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中国通史 (三联经典文库·第一辑)
Author: 吕振羽; ePUBw.COM
Date: 2012-05-31T16:00:00+00:0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简明中国通史（上下）／吕振羽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6

（三联经典文库）

ISBN 978-7-108-03899-9

Ⅰ．①简…　Ⅱ．①吕…　Ⅲ．①中国历史：古代史　Ⅳ．①K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7921号

044　简明中国通史（上下）

责任编辑　　朱利国

封扉设计　　罗　洪

责任印制　　卢　岳

出版发行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当当网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6月北京第1版　201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张 30.375

字　　数　　439千字

印　　数　　0,001-3,000册

定　　价　　9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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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经典文库》

2010年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三联经典文库》编辑委员会名单

学术顾问：吴敬琏　金冲及

编委会主任：樊希安

编委会副主任：李　昕　　潘振平　　翟德芳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画）：

石晓光　　卢　岳

曲柏龙　　朱利国

刘高源　　刘　强

李国庆　　李　昕

汪家明　　张志军

张　荷　　张作珍

罗　洪　　周　斌

郑　勇　　袁淑琴

唐思东　　曹永平

舒　炜　　翟德芳

樊希安　　潘振平

《三联经典文库》出版缘起

适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八十华诞，为弘扬传统，接续文脉，回报读者，服务社会，我们决定策划出版《三联经典文库》。

1932年7月，生活书店在上海创办，此后，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相继成立。本文库第一辑、第二辑所选图书，来自于这三家出版单位及其分支机构，以及1948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成立后的出版物，始于1932年，截至1951年，两辑各一百种。此为第一辑，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思想文化诸领域，涵盖专著、文集、散文、小说、诗歌、传记、报道等体裁，既有直面现实、追求真理、讴歌真善美、抨击假丑恶的原创作品，又有引介世界各国先进文化、传播新知、开启民智的迻译之作，真实记录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思考与探索、理想与愿景和对中华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所做出的努力与贡献。

本文库所辑入各书，多为名家名作，在版本方面，以初版一印本或经著译编者审定、修订、增订过的版本为首选，因此本文库又具有较为珍贵的版本价值和收藏价值。

本文库还将编选续辑，使之成为恢弘文化工程。诚挚希望读者给予批评和指正，帮助我们完善编选工作，再现三联经典作品之风采。殊为遗憾的是，由于年代久远，一些原著译编者及其后人未能取得联系并奉付稿酬，诚盼版权所有者与我们联系。祈愿三联前辈所创造的精神财富能薪火相传，为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增光添彩。

《三联经典文库》编辑委员会

2012年2月

凡例

一、本文库为重排本，由繁体字竖排版改为简体字横排版。

一、以忠实于原作、整旧如旧为编辑原则，对当时使用的专有名词、外文译名，以及民国时期的语言和特色予以保留。

一、原书注释如旧，编者所出的注释，均以“编者注”标明，以示与原书注释的区别。

一、对原书残缺或字迹漫漶之处，以□示代。

一、对繁简文本转换时的“如右”、“见左”一类，对应改为“如上（前）”、“见下（后）”。

一、对原书中各种错讹脱衍之处，直接订正，不再以其他符号标示。

一、对数字、标点符号的用法，在不损害原文语义的情况下，做必要的规范。

一、本文库各书均前插原书书影、原书版权页和文库版“本书出版说明”。

一、本书出版说明的撰写，以客观中立为原则，扼要介绍本书的内容、版本流转、著译编者的情况。

本书出版说明

本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为一般自学青年及中学与大学一二年级学生写作的一部中国通史著作，时间起自远古，止于鸦片战争前。与当时编写中国通史不同的是，作者“把中国史作为一个发展的过程来把握”，“注重于历史的具体性”，并以此作为编写原则，同时“尽可能照顾到各民族的历史和其相互作用”。这是运用唯物史观编写中国通史的最早尝试之一。

本书由生活书店初版于1946年（重庆），此后持续再版。1951年6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又印行了第五版。此次出版，即以1951年版为底本。

