，整个村子的人集体逃出了虎口。哈巴罗夫对多伦禅等进行严刑拷打，逼问居民的去向。多伦禅等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回答说，“既然我们已经落到你们手中，宁肯让我们死，决不能让我们的人灭亡”[9]，“砍掉我们的头吧！我们视死如归！”[10]最后，多伦禅被侵略者绑架带走，托因奇则拔刀自尽，他们为祖国和人民受尽折磨，献出了生命。

哈巴罗夫沿着黑龙江继续下窜。一六五一年十月，来到乌扎拉村（在伯力以东六百余里，今苏联境内宏加力河口），在这里休整过冬。这一带是我国赫哲族（亦称阿枪人、纳特克人）居住的地区，赫哲人一方面以简陋的武器抵抗俄国侵略者；一方面派人向驻守宁古塔的清军报警。当时清军主力已经入关，东北只有少数部队留守。但是边境上发生了这样严重的入侵事件，当然不能置之不理。在得到盛京方面的命令以后，宁古塔的驻军立即出动。可是，宁古塔驻军将领大大低估了俄国入侵的严重性，以为仅仅是少数匪徒的胡作非为。对敌情的估计不足，招致了初期战斗的失利。

宁古塔章京海色率领六百名士兵前往乌扎拉村，赶来助战的有黑龙江流域的各族居民，“五百名达斡尔人，四百二十名从满泾站来的人，一百零五名从松花江来的杜切尔人”[11]。一六五二年（清顺治九年）四月三日黎明，当侵略者还在睡觉的时候，中国军民逼近乌扎拉村。但是海色不是采取掩袭的方法，而是在老远就放炮鸣枪，把敌人从梦中惊醒。战斗开始后，由于清军和各族人民英勇杀敌，突破了敌人的堡墙，冲进营地，把二百多个沙俄侵略者压缩成一团。就在这转眼即可全歼敌人的关键时刻，海色却发出了荒谬的命令：对沙俄侵略者只能生俘，不能击杀。这就缚住了清军自己的手脚，不能放手消灭敌人，结果转胜为败，战斗失利，清军从乌扎拉村撤退。

虽然初战失利，但是战士们的鲜血没有白流，中国军民的联合反击，使俄国侵略者胆战心惊，哈巴罗夫不敢再往前走，急忙向黑龙江上游撤退。在撤退中，又遭到清军和沿江各族人民的袭击，俄国侵略者坐立不宁，一夕数惊，内部士气低落，发生哗变，陷于进退两难的窘境。一六五二年八月，哈巴罗夫在给雅库次克督军的呈文中哀叹：“我们不知道怎样过冬，不敢呆在吉雅河口（精奇里江口）或松花江口的达斡利亚土地上……不可能征服当地居民，这里人很多，他们有武器。但是，没有得到君主的命令，我们也不敢离开阿穆尔河。”[12]

哈巴罗夫正在窘急的时候，沙皇给他派来了增援部队，并把哈巴罗夫调回莫斯科去报捷领赏。为了嘉奖他侵略扩张的功劳，沙皇赐哈巴罗夫以贵族称号及大片田产，从此，这个侵略中国的急先锋被沙皇的御用文人吹捧成“开发新土地”的英雄。

二、斯捷潘诺夫侵略军的覆灭

哈巴罗夫回国以后，他的侵略军仍留在黑龙江上，由斯捷潘诺夫接任指挥。

斯捷潘诺夫率领几百个哥萨克，在中国境内骚扰横行，无恶不作。中国军队和中国各族人民，保家卫国，和沙俄侵略军展开了浴血战斗。一六五三年（清顺治十年），清政府设立宁古塔昂邦章京，任命沙尔虎达为第一任昂邦章京，以抗击俄国侵略，保卫边境安宁。

一六五四年（清顺治十一年），沙尔虎达率领满兵三百、虎尔哈兵三百和前来助战的朝鲜兵一百，前往松花江口，与斯捷潘诺夫所率三百七十名俄国侵略军遭遇。俄军倚仗着船大枪多，猖狂地向清军和朝鲜军队寻战。清军和朝军利用地形，设置埋伏，引诱俄军登陆，狠狠进行反击。俄军战败，气焰低落，狼狈逃跑。据斯捷潘诺夫自己说：“许多军役人员（指俄军）受了伤，他们已经不能同博克多人（指中国人）作战了”[13]。

一六五五年（清顺治十二年）初，清政府“命固山额真明安达理统率官属兵丁，往征罗刹于黑龙江”[14]。斯捷潘诺夫侵略军龟缩在呼玛尔城内，利用坚固的工事和精利的武器进行顽抗，清军攻城，战斗十天，未能攻克呼玛尔。清军由于大部队作战，长途进军，携带粮食不足，不能持久作战，只得退却。史籍中记载：“（顺治）十二年，尚书都统明安达礼（理），自京师往讨，进抵呼玛尔诸处，攻其城，颇有斩获，旋以饷匮班师。”[15]

除斯捷潘诺夫的正规部队外，还有许多俄国匪徒窜入我国境内，到处烧杀掳掠。他们同样遭到了中国人民的抵抗和打击。以索罗金兄弟三人为首的侵略者共有三百人，于一六五五年窜到中国境内，在松花江口和我国虎尔哈人发生了战斗，侵略强盗全部被歼。据俄国历史学者斯洛夫佐夫说：俄国人“十年期间，到阿穆尔河（即黑龙江）去的不下一千五百人，但都在那里死掉了”[16]。

一六五八年（清顺治十五年）七月十日，斯捷潘诺夫带领五百名哥萨克窜到松花江上。沙尔虎达率清军分乘四十七只小船，在松花江和牡丹江的会流处严阵以待，另有朝鲜兵二百六十人赶来助战。俄国侵略者陷入重围，顿时大乱，一百八十名侵略者脱离大队往回路逃窜。斯捷潘诺夫和三百多侵略者已无法脱身。经过一场鏖战，二百七十多个侵略军被打死或活捉，漏网四十七人，侵略军的头子斯捷潘诺夫被击毙，缴获船上赃物貂皮三千零八十张。中国史籍记载：“镇守宁古塔昂邦章京沙尔虎达等疏报：击败罗刹兵，获其人口、甲杖等物。命兵部察叙，以所俘获，分赐有功将士。”[17]一六五九年（清顺治十六年），沙尔虎达去世，其子巴海继任宁古塔昂邦章京。一六六〇年（清顺治十七年），清军在巴海率领下又在黑龙江进行扫荡，肃清了中下游的俄国侵略军残部。

三、尼果赖出使中国和俄国的进一步侵略扩张

斯捷潘诺夫侵略军被消灭，但斗争并没有结束，俄国侵略军并没有完全撤出中国领土，他们仍窃据着黑龙江上游（石勒喀河）的尼布楚城，等待援军，窥测时机，蠢蠢欲动。一六六五年（清康熙四年），有一伙俄国侵略军重占了雅克萨。俄军在尼布楚和雅克萨建筑寨堡，设置工事，勒索贡税，绑架人质，建立殖民农庄，奴役和镇压当地的中国各族居民，并不断向黑龙江中下游进行骚扰、扩张。

俄国政府为了配合在黑龙江上的武装侵略活动，曾多次派外交使节前来中国，收集情报，刺探消息，向清政府提出种种无理要求，进行恫吓讹诈。一六五六年（清顺治十三年）巴伊可夫使团来到北京，当时，斯捷潘诺夫一伙正在黑龙江上横行作恶，清政府官员对巴伊可夫说：“你作为使节到这里来，可是哥萨克却在向我们作战。”[18]巴伊可夫无言可对。一六七〇年（清康熙九年），俄国又派米洛瓦诺夫等来到北京，荒谬地要求康熙皇帝向老沙皇称臣纳贡，它给清朝政府的文件中声称：“俄皇阿列克歇伊·密哈依洛维赤陛下，皇威远届，已有多国君主归依大皇帝陛下最高统治之下……彼中国皇帝亦应尽力求得俄皇陛下之恩惠……阿列克歇伊·密哈依洛维赤陛下必将爱护中国皇帝于其皇恩浩荡之中，并保护之使免于敌人之侵害，彼中国皇帝可独得归依大君主陛下，处于俄皇陛下最高统治之下，永久不渝，并向大君主纳入贡赋”[19]。这个文件充分地暴露了老沙皇企图并吞中国的野心。

一六七六年（清康熙十五年），俄国政府又派尼果赖使团来到北京。清政府隆重接待了俄国使团，康熙两次接见，希望和俄国使团谈判解决中俄边界的争端。可是，尼果赖以上国钦差自居，态度骄横，咄咄逼人。清朝官员要求俄军停止入侵中国，“嗣后勿于边界地方侵扰，若能如此，两国方能修好，派使交易”[20]。尼果赖却装聋作哑，推诿抵赖，假装对俄军入侵中国的活动毫无所知，拒绝谈判边界问题，并且吹嘘沙俄的强大，对清政府进行恫吓，说什么“沙皇是天上的太阳，照亮了月亮和所有的星星。沙皇的恩德不但荫庇了俄国的臣民，而且任何国家的君主都受沙皇的荫庇，好像星星受太阳的照耀一样”[21]，无理要求清政府每年运送四万斤银子和大批丝绸、宝物到俄国去，还勾结在北京的耶稣会传教士，窃取大量情报。

尼果赖的傲慢无礼和撒谎哄骗引起清政府的疑虑和不信任。清政府官员在和尼果赖谈判之后认为，“来使之言及察罕汗（指沙皇）奏文内，虽有修好之意，亦不可相信。如此可疑之处，甚为明显”，“尼果赖之言，俱不可信”[22]。后来，康熙帝也说：“从前尔国尼果赖到中国时，行止悖戾”[23]。尽管这样，清政府还是希望尼果赖回国之后能够向沙皇转达自己的要求，停止俄军对中国的入侵，保持边界的和平。

事实上，清政府的愿望完全落了空，沙皇政府派出尼果赖使团并不是为了和中国谋求和平，而恰恰是为了配合武装侵略，窥探中国的虚实，以便部署进一步的侵略活动。当时，中国正发生吴三桂等发动的“三藩”叛乱，清政府以全力和叛军作战，尼果赖向沙皇报告了中国国内动荡的局势，说“如果达斡里亚地区（指贝加尔湖以东，包括整个黑龙江流域）现在有两千名陛下的正规军，那么，不仅达斡里亚地区，而且中国长城以外的所有土地都可能臣服于陛下的统治”[24]。尼果赖回国时，途经嫩江、呼伦贝尔，他对中国广大肥沃的土地垂涎三尺，命令尼布楚的俄军“在额尔古纳河或海拉尔河上建立一个城堡，那么在尼布楚和嫩江之间的居民都可以臣服于俄国”[25]。

就在尼果赖出使中国的这一年，俄国在黑龙江上的侵略活动更为加紧。俄国政府派许多哥萨克，调拨了大批枪炮、物资到尼布楚、雅克萨，以加强侵略力量，并命令俄军分路四出，向中国内地蚕食扩张，正像一个俄国历史学家所说：“一六七六年是在东西伯利亚推行积极政策的开始。”[26]

从一六七六年到一六八二年（清康熙二十一年），俄军分路推进，到达黑龙江的各条支流上，建立寨堡，设置据点，强征贡税，迫害中国的各族居民。一六七六年在葛篓河（即古里河，明代曾设古里河卫）上设侵略据点；一六七八年（清康熙十七年）在精奇里江上游，建立结雅斯克堡；一六七九年（清康熙十八年）又在西林穆丹河上建立西林穆宾斯克，在精奇里江口建立多伦禅（俄人称多伦斯克）；一六八一年（清康熙二十年）在额尔古纳河上建立额尔古纳堡，劫持当地中国居民首领阿里汗和巴久汗作为人质，强征贡税，并在这里勘察和开采银矿；一六八二年，雅克萨俄军当局又派出大批哥萨克，窜扰黑龙江下游，“他们遇到近三百名那脱基人和基立亚克人（即中国的赫哲族和费雅喀族），他们打败了这些人，并把这些人的东西一抢而光”[27]。俄军在黑龙江下游及沿海一带建立了杜吉根斯克、乌第斯克、图古尔斯克、聂米伦斯克等侵略据点。俄军的侵略魔爪，越伸越远，就像中国史籍中所说，“恃雅克萨城为巢穴……数扰索伦、赫真、斐雅喀、奇勒尔居民，掠夺人口，俾不得宁处”，“深入内地，纵掠民间子女，构乱不休”[28]，“梭伦（索伦）时被其害，子女参貂，抢掳殆尽”[29]。清朝官员屡次劝说阻拦，要求俄军停止侵略，一六八一年康熙特派大理寺卿明爱前往卜魁（今齐齐哈尔），向雅克萨俄军当局交涉，要求拆除俄军所建寨堡。清朝官员警告俄方，“多伦禅原系我地，尔等造庐舍令人居住，殊为不合。尔等应徙尔人，如不徙，则边境起争，我以众力，必驱尔徙，彼时悔无及矣”[30]。

可是，不断的交涉、劝说，多次的警告、抗议都无济于事，俄军不但置若罔闻，而且侵略活动更变本加厉。清政府忍无可忍，为了保卫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不得不做好自卫反击的准备，一场反侵略战争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注释

[1]［苏］潘克拉托娃主编：《苏联通史》，第一卷，253页，莫斯科，1955。

[2]［英］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上》，英文版，11页，伦敦，1861。

[3]弗纳德斯基主编：《俄国历史资料集》，第一卷，269页，美国，耶鲁大学，1972。

[4]［美］戈尔德：《俄国在太平洋的扩张（1641—1850）》，英文版，40、38页，克利夫兰，1914。

[5]［俄］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史纲》，俄文版，第一卷，65页，赤塔，1916。

[6]［俄］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史纲》，俄文版，第一卷，65页，赤塔，1916。

[7]［俄］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第五十六号文件，莫斯科，1969。

[8]［美］戈尔德：《俄国在太平洋的扩张（1641—1850）》，59页。

[9]佛拉迪米尔：《俄国在太平洋上和西伯利亚铁路》，英文版，105页，伦敦，1899。

[10]［俄］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史纲》，第一卷，76页。

[11]《哈巴罗夫呈文（一六五二年八月）》，转引自列别吉夫等编：《苏联历史文选》，第一卷。

[12]转引自弗纳德斯基主编：《俄国历史资料集》，第一卷，272页。

[13]［俄］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第七十五号文件，《斯捷潘诺夫致雅库次克督军的报告》。

[14]《清世祖实录》卷八七，一八页。

[15]《平定罗刹方略》卷一。

[16]［俄］瓦里西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史纲》，第一卷，101页。

[17]《清世祖实录》卷一一九，四页。

[18]［英］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339页。

[19]《故宫俄文史料（清康乾间俄国来文原档）》，267页，北京，故宫博物院，1936。

[20]《理藩院为俄使尼果赖呈递国书及会谈经过情形送内阁抄奏咨文》，康熙十五年七月初一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21]［英］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296页。

[22]《理藩院为俄使尼果赖呈递国书及会谈经过情形送内阁抄奏咨文》，康熙十五年七月初一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23]图理琛：《异域录》。

[24]［英］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257页。

[25]同上书，420页。

[26]［俄］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史纲》，第一卷，146页。

[27]［俄］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下篇，第四章，莫斯科，1844。

[28]《平定罗刹方略》卷一、卷二。

[29]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

[30]《命遣大臣宣谕罗刹退还侵地探彼情形》，康熙二十年五月十一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馆藏。

第二节　雅克萨战争和《中俄尼布楚条约》

一、第一次雅克萨战争

沙俄侵占东北边境，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威胁了中国人民的安全和清朝的统治，而且黑龙江流域是满族的故乡，是清朝的发祥地，清王朝自然不能容忍俄军侵占这里，驱逐俄军，收复失地是清朝统治者的强烈愿望。康熙说：“朕十三岁亲政之后（康熙亲政在一六六七年，即康熙六年），即留意于此（指俄国侵占黑龙江流域），细访其土地形胜、道路远近及人物性情”[1]。可见康熙早已看出来自沙俄的侵略势力不可低估，即位后即密切注意着东北的边防，他的抵抗侵略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但是，在入关以后很长的时间内，清政府正集中全力，争夺对全国的统治，不可能用很多力量去顾及黑龙江的防务。直到一六八一年（清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叛乱之后，才把注意力集中到东北，作武装驱逐侵略者的准备。

清政府奉行的方针是军事斗争、外交谈判和充实边防三者并举。清政府在和俄国长期交涉的过程中逐渐地懂得：没有强大的武装，不建立巩固的边防，不经过激烈的战争，不可能劝说俄军放弃侵略，撤出中国领土。同时，清政府也懂得：中俄两国都是封建大国，不可能用军事力量彼此压服，只有通过和平谈判，商定两国都可以接受的边界线，才能有边境上的安定，才能保持长期的和平。所以军事斗争的结果还是要举行谈判，用兵的目的是为了自卫，为了求得比较公正的和平。正像一个美国历史学家所说：“康熙不想征服俄国，而是要向俄国表明：自己有力量和俄国进行谈判解决”[2]。

康熙总结了我国军民三十多年来和俄国侵略者进行斗争的经验，制定了周密的计划，进行了细致的准备工作。一六八二年（清康熙二十一年），即平定“三藩”之乱的第二年，康熙在四月到盛京（沈阳）谒陵后，由抚顺、兴京、哈达城（今西丰），出柳条边，五月到船厂（或称吉林乌喇，即今吉林市），航行于松花江上，亲自视察边防情况。同年九月康熙派副都统郎谈、公彭春率领几百人，以捕鹿为名，到雅克萨附近侦察地理形势和水陆交通。一六八三年（清康熙二十二年）一月，郎谈等回到北京报告，“攻取罗刹甚易，发兵三千足矣”[3]，并建议立即行动。康熙没有同意这种单纯从军事上考虑的意见，认为必须作更充分的准备，先在黑龙江（即瑷珲）和呼玛尔两地建城驻兵，贮存粮食，修造船只，筹划屯田，开辟驿路，以求战而能胜，胜而能守。

一六八三年夏天，第一批乌喇宁古塔官兵一千人在副都统萨布素率领下到达瑷珲。一六八四年（清康熙二十三年）秋，又有乌喇宁古塔官兵及增派的达斡尔官兵一千人携带家属到黑龙江屯田驻守。这两批军队共两千人，是守卫边境、对俄作战的主力。一六八三年冬，为了协同作战，从北京派兵五六百人往黑龙江。一六八五年（清康熙二十四年）初，为了对付俄国的火枪，又调安插在山东、山西、河南的福建藤牌兵四百二十人到前线。这两批军队共一千人，参加战斗后即撤回原地。

清军到达瑷珲，即在黑龙江东岸古城的废墟上建立城堡，城名黑龙江，设将军驻守，萨布素任第一任黑龙江将军。又在当地屯田，“康熙二十四年，分盛京官兵至黑龙江垦地一千五百余晌”[4]，并派人教导不习农事的达斡尔、索伦族，得到了“课耕有法，禾稼大收”[5]的成绩。为了保证驻守黑龙江的士兵的粮食供应，还从科尔沁十旗、锡伯、乌喇官屯征集粮食一万二千石，备三年之需，又派人在索伦族居住地区购买牛羊牲畜。

要向雅克萨进军，需要大批战船和运输船。清政府积极准备木料，调集工匠，在吉林设厂，大规模造船。特派户部尚书伊桑阿监督，造成各种类型的船只，征调士兵、奴仆和流放的罪犯充当水手。并从盛京（沈阳）到黑龙江（瑷珲）之间组织分段运输，这条运输线路长达五千里，经辽河、松花江、黑龙江，设防兵，招夫役，浚河道，设粮仓，派人在各段实地勘察道路远近和水流深浅，确定所造船只的大小和运载量。还在通州到瀛台之间，装米行船，作了试验性的航行。此外，又从乌喇到瑷珲开辟了一千三百四十里的新驿路，中途设十九个驿站，以传递公文、军情。

清军进驻黑龙江，首先着手清扫俄军在黑龙江中下游设置的侵略据点。一六八三年七月，萨布素部下索伦族军官博克率领的前锋部队，进至精奇里江口，遇到了从雅克萨窜来的六十六名俄国侵略军，这批侵略军由梅利尼克率领，准备袭扰黑龙江下游。清军在当地人民的协助下，包围了俄国侵略军，除少数人跳水逃命外，梅利尼克率大部分人缴械投降。驻在多伦禅和西里姆宾斯克据点中的俄军，得知清军出动后，撤出据点逃走了。在精奇里江上游新泽斯克据点中的俄军，没有得到清军出动的消息，被清军包围，很快也投降了。

东北地区的中国各族人民也纷纷拿起武器，展开斗争，狠狠地打击沙俄侵略者。牛满河上的奇勒尔族奚鲁噶奴等打死俄军十余人；精奇里江上的鄂伦春族朱尔铿格等也击毙许多侵略军；黑龙江下游的费雅喀族和奇勒尔族，与俄军展开激烈战斗，“击杀罗刹甚众”[6]，俄军从鄂霍次克海赶来增援，费雅喀族人民也向清军求援，清将鄂罗舜率兵三百，冒着冰雪严寒赶去支援，与俄军战于恒滚河口，俄军战败，有的弃械投降，有的向鄂霍次克海逃走。清军在当地人民的配合下拔除了许多侵略据点，收复了大片中国领土。

清政府并不是单纯采取军事手段，每次战斗都先礼后兵，派人进行政治劝说，表明只要俄军停止侵略，就愿意和俄国保持和平。并且，优待被俘的俄国官兵，要求“所司加意赡养，时其饮食，毋得缺乏，以示轸恤之意”[7]。一六八四年，让俄俘携带中国政府咨文前往雅克萨，咨文内抄录康熙的谕旨，仍希望俄兵撤离中国的领土，免兴干戈。其中说：“今雅克萨、尼布潮（楚）罗刹等若改前过，急回本地，则两相无事，于彼为益不浅。倘犹执迷不悟，留我边疆，彼时必致天讨，难免诛罚”[8]。但是，许多次劝说、警告并未生效，单方面的和平意愿并没有能使侵略者放下屠刀，清政府除了用武力驱逐侵略者以外，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

一六八五年一月，康熙派都统公瓦山等赴黑龙江和萨布素等会议，决定春暖后发兵收复雅克萨。康熙发布谕旨：“兵非善事，不得已而用之。向者罗刹无故犯边，收我逋逃，后渐越界而来，扰害索伦、赫哲、飞牙喀、奇勒尔诸地，不遑宁处；剽劫人口，抢掳村庄，攘夺貂皮，肆恶多端。是以屡遣人宣谕，复移文来使，罗刹竟不报命，反深入赫哲、飞牙喀一带，扰害益甚。爰发兵黑龙江，扼其来往之路，罗刹又窃据如故，不送还逋逃，应即剪灭。”同时，再次表示了中国方面的和平意图：“尔等欲相安无事，可速回雅库，于彼为界，捕貂收赋，毋复入内地构乱。归我逋逃，我亦归尔逃来之罗刹。果尔，则界上得以贸易，彼此晏居，兵戈不兴。”[9]

在大军向雅克萨进发以前，清政府又作了一次和平努力，由康熙皇帝直接给沙皇写信，希望沙皇“迅速撤回雅克萨之罗刹，以雅库等地为界居住。朕即令征讨之大兵停止前进。如此则边界地方可得安宁，而无侵扰之忧，互相贸易遣使，和睦相处”[10]。这封书信由六个俄俘从喀尔喀蒙古出境，送往俄国。

尽管清政府作了很大努力争取和平解决边界争端，但俄国方面野心不死，准备顽抗到底。俄国政府将黑龙江地区殖民占领的军事指挥机构作了全盘调整，任命熟悉情况并以精悍骁勇著称的弗拉索夫和托尔布津分别担任尼布楚和雅克萨的督军，增调援军、贮存粮食物资、构筑工事、加固城防，准备赖在这里，长期盘踞下去。此外，俄国政府又委派一个普鲁士军官拜顿在托博尔斯克招募哥萨克，编组军队，开到中国来作战。

一六八五年六月，清军进抵雅克萨，先遣返俄俘费咬多里等三人进雅克萨，带去两件公文，一件是康熙致沙皇的信，一件是清军统帅彭春给雅克萨俄军的咨文，要求俄军撤离中国，对侵略者发出最后警告。六月二十三日清军统帅部移至雅克萨城下和俄方对话，“罗刹负固，出言不逊”[11]，二十四日，清军列阵，包围雅克萨。二十五日，有一队俄军从黑龙江顺流而下，企图冲进雅克萨，被清军拦截，在江上展开激战，毙伤俄军四十多人。接着，清军架设大炮，向雅克萨猛烈轰击，城内到处起火，俄军伤亡严重，心胆俱裂，走投无路。清军又多次把劝降信射入城内，投降条件十分宽大，俄军只要撤出雅克萨，保证不再重来，就可以保全生命，并允许俄军带走自己的武器和财产。至此，俄军头子托尔布津竖起了降旗，清军准许七百多名俄国人撤出雅克萨，清军把他们送到额尔古纳河口。另有巴什里等四十五名俄兵不愿回国，要求留在中国，随清军回到瑷珲。雅克萨据点内还有一百六十多名被俄军扣押作人质的中国索伦族、巴尔虎族人民，全部获得释放。第一次雅克萨战争以俄军的战败、投降和撤出雅克萨告终。

二、第二次雅克萨战争

托尔布津率领俄军从雅克萨退到了尼布楚，但侵略的野心不死，仍想卷土重来。这时，由拜顿率领的六百名援军到达尼布楚，俄军的力量增加了。同时，他们打听到，清军战胜后已全部撤回瑷珲，并没有在雅克萨留兵驻守。因此，托尔布津和拜顿立即率军重新占据雅克萨，并全力构筑城堡工事，妄图负隅顽抗。

俄军再占雅克萨，清政府就不得不再次出兵。一六八六年（清康熙二十五年）三月，康熙下令：“今罗刹复回雅克萨筑城盘踞，若不速行扑剿，势必积粮坚守，图之不易。其令将军萨布素等……速修船舰，统领乌喇、宁古塔官兵，驰赴黑龙江城（瑷珲）。至日酌留盛京兵镇守，止率所部二千人，攻取雅克萨城”[12]。七月，萨布素率清军二千余名进抵雅克萨，先释放俄俘鄂克索木果，令他带信入城，再一次警告俄军：“你们又偷偷返回，重建城堡，据守其中。你们还欺凌我方渔民猎户……今我大军已兵临城下，我方决不轻易舍弃，你们对此是一清二楚的。你们将被逐出，无力卷土重来，结局便是如此。”[13]

在雅克萨据点里的俄国侵略军共有八百多人，已做好顽抗的准备。俄军火器较多，有充足的弹药、粮秣，还有坚固的城防工事。他们频繁地从雅克萨出击，不让清军的炮位和攻城器械逼近城垣。清军除了一些大炮之外，只有火枪五十支，士兵们全用刀矛弓箭作战，杀伤力较小，不利于攻坚，因此未能迅速攻下雅克萨。但清军士气高昂，又有当地各族居民助战，屡次挫败出城搦战的俄军，在战斗开始以后的几天内，就打死了一百多个侵略军，俄军头子托尔布津也中炮毙命。

清军和俄军在雅克萨相持，黑龙江上寒冷的季节很快就来到。清军由于缺少火器，为了避免太大牺牲，停止了强攻，在雅克萨周围筑垒挖壕，团团围困。经过长期的战斗和包围，俄军大多战死病死，八百多俄军最后只剩下六十六人，粮食弹药亦消耗殆尽，尼布楚方面也无力派来援军，困守雅克萨的侵略军只有坐以待毙。

清政府的军事行动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是为了求得边界上稳定的和平，清政府仍努力争取和俄国进行谈判。一六八六年九月，清政府委托从北京回国去的荷兰使臣宾显巴志带信给俄国沙皇，建议两国休兵，举行谈判，“仍望察罕汗（沙皇）撤回其属下，以雅库某地为界，各于界内打牲，互相和睦相处”[14]。又把同样内容的信件，交葡萄牙传教士闵明我带往欧洲，设法转送沙皇。总之，清政府想尽一切办法，争取和俄国谈判解决边界的冲突。一个法国历史学家评论说：“发出这些信件，就足以表明中国方面有希望达成谅解的意愿。”[15]

一六八六年十一月，正当雅克萨围城旦夕可下的时候，一批俄国信使，由文纽科夫和法沃罗夫率领，从莫斯科星夜奔驰，来到了北京，路上经历一年之久。原来，俄国政府已知道了雅克萨战争的消息，康熙的几封信件也先后带到了莫斯科，俄国政府知道：中国的自卫反击，将会使自己多年侵略所得的成果化作乌有，因此十分焦急。可是，当时俄国正由彼得一世的姐姐索菲亚公主执政，贵族们争权夺利，统治很不稳定，又在西方连年作战，兵疲财尽，不可能再派大量军队到中国去，困守在雅克萨的俄军眼看有被歼灭的可能。沙俄政府为了缓和远东方面的紧急局势，决定接受清政府的建议，举行边界谈判，并派出了以戈洛文为首的谈判使团。文纽科夫和法沃罗夫奉俄国政府之命，先期赶到北京，递送沙皇给康熙的书信，要求清政府停止攻打雅克萨，等待戈洛文使团到达，进行谈判。

清政府表现了极大的和平诚意，以礼接待俄国信使。在雅克萨城唾手可得的情况下，同意了俄国的请求，停止战斗，解除包围，并实现单方面撤军。康熙派人向前线将领宣谕：“萨布素等撤回雅克萨之兵，收集一所，近战舰立营，并晓谕城内罗刹，听其出入，毋得妄行攘夺，俟鄂罗斯后使至定议。”[16]雅克萨围城五个月，俄军死亡殆尽，城内缺少粮食木柴，清军送去了粮食，还准备派医生入城为俄军治病。一六八七年（清康熙二十六年），清军单方面撤离雅克萨返回瑷珲，等待俄国使团到来。

由于中国方面倡议和平谈判并停火撤军，第二次雅克萨战争才得以结束。此后，中俄关系的历史进入了谈判阶段。

三、中俄派出谈判使团及各自的谈判方针

沙俄政府考虑当时的形势和自己的实力，权衡利弊，不得不接受清政府的谈判建议，派出了以戈洛文为首的谈判使团。但是，派出谈判使团并不意味着放弃侵略，也不意味着停止使用武力。对俄国来说，这仅仅是策略和手段的调整。由于肆无忌惮的武装侵略遭到了中国的坚强反击，俄国不得不改变部署，将军事入侵与外交谈判交替地使用，以达到扩张的目的。戈洛文使团的组成和所奉的命令都体现了俄国把战争与谈判结合起来的特点。

戈洛文使团拥有官吏士兵一千九百余人，包括炮兵、火枪兵、龙骑兵等，沙俄政府授予戈洛文广泛的权力，不但可以和中国谈判缔约，也可以在认为有利的情况下，调动西伯利亚地区的军队，和中国作战。沙俄政府规定了戈洛文使团的任务和谈判方案，谈判方案中的最高要求是以黑龙江为界，即占领黑龙江的整个北岸；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则以比斯特拉河（即牛满河）或结雅河（即精奇里江）为界，占领黑龙江中游北岸；再达不到要求，则以雅克萨为界，但要在牛满河和精奇里江保留中俄两国共同的渔猎场。还训令戈洛文：“如果中国人坚持原有主张，毫不让步，不愿根据上述条件缔结和约，大使必须依照沙皇陛下的命令和西伯利亚部的军事训令采取行动（关于作战的行动）。”[17]可见，沙皇政府虽然派出了谈判使团，但并不是放弃了用战争手段来达到侵略目的。

一六八六年（清康熙二十五年）二月，戈洛文从莫斯科出发，一六八七年（清康熙二十六年）九月到达贝加尔湖东岸。这时，俄国的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变化，一六八七年春爆发了俄国和土耳其的战争，俄军在克里米亚战败，沙皇政府经不起在远东再和中国发生另一场战争，因此不得不稍稍收敛它在远东的扩张活动，相应地改变它和中国谈判的立场。一六八七年六月，沙皇政府对戈洛文颁发训令，指示戈洛文可以接受俄军撤出雅克萨的主张，但要求中俄双方都不在雅克萨驻军筑城。[18]此后，戈洛文根据俄国政府的指示，制订具体的谈判方案，其中一个方案是俄军除撤出雅克萨外，还准备做些其他让步。总之，俄国由于面对着国内外的困难局势，不敢贸然和中国决裂开战，因此不得不考虑吐出一点侵略的果实，以求和中国达成妥协。

戈洛文使团到达贝加尔湖东岸，在这一带停留两年之久，这时清军已实现了在雅克萨停战撤军的诺言，戈洛文就不急于和中国谈判。他一面窥探着中国方面的虚实和清政府的意图；一面对中国喀尔喀蒙古各部进行威胁利诱，企图使蒙古各部脱离中国，臣服于俄国。这一卑鄙伎俩被蒙古领袖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所识破，并遭到坚决拒绝。戈洛文本来带来了一封沙皇给土谢图汗的国书，要求土谢图汗帮助俄军，率兵攻打中国，戈洛文这时甚至不敢投递这封国书，“他为什么没有把该国书交给蒙古使节，或者为什么没有派遣某个能干的军役贵族随身带到蒙古去呢？戈洛文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因为在他的印象中，土谢图汗和温都尔格根（即哲布尊丹巴）与满洲皇帝康熙关系密切（后来，在军事行动业已展开的情况下，政治力量布局已非常清楚的时候，这种看法得到了充分证实）。可是，沙皇给土谢图汗的国书里却建议蒙古王‘在必要时予以协助’，共同反对康熙。戈洛文认为转交这份国书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是有根据的，因为‘蒙古领主与中国人互有好感’”[19]。可见蒙古的领袖们具有爱国热忱，他们紧密地团结在清朝中央政府的周围，俄国的挑拨分化未能得逞。

戈洛文使团表面上肩负着谈判的和平使命，实际上却是一支凶残的远征军。在利诱分化失败之后，立即诉诸武力，对中国喀尔喀蒙古人民发动突然袭击，进行血腥的镇压。戈洛文借口俄军丢失了牛羊马匹，诬蔑蒙古人民偷盗，命令俄军闯进蒙古牧地，大肆烧杀抢劫。戈洛文歇斯底里地叫喊：要“对那些居心不良的边境蒙古居民的反复无常和偷盗行为加以约束”，“要去袭击他们蒙古兀鲁思”，“捣毁帐幕，俘虏他们的妻子儿女，报仇雪恨”，“大军一到，蒙古人就要遭殃”[20]。

喀尔喀蒙古人民不堪俄军的践踏蹂躏，奋起反抗。一六八八年（清康熙二十七年）初，蒙古军民在楚库柏兴（色楞格斯克）一带打败俄军，戈洛文躲在楚库柏兴的城堡里，不敢动弹。可是，正当蒙古人民抗俄获胜之际，在俄国的唆使和支持下，蒙古族的败类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大举侵入喀尔喀蒙古，与俄军配合作战，夹击喀尔喀蒙古军民。喀尔喀战败，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率部众南走，要求清朝中央的保护和援助。这时，戈洛文趁火打劫，和噶尔丹相互呼应，派俄军分路出动，对喀尔喀蒙古大举“讨伐”。还荒谬地提出“归顺”条款，要求中国的蒙古族“永世臣服沙皇陛下崇高的专制统治”，“协同沙皇陛下军队作战”，要求向俄国交纳牛羊贡税，“提供尽可能多的差马骆驼”，并威胁蒙古各部的台吉和牧民要与清政府以及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断绝一切来往。[21]蒙古的台吉和人民虽处在俄军的兵威劫持之下，但心向祖国，不肯屈服，有的举兵起义，有的伺机逃亡。戈洛文也懊丧地承认自己的失败，说蒙古各部的台吉和牧民们，“态度顽固，一再推诿”、“坚持己见，不愿称臣效劳”[22]。

清政府方面，在一六八八年派出了以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和都统、皇舅佟国纲为首的谈判使团，取道蒙古，前往楚库柏兴。临行时，康熙表明了收复失地的决心，他说，“尼布潮（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鄂罗斯”[23]。索额图等走到蒙古地区，正碰到噶尔丹的进攻，喀尔喀蒙古各部南逃，使团北上的道路被堵塞，索额图使团不得不折回北京。

一六八九年六月，索额图使团再次出发，谈判地点改在尼布楚。这时，由于噶尔丹打败了喀尔喀蒙古，他违抗中央、发动叛乱的罪迹已很明显。清政府急需腾出手来，对付噶尔丹，因此更加希望和俄国保持和平，以免俄国和噶尔丹进一步勾结。北方边疆局势的这一重大变化，促使清政府重新研究谈判立场，愿意作出更大的让步。康熙表示：为了争取达成协议，实现和平，准备将尼布楚城让给俄国。他指示索额图等：“今以尼布潮（楚）为界，则鄂罗斯遣使贸易，无栖托之所，势难相通。尔等初议时，仍当以尼布潮为界，彼使者若恳求尼布潮，可即以额尔古纳为界。”[24]

从两国谈判使团接奉的指示可以看出：中俄双方都忙于其他事务，彼此不愿作战，希望获得和平，俄国政府指示：可以让出雅克萨，中国政府指示：可以让出尼布楚，这样就有了一个获致协议的基础。未来的边界线必然是在雅克萨和尼布楚之间的某条线上，这是两国都可以接受的边界线。因此，外国学者如巴夫洛夫斯基这样写道：“双方代表团来到尼布楚所携带的训令，在措辞上表明，早在会议之前，它们之间实际上已有共同的意见”[25]，曼考尔也说：“每方对指示的不断修改提供了协议的基础”[26]。

四、中俄谈判和《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

一六八九年（清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底，中国使团先到达尼布楚。使团共有官兵不到三千人，还有水手、仆役、运伕，此外有供食用和运输用的大批牛羊马匹。使团分两路行进，一路由索额图、佟国纲率领，自北京出古北口，经达尔泊、克鲁伦河、温都河，至尼布楚；一路由郎谈、萨布素率领，自瑷珲溯黑龙江而上，经雅克萨，至尼布楚。

这时，戈洛文仍停留在贝加尔湖东岸，迟迟不来尼布楚，他一方面还在征伐喀尔喀蒙古，强迫蒙古各部“归顺”俄国；一方面又在加强尼布楚的军事力量，“令伊凡（即尼布楚督军弗拉索夫）在涅尔琴斯克（尼布楚）及其附近尽可能构筑工事”[27]，企图利用谈判现场的优势武力迫使中国使团就范。

中国使团到达尼布楚已经十九天，戈洛文还没有来到，却多次派遣信使到中国使团的驻地，进行指责和刁难。戈洛文指责中国使团没有谈判的诚意，违反国际法准则。说什么中国使团带来的人太多，“是不是要来打仗？”“如果真心想要讲和，恐怕不会带这么多的队伍同来”[28]。又说中国的士兵行为粗暴，“杀人行凶之事也屡有发生”[29]，在路经雅克萨时杀死了两个俄国人，还提出中国使团的驻地离开尼布楚城太近，要求退往额尔古纳河口。

很显然，戈洛文的指责是毫无道理的。中国使团耐心地说明了自己的和平意愿，也严正地驳斥了俄方的谰言。索额图说明，自己“仅带侍从以及派遣使用之官兵”，此外“我驻防东北将军萨布素等，系专为管辖黑龙江等处之人，勘界事宜完毕后，将交付伊等管理。故伊等亦由水路从雅克萨前来尼布楚”[30]，使团此行“不是为了打仗，而是抱着缔结永久和约的目的而来的”[31]。事实上，中国使团所带军队不到三千人，而尼布楚的俄军也有二千六百人，谈判现场的军事力量大体上相当，中国方面并无以兵多压人的意思。索额图还指出：“你前年来文内称：带官员五百、兵丁五万人前来议事”[32]，可见虚张声势，摆出一副打仗架势，想以兵多压人的恰恰是俄国而不是中国。

中国使团向俄方指出：已严令官兵遵守纪律，所谓雅克萨两名俄人被杀之事，与中国无关。事实上，这完全是戈洛文捏造的。雅克萨俄国当局也承认：“中国人平静地驶过阿尔巴津（即雅克萨），并没有寻衅”，中国军队路经雅克萨，“似乎是为了进行会谈，而对阿尔巴津以及其附近所种的庄稼并未受命采取任何行动”[33]。至于戈洛文要求中国使团撤到额尔古纳河口，更是十分荒谬的，因为额尔古纳河口距尼布楚城约有九百里，中俄使团相距如此遥远，怎能进行谈判？中国使团指出：“既然你我以和好之礼相会议事，住于近处，也仅为便于行走议事，并无恶意”[34]。在谈判前夕，戈洛文提出的种种指责和刁难都被中国使团顶了回去。

八月十九日，戈洛文使团姗姗来迟，到达尼布楚。接着双方就会谈的时间、地点和方式进行磋商，决定会谈从八月二十二日开始，在尼布楚城外二百俄丈处搭设的帐篷里举行。进入谈判现场的官兵各三百人，除刀剑外不得携带火器，另外，中国木船可载五百名士兵停泊于离会场二百俄丈处，以和尼布楚城内的俄军力量取得平衡。

八月二十二日双方进入会场，俄方先声夺人，排场阔绰，行进时仪仗森严，鼓乐齐鸣，俄方帐篷内陈设豪华，三名使臣（戈洛文、弗拉索夫、科尔尼茨基）衣饰华丽，神态傲慢。俄方的卫队违反不带火器的协议，暗藏手雷。中国方面搭设了一座比较精致的黑帐篷，但没有什么陈设，也没有仪仗、乐队，七位使臣（索额图、佟国纲、郎谈、班达尔善、萨布素、马喇、温达）并坐在一起，显示出朴素、自然和亲密一致的气氛。

谈判一开始，索额图和戈洛文之间就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辩论。戈洛文一口咬定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即为沙皇陛下所领有”，可是拿不出任何证据来，其实他所说的“自古以来”不过是指四十年以前波雅科夫和哈巴罗夫的入侵活动。戈洛文还倒打一耙，指责中国“突然派兵侵犯沙皇陛下国界……制造流血事件”，“由于这样一些小小纷争而挑起战端”[35]，要求中国政府赔偿俄国的损失，惩办有关的人员。

索额图严正地驳斥了戈洛文的无稽谰言，指出，“黑龙江一带，沙皇陛下的人从未领有过，贝加尔海这面的所有土地都隶属于中国皇帝方面”[36]。他列举了很多确凿的事实，说明：“鄂嫩、尼布楚皆为我茂明安等诸部落原来居住之地，雅克萨为我虞人阿尔巴西等居住之地”[37]，又是“我达斡尔总管倍勒儿故墟”[38]，这些土地上的人民一直向中国政府交税，他们的首领和子孙至今健在，由于俄国哥萨克的侵扰而逃到了中国内地。

索额图简单回顾了俄国侵略黑龙江的历史，指出：当地的中国各族人民，“多年以来遭到不堪忍受的蹂躏，财产被劫走，妻孥被抢去，本人则被打死”[39]。戈洛文把俄军在中国领土上杀人放火的罪行轻描淡写成“小小纷争”，真是荒谬已极。中国政府再三地劝说、警告，俄方置若罔闻，索额图说：“数年以来，等待你等醒悟”，“我圣主屡次行文宣谕，惟不得回音，反而犯边不息，故于黑龙江等地屯兵驻守”[40]。中国政府忍无可忍，进行自卫还击，驱逐侵略者，这是正义的行动。“挑起战端”的责任在于俄国的侵略，如果要说“惩凶”、“赔偿”，那就应该由俄国惩办自己方面的凶手并赔偿中国受害者的损失。索额图表示：中国为了争取和俄国实现和平，只谈边界的划分，力求达成协议，而不向俄国提出“惩凶”和“赔偿”的要求。

这场争辩涉及黑龙江流域的归属以及谁是侵略者，谁挑起了战争等重大的原则问题，戈洛文在事实和证据面前理屈词穷，哑口无言。

接着，戈洛文提出第一个划界方案，即以黑龙江为中俄两国边界。索额图断然拒绝了这个荒谬的方案，提出以勒拿河与贝加尔湖作为中俄国界，双方再次交锋，没有结果。

八月二十三日举行第二次会议。会上戈洛文坚持以黑龙江划界，施展了种种手段，时而声势汹汹，时而甜言蜜语，但中国使团不为所动。最后，戈洛文故作姿态，假装让步，提出以牛满河为界，这个方案仍把黑龙江上游和中游的北岸划归俄国，中国使团当然不会同意。可是索额图等误以为俄国使团已在让步，立即提出了以尼布楚为界的新方案。中国使团缺乏外交谈判的经验，没有制定一个逐步退让的方案，一下子就把康熙指示的最后分界线摊了出来，把尼布楚让给了俄国，殊不知这就上了戈洛文的当，失去了回旋的余地。戈洛文听到中国政府肯于让出尼布楚，心中十分高兴，因为俄国政府预定的目的已可达到。但是为了在谈判桌上勒索更多的利益，他故意和中国使团继续纠缠，拒绝中国的划界方案。

中国使团不懂得戈洛文的假表演，看到自己的最后方案被拒绝，以为谈判已经破裂，自己已无话可说，极为失望，准备返回北京。这时，戈洛文通过在中国使团内充当译员的两名外国传教士——徐日升（葡萄牙人）和张诚（法国人），劝中国使团继续留在尼布楚谈下去。徐日升断言：“缔结和约仍有很大希望。”[41]张诚则说：“俄国人将放弃雅克萨。”[42]从八月二十四日至九月六日，两个传教士奔走往来于中俄使团的驻地，进行会外活动。戈洛文在徐日升和张诚的帮助下，把中国使团拴在尼布楚，一方面使谈判不至于破裂；另一方面又迟迟不肯达成协议，在一切问题上讨价还价，极尽哄骗讹诈的能事。中国使团急切希望谈判成功，除了已经让出尼布楚以外，又作了如下的许多让步：第一，中国使团已提出中俄中段边界，即中国喀尔喀蒙古地区和俄国的划界问题，戈洛文害怕在中段划界会影响俄国正在向南扩张的势头，因此极力反对。中国使团为了迅速划定东段边界，同意了戈洛文的要求，暂时搁置了中段边界的划分。据索额图八个多月以后追述尼布楚谈判时的情形，“我曾声明欲议定喀尔喀事宜，明确地方。你声称喀尔喀尚未定，我察罕汗（指沙皇）又无旨意，暂且不议，以后再议”[43]。第二，中国使团将黑龙江上游北岸的分界线退让至尼布楚以东约四五百里的格尔必齐河，这已超过了康熙的指示。据传教士说：“钦差大臣奉有中国皇帝的最后谕旨，即沿绰尔纳河划定边界，而钦差大臣已越过其君主的谕旨，把边界划到了绰尔纳河后面的格尔必7齐河”[44]。第三，中国使团又将黑龙江上游南岸的分界线让到额尔古纳河，额尔古纳河口距尼布楚九百里，这一广大地区有银矿、盐湖以及大片耕地、牧场，是沙皇政府最垂涎的富饶地区。

中国使团步步退让，实已无可再让，而戈洛文仍在玩弄外交手段，勒索不已。这时候，受尽俄国压迫、被俄军驱赶到山林里去的中国各族人民，听到中国使团到达的消息，纷纷前来寻找从祖国来的亲人，他们扶老携幼，带着帐篷，赶着驼羊，突破俄军的封锁，来到了尼布楚附近。中国使团“遇到了大批的喀尔喀人，至少有六七千人，他们已起义反抗俄国人”[45]。戈洛文害怕中国人民抗俄斗争的发展，将会使自己的一切殖民利益化为灰烬，赶紧改变策略，拿出沙皇政府预定的划界方案，迅速与中国使团达成协议，以免事态进一步扩大。这样，他才在深夜里急忙派使者到中国使团的驻地，同意撤出雅克萨。

《中俄尼布楚条约》拉丁文本（部分）

《中俄尼布楚条约》拉丁文本（部分）

《中俄尼布楚条约》满文本（部分）

尼布楚和雅克萨的归属是这次谈判中争论的焦点，中国早已同意让出尼布楚，现在俄国也同意撤出雅克萨，问题已经解决。此后在其他问题和具体细节方面又经过了一系列艰难曲折的谈判，终于达成了协议。一六八九年九月七日（农历七月二十四日）中俄双方正式签订了尼布楚条约。

《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中国和俄国签订的第一个条约。正式的文本是拉丁文本，由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另有满文本和俄文本，都不是正式文本。条约共六条，实质性部分包括：中俄东段边界的划分，越界侵略和逃人的处理，中俄往来贸易的规定等。

中俄东段边界的划分是条约中最重要的部分。条约明确规定以格尔必齐河、石大兴安岭（即外兴安岭）和额尔古纳河为两国的分界线。又规定外兴安岭和乌第河之间的地区暂行存放，留待后议。清政府在领土方面作了重大让步，将尼布楚及其以西直至贝加尔湖原属中国的领土让给了俄国，以换取俄军撤出雅克萨。所以条约中又规定了俄国在雅克萨和额尔古纳河南岸的据点全部拆毁、迁移。

《中俄尼布楚条约》俄文本（部分）

《中俄尼布楚条约》严禁彼此越界入侵，双方不得收容逃亡者，以减少边境争执。又规定：中俄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可以过界来往，贸易互市，这是俄方长期以来的要求。一个法国历史学家评论说：“俄国国库由于不断增长的行政开支和在西方进行的历次战争，十分空虚，急需金银。只要俄中两国间能够达成一种协议，那末，随之而来的两国间的贸易必然不在少数，并且会给俄国方面带来可观的利益”[46]。

《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一个平等的条约。双方代表都在各自政府事先指示的范围之内进行谈判交涉，没有也不可能用武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最后达成的协议并没有越出中俄两国政府愿意接受的范围之外。条约明确地划分了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条约在领土和贸易方面也满足了俄国的要求，一些苏联的书籍中说“一六八九年订立的尼布楚条约实质上是莫斯科外交极大的胜利”[47]，“尼布楚谈判是正式的、平等的谈判”，“该条约巩固并扩大了两国人民的和睦关系”[48]。在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的一段时间内，中俄的东段边界稳定了下来，边境相对比较平静，两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往来和贸易也有所发展。

注释

[1]《清圣祖实录》卷一二一，一一页。

[2]［美］曼考尔：《俄国和中国》，115页，美国，哈佛大学，1971。

[3]《清圣祖实录》卷一〇六，二三页。

[4]《盛京通志》卷二四，田赋。

[5]西清：《黑龙江外纪》。

[6]《平定罗刹方略》卷一。

[7]《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一，七页。

[8]《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二，五页。

[9]《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九，六至八页。

[10]《康熙帝为使俄国速撤罗刹，停止滋扰，致察罕汗敕谕》，康熙二十四年三月十七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11]《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五三，《郎谈传》。

[12]《清圣祖实录》卷一二四，一六页。

[13]［俄］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769页。

[14]《兵部为通告俄国撤回罗刹于雅库立界致察罕汗咨文》，康熙二十五年七月三十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15]［法］加恩著、江载华译：《早期中俄关系史》，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16]《清圣祖实录》卷一二七，二四页。

[17]转引自［法］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附录，153~155页。

[18]参见［俄］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178页。

[19]［苏］沙斯季娜：《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118页。

[20]［俄］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223、217、222页。

[21]参见《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383~386页。

[22]［俄］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413、419页。

[23]《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五。

[24]《清圣祖实录》卷一四〇。

[25]巴夫洛夫斯基：《中俄关系》，124页，纽约，1949。

[26]［美］曼考尔：《俄国和中国》，156页，美国，哈佛大学，1971。

[27]［俄］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462页。

[28]《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八月二日。

[29]［俄］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462页。

[30]《索额图等奏抵尼布楚以来与俄方官员往返交涉情形本》，康熙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31]［俄］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493页。

[32]《索额图等奏抵尼布楚以来与俄方官员往返交涉情形本》，康熙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33]同上书，461页。

[34]《索额图等奏抵尼布楚以来与俄方官员往返交涉情形本》，康熙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35]［俄］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506~513页。

[36]［俄］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506~513页。

[37]《索额图等奏报会同俄使议定边界本》，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38]《平定罗刹方略》卷四。

[39]［俄］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506~513页。

[40]《索额图等奏报会同俄使议定边界本》，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41]《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三十一节。

[42]《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43]《为俄罗斯大使咨文告知额尔古纳河村舍因冬季所迫未及迁徙等事我大臣寄俄罗斯大使之满文复文》，康熙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二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44]［俄］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567页。

[45]《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四十二节。

[46]［法］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9页。

[47]［苏］鲍爵姆金：《世界外交史》，第一分册，215页。

[48]［苏］葛罗米柯等主编：《外交辞典》，403~404页。

第三节　《中俄布连斯奇条约》的签订和外国利用宗教侵略中国

一、《中俄布连斯奇条约》的签订

包括贝加尔湖一带在内的蒙古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战国时期，中国匈奴族就在这里建立了强盛的奴隶制国家，至三国、北魏、周隋时，鲜卑、柔然、突厥继起，领有其地。唐朝打败了突厥，在此置官设治，建立了安北都护府。辽金时代，原住在额尔古纳河的蒙古部逐步西迁，成吉思汗崛起于此，统一漠北，进行远征，建立了蒙古帝国，大漠以北、贝加尔湖一带归元朝岭北行省管辖。明时归蒙古的瓦剌部和鞑靼部，明末又成喀尔喀蒙古的辖境。喀尔喀蒙古分为土谢图汗、车臣汗、札萨克图汗三部，和清朝早就建立起密切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一六三八年（明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喀尔喀三汗正式臣服于清，向清政府献九白之贡[1]。

沙俄在侵略我国东北黑龙江流域的同时，也向蒙古地区侵略。俄军在乌丁斯克、色楞格斯克（楚库柏兴）、尼布楚建立城堡，奴役和镇压当地的布利亚特人、喀尔喀人。蒙古领袖土谢图汗等曾派使者至莫斯科，向沙皇要求停止入侵，但俄国置之不理，蒙古军民忍无可忍，进行反抗。一六八八年（清康熙二十七年），沙俄勾结并支持准噶尔部的噶尔丹，夹击并打败喀尔喀蒙古，喀尔喀遭到巨大的损失，纷纷南迁。俄军趁火打劫，大批出动，向南进攻，蚕食我国的北部疆土。就像一位俄国历史学者所说：“色楞格斯克哥萨克……成功地夺取了色楞格斯克以南相当远的一块地方。他们首先派出宿营兵进行占领，然后设立哨所，利用这种办法预先规定了今天色楞格斯克的边界线。这条边界线不过是将实际占领在法律上巩固起来而已，这是哥萨克对国家的一项功绩。”[2]

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一方面由于《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两国的贸易有很大发展，俄国商队频繁地前来北京，销售大量毛皮，又从中国运出大批丝织品、布匹、药材。俄商所获利润很大，例如一七〇五年至一七〇九年（清康熙四十四年至康熙四十八年），由彼得·库狄雅柯夫率领的商队，据说获利高达二十七万卢布；另一方面俄国哥萨克不断侵入蒙古，掳掠人口，劫夺牛羊，在中国的土地上建屋盖房，设立据点，中俄中段边界的形势，日益紧张。清政府不断向俄国提出抗议，要求迅速划定中段边界，但俄国政府置若罔闻。一七一七年（清康熙五十六年）康熙指出：“因定议喀尔喀事，曾行文于察罕汗（即沙皇），今十余年，未尝回文。”[3]由于沙俄对中国蒙古地区的入侵骚扰越来越严重，清政府决定于一七一八年（清康熙五十七年）起，暂停贸易。

一七二〇年（清康熙五十九年），俄国政府所派特使伊兹玛依洛夫来到北京，交涉恢复中俄之间的贸易。伊兹玛依洛夫受命要为俄国取得广泛的商业和政治利益，谋求和中国缔结“自由通商条约”。这个使团在北京停留三个多月，康熙接见了十多次，再三向使团表明中国方面的和平意愿。康熙说，“朕始终欲与贵国皇帝陛下保持巩固之和平。且我两国岂有必争之理乎？……两国皆有许多土地，战争究于两国有何利益”[4]，希望划定中俄两国在蒙古地区的边界，以保持边界安定。但伊兹玛依洛夫避而不谈，划界问题继续拖延下去。

伊兹玛依洛夫使团回国时，清政府允许使团秘书郎克留在北京。郎克留京期间，明目张胆地进行间谍活动。同时，俄国在我西北地区进行侵略颠覆活动，妄图诱迫准噶尔部领袖策旺阿拉布坦“臣服”于俄国，清政府获知这个消息，实在无可忍耐，又于一七二二年（清康熙六十一年）宣布停止中俄贸易，并令郎克离开北京，中俄关系又趋紧张。

一七二二年康熙去世，雍正即位。一七二五年（清雍正三年）彼得一世亦病死，其妻叶卡捷琳娜一世根据彼得生前意图，于一七二五年派出萨瓦·符拉迪斯拉维奇为使华全权公使到中国来谈判贸易和边界问题。临出发前，沙皇政府给萨瓦的训令中指示必须要中国让出“外贝加尔区、乌丁斯克、色楞格斯克以及尼布楚等地”；“若中国人对俄罗斯绝对需要的地方坚持不让，特派使节对此切勿稍加迁就”[5]。萨瓦带了一批测绘人员、东正教传教士，另外还带了一千五百人的武装部队，由在准噶尔部活动过多年的巴赫尔兹上校率领。一七二六年（清雍正四年）萨瓦到达中国边境，给在北京的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写了一封密信，“请求他在情报方面予以协助”[6]。经巴多明的拉线，萨瓦收买了大学士马齐，窃取了中国政府和谈判代表团内部的大量机密情报，使中国方面处于极其被动和不利的地位。

一七二六年十一月，萨瓦到北京祝贺雍正登基并和中国政府举行谈判。中国方面参加谈判的有吏部尚书察毕那、理藩院尚书特古忒、兵部侍郎图理琛。北京谈判没有达成具体协议，只是讨论了一般原则，并商定在波尔河继续举行边界谈判。在谈判过程中，马齐把清政府的决策和意图透露给了萨瓦，这就给俄国方面种种可乘之机。萨瓦向俄国政府报告，“事情看来是很顺利的，中国皇帝热望和平”，“康熙时代的老臣们已被不称职的年轻人取代”[7]。但是，尽管如此，萨瓦也看到，当时中国也还有力量收复失地，所以他建议尽速加强占领区的据点，“在边境上增加沙皇陛下的兵力”，“希望用威胁或其他手段，使其为沙皇陛下的最高利益服务”[8]。

一七二七年（清雍正五年）六月，勘界会议在波尔河畔举行。中国方面的谈判代表是隆科多和图理琛。当时雍正已决定清除隆科多，可是却让他去主持边界谈判，而事先又说：“若心怀叵测，思欲偾事，所定边界，不合机宜……朕必将伊治罪。”[9]再加喀尔喀蒙古内部又隐藏着一个被沙俄收买了的噶尔丹台吉，向俄方透露许多机密消息，因而中国代表团的工作十分困难。在谈判初期，隆科多的态度比较坚决，拒绝俄国方面的无理要求。萨瓦通过马齐，十分了解清朝政府的内情，就命令巴赫尔兹抢占战略要地，摆开战斗阵势，公然以武力威胁中国，并扬言：“俄国在欧洲的战争已结束，现在可以把它的注意力集中于另一方面的边界了。”[10]八月初，雍正下令，以隆科多“不实心效力，则留伊在彼，反致妄行搅扰，毫无裨益”[11]，撤销了他的职务，另派多罗郡王和和硕额驸策凌、伯四格会同图理琛继续进行谈判。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团接受了俄方的全部要求，把恰克图以北的大片领土让给了俄国。同年八月三十一日签订了《中俄布连斯奇条约》。萨瓦不等边界正式划定，就在恰克图修筑要塞，又在各处布兵设防，任意占领中国的领土。

签约后，中俄双方派出界务官，勘分了中俄中段的整个边界，设置了界标。一七二七年十月二十三日，订立《阿巴哈依图界约》，确定了从恰克图向东至额尔古纳河的边界；十一月七日，订立《色楞额界约》，确定了从恰克图向西至沙宾达巴哈的边界。

中俄双方在北京和波尔河畔谈判的基础上，又在一七二八年（清雍正六年）六月二十五日签订了《中俄恰克图条约》。这项条约是确认前此各项条款的总条约，规定了中俄在政治、经济、贸易、宗教各方面的相互关系。条约共十一款，确认了《中俄布连斯奇条约》规定的中俄边界：以恰克图和鄂尔怀图山之间的鄂博作为两国边界起点，东至额尔古纳河，西至沙毕纳伊岭（即沙宾达巴哈），以南归中国，以北归俄国；重申“乌第河及该处其他河流既不能议，仍保留原状”，双方均不得占据这一地区。《中俄恰克图条约》规定俄商每三年可来北京一次，人数不得超过二百，此外可以在尼布楚、恰克图通商。条约还规定俄国可以派东正教教士数人来北京，同时中国方面接受俄国学生来北京学习中国语文。

《中俄布连斯奇条约》和《中俄恰克图条约》对俄国十分有利。条约签订后，萨瓦在给沙皇叶卡捷琳娜一世的奏折中说：通过条约，“不仅使中国在边境上割让有利之地带，且从未属于俄者，亦获而领有之”[12]。俄国使团的其他官员的证词中说：条约对俄国“极其有利”，“现今俄国人在所有县份深入蒙古境内达数日行程，某些地方甚至达数星期行程之远，目前已在这些地方顺利地竖立界碑，边界的划分，使俄罗斯帝国的国土扩大了”[13]。沙皇政府对萨瓦出使的成功十分满意，任命萨瓦为枢密院大臣，并授予他圣亚历山大勋章级的爵士头衔。

二、俄国东正教会的侵华活动

随着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基督教也出现了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两个中心，最终于一〇五四年（北宋至和元年）公开分裂。西方教会以罗马为中心，称为罗马公教会，也就是天主教会；东方教会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称为东方正教会，简称东正教。

北堂

东罗马帝国灭亡后，俄罗斯东正教会逐步强大，居于领导地位。东正教在俄国是“国家的普通工具，变成了对内进行压迫和对外进行掠夺的工具”[14]。沙俄的侵略军窜到哪里，东正教教士就跟到哪里，“在安定被占领区方面，俄国东正教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15]。

一六六五年（清康熙四年），俄国侵略军强占我国黑龙江上的要地雅克萨，修筑了阿尔巴津据点。随军的东正教教士叶尔莫根在据点内修建了一座纪念“耶稣复活”的教堂。一六七一年（清康熙十年），又在据点外高地上修建了另一座“仁慈救世主”教堂。这是在中国最早建立的东正教教堂。

从十七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中国军民在东北各地抗击入侵的沙俄侵略军的战斗过程中，先后俘虏了不少俄国士兵。中国政府宽大处理了这些俘虏和投诚的哥萨克。有的先后释放了，有的安插在盛京和北京安家落户，有的就在清军中服役。后来人数增多，专编一个俄罗斯佐领，属镶黄旗，住在东直门内。为了让这些俄罗斯人过他们原有的宗教生活，清朝政府赐给他们一块庙地作为教堂，这就是尼古拉教堂，俗称“罗刹庙”，又称北馆，或北堂，由俘虏中的一名东正教司祭列昂捷夫主持。这些已入旗籍的俄罗斯人的宗教活动受到政府保障，体现了中国政府对正当的宗教信仰不加歧视的政策。

俄国政府对北京的东正教堂极为重视，彼得一世的谕旨中也要求选派传教士到中国来，企图使中国的皇帝、大臣和全体居民皈依东正教。俄国方面以“北馆”教士列昂捷夫已年老，要求另派教士到北京接替，清政府同意了这个要求。一七一五年（清康熙五十四年），图理琛等出使土尔扈特回国，途经俄国，带回了劳伦特等十名“行教番僧”[16]。这些人在“罗刹庙”内建立传教据点，进行活动。

《中俄恰克图条约》给予俄国向北京派遣教士的权利。条约规定：俄国可派遣教士数人驻在北京，并允许随带学生六人。此后，在东江米巷（东交民巷）建立了“圣玛利亚”教堂，俗称“南馆”。“南馆”的东正教布道团由俄国的外交部管辖，定期轮换。清政府负担其部分生活费用，沙俄政府给予优厚津贴，布道团还接受俄国商队的资助。从这个布道团的领导关系、经济来源以及活动情况来看，它不是一般的宗教团体，而是一个十分露骨的俄国政府间谍情报机关。

从一七一五年俄国东正教驻北京布道团建班起，布道团人员就积极着手窃取中国各方面的情报。一七五六年（清乾隆二十一年）原为布道团第二班随班学生的俄国商队领队阿历克塞·弗拉迪金伙同北京布道团人员，以一千五百卢布的高价，根据清宫藏品偷偷地摹制了一套中国全国行省和京师地图，交给俄国枢密院。被称为“俄国汉学之父”的雅金甫·俾丘林，在他从一八〇九年（清嘉庆十四年）到一八二〇年（清嘉庆二十五年）担任布道团第九班领班期间，经常改变服装，到处勘访，用目测和步测的办法绘制了一份《北京城郭图》。在他离开北京回国的时候还带走大批图书和地图，一共用了十五头骆驼驼运。

他写的有关我国边疆的许多作品都是极重要的情报资料。所以有人说：俾丘林“用自己的知识为一八一九年成立的（俄国）外交部亚洲司效劳”[17]。

一八一八年（清嘉庆二十三年），沙皇政府给布道团下达训令：“今后的主要任务不是宗教活动，而是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进行全面研究，并应及时向俄国外交部报告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18]。东正教布道团积极执行了这项命令，如：第十二届布道团的首领佟正笏收集的政治、军事情报，被称为“非常周到细致”，“他向圣彼得堡外交部提供情报时，俨然以此指导外交部的行动路线”[19]。佟正笏还密切地注视着中国的市场，对中俄贸易的主要商品毛皮、布匹、茶叶等的质量、价格、销售情况提出详细情报，“他忠告俄国商人，哪些商品能在中国市场畅销，告诉他们市场行情……他给俄国商人指出毫无差错的行动方针……显示出非比寻常的才能和创造力”[20]。

十九世纪中叶以前，外国在北京没有外交机构和外交代表，俄国的东正教会是常驻在北京的唯一的外国团体，所以他在搜集情报方面的作用十分重要。后来，俄国西西伯利亚军区参谋长巴布科夫说，“设立这个布道团是我国对中国外交政策事务中的一项重要措施”，“我国政府从这个来源可以获得关于中国的最确实和最新的材料”[21]。

一八六〇年（清咸丰十年），俄国在北京设立公使馆，布道团改组，归宗教事务部管辖，俄国东正教驻北京布道团的前期活动至此告一段落。

注释

[1]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七，“崇德三年，三汗并遣使来朝，定岁贡”。下注：“三汗各贡白马八、白驼一，谓之九白之贡，岁以为常”。

[2]［俄］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史纲》，第二卷，5页。

[3]《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三，六页。

[4]王之相、刘泽荣编译：《故宫俄文史料》，10页。

[5]［法］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111页。

[6]同上书，114页。

[7]［法］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116页。

[8]同上书，197页。

[9]《东华录》雍正朝卷八。

[10]［法］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118页。

[11]《清世宗实录》卷五十八。

[12]［法］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122页。

[13]［俄］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文献汇编》，344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马克思：《希腊人暴动》，142页。

[15]塞比斯：《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30页。

[16]图理琛：《异域录》。

[17]［苏］巴托尔德：《欧洲和俄国的东方研究史》，271页。

[18]布纳科夫：《十九世纪前期的俄中关系》，转引自《沙俄侵华史》，第一卷，267页。

[19]格列勃夫：《北京东正教传教士团的外交职能》，转引自《沙俄侵华史》，第一卷，269页。

[20]同上书，273页。

[21]［俄］巴布科夫：《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俄文版，127页，彼得堡，1912。

第四节　天主教会的侵略活动和清政府禁止传教

一、耶稣会传教士的活动和清初历法之争

十五世纪末以后，欧洲殖民国家向全世界扩张，他们通过野蛮屠杀和血腥镇压，到处建立殖民统治，残酷地剥削当地的居民。在这席卷世界的殖民浪潮中，宗教起了极重要的作用。欧洲国家的军旗往往同十字架一起插到殖民地的穷乡僻壤，大批传教士被派到海外各地。他们“不单是遵照征服海外者所走的路程，并且还时常和他们坐在一只船上”[1]。侵略军每占领一地，传教士便来充当殖民管理者的角色，“管理归教的居民，征收货币税或实物税、香料税”[2]，并用宗教迷信来麻痹被奴役人民的反抗意志。

但是，在中国，殖民主义者碰到了另一种情况。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明，而且当时又是强盛的大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殖民国家的舰队不可能打开中国的门户。因此，传教士尾随军队的那种传统的侵略方式并不适用，尽管天主教的许多教派，如方济各会、多明我会仍坚持武装传教的主张，屡次吁请西班牙国王派军队到中国来，但在那时，任何殖民国家也无力派出一支能和中国作战的远征军，因此，到中国来武力传教的主张只是一种狂妄的空想。这些教派也曾派遣一些传教士到福建、广东沿海活动，他们和在其他殖民地传教时一样，趾高气扬，蔑视中国的法律和风俗习惯，因而受到中国人民和政府的强烈反对，这些教派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收效甚微。

只有耶稣会采取了与其他教派很不相同的策略。耶稣会的领袖们认为：借助武力传统的传教方式“在远东的伟大帝国是不能使用的”[3]。他们主张采取迂回、温和的手段，服从中国的政令法律，遵循中国的礼仪风俗，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并利用正在发展的西方科学技术，来吸引中国的官吏和知识分子，日积月累地进行和平渗透，去缓慢地影响和劝化中国人。由于耶稣会采取了这种策略，传教活动得到了一些官吏和知识分子的支持，有了较快进展。十七世纪前期，利玛窦、熊三拔、庞迪我、邓玉函、龙华民、汤若望等耶稣会传教士先后在北京钦天监供职，他们为明朝政府修历法、造火炮、译书籍、制仪器。这些传教士熟知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成果，他们口操流利的北京话，穿戴中国儒生的冠服，也能谈论孔孟之道，和明廷的达官贵人交结往还，把西方的基督教义、中国的儒家学说以及当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奇特地结合在一起，开展传教活动。到明朝末年，他们已在中国各地建立了不少教堂，招收了成千累万的教徒。

耶稣会创立于一五四〇年（明嘉靖十九年），是罗马教廷用来镇压新教和向海外进行殖民扩张的工具。耶稣会组织严密，纪律严格，策略灵活，手段多样化。耶稣会规定：各地分会每周必须向省区汇报一次，所有省区每月必须向总会汇报一次，而各分会每月又必须直接向总会汇报。人们称它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深入各种细节的合法的密探制度”[4]。

耶稣会受葡萄牙王国的保护和支持，葡萄牙把它当做海外扩张的得心应手的工具，“只要葡萄牙或其他欧洲强盗到了哪里，耶稣会传教士就跟到哪里”，“毫无疑问，葡萄牙刺刀的权威，更有甚者，葡萄牙刺刀造成的恐怖，给沙勿略（耶稣会领袖）及其同伙的伟大成就作出了很大贡献”[5]。

明朝覆亡和清朝入关，并没有打断耶稣会在华的活动，留在北京的汤若望很快得到清朝统治者的信任。中国从十三世纪以后，一直采用郭守敬的历法，相沿日久，推算有不少错误，利玛窦看到了中国历法存在的问题，开始制订新历法，邓玉函、汤若望等继续这一工作。清朝入关，需要换代改历，第二年（一六四五年，清顺治二年）就采用了传教士们创制的新历，称为“时宪历”。并派汤若望掌管钦天监，赐号“通玄教师”。汤若望和顺治帝交往很密切，“顺治帝宠眷若望，迥异常格，与长谈时，乐闻其言”，顺治时常宣召汤若望进宫，并亲自去汤若望的教堂游览叙谈，“帝与若望欢洽，有如家人父子”[6]。汤若望出入宫廷，结交权贵，传教事业有较大的发展。顺治末年，全国各省都有传教士的足迹。耶稣会中国副省区长傅汎济写信给总会会长为汤若望请奖，信中说：“他的工作和他在北京代表教会底事务的勤奋热心，使我们在这一个大国内所作的一切事情，大有实现的可能”[7]。

耶稣会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性质和作用是比较复杂的问题。一方面，由于他们以科学技术为传教的手段，所以给中国带来了数学、物理、天文、历法以及测绘术、造炮术、地图学等先进的知识，这是进入近代史以前中西文化的一次大交流，传教士在其中起了有益的作用；另一方面，耶稣会作为殖民主义的先遣队，又带有侵略性。尽管耶稣会士采取灵活的策略，表面上循规蹈矩，小心谨慎，但暗中收集情报，偷窃机密，插手中国的内政外交，又在各地遍设教堂，广收教徒，欺压良善，因此，传教士的活动与中国人民、清政府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对于围绕着耶稣会所发生的一系列斗争，不能笼统地对待，不能简单地肯定或简单地否定，而应该作细致的具体分析。

清初，采用了以西法修订的“时宪历”，引起保守派的强烈不满。顺治末，钦天监回回科的吴明烜和新安卫官生杨光先就先后上书，指责汤若望等造历谬误。不过，在实测时，西洋历法与实际天象符合的程度，胜过传统的历法，因此，顺治帝并没有理睬保守派的讦告。

顺治帝死后，鳌拜专政，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杨光先再次上书，更加激烈地对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进行全面的攻击。杨光先说，“时宪历面敢书‘依西洋新法’五字，暗窃正朔之权以尊西洋，明示天下以大清奉西洋正朔，毁灭我国圣教，惟有天主教独尊”[8]。又指责汤若望，“选择和硕荣亲王安葬日期，误用洪范五行”，而“洪范五行是灭蛮经，用之不吉”[9]，还说汤若望不该将“历祚无疆”的大清历书只编至二百年，意思是要大清王朝短命而亡。杨光先的攻击不仅是对西洋历法的批评，而且扯到政治问题，耸人听闻地控告传教士等图谋颠覆清朝，“假以修历为名，阴行邪教”，“藏身金门，窥视朝廷机密”，“已在香山岙（指澳门）盈万人，踞为巢穴，接渡海上往来”，要求将汤若望等“依律正法”[10]。这番蛊惑人心的煽动，果然引起了清廷的疑虑，社会上仇视外来宗教的儒家、佛家等传统势力也起而支持，推波助澜。执政的鳌拜集团根本弄不清历法争论的是非曲直，但他们不满意顺治帝推行的比较开放和进步的政策，对顺治所重用的传教士抱着敌意，受理了杨光先的控告，将传教士汤若望及其助手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及赞成西洋历法的钦天监官员李祖白等下狱。

康熙三年（一六六四）的秋冬，由吏部、礼部进行审讯和调查。这场审讯从狭隘的排外主义出发，而不问科学上的是非，因而是不公正的。杨光先指控汤若望屯兵澳门、颠覆清朝，纯属捏造。清廷派人到广东调查，并未查实。但审讯的结果，仍是杨光先胜诉，将汤若望等分别判处凌迟、斩首、流徙。恰逢北京发生强烈地震，京师人心恐慌，以为狱讼不公，天象示警。而汤若望等也得到宫廷中的支持，康熙帝的祖母孝庄太皇太后出面干预，“辅政大臣以汤若望罪案奏请太皇太后懿旨定夺，太皇太后览奏不悦，掷原折于地，责诸辅臣曰：‘汤若望向为先帝信任，礼待极隆，尔等而欲置之死地耶？’遂命速行释放”[11]。传教士们幸免于死，但李祖白等五名中国官员仍被处决。汤若望这时已年老中风，被黜革，杨光先接任钦天监监正。时宪历被废弃，复用大统历，不久，大统历差错太多，又改用回回历。

杨光先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他盲目排斥西法，而实际的历算知识甚低。自从他任职钦天监，监内的工作陷入一片混乱，屡次错测节气时日，错报日月食的时间。无论大统历或回回历，都是过时的历法，不能与天象符合，须作根本改订，而杨光先、吴明烜都不能承担这一任务。杨光先自知力难胜任，不得不承认，“今候气法久失传，乞许臣延访博学有心计之人，与之制器测候”，“今访求能候气者，尚未能致。臣病风痹，未能董理”[12]，再三要求辞职，但未获准许。

一六六八年（清康熙七年），康熙已长大成人，他和鳌拜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在历法这一敏感的问题上首先表现出来。当时，钦天监历法工作中的错误已闹得满城风雨，而鳌拜集团仍回护掩饰。康熙召集杨光先、吴明烜和南怀仁一起讨论天文历法，“务须实心，将天文历算详定”[13]，命大学士李霨和他们到观象台，预推正午日影所止之处，经过十一月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日（阴历）三次实地测验，南怀仁推测无误，杨光先、吴明烜都有误差。康熙命南怀仁审查杨光先、吴明烜所订历书，结果查出了置闰的错误，历书中的康熙八年闰十二月应是康熙九年正月，又一年内误置两春分、两秋分。为了进一步验证南怀仁的意见，康熙又安排了立春、雨水两个节气以及月亮、火星、木星运行的五项测验，令大臣们共同观察，结果，南怀仁所言“逐款皆符”，而杨光先、吴明烜“逐款不合”。西洋历法以实际测算的准确性而取得胜利，杨光先被革职，他仍喋喋不休，进行驳辩，说：“南怀仁欲毁尧舜相传之仪器，使尧舜之仪器可毁，则尧舜以来之诗书礼乐、文章制度，皆可毁矣。”[14]杨光先不承认科学，表现了顽固保守的态度，最后，被康熙斥骂一顿，驱逐回原籍，中途病死。

历法争议的结果，传教士得到胜利。南怀仁接任钦天监正，此后，许多传教士在南怀仁的推荐和引进下，来到北京，他们挟带着科学技术知识或艺术才能，在清廷任职，如徐日升、张诚、白晋、闵明我、冯秉正、雷孝思、戴进贤等。他们有的从事天文历法，改造北京的观象台，制作天文仪器；有的出入宫廷，充当皇家教师，给康熙讲授数学、天文、物理知识；有的把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艺术传到中国，搞音乐、绘画、雕刻；有的在清宫造办处，指导工人们制作自鸣钟和其他机械；还有的协助清政府制作全国地图，在各省奔波忙碌，进行实地测绘，完成了著名的《皇舆全览图》，这册地图比较正确、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封建后期中国的版图疆域、山川河流。

耶稣会传教士在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方面起了有益的作用，他们在中国和西方之间架设了一道文化交流的桥梁，使中国人能够稍稍拨开封建的帷幕，窥到了正在迅速发展中的近代科学的某些侧面。当然，传教士们由于宗教偏见，只能采用与宗教教义不相冲突的那部分科学知识，不能传播所有的先进科学，但是他们确实给保守、自大的中国知识界带来了一阵清新之风。由于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传来的西方科学文化仅仅限制在狭小的圈子内，只被很少数知识分子所知晓，得不到普遍应用和广泛推广。而且官方和知识界的有影响的人物仍把理学、八股文放在最重要的地位，视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外来的“末技”，因此，先进的科学技术没有也不可能在当时的中国生根、开花、结果。

当然，传教士是西方国家殖民扩张的先遣队，传布科学文化仅是他们宣传天主教的一种手段，在肯定他们传布科学文化的积极作用的时候，还应该看到传教士们的侵略作用，他们在中国刺探消息，盗窃情报，干涉内政和外交。清政府的许多机密文件，通过传教士而传到外国，例如传教士参加绘制的《皇舆全览图》是当时的机密地图，绘成不久，巴黎就出现了副本。耶稣会传教士定期向其上级写秘密汇报，其中有大量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重要情报。清政府和俄国举行谈判，耶稣会传教士担任译员，把中国的内部机密和谈判策略都泄露给俄国，向俄国索贿讨好，甚至帮同俄国人收买中国官吏，例如：教士巴多明替俄国收买了大学士马齐，使中国在《中俄布连斯奇条约》的谈判中处于很不利的地位。俄国使臣萨瓦向沙皇政府报告说：“当我在北京逗留期间，通过耶稣会的神父们，并利用礼物，找到一些善意的人……在这些人中，现任大学士马齐给我很大援助，并答应今后继续协助我。我通过商队给他送去一千卢布的皮货作为礼物，并给中间人巴多明神父一百卢布。”[15]巴多明和马齐长期勾结，每当传教士犯法得罪，巴多明就要求马齐援救。巴多明说：“马齐一直对一般西洋人有好感，对我则特别如此，我和他三十六年来，互相通信并建立了友谊关系。”[16]又如南怀仁在传布西方科学中的功绩较大，表面上也恭顺小心，临死前给康熙帝上书还说：“皇帝，余毕生为陛下效劳，死而无憾”[17]，可是，这个南怀仁在北京遇见沙皇的使臣尼果赖，就表示“乐意竭尽所能，为沙皇效劳”，破口大骂康熙是一个“变幻无常的人”，骂中国是一个“野蛮民族”[18]。

康熙晚年，一直为立嗣问题而苦恼，皇子之间明争暗斗，各植私党，耶稣会传教士也插手其间，企图浑水摸鱼。他们最初想拉拢皇太子胤礽，教士洪若翰曾向法国教会汇报：“这位皇子有朝一日要登基，而他现在已倾向于我们，因而把他彻底争取过来是十分重要的”[19]。胤礽失势后，传教士又转向其他皇子，妄想一朝得势，能为其所用。雍正即位后，处决了传教士穆经远，因穆经远卷入了皇子之间的斗争，为胤禟传递密信。雍正的上谕中说“塞思黑（即胤禟）收西洋人穆经远为心腹，夸称其善，希图储位，众所共知”[20]。罗马教廷传信部红衣主教发表第三九八号备忘录，也承认，“此神父之死因，盖因干预帝国事务而致罪，此事使新君及其大臣深具戒心”[21]。

由于耶稣会士的长期活动，到康熙晚期，全国已建立天主教堂近三百座，受洗教徒近三十万人，北京则有三座教堂，一所公学。教堂从中国教徒的手中募集资金做买卖，“每座天主堂实际都有五六万两银子的赚钱买卖”，北京三座天主堂“算在一起有七十万法郎，每年进款十八万法郎”[22]。传教士还向教徒、官吏和平民放债，进行高利贷剥削。连罗马教廷的使臣也“谴责他们高利盘剥和粗暴逼债”[23]。在各省的传教士更是广置田产，开设字号，巧取豪夺，横行不法。一七一五年（清康熙五十四年），直隶真定县天主堂传教士高尚德因逼租殴打武举人张逢时，打得“逢时吐血晕地”[24]。北京钦天监内的传教士出面包庇，传教士不但无罪，并且还要向张逢时继续索逼典金租价，他们对有功名的武举人尚且如此专横，对一般老百姓就更可想而知了。

总之，传教士虽然带来了一些先进科学知识，但他们在中国出入宫禁，结交权贵，盗窃情报，泄露机密，高利盘剥，欺压良善百姓，他们和中国人民以及政府之间经常发生矛盾，到十八世纪初，清政府不得不采取了禁止传教的措施。

二、清政府禁止传教活动

中国是个宗教很多、信仰自由的国家，佛教、道教、伊斯兰教、萨满教长期在中国自由传播，各有不同的偶像与信条，各有众多的信徒，并未受到政府的干涉或限制。但是，中国有悠久的文化，各个民族各有传统的礼仪风俗，外来的宗教要在中国传播，必须根据中国的情况，适当调整自己的教义和仪式，以适应于中国社会，佛教、伊斯兰教传入中国都有一个长期调整的过程。当耶稣会士刚刚来到中国，他们也是采取了特殊的传教方式，表示尊重中国固有的礼仪风俗，尊重儒家学说。明清时代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误认耶稣会的传教是用另一种形式阐发孔孟之道。有人称赞汤若望，“主教尊天，儒教亦尊天；主教穷理，儒教亦穷理……谓先生为西海之儒，即中国之大儒，可也”[25]。耶稣会士也常常自称是“海外鄙儒”，他们传教的方式尽量适应中国的礼仪习俗，正由于这样，才能够在中国站住脚跟，在开展传教活动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耶稣会士的传教方法，遭到其他教派的激烈反对，明朝末年，已有其他教派向罗马教廷控告耶稣会在中国的布道方式违背天主教的教义。一六四五年（清顺治二年），罗马教廷命令耶稣会改变传教的方式，在华的耶稣会士意识到，如果采取在殖民地那样的传教方式，势必不能在中国立足，因此向教廷提出申辩。当时，耶稣会受葡萄牙的支持和庇护，葡萄牙的海外势力很大，耶稣会更垄断了在远东的宗教活动，罗马教廷不得不倾听耶稣会士的意见。一六五六年（清顺治十三年），教廷颁发命令，认可了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活动方式。

但是，事情并没有终结，随着形势的发展，葡萄牙、西班牙的海外力量逐渐衰落，荷兰、英国、法国的势力兴起。在海外传教事业方面，葡萄牙也日益失去控制权，罗马教廷在法国的支持下，力图把海外传教活动置于自己的统一领导下。一直受葡萄牙庇护的耶稣会在欧洲受到非难，耶稣会内部，非葡籍的传教士越来越多，力图摆脱葡萄牙的控制。在这种背景下，耶稣会在华的传教方式是否适当的问题，又被重新挑起。

由于传教士中对耶稣会啧有烦言，十七世纪下半期教皇派法国外方布道会的神父玛格利特到中国做调查，玛格利特极端反对耶稣会的活动方式，指责它和异教（指中国的儒学和礼仪风俗）合流，要求耶稣会改变传教的策略和方式，耶稣会不予理睬。罗马教廷决心进行干预，一七〇五年（清康熙四十四年）教士铎罗作为教皇的特使，带着教皇的命令到了北京。教皇的命令中禁止中国入教者祭孔祀祖，并要传教士防止把“上帝”、“天主”和中国人一向崇奉的“天”、“帝”相混淆。铎罗到达北京后，康熙多次接见了他，向铎罗解释：祭孔是尊重圣人之意，祭祖是不忘养育之恩，敬天事君是“天下之通义”[26]，这是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风俗习惯，决不能废弃。西方国家不应该要求中国人对圣经教义句句照办，正像中国人不应该要求外国人按四书五经办事一样。在中国的传教士必须“谨守法度”，凡愿服从中国法令的教士，可以领票留在中国，不愿服从中国法令的一律离境回国。康熙还要求铎罗暂缓公布教皇的命令。可是铎罗离开北京，到达南京，就公布了教皇的命令。康熙十分气愤，逮捕了铎罗，押送澳门监禁。

当罗马教廷知道这个消息后，态度更加强硬，要和中国政府对抗到底。一七一五年（清康熙五十四年），教皇重申禁令，要求在远东的传教士必须服从，否则将处以严刑。一七二〇年（清康熙五十九年），教皇的另一特使嘉乐来到北京，传达教皇的命令，在中国的全体传教士不得不表示服从。当然，康熙不会接受罗马教廷强加的命令，清政府和罗马教廷的关系破裂。原来对耶稣会士颇有好感的康熙体会到西方教会势力的骄横，也蒙眬地觉察到欧洲国家将成为中国很大的威胁。他说，“以后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27]。又说，“海外如西洋诸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28]。

由于罗马教廷态度强横，教会和清政府的关系大大恶化，加以各地传教士横行不法，清朝官员深抱戒心。一七一七年（清康熙五十六年）广东碣石镇总兵陈昂奏：“天主一教，设自西洋，今各省设堂，招集匪类，此辈居心叵测。目下广州城设立教堂，内外布满，加以同类洋船丛集，安知不交通生事，乞饬早为禁绝，毋使滋蔓。”[29]清廷接受陈昂的建议，下令禁止传教，但这一命令并没有大力贯彻。雍正即位后，由于传教士插手皇室内部斗争，支持胤禟、胤禵，促使雍正帝增强了禁教的决心。一七二四年（清雍正元年）初，礼部议复闽浙总督觉罗满保奏：“西洋人在各省起盖天主堂，潜住行教，人心渐被煽惑，毫无裨益。请将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外，余俱安插澳门，应如所请。天主堂改为公所，误入其教者，严行禁饬”[30]。这一年七月，雍正向教士巴多明等表示禁止传教的决心，他说：“汝等欲中国人人为天主教徒，此为汝教之宗旨，朕所稔知。果尔，则朕等将为何种人，将为汝国君之臣属耶？汝等所劝化之教徒，目中唯有汝等，一旦有事，彼等唯汝言是听。朕知今日无所惧，然洋船千百沓至，必将生事”[31]。此后，除尚有少数传教士留居北京，在内廷和钦天监工作外，各地的传教士都迁往澳门，教堂关闭，传教活动停止。

雍正禁教之后，传教士还不死心，偷偷地到各地活动，“西洋神父之潜入内地者，陆续不绝，正不知为数几何”[32]。故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一再重申禁止传教的命令。至于留在北京的传教士，虽然人数日益减少，但他们仍积极搜集情报，传递到国外。十八世纪末，巴黎出版了大量有关中国情况的书籍，都出自传教士之手，还有许多情报至今仍藏在欧洲教会的档案库内。一八〇五年（清嘉庆十年），江西查获广东人陈若望为北京的传教士德天赐递送书信和机密地图到澳门去。嘉庆下令严加惩究，德天赐“解往热河，在额鲁特营房圈禁”。一八一一年（清嘉庆十六年），清廷又下令：“除在钦天监有推步天文差使者，仍令供职外，其余西洋人著交两广总督，俟有该国船只到粤，附便遣令归国”[33]。一八三七年（清道光十七年），传教士中担任最后一任钦天监正的高守谦回国，次监副毕学源病故，从此钦天监中不再有外国传教士，早期的天主教传教士的在华活动到此结束。不久，鸦片战争爆发，在大炮轰鸣声中，传教士卷土重来，西方国家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进入了另一个阶段。

注释

[1]［法］裴化行著、萧浚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156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2]［法］德·穆朗：《在华法国耶稣会士的功勋》，法文版，15页，巴黎，1928。

[3]［法］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320页。

[4]格里辛格尔：《耶稣会士》，英文版，77页，伦敦，1903。

[5]同上书，91页。

[6]［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入华耶稣会士列传》，198页。

[7]［德］魏特著、杨丙辰译：《汤若望传》，299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9。

[8]杨光先：《不得已》，四页。

[9]《正教奉褒》，五九页。

[10]杨光先：《请诛邪教疏》。

[11]［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入华耶稣会士列传》。

[12]《清史稿》，《列传》五十九，《杨光先》。

[13]《正教奉褒》，四七页。

[14]同上书，四八页。

[15]［法］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194页。

[16]《启示和奇妙信札》，法文版，第三卷，470页，巴黎，1877。

[17]李明：《新回忆录》，法文版，第一卷，75页。巴黎，1696。

[18]［英］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英文版，第二卷，337、368、411页，伦敦，1919。

[19]［英］拜克豪斯、勃兰德：《中国宫廷纪年》，英文版，240页，纽约，1914。

[20]《东华录》雍正朝卷三十八。

[21]托马斯：《北京教会史》，法文版，361页，巴黎，1923。

[22]罗柏杉：《传教士和官吏》，英文版，154页，加利福尼亚，1942。

[23]罗柏杉：《传教士和官吏》，英文版，154页，加利福尼亚，1942。

[24]《文献丛编》，第十二辑，三七页。

[25]《中国哲人孔夫子》，110页，巴黎，1687。

[26]《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北京，故宫博物院，1932。

[27]《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北京，故宫博物院，1932。

[28]《东华录》康熙朝卷二十四。

[29]《东华录》康熙朝卷九十九。

[30]《东华录》雍正朝卷三。

[31]《启示和奇妙信札》法文版，第三卷，364页，巴黎，1877。

[32]［法］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370页，河北献县天主堂，1931。

[33]《清仁宗实录》卷二四三。

第十章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统一与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

第一节　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割据势力　统一漠北地区

一、十七世纪后期我国西部、北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

“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1]。清朝入关建立起全国统治后，分布在我国西部、北部广阔边疆地区的蒙古、藏、回、维吾尔、哈萨克、布鲁特等少数民族人民，先后同清朝中央政府建立了政治与经济联系，日益成为我国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成员。

地处于我国北部边疆的漠北地区，在东起黑龙江呼伦贝尔，南至瀚海，西至阿尔泰山，北至俄罗斯，“东西延袤五千里，南北三千里”[2]的辽阔土地上，是我国喀尔喀蒙古族长期居住和游牧的地方。喀尔喀蒙古的领袖本为元朝之宗室，是元太祖十五世孙达延汗之幼子格埒森扎·札赉尔的后裔。据记载：自达延汗死后，其子孙割据蒙古全境，“独其季格埒森扎·札赉尔珲台吉留故处，号所部曰喀尔喀，析众万余为七旗，授七子领之”[3]，称“喀尔喀·多伦·和硕”（喀尔喀七旗）。早在清朝入关以前，喀尔喀蒙古的三大封建主——土谢图汗、札萨克图汗和车臣汗就与清朝政府建立了联系。一六三八年（明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喀尔喀三部“遣使来朝”，清廷规定喀尔喀三部每年各贡“白驼一，白马八，谓之九白之贡”[4]，已正式臣属于清朝。但一六四六年（清顺治三年），车臣汗硕垒乘清兵入关，无力兼顾北疆的时机，诱使内蒙古苏尼特部长腾机思发动反清叛乱。车臣汗与土谢图汗两部皆出兵助乱，由于清军迅速出动进剿，叛乱很快被平定下去。一六四八年（清顺治五年），腾机思向清朝乞降，车臣汗硕垒、土谢图汗衮布等复遣使贡驼马，“上表引罪”[5]。一六五五年（清顺治十二年），土谢图汗衮布子察珲多尔济、车臣汗硕垒子巴布、札萨克图汗诺尔布及赛音诺颜部长丹津喇嘛，“各赍表遣子弟来朝”[6]。同年，清政府又在喀尔喀设八札萨克，分左右翼，因而使喀尔喀蒙古与清朝中央政府的政治联系更加密切起来。

在喀尔喀蒙古之西，是我国厄鲁特蒙古族游牧的地方，他们“皆聚牧天山之北、阿尔台（泰）山之南”[7]，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地区。

厄鲁特蒙古本是我国蒙古族的一支，在元代称斡亦剌惕，明代称瓦剌，在清代也称为卫拉特、卫剌特或额鲁特。[8]西方史家把厄鲁特蒙古称作加尔梅克，加尔梅克“并非他们自己的称呼”[9]，而是欧洲人从他们的突厥族邻部和俄国人那里借用来的[10]。厄鲁特蒙古长期以来就是我国多民族国家的成员。早在元朝建立之前，当时的斡亦剌惕即归附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斡亦剌惕部的领袖，从此结成了世代的姻亲关系。斡亦剌惕部成为我国蒙古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元朝建立之后，中央政府在斡亦剌惕牧区设“行尚书省”进行统治，元朝还派其宗室、大臣管理斡亦剌惕部，其后代子孙一直为厄鲁特蒙古各部首领，到清代仍能数其世系。[11]元亡后，明朝在西北地区继续行使中央政府的统治权，设置卫所，对瓦剌首领加以册封，授以指挥、千户、百户等官[12]；瓦剌则不断向明朝中央政府“进贡”。永乐年间，瓦剌部首领马哈木、太平及把秃孛罗等“来朝贡马”，请求册封，明朝封他们为顺宁王、贤义王和安乐王，“赐印诰”[13]。十五世纪初，顺宁王马哈木之孙也先，反明割据，和明王朝作战，在离北京不远的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击溃明军，俘获明英宗朱祁镇，史称“土木之变”。也先统治着“中亚细亚的东半部，并自认完全代表中国行事的”[14]。也先死后，其后代仍不断遣使入贡服从明王朝管辖，在经济上也和明朝中央政府有密切的联系，厄鲁特蒙古每年向明政府贡马，多达几千匹，以换取中原地区的粮食、丝绸、布匹、铁器等。明朝政府并向它遣使收税，一六一〇年（明万历三十八年）俄国使者托密尔柯·彼得洛夫到达厄鲁特蒙古，曾经碰到了中国政府派来这里收税的官员，彼得洛夫向这个中国官员询问了有关中国的土地、人口和宗教等问题。[15]

大约十六世纪后期，厄鲁特蒙古已分成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四部，“分牧而居”[16]，“部自为长”[17]，“逐水草，无城廓”[18]。他们主要活动于伊犁河谷、额尔齐斯河两岸、塔尔巴哈台、乌鲁木齐地区，有的部族，沿额尔齐斯河游牧，远至鄂毕河和塔拉地区。厄鲁特蒙古很早就有一个最高的联盟会议，称“丘尔干”，由各部的封建贵族参加，共同决定内外大政，调和内部的利害冲突。“丘尔干”设一至两个首领，一直由和硕特部的贵族担任。十七世纪初，和硕特部的拜巴噶斯担任“丘尔干”的首领。

这时，厄鲁特蒙古的游牧经济发展得很快，人口和畜群大量增加，原有的牧场不敷分配。因此，和周围的喀尔喀蒙古人、诺盖人、哈萨克人经常发生冲突，厄鲁特内部也因争夺牧场而发生频繁的内争。准噶尔游牧在伊犁河流域的肥沃牧场上，并且和中原地区、漠南北蒙古、西藏以及中亚细亚的贸易较发达，经济发展最快，力量也最为强大。准噶尔的首领哈喇忽喇起而与拜巴噶斯竞争，后来两人共同担任“丘尔干”的首领。

到了哈喇忽喇的儿子巴图尔珲台吉的时候，准噶尔的势力更加强大。巴图尔珲台吉不但依靠日益繁荣的畜牧经济，而且大力发展农业和手工业，使用俘获的布哈拉人开辟耕地，种植麦和黍；拥有一批木匠、泥水匠、铁匠、铠甲匠；还建立了几座以喇嘛寺庙为主体的定居村镇。在政治上，巴图尔珲台吉进一步巩固了权力，迫使厄鲁特四部服从自己的统治。原来游牧在塔尔巴哈台地区的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与巴图尔珲台吉的关系不睦，不愿服从其统治，率所部五万余帐（大约二十余万人）于一六二八年（明崇祯元年，后金天聪二年）向西迁徙，辗转至伏尔加河下游。接着，约在一六三七年（明崇祯十年，清崇德二年）和硕特部首领拜巴噶斯的弟弟图鲁拜琥（即顾实汗）也因和巴图尔珲台吉发生冲突，率所部离开原来牧区乌鲁木齐地区，向东南迁移，到达青海一带。一六四〇年（明崇祯十三年，清崇德五年），为了缓和各部蒙古的内部矛盾，在巴图尔珲台吉的主持下召开了大会，参加的有厄鲁特蒙古各部首领，包括已迁往伏尔加河下游的土尔扈特部和鄂尔勒克以及已迁往青海的和硕特部图鲁拜琥，还有喀尔喀三汗，但没有漠南蒙古参加。会议上制定了蒙古——卫拉特法规，调整了蒙古各部的相互关系，巩固了封建贵族、牧主对牧民的剥削权利，并保证要在对外作战中统一部署，相互支援。但是，会议以后，蒙古内部的矛盾仍十分激烈，巴图尔珲台吉和喀尔喀蒙古札萨克图汗所属的阿尔泰汗（或称阿勒坦汗）多次作战，厄鲁特蒙古的内部也经常冲突，战祸频仍。一六五三年（清顺治十年），巴图尔珲台吉死去[19]，其子僧格继为厄鲁特“丘尔干”的主持人，内部发生了激烈斗争，僧格联合和硕特的鄂齐尔图为一方，僧格的弟弟车臣台吉卓特巴巴图尔联合鄂齐尔图的弟弟阿巴赖为另一方，展开了争夺战。起初，僧格在斗争中占上风，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但到一六七〇年（清康熙九年）却被阴谋刺杀，准噶尔陷入了群龙无首的状态。噶尔丹是巴图尔珲台吉的第六子，从小在西藏学习喇嘛教。僧格被杀，他立即赶回准噶尔，声称奉达赖喇嘛的命令要为其兄僧格报仇，平定准噶尔内乱。他驱逐了僧格的敌人车臣台吉，却又杀掉僧格的儿子索诺木阿拉布坦，囚禁自己的叔父楚琥尔乌巴什，攻杀自己的岳父鄂齐尔图车臣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噶尔丹用血腥手段建立了恐怖统治。他曾进兵青海，攻打和硕特部，又乘“回部”的教派之争，进兵天山南路，灭叶尔羌国，并勾结沙俄，向喀尔喀蒙古进攻。噶尔丹“自称博硕克图汗，因胁诸卫拉特奉其令”[20]。十七世纪下半期，在噶尔丹的统治下，准噶尔发展为一支强大的割据势力，控制着天山南北，威胁青海、西藏和喀尔喀蒙古，成为巩固国家统一、实现民族团结的严重阻碍。

当时，在天山南路维吾尔族地区，形成了以元蒙的察哈台汗后裔为统治阶级的地方封建政权——叶尔羌汗国，即清代书籍中所说的“回部”[21]。清朝入关后，叶尔羌汗国就和清政府建立了“朝贡”与贸易关系。顺治初，叶尔羌国的哈密当局曾支持甘肃回汉人民的抗清斗争，一度与清政府断绝联系。至一六五六年（清顺治十三年）叶尔羌国阿布杜勒汗又和清廷恢复关系，“贡使至京，初议遣十人入觐，请益，乃定额三十人。从者三百留肃州，请给粮赏”。这次带来的贡物有骆驼、马和璞玉，清廷赏赐缎三百三十八匹、绢七百二十匹，并议定五年一贡，只许三十人入京，其余留甘肃，“所带货物，许在京会同馆，照例互市”[22]。叶尔羌汗国的人民早已皈依伊斯兰教。在明朝末年，察哈台后王拉什德汗统治时期，有个名叫玛赫杜米·阿札木的人，从撒马尔罕到喀什噶尔传教，自称“和卓”，即教祖穆罕默德的后裔，被笃信伊斯兰教的拉什德汗奉若神明。玛赫杜米·阿札木的子孙世居喀什噶尔与叶尔羌，有很大的权势和影响[23]，“回部以为贵种，所至辄拥戴之”[24]。玛赫杜米·阿札木后代家族的势力不断扩大，成了天山南路的实际统治者，察哈台后王已完全被和卓所控制。

在南疆地区伊斯兰教传播过程中早已出现了教派之争，即“黑山派”与“白山派”的斗争，到了清初愈演愈烈。康熙初年，南疆的察哈台后王伊斯美耳汗赞助“黑山派”，驱逐“白山派”，“白山派”首领阿拍克求援于其北邻准噶尔部，因而给早已形成割据势力的准噶尔部进侵南疆以可乘之机。一六七八年（清康熙十七年），准部首领噶尔丹乘机进兵，“尽执元裔诸汗，迁居天山以北。回部及哈萨克皆为其属”[25]，从此，叶尔羌汗国灭亡，察哈台后裔在维吾尔族地区的统治结束，准噶尔控制了天山南路。

二、沙俄对我国西部、北部地区的侵略与噶尔丹发动反清战争

“俄国毫无疑问是一个有侵略野心的国家”[26]。自十六世纪以后，由于国内大农奴主和大商人的推动，俄国迅速地向外进行侵略扩张。在欧洲同波兰、立陶宛、瑞典进行争夺战争的同时，积极向东方进侵，它越过乌拉尔山，征灭了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西比尔汗国，长驱直入，席卷西伯利亚。到了十七世纪中叶以后，沙俄的东侵势力一面越过贝加尔湖和外兴安岭，侵入我国东北部黑龙江流域；一面侵略我国北部的喀尔喀蒙古地区和西部的厄鲁特蒙古地区。

沙皇俄国对我国厄鲁特蒙古的侵略，是采用武力征服或“怀柔”手段来进行的。当他们感到这些剽悍善战的游牧民族，在草原上纵横驰骋、力量甚强而“无法征服”时，便改变武装入侵的方式，采取“派外交使节的办法”[27]，以威胁利诱手段，诱使厄鲁特各部首领“转入俄国国籍”，从而实现其分裂我国民族、侵占我国领土的罪恶阴谋。一六〇七年（明万历三十五年），塔拉将军加加林根据莫斯科的命令，派遣了一个代表团去准噶尔部，劝诱其首领“转入俄国国籍”。紧接着，一六〇九年（明万历三十七年），沙俄政府从塔拉又派出一个以戈鲁平为首的代表团到准噶尔地区活动，建议其首领“发誓忠于沙皇，签订相应条约”[28]。一六一六年（明万历四十四年），沙俄政府从托波尔斯克派出彼得罗夫与库尼津的代表团，“劝诱其台吉归顺”[29]。第二年（一六一七年，明万历四十五年），又派出沙维列夫到准噶尔部进行劝诱活动。但沙俄侵略者的多次劝诱和无理要求，均遭到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珲台吉等的拒绝。后来，由于准噶尔部势力逐渐强大，更加引起沙皇政府的注视。在僧格统治准噶尔部期间，沙皇政府仍不断派遣使者，要求僧格屈服于沙俄政府，均遭到僧格的严词拒绝，僧格曾对俄国掠去他的属民提出强烈的抗议。一六六七年（清康熙六年），僧格率领准噶尔部军民四千余人，围攻了沙俄侵略准噶尔部的前哨据点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愤怒了的准噶尔部军民给沙俄侵略者以应得的惩罚。

沙皇俄国在侵略厄鲁特蒙古地区的同时，又极力向我国北部的喀尔喀蒙古地区进侵。早在十七世纪上半期，沙皇政府便对喀尔喀蒙古采取了侵略步骤。一六一六年，俄国托波尔斯克地方当局派秋曼尼茨和彼得洛夫为使节，到阿尔泰汗[30]处进行特务活动，得到不少关于明王朝的情报。一六三六年（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沙俄政府又先后派库尔查宁和斯塔尔科夫出使阿尔泰汗处，劝诱阿尔泰汗臣服于俄国。十七世纪四十年代，俄国殖民势力越过贝加尔湖后，一六四七年（清顺治四年），沙俄的一队“探矿队”，闯进喀尔喀的车臣部。同年又有一个名叫波哈包夫的特务分子，也窜到车臣汗的庭帐，向车臣汗提议加入沙皇俄国的国籍，遭到车臣汗的拒绝。但沙俄侵略者仍不死心，“为了继续和车臣汗谈判并递交俄国沙皇赠给他的礼物”[31]，沙俄当局于一六四九年（清顺治六年）从托波尔斯克派出扎包洛茨基为首的使团。但扎包洛茨基被抗击入侵的布里亚特蒙古人民所击毙，他的使团由译员潘菲尔·谢苗诺夫率领来到车臣汗的庭帐，劝诱车臣汗硕垒的寡妻塔伊哈加入俄国国籍，又遭拒绝。到了十七世纪下半叶，沙俄的侵略势力已直接侵入色楞格河流域土谢图汗管辖的地方，先后建立起色楞格斯克（即楚库柏兴）和伊尔库茨克等据点。沙俄对喀尔喀的入侵，遭到中国的喀尔喀蒙古领袖土谢图汗的强烈抗议，多次派人去莫斯科交涉，要求俄国退出侵占的中国领土。一六七二年（清康熙十一年），土谢图汗和他的兄弟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喀尔喀蒙古的喇嘛教领袖）派使者到莫斯科，要求俄军撤出色楞格斯克，并向俄国政府表示，如果俄国停止扩张，他们愿意同俄国和睦相处，友好往来，但如果俄国继续侵略，蒙古将起而抵抗。一六七五年（清康熙十四年），另一个以比利克图为首的蒙古使团到达莫斯科，抗议俄国哥萨克的种种罪行，“攻打向我们交毛皮实物税的人，劫走了很多妇孺和财产，捣毁向我们交毛皮实物税的布利亚特人的住处，使我们的人不得安生，四处逃亡，无法就业”，“对蒙古居民百般欺凌，抢劫掳掠，殴打至死”[32]。但是，俄国侵略者对蒙古当局多次的抗议和警告置若罔闻，侵略活动一天比一天更加厉害，蒙古军民忍无可忍，开展了频繁的抗俄斗争，如一六六八年（清康熙七年），蒙古某部的谢伊贡台吉曾经攻打俄国的侵略据点巴拉甘斯克等地；一六七一年（清康熙十年），俄国叶尼塞斯克的督军接到侵占尼布楚的俄国哥萨克的求救信，说他们“被蒙古人围困在这些城堡里，饿得奄奄待毙”，又接到色楞格斯克的告急文书“请求给他们增派军役人员以抵御邻近的蒙古台吉”[33]。

一六八四年（清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进兵黑龙江，决心收复被沙俄侵占的领土，雅克萨战争已迫在眉睫，土谢图汗与清朝中央政府密切配合，加紧抗俄斗争，严正要求俄军撤出蒙古，他的使者向色楞格斯克俄国殖民当局警告：“你们不得在我领土内居住，你们之城堡将不复存在”，并指出蒙古领袖们是热爱祖国、维护中央政府的，“我们的斡齐赉赛音汗（即土谢图汗）与博格德汗（即康熙帝）协同一致”[34]。

这时，俄国政府派遣以戈洛文为首的使团前来中国，与清政府谈判中俄东段边界的划分。戈洛文率领二千军队于一六八七年（清康熙二十六年）行抵贝加尔湖，借口蒙古人偷盗了俄军的马匹，蛮横入侵喀尔喀各部，烧杀抢掠，将蒙古兀鲁思洗劫一空。还派遣使者向蒙古领袖要求赔偿“失盗”的马匹，惩罚“偷盗者”。戈洛文给蒙古领袖的书信中进行战争恫吓，声称如不接受俄国的要求，俄军“势必要袭击他们蒙古兀鲁思”，“捣毁帐幕，俘虏他们的妻子儿女，报仇雪恨”，“大军一到，蒙古人就要遭殃”[35]。

中国的蒙古族人民具有反对外来侵略的坚强意志和勇敢精神，任何压力和威胁都不可能把他们吓倒。为了防范俄军的进攻，蒙古军民在鄂尔浑河一带集结，和俄军发生冲突。俄军虽有精利的武器，但蒙古军民团结在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周围，英勇奋战，打得俄国侵略军丢盔卸甲，抱头鼠窜，戈洛文率俄军龟缩在色楞格斯克城堡里，蒙古军民士气大振。就在沙俄侵略军被喀尔喀蒙古军民包围、军事上极为不利的时候，准噶尔部封建主噶尔丹竟丧心病狂，趁喀尔喀蒙古与俄军作战的机会，突然发动攻势，率兵越过杭爱山，大举进攻土谢图汗，从背后向喀尔喀军民施放暗箭。

