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铁摩尔与边疆中国
Author: 姚大力; 唐晓峰
Date: 2020-07-13T16:00:00+00:00
Keywords: 中国历史; 历史
Description: 长城边疆在拉铁摩尔的眼睛里，拥有主动参与中国历史的能力，而且事实上它就是中国历史演变中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源。拉铁摩尔解读中国史的内亚视角，是对在他之前仅以汉族和汉文化作为中心视角去考察和论述中国历史变迁的旧有传统的一种重要修正和补充，但这样做并不意味着他是要以此取代和颠覆从汉族和汉文化出发的分析视角。经拉铁摩尔阐发而得以显现的刻印在中国历史中的内亚特性，如今才刚刚开始受到国人的关注，开始重新得到认识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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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拉铁摩尔与边疆中国／唐晓峰，姚大力等著；黄达远，袁剑主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5

ISBN 978-7-108-05846-1

Ⅰ．①拉…　Ⅱ．①唐… ②黄… ③袁…　Ⅲ．①拉铁摩尔（Lattimore，Owen 1900—1989）-人物研究-文集　Ⅳ．①K837.125.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6506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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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　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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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发行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5月北京第1版

201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092毫米　1/32　印张9.125

字　　数　161千字

印　　数　0,001-5,000册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欧文·拉铁摩尔
（Owen Lattimore，1900—1989）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英文版书影）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文版书影）

目次

编辑缘起

辑一　文化共生中的拉铁摩尔
唐晓峰　长城内外是故乡

姚大力　拉铁摩尔的“内亚视角”
罗威廉　欧文·拉铁摩尔、亚洲与比较史学
程　龙　鲍培与拉铁摩尔：学术内外的纠葛

袁　剑　20世纪上半叶的内亚研究与地缘政治：以民国时期国内对拉铁摩尔及其学说的介绍与评价为例

辑二　拉铁摩尔的边疆范式
黄达远　边疆、民族与国家：对拉铁摩尔“中国边疆观”的思考

张世明　拉铁摩尔及其相互边疆理论

宋培军　拉铁摩尔“双边疆”范式的内涵及其理论和现实意义

辑三　拉铁摩尔的边地实践
黄达远　在古道上发现历史：拉铁摩尔的新疆史观述评

许建英　拉铁摩尔对中国新疆的考察与研究

袁　剑　拉铁摩尔与施坚雅：边疆研究内亚范式与西南传统中的歧异和互通

附录　拉铁摩尔的生平及著述
袁　剑　拉铁摩尔：拓荒者与思想者

袁　剑　拉铁摩尔主要著述目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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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缘起

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以其辽阔的疆土、灿烂的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但我们也注意到，中国内部各地区也同样为我们展现着一幅绚烂多姿的图景，不管是江南的小桥流水、草原的辽阔壮美，还是大漠的空灵寂静、雪原的雄伟挺拔，乃至海洋的蔚蓝广袤，这些都汇聚成了中国在地理与文化上的复杂面相。共同构成中国整体的中原与边疆地区，虽然在自然条件上存在着巨大差异，但无法割裂它们之间在文化与政治上的血肉联系。如今，要更为深刻地认识整体的中国及其复杂性，就需要我们摆脱单一农耕社会的视野，更好地去认识和了解中国的边疆地区与边疆社会。这是我们编选本书的思想主旨。

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是世界著名的汉学家、蒙古学家和战略学家，他的一生有着传奇般的经历，在中国度过了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并在这里收获了他的爱情和事业，成为西方对华边疆研究领域中的开创性学者之一，也是我们如今研究现代中国边疆问题和边疆史所无法绕过的人物。在20世纪40年代的抗战岁月，随着拉铁摩尔受美国罗斯福总统委派赴重庆出任蒋介石政府政治顾问以及《中国的边疆》（即《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在华译介出版，国内学术界曾掀起过一个拉铁摩尔研究的高潮。但随着后来政治局势的变化，拉铁摩尔在中国知识界逐渐被人遗忘，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被重新“发现”，国内学者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拉铁摩尔研究热”。但从整体局面来看，与和他同时期的著名学者费正清相比，国内对于拉铁摩尔的研究还远远不足，对于他的相关理论范式的探讨也依然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有鉴于此，由于共同关注边疆研究和拉铁摩尔研究的契机，我们萌发了将近年来国内外关于拉铁摩尔的代表性研究论文结集出版的想法。在我们将想法跟诸位作者沟通之后，他们欣然同意将已经发表的相关研究论文纳入进来，并期待该文集出版之后能够进一步推进国内的边疆研究以及对拉铁摩尔及其理论的探讨。

在选编本论文集的时候，恰逢国家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决策，如果说，现代性是一个时空压缩的社会进程，将传统的“天下”压缩到“民族国家”这样一个“权力容器”当中的话，那么“丝绸之路经济带”则是重现一个时空延展的新进程，即释放出被遗忘的内陆欧亚文明的国际交流体系，而这一交流体系的中心就是现在的中国边疆。拉铁摩尔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中国历史发展的“长城中心说”，将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延伸到长城两侧，已经破除了单线意义的以中原为中心的“边疆观”，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思考空间。相信今天对于拉铁摩尔的结集研讨，有助于我们思考“一带一路”背景下“边疆”向“枢纽”与“中心”的意义转换问题。

学术之功不在一日，对于真问题的追问也不在一时，它需要我们用更大的耐心与精力去关注、去反思。对于拉铁摩尔及其相关理论的研究，远不是这本书能够全面涵盖的，但有了这个开端，便给学界提供了进一步推进探讨和研究的基础。我们各自所在的单位——陕西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建设与中亚研究区域协同创新中心和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也十分支持这一工作。而这也是我们编选本书的现实动力。我们相信，随着学术环境的改善和国际交流的推进，国内学术界将会有更多从学理角度思考和探讨拉铁摩尔及其思想的作品问世，这样的话，我们的愿望也就达成了。

编者　谨识

辑一　文化共生中的拉铁摩尔

长城内外是故乡

唐晓峰(1)

今天，我们在地图上看到方角折曲的长城符号，都觉得十分“自然”，至少从宋代以来，各类全国舆图上便有了长城的“小像”。长城在宋代并没有什么用处，徒为一种存在，编图者把它与北方的河山画在一起，说明这座人工建筑已合入北方自然的高山峻岭，与它们结成一体，生为新一种天长地久的地理结构。再从人文方面看，长城不只是一道砖石土垣木柴僵落筑起的军事屏障，作为大地上一个独一无二且伸展辽远的地理因素，它引导了一条特殊的人文地带的形成。这一地理地带的核心是长城，所以可称为长城地带。

中国文人向来有谀地的传统，古代诗文已把祖国山水赞美得淋漓尽致，即使在不起眼的偏州小县，也会有文人封点的“四胜”“八景”。小时学作文，跟着传统的语言格式走，也模仿过那一类的描写。不过，有一处地方，得到的赞辞极少，这便是长城地带。长城地带在古代文人的歌咏中，只有弓刀、白骨与荒凉，在世代民间传说中，也尽是些悲惨的故事。其实长城战事，即使在王朝时代，也常常是远逝的事情。可是在承平岁月，长城还是唤起人们不平静的心理。“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长城地带是一个悲剧地带。

然而，长城地带的悲剧属性完全来自南方人在北望长城时的心情。在长城脚下生活的人们，不可能终年作冷月荒垣的感慨，他们像所有地方的人们一样，必须利用当地的环境特点，开辟自己的生活空间，建立自己的社会地域。早在《汉书·匈奴传》中已然披露了长城内外人民“往来长城下”的积极气氛。长城的修建，作为一种新的地理因素，重新规定了人们行为的位置。原来的事情，可以在这里，也可以在那里，而现在，必须在长城。至少，长城的关口所在，都变成交流行为确定不移的会聚之所，交流程度的强化使这些地方凸显出来。比如作为长城关口的“宣大市中，贾店鳞比，各有名称。如云：南京罗缎铺、潞州绸铺、泽州帕铺、临清布帛铺、绒线铺、杂货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贾皆争居之”。

长城地带的形成，必定产生深远的人文地理影响，作为地域属性，它理应有一份独立的资格。对那里的人地关系、社会景观、历史功能应给予独立的考察。近代以来，对长城地带在学术上率先进行独立考察的为数不多的人中，有美国地理学家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这已是近六十年前的事了。拉铁摩尔不是“胡人”也不是“汉人”，没有站在某一边（特别是南边）而排斥另一边的天然立场，而具备旁观者的角度。另外，他对地域的分割不以国家而论，他的注意力亦不是重在“文明”不在“荒远”，而能放大视野，超越政治与民族，将两边合观为一个“亚洲大陆”。在对亚洲大陆作如此宏观俯视，究其整体发展时，拉铁摩尔发现“对汉族是边缘的长城，对整个的亚洲内陆却是一个中心”。

所谓“中心”的概念是，在长城的两侧，并立着农业与游牧两大社会实体，两大社会在长城沿线的持久性接触，形成互动影响，反馈到各自社会的深层。这一中心概念的建立，纠正了以往以南方农业社会为本位的立场。以往绝大多数人在讨论二者的影响时，话锋向来在北方“野蛮”游牧社会如何“乱”了南方“文明”农业王朝这一端。至于南方对北方的影响，除叙述农业社会如何以货物交流北方而外，便再无其他考察。当然，强调二者影响的相互性，无意要将二者的方方面面都拉到平起平坐的位置。但至少，在考察二者的关系时，不应将游牧社会定位为无内部运作、无实际进化、只行“侵边犯塞”职能的一伙概念性人群。草原游牧社会具有从无到有、曲折演进的历史，而这一历史，由于地理的“缘分”，离不开南方农业社会的存在，更具体一点讲，离不开长城地带的存在。

拉铁摩尔认为，在亚洲大陆，当南方农业社会未成熟壮大之前，无论哪里，都是种植、养畜的混合经济。不能种植的地方，则几乎没有人烟，也就是说，不存在单纯的游牧经济，因为但凡人们可以种植，则不会选择游牧。北方的人们聚集在草原边缘的山地林莽之内，草原地带本身是空旷的。后来，精耕农业在南方出现，农业社会形成，在地域上不断壮大，向四面八方可能进行农业的地方拓展。在此期间，伴随着部落（或国家与部落）间的争斗。原始政治的不相容性，使一些部落被驱赶到几乎不能进行任何种植的草原地带，于是，纯畜牧经济出现，而在草原上的畜牧，必须游动，最终形成了游牧社会的一套组织办法。在司马迁的记录中，“戎”—“狄”—“匈奴”名称的变更正反映了这一过程。

关于草原社会的形成，拉铁摩尔概括为五大特征：第一，放弃混合经济而转为完全的草原文化；第二，完全依赖天然牧场，无须饲料储存；第三，移动权重于居住权，因牧场不能持久使用；第四，与马厩不同的管理马匹的高超技术；最后，熟练的骑术，这需要马镫和马嚼的发明。他认为，是“中国从有利于建立中国社会的精耕农业的环境中，逐出了一些原来与汉族祖先同族的‘落后’部落，促成了草原社会的建立”。所建立的草原社会与南方农业社会同时发展，二者之间的地域遂呈现“边疆形态”。需要注意到的是，此处所说的边疆形态有其专门的内涵，它包括巨大的自然差别和社会差别，它是古代世界特有的历史地理形态，与现代国家边界不同，在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存在漫长边界，却根本不存在拉铁摩尔所说的边疆形态。

拉铁摩尔进一步对长城出现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秦始皇长城的修建，加速了草原社会的政治发展，长城增加了所谓边疆地带的政治分割强度，使长城以外依存汉族的小部落不复存在，分散转为统一，最后是由头曼—冒顿整合起来的草原帝国。拉铁摩尔多次强调，在农业社会与草原社会的关系史中，主要是农业社会限定了草原社会，而不是草原社会“扰乱”了农业社会。拉铁摩尔的结论，主要出自宏观理论分析，尚缺乏细致的实证考察。但将长城地带看作核心，思考它的双向影响，特别是到草原社会去“发现历史”，其学术意义不容低估。

在长城地带，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一样具有过渡性，它是一个渗透着农业和草原势力的世界，一个两种势力接触并汇合于此，而不能被任何一方永远统治的世界。但是，所谓“过渡性”是相对于“农耕”“游牧”两个便利的概念而言，任何一个在历史上、在地理上长期存在的社会形态，在事实上，都是非“过渡”性的。在这里，也需要我们去发现历史。在“过渡”社会中，因“正常”社会的统治者无心认真经营“过渡”政治，这里的政治永远是消极的。但“过渡”却是进行贸易的绝好地方，在这里，贸易永远是积极的。长城地带可能是一个由军事骁将和商业奸雄控制的社会。然而，正是由于在长城地带不可能建立完整的内地体制或草原体制，单于与皇帝都不善于管理一个半农半牧的社会，因此过渡地区的人们有机会较多地受到自己利益的支配。

利益与机会是统一的。在长城地带，社会组织、社会控制的松散性是其主要机会形式。据《明会典·户部·屯田》记载：这里的“军余家人自愿耕种者，不拘顷亩，任其开垦，子粒自收，官府不许比较，有司无得起课”。徭役租税的疏漏，人口的流散，造成更灵活自由的集市经济，官府更易于同商人勾结，向来严谨的军事活动，在这里，也充满商机。清人纳兰常安在《行国风土记》中记道：“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劳瘁，耐风寒，以其沿边居处，素习土著故也。其筑城驻兵处则筑室集货，行营进剿时亦尾随前进，虽锋刃旁午人马沸腾之际，未肯裹足。”因为有暴利在前，商人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因为军事与商业的突出地位，这种地区人们对于城镇（堡）的依赖大于其他地区。边地城镇的问题，是许多长城地带的研究者（包括拉铁摩尔在内）所忽视的一项内容。施坚雅在1977年曾指出，必须注意边地城市在军事防守与社会管理两方面的职能的和谐性。1996年，美国年轻学者Piper Rae Gaubatz（中文名字：高贝贝，现为马萨诸塞大学地理学助教授，1987年9月至1988年10月曾在北京大学地理系作高级进修生）出版了一部研究中国边地城镇问题的专著，对长城地带的城镇历史地理进行了系统考察。她提出，长城地带的城乡发展模式是，城镇先于农村，城镇重于农村，而城镇更多地受到商业而不是农业的支撑。城镇显示自身的意义不在于规模，而在于功能。由于军士们或多或少都要从事生产自给，军镇向民镇的转化，是普遍现象，许多军镇在转化开始以前便已多少具有了民镇功能。

城镇问题的提出，使长城地带的研究向前走了关键的一步。这里与长城共存的不是荒原，也不仅仅是稀疏村落，还应包括沿边城镇，而城镇与长城的关系更为直接，应该说主要是城镇与长城共同组成这里的人文地理结构。从长城城墙扩展到沿边城镇，使我们的观察从军事学移入社会学。由于沿边城镇在据守、管理、交通、商业、金融、手工业诸方面的社会职能，长城地带的社会生活才得以运转，长城自身也才能具有活力，离开人类社会的支撑，长城只是一件死物。

放眼历史而观长城，其活力贯穿于军事、社会、经济、文化等一系列层面。长城地带，以两边为腹地，两边的社会发展规定着它的意义。长城的意义在最后一个王朝时发生重大转变。康熙皇帝的名言“在德不在险”“众志成城”对长城进行了功能上与道德上的双重否定。其实，长城意义的骤降并非由于人们道德上的觉醒，满族上层与蒙古族上层的政治同盟，清政府在草原社会施行的政策是其本质原因。取代长城的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德”，而是那个实实在在的理藩院。王公制度、昭庙制度减小了草原的移动性，增大了草原的分割性，草原社会因此出现深刻变化。变化内容之一是弱化了草原社会的军事属性，利益不再来自战争，而由贵族政治、宗教组织决定分配。

经过历史的曲折发展，长城时代终于结束，咒骂长城恨不能将其哭倒的历史故事已不再动人。在新的时代心态下，长城得到了道德重建，“修我长城”成为恢复民族自信的号召。长城地带，曾为家乡，现在面临的是全面的社会更新。

《中国的边疆》，拉铁摩尔著，赵敏求译，正中书局，1941年版。

Piper Rae Gaubatz，Beyond the Great Wall: urban form and transformation on the Chinese frontiers，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原载《读书》199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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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系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编者注

拉铁摩尔的“内亚视角”

姚大力(1)

几年前，《南方周末》曾要我为“我的秘密书架”专栏写一篇短文。乍见稿约，立即有一本书从脑海里蹦出来。它就是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从初读历史专业就接触此书，直到新出的汉译本仍被我常置手中的今天，对一个从事边疆史地和中国民族关系史的研习者来说，想不出还有哪一种著作比它更耐看、更能激发出使阅读者常翻常新的感受。约定的短文终于没能写出来，写成的是一篇三万多字的书评，不适合在报章上发表。

在那篇评论里，我写道，“拉铁摩尔是一个被涂上太多样的强烈色彩的奇人。他是从未获得过高等教育学位的美国和英国大学的常任教授；平生最感自豪的，是能在不带翻译的情况下做到广泛地游历中国北方三大边区，即满洲、内蒙古和新疆，‘每到之处，都需要用不止一种语言从事交流’。他曾被冷战中的双方分别指控为共产主义间谍、导致美国‘丢失’中国的罪魁祸首，或者‘反动学者和美帝国主义的特务’。他又是最早受聘为蒙古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最早接受蒙古国政府颁授给外国人的最高勋章‘北极勋章’的西方人。作为1950年代麦卡锡主义的罹害者，他至今被人批评为‘至少在道德上、智识上和政治上是错误的’。但也有人以为，拉铁摩尔事实上‘比他本人所知更多地受操控于国民党人蒋介石，以及共产党人冀朝鼎和陈翰笙’。还有人断言，如果可以说他终生有过两个深爱的对象，那么二者中最有可能首先是内亚，然后是他的妻子埃莉诺。拉铁摩尔确实具有某些与针对他的所有这些臧否相关联的性格特征，那应当就是他对于边缘人群的天生同情心，和过于简单，因而也使他特别容易受蒙骗的理想主义眼光”。

想当年，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基本立场，在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与遭遇其侵辱的中国之间，他站在中国一边。在清朝、民国政府与饱受不平等待遇的中国各少数民族之间，他站在少数民族一边。在蒙古僧俗上层和被他们欺压的蒙古大众之间，他站在普通平民一边。其实他更有理由被看成是中国人的朋友，而不是敌人。可见冷战如何像永久性创伤般地麻痹与毒害了我们感知外部世界的神经功能。“斗争哲学”留下的惨痛后果尚未变成“恍若隔世”的旧事，我们怎么可以就把这么沉重的教训忘记得一干二净？

“边疆”一词最基本的含义，应该是指边境线、国界，或贴近国界线两侧的沿边地带，与英文里的border或borderland意思最相类。英文里还有一个词frontier，意思是两国之间的边界，或“紧靠尚未开发地区的发达地区边沿”。后一个意思实际上只存在于美国西部开发时代的历史语境之中。当拉铁摩尔把几乎是从三面环绕着汉族分布地的中国“内陆亚洲”诸广袤区域称为中国的frontiers时，这个语词已经与它在特纳边疆理论中的含义大不一样了。换句话说，拉铁摩尔似乎在frontier一词中注入了某种新的含义。它与英国的“凯尔特边区”（the Celtic Fringe）一语中fringe的意思更近。相对于英格兰核心地区，这里的“边区”主要是就其“外围”属性而言，所强调的并非仅仅是它靠近国界，或其纵深幅度十分有限等特征。

在这样界定“边疆”的时候，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发育发展的历史进程所赋予它的一项与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不相同，因而不容忽视的特殊性，也就被突现出来了。拉铁摩尔把中国的这片特殊意义上的边疆，叫作“长城边疆”。这条宽幅极大的连续的边疆地带，位于最近一千年来传统汉语地区的外围，从它的东北经由北方和西北，向南一直伸延到云南藏区。中国国土由此被划分成汉地和长城边疆两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样的划分，与差不多同时由中国学者胡焕庸提出的将中国版图大致一分为二的“瑷珲（今黑河）—腾越（今腾冲）线”，颇多暗合之处。如果说以上两说的着眼点也有所不同，那么其间的差别就尤其发人深省。

“胡焕庸线”所强调的，是以生态环境的差异为基础而形成的两大地域内人口密度及其经济文化形态之间的强烈反差；而中国主流见解从中看到的更多的是“中华文明的影响是如何从中原地带，一点点拓展到西部与北部的踪迹”。确实，有关中国历史的标准叙事，基本上是把两千多年以来这个国家形成与发育的历史，描述为仅只是由秦汉确立的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这样一种国家建构模式在被不断复制与向外延伸的过程中逐渐调整、充实和进一步发展的过程。反观中国的各边疆地区，似乎永远处于被动地等待被中心地区“收复”“统一”或“重新统一”的地位。即使是像元、清这样起源于帝国内亚边疆的边疆帝国，它们的成功，也主要是因为它们的统治者能主动学习仿效“先进”的汉文化，包括袭用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去统驭它们的全部国土。而它们的失败，又恰恰在于它们还不够汉化。但是拉铁摩尔对长城边疆的定位，却几乎与之完全相反。他的学术理路最宜于用“从边疆发现中国”这句话来加以概括。也就是说，长城边疆在拉铁摩尔的眼里，拥有主动参与中国历史的能力，而且事实上它就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源。

凭着对中国“长城边疆”诸地域的敏锐观察，拉铁摩尔指出，在它们之间存在某种可以被我们称为“内亚性格”的共同属性，尽管他实际上并没有使用这个词语来表达他的意思。对于至今把“中国性”（Chineseness）视为仅仅呈现了“汉族特性”的流行见解，这实在是一帖再适宜不过的清醒剂。这种内亚特性，是历史上的北方和西北各少数民族通过主导或参与历史上中国国家的构建活动，铸就在中国的实体之中的。没有汉族之外的其他少数民族参与到历史中国的建构当中来，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版图辽阔的现代中国。

这种强调中国的内亚特性、强调从长城边疆“发现中国”的观察和分析视野，又被有些学者称为“内亚观”。根据这样的看法，拉铁摩尔的“内亚观”经历了一个从“中国中心论”转向“以蒙古（这里是指今蒙古国）为中心”的变化。该陈述并且还带着如下暗示，即拉铁摩尔在晚年已经校正了他本人过去所持有的颇欠准确的“内亚观”。但这极可能只是对拉铁摩尔的误读。且不论他在执教英国之后是否形成过所谓“以蒙古为中心”的“内亚观”，将他早年孜孜不倦于从内亚视角去解读中国历史的立场与主张说成是“中国中心”的内亚观，已显然是不妥当的。因为无论一个人选择中国或者蒙古国作为他自己的学术研究所聚焦的对象范围，都并不必定意味着他在研究中国或蒙古国时就会采取“中国（或蒙古）中心论”的基本立场。事实上，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里，拉铁摩尔就明确指出，在长城边疆的各地区之中，蒙古草原的历史是“所有边疆历史中最典型的篇章”。可见用不着什么转向，在以中国历史为视角观察内亚时，他本来就把全部长城边疆看成是“以蒙古为中心的内亚文化辐射区”。不过即使如此，把他的这一见解等同于“蒙古中心论”的内亚观，仍然是不对的。还是唐晓峰教授说得好：拉铁摩尔“对地域的分割不以国家而论，他的注意力亦不是重在‘文明’不在‘荒远’，而能放大视野，超越政治与民族，将两边合观为一个‘亚洲大陆’”。

还有些人担心，揭示出中国性之中存在或包含着内亚特性，那就有可能离析中国性本身的内聚力。所以他们会很善意地提醒说，要防止所谓内亚性格被过分“夸大”。但是在我看来，实际情况是：首先，拉铁摩尔解读中国史的内亚视角，是对在他之前仅以汉族和汉文化作为中心视角去考察和论述中国历史变迁的旧有知识传统的一种重要修正和补充，但这样做并不意味着他是要以此取代和颠覆从汉族和汉文化出发的分析视角。再者，经拉铁摩尔阐发而得以显现的刻印在中国历史中的内亚特性，如今才刚刚开始受到国人的关注，开始重新对它进行认识和解读。中国性中的内亚特性，究竟是长期以来一直遭受中国人自己的忽视，而如今这一局面只是刚刚才开始有所改变，抑或它已经变成了一个被过分夸大的有害观念？我们究竟有什么理由如此精神脆弱，只要听见“一分为二”就觉得是对国家安全的一种威胁？事实上，任何一个大型实体，内部都不可能是铁板一块。一体化无法通过否认或人为消灭内部差异之客观存在的途径来达成。正相反，实事求是地承认内部差异和多样性元素的存在，才能超越由这些差异以及由容纳多元化所可能导致的内在张力，从而在更高程度上实现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整合。

中国性的多元特征，甚至还要超出拉铁摩尔论述的范围。他对南部中国所知不多，因此他的讨论几乎不涉及那里。詹姆斯·斯科特在六年前出版的《逃避被治理的艺术》一书，以分布在东南亚陆块上由海拔300米以上的山地丛林所构成的“佐米亚”（Zomia）区域内形形色色的高地山民部落为研究对象。他指出，生活在该地域内的诸多部落或人群长期处于无国家状态之中。但与其说它是从自古以来的原生态的“原始社会”中自然而然地持续下来的，不如说是原来处于文明边缘的各人群为逃避被国家纳入治理范围的命运而作出的自主选择的结果。他们既不愿变成从外面逐渐逼近他们的那些国家的编户齐民，也力图防止从他们内部产生出国家来。所谓“佐米亚”是占地广达250万平方公里的多国之间的跨境地区，展延在越南、老挝、缅甸、泰国和中国之间。现在这里总共约有一亿人。云南、贵州和广西西北部的山岭地带就处于其中。长城边疆，再加上中国部分的“佐米亚”边疆，拉铁摩尔意义上的中国边疆的范围，大约才可以算是比较完整了。

我们所面对的“中国边疆”，就是这样一片占据了中国一半以上版图面积的辽阔地域。仅从这一点看，边疆问题对中国来说就已经不是一个“边缘”问题，而是事关我们生存基盘的全局性问题。中国边疆的绝大部分，由各少数民族的世居历史家园构成。因此中国的边疆问题从另一个方面去看，实际就是民族关系的问题。从这样两条理由出发，重新认识拉铁摩尔，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十分必要。

一般地说起来，中国各边疆地区多由民族地区构成。具体地说，在几乎每一个幅员巨大的民族区域之内，都生活着远远不止一种世居其间的少数民族人群。他们不但在一个平面上互相交叉分布，而且还在不同海拔高度上呈现立体分布的态势。由某个世居民族单一分布的中国边疆地区，如果不是不存在，至少也不是普遍的情形。因此，中国边疆地区的历史不应该被理解为诸多世居民族各自历史的集合，而需要把它当作带有浓厚地域史属性的叙事来书写。它反映的主要是多个民族共享一个地域、在民族交流中求得共同发展的历史经验。

凌纯声阐释ethnography（民族志研究）和ethnology（民族学）这两个专名之间的异同，很值得我们深思。ethnography一词，由ethno-和-graphy两部分构成。前一部分源于希腊语词ethnos。亚历山大帝国时代以后，在作为西欧各人群族际共同语的希腊语里，它被用来专指作为他者的以至野蛮的人群。所以在诸如晚期拉丁语、早期近代英语等后来的各种欧洲语言中，它或者有异教人群，或者有他族的意思。-graphy则源于希腊语-graphia，译言“书写”（writing）。因此，ethnography就是对某个作为“他者”的特定人群（而且最初往往是指无文字人群）及其独特文化从事描述性呈现的学科。而ethnology则带有在各不同人群的文化之间进行比较研究的性质。从ethnography到ethnology，再到分别在西欧和美国发展起来的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处在它们学术核心部位的，始终还是属于ethnography的那套看家本领，即通过“参与式”的田野工作，力图以被研究对象自身的概念、方法和世界观去理解和讲述被研究对象、他们的文化及其与被研究对象生存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人类学或者民族社会学所坚持的上述基本主张，对我们认识中国民族关系问题不仅具有工具理性，而且也有价值理性的意义。如何在有关中国民族史和民族关系的讨论中更多地引入少数民族自己的各种叙事和声音，更充分地吸纳和反映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出身的研究者们在事关他们切身利益与前途问题上的情感、意愿与主张，对这个问题的强调无论达到怎样的程度，在我看来恐怕都是不会过分的。

（原载《读书》2015年第8期，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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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编者注

欧文·拉铁摩尔、亚洲与比较史学

罗威廉(1)

如今，作为内亚研究先驱和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受害者而广为人知的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跟他的朋友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一样，是1926—1950年间引起公众普遍关注的比较史学思潮中十分活跃的一位主将。拉铁摩尔在毕其一生的学术生涯中，致力于发展出一种解释人类社会在边疆地带形成、进化、成长、衰落、变异并彼此互动的“科学”模式。由此，在构建这种模式的过程当中，他基于自己的需要，从当时最流行的分析方法中选取一些心仪的为其所用，但到后来常常弃之一旁，这其中包括生态决定论（ecological determinism）、生物学种族主义（biological racism）、经济地理学（economic geography）、区位理论（location theory）和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Marxist modes of production）。在其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他都力图挫败那些自以为是的目的论，不管是西方的“进步”观，还是中原汉地在对待游牧周邻时所持的“文明”观。

总体而言，欧文·拉铁摩尔（1900—1989）的研究为人类历史的根本动力问题提供了一种独特见解，这是一种在全球时空层面对流动人群所作的相对连贯、扩展性的分析。拉铁摩尔以其略显夸张的方式，惯于将其计划看成对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各种“形式”（form）、“风格”（style）、“模式”（mode）、“规范”（norm）、“语调”（tone）所做的“科学”观察。这种分析的单位是人类群体，他对其有许多称谓：“社会”（society）、“种族”（race）、“文明”（civilization）以及“文化”（culture）。他的研究试图系统地解释这些族群是如何形成和分裂、兴盛和衰落、扩张和收缩、内部变异以及与周邻群体相互关联的。拉铁摩尔的分析方法被广泛地运用到广阔的空间领域：中国边疆地区（最著名的同时几乎专指性的“内亚边疆地区”）、中国内地、日本、欧洲、美洲，乃至整个世界。在这一计划中，拉铁摩尔并不是单打独斗的：在满怀雄心从事整体历史对比的潮流之中，他是一位关键参与者，这一潮流“追寻一种在两次世界大战时期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碰撞过程中出现的历史形态”（Grew 1980，764；另可参见 Sewell 1967）。

尽管时不时地有复兴这种观念的势头，但这种大胆的历史设想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从西方汉学界销声匿迹了，而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说，也在某种程度上从历史书写中消失了。至少就亚洲史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拉铁摩尔在20世纪50年代初所受到的政治打击而使之消歇了。如今似乎可以稍微冷静地重新评估这一设想了。因此，本文将不聚焦于拉铁摩尔或其敌手的政治活动，因为对这些论题早已有了很好的研究（Lattimore 1950a；Newman 1992；Harvey 2001；Herzstein 2005）。本文也不想评估拉铁摩尔对于内亚历史所做的特殊贡献，因为即便是那些反驳他很多观点的学者也承认他是这一领域研究的先驱（Lee 1970；Rossabi 1975；Gaubatz 1996；Crossley 1999；Elliott 2001；Di Cosmo 2002；Atwood 2002；Duara 2003）。除了行文需要之外，本文也不讨论拉铁摩尔最热衷的关于“边疆”的理论问题。恰恰相反，我将在此分析拉铁摩尔历史编纂学背后所蕴含的一整套普遍假设，并将其放到他那个时代的“大观念”（big ideas）背景之下加以理解，可以说，拉铁摩尔的亚洲研究方法契合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有关历史进程的更大思潮。

跟法国年鉴学派（Annalistes）一样，拉铁摩尔也调低了与深层结构有关的个人、事件和政权所具有的历史地位。早在1932年，他就写道：“将军和政治家是历史之偶然；传统、生活方式、种族和地区在面对文化和国家时致力于表现自身，国家和文化致力于对种族与地区施加影响，这才是历史本身。”他在1940年又写道：“政治事件不过是历史的表面现象。而创造它们的力量却还在更深处，这些力量源于社会和环境之间的互动。”（Lattimore 1932，301；Lattimore and Lattimore 1947，83；Lattimore 1988，340）

拉铁摩尔历史编纂学中更大的主题是个单一的、可理解的全球进程，这是一出波澜壮阔的普遍性悲剧，在这当中，各国的历史不过是各个剧幕而已。正是通过人类各群体，这一可能被分割的全球进程才变得能够识别，首先是通过他们占据特定的（尽管并非固定的）“领土”（territory），其次是通过他们拥有（尽管并非一成不变的）“主要特征”（prime characteristics），诸如在中原地区是精耕农业。这些社会通过“分化”的动态进程而形成可以识别的方式，这种“分化”的动态进程是在彼此互动的漫长历程中形成的。拉铁摩尔所尝试的超然视角使他能够主动抵制所有民族中心论，不仅是西方的民族中心论，还有他所用资料方面的民族中心论——强调一下的话，就是汉文文献传统中的民族中心论。但他的方法几乎完全是相对主义的，因为他根据其古老程度、规模或实力，以及“正规”（normal）（也即根据所认知的理想类型）或“混合”（mixed）将社会分成“主要”或“次要”类别。尽管他有意识地力图回避目的论和直线发展论，但正如我们所见，拉铁摩尔所构建的模式并非没有对于发展规模的评估（Lattimore 1962b，26、506）。

拉铁摩尔早年的历史视野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年轻时在内亚贸易线路上做生意时，在随意阅读他随手放进行囊中的那些作品的过程中形塑的。(2)这些著作包括著名学者如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埃尔斯沃思·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的著作，也包括那些几乎不为人所知的作品，如温伍德·瑞德（Winwood Reade）1872年的《殉道者》（The Martyrdom of Man），拉铁摩尔从这部作品中获得形成其全球视角的“灵感”。在其晚年，尤其是在饱受政治打击那段岁月里，拉铁摩尔极力否认受到马克思学说的任何影响，尽管很显然，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拉铁摩尔主要通过魏特夫获得）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思想。不过无可争辩的是，拉铁摩尔史学视野中的核心部分受到阿诺德·汤因比（1889—1945）的影响。两人初次在京都相识，在拉铁摩尔的早年生涯中，年长的汤因比将其视为门徒和专业资料来源，在其著作《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1934—1939）第三卷中权威性地引用拉铁摩尔所著《满洲——冲突的摇篮》（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1932）的相关资料。尽管拉铁摩尔逐渐远离汤因比的某些观点（此外，拉铁摩尔发现他过于“神秘主义”），但他正是从汤因比那里接受了其对民族史的厌恶态度、对于历史变化的基本观念以及很多独特词汇（Toynbee 1934—1939；Lattimore 1948；McNeill 1989）。

生态与社会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段时光，正是拉铁摩尔形成和提炼自身观点的阶段，在当时，地形和气候对于人类行为的影响受到学术界异乎寻常的强烈关注，而在相关讨论中，拉铁摩尔成为一位重要人物。在地理学中，长期担任哈佛大学教授的威廉·莫里斯·戴维斯（William Morris Davis，1850—1934）拥有重要的发言权。他引进德国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策尔（Friedrich Ratzel，1844—1904）生态决定论的“新地理学”观点。拉策尔认为一个民族的自然环境显示出人们想获知的关于他们的民族精神（volksgeist），人类历史的关键就在于不断变更居住地的人群运动；拉策尔也是“生存空间”（lebensraum）学说的一位主要构想者，这一学说为一个较强大的人类群体夺取较弱者所占领土的行为加以辩护（James 1972；Bunzl 1996）。

戴维斯创立了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培养了对拉铁摩尔产生最直接影响的两位人物：埃尔斯沃思·亨廷顿（1876—1947）和以赛亚·鲍曼（Isaiah Bowman，1878—1950）。亨廷顿1907年所著的《亚洲的脉搏》（The Pulse of Asia）取材于他穿越内亚草原的亲历，他认为人类生活的几乎所有活动——他特别称之为“性格”——是由环境所决定的，而其中绝大部分又是由气候决定的。而也正是因为根据大致36年“脉搏”而出现的气候变迁，当地所在环境的人群的“精神”或“道德”特征也要相应发生变化。那些受到气候青睐的人群注定支配他们的邻居，因为他们更有“活力”和更加“坦诚”。在20世纪20年代，跟亨廷顿一样，拉铁摩尔也大致在相同的草原贸易路线上旅行，沿途怀揣着亨廷顿的著作作为指南。另一位对拉铁摩尔早年产生影响的是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学者毕士鄂（Carl Whiting Bishop，1882—1942），他在一篇有影响力的文章《中华文明发展中的地理因素》（The Geographical Fact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中详细阐发了亨廷顿的很多观点，该文于1922年发表在鲍曼主编的《地理评论》（Geographic Review）上。随着鲍曼在20世纪30年代当选美国地理学会（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主席，并从1935年至1948年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他成为拉铁摩尔最有影响力的赞助人之一。

戴维斯研究路径中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运用生物体隐喻来描述人群与其环境之间的共生关系。在社会科学界，特别是在芝加哥大学——尤其是在地理学家哈伦·H·巴罗斯（Harlan H. Barrows）和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那里，这一概念被称为“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一篇以此为名的带有神秘主义色彩、充满浓浓诗意的论文发表在1936年7月的《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上，帕克在文中认为，栖息地与其居民形成“共生群落”（symbiotic community），这是一种以“竞争性合作”为特征的封闭体系，经历了“均衡与非均衡”连续循环、“优势”（dominance）与“演替”（succession）的进化阶段。这种生物体隐喻，我们会发现在拉铁摩尔的研究中也有所体现。

在此期间，历史学家也同样开始对生态影响人类和社会发展的观点着迷。在法国，年鉴学派成员如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像拉铁摩尔一样，号召历史学家超越文本资料，更加关注地形和气候。在《历史地理学导论》（Geographical Introduction to History）中，吕西安·费弗尔思考人类究竟在环境自然力面前“或多或少处于被动状态”，还是与之相反，“被赋予（他们）自身以能力从而能够创造和产生新效果”，最终认为真理大致就是这两种观念的某种“平衡”（Febvre 1925；另参见Bloch 1966）。在北美历史学家当中，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与拉铁摩尔一样，早年心向苏联，毕生憎恶帝国主义，在其扛鼎之作《加拿大毛皮贸易》（The Fur Trade in Canada，1930）中凸显生态决定论的浓厚烙印，而瓦尔特·普雷斯特科·韦布（Walter Prescott Webb）则走得更远，他在第二年出版的《大平原》（The Great Plains，1931）之中，将美国生活的所有方面的重大转变——技术（使用马匹运输，放弃精耕细作）、社会制度（司法体系）、文化（性别关系，服装和文体）、道德观念，甚至人类基本“心灵深处”——都归因于从东部沿海潮湿森林地带向中西部风沙暴虐的草原的扩张运动。

与拉铁摩尔有更紧密联系的是魏特夫，此人既是一位资深的中国史学家，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拥有重要的、可以离经叛道的发言权。魏特夫愤然与崛起的斯大林正统派决裂，原因就在于后者坚决主张以欧洲模式为基础的，放之四海皆准的历史阶段论。而在其著作《中国的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Chinas，1931）以及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众多文章中，魏特夫主张必须将中国理解为一个“水利社会”，这个社会在“半干旱”气候中实行精耕农业导致其依赖大规模官僚结构以管理灌溉工程。在此情况下，私有财产和经济阶层相对于令人生畏的国家力量而言必定是脆弱的。中国历史因此不存在西方生产方式，而只存在由魏特夫依靠马克思、考茨基（Kautsky）以及列宁早期作品中的只言片语概括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因此，中国历史缺乏西方经历过的进步阶段，而只存在无休止（或循环）的“停滞状态”（Wittfogel 1931；英文梗概参见Wittfogel 1935，1938）。到20世纪30年代末，魏特夫已将其观点提炼为《东方社会》（oriental society）这一跨文化模式，最终形成他1957年臭名昭著的冷战檄文《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拉铁摩尔起初与这位最坚决的生态决定论史学家来往甚密，但到20世纪30年代越来越不满其对于亚洲乃至人类历史发展的单因解释，而逐渐与魏特夫疏远。(3)

对于拉铁摩尔而言，生态显然是人类历史发展中最根本的单个决定因素。例如，中国人就是“自身所在环境的产物”，要是对环境稍加思考的话，即便是小学生都会很轻而易举地理解他们及其历史（Lattimore and Lattimore 1947）。生态给人们施加了一种“长期的塑造性影响”，人们转而随着时间变迁形成“对于他们所处环境最佳的集体亲和力”。社会群体的典型形式——“主导社会”在“主导环境”当中形成；它们由这些社会（例如草原社会、绿洲社会）而被赋予基本特征，它们的自然“边界”（boundaries）是由生态“边疆”（frontiers）构成的。地形和气候在一个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中提供了“决定性”因素，而生态和经济共同形成了“整个文化综合体”。的确，拉铁摩尔曾一度努力揭示不同的世界宗教是其自身“相应”生态环境的产物（Lattimore 1988，180）。

除了传递其基本“特征”外，生态在一个社会之后的历史轨迹——其“归宿”方面——具有关键性影响。例如，地形和海岸的不同关系可用来说明中国和日本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尽管从来不像魏特夫那么武断，但拉铁摩尔也会不时提及他自己的“水利社会”弱化版本。灌溉定居农业所要求的集体劳动是“（中国）社会进化至关重要的一步”。这连同这个国家幅员辽阔但相对千篇一律的地貌一起，预先决定着中国将产生出“帝制集权官僚体系”，相应地也就未能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而这种工业资本主义却是欧洲自身极其多样的生态环境合乎逻辑的产物（Lattimore 1936；1957；1988，393；Lattimore and Lattimore 1947，22-23）。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社会科学界展开了对于环境决定论的激烈辩论，随后逐渐摒弃了这一观点，拉铁摩尔自身看法也遵循着相同的轨迹。在其早期学术研究中，最突出的是1928年发表的文章《内亚商路》（Caravan Routes of Inner Asia），在文中，他不加批判地运用从亨廷顿那里拾蕞的决定论观点。的确，生态并非长期一成不变——生态也要经历“气候脉搏”的变化——但人类社会历史却随之而无助地发生变化。不过，在后来的岁月里，拉铁摩尔极力否定这个看法，甚至谴责其他学者从他本人研究中吸收这些观点而形成的著作［例如，格鲁塞（René Grousset）所著《蒙古帝国史》（L' Empire Mongol）］。他也批评汤因比接受并进一步阐发了亨廷顿的“地理唯物论”（geographic materialism）（Lattimore 1928；1988，xii-xiii，xlix；1962b，116）。

在他于1932年出版的那部确立学术声望的力作《满洲——冲突的摇篮》当中，拉铁摩尔开始摆脱生态决定论：他认为，东北地区的气候尽管因短暂生长季节吸引移民前来长期定居而显得“重要”，但并没有给社会施加涵盖面更广的“决定性”影响（Lattimore 1932，17）。但在几年之后，拉铁摩尔在担任《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这一充满战斗精神、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期刊编辑时，才断然远离决定论。他对美国尘暴区（Dust Bowl）的认知，是形成这一转向的重要因素，他注意到这也是中国国民党人将内亚草原转变为稻田后所产生的同样适得其反的后果。拉铁摩尔为《太平洋事务》征稿的文章以及这一阶段他自己的写作大张旗鼓地声讨全球干旱化前景（Lowdermilk 1935）。这也同时展示出生态环境所造成的限制以及人类活动导致环境变化的可能性，不管是好是坏。

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所写的文章中，尤其是在《蒙古历史中的地理因素》（The Geographical Factor in Mongol History，1938）中，拉铁摩尔对亨廷顿的观点进行了最周详的评论，并提出了自己的人类—环境双向互动系统理论。在抨击“粗糙的地理决定论”时（尽管仍旧带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深刻烙痕），他写道：

我的看法是历史和地理的关系复杂得多……我相信尽管环境强烈地制约了原始社会，但并不总是使社会进化不可能发生。而且社会在进化时，在利用环境的过程中，试图加以选择并发挥主动性……地理研究不该受到曲解，以至于试图诠释任何历史进程的全部问题（Lattimore 1938，1、5）。

拉铁摩尔承认生态尤其是气候可能因自身变化而不受人类干预活动的影响，但作为普遍原则，他认为“坚持这样的事实是十分重要的，即自然是被动的，主动因素是人”（Lattimore 1962b，532）。

种族

在拉铁摩尔写作的时代背景中，他对所分析的社会单元的称谓差异很大。他所运用的词汇来自混杂的“危险思想”，尤其是在学术界与更广泛的社会舆论界之间的界限不像今天这样泾渭分明的时代，对政治、政策与公众态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Banton 1980；Wolf 1994）。