吕振羽（1900-1980），湖南邵阳人。1922年入湖南大学，专攻电机工程。1927年后，来到北平，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尤精研经济学和哲学。自1930年冬至1932年初，相继发表了《中国国民经济的趋势之推测》、《中国国民经济的三条路线》、《中国革命问题研究》等论文；出版了《中日问题批判》与《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两书，皆被当局查禁；参加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论战。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入中国大学任专任教授，主讲中国经济史、农业经济学、计划经济、中国社会史、社会科学概论、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课程。1949后，历任中央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东北人民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等职。主要著述有《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中国民族简史》、《吕振羽史论选集》、《中国历史讲稿》等。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年2月

注释

□□□□□

本书中所出现的如上方框同原版纸书。

总目录

《三联经典文库》出版缘起
凡例
本书出版说明
简明中国通史（上）
简明中国通史（下）

1951年6月北京第五版书影

目次

序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中国的地理疆域和人口

第二节　中国人种的起源和华族的形成

第三节　中国民族的构成

第二章　图腾制度时期
第一节　燧人氏“钻木取火”

第二节　“伏羲氏”“教民渔畋”

第三节　图腾崇拜

第三章　氏族制度时期
第一节　“神农制耒耜”“教民农作”

第二节　“尧舜传贤”
第三节　“夏禹传子”
第四节　水患及部落战争

第四章　殷代的奴隶所有者国家（纪前一七六六——前一一二二）

第一节　“成汤革命”
第二节　“伊尹放太甲”
第三节　“盘庚迁殷”
第四节　“殷纣亡国”
第五节　殷代的战争、政治疆域、婚姻制度
第六节　殷代的宗教哲学科学文艺

第五章　西周初期封建制度的成立（纪前一一二二——前七七〇）

第一节　“武王革命”
第二节　“管蔡以武庚叛”
第三节　“宣王中兴”
第四节　“平王东迁”

第六章　诸侯称霸的春秋时期（纪前七七〇——前四〇三）

第一节　齐晋秦楚吴越继起称霸
第二节　庄园制度的发展
第三节　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
第四节　伦理和哲学

第七章　“七雄”并峙的战国时期（纪前四〇三——前二二二）

第一节　秦楚齐燕韩赵魏“七雄”并峙
第二节　合从和连横运动
第三节　由庄园制到郡县制的演进
第四节　身份制度和宗法制度的演进
第五节　宗教　哲学　科学　文艺

第八章　进入专制主义封建制的秦朝（纪前二二一——前二〇七）

第一节　秦始皇的统一事业
第二节　“名田”制度
第三节　“郡县”制度
第四节　“二世而亡”
第五节　结语

第九章　专制主义封建制发展的两汉时期（纪前二〇六——纪元二一九）

第一节　“汉承秦制”
第二节　经济发展情况
第三节　阶级矛盾的发展
第四节　两汉的对外战争
第五节　哲学　宗教　科学　文艺
第六节　结语

第十章　专制主义封建国家统一的分裂——三国时期（纪元二二〇——二六四）

第一节　群雄割据定三分
第二节　蜀汉
第三节　东吴
第四节　曹魏
第五节　结语

第十一章　由民族混战到外族侵略的两晋南北朝时期（纪元二六四——五八八）

第一节　西晋的统一与华北沦亡
第二节　经济情况的变化
第三节　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发展（一）
第四节　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发展（二）
第五节　制度　哲学　宗教　科学　文艺
第六节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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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本书是为一般自学青年及中学与大学一二年级学生而写的。原拟把引证的话，一律译成口语，旋以匆卒定稿，未能如愿，请读者原谅。

为叙述的简便，对本国史上许多曾引起争论的问题，都未加论辩，仅依目前多数人公认的较正确的结论来叙述。

原先拟分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初期封建制、专制主义的封建制、半殖民半封建制各篇；旋为迁就读者传统的历史观念，改成年代记的叙述法。但从内容上去看，阶段的脉络仍是很明白的。