这时，噶尔丹已统一准噶尔部，并吞天山南路，影响及于青海、西藏。噶尔丹的野心越来越大，“恃其强盛”，“四出剽掠”[36]，他对喀尔喀的进攻，蓄谋已久。在此以前，喀尔喀内部纷争，札萨克图部的封建主额林沁（即阿尔泰汗）杀死札萨克图汗旺舒克，部内大乱“属众溃散，多依土谢图汗”[37]。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斡齐赉赛音汗）联合赛音诺颜部长丹津喇嘛出兵击败额林沁，额林沁投奔准噶尔。旺舒克的儿子成衮承继札萨克图汗位，成衮死后，又传位其子沙喇。札萨克图部一直要求土谢图汗归还逃散部众，土谢图汗拒不交还，因而引起札萨克图部与土谢图部之间的矛盾。清政府与达赖喇嘛都派出使者前去调停，但未得到解决。就在这时，对喀尔喀“久涎富庶”的噶尔丹，却乘机插手，拨弄是非，阴谋扩大事态，以土谢图汗及其弟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卑视达赖喇嘛使人为辞”，遣其弟多尔济查布对土谢图汗“肆行凌辱”[38]，激怒了土谢图汗，杀死多尔济查布。噶尔丹以此为借口，向喀尔喀大举进攻。

噶尔丹向喀尔喀的进攻，是在土谢图汗抗击沙俄入侵的紧要时刻，以“掩其不备，发兵猝至”的突然袭击方式进行的。土谢图汗的军队猝不及防，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地位。尽管喀尔喀蒙古军民在土谢图汗的统率下，奋起抗击，在鄂罗会诺尔同噶尔丹军“鏖战三日”，但终因双方力量悬殊，在噶尔丹军的猛烈进攻下被全部击溃，“各弃其庐帐器物，马驼牛羊，纷纷南窜”[39]，“溃卒布满山谷，行五昼夜不绝”[40]，“迁徙者蚁聚蜂屯，其色惊惶”[41]。这时，俄国侵略者趁喀尔喀战败，秩序混乱之机，向其上层人物利诱威逼，要他们投降俄国，即可得到保护。在这一重要关头，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挺身而出，坚持爱国的路线，向蒙古的上层人物晓示民族团结的大义。他说：“‘俄罗斯素不奉佛，俗尚不同我辈，异言异服，殊非久安之计。莫若全部内徙，投诚大皇帝（指康熙），可邀万年之福。’众欣然罗拜，议遂决”[42]。俄国逼降喀尔喀蒙古的险恶阴谋宣告破产。

应该指出：噶尔丹向喀尔喀的进攻，是在沙俄的怂恿支持下发动的，俄国为了扩张领土，实现侵华的目的，培植并利用噶尔丹。戈洛文在给俄国外务衙门的报告中，就提出建立俄国和准噶尔联盟的主张，建议“由托波尔斯克派出使团去见厄鲁特汗（即噶尔丹）”[43]。正如一个法国史学家所说：虽然当时俄国和准噶尔没有成立正式的军事联盟，但“俄国至少是一直赞助和袒护这一强大邻居（指准噶尔），因为得到它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44]。因此，戈洛文“决定向他（指噶尔丹）送去沙皇国书和沙皇赐给他的礼物”[45]，积极支持噶尔丹割据势力。而噶尔丹为了实现兼并喀尔喀蒙古的野心，在沙俄的勾引下，走上了依靠沙俄、分裂祖国的罪恶道路。从一六七四年（清康熙十三年）到一六八三年（清康熙二十二年）间，噶尔丹几乎每年都派使者去俄国勾结，“企图同俄国订立军事同盟和求得俄国给予‘军队和枪炮’的援助”[46]。根据《戈洛文出使日记》所载蒙古领主的谈话，“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指噶尔丹）是根据陛下（指沙皇）的谕旨发动战事的。有大批俄国军队，并有大量火器大炮协同他作战。战场上相遇时，卡尔梅克人就以皇家部队（指俄军）的名义来恫吓他们”[47]。戈洛文于一六九〇年（清康熙二十九年）给噶尔丹的信中写道，“你曾集结所部全体官兵武装进攻（喀尔喀蒙古）……而我至尊的大君主沙皇陛下方面也曾发动同样武装进攻，许多蒙古领主被随从全权大使的官兵击溃，另一些被生擒”[48]。可见沙俄侵略者武装进攻了喀尔喀，直接参与了噶尔丹叛乱，对中国蒙古族人民犯下了血腥的罪行。

三、乌兰布通之战与多伦会盟

噶尔丹为了彻底吞并喀尔喀，进一步充实其反清实力，更加无所顾忌地投靠沙皇俄国。当清廷正和俄国举行尼布楚谈判，要求收复被俄国侵占的中国领土的时候，噶尔丹密派使者达尔罕宰桑，去见伊尔库茨克总督吉斯良斯基和戈洛文，请求俄国派军与噶尔丹军队合作。噶尔丹给戈洛文的信中要求俄国侵略军“驰赴约定之地会合，以便并肩作战”[49]。噶尔丹还丧心病狂地出卖祖国神圣的领土，他给使者的指示中说什么“阿尔巴津（即雅克萨——引者）建寨的地方原本是蒙古的，不是博格达汗（指清朝皇帝）的，统辖蒙古人和这个地区是他——博硕克图汗，倘若沙皇陛下有意在这里建城堡，博硕克图汗愿意将这个地区让给陛下”[50]。而戈洛文的复信中，则“保证以俄国军队的相应行动支持厄鲁特部队对土谢图的进攻”，并派基比列夫随达尔罕宰桑来到噶尔丹处，“继续就可能共同出兵对付土谢图汗及其支持者一事进行谈判”[51]。

清政府对噶尔丹叛乱早有警惕。当清政府于南方平定“三藩”、在东北抗击沙俄的紧急时刻，就密切注视着西北地区噶尔丹势力的发展。早在一六七八年（清康熙十七年），清政府就派人至甘肃一带探听“厄鲁特部落噶尔丹台吉信息，不时以报”[52]。清政府起初希望和平解决少数民族之间发生的纠纷，努力避免使用战争手段。一六八三年（清康熙二十二年），清政府派内大臣奇塔特到达准噶尔，抚慰噶尔丹并赏赐物品，使其服从中央命令，与各部和好相处。那时的噶尔丹羽毛未丰，和俄国也没有勾结好，不敢显露叛乱的形迹，装出一副十分恭顺的样子。噶尔丹“跪受敕书”[53]，并贡马四百匹、骆驼六十头、貂皮三百张、厄鲁特鸟枪四杆。第二年（一六八四年，清康熙二十三年），噶尔丹派了以古尔班拜为首的三千人的庞大队伍，去北京纳贡通商[54]，并矢志服从清朝中央政府的命令，说什么“我并无自外于中华皇帝”[55]，“向在中华皇帝道法之中，不敢妄行”[56]，但背地里却在捣鬼，加紧与沙俄勾结，时刻准备袭击喀尔喀蒙古。直到噶尔丹进攻喀尔喀，打败了土谢图汗以后，康熙还希望通过调解，解决他们的纠纷。提出在清朝中央的主持下，举行会议，有达赖喇嘛的代表以及噶尔丹、土谢图汗等参加，由土谢图汗赔礼道歉，而噶尔丹则罢战撤兵，归还土谢图汗等的领地、居民。康熙的这个建议遭到拒绝，噶尔丹气焰嚣张，要求康熙交出土谢图汗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叫嚷：“我尽力征讨五六年，必灭喀尔喀，必擒哲布尊丹巴。”[57]

一六九〇年（清康熙二十九年）六月，噶尔丹以为有俄国的支持，有恃无恐，以追击喀尔喀为名，举兵南犯，深入内蒙古的乌珠穆沁，在乌尔会河打败了清廷理藩院尚书阿喇尼率领的骑兵。据在噶尔丹军营内的俄国使者报告这场战争的情形，“博硕克图汗（即噶尔丹）略为整顿了武器装备之后，便率兵与中国人作战，从黎明打到午后。博硕克图汗大杀中国军队……缴获大车五百多辆以及全部辎重”[58]。噶尔丹初战获胜，更加趾高气扬，逼近乌兰布通（内蒙古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的南境），距北京仅七百里。北京震动，人心惊慌，清廷急忙调兵遣将，“京师戒严，每牛录下枪手派至八名，几于倾国矣。曲廨尽闭，米价至三两余”[59]。清政府采取分兵合击的战略，命裕亲王福全（康熙之兄）为抚远大将军，率左翼清军出古北口；命恭亲王常宁（康熙之弟）为安北大将军，率右翼军出喜峰口。康熙亲自出塞，准备亲临前线，后因病停驻在波罗和屯（今河北隆化县城），指挥各路大军。

噶尔丹在乌兰布通摆好了阵势，“骑数万，阵山下，依林阻水，以万驼缚足卧地，背加箱垛，蒙以湿毡，环列如栅，士卒于垛隙发矢铳，备钩距，号曰驼城”[60]。康熙二十九年八月一日，清军向乌兰布通推进，“隔河而阵，以火器为前列，径攻中坚”[61]。这次战役打得十分激烈，炮声隆隆，声震天地，据当时一个外国传教士的记述：这次“大战以大炮火枪互轰开始，继而两军士卒肉搏”[62]，双方展开了殊死的战斗。在清军的英勇进攻下，噶尔丹的“驼城”被攻破，“阵断为上”，清军乘势进击，大败叛军，“噶尔丹乘夜遁去”[63]。清军的伤亡也很严重，康熙的舅舅佟国纲中枪身死。狡诈的噶尔丹于兵败之后，派人去清营“卑词乞和”，施用缓兵之计，作为清军前线统帅的福全，在惧战、妥协思想指导下，未能乘胜追剿，致使噶尔丹逃逸而去。

清政府为了进一步平定沙俄支持下的噶尔丹叛乱、巩固北部的边防，一面在木兰行围习武，“秣马厉兵，教营伍，练攻战，激励将士，申明赏罚”，以提高士气和战斗力；一面对“纷纷溃散，来求归附”的喀尔喀蒙古人民及时地采取了措施，命喀尔喀三部人民“附牧苏尼特诸部界，发归化城仓米赡之”[64]，进行了安顿。乌兰布通战后，康熙又亲自与内外蒙古各部首领于多伦诺尔会盟，联合喀尔喀各部力量，以进一步统一漠北地区。

多伦诺尔[65]在今承德市西北，地势平旷，饶有水草，向来是“内外札萨克来朝者，道里适中”[66]之所。一六九一年（清康熙三十年）五月，康熙自北京出发，亲率上三旗官兵，出古北口，溯滦河而上；下五旗官兵出独石口，会师于多伦诺尔。参加会盟的清军，布营设哨，军容威武，气势雄壮。据记载，“上三旗亲军居中，八旗前锋营二，护军营十，火器营四，共十六营，分二十八汛，各环御营而峙”[67]。喀尔喀各部首领及内蒙古科尔沁等四十九旗的王公台吉，早已“豫屯于会阅之地百里以外”，听候传谕。康熙首先调解了喀尔喀三部之间的纠纷，责备土谢图汗不该吞并札萨克图部的牧场，尤其不该攻杀札萨克图汗沙喇。土谢图汗“具疏请罪”，康熙以沙喇之弟策妄札卜代统札萨克图部，并封为和硕亲王。在调解了他们之间的纷争之后，喀尔喀三部首领在理藩院大臣及鸿胪寺官员引导下，逐次被引进御帐，朝见康熙。“内外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列于左，喀尔喀汗等列于右”[68]，共进御宴，奏乐进茶，在隆重而和睦的气氛中举行了会盟大典。次日，康熙又设宴招待了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车臣汗吴默赫以及策妄札卜等三十五名首领。会上，康熙郑重宣布：保留喀尔喀三部首领的汗号，取消蒙古贵族原来的济农、诺颜的名号，按满洲贵族的封号，各赐以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的爵位。其行政体系也如内蒙古四十九旗一样，实行札萨克（旗长）制。“照四十九旗编为旗队，给地安插”[69]，共分为三十四旗，旗下设参领、佐领，结束了喀尔喀各部长期以来“并无法度，不能约束，以强凌弱，自相劫夺”[70]的混乱局面，加强和巩固了中央政权对喀尔喀各部的管辖。

清廷用喇嘛教作为统治蒙古的手段，因此，会盟以后，应蒙古贵族“愿建寺以彰盛典”的要求，在多伦建立了一所巨大的喇嘛庙，取名“汇宗寺”。它成为暂居内蒙古地区的喀尔喀各部的宗教中心，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这里主持宗教活动，经常率蒙古贵族去多伦以东一百里的木兰围场朝见康熙，康熙“或间岁一巡，诸部长于此会同述职”[71]。后来，乾隆说，“昔我皇祖之定喀尔喀也，建汇宗寺于多伦，以一众志”[72]，反映了康熙建立汇宗寺的目的和作用。

多伦会盟对于加强中国统一，巩固北部边防，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进一步发展了清朝中央与内外蒙古的关系，加强了对喀尔喀部的管理，正如康熙所说：“昔秦兴土石之功，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73]。在沙俄入侵和噶尔丹叛乱的形势下，清廷采取的措施是有积极作用的。

四、昭莫多战役与噶尔丹败亡

噶尔丹自乌兰布通溃败后，逃至科布多，一面集合残部，休养生息，以图东山再起；一面派人去莫斯科，乞求沙皇俄国继续支持。一六九一年（清康熙三十年），俄国托波尔斯克将军又派马特维·尤金“去科布多河流域见噶尔丹”[74]，继续策动叛乱。

一六九四年（清康熙三十三年），康熙仍抱着和平解决叛乱的希望，屡次约噶尔丹会盟，促其服从中央的命令，但噶尔丹抗命不至，反而“遣兵侵掠喀尔喀益甚”，屡次致书清廷索取土谢图汗及哲布尊丹巴，并密派使者策动内蒙古科尔沁等部叛离清朝。这时沙皇俄国又派使者与噶尔丹相约，“至青草出后，助鸟枪手一千及车装大炮，发至东方界上”[75]。一六九五年（清康熙三十四年），噶尔丹自以为力量已充足，向东进攻。率骑兵三万，沿克鲁伦河而下，到达巴颜乌兰一带，扬言“借俄罗斯鸟枪兵六万，将大举内犯漠南”[76]，在沙俄的支持下，噶尔丹又点燃起反清的战火。

清兵要远赴漠北广大地区作战，条件是很困难的。正像康熙所说：“朕亲历行间，塞外情形，知之甚悉。自古以来，所谓难以用兵者是也。其地不毛，间或无水。至瀚海等砂碛地方，运粮尤苦，而雨水之际，樵爨为难，区画不周，岂可妄动。”[77]但噶尔丹气焰嚣张，和沙俄勾结，拒绝清廷中央的招抚，不进行讨伐，就不能保证边疆的安定和统一。清廷“诏武臣三品以上，咸陈灭贼方略，会同详议。举朝皆以为难”。康熙力排众议，主张排除一切困难，进兵漠北。“昔朕欲亲征噶尔丹，众皆劝阻，惟伯费扬古言其当讨，后两次出师，皆朕独断”[78]。一六九六年（清康熙三十五年），清军分三路大举出击，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东三省军队，会内蒙古科尔沁部出东路，“沿克鲁伦河进剿”；大将军费扬古、将军孙思克“率陕甘兵出宁夏西路”，邀其归路；康熙“亲率禁旅，由独石出中路”，采取裹粮长驱，分进合击的战略，期于捕捉主力，速战速决。当时噶尔丹叛军已窜至克鲁伦河流域，知道康熙亲率大军前来征讨时，吓得“尽弃庐帐、器械，乘夜逃去”[79]。康熙密谕西路费扬古军截击噶尔丹“脱逃之路”，清军于昭莫多与噶尔丹叛军相遇，双方展开了激烈的鏖战。

昭莫多（蒙古语大树林之意）在肯特山之南、汗山之东、土拉河之北，地势平旷，自古以来即为漠北战场。费扬古采取“以逸待劳”、诱敌深入的战术，把噶尔丹叛军诱入包围圈中。费扬古按照康熙“预授之策”，令官兵“皆下马步战，约闻角声始上马”。噶尔丹率叛军万余人进攻，清军“据山顶临之”，“据险俯击，弩铳迭发，藤牌继之，每进则以拒马列前自固”[80]，双方展开了殊死战斗。在清军浴血奋战下，自午至暮，大败噶尔丹军，杀死叛军三千余人。噶尔丹之妻阿奴勇敢善战，率队冲锋，被炮弹击毙。“其余被创逃窜，死于山谷中者，尸骸枕藉”，噶尔丹仅“引数骑逃去”，其余零星逃散，叛军二千余投降了清军。

昭莫多一战，基本上歼灭了噶尔丹的叛军力量，清军取得平叛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噶尔丹战败后，率残部流窜于塔米尔河流域，成为一股走投无路、日暮途穷的流匪。他的根据地伊犁，早在他进攻喀尔喀时已被其侄策妄阿拉布坦所占据，而这时策妄阿拉布坦已遣使于清朝，表示服从中央的命令，与噶尔丹决裂。噶尔丹进退失据，“穷蹙已极”，“士兵不到五千人，他们的牲畜寥寥无几，许多人连帐篷也没有……在即将来临的严冬，他们的处境非常艰难，没有食物，没有住处，没有可靠的供应来源”[81]。但他顽固到底，拒不接受清政府的招抚，继续坚持分裂祖国的叛乱，作最后的垂死挣扎。

康熙认为，噶尔丹对国家的统一危害极大，“一日不可姑留”[82]，必须乘其新败之后，“速行剿灭，不可稍缓”[83]，因而他决定在昭莫多战役后的第二年，即举行第三次平叛的军事行动。

一六九七年（清康熙三十六年）春，康熙亲赴宁夏，命费扬古、马思哈两路出兵，进剿噶尔丹残部。这时噶尔丹残部大多已逃走，只剩下五六百人，食尽粮绝，“每日杀马而食”[84]，沙俄对噶尔丹已不感兴趣，噶尔丹“欲北赴鄂（俄）罗斯，而鄂（俄）罗斯拒不受”，在进退无地的情况下，自知末日已到，遂得暴病而死。至此，在沙俄支持下噶尔丹的民族分裂叛乱被清政府平定下去。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22页，1991。

[2]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七，《外蒙古喀尔喀四部总叙》。

[3]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七，《外蒙古喀尔喀四部总叙》。

[4]《皇朝开国方略》卷二十二。

[5]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三，《外蒙古喀尔喀要略》一。

[6]何秋涛：《朔方备乘》卷三，《喀尔喀内属述略》。

[7]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九，《厄鲁特要略》一。

[8]参见洪钧：《元史译文记补》；柯劭忞：《新元史》；张穆：《蒙古游牧记》。

[9]［日］矢野仁一：《近代蒙古史研究》，17页。

[10]参见［英］霍渥斯：《蒙古史》，第一卷，497~498页；［英］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16页。

[11]详见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九，《厄鲁特要略》一；张穆：《蒙古游牧记》卷十三。

[12]参见《明永乐实录》卷六十三。

[13]《明史》卷三十八，《瓦剌传》。

[14]［英］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44页。

[15]参见上书，39页。

[16]邓廷桢：《蒙古诸部述略》。

[17]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九，《厄鲁特要略》一。

[18]《西域图志》卷一，《图考》一，《西域全图说》。

[19]据《咱雅班第达传》，但有的记载说巴图尔珲台吉死于一六六五年。

[20]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九，《厄鲁特要略》一。

[21]魏源称：“回部者，天山南路也。天山为葱岭之干，袤数千里，抵哈密。其左右为准回两部。”（见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戡定回疆记》）

[22]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十五。

[23]参见［日］羽四明：《明末清初的东土耳其斯坦——其回教史的考察》，载《东洋史研究》，第七卷，第五号，14页。

[24]阙名：《回部政俗论》，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二帙，二。

[25]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戡平回疆记》。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18页。

[27]以上所引均见约瑟夫·塞比斯：《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日记》的《徐日升神甫日记导论》。

[28]［苏］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126页。

[29]［英］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卷二，37页。

[30]阿尔泰汗亦称阿勒坦汗，居于蒙古西北部乌布苏泊附近。十七世纪初，是蒙古族中很强大的一支，势力和名声远达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第一个阿尔泰汗名叫硕垒乌巴什，他是札萨克图汗素巴第的叔父。此后，硕垒乌巴什的儿子俄木布和孙子罗卜臧台吉额林沁相继称阿尔泰汗。一六三七年（明崇祯十年，清崇德二年），阿尔泰汗随同喀尔喀蒙古全体向清朝进“九白之贡”，一六五五年（清顺治十二年），清政府封喀尔喀蒙古八个最强大的领袖为札萨克，额林沁就是其中的一个。

[31]［苏］兹拉特金：《蒙古近现代史纲》，44页。

[32]［苏］沙斯季娜：《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110、112页。

[33]《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112页。

[34]［苏］沙斯季娜：《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118页。

[35]［俄］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217、222页。

[36]敖福合译：《圣驾亲征噶尔旦方略》（钞本）。

[37]何秋涛：《朔方备乘》。

[38]程穆衡：《准噶尔考》卷上。

[39]《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五，康熙二十七年五月二日。

[40]张鹏翮：《奉使俄罗斯日记》。

[41]钱良择：《出塞纪略》。

[42]松筠：《绥服纪略图诗注》，转引自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七。

[43]［俄］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18页。

[44]［法］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25页。

[45]［苏］沙斯季娜：《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162页。

[46]［法］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73页。

[47]［俄］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360页。

[48]同上书，623页。

[49]［俄］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623页。

[50]同上书，30页。

[51]［苏］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281页。

[52]《平定三逆方略》卷三十六。

[53]《清圣祖实录》卷一一〇，一六页，康熙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54]后来，清政府因噶尔丹派来的贡使人数太多，只准其中二百人进北京。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一一六，康熙二十三年九月十二日。

[55]《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七，康熙二十七年十一月。

[56]温达：《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七。

[57]《清圣祖实录》卷一三六，康熙二十七年八月。

[58]苏联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第一一二一号档，转引自［苏］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286页。

[59]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一。

[60]马思哈：《出塞纪程》。

[61]魏源：《圣武记》卷三，《康熙亲征准噶尔记》。

[62]张诚：《张诚日记》。

[63]马思哈：《塞北征程》。

[64]《清史稿》，《列传》三百八，《藩部四》。

[65]据记载：多伦诺尔一名七星潭。“土人呼多伦诺尔，多伦华言七，诺尔华言河泊也。”（见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七，《外蒙古喀尔喀四部总叙》）

[66]康熙：《汇宗寺碑记》。

[67]魏源：《圣武记》卷三，《国朝绥服蒙古记》。

[68]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七，《外蒙古喀尔喀四部总叙》。

[69]《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二，康熙三十六年六月。

[70]《清圣祖实录》卷一四二，康熙二十八年十月。

[71]康熙：《汇宗寺碑文》。

[72]乾隆：《普宁寺碑文》。

[73]《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康熙三十年五月。

[74]［苏］兹拉特金：《蒙古近现代史纲》，55页。

[75]《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四。

[76]魏源：《圣武记》卷三，《康熙亲征准噶尔记》。

[77]《东华录》康熙朝卷五十九，康熙三十六年二月。

[78]《东华录》康熙朝卷五十九，康熙三十六年五月。

[79]《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十二。

[80]魏源：《圣武记》卷三，《康熙亲征准噶尔记》。

[81]［苏］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311页。

[82]《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四十七。

[83]《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三十五。

[84]《清圣祖实录》卷一八三。

第二节　清政府再平准噶尔及其对西藏、青海地区的管辖

一、策妄阿拉布坦进攻西藏与清政府护送达赖六世入藏

噶尔丹叛乱虽被平定下去，但清政府同准噶尔部割据势力的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到了康熙末年和雍正年间，以策妄阿拉布坦父子为首的准噶尔部又逐渐强大起来，和清政府发生矛盾冲突。

策妄阿拉布坦是僧格的长子，噶尔丹之侄。噶尔丹篡夺准部统治权后，策妄阿拉布坦因与噶尔丹争夺权力的矛盾，逃离准噶尔，据雍正帝说：策妄“与伊叔噶尔丹不相和睦，带领七人潜逃至吐鲁番地方居住。圣祖仁皇帝以策妄阿拉布坦与伊叔不睦，惧其诛害，遁迹逃生，加以恩泽。且圣心仁慈，不忍遣兵将噶尔丹余剩部落，悉行剿灭，恩加格外，遣使赏给策妄阿拉布坦。彼时，策妄阿拉布坦力弱势微，甚为恭顺”[1]，及至噶尔丹进攻喀尔喀发动叛乱后，策妄阿拉布坦乘势返回噶尔丹的根据地伊犁，“收其父旧属及噶尔丹余众，复成部落”[2]。

策妄阿拉布坦占据伊犁后，向清政府“请安纳贡”，表示为清廷“效力尽瘁”[3]，协助并配合清军对噶尔丹叛军的清剿。噶尔丹死后，策妄初时也尚能服从中央的命令，献出噶尔丹的骨灰以及噶尔丹的女儿钟齐海。在准噶尔内部则发展经济实力，不仅扩大了牧地，发展了畜牧业，而且把南疆许多维吾尔族人民迁到北疆伊犁地区从事农业生产，“习耕佃者，延袤相望”[4]，致使伊犁河流域、额尔齐斯河流域以及乌鲁木齐等地相继出现了大片的肥田沃野。与此同时，策妄阿拉布坦还利用外籍俘虏和工匠，发展手工业，先后建立了皮革、造纸、布匹、呢绒、印刷、制炮等手工业“作坊”。由于上述一系列措施，准噶尔部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起来，而策妄阿拉布坦的实力也随之日益壮大，正如文献资料记载：准噶尔部“历十余年，部众繁滋，渐骄横”[5]。

策妄阿拉布坦一面在部内休养生息，加强实力；一面和其西邻哈萨克的头克汗发生多次战争，占领了哈萨克部大玉兹的全部地区（楚河、塔拉斯河一带）和中玉兹的大部分地区（锡尔河一带），小玉兹也向西逃避。塔什干、撒马尔罕等城市均在策妄的控制之下。据史籍记载“塔什干城内，向日驻扎回人阿奇木一员、厄鲁特哈尔罕一员，此系策妄阿拉布坦时相沿旧制”[6]。当初，策妄曾把自己和头克汗作战的原因向清廷呈报。

但随着准噶尔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它对清朝中央政府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越来越不愿意接受中央的命令，并要求向东扩大牧场，觊觎从前噶尔丹一度占领的阿尔泰山以东和哈密附近。一七一四年（清康熙五十三年），准噶尔“以兵二千，掠哈密”[7]，哈密札萨克达尔汉白克额敏向清廷告急，康熙一面派兵赴援，一面遣使准噶尔，要求与策妄会盟，和平解决分配牧场的纠纷，策妄拒绝。并且还趁西藏内部纷争的时机，于一七一六年（清康熙五十五年）进兵西藏，暴露了他企图吞并西藏，分裂国家的野心。清政府为了击败策妄的分裂活动，也调遣大军入藏，至此，清廷与准噶尔部的战火又重新燃起。

策妄阿拉布坦的进攻西藏，固然由于准部割据势力不断膨胀所促使，但同时也与当时西藏内部政局变化有着密切关系。

西藏地方早在清朝入关之前，即与清朝政府发生了联系。皇太极于建号清朝的第四年，即一六三九年（清崇德四年），便致书达赖，宣布清政府崇敬黄教的政策。此时，厄鲁特蒙古中的和硕特部首领顾实汗迁往青海，他和西藏的黄教首领达赖五世、班禅四世合作，进兵入藏，击败并杀死了统治西藏的藏巴汗，在西藏建立了和硕特蒙古与黄教的联合统治。从此，达赖、班禅成为西藏的最高教主，西藏政务由达赖与顾实汗共同委任“第巴”来掌管，而实际权力掌握在和硕特汗王的手中。顾实汗一直和清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顾实汗的引荐下，一六五二年（清顺治九年），达赖五世罗桑嘉措至北京朝见顺治帝，受到清廷极隆重的接待，清廷册封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并赐以金册金印。

顾实汗死后，其子达延汗、达赖汗兄弟相继主持西藏政务，至一七〇一年（清康熙四十年）达赖汗死，其子拉藏汗继位。和硕特贵族主藏政达六十年，不肯放弃自己的特权，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与西藏当地上层人物之间的冲突。这时，达赖喇嘛的势力也在扩张。一六四三年（明崇祯十六年，清崇德八年），动工扩建布达拉宫，使之成为全藏的宗教圣地，又令其他教派改宗，扩大黄教势力，增加黄教的寺院和僧众，并直接和清朝皇帝联系。在蒙古汗王缺位的情况下，任命“第巴”，取得行政官员的任免权。一六七九年（清康熙十八年），达赖五世的亲信桑结嘉措被任命为“第巴”，一六八二年（清康熙二十一年），达赖五世逝世，桑结嘉措竟匿丧不报，“伪言达赖入室，居高阁不见人。凡事转达赖命行之”[8]，匿丧事做得很严密，长达十五年之久。清政府击败噶尔丹以后，才隐约听到达赖五世已死，严厉责问第巴桑结：“厄鲁特降人告曰：达赖喇嘛久已脱缁矣。尔以久故之达赖喇嘛诈称尚存”[9]。第巴桑结见事已败露，清廷震怒，遂派代表进京，向康熙请罪，并解释“恐唐古特民人生变，故未发丧”[10]。康熙虽未深责，但甚为不快。

一六九七年（清康熙三十六年），第巴桑结公布达赖五世之丧，同时宣布自己择定的仓洋嘉措为转世灵童，正式坐床，称达赖六世。这件事激怒了和硕特部的汗王，认为这是第巴桑结玩弄阴谋，扶植傀儡，排挤自己在西藏的势力。双方的矛盾日益尖锐。而新立的达赖六世仓洋嘉措，虽才华出众，却不是虔敬的佛教徒，而是风流倜傥的诗人。他十分厌倦布达拉宫里清教徒式的禁欲生活，一心追求自由、放任的爱情。拉藏汗视之为假达赖，向清廷上报他“行为不端”。一七〇四年（清康熙四十三年）双方发生冲突，拉藏汗率兵从其在藏北的驻地进向拉萨，幸三大寺的代表努力调解，达成协议，第巴桑结被迫退位，由他的儿子继任第巴。但是，和硕特汗王与西藏上层势力的矛盾并未解决。一七〇五年（清康熙四十四年），战端又起，藏兵战败，第巴桑结被杀。康熙皇帝因第巴桑结长期匿丧，又曾和噶尔丹勾结，对他很不满，所以在斗争中袒护拉藏汗，封他为“翊教恭顺汗”。拉藏汗捕拿达赖六世仓洋嘉措，解送北京，又引起藏族人民的愤怒，后来，仓洋嘉措在解经青海的途中死去[11]。

拉藏汗清除桑结嘉措后，于藏中立伊喜嘉措为六世达赖，但“青海诸蒙古，复不信之”，而另立裹塘噶桑嘉措为真达赖。清政府为了缓和青藏双方的争执，命噶桑嘉措暂住西宁塔尔寺主持教务，并于一七〇九年（清康熙四十八年）派侍郎赫寿去西藏，协同拉藏汗办理事务。尽管如此，西藏存在着一股反对拉藏汗的强大潜流，局势并未稳定下来。

策妄阿拉布坦对西藏的侵略是蓄谋已久的，一直在窥测着西藏事态的演变。他表面上通过与拉藏汗联姻的关系，先娶拉藏汗姐姐为妻，而后又招拉藏汗长子丹衷为婿，借以麻痹拉藏汗的警觉。另方面却暗地“采取其他措施同三大寺即色拉、哲蚌和甘丹寺的喇嘛取得联系”，并“用说服和收买的手段使喇嘛倒向他们一边，这导致了拉藏汗的一些大臣和侍从的连锁反应”[12]。经过一系列准备之后，策妄阿拉布坦遂于一七一六年冬，派其弟大策凌敦多布“领精兵六千，徒步绕戈壁，逾和阗南大雪山；涉险冒瘴，昼伏夜行”[13]，于次年（一七一七年，清康熙五十六年）七月，乘拉藏汗不备，由藏北腾格里海直入西藏，击败藏兵，进据拉萨，围攻布达拉宫，杀死拉藏汗，“虏其妻子，搜各庙重器送伊犁”[14]。准噶尔军进入拉萨后，大肆烧杀，造成西藏局势的混乱。据当时一个目击者传教士的记述：“策凌敦多布一踏入王宫，就下令洗劫拉萨。那些加入他的部队的僧人，就是最为贪婪和残忍的强盗。他们拿着武器，闯入民房，连同伙的家也不放过，还冲入寺庙，进行洗劫，抢掠庙宇积存和藏匿的财物，他们还不满足，再三闯入民房，不管男女老少，把一些人予以污辱和毒打，把另一些人背绑着吊到梁上折磨，逼使他们讲出财富埋藏的地方。这种洗劫连续两昼夜，直到每件有价值的东西都被取走为止。”[15]准噶尔军的入侵，给西藏人民带来了一场巨大的浩劫。

清政府得知消息后，立即命西安将军额伦特及侍卫色棱率兵赴援，但清军仓促进军，准备不足，兵力薄弱，于喀喇乌苏作战失利，额伦特战死。

康熙认为：“西藏屏藩青海、滇、蜀”，倘为准部所占据，“将边无宁日”[16]。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安定西藏地方，遂决计厚集兵力，进藏平叛。一七一八年（清康熙五十七年），命皇十四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统帅大军，“驻节西宁，调饷征兵”[17]，指挥进藏平叛的各路清军；以年羹尧为四川总督，协助办理军务，又命傅尔丹及富宁安分兵出巴里坤及阿尔泰等地，以牵制准噶尔的援藏兵力。一七二〇年（清康熙五十九年），将军延信及噶尔弼分领满汉及蒙古官兵，自青海和四川两路进军西藏。清军以岳钟琪为先锋，自里塘、巴塘进兵察木多（昌都），轻装急进，直抵拉萨。这次平乱行动，受到了西藏人民的广泛支持。清军大败准噶尔军，大策凌敦多布“计穷力竭，狼狈而遁”[18]，率残军逃回伊犁。

与清军胜利进藏的同时，清政府将住于西宁塔尔寺的噶桑嘉措正式册封为“宏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命“满汉官兵及青海之兵送往西藏”。一七二〇年九月十五日，在将军延信主持下，“在晴朗天气中，举行达赖喇嘛坐床”[19]大典，确立了六世达赖喇嘛的正式职位[20]，恢复了西藏的社会秩序。

二、沙俄对准噶尔地区的侵略与准噶尔军民的抗俄斗争

策妄阿拉布坦统治准噶尔部期间，沙俄并没有改变对准噶尔部的侵略政策。当时，俄国正是彼得一世（一六八二年至一七二五年（清康熙二十一年至雍正三年））在位。彼得一世是个“深谋远虑的、向自己的继承者指示种种侵略方针的帝王”[21]，从他开始，沙皇俄国便走上了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彼得及其继承者对其欧洲邻国发动一系列侵略战争的同时，也在东方积极推行扩张政策。

一七一三年（清康熙五十二年），一个名叫和卓奈甫斯的土克曼人，经由阿斯特拉罕来到俄京彼得堡，说阿姆河注入里海，可复兴“如古代地理学者所说印度洋与里海之间的水路”[22]，并说阿姆河流域有大量沙金，而这一说法也被当时在彼得堡的基瓦王国使臣阿苏尔伯克所证实[23]。与此同时，彼得又接到西伯利亚总督加加林递交的一份报告，报告中说：中国南疆叶尔羌地区盛产黄金。他建议“由额尔齐斯河起修建一些碉堡”[24]，直到叶尔羌。得到上述消息后，彼得一世欣喜若狂，为实现“复兴通往印度的道路与得到沙金的野心”，决定对中亚的基瓦王国和中国西北边疆采取侵略行动。

为了实现上述侵略目的，彼得一世组织了两支远征队：一路由近卫军陆军中尉贝柯维奇统率六千六百人，一七一六年（清康熙五十五年）横渡里海，于里海沿岸建立三座要塞[25]；一路由陆军中校布赫戈利茨指挥的四千余侵略军，于一七一五年（清康熙五十四年）向额尔齐斯河进发。后来贝柯维奇的侵略军，遭到基瓦王国人民的抗击，作战失败，侵略军六千余人全军覆没。布赫戈利茨率领的侵略军，于一七一五年十月，侵入额尔齐斯河的中上游，偷偷地窜到我准噶尔管辖的亚梅什湖畔，修筑堡垒，设置工事，准备在那里过冬。

在布赫戈利茨侵略军出动之前，加加林根据彼得一世的指示，派人送信给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进行威胁和利诱，“希望他（指策妄阿拉布坦——引者）对于这个远征队的目的不要担心”，并提出如果策妄阿拉布坦“不干涉这一军队，将来他（策妄阿拉布坦）便可以得到帮助和声援”[26]。

准噶尔人民在与沙俄长期“交往”中，早已识破沙俄口蜜腹剑的伎俩，没有听信侵略者的谎言。一七一六年二月，准噶尔部军民同仇敌忾，集合约有万余人的队伍，在大策凌敦多布率领下开赴沙俄盘踞的亚梅什湖要塞，要求侵略者的军队撤离。大策凌敦多布向侵略者发出警告：如果赖着不走，“我将围困城堡，不准你们的人外出……待你们粮尽挨饿时，我定将攻占此城”[27]。然而布赫戈利茨非但不听劝告，反而威胁准噶尔军民，说什么“他有大量的供应品，同时援军很快就会从托波尔斯克到来”[28]。

面对着侵略成性的沙俄匪帮，准噶尔军民在警告无效之后，为维护祖国神圣的领土，不得不拿起武器同侵略者进行斗争。他们以大刀、长矛和弓箭等武器，不断袭击侵略军，打得敌人丢盔卸甲，溃不成军。与此同时，沙俄从托波尔斯克派出的增援部队也被英勇的准噶尔军民所歼灭。一七一六年四月，布赫戈利茨不得不炸毁亚梅什湖要塞，率领残部乘船沿额尔齐斯河狼狈逃跑，退至鄂木河口，修筑鄂木斯克要塞。

亚梅什湖之战，是准噶尔人民为保卫自己领土、反抗沙俄入侵的正义战争。这次战争沉重地打击了沙俄侵略势力，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沙俄侵略者虽然在亚梅什湖遭到可耻的失败，但仍不死心，一七一九年（清康熙五十八年），彼得一世又派利哈列夫为首的一支四百四十人组成的侵略军，从托波尔斯克出发侵入斋桑湖，于湖边修筑要塞。这支侵略军又遭到准噶尔军民二万人的截击，不得不退回托波尔斯克。

一七二一年至一七二二年（清康熙六十年至康熙六十一年），策妄阿拉布坦在西藏势力被清军驱逐后，处境十分狼狈，为了摆脱困境，策妄愿意向俄国让步，保持和平。沙俄政府以为有机可乘，立即把侵略魔爪伸向准噶尔部。彼得一世派翁科夫斯基来准噶尔活动，劝诱策妄臣属于俄国，沙皇“就可以下令像保护自己的臣民一样保护他免遭别人侵犯，并可首先发函说服中国皇帝不要欺凌珲台吉（指策妄），因为他已是皇上的臣民。假如中国皇帝不听，则要设法用强力迫使他同意”[29]，还要“设法使策妄阿拉布坦让与领土，以便在这些领土上建筑堡垒要塞，修筑一条连续不断的堡垒线会使西伯利亚与前哨站连接起来，并且可以保护探矿队的全部旅程”[30]。俄国政府的这些要求，充分暴露了它觊觎中国领土，进行挑拨离间的丑恶面目。

沙俄对准噶尔人民和策妄阿拉布坦作了错误的估价，认为他们与清政府作战失败，必定会投靠俄国，这种估价大错而特错了。准噶尔的人民是热爱祖国的，策妄虽然割据了西北，和清朝中央大动干戈，但在准噶尔人民的推动下，他面对俄国的利诱威胁，仍保持了严正的立场。策妄阿拉布坦“拒绝转入俄罗斯国籍，并且没有接受翁科夫斯基所提出的关于在汗国领土上修筑要塞并派俄军驻防其中的建议”[31]。翁科夫斯基使团虽然在准噶尔活动两年之久，但这次出使的“收获似乎既含糊，又贫乏”[32]。

三、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与清政府对青海地区的管辖

一七二三年，清帝康熙逝世的翌年——雍正元年，青海和硕特蒙古贵族罗卜藏丹津乘抚远大将军胤禵回京奔丧的时机，公开发动了武装叛乱。

罗卜藏丹津本为顾实汗之孙，其父达什巴图尔是顾实汗的第十子。[33]一六九七年（清康熙三十六年），达什巴图尔曾偕青海“诸台吉入觐”，康熙赐以“御用冠服朝珠”，翌年（清康熙三十七年）被清政府封为和硕亲王。罗卜藏丹津于一七一四年（清康熙五十三年）承袭其父的新王爵位，并于一七二〇年（清康熙五十九年），作为青海和硕特代表，“率所属兵”，参加了清军护送达赖喇嘛入藏的队伍。

罗卜藏丹津之所以发动反清叛乱，是有其深远历史原因的。顾实汗自从控制青藏地区后，在青海则分其部众为左右两翼，由其诸子率领。顾实汗在世期间，一直与清政府保持朝贡关系。但自从顾实汗于一六五六年（清顺治十三年）死后，青海和硕特失去了统一各部的约束力，其留在青海的诸子，相互纷争，并不断“率番众掠内地，抗官兵”，清廷“屡谕不悛”[34]，成为清政府西北地区的“边患”。直至一六九七年，清政府平定噶尔丹叛乱后，才致力于青海地区的招抚工作。同年，康熙命额驸阿喇布坦以及西宁喇嘛商南多尔济等于察罕托罗海会盟，招抚青海和硕特诸台吉，接着，又把顾实汗诸子中仅存的幼子达什巴图尔，如前所述招至北京，封他为亲王。这样，青海和硕特蒙古又与清朝政府恢复了朝贡关系。然而当时清政府并没有在青海设置行政机构，清朝中央对青海和硕特部的管辖关系很松散，地方割据势力十分强大。罗卜藏丹津的叛乱正是青海地方割据势力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引发的。

应该指出，罗卜藏丹津叛乱与清军进藏后加强对青藏地区的管辖有着直接的关系。清军进藏后，为了安定西藏地方社会秩序，组织了西藏地方政府。将藏官中归附清廷最早的第巴康济鼐、阿尔布巴封为贝子，隆布奈封为辅国公，共同管理前藏事务。“颇罗鼐授札萨克一等台吉，理后藏事务，各授噶卜伦”[35]，从此，结束了和硕特蒙古对西藏的统治。

与此同时，清政府对青海也采取了相应措施，以分化地方势力，防其尾大不掉，以青海诸台吉入藏“効力”有功为名，给罗卜藏丹津“加俸银二百两，缎五匹”的微薄赏赐，却晋封原为郡王的察罕丹津（顾实汗曾孙）为亲王，封原为贝勒的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为郡王，其余诸台吉也都被封为贝勒、公等不同爵位。

罗卜藏丹津本是青海和硕特蒙古贵族中唯一的亲王，爵高位崇，因而他一直怀有“阴觊复先人霸业，总长诸部”[36]的政治野心。还希望恢复和硕特对西藏的统治权，所谓“希冀藏王，已非一日”[37]。在罗卜藏丹津看来，他作为和硕特贵族的最高领袖，于西藏乱事平定之后，理应由他接替拉藏汗统治西藏。然而事实却使其大失所望，清政府在青藏地区的措施不仅没有能使他在西藏捞到任何权势，就是在青海也因察罕丹津等人的晋升而使其势力受到抑制与削弱。因此，罗卜藏丹津对清朝中央政府强烈不满，作为青海割据势力的代表，竟悍然发动了反清的武装叛乱。

这次叛乱是从一七二三年八月，罗卜藏丹津胁迫青海各台吉于巴尔巴罗海会盟开始的。罗卜藏丹津自称达赖珲台吉，强令诸台吉“呼旧日名号，一律不许呼王、贝勒、贝子、公封号”[38]。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与亲王察罕丹津因拒绝参加叛乱，先后遭到罗卜藏丹津的袭击。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属下人等尽被抢掳”，率妻子“投至甘州”[39]报警；而亲王察罕丹津也在“与罗卜藏丹津相持”不敌之后，“率妻子及所属百四十余人，至河州老鸦关外”向清朝求援。

清政府闻变后，一面命川陕总督年羹尧办理平叛军务；一面命侍郎常寿去罗卜藏丹津驻地沙拉图，宣布谕旨，令其“罢兵和睦”[40]。罗卜藏丹津非但不听，反而拘禁常寿，“与同党阿拉克诺木齐、阿尔布坦温布、藏巴扎布等益肆猖狂”[41]。

雍正元年十月，叛军首先在西宁府周围的南川申中堡、西川镇海堡与北川新城等发动进攻，“每处有贼二三千人，以势驱逐附近番子，攻城放火，烧毁民间积聚草谷，抢掠财物，其未受蹂躏者，西宁城外十余里”[42]，西宁四周已遍地燃起叛乱的烈火。

与此同时，西宁附近喇嘛寺院的僧人，在罗卜藏丹津煽惑之下，亦多起而叛乱，“西宁数百里之内，一切有名寺院喇嘛皆披甲执械，率其佃户僧俗人等，攻城打仗，抢掳焚烧，无所不至”[43]。喇嘛寺院的叛乱，首先是由塔尔寺大喇嘛察罕诺们汗发动的。察罕诺们汗在青海是个“番夷信响”的宗教领袖，他站到了叛乱势力一边，“于是远近风靡，游牧番子喇嘛等二十余万，同时骚动”[44]。接着，郭隆寺、郭莽寺[45]等寺院喇嘛也相继参加叛乱。

针对当时叛乱形势，清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命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征调川陕官兵，进驻西宁；又命四川提督岳钟琪为“奋威将军”，前赞军务。清军为防止叛军内犯，分兵于永昌布隆吉河防守；又于巴塘、里塘、黄胜关等处驻兵，截断叛军入藏之路；复命富宁安等屯吐鲁番及噶斯涧，防止它与准噶尔沟通。清军部署就绪后，便分兵进攻西宁周边各处叛军，“溃其党羽”，罗卜藏丹津率军西逃。于是镇南、申中、南川、西川、北川等地尽为清军收复。一七二四年（清雍正二年）初，清军又先后剿平塔尔寺、郭隆寺等处的喇嘛叛乱。

清军在解决周围战斗后，平叛战争便进入专力征伐罗卜藏丹津叛军的阶段。年羹尧采取岳钟琪“乘春草未生”，“捣其不备”[46]的作战方针，于雍正元年二月八日，分兵三路进剿：总兵吴正安由北路；总兵黄喜林出中路；岳钟琪与侍卫达鼐由南路进剿叛军。先擒获叛军头目阿尔布坦温布、藏巴扎布及罗卜藏丹津母阿尔太喀屯，罗卜藏丹津“衣番妇衣，携其妻妾，走噶尔顺”[47]，以后又逃到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处。

这次战役清军取得的胜利是十分神速的，据清朝官书记载：“计师行深入，自雍正二年二月八日至二十有二日，仅旬有五日，成功之速，为史册所未有”[48]。雍正皇帝也把这次战役的胜利，看作“十年以来”从所未立的“奇功”[49]。

罗卜藏丹津叛乱被平定后，清政府采取年羹尧的建议，实行了一系列善后措施。

第一，对青海地区蒙古族各部，仿内蒙古札萨克制，编旗设佐领。共编二十九旗。还规定了会盟与朝贡制度。各旗每年会盟一次，由西宁办事大臣主持，“奏选老成恭顺之人，委充盟长”。并规定朝贡制度：“自雍正三年起，于诸王、台吉内，派定人数，令其自备马驼，由边外赴京，请安进贡”，分为三班，“三年一次，九年一周”[50]。

第二，在经济上采取了发展农业生产、安定人民生活的措施。对西宁周边“可耕之地”，实行开垦屯种，征调直隶、山西、河南、山东、陕西等地“军罪人犯”，发往大通、布隆吉尔等处，“令其开垦”，同时又招募西宁一带农民与驻军家属在西宁周围耕种，由地方官发放牛具种子，三年之内，免于起科。

对青海与内地之贸易也作了明确规定：每年二、八月两次，于西宁西川边外那拉萨拉地方，“指定为集”，进行贸易。对生活必需品，诸如茶、布、面等，则规定一年四季贸易，以满足蒙古族人民生活需要。

第三，对喇嘛教寺院也大力进行了整顿。自明末清初以来，随着喇嘛教传播日广，喇嘛教寺院的修建也日益增多。康熙年间，青海喇嘛教寺院已达数千余所，以致“西海境内诸民尽衣赭衣，鲜事生产者几万户”[51]。据年羹尧说：“查西宁寺庙喇嘛，多者二三千，少者五六百，遂成藏垢纳污之地。番民纳喇嘛租税，与纳贡无异，而喇嘛复私藏盔甲器械”[52]，竟至参加叛乱。有鉴于此，清政府于平叛后，对叛乱的重要据点塔尔寺，只选留喇嘛三百名，给予执照，其余遣散；并规定“寺庙之房，不得过二百间，喇嘛多者三百人，少者十数人”[53]。但后来塔尔寺又发展成房屋七千间，僧众三千人的大寺院，寺院每年由政府稽查两次。清政府通过上述措施，将一度作为地方割据势力重要支柱的喇嘛教寺院置于政府控制之下。

清政府在推行上述善后措施的同时，还对青海地区的行政建制作了重大改革。一七二五年（清雍正三年），改西宁卫为西宁府，下设两县、一卫，即西宁县、碾伯县、大通卫，命副都统达鼐为首任“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简称西宁办事大臣），管理青海政务。从此，青海地区完全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

四、和通泊之战与光显寺之战

一七二七年（清雍正五年），策妄阿拉布坦死，其子噶尔丹策零继为准噶尔领袖。噶尔丹策零的内外政策基本上遵循他父亲的路线，在内部努力发展生产，使农业经济的比重不断增加，在额尔齐斯河、额敏河、伊犁河一带，农业很茂盛，“除了黑麦外，各种春播作物都有”[54]。一个俄国少校记录下他所目睹的、属于噶尔丹策零本人所有的庄园，“这个园子坐落在伊犁河谷哈沙图诺尔湖畔，园子围有砖墙，周围约五俄里或更多一点……其中还有不少其他砖砌的建筑物和禽舍……后来又给看了一些植有颇多果树和蔬菜的园子”[55]。噶尔丹策零还努力发展手工业，主要是武器制造、纺织业和某些日常生活用具的生产，一个被俘的瑞典军官列纳特曾负责军工生产，铸成一些火炮，甚至还开采铁矿、银矿和铜矿。

噶尔丹策零面临强大而贪婪的北部近邻沙俄的压力，俄国不断地向南扩张，侵占了准噶尔的土地，噶尔丹策零再三提出抗议。一七二九年（清雍正七年），他向俄国使者说：“看！你们的城市造在额尔齐斯河和鄂毕河上是为什么呢？那可是我的领土啊！”[56]一七四二年（清乾隆七年），噶尔丹策零派遣使者到彼得堡，递交一封信件，详细分析了边界纠纷的历史，指出：准噶尔曾和沙俄约定以鄂木河为界，“可是，后来另一个沙皇（指彼得一世）执政时，你方却在黑鄂木河口外建造了要塞，为拿下要塞我们曾出兵，为此当时发生了不小的冲突（指一七一六年准噶尔击败俄国布赫戈利茨侵略军），现在你们的人又在我们的地方筑堡、捕兽、挖金、取铜……如果你们在我国土地上依旧这样呆下去，那就是把我的土地攫为己有，而我是不能交出这些土地的……为此，请下令撤出你们的上述人员，否则，我决不能容忍他们在我的土地上生活”[57]。

噶尔丹策零的北边有俄罗斯的强大压力，西边连续与哈萨克作战，而对东边也没有放弃向喀尔喀扩展的意图，因此和清朝中央政府、喀尔喀蒙古的关系也很紧张。一七二九年，清廷因噶尔丹策零屡次骚扰喀尔喀，而且藏匿青海叛军头子罗卜藏丹津，廷议发兵征讨，命领侍卫内大臣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屯阿尔泰，出师北路；命川陕总督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屯巴里坤，出师西路，分进合击。噶尔丹策零闻讯惊恐，遣特磊赴京，声称本欲将罗卜藏丹津解送清廷，但听说清兵出动，暂行中止，如果能赦其既往，仍愿听从清廷命令，解送逃犯。雍正“谕以受封、定界，遣回逃人，当宽宥其罪，进兵之期，暂缓一年”[58]。想不到在缓兵期间，准噶尔出兵二万突袭西路清军大营，清军损失很大，清政府与准噶尔贵族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破裂。

一七三一年（清雍正九年）四月，北路傅尔丹统率的清军进驻科布多。噶尔丹策零侦知后，于同年六月，命大小策凌敦多布率军三万，进犯北路。准噶尔军先派人至傅尔丹军中诈降，诡称：噶尔丹策零大军未到，仅有小策凌敦多布率军“不过一千”，驻于距清营“止三日程”的察罕哈达，而大策凌敦多布“因途中有病，留驻和博克山”。“勇而寡谋”的傅尔丹，对敌谍的这些消息，不加核实，贸然遣兵四千往袭。当清军进入准噶尔军包围圈后，早已埋伏于山谷中的二万余准噶尔军，立即向清军发动攻势，顿时“笳声远作，毡裘四合，如黑云蔽日”[59]，把傅尔丹派出的四千前锋部队紧紧包围在和通泊地方[60]，傅尔丹又派兵六千往援，但这时清军前锋部队已被击溃，准噶尔军乘胜“直犯大营”，傅尔丹命索伦蒙古兵御之，亦为准军所破。只有一部分满洲兵，护卫辎重，且战且走，逃回了科布多。

和通泊战役，清军的损失十分惨重，“副将军巴赛、查纳弼以下皆战死”[61]，西路清军共三万人，逃回科布多者仅两千人。这次战役所以遭到惨败，主要是由“将帅骄慢”所致。傅尔丹骄傲轻敌、刚愎自用，轻率地听信敌谍的假情报，又不听部下劝阻，“副都统定寿、永国、海兰等，交谏不听”[62]，一意孤行，贸然出兵，以致遭到敌军的围歼。

噶尔丹策零取得和通泊战役的胜利后，进一步滋长了扩展势力的野心。他在西北两路备兵，“令诸台吉环峙乌鲁木齐”，以伺清军的西路；“又屯田于鄂尔齐斯河”[63]，以窥清军北路，并把主攻方向放在北邻的喀尔喀。不久，便遣大小策凌敦多布率兵二万六千人进犯喀尔喀，以科布多、察罕廋尔等地的清军“兵力强盛，防守严密”，未敢轻进，遂进抵克鲁伦，分兵掠鄂尔海、喀喇乌苏等地。喀尔喀亲王丹津多尔济、额驸策凌于鄂登楚勒截击准噶尔军，给予沉重的打击，准噶尔军被迫撤退。

鄂登楚勒战斗的挫败，并未改变噶尔丹策零进攻喀尔喀的野心。一七三二年（清雍正十年）六月，噶尔丹策零命小策凌敦多布率兵三万，由奇兰至额尔德尼必拉色钦，喀尔喀亲王额驸策凌“偕将军塔尔岱青，御之于本博图山”[64]。准噶尔军侦知额驸策凌率军赴本博图山，遂潜袭塔米尔河额驸策凌牧地，“掠其子女牲畜”。额驸策凌得知消息后，怒不可遏，“断发及所乘马尾誓天”，立即“反旆驰救”，并急报顺承郡王锡保，“请师夹攻”。额驸策凌率蒙古兵二万，“夜半绕间道出山背，迟明，自山顶大呼压下”，准军梦中惊起，弃其军资，“仓皇奔溃”[65]。额驸策凌率军紧紧尾追准军，转战十余次，追至鄂尔浑河边之额尔德尼昭（即光显寺），此地“左阻山，右限大水”，准军无路可走，策凌率军“乘势蹴之，击杀万余，尸满山谷，河水数十里皆赤”[66]，小策凌敦多布乘夜突围，自推河逃出西窜。

在这次光显寺的战役中，清政府以额驸策凌战功卓著，晋封他为超勇亲王，赐黄带，并命其“佩定边左副将军印，进屯科布多，授盟长便宜行事”[67]。清政府又从土谢图汗部分出二十一旗，隶属于额驸策凌的赛音诺颜部，“由是赛音诺颜部始为大札萨克，与三汗部并列”。

光显寺一战之后，准噶尔部因损失惨重，元气大伤，转而倾向与清廷议和。而清政府连年于西北两路用兵，也感到有休养生息的必要。自一七三四年（清雍正十二年）至一七三九年（清乾隆四年）间，双方派人几经交涉，终于划定喀尔喀与准噶尔的牧区界限，即以阿尔泰山为界，准噶尔部在山后游牧，不得越阿尔泰界东；而喀尔喀部在阿尔泰以东游牧，不能越过界西。清政府与准噶尔部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暂时得到缓和，以后维持了将近二十年的和局。

注释

[1]《东华录》雍正朝卷十四，雍正七年二月。

[2]《西域图志》卷首，《准噶尔全部纪略》。

[3]《清圣祖实录》卷一二八。

[4]《清高宗实录》卷六一二。

[5]《西陲总统事略》卷一，《初定伊犁纪事》。

[6]《清高宗实录》，乾隆二十年九月。

[7]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十，《厄鲁特要略》二。

[8]魏源：《圣武记》卷五，《国朝抚绥西藏记》。

[9]《清圣祖实录》卷一七四。

[10]《清史稿》，《列传》三一二，《藩部八》，《西藏》。

[11]关于仓洋嘉措的死和下落，说法不一。魏源说：“谋执献京师，行至青海病死。”（魏源：《圣武记》卷五，《国朝抚绥西藏记》上）；德斯得利则说，是在解送途中被拉藏汗派人杀死的（《西藏纪事》第十章）；但据法尊：《西藏民族政教史》说：仓洋嘉措“行至青海地界时……大师乃弃舍名位，决然遁去，周游印度、尼帕尔、康藏、甘、青、蒙古等处。”（卷六，一〇页）

[12]［意］伯戴克：《十八世纪前期的中原与西藏》，33页，莱登，1972。

[13]魏源：《圣武记》卷五，《国朝抚绥西藏记》上。

[14]魏源：《圣武记》卷五，《国朝抚绥西藏记》上。

[15]［意］德斯得利：《西藏纪事》第十章。

[16]魏源：《圣武记》卷五，《国朝抚绥西藏记》上。

[17]《卫藏通志》卷十三上，《纪略》上。

[18]《卫藏通志》卷十三上，《纪略》上。

[19]《抚远大将军胤祯奏报延信护送达赖入藏安床折》（康熙五十九年十月二十日），见《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93页。

[20]清政府已先于康熙四十八年（一七〇九）命侍郎赫寿进藏时，将拉藏汗所立之伊喜嘉措定名为六世达赖，因此，后世称噶桑嘉措为七世达赖。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637页。

[22]［苏］巴托尔德著、日本外务省调查部译：《东方研究史》，338页，日本，生活社，1942。

[23]参见［英］霍渥斯：《蒙古史》，第二卷，906页。

[24]［法］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77页。

[25]参见［日］佐口透：《俄国与亚洲草原》，94页，日本，吉川弘文馆，1953。

[26]［法］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77页。

[27]［苏］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344页。

[28]［英］霍渥斯：《蒙古史》，第一卷，647页。

[29]［苏］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354页。

[30]［法］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80页。

[31]［苏］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354页。

[32]［法］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81页。

[33]参见《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八一，《青海厄鲁特部总传》，见《耆献类征》初编卷一九三。

[34]《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八十一，《青海厄鲁特部总传》。

[35]《清史稿》，《列传》三一二，《藩部八》，《西藏》。

[36]魏源：《圣武记》卷三，《雍正两征厄鲁特记》。

[37]年羹尧：《奏复西海等处军务情形折》，雍正元年四月十八日，见《年羹尧奏折》专辑（上），三页。

[38]《清世宗实录》卷十。

[39]《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十一。

[40]《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十一。

[41]《西宁府新志》卷二〇，《武备》。

[42]年羹尧：《附奏查防西宁近日民情片》（无年月），见《年羹尧奏折》专辑（上），四九页。

[43]年羹尧：《附奏西宁寺院喇嘛不法片》（无年月），见《年羹尧奏折》专辑（上），四六页。

[44]魏源：《圣武记》卷三，《雍正两征厄鲁特记》。

[45]郭隆寺位于西宁东北一百三十里，“雍正元年随青海谋逆，被官兵焚毁，雍正十年春，奉旨重建，赐额佑宁寺”。郭莽寺位于大通城东七十里，后称广惠寺，见《西宁府新志》卷十五，《祠祀·番寺》。

[46]魏源：《圣武记》卷三，《雍正两征厄鲁特记》。

[47]《岳钟琪行略》。

[48]《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十二。

[49]年羹尧：《附奏官兵凯旋宣读谕旨片》（无年月），见《年羹尧奏折》专辑（上），五二页，雍正朱批。

[50]《清世宗实录》卷二十。

[51]《西宁府新志》卷二四，《艺文》。

[52]《清世宗实录》卷二十。

[53]《清世宗实录》卷二十。

[54]［英］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189页。

[55]转引自［苏］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362页。

[56]同上书，383页。

[57]转引自［苏］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384页。

[58]《东华录》雍正朝卷十六，雍正八年五月。

[59]昭梿：《啸亭杂录》卷三，《记辛亥兵败事》。

[60]和通泊位于科布多西二百里。

[61]魏源：《圣武记》卷三，《雍正两征厄鲁特记》。

[62]魏源：《圣武记》卷三，《雍正两征厄鲁特记》。

[63]魏源：《圣武记》卷三，《雍正两征厄鲁特记》。

[64]张穆：《蒙古游牧记》卷八，《外蒙古喀尔喀齐齐里克盟游牧所在》。

[65]张穆：《蒙古游牧记》卷八，《外蒙古喀尔喀齐齐里克盟游牧所在》。

[66]赵翼：《皇朝武功纪盛》卷二，《平定准噶尔前编述略》。

[67]何秋涛：《朔方备乘》卷三，《喀尔喀内属述略》。

第三节　清政府统一天山南北

一、准噶尔的内部分裂与清政府平定阿睦尔撒纳的叛乱

一七四五年（清乾隆十年），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零死后，准噶尔部的封建贵族为争夺汗位，展开了斗争。噶尔丹策零留下三子，长子喇嘛达尔札，十九岁；次子策妄多尔济·纳木札尔，十三岁；幼子策妄达什，七岁。喇嘛达尔札虽年长，因系庶出不得立。次子策妄多尔济·纳木札尔遂“以母贵嗣汗位”[1]。但年纪最小的策妄达什却为准噶尔部权势显赫的大小策凌敦多布所拥护。登了汗位的策妄多尔济·纳木札尔，“童昏无行”，肆意荒淫，不听其姊鄂兰巴雅尔的劝告，反诬说鄂兰巴雅尔“欲效俄罗斯自立为扣肯汗（即女皇），拘而系之”[2]；对当时扎尔固（部族会议）对他的谏阻，更是置若罔闻，并“处死了许多名宰桑”[3]，引起准噶尔内部多数贵族的不满。一七五〇年（清乾隆十五年），策妄多尔济·纳木札尔的姐夫萨奇伯勒克“助其庶兄喇嘛达尔札，攻而弑之”[4]。喇嘛达尔札取得了准部的汗位。

喇嘛达尔札虽然取得准部的统治权，但争夺汗位的斗争并没有就此而结束，一场新的夺权斗争仍在暗地里继续酝酿着。因为喇嘛达尔札出身微贱，不孚众望，遭到一些准噶尔贵族的反对。一直拥戴策妄达什的策凌敦多布家族达什达瓦（小策凌敦多布之子），为了夺取喇嘛达尔札的汗位，便联合同绰罗斯家族有亲密血统关系的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与和硕特部台吉班珠尔，共同谋划拥立策妄达什为汗。但这个计划被喇嘛达尔札发觉，杀死策妄达什及达什达瓦，造成准噶尔部更大的动乱。准部贵族内部夺权斗争而造成的混乱局面，给出身于辉特部的阿睦尔撒纳以可乘之机。

阿睦尔撒纳本为辉特部台吉，策妄阿拉布坦的外孙[5]，与准噶尔部贵族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当策划谋立策妄达什失败之后，便转而拥戴准部的另一贵族达瓦齐。

达瓦齐是巴图尔珲台吉之后，大策凌敦多布之孙，“依照传统的习惯，达瓦齐有合法的继承汗位的理由”[6]，阿睦尔撒纳投向达瓦齐，双方建立起反喇嘛达尔札的联盟，两人在哈萨克中玉兹经过一段密谋之后，于一七五二年（清乾隆十七年）底，“率精锐卒一千五百人，裹粮怀刃，于山岭僻境绕道入伊犁，乘其不备，夤夜突入其幕。达尔札方围炉拥妾饮酒，阿逆（阿睦尔撒纳）趋而斩之，抚定其部落。迎达瓦齐入，立之”[7]。达瓦齐与阿睦尔撒纳的联合本来就是相互利用，他们的共同敌人被打倒以后，内部又产生矛盾，而且愈演愈烈。阿睦尔撒纳本游牧于塔尔巴哈台地区，为了扩展实力，他凶残地袭杀他岳父杜尔伯特台吉达什，迁帐于额尔齐斯河，因而与据守伊犁的达瓦齐势力发生了直接的冲突。据俄国档案资料记载，阿睦尔撒纳与达瓦齐之间的火并是在一七五四年（清乾隆十九年）春夏之间，“在额尔齐斯河源进行的”。起初，阿睦尔撒纳“集聚各地约六千士兵的部队”进攻达瓦齐，而达瓦齐“也调集了大量军队”，双方经过一场厮杀之后，阿睦尔撒纳大败[8]，率所部二万余人，投归了清朝政府。

阿睦尔撒纳之投归清朝，是想利用清朝中央政府的兵力，消灭其政敌达瓦齐。一七五四年冬，他在热河避暑山庄被乾隆帝召见，封为亲王，他力陈“伊犁可取状”，请求清廷出兵，攻打达瓦齐。

清政府对准噶尔部的动乱十分关心。从十七世纪以来，准噶尔崛起西北，割据称雄，对于清朝政府长期抗命、对峙，并且屡次兴兵进犯喀尔喀、青海、西藏，干戈扰攘数十年，成为国家实现统一、安定的主要障碍。在乾隆帝看来，平定准噶尔割据势力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是祖、父（康熙、雍正）两朝“筹办未竟之事”，“准噶尔一日不定，其部曲一日不安”[9]。但在策妄和策凌的统治下，准噶尔政局清明、内部安定、兵力强盛。如果贸然出兵攻战，长途跋涉，道路艰险，粮运不继，势难取胜，雍正九年（一七三一）的和通泊之败，即是前车之鉴。所以，乾隆前期，只能与准噶尔划定牧区界线，求得暂时和平。到了策凌死后，准噶尔内部纷争，局势大乱。达瓦齐夺得汗位后，内部矛盾更激烈。达瓦齐庸碌无能，却贪婪残暴，为了掠夺财富和牧场，多次兴兵攻打各部，烧杀抢劫。广大牧民受苦极深，不少贵族牧主也受到达瓦齐的掠夺，达瓦齐弄得众叛亲离。在准噶尔人民和上层中间，归附清朝，拥护统一的倾向迅速增强，他们盼望摆脱达瓦齐的专横统治，结束长期的混乱局面。这就为清政府进行平准战争、统一西北边疆创造了前提。早在阿睦尔撒纳归附清朝以前，已有许多厄鲁特蒙古族脱离达瓦齐的统治，投向清朝。

最早归附清廷的是达什达瓦部的宰桑萨喇勒。一七五〇年，当达什达瓦在内讧中被杀，萨喇勒就逃出了准噶尔，投向清廷。一七五三年（清乾隆十八年），达瓦齐洗劫杜尔伯特部，其部长车凌、台吉车凌乌巴什、车凌孟克“集族谋曰：依准噶尔非计也，不如依天朝为永聚计”[10]，率领属下三千多户、一万余人离开原牧地额尔齐斯河，越阿尔泰山，到达清朝定边左副将军的驻地乌里雅苏台。在清朝和准噶尔割据势力的长期斗争中，厄鲁特蒙古族像这样大规模内迁还是第一次，这反映了厄鲁特蒙古广大牧民对准噶尔统治者制造的混乱和战祸极为不满，反映了他们要求统一安定的强烈愿望。乾隆对杜尔伯特部三车凌的内附极为重视，妥善地安排他们的生活，接济牛五百头、羊二万一千只、粮食四千余石。一七五四年五月，乾隆在热河避暑山庄隆重接待三车凌，封车凌为亲王、车凌乌巴什为郡王、车凌孟克为贝勒，连续宴会八次。乾隆通过三车凌进一步了解准噶尔的内部情况，决定出兵平准，剪灭割据势力，宣布：“今车凌、车凌乌巴什等来到，问其情形及准噶尔来使敦多布等光景，彼处人心不一，甚属乖离，乘其不备，议定明年由阿尔台（泰）、巴里坤二路进兵”[11]。不久，阿睦尔撒纳归附清廷，更增强了乾隆帝的平准决心。

一七五五年（清乾隆二十年）春，清政府以班第为定北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由乌里雅苏台出北路；以永常为定西将军、萨喇勒为定边右副将军，由巴里坤出西路，约期会于博罗塔拉河。在清军两路进攻之下，准噶尔军纷纷归降，“自大兵前进，准噶尔部落人众，各带领鄂拓克，陆续前来投诚者甚多”[12]，“各部大者数千户，小者数百户，无不携酒牵羊”[13]，接应清军。达瓦齐军土崩瓦解，失去了抵抗力，清兵几乎兵不血刃地进抵伊犁，前锋部队都是归附的厄鲁特蒙古军。

乾隆帝在万树园宴请三车凌图

达瓦齐见形势不妙，退往格登山，负崖临水，结营顽抗。清兵分两路追击，直捣敌营，达瓦齐军惊愦奔窜，自相蹂躏，降者六千余骑，达瓦齐仅率数十人，向南疆逃窜。这时，南疆的维吾尔族纷纷起来响应清军，摆脱准噶尔统治，达瓦齐逃经乌什，被维吾尔族领袖霍集斯擒获，押送清营。从此准噶尔割据政权结束。达瓦齐被俘后，乾隆赦其罪，封为亲王，住在北京，受到清廷的优待。

达瓦齐割据势力被平定下去，阿睦尔撒纳隐藏着的攫夺厄鲁特部统治权的野心必然要逐渐显露出来，而与清政府统一国家的基本方针相对抗。乾隆原想在平定伊犁之后，为削弱准噶尔部的割据势力，采取“众建以分其力”的方针，把厄鲁特四部“封为四汗，俾各管其属”[14]。但一心想作“四部总台吉，专制西域”[15]的阿睦尔撒纳，施用一系列阴谋伎俩，想让清廷承认他为厄鲁特四部总汗。尽管清政府加以特殊的荣宠，晋封他为双亲王，食双俸，但他欲壑难填，制造民族分裂的野心恶性地膨胀起来。他独断专行，任意杀掠，不穿清朝官服，不用清朝官印，“自用浑台吉菊形篆印”[16]，行文各部，“以总汗自处”，并遣人四出，招兵买马，竭力扩展割据势力，积极准备叛乱。

阿睦尔撒纳图谋割据的野心，已明显暴露出来，清政府采取对策，命他于一七五五年九月到热河避暑山庄入觐，欲以调虎离山之计，消患于未萌。但狡诈的阿睦尔撒纳已看出了清廷的用意，在赴热河的路上，一再迁延，行至乌隆古河，“诡言暂归治装”，把副将军印交给与他同行的喀尔喀亲王额琳沁多尔济，间道逃回塔尔巴哈台，公开扯起反清叛乱的旗帜。

当时驻在北疆地区的清军大部分已经撤走，仅有班第、鄂容安所率五百清军驻守伊犁处理善后，遭到阿睦尔撒纳叛军的围攻，寡不敌众，班第、鄂容安兵败自杀。而永常所率西路清军，虽有数千劲旅驻于乌鲁木齐，但闻变不敢赴援，疑惧退却，致使天山南北变乱四起。

在阿睦尔撒纳发动叛乱后不久，喀尔喀和托辉特部封建主青滚杂卜也揭起反清叛旗。青滚杂卜随班第平定伊犁有功，被清朝授以喀尔喀副将军，封为郡王。在进军伊犁过程中，青滚杂卜见阿睦尔撒纳“潜谋叛志，亦隐有二心”[17]，遂与阿睦尔撒纳勾结起来。由于平准战争中，清政府在喀尔喀地区征丁征马，骚扰很大，群众中非常不满，青滚杂卜利用了这种不满情绪，特别是当喀尔喀大活佛呼图克图的兄弟额琳沁多尔济，以放走阿睦尔撒纳的罪名被清廷“赐死”后[18]，更加引起一些喀尔喀封建领主的疑惧与不安，因而在阿睦尔撒纳揭起叛旗之后也发生了叛乱，青滚杂卜“自军营私行逃归，遂将伊（指青滚杂卜）卡伦、台站兵丁尽行撤回”[19]，使清政府北路台站，从十台到二十六台，全部瘫痪，联络中断。

针对当时喀尔喀蒙古与准噶尔地区的叛乱形势，清政府采取平叛措施。命成衮札布等出兵，迅速镇压青滚杂卜的叛乱，稳定了喀尔喀的局势。一七五七年（清乾隆二十二年），清廷命成衮札布为定边将军，舒赫德为参赞大臣，出北路；命兆惠为伊犁将军，富德为参赞大臣，出西路，进剿阿睦尔撒纳。时准噶尔地区“瘟疫盛行，死亡相望”[20]，清军长驱直入，锐不可当。阿睦尔撒纳在清军进剿下仓皇失措，逃往哈萨克，不久，又率领几名亲信逃往沙皇俄国。

应该指出：尽管清政府的平准战争对于恢复国家统一，维护西北国防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但是正像历史上的很多进步事业都要付出重大的代价一样，清政府实现统一的手段是十分残酷的。由于准噶尔长期割据，时服时叛，清朝统治者对之抱着根深蒂固的敌视和不信任心理。清军乘准部内乱，驱兵直入，烧杀抢劫，波及无辜，杀人之多，超过了一般战争的范围。“凡山陬水涯，可渔狝资生之地，悉搜剔无遗”，“草薙禽狝无噍类”[21]。有些部落已经归降，但清军疑虑重重，也悉数屠杀，使准噶尔部遭到严重的灾难。清政府采取这种残暴的手段是应予揭露批判的。

清朝政府对阿睦尔撒纳的漏网脱逃，深感忧虑。乾隆认为，“逆贼一日不获，西路之事一日不能告竣”[22]，决心要把阿睦尔撒纳逮捕回来。特别侦知阿睦尔撒纳逃入俄境后，更加不安。乾隆认为：“俄罗斯既收留叛贼，必且抚而用之。”[23]因而命理藩院一再向沙皇政府发出照会，要求俄国“遵照原定不匿逃犯之条”[24]，把阿睦尔撒纳引渡回来。但沙俄政府支吾推脱，说阿睦尔撒纳已“落水身死”。实际上，阿睦尔撒纳逃到俄国后，西伯利亚总督格拉勃连洛夫“担心此事会泄露出去，就决定把阿睦尔撒纳安置在离托波尔斯克二十俄里已经废弃的库杜斯克酒厂的一所房子里”[25]，以后，阿睦尔撒纳患天花病死，在清政府再三交涉下，沙俄政府才把阿睦尔撒纳的尸体送到恰克图，交给清政府官员验视。

二、大小和卓叛乱与清政府统一天山南路

清朝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割据势力叛乱之后，紧接着天山南路维吾尔族地区又爆发了大小和卓的叛乱。

大小和卓是玛赫杜米·艾扎木和卓之后。其祖阿布都什特于噶尔丹进攻天山南路时，被移居北疆伊犁。噶尔丹败亡后，阿布都什特“自拔来归”，清政府送他返归叶尔羌。策妄阿拉布坦父子割据新疆时，阿布都什特之子玛罕木特为和卓，为维吾尔族人民“众所尊服”，命其“总理回地各城”[26]。后因玛罕木特企图摆脱准噶尔贵族统治，被噶尔丹策零俘至伊犁禁锢。玛罕木特生二子，长曰波罗尼都，次曰霍集占，即所谓大小和卓。玛罕木特死，霍集占兄弟仍禁锢于伊犁。清军平定达瓦齐割据势力后，霍集占兄弟始得释放。清政府以霍集占兄弟为“回部头目”，遣波罗尼都返归叶尔羌，“使统回部”，而留霍集占于伊犁，掌管伊斯兰教。

阿睦尔撒纳在伊犁发动叛乱时，霍集占曾“率众助逆”，参加了叛乱。及至阿睦尔撒纳叛乱被平定，霍集占自伊犁逃回叶尔羌，唆使其兄波罗尼都阴谋策划叛乱。

清朝政府本想利用霍集占兄弟在宗教上的影响，去“招服叶尔羌、喀什噶尔人民”[27]，从而和平地统一南疆。波罗尼都本愿服从中央，“欲安集回地各城人民，听候大皇帝谕旨，而霍集占不从”[28]。霍集占被权力的欲望弄得头脑发昏，低估了清朝中央实现平叛统一的力量和决心。他蛊惑人心地煽动波罗尼都：“若听大皇帝谕旨，你我二人中必有一人唤至北京以为质，当与禁锢何异？莫若与中国抗拒，地方险远，内地兵不能即来，来亦率皆疲惫，粮运难继，料无奈我何。且准噶尔已灭，近地并无强邻，收罗各城，可以自立”[29]。不幸，这种割据分裂的路线占了上风，波罗尼都也不得已参加了叛乱。一七五七年（清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派往南疆的使臣阿敏道等被杀害，南疆的叛乱蔓延起来。

一七五八年（清乾隆二十三年），清朝政府命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率满汉官兵万余人，由吐鲁番进攻库车。库车是通往“回部”的门户，库车一经攻克，“则诸城必溃”，是清军必攻的战略要地。但库车“其城依山岗，用柳条沙土密筑而成”[30]，修筑坚固，易守难攻，叛军据城固守，清军屡攻不下。霍集占率军来援，为清军中途截击，伤亡大半，霍集占退保库车城。但清军未能乘霍集占入踞库车时机，发动强大攻势，聚而歼之；反而因雅尔哈善“坐守军营”、“略不设备”[31]，致使霍集占乘夜突围遁走。雅尔哈善因贻误军机被撤掉军职，清政府随即命刚刚平定天山北路叛乱的兆惠，率军往天山南路。

霍集占退出库车后，逃往阿克苏，阿克苏维吾尔族人民“闭城拒敌”，其首领鄂对伯克早就归附了清军，这时阿克苏的人民纷纷欢迎鄂对的返回。霍集占又逃往乌什，乌什伯克霍集斯亦“闭城不纳”，并派人迎接清军。霍集占又逃归叶尔羌，而波罗尼都则返回喀什噶尔，妄图各据一城，相互掎角，负隅顽抗。

一七五八年十月间，兆惠率清军进攻叶尔羌。霍集占于叶尔羌城外坚壁清野，掘壕筑垒，修筑工事。当时据守叶尔羌的叛军有一万三千人[32]，而兆惠所率之清军，仅三千人，孤军深入，攻城不下，遂至叶尔羌城东的黑水河“有水草处，结营自固”。叛军大举出动，以两翼夹攻，包围了清军。清军“掘壕结寨”，“筑长围以相持”[33]，同一万余叛军坚持了长期的苦斗，这就是有名的黑水营之围，叛军施用炮轰、水淹、偷袭等办法，而清军勇敢迎敌，历三个月之久，黑水营仍岿然不动。

一七五九年（清乾隆二十四年）初，定边右副将军富德所率清军自乌鲁木齐到达南疆赴援，包围黑水营的霍集占叛军在清军内外夹攻下土崩瓦解，狼狈逃窜，黑水之围遂解。

一七五九年夏，清军分两路大举出击，一路由兆惠统率由乌什进攻喀什噶尔；一路由富德率领由和阗进攻叶尔羌。霍集占兄弟在清军大举进剿之下，弃城逃走，清军追击，连续打败逃窜中的叛军。最后在巴达克山界伊西洱库尔两岸全部歼灭叛军。霍集占兄弟被巴达克山首领擒杀，至此，大小和卓发动的叛乱被清朝政府平定下去。

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部和“回部”叛乱、统一天山南北地区后，建立了军府制，于天山南北两路设立统治机构。一七六二年（清乾隆二十七年），清政府于惠远城设伊犁将军，其职权范围：“凡乌鲁木齐、巴里坤所有满洲、索伦、察哈尔、绿旗官兵，皆听将军总统调遣。至回部与伊犁相通，自叶尔羌、喀什噶尔以至哈密等处驻扎官兵，亦归将军兼管。其地方事务，有各处驻扎大臣，仍照旧例办理。再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回城，皆在边陲，如有应调伊犁官兵之处，亦准各处大臣咨商将军，就近调拨”[34]。可见伊犁将军是“总统新疆南北两路事务”的最高军政长官。在伊犁将军之下，于乌鲁木齐设都统，统率乌鲁木齐、古城、巴里坤及吐鲁番等地驻军；于塔尔巴哈台设参赞大臣，统率塔城地区的驻军。在南疆地区，清廷在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乌什、阿克苏、库车、辟展等城设“办事大臣”和“领队大臣”，对当地维吾尔族人民实行军事统治。上述各地的办事大臣或领队大臣均由“喀什噶尔参赞大臣辖之”，而喀什噶尔的参赞大臣又直接受伊犁将军的节制。军府制的实行，不仅进一步加强了新疆地区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增强了清朝政府对西北地区的统治与边防；而且在客观上也起到了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积极作用。

三、土尔扈特蒙古反抗沙俄压迫与重返祖国的斗争

自十七世纪二十年代末期，以和鄂尔勒克为首的土尔扈特部五万余帐牧民，离开了他们原来在塔尔巴哈台的牧地，向西南方向移动，在驱逐诺盖人之后，越过哈萨克草原，渡过乌拉尔河，来到了当时俄国还没有控制的“人烟稀少的伏尔加河下游各支流沿岸”[35]，土尔扈特蒙古人就在这里“放牧牲畜，逐水草围猎之利”[36]，“置鄂拓克，设宰桑”[37]，俨然形成一个独立游牧部落。

《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碑

然而，伏尔加河下游并不是土尔扈特人的理想“乐园”。他们虽然把已经衰落了的诺盖人赶到伏尔加河西岸，但他们的北邻却是侵略成性的沙皇俄国。俄国为了巩固它对新征服的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的统治，并进一步于伏尔加河流域和顿河流域扩张其侵略势力，游牧于伏尔加河下游的土尔扈特部便成为它的侵略对象。但沙皇俄国要想完全征服这些慓悍善战的游牧民族，也并非那么容易，直到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沙俄政府通过威胁利诱手段，同土尔扈特部订立六个条约，获得了优惠的政治经济特权，土尔扈特部才逐渐为沙俄所控制。但是，土尔扈特人民并没有屈服于沙皇政府的残暴统治，他们多次起而反抗，参加伏尔加河流域各族人民反抗沙皇统治的斗争。

早在十七世纪六十年代，俄国历史上著名农民领袖拉辛领导顿河流域的农民起义发动后，伏尔加河两岸的土尔扈特人同当地各族人民纷起响应，积极地参加了起义。[38]十七世纪末，伏尔加河流域又爆发了巴什基尔人起义，土尔扈特人在阿玉奇汗领导下“起而支持巴什基尔人”[39]。一七〇六年（清康熙四十五年），阿斯特拉罕人民起义爆发，沙俄政府要求阿玉奇汗出兵，镇压起义，阿玉奇汗却联合巴什基尔人，于一七〇八年（清康熙四十七年），袭击沙俄统治下的奔萨斯卡亚和坦波夫斯亚等城镇。由于土尔扈特人不断掀起反抗沙俄政府的斗争，致使沙俄统治者一直未能实现对土尔扈特部的完全征服，而土尔扈特部在政治上也一直保持着基本独立的状态。

尽管如此，远离祖国的土尔扈特人，在沙俄经常的侵略威胁之下，不能不怀念他们的家乡故土。土尔扈特部迁到伏尔加河下游不久，就几次想重返祖国，由于路途遥远、旅途艰难而未能付诸行动。但他们与厄鲁特蒙古各部依然保持着密切联系。一六四〇年（明崇祯十三年，清崇德五年），巴图尔珲台吉在塔尔巴哈台召开喀尔喀各部与厄鲁特各部的首领会议，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率领他的儿子们也从万里之外赶来参加会议。远在伏尔加河的土尔扈特部一直和居住在天山以北的其他厄鲁特蒙古人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和鄂尔勒克的女儿嫁给巴图尔珲台吉为妻，而和鄂尔勒克之孙朋楚克又娶巴图尔珲台吉女儿为妻，朋楚克之子阿玉奇自幼留在巴图尔珲台吉处抚养。后来策妄阿拉布坦又娶阿玉奇女儿为妻。这种频繁的通婚关系，正是两部密切的政治联系的反映。

土尔扈特西迁伏尔加河下游后，也一直和清朝中央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早在顺治时期，土尔扈特部就不断遣使入贡。一六五五年（清顺治十二年），和鄂尔勒克的长子书库尔岱青遣使锡喇布鄂尔布向清朝“奉表贡”。一六五七年（清顺治十四年），土尔扈特部的罗卜藏诺颜及其子多尔济，遣使沙克锡布特向清政府“贡驼马二百余，复携马千，乞市归化城”[40]，清政府同意他们的请求，进行马匹贸易。到康熙时期，土尔扈特部同清朝的联系更加密切。一六九七年（清康熙三十六年），清政府平定噶尔丹叛乱后，土尔扈特汗阿玉奇派诺颜和硕齐等随策妄阿拉布坦使者，一起“入贡庆捷”。策妄阿拉布坦割据新疆，中断了从准噶尔通往嘉峪关的贡路之后，土尔扈特仍然没有断绝与清朝中央政府的联系。一七一二年（清康熙五十一年），阿玉奇汗遣使者萨木坦等，“假道俄罗斯，达京师表贡方物”[41]。康熙为了表示对远离祖国、寄居异乡的土尔扈特部的关怀，派内阁侍读图理琛等组成使团，前往伏尔加河下游，探望土尔扈特部，图理琛等于一七一二年夏出发，经色楞格斯克、叶尼塞斯克、托波尔斯克、喀山，于一七一四年（清康熙五十三年）六月到达伏尔加河下游阿玉奇汗的驻地，受到土尔扈特人的热烈欢迎与隆重款待，“留旬余，筵宴不绝”[42]。阿玉奇汗向图理琛详细询问了祖国的政治、经济情况，表现了土尔扈特蒙古人民对祖国的无限怀念。使团于一七一五年（清康熙五十四年）四月底回到北京，后来图理琛用满汉文字写成《异域录》一书，记载了这次出使的经过情形。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后，尽管沙俄政府加强了对土尔扈特的控制，但土尔扈特部冲破沙俄的种种阻挠，仍努力与清朝保持联系。一七五六年（清乾隆二十一年），土尔扈特汗敦罗布喇什遣使吹扎布，绕道俄罗斯，经过三年的艰苦旅程，回到国内与清政府联系。乾隆在承德避暑山庄万树园热情地接待了吹扎布。翌年（一七五七年，清乾隆二十二年），乾隆又在北京召见了他，吹扎布向乾隆陈诉了土尔扈特人民在沙俄压榨下的痛苦，他说：土尔扈特对沙俄只是“附之，非降之也。非大皇帝有命，安肯为人臣仆？”[43]吹扎布对乾隆的陈诉，说明了土尔扈特虽然远离祖国，却始终认定自己是多民族祖国的成员，与清朝政府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臣属关系。

一七二四年（清雍正二年），沙俄当局利用阿玉奇汗病逝的时机，取得任命土尔扈特新汗的特权。[44]自此之后，沙俄对土尔扈特的控制从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步步加紧，到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即渥巴锡（阿玉奇之曾孙）开始执政时期，沙俄当局再一次利用汗位交替的动荡局面，实行前所未有的高压政策，妄图达到完全控制整个部落的目的。

首先，沙俄当局通过改组扎尔固（部落会议）限制汗王的权力。本来在土尔扈特汗王之下设有自己的权力机构，即扎尔固，这是由汗王信任的八名王公组成的，“实际上是汗手下的辅助大臣和助手”[45]。根据《一六四〇年蒙古厄鲁特法典》的规定，“扎尔固的一切决定只有经过汗的批准方能在法律上生效”[46]。但沙俄政府于一七六二年（清乾隆二十七年）八月二十日颁布新的扎尔固条例中规定：扎尔固成员不得由汗任命，它的“组成必须经过俄国政府批准”，汗不能随意改变扎尔固的决议，这就从政治上极大地削弱了渥巴锡汗的权力。

不仅如此，沙皇俄国还在“改革”的幌子下，妄图扶植已经东正教化了的土尔扈特贵族敦杜克夫家族[47]，以取代渥巴锡的统治，“让敦杜克夫重建土尔扈特部政权”，从而使土尔扈特部“成为（俄国）一个新的行政区域”[48]。更有甚者，沙俄政府在与其邻国瑞典、土耳其的争夺战争中，向土尔扈特部无休止地强行征兵，造成土尔扈特民族的巨大灾难。一七六五年（清乾隆三十年）后，沙俄政府“屡征土尔扈特与邻国战”[49]，“拣土尔扈特人众当其前锋”，死于战争者数万之众，而其“归来者十之一二”[50]，因而造成了“人人忧惧”和整个部落的动荡不安。沙皇当局的残酷迫害，必然引起土尔扈特部全体人民的强烈反抗，同时也更坚定了他们重返祖国的决心。

一七七一年（清乾隆三十六年）一月五日，渥巴锡与土尔扈特部台吉、喇嘛等经过周密准备之后，发动了反抗沙俄的武装起义，率其所部三万三千余户、十六万九千余人，浩浩荡荡地走上重返祖国的征程，就像乾隆撰写的《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中所说，“（渥巴锡）以俄罗斯征调师旅不息，近且征其子入质，而俄罗斯又属别教，非黄教，故与各族台吉密谋，挈全部投中国兴黄教之地，以息肩焉”。为了行军方便，土尔扈特人抛掉他们所有锅灶用具，他们仅以八天的时间就通过了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之间的草原。在乌拉尔河，他们攻下库拉金那沙俄堡垒之后，渡过乌拉尔河，迅速地进入大雪覆盖的哈萨克草原。

沙俄当局得知土尔扈特部东走的紧急情报后，立即派出大批哥萨克士兵，在其头目马特洛索夫的指挥下，紧紧尾追，土尔扈特的东返队伍，英勇地击退了追击的俄军。但是，土尔扈特人东返的道路并不是一条畅通无阻的坦途，当他们进入哈萨克草原后，困难接踵而至，长途跋涉中的艰苦行军与沿途水草、供养的缺少，给土尔扈特人带来了空前未有的苦难，饥寒交迫，疫病流行，人口锐减，牲畜大量死亡。不仅如此，沙俄奥伦堡当局又派出追兵，并唆使哈萨克小帐首领努尔阿里汗联合巴什基尔人不时发动袭击，更给在苦难行军中的土尔扈特人造成巨大损失。然而土尔扈特蒙古不愧为英雄的民族，在其首领渥巴锡的领导下，不仅克服了行军中的种种困难，而且在与敌军作战中，以机智灵活的战略战术和顽强勇猛的作战精神，战胜了敌军的阻击与围攻，“逾坑格尔图喇”[51]，进入中国境界，实现了他们重返祖国的美好愿望。

土尔扈特部进入祖国境内后，沿巴尔喀什湖向南，经斋桑湖进入沙喇伯勒地区，遂与清朝政府地方当局发生接触。清政府伊犁将军伊勒图接见了渥巴锡等首领，渥巴锡等向清政府“呈献伊祖受之前明永乐八年汉篆玉印一颗”[52]，表现了他们重返祖国的爱国精神和投归清朝的坚决态度。

清朝政府对土尔扈特部的归来非常重视。乾隆帝在热河木兰围场的伊绵峪接见了渥巴锡等人，回到避暑山庄后，又赐宴于万树园。当时，正好清政府在承德仿照西藏布达拉宫修建的普陀宗乘庙竣工，就在庙内立了《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块石碑，乾隆亲撰碑文，记载土尔扈特部历尽艰难、返归祖国的过程。清政府对土尔扈特部首领及其部众都作了妥善安置，封渥巴锡为卓里克图汗，其他随来的各部首领也被封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辅国公、台吉等。分土尔扈特为新旧两部，各设札萨克。旧土尔扈特部由渥巴锡统领，下分东西南北四路，共十旗，由伊犁将军统辖；新土尔扈特部由郡王舍稜统领，下分二旗，由定边左副将军节制。对其部众，清政府则采取“口给以食，人授之衣”[53]的措施，发帑银二十万两购买大批牲畜、米、茶、布匹、毡庐等生活用品，加以赈济。

土尔扈特返回祖国的爱国主义行动和清朝政府对土尔扈特部的妥善安置，使沙俄政府恼羞成怒，竟然行文清政府，无理地要求把土尔扈特部交还俄国，甚至蛮横提出，如不交回，“恐兵戈不息，人无宁居”[54]。针对沙俄政府的无理要求，清朝政府作了明确的回答：“土尔扈特渥巴锡等，与尔（指俄国——引者）别一部落，原非属人”，只因为“尔国征调烦苛，不堪其苦”，才返回祖国的。对沙俄的武力恐吓，清政府明确表示，“或以兵戈，或守和好，我天朝惟视尔之自取而已”[55]，表明了绝不屈服于俄国武力威吓的严正态度。

土尔扈特部的这次返归祖国的大迁徙，是从一七七一年一月到同年八月间完成的。前后历时八个多月，长途跋涉，行程万余里，历经多次战斗，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到达伊犁时，人口“仅以半计”[56]，只剩下七万多人。土尔扈特人民为了反抗沙俄压迫、热爱祖国，作出了重大牺牲，在我国民族关系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辉煌篇章，他们的英雄业绩是值得称颂的。

注释

[1]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荡平准部记》。

[2]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十二，《厄鲁特要略》四。

[3]［法］古朗：《十七和十八世纪的中亚细亚——卡尔梅克帝国还是满洲帝国？》，98页，巴黎，里昂，1912。

[4]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十二，《厄鲁特要略》四。

[5]阿睦尔撒纳是和硕特拉藏汗长子丹衷的遗腹子，其母博托洛克为策妄阿拉布坦女，与丹衷结婚，先生班珠尔，后又怀阿睦尔撒纳，及丹衷死后，博托洛克带着身孕改嫁辉特部台吉韦征和硕齐，生阿睦尔撒纳。

[6]［苏］兹拉特金：《有关阿睦尔撒纳的俄国档案资料》，见《蒙古民族的语文与历史》，293页，莫斯科，1958。

[7]昭梿：《啸亭杂录》卷三，《西域用兵始末》。

[8]参见［苏］兹拉特金：《有关阿睦尔撒纳的俄国档案资料》，见《蒙古民族的语文与历史》，295页。

[9]《清高宗实录》卷四八九。

[10]张穆：《蒙古游牧记》卷十三。

[11]《清高宗实录》卷四六五。

[12]转引自《新疆简史》，299页。

[13]昭梿：《啸亭杂录》卷三，《西域用兵始末》。

[14]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荡平准部记》。

[15]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荡平准部记》。

[16]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荡平准部记》。

[17]《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三十。

[18]据《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载：“额琳沁多尔济为喀尔喀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之重孙。乾隆八年，袭札萨克和硕亲王，二十年以罪诛，削爵。”（卷七，表第七，《喀尔喀土谢图汗部》）

[19]《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三十。

[20]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荡平准部记》。

[21]昭梿：《啸亭杂录》卷三，《西域用兵始末》。

[22]《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七。

[23]《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七。

[24]《清高宗实录》卷五五五。

[25]［苏］兹拉特金：《有关阿睦尔撒纳的俄国档案资料》，见《蒙古民族的语文与历史》，310页。

[26]椿园：《西域闻见录》卷六。

[27]《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十四。

[28]《回疆通志》卷十二。

[29]《回疆通志》卷十二。

[30]昭梿：《啸亭杂录》卷六，《平定回部本末》。

[31]赵翼：《皇朝武功纪盛》卷二，《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述略》。

[32]据［法］古朗：《十七和十八世纪的中亚细亚——卡尔梅克帝国还是满洲帝国？》一书记载：“霍集占在叶尔羌严加戒备，有四千骑兵和六千步兵，加上波罗尼都从喀什噶调去的三千骑兵。”（见第九章，117页）

[33]赵翼：《皇朝武功纪盛》卷二，《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述略》。

[34]《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十九。

[35]［苏］帕里莫夫：《留居俄国境内时期的卡尔梅克人史纲》，6页，阿斯特拉罕，1922。

[36]椿园：《西域总志》卷二，《土尔扈特投诚纪略》。

[37]祁韵士：《西陲要略》卷四，《土尔扈特源流》。

[38]参见［苏］潘克拉托娃：《苏联上古中古史》，268页。

[39]［苏］潘克拉托娃：《苏联上古中古史》，262页。

[40]何秋涛：《朔方备乘》卷三十八，《土尔扈特归附始末》。

[41]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十，《厄鲁特要略》二。

[42]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十，《厄鲁特要略》二。

[43]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十三，《厄鲁特要略》五。

[44]参见［俄］诺伏列托夫：《卡尔梅克人》，17页，彼得堡，1884。

[45]［英］德昆赛：《鞑靼人的反叛》，7页，波士顿，1898。

[46]《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181页。

[47]敦杜克夫家族是指一部分东正教化了的土尔扈特贵族。这一家族主要成员是敦杜克奥木巴（汉文史籍中称敦罗卜旺布，一七三五年至一七四一年（清雍正十三年至乾隆六年）土尔扈特部首领），后妻贾恩和他的儿子道迪比和阿沙莱。敦杜克奥木巴死后，家族长期居于彼得堡，接受了东正教的洗礼，改姓为敦杜克夫（见［俄］诺伏列托夫：《卡尔梅克人》，26页）。

[48]［英］贝克曼：《土尔扈特族自俄返华记》，见《东方文化》，第二卷，95页。

[49]何秋涛：《朔方备乘》卷三十八，《土尔扈特归附始末》。

[50]椿园：《西域总志》卷二，《土尔扈特投诚纪略》。

[51]“坑格尔图喇者，鄂（俄）罗斯边界之卡伦也。此南即中国地界。”（见椿园：《西域总志》卷二，《土尔扈特投诚纪略》）按此地在今苏联乌斯季卡缅诺哥尔斯克。

[52]椿园：《西域总志》卷二，《土尔扈特投诚纪略》。

[53]《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

[54]《清高宗实录》卷九一四。

[55]《清高宗实录》卷九一四。

[56]《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

第四节　清政府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及其对西藏政治与宗教制度的改革

一、“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是清朝政府废除西南各少数民族的土司制度，改由中央政府委派流官进行统治的措施。这种措施开始实行于明代，清代雍正年间在西南地区大规模推行。

我国西南部的云南、贵州、广西、四川以及湖南等地区，历来是少数民族集居或与汉族杂居的地区。苗瑶壮白彝等兄弟民族，从很早的古代起，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一广阔的区域里。自元明以来，我国中央王朝的统治阶级，就采取土司制度统治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

土司制度是兼指土司与土官两种统治制度而言。前者包括有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等，这些官爵职称虽受封于中央政府的皇帝，但实际上是割据一方的地方政权；后者包括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等，是按照汉族地区行政建制设立的府、州、县中由少数民族头人所担任的官职。这种土司制度，是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落后、交通梗阻条件下，中央政府在军事征服或政治招抚之后所实行的“羁縻”政策和特殊的统治制度。这种制度在其创建之初，虽有其可行的一面，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中原地区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的进一步加强，不仅阻碍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生产的发展，更不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因此，从明朝开始，便在一些条件成熟的地区，改用流官代替土司，实行和中原地区完全相同的行政制度，这就是“改土归流”。

清朝初年，当时的中央政府，因忙于巩固国家的统一和抗击沙俄入侵，一时无力来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统治，仍沿用过去土司制度。康熙初年，虽于局部地区实行改流，但就整个西南地区来说，仍处于土流混杂、行政体制混乱的局面，有些大土司，辖地数百里，拥兵数千累万，骄恣暴戾，横行不法。土司对于土民“可以任意取其牛马，夺其子女，生杀任情。土民受其鱼肉，敢怒而不敢言”[1]，土司向清朝纳“钱粮不过三百余两，取于下者百倍。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计钱，大派计两。土司娶子妇，土民三载不敢婚。土民被杀，亲族尚出垫刀钱数十两，终身不见天日”[2]。有的地方已经实行改土归流，但土司的势力根深蒂固，十分顽强，“土目盘踞，文武长寓省城，膏腴四百里无人敢垦”。

随着中原和边远地区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以及清朝统治力量的增强，各族人民愈来愈要求挣脱落后、残酷的土司制度的统治，清王朝也不允许在自己的版图内存在着许多个不听号令、不服管束的独立王国。于是，改土归流又提到了日程上。一七二六年（清雍正四年）云贵总督鄂尔泰上疏请求将原属四川的东川、乌蒙、镇雄三大土府，就近划归云南，实行改土归流，接着在云南、四川、贵州、广西、湖广的广大区域中推行改土归流。据不完全统计，雍正一朝，西南地区的土州、土府、长官司、宣慰司、安抚司、招讨司等土司被改流者达六十多个。革除土司后，清政府在各地分别设置府、厅、州、县，委派有一定任期的、非世袭的流官进行统治，实行了和内地同样的政权体制。

“改土归流”的推行经历了一场严重的斗争，引起一些土司的武装叛乱。因为，土司制度维护这些地区原有落后的政治、经济结构，保留少数民族上层头子的世袭地位和特权，使他们得以把持地方政权，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并对土民实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改土归流”意味着他们的世袭地位被取消，特权被限制，因而必然会遭到少数民族上层头子的强烈反对，甚至发动叛乱，以阻挠“改土归流”的贯彻实行。

鄂尔泰针对各地的不同情况和土司们对改流所持的不同态度，采取和平招抚和武力镇压两种手段，而以前者为主，就像他自己所说：“改流之法，计擒为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为上，勒献次之”[3]。从改土归流的整个进程来看，大致上，广西、四川和湖广多采招抚手段，而云南、贵州二省，则曾大规模用兵。

清政府首先将原属于四川省的东川、乌蒙、镇雄划归云南，改土归流。乌蒙土司禄万钟、镇雄土司陇庆侯即发动叛乱，鄂尔泰遣刘起元、哈元生等率兵讨平之。不久镇沅土目刀如珍“戕官焚掠”，广西泗城土知府岑映宸“纵其众出掠”，很快也被平定。云南是土司势力很雄厚的地区，斗争也显得特别激烈。当禄万钟叛乱时，其叔禄鼎坤因先受清政府招降，所以保持了手中的兵力，他不满“改土归流”措施，“觊袭土职，故调遣不听命”[4]，一直在窥测时机，图谋叛乱。移镇乌蒙的清总兵刘起元贪黩暴戾，军律不肃，“私派公费，侵欺粮饷，客民被劫，混将头人栲比”[5]，激起少数民族的愤怒。禄鼎坤利用和煽动群众中的不满情绪，率其族人禄鼎新、禄万福等于一七三〇年（清雍正八年）发动叛乱，杀死刘起元，攻陷乌蒙，“江外凉山、下方、阿驴，江内巧家营、者家海诸寨及东川禄民诸土目皆起而应之……杀塘兵，劫粮运，堵要隘，毁桥梁，所在屯聚为乱”[6]。鄂尔泰调集清兵万余人进行镇压，分兵三路，总兵魏翥国攻东川、哈元生攻威宁，参将韩勋攻镇雄。这场战争十分激烈，清兵大烧大杀，鄂尔泰“亲督军鏖战”[7]，最后，把禄氏土司的叛乱镇压了下去。至于滇南地区，自从平定刀如珍的叛乱后，清兵深入澜沧江的下游，“官兵各持斧锹开路，焚栅湮沟，连破险隘，直抵孟养……深入数千里，无险不搜，惟江外归车里土司，江内地全改流，升普洱为府，移沅江协副将驻之，于思茅、橄榄坝各设官戍兵”[8]。

贵州是苗族聚居的地区，也是清朝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尤其在许多“无君长不相统属”的“生苗”地界，无论是土司或流官都没有建立过有效的统治。一七二六年清政府进攻仲家苗，总兵石礼哈等率兵克贵州西部广顺府的长寨，镇压了当地苗民的反抗，又乘胜招抚了广顺、定番、镇宁、永宁、永丰、安顺等地千余处苗寨，贵州南北西三面的局势逐渐稳定下来。接着，鄂尔泰集中兵力，开始向黔东苗岭山脉和清江、都江流域进兵。这一地区，即贵州著名的“苗疆”地区，据鄂尔泰说：“贵州土司向无钳束群苗之责，苗患甚于土司。苗疆四围几三千余里，千三百余寨，古州踞其中，群寨环其外。左有清江可北达楚，右有都江可南通粤，蟠据梗隔，遂成化外。如欲开江路通黔粤，非勒兵深入遍加剿抚不可”[9]。可见这一地区对巩固清政府在西南的统治与沟通南北的交通，都有重要意义。一七二八年（清雍正六年），鄂尔泰任用熟悉此处地形的张户泗，率兵赴“都匀、黎平、镇远、清平诸地化导群苗，相机剿抚”[10]。张广泗倡议在山区要隘诸葛营设镇驻兵，“扼吭控制”，并用兵讨平了不肯降服的苗寨。于是，贵州东部广大苗区的形势逐渐稳定下来，清政府在各地设官驻兵，并开辟了通向湖南、广东的水陆交通。

但是，派往苗区的官吏和将领欺虐苗民，勒征钱粮，又引起了苗疆的动荡。一七三五年（清雍正十三年），清江、台拱的苗民起来反对清朝官吏的压迫，攻陷凯里、黄平州，苗疆大震，广大苗区掀起了反清斗争的高潮。清廷派刑部尚书张照往贵州平定苗民的斗争，张照反对鄂尔泰“改土归流”政策，“密奏改流非策，致书诸将，首倡弃地之议”[11]。而且，他不谙军机，调遣兵将，混乱纷更，以致大兵云集，旷日无功。乾隆新即位，即罢黜张照，又令张广泗入黔，经营苗疆。张广泗“暂抚熟苗，责令交凶献械，以分生苗之势”[12]，并分兵三路，对各苗寨大烧大杀，苗民退入险要的牛皮大箐，清军合围，严密封锁，步步进逼，攻破牛皮大箐，杀死一万多人，又回过头来可耻地对已归降的熟苗进行剿杀，“复乘兵威，搜剿附逆熟苗，分首恶、次恶、胁从三等，涉秋徂暑，先后扫荡，共毁除千有二百二十四寨，赦免三百八十有八寨，阵斩万有七千六百有奇，俘二万五千有奇”[13]，黔东的苗区淹没在清军大屠杀的血泊之中。

四川凉山是彝族聚居的山区，宁远、越、峨边、雷波、马边等都是彝民劳动、生息之地。凡汉彝交界、入山不深之地，均有土司土目，深山僻壤则彝民散居。清政府在云贵推行改流的同时，也派兵进入凉山，“自小金沙江外沙马、雷波、吞都、黄螂诸土司地，直抵建昌，袤千余里，皆置营汛”[14]，并将一些土司土目革除，派设了流官。

至于湖南西部的苗民聚居地及广西的土司地区，因在此之前，已经历了一段“流土共管”的时期，土司的势力已有很大削弱。雍正年间，改土归流的声势很大，清廷临之以兵威，讨伐了云南的乌蒙、镇雄土司和贵州的“苗疆”，其他的大多数土司也只好接受改流的措施。大体上，从雍正四年至九年，清政府已在云贵川湘桂的广大地区，基本实现了“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措施必然伴随民族压迫的因素，清兵在平定土司叛乱的战争中进行烧杀抢劫，给少数民族带来了灾难。但是，从历史的长远观点来看，“改土归流”是有积极作用的，它打击和限制了土司的割据势力和特权，加强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并且发展了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二、平定大小金川

大小金川，是大渡河上游的两个支流，地处四川西北部，因沿河诸山有金矿而得名。金川地区为藏族集居之处，其地“万山丛矗，中绕洶溪，皮船笮桥，曲折一线”[15]，形势险峻，交通梗阻，居民皆住石碉中。明代属杂谷安抚司，其地与绰斯甲布等九土司地壤相接。一六五〇年（清顺治七年）清廷授小金川的头人卜尔吉细为土司，一六六六年（清康熙五年），又授嘉勒塔尔巴“演化禅师”印。一七二三年（清雍正元年），清政府以嘉勒塔尔巴之孙莎罗奔随岳钟琪进藏平乱有功，授为安抚司，是为大金川，而旧土司泽旺仍居小金川。

莎罗奔被授予安抚司后，势力日益强盛，谋并小金川。他先以女儿阿扣嫁给小金川土司泽旺为妻，泽旺性懦弱，受制于其妻。一七四六年（清乾隆十一年），莎罗奔劫持泽旺及其印信，四川总督下令申斥后，“始还泽旺于故地”。一七四七年（清乾隆十二年），莎罗奔发动叛乱，出兵攻掠革布什扎及明正两土司，四川巡抚纪山派军弹压，反为所败。清政府得报后，命“征苗有功”的云贵总督张广泗统兵进剿。