拉铁摩尔成长的20世纪早期是将“种族”科学研究和“人种学”普遍合法地运用到人类历史基本进程的全盛时期。自从数世纪以来跃升至显著地位，“种族”这一词语自身经历着一个进化过程，尽管以旧瓶装新酒，但新含义却没有完全将原有含义取代。在更悠久的西方传统中，种族的概念起源来自谱系学（genealogy），基于自亚当开始的“《圣经》模式”，亚当的后裔在时间长河之中，或在逆境之中［例如，含（Ham）(4)的后裔］繁衍生息，贯穿在随后的历史中，在道德或其他劣势下维系着相对纯洁的后裔群体（总是假定包括叙述者在内）。到18世纪，伴随着新的需求，根据林奈（Linnaeus，1707—1786）以及其他学者首倡的生理类型（physiological type）对有机体进行分类，将人群按照不同的内在“性情和道德素质”、能力和历史命运分为外表可识别的不同“生物—道德”体，由此获得科学权威，从而影响宗教界。“民族史”开始逐渐被理解为不同“种族”类型之间的斗争。在19世纪中叶达尔文做出巨大贡献之后，种族开始越来越明显地被理解为“亚种”（subspecies）。尽管达尔文提醒我们种族基因在历史发展中不断混合，由此实际上不存在任何“纯粹”的种族，他的研究为种族思想增添了更多的科学可信度，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乃至更广大的公众那里形成了更为顽固的种族本质论。

通过“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媒介，种族主义在社会和历史思想中如日中天。“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在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1872年所著《社会学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中详细阐述的。在达尔文进化模式中，将人种类比为物种，斯宾塞和其追随者则将生物学差异看成人类社会命运的压倒性的决定因素，而历史就是种族之间物竞天择的进程。尽管像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著有《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1893］那样有影响力的追随者在这一点上看法有所不同，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要影响是将人类社会描绘为种族之间在身体和智力方面天然的“适者生存，优胜劣汰”（survival of the fittest）过程。当然，这个帝国主义时代的推论就是最强大的种族必定内在地优于他们统治的种族。正如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1955年所详细介绍的那样，贯穿于19世纪末乃至20世纪早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已在美国人思想之中深深扎根。在拉铁摩尔青年时代所居住的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也许更为普遍。随着严复在1898年、1902年分别译行赫胥黎和斯宾塞的著作，“黄种人”为生存而与白种人斗争的基本模式，以及需要将汉人从处于生物进化低端地位的满洲“种族”中自我解放以图生存的观点在迅速政治化的读者大众之间被毫无质疑地接受下来，并在政治上为改革者和革命者所共享。跟美国一样，改良种族血统的优生运动在中国20世纪的最初十年里获得了广泛吸引力（Schwartz 1962；Pusey 1983；Dikötter 1989）。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乃至战后的美国，对东南欧移民潮深感担忧，掺杂着社会达尔文思想，从而煽动起一股强烈的种族排外主义狂潮，这种潮流充斥在学术界和公众之间，其标志就是1916年麦迪逊·格兰特（Madison Grant）的《伟大种族的消逝》（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这是反对刚刚涌现的“熔炉”（melting pot）思潮的一份盎格鲁—撒克逊宣言，1920年被《周六晚间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称颂为一本“每个美国人必读”之书。作为一名没有接受过科学培训的富有的纽约律师，格兰特却凭借美国自然博物馆和纽约动物学会（他曾一度安排在他的动物园里展出一个被关在笼子里的非洲俾格米人）董事会的活跃成员以及博物馆优生学家高尔登学会（Galton Society）共同创建者的身份而为其种族主义思想镀上了一层学术光环（Higham 1988；Barkan 1992，66-76；Pierpont 2004）。

与此同时，学术界对这一思想的反击主要来自处于学科发展之中的人类学界，而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A·L·克鲁伯（A. L. Kroeber）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为主将，他俩都是德裔移民。1917年在其开山之作《超有机体》（The Superorganic）中，克鲁伯对种族作为人类社会差异的一种解释进行了彻底的批驳，并意味深长地抨击环境决定论不过是种族主义思想披上一层薄薄的外衣而已（Degler 1989）。而曾长期在格兰特自然历史博物馆任职的博厄斯则强烈抨击种族主义，指责这种过于统摄一切的聚合或分类方案，并贬斥对诸如体力和智力属性那些分离变量的肤浅关联。作为体质人类学领域的热情参与者，博厄斯承认某些体质和气质特征可能的确跟不同地区人群存在某种大致关联，但他否认关联是如此彻底以至于这些特征可被归纳为遗传的“种族”特征，更不用说对这些人群或大或小的历史“进步”所确定的那种因果关系了（Boas 1940，3-17、191-195）。

拉铁摩尔自己对于种族概念的认知来源于他早年在阅读中对历史的地理因素的感知。在对拉铁摩尔早年产生影响的学者之中，魏特夫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看来似乎努力使其生态决定论完全避开“种族”话语。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第三卷中猛烈地抨击种族理论：虽然承认它们现在“非常流行”，但指责其不过是生物学的“拙劣翻版”而已，是对西方固有傲慢的“伪学术反映”，进而主张“我们大可放心地贬损它们”（Toynbee 1934—1939，3∶209、223）。然而，对拉铁摩尔早期影响最大的亨廷顿却是另外一种情况。在其1907年所著《亚洲的脉搏》中，亨廷顿将“人种”看成影响人类“性格”的气候决定因素的贮存库，认为气候环境自南向北的长期全球变化解释了为何地中海人种和中国人种随着时间变迁而变得越来越没“活力”，而盎格鲁—撒克逊人种和日本人种却相应地越来越朝气蓬勃。二十年后，在其影响深远的《种族的性格》（Character of Races，1924a）一书中，他拓展了其种族理论，进而超越了生态决定论，为其打上更明显的达尔文学说烙印：

从生物学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相当确定地说，一个人种与另一个人种之间在固有智力和体质方面的差异大体上是由三个主要因素导致的：第一，突然变异……其次，种族混合……第三，自然选择……遗传、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选择某些特征加以保留或抛弃，从而使某些心理特征成为种族遗产中的一个永久组成部分。（6-7）

1934年，亨廷顿担任美国优生学会主席（James 1972，374-377）。

罗纳德·B·狄克逊（Ronald B. Dixon）是一位体质人类学家，正是在他的指导之下，拉铁摩尔于1928—1929年在哈佛大学学习了一年，但此人问题甚多。他最著名的著作《人类种族史》（The Racial History of Man，1923）是一部怪诞的混杂作品，他对不同人群的头盖骨进行测定研究，并随意将其运用以佐证这一论点，即人类基本上由八个基本人种构成，并根据其“成就”和“遗传能力”而进行系统分级。这本书是如此草率而又武断，以至于一面世就成为世人的笑柄，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狄克逊的声誉。一位颟顸的学者竟然认为这可能是一本故意所作的讽刺书，旨在揭露体质人类学家喜欢荒唐地走极端——如果这样的话，没人能领会这一幽默。博厄斯在对这部书所做的评论中，无情地讽刺了狄克逊的假想，不过很奇怪的是，在该文发表后，他还继续当狄克逊的朋友；的确，这两位人类学家在反对科学化的种族主义的公众活动中是毕生的盟友。拉铁摩尔本人，也许有点天真，却选择借助其哈佛导师的研究为权威来贬斥将种族作为历史分析的一种有用工具（Dixon 1923；Boas 1940，160-164；Lattimore 1988，167；Barkan 1992，100-101）。

最吸引人的无疑是美国地理学会主席以赛亚·鲍曼。他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成员，为拉铁摩尔1928年在中国东北的研究提供资助，而在大学校长任上，又在1937年延请拉铁摩尔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作为高等学府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为美国领先的研究型大学，一直是美国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中心；其大学校长丹尼尔·科伊特·吉尔曼（Daniel Coit Gilman）曾经有争议地撇开宗教领袖，邀请赫胥黎做1876年开学典礼首席发言人，而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Herbert Baxter Adams）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开设的极具影响力的“历史研讨班”（Historical Seminar）几十年来致力于记录条顿/盎格鲁—撒克逊（Teutonic/Anglo-Saxon）的胜利及其自治理念（Hofstadter 1955）。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最杰出、最有影响力的教员当中，生物学家雷蒙德·珀尔（Raymond Pearl）尽管公开批评优生学，私下却以同样的热忱力保大学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一座安全港，而这么做显然基于社会达尔文立场。尤其是一定要将犹太人减少到最低程度，他写道：“这对我们剩下的人而言是生存斗争的必要举动——这将是谁的世界，是我们的还是犹太人的？”（Barkan 1992，217）

在1935年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前后，鲍曼学术研究的专注点集中在向边疆地区移民这一被称为“开拓运动”的对比研究。例如，他认为汉人移民东北类似于美国西拓运动。正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早期学者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一样，他极度关注边疆地区的闭合问题，但却从全球角度着眼。他认为世界人口危机不再可能通过向新土地移民和发现新资源加以化解，而主张采取多种方式，其中可以通过开发新技术的方式加以弥补。但鲍曼也是一个赤裸裸的种族分子，他为美国黑人和白人出生率的对比情况而忧心忡忡，担心低劣的南欧“人种”大量移民，并坚定不移地支持针对东亚人的排外法案，他认为东亚移民玷污了美国优越的种族遗产。拉铁摩尔将鲍曼亲切地称作“我的导师”（Bowman 1928；Lattimore 1962b，16）。

在拉铁摩尔的历史研究中，我们看到种族诠释经历着与生态决定论有些类似的进程：在其早期研究中，他接受这些理论，后来开始越来越有信心地形成自己的史学研究模式，而与此同时，随着那些理论本身在更广阔的学术界越来越受质疑，拉铁摩尔也就更为果断地排斥这些理论观点。在其早年在哈佛大学狄克逊指导时期写就的《汉族人在新疆》（The Chinese as a Dominant Race）一文中，“种族”的确在其中起着核心诠释作用。在该文中，拉铁摩尔写道：

政治体制并不是全部。这里还有种族精神，正如灯笼中的蜡烛一样光芒四射。据我所见，中国政治无足轻重，而种族精神则使其相形见绌。（Lattimore 1962b，217）

但即便在这儿，拉铁摩尔也将欧洲中心种族理论套在他们头上：他在这篇文章中的观点就是，中国人不仅不是更有“活力的”白人扩张观念——西方和中国学者本着不同的政治动机加以描绘——的被动接受者，纵观整个历史进程，中国人自身也呈现出一种遗传驱使力，对其他民族施加“帝国主义”控制力。

三年之后，拉铁摩尔对历史进程的种族解释首次明确表示持保留意见。在《满洲——冲突的摇篮》中，他否认了亨廷顿的逻辑——“种族”是地方之函数（function of place），而认为至少在某种情况下，“地域情感”（regional feeling，将满洲文化不同的居民联合起来的东西）可能与“种族状况”（conditions of race）背道而驰，甚至将其理论完全推翻；尽管拉铁摩尔没有完全摒弃“种族特征”，但却认为这被“过度强调”了（Lattimore 1932，8、46）。在1937年，他也同样抵制鲍曼的观点。在由鲍曼主编的关于移民对比研究的书中，拉铁摩尔坚持认为在决定迁移模式的各个要素当中，经济要素比种族要素更为重要，“资本能够或愿意向哪流动，人群就会跟着流动”。他进而补充道，“种族适者生存”（racial fitness）的观点是一派胡言（Lattimore 1937）。到20世纪40年代，在鲍曼担任校长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拉铁摩尔实际上已将种族史学抛到九霄云外。在其名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中，他屡次抨击种族史学的实用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篇文章中，他认为，“种族”在生物学方面的概念，“是非常后起的产物，它所造成的混乱远比其所厘清的问题要多”。而到1962年，在拉铁摩尔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离开前夕，在总结自己的过往经历时，他抨击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彻头彻尾的“错位类比”（Lattimore 1962b，25；1988，24、55-56、167）。

文明与文化

在拉铁摩尔的历史剧中，“种族”作为集体演员的标签被废止，那什么会将其取而代之呢？有两个现成的概念可随手择用：“文明”与“文化”，而拉铁摩尔两者兼用。到拉铁摩尔研究硕果累累的时候，“文明”观念已经受到费弗尔和越来越多其他学者批判性的审视。费弗尔指出，自19世纪后期就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但往往在这个单独的标签下加以混用。第一个也是最古老的用法是指一个单一的、积极评价的精神和物质状态存在，是由不同社会，以不同的速度穿越野蛮、未开化等较低状态而形成目的论进步的成果。“文明”在这种意义上与进化概念“种族”紧密联系，因为这两者都是根本上从拉马克（Lamarck）和18世纪其他博物学家所假想的单一、渐进秩序范式那里吸收而来的（Wolf 1994）；第二个即后来的用法是属于多元论的，不一定包含价值判断，是指“在一个人类群体共同生活中所能观察到的所有特征”，包含他们的物质、精神、政治……社会生活。费弗尔将这个更具相对性的用法追溯到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和其他18世纪早期的民族志学者那里，它反映出对乐观启蒙目的论所持有的后革命幻灭感。

在拉铁摩尔的导师当中，亨廷顿和汤因比都惯常不加以鉴别地使用“文明”这一术语。早在1907年《亚洲的脉搏》乃至1924年更具雄心的全球研究作品《文明与气候》（Civilization and Climate）之中，亨廷顿试图将文明目的论根植于其环境决定论当中，其“文明”概念不过是费弗尔两个截然不同的用法的不经意糅合而已（Huntington 1924b）(5)。汤因比喜欢用“文明”一词指称他在全球史中所确定的文化相对单元，而与此同时，他将“文明”注解为自己调查过的不同“社会”在各个程度上所具有的属性。在拉铁摩尔恰巧指责过于神秘主义的这类论文之中（拉铁摩尔自己也跟着模仿），汤因比认为“文明”的时段是“贯穿宇宙之中的普遍具有节律的特定节拍”（Toynbee 1934—1939，3∶176、205）。

拉铁摩尔经常轻率地追随其导师使用具有多重含义的术语——“文明”。有时，他忽略“文化”和“文明”之间的范畴差异，但当他直接面对这一问题时，很显然，并非所有“社会”都是“文明”的。他在谈到亚洲、北非、地中海伟大文明帝国时，对于她们与周边“野蛮人”的互动模式大有兴趣。我们可以将“文明”推断为不同“社会”在不同程度上所拥有的属性，但拉铁摩尔往往会将这种属性所具有的内涵留给他的读者去思考。不过他明确认为，这不是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必然伴随物。繁荣的游牧社会很可能比日渐衰弱的农耕社会更“文明”或更有“教化”。而且我们所认为的“现代文明”绝非历史必然的最终产物（Lattimore 1932，76；1938）。

的确，也许拉铁摩尔全部研究的中心推力就是反对“单向的”历史思维。他极其讨厌那种从采集—狩猎—游牧—轮耕农业—定居农业的历史发展顺序的假设，认为这是一种有害的目的论，他将其不仅与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1818—1881）和考古学家V·戈登·柴尔德（V. Gordon Childe，1892—1957）联系到一起，而且也同数世纪以来中原汉地“同化”周边民族的宣传联系到一起（Childe 1936，1951；Lattimore 1962a）。拉铁摩尔的研究的确极为有力地抨击了民族主义政治家当时所进行的规划，即通过新引进的工业技术一劳永逸地“汉化”他们的草原邻居；他认为“同化”实际上意味着“灭绝”。他在《作为游牧民的罪恶》（On the Wickedness of Being Nomads，1935）等文章中讥讽这些计划，而中国民族主义学者则加以还击，严厉批评了他的研究（Lattimore 1962b，415-426；Lin 1935）。

拉铁摩尔认为，游牧业绝非“原始”，反而却合理有效地适应了草原的生态条件——的确比汉人垦殖者竭力将这种地带转变为其生态所无法支撑的农田的行为更为合理。也许是为了对特纳和韦布赞颂自力更生的平原居民（plainsman）狡黠地表达赞许，他问道：“美国牧场主在文化上比农场主‘低等’吗？”他指出：“我们过于不加鉴别地看待‘进化’”，才使得我们将“游牧业”看成社会的低级方式，必须最终进化到更高阶段。实际上，它根本不是一个“过渡”阶段，而本身就是一个“完整”和“独立”的方式，同样地，它不会进化得无影无踪，而只会被富有征服欲的邻居野蛮地用推土机清除得一干二净。

如果一定要有时间顺序的话，拉铁摩尔坚决主张：“事实上，农业要早于游牧业。”后者实际上是前者后来的副产品，是由“伟大古代文明的发展和扩散而创造的”，其间经历了一个过程——在拉铁摩尔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概念——他称之为“分化”（differentiation）。一个不断扩大的人群，就其遗传和文化方面而言起初大致相同，面对一种他们不能以原有独特的经济手段加以开发的生态，于是原有人群中的一部分人采取手段加以应对，并最终形成新的文化人群。通过以生态隐喻取代进化论范式的方式，拉铁摩尔接着描述由新、老社会所形成的“共生关系”（symbiosis），这是一种处于持续紧张，实际上却互相依赖的关系。如此一来，“文明”实际上就是“野蛮之母”：“文明本身创造它自己的野蛮瘟疫”（Lattimore 1932，74-75；1938；1962b，420-421、504-505）。

而如费弗尔所描述的那样，如果有人宣布因“文明”的单一启蒙观念幻灭而索性将这一术语复数化和相对化的话，那么更普遍的反应就是用来自德国的“文化”概念来替代。由18世纪后期的赫尔德（Herder），更明确的是19世纪早期的洪堡兄弟发端，德国学者开始远离“文明”的限定化概念，而支持相对的、（理论上）价值中性的对于单个民族的研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volksgeist）、民族性格（national charakter）或文化（kultur）。亚历山大·冯·洪堡所使用的“文化”复数形式几乎可以和“文明”的复数形式相互替代，以描述其相对主义的调查研究对象，汤因比和斯宾格勒也是如此，他们对拉铁摩尔早年产生了深远影响（Febvre 1973；Bunzl 1996；Duara 2003，91-92）。

但是20世纪早期对于“文化”观念最自觉的宣传者是博厄斯，他将其作为武器而与生物决定论和进化实证论（evolutionary positivism）作斗争。博厄斯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后天压倒先天理论的拥护者，他一方面反对生态决定论，因为自然环境对于有着不同文化态度的人群具有不同的含义，另一方面明确地反对种族理论家，因为“以纯粹生物学为基础来解释文化形式的任何企图注定要失败”。他也反对文化本质论（cultural essentialism），主张文化在历史时期会出现变异和适应性；例如，伊丽莎白时代喜好嬉戏的英国人和维多利亚时代性格阴沉的英国人都无可争辩地来源于同一族群基因，居住在同一地域，但这两种文化思维定势（mental sets）完全不同。虽然是从还原论（reductionisms）那里得来，但博厄斯的文化观念的确保留了来源于其民族精神（volksgeist）前身的一定的整体论成分，并最终导致人类学学科在20世纪后半叶将其抛弃，转而赞同更容易分解的概念“族裔性”（ethnicity）（Boas 1940；James 1972，406-407；Wolf 1994，5；Bunzl 1996，53-61）。

不管怎样，正如最近一位学者所言，拉铁摩尔受博厄斯的直接影响，将整体性的“文化”作为历史的主要推动力(6)，这一观念显然类似其后在民族志作品中所出现的东西。拉铁摩尔经常将他的分析单位称为“文化”，认为正是“文化特征”在历史发展中界定了这些人群，并明晰了群体成员的边界。这些文化特征至少通过两种方式中的一种获得。第一，它们可能是对人群居住的生态环境特性所做出的反应，逐渐形成适应那种生态的经济和技术；例如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拉铁摩尔将中国早婚和“孝道”这种民族精神追溯到亟须繁衍大规模童工，以便“为水利工程成本提供适当的回报”。其次，文化特征在与其他文化“分化”进程中逐渐形成和确定，有些是在边疆地区的遭遇碰撞中形成，更通常的是抛弃母体文化本身而分道扬镳（Lattimore 1962b，495-498；1988，374）。

不过一旦形成（和不断再形成）的话，文化特征自身就变成独立变量：它们形成人群所拥有的风格（styles）、规范（norms）、特征（casts），尤其是像中国文化那样最清晰定义的“类型—文化”（type-cultures）例子之中。1932年，针对日本入侵中国东北，拉铁摩尔将民族“文化”与“种族”或“民族”做出明显区分，认为历史基本上是前者将其强加于后者，而后者反制前者的“斗争”。但当他逐渐远离种族（和生态）决定论后，又在世界历史中赋予文化以更为显著的地位；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文化动力（cultural momentum）在其历史研究中成为核心因果要素之一（Lattimore 1932，301；1962b，486）。

技术和生产

拉铁摩尔总是着迷于社会运行方式，但随着他远离早期接触到的生态决定论学说，而越来越突出强调“技术”战胜“硬环境”（hard environment）的作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运用技术能够改变环境本身，也许更为普遍的是，改变了环境的“含义”，就像航运技术的发展可能将河流从分隔转化为联系一样。这实际上是技术和生态之间复杂的历史相互作用，而拉铁摩尔大胆地将其构筑成周密的分阶段理论：一个特定的环境或许不能被所在地居民加以开发，除非他们的技术发展到足够水平，但一旦社会技术水平超出环境资源禀赋，最终可能会出现“匮乏”。作为通例，一个社会最终会“不得不”通过扩张，以便占据那些已有技术能够开发的所有临时环境，但通常不会再往外扩张。例如，正是这一因素使得中国北方边疆在历史上成为“硬”或“静态”的边疆，而南方为“软”和“动态”的边疆。在军事上，社会也有其技术决定的战略优化（strategic optimum）来帮助设定其空间参数（spatial parameters）（Lattimore 1962b，25-26、38、494）。

社会、文化和政治形式，包括国家的大小和本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构建这一社会的技术的塑造，也受到旨在最有效地开发其环境所必需的某些“特定技术改造”的塑造。在某些情况下，正如在帝制中国时代的水利工程管理方面，“单一技术”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决定性的。当技术更新或一个社会扩张到新环境迫使其技术加以改造时，人类行为的新模式就变得“有利可图”，文化和政治变迁则是“必然结果”。换言之，技术革新往往超前于政治变化，并推动着后者。拉铁摩尔发现，中国从境外引进马拉战车和牛耕，从而加速了中国“封建制”（feudalism）的解体（Lattimore 1962b，126-128、475-477、548）。

但是，社会形式并非完全是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拉铁摩尔认为一项新技术是当地产生还是由“征服者所施加”的，其差异甚微；技术接受和影响随着是否适合接收社会的需要而变，不管其社会体制是否为此“准备”，都是如此。拉铁摩尔列出了中国人和美洲土著在接受欧洲技术方面的差异，认为一项强加的创新只能在该社会现有技术“足够高”的情况下才能从中“受益”（Lattimore and Lattimore 1947，63）。

在分析技术革新对于中国历史产生的影响时，拉铁摩尔构建出一种模式，该模式受到20世纪早期诸如瓦尔特·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和奥古斯特·廖什（August Lösch）等区位理论学者的影响，并敏锐地与社会学家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的理念相契合。(7)尤其是在其20世纪40年代的杰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拉铁摩尔惯常援引“距离”（distance）和“范围”（range）等术语，运用“相对优势范围”“收益递减地区”等概念，甚至提出通过“距离”（distance）和“群聚”（mass）等因素的运算来对这些概念加以界定。和施坚雅一样，拉铁摩尔注意到了古代中国受制于其运输技术而形成一个个同心舱式（concentric compartment）的空间结构。处于基层地位的是“细胞”（cell），由一座带城墙的城市以及周围环绕的绿带构成——这是“一组无限增加的标准单位”。次一级单位就是“地区”（region），其中包含数十或数百个细胞。和施坚雅一样，拉铁摩尔坚称这两个同心舱式结构既是经济单位也是社会单位。尽管在一些商品中存在着“地区市场”，但中国的“国家市场”却从没有在本土产生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而单独市场所经历的繁荣和衰退循环也并不必然与其他市场息息相关（Lattimore 1988，390-395；1962b，477-480、498-499）。

拉铁摩尔尤其将这种“水平的”细胞结构与中国没能出现工业资本主义联系到一起，而欧洲“多处毗海，河流流向四面八方”，其“地区产品的多样性比中国更容易促进贸易繁荣”，并拥有“垂直的”城乡分工而更有助于工业化。不过，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随着19世纪后期新运输技术引入中国，拉铁摩尔认为这个国家在社会方面已经“准备好了”——迅速克服距离的先天制约，允许更大规模的社会经济体制形成，使得帝国各地区实现统一。与此同时，新工业技术“打破了农业和手工业之间的平衡”，并迅速摧毁了后者。(8)新“机器时代”也迅速改变了中国内地与其邻居之间的关系：轮船加速向南方“软”边疆扩张，而铁路史无前例地深入到北方“硬”边疆，在此进程中，将内亚很多地区转变为一种造福中国的“灌溉经济”（Lattimore 1937，128；1962b，501-513）。

在后来的生涯中，拉铁摩尔越来越随心所欲地以运输技术为基础为全球史进行分期。他提出了“大陆时代”和“海洋时代”的交替问题。最近几个世纪构建了一个“海权时代”，不仅将欧洲拉向亚洲，尤其是随着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使更大的欧亚大陆群集的“重心”从东向西漂移。但是铁路暗示着“大陆”时代的复活，显示出中国内部的重心移动发生反转，即从沿海转向内陆。拉铁摩尔信心十足地预测“空权”的支配地位将开启一个新的“历史时代”，而其中“新地理、技术和政治力量复合体”与之紧密相关；而在过去，这些力量之中没有哪一个能在脱离彼此的条件下被加以有效地研究（Lattimore 1962b，119-133；1988，xviii-xx、4；Lattimore and Lattimore 1947，21-25）。

与此同时，拉铁摩尔时不时受到马列主义对于生产方式历史分期的影响。尽管现在看来很显然，拉铁摩尔从未如告发者所宣称的那样加入过共产党，但他肯定属于政治左派。他推崇马克思，并正如他所言，马克思与达尔文、亚当·斯密一样都是工业时代早期的开创性思想家之一，努力探明这个世界是如何达到这一状态以及将来向何处发展，但他抗议，他从来没有“尊奉”马克思主义学说。拉铁摩尔从未完全沉溺于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分析方法，却时不时为之狂热着迷。在其较晚的文章《工业对中国的影响》（The Industrial Impact on China，1960）中，他抨击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以及他在论述中国历史状况时认为阶级利益薄弱的假设。与之相反，拉铁摩尔采取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分析路径，认为中华帝国是“一个地主阶级政权，由地主阶级统治，为地主阶级服务”。随着技术转移将这一切打破，争夺支配地位的新阶级是“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正好是受斯大林主义激发的中国共产党所使用的范畴。由此，尽管他避免引用任何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的术语，他自己所使用的范畴“社会形式”和“社会经济”却表达出大致相同的内涵（Lattimore 1937，122-123；1960；1962b，27-28、101、479-480）。

虽然拉铁摩尔随意使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术语，但他要求这些术语应不断地接受批判性分析。他信心十足地谈论“资本”在其社会特定形式的具体化（奴隶、绵羊和谷物）历史中所起的中介作用，而在日本侵华时，他坚决认为当时进行的领土争夺的关键并非法西斯国家所鼓吹的“种族优胜劣汰”，而毋宁说是“资本的相对需求，并在一些地区人群中加以运用，而这些地区却尚未被资本利用并加以充分开发”（Lattimore 1937，129、134；1936，588）。

在1928年还属于亲英派的拉铁摩尔戏谑地写道：“‘帝国主义’是一个褒义词，只不过近年来被诡辩家所污名化，由此羞辱了很多曾引以为荣的诚实的人们。”（Lattimore 1962b，200）但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在因果要素方面，首先消失的是种族主义，其后则是生态因素，之后转向技术和经济因素，他有点更接近列宁主义者对那一术语的用法——争辩，例如他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认为，正是西方帝国主义，而不是任何“粗疏的”政治因素，能够解释太平洋战争的起因，而在1957年，他认为“帝国主义的掠夺刺激了工业的发展，而随后工业的发展加强了帝国主义”（Lattimore 1962b，509；1988，9）。鉴于其对边缘民众长久的同情，拉铁摩尔所保持不变的，就是避免下意识地将帝国主义仅仅等同于西方；对他而言，中原人自身就一直是头等的“帝国主义者”。在战争中，他观察到雄心勃勃的国民党人向西南地区迁徙，他预见了一个新时代，在这里，沿着缅甸公路推进的西方帝国主义将会被复兴的中国“帝国主义”所取代（Lattimore 1943，481）。

在其讨论社会主义尤其是外蒙古的文章中，可以更明显看出拉铁摩尔是一只政治变色龙。1944年，他嘲弄那些警告蒙古已经“走向共产主义”或变成苏联的一个“仆从国”的评论员，认为在其社会政治上，意识形态因素一直没有像地理和民族因素那样更占显著地位。但仅仅三年之后，他充满激情地讴歌蒙古从公然采取扩张主义路线的苏联那儿引进新式“全民资源所有制”方式，使当地人从中受益；蒙古如今在亚洲各民族之间享有“唯一未受损害并日新月异的繁荣经济”，因此其明显顺从苏联“应该是（源于）感激之情”（Lattimore 1947，48-52；1962b，127）。

封建主义概念在拉铁摩尔历史视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到20世纪50年代，他就这一话题发表了两篇重要的理论性文章（Lattimore 1957；1962b，514-541）。他承认这是一个难以捉摸并容易引起争议的话题，但却谨慎地加以援引，并完全清楚“封建”社会虽然各不相同，但在系统上有可比性，可以加以利用（Lattimore 1950b，183）。在左翼政治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史学编纂中，“封建主义”是一个具有煽动性的、充满歧义的概念。是否将其运用到当时的中国是斯大林和其对手在试图引导中国革命方面的主要分歧之一（斯大林坚决认为中国保持着“封建主义”，由此，有着资产阶级成分的“统一战线”是审慎的策略，对此，托洛茨基和其他人加以否认），在苏联的这场权力斗争论战中，斯大林在很大程度上借此最终获胜（Schwartz 1954；Rowe 1985，275-283）。魏特夫部分地由于与斯大林决裂，并基于“水利社会”（hydraulic society）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异端思想，越来越尖锐地辩称中国不是，也从来不曾是“封建主义”的。当1948年德国历史学家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在其有影响力的著作《中国历史》（Chinas Geschichte）中毫无保留地使用“封建主义”概念时，魏特夫对他的做法严厉谴责，艾伯华则猛烈还击。(9)拉铁摩尔在那时也受到魏特夫的公开谴责，由此加入艾伯华一边进行辩论。尽管帝制中国不像斯大林所宣称的那样是封建主义的（对拉铁摩尔而言，是“后封建社会”），但中国的古典时代确实如此（Lattimore 1962b，500）。

拉铁摩尔对“封建主义”概念的理解基本上不属于马克思主义（更非斯大林主义）学说，对此他抗议道，自己“从没能搞懂这一学说”。(10)他也从没有用这一术语具体指涉一种经济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当中，生产剩余在制度上由统治阶级凭借其土地所有权而专有。对于拉铁摩尔而言，这基本上是一种行政管辖制度，尽管某些经济和社会成分可预见地随之成为整个“复合体”的一部分。与他倾向的历史起因的一般原则相对应，拉铁摩尔的封建主义形成受到地理和技术因素的影响。当一个社会发展出军事技术进而扩张到其经济或后勤技术所不能有效覆盖的大片领土时，封建主义就出现了；授予“封臣”是其解决方法。他自己构想的“边疆封建制”（frontier feudalism）是一个继发性现象，一个扩张的社会发展出将其核心区域置于直接管辖之下的技术，但仍旧必须依赖封臣统治其边疆地区；拉铁摩尔认为，这个条件，中国（因引进技术）直到最近才开始摆脱。不过拉铁摩尔在这里，也如其他地方一样，强烈否认历史必然的直线发展进程。他明确驳斥目的论的封建主义，作为朝向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普遍显著阶段，认为将一个社会的“封建主义”与其他社会相区别的，最重要的是“（那个社会）从何发展而来，向何发展而去”。拉铁摩尔坚持主张，社会可以“退化”到封建主义，正如其很容易地“进化”到封建主义一样（Lattimore 1957，545）。

结构、进程与比较

拉铁摩尔的历史观，正如我们已看到的，是一种深层结构性的历史观。然而，他坚持认为动态进程而非静态结构是其历史视野的基础。在空间上，他对于边疆分析最基本的贡献是将其重构为变化流动的互动区域而非随手划定的边疆地区。他认为在历史上没有“固定点”，同时互动区域也是暂时的，尽管历史学家需要为变化研究选择一条基准，而这一基准的“结果却是一种过渡地区”（twilight zone）（Lattimore and Lattimore 1947，56）。拉铁摩尔作为历史学家的个人经历可被视为与单一因果解释做斗争的过程，尤其体现在生态决定论方面；尽管在其后来研究中不断谴责这些决定论，他却从没有停止寻找“历史变化的主要动力”，也没有动摇他（也许独一无二的）识别它们的信心。历史几乎不存在“偶然”，相反，历史进程却存在着“必然性”，甚至“可预测性”，这也是他惯于乐意指出的（Lattimore 1937，128；1943，490；1988，32、251、373；Lattimore and Lattimore 1947，21、78）。

拉铁摩尔的历史书写中浸淫着种种隐喻，而他所选定的隐喻强调其信念，即他正在书写超越科学实证的历史。不过当他责难那种详尽地解释历史进程的做法，甚至汤因比的那些解释时，如同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书写“人类生态学”狂想曲一样，拉铁摩尔也毫不羞愧地借用物理学术语（“动量”“稳定性”“均衡”“此消彼长”“引力”）来描绘社会变化的动力。尽管拉铁摩尔在其学术生涯中断然远离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种族观念并激烈抨击人类社会的直线发展方案，他却从来没有放弃社会“进化”和“退化”的措辞。拉铁摩尔“辩证”史学非常关键的是出现了退化，他对其描述的方式显露出对一种适当的，或者至少是推测的历史社会变迁路径所做的基本假设。(11)

据我看来，最具危害的是拉铁摩尔套用生物学隐喻来揭示社会特征和描绘社会变化。受爱默生（Emerson）、柏格森（Bergson）和其他人的启发，社会如同单个有机物一样，经历着年轻、成熟和老化的观念，在20世纪早期大行其道。没有哪个地区能比东亚更接受这一观念，在那里，这激励着像“少年中国学会”和《新青年》杂志那样的民族复兴运动，也激励着像汉学家内藤湖南（1866—1934）那样具有扩张主义思想的日本理论家。内藤湖南认为年轻的日本要尽孝道，保护和监督衰老的母文化——中国（Meisner 1967，21-28；Chow 1960，176-182、327-332；Fogel 1984）。拉铁摩尔年轻时代在中国也受此思维方式的影响，他进一步从翻译自德文的社会思想中吸收生物体隐喻：这是拉策尔“新地理学”和斯宾格勒“比较形态学”（comparative morphology）的中心思想（Lattimore 1948，104；James 1972，220-225）。到了20世纪50年代，拉铁摩尔依靠生物学的“成长”语言来描述社会历史，更具体地说，以“成熟”的社会历史与生物体的生命周期相类比。但正是在他早期的开创性研究《满洲——冲突的摇篮》（1932）中，这一隐喻在他的叙述中占有支配地位。“满洲”仍旧是一个“年轻的”社会，因而有着柔韧性和创造性；相反，中国内地不仅是“成熟”，而且也是“年老的”和“晚年的”（回应内藤湖南），因此必然是“静止的”和“重复的”。后来，在一段必定导致其深陷麦卡锡政治迫害的文字中，拉铁摩尔将年轻和年老的用语施加于西方头上：

似乎没有定论，但西方已经耗尽了其创造力，现在的这一时代，政党比领导重要，国家比政党重要……在现代英国或美国政治中，不管是哈定（Harding）、柯立芝（Coolidge）、胡佛（Hoover），还是劳合·乔治（Lloyd George）、鲍德温（Baldwin）、麦克唐纳（Macdonald）都不是“应运而生的人”（men of destiny）……苏联看来是现代世界唯一一个因国家足够“年轻”，因此拥有“应运而生的人”之国家。她创造出自己的列宁和斯大林，他们萧规曹随，把握命运。苏联，不是中国，也不是西方的任何国家，正扬帆起航，蒸蒸日上，不管由谁来掌舵都不会改变（Lattimore 1932，293-294）。

正是不同国家出现的相对可预测的成熟阶段的概念使拉铁摩尔从事着他视为历史学家最崇高的、最具挑战性的任务：比较。他在这项研究中，从汤因比和斯宾格勒那里受到启发，但更直接的是从加州大学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J·梯加特（Frederick J. Teggart）1939年那部不可估量的著作《罗马与中国：历史事件的关系研究》（Rome and China: A Study of Correlations in Historical Events）中获得灵感。拉铁摩尔自己的边疆对比研究，是他倾注更多精力的比较史学的一个特例，部分效仿梯加特所强调的文化相对主义：对于历史理解的任何有收获的尝试必须从一开始就假定“所有民族都有历史”。拉铁摩尔将梯加特的罗马帝国和中国蛮族范围研究扩大到包含尽可能广泛的比较基础，包括英属印度和南北美洲的边疆地区，指出了特纳边疆假设理论所存在的缺陷，该理论狭隘地假设美国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是例外和独特的（Teggart 1939，245；Lattimore 1950b，186；1962b，482、489-491；1988，xlii）。

历史比较研究必须极其慎重。梯加特谨慎地将以各个事件之中的真正联系为基础形成的合理的“相关性”，与仅仅是“对应”（correspondences），即表面上相似的现象区分开来。斯宾格勒在一个拉铁摩尔经常引用的构想中，将“形式（或‘结构’‘机构’）同源性”（homologies of form）与“功能类比”（analogies of function）区分开来；这两者都值得注意，但是史学家不应受误导而将两者混淆，也不能假定它们会共同出现。拉铁摩尔将未能把这两者区别开来看作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生产方式”学说的弱点，尽管这一理论毕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识别出不同时间和地点出现的可比现象，但拉铁摩尔发现其对于个别历史事件的特殊性方面不够敏感（Lattimore 1957，551；1962b，27-28、479-480）。

真正“相关性”的存在必定意味着各个历史事件中存在一种实际影响模式吗？梯加特和“新地理学家”一样，就如此认为；他发现，正是这些跨越空间但时间同步的相互关联才最值得调查（Teggart 1939，viii；Bunzl 1996，42）。拉铁摩尔也对这项研究感兴趣，他一度认为这种跨文化联系力度在1600年左右是如此之强，以至于世界历史的结合可以追溯到那时（Lattimore 1947，24）。但是他也试图走得更远，跨越时间对历史现象进行对比，没有假定相互影响的情况，他在汤因比学说中可以那么做，因为和空间一样，“时间也是相对的”（Toynbee 1934—1939，1∶172-175）。拉铁摩尔抓住了汤因比的“同时代性”（contemporaneity）的概念，对那些尽管存在于历史时间的不同点的社会进行对比，因为它们处于“生长”或“成熟”的可比阶段，或是在其他方面“功能相若”（functionally equivalent）（Lattimore 1948，104；1962b，536；1988，xliii）。 而正是对社会的系统对比研究使得有可能从事真正的“科学”研究，引出（如汤因比所言）历史因果原则的超然“绝对”，（按梯加特更平凡的话说）对人类事务“运行方式”做出普遍概括（Toynbee 1934—1939，1∶10；Teggart 1939，v）。

结语

所有时刻都具有重大影响，但其中一些时刻比其他更为重要。在历史学科中，拉铁摩尔的巅峰时刻——集中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就是其中之一。那时，作为历史学家领地的民族史叙述正经历着严峻挑战。一个崭新的、高度相对主义的、跨文化对比的历史模型出现了，在此进程中，开始对“文明”本质和传播做出的沾沾自喜的狭隘假设加以质疑。“科学的”（其实并不是社会科学的）历史所能包含这一新观念也是如此（Stone 1979）。种族思想在历史学也如同在其他学科一样，魅力日渐消退，部分原因在于纳粹主义以及类似政治活动所采取的恐怖方式，部分则在于美国对种族和民族关系的敏感。对于人类进程的生态诠释，尽管最近受到普遍欢迎，也同样开始消退，这是由于一些对此狂热者秉持的最粗糙的决定论观点所导致的结果。在世界各地高调出现的共产主义运动，最显著的是中国革命以及对其成功的震惊全世界的反应，使得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史学时而时髦、时而遭禁，并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大众意识之中激发起发自肺腑的讨论。

拉铁摩尔也参与到大多数讨论当中，并在其中一些讨论中担任主角。毫无疑问，缺乏正规学历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他的影响力，而他所蒙受的政治打击迫使那些的确受到其他影响的人们隐瞒了这一事实［后者很明显的例子似乎是沃尔特·普莱斯考特·韦布（Walter Prescott Webb）1952年所著《伟大的边疆》（The Great Frontier）中，以全球对比为基础，雄心勃勃地尝试运用特纳的理论，剥离其美国特殊性；该书出版在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之时，韦布这部著作开头的边疆对比研究文献综述中完全略去了拉铁摩尔的姓名］。拉铁摩尔所宣称的对于世界上相对来说未知和具有浪漫色彩地区所进行的专门研究、遒劲有力的行文风格、广泛的地缘政治和史学研究模式、争强好斗的个性以及总是大胆地表达政治立场的作风，使他成为学术界和历史学科不可忽视的一位著名的公众知识分子。到他去世的20世纪晚期，拉铁摩尔所提倡的好几种历史“风格”，明显得以复兴。他被诸如摩尔（Moore）、麦克尼尔（McNeill）、科廷（Curtin）等比较史或“世界史”的倡导者公认为先驱者，但在布罗代尔（Braudel）、克洛斯比（Crosby）或克罗宁（Cronin）等新生态历史学家那里却普遍不这么认为。(12)但他的影响力却一直存在着。

他的影响力是建设性的吗？看来无可否认的是，拉铁摩尔所建构的历史还原论对于过去经历中凌乱的复杂性具有很大的危害，尽管他极力摆脱，但当他将这种西方产生的模式运用到亚洲史中却带有“东方学学者”式的家长作风［例如凯伦·维恩（Kären Wigen）就恰到好处地批评拉铁摩尔和当时的人乐于为东亚“未能”工业化寻找生态根源，参见Wigen 1992，7-9］。拉铁摩尔行文中的浪漫主义要旨，尤其是他着迷于源自生物学和物理学的隐喻，则传递了令人不安的信息。

但与此同时，拉铁摩尔和汤因比一起作为主力共同打碎了“历史统一”的目的论设想，并在众多具有同等地位的文化和社会之间建立了比较史学（Iggers 1997，7、143）。作为一位拥有专门知识而受到普遍尊重的亚洲学家，拉铁摩尔在这一方面所做的研究比他的导师更有成效。而且，在实际上，拉铁摩尔依然是极少数研究非西方世界的史学家，或多或少都有助于西方发展出更大的历史学科。

参考书目

Atwood, Christopher P. 2002. Young Mongols and Vigilantes in Inner Mongolia's Inter Regnum Decades, 1911-1931. Leiden: Brill.

Banton, Michael. 1980. “The Idiom of Race: A Critique of Presentism.” Research in 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 2: 21-42.

Barkan, Elazar. 1992. The Retreat of Scientific Racism: Changing Concepts of Race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loch, Marc. 1966. French Rural History: An Essay on Its Basic Characteristics. Trans. Janet Sondheimer.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Caractères originaux de l'histoire française (Oslo, 1931).

Boas, Franz. 1940. Race, Language, and Culture. New York: Macmillan.

Bowman, Isaiah. 1928. The New World: Problems in Political Geography. 4th ed. Yonkers, N.Y.: World Book.

Bunzl, Matti. 1996. “Franz Boas and the Humboldtian Tradition.” In Volksgeist as Method and Ethic: Essays on Boasian Ethnography and the German Anthropological Tradition, ed., George Stocking, Jr., 17-78.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Chi, Ch'ao-ting. 1936. Key Ec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 as Reveal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Works for Water-Control. London: G. Allen ＆ Unwin.

Childe, V. Gordon. 1936. Man Makes Himself. London: Watts.

——. 1951. Social Evolution. Cleveland: Meridan.

Chow, Tse-tsung. 1960.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rossley, Pamela Kyle. 1999.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Di Cosmo, Nicola. 2002. 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ol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egler, Carl N. 1989. “Culture vs. Biology in the Thought of Franz Boas and Alfred L. Kroeber.”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Annual Lecture Series No. 2. New York: Berg.

Dikötter Frank. 1989. “Eugenics in Republican China.” Republican China 15(1): 1-18.

Dixon, Ronald B. 1923. The Racial History of Man.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Duara, Prasenjit. 2003.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Eberhard, Wolfram. 1950. A History of China. Trans. E. W. Dicke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Chinas Geschichte (Bern: A. Francke, 1948).

——. 1952. Conquerors and Rulers: Social Forces in Medieval China. Leiden: Brill. Elliott, Mark C. 2001.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Febvre, Lucien. 1925. A Geographical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Trans. E. G. Mountford, and J. H. Paxt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1973. “Civilisation: Evolution of a Word and Group of Ideas.” In A New Kind of History: From the Writings of Febvre, ed. Peter Burke, trans. K. Folca, 219-257. New York: Harper ＆ Row.

Fogel, Joshua A. 1984. Politics and Sinology: The Case of Naitō Konan (1866-1934).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Gaubatz, Piper Rae. 1996. Beyond the Great Wall: Urban From and Transformation on the Chinese Frontier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Grew, Raymond. 1980. “The Case for Comparing Historie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5(4): 763-778.

Harvey, David. 2001. “Owen Lattimore: A Memoire.” In Spaces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by David Harvey, 90-107. New York: Routledge.

Herzstein, Robert E. 2005. Henry R. Luce, Time, and the American Crusade in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igham, John. 1988. Strangers in the Land: Patterns of American Nativism, 1860-1925. 2nd ed.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Hofstadter, Richard. 1955.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Rev. ed. Boston: Beacon Press.