全书共十五章，分上下两册，上册共十一章，下册共四章，我期望全书能在半年内与读者见面。

我的写法与从来的中国通史著作，颇多不同；最重要的，第一、我是把中国史作为一个发展的过程在把握。第二、我注重于历史的具体性，力避原理原则式的叙述，和抽象的论断。第三、我尽可能照顾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和其相互作用，极力避免大民族中心主义的观点渗入……不论我是否达成了这个愿望，但我认为应该以此作为写通史的基本观点。

末了，本书的缺点或者很多，希望读者与学术先进指教。

一九四一、二、二八，重庆。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中国的地理疆域和人口

疆域和面积　中国位于亚洲东南，濒太平洋东岸，有黄海、东海、南海等领海，海岸线东起渤海、南达东京湾。东北以鸭绿江、图们江、兴凯湖、乌苏里江界朝鲜和苏联东海滨省，遥对日本三岛；北界苏联西伯利亚东部，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西以葱岭、塔尔巴哈台山界苏境中亚细亚和印度；西南沿喀喇昆仑山界印度；南以喜马拉雅山脉、云岭山脉、勾漏山脉界印度、尼泊尔、不丹、哲孟雄、缅甸、安南。

国土南北纵延四千四百余公里，东西广袤五千二百余公里；总面积九六七三五五八平方公里，占世界陆地总面积十四分之一，亚洲四分之一；本邦国土之广，仅次于苏联，为亚洲第一大国。这种广袤国土面积的形成，也经过了一个矛盾发展的久远过程。

耕地和富源　全国耕地，在十七世纪中叶为五万四千九百万亩，十八世纪中叶为七万四千一百万亩（《皇朝文献通考》），十九世纪中叶为十万万亩左右（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七·七”
[1] 前估计云仍在十万万亩以上，仅较十九世纪中叶略有增加（这在一方面由于许多新垦地未加测量，一则由于荒地的增多）。一般估计可耕地占全面积百分之二七，但这仅是一种最低的估计——近年有人估算全国尚有六至七万万亩可耕荒地。

扬子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流域的沃野，是中国最富饶的农产区域；其他西北和西南广袤的未垦处女地（如新疆一省，面积约十二倍于浙江，其天山南路的土壤和气候等自然条件，据云亦近似江南），也都蕴藏着无限的农林富源。各种植物食料和原料，除少数只宜于热带的植物外，我国都能够生产或可能栽植。

各种金属和矿物燃料等地下富藏，均相当丰富——最丰富的有煤铁等，特种金属有钨、锑等，近来并在各地发现相当丰富的石油矿；但我们对全部地下富藏，现在不特还没有计划的开发，且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科学测验，照今日所已知的来说，煤铁矿藏最丰富的区域，便是东北和华北。而煤铁却是国家工业化的基本因素，所以说东北和华北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命脉。

河北、山东、江、浙、两广、四川、关东等地的盐产，能充分供给全国的食盐，又是发展化学工业的优良条件。

人口　中国的人口，《皇朝文献通考》说：一七四九年（乾隆十四年）为一万七千七百余万，一七八〇年（乾隆四十五年）增至二万七千七百余万，《皇朝续文献通考》说：一八一二年（嘉庆十七年）丁口凡三万六千余万；《东华录》说：道光朝人口逾四万万；一九二三年（民十二）邮局估计全人口为四万一千一百万；陈正谟估计一九二九年（民十八）的中国人口为四万八千五百余万。根据抗战前南京政府户口统计及各方面的估算，说今日全中华民族的人口约为四万五千万左右，是比较可靠的。这对于全世界人口总数说，约占四分之一弱，对于全亚洲说，占人口总数二分之一弱，为世界第一位人口众多之国家。