张广泗调集三万大军，分两路进攻金川地区。“一由川西入攻河东，一由川南入攻河西。”[16]期以一举告捷。但因山高路险，碉卡并立，叛军恃险抵抗，致使清军“阻险不前”，“诸将多失事”。清廷又派大学士讷亲前往督师，并起用已被革职的岳钟琪以提督衔随行。讷亲位高气盛，一至前线，“限三日克刮耳崖，将士有谏者，动以军法从事，三军震惧，极力攻击，多有损伤。讷自是慑服，不敢自出一令，每临战时，避于帐房中，遥为指示，人争笑之，故军威日损。有三千军攻碉，遇贼数十人哄然下击，其军即鸟兽散”[17]。讷亲打了败仗，只好依靠张广泗，张“轻讷不知兵而事权出己上，阳奉而阴忮之，诸将无所禀承，率观望不前”[18]。张广泗又用良尔吉为向导，不料良尔吉是莎罗奔派遣的间谍，与莎罗奔暗通消息，清军动静，莎罗奔早就知道，“故兵老气竭，株守半载，无尺寸功”[19]。乾隆十分震怒，杀张广泗和讷亲，派大学士傅恒为经略。傅恒调集精兵三万五千人，采用岳钟琪的进军方略，分兵两路进攻。这时，清政府在金川用兵两年，劳师糜饷，杀大臣讷亲、张广泗，革大将哈元生、董芳，狮子搏兔，用尽全力，却未能收功。乾隆帝不想把战争继续下去了，命傅恒撤兵，谕旨中说：“金川用兵，本欲禁遏凶暴，绥辑穷番，并非利其人民土地……朕思蕞尔穷番，何足当我王师？经略大学士傅恒乃中朝第一宣力大臣，顾因荒徼小丑，久稽于外，即使擒渠扫穴，亦不足以偿其劳！”[20]傅恒以金川旦夕可平，请仍进兵，乾隆不许，赐诗三章，中有“壮志何须学贰师”，“速归黄阁赞元功”之句。当时，岳钟琪已率军攻扑莎罗奔的老巢勒乌围，莎罗奔恐惧。他从前曾隶岳钟琪部下，随岳入西藏，这时就向岳求降，岳钟琪抓紧时机，亲率十三骑驰入敌军营中，与莎罗奔议事，示以诚信，莎罗奔等“稽颡膜拜，衷甲持弓矢迎”[21]，“请奉约束，顶经立誓[22]”。清政府得以兵不血刃，平定了金川，莎罗奔被赦免，仍为土司。

此后，大小金川仍属土司管理，土司之间，相互争斗，时起战乱，问题并未彻底解决。十多年后，又发生了更大规模的叛乱。

乾隆中期，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已老，由其侄郎卡主持土司事务。郎卡不断侵掠邻近土司，一七五八年（清乾隆二十三年）攻掠小金川及革布什扎土司，四川总督开泰下令劝阻，但郎卡仍“侵邻境不已”[23]。一七六六年（清乾隆三十一年），清政府命四川总督阿尔泰征调与大金川土司邻近的“九土司”[24]之兵进行会剿。阿尔泰希图息事宁人，从中调解，且许郎卡与绰斯甲布土司“结姻”，郎卡又以其女嫁给小金川泽旺之子僧格桑为妻。这样便使“有夙怨，不甚联络”的大小金川，反而因“姻党联结”，互相联合起来，其“附近十八家土司推两金川为雄长”[25]。一七七一年（清乾隆三十六年），莎罗奔之孙索诺木诱杀革布什扎土司，小金川僧格桑亦再攻鄂克什及明正土司，并公然与清政府所派援军作战。阿尔泰率军进剿，按兵打箭炉半载不进。乾隆将阿尔泰赐死，命大学士温福由云南赴四川督师，以尚书桂林代阿尔泰为四川总督，再度率兵进讨。开始时，进兵颇顺利。清军连夺关隘，逼近了小金川土司的驻地美诺，僧格桑逃往大金川，与索诺木合。清廷复命温福为定边将军，阿桂、丰伸额为副将军，攻大金川。索诺木“全力抗守，增垒设险，严密十倍于小金川”[26]，清兵分六路进攻。但统帅温福“为人刚愎，不广谘方略”[27]，又重蹈张广泗的覆辙，采取以碉逼碉的办法，建筑碉卡以千计，二万士兵都分散于碉卡，战兵反不足。一七七三年（清乾隆三十八年）夏，温福屯兵于大金川之东木果木，“惟日与董提督天弼辈置酒高宴”[28]。索诺木出兵切断粮运，扑攻木果木大营与各碉卡，温福战死，“师遂大溃，我兵自相践踏，终夜有声。渡铁锁桥，人相拥挤，锁崩桥断，落水死者以千计”[29]。

清廷自然不甘心于失败，重新部署了军事力量，命阿桂为定西将军，丰伸额、明亮为副将军，征调健锐营、火器营和索伦兵参加战斗，大大增强了进攻力量。清军先克小金川，以后向更加险峻的大金川进军，索诺木倚险设碉坚守，逐碉争夺，战斗极为艰苦，逐渐逼近勒乌围。索诺木鸩死僧格桑，向清军献尸求降，阿桂不允，继续进攻。叛军守勒乌围之外围屏障逊克宗垒，清军攻击半年方能攻，而勒乌围，“其官寨碉坚墙厚，西临大河，迤南有转经楼，与官寨相犄角，木栅石卡，长里许，其东负山麓，有崖八层，层各立碉，各路败回之敌，咸聚守之”[30]。清兵先破栅卡，断其犄角，又毁桥绝其逃逸之路，用大炮轰击其寨。一七七五年（清乾隆四十年）中秋夜，清军攻破勒乌围，时索诺木已逃往刮耳崖（噶尔崖）。一七七六年（清乾隆四十一年）初，清军包围刮耳崖，索诺木走投无路，与其祖父莎罗奔及家族部众两千人出降。大小金川平，清廷于此处设置懋功厅。

三、驻藏大臣的设立与西藏行政体制的改革

清政府于康熙末年改组西藏地方政府（噶厦）后不久，到雍正时，执政的西藏贵族内部又爆发争夺权利的斗争。以阿尔布巴为首的一小撮贵族，企图夺取拥护清朝中央政府的康济鼐的权力，因而与康济鼐、颇罗鼐的斗争日趋激化。清政府得知情况后，于一七二七年（清雍正五年），正式任命内阁学士僧格和副都统马喇为驻藏大臣，“差往达赖喇嘛处”，直接监督西藏地方政府，调解西藏贵族之间的内部纠纷。但在驻藏大臣未抵西藏之前，阿尔布巴勾结隆布鼐、札尔鼐等人已经发动叛乱，杀害了康济鼐，并起兵进攻管理后藏政务的颇罗鼐。颇罗鼐奋起反击，击败了阿尔布巴叛军，阿尔布巴等皆为颇罗鼐擒获。清廷此时已派了左都御史查郎阿率兵万五千余赴藏平乱，而驻藏大臣也赶到了拉萨。清政府下令处决了阿尔布巴等叛乱头目，奖赏颇罗鼐，升颇罗鼐为郡王，接替原康济鼐的职务。

驻藏大臣的设立，加强了清政府对西藏的管辖，同时，由于颇罗鼐管理藏务，“克尽忠诚，实心效力”[31]，积极维护国家的统一，使西藏地区保持了二十余年的稳定。

一七四七年（清乾隆十二年），颇罗鼐病故，其次子珠尔墨特那木扎勒承袭其父的郡王爵位，但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一反其父之所为，企图独揽大权，与达赖喇嘛发生冲突，又反对清政府中央的管辖，攻击驻藏大臣纪山，企图实行分裂割据。纪山向清廷建议，把驻在后藏阿里地区的珠尔墨特的长兄策布登调来拉萨，与珠尔墨特共管藏政，以分其权。珠尔墨特先发制人，派人到阿里地区杀死长兄，进攻其兄统辖的军队。他又“广布私人，凡驻藏大臣一举动，辄侦逻之。禁邮递不与通，潜结准噶尔为外援。藏中有异己者，将尽逐之，势且延及达赖喇嘛为雄长一方之计”[32]。这时，清廷又擒获了珠尔墨特派往准噶尔的使者，“得其逆书并馈献诸物”，清廷忍无可忍，乃密令新任驻藏大臣傅清：“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乖戾诡谲，留之终必生事。或乘伊与兄构兵，令四川总督策楞等带兵助战为名，相机擒戮；或俟明年章嘉呼图克图赴藏熬茶，遣川督带兵护送至彼，俟间歼除。二者孰为便利？傅清至藏可察看情形，熟筹具奏。”傅清带着乾隆帝密谕，必诛珠尔墨特，与另一驻藏大臣拉布敦先后赶到拉萨。

这时，西藏的形势已十分危急，叛乱迫在眉睫，傅清与拉布敦商议，与其束手待毙，坐视叛乱蔓延，不如诱杀珠尔墨特，冒险一击。一七五〇年（清乾隆十五年）十一月，二大臣以有圣旨召珠尔墨特至驻藏大臣衙门议事为名，引至楼上，将他杀死。珠尔墨特党羽极多，围困衙门，“枪炮齐发，环攻之，墙高而固，不能入。贼乃积薪楼下，烈焰四起，楼焚，贼遂攀援而登”[33]。傅清自杀，拉布敦跳楼与叛众格斗，被杀。

清政府得知叛乱消息，派四川总督策楞与提督岳钟琪率兵入藏平乱。还没有等到清兵入藏，七世达赖喇嘛和西藏僧俗人员击败了叛众，安抚藏地。清军入藏后，逮治了叛乱的首要分子，并奖励了达赖喇嘛和其他有功人员。为了纪念傅清与拉布敦，于北京和拉萨建立“双忠祠”，以表彰两位驻藏大臣维护国家统一的功绩。由于珠尔墨特那木扎勒生前“肆虐逞威”，致使“番众人人怨恨”，因此，傅清与拉布敦为民除害而殉职的事迹，深受藏族人民的尊敬，据后来福康安说，事过四十余年后，他仍看到“双忠祠”前，藏民“岁时奔走，香火不绝”的情景。

清政府从这次事件中认识到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之所以“敢怀逆志”，发动叛乱，就在于西藏封建农奴主势力强大，他们“地广兵强，事权专一”[34]，不服从中央的号令。为了防止藏族贵族权势过重，清政府本着“多立头目，以分其势”的原则，于一七五〇年至一七五一年（清乾隆十六年）间，对西藏的行政体制进行了一次改革。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废除了西藏郡王的封授，规定西藏地方政府——噶厦由四名噶隆组成，“噶隆事务，不可一人专办”。清政府根据四川总督策楞于一七五一年所奏《西藏善后章程》，又作了一些具体规定，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规定西藏地方政府的噶隆人数，按照旧例，仍为四人，但“应选放深晓黄教一人”，赏给其“札萨克大喇嘛名色”，以便与其他三人“公共办理”[35]藏务。

（二）噶隆办理政务，应在噶厦公所衙门，不得“于私宅办事”；裁革过去噶隆“私行添放之官”，噶隆在处理事务方面，“凡地方些小事务”，应由“众噶隆秉公会商，妥协办理”，但上奏朝廷的重大政务，须“请示达赖喇嘛并驻藏大臣酌定办理”[36]。

（三）对补放第巴头目等，噶隆不得私放，必须“公同禀报达赖喇嘛并驻藏大臣酌定”；而对官员革除治罪，亦“务须秉公查明，分别定拟，请示达赖喇嘛并驻藏大臣指示遵行”[37]。

（四）各寺院之堪布喇嘛，“或遇缺出”，均“由达赖喇嘛酌行”选派，各噶隆“不得仍按陋规，专擅办理”[38]，私自选派。

这次改革，还涉及其他一些行政事项，均载于策楞所奏的《西藏善后章程》里。

清政府在实行上述行政体制改革的同时，决定在西藏长期驻军一千五百名，“令提督大员弹压，三年一换”，此后，成为定制。

一七五七年（清乾隆二十二年），七世达赖噶桑嘉措病死，政教事务一时无人主持，而新立的八世达赖因年纪太小不能执政，清政府遂命第穆诺门呼图克图暂代达赖职权，明确指示当时的驻藏大臣伍弥泰和萨喇善二人，“务宜留心，遇有一切事务，但照达赖在时之例，与第穆呼图克图商办，毋令噶隆等擅权滋事”[39]。这一摄政制度的建立，也是为了防止噶隆的专权，可以说是上述改革的补充。

清政府的这次对西藏行政体制的改革，虽然还不够完善，但限制并削弱了噶隆的权限，提高了驻藏大臣的权力，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辖。

珠尔墨特叛乱被平息之后，西藏政局稳定了近四十年，直到十八世纪末廓尔喀的入侵，又引起西藏局势的动荡。

四、清军击退廓尔喀入侵与《钦定西藏章程》的订立

十八世纪中叶，廓尔喀族统治了尼泊尔，建立起新王朝，不断向外扩张势力。一七八八年（清乾隆五十三年），以西藏当局征收贸易税太重为口实，廓尔喀派兵进犯我国西藏的聂拉木、宗噶、济咙等地，从而破坏了西藏人民与尼泊尔人民长期的友好关系。清政府派巴忠等率兵入藏援助，不想巴忠以迁就敷衍了事，令西藏地方当局与廓尔喀议和，“廓尔喀以聂拉木、宗噶、济咙三处地方，系他自己抢得，不肯退回，经噶布伦等许以每年西番银元宝三百个，作为地租，合内地九千三百两，令其退还地方”[40]。这样，巴忠用“地租”买回了被占的领土，却谎报廓尔喀已归顺退兵，蒙骗清廷。一七九一年（清乾隆五十六年），廓尔喀又兴兵索取“地租”。先时，六世班禅于乾隆四十五年到热河觐见，清廷隆重接待，特仿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型制，在承德建筑“须弥福寿之庙”作为班禅的行宫，六世班禅不久即患天花死于北京西黄寺。乾隆皇帝赏赐和在京各王公及内外蒙古供养的“金银不下几十万金，此外宝冠、念珠、晶玉之钵、镂金之袈裟、旃檀、华旛、磁器、采帛、珍珠，不可胜计”[41]。这笔巨大财富都被班禅的兄弟仲巴呼图克图所侵占，而班禅的另一兄弟沙玛尔巴是红教的活佛，受黄教的排斥，未能染指这笔财产。沙玛尔巴极为不满，逃往尼泊尔，唆使和带领廓尔喀侵略军进犯西藏，深入到日喀则，占领扎什伦布寺，将六世班禅遗留的金银财物、法器珍宝抢劫一空，并到处烧杀掠夺，使西藏僧俗人民遭到巨大灾难。但驻藏大臣保泰，一闻廓尔喀进侵，“即心慌胆落，懦怯已极”，竟想把达赖与班禅“移至泰宁”，更加造成人心不稳，清政府闻讯，即派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奎林为参赞，调兵入藏，迎击入侵的敌军。清军所到之处，沿途受到藏族人民的欢迎与支持，达赖喇嘛亲自“带领僧俗人等，办理火药乌拉等事”[42]，积极支持清军的反侵略战争。清军很快把廓尔喀人逐出西藏，并越过喜马拉雅山，到达距加德满都仅二十英里的纳瓦科特，廓尔喀统治者向清政府表示：退回在扎什伦布寺所劫掠的财物，承允今后永不侵犯西藏。福康安接受停战条件，撤兵返回西藏。

这次廓尔喀入侵事件，虽然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但也暴露出如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西藏地方政府的极端腐朽性，内部纷争不息而又没有能力防止外来的侵略；二是地方政治体制仍不够健全，如关于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以及噶厦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职权范围，并不十分明确，其他各项政治、军事、财政、宗教、外事制度等也存在不少弊端。总之，清政府还没有在西藏地区形成一个强而有力的政治统治中心。针对这种情况，清政府决心大力整顿和改革西藏的政治与宗教制度。

一七九二年（清乾隆五十七年），清廷命福康安会同八世达赖、七世班禅等共同筹议西藏善后章程。从当年十月起，经前后会商共提出一百零二项条款，第二年（一七九三年，清乾隆五十八年），经清政府修订为二十九条，正式颁布执行，这就是著名的《钦定西藏章程》（以下简称《章程》）。这个《章程》，不仅吸收了以前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而且还大大地加以充实和改革，成为中央政府为西藏地方政权所制定的最高法律。

《章程》的主要内容可归纳如下几个方面：

（一）在《章程》中占重要地位的，是重新规定了驻藏大臣和达赖、班禅的职权和地位。《章程》的第一条即规定：“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应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自噶伦以下所有西藏政教官员，均为驻藏大臣之属员，“事无大小，均禀驻藏大臣办理”。这个规定，大大地提高了驻藏大臣的权力，实际上是把西藏地方政府置于驻藏大臣监督管理之下，这对防止西藏农奴主贵族独揽藏政、实行分裂割据有着重大意义。

（二）《章程》还规定，驻藏大臣有拣选西藏地方官吏之权力，即前后藏的噶伦、戴琫[43]、商卓巴特[44]以下大小官员，凡有缺出，“统归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拣选，分别奏补拣放”。又鉴于过去地方政府官吏“迁转补放，毫无等级”，职官制度紊乱，《章程》中还规定了官员的品级，如规定噶伦为三品，戴琫、商卓巴特为四品等。地方官员的升黜赏罚，亦由驻藏大臣主持。

（三）《章程》规定，达赖、班禅和各地黄教呼图克图的转世[45]，必须在驻藏大臣监视下，采取金瓶抽签来决定，即所谓“金瓶掣签”（金奔巴）制度。过去每当前一辈达赖、班禅和其他活佛圆寂后，在指定新的“呼毕勒罕”即“转世灵童”时，“俱凭吹忠（巫师）作法指定”[46]。这种制度行之既久，往往被一些封建农奴主贵族所利用，他们以收买、拉拢吹忠的手段，指定其后代子孙为“呼毕勒罕”，从而夺取政教大权，操纵整个政局，致使“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勒罕，及喀尔喀四部落供奉之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皆以兄弟叔侄姻娅相传袭”，形成“几与封爵世袭无异”[47]的局面。这种制度既不利于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政教的管理，也易于使西藏封建农奴主割据势力膨胀扩展。因此，清政府于《章程》中明确规定：每当达赖、班禅死后，将各地呈报之“呼毕勒罕”姓名、出生日期等，交由驻藏大臣以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牙签之上，放入清政府颁发的金瓶之中。在驻藏大臣亲自监视之下，于大昭寺宗喀巴佛像前抽掣，抽中者，即确定为新的“呼毕勒罕”。而这个新的“呼毕勒罕”长大后，亦须在驻藏大臣主持下，举行“坐床”典礼。

金奔巴瓶

（四）根据巩固国防的需要，《章程》中规定建立西藏的地方常备军。清政府鉴于廓尔喀两次入侵，“藏内番兵乘间即逃，遇敌即退”的情况，决定对藏兵“给钱粮口粮，加以训练”[48]。于前后藏“各设番兵一千名”，并于“冲途要隘之定同、江孜地方安设番兵各五百名”，总共于西藏地区设军队三千名。同时还规定了军队的编制、粮饷和赏罚等一系列制度。

（五）在西藏对外交涉方面，《章程》中规定：“俱由驻藏大臣主持。”如廓尔喀、布鲁巴克、哲孟雄等毗邻国家写给达赖、班禅的书信，必须“报明驻藏大臣译出查验，并代为酌定回书”，至于噶伦以下官员，不得对外“私行发信”。在外事方面，“来藏布施瞻礼”的外国商旅，必须由“边界营官查明人数，禀明驻藏大臣验放进口，事毕后查点人数，发给照票，再行遣回”。

（六）在财政制度方面，《章程》也作了明确规定。西藏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统归驻藏大臣稽查总核”，并设立机构，铸造银币，统一货币的成色与折算比价。

从上述《章程》的主要内容来看，清政府对西藏地方政府政治与宗教制度等方面作了重大的改革，通过这些改革，加强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管辖，密切了中原与西藏人民之间的关系，在巩固国防与安定社会秩序方面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注释

[1]《清世宗实录》卷二十，雍正二年五月。

[2]《清史稿》，《列传》七十五，《鄂尔泰》。

[3]《清史稿》，《列传》七十五，《鄂尔泰》。

[4]魏源：《圣武记》卷七，《雍正西南夷改流记》。

[5]《东华录》雍正朝卷十七，雍正八年十月。

[6]《清史稿》，《列传》七十五，《鄂尔泰》。

[7]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十三，《鄂尔泰》。

[8]《清史稿》，《列传》三〇一，《土司》三。

[9]《清史稿》，《列传》七十五，《鄂尔泰》。

[10]《清史稿》，《列传》八十四，《张广泗》。

[11]《清史稿》，《列传》三百二，《土司》四。

[12]《清史稿》，《列传》三百二，《土司》四。

[13]《清史稿》，《列传》三百二，《土司》四。

[14]魏源：《圣武记》卷七，《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上。

[15]同上书，《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记》。

[16]魏源：《圣武记》卷七，《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记》。

[17]昭梿：《啸亭杂录》卷一，《杀讷亲》。

[18]昭梿：《啸亭杂录》卷四，《金川之战》。

[19]昭梿：《啸亭杂录》卷四，《金川之战》。

[20]转引自萧一山：《清代通史》中，第一篇，72页。

[21]昭梿：《啸亭杂录》卷四，《金川之战》。

[22]《清史稿》，《列传》八十三，《岳钟琪》。

[23]魏源：《圣武记》卷七，《乾隆再定金川土司记》。

[24]据赵翼：《皇朝武功纪盛》卷四载：“九土司”为绰斯甲布、革布什扎、巴旺、布拉克底、丹坎、鄂克什、工噶、梭磨、卓可采。

[25]李心衡：《金川琐记》，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八帙，第一册。

[26]《清史稿》，《列传》三〇〇，《土司》二。

[27]《清史稿》，《列传》三〇〇，《土司》二。

[28]昭梿：《啸亭杂录》卷七，《木果木之败》。

[29]昭梿：《啸亭杂录》卷七，《木果木之败》。

[30]转引自萧一山：《清代通史》中，第一篇，102页。

[31]《清高宗实录》卷二八六，乾隆十二年三月。

[32]福康安：《双忠祠碑记》。

[33]福康安：《双忠祠碑记》。

[34]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十八，《西藏部要略》二。

[35]张其勤辑：《藏事辑要》卷六。

[36]张其勤辑：《藏事辑要》卷六。

[37]张其勤辑：《藏事辑要》卷六。

[38]张其勤辑：《藏事辑要》卷六。

[39]《清高宗实录》卷五三五。

[40]《东华录》乾隆朝卷一一六。

[41]《西藏通览》，第二编。

[42]《总理藏务和琳奏谒见达赖、班禅折》乾隆五十七年闰四月十五日，转引自《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115页。

[43]戴琫，亦作代本，为统率五百人的军官。

[44]商卓巴特，为掌管大活佛仓库之僧官。

[45]按黄教内部有所谓“呼毕勒罕”制度，即是说达赖、班禅和其他呼图克图皆为佛的化身。而佛是长生不灭的，死去的只是躯体，其灵魂可以“转世化生”。而黄教又规定达赖、班禅不准结婚，无法世袭，为保持“法统”不断，便实行“转世化生”的特殊方法，即每当达赖、班禅和其他呼图克图（活佛）圆寂（死）后，在一年内将于某地“转生”，这个“转生”的“灵童”，即称之“呼毕勒罕”（藏语，意为化身）。

[46]《卫藏通志》卷五。

[47]乾隆：《御制喇嘛说》，见《卫藏通志》卷首。

[48]《钦定廓尔喀纪略》卷四十七。

第五节　清政府的民族统治政策和边疆地区的开发

一、清政府的民族统治政策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许多少数民族。我国一半以上的国土，特别是辽阔的边疆地区，大多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对少数民族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是一个涉及国家能否稳定统一，社会能否发展前进的极为重要的问题。我国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根据本阶级的利益和当时的力量对比，制定相应的民族政策，必然具有强烈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性质，清政府的民族政策也不例外。但是，清政权本身是由少数民族——满族的上层贵族所建立，它和另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蒙古族结成了密切而持久的联盟，另外又吸取了前朝民族统治的经验，制定了比较完整而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逐步加强了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管辖。当然，在清朝统治下，也曾对少数民族进行残酷的战争和血腥的屠杀，也存在着民族的压迫和歧视，但比之从前朝代那样，战祸连年，边患不息，各个割据政权长期对峙，甚至中央政权被倾覆，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局面要好得多。总的说，清代的民族统治政策是比较成功的，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民族之间的团结，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为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辽阔版图奠定了基础。周恩来同志曾经高度评价清朝在形成我国多民族统一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清代以前，不管是明、宋、唐、汉各朝代，都没有清朝那样统一。”[1]

清朝民族统治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也就是保持各少数民族的社会习俗和宗教信仰，笼络和利用其上层分子，根据各民族的不同情况进行统治和管理。清代民族工作的重点是蒙古族，包括内外蒙古和厄鲁特蒙古，他们人口众多，部系繁杂，力量强大，住地辽阔，活动在东起大兴安岭、呼伦贝尔，经大漠南北、天山两侧，还控制着回部、青海和西藏。他们居住和控制的地区占半个中国。对蒙古的征战与和平，构成有清一代民族问题的中心内容，也是清代前期、中期政局变化的关键。清政府对民族问题极为重视，在中央特设理藩院（原名蒙古衙门）以管理蒙古和其他少数民族事务，其地位与六部平行。

清政府的民族统治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设置不同的行政机构，加强中央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辖。例如，沙俄垂涎并且发生过战争的东北和西北地区，驻兵永戍，着重边防，实行军府制，设立将军，兼管军政和民政。东北的奉天将军驻盛京，吉林将军驻吉林乌喇，黑龙江将军驻齐齐哈尔。又在各地建城，设官驻兵，如呼伦贝尔、布特哈衙门设总管，瑷珲、墨尔根、伯都讷、宁古塔、三姓设副都统，驻兵则大部分从当地索伦、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人中，选拔丁壮，令其编旗披甲，保卫家国。还有边远地区未编旗的少数民族，则采用原有的地域组织和氏族组织，设乡长（喀喇达）和姓长（噶珊达）。十八世纪初，到过黑龙江下游和库页岛的日本人间宫林藏说：“林藏所到东鞑地方（按：指黑龙江下游），有费雅喀、山旦、赫哲、基门阿以诺等夷人，大抵各部落均设喀喇达、噶珊达指挥当地夷人”[2]。喀喇达、噶珊达大多是世袭，接受三姓副都统的指挥，负责督促所属按时纳贡，供应官差，维持治安，执行清政府的法令等。

在西北地区，设伊犁将军，总统天山南北的军务与民政，各地亦派兵驻守，并设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此类职官，虽有统兵之责，但不像东北各地区的副都统纯属军事体制。特别在天山南路维吾尔族的聚居地，利用原有的伯克制，各城设阿奇木伯克等官员，品级自三品至七品不等，由清廷派授，管理民政。至于乌鲁木齐、巴里坤等地，因迁来的汉民较多，实行与内地相同的府州县制，乌鲁木齐改为迪化州，巴里坤改为镇西府。

自从平定准噶尔以后，清廷在内外蒙古基本上不驻兵，只在外蒙的边陲地区因防御沙俄的需要，设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整个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在原来鄂拓克（领地）的基础上设置“旗”，每旗由札萨克管理，札萨克由本旗的上层担任，但与原来领主不同，而是国家的行政官员，履行清政府委派的职责，而无独立处理政务的权力。“旗”以上是“盟”，设盟长，由理藩院委本盟的王公贵族充当。为防止盟长专权，盟长不得直接向所属各旗发号施令，但可以监督其军政事务，盟有固定的会盟日期和地点。盟旗制的建立标志着清朝中央对蒙古族地区统治的加强。全国的蒙古族共有十九盟二〇三旗，内蒙古六盟四十九旗，外蒙古四盟八十六旗，青海及准噶尔九盟六十一旗。但同属蒙古地区，清政府根据不同情况而有所变通，有的地区不设旗札萨克而设总管，这些地区大多是曾经抗拒清朝，因而被剥夺了“自治”权力，如察哈尔、归化城土默特、准噶尔和呼伦贝尔的某些地方。

至于西藏的地方行政已在前节内叙述，主要也是通过西藏的上层，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体制，树立起达赖喇嘛的权威，废除了藏王，抑制西藏贵族农奴主的势力，又逐步完善了达赖和驻藏大臣协同管理下的西藏噶厦（地方政府）体制。

2.笼络和利用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进行统治。清政府对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极力拉拢，一般均保留和承认他们统治其本民族的权利，并且减免其赋税差徭，给以优厚的俸禄，崇高的爵位，爵位可以世袭，保证他们的利益和特权世代相传。特别是对蒙古贵族，清廷授予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的爵级，这些都只有满族亲贵才能获得（汉族人只有在清初很少人得授王爵，如吴三桂等），蒙古贵族中功劳特大的还食双亲王俸，待遇甚为优渥。清皇室还和蒙古族通婚联姻，皇帝常常娶蒙古贵族的女儿为后妃，满族王公娶蒙古族女子作福晋，而公主、格格又下嫁给蒙古族子弟，通过婚姻关系加强了政治上的联系。清廷常常强调“满蒙一体”，正是依靠了许多蒙古族上层分子的效忠，清政权才能够巩固，才能够有效地统治广阔的领土，维护国家的统一。

为了联络各族的上层分子，增强其政治向心力，清廷规定了“年班”和“围班”制度。凡少数民族的上层，已出痘症、不怕染病者，定期轮番到北京觐见皇帝，叫做“年班”。凡未出过痘症，到北京因气候与水土关系，易染天花，因此不宜进京，则轮番到木兰围场，随同皇帝行围打猎，在避暑山庄觐见皇帝，叫做“围班”。进京觐见或随同围猎的人都由清政府提供食宿，隆重赐宴，赏给金银绸缎。所以，木兰行围除了训练士兵的骑射武艺之外，在联络少数民族方面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乾隆帝说：“自秦人北筑长城，畏其南下，防之愈严，则隔绝愈甚，不知来之乃所以安之。我朝家法，中外一体，世为臣仆，皇祖辟此避暑山庄，每岁巡幸，俾蒙古未出痘生身者，皆得觐见、宴赏、锡赉，恩亦深而情亦联，实良法美意，超越千古云。”[3]

3.利用和提倡喇嘛教，作为思想统治的工具。清政府本着“修其教不易其俗”的原则，在蒙古族、藏族中大力提倡喇嘛教，就像乾隆所说，“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4]。因此，清廷在各地大兴土木，修建喇嘛庙，如北京的西黄寺、雍和宫，承德的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安远庙、普宁寺、普乐寺等，多伦的汇宗寺、善因寺，外蒙古的庆宁寺，里塘的惠远寺，五台山的咸通寺。这些寺庙建筑均耗资巨万，美轮美奂，并拥有大批喇嘛和牧奴、牲畜、财产，活佛和上层喇嘛有清朝授予的封号、特权，能够支配下层喇嘛和牧民的生活和思想。凡是出家当喇嘛，可以免除赋税差役，所以喇嘛的人数越来越多，寺庙的权威越来越大，形成了庞大的僧侣集团势力。全国的喇嘛教有四大首领，即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和章嘉活佛，分别主持前藏、后藏、漠北与漠南的宗教事务。清朝所以尊崇喇嘛教是为了适应并利用少数民族原有的宗教信仰，以之作为统治的工具。有人评论说：清廷对喇嘛教，“凡祈祷雨雪，救护日月食，皆令演法唪经，而长年承应内廷者至数十百人之众。出则横行街市，莫与谁何，糜帑惑民，于义无取。盖本朝龙兴之初，喇嘛效顺最早，而其术盛行东土，又夙为蒙古诸部落所崇信，故优礼彼教，正以羁縻外藩”[5]。清廷利用喇嘛教，顺应了少数民族的信仰，密切了中央和各地少数民族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安定和统一的局面。但是，利用宗教终究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后果，对人民群众的思想起了麻醉腐蚀的作用，而且少数民族中的僧侣势力恶性膨胀，不事生产和生育的喇嘛，人数大增，严重地阻碍着蒙古族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4.建卡伦以固边防。为了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的安定，防御外来的侵略，清政府在东北、外蒙古和西北边境，设置一系列军事哨所，名为“卡伦”。有的是“常驻卡伦”，常年固定，有士兵永驻；有的是“移设卡伦”、“添撤卡伦”，并不经常固定，随着不同的季节或设、或撤、或移。东北地区的许多卡伦设在黑龙江两岸和额尔古纳河东侧，如呼玛卡伦就是一个“添撤卡伦”，该卡伦设在呼玛河与黑龙江会流处的一个岛上，“岛屿上展延着一片草地，草地上有三架圆锥形窝棚和一栋茅舍，全都覆盖着苇秸。窝棚和茅舍里住着满洲官员和一支不大的部队，这支部队驻守呼玛卡伦，封河以前一直在这里驻扎，一俟河面结冰，这支部队就开赴瑷珲过冬”[6]。在呼玛卡伦下游的乌鲁苏木丹卡伦，则是“常驻卡伦”，设于康熙年间，“驻防官一员，领兵十七名”，位于瑷珲西北三百里的黑龙江北岸。至十九世纪中叶，沙俄入侵黑龙江流域时，该卡伦被拆毁，驻防官兵被驱逐。据俄国人的记载，“这个卫戍部队的驻地，也是各边防卡伦的集结地。各该卡伦通常于五月中旬在此地集结，然后由此溯航阿穆尔河（即黑龙江），前往格尔必齐河”[7]。又如在黑龙江北岸牛满河（今苏联境内布列亚河）流域，就设有布特哈检貂卡伦，是为了稽查捕貂的猎户而设，“每年三月派兵往驻，河冻撤回”[8]。额尔古纳河东岸的呼伦贝尔一带，雍正五年（一七二七）设卡伦十二处，每卡伦设官一员、兵三十名，其任务是巡阅边界，“遇有越境俄罗斯及偷盗牲畜者，归总管呈报办理”[9]。东北地区还规定巡边制度，每年六月，从齐齐哈尔、墨尔根、瑷珲三城，派出官兵，巡察中俄边界河流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布特哈衙门每年派官兵至精奇里江、牛满河、西林穆丹河上游巡察，每三年则至外兴安岭巡察。巡边官兵，“各书衔名月日于木牌，瘗山上。明年察边者取归以呈将军、副都统，又各瘗木牌以备后来考验，此为定例”[10]。一七六五年（清乾隆三十年）黑龙江将军爱僧阿曾重申巡边的规定，“（布特哈总管）每年派章京、骁骑校、兵丁，六月由水路与捕貂人同至托克、英肯两河口及鄂勒希、西里木第两河间遍查，汇报总管，转报将军。三年派副总管、佐领、骁骑校，于冰解后由水路至河源兴堪山（按即外兴安岭）巡查一次，回时呈报。其黑龙江官兵每年巡查格尔必齐河口照此，三年亦至河源兴堪山巡查一次，年终报部”[11]。

在北部边境线上，“自喀尔喀、杜尔伯特、阿尔泰乌梁海之北沿边一带，东接呼伦贝尔”，均设置卡伦，由蒙古官兵驻守，并定期巡边。由库伦办事大臣负责北边的防务，与定边左副将军、科布多参赞大臣会同办理。

在西北边境，也于山川隘口、交通要道设置卡伦。卡伦以外的辽阔地区则由伊犁、塔城、科布多等地派出官兵，按规定的路线，进行巡逻和会哨，巡逻地区包括巴尔喀什湖和伊塞克湖一带。乾隆中叶，由于沙俄侵略分子偷越边界，进入我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的哈屯河流域，清朝边防部队驱逐了侵略者，“将俄罗斯木栅屋宇，尽行拆毁”。此后为了防止沙俄的入侵，又把对这一地区的巡边，从三年一次改为每年一次，清政府并下令给边防部队，如果发现越界潜入中国领土的俄国人，“即行斥逐”。

5.设台站以通驿路。清政府在边疆地区设置台站，开辟驿路，以利交通。东北地区的驿路早在康熙年间已开辟，自盛京可达吉林、齐齐哈尔、瑷珲、三姓等地。又疏浚了从辽河经易屯河（伊通河）、松花江至黑龙江的水路航道，此航道是联结东北广大地区的交通大动脉。

蒙古地区的台站，在康熙中设置，雍正、乾隆时不断添设，形成了密集的台站网。“自古北口至于乌珠穆秦置台九，又自独石口至于蒿齐忒置台六，又自张家口至于四子部落置台五，又自张家口至于归化城置台六，又自杀虎口至于吴喇忒置台九，又自归化城至于鄂尔多斯置台八，又自喜峰口至于扎赖特置台十有六”，外蒙古的台站则分为东路、后路、西路，由阿尔泰军台还可以到达边境各卡伦。

自北京到西北地区的可分两路，均出嘉峪关，南路走腹地行省，经保定、太原、西安、兰州，至嘉峪关，称皇华驿；北路走内蒙古沿边，经张家口、大同、陕北、宁夏，亦至嘉峪关，称捷报处，然后西出哈密，或走天山北路，至乌鲁木齐、伊犁、塔城；或走天山南路，经吐鲁番，通往喀什噶尔。

二、边疆地区的开发

我国边疆地区，都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经过各族人民世世代代的辛勤劳动，经济、文化都有所发展。随着清王朝政治局面的稳定，边疆地区先后归于清朝中央有效的管辖之下，这就为进一步的经济开发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清代前期和中期，边疆地区的开发情形如下：

1.东北地区。这里本是清朝的发祥地，但清朝入关，把东北的大批人口和财富带进了关内，造成该地的经济衰落。后来，清朝陆续抽调八旗官兵回防东北，又有许多罪犯流放东北，特别是关内的大批汉民，为生计所迫，或渡渤海，或出山海关，往东北垦荒。这样，东北地区的人口迅速增加，一度残破的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

应该指出：清朝统治者企图独占东北的经济利益，并隔断满汉下层人民之间的联系，严密地封禁这片所谓“龙兴之地”，不让汉人进入东北。顺治年间，在明代辽东边墙的基础上，“修浚边壕，沿壕植柳”[12]，建立了“柳条边”，以限制人民的出入。又在山海关严密稽查，凡出关者须持官府“印票”。尽管清政府想尽办法，封禁东北，但人民用种种办法，冲破清朝的禁令，大批前往东北谋生。如康熙中，从关内前往东北山林中偷采人参的“岁不下万余人”[13]。以后，到关外垦荒种田的人越来越多，势如潮涌，清廷禁令，形同虚设。来到东北的汉民，在此安家落户，“不但不肯回籍，抑且呼朋引类，日积日多”[14]，当地官府也乐于剥削对象的增多，对在此落户的人，睁一眼，闭一眼，“总以该流民等业已聚族相安，骤难驱逐为词，仍予入册安插”[15]。

在各族劳动人民的努力下，东北地区农业生产发展很快，垦地迅速增加。如奉天旗地，顺治年间有四十六万垧，康熙中叶增至一百一十六万垧，雍正时增至二百三十六万垧，乾隆中叶又增至二百八十九万垧。又如吉林的耕地，雍正十二年（一七三四）有旗地八千顷、民地二百顷；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旗地增至两万四千顷，民地增至一万一千顷。黑龙江地区早在康熙中，因抵抗沙俄侵略，就地解决军粮，在瑷珲附近的黑龙江东岸实行屯田，这里，“地土膏腴，无干旱水溢之虞，每垧年终获粮，较之江右各田，浮收一倍有奇”[16]，以后发展成为著名的“江东六十四屯”。还有乌苏里江以东，也有大批劳动人民从事采参、捕猎和垦荒。十九世纪中叶，这里的农业生产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俄国人维纽科夫于一八五八年（清咸丰八年）来到这里，有如下的记述：“从伏锦河源到它与三道沟合流处，凡七十五英里，沿河两岸有许许多多中国人从事农业生产。他们种植小米、大麦、小麦、燕麦、大麻、马铃薯、黄瓜、南瓜和各种蔬菜，产品完全足够他们自己和采人参者的需要。天朝人民以他们特有的勤劳从事这些田地的经营”[17]。

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农业的发展，东北地区新兴起一批军政据点和商业城市，有“边外七镇”，包括：吉林乌喇、齐齐哈尔、宁古塔、伯都讷、三姓、墨尔根、瑷珲。其中，吉林乌喇是吉林将军的驻地，造船业很发达，又名船厂，“建木为城，倚江而居。所统新旧满洲兵二千名，并徙直隶各省流人数千户居此。修造战舰四十余艘，双帆楼噜与京口战船相类。又有江船数十，亦具帆樯，日习水战，以备老羌（按指沙俄）”[18]。康熙中，这里已很繁华，“中土流人千余家，西关百货凑集，旗亭戏馆，无一不有，亦边外一都会也”[19]。其他如宁古塔“人烟稠密，货物客商，络绎不绝”[20]，齐齐哈尔，“商业夹街而居，市声颇嘈嘈”[21]。

除了这些新兴的城市以外，还有各民族进行贸易的特殊形式，如齐齐哈尔郊外有每年一度的“楚勒罕”，“岁五月于齐齐哈尔幕府输贡貂，贡有定额，不中选者得市易，号曰楚勒罕，译言盟会也”[22]。届时，黑龙江、松花江、嫩江以及大兴安岭、呼伦贝尔草原的猎户牧民扶老携幼，运载各种货物，前来交易，换取一年所需的生产用具和生活必需品。“楚勒罕”对边境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有重要的作用。乾隆末年，清政府的调查中说：“打牲人等，每年交貂会盟（即指“楚勒罕”），俱将伊等妻子带来。且客商云集，伊等一年所用之物，全赖此次置买”[23]。

2.内外蒙古。这里很早就和清朝中央政府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政治局面一直比较稳定。清政府在这一地区采取了一些促进生产的措施，如划分旗界，固定牧场，救济灾荒，建立仓储，并派人传授农业耕作技术，发放农具种子等。在蒙古族人民的辛勤劳动下，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各地牧草丰茂，牛羊成群，一些王公贵族拥有的畜群，动辄以千头、万头计。在农业方面，内地的汉族农民大批流入蒙古地区，垦荒种植。如一七〇七年（清康熙四十六年）的上谕中说：古北口外“各处皆有山东人，或行商，或力田，至数十万人之多”[24]。清朝也像对东北地区那样，禁止汉民流入蒙古地区，实行民族隔离政策，但是，由于内地的封建剥削苛重，灾荒频仍，人口激增，谋生维艰，所以汉族劳动人民大批流向边疆，流向土地尚未垦殖的地方，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政府的禁令不可能加以扭转。人民千方百计冲破禁令，而蒙古王公为了增加收入，扩大剥削量，也乐于把自己的牧地改为农田，租给汉民佃种，越来越多的汉族农民在蒙古地区落户。例如，热河迤北，清初并无汉人，至一七八四年（清乾隆四十九年），汉民增至五十五万，四十年后，至一八二五年（清道光五年），汉民增至八十八万。有清一代，长城沿边，西起鄂尔多斯，经归化城土默特旗、察哈尔、卓索图盟、昭乌达盟以至科尔沁东部，汉人屯聚甚密，形成了蒙汉杂居的广大的半农半牧区。

农业的发展，使蒙古人民的经济生活有所改善，由于畜牧业和农业两大部门得以交流产品和生产技术，牧区人民能获得更多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逐步改变了单纯食肉的饮食习惯。农业的发展，又提供了大量的农作物秸秆，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冬季饲料和燃料的供应，有利于牧业的发展。居住方面，有些地方更多采用土木结构，为过渡到定居或半定居创造了条件。

外蒙古地区也有少量的农业耕作，但在整个经济生活中的比重很小。清廷曾在科布多地区和鄂尔浑河实行屯田，由驻军轮流耕种，以供军粮。平定准噶尔以后，屯田废弃，故在外蒙古的经济生活中没有发生大的影响。另外，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都在自己的领地上，召汉族农民，开垦种植。

内外蒙古与内地建立了频繁的贸易交流。蒙古的王、公、台吉逢“年班”到北京觐见，总要带着商队和土特产赴北京交易，他们在北京住在理藩院特设的里馆（在东交民巷）或外馆（在安定门外），这一带形成了汉蒙交易的繁华市场。另外，汉族商人也分路进入蒙古各地，带去粮食、布匹、砖茶、绸缎、铜铁器等，购进毛皮、牲畜、药材。在各地寺庙的周围或驻兵地点，形成了一些定期的集市，在这种小的集市之上，又形成了较大的商业城镇，如张家口是蒙古入京的要道，商业的发展很快。据说康熙时只有商店十余家，雍正时增至九十余家，乾隆末增至一百九十余家，嘉庆末又增至二百三十余家，“凡内地之牛马多取于此，贾多山右人（山西人），出口率以茶布兑换”[25]；又如归化城也是商贾云集，旧城太狭小，雍正末，在城东五里另建新城绥远，后来新旧城合称归绥，成为今天呼和浩特市的基础。还有多伦则是以寺庙为中心的集市地点，十八世纪以后，一些商人和垦荒农民逐渐定居，成为内蒙古重要的宗教和商业中心。

3.天山南北。自从平定准噶尔以后，清政府在天山南北，特别是北疆地区，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屯田实边，促进了这里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屯田分为许多种，有兵屯（绿营兵）、旗屯（八旗兵）、回屯（维吾尔族）、遣屯（发遣的罪犯）、民屯（内地移民）等。屯垦的规模和效果大大超过前代。据统计：一七七七年（清乾隆四十二年）兵屯、旗屯、遣屯共二十八万七千余亩，民屯亦达二十八万亩[26]，都集中在北疆。乾隆以后，民屯大量增加，而其他类型的屯田未再扩大，如一七七五年（清乾隆四十年）乌鲁木齐的民屯土地有十五万亩，至一八〇八年（清嘉庆十三年）增至六十八万亩，增加了数倍，可见民屯增加之快。还有“回屯”，是指乾隆中叶从南疆地区迁到伊犁进行垦殖的维吾尔族的屯田。这些维吾尔族农民素有农业耕作的技术，迁至伊犁河流域“分为九屯，建宁远城居之，选回人为阿奇木伯克管辖回屯事务”[27]。他们的后代被称为“塔兰奇”人，嘉庆时已蕃殖至三万四千余人，垦种的面积也很广大，“自宁远城以东三百里，皆回民田（指回屯）”[28]。至于南疆并没有大规模的屯田，但这里是传统的农业区，人口也较稠密，乾隆中叶以后，承平日久，秩序安定，故生产亦有较快的发展。当时人的记载说：阿克苏“土田广沃，芝麻、二麦、谷、豆、黍、棉，黄云被野，桃、杏、桑、梨、石榴、葡萄、萍婆、瓜、菜之属，塞圃充园”，喀什噶尔也是“地土膏腴、粮果多收”，和阗“土田平旷，沃野千里，户口繁多……瓜果咸备……男力为耕作，女勤于刀尺”，还有吐鲁番“土产麦、谷、胡麻，而甜瓜、西瓜、葡萄，种类甚多，无不佳妙，甲于西域，土田肥沃，亦多棉豆之利”[29]，还有哈密地区“田畴沃衍，园林蕃庑，气候温暖，泉甘土肥，山泉竞辏，号称殷庶”[30]，从这些记载，可见当地农业生产发达，物产丰盈的情况。

新疆也有一定的手工业，清政府于一七七三年（清乾隆三十八年）曾从阿克苏调来熟悉采铁的维吾尔族三十户在伊犁河南山索果尔地方采炼生铁，南疆多黄金、白玉，“按回部金玉并产，而玉石尤良”[31]。“喀什噶尔回城……习技巧，攻玉缕金，色色精巧”[32]；纺织工业也较发达，如和阗“原蚕山茧极盛，所织紬绢茧布极缜密，光实可贵”[33]，北疆所需布匹，一部分从内地运来而大部分取给于南疆。

随着生产的发展，天山南北的商业也很繁盛。清廷积极鼓励内地商人来此贸易，凡商人愿意出塞者，“即给予印照，毋使胥吏需索”，并且减轻了商业税收。乾隆上谕中说，“自回部荡平，内地商民经由驿路及回人村落……行旅并无阻滞。若晓示商民，不时前来贸易，即可与哈密、吐鲁番一体，于官兵亦有裨益”[34]。当时，在南北疆出现了一批商业城市，如伊犁是最高军政长官将军的驻地，既是政治和军事中心，又是商业中心。每年三月至九月，各地的哈萨克族、布鲁特族赶着大批牲畜来到伊犁各城，交换从内地运来的绸缎、茶叶、布匹、瓷器。乾隆年间流放于此地的洪亮吉有诗描述贸易的情况，“谁跨明驼天半回，传呼布鲁特人来，牛羊十万鞭驱至，三日城西路不开”。又据赵翼述伊犁的繁盛，“内地之民争趋之，村落连属，烟火相望。巷陌间羊马成群，皮角氊褐之所出，商贾辐辏。至如绍兴之酒、昆腔之戏，莫不坌至”[35]。至于其他城市的商业也很繁荣，如乌鲁木齐“字号店铺，鳞次栉比，市街宽敞，人民杂辏”，“繁华富庶，甲于关外”[36]。阿克苏“内地商民，外番贸易，鳞集星萃，街市纷纭，每逢八栅尔会期，摩肩雨汗，货如雾拥”[37]。叶尔羌“中国商贾，山陕江浙之人，不辞险远，货贩其地。而外藩之人，如安集延、退摆特、郭酣、克什米尔等处，皆来贸易”[38]。

4.西藏和西南地区。清代的西藏尚处在农奴制的统治下，经济比较落后，又地处高寒，不宜于农作物生长，只在地势较低、气候温暖的河谷地带，种植青稞、豆、麦等，高原草地则放牧马、羊和牦牛。由于西藏人民的辛勤劳动，加以清政府加强了管理，西藏的秩序有一较长时期的稳定，因此经济也有一定的发展，出现了“黄教日兴，民生亦日安乐”的景象。西藏和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也日益频繁，西藏的僧俗人员经常到北京朝贡和觐见，蒙古族人民入藏“朝圣”、“熬茶”，汉族的官兵轮番驻防，各地的客商往来贩运，西藏和祖国各地的联系日益密切，内地的绸缎、布匹、茶叶运入西藏，而西藏的皮毛及其他土特产也输送到祖国各地。由于政治和经济联系的加强，人们频繁地往来于从四川、青海、云南和南疆进入西藏的几条大道上，沿路形成了一批城市，如打箭炉，“为汉夷杂处，入藏必经之地，百货完备，商务称盛”，“常年贸易，不下数千金，俗以小成都名之”[39]。

其他西南的一些边远地区，自从雍正年间实行改土归流以后，革除了土司的暴虐统治，改变了少数民族中某些落后的规章制度，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原来被土司垄断和封禁的许多土地，招民垦种，当地少数民族的劳动群众得到了土地，内地汉民也来到了从前不准去的荒远偏僻的地方，进行垦荒，如乌蒙府改土归流后，从前被土司霸占的“所有地亩定为水、旱、生、熟四项，分给兵民倮户及土人耕种”[40]，又如云南的一些边远地方，“楚蜀黔粤之民，携挈妻孥，风餐露宿而来”[41]，“携眷依山傍寨，开挖荒土”[42]。又如云贵交界的平越、安顺“垦辟汗莱，焚烈山林，久荒之土，亩收数倍”[43]。湘西地区“凡土司之新辟者，省民率挈孥入居，垦山为垄，列植相望”[44]。经过长期战争的大小金川地区，改流后也出现了“户口日增，报垦几无隙地”[45]的情况。内地大批汉民迁入西南地区，得以谋生糊口，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经验和生产工具，如兴修水利，建设梯田，积粪沤肥，加强作物管理，改良耕作技术，推广高产作物和经济作物等，促进了西南地区经济的发展。例如，云南普洱府从内地学习种茶的技术，开辟茶园，所产茶质地优美，产量亦丰富，成为著名的产茶区，各族人民“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46]。云贵地区，盛产铜、锡、银、铅，矿场很多，最盛时期，采矿工人不下数十万人，这些工人也大多来自两湖、四川、江西等省。

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西南地区的商业也更加兴盛起来。汉族商人络绎不绝地来到各地，既有车载船运的大商贾，也有肩挑手挽的小商贩。他们虽要谋取较多的中间剥削，但在交流物资、沟通各族的经济联系、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如云南的情形，“历年内地民人，贸易往来，纷如梭织”[47]，又如湖南的情形，“辰州苗民与汉民交易，辄以牛马驮载杂粮布绢之物，以趋市集，届期必至，易盐、易蚕种、易器具，以通有无”[48]。还有贵州东部苗民聚居的山区，交通梗阻，改土归流后，清政府“雇苗船百余，赴湖南市盐布粮货，往来畅通，民夷大忭，估客云集”[49]。

5.台湾。一六六一年（清顺治十八年），郑成功收复台湾，结束了荷兰殖民主义对台湾的统治，使这个美丽富饶的宝岛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在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前，当地人烟稀少，土地荒芜，荆榛未辟，生产十分落后，并无铁制的农具，“访其开垦，不知犁耙锄斧之快”[50]。郑成功及其后继者招徕移民，奖励垦荒，兴修水利，传播农业技术，台湾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二十多年后，清政府统一台湾，施琅向清政府奏报台湾物产丰富的情形说：“奉旨征讨，亲历其地，备见野沃土膏，物产利溥，耕桑并耦，海盐滋生，满山皆属茂树，遍处俱植修竹，硫磺、水藤、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无所不有。向之所缺者布帛耳，兹则木棉盛出，经织不乏，但舟帆四达，丝缕踵至，饬禁虽严，终难标绝，实肥饶之地，险阻之区。”[51]此后，清政府在台湾建置府县，设官驻兵，取消海禁，召民垦种。台湾土地极为肥沃，气候宜于农作物的生长，故农业发展很快，所谓“台疆初辟，地力甚厚，三熟四熟，收获丰稔，漳泉粤东之民，趋之若鹜”[52]。一些有钱的地主“凿陂圳，大兴水利，招佃垦荒”，“出资募佃，建村落，筑陂圳”[53]，内地的贫苦人民纷纷渡海，承佃耕作。各地出现了许多“汉庄”，“各庄佃丁山客，十居八九，靡有室家，漳泉人称之曰客仔，客仔称庄主曰头家。头家始借其力以垦草地，招而来之，渐乃呼类引朋，连千累百”[54]。台湾农业以种植稻米、甘蔗为主，据清朝官吏称，“台湾地广民稀，所出之米，一年丰收，足供四五年之用”[55]，多余的稻米，行销于福建、广东、浙江等缺粮省份，或远销东南亚。蔗糖业也十分兴旺，“全台仰望资生，四方奔趋图息者，莫此为甚”[56]。

在汉族人民农业垦殖的影响下，当地高山族人民的农业耕作水平也大大提高。高山族大多在自己的“社田”上耕种。他们“亦知以稼穑为重，凡社中旧管埔地，皆芟刈草莱，垦辟田园”，“亦学汉人筑圳，疏引溪流，以资灌溉”[57]，“耕种犁耙诸器，均如汉人”[58]。

由于农业的迅速发展，商品经济十分活跃，台湾和大陆或东南亚的海上交通很发达。台湾府、鹿港、艋舺是三大港口，大批船只经常往来于厦门、泉州。还有不少经营远洋贸易的大商人“各拥巨资，以操胜算，南至南洋，北至天津、牛庄、烟台、上海，舳舻相望，络绎于途”[59]。台湾的米和蔗糖运销国内外各地，而从内地运回布匹、绸缎、瓷器、铁器、杂货等。

总之，清代由于政治统一，边疆地区的秩序比较稳定，所以经济上也有了较大的发展，这是各族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也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成果。

注释

[1]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载《人民日报》，1979-12-31。

[2]［日］间宫林藏：《东鞑纪行》附录。

[3]《热河志》卷二十一，乾隆：《出古北口》。

[4]乾隆：《喇嘛说》。

[5]陈康祺：《郎潜纪闻》卷一。

[6]［俄］马克：《黑龙江旅行记》，第二章，98页。

[7]同上书，101页。

[8]《盛京通志》卷十六。

[9]《盛京通志》卷五十二。

[10]西清：《黑龙江外纪》。

[11]《清高宗实录》卷七四三。

[12]《奉天通志》卷七十八。

[13]杨宾：《柳边纪略》卷三。

[14]《清宣宗实录》卷二五〇。

[15]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五，《户口》一。

[16]《瑷珲县志》。

[17]《阿穆尔河、中国和日本游记》，151页。

[18]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

[19]杨宾：《柳边纪略》。

[20]吴振臣：《宁古塔纪略》。

[21]方式济：《龙沙纪略》。

[22]《黑龙江志稿》卷四十九。

[23]《清高宗实录》卷一四八七。

[24]《东华录》康熙朝，康熙四十六年七月。

[25]秦武域：《闻见瓣香录》卷甲。

[26]参见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276页。

[27]同上书，275页。

[28]徐松：《西域水道记》卷四。

[29]椿园：《西域闻见录》卷二。

[30]傅恒等：《西域图志》卷九。

[31]傅恒等：《西域图志》卷四十二。

[32]椿园：《西域闻见录》卷二。

[33]椿园：《西域闻见录》卷二。

[34]傅恒等：《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十六。

[35]赵翼：《皇朝武功纪盛》卷二。

[36]椿园：《西域闻见录》卷一。

[37]同上书。按八栅尔是南疆维吾尔族传统的集市。

[38]同上书。按八栅尔是南疆维吾尔族传统的集市。

[39]徐珂：《清稗类钞》，第十七册，农商类。

[40]《清世宗实录》卷一一七，雍正十年四月。

[41]（道光）《广南府志》。

[42]（道光）《普洱府志》卷首，梁星源序。

[43]魏源：《圣武记》卷七，《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上。

[44]（乾隆）《芷江县志》卷五，风土物产。

[45]李心衡：《金川琐记》。

[46]檀萃：《滇海虞衡志》卷十一。

[47]《临安府志》，江浚源：《条陈稽查所属夷地事宜折》。

[48]徐珂：《清稗类钞》，第十七册，农商类。

[49]魏源：《圣武记》卷七，《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上。

[50]杨英：《从征实录》。

[51]（康熙）《台湾府志》卷十五，施琅：《请留台湾疏》。

[52]《厦门志》卷六，《台运略》。

[53]连横：《台湾通史》，《抚垦志》。

[54]《诸罗县志》卷八，风俗。

[55]连横：《台湾通史》，《农业志》，转引闽浙总督高其倬奏。

[56]《台湾经济史初集》。

[57]六十七：《番社采风图考》。

[58]《台湾府志》卷十四，《番社风俗》。

[59]连横：《台湾通史》，《商务志》。

第十一章　清朝的文化政策和汉学的发展

第一节　清朝的文化统治政策

一、提倡理学，编纂书籍

清王朝是以满族亲贵为核心的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它一方面采取种种军事和政治措施，镇压汉族及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另一方面又十分注意利用汉族的儒学、藏族蒙古族的喇嘛教，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加强控制，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清朝竭力吸取并利用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思想文化，以服从于自己的统治需要。在这方面，它比历史上各少数民族建立的其他王朝花费了更多的精力，也收到了更大的成效。

清朝入关以后，很快就举行科举考试，大力提倡尊孔读经。给孔子上尊号，称“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后又称“至圣先师”），大修孔庙，每年举行祭孔典礼，给孔子的后裔衍圣公以种种荣耀和特权，给孔府增拨土地、赏赐财物。康熙南巡，过曲阜，谒孔庙，召集官吏儒生，讲论经义，甚至以天子之尊，向孔子行三跪九叩首之礼。对历代重要的儒家代表人物都优礼有加，为他们建祠庙，立牌坊，赐匾额。“先儒”的后裔都世袭五经博士，备加荣宠。一六七〇年（清康熙九年），根据儒家学说，制定和颁发了“圣谕”十六条，作为人们的行为准则，其内容是：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雍正又给十六条做了注释发挥，称为《圣谕广训》。它是宗法社会中封建专制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政治和道德训诫，典型地表现了儒家的社会理想和生活信条。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将《圣谕广训》颁发全国，广为宣传。吏部通知各省督抚，在各地遴选秀才，进行宣讲，“句诠字释，阐发音义，毋得虚应故事”。例如，直隶获鹿县“每月朔望为讲约期，于西门外为讲约所，上供圣谕牌，设讲案于中间，令生员一人，以为讲约正，再选二人以为值月。是日清晨，县官率僚属士民齐集讲所行礼，令约正宣讲圣谕十六条……各乡村则于居民稠密之处，或就义学相近，设讲约所。本乡所举约正与文学师会同宣讲”[1]。清政府千方百计把儒家思想贯彻到全国的每一个角落里去。

清朝对程朱理学，尤其用力提倡。康熙特别尊崇朱熹，他说，“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今经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宏巨”[2]。又说朱熹的“文章言谈之中，全是天地之正气，宇宙之大道。朕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袵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外内为一家”[3]。对朱熹的推崇，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并且，把朱熹从孔庙两庑的先贤中抬出，放在大成殿四配十哲之次，成为第十一哲。清代科举，考四书五经要以朱熹的注释作为准则。因此，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炙手可热。善于拍马屁的大臣李光地揣摩皇帝的心意，鼓吹道统说，说朱熹承接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道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自朱子而来，至我皇上，又五百年，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伏维皇上承天之命，任斯道之统，以升于大猷”[4]。李光地吹捧康熙上接儒学道统，而且把道统与治统结合在一起。康熙听了，非常高兴，说“知光地者莫若朕，知朕者莫若光地”[5]。在清廷的奖励提拔下，除李光地外，还有大批信奉程朱的“理学名臣”，如魏裔介、熊赐履、汤斌、张伯行等都位居极品，很受重用。清王朝所以大力尊崇孔子，倡导儒学，目的是用以巩固封建秩序，加强专制统治，雍正帝有一段话说得很清楚：“若无孔子之教……势必以小加大，以少陵长，以贱妨贵，尊卑倒置，上下无等，干名犯分，越礼悖义，所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其为世道人心之害，尚可胜言哉！”[6]

为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表示“稽古右文，崇儒兴学”之意，清政府招罗大批知识分子，大规模地搜集、编纂和注释古代典籍，属于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自然最受重视。一大批“御纂”和“钦定”的注经作品连续出版。顺治时有御注《孝经》，康熙时有御纂《周易折中》、《日讲四书解义》、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书经传说汇纂》、《春秋传说汇纂》等。雍正时有御纂《孝经集注》。乾隆时有御纂《周易述义》、《诗义折中》、《春秋直解》以及钦定《周官义疏》、《仪礼义疏》、《礼记义疏》，又修《明史》、续三通、编方略。此外，又编纂《古今图书集成》，此书由陈梦雷主持编纂，分列门类纲目，荟萃群书，是一部大型的类书，从各种典籍中按类采择摘录，汇编成书，但每种书籍不是完整地著录保存。《古今图书集成》分六汇编，三十二典，全书一万卷，历康熙、雍正两朝，全书才编印完竣。

最大规模的编书是乾隆朝所编的《四库全书》。这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它把我国古代重要的典籍首尾完整地抄录下来，分编于经、史、子、集四部四十四类之下，共收图书三千四百五十七种，七万九千零七十卷，包罗宏大，丰富浩瀚，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之总汇。编纂工作从一七七三年（清乾隆三十八年）正式开设四库馆起，至一七八七年（清乾隆五十二年）《四库全书》缮写完毕止，历时十五年。以后又检查书籍内容，校对错误缺漏，并补充一批书籍入四库，直至一七九三年（清乾隆五十八年）编纂工作才完全结束。《四库全书》共缮写七部，另有底本一部，分藏于北京宫中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底本藏于北京翰林院。[7]参加编纂工作的有三百六十名官吏和知识分子，集中了当时的大批名流学者，其中出力较多、名声较高的有于敏中、金简、纪昀、陆锡熊、任大椿、陆费墀、戴震、邵晋涵、程晋芳、周永年、朱筠、姚鼐、翁方纲、王念孙等。四库著录的书除小部分御制作品和奉旨撰述的官书之外，都是从全国搜罗来的历代典籍，其来源：有的是内廷藏书，有的从各省采进，有的是各地官吏和藏书家私人进献，也有的是从明代《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已散佚的古书。在编纂过程中，纪昀等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共二百卷，对著录的三千四百五十七种书籍以及未著录而存其目的六千七百六十六种书籍都作了介绍和评论，简要地叙述每部书籍的内容，评论其优劣得失，探讨其学术源流和版本同异。阮元评论说：“高宗纯皇帝命辑《四库全书》，公（纪昀）总其成。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罔不抉奥提纲，溯源彻委。所撰定总目提要，多至万余种，考古必衷诸是，持论务得其平。”[8]《四库全书》在我国学术文化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我国古代的书籍，在战乱和社会动荡之中，损失严重，清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搜集全国图书，辑录已佚书籍，保存下许多有价值的古代典籍。但应该指出：封建专制统治者即使是在干一些好事的同时，往往也在干着坏事和蠢事。乾隆帝趁编纂《四库全书》的机会，对全国书籍作了一次大规模的检查，查禁、销毁和删改了许多所谓“悖逆”和“违碍”书籍。就在开设四库馆征求天下遗书的第二年，即一七七四年（清乾隆三十九年）上谕中提出：“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9]此后，各地“刊刷誊黄，遍贴晓谕”，劝令呈交“违碍”书籍。一方面，官府派人各处查访，对各类书籍进行甄别，将查交的禁书送往北京；另一方面，四库全书馆从采进本中查寻禁书。这两方面的书籍都送到军机处，然后由翰林院详细审查，将“悖谬”之处写成黄签，贴在书眉上，由乾隆帝过目批准后，将书籍烧毁。违禁书籍的范围越来越大，“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维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10]。明末清初时，黄道周、张煌言、袁继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诸人的著作，均干例禁。后来稍稍放宽，有些人的著作，只要“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但对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锡侯、尹嘉铨诸人的作品，查禁特别严厉。乾隆时被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11]。

《四库全书》书影

文澜阁

二、文字狱

清王朝除了销毁、篡改不利于自己统治的书籍之外，还大兴文字狱，以达到消灭异端、钳制思想的目的。文字狱就是以文字作品定罪，绝大多数的文字狱都是望文生义，捕风捉影，任意罗织罪状的。文字狱是封建社会中没有政治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必然产物，也是专制皇帝用以震慑官吏、知识分子的重要手段。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里，文字狱屡见不鲜，而清朝的文字狱，次数之频繁、株连之广泛、处罚之残酷，超过以往的朝代。

清代文字狱是从康熙朝开始的。顺治时，镇压南明的武装斗争非常激烈，文化思想领域中的禁网尚不苛密。尽管那时候反对清朝统治、鼓吹民族思想的诗文作品极多，却很少以文字获罪。清廷通过“通海案”、“奏销案”、“科场案”，也对汉族官吏、知识分子多次打击，但它在戎马倥偬之中顾不上检查诗文著作的内容。对文化思想领域进行严密控制，则是在王朝的统治比较稳定之后进行的。

清朝最早的文字狱是对清初十分流行的民族思想和反清意识的一种反应，是清廷为了阻遏反清复明思潮而采取的严酷措施。但康熙一朝，文字狱还不多，最大的案件是庄廷鑨的《明史》案和戴名世的《南山集》案，这两大案件都是由于作品中有眷念明朝的民族意识而引起的。

《明史》案发生在康熙二年（一六六三）鳌拜当权的时候。浙江富户庄廷鑨购得明末人朱国祯所撰《明史》，攘为己作，并补写了崇祯朝和南明史事，其中奉南明弘光、隆武、永历的正朔，又有指斥清朝的词句，被人告发，酿成大狱。时庄廷鑨已死，剖棺戮尸，诛其弟廷钺。此案株连甚众，“名士伏法者二百二十一人，庄、朱（指南浔人朱佑明，牵连在此案内）皆富人，卷端罗列诸名士，盖欲借以自重。故老相传，二百余人中，多半不与编纂之役，甚矣，盛名之为累也”[12]。

《南山集》案发生在康熙后期，翰林院编修戴名世著《南山集》，其中有根据方孝标所作《滇黔纪闻》来议论南明史事，用南明诸帝年号，触犯忌讳。康熙五十年，左都御史赵申乔告发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康熙处理此案，最初也追根刨底，雷厉风行，除戴名世、方孝标两族外，牵连甚众，为《南山集》作序的、刊刻的、贩卖的，与戴名世交往的很多人，均得罪被捕，其中有名士方苞、王源等。但最后结案，还算宽大，除戴名世外，其他许多人得以宽释。

雍正时，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文字狱除了镇压具有反清思想的知识分子外，又成了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工具。案件数目增多，罪名苛细，吹毛求疵，故意罗织成狱。许多案件，并不单纯由于文字内容获罪，而是雍正以文字为借口，打击政治上的异己势力。例如大将军年羹尧恃功骄纵，雍正蓄意诛杀他，给年羹尧制造了很多罪状，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年在奏折内将“朝乾夕惕”错写成“夕惕朝乾”，雍正指责“年羹尧非粗心办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惕归之于朕耳……观此，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不臣之迹，其乖谬之处，断非无心”[13]，这分明是罗织罪状。汪景祺写《西征随笔》，因其中有讥讪康熙的字句，被处决；钱名世是当时名士，雍正很讨厌他，给他一块“名教罪人”的匾额羞辱他，因为汪、钱二人都是年羹尧的羽党，汪是年的记室，钱则在诗文中吹捧了年，这是他们得罪的真实原因。考官查嗣庭，出了“维民所止”的试题，被认为是将“雍正”二字砍去了脑袋；谢济世注释《大学》，被告发诽谤程朱；陆生柟写《通鉴论》，反对郡县制，赞扬分封制。其实，这些案件都和党争有关，查嗣庭依附隆科多，谢济世、陆生柟依附李绂、蔡珽。雍正通过这些案件，要惩戒官吏知识分子，不得依附权门，朋党勾结，非议朝政，所以处分很严厉。

雍正朝最重要的文字狱是曾静、张熙案。一七二八年（清雍正六年），湖南人曾静令其徒张熙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称他是岳飞的后裔，劝他起兵反清，并列举雍正有弑父篡立、杀兄屠弟的罪行。岳钟琪向朝廷告发，穷治主使，查出曾静的反清思想是由于读了吕留良的著作而产生的，又查出他对雍正的指责是从已被镇压的雍正诸弟胤禩、胤禟手下太监那里听来的。于是雍正把打击的锋芒指向了吕留良的子孙、门徒以及胤禩、胤禟的余党。

吕留良画像

吕留良是清初的著名学者，已死去四十余年。他的著作中有强烈的反清思想，极力申明华夷之辨，认为这比君臣之义更为重要。又抨击清朝统治，称“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这本来是清初很流行的思想。雍正为了消弭下层人民中以反清复明为号召的起义，进一步泯灭汉族的民族意识，借此案大做文章，多次发布谕旨，并把这些谕旨刊刻公布，称《大义觉迷录》。其中极力驳斥传统的华夷之辨，认为这种区别是由于古代疆域不广的原因，其实华夷都是一家人，“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玁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舜为东夷之人，周文王为西夷之人，“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满汉是一体的。对人的看法、评价应以五伦为准则，而不应该以民族来区分。“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我朝肇基东土，德教宏敷，仰承天命，为中外生民之主，为臣民者不得以华夏而有异心”[14]。雍正提出的这种观念有一定道理，反映了中国国内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更加紧密和各民族融合的日益加深，是不同于儒家传统的华夷之辨的。但他发布这些谕旨的目的在于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打击反对势力，借题做文章。

雍正对吕留良一家和门生处理极严，吕留良及其长子吕葆中开棺戮尸，吕的学生严鸿逵监毙狱中，戮尸枭示；吕的另一儿子吕毅中和另一学生沈在宽斩首。此外，吕的私淑弟子，刊刻、贩卖、私藏吕留良书籍的人有的斩首，有的充军，有的杖责，吕、严、沈三族妇女幼丁给功臣家为奴。奇怪的是主犯曾静、张熙却免罪释放，据雍正的解释，曾静、张熙是误信了吕留良的邪说和胤禩、胤禟余党的流言，是受迷惑的从犯，故免罪释放，予以自新之路。并声明“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但乾隆即位后，不理睬雍正的遗言，仍将曾静、张熙处死。

雍正帝开了很恶劣的先例，他大兴文字狱，以之作为控制思想、打击政敌、提高自己权威的手段。从此以后，清政府经常以文字罪人，而且都以大逆不道论处，治罪重，株连众。乾隆朝，文字狱成了家常便饭，案件比康熙、雍正两朝合计增加四倍以上。康熙、雍正时的文字狱，主要打击对象是具有反清思想的士大夫或政治上的反对势力，获罪的大多是官吏和上层知识分子，尽管也是随意罗织罪状，但多少还抓了点治罪的理由；乾隆时的文字狱，更是望文生义、捕风捉影，硬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获罪的人有很多是下层知识分子。除了有几起追查清初人著作中的反清思想之外，乾隆朝的极大部分文字狱并没有反清抗清的政治倾向，纯属深文周纳，滥杀无辜。它的唯一作用就是在知识分子中造成浓重的恐怖气氛，显示皇帝生杀予夺的专制淫威。

在那时，吟诗作文，很容易触犯忌讳，经常是莫名其妙地祸从天降。譬如，“明”、“清”两个字是常用字，但如果诗文中使用这两个字，往往被曲解成反清复明，招来杀身灭族之灾。胡中藻《坚磨生诗抄》内有“一把心肠论浊清”；方芬《涛浣亭诗集》内“问谁壮志足澄清”、“兼葭欲白露华清，梦里哀鸿听转明”；徐述夔《一柱楼诗集》内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还有咏正德盃诗“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胡儿）搁半边”；戴移孝《碧落后人诗集》内有“长明宁易得”；李驎《虬峰集》内有“翘首待重明”，这类诗句都被认为是意在影射，诅咒清朝，图复明朝，构成叛逆大罪。杭州卓长龄著《忆鸣诗集》，“鸣”与“明”谐音，被指为忆念明朝，图谋不轨。乾隆帝对卓氏一家深恶痛绝，称他们“丧尽天良，灭绝天理，真为复载所不容”。

在这种望文生义、故入人罪的风气下，缀文属辞都有被引申曲解而得罪的可能。“发短何堪簪，厌此头上帻”被说成是反对薙发；“布袍宽袖浩然巾”被说成是反对清朝服制；“天地一江河，终古自倾泻”被说成是希望天下大乱，因为天地是平坦的，怎么会倾泻；“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被说成是讥刺皇帝不上朝，乾隆说“朕每日听政，召见臣工，何乃有朝门不开之语”[15]；有人因遭风灾，米价昂贵，表示感叹，写《吊时文》，被斥责“生逢圣世，竟敢以吊时为题”[16]；还有人写了一本教育儿童的历史课本《续三字经》，被指为“心怀悖逆，胆敢品评历代帝王，任意褒贬”[17]。

有些字句是专制帝王的专用品，如果不慎误用了这些字句，就是僭越犯上。山西王尔扬为别人父亲作墓志铭，用“皇考”两字，这是习用语，屈原《离骚》和欧阳修《泷冈阡表》内都称父为“皇考”，却被斥为“于考字上擅用皇字，实属僭逆”[18]；江苏韦玉振为父刊刻行述，中有“于佃户之贫者，赦不加息”，不料“赦”字只能由皇帝使用，韦玉振被指责“乃敢竟用赦字，殊属狂妄”[19]；湖南监生黎大本为母亲做寿，祝寿文内有“女中尧舜”等字句，被斥为“拟不于伦，谬妄干分”，黎大本充军乌鲁木齐；湖北秀才程明諲为人作祝寿文，内有“绍芳声于湖北，创大业于河南”，“创大业”被曲解为做皇帝，程明諲“语言悖逆”，斩立决；大理寺卿尹嘉铨，年过七十，自称“古稀老人”，这是根据杜甫诗“人生七十古来稀”而取用的普通名号，不料乾隆也自称“古稀老人”，触犯御名，构成“僭妄不法”的一大罪状。其他触犯庙讳、御名以及提到皇帝应该换行抬写而没有换行抬写，因此获罪的，不可胜数。有一个河南人刘峨，编印《圣讳实录》一书出售，本来是为了告诉人们应当怎样避讳，所以把应避讳的清代诸帝的名字“各依本字正体写刻”，却被控大不敬，惨遭斩首。

乾隆时的文字狱，不仅说不上是真正的反清思想，有不少案件，甚至是因为向清朝统治者歌功颂德、献书献策，不过，因马屁拍得不得法，犯了忌讳，也会遭到杀身之祸。直隶容城一个走江湖的医生智天豹，编了一部《万年历》，祝颂清朝国运久长，其中说“周朝止有八百年天下，如今大清国运，比周朝更久”，可是这万年历中把乾隆的年数只编到五十七年为止，犯了大忌，被认为是诅咒乾隆短命，“罪大恶极，人人发指，非碎磔不足以蔽辜”，结果，将智天豹处死。还有个冀州秀才安能敬，写了一首颂扬清朝的诗，其中有“恩荣已千日，驱驰只一时，知主多宿忧，能排难者谁”，这四句诗被曲解为咒骂皇帝有忧有难，无人辅佐，其实，就像安能敬自己在审讯时所说，“原要竭力称颂，无奈说不上来”，顶多是颂诗写得不好，哪里是什么讥讪诽谤呢？乾隆朝的文字狱很多是这类莫须有的冤案。

哪里发生了重大的文字狱，哪里的地方官就有“失察”之罪。因此，一旦发生案件，官吏们十分重视，不敢稍有疏忽，整个统治机器立即全速转动起来，捕人抄家，四出搜查，如临大敌，株连宁多勿少，处理宁严勿宽，唯恐被皇帝认为是包庇罪犯，办案不力。刘震宇献《治平新策》，“感颂圣明，尚无悖逆诽谤之语”，不过其中发了些迂腐的议论，本来没有什么治罪的口实。湖南巡抚范时绶将刘震宇革去生员，杖一百，永远禁锢，已经是故入人罪，判得很重了，可乾隆还觉得判得太轻，将刘震宇即行处斩。并斥责范时绶，“仅将该犯轻拟褫杖，甚属不知大义，著交部严加议处”[20]。十年以前，刘震宇曾将《治平新策》献给江西巡抚塞楞额，塞没有看出问题，还奖励了几句。此案发生时，塞楞额早已死去，乾隆还大发雷霆，说“塞楞额为封疆大吏，乃反批示嘉奖，丧心已极。若此时尚在，必当治其党逆之罪，即正典刑”[21]。江苏发生了殷宝山案，乾隆责问“该地方官平日竟置若罔闻”，大骂总督、巡抚等“所司何事，应得何罪”，并要彻查司、道、府、县各级官吏的责任，“一并参处”[22]。在这种情况下，文人士子惴惴自危，各级官吏也惶恐不安，人们“往往挟持睚眦之怨，假借影响之词，攻诘诗文，指摘字句，有司见事生风，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牵连亲故，破家亡命”[23]。例如，浙江天台齐周华，因所著《名山藏》等书“语多悖逆”，被凌迟处死，首先株连子孙四人，斩监候，又牵连他的堂弟著名地理学家、原任礼部侍郎齐召南，在原籍禁闭，家产抄没。其他曾与齐周华诗文酬答的二十多人，都被抄家，在谢济世家中抄出《梅庄杂著》一书，“议论乖谬，语多怨怅”；在吕抚家中抄出《圣学图》、《一贯图》，“虽无狂悖语句，但语多摭拾杂书，附会穿凿”；在李绂家中抄出诗文“怨望讥讪”，这三个人早已死去，累及他们的子侄，几乎遭杀身之祸；另外在房演家中没有抄出什么，只是房演承认曾为齐周华诗文作过序，还留齐周华在家住宿过，房演被充军伊犁，给种地兵丁为奴。齐周华一案，牵连数十家。

十八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处在文化专制主义的统治下，缀文命笔，动辄得咎，因此大家都提心吊胆，不敢议论当代的社会问题，也不敢编写历史，脱离实际，逃避现实，埋头于故纸堆中，养成了烦琐的学风，窒息了思想，摧残了人才。当时就有人说：“今人之文，一涉笔惟恐触碍于天下国家……人情望风觇景，畏避太甚。见鳝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此于世道人心，实有关系”[24]。直到十八世纪的八十年代，大约一七八二年（清乾隆四十七年）以后，文字狱才较为放宽。这主要是由于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各地人民纷纷起义，清朝统治动摇不稳。清廷连镇压武装起义也来不及，顾不上在文字上吹毛求疵，无中生有，同时，统治者放松文网，以此缓和矛盾，希望拉拢知识分子，共同对付下层人民的反抗。这时，乾隆帝对文字狱的态度有较大的改变。如一七八二年广西抄获回民经卷书籍，“语多悖逆荒唐”，照往例会严厉追查，治以重罪。但这时甘肃的回民起义刚刚镇压下去，清廷不敢因文字细故，再激起回民的反抗。所以乾隆说“书内字句，大约鄙俚者多，不得竟指为狂悖。此等回民，愚蠢无知，各奉其教，若必鳃鳃绳以国法，将不胜其扰……若此等回教书籍，附会其词，苛求字句，甚非朕不为已甚之意。此事……竟可毋庸办理，嗣后各省督抚，遇有似此鄙俚书籍，俱不必查办”[25]。显然，像这类案件，如果都要彻底查究的话，势必是案件山积，株连甚众，“将不胜其扰”。在人民已拿起武器，纷起反抗的时候，清廷不得不稍稍收敛其淫威，对文字犯罪，从宽予以发落了。

有些清朝官员仍按乾隆中期的成规，对文字苛求挑剔，乾隆帝为了要缓和社会矛盾，迅速扭转苛求的风气，对这些官员进行训斥。乾隆四十七年，发生高治清编《沧浪乡志》一案，署湖南巡抚李世杰签出书中的所谓“悖逆不法字句”，其实都是望文生义，罗织罪名。乾隆指出：“书中如‘德洋恩溥，运际升平’等语，乃系颂扬之词，该抚亦一例签出，是颂扬盛美，亦干例禁，有是理乎？书内如此等类，不一而足。各省查办禁书，若俱如此吹毛求疵，谬加指摘，将使人何所措手足耶？此事总因李世杰文理不通，以致办理拘泥失当如此”。又说“李世杰任听庸劣幕友属员，谬加签摘……滋扰闾里。若办理地方事务，皆似此草率，漫不经心，何以胜封疆重任耶？”[26]李世杰挨了一顿臭骂，其他官员对文字也不敢再苛求过甚了。

十八世纪末，历史进入了武装斗争时期，人民起义如火如荼，清朝统治者不得不改变高压手段，放宽文网，文字狱大大减少了，知识界不敢议论现实的风气才开始稍有改变。但即使如此，直到十九世纪初，文字狱的阴影仍笼罩着文坛，知识分子余悸尚存，所以龚自珍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以及“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叹息。

注释

[1]寿颐：《光绪获鹿县志》卷八，学校。

[2]《东华录》康熙朝，康熙五十一年二月。

[3]《御纂朱子全书》序言。

[4]李光地：《榕村全集》卷十，《进读书笔录及论说序记杂文序》。

[5]章梫：《康熙政要》卷四，《任贤下》。

[6]《东华录》雍正朝，雍正五年七月。

[7]《四库全书》圆明园文源阁本毁于英法联军之役；翰林院底本毁于八国联军之役；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本毁于太平天国战争时期。

[8]阮元：《揅经室三集》卷五，《纪文达公集序》。

[9]《东华录》乾隆朝，乾隆三十九年八月。

[10]章太炎：《訄书》，《哀焚书》第五十八。

[11]孙殿起辑：《清代禁书知见录·自序》。

[12]陈康祺：《郎潜纪闻》卷十一。

[13]《东华录》雍正三年三月。

[14]《大义觉迷录》。

[15]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清代文字狱档》一，《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

[16]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清代文字狱档》八，《朱思藻吊时案》。

[17]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清代文字狱档》四，《祝廷诤续三字经案》。

[18]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清代文字狱档》三，《王尔扬撰李范墓志称皇考案》。

[19]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清代文字狱档》七，《韦玉振为父刊刻行述案》。

[20]故宫博物院文献部编：《清代文字狱档》一，《刘震宇治平新策案》。

[21]故宫博物院文献部编：《清代文字狱档》一，《刘震宇治平新策案》。

[22]《掌故丛编》，乾隆四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廷寄。

[23]《掌固零拾》卷二，八页。

[24]李祖陶：《迈堂文略》卷一，《与杨蓉诸明府书》。

[25]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清代文字狱档》七，《回民海富润携带回字经及汉字书五种案》。

[26]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清代文字狱档》七，《高治清沧浪乡志案》。

第二节　汉学的盛行

一、向汉学演变

康熙朝提倡程朱理学，靠着政治力量的支持，理学炙手可热，占显赫的地位。可是，宋明理学经过清初进步思想家的批判后，已经走过了全盛时期，不可能重振旗鼓，恢复昔日的盛况。清代理学没有第一流的思想家、学问家，没有新的创造，就像章太炎所说：“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1]。

清代思想的主流和宋明理学走不同的道路，力图离开理学，摆脱理学。它是从以顾炎武、黄宗羲为代表的清初的思潮发展来的。当然，发展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按照当时的社会条件、政治状况逐步地变化。一种社会思潮在被某个阶级运用和传布的过程中，必定会遵循这个阶级的利益和意志进行修改，发生演变，一些思想和统治阶级的利益、意志能够适应的方面被保存和发扬；另一些思想和统治阶级的利益、意志相抵触的方面则被修正或抛弃。十八世纪初，思想界、学术界正处在演变过程中，即：从清初奔放、务实而反对空谈的学术思想和学术作风，转化为更为朴实，重视实证，却拘守烦琐的清代汉学或清代考据学。

这时，清朝的统治已趋稳定，经济逐渐恢复，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渐渐缓和。以明朝孤臣孽子自命的遗老死亡殆尽，在清朝统治下成长的新一代的知识分子走上了舞台。知识界承认了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从反清变为附清，那种慷慨激昂、充满强烈反满意识的思想文字越来越少，向清朝献颂献策的越来越多，知识界的政治转向必然会反映为学术内容和学术风格的转变。同时，清朝专制主义的文化统治政策扼杀了清初以来思想界生动活泼的局面，人们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议论朝政，不敢接触现实，也不敢撰写历史，研究的领域十分狭窄，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被引向对古文文献的整理、诠释上去。

阎若璩、胡渭、毛奇龄、陈启源、姚际恒、万斯同、顾祖禹等人是清代汉学的先锋，是由清初思想过渡到十八世纪汉学的中间站。他们的思想和学术有如下特点：

1.他们与清初的进步思想家不同，反满意识渐趋泯灭。他们虽然不同于做了清朝大官的程朱理学家魏裔介、李光地、张伯行等，仍保持着“布衣”和“处士”的外观，实际上已和清朝密切合作。阎若璩、胡渭、顾祖禹等都是清朝大官僚门下的食客，他们都参加了大学士徐乾学奉旨开设的一统志局。阎若璩晚年受雍亲王胤禛的礼聘，入其府邸，死后，胤禛给他办丧事。康熙第四次南巡，胡渭以七十一岁高龄迎驾，得到御书“耆年笃学”匾额的赏赐，被视为不世之荣遇。万斯同接受尚书徐元文的聘请，参加明史馆，但仍自署“布衣万某”。毛奇龄早年参加抗清斗争，而后来应清廷博学鸿儒科考试，得翰林院检讨，向清帝献书献颂，以邀得新统治者的顾盼为荣，章太炎说他“晚节不终，媚于旃裘”。他们的著作中丝毫没有反清抗清的痕迹。

2.他们大体继承了清初思想家强调读书，反对空谈的学风。黄宗羲曾说“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顾炎武提倡“博学于文”，“多学而识”。他们的后继者保持了勤学苦钻、学识广博的特点。阎若璩自题楹联“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可以想见其学风；毛奇龄淹贯群籍，知识渊博；顾祖禹“经史皆能背诵如流水”[2]；万斯同“博通诸史，尤熟于明代掌故，自洪武至天启实录，皆能暗诵”[3]。可是，他们读书虽勤且多，经世致用的精神却淡薄了，钻进古书堆里，从事字句的考证，对当代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不敢问津。例如，顾炎武研究地理学，作《天下郡国利病书》，论列山川形势、城邑关隘，着眼的是现实。他的后继者也都精于地理学，顾祖禹作《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三十卷，可称巨著，胡渭作《禹贡锥指》、阎若璩作《四书释地》，都被誉为佳作，但都是诠释古书古史，进行古地理考证，离开了经世致用的目的。

3.阎、胡等人颇具怀疑精神，考证方法也渐趋精密，从事具体的研究，形成了和高谈天理、性、命的宋明理学迥不相同的学风。阎若璩、胡渭以具体的证据推倒了伪古文尚书，辨明河图洛书之后出；姚际恒作《古今伪书考》，列举伪书数十种，开辟辨伪学的途径，他说“造伪书者，古今代出其人，故伪书滋多于世。学者于此，真伪莫辨，而尚可谓之读书乎？是必取而明辨之，此读书第一义也”[4]。在封建时代，人们把古代经籍看做知识的第一来源，现在这些经籍被证明是伪书，这不能不引起知识界的震动。毛奇龄更大胆地指摘朱熹，作《四书改错》，他说“四书无一不错……然且日读四书，日读四书注，而就其注文以作八比，又无一不错……真所谓聚九州四海之铁，铸不成此错矣”[5]。这些学者以怀疑的精神回顾过去，主要是对宋明以至魏晋以后流传的经籍，先儒的经注、经说提出种种疑问，希望探索经籍的本来面目。像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篇》是颇有代表性的。诗经的研究，从来分为两派，对诗小序、毛氏传、郑康成笺或是尊信、推崇，或是贬低、反对，郑樵、朱熹属于后一派。朱熹作《诗集传》，站在理学家的立场上诠释诗经，猜度诗人的美刺、作诗的动机，甚多曲解，而对训诂名物很疏略。以后，朱熹的书为政府所尊崇，成为通行本，诗序、毛传、郑笺很少人去研究了。陈启源一反朱熹的态度，尊信诗序、毛传和郑笺，并着重名物考证，驳斥朱熹派的说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篇》：“训诂一准诸尔雅，篇义一准诸小序，而诠释经旨则一准诸毛传，而郑笺佐之。其名物则多以陆玑疏为主……所辨正者，惟朱子《集传》为多……所掊击者惟刘瑾《诗集传通释》为甚，辅广《诗童子问》次之（辅广、刘瑾都是朱熹学派的传人，他们的书都是阐明《诗集传》的思想）……其间，坚持汉学，不容一语之出入。虽未免或有所偏，然引据赅博，疏正详明，一一皆有本之谈”[6]。从陈启源的著作，已经可以看到继起的专门汉学家的特点。

在汉学发轫之初，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胡渭和阎若璩。

胡渭（一六三三年至一七一四年，明崇祯六年至清康熙五十三年），字朏明，浙江德清人。作《易图明辨》、《禹贡锥指》、《洪范正论》等书，尤以《易图明辨》最有名。易经本来是古代的占卜书，并没有图像，道士陈抟造河图洛书，传给李之才、邵雍、周敦颐，说是由龙马神龟所负出，还有所谓太极、无极、先天、后天之说，附会增益，都和易经混在一起，托之于伏羲、文王、周公、孔子。易经的诠释弄得神秘玄妙、乌烟瘴气。朱熹作《易本义》，采用这些说法，于是道士家的易说流行了几百年。胡渭的《易图明辨》一书证明了河图洛书不过是道士的修炼术，是宋代晚出之说，“引据旧文，互相参证，以箝依托者之口”，他说：“诗、书、礼、春秋，皆不可无图，惟易无所用图，六十四卦、二体、六爻之画，即其图也”[7]。胡渭的考证，对宋明理学是一次很大的打击，梁启超说：“须知所谓无极、太极，所谓河图洛书，实组织宋学之主要根核，宋儒言理、言气、言数、言命、言心、言性，无不从此衍出。周敦颐自谓‘得不传之学于遗经’，程朱辈祖述之，谓为道统所攸寄，于是占领思想界五六百年，其权威几与经典相埒。渭之此书，以易还之羲文周孔，以图还诸陈邵，并不为过情之抨击，而宋学已受致命伤”[8]。胡渭以易还之羲文周孔，仍是错误的，但以图还之陈（抟）邵（雍）是很正确的，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易经研究中附加的神秘观点。

阎若璩（一六三六年至一七〇四年，明崇祯九年至清康熙四十三年），字百诗，山西太原人，生长于淮安，作《古文尚书疏证》八卷。《尚书》至秦火后，西汉伏生所传为二十八篇，加上《泰誓》为二十九篇，是为今本。后来从孔氏壁中得古文《尚书》，比今文多出十六篇。东汉末，此十六篇又失传。东晋梅赜献古文《尚书》，变成了二十五篇，还有所谓《孔安国传》。唐代孔颖达作《正义》，包括二十五篇在内，历代有人对古文《尚书》表示怀疑。阎若璩证明此二十五篇和《孔安国传》都是伪书，从《尚书》的篇数、篇名、字句、书法、文例等方面提出很多证据，并引用《孟子》、《史记》、《说文》等书作为旁证。经过阎若璩的考证，古文《尚书》之伪，铁案如山，不可动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他“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乃大明”，“反复厘剔之，祛千古之大疑，考证之学则固未之或先矣”[9]。伪古文《尚书》，一千多年以来被人讽诵学习，视作神圣的经典，也是宋明理学家的重要依据。例如被理学家们视为孔门心传的十六个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就出自伪古文《尚书》的《大禹谟》篇。古文《尚书》既是伪书，所谓“孔门心传”那套骗人的鬼话也就被戳穿了，理学家们进退失据，非常狼狈。所以，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和胡渭的《易图明辨》一样，其价值不仅在考证方法和文献整理方面，更主要的是打击了宋明理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触动了儒家经典的权威，其思想影响是比较深远的。

二、汉学的形成——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

胡渭、阎若璩等都是过渡性的人物，他们治学重视审音读字和具体的证据，但并没有打出“汉学”的旗帜，也没有完全摆脱宋明理学的影响。当时，宋学与汉学还在进一步分化，要到下一代，即乾隆时代，才形成了壁垒分明的对立。章太炎说：胡渭、阎若璩“皆为硕儒，然草创未精，时糅杂宋明谰言。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10]；皮锡瑞也说：“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底，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许（慎）郑（康成）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尟，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11]。

任何一个自成体系、别立门户的思想学术派别都有自己的思想宗旨、治学方法、研究重点和学术风格，这是需要长期积累的。到了惠栋时，一切才完全具备，才能构筑起“汉学”的牢固阵地，形成和宋学抗衡的局面。惠栋和他的学生们都是江南人，被称为清代汉学中的“吴派”。

惠栋（一六九七年至一七五八年，清康熙三十六年至乾隆二十三年），字定宇，江苏吴县人。祖父惠周惕、父亲惠士奇、直至惠栋都是著名的学者，世代传经，家学渊源。惠氏继承了顾炎武以来的传统，治经从研究古文字入手，重视声音训诂，以求经书中的意义。惠士奇说：“礼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音。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故古训不可改也。”[12]据戴震叙述惠栋的治学途径，“松崖先生（即惠栋）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故训，以博稽上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据依”[13]。惠氏父子所说由文字音训以求义理，是汉学家共同信奉的原则，也是区别于宋明理学家的治学特色，惠栋的后学王鸣盛、钱大昕说得更清楚，王鸣盛说，“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14]。钱大昕说，“六经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诂训始”[15]。就是吴派以外的汉学家包括戴震等人也大多持同样的观点，所以汉学的反对派方东树说，“此是汉学一大宗旨，牢不可破之论矣”。“此论最近信，主张最有力，所以标宗旨，峻门户，固壁垒，示信学者，谓据其胜理，而不可夺矣”[16]。汉学家们共同尊奉、再三强调的原则当然是正确的，要理解古代经籍中的思想内容，应该弄清楚文字的音义。可是魏晋以后，人们已不大懂得古文字，对其声音训诂茫然不晓，有的人牵强附会随意解释，也有的人将古字胡乱换成俗字，篡改古书。从顾炎武开始，直到惠栋、戴震正是针对这种不良的学风，强调要从声音、训诂、校勘、考据的基本功夫入手，来整理古代文献，这样才能够消除几千年来附加在古书上的误解和歪曲，认识其原来的意义，这是比较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治学态度。这一主张，改变了宋明以来学者空谈心性，废书不观的习气。有人说：“乾隆中叶，海内之士，知钻研古义，由汉儒小学训诂以上溯七十子六艺之传者，定宇先生为之导也。”[17]当然，声音、训诂、校勘、考据仅仅是研究古代经籍的手段，如果不适当地强调其作用，以此来代替和排斥思想内容的研究，那也就会成为舍本逐末的烦琐主义学术。

惠栋治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尊信和固守汉儒的说经。因此，惠栋以后的整个学派被称为“汉学”，这个名称并不能完全表明整个学派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特别是不能表明戴震以后的发展，但颇为恰当地反映了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学者的特色。惠栋的父亲惠士奇已很重视汉人对经籍的注释，他说：“易始于伏羲，盛于文王，大备于孔子，而其说犹存于汉。”又说：“康成三礼，何休公羊，多引汉法，以其去古未远。”[18]但惠士奇还不是专宗汉学的，到了惠栋才高举“汉学”的旗帜，“凡古必真，凡汉皆好”，完全抛开魏晋以后的经说，回复到汉以前去，所以焦循说：“吴人说易，父子殊方。惠士奇易说，独申己意。其子栋《周易述》，则持守旧说。”[19]

清代学者回复到汉儒的经说，这是从清初以来学术思想发展的必然归宿。尽管清朝政府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可是理学的权威已经失坠，人们看到：宋儒释经，连经书中的文字句读、名物典制都没有搞清楚，甚至经书的真伪不辨，恰如盲人摸象，猜度臆说。知识界已不能再建立起对宋学的虔诚信念，解除宋学的束缚，摆脱宋学的影响，这是思想潮流的大势所趋。有头脑的知识分子从笼罩数百年之久的宋儒说经的迷雾中冲出来，将走向何处？新的近代知识宝库的大门还是紧闭着的，他们不可能打开它。于是探本溯源，回到古代，希望从遥远的过去寻找到思想依据。在他们看来，汉代去古未远，遗说尚存，是求知的宝藏，要寻求古代经籍的本来面目，只有回复到汉儒的经说。惠栋批评魏晋以后的学术，“盖魏晋以后，经师道丧，王肃诋郑氏而禘郊之义乖，袁准毁蔡服而明堂之制亡，邹湛讥荀谞而周易之学晦。郢书燕说，一倡百和，何尤乎后世之纷纭也”[20]。又推崇汉代经学，“汉儒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平行……古字古音，非经师不能辨……是以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能废也”[21]。从反宋走向复汉，这是清代前期学术思想发展的大势所趋，吴派是这段路程的顶点，表现了强烈的复汉色彩。

反宋与复汉是当时思潮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反宋，意味着摆脱传统学术，在一定程度上是思想解放的表现。反宋的结果必定会回复到汉学去，而回到汉学，才能另立壁垒，与宋学旗鼓相当地对抗。但应该指出，离开宋学而完全回到汉学，表明思想学术界走上了新的歧路，是思想解放的夭亡。宋学固然主观穿凿，是替封建主义服务的学术，汉学也多附会曲解，同样也是为封建主义服务的。当时的社会条件还没有成熟到可以突破封建思想的羁绊，因此，出于此，即入于彼，仍旧在封建主义经学的老框框里兜圈子。这是吴派的局限性，大体说来也是整个清代汉学的局限性。

吴派的代表人物惠栋专精周易，著有《周易述》、《易汉学》、《易例》、《九经古义》、《古文尚书考》等书，他反对宋人说易，也反对魏晋王弼、韩康伯崇尚老庄，以空言注易，而“专宗虞仲翔（虞翻），参以荀（爽）郑（康成）诸家之义。约其旨为注，演其说为疏，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章矣”[22]。惠栋的注意力集中于构筑汉学的森严壁垒，对汉人的易说搜辑钩稽，不遗余力。汉儒说经，有精华，也有糟粕，惠栋不加别择，全盘继承。汉代经学有今古文之分，惠栋尊信古文经，也采用今文家说，兼收并蓄，相互抵触。汉人说经，多阴阳灾异、谶纬之学，惠栋的作品也明显地受其影响，其学术凌乱驳杂，过分地强调回复到汉学，就必然会产生流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惠栋“其长在博，其短亦在于嗜博；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23]。王引之也说：“惠定宇先生考古虽勤，而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来书言之，足使株守汉学而不求是者，爽然自失”[24]。

与宋学的空谈相反，惠栋治经，“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己见”[25]。但也并非绝对不正面发挥自己的思想。他的《明堂大道录》，自诩是弄清了长期没有弄清的古代明堂之制的真面目，其实不过是依据汉人之说，发挥自己的政治理想，“立明堂为治天下之大法”。又他在《易微言》中对“理”作了诠释，引《韩非子·解老》为根据，说“理字之义，兼两之谓也。人之性，禀于天，性必兼两。在天曰阴与阳，在地曰柔与刚，在人曰仁与义”，这是以事物矛盾对立的普遍性来解释“理”字，和宋儒说“理”，根本不同。又说，“好恶得其正，谓之天理……后人以天人、理欲为对待，且曰：‘天即理也’，尤谬”[26]，直接驳斥了程朱理学，而和戴震的理欲说极为接近。

惠栋的朋友学生有沈彤、江声、余肖客、王鸣盛、钱大昕以及钱大昕的弟侄钱大昭、钱塘、钱坫等。他们都是苏南人，恪守惠氏尊崇汉儒的宗旨，被称为汉学中的吴派。戴震说：“先生（惠栋）令子秉高与二三门弟子，若江君琴涛（江声），余君仲林（余肖客），皆笃信所授，不失师法……而吴之贤俊后学，彬彬有汉世郑重其师承之意。”[27]

沈彤的代表作是《周官禄田考》。欧阳修曾怀疑《周礼》，认为按《周礼》所述，官多田少，禄田将不足数。沈彤考证其实施情形，以解答欧阳修的疑难。惠栋称誉此书“二千年来聚讼，一朝而决”[28]。其实《周礼》是战国时写成的书，书中所言均托之西周，未必是西周的实际情形，沈彤把它当做西周实际制度，加以考订证明，拘泥过甚，这也是信古太深之弊。余肖客作《古经解钩沉》，搜辑唐以前已失传的经注，开辑佚的门径，但成书匆促，精审不足。当时学者王鸣盛批评此书“好古而不知所择”，“有本系后人语妄摭入者，有本是汉注反割弃者”[29]。戴震也批评此书名为“钩沉”，“有钩而未沉者，有沉而未钩者”[30]。江声与王鸣盛都是研究《尚书》的专家，学风和惠栋一致，其尊汉崇古的程度甚至更变本加厉。江声作《尚书集注音疏》，“取马（融）郑（玄）之注及大传（伏生大传）、异义（许慎《五经异义》），参酌而辑之，更旁采他书之有涉于《尚书》者以益之”[31]。江声好古成癖，“生平不作楷书，即与人往来笔札，皆作古篆，见者讶以为天书符箓”[32]。王鸣盛也是十分尊汉信古，他作《尚书后案》，专尊郑玄，对郑玄钦佩得五体投地。他自己说，“《尚书后案》何为而作也？所以发挥郑康成一家之学也”[33]。杭世骏为之作序，也说王鸣盛是“当世之能为郑学者也”，“钻研群籍，爬罗剔抉，凡一言一字之出于郑者，悉甄而录之，勒成数万言，使世知有郑氏之注，并使世知有郑氏之学”[34]。王鸣盛的长处是别择甚严，尊重师承关系，避免了惠栋那样兼收并蓄、混淆今古文的缺点。可是他独尊郑氏，既不重视其他人的研究，也没有自己的见解，完全被郑康成牵着鼻子走。他自己说：“治经断不敢驳经……经文艰奥难通，但当墨守汉人家法，定从一师，而不敢他徙”[35]，可见他的治学态度是多么保守，也就谈不上创造性的研究。王鸣盛还以治经的方法治史，作《十七史商榷》，“主于校勘本文，补正讹脱，审事迹之虚实，辨纪传之异同，最详于舆地职官、典章制度，独不喜褒贬人物，以为空言无益也”[36]。

钱大昕画像

在吴派学者中，学识最博、成绩最大的要推钱大昕。他的研究领域，极为广泛，精通经学、史学、天文、历算、音韵、训诂、金石、词章，“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37]。他虽然也恪守汉学家的宗旨，但态度不像其他吴派学者那样绝对化。他认为：对古人的学说，既不可轻易诋毁，也不应过分株守，“愚以为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訾毁前人，实以加惠后学”[38]，“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39]。他以毕生精力，撰《二十二史考异》，对篇幅浩繁的“正史”作了系统而细致的研究考证。他的方法是用二十二史的不同版本互勘，也用其他书籍碑版作比较，指明了“正史”中的错误、缺漏和矛盾，订正了传抄或刊刻上的讹误。钱大昕不多谈义理，可是，偶尔发表的议论中也有一些突破封建框框的思想。例如，封建社会中，君道最尊，弑君是大逆不道，而钱大昕议论春秋时弑篡频仍的历史，却认为：被弑的君主都是无道之君，如果君主贤明，也就不会产生乱臣贼子，“君诚有道，何至于弑”[40]。又如：封建的伦理观念，要求妇女从一而终，不许改嫁。钱大昕却认为：如果夫妇之间，恩爱已尽，“去而更嫁，不谓之失节……而嫁于乡里，犹不失为善妇，不必强而留之，使夫妇之道苦也”[41]。这些看法，在当时条件下还是比较进步而大胆的。但钱大昕在某些问题上也很保守，譬如不承认西方文化相对优越性，钱大昕精通数学，但只尊信中国的古算，轻视西方的数学。江永钻研西方数学较有成绩，钱大昕却不以江永为然，讥刺江永“为西人所用”[42]。又中国有反切，这是语音学的一大进步，与佛教传入有关，受佛经梵文拼音的影响。钱大昕否认这一点，硬说《诗经》中已有反切的萌芽，他不承认外国的文化有高于中国之处，他说，“岂古圣贤之智乃出梵僧下耶”，“吾于是知六经之道，大小悉备，后人詹詹之智，早不出圣贤范围之外也”[43]。这种想法反映了中国知识界信古守旧、夜郎自大的一面。但尽管这样，钱大昕仍是清代学者中的佼佼者，江藩对他评价是“学究天人，博综群籍。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也。以汉儒拟之，在高密（郑康成）之下，即贾逵、服虔，亦瞠乎后矣”[44]。

三、皖派学者戴震的学术成就

清代的汉学中，与吴派并称的是以戴震为主要代表的皖派。“吴”和“皖”都是地名，吴派学者都是苏南人，而皖派学者，有一部分是安徽人（如江永、戴震、金榜、程瑶田、洪榜、凌廷堪），有一部分不是安徽人（如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汪中、焦循、阮元）。但他们或是戴震的学生，或是戴震的私淑，所以也往往被归入皖派。

吴派和皖派并不是两个对立的学派，两派的学术主张有很多共同点，因此相互影响，互为师友。皖派稍后出，学术成就超过吴派。吴派多治《周易》、《尚书》；皖派则精于小学、天算，尤擅长三礼。吴派提倡复古，唯汉是好；皖派强调求真，方法严密，识断精审。王鸣盛论惠栋、戴震的区别：“方今学者，断推两先生，惠君之治经求其古，戴震求其是。究之，舍古亦无以为是。”[45]王鸣盛是惠派学者，袒护复古，认为越古的越近于真，这是偏见。但他所说惠栋“求古”和戴震“求是”的不同学风，是颇有见地的。章太炎论两派区别时也说：“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以异也。”又说吴派“皆陈义尔雅，渊乎古训是则者也”，而“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㐱密严瑮，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苏州诸学殊矣”[46]。章太炎的这种看法，和王鸣盛之说相近。

皖派的出现，是清代汉学发展的高峰。吴派虽然已能和宋学分庭抗礼，但还不能排挤宋学。自皖派出，局面为之一变，“震（戴震）始入四库馆，诸儒皆震竦之，愿敛衽为弟子……震为《孟子字义疏证》，以明材性，学者自是薄程朱”[47]。此后，理学更加失去了吸引力，汉学取代了宋学的地位，成为文化学术的主流，知识界“株守考订，訾议宋儒，濂洛关闽之书无读者”[48]。

汉学所以能支配学术界是和当时的社会条件以及清政府的文化政策分不开的。乾隆时，清朝的统治已历一百多年，进入全盛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承平而富裕的社会提供了学术研究的良好条件。北京以及扬州、苏州、杭州，政治经济文化尤为发展，才士辈出，书院林立，刻书藏书，蔚为风气。而雍乾时代，文字狱更加苛密，知识分子多埋头故纸堆中，不敢议政撰史，唯以钻研古代经籍为事。清朝的官方政策也倡导注释经籍，继博学鸿词科之后，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诏举“潜心经学”之士，命呈览著述，召对勤政殿。如果说：康熙朝专尊程朱理学，那么，到乾隆时，统治者已觉察到理学已难以维系知识界，而必须同时提倡汉学，使这两个学派都为自己的统治服务。阮元说：“我朝列圣，道德纯备，包涵前古，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圣学所指，海内响风。”[49]在汉学家的倡议下，清政府编纂《四库全书》，许多著名的汉学家均参与其事，还有一批身居要职的官吏，如朱筠、朱珪、纪昀、王昶、毕沅、卢见曾、阮元等，他们本人就是有造诣的汉学家，奖掖提倡，不遗余力。因此，“乾隆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灿然如日中天矣”[50]。