Huntington, Ellsworth. 1907. The Pulse of Asia: A Journey in Central Asia Illustrating the Geographic Basis of Histo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1924a. The Character of Races, as Influenced by Physical Environment, Natural Selection,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 1924b. Civilization and Climate. 3rd ed.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Iggers, Georg G. 1997.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Hanover, N.H.: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Innis, Harold A. 1930. The Fur Trade in Canada: An Introduction to Canadian Economic Histor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38. Agrarian China: Selected Source Materials from Chinese Author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James, Preston E. 1972. All Possible Worlds: A History of Geographical Ideas. Indianapolis, Ind.: Odyssey Press.

Lattimore, Owen. 1928. “Caravan Routes of Inner Asia.” Geographical Journal 72(6): 497-528.

——. 1929. 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 Tokyo: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95.

——. 1930. High Tartary. Tokyo: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94.

——. 1932. 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 New York: Macmillan.

——．1935. “On the Wickedness of Being Nomads.” In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by Owen Lattimore, 415-42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36. “Land and Sea in the Destiny of Japan.” Public Affairs 9(4): 586-589.

——．1937. “The Mainsprings of Asiatic Migration.” In Limits of Land Settlement: A Report on Present-Day Possibilities, ed. Isaiah Bowman, 119-135.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38. “The Geographical Factor in Mongol History.” Geographical Journal 91(1):1-16.

——. 1943. “Yunnan, Pivot of Southeast Asia.” Foreign Affairs 21(3): 476-493.

——. 1947. “Inner Asian Frontiers: Chinese and Russian Margins of Expans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7(1): 24-52.

——. 1948. “Spengler and Toynbee.” Atlantic Monthly, April, 104-105.

——. 1950a. Ordeal by Slander. Boston: Little, Brown.

——. 1950b. Pivot of Asia: Sinkiang and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 Boston: Little, Brown.

——. 1957. “Review of Feudalism in History.” Past and Present, no. 12: 47-57.

——. 1960. “The Industrial Impact on China, 1800-1950.” In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nomic History: Contributions, 103-113. Paris: Mouton.

——．1962a. “La Civilisation, mère de barbarie?” ［Civilization: Mother of Barbarism?］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17: 95-108.

——. 1962b.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New York: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40.

Lattimore, Owen and Eleanor Lattimore. 1947. China: A Short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Lee, Robert H. G. 1970. The Manchurian Frontier in Ch'ing Hist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in, T. C. 1935. “Review of The Mongols of Manchuria, by Owen Lattimore.” Nankai Social and Economic Quarterly 8(1): 188-191.

Lösch, August. 1938. “The Nature of Economic Regions.”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5(1): 71-78.

Lovejoy, Arthur O. 1936.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wdermilk, W. O. 1935. “Man-Made Deserts.” Pacific Affairs 8(4): 409-419.

McNeill, William H. 1983. The Great Frontier: Freedom and Hierarchy in Modern Tim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89. Arnold J. Toynbee: A 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eisner, Maurice. 1967.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oore, Barrington. 1966.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on Press.

Newman, Robert P. 1992. Owen Lattimore and the “Loss” of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ark, Robert Ezra. 1936. “Human Ec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2(1): 1-15.

Pearce, Roy Harvey. 1953. The Savages of America: A Study of the Indian and the Idea of Civiliz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ierpont, Claudia Roth. 2004. “The Measure of America.” New Yorker, March 8, 48-63.

Pusey, James Reeve. 1983. China and Charles Darwin.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Rossabi, Morris. 1975. China and Inner Asia: From 1368 to the Present Day. New York: Pica Press.

Rowe, William T. 1985. “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Social History.” In Reliving the Past: The Worlds of Social History, ed. Olivier Zunz, 236-296.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Schwartz, Benjamin. 1954. “A Marxist Controversy on China.” Far Eastern Quarterly 13(2): 143-153.

——. 1969.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New York: Harper ＆ Row.

Sewell, William H. Jr. 1967. “Marc Bloch and 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6(2): 208-218.

Skinner, G. William. 1964—1965.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China.” Pts. 1 and 2.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1): 3-43; 24(2): 195-228.

——. 1977. “Cities and the Hierarchy of Local Systems.” In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 G. William Skinner, 275-352.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pengler, Oswald. 1926—1928.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2 vols. Trans. C. F. Atkins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Stone, Lawrence. 1979.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 Past and Present, no. 85: 3-24.

Teggart, Frederick J. 1939. Rome and China: A Study of Correlations in Historical Event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Toynbee, Arnold J. 1934—1939. A Study of History. 6 vols. 2nd e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lmen, G. L. 1978. The Science of Society: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 The Hague: Mouton.

Webb, Walter Prescott. 1931. The Great Plains. Boston: Ginn and Co.

——. 1952. The Great Frontier.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White, Richard. 1985.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Historical Field.”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54 (3): 297-335.

Wigan, Kären. 1992. “The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in Early Modern Japanese History: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1 (1): 3-29.

Wittfogel, Karl August. 1931.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Chinas [Chinese Economy and Society]. Leipzig: C. L. Hirschfeld.

——. 1935. “The Stages of Development in Chines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In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Science and Politics, ed. Anne M. Bailey and Josep R. Llobera, 113-140.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1.

——. 1938. “The Theory of Oriental Society.” In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Science and Politics, ed. Anne M. Bailey and Josep R. Llobera, 141-157.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1.

——. 1957. 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Wolf, Eric R. 1994. “Perilous Ideas: Race, Cultures, Peoples.” Current Anthropology 35 (1): 1-12.

（本文原为英文，题为“Owen Lattimore, Asia, and Comparative History”，载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66, No.3, 2007。中文版由程秀金译，袁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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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罗威廉，英文名William T. Rowe，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编者注

(2) 拉铁摩尔出生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高中教师家庭，自两岁起就居住在中国。尽管他后来离开中国到英国一所中学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却没有正儿八经上过大学，后来在哈佛大学作为研究生学过一年人类学。拉铁摩尔自认为“大体上是靠自学”。拉铁摩尔从19岁就开始其职业生涯，在内蒙古地区当一名行商，其后他利用这段经历成为一名成功的记者和游记作家（Lattimore 1929，1930），并最终成为外交政策评论员，在1937年加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沃尔特·海因斯·佩奇（Walter Hines Page）国际关系学院。尽管他后来有相当一段时间（1955—1963）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工作，但就他的学科认同而言，他更有可能是地理学家。他常常以一位未经科班训练的历史学家这一事实而自豪，拉铁摩尔终其一生都在嘲弄由学科界限所要求的文本研究和专题研究；秉持其一贯的好斗性格，拉铁摩尔将过度依赖文本资料等同于屈服“那些企图控制言论的独裁者们”，他宁愿依靠自身粗略的“常识性推论”来进行研究（Lattimore 1962b，23-26；1988，364-365）。

(3) 魏特夫最终自然成为学术界重要证人，在1952年向麦卡锡委员会告发拉铁摩尔是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对于魏特夫学术和政治报以同情的叙述参见G. L. Ulmen（1978）；有关魏特夫对于拉铁摩尔早年思想的影响，参见Lattimore（1962b，27-28）。

(4) 含（希伯来语：Ham）是《圣经·创世记》和《古兰经》中的人物，诺亚的儿子，兄为闪，弟为雅弗。他曾与父母、兄弟、妻子和兄弟的妻子共八人躲进方舟，避过灭世之洪水。——译者注

(5) 参见Lucien Febvre（1973）。对于拉铁摩尔所在大学发表的对于这一概念的最出色书评，参见Pearce（1953）。皮尔斯（Pearce）著作关注的则是这一概念的另一个伟大的质疑者，同时也是拉铁摩尔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同事——阿瑟·O·洛夫乔伊（Arthur O. Lovejoy）（参见Lovejoy 1936）。对于“文明”这一转变中的术语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东亚国际政治所造成影响的思考，参见Prasenjit B. Duara（2003，91-94）。

(6) Duara（2003，106-107）。杜赞奇（Duara）在对美国中国学中更居中心地位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所做的研究中也发现了博厄斯的直接影响。

(7) G. William Skinner（1964—1965、1977年文献）。尽管拉铁摩尔晚年获悉施坚雅的研究，但我却从没注意到拉铁摩尔引用过施坚雅的研究成果。不过他的确引用并积极安排发表过关于中国历史地区分析的开创性作品（Chi 1936）。瓦尔特·克里斯塔勒和奥古斯特·廖什的主要作品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从德文翻译过来，但他们的一些零散研究早就在美国学术期刊中出现了（例如，可参见Lösch，1938）。

(8) Lattimore（1943，484-485；1960，103-113）。被工业化摧毁的中国手工业一直是拉铁摩尔主编的《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及其赞助机构太平洋关系学会的长久话题（例如，可参见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38）。

(9) Wolfram Eberhard （1950）。 Eberhard （1952） 对魏特夫展开逐条驳斥（48-88），并好几次公开承认（虽然不是不加批判地）受到拉铁摩尔的影响（3、107-110、137）。

(10) Lattimore（1957，549）。拉铁摩尔乐于使用“封建主义”作为其分析手段，这在麦卡锡时代构成了对其指控的一部分。参见David Harvey（2001，101-102）。

(11) Lattimore（1950b，183、191；1962b，110-116、489-491；1988，32、259、316-317、340、512）。至少在一个场合中，有一些明显的不安，他交替提及了社会变化的“进步”和“落后”趋向（Lattimore 1962b，472）。对于拉铁摩尔描述其研究是“辩证的”（以准马克思主义方式），参见Lattimore（1948，105）。

(12) 例如，对于明显表达出受到拉铁摩尔影响的世界史学家，可参见Moore（1966，169）和 William H. McNeill（1983，63-64）。在与我私下交谈时，菲利普·D·科廷（Philip D. Curtin）表达过类似的情感。关于对新生态史的回顾，参见Richard White（1985）。

鲍培与拉铁摩尔：学术内外的纠葛

程　龙(1)

说起20世纪的“蒙古学”研究，鲍培和拉铁摩尔是不能回避的两个名字。前者在阿尔泰语系研究领域的泰斗地位无人能撼，其身后的著述达到四百余部，无论数量和质量都足以让人感到恐怖；后者以地缘政治和历史地理的视角研究亚洲内陆边疆，其成果虽不如鲍培之多，却也是著作等身，且历经大半个世纪，至今仍散发着学术魅力。二人之中，拉铁摩尔在中国的知名度更高，他的名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自民国时被译成中文后，便拥有相当数量的读者；鲍培的《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1986年才有中译本面世，加之曲高和寡，了解的人不多。鲍培和拉铁摩尔的学术成就可谓“彪炳千秋”，有志于“蒙古学”的晚生后辈们大概都不会错过他们留下的任何专著或文章。

相对他们的学术成就而言，二人跌宕起伏的身世和相互之间在学术内外的纠葛却随着当事人的逝去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慢慢被遗忘。实际上，鲍培和拉铁摩尔正好比是20世纪的蒙古，在苏俄、德国、美国、日本等各种势力的此消彼长中努力寻求自己的方向，然而多数时候却无法把握命运，显得无奈又无助。幸运的是，在经历了太多的荣辱浮沉之后，他们二人却能全身而退，终有一个还算不错的结局。鲍培和拉铁摩尔的身世以及他们在学术内外的纠葛是“蒙古学”学术史上一桩重要的历史公案，他们二人更为20世纪的蒙古史做了一个生动却又充满讽刺的注解。

鲍培（Nicholas N. Poppe，1897—1991）出生在山东烟台，他的父亲本是德国人，后移民俄国，在圣彼得堡大学获得东方学学位后，被任命为俄国驻华领事，曾在天津、烟台等地任职。1900年，山东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在一片“杀洋鬼子”声中，年仅3岁的鲍培不得不跟随父亲迁居中国东北，先后在齐齐哈尔、奉天和哈尔滨等地居留。作为俄国的势力范围，这里比山东要安全得多。幼年生活和家庭环境对鲍培的学术生涯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在东北的生活让他接触到大量蒙古族居民，他对蒙古语的兴趣大概可以追溯至此。此外，鲍培无疑也在熟悉东方学的父亲那里耳濡目染，父子二人选择同一所学校、同样的专业恐怕不是偶然或巧合。

鲍培回到圣彼得堡时还只能说汉语和德语，但他很快掌握了俄语和芬兰语。1914年，17岁的鲍培凭借在语言学方面的天赋进入圣彼得堡大学深造。而一年前，他的父亲在哈尔滨遭遇抢劫，不幸死于凶徒之手。鲍培选择东方语言作为自己的专业，大有纪念亡父、传承家学的意味。在他求学期间，俄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十月革命成为很多人命运的转折点。然而，对政治毫无热情的鲍培却一心关注学术。1921年，他获得东方语言学博士学位，旋即在苏联科学院亚洲博物馆（后改建为东方研究所）工作，负责为馆藏的蒙古手稿编撰目录。1925年，已经更名为“列宁格勒大学”的母校聘请年仅28岁的鲍培担任语言学教授。1926年，鲍培开始了他的蒙古之旅，作为苏联科学院蒙古访问团的一员，他第一次来到了乌兰巴托。鲍培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表达了当时的兴奋不已，一方面是他踏上了自己向往多年的土地；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当时“乌兰巴托是个典型的中国风格的城市，佛教寺庙遍布，中式商店和饭馆随处可见。俄式建筑只有很少一部分，跟现在的乌兰巴托风貌迥异”，眼前的景象唤起了鲍培儿时的中国记忆，让他感慨万千。

就在鲍培初到乌兰巴托的1926年，一对新婚不久的美国情侣也同时来到了蒙古，新郎官叫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以横穿蒙古和中亚的方式去度蜜月，这在当时的西方人中实属罕见，若不是对这片土地情有独钟，很难解释拉铁摩尔夫妇的“怪异”之举。与鲍培一样，拉铁摩尔也有“中国”背景和家学渊源。他的父亲是一位传教士，在中国的教会学校教授英语，拉铁摩尔刚出生不久便被父亲带到上海，在那里度过了童年，汉语也是其母语之一。青年时代的拉铁摩尔曾在瑞士和英国读书，其中还曾短暂返回美国求学，但他未能取得高中以上的任何学位，以他后来的学术成就看，他完全称得上是“自学成才”的典范。1919年，拉铁摩尔回到中国，从事进出口贸易。虽然收入丰厚，但他仍倾心学术，研究兴趣集中在中国北方亚洲内陆的地缘政治和历史地理。终于在1926年，他弃商从文，带着新婚妻子踏上了蒙古之旅，也开始了此后长达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

20世纪2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是鲍培和拉铁摩尔春风得意的时期，他们二人学术上成果倍出，事业上蒸蒸日上，虽然战争波及了社会环境，但他们的个人境遇却未受太大影响。不过，他们在这期间的言行和道路选择也为日后各自的挫折和困境埋下了隐患。

20世纪30年代，鲍培领导了多次对蒙古以及苏联境内蒙古人聚居的布里亚特、卡尔梅克和东西伯利亚等地的考察。田野工作使他对蒙古语以及其他阿尔泰语系语言的研究如虎添翼，他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在列宁格勒大学任教的同时，他还兼任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蒙古部主任，旗下集中了苏联大批从事蒙古研究的语言学、地理学、历史学和人类学专家，而鲍培本人也成为苏联名副其实的“蒙古学”领军人物。

1934年苏联肃反运动开始后，政治迫害逐步蔓延到学术领域，很多学者被无端怀疑为间谍或反革命而身陷囹圄，甚至惨遭杀害；言论自由大受限制，不能通过检查的学术成果均遭查禁。拥有德裔移民身份的鲍培自然是重点怀疑对象，好在他的学术地位极高，其语言学研究也未牵涉意识形态，加之多年以来不问政治，也没有留下什么把柄，算是躲过一劫。不过，鲍培对于大清洗中的种种做法深恶痛绝，对社会主义理想也缺乏信念，虽然在政治运动中能够独善其身，但他却陷入了思想的痛苦之中。鲍培后来承认，正是在肃反运动中，他产生了“离开苏联”的念头。

政治环境虽差，鲍培的学术地位却始终得到了苏联官方的认可。1941年，苏联与日本勘定蒙古国与“满洲国”的边界，鲍培作为苏联方面的首席专家提出了划界草案，由于两年前苏军在诺门坎战役中的胜利为谈判增加了筹码，鲍培的方案大多得以实现。如今，人们在地图上看到的分割中国与蒙古的边界线（东段）正是出自鲍培之手。

1941年6月，德军突袭苏联，鲍培的命运开始发生转折。他离开列宁格勒辗转来到高加索地区，为当地的德国占领军担任翻译。这次“变节”行为可能是鲍培预谋已久的，是他“离开苏联”计划的一部分。鲍培的德裔身份以及无人能及的学术地位让德国人很快接受了他，待之如上宾，聘请他担任“苏联少数民族”顾问。不过，据鲍培自述，他并没有助纣为虐，相反还保护了很多人。例如，在高加索一带生活的达特人被德国人称为“山地犹太人”，但鲍培却列举种种学术证据，说明他们跟犹太人毫无关系。鲍培的学术权威得到了德国人的尊重，从而避免了一场屠杀。1943年，鲍培跟随撤退的德军回到柏林，继续从事蒙古学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是欧洲东方学研究的中心之一，季羡林等后来的东方学家当时都在德国留学。鲍培的到来既巩固了这一地位，也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德国图书馆保存的珍贵文献并与德国同行建立起学术交流。纷飞的战火并没有影响他的学术研究，他进入了成果创作的旺盛期。

与鲍培这段时期略显曲折的人生轨迹相比，拉铁摩尔可谓顺风顺水。从1926年起，他多次考察蒙古、中国东北、新疆等北方边疆区域，他出版的多部游记和研究著述同时受到了普通读者和专业人士的欢迎，奠定了他在蒙古学界的知名度和学术地位。其中，尤以1940年出版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最为著名，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者的必读书之一。1934年，这位“半路出家”，没有受过任何专业学术训练的业余学者受聘美国著名的亚太政策与外交杂志《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并担任编委；1939年，他更被任命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佩奇国际关系学院院长。1941年，经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推荐，拉铁摩尔出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他密切关注中日战局，以决定美国的政治和外交动向。在中国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随着对国民党的了解日益深入，他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愈发不满。他反对内战，对共产党抱有同情之心，甚至在一些文章中表达了赞许之意。多年以后，他被指控为共产主义分子和苏联间谍时，这些言论都成了罪证。离开中国后，拉铁摩尔的仕途依旧一帆风顺。1942到1945年，他担任美国战时新闻局代理主任，专门负责太平洋战场的宣传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回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仍旧主导国际关系学院的教学和科研。

在1945年之前，鲍培和拉铁摩尔虽然同是蒙古学研究的顶尖学者，但他们的命运轨迹似乎并没有交集。两个人显然早已闻知对方的学术成就和政治立场，不过，双方并没有建立直接联系，无论是讨论学术观点还是交流个人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两人的命运急转直下，都或多或少地卷入了对方的政治旋涡，二人也不顾各自的危难际遇，相互展开了有关蒙古的学术争论。

1945年德国战败，鲍培遇到了最黑暗的时期，他的人生走到了低谷。苏联占领柏林后，四处通缉这位“叛国者”，他不得不东躲西藏，隐姓埋名，颠沛流离。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都曾表示愿意接纳鲍培，但最终都未能兑现承诺。人们看中他的学术能力，同情他被苏联通缉的遭遇，但也对他曾经服务纳粹的经历心有余悸。就在此时，鲍培写信给拉铁摩尔，希望他能出手援助，让自己逃离是非之地，但仕途如日中天的拉铁摩尔却未能给出积极的回应。这大概是两个人最早的接触和交流。直到1949年，美苏冷战开始后，鲍培作为“苏联专家”才受到美国的重视，他终于登上了美军飞机逃离德国。他向美国情报部门报告了有关苏联学术研究的状况，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时学者们的遭遇。像在德国时一样，他再次担任“苏联少数民族”顾问，不过这一次，服务的对象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向鲍培发出了邀请，聘任他到该校“远东与苏联研究中心”任职。至此，鲍培的人生重现曙光，然而，他始终未能彻底摆脱为德军服务的那段历史，人们对他的怀疑和指责伴其一生。而拉铁摩尔也曾一度参与到对鲍培的指控中，声称他是德国纳粹军官。这让鲍培费了不少周折来洗刷罪名，他甚至援引了大量德国官方档案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尽管时时受到政治干扰，鲍培却一如既往地潜心学术，在1950到1970的二十年间，他一直引领着美国蒙古学和阿尔泰语系研究的发展。

鲍培抵达美国的1949年正是拉铁摩尔大难临头的日子。由于蒋介石在大陆倒台，美国的远东政策彻底失败。以参议员麦卡锡为首的政要们将失败归咎于隐匿在美国政府中的大量共产主义分子和苏联间谍，正是他们左右了政治决策，从而导致美国“失去了中国”。麦卡锡们认为，拉铁摩尔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他对中国及苏联共产党的友好态度就足以说明一切。从1949到1955年间，美国国会和联邦法院就拉铁摩尔一案进行了大量听证和司法调查，数以千计的有关人员出庭作证或提供证言证词。大多数人都站出来维护拉铁摩尔的声誉，其中包括很多他曾攻击和批判的人。虽然与他相处得并不愉快，但蒋介石写来了书面证词，否认拉铁摩尔曾为苏联或中国共产党服务。由于特殊的身份背景，鲍培也被招去出庭作证，虽然拉铁摩尔曾“见死不救”甚至“落井下石”，但鲍培在听证会上表示，拉铁摩尔的某些学术文章虽然写得很肤浅，很多观点值得商榷，但他绝不是共产主义者或者苏联间谍。不计前嫌的鲍培让拉铁摩尔很是感激，他特意写去一封信，表达谢意和歉意。1955年，由于证据不足，美国联邦法院撤销了对拉铁摩尔叛国罪和间谍罪的指控，但他已无法再继续担任佩奇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其薪金也被降到了讲师的水平。1963年，拉铁摩尔选择了离开，他前往英国利兹大学，担任该校中国与蒙古研究所主任，直到1985年才返回美国安度余生。

在拉铁摩尔看来，个人情感不能代替学术研究，他虽然感谢鲍培在自己落难时出手相助，但绝不接受对方在学术上对自己的批评和诘难，对于不同的学术观点他更毫不留情地予以反击。他们二人刚刚度过了各自的政治危机，马上又投入了一场围绕蒙古的学术论战。

1955年，鲍培撰写长文，矛头直指苏联对蒙古学研究的控制和垄断。他认为，苏联完全控制了蒙古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这种情况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延续下来。专制和检查制度的确立给苏联和蒙古的学术研究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和损害，学术常常与政治捆绑在一起。苏联和蒙古的研究者们无法参加在欧美举行的学术会议，也听不到来自西方的学术声音；而西方学者也被剥夺了到蒙古去做田野调查的权利。在当时的苏联，鲍培的名字已被从蒙古学著述的目录中删去，其著作也被查禁，人们只能将他与“叛徒”一词联系在一起，绝想不到他曾是大名鼎鼎的“蒙古学家”。鲍培的观点迎合了冷战的需要，很快得到了西方世界的认同。然而，偏偏有人站出来和他唱反调，为苏联高唱赞歌，此人正是拉铁摩尔。

正当西方学者被阻挡在蒙古大门之外时，拉铁摩尔却获得了重返乌兰巴托的机会，他是美苏冷战时代最早访问蒙古的西方人之一。显然，他因同情社会主义而遭受的迫害，苏联人也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这点小小的特权权当是一种补偿。1962年，拉铁摩尔从蒙古返回后便出版了《游牧民与政委：再访蒙古》（Nomads and Commissars: Mongolia Revisited）一书，为苏联歌功颂德。在书中，拉铁摩尔现身说法，以自己的所见所闻向读者表明：“外蒙古是一个国家在另一个国家有计划帮助下取得成功经济发展的杰出典范。”他甚至说：“今日的蒙古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吃得好、穿得好。”蒙古的教育、住房、就业和收入分配也都值得称道。他最后总结说：“蒙古人民把苏联当作真正的盟友，这个同盟不仅仅是政治家之间的交易。”（Owen Lattimore，Nomads and Commissars: Mongolia Revisited，New York: Oxford，1962，pp. 170-173）

鲍培对拉铁摩尔的观点给予了针锋相对的批驳。他认为，蒙古与东欧没有太大区别，都已经沦为苏联的卫星国或者殖民地，蒙古不过是苏联巩固其亚洲利益的傀儡和马前卒。拉铁摩尔立刻反击，他认为鲍培仅仅看到了外蒙古，如果以当年日本人占领下的内蒙古来做类比，就很容易发现苏联保护下的外蒙古有很多优越之处。当年日本占领东蒙，不但没有发展当地社会经济，还保留落后的世袭王公，扶植德王傀儡政权。而苏联到来后的外蒙古却日新月异，废除了封建制度，正一步步走向工业化。此外，拉铁摩尔还提醒鲍培注意，正是由于苏联的保护，外蒙古才免遭日本的侵略。

作为语言学家的鲍培并没有拉铁摩尔在论述史实时那种纵横捭阖的能力，他更多地依靠个人感受和经历作为论据支撑，其中显然融入了大量感情色彩。然而，拉铁摩尔的论点似乎也未能获得更多的赞许，人们不过认为这是他支持共产主义态度的延续而已，毫无新意。但不可否认，两个人各执一词，恰好反映了20世纪苏联与蒙古关系的正反两面。即使是今天，学者们也未能跳出这个范畴，或此或彼或折中而已。

鲍培和拉铁摩尔的身世及遭遇惊人地相似，又都富有极强的戏剧性。他们二人在蒙古学研究领域都达到了学术巅峰，又都因各自的言行而遭到政治迫害，虽然涉险过关，却不得不离开故土，远走他乡。更让人感到吊诡的是，他们本已曲折多舛的命运却又纠缠在一起，在学术内外纠葛不断。两位“蒙古学”大家，一位从欧洲到美国，一位从美国到欧洲，客观上讲，他们的背井离乡促进了学术的交流，也维持了欧洲和美国在蒙古学研究力量上的平衡。鲍培“逃离苏联”在学术上的意义似乎更大，他将苏联“蒙古学”研究的传统和积淀带到美国，以自己的行动打破了苏联在蒙古学研究上的垄断。两个人在面对困境时都表现出了无畏的勇气，而他们对于学术孜孜不倦的追求也足以让人为之动容。面对各种诬陷和指责，鲍培和拉铁摩尔从未低头，他们奋起抗争，与各种敌对势力周旋，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誓死捍卫名誉。鲍培和拉铁摩尔的故事如果各自分开读，虽然也足够吸引人，但远不如放在一起那么荡气回肠、精彩绝伦，读来令人唏嘘不已。

（原载《读书》201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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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系加拿大亚历山大学院亚洲研究部教授。——编者注

20世纪上半叶的内亚研究与地缘政治：以民国时期国内对拉铁摩尔及其学说的介绍与评价为例

袁　剑(1)

一　“内亚”与近代以来的“内亚研究”：总体的考察

“内亚”是“内陆亚洲”（Inner Asia）的简称。对于其具体的地域范围，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2)实际上，“内亚”这一名称与历史科学文献中所使用的“中亚”（Central Asia）、“高地亚洲”（la Haute Tartarie或l' Asia intérieure）、“中部亚洲”（Middle Asia）、“内陆欧亚”（Inner Eurasia）等词汇有密切的关联，在具体内涵方面也有所重叠，同时也经常受到外部地缘力量的影响而导致定义上的波动变化。在德国地理学家、汉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Richthofen）所写的《中国》一书中，他从地理学的角度界定了“内亚”：它是指亚洲内陆地带没有河流注入外海的所有地区，其地理范围北起阿尔泰山，南抵青藏高原，西至帕米尔高原，东临大兴安岭。而从社会和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说，“内亚”的范围更为复杂多样。笔者所采纳的“内亚”范围即为1978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会议对“中亚”范围的定义：包括今位于阿富汗、中国西部、印度北部、东北伊朗、蒙古、巴基斯坦以及苏联诸中亚共和国(3)境内的各个地区。(4)

20世纪上半叶的整个亚洲，革命与保守的交织纷扰，西方的各种压力如影随形。如霍布斯鲍姆所言：“在名义上，亚洲伟大的传统帝国大致仍保持独立，不过西方列强已在其领土内割划出一块块‘势力范围’，乃至直接管辖区；这样的区域有时甚至可涵盖其所有领土（如在1907年英、俄、波斯协议中所规定的）。事实上，这些国家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无能，使这种变相占领的方式被视为理所当然。它们之所以还能维系名义上的独立，或是因为它们是方便的缓冲国，或是因为敌对的帝国强权无法对分割的方式达成协议；或是只因为它们的面积太大。”(5)确实，回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清朝覆灭和民国肇建的政治纷扰与社会动荡之中，内亚成为英、俄等列强彼此竞逐瓜分的对象与舞台，中国自身对于内亚的考察与研究基本上处于失语状态，作为广义上的内亚范畴的中国新疆、西藏、内外蒙古和东北等地区，仍然笼罩在西方考察者与探险家的相关叙述话语当中。

近代意义上的内亚研究始于19世纪末，斯文·赫定的考古探险将原本已经没有什么新意的内亚探险带进了一个新的天地。(6)他率考察团成功穿越“死亡之海”并发现了史籍所载的楼兰古城遗址，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巨大轰动。而从1927年开始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则成为中国学者与西方探险家进行的第一次平等的内亚合作考察活动。斯文·赫定曾这样回忆他与中国学者的合作时光：“我们与中国朋友的合作是最完美的。我们在一起情同手足地工作，没有丝毫嫉妒、龃龉或误会。我们没有介意国籍或民族，唯一目的是为国际的科学服务。……就我个人所经历而言，我将永远不忘记这六年的愉快时光，我能有这种殊荣去与新中国的一些最杰出的学者在野外及北平共事。我抱着友情和感谢，将终身记着他们中的每一个人！”(7)这句话既可以被解读为对跟中国同行愉快合作经历的回忆，也可以被看成一个来自非内亚地区的学者从他者视野对这段内亚经历的回顾。正是在中西方这种内亚研究话语的交织中，中国自身对于内亚的研究逐步向前推进。在20世纪上半叶的内亚研究历程中，尽管时代大潮汹涌不断，但有一个身影却不应被忘却，他就是拉铁摩尔。

二　个案分析：国内学术与舆论话语中的拉铁摩尔及其事业

拉铁摩尔早年时代的生活并不为当时的中国学界所知，关于他的童年故事，很多都是在他出版相关作品和回忆录后，才被学界重新发现和回溯的。作为一个保守的美国家庭的孩子，他不满周岁便随父母来到了中国，但他父亲不希望年幼的拉铁摩尔学讲中国话，正如拉铁摩尔所提到的，“他说他的原则是，等我们长大时，如果想回到中国，我们可以替自己作出学习汉语的决定；但同时我们应该得到一种使我们适应美国生活的教育，如果我们想在美国生活的话”。(8)在拉铁摩尔12岁的时候，第一次离开中国，到欧洲读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拉铁摩尔谋划着进牛津大学，但没有成功。之后他不得不回到中国，失望之情无法言表：“当我在19岁整回到中国时，我是一个极度沮丧的青年知识分子，这是20世纪20年代纽约、巴黎、伦敦知识分子的典型。”(9)心灰意冷的他不得不在租界的一家洋行谋一份差事。命运的转折总在不经意之间。拉铁摩尔21岁的时候，他在天津遇到了时任《京津泰晤士报》编辑的伍德海（H. G. W. Woodhead），两人一见如故，拉铁摩尔遂在这家华北最具影响的英文报纸工作，这份工作维持了一年左右。在这段时间里，他曾将一些关于蒙古革命的文章译为英文发表。但正如其所言，“那时我从未见到过蒙古人，也从未想到自己会对蒙古和蒙古人产生任何兴趣”，(10)可以说，那时的拉铁摩尔对于蒙古研究等事务还没有初步的认识，他还没有真正进入内亚研究的圈子。

拉铁摩尔在天津跟当地中国人交往的经历与实际体验，尤其是1925年与埃莉诺·霍尔盖特（Eleanor Holgte）相识、结婚，使其终于“能够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并从事一种新的职业，但是在这方面竞争很少”。(11)这段自述表明，当时拉铁摩尔所进行的对于内亚的近现代社会研究还刚刚起步，具体而深入的实地研究几近于无，他自己独特的经历和深刻洞察力为这一研究提供了绝佳的条件。

从1926年到1927年，拉铁摩尔夫妇在内亚进行了广泛的游历，最终在1928年和1930年分别出版了《通往突厥斯坦的荒漠之路》（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高地鞑靼》（High Tartary）。前一本书出版之后广受学界好评，拉铁摩尔并因此获得在哈佛进修学习的奖学金。这两部书的出版，标志着拉铁摩尔的内亚研究（尤其是边疆研究）开始结出硕果。(12)

1929—1930年，拉铁摩尔和妻子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了为期九个月的实地考察，他也因此“成为唯一一位曾在内蒙古、新疆和东三省这些中苏之间的边境地区广泛游历的美国人”。(13)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国际范围内的内亚研究更多侧重于内亚语文与历史研究（尤其是历史语言学研究），其学术代表人物对于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并不关心。拉铁摩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在他去巴黎拜访伯希和（Paul Pelliot）的时候，这位大学者对这位曾在内亚广泛游历的年轻人态度冷淡。(14)而在中国国内，在1930年代上半期，拉铁摩尔与学界、知识界的接触也较少。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状态：“当我正在学习蒙古语并在内蒙古频繁地游历时，我实际上同北京大学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教授还是学生，都没有接触，在那些执教于中国各大学的外国人中朋友也较少。我对偏僻的乡村感兴趣，在内地旅行结识那些不掌握政治权力的人，但是这些人正试图通过钻权力机构及其他一切空子致富或脱贫。”但在另一方面，拉铁摩尔跟媒体界的关系保持得还不错，“我实际上认识所有在京的外国记者。我常常在俱乐部的酒吧间遇到他们，向他们打听有什么新闻。……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尤其是北大教授和学生中间的辩论正在形成一种新的中国舆论，但是我没有充分的准备去理解这一点”。(15)可以说，尽管他错过了亲自观察1919年“五四运动”、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等近代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的机会，但拉铁摩尔与媒体界的交情和他本人对实地调查的推崇使他始终能保持学术和思想的敏锐性。在北京居住的那段日子里，拉铁摩尔和妻子跟西方汉学家和其他西方中国通之间的交往极少，他们专注于学习蒙古语并了解有关蒙古的情况。(16)这种经历，尽管让拉铁摩尔无法迅速进入学术圈子，却使他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观察和体验边疆地区的历史与现实，进而更多地从细节和底层的角度对相关问题进行有理有据的分析，从而避免在这些问题上泛泛空谈。

在20世纪40年代，情况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随着中国国内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及拉铁摩尔本人被聘为蒋介石的政治顾问，他个人的政治和学术声望日隆，国内对于拉铁摩尔的介绍也较为集中，他本人所进行的内亚研究也逐渐被人所提及，并被纳入当时的抗日战争和国际地缘政治语境中加以解读。

1940年，拉铁摩尔的代表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在美国出版，(17)次年，赵敏求(18)即将之译成中文，以《中国的边疆》为名在中国国内出版。(19)该书译介之所以如此迅速，笔者以为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二战正酣的国内、国际背景有关。该书以“长城的历史地理”“传说时代”“列国时代”“帝国时代”各卷分别论述了长城作为边疆标志的重要性、各个边疆区域的特征以及中国历史上游牧与农耕力量之间的互动关系等问题。在这一中译本引言中，赵敏求概述了美国历史边疆学派的理念，指出：“第一次欧战之后，美国历史界形成了一个新的风气，以‘边疆’为历史现象的典型，用‘边疆’现象去解释整个历史过程”，而“所谓‘边疆’，是两个不相等形式的文化，互相接触，因而产生相互的影响，造成许多行动及反动，形成特殊的势力，并从其中发展出新的观点来。美国最后的一个地理边疆于1898年左右消灭，但是美国人民的边疆心理至今仍然存在”，他进而又联系到中国的情况，“在某一种意义上，中华民族也是一个深具边疆心理的民族。每一个边疆社会——两个文化的接触——必然有其力求本身发展，超越另一种文化的企图，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由于这种现象的存在，就发生中国的边疆问题——也就是本书作者所说的‘次帝国主义’，虽然他所说的‘帝国主义’至今还没有一个确切的解释，在应用这个名词时他也具有若干成见”。(20)接下来，译者介绍了本书的主要内容和作者的情况，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判断，同时又强调了本书对于国内相关研究的重要价值：“赖德懋（即拉铁摩尔）写作这一本书，就是企图以‘边疆观’来解释中国历史。由于‘边疆’的存在，赖氏用边疆现象作根源，以经济社会的观点，去解释中国边疆问题的历史的形成。以经济社会的观点去解释历史，这原是近代史家的一种风气，显然受‘唯物史观’的影响。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以经济社会观点去解释历史，远胜于把历史写成英雄传奇。但在事实上，历史现象的形成，‘人’的成分也占极重要的地位。赖氏是属于经济社会学派的历史家，忽视历史的‘人’的条件，在他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他在本书中却有极重要的贡献，最少对中国历史提出了若干值得重视的新解释。例如他坚持一个史前原始中华民族的存在。其后因为环境不同，文化的发展因之发生差异，于是又因之而分别成‘汉族’及‘野蛮民族’。事实上，这许多‘民族’仍然是整个的中华民族。这一点在今日特别重要，一般坐在亭子间或四合院中的朋友，看了几本外国‘作家’别有用心或者根据欧洲民族问题论而产生的偏见而写的著作，高谈中国民族主义者，都可以把赖氏所提出的‘原始中华民族’问题，切实研究一下——如果不愿意自囿于‘大纲’或‘教程’之中的话。”(21)译者一针见血地指明了当时国内对于边疆研究的薄弱以及诸多门外汉对于边疆问题不负责任的夸夸其谈，进而不无感慨地指出，“对整个中国边疆历史的研究，我们自己作得很少。有的也多半根据历代官书，以汉族的观点去研究。外国作家们又因对中国的了解不够，每作偏论，赖氏此书虽不能称十全十美之作，但是由于其亲身经历之广（他是国际上有数的中国通，特别是蒙古通），用功之勤，所以材料极其丰富；处理的手法就整个而论，也相当适当，他在本书中极力地作客观的讨论，虽然由于其个人的人生观的原因，有若干人的见解。但是就大体说来，这是近代论中国边疆问题的有数巨著，值得我们详加研究的”(22)。在此，赵敏求强调了拉铁摩尔数十年中国边疆生活、游历经历对其敏锐学术视野的助益，并提醒国内学界关注他的研究，从中借鉴学习他思考问题的方法。可以说，本书所展现出的内亚研究的问题意识与实践路径成为吸引中国学界的魅力与驱动力所在。当然，专就这本著作的中译而言，赵敏求并没有全译，而是根据内容的重要与否有所详略，这固然能让读者抓住该书的精华和要点，但难免割裂了全书作为一个整体的完整性。(23)

《青年时代》1942年创刊号曾简要介绍了即将来华担任蒋介石政治顾问的拉铁摩尔的个人情况：“奥文·拉铁摩尔（即欧文·拉铁摩尔）已经是过了40岁的人了。他的父亲大卫·拉铁摩尔在清末民初在天津北洋大学教书。奥文大约17岁时才回到美国读书。在哈佛大学毕业后，再来中国，甚为上海《字林西报》的伍德海所赏识，得到一位有钱的美国女人的资助，考察中国西北。在1920—1926年间，他已经先后深入蒙古新疆三次。在游历中国西北中，他不断给《字林西报》写通讯，陆续出版过几本蒙古问题专著，渐渐被誉为蒙古问题专家。1933年他得到美国地理学会奖章，加入太平洋学会，主编《太平洋季刊》，直到被聘为政治顾问。1936年他任约翰·霍浦金斯大学教授和这个大学附设的国际关系研究院的院长。此外，并且是《美亚》杂志的特约编辑。且曾经环游苏联三次。事实上在当政治顾问以前，他是一个新闻记者。”(24)这些介绍，特别强调了拉铁摩尔的传媒从业经历，以及他在地缘政治关系方面的独特位置，与当时的特殊政治背景相契合。《国讯》也作了类似的背景介绍，并专门指出，他“对于中国西北的情形，有深刻的了解，也就在这时，不仅学会了汉文，而且学会了北京话、山西话、陕西话和蒙古话，蒙文俄文也能谈能写能用，甚至还唱得一口好‘秦腔’”。(25)

当时的《国防周报》则介绍了拉铁摩尔来重庆的事情，言词间充溢着期待之情：“罗斯福总统推荐的蒋委员长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氏，自7月19日远道来渝后，匆匆已逾一月，这个曾经在中国生长了三十多年的美国友人，……拉氏过港对记者谈话时，关于他此次的任务，引为无上之荣幸。而在抗战的中国能得到这样一个深刻同情而有理解的友人，恐怕还不只是荣幸吧。我们相信他不仅能在自己岗位的范围以内，积极增进中美邦交，而且还必然能在文章与著述上深刻地表现中华民族的精神，使全世界人士对于中国得有正确的理解，因为拉氏现在虽然负有重大的政治任务，过去却是一位很有声望的学者。……他平素的生活，最主要的是阅读中国报纸，每一份报拿在他的手里，几乎每一行每一句都要详细读过的。余暇的时间，他便搜集中国的书籍，据说已有相当的成绩了。拉氏留华的时间暂定六个月，但以目前的融洽与愉快的情形来看，也许不只六个月。拉氏自己说，他生活在抗战中国的这一部分岁月，将会形成他一生最可宝贵的历史。”(26)《时与潮》更是以《所望于拉铁摩尔先生者》为题，对拉铁摩尔来华之后的中国地缘政治选择寄予厚望：“拜读拉氏关于中日战争的论著，和报载来任途中的谈话，对其远见卓识，我们真是万分钦佩！但明白地说，美国各界领袖及一般民众，至少有一部分人士，对中国抗战还抱有谬误见解，致援华政策不能顺利进行，甚而仍以军需品如钢铁石油等资助日本，作为残杀中国人民的工具。所以，我们希望拉氏，于筹谋擘画之暇，尽量以最近在我国身历目观的事实，向美国人士广为报道，纠正他们的错误观念，并使其认清中国地位的重要，以便中美两国的全体国民切实携手，来对世界和平秩序有所贡献。……当德国忙于对英苏两国作战的时候，美国所感到由大西洋来的威胁，确已较小；真正的危机，则是来自太平洋方面的日本。基于战略的理由，美国应先制裁暴日；为了先发制人，美国应于此时打击日本，这又是拉氏所深切认识的。我们希望拉氏把此点向美国朝野指出，使其知所抉择。拉氏在美国是有数的舆论界名士，更是罗斯福总统所信任的学者。这位供职中国之美国‘智囊’的言论主张，对美国的舆论和决策定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除钦佩拉氏对我们抗战大业的襄助外，更希望对其祖国尽些指迷的责任。”(27)同一期《时与潮》还刊载了拉铁摩尔在《外交政策》（Foreign Affairs）上关于中日时局的文章，并在译者按语中说得很明白：“我们的老友‘中国通’拉铁摩尔先生，刻已光临我们的战时首都。‘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今天我们的确感到这句话的真味了。拉氏此次荣任蒋委员长的政治顾问，所负使命，至重且大。以拉氏的学识经历，来负运筹帷幄的大任，对我们的抗战前途，对中美两国的友谊，及对世界的和平秩序，一定是有伟大贡献的。拉氏对中日战局，素有深刻的认识、精辟的论断，于其下‘机’伊始，本刊特将其名著《论中日战局》编译出，以飨读者。”在这篇译文中，拉铁摩尔指出：“我们现在看到中国抗战满了四个整年，因而推断中日战局不仅陷入僵局，而且是要永远地陷入僵局。我们的种种推断也许是错误的，因为亚洲的潜力是正在发展着，中日两国自身皆已感觉到这种潜力，而这一潜力，可能在欧战结束前，打开远东的僵局”，他并指出中日两国各自的经济、地理的优劣势，并指出：“因为中国是个变化很快的国家，因为这种变化将要打破军事上的僵局而击败日本，更因为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一天天重要起来，所以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能强中国以利己为目的的政策，一切应该以中国自身的利益为利益，这不仅是与中国毗邻的苏联对中国应该如此，就是远在太平洋对岸的美国亦应如此。……将来能在中国获得利益的国家，一定不是那以自私自利为目的的国家，或者专为走其路线的党派谋利益的国家，而必定是与整个蜕变的新中国站在同一立场的国家。”(28)对于当时国内所关注的工业合作发展问题，国内也专门转述了拉铁摩尔的一些看法：“蒋委员长私人顾问拉铁摩尔先生，已于7月20日抵渝。”《东北》以《欢迎拉铁摩尔》为题，对拉铁摩尔作为美国政治顾问来华深表欢迎，称“罗斯福总统为蒋委员长推荐拉铁摩尔为其个人之政治顾问，并称其即将离美来华，这实在是中美两国将更密切合作的有力表现。按拉氏自1934年已任《太平洋事务》季刊编辑，对于太平洋问题，当然有深切的认识。并因其曾在中国住了十二年之久，故对于中国情形极为熟悉，同时，他著有《满洲——国际斗争的发源地》等书，在美国尤以‘满蒙’问题国际评论家著名。这次来华，使命重大……拉氏既为‘满蒙’问题国际评论家，那么他自然能知道日本的侵占东北为太平洋问题恶化的开始。自1931年日本对我东北实行军事侵略以后，太平洋上就呈现出没有国际秩序的状态，而且美国已渐渐受到直接的威胁，日本强盗对于美国的真实政策当为拉氏所深知。现在太平洋问题就是反侵略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制裁日本的问题，它必然以中美两国积极合作为基础，而太平洋问题之能彻底解决，又必然需要中国收复东北失地，使东北人民恢复独立与自由”(29)。而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中共方面所主办的《解放日报》也多次报道拉铁摩尔来华担任蒋介石私人顾问的新闻。(30)