国内人口的分布，一九二三年邮局估计，说东三省面积三十六万方哩
[2] ，人口二千二百万，新疆五十五万方哩，人口二百五十万，西藏四十六万方哩，人口三百万，本部人口三万九千二百万。据上海舆地学社近年发表的数字，谓西藏约五百二十余万，西康约一千三百八十余万，青海约四百五十九万余，新疆约三百五十余万，热河约五百四十五万，察哈尔约二百零一万强，绥远约二百十六万，黑龙江约三百四十二万，吉林约七百万，辽宁约一千五百二十七万，甘肃约五百七十六万，宁夏约七十余万，陕西约一千一百六十八万，山西约一千八百三十万，河南约三千一百余万，山东约三千二百五十余万，河北约三千一百余万，贵州约一千一百万，云南约一千零五十余万，广西约一千二百二十五万，广东约三千五百十七万，福建约一千六百九十二万，四川约四千五百五十余万，湖南约三千一百五十三万，湖北约三千五百万，江西约二千六百万，安徽约三千一百七十余万，浙江约二千零六十余万，江苏约三千四百数十万，此外旅外侨胞，则约有五千万以上，这也是一个近似的数字。而人口密度，则以每方哩八百人以上之江苏为最高。抗战时期，人口移动率很大，但还没有确切的统计。

而此民族人口之量和质上，是在不断的发展着，变化着，人口的散布状况，也在不断的变动着。易言之，这都是一个矛盾发展的历史过程，通过了民族生存的斗争过程。

结语　因此说，中国今日是地大、物博、人众的国家。而此地大、物博、人众的优越条件的形成，并非由于自然的成长，而是通过了中华民族的祖先数千数万年的斗争，即民族的群团生存斗争的历史过程而来的。这是祖宗遗给全民族共有的遗产，我们不只要共同来承继，更须一体坚持我们不侵犯他人一寸土地一分权力，也不让他人侵犯我们一寸土地一分权力的原则来保障它。我们不应依赖这笔遗产，而只应如何团结组织此众多的人口，去利用地大、物博的优越条件，去战胜国外侵略势力和国内反动势力，把中国创造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我们只要知道中国是经过怎样的历史过程而来，便能知道今日的中国必然地往何处去，便能知道今日的中国必然会转化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现在的老解放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已取得支配地位，只有待解放区还沦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状态下，并步步在加深殖民地化的程度。

第二节　中国人种的起源和华族的形成

对中国人种起源问题的各种见解　首先，中国人种的起源问题是与世界人类起源问题相关联的。

单元论者误认世界人类发源于一个共同祖先，他们便从世界各处去寻觅这个人类发祥的“圣地”。根据他们探访的结果，或谓蒙古为人类的大故乡（如阿德留等），或谓人类同源于中亚（如莫开布等），或又谓为尼罗河流域（如查瓦德等）……。从而对中国人种的起源，也便有蒙古、中亚或埃及等臆说，但欧亚各地人类原始遗迹的发现（如北京猿人、爪哇猿人、皮尔当猿人、海德尔堡猿人等和其遗迹），已证明人类并非同起源于一地。

多元论者认为人类出于多源，又误谓各个人种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也是完全不同的。他们根据文化的类型，去分别各民族的种属，从而依于文化上一二现象的近似，便有说中国人种发源于埃及（如高莱士），或巴比仑（如拿丕莱等），或缅甸（如魏建尔）等臆说，但由世界各地旧石器、新石器等时期遗物的发现，以及对落后民族和世界史研究的结果，证实了人类社会的进化，却有一个共同的规律性的过程——虽则在这基础上又都有其特殊色彩：由爪哇人到克珞玛郎人，虽不是同源，也不是先天的质的差异，而是一个顺次的过程——由猿人到人的社会过程。

而旧石器并非在地球的全面都能发现，至今还只发现在各个特定的区域。因此，说人类开始就布满地球全面的全元论的见解，也同样是谬误的。

反之，历史的具体事实，却确说了人类起源之一元论的正确。这是说，人类曾发生在那具备一定的适宜条件的不同时间和空间，而其由动物到人的转化，以及人的社会的发展，却有着一个共同的规律性的过程。