皖派的主要代表戴震（一七二三年至一七七七年，清雍正元年至乾隆四十二年），字东原，安徽休宁人。家境贫寒，曾为商贩，又以教书为业。青年时，就学于著名学者江永，“永治经数十年，精于三礼及步算、钟律、声韵、地名沿革，博综淹贯，岿然大师”[51]。江永的贡献，一为礼学，撰《礼经纲目》等礼学著作多种，录入《四库全书》，被誉为“精核之作”；一为声韵学，江永批评顾炎武的音学研究“考古之功多，审音之功浅”[52]，改变顾氏古韵十部的分法而成十三部；一为天算，改正了梅文鼎论岁实消长之误。江永的学生除戴震外还有金榜、程瑶田等，都是研究礼经的名家。戴震对江永非常推崇，称“先生之学，自汉经师康成后，罕有俦匹”[53]。戴震在学术上受江永的熏陶、影响。乾隆二十年，戴震三十三岁，还是个穷秀才，因避仇家的陷害，逃往北京，穷困潦倒，“困于逆旅，饘粥几不继，人皆目为狂生”[54]。他带着自己的著作去拜访青年学者钱大昕，钱誉之为“天下奇才”。从此，戴震认识了一批新科进士、学问家王鸣盛、钱大昕、卢文弨、王昶、纪昀、朱筠等，他们都很钦佩戴震的学识，“耳先生名，往访之。叩其学，听其言，观其书，莫不击节叹赏。于是声重京师，名公卿争相交焉”[55]，刑部侍郎秦蕙田邀他参加编纂《五礼通考》，吏部尚书王安国请他教读儿子王念孙。乾隆二十二年，戴震至扬州，客于盐运使卢见曾的雅雨堂，结识惠栋，“惠、戴见于扬州，交相推重”[56]。戴震四十岁才考中举人，会试不第，此后往来于江西、江苏、直隶、山西，受官吏们的聘请，修志编书。五十一岁奉召以举人充《四库全书》纂修官，五十三岁会试又落第，特准参加殿试，授翰林院庶吉士，五十五岁病死。他的学生很多，段玉裁、王念孙、任大椿、孔广森都在门下受业。

戴震的学术成就，在清中叶的学者中最为特出。他学问渊博，识断精审，而且和其他汉学家不同，写了许多理论文章，抨击程朱理学，创造性地阐发自己的思想，闪耀着唯物主义的战斗光辉。稍后的学者汪中评论清代的学术，“国朝诸儒崛起，接二千余年沉沦之绪……亭林（顾炎武）始开其端；河洛图书，至胡氏（胡渭）而绌；中西推步，至梅氏（梅文鼎）而精；力攻古文者，阎（阎若璩）氏也；专治汉易者，惠（惠栋）氏也；及东原（戴震）出而集大成焉”[57]。汪中对戴震的推崇，并不算过誉。

戴震的学术成就，还在音韵、文字方面。他对古韵分部和声类分析均有贡献。顾炎武分古韵为十部，江永分为十三部，戴震则分为九类二十五部。他长于审音，从审音入手，区分声类，音声相配，平衡韵部，在继承顾炎武、江永的基础上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他又从古文字的音与声，推求其意义，发现了“故训音声相表里”的规律。他说：“字书主于故训，韵书主于音声，然二者恒相因。音声有不随故训变者，则一音或数义，音声有随故训而变者，则一字或数音。大致一字既定其本义，则外此音义引伸，咸六书之假借。其例或义由声出……或声同义别……或声义各别……六书假借之法，举例可推。”[58]他说明必须通音声而明转注、假借，才能弄清楚许多古文字的意义。由于戴震精通小学，从音韵、训诂的基本工夫入手，所以治经的成绩较大。戴震总结自己的治学特点说，“仆之学，不外以字考经，以经考字”[59]，“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60]。纪昀称赞说，“戴君深明古人小学，故其考证制度字义，为汉已降儒者所不能及，以是求之圣人遗经，发明独多”[61]。

除了音韵、训诂之外，戴震对名物、制度、经籍的考证很多，如《考工记图》一书，对《考工记》本文和郑康成的注，多所订正。又如《尚书·尧典》有“光被四表”一语，历来从未有人怀疑，戴震却根据《孔安国传》、《尔雅》等书，认为“光”是个错写，应作“横”。他说：古代“横”字与“桄”通，“桄”被误写作“光”，“横被”就是“广被”的意思。他断定“《尧典》古本必有作‘横被四表’者”[62]。这话说过以后几年中，他的朋友、学生、亲戚果然从各种古书里找到了“横被四表”或“横被”的好几个例子，证明戴震的论断是正确的。

戴震在古天算、古地理的研究方面，也有不少成绩。他把古代天文理论和古籍中的有关资料结合起来，解决了古天算中的一些疑难，如对“璇玑玉衡”进行了考证，又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古代算书多种，使长期失传的古代数学理论，重见于世。在古地理方面，戴震整理郦道元的《水经注》，此书在流传中将经文和注文混到了一起，颠倒错乱，无法读通。戴震整理此书，“审其义例，按之地望，兼以各本参差是书”[63]，细心地把经文和注文分开，基本上恢复了《水经注》的本来面目[64]。

戴震不但是个卓越的考据学家，也是个卓越的哲学家，他在注经的外衣下，阐发唯物主义哲学，放射出反封建的思想光芒。他一方面十分重视声韵、训诂、名物、制度的考释，他说：“今人读书尚未识字，辄目训诂之学不足为。其究也，文字之鲜能通，妄谓通其语言，语言之鲜能通，妄谓通其心志”[65]。他认为只有弄清楚古代经籍中的文字、名物、制度，才能懂得其中的意义；但另一方面，他并不停留在音韵、训诂、考据上，而是再三强调作品的思想内容，也就是所谓“义理”和“大本”。他说自己是“志存闻道”，至于音训考据不过是“闻道”的手段。他虽是汉学家的领袖，却不满意大多数汉学家墨守古经注，绝口不谈“义理”。他说，“义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熟乎义理，而后能考核，能文章”[66]，“君子务在闻道也。今之博雅能文章、善考核者，皆未志乎闻道，徒株守先儒而信之笃”[67]，他不赞成这种只做考据、株守成说而不谈思想内容的治学态度。他似乎预见到了别人会拿自己在音训考据方面的成就来抹杀自己发表的哲学思想、社会思想。因此特别声明：“六书九数等事，如轿夫然，所以舁轿中人也。以六书九数等事尽我，是犹误认轿夫为轿中人也。”[68]《孟子字义疏证》是戴震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戴震说：“仆生平著述之大，以《孟子字义疏证》为第一，所以正人心也”[69]。可是一般人，包括戴震的朋友和学生并不理解戴震的学术宗旨，往往推崇他在考据方面的成就，却并不重视他的哲学思想。

戴震继承了清初的唯物主义传统，对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进行激烈的抨击。他反对理学家所说的“理在气先”，认为“气”才是第一性的，“气”是宇宙万物的本源，自然界的发生、发展就是“气化流行”，换句话说，就是物质的运动。他说：“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行亦道之通称。”[70]他在这里所说的“道”和“阴阳五行”都是物质的。在戴震看来，“理”只是“气”的运动变化的法则，是第二性的。“生生者化之原，生生而条理者，化之流”[71]，“理”就是事物的条理，只能分别地存在于各个具体的事物之中，而并不在事物之上，也不在事物之外，所以又叫做“分理”。他说：“就事物言，非事物之外别有理义也。有物必有则”，“物者，事也。语其事，不出乎日用饮食而已矣。舍是而言‘理’，非古圣贤所谓‘理’也”[72]。戴震强烈反对理学家标榜的高出于万物之上的“理”，认为这种玄妙空虚的“理”是不存在的，是从佛教里搬来的，“认为‘理’为‘气’之主宰，如彼（佛教）以‘神’为‘气’之主宰也；以‘理’能生‘气’，如彼以‘神’能生‘气’也”[73]。

戴震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人性论和理欲说，这是他思想中最精彩、最富有战斗精神的部分。他反对宋儒把人性分成“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宋儒把“气质之性”视为产生“人欲”的罪恶渊薮，戴震根本不同意这种论点。他认为：“性”就是自然的化分，“性者，分于阴阳五行以为血气心知，品物区以别焉”，“血气心知，性之实体也”[74]。因此性就是“气质之性”，宋儒吹嘘的先天的“义理之性”根本不存在。人有人的性，物有物的性，人性得自然化分之“全”，物性得自然化分之曲，故人性“善”。戴震非常尊重人性，他认为：人性包括欲、情、知三方面。“欲”是对于声色嗅味的要求欲望；“情”是喜怒哀乐的感情；“知”是分辨美丑是非的能力。他说：“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给于欲者，声色嗅味也，而因有爱畏；发乎情者，喜怒哀乐也，而因有惨舒；辨于知者，美丑是非也，而因有好恶。声色嗅味之欲，资以养其生，喜怒哀乐之情，感而接于物；美丑是非之知，极而通于天地……是皆成性然也。”[75]他认为：有了人的生命形体，就有欲、情、知。因此，反对宋儒所说的“存天理、灭人欲”和“惩忿窒欲”，在戴震看来：“欲”是每人都具有的自然的生理要求，是不可能灭掉的。“欲”不像理学家认为的那样是“万恶之源”，只要在理智的指导下，“欲”合乎规律地发展，有节制地得到满足，就是“善”，就是“仁”。他说：“欲也者，性之事也……欲不先之私则仁”、“人之有欲也，通天下之欲，仁也”、“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76]。戴震的道德观和理学家截然相反，建立在尊重人性、承认人欲的基础上。他认为：程朱理学把老百姓的“饥寒愁怨”、“常情隐曲”都说成是万恶的“人欲”，因而抹杀了群众正当的生存要求，这是极其残忍而虚伪的说教。他针对朱熹所说的“天理、人欲不能并立”，提出“理者，存于欲也”[77]，“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78]

戴震大胆地揭露理学家的所谓“理”，并不是真理，而不过是主观成见，是强者欺凌和压迫弱者的口实。他指出现实世界以强权为公理，批判和鞭挞了封建制度和封建理学。他说：

今虽至愚之人，悖戾恣睢，其处断一事，责诘一人，莫不辄曰理者。自宋以来，始相沿成俗，则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因以心之意见当之也。于是负其气，挟其势位，加以口给者，理伸。力弱气慴，口不能道辞者，理屈。呜呼！其孰谓以此制事，以此制人之非理哉！[79]

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80]

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后儒冥心求理，其绳以理，严于商韩之法，故学成而民情不知。天下自此多迂儒，及其责民也，民莫能辨。彼方自以为理得，而天下受其害者众也。[81]

真是字字血泪，声声痛切，不知有多少无辜的弱者牺牲在“理”字之下。“后儒以理杀人”，这是对封建礼教的悲愤控诉和猛烈抨击，打中了理学的要害。封建专制主义除了用军事力量直接镇压人民的反抗以外，就是用法律和礼教作为绳索，捆绑住人民的手脚。戴震把封建的“法”和“理”相提并论，看做统治者的屠刀，这是非常深刻而大胆的言论。

应该注意到：戴震生活在雍正、乾隆时期，封建专制主义对文化的控制极为严密，文字狱层出不穷。程朱理学是清朝政权的思想支柱，是维护旧制度、压制新事物的工具。清政府大力尊崇理学，有几起文字狱即因反对程朱理学而起。戴震对程朱理学的批判不仅仅是思想学术之争，而是用训释《孟子》字义的巧妙形式，开展了一场政治斗争，他的批判锋芒实际上对准着封建专制主义和清朝的残酷统治。章太炎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戴氏……生当雍正、乾隆之交，见其诏令谪人，辄介程朱绪言以玩法，民将无所措手足，故为《原善》、《孟子字义疏证》，斥理欲异实之谬……其所诃固在此不在彼也”[82]。

当然，戴震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者，在很多问题上并不彻底，例如，他不懂得真理的客观性，说“心之所同然，始谓之理”[83]。他也不重视实践的作用，说“重行不先重知，非圣学也”[84]。特别是接触到社会历史问题时，更明显地陷入了唯心主义，戴震离开了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抽象地把人性归结为自然的情欲，这是不科学的，因此也就不可能正确地解释人的本质和道德、人欲等等。戴震对封建礼教、程朱理学进行了勇敢的斗争，他的思想中带有争取个性解放的色彩。但总的来说，戴震仍是个封建阶级的思想家，他尊崇孔孟，以恢复和继承圣学自居，他的研究范围仍局限于儒家的经典内，还不可能冲破封建学术的牢笼。

四、汉学的延续

一种学术派别和思想潮流发展到高峰以后，便会发生分化。站在这一学派和潮流以外的人固然会对它进行抨击，就是属于这一学派和潮流中间的人，也会由于时代变迁，立场互异，对本学派的宗旨产生不同的理解和评价，从而在治学实践中进行修正、改进，以至蜕化、创造出新的学派、新的思潮。思想、学术的发展犹如滚滚不尽的长河，各种观点进行诘辩，各种风格相互影响，精英荟萃，波澜激荡，后浪催动着前浪，永不停息地奔腾前进。

戴震是清代汉学发展的高峰。他不但以渊博的学识、精密的考据，开辟了与宋明理学不同的学术路径，树立起新风格，做出了新成就，而且他的思想深刻邃密，对程朱理学的唯心主义说教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这就激怒了一批理学的卫道者们。他们不能不承认戴震在考据方面的成就，却拼命地反对他的“义理之学”。与戴震同时的诗人翁方纲说：“近日休宁戴震，一生毕力于名物象数之学，博且勤矣，实亦考订之一端耳！乃其人不甘以考订为事，而欲谈性道，以立异于程朱。”[85]还有一个桐城派古文家姚鼐攻击戴震“不读宋儒之书，故考索虽或广博，而心胸常不免猥鄙，行事常不免乖谬”[86]。“戴东原言考证岂不佳，而欲言义理，以夺洛闽之席，可谓愚妄不自量之甚矣”[87]。姚鼐特别不满戴震对程朱的批判，甚至咒骂说，“程朱犹吾父师也，程朱言或有失，正之，可也。正之而诋毁之，讪笑之，是诋讪父师也……安得不为天之所恶。故毛大可（奇龄）、李刚主（塨）、程绵庄（廷祚）、戴东原（震）率皆身灭嗣绝”[88]。

戴震不但遭到宋学家们的攻击辱骂，就是在汉学家内部对戴的学术宗旨也有决然不同的理解。戴震死后，他的学生洪榜为他作《行状》，全录戴震逝世前一个月所写《答彭进士允初书》，此书阐明唯物主义思想，揭露佛老程朱陆王思想的唯心主义实质。对戴震的考据之学深表钦佩的朱筠反对在《行状》中录载此书，他说：“可不必载，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何图更于程朱之外复有论说乎？戴氏所可传者不在此。”[89]洪榜因此写信给朱筠进行辩论。可见在戴震的朋友和学生中，认识亦有不同。很多人只取戴震天算、音训、名物、典章方面的成就。朱筠的学生、也是戴震的朋友，著名史学家章学诚，是站在汉学营垒之外，也是最早批评汉学的人，他对戴震的学术思想又和朱筠的认识不同。章学诚说：“凡戴君所学，深通训诂，先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以合时好，以为戴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先人所未发。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90]这段议论似乎正好是针对他的老师朱筠等人而发。

汉学尽管遭到了种种批评，但它仍然执学术思想界的牛耳，所谓“人人许郑，家家贾马”，继起的学者无不受汉学的强烈影响。十八世纪后期的学术界：一派是继承戴震音训考据之学，方法更加严密，成绩更加突出，但不谈抽象的“义理”，放弃了反宋学的传统，如段玉裁和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一派是兼治音训考证和义理之学，继续发挥戴震的哲学思想，但议论更趋平和，汉宋渐趋合流，如汪中、凌廷堪、焦循、阮元；一派则从汉学中分化出来，从尊崇东汉的经古文学上溯到经今文学，另辟蹊径，创造新的学派，如庄存与、孔广森；一派始终站在汉学之外，对考据学进行批评，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如章学诚；另一派则站在宋学家的立场上，不遗余力地抨击汉学，如翁方纲、姚鼐，直到方东树、唐鉴等。

戴震的嫡传弟子是段玉裁、王念孙和王念孙的儿子王引之。他们学识广博，治学态度严谨，方法比较科学，把音训考据之学推上了新的高峰。段、王都善于“发凡起例”，即运用归纳法，从纷繁的古书中，探求“条例”，然后再以此“条例”作演绎，来弄清楚古文字的音读训诂，改正古书中的错误。他们运用这种方法获得很大成绩，使很多古代文献恢复本来的面貌。

段玉裁（一七三五年至一八一五年，清雍正十三年至嘉庆二十年），字若膺，江苏金坛人。他最重要的著作是《说文解字注》，《说文解字》是东汉许慎所作的字书，收字九千三百余个，一一说明字义、字形和读音，是后人阅读古文献、研究古文字的最重要的工具书。段玉裁给许慎的说文详细作注，改正其讹误，并创通条例，阐明音韵、训诂。卢文弨称段氏的《说文解字注》“悉有佐证，不同臆说，详稽博辨，盖自有说文以来未有善于此书者”[91]。王念孙称“盖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92]。王国维也称赞此书，“千古卓识，二千年来治说文者，未有能言之明白晓畅如是者也”[93]。

段玉裁画像

王念孙画像

王念孙（一七四四年至一八三二年，清乾隆九年至道光十二年），字怀祖，江苏高邮人。作《读书杂志》八十二卷和《广雅疏证》二十二卷。《读书杂志》用校勘以及分析语法的方法，结合王氏渊博的知识，考订了多种古书中的文字讹误和音训句读，“一字之证，博及万卷，析心解颐，他人百思不能到”[94]。“凡立一说，必列举古书，博采证据，然后论定，故最足令人信服，苟无强有力之反证，不足驳其说也。清代考证学之成功，由其方法之精密，此书其代表也”[95]。例如《淮南子》一书，脱误甚多，王念孙以道藏本和明刻本为主，参以其他刻本以及古书中的引文，订正讹误九百余条，并能归纳出该书致误的若干原因。《广雅疏证》是对张揖《广雅》一书的校勘和训释，改正原书错字五百八十，漏字四百九十，衍字三十九，颠倒错乱一百三十二处，正文和音内字混淆者六十九。并且根据古文字音近义通的原则，从一个字的训释考证，“引伸触类”，联系到很多字，找出它们之间的相通之迹。阮元称：“凡汉以前，《仓》、《雅》古训，皆搜括而通证之。谓训诂之旨，本于声音，就古音以求古义，引伸触类，扩充于《尔雅》、《说文》之外，似乎无所不达，然声音文字部分之严，则一丝不乱，此乃借张揖之书，以纳诸说，实多张揖所未及知者，而亦为惠氏定宇、戴氏东原所未及。”[96]

王引之（一七六六年至一八三四年，清乾隆三十一年至道光十四年），字伯申，王念孙之子，官至工部尚书，著《经传释词》十卷和《经义述闻》三十二卷。《经传释词》是研究古文虚字的作品，共收虚字一百六十个，考订其源流演变，解说其意义和用途；《经义述闻》是研究古书中音韵训诂并订正其讹脱的，但此书已将零星的考据成果，写成系统的学术论文。因其中有不少研究成果是王引之述其父念孙之说，故名《经义述闻》。王氏父子在语言文字和校勘方面，贡献很大。他们的著作都是归纳大量材料，得出结论，因而有较高的科学价值。阮元说：“高邮王氏一家之学，海内无匹。”[97]章太炎说：“高邮王氏，以其绝学，释姬汉古书，冰解壤分，无所凝滞，信哉千五百年未有其人也。”[98]就是站在宋学家立场上，竭力攻击汉学的人，也不能不敬佩王氏父子的学术成就，如方东树的《汉学商兑》中说：“高邮王氏《经义述闻》，实足令郑、朱俯首，汉唐以来，未有其比。”[99]

另一部分学者和段、王不同，虽然也从事音训考据，却并不局限于考据而兼谈“义理”，治学途径和戴震很相似，虽未直接受业于戴震，却都很佩服戴震，大多是戴的私淑弟子。他们是汪中、凌廷堪、焦循、阮元。

汪中（一七四四年至一七九四年，清乾隆九年至乾隆五十九年），字容甫，江苏江都人。出生于贫苦知识分子的家庭，幼年丧父，由母亲抚育成长，生活很艰苦。曾在书店当学徒，因得有读书的机会。他考上拔贡以后，放弃举子业，为了谋生，长期游幕在外。他也搞校勘音训，但很重视致用。他自述治学的宗旨，“实私淑诸顾宁人处士，故尝推六经之旨，合于世用。及为考古之学，惟实事求是，不尚墨守”[100]。他继承了反理学的传统，指出理学家尊奉的《大学》一书不是孔子所作。他说：“门人说孔子之言，必称‘子曰’、‘子言之’、‘孔子曰’、‘夫子之言曰’，以显之。今《大学》不著何人之言，以为孔子，义无所据。”[101]汪中认为，宋儒为了控制学术思想，把不知何人所作的《大学》，置于四书之首，硬说成了孔门心传。他又激烈抨击旧礼教，反对要妇女守节、殉节。汪中还很注意诸子的研究，先后校勘考释老子、墨子、荀子、贾谊新书、吕氏春秋，开拓了研究的范围。他对荀子评价很高，认为荀子才是孔子学说的真正传人。他又为墨子辩护，认为孟子说墨学“无父”是诬蔑之词。汪中敢于评议古今人物，在当时算是思想比较解放的，因此遭到某些人的嫉恨。卢文弨说他“不恕古人，指瑕蹈隙，何况今人，焉免勒帛。众畏其口，誓欲杀之”[102]。汪中打算写一部规模庞大的古代学术史，书名《述学》，可惜未能完成，现存《述学》一书是他儿子把汪中所写文章编集在一起，不是原来的预想计划。

凌廷堪（一七五五年至一八〇九年，清乾隆二十年至嘉庆十四年），字次仲，安徽歙县人。他极推崇其同乡江永、戴震的学术，反对宋明理学，认为朱熹和王阳明都袭取了佛、老的思想，违背了儒学正统。他的诗中说，“阳明学亦考亭学，窃钩窃国何讥焉，至今两派互相诟，稽之往训皆茫然”[103]。凌廷堪精研礼学，作《复礼》三篇，认为：礼是身心的矩则，行为的规范，“圣人之道，一礼而已”[104]。他反对理学家提倡的“理”，主张以“礼”代替“理”，“圣人不求诸理而求诸礼，盖求诸理必至于师心，求诸礼始可以复性也”[105]。凌廷堪可称是反宋学的后劲，但他主张回到烦琐陈腐的“礼”，仍没有越出封建意识形态的樊篱。凌廷堪作《礼经释例》，认为《仪礼》十七篇，“其节文威仪，委曲繁重，阅之如治丝而紊，细绎之皆有经纬可分也”，必须贯通全书，用归纳的方法，寻找出书中的“例”，“例”就是此书的经纬途径，“其宏纲细目，必以例为主”[106]。此外，他对古乐也很有研究，考述唐代的燕乐，作《燕乐考原》。

焦循（一七六三年至一八二〇年，清乾隆二十八年至嘉庆二十五年），字理堂，江苏甘泉人，中年中举人，以后即放弃科举，绝意仕进，闭门读书。他很佩服戴震，自称“循读东原戴氏之书，最心服其《孟子字义疏证》”[107]。他精通天文、算学、音训，治毛诗、三礼、论语、孟子，而尤其擅长易学，著《易通释》、《易图略》和《易章句》，称《易学三书》。他认为：易经中有“相错”、“旁通”、“时行”三种法则，贯穿于全书。所谓“相错”，就是对立物的统一；所谓“旁通”，就是按照和谐的秩序发生变化；所谓“时行”，就是变化的循环反复。焦循在经学的外衣下建立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承认矛盾，强调变化，但又倾向于调和论、循环论。在当时的汉学家中，大多只搞烦琐考证、文字游戏，像焦循这样的成就确是出类拔萃的。他以数学知识运用于易经研究，“以数之比例求易之比例”，又注重“实测”。他说：“夫《易》犹天也。天不可知，以实测而知……本行度而实测之，天以渐而明。本经文而实测之，《易》亦以渐而明，非可以虚理尽，非可以外心衡也。”[108]他这种研究方法突破了历代注疏的藩篱，因而获得了新成果。王引之推崇他，“奉手书，示以说易诸条。凿破混沌，扫除云雾，可谓精锐之兵矣。一一推求，皆至精至实。要其法，则比例二字尽之。所谓比例者，固不在他书而在本书也”[109]。

焦循的哲学是变化的哲学。他推崇“变通”，认为，“仁义由于能变通。人能变通故性善，物不能变通故性不善”[110]。正因为世界是变化的，所以典章制度和圣人言论都是有条件的，并不是终极真理，“井田、封建，圣人所制也，而后世遂不可行，则圣人之言且不定也。故有定于一时，而不能定于万世者。有定于此地，而不能定于彼地者；有定于一人，而不能定于人人者；此圣人所以重通变之学也”[111]。他认识到事物具有矛盾着的两个方面，要求把握两个方面而达到全面性的认识。他说：“盖异端者生于执一，执一者生于止知此而不知彼”[112]，“执其一端为异端，执其两端为圣人”[113]。他的学术宗旨是融会众说，兼容并包，反对学术界党同伐异，门户相争，他说：“九流诸子，各有所长，屏而外之，何如择而取之”[114]。焦循虽属于汉学家营垒，但对拘守汉儒传注并不满意，称：“据守者信古最深，谓传注之言，坚确不易，不求于心，固守其说，一字句不敢议……其弊也跼蹐狭隘”[115]，所以，他颇倾向于调和汉学与宋学。

阮元画像

阮元（一七六四年至一八四九年，清乾隆二十九年至道光二十九年），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进士，历任督抚要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他积极提倡学术研究，编印书籍，开设书院，奖掖人才。治学途径和戴震相似，主张通过音韵训诂，弄清古代经典的意义，并进一步求其“义理”。他说：“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诂不明，汉人之诂，去圣贤为尤近。”[116]但是阮元不同于段玉裁、王念孙等，段、王不谈“义理”，作为一个学派来说，病在琐屑、褊枯；阮元则把音训看做寻求“义理”的必要工具，他的最后目的还是要寻求“义理”。他说：“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117]

阮元用自己的方法，对“仁”字作了考释。他统计《论语》中一百零五个“仁”字的意义和用法，认为“仁”的原意是“人之相偶”，指人与人的关系，这是从古训以求古义的方法。他反对宋学家“生生之谓仁”的空洞解释，也反对端坐静养以求仁。他说：“凡仁，必于身所行者验之而始见，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见。若一人闭户斋居，瞑目静坐，虽有德理在心，终不得指为圣门所谓之仁矣。”[118]阮元说过一些调和汉学、宋学的话，也没有直接批评过程朱，但他的思想是和理学家不同的。他对“性”、“命”的考释也有反理学色彩，他举出《召诰》和《孟子·尽心》中对性命的用法和意义，然后排列诸经古训，认为古代经典中所说的“性”和理学家的解释根本不同。阮元说，“性字从心，即血气心知也”，“味色声臭喜怒哀乐皆本于性，发于情者也”[119]。而理学家说“性内无欲”、“欲即是恶”，主张“惩忿窒欲”。阮元反驳说，“欲生于情，在性之内，不能言性内无欲，欲不是善恶之恶。天既生人以血气心知，则不能无欲，惟佛教始言绝欲……此孟子所以说味色声臭安佚为性也”[120]。阮元承认情欲的合理性，显然和戴震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注释

[1]章太炎：《訄书》，《清儒》第十二。

[2]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一。

[3]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八，《万先生斯同传》。

[4]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自叙》。

[5]毛奇龄：《四书改错》卷一。

[6]《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十六，《经部·诗类》。

[7]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一。

[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9]《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十二，《经部·书类》。

[10]章太炎：《訄书》，《清儒》第十二。

[11]皮锡瑞：《经学历史》十，《经学复盛时代》。

[12]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二。

[13]《戴东原集》卷十一，《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

[14]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

[15]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臧玉林经义杂识序》。

[16]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中之下。

[17]《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四一七，经学七，陶澍：《书四世传经遗像后》。

[18]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二。

[19]焦循：《雕菰楼集》卷十二，《国史儒林文苑传议》。

[20]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九，《惠先生栋传》。

[21]惠栋：《九经古义首说》。

[22]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九，《惠先生栋传》。

[2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九，《经部·春秋类》。

[24]王引之：《王文简公文集》卷四，《与焦理堂先生书》。

[25]章太炎：《訄书》，《清儒》第十二。

[26]惠栋：《周易述》，《易微言》下。

[27]《戴东原集》卷十一，《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

[28]惠栋：《松崖文钞》卷二，《沈君彤墓志铭》。

[29]王鸣盛：《采集群书，引用古字》，转引《清儒学案》卷七十七。

[30]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二。

[31]江声：《尚书集注音疏述》。

[32]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二。

[33]王鸣盛：《尚书后案·序》。

[34]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四，《尚书后案序》。

[35]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

[36]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三。

[37]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三。

[38]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五，《答王西庄书》。

[39]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二十二史考异序》。

[40]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七，《答问》四。

[41]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八，《答问》五。

[42]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三，《与戴东原书》。

[43]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十五，《答问》十二。

[44]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三。

[45]转引自洪榜：《初堂遗稿》卷一，《戴先生行状》。

[46]章太炎：《訄书》，《清儒》第十二。

[47]章太炎：《訄书》，《清儒》第十二。

[48]昭梿：《啸亭杂录》卷八。

[49]阮元：《揅经室一集》卷二，《拟国史儒林传序》。

[50]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51]段玉裁：《戴东原年谱》。

[52]《戴东原集》卷十二，《江慎修先生事略状》。

[53]《戴东原集》卷十二，《江慎修先生事略状》。

[54]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九，《戴先生震传》。

[55]段玉裁：《戴东原年谱》。

[56]王昶：《春融堂集》卷五十五，《戴东原墓志铭》。

[57]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七。

[58]《戴东原集》卷三，《论韵书中字义答秦尚书蕙田》。

[59]陈奂：《说文段注跋》。

[60]《戴东原集》卷九，《与是仲明论学书》。

[61]纪昀：《纪文达公遗集》卷八，《考工记图序》。

[62]《戴东原集》卷三，《与王内翰凤喈书》。

[63]《戴东原集》卷六，《水经郦道元注序》。

[64]早于戴震的有全祖望、赵一清也整理《水经注》，和戴震取得的结果十分相似。因此学术界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戴震抄袭了赵一清的研究成果，如魏源、杨守敬、王国维主张此说；另一派认为全、赵、戴各自独立研究，得到了大体相同的结果，并非抄袭，如段玉裁、胡适、熊会贞主张此说。

[65]《戴东原集》卷三，《尔雅注疏笺补序》。

[66]段玉裁：《戴东原集序》。

[67]《戴东原集》卷九，《答郑丈用牧书》。

[68]段玉裁：《戴东原集序》。

[69]段玉裁：《戴东原集序》。

[70]戴震：《孟子字义疏证》。

[71]戴震：《原善》。

[72]《孟子字义疏证》。

[73]《孟子字义疏证》。

[74]《孟子字义疏证》。

[75]《孟子字义疏证》。

[76]《孟子字义疏证》。

[77]《孟子字义疏证》。

[78]《原善》。

[79]《孟子字义疏证》。

[80]《孟子字义疏证》。

[81]《戴东原集》卷九，《与某书》。

[82]章太炎：《菿汉微言》。

[83]《孟子字义疏证》。

[84]《孟子字义疏证》。

[85]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七，《理说》。

[86]姚鼐：《惜抱轩尺牍》卷五、卷六。

[87]姚鼐：《惜抱轩尺牍》卷五、卷六。

[88]姚鼐：《惜抱轩文集》卷六，《再复简斋书》。

[89]江藩：《汉学师承记》卷六，《洪榜》。

[90]章学诚：《朱陆篇书后》，《章氏遗书》。

[91]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三，《段若膺说文解字注序》。

[92]王念孙：《王石臞先生遗文》卷二，《段若膺说文解字读序》。

[93]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七，《说文今叙篆文合以古籀说》。

[94]阮元：《揅经室续集》卷二之下，《王石臞先生墓志铭》。

[95]萧一山：《清代通史》中，640页。

[96]阮元：《揅经室续集》卷二之下，《王石臞先生墓志铭》。

[97]阮元：《揅经室续集》卷二之下，《王石臞先生墓志铭》。

[98]章太炎：《訄书》，《订文》，第二十五，附《正名杂义》。

[99]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中之下。

[100]汪中：《述学·别录》，《与巡抚毕侍郎书》。

[101]汪中：《述学·补遗》，《大学平议》。

[102]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三十四，《公祭汪容甫文》。

[103]凌廷堪：《校礼堂诗集》卷十四。

[104]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四，《复礼》上。

[105]同上书，《复礼》下。

[106]凌廷堪：《礼经释例》自序。

[107]焦循：《雕菰楼集》卷十三，《寄朱休承学士书》。

[108]焦循：《雕菰楼集》卷十六，《易图略自序》。

[109]王引之：《王文简公文集》卷四，《与焦理堂先生书》。

[110]焦循：《孟子正义》，《性犹杞柳章》。

[111]焦循：《雕菰楼集》卷十，《说定》下。

[112]焦循：《论语通释》，《释知》。

[113]同上书，《释异端》。

[114]同上书，《释据》。

[115]焦循：《雕菰楼集》卷八，《辨学》。

[116]阮元：《揅经室二集》卷七，《西湖诂经精舍记》。

[117]阮元：《揅经室一集》卷二，《拟国史儒林传序》。

[118]阮元：《揅经室一集》卷八，《论语论仁论》。

[119]阮元：《揅经室一集》卷十，《性命古训》。

[120]阮元：《揅经室一集》卷十，《性命古训》。

第十二章　清代前期的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

第一节　清代的文学艺术

明清之际，是一个社会大变动时期。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必然会在文艺作品中有所反映，因此，清初出现了一批具有较强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家。随着清王朝统治的巩固，特别是由于清统治者推行了封建的文化专制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渐趋衰落，产生了大量的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文学作品。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在诗、词、散文中占了统治地位。尽管诗人、词人和散文作者人数很多，作品丰富，风格各异，但总的说来，已成强弩之末，没有超过前代的成就。可是，在被封建统治阶级排除在文学“正宗”之外的戏剧和小说却得到了突出的发展。一些杰出的作家，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创作了《长生殿》、《桃花扇》、《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具有高度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像一颗颗灿烂的明星照耀着我国的文坛，形成了我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

一、诗

清初诗人，最著名的有钱谦益和吴伟业。

钱谦益（一五八二年至一六六四年，明万历十年至清康熙三年），字受之，号牧斋，江苏常熟人。明末官礼部侍郎。福王时为礼部尚书。清军攻陷南京，被留用，未几去官。著有《初学集》、《有学集》。钱谦益论诗主张“有本”。他认为：古代的《国风》、《小雅》、《离骚》，皆从肺腑中出，无不有本。反对明代七子所标榜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之说，对拟古主义的作品攻击甚烈。他认为诗乃“志之所之”，不过是陶冶性灵，流连景物，各言其所欲言而已。他很推崇白居易、苏轼、陆游的诗，诗歌风格接近晚唐和宋代，技巧纯熟，有创造性。他的理论和创作对当时和他以后的诗文创作有一定影响。

吴伟业（一六〇九年至一六七一年，明万历三十七年至清康熙十年），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崇祯进士，官至少詹事。明亡后隐居十年，后被迫出仕，为国子监祭酒。他在清初诗坛上很有名，其诗长于七言歌行。辞藻华丽，音律谐调。既委婉含蓄，又沉郁悲凉。但语言欠简练，常因好用典故，致使意义隐晦。就其诗的内容看，大多以明清之际的历史事实为题材，有“诗史”之称。他的长诗如《圆圆曲》、《永和宫词》、《楚两生行》，为一时传诵的作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他“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1]，颇能道出其诗歌的艺术特色。有《梅村家藏稿》、《梅村集》。

在清初著名诗人中，对社会现实有所反映的，还有宋琬与施闰章，时称“南施北宋”。

宋琬（一六一四年至一六七三年，明万历四十二年至清康熙十二年），号荔裳，山东莱阳人。顺治进士。他宦途坎坷，屡遭危难，长期漂泊。所以他的诗中忧患伤感之作颇多。如《悲落叶》、《写哀》、《九哀歌》、《感怀》等，都非常悲愤沉痛，哀婉动人。他的诗以五言歌行较胜。七律趋步放翁，对仗工整。著有《安雅堂集》。

施闰章（一六一八年至一六八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至清康熙二十二年），号愚山，安徽宣城人。顺治进士。康熙中，应博学鸿儒科，官至侍读学士。他主张作诗要言之有物，反对空泛虚华。所以他的诗作反映社会现实的较多，如《湖西行》、《冬雷行》、《临江悯旱》等篇，都反映了人民的痛苦与吏治的黑暗。他的作品字稳句炼，以工力法度著称，著有《学余堂集》。

这一时期还有不少诗人，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他们在参加抗清斗争失败后，始终坚持不与清廷合作的态度，不赴考试，不受官职。有的隐迹于空门，有的流寓于山林，其中成就较高的，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杜濬、钱澄之、归庄、屈大均、陈恭尹等人。他们的诗有的歌颂抗清斗争的志士，有的揭露清军的残暴，有的反映劳动人民的苦难，有的抒发自己的故国之思和怀旧之感，以及建功立业，光复故国的强烈愿望。他们在艺术上的成就虽有不同，但具有深厚的民族感情和坚强的斗争意志，则是他们的共同特点。

康熙年间，政权日趋巩固，抗清意识逐渐消沉，一些新起诗人民族感情逐渐淡薄，其作品多重形式技巧，其论诗则喜立派别门户。著名的有王士禛、赵执信诸人。

王士禛（一六三四年至一七一一年，明崇祯七年至清康熙五十年），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顺治进士，官至刑部尚书。王士禛论诗，推崇唐代的王维、孟浩然，倡“神韵”之说，鼓吹“妙语”与“兴趣”，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为诗的最高境界。这种诗歌理论来源于唐代司空图的《诗品》和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他的诗，长于描写景物，清新淡泊，自然流畅，风致蕴藉。如《方山道中》云：“前山白云外，缭绕一江横。渔舍参差见，风帆自在行。烟花怜故国，湖海寄浮生。洗盏船头坐，一声沙鸟鸣。”[2]《江上》云：“吴头楚尾路如何，烟雨秋深暗白波。晚趁寒潮渡江去，满林黄叶雁声多。”[3]将清冷幽僻的景物，勾画得令人神往。总之，王士禛对于纠正当时尚缛丽、讲学问的诗风曾起过一定作用。但他强调神韵，易于脱离现实；追求典雅，刻意修饰。其所标举“多流连山水，点染风景之词”[4]，没有多少社会意义。他著有《带经堂全集》、《渔洋诗话》等。

当王士禛雄踞诗坛，神韵说风行士林的时候，堪与之较量的是赵执信。

赵执信（一六六二年至一七四四年，清康熙元年至乾隆九年），号秋谷，晚号饴山老人，山东益都人。他不赞同王士禛的神韵说，认为王诗专以风流相尚，实是“诗中无人”。主张诗中有人，诗外有事，以意为主，言语为役。他的诗，着重反映现实生活，笔力遒劲。王、赵二人论诗不同，风格各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王以神韵缥缈为宗，赵以思路刻为主”[5]，很能说明二人的特点。赵执信所著有《谈龙录》、《饴山堂诗文集》等。

王士禛、赵执信以后，在诗坛上发生较大影响的，有沈德潜的格调说。沈德潜（一六七三年至一七六九年，清康熙十二年至乾隆三十四年），字确士，号归愚，江苏长洲人（今苏州）。乾隆进士，曾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他所作的诗大都平正典雅，为台阁体诗人的典型。沈德潜论诗主格调，古体宗汉魏，近体尊盛唐。在诗的内容上，主张“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6]。反对专以嘲风雪、弄花草为事。在诗的风格上，强调要“温柔敦厚”、“怨而不怒”、“一归于中正和平”。他的诗虽也有反映民间疾苦的篇章，但很多颂圣赞德的作品，削弱了诗歌讥刺时弊、抨击黑暗的社会作用。这个诗派是康雍乾“盛世”的产物，他的诗论比“神韵派”更有利于封建统治。他根据自己论诗的宗旨编选的《古诗源》、《唐诗别裁》、《明诗别裁》、《国朝诗别裁》等，在辨析源流、指陈得失、对古典诗歌的借鉴与流传方面也曾起过一定作用。

与沈氏同时，有不为格调所拘，直抒性情而自成一派的郑燮。郑燮（一六九三年至一七六五年，清康熙三十二年至乾隆三十年），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乾隆进士，曾作过山东范县、潍县知县，后弃官归扬州，卖画度日。他出身贫苦，颖悟好学，蔑视权贵，同情人民，赋性旷达，人以为狂。他能诗、工书、善画，世称“三绝”。他主张作诗必须反映社会生活，不同于王士禛的神韵说和沈德潜的格调说。在他的诗里，有许多同情民间疾苦、暴露封建社会黑暗的作品。如画竹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7]及《潍县竹枝词》“绕郭良田万顷赊，大都归并富豪家，可怜北海穷荒地，半篓盐挑又被拏”等，都是反映社会矛盾的现实主义诗篇。有《郑板桥全集》。

《墨竹》（郑燮画）

更彻底反对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是晚于郑燮的袁枚。

袁枚（一七一六年至一七九七年，清康熙五十五年至嘉庆二年），字子才，号简斋，浙江钱塘人。乾隆进士，作过江宁、溧水等地的知县。后辞官，于南京小仓山筑“随园”，世称“随园先生”。著有《小仓山房诗文集》、《随园诗话》等。

袁枚是性灵派的主将，他认为诗应该抒发人的性情。他说“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8]。又说“作诗不可以无我，无我，则剿袭敷衍之弊大”[9]，反对将诗歌作为单纯载道卫道的工具。主张诗既可阐述伦常道德之理，亦可抒发山水男女之情。他还反对追求格调，夸耀学问，而强调“性情”、“灵感”的作用。“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词”（《遣兴》）。袁枚的诗作，确能写出自己生活感受，直抒“性情”，清新灵巧，别具风格。其缺点是过分强调“性灵”，大多抒写个人的遭际游乐，题材狭窄，社会意义不大。

最后要提到的是翁方纲。翁方纲（一七三三年至一八一八年，清雍正十一年至嘉庆二十三年），号覃溪，直隶大兴人。乾隆进士。官至内阁学士，是著名的诗人、书法家，著有《复初斋文集》。翁方纲论诗主肌理说。他说，“诗必研诸肌理，而文必求实际”[10]。又说，“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11]。他认为对于一个诗人来说，重要的不在于神韵、格调、性情，而在于学问。应把思想（义理）、结构（文理）、材料（肌理）三者结合起来。在嘉庆中，他成为诗坛的领袖人物，与性灵说互相抗衡，影响颇大。翁氏为饱学之士，其诗质实充厚，但因喜以诗言学，致使金石考证，填塞于作品之中，而缺少生活气息。洪亮吉误闻翁方纲卒，曾作挽诗云“最喜客谈金石例，略嫌公少性情诗”[12]，这个评价是不过分的。该诗派是汉学兴盛时期的产物。

二、词

词这种文学形式兴于唐，盛于宋，衰微于元明。到了清代，词人辈出，词学遂呈复兴之象，对词的创作、词论、前人词集的整理均有一定成就。清之词派，可分为三：陈维崧推崇苏、辛，高歌壮语，雄浑豪迈，称阳羡词派；朱彝尊标榜南宋，辞句工丽，格律精巧，创浙西词派；张惠言提倡风骚，强调比兴，鼓吹寄托，成常州词派。此外尚有与陈、朱齐名的纳兰性德，其词以小令名世，词采浓艳，凄婉动人，对清初词坛，影响颇大。

陈维崧（一六二五年至一六八二年，明天启五年至清康熙二十一年），字其年，号迦陵，江苏宜兴人。康熙时，晚年被召，应博学鸿儒试，授翰林院检讨。陈氏工诗能文，尤善于词，计得词一千六百余首，数量之多，词家罕出其上者。有《湖海楼集》。陈氏学问渊博，才华横溢。他的词气势豪壮，长调小令，舒卷自如。其中有些反映了民间疾苦，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但也有不少世俗应酬之作。

朱彝尊（一六二九年至一七〇九年，明崇祯二年至清康熙四十八年），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今嘉兴）人。康熙中，举博学鸿儒，为翰林院检讨，入值南书房。他的词宗法姜夔、张炎，推究声律，琢炼字句，有一定的艺术成就。著有《曝书亭集》。又曾选辑《词综》，为词的创作和研究提供了资料。

纳兰性德（一六五四年至一六八五年，清顺治十一年至康熙二十四年），字容若，满洲正黄旗人。大学士明珠之子，康熙进士，官侍卫。著有《饮水集》、《侧帽集》。他的词不事雕饰，婉丽凄清，缠绵悱恻，词风与李后主相近。

张惠言（一七六一年至一八〇二年，清乾隆二十六年至嘉庆七年），字皋文，江苏常州人。他主张词要以比兴寄托为重，缘情造端，感物而发，反对一味的“雕琢曼辞”。其创作态度，较为严谨，他的《茗柯词》只收四十六首，其词朴实自然，所辑《词选》对后世影响颇大。

三、散文

清初作家以散文见称者有侯方域、魏禧、汪琬三人。

侯方域（一六一八年至一六五四年，明万历四十六年至清顺治十一年），字朝宗，河南商丘人。少有才名，曾参加复社。有《壮悔堂集》。其文潇洒流畅，鲜明清丽，但有些文章，纵笔出之，未免浅薄。《李姬传》、《马伶传》、《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等篇，均能代表其散文特色。

魏禧（一六二四年至一六八一年，明天启四年至清康熙二十年），字冰叔，号叔子，江西宁都人。有《魏叔子集》。他的散文，以人物传记最为突出，文字简洁，叙事生动，且长于议论。《大铁椎传》是他的代表作。

汪琬（一六二四年至一六九一年，明天启四年至清康熙三十年），字苕文，号钝庵，又号尧峰，江苏长洲（今苏州）人。顺治进士。康熙时举博学鸿儒，授翰林院编修。他和侯方域、魏禧等都是唐宋派古文的倡导者。所作《江天一传》，记述简明，刻画精细，可称佳构。著有《尧峰类稿》。

清代中叶，散文领域内的复古主义倾向有所发展。从方苞开始，经刘大櫆、姚鼐等人的努力，形成了桐城派古文运动。

方苞（一六六八年至一七四九年，清康熙七年至乾隆十四年），字灵皋，号望溪，安徽桐城人。康熙进士，乾隆时官礼部侍郎。有《望溪文集》。他一生致力于古文复兴运动，建立了桐城派古文的基本理论。他主张作文的目的在于通经明道。所以必须重视义理，求其根源，继承孔孟程朱的道统。所谓“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13]，是桐城派所追求的最高标准。他轻视诗词歌赋，认为这类作品不过是“瞑瞒于声色之中”。他提出了“古文义法”，说：“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家，或沿翰林旧体，无一雅洁者。”[14]“义”就是“言有物”；“法”就是“言有序”。“言有物”是说文章要有内容；“言有序”是说文章要讲究形式。“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他所讲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文学理论是正确的，对于纠正空疏芜杂的文风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方苞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很深，思想迂腐，他要求的文章内容是“阐道翼教，有关人伦风化”，而文章的语言则要求古朴淳厚，定下的框框太多太死。他说：“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15]因此，他倡导的文章义法，实际上是使散文局限于通经明道，变成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但方苞也写出过一些语言简洁、寓意深刻的好文章。他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等篇，都是清代散文中的优秀作品。

刘大櫆（一六九八年至一七八〇年，清康熙三十七年至乾隆四十五年），号海峰，安徽桐城人。有《海峰文集》。他是方苞的弟子，对散文的主张，与方苞稍有不同。方重“义法”，而刘只重“法”。认为好文章，必须重视方法技巧，音节字句。故其所论的“法”，也是偏重于修辞一个方面而已。他的记事文虽有佳作，但总的说来成就不高。

姚鼐（一七三一年至一八一五年，清雍正九年至嘉庆二十年），字姬传，号惜抱，安徽桐城人。乾隆进士，任四库馆纂修官，有《惜抱轩全集》。他选辑的《古文辞类纂》流行颇广。他是刘大櫆的弟子，到了姚鼐，桐城派的文学理论更加系统化。他将方苞的“古文义法”加以发挥，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等八个具体方面。神、理、气、味是文章的精神和内容；格、律、声、色是文章的修辞和形式。他所说的义理，仍然没有超出方苞提出的内容。姚鼐的散文较好的有《朱竹君先生传》、《登泰山记》、《游媚笔泉记》等篇。

四、小说

清代文学领域，成就最辉煌的是小说。最著名的有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曹雪芹的《红楼梦》。

蒲松龄（一六四〇年至一七一五年，明崇祯十三年至清康熙五十四年），字留仙，山东淄川（今淄博）人。他出生于一个地主兼商人的“书香门第”，但到他的时候，家境已经衰落。蒲松龄十九岁以优异成绩考中秀才，此后却屡试不中，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塾馆教学，直至七十一岁才援例出贡，四年后去世。

《聊斋志异》是蒲松龄的代表作，他四十岁左右就已经基本完成此书，以后不断增补修改。书中的许多故事，是在民间传说基础上进行加工，有些故事则是记述作者的见闻或为作者所创作。他自称《聊斋志异》是“孤愤之书”，其中，花妖狐魅、幽鬼神灵，都是有所“寄托”[16]的。

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揭露了封建政治的黑暗。对那些贪官酷吏、豪绅恶霸剥削压迫人民的罪行进行了无情的鞭挞。《促织》一篇，通过宫中喜好斗蟋蟀而给人民带来灾难的故事，将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席方平》、《红玉》等篇有力地鞭挞了腐败的封建官场和暴虐的官僚。

蒲松龄画像

《聊斋志异》还揭露和批判了腐朽的科举制度。蒲松龄笔下的试官，是一批不学无术、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的人物，在他们主持下，只能是“黜佳才而进凡庸”。他在揭露科举考试中各种弊端的同时，还深刻地剖析了封建士子肮脏的灵魂。他们读书的目的，不过是“宫室妻妾，无所不有”，作威作福，倚势欺人。有的篇章又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士子应试时那种可鄙而又可怜的形象，揭露了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摧残。

在一些篇章里，蒲松龄通过花妖狐魅和人的恋爱故事，表现了追求婚姻自由、向往幸福生活、反对封建礼教的进步思想。他出色地塑造了许多无视封建礼教、大胆而温柔、勇敢而美丽的女性，和一些尊重女性的男主人公。在一些篇章里，作者还揭露了封建的婚姻制度，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批判了封建的买卖婚姻，抨击了嫌贫爱富的势利观念，斥责了玩弄女性的丑恶行为。

《聊斋志异》的题材非常广泛。作者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用传奇的手法志怪志异，创作出许多情节曲折、形象生动、具有社会意义的优秀作品。由于《聊斋志异》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卓越成就，两百多年来，一直为人民所喜爱。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聊斋志异》中也有一些消极落后的东西，如：宣扬封建的伦理信条和因果报应等，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思想光辉。

《儒林外史》是一部杰出的讽刺小说。作者吴敬梓（一七〇一年至一七五四年，清康熙四十年至乾隆十九年），字敏轩，安徽全椒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世代簪缨，诗礼传家，生活很优裕。吴敬梓年幼聪颖，“读书才过目，辄能背诵”[17]。二十三岁时，父亲去世，生活起了变化。接着，他考上了秀才，以后却屡试不中。由于他不善于理财，又慷慨好施，不到十年，把产业都卖光了，遂迁居南京。后来生活十分贫困，“短褐不得完”，“灶突无烟青”。正是由于家道中落和生活道路的坎坷，他历尽了世态炎凉，洞察科举制度的弊端。吴敬梓的思想产生了剧烈的转变，他痛恨封建统治阶级和知识界的卑劣和丑恶。《儒林外史》就是他清醒地观察现实，如实地揭露生活中矛盾的杰出作品。

吴敬梓画像

《儒林外史》第一回，吴敬梓借王冕之口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批判：“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在吴敬梓的笔下，贪赃枉法的官僚，横行乡里的豪绅，利欲熏心的士子，附庸风雅的名士，招摇撞骗的清客，一个个被刻画得栩栩如生。吴敬梓通过对儒林群丑的描绘，对科举制度及其影响下的社会风气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如果说蒲松龄揭露了科举制度中的种种弊病，吴敬梓更进一步否定了科举制度本身，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政治的腐败和文化道德的堕落。

《儒林外史》在揭露浮沉在科举场中的文人名士官僚乡绅种种丑态的同时，把一些“市井小民”作为正面人物来描写，赞美他们高尚的品质和纯洁的灵魂，表现了作者的理想。

吴敬梓猛烈地抨击了科举制度，但是，他却找不到解决问题的途径。他理想中的人物，只是王冕、杜少卿等恬淡避世的逸人隐士。他一方面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反动和虚伪，一方面又赞扬儒家的礼乐刑政，表现出作者思想上的矛盾。尽管如此，《儒林外史》仍然是一部优秀的古典小说。鲁迅先生指出：《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18]。

《红楼梦》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一部古典小说。作者曹雪芹，名霑，字梦阮，生于一七一五年至一七二四年间（清康熙五十四年至雍正二年），死于一七六二或一七六三年（清乾隆二十七年或二十八年）。他的家庭属内务府正白旗汉军，是清皇室的“包衣”（奴隶）。曹雪芹的曾祖母，是康熙的乳母，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作过康熙的“侍读”。康熙即位以后，曹家就得到重用。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就当了江宁织造，曹玺死后，其子曹寅，其孙曹颙、曹继任江宁织造。织造衙门是专为皇家织造绸缎的机构。织造一职，由内务府的郎中或员外郎选派，多属皇帝的心腹。没有一定的品级，但可以直接向皇帝上奏章，呈密折，报告吏治民情，充当皇帝的耳目。曹寅博学能文，著《谏亭诗抄》，曾主持刻印《全唐诗》，并以藏书著称，有许多著名的学者文人和他交往。康熙对于曹寅特别赏识。康熙六次南巡，四次都住在曹寅的江宁织造署内。康熙一朝，曹雪芹的祖父辈备受恩宠，这是曹家的鼎盛时期。康熙死后，曹家的厄运就开始了。雍正初年，雷厉风行地整顿财政经济，曹家长期担任织造、盐政等要职，财务亏空很大，受追查。又当时雍正和弟兄们斗争很激烈，曹家也可能受到了牵连。雍正五年（一七二七），曹被革去江宁织造，家产被抄没，给他留下北京的部分财产，“以资养赡”。但是，这时的曹家，还没有一败涂地。一七二八年（清雍正六年），年幼的曹雪芹随着父母，由南京回到北京。乾隆初年，曹家大概又遭到一次祸变，从此，这个“赫赫扬扬将近百年”的家族完全败落下来。后来，曹雪芹迁往北京西郊，过着穷愁潦倒的生活，“瓮牖绳床”，“举家食粥”，在贫病交迫的情况下，从事《红楼梦》的创作，不到五十岁就与世长辞了。曹雪芹的一生，从幼年豪富到中年败落，使他能从各个方面广泛地接触社会生活，深刻地体察一个封建大家族中表现的复杂的矛盾，为《红楼梦》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石头记》己卯本

《石头记》庚辰本

贯穿《红楼梦》的一条主线，是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是建立在反封建传统的共同的思想基础上的，这个爱情悲剧本身就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但是，《红楼梦》的伟大并不仅仅是因为它写了这个爱情悲剧，更重要的还在于围绕着这条主线塑造了众多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反映了封建末世的社会生活，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腐朽及其必然灭亡的命运，对封建社会进行了全面的批判。

《红楼梦》中的贾、史、王、薛四家，是四大封建家族，它们通过婚姻关系联结在一起。上通朝廷，下结州县，成为封建社会的支柱。一张“护官符”，不仅显示了四大家族显赫的政治地位和雄厚的经济实力，而且充分揭露了封建社会国家机器的阶级实质以及封建社会走向没落时期官场的腐败和政治的黑暗。

贾家号称“诗礼簪缨之族”，但是，就在这富丽堂皇的帷幕后面，父子之间、婆媳之间、兄弟之间、妯娌之间、夫妇之间、嫡庶之间，围绕着财产和权力进行激烈的斗争，“象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贾府的主子们，花天酒地，穷奢极欲，生活糜烂，道德败坏，正如柳湘莲所说，“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贾家的子孙一代不如一代，说明了地主阶级后继无人，封建传统叛逆者的出现，更反映了封建主义的伦理纲常已经丧失了维系人心的力量。

贾府的豪华生活是建立在对农民残酷剥削的基础上的。贾珍对乌庄头说的“不和你们要找谁去”，一语道出了贾府生活的重要来源。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并没有正面地描写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但是，曹雪芹在写甄士隐破落后，夫妻二人要回田庄去，“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田夺地，鼠窃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难以安身”，可以看出，地主阶级的统治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大观园内奴隶们的反抗斗争，正是当时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贾府的反映。

在《红楼梦》中，曹雪芹通过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封建后期的社会矛盾，它不仅具有高度的思想性，而且具有高度的艺术性。鲁迅先生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19]《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的杰作。尽管曹雪芹还有补封建制度之天的幻想，对君权有保留，对农民起义采取敌视的态度，对孔孟之道的批判也不彻底，但是，曹雪芹的名字是可以列于世界伟大作家之林而毫无逊色的。

曹雪芹仅仅留下了《红楼梦》的前八十回，后四十回为高鹗续作。高鹗，字兰墅，籍隶汉军镶黄旗，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进士，曾做过内阁中书、刑科给事中等官。他的续书，完成了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使故事首尾完整，便于流传。但是，后四十回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远不如前八十回，特别是宝玉中举和贾家“兰桂齐芳”、“家道复初”，更是严重地违背了曹雪芹的原意。

《镜花缘》是在《红楼梦》之后出现的一部优秀小说。作者李汝珍（一七五八年？至一八三〇年？清乾隆二十三年至道光十年），直隶大兴（今北京市）人，曾作过河南县丞，学问渊博。《镜花缘》是他晚年的作品，计划写二百回，结果只写了一百回。在《镜花缘》中，作者通过唐敖、林之洋、多九公等人游历海外诸国的见闻，描写自己的社会理想，抨击封建社会的黑暗，表现了进步的倾向。

《镜花缘》突出地赞扬了妇女的才能。书中的一百多个才女都是些巾帼奇才。作者要求提高女权，对封建社会中压迫妇女的某些制度和风俗，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但《镜花缘》在思想上没有完全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在艺术上有炫耀学识、忽视人物塑造的缺陷。

五、戏曲

中国的戏曲，历史悠久，种类繁多。元杂剧和明传奇，标志着中国戏曲已经达到了成熟的阶段。到了清代，又有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戏剧理论家李渔和优秀的剧作家洪昇、孔尚任等。

李渔（一六一一年至一六七九年，明万历三十九年至清康熙十八年），字笠翁，浙江兰溪人。他写过许多剧本，并自蓄家伎，到处演出。在总结前人和自己的经验的基础上，写成了他的戏剧理论著作《闲情偶寄》。李渔的戏剧理论，包括创作和演出两个部分。在戏剧创作方面，他不同于那些专从一个曲牌、一些字句出发的评论家，而很注意作品的全局。他主张一个剧本应该有“主脑”，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要有“主题”。要有中心人物和中心事件。从这一要求出发，他提出了“密针线”、“减头绪”，“凡此剧中有名之人，关涉之事，与前此后此所说之话，节节俱要想到”。要有“照映”、有“埋伏”，使剧本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塑造人物方面，他主张要写出人物的个性，写什么人，就像什么人。他要求作者“设身处地”为剧中人着想，把剧中人心灵深处的东西表现出来。在语言方面，他主张通俗易懂，重视演出效果。

洪昇（一六四五年至一七〇四年，清顺治二年至康熙四十三年），字昉思，浙江钱塘人。他一生潦倒，在北京作了二十多年国子监生，没有得到一官半职。在这期间，他又遭家难，父亲得罪遣戍。艰难的生活道路养成了他清狂孤傲的性格，常常“白眼踞坐，指古摘今”[20]。他的《长生殿》一剧写成于一六八八年（清康熙二十七年），轰动一时，“爱文者喜其词，知音者赏其律”[21]，“朱门绮席，酒社歌楼，非此曲不奏”[22]，以至妇孺皆知“洪先生”之名。一六八九年（清康熙二十八年）因在佟皇后丧期内演唱《长生殿》，洪昇遭弹劾，被革去国子监生，回到故乡，过着郁郁寡欢的生活。康熙四十三年，在浙江吴兴夜饮失足落水而死。

《长生殿》是写唐明皇李隆基与贵妃杨玉环的爱情故事。作者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把传说和历史融合在一起，围绕着李、杨之间的爱情，展现了安史之乱前后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一方面赞美李、杨之间生死不渝的爱情，一方面揭露和批判封建帝王豪华生活给人民带来的严重苦难，使这个传统的题材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在思想和艺术方面，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描写劳动人民苦难的同时，塑造了一系列爱国者的光辉形象，对权奸、叛将、降官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表现了作者的兴亡之感和故国之思。

清代另一优秀剧作者孔尚任（一六四八年至一七一八年，清顺治五年至康熙五十七年），字聘之，号东塘，山东曲阜人，孔子第六十四代孙。康熙二十四年，康熙南巡，过曲阜，谒孔庙。孔尚任在御前讲经，得康熙的赏识，授国子监博士，来到北京，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康熙二十五年，他被派往苏北治水，往来于南京、扬州等地，亲身体验了人民的苦难和官场的黑暗，结识了许多明朝遗老，加深了他对南明王朝历史的了解。康熙二十八年，他回到北京，迁任户部员外郎，但他已不再热衷仕进了，决心最后完成他构思已久的《桃花扇》。一六九九年（清康熙三十八年），《桃花扇》脱稿，获得了很大成功。“长安之演《桃花扇》者，岁无虚日”[23]。但是，也就在这一年，孔尚任被罢官。一七〇二年（清康熙四十一年），他回到故乡，晚景颇为萧条。

《桃花扇》以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线索，集中反映了明末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作者把侯、李爱情故事的开展和当时的政治形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鲜明的艺术形象，再现了南明王朝兴亡的历史。作者虽然没有正面去写民族矛盾，但是，这种“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24]的历史剧，不能不引起有亡国破家之痛的人们的强烈共鸣。当《桃花扇》演出的时候，故臣遗老，“掩袂独坐”，“唏嘘而散”，表明了《桃花扇》的政治影响。孔尚任在《放歌赠刘雨峰》诗中说：“命薄忍遭文字憎，缄口金人受诽谤。”他的罢官，很可能和创作《桃花扇》有关。

孔尚任在创作《桃花扇》的时候，十分重视历史的真实。“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25]。但是，他对于戏剧本身的特点，也并不忽视。为了塑造典型人物，对某些事实也“稍有点染”[26]，比较正确地解决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使《桃花扇》成为一部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的古典戏剧名著。

《长生殿》和《桃花扇》都是昆曲，但在清初昆曲盛行的同时，全国各地还有很多地方戏。戏曲舞台上，百花齐放，竞秀争妍，有所谓“南昆、北弋、东柳、西梆”之说。“昆”即昆曲；“弋”即弋阳腔，明代传至北方，清初已盛行于北京；“柳”指山东的柳子戏；“梆”指陕西的“梆子”，亦即“秦腔”。乾隆时期，出现了“花部”与“雅部”争雄的局面，“雅部”指昆曲，“花部”是各种地方戏的总称，或称“乱弹”。“两淮盐务，例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27]。地方戏的曲文虽不如昆曲，但音调优美，语言通俗，表演生动，富于生活气息。著名学者焦循评论说：昆曲“盖吴音繁缛，其曲虽极谐于律，而听者使未睹本文，无不茫然不知所谓”；而地方戏曲“其词质直，虽妇孺亦能解。其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荡”。所以“花部”在民间极受欢迎，“郭外各村，于二八月间，递相演唱，农叟渔父，聚以为欢，由来久矣”；“天既炎暑，田事余闲，群坐柳荫豆棚之下，侈谈故事，多不出‘花部’所演”[28]。

昆曲由于脱离群众，变成了封建士大夫的消遣品，日益失去生命力。清初，北京戏曲舞台上已有弋阳腔与昆曲争衡，后来，其他地方剧种入京。乾隆中叶，秦腔表演艺术家魏长生来京演出，“名动京城，观者日至千余”[29]。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〇），因祝贺皇帝八十岁寿辰，安徽三庆班入京。徽班以二黄调为主，并改造秦腔的唱法而形成西皮，产生了“皮黄”戏，遂形成后来的京剧。又进一步吸收昆曲和各种地方戏的优点，清朝后期，京剧的剧目、唱腔和表演艺术不断革新，名家辈出，成为全国广泛流行的最大剧种。

六、绘画

清代绘画，繁荣兴旺，人才辈出，流派之多，如雨后春笋。清统治者如康熙、乾隆都喜爱绘画，大力提倡。先后下诏编纂了《佩文斋书画谱》、《祕殿珠林》、《石渠宝笈》（正、续编）等中国绘画名著。一些优秀的画家，供奉内廷，备受礼遇。

但是，在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影响下，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风尚较严重地影响了清代画坛。尽管流派很多，但是，大都以模仿古人为能事。“远师（黄）公望，近宗文（徵明）沈（周）。”他们的代表人物，有清初的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恽格和吴历。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王翚和王原祁。方薰说，“海内绘事家，不为石谷（王翚字）牢笼，即为麓台（王原祁号）械杻”[30]。他们的画风，形成了清代画坛的正统。

在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画风盛行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反对模仿、提倡独创的画家。他们信笔挥写，直抒胸臆，不拘成法。因此，正统派的画家称之为“狂”、为“怪”。他们的代表人物，有清初的“四僧”（弘仁、髡残、道济、八大山人）和清中叶的“扬州八怪”（有不同的说法。一般的说法是汪士慎、黄慎、金农、高翔、李鱓、郑燮、李方膺、罗聘）。清初的“四僧”，有的是明王朝的宗室，有的是明末遗民。“扬州八怪”则是一些仕途坎坷和隐居不仕的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们把亡国之痛和愤世嫉俗的心情通过自己的画笔表现出来，为清代画坛带来了新的气息。

王时敏（一五九二年至一六八〇年，明万历二十年至清康熙十九年），字逊之，号烟客。江苏太仓人。明大学士王锡爵之孙，以荫官至太常寺少卿，人称王奉常。他从小就酷爱绘画，擅长山水，对于宋元诸家，特别是对黄公望刻意揣摹，深受董其昌的赏识。他运腕虚灵，布墨神逸，随意点染，峰壑浑成。到了晚年，艺术上更加成熟，被奉为清初画坛的领袖。但是，由于他只知临摹，不事创造，所以他的作品，始终不能超出黄公望、董其昌二家的范围。

王鉴（一五九八年至一六七七年，明万历二十六年至清康熙十六年），字圆照，号湘碧，江苏太仓人。他是王时敏的宗侄，他们的年龄却相差不多，齐名艺苑。他也喜好临摹，凡是宋元以来的名画，他一定要临摹到惟妙惟肖的境地方肯罢手。对于董源、巨然的笔法，有更深的造诣。他的画沉雄古逸，皴染兼长，但是，大都出于临摹，缺少创造性。

王翚（一六三二年至一七一七年，明崇祯五年至清康熙五十六年），字石谷，号耕烟散人，又号乌目山人，江苏常熟人。少年时就长于山水画，王鉴游虞山，见到了他画的扇面，非常惊异，载与俱归。在王鉴的指导下，进步很快。后来，王鉴又将他推荐给王时敏作学生，王时敏对他十分器重，以钦佩的口吻说：“此烟客师也，乃师烟客耶！”他和王时敏一起，游历大江南北，饱览收藏家的秘本，在创作思想和艺术技巧上都有了突破。他认为当时画坛的衰微，是由于宗派主义造成的。“右云间者深讥浙派，祖娄东者辄诋吴门。”他主张“以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31]。他把自董其昌以来视为中国绘画史上水火不相容的南北二宗不同的表现手法熔于一炉，赢得了“画圣”的称誉，成为虞山派的开山。康熙时，供奉内廷，奉诏作《南巡图》，康熙看了，非常满意，赐书“山水清晖”四字，因号“清晖主人”。他的画工整艳丽，蹊径深远，在“四王”中，他的成就最为突出。

王原祁（一六四二年至一七一五年，明崇祯十五年至清康熙五十四年），字茂京，号麓台。王时敏之孙。康熙庚戌进士，官至户部侍郎，人称王司农。他童年时代，就表现出了绘画的才能。偶作山水小幅，粘在书斋的墙上，王时敏以为是自己的作品，惊讶地说：“吾何时为此耶！”当他得知是王原祁所作的时候，称赞说：“是子业必出吾右。”在王时敏的指导下，学业精进，对于黄公望的画法，钻研更深。王时敏曾对王鉴说：“元季四家，首推子久（黄公望），得其神者，惟董宗伯（其昌）；得其形者，余不敢让；若神形俱得，吾孙其庶乎！”[32]康熙时，供奉内廷，充《佩文斋书画谱》总裁，《万寿圣典》总裁。由于他得到清统治者的赏识，学之者遍天下，形成娄东一派，俨然成为一代宗师。他的作品，深醇浑逸，但较拘束，跟在古人的后面亦步亦趋。他的《麓台题画稿》共五十三条，有四十七条是标明“仿”的。其中仿黄公望的就有二十五条之多。他这样拜倒在古人的脚下，自然谈不到创造了。

恽格（一六三三年至一六九〇年，明崇祯六年至清康熙二十九年），字寿平，又字正叔，号南田，江苏武进人。早年好画山水，后来，他认为自己在这方面超不过王翚，于是改学花鸟，斟酌古今，一洗时习，独开生面。他的画，简洁精美，赋色明丽，成为清代花卉翎毛的正统。“江南、江北，莫不家南田而户正叔”[33]。这一画派，被称为“常州派”。他亦偶画山水，高旷秀逸。有人说他的画，宛如李白之诗，非人力所可及。他的作品以斗方尺页最为精妙，大幅巨嶂，则欠雄伟，有力不从心之感。

吴历（一六三二年至一七一八年，明崇祯五年至清康熙五十七年），字渔山，自号墨井道人。江苏常熟人。他与王翚同学画于王时敏。他也是追踪宋元，特别是师法黄公望的。他的画，荒远萧散，气韵高迈。王原祁极为推崇，曾对他的学生温仪说：“迩时画手，惟吴渔山而已，其余鹿鹿，不足数也”[34]。吴历晚年信仰天主教，弃家游海上，并老死于澳门。因此，有人认为他的画参用了西洋画法，其实并非如此。他在《墨井画跋》中说：“我之画不求形似，不落窠臼，谓之神逸；彼全在阴阳向背形似窠臼上用工夫。即款识我之题上，彼之识下。用笔亦不相同。”他之不同于西洋画法，是非常明显的。

弘仁（一六一〇年至一六六三年，明万历三十八年至清康熙二年），字渐江，本姓江，名韬，字六奇，安徽歙县人。明末生员。明亡后，削发为僧。他善画山水，初学宋人，后变为元人一派，深得倪云林笔意，开创了新安派画家以倪氏为宗的风气。他好游山水，往来于黄山、雁荡之间。所画层峦怪石，老树虬松，流水澄潭，丹岩巨壑，无不使人恍如身历其间。江南的士大夫以家中有无他的绘画作为衡量雅俗的标准。死后，友人在他的墓旁种梅花数百株，因此，人称梅花古衲。

髡残（约生于一六一二年，明万历四十年，卒年不详，大致活到六十多岁），字介邱，号石谿，自称残道人，晚署石道人，湖广武陵（今湖南常德）人。本姓刘，参加抗清斗争，失败后出家，遍游名山，后至南京，住牛首寺。他一方面学习宋元人的技法，另一方面则以天地为师。他的山水画，奥境奇辟，林壑幽深，笔墨高古，引人入胜。张瑶星评他的画说：“举天下言诗，几人发自性灵；举天下言画，几人师诸天地；举天下言禅，更几人抛故却纸，摸着自家鼻孔也。介大师个中龙象，直踞祖席，然绝不作拈椎竖拂恶套，偶然游戏濡吮，辄擅第一。”[35]

《墨荷图》（朱耷画）

八大山人（约一六二六年至一七〇五年，明天启六年至清康熙四十四年），本姓朱，名耷，字人屋，又字雪个，号八大山人，江西南昌人。明王朝宗室。明亡，出家为僧，后又当道士，住南昌青云谱道院。他擅长花鸟山水，笔墨恣纵，不拘成法，苍劲圆晬，时有逸气。在清初写意画派中，他是一个有独创风格的大画家。他的画，以简略胜，寥寥数笔，即能概括出物象的神态，开辟了我国绘画的新途径。他因国亡家破，忧愤不平，画风沉郁苍凉。他的书画题款，把“八大”、“山人”两两各相联缀，类似“哭之”、“笑之”字样。郑板桥题他的画说：“国破家亡鬓总皤，一囊诗画作头陀，横涂竖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点多。”[36]这样的评论是十分中肯的。

道济（一六三六年至一七一〇年，明崇祯九年至清康熙四十九年），本姓朱，名若极，字石涛，号大涤子、清湘老人，又号瞎尊者、苦瓜和尚，广西全州人。明王朝宗室。明亡后，出家为僧。他精于画理，擅长山水兰竹，是一位富有革新精神的大艺术家。他对于当时画坛模仿的风气非常不满，认为山水画家应该是山川的代言人，要与山川“神遇而迹化”。今人之所以不能“出一头地”，就是由于人们“师古人之迹而不师古人之心”[37]。“搜尽奇峰打草稿”[38]，就是他自己创作经验的总结。对于传统的技法，他认为是应该学习的，但是，不能“泥古不化”，“知有古而不知有我”[39]。他说：“画有南北宗，书有二王法。张融有言，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今问南北宗，我宗耶？宗我耶？一时捧腹曰：我自用我法。”由于他重视对大自然的观察体验，不拘泥古人成法，所以他的作品，构图新奇，变化多端，粗细兼具，干湿并用，有浓郁的生活气息。王原祁对他也非常佩服，说“大江以南，当推石师第一，予与石谷皆有未逮”。他的《画语录》，是他一生艺术实践的总结，对后世影响颇大。

在清初“四僧”之后，继之以扬州“八怪”。他们虽然并不都是扬州人，但都长期生活在扬州，并有共同的绘画风格。他们处于清朝的康雍乾盛世，但都不得志，思想上不满现实，反对封建礼教的束缚，在艺术上不为成法所囿，努力表现新内容，探索新技巧。他们多数从事花鸟画，其次是人物画，而山水画较少。

汪士慎（一六八六年至一七五九年，清康熙二十五年至乾隆二十四年），字近人，号巢林，别署溪东外史，安徽休宁人，流寓扬州。他善画花卉，特别是精于墨梅。笔致疏落，清妙独绝。他和金农是好朋友，两人唱和甚多。晚年双目失明，尚能以意运腕，书作狂草，为人作画，工秀不减当年。

黄慎（一六八七年至一七六六年，清康熙二十六年至乾隆三十一年），字恭懋，号瘿瓢，福建宁化人，侨居扬州。他擅长人物、山水、花卉，用笔酣畅，纵横驰骋，富于变化，与正统派的画风迥然不同。所画人物，大都属于社会下层的流民、乞丐、渔夫、贫僧，由于他对这些人物非常熟悉，寥寥数笔，就能将其神态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

金农（一六八七年至一七六四年，清康熙二十六年至乾隆二十九年），字寿门，号冬心，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好古力学，精鉴赏，善于识别古书画的真伪。五十岁以后，才开始从事绘画。侨居扬州，以卖画自给。他善用焦墨，以竹、佛像最为著名。亦善画马及花鸟山水。苍劲疏拙，风格高，尽脱时习。他的别号很多，每因画的内容不同而落款亦异：画竹号稽留山民、画梅号昔涯居士、画花鸟号龙梭仙客、画人物号耻春翁、画马号冬心先生、画佛号心出家盦粥饭僧、画山水号曲江外史，有《冬心题画》、《冬心画记》等行世。

高翔（一六八八年至一七五三年，清康熙二十七年至乾隆十八年），字凤冈，号西堂，江苏甘泉（今扬州）人。善山水。他取法弘仁的静简而又参以道济的纵恣。用笔简洁，气势豪迈。又善画梅，颇得金农笔意。晚年右手残废，便以左手作字，苍劲奇古，世以为宝。

李鱓（一六八六年至一七六二年，清康熙二十五年至乾隆二十七年），字宗扬，号复堂，又号懊道人，江苏兴化人。康熙举人，一度供奉内廷，后任滕县知县，颇有政声，因忤犯大吏，被罢去。侨居扬州，卖画为生。与郑板桥交谊甚深。他善画花鸟，随意点染，不拘绳墨，却有一种天然的情趣。生平爱画五松图，老干杈枒，笔飞墨舞，尝以此自许。

郑燮是清中叶著名的诗人、书法家，也是一个很有成就的画家。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在绘画方面，他擅长花卉木石，尤工水墨兰竹。笔墨劲秀，风致潇洒，给人以清新之感。板桥作画，重视对自然的观察。他说：“凡吾画竹，无所师承，多得于纸窗粉壁日光月影中耳。”[40]但他的作品，又并非自然主义的描摹，而是经过精心提炼的。他在一段题词中，记述了自己画竹的情景，“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41]。他对客观事物既能作深入的观察，又能用高超的技巧把它再现出来，这就是他的作品赢得人们赞誉的原因。板桥题画，也颇具特色。他曾有题画竹云：“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秀竹，秋风江上作渔竿。”[42]这首诗表达了他无意仕进和清高绝俗的操守，写得十分自然真挚。

李方膺（一六九五年至一七五四年，清康熙三十四年至乾隆十九年），字虬仲，号晴江，又号秋池，江苏南通人。雍正时以诸生保举为县令，为人耿直，屡忤上司而去官，后久寓金陵，以卖画为生。他善画松、竹、梅、兰，尤以梅为最。纵横排戛，不守寻常法度。有人说他的画像“乱头粗服”。但乱中有理，有苍莽浑成的气概。他画的梅花，有幅大至一丈多的，夭矫蟠塞，为古法所未有。他在一首题画梅的诗中说：“写梅未必合时宜，莫怪花前落墨迟。触目横斜千万朵，赏心只有两三枝。”[43]通过这首小诗，可以看出这位画家孤高傲世的情怀。

罗聘（一七三三年至一七九九年，清雍正十一年至嘉庆四年），字遁夫，号两峰，晚号花之寺僧。原籍安徽歙县，后迁居扬州，尝受业于金农，得其真传。人物、山水、花卉，都很精妙，尤善画神怪。他的《鬼趣图》，是对社会生活中丑恶现象的讽刺。一时王公大人、骚人墨客题咏几遍。清代人的笔记中常常提到它，把它描绘得鬼气拂拂。其影响之大，可以想见。

综观清代画坛，山水画和花鸟画占绝对优势，而反映现实的人物画和风俗画则为数不多。尽管在创作思想上有取法自然和模仿古人之分，在表现技巧上有因循守旧和推陈出新之别。但是，在题材上却没有多大差异。题材的狭窄，也是清代文人画成就不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清代的民间绘画，以版画和年画成就最高。我国版画发展到明代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不仅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小说和戏曲的插图，还出现了“饾版”、“拱花”的印制方法，使版画更加生动精彩。清代版画继承并发展了明代版画的优良传统，产生了像萧尺木的《太平山水图》、《离骚图》，王槩的《芥子园画传》，焦秉贞的《耕织图》，上官周的《晚笑堂画传》，李笠翁的《十种曲》插图，改琦的《红楼梦图咏》等优秀作品。与版画差不多同时兴起的年画，更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在清代，年画产地最有名的是苏州的桃花坞、天津的杨柳青、山东的潍县、河南的朱仙镇。年画的题材比较广泛，能够反映现实生活、民间风尚以及历史故事，线条明快，色彩艳丽，对文化艺术的传播和普及，起了很大的作用。仅以杨柳青戴增廉一家而论，最盛时期“每年就需要印制一百万张年画”[44]。这样大的产量以及它影响的广泛，不是一般文人画所能与之相比的。

明代末年，西洋画传入中国以后，有的画家就开始吸收一些西洋画法。清代的焦秉贞、冷枚、唐岱都以擅长西法见称于世，但不久即归于消沉。因为中国画和西洋画各有自己的传统，西洋画的表现手法和刻意仿古的正统派画家们更是格格不入。张庚在谈到焦秉贞的作品时说：“非雅赏也，好古者所不取。”[45]所以西洋的画法对清代绘画的影响是不大的。

注释

[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七三，《集部·别集类》二十六。

[2]王士禛：《精华录训纂》卷五下。

[3]王士禛：《精华录训纂》卷五上。

[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九六，《集部·诗文评类》二。

[5]《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七三，《集部·别集类》二六。

[6]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一。

[7]《郑板桥集》五，题画《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

[8]袁枚：《随园诗话》卷三。

[9]《随园诗话》卷七、卷一八。

[10]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四，《延晖阁集序》。

[11]同上书，《志言集序》。

[12]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一。

[13]王兆符：《望溪文集序》。

[14]沈廷芳：《隐拙斋文钞》卷四，《书〈方望溪先生传〉后》。

[15]沈廷芳：《隐拙斋文钞》卷四，《书〈方望溪先生传〉后》。

[16]蒲松龄：《聊斋志异·自序》（铸雪斋钞本），影印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17]程晋芳：《勉行堂文集》卷六，《吴敬梓传》。

[18]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见《鲁迅全集》卷八，18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19]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见《鲁迅全集》卷八，350页。

[20]《长生殿》，徐麟：《长生殿序》，22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21]同上书，吴舒凫：《长生殿序》，226页。

[22]《长生殿》，徐麟：《长生殿序》，22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23]孔尚任：《桃花扇》，《本末》，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24]孔尚任：《桃花扇》，《先声》，1页。

[25]孔尚任：《桃花扇》，《凡例》。

[26]孔尚任：《桃花扇》，《凡例》。

[27]李斗：《扬州画舫录》。

[28]焦循：《花部农谭》。

[29]吴太初：《燕兰小谱》，《杂咏诸伶》。

[30]方薫：《山静居画论》下，一三三页。

[31]张庚：《国朝画征录》卷上，二六页。

[32]张庚：《国朝画征录》卷下，五一页。

[33]同上书，五五页。

[34]张庚：《国朝画征录》卷中，四六页。

[35]周亮工：《读画录》卷二，二四页。

[36]《郑板桥全集》卷三。

[37]《大涤子题画诗跋》卷一，《跋画》。

[38]《苦瓜和尚画语录》，《山川章》。

[39]同上书，《变化章》。

[40]《郑板桥全集》，《板桥题画》，《竹》。

[41]《郑板桥全集》，《板桥题画》，《竹》。

[42]同上书，《予告归里画竹别潍县绅士民》。

[43]袁枚：《随园诗话》卷七。

[44]阿英：《中国年画发展史略》，27页。

[45]张庚：《国朝画征录》卷中，三二页。

第二节　科学与技术

清代前期，随着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社会经济逐渐由恢复进入繁荣发展阶段。相应的，科学和技术也在明代的基础上，继续有所发展。明末清初，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以传教士为媒介，陆续传入我国后，更进一步促进了我国某些传统科学的变革。尤其在天文历法、数学和地图测绘方面，有显著的进步和成就。

然而，正如恩格斯曾经指出过的，“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1]。整个清代前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始终没有超出封建经济的范围。政治上没有发生新的变革。文化思想上则尊崇儒家经典，提倡理学，并以八股取士。在这种环境中，科学技术不可能有飞跃的发展，不可能挣脱封建经济和政治的制约而进入近代科学的行列。

清前期各门科学发展的基本状况见下。

一、天文历法

我国古代的天文历法本有较高的水平，历代政府都十分重视历法的颁行和修订，在历史上曾经多次进行过历法的改革。至明代，通行的《大统历》采用了郭守敬的《授时历》，但相沿日久，误差渐大。钦天监预报的日月食，“往往不验”[2]，迫切需要改订。只因缺乏天文测算的人才，改历的工作，一直未能着手进行。明末，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等来到中国，带来了西方的天文数学知识，在中国士大夫徐光启、李之藻等的引荐支持下，应用西法，设局修历，请传教士熊三拔、庞迪我、邓玉函、汤若望等参加，编成了规模宏大的《崇祯历书》。

不久，清朝入关，汤若望向清廷提出改历建议。一六四四年（清顺治元年）九月一日发生日食，“令大学士冯铨同汤若望携窥远镜等仪器，率局监官生，齐赴观象台测验，其初亏、食甚、复圆时刻分秒及方位等项，惟西洋新法，一一吻合，大统、回回两法俱差时刻”[3]。清廷决心采用西方历法，于顺治二年（一六四五）颁行汤若望制订的《时宪历》，并任命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

《时宪历》是一部应用西洋法数，保留旧历结构的历法。这部历法与旧历法的不同之处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它的天文计算方法是建立在比较科学的宇宙理论基础之上的。我国的传统历法虽然也有理论，但往往偏重计算，没有达到自觉地建立天文理论的地步。古代改历，重在修改数据和计算公式。而《时宪历》所依据的是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的天体运行论。[4]这种理论虽然比哥白尼的日心地动说落后，但从历法的观点来看，它对天体运行规律的解析，要比我国传统的宇宙模型更为合理和科学。

第二，在计算方法上，新历完全采用了欧洲几何学的计算系统，引进了经纬度、球面三角学、蒙气差、时差等新观念。分周天为三百六十度，改一百进位制为六十进位制。用二十四小时九十六刻记时。这和我国传统历法所用的内插法经验公式的代数学体系，完全不同。

第三，在二十四节气的规定方法上，新历采用了定气注历制度。也就是以太阳在黄道上实际移动的位置做标准来判明节气，废弃了我国传统历法所使用的“平气”[5]注历制度，从而使节气的安排更符合太阳运动的实际规律，有利于农事的安排。

新历的颁行标志着欧洲古典天文学的精华已被我国所吸收。这是我国最早接触近代科学的一个领域，对于天文学的发展和农业生产活动有很大的影响。可是，这一进步却遭到守旧派的抵制和反对。康熙初，在鳌拜执政时期，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历法之争，汤若望等下狱。这场斗争的情况我们已在第九章中叙述。康熙亲政以后，通过实测证明西方历法更符合于科学，此案得以平反，仍颁行《时宪历》。此后，康熙命汤若望的继承人南怀仁按欧洲的先进方法和度量衡制度，督造天文仪器，制成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地平经仪、地平纬仪、纪限仪、天体仪等，装备了北京观象台，钦天监曾利用这些新仪器，对全天星座进行多次测算。在耶稣会传教士的参与下，钦天监还编纂了《历象考成》和《历象考成后编》，这是清代很重要的天文学著作，特别是《后编》，从理论到计算方法，已抛弃了第谷的天体运行说，改用了地心系的椭圆运动理论和牛顿测定的新数据。但是，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囿于宗教偏见和限于科学水平，并没有把当时欧洲最革命的哥白尼的天文学说系统地传到中国来，中国的学者们也只能跟着传教士们在欧洲古典天文学的圈子里转来转去。中国封建社会对天文学的需要是制定历法，传教士带来的天文知识对于制历已经够用了，故而没有动力和条件继续进行新的探索和提高，而中国封建政府对于新的思想学说也往往认作是异端邪说。一七六〇年（清乾隆二十五年），法国传教士蒋友仁献《坤舆全图》，向我国介绍哥白尼的日心说和刻卜勒的行星运动三定律，竟引不起清政府和学者们的兴趣，像阮元这样的著名学者竟也攻击哥白尼，“其为说至于上下易位，动静倒置，则离经叛道，不可为训，固未有若是甚焉者也”[6]。

天体仪

浑天仪

由于清政府对天文历法的重视，民间的天文学研究也很活跃，主要代表人物有王锡阐等。

王锡阐（一六二八年至一六八二年，明崇祯元年至清康熙二十一年），字寅旭，号晓庵，江苏吴江人。他终生不应科举，不入仕途，专心致力于天文历算。他自立圭表，长期坚持天文观测，“每遇天色晴霁，辄登屋卧鸱吻间，仰察天象，竟夕不寐”[7]，“每逢交会，必以所步所测课较疏密，疾病寒暑无间”[8]。当中西历法激烈斗争时，王锡阐独自对中西二法进行深入细致的比较和研究。“考古法之误而存其是，择西法之长而去其短”。由于他的刻苦钻研和频年实测，使他终于成为既明于理、又习于测的学贯中西的历算名家。著有《晓庵新法》和《五星行度解》等书。

在《晓庵新法》中，王锡阐提出了一种正确计算日月食初亏和复圆方位角的方法。首创太白食日法，即计算金星凌日和水星凌日的凌始和凌终的方位角的方法。同时他还提出了细致计算月掩行星和五星凌犯的初、终时刻方法。他的方法很完备，比过去的中西历法都要先进。他“兼采中西”的科学态度、长期实测的钻研精神以及在天文学上的贡献，博得同时代学者的极高赞誉。顾炎武说，“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9]。梅文鼎说，“近代历学，以吴江为最”[10]。

二、数学

数学是我国人民很擅长的学科，在古代，我国的数学成就曾名列世界前茅，到明代衰落下来，古算几成绝学。明末，西算传入中国，从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前六卷起，直到康熙时编成《数理精蕴》，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西算输入时期，雍正以后到鸦片战争以前，又为古算复兴时期。介绍西算和复兴古算构成了清前期数学发展的两大内容。

清初的历法大辩论，新法以计算精确战胜旧法，这件事使知识界对数学重视起来。康熙又聘请传教士徐日升、白晋、张诚、安多等入宫，讲授几何、代数、天文、物理等科学知识，这就推动了数学的蓬勃发展，出现了方中通、梅文鼎、梅瑴成、明安图、王元启、董佑诚、项名达等著名数学家。

梅文鼎（一六三三年至一七二一年，明崇祯六年至清康熙六十年），字定九，号勿庵，安徽宣城人。他毕生致力于数学和历学研究，为学兼采中西。他说“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理所当明，何与新旧”[11]。由于当时西方的数学刚刚传到中国来，书籍不多，论证和图解不易理解，梅文鼎做了大量的整理、疏解和阐述工作，语言通俗流畅，“往往以平易之语，解极难之法，浅近之言，达至深之理”[12]。

梅文鼎对三角、几何造诣甚深。三角是钻研历学的工具，“不明三角，则历书佳处必不能知，其有缺处亦不能正矣”[13]。他的《平三角举要》一书，系统阐述了三角的定义、定理、三角形的解法以及在测量中的应用，是当时学习三角的一本入门书。他的《弧三角举要》、《环中黍尺》对球面三角学作了详细阐发，并创造了球面三角形的图解法。他在几何学方面，用勾股定理证明了《几何原本》前六卷中的许多命题，认为“几何不言勾股，而其理莫能外。故其最难通者，以勾股释之则明”[14]。他在《几何补编》一书中又提出了对当时尚未从欧洲传来的各种等面体体积的计算方法和原理；他对“理分中末线”（即黄金分割线）的作用也做了多年探索，找到了此线在量各种多面体体积中的用途。梅文鼎对历法的研究也很有成就，主要是研究古历，弄清楚明朝所用的《大统历》导源于郭守敬的《授时历》，而《授时历》则是我国历法史上一部“集古法之大成”的最优秀的历法。

梅文鼎治学态度非常严肃认真。每得一书，皆为正其讹缺，指其得失，残编散帖，手自抄集，一字异同，不敢忽过，再三推求，往往废寝忘食。他的著作十分丰富，共有八十八种，其中算学书二十六种，历学书六十二种。他在数学方面，成就尤其突出。一七〇五年（清康熙四十四年），康熙南巡途中，曾一连三天召见他，同他讨论数学和历法，并赐给他“绩学参微”的匾额。后辈学者尊他为清代算学第一。

梅文鼎的数学研究成果直接为康熙末年编制《数理精蕴》提供了基础。

《数理精蕴》是明末清初西算输入时期一部带有总结性的数学巨著，也是代表我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数学百科全书。它收集了明末清初传入我国的各种西算，系统而有条理地作了编排，也收集了当时有传本的中算精华。该书是在康熙亲自主持下，由梅文鼎的孙子梅瑴成会同陈厚耀、何国宗、明安图等学者，在清宫内蒙古养斋进行编纂的。并以康熙御制的名义颁行全国，因而流传很广，影响很大，是清代学习数学的必读书。

明安图（一六九二年至一七六五年，清康熙三十一年至乾隆三十年）是清代前期另一位成绩卓著的数学家。他是蒙古正白旗人，幼年入钦天监当官学生，是康熙亲自培养的数学人才，参加了《历象考成》、《数理精蕴》的编纂工作。当时，法国传教士杜德美来华，带来了格里哥里三公式，即“圆径求周”、“弧背求通弦”、“弧背求正矢”（亦即三角函数展开式和π的无穷级数式的公式），但没有介绍证明这三个公式的方法，明安图经长期刻苦钻研，用几何连比例的归纳法，证明了杜德美所介绍的三公式，并进一步推导出另外六个新公式，即“弧背求正弦”、“弧背求矢”、“通弦求弧背”、“正弦求弧背”、“正矢求弧背”、“矢求弧背”，总称“割圆九术”。他撰写了《割圆密率捷法》，把三角函数和圆周率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到十九世纪初，又有数学家董佑诚撰《割圆连比例图解》，应用了和明安图不同的方法，同样证明了这些公式。另一数学家项名达，撰《象数一原》，推广了明安图的研究成果，得出用连比例求椭圆周长的公式，其计算程序符合椭圆积分的法则。

雍正以后，由于清政府禁止在中国传播天主教，来华的传教士大大减少，西学的输入也渐趋中断。数学研究便从接受西学转向挖掘和整理古算，贡献最大的是戴震，他参加《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从《永乐大典》中发现和整理出久已失传的许多古典算书。如《海岛算经》、《五经算术》、《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他又从南宋刻本的毛扆影抄本中抄辑出《张丘建算经》和《辑古算经》两种，连同明刻本的《数术记遗》共计十种。这十部算经于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由孔继涵刻入《微波榭丛书》，正式题名为《算经十书》。戴震还从《永乐大典》中抄辑出宋秦九韶的《数书九章》及杨辉的各种算书。算经十书和宋元算书是我国汉唐以来数学成就的结晶，是我国人民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这些著作在长期失传后，经戴震之手，又复与世人见面。清代学者对戴震“网罗算氏，缀辑遗经”[15]的功劳，十分重视。自此以后，整理、校勘、注释古代天算著作的学风大盛。乾嘉时期，李锐校订注释了元代李冶的《测园海镜》、《益古演段》两书。李潢校注了《九章算术》、《海岛算经》、《辑古算术》，并撰写了详细的解题图说。阮元和罗士琳先后找到了元代朱世杰的名著《四元玉鉴》和《算学启蒙》，罗士琳用了十二年时间，钻研天元术和四元术，补漏正误，推演订正，写出《四元玉鉴细草》一书，于一八三四年（清道光十四年）刻印出版，使亡佚了五百年之久的天元四元术又重放异彩。

我国古代的数学成就激起了清代学者的民族自尊心和深入钻研古算的兴趣。有清一代，数学人才辈出，著作繁多，大约有五百人写了一千多种数学著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但因受乾嘉汉学的影响，多集中在对古算的整理、注释方面。在若干领域内，清代学者也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如陈世仁发展了宋元以来垛积术的研究，即高阶等差级数求和的方法；焦循注释《九章算术》，提出了加减乘除的交换律；还有汪莱和李锐继承宋代天元术和四元术，发展了方程论的研究，对方程根的性质以及根和系数的关系等进行探讨，都获得了很大的成绩。

三、地图测绘

我国古代的地图测绘，虽有古老的历史和杰出的成就，但为科学水平所限制，不了解大地是球形的，因此，绘制的地图都是平面图，计算里程不能够精确地反映地球表面的曲率。传教士来到中国，带来了西方的地理知识和采用经纬度的测绘方法，开拓了中国学者们的眼界。康熙帝对此十分重视，令传教士收集西方的地图，购置测量的仪器，并亲自学习测算的方法。康熙在西征厄鲁特、南巡江南、视察东北的旅行中，常令传教士随行，测量各地的地形、距离与经纬度。一七〇八年（清康熙四十七年），全国的统一已经巩固，政治局面日益安定，清廷乃开始了全国地图的大规模测绘工作，邀请法国传教士雷孝思、杜德美、白晋等协助，并有中国学者何国宗、明安图等参加。

这次测绘工作采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经纬度测绘方法。测定纬度，主要用天文测量，采用“太阳午正高弧定纬度法”，在冬至日测太阳的垂角来推算纬度，纬度以北极星出地高度为标准；测定经度，则用月食观察的方法，即在不同地点观察月食的时差来计算经度，经度以北京为中线，分为东经和西经。为了统一里程的计数，规定以工部营造尺为标准，五尺为步，三百六十步为里，凡纬度一度合二百华里。

从康熙四十七年开始实地测量，清廷分派人员，前往全国各地，东北至黑龙江以北，北至蒙古，西南至西藏、青海，东南至台湾。测量人员跋山涉水，历尽艰辛，经十年之久，勘测了各省重要地方，查阅了各地的志书，询问了当地父老和官员。一七一八年（清康熙五十七年）将实测的结果汇总，绘制成全国地图，即《皇舆全览图》，绘制方法采用梯形投影法，比例尺为一比一百四十万。这是我国运用近代的科学方法，经过实地测量而绘制的第一幅详细的全国地图，“关门塞口，海泛江防，村堡戍台，驿亭津镇，其间扼险，环卫交通，荒远不遗，纤细毕载”[16]，这是我国地图绘制史上的鸿制巨篇，这部地图的水平极高。李约瑟博士称它“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更好、更精确”[17]。直到民国初年的中国地图，仍以此图为根据。

由于绘制《皇舆全览图》时，天山南北尚处在准噶尔部的控制之下，与清廷处在敌对地位，不能派人去实测，故此图西部只到哈密为止。乾隆时，平定了准噶尔和回部，清廷即派刘统勋率领何国宗、明安图及外国传教士到伊犁和南疆进行测量，“所有山川地名，按其疆域，方隅，考古验今，汇为一集”[18]。他们到达了今我国新疆境内的许多地方，并且远至塔什干、萨马尔罕、克什米尔一带，积累了大量资料，后来编成了《皇舆西域图志》。一七六〇年（清乾隆二十五年），清廷在《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增补，改正了西藏部分的一些错误，又增加了新疆地图，范围包括巴尔喀什湖以西，称为《乾隆内府舆图》，比康熙朝的地图更加详细完备了。

四、农业生产技术

清代继承了历朝以农立国的方针，十分重视农业生产，注意总结前人的经验，编撰劝农的书籍。一七〇八年（清康熙四十七年）汪灏等奉康熙之命在明代著作《群芳谱》的基础上，经增补删订，编成《广群芳谱》一百卷。这是一部包括五谷、桑麻、瓜果、蔬菜在内的植物学巨著，对每种植物详细叙述其形态、特征及栽培方法。一七四二年（清乾隆七年），鄂尔泰等奉乾隆之命，从旧文献中搜辑有关农业的资料，编成《授时通考》七十八卷，内分天时、土宜、谷种、功作、劝课、蓄聚、蚕桑、农余等八个部门。这两部著作，都以御制的名义颁行，对清代农业发展的影响很大。

清代，有一些生活在乡村的知识分子，参加并观察研究了农业生产过程，写作了一些有价值的农学著作。其中有清初张履祥所著的《补农书》。此书系统地记载了明末清初江南地区农家经营与农业生产技术的各项具体措施。它继承了我国农业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讲究农作物的栽培制度，强调深耕通晒、施足基肥、培育壮秧、合理密植。对除草、中耕、追肥、烤田与防虫、收割、收藏等方法都做了详细规定，“凡田家纤悉之务，无不习其事而能言其理”[19]。清初的另一位农学家陈淏子，著《花镜》一书，记载了三百多种花木果树的品种和栽培方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园艺著作。他强调“人力可以回天”，人工培养可以改变植物的特性，对植物嫁接的作用与原理做了新的探讨。他说：“凡木必须接换，实有至理存焉。花小者可大，瓣单者可重，色红者可紫，实小者可巨，酸苦者可甜，臭恶者可馥，是人力可以回天，惟在接换之得其传耳。”还有雍乾时代陕西兴平县的村塾教师杨屾，长期参加农业生产，著《知本提纲》，对耕稼、园圃、蚕桑、树艺、畜牧进行了研究，详细地介绍了各种农业生产技术，以便向学生进行讲授；他的另一部著作《豳风广义》总结了自己在陕西栽桑养蚕的经验，对桑树品种、栽桑和剪枝技术、蚕种选择、育蚕时间、养蚕方法以及缫丝、织帛均有详细的说明，书中贯穿着因时、因地、因物制宜的原则。

五、武器制造和日用技术

明末，西洋的火炮传入中国，威力大，杀伤力强，是攻坚和野战中的重要武器。清朝入关以前，已从明朝军队那里缴获了这类武器，并且也能进行仿造。入关以后，长期处在战争环境中，清廷很重视武器制造。顺治初年，京营八旗都设炮厂和火药厂。清朝与南明作战，打前锋的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军中都拥有大量火器，以此攻坚陷阵，所向披靡。三藩乱起，吴三桂军中多大炮，清军屡遭败衄，康熙命传教士南怀仁督造适宜于在南方山地作战的轻便炮位，“着南怀仁尽心竭力，绎思制炮妙法，及遇高山深水轻便之用”[20]。此后，南怀仁制造了各种类型的许多炮位，深得康熙嘉奖。康熙曾屡次到卢沟桥炮场视察大炮的演放，检验所造大炮的性能。一六八一年（清康熙二十年）的一次演习和训练，历时三个月，八旗炮手共发实弹二万一千余枚，有几门炮，连放三四百发炮弹而并未损坏。康熙感到很满意，对八旗都统和炮手们赏赉有加，赐南怀仁御服貂裘。康熙前期，造炮很多，这些大炮在征讨三藩、抗击沙俄侵略以及平定噶尔丹叛乱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清初，我国出现了杰出的火器专家戴梓，他是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平定三藩时，他以布衣从军，发明“连珠铳”和“冲天炮”。连珠铳“形如琵琶，火药铅丸皆贮于铳脊，以机轮开闭。其机有二，相衔如牝牡。扳一机则火药铅丸自落筒中，第二机随之并动，石击火出而铳发，凡二十八发乃重贮”[21]。这种可以连续发射的火器，构造原理与近代的机关枪相似。“冲天炮”也叫“子母炮”，炮身仅长二尺五寸，重七百五十斤，弹道弯曲，炮弹形似瓜状，威力大，射程远，“子在母腹，母送子出，从天而下，片片碎裂，锐不可当”[22]。康熙曾当面试验，封此炮为“威远将军”，还令刻上制造者戴梓的名字。清初的火器制造曾盛极一时。但从康熙中叶以后，国内承平日久，大规模的激烈战斗减少了，清廷也不再注意武器的改进和发展。雍正时，“以满洲夙重骑射，不可专习鸟枪而废弓矢”[23]，对弓弩刀矛的强调更胜于火器，此后，火器制造日益衰落。

明末清初，西方的一些机械制造原理和日用技术也传到中国来，引起知识分子和手工艺人的兴趣，仿制者不断出现。清初，苏州的民间手工业艺人孙云球以水晶为原料，磨制镜片，制成近视眼镜、远视眼镜。他是苏州眼镜制造业的创始人。他又制成“千里镜”，登上虎丘试看，“远见城中楼台塔院，若接几席，天平、灵岩、穹窿诸峰，峻嶒苍翠，万象毕见”[24]。他总结制镜的经验，写成《镜史》一书，可惜现已失传。清初，江苏的另一位青年科学家黄履庄曾经根据西方机械学原理，制造和仿制了许多自动机械和仪器，如机械自行车、望远镜、显微镜、体温表、温度计、瑞光灯以及多级螺旋水车等。他发明的瑞光灯，大者口径五六尺，夜以一灯照之，光射数里。他还制造“验燥湿器，内有一针能左右旋，燥则左旋，湿则右旋，毫发不爽，并可预证阴晴”[25]。可惜这些发明都被视作“雕虫小技”，不受重视，不久即失传。

清初，我国的某些地区，应用机械原理制造耕作机器，如曾在广东使用的“木牛”。据记载：“木牛，代耕之器也，以两人字架拖之，架各安辘轳一具，辘轳中系以长绳六丈，以一铁环安绳中，以贯犁之曳钩。用时一人扶犁，二人对坐架上，正转则犁来，彼转则犁去。一手而有两牛之力，耕具之最善者也。”[26]还有人介绍了西方的水车和风车，述及其构造和作用，“其制，用一木柱，径六七寸，分八分，桔囊如螺旋者，围于柱外，斜置水中而转之，水被诱则上行而登田，又以风车转之”，“数百亩田之水，一人足以致之，大有益于农事”[27]。嘉庆年间，华亭诸生徐朝俊精于天文数学，曾试制龙尾车，作灌溉之用，“一车以一童运之，进水退水，无立踏坐踏之劳”[28]。但因中国处在封建制度之下，农村又有大量人口，劳动力过剩，不需要新技术，因此，这类农业生产工具的零星改革旋生旋灭，未能推广。徐朝俊还能研制自鸣钟，将钟表的原理写成《高蒙厚求》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钟表的著作。道光年间，郑复光所写《镜镜詅痴》一书，介绍了透镜原理及三棱镜、望远镜等光学仪器的制造，是一部较有系统的光学著作。还有杭州的一位女科学家黄履钻研天文、数学、物理，亲自制造各种仪器，她制造的“千里镜”，颇为新颖，“于方匣上布镜器，就日中照之，能摄数里之外之影，平列其上，历历如绘”[29]。

总之，从明清之际，西方科学技术传入中国以后，中国不乏聪明才智之士，努力学习钻研，并加以发展、创造，取得了一些可贵的成果。可惜在封建社会中，这种研究工作被视为“奇技淫巧”，得不到提倡、推广、应用、继承。因此，这些发明创造，自生自灭，大多失传无闻。今天只能从零星的记载中了解其一鳞半爪了。

六、建筑

清代前期，随着政治统一的增强以及经济文化的发展，政府和地主商人们大兴土木，宫殿、园林和寺庙建筑盛极一时，在工程技术和建筑艺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康熙初年，大内火灾，曾重修和扩建太和殿，由梁九设计，将原九间改为十一间，这是宫廷内的主殿，气势雄伟庄重，富丽华贵，殿内各种漆画藻饰，光彩夺目，是我国最大、最巍峨的木结构建筑。清代，对大内屡次增修扩建，重重殿阁，层层楼台，千门万户，气象堂皇，形成庞大壮观的建筑群。清初，著名匠师梁九是修建大内宫殿的设计师和督造人，“大内兴造匠作，皆九董其役”。在动工以前，梁九先按缩小的尺寸制成模型，工程即按照模型进行，“康熙三十四年，重建太和殿，九手制木殿一区，以寸准尺，以尺准丈，大不逾数尺许，四阿重室，规模悉具，工作以之为准，无爽”[30]。北京城内，与宫廷毗连的三海（中、南、北）是皇帝游乐宴息之地。城外西北郊海淀一带河泊相连，树木葱郁，远山辉映，是天然的风景区。清朝统治者在这里大兴土木，经长期的经营修筑，形成了许多大小园林，最著名的是三山五园，即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以及畅春园、圆明园等。

故宫太和殿

清廷在平定“三藩”之乱后，即在海淀镇之北修建第一座皇家园林畅春园（位于今北京大学西门以西）。该园有万泉河流经其侧，园内有宽阔的水面，临水布置各种建筑物，栽木莳花，饲禽养鱼。它是康熙游乐和听政的所在，一八六〇年（清咸丰十年）被英法联军烧毁。

清代园林中首屈一指的是圆明园，它在畅春园之北，本是雍正在当皇子时所居住的“赐园”。雍正即位以后，加以扩建，此后历经一百五十年增修扩充，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建成规模极大的皇家园林。共占地五千二百亩，包括原来的圆明园和后来合并过来的长春园和绮春园（万春园），在大面积的平地上挖湖引水，堆山叠石。全园以水景为主题，回环萦绕的河渠溪流把大大小小湖泊水面串联起来，其间有假山、土岗、石堤、岛屿，还有众多的宫殿、楼阁、亭轩、馆榭，错落散布，或富丽堂皇，雍容华贵；或诗情画意，妙趣天成；或素洁淡雅，意境高远。长春园之北，还有一群西式建筑群和喷泉，是由外国传教士郎世宁、蒋友仁、王致诚等按西方建筑原理和风格设计督造的。全园各处栽植各种嘉树翠竹，奇花异草，形成了许多丰富多彩、千姿百态的景观，其中最有名的是“圆明园四十景”。整座园林体现了我国古代造园艺术的精华，被誉为“万园之园”。乾隆帝也得意地夸耀说，“天宝地灵之区，帝王游豫之地，无以逾此”。

西郊的另一座著名园林清漪园，即是颐和园的前身。这里本有土山，名瓮山，山前玉泉等水流注汇集，形成宽阔的湖泊，名西湖，一向是民间游乐之处。明代皇室在此修建了一些零星的建筑。一七五一年（清乾隆十六年），乾隆帝为他母亲钮祜禄氏庆祝六十岁生日，在此大兴土木，建清漪园，并改瓮山名万寿山，改西湖名昆明湖，工程历时十五年，耗银近四百五十万两。清漪园前山的殿堂亭阁，长廊石舫与今天颐和园的布局大体相似，它被英法联军破坏后，由慈禧太后重建，但建筑形式和名称已多更改。至于后山的建筑群和景观则未曾恢复，至今仍为一片废墟。

清中叶除了在北京的西北郊建筑了许多皇家园林外，又在承德建避暑山庄。承德地区，群山起伏，景色幽美，气候凉爽，是避暑的胜地。而且水源丰足，有温泉，故称热河。一七〇三年（清康熙四十二年）开始在这里修建规模宏大的离宫，占地八千余亩，工程至乾隆末年才基本完成，历时八十多年。其建筑手法，模拟全国各地的自然地理风貌，集中、融合南北园林的特点，既有丰草长林、鹰翔鹿鸣的草原风光，又有怪石嶙峋、岗峦回绕的山区佳胜，也有亭轩玲珑、湖光月色的江南景色。山庄以山为突出的特点，山势巍峨，占地广阔，是整个园林构造的骨骼，因山置景，错落有致，而又配以湖区的曲水澄波。园内建筑，殿堂廊庑、桥亭楼阁、寺庙塔碣，形式多种多样。大部分建筑不施彩绘，不用琉璃瓦，比较精致素雅，不同于北京大内金碧辉煌的大开间宫殿。康熙和乾隆经常住在避暑山庄，处理朝政，举行大典，接见臣工、各少数民族领袖以及外国的来使，这里成为当时的第二个政治中心。