1942年，拉铁摩尔返回美国，对此，国内报章也多有报道。(31)之后，由于拉铁摩尔转到战时新闻局这一美国本土的宣传机构工作，不再跟中国有直接的接触，因此国内舆论基本上不再有关于他的报道。就笔者所见，直到抗战胜利的1945年，《民宪》上才发表《赫尔利与拉铁摩尔最近有关中国的言论》的报道，(32)此外，《自由世界》1945年第1卷第2期也发表了拉铁摩尔《新疆问题的症结》的译文。而在这一时期，国内考古界对于拉铁摩尔也开始有所关注。夏鼐在1944年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下午阅拉铁摩尔《亚洲内陆的中国边境》(33)。这部书是以地理环境来解释经济状况及社会组织，更以经济社会情形来解释中国与边疆的关系史，从史前一直到汉代，颇值得一读。虽其解释有时不免勉强一点。”(34)对于拉铁摩尔的理论颇表关注，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946年，国共两党关系处于微妙关头，当时的报章直接以《听听拉铁摩尔的话》为题，指出当时某些人正在挑拨离间中苏的关系，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35)当时出版的《读书与出版》还专门介绍了拉铁摩尔所著的《亚洲的决策》一书，并认为这是研究远东局势与美苏关系的一本必备参考书，“他这本近作之所以有价值，则更因为他的重心，是放在‘人民’身上，他认为只有远东的人民能够生活在民主的环境中，东方才会有持久的和平。他抨击美国过去的远东政策，认为那只是企图与远东各地的统治者妥协，而不顾及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因此忽略人民的力量，甚至企图孤立苏联。这是错误的政策，这种政策一定惨败的。……全书的重心是放在中日问题上，尤其是中国，因此东南亚的许多殖民地并没有讲得很充分，而印度在未来远东扮演的重要角色，也没有评论；这是遗憾的一点”。(36)同时，在这一年，南京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当年的国内报章也刊登了拉铁摩尔关于蒙古问题的诸多评论。(37)

1947年，随着国共内战的深入，对拉铁摩尔蒙古地缘研究的文章开始被国内相关刊物介绍。如《边政公论》（1947年第4期）即以《拉铁摩尔论蒙古史之地理因素》为题介绍了他的相关研究。(38)该文译者按语称：“拉铁摩尔教授，近年以来，致力于蒙古史地之研究，成绩粲然，已为举世所公认之权威。本篇对于蒙古史之地理背景，颇有新见解，不落前人窠臼，且对于人生地理原理上贡献一新观点，殊可注意。”该文“以为史地关系实际上尚较为复杂，草原社会受进化之影响，亦受退化之影响，并受间于极端粗放经济及集约经济二者之活动之影响。环境固可以影响原始社会，但并不使其进化停滞。社会当进化时对于环境，且有选择与创轫之作用，因此之故，容许此种创轫性之边际环境及边际社会。对于历史变动起源之研究，实居于特别重要之地位。……作者认为社会之经济组织差异之标准，非进化的，而为经济的。其间并无历史程序之存在，即所谓由狩猎游牧经济以至农业。但三者之经济关系，确有不同之处：狩猎之经济为粗放的，狩猎之人民需要广大之土地，居住单位小，星散在各地之家庭属于同族，然不能使之集合长久。人口如此散开，部落组织基础即不能坚固，政治行动更不能一致矣。……故草原之环境，极为复杂，其中包括仅可以游牧之地、可以狩猎游牧之地、可以游牧兼农业之地，及奖励离开游牧而趋向狩猎、农耕或商业城居生活之地。其中人民，或保持游牧者之特性，或倾向于接受外来之新生活，寻求新环境，而将旧住之地让于后来者。因草原之地，适于游牧生活者面积广大，去者自去，来者仍源源不绝，故能维持历史上不断之活动而不停止。而边缘地带则不啻为游牧民族之集散及定居民族兴亡之发源地，因此此地带，政治常须求适应于经济及由经济所产生之社会结构也。例如成吉斯汗及其父，又如女真、契丹及满清，皆曾跨越此边缘地带。此种混合社会之不安定状态，往往被误认为游牧民族之迁徙也。至于此种循环变化之机械作用，亦殊值得注意，气候可以催促或加强集中或散开，但并非唯一的或独立的必要因素。以突厥之农业而言，何以当时有此农业，且颇有灌溉技术，以后又何以全部消灭，岂气候可以解释耶？实际则在此等地方，其酋长颇有与外界接触，而营商业农业者，一旦获利，则每不能不分心于新利益，而不能眷注游牧。在此种情形之下，则其部下必有反对之而与其分离以返草原者。如此则争端必起，而酋长在定居之地方，必不能与草原之来攻者匹敌，终必受其蹂躏毁灭，而新酋长代兴。凡愈无外来利益之顾虑者，生活愈近于纯粹之草原游牧生活者，愈有战斗之决心与胜利之把握也。从此可以说明蒙古有若干定居地方之兴发（此种地方其有沙漠水草地之特征，而缺乏其隔离之地理位置）。但此种历史上之循环，已因现代工业之文明而告终止，因工业文明之工矿及交通，能融合沙漠、草地、田园、城市，为以前所不能者，过去之部落斗争，对于定居民族之征伐，朝代之因跨于草原及定居二方面而灭亡之故事，已不能再发生矣。然而历史之教训，即在现代亦不无价值，如改革太急烈，牲口被屠过多，对于其社会之财产破坏过甚，一部人民乃逃避至最穷荒之地，度其最简单之游牧生活，此种人民能度过去蒙古人之生活，即近于纯粹之草原生活，仍为蒙古族之根源，现外蒙政府正设法吸引之使其拥护革命云。”(39)这篇文章，是笔者所能查见的20世纪上半叶国内报刊详细介绍拉铁摩尔及其学说的最后文献，而这一文献，恰恰就是拉铁摩尔倾注毕生精力的内亚研究中的蒙古研究部分。

此外，拉铁摩尔与其夫人合著的《中国简明史》也在这一年被国内报刊所介绍，并认为，“这是几年前他们合著的小书《现代中国的建立》的改订本。欧文·拉铁摩尔是远东问题权威，对于中国问题认识最清楚、最透彻。想从一个外国学者兼友人的解释和叙述中间来了解自己的切身痛痒的读者，拉铁摩尔夫妇的客观的立场，富于远见的观察，一定有极大的帮助”。(40)

进入1948年，随着中国内战中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发生逆转，拉铁摩尔对于中国问题的一些深入的、具有前瞻性的论述，尤其是关于援华问题的看法也重新进入国内一些报纸杂志的视野。如《观察》就专门刊发拉铁摩尔曾于本年12月12日在美国发表的《中国的危机及其将来》中译文，意在对美国对华政策进行检讨，以重新面对当时的中国国内政治军事局面。文中颇有预见性地指出：“差不多在一百多年以来，中国政府的构成第一次将要脱离了列强的操纵。美国和苏联将要发现：中国政府性质的演变是基于中国自身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因素的变化，美国将不可能再支配着这些因素了，即使取得了苏联的同意，美国仍不能如此。中国的将来并非走向‘美国的世纪’，也不是走向‘苏联的世纪’，而是在基本上走向‘亚洲的世纪’。”(41)后来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走向，正印证着拉铁摩尔的预测。

三　意义与展望

尽管拉铁摩尔本人所处的时代对我们而言已经属于近代史了，但他的研究路径本身却始终具有现代意义，并日益彰显出新的启发力。

如论者所言，拉铁摩尔“具有很强的语言学习能力，精通汉语、蒙语等多种外语，他的思想方法是自由奔放型的，在他的众多论文中，他把社会学、地理学、人类学、国际政治学等诸种学科的治学方法融会贯通浑然一体，并且能运用自如。他没有受过正规理论教育，这反而使他具有独特的思想方法，与他在实地生活、考察中积累起来的经验相辅相成，在他认识亚洲、认识中国的过程中起了促进作用”。(42)而他所开创的内亚研究方式，一方面，使这一地区的研究具有了一种跨国视野和比较史的思路，(43)超脱了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叙述对象主体的研究取向，从而以“边疆”为切入点，将西藏、新疆、蒙古、东北放到一个更为广阔的内亚范围内加以思考，而不是仅仅将之作为中国的一部分进行论述。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其研究能够从地理和地缘政治的层面上来分析这些地区的社会发展与近现代变迁问题，从而避免在单一的民族国家框架下认识这些地区所可能造成的偏见与误解。在另一方面，由于拉铁摩尔本人在中国的多年生活经历，他对中国所抱持的“同情之理解”态度使他在考虑国际问题时不忘中国历史的内在理论，而在论述中国历史的时候又具有国际视野。因此，他的这种内亚研究实际上就贯穿了中国史与世界史，成为中国视角与全球视野相互交融的绝佳范例。钱穆先生曾说：“西洋历史如一本剧，中国历史像一首诗。诗之衔接，一句句地连续下去，中间并非没有变，但一首诗总是浑涵一气，和戏剧有不同”，(44)但在拉铁摩尔这里，“剧”和“诗”在特定的视角下成为一个统一体，世界视角与中国认识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彼此衔接互动，进而厘清了在传统中原视角和西方本位研究方面所存在的重大缺陷。

20世纪上半叶国内对于拉铁摩尔及其学说的介绍与评价，尽管并不系统，且时常受到政局变动的影响，但不管怎么样，在对拉铁摩尔及其研究成果加以译介的过程中，还是向当时的国内读者介绍了拉铁摩尔思考蒙古、新疆等内亚问题时的整体性思路与处理方式，并强调了地缘政治和社会生态在拉铁摩尔分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国内的读者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解和知晓这位曾长期住在中国，以“边疆”作为分析中国历史与社会的“关键词”的美国学者，并从他的作品中知道了当时中国的内亚地缘态势与未来发展的可能走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学界重新面向世界，在对于拉铁摩尔学说与内亚研究方式的“重新发现”过程中，20世纪上半叶的引介成果为学界重获世界眼光提供了最初和最基本的资料，使我们能够在这些既有译介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而不必再从头开始去填补知识的断层。而同时，我们回过头来重新看待20世纪上半叶对于拉铁摩尔及其著述的引介工作，不仅能够体会到国难当头之时中国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对于知识救国的良苦用心，更能够感受到国内读者对在国际地缘背景下重新认识中国当前地位和未来角色的迫切要求。可以说，“学术”与“地缘”成为20世纪上半叶国内引介拉铁摩尔及其著述的重心所在。

与以往相比，当代的内亚研究与边疆研究已经超越了单一的历史与语言研究，而开始在多学科参与下展开。而在当今的国际环境下，地缘政治因素也成为重新认识内亚研究与边疆研究的一把量尺。20世纪上半叶国内学界对于拉铁摩尔及其学说的引介与评述，跟当时的国内、国际环境息息相关，可以说，由于拉铁摩尔本人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学院派学者，要是离开当时的政治与地缘契机，且鉴于当时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版图中的弱势地位，和作为与之相对应的知识生产界的被动地位，国人对于拉铁摩尔的认知可能依然会相当有限，从而无法了解他的学术与思想。正是由于拉铁摩尔对现实地缘政治的介入与对中国这一“第二故乡”命运的“同情之理解”，他逐渐为学界所知。而在当代对于拉铁摩尔内亚研究的重新发现与阐释过程中，新的国际地缘态势与新的国家力量为这些新话语提供了契机与舞台。在如今的国际舞台上，中国自身的经济与政治地位较一个世纪以前已经大为提升，在内亚地域范围内所处的角色位置也在发生转变，逐渐从一个被动的观察者转变为一个主动的观察者，国家话语的力量正在增强。因此，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重新发现拉铁摩尔，重新阐释拉铁摩尔的理论，也就成为一个具有全新意义的、值得加以深化的任务。

（原载《西北民族研究》2013年第4期，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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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编者注

(2) 代表性的文章可参见魏长洪、陈香苓：《中亚界定研究概述》，《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3) 现为独立的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

(4) 转引自L. I. 米罗什尼科夫释本书“中亚”一词的含义，见中国对外翻译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文明史》（第一卷），2002年，第368页。当然，这一定义也只能是一种妥协性、暂时性的定义。笔者认为，在与内亚地域相涉的各国（包括对内亚事务感兴趣的国家，如美国等）对“内亚”范围有一致的政治界定之前，任何试图对“内亚”加以明确定义的尝试都无法加以推广与认可。

(5)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贾士蘅译：《帝国的年代：1875—1914》，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1页。

(6) 丁笃本：《中亚探险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5页。

(7) ［瑞典］斯文·赫定著，徐十周、王安洪、王安江译：《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杨镰《代序》，第7页。

(8) ［美］拉铁摩尔著，［日］矶野富士子整理，吴心伯译：《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页。

(9) 同上书，第9页。

(10) 同上书，第11页。

(11) 《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16页。

(12) 许建英：《拉铁摩尔对中国新疆的考察与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4期。

(13) 《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22页。

(14) 《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19页。

(15) 同上书，第37—38页。

(16) 《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39页。

(17)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New York: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40.

(18) 赵敏求本人在报纸杂志上介绍和翻译了不少西方地缘政治方面的文章，如《帝国主义的泥足》（［美］W. H. Chamberin著，《时与潮》1942年第13卷第5期）、《太平洋上历险》（《时与潮·副刊》1942年第1卷第2期）、《亚洲之战的战略（特稿）》（［美］K. 罗辛格著，《改进》1943年第7卷第5期）、《战后世界的经济任务》（《时与潮》1943年第16卷第4期）、《在中国海岸登陆的战略》（［美］威尔逊著，《文汇周报》1944年第3卷第17—18期），同时，他自己本人对西北问题有一定的研究，著有《跃进中的西北》（新中国文化出版社，1946年）等。

(19) ［美］赖德懋著，赵敏求译：《中国的边疆》，重庆：正中书局，1941年。该书于1946年在上海再版。

(20) 《中国的边疆》，“引言”第1页。

(21) 《中国的边疆》，“引言”第2页。

(22) 同上书，“引言”第2—3页。

(23) 这也是唐晓峰教授后来重译此书的原因所在。参见［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译后记”，第411页。

(24) 《拉铁摩尔》，《青年时代》1942年第1期。

(25) 秋驰：《人物·事业·经验：蒋委员长的新顾问：欧文·拉铁摩尔是个什么样的人》，《国讯》1941年第277期，第12—13页。

(26) 邹皖人：《拉铁摩尔在重庆》，《国防周报》1941年第3卷第2期。

(27) “时与潮”短评：《所望于拉铁摩尔先生者》，《时与潮》1941年第9卷第5期，第4页。

(28) 石显儒译：《拉铁摩尔论中日战局》，《时与潮》1941年第9卷第5期。

(29) 青山：《欢迎拉铁摩尔》，《东北》1941年第3卷第5期。

(30) 以《解放日报》1941年的报道统计，就有《传美将派政治顾问来华》（6月29日第2版）、《罗斯福推荐私人顾问，拉铁摩尔将启程来华》（7月2日第2版）、《蒋介石私人政治顾问拉铁摩尔飞港》（7月8日第2版）、《拉铁摩尔抵菲即赴重庆履新》（7月15日第2版）、《拉铁摩尔在港称：中英民族不可征服，美国援华不致中断》（7月17日第2版）、《拉铁摩尔昨抵重庆，携有美总统函件》（7月20日第2版）、《美继续援华，拉铁摩尔谈片》（8月15日第2版）、《中美文化协会欢迎高斯、拉铁摩尔》（8月29日第2版）、《资料：拉铁摩尔》（9月27日第3版）、《对于中国抗战的观察（拉铁摩尔著，王孝风译）》（9月27、28日第3版）、《拉铁摩尔由重庆飞港》（9月29日第3版）、《拉铁摩尔由重庆飞昆明》（10月15日第3版）、《拉铁摩尔今日返重庆》（10月31日第3版）、《拉铁摩尔返重庆》（11月2日第3版）、《拉铁摩尔谈片》（11月4日第3版）、《拉铁摩尔近期返美一行》（11月30日第3版）、《拉铁摩尔展期返美》（12月9日第3版）等等。

(31) 以《新华日报》1942年的报道统计，就有《拉铁摩尔昨离渝返美，两月后来渝继续为我服务，行前发表在华感言》（1月16日第1版）、《拉铁摩尔已抵纽约》（2月10日第2版）、《拉铁摩尔谈话，中国亟需攻势作战工具》（2月11日第2版）、《拉铁摩尔谒罗斯福，对中国抗战提出乐观报告，促罗斯福以飞机大炮援华》（2月15日第2版）、《以飞机大炮援华，拉铁摩尔呼吁，已晤宋（子文）部长，两月后返渝》（2月20日第2版）、《拉铁摩尔等向众院外委会报告中国近况》（3月6日第2版）、《拉铁摩尔将返渝》（4月14日第2版）、《拉铁摩尔主张续以飞机援华，使中国即可改守为攻》（7月29日第2版）、《（拉铁摩尔）主美祛除控制中国资源成见》（9月5日第2版）、《拉铁摩尔〈关于亚洲之报告书〉论对日改变观念》（9月6日第2版）、《拉铁摩尔定本周由美来渝》（9月16日第2版）、《拉铁摩尔来渝，在新德里曾勾留数日》（10月14日第2版）、《拉铁摩尔抵渝，将继续在华服务》（10月15日第2版）、《拉铁摩尔返渝（短评）》（10月15日第3版）、《罗斯福函孔（祥熙）副院长，由拉铁摩尔携来》（10月18日第2版）、《渝国际文化团体叙餐，欢迎拉铁摩尔，拉氏答问：西欧问题取决于英，东欧问题取决于苏，亚洲问题取决于中国》（10月25日第3版）、《拉铁摩尔将返美国任职》（10月31日第2版）、《戴维斯函谢蒋介石，因拉铁摩尔获准请假》（11月2日第2版）、《拉铁摩尔谒罗斯福，陈述所见中国情况，拉氏演说助华反攻之重要》（12月10日第2版）、《拉铁摩尔之言（短评）》（12月10日第3版）等等。

(32) 《赫尔利与拉铁摩尔最近有关中国的言论》，《民宪》1945年第2卷第1期。

(33) 即《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

(34) 《夏鼐日记》，1944年1月12—26日条。

(35) 辛稼：《听听拉铁摩尔的话》，《民主生活》1946年第11期。

(36) Y.（具体作者不详）：《研究远东局势与美苏关系的两本必备参考书：〈亚洲的决策〉（拉铁摩尔著，刘尊棋、曹未风译）、〈苏联要求什么？〉（约斯腾著，葛一虹译）》，《读书与出版》1946年第1期，第8—9页。

(37) 例如拉铁摩尔：《外蒙的新宪法》，《新闻资料》1946年第111期，第2—3页；拉铁摩尔：《外蒙的蜕变》，《新闻资料》1946年第 111期，第1—2页。

(38) 林超：《拉铁摩尔论蒙古史之地理因素》，《边政公论》1947年第6卷第4期，第22—26页。

(39) 林超：《拉铁摩尔论蒙古史之地理因素》，《边政公论》1947年第6卷第4期。

(40) 重实：《书报介绍：新书在美国：〈中国简史〉（欧文与伊兰诺·拉铁摩尔合作）》，《一四七画报》1947年第13卷第11期，第11页。

(41) 拉铁摩尔：《中国的危机及其将来》，《观察》1948年第5卷第18期，第7页。

(42) ［日］毛里和子著，张静译，樊守志校：《论拉铁摩尔》，《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5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48—49页。

(43) William T. Rowe, “Owen Lattimore, Asia, and Comparative Histor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6，No. 3，2007，p. 786.

(44)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3页。

辑二　拉铁摩尔的边疆范式

边疆、民族与国家：对拉铁摩尔“中国边疆观”的思考

黄达远(1)

欧文·拉铁摩尔是美国中国边疆问题研究的著名学者。1922年获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奖金，后周游新疆、内蒙古和东北各地，著有《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亚洲问题的解决》《美国与亚洲》等诸多著作。20世纪30年代初为北平哈佛燕京社研究员。还曾访问过延安，1938年起执教于霍普金斯大学。1941年由罗斯福推荐任蒋介石的私人政治顾问。20世纪50年代曾受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致使其研究一段时间内湮没无闻。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度被学术界遗忘的拉铁摩尔重新被认知，无论是美国学者还是中国学者都给他以极高的赞誉，“以前在美国，对中国人和内亚民族之间关系的研究，比其他人更为重要的是Owen Lattimore，他因为强调地理环境和自然经济是古代欧亚文化的实际决定力量而广为人知”。(2)他的理论激发了一批学术追随者，如Thomas J. Barfield、Nicola Di Cosmo、中国台湾学者王明珂均在中国边疆史的研究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此外，美国的“新清史”研究也深受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理论”的影响。在构建中国疆域理论中，不能忽视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理论，本文拟就此进行探讨。

一　中国史中的“游牧社会”：拉铁摩尔边疆理论的形成及影响

在20世纪40年代为在太平洋作战的美军出版的《中国简明史》一书中，著作者拉铁摩尔夫妇简明扼要地指出：“通晓中国历史的关键之一是了解中国和它周围‘夷狄’地区之间势力消长的状况。”(3)这种“夷夏互动”的视角显示出他们与同时期的汉学家们目光相异的研究旨趣。这种研究视角的形成与拉铁摩尔不同寻常的传奇经历密不可分。拉铁摩尔不是一个纯学院派的学者，并未受过严格的大学教育，像传统的汉学学者一样获得正式的博士学位。拉铁摩尔高中毕业后，在中国天津谋得了一份工作，并有机会深入到天津的经济腹地内蒙古地区考察。1925年，拉铁摩尔前往归化城旅行，归化城当时是一个陆路商埠，这里呈现出新旧杂陈的状况，除了来自天津外埠的商品交易外，还有来自草原地区的商品和内地的商品集散，这里还保持着浓厚的中世纪贸易方式。被一般西方人视为与现代文明极富落差的草原商路和骆驼商队，在拉铁摩尔眼中却充满了魅力，异样的中世纪风情反而激发了他的冒险精神。此后，他常年奔走在草原商路上，学习蒙古语，与商人们一起风餐露宿，围在篝火旁听他们讲述各种内亚腹地发生的奇闻趣事。拉铁摩尔将内亚的旅行见闻写成的著作，很快得到了美国一些基金会的重视，在他们的支持下，拉铁摩尔也有机会进入学院中补充理论知识，整理资料，包括在哈佛大学进行了八个月的人类学训练。总之，他经历多年在蒙古草原的艰难穿行，这逐步使他开始认识到游牧文明在中国史结构中的重要性，也使他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具有书斋中难以形成的深刻洞察力。拉铁摩尔曾经在抗战时期当过国民政府的政治顾问，并访问过延安，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会谈过，并在1972年应邀再次访问内蒙古和新疆。(4)拉铁摩尔将书斋外的田野知识与学院知识的有机结合，使他的中国边疆史研究走出了一条有特色的道路。

重视牧业社会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恢复牧业社会在中国史研究中的主体性地位，是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理论一个重要特色，他强调指出：“如果想把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仅归于一方，或是中国内地，或是草原，或是草原边境，都是要出错的。”(5)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史研究相对于传统研究，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一是对影响中国历史发生的地理空间进行了重新定位，他指出，从太平洋到帕米尔高原，又从帕米尔高原南下，到达分隔中国与印度的高寒地带，在这个范围内所包括的是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这是亚洲中部的隔绝地带，世界上最神秘的边疆之一。(6)将观察中国的视野扩展至草原、沙漠、山地森林和绿洲，拉铁摩尔努力尝试将中国的历史置于内陆亚洲这一广阔宏大的场景中展开，阐发出游牧民族与汉地居民之间密不可分的历史联系。二是拉铁摩尔以局外人和中立者的身份，以华夷平等的观念，将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置于同等的历史话语中进行考察。如他指出，中国人从其赖以立足的精耕农业的环境中，逐出了一些原来与汉族祖先同族的“落后”部落，促成了草原社会的建立。(7)这种观念与中国当时“趋新”（民族国家）的历史观念正好相左，“中国从近代以前，政治上关系密切的，都是小国，或游牧部落，其文化程度，远出我下，文化足以裨益我们的，只有一个印度，却政治上没有关系。所以从有史以来，从没因和外人交通而发生关涉全体的大变化，到近世便不然了”。(8)如20世纪前半叶出版的《中国境界变迁大势考》《中国疆域沿革史》《中国疆域沿革略》虽然开启了中国疆域研究的先河，但还是有重视农耕文明忽略游牧文明的倾向。此外，与历史学家积极将中国史纳入民族国家史的态度不同，如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把国家思想的缺乏，归咎于数千年之史家“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9)拉铁摩尔并没有局限于风行一时的“民族国家史”构建中，反其道行之，将观察中国的视角放在历史的内部，反而将“落后的游牧社会”放置到中国历史关键因素予以考察，赋予“边疆”以农业社会与牧业社会交织的双重历史维度，使中国史的叙述改变了“华夏中心观”为主的单一结构。他认为边疆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之一，这无疑是对传统“华夏中心观”为中心的中国史研究的一大突破，改变了单向度讨论中国历史的思维。研读过拉铁摩尔著作的姚大力教授指出：“古代中国所存在的各种‘内部边界’及其历史影响雄辩地表明，我们不能将两千多年以来的中国历史，看作仅仅是从某个中心越来越远地向外辐射其政治—文化支配力的单向‘熔化’或‘融合’的过程。”(10)

拉铁摩尔将“边疆”置于中国史研究的中心，这一开创性的影响，越来越得到西方学术界的认可。在巴菲尔德（T. J. Barfield）的《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1989）、狄宇宙（Nicola Di Cosmo）的《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2002）、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2008）那里得到了充分体现。巴菲尔德认为当中央集权的中原王朝稳定而强大时，为了能够从中原社会的经济资源中获益，身处草原的游牧政权往往会摆脱分散状态而日趋联合，但这种联合程度不高且经常被强盛时期的中原王朝所压制，他们基于经济因素采取不同的边疆战略，但总是“避免对中原领土的征服”。当统一的中原王朝崩溃时，身居东北的部落民众往往就会进入中原建立政权，而不大会在草原地带建立强大的帝国秩序，他们也并不是简单地从中原王朝那里“借用”国家形式，而是倾向于发展出自己的一套国家体系。(11)狄宇宙的《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名噪一时，其观点也深受拉铁摩尔影响，作者认为游牧不一定就落后于农耕，华夏民族与游牧民族间不只是存在着对抗的关系，也有长时间的和平，而且还特别强调了游牧文化对农耕文化的影响。(12)王明珂则将注意力有效地聚焦于各种游牧人群体与汉地农业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上。

此外，拉铁摩尔的理论还深刻影响到了美国的“新清史”研究，“新清史”的主要观点之一就是强调清朝的特点在于它运用与内亚非汉民族文化的联系，以及它区分对非汉地区和以前明朝省份地区统治的能力，这是它得以成功的关键。(13)按照“新清史”的话语来说，“就是走向以清为中心的清史”。(14)“新清史”的研究者把“满族”作为历史主体的研究将清朝历史置于世界史范围中去考察，显示了清史研究从中心到边缘、从中原到边疆的某种转变，而同时也涉及清代“民族、国家认同”等重大问题。(15)由此可见，拉铁摩尔的边疆学说对美国“新清史”研究影响之深远。

毋庸置疑，“新清史”研究的兴起，对清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观点和理论视角，特别是重视满文档案的发掘和使用，改变了以往研究过度依赖汉文史料的问题，这对深化清史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其成果也得到了相当的重视。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新清史”一方面继承了拉铁摩尔重视游牧社会的传统，解决了以往清史研究只见“华夏”不见“狄夷”的问题，而且通过注重挖掘和利用满文档案和史料，得出一些具有新意的认识。但是另一方面，“新清史”似乎也有过度解读游牧社会重要性的倾向，在“新清史”的叙事中，游牧中国和农业中国形成并立的“二元结构”，从而消解了“中国”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刘凤云指出，夸大“满洲”元素，强调清朝与历代汉族王朝的统治区别，强调清朝统治中的非汉族因素，对“中国”“中国人”以及“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准则提出挑战，并对“中华民族”及国家的认同提出质疑，这些理论倾向已经对中国这个“国家”产生了潜在的颠覆性。(16)“新清史”研究者重视游牧社会本是继承和发展拉铁摩尔的边疆理论。但是，他们潜在表达的游牧社会和内地农业社会二元结构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在他们笔下，游牧社会和农业社会表现出一种竞争紧张关系，却忽视了游牧社会和农业社会还存在互补共生关系的另一面，没有完整表达出拉铁摩尔中国边疆理论精髓和原意。

二　文化多元主义视角下的“中国观”

从不同于传统的中国历史的叙述模式中，拉铁摩尔得出自己富有新意的认识。拉铁摩尔关于中国边疆问题探讨的重大理论贡献之一，是他认识到中国的统一性来自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的互补共生关系。拉铁摩尔并未简单关注游牧社会的重要性，而是将视野放大到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之间的过渡地带以及这一地带如何成为中国历史变革的动力源头。这一过渡地带的发现，起源于他对长城的认识，他发现对汉族是边缘的长城，对整个的亚洲内陆却是一个中心。拉铁摩尔没有被当时流行的民族国家观念所拘束，没有将“中国”的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长城”作为民族国家的“边界线”来处理，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广阔的边缘地带。“长城的本身是历代相传的一个伟大政治努力的表现，它要保持一个界线，以求明确地分别可以包括在中国‘天下’以内的土地与蛮夷之邦。但是事实上长城有许多不同的、交替变化的、附加的路线，这些变化可作为各个历史时期进退的标志来研究。这证明线的边界概念不能成为绝对的地理事实。政治上所认定的明确的边界，却被历史的起伏推广成一个广阔的边缘地带。”(17)拉铁摩尔把边疆看成反映社会发展变化的视窗，并透过这一视窗深入到中国历史发展的内部，在历史的空间上向人们展示了中国历史演进的规律。(18)

美国学者贾宁在研读拉铁摩尔的著作后认为，拉铁摩尔中国边疆理论重要贡献在于对边疆社会与内地社会的“共生关系”的发现。“共生关系”的典型表现就是“长城地带”的发现。历史上由游牧民族所建立的朝代无一不在与汉族相邻的边缘地带发展和壮大自身的势力。生活在这个边疆地带中的人们，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社会上讲都属文化混合类型，他们既濡染长城内汉文化，又濡染长城外游牧文化。他们是帮助非汉族统治政权获得生机、巩固跨长城统治的主导力量。在这个文化类型混合的地带，游牧族统治者的领导地位获得于跨文明的统治方式，即不固守农业或游牧文明的单一方式，而把两者相结合。因而中国历史上边疆与国家关系见之于这一事实，即游牧民族在长城内建立政权后，汉族又恢复自己的统治。(19)这一点可以说正是拉铁摩尔理论的核心，开拓了我们对民族关系的认识。游牧民族和汉族之间不只是“茶马贸易”“绢马贸易”的互补关系，还有一种“共生关系”。

拉铁摩尔明确表达了中国的统一性来自一种混合性的力量，它既非来自内地汉族社会，也非游牧民族，而是二者混合融合的力量，这就是长城——中国的边疆地带。拉铁摩尔将这一地带称为“贮存地”。一方面，当北方游牧力量进入中原甚至在当地建立起政权时，仍然会有很大一部分游牧力量留在北部邻近的长城地区，这既避免了他们受到来自更北方的部落袭击，又为其有效统治中原地区提供了必要的人力与物力。另一方面，位于南部的中原力量也力图控制这一“贮存地”，从而有效控制北部的游牧力量。“边疆就成了草原部落团结与分裂循环的一个因素，也是中国朝代兴亡循环的一个因素。草原民族不能完全征服中国，因为长期侵入中国后，终将变成汉族，留在后面的才继续保持草原生活。同样地，汉族侵入草原太远时，也会脱离中国，加入草原社会，而留在中国的则继续发展中国的生活。只有在他们中间，在两种生活都能存在而不完全丧失其本来性质的过渡地区，这两个势力才能接触融合。所以，只有边境的混合文化，才能较远地伸入中国及草原。”(20)美国学者Pamela K. Crossley成功地发挥了这一理论。她指出，自秦汉以降，长城内外各政治势力就处于此强彼弱或此弱彼强的能动相互作用之中。中华帝国传统不断完善的过程与氏族政治传统不断的成熟同步并进，唐朝就显示出两种传统相结合的趋势。清代前期的皇帝把两种传统的结合推向高峰，他们既是中国的至上贤君和至尊天子，又通过八旗制度在游牧民族中保持“汗”的形象。以乾隆帝为代表，这种普天共识的无上皇权是清朝跨长城而治的根基。(21)

正如前文指出，拉铁摩尔所谓长城边缘地带给中国疆域观新的积极意义，他与同时代的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施坚雅观察“中国”的视角大相径庭，自成一体。费正清认为，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制的中国外交关系，所包括的其他民族和国家可以分为三个大圈：第一个是汉字圈，由几个最邻近的而文化相同的属国组成，如朝鲜、越南、琉球群岛，日本也短期属于这个汉字圈。第二个是内亚圈，由内陆亚洲游牧或半游牧民族属国和从属部落构成，它们不仅种族和文化相异于中国，而且处于中国的文化区以外或边缘，甚至进逼长城。第三个是外圈，一般由关山阻隔、远隔重洋的“外夷”组成，如东南亚、日本以及欧洲等。(22)费正清逐步廓清了“中国的世界秩序”，他指出，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相反。比较起来，欧洲产生了许多民族国家。在基督教文化区内，这些国家都是彼此独立、主权平等的。由于欧洲各国的疆域判然划分，又各自有其法统观念，欧洲的秩序便依靠各国间的权力平衡来维持。中国的世界秩序则相反，它在理论上是由真命天子统一和集中管理的。它不是按照主权平等的方式划分疆界，而是让所有的地方当局服从皇帝高度集中且令人畏惧的权力。(23)在费正清的中国对外关系中，内亚圈与中国的关系是一种竞争和平行的关系。

另一位著名的美国汉学家施坚雅用“地理中心论”解释中国，认为在中华帝国的空间结构中，可以区分两种等级体系，一种是帝国官僚为了区域行政而设置并调整的区系，它反映的是“官方中国”的官僚机构，是处于行政地位格局的衙门和品官的世界，是“主流”文化的世界。另一种是由经济交换而成长起来的区系，反映的是中国社会的自然结构，是非正式的制度以及隐蔽的世界。他所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认为中国实际上是由几个大区构成的，各区自有其特点。“中国”不应该被简单地理解为一个均质化的、“铁板一块”的单一实体；它是由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发展并不均衡的一系列地方区域之间互动与整合而形成的一个系统。施坚雅研究的“中华帝国”只不过是长城以内的“农业中国”，没有将长城以外纳入其研究视野，其局限性可见一斑。

纵观三位著名的美国汉学家的“中国观”，只有拉铁摩尔开辟了一个从中国内部多元文化主义视角来考察中国历史的思想取向，从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的互动关系中建构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大中国”概念。汪晖评论说：“这一中国和内亚洲叙述中的长城中心论不仅超越了以农业为主的黄河中心的历史叙事和以城市、贸易和农业经济为主的运河或江南中心的历史叙事，而且也超越了以政治制度和国家边界为框架的历史视野。”(24)其眼界不仅远远超过施坚雅以长城内农业文明叙述的“小中国”，而且拉铁摩尔也极大纠正了费正清的“汉字圈”文明中心论，在费正清的眼中，仍然将“夷狄”视为中国的外圈。而拉铁摩尔的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竞争、共生、统一的历史关系是对中国统一性非常深刻和完整的阐释，从大历史观出发，农耕文化主要集中在中原地区，属于“小中国”，而在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互动中发展形成的农耕—游牧文化丛，则属于“大中国”。拉铁摩尔偏重于“大中国”的叙述，可以说为中国“统一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渊源。而“新清史”研究者过于强调游牧社会的重要性，突出竞争与对抗关系，割裂了内地农业社会和游牧社会的统一性，无疑是从过去片面重视农业社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观点上。

拉铁摩尔通过恢复游牧社会历史主体性的面貌，从而将游牧社会与内地汉人社会历史统一起来思考的“大中国”历史观，构建了文化多元主义下的“大中国”的统一性叙述，摆脱了施坚雅“中华帝国”仅仅局限于长城以内的狭隘“中国”，也摆脱了费正清“民族国家”背景下思考中国模式的“冲击—回应”理论。拉铁摩尔开启的文化多元主义的边疆理论也必将给中国疆域理论以重大影响。

因而，在中国除了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政治边疆”外，其实还存在不同民族心目中的“边疆”。如信仰、语言和文化意义上的众多“边疆”，这些“边疆”往往要根据特定的信仰、语言和文化的众多中心而被认知。例如，在中国，对于作为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的北京和上海来说，内蒙古、新疆、西藏等等地区是边疆，但对于说蒙古语、行蒙古俗的蒙古族来说，那些非蒙古族地区是他们的“边疆”；这种不确定性产生于“种族”边界、语言边界和文化边界原本就不一致。(25)民族国家的“边疆”不能完全取代文化边疆、“民族”边疆。其实，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的“中心”和“边疆”观，将他们“边疆化”实际上是对其文化价值观念的一种误读。

三　边疆、民族与国家：对拉铁摩尔“中国边疆理论”的几点思考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蕴含一个重要的命题，正如一个美国评论者指出，这部著作的诞生背景是因为“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国族主义情绪高涨和族群关系日趋加剧的地区”，因此不得不正视这一问题及其历史脉络，而这一问题直接挑战的，恰恰就是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26)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在经历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变边疆为边界，倡导中华民族意识，完成“中国人”认同，成为近代中国学术重点探讨的领域之一。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是费孝通先生晚年通过对中国民族史的深入思考后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他在1989年发表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曾特别指出：“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27)1991年9月，费孝通先生以81岁的高龄在湘、鄂、川、黔交界的武陵山区进行实地考察，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又有所思考：“事实表明我们中国的各个民族是兄弟民族，是一家，有一个大的共同的认同：大家都属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统一体，所以我称之为‘多元一体’。”(28)他进一步指出：“我把中华民族的核心群体叫作‘凝聚核心’。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就是围绕着这个核心展开的，许多群体都参与了这个‘凝聚核心’的发展过程，包括了汉人、蒙古人在内，有的进入了这个核心，有的附着在这个核心之上，形成不同的层次。以‘核心’开展的分分合合的过程，包括各民族自身的形成都是如此发展的，连汉族的形成也不例外。凝聚是一个过程，它在过程当中逐步构成了不同层次的差序。这就是我在《乡土中国》中讲的‘差序格局’。”(29)可见，费先生把“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已经扩大到了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马戎教授指出，就如何理解“中华民族”这个延续几千年的文明和政治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费先生这个观点在理论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30)

与费先生的理论有所相似的是，早在20世纪30年代，拉铁摩尔已经提出中国统一性的力量来自农业社会和牧业社会的交错地带的混合势力。虽然Thomas J. Barfield、Nicola Di Cosmo对这一问题还有争议。在拉铁摩尔看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核心是存在的，而且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核心，“贮存地”可能是汉人为主体，也可能是游牧民族为主体，但是只有兼具两种文化特色的势力才可能深入草原或者内地。在拉铁摩尔眼中，边疆是一个多层级的动态的变化过程，边疆地带——“贮存地”不断在汉人和游牧族群之间动态转移，其间既有凝聚也有分解。借用马戎教授一段评论最为恰当。“各族群自身也在凝聚和分解的动态过程中不断变化，这里既有因某个核心的崛起而出现的不断扩大范围的‘凝聚’，也有因核心地位的丧失而出现的由外及内的‘分解’。这段话包含了历史动态观点，包含了‘凝聚’和‘分解’两个不同发展方向之间的辩证统一。”(31)这在拉铁摩尔的边疆观念中有着充分体现。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在“民族”观念风行背景下，他突破了当时族群以血缘划分“我者”与“他者”边界的藩篱，指出了游牧民族和汉族之间存在“同族同源”的祖先，只是因生产环境的变化从而“分道扬镳”，形成牧业社会和农业社会。如果汉人深入边疆也会变成游牧民族，游牧民族深入内地也会变成汉人。许倬云先生指出，自商周以后，掌握文字记录及拥有丰厚资源的“中原”自认为“中心”，视周边各处为边陲。(32)在这一历史书写过程中，进入边陲的汉人也被边缘化和“他者”化了。拉铁摩尔不仅部分恢复了“他者”的主体性历史，而且也阐释出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的血脉联系。1939年2月9日，昆明《益世报》的《边疆周刊》发表了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由此，一场围绕中国是不是多民族国家的学术辩论在众多学者中展开。顾颉刚主张：“中国没有许多民族，只有三种文化集团——汉文化集团、回文化集团、藏文化集团。中国各民族经过了数千年的演进，早已没有纯粹血统的民族。”(33)拉铁摩尔的理论本应对于正在进行中的“中华民族”的讨论不无启发意义，遗憾的是当时注意者甚少。实际上，今天阅读拉铁摩尔的著作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讨论仍不失其重要性。

总体而言，笔者认为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理论具有两个重要贡献：一方面，他指出“中国”具有自己的历史发展的独特性，是一个民族、空间、文化、语言复杂的特殊叠合体，其边界时常并不吻合。通过对边疆的研究，拉铁摩尔对中国这种具有东方特点的国家性质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实际上也是对在“西学东渐”背景下传入的用“民族国家”知识立场解释中国赋予了一种反思性。另一方面，他承认中国是一个多族群共同体，它内部存在着竞争、共生与融合的一个多层级“复线”的历史发展过程，游牧社会与内地社会既是一个有机的不可割裂的整体，同时也各有自己的历史表述，从而开启了文化多元主义的边疆理论研究。而这一点是当前“边疆”研究中最需要重视的问题，即要把国家的“政治边疆”与“文化边疆”区别开来，认识到边疆开发中不可忽视少数民族的主体性地位和作用。同时，“共生互补”关系的提出对于丰富中国民族关系理论，对于研究中国民族关系提供了一种新视角。

当然，拉铁摩尔中国边疆理论也并非没有瑕疵，比如他关于中国历史的观察，并没有完全脱离西方观念的影响，如将汉人进入边疆，称之为“殖民”。同时，他对于中国历史内在动力的变迁过于强调内陆边疆因素（实际是“北”边疆），他分析的边疆有多种形态，草原、山地与绿洲，对其复杂性、多样性给予了重视。但是，他对于内地社会的分析相对边疆则明显逊色，对内地社会复杂性的分析和认识不够，而这一方面施坚雅的贡献相对突出。此外，拉铁摩尔的边疆叙述也并不完整，除了“北”边疆外，内地社会还存在一个“南”边疆。内地农业社会还同时面临两个边疆的碰撞与交融。同时，边疆的经济形态是拉铁摩尔着力较多的地方，而游牧社会和内地农业社会的文化思想研究则触及不多，影响了其研究的深度。拉铁摩尔的研究还带有浓厚的地缘政治论色彩，有为美国“门户开放”政策服务的色彩，这都是我们需要加以注意的。

无论如何，拉铁摩尔开创的文化多元主义的中国边疆理论研究今天依然具有旺盛的学术生命力，正如张承志赞其著作为“经受了时光考验的大师著述”，(34)在姚大力先生看来，“经典的力量常常会惊人的持久。拉铁摩尔在数十年前写下的不少简明扼要而充满悟性的见解，至今仍是激励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者们从事创造性思考时的智慧泉眼”。(35)这些评论毫不为过。

（原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4期，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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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建设与中亚研究区域协同创新中心教授。——编者注

(2) ［美］司徒琳：《世界史及清初中国的内亚因素：美国学术界的一些观点和问题》，《满学研究》第五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199页。

(3) ［美］拉铁摩尔夫妇著，陈芳芝、林幼琪译：《中国简明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20页。

(4) ［美］拉铁摩尔：《美国的拉铁摩尔教授：西域和蒙古之行——我度过青春的地方》，《参考消息》1973年2月4日—2月5日。

(5) ［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94页。

(6) 同上书，第2页。

(7)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140页。

(8) 叶维善编辑：《中国历史教科书》，上海：中国图书公司，1913年，第141页。

(9) 梁启超：《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242页。

(10) 姚大力：《西方中国研究的“边疆范式”：一篇书目式述评》，《文汇报》2007年5月7日。

(11) 袁剑：《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边疆史》，《读书》2009年第4期。

(12) ［美］狄宇宙著，贺严、高书文译：《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见“译者序”，第4页。

(13) 参见Evelyn S. Rawski, “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5.4 (Nov. 1996)：831。

(14) James P.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本文根据贾建飞译本，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清史译文新编》（内部印行）第九辑，2006年，第17页。

(15) 袁剑：《“新清史”与清代中国的“边疆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0月19日。