中国人种的起源　我们曾在蒙古和华北地下，发现太古时热带产的大象牙骨，山西等处地下发现大驼鸟卵，这证明蒙古和华北，在太古的有一时期曾为热带。而在热河等地又发现有“新生代”的鱼类化石，这说明热河等地在太古的有一时期曾为内海。

而宁夏水东沟，鄂尔多斯萨拉乌苏沟，榆林油坊头，宣化、万全、蒙古阿罗淖尔等处的旧石器、陶器、驼鸟、象、犀、马、骆驼、野牛、水鹿、羚羊、鬣狗、獾等化石，“河套人”牙、人类尻骨等的发现，有着最重要的意义，专家判定“北京人”为第四纪初期洪积世之产物，存在于五十万年以前。

因此我们说，太古时代的蒙古、华北一带，是人类起源的“圣地”之一。

但“北京人”是否为今日中国民族的祖先呢？据专家解剖的结果，谓“北京人”的体质与现代华北人相较，有很大的差异，只有中头盖骨指数极为相似。不过现代华北人已不是猿人或原始人，而是进化到了现代的人类，其与“北京人”体质的差异是必然的。

只是从古书记载和地下发现的遗物考察，古代中国民族两大主干的夏族和商族，均非华北平原的土著；商族由东来，不是经由蒙古南下；夏族由西来，究由蒙古经入甘陕，抑由他处转来，今尚无可靠材料来说明。但根据地质学的研究，蒙古在太古时曾发生过地层和气候的剧烈变化。在地层和气候剧烈变化的时际，发源于蒙古的人类，便离开当地向四方逃散，是完全可能的。逃向东北亚细亚的其中一支，为后来通古斯族的祖先；一支为后来商族的祖先……向蒙古以西逃奔的其中一支，为后来夏族的祖先，至他们从蒙古经到甘陕，或到新疆后再分支东移，或进到中亚后再分支东转……现在还难于正确判定。

因此说，中国民族的第一个主要来源是蒙古人种。

其次，今日西南各民族，及已与汉族同化之东瓯诸族，已能考知其属于马来人种。所以中国民族的第二个主要来源是马来人种。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次要来源（补注：参考拙作《中国民族简史》）。

中国民族的形成　最初由蒙古逃到东北亚细亚的原始人，其中叫做商族（或作衣族、殷族、奄族）的一支，沿海往南游徙。他们大概达到今日山东半岛的地方，便沿黄河西进。当他们进到山东地方时，已入于原始公社制后期的时代（因为在山东还只发现其新石器时期的遗物）。

另一方面，游徙到陕甘一带的夏族（因曾居夏水而得名，又因其曾以华山为中心区域，又名华族），则由西向东进到河南西北部、山西南部。而其时夏族也已入于原始公社制后期的时代。

商族和夏族两个游牧部落，在黄河腹部的山西、河南地方开始接触，便发生部落间的冲突和战争，但商族从山东进到河南时，已知道使用铜器——因为在山东龙山和安阳后冈的龙山期遗物中，已发现有铜器；而在河南仰韶村所发现的夏族遗物中，还没有铜器发现。同时商族在相土为军务酋长的时代，已开始进入半定居的农业民阶段。因之，商族在其较高生产力的基础上，不仅阻止了夏族的东进，并把其一部分征服，一部分驱回西北，成为后来的周族；一部分转沿河南西部入到湖北，与原住民族混合，成为后来的荆蛮……。到纪前一七六六年“成汤革命”商族进到奴隶制时代后，夏族便完全成为其征服的属领。“成汤革命”成功，一面完成了把人类分化为阶级的任务，一面又把其时中国境内各种族推入一个统一民族的形成过程。也正因为夏族是殷代的属领，所以周人才成为对奴隶社会革命的领导者，推翻奴隶所有者国家，创立封建制度。而纪前一一二二年的“武王革命”，虽以周人为领导，却有各族被压迫人民和殷属领各族的参加，所以在革命的过程中，就完成了夏、商各族统一为一个民族的基本任务。因之，周代国家的新统治阶级的构成，也并非纯系周人，而是出身于夏、商各族。春秋时，夏、华或华夏成了其时中国民族的称谓，出身于商族的孔子，也以“诸夏”与“夷狄”对称，由于其时中国民族，基本上已形成为一个统一的华族。