在避暑山庄周围，又修建了宏伟的寺庙群，称为“外八庙”（实际上有十一座庙宇，今尚存七座），融合了我国各民族的建筑风格，体现了丰富多样的宗教艺术。其中，普陀宗乘之庙是仿造达赖喇嘛在拉萨居住的布达拉宫，须弥福寿之庙是仿造班禅在日喀则居住的扎什伦布寺，安远庙是仿造伊犁河北准噶尔部的宗教中心固尔扎庙，殊像寺是仿造五台山供奉文殊菩萨的殊像寺，普乐寺内的旭光阁是仿造北京天坛的祈年殿。这些寺庙是为了接待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供他们观瞻或居住而修建的，体现了多民族建筑风格的结合，显示了古代各族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才能，也反映了清代中叶多民族国家统一和发展的历史盛况。

在皇家建筑工程的设计和督造上，与清初的匠师梁九同时，又有具有卓越才能的雷发达（一六一九年至一六九三年，明万历四十七年至清康熙三十二年），他原籍江西南康，后迁居南京，从小就喜爱瓦木工技艺，努力学习设计、绘图和工程技术。康熙初应召入京，参加皇宫的设计修建，后担任工部“样式房”掌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总结了一套建筑设计的技术。从此世代相传，雷发达及其子孙六代主持“样式房”，先后担任皇宫、三海、圆明园、玉泉山、香山、颐和园及东西二陵的工程设计，被称为“样式雷”。

七、医药学

清代，中国传统的医药学有所发展，这表现在医学理论的研讨，药物、方剂学的进步，温病学派的形成以及临床各科的成就等各方面。

1.医学理论的研讨：清代医家对《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医学典籍的注解和阐发方面，作过不少工作。张志聪（字隐庵，浙江钱塘人）的《素问集注》和《灵枢集注》，以“惟以参解经义，不工词藻”[31]为原则，阐明了为历代医家所忽略或回避的若干疑难问题。徐大椿（一六九三年至一七七一年，清康熙三十二年至乾隆三十六年，字灵胎，晚号洄溪老人，江苏吴江人）的《难经经释》是以《内经》的经义解释《难经》，“训诂诠释，则依本文；辨论考证，则本《内经》”[32]，颇能“逐难发挥，考证详明”[33]，“深思体认，通贯全经”[34]，对《难经》所论及的经络、脏腑等功能多有独到的见解。喻昌（约一五八五年至一六六四年，明万历十三年至清康熙三年，字嘉言，江西新建（今南昌）人）的《尚论篇》，此书是研究张仲景《伤寒论》的著作。首论《伤寒论》大意；次辨王叔和编次，林亿、成无己校注之失；继则以六经各自为篇。纲目分明，条理井然。能“发仲景之精微，补正叔和之遗阙，参以妙悟，得之神解”[35]。柯琴（一六六二年至一七三五年，清康熙元年至雍正十三年，字韵伯，号似峰）的《伤寒来苏集》，尤怡（？至一七四九年，清乾隆十四年，字在泾，号拙吾）的《伤寒贯珠集》不仅对仲景理法研求有所心得，而且对临证治疗也有指导意义。此外，尤氏的《金匮要略心典》、《金匮翼》二书，则是攻读《金匮》的著作。前书对《金匮》重加寻绎，就其“深文奥义”多有体会；后书为“足补《金匮》之所未备，实能羽翼《金匮》”[36]者。清代诸医家对古代医学典籍的编纂、整理及对经文的解释等方面，意见不同，争论激烈，但这种辩难的结果却有益于对祖国医学宝库的发掘，并有助于传统医学理论的发展。

2.药物、方剂学的进步：清代，药物学亦有某些发展，特别是新的品种不断出现，故继李时珍《本草纲目》之后，又有赵学敏（约一七一九年至一八〇五年，清康熙五十八年至嘉庆十年，字依吉，号恕轩，浙江钱塘（今杭州）人）著《本草纲目拾遗》。《拾遗》共载药九百二十一种，其中有七百十六种为《纲目》所未收载的新药。在分类方面，增加了“藤”和“花”两部，删去“人”部，并将“金石”一分为二，共为十八部，较《本草纲目》的分类方法更为合理。此书还对《本草纲目》的某些错误，作了订正。在赵学敏以后，吴其濬（一七八九年至一八四七年，清乾隆五十四年至道光二十七年，字瀹斋，河南固始人）的《植物名实图考》是一部药用植物学专著。全书共三十八卷，收录植物一千七百一十四种，分十二类。每种植物均详记形色、性味、产地、功用，并附插图，重点说明药用价值。对同物异名或异物同名作了考订，还对历代本草中的某些谬误有所匡正，颇具创见。有些医家还编写一些由博返约、切合实用的本草书籍，如汪昂（字讱庵）根据《本草纲目》等著作辑成《本草备要》（后有增订本）一书，载药四百六十余种，附图四百余幅。对每味药品，“既著其功，亦明其过，使人开卷了然”[37]。后来，吴仪洛（字遵程）又在该书的基础上，编成《本草从新》，载药七百二十种，以扩《本草备要》未尽之旨。

在方剂学方面，清代也有不少新的著作。汪昂的《医方集解》、吴仪洛的《成方切用》，均系选录有效良方，本经按证，以发其微，阐述方剂理论，指导临床实用的著作。汪昂的《汤头歌诀》、陈念祖（字修园）的《时方歌括》，则是便于诵读，有助初学的方剂书籍。蔡烈先的《本草万方针线》、年希尧的《本草纲目类方》、曹绳彦的《万方类编》，都是将《本草纲目》的附方，按病分类编排，以供临证查检参考的方书。赵学敏删订“走方医”赵柏云医方而编著的《串雅》（内外编）一书，搜集了大量的民间秘方、验方，包括内治、外治等法。这些处方大多具有“贱”（药价贱）、“验”（奏效快）、“便”（得来易）的特点，颇能适合人民群众需要，为整理并保存民间医疗经验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3.温病学派的形成：温病是包括传染性和非传染性等多种热性病的总称。在积累了有关温病的丰富知识的基础上，在清代医学领域中产生了较有体系的温病辨证论治的理论，形成了温病学派。影响较大的有叶桂、吴瑭、王士雄。

叶桂画像

叶桂（一六六七年至一七四六年，清康熙元年至乾隆十一年，字天士，江苏吴县人），祖、父两代俱业医。叶氏究心医学，先后从学于十七人。其理论经验，十分丰富。处方不执成见，治病每多奇效，“于疑难证，或就其平日嗜好而得救法；或他医之方，略与变通服法；或竟不与药，而使居处饮食消息之；或于无病时预知其病；或预断数年后皆验。当时名满天下”[38]。叶天士的主要成就，是进一步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发表《温热论》，为温病学说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与辨证的基础。

吴瑭（一七三六年至一八二〇年，清乾隆元年至嘉庆二十五年，字鞠通，江苏淮阴人），为继叶天士后的又一温病学家。其学本于叶氏，“采辑历代名贤著述，去其驳杂，取其精微，间附己意以及考验，合成一书”[39]，名《温病条辨》。该书首引经文，原温病之始，次详风温、温热等九种温病之治。后附杂说、救逆、病后调治及产后、小儿等篇，层次分明，内容严谨。人评此书说：“其为方也约而精，其为论也闳以肆”[40]。后来，王士雄（字孟英）又纂辑《温热经纬》，前载《内经》、《伤寒论》中有关温病的记述为经，后录叶天士等五家著作为纬，并附章楠等注文及自己的见解，使温病诸家的零散专著汇为一编，采集精当，方便学者，影响亦较大。

4.临床各科的成就：清代的临床各科均有所成就，而且还出现了中医探索人体脏腑部位的著作。

清代不少医家，内外妇儿诸科兼通，编纂刊行了一些综合性医学著作。如张璐的《张氏医通》，乃取历代名家方论，“荟萃折衷，以成是编”[41]。前十二卷，自中风至婴儿，凡十六门。每病先列《内经》及《金匮》论述，次引诸家之说，最后附以治验医案。后四卷为诸门方论，共九十四门。所论方药主治，虽多本前人，而以己意参定之。沈金鳌所撰《沈氏遵生书》，包括药物、脉象、伤寒、杂病等类，采集各家理法，研审其意旨，参互考订，抒以己见，积数十年而成。对临床经验，每有总结。重视气功疗法为其特点。由吴谦等主编的《医宗金鉴》，共九十卷。包括：《订正伤寒论注》、《订正金匮要略注》、《删补名医方论》及“四诊”、“运气”、“伤寒”、“杂病”、“妇科”、“幼科”、“痘疹”、“种痘”、“外科”、“刺灸”、“眼科”、“正骨”等心法要诀。全书系采取历代各家之说，加以删订而成。对各科之辨证及治疗，叙述系统，内容全面，且有图、有说、有歌诀，使学者既易考求，又便诵习，是一部图文并茂的临证重要参考书籍。人们评论此书“大都理求精当，不尚奇邪；词谢浮华，惟期平易；酌古以准今，芟繁而摘要。古今医学之书，此其集大成矣”[42]。林佩琴（字云和，号羲桐，江苏丹阳人）的《类证治裁》是以内科为主的著作，对外科、妇科及杂病亦有概要论述，能博采各家之长，取舍颇为审慎，并附有医案，较切实用。值得指出的是王清任（一七六八年至一八三一年，清乾隆三十三年至道光十一年，字勋臣，河北玉田人）的《医林改错》。他深感了解脏腑情况对医生的重要，说：“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43]对古籍中有关生理和病理的论述大胆提出怀疑，为此曾亲至义冢、刑场，观察尸体脏器，还与动物内脏相比较，发现古书所绘脏腑图形与实际多有不符，遂将四十二年的观察所得绘成《亲见改正脏腑图》，连同其他医学论述，一同收载于《医林改错》中。王清任在该书中明确提出“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44]的观点。此外，他还订正了古人关于脏腑记载的某些错误。他并在《医林改错》中，根据其对气血的理解，就内科之血瘀和其他杂证，创用一些补气活血和逐瘀活血的方剂，具有良好疗效。

王清任画像

在外科学中，成就较大的是王维德（约一六六九年至一七四九年，清康熙八年至乾隆十四年，字洪绪，江苏吴县人）的《外科证治全生集》，此书将其家传四代的外科经验公之于众。王氏认为：“痈疽无死证，痈乃阳实，气血热而毒滞；疽乃阴虚，气血寒而毒凝。皆以开腠理为要，治者但当论阴阳虚实。”[45]其论为前人所未发。他还主张“凡治初起以消为贵，以托为畏，尤戒刀针毒药”[46]。所创“阳和汤”、“犀黄丸”等名方，甚有疗效，为医林所重。后来马培之著《外科传薪集》，对《外科证治全生集》作了补充和发挥，较为实用。高秉钧所著《疡科心得集》，善于从内科角度来治疗外科疾病，注重辨证，强调因病施治，有其可取之处。

清代对妇科影响较大的是傅山的《傅青主女科》，此书对各种妇科疾病，均有论述。立法以调和气血，培补脾胃为主。于病有定见，于药有专方，实为妇科辨证施治之圭臬。

清代儿科临证经验更加丰富，儿科的综合性著作和麻疹、痘疮、惊风等专著日多。夏鼎（字禹铸）的《幼科铁镜》对儿科各证寒热虚实，辨析甚明。陈复正（字飞霞）的《幼幼集成》“自胎禀护持，迄于甫生稍长，诸凡病因治要，罔不备具于册”[47]。其论痘科，独有灼见。这两部著作，均对儿科疾病的各种症状及疗法，作了全面的论述。

5.其他方面：由于印刷技术的进步，清代编纂和刊行了大型医学类书和许多丛书。其中《古今图书集成》的《医部全录》共有五百二十卷，辑录从《内经》到清初的医籍一百余种，内容丰富，叙述较为系统，各科证治有论有方，是一部具有较高参考价值的医学文献汇编。

注释

[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92页，1971。

[2]《清史稿》，志二十，时宪一。

[3]《清世祖实录》，顺治元年八月初一。

[4]第谷的天体运行说是把地球当做宇宙中心，静止不动。太阳、月亮、恒星三者绕地球旋转，而其他行星又绕太阳旋转。这是一种介于哥白尼的日心说和托勒密的地心说之间的折中性宇宙理论。

[5]平气就是把测定好的岁周平分为二十四等分，每一等分就是一个节气，每一节气的日数都是相等的（十五日）。

[6]阮元：《畴人传》卷四十六，《蒋友仁》。

[7]阮元：《畴人传》卷三十四，《王锡阐》。

[8]王锡阐：《推步交朔》序。

[9]顾炎武：《日知录·劝学篇》。

[10]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三十，《梅定九征君传》。

[11]梅文鼎：《堑堵测量》卷二。

[12]阮元：《畴人传》卷三十七，《梅文鼎》。

[13]梅文鼎：《平三角举要》。

[14]《清史稿》，《列传》二九三，畴人一，《梅文鼎》。

[15]阮元：《畴人传》卷四十二，《戴震》。

[16]《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八十三。

[17]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册，235页。

[18]《皇舆西域图志》卷首，谕旨。

[19]陈克鉴：《补农书》引。

[20]《清文献通考》卷一九四。

[21]《清史稿》，《列传》二九二，《艺术》四。

[22]徐珂：《清稗类钞》工艺类。

[23]《清史稿》，兵志十。

[24]《吴县志》卷七十五。

[25]戴榕：《黄履庄小传》，见张潮：《虞初新志》卷六。

[26]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七。

[27]纳兰性德：《通志堂稿》卷十七。

[28]徐珂：《清稗类钞》物品类。

[29]陈文述：《西汵闺咏》。

[30]《清史稿》，《列传》二九二，《艺术》四。

[31]《素问集注·纪略》。

[32]《难经经释·凡例》。

[33]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四十一。

[34]《难经经释·凡例》。

[35]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四十一。

[36]《中国医学大成总目提要》卷七，内科类。

[37]《本草备要·（初版）自序》。

[38]《清史稿》，《列传》二八九，《艺术》一。

[39]《温病条辨·自序》。

[40]《温病条辨·朱彬序》。

[41]《郑堂读书记》卷四十三。

[42]《郑堂读书记》卷四十三。

[43]《医林改错·脏腑记叙》。

[44]《医林改错·脑髓说》。

[45]《清史稿》，《列传》二八九，《艺术》一，《王维德》。

[46]《清史稿》，《列传》二八九，《艺术》一，《王维德》。

[47]《郑堂读书记》卷四十三。

第十三章　社会矛盾的激化和统治阶级日益腐朽

第一节　土地兼并　人口增长　自然灾害

一、土地兼并的加剧

明末清初，经过长期战乱，经济受到很大破坏。人口锐减，田地荒芜，赋役繁苛，出现有田无人、田多人少的局面，土地兼并还不太严重。但是，进入十八世纪，大约在康熙中叶以后，全国已经统一，大规模战争已经停止，清政权得到巩固，统治秩序安定下来，社会经济逐步恢复、发展。这时，土地的收益增加，而赋税负担相对减轻。在商品货币经济冲击之下，土地流转加速，土地兼并又日益严重。地主、官僚、商人通过各种手段，纷纷购置土地。以下分别从各省的情况来考察当时土地兼并的趋势和特点。

江苏的苏南地区，土地肥沃，气候宜人，物产丰盈，素称富庶之区。但这里地少人多，又是达官富户麇集之地，因此，土地兼并剧烈之程度，堪居全国首位。以苏州府各县为例，此处既有明末的遗老遗少，又有清朝的权臣新贵，他们竭力追求土地。康熙初年，平西王吴三桂的女婿王永康，凭借特权，在苏州一次“买田三千亩”，在城内霸占“大宅一区”，即“齐化门内拙政园”[1]。吴三桂的侍卫赵虾，也是苏州“豪横无比”的大地主，曾和“富甲三吴”的阳山大地主朱鸣虞，争奇斗富[2]。康熙末年，大官僚徐乾学，在昆山县占田千余顷。[3]康熙之后，土地流转加速，土地买卖频繁，地主阶级对土地的争夺更为激烈。当地有一句谚语：“‘百年田地转三家’。言百年之内，兴废无常，必有转售其田至于三家也”。到乾隆年间，苏州田地“十年之间，已易数主”，与康熙年间比较，加速了十倍以上，“富者益富，贫者益贫”[4]。乾隆年间，吴县官僚地主范芝岩，不到三十年，“增置良田一千八百余亩，市廛百余所”[5]。道光年间，元和县“田多大户”[6]。吴江县地主沈懋德，“有田万余亩”[7]。常熟县在清初就已“豪强兼并之家，膏腴满野”。有一户大地主，“一家而占数甲”[8]之田（每甲平均田三百三十七亩），算来至少在一千亩以上。有人指出鸦片战争前苏州府各县土地占有的情况“有以万计者，有以千计者”[9]，有“分列数县版图”[10]者。松江府与苏州府一样，是长江三角洲最为富庶的地区。明清以来，“苏松田赋之重”成为江南严重的社会问题。清初，曾因追交欠赋，酿成大狱，一度造成人们“视南亩如畏途，相率以有田为戒”的情形。但康熙以后，赋税有所减轻，兼并土地之风又渐盛。乾隆时，金山县的土地，每亩值二十至四十千文的高价，亦竟有“置产数万亩”的大地主。华亭县更有一户拥有一二万亩、三四万亩的。崇明岛孤悬于长江中，荒地较多，“强者侵渔潜窃，田连阡陌，而弱者拱手他人，身无立锥”[11]。有一个大地主陈朝玉，在岛上围海造田，达四十五万亩，虽多荒沙卤碱之地，但数量之大，实在惊人。常州府的兼并之风也不在苏松二府之下。无锡县是该府最富庶的地区，雍正以前，由于田赋很重，田地成为负担，“故弃田之家多，而置田之家少”。此后，清廷“大赦旧欠，闾阎无扰，又米价腾涌，益见田之为利”。因此，在乾隆年间，田价虽然猛涨，“田值之昂，较雍正间不啻倍蓰”，可是购买田产之风日盛，“置田之家多而弃田之家少”[12]。嘉道年间，无锡的土地集中更加剧烈，“大抵豪家巨族，田连阡陌，盈千累万”[13]。那些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大多居住城内，每至收成，派人到乡下收租。江阴县位于长江以南，乾隆时“农无田而佃于人者十居五六”。以后，土地进一步集中，绝大部分农民失去土地，或很少土地，成为佃农、雇农。到嘉道年间“贫富之相去，不可倍蓰，贫民之食于富民者，十室而九”[14]。江宁府的土地集中也很激烈，鸦片战争前夕，有人描述上元县的情形，“豪富之家，动连阡陌”[15]。

乾隆九年许百川卖地契约

苏北地区，经济比江南落后。但地处两淮盐场，是富商大贾聚集之地，购买土地之风甚至还早于江南地区。安东县早在康熙初年，就已经“富者膏腴连于阡陌”，清河县老子山镇，“有渔盐稻塍之利”，“苏徽大贾，招贩鱼盐，获厚利，多置田宅，以长子孙”[16]。道光初年，山阳县有一小官僚地主丁晏，在半年当中，三次共“契买”农民的土地一百二十四亩有奇。[17]扬州府各县，是淮南盐场的所在地，盐商都在当地“市买土地”，争夺草荡盐场。东台县流传着一首童谣：“乾隆钱，万万年，先买瓦房后买田。”[18]高邮州在乾隆时，也是“士庶之家，多恃田产”[19]。处于东海之滨的海州直隶州，乾隆时有个地主叫孟思鉴，占有土地约五千余亩。[20]徐州府铜山县，是雍正年间历任直隶、浙江督抚李卫的老家。他家世代地主，为当地“首户”。他死后，其子孙仍拥有大量祖遗田产[21]，由此可见，清代自康熙以后，无论是富饶的江南，还是经济条件稍差的苏北，整个江苏全省，尽管各地土地集中的程度与时间的早晚有所不同，但土地集中的总趋势，却是愈来愈严重了。

浙江也是我国富庶的省份，特别是杭嘉湖各府，土地膏腴，人口众多，每人平均耕地甚少，要依靠种桑养蚕等副业为生。但地主、官僚也在这里购买大批土地，如康熙中，大官僚高士奇，在平湖县“开张缎号”，有资本银四十万两，又“置田产千顷，大兴土木，修整花园”，并在“杭州西溪，广置园宅”[22]。平湖县“城周广数里余”的土地，一部分为“新安富人”以高利贷资本所收购；另一部分被“世家巨室”所占有。康熙末年官僚李陈常，“原属贫寒之家”，他当了两淮盐运使之后，在他的原籍秀水县王店镇，“有好田四五千亩，市房数十处”[23]。湖州府以盛产“湖丝”而著称于世，江宁、苏州、广州所织之绸缎，都以“湖丝”为经。清前期湖州府各县，盛产“桑麻”等经济作物，“尺寸之地，必植之桑”，达到浸浸无弃土的地步。但这一带，仍然有很大的地主。如德清县大地主胡东樵（康熙至雍正时人），在城郊拥有大量肥沃土地，另“有田数十顷在远乡”[24]。杭州府属各县，土地几乎被地主豪绅瓜分殆尽，就连著名的西湖，都被那些“豪贵”、“奸民”“作坝蓄鱼及植菱”，随即“占为私产”[25]。金华府汤溪县，位于浙西山区，在康熙年间，农民“多佃种富室之田，而私其租之半，以仰事俯蓄。其有田而耕者（即自耕农民），什一而已”[26]。绍兴府诸暨县，在鸦片战争前，人民群众把当地的豪绅地主根据其占有土地的多寡，“以象、牛、鸡、狗”来分等级。万亩以上比于象，千亩以上比于牛，几百亩比于鸡，一二百亩比于狗。当时诸暨县有“四象八头牛，三十六只陈阉鸡，七十二只灰狗”[27]。总之，浙江各地，在清初，荒地遍野，赋役繁重，购买土地的人少，有的地方地主反以有田为累。但康熙以后，人口繁殖，土地兼并日盛。所谓“户口日众，所在田土，价值高昂，较之数十年前，几至数倍”[28]。

安徽省与江浙两省比较，自然条件较差，有的州县山多田少，有的州县土瘠民贫。但清朝前期土地问题仍然十分严重。如安庆府所属各县是本省条件较好的地区，土地也比较肥沃。康熙年间桐城县，“膏腴沃壤，则大有力者为之”。而当过多年尚书、大学士的张英，在原籍桐城，“置田千余亩”[29]。方苞说：长江南北岸各州县，土地为“百姓所自有者，不过十之二三”，其余十之七八，“皆绅衿商贾之产”[30]。庐州府庐江县，清朝初年，“自经兵燹，十室九空，田归富户。富者益富，贫者益贫”。到鸦片战争前，“庐邑田产，招佃者十过其五”[31]。安徽南部的徽州、宁国两府，山高地贫，闻名于世的新安商人就出于此地。特别是两淮盐商，大多是徽宁两府人氏。如康熙年间扬州八大盐商的项鼎元、鲍漱芳、江春等，都是“腰缠万贯”的富商巨子，他们在原籍占有大量土地。据盛枫说：淮南江北，范围百里的小县，“户不下万余，丁不下三万”，在康熙时已有“坐拥一县之田”，“安然食租衣税”[32]的大地主。皖北颍州府的阜阳县，城西南二十余里，有一倪姓大地主。在鸦片战争以前，他家的土地几占半个县，在邻县也有数百顷土地。

湖南省是我国著名的粮仓，盛产稻米。清初，因遭战乱，人民死亡流散，田地缺人耕种，如善化县在康熙初年，“兵燹后，田不值价，召佃户以耕，犹恐其或去”。以后土地兼并逐渐加剧，雍正末，田价暴涨，“上田一顷售至千四百金、二千金者”，到乾隆时，大地主很多，有“万金之产者”还不算“大富”[33]之家。浏阳县在清初地多人少，无人耕种，而赋役又很重。地主“愿弃己业”，“世家大族，或百石，或数十石，愿弃价……特思苟全身命，以避征徭”。康熙中叶以后，广东流民纷纷进入浏阳，借机占荒。“多者承田不过百亩，少不过七十亩”。他们“身秉耒以耕，力皆出诸己……丰歉皆属己有”[34]，形成了一批中小地主和自耕农民。长沙县地主李象鹍兄弟，于一八一二年（清嘉庆十七年）奉父命分家，成了两家，“各收租六百余石”。后来，李象鹍服官中州后，禄入较丰，积俸所赢，置产数倍于前，过了近三十年，于一八四〇年（清道光二十年）时，“仍合旧产为二析之”，与嘉庆十七年第一次析产时比较，土地增长了五六倍，即达万余石田。[35]桂阳直隶州，地主邓仁心、邓仁恩兄弟，“国朝诸生，居州北，兄弟田数百顷，以富雄一方”。邓氏“用担石程田契，乘马不牧，游食田野数十里，不犯人禾”[36]，可见其土地的广阔。衡阳府衡阳县，地主刘重伟，以伐木起家致富，号称“万金之家”。嘉庆年间，刘家大量投资于土地，一跃而变为“子孙田至万田”[37]的大地主了。常德府武陵县地主丁炳鲲，道光年间，亦拥有土地四千亩以上。[38]由此可见，湖南省在康熙中期以后，土地兼并也是很剧烈的。

广东省是我国经济作物种植最为发达的地区。在清朝前期，它的发展，不但远远超过了明中叶本省的水平，而且也超过了经济作物种植发展的长江下游。广东到处是一望无际的甘蔗、蒲葵、桑树、烟草、茶叶等经济作物和绿树成荫的柑橘、菠萝、椰树、香蕉、龙眼、荔枝、槟榔等。广东省山多、水多、田少，经济作物发达，因此，它的土地从清初以来，就成为地主阶级激烈争夺的对象。如广州府顺德县，康熙初年就有“富者田数十百顷”[39]的大地主。乾隆时期，拥有田产的人“多不自耕。力耕者多非其田，抑且田时易主。主者或惟知租之入，而不知田之处。耕者纳租或在当年，或在上年。设有少增其租者，其田即为增租者所夺耕”[40]。乾隆时，琼州府定安县有柯风翔、柯风集兄弟二人，购置了大片荒地，种植了槟榔树五万多株，从种植槟榔树，到每年收割槟榔，都是雇工劳动，或典于他人[41]。肇庆府广宁县，道光年间，“邑中农民，多向富室佃耕”。这些“富室”地主，占有大量土地。他们之中，有的是“祖孙相继不易者”的老地主，“又有新起家，而仍自力作者”[42]的新兴中小地主。嘉应州兴宁县的名门望族，于嘉庆年间，大量向“宗祠”捐赠“学田”，有的一次捐“数十亩”，多者捐“百亩”[43]，可见这些地主本身当拥有更多的土地。乾隆十七年，廉州府合浦县陈大恒，租种地主大量土地，雇佣工人种植甘蔗，并设有大规模的制糖作坊，熬糖变卖，由佃户一跃而变为经营地主兼营工商业。[44]乾嘉年间，广东沿海沿江各州县，涨出来的“沙地”，很快被无地农民垦荒为熟。有些豪强大族，“影占他人已熟之田为己物”，“谓之占沙”。每当“秋稼将登，则（地主）统率打手，驾大船，列刃张旗……是谓抢割”[45]。这样，用武装占领田地成为广东地主阶级无偿掠夺农民的一种手段。此种情况，沿海各州县皆然，以地处珠江三角洲的顺德、香山为尤甚。

四川省在明清之际，经历了几十年战乱，土地大片荒芜，人口大量减少，破坏较其他各省尤其严重。由于土地肥沃而又地广人稀，对外省无地人民很有吸引力，大批流民纷纷从湖北、湖南进入四川，在这里落户开荒。有些农民逐渐上升成为中小地主，也有很少数上升成为大地主。如成都府金堂县的曾玉壸，他曾祖原籍广东长乐，后入川，“卜居金堂，遂家焉”。祖父早死，祖母陈氏带着三个儿子，耕植起家，购置一些田产。父亲又早死，母亲李氏抚育曾玉壸，“矢志如陈，而勤苦又过之”。嘉庆初，白莲教起义，四川的许多地主出售田产逃亡，而李氏乘机“出所积金买田菽数百亩”，雇人耕种，“遂以此起家，称巨富”。而曾玉壸又“与戚某合财，业屯粜，渐有赢”，成为大地主兼大商人，“以财雄一乡”[46]。在四川或其他地方，像曾家那样几世积累，以土地和商业发家致富的，不在少数，具有典型的意义。又如汉州地主董嘉会，原籍湖南武冈州。其高祖董全凤“跋涉来川，居州治之铁匠营。插占土地，躬耕传家”。凡五世至董嘉会时，“承祖父余业田五百亩”。到道光年间，“增至二千五百有奇”[47]，土地增殖五倍，成为很大的地主。温江县的刘儒山，少年时代家境贫寒，“及长，兄弟四人析爨，各分钱数十贯”。他以此为本钱，“勤耕苦，积置产百亩”，招佃耕种收租，逐渐起家，成为中等地主。[48]绥定府大竹县江国荣的高祖“由楚入蜀”，传到国荣时，年幼丧父，家境还很困难，“承前业田十亩，地约百弓，屋不过三椽”。江国荣除耕种自田以外，“更佃邻田五十余亩，而并耕之”，经过二十年后，也上升成了地主，“殖产至六百亩，俨然富家矣”[49]。夔州府云阳县“土田较沃，富民亦多。彭、薛旧家，租额动盈千石以上”。彭水、汤水之间，“巨室相望，连阡接畛，田不一庄。众佃所耕，输租自百石以下，少亦四五十石。压桩之费，常逾千两或百两”。这些多是清康熙以后由外省迁来的客户，“担簦入川，多致殷阜。来者繈属，族姓旋增。二百余年以来，占田宅，长子孙”[50]。云阳县的外籍客户，在此垦荒耕植，渐至发家的不在少数，如乌世文的曾祖，康熙末由湖南湘乡迁来，一八四〇年乌世文已是一个“以银二千余两，购腴田数十顷”[51]的大地主；李茂亮的祖先，一七〇五年（清康熙四十四年）自湖南邵阳迁来，后来地产很多，其土地“延袤数十里，沃壤相属，遂为县北著族”[52]；还有涂开盛于一七六二年（清乾隆二十七年）随父由湖北蒲圻迁来，“披荆斩棘，辟良田数十顷”，“以单姓成一邑巨室”[53]。当然，能够上升成为地主的是流民中的很少数，绝大多数人只能沦为佃农、雇农或无业游民。

嘉庆十六年方汪氏卖地契约

明清之际，山东省经历了农民起义的扫荡，地主阶级受到很大打击，“大姓素封者，鲜克自全”[54]，“土著大姓，百无一焉”[55]。阶级矛盾有所缓和，封建关系得到一定的调整。但为时不久，一旦社会秩序安定，地主阶级又用种种办法，把农民手中的土地夺为己有，土地集中又严重起来。一六八四年（清康熙二十三年）山东巡抚张鹏翮就已指出：“今见山东人民逃亡京畿近地及边外各处甚多，皆由地方势豪，侵占良民田产，无所倚靠，乃至如此。”[56]鲁南胶东各府州县是大地主集中的地区。如沂州府莒县大店镇庄姓大官僚地主，自明至清三百余年，世代相承，占有土地五万多亩，横跨苏鲁两省七县，共有田庄七十多个，佃户两千多家。[57]日照县丁氏大地主起于清朝康熙年间，到道光时，丁家父死子继，积有土地四五千亩，出租于佃户耕种，丁氏“坐地分租”[58]。莱州府潍县，在乾隆时，有丁、岳、郭、王四大姓，土地几占半县，都是有名的大地主。郑燮于乾隆前期出仕潍县令，曾作《潍县竹枝词》四十首，其中有：“绕郭良田万顷赊，大多归并富豪家”[59]的诗句。登州府文登县，明朝末年，“政烦赋重，民不聊生，往往弃其田庐”，贫苦农民，多“投身著姓，甘为奴仆，以避徭役”。到清朝初年，“巨家世族，田亩遍野”，大地主出租土地，“编户之民，类皆佃田自给”[60]。胶州在道光时期，“田多归于仕宦与士商之家，散在四乡，不能自种，佃于人”[61]。济南府章丘县东矾硫村地主太和堂李家，从乾隆初年发家，后来发展到土地四百七十二亩。同县旧军镇孟家是一个商人兼地主。从康熙末年起，即以经营土地兼营商业，并在北京、天津、济南等地，开设谦祥益、瑞蚨祥等“祥”字号绸缎庄，是一个全国闻名的大商人兼地主。淄川县栗家庄树荆堂毕家，雍正年间只有土地三十多亩。到乾隆年间增加到一百余亩土地，嘉庆到道光二十年前，已经达到土地九百亩。与此同时，毕家还在乾隆年间开设了恒盛丝织机坊。最初只有一张木机，到道光二十年，已经发展到二十几张木机的作坊了。[62]鲁西南的曹州府单县，康熙末年，“膏腴之产，恒归素封。胼胝小民，仅守洼瘠，操耒耜者，虽十之七八，要皆佣佃居多，与业主分收籽粒”[63]。单县有个大市镇本名兴元镇，因被曹、马两家大地主霸占，“主其集”，后来兴元镇改称“曹马集”[64]。山东有广植经济作物的经营地主，如汶上、郓城两县交界之处，康熙年间“多殷实之家”，“其地肥饶，木棉一亩，可拾（棉）二百斤，有万亩之家者”[65]，这样大面积种植经济作物，在全国实属罕见。也有经商起家，积资购置土地的商人地主。如濮阳刘滋世，少年家贫，以微薄的资金贩运食盐和小麦，获大利，以后又放高利贷，“二十余年，田连阡陌，家累数万金”[66]。还有的历代做官，是具有政治特权的官僚地主，如朝城县有名的孙、谢、吴、江、岳、孟、魏、贾等八大姓，乃是本县远近驰名的八家大地主。“八姓在前明皆簪缨世继。入国朝，子孙繁衍，散居城乡，甲于他族”[67]。济宁直隶州玉堂孙家，更是官僚、世家而兼大地主、大商人。嘉庆年间，孙玉庭官至两江总督、体仁阁大学士，光绪年间，孙毓汶官至军机大臣、刑部尚书。孙家在独山湖一带兼并土地，达三万余亩，又在济宁开设玉堂酱园，资本达四万吊制钱，产品驰名全国。至于兖州府曲阜县孔府这个世袭罔替、历代相传的贵族大地主。在清朝最盛时占有一百多万亩土地，遍及山东、江苏、直隶、河南、安徽等五省广大农村。土地的来源，有的是“钦赐”，有的是假手官府霸占，有的是乘人之危，贱价收购。[68]总的来说，山东各地遍布各种类型的地主，拥有田产极多，土地集中的程度居于全国的前列。

山西省山多田少，自然条件稍差，但土地兼并也在进行。一六九七年（清康熙三十六年）汾阳县灾荒，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持田契求售，踵接于（地主之）门，皆自贬损价值”。“其愿售之价，视平时盖不及十之二”。有个叫张瑛的地主，乘机兼并土地，“于是得田且千亩”。张瑛家住西官村，他家亭台楼阁，房舍华丽，“环村而沟……广一丈有奇，深倍于广，东西设吊桥各一”[69]。临汾县有个大地主亢时鼎，本人又是著名的大盐商，在扬州有豪华的住宅，在淮南有大片土地，在家乡临汾也是“宅第连云，宛然世家”，号称“亢百万”。康熙年间，山西大旱，人心惶惶，而“亢百万”得意地声称：“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70]，可见他在山西田产之多。潞城县贾庆余早年家贫，十四岁“从父贾山东禹城县”，“积二十余年，竟成巨商，南北懋迁，奇货辐辏其门”，并大量购买土地，成为“沃壤连阡”[71]的大地主。山西因多大商人，他们将商业资本投入土地，不数年即“沃壤遍野”，兼并的速度也是较快的。

河南省是李自成起义军频繁活动的地区，起义军所到之处，打击了世家大族，没收了明藩王的土地。所以，清初，河南土著的大地主较少，雍正以后，土地兼并逐渐严重起来。一七四〇年（清乾隆五年），河南巡抚雅尔图奏称：河南“民生贫富不齐，富者类多鄙吝刻薄，贫者则无营生，大约佃种他人田地者居多”[72]。在土地兼并的浪潮中，一种是官僚豪绅仗势侵夺田产，如豫南光山、固始一带，清初，小农“苦地粮重重”，往往带地“投献”于豪绅，成为佃仆。当地豪绅“僮仆成林”，顺治末曾发生佃仆们“纠聚党类，挟刃操戈，逼主退约”[73]的反抗斗争。又如乾隆时曾任布政使的彭家屏，“为富不仁”，在家乡夏邑“拥有厚资，田连阡陌”[74]。另有一种是外省大商人，乘着灾荒年份，挟资到河南购买田亩。如一七八六年（清乾隆五十一年）河南巡抚毕沅奏称：“豫省连岁不登，凡有恒产之家，往往变卖糊口。近更有于青黄不接之时，将转瞬成熟麦地，贱价准卖。山西等处富户，闻风赴豫，举放利债，借此准折地亩”[75]。这类商人兼并土地的事例，不在少数，如洛阳县在道光年间“值岁饥，土人多鬻田他徙”，山西长治商人宋良弼“亦以贱值得膏腴田数百亩”[76]。又如康熙年间，“豫省被灾，惟郏（县）为重。而郏人在籍置产者，尚不及十之一二”，而山西商人来此，“射利居奇者，已不啻十之八九”[77]。由于土地逐渐集中，河南省也出现了很大的地主，如仪封县地主周伯章，他家“田连四邑，亩以万计”，“东西南北各十里”之内，“田皆为周氏”[78]，可见其土地数量之多。

直隶是清王朝的心脏地区，也是王公贵族官僚地主最集中之地。入关后，直隶北部的很多土地被圈占。满族亲贵们的大小庄园，星罗棋布，田连阡陌，广大汉族农民沦为旗庄的农奴、佃户。但就在这些地区，也存在一些汉族大地主，如怀柔县郝氏就是一个“膏腴万顷”、豪富异常的大地主。据说，有一次乾隆皇帝“驻跸其家”，郝家“进奉上方水陆珍错至百余品，其他王公近侍以及舆儓奴隶，皆供食馔”。皇帝一日之餐，郝家“费至十余万”[79]。另如保定府的束鹿县“土沃人稠”，该县被圈占的土地较少，汉族的“阀阅世家”和“乡宦”就占有很多土地。[80]直隶南部各府州县，土地未被圈占或圈占较少，地主也在用各种方式兼并土地，如献县就形成了“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那些“田连阡陌”的都是汉族地主，“不能自耕自耘”，“分假于贫者而佃种之”，“而后与分秋获之半”[81]。还有大名、广平二府，嘉庆时连年灾荒，“民间地亩，多用贱价出售，较丰年所值，减到十倍”。因此，“本处富户及外来商贾，多利其价贱，广为收买”[82]。

此外，如湖北省邻近洞庭湖北岸各州县，有“席、翁、吴、许四姓皆巨富”[83]，各自占有大量土地。在康熙年间，广西省全州，“州民置田，多寄居大户名下。久之，豪强者遂夺其田”[84]。福建漳州府，康熙年间“豪强大户，阡陌连绵”[85]。雍正年间，台湾“田地大半归于富户……上者数百万金，中者百万金，数十万金之富户所在多有”。他们“霸占田业”，百姓“敢怒不敢言”[86]。江西抚州府东乡县，嘉庆年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87]之地。云南省楚雄府姚州“土同知”高德厚，“以巨富通势，强占民产三百四十里”[88]，共有田地七千余顷。

通过以上对我国许多省份土地情况的考察，可以看出：清初，由于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土地问题比较缓和。康熙中期以后，随着经济的恢复，土地收益增加，土地流转加速，土地兼并激烈起来。特别是乾嘉以后，土地高度集中，虽然各省因具体条件不同，集中的程度和方式有所差别，但兼并日益加剧的趋势却是普遍的。乾隆前期，即有人指出：“近日田之归于富户，大约十之五六，旧日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89]，因此出现了向两极分化的贫富悬殊的严重情况，“一家而有数千百家之产，则一家而致失业者数千家”[90]。

在土地兼并的浪潮中还可以看出：在清代，土地兼并的手段和明代有一定的差异。明代的藩王、贵戚、官僚、缙绅有蠲免和转嫁赋税徭役的特权，他们利用这些特权作为吞并土地的武器，通过“投献”、“投靠”的方式，无代价地掠夺土地。而小地主、自耕农为了逃避繁重的赋税徭役，不得不将土地无偿地拱手送给特权地主，以换取政治上的荫庇和经济上的豁免。清代，鉴于明朝灭亡的教训，对官僚、地主的特权加以限制。因此，除了清初用暴力手段在华北进行了大规模的圈地以外，“簪缨门第”、“世家大族”，较少利用政治特权掠夺土地，而更多的是通过买卖关系。地主阶级发家的主要途径就是积资购地，土地是火烧不毁、水淹不坏、盗窃不动而又能永贻子孙、带来无穷财源的物质财富，“凡置产业，自当以土地为上”[91]。地主阶级千方百计，通过一批批购买田产，逐步积累，像滚雪球一样，从小到大，形成了拥有累千上万亩土地的大地主。在兼并过程中，商业和高利贷常常起着重要的作用。官僚、地主、商人利用小农经济经不起打击的特点，利用天灾人祸或青黄不接的机会，渗入农村，囤积居奇，贵卖贱买，重利盘剥，乘人之危，夺取土地。这种更多地用经济手段兼并土地和明代许多地主利用政治特权有所不同。

此外，清代的租佃制剥削形式日益普遍，越来越多的地主采用招佃垦种。定额地租也有一定的发展，地主不和佃户分成，而把地租的数量固定下来。这种额租制，使佃户的劳动强度增强了，意味着封建剥削的加强，但额租制也提高了佃户精耕细作的兴趣和积极性，从而提高了单位面积的产量，提高了生产力。还有，农业中的雇佣劳动制也在发展，地主、富农采取雇佣长工和短工的办法，自己经营土地，农村的雇佣劳动者——长工、短工，没有或只有很少的生产资料，以出卖劳动力为生，他们虽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雇佣劳动不完全相同，但与佃农比较，政治身份上较多自由。地主自己经营土地，较租佃形式也有一定差别，这些经营地主，有的专门种植粮食，有的专门生产茶叶、甘蔗、桑树、槟榔、蓝靛、棉花、水果等经济作物，绝大部分的产品要进入流通领域。他们正在向着为市场而生产的商品生产者转化。

二、人口增长，耕地不足

在土地激烈兼并的同时，清代的人口急剧增长，而耕地数目又远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这样就形成了土地集中、人口激增、耕地不足的突出矛盾，这是清朝中叶直至近代社会动荡不安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于清代人口和耕地的数字，已在本书第一册第六章内有所说明。从一七四一年（清乾隆六年）到一八四〇年（清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时，全国人口从一亿四千万增至四亿一千万。一百年内，人口增加三倍，平均每年增加二百七十万人，年增长率为千分之十八点八。但耕地面积的增加却很缓慢，从顺治末至乾隆末，大约一百四十年间，耕地面积从五亿亩增至九亿亩。这九亿亩数字，可能计算偏低，会有一些隐匿未报的土地，也会有一些边远地区新垦的土地未统计在内。但大致的趋势是清楚的，即：耕地的增长大大落后于人口的增长。再加上土地兼并日益剧烈，地少人多，无田可耕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如乾隆末（十八世纪末）全国人口约为三亿，耕地面积约九亿亩，平均每人只有三亩耕地；到了道光时（十九世纪前期），人口增至七亿，耕地却并没有增加，每人平均耕地只有二点二五亩了。

乾隆、嘉庆时代，一些地区，土地开发已达饱和点，很难再找到可以开垦的余地。如直隶保定府各州县，“生聚日蕃”，现有土地不足以养活当地人口，于是“其近山者，争觅地于闲旷之地”。一些“悬崖幽壑，靡不芟其翳，焚其芜而辟之以为田”[92]。再不足，只好移民于内蒙古和东北。山东东部各州县，山多地少，人烟稠密，“山峦海滩，开垦无遗”，登莱二府人民，大量漂泊异乡，到“关外觅食”[93]。甚至边远的云南省，在乾隆中叶，“水陆可耕之地，俱经垦辟无余”[94]。至于江南苏松杭嘉湖五府富庶地区，更是生齿日众，人满为患，而土地狭窄。大凡田边塘畔，宅前屋后，无不见缝插针，种植桑麻果蔬，达到浸浸无弃土的地步。又如四川省，在清初地广人稀，而到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全省人口还只有一百三十七万人，这年全省的耕地面积达四千五百九十万亩，每人平均耕地达三十四亩之多，生计自属优裕，秩序也很稳定。这时，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陕西的大量移民入川，人口猛增，十九世纪初全川人口达二千一百万人，而耕地仍只有四千六百五十万亩，几乎没有增加，平均每人耕地下降到二点二亩多。[95]这时，四川省每人的耕地平均数字，接近于道光年间官方记载的全国每人的耕地平均数字。

我国土地广大，幅员辽阔，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东南沿海地区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经济最为发达，广大的内地各省经济发展则较迟缓，至于边疆地区的经济更加落后，有的地方尚处于原始的状态。即是在同一地区、同一县之内，经济发展也往往相去甚远。造成这种经济上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由于气候、雨量、土质、水利等自然条件的不同和耕作水平、农业技术的差异。因此，不同地区农作物亩产量的相距悬殊，不同的经济状况决定了居住人口的密度。因此，笼统地讲某地人口、土地、人均地亩等多少，并不能完全科学地说明问题。为了进一步说明情况，将经济发展不同地区的情况，选样列简表（见下页）。

从表中所列属于四省六地的耕地、人口数字来看，人均耕地最高者为河南彰德府林县及山西大同府（领有八州县），人均耕地分别为六点三七亩与五点五九亩，都在五亩以上。最少者为浙江杭州府于潜县，人均耕地只有零点六四亩，不足一亩。属于中等水平者，为湖南长沙府善化县、衡州府衡阳县及河南开封府杞县，人均土地分别为一点零八亩、一点五八亩及一点五六亩，处于不足二亩的水平。如果以这三种类型，一府五个州县人口和耕地数字来计算，共有人二百九十一万八千五百五十五口，土地六百六十万零六千九百一十六亩，人均土地为三点二六亩。由于我们表中所列都是乾嘉年间方志中的记载，时间还略早于道光时，表中反映的情况，大体上与全国估算的人均耕地数字是相符的。

表中所载各府县人均耕地数颇有差距，其原因是很复杂的。自然条件的差异和土地肥瘠的不等是重要的原因。一般说来，富庶地区，同样数量的土地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故人口密度高，人均耕地少；而贫瘠地区则与之相反。如浙江于潜县在杭州以西，山多田少，但土地肥沃，雨量充沛，物产丰盈，富蚕桑茶竹之利。虽然人均耕地只有六分四厘，但产量高，经济作物多，粮食可以自给，经济作物可以出售获利。湖南善化、衡阳两县分别为省城所在及衡州府之附廓首邑，位于湘江流域，物产丰饶，单位面积产量高，为清代之重要米粮基地。每人平均耕地在一亩至一亩半左右，勉强可以温饱。至于河南杞县人均耕地与湖南衡阳相差无几，但此地在开封东南靠近黄河泛滥之区，历年水灾频仍，再加上地少人多，劳动人民生活十分艰难，常年出外逃荒者甚多。山西大同府所属八州县，位于晋北高寒地带，河南彰德府林县，位于太行山东麓，都是地瘠民贫，亩产量约及江南十分之一，尽管人均地亩最高，都在五六亩以上，但经济发展反较落后。由此可见，人均亩数较多，并不表明人民生活水平较高。与此相反，人均耕地数往往与人民生活恰成反比例。即人均耕地越多的地区，往往是自然条件较差，人民生活较困难的地区；人均耕地很少的地区，往往是自然条件较好（一些特殊情况，如河南杞县例外），人民生活条件较高。

在清代，大概需要多少土地，才能维持劳动人民最低限度生活呢？由于土地质量不同，亩产量相差悬殊，很难有统一的标准。明末清初人张履祥说：“荡田虽瘠，二亩当一亩。百亩之土，可养二三十人”[96]。张履祥是浙江嘉兴府桐乡县人。桐乡地处杭嘉湖三角地带，土地沃饶，尤富蚕桑之利。但他说的“荡田”，系指嘉兴、松江以西一带的湖荡滩地，水利条件不好，土地并不肥美，与当地上好水田比较，易旱易涝。所谓“二亩当一亩”，系指“荡田”与当地的肥田比较而言的。“荡田”的产量，可能相当或略高于冀鲁豫各省的旱地。“百亩之土，可养二三十人”，平均每人三至五亩，方可不至挨饿。洪亮吉在乾隆末年指出：“一岁一人之食，约得四亩；十口之家，即须四十亩矣。”[97]洪亮吉是指全国的情况而言，维持生活每人每年须有耕地四亩左右，与张履祥所说的三至五亩，恰好相同。

在清代，每亩土地的产量有多少？每人每年需要多少粮食才能维持生活？据史料记载，康熙末年浙江湖州府的乌程、归安、德清三县，佃户“终岁勤动，计十亩所入，得半不过十石”[98]。这里所谓的“得半”，即指佃户以一半交地租，另一半（即十石）归自己，可见这三县的亩产量为二石。顾炎武指出，清初江南苏松二府，每亩产一至三石不等。[99]又有人指出，嘉庆初年，土地“以中年（即平常年景）约之，一亩得米二石”[100]。由此看来，每年每亩平均产二石，大概是江南一带土地的平均产量。至于其他地区，亩产量当低于此数。康熙的上谕中说，“朕巡视南方，见彼处稻田，岁稔时一亩可收谷三四石。近京玉泉山稻田一亩不过一石”。以全国情况估计，每亩收获一二石，就算很不错的了。“内地之田，虽在丰年，每亩所收止一二石”[101]。每人每年需要多少粮食才能温饱？洪亮吉说，“一人之身，岁得布五丈即可无寒；岁得米四石即可无饥”。他又说，一人“日不过食一升”[102]，每年三百六十五升，共计三石六斗五升，亦接近四石。由此看来，每人每年四石粮是维持生活的最低标准。但前面我们引用洪亮吉的话，“一岁一人之食约得四亩”，这是指全国情况而言，每亩平均产量约一石，即所谓“今日之亩，约凶荒计之，岁不过出一石”。四亩的产量正好也是四石。

如果每人有土地四亩、得粮米四石，可以维持生活的话，那么，一七九〇年（清乾隆五十五年），全国人均耕地只有三亩，粮食只有三石，已经不足。一八四〇年，全国人均耕地只有二亩二分五厘，粮食只有二石有余。这时，全国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处于饥饿和半饥饿状态。

由于土地兼并剧烈，人口增长很快，而耕地的增加却很缓慢。因此，清朝中叶与清初相比，地价与粮价扶摇直上。乾嘉时人钱泳谈苏南地区的情形，“本朝顺治初，良田不过二三两。康熙年间长至四五两不等。雍正间，仍复顺治初价值。至乾隆初年，田价渐长。然余五六岁时（乾隆三十年左右），亦不过七八两，上者十余两。今阅五十年（约嘉庆二十年），竟长至五十余两矣”[103]。从康熙年间的每亩四五两，到乾隆中期的每亩七八两至十余两，再到嘉庆二十年（一八一五）每亩五十余两，地价增加十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人多地少的矛盾，乃是主要原因之一。关于米价上涨的情况，钱泳亦有论述。他说：“康熙四十六年，苏松常镇四府大旱，是时米价每升七文，竟长至二十四文。次年大水，四十八年复大水，米价虽较前稍落，而每升不过十六七文。雍正、乾隆初，米价每升十余文。二十年虫荒，四府相同，长至三十五文，饿死者无算。后连岁丰稔，价渐复旧，然每升亦只十四五文为常价也。至五十年大旱，则每升至五十六七文。自此以后，不论荒熟，总在二十七八至三十四五文之间为常价矣。”[104]他所讲的江南苏松常镇四府米价涨落的情况，虽然是受水旱虫灾的影响而上下波动幅度很大，但从中可以看出，康熙年间米每升只有七文，乾隆五十年后，米每升二十七八文至三十四五文为常价，八十多年，米价上涨四至五倍，也是由于人口迅速增加，粮食供不应求，货币逐渐贬值而造成的。与钱泳同时代的洪亮吉也说，“闻五十年以前（约当雍正时）吾祖若父之时，米之以升计者，钱不过六七（文）。布之以丈计者，钱不过三四十（文）”。到乾隆末，米价上涨“昔之以升计者，钱又须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计者，钱又须一二百矣”[105]。照洪亮吉的说法，五十年内米价上涨六七倍，布价上涨四五倍。洪亮吉认为，物价上涨的原因是人口增加太多。从前“一人食力，即可以养十人……今则不然，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户口既十倍于前，则游手好闲者更数十倍于前”。在这种情况下，劳动人民生计维艰，常有挨冻受饿的威胁，社会也日趋动荡不安。即所谓“终岁勤动，毕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不肖者遂至生攘夺之患矣”。

清朝统治者对当时人口与土地之间存在着的尖锐矛盾，早已有所察觉。早在康熙四十六年时，玄烨就已看出，“地亩见有定数，而户口渐增，偶遇岁歉，艰食可虞”[106]。不过在当时，人口虽很快增加，但尚有多余的土地可供开垦，问题并不十分严重，只是在灾荒之年，人民生活才“艰食可虞”。康熙四十九年南巡时，他看到“民生所以未尽殷阜者，良由承平既久，户口日蕃，地不加增，产不加益，食用不给，理有必然”[107]。他指出人口太多，正是人民生活难以改善的原因。康熙五十二年（一七一三）他又说：“今岁不特田禾大收，即芝麻棉花皆得收获。如此丰年，而米粟尚贵，皆由人多田少故耳。”[108]

雍正即位后，试图用奖励农业的办法解决地少人多的矛盾。雍正二年（一七二四）的上谕中说：“我国家休养生息，数十年来，户口日繁，而土田止有此数。非率天下之民，竭力耕耘，兼收倍获，欲家室盈宁，必不可得。”他希望各地能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以解决耕地不足的问题。他还命令地方官，“悉心劝农”，充分利用地力，在“舍旁田畔”、“荒山旷野”，因地制宜，种植各种树木，“桑柘可以饲蚕，枣栗可以佐食，桕桐可以资用，即棒楛杂木，亦足以供炊灶”，还提倡发展畜牧渔业，北方牧羊，南方饲猪，近海捕鱼，山区狩猎，“使人力无遗，而地力始尽”[109]。雍正的这些措施对发展生产力，缓和矛盾是有裨益的，但也不可能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

人多地少的矛盾到十八世纪末（乾隆末年）已十分严重。一七九三年（清乾隆五十八年），乾隆在阅读康熙朝《实录》时，见一七一〇年（清康熙四十九年）全国人丁户口才二千三百三十一万多，而一七九二年（清乾隆五十七年）全国大小男妇达三亿七百四十六万多，“计增十五倍有奇”（实际上远不至十五倍，因前者只是男丁数，后者才是人口数）。在两相对比之下，乾隆十分感慨，他说，“我国家承天眷佑，百余年太平天下，化泽涵濡，休养生息。承平日久，版籍益增，天下户口之数，视昔多至十余倍”。“以一人耕种而供十数人之食，盖藏已不能如前充裕。且民户既日益繁多，则庐舍所占田土不啻倍蓰。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于闾阎生计，诚有关系”。他最后说，“日食不继，益形拮据，朕甚忧之”[110]。乾隆皇帝这一番议论，虽看到了当时社会问题的症结之一，但他除了感叹一番，也提不出任何实际解决的办法来。

当时，一些有识之士，也看出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乾隆年间著名的学者洪亮吉在研究了耕地、人口、田价、米价等种种社会现象之后，提出了颇有见地的见解。他认为；人口无限制的繁殖生育，乃是人民生活贫困的原因之一。他说，“治平至百余年……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他又认为，人口的增长快于耕地的增长，必定会造成社会动荡。他说，“高曾之时，隙地未尽辟，闲廛未尽居也。然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他为此算了一笔账，“试以一家计之，高曾之时，有屋十间，有田一顷，身一人，娶妇后不过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宽然有余矣。以一人生三计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妇即有八人；八人即不能无佣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亦仅仅足也。子又生孙，孙又娶妇，其间衰老者或有代谢，然已不下二十余人。以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以知其必不敷矣。又自此而曾焉，自此而玄焉，视高曾时口已不下五六十倍，是高曾时为一户者，至曾玄时不分至十户不止”。由于人口过剩，超过了社会能够供养的能力，从而出现了米价昂贵，田价上涨，劳动人民势必少衣缺食，无田耕种，“又况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饥寒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人口过剩，耕地短缺，兼并日盛，贫富不均，这就造成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没有生活保障的老百姓，“遇有水旱疾疫，其不能束手以待毙也明矣”[111]。这就是洪亮吉所感到当时社会“甚可虑者”的根本原因。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以及科学的不发达，洪亮吉不可能有什么灵丹妙药来控制人口的增长。只能是听其自然，任其增殖。洪亮吉提出的“君相调剂法”，只不过是：移民垦荒、减轻赋税、提倡节俭、禁止浪费、储粮救荒、抑制兼并等办法，并没有超出封建统治者所倡导的范围。

三、自然灾害流行，人民生活痛苦

在封建社会中，旱涝、冰雹、蝗虫等自然灾害是连年不断的常见现象。灾害的发生，乃是生产力不发展、科学技术不发达、劳动人民无力胜天、人类对自然界无能为力的必然结果。但在阶级社会，自然灾害的严重程度以及对人类生命财产破坏的大小，都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而总是和那个时代的封建统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当封建社会政治清明，比较关心人民疾苦，把预防自然灾害和赈荒救灾的措施放在重要地位，这一时期，自然灾害就会相对减少减轻；与此相反，如果政治腐败，吏治废弛，统治者荒淫无道，置劳动人民死活于不顾，自然灾害就会接踵而至，灾情加重，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因此，封建社会中，人们总是习以为常地把遭受“天灾”与“人祸”联系在一起。

清康熙、雍正年间，封建统治阶级重视农田水利事业的兴建，动用了大批人力、物力，对黄河、淮河、运河、海河、永定河、浙江海塘等进行治理，防止和减轻了水旱灾害。到乾隆中叶以后，清朝统治由盛转衰，政治腐败，经济拮据，阶级矛盾尖锐，统治者无心顾及水利的修治。因此，广大的农村中，连年水旱，灾害频仍。每逢大雨，堤坝残破，洪水四溢。每逢大旱，河湖干涸，赤地千里，严重威胁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

以下，我们举出自然灾害较多的几个省的情形，以窥一斑。

鬻儿图

水灾图

山东省是历史上的老灾区，康熙时即不断发生水旱灾荒。乾隆以后，重灾大灾，相继发生。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胶莱一带大水，各府州县城乡内外，尽成泽国，人民纷纷出外逃荒。当时的潍县知县郑板桥作诗《逃荒行》记之，“十日卖一儿，五日卖一妇，来日剩一身，茫茫即长路。长路迂以远，关山杂豺虎……豺狼白昼出，诸村乱击鼓，嗟予皮发焦，骨断折腰膂，见人目先瞪，得食咽反吐……道旁见遗婴，怜拾置担釜，卖尽自家儿，反为他人抚”[112]。这次大水灾，经过三四年之久，才得以恢复。但十年之后，到乾隆二十二年，潍县又发生灾荒。魏来朋的《鬻子行》写道：“潍北邑当丁丑年，沿海村落少炊烟。无麦无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磐悬。膝下娇儿莫能蓄，百许铜钱即便鬻，但令得主免饥饿，宁甘下贱为人仆。交钱交儿说分明，钱交儿不随人行，翁亦无耐强作色，驱之使去终不能。望儿挥手频频打，旁观谁是解救者，频打频来怀中藏，儿声长号翁如哑。”[113]这些诗篇描写人民因灾荒卖儿卖女、骨肉离散，悲惨凄切，令人不忍卒读。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潍县“大疫”；道光十五年，春天“大旱”，夏天“霪雨连绵”，秋天发生虫灾；道光十六年，“大饥”，“瘟疫流行”，“饥民赴奉天就食”。潍县城内，饥民充斥，道殣相望。“凡乡中来者，夜则露宿，昼则枕藉。一日一夜，不过食粥一瓢。饥寒既久，人非铁石，能勿病乎？且城隍庙，武衙门，昼夜聚处，生死杂错。产于庙者十口，幼儿生花者千人。臭秽之气，溢于街巷。至五六月，各村各隅，死者相属，虽小康者不能具材木，贫者皆以土掩之。全家毙尽者无算”[114]。潍县如此，山东其他地方也都是这样。如鲁南沂州府郯城、兰山，地势低洼，久而不雨则旱，一旦遇雨则涝。这一带“本水乡，村外之田辄曰湖，十岁九灾”，劳动人民，迫于饥寒，“游食四方，浸以成俗”[115]。逃荒的人，北走关东，南渡江淮，远至福建，“携孥担橐，邀侣偕出，目曰逃荒，恬不为怪。故兰（山）郯（城）之民，几与凤阳游民同，到处流亡，以四海为家”[116]。

乾隆二十五年王廷泰借据

每当农村发生水旱灾害之际，正是官僚、地主、商人乘机盘剥，趁火打劫之时。乾隆三十三年，曹州府钜野县发生灾荒，“富户多囤积居奇”，引起“米价腾踊，贫者不堪”[117]，几乎发生暴动。嘉庆六年（一八〇一）登州府文登县“大饥”，邻县黄县的富商大贾，闻风而至，以十万两银子在文登县东关“开设大当三座”[118]，发放重利，盘剥灾民。乾隆五十年，邹平县“大旱，岁歉，夏大热”。次年春，米粮奇缺，地主阶级囤积贩运，高价以图利，因此“米价涌贵，米一斗值制钱二千二百五十”[119]。乾隆十七年，威海卫发生水灾，次年春“饥甚”。当地商人漂洋过海，从奉天运来大批粮食，“粮艘衔尾而来”[120]，名为“救荒义举”，实则高价出售，取得暴利。

山西省也是自然灾害很严重的地区。顺治、康熙年间，水旱蝗雹，连年不断。乾隆以后，灾情更为严重，几乎无年无灾，无地无灾。汾河是纵贯山西最大的河流，注入黄河，但每到夏秋雨季，黄河水势湍急，滚滚河水，挟带着大量的泥沙，倾泻而下，倒灌进汾河内，泥沙沉淀，河床堵塞，经常造成汾河的漫溢和决堤，酿成大灾。如乾隆三十二年七月，连日大雨，汾水陡涨，冲决河堤。平遥县的几十个村庄被洪水吞没，“汪洋浩淼，一望无际”。有一个村庄，“居人二百户，屋宇尽坍，妇女乘木板，漂泊巨津中。号呼望救，人争逃命，虽兄弟妻子不相保”。另一个村庄，“汾水浸没庐舍，村人数百家，殆无完屋。男女露立洪流中，哭声震野”[121]。这次大水灾，使千百万人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山西的旱灾也经常发生，灾情重大。如乾隆二十四年大旱，受灾面积很大，包括晋中和晋东南的几府数十州县。其中汾州府的介休县，“值岁大旱，斗米千钱”，“穷民食草木，形骨立”[122]。平遥县“大旱无雨，斗米至八钱有零”[123]。孝义县“大旱、民饥……饿死相继”[124]。潞安府的长治县，“旱饥”、“时斗米银五钱”[125]。翻开历史的记录，全是一片觅食维艰、饿殍遍野的悲惨景象。

嘉庆二十年许相仂出卖女儿为婢文契

苏北一隅之地，黄河、淮河、运河、长江逼聚于此，境内湖泊密布，水道纵横，地势低下，很容易发生水旱灾荒。康熙年间，大力治理黄淮，水患暂时减轻，但到乾隆以后，水道年久失修，灾祸频仍。乾隆四十六年和五十年，这里发生特大旱灾，“树木枯死，运河几涸”[126]，“（乾隆）五十年，大旱连数省……米价日高，至次年春，升米至五十文，百物皆绝。中产之家，尽食麦麸、野菜以度命。饿殍载道，空旷处积尸，臭秽不可闻。稍留残喘，唯以抢夺为生者，街市不敢携物而行，郊野更甚。羸者乞食，挤入门，终不肯出，呜呜之声，惨不忍听”[127]。苏北地区，既容易发生旱灾，也经常发生水灾。有时，一年之内春夏大旱，秋后大水，如山阳县于乾隆四十七年，久旱不雨之后，忽于八月间大雨，“平地水深二尺。冬，米谷踊贵，大饥”[128]。嘉道年间，更因水利不修，雨即成灾，人民深受苦难。如嘉庆十三年，“淮安大水”，地方官以赈灾为名，“捏开侵冒，私饱己囊，香员贪图分润，通同作弊”[129]。翌年，“运河决状元墩”；第三年，“运河决三铺南七涵洞，田禾尽没”。到道光四年又逢大水，洪泽湖决十三堡，山阳县“大水漂没庐舍”，宝应县“田庐多淹没，湖西村落，皆成巨浸，灾民升树缘屋，危在呼吸之顷”[130]。又如安东县地处黄河旁，自乾隆十三年开始，至道光十三年为止，在八十五年当中，安东县大旱十余次，雨涝和河堤决口二三十次，小灾大荒无计其数。乾隆五十一年安东县发生了一次最大的灾荒，这年“春大饥，斗谷千钱，米倍之。居民食树皮，面肿多死。麦熟时，至无能收获者”[131]。

道光十三年左有库卖亲生儿左群为奴文契

河南省历来是水旱频仍的重灾区。黄河自上游急流入境，进入本省，地形突然平坦，水势缓慢，大量泥沙沉淀淤积，使河道高于地面，堤岸越筑越高，从而造成不时决口，所以黄灾被称为河南的第一大灾。有人写了如下的诗篇，描述黄河给人民带来的灾难。“黄河之滨古纶城，半是泽国半榛荆，丰稔犹自若不给，况值雨霖逢灾祲。连年水溢没乡井，桑田飞还鸳凫影，耕云锄雨浑无用，嗟彼夫子罕遗秉。仓箱那得一粒存，粟菽不饱度朝昏，闻之树衣堪下咽，急取权作瓮与飧。未几树衣已告竭，清宵僵卧共谁说，踉跄出门图称贷，称贷无门瓮徒设。展转只有鬻儿女，斗米得来聊充饥，母子相看惨别离，牵衣号天不肯去”[132]。黄河经常泛滥，严重的时候，千里泽国，一片汪洋。乾隆十六年，黄河与沁水并涨，祥符等州县受灾极重，田舍尽没，直到十一月“天寒地冻”之时，河水尚未退尽，以致冬麦也无法播种。乾隆二十六年，黄沁再次泛滥，水势汹涌，武陟、阳武等地决堤十五处，“大水猝至，室庐一空，灾民嗷嗷”[133]。道光二十一年六月，黄河在祥符县决口，黄水滔滔，围困了开封省城，从南门进水，城内积水“深及丈余，庐舍湮没，人皆露居城上，市肆尽闭，物价腾贵”，有钱人皆“买舟逃去”。“民房城垣浸久坍塌”，人们都在树杪、屋脊上呼救。此次水灾之后，开封城乡“人失故业，富者贫，贫者丐，迫于饥寒”。事后，河南巡抚牛鉴，曾上奏朝廷，建议迁移省城[134]以避黄灾。河南除了黄河水患之外，旱灾、风灾、蝗灾也屡见不鲜。就拿开封府而言，乾隆四十九年，大旱不雨，河水干涸。次年春“多暴风扬沙，大旱，禾尽枯，秋冬大饥”。乾隆五十一年，“瘟疫遍行，死者无数，蝗生蔽野，伤稼”。次年，“遍地生蝗，积三寸许，秋禾被伤”[135]。其他如虞城县在乾隆四年大旱无雨，次年春“民乏食，米价涌贵。市鬻者，日高其价以邀利，民益困”[136]。永城县在乾隆五十一年“岁饥”，“人相食”。道光五年四月，“蝗蝻遍野”[137]。卫辉府在嘉庆十八年，“因枯旱已久，大田仍未能翻犁耕种，贫民皆以草根树皮糊口度日。经过官道，两旁柳叶，采食殆尽”[138]。由此可见，河南省各种自然灾害，遍及各州县，而且灾情十分严重。

除了山东、山西、苏北、河南是清代的重灾区，其他各省的自然灾害也不少。如直隶获鹿县，“嘉庆六年大雨水；八年春，雨雹损麦；九年秋旱歉收；十年秋旱歉收；十五年旱；十七年旱歉收；十八年旱歉收，城中井水皆竭；十九年大有；二十年八月十四日风霜损禾稼；二十一年春三月风霜损麦，夏四月雨雹伤人畜无数；二十二年大饥，知县王业懋请粮放赈；二十三年夏四月初八日大风损麦，诏蠲田租之半，近京等处更甚，所伤人畜不可胜计；道光三年夏六月大水，坏民房屋无数；十六年大旱；十七年大旱，粮价涌贵，斗米八百余钱，斗麦千余钱”[139]。乾隆四十三至四十四年，湖北、四川发生大灾荒，受灾面积很大，各地记载的灾情，令人触目惊心。如湖北当阳县，“民食树皮殆尽”[140]；枝江县“饥民冻死无算，民掘观音土及榔树皮、葛枝充食，然赖以存活者仅十之二三”[141]，枣阳县“民采树皮石面为食”[142]；长阳县“民食树皮、草根、观音土，死亡相踵”[143]；四川重庆府“饿殍盈道”[144]；邻水县“饥饿者多”[145]；忠州“道殣相望，人相食”[146]；潼州府“立人市，鬻子女”、“饿殍于道者累累”、“此岁凶荒，为百余年仅见也”[147]。

综上所述，有清一代，自然灾害遍及各地，乾隆以后，尤其严重。贫苦人民，饥寒交迫，苦难备尝。清政府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虽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治黄河，修水利，捕蝗蝻，蠲赋税，赈粮米，各地也设立了一些常平仓、社仓、义仓，但这些零星的措施，无补于大局。清代中叶以后，灾区日广，人口日多，流民遍地，社会矛盾十分尖锐，清朝的统治更加动荡不安。

注释

[1]钱泳：《履园丛话》卷一，《王永康》。

[2]同上书，《斗富》。

[3]参见《东华录》康熙朝卷四十四。

[4]钱泳：《履园丛话》卷四，《协济》。

[5]钱泳：《履园丛话》卷六，《芝岩太史》。

[6]《道光元和唯亭志》卷二十，《杂志》。

[7]《光绪吴江县志》卷十九，《人物》。

[8]《光绪常昭合志》卷七，《户口》。

[9]《光绪吴江县志》卷十九，《人物》。

[10]《光绪苏州府志》卷十三，《田赋》三。

[11]《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二，沈寓：《治崇》。

[12]黄卬：《锡金识小录》卷一，《备参》上。

[13]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九，《蒋氏义庄记》。

[14]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十四，《祝君赓飏家传》。

[15]管同：《因寄轩文初集》卷八，《甘节妇传》。

[16]《康熙清河县志》卷一，《镇集》。

[17]参见丁晏：《石亭记事》。

[18]《嘉庆东台县志》卷七，《祥异》。

[19]威妥玛：《文件自迩集》，转引自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67页。

[20]参见《刑部档钞》抄件，转引自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68页。

[21]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七三八。

[22]郭琇：《郭华野先生疏稿》卷一，《特参近臣》。

[23]《李煦奏摺》，一九六页。

[24]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三十八，《胡东樵先生墓志铭》。

[25]《康熙杭州府志》卷三十四，《杂志》。

[26]《康熙汤溪县志》卷一，《风俗》。

[27]转引自《中国经济史论文集》，191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28]《定例汇编》卷九，乾隆十八年五月初三日。

[29]张英：《恒产琐言》。

[30]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外文》卷一，《奏札》。

[31]《光绪庐江县志》卷二、卷十四。

[32]《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盛枫：《江北均丁税》。

[33]《乾隆善化县志》卷四，《风土》。

[34]《同治浏阳县志》卷六，《食货》。

[35]参见李象鹍：《棣怀堂随笔》卷首，《合郡呈请入祀乡贤祠履历事实》。

[36]《同治桂阳直隶州志》卷二十，《货殖》。

[37]《同治衡阳县志》卷十一，《货殖》。

[38]转引自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69页。

[39]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四，《食语》。

[40]《乾隆顺德县志》卷四，《田赋》。

[41]转引自黎民：《乾隆刑科题本中有关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材料》，载《文物》，1975（9）。

[42]《道光广宁县志》卷十二，《风俗》。

[43]《嘉庆兴宁县志》卷十，《风俗》。

[44]转引自黎民：《乾隆刑科题本中有关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材料》，载《文物》，1975（9）。

[45]《同治番禺县志》卷五十四，《杂记》二。

[46]《民国金堂县续志》卷十，《传》，曾省三：《诰封武显将军玉壸曾公行略》。

[47]《同治汉州续志》卷二十二，《艺文中》。

[48]参见《民国温江县志》卷八，《人物》。

[49]《民国大竹县志》卷九，《人物志》上。

[50]《民国云阳县志》卷十三，《礼俗》中。

[51]《民国云阳县志》卷二十六。

[52]《民国云阳县志》卷二十六。

[53]《民国云阳县志》卷二十六。

[54]《光绪益都县图志》卷四十一，《孝义传》。

[55]《光绪峄县志》卷六，《风俗》。

[56]《光绪山东通志》卷首，《训典》一。

[57]参见《大店庄阎王罪恶史》，载《文史哲》，1965（4）。

[58]《日照丁氏族谱》。

[59]郑燮：《郑板桥集》，《潍县竹枝词》。

[60]《民国文登县志》卷一下，《风俗》。

[61]《道光胶州志》卷十五，《风俗》。

[62]参见景甦、罗伦：《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

[63]《康熙单县志》卷一，《风俗》。

[64]同上书，《乡村故名》。

[65]《康熙濮州志》卷二，《风俗》。

[66]《康熙濮州志》卷四，《货殖传》。

[67]《光绪朝城县乡土志》卷一。

[68]参见《罪恶累累的孔府》，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69]《乾隆临汾县志》卷六，《孝义》。

[70]马国翰：《竹如意》卷下，《亢百万》。

[71]《光绪潞城县志》卷四，《耆旧录》。

[72]雅尔图：《雅公心政录》卷二，《奏疏》，乾隆五年五月。

[73]《乾隆光山县志》卷八，《风俗》。

[74]《清高宗实录》卷五四〇，乾隆二十二年六月。

[75]《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五五，乾隆五十一年五月。

[76]《光绪长治县志》卷六，《列传》。

[77]孙珩：《归田文稿》卷六，《复同寅议赎地书》。

[78]刘睛：《片刻余闲录》卷一。

[79]昭梿：《啸亭续录》卷二，《本朝富民之多》。

[80]参见《康熙束鹿县志》卷八，《风俗》。

[81]《乾隆献县志》，《食货》。

[82]《清仁宗实录》卷三一〇，嘉庆二十年九月。

[83]东轩主人：《述异记》下，《许七遇仙》。

[84]《乾隆淮安府志》卷二十二上，《仕迹》。

[85]《康熙漳州府志》卷十一，《赋役》。

[86]陈盛韶：《问俗录》卷六，《鹿港头家》。

[87]《嘉庆东乡县志》卷三十三，《艺文》。

[88]《乾隆直隶通州志》卷十四，《人物》。

[89]《皇清奏议》卷十三，乾隆十三年，杨锡绂奏。

[90]《皇朝经世文编》卷十一，钱维城：《养民论》。

[91]钱泳：《履园丛话》卷四，《产业》。

[92]崔述：《无闻集》卷一。

[93]《清仁宗圣训》卷十五，《爱民》一，嘉庆二年十月。

[94]《清高宗圣训》卷八十，《爱民》十一，乾隆三十一年七月。

[95]参见高王凌：《清代中叶四川的农村市场及其在农村社会经济中的地位》。

[96]张履祥：《杨园先生集》卷五。

[97]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一，《意言·生计》。

[98]凌介禧：《程安德三县赋考》卷二。

[99]参见顾炎武：《日知录》卷十。

[100]《皇朝续文献通考》卷七十二。

[101]《东华录》康熙朝卷八十，康熙四十六年十月。

[102]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一，《意言·生计》。

[103]钱泳：《履园丛话》卷一，《旧闻·田价》。

[104]钱泳：《履园丛话》卷一，《旧闻·米价》。

[105]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一，《意言·生计》。

[106]《清圣祖实录》卷二三一，康熙四十六年十一月。

[107]《清圣祖实录》卷二四四，康熙四十九年十月。

[108]《清朝文献通考》卷二，《田赋》二。

[109]《清世宗实录》卷十六，雍正二年二月。

[110]《清高宗实录》卷一四四一，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

[111]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一，《意言·治平》、《意言·生计》。

[112]郑燮：《郑板桥集》诗钞，《逃荒行》。

[113]《民国潍县志稿》卷三。

[114]《民国潍县志稿》卷三。

[115]《乾隆沂州府志》卷四，《风俗》。

[116]《乾隆沂州府志》卷四，《风俗》。

[117]《道光钜野县志》卷十三，《义举》。

[118]《道光文登县志》卷三，《赋役》。

[119]《道光邹平县志》卷十八，《灾祥》。

[120]《乾隆威海卫志》卷一，《灾祥》。

[121]《光绪平遥县志》卷九，《人物志》卷十一，《艺文志》。

[122]《乾隆介休县志》卷五，《宦迹》。

[123]《光绪平遥县志》卷十二，《杂录志》。

[124]《乾隆孝义县志》卷八，《胜迹祥异》。

[125]《光绪长治县志》卷八，《大事纪》。

[126]《同治山阳县志》卷二十一，《杂记》二。

[127]曹镳：《淮成信今录》卷五，《记事》。

[128]《同治山阳县志》卷二十一，《杂记》二。

[129]《同治山阳县志》卷二十一，《杂记》二。

[130]《道光宝应县志》卷九，《灾祥》。

[131]《光绪安东县志》卷五，《灾异》。

[132]《光绪虞城县志》卷九，《艺文》。

[133]《清高宗圣训》卷一四五，《蠲赈》八。

[134]参见《光绪开封县志》卷六，《黄河》。

[135]《光绪开封县志》卷二十三，《祥异》。

[136]《光绪虞城县志》卷六，《人物》。

[137]《光绪永城县志》卷十五，《灾祥》。

[138]《清仁宗实录》卷二六七，嘉庆十八年三月。

[139]《光绪获鹿县志》卷五，《世纪》。

[140]《同治当阳县志》卷二，《祥异》。

[141]《同治枝江县志》卷二十，《杂志》。

[142]《同治枣阳县志》卷十六，《祥异》。

[143]《同治长阳县志》卷七，《灾祥》。

[144]《道光重庆府志》卷九，《祥异》。

[145]《道光邻水县志》卷一，《祥异》。

[146]《道光忠州志》卷四，《祥异》。

[147]《乾隆蓬溪县志》卷七，《杂记》。

第二节　封建统治阶级日益腐朽

一、封建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

乾隆时代，清朝统治达到了鼎盛的阶段，经济已恢复，并且得到较大的发展，社会财富大量积累起来。所谓“本朝轻薄徭税，休养生息百有余年，故海内殷富素封之家，比户相望，实有胜于前代”[1]。当然，社会财富对于各个阶级并不是均衡地增加的，财富实际上都落在官僚、地主、商人们的手里。他们依仗政治和经济的特权，压榨农民手工业者，掊克聚敛，贪婪无餍。他们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而广大劳动人民仍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生活最荒淫奢侈的当然要首推封建皇帝。在皇帝看来，天下的人都是供自己随意奴役驱遣的对象，人民的劳动果实完全可以由一人侵吞和挥霍。康熙皇帝是比较注意节约、力戒浮费的，但是，就以他的六次南巡而论，费用浩大，把银子花得像淌海水似的，不知挥霍掉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汗。康熙三十九年（一七〇〇）十月，适值皇太后六十寿辰，仅王公贵族、各级官僚“进献礼物”一项，见于记载的计有：“佛三尊，御制万寿无疆赋围屏一架，御制万寿如意太平花一枝，御制龟鹤龄花一对，珊瑚进贡一千四百四十份，自鸣钟一架，寿山石群仙拱寿一堂，千秋洋钟一架，百花洋钟一架，东珠、珊瑚、金珀、御风石等念珠十九，皮裘十九，雨缎十九，哆啰呢十九，壁机缎十九，沉香十九，白檀十九，绛香十九，云香十九，通天犀、珍珠、汉玉、玛瑙、雕漆、官窑等古玩九十九，宋元明画册卷九十九，攒香九十九，大号手帕九十九，小号手帕九十九，金九十九，银九十九，缎九十九，连鞍马六匹”[2]。可谓豪华至极。

乾隆时期，清政府的财力更加充裕，奢靡之风更盛。乾隆的豪侈远远超过他的祖父和父亲。他仿效康熙六次南巡，到处游山玩水，寻欢作乐，靡费特甚。巡幸所至，地方官为了讨好皇帝，大肆铺张，修行宫、搭彩棚、办筵席，酒无虚日，城开不夜，“有司一意奉承，其流弊及于百姓”。自北京至杭州，南巡往返，每次近六千里，途中建筑行宫三十处，以备驻跸，又每隔二三十里设尖营。巡幸的队伍，沿运河南行，共有船千余艘，舳舻相接，旌旂蔽空。随行的有后妃、王公、亲贵、文武百官，还有担任警卫扈从的大批士兵。皇帝和后妃乘坐的安福舻、翔凤艇等五船，共用纤夫三千六百名，分六班轮流拉纤。搬运帐篷、器物、用具、衣饰的队伍，浩浩荡荡，动用马六千匹，骡马车四百辆、骆驼八百只，征调夫役近万人。沿运河两岸，所过道路，皆泼水清尘，石桥石路皆用黄土铺垫。御舟所经，水港河汊、桥头村口，都安设围站，派兵丁驻守。所经之处，地方文武官员身穿朝服，前来接驾，还有耆民老妇、绅衿生监焚香俯伏于道侧。皇帝每天赐酒、赐食，所费不赀。不仅地方官要进献山珍海错、土产方物，还要从全国各地运来许多食物。连饮水都是远道供应的，在直隶境内，用香山静宜园的泉水；到德州，入山东境，用济南珍珠泉水；过红花埠，入江苏境，用镇江金山泉水；到浙江，用虎跑泉水。路过繁华街市，都搭建牌楼、彩棚、点景、香亭。例如“直隶保定府长芦隘口，即各省富商辏集之所。众商预输苏杭间彩缎与奇玩，路旁结棚如物形，或楼台状，穷极眩彩，横亘数十里。店铺之间，待皇帝经过，众商山呼如雷”[3]。每次南巡，扬州的大盐商们纷纷报效，建筑园林楼阁，置备戏班乐部，铺修跸路御道，竞奇斗富，穷极奢丽。扬州平山堂本来没有梅花，乾隆第一次南巡时，盐商们捐资植梅一万株，以供皇帝观赏。有一次演放烟火，盐商们不惜重金，但求壮观，“遥望岸上，著大桃一枚，硕大无朋，颜色红翠可爱。御舟将近，忽烟火大发，光焰四射，蛇掣霞腾，几眩人目。俄顷之间，桃砉然开裂，则桃内剧场中峙，上有数百人，方演寿山福海新戏”[4]。这种别开生面的盛大演出，博得乾隆的赞赏。又如大盐商江春千方百计要取得皇帝的欢心，乾隆南巡时，“某日，高宗（乾隆）幸大虹园，至一处，顾左右曰：‘此处颇似北海之琼岛春阴，惜无塔耳’。江闻之，亟以万金贿近侍，图塔状。既得图，乃鸠工庀材，一夜而成”。连乾隆皇帝也叹服盐商财力之雄厚。巡幸所至，例必演戏，所以梨园戏曲，“南巡时为最盛，而两淮盐务中尤为绝出。例蓄花雅两部，以备演唱，雅部即昆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班”[5]。由于乾隆六次南巡，扬州城大兴土木，几经修缮，市容完全改观。据袁枚为《扬州画舫录》所写的序言中说：“记四十年前，余游平山，从天宁门外拕舟而行，长河如绳，阔不过二丈许，旁少亭台，不过匽潴细流，草树虫歙而已。自辛未岁天子南巡，官吏因商民子耒之意，赋工属役，增茶饰观，奢而张之。水则洋洋然回渊九折矣，山则峨峨然隥约横斜矣，树则焚槎发等，桃梅铺纷矣，苑落则鳞罗布列，閛然阴闭而霅然阳开矣。猗欤休哉，其壮观异彩，顾、陆所不能画，班、扬所不能赋也。”

到了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适值皇太后寿辰，“中外臣僚，纷集京师，举行大庆。自西华门至西直门外之高粱桥，十余里中，各有分地，张设灯彩，结撰楼阁。天街本广阔，两旁遂不见市廛。锦绣山河，金银宫阙，剪彩为花，铺锦为屋。九华之灯，七宝之座，丹碧相映，不可名状。每数十步间一戏台，南腔北调，备四方之乐。侲童妙伎，歌扇舞衫，后部未歇，前部已迎。左顾方惊，右盼复眩，游者如入蓬莱仙岛，在琼楼玉宇中，听霓裳曲、观羽衣舞也”[6]。乾隆四十五年，皇帝在避暑山庄过七十岁生日，各级官吏，借口进贡祝寿，搜刮百姓，闹得全国骚然。官员们抢运贡品到避暑山庄成了头等大事，以致古北口外道路阻塞。当时的朝鲜使臣目睹沿途的情况说：“余……出长城，昼夜兼行，道见四方贡献，车三万辆，又人担、驼负、轿驾而去，势如风雨。其杠而担者，物之尤精软云。每车引马骡六七头，轿式联杠架四骡，上插小黄旗，皆书‘进贡’字。进贡物皆裹猩猩毡、诸色氆氇、竹簟、藤席，皆称玉器。”浩浩荡荡的运输队伍，拥挤在狭窄的山道上，入夜以后“见车乘争道催促，篝火相照，铃铎动地，鞭声震野”[7]。这样奢侈阔绰的排场，笔墨难以形容。类似这种皇室的婚丧寿庆，长年不断，每次都穷奢极丽，尽情挥霍。例如乾隆五十四年，乾隆的女儿固伦和孝公主下嫁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宠爱之隆，妆奁之侈，十倍于前驸马福隆安时。自过婚翌日，辇送器玩于主第者，概论其值，殆过数百万金。二十七日，皇女于归，特赐帑银三十万，大官之手奉如意珠贝，拜辞于皇女轿前者，无虑屡千百”[8]。第二年，又逢乾隆八十寿辰，阿桂、和珅等办理庆典，“务极侈大，内外宫殿、大小仪物，无不新办。自燕京至圆明园，楼台饰以金珠翡翠，假山亦设寺院人物，动其机括，则门窗开阖，人物活动。营办之资无虑屡万万，而一毫不费官帑，外而列省三品以上大员，俱有进献，内而各部院堂官悉捐米俸，又以两淮盐院所纳四百万金助之”[9]。其实官僚和盐商捐纳的银两无非是从老百姓身上搜刮来的民脂民膏。

乾隆还大兴土木，修建宫殿、苑囿，劳民伤财。北京的圆明园是雍正修建的，雍正共修二十八景，乾隆时扩建成四十景。又在圆明园东南修建长春园、绮春园。避暑山庄是康熙时始建的，初只三十六景，乾隆又扩充成七十二景。至于承德外八庙的大部分都建于乾隆时。乾隆经常住在避暑山庄，处理政务。有一次，他对内大臣博尔奔察说：“此地气候极清淑，大胜京师。洵无愧避暑山庄也”。博尔奔察回答说：“陛下就宫内言之耳。若外间城市狭隘，房屋低小，人民皆蜗处其中。兼之户灶冲接，炎热实甚。故民间有谚曰，‘皇帝之庄真避暑，百姓仍是热河也’。”[10]连乾隆自己也感到大兴土木，过劳民力。他说：“朕临御四十余年，凡京师坛庙、宫殿、城廓、河渠、苑囿、衙署，莫不修整。皆物给价，工给值。然究以频兴工作，引为己过。辛丑岁（乾隆四十六年），曾著‘知过论’以自箴。”[11]尽管乾隆承认自己靡费太大，可是，乾隆晚年，奢侈之风并未减轻。

皇帝的生活这样豪华，下而王公贵族、文武百官、大地主、大商人，无不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尤其是满族亲贵，沾染奢华没落的风气最严重。所谓“起居服食之美，首以旗员为最”[12]。例如乾隆的内侄福康安，既是椒房之亲，又有特殊功勋，宠贵无比，“其家奢汰异常，舆夫皆著毳毭之衣，姬妾买花，日费数万钱”[13]，“在军中，习奢侈，犒军金币辄巨万。治饷吏承意旨，糜滥滋甚”[14]。他的弟弟户部尚书福长安是和珅的党羽，和珅失败，福长安也得罪被抄家，仅他的一座花园就有房六百七十四间，游廊楼亭二百八十二间；又在福长安的热河寓所内抄出器物六千四百五十件，多属贵重的珠玉宝玩。[15]还有一个旗人阿克当阿，任淮关监督十余年，搜刮大量民脂民膏，豪富无比，“人称为‘阿财神’，过客之酬应，至少无减五百金者”，“阿之书籍字画三十万金，金玉珠玩二三十万金，花卉食器几案近十万，衣裘车马更多于二十万。僮仆以百计，幕友以数十计。每食必方丈，除国忌外，鲜不演剧。即其鼻烟壶一种，不下二三百枚，无百金以内物。纷红骇绿，美不胜收。真琪朝珠用碧犀翡翠为配件者一挂，必三五千金，其腻软如泥，润不留手，香闻半里外。如带钩佩玉，则更多矣。司书籍之仆八人，随时装潢补订又另有人。宋元团扇多至三千余，一扇值四五两，乃于数万中挑选而留之者”[16]。

满族亲贵的生活如此豪侈，汉族官僚的情形也一样。例如，嘉庆时，因贪污被斩的湖南藩司郑源璹“在署家属四百余人外，养戏班两班，争奇斗巧，昼夜不息。昨岁九月，因婚嫁将家眷一分送回，用大船十二只，旌旗耀彩，辉映河干。凡此糜费，皆民膏脂”[17]。又如道光时的闽浙总督颜伯焘罢职回乡，随从夫役之多，比得上一支军队。路过漳州时有人目睹，十天之内，每日有六七百名杠夫过境，扛抬细软财物。颜伯焘到达漳州的那天，“大雨如注。随帅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三千名，分住考院及各歇店安顿，酒席上下，共用四百余桌”[18]。这支队伍所到之处，犹如蝗虫过境，白吃白喝，骚扰得鸡犬不宁，在漳州一住五天，“县中供应，实不能支，必求设法促之起行”。后来，用了贿赂，走了门路，才送走了这尊瘟神。当时大官僚的家里都是宅第巍峨，婢仆成群。有人说，“今之督抚司道等官，盖造房屋，买置田园，私蓄优人壮丁不下数百，所在皆有，不可胜责”[19]。就是小小的州县地方官，也是“多置僮仆以逞豪华，广引交游以通声气，亲戚往来，仆从杂沓，一署之内，几至百人”[20]。

还有那些大地主、大商人，剥削了大量钱财，挥金如土，穷奢极欲。如北京米商祝氏，“自明代起家，富逾王侯。其家屋宇至千余间，园亭瑰丽，人游十日，未竟其居。宛平查氏、盛氏，其富丽亦相仿”[21]。又如江苏泰兴的大地主季氏，“尤称豪侈，其居绕墙数里，中有复道周巡，健儿执铃析者共六十人”。他家因连日霖雨，怕潮气浸蚀皮袍，“命典衣者曝裘于庭，张而击之。紫貂、青狐、银鼠、金豹、舍猁狲之属，脱毛积地，厚三寸许。家有女乐三部，悉称音姿妙选。阁宴宾筵，更番佐酒，珠冠象笏，绣袍锦靴，一妓之饰，千金具焉”[22]。特别是在那些繁华的城市里，地主、商人、官僚、士大夫过着荒淫糜烂的生活，如南京的秦淮河、扬州的平山堂、苏州的虎丘山塘都是他们挟邪冶游、寻欢作乐的场所，“画船箫鼓，殆无虚日”[23]。有人记载扬州的情况，“重城妓馆，每夕燃灯数万，粉黛绮罗甲天下”[24]，“当乾嘉之际，盐法全盛，商人多治园林庖厨，传教歌舞以自侈”[25]。大盐商们平日的起居饮食，异常奢侈，“名园巨第，络绎至于平山，歌童舞女，图画金石，衣服肴馔，日所费以巨万计”[26]，“扬州盐务，竞相奢丽。婚嫁丧葬，堂室饮食，衣服舆马，动辄费数十万”[27]。

清初的风俗，比较俭朴。地主的衣服、冠帽、鞋履都用土布、黄麻制成，“尚古朴”，冬天穿皮衣的人极少。可是，乾隆以后，社会风气，由俭入奢，变化很大，“男人俱是轻裘，女人俱是锦绣”[28]，“争为新色新样”。农民流尽汗水，辛勤一年，种植十石粮食，还不够地主豪绅一顿饭食、一件衣服。

奢侈淫靡的风气是社会衰败和动荡的标志。清朝在经历了一段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全盛时期之后，到乾隆后期，习俗日侈，风气日坏，贫富对立，日益尖锐。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正是社会问题日益严重的反映，而这种腐化之风又促使社会矛盾的更加尖锐化。从此，人民的反抗斗争日形激烈，如风起云涌，统治阶级再也过不上安稳太平的日子了。

二、吏治败坏，贪污公行

与贵族官僚们的奢侈生活相伴随，政权机构中贪风日盛，贿赂公行，这是统治阶级腐朽和社会风气浇薄的鲜明标志。本来，在封建专制统治下，官场的贪赃枉法是不可能治愈的痼疾，但当封建政治较为清明之际，这一痼疾，处在不很明显的潜伏期，而到了王朝统治走下坡路的时候，它就像溃烂的脓疮，恶性发作，败坏整个肌体。

清朝的俸禄制度，存在重大的缺陷，主要是俸禄很低不足以维持官吏本人和家属的生活，这不啻是驱使各级官吏对人民进行勒索和掠夺的动力。一个七品知县岁俸银仅四十五两，即使是总督、巡抚这样的封疆大吏，每年俸银也只有一百五十至一百八十两，这戋戋之数，还不够大官僚们一衣和一餐之费。当国家财政困难的时候，还要在官吏的俸禄上打主意，要他们减俸、捐俸。还有地方上存留的公费，本属地方办公开支，数额本就很少，清初因军需孔亟，一再裁减。康熙说：“从前各州县有存留银两，公费尚有所出。后议尽归户部，州县无以办公。”[29]这样，官吏们不但生活费用无保证，连办公费用也予以克扣，因此不得不从老百姓身上进行搜刮。这种体制实际上就是鼓励各级官吏的层层朘削。上谕中也承认，“今部中每遇事，辄令地方官设法料理，皆掩饰美名，实则加派于地方耳”[30]。有的官吏也说，“远则西征之雇车，北口之运米（指征讨噶尔丹时的后勤供应），近则修葺城垣，无不责令设法”[31]。所谓“设法”，就是贪污勒索的别名。

康熙时，官场贪污之风已渐盛。当时掌握权力的大官僚都敛财纳贿，如索额图“贪侈倾朝右”，明珠“簠簋不饬，货贿山积”[32]。还有徐乾学、高士奇等也是贪赃不法，声名狼藉，“徐健庵昆仲（指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兄弟）与高江村（士奇）比昵，时有‘九天供赋归东海（指徐乾学），万国金珠献澹人（指高士奇）’之谣。上知之，惟夺其官而已。尝谕近臣曰：‘诸臣为秀才，皆徒步布素，一朝得位，便高轩驷马，八驺拥护，皆何所来，可细究乎？’”[33]

康熙也曾有志于整饬吏治，煞住贪风。他把治河与惩贪当做两项要政，希望做到“河清”与“官清”。他一度惩办了一批贪官污吏，并表扬了于成龙、彭鹏、张伯行、张鹏翮等，作为清官的榜样。可是在实践过程中，他逐渐懂得在封建的政治体制之内，是不可能根绝贪污行为的。所以康熙晚年不再强调澄清吏治，对官吏的贪污纳贿行为多加宽容，睁一眼闭一眼不作深究。康熙说：“所谓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谓。若纤毫无所资给，则居官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为生。”[34]又说：“今张鹏翮居官甚清，在山东兖州为官时，亦曾受人规例。张伯行居官亦清，但其刻书甚多，刻一部书非千金不得，此皆从何处来者？此等处亦不必深究。两淮盐差官员送人礼物，朕非不知，亦不追求。”[35]由于康熙的放纵宽容，各级官员肆无忌惮地勒索攘窃，吏治更加败坏，“各省库项亏空，动盈千万”[36]。

雍正上台，锐意改革积弊，整顿吏治，限期各省补足藩库的亏空银两。并严厉打击贪污犯，追赃索赔，查抄家产。例如川陕总督年羹尧和吏部尚书隆科多的得罪，虽有其他政治原因，但列举的罪状中贪污是很重要的原因。年羹尧的九十二条罪状中，贪黩罪达三十三条；隆科多的四十一条罪状中贪黩罪达十六条。雍正为了清理财政，杜绝贪污，也从赋税和俸禄制度的改革入手，实行“耗羡归公”。所谓“耗羡”，是指征收赋税、交纳钱粮时，对合理损耗的补贴，例如熔铸银两时会发生零星损失，粮米收放也会有一些亏损，所以允许地方官在收税时每两银子加征二三分，称为“火耗”、“耗羡”，这本来是为了抵补合理亏损而增收的附加税。可是，地方官在实际征收时，每两银子常常加至一钱以上，“重者每两至四五钱”[37]，甚至“数倍于正额者有之”[38]。此项“耗羡”一向由地方官征收支配，分作不同份额，馈送各级官吏，各地征收也轻重不等，弊端很大。雍正实行“耗羡归公”，规定“每两加耗五分”，作为政府的正常税收，统一征收，存留藩库，从中提取“养廉银”，发给官吏作为生活补贴和办公费用，而且“养廉银”的数量大大超过正俸。“耗羡归公”是雍正时的一项重要改革，这一措施集中了征税的权力，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对整顿吏治，减少贪污，有了一定的作用。当然，这并不是根本的办法，乾隆以后，贪污之风又恶性发展，吏治废弛，官常大坏。

乾隆后期，和珅任职最长，权力最大，贪名最著。他是满旗正红旗，姓钮祜禄氏，少年家贫，为文生员，承袭三等轻车都尉，在皇宫内任低级职务。因机灵善辩，仪表俊伟，受乾隆宠爱，加官晋爵，很快就升为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晋封一等忠襄公，任军机大臣二十四年。“和珅柄政久，善伺高宗意，因以弄窃作威福。不附己者，伺隙激上怒，陷之。纳贿者则为周旋，或故缓其事，以俟上怒之霁。大僚恃为奥援，剥削其下以供所欲。盐政、河工素利薮，以征求无厌，日益敝。川楚匪乱，因激变而起，将帅多倚和珅，糜饷奢侈，久无功”[39]。和珅的专权和贪婪，臭名远扬，连当时来到中国的外国使者也听到很多议论。例如朝鲜来华的使臣郑东观回国后的报告中说：“阁老和珅用事将二十年，威福由己，贪黩日甚，内而公卿，外而藩阃，皆出其门。纳赂谄附者，多得清要，中立不倚者，如非抵罪，亦必潦倒。上自王公，下至舆儓，莫不侧目唾骂”[40]。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也听到有关消息，有如下的记载：“这位中堂大人（指和珅）统率百僚，管理庶政，许多中国人私下称之为二皇帝。”[41]一七九五年（清乾隆六十年），乾隆禅位于嘉庆，称太上皇，但仍然抓住大权。嘉庆身为皇帝，有事要奏禀太上皇，还要通过和珅代奏，可以想见和珅的得宠和地位的重要。一七九九年（清嘉庆四年）二月七日，乾隆死。嘉庆立即将和珅治罪，查抄了他的家产，“楠木房屋，僭侈逾制，仿照宁寿宫制度，园寓点缀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蓟州坟茔，设享殿，置隧道，居民称和陵”[42]。还有田地八十万亩、当铺七十五座、银号四十二座、赤金五百八十万两、生沙金二百万余两、金元宝一千个、银元宝一千个、元宝银九百四十万两，其他如珍珠、白玉、珊瑚、玛瑙、钟表、宝石、绸缎、磁器、古鼎、人参、貂皮等不计其数。查抄的家产共有一百零九号，其中已估价者二十六号，值银二亿二千多万两。当时国库每年的收入为四千多万两，这部分已估价的财产即相当于五年多的国库收入，可见其赃物之多，财产之富。甚至和珅的两个仆人抄没的家产也值银七百万之多。[43]嘉庆抄了和珅的家，没收了数量很可观的财物，民间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谚语。

以乾隆的奢靡，加上和珅的贪黩，在他们二人的影响下，吏治的败坏，可想而知。从科举出身的官吏，十年寒窗，很多人的目的就是要做官发财。郑板桥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做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多田产。”[44]另一部分从捐纳出身的官吏，花了许多银钱，才买得一官半职，做官犹如做买卖，将本求利。有朝一日，补上实官肥缺，自然要不遗余力地大捞一把。这样，人人聚敛，上下交征，贪风益炽。当时的记载说：“督抚司道等则取之州县，州县则取之百姓，层层朘削，无非苦累良民，罄竭膏脂，破家荡产。”[45]又说：“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知县厚馈知府，知府善事权要，上下相蒙，曲加庇护，恣行不法之事。”[46]类似这类揭露官场贪赃枉法的记载，多得不胜枚举。

乾隆时，发生了不少大贪污案件，惩办了一些不法官僚。如一七五七年（清乾隆二十二年），云贵总督恒文和云南巡抚郭一裕，为了讨好乾隆，议制金炉进贡，在采买黄金时，压低金价，中饱入己。事情败露后，乾隆责恒文“以进献为名，私饱己囊”[47]，赐恒文自尽，将郭一裕充军。同年，山东巡抚蒋洲，因在山西藩司任内，亏空库款，令下属纳银弥补，被告发，诛蒋洲。此事牵连到陕西巡抚明德和其他很多官吏，均问罪。一七六八年（清乾隆三十三年），两淮盐政以筹措乾隆的南巡费用为名，私自规定每一盐引交银三两。此项银两的征收、支用从未向清廷奏明，据以后调查：历年所提盐引银达一千零九十万两，除供南巡费用外，大部分被两淮盐政所侵吞，曾任盐政的高恒、普福和盐运使卢见曾均被诛。一七八一年（清乾隆四十六年），浙江巡抚王亶望因在甘肃藩司任内，贪污捐纳监生所交的赈灾粮，被斩。此案牵连的官吏有六十多人，杀了二十二人，连陕甘总督勒尔谨也赐令自尽。这件事尚未处理完毕，不料旧案之中又出新案，闽浙总督陈辉祖在查抄王亶望的家产时，竟敢以银换金，隐藏玉器，抽换朝珠，将王亶望的赃物，窃归己有。事情被揭发，又因闽浙两省钱粮亏空甚多，亦令陈辉祖自尽。一七八二年（清乾隆四十七年），又有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的贪污案。国泰等贪黩营私，向下属勒索钱财，以致山东各州县仓库亏空。国泰是和珅的心腹，和珅虽通风报信，竭力营救，亦未能逃罪，国泰等亦被赐令自尽。一七八四年（清乾隆四十九年），江西巡抚郝硕以“征属吏纳赇”之罪，赐死。一七八六年（清乾隆五十一年），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浦霖“惟以贪酷用事，至倒悬县令以索贿，故贪吏充斥，盗贼纵横”[48]，被揭发。伍拉纳、浦霖均得死罪。查抄伍拉纳的财产，仅如意一项即多达一百余柄。一七九二年（清乾隆五十七年），浙江巡抚福崧又因索贿十一万两、侵吞公款六万两，得罪自尽。乾隆后期，诛戮了一批贪官污吏，不少是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大官僚，但官场的贪风并未收敛。其重要的原因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乾隆本人挥霍钱财如泥沙，各级官吏争先恐后地进贡、接驾、祝寿、献礼，花费不赀。而掌握大权的和珅“性贪黩无厌，征求财货，皇皇如不及。督抚司道，畏其倾陷，不得不辇货权门，结为奥援”[49]。在这种情形下，官吏们如不贪污纳贿，何来大批银钱孝敬皇帝和上司。所以，乾隆和和珅，实是官场贪污之风的总根子，“明为惩贪，其实纵贪。故当时有‘宰肥鸭’之诮。乾隆所诛督抚，皆事已不可掩覆者。其由罚款而不问，或弥缝无迹者，不可胜数，故惩贪而贪不止”[50]。所以，后来薛福成评论说：乾隆朝“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或且惴惴焉惧罹法网，惟益图攘夺刻剥，多行贿赂，隐为自全之地。非其时人性独贪也，盖有在内隐为驱迫，使不得不贪者也”[51]。

当时的官场明明十分腐败，可是乾隆还在粉饰太平，不听规谏。一七九〇年（清乾隆五十五年），内阁学士尹壮图上奏说：“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臣经过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请旨简派满洲大臣同臣往各省密查亏空。”这番话道出了实情，乾隆极为不快，追问尹壮图：“至称经过诸省商民蹙额兴叹，竟似居今之世，民不堪命。此闻自何人，见于何处，仍令指实复奏。”[52]以后，乾隆命尹壮图等赴各省查察亏空。各地事先已得知消息，东挪西借，暂时补足亏空，自然查不出弊窦。尹壮图自承虚诳，奏请治罪，下刑部狱，以挟诈欺公、妄生异议罪，判斩决。还是乾隆觉得太过分了，免去死罪，降职为内阁侍读。

在这种上下相蒙，但知求财纳贿的风气下，官吏们因循苟且，阿谀逢迎，百务废弛，效率极低，钱粮亏空，讼案山积。刘蓉有一段话论述清朝吏治的败坏说：

今天下之吏亦众矣，未闻有以安民为事者，而赋敛之横，刑罚之滥，朘民膏而殃民命者，天下皆是，此其患岂小故哉……国家设官分职，本以为民，而任事者非惟不恤，又从而鱼肉之，使斯民之性命膏血，日呼号宛转于豺狼之吻而莫之救以死，斯亦极人世伤心之故矣！又有甚者，府吏胥徒之属，不名一艺，而坐食于州县之间者以千计，而各家之中，不耕织而享鲜美者，不下万焉。乡里小民，偶有睚眦之故，相与把持愚弄，不破其家不止。则夫玩法舞文，罗织无辜之苦，其尚可问也哉！夫以数十里弹丸之邑，主以豺狼之吏，而又纵百千鹰犬，螳捕而蚕食之，使毒归闾里，怨归朝廷……今之大吏，以苞苴之多寡，为课绩之重轻，而黜陟之典乱；今之小吏，以货贿之盈虚，决讼事之曲直，而刑赏之权乖……今州县之中，稍有洁己自好者，不惟白首下僚，无望夫官阶之转，而参劾且随之，而贪污者流，既以肥身家，乐妻子，而升擢之荣，岁且数至。彼此相形，利害悬绝。彼廉吏者，名既未成，利亦弗就。而独舍天下之所甚利，犯当世之所甚忌，此岂其情也哉！宜乎竞通私贿，煽起贪风，虽或负初心、亏素守，然犹每顾而不悔也。[53]

刘蓉当时还是个未出仕的一般地主，这段话把官场的弊端说得相当透彻。

当时的大官僚们唯知恋位食禄，苟且墨守，不以政务为重。乾隆朝的主要大臣，每人的性格、作风不同，但品行操守均有严重问题，“讷亲横，于敏中贪，傅恒奢，和珅兼而有之。余皆旋进旋退，缄默取容而已”[54]。嘉庆初，毕沅任两广总督、福宁任广东巡抚、陈淮任广东布政使，三人朋比为奸，“毕（沅）性迂缓，不以听政为事；福（宁）阴刻，广纳苞苴；陈（淮）则摘人瑕疵，务使下属倾囊解橐而后免”。当时人骂他们“毕不管，福要钱，陈倒包”[55]。道光时，当权最久的曹振镛“晚年恩遇极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术。文正（曹振镛的谥号）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56]。这六个字成为大官僚们的金科玉律，有人写了《一剪梅》讽刺腐朽的官场：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在朦胧，议也毋庸，驳也毋庸。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后世更无穷，不谥文忠，便谥文恭。

这首词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官僚的丑态。

恩格斯曾经讲过十八世纪德国的国内政治状况：“到处都是一片混乱……狂妄自大的王公对其臣民之专横残忍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些只知寻欢作乐、骄奢淫佚的王公们，授与其大臣和官吏无限的权力，使他可以肆无忌惮地压迫不幸的人民，只要他们能装满主子的金库，供给主子足够的娇妻美妾就行……这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体的讨厌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感到舒服。国内的手工业、商业、工业和农业极端雕敝。农民、手工业者和企业主遭到双重的苦难——政府的搜刮，商业的不景气。贵族和王公都感到，尽管他们榨尽了臣民的膏血，他们的收入还是弥补不了他们的日益庞大的支出。一切都很糟糕，不满情绪笼罩了全国……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57]乾隆以后，中国政治状况的腐败，有过之而无不及。

三、军队腐化，军纪废弛

军队是政权的组成部分，又是政权的主要支柱。在封建社会里，政权机构中的贪污腐败风气，不能不对军队起着严重的腐蚀作用。

清朝的正规军由八旗和绿营组成。八旗是义务兵，凡满族男丁都有“披甲”出战的义务；绿营则是雇佣兵，招募汉人入伍。八旗和绿营每月都有“饷银”，每年都有“岁米”，此项军饷是封建国家财政支出中最大的一项。在平时，军饷“居国用十之六七”，如遇战争，数额还要大得多。