(16) 刘凤云：《“新清史”研究：在新的高度回归“国家认同”》，《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0月14日。

(17)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238页。

(18) 陈君静：《大洋彼岸的回声：美国中国史研究历史考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87页。

(19) ［美］贾宁：《美国史学界关于清代早期边疆研究的新发展》，《清史研究》1995年第2期。

(20)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298页。

(21) 《美国史学界关于清代早期边疆研究的新发展》，《清史研究》1995年第2期。

(22) ［美］费正清编，杜继东译：《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页。

(23) 同上书，第8页。

(24)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导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84页。

(25) 纳日碧力戈：《边疆无界：万象共生的人类观》，《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26) ［美］韦思谛（Stephen Averill）：《中国与“非西方”世界的历史研究之若干新趋势》，吴喆、孙慧敏译，《新史学》十一卷三期，台北，2000年，第173页。转引自葛兆光：《重建关于中国历史的叙述：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还是在历史中理解民族国家？》，（香港）《二十一世纪》2005年8月号。

(27)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第5页。

(28) 潘乃谷：《费先生讲“武陵行”的研究思路》，《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29) 潘乃谷：《费先生讲“武陵行”的研究思路》，《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30) 马戎：《正确认识“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与共同历史》，《中国民族报》2009年2月6日。

(31) 马戎：《正确认识“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与共同历史》，《中国民族报》2009年2月6日。

(32) 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2页。

(33)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原载昆明《益世报》1939年2月9日副刊。收《宝树园文存》卷4，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00—101页。

(34) 张承志：《荒芜英雄路》，《张承志自选集·秘境》，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年，第238页。

(35) 姚大力：《中国史结构中的蒙古与藏地》，第二届海峡两岸藏学研讨会论文，中国藏学网，http://www.tibetology.ac.cn/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4838。

拉铁摩尔及其相互边疆理论

张世明(1)

拉铁摩尔是研究中国边疆问题不能绕过的一个重要人物，其边疆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于其代表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但由于该书创作年代较早，加之其对于边疆理论的专门思考主要集中在其学术生涯的后期，学术界对其边疆理论进行全面分析的研究目前尚未得见。笔者不揣谫陋，从自己掌握的一些资料出发对拉氏的边疆理论加以解读，力图揭示拉氏的学术渊源，阐明其与费正清学术研究思想的异同，由此凸显目前学术界囿于一些浮华的学术话语而盲目追风所造成的认知偏差。

一

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生于华盛顿，但不满周岁便随父母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其父先后任教于上海南洋公学、北京京师大学堂和天津北洋大学。拉铁摩尔于1912年被送到欧洲读书，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因未能升入大学，加之经济拮据，遂返回中国，在外国人开办的商行、保险公司、报社任职。他努力学习汉语，广泛接触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丰富的阅历和生活经验为其后的学术道路伸延奠定了厚实的基础。1926年，他从呼和浩特出发随商队穿越黑戈壁抵达新疆，后与从苏联境内前来会合的妻子游历了中亚地区，这次游历的成果即1928年出版的《通往突厥斯坦的荒漠之路》(2)一书。拉铁摩尔这一处女作的发表坚定了其向学之志，被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SSRC）认为“相当于”已攻读了一个博士学位，且此次游历提供了一些新的地理学和其他方面的信息，使拉铁摩尔获得一笔奖学金，在1928—1929年以研究生身份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进修。1930—1932年期间，拉氏利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古根海姆基金会（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和哈佛—燕京学社提供的资助，前往中国东北、内蒙古等地区进行游历和调查，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包括：《满洲——冲突的摇篮》(3)、《满洲的蒙古人》(4)。1933年夏，拉氏回到美国，在太平洋关系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IPR）的季刊《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杂志社担任编辑工作，积极将该刊办成各种对立意见公开讨论的场所。是年，拉氏因在中国北部边疆的游历及论著荣获费城地理学会金奖。1934年，拉氏作为《太平洋事务》通讯编辑复携家返回北京，数次游历于内蒙古，开始撰写其代表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此书于1940年在纽约出版。1937年，美国《美亚》（Amerasia）杂志记者菲利普·贾菲（Philip Jacob Jaffe）等邀请拉氏作为向导和翻译陪同赴延安访问，在此次红色之旅中会见了毛泽东、朱德与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人物。“七七”卢沟桥事变后，由于不可能在日军占领下的北平继续从事《太平洋事务》编辑工作，在时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的著名地理学家以赛亚·鲍曼的帮助下，拉氏在该校佩奇国际关系学院（Pag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获得一个教职，并同时继续兼任《太平洋事务》编辑。1941年春，经美国总统助理劳克林·柯里（Lauchlin Currie，1902—1993）的安排以及霍普金斯大学校长鲍曼的荐举，拉铁摩尔成为由罗斯福提名、由蒋介石任命并支付薪金的政治顾问。尽管拉铁摩尔不是华府核心人物和蒋氏心目中的最佳顾问人选，蒋氏仅就一些宏观问题向拉铁摩尔咨询，基本上顾而不问，未让其参与重要决策，但拉铁摩尔恪守“食人之禄，忠人之事”原则，对太平洋战争初期的战况做出了比较准确的预期分析并竭诚相告。1942年，美国在珍珠港事件后正式对日宣战，其外交、财政、金融、陆军和海军各部门都同中国建立了直接联系，拉氏甚感作为一个独立的非官方顾问继续留驻重庆多所不便，遂辞职返美就任战时新闻局亚洲司司长，同年获英国皇家地理学会金奖。1944年，他陪同美国副总统华莱士（Henry Wallace，1888—1965）率领的使团访问了西伯利亚、中国和蒙古。1945年春，拉铁摩尔辞去战时新闻局的工作，恢复了在霍普金斯大学的教职。在此期间，他撰写了《亚洲的决策》(5)，作为大西洋月刊社丛书的一种由小布朗公司出版，后又应该出版社要求撰写了续集《亚洲的局势》(6)。《亚洲的决策》等论著提出了游离于美、英、苏三大国范围外的亚洲自由区的设想，即由中国、蒙古、朝鲜、菲律宾、泰国等国组成自强自立的自由区，加强国与国之间合作，并在大国之间斡旋，以使亚洲得到和平、稳定、发展、繁荣。该书成为当时美国的畅销书，为美国人形成新的亚洲观开辟了新视野。关于中国，他认为战后中共将拥有优势，主张国共两党和各派势力合作治国；关于日本，他主张实行废除天皇的占领政策，甚至将天皇流放到中国去，拉铁摩尔关于中、日问题的设想受到美国保守派的强烈攻击。另外，拉铁摩尔于1944年出版的《中国简明史》(7)，分“国土和人民”“现存的最古老的文明”“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中的中国”四编，按年代顺序论述了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的全部中国历史。书中材料大多取自《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同时也反映了拉铁摩尔1941年接触中国政治后的一些观点，可以说它是拉铁摩尔中国历史研究成果的结晶。该书用近一半的篇幅论述了近代以来的中国，比较侧重阐述中国在世界和亚洲的地位，在最后一编中还指出了现代中国的发展趋势，并就美中关系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该书为了使美国人容易理解，采用了与美国历史相比较的叙述形式。由于通俗易懂，在当时曾被作为美国人了解中国的启蒙读物，仅向太平洋战区的美国士兵就发行了10万册。而且该书也以内容新颖、鲜明而震动了日本汉学界，被吉川幸次郎（1904—1980）称为“恐怕是划时代的概论书”。1948—1950年期间，拉铁摩尔为佩奇国际关系学院聘请了迪鲁瓦·呼图克图、贡布扎布·杭锦（Gombojab Hangin，1921—1989）、乌如贡格·敖嫩（Urgunge Onon，亦作Peter Onon）3位蒙古人从事蒙古问题研究，出版了《蒙古的民族主义与革命》(8)。

然而，正当拉铁摩尔事业上如日中天之际，麦卡锡（Joseph R. McCarthy）旋风使拉氏几乎首当其冲成为可以轻而易举围捕的不幸猎物。1950年，美国共和党议员麦卡锡两次发表爆炸性的演说，史称“惠林演说”（Wheeling Speech），指控国会内有57个共产党人、205个威胁国家安全的嫌疑分子。作为一个毫无强大政治势力保护的学者，拉铁摩尔被指控为潜伏在美国的苏联间谍头目、导致“丧失中国”（the“Loss of China”）的美国远东政策的主要策划者、美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以泰丁斯（Millard Evelyn Tydings，1890—1961）为首席的政府雇员忠诚审查委员会（又称泰丁斯委员会，Tydings Committee）经过3个月审查，最终做出了《反驳麦卡锡参议员告发国会内有共产主义渗透和影响的报告》，排除了对拉氏的莫须有指控。但接踵而至的次年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国内安全委员会（又称麦卡伦委员会，the McCarran Committee）对太平洋学会的调查，复使拉铁摩尔横遭覆盆之冤，诸如魏特夫更是落井下石，令拉氏长期为此耿耿于怀。是时，“麦卡锡主义不仅横冲直撞于国会调查，也张牙舞爪于行政和司法部门的一系列行动中。甚至于美国公众在麦卡锡主义登峰造极之时也对它不无青睐。”(9)而斯坦利·Ⅰ·库特勒（StanleyⅠ. Kulter）教授在《美国的异端迫害》中更指出：“麦卡伦在这个时期对法律、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颠倒滥用使麦卡锡相形见绌。”(10)此次麦卡伦听证会打破了麦卡锡时代学术界免于国会调查的先例，把冷战的滚滚寒流带进了校园。由于在美国再也无法进行学术研究和授课，拉铁摩尔不得不在垂暮之年远走他乡，如同离开监狱一样离开美国，前往英国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汉学系任教，该系后来在英国成为最大的汉学系。1963年，他的论文集《边疆史研究》(11)在法国、美国与英国出版。1969年拉铁摩尔当选为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71年当选为乔玛（Sándor Körösi Csoma，1784—1842，匈牙利人，欧洲藏学的奠基人）学会荣誉会员。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他因年事甚高逐渐减少社会活动，但仍孜孜于学术研究，于1989年在美国逝世。

二

余英时先生认为，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早年来到中国后受拉铁摩尔、蒋廷黻的影响颇深，拉铁摩尔地缘政治研究的许多新观点“恰好可以和费正清关于‘东南沿海的贸易与外交研究’计划互相补充”。(12)的确，除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和马士（Hosea Ballou Morse，1855—1934）对费正清早年研究的中国史观影响刻骨铭心，以至费氏称马士为其精神上的父亲之外，蒋廷黻堪称对费正清早期中国史观起定型作用的关键人物，而拉铁摩尔对当时初到中国的费氏的影响亦不容忽视，拉氏是费正清在当时万花筒般千变万化的北京外侨社会中最感兴趣的人。《费正清对华回忆录》（John King Fairbank, China Bound: A Fifty-year Memoi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2）中称，拉氏“在1940年发表的巨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后来赋予我如今仍在探索的概念”。(13)如果说拉铁摩尔夫妇于1949年出版的《中国简明史》在当时风靡一时，而费正清于1948年出版的《美国与中国》(14)作为个人正式出版的第一部著作，亦畅销美欧，多次获奖，成为后来美国中国学的“圣经”。费氏的这部袖珍式著作不仅在体例和结构上大致与拉铁摩尔的《中国简明史》存在相似的取径，而且广泛借用了包括拉铁摩尔在内的美国一些新近专家专著的学术成果。在麦卡锡主义旋风侵袭下，费正清和拉铁摩尔同病相怜，一样被指责为“披着学者外衣的共产党同路人”和所谓“丢失中国”的四个约翰之一，费氏在听证会上公开为拉铁摩尔等人辩护，可谓嘤鸣求友。应该说，拉铁摩尔和费正清均为美国中国学的开拓者，两者的学术和当时乃至现今美国的中国学学风一样均表现出明显的经世取向，带有强烈的服务于美国当局政治决策的色彩。

与费正清相比较，拉铁摩尔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徒步历史学家”，其研究一般都建立在实地考察和调查的基础上。拉铁摩尔接受正规高等教育的时间仅有一年，但他之所以能够无大学学历而跻身著名学府大牌教授之列，并成为中国史研究的权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经历和勤奋。他被誉为当时“唯一一位曾在内蒙古、新疆和东三省这些中苏之间的边境广泛游历的美国人”，(15)著作源源不断而出，用中国名言“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形容拉氏毫不为过。恰如费正清所说，拉铁摩尔的想象力把他的现场观察和已知的事实融合在一起，建立了历史理论的城堡。而费正清的研究则颇注重对档案资料的研究，费氏的学风在目前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中清晰可见。拉铁摩尔在回忆录中如是云：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来京的许多美国青年学者可能已经读过我出版的著作，因此便来拜访我。我总是乐于见他们，但我很快发现自己不能提供他们期待的那种原始资料或指导。比如费正清（John Fairbank）对中外约章和海关史之类的东西感兴趣。我对此一无所知。在他的回忆录《心系中国》（China Bound，1982年出版）中，他自己写道，他了解中国学者和知识分子，但不了解真正的人民群众——农民。而这正是我所了解的。这些汉学家接受的训练与我的知识背景大相径庭”(16)。拉铁摩尔由于不完全是书斋型学者，擅长与中国社会三教九流的交往，所以对自己颇能了解中国社会底层的农民而自矜。他在回忆录中指出：“我研究中国的第一个方法仅仅是应付生活中的普遍问题。这与其他外国学者的做法大相径庭，他们同多少身居上层的人士接触，然后试图发现下面在发生什么事。”(17)拉铁摩尔认为，亚洲的政治是由一个常数和许多个变数组成的方程式，不变的因素是农民对地主的反抗。他在考察近代中国的命运时总能够把更多的目光投向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重视民众的力量。如果将拉铁摩尔《中国简明史》和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中对太平天国运动的不同评述加以比较，两人之间的差别便一目了然。与费正清受马士“蓝皮史学”影响关注中西方两种对抗文化之间的冲突不同，阶级对抗论是拉铁摩尔学术思想中的重要柱石和线索之一。

平情而论，拉铁摩尔在政治倾向上较诸费正清更为“左倾”，这也是拉铁摩尔在麦卡锡主义肆虐时期遭受冲击更为严重的原因。正是拉铁摩尔在此冲击中饱罹迫害，以至于在偌大的美国无立锥之地而不得不移居英国。由于美国此时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都无可置疑凌驾于英国之上，拉氏的此次“出走埃及”实意味着从学术权力中心向边缘的撤退。而此时费正清尽管亦处境不妙，亦因麦卡锡主义狂飙大作而灰头土脸、岌岌自危，但毕竟在巨浪惊天的风波中化险为夷。费正清之所以后来能够成为美国中国学界无人匹敌的头号人物，与其占有哈佛大学这一学术制高点不无关系。而曾经无论在成名时间和知名程度都在费氏之先的拉铁摩尔，则大为黯然失色，实有其复杂的学术政治地缘学因素。费正清性格中传教士的布道精神使其诲人不倦，以哈佛大学得天独厚的地利为孕育英才的肥沃土壤（rice paddies），加上当时福特基金会雄厚资金的支持，采取与哥伦比亚大学在研究项目上注重未来积累的安排策略不同的所谓“砸坚果而食之”的思路致力于专著出版，故有“学术企业家”（Academic entrepreneur）之誉，造就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和人才。有人评论费正清所创立的学派只有法国年鉴学派可以相媲美，此殆非妄语。然而，任何学术范式的形成既是学术研究趋于成熟的标志，亦意味着学术话语权势的确立。学术范式的确立实具昂贵的成本代价，尽管托马斯·库恩声称科学研究每每为在一定范式支配下的常规研究，但从此范式下获得超越便不能不如同炼狱般艰难。费正清所建立起来的号称“东亚王朝”的庞大学术王国实际上使费正清建立在中国东南沿海通商口岸外贸历史研究基础上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掩蔽了早期美国中国学以拉铁摩尔等人为代表的内陆边疆史研究的传统，彰显出学术话语建构中的学术权力与资源因素的运作。在笔者看来，早期美国中国学至少存在两个不同的学术传统脉络，即中国东南沿海口岸史和中国内陆亚洲边疆史。除拉铁摩尔注重内陆亚洲边疆史之外，与费正清、斯卡拉皮诺（Robert Anthony Scalapino）并称为美国“三大中国通”的著名学者鲍大可（Arthur Doak Barnett，1921—1999）在民国年间亦曾足迹遍及中国西部宁夏、青海、西康、新疆等地，其晚年仍钟情斯土，撰有《中国西部四十年》(18)一书。然而，正是由于费氏一系列学术传承济济多士，拉铁摩尔一系列的内陆亚洲边疆史研究后来相形见绌。权威愈伟大，其身影亦愈修长，费正清一系列学术传承在多元学术话语竞争场域中的胜出，使后来的学者从其理论框架的影子中走出不免颇费周折。

费正清的学术观点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是存在变化的，我们固不能将其简单地刻板化理解为主张“冲击—反应”论的“西方中心主义”，但拉铁摩尔的中国内陆亚洲边疆史观确堪称费氏学术观点的解毒“抗体”。费正清和拉铁摩尔都可谓一生“魂系中华”，是典型的亲华主义者（Sinophipist），费氏亦强调不能用所谓的普遍标准（universal standards）来衡量中国，甚至因致力发展中国学被人怀疑为“中国第一主义者”（China Firster），但其“冲击—反应”模式体现了一种“外因决定论”则是不争的事实。后来费氏的学生柯文（Paul A. Cohen）解构乃师“冲击—反应”模式而倡导“中国中心观”，主张采取“内部取向”，使用移情方法（empathetic method）从一种西方中心色彩较少的新角度来看待中国历史，从紧紧裹着西方理念的这层“文化皮肤”中抽脱出来进入中国史境（Chinese Context），寻求中国历史自身的剧情主线（Storyline）。有意思的是，早在柯文之前，拉铁摩尔即具有这种内部主义的移情主张。据他回忆，他从19岁那年就开始“把我的中国同事作为我们，而不是作为他们来考虑”(19)。他批评一些美国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时存在“一种美国式的过分简单化的倾向，在理解亚洲问题时表现得特别幼稚和褊狭，主张‘为了要估计中国在整个人类编年史上的巨大利害关系和重要意义，我们必须把中国内部发展的主要事实弄清楚’”(20)。拉铁摩尔的研究以中国内陆亚洲边疆历史研究为切入点，即在于通过对这一地区历史和现实的细微考察，逐渐深入到中国历史的内部，在历史的空间上向人们展示中华文明的发展史。(21)拉铁摩尔1940年前的边疆问题研究如其自己所言存在两个不足之处：“夸大中国历史上的边疆因素的倾向”，换言之，就是“过多地论述了入侵和征服，而过少地评价中国内部的发展过程”；深受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所谓“文明的青年期—成熟期—衰老期这种‘形态学’的恶劣影响”，(22)但这些倾向在1940年以后得到自觉的矫正。我们固不能遽然断言拉铁摩尔毫无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但其身上及作品观点中透露出的这种气息显然比较稀薄，且拉铁摩尔对中国内陆亚洲边疆史的高度重视及其对中国历史的内部与外部因素互动的研究视野，在目前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思潮急流澎湃的语境下，尤具弥足珍贵的启迪价值。如果我们把柯文的一个核心思想概括为“在中国发现历史”，那么拉铁摩尔的研究则可以激发我们更进一步“从中国边疆社会发现历史”（笔者有时表述为“从游牧社会发现历史”），从边疆社会解构长期在中原汉族中心观支配下的正统历史叙事。尽管逝者如斯而时光不会倒流，尽管各种洋洋盈耳的口号已令人产生本能的抵触，但笔者仍情不自禁呼吁：回到拉铁摩尔！

和布罗代尔一样，无论费正清还是拉铁摩尔都往往被一些学者批评缺乏理论体系、不注重理论的建构，这种指责既对亦错。一般的历史学家都偏重于具体的历史叙述而不喜好骛求空疏抽象的理论思考，且费正清、拉铁摩尔、布罗代尔等从根本上都对抽象的理论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怀疑和警惕心理，不急于把研究成果理论化，以灵活务实的态度对待既存的理论资源。但另一方面，他们作为名声显赫的学者处于学界的领军人物的地位和其丰富的实证性经验研究积累基础又使他们每每致力于数量有限的理论探讨。从理论渊源而言，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受到汤因比“挑战与回应”之说的影响，当时在美国学术界风靡一时的“现代化”理论对费氏的“冲击—反应”模式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有学者将费氏的理论模式视为一个“韦伯式命题”的产物。费氏曾请国际和区域研究专家委员会（Faculty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的三位成员卡尔·弗里德里希（Carl Joachim Friedrich，1901—1984）、爱德华·梅森（Edward Sagendorph Mason，1899—1992）和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用一些选择得当的词句把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分别概括出来，然后在其各自的演讲中用更为简明的方式把这些原理运用于说明中国的具体情况。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韦伯学说的传播者帕森斯在此项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一过程中，费正清自承学到了许多新知识，了解了这几位学科带头人所代表的各学科的最基本的方法。(23)费氏于是以简明的方式把这些原理运用于说明中国的具体情况，以至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帕森斯从传统到现代的现代化理论之翻版，而其源头则可以追溯至韦伯。

与此相对照，拉铁摩尔的理论资源主要是地理政治学的“心脏地带理论”（Heartland Theory）。汪晖先生认为，拉铁摩尔“对以长城为中心的边疆区域的描述包含了深刻的历史洞见，但另一方面，他的‘内亚洲’描述是美国中国研究中的‘沿海—内地’模式的雏形，也是‘海洋史观’的投射”。(24)作品一旦离开作者，就意味着“作者之死”。作品的出版问世仅意味着“形式上”的完成和诞生，而本质上仍属于未完成的作品，作品的真正生命力在于读者的解释力，“作者之死”使得读者能够和正文有更自由的交往。经典的永恒不仅仅在于超越具体化的时间和空间，还在于经典作为事物自身是在读者的参与观照下持续地涌现其新的意义，其中读者在阅读时每每将自己的生命经验投射于文本之中，读者是经典生命力得以延续的媒介。在当今后现代思潮影响下，对文本作者至高无上的权威崇敬已受到漠视，而在“理解万岁”口号下对读者的解释权利的尊重却日益成为共识。汪晖先生对拉铁摩尔学术思想的诠释自有其理据：首先，拉铁摩尔的访问和研究本身是海洋力量深入到遥远的内陆边疆的明证；其次，在分析长城沿线的历史互动时，拉铁摩尔曾明确地区分出“前西方”（pre-Western）与“后西方”（post-Western）两种不同因素，并把这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看作塑造新的边疆关系的基本动力。在这一视野中，以往中国社会的持续变动——种族关系、国家制度、经济制度、风俗文化和移民结构等因素的变动——主要不是远洋贸易或跨海征服，而是一种“内亚洲”的运动，一种大陆内部由北向南的运动。与此相反，“海洋时代”（Maritime Age）是欧洲资本主义及其海外扩张的代名词：在西方和日本的侵略、占领和扩张之下，铁路、工业、金融等来自海洋的新因素把旧有的边疆关系扩展到更广阔的范围，以至如果不能找到新的范畴就无法描述这种既新又旧的历史关系。不过笔者认为拉氏的中国内陆亚洲边疆史诚然很大程度上和费正清一样，关注西方和日本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等外部因素诱发的中国社会现代化变革，但它与其说是费正清等将西方影响力自沿海口岸向内陆腹地延伸的“冲击—反应”模式的前奏，不如说是两种不同的竞争话语模式，与其说是“海洋史观”的投射不如说是“陆权思想”的变异。

自19世纪末以来，沙俄和英国殖民势力分别自北和南两个方向在中亚地区交汇、交锋，所谓“大国游戏”（The Great Game, Большая игра）由此拉开序幕。然而当时的中亚地区对沙俄和英国而言尚属知之甚少的黑幕世界。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英国每每杞忧沙俄从中亚某一通道出其不意兵临南亚次大陆。为了在这场所谓“大国游戏”的博弈中获得更多的胜算几率，英俄两国当局都纷纷组织或鼓励当时对中亚地区的探险和考察，其他各国的介入更是对此推波助澜。于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昔日沉寂的中亚荒漠和中国西北地区遂成为各国探险家光顾的热点和充满吸引力的磁场，各种名目的探险队、测量队和考察队纷至沓来，以填补“地图（欧洲版）上的空白”，仅1876—1928年间到达中国西北地区的探险队就达42支之多。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的中亚大陆探险称为与哥伦布时代地理大发现等相媲美的“第三次世界大探险浪潮”，认为是数世纪以来地理大发现的余波。普热瓦尔斯基（Николаáй Михаáйлович Пржеваáльский, Nikolaï Mikhaïlovitch Prjevalski，1839—1888）的考察受到俄国政府的支持；斯坦因（Aural Stein，1862—1943）的考察系出自大英博物馆和英印殖民政府的资助，时任印度总督的寇松为其解决探险经费、在办理签证等方面关怀无微不至；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亦同样与法国殖民政治需要相联系，其所属的法国远东学院（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EFEO）设于越南河内即其明证。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这样写道：“19世纪末，在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及西藏探险的诱因之一，就是害怕那里有一条可供炮兵及运输车辆使用的通道。这种恐惧消除之后，东北边疆可以说是死的，而唯一的要求就是要维持这个死的状态。只要中俄两国的势力能够被摒于这个地区之外，英国便可以保持沉默，一年可以节省几百万英镑的军费。”(25)这对当时中亚探险发轫诱因可谓最精辟的诠释。事实上，“大国游戏”一词的最早提出者康诺利（Arthur Conolly，1807—1842）上校即是19世纪在中亚一直进行的“发现事实真相”间谍活动的积极参加者。这种当时英国依仗海洋、俄国凭借陆地为争夺世界“不动产”的大国游戏在中亚等地区的展开被人们称为“鲸和白熊的决斗”。

如果说马汉的海权论是基于近代以来英国海权的辉煌和对世界统治地位的追慕，那么在马汉之后十五年进行写作的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1861—1947）则是陆权论者，其“心脏地带理论”则基于英俄之间海权和陆权的对抗现实，以及英国作为一个海洋国家对大陆强国崛起特有的担心。1904年，麦金德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历史的地理枢纽》（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一文，最早提出了“心脏地带”这一战略概念，不过“心脏地带”只是作为一个描述术语而不是专门术语偶然提到的，当时文章中更多使用的是“枢纽地区”和“枢纽国家”的表述。该文将世界划分为三个区域，一为欧亚大陆中心的一片由草原和沙漠构成的内陆区域，一为由围绕欧亚大陆的边缘陆地形成的“内新月形地带”，包括德国、奥地利、土耳其、印度和中国，一为由近海岛屿、南北美洲、澳大利亚等构成的“外新月形地带”，由海路可以到达，被称为边缘地带。麦金德认为欧亚大陆中心的内陆区域是一个巨大的天然要塞，三面（除西面外）山系环绕，且河流主要流入内陆湖泊或北冰洋，因而历来系海上人无法到达的区域。各种游牧民族在历史上一直控制着这片广袤且人烟稀少的区域，他们对于自身所面临的周期性爆发的地理问题和社会经济问题的通常反应是黩武主义，这里的自然条件及马和骆驼的机动性使他们能不断汇集起强大的军事力量，从而对边缘地区造成严重的威胁。麦氏根据历史上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游牧民族对边缘地区的压力程度，将古典时代后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前哥伦布时代、哥伦布时代、后哥伦布时代。前哥伦布时代的特征是欧洲被围在一个狭窄区域内，且不断受到来自内陆中心草原的游牧民族的威胁；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世界进入了哥伦布时代，新航路的开辟使欧洲得以从海上迂回到游牧民族的后方，从而抵消了中心地带的战略优势；但进入20世纪后（后哥伦布时代），技术发展使欧亚大陆中心地区同边缘地区的力量对比再次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把东欧地区结合进来是麦金德思想在1904—1919年期间所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麦金德用了两个反问句阐明了他要得出的结论：“当我们考虑对这个广阔的历史潮流加以迅速回顾时，不是觉得明显地存在着某种地理关系的持续性吗？欧亚大陆上那一片广大的、船舶不能到达、但在古代却任凭骑马牧民纵横驰骋而今天又即将布满铁路的地区，不是世界政治的一个枢纽区域吗？”(26)1919年，麦金德出版的《民主的理想与现实》(27)进一步发展了其枢纽地带理论，并将“枢纽地带”的概念正式更名为“心脏地带”。和枢纽地带相比，麦金德界定的“心脏地带”的范围有所扩大，一则向南扩展到中亚细亚山地，一则向西扩展到黑海和波罗的海水域。如此，曾经抵制了欧洲帝国主义统治的唯一重要的国家——中国的大部分也位于心脏地带之内，尽管只有新疆和内蒙古西部地区位于枢纽地区之内，而从易北河到亚德里亚海之间的东欧地区亦被囊括在心脏地带之内。1943年，麦金德在《全世界与赢得和平》(28)一文中对其“心脏地带理论”又进行了第三次修正。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1893—1943）后来依照麦金德提出了如是战略名言：“谁控制陆缘地带，谁就能统治欧亚大陆；谁统治欧亚大陆，谁就能控制世界。”

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固然不是借助于对马汉海权说的否定来论证自己的三段论公式，但的确系在当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统治者和英国人尚沉湎于海权神话时，基于“后哥伦布时代”陆狼（Land-wolf）和海狼（Sea-wolf）角逐的国际权势分布图景的理论概括，尽管当时亦存在不同意的声音，但其影响之广泛和深刻乃众所周知的事实。在笔者看来，历史学和地理学的学科分界线在拉铁摩尔身上是根本无法厘清的，作为历史学和地理学一身二任的拉铁摩尔当时深受麦金德“心脏地带理论”的影响，其学说实际上是一种“后海洋史观”。拉铁摩尔第一次从内蒙古经新疆到中亚的游历之所以以印度为终点，并由此乘船赴伦敦而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发表演讲引起轰动，在拉氏本人和当时的世人都以此为与斯坦因等人中亚探险一样的壮举，其处女作《通向突厥斯坦的荒漠之路》之所以使其一举成名，亦因学术界认为其“带来了一些新的地理学和其他方面的消息”。(29)此后许多地理学会对拉铁摩尔的褒奖均说明拉氏的游历被视为当时中亚探险的延续。将没有大学学历的拉铁摩尔接纳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的鲍曼校长乃是著名的地理政治学家，拉氏长期任职的太平洋学会机构刊物《太平洋事务》虽然标举以太平洋之名，但熟悉地缘政治学史的人们都会不难理解此与豪斯浩弗学术思想的联系。杰弗里·帕克在《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书中这样写道，拉铁摩尔“完全接受了麦金德关于哥伦布时代行将结束，新的陆权时代即将来临的推断，认为对于人类大部分来说，海洋统治时代与其说是一个成功的时代，不如说是一个压迫和不平等的时代。亚洲大陆国家代替西方大国将导致世界资源分配上的极大平等性。他推测，随着‘殖民地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的世界时代的出现’，大陆国家完全适得其所。这个大国将以位于苏联和中国之间的‘亚洲内陆的十字路口’为中心。随着航天时代的到来，它将成为世界空中通讯的自然‘十字路口’。因此，他不像麦金德那样，而是以一种积极的态度来看待大陆大国的崛起，认为，‘一个稳定而又进步的世界秩序必须包含了大的亚洲国家的基本观念，亚洲被渗透并从边缘向中心发展的时代已告终结，一个发展位于中心或接近中心并且其发展效力向边缘辐射的新时代已经开始’。半个世纪前，拉铁摩尔的同胞马汉看到了被视为海上世界‘麻烦’的亚洲所发生的变化，这是一个拉铁摩尔曾极力反对的观点。他指出：‘控制的时代正在消失，我们的问题不在于如何控制这种发展，而在于如何使我们适应之。’”(30)拉铁摩尔是地理政治学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其著作对游牧社会的关注、频频出现的铁路等现代技术引发的内陆亚洲局势的变革、将新疆称为“亚洲的枢纽”等，均明显可以看出麦金德心脏地带理论（或枢纽地带理论）的折射影子。(31)学术界将拉铁摩尔和麦金德等人归列为心脏地带理论的代表人物是恰如其分的。

三

由于拉铁摩尔缺乏正规的学院教育经历，加之其思维往往呈发散性，其学术研究有时就被那些想诋毁他的人贬低为非学术性，但事实上，拉铁摩尔的著作理论思辨色彩颇为浓厚，每每表现出卓尔不群的洞见睿识。1988年，牛津大学重刊拉铁摩尔的经典著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英国西藏边界问题专家兰姆（Alastair Lamb）撰有导论，明确指出：该书是一部理论性的著作，而不是一部引经据典的考证之作。兰姆所言堪称不刊之论。特别是1955年拉铁摩尔参加在罗马召开的第十届史学国际会议，其提交的论文《历史上的疆域》（The Frontier in History）更展现出一般边疆理论的研究趋向。拉铁摩尔指出：“当一个社会共同体占据某地域时，边疆便被创造出来。自此，随着该社会共同体的活动和成长，或者另一社会共同体的影响，边疆随之发生变迁和形成。因为历史由社会发展的记录构成，所以对于历史学家来说，随着社会共同体的发展而不断变迁的边疆遂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32)他将边疆看成反映某个社会发展和变化的镜子，力图通过这面镜子透视某个社会的实质。拉铁摩尔有一句经典名言：“对于汉族是边缘的长城地带，对整个的亚洲内陆却是一个中心。”（The Great Wall, which for the Chinese was a periphery，became for all Inner Asia a focus．）(33)拉铁摩尔不仅从空间上集矢于中国内陆亚洲边疆的研究，而且在历史发展的时间进程上力图从各阶级间的对抗斗争和相互关系的变化大胆地把握中国历史。因此，拉铁摩尔和龚自珍、魏源等人虽然都关注中国西北边疆地区，但他们之间实存在不可通约的“天堑”，殆龚、魏的思想因时差关系是欧风美雨在鸦片战争前后自海上登陆初期的产物，且属于拉氏所谓“次殖民主义”范畴，而拉氏的学术研究如前所述系“后哥伦布时代”的反思，目的正在于颠覆以中原汉族为中心的正统观念。质言之，拉氏与龚、魏等人的思想貌合神离，一则南辕，一则北辙，实际上是两条平行轨道上方向相反的运动。

拉铁摩尔采用类型学（typology）方法将历史上的边疆分为两种类型，即：一种为具有共同特性的两个社会共同体之间的边疆，一种为具有不同性质的两类社会共同体之间的边疆。在发展过程中，当同一特性的社会共同体合并时，无论由于征服抑或双方合意，其变化主要是规模上的改变，而特征上的改变则不甚明显。但两个社会共同体在性质上根本不同时，情形便大相径庭。此时，如果社会活力和制度能力相差悬殊，那么弱势的社会共同体可能会被强势的社会共同体简单地征服；如果两者在性质上迥然相异而在力量对比上难分轩轾，则其结果是新的社会共同体不仅人多地广，而且在性质上往往与合并的两个社会共同体均不尽相同。此外，一个扩张的社会共同体占领某一领地后，将其部分居民驱逐而非纳入其自己的体系之中，则撤退的原住民迁移到新的领地后亦可能建立另一种新型的社会制度。拉铁摩尔长期致力于中国的内陆亚洲边疆研究，因此其对历史上边疆的类型学概括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他认为，中国以黄河中游为发源地的农耕文明向北方和南方拓展经济空间的过程中面临的自然条件等因素不同，由此形成不同类型的边疆。蒙古高原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地带（尽管这些地带有时因高度、沙化等因素而呈现交织状态）：起初，农民放弃灌溉而将命运托付于降雨，满足于广种薄收；其次是一个较诸单纯依赖于种植更为安全的混合经济地带；再次为畜牧业为唯一理性选择的经济地带。在公元前4世纪，当汉族人扩散到达蒙古高原的开阔前沿，将过去几个世纪称为“野蛮人”的各种“落后”社会共同体、部族向北驱逐时，这些部族尚不属于真正的草原游牧民族。如果汉族人继续深入到灌溉农业必须放弃的地带，他们就会改变其成为日趋密集的定居农业民族的既定进化趋向，而开始向相反方向退化形成人口稀疏的粗放经济。因为汉族过于深入草原环境时，就会与中国本部相分离，而倾向于草原少数民族化，向心式的政治发展由此转变为离心式的丧失。中原王朝不容许这种变化，于是试图对其扩张划定界线，他们试图达到的停止界线便是长城。许多世纪以来，沿着北方长城边疆，中国不但抵御外来的侵略，也限制自己的人民向外发展。中原地区的扩张力量，在南方只是逐渐的土地拓展，而在北方则变成帝国的征服、统治以及操纵。基于此拉铁摩尔认为，中国过去的扩张分为三种类型，即长城以北式有限扩张、南方式非有限扩张和西方式渗透，并由此得出结论：中国南方的边疆如同法国和意大利之间边疆一样，是性质相同的两个社会共同体之间的边疆（可以称之为A型），以流动性和融合性为特征。在南方，随着汉族的扩张，山野及亚热带丛林都被改变为沿河而居、稻作耕种的中国式景观，汉族人口繁衍，并不断将接触到的“蛮夷”转变为汉人，以至不仅土地成为中国土地，而且社会仍然是中国社会。中国北方的边疆如同西藏和印度之间的边疆一样，是性质不同的两个社会共同体之间的边疆（可以称之为B型），以静止性和排斥性为特征。诚然，B型边疆事实上不可能永恒静止，它被轮番演绎的蛮族入侵和汉族向外企图征服或归化蛮族的出征挞伐所逾越，只不过长城作为边疆在观念上是静止固定的。长城可以说是中原王朝企图稳定边疆的一种努力，用以限制汉族的活动范围，并隔绝草原民族。由此可见，拉铁摩尔的研究并不因为具有北方情结而着重于长城地区以致忽视了云南、贵州等地区，主要是每个人的知识储备不同，拉氏对南方不甚了解，所以论述起来不免显得薄弱，甚至畸轻畸重。

拉铁摩尔在论述中国北方的B型边疆时分析了线性边界概念中的限制或隔绝如何转变为边疆社会地带的动态过程，指出：一个确定而稳定的边疆的想法，即长城边疆观念，植根于中国整体结构之内，中国的国家利益要求一个固定的边疆以包括真正适宜中国的东西而摒绝不符合中国范式的事物。长城就是这种将不能包括者剔而除外的信念的表现。但长城作为绝对固定的边疆的理念事实上不可能完全实现，它只是一个大略的边疆。建筑长城预设的前提是：一个社会或国家可以用一条确定的界线划定其占有的土地，但亚洲内陆边疆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是其绝非线性的。北部中国伸入内陆亚洲是通过一系列地带，且这些地带的边界并非了然明显的。如果草原边缘是纯粹的沙漠或像长江以南地区一样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边疆”（frontier of indefinite expansion），它就有可能以更为坚定的方式奉行中国农业经济及社会的原则。但问题在于，将长城之外非中国式的生活完全隔绝既不可能，亦难以像南方那样通过稳步发展中国范式吸纳非汉族，因此这种边疆的各区域大体上呈现为一种混合的生活方式：既有草原部落趋向中国范式的倾向，亦有汉族边民脱离中国范式的倾向，并会建立起当地的财富与权力标准，不可避免发展壮大、扩展范围。拉铁摩尔这样写道：“为了防止边疆强人背叛中国并侵略中国内地，或脱离中国投向草原发展——这两种情况都差不多——从而破坏财富及权力的向心性，就必须使边疆的发展成为中国内地产生的向外发展的工具。事实上，汉族向草原边疆的发展，自然是由中国的中心产生出来的。但是，侵入草原本身的企图，却是由于边境新的不规则发展的刺激，而并非中国本身的正常要求。”(34)拉铁摩尔认为，内蒙古具有超越其民族及文化重要性的地域重要性，既是中国在强盛时期向外扩张政治和文化效果最昭著的地区，亦是草原征服者入主中原的始发线。此概念构成拉氏对中原王朝兴替循环与草原民族自身内部循环两大系统互动关系的分析基础。拉铁摩尔在对汤因比《历史研究》的批判与借鉴基础上将内蒙古地区称为“部落南侵的贮水池”（reservoir of tribal invasions）。(35)

拉铁摩尔在其所谓“边疆风格”（Frontier style）方面的阐发颇为引人注目、发人深省。首先，B型边疆的过渡地区居民同时利用汉族的农耕技术与草原的畜牧技术，不过农耕方式是有变异的，要不太精细、中国式，而畜牧方式亦需略作调整，要不太粗放、游动性过强，这种边疆混合社会在生产方式上不可能归入严格意义的草原社会或汉人社会。其次，拉氏认为，在沿着面对蒙古草原的边疆，汉族企图以不同的方法建立一个确定的政治界线，以分隔中国的农业与草原的游牧。政府移民由于成本昂贵难以持久，所以政府鼓励边疆的汉族在给予必要的支持下自求生存，但当政府无力或无暇顾及于此时，处于夹缝中的边疆汉族便会在性质和利益上成为半少数民族，以至与游牧民族浑然无别。经年累月戍守屯兵于边使军队将士以军功致显而获得暧昧地位：他们意识到自己成为维持中国与草原间的平衡力量后，左右逢源的骑墙策略便应运而生。“对他们必须要有贸易、补贴、爵位，否则那些首领及其部下还是行抢掠之事更为有利。如果能够把他们安排妥当，远方的部落便会来归附，要求同样的待遇，从而深化这一边缘地带。这样，汉族守军及游牧附庸的缓和，便会发展成一个有力的混合社会，并以投入草原独立部落为要挟，要求更多的权益与补贴。”(36)拉铁摩尔通过对中国古代和现代印度西北边疆的个案分析，敏锐地捕捉到了具有独立性的边疆社会利益与中央利益在许多情况下的不协调情形。他把边疆利益和边疆意识（边疆居民的政治忠诚）联系起来作为分析边疆风格形成的关键因素。以对中国东北地区的边疆意识分析为例，拉铁摩尔这样写道：“当问题是移居口外——而非移民海外——之时，人们会产生某种与华侨类似的体验。最初是感到失去了长城的保护，因而缺乏安全感。其后，一旦定居下来，又感到自己已处在高于中国的位置上。他不再受长城的保护；而长城所保护的正是中国；长城使他和同伴与之分离的正是中国。这就是说，地域情感部分地取代了种族的或民族的情感，这一变化令人费解，但意义深远。”(37)具体说，这种地域情感集中表现为一种“夷”、汉皆有的特殊社会心理，即回过头来，将中国视为可征服的希望之乡。“冒险家们背对中国而向荒野进发，而其成功的标志，却是能掉转身来，作为特权发源地之特权居民的一员，面向中国；于是，中国取代荒野之地成了‘希望之乡’，成了财富的源泉和行使权力的合适场域。”(38)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尝试解释满人对汉人的称呼Nikan一词，认为Nikan源于中文的Han，即“汉人”的意思，而“Ni”这一音节可能来自汉语的“逆”，Nikan可能最初在满人中使用时是“叛逆汉人”的意思。在拉铁摩尔看来，吴三桂降清乃因“冲冠一怒为红颜”的传统观点忽视了吴三桂本人乃是东北“汉边”人的事实。“作为一个高级军官，他在那里一定有重要的产业及家庭关系，也还会有许多已经降清的旧友。因此，在北京已告沦陷的极端纷扰中，投降清朝显然是他的一条出路。清朝也早就为这种叛变涂上了漂亮的色彩，待他们如招募的军人，而不是俘虏。这个解释与后来吴三桂的反清并不冲突，因为其降清目的，是要从满族手中夺取那个满汉集团，使汉人控制在满洲颇为重要的‘汉边’地区。”(39)拉铁摩尔对吴三桂作为一个边疆军事人物的特殊心态的解读颇具洞见。他把边疆居民的政治忠诚暧昧性和变动性作为一般原理渗透于其许多论著的叙述之中，类似于当今心态史的做法，开辟了边疆研究中过去无人涉猎的空间。在拉铁摩尔看来，边疆居民都处于一种边缘地位。边境双方的居民彼此来往，成为相对于他们各自民族和国家而言为“他们”（They）的“我们”群体。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边境双方的居民尽管不是正式制度规定但在功能上是被认可的混合社会共同体，边境居民的政治忠诚暧昧性往往彰明较著而在历史上举足轻重。

如果将拉铁摩尔的思想与美国边疆学派代表人物特纳的论著相参照，我们便不难发现两者之间的学术联系。特纳认为，边疆是“野蛮和文明的汇合处”，“一部美国史大部分可以说是对大西部的拓殖史”，美国对边疆拓展也就是“文明”的扩张，它的发展就是“在不断前进的边疆地带回复到原始状况，同时在那个地区又出现新的发展的运动。美国社会的发展就是这样始终不断地周而复始地进行着”。特纳极力阐述边疆人（frontier men）在边疆环境中行为方式的样态和因为西进运动而形成的“美国特性”（American Factors），这正是拉铁摩尔所谓“边疆风格”（the Frontier Style）的学术渊源。拉铁摩尔自己也坦承特纳的观点对所有边疆史研究者都具有启迪意义，并扩而广之认为特纳所描述的“边界居民”（man of the border）的双重性在中国的长城边疆、俄罗斯的哥萨克边疆、排挤斯拉夫人的日耳曼边疆都可以得到明证。拉铁摩尔引述美国历史学家康马杰（Henry Steele Commager，1902—1998）的评述称特纳“并不是边疆史学家……而是擅长于从边疆照观美国的历史学家”。(40)从拉铁摩尔的论著中可以看出，他对特纳边疆学说的批评是十分切中要害的，他的视野亦远比特纳更为广阔，但特纳作为其学术探索的精神导师的影响可以说于其论著字里行间俯拾皆是。