另方面，其时散布在今东北一带的蒙古人种的一支，后来便形成为满族……，散布在西北一带的蒙古人种的一支，后来便形成为突厥→回族……，散布在今西藏一带的马来人种一支，后来便形成为藏族；散布在今长江珠江流域的马来人种各部，后来便形成为苗族和其他西南各民族……。

第三节　中国民族的构成

中国各主要民族，如汉、满、蒙、回等，主要成分都属发源于蒙古的蒙古利亚种（其中只有来自中亚的回族的一个部分，系源于所谓“高加索种”）；藏族、苗族及其他国境西南的各少数民族的主要成分，则属发源于马来的马来种。前者为“北京猿人”的后裔，后者为“马来猿人”的后裔。

中国民族的第一个大民族——汉族　汉族便是原来华族的发展，是中国各兄弟民族中的第一个大民族，过去的中国文化，主要也是由华族——汉族所创造的。自然这并不能否认国内其他民族的作用。

但构成华族——汉族的因素，自始就不只夏、商两族。商周时代的所谓“芊”或“荆蛮”，自是有夏族的成分，所谓“东夷”，自亦为商族近亲；而自商代以后，华族——汉族与国境内外其他种族，在和平与战争，“征伐”与“入侵”，“内附”与“反叛”……等相互关系的矛盾过程上，也不断有着相互融化的事实。所以今日的所谓汉族，已不是原来的华族或汉族，不但一步步地在丰富其内容，而又在步步地部分地改变其内容。

满族　满族为属于通古斯族的东胡族系，与商族在太古为近亲。据传其祖先为一个鹊图腾（《满族源流考》）。东胡在秦以前，为居于今日东北及热河河北一带的游牧部落，居东北者主要为肃慎等，居河北热河者，春秋时为山戎或北戎；战国时，华人始称作东胡（即通古斯之转音）。东胡族在汉时，主要为乌桓为鲜卑，在魏晋南北朝时，为鲜卑为靺鞨……，在五代和宋时，为女真……，明时为女真（或金族）——至努儿哈赤时改称满族。到现在，东北境内虽还有满族的孑遗，北平和十三陵一带还有不少旗户，但满族基本上已与汉族融合。

回族　回族的主要来源是突厥族——即土耳其（Turks）的转音；又有部分为来自中亚的所谓“高加索种”。突厥族在今日中国境内，最初为居住天山与阿尔泰山间以至陕甘一带的游牧部落，据传为一个狼图腾的后裔（《魏书》一百三）；其何时迁来当地，已不易考知。他们在汉朝前已早与汉族接触，在汉时号为丁令（亦作高车）……，南北朝时，其主要诸部落“总谓为铁勒……分属东西突厥”（《北史》卷九九）；唐时，东突厥主要有薛延陀、回纥等十五部落，西突厥为“十姓部落”等，后各部或与汉族等各族融化，或向西亚南欧移徙（其中一支成为后来的土耳其族），留中国境内或邻界中国之部落，主要为薛延陀、白霫和沙陀突厥等；宋时，主要为回纥；明时，主要为回回、哈剌灰；清时，除被称作回部外，又称回回或回民，为今日中国境内第二个人口较多的民族。

藏族　藏族亦名图伯特族（Tibet），历史上又称作吐蕃。其起源，藏人自谓为原住藏地的猴图腾后裔（见《西藏图经》），又谓其起源系海狗图腾，《新唐书》说其源于发羌；从其民俗和人种体质等方面考察，他们原系马来人种之一支，但究竟何时迁入西藏已不易考知。吐蕃在南北朝时开始与中国接触；唐时，曾与唐朝为争夺青海等处宗主权发生战争，后与唐通好，因吸收唐的文化；宋时，“吐蕃”的一部入居西北，并据宁夏及北陕志丹一带，建立西夏；元时，西藏为蒙古征服；明时称为乌斯藏，成为明朝藩属；清时称为西藏。