清朝入关以前和入关之初，八旗兵是强悍善战的军队，但仅仅过了一代人的时间，八旗兵已渐腐败，战斗力大大削弱。康熙时平定“三藩”之乱，八旗兵军纪废弛，士无斗志，上谕中指出：“用兵地方，诸王将军大臣于攻城克敌之时，不思安民定难，以立功名。但志在肥己，多掠占小民子女。或借名通贼，将良民庐舍焚毁，子女俘获，财物攘取。”[58]这些军队只知烧杀抢劫，蹂躏平民，作战中屡次败绩。因此清廷不得不依靠绿营兵将，经过长期作战，才把三藩平定下去。此后八旗兵越来越腐败，“八旗将佐，居家弹筝击筑，衣文绣，策肥马，日从子弟宾客饮”[59]。“都统、副都统于会议之时，多不到班。其到班者，往往不以正务为意，或彼此相谑，言笑无忌”[60]，“有入班唱戏者，亦有不入戏班自行演唱者”[61]。八旗高级将领，养尊处优，玩忽职守，把勤习骑射，训练武艺，处理公务，整顿营伍，一概置之脑后。而一般士兵，长期住在北京或驻防各省，过着太平岁月，清廷不许他们从事各种生产劳动，养成游手好闲、浮华喧嚣的习气。嘉庆的上谕中说，“我满洲淳朴旧风，衣服率多布素。近则狃于习俗，兵丁等竞尚鲜华，多用绸缎，以穿着不如他人为耻”[62]。他们在生活中摆阔气、讲排场，可是收入却有限，家中人口增多，开支浩大，而饷银岁米有定数，遂至入不敷出，生活穷困。“饷银一经入手……辄先市酒肉，以供醉饱，不旋踵而资用业已告竭”[63]。清朝中叶，八旗子弟很多穷困潦倒，靠着预借饷米、典卖旗地、领取救济度日，八旗兵也成了一支徒有其名、不能打仗的老爷兵。白莲教起义时，八旗将领也曾请缨赴战，要求到湖北、四川前线，实际上是为了抢劫发财，“其在京谙达、侍卫、章京无不营求赴军，其归自军中者，无不营置田产，顿成殷富”[64]。以致前线的统帅请求朝廷把这些从北京派来的老爷兵赶快撤回去，以免影响作战。嘉庆四年（一七九九），总督勒保上奏称：“健锐、火器两营京兵不习劳苦，不受约束，征剿多不得力。距达州七十里之地，行二日方至。与其久留糜饷，转为绿营轻视，请全撤回京，无庸续调”[65]。这支不能打仗的军队，抢劫财物、骚扰百姓却很有本领，如驻防太原的八旗兵，“慓悍，窝盗为匪，肆无忌惮，居民指满城为‘梁山泊’”[66]。

后来，清廷遇大战事，均依靠绿营。绿营也在逐渐蜕化，弊端也十分严重。乾隆说：“此等兵丁，奉派随征及防守县城，一遇贼匪攻扰，即纷纷散失。绿营恇怯积习，最为可恶。”[67]嘉庆未即位时，随乾隆南巡，曾目睹军队积弊。他后来说：“朕于甲辰年（乾隆四十九年）随驾南巡至杭，营伍骑射，皆所目睹。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68]在台湾林爽文起义之后，清廷曾调查该地的武备情况，发现高级将领“贪纵营私，废弛营务，并令兵丁私回内地贸易，每月勒交银钱……台湾戍兵，多有卖放私回，以致缺额，其留营当差之兵，亦听其在外营生，开赌窝娼，贩卖私盐。镇将等令其每月交钱，经年并不操练”[69]。又如广东、福建的水师，本应是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主要武装力量。可是，贪污中饱，弊端重重，建造船只，十艘中至少缺少二三只，造船的经费，均入私囊，“该防营弁及州县官员，通同作弊，将所领帑银，侵蚀入己”，就是建造了的船只，也“有不肖官员，令子弟亲属，截贩外省，或赁与商人，前往安南、日本贸易取利”[70]。更可怪的是，水师从来没有缉拿海盗的事，因为“水师与洋盗是一是二，其父为洋盗，其子为水师，是所恒有”[71]。至于内地各处的防兵，情况也十分糟糕，军营中领吃空额，克扣军饷的弊病，十分普遍。往往册上有名，实际无兵，所发饷银，均被将领所侵吞。再加上清廷财政困难，常常拖欠饷银，士兵生活无着。许多地方，有营无兵，或有兵而兼做买卖营生，不事操练。例如陕西“汉中镇额设马步七千余人，今乃并无一人。看城门者系营中现雇，日给百文，否则亦无人受雇”，“榆林一镇，兵如乞丐，军械早已变卖糊口”[72]。由于八旗、绿营的腐败，失去战斗力，所以白莲教起义时，清廷不得不利用乡勇团练。作战时“各路官军临阵辄令乡勇居前，绿营兵次之，满兵吉林索伦又次之”[73]。但乡勇团练系临时雇募的地方武装，不是国家的正规军。有事招募，人数不定，事平即撤。到了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湘军、淮军才代替绿营，成为常设的军队。到了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又出现了改用西法编组、装备和训练的新军。

清朝中叶以后，吏治败坏，武备废弛，大大削弱了镇压的作用，这是当时人民反抗斗争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注释

[1]昭梿：《啸亭续录》卷二，《本朝富民之多》。

[2]《清圣祖实录》卷一〇一，康熙三十九年十月。

[3]《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十一册，468页。

[4]徐珂：《清稗类钞》，第二十四册，《豪奢类》。

[5]钱泳：《履园丛话》，《艺能》。

[6]赵翼：《簷曝杂记》卷一，《庆典》。

[7]朴趾源：《燕岩集》卷十四，《山庄杂记》中，《万国进贡记》。

[8]《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十一册，4809页。

[9]同上书，4807页。

[10]《清史拾遗》甲编，《某武臣讽谏》。

[11]《钦定日下旧闻考》，《御制〈日下旧闻考〉题词二首》。

[12]《清朝野史大观》卷六，《阿财神》。

[13]昭梿：《啸亭杂录》卷十，《权臣奢俭》。

[14]《清史稿》卷三百三十，《福康安》。

[15]参见档案，《宫中杂件》，《查抄福长安家产清单》。

[16]《清朝野史大观》卷六，《阿财神》。

[17]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二。

[18]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六十五页。

[19]《光绪桃源县志》卷十三，罗人倧：《敬陈末议疏》。

[20]《朱批奏折》乾隆二十五年，安徽按察使王检奏，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件。

[21]昭梿：《啸亭续录》卷二，《本朝富民之多》。

[22]钮琇：《觚賸》续编卷三，《季氏之富》。

[23]钱泳：《履园丛话》卷七，《骄奢》。

[24]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九。

[25]《光绪江都县续志》卷十五。

[26]杨钟羲：《意园文略》卷一，《两淮盐法录要序》。

[27]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六。

[28]钱泳：《履园丛话》卷七，《骄奢》。

[29]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十二，《陈瑸》。

[30]《清圣祖圣训》卷四，《圣德》，康熙四十九年十月。

[31]宋荦：《西陂类稿》卷三十八，《条陈畿东十事》。

[32]《清史稿》卷二六九，《索额图》、《明珠》。

[33]昭梿：《啸亭杂录》卷一，《优容大臣》。

[34]《东华录》康熙朝卷八十四，康熙四十八年九月。

[35]《东华录》康熙朝卷八十七，康熙五十年三月。

[36]《清世宗实录》卷三，雍正元年正月。

[37]《清世宗实录》卷三，雍正元年三月。

[38]《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七，钱陈群：《条陈耗羡书》。

[39]《清史稿》卷三一九，《和珅》。

[40]《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十一册，4881页。

[41]［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370页。

[42]《清史稿》卷三一九，《和珅》。

[43]参见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三，《查抄和珅住宅花园清单》。

[44]郑燮：《郑板桥集》，家书，《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

[45]《清仁宗实录》卷七十五，嘉庆五年十月。

[46]《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十一册，4810页。

[47]《清史稿》卷三三九，《恒文》。

[48]昭梿：《啸亭杂录》卷一，《诛伍拉纳》。

[49]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三，《入相奇缘》。

[50]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五，中，二一九页。

[51]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三，《入相奇缘》。

[52]《清史稿》卷一〇九，《尹壮图》。

[53]刘蓉：《养晦堂文集》卷三，《致某官书》。

[54]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卷三，《乾隆诸相》。

[55]徐珂：《清稗类钞》，第十二册，《讥讽类》。

[56]李岳瑞：《春冰室野乘》。

[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恩格斯：《德国状况》，632~634页。

[58]《东华录》康熙朝卷二十四，康熙十八年七月。

[59]《旗军志》，二页。

[60]《东华录》乾隆朝卷二，雍正十三年十二月。

[61]《清高宗实录》卷七十七，乾隆三年九月。

[62]《例案汇编》卷上，嘉庆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63]《例案汇编》卷上，嘉庆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64]魏源：《圣武记》卷九。

[65]转引自萧一山：《清代通史》中，209页。

[66]张集馨：《清咸宦海见闻录》，三八页。

[67]《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九七，乾隆五十三年正月二十三日。

[68]《东华录》嘉庆朝卷七，嘉庆四年正月。

[69]《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九七，乾隆五十三年正月二十三日。

[70]《道光重纂福建通志》，《福建通纪》，《清纪五》。

[71]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六三页。

[72]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三五二页。

[73]魏源：《圣武记》卷九。

第十四章　以白莲教为主的各族人民大起义

第一节　十八世纪下半期各族人民的起义

十八世纪下半期，清王朝经历了康雍乾统治的鼎盛时期之后，由盛转衰，逐渐走下坡路。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统治机构更加腐朽，起义活动渐趋频繁、激烈。从前，人民群众分散的、零星的反抗活动，日益汇合成汹涌澎湃的反封建斗争的巨流。十八世纪下半期至十九世纪初，人民群众的反清起义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斗争首先在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爆发，如乌什的维吾尔族起义，甘肃的撒拉族、回族起义，台湾的林爽文起义，湖南、贵州的苗民起义。这些地区，情况复杂，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严重，矛盾很尖锐，清朝的行政机构大多是新建，距中央很远，统治力量较薄弱，反清斗争首先在这样的地区酝酿和爆发，然后转移到中原地区，燃点起如川楚白莲教起义那样全国规模的抗清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少数民族和汉族的人民群众，有着共同的打击目标，同仇敌忾，相互支援，形成了一支亲密有力的战斗队伍。

第二，这一时期的农民起义，很多是利用了宗教和秘密结社，如川楚白莲教大起义、王伦起义、李文成起义、华南地区的天地会起义、甘肃的回民起义等等。由于封建社会后期，统治阶级积累了长期的统治经验，它对下层群众的控制是相当严密的，人民群众的起义一般需要有一个酝酿、准备的阶段，宗教和秘密结社是准备和发动起义的有效工具。它可以在不十分引人注目的情况下，团结和联系群众，宣传反抗思想，组织武装力量。因此，十八世纪下半期，随着阶级斗争的激化和清王朝的衰落，各种形式、各种名称的宗教和秘密结社风起云涌，遍布于全中国。这种披着宗教外衣而又具有一定社会理想的下层结社成为当时农民群众反对封建统治的最为普遍的形式。

一、乌什和昌吉维汉人民的抗清起义

清朝政府统一南疆地区后，虽然增强了中央政府对西北边疆的统治，但它却给南疆各族人民带来了残酷的剥削与压迫。当地人民每年向清政府缴纳繁重的“正供”之外，还要担负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清朝派往南疆的大小官员，还与维吾尔族上层分子相勾结，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官吏衙门中的“日用所需”，全部摊派到维吾尔族下层群众的身上。由阿奇木伯克向每户摊派红钱[1]二十五文。据那彦成说：“其各衙门服食日用所需，无一不取给于阿奇木，虽有发价之名，并不发价。从前，喀城每月费红钱五六百串至七八百串不等，叶城每月费红钱一百五六十串至三百串不等。甚至各城于月给供应之外，尚有随时需索海龙、水獭、骨种羊皮、珊瑚、黄金、绸缎、茶叶、金花布、塔连布等物。遇有差使过境，索取车价元宝二十三锭、红钱一二百串……大小衙门，相习成风，阿奇木伯克等又复指名加倍苛敛，有因无革，遂成相沿陋规。”[2]官员们到任、离任、生日、过节也要勒索礼品，“各大臣自到任时，所属本城及各庄阿奇木均馈送回疆所产之金丝绸缎、回子锦、花布、玉玩、皮张等件……节寿一律呈递。任满回京，该阿奇木致送程仪元宝数十锭，亦系摊派”[3]。清朝官吏的勒索都要通过当地的伯克们取得，这些伯克们狐假虎威，恣意掠夺，“鱼肉乡民，为所欲为，毫无顾忌”[4]。他们生活奢靡，居室华丽，“甚或园林台榭，景物幽雅，南八城阿奇木伯克等并尚奢侈”[5]，“西四城阿奇木伯克到任，凡动用什物，如绒毡、花毡、铜、锡、木、磁器等器皿，无不周备无遗。计其所值，为费不赀，而皆摊派于所属回庄，实属扰累”[6]。

维吾尔族人民不仅在经济上遭到苛重的剥削，而且在政治上还受到清朝官吏和伯克的残暴压迫。清政府派往南疆的军政官员作威作福，“每借战胜之威，凌虐所属”[7]，“狎玩其民，辄以犬羊视之”[8]，而各地的伯克也是贪婪残暴，仗势欺人，有的强迫穷民携带牛具，为自己的田地耕作；有的囤积居奇，巧取豪夺，朘削人民；有的私设公堂，滥用酷刑，草菅人命；有的霸占民女，无法无天。如那彦成所说：“兵丁任意出入回庄，不加禁约，以致奸淫回妇，欺凌回子，习以为常”[9]。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维吾尔族人民为了摆脱清朝官吏和当地伯克们的暴虐统治，不断掀起反抗。一七六五年（清乾隆三十年）乌什人民的起义是其中发生最早、规模较大的一次。

乌什起义是在阶级对立极为尖锐的基础上爆发的。乌什的阿奇木伯克阿卜都拉是一个残暴的封建统治者，他本是哈密郡王的儿子，被清廷派到乌什做官。他“性情残暴，将乌什人鞭责凌辱，日以为常。且贪纵之极，多方需索。而哈密随来之人，尤为不法，四出诈骗。乌什回人不堪其虐”[10]。而清朝派驻乌什的办事大臣素诚更是清朝官吏中凶残、腐朽的典型代表，“昏愦不治事，又酗酒宣淫”[11]，“平日将回人种种科派、苦累，伊父子及笔帖式等任意奸淫回人妇女”[12]。乌什人民对这些骑在自己头上的老爷痛恨已极，因此在运送沙枣树事件上一触即发，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抗。

一七六五年春，素诚强征乌什维吾尔族人民二百四十人运送沙枣树，派赖和木图拉负责押送。但运送地点不明，被征的夫役向阿奇木伯克阿卜都拉询问，而阿卜都拉不但不告诉他们，反而将他们鞭责棒打，致使“群回疑忿含冤”[13]。赖和木图拉亦因其妻曾被素诚留宿衙署，积有仇恨。这些被征夫役就在赖和木图拉的率领下，拿起武器，进攻驻守乌什的清军，素诚和阿卜都拉登山抗拒，被起义人民包围，素诚自杀，阿卜都拉被擒。清廷派驻阿克苏的办事大臣卞塔海闻讯，率兵四百人进抵乌什，乱放枪炮。乌什起事本只有数百人，其他居民并未参加，而卞塔海的军队一到，不加区别，一律剿杀，迫使全城的维吾尔族团结一致，进行反抗。卞塔海不堪一击，大败而逃。接着，起义人民又击败了库车办事大臣鄂宝所率的清军。影响所及，叶尔羌、库车、阿克苏等地的维吾尔族人民，“人情汹汹”，准备起而响应，南疆出现了“远近汹沸”的形势。

清廷调派南疆参赞大臣那世通，从喀什噶尔率兵至乌什，与卞塔海分屯于乌什之东西，夹攻维吾尔族起义者。清朝将领内部矛盾，互相争功，反被起义者打败。以后，伊犁将军明瑞率清军万余人到了乌什，猛烈攻击起义者，起义者坚守城垣，顽强抵抗，战事陷于僵持。清廷又增派阿桂协助明瑞，并将贻误战机的卞塔海、那世通处死。

阿桂到乌什后，以大炮攻城，加强火力向起义军进攻，起义军在其领袖赖和木图拉领导下，“依恃城坚粮足”，“以死拒守”[14]，同清军坚持了半年的英勇抵抗。起义领袖赖和木图拉于作战中牺牲，其子额色木图拉领导起义人民守城，继续抗拒清军。在清军长期围攻下，城内“口粮将绝”，因而使起义逐渐失利。起义队伍内部不稳，出现了叛变者的投降活动，这给起义带来更大的不利。最后，在清军“直进围之，汲樵路绝”[15]的情况下，乌什城终于被清军所攻陷，起义乃告失败。

在乌什人民起义时，叶尔羌、库车、阿克苏等地维吾尔族人民也积极准备响应，但由于清政府利用维吾尔族的上层分子进行分化、欺骗，如叶尔羌维吾尔族闻乌什起义，“人情汹汹，动摇可危”，贝勒鄂对和他的老婆把准备起来响应的小伯克和阿浑请到府中，劝诱他们放弃行动计划，并“将伯克、阿浑等灌之大醉，而使其心腹回目，一面将各家器械（指武器）查出，呈交办事大臣收库；一面将各家马匹城外放牧者，悉驱之数百里深山中放养。次日众等皆醒，无可如何”[16]。又如阿克苏的维吾尔族人民亦准备起义，其阿奇木伯克色提卜阿勒第，“赴京入觐，回至肃州。闻风，七日夜驰行六千余里，入阿克苏城，回众乃不敢动”[17]。清政府正是通过了维吾尔族上层分子的支持和协助，消弭了南疆地区的一场反清斗争的风暴。

乌什起义被镇压下去了，清政府也知道这场起义是大大小小的统治者的残酷压榨所引起的。乾隆帝说：“朕以回人断无无故作乱之理，必是彼处官员等将伊等苦累不堪，致起衅端。”[18]为了巩固统治，在镇压起义之后，清廷在南疆地区作了某些改革，如取消摊派，明定赋额，平均差役，分减阿奇木伯克的权力，规定伯克与清廷所派大臣相见的礼节等，企图缓和矛盾。但清朝统治愈来愈腐朽，这些改革措施并不能很好贯彻，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此后，各族人民仍不断起来反抗。

就在乌什起义两年之后，昌吉又爆发了汉族屯田户的反清斗争。昌吉是重点的屯田区，屯田中有一种遣屯，是由内地流放来的罪犯耕种。他们所受的压迫最严重，耕种所得，大多要上交给政府，所剩无几，不足以糊口，平时又受屯官的欺侮凌辱，没有政治自由。遣犯们积恨在心，图谋反抗。一七六七年（清乾隆三十二年）的中秋夜间，遣犯们趁屯官过节的机会，聚众起事，杀死屯官，抢夺武器，占领昌吉城，掀起了反清斗争。次日，向乌鲁木齐进攻，遣犯们仓促起事，平时没有训练，缺乏战斗经验，又缺少武器和战马。行至红山咀，遭到清军的伏击，战斗失利，退至玛纳斯河，最后被清军镇压下去。

二、王伦起义

在新疆乌什人民起义后不到十年，一七七四年（清乾隆三十九年），山东又爆发了王伦领导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拉开了清代中叶以后各族人民大规模反抗清朝统治斗争的序幕。

山东、直隶一带，很久以来就在民间秘密流传着白莲教，王伦起义就是由白莲教的一支——清水教组织和发动的农民武装起义。王伦是山东寿张县党家庄人，精拳棒、善医术，能运气功，往来于寿张、堂邑、阳谷等县，念经聚会，传授符箓咒语，图谋反抗清廷统治。王伦性慷慨，济危扶困，为人治病，不受酬报，在乡民中威信很高，许多穷苦农民受他的救济，“均感其惠，愿为义儿义女以报德”[19]，王伦在这里长期活动，清水教有了一批基本群众。

一七七四年，山东寿张县等地“年岁歉收，地方官妄行额外加征”[20]，在农民群众中已普遍蕴藏着不满情绪，不断发生零星的武装反抗活动。在阶级矛盾日益加剧的形势下，清水教发展很快，甚至“县役营兵，纷纷归教”[21]。这种情况引起了地方官府的注意，寿张知县沈齐义令差役搜捕教徒，王伦闻讯后，立即聚集教徒，准备反抗。

一七七四年九月，王伦派首领孟灿到堂邑张四孤庄“传人起事”，通知“八月二十八日（公历十月四日）有风雨，是时正好动手”[22]。十月三日夜，王伦在寿张党家庄，王经隆在堂邑张四孤庄分别举行武装起义。王伦领导农民乘夜攻入寿张县城，杀死知县沈齐义。王经隆亦率堂邑起义队伍至寿张与王伦会合。

王伦攻占寿张后，自称“真紫微星”，设置元帅、先行、国公等官职。十月六日，起义军乘胜攻打阳谷，该县“胥役皆党羽，故陷之倍易”[23]。击毙游击赵福，兖州镇总兵唯一败逃张秋。王伦率军“横刀跃马入阳谷”[24]，八日又攻克堂邑。

起义队伍在节节胜利中不断壮大。在寿张、阳谷、堂邑、临清等地，数日之内，聚集义军二千余。起义军所到之处，向殷实富户摊派粮草，没收当铺财物分给贫苦人民。[25]起义军纪律严明，深受群众的拥护。“不杀掠，一切食物均易之以价，有一贼食人梨而少与值，立斩之而倍以偿。于是无知细民，咸谓贼无所害，而稍有知识者亦图苟安，不思远避”[26]。

起义军的胜利发展，使清朝统治者大为惊慌，当时正在热河行在的乾隆，命大学士舒赫德“调钦差大臣关防，由天津驰赴山东督师”，又命额驸那旺多尔济、左都御史阿思哈，率健锐、火器二营一千人及“索伦善射手”，前去镇压。

起义军于九月初攻克仅距临清四十里的柳林，临清位于山东西北运河东岸，“绾毂南北水陆咽喉”，是清朝控扼漕运的要地。但清军“不扼运河岸，惟知闭城守‘贼’”[27]，起义军遂于十月十六日占领临清旧城。

起义军“所执器械，半皆镰刀菜刀等物，尚无火器马匹”[28]，但作战十分英勇。他们“临阵并不畏惧枪炮，连次交锋，俱执短刀，纵跃直冲”[29]，亲见其领队入阵之人，“两手持刀，故矬其腿，疾走如飞，宛如猕猴，其余亦俱愍不畏死，不避枪炮”[30]。相反，清军士气低落，遇义军“先胆怯手振，枪不得施，放又远不中。贼掩至，马步齐发喊走，曰是果有神术，难与敌，贼以是益无忌”[31]。清山东巡抚徐绩率士兵轻进，“适遇大风，官兵望见贼影，即将枪炮放尽，及至贼人蜂至，无法抵御”[32]。总之，这次作战中，充分暴露了清兵的腐朽无能。

起义军占领临清旧城后，挖掘地道，准备攻夺新城，并用夺取的大炮向城内敌军轰击。城内清军吓得肝胆俱裂，“飞弹入城，声如饿鸱，人人慌恐”[33]。当时的形势对起义军十分有利，可惜王伦未能乘胜攻下临清新城，使清军得以坐待援军的到达。

十月下旬，舒赫德率军抵临清，与当时清军、地主武装一齐向起义军进行反扑。十月二十七日，清军兵分两路攻打临清旧城，起义军出城迎战，给清军以有力回击，但终因寡不敌众，被迫退入旧城，利用城内“街巷逼窄，房屋鳞比”的地势，与敌人巷战。起义军“到处直前迎扑，复上屋抛掷砖瓦”，与清军进行英勇顽强的战斗。首领杨五见清军于街内烧杀抢掠，纵身从房上跳下，挥刀猛杀敌人。女首领乌三娘，“年二十许，娟媚多姿而有膂力，工技击……率诸女巷战，短兵相接。诸女次第死，三娘独挥两刃，能捍蔽锋镝”[34]，与敌人血战，直到最后牺牲。

城破后，王伦坚守原河南巡抚汪灏院内，继续与清军战斗。为了不被敌人生俘，王伦决定在院内小楼上举火自焚。据目睹者回忆，“火势炎烈时，王伦须发已经焦灼，仍坐楼不动”[35]，王伦遂壮烈牺牲。

王伦起义只有一个月即被镇压下去，时间不长，规模亦不甚大，但在清代历史上有着重大意义。清朝在乾隆中叶以前，承平一百多年，各地虽有零星、分散的聚众结社、抗租抗粮，却很少有攻城夺地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当时，清王朝还能够有效地控制着全国。而王伦起义是清代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先声，它发生在清朝统治力量较强的山东运河沿岸，起义军同清朝军队公开对垒，其影响极大，是对清朝统治权威的一次严重挑战。“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这次起义标志着休眠一百多年的农民起义的火山再度咆哮，再度喷发，社会的各种矛盾更加尖锐化，清朝统治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王伦起义之后，一系列农民起义相继发生，形成连锁反应，首先是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发生连续不断的抗清斗争，然后在湖北、四川爆发了轰轰烈烈的白莲教大起义。

三、甘肃撒拉族、回族人民起义

一七八一年（清乾隆四十六年），在甘肃循化（今属青海）爆发了由苏四十三领导的撒拉族人民起义，紧接着于一七八三年（清乾隆四十八年）又爆发了田五领导的回民起义。这两次人民反清起义是由撒拉族、回族内部新老教斗争引发转化的。

撒拉族、回族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按照伊斯兰教“天课制度”的规定，凡有资财与收入者，除生活的必要开支外，其余财产要按一定比例交纳清真寺。伊斯兰教最初规定“天课制度”的目的，“主要的一方面是征集教徒的货币与生产品作军饷薪俸，附属的方面则是用作救济还在被压迫环境中教内的穷民”[36]。但在我国西北地区，这种“天课”，事实上被清真寺的教长、阿訇所独占。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与个人财富的增加，教长与阿訇们占有的“天课”也日益增多。教长们利用教民缴纳的“天课”购置土地，又租给农民耕种，进行地租剥削。这样，土地日益集中于清真寺，而教长也逐渐变成大地主。与此同时，教长为控制清真寺的土地与财富，也从教民推选变为世袭，这就形成了“门宦”制度。“门宦”制度是一种披着宗教外衣的封建大土地占有制，而“门宦”也自然成为广大农民的最大剥削者。当时信奉伊斯兰教的下层群众反对封建剥削的斗争，首先表现在反对“门宦”的斗争。在乾隆年间，甘肃撒拉族与回族地区的反封建斗争，正是以反“门宦”的教派斗争的形式而展开的。

甘肃安定（今定西县）回民马明心，一七六一年（清乾隆二十六年），于长期留居中东与中亚各地后归国。[37]他适应农民反对“门宦”制度的要求，“慨然欲革除门宦制度”[38]，创立新教，反对老教的“多收布施，敛钱惑众”。这一主张遭到狄道（今临洮）、河州一带门宦势力的强烈反对。马明心便到门宦势力薄弱的循化撒拉族地区传播新教。新教“念经时则摇头，念毕则耍拳舞手……入其教者，皆有周济”[39]，因此，“附之者日众”，新教迅速得到撒拉族、回族人民的广泛信仰，在撒拉族一千多户中，很快有八百多户改奉新教[40]。连乾隆的上谕中也说：“近闻旧教念经须用羊只布匹，所费较多，而新教念经仅取忏钱五十六文，是以穷民愿归新教者较众。”[41]新教的迅速传播，引起旧教“门宦”地主的仇视与反对，新老教之间多次发生械斗，双方斗争愈演愈烈。清政府偏袒老教，把马明心逐出循化，但马明心的助手苏四十三与贺麻路乎继续传播新教，坚持与老教进行斗争。

由于清朝统治者采取“帮扶老教”、“尽洗新教”的政策，使原来新老教的斗争迅速转化为反抗清朝的武装起义。一七八一年二月四日，苏四十三的助手韩二个率新教徒千余人，攻入清水工[42]河东老教区，杀死哈尔户长（总头人）韩三十八，苏四十三“戴大红顶”，自称“回王”，立旗号，撒拉族人民正式发动了武装起义。陕甘总督勒尔谨闻讯后，派兰州知府杨士玑、河州协副将新柱前去镇压。苏四十三率新教教徒千余人，全部歼灭前来镇压起义的清军，并处死了杨士玑与新柱，乘胜攻破河州，勒尔谨急忙到狄道防守。时清朝统治者深知马明心为新教群众所信服，遂设计擒马明心，押于兰州省城狱中，苏四十三通过“山僻小道”，乘虚直取兰州，得到各处回民的支援，顺利渡过洮河，杀得清军“伤折过半”，胜利到达兰州城下，准备攻城营救马明心。

清政府急调固原、西宁、凉州等地清军及循化撒拉族土司韩煜等往兰州救援。清统治者为缓和起义军的进攻，将马明心拥上兰州城头，强迫劝说起义军撤围，马明心坚不从敌，把头巾掷于城下，表示誓死反清到底的决心，而起义军攻城益急，统治者气急败坏，将马明心杀害。这时，勒尔谨已由狄道“驰回兰州”，不久，又有西宁将军伍弥泰、提督马彪等“奉急诏率满汉兵至”[43]，共调兵二万余人，而这时起义军仅二千余人。因而起义军主动撤离对兰州的包围，转移至距兰州三十里的华林山一带。

五月中，和珅率京兵到达兰州，大举进犯华林山，起义军人数不多，但战斗力很强，“众虽千余，皆新教死党，素业射猎，精火枪，又负地险。官兵万余皆营于城东，与贼辽隔，屡衄挫锐，每夜辄惊扰，枪炮达旦”[44]。义军奋勇作战，击毙固原总兵图钦保等，歼敌近千人。

清政府又赶忙命阿桂为钦差大臣，统一指挥，并从北京调来二千名火器营兵，从四川调来一千名善于在山地作战的藏兵及七百名阿拉善蒙古兵。但阿桂所率清军仍不断为起义军所击败。最后，阿桂仗着兵员众多、武器精利，将起义军团团围困，并切断起义军去黄河取水的通道，又把水磨沟处小河从上游引往他处，因而使起义军陷入断水的严重境地。撒拉族起义初起，攻势凌厉，斩关夺隘，以摧枯拉朽之势下河州，趋兰州，但他们并没有考虑好进一步的行动计划。在兰州进行攻城，未能成功，顿兵坚城之下，消耗了实力，失去了时间，此后，退守华林山，凭着勇敢精神和险要地势，与清军周旋。但是，他们的老家循化和已攻下的河州并未派兵驻守，也没有很好地联络和组织各地回民起而响应，因此，没有后方的支援，没有友军的策应，孤军作战，陷于被动地位。起义军在困难之中，团结一心，“断水数日，尚能死守”[45]。八月初，清军攻破起义军的防线，夺取寨堡，起义领袖苏四十三在战斗中牺牲。起义军余部退入华林寺，“俱尽力抗拒，不肯束手就缚”[46]，清军放火焚烧华林寺，义军全部壮烈牺牲，无一人投降。

这次起义被镇压后，清政府对新教和撒拉族实行高压政策，阿桂向清廷奏请：“将新教礼拜寺概行拆毁，如查有私行传习，阳奉阴违者，照邪教律从重办理……日后如有复倡新教者，即行首告指拿”[47]，并规定：撒拉族“不许私行出入内地，贸易者土司呈厅给照，移明所至州县，变货毕，速令回巢”[48]。陕甘总督李侍尧于事后大举查办余党，株连罗织，乾隆帝恶毒地命令他：“不动声色，密行查办远遣，断绝根株。”[49]清朝政府残酷的镇压措施，并不能完全消弭少数民族群众的斗争，反而激起更加猛烈的反抗，不到三年又爆发了石峰堡回民起义。

石峰堡起义的主要领导人田五、张文庆、马四娃都信奉新教，对清廷压迫新教回民十分愤怒，在固原州、通渭一带团结回民，要为马明心报仇。当撒拉起义军失败后不久，他们就在通渭北六十里的石峰堡修葺营寨，制造旗帐武器，准备在一七八四年（清乾隆四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起义。不料事机泄露，有人向清政府告密，田五遂于六月二日（农历四月十五日）在盐茶厅小山地方提前起义，攻破距盐茶厅三十里之西安土堡，向西北发展，进入靖远县境。攻靖远、会宁，皆不克，不幸田五在作战时中枪牺牲，义军折向东南，与通渭的回民会师，攻克通渭城。西安副都统明善率兵一千二百人，“由静宁进捣，长驱深入”[50]，陷入起义军的埋伏，全军覆没，明善被击毙。清廷急派福康安、阿桂、海兰察等调集大军，齐赴甘肃，这时，起义军连续进攻伏羌、秦安，均未能攻克，而清军蚁集，义军乃分别据守于静宁之底店山与通渭之石峰堡，与清军对抗。

福康安、阿桂至甘肃，首先夺取起义军各个分散的小据点，七月底，清军攻下底店山，起义军全都撤退到石峰堡，“石峰在万山中，其高插天，石路甚险，惟北面一线可上。贼踞为巢穴，筑垒开沟，为负隅计，实绝地也。福公（福康安）既至，为相度地势，断其樵汲，立栅设卡。时当三伏，七日无雨，贼下视四面重围，勺水不得，遂大困。七月四日（公历八月二十二日）夜半，贼有佚围而出，夺路奔逃者，官兵四面截杀，贼投崖堕阱无算，生擒万余，贼无一脱者”[51]。起义就这样被镇压了下去。

清政府在镇压起义军时施用了极残酷的手段，屠杀撒拉族、回族人民以万计，事后又把大批人充军边疆。许多少数民族的聚居点被消灭，如田五的故乡小山和张文庆的故乡草芽沟都成了废墟。少数民族群众的许多土地财产被没收，计没收的土地五万余亩、房屋近四千间，都贱价售给汉民，不准回民购买。这样就给以后许多汉回争产的纠纷，埋下了民族不和的种子，这是清政府挑拨民族关系、破坏民族团结的反动罪行。

苏四十三和田五领导的起义，以新旧教派斗争开始，实质上是少数民族内部的反封建斗争，进而发展为反对清朝统治的起义。但两次起义都带着浓厚的自发性，阶级矛盾和教派矛盾、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地结合在一起。起义军未能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和长远的战略计划，未能进一步动员群众，团结其他民族的下层群众，军事上陷于消极防御。撒拉族和回族起义军英勇善战，给清朝反动统治以沉重的打击，但孤军作战，困守一隅，最后仍不免于失败。

四、台湾林爽文起义

继王伦起义之后，一七八六年（清乾隆五十一年）在台湾又爆发了林爽文领导的汉族、高山族农民的大规模起义。

清朝统治者对台湾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极为严重，由于台湾物产丰富，土地肥沃，内地的官僚、地主们到台湾做官，拼命地进行搜刮，因而引起当地人民的反抗，乾隆的上谕中明确指出：“今细思徐访，知逆匪林爽文等起事之由，皆因该地方官平日废弛贪黩，视台湾缺分为利薮，不以冒险渡海为畏途，转以得调美缺为喜。督抚之无能者，又或徇情保荐，明知不察，暧昧牟利，皆不可知，而劣员等并不整顿地方，抚绥安戢。于作奸犯科者又不及早查办，惟知任意侵渔肥橐，以致敛怨殃民，扰累地方，遂使桀骜奸民，有所借口。”[52]而清朝派驻台湾的武装力量又十分腐败，贪污贿赂之风严重地腐蚀了军营，使它失去了战斗力和震慑作用。台湾总兵柴大纪是个被人民和士兵痛恨的贪官，“贪纵营私，废弛营务，并令兵丁私回内地贸易，每月勒交银钱……台湾戍兵，多有卖放私回，以致缺额，其留营当差之兵，亦听其在外营生，开赌窝娼，贩卖私盐。镇将等令其每月交钱，经年并不操练”[53]。这些大大小小贪官污吏的贪婪掠夺大大地激化了农民群众与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因此，起义军把反贪官作为重要的政治目标，林爽文起义军张贴的告示中说：“照得本盟主因贪官污吏，剥民脂膏，爰是顺天行道，共举义旗，剿除贪污，拯救万民。”[54]

林爽文执政印文

高山族人民所受剥削与压迫较之汉族人民更为严重。汉族官僚、地主任意侵占他们的土地，迫使他们迁入未经开发的“内山”。据福康安在镇压林爽文起义后清查土地时的数字，汉族地主侵占土地达一万一千二百甲[55]之多。在政治上对高山族人民压迫尤甚，地方官常因案子无法处理而以莫须有的罪名归之高山族人民，“狱有不能结者，则诱杀生番以归狱”[56]。一七八二年（清乾隆四十七年），淡水同知被杀，清政府找不到凶手，便硬说被高山族所杀，一次就屠杀高山族无辜人民三十二人，因而激起当地人民的反抗。林爽文起义正是在清统治者残酷的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下发生的。

天运丙午林爽文起义安民告示

林爽文，福建漳州平和县人，因家贫难以度日，于一七七三年（清乾隆三十八年）随其父迁至台湾彰化县大里杙庄，以耕田赶车为业。一七八二年，天地会首领、漳州人严烟渡海至台湾彰化，开设布店，传播天地会教义，发展极为迅速。次年（一七八三年，清乾隆四十八年），林爽文入会，其他入会的重要领袖有彰化的陈泮、王芬，诸罗的杨光勋、张烈，淡水的王作、林小文，凤山的庄大田等。他们通过天地会的组织，团结在一起，“有事大家相帮，不怕人家欺侮，也不怕官役拘拿”[57]，天地会深得群众的拥护、支持，入会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相当强大的势力。

顺天丁未林爽文起义军守城官告示

林爽文起义军军令

清政府对民间的结社，视如蛇蝎，大举搜捕天地会员。一七八七年（清乾隆五十二年）一月彰化知县俞峻与副将赫生额、游击耿世文率兵六百余搜捕林爽文，驻扎在离大里杙五里的大墩，“勒村民擒献”林爽文等，并放火“焚无辜数小村怵之”[58]，对村民进行威胁，激起群众的愤慨。林爽文“遂因民之怨”，于一七八七年一月十六日深夜进攻清营，全部消灭了清军，击毙俞峻、赫生额、耿世文等。一月十八日，林爽文等攻克彰化，杀死知府孙景燧等贪官污吏，释放狱囚，打开仓库，以清政府的器械武装了起义队伍。一月十九日又攻克淡水，二十四日攻克诸罗。一月三十一日，庄大田在台湾南路起兵响应，攻克凤山。

林爽文起义军实行了一些有利于起义发展和安定社会秩序的措施。起义军从贪官污吏和清政府缴获的钱粮，除了“以应军需”外，还“广为散给”[59]贫苦人民。对殷实富户则派令他们出银“助饷”。起义军严明了军纪，对缴获财物，一律归公，“不许众兄弟滥搬星散”[60]，起义军损坏居民财物，要“失一赔二，焚茅赔瓦”[61]。起义军也非常注意恢复生产和社会安定。林爽文多次出告示“祝天沥示，以安民心，以保农业”[62]，号召军民“军归伍，民安业”[63]，“务宜安分耕农”[64]。起义军的这些措施深受群众的欢迎。连清朝官史也承认：起义军占领的地区，物价低廉，秩序安定，人心归附，故参加起义者日众。如清军统治下的鹿港，“米价腾贵，每石三千。而贼巢大里杙、水沙连诸处，窝积甚多，每石仅需八百。各贼匪借以收拾人心，故贫穷而贪生者，俱为纠入”[65]。

起义军取得初步胜利以后，林爽文率军南下，庄大田率军北上，会攻台湾府城，未能攻下。这时，清军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陆路提督任承恩纷纷率兵赴台湾。在当地地主武装的配合下，清军夺占了彰化、诸罗。林爽文不得不放弃攻打府城的计划，回师北上，打败清军，再克彰化，包围诸罗。

清廷命闽浙总督常青为将军到台湾镇压。常青到台湾后，“止知结营自守”，而起义军“着着占先，通联一气，而官兵止办接应，并无制胜之策，转致疲于抵御”[66]。

一七八七年三月，南路起义军将清将赫壮猷诱入风山空城，一举歼灭清军近两千人。庄大田约林爽文再次联合攻打府城。庄大田号称拥有十万大军，直逼府城十里之外。林爽文派起义军两三千人前往支援。这时府城清军，“日益馁怯”，士气低落，因水土不服，“病者千余”。正当胜利在望的关键时刻，负责攻打府城南门的庄锡舍，与清军暗中勾结，率两千人降清军，致使起义军“登时哄乱”[67]，不得不撤离对府城的围攻。

在联合攻打府城失败后，林爽文率北路起义军集中围攻诸罗。诸罗系台湾南北孔道，地势十分重要，起义军围攻诸罗达半年之久，清总兵柴大纪困守孤城，清兵先后三次派兵增援诸罗，皆被起义军击败，只有少数军队进入围城，“诸罗之围益密，入者不能再出，大纪告急之文，用小字书寸纸，募人间道夜行，始得达府（指台湾府城，今台南市）”[68]。不但诸罗告急，就是常青驻守的府城“周围十里之内，村庄尽被胁从，不惟诸罗受困，即郡城亦在围中”[69]。整个台湾岛上，起义军声势浩大，处于主动地位，“南北两路，贼匪处处相连。而官兵各守一方，相距辽远，声势转不能联。道路窄狭，数人不能并行，贼匪潜伏道旁庄内，伺我兵经过，行至半途，即突出从中抄截”，“每每官兵赴救，冲过贼庄，道路旋被阻截，以致郡城、诸罗两处，受困日久，村庄港社告急频闻，全郡官弁兵丁俱不免心怀惶惧”[70]。

形势虽然对起义军有利，但起义军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弱点，因此不能够进一步发展胜利。名义上林爽文是起义军的领袖，而实际上各军分散作战，不相统一，起义军之间又有地域上的矛盾。参加起义军的很多是失业和半失业的流民，斗志不够坚决，敌我界限模糊，易受地主阶级的影响，小遇挫败，或受利诱，便倒戈降敌。各地的地主分子没有受致命打击，到处活动，组织地主武装，袭扰和牵制起义军，这样，诸罗城和台湾府未能攻克。

一七八七年十一月，福康安到达台湾，代替常青为统帅，清朝从大陆各省抽调的军队，先后抵台，声言进攻大里杙，实际上，只以少量兵力攻大里杙，以作牵制，而以主力进攻包围诸罗的起义军。清悍将海兰察冲阵，林爽文率军奋勇迎战，寡不敌众，一败于仑仔顶，再败于牛稠山。在清军优势兵力的攻击下，起义军被迫撤离诸罗，半年围城战斗，功败于垂成。

林爽文退守大里杙，清军云集，义军战败，大里杙弃守。林爽文又退至集集埔，“其地前临大溪，溪之上就高岸垒石为陡墙，长数里，其所预营扼险处也”[71]。但起义军屡遭挫败，力量损失殆尽，集集埔又为清军攻陷。林爽文走入高山族居住的深山密林中，至一七八八年（清乾隆五十三年）二月十日，林爽文被清军俘获，解往北京。他在敌人的刑讯面前，大义凛然，“匿不吐供”，最后壮烈牺牲。

林爽文起义军失败后，清军全部压向南路起义军。庄大田率义军抵抗，亦因力量对比悬殊，屡遭挫败，凤山城被清军攻陷。庄大田退入台湾最南端的郎峤。清军水陆两路，将郎峤团团围住，起义军“冲突不能出，阵杀者数千，溺海者数千，擒而戮者亦千余”[72]，庄大田亦被俘遇害，林爽文起义被镇压下去。此后，林爽文的部属陈周全、陈光爱、陈容、黄朝等又集合天地会会员，在台湾各地起义，亦被清军和地主武装镇压下去。

五、湖南、贵州苗民起义

我国贵州、湖南接壤之处，一向为苗瑶等族聚居的地区。自雍正年间实行“改土归流”以后，清政府加强了对苗族地区的直接统治，先后设置流官和营汛。“改土归流”从长远来说是一项进步的政策，但由清王朝来执行，又必然具有严重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性质。来到苗族地区的大小官员与苗族上层统治者相勾结，对苗族人民掠夺压榨，“专肆欺凌”，无所不至，致使苗族人民“畏隶如官，畏官如神”[73]。“改土归流”后，汉族地主阶级和高利贷势力也进入了“苗疆”，他们通过高利贷剥削，大量兼并土地，役使广大贫苦苗民。据记载，“苗寨中富民放账，其息甚大。钱一千，谷一石，一二年加息数倍。不能偿，折以山地衣服，虽受其盘剥而仰以为生，或即所折山地转求佃耕，或易以他山地为之佃耕，听其役使，生死惟命”[74]。每至青黄不接时，苗民受到汉族地主的高利贷盘剥则更为严重。向地主“借谷一石，一月之内，偿至三五石不等，甚至一酒一肉，重利朘削，积日既久，竟以百十金田产抵偿，苗产既归汉民，而采买差徭，仍出原户”[75]。因而在苗族人民中经常出现“收获甫毕，盎无余粒；此债未清，又欠彼债；盘剥既久，田产罄尽”[76]的悲惨景象。苗族人民胼手胝足开发出来的土地，便逐步为汉族地主、高利贷者所兼并。结果，“苗众转致失业，贫难度日者日众”，这样，就不能不造成以清王朝为代表的满汉地主阶级与广大苗族人民的尖锐对立。乾嘉时期的湘黔苗民起义，正是在上述社会条件下爆发的。

福康安镇压苗民起义布防图

一七九四年（清乾隆五十九年）末，贵州松桃厅（今松桃苗族自治县）大塘汛大寨营苗民石柳邓、湖南永绥厅黄瓜寨苗民石三保等，于凤凰厅鸭保寨百户吴陇登家歃血为盟，秘密集会，约于次年（一七九五年，清乾隆六十年）二月七日同时起义，提出“焚杀客民（指满汉地主），夺回田地”的口号，“穷苗闻讯，无不攘臂相从”[77]，于是很快形成了一支以贫苦苗民为骨干的武装队伍。由于起义计划被汉族地主察觉，石柳邓领导松桃苗族人民提前发动起义，起义群众一举攻占大塘、长行铺等地，树立起反清起义的大旗。紧接着湖南永绥厅石三保按预定时期于正月十八日起义，凤凰厅苏麻寨吴半生、乾州厅平泷吴八月及保靖县各寨苗民也纷起响应，分头攻打永绥、乾州。清永绥副将伊萨纳等率兵六百，镇筸总兵明安图率兵八百进行顽抗。起义的苗民击毙了伊萨纳、明安图，于是起义军声势大震。

石柳邓率领的起义军于二月初围攻铜仁府正大营，铜仁、镇远、思南、石阡等地苗民纷起响应，“苗疆大震”。这时起义军已发展到八九万人，形成一支巨大的反清起义势力。清朝政府赶忙派云贵总督福康安率安笼镇总兵花连布，由云南赴贵州铜仁，派侍卫额勒登保、德楞泰参赞军务，又令四川总督和琳于四川秀山一带“堵截”。清政府动员了云贵川湘等省兵力数万人，由福康安统率，分路向起义军大举进攻。苗民起义军充分依靠群众和有利地形，同各路来攻的清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们灵活地运用了“官有万兵，我有万山；其来我去，其去我来”的流动战术，给清军以有力打击。三月四日（阴历二月十四日），福康安率清军到达铜仁，起义军力战三路清军，终因寡不敌众，撤离对正大营的包围。福康安又率军至松桃，以放火烧山的办法，解除了起义军对松桃的包围。石柳邓留下少数队伍牵制清军，其主力移至湘西同石三保会师。

湘西起义军控制着永绥、凤凰、乾州三厅的广大地区，清军龟缩在几个孤立的城镇里。石柳邓转移湘西后，清军也尾随而来。三月十五日，花连布抵永绥，起义军与之激战三日，撤离对永绥之围。福康安同湖广清军会合后，又大举进犯黄瓜寨。起义军为保卫黄瓜寨，“凡危坡陡坎俱挖断，又于田内创沟放水，阻陷官兵”[78]。不久，清军又集中兵力以火弹攻烧，陷黄瓜寨。石三保、石柳邓等早已率军转移。此后两三个月内，清军一直在乌草河一带寸步不敢移动。

这时，起义军趁机整顿队伍，八月间在平陇建立起各部起义军的统一领导机构，吴八月称为苗王，石柳邓、石三保为将军。吴八月出身贫苦，勇敢机智，富有胆略，在苗民中有很高的威信，以他为首组成了起义的领导核心，对清军采取“避实就虚，节节阻击”的策略。七月以后，清方调集大军，渡过乌草河，向起义军大举进攻。又收买起义军中不坚定分子，对“苗酋皆许官爵花翎，散苗优以金钱”。在清统治者引诱下，叛徒吴陇登以擒献起义军首领作为进见之礼，与清统治者暗中勾结。他先后将起义军首领石三保的幼子、首领陇五登、陇老三及起义军主要领导人吴八月献与清军，使起义军受到重大损失。

一七九六年（清嘉庆元年），川楚陕白莲教起义的规模不断壮大，石三保决定打通湖南，同湖北的白莲教起义军联合。清统治者对此极为害怕，退居“太上皇”的乾隆急忙指示福康安“务宜倍加奋勉，迅速带兵剿捕，勿使湖北匪徒与苗匪勾结，此为最要”[79]。可惜与白莲教起义军联合的计划遭清军破坏，未能实现。后来，起义军主要领导人石三保被叛徒诱骗到坳溪，遭清军俘虏。九月初，清军在当地汉族地主协助下，大举进犯平陇。石柳邓率众展开了英勇的保卫战，一直坚持了三个月，击毙清将守备王泰和等人，给敌人以重大杀伤。最后，起义首领吴八月的儿子吴廷礼、吴廷义遭叛徒出卖，石柳邓也在战斗中受重伤，壮烈牺牲，平陇才被清军攻陷。

石柳邓牺牲后，大规模苗民起义虽然被暂时镇压下去，但各地苗民的反抗斗争仍此起彼伏，一直坚持到一八〇七年（清嘉庆十二年），才最后平息下去。

注释

[1]红钱是通用于南疆的货币，以红铜铸成，亦称普尔钱。

[2]那彦成：《那文毅公奏议》卷七十七。

[3]那彦成：《那文毅公奏议》卷七十七。

[4]《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十八，刘锦棠：《酌裁各城回官并恳赏给出力回目顶戴疏》。

[5]萧雄：《听园西疆杂述诗》卷二。

[6]那彦成：《那文毅公奏议》卷七十七。

[7]印鸾章：《清鉴纲目》卷七。

[8]阙名：《新疆建行省议》，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二帙。

[9]那彦成：《那文毅公奏议》卷七十七。

[10]和宁：《回疆通志》卷十二。

[11]魏源：《圣武记》卷四。

[12]《东华录》乾隆朝卷六十一。

[13]和宁：《回疆通志》卷十二。

[14]那彦成：《阿文成公年谱》卷三。

[15]和宁：《回疆通志》卷十二。

[16]和宁：《回疆通志》卷十二。

[17]和宁：《回疆通志》卷十二。

[18]《东华录》乾隆朝卷六十一。

[19]俞蛟：《梦厂杂著》卷六，《临清寇略》。

[20]《清高宗实录》卷九六八。

[21]秦震钧：《守临清日记》。

[22]于敏中、舒赫德：《钦定剿捕临清逆匪纪略》卷十四。

[23]俞蛟：《梦厂杂著》卷六，《临清寇略》。

[24]《守临城日记》载当时一首民歌，称起义军“振臂一呼寿张破，横刀跃马破阳谷”。

[25]参见《东华录》乾隆朝卷八十，《王望云供词》。

[26]俞蛟：《梦厂杂著》卷六，《临清寇略》。

[27]魏源：《圣武记》卷八，《乾隆临清靖匪记》。

[28]《军机处录副奏折》山东布政使国泰奏，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九日。

[29]《军机处录副奏折》舒赫德奏，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日。

[30]《军机处录副奏折》山东巡抚徐绩奏，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二日。

[31]戚学标：《纪事》，见《国朝耆献类征》。

[32]《军机处录副奏折》舒赫德奏，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七日。

[33]秦震钧：《守临城日记》。

[34]俞蛟：《梦厂杂著》卷六，《临清寇略》卷七。

[35]于敏中、舒赫德：《钦定剿捕临清逆匪纪略》卷九。

[36]民族问题研究会编：《回回民族问题》，54页。

[37]参见莫里斯·洛沙比：《中国与内陆亚洲》，172页，伦敦，1975。

[38]幕少堂：《甘宁青史略》正编卷十八。

[39]龚景瀚：《循化志·回变》卷八。

[40]参见《兰州纪略》卷六。

[41]《清高宗实录》卷一三四一，乾隆五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42]“工”为撒拉族地区基层行政单位，每工包括几个村落，循化撒拉族共分十二个工。

[43]那彦成：《阿文成公年谱》卷二十三。

[44]魏源：《圣武记》卷七，《国朝甘肃再征叛回记》。

[45]那彦成：《阿文成公年谱》卷二十三。

[46]那彦成：《阿文成公年谱》卷二十四。

[47]《兰州纪略》卷十六。

[48]《循化志》卷八，《回变》。

[49]《石峰堡纪略》卷六。

[50]魏源：《圣武记》卷七，《国朝甘肃再征叛回记》。

[51]钱泳：《履园丛话》五，《景贤》。

[52]《清高宗实录》卷一二八三，乾隆五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53]《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九七，乾隆五十三年正月二十三日。

[54]《顺天大盟主林爽文告示》（顺天丁未年三月），转引自《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781页。

[55]一甲等于内地十一亩三分稍多。

[56]魏源：《圣武记》卷八，《乾隆三定台湾记》。

[57]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天地会》（一），二五一页，《高文麟供单》。

[58]魏源：《圣武记》卷八，《乾隆三定台湾记》。

[59]《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七九，乾隆五十二年四月二十日上谕。

[60]《林爽文起义军守城官告示》（顺天丁未元月初四日），转引自《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780页。

[61]《顺天盟主林爽文告示》（天运丙午年十二月初八日），转引同上书。

[62]《顺天盟主林爽文告示》（天运丙午年十二月初八日），转引同上书。

[63]《顺天大盟主林爽文告示》（顺天丁未年三月），转引同上书，781页。

[64]《顺天盟主林爽文告示》（顺天丁未元月初四日），转引同上书，780页。

[65]《台湾同知杨廷理禀报》乾隆五十二年二月，转引《天地会》（一），775页。

[66]《清高宗实录》卷一二八四。

[67]《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卷十五。

[68]昭梿：《啸亭杂录》卷六，《台湾之役》。

[69]福康安奏，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四日，转引自《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791页。

[70]福康安奏，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四日，转引自《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791页。

[71]昭梿：《啸亭杂录》卷六，《台湾之役》。

[72]昭梿：《啸亭杂录》卷六，《台湾之役》。

[73]魏源：《圣武记》卷七，《乾隆湖贵征苗记》。

[74]严如煜：《苗防备览》卷八，《风俗》。

[75]黄钧宰：《金壶七墨》。

[76]严如煜：《苗防备览》卷二十二。

[77]《永绥厅志》卷四。

[78]《铜楚平苗纪略》。

[79]《湖北通志》卷首之三。

第二节　川楚陕白莲教起义

一、湖北的白莲教起义

十八世纪末，清代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一七九六年（清嘉庆元年）终于爆发了川楚陕白莲教起义。这次规模巨大的起义，历时九年半，波及四川、湖北、陕西、河南、甘肃五省，严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

川楚陕三省边境，是一片崇山峻岭、层层叠叠的森林地带。它的范围，包括由陕西南部至湖北西北部的“南山老林”，以及由陕西、四川和湖北交界的“巴山老林”[1]。这些地区，历史上就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无业流民麇集之处。“自乾隆三十七八年以后，因川楚间有歉收处所，穷民就食前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处贫民亦多携带家室，来此认地开垦，络绎不绝”[2]。三省交界的老林地带，“万山丛杂，界连川楚，袤延千余里。各省就食贫民，挈眷前来，依亲傍友，开垦山地，所在多成村落，五方杂处，良莠不齐”[3]。流徙迁入的贫苦人民“侨寓其中，以数百万计”[4]。他们“遇有乡贯，便寄住写地开垦，伐木支椽，上复茅草，仅蔽风雨，借杂粮数斗作种。数年有收，典当山地，方渐次筑土屋数椽；否则仍徙他处”[5]。因为他们伐木支椽，搭棚栖身，故统称为“棚民”。老林区可供开垦耕地甚少，所以他们“除种地以外，多资木厢、盐井、铁厂、纸厂、煤厂雇工为生”，“佃户散布岩谷雇作，去来棚厂”[6]，既是佃户，兼作雇工，或者时佃时佣。有些厂坊，雇工数百、数千甚至上万人不等。如南山老林大园木厂，“匠作水陆挽运之人，不下三四千”，“林内开设木厢，冬春匠作背运佣力之人，不下数万”。铁炉规模，“一炉所用人夫须百数十人，如有六七炉，则匠作佣工不下千人”[7]。四川开县盐井厂，“所用夫匠水陆运煤及商贩运背之人，井旺时日以万计”[8]。这些人生活极不安定，雇主遇“山内包谷值贱，则厂开愈大，人聚愈众；如值包谷清风，价值大贵，则歇厂停工，而既聚之众，不能复散”[9]。

白莲教起义军告示之一

白莲教起义军告示之二

川楚陕三省交界地区，积聚着人数众多的农民（佃户、山民、棚民）、无业游民（长江一带失业水手，被侦缉的私盐贩卖者）和当地的啯噜党[10]等，他们不仅身受地主、雇主的残酷剥削，并遭到种种超经济压迫。当地的差役、讼棍、地痞等，“无风生浪，遇棚民有事，敲骨吸髓，弁兵亦附和为奸。如今日檄令查某案，明日差令禁某事。地方遥远，山民受其凌辱，无可告诉，无为申理”[11]，往往逼得人们走投无路，不得不铤而走险。只要有人揭竿而起，很快就会群起响应。“楚之房、竹、兴、归，蜀之保宁、绥定，秦之兴安、商州，教匪滋事时，各郡均有附从之众”[12]。如果说，乾隆末年，大规模反抗清朝统治的斗争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那么川楚陕三省交界的广大地区，贫民聚集，矛盾尖锐，而统治阶级的控制却相对薄弱，自然地成为起义斗争的基地。

乾隆统治后期，民间秘密结社白莲教在各地的活动更加活跃，它的支派很多，名目不一。大多信奉“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八字真言，宣传“弥勒转世，当辅牛八，入教者可免诸厄”[13]。“地方有传教之人，久之引诱渐广，村落中则乡约、客头吃教；城镇中则差役、书办吃教。所用稽查之人，即为教中之人。教首窜伏大村庄，互相蔽护，难于拘捕也。”[14]这一期间，白莲教活动的特点，已经从秘密传教逐渐转向公开传教，从宗教活动逐渐转向组织群众斗争。

一七七四年（清乾隆三十九年），河南鹿邑县人樊明德创立混元教（白莲教支派），传经授徒，提出“换乾坤，换世界”等具有政治内容的口号。第二年（一七七五年，清乾隆四十年）三月，混元教被清政府破获，樊明德被捕，惨遭杀害，樊的弟子王怀玉逃脱，王怀玉的弟子刘松则被遣戍于隆德县。一七八八年（清乾隆五十三年）四月，刘松与其弟子刘之协把混元教改名三阳教，将《混元点化经》改为《三阳了道经》，推刘松为老教主，称刘松之子刘四儿为弥勒佛转世，扬言入其教者，可免水火刀兵之灾，继续传教授徒。一七八九年（清乾隆五十四年）三月，刘之协因感力量单薄，前往湖北襄阳，吸收原收元教教首宋之清加入三阳教。

宋之清系湖北襄阳人，原为收元教教首孙贵远的三传弟子，一直在湖北、河南交界处秘密传教。转奉三阳教两年后，一七九二年（清乾隆五十七年），又发生分裂。“宋之清因传徒日多，不肯将敛得银钱与刘之协、刘松分用”，并以“刘之协从未将牛八与其看过，斥为虚词哄骗”。于是，另创西天大乘教，“另拜河南南阳人李三瞎子为师，称为真弥勒佛转世，并以李三瞎子之子名叫卯金刀，小名又叫卯儿，将来必定大贵，将刘之协教内之人尽行勾去”[15]。“以李三瞎子为弥勒转世，李卯儿为牛祖（即牛八）”[16]。宋之清手下有齐林、宋显功、伍公美、冉文俦、樊学鸣、李成贵、高成功、孙赐俸、宋相、萧贵、薛国玺等精明强干的弟子，分赴各地，广为传经，各自收徒，开始了反清斗争的准备工作。西天大乘教的活动深入到湖北、四川、河南、陕西等广大地区，成为白莲教一支颇大的力量。

与此同时，即乾隆五十七年三月，收元教教徒王应琥与其师艾秀，扬言弥勒佛转生河南无影山张家，扶助牛八起义，大力发展收元教，在湖北、四川边界地区发展很快。

很明显，当时白莲教各支派得以存在和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满足了农民、小生产者的反清愿望，树立起一个“弥勒佛转世”和一个“牛八”，表示坚决“反清复明”。刘松、刘之协的混元教，宋之清的西天大乘教，王应琥的收元教，这三个白莲教的支派，都在楚豫川陕地区活动，各有自己的弥勒佛转世和牛八，反映了组织上的分散性。但它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即在宗教活动中注入反清的政治内容，从而使白莲教各教派具有推动农民起义的重要作用。此后，在河南、湖北、四川、陕西等地，民间宗教竞相传播，一呼百应，加入者日众。

白莲教的迅速发展及其鲜明的反清性质，直接威胁清王朝的统治。一七九四年（清乾隆五十九年）七八月间，清政府在陕西兴安府地区破获西天大乘教组织，逮捕重要骨干萧贵、萧正杰、薛文斌、张大用等六七十人。接着在四川大宁县破获收元教组织，逮捕骨干分子谢添绣、谢添锦、萧太和、谢添明、唐国太等九人。奏折飞报朝廷，乾隆帝立即下旨，“调补河南巡抚（福宁）……接奉此旨，务即驰赴河南……彻底根缉，按名拿获……勿使漏网；湖北省著专交毕沅，查照折内各犯，按名缉获，从严究办；陕西省著专交秦承恩，亲赴该处一体督缉，该督抚等务须设法购线跟踪缉，将案内各犯全数拿获，毋使一名漏网，倘不能搜查净尽，别经发觉，惟该督是问”[17]。于是，在湖北、四川、陕西、河南、安徽、甘肃等省，掀起了搜捕白莲教的恶浪。

一七九四年九月，清政府在湖北先后逮捕西天大乘教教首宋之清以及齐林、樊学鸣、宋相、伍公美等一百多人。十月四日（阴历九月十一日）又在房县石岭沟捕获收元教教首王应琥以及廖勇富、王应凤等数十人。在河南，西天大乘教的主要首领宋显功、高成功、张思瑶等也相继被捕。十月上旬（阴历九月中旬），清政府在陕西捕获三阳教老教主刘松及其子刘四儿。十一月，在安徽逮捕了三阳教的“牛八”王双喜以及教首刘之协的母、兄、妻子等数十人。三个月之间，白莲教支派各组织几乎全部遭到破坏，其主要教首除刘之协等少数人逃脱外，大部分被捕。著名首领刘松、宋之清、王应琥、齐林、樊学鸣、宋相、伍公美、萧贵、谢添绣、韩陇、刘四儿等全被处死。王双喜被发遣黑龙江为奴，后被杀害。

这一疯狂搜捕和血腥杀戮，祸及数省地区，广大贫苦百姓面临厄难。各地官吏，更视此举为搜刮民脂民膏的大好机会，“竟以查拿邪教为名，四处搜求，任听胥吏多方勒索，不论习教不习教，但论给钱不给钱”[18]。“不遂所欲，即诬以邪教治罪。”[19]湖北武昌府同知常丹葵，奉檄在荆州、宜昌，逮捕百姓数千人，“凡衙署寺庙，关锁全满，内除富家，吓索无算，及赤贫者按名取结，各令纳钱若干释放。其有少得供据者，立予惨刑，至以大铁钉钉人手掌于壁上……或铁锤排击多人，足骨立断。若情节尚介疑似，则解送省城，每一大船，载至一二百人，堆如积薪……未至而就毙大半，浮尸于江，余全殁狱中”[20]。四川达州知州戴如煌私设衙役至五千名之多，向民间挨户搜查，百般威逼，“凡有习教之人，无不遭其索诈”，“赃私狼藉，民怨沸腾”[21]，加之当时在贵州东南部和湖南西部爆发苗民大起义，清政府加紧对川、湘、粤、黔等省的控制和剥削。“苗氛不靖，派及数省，赋外加赋，横求无已”[22]，“而湖北最近，差徭尤多……不肖官吏，更从而奉一派十，渔利侵肥”[23]，造成大批人民的贫困破产，流离失所。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白莲教以“官逼民反”为号召，起而反抗清朝的镇压。一七九五年（清乾隆六十年），湖北各地的白莲教首领密商决定于辰年辰月辰日辰时（即一七九六年四月十七日，清嘉庆元年三月初十日）在各地同时发动起义。为了进行准备，荆州地区的枝江、宜都两县白莲教徒，以防苗为掩饰，制造刀枪，搬运和囤积粮食，缝做红白衣帽，被当地政府发觉，赶往捕拿。教徒们不得不起而反抗，他们在首领张正谟、聂杰人的率领下，于一七九六年二月十五日起义，据守灌脑湾，比原定的起义时间提前两个月。近邻宜昌地区的长阳、长乐两县教徒，在林之华、覃加耀的率领下，立即响应。各地白莲教组织，闻风而起。三月间，杨起元、熊道成、陈德本等攻占当阳县城；曾士兴等攻破竹山、保康两县城；杨子敖起于来凤之小坳；谭贵起于旗鼓寨。四月，襄阳地区的白莲教组织奋起抗清，王聪儿、姚之富、王廷诏、刘启荣、樊人杰、张汉潮、高均德、齐帼谟、张添伦、王光祖等“聚万人，屯黄龙垱”[24]；还有楚金贵、鲁维志起于孝感的胡家砦。一时，汉水两岸，义军蜂屯蚁聚，声势浩大。据记载说：“当阳、枝江，相继作乱。由是勾连裹胁，日聚月滋，而无赖不法之徒，如四川之啯噜子、南山之老户、襄郧之棚民、沿江私盐之枭，各省私铸之犯，乘间阑入，鼓煽劫掠，纷纷而起”[25]。数月之内，南至四川酉阳、贵州青溪，北至河南的邓州、新野，在湖北西部的五府（襄、郧、荆、宜、施）一州（荆门州）之内，燃起了反对清朝统治的冲天火焰。各路义军，“所在充斥，多且数万，少者数千人”[26]。其中，尤以襄阳黄龙垱一支最为强大，首领王聪儿，是齐林的妻子，齐林被捕杀时，她藏匿于郊外青莲庵中，幸免于难，起义时，被群众推为总教师；另一首领姚之富，是杰出的宣传家、组织家，他和儿子姚文学，长期奔走于鄂西北山区，宣传和组织群众，“其辗转传授，亦只各知其师，同教者不能一一认识。起事时，或以稍裕之家，或以强健之人，即各推为头目，每处三、四、五人不等，均称为掌柜的。又供出姚文学并其父姚之富系从前在此一带初倡传教者，称为老师傅。今年二月，姚之富、姚文学父子俱来保康说，现应起事避劫之时，姚文学即往房县、竹山一带传信，各集匪徒起事，姚之富即回襄阳原籍。是郧属竹山、房县、保康一带，竟系姚文学、姚之富父子为首恶也”[27]。襄阳起义后，王聪儿、姚之富等率领义军于五月六日（嘉庆元年三月二十九日）焚烧吕堰驿，并进攻樊城，“襄阳贼数万，最猖獗，界连河南。贼首姚之富、齐王氏（即王聪儿）、刘之协皆在其中，为四方群盗领袖”[28]。

湖北各地白莲教纷纷起义，清政府急忙调兵遣将，湖广总督毕沅、湖北巡抚惠龄、西安将军恒瑞等，相继出动，赴各地镇压。清廷又命都统永保为总统，前四川总督侍卫鄂辉、前西安将军侍卫舒亮为领队大臣，调遣陕西、广西、山东兵五千人联合会剿。经过最初半年多的时间，毕沅率领的清兵“围当阳数月不下”，惠龄率清兵“剿枝江贼亦无效”。正如毕沅奏报中所说的：“官兵先后杀贼不下数万，而贼起益炽。”[29]清廷又加派直隶提督庆成、山西总兵德龄，各率兵二千赶来镇压，同时赦免在湖北、河南的蒙古“窃马谪犯”，将其编为骑兵，协助清兵作战。

六月，白莲教势力控制了归州、巴东、安陆、京山、随州、咸丰等地。等到清兵由樊城分攻吕堰、双沟时，起义军已分道出随州、安陆、钟祥，进逼孝感，同孝感白莲教相呼应。当时，起义军的锋芒东距军事重镇汉阳仅百里，迫得清政府宣布“武昌戒严”。只因大雨滂沱，义军受阻无法前进。七月，清兵救援孝感，白莲教军“蚁聚数万，总统永公保屡为所败，先后征兵数千，皆全军覆没”[30]。清政府又从湖南抽调两万正忙于镇压苗民起义的清兵，驰援湖北。

除了从各省调来的清军以外，当地的地主富户也纷纷组织团练乡勇，他们在镇压白莲教起义中凶狠残酷，始终是一支重要的反革命力量。据将军明亮的奏报，“湖北教匪，滋事蔓延多处。各府县于官兵未到之先，均各团聚乡勇，以资捍御。富绅大户亦各自纠集，保护村庄，或奋勇杀贼，或助官兵声势，于地方诚为有裨”[31]。又据总督毕沅的奏报，“绅衿士庶，无不齐心杀贼。臣令各属招集乡勇，或愿保守村庄，或愿从兵打仗，俱听自便”[32]。这些地主武装协同官军作战，搜捕教民、防守村镇关卡，极为卖力，例如：为了阻止汉水两岸的起义军会师，需沿江驻守，可是汉水千里，处处可渡，官军不敷分守，清朝政府“劝谕绅士人等，厚集精壮乡勇，多则一二千名，少亦数百名，分头把守”[33]。光化、老河口一带，“迤上迤下，卡勇林立，查有四千余名，声势颇为壮盛。其谷城、均州水陆各要隘，每处俱有乡勇六七百名，一二百名不等”[34]。地主阶级的团练武装一开始就给白莲教起义军造成很大的威胁，严重地削弱和牵制着起义军。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场大起义中，站在一方的是贫苦受压迫的信教群众，站在另一方的则是官府和各地的地主，这场披着宗教外衣的战争，实质上是阶级之间的大搏斗。

白莲教起义一开始，就表现出农民小生产分散保守的弱点。虽然起义犹如雨后春笋，争先萌发，表面轰轰烈烈，但派支繁多，互不统属。州府与州府之间，县与县之间，甚至一县之内几股起义军之间，主要是独立行动，各自为战。起义之初，军事上大多采取消极防御，盘踞县城或山深林密的山寨中，株守一隅，不主动出击，缺乏灵活性。起义军的这种状态，恰好为清兵各个击破提供了条件。一七九六年三月，义军首领、原枝江地主聂杰人投降被杀。自八月以后，陕甘总督宜绵、提督庆成所部破竹山、保康，义军首领曾士兴等被杀；四川总督孙士毅所部攻陷来凤小坳，义军首领杨士敖等被杀；湖广总督毕沅、西安将军舒亮攻当阳，义军首领杨起元、熊道成、陈德本等被杀；九月，湖北巡抚惠龄所部攻陷枝江，首领张正谟在清兵围攻灌湾脑时被俘杀；代四川总督福宁与荆州将军观成所部破龙山旗鼓寨，首领谭贵被捕。福宁用欺骗手段坑杀放下武器的义军二千余人。十月，福宁、惠龄移师榔坪，败林之华、谭加耀的起义军。十一月，惠龄所部清兵，于凉山剿灭由谭正潮率领的枝江起义军余部。至此，湖北各地白莲教起义多被镇压下去，队伍被打败打散，剩下的“北惟襄邓，南则归宜，势渐蹙”[35]。起义军初起，组织不严密，缺乏作战训练，又没有精利的刀枪火器，和清军硬拼，或死守据点，总是被动失利。唯有襄阳的起义军，和其他各支起义军不同，他们并未据守一城一地，从一开始就在汉水以东的广大地区回旋活动。八月间，起义军集中在钟祥一带，清军从四面八方合围，起义军鉴于硬拼或困守都无益，遂于十月并力向北突围到双沟，又在陈家河设下埋伏，清兵追至，“两旁林内，隐藏贼人，直前舍死，持矛扑入大队，与官兵搅为一处，短兵相接”[36]，清兵大败，起义军北走鄂豫陕边境。义军的领袖们在战斗中逐渐摸索到战争的规律，认识到采取流动作战的必要性。姚之富再三告诫部下，“断莫与官兵接仗，遇见时即四散奔走，总要官兵不知我们出没才好”。又说，“倘要遇见，即行分散，各领一股逃窜。俟官兵赶逐疲乏之时，再拼死上前抗拒，若敌不住，再逃不迟”[37]。事实证明：这种“敌来则走，敌疲则打”的流动战是以弱胜强的正确战术，所以，起义一年之后，湖北各支义军相继失败，而襄阳义军岿然独存，驰骋于广大地区。并且，襄阳义军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也有了一定的进步，由于史料缺乏，我们目前对白莲教起义军的政治主张和组织状况尚难详细叙述，但档案中现存起义军的告示，申明十条纪律，要求“经管头目，务须严加管约弟子，毋许一人滋事”，“弟子住扎营房，各归各营，毋许乱营混杂”，“毋许酗酒撒泼，偷窃物件”，“出阵斗勇，务须奋勉踊跃，争先上前，毋许一人退后”，“阵前遇有老人，毋许斩首，或遇幼男小女，亦毋许斩决，遇有妇女，毋许奸淫，违者立斩”，“出阵回营，务须清点弟子数目，毋许脱逃”等等。从这个告示可以看到：白莲教起义军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做了很大的努力，明确斗争的目标，整顿组织，严申军纪，因此在战斗中锻炼出一支比较坚强的队伍。许多战士信仰坚定，作战勇敢，视死如归。据清朝将领的奏报中说：“此等习教之人，冥顽不灵，仍固结不解。即生擒各犯，无不凶悍，察其就戮情状，亦无悔心”[38]，“贼匪犹愍不畏死，分投冲突，妇女儿童，亦手执刀矛助势，实出情理之外”[39]。许多起义军被俘后，在敌人的严酷刑讯下坚强不屈，“诘其姚之富等现在何处，据供不知，只求快杀。再三严讯，该犯惟闭目不语，加以重刑，终无一词”[40]。由于襄阳起义军作战英勇、纪律严明、指挥得宜，而又得到当地群众的拥护，因此，清政府虽然集中很大兵力，却不可能捕捉和扑灭起义军的主力。

一七九七年（清嘉庆二年）二月，起义军分三路进入河南。一路王廷诏、高均德等攻下叶县的保安驿，又围清兵于裕州，折而西入陕西；一路李全、樊人杰等活动于鄂豫边的信阳、应山，转奔豫西浙川、卢氏；一路王聪儿、姚之富等袭南阳、攻嵩县，又折回湖北郧西，在煤炭坡歼灭惠龄指挥的清兵。起义军流动的范围越来越大，路线越来越长，队伍十分灵活，“不整队，不迎战，不走平原。唯数百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以牵我（清）兵势”[41]。清兵长途尾追，疲惫劳顿。而且，义军所到之处，群众踊跃参加，队伍迅速扩大，据清朝官吏说“陕楚接壤一带大山，素习邪教之人，处处皆有，愚民无知，已被奸匪勾引，执迷不悟，形同疯癫。此番各股贼匪窜过郧西、商南、商州一带，随入逆伙者不下数千。甚至携带刀矛，误到官兵营盘，尚称寻觅某师傅。见人则口念咒语，合掌叩头。山阳县属，山僻村庄，邪教尤多，竟有自焚其屋随去者。邪教煽惑，一至于此，极堪痛恨”[42]。

白莲教起义军流动作战，灵活矫健，越战越强，队伍日益壮大。清军被牵着鼻子在大山丛林中乱转，疲于奔命。清朝将领惊呼，“邪匪滋事以来，蔓延四省，辗转两年，处处有贼，处处需兵，负固则经年累月不能克，奔窜则过都历郡不能御”。“贼之往来可以自如，我之进退反不能自主；贼分而我兵不得不分，贼合而我兵不能复合……贼愈杀而愈多……兵日添而日少……贼势益张，兵气益畏，日延一日，事恐不可问矣”[43]。清兵害怕在流动战中被消灭，只敢合兵尾随，不敢分兵堵击，行动迟缓，观望避战。清廷上谕中指出，“闻各路剿贼，名为绕截，其实畏贼远避。民间有‘贼至兵无影，兵来贼没踪，可怜兵与贼，何日得相逢’之语。又闻有‘贼来不见官兵面，贼去官兵才出现’一语”[44]，这是清朝兵将懦怯无能的自供状。

一七九七年春，起义军活动于陕西南部的秦岭山区。五月，王聪儿、姚之富与王廷诏、李全等三路义军会师于镇安，在表带铺击败清军，毙清朝护军统领阿尔萨瑚等，接着又在王家坪设伏，重创清军。六月，起义军由汉阴、石泉直趋紫阳，强渡汉水。当时任清军统帅的惠龄奏报，“黄龙垱西窜之贼，在紫阳县之白马石抢船渡江”（阴历五月十二日），并有“钱万正等……为贼雇船偷渡……张三清为贼渡送妇女老幼”[45]。紫阳白马石等处，居汉水上游，水深不过三四尺，船只只载义军中的老幼妇孺，其余多系骑马浮渡，身体强壮的战士，每两人挽手划水而过，甚为壮观。直到襄阳义军渡江五天后，惠龄才率兵姗姗而来。起义军顺利渡过汉水，为进军四川铺平了道路。清朝最高统治者又急又气，大骂“惠龄等竟已放贼全数偷渡汉江，尚敢䩄颜陈奏，无耻之至。惠龄、恒瑞、庆成、柯藩、艾如文均着传旨严行申饬”[46]。惠龄被“夺官衔、世职、花翎，易宜绵总统军务，降惠龄为领队，听节制”[47]。

襄阳起义军渡过汉水以后，七月，又重新分兵三路进入四川，穿越大巴山区，到达通江、达州。这时，四川的白莲教已响应湖北义军，纷纷起义，但由于缺乏战斗经验，被清军分割包围，形势危急。襄阳起义军到来，与四川起义军会师，击败清军，声势大振，战局顿时改观，从此，农民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二、四川白莲教响应起义和襄阳起义军的失败

白莲教广泛传布于鄂川陕豫等省，教徒们声息相通，休戚与共。所以湖北的教徒发难以后，四川的教徒也积极准备，欲起而响应。当时，苗民起义尚未平息，湖北的教民又起，四川的清军都调去作战，川省空虚。一七九六年（清嘉庆元年）十月五日，四川达州的白莲教领袖徐天德首先在亭子铺举起义旗，群众纷纷参加抗清的武装队伍，“旬日间，有众万人”[48]。接着东乡的白莲教首领王三槐、冷天禄、张子聪等，聚众万人响应。四川的起义，一开始来势很猛，起义群众“陕楚籍居三之二”，“一旦揭竿，战斗如素习。而川东数州县，皆界连汉南大小巴山，袤延千余里，贼巢踞其中”[49]。陕西巡抚秦承恩屯兵兴安，四川总督英善、成都将军勒礼善率兵进剿，都慑于起义军的声势，畏缩不前。英善派中营游击尚维岳、左营游击范懋率两千人驻扎娘娘庙，令左营都司清福出东乡之天星桥为犄角。徐天德义军居亭子铺数日后，转屯麻柳场，乘清兵不备，夜袭娘娘庙，打死尚维岳、范懋、清福及把总多人，清兵全军覆没。然后，扫荡了达州、东乡、太平、新宁、渠县、大竹等地的团寨乡勇武装。于是白莲教起义“辗转蔓延……遂不可遏”[50]。十一月，太平的白莲教首领黄富才、卿有义起事，徐天德便率起义军经太平进入陕西境内，分兵攻打兴安府的安康、平利、紫阳等县。此后，陕西各地白莲教也纷纷举起义旗。十二月，安康冯得仕起于将军山；翁禄玉、林开泰起于大小米溪；王可秀、成自知起于安岭；胡知和、廖明万、李九万起于汝洞二河。

是月，四川总督英善令重庆总兵袁国璜，率清兵至东乡，直逼徐天德起义军的后方营垒。义军乘清兵扎营未定，发起攻击，激战三昼夜，恰值陕西兴安总兵何元卿率兵增援，清军始脱离险境。于是，袁国璜、何元卿“遂合兵老营湾，四围树巨木、编竹，缚以生牛皮，外坎长壕，埋铁棱其下……官兵每黎明黄昏，例百人出营放鸟枪三周，喊号三声”[51]，以为这样即可安然无恙。一天凌晨，浓雾重霾，起义军发起突然袭击，“火球如流星百万，掷入营内，外用长绳飞钩，拔栅倒复壕上如平桥，营中惊起，仓猝未及披衣，火光满帐，贼万众扑入，杀声闻数十里”[52]。结果，袁国璜、何元卿及都司高杰等官员均被击毙，起义军大获全胜。

第二年（一七九七年，清嘉庆二年）一月，巴州白莲教首领罗其清及苟文明、罗其书、鲜大川等于方家坪起义，称巴州白号；通江首领冉文俦及冉天元、冉天泗、王士虎等于王家寨起义，称通江兰号；太平首领龙绍周及徐万富、龚建等于南津关起义，称太平黄号。此外，还有云阳月兰号林定相，奉节线号龚文玉等，也纷起响应。巴州、通江、太平、东乡等地，“俱毗连陕楚，于是三省之贼，互相出入，益肆猖狂”[53]。一月二十七日（农历除夕），徐天德、王三槐等攻破东乡城，击毙哈密办事大臣佛住，至此，四川的起义斗争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四川起义军一开始虽然获得了胜利，但随后又重蹈湖北起义军的覆辙，他们也株守山寨，没有主动出击，越来越陷于被动。起义军踞守的山寨，地势险峻，都在悬崖峭壁、深林密箐之间，易守难攻。可是，由于起义军没有乘胜进击，清军赢得了喘息和重新部署的时机，大队人马陆续调至四川，悍将明亮、德楞泰在攻灭苗民起义军后，移师入川，军容颇盛。同时，地主武装蜂起猬集，其中著名的有南充知县刘清组织的乡勇。刘清为官清廉，民间有“刘青天”之称。他在起义军中有极大的欺骗性，起义军与刘清相遇，往往避道不战。刘清还只身进入起义军的营寨中，招抚劝降，有些人受了他的诱惑而放下武器。另外，还有罗思举、桂涵等率领的乡勇，他们都是当地土著，慓悍善战，熟悉地理乡情，与官军协同作战，成为起义军的劲敌。

一七九七年春，清军和乡勇陆续攻破起义军的据点张家观、清溪场、金峨寺、重石子、香炉坪，义军的重要领袖孙士凤牺牲。孙与各地的白莲教徒均有密切联系，享有很高的威信，据清朝奏报中说：孙士凤“在教匪中辈分最高，贼众均称孙老师父，即徐天德等无不拱手听命。凡陕西之兴安，四川之达州、巴州，湖北之来凤等处，该犯传徒甚众，实为三省传教首恶。去岁从太平起事，旋又窜至东乡”[54]。孙士凤战死于川鄂起义军大会师的前夕，分散的各支起义军之间少了一位识大局、有谋略、孚众望的联络人，对各支起义军的团结抗清极为不利。七月，徐天德、王三槐、冷天禄等和清军苦战，屡遭失败，部队大量减员，仅余两千多人，情况十分危急。恰好襄阳义军数万人分三路入川，给四川起义军解了重围，局势顿时出现了转机。

襄阳义军由通江竹峪关进抵东乡，与四川义军会合。王聪儿、姚之富等驻开县南天洞，李全与徐天德、王三槐等部驻温汤井，“分屯山冈，延亘三十余里”[55]。各路义军决定重新按青、黄、兰、白分号，并设掌柜、元帅、先锋、总兵等职，确立各路义军的建制。于是，川省方面，达州首领徐天德所率义军称达州青号，徐天寿、王登廷、张泳寿、赵麻花、汪瀛、熊翠等附之；东乡首领王三槐、冷天禄所率义军称东乡白号，张子聪、庹向瑶、符日明、汤思蛟、张简等附之；太平首领龙绍周所率义军称太平黄号，龚建、唐大信、徐万福等附之；巴州首领罗其清所率义军称巴州白号，罗其书、鲜大川、苟文明等附之；通江首领冉文俦所率义军称通江兰号，冉天元、冉天泗、王士虎、陈潮观等附之。襄阳义军方面，襄阳黄号以王聪儿、姚之富、王廷诏、王光祖、樊人杰为首领，伍金柱、辛聪、辛文、庞洪胜、齐国谟、伍金元等附之；襄阳白号以高均德、张天伦为首领，宋国富、杨开甲、高天升、高天得、马学礼、魏学盛、杨开第等附之；襄阳兰号以张汉潮为首领，李朝、李槐、詹世爵、陈杰、刘允恭、张什、冉学胜、戴世杰等附之。

东乡会合并没有提出统一的斗争纲领和口号，张汉潮义军在进入四川时，曾经张贴过一布告，宣扬清朝“气运既衰，天心不顺，已归我汉家之天下”，并明确提出“兴汉灭满”的号召。所谓“兴汉灭满”虽然不是全部起义军的共同口号，而且口号本身带着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但是，经过与清朝政府一年多的殊死血战，起义军在东乡会合前后对这场斗争的目的的认识，从过去的“官逼民反”到这时的“兴汉灭满”，应该说在认识上是深入了一步。

这时，清军从四面八方围攻川楚起义军，总统川陕军务的陕甘总督宜绵、广州将军明亮、都统德楞泰、提督庆成、柯藩等，率兵汇集于东乡一带。惠龄和侍卫舒亮也从陕西赶来，形成三面夹击的态势。义军虽有好几万人，但在那里久屯并与清兵周旋却极不适宜。一方面因为川东山区地瘠物竭，人烟稀少，无法解决部队足够的给养；另一方面，川楚两部义军在联合问题上存在分歧，农民小生产者保守散漫，心胸狭隘，把地方利益放在首位，各支义军之间甚至猜疑防范，不能团结对敌。据王三槐说：王聪儿、姚之富“他们曾差人来说要合伙……后来大家商量，我们四川地方犯不着教他们湖北的人来糟蹋，不肯与之合伙”。他们甚至害怕遭到湖北义军的暗算火并，相见时小心提防，“俱系马上与之见面，都未到过营盘”。又以“大家分散便于逃走”[56]为理由，拒绝襄阳义军“合伙”对敌的要求，带领一部分队伍撤向西北方的通江、巴州地区。鉴于这种情况，襄阳义军决定李全、樊人杰、王光祖等部继续留在四川，而主力军重返湖北，经万县、云阳、奉节、大宁，沿长江而下，各地白莲教徒纷纷起义，“人数顿至数万，分股四扰，复有新起之贼，响应愈多”[57]。

七八月间，襄阳义军分两路进入湖北，前队王聪儿、姚之富等约二万人，由兴山北上，攻保康、南漳，以襄阳为目标。后队王廷诏等一万人，趋远安、当阳，佯攻荆州，实为王、姚义军的后卫。清廷急忙调兵遣将，拼命阻击，“诏发吉林、黑龙江索伦兵三千，令侍卫惠伦、都统阿哈保以木兰进哨兵百余为先锋，并解察哈尔马八千匹赴河南、湖北”[58]。明亮率清兵于宜昌、远安城外截击，又设重兵扼守荆门州。九月，王、姚军与王廷诏军会合，分三路攻扑襄阳，先在关庙河歼灭副都统丰绅等二千清兵，又在郧县草甸设下埋伏，击毙护军统领、御前侍卫公惠伦。因清兵防守严密，义军放弃攻城计划，向西直插房县、竹山，佯走陕西，欲引清兵追入山，而乘间北渡汉水。当时清兵对汉水早有戒备，义军未能北渡，遂继续向西进入陕西境内。十月，原先留在四川的襄阳义军李全部从川北折返陕西，在兴安与襄阳义军的大部队会师。

自一七九七年二月至九月，襄阳义军沿着河南、陕西、四川几省边境，迂回流动，行程数千里，返回湖北，又进入陕西。半年多时间内，绕了一大圈子，发动了广大贫苦百姓，打击和威胁清王朝的统治。

所以取得这样的胜利，首先是起义军在老林地区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他们“行不必裹粮，住不借棚帐，党羽不待征调”，所到之处，“有屋舍以栖止，有衣食火药以接济，有骡马刍草以夺骑更换”，并有各地教徒“为之向导负运”。“是以自用兵以来，所杀无虑千万，而贼不加少”[59]，可见，起义军处处得到人民的支持。相反，清兵行军，不得不携带大量“锣锅帐房”，每人“身所佩带，不下二三十斤”。因为得不到百姓支持，“负粮夫马日只行数十里，兵行一日，粮两三日始达，干粮难以多携，不能不住扎等粮”。因为没有群众当耳目，清兵“行必按队，止必安营，挖壕树栅，守卡站墙，日夜不得安歇”。这就是清朝官吏所哀叹的“贼常饱，而我兵常饥；贼常逸，而我兵常劳”[60]的主要原因。

其次，起义军流动作战，机动灵活。他们“倚恃老林无忌惮”，“万山之中任奔走”[61]。各路义军，“忽分忽合”，分合无定；清兵前后夹击，则左右分驰；清兵东西并攻，则南北各奔。部队以分散行动为基本的作战形式，“合则数千人只成一股，分则二三百人亦可作两股三股”[62]。各路起义军的分号编制，也机动灵活，“从大股分出小股”，“一股分为数股”。白莲教义军分成许多营，如“曹家营”、“冉家营”、“齐家营”、“杨家营”、“张家营”、“魏家营”等等，营以下又有旗，旗是基层组织，经常独立活动。如义军战士说“我等是齐家营分出之一股，共有四十杆旗，一杆旗内二三百人不等”[63]，又如进入甘肃的义军，“立有各色旗一百八十余杆，每旗聚人六七十不等”[64]，这种营旗组织，分合自如，是为了适应分散作战的需要而组成的。清最高统治者嘉庆帝深深地感受到起义军流动分散作战的威力。他惊呼：“追捕稍疏贼合队，官兵既至贼又分；倚恃蚕丛肆奔窜，忽聚忽散劳我军。”[65]当时的湖广总督勒保也不得不承认：“以言兜剿，即数十路难以圈围；以言堵御，虽数十万兵亦不敷分布。”[66]加上起义军善走善战，利用天时地利条件，“善用伏、用诈、用偷营”，常使清兵猝不及防，时遭损折。

一七九七年十一月，清将领明亮、德楞泰，根据襄阳士绅梁有谷等“筑堡团守”，防御起义军的经验，向清廷上了一个奏折，建议责成地方政府和地主豪绅组织乡勇，用堡寨深沟对付流动分散的义军，断绝其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使义军“所至，野无可掠，夜无可栖，败无可胁”。显然，这是对付起义军流动作战的比较有效的作战方式。可是当时清朝最高统治者迷信清兵的力量，没有看出这个主张的重要意义，认为“以筑堡烦民，不如专擒首逆”，拒绝了这一建议。

由于襄阳义军第二次入陕，清统治者又重新部署兵力：任命勒保为湖广总督，以明亮、德楞泰一路专门追剿王聪儿、姚之富义军。上谕特别指出：清军主力，“劲兵健马，俱在明亮、德楞泰一路，其所剿姚之富、齐王氏二贼，尤贼中首逆。朕所盼惟明亮、德楞泰二人，不得……稍存观望”[67]。同时责成宜绵率清兵对付四川王三槐、徐天德、罗其清、冉文俦等部义军；责成额勒登保率清兵对付巴东覃加耀、林之华等部义军；责成观成、刘君辅率清兵对付大宁老木园的陈崇德部义军；责成惠龄、恒瑞、庆成对付安康的李全部义军。并且明令规定，各路清兵，“各办各贼，原不相统，不拘何路擒贼，即此路将帅之功，何路养贼，即此路将帅之罪，其各自为战”[68]。清统治者采取分兵追击、各负责任的办法，以对付起义军的分股流动战术。

一七九七年年底，襄阳起义军在陕川边境与清兵周旋，作大幅度的迂回运动，忽而入川，忽而返陕，清兵捉摸不定。十一月，襄阳义军在陕西平利、镇坪、安康、洵阳、紫阳、石泉等地分散出击。十二月，经过艰苦奋战，在汉中以西会师，连营二十余里，并折入川北。

为了打破清兵围堵阻击的局面，襄阳义军决定发起新的进攻。即与川省起义军配合，利用汉水上游及其两侧南巴老林山区的有利条件，迂回盘旋，甩掉追击的清军，抢渡汉水，奔袭西安，东出河南，进一步发动群众，扩大队伍，变被动为主动。为此，起义部队作了相应部署，将襄阳各号重新组成四路大军，以王聪儿、姚之富率领的为一军；以王廷诏、高均德率领的为一军；以李全、樊人杰率领的为一军；以张汉潮、刘永泰率领的为一军。这时，汉水两岸有大批清军和乡勇防守，明亮、德楞泰又紧紧咬住起义军紧追不舍。起义军几次抢渡未成。一七九八年（清嘉庆三年）一月，起义军采取巧妙的战术，王聪儿、姚之富率主力从川北进抵汉中之东，引诱清军跟追。高均德乘敌不备，趋汉中之西，在汉水上游抢渡成功，奔城固、洋县，深入秦岭，指向西安，“全陕震动”。其实高均德所部人数不多，并无攻取西安的可能，但清军害怕西安有失，惊慌失措。正在追击王聪儿、姚之富义军的明亮、德楞泰等，只好撇下了王、姚义军，回师尾蹑高均德。就像明亮所说：“以贼情，则齐王氏首逆；以地势，则高均德将东惊西安，扰豫楚，而景安、秦承恩等防守步兵不能驰击。”明亮“遂舍齐王氏，率大兵八千驰赴汉中”[69]。这就给襄阳义军大部队一个机会，得以乘虚由西乡奔石泉，在黑石头浅渡汉水。消息传至朝廷，“上大怒”，责斥明亮“舍重就轻，堕贼计，使齐王氏得乘间北渡。尽夺世职、紫缰、孔雀翎，戴罪立功”[70]。

起义军各路渡汉水以后，三月，王聪儿与高均德会师，吸引明亮、德楞泰、额勒登保主力，长驱东北，出入镇安、山阳、商州一带。而李全、王廷诏义军，则分路由城固、洋县老林山区，北出宝鸡、岐山，合攻郿县、周至。李全的先头部队王士奇义军，逼近西安，严重威胁陕西首府的安全，陕西巡抚秦承恩匆忙撤兵，回师西安防守。秦承恩“性懦弱不知兵事”，“惟闭城独守，日夕哭泣，目皆肿”[71]。当时，义军王士奇部与清总兵王文雄部，在焦家镇、屹子村展开激烈战斗，可惜王士奇部是义军的一支偏师，战斗力较弱，清军拼死力战，义军损失惨重，王士奇战死，余部败回。从总的形势看，清军在川陕有较多机动兵力，尤其地方乡勇众多，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甚大。而且，德楞泰取代了明亮的职权，跟追十分卖力，额勒登保也从川东赶来助战。王聪儿、姚之富率领的义军被清兵死死缠住，未能与李全军会合，失去了会攻西安的时机。从此，白莲教起义军又陷入了被动地位，在德楞泰、明亮的追逐下，折向东南，在山阳的石河、宽坪与清军激战，连遭挫折。起义军且战且走，退到湖北郧西的三岔河，两旁都是高山峻岭，起义军走进山沟，“彼时，贼匪如从沟口窜出大路，即毫无阻拦。（清兵）因别无路径绕出贼前，正在焦急”[72]，郧西知县孔继檊率领乡勇数千人，赶在起义军的前面，堵住了沟口。起义军被装进了口袋里，前有乡勇堵截，后有清兵追赶，两侧俱是山梁，“贼众男女尚有八九千人，犹敢舍死冲破，占住山梁，奔突沟口”[73]，冲击多时，未能突出包围，义军集结在左右两个山梁上。清军侦知王聪儿、姚之富被困在名为卸花坡的左山梁上，于是全力攻扑，“该逆尚率男妇三千余人，滚石放枪力拒”，清军与乡勇，人多势众，蜂拥而上，义军中有很多老弱妇幼，力战不支。王聪儿与姚之富“率众奔逃至险峻之处，弃马爬越”[74]，清军团团围住了山梁，义军已无路可走，仍奋力抵抗，纷纷倒在血泊之中。王聪儿率领女战士十余人，与姚之富等攀登山顶，誓不做俘虏，不遭侮辱，相继跳崖，壮烈牺牲。时王聪儿年仅二十二岁。两年多来，她领导数万起义群众，驰骋疆场，转战万里，与强敌搏战，打得清兵狼奔豕突，惊惶失措。在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斗争的漫长岁月里，王聪儿树立了一位起义女英雄坚贞不屈的光辉形象。

这时，湖北白莲教起义军还有李全、高均德、张汉潮等三大支，除张汉潮军远在湖北荆门州以外，李全、高均德和四川的阮正隆起义军，聚集在陕南的镇安、山阳一带。他们收集了王聪儿、姚之富的残余部队，悲愤填膺，欲为王、姚报仇，奋力与清兵厮杀。但当时，清廷已起用勒保为四川总督，代宜绵总统军务。各路清军云集于陕西南部，起义军新遭败衄，士气不扬，战斗屡失利，部队的情绪大受影响。许多楚豫战士想返回湖北、河南老家，而川陕籍的战士又不愿东走，队伍发生了分裂。阮正隆部下多四川人，脱离大队，单独行动，渡汉水南下，进入四川。李全、高均德的义军与清军的两大主力额勒登保、德楞泰周旋于秦岭大山之中，长途奔绕，时合时分，但无法冲破清军的阻拦，进向河南。是年七月，高均德、李全抢渡汉水，全军南下宁羌、广元，进入四川，与川北的冉文俦义军会合，德楞泰阻击不及，这个被誉为“英勇超伦，战必身先陷阵”的凶恶将领因此受处分，“诏斥纵贼，夺爵职，留副都统衔”[75]。

一七九八年下半年，除张汉潮仍在湖北、陕西活动外，白莲教起义军，都集中于四川，此后，原襄阳义军已蹶而不振，只能起配合作用，而四川的义军力量仍很强大，成为继续斗争的主力。

三、四川起义军的防御和进击

这时，四川起义军中最强大的有冉天俦、罗其清、王三槐、冷天禄、徐天德等支。冉、罗活动于川北的仪陇、营山、巴州一带，与湖北义军的余部合作，利用险峻的地势，扼守山寨，抗击清军；王、冷、徐等则进出川东，转战于开县、梁山、垫江一带，发动当地人民起来抗清。李全、高均德率领的湖北义军余部再入四川，虽然增强了四川义军的实力和声势，但原在陕西的清军主力也跟踪入川，集中优势兵力，追击围剿；额勒登保、德楞泰、明亮等在川北作战，攻冉文俦、罗其清与李全、高均德部；勒保与惠龄、恒龄在川东作战，攻王三槐、冷天禄、徐天德部；陕甘总督宜绵专防由川入陕的义军；湖广总督景安专防由川入楚的义军。诏各路清兵，“各专责成，互相援应，毋东驰西击，各不相顾”，“齐心蹙贼，毋致窜逸”[76]。于是，一场反抗清朝统治和镇压的风暴，汹涌澎湃，迅速地在四川东北部展开。

东乡白号王三槐、冷天禄部和达州青号徐天德部，是川省白莲教起义军的主力，曾被清政府称为“川匪最悍者”。一七九八年（清嘉庆三年）初，清军围困林亮功义军于白岩山，形势危急，王三槐、冷天禄、徐天德等率兵援救，大战于云阳、开县之间，切断自重庆至川东的粮道。围攻白岩山的清兵“缺饷两月，乡勇四散，贼林亮功遂倾巢突出与王三槐合营围开县，水陆并进，势张甚”[77]。王三槐、冷天禄义军与清兵激战于开县梓橦庙、九龙山、铁索桥，接着在太平金盆池一仗，使总兵朱射斗惨遭败绩，清兵大炮丢弃沟渠，被义军缴获，皆掷入金盆池。六月，勒保派观成、舒亮率清兵截击林亮功部，义军受挫，余部两三千人返回东乡安乐坪，与王三槐义军会合。徐天德、王克祖等义军，则出没于太平、开县之间，屡与清兵周旋。

当时，四川义军实力相当雄厚，可是东乡白号首领王三槐意志不坚，对清统治者的招抚、诱降阴谋认识不清。他过分相信南充知县刘清，誉他为不欺压百姓的“刘青天”，甚至曾跟随刘清进入清帅宜绵大营，企图用诈降手段袭击清兵，“官军预设备，击败之”[78]。八月，勒保设下毒计，派遣都司马龙和贡生刘星渠两人，入安乐坪劝说王三槐谈判招安事。王三槐“恃前此入军中无忌，乃留星渠为质，而自诣大军”[79]，终于被勒保逮捕，解京处死。勒保假冒阵前生擒王三槐报功朝廷，骗得了“一等威勤公”的爵位。王三槐之死，对四川义军虽为一大损失，但东乡白号在冷天禄率领下，仍踞安乐坪，抗拒清兵如故。十一月，勒保率兵包围安乐坪，因义军寨中盐粮将尽，冷天禄诈称请降，于夜里率部突围，安全转移。“诏责勒保拥大兵，攻粮尽援绝之贼，旷日持久”[80]，毫无成效。其他如王光祖、包正洪、萧占国、张长庚等义军，也分别进攻江北涪州、忠州等地。徐天德则率师直趋大竹、邻水。

川北义军罗其清、冉文俦两支部队，一七九八年六月占据大神山，连营数十里。七月，德楞泰、惠龄等率兵围攻，义军转移到营山县的箕山。箕山围径百余里，三面陡绝，只有东南方向可通道。当时恰好王廷诏、高均德、张天伦等率襄阳义军余部至，与罗其清会合。箕山义军阵地，“排栅三层，山后寨卡林立，晓夜鼓角，与大营相闻，高均德、张正隆、唐大信、王廷诏、李全，左右立寨依之”[81]。义军防守严密，无懈可击。可是，川北义军的两大主力罗其清和冉文俦不睦，不能团结合作，冉文俦在大神山战败，逃往箕山，罗其清“惟与冉文俦有隙，不许上山”[82]。九月，德楞泰引诱义军下山，伏兵邀击，罗其清中计战败，高均德、龙绍周、唐大信等北走广元，与徐天德、樊人杰、王登廷等义军合兵直趋陕西。德楞泰见义军大队北上，惧怕清廷责怪，急忙舍弃罗其清、冉文俦部，分路追截北上的义军。罗其清乘清兵北追之际，分兵五六千攻打营山县，抄袭清兵后路，徐天德等则东扼渠县饷道，截留清兵粮草，与罗其清犄角相应。最后，罗其清等被迫放弃箕山基地，与王廷诏、李全等部退据大鹏寨。额勒登保、德楞泰、惠龄、恒瑞率四路清兵接踵而至，义军开始了大鹏寨的艰苦战斗。

大鹏山地势险绝，“宽广一百余里，半属悬崖，山上水泉堰塘甚多”[83]，西北有观紫山、龙台山；东北有高峻的双山子，山后“悬削数十余丈”，易防难攻，山前“各隘皆垒石严守”。居民旧寨建在双山子上，木栅石墙，均极坚固。义军在宝珠寺，囤积粮食，山寨周围，分立卡隘，严防密守，并派队伍在营山、仪陇、巴州一带截断清兵粮道。同时由徐天德、冉文俦义军分别攻打大竹、梁山等地以为声援。十一月，清兵四路围困大鹏寨，开始总攻，昼夜轰击，纵火焚寨。经过近一个月的激战，清兵从南面、西面方向突破山寨，罗其清率部撤退，且战且走，退据虚空寨，再次被围。又因虚空寨无粮无水，无法防守，被迫突围至方家坪，部队遭受严重挫败，溃散殆尽，罗其清被俘，英勇就义。

罗其清部失败后，通江兰号冉文俦率义军退据通江，在地势险峻的脂麻坝建造工事，分筑寨门，外设木城三座。一七九九年（清嘉庆四年）一月，惠龄、德楞泰等率清兵逼寨下营。德楞泰、额勒登保攻东面；惠龄攻西面；总兵朱射斗、阿穆勒塔攻南面。义军奋力还击，打死清将多人，“官兵将不支”[84]。冉文俦手执大旗，身先士卒，率众突围，击毙清守备何胜华等，因目标太大，被清兵用枪击伤，落入清兵之手，因伤重牺牲。

大鹏寨之战，四川义军罗其清、冉文俦部损失惨重。清统治者一面利用这一难得机会，大肆渲染胜利，令清兵统帅将出力员弁，开单具奏，论功行赏；一面忧心忡忡，觉得仅仅杀死一些“首逆”，使局部义军遭受挫折，并未能使整个局势根本改观。嘉庆帝在上谕中指出：严重的问题是各路清兵“畏贼远避”，“领兵诸将，懦弱无能”，“将权不一，互相推诿，迄无成功”。有时官军得到一些小的胜利，即夸大其词，报功邀赏，“竟置余匪于不问，是以王三槐、罗其清拿获后，余党仍四出焚掠，未见廓清”[85]。这种情况，使太上皇乾隆帝在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临死时，很不甘心，据嘉庆说，乾隆“亲执朕（嘉庆帝）手，频望西南，似有遗憾”。

一七九九年，川楚陕的战局又发生了变化，革命和反革命双方都在重新部署力量，研究对策，采取措施，竭力使战争向着有利于自己的结局发展。这年年初，乾隆帝死去，嘉庆原来只是个名义上的皇帝，凡事都由太上皇乾隆通过和珅调度指挥。乾隆死后，嘉庆才真正掌握了权力，为了迅速剿灭白莲教起义，他在行政、用人、战略等方面作了重大的整顿，表示要有一番作为。他扬言：“若军务一日不竣，朕即一日负不孝之疚，内而军机大臣，外而领兵诸将，同为不忠之辈。”[86]嘉庆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罢黜和珅，赐令自尽，铲除和珅势力，指出军事上的腐败，“从前军营带兵各大员皆以和珅为可恃，只图迎合钻营，并不以军事为重，虚报功级，坐冒空粮，其弊不一而足”，告诫统兵将领应革除积弊，“勉力蒇功”[87]。其次，以总督勒保为经略大臣，节制川陕楚豫甘五省军务。明亮、额勒登保均以副都统授参赞大臣，分领官军，各挡一路。此外，鉴于惠龄“为贼所轻”，令回京守制；宜绵“从未与贼交锋，且已老病，令解任来京”；秦承恩“不即督兵剿贼，且官声平常，交刑部治罪”；景安“本和珅族孙”，对义军“惟尾追不迎截，致有迎送伯之号”，“特逮下狱拟重辟”[88]。撤换了一些将领，惩治了一些贪官，奖赏了一些有功人员。再次，令勒保会同各督抚，晓谕州县，建立地主武装团练，并在地方推行“坚壁清野”的恶毒政策，强令各地百姓“并小村入大村，移平地就险处，深沟高垒，积谷缮兵”[89]，切断起义军与广大农民的联系，使义军在人员补充、粮食、武器供应方面造成很大困难。最后，大力推行招抚政策，“诏许悔罪投诚”，在义军中传示“被胁之人，有能缚献贼首者，不惟宥罪，并可邀恩。否则，临阵投出，或自行逃散，亦必释回乡里，俾安生业”[90]，妄图以此瓦解起义部队。

这时，起义军在四川作战并不顺利，祖师观、箕山、大鹏寨的战斗，暴露了起义军的弱点，兵力过分集中，固守几个山寨，易被分割包围，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一七九八年内，各据点纷纷失守，重要领袖被杀被俘，起义军遭到很大的损失。川东尚余徐天德、冷天禄等大股以及原襄阳义军高均德、樊人杰等部；川北各支挫折较重，溃散殆尽；此外张汉潮一支盘旋于陕南；张开甲、张士龙西窥甘肃。起义军吸取了血的教训，放弃固守据点战术，完全采取流动作战方式，并且把兵力更加分散，牵着清兵团团乱转，用各种办法，打击清军，补充给养，扩大队伍，力争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起义军的许多领袖虽然有很多牺牲了，但战争仍在继续，队伍尚在扩充，新的领袖也在斗争中出现、成长，就像清朝方面的奏报中所说：“各股贼匪，多者万余，少则数千及千余不等，或窜扰市场，或攻围山寨，甚或假扮兵勇商客，往来游奕，乘乡民无备，肆其裹胁。故觉与日见其多，首逆亦日见其众。除旧有贼目徐天德、王登廷、包正洪、张子聪、鲜大川、卜三聘、张天伦、辛聪、龚建、樊人杰、龙绍周、唐大信之外，复新添谯诚、颜中考、方文祥、冉天元、王珩、罗丰年、雷思榜、张纪、李光辅、于纲等匪，率其丑类，四出纷扰。其余黄号、蓝号、白号、黑号之零星股匪，不知贼首姓名者尚多。”[91]