拉铁摩尔始终致力于以一种内部主义视角研究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但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还表现出将中国内地的王朝循环与草原游牧社会的历史循环两大系统联系起来，考察内外互动情形的运思取向。事实上，拉铁摩尔前述关于蒙古草原游牧社会起源的论证即其明证。他认为，长城边疆地带是草原部落团结与分裂循环的一个因素，也是中国王朝兴亡循环的一个因素。中国主要的核心利益需要一种封闭的经济、一种自给自足的社会和一个绝对的边疆，但边疆的内在本质所包含的力量会使边境倾向草原，这种情况强迫整个中国要全力以赴维护该边境，边疆地区的局部利益使绝对边疆的理想模型的边缘变得错综复杂，使其无法将中国和亚洲内陆两个世界截然分开。中国农业和社会的进化，对草原边境民族产生压力，从而促成真正草原社会的形成。在这个意义上，游牧循环至少有一部分是中国循环的结果。另一方面，游牧社会一经形成后，游牧循环所造成的力量使之能够以独立的形式影响中国的历史循环。拉铁摩尔对这种两大系统循环的内外互动关系的分析包含以下递进的演绎推阐层面：（A）从理论上而且仅仅在理论上可以推论畜牧社会的范围是相当有限的。即：当一位伟大的游牧首领累积的牲畜，多到死亡的价值损耗足以抵消繁殖的价值增加时，则进一步的积累便得不偿失，超过某个函数点之后，经济体系内部的剩余价值既不能消费，又不能储蓄保存，该首领如果能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拥有或控制的牲畜数量为最大值，且目力所及又无敌对势力威胁时，便无动力扩展其权力基础，因而他的权势便趋于稳定而反对进化。他的牲畜以及在他的保护下放牧自己的牲畜或为其放牧的臣属，表征着社会集中的最大限度。由于这种集中既已达到利润最大化，则通过分散以追求预期利润便自然地应运而生。该大规模的集中遂趋于分裂为较小的集中，而当这些分散的单位又再一次试图通过聚集最大化达到财富增值时，一个新的循环阶段又周而复始了。（B）拉铁摩尔认为，上述推论尽管在追溯游牧社会历史趋势上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但它主要是基于对游牧经济的“封闭世界”的假定之上，而这种封闭世界是根本不存在的。一旦游牧经济开始发展后，势必会出现农民与牧人之间为占有沿边疆分布的中间地带的使用权的竞争，正是因为如此，边疆地区在这种竞争与角逐中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意义。边疆风格的原理在任何历史时期都可以从正反两面加以阐明：当边疆或边疆各区域在脱离中国过程中，它固然趋向于分裂中国而阻止统一，但它同时却可能是被吸摄入草原的统一运动；另一方面，当边疆倾向于中国时，它可能既是对中国的统一的推动，又是使草原部落或部落的一部分脱离草原的运行轨迹而依附于中国的分化。（C）拉铁摩尔将阶级分析的观念扩展到对边疆局势的解读。他指出，战争并非游牧民族“必要”的伴随现象，这一点与农业社会是相同的。每一种生存在和平之中的社会都要保持和平，因为它承认一种规则。每一种规则在战争中崩溃时，其不发生作用而崩溃的原因在于社会的发展与变革，以致不同社会阶层对应该接受和建立的新规则各执己见。因此，战争每每爆发于一个社会的边缘地带，由最不典型及最不规范的阶级引起。而被接受为典型和规范者每每是与该社会成长起来的被视为“旧秩序”的社会群体的利益投射。如果真正的草原游牧制度源自草原边缘上的非典型的半游牧社会，那么从中游离出来的采取严格草原生活方式的那部分人则代表了一种新秩序，势必会或强或弱地反对代表旧秩序的混合经济。只有当他们的游牧生活方式完全脱离农业而独立，并在其最适宜的地理环境中确立起来后，它才转变成为一种“旧秩序”。拉铁摩尔认为，在整个草原游牧制度中，存在着固有的多样性与不稳定性，经常地把它从极端的状态拉回到初始的草原边缘的混合文化状态。游牧民族之征服中国，并不是起源于大草原，而是来自草原边境。易言之，征服者不是纯粹的典型的游牧民族，而是邻近亚洲内陆边疆的混合文化民族。边疆人了解草原和中原的权力结构，可以灵活运用其知识在边疆冲突的生境中大展长才，不过边疆地带的首领巨魁在这时期往往极力保护其既有权力而不轻易冒险，敢于冒险一搏的是中小贵族，如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等，其家庭联系使他们认识权力并渴望权力，而家庭地位上的式微又使他们非冒险不足以获致权力，使草原和中原一统天下的游牧民族王朝之肇造正出于他们的缔构。（D）当边疆战争长期不能结束时，一部分游牧人则会利用他们的移动能力离群索居于草原深处以避开不同社会秩序的政治熔铸战争。他们疏离于繁盛游牧经济所获得的奢侈品，重新恢复在纯粹草原的艰险环境中的生存状态，这意味着草原历史变化新循环的起点。在拉铁摩尔看来，草原历史循环的新启动的另一可能性在于，当强大中原王朝向边疆地带扩张或“游牧人”王朝入主中原后被驱逐回到游牧生活的根本地带，这样，游牧民族被压缩成较小但更为有力量的核心团体而占据着最容易负隅抗拒汉族势力的土地。

拉铁摩尔关于中国内地王朝循环和草原游牧社会历史循环两大系统互动关系的分析，与吉登斯关于“在场”和“不在场”的时空关联结构的探讨颇为类似和契合。当然，擅长在理论丛林中穿行的吉登斯引入生命周期、例行化等时间地理学建构的复杂理论体系，从总体上与拉氏的学说并无可比性。拉铁摩尔为分析中国的边疆结构和区域结构以至15世纪大航海（the Great Navigations）之前整个旧世界的普遍情形，以（a）军事行动的统一、（b）统一行政管理下的集中、（c）经济结合三个项数提出了地理范围的下列关系式：（a）军事行动的半径大于行政管理的半径。将征服后超过领土的内径范围添附于国家，而征服所达到的外径尽管可以通过掠夺或强迫纳贡以获利，或以击溃蛮族聚集对国家构成的威胁为目的，但却不能永久兼并。（b）地区性的行政管理每每强于全国性的行政管理。国家的稳固与相似行政管理各地区之间复制的现实密切相关。在王朝兴衰鼎革的历史循环中，即便王朝崩溃后的混乱时期，也有一些区域保持稳定，并且从这些地区有可能再次“回归”于统一的国家。（c）经济结合的范围最小。在拉铁摩尔的这种关系式分析中，交通技术的因素至关重要，拉氏认为工业化是唯一可以真正整合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和以畜牧为主的社会之桥梁，将现代中国边疆的新变化一以贯之地置于内外互动的时空情景结构中加以分析，提出：伴随西方势力渗透，铁路等现代交通技术的出现对中国边疆社会与内地一体化趋势加强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一种新的地域分裂主义亦迅速增长，因为每一条铁路，特别在它与外国资本支持的工业及商业活动有关时，就形成为中国旧地理区域内的另一个势力范围，而且在改变着这个区域内的土地经济单位及行政单位。整个中国社会因此受到外来势力的控制。拉铁摩尔在分析这种外力因素作用与中国边疆政治关系时进一步讨论了其所说的“次帝国主义”（Secondary Imperialism）问题，以其犀利的记者文风这样写道：“军阀政客不能在正面阻止西方帝国主义的政治及经济自条约口岸及沿长江侵入，就把这种压力的一部分转移给内陆边疆。他们采取了一部分西方办法，取得了早期汉族所没有的力量，并将他们自己曾蒙受其苦的一些做法施之于更为软弱的人们。”(41)尽管我们对拉铁摩尔的观点并不尽赞同，但他对中国边疆社会的内外互动场景运斤成风的细腻分析的运思取向，却值得我们当下的中国边疆民族研究认真加以借鉴。

无论如何，拉铁摩尔均堪称中国边疆问题研究的一个“异数”，其边疆理论在世界学术史上独辟蹊径，特立独行，言人所未言，具有重要地位。对于这样的学术领军人物的学术代表作，我们应该反复研读，才能发现其间的魅力所在，从而达到兼听则明的效果。学术话语权势地位的取得并不单纯取决于其思想魅力，而与政治环境、受众心理等多种因素有关。拉铁摩尔较早就关注于中国边疆问题，竭力阐发边疆特性，从边疆发现历史，对于我们消解冲击—反应模式具有启发意义。

（原载《史林》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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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编者注

(2) 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 London: Methuen, 1928．

(3) 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 New York: Macmillan, 1932．

(4) The Mongols of Manchuria: their tribal divisions,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historical relations with Manchus and Chinese, and present political problems; with maps. New York: John Day, 1934．

(5) Solution in Asia,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45．

(6) Situation in Asia,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49．

(7) Owen Lattimore, Eleanor Holgate Lattimore, China: A Short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1944．

(8) Owen Lattimore, Sh. Nachukdorgi, 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Mongol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9) 韩铁：《福特基金会与美国的中国学（1950—1979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1页。

(10) Stanley I. Kutler, The American Inquisition: Justice and Injustice in the Cold War,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2, p.184．

(11)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Lond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aris: Mouton, 1962．

(12) 余英时：《费正清的中国研究》，见付伟动、周阳：《西方汉学家论中国》，台北：正中书局，1993年，第2—3页。

(13) ［美］费正清著，陆惠勤等译：《费正清对华回忆录》，北京：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45 页。

(14)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oreign Policy Library, 1948．

(15) ［日］矶野富士子整理，吴心伯译：《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2页。

(16) 同上书，第39页。

(17) 《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14页。

(18) China's Far West: Four Decades of Change, Westview Press, 1993．

(19) 《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14页。

(20) ［美］拉铁摩尔夫妇：《中国简明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41—42页。

(21) 参见陈君静：《大洋彼岸的回声：美国中国史研究历史考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93页。

(22) 参见［日］毛里和子著，张静译，樊守志校：《论拉铁摩尔》，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5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52页。

(23) 参见李帆：《韦伯学说与美国的中国研究——以费正清为例》，《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 期。

(24)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二部《帝国与国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611页。

(25)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New York: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40, p. 236．

(26) Halford J. Mackind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23, No. 4, 1904．

(27)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Reconstruction, London: Constable and Co. Ltd.，1919．

(28) Mackinder, “The Round World and the Winning of the Peace”, Foreign Affairs, July 1943．

(29) 《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20页。

(30) Geoffrey Parker, Geo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New York: 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p. 141．

(31) 迈克尔·克拉克的论文《中国在中亚的后9·11战略》（Michael Clarke, “China's Post—9 /11 Strategy in Central Asia”, Regional Outlook Paper, No. 5，2005）对此所持观点与笔者相同。

(32) Owen Lattimore, “The Frontier in History”, in: Owen Lattimore,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London: Oxford UP, and the Hague: Mouton ＆ Co., 1959, p. 469．

(33)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New York: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40, p. 475．

(34)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483.

(35) 亦可参见Owen Lattimore, 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2, p. 31。

(36)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500．

(37) Owen Lattimore, 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 p. 8．

(38) Ibid., pp. 60-61.

(39)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p. 133．

(40) Robert A. Manners, David Kapl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Brunswick, N. 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7, p. 385．

(41)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New York: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40, p. 234．

拉铁摩尔“双边疆”范式的内涵及其理论和现实意义

宋培军(1)

一　引言：预见力与世界史眼光

建立中国边疆学和中国边疆学派，拉铁摩尔（1900—1989）恐怕是无法绕开的重要学术人物。但他的著作有汉译本的不过两三种，而唐晓峰先生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2)自是难得的译作。但是既有研究，或囿于各自理路，或碍于翻译问题，都有难通的困境。其中一个突出问题是，无论是否把拉铁摩尔归入“对内陆亚洲的忽略”(3)之学者行列，如果脱离了他论述的具体语境，把他所说的“过渡地带”直接等同于他所谓“贮存地”(4)，就很容易漠视其中国边疆研究对于“内边疆”“外边疆”的分野。笔者以唐译本为主要阅读文本，旁及拉铁摩尔有关英文著述(5)，以求对拉铁摩尔围绕“内边疆”“外边疆”建立的一系列说法有一个总体的认识。笔者体会，拉铁摩尔中国边疆研究的核心思想是“双边疆”（double frontiers）范式，最大特点是以蒙古为研究范例。笔者的最大困惑也在于此，他何以架起两者之间的桥梁呢？

现在想来，如果拉铁摩尔的生命再延长两年，他会看到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的中亚五国的独立，其实他也无须亲见，这在他的“双边疆”范式看来并不奇怪，只是一连爆出五个“外蒙古第二”。若追索起来，这也不仅仅是拉铁摩尔的预见。在雍正四年（1726）清准定界谈判陷入停顿之际，就因兵部右侍郎图里琛的如下表白打开了雍正五年清俄谈判的僵局：“如今我等现议之地方，昔并未归入两国，而在两中间者。而俄罗斯国，自古不通中国。我圣祖大皇帝以至圣临大中国，以大仁厚德掌理国政，开拓地方甚广。尔察罕汗向东渐占地方，始与我边相接。今我等会往定界。此等地方，使臣尔试思之，百年前皆归谁所有，千万年后又不知如何。我等两大国修好年久，我等所承担之事，关系至大。”(6)这自然得益于他们的“世界历史”眼光。

首先，可以看到，拉铁摩尔是把中华帝国放在亚欧大陆各大帝国比较的整体观照之下的。他早就指出，英印帝国都兰线之外是“类似外蒙古的阿富汗”。(7)他还认为，黑海北岸、多瑙河、莱茵河一线乃至哈德良长城（“北部边疆的西段”）之于罗马帝国，与长城（“内亚”作为“北部边疆的东段”，还包括伊朗边墙(8)）之于明代中国，意义相同，并且用前者“墙”（limes）对译后者的“塞”（limit）。(9)其次，对于其直接研究对象“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则置于“亚洲内陆”的聚光灯下：“亚洲内陆（Inner Asia，翻译为‘内亚’更好，因为与‘内蒙古’的英文译法可以对应）作为一个区域（region），虽然分布在中国、苏联和其他主权国家之间，但有其自身的特点。”(10)“内亚位于亚洲的中心地带，基本属于内流区域。其西到里海，东至满洲，北到森林覆盖的西伯利亚，南至伊朗、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边疆的崇山峻岭、西藏高原以及长城以南的中国（China south of the Great Wall）。”(11)他甚至列举说，“内亚”除了中亚（Central Asia），还包括甘肃、宁夏、西藏、蒙古、阿富汗以及苏联的一些亚洲共和国。(12)那么，这里所谓“长城以南的中国”，是否包括1937年他到访的陕北，是否延及历史上的北京城，是否属于他所谓“长城边疆”呢？拉铁摩尔确实说过，他到陕北是要观察无数世纪动荡的“边疆历史”（Frontier History）留下的痕迹，想到的自然少不了延安周围地区曾是明末农民起义的策源地（hearth）。(13)

凡此种种新见，又不免时生疑窦，自然引发探求渴望。

二　拉铁摩尔“双边疆”范式的内涵

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拉铁摩尔是把“蒙古”作为研究中国边疆的范例来处理的。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在全书第一部分，在第二章，他把“中国”“蒙古”“满洲”“新疆”“西藏”都作为地区（region）来看待，他声明所关注的是每一个地区（each region）在长城边疆（the Great Wall Frontier）诸地区（regions）中是如何不同而又互相关联的。(14)从第三章就更可以看出，“中国”其实就是该章标题所显示的“黄土地区”（the loess region），同页二级标题却改译为“黄土地带”，(15)显然为避免歧义，应该一致起来。而把“中国”改译为“中国内地”（为避免混乱和误解，笔者认为可以翻译为“中原”）自然符合现在的国家情形，但是也因此可能掩盖了作者对关键概念使用的真实用意，容易造成时空错乱感。

他在第四章《蒙古草原与草原游牧社会的特征》一开头就指出：“如果按着地理次序，由满洲起，经蒙古、新疆以达西藏去研究长城边疆，倒不如先来研究蒙古草原，这是所有边疆（Frontier(16)）历史中最典型的一部分。”(17)继满洲、新疆、西藏分章连排之后的第八章《过渡地带》（The“Reservoir”and the Marginal Zone），则通过对“边疆”（frontier）与“边界”（boundary）的区分(18)来进行理论提升。不过令人困惑的是，作者何以在本章最后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农业民族、游牧民族和森林民族……在长城线上互相接触、重叠，我们进而可以推断过渡社会（intermediate societies）的形成。但在这之后，长城历史的重心应该放在什么地方——在中国，在草原，还是在边疆地带（the marginal frontier lands）(19)，应该相当于草原边境（steppe border）(20)或者草原边缘（steppe margin）(21)？”而要回答何处是“过渡地带”，首先应该注意此处“Frontier”首字母何以大写。笔者体会，首字母大写的Frontier一般特指长城边疆（the Great Wall Frontier）或者狭义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22)。可以看到，拉铁摩尔对“二十五史”的征引，主要局限于《史记》《汉书》。他把《史记》卷101中的匈奴“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中的“界”对译为“boundary”，“塞”对译为“limit”。(23)自来翻译之难，不待我言，何况打通古今的对译，笔者认为其间拉铁摩尔的用意，颇值得进一步深思细考。

在笔者看来，“内边疆”（内贮存地）、“外边疆”（外贮存地）这对概念的提出是拉铁摩尔的重大学术贡献，在此基础上，他初步构建了笔者为之命名的“双边疆”范式这一理论假说。虽然他在《满洲——冲突的摇篮》（1932）最早论述了“贮存地”(24)问题，但最早清晰地呈现他的这一理论假说的是《中国长城的起源：理论与实践中的边疆概念》（1937）一文的如下论述：

除非作为一个概念，线性边疆（the linear Frontier）是不存在的。跨边疆（the trans-Frontier，从与“线性边疆”对立存在的角度翻译为“带形边疆”也许更合适）的区域纵深，超越了一般所认为的线性边疆，使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一种历史区域结构（a historical structure of zones）成为可能。这些区域被一系列等级化的社会群体所占据，从邻近中国内地的部分汉化的游牧民和半游牧的汉人，到蒙古大草原的游牧民，北满洲和乌梁海森林的渔猎民，以及西藏高原的游牧民，他们如此遥远，与内地的联系是如此之少，几乎不能整合起来。……在这个等级化的社会群体系列中，临近长城的群体拥有对边疆（the Frontier）实施政治控制的（内）“贮存地”［the（inner）“reservoir”(25)］。从起源和功能上说，他们是摇摆不定的社会群体，既可以为汉人服务来控制边疆（the Frontier），也可以成为进攻中国的帮凶——这些进攻部族来自部族征服的（外）“贮存地”［the（outer）“reservoir”］，即跨边疆或者外边疆（Outer Frontier）的纵深腹地，与他们共同扫平所有（内）贮存地［the（inner）reservoir zone］或内边疆（Inner Frontier）的群体。(26)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四章对蒙古范例的集中论述也显示：

……满族联合东蒙古，阻止察哈尔部发展成一个新的大察哈尔土默特部，阻止了一个新的蒙古对中国的直接征服。但是满族还要对付整个长城边疆，以完成其征服中国的事业，这个事业开始于1644年占领北京城之时。（“They had still, however, to round off the conquest of China, beginning with the occupation of Peking in 1644, by dealing with the Great Wall Frontier as a whole.”）(27)

笔者认为此句之英文如此翻译才准确：“但是，不仅如此，满族是通过把长城边疆作为占领北京之战略整体的一部分来考虑，并于1644年实现了对北京的占领，才开始对中国的征服的。”

内蒙古很快便投降满族，因为接受一个联盟臣属的地位可以分得征服者的若干利益，这比直接与满族争夺对中国的统治要容易些。因此，清朝就有了一个“内”边疆（“inner”Frontier(28)）结构，包括满洲的西部及南部，内蒙古以及拥有众多使用汉语的伊斯兰教徒的宁夏及甘肃。在康熙年间（1662—1722）又加上一个“外”边疆（“outer”Frontier or trans-Frontier(29)），包括由清朝控制而非直接统治下的满洲北部、外蒙古、西蒙古、拥有众多使用突厥语的伊斯兰教徒的新疆以及西藏。满族对这些外边疆的控制，不是来自直接征服，而是通过于一种静观政策。西蒙古自满族于17世纪侵入中国之前开始，直到18世纪，以阿尔泰及新疆北部草原为根据地，企图西向西藏，东越外蒙古，建立一个新的帝国。当西蒙古为此弄得精疲力竭时，满族才乘虚而入。

西蒙古（最初是厄鲁特部，其后是厄鲁特东翼或准噶尔部）的失败，部分原因是在他们的压力下内蒙古各部投向了满族。其后，喀尔喀部或北蒙古也请满族援助。最后满族又在西藏及新疆绿洲的伊斯兰教统治者那里找到盟友，西蒙古帝国在它能够建立之前就崩溃了。在乾隆年间（1736—1796），满族统治的最远界线已经确定……(30)

拉铁摩尔在第八章《过渡地带》中指出：“边界本身的自然结构，即内边疆区域和外边疆区域，在长城与内蒙古和外蒙古的关系中表现得最为清楚（英文版如下：‘The physical structure of the boundary proper, the inner Frontier zone, and the outer Frontier zone is cleares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reat Wall and Inner and Outer Mongolia’(31)）。此外，它也存在于东北地区［长城、汉边、柳条边；（英文版此处是对理解句意至关重要的分号‘；’，不能与前边的逗号一样统改顿号）蒙古族聚居的西部与西北部、满族聚居的东部和东北部］、新疆地区（甘肃和宁夏在内的‘回边’也算在内）、西藏地区。在西藏地区，山岭代替了长城，所以其表现的形式也较为模糊。”(32)

此处用“即”“和”“与”所展现的所谓“自然结构”的逻辑关系很令人费解，有助于理解的另一段话是：“绝对边界的概念，在管理上及政治上就变成一个地区体系，它包括边界的本身与其不同的居民、邻近边界的边疆部落（这些部落的外缘被认为是外边疆地区）、更外面的不能改良的少数民族社会。（In this way the abstract concept of an absolute boundary was transformed administratively and politically into a system of zones: the boundary itself, with a more or less differentiated population adhering to it even on the hither side; the‘auxiliary’tribes in the frontier zone adjacent to the boundary, the outer edge of whose territory was treated as an outer-frontier zone; and beyond that, again, unregenerate barbarism.(33)）”(34)他紧接着指出：“‘贮存地’以北是‘不能进化的民族的土地’，这些民族并没有追随‘贮存地’的领袖们从事征战。因为这个原因，内蒙古［边疆地区（border zones(35)）的一个典型］有一个超越其民族及文化重要性的地域重要性：它是黄河流域，有时也是全中国统治权的关键。的确，在中国强盛的时候，它是中国政治及文化势力向外发展最有效力的地区，但更重要的是，它是入侵者进入中国的始发线。”(36)

他认为，中国长城边疆与印度都兰边疆的历史地理结构是相同的。在拉铁摩尔看来，印度西北边疆被都兰线分为“行政边疆”（administrative border(37)）与“政治边疆”（political frontier，或trans-border，都兰线即Durand Line(38)），(39)分别对应着“已治”（“administered”zone）、“未治”（“unadministered”zone）。(40)前者是“administered area”，后者就是所谓“the outer margin”“the marginal territories”“policed area”。(41)

综合以上材料，笔者认为拉铁摩尔的“双边疆”范式可以做这样的归纳：从主权归属即已治、未治的带形边疆或跨边疆（the trans-Frontier）的角度来说，边疆的地区体系是两级：内边疆（长城线本身及邻近地区，英文对应border(42)，或者the Great Wall Frontier）→外边疆（内蒙古和外蒙古，尤指草原边疆，前述《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四章所说康熙年间内外蒙古分为内外边疆的情况应该是具体时段下的情况，不具有这里的理论意义上的纯粹性），而所谓内蒙古为“边疆地区（border zones）的一个典型”的汉译，无疑模糊了“border”与“frontier”的视界，恐怕是拉铁摩尔难以接受的。而从线性边界或线性边疆（the linear Frontier, a linear boundary(43)，the boundary proper, the boundary itself，长城本身即the Great Wall，柳条边）起算，边疆的地区体系就是三级：内边疆→外边疆→不能改良或进化的少数民族地区。翻译不同的所谓“外边疆南部”（inner part of trans-Frontier）与“内边疆或者‘贮存地’”（“inner”trans- Frontier or“reservoir”）(44)，其实是指同一地区，无疑可使上述层级进一步细化。

那么，拉铁摩尔的“双边疆”范式对于观照中国边疆问题有什么助益呢？最起码可以启发我们反思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单层边疆观是不是历来如此。拉铁摩尔的“双边疆”范式作为一种理论建构，其最大的特点是具有灵活性，即边疆的“内”和“外”具有相对性。一条线就分两个边疆（two frontiers）(45)，边疆的相对性决定边疆往往是成双配对出现的，也就意味着边疆可能不是一层两层，而完全可能是多层，传统中国的典型形态其实是三层，也就是说，“双”完全可以是“两”，但“两”不等于“双”，这就是笔者选用“双边疆”（double frontiers），而不是“两边疆”（two frontiers），对拉铁摩尔的边疆研究范式加以命名的主要考虑，这一范式可以略加改造确立为中国边疆学研究的主导范式。

三　中国边疆学“双边疆”范式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

魏光奇教授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理论既非“单线论”，也非“多线论”，而是两者的统一。(46)在笔者看来，此论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有别于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新范式——“主辅线历史发展观”，而利用恩格斯和李大钊更为形象的说法，可以称为“世界历史民族红金主辅线研究范式”。“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或者“经济状况”是一条经济“红线”(47)，而“社会革命”“阶级斗争”则是一条社会“金线”。(48)简单说，前者是经济线，后者是社会线。延展开来思考：前者是经济基础线，后者是社会能动线，前者是民生线经济线，后者是军事线国防线。

魏光奇《有法与无法》通过对“秦制”的论述(49)挖掘了中国传统的历史资源，可以看到，苏轼所论匈奴“无法”之治与拉铁摩尔所说“未治”近似：“古者匈奴”，“其国无君臣上下朝觐会同之节，其民无谷米丝麻耕作织纴之劳。其法令以言语为约……故战则人人自斗，败则趋牛羊远徙，不可得而破……由是观之，中国以法胜，而匈奴以无法胜”，(50)严复《原强》更是发挥出“无法有法并用”之治的高论：“今之西洋”，“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以其自由平等以观之……上下之势不相悬隔，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是无法之胜也。自其官工兵商法则之明备而观之，则人知其职，不督而办……朝令夕改而人不以为烦，则是以有法胜也”。(51)

纵看历史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塑过程，可以发现，由于各个主体民族的生产方式不同，由其决定的交往方式自然有别，生产方式相对粗糙、交往方式相对发达的不平衡现象（前者表现为经济基础，后者表现为社会基础）反而是常有的，这样的民族也就自然充当了“世界历史民族”的某种角色，可以运用“世界历史民族红金主辅线研究范式”进行历史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拉铁摩尔建立在生产方式分析基础之上的“双边疆”范式，就能相对容易地被改造成为中国边疆学的主导范式，而后者是以“世界历史民族红金主辅线研究范式”为理论基础的。

可以看到，在清代中国经略周边的整体框架下，后来的右部哈萨克对于准噶尔的地位，无疑有一定的替补意义，表现之一就是夏季卡伦线、冬季卡伦线这样一外一内“双卡伦线”的设置。塔尔巴哈台夏季卡伦（自1767年起，每年秋八月到次年四月对哈萨克牧民有条件开放——百马抽一为贡，靠外(52)）与冬季卡伦（靠内）的设置，就此形成了夏线和冬线。对照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可知，在进入近代后，冬线北边的起点玛呢图噶图勒干（玛尼图噶图勒干）卡伦、鄂伦布拉克卡伦被划入了俄国，而博勒济尔卡伦仍在中国版图内。(53)按照常设卡伦、移设卡伦和添撤卡伦的三分法，夏线、冬线设置的都是移设卡伦。(54)后者作为清朝军事防御的底线，对于哈萨克来说是冬季游牧生产的上限，前者作为清朝军事防御的前线，对于哈萨克来说是夏季游牧生产的上限，虽然都不是乾隆时代大清的国境线（更靠外），虽然因季节的变换而表现为有两条线，但因为每条线都同时具有游牧生产线和军事防御线的双重意义，在一个时间点看来，其实只有一条线，也就是说还没有出现“红金两线”（游牧生产线和军事防御线）性质分离的情况。

在揭示夏线、冬线这种极端设置的本质意义之后，再来看伊犁、塔尔巴哈台一线之外更为复杂的卡伦设置，就明了多了。伊犁将军明瑞在谈到中亚草原另一块容易导致越界游牧的“过冬好地”时说：“今议定厄鲁特等夏季游牧之夸诺海、阿勒班锡伯尔等地，离应设卡伦地方尚近，请即于厄鲁特兵内派出，于格根色沁、都图岭二处设置卡伦……如此，则哈萨克等再不敢潜入塔尔巴哈台一带游牧。唯自勒布什南至哈喇塔勒，西至巴尔喀什湖南岸等地尚空，该处亦系过冬之好地。”(55)上述夏线冬线之间、勒布什南至哈喇塔勒之间作为两块优良的冬季牧场，之所以后来都成为哈萨克人冬季租地借牧之区，恐怕与准噶尔部众所剩无几，而清朝方面又没有游牧力量补充有关，而右部哈萨克的生存压力正好使之填补了这片冬季空间。可以看到，伊犁西部的夏季牧场之所以与之不同，则是因为最起码尚有厄鲁特游牧其间，在清朝方面于是出现了“红金两线”（游牧生产线和军事防御线）性质分离的情况。

厉声曾提示笔者注意区分长城和柳条边的定性问题以及南疆相对于泛农耕板块的独特性问题。对于前者，拉铁摩尔把长城界定为“塞”（limit），并且把这个内涵推及后来的柳条边，笔者体会，甚至可以推及上述卡伦线乃至海关线，为与更具现代意义的“边界”（boundary）区分，可以对应更传统的“边禁”说法，也更具生产方式分割的意义。这就涉及拉铁摩尔把南疆的绿洲与甘肃、宁夏的半绿洲两分的命题了，需要进一步研究拉铁摩尔对于内外蒙古范例是否采取单一生产方式标准以及如何贯彻到新疆研究之中的问题了。仅就哈萨克之前任准噶尔来说，也可看到拉铁摩尔的“双边疆”范式并不是没有僵化的地方，表现之一就是困于“蒙古”不“属于”（belong）(56)“中国”的成见，完全漠视了喀尔喀蒙古对于经营西北而言的“过渡地带”的地位，只是把它作为“外边疆”。康熙三十年（1691）多伦会盟之际，喀尔喀被视为“防备朔方”之“长城”，(57)当此之时，若笼统说“不是为防御中国多民族大家庭内北方民族”，这就不免把整个厄鲁特排除在“中国多民族大家庭内北方民族”之外了，“朔方”言下只指“俄罗斯”，其实准噶尔亦尚在“防备”之列。(58)不过，在多伦会盟之前，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统治方式来讲，喀尔喀乃至准噶尔在上引《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四章中被拉铁摩尔归入“外边疆”应该是可以理解的。这样看来，“双边疆”范式无疑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历史中国整体边疆体制的把握。

还可以看到，拉铁摩尔最能体现其学术创见之处是发现了“边疆过渡地带”的力量：“可能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人注意这些内边疆地带的附属人民，如果把中国和边疆分别作为两边，他们就是两边相互冲突的副产品，他们并没有真正根植于中国、满洲森林、蒙古草原、西藏高原的经济或社会中。然而，不应该由此得出他们无足轻重的结论。尽管他们的力量十分有限，但仍然相当重要。”(59)更为难得的是，他道出了个中缘由，即“边疆过渡地带”的生态与经济的脆弱性：“沿中国的草原边疆，从来没有一个建立在粗耕或农牧混合经济基础上的重要的独立社会，立足于中国的精耕经济及草原的游牧经济之间。”(60)

如果我们拿“边疆过渡地带”脆弱性的诸般条件拷问中国大地上的“长城边疆”及其天山延长线，我们就要反思工业化浪潮本身：“不属于天生才能的东西主要来自人们孩提时代的习惯。一些孩子经受锻炼，从不放弃自己的最初目标，逐渐培养了一种罗尔斯称之为‘尽职工作’的能力。……我们作为成年人的能力——它们从根本上说来自作出选择的场合——很大程度上来自我们孩提时代作出的选择，而这些选择是我们不能负责的。”(61)对于这些“不能负责的”“尽职工作”的能力的缺失，如何进行适当补偿，以便共享发展机遇和发展成果，无疑需要借鉴“合藩”的传统智慧。

也许我们此时记起拉铁摩尔1972年应邀重访中国时所讲的话正当其时：“在把中国革命的经验和中国历史的漫长传统接续起来这一方面，还有大量艰苦的工作需要开展，我有理由寄希望于有远大志向的下一代人。”(62)

［原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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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编审。——编者注

(2) 参见［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Capitol Publishing CO., Inc. and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New York, 1951．王双怀教授从美国为笔者复制该书英文本，使得笔者可以核对一些重要概念尤其是“边疆”一词的英文说法。该英文本是该书1940年初版之后的第二版。

(3) 参见于逢春：《论“大漠游牧文明板块”在中国疆域最终底定过程中的地位》，《内蒙古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64页。杨晔：《试评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史研究》，复旦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2—33页指出：“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秦长城、边疆过渡地带，三个关键词的系统阐释，既有力地廓清了中国边疆历史研究中的种种疑团和问题，也使拉铁摩尔将一个从农业文明与畜牧文明的互动来阐释中国边疆史的崭新模式，十分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于沛、孙宏年、章永俊、董欣洁：《全球化境遇中的西方边疆理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59页把“长城边疆区域”与“黄土高原”等并列。

(4)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169—170页。

(5) 笔者主要参考了Owen Lattimore,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黄达远：《边疆、民族与国家：对拉铁摩尔“中国边疆观”的思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4期。许建英：《拉铁摩尔对中国新疆的考察与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4期。

(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合肥：黄山书社，1998年，第1487—1491页。

(7)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167页。

(8) Owen Lattimore,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pp.486-487.

(9) Ibid.，p.504.

(10) Owen Lattimore,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29.

(11) Ibid., p.501.

(12) Ibid., p.495.

(13) Ibid.，p.19.

(14)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Capitol Publishing CO., Inc. and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New York, 1951，p. 21.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16页。

(15)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Capitol Publishing CO., Inc. and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New York, 1951，p. 27.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21页。

(16)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Capitol Publishing CO., Inc. and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New York, 1951，p.53.

(17)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39页。

(18)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Capitol Publishing CO., Inc. and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New York, 1951，p.53.

(19) Ibid.，p.247.

(20) Ibid., p.541.

(21) Ibid., p.544.

(22)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Capitol Publishing CO., Inc. and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New York, 1951, p.541.

(23) Ibid., p.450.《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309页。

(24) ［美］拉铁摩尔：《满洲——冲突的摇篮》，1932年，第36—42页，转引自《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169页。

(25) 参见于沛、孙宏年、章永俊、董欣洁：《全球化境遇中的西方边疆理论研究》，第159页，“reservoir”又译“蓄水池”。

(26) Owen Lattimore,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p. 115.

(27)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Capitol Publishing CO., Inc. and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New York, 1951，p.86.

(28)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Capitol Publishing CO., Inc. and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New York, 1951, p.86.

(29) Ibid., p.87.

(30)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61—62页。

(31)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Capitol Publishing CO., Inc. and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New York, 1951，p.247.

(32)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169页。

(33)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Capitol Publishing CO., Inc. and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New York, 1951，p.246.

(34)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168页。

(35)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Capitol Publishing CO., Inc. and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New York, 1951，p.248.

(36)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170页。

(37)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Capitol Publishing CO., Inc. and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New York, 1951，p.244.

(38)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Capitol Publishing CO., Inc. and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New York, 1951, p.235.

(39)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167页。

(40)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Capitol Publishing CO., Inc. and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New York, 1951, p. 239: The“Durand Line”of the Indian Northwest Frontier has been transformed in practice into zones of “admin-istered”and“unadministered”tribal territpry which are strikingly similar to the Inner and Outer Mongolia of Chinese history．

(41)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Capitol Publishing CO., Inc. and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New York, 1951，pp.242-243.

(42) Ibid., p.244.

(43)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Capitol Publishing CO., Inc. and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New York, 1951, p.53.

(44) Ibid.，pp.249, 250.

(45) 邹建达：《乾隆年间“云南边外土司”建置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2期，参看“边外土司”与“内地土司”的分野线。

(46) 魏光奇：《承继黑格尔：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理论的深层结构》，《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第77页。

(47) 《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3、732页。

(48)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页。

(49) 魏光奇：《有法与无法——清代的州县制度及其运作》，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3页。

(50) 苏轼：《策断三》，《苏轼文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86页。

(51) 石峻：《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448、449页。

(52) 《清高宗实录》，乾隆三十二年（1767）正月癸未。参见张荣：《哈萨克问题与清朝乾隆时期西北边防体系的构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4期。

(53)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8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7年，第52—53、55—56页。

(54) 宝音朝克图：《清代北部边疆卡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页。

(55) 参见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2058-12，《伊犁将军明瑞等奏察哈尔官兵分别移驻博罗塔拉及塔尔巴哈台地方等情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第62—63页。

(56) Owen Lattimore, “Open Door or Great Wall?”（1934）,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77; Owen Lattimore, “The Historical Setting of Inner Mongolian Nationalism”（1936）,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447；1943年拉铁摩尔为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准备了题为《美国战时与和平时期利益研究》的秘密报告，No. T-B 63, “Studies of American Interests in the War and the Peace: Territorial Series: Memorandum on Mongolia and the Peace Settlement,” prepared by Owen Lattimore, 8 June 1943，Lattimore Papers, box 28，转引自杨天石、侯中军编：《战时国际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30页。

(57) 《清圣祖实录》，康熙三十年五月壬辰。

(58) 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国观》，《清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7、10页。

(59) Owen Lattimore,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pp.115-116.

(60)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223页。

(61) ［英］亚当·斯威夫特著，佘江涛译：《政治哲学导论》（第一部分“社会正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0页。

(62) 韩毓海：《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31页。

辑三　拉铁摩尔的边地实践

在古道上发现历史：拉铁摩尔的新疆史观述评

黄达远

1911年的辛亥革命作为近代中国重大社会变革，从帝制转向共和乃是人心所向。但是，中国内有军阀割据，外有俄日等强邻虎视的格局，却引发了中国内陆边疆的一系列危机。外蒙古迅速宣布独立后显现连锁反应，唐努乌梁海、科布多、阿尔泰、图瓦先后从中华民国版图剥离。实际上正是下一场革命——俄国推翻沙皇（二月革命），终止了已经启动的灾难性雪崩。(1)但时隔不久，亚欧大陆腹地的重要性使降温未久的局势复燃，日本、苏联、英国等在此激烈角力，大角逐使得中国内陆边疆常常处于失控的边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富有传奇色彩的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化装成蒙古驼队的商人，栉风沐雨，沿着从长城到天山的商路进行探险考察，1939年，他完成了《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这部名著，提出“长城边疆”这一“贮存地”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因素，这种“大边疆观”直接出自其地缘政治的现实关怀，新疆是亚洲内陆边疆的重要组成部分，拉铁摩尔对新疆研究颇为重视并赋予独特视角(2)，本文拟对此进行研讨。

一　打开新疆研究的钥匙：“长城—天山”商路

边疆在大多数学者眼里，是一个异质性、动荡性更强的社会。如美国学者施坚雅认为，“在中国的地区边境，地方社会显得最异常，样式也最多，这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异端团体、土匪、走私贩、流浪者、被充军的政治犯、巫师和其他不正常的人等，……因而边境的行政长官必须依赖镇压、遏制和分而治之的策略”。(3)在清代文献中，同样不乏对西域表达出“殊方绝域”的感慨，这其实反映了“中原本位观”的局限，内地对西域还缺乏基本了解。从事边疆研究的学者不仅要克服地理空间上的险远，而且还要克服语言、文化习俗的差异，从事者寥寥。如西域史地就被称为“绝域与绝学”(4)。

辛亥以后，西学日盛，中学日蹙。边疆史地研究传统逐步让位于“边政学”。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云贵川藏的彝、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在新疆、蒙古方面则罕有问津。(5)美国学者拉铁摩尔将穿越传统内陆亚洲腹地商路的经验与中国史研究巧妙地结合起来，不仅开创了另一条具有强烈人类学取向的研究路径(6)，而且在蒙古、新疆的研究中取得了不俗的成就，这主要得益于他的阅历、眼界与方法。

他考察新疆的动机区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新疆的西方探险家们，后者的目的一是“盗宝”，二是兼有窥探新疆内部虚实的目的。英籍斯坦因、瑞典斯文·赫定、俄国普热瓦尔斯基、德国勒柯克、法国伯希和、日本橘瑞超等众多探险家中也不乏优秀的学者。不过，他们通过大量极不光彩的掠夺式“考古”，将大批反映古代西域辉煌文明成就的珍稀文物运到欧洲，对中国造成的损失则无可估量。这些历经浩劫的文化珍宝——用古代各种民族语言文字记载的文书、档案、经卷，还有各种精美的壁画重新面世，促使一批高水平的西域历史著作问世，从而得以从被湮没的历史中重新评估西域与中原、西域与周边的关系。(7)探险家们大多有政府资助的背景，因此，他们还经常私自对中国内陆边疆的山川河流、地形地貌进行测绘。而拉铁摩尔前往新疆最初的考察目的与他们明显不同，他既没有专业的汉学出身背景，也没有政府给予的资助。1924年，年轻的拉铁摩尔在中国天津工作，意外得到一次去归化出差的机会，在那里，他发现了散发着古代气息的大漠驼队，并由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决定跟随驼队进行一次远距离的考察。可见，当时拉铁摩尔对中国内陆边疆考察的动机非常简单，考察经费也由自己支付，完全像一位“西部牛仔”。拉铁摩尔并无“盗宝”和地形测绘的任务，这使他集中精力于自己关注的事务，从而有机会得到了更多的发现和认识。

拉铁摩尔在商路中的“参与式观察”，表现出人类学家的天然素质。1926—1927年，在从内蒙古归化到新疆古城子的长达数千公里艰难旅途中，他与驼队旅伴风餐露宿，患难与共，“所经历者与千百年前初无二致也：烦渴、寒冽、风沙、雪暴，以及盗贼横行的种种文献，与昔日无异也”。他对陪伴其穿行戈壁沙漠的商队旅伴充满了感情，“我以为与此等人穿行沙漠，历千辛万苦，做长途旅行，颇足以引为自豪。……我极希望能将他们的精神、习俗以及所遵行古道的性质略为说明”(8)。他讲娴熟的蒙古语，穿蒙古服饰，行蒙古礼，受到了蒙古人的尊重，将“他者”转化为“我者”，这种良好的关系使他能深入商队中去。“商队中约十分之一为蒙古人；余为华北及山西人，多系于来自山西、甘肃而去中国新疆的。此多数华人，几皆具有中亚民族的血统，惟年代远近不可定。”除了血缘之外，文化上也颇具特色，“……这数种人，在往昔千百年间，常寇略中国(9)，有时深入，有时被中国逐出边界之外。商队中的华人，不论其原始如何，他们皆始终如一地工作。他们生长在戈壁道上，当出发时，即将城市及耕植的纠缠，置诸一旁；即华人所视为神圣的组织，如家长及家主的职务，他们也不重视”(10)。在穿越蒙古新疆的商道之旅中，“商队中的人，实为依傍长城大道通行地带的代表，颇具游牧民族与定居华人的混合风味”(11)。在商队的经历对拉铁摩尔“华夷平等”的视角可以说起了关键作用。另一方面，这些“非华非夷”具有边疆形态的人群对拉铁摩尔关于中国长城“边疆形态理论”不无启发性，也正是这些世代沿着古老的“长城—天山”传统商路行进的驼商和驼夫开启了拉铁摩尔中国边疆研究的新思考，这条商路也成为他打开新疆研究的一把“钥匙”。

拉铁摩尔对新疆的考察，既不是用地理学方法，也不是用传统文献研究的方法，而是有意识地将历史、社会、政治事件放入地理生态变迁的要素中去思考，他选择了集这些要素于一身的考察路径——传统商路。跨越数省的商路超越了政区边界，沿着的是自然与人文的边界。他提出“政治边界并不是限定历史事件的区域”(12)，从而超越了中国历史注重政区的传统，这与施坚雅的观念一致。施坚雅关注农业中国的“区域”——围绕着长江、黄河、珠江等经济核心区形成各级市场体系。拉铁摩尔的贡献则在于提出一种边疆形态的“区域”——“长城边疆”。而将长城与被人们长期忽略的商路联系起来，是他发现长城边疆的关键，也是发现新疆历史的关键，反映了他过人的眼光。“第一点，游牧民族的社会团体，因无一定居处，考古学上的证据自属稀少。第二点，近日中亚的考察，多偏于山脉沙漠的测绘，很少注意于商路的性质，这是最重要的原因。第三点，中亚考察对所经的道路，多遵昔日俄国旅行家的指示。而俄人每由北而南，纵穿蒙古，以释明中俄政治地理的形势。因为这个缘故，很少循其通行大道而行走……”(13)拉铁摩尔坦承，“我本非渊博之地理专家，故所讲者，不能完全属于纯粹地理，但于地理也不无相当关系，即其地土人生活状况、部族迁徙途径与商业中心及贸易方向等等”，(14)用综合研究方法开启了新疆研究的先河。