在川东，起义军诸路出击，徐天德部于垫江，南下进攻长寿、涪州，然后北向开县，遇清兵德楞泰部阻挠，又北上太平，靠近陕西边境。云阳月蓝号包正洪在广安，受清兵杨遇春部袭击。三月，月蓝号萧占国、张长庚义军闻讯，急攻清兵后卫，部队至营山为清兵朱射斗部阻截，被逼上谭家山，因孤军失援，萧占国、张长庚阵亡。此时，包正洪已与仪陇的东乡白号张子聪会合，东进邻水。四月，冷天禄义军从忠州向西挺进，攻打大竹，行抵岳池，被额勒登保的大军追及。冷天禄麻痹轻敌，自率八百人断后。当时，杨遇春、杨芳、穆克登布等凶悍刽子手均在军中，眼看能擒捉要犯，争功心切，冒雨追赶。额勒登保“令穆克登布据石头堰以待，杨遇春潜出贼后，（额勒登保）自将索伦劲骑冲之。贼死斗，天禄毙于箭”[92]。冷天禄牺牲，起义军失去了指挥。次日，义军的大部队正乘船渡石笋河，杨芳率少数清兵追及，乘义军半渡之际，突出攻击，义军大败，五艘渡船倾覆，损失惨重。

五月间，川东义军各部首领包正洪、张子聪、卜三聘、樊人杰、龚建、徐天德等，将部队集中在开县、东乡之间，决定进入川陕老林地区。于是，张子聪向西佯取江口（今平昌）清兵粮饷，吸引额勒登保回师，而卜三聘义军即乘机北上直插大宁。其他义军则兵分两路，一路由徐天德、龚建率领，流动在大宁、太平（今万源）靠近大巴山老林地区；一路由樊人杰、龙绍周、唐大信、张天伦等率领，进出于川东和陕西境内的安康、紫阳地区，时而分散活动，时而集中攻击。七月，包正洪在战斗中牺牲。额勒登保追击张子聪于通江，为了支援张子聪部，义军冉天元、王登廷等袭清兵后路，骚扰其运输线，然后在东乡、大竹、邻水、长寿一带活动。王登廷义军以部分兵力插向大竹、渠县，牵制清兵，自率大队进入陕境，“火光绵延三十里”，声势大振。

在川北，白号杨开甲、蓝号张士龙义军，四月攻打甘肃的阶州（今武都），曾一度北上深入到巩昌（今陇西）、会宁地区，并在秦州（今天水）、成县、徽县、两当一带流动作战，牵引清军大批兵力。六月，杨开甲义军夺渡白水江，进抵陕西略阳。张士龙义军则由嘉陵江上游过江，与杨开甲部会合，共同进入川北。此举使清统治者惊慌失措，恼怒万分，诏责将军富成，“拥兵七千，专剿蓝白二贼，徒尾追不迎击，任蹂躏秦陇，褫职逮问，旋留军效力”[93]。当时张士龙在栈道西，张汉潮在栈道东，而张天伦由平利、竹谿进攻湖北，号称陕西“三张”，威慑一时。

张汉潮义军初在陕甘边境的徽县、凤县一带作战，后进入秦岭，分路在镇安、商州、兰田地区活动。清兵明亮部专责追堵张汉潮义军。但义军行动灵便，往来自如，官军无可如何。正如明亮奏言所说，“臣自去秋至今，日夜追贼，往返五省，所领兵三千，除落后留养外，仅存千余，堵剿不能兼顾……是以奔驰半载，未能殄灭”[94]。当时，勒保令永保率陕甘兵二千，又令庆成率直隶兵千余支援明亮。然而张汉潮义军忽而西进，忽而东撤，往返驰突，如入无人之境。先在终南山设伏败清军，又由子午谷越秦岭，趋商州转山阳，准备进入楚省郧西、郧县两地。以后又西返回陕，把永保、明亮、庆成、恒瑞、兴肇等部清兵拖得精疲力竭。九月，张汉潮分兵攻山阳、汉阳，牵制清兵，并以大部队北趋兰田、五郎。诏责庆成、永保不敢夹击义军，其实，正如嘉庆帝派松筠调查所报告的：永保自与义军作战以来，屡败手下，“气已馁，不敢迎击”。他的大部队总以分堵义军为名，久屯孝义厅，两旬有余。此人“无谋无勇，惟知利己，归过于人”。而明亮虽然久经战阵，然“精力已惫，追贼不能神速”。论他们的罪过，“永保为上，明亮、庆成次之，上褫逮永保”[95]。由此可见官军在陕西的狼狈境地。

五月，张天伦义军由陕西平利趋竹谿欲入楚，当时流动在川东太平、陕西紫阳一带的高均德、樊人杰部，也准备突进湖北，两军依势并进，引起清廷的莫大恐慌。湖广总督倭什布急调兵力迎战，义军杀死清参将董宁川，大队又折回陕境。但是，川陕边境的这部分义军，原系襄阳白号，战士多为湖北人，思乡心切，尽管清廷在湖北屯扎重兵，他们还是要打回老家。六月间，张天伦率队首先突破竹谿，高均德、樊人杰、龚建等分小股十数路，轮番出击，钳制清兵，大队则乘间隙攻入楚境。据倭什布向嘉庆帝报告，川东义军，“接踵入楚，不下二万，有北越荆襄之势”。

自一七九九年初至七八月，上述各路义军，分散流动出击，利用南山、巴山老林地区，在四川、甘肃、陕西、湖北等省迂回作战，给清兵以沉重打击，扭转了原先被动挨打的局面。形势有所恢复，队伍也重新发展起来。“贼以胁从而日增，兵以分防而见少”，“据川东北各府厅州县禀报，多者万余，少者数千，其不知首逆姓名者尚不知凡几。新起之贼，实多于剿除之数”，“贼愈剿而愈炽”[96]。清统治者一七九九年初围剿起义军的战略计划，只经过半年多时间便告吹了。嘉庆帝找了个替罪羊，历数勒保的四大罪状，责他“经略半载，莫展一筹”，“上负两朝委任之恩，下贻烝民倒悬之苦”。撤去勒保五省经略大臣之职，即令尚书魁伦、副都御史广兴“赴川逮问治罪”，由明亮暂代经略事务。九月，因明亮与永保之间矛盾暴露，嘉庆帝又任命战功最高的副都统额勒登保为五省经略大臣，补授正白旗汉军都统，德楞泰为参赞大臣，尚书魁伦为四川总督。同时惩处了一批带兵官员：“除景安、永保逮交刑部拟重辟外，秦承恩、宜绵均遣戍伊犁，英善以四品顶戴驻防西藏，惠龄……降级调用”，“戍庆成、兴肇于新疆，永保、明亮皆逮入京。”[97]

额勒登保上任，向嘉庆帝提出剿灭白莲教起义的方略，其中最恶毒的有两条：一是企图把起义军引出老林地区，追逐至川北聚而歼之；一是加紧坚壁清野，建立团练，修筑寨堡。这些方略得到清统治者的赞赏，“有诏嘉奖”，并积极地推行。

十月，在陕西战场，襄阳蓝号首领、白莲教起义发动者之一张汉潮英勇战死。十一月，高均德、冉天元、张天伦、龙绍周、唐大信、高天升（即高二）、马学礼（即马五）等几路义军，欲于紫阳、西乡一带抢渡汉水北上，在放马场地方与德楞泰部激战，襄阳白号首领、白莲教起义发动者之一高均德不幸被俘杀。张汉潮、高均德的牺牲，给起义军带来严重的损失，起义军由陕西退入川北通江、南江一带。进入楚境的徐天德、王登廷部也由湖北折回四川，在开县与清兵激战，打死乾清门侍卫安禄，然后活跃在东乡、太平之间，与陕西返川的冉天元义军会合。“恃其党众，时时分突，以牵官兵，阻运道。”[98]

年底，冉天元率所部义军向西挺进，驻屯苍溪。一八〇〇年一月（清嘉庆四年十二月），经略额勒登保集中清兵主力，将冉天元义军包围于苍溪，开始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决战。冉天元是冉文俦的侄子，冉文俦牺牲后，通江蓝号义军由冉天元率领。天元英勇善战，“专用伏以陷官军”[99]，在义军中有较高威信。苍溪大战前，额勒登保作了周密部署，令参将杨遇春、穆克登布从左右两翼合围攻击，同时分队迂回绕袭。战斗开始，穆克登布恃勇轻进，绕至义军占据山头前面，杨遇春则袭义军于山后。冉天元率部自山巅下冲，直压穆克登布后帐，并以全力攻击额勒登保的指挥营，打乱了清兵的部署，使其指挥失灵，双方白刃相见，“短兵格战”，“血战竟夜”。“诸帅远却，遇春亦退”[100]。清兵近山结营，入夜，义军四面攻击，点燃草团、火把掷山下，将清营照亮，射以强弓利箭，打得清兵无处逃窜。义军取得重大胜利，冉天元率部从容向巴州、开县一带转移。这一仗，打死清副将以下军官二十四名，使刚上任不久的额勒登保不得不向嘉庆帝“具奏请罪”。

当时，在川北的杨开甲、王廷诏、高天升、马学礼、辛聪等各路义军，乘机由潘家山老林北上陕西的城固、南郑等地，然后兵分两路以牵制清兵，前路向西由略阳强渡嘉陵江，又一次进入甘肃的秦州、巩昌，势焰大张。在陕西西乡、汉阴、石泉、紫阳、江岸的张汉潮余部冉学胜义军，也纷纷出击接应，陕省告急。而樊人杰、张天伦义军，则自陕西平利东进湖北的竹谿、竹山地区，清廷又起用明亮为领队大臣，驰赴湖北。鉴于陕甘形势，额勒登保奏请亲自率兵赴甘肃征剿，将川省军务交总督魁伦代管，令朱射斗、百祥与德楞泰合剿川北的义军。

一八〇〇年二月八日，冉天元乘额勒登保、德楞泰赴陕甘作战，川境空虚，联合各路义军经由定远县的石板沱夺渡嘉陵江，江防的乡勇正忙于欢庆元宵节，观赏春灯，疏于防守。义军夺船过江，打得江防乡勇措手不及，大队人马顺利进入川西。部队经南部、盐亭、射洪等地，与东乡白号张子聪，奉节线号陈得俸，太平黄号徐万富，达州青号赵麻花、汪瀛等义军联合，更由于老林山区啯噜党的纷纷加入，部队很快由几千人发展到五万人。

冉天元等义军大举向川西挺进，进攻蓬溪县城，引起清统治者极度震惊，清吏说：起义军“前在蓬溪，敢于恃众攻城，已属数年来所未有”[101]。四川总督魁伦因此被革职留任。当起义军进抵蓬溪县的高院场时，恰与赶来征剿的总兵朱射斗部相遇，双方展开激烈搏斗。二月十二日，朱射斗被义军数重包围，寡不敌众，魁伦拥兵不救，朱射斗这个镇压白莲教起义的凶恶刽子手，遇坎落马，被起义战士斩于阵前。射斗既死，反动派十分懊丧，而广大起义将士，则拍手称快，斗志昂扬。[102]

高院场战斗之后，为了接应进入甘肃的义军，冉天元率大队北上梓潼、剑州（今剑阁），清廷急令德楞泰自陕西回师，屯兵广元阻挡。冉天元、徐万富、陈得俸、汪瀛等部集中于江油县的马蹄冈，德楞泰率清兵自广元南下，据龙安各要道。双方于白家坝遭遇，各分五路，进行激烈战斗，义军早有埋伏，且战且走，将清兵引至新店子，此处，是起义军主力所萃，“蚁聚蜂屯，占据九座山包，排列整齐”，清兵进入圈内，“伏贼突出，三面环绕，我兵初犹枪箭齐发，继则愈聚愈多，不避枪箭，刀矛交错，鏖战两时之久。赛冲阿、温春、阿穆勒塔等忽被重围，箭支射尽，持刀砍杀”[103]。这次遭遇战中，虽然奉节线号首领陈得俸及冉天元之弟冉天恒牺牲，冉天元本人也受伤，但清兵被包围截杀，伤亡惨重。至暮，德楞泰率残部乘黑突围，冉天元也率队撤走，未穷追。德楞泰很快得到了增援，重新摆开架势，四路分兵，以赛冲阿等攻包家沟；阿哈保等攻火石垭；温春等攻龙子观；德楞泰自率大队攻马蹄冈，双方仍在江油马蹄冈进行决战。冉天元仍用伏击战术将主力集中于马蹄冈，并伏兵于火石垭，待清兵主力进入埋伏圈，义军猝然并起，用湿棉絮裹毛竹牌抵挡清兵的弓箭火炮，轮番向前冲杀，“前贼却步，后队刃之，誓致死决胜负”。清兵被层层围困，饥渴疲劳，激战昼夜，数路皆败。清兵统帅德楞泰仅率数十亲兵，下马据山巅，以为必死。冉天元率众登山，直取德楞泰。在此关键时刻，左路地主团练头目都司罗思举，“乃急令兵多拾雹石”，纵乱石雨击，义军“皆弃竹牌反走，绊蹶满路……遂救参赞于前山”[104]。冉天元的坐骑中箭，跌入山涧，不幸被俘遇害。义军失去指挥，溃不成军，咫尺相及，转胜为败。

川西江油县马蹄冈战役，其规模和激烈程度，为白莲教起义以来所罕见，交战双方损失惨重。尤其壮烈就义的冉天元，“雄黠冠川贼……曾败经略（额勒登保）兵于苍溪，号令群贼，横行川东、川北、川西”[105]。他的牺牲，给义军带来无可弥补的损失。

马蹄冈决战后，义军尚有万余人，由张子聪、汪瀛率领，自剑州南下。清兵将领心有余悸，闻风而逃。义军巧袭射洪县潼河渡口太和镇，过了潼河，迅速向西行进，插入“川西完善腹地”，成都宣布戒严。嘉庆帝闻讯大惊，斥责四川总督魁伦“两次纵贼渡江，使川西无完地”，革职逮京，赐令自尽。重新任命勒保为四川总督，参赞大臣德楞泰授四川将军，阻截起义军。

清兵主力开始集结川西，并且加强了成都的防备力量。五月起义军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留张子聪、庹向瑶所率义军，仍在川西转战流动，牵制清兵；一路汪瀛、徐万富等所率义军，再渡潼河，沿射洪、西充、盐亭、阆中，趋嘉陵江上游，北上与甘肃阶州、岷州的起义军会合。可是，形势已经大大不如从前了，清军在四川的兵力占优势，马蹄冈决战的转胜为败和冉天元的牺牲，严重影响起义军的士气。经过几次激烈战斗，达州青号首领汪瀛被俘杀，杨开甲、鲜大川先后为叛徒所杀害。起义军退出川西撤入川东北，进入南山和巴山老林中，坚持长期斗争。

四、起义军后期的艰苦奋战与失败

一八〇〇年（清嘉庆五年）下半年，白莲教起义军更加衰落下去。此后，起义军虽然英勇作战，在个别战役中仍能取得胜利。但从全局看，义军在粮饷兵源方面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斗争的规模和声势每况愈下，失散离开队伍的现象与日俱增。而清统治者在几年的战争中吸取教训，针对起义军本身的弱点，采取了有效的镇压措施，尤其是“坚壁清野”、“寨堡团练”政策发生了效用。

关于“寨堡团练”、“坚壁清野”，早在白莲教起义初期就曾提出过，但未被推广。以后，清统治者逐渐认识到，单纯的尾随追击，使清兵疲于奔命，不仅不能奏效，反而经常被伏击歼灭。况且此时的八旗兵已腐败不堪，“不习劳苦，不受约束，征剿多不得力”，基本失去战斗力。即使讨伐起义军的清兵主力绿营，也是“将领不能约束兵丁，所过甚于盗贼”，“贼势益张，兵气益馁”[106]。一七九八年（清嘉庆三年），龚景瀚上《坚壁清野并招抚议》，系统提出用团练乡勇协助清兵作战，用坚壁清野的寨堡政策对付起义军的分散流动战术。

坚壁清野的内容，是“并小村入大村，移平处就险处，深沟高垒，积谷缮兵，移百姓所有积聚，实于其中。贼未至则力农、贸易，各安其生。贼既至则闭栅登陴，相与为守，民有所恃而无恐，自不至于逃亡”[107]。寨堡建成以后，必须有防守寨堡之人，于是又有“团练壮丁”之说。团练本地壮丁，分乡勇与团勇两种，“随营打仗守卡隘，官给盐菜口粮，听候调拨者谓之乡勇。百姓等自出己赀修筑堡寨，择年力精壮者，各备器械，里民自行捐给口粮，以为守御者谓之团勇”[108]。推广坚壁清野政策以后，各省招募团练甚多。自嘉庆三年至五年，仅四川巡抚福宁就报称四川团练已有十六万人。以镇压白莲教起义起家的刽子手罗思举、桂涵等，就是四川乡勇的头目。

一七九九年（清嘉庆四年）二月，嘉庆帝充分肯定“寨堡团练”、“坚壁清野”是镇压白莲教起义的“良策”。下诏“令勒保会同各督抚，晓谕州县居民，扼要团练，使贼无可虏掠，与官军犄角”[109]。于是，这个险恶政策由勒保大力推行于川东、川北，接着由那彦成、松筠、台布、长麟推行于陕甘，以后又由书麟、吴熊光推行于湖北。一八〇〇年，由于川北推行“寨堡团练”、“坚壁清野”的结果，起义军不得不离开四川，转战甘肃。清统治者以为“守御成效”，又下令各地加紧推广，“其令陕甘湖广督抚，严饬所属，山地则扼险结寨，平地则掘濠筑堡。其团练防守，有效者保奏，违者罪之”[110]。

“坚壁清野”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以前，起义军所以能够纵横五省广大地区，实行大规模的流动作战，根本的原因是得到人民群众在人力、物力和道义上的支持。实行“坚壁清野”以后，筑寨堡，并村落，驱百姓移居其中，集中所有粮秣给养，“清查户口”，“稽查出入”，“经营银粮”，“训练丁壮”，“修饬守备”。用种种手段强行隔断起义军与贫苦百姓的联系。结果，“据险之贼，不能不下山掠食。今民皆团聚，粮不露处，冬春之交，野无青草，附近已无所掠，远出则近山之堡寨，皆得邀而击之，其势又不敢出。坐困月余，积粮既竭，终亦归于死亡逃散而已”[111]。这些情况确是起义军前所未遇的困难，稍有活动，即被寨堡、乡勇缠住，进不得战，退无所食，处处受阻。“川东、川北，寨坚民（乡、团勇）奋，遇贼逼近，则各寨民百十成群，乘夜劫营，使贼不得休息。”[112]白莲教起义的形势，因此从根本上发生变化。嘉庆“五年以前，贼势之炽者，以其到处裹人，胁从日众，抢掠民食，因粮于我也；自寨堡之议行，民尽倚险结寨，平原之地，亦挖濠筑堡，牲畜粮米，尽皆收藏其中，探有贼信，民归寨堡，凭险据守。贼至，无人可裹，无粮可掠，贼势自衰矣”[113]。

清统治者还提出“剿抚并用”政策，妄图分化瓦解白莲教起义军。一七九八年王三槐被诱骗擒杀，罗其清、冉文俦处境十分艰难，嘉庆帝在上谕里指出：“至罗其清、冉文俦等果被官兵剿急，或探听王三槐信息，希图免死，竟行投出，亦未可定。着勒保、惠龄等察看贼情，一面鼓励兵勇上紧进剿……设该犯等有真正弃械自缚投诚者，亦可酌量宽其一线，予以生路。”[114]接着，明确提出“不妨剿抚兼施，以期解散贼党”。可是招安政策并没有发生预期的效果，起义军勇敢坚定，不受清廷的欺骗。一七九九年，四川总督魁伦说：“本年皇上屡颁宽大之诏，剿抚兼施，数月以来，投出者寥寥无几”[115]。所以嘉庆咬牙切齿地痛骂起义军，“看来此等匪徒，怙恶已深，愍不畏死，势难借招抚为解散之计”[116]。

一八〇〇年下半年，四川白莲教起义转入低潮，嘉庆帝发布一篇所谓《邪教说》，标榜白莲教“苟能安静奉法，即烧香治病，原有恻怛之仁心，在朝政所不禁。若借此聚众弄兵，渐成叛逆之案，则王法之所不容”[117]。这就是所谓“但治从逆，不治从教”的说法。其实，被剥削被压迫的广大贫苦百姓，正是利用白莲教的形式作为联络纽带而发动起义的，“从逆”和“从教”确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清统治者从来就把白莲教看做大逆不道的异端，严禁宗教活动，而这次大起义也是清吏滥杀白莲教徒所引起。这时提出的所谓“但治从逆，不治从教”完全是虚伪骗人的把戏。白莲教的许多战士是认识这一点的，尽管斗争十分艰苦，他们并不理睬统治者的甜言蜜语，仍然旗不倒，刀不下，“诛之不畏，抚之不降”，面临失败和死亡，奋战不息，表现了大无畏的顽强斗争精神。所以，招抚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并无显著成效。

一八〇〇年初，撤入甘肃的起义军，转战秦州、岷州、阶州等地，与张天伦、张士龙义军汇合，清兵统帅额勒登保亲自出马，调遣那彦成、杨遇春、穆克登布、庆成等各路清兵，分兵围剿。四月，义军被逼至渭水以南，后分东南两路进击。王廷诏、杨开甲、张士龙等一路，东走秦州，将趋北栈；高天升、马学礼等一路，南下文县。五月，为声援川西义军的战斗，高天升、马学礼部打下四川龙安，分兵袭击松潘一带，川西震动。六月（阴历闰四月），义军在竹子山口大败清兵，杀总兵施缙，后折回甘肃文县。不久，起义军先后进入陕西，因为五郎以东推行坚壁清野，各路义军汇集于镇安的深山老林。又由于清兵追剿，义军再东向商雒，折向湖北，分路进攻郧西、平利一带，后又折回陕西。七月，与清军激战于镇安的茅坪，襄阳白号首领杨开甲阵亡。冉学胜、张士龙部突过栈道，进逼甘肃秦州；高天升、马学礼部也由岷州至秦州。八月，伍金柱、张士龙、冉学胜、高天升、马学礼等，“皆至秦州……合队顺流而东，众二万，夜袭长麟军于徽县之伏家镇，官军败绩，游击台清阿以下将弁死者十七员，阵亡兵千余，前四川将军富成……败死”[118]。九月，高天升、马学礼及戴家营等部合队向东南入陕，破略阳、沔县、西乡等地，先后杀死总兵札勒杭阿、提督王文雄、副将鲍贵等将领二十九名。“王文雄心腹受矛伤十余处，并被断割左臂”，这个凶残屠杀起义军的刽子手，落得其应有的下场，“此外受伤阵亡官兵乡勇甚多”[119]。起义军虽有如此胜利，但各地寨堡林立，乡勇扼守，清兵没有后顾之患，专门寻找义军决战。义军几次计划渡汉水北上，均为北岸寨堡团练所阻，襄阳黄号首领伍金柱等阵亡。

进入湖北之徐天德、樊人杰、张天伦、苟文明等部，转战于兴山、秭归、巴东、谷城等鄂西北地区。清兵明亮部坐镇房县、均县，分兵对垒。六月，在宜城、荆门和天柱山等地展开激烈战斗，义军西撤抵南漳，在马家营击溃清兵，杀总兵王凯及佐领、千总、把总多人。不久，张天伦部进入陕西镇安，樊人杰部进入陕西平利。十月，樊人杰、冉天士、张士龙等义军，三路赴楚，在远安县牛鹿坡打败前来追击的清兵，杀死总兵李绍祖、参将沈庆春等多人。

一八〇〇年八月十八日，三阳教的重要领袖刘之协因叛徒告密，在河南叶县被捕。刘之协在早期传教活动中起过很重要的作用，可是，起义爆发之后，他潜居河南，没有参加实际斗争，他的被俘本来跟战局没有多少关系，但清政府为了瓦解起义军的斗志，并给自己的将士们壮胆打气，张大其事，大肆宣传，说什么“今刘之协已在豫省被拿，足见白莲邪教获罪于天，自取灭亡”，并命令各路统兵将帅及地方督抚，“将刘之协擒获一事，广为宣播，并传谕贼营……即实系同教匪徒，闻知刘之协被获，畏罪乞命，弃械归诚，亦必贷其一死”[120]。清廷除了加强军事攻势，组织团练武装之外，又利用一切机会，进行政治宣传，以动摇起义军的军心，企图及早把白莲教起义镇压下去。形势对起义军日益不利。清统治者的寨堡团练和坚壁清野，逼使起义军不得不向南山、巴山老林退缩，以后的战斗，主要在老林地区周围府县进行。“时各贼分合靡常，大势集三省之边缘；南山老林，人烟稀疏，居民虽建寨硐，无器械积聚；楚剿急则遁川陕，川剿急则遁陕楚，兽骇鸟翔，官军疲于奔命。”[121]

起义后期，斗争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是起义军补给困难，行动受阻，部队不断减员，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迂回流动作战。但是，起义军越是在艰难困苦的情况，即使饥肠辘辘，衣衫褴褛，濒于被歼灭的边缘，越是冲锋在前，视死如归，在敌强我弱、敌优势我劣势的条件下，毫不畏缩，依托老林地区，继续高举白莲教起义的旗帜。

一八〇一年（清嘉庆六年）二月，嘉庆帝下诏：“朕思招抚之旨频颁，而投出甚少。现在群贼中，徐天德、王廷诏为起事首犯，高二、马五、高三屡经戕害大员，元恶大憝，不容复载，万无自首贷以一线之理，惟有刑兹无赦。因通谕立格，五逆擒歼一名者，官擢二等，兵勇超补守备，赏银二千；贼党缚献者，拔用千总，赏银一千。余如樊人杰、冉学胜、龙绍周、苟文明等，视此降一等有差。”[122]清统治者重金悬赏，企图捕杀起义军首领，并由经略额勒登保和参赞德楞泰各率一军，两路会剿，以肃清川陕交界地区的义军，使斗争态势更加严峻。二月，高天升（即高二）、樊人杰部被清兵夹击于汉北山阳，高天升遇伏阵亡。三月，襄阳义军首领、白莲教起义最早领导人之一王廷诏在川陕边界鞍子沟被俘，“搜获画像经卷，槛送京师”[123]。四月，义军首领马学礼（即马五）、高天得（即高三）于大宁的二郎坝被俘。仅两个多月工夫，陕西境内的义军损失惨重，自王廷诏、高天升以下首领十余人，先后牺牲，仅存者大多向湖北转移。

当时活动在川陕边境的另一支义军冉学胜部，乘清军兵力空虚，袭击留坝的杨奎猷部，清军大败，“兵勇全行败散，杨奎猷仅以身免。闻有李姓游击被贼捉去，汪姓同知被贼戮毙，原任副都统和兴额同时阵亡，粮合银米骡马俱为贼有”[124]，义军声势一时大振。但个别战斗的胜利已不能拯救革命的败局。额勒登保自率大兵正面进击，长麟率清兵追蹑西北，庆成率清兵扼其东南，又令沿江团练寨堡阻遏，冉学胜部不得不转入巴山老林。

在湖北，徐天德、苟文明等部转战于郧阳、竹山、兴山、房县之间。一八〇一年三月，龙绍周部联合其他义军万余人，进趋川陕楚通衢的镇坪，德楞泰急调清兵围攻。四月，龙绍周分遣唐明万部直奔太平老林，欲引清兵西追，而自率大队突入楚境，后因受阻，部队被逼入川，当时川陕灾荒歉收，义军给养日艰。五月，徐天德与樊人杰、王国贤、陈朝观、曾芝秀等合队东向，由于清兵大部队的追击和寨堡团练的堵截，义军进入楚境后不得不分散作战。陈朝观受伤跳崖被俘杀，王国贤、孙万林、戴仕杰等由郧阳走房县、保康，其余大多西返退入陕境。六月，达州青号首领、白莲教起义最早领导人之一徐天德，在陕西西乡两河口因舟覆不幸溺死。

至一八〇一年下半年，白莲教起义军龙绍周、苟文明等部在陕西平利一带；王国贤、戴仕杰、曾芝秀等部在陕西洵阳、湖北竹山一带；辛聪、冉学胜等部在川东白土关一带。起义部队基本上被局限在川陕楚边界，转战于万山老林寨堡较少之地。据《圣武记》记载，这时起义军人数合计不过二万四千余人，而清王朝各路兵勇却十倍于起义军。

显然，白莲教起义已经处于十分危急阶段，义军退入三省边界老林山区，再也无法越出雷池一步。一八〇一年七月，清兵统帅经略大臣额勒登保、参赞大臣德楞泰等于陕西平利，重新部署战略计划。决定德楞泰率部由西南逼攻；额勒登保率部由东北邀击，围剿三省交界地区。尤其恶毒者，“德楞泰乃选兵勇每二百为队，冒教匪服色旗号，以降贼为响导，或佯与合队，或乘夜袭营”[125]，骚扰义军阵地，危害极大，使义军被逼向川边集聚。

八月，义军首领冉天士、王士虎被杀于简池坝。冉学胜联合齐家营、高家营等义军，迂回川北南江、广元地区，不意受清兵三路围攻，冉学胜被捕牺牲。龙绍周率队复出老林，在和冈溪击毙清参将唐玉龙。九月，太平黄号首领龙绍周在平利盘龙山与清军作战时阵亡。此后，起义军各路，如汤思蛟部、刘朝选部、李彬部、苟文明部、樊人杰部、戴仕杰部、张天伦部、曾芝秀部、高思奇部、魏学盛部、冉天璜部等，被清兵围攻袭击，均遭严重挫折。各部所剩千、百、数十人不等，纷纷深入老林山区。据额勒登保、德楞泰奏报，“惟汤、刘、李、苟、樊、戴六贼尚称大队，每队不过千余，均逼入四川界内，并其余窜匿陕楚无名之贼，统计不过一万有奇”[126]。

起义军损失极大，清统治者大吹大擂自己的“胜利”，认为“川陕楚军务将竣”，剩下的只是“善后事宜”，并限期于一八〇一年冬将起义军全部剿灭。为此，清兵统帅进一步采取措施。其一，在三省交界地区重镇增设提督、总兵、副将、守备等，派兵驻守，并根据各地通衢要道，重划府州隶属，便于管辖。其二，下令三省提镇，各尽本省兵力，按地区大力搜剿。各地官吏，联合寨堡乡勇，以数十寨为一处，协助清兵，佐兵力之不足。其三，重申剿抚兼施政策，进一步瓦解起义队伍。

局势的变化，并不完全按照清统治者的如意算盘拨弄。巴州白号首领苟文明，联合其他义军的零星部队，约二千余人，骡马数百，驰骋在嘉陵江上游。一八〇二年（清嘉庆七年）初，起义军到达川东开县、大宁，与通江蓝号的李彬余部会合，由于德楞泰三路追剿，部队转入老林。清统治者以额勒登保撤防江兵勇移于川陕边界，及是复追剿落后，致义军渡汉北入南山，“夺其伯爵，降为一等男，并褫双眼孔雀翎”[127]。求胜心切的嘉庆帝十分懊丧，多次下诏指责统兵将帅，认为他们眼看战事旷日持久，毫无方略，劳师糜饷，甚至将他们革职惩罚。统兵将帅则抱怨发牢骚，认为隐藏在深山老林中的分散的义军很难对付，“剿大贼易为功，剿小贼难为效”，“贼皆徒步，知四面皆兵，一出平原必为劲骑所蹙，始终不敢离老林，屡为官兵驱逼出山，旋复窜入”[128]。清军在战争中虽已占明显的优势，可是胜利却可望而不可即，朝廷上下，吵成一片，可谁也无法迅速地扑灭白莲教起义军。

由于清兵大部队的围剿，由于寨堡林立和乡勇团练地头蛇的袭击，白莲教起义军的力量已被严重削弱，失去了向清军正面出击的能力，而且战乱日久，地方凋敝，团练猖獗，起义军得不到粮食给养，形势已十分不利。为了摆脱困境，起义军首领们曾经提出办法，第一是鉴于历年来各支义军分散作战，胜不相助，败不相救，缺乏联合的行动方针，拧不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因此号召大家齐心协力，各支军队配合行动，加强联络；第二是利用三省交界的有利地形，拖着清军转圈子、捉迷藏，并要求各支义军逐步向湖北界岭集中，准备抢船渡过长江，前往施南，再向川南富庶地区进军。如果这一计划不能实现，则北渡汉水，进入河南，发展队伍，继续斗争，并提出“过了戌亥年，赛过活神仙”[129]的口号，鼓舞群众，度过困难，迎接胜利。据好几个白莲教徒的供词说，“这是五、六年（嘉庆五年、六年）间，樊人杰、徐天德、苟文明在湖北时见白莲教的人越来越少，他们商量的话：若各号聚齐二三万人，分作几路，一齐抢船过大江南岸，或过汉江、或冲过河南、或到川西坝里，那些地方是没有去过的，人马也多，吃用都有，他写信各处商量”[130]。“据青号人传说：从前总因众心不齐，你要东，我要西，所以都打散了，如今各伙剩不多人，在山里打转……从今以后要各人齐心。说湖北界岭地方山又大，路又多，与陕西、四川交界，若是川陕兵多，我就转到湖北界上，若湖北兵多，就转到川陕境内，教官兵捉摸不着。约会各股的人都到那里，会成大股，等待会齐人多，冲出深山，不是抢船过川江到川南地方，就过汉江到河南……总要向没有到过的处所去，又好寻吃的，又好掳人马，过了今年大家都好了……彼此传说都约到川陕湖北界岭一带会齐，行走的时候，于路过墙壁上留下记号……别股的人来见了，就知道某股在此不远，可以找寻会合了”[131]。“我们的人原都听樊人杰号令，他的信到，无不遵奉。他是同刘之协、王廷诏、李淑们辈分最大。去年二月内曾寄信与我，教邀约各号的人齐到湖北会合，过南岸施南去，地方富厚，又好收些人马。因官兵追得紧，没有回信”[132]，可惜由于起义军力量太弱小，重要领袖牺牲殆尽，而敌方防守严密，无隙可乘，他们夺船渡江，向川南或河南突围的打算始终未能实现。

起义军虽已陷入困境，可是他们仍与强大的敌军作殊死战斗。一八〇二年三月，苟文明部在陕西周至击败清总兵刘瑞军，毙副将韩自昌。四月，樊人杰、曾芝秀、戴仕杰率数千人经巫山，奔湖北。德楞泰指挥大批清军围攻堵截，起义军据马鬃岭拒战，樊人杰“骁勇耐战，振臂一呼，诸贼拼死斗，我军大败”[133]，清总兵王懋赏、侍卫塔津保、参将胥起泗等十四员将领被打死。起义军英勇作战，打了几次漂亮仗，但整个战局急转直下，对起义军愈来愈不利。四月，李彬在宁陕厅被俘；五月张天伦在巴州阵亡；七月，樊人杰、曾芝秀在湖北房县战败，带着大批老弱妇孺向深山逃逸，误入马鹿坪绝地，该处峰高路险，三面有溪河阻挡去路，后有清兵穷追，连日大雨，山水盛涨，无法涉渡。起义军只得据守山头，掷石阻击清兵，势穷力竭，战斗到最后一刻，义军和妇孺约五百人不愿被俘，全部跳河，“在盘涡急漩中，俱行淹没”。有些妄想邀功领赏的清兵下河想活捉樊人杰，被樊人杰揪住三个清兵，“扭在一处，溜至急湍处所，均为巨浪搏击下滩，杳无踪影”[134]。马鹿坪这场壮烈的战斗场面，真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充分地表现了起义军不屈不挠的英勇精神。

樊人杰、曾芝秀部覆灭后，其他各路义军也相继失败。八月，苟文明在宁陕厅花石岩被围，斩清蓝翎军功和乡勇头目多人，力竭跳崖牺牲；另一首领刘朝选被俘。十一月，襄阳蓝号首领戴仕杰在湖北兴山战死，四川东乡白号汤思蛟亦被清兵擒获。起义军损失惨重，余部均分散在深山老林之中。为了迎合嘉庆帝急于求胜的心理，一八〇三年（清嘉庆八年）一月，额勒登保、德楞泰会同四川总督勒保、陕西总督惠龄、湖广总督吴熊光等，用黄表朱里折，六百里驰奏：“大功底定，川陕楚著名首逆全数肃清。”[135]接着嘉庆帝下诏，“三省荡平，上终先帝髦期未竟之志，祭告裕陵，宣示中外”[136]，并邀功论赏，大封统兵将领。

所谓“大功底定”，其实又是一个自欺欺人的骗局。起义军虽遭受重大损失，但余部并未放下手中武器，仍时时出动，袭击清军。一八〇三年春，宋应伏、苟朝九收集在巴山地区的义军余部，分队进占川北通江一带；姚之富之子姚馨佐、陈文海等义军，还有冯天保、余佐斌、熊老八等义军，分散活动在南江一带；刘学礼联合王国贤、王文会余部先后转战在湖北巴东一带。这些义军余部，采用埋伏狙击战术，诱官兵入老林区搜捕，然后在暗处袭击，给予清兵以重创，取得一定战果。

一八〇三年三月，刘学礼义军五六百人由楚入巫山，与总兵张绩所率一千六七百名清兵作战，打死清游击守备等官员九名，兵勇一百六十五名。四月，冯天保、余佐斌、熊老八等义军仅数十人，在川北南江境内设伏狙击清兵，提督、御前侍卫穆克登布“卞急轻敌”、“仓猝中矛，殁于阵”[137]。穆克登布与杨遇春齐名，同为额勒登保帐下的左右翼长，是镇压白莲教的著名刽子手，他死后，清廷震悼，追封二等男爵，加轻车都尉世职。清朝统帅觉得奇怪，“穆克登布一路兵勇一千五六百名……即使分路搜剿，亦应有数百名，何以数十零匪，不能抵御，以致阵亡”[138]。在其他战斗中，清兵亦往往失利。就像额勒登保所说：“通筹现在三省情形，贼数愈少，贼情愈为狡悍……零匪人数原属无几，惟所剩皆系积年老贼，诡谲异常，兵至则三五乱逃，兵去则百十蚁聚，窥伺设伏。情如鬼蜮。官兵稍不检查，即堕其计”[139]，如清参将张明德在夔州搜山，“行至黄连湾，林深箐密，贼匪潜匿在内。张明德猝不及防，被贼兵突出，矛伤阵亡”[140]。又清军在名为“通天蜡烛”的老林中搜捕起义军，“有伏贼数十人突出，冲入锅帐队内”[141]，清兵的粮台官员及千总、兵勇多人被击毙。但在这些最后的斗争中，起义军亦损失很大，冯天保、宋应伏、熊老八、赵金友等领导人均战死。一八〇三年七月间，额勒登保奏称“陕境已无贼，惟楚贼仅二三百，川贼山内山外亦各二三百，皆散窜延喘，其势已成啯匪，拟别筹变通之策”[142]。八月，额勒登保与勒保会师开县，决定分兵二十路，对老林地区作最后的搜索扫荡，德楞泰也移师入川呼应。九月，额勒登保、德楞泰、勒保三员大帅会奏，再一次宣布三省白莲教起义已“荡平”，清兵可以凯旋班师了，额勒登保、德楞泰回北京觐见，嘉庆帝与他们行抱见之礼，清朝文武陶醉在一片庆功声中。

忽然霹雳一声，三省地区，警报又至。原来白莲教余部尚有苟文润、苟朝九等潜伏老林，趁清兵班师时，出来活动，并和乡勇联合。本来，乡勇是清政府赖以镇压白莲教的力量，最后是“鸟尽弓藏”，白莲教既告“荡平”，乡勇亦归遣散。每名乡勇规定给银二两五钱，收其刀矛，遣送回原籍，很多乡勇无家可归，无田可种，遣散费亦被长官克扣，就像严如煜在《乡兵行》后篇中描写的“杀贼要乡勇，受赏偏说册无名，十年凯撤人已老，欲补新兵粮额少，赏金多被领旗抽，区区微劳谁见收”。被遣散的乡勇，谋生无路，纷纷进入老林，同白莲教联合起来，反抗清朝，刚刚宣布“大局底定”的川楚陕三省，再度动荡。这一事件，对于整个白莲教起义来说，犹如落潮中溅起的一片浪花。

一八〇三年八月，义军余部联合被遣散的乡勇，突袭陕西的周至、洋县。十月，苟文润义军及乡勇数百名，活动于川陕边，打死清副将朱槐。此时的义军，为数不多，但“皆百战之余，猱腾隼鸷，具悉官军号令及老林径路，忽陕忽川，忽聚忽散，屡被围。复乘雾溜崖突窜，有中数矢犹力战者。分军遇之则不利，大队趋之则兔脱，仅余二三百贼而三省不得解严”[143]。清廷急忙令德楞泰出京，回镇成都，以防起义军蔓延。有一次德楞泰率兵围剿时，见阵前的乡勇旗帜不动，杀声未起，而清营兵将被杀数十人。事后查询，才知清兵前队乡勇，与起义军中原被遣散的乡勇皆旧识乡亲，阵前会面，互叙衷曲，故观望不战。乡勇头目魏中才妄图劝降，也被起义乡勇所杀。清廷无可奈何，只好收起“勘定”的假象，一八〇四年（清嘉庆九年）三月诏额勒登保出都，以钦差大臣赴陕，会同德楞泰，部署兵力，对义军大举进剿。

自一八〇四年春季开始，战斗虽只局限于川陕楚边老林区的数县范围，但对双方来说，都是十分艰苦的。清兵进入老林，崎岖山路，曲折林道，“诸将士皆弃帐裹粮步追，而从征八载，久役思归”，普遍出现厌战情绪，以致“数百贼当数万贼剿，数万兵当数百兵用”[144]。而白莲教及遣散乡勇行踪飘忽，轻捷灵活，据险设伏，作战英勇。“自陕入川，由川折陕，皆在沿边一带万山之中，冰雪之间，非老林不走，非极险不屯，所窜之路，多系羊肠鸟道”，等到清兵追及，“先占地势，据险以待，或拼死抵拒，或到处埋伏，或推滚木石，自上临下，搏击如雨”，“人人俱有必死之心，故接仗时无不亡命力斗”[145]。有一次，义军数十人被优势清兵包围，义军“奔上尹家台子，依靠悬崖，恃险抗拒……声言：我们人定死在阵上，再不叫官兵活捉了去”[146]。由于起义军的勇敢作战，战斗又延续了一年之久，在这期间，姚馨佐、刘学礼、罗思兰等义军首领相继阵亡，九月苟文润被叛徒出卖遇害，余部溃散，最后苟朝九等被俘牺牲。一八〇四年十月，清兵又一次宣告凯旋，轰轰烈烈的白莲教起义被淹没在血泊之中。

自一七九六年（清嘉庆元年）二月至一八〇四年十月，历时九年的白莲教大起义，以农民、游民小生产者为主体，像大海的怒涛，汹涌澎湃，席卷湖北、四川、陕西、甘肃、河南五省的广大地区，抗击了清王朝从十六个省征调的兵力，歼灭清提督副将、参将以下四百多人，“专阃提镇及羽林宿卫阶列一二品者，且二十余人”[147]，使清政府耗费饷银两万万两之多，这个数目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四年的全部财政收入。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引起这次大起义的社会矛盾并没有缓和，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农民、手工业者步白莲教起义军的后尘，在全国揭起抗清的义旗。白莲教起义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它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封建统治，剥开了它“繁荣”、“升平”的外衣，暴露了它的腐朽和虚弱，成为清王朝由盛世到衰落的转折点。

白莲教起义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它的失败，像封建社会中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一样，是农民小生产者不可避免的结局。白莲教起义军以宗教迷信作为组织群众、宣传群众的武器，没有提出明确、远大的政治纲领，清统治者说他们“并未易衣冠，立国号，不过意图劫掠子女财币，非有谋为不轨叛逆之心”[148]，“尚无要结人心之术”[149]。这里说的是白莲教的政治目标不明确，提不出足以动员群众、团结群众的纲领、口号。而且由于农民小生产者的分散性、狭隘性，起义军在战略上缺乏长远周密的规划，在组织上分号分股，支派林立，不相统属，缺乏统一的指挥，“数百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对付强大的敌人，分散作战是必要的，但只有分散的各自为战而没有联合出击和集中进攻，只有单纯的流动作战而没有相对安定的根据地，这就使清朝统治者的“寨堡团练”、“坚壁清野”政策得以发挥作用，严重地限制和削弱了起义军。尽管起义军勇敢善战，坚强不屈，也终于扭转不了失败的命运。

白莲教起义失败后，三省地区依然波澜荡漾，没有平息下来。清廷由于裁勇减饷，屡次发生兵变，昔日统治者赖以镇压白莲教的武装力量，现在又回过头来反对统治者了，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宁陕兵变”。一八〇六年（清嘉庆十一年）七月，陕西宁陕镇驻兵因减发饷银而哗变，变兵在陈达顺、陈先伦的率领下攻城劫狱，杀死官员，游击于陕南山区，队伍发展到一万多人。清廷急忙派德楞泰、杨遇春、杨芳等率军往剿。变兵攻鄠县，杨芳赴援，被变兵打得大败，连杨芳的臂部也受伤；接着，杨遇春督率大军与变兵大战于方柴关，清军又失利。宁陕变兵都是二杨的旧部，杨芳的眷属陷于变兵中，变兵以礼相待，护送出境，二杨知道依靠武力难以收拾局面，招抚诱降的办法更能生效，于是展开政治攻势，花言巧语，劝变兵放下武器投降。二杨又勾通了变兵中的蒲大芳，使蒲杀害了不愿投降的陈达顺、陈先伦等，变兵中的投降派得势，于是缴械归降。可是嘉庆帝想要把变兵斩尽杀绝，不满意这样的处理，斥责德楞泰“废法宽纵”，革职留任，杨遇春降职为总兵，杨芳以“驭兵姑息”，遣戍伊犁。但这时各地农民起义纷起，清廷急需像杨遇春、杨芳这样的刽子手，故不久即复官、释回。

注释

[1]据《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卓秉恬：《川陕楚老林情形亟宜区处疏》中记载：“由陕西略阳、凤县迤逦而东，经宝鸡、郿县、周至、洋县、宁陕、孝义、镇安、山阳、洵阳至湖北之郧西，中间高山深谷，千枝万脉，统谓之南山老林；由陕西之宁羌、褒城迤逦而东，经四川之南江、通江、巴州、太平、大宁、开县、奉节、巫山，陕西之紫阳、安康、平利至湖北之竹山、竹溪、房县、兴山、保康，中间高山深谷，千峦万壑，统谓之巴山老林”。

[2]《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兴交升府疏》。

[3]《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卷二十八，秦承恩奏，嘉庆二年二月十四日。

[4]《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卓秉恬：《川陕楚老林情形亟宜区处疏》。

[5]《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

[6]《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老林说》。

[7]《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

[8]《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

[9]《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

[10]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清政府攻打大小金川失利，败兵溃入老林，加入啯噜党，形成一股势力。参见《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平定教匪总论》。

[11]《洋县志》卷四，《风俗》。

[12]《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平定教匪总论》。

[13]关于白莲教的思想和组织情况，请参阅本书第八章。

[14]《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

[15]《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习教》，卷号49-52（2），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三日阿桂等奏。

[16]《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日福宁奏。

[17]《高宗纯皇帝圣训》乾隆五十九年八月甲戌。

[18]《清仁宗实录》卷七十二，嘉庆五年八月乙丑上谕。

[19]《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九，梁上国：《论川楚教匪事宜疏》。

[20]包世臣：《安吴四种》，《齐民四术》，《给事中谷先生家传》。

[21]《清仁宗实录》卷七十二，嘉庆五年八月癸丑上谕。

[22]《皇朝经世文编》卷八九，洪亮吉：《征邪教疏》。

[23]《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九，梁上国：《论川楚教匪事宜疏》。

[24]石香村居士：《戡靖教匪述编》卷九。

[25]石香村居士：《戡靖教匪述编》卷二。

[26]史善长：《弇山毕公年谱》。

[27]《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第1946号（2），祁中耀、曾世兴供词。

[28]魏源：《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一。此处魏源误记刘之协在襄阳起义军中。其实，刘之协已于乾隆五十九年（一七九四）秋离开襄阳。起义时，他并未参加，“在新野、邓州闲散地方同教的人家藏躲”（见《剿捕档》，编号1679（一），刘之协供单）。

[29]史善长：《弇山毕公年谱》。

[30]昭梿：《啸亭杂录》卷四，《孝感之战》。

[31]《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卷号1961（l），嘉庆元年七月初八明亮奏。

[32]《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卷号1928（4），嘉庆元年三月十一日毕沅奏。

[33]《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卷号1955（3），嘉庆元年八月二十五日毕沅奏。

[34]《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秘密结社》，卷号1986（8），嘉庆二年五月初三日汪新奏。

[35]魏源：《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一。

[36]《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正编卷十八，嘉庆元年九月十九日永保奏。

[37]《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正编卷三十一，嘉庆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惠龄奏。

[38]《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秘密结社》，卷号1978（8），嘉庆二年十一月初八日额勒登保、福宁奏。

[39]《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卷号1935（6），嘉庆元年十一月十七日永保奏。

[40]《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秘密结社》，卷号1991（5），嘉庆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惠龄奏。

[41]魏源：《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二。

[42]《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秘密结社》，卷号1989（6），嘉庆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庆成奏。

[43]石香村居士：《戡靖教匪述编》附录，龚景瀚：《坚壁清野并招抚议》。

[44]石香村居士：《戡靖教匪述编》卷四，嘉庆四年正月上谕。

[45]（民国）《湖北通志》卷六十九，《兵事三》。

[46]《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正编卷三十九，嘉庆二年六月上谕。

[47]《清史稿》，《列传》一三二，《惠龄》。

[48]石香村居士：《戡靖教匪述编》卷九。

[49]魏源：《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一。

[50]石香村居士：《戡靖教匪述编》卷一。

[51]石香村居士：《戡靖教匪述编》卷一。

[52]石香村居士：《戡靖教匪述编》卷一。

[53]石香村居士：《戡靖教匪述编》卷一。

[54]《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卷四十一，嘉庆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宜绵等奏。

[55]魏源：《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二。

[56]《军机处录副奏折》，《王三槐供词》，载《文物》，1976（3）。

[57]《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卷四十五，嘉庆二年八月明亮奏。

[58]魏源：《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三。

[59]魏源：《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三。

[60]石香村居士：《戡靖教匪述编》附录，龚景瀚：《坚壁清野并招抚议》。

[61]《清仁宗御制诗初集》卷二十六、卷三十一。

[62]《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正编卷一八一，嘉庆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台布奏。

[63]《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正编卷六十四，嘉庆三年二月十七日柯藩奏。

[64]《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正编卷一六八，嘉庆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国霖奏。

[65]《清仁宗御制诗初集》卷四十四。

[66]《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正编卷五十九，嘉庆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勒保奏。

[67]魏源：《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二。

[68]魏源：《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二。

[69]魏源：《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二。

[70]魏源：《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二。

[71]昭梿：《啸亭杂录》卷四，《王文雄》。

[72]《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续编卷十七，嘉庆八年八月十三日上谕。

[73]《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正编卷六十七，嘉庆三年三月十三日德楞泰奏。

[74]《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正编卷六十七，嘉庆三年三月十三日德楞泰奏。

[75]《清史稿》，《列传》一三一，《德楞泰》。

[76]魏源：《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三。

[77]魏源：《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三。

[78]《清史稿》，《列传》一四八，《刘清》。

[79]魏源：《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三。

[80]魏源：《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三。

[81]石香村居士：《戡靖教匪述编》卷四。

[82]《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卷七十五，嘉庆三年八月惠龄奏。

[83]《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卷八十一，嘉庆三年十月十五日惠龄奏。

[84]石香村居士：《戡靖教匪述编》卷四。

[85]石香村居士：《戡靖教匪述编》卷四。

[86]《清仁宗实录》卷三十七，嘉庆四年正月初四日。

[87]同上书，嘉庆四年正月初九日。

[88]魏源：《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四。

[89]魏源：《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四。

[90]石香村居士：《戡靖教匪述编》附录，龚景瀚：《坚壁清野并招抚议》。

[91]《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卷一〇七，嘉庆四年六月二十六日福宁奏。

[92]《清史稿》，《列传》一三一，《额勒登保》。

[93]魏源：《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四。

[94]魏源：《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四。

[95]魏源：《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四。

[96]魏源：《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四。

[97]同上书，《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五。

[98]魏源：《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五。

[99]《清史稿》，《列传》一三一，《德楞泰》。

[100]石香村居士：《戡靖教匪述编》卷四。

[101]《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卷一五三，嘉庆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庆兴奏。

[102]参见石香村居士：《戡靖教匪述编》卷五。

[103]《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卷一六四，嘉庆五年三月德楞泰奏。

[104]魏源：《圣武记》卷十，《嘉庆川湖陕乡兵记》。

[105]魏源：《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五。

[106]魏源：《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五。

[107]龚景瀚：《坚壁清野并招抚议》。

[108]《东华录》嘉庆九年六月壬戌。

[109]魏源：《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五。

[110]魏源：《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五。

[111]龚景瀚：《坚壁清野并招抚议》。

[112]魏源：《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五。

[113]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二，《策略》。

[114]《清仁宗实录》卷二十，嘉庆三年十月丁酉。

[115]《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卷一一六，嘉庆四年八月十七日魁伦奏。

[116]《清仁宗实录》卷五十八，嘉庆五年正月二十八日。

[117]《清仁宗御制邪教说》。

[118]宣统《甘肃新通志》卷四六，《戎事》中。

[119]《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正编卷一九六，嘉庆五年八月初六日台布奏疏。

[120]《剿捕档》1679（一），嘉庆五年七月十三日谕。

[121]民国《湖北通志》卷七十，《兵事》四。

[122]石香村居士：《戡靖教匪述编》卷十。

[123]魏源：《圣武记》卷十，《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六。

[124]《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嘉庆六年三月二十一日窝星额奏。

[125]魏源：《圣武记》卷十，《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七。

[126]魏源：《圣武记》卷十，《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七。

[127]《清仁宗实录》卷九十三，嘉庆七年正月初三日。

[128]魏源：《圣武记》卷十，《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七。

[129]按壬戌、癸亥年是嘉庆七年和八年，即一八〇二和一八〇三年。

[130]《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秘密结社类，卷号2142（3），赵聪观供，嘉庆八年。

[131]《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秘密结社类，卷号2142（3），赵聪观供，嘉庆八年。

[132]同上档，卷号2140（2），张士虎供，嘉庆八年。

[133]（民国）《湖北通志》卷七十，《兵事》四。

[134]《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嘉庆七年六月。

[135]《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正编卷三五二，嘉庆七年十二月十六日额勒登保等奏疏。

[136]魏源：《圣武记》卷十，《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七。

[137]《清史稿》列传一三六，《穆克登布》。

[138]《剿平三省邪匪方略》续编卷七，嘉庆八年三月初三日额勒登保奏。

[139]《剿平三省邪匪方略》续编卷八，嘉庆八年三月初十日额勒登保奏。

[140]同上书，嘉庆八年三月四日勒保奏。

[141]《剿平三省邪匪方略》续编卷九，嘉庆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德楞泰奏。

[142]魏源：《圣武记》卷十，《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八。

[143]魏源：《圣武记》卷十，《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八。

[144]魏源：《圣武记》卷十，《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八。

[145]《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续编，嘉庆九年二月初六日德楞泰奏。

[146]同上书，嘉庆九年正月初六日德楞泰奏。

[147]《清史稿》，《列传》一三六，《附论》。

[148]《御制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序》。

[149]《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正编卷二三四，嘉庆六年二月初二日书麟等奏。

第三节　十九世纪前期各族人民的抗清斗争

一、蔡牵领导的海上渔民的抗清斗争

十九世纪前期的中国大地上犹如密布着一座座火山，各族人民的反抗怒火，像地底炽热翻滚的岩浆，酝酿郁积，腾空而起。在北方，大规模的白莲教起义方兴未艾，起义农民驰骋在五省广袤的崇山密林间，使清统治者顾此失彼，狼狈不堪。与此同时，在东南海上，爆发了蔡牵领导的浙闽二省渔民的抗清斗争。

乾隆中叶以后，浙闽粤沿海地区对外贸易相当繁荣，海上交通甚为发达。沿海人民多以海运、渔、盐为业。可是，封建统治者对他们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不让人民安居养息。一七九〇年（清乾隆五十五年），闽浙总督伍拉纳就曾具奏，“请将福建所属海岛四百五十七处，浙江所属海岛五百六十处，所有民人搭盖寮房悉行烧毁”[1]，断绝百姓活路。此外自然灾害频仍，有加无已，据福建《同安县志》记载，自一七八七年至一七九五年（清乾隆五十二年至乾隆六十年），几乎年年都有灾患，尤以一七九四年（清乾隆五十九年）十月漳泉二府的大水灾，受害最为惨重。人民受尽苦难，而统治者却私囊充盈。乾隆末年政治腐败，贪官污吏作恶多端，总督伍拉纳、巡抚浦霖和府县官吏十余人，贪污受贿赃款达百万两之多。据后来查抄浦霖原籍，藏银竟达二十八万四千三百余两，黄金七百余两。查抄伍拉纳在京家产时，“得银四十万两有奇”[2]，仅金玉如意一项即有一百余柄。这些都是东南沿海百姓的血汗脂膏。天灾人祸使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贫苦渔民、船工走投无路，无奈铤而走险，造反下海。一七九五年五月，泉州曾爆发饥民包围总督的“乞食”风潮。据宗室德瑞奏称：“查闽省近来洋盗充斥，兼漳泉被水后，失业贫民无不出洋为匪。”[3]

蔡牵，福建同安县西浦乡人，生于一七六一年（清乾隆二十六年），父母早亡，自幼孤苦伶仃。据《厦门志》说他“以弹棉花为业”[4]。乾隆五十九年，率失业无业渔民、船工在漳泉一带海面起事。他为人多谋善断，崇信重义，体贴下属，深得群众拥护。他们藐视朝廷，自立规章，凡出洋商船须纳通行税，保护安全通过，公开与清政府的哨船对抗，“哨船不敢近盗船，见商船则横索货财，商船不与，便指为盗船”[5]，激起商人对清政府的严重不满，反而同情“盗船”。

早在蔡牵下海之前，乾隆末年，浙闽海面就有凤尾、水澳等帮，从事海盗劫掠活动。参加的人都是贫苦受压迫者，“有冤抑难伸，忿而流于寇者；有货殖失计，困而营于寇者；有功名沦落，傲而放于寇者；有佣赁作息，贫而食于寇者；有知识风水，能而诱于寇者”[6]。蔡牵初时，也是其中的一支。后来，浙闽粤海上的各帮逐渐联合，有的归附于蔡牵，主要活动在闽浙洋面；有的归附于朱[7]，主要活动在广东洋面。蔡牵的力量不断增长，由一般的海盗劫掠活动发展到反对清朝统治的政治斗争。

一八〇二年（清嘉庆七年）五月三十一日，蔡牵率船队乘夜攻下厦门海口的大小担山炮台，数百人蜂拥上山，摧毁其炮位[8]，这是蔡牵向清军主动出击的开始。清政府鉴于蔡牵艇高船大，清水师战船无法战胜，于是由浙江巡抚阮元奏请，命水师提督李长庚监造大舰三十，名“霆船”，铸配大炮四百余尊，加强了清朝的海上镇压力量。本来，由于凤尾、水澳等帮的加入，蔡牵实力表面得以壮大，但是这些帮伙毕竟是海盗出身，缺乏组织纪律，习惯于劫掠财货，为所欲为，不受约束。一八〇二年冬，水澳帮首领林亚孙部为浙江清兵所败，余众及凤尾帮侯齐天的一部分，有船十七艘，自为一队，不受蔡牵指挥。当时蔡牵率艇五十艘活动于闽海，以侯齐天不受号令而诱杀之。侯的余部即由张阿治所统，改号新兴帮，进踞浙海。所以，凤尾、水澳等帮余部不久即与蔡牵分离，并未形成统一的抗清力量。

蔡牵于一八〇三年（清嘉庆八年）二月移师浙江定海普陀山，李长庚率大队尾随，乘其不备，突然袭击，蔡牵仓促应战，损失惨重，不得已退兵福建海面，只剩船二十四艘，而且粮硝已尽，帆索朽坏，清水师又据上风，进退无路。蔡牵采取诈降手段，向闽浙总督玉德“乞降”。“玉德遣兴泉兵备道庆徕赴三沙招抚之”。当时蔡牵提出“果许我降，勿令浙师上风逼我”[9]。玉德允其所请，遂下令李长庚部收港勿出，蔡牵于是乘机修船备械，补充粮饷，然后扬帆而去。

定海之战，清水师霆船充分发挥了优势，蔡牵船队无法与之匹敌。退兵以后，蔡牵用厚金向闽商订造巨艇，高大过于霆船，建成后商人满载粮械货物出海交船，以被劫为名，向清政府报告。蔡牵得巨艇，如虎添翼。嘉庆九年夏季，移屯台湾海面，截洋船大米数千石，并以大米分济广东海面的朱所部，双方联合，集中大船八十余艘，猝然进入闽海，福建水师不敢出战。恰好当时温州总兵胡振声率浙船二十四艘至闽运木，总督玉德即令胡振声迎敌，而闽水师却不予支援。结果，胡振声失败战死，蔡牵、朱合部大获全胜。清廷又急又气，逮金门镇总兵吴奇贵、副将张世熊等，治以不援之罪，并令李长庚总统闽浙水师，专门对付蔡军。一八〇四年（清嘉庆九年）九月，蔡、朱联军出动船艇百余艘，进攻浙江，李长庚率各镇水师于定海应战。蔡朱船队排一字阵，被李长庚水师从中间突破。李长庚命其他各镇追剿朱船队，自率军攻击蔡牵船队，切断了蔡、朱两部的联系，结果，蔡牵战败退走，指责朱没有出力援救，朱不满，率部离去，联合破裂。

一八〇五年（清嘉庆十年），蔡牵船队在闽浙海上屡遭挫败，漂泊无所依托，于是决意夺取台湾，建立据点，出动八十艘船只，首先取下淡水，告祭天地，发布文告，宣布“镇海威武王”，建元“光明”，表示“光复明朝”的决心。蔡牵在台登陆后，得到淡水、凤山等地区义军首领洪老四、吴淮泗、周添寿、陈番、陈棒等的热烈响应，队伍壮大至两万多人，连战皆捷，攻占州仔尾，沉舟填塞鹿耳门，阻止清兵增援，部队进而包围台湾府城。一八〇六年（清嘉庆十一年）一月，李长庚率船队赶到，蔡部因分兵与李部作战，未能攻下府城。不久，金门总兵许松年、澎湖副将王得禄等率部队由大港绕安平港进攻，李长庚扼南北二汕阻击，双方进行了殊死激战。二月，蔡部在北汕受困，幸而风潮骤涨，鹿耳门沉船被掀起漂出，蔡牵乃率余部经鹿耳门退出台湾。三月，“诏责玉德历年废弛，致贼气日炽，且福建水陆官兵七万有余，调渡台者不过三四千，岂能灭此二万有余之贼”[10]。不久，诏逮玉德，以阿林保代闽浙总督。李长庚也因此坐罪，“诏夺花翎、顶戴”。

一八〇六年六月，蔡牵回师复泊鹿耳门，与清军激战后败退。是年秋，蔡军在渔山又与清兵交锋，李长庚受伤，以后又在竿塘等处的闽浙海面连续接火，互有伤亡。

蔡牵义军同沿海百姓有密切联系，得到群众的援助。“时邑有奸商每以食粮火药潜济牵，一日某商行发挑皮蛋数千，一担夫息酒肆，拟以担中蛋下所沽酒，乃取一枚去泥壳，不意内皆火药，遍验皆然。”[11]即使李长庚也不得不承认：蔡牵“在鹿耳门窜出，仅余船三十，篷朽硝缺，一回闽地，装篷燂洗，焕然一新，粮药充足”[12]。义军在清统治者眼里是“逆贼”，但在百姓心中却是豪杰，不仅沿海人民支持他们，就是清朝官兵中，也有与之相通的，“弁兵私通巨盗……不独漳泉为然，即沿海各省份营兵等，亦有暗通洋匪”[13]。由于得到多方支持，义军不只是在军需给养上得到及时补充，而且对清政府内部情况了如指掌，“贼之间谍，四布省郡，营汛之间多有耳目，考棚开门，蔡牵已知题目，他可知矣”[14]。

清统治者虽集中闽浙粤水陆兵力，不断修筑船艇，坚舰利炮，以绝对优势压倒蔡牵军。但此时它内部贪污腐败，习为风气；官员之间，援引倾陷，党同伐异；吏治军政败坏，几不可收拾。台湾战役之后，玉德褫职逮问，新任闽浙总督阿林保下车伊始，就和李长庚大闹矛盾[15]，向嘉庆帝三疏密劾。嘉庆帝密查核实，责斥阿林保，“甫莅任旬月，即专以去长庚为事，倘朕轻信其言，岂不自失良将？嗣后剿贼事责成长庚一人。阿林保倘忌功掣肘，则玉德即其前车之鉴”[16]。

一八〇七年（清嘉庆十二年）清廷进一步部署剿灭海上义军的计划，一面坚壁清野，义军在海上活动，粮食、火药、船只以及淡水均需取给岸上，清政府“于各海口巡防严密，使一切火药米石概得杜绝，不得稍有透漏”[17]；另一面统一事权，责成李长庚负责军事行动，并拨巨款赶造大船，增强战斗力。此后，清军与蔡牵部屡次遭遇，蔡部失利。一八〇八年（清嘉庆十三年）一月二十一日，李长庚偕同福建水师提督张见陞统兵尾追蔡部，穷其所向，追逼义军至黑水外洋。时蔡牵所部只剩大船三艘，小船十余艘，指挥船的舷篷被打破，势穷力竭，仍英勇迎敌，而闽粤水师则数十倍于义军，战斗的态势对清兵绝对有利。李长庚稳操胜券，趾高气扬，贪功心切，自以火攻船挂蔡坐船后艄，欲跃登活捉蔡牵，不料蔡船尾急发一炮，正中李长庚喉咙，当即毙命。清兵指挥船失去统帅，顿时混乱，时闽水师实力雄厚，只要坚持围击，蔡牵部将遭全军覆没。可是提督张见陞昏庸懦怯，见李长庚死，恐惧万状，下令闽水师迅速撤离，退出战斗。蔡牵部幸免被歼的命运，但因实力损失过大，亦退至安南海面休整。李长庚之死，使清政府十分震惊，嘉庆帝自称“览奏心摇手颤，震悼之至”，追封李长庚为三等壮烈伯，以李之部将王得禄、邱良功嗣其任，进一步围剿蔡牵军。

蔡牵军连续作战，伤亡重大，元气已经大损，其部下王铎、王准与郭秋等意志不坚，先后投降于清军，蔡牵的义子蔡天来，英勇善战，也被清军杀害。虽然在外洋休整，一时也难于恢复。不久，蔡军自安南海面回师，在粤海得到朱的接济，并与朱部联合进入浙江海面。在浙江，又得到新兴帮张阿治部的响应，颇有声势。只是他们的联合终究没有坚实基础，当时浙江巡抚阮元施用离间计，使蔡、朱之间发生矛盾，朱便率所部进入闽海，舍蔡牵而去，不久被总兵许松年追击围攻，受炮伤而死。至第二年（一八〇九年，清嘉庆十四年）七月，其弟朱渥率众三千多人，船四十二艘，炮八百余尊投降清朝。蔡牵力薄势孤，退回闽海。接着新兴帮张阿治也率其党五百人，炮八十余尊投降。于是，清朝集中闽浙两省水师，由福建提督王得禄、浙江提督邱良功统率，专门对付蔡牵军。

一八〇九年九月，闽浙水师与蔡牵军交战于浙江的渔山海面。清兵踞上风，蔡牵恐被包围，挥舟向东南方向移动，转战至黑水深洋，经一昼夜至第二天午后，又转战近绿水内洋。清水师恐日暮后蔡军乘势退兵外洋，更加紧进击，双方骈舟血战，邱良功亲率浙主舰撞蔡牵坐船，篷索相纠，浙舟篷坏，义军以椗冲浙船，短兵相接，矛贯邱良功之腓，浙舟败退下阵。但清兵船多炮多，王得禄率闽舟重新扑上，蔡牵船队被层层分割隔截，无法支援蔡牵主舰。双方搏斗多时，蔡坐船以寡敌众，殊死抵抗，全船伤亡极重，只剩三十余人，炮弹铅丸打尽，终因清兵炮火猛烈，烟雾蔽海，血溅浪涛，王得禄以其坐船冲断蔡牵船舵，船尾着火，势不可挽，“牵乃首尾举炮自裂其船沉于海”[18]。这次战役，海上义军牺牲殆尽，失去领导人，余部败退。清廷剿抚兼施，第二年（一八一〇年，清嘉庆十五年），义军全部失败。

蔡牵领导的东南沿海渔民的反清斗争，基本上是官逼民反，百姓走投无路，不得不举起武器，以求生存。它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没有统一的领导，不注重对海岸陆地、岛屿人民的发动和建立适当基地，在清朝强大兵力的进攻下，长期漂泊海上，得不到陆地反清斗争的呼应，其最后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它纵横闽浙粤三省海面，转战达十四年之久，给予日趋腐败的清王朝以沉重打击，成为各族人民抗清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起义和陕西三才峡木工的抗清斗争

东南海上渔民的抗清斗争被镇压后四年，在我国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又爆发了李文成、林清领导的天理教起义。接着，陕西三才峡木工也起来造反，人民反抗的怒火在北方蔓延开来。

滑县李文成起义遗址

天理教又名荣华会，系白莲教的一个支派，其基本教义与白莲教大致相同，信奉“三际说”，以“真空家乡，无生老母”为“八字真言”，主要经卷有《三佛应劫书》。天理教徒众以八卦作为分股名目，在北方各地积极发展组织，故又名八卦教。

川楚白莲教起义失败后，天理教秘密隐蔽在北方广大农村中，用宗教活动作掩护，又针对当时土地高度集中、农民无地少地的现状，提出入教缴纳“根基钱”（或称种福钱），事成后即可分得地亩的主张[19]，以此号召和发动下层群众。著名的教首有李文成、林清、冯克善、牛亮臣等。

李文成，河南滑县谢家庄人，木工出身。一八一一年（清嘉庆十六年）在教内被拥戴为教首，掌管“震卦”。因为“震卦为七卦之首，取帝出于震意，习教者听其约束”，所以李文成“兼掌九宫，统管八卦，众至数万”[20]。当时河南民谣中有“若要红花开，须得严霜来”之语，又经卷《三佛应劫书》谶示“十八子明道”，李文成便自称“严霜十八子”[21]，提出该由“李姓应世”。林清，本籍浙江，久居直隶大兴县黄村，原为大兴巡检司书吏。一八〇六年（清嘉庆十一年）加入荣华会，因其轻财好义，“有告贷者，辄给之，乡村仰食者万余家”[22]。因而为教民所拥戴，掌管“坎卦”。林清传教活动在河北各地，尤其京畿附近，教徒中除农民、小市民、说唱卖艺者外，还有下级吏役和宫禁中的低级太监。这一层社会势力对以后的起义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他有“乾卦”首领山东定陶人张廷举，“良卦”首领河南虞城人郭泗湖，“巽卦”首领山东城武人程百岳，“离卦”首领山东城武人张景文，“坤卦”首领山西岳阳人邱玉，“兑卦”首领山西岳阳人侯国龙等，“俱分隶震卦”。

一八一一年春，三省教首李文成、林清、牛亮臣、冯克善等在滑县聚会，磋商起义与联合行动事宜，决定“八卦九宫林、李共掌”，林清封号“天皇”，冯克善封号“地皇”，李文成封号“人皇”，“约分地土，清取直隶，李得河南，冯割山东”[23]。这一年林清三次抵滑县，与李文成商讨大计。李文成曾“专研算术，旁涉星家象纬，推演颇验”[24]，扬言星象示变，有星射紫微垣，主兵象，将要大动干戈，为起义制造“天意”的依据。一八一二年（清嘉庆十七年）二月，各地教首大会于滑县的道口镇，决定“应在酉之年，戌之月，寅之日，午之时，故以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午时起事”[25]。

李文成等对起义作了周密部署，规定起义口号：“明号是奉天开道，暗号是得胜二字”；起义的标志，一律举白旗，白布裹头系腰，做到“劫前七日，白旗传遍”，发动时须把“奉天开道白旗届时插于门首，可免杀害”[26]。是年十二月，李文成至大兴县黄村会见林清，密约李文成先在滑县发动起义，河南、山东、直隶同时揭旗造反后，立即直趋京畿，林清则在北京城内发动，与李文成等起义军里应外合，捣毁清朝统治中心，夺取北京城。一八一三年（清嘉庆十八年）八月林清复至滑县，最后确定起义的步骤策略。林清返回黄村后，李文成又派其养子刘成章往林清处，以保持联络，并告林清，“九月十五日河南兵必至京，公专为内变”[27]。起义的时间已经十分紧迫了。

河南天理教在李文成直接领导下，集中全力从事各项准备工作，“私买战马，蓄养士卒，铸造甲仗，颁分旗号”[28]，准备响应起义者与日俱增。牛亮臣在滑县大伾山之东坡，专门组织教徒数百人铸造军械，李文成在谢家庄大犒起义军，进行宣传鼓动。因为人多势众，机密泄露，被官府侦知，滑县知县强克捷一面密报巡抚高杞请兵镇压；一面先发制人，于九月二十八日（农历九月初五日），派衙役将李文成、牛亮臣等首领逮捕下狱。审讯时李文成“坚不吐实”，遭毒打，以致“两股顿烂”，足胫也被夹断，“又杖牛亮臣数百，血流遍体”[29]。李文成、牛亮臣被捕，起义消息外泄，形势危急。义军部将宋元成等认为，“今事已急，十五日之期断不及待，此间兵食既足，鼓行而前，径取滑县，据而守之，直隶之开州、长垣，山东之金乡、定、曹，皆吾声援，官兵四路牵制，措手不及，然后成师以出，数百里可传檄而定也”，“众从之”[30]。于是，一八一三年九月三十日，宋元成等聚集滑县教徒五千多人，攻陷滑县县城，从狱中救出李文成、牛亮臣等，杀知县强克捷和巡检刘斌，提前起义。

河南天理教起义爆发后，李文成在滑县署内“设羽帐”，“树大纛，书大明天顺李真主七字”[31]，以牛亮臣为军师，宋元成为大元帅，同时大封诸卦主为诸卦王，各首领为各宫伯、卦伯，各类先锋、总管，计受封者达九十余人之多[32]。接着攻占了滑县附近的军事据点和屯粮要地道口镇，重兵围困北上要道濬县，扩大影响，号召各地教徒响应。

九月二十九日，长垣县知县赵纶率兵赴与滑县交界之苇园村搜捕“习教之人”，被教徒包围并扎伤致死，长垣县天理教就此起义，占领了该县春亨集。十月三日，山东定陶教徒两三千人占据县城，开狱放囚，处死知县、典史等官吏。四日，山东曹县天理教首领马朝栋率百余人直入县署，杀死知县，劫狱开库。于是，河南、山东边界的滑县、长垣、曹县、定陶等地都被天理教所控制，“联为一气”，声势大张。直隶总督温承惠忙向北京“飞书告急”，清廷闻讯，命令温承惠带兵会同河北镇总兵色克通阿由北面防御；令河南巡抚高杞“紧防西南”；山东巡抚同兴巡防山东边境；徐州总兵徐洪北上。[33]当时清统治者对这次起义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把它看做地方性的小起义，虽也指令要“添兵并力歼除”，可是兵力的调动和部署，却着重在“防堵”、“夹击”和“勿令匪渡河滋蔓”方面。只是到了十月八日（农历九月十五日），天理教攻打北京皇宫事件之后，清统治者才从昏聩中惊醒过来，全力以赴镇压这次起义。

滑县李文成起义提前发动，由于清兵的堵截拦阻，队伍未能迅速北上，而林清在北京对滑县之变一无所知，消息断绝，仍按原计划部署进行。林清联络了教徒二百人，准备直冲宫禁，打烂清朝皇帝的老巢。这二百人分成东西两队，于一八一三年十月八日乔装改扮，潜伏在东华门、西华门外，由太监接应、夺门入宫。东队由陈爽居首，刘呈祥押后，太监刘得财、刘金引路，进入东华门；西队由陈文魁居首，刘永泰押后，太监高泰、高广福引路，进入西华门。太监王福禄、阎进喜居中援应，规定进入大内后，由陈爽指挥战斗，而林清坐镇黄村，等候河南兵至。

进入东华门的起义教徒，很快被司阍官兵发觉，护军急忙关闭城门，起义教徒冲入宫廷仅十数人，经过激烈搏斗，终因路径不熟，力量单薄，最后被擒被杀，“而官兵受伤者亦多”[34]。西路义军，则于中午全部进入西华门，先攻尚衣监文颖馆，然后攻打隆宗门，可惜耽误了时间，门已关闭，宫廷内展开一场浴血战斗。至今隆宗门匾额上仍有当年作战留下的箭镞的痕迹。起义者陷身虎穴，以寡敌众，全无畏惧。有的由门外诸廊房越墙而入内宫，但因人数太少，全被枪杀，大部分则受阻于隆宗门外。当时，清室诸皇子旻宁（即后来的道光帝）等正在上书房，闻变戎装上阵，登城垣，以鸟枪射击起义者。至午后申时，留京诸王及内务府大臣引兵入神武门增援，镇国公奕灏将准备派往滑县镇压天理教的火器营一千多官兵调入宫内，才把起义者残酷地镇压下去。进入皇宫的起义教徒英勇搏战，打死宫廷侍卫护军等四十一名，打伤六十名。起义教徒三十一人牺牲，四十一人被俘。十二日在黄村等候消息的林清被清兵逮捕，不久与其他起义者一同被磔死。

攻打皇宫事件使北京城陷于一片混乱。“禁城遇变，人情惶惧，讹言四起，惊扰达旦”，“居民仓皇无措者四日”[35]。虽然起义很快被镇压下去，清统治者仍心有余悸，如临大敌，禁城各门增派五大营官兵守护，“持械林立，防范紧严，禁城内王大臣昼夜搜拿”[36]。十月十二日（农历九月十九日），嘉庆帝驻跸烟郊行宫，颁示“罪己诏”，惊呼这次“变生肘腋，祸起萧墙”的事件，实为“汉唐宋明未有之事”[37]。哀叹“齐豫骚动，阙下震惊，惟椎心挥泪，宵旰仰求上苍赦罪，此外无可言矣”[38]。嘉庆的诗中又说“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39]。可见，攻打皇宫，虽因条件不成熟、力量对比太悬殊而失败，但它对清朝统治者的打击却是十分沉重的。

天理教在京城的斗争被血腥镇压下去，清统治者惧怕刚刚扑灭的白莲教起义可能重演，紧急抽调精锐兵力，力图以最快速度将滑县正在燃烧的起义烈火扑灭。当即命陕甘总督那彦成代替温承惠为直隶总督，并委以钦差大臣，节制山东、河南各路清兵的重任。命工部侍郎、护军统领庆祥等率健锐、火器二营清兵；命陕西提督、镇压白莲教起义的刽子手杨遇春及杨芳等率陕中兵；又传谕西安将军穆克登布率清兵一千，副都统富僧德率马队一千，徐州总兵徐洪率兵数千协同围剿。

十月三十一日（农历十月初八日），那彦成兵抵河南卫辉一带，因滑县大伾山、道口一带起义军声势浩大，乃屯兵不敢遽进，上书嘉庆帝要求增调山西兵、甘肃兵、索伦兵赴营。嘉庆帝求胜心切，见到那彦成的请求，十分恼怒，谴责那彦成“汝于初八日抵卫辉，初十日接钦差大臣关防，十三日发折时仍在卫辉驻扎，并未至濬县军营，乃云现有之兵不敷分剿……实属畏葸迁延之至”[40]，大骂那彦成“迟疑不进，逗留观望……忍心病狂，天良何在，非阿桂之孙，非朕之臣”[41]。可是那彦成却对人曰，“昔川楚之所以失事者，皆兵力未集而遽与之战，反为所败，是以人心震慑不敢复撄其锋，以致蔓延日久也，今吾当厚集兵力，一鼓灭之”[42]，为自己的胆怯辩解。在嘉庆帝的再三催促下，那彦成才率兵向道口一带移动。

十一月初，杨遇春、温承惠、高杞、马瑜等率兵进抵道口附近攻占起义军的据点周潭村、连庄、罗家寨、丁栾集。十三日，起义军于中市所设伏，与清兵激战，“官军奔败，杨遇春所领千总李洪春、外委柯玉皆战死”[43]。此后，起义军撤回道口，“挑挖深壕”，“坚闭不出”。清军分七路围攻道口，以大炮轰击，马步四面环攻，击溃从滑城、桃源等地前来增援的起义军数千人。道口义军兵力虽为数不少，但困守一小镇，无法发挥能进能退、可分可聚的优势，又缺乏正规作战的经验，很快被清兵攻破。起义者伤亡很大，居民房屋被清兵“全行烧毁”，镇内“尸骸枕藉，盈街满屋”[44]，惨不忍睹。

道口失陷，李文成的大本营滑县顿失屏障，完全暴露在清兵枪炮之下。那彦成迅速进兵滑城，以一万三千余清兵围其三个城门，正北门与西北门因缺兵力无法围堵，那彦成害怕起义军弃滑县他走，战争将蔓延而难以收拾，急奏：“臣之兵攻城则有余，围城则不足”，要求速调陕甘兵、吉林黑龙江马队增援。可惜起义军的经验不足，没有采取流动战术以避开清军的主力，却轻信佯降的清吏教谕吴某的“献策”，说过去白莲教起义所以失败，“因其不据城池无所固守故也，今可高筑雉堞，闭关自守，以待他郡接援，然后会师北上，始能保万全也”[45]。就这样，死守城垣，使清统治者有时间调集更多兵力，将滑县团团围住。义军几次作战，均失利。山东、直隶各处响应的天理教徒亦被清军各个击破，滑县陷于孤立，危在旦夕，局势对天理教起义军十分不利。

当时，在桃源的南湖将军刘国明为了救援李文成，亲率八百义军，取道清兵围困薄弱地带北门苇塘区，夜入滑城，以轻车载胫伤的李文成出城。李文成此时已悟死守滑县之非计，于是集合义军四千余人，西进太行山攻下辉县山内的司寨。但时机已经错失，清总兵杨芳、侍卫苏伦保等率兵追击，逼近了司寨。十二月十一日，清军少数兵力诱骗义军出司寨，进入设伏圈，然后以马步两翼夹击，迫使义军退保南首山。义军虽殊死决斗，“以巨石掷官军，登高而战”[46]，但因陷入埋伏，被清兵上下夹击，又截断去路，损失二千余人，“官军进薄司寨，围之数重”。

十二月十二日，进攻司寨的战斗开始。司寨背山临川，沟深墙固，便于防守。清兵越壕而入，从早晨打到中午，战况十分激烈。“衔矢裹创，饮血苦战，尸如山积”[47]。至下午，寨墙一角被毁，清兵冲入寨内，展开短兵巷战，义军退据民房。“司寨有民房三百楹，砖石作墙，纵横高耸，又有碉楼十余座，亭亭屹立，坚不可破”，义军“据险掷石，枪炮齐发，官军死伤甚众”[48]。战斗延续至天黑，仍相持不下。凶残的杨芳，便下令举火焚寨，且焚且攻，“须臾烟焰蔽天，贼尸塞路，有冒烟突火焦头烂额而逸者，悉生缚之”[49]。最后李文成、刘国明等被围困于一碉楼，杨芳等率众登楼，妄图活捉立功，只见楼上闪出一将，“自称刘国明，持刀跃出，击杀兵士数人”，刘国明也英勇牺牲。杨芳下令喊话，“有能擒李文成来献者，受上赏；文成若投出，余贼皆免死”。起义军大义凛然，“大呼李文成在此，欲杀即杀，断不肯降”。清兵层层围困，冲入碉楼，李文成等即举火自焚，“众数十人群相拥抱而死”。“是役也，寨内之贼数千，无一人得脱者”[50]。

天理教教首李文成的牺牲，使起义面临迅速瓦解的危险境地，只剩下滑县最后一个据点了。滑县“城坚厚，外砖内土中沙，大炮攻之，遇沙而止”[51]，所以“官兵围之，数旬不克，贼守愈坚”[52]。司寨战役后，清统治者集中兵力，作好充分准备，加强对滑县的攻势。一八一四年（清嘉庆十九年）一月一日，那彦成下令各路兵马同时对滑县五个城门发起攻击，清兵暗挖地道，埋下炸药，不久城西南角炸药轰发，城垣崩裂二十余丈。清兵冲入南门，接着各门皆破，城内展开激烈的争夺战，酣战一昼夜，双方伤亡甚大。二日，义军依民房抵抗，仍控制城内据点五六十处[53]，清兵无可奈何，纵火焚烧民房，局势十分危急。义军首领牛亮臣、徐安国劝李文成妻子张氏装扮难民出城，但张氏毅然表示：“城亡与亡，不死者非英雄，乃挥刀巷战，击杀数人，阖户自缢”[54]。这位女起义者同她的丈夫李文成一样，在敌人的屠刀下，不屈不挠，无所畏惧，英勇就义。

滑县陷落了，起义军惨遭杀戮，大元帅宋元成阵亡，艮宫王王道隆、震宫王刘荣顺、巽宫王冯相林、坎宫王尹振、乾宫王寿光德等首领全部壮烈牺牲。牛亮臣、徐安国被械送京师，磔死枭首。天理教轰轰烈烈的起义就这样被清统治者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一八一四年一月，正当清统治者忙于最后镇压天理教起义的关键时刻，陕西岐山县三才峡木工也爆发了武装斗争。

岐山县地处南山老林地区，历史上曾经是白莲教艰苦斗争的基地。这一带跬步皆山，路径丛杂，到处覆盖着茂密的原始森林，各处无地的破产农民，颠沛流离，纷纷来此开荒度日，因而不少商人，利用这里的丰富资源和廉价劳力，开设木厂、纸厂、炭厂，或开采铁矿，铸造农具、铁锅等，谋取厚利。

木商开设的木厂在当地称为“木厢”。木商用包谷雇用木工，砍伐树木，然后锯成木板运出山外。嘉庆十八年，南山秋雨连绵，包谷歉收，粮价上涨，木商们以包谷雇夫役获利顿减，于是纷纷停工，致使当地木工失业缺食，面临饿死的威胁。岐山县三才峡木厢包头[55]万五（即万全忠），带领二百多木工到厢主处借粮，厢主不借，并对他们横加辱骂。木工们走投无路，愤怒地夺取厢主粮食，万五遂率众起事。

造反木工南下郿县入山，在独独河、青龙寨、佛爷滩、厚畛子一带，焚烧木箱，攻破地主的寨堡，当地木工从者日众。在古子沟有“二百多人，执大红旗”起事；在郿县紫阁峪三百多人起事；在小三涧有五百多人起事。[56]这些小股队伍，很快汇成拥有四五千人的起义军。接着，万五重新部署其众，把队伍分为五号（即黄、青、红、绿、白号），各号首领称元帅，下设先锋、总兵等，各号时分时合，相互呼应。

当时清统治者正忙于集中兵力对付天理教起义，无暇顾及。陕西巡抚朱勋告急，嘉庆帝只能从甘肃兰州调陕甘总督长龄率一千五百人，星夜赶到陕西，并命那彦成限期剿灭天理教起义，然后移兵会剿木工起义。清统治者根据镇压白莲教和天理教起义的经验，告诫围剿部队勿得以招抚了事，定要武力镇压，“以后招抚二字，该督抚不得存之于心，亦不准形之奏牍，若不遵旨暗行招抚，则非我国之臣子也”[57]。一八一四年一月中，杨遇春率步兵及吉林、黑龙江马队赶到陕西，并调任杨芳为陕西西安总兵，加强对三才峡木工抗清斗争的镇压力量。

一月十八日，木工义军在西江口之平木山等处与清兵激战。是役木工义军损失很大，有江元帅、何元帅、大旗手等十数员将领战死，万五被逼退入太白山老林，转战深山之中。二月一日薄暮，长龄、杨遇春、朱勋等会师老君岭，并在宽沟口设下埋伏，专等义军落网。次日凌晨，万五率众进入伏圈，清兵发起进攻，义军突遭袭击，战斗失利，万五受伤被擒，壮烈牺牲于阵前。义军战死大半，其余由另一首领陈四率领退入老林，最后终因被清兵诈骗设伏歼灭，陕西三才峡木工斗争就这样被镇压下去。

在此期间，还有江西的胡秉辉等，凭借残书所载阵图及俚语，拥一朱氏子，建号“后明”，号召起事，起事不久，即被地方官军所剿灭。

三、赵金龙领导的湖南、广东瑶民起义

嘉道年间，吏治日堕，民生益困，反抗斗争纷至沓来，清朝封建专制制度，把全国变成统治和奴役各民族的监狱。同汉族农民群众一起，各地的少数民族也揭起义旗，抗清斗争方兴未艾。

湖南衡永郴桂四州郡和广东的连州、广西的全州等，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瑶族世世代代生息和劳动的地区。清政府对瑶族推行民族歧视政策，当地官吏，或横征暴敛，巧立名目，敲诈勒索，对瑶族人民倍加剥夺；或纵容不法商贾，诓骗憨厚朴实的瑶民，如“道光中，瑶人入江华市易银，贾人夹锡与之，觉而往请更之，反怒骂击，瑶人归，集十余复往，贾讼县官，称瑶劫掠，尽捕下狱”[58]。瑶民在清政府和汉族地主、奸商的压迫欺凌下，郁积着反抗的怒火，尤以全国抗清风暴的影响，便爆发了赵金龙等领导的湖南、广东的瑶民起义。

赵金龙，湖南永州江华县锦田瑶族人，自幼在山区种地度日。道光十年（一八三〇）冬，有常宁县瑶族人赵福才，扬言精通仙术，书符治病，能知过去未来之事，声称瑶人中要出大瑶王，赵金龙与之结识，积极筹划起事。“然金龙谨饬无过，行居瑶中，通达能言亦未敢接内地土民，平居垦山，力作蓄积，时与群瑶祠祷神，益富厚……民每事陵借之，勿敢论曲直也”，“群瑶信服”[59]。

一八三一年（清道光十一年）八九月间，赵金龙、赵福才等假借巫术跳神祭鬼，发动瑶民群众，倡言复仇，大造起事谋反的舆论。第二年（一八三二年，清道光十二年）一月三十一日，赵福才发动广东散瑶三百六十余人，偕同赵金龙组织的湖南九冲瑶共六七百人，各以红布裹头为号，以红蓝旗在前引导，焚掠两河口，并书写告示，张贴村市，上有金龙元年字号。[60]

赵金龙率瑶民起义后，清江华知县林先梁、永州知府李铭绅、永州镇左营游击王俊、永州镇总兵鲍友智，纷纷督率官兵乡勇，分路包剿堵截，但瑶民英勇善战，清兵不敢撄其锋。瑶民义军先据长塘的夹冲，二月下旬进入蓝山县境，时瑶民参加义军者达两三千人。因瑶军计划进占九嶷山作为基地，二月底攻入江华县的麻冈和宁远县的鲁观洞等处。

瑶民义军进入宁远后，湖南巡抚吴熊光、提督海凌阿先后率兵进逼宁远。一八三二年三月十五日海凌阿与宝庆协副将马韬行至池塘墟。海凌阿骄横自大，轻视瑶民义军的力量，“长驱入其境，兵不持刀矛，捆载以行，瑶伪为土民负其军器去，已乃大噪，官兵闻声奔走或自跪道旁，遂杀海凌阿及马韬”[61]。瑶军大获全胜，清兵之枪械尽为所得，赵金龙乘势复入宁远境。十九日，攻进新田县城，杀县令王鼎铭，在新田休整数日，又转入常宁县的洋泉。这一连串的胜利，犹如晴天惊雷，“官军望风败散，即诸夷一人持火枪入村市，千人惟所驱杀，东南兵不可用如此”，“瑶所长者登山险疾走，用小火枪百步命中，官兵闻瑶至则溃”[62]。

宁远战役以后，新田县毛栗山瑶民领袖赵文凤起兵响应，队伍迅速扩大。此时义军大致分为三股：赵金龙、唐八率领广东散瑶及江华锦田各寨起义瑶民为一股；赵福才、赵福青率领常宁、桂阳起义瑶民两三千人为一股；赵文凤、赵福明率领新田、宁远、蓝山起义瑶民两三千人为一股。湘粤边界的许多村镇均为瑶民义军攻克。

瑶民起义引起清统治者极大震惊，道光帝气急败坏，下诏：“赵金龙困兽反噬，伤我大员，国法不容，神人共愤，务要设法生擒解京，尽法惩治，毋任远窜。”[63]并提出了剿灭瑶民起义的恶毒策略，“敕诸将诱至山外平野之地聚而歼之”[64]。命两广总督李鸿宾、广西提督苏兆熊各防边界，湖广总督卢坤坐镇永州，统筹军务，调集镇筸苗疆的清兵一千六百多名，堵御隘口，余步云调补湖南提督，并挑选得力将弁和精兵前来增援；又命湖北提督、镇压白莲教起义的刽子手、前乡勇团练头目罗思举亦率兵参加围剿。在衡州府、常宁、祁阳、桂阳、新田、嘉禾等州县要地，设重兵防守堵御，互为掎角，相机策应。

三月二十三日，在桂阳弥勒铺、籇口、大坪等处，赵福才义军与桂阳州知府王元凤、总兵鲍友智率领的清兵激战，瑶军腹背受敌，赵福才战死，队伍溃败，后并入赵金龙、赵文凤所部。

四月中，清兵云集于湘粤桂边界，赵金龙义军驻屯在新田之上流洞、杨家铺；常宁之羊泉镇、黄洞；桂阳之白水洞、茶楼等处，无论地形及力量对比，对瑶军都十分不利。南路之蓝山、宁远、江华俱为入粤门户，清军设重兵防范。北路则有总兵霍隆武驻兵桂阳，声势颇盛，罗思举率领大军从永州进击，同时增调永顺协副将祥福、沅州协副将马天保率镇筸、沅州兵一千二百名，配合罗部两路夹攻，使瑶军南北受敌，并扼其西通祁阳、道州、零陵之小路，节节提防，重重护守。

四月十九日，各股瑶民义军四五千人在清军的进逼下，纷纷汇集至常宁的羊泉镇。羊泉为入山的隘口，有溪通舟，镇长数里，垣墙坚厚，利于守御，但瑶军集中于一地，困守孤镇，消极地打防御战，不能发挥其山区作战之所长，必然陷入危险境地。清兵侦知瑶军部署之后，罗思举立即密檄北路霍隆武、祥福等清兵南移，又命相离较近的各卡隘官兵全数移营逼近羊泉，层层兜围。二十九日，罗思举利用兵力和火器的优势向羊泉镇发起进攻，瑶民义军奋起反击，退入民房，并力死守，杀伤清官兵甚众。清兵围攻四昼夜，轮番作战，设鹿角，放炮位，挖深壕，造木城，多次抢攻，都未能摧毁瑶军阵地。于是，罗思举采用镇压农民起义的惯用手段，大肆焚烧羊泉镇内的民房，义军被烧死烧伤上千人，但仍英勇抵抗。

五月八日义军领袖赵金龙战死，镇内粮米已尽，死伤累累。至五月十八日，义军尚有八九百人固守镇内房屋阵地，顽强抵抗。二十一日，罗思举率部由东南面，余步云率部由西面，总兵曾胜率部由北面，合力猛攻，云梯上墙，火弹炸药倾泻而入，摧毁瑶军占据的低层房屋，瑶军退入二层楼上。第二天，清兵仍用火攻，将二层大房全行烧毁，瑶军又退入另一楼房。二十三日又经过激烈战斗，“将贼众房屋全行烧毁，逆贼于烈焰中犹复用枪抵敌，二十五六日（即阳历二十四五日），其从逆诸贼实已全歼，并无一名漏网”[65]。战斗结束，赵金龙之子弟妻女和首领赵文凤、李德明等全部牺牲，羊泉镇一片废墟，断壁残垣，尸骨遍地，清朝封建统治者凶恶残暴，对瑶族人民犯下了擢发难数的血腥罪行。

湖南瑶民起义得到各地瑶民的响应，广东赵子青领导的连州八排瑶民揭竿而起。

赵子青，广东连山瑶族人，自幼习巫师，与赵金龙素不相识。闻赵金龙造反，便发动瑶民响应。后得知赵金龙已死，遂宣称与赵金龙有师徒关系，自称瑶王，并封连山瑶民头目赵文典、赵仔漋、赵友滇等为总兵。六月二日，赵子青率瑶民在沙坪地方与粤兵打仗，伤毙清官兵二十余名，然后聚众三四百人进入湖南蓝山、江华的山中，沿途瑶民热烈响应，参加起义部队达二千余人。

罗思举、余步云镇压赵金龙起义之后，六月下旬，兴师进剿赵子青瑶民起义军。瑶军抵不住优势清军的攻击，顺山顶且战且走，因两面皆穷谷深涧，树木丛杂，只能鱼贯而行，清兵穷追四十余里，至银匠冲地方，瑶军占据三处山头，“战手在前两山，妇女幼稚所胁瑶人在后一山助势，双方激战，赵文典（旗上称两广总兵）战死”[66]，瑶军伤亡惨重。六月二十七日，瑶军计划返粤，向麻冈冲一带转移时与清兵遭遇，赵子青及其妻子儿女在战斗中被俘，英勇牺牲。

七月，又爆发了盘均华领导的瑶民起义。

盘均华，原湖南宁远县瑶族人，嘉庆二十三年（一八一八）迁居广西贺县，道光五年搬苍梧县旱塘，种山度日。在湖南时与赵金龙相识。湖南瑶民起义后，盘均华在广西组织瑶民响应。一八三二年七月十六日，瑶民二千余人推盘均华为瑶王，宣称为赵金龙报仇，在广西贺县之灰洞祭旗起事。二十二日起义队伍行至芳林渡，准备渡过河东，恰好广西参将满承绪率追击部队赶至，双方激战至第二天黎明，瑶民义军抵挡不住清兵的猛烈炮火，死伤千余人。七月底，由于降者告密，盘均华在湖南江华县被俘杀害。至此，瑶民起义的风暴基本上平息下去。

四、张格尔叛乱

自从清朝统一天山南北，在这里置官设治之后，由于清朝官吏的贪婪腐败，维吾尔族人民不断进行反抗。窜逃到国外去的和卓家族，伺机蠢动，企图利用人民群众对清朝统治的不满，进行煽惑，发动叛乱，以恢复和卓家族昔日在南疆地区的封建统治。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和卓的后裔张格尔在浩罕统治者以及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支持下多次窜扰南疆，进行抢劫。张格尔是大和卓波罗尼都之孙。自乾隆年间大小和卓被平定后，波罗尼都之子萨木萨克逃居浩罕，生三子，张格尔为其次子。张格尔是个夙有政治野心的没落封建贵族，时刻准备潜回南疆，他利用和卓后裔在维吾尔民族中的影响，大搞宗教迷信。据清朝缴获张格尔制造的宣传品中，“极口称扬张格尔如何机谋，如何慈厚，如何爱怜想念众回子……众回子但见其一面，即两世受福，但饮其杯茗，即百虑皆忘”[67]。张格尔就用这种封建迷信手段，愚弄群众。而浩罕统治者与英国殖民主义者，也怂恿和支持张格尔返回南疆，制造民族叛乱和分裂，以便浑水摸鱼，实现其侵略我国的政治野心。

一八二六年（清道光六年）夏，张格尔纠集了安集延、布鲁特五百余人，由开齐山路入中国境，窜至距喀什噶尔百余里的阿尔图什庄，以礼拜其祖先“玛杂”（坟墓）为名，煽惑当地维吾尔族人民，聚众闹事。清朝的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庆祥闻讯后，立即命舒尔哈善、乌凌阿率兵千余进剿。张格尔等突围而去，并裹胁部分群众掀起了叛乱。张格尔唯恐北路伊犁清军前来镇压，遣使向浩罕求援，以出卖祖国权益为条件，“约破西四城（指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子女玉帛共之，且割喀什噶尔酬其劳”[68]。浩罕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汗亲自率浩罕军队万人入侵南疆，攻打喀什噶尔。清军进行了坚决的抵抗，浩罕侵略军遭到巨大的伤亡，穆罕默德·阿里汗“无可奈何地引兵退回了浩罕”[69]。张格尔又使人追诱浩罕军，使其“复归投者二三千，张格尔置为亲兵”[70]。张格尔匪帮伙同这股浩罕的侵略军继续进攻喀什噶尔。守城清军“尽力抵御，两月有余”[71]，势穷力竭，为叛军所攻陷，庆祥自缢身死。张格尔进据喀什噶尔后，“自称赛亦德·张格尔苏丹，宣布为当地的统治者”[72]，复辟了和卓的反动统治。

张格尔占据喀什噶尔后，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等三城也相继为叛军所攻陷。清廷赶忙命伊犁将军长龄为扬威将军，陕甘总督杨遇春、山东巡抚武隆阿为参赞大臣，调集吉林、黑龙江、陕西、甘肃、四川五省清军三万余人，会师于阿克苏。这时，张格尔军已至浑巴什河，距阿克苏只有八十里，企图抢占阿克苏和乌什，清军奋勇迎战，击退了企图强渡浑巴什河的张格尔叛军，一八二六年十一月又在阿克苏以西的柯尔坪大破叛军，柯尔坪“东南通巴尔楚克，西南通喀什噶尔，为大兵进剿必经之路”[73]，柯尔坪战役的胜利，不仅保卫了东四城（乌什、阿克苏、库车、辟展）的安全，而且打通了清军西进的道路。这时已入冬季，大雪封山，清军暂停进攻。翌年（一八二七年，清道光七年）春，清军大举西进，一路势如破竹。一八二七年三月下旬，清军攻打叛军重点设防的沙布都尔庄，这里“多树苇，决水成沮洳，贼数万临渠横列”[74]，清军奋勇抢渡，短兵相接，骑兵分左右两翼，横截敌阵，叛军大败。清军追至洋达玛河，距喀什噶尔仅十余里，叛军倾巢而出，背城阻水，清军以索伦马队千人绕趋下游佯渡，以吸引叛军兵力，然后集中主力在上游抢渡，叛军大乱。三月二十七日清军克喀什噶尔，接着又收复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张格尔战败之后，流窜于柯尔克孜族的游牧地，仍想卷土重来。一八二八年（清道光八年）初，他乘春节年关，清军疏于防范之际，重新纠集五百多人，窜扰至喀什噶尔附近。参赞大臣杨芳率军追赶，张格尔走投无路，在喀尔铁盖山被擒获，解至北京处死。

张格尔的叛乱本是利用维吾尔族人民的反清情绪和宗教信仰而煽动起来的，他欺骗说能给他们带来自由和幸福。可是张格尔占据西四城之后，便立即暴露出没落封建贵族贪婪残暴的反动本性，“残害生灵，淫虐妇女，搜索财物，其暴虐甚于从前和卓千倍万倍”[75]，“多建房屋，广索银马妇女。又白帽回子十五岁以上者均被逼迫为从，不愿者即杀”[76]。张格尔的残暴行为，激起维吾尔族人民的强烈反抗，转而支持清军作战。例如，和阗城的收复就是当地人民奋起，与清军里应外合，打败了叛军；在浑巴什河战斗中就有三百名维吾尔族人民，组成战斗部队，与清军并肩平叛；最后活捉张格尔时，维吾尔族人民为清军送情报，当向导，并有六百名维吾尔族群众随军追击张格尔。可见张格尔虽在开始时欺骗迷惑了维吾尔族人民，但维吾尔族人民很快觉醒，反戈一击，为平息叛乱、统一祖国作出了贡献。

应该指出，张格尔的叛乱，同外国侵略势力的支持有着密切关系。浩罕统治者一直把和卓后裔视为他入侵中国的工具，他不仅曾亲率军队入侵南疆，且派遣他“能干的将军”伊萨·达克瓦充当张格尔的助手。至于英国殖民主义者对张格尔的支持与操纵，也很明显。早在十九世纪初，英国殖民主义者便不断派遣特务冒充商人潜入我国新疆地区，进行侵略活动。他们特别利用和卓等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作为其侵略我国新疆的代理人。张格尔早年在阿富汗受教育时，便被英国特务所物色，搭上了关系。在这次叛乱中，张格尔军队就是在英国援助下组织和装备的，军队的教官是由英国人担任的，而且在张格尔的身边，经常有五名英国特务和他形影不离，支配着张格尔的一切行动。因此，张格尔的入侵事件，既不是什么“民族解放运动”，更不是什么人民的“反清起义”，而是在外国侵略势力支持下进行的民族分裂的叛乱。

注释

[1]《福建通志》，《清纪》。

[2]《福建通志》，《清纪》。

[3]《清仁宗实录》卷二。

[4]《厦门志》卷十六，《旧事志》。

[5]《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五。

[6]（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八十七，《海防》。

[7]朱，原为漳州走私商人。据《厦门志》卷十六记载：“家富饶，好结纳，与盗通。里欲首之，挈妻子浮海去。后为盗，有船数十艘，自称海南王”。

[8]参见闽浙总督玉德：《建盖大小担山寨城纪略》。

[9]魏源：《圣武记》卷八，《嘉庆东南靖海记》。

[10]魏源：《圣武记》卷八，《嘉庆东南靖海记》。

[11]毛祥麟：《墨余录》。

[12]《清史稿》，《列传》一三七，《李长庚》。

[13]《清仁宗实录》卷五十八。

[14]《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五，《陈庚焕答温抚军延访书》。

[15]据昭梿《啸亭杂录》云：“阿林保见贼势难结局，置酒款长庚曰：‘大海捕鱼，何时入网？然海外无左证，公但斩一假蔡牵首至，余即飞章报捷，而以余贼归善后办理，则不惟公受上赏，余亦当邀次功，孰与穷年冒鲸波侥万一哉？’长庚慨然曰：‘石三保、聂人杰之事，长庚不能为，且久视海舶为庐舍，不畏其险也，誓与贼同死，不与贼同生’。闽督不怿。”

[16]魏源：《圣武记》卷八，《嘉庆东南靖海记》。

[17]《清仁宗圣训》卷四十，嘉庆十四年九月十二日。

[18]《同安县志》卷三十，《人物录·武功》，《王得禄》。

[19]参见《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二十五。

[20]兰簃外史纂：《靖逆记》卷五。

[21]兰簃外史纂：《靖逆记》卷五。

[22]兰簃外史纂：《靖逆记》卷五。

[23]兰簃外史纂：《靖逆记》卷五。

[24]兰簃外史纂：《靖逆记》卷五。

[25]兰簃外史纂：《靖逆记》卷五。

[26]《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三十三。

[27]兰簃外史纂：《靖逆记》卷五。

[28]兰簃外史纂：《靖逆记》卷五。

[29]兰簃外史纂：《靖逆记》卷三。

[30]兰簃外史纂：《靖逆记》卷三。

[31]兰簃外史纂：《靖逆记》卷五。

[32]参见那彦成：《那文毅公奏议》卷三十二、卷三十三。

[33]参见《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一。

[34]昭梿：《啸亭杂录》卷六，《癸酉之变》。

[35]兰簃外史纂：《靖逆记》卷一；昭梿：《啸亭杂录》卷六，《癸酉之变》。

[36]《托津奏折》。

[37]《清仁宗实录》卷二七四，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七日。

[38]《清仁宗御制诗三集》卷十六，《责己述怀》。

[39]同上书，《有感五首》。

[40]兰簃外史纂：《靖逆记》卷三。

[41]《清仁宗实录》卷二七七。

[42]昭梿：《啸亭杂录》卷六，《滑县之捷》。

[43]兰簃外史纂：《靖逆记》卷三。

[44]那彦成：《那文毅公奏议》卷十九。

[45]昭梿：《啸亭杂录》卷六，《滑县之捷》。

[46]兰簃外史纂：《靖逆记》卷三。

[47]兰簃外史纂：《靖逆记》卷三。

[48]兰簃外史纂：《靖逆记》卷三。

[49]兰簃外史纂：《靖逆记》卷三。

[50]兰簃外史纂：《靖逆记》卷三。

[51]魏源：《圣武记》卷十，《嘉庆畿辅靖贼记》。

[52]兰簃外史纂：《靖逆记》卷三。

[53]参见那彦成：《那文毅公奏议》卷三十一。

[54]兰簃外史纂：《靖逆记》卷五。

[55]包头系木厢中带领工人从事水陆运输之人。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

[56]参见《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二十五。

[57]兰簃外史纂：《靖逆记》卷四。

[58]同治《桂阳直隶州志》卷二十三，《洞瑶》。

[59]同治《桂阳直隶州志》卷二十三，《洞瑶》。

[60]参见周存义：《平定瑶匪述略》上。

[61]《桂阳直隶州志》卷二十三，《洞瑶》。

[62]光绪《宁远县志》卷六，《武备·纪事》。

[63]周存义《平定瑶匪述略》（上）。

[64]魏源：《圣武记》卷七，《道光朝粤平瑶记》。

[65]周存义：《平定瑶匪述略》上。

[66]周存义：《平定瑶匪述略》下。

[67]《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十二。

[68]《清史稿》，《属国传》四。

[69]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译：《伊米德史》（油印本）上，68页。

[70]魏源：《圣武记》卷四，《道光重定回疆记》。

[71]《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三十一。

[72]［英］包罗杰：《阿古柏伯克传》，65页。

[73]《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三十四。

[74]《清史稿》卷三六七，《长龄》。

[75]那彦成：《那文毅公奏议》卷七十八。

[76]《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首。

第十五章　十九世纪前期的社会思潮

第一节　乾嘉汉学的衰落与今文经学的兴起

一、汉学的衰落与汉宋之争

清代封建社会，经历了“康雍乾盛世”，十八世纪后期，逐渐地由盛转衰。当时，整个社会呈现出经济衰败、政治腐朽、思想沉寂的残破景象。国内的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农民和各少数民族反对清朝统治的起义如火如荼。同时，世界资本主义各国展开了残酷的海外掠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面对着形势的急剧变化和社会的深刻危机，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曾盛极一时的乾嘉汉学也正在走下坡路。这一学术思想的流派在整理和总结中国古代的文化历史遗产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它产生于清代的“太平盛世”，在经济繁荣、政治安定的基地上才能够获得丰足的养料而蓬勃生长，一旦时过境迁，就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条件。这一学术派别以古代典籍作为研究的对象，不可能超越自己的研究范围而去应付社会的危机。当时的中国社会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内外矛盾日益尖锐。历史的进程要求思想家们把视线从古代典籍转移到现实斗争上去。不仅革命人民要求产生一种能够批判和打击旧制度的思想武器，就是统治阶级也要求产生一种能够有效地捍卫现存制度的思想武器，以抵制日益高涨的革命浪潮。阶级斗争向各个阶级提出了和十八世纪前期迥不相同的新问题、新要求。显然，盛极一时的汉学不能够满足统治阶级的要求，它不能适应社会大动荡的局面，必然走向衰落。