通过商路的考察，从草原、沙漠、绿洲平原到高山地带，拉铁摩尔观察到了不同地理环境中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态、经济形式等在商路上的互动，这些也提供了新的眼光来分析新疆历史。他认为天山是新疆的地理重心。它不仅造就新疆的地理态势，而且其融化的雪水成为绿洲的生命线。塔里木盆地三面环山，只有东面是敞开的。天山北面是准噶尔盆地，有草场分布，它的东面敞开，西部却并非决然与外界隔绝，那边有一片山口与俄属土耳其斯坦相连。这些草场可以使游牧人从东到西，或从西到东，连续地迁徙。天山北面的河流也能灌溉一些绿洲，但是这些绿洲在历史上都被广泛移动的游牧民族所控制。(15)他发现了绿洲在历史中的重要价值，天山北路是草原绿洲，天山南路是沙漠绿洲，区分了不同绿洲的性质，“沙漠绿洲适宜农耕，当技术上的条件具备时，就发展成为灌溉农业；而草原绿洲的历史则徘徊在各种可能发展形态之间”。(16)新疆的地理形势和绿洲是天山最重要的产物。

最为关键的是，他指出了沿“长城—天山”构成了一个完整过渡地带，其标志是连接“长城—天山”商路的形成。约在公元7世纪，长城—天山沿线的游牧道路被唐的力量控制，“游牧文化为定居文明所制，实可称为一大转机”，从那时起，“中国长城以内的道路，始与沿天山两侧绿洲间的道路，即从游牧者开辟的商路有相当的联络”。(17)他还提出了天山沿线“过渡地带”的证据，如天山中段的巴里坤与奇台之间的山居新人群，他们是汉人与蒙古人通婚所生的混血儿。这些人既熟谙汉语，又精通蒙古语。风俗既随蒙古，也随汉族，既能像蒙古人一样管理他们的牲畜，也能像汉人一般丧葬、婚嫁。在毡包内他们像蒙古人一样穿着，当来到城镇又打扮得像汉人。他们在冬季的低地草场拥有大量房屋，夏季又随蒙古人一起进山搭建夏季毡包。他们有最普遍的宗教宽容，夏季在山中热情地款待游历的蒙古喇嘛，到冬季又去参拜中国的寺庙。(18)

天山既作为“长城—天山”整体形态的一个部分，又具有新疆内部游牧民与绿洲居民的“过渡地带”的双重性质，“天山北麓地区及南准噶尔区，位于阿尔泰山、天山之间，形成游牧民族与天山南麓民族的过渡地带”。(19)这对他认识新疆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　中国、草原与绿洲力量的交汇线：“长城—天山”商路形成的动力考察

清代汉文文献中常将“新疆”“西域”用“天山”作为替代用词。乾隆时官修的《皇舆西域图志》将西域分为“四路”，(20)而核心则是记述“天山南路”和“天山北路”。嘉庆间伊犁将军松筠主持撰修的《西陲总统事略》，按照“新疆南路”“新疆北路”来划分区域，道光间徐松撰写《新疆南路赋》与《新疆北路赋》，合称《新疆赋》，新疆南路即天山南路，新疆北路即天山北路。清代是新疆政区地理发生重大变化时期，在清朝打击下，天山北路准噶尔蒙古力量消失，清代在原准噶尔牧地进行移民屯垦，将大片草原改为农垦区，并修建了不少城市，从而重建了天山北路的人文地理。(21)清代乾隆中期，乌鲁木齐、巴里坤一带设置镇迪道。光绪初年，按照郡县制度新疆建省并进行区划改革，“新疆”正式成为省名。(22)民国期间，中国学者撰写新疆史，基本沿用新疆政区史的概念，叙述的重点主要是历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治理和新疆的政区变革，天山南路、天山北路逐步变成了历史概念。

拉铁摩尔将政治、历史、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综合因素聚焦在古代的商路上，并兼以一种跨区域的宏大眼光，“新疆以西，俄属土耳其斯坦的部分地区、波斯、近东，有着与新疆类似的地理形态；新疆以东，甘肃、宁夏的情况也类似，这两个地区对于新疆的影响犹如内蒙古与外蒙古的关系”。(23)在“长城—天山”沿线的商路已经不再仅仅是一般意义的财货之路、文化交流之路，而且更是不同力量的交会线，从中可以看到区域内外各种复杂力量的交织和博弈。

拉铁摩尔指出商路路线变迁的动因有三种：地理原动力、社会原动力和历史原动力，其中社会原动力与历史原动力是他重点分析的原因。蒙古地区早期商路的形成并非因为贸易的缘故，而是由于游牧民迁徙；沿着天山、阿尔泰山的商业道路是游牧民牧道发展形成的，属于“社会动力”；绿洲之间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加上绿洲被沙漠隔绝，绿洲之间的交换比较困难，绿洲之间道路的形成主要是游牧民和中国力量介入的结果，属于“历史动力”。如沿长城道路的形成就是历史动力的结果，长城主要的功能是隔绝农区与牧区的防御屏障，另一方面却变成了“道路的准绳”。(24)为了给长城沿线提供人力和物资，“长城以内，由中原出发的道路，分途抵塞，其中最著名者，即为‘御路’”。(25)如陕甘大路，形成了新的东西向商路，有政府建设的驿站，有沿线农业社会提供各种保障，这种由古代政权建设的道路被拉铁摩尔称为“真路”。

仅靠“社会动力”还不足以形成“真路”，还需要借助“历史动力”。如天山北路取代以前沿阿尔泰山的道路，是因为后者是游牧牧道，而绿洲与游牧者之间有交换的需要，连接的道路是财货通行的道路，无论是游牧民族还是汉人都主要走这条道路，这条道路也处于游牧民与绿洲居民之间的“过渡地带”。没有位于“过渡地带”的道路，会缺乏动力而被废弃。如历史上的阿尔泰路和经由罗布泊的丝路都被废弃，这也是天山南路和天山北路能够成为主要道路的原因。因此，“过渡地带”对于道路变迁具有直接的影响。沿天山商路的形成，除了从游牧民的牧道开辟出商道外，还有来自区域内部的历史动力。天山南路绿洲被戈壁沙漠分割，游牧力量难以进入，绿洲民缺乏和游牧民进行交换的动力。不过，由于天山山麓的“山居民”与山脚下绿洲民的交换需要，会形成集市，其贸易比绿洲间的贸易还要兴盛，并带来通行税的发达。在拉铁摩尔看来，中国开辟丝道实际上是为了获得当地通行税的权舆。

天山北路与天山南路是新疆的两条主要交通线，但是二者的性质也有相当的差异。天山北路是草原绿洲，既可以农耕也可以游牧，而且从地理形势上看，东西方向无险可阻，草原的力量可以长驱直入，在草原绿洲上农耕与游牧力量交互兴替，原有的力量都会被摧毁，然后重建，变动性极大；而天山南路绿洲因被沙漠戈壁分割，牛羊等畜群不能通过。所以绿洲尽管会被游牧力量征服，但不会持久，其社会基础依然存在。天山北路被称为“草原之路”，天山南路被称为“绿洲之路”。

拉铁摩尔高度评价汉人对于开辟这些交通路线的贡献，“将其地绿洲间的交通路径，化为不同民族与不同文明之间的通行大道，不是绿洲的土人，乃是华人，往史斑斑，灼然可见”。(26)“长城—天山”古代商路的形成，既有地理原动力、社会原动力，也有历史原动力，是三种力量的结合，其中又以历史原动力为最重要的因素。

拉铁摩尔通过“长城—天山”商路的考察，发现“历史原动力”在商路形成中的核心作用，而这种“历史原动力”必须要还原到长城和天山。长城内外是农区、草原和次绿洲，天山内外则是草原绿洲和沙漠绿洲，而古道恰是农区、草原、绿洲三种力量的交会线，它们组合与变迁构成了古代商路发展的历史原动力。

三　中国、草原与绿洲互动关系中的新疆

拉铁摩尔注意到新疆与其他内陆边疆地区最为不同的地理与社会空间就是“绿洲”，并以此为中心来分析新疆历史，“了解了绿洲孤立的特殊性以及与中国和草原的交通可能性，就不难描绘这个中亚世界的一般历史状态。它是独立的，而不是孤立的”。(27)新疆不再是一个静止的地域历史，而是在几种力量的冲突、交流、融合、调适等变迁中的历史。

在中国、草原和绿洲关系中，绿洲属于“侧翼势力”。“在它们（草原与中国）的侧翼是中亚绿洲地带，其间的沙漠绿洲由于精耕农业的背景，与中国的关系较深。”(28)侧翼战争属于正面战争和长城战争的一部分。“汉代，汉族与匈奴的战争可以称为是正面战争和长城战争，有时与它们同时，有时与之交替发生，是新疆绿洲地区的侧翼战争。这里，优势徘徊于游牧民族容易接近的草原绿洲和汉族易于接近的沙漠绿洲之间。”(29)在草原、中国、绿洲的关系史之间，绿洲虽然也很重要，但并不在中心位置。新疆历史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草原与中国，其次才是印度、伊朗和西藏等其他地区势力的影响，历史上形成了几种不同关系的组合。一是游牧民族控制绿洲以对抗中国；二是中国控制绿洲以对抗游牧民族；三是在草原与中国力量都不能到达绿洲时，绿洲的自我崛兴；四是“过渡地带”与草原、中国、绿洲之间关系的平衡。这几种力量的相互关系构成了新疆历史发展的主线。

绿洲犹如“细胞组织”，因为干旱地区的阻隔，无法成片发展，这使汉人无法复制内地大规模的生产与社会组织（拉铁摩尔称为“汉族环境”）；另外，这也使绿洲无法联合起来，“在他们的同一性上很难建立起一个金字塔式的政治统一体”。因此，“新疆绿洲总的历史，要受到外来势力的侵入整个绿洲地区深浅程度的左右，受到统治势力联合各个绿洲程度以及将各个绿洲之间进行联合的程度的支配。”(30)中国力量在沙漠绿洲居于优势。自汉代起，“中国政治家们真正需要的，即其真正的目的，是造成一种情势，使绿洲小国们认为依附中国要比做游牧民族的附庸更有利”。(31)中国通过丝绸、茶、瓷器与绿洲的玉石、干果、马匹之间进行交换，使得绿洲的统治者与中国之间建立起一种互惠的体制，但是与普通绿洲民众的关系却不大。(32)汉人对绿洲农业生活比较熟悉，“这种生产与习俗的相同，比语言及服装的不相同更为重要”。中国政治家在绿洲采取一种类似自治的管理模式，“当地的经济性质还是照旧。当地社会的价值与法令，虽然有政治统属上的变化，但并无实质内容的改变”。(33)游牧民族在草原绿洲上则占有优势，而他们进入草原绿洲和沙漠绿洲时，自身的机动性就会受到限制。当进入沙漠绿洲时，其社会更面临着游牧与农耕生活的取舍，不得不脱离游牧制度的规范，彻底脱离草原生活，这意味着游牧民族进入绿洲，无论是对绿洲社会还是对其自身，都会面临更为激烈的矛盾，要经历一个逐渐“非游牧化”的转变。在草原边境北部绿洲中，游牧民族的移殖与征服当然会常常压倒绿洲的农业及社会，也许或早或迟将它们推翻。(34)

拉铁摩尔由此集中分析了新疆历史发展的三个特点，其一是新疆绿洲社会在草原与中国之间摆动的性质，拉铁摩尔将此称为“集权化”（Centralization）和“去集权化”（Decentralization）的循环态势，认为新疆维持社会变化是在强大帝国统治下的“集权化”和新疆内部固有的“去集权化”之间不断摆动。在“集权化”和“去集权化”的反复变化中，新疆社会呈现出一种缓慢进化的封建主义。(35)其二是新疆历史是一部草原、中国及绿洲交替崛兴的循环历史。其原因是，“这种模式是与草原和绿洲生活之不能协调有关系的。在草原经济与汉族及绿洲农业经济之间是混合和粗耕经济。草原居民、汉族、绿洲居民都不能向这种混合经济‘进化’，因为这种混合经济乃是立于单纯经济制度上的‘退化’”。(36)其三是南疆与北疆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草原绿洲易于被游牧势力控制，生活倾向于草原，而沙漠绿洲的生活则易于被中国控制，则生活接近于农区。草原绿洲具有开放性、变动性，沙漠绿洲具有稳定性。这是拉铁摩尔对新疆历史特点的深刻洞见。

此外，他对新疆的某些认识虽然还有争议，但不乏启发意义，概括如下：

（一）过渡地带对新疆历史的影响

过渡地区的居民是受他们自身利益支配的。在两者都有利可图的情况下，他们同时利用汉族的农耕技术与草原的畜牧技术。在贸易和文化方面，他们在草原和中国之间获得利益，但是他们永远不可能成为一种具有独立生活秩序的民族。部分原因是他们所占有的土地不够大，另一部分原因是中国内地与草原的秩序都已经高度发展，过渡社会被夹在中间。(37)过渡地区力量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中国力量转向亚洲内陆时，“其通道，却是由已经在边疆本身活动着的力量所打开的”。(38)二是中国与中亚关系中的经济力量，是在过渡地带——边疆商队商人及中间商人的掌握中。“由于丝绸这种奢侈品的利润很高，中亚小国的君主接受这种赏赐、补贴太多，便把它们卖到更远的地方去，获取更多的利益。”(39)边疆的商队和中间商人由此获得了远途贸易的机会，成为新疆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还秉承了汉人的生意头脑，购买商队垮掉的骆驼，使其在自己的草场休养生息后，转手卖给新的商队，从中赚取差价。正是凭借对汉、蒙两种文化的熟悉，这个人群一跃成为边境城市中新兴的富裕阶级。过渡地带是草原、中国、绿洲几种力量共同塑造的，它又是各方的一种联系纽带。正是过渡地带的商人使新疆绿洲与中国、草原保持着一种常态化的民间交往和联系，因为交通使新疆绿洲保持着一种开放的状态。不过，过渡地带也成为草原和绿洲不能整合为一体的关键性因素。前文已有涉及，不再赘述。

（二）山居者与绿洲民：天山的山地历史

天山还有一种内部的相互关系，就是山居居民与绿洲居民的交往，拉铁摩尔称之为文明“竖的发展”（Vertical Construction）。它区别于“横的发展”——绿洲和草原、绿洲和绿洲之间的关系。这种“竖的发展”在昆仑山和天山都有表现，特别是集中在天山的侧面，山的高处可以产木材、黄金及其他矿物，更有零星草场，以畜牛羊。山居人主要是从事畜牧或半游牧者，绿洲人则为农夫、工匠或城居者，因双方的生产不同，使得绿洲和山区之间产生交换动力，需要交换的物资很多。山居人用毛皮、金属与绿洲人交换粮食、布匹及不能在山中制造的工艺品，其贸易比绿洲之间的还兴盛。从绿洲平原到高山地带存在着不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存在着内部互补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拉铁摩尔又称之为“垂直社会结构”（Vertical Structure of Society）。深入天山内部去观察历史，形成了一种地方性的历史感。

（三）宗教与新疆绿洲的关系

在新疆，宗教不仅是信仰，更是政治势力。影响新疆历史的主要宗教是佛教与伊斯兰教。“佛教在新疆的建立迅速而稳固，因为它给绿洲社会以其自己不能产生的东西，一种他们在政治统一上所不能表现的经济与社会的统一，……寺院的高级僧侣形成了一个联系各绿洲王室的索带。”(40)宗教的稳固性与绿洲关系密切，因为绿洲的小规模社会不能出现一个真正意义的官僚阶层，而内地佛教则依附于官僚阶层，绿洲的佛教相对具有独立性。此外，商业的交往还促使包括佛教在内的其他宗教的传播，如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拜火教等，不同地域的商人对宗教的需要刺激了宗教的传播。伊斯兰教的兴起与南下的突厥人关系密切，但是，伊斯兰教的势力直至14世纪还不能进入天山北路。由于蒙古草原政治势力的衰微，伊斯兰教最终进入草原。

（四）近代地缘政治格局对新疆的冲击

19世纪以降，在西方近代化冲击之下，游牧社会势力和农业社会势力范围逐渐被压缩，特别是草原势力受到的削弱最大。至20世纪初，新的亚欧大陆地缘政治格局已经出现，中国、草原、绿洲之间多重关系已经逐渐变化。代替草原力量崛起的是苏联，中、苏之间形成了新的地缘政治格局。长城沿线的内蒙古阿拉善、鄂尔多斯和新疆天山、阿尔泰山联系起来，就是中国内陆边疆的天然屏障，“以上所说诸区，地理上并无截然的界线，乃系犬牙交错之地，……上述诸地带，有一种地理上的协调：即一区有变动，其他地区都受其影响”。(41)中国内陆边疆在地理空间上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关系。

1944年，拉铁摩尔考察苏联后，对新疆在国际地缘政治中的作用有了新认识，将英、俄、中在亚欧腹地的“大博弈”纳入了视野。19世纪英、俄竞争到20世纪中叶的冷战初期，新疆成为亚洲新的重心，在亚洲起着枢纽作用。其原因在于苏联对亚洲输出革命，美国则期望将自由资本主义理念传入亚洲，在某种程度上说，新疆正好处于冷战的锋线上。(42)此外，印巴北部边疆、伊朗、中国西部边疆、外蒙古和苏联中亚边疆地区之内，还存在着人种及民族边疆的交错、宗教及文化边疆的纷争，这些连同上述的国际政治边疆交互影响，其形势处于极为复杂的演变中，而新疆在此变化中亦居于关键地位。(43)这是从亚欧腹地的地缘政治的转换来看待新疆，新疆从传统的“侧翼势力”一跃而成“亚洲的枢纽”。

四　结论

号称日本史学“泰斗”的白鸟库吉，在《东洋史上的南北对立》一文中，提出东洋史的大趋势是南北两大势力的对立，是中原汉族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对立，核心观点是“东西交通、南北对抗”，将中国分为两个不同形态的政权，这一观点被郭沫若鄙视为“垃圾”，但并没有消除这种观点带来的影响。(44)不无巧合的是，亚欧大陆的另一边有一位法国学者格鲁塞出版了《草原帝国》一书，他将乾隆时期清朝统一了喀什噶尔与伊犁视为草原帝国的终结，“标志着实现了中国自班超时代以来的18个世纪中实行的亚洲政策所追随的目标，即定居民族对游牧民族的、农耕地区对草原的还击”。(45)中国历史是一个“草原帝国”与“农业帝国”对立斗争的历史，这种“南北对立”逻辑背后是指向“南北分治”，边疆就是区分南北关系的“分界线”，天山作为边疆的政治意义陡然上升。而拉铁摩尔以“华夷共治”的视角，注重“长城—天山”“东西沟通”的关系叙述，实际上是与“南北对立”观点的一种对立，超越了以中原为本位的“农业中国观”和草原为本位的“游牧中国观”，使我们对新疆历史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特别是他关于“过渡地带”人群的发现，这些介于“非汉非胡”的“中间形态人群”更是对民族史叙述的一大挑战。

中亚处于东西文明的联结地带，又是各文明接触的边缘地带，从东看它是遥远的“西域”，从西看它是神秘的“东方”，而本土又未有系统的史学传统，它在东方和西方的叙事史书中，都是边缘地带的零零碎碎的事和人。(46)20世纪初，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指出新疆位于欧亚大陆腹地中心地位的重要性。拉铁摩尔则通过对影响新疆的各种力量进行历史分析，再次确认了新疆的这一中心地位。新疆绿洲曾是中国、草原之间的“侧翼势力”，到近代则变为欧亚大陆腹地的“枢纽”。新中国将草原、农业区以及绿洲成功整合为一个“亚洲的中国”，经历了百年动荡的中国地缘格局重新稳固下来，正如拉铁摩尔所言，新疆的地缘重要性再次得到确认。

拉铁摩尔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在商路上的穿行，仍有某种局限性。虽然他对于“过渡地带”人群的生活经历非常熟悉，特别是蒙古人；不过，他却缺乏对其他边疆人群生活的体验和表述。他专注于交通史，但对于社会生活史的论述就显得薄弱，比如在宗教与绿洲的关系上，就显得力度不够。另外，拉铁摩尔主要使用的材料是西方学者的考察记录和相关研究成果，很少关注中国学者在新疆的研究和引用汉文文献，并没有提到《西域图志》《西域水道记》等重要汉文文献；同时，他对于察合台文、满文材料的使用也基本阙如，当前美国“新清史”的研究学者似乎正在弥补这一不足。在地缘政治视角下，拉铁摩尔将新疆历史拉回到亚欧大陆“中心”，使新疆成为地缘政治的焦点，这一观点更多地体现出新疆的紧张性，而社会生活史、社会关系史的一面被遮蔽和忽略了。同时，20世纪50年代在冷战的大幕下，他对于新疆问题的叙述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这完全出自政治利益的考量，偏离了学者的本色，我们不能忘记拉铁摩尔还有作为政客的一面。(47)

美国学者柯文倡导研究中国历史要“精细化”，才能更为准确地概括出中国的特点。(48)进入21世纪以来，史学的发展潮流已经更加面向社会生活、面向不同的社会群体，特别是区域史研究蓬勃兴起，新疆史学也面临和内地史学的接轨问题，相信拉铁摩尔关于“长城—天山”的历史叙事会给新疆史研究注入新的动力。

［原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4期，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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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杨镰：《内陆亚洲的变局与均衡》，《读书》2007年第3期。

(2) Owen Lattimore，Chinese Turkistan, The Open Court, Chicago, Vol. XLVII, March, 1933. 有时直接称“新疆”，Owen Lattimore, Pivot of Asia, Sinkiang and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950。本文一概称新疆。

(3) ［美］施坚雅著，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78页。

(4) 参见郭丽萍：《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5) 新疆、蒙古主要由于地缘政治的影响，基本封闭了学术研究的通道。

(6) 参见姚大力：《西方中国研究的“边疆范式”：一篇书目式述评》，《文汇报》2007年5月7日。

(7) 这一时期知名的西域研究成果有：［日］羽田亨著，耿世民译：《西域文明史概论（外一种）》，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俄］维·维·巴尔托里德、［法］伯希和等著，耿世民译：《中亚简史（外一种）》，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英］斯坦因著，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法］沙畹、伯希和著，冯承钧译：《摩尼教流行中国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

(8) ［美］拉铁摩尔著，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收入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第113页。

(9) 本文使用的“中国”概念是指“中原王朝”或“中国内地”，与“草原”对译的角度是指农业区，不是指现代民族国家意义的“中国”。——作者注

(10) 《亚洲腹地之商路》，《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13页。

(11) 《亚洲腹地之商路》，《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13页。

(12) ［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2页。

(13) 《亚洲腹地之商路》，《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25页。

(14) 同上书，第110页。

(15)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157页。

(16) 同上书，第103页。

(17) 《亚洲腹地之商路》，《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30页。

(18) 杨晔：《试评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史研究》，复旦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第31页。

(19) 《亚洲腹地之商路》，《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30页。

(20) 清代乾隆时期修撰的《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将西域分为“安西南路”“安西北路”“天山南路”“天山北路”。

(21) 黄达远：《清代中期新疆北部城市崛起的动力机制探析》，《西域研究》2006年第2期。

(22) 按照天山南路和天山北路来划分新疆已经成为历史，今天的人们习惯把新疆分为“南疆”“北疆”和“东疆”。

(23)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101页。

(24) 《亚洲腹地之商路》，《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23页。

(25) 同上书，第125页。

(26) 《亚洲腹地之商路》，《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13页。

(27) 《亚洲腹地之商路》，《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10页。

(28)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106页。在天山北路的草原绿洲上，确实可以发展出可耕可牧的经济类型。清代乾隆年间政府组织大规模的对天山北路的屯田，在游牧草原上开发了数百万亩计的良田，就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参见华立：《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

(29)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322页。

(30)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321页。

(31) 同上书，第135页。

(32) 同上书，第112页。

(33)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112页。

(34) 同上书，第320页。

(35) Owen Lattimore, Pivot of Asia, Sinkiang and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 pp.3-4．

(36)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127页。

(37) 同上书，第309页。

(38)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310页。

(39) 同上书，第314页。

(40)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113页。

(41) 《亚洲腹地之商路》，《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110页。

(42) Owen Lattimore, Pivot of Asia, Sinkiang and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 pp.3-4

(43) 许建英：《拉铁摩尔对中国新疆的考察与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4期。

(44) 韩毓海：《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30页。

(45) ［法］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项英杰校：《草原帝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670页。

(46) 潘志平：《区域史研究的考察——以中亚史为例》，《史学集刊》2011年第2期。

(47) 20世纪50年代在冷战的意识形态下，拉铁摩尔提出新疆自然方向是朝向蒙古和苏联，而不是中国，见Owen Lattimore, Pivot of Asia, Sinkiang and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 p.221。完全背离了早期的研究立场。

(48) 参见［美］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78—181页。

拉铁摩尔对中国新疆的考察与研究

许建英(1)

作为美国著名的中国边疆史研究专家，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及其研究成果有着颇大的影响。他对中国边疆史的研究尤以对中国内陆亚洲地区的边疆研究为突出，涉及东北边疆、北部边疆、西北边疆和西藏边疆。西北边疆主要就是今天新疆、宁夏和甘肃地区，其中尤以新疆为重点。新疆既是拉铁摩尔中国边疆研究的出发点，也是其重点关注的对象，新疆研究在其中国边疆史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本文拟就拉铁摩尔新疆考察及研究作初步的梳理和探讨，对其新疆研究的价值加以简要评述。

一　拉铁摩尔对新疆的考察

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史研究始于其对中国内陆亚洲地区的考察，而新疆作为内陆亚洲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拉铁摩尔的现场考察对象，更是其重要的研究对象。拉铁摩尔先后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40年代中期对新疆进行过两次考察，每次考察后都有重要的著作问世，对其相关研究也均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拉铁摩尔于1900年7月29日生于美国华盛顿特区，不满周岁即随父母来到中国，先后在上海和保定府等地生活。1912年，他被父亲送往欧洲接受教育，先后在瑞士与英国学习。1919年，19岁的拉铁摩尔从欧洲返回中国，先是在天津英租界的一家洋行工作，为欧美商人买进卖出，后又在上海的一家英国保险公司工作，有很多机会到中国各地考察企业，接触各色人等，这是其“在心理上培养理解中国并与之相处的能力的关键”。(2)一年后，他返回天津，受聘于英国《京津泰晤士报》，做普通编辑工作。拉铁摩尔对此份编辑工作并不满意，一年后再次回到英国保险公司任职，只是工作地点在天津，负责此地的业务。此后，由于职业需要，拉铁摩尔刻苦学习汉语，加上善于和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打交道，为其赴边疆地区考察打下良好基础。拉铁摩尔的工作丰富了他的阅历，也使他认识与观察中国及中国人的角度发生重大转变，“我开始把我的中国同事作为我们而不是他们来考虑”。(3)同时，由于天津是新疆、内蒙古等边疆地区羊毛集聚和出口之地，这使拉铁摩尔非常想到那些遥远的边疆地区旅行与考察。

1924年，拉铁摩尔有机会赴归化（今呼和浩特）押送货物。这次商业旅行使他对中国北部边疆地区着迷，开始钻研中国历史和边疆问题。1926年，拉铁摩尔再次获得跟随商队考察的机会，并计划穿越内蒙古和新疆。此时，他已经结婚。其夫人埃莉诺·霍尔盖特（Eleanor Holgate）从中国东北出境，在苏联乘火车沿西伯利亚铁路抵达靠近新疆的塞米巴拉金斯克（Semipalatinsk），再由那儿乘雪橇赴新疆，于1927年2月与拉铁摩尔在塔城相会。随后，他们夫妻二人从北向南穿越新疆，奔赴英属印度。

拉铁摩尔及其夫人在此次旅行中，都留下了考察记录。其中，拉铁摩尔有两部著作，分别是《通往突厥斯坦的荒漠之路》（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和《高地鞑靼》（High Tartar）。第一本书1928年于英国伦敦出版，该书实际上记载了拉铁摩尔此次考察第一阶段的路线和活动，即从天津经张家口抵达归化，从归化西行，穿戈壁沙漠，抵达新疆之古城子。从拉铁摩尔的旅行记录来看，作者是将归化作为考察的正式起点，抵达新疆古城子的全程共计1587英里，(4)这段考察的时间是1926年8月20日至1927年1月3日。《高地鞑靼》则出版于1930年，主要记述两人在新疆境内的考察。拉铁摩尔从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辗转前往塔城，迎接从苏联塞米巴拉金斯克乘坐雪橇而来的埃莉诺；1927年2月在塔城接上妻子后，两人开始穿越新疆之行，10月翻越喀喇昆仑山抵达英属印度克什米尔。随后，两人赴欧洲整理考察笔记，分别撰写游记。

另外，拉铁摩尔夫人于1934年出版游记《突厥斯坦重逢》（Turkestan Reunion），记述了她的此次旅行经历。

拉铁摩尔第一部著作《通往突厥斯坦的荒漠之路》出版后，很快得到学术界好评，美国学界认为它“带来一些新的地理学和其他方面的消息”。(5)拉铁摩尔因此获得奖学金并得以进入哈佛大学学习，这给他很大鼓舞，也坚定了他从事中国内陆边疆研究的信心，“我感到我不是不具备探索历史学的途径”。(6)可见，拉铁摩尔的首次新疆考察，收获甚丰，可以说开启了其中国边疆研究之路。

拉铁摩尔再次赴新疆则是1944年6月。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为协调美国、苏联和中国在战争最后阶段的行动，美国特派遣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率领使团赴苏联和中国访问，其中从莫斯科赴重庆时要途经新疆首府迪化，并作短暂停留。此时拉铁摩尔早已是中国研究专家，又曾出任过蒋介石的顾问，(7)遂以战时新闻局观察员身份参加该使团，但需要说明的是他并非使团正式官员。

拉铁摩尔虽然未参与在莫斯科以及重庆的核心谈判，但是在此次出使行动中他得以从容实地考察中国边疆的外围地区。(8)因为该使团从美国阿拉斯加进入苏联远东西伯利亚地区，先后访问黑龙江流域、西伯利亚、中亚的塔什干和阿拉木图等地区，返回途中还经过乌兰巴托。对拉铁摩尔来说，这些很有意义，他不但可以和所经过之处的苏联及蒙古有关专家交流，而且更重要的是获得了从中国东北、北部和西北观察中国边疆地区的机会，同时也可以从世界地缘政治角度考察中国边疆地区。此外，在新疆停留期间，拉铁摩尔还见了“新疆王”盛世才，两人长谈甚久，此次谈话对他来说极有学术价值。可以说，拉铁摩尔此行开阔了眼界。他第一次实地考察了中国边疆的广袤地域，得以从更大范围研究中国及亚洲的历史。(9)实际上此次考察也促使其从更广阔的地缘政治学角度来研究中国边疆以及亚洲当时的状况与前景。

新疆考察结束后，拉铁摩尔对新疆兴趣浓厚，不但在其游记《通往突厥斯坦的荒漠之路》和《高地鞑靼》中涉及或专门记录有关新疆的情况，而且在其重要学术著作中多方面涉及新疆研究，如拉铁摩尔的代表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亚洲腹地新的政治地理学》（The New Political Geography of Inner Asia）、《亚洲腹地：中苏之桥》（Inner Asia: Sino-Soviet Bridge）、《汉族人在新疆》（The Chinese as a Dominant Race）等论文，(10)以及他于1934年和1935年为有关年鉴撰写的新疆专文。另外，在《亚洲的决策》（Solution in Asia, 1945）、《亚洲的局势》（Situation in Asia, 1949）等著作中，也都可见其新疆考察的痕迹。

二　拉铁摩尔新疆研究的几个理论侧面

拉铁摩尔对新疆的研究涉及很多方面，诸如历史、地理、政治、贸易、民族、宗教、文化等，本文侧重于对拉铁摩尔新疆研究的理论建构进行初步梳理。

（一）关于新疆与内地及蒙古、西藏的结构关系

在关于新疆与内地政治关系上，拉铁摩尔肯定新疆是中国版图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就新疆与内地、蒙古地区以及西藏地区的结构关系做了深入的研究，这些论述颇有意思。

拉铁摩尔将新疆作为中国西北边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其与东北、内外蒙古和西藏一起视作研究中国内陆亚洲边疆的重要构成者。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史研究实际上主要集中于中国内陆亚洲边疆史，也就是他所划分的东北、内外蒙古、西北和西藏四个板块。拉铁摩尔在开展此研究时，一是将这些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即所谓中国的内陆亚洲边疆；二是提出其研究模式，即著名的“贮存地”（或译为“蓄水池”）论；三是研究其间相互关系。就新疆而言，他则进一步提出“沙漠绿洲”和“草原绿洲”的概念，以此分别论述新疆、西藏及蒙古草原的关系。此外，他还提出“内中亚”和“外中亚”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次级绿洲”理论框架。

1．“贮存地”理论。所谓“贮存地”是拉铁摩尔论述中国内陆亚洲边疆形态时所阐述的一个基本理论模式。拉铁摩尔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往往是由边疆“贮存地”地区的居民动向所决定的，各王朝的兴衰可通过对该地带控制情况的考察反映出来。该理论模式最典型的是对内蒙古边疆的论述，拉铁摩尔阐述该地区地理上之历史功能及其理由，认为两千多年来，北方民族历次南下攻击中原农耕地区，有些民族还建立王朝，占有内地部分土地，甚至有时还建立统治全中国的大帝国。在这种时候，一部分南下的民族进入中原，但是有一部分仍然留在北部邻近长城的地区。这些民族的留守部分保护着其原有的土地，以免遭受从更北部下来的敌对部落的攻击。但是，该地区也是一个“贮存地”，供给统治“中国”所需的官吏及戍军。“贮存地”以北是不开化民族的土地，那里的民族并没有追随“贮存地”领袖们征战。因此，内蒙古地域的重要性超出其民族及文化之上：它是取得黄河流域，有时也是全中国统治权的钥匙。它既是中国强盛时期政治及文化势力向外发展的最有效地区，也是北方民族南下中原的交通要冲。地处长城北部的内蒙古地区就是拉铁摩尔所谓的“贮存地”。(11)拉铁摩尔认为此模式亦适用于包括新疆在内的整个西北地区。(12)

在研究西北地区时，拉铁摩尔又进一步界定与分析。拉铁摩尔以长城为标志，重新界定新疆和内地之间的关系。左宗棠在论述西北地缘形势时认为西北与新疆地理实为一体。同样，拉铁摩尔也认为甘肃、宁夏和新疆堪称一体，同属绿洲形态，只是新疆为“主绿洲”（包括南疆的“沙漠绿洲”和北疆的“草原绿洲”），而宁夏和甘肃则是“次级绿洲”。(13)此外，拉铁摩尔还使用“内中亚”(14)一词来表述宁夏和甘肃的地理，而言下之意新疆当称“外中亚”。由此可见，他论述西北地区之模式与其阐述蒙古地区如出一辙，多少有些硬套的嫌疑。

2．边疆过渡地带。与“贮存地”理论相一致，拉铁摩尔又提出“边疆过渡地带”概念。所谓“边疆过渡地带”特征可概括如下：一是地理上不同族群居住地区相互交错，二是各族群相互混居，三是生产方式多样化，四是多种生活方式交互存在，五是多元文化交互融合。在这些特征中，拉铁摩尔认为绿洲是渐进的，由“次级绿洲”过渡到真正的绿洲；在族群上，多种族群混合，彼此孤立；在生产方式上，新疆是农业和畜牧业兼具的地区；在生活方式上，游牧生活与农业生活并存；文化上是多元交互融合的。尤其是关于文化传播方式，拉铁摩尔认为不只是中国内地征服边疆时，内地文化才可以传播到边疆地区；相反，边疆地带民族征服和统治内地时更利于内地文化向边疆地带的传播。只是新疆文化内容更为丰富，这些地区的族群建立地方政权时，也颇有利于内地文化向内陆亚洲以远的地区传播。(15)

3．关于新疆之地缘作用。新疆绿洲和所谓“次级绿洲”共同构成完整的绿洲地理区域。就纵向来看，该区域与中国内地有着重要的战略关联作用，起着呼应内地、威慑蒙古高原及其以北的战略联络作用，也起着连通内地与广义内陆亚洲及其以西地区的作用；就横向来看，该地区则起着隔离蒙古地区与西藏高原地区的作用，其意义重大。

（二）关于新疆内部的结构论述

关于新疆内部文明结构，拉铁摩尔也有其划分和阐述。

1．“垂直文明”结构。拉铁摩尔认为，作为绿洲形态的新疆，其文明发展结构可以称为“垂直文明”，尤其是天山山脉两侧更为突出。(16)拉铁摩尔认为，南疆典型绿洲处于从高山流入沙漠河流的末端附近，河流在此可以流入呈扇形分布的灌溉渠中。沿河流上溯，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垂直结构，即“肥沃的山区、沙岭、沙漠、绿洲，从上而下依次展开”。(17)高山可以生产木材以及黄金、玉石等多种矿藏，有着大大小小的各种山地牧场。就生产方式而言，山区的人们保留着游牧和半游牧的生产方式，而绿洲的人们则一直是农民、城镇居民和手工艺人。因为所产物品的差异巨大，使得绿洲和山区之间产生交换动力，山区的人们把羊毛、兽皮、金属和玉石等运到山下，旨在从绿洲换取粮食、布匹以及粗糙的生活器具。从绿洲平原到高山地带存在着不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存在着内部互补和交换经济形式，这就是拉铁摩尔所说的新疆“垂直文明”结构，他又称之为“垂直社会结构”（vertical structure of society）。(18)

2．开放性交通与封闭性交通。需要说明的是，新疆绿洲之间存在着横向交通联系和商品交换，这属于正常的交通方式和商品交换方式。与此同时，新疆“垂直文明”结构内部还催生出一种垂直交通方式，能够进行交换的产品差异越大，交换的动力也就越大。从这个角度看，山区和绿洲之间的交换要比绿洲与绿洲之间的交换更有潜力。从交通方面而言，绿洲间的横向交通和绿洲内部的垂直交通形成鲜明对比，前者促进“过境交通”发展，其实质是开放性；后者促进绿洲内部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交通，其特点为封闭性。(19)笔者将其分别概括为开放性交通和封闭性交通。但是，拉铁摩尔认为新疆北部绿洲交通呈现为单一的开放性，致使草原征服者可以自由进出。(20)

后来，拉铁摩尔对新疆的生产方式又加以进一步论述，主要是关于农业、游牧业、贸易以及传统手工业等方面的论述，同时他也认为新疆受内地和苏联两个方向现代工业的影响，但是当时这种影响尚微不足道。(21)

3．“集权化”与“去集权化”。就新疆社会政治结构而言，拉铁摩尔将其描述为“集权化”（Centralization）和“去集权化”（Decentralization）的循环态势。(22)拉铁摩尔认为，新疆地理因素利于“去集权化”，人口聚居于为沙漠所分割的绿洲上，彼此情况相近，易于自给自足，如果没有超级强大的社会结构将其联合成更大的统一体的话，其趋势是发展成诸多微型社会（microcosm）。而在广阔的草原地带，草原游牧部族形成众多小的、自我满足的社会单元，而更大和更集权化的社会单元则要求在游牧社会、都市社会及农业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刺激下才会产生。概而言之，新疆内部呈现出“去集权化”的社会政治环境。而另一方面，征服与统治新疆的帝国则呈现为“集权化”特征。因此，拉氏认为新疆维持社会变化是在强大帝国统治下的“集权化”和新疆内部固有的“去集权化”之间不断摆动。在“集权化”和“去集权化”的反复变化中，新疆社会呈现出一种缓慢进化的封建主义。如前所述，拉铁摩尔认为新疆是由天山以南的沙漠绿洲和天山以北的草原绿洲组成，其社会政治形态可统称为绿洲社会。就总的趋势来说，绿洲社会在“集权化”时期是向更高的封建社会形态发展，而草原游牧社会在“去集权化”时期则向更早的社会形态倒退。绿洲社会和草原社会的主要差别是，草原社会变化倾向更极端，呈现出倒退到封建社会初期门槛上的动量。(23)

4．宗教与政治。就新疆内部的宗教而言，拉铁摩尔认为，新疆境内存在多种宗教，诸如汉地佛教、喇嘛教（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以及东正教等，宗教在新疆起着政治力量难以起到的作用。新疆的绿洲结构使其在政治上从来都没有实现真正统一，尤其是对经济与社会而言。(24)拉铁摩尔对宗教的认识不限于宗教本身，更在于其政治力量，换句话说，在新疆宗教不仅是信仰，更是政治势力。(25)

（三）关于新疆是亚洲枢纽的论述

如在第一部分所言，1944年拉铁摩尔有机会访问苏联，并经中国新疆访问重庆，又经外蒙古返回美国。拉铁摩尔此行一是开阔了地理视野，得以对中国东北、北部和西北边疆进行考察，与其多年的中国内陆亚洲边疆的考察研究构成对应和互补；二是得以从现代国际政治高度审视泛内陆亚洲内部地缘政治的变化。这次访问后，拉铁摩尔对新疆的思考上升到更高和更为广阔的层面，代表作为《亚洲的枢纽》（Pivot of Asia, Sinkiang and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一书。该书是美国学界研究新疆的第一部综合性专著，也堪称是一部经典著作。

在此著作中，拉铁摩尔对新疆近现代的地缘政治作用有了新的认识。拉铁摩尔着眼于地缘政治演变，认为从19世纪英、俄竞争到20世纪中叶的冷战初期，新疆成为亚洲新的重心，在亚洲起着枢纽作用。

1．从地理方面来看，新疆地处古老的印度帝国的后门，印、巴独立后，南亚次大陆呈现出以印度和巴基斯坦所统领的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中国新疆又临近苏联，此处是美国影响最不可进入之地。同时，从内陆边疆角度来看，几个世纪以来，新疆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的后门，但是两千年前则是中国通向亚洲心脏的前门，20世纪40年代后期再次成为中国陆向(26)最重要的前门。(27)可见，在20世纪中期后，新疆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再次凸显。

2．从近代历史来看，拉铁摩尔分析了近代英、俄在中亚竞争的历史过程，认为经过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四次事件，使英、俄在新疆地区的竞争趋于稳定。这四次事件分别是：（1）1895年英、俄私定帕米尔边界，实现以瓦罕走廊隔离彼此；（2）1903—1904年间荣赫鹏入侵中国西藏，英国以英藏直接接触稳定其西藏政策；（3）1907年签订《英俄协约》，双方在中国西藏、阿富汗及伊朗等问题上达成妥协；（4）1911年辛亥革命后，俄国在外蒙古推行类似英国对中国西藏的政策。(28)实际上，还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上述诸事件基础上英国势力得以进入新疆，英、俄势力实现在新疆共存，达成了所谓平衡下的稳定。(29)“十月革命”后，英、苏在新疆势力几经反复，至1943年后，英、美、苏势力在新疆实现微妙平衡。(30)可见，近现代以来，在国际政治演变中，新疆地缘政治作用逐步加强。

3．世界形势演变凸现新疆地位的重要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铁摩尔认为新疆成为世界新的重心和枢纽，其原因在于苏联对亚洲输出革命，美国则期望将自由资本主义理念传入亚洲，在某种程度上说，新疆正好处于冷战的锋线上。(31)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新中国成立这段时期，新疆在国际政治中的枢纽意义，拙著曾略作分析，认为中国政治的走向事关冷战两大集团在亚洲力量的消长，处于风口浪尖上的新疆成为美、苏角逐的前沿。(32)

此外，在印巴北部边疆、伊朗、中国西部边疆、外蒙古和苏联中亚边疆地区之内，还存在着人种及民族边疆的交错、宗教及文化边疆的纷争，这些连同上述的国际政治边疆交互影响，其形势处于极为复杂的演变中，而新疆在此变化中亦居于关键地位。

三　拉铁摩尔新疆研究之简要评价

作为研究中国边疆历史的著名学者，拉铁摩尔的新疆考察和研究在其中国边疆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只是对其新疆考察和研究初步加以梳理，而对其深入的研究还有待于搜集更为全面的资料并进行更深入地分析。通过上面的简要考察，笔者仅对拉铁摩尔之新疆研究做以下简要评价。

其一，新疆研究是拉铁摩尔整个中国边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有独特的地位。我们知道，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史研究主要偏重于中国内陆亚洲边疆部分，包括四大板块，分别是东北地区、蒙古地区、西北地区和西藏地区，新疆即为构成西北板块的核心。在上述四大板块中，新疆是作为绿洲板块而凸显的，绿洲概念的引入、细分、整合与创新，使我们对整个西北地区的整体性和差异性有了清晰的认识，成为我们理解该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民族、宗教和现代国际地缘政治演变的一个理论立足点，是我们认识中国边疆各板块之间关系、绿洲板块与内地关系的一个平台，也是我们认识中国边疆史的一个新视角。

其二，拉铁摩尔的新疆研究为我们开展中国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纵观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研究，可见其两个特点：一是将中国内陆亚洲的边疆作为中国版图的历史组成部分，以此加以客观研究，类似我们所谓逆序法研究中国疆域形成之方法；二是中国边疆史研究只是其观察中国历史的一个视窗、一个研究的立足点，其根本在于研究中国历史。拉铁摩尔的新疆研究亦是如此，作为边疆重要构成部分的绿洲板块是其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支点。因此，可以说，拉铁摩尔开辟了从中国边疆研究中国历史的先河。这对我们更为客观、理性地研究中国历史极具价值和意义，虽不能说拉铁摩尔就是边疆中心论者，但是它对传统的中原中心的研究范式做了建设性补充，正如今天美国“新清史”学派主张从满族、从边疆来研究清代历史对重新认识和全面理解清史会别具意义一样，拉铁摩尔从边疆角度解构中国历史也带来令人耳目一新的认识，其中国史的研究方法或可称作边疆范式。至少西方汉学的中国研究方法到拉铁摩尔时开始发生重要变化，开创了后来西方汉学研究的边疆范式之先河。(33)

其三，拉铁摩尔新疆研究理论体现出研究与现实考察相结合的特点。如前所述，新疆考察是拉铁摩尔新疆研究的始点，也体现在其后来的研究中。拉铁摩尔的考察始于随商队旅行，他对商路、草原、绿洲等有着细腻的把握和深入的理解，可以说是他对史料反复阅读和漫长旅途见闻相互映衬与思考的结果，诸如他关于“次级绿洲”的划分、新疆“垂直文明”结构、绿洲的开放性交通和封闭性交通、中国内陆边疆各板块内外构成与纵横关系以及“过渡地带”观点等理论假设，使人感觉到这些都是他对旅途渐次所见的感悟和总结的结果。至于他引入国际地缘政治的视点更是与其实地考察密不可分。

其四，新疆研究中的国际地缘政治之视野。中国新疆地处内陆亚洲腹地，与外蒙古、前苏联地区、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多个国家接壤，堪称中国边疆面临国际环境最复杂之省区。拉铁摩尔的新疆研究极为关注国际地缘政治，既有对文化多样性背景的认识，也有对宗教复杂性的论述，更有对国际政治演变的分析。如果说拉铁摩尔关于新疆绿洲板块的论述是从中国边疆构成的内部来观察新疆的话，那么把国际地缘政治的视角引入其研究则是从外部环境来认识新疆，认识中国边疆。新疆既是中国的领土，又是国际势力进行地缘政治角逐的对象。

本文只是对拉铁摩尔新疆考察与研究的初步探索和简要评价。实际上，拉铁摩尔新疆考察和研究的内容相当丰富，诸如他关于新疆文化、经济、贸易和交通等方面的研究，关于新疆生态环境和贸易线路的记述和讨论，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搜集资料，深入开展研究。

（原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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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编者注

(2) ［日］矶野富士子整理，吴心伯译：《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0页。

(3) 《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14页。

(4) Owen Lattimore, 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29, pp. 326-360．

(5) 《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20页。

(6) 转引自［日］毛里和子：《论拉铁摩尔》，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5 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7) 拉铁摩尔曾经于1941年至1942年出任蒋介石私人顾问。

(8) 本文所述中国东北部、北部和西北部边疆外围地区涉及蒙古。在20世纪40年代拉铁摩尔考察外蒙古时，中华民国政府并未承认其独立，但是外蒙古为苏联所控制，拉铁摩尔将其统归为中国内陆边疆的外围地区，不准确。

(9) 参见陈君静：《拉铁摩尔和他的中国问题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 期。

(10) 这些论文均收录于Owen Lattimore,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11) 参见［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1—163页。

(12) Owen Lattimore, “Origins of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A Frontier Concept in Theory and Practice” ,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pp. 115-116．

(13)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101—115页。

(14) Owen Lattimore, “Chinese Turkistan”, The Open Court, Chicago, Vol. XLVII, March, 1933.