首先对乾嘉汉学作激烈而系统批判的是宋学家方东树。他写了一本《汉学商兑》，指摘汉学是“几千年未有之异端邪说”，他说：“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汉学之实，如饱乌头附子，鸩酒毒脯，裂肠洞胃，狂吼以死而已。”[1]他提出汉学的六项弊端：

其一力破理字，首以穷理为厉禁，此最悖道害教；其二考之不实，谓程朱空言穷理……其三则由于忌程朱理学之名及宋史道学之传；其四则畏程朱检身，动绳以理法，不若汉儒不修小节，不矜细行，得以宽便其私……其五则奈何不下腹中数卷书，及其新慧小辨，不知是为驳杂细碎，迂晦不安，乃大儒所弃余而不屑有之者也；其六则见世科举俗士，空疏者众，贪于难能可贵之名，欲以加少为多，临深为高也。[2]

方东树所以批判汉学，是因为这个学派反对程朱，与宋学立异。方东树顽固地站在捍卫理学的立场上，诋毁辱骂，表现了卫道者的可憎面目。但他指出汉学的“驳杂细碎”、“不得所用”却是有道理的。嘉道以后的知识界对乾嘉汉学的批判甚多，如张瑛说：“近世言汉学者，喜搜古义。一字聚讼，动辄数千言，几如秦近君之说《尚书》。当天下无事时，文章尔雅，以之润色太平可矣。及其有事，欲以口耳之学，当天下之变，宜其束手无策。无他，识其小，不识其大也。”[3]

乾嘉汉学的没落，与它自己在治学方法上的这种根本局限是分不开的。恩格斯在批判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特点时指出：“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都迟早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要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了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了它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它们的静止，忘了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4]乾嘉汉学使用的方法，正是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它虽然对个别的问题和事例，通过音训和考据，能得出接近正确的解释，却具有孤立、片面、狭隘的特点，它不能用运动、发展和变化的观点，去研究考察问题；不能从事物的相互联系中，分析事物发展的趋势，尤其是对重大的历史事变，不能作出应有的说明。乾嘉汉学提供了带有科学因素的方法和整理古籍的具体成果，却不能提供系统的思想体系，它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而走向衰落。

随着汉学的衰落，它的对立面宋学又逐渐活跃起来。宋学，一直被清朝朝廷奉为科举功名的楷式。十九世纪初，唐鉴、李棠阶、倭仁、吴廷栋以及后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曾国藩、罗泽南等重整程朱理学的旗鼓，企图继承自朱熹以来的道统。《清史稿》称：“国藩又从唐鉴、倭仁、吴廷栋讲身心克治之学，其于文推挹姚氏（鼐）尤至。于是士大夫多喜言文术政治，乾嘉考据之风稍稍衰矣。”[5]程朱派的理学家指摘汉学家和陆王之学是有害的异端，所谓“习空谈者索之于昭昭灵灵而障于内，守残编者逐之于纷纷藉藉而蔽于外”。曾国藩攻击汉学“嘉道之际，学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风，袭为一种破碎之学。辨物析名，梳文栉字，刺经典一二字，解说或至数十万言，繁称杂引，游衍而不得所归，张己伐物，专抵古人之隙。或取孔孟书中心性仁义之文，一切变更古训，而别创一义，群流和附，坚不可易。有宋诸儒周程张朱之书，为世大诟。间有涉于其说者，则举世相与笑讥嗤辱，以为彼博闻之不能，亦逃之性理空虚之域，以自盖其鄙陋不肖者而已矣”[6]。曾国藩对这种“异端”流行的情况非常担心，在理学家们看来，这是引起农民起义和封建统治动摇的原因。唐鉴说：“夫学术非而人心异，人心异则世道漓，世道漓则举纲常、伦纪、政教、禁令，无不荡然于诐辞邪说之中也，岂细故耶？”[7]为了维护纲常伦纪，整顿统治秩序，他们从思想武库里拣拾起几百年来一直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程朱理学。当然，这一旧武器已经长满了霉锈，腐朽不堪，并不能够挽救封建统治的没落，可是，它比起乾嘉汉学却会使统治阶级更加满意一些，因为它对人民群众具有更恶毒的欺骗和镇压作用。在革命浪潮汹涌而来的时代，统治阶级也只能依靠这种破旧武器来抵杀一阵了。

宋学和汉学虽然有分歧、有斗争，但两者都是儒学的流派，都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学术思想，并不是绝对地排斥和永远地对立的。在一定的条件之下，两者也可以携手合作，互作补充。如果说：乾嘉汉学是一种书呆子的哲学，当统治阶级处在繁华盛世时，需要它来点缀太平的话，那么，程朱理学便是一种刽子手哲学，统治阶级可以用以应付“狼烟四起”的危险局面。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把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推到很次要的地位，农民革命雄壮的交响乐淹没了汉学、宋学之间吱吱喳喳的争吵声。这两个基本上都为封建制度服务的学术派别，面临着农民革命风暴的威胁，发现彼此原来是“同舟共济”的一家人，他们的分歧逐渐缩小，仇恨逐渐消解，合流到一起。所以，曾国藩提倡“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8]。晚清许多学者，亦汉亦宋，调停其间。如陈澧主张“由汉唐注疏以明义理，而有益有用；由宋儒义理归于读书，而有本有源”[9]。朱一新则说：“故汉学必以宋学为归宿，斯无乾嘉诸儒支离琐碎之患，宋学必以汉学为始基，斯无明末诸儒放诞之弊”[10]。晚清已无汉学与宋学的对立，而代之以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斗争。

二、今文经学的兴起

今古文经学都是传习儒家经典的学派，两派的对立从西汉末年已经开始。在长时期的思想斗争以后，古文学派垄断了解释儒家经典的权利，今文学派，湮没而不彰。乾嘉汉学尊崇的实际上是后起的古文经学，接东汉郑康成、许慎的统绪。而十九世纪初另一部分知识分子，追溯到西汉的今文经学，以董仲舒为鼻祖，与乾嘉学派形成对立的营垒。

所谓今文经是指西汉儒生们传授的经书用当时的通行文字隶书写成，所以叫做“今文”。古文经，是指秦代焚书之前，用六国古文字写成的经书，由于秦始皇实行焚书坑儒政策，儒生们将经书偷藏在墙壁间，至西汉时被发现，因其字体不同于当时流行的隶书，所以叫做“古文”。后来，在今古经文长期传播的过程中，不仅仅是字体不同，它们各自对经书的解释，对孔子的评价，乃至用今古文字写成的同一经书，在篇章、字句、内容上都有差异，便逐渐形成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两个不同的学派。二者的主要特点和区别，大体说来，古文经学侧重于名物训诂，研究儒家经籍的篇章文字。今文经学侧重于探索经学的“微言大义”，每援经议政。由于今文学派在汉以后长期无人传习，许多经籍的注释已失传，只有何休的《公羊解诂》保存得较完整，因被奉为重要的经典，故又称“公羊学派”。这一学派不株守古代典籍的章句文字，摒弃那种烦琐考据的学风，是一个比较活泼而少受羁束的学术派别。“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诸如“大一统”、“张三世”、“通三统”、“受命改制”等。在社会发生急剧变动的时刻，借助这种“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便于阐发经世匡时和进行变革的思想，可以说，它是地主阶级的应变和实行改革的哲学。

今文经学在清代复兴的创始者是庄存与。庄存与（一七一九年至一七八八年，清康熙五十八年至乾隆五十三年），字方耕，江苏常州人。他和戴震大致同时，但治学途径则和汉学家不同。他不是着重于名物训诂，而是“于六经皆能阐抉奥旨”，“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11]。同时，在汉学独树一帜的情况下，他又“不斤斤分别汉宋，但期融通圣奥，归诸至当，在乾隆诸儒中，实别为一派”[12]，说明他的学术思想与当时盛行的汉学确具有不同特点。庄存与的主要代表作《春秋正辞》，是清代今文学派的第一部著作。不过，庄存与所生活的乾隆时代，清朝的封建统治并没有面临崩溃时期，他和他的祖父、父亲都在清政府中官居要职，他历任浙江乡试正考官，直隶、河南学政，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等职。他生活在乾隆盛世，虽也看到了社会存在的某些问题，但在政治上并没有改变现状的要求。他重新创立今文经学，却并不具有改制思想，只是在寻求更适合于巩固旧有统治秩序的不同形式。当时的学者就指出庄存与宣扬“天无二日，士无二主，国无二君，家无二尊”等《春秋》中的“微言”，不过是为了迎合乾隆皇帝“乾纲独断”的政治主张，因而他能“以经学受主知”[13]。另外，庄存与也不是绝对的今文经学者，他除了今文经学的著作《春秋正辞》外，也还有《周官记》、《毛诗说》等古文经学的著述。但由于他在清代重新开启今文经学的门径，此后清代今文经学一派的重要人物，都和他有师承关系或受其影响。龚自珍对他的评价很高，称他“以学术自任，开天下知古今之故，百年一人而已矣”[14]。

继庄存与之后，在清代比较鲜明地举起今文经学旗帜的是刘逢禄（一七七六年至一八二九年，清乾隆四十一年至道光九年）与宋翔凤（一七七六年至一八六〇年，清乾隆四十一年至咸丰十年）。刘逢禄与宋翔凤都是庄存与的外孙，他们生活的时代已临近鸦片战争，清朝的统治到了危急的时代，他们企图从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中寻找解脱社会危机的方案。在汉代经今古文学派，曾围绕《春秋》三传中的《左传》与《公羊传》展开长期争论，古文经学家推崇《左传》，今文经学家推崇《公羊传》。清代今文经学家也以《春秋公羊传》做文章。刘逢禄认为《春秋》“垂法万世”，“为世立教”[15]，“是能救万世之乱”[16]的书，而《春秋》三传中能够“知类通达，显微阐幽”的只有《公羊传》。所以，他十分推崇汉代今文经学家何休的公羊学，赞扬其“传经之功，时罕其匹”[17]，还撰写了《公羊何氏释例》、《公羊何氏解诂笺》等书，反复申述“大一统”、“通三统”、“张三世”等“圣人微言大义之所在”。他抨击古文经学“详训诂”而“略微言”，并写了《左氏春秋考证》，指出古文经《左传》经过“刘歆之徒增饰”，该书的凡例就是“刘歆妄作也”[18]，他在发挥公羊思想体系中的“大一统”思想时，论证说：“欲攘蛮夷，先正诸夏；欲正诸夏，先正京师；欲正士庶，先正大夫”，而“欲正诸侯”，则须“先正天子京师”[19]。这实际上是针对清王朝面临的困局，希望从天子最高统治者做起，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内振朝纲，外敌“四夷”以稳定社会秩序。刘逢禄的本意虽然还是要维系封建社会的世道人心，挽救即将倾覆的封建大厦，并没有对封建统治的腐朽进行揭露和抨击。但是，他在乾嘉汉学走向没落的情况下，提倡今文经学，鼓吹地主阶级的应变哲学，却对鸦片战争前后，提倡经世致用，积极主张变革的龚自珍、魏源等进步思想家，发生了重大影响。刘逢禄是清代今文经学的重要代表人物。龚自珍、魏源都从刘逢禄学习《公羊春秋》，龚自珍对刘的学说非常推崇，他的诗中说，“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20]，也就是要抛弃训诂考据之学，而致力于被人奚落为卖饼家的今文经学。龚自珍在寄给另一今文学家宋翔凤的诗中还说过：“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21]。这些都可以看出刘逢禄、宋翔凤等人在学术思想界的影响。

三、知识界思想风气的变化

随着汉学的衰落和今文经学的兴起，知识界的思想风气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时，清朝的统治力量已衰落，对思想界不再能进行严格而有力的控制，文字狱也大大减少了。知识分子喘息稍定，从故纸堆里钻出来，睁眼面对现实，他们非常不满于社会的黑暗，激烈地抨击清朝的统治。张际亮揭露封建官僚“贪以朘民之脂膏，酷以干天之愤怒，舞文弄法以欺朝廷之耳目。虽痛哭流涕言之，不能尽其情状”。他悲愤地大声疾呼：“不知天日何在，雷霆何在，鬼神又何在。吾意天日之梦梦也，雷霆之喑哑也，鬼神之冥漠也。不然，未有不霆怒而夺其魄者。”[22]张穆指出：封建统治机器已十分腐朽，“譬之于人，五官犹是，手足犹是，而关窍不灵，运动皆滞”[23]。沈尧根据自己长期居住在北京的亲身体会，揭露封建官场“无一事不以利成者，亦无有一人真心相与者”，大官僚一个个养尊处优，尸位素餐，“终日华轩快马，驰骋于康庄，公事则胥吏持稿，顾名画诺，私退则优伶横陈，笙歌鼎沸。其间文雅者，亦不顾民生之艰难。惟有访碑评帖，考据琐屑而已”[24]。整个社会，死气沉沉。一些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力图改变现状，鼓吹进行变革，从历史上论证改革的必要性。恽敬说：“夫五霸更三王者也，七雄更五霸者也，秦并四海一切皆扫除之，又更七雄者也”[25]。魏源也指出：“租庸调变而两税，两税变而条编，变古愈尽，使民愈甚。”[26]龚自珍则说：“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27]又说：“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28]他们企图说服统治阶级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他们自己也不愿拘守在科举八股和烦琐考据之中，很多人尖锐地抨击科举制度，“士子以腐烂时文互相弋取科名以去，此人才所以日下也”[29]。“驱天下尽纳于利禄之途”[30]，“举天下人才尽出于无用之一途”[31]。

先进的知识分子希望冲破思想禁锢，面向现实，研究实际问题，提倡经世致用，匡时救国。道光初年，魏源曾代替贺长龄编纂《皇朝经世文编》，所题的书名，反映出编书的宗旨，可视作知识界风气转变的一个标志。包世臣说：“士者事也。士无专事，凡民事皆士事也。”[32]他把研究和解决“民事”认作知识分子的任务，这一见解显然和专钻故纸堆的乾嘉学风迥不相同。其他如姚莹说“弱冠时即以经世自任”，“为学体用兼备，不为空谈”被林则徐称为“学问优长，所至于山川形势、民情利弊无不悉心讲求，故能洞悉物情，遇事确有把握。前在闽省，闻其历著政声，自到江南，历试河工漕务，词讼听断，皆能办理裕如”[33]。还有汤鹏“慨然有肩荷一世之志”，周济“少与同郡李兆洛、张君琦，泾县包君世臣以经世学相切劘，兼习兵家言”[34]。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皆慷慨激励，其志业才气，欲凌轹一时矣”[35]。“但开风气不为师”，他们力矫时弊，砥砺才志，留心实务，开辟了经世致用的一代学风。

十九世纪初先进的知识分子，重视变革，转向实际，比起他们的前辈——乾嘉学者——确实是前进了一大步。当然，他们的“变革”并非要改变整个封建制度，他们的“务实”，也局限在对封建制度进行枝枝节节的修补。鸦片战争前，黄爵滋上的《敬陈六事疏》反映了这些知识分子在危机迫近时，进行政治改革的要求。黄爵滋主要提出“广贤路”、“整戎政”、“严剿御”等主张。他希望清廷能广揽人才，“取通经史而适于时务者，量才而用之”，又针对军备废弛的情况，提出整军练武，选择良将，淘汰冗弱，从而达到“御侮敌忾”的目的。这时，英国侵略者正肆无忌惮地进行鸦片走私，“历任督抚，率多顾忌隐忍”[36]，黄爵滋要求清政府督促沿海各省的督抚提镇，认真操练水师，修理军器，警惕外国的武装侵略。他的这些主张具有进步的、爱国的性质。

在社会经济方面，这时的进步思想家，提出了发展生产，重视工商的观点，特别是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漕运、盐课、治河等积弊最甚的事务，提出了改革主张。

清政府每年从东南沿海各省调运数百万石粮食至京，有关此项事务称“漕运”。由于封建官僚机构腐败，管理无方，贪污成风，再加上运河失修，使得河道淤塞，粮运不通，每年粮食霉烂损失，运价剧增。东南各省的漕粮负担日益加重，也加剧了清政府的财政困难。为革除漕运方面的弊端，包世臣写了《海运南漕议》，主张将漕粮由河运改为海运，由官运改为商运，还建议在北方“置官屯”种水稻，改变南粮北运的局面。这样既可减少清政府的财政困难，又有利于商业的发展。[37]稍后魏源又发展了包世臣的“海运南漕”说，认为海运有四利、六便：“利国、利民、利官、利商”；“国便、民便、商便、官便、河便、漕便”[38]。这一建议，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盐课是清王朝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只有清政府特许的少数大商人得以收运和销售食盐，这些大盐商和封建官府相互勾结，进行垄断经营，任意抬高盐价，牟取暴利，危害人民的生活。长期以来，盐务被视作一大利薮，大盐商和官僚们中饱搜刮，管理紊乱，盐课短绌，私运私贩增多。当时，有的知识分子针对盐务垄断的弊端，建议实行票盐制，允许私商领票，自由运销食盐，放宽运盐地区、价格等方面的限制，以减税减价的办法解决走私问题。这些办法既可增加食盐的销售量，充分供应人民的生活必需，又可减少“中饱”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实际上是以一般商人的自由贩运，代替官商的垄断。

除了漕运、盐政之外，先进的知识分子对当时的许多政治和社会问题，如河工、水利、土地、农政、货币、人口等都进行了考察、研究，提出改革的措施，希望能祛除弊端，促进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这种研究实际问题、经世致用的风气，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

当时，知识界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着重研究边疆的历史、地理与现状，并且扩大到对世界各国的研究，他们比前辈们的眼界更加广阔，研究的范围更加扩大了。这一情况是同康雍乾以来全国的更加统一，中原和边疆地区的联系日益加强以及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的交往逐渐频繁分不开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在走出孤陋寡闻和蒙昧无知的状态，开始从闭关帷幕的微小缝隙中窥测到了广阔的世界。十九世纪初，研究西北地理、历史的风气很盛，如祁韵士的《藩部要略》，徐松的《西域水道记》、《新疆事略》，张穆的《蒙古游牧记》，姚莹的《康輶记行》，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等。到鸦片战争时，林则徐在两广总督任上，令人搜集外国书报，编译成《四洲志》，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情况。以后，魏源在此基础上，写成《海国图志》，还有徐继畬写成《瀛寰志略》。这些都反映了爱国知识分子在外来侵略的刺激下，要求了解外国和抵抗侵略，就像姚莹所说的那样，以往中国的知识界，对于“海外事势要情，平日置之不讲，故一旦海船猝来，惊若鬼神，畏如雷霆，夫是以衰败如此耳”。姚莹自己则“自嘉庆年间，寻求异域之书，究其情事”。他们介绍外国和中国边疆地区的情况，目的是为了“正告天下，欲吾中国童叟，皆习见习闻，知彼虚实，然后徐筹制夷之策，是诚喋血饮恨而为此书，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免胥沦于鬼域”[39]。因此，他们的这类著作，不但冲破了封建主义的禁锢，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并且字字句句，凝结着爱国主义的情感，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中的初步觉醒。

注释

[1]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中之上。

[2]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下。

[3]张瑛：《知退斋稿》卷一，《读毛诗传》。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418~419页。

[5]《清史稿》卷四八六，《文苑》三，《梅曾亮》。

[6]《曾国藩全集》文集卷一，《朱慎甫遗书序》。

[7]唐鉴：《国朝学案》提要。

[8]《曾国藩全集》文集卷三，《欧阳生文集序》。

[9]陈澧：《东塾遗稿》（抄本）。

[10]朱一新：《佩弦斋杂存》卷下，《复傅敏生》。

[11]阮元：《庄方耕宗伯说经序》，见《味经斋遗书》卷首。

[12]《清儒学案》卷七十五，《方耕学案》。

[13]朱珪：《春秋正辞序》，见《味经斋遗书》，《春秋正辞》卷首。

[14]《龚自珍全集》，《资政大夫礼部侍郎武进庄公神道碑铭》，一四一页。

[15]刘逢禄：《刘礼部集》卷四，《释九旨》，《褒例》。

[16]刘逢禄：《刘礼部集》卷四，《释内事例》上。

[17]刘逢禄：《刘礼部集》卷三，《春秋公羊解诂笺序》。

[18]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

[19]刘逢禄：《公羊何氏释例》第九。

[20]《龚自珍全集》，《杂诗》，四四一页。

[21]同上书，《投宋于庭》，四六二页。

[22]张际亮：《张亨甫文集》卷三，《答黄树斋鸿胪书》。

[23]张穆：《启斋文集》卷二，《海疆善后宜重守令论》。

[24]沈尧：《落帆楼文集》卷九，《简扎摭存》中。

[25]恽敬：《大云山房集》卷一，《三代因革论》一。

[26]《魏源集》，《默觚下·治篇五》，四八页。

[27]《龚自珍全集》，《上大学士书》，三一九页。

[28]同上书，《乙丙之际著议》第七，五页。

[29]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十二。

[30]陈寿祺：《左海文集》卷三，《科举论》。

[31]《魏源集》上册，《明代食兵二政录叙》，一六三页。

[32]包世臣：《艺舟双楫》卷十，《赵平湖政书五篇叙》。

[33]姚莹；《东溟文后集》卷九，《十幸斋记》。

[34]《魏源集》上册，《荆溪周君保绪传》，三六二页。

[35]姚莹：《东溟文后集》卷十一，《汤海秋传》。

[36]《黄爵滋、许乃济奏议合刊》，黄爵滋：《敬陈六事疏》。

[37]参见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一，《海运南漕议》。

[38]《魏源集》上册，《道光丙戌海运记》，四一四页。

[39]姚莹：《东溟文后集》卷八。

第二节　杰出思想家龚自珍和魏源

一、龚自珍

龚自珍（一七九二年至一八四一年，清乾隆五十七年至道光二十一年），号定庵，浙江仁和（杭州）人，生长于“累代世宦，簪缨文史”的书香门第，祖父和父亲都是封建官吏，外祖父段玉裁是著名的学者。他出生于乾隆末叶，清朝封建统治已走向没落，“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1]龚自珍去世的前一年，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已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他生活的五十年，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解体，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前夕。龚自珍的思想，反映了历史转变关头的时代特征。

龚自珍自幼受其父母和外祖父的教育、熏陶，才华早露，所作诗文，“风发云逝，大有不可一世之概”[2]。又长期随其父游宦于苏浙皖各地，耳闻目睹官场的黑暗，广泛接触“田夫、野老、驺卒”等下层群众，加深了对社会的了解。他博学多识，思想激进，关心现实，“于经通公羊春秋，于史长西北舆地。其文以六书小学为入门，以周秦诸子吉金乐石为崖郭，以朝章国故世情民隐为质干。晚犹好西方之书，自谓造深微云”[3]。他的作品淋漓尽致地揭露封建末世的矛盾，尖锐而辛辣地抨击专制主义的种种弊端，因此遭到统治者的忌恨。他的挚友魏源规劝他：“吾与足下相爱，不啻骨肉，常恨足下有不择言之病。夫促膝之谈与广廷异，良友之诤与酬酢异。若不择而施，则于明哲保身之义恐有悖，不但德性之疵而已，此须痛惩创，不然结习非一日可改也。”龚自珍三十八岁才考中进士，此后十年，任内阁中书和宗人府主事的小官，浮沉宦海，郁郁不得志。一八三九年（清道光十九年），他辞官南下讲学，一八四一年八月以暴疾卒于江苏丹阳。

龚自珍指出：当时社会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在社会经济方面，土地兼并空前严重，大官僚大地主依仗特权，霸占大量土地，出现了“贫相轧，富相耀，贫者阽，富者安，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壅”，以至于“浇漓诡异之俗，百出不可止；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必发为兵燧，为疫疠，生民噍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其始不过贫富不相齐之为之尔。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4]。他指出政治的不安定，根源在于经济上贫富不均，这种眼光是很深刻敏锐的。

龚自珍在指出社会贫富不均的同时，又深入揭露了封建专制政治的专横和腐败。他借历代王朝兴衰的历史教训抨击专制主义，“昔者霸天下之氏，称祖之庙，其力强，其志武，其聪明上，其财多；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靠着独断专横的手段，进行压制，“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既殄，既狝，既夷”[5]。在这样的绝对专制的统治下，风气被破坏，人才遭摧残，士大夫养成阿谀奉承、趋福避祸的习气，看上级官僚的脸色行事。“历览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官益久，则气愈媮；望愈崇，则谄益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6]。所以，官场充斥着昏庸、卑劣、自私的人，只知升官发财，封妻荫子，置国家安危、民生疾苦于不顾。龚自珍又抨击官场论资排辈的用人制度，“累日以为劳，计岁以为阶”，一个人考中翰林，授庶吉士，“然自庶吉士至尚书，大抵须三十年或三十五年，至大学士又十年而弱……夫自三十进身，以至于为宰辅，为一品大臣，其齿发固已老矣，精神固已惫矣”[7]。虽有些经验，却“因阅历而审顾，因审顾而退葸，因退葸而尸玩，仕久而恋其笈，年高而顾其子孙，傫然终日，不肯自请去”[8]。龚自珍把这种人比做衙门口的石狮子，“具形相向坐者数百年”，资格确实最老，却是官僚机构的一个摆设而已。

龚自珍还抨击封建末世的思想界，暮气沉沉，一潭死水。知识分子只会做八股文章，志气消磨，才学无用。专制主义的思想统治摧残和扼杀了人才，“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9]。最后，人才被摧残殆尽。朝廷上没有贤明的将相，社会上没有优秀的士农工商，连小偷、强盗也都是低能儿，“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所以龚自珍发出了震撼人心的呼喊：“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10]他期待着风举雷发，普降众才，使中华大地呈现蓬勃的生机。

在揭露和批判现实社会的同时，龚自珍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的主张。由于他认为一个朝代的盛衰兴替，与土地、财产是否大致均衡有关，“浮不足之数相去愈远则亡愈速；去稍近，治亦稍速。千万载治乱兴亡之数，直以是券矣”[11]。因此，他主张调整和重新分配土地财产，解决贫富不均。他又根据自己对于未来社会朦胧的憧憬，企图把租佃关系纳入落后的宗法家族关系的框框中去。他主张以血缘关系把人们分成大宗、小宗、群宗、闲民四等人，按宗授田，形成一个“宗能收族、族能敬宗”的社会整体。又希望在宗法关系下发展自由竞争，积累私有财产。他说：“上古不讳私，百亩之主，必子其子”，“有能以尺土出谷者以为尺土主，有能以倍尺若什尺百尺出谷者，以为倍尺什尺百尺主”[12]。所以，他竭力反对封建卫道者“遏欲”、“去私”的主张，和他的前辈戴震的思想一脉相通。

龚自珍还针对专制君主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主张加重大臣和地方官的权力，改变督抚大臣不能“行一谋，专一事”的状况；君臣之间的礼仪也应进行改革，君主不该以奴仆待大臣，应恢复“古者大臣巍然岸然师傅自处之风”[13]。他又主张废除八股，用人不限资格，广泛地网罗人才，做到“夹袋搜罗海内空”。他很关心边防海防，主张移民西北，加强防务；并提出要警惕西方资本主义“环伺澳门，以窥禺服”。当林则徐赴广州禁烟时，龚自珍写有《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支持禁烟抗英，为林则徐献策。

龚自珍的许多改革主张是企图不动摇封建统治制度的枝枝节节的修补，是不能实现的空想。他的思想成就不在于提出了挽救危亡的具体方案，而在于对旧事物辛辣的抨击讽刺，对新事物热情的期待赞颂，他反映了当时先进知识界的进步要求，他的诗文是中国封建主义走向崩溃的一曲挽歌。龚自珍的思想对以后进步的知识分子影响甚大，梁启超指出：“自珍性紵宕，不检细行，颇似法之卢骚，喜为要眇之思，其文辞俶诡连犿，当时之人弗善也。而自珍益以此自喜，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14]

二、魏源

魏源（一七九四年至一八五七年，清乾隆五十九年至咸丰七年），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他和龚自珍同时，一起习今文经学，共同倡导经世致用，两人的思想接近，交谊甚深，故并称“龚魏”。魏源出生在小地主的家庭，幼年生活贫寒，广泛地接触了下层社会。二十一岁随父亲到北京，从刘逢禄学公羊之学，结交了林则徐、龚自珍、姚莹等，共同研究学问，议论时政。二十九岁中举后，屡次会试落第，在贺长龄、陶澍处当幕僚，为他们编书撰文，研究社会经济，协助他们改革盐政、漕运、河工。鸦片战争期间，他应邀参加两江总督裕谦的幕府，在浙江前线直接参加抗英斗争。一八四五年（清道光二十五年）五十二岁时才考中了进士，任江苏东台、兴化的知县，又升高邮知州。太平天国革命战争中，因“迟误驿报，劾罢职”[15]，晚年潜心佛学，“不与人事，惟手订生平著述，终日静坐”[16]。一八五七年三月逝世。

魏源的著述十分丰富，既有阐发“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著作，如《诗古微》、《书古微》、《公羊春秋古微》、《董子春秋发微》等，又有一般谈论哲学、政治的《默觚》，具体经世务实的《筹河篇》、《筹漕篇》、《筹鹾篇》、《军贮篇》以及代人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还有历史地理方面的《元史新编》和水道山脉的考证。在他的著作中，最重要、最富有时代特点的是他在鸦片战争以后编著的《圣武记》和《海国图志》，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爱国思想，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向西方学习的进步主张。

魏源画像

一八四〇年（清道光二十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从此，中国的封建社会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变得空前地尖锐和突出。如何对待外来侵略者？如何使祖国、民族摆脱危机？每个进步的知识分子不能不进行思索和探求。魏源是当时这些知识分子中了解世界形势最清楚、反抗外国侵略最坚决、所提救国方案最切实的一人。魏源认为：鸦片战争的失败，主要是政治腐败所造成的，清朝“承平恬嬉，不知修攘为何事，破一岛一省震，骚一省各省震，抱头鼠窜者胆裂之不暇，冯河暴虎者虚骄而无实”[17]。他把“人心之寐”和“人才之虚”视为社会的两大弊端，所谓“寐”就是糊涂，所谓“虚”就是空洞，他看透了这两个官场与知识界的严重问题，提出“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以克服“寐”，又提出“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艾三年而蓄之，网临渊而结之，毋冯河，毋画饼”，以克服“虚”。这位热诚的爱国志士希望鸦片战争的失败会引起人们的“愤”与“忧”，会成为一个“违寐而之觉，革虚而之实”[18]的关键，可惜这一呼吁并不被很多人所理会。

魏源针对封建统治者闭关自大，不了解世界情况的弱点，提出“欲制夷患，必筹夷情”[19]。一八四一年（清道光二十一年）林则徐在罢官遣戍途中，在江口（镇江）与魏源相晤，通宵长谈，魏源写下了会晤的情况：“万感苍茫日，相逢一语无”，“与君宵对榻，三度雨翻蘋”[20]。林则徐将自己所辑《四洲志》交给魏源，嘱他续编成书。魏源不负林则徐的重托，在此基础上，“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钩稽贯串，创榛辟莽，前驱先路”[21]，编成《海国图志》一书，明确提出：“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22]。当时的封建顽固派，对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视作“奇技淫巧”，深闭固拒，不屑一顾。魏源正确地把外国侵略者和他们掌握的科学技术分开，反对侵略者不是要拒绝一切外来新事物，恰恰相反，为了反抗外来侵略，必须学习外国先进的新事物。他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魏源所谓“夷之长技”，主要还是指战舰枪炮以及“养兵、练兵之法”。他具体建议在广东设造船厂与火器局，聘请外国技师，传习西方的新技术，并且允许“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广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除了船炮之外，魏源还指出应学习仿制一般工业品，“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车、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之属。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23]。魏源的这些意见，既是学习西方，以抵抗外来侵略的爱国主张，又对中国的经济和资本主义发展具有推动的作用。

作为今文学家、改革家的魏源虽然是个唯心主义者，尤其是晚年沉溺于佛教研究，但是剧烈变动的时代不能不使他的思想具有强烈的辩证因素。他说，“故气化无一息不变者也”，“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24]。既然一切都在变化之中，那么保守派所尊崇的“祖宗法制”为什么就不能改革呢？他说：“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25]这些见解都是为进行改革作论证的。他在认识论上很重视“行”，他说：“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又说：“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26]他强调经过实践取得感性知识的重要性，符合唯物主义认识论。此外，他对事物的矛盾，持有很卓越的见解，他把寒与暑、屈与伸、伏与飞、如意与不如意、快意与忤意、祸与福、利与不利皆对待相举。“消与长聚门，祸与福同根，岂惟世事，物理有然哉！”[27]。他用自己的语言，论述矛盾的斗争和转化，“天下物无独必有对，而又谓两高不可重，两大不可容，两贵不可双，两势不可同，重、容、双、同，必争其功。何耶？有对之中，必一主一辅，则对而不失为独”[28]。这种对于矛盾的对立、统一、转化、主从关系的论述，表现了他对于事物敏锐的观察力。

当然，魏源的辩证法思想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系统，有时他又宣扬：“其不变者道而已，势则日变而不可复者也。”由于唯心论的羁绊，他提倡鬼神迷信，说成“有益人心”、“阴辅王教”。在政治上反对农民起义，晚年在苏北抵抗太平天国革命，这些正是表现了他的历史局限和阶级局限，但这些弱点不是他思想和行动的主要方面。

注释

[1]《龚自珍全集》，《西域置行省议》，一〇六页。

[2]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

[3]《魏源集》上册，《定庵文录叙》，二三九页。

[4]《龚自珍全集》，《平均篇》，七八页。

[5]同上书，《古史钩沉论一》，二〇页。

[6]同上书，《明良论二》，三一页。

[7]同上书，《明良论三》，三三页。

[8]同上书，《明良论三》，三三页。

[9]《龚自珍全集》，《乙丙之际著议第九》，六页。

[10]同上书，《己亥杂诗》，五二一页。

[11]同上书，《平均篇》，七八页。

[12]同上书，《农宗》，四九页。

[13]同上书，《明良论二》，三一页。

[1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15]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

[16]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

[17]《魏源集》上册，《道光洋艘征抚记》上，一八七页。

[18]《魏源集》上册，《海国图志叙》，二〇七、二〇八页。

[19]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

[20]《魏源集》下册，《江口晤林少穆制府》，七八一页。

[21]《魏源集》上册，《海国图志叙》，二〇七页。

[22]《魏源集》上册，《海国图志叙》，二〇七页。

[23]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

[24]《魏源集》上册，《默觚下》，《治篇五》，四七页。

[25]《魏源集》下册，《筹鹾篇》，四三二页。

[26]《魏源集》上册，《默觚上》，《学篇二》，七页。

[27]同上书，《默觚上》，《学篇七》，一八页。

[28]同上书，《默觚上》，《学篇十一》，二六页。

第十六章　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

第一节　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早期贸易关系

一、对外贸易的情况

十六世纪初，西方的航海家，绕道非洲的好望角，开辟新航线，来到中国。这时，某些西欧国家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掠夺殖民地成为积累资本的一个重要手段，大批商人和传教士以海外扩张的先驱者身份奔向世界各地。最先到中国来的是葡萄牙人，此后，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也接踵而至。

早期西方殖民者来到中国，普遍地采取欺骗讹诈和武力掠夺手段，骚扰中国沿海。一五五三年（明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人侵占了澳门；一六〇三年（明万历三十一年）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压迫和屠杀华侨；一六二四年（明天启四年）荷兰人侵占了我国的台湾；一六三七年（明崇祯十年）第一艘英国船闯到广州，炮轰虎门。他们的商业贸易通常和海盗劫掠结合在一起，就像英国人自己所说：“掠夺、谋害及经常诉诸武力，为欧洲国家与中国开始贸易的特色”，“所有这些所谓和平商业先驱者的行为，与其说合乎和平文明人之道，毋宁说同于盗贼。他们不仅应驱逐于帝国之外，而且应由中国当局加以剿灭。他们飘忽于中国南部海岸，掠夺焚毁乡镇与城市，杀死和平男女及幼孩以百数十计，而后安然航海离去。或者登陆之后，以最暴戾残忍的手段强迫当地中国人为他们筑堡垒，掳掠妇女，抢夺本地人所有任何贵重之物，违犯一切礼仪与人道之信条”[1]。

中外交往的初期，贸易数量是很微小的。特别在清初，郑成功等据福建、浙江沿海，进行抗清斗争。清朝为了断绝他们的粮食物资供应，厉行海禁，下令“片帆不准入口”，将沿海居民强迫迁往内地，中外贸易更加萎缩。当时，只有郑成功控制下的厦门和台湾，对外贸易比较发展，居住在澳门的外国商人也和广州有通商关系。顺治和康熙初年，荷兰、葡萄牙曾派遣使节到北京，要求开放通商。但清政府把它们看作朝贡国，只允许入贡时附带进行贸易，“非系贡期，概不准其贸易”[2]。

一六八五年（清康熙二十四年），清朝统一台湾。第二年（一六八六年，清康熙二十五年）下令开放海禁，允许中国商民出洋贸易，又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地为通商口岸，而实际上，对外贸易集中于广州一地。从开放海禁到十九世纪初的一百多年间，中外海上贸易虽有相当发展，但还远远不能满足欧美资产阶级的要求。一七六四年（清乾隆二十九年），欧美国家对中国海上贸易的总值为银五百五十五万两，十九世纪初增加到一千九百十二万两，四十年间增加了三倍半。[3]特别是中国对外贸易长期保持出超。欧洲的制造品经过长途运输，到达中国，价格昂贵，品种式样又不适应中国的需要，不可能大量进入中国市场，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对外国商品有很大的抗拒力。英国能够在中国销售的只有毛织品、金属以及从印度转贩的棉花，而中国的产品茶叶、生丝、土布却在欧洲市场上有较大的销路。一七六四年，从欧洲输入中国的商品总值为银一百九十一万两，而从中国输往欧洲的商品总值达三百六十四万两，出超一百七十三万两。直到十九世纪初鸦片大量输入中国时为止，中国的对外贸易一直保持有利的顺差。一个英国作家说：“自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在这将近三百年的中西交往中最显著的事实是：西方人希求东方的货物，而又提供不出多少商品来交换。”[4]

乾隆二十五年发给中国商人的海外渡航证明书

十八世纪中外贸易的一个显著变化是葡西荷等老殖民主义国家相继衰落，它们的对华贸易逐渐下降到无足轻重的地位。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英国发展很快。它在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中击败了竞争者，掌握了海上霸权，势力蒸蒸日上。一六八九年（清康熙二十八年），英船“防御号”来到广州，这是清朝开放海禁后英国在广州贸易的开始。一七一五年（清康熙五十四年），英国在广州设立商馆，贸易趋于经常化，贸易额也逐步上升。十八世纪中叶，英国对华贸易的总值已超过欧洲其他国家对中国贸易值的总和。一七六四年，欧洲国家海上贸易对中国输入总值银一百九十一万两，英国为一百二十一万两，占百分之六十三点三，欧洲国家海上贸易从中国输出总值三百六十四万两，英国为一百七十万两，占百分之四十六点七。英国已执对华贸易的牛耳。十八世纪下半期，英国对华贸易扶摇直上。十八世纪末，英国对中国输入值占欧美国家输入值的百分之九十左右，从中国输出值占欧美国家输出值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英国商船每年开到广州来贸易的常达数十艘，最高的数字是一七八七年（清乾隆五十二年）的六十二艘和一八二六年（清道光六年）的八十五艘，大大地超过其他国家。

日本政府发给中国商人的信牌

法国在路易十四时代也力图扩张，发展对中国的贸易。一六九八年（清康熙三十七年），法船“安菲得里蒂”号第一次来到中国，一七二八年（清雍正六年）在广州设立了商馆。法国很注意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派了许多耶稣会士到中国来，但商业却并无进展，每年来到广州的法国船只有几艘。一七九二年（清乾隆五十七年），法国输入中国商品的总值不到银五万两，从中国输出的商品总值也仅三十六万两。“法国在华商务之额量仍甚微小，与英国比较，更如天壤之别”[5]。

美国的对华贸易开始很晚，独立战争以后才着手开辟对亚洲的贸易。一七八四年（清乾隆四十九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从纽约出发，绕道非洲好望角，驶抵广州，这是第一艘到达中国的美国船。但此后美国的对华贸易发展很快，美国政府给对华贸易的商人以税则上的保护和优惠的津贴。到十八世纪末，美国在各国对华贸易中已占第二位。特别在十九世纪初，欧洲因拿破仑进行战争而受到破坏的时期，美国对华贸易发展特别迅速，一八一七至一八二〇年（清嘉庆二十二年至嘉庆二十五年）间，它每年的对华贸易总值高达一千五六百万元，每年来中国的商船也有三四十艘。据史料中记载：“近年（美国）来舶甚多，几与英吉利相埒。”[6]一个西方历史学家评论说：“在英法历次战争时期，中国海面上仅有的两种非常显著的旗帜，就是英国的和美国的——英国旗帜所以显著，因为英国是海上霸主，而美国旗帜却因为中立的美国是所有国家的友好国……它能在别的国家所不能经商的地方经商。”[7]

在早期的对外贸易中，从中国输出的商品主要是农副产品。长期以来，我们的祖先以优质的茶叶、灿烂的丝绸、坚致的土布供应着世界各国的大量需要，其中茶叶的出口高居第一位。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英国广大人民生活的贫困化，英国人民普遍地以红茶作为佐膳的饮料，茶叶成了他们的生活必需品，消耗量越来越大。十八世纪初，运往英国的茶叶不过五百担，十八世纪中叶以后，猛增至五万担，当时英国政府对进口的茶叶征税很高，所以，有大量的走私茶叶。一七八四年，英政府减低了茶叶税，消灭了走私茶叶，从中国输往英国的茶叶增至十余万担，十九世纪初又增至二十万担。十八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平均从中国购买茶叶值银四百万两左右，仅此一项，就足以抵消英国输入中国的三项主要商品的价值（毛织品、金属、棉花）。当时，英国来华的马戛尔尼使团的成员评论十八世纪中国茶叶在英伦销售量的增长说：“在本世纪之初，除去少数私运进口的茶叶以外，东印度公司每年出售的茶叶尚不超过五万磅，现在该公司每年销售两千万磅茶叶。也就是说，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茶叶的销售量增加了四百倍”[8]。

中国的另一项大宗出口商品是生丝，清政府本来限制生丝输出，每艘外国商船运出的生丝不得超过八千斤。后来禁令放松，生丝出口量猛增，在十九世纪初每年生丝出口不到一千二百担，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增至八千担以上。中国的土布也在国外市场上很受欢迎。十八世纪末，每年平均输出一百万匹，“广州查顿·孖地臣商行向他们的往来商家发送的行情报告中，还说到中国土产的‘紫花布’，无论在质地和成本上都优于曼彻斯特的棉布”[9]。

欧美国家需要大量购买中国的商品，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政府在茶丝贸易中获利极大。“在垄断的最后几年中，茶叶带给英国国库的税收平均为每年三百三十万镑。从中国来的茶叶提供了英国国库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和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润”[10]。由于茶叶出口可获高额利润，英国东印度公司拼命抓住了这项贸易不放，他们最伤脑筋的是怎样来获得购买茶叶的资本。英国商人运到中国来的全是滞销和赔钱货，其中毛织品由于价格太贵，中国劳动人民并不购买，销路不广，贩运毛织品一直是亏本生意。十八世纪末，平均每年亏损一二十万两，英国商人急于获得中国通货以购买茶叶，不得不硬着头皮把蚀本生意继续下去。但是，“广州的英国货市场既极有限，即便是亏本推销，也打不开销路”[11]。其次是运来的金属品，其中以铅为最多，铅的重要用途是包装出口茶叶箱的箱皮，用量亦属有限，只有运到中国来的棉花，数量较多。当时广东沿海城镇的中国纺织手工工场发展很快，需要大量棉花。十九世纪初，英商平均每年输入中国的棉花值银四百多万两，占输入总值的百分之六十。棉花产于印度，因此，东印度公司实际上是在英伦本土、印度和中国之间进行三角贸易，即把英伦本土的产品运往印度（很小部分直接运往中国），换取印度的棉花和其他产品运往中国，再在中国购买茶叶，运回英伦本土。至于英国的机器制造品，在中国没有什么市场。一七九〇年（清乾隆五十五年），英商在广州试销两千匹曼彻斯特出产的机制棉布，由于售价高昂，不受欢迎。迟至一八二一年（清道光元年），“英制印花布四千五百零九匹，又剪绒与天鹅绒四百一十六匹在广州拍卖脱手……亏本百分之六十以上。很明显的，销售英国棉制品的时代还没有到来”[12]。

从英伦和印度运来中国的全部商品总值只抵得上从中国出口茶叶一项的价值，中国长期保持出超。为了平衡贸易收支，欧美商人每年必须运送大量硬通货到中国来，广州一地每年平均有成百万元银元流入。“在一七一〇至一七五九年新旧东印度公司合并以后的五十年中，英国向东方的出口，计有金银二千六百八十三万三千六百一十四镑，货物仅九百二十四万八千三百零六镑”[13]。美国的对华贸易也靠白银为支付手段。十九世纪初，美国因硬币大批出口而引起恐慌，众议院的调查报告中说：“我们全部流通铸币的数量不见得会多于过去一个年份内所输往印度的数量一倍以上，所谓印度是指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个总称”[14]。一个清朝官员描述十八世纪前期的状况说：“夷船必待风信，于五六月间到粤，所载货物无几，大半均属番银”[15]，这确是当时的实际情形。

对外贸易的状况充分表明了中国封建经济自给自足的性质。在广大地区，小农业和小手工业强固地结合着，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食用的粮食，并且在农暇时从事各种副业和手工业，从纺纱织布、建造房屋到制造、修理农具及各种生活用具。农民的生活极为贫困，必须利用一切机会谋生存，必须依靠自己的双手来满足自己的简单需要。整个说来，交换还不发展，市场规模很狭小。外国的商品不是他们生活中的必需，也没有能力去购买。正像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具有的内部的坚固性和结构，对于商业的解体作用造成了多大的障碍，这从英国人同印度和中国的通商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在印度和中国，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因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在这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因为在大工业产品的价格中，会加进大工业产品到处都要经历的流通过程的各种非生产费用”[16]。

对外贸易的状况又表明：即使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中国这样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大国，增产的潜力也是十分巨大的。鸦片战争前的一个世纪内，中英商品可说是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竞争，中国出口商品增长得很快，在对外贸易的刺激下，中国的丝茶生产大大发展。英国商品，即使在十八世纪下半期经历了产业革命以后，依靠着机器大规模生产的优越条件，仍不能够大量进入中国，不能够扭转对外贸易逆差的不利局面。

二、清政府的闭关政策

英国输华的商品，除了受到经济上的抗拒之外，还受到政治上的限制，这就是清政府采取的闭关政策。清政府为什么采取闭关政策呢？归根到底，这还是由经济制度决定的，因为中国封建的自然经济结构，不需要外来商品而可以自给自足。如乾隆帝给英王的敕谕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17]嘉庆帝的上谕中说：“天朝富有四海，岂需尔小国些微货物哉？”[18]封建的自然经济是使统治者形成故步自封、虚矫自大、闭关自守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在论述东方封建国家的特点时指出，“这些家族式的公社是建立在家庭工业上面的，靠着手织业、手纺业和手力农业的特殊结合而自给自足”。“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单位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19]。

应该指出：“闭关自守”不但是封建自然经济基础上的生长物，而且由于清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尖锐矛盾，因此清政府更加顽固地坚持“闭关自守”。在同样是封建自然经济的条件下，当国家比较强盛，政府和人民的矛盾比较缓和的时候，封建统治者对周围国家也可以采取比较开放、比较宽容的态度。如汉唐盛世，中外交往频繁，沿着著名的丝绸之路，中国和西方的经济、文化得以交流。以玄奘、鉴真为代表的许多僧人往印度、日本求经传法，日本等国的留学生也前来长安学习。在明初，郑和率领下的庞大航海队屡次前往东南亚、西亚，并远达非洲海岸。鲁迅先生说：“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逃避退缩，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20]十八世纪后期已是中国封建社会“衰弊陵夷之际”，人民群众的抗清起义，风起云涌，清朝政府由盛转衰，显露了它的腐朽性和虚弱性。它不了解世界的发展，不了解外国资本主义的性质和活动方式，自然也不会有对付资本主义的正确策略，神经衰弱地以为这一外来的异己势力如果和人民群众直接接触，将会加强反对政府的力量，引发新的骚动。因此，它执行闭关政策特别严厉，各种清规戒律、繁文缛礼，把中外交往限制在非常狭小的渠道里。清朝政府精心构筑起一道隔绝中外的堤墙，以为任凭堤墙之外时局变幻、风雷激荡，自己还可以关上“天朝”的大门，作自己的皇帝，对外可以不闻不问，高枕无忧。历史的实践粉碎了这一反动幻想，事实上，他们只是糊起了一堵薄薄的纸墙，被外国侵略者一戳即破。

清政府采取的闭关措施，是在中外贸易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主要措施有：

1.限定一口通商。当康熙朝开放海禁之初，并未限制通商口岸。外国商船虽然大多集中在广州，但也有驶往厦门、宁波进行贸易的。十八世纪中叶，英人洪任辉几次带英船到宁波贸易，意图在此处建立长期的商业据点，引起清政府的疑虑。乾隆帝说：“浙民习俗易嚣，洋商错处，必致滋事。若不立法堵绝，恐将来到浙者众，宁波又成一洋船市集之所，内地海疆，关系紧要。”[21]一七五七年（清乾隆二十二年）谕令禁止外国商船再到宁波，限定在广州一口通商。英人不服，洪任辉由海道去天津，向清廷要求开放宁波，并控告粤海关贪污勒索等弊端。清政府派人调查属实，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被革职，但仍不准宁波开港，洪任辉亦因“勾串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冀违例别通海口”[22]的罪名，在澳门圈禁三年，期满驱逐回国。以后，通商口岸严格限制在广州一地。

外国商人对一口通商的限制极为不满。因为外商需要的生丝、茶叶大量产于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在广州采购，要经过长途运输，加重了成本。而且，广州已形成了行商制度，垄断对外贸易，弊端重重。外国商人急思摆脱一口通商和行商制度的束缚。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英国先后派遣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两个外交使团到北京，都把开放通商口岸和自由贸易作为主要的要求，但清政府坚持不准。

2.对进出口货物的限制。开放海禁之初，只禁止炮械、军器、火药、硝磺的贸易，但以后范围扩大，禁止出口货物的单子越来越长。大米、豆麦、杂粮、铁器、废铁、生丝、绸缎、马匹、书籍都在禁止之列，这就严重地妨碍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例如：由于禁止铁器和粮食出口，凡出洋贸易的中国商船，每船只准带铁锅一口，每人只许带铁斧一柄，不但煮饭烧水生活上很不方便，而且在海盗猖獗的洋面航行，丧失了自卫的手段。又出海商船预先规定了往返日期，船上每人每日只许带食米一升，并带余米一升。由于风涛难测，航行日期有时大大超过规定的日期，时有发生断粮的威胁。这种烦琐不合理的规定大大限制了中国商船的出海。还有生丝、绸缎禁止出口，更严重地影响国内的生产发展，丝绸是中国传统的手工业产品，是对外出口的大宗货物。由于出口增多，丝价上涨，这本来是体现了市场的供求规律，可以促使丝绸生产更快地发展，并不是坏事情。但是，封建官吏看到丝绸涨价，就神经紧张起来，下令禁止丝绸出口。结果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近年粤闽贸易，番船甚觉减少，即内地贩洋商船，亦多有停驾不开者。在外番因不能置买丝斤，运来之货日少，而内地所需洋货，价值亦甚见增昂”。封建官吏后来也承认禁止丝绸出口，“中外均无裨益”[23]。在事实面前碰了钉子，不得不改变办法，放宽禁令。以后规定：装载生丝出口，外国船只每艘不得过一万斤，中国船只每艘不得过两千斤。

3.对外国商人的防范。自从发生洪任辉至天津控诉的事件后，清政府把中国人和外商的接触视为隐患，为了防止再发生这类事件，于一七五九年（清乾隆二十四年），两广总督李侍尧规定了《防夷五事》。第一，禁止外国商人在广州过冬；第二，外国商人在广州必须住在政府指定的行商的商馆中，由行商负责“管束稽查”；第三，中国人不得向外国商人借款或受雇于外商；第四，中国人不得代外商打听商业行情；第五，外国商船停泊处，派兵“弹压稽查”。所谓“防夷”，着重点是防止外商和中国人发生接触。一八〇九年（清嘉庆十四年），两广总督百龄又规定《交易章程》六条；一八三一年（清道光十一年），两广总督李鸿宾规定八条章程；一八三五年（清道光十五年），两广总督卢坤又续定八条章程。规定越来越烦琐，限制越来越严格。如规定：外国商人不得在澳门长期居住，不得乘坐轿舆，不得向官府直接投送文书，居住在广州商馆中的外国人只许每月的初八、十八、二十八日三次到附近的花地和海幢寺游览散步，每次限十人，平时不准擅自出入商馆以及外国妇女不准前来广州等等。

4.行商制度。办理对外贸易的商人，称“洋商”，他们之间有类似行会的组织，称“洋行”，俗称“十三行”。“十三行”之名是沿袭明代的旧称，实际上，常有旧行倒歇，新行增添，不一定是十三家。一七二〇年（清康熙五十九年），洋行的商人们为避免相互竞争，订立规条，组织了垄断性的“公行”，“公行”一度因外国商人的反对而取消，后来，为了便于管理，又在行商中指定一人为总商。行商制度屡经变迁，但直到鸦片战争以前，对外贸易完全由行商把持。充当行商须清政府批准，要由其他行商保举，尤其重要的是向官吏纳贿；行商也不能自由辞退。如行商潘致祥于一八〇八年（清嘉庆十三年）花去十万两银子的贿赂，已允许辞退，而六年之后，两广总督蒋攸铦仍强迫潘致祥再当行商。蒋攸铦称：潘致祥“身家素称殷实，洋务最为熟练，为夷人及内地商民所信服。从前退商，本属取巧，现当洋行疲敝之时，何得任其置身事外，私享厚利，应饬仍充洋商”[24]。

行商制度在清朝政府闭关政策中占着极重要的地位。它一方面是垄断性的商业组织，一切外国进口货物，由其承销，内地出口货物，由其代购，并负责规定进出口货物的价格；另一方面，行商又受政府的委托，执行政治上的职能，外国商人来华贸易，并不直接向粤海关纳税，一律由行商代收代纳，若有漏税欠税，行商负责赔偿。行商又代政府办理交涉事宜，外商不准和官府直接交往，一切命令、文书都由行商转达。所以，行商实兼有商务和外交的两重性质。

当时的外国人对行商作了如下的描述：

行商是中国政府承认的唯一机构，从中国散商贩买的货物只有经过行商才能运出中国，由行商抽一笔手续费，并以行商名义报关……

行商对“户部”（实为粤海关）负责出入口关税，只有他们能与海关官员办事，因此，外人免了报关交税的麻烦……

行商经管广州一埠每年总额达数百万元的全部对外贸易，获利固丰，责任亦重。洋船或其代理商如违犯通商章程，均由行商负责……

行商的地位，是由献给北京方面一大笔金钱而获得的，这笔钱听说甚至高达二十万两，即五万五千镑。“执照”虽如此昂贵，但可保证长期的巨大利益。然而政府常常向他们勒索巨款，迫使捐献，例如，为了公共建筑、救灾、江河决口……[25]

长期垄断着对外贸易的行商，一面搜刮了大量金银珍宝奉送给皇帝和各级官吏，去填塞无穷的欲壑；一面又父子相承，作为世业，积聚巨大财富，他们都是锦衣玉食，园宅华丽，生活奢侈。据外国人估计，著名行商伍敦元在一八三四年（清道光十四年）所拥有的田产、房屋、店铺与货物，共值二千六百万元。

上述的通商制度和措施，构成清政府闭关自守政策的主要内容。

怎样来评价闭关政策呢？当然，这种政策是产生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它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清朝统治者幻想关上“天朝”的大门，以永保长久统治。“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26]。但是，这种消极落后的政策，既不能阻挡住凶恶的欧美侵略者，也不能减轻侵略的祸患。资本主义的本性就是要侵略殖民地，“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漩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27]。中国能否抵挡住外国的侵略，决定于中国和外国的力量对比。闭关政策既不能影响和改变外国资本主义的本性，也不能妨碍它们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发展，反而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的发展，窒杀了中国的生机和进取精神，造成了沉闷、闭塞、停滞、倒退。它是徒劳无益而且十分有害的政策。

闭关政策导致了中国航海业的衰落。在明代以前，中国的航海业居于世界的先进行列。十五世纪初，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到一五三七年（明嘉靖十六年），外国人还见到拥有四十艘大帆船的中国商船队航行于南中国海。此后，欧洲殖民主义势力到达远东，世界航海事业突飞猛进；而中国政府却闭关自守，千方百计限制航海事业，清政府规定：出海商船不得超过五百石，“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28]，乘船出海的水手、客商“各给腰牌，刻明姓名、年貌、籍贯，庶巡哨官兵易于稽查”[29]。中国的航海业，受到种种束缚，无法赶上外国。昔日出没于东南亚海面上的大型中国船队遂告绝迹。

闭关政策也严重地打击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商人和华侨。中国的商人和华侨很早就在东南亚各地活动，对当地和中国的经济交流作出了贡献。清政府不但不给以支持、鼓励，反而多方阻挠他们出国贸易。如雍正帝对出国的商人和华侨极为歧视，他说：“此辈多系不安本分之人，若听其去来任意，伊等益无顾忌，轻去其乡而飘流外国者益众矣。嗣后应定限期，若逾限不回，是其人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朕亦不许令其复回。如此则贸易欲归之人，不敢稽迟在外矣”[30]。

中国一直是对外贸易的出超国，有发展贸易的有利条件。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到广州的外国商人日益增多，贸易规模越来越大。但由于清政府禁令森严，中国的大商人都视远洋贸易为畏途，只有一些小商小贩零星地贩运货物出洋，对外贸易的主动权和高额利润长期由外国商人所垄断。当时也有个别商人，积攒了资本，自造了船只，具有与外商竞争的雄心和一定实力，但在清政府的打击下不能开展业务，反而家破人亡。如康熙时上海的大商人张元隆“广置洋船，海上行走”[31]，“声名甚著，家拥厚资，东西两洋、南北各省，倾财结纳”[32]，张元隆还想打造远洋帆船一百艘与外国商船竞胜。而当时的江苏巡抚、顽固的理学家张伯行把这样的大商人视为眼中之钉、肉中之刺，竟制造冤狱，诬陷张元隆结交海盗，罗织株连，非刑逼供，夹毙船户十二人，拖延五年不结案。在这样的封建统治下，中国商人的对外贸易根本无法开展。

闭关政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危害极大。如中国出口货物的大宗是茶叶，产于福建、安徽。清政府规定：茶叶必须在内地陆路运输到广州，不准由海上就近运输。经过长途迂回，沿途关卡，层层勒索，不但成本增加，而且运输期长，茶叶易于变质。嘉庆年间，有人请求准许福建茶叶在厦门出口，清廷“传旨申饬”，说是“明系由奸商怂恿，冒昧陈请”，顽固地坚持长途运输茶叶的旧政策，说什么“虔受约束，为法甚善，必应永远遵行”[33]。类似这种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严重地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有的官吏指出了闭关政策的危害性：“南洋未禁之先，闽广家给人足，游手无赖，亦为欲富所驱，尽入番岛，鲜有在家饥寒窃劫为非之患。既禁以后，百货不通，民生日蹙。居者苦艺能之罔用，行者叹至远之无方，故有以四五千金所造之洋艘，系维朽蠹于断港荒岸之间……沿海居民，萧索岑寂，穷困不聊之状，皆因洋禁。”[34]

闭关政策也妨碍了中国人学习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西欧走出了中世纪的黑暗牢笼，文化思想和自然科学迅速发展，放射出光辉异彩。而中国知识界闭目塞聪，沉溺于理学、八股、考据、词章之中，踏步不前。清政府十分害怕中外文化的交流，把外国的文化科学视为离经叛道的邪说，限制外国书籍、文字的流传。康熙时，北京和各地方有一批外国耶稣会传教士带来了某些科学技术知识，但由于中国的社会条件和政府禁令，这点有限的科学技术知识也得不到传播、推广，不可能在中国生根、开花和结果。康熙末，清朝和罗马教廷发生争执，限制了传教活动。雍正初，完全禁止了天主教，这就像把脏水和孩子一起倒掉一样，掐断了中西文化仅有的一点薄弱联系。中国被紧密地封闭着，知识界不但不可能向外国学习，也根本不了解中国以外的情况。资本主义的欧美诸国日新月异，而封建的中国停滞不前，依然故我，越来越落后下去。

三、关税和商欠

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对外贸易中，有必要考察一下清政府的关税制度以及中国行商与外国商人之间的“商欠”问题。

尽管清政府执行闭关政策，但对外贸易仍在迅速发展，中国正日益深入地被拖进世界经济关系的旋涡中去，可是，腐败、僵化的清政府却失去了适应和变革的能力，关税制度就是明显的例证。

关税是近代独立国家不可缺少的自卫手段，为了保护和发展本国的经济，税则必须自主而灵活，根据不同情况对各种进出口商品有差别地征收轻重不等的税款。可是清朝政府并不这样，它以“天朝上国”自居，把对外贸易当做“羁縻”外国的手段，是对外国的“恩施”，因此法定的税则很低，远远低于世界通常的标准，但税制死板、混乱，法定税收和非法勒索没有明晰的界线，弊端重重。

清政府的关税像它的其他税收一样，预先有一个固定的征收数量，称为“正额”。康熙时规定的关税“正额”只有银四万三千余两，直到鸦片战争时并无改变。实际上，随着对外贸易的逐渐兴旺，关税征收大大超过了“正额”，超额部分称为“盈余”，以后“盈余”部分也固定下来。乾隆末，规定每年的“盈余”为八十五万五千两。此后，对外贸易继续发展，税款继续增多，于是“盈余”之外，又有盈余。至鸦片战争前夕，每年征收的关税已达一百五十多万两。

关税征收的名目很多，第一种是船钞。按照商船的大小征收，每艘船只经过丈量，分列为三等，规定征收银四百两至一千四百两不等，而实征时又有减二征收的名目，即只征百分之八十。

第二种是货税。按照规定，“凡商船出洋进口货物，按斤科税者为多，有按丈匹个件者，各因其物，分别贵贱征收”[35]。法定的税则很低，大多“每两不过二分，为百中取二”，但是附加税很多，往往超过正税的数倍。如进口的棉花，每担规定征税二钱，而实际征税一两五钱，超过七倍半；出口的茶叶，每担亦规定征税二钱，实际征税八钱，超过四倍。

第三种是规礼。即官吏差役的非法勒索，勒索数字难以估计。上自督抚，下至官吏家丁无不明目张胆地贪污分肥。因此官场视广东为美缺，“无论官之大小，一捧粤符，靡不欢欣过望。长安戚友，举手相庆，以为十郡羶境，可以属餍脂膏。于是争以母钱贷之，以五当十，而厚责其赢利。其人至官，未及视事，即以攫金为事，稍良者或恣睢掠拾，其巧黠者则广布爪牙，四张囊橐，与胥吏表里为奸，官得其三，而胥吏得其七”[36]。清朝政府发给官吏书役的俸禄工食很微薄，有的甚至不发俸禄工食，等于是公开鼓励他们贪污勒索，如，“海关衙门设有承舍等七班人役，听候差遣，并备各税口换班之用，共二百余名。向无额编工食，惟借商船货物进出每百斤收担银一分一厘零至一分三厘不等，每年约收银三四千两，每名岁得十余两或一二十两不等，以为工食养赡之资”[37]。在这样腐败的制度下，贪污自然成了家常便饭。雍正时，整顿海关税，清查出私收的规礼达四万八千两，而当时每年海关总收入只有九万两。可怪的是：查出的“规礼”并不取消，还继续征收，只是在“归公”的名义下算作国库的正式收入，非法的勒索一转手变成了合法的税收。煌煌的《海关则例》中竟把这类“归公”的规礼列为正式的税项。乾隆时广州官僚们向皇帝奏称：“检阅粤海关则例，内开：外洋番船进口，自官礼银起，至书吏、家人、通事、头役止，其规礼——火足、开舱、押船、丈量、贴写、小包等名色，共三十条。又放关出口，书吏、家人等验舱、放关、领牌、押船、贴写、小包等名色，共三十八条。头绪纷如，实属冗杂。”[38]

除了以上三种税收外，还有所谓“行用”，或称“公所费”，一般抽收率为百分之三，有时高达百分之四、五、六，贸易兴旺时每年可抽几十万两。名义上，这是由行商抽取，供“办公养商”之用，类似贸易佣金而不是国家税收，但实际上，收税和抽取“行用”由行商一手包办，两者混淆不清，而且“行用”也不完全归行商所得，很大部分要“孝敬”政府和各级官吏，“军需出其中，贡项出其中，各商摊还洋货亦出其中，遂分内用外用名目。此外，尚有官吏之需求与闲游之款接”[39]。

应当指出：清政府关税的弊端不在于征税之重，而在于税制紊乱，税则不明，附加税繁多，因此黑幕重重，贪污勒索，弊窦百出。清朝官吏还故意把关税项目和征收办法弄得很含糊、很烦琐、很神秘，以便上下其手，从中取利。这些弊端都是由清朝封建腐朽政权的本性所决定的，关税制度，作为封建专制官僚制度整个躯体上生长出来的一个器官，必定也具有躯体本身所有的一切弱点——混乱、贪污、低效率。当时的外国人抱怨说：“不能从政府获得任何确定的关税税则，实在是广州贸易制度中多年来最显著的弊害之一。使外国人对关税税则及其征收方式完全不了解，是政府、行商、通事等的策略”[40]。

实际上，清政府的税则是很轻的，所收税款也很少。如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广州进出口贸易价值每年共计约一千七百万两，粤海关税收为一百五十万两，不到百分之九，即使加上私下勒索，为数也不大，比其他国家收税要低得多。一个外国作家研究了当时的贸易和税收情况后写道：“茶的帝国关税是每担一点二七九两银子（按包括船钞、货税、行用），而实际征收是六两银子……大约也只是广州茶的通常原价的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总不致超过不包括政府征课在内的堆栈交货价的百分之三十……而在联合王国中，政府却对茶征收一笔售价百分之九十六的进口税，约为广州发票价格的百分之二百”[41]。另一个外国作家说，清政府和官吏在对外贸易中“勒索的总数同东印度公司每年从对华贸易销货所得中付与英国国库和债券持有人的几百万镑是难以比拟的”[42]。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和外国之间经常发生的另一纠纷是“商欠”。“商欠”是中国行商所欠外国商人的债务。十八世纪中叶以前，没有发生过“商欠”纠纷，随着贸易的发展，“商欠”才逐渐突出起来。一七五九年（清乾隆二十四年），英国通事洪任辉到天津告状，呈控的条款中就有中国行商黎光华欠公班衙（英国东印度公司）银五万余两。清政府审理此案，将黎氏家产查抄赔偿。这是早期的商欠，欠款数目较小，容易了结。一七七九年（清乾隆四十四年）发生了行商颜时瑛、张天球的大商欠，数目高达二百八十余万元。英国印度政府为此而派军舰到广州，向清政府呈递书信，索取债款，结果，颜、张二人发遣伊犁充军，家产变卖抵债，数目还远远不够，清政府责成广州全体行商，在抽收的“行用”中分年摊还，从此，立下了商欠转嫁到全体行商头上分摊的先例。此后，商欠越来越多。一七八四年（清乾隆四十九年）蔡昭复欠银十六万六千两，一七九一年（清乾隆五十六年）吴昭平欠二十五万余元，一七九四年（清乾隆五十九年）石中和欠六十万两，一八〇九年（清嘉庆十四年）沐士芳欠二十四万两、郑崇谦欠一百万两、倪秉发欠四十万两，一八一五年（清嘉庆二十年）关成发等七个行商欠一百零六万两，一八二四年（清道光四年）潘长耀欠十七万元，一八二六年（清道光六年）黎光远欠四十万两，一八二七年（清道光七年）关成发又欠一百余万元，疑为一八二九年（清道光九年）刘承澍欠一百万元，一八三五年（清道光十五年）严启祥、梁承禧欠三百万元。商欠越来越频繁，所欠债款越来越多，旧欠未清，新欠又积，行商因此而纷纷倒歇、抄家。英国印度政府为了催索商欠，有时派出军舰，有时商船延不进口，要挟强逼，几次出现了僵持。商欠是资本主义的英国对华早期经济侵略的形式，由于中国封建社会中没有近代的金融信贷制度，一些资本薄弱的中国行商缺乏可以周转的现金，在销售了外国的货物以后不能筹款归还，而外国商人却乐于不收账款，以很高的利息率借与行商，过几年后再来结算，时间很久，利上加利，就出现数目庞大的商欠。中国行商在和资本雄厚的英国商人交易时，无力抵制其高利贷剥削。例如一七七九年张天球的商欠案，张实际上只欠十余万元，但累年加息滚算，欠款积至四十三万八千元，其他的商欠案也都是这样。一个英国作家写道：“就行商的债务说，大部分并不是普通的商业借款，而是用复利滚进的放款的累积。在中国缺乏流动资本以及由此而来的高利率吸引了外国的投资人。”[43]对中国行商来说，暂时缓付货款，可纾燃眉之急，但高利盘剥，后患无穷，实为饮鸩止渴；对英国商人来说，将商业资本变为高利贷资本，免去了经营贩运之劳，风涛水火之险，却可以坐享更高的利润。即使中国行商无力偿债，照例由清政府责成全体行商摊赔，也万无一失，因此都争先恐后发放高利贷。清政府虽然三令五申，严禁中国行商接受外商的借款，又再三谕令清理商业交易中的尾欠，但命令等于具文，商欠越积越多。到鸦片战争爆发时，又积有三百万元商欠，英国侵略军打败了清政府，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南京条约》，规定赔款两千一百万元，其中即包括战前累积的三百万元商欠在内。

四、马戛尔尼使团、阿美士德使团前来中国

十八世纪后期，英国进入了产业革命，棉纺织业中首先采用了各种机器，接着蒸汽机普遍应用，技术革命扩及工业生产的各个领域。近代的工厂制度勃兴，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生产力突飞猛进。稍后，美国、法国在经过独立战争和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也进入了与英国产业革命大体相似的过程。产业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代表工商业资本家利益的英国资产阶级政府更加积极推行对外侵略与扩张政策，为英国资本主义企业寻求原料产地与商品市场。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也就成了英国资产阶级更加注意的目标。

早在一七八七年（清乾隆五十二年），英国政府就派遣喀塞卡特为第一次来华的使节，要求他“能在广阔的中华帝国为印度的土产和制造品找到一条出路”[44]。但喀塞卡特在途中病死，没有到达中国。一七九二年（清乾隆五十七年）又派遣以马戛尔尼（George Lord Macartney）为首的使团前来中国，使团的任务是“取得以往各国未能用计谋或武力获致的商务利益与外交权利”[45]，并搜集中国的情报。

使团一行七百余人，于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五日由英国朴次茅斯乘海军军舰“狮子”号起航，并有商船“印度斯坦”号和供应船“豺狼”号同行，所带礼物有：天文和地理仪器、乐器、钟表、图册、毯毡、车辆、武器、船只模型等，共值一万三千余镑。事前，英国东印度公司派专人到广州通知两广总督。清政府不了解英国使团的真实意图，以为这是英国派来的第一次“贡使”，广州官吏的奏报中又说是为补祝乾隆八十寿辰而来，因此对使团十分重视，命令沿海各省，如遇英国使船过境泊岸，应派大员迎送犒劳。

乾隆五十八年英国副使哆吗嘶嘶噹的谢恩书

马戛尔尼使团于一七九三年（清乾隆五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到达大沽，长芦盐政徵瑞前往大沽迎接，直隶总督梁肯堂从保定专程至天津接待。使团在天津稍事休息，即前往北京。到京后，除留一部分人在圆明园和皇宫内安装所带仪器外，主要成员赴热河承德避暑山庄谒见乾隆帝。这时，清朝官员和使团就觐见皇帝的礼节进行了激烈争吵。清政府要求行磕头礼，使团未到北京以前，谕旨中已提出：“向闻西洋人用布扎腿，跪拜不便，是其国俗”，命令官员们向使团劝说，“遵天朝法度，虽尔国俗俱用布扎缚，不能拜跪，但尔叩见时何妨暂时松解，俟行礼后再行扎缚，亦属甚便”[46]。英国使团拒绝这个要求。使团到达热河后，争执尚未解决。乾隆帝很不高兴，称“似此妄自骄矜，朕意甚为不惬，已全减其供给。所有格外赏赐，此间不复颁给……外夷入觐，如果诚心恭顺，必加以恩待，用示怀柔。若稍涉骄矜，则是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体制，此驾御外藩之道宜然”[47]。最后，商妥了一个折中办法：马戛尔尼以见英皇之礼觐见乾隆，以单膝下跪，但免去吻皇帝手的礼节。一七九三年九月十四日，乾隆帝在避暑山庄万树园接见英国使团，马戛尔尼呈递了国书，乾隆赐宴并向英王和使团正副使节赠送了礼物，又派大臣陪同使团游览了山庄。使团在参加了乾隆八十三岁生日的庆典后，返回北京。

觐见皇帝的礼节是中外早期关系史上争执的焦点，西方国家早期派了不少使团前来北京，他们几乎都和清政府为礼节问题而进行争吵，形成无法解决的僵局。双方都把礼节问题视作有关国家威信的大事，清政府虚骄自大，根本不了解世界的形势，把其他国家视为文明低下的“蛮夷之邦”，理应匍匐在自己的脚下；而作为“海上霸主”的英国骄横傲慢，不可一世，对清政府极为蔑视，岂能在清朝皇帝面前磕头俯首，双方都不肯迁就让步，常常出现僵局。中国和西方国家早期交往中在礼仪方面的冲突，表明了在长期与世隔绝状态中形成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文化制度和世界各国存在着多么巨大的鸿沟。中国要进入世界，和其他国家开展经常的经济、文化交流，必须经历长期的、艰苦的适应过程。

清政府认为：进贡和祝寿已毕，英国使团的任务已完成；而马戛尔尼则认为：自己来华的真实使命，尚待开始。使团返回北京后，向清政府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主要内容有：

（一）请中国允许英国商船在珠（舟）山、宁波、天津等处登岸，经营商业；

（二）请中国按照从前俄国商人在中国通商之例，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洋行，买卖货物；

（三）请于珠（舟）山附近划一未经设防之小岛，归英国商人使用，以便英国商船到彼即得收歇，存放一切货物，且可居住商人；

（四）请于广州附近得一同样之权利，且听英国人自由来往，不加禁止；

（五）凡英国商货，自澳门运往广州者，请优待免税或减税；

（六）英国船货，按照中国所定之税率交税，不额外加征，请将所定税率公布，以便遵行。

英国使团所提要求，具有殖民主义侵略的性质，特别是第三条，要求中国割地，当然不能被清政府接受。乾隆帝在给英王敕书中拒绝了一切要求，敕书中虽然表现了清政府对世界形势的极不了解和妄自尊大，但拒绝英国割地要求的答复是正确的。敕书中指出：“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此事尤不便准行。”[48]

马戛尔尼在承德、北京停留一个半月，交涉未获结果。十月七日离北京，沿运河南下，抵杭州。又从杭州到广州，沿途先后由军机大臣松筠、两广总督长麟陪同，在中国腹地，自北而南，穿行七十余天，十二月到达广州。一七九四年（清乾隆五十九年）一月十日从广州乘船回国，是年九月五日返抵伦敦。

马戛尔尼使团要求与清政府建立外交与商业联系的目的未能达到，但他们通过实地观察，同中国官员谈话等途径，搜集到大量情报，包括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以及自然资源、山川河流、军事要塞、国防设施、军队装备等等。马戛尔尼得出的结论是：清政府腐败衰弱，不堪一击。他说：“清帝国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一班幸运的、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撑，而它胜过其邻船的地方，只在它的体积和外表。但是，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他还预言：“英国从这一变化中将比任何其他国家得到更多的好处。”[49]

继马戛尔尼使团之后，英国政府又派遣以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Lord Amherst）为首的使团前来中国。使团带着当年马戛尔尼提出的那些要求，于一八一六年（清嘉庆二十一年）二月九日由英国启程，乘坐英国皇家海军“阿尔塞特号”军舰，并有“惠特号”和“莱拉号”同行，使团随行人员六百余人。是年七月二十八日，抵大沽口外，清廷派工部尚书苏楞额、长芦盐政广惠接待英国使团。使团刚到天津，觐见清帝的礼节问题又成了争执的焦点，八月二十一日使团离天津赴北京，清廷又加派理藩院尚书和世泰、礼部尚书穆克登额往通州迎接，劝说阿美士德在觐见时一定要行三跪九叩首之礼。嘉庆帝对此很坚持，谕令“务将该贡使等礼节调习娴熟，方可令其入觐”[50]。阿美士德在觐见礼节问题上，接到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两种不同的指示，英国政府指示：只要达到出使目的，尽可能顺从清政府的要求，可以“便宜行事”；而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则坚决反对行磕头礼。阿美士德接受东印度公司的意见，在和清朝官吏会谈中，表示“不能同意行鞑靼礼节”[51]，只同意跪单膝，脱帽鞠躬。清政府负责接待的大臣，不敢将英使的态度明确报告皇帝，希图含糊了事，说英使已同意行跪拜礼并进行了练习，“起跪虽小不自如，勉强尚可成礼”。嘉庆接到报告后，十分满意，准备于一八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晨在圆明园接见英国使团。和世泰等带领英使于二十八日夜晚自通州赶往北京西郊圆明园，长夜跋涉，希望在英使极为疲劳的情况下，仓促入宫，草率成礼，以敷衍塞责。岂知阿美士德到达圆明园门口，拒绝进宫行礼，这时清朝王公大臣已穿戴齐全，集合等候，皇帝即将登殿受礼，为磕头而引起的争执，尚未解决。和世泰等清朝官员极为狼狈，“坚持要立即引他（指阿美士德）朝见，他们的坚持甚至到了动手拖拉的程度，但他却以极端疲劳，礼服没有准备，特别是以没有携带国书等为理由”[52]，坚决不肯入园觐见。清朝官员向皇帝谎称阿美士德突然得病，不能进见，嘉庆令副使进见，副使也不肯入园，形成僵局，清朝官员再也没法弥缝掩盖。嘉庆闹了个老大没趣，十分懊恼，说：“朕惟自责，不能知人，屡违谕旨，以致外国使臣，干犯名义，成何事体！”[53]除将负责接待的和世泰等官员“交部严加议处”，英国使团路上一切费用，责令官员们摊赔以外，即日遣送英国使团回国，阿美士德出使中国的目的亦未达到。

五、十九世纪初中英矛盾的尖锐化

十八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封建中国的交往日益频繁，两个世界，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差距和矛盾十分明显，即将迎头相撞。在这场东西方的冲突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要把中国变为它们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要把中国变为殖民地；而封建的中国则站在自卫的、防御的立场上，资本主义的殖民侵略活动理应受到谴责。但是，历史的进程有其客观的逻辑，斗争的结局不决定于抽象的正义原则，而决定于双方力量的较量。中国由于自身的落后和政治的腐败，注定会在斗争中失败，不可能维护自己的主权和独立。

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由于法国大革命的浪潮对欧洲国家发生了普遍的、强烈的冲击，它们还没有力量对中国发动大规模远征，斗争被暂时地推迟了。但是，矛盾越来越严重，侵略活动日益猖獗。外国军舰在中国沿海横冲直撞，屡次炮击沿海的村庄，许多侵略分子肆意残杀中国居民，藐视中国政府和中国法律，形势越来越紧张，而腐朽愚昧的清政府却不能够从一系列冲突中觉察到大难即将临头，它依然墨守成规，懵懂度日，关起门户，继续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

一八〇〇年（清嘉庆五年），英国船只“天祐号”（Providence）驶往黄埔，无故向中国民船开枪，一人受伤，一人落水淹死。中国官府向英人索要凶手，英人拒不交出，其事不了了之。

一八〇七年（清嘉庆十二年），英国船只“海王星号”（Neptune）水手，在广州纵酒行凶，被送回商馆，又于当晚出外寻衅斗殴，打伤居民数人，其中一人于三天后伤重身死。英国方面极力袒护凶手，仅以过失杀人罪交纳四英镑罚金得释。

一八〇九年（清嘉庆十四年），广州工人黄亚胜被英国水手刺杀，英国拒不交出凶手，广州当局向英人保证，不判凶犯死刑，英国仍抵赖推诿，竟将三名凶犯送回英国，逃避中国司法的制裁。

一八二一年（清道光元年），英船停泊在广东新安县南蛇塘村，英国水兵多人上岸取水，并带羊只放牧，践食田里的番薯。农民黄亦明等要求赔偿，竟遭毒打。第二天，英兵纠集百余人至黄家寻衅，开枪打死黄亦明、池大河二人，打伤四人。事后，英人拒绝交出凶手，清政府停止了英国的贸易，但凶手已逃回英国，清政府也无可奈何，不久恢复贸易。为了保持面子，两广总督阮元奏称“仍饬大班等告知该国王查出凶夷，押解来粤，听候究办”[54]。实际上，这场人命案件不了了之，凶手逍遥法外，腐败的清政府无力制裁外国的犯罪分子。

英国兵船也不断在我国沿海挑衅，屡次迫近我虎门炮台，并违反清政府的规定，随意闯进黄埔。一八〇二年（清嘉庆七年）九月，英国兵船六艘，停泊在澳门外洋面数月，窥伺澳门。一八〇八年（清嘉庆十三年）七月，英国又以英法在欧洲发生战争，法国将侵夺澳门为词，派海军少将度路利（Drury）率兵船至澳门，“协助”葡萄牙人“防守”。八月二日，英军不顾葡萄牙人的反对，在澳门登陆，占据三巴寺、龙嵩庙、东西炮台，“澳民惊怖，纷纷逃匿”[55]。两广总督吴熊光要求英军撤出澳门，英拒不接受。吴熊光下令封舱，断绝英国贸易。英兵船三艘闯到黄埔，度路利率领英兵及水手二百数十人，乘坐舢板三十余只，在广州登陆，住在十三行商馆里，要求和吴熊光见面，形势十分紧张，“维时，不但黄埔民人，戒严迁避，即省外商民，无不惊慌，纷纷徙居城内”[56]。后因英国商人认为侵犯中国而断绝贸易，虽得澳门，亦不合算，更重要的是英法正在欧洲作战，也无力远征中国，事态才没有扩大。十二月，度路利撤出广州，中英贸易恢复。事后，清廷认为广东官吏措置不当，过于软弱，两广总督吴熊光充军伊犁，广东巡抚孙玉廷革职回籍。

一八三二年（清道光十二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出于进一步侵略中国的需要，派出“阿美士德”号间谍船，在中国沿海进行了长达六个多月的侦察活动，了解我国沿海各主要港口的情况，试探官方的态度，大量搜集了我国政治、经济、军事等情报，并散发许多蛊惑人心的宣传品。船上有七十多人，船主礼士（Lindsay）化名“胡夏米”，另有德籍传教士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化名“甲利”，担任译员和医生。该船佯称是从孟加拉驶往日本的商船，船内故意装载一些洋布、毛呢、羽纱、棉花，以掩人耳目。一八三二年二月从澳门起航，先到厦门，停泊十多天，每天上岸侦察；继至福建，违例闯进闽江口，两次致书闽浙总督，强求通商。声称“我到福州，一定要售卖”、“福建省的船许多只，到我属国的埠头赚钱，不例禁，是以我们也照此样，赴福建省要买卖”[57]，结果，销售了约值万元的货物。此后，又往宁波、上海、登州等地，一路上测量了水道、海湾，绘制了航海图，侦察中国的炮台要塞，并以治病、传教、贸易为名，散发《英吉利人品国事略说》等宣传品，进行欺骗性宣传。英国的这一侦察活动，为以后鸦片战争中侵略中国作了准备。英国方面不仅摸清了中国沿海的航道，获得了大量情报，而且也更加了解到清政府沿海防务的脆弱，认为可以用武力取胜。一八三五年（清道光十五年），胡夏米给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的信件中建议“直接用武力来对过去的损害取得补偿，对将来取得保障”，并提出一个对华作战方案，使用十二艘舰船和二千九百四十名士兵，“这支武力的绝大部分，印度已经有了，花不了多少钱就可以行动起来”，“敌对行动开始时，单纯地只对沿海进行封锁，在广州、厦门、上海、天津四个主要港口附近各驻以小型舰队”，“这些行动的结果，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沿海中国海军的全部威信一扫而光，并把数千只土著商船置于我们的掌握之下”[58]。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的作战计划就是参考了胡夏米的这一建议而拟订的。

一八三三年（清道光十三年），英国国会决定取消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垄断权，这一法案定于翌年（一八三四年，清道光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生效。一八三三年年底，英王派遣律劳卑（Lord Napier）为驻广州商务监督，代替以前的东印度公司派出的“大班”，处理英商在广州的各种事务，要在政府对政府的基础上建立中英之间的外交关系。律劳卑于一八三四年七月来到广州，直接写信给两广总督卢坤。卢坤因中英贸易从来都由中国行商和东印度公司的大班打交道，政府并不出面，更没有英国官员进驻广州直接与清政府交往的先例，因此不肯接受律劳卑的书信，令行商们劝律劳卑离开广州，退往澳门，按照从前的惯例办事。律劳卑不肯离开广州，坚持要会见总督。卢坤为了避免僵局，通融折中，派广州知府等三名中国官员，前往律劳卑居住的商馆，询问律劳卑来粤的目的及其身份。但双方对于会见时的座次排列发生了争执，清政府官员主张自己坐在中间，律劳卑坐在旁席上；律劳卑却在商馆中把自己的席位置于中间，清朝官员坐在旁侧的宾席上，而且律劳卑态度傲慢，“仍不将来粤办理何事情由说明，亦不将兵船因何而来，何日回去之处，详细登答……又不肯令通事转传言语”[59]，还“公然谴责那些代表总督前来看他的官吏”[60]。清政府忍无可忍，停止了对英贸易。律劳卑立即召两艘军舰，闯入虎门。中国驻军鸣炮警告，英舰“施放连环大炮”、“随拒随行”，直抵黄埔。英国侵略者企图以强硬态度和坚船利炮，威吓清政府，迫使就范。清政府也调兵遣将，并用大船装载石块沉入河内，以阻止英舰的通道。这时，英国国内讨伐中国的声浪已起，但进行一场军事远征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好。律劳卑见威吓无效，只好转圜，在清政府恢复对英贸易的条件下，撤退军舰，自己也返回澳门。律劳卑回澳门只有半个月，因病死去。这次事件中，英国侵略者虽然没有达到既定的目的，但表明了中英矛盾已十分尖锐，英国殖民者迟早要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

注释

[1]Blakeslee: China and the Far East, p.35.39.

[2]《东华录》康熙朝卷八，康熙七年三月。

[3]本章所引统计数字，出自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一册、［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等书。

[4]［英］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1页。

[5]张天护：《清代法国对华贸易问题之研究》，载《外交月报》卷八，第六期。

[6]阮元：《广东通志》卷三三〇，列传六十三，《外藩》。

[7]［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93页。

[8]［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27页。

[9]［英］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1页。

[10]同上书，3页。

[11]同上书，8页。

[12]［美］马士：《编年史》卷四，2页。

[13]［英］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5页。

[14]［美］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18页。

[15]《文献丛编》，第十七辑，福建巡抚常赍奏，雍正五年七月十九日。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马克思：《资本论》，372~373页。

[17]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二十三，八页。

[18]《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四，二九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66、67页。

[20]《鲁迅全集》，第一册，《看镜有感》，301页。

[21]《清高宗圣训》卷二八一，五页。

[22]《清高宗圣训》卷一九九，一〇页。

[23]《皇朝政典类纂》卷一一八，闽浙总督杨庭璋等奏，乾隆二十九年。

[24]《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四，两广总督蒋攸铦奏，嘉庆十九年十月十九日，二三页。

[25]［美］亨特：《广州番鬼录》。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3页。

[27]《列宁全集》，第三卷，《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545页。

[28]《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七六，四页，康熙二十三年议准。

[29]《皇朝文献通考》卷三十三，一一页，康熙五十三年张伯行奏。

[30]同上书，一二页，雍正五年谕。

[31]《东华录》康熙朝卷九十四，康熙五十三年十月。

[32]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一，《海洋被劫三案题请敕部审拟疏》；卷二，《沥陈被诬始末疏》。

[33]《清仁宗实录》卷三六五，嘉庆二十四年十二月上谕。

[34]蓝鼎元：《鹿洲初集》卷三，《论南洋事宜书》。

[35]《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八八，一四页。

[36]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九。

[37]梁廷枏：《粤海关志》卷八，两广总督苏昌奏，乾隆二十八年。

[38]新柱等奏《各关规礼名色请删改载于则例折》，乾隆二十四年，载《史料旬刊》第五期，一五九页。

[39]王之春：《国朝通商始末记》卷七。

[40]菲普斯：《关于中国和东方贸易的实用论文》（John Phipps: Practical Treatise on the China and Eastern Trade, p.140）。

[41]［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95页。

[42]［英］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58页。

[43]［英］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58页。

[44]H.B.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vol.2，p.160。

[45]《英使来华纪事》，92页，伦敦，1795。

[46]《掌故丛编》，第五辑，乾隆五十八年七月初八日上谕。

[47]《掌故丛编》，第七辑，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六日上谕。

[48]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二十三，《贡舶》三，乾隆致英王敕谕。

[49]克拉默·拉宾：《出使中国：据马戛尔尼勋爵谒见乾隆纪实》，212页，伦敦，1962。

[50]《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五，二十一年闰六月二十二日上谕。

[51]［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63页。

[52]［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63页。

[53]《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五，二十一年七月初七日上谕。

[54]《清朝外交史料》道光朝一，两广总督阮元奏，道光二年正月二十八日。

[55]萧令裕：《英吉利记》。

[56]《清朝外交史料》嘉庆朝三，两广总督百龄奏，嘉庆十四年四月初七。

[57]许地山校录：《达衷集》，一二页。

[58]［英］胡夏米：《与巴麦尊子爵论英华关系书》，英国外交部档案F.O.17/12，转引自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

[59]两广总督卢坤、广东巡抚祁奏，道光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载《史料旬刊》，第二十一期。

[60]［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152页。

第二节　罪恶的鸦片贸易

一、鸦片贸易和鸦片走私

英国在对华贸易中所处的不利地位，使英国资产阶级一直笼罩在焦急愤怨的情绪中，他们处心积虑要设法改变这种状况。但是，自给自足的中国封建经济结构顽强地阻挡英国商品大量输入中国，而统治着中国的清王朝虽然很腐朽，却仍保持外表上的强大，维持着独立与统一的局面。英国侵略者还无法像对待印度那样，对中国进行蚕食与并吞。经过多年的探索，英国资产阶级终于找到了一种特殊的商品——鸦片。鸦片是一种吸上了瘾就不容易戒绝的毒品，因而不管社会经济结构如何，政治情况如何，人们只要吸上了瘾，需要量就很大，而且还要不断增加，这个国家就不得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依赖于输出鸦片的国家。就这样，鸦片贸易有效地帮助了英国资产阶级，使他们得以改变对华贸易逆差的不利局面，把中国一步步地拖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轨道。所以十九世纪初的鸦片贸易可以看做中英长期矛盾的一个发展，英国资产阶级可耻地利用这种毒品来达到打开中国门户、变中国为殖民地的罪恶目的，结果就促使中英关系更加尖锐，终于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鸦片最初是以药品名义输入中国的。葡萄牙和荷兰商人，以澳门为基地，每年向国内输入为数不多的鸦片。明末以后，开始有人吸食鸦片，成为嗜好，鸦片输入也开始增加。一七二七年（清雍正五年），英国首次向中国输入了二百箱鸦片，每箱重一百三十三磅。一七二九年（清雍正七年），清政府第一次公布了对吸食鸦片的禁令，说明清政府已觉察鸦片的危害。一七五七年（清乾隆二十二年），英国占领了印度的鸦片产地孟加拉，输入中国的鸦片随之增加，一七六七年（清乾隆三十二年）已达一千箱之多。一七七三年（清乾隆三十八年），东印度公司排挤了荷兰、丹麦等公司的势力，垄断了孟加拉、比哈尔、奥理萨等地出产的鸦片。公司副董事长威勒尔建议公司直接向中国进行鸦片贸易。但在最初几年内，鸦片贸易仍掌握在“港脚商人”[1]手中。这一年英属印度政府决定把大量鸦片输往中国，以平衡英国对华贸易的逆差。英国孟加拉省长瓦伦·哈斯丁斯宣称：“鸦片不是生活必需品，而是一种有害的奢侈品，除仅仅为对外贸易（按：此处所说对外贸易实际上就是对华贸易）的目的外，它是不被容许的。明智的政府应该严格限制鸦片的国内消耗。”[2]一七八〇年（清乾隆四十五年），东印度公司不许港脚商人继续进行鸦片贸易，把进行鸦片贸易之权垄断在自己手中。一七八一年（清乾隆四十六年），孟加拉政府派了一艘满载鸦片的武装商船来到中国。一七九四年（清乾隆五十九年），东印度公司又派了一艘载运鸦片的大船停在黄埔。一七九七年（清嘉庆二年），东印度公司开始对鸦片的生产实行垄断。从一七九八年（清嘉庆三年）起，东印度公司不再亲自出面直接进行鸦片贸易，而把公司的鸦片拍卖给私人烟贩，由后者贩运到中国出售。东印度公司从此表面上装作同鸦片贸易无关，甚至还订立条约禁止鸦片贸易。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东印度公司这种“利用文明来投机”的伪善面孔，揭露东印度公司作为印度政府，“它强迫一部分印度的莱特（即印度农民）种植罂粟，用贷款的办法引诱另一部分莱特也去种植罂粟。它严密地垄断了这种毒品的全部生产”，“使罂粟的蒸晒和鸦片的调制适合于中国鸦片吸食者的口味，把鸦片装入为便于偷运而特制的箱子，以及把鸦片运往加尔各答，在那里，鸦片由政府标价拍卖，国家官吏把鸦片移交给投机商人，然后又转给走私商人，由他们运往中国”[3]。此外，东印度公司还在发给同中国进行贸易的私人船只的执照中规定，不得载运非东印度公司所生产的鸦片，否则处以罚金，此后鸦片的输入迅速增加。

1795—1838年鸦片输入表（每年平均数）

鸦片输入的激增，引起了清政府的担心。一八〇〇年（清嘉庆五年），清政府再次下令禁止鸦片入口，规定凡外国商船来粤，须先由行商具结，保证进入黄埔的货船不夹带鸦片。但是，外国鸦片贩子们用贿赂和走私的办法使禁令成为具文，负责巡缉鸦片的清朝官吏在得到一笔贿赂之后，便不加过问，甚至掩护和参与鸦片走私。烟贩们比从前更加猖狂地偷运鸦片，鸦片的输入量有增无减。一个烟贩泰乐尔曾在一八一八年（清嘉庆二十三年）得意地说，“鸦片像黄金一样，我可以随时卖出”[4]；另一个烟贩查顿写信劝诱他的朋友参加鸦片走私，无耻地说：鸦片贸易“是最安全和最有绅士气派的投机生意”[5]。

英国东印度公司、私商和英印政府从鸦片贸易中获得暴利。一八一七年（清嘉庆二十二年）东印度公司在加尔各答拍卖的孟加拉鸦片每箱卖一千七百八十五卢比，而每箱鸦片的成本费仅二百二十二卢比，售价为成本费的八倍以上，每箱获利一千五百六十三卢比，这一年共卖出三千五百五十二箱鸦片，全年获利五百五十五万余卢比，其中英印政府征收鸦片税二百三十七万卢比，东印度公司可得纯利三百一十八万卢比。英国商人将鸦片运至中国，每箱以一千三百美元（折合二千六百七十八卢比）出售，每箱又可赚八百九十三卢比。罪恶的鸦片贸易使英国政府和商人大发其财。英国侵略者承认“这笔出口生意，对于我们印度殖民地利益太优厚了，不能轻易放弃”[6]，英国国会对于鸦片走私贸易也十分赞赏。英国议会报告中说：“在目前印度财政收入的情况下，要抛弃如此重要的一种税收，看来是不适当的。鸦片税是这样一种税，它主要由外国消费者来负担。整个说来，它比之任何可能代替它的税更不易遭人反对。”[7]在英国政府的赞助与鼓励下，英国烟贩的走私活动也日益猖獗。

一八二一年（清道光元年），清政府重申禁令，采取了较前更为严厉的巡缉措施，惩办了一些与外国勾结的中国鸦片贩子。英国烟贩们为了对付清政府的禁烟措施，把装载鸦片的趸船由黄埔移至距广州四十里的伶仃洋面。“在那里，具有全副武装设备的、配备有很多水手的船只，成了固定的鸦片堆栈。同样的，当中国政府得以暂时禁止广州原有的窑口（即：私卖鸦片烟的店铺）营业时，鸦片贸易只是转了一道手，转到比较小的商人手里，他们不惜冒着一切危险和采用任何手段来进行这种贸易”，清政府加强禁烟措施的结果，“只是使鸦片堆栈由不可靠的地点移到更适合于经营鸦片贸易的地点”[8]。

在伶仃洋上的鸦片走私贸易越来越兴旺。据加尔各答的英人报纸描述：“在这里停留的各种大小不同的船只，有些是趸船，所载的主要货物是鸦片，这些船只多少年就没有移动……自早至晚，走私船只从这些趸船上运走鸦片，来往不断……走到鸦片船上，到处都可以看到一个活泼的、发财的、买卖的气象。在甲板的一边堆着巴特那和贝拿勒斯鸦片，另一边又堆着摩拉瓦鸦片……你再举目一看，又可看到在船尾上，二千元一箱的洋银，不知多少箱，也有箱子里装着纹银的……当你看到在这船上这些财富充斥的象征，而且这些钱财在表面上看是如此不注意地分散着。你便对这部贸易的规模之宏大，价值之重要，得有很深的印象了。在这里边的投资是很大的，总不下二千万元左右。”[9]

鸦片走私贸易不仅有趸船作为总的集散地，而且鸦片贩子们还向中国内地撒开了一整套鸦片走私网。一八三一年（清道光十一年）一个清朝官员指出：“溯查夷船私带烟土来粤，从前潜聚于香山县之澳门地方，近缘奉禁綦严，易于盘诘，该夷敢于附近虎门之大鱼山洋面，另设夷船，囤积烟土，称为鸦片烟趸，并有夷目兵船，名曰护货，同泊一处，为之捍卫。然其货远在洋面，奸商不敢出洋贩卖，夷人亦不敢私带入关，于是勾通土棍，以开设钱店为名，其实暗中包售烟土，呼为大窑口。如省城之十三行、联兴街，多有此店。奸商到店，与夷人议价立券，以凭到趸交货，谓之‘书信’。然其货仍在洋面，难以私带也。则有包揽走漏之船，名曰‘快蟹’，船之大可容数百石，帆张三桅，两旁尽设铁网，以御炮火，左右快桨，凡五六十，来往如飞，呼为‘插翼’。星夜遄行，所过关津，明知其带私，巡丁呼之，则抗不泊岸，追之则去已无及，竟敢施放枪炮，势同对敌，瞬息脱逃，关吏无如之何，惧干重咎，匿不报官。是以白昼公行，肆无忌惮，闻此种快蟹，现有一二百只之多，凡由趸送货至窑口者，皆系此船包揽。查关津口岸，皆有巡船，所在如织，不难缉捕。无如各巡船通同作弊，按股分赃，是快蟹为出名带私之首，而巡船包庇行私，又罪之魁也……其余各省私贩，则必由快蟹包送入口，包送出境……其由大窑口分销内地，则有奸民串同各衙头役，开设私局，是为小窑口，散布各城乡市镇，指不胜屈，所在皆有。”[10]

鸦片走私贸易的泛滥，是由于清朝各级政府机构的腐败。大小官吏贪污成风，在鸦片走私贸易中营私舞弊，得利分肥。政府的禁令越严格，官吏们越有可能染指于鸦片走私贸易，使它成为自己的财源。这样，禁令除了帮助官吏们发财之外，不可能发生别的作用。在官吏们的包庇纵容下，鸦片走私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地进行。

十九世纪上半期，鸦片在英国对华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鸦片输入值远远超过其他商品输入的总值。如：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每年鸦片输入值大约一千数百万元，而毛织品、棉织品、五金等输入的总值，每年只有数百万元。这就使中英贸易发生了逆转，中国从出超变为入超。如一八三七年到一八三八年（清道光十八年）度，中国对英输出的商品有：茶叶九百五十六万一千五百七十六元，丝二百零五万二千二百八十八元，其他商品为九十七万六千零六十元，共计输出一千二百五十八万九千九百二十四元，折合三百一十四万七千四百八十一镑。英国向中国输出的商品有：五金六十二万零一百一十四镑，棉布一百六十四万零七百八十一镑，鸦片为三百三十七万六千一百五十七镑，共计五百六十三万七千零五十二镑。其中仅鸦片一项即超过中国全部输出商品二十二万八千六百七十六镑。中国在这一年就入超二百四十八万九千五百七十一镑。[11]

为了弥补贸易上的逆差，中国只好输出白银，这一年仅从广州一地即输出白银八百九十七万四千七百七十六元。由于许多白银是走私出口的，因此，当时白银出超并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但从中外海上贸易的进出口总值和走私鸦片的估计数字来看，在一八二六年（清道光六年）以前，白银有时出超，有时入超；从这以后，年年都是白银出超。一八三三年（清道光十三年）后，鸦片走私特别猖獗，白银每年出超一千万两上下，达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

二、鸦片贸易的危害

罪恶的鸦片贸易，为外国资产阶级带来了极大的利益，而给中国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

首先，鸦片给予吸食者以极大的摧残，严重损害了中国人的身心健康。鸦片输入日增，行销地区日广，吸食者越来越多。一八三一年（清道光十一年）刑部奏称：“窃查鸦片烟来自外洋，其始间有劣幕奸商，私自买食。浸浸而贵介子弟、城市富豪，转相煽诱，乃沿及于平民。臣每遇士大夫留心访查，据云：现今直省地方，俱有食鸦片烟之人，而各衙门为尤甚。约计督抚以下，文武衙门上下人等，绝无食鸦片烟者，甚属寥寥。”[12]一八三八年（清道光十八年）黄爵滋奏称：“其初不过纨袴子弟，习为浮靡，尚知敛戢。嗣后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置买烟具，为市日中。盛京等处，为我朝根本重地，近亦渐染成风。”[13]一八二〇年（清嘉庆二十五年）时有人估计，“即以苏州一城计之，吃鸦片者不下十数万人”[14]。鸦片含有毒素，吸上了瘾，身体就会衰弱下去，精神萎靡，而且不易戒绝，身心健康受到严重的摧残。有人形容鸦片吸食者，“瘾至，其人涕泪交横，手足委顿不能举，即白刃加于前，豹虎逼于后，亦惟俯首受死，不能稍为运动也。故久食鸦片者，肩耸项缩，颜色枯羸，奄奄若病夫初起”[15]。又有人说：鸦片使人“精枯骨立，无复人形，即或残喘苟延，亦必俾昼作夜，外则不能谋生，内并不能育子，是其毒并不止于杀身，而且至于绝嗣”[16]。

罪恶的鸦片贸易遭到全世界公正舆论的谴责，一些有正义感的英国人也揭露和批判了鸦片贸易，如蒙哥马利·马丁在其所著《论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中写道：“可不是吗，同鸦片贸易比较起来，奴隶贸易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摧残非洲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没有腐蚀他们的思想，没有扼杀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世界以后，还折磨他们的肉体；贪得无厌的摩洛赫时时刻刻都要求给自己贡献更多的牺牲品，而充当凶手的英国人和吸毒自杀的中国人彼此竞争着向摩洛赫的祭台上贡献牺牲品。”[17]

其次，鸦片大量输入所造成的白银外流，引起中国银价上涨，使劳动人民深受其害。十九世纪初，银铜比价一般是每两白银可换铜钱一千文左右，后来，国内白银日益减少，银价不断上涨，到一八三九年（清道光十九年），每两白银涨到可换一千六百七十八文铜钱。农民和手工业者在零星出卖自己产品时，只能换得铜钱，而在向官府交纳赋税时却要按银价折算。十九世纪初，缴一千文铜钱即可抵白银一两，到一八三九年则需缴一千六百七十八文铜钱才能抵白银一两。所以有人说：“近者各省市肆，银价愈昂，钱价愈贱，小民完粮纳课，均需以钱易银，其亏者咸以为苦”[18]。“各省现征钱粮，至少之处，每两收制钱一千八百文……小民共知银一两钱一千之例，以千八百文输官，怨讟已起，而官每两尚须赔钱二三十文不等”[19]。

白银大量外流，国内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量急剧减少，也严重妨碍了商品交换与货币流通的正常进行。因为按照一般规律，商品的价格总额，是同当做流通手段发生功能的货币的总量成正比，同货币的流通速度成反比的，如果货币流通速度不加快，当货币总量减少时，就势必影响到商品的流通，使一部分商品难以销售。这种情况，林则徐在当时就已看出，他说：“历任所经，如苏州之南濠、湖北之汉口，皆阛阓聚集之地，叠向行商铺户暗访密查，佥谓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20]

鸦片泛滥也严重地影响了清王朝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削弱了封建统治。清朝各级官吏，吸食鸦片的很多，他们吞云吐雾，终日昏昏沉沉，不理政务，更增加了寄生性和腐朽性。清朝士兵中也有不少抽鸦片的，一八三二年（清道光十二年）有人奏称，“军营战兵，多有吸食鸦片烟者，兵数虽多，难于得力”[21]。至于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因银价高昂而税源枯竭，“各省州县地丁漕粮，征钱为多，及办奏销，皆以钱易银，折耗太苦。故前此多有盈余，今则无不赔垫。各省盐商卖盐，俱系钱文，交课尽归银两。昔则争为利薮，今则视为畏途。若再三数年间，银价愈贵，奏销如何能办，税课如何能清，设有不测之用，又如何能支”[22]。总之，鸦片不仅对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对清朝统治也形成严重的威胁，就像马克思所指出：“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陈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权力。”[23]

中国人民为了禁绝鸦片，抵抗侵略，不得不奋起作斗争，清朝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也不得不认真地查禁鸦片，一场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开始了，这是中华民族争取生存、争取进步的伟大正义斗争。一批爱国的官吏，如林则徐、黄爵滋等和人民群众在一起，主张严禁鸦片，坚决反对中外鸦片贩子罪恶的贩毒行径。这场禁烟和反禁烟的斗争，意义深远，影响极大。站在鸦片贩子们背后的是对中国早已垂涎欲滴的外国殖民主义国家，所以，禁烟和反禁烟，不是细小的、偶然的冲突，而是封建中国和资本主义西方国家的第一场深刻的冲突，其性质和后果是从前封建社会中的任何一次斗争所不能比拟的。中国被拖进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旋涡，碰到了新的挑战。外国资本主义为了维护贩毒的特权，为了打开中国的门户，悍然发动侵略战争，这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这场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方向，使中国封建社会独立发展的行程发生中断。从此，中国进入了近代历史时期，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成为压迫中国人民、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最主要的反动势力，中国逐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走上了漫长而崎岖曲折的路程，开始了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注释

[1]一八三四年以前，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对华贸易，但公司职员可以经营一定限度的私人贸易，印度商人在获得公司许可之后，也可以到广州经营一定的进出口生意，这些人被称为“港脚商人”。

[2]《皇家委员会关于鸦片的报告》，卷七，37页，1794，转引自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17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马克思：《鸦片贸易史》，29页。

[4]［英］格林堡：《英国贸易和中国的开放》，18页，剑桥，1951。

[5]［英］格林堡：《英国贸易和中国的开放》，18页，剑桥，1951。

[6]［英］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绪论。

[7]《英国议会报告》，卷十一，10页，1831~1832年。转引自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13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马克思：《鸦片贸易史》，27页。

[9]［英］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绪论。

[10]御史冯赞勋奏：《严禁鸦片烟折》，道光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载《史料旬刊》。

[11]参见《英国蓝皮书》，《伦敦东印度与中国协会致巴麦尊子爵》，一八三九年十一月二日。

[12]查禁鸦片烟案，《刑部折奏酌加买食鸦片烟罪名》，道先十一年六月十六日，载《史料旬刊》。

[13]黄爵滋：《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道光十八年闰四月初十。

[14]包世臣：《安吴四种》，《庚辰杂著二》。

[15]俞蛟：《梦厂杂著》。

[16]周石藩：《海陵从政录》，《严禁吸食鸦片烟示》。

[17]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马克思：《鸦片贸易史》，23~24页。

[18]《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一，黄中模奏。

[19]包世臣：《安吴四种》，《再答王亮生书》。

[20]林则徐：《林文忠公政书》，湖广奏稿卷四，《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

[21]雷瑨辑：《蓉城闲话》。

[22]黄爵滋：《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