(15)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Chinese and Russian Margins of Expansion”,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pp. 134-159．

(16) Owen Lattimore，“Caravan Routes of Inner Asia” ,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p. 67．

(17) Ibid., p. 68．

(18) Ibid., p. 69．

(19) Owen Lattimore, “Caravan Routes of Inner Asia”,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pp. 67-70．

(20) Owen Lattimore, “Chinese Turkistan”, The Open Court, Chicago, Vol. XLVII, March, 1933, p. 104.

(21) Owen Lattimore, Pivot of Asia, Sinkiang and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50, pp. 152-181．

(22) Ibid., p. 183．

(23) Owen Lattimore, Pivot of Asia, pp. 183-184．

(24)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113页。

(25) Owen Lattimore, Pivot of Asia, p. 3．

(26) 为了便于论述，笔者在有关研究中使用“陆向”和“海向”两词，意在分别表示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内陆方向或取向以及海洋方向或取向。

(27) Owen Lattimore, Pivot of Asia, p. ⅶ．

(28) Owen Lattimore, “The New Political Geography of Inner Asia”,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pp. 169-170．

(29) 参见许建英：《近代英国和中国新疆（1840—1911）》，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15—238页。

(30) 参见许建英：《民国时期英国和中国新疆（1912—1949）》，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6—243页。

(31) Owen Lattimore, Pivot of Asia, pp. 3-4．

(32) 参见许建英：《民国时期英国和中国新疆（1912—1949）》“绪论：从英俄角斗场到亚洲枢纽的新疆”。

(33) 参见姚大力：《西方中国研究的“边疆范式”：一篇书目式述评》，《文汇报》2007年5月25日。

拉铁摩尔与施坚雅：边疆研究内亚范式与西南传统中的歧异和互通

袁　剑

一　问题的提出

在范式作为一种学科共识被大家广泛接受之后，围绕着范式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对某种学术传统的维护。自从柯文在其名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提出中国研究既有的三种模式：“冲击—回应”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和帝国主义模式（imperialism model）各自存在问题之后，关于“中国中心观”的看法日益为大家所接受。这种观点提出，要从中国而不是西方的角度出发来研究中国历史，并且要尽可能采取（中国的）内部视角而非（西方的）外部视角来分析中国历史中的相关问题，同时，在这种观念的导引之下，对原本作为整体分析单元的中国作横向与纵向的区块划分，进而对这些区块加以研究；此外，还鼓励历史学科之外的其他学科介入，以期形成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成果。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作为整体的中国这一研究对象进行内部划分的过程中，划分这种行为本身往往就带有某种预设色彩，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会将各区域之间本来具有的内在联系人为切断。这种情况尽管并非中国研究下的区域研究的本意所在，却在不经意间使研究的视野受到局限，从而使中国语境下的区域研究相互之间缺乏沟通。

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和施坚雅（William Skinner）分别作为内亚研究领域和中国西南研究领域的大师，在各自研究领域内可以说是如雷贯耳。他们各自在内亚研究领域和中国西南研究领域内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以至于人们在谈及他们的时候，往往会自然而然地将拉铁摩尔与“内亚”联系到一起，将施坚雅与“中国西南”联系到一起，而由于“内亚”与“中国西南”在地域上基本没有重合，(1)这样一来，在广义的中国研究层面上，这两个研究领域之间就缺少必要的沟通与互动，但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这两大区域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诸如茶叶贸易等，其路线贯穿这两大区域，并曾对周边社会与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而就笔者所关注的内亚研究领域而言，目前还没有对施坚雅相关研究的借鉴与评述，而就检索到的关于施坚雅模式的相关论文，也没有对内亚范式加以借鉴或与内亚范式进行内部对话的文章。因此，本文力图从拉铁摩尔内亚研究方式与施坚雅西南研究传统的比较研究出发，初步探寻这两种研究取径之间内在对话的可能性。

二　拉铁摩尔内亚研究范式的特征及其对西南社会的分析路径

拉铁摩尔以“边疆”为切入点，创造性地以中国内陆边疆的四大地域（东北、内蒙古、新疆、西藏）作为论述的重心，并以此来观照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脉络。在拉铁摩尔看来，边疆不仅仅是纯粹地理学意义上的概念，“边疆（frontier）是一个共同体（community）占据一片领地的时候形成的。此后，边疆就随着共同体的活动与发展，或者由于另一共同体施加的影响而发生转变。由于历史是由社会发展的记录构成的，因此，对于历史学家而言，随着社会共同体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边疆就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2)具体而言，两种边疆在历史中体现出特殊的意义，一种是属于同一类型的两个共同体之间的边疆，另一种则是不同类型的共同体之间的边疆。而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类型相同的两个共同体逐步混融合一，但不论这种混融是通过征服还是协商一致的方式进行，所发生的变化基本上只表现为体量变大，在本质方面仍然一如其旧，而那些重要问题则进一步凸显出来，这将有助于促使社会与行政机构发生变化。而当一种类型的共同体（通常通过征服手段）取代其他类型的共同体的时候，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如果这两个共同体之间在实力与制度方面相差悬殊的话，那么，弱者就会被强者彻底征服。而当两个共同体类型差别很大，但实力相差无几的情况下，所形成的结果就是：新的共同体不仅人丁更多、领土更大，而且在性质上也将跟统一起来的两个旧共同体大相径庭。在这种相互关联当中，我们也要注意到，当一个扩张中的共同体占据新领地而驱逐那些生活其中的旧居民（或者其中的一部分）的时候，那些撤退迁居出来的居民在新的领土上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类型的社会。在整个中国与内亚边疆历史当中，存在着很多这种类型的转变。(3)他的论述基本就是在对不同类型边疆社会的互动过程加以分析的基础上展开的。(4)

值得注意的是，在拉铁摩尔的代表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他将中国长城以南作为一个整体单元，在与内陆边疆四大地域的对比论述中加以展开。在他看来，西南地区既是中国内地的一部分，“在南方，无论怎样发展，汉族都不会与中国分离，而只能为中国增加新的土地，并逐渐同化吸收当地的居民。这个过程并没有结束，在云南、贵州等省，特殊民族仍然很多，他们的经济与社会表现出向汉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但他们仍保持其固有的语言和某些独立的部落”，(5)而与此同时，这块地区又紧邻着西藏这一边疆地域，(6)故而兼具中原特征与边疆特征。从政治与社会历史来看，西南地区成为中原力量与西藏力量彼此角力的区域。从藏地的视角来看，“在西藏边缘的河谷居民(7)大多——如果不是全部——可以说是非严格意义上的西藏人，这是从政治和语言等方面而言。在比较根本的意义上说，他们是一些‘袋’中社会组织。他们住在一种被山岭而不是沙漠包围的绿洲中，与印度、中亚、黄河流域建立于灌溉农业上的社会有联系，尽管这种联系很脆弱而且古旧。通过伸向四川及云南的河谷，他们也与古代长江流域的傣及其他部落有联系。这些部落的后代现仍然以森林农业（比真正的中国式农耕粗放得多）、狩猎以及与草原游牧不同的一种畜牧方法为生”。(8)而正是依靠超越各地地方政治力量的藏传佛教的影响，并借着当时整个亚洲地缘政治重要转型(9)的契机，为中国西南的相当一部分地区抹上了“藏式”色彩，并深刻影响了当地的社会结构与生态。

而从对比研究的角度而言，拉铁摩尔也注意到了中原社会在向南和向北两个方向发展上的差异性。“这里，我们必须区别两种情况，一种是一个社会向新的地区的发展，另一种是政治力量对并未实际占领的地区的深入。在南方，随着汉人的扩张，山野及半热带的森林都转变成中原式的景观：聚居的河谷，灌溉的稻田，以及有墙的城市。汉人自己在繁衍，与之接触的少数民族在汉化。少数民族汉化，其历史意义，要大于少数民族因抵抗而被杀或后退到更偏远的地区。因为土地成了中原土地，社会仍然是中原社会，在这个发展面前的政治退缩是无意义的。而在草原边疆上，发展与退缩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这里的汉人主体并不能原封不动地发展。土地与气候，使过分远离主体发展的人变为另外一种民族，在社会与地理之间产生一种政治冲突。环境的本身只利于汉人生活方式及草原生活方式的混合，但在草原社会主体及中原社会主体各自发展其固有的特征及专门的政治体制后，它们便随着这种发展而互相对立了。每一种政治势力都会要求它所立足的社会的统一和团结。因此，草原社会主体及中原社会主体都拒绝，并企图压服在它们中间所产生的折中的社会形式。”(10)从上面的论述来看，拉铁摩尔认为中原社会在南向发展过程中更容易形成一种生产方式与制度方面的控制力，而反过来看，位于西南地区山岭地带的那些还没有跟汉人混融的部落，在维持着更为原始的农耕方式，并仍然在高海拔地区以狩猎和采集为生。拉铁摩尔指出，那些弱势民众在强势文化面前以这种方式退却的时候，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后果。在这种退却当中，一般的部落民众损失很大，但他们的首领却获得了统治力量上的回报：其部落结构更为稳固，首领权威也得以强化。(11)中国中古至近代，西南地区所出现的诸多具有地方性的政权即为明证。

当然，随着历史的推进，中国边疆社会的相关问题也有了新的变化。到了清末民初，随着西方帝国主义力量对华侵扰日深，控制当时中国政局的军阀政客遂开始将这些西方帝国主义的压力一部分转移到内陆边疆地区，这就形成了拉铁摩尔所认为的“亚帝国主义”问题。在他看来，这种“亚帝国主义”采取了西方的一些方式，并以此运用到国内的边疆民族地区，在某种程度上使这些地区的部众与社会感受到了压力，进而以应激的方式，以清末民初边疆起事、暴动等形态体现出来，对中原地区的政治秩序造成重大冲击。

此外，拉铁摩尔在20世纪上半叶的政治活动也使他对中国西南的地缘态势有更好的认识。在1941年，拉铁摩尔被任命为蒋介石的政治顾问，这一契机使他能够更近距离地了解中国西南。他当时曾不无感慨：“说真的，直到那时为止，我自己对中国的了解主要集中于中国的东北和西北。由于蒋介石1927年的政变——这次政变破坏了与中共的第一次统一战线，位于长江沿岸及其以南地区的国民党势力获得了统治地位。这涉及地方和地区的形势，对此我一无所知。那时如果你问我，广东、广西或贵州在中国国内政治生活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我将无言以对。我未曾在该地区游历过，不了解那里的经济状况，也没有在那里做过生意，在北方我曾有这些活动。我所熟悉的北方势力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受到明显的限制。”(12)而在他接下来的云南之旅中，拉铁摩尔注意到了大理附近的“白衣人”及其社会的重要价值。“那是大路旁的山谷中一座十分有趣的小城，几乎像群山中的一块沃洲。这里有一小块灌溉平原，农业得天独厚，旁边的溪谷延伸到山里。当地居民被汉人称作‘白衣’（白色的衣服）。关于这个地区，费子智（C. P. Fitzgerald）写过一本很不错的书，名叫《五华楼》（The Tower of Five Glories）。对于任何对少数民族感兴趣的人来说，这个地区和这里的人民都值得研究，因为他们正处在同化为普通汉人的过程中。……白衣人显得重要，还因为他们从事上至西藏高原下至缅甸的商队旅行。整个地区是文化传统的十字路口。它也曾经是19世纪后半期中国西南部穆斯林的一个重要据点，在最重要的穆斯林领导人中有一位来自云南大理。这些穆斯林尤其值得研究，我为没有机会自己来做这项工作而感到遗憾。尽管中国西北的穆斯林代表着沿近东经伊朗和中亚的商路进入中国的穆斯林势力，中国西南部穆斯林的主要历史影响则来自经营海上贸易的阿拉伯人，他们由波斯湾入印度洋，绕过马来西亚半岛，上溯至中国的最南端。作为穆斯林，他们有自己的特征。”(13)拉铁摩尔的这种个案式预见后来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命题，将路上丝绸之路研究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结合到了一起。

三　施坚雅西南研究范式的特征与进路

正如黄宗智先生所言，“施坚雅的贡献是把中国的基层社会作为一个极清楚的模型，使下一代的学者清楚地分别自然村、集市、镇、县城等中国基础社会结构的不同部分”，(14)施坚雅在代表作《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提出的关于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区层结构，将地理学中的空间概念、层级概念等引入了历史研究领域，具有某种开创性，进而在学术界产生深远影响。(15)

施坚雅的西南研究以对市场结构的分析为切入点，通过对村民赶集行为的分析，形成了著名的标准市场（standard market）、中间市场（intermediate market）、中心市场（central market）的分类体系，并进而确立起他对于中国西南社会的集市体系分析框架。有学者将之归纳为施坚雅模式的第一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的完成，标志着施坚雅将其理论推广到区域研究和城市化领域，形成了施坚雅区域体系理论的整体框架。(16)

施坚雅青年时代在中国西南进行研究时发现，“人们总有一个市场是经常，或者说是一贯去赶的集市。这样，我就能在市场体系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来，在界线的这一边的人们去大面埔，在界线的另一边的人则去高店子。这种基础调查非常有用。后来当我开始解读一些地方志中的材料时，我能回过头去看那些调查，想想我观察到的人们的实际行为，这让这种解读工作变得容易多了”。(17)而他所要阐明的是，至少在西南地区，“中国的市场体系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范围，而且有重要的社会范围。特别是基层市场体系，它的社会范围对于研究农民阶层和农民与其他阶层间的关系都值得给予较大关注”，而就农民生活本身而言，与其说他们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当中，毋宁说是生活在一个基层市场社区当中，“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18)

总体而言，施坚雅的研究以中国西南为切入点展开，但他最后所形成的施坚雅模式则超出了传统农村社会及城市化研究的界线，影响波及其他研究领域，原因在于“他抓住了政府行政结构和市场结构的交叉点，尖锐地揭示了朝廷管理和驾驭文官及准官僚政府组织时多样化的、分别对待的策略和手段以及进行总控制的基本目标。同时，他也指出了整个中华帝国一个长期延续的发展趋势，即朝廷对地方事务干预的程度，无论在市场交易还是行政管理方面都在不断地降低，这种降低与帝国版图的扩大和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是相辅相成的”。(19)施坚雅的分析所凸显的是各个区域之间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是通过其模式中对行政与市场结构的统分分析来体现的。“在施坚雅看来，区系空间的制度同时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透视点和相遇点。他认为，通过区系空间的组织，不仅可以观察非正式的制度，还可以观察行政体系。同时，非正式的市场区系与正式的行政区系建立在同一个基础之上，这个基础就是地理形貌的空间格局。因此，他进一步认为，国家与社会不是对立的，而是在社会空间上互相兼容、密不可分的。”(20)

而值得注意的是，施坚雅在进行这些分析的过程中，对于西南地区社会内部的族群结构、政治地缘等要素，缺乏理论上的阐述与实证的分析，在他弥漫着经济色彩的叙述笔调下，这些原本复杂多样的内容被消解掉了。

四　中国背景下的同与异：沟通“内亚”与“西南”的可能

作为中国研究区域转型中的两种类型，内亚研究中对于历史与现实地缘政治的强调，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西南研究所忽略的。而西南研究中所强调的各地域之间的内在关联与层级分布，如果细细观察拉铁摩尔的相关著述，同样可以从中找到类似的论述。

柯文在其代表性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曾深刻揭示出了施坚雅区域研究方法的重要价值：“因为它不是把城市作为离散的、孤立的单位加以讨论，而是把它们看作与其腹地之间，以及其所在区域的其他大大小小城市之间相互作用的单位。在时间上，这种分析方法也是动态的，因为它认为所有的区域系统都经历了发展与停滞的循环过程，这种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与王朝的兴衰更迭相一致，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又按照自己特有的节奏发生变化”，此外，他的这种研究方法“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21)在这里，施坚雅时刻在强调各区域内部的中心—边缘结构问题。而值得注意的是，拉铁摩尔在边疆视角下对于区域的认识也具有类似的看法。在拉铁摩尔看来，汉文化的南部边疆可以说是动态的（dynamic），存在着一条包容性的边界（a frontier of inclusion），而其北部边疆则是静态的（static），存在着一条排他性的边界（a frontier of exclusion）。而在这些边疆中，也同样逐渐进化出一种蜂窝状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最小的单位是村庄（village），在这之上分别是地方集镇（district town）、地区城市（regional city）和国家首都（national capital）。而在这些单位比较的重复结构当中，必须关注城市中心和农产品集散中心在地形学上的重合现象。(22)而施坚雅恰恰也强调基层集镇、中心集镇以及城市的类型化，并指出了地区中心等级类型与都市化之间的正比关系。(23)而他们的这些论述，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冀朝鼎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的概念。(24)

对于施坚雅在传统中国区位体系上的研究取径，王铭铭教授认为其研究过分着重于个人的经济理性，区位体系应该是在政治、行政、宇宙观、仪式、社会冲突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因为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区位体系也会被改造成适应不同时代社会和意识形态状况的空间制度”，他并指出：“施坚雅理论弱点之根源，不在于他对中国社会的考察不够全面，而在于他在中国研究中简单化地套用了西方经济地理学理论。”(25)而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政治、行政、宇宙观等更为宏观要素的强调正是拉铁摩尔内亚研究的优势所在，历史地理因素在拉铁摩尔的内亚研究中扮演了一个关键性的角色。(26)

此外，笔者还注意到中国区域研究本身的某种少数族群兴趣转向问题。有学者指出：“从80年代开始，带着对‘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一体化、同质化的反思与批判，一些重新进入中国的美国学者也逐渐开始将研究兴趣集中于中国内部族群文化的多元异质性与民族问题之上，并着力于从‘中心—边缘’的模式，对中国现行的民族构架进行一番具有后现代色彩的解析。在这种场景下，与之前更受学界关注的中国华北、东南的人类学研究不同，进入中国西南的这批美国人类学家的研究对象不再是汉族，而是当地的少数民族，并且人类学的中国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对宗族制度与民族宗教的研究兴趣，并没有随着学者兴趣的转移而影响到西南的研究，‘民族’与‘民族性’成为西南中国研究的新兴趣点。”(27)在这股潮流的指引之下，中国西南研究中的“边疆性”特征就凸显出来，从而形成了“从边疆发现中国西南”的情况，这就与内亚研究中的边疆视角形成对应，弥补了西南方向上的边疆感缺失问题，从而从整体上形成了“从周边与边疆看中国”的独特视野。(28)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目前中国各个地方的民族志并没有充分展开，缺乏有历史深度的民族志文本，这直接影响到区域性的归纳研究；此外，方法理论问题也成为影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资料搜集与阐释的一大要素，进而使得难以围绕特定的民族志文本形成对话。(29)这种看法不无启示。在现阶段，基于区域研究的视角在沟通汉人社会、边疆—少数民族社会以及更为广义的海外（境外）民族志方面往往存在着断裂，彼此之间缺乏呼应，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在对中国族群多样性与地缘复杂性方面的认识有所欠缺，对于边疆社会的细部没有深切体会，从而不仅影响人类学、民族学本身对于中原—边疆—域外社会内在关联的认识，更无法使主流民众与主流学界形成对于占据中国半壁江山的边疆地带的真切认识，从而在三方面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上无法互通。而通过对拉铁摩尔“内亚范式”与施坚雅“西南传统”之间这种内在关联的初步分析，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内亚—西南这么一条线来探究和分析的话，是否就能够更好地将上述三个社会共同体沟通起来，进而使边疆这一领域的知识生产与传播能够跟其他两方面形成沟通，进而更好地对中国范围内的族群多样性与地缘复杂性加以分析？这，正是笔者的期待，也将是以后会继续推进的方向之一。

［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12期，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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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照拉铁摩尔本人的定义，所谓“内亚”（内陆亚洲，Inner Asia）是指“一块水流无法抵达海洋的心脏地带。它位于西部的里海和东部的满洲（东北）之间，并涵盖北部的西伯利亚森林地带以及南部的伊朗、阿富汗、印巴边界地区的群山、青藏高原以及长城以南的中原地带”。（参见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Defensive Empires and Conquest Empires”，In Owen Lattimore,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501。）这就与中国西南地区刚好错开。关于这一范围的具体论述另可参见袁剑：《20世纪上半叶的内亚研究与地缘政治——以民国时期国内对拉铁摩尔及其学说的介绍与评价为例》，载《西北民族研究》2013年第4期，已收入本书。

(2) “The Frontier in History”, in Owen Lattimore, Studies in Frontier: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469-491，此处为第469页。

(3) “The Frontier in History”，in Owen Lattimore, Studies in Frontier: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469-491，此处为第469页。

(4) 具体可参见袁剑：《“内陆亚洲”视野下的大边疆：拉铁摩尔的实践路径——兼读拉铁摩尔的一些作品》，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5) ［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41页。

(6) 因此成为某种程度上的“藏边地带”。

(7) 指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汇流地区。

(8)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143—144页。

(9) 在藏传佛教逐渐兴起并覆盖整个藏地的时期，正是明朝中央政治力量逐渐削弱、边疆政治力量日渐强盛的时期。

(10)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325页。根据具体语境，中译文略有改动。

(11) “The Frontier in History”, in Owen Lattimore, Studies in Frontier: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469-491，此处为第475—476页。

(12) ［日］矶野富士子整理，吴心伯译：《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90页。

(13) ［日］矶野富士子整理，吴心伯译：《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3—124页。

(14) 黄宗智：《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兼及明清史）的概况》，《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9期。

(15) 史建云：《对施坚雅市场理论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16) 任放：《施坚雅模式与国际汉学界的中国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2期。

(17) 王建民、［美］施坚雅等：《从川西集镇走出的中国学大师——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施坚雅（G. W. Skinner）教授专访》，《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0期。

(18) ［美］施坚雅著，史建云、徐秀丽译，虞和平校订：《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0页。

(19) 转引自任放：《施坚雅模式与国际汉学界的中国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2期。

(20) 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13页。

(21) ［美］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81页。

(22) “The Frontier in History”，in Owen Lattimore, Studies in Frontier: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pp. 469-491.

(23) 《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11页。

(24) Ch'ao-ting Chi, Key Ec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 As Reveal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Works for Water-Control, London, 1936.（中译本：冀朝鼎著，朱诗鳌译：《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25) 《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第115页。

(26) 具体可参见拉铁摩尔《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内亚路径》（“An Inner Asian Approach to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China”）一文，该文曾于1947年4月举行的普林斯顿大学远东文化与社会研究年会上宣读，并刊发于《地理学杂志》（The Geographical Journal）（伦敦）（1957年10—12月号），第180-187页；后被作者编入《边疆史研究论文集：1928—1958》（Studies in Frontier: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第492-500页。

(27) 彭文斌、汤芸、张原：《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人类学界的中国西南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1期。

(28) 将“周边”与“边疆”综合起来加以分析，是近年中国边疆研究的一个趋势。对此，可参见袁剑：《2013年的中国边疆研究：使命、范式与转型》，载《中国图书评论》2014年第1期。

(29) 张江华、谢杲馥、董敬畏：《广西、中国西南和人类学的区域社会研究——访著名人类学家张江华教授》，《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附录　拉铁摩尔的生平及著述

拉铁摩尔：拓荒者与思想者

袁　剑

这是一个从小在中国长大的美国孩子，一个曾经铆足了劲想要考牛津大学的懵懂少年，一个在商行工作中发现边疆与内亚魅力的青年人，一个与新婚妻子度过一整个“蜜月年”的丈夫，一个跟埃德加·斯诺、费正清等建立起终生友谊的学者，一个曾经拜访过延安的美国友人，一个首次将中国内陆边疆地区进行区域性划分的西方研究者，一个对政治不敏感却被委任为蒋介石政治顾问的老实人，一个被麦卡锡主义迫害而不得不远走他国的学问家，一个在耄耋之年应邀访华的老朋友，他是边疆与内亚研究领域的拓荒者，也是国际关系与地缘政治方面的思想者，他就是欧文·拉铁摩尔（1900—1989）。

欧文·拉铁摩尔1900年7月29日出生于美国华盛顿，尚在襁褓之时即随他父亲戴维·拉铁摩尔和母亲玛格丽特·拉铁摩尔来华。拉铁摩尔的幼年时代没有学术的光辉，就像当时在华的西方小孩一样，拉铁摩尔的生活总是随着他父母生活的变动而改变，1901至1905年待在上海，之后迁居保定府，一直生活到1912年。在这段时间里，拉铁摩尔没有经历学校生活，他的教育由父母包办。1912年起，他被送往瑞士洛桑上学，在那里，他的法、德文水平大为提高，一战期间，又转往英国上学，修习拉丁、希腊文和英法文学，但因为经济原因，最终未能进入大学，不得不于1919年重新回到生活多年的中国。

经历了考学未成的打击，年轻的拉铁摩尔一时找不到人生的目标。他先是在一家英国报社干了一年助理编辑的活儿，之后又在一家英国商行当了六年雇员，也正是在这时候，他的人生开始跟边疆和内亚研究联系起来，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当一捆捆的羊毛从骆驼背上被卸下装上货车时，骆驼就在那里休息——马可·波罗时代与轮船时代在这里相会了。我决定我必须要到商队出发的地方去，亲自看看那里的情况。”1926年，他收获了自己学术研究之外的另一件相伴终生的礼物——他与埃莉诺（Eleanor Holgate）终生不渝的爱情。新婚的拉铁摩尔辞去了在商行的工作，跟妻子一起过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蜜月年：拉铁摩尔本人从北京出发，经内蒙古抵达新疆乌鲁木齐，他的新婚妻子埃莉诺则途经苏联中亚地区，两人于1927年2月隆冬时节在新疆塔城会合，之后历经阿克苏、喀什，越过喀喇昆仑山口抵达拉达克、克什米尔以及孟买，最终从孟买乘船，历经艰辛，在当年冬天抵达意大利。

拉铁摩尔随后将这段经历整理成文，在1928年以《通往突厥斯坦的荒漠之路》（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为名在伦敦出版。借助这部书的成就，拉铁摩尔经时任美国地理学会主席、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顾问鲍曼（Isaiah Bowman）推荐，在学历等条件不够格的情况下，破例申请到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一项研究资助。作为前期准备，拉铁摩尔在1928—1929学年以研究生身份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人类地理学“预备训练班”进修了8个月，得以了解社会科学研究的相关方法，为他之后的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1929年秋至1930年夏，拉铁摩尔和妻子在中国东北进行了为期9个月的考察。他的这次东北考察之旅收获颇丰，不仅访问了奉天（今沈阳）、大连、哈尔滨和吉林等大城市，而且还探访了东北地区山岭之间的小城镇和寺庙，此外，他们还接触了当地的一些重要政治人物，如张学良、时任吉林省长张作相等，并偶遇了当时在东北进行田野研究的中国民族学家凌纯声。他的学术发表在这一时期也进入爆发期，1932年，他出版了《满洲——冲突的摇篮》（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一书，同年又发表了《中国东北的偏远之地》（Byroads and Backwoods of Manchuria）一文。1933年发表了关于黑龙江赫哲族的作品《赫哲族：松花江下游的“鱼皮达达”》（The Gold tribe，Fishskin Tatars of the lower Sungari），1934年出版了《满洲的蒙古人》（The Mongols of Manchuria）一书。

1930年夏，拉铁摩尔携妻子从东北来到北平（今北京），在这个城市落下脚来。在这段时间里，他还以通信方式编辑《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这能让他保持对时局的敏锐性。1931年，他的儿子戴维（David）在北平出生。1933年至1934年冬，拉铁摩尔夫妇短暂回到纽约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美国总部工作，担任《太平洋事务》杂志正式编辑。1934年，拉铁摩尔举家返回北平，直到1937年，继续负责《太平洋事务》杂志编务。在这期间，在1936年春，拉铁摩尔一家乘坐列车从北平横跨西伯利亚抵达莫斯科。在莫斯科，他就中国局势做了一场演讲，反响强烈。之后，他们一家从莫斯科抵达伦敦，在当地做了几场演讲，最后从英国返回美国。1936年末，他又携家眷从美国回到伦敦，进行俄语的强化培训。1937年初，拉铁摩尔全家经海路回到中国。1937年6月，拉铁摩尔与《美亚》（Amerasia）杂志的编辑菲利普·贾菲（Philip Jaffe）和毕恩来（Arthur Bisson）等人从北平出发，前往延安拜访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彼此相谈甚欢。拉铁摩尔从延安回北平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1937年夏，鉴于日军占领下的北平已经无法保障《太平洋事务》杂志的顺利出版，拉铁摩尔不得不携家离华返美。

1938年，拉铁摩尔受聘担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佩奇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并继续担任《太平洋事务》杂志编务。1940年，拉铁摩尔出版了他最负盛名的作品《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该书首次对中国内陆边疆的四个地区东北、内蒙古、新疆和西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从生态环境、民族、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历史演进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揭示出了中国内地与上述四个边疆地区所存在的各自不同的互动依存关系，并深入讨论了中国内陆边疆历史所具有的丰富多样性。这本书展现了中国边疆各地区所具有的独特文化与历史价值，指出了中国多民族社会文化的整合性特征。对于这样一部重要作品，中国学界的反应十分迅速。在第二年，该书就以《中国的边疆》为名被译为中文出版发行，中译本译者赵敏求敏锐地发现了该书的价值，他写道，“这一本书的写作，酝酿十年之久，把他自1926年以来历次在中国边境各地旅行的观察心得，及与其他专家们研究认识的结论，融化会通，写成这一本约二十万言的巨作。他除汉文之外（拉氏的汉文程度在一般外国学者中，并不算太差），兼习俄文和蒙文，再加其原有的德文和法文知识，使他能直接涉猎中英法德俄各国出版的关于中国边疆的书籍，同时又用汉语及蒙语作实地访问，所以材料来源，相当渊博”，并认为该书“在文中力求严谨，仍不失为有价值的著作，特别在中国自己现在没有一本有系统而且概论整个边疆的好书时，拉氏此书是值得细读的”。1941年春，经美国总统罗斯福推荐，拉铁摩尔前往重庆担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1942年，拉铁摩尔返回美国，担任美国军事情报部亚洲司司长，同年，因其在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杰出成就，他获得英国皇家地理学会金奖。1944年，他受命陪同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苏联西伯利亚、中国和蒙古。

1945年二战结束后，拉铁摩尔受命作为美国代表团成员赴日本参与战后恢复计划制订工作。次年，他作为联合国使团团长出使阿富汗，负责安排对阿富汗的技术援助事宜，也正是在此期间，他受到美国参议员麦卡锡的指控。从1950年起一直到1955年，拉铁摩尔被停止了在美国的学术与教学活动，他所主持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佩奇国际关系学院也遭停办。1955年，麦卡锡对他指控的立案被撤销，拉铁摩尔得以恢复学术活动。1955年起，拉铁摩尔开始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任教，后曾赴法国巴黎等地讲学，他在这些年里参加了数次国际性学术会议，如国际历史学大会、国际东方学大会等。1961年，他携妻访问蒙古，并在归途中顺访丹麦哥本哈根大学。1962年，出版《游牧民与政委：再访蒙古》（Nomads and Commissars: Mongolia Revisited）一书。同年，他离开生活多年的美国，前往英国利兹大学，创建汉学系，并亲任系主任，通过多年努力使该系成为英国规模最大的汉学系，并在其中开辟了颇具特色的蒙古研究课程。1963年，他出版《边疆史研究》（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论文集，次年，获得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荣誉博士学位。1968年，他与妻子合编《丝绸、香料与帝国》（Silk, Spices and Empire）一书。1969年，他被选为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1970年3月，他深爱的妻子埃莉诺去世。同年，拉铁摩尔赴乌兰巴托参加第二届国际蒙古学大会，并在当年10月受邀访问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以及图瓦等地。同年，他从利兹大学荣退，随后回到美国弗吉尼亚，后又搬到法国巴黎居住。1971年，受日本东洋学会邀请，拉铁摩尔赴日讲学，之后前往蒙古，参加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庆典。同年，赴匈牙利参加学术会议，并当选为匈牙利科学院下属的乔玛学会荣誉会员，随后顺访保加利亚，之后又前往民主德国的洪堡大学讲学，在这之后经哥本哈根返回英国利兹，在归途中，他又在丹麦阿尔胡思大学和联邦德国汉堡大学讲学。1972年春，拉铁摩尔回到美国，被选为蒙古学会会长。同年8月至10月，拉铁摩尔受邀访问中国，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在10月1日应邀参加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举办的国庆招待会，并专门前往新疆和内蒙古等中国边疆地区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考察。

在这之后，拉铁摩尔的社会活动逐渐减少，但仍致力于学术研究。1980年，他从巴黎搬回利兹。1982年起，拉铁摩尔开始口授他的回忆录。1985年，回到美国。1987年初，不幸中风，语言及行动能力受到重大影响。1989年5月31日，拉铁摩尔在美国罗得岛州普罗维登斯去世，享年90岁，他将自己的所有藏书都遗赠给剑桥大学蒙古与内亚研究中心。

拉铁摩尔的一生传奇而坎坷，他年轻时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20世纪40年代又参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治事务当中，盛年时又因为美苏冷战的背景而受到麦卡锡的指控，最终不得不离开本已奠定深厚学术根基的美国学界，远走英伦。但幸运的是，他的中国研究和蒙古研究并没有因为他在美国学术研究的终结而戛然而止，而是在欧洲焕发了第二春，英国利兹大学的中国研究以及后来剑桥大学的蒙古—内亚研究都在拉铁摩尔的努力和帮助之下迅速成长起来。当然，如果没有麦卡锡的指控，拉铁摩尔的影响力可能会不亚于费正清，但历史已经不可能再翻回这一页。如今，随着中国内亚与边疆研究的逐步发展与深化，拉铁摩尔和他的思想资源正在重新引起中国学界的关注。在一个新世纪的起点上，我们仍然需要这位曾经的拓荒者与思想者所带给我们的梦想与坚持。

拉铁摩尔主要著述目录

袁　剑　整理

独著：

《通往突厥斯坦的荒漠之路》，波士顿，1929年。（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 Boston: Little, Brown，1929）

《高地鞑靼》，波士顿，1930年。（High Tartary, Boston: Little, Brown, 1930）

《满洲——冲突的摇篮》，纽约，1932年。（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 New York: Macmillan, 1932）

《满洲的蒙古人》，纽约，1934年。（The Mongols of Manchuria, New York: John Day, 1934）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纽约，1940年。（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New York: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40）

《蒙古游记》，伦敦，1941年。（Mongol Journeys, London: Jonathan Cape, 1941）

《美国与亚洲》，克莱蒙特，1943年。（America And Asia, Claremont, California: Claremont Colleges, 1943）

《亚洲的决策》，波士顿，1945年。（Solution in Asia, Boston: Little, Brown, 1945）

《亚洲的局势》，波士顿，1949年。（Situation in Asia, Boston: Little, Brown, 1949）

《诽谤的折磨》，波士顿，1950年。（Ordeal by Slander, Boston: Little, Brown, 1950）

《亚洲的枢纽》，波士顿，1950年。（Pivot of Asia, Boston: Little, Brown, 1950）

《蒙古的民族主义与革命》，纽约，1955年。（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Mongol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边疆史研究》，伦敦，1962年。（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游牧民与政委》，纽约，1962年。（Nomads and Commissa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与埃莉诺·拉铁摩尔合著：

《中国简明史》，纽约，1944年。（China: A Short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1944）

《丝绸、香料与帝国》，纽约，1968年。（Silks, Spices, and Empire, New York: Delacorte, 1968）

与矶野富士子合作：

《迪鲁瓦活佛》，威斯巴登，1982年。（The Diluv Khutagt,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82）

《中国回忆录》，东京，1990年。（China Memoirs, Tokyo: Tokyo University Press, 1990）

后记

中国内陆边疆研究长期湮没在历史的角落，少人问津。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回应”范式，强调了沿海地区对于西方“冲击”的“回应”，预设了一个中国化（儒家化）程度自中心向外递减的过程。其中内亚圈是由亚洲内陆游牧或半游牧民族的属国和从属部落构成，他们不仅在种族和文化上异于中国，而且处于中国文化区以外或边缘。游牧民族在文明程度上一直远逊于中国。偏重沿海的“冲击—回应”下的中国近代史主线，实际上被表达成汉人圈对于“西方”冲击的“回应”，边疆成为近代一个“失语”的群体。20世纪70年代，另一位学者施坚雅提出以区域经济大区为基础的城市体系来理解传统中国，被称为“区域中国”的研究范式，从而对费正清的“传统—现代”的“西方中心观”发起有力的挑战。这一范式成为柯文倡导“在中国发现历史”（或称“中国中心观”）的理论基础。不过，“中国中心观”在更强调中国历史的主体性时，以“农业中国”为空间的“区域研究”，根本无法囊括长城以外的广大游牧区，亦无法涵盖天山南北的绿洲、草原。

近些年来，北美“新清史”学派强调不能仅以汉人的史观看待清史，而是强调以“满洲为中心”“以清为中心”的视角，间接批评了“中国中心观”。柯文承认，“清中心”和“满洲中心”论者不是说满洲人不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而是说从汉人的角度看满洲人所扮演的角色，其实与欧洲中心观并无二致。同时他也承认“中国中心观”中存在一个理论缺陷，有关非汉人群体的研究，这也是“中国中心观”的分析方法表现较弱的一个范畴。(1)西方学者明确意识到“汉地”“汉人”不能等同于“中国”，狭隘的“农业中国”观念根本不符合中国广土众民的现实国情。

出于对前两种范式的不满，一个曾经被长期忽略的学者拉铁摩尔的学说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早在70多年前他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倡导的“长城中心观”或可纠正我们长期在这一观念上的偏差和误区。复旦大学姚大力先生提醒一个事实，长城边疆在拉铁摩尔的眼里，拥有主动参与中国历史的能力，而且事实上它就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源。清华大学汪晖先生则认为拉铁摩尔的“长城中心观”不但纠正了中国历史叙述中的那种以农耕为中心的片面叙述，进而与黄河中心的中国叙述，以及宋代以后的运河—江南的中国叙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2)由此，也许我们可以不恰当地称之为“边疆中国”的研究范式。“从边疆发现历史”这一视角，或许对于“广土众民”——这一中国国情特点能够揭示出更为鲜活、更为适用的历史解释。

幸运的是，随着国家层面“一带一路”战略的展开，中国对于周边与外围世界知识视野与需求日益扩大，这为边疆进入“主流”议题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当下的“边疆”不再是边缘的知识角落，它正在成为话语和知识的中心议题。

研究既关乎真实，更需要激情与视野。在近代以来的中国边疆研究中，感谢前辈学者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我们的研究就不会失去主体性的根基；但同样，我们也不应忽视外国学者在相关学术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杰出成就，认识这一点，我们的研究才能随时感知世界的脉搏，而不至于闭门造车。在如今这个国际学术交流日益紧密频繁的时代，对包括边疆问题在内的中国问题的关注都无法回避来自各个角度的观察、回应甚至质疑，我们只有以更为平和的、学理性的态度去认真面对来自不同视角的质疑甚至挑战，对于中国问题话语权的把握才能更有自信，而中国自身的主体性也才能更为有力地确立起来。因此，重新发现和认识国外学者在中国问题研究方面的贡献与价值，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国外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无法脱离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具体语境而存在；而在另一方面，只有在中国学者和学界对其相关研究所做的具体回应当中，我们才能更为清晰地梳理和认识国外相关研究的意义及其不足。有鉴于此，主要中国学者和学界对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的解读与评述，将为我们更客观地展开对以人物和问题史为面向的讨论奠定有力的基础。

拉铁摩尔的代表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曾经在20世纪40年代有赵敏求先生的节译本。北京大学唐晓峰先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新译本，使得更多的学人能够熟悉和了解拉铁摩尔的学术路径和知识贡献，极大推进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重视和研究。

在得知我们准备编订这本拉铁摩尔研究文集之后，一些前辈学者和国内外同行均给予积极支持和鼓励，一些作者欣然同意将其研究论文纳入其中。此外，还要特别感谢支持本书出版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可以说，正是学术理想与学术共同体的努力最终促成了本书的问世，而我们希望能够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进国内学界对于拉铁摩尔及其思想的研究，并期待学界在相关领域能够形成更多学理性层面的交流、讨论与互动，在内亚研究、边疆研究等领域形成更多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增量。

编者　谨识

2015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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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柯文著，林同奇译：《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收入《在中国发现历史》（增订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2) 汪晖：《跨体系社会与区域作为方法》，收入《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173页。

Table of Contents

- 封面
- 拉铁摩尔与边疆中国
- 书名页
- 版权页
- 目录
- 编辑缘起
- 辑一　文化共生中的拉铁摩尔
- 长城内外是故乡
- 拉铁摩尔的“内亚视角”
- 欧文·拉铁摩尔、亚洲与比较史学
- 鲍培与拉铁摩尔：学术内外的纠葛

- 20世纪上半叶的内亚研究与地缘政治：以民国时期国内对拉铁摩尔及其学说的介绍与评价为例

- 辑二　拉铁摩尔的边疆范式

- 边疆、民族与国家：对拉铁摩尔“中国边疆观”的思考

- 拉铁摩尔及其相互边疆理论

- 拉铁摩尔“双边疆”范式的内涵及其理论和现实意义

- 辑三　拉铁摩尔的边地实践
- 在古道上发现历史：拉铁摩尔的新疆史观述评
- 拉铁摩尔对中国新疆的考察与研究

- 拉铁摩尔与施坚雅：边疆研究内亚范式与西南传统中的歧异和互通

- 附录　拉铁摩尔的生平及著述
- 拉铁摩尔：拓荒者与思想者
- 拉铁摩尔主要著述目录
-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