蒙族　蒙族亦名“鞑靼”族，关于其起源，说法很多，今日已很难正确考知；据《元秘史》说，其最早的祖先，为苍色狼图腾和白色鹿图腾，是比较可靠的。七世纪时（唐初），他们是住居在外蒙土谢图汗部斡儿河（今鄂尔浑河）流域的一个游牧部落。蒙古贵族在十三世纪南下灭金，侵入中国创立元朝；他在灭金侵宋前，已建立起奴隶制国家，元朝灭亡后，入到中土的蒙古人便与汉族同化，一部分回到蒙古等地者则合其原来住民，后来分为“鞑靼”、“插汉”……等部，成为明朝的属领。清朝重新征服蒙古后，划内蒙为东四盟，西四盟，内属蒙古，划外蒙为四部，划河西额鲁特为二部二旗，金山额鲁特为七部三盟二十二旗。一九二四年六月，外蒙宣布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它现在是一个独立的进步的国家。

苗瑶族　苗瑶的起源，据传在太古时为居住于丛岩的槃瓠（狗）图腾部落，其最初为由南向北的马来种之一支，已可考知。其部族之较著者，在周朝为“蛮”之一部，在汉代为居今贵州遵义南之夜郎，湖南常德一带之武陵蛮等；南北朝时为居今西南之“五溪蛮”等部；唐时有称之为“莫瑶”，宋时有称之为“蛮瑶”（如辰州瑶等）者；元时有所谓桑州生苗、东苗、西苗、紫苗、卖爷苗之称……。今日的苗瑶族，大致可分为红苗、青苗、白苗、花苗、顶板瑶、红瑶、狗头瑶、长发瑶、箭瑶等……，但是要作成一个严密的科学分类，还有待于实地研究。他们到现在大都已改用汉姓，其分布地主要为湖南、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等省边隅，由于几千年大民族主义压迫的结果，已被零细分割，率多形成其各自的不少特殊色彩，社会情况也很不一样。

其他　住于今日云南、贵州、四川、西康、青海、广东……一带之罗罗族、缅甸族、棘族、掸族、唐古特族，以及黎人蜑民……等等，从其人身体质和民俗等方面传统特征说，他们可能与历史上已和汉族融化之瓯越、闽越、南越、骆越、杨越及今台湾“土番”等，系同源于马来种；在云南、贵州所发现之旧石器工具，或为南来马来种之古代遗物。云南之哈喇，西藏之东女、哒，今均还未考知其种族和来源。东北境内各少数民族，大都均属于蒙古人种；新疆境内各少数民族，率多还不易考知其人种来源。而这也都是今日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

他如从獯鬻、鬼方、严允到匈奴的匈奴族，除去一部入到欧洲形成匈牙利族、芬族外，在中国境内者，已与汉、蒙、回各族融化。

结语　构成今日中国各民族的汉、满、蒙、回、藏、苗、罗罗、唐古特……各姊妹民族在历史过程中，彼此间都不能不有着部分的同化与被同化——虽则由于汉族的文化较高，力量较强大，他族被同化于汉族的人口，要大过其所同化汉族的人口，他族所吸自汉族的文化成果，要大过其所给予汉族文化上的正面影响。但不能否认他们对中国文化创造的影响和功绩。在今日，从语言、领土、经济联系、文化心理状态等特征来说，满族的绝大部分和汉族已达到共同特征的形成；而在东北边区的少数满族住户，却仍有其强烈的民族情感和相互联系，从政治上看，还应作为一个少数民族问题去处理。

辛亥革命宣布了“五族共和”，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里特别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所以今日中国境内的姊妹民族，不管她是如何落后的或少数的民族，原则上，却都是中国民族平等构成的部分。

在过去中国各民族演着以汉族为中心的融化过程，是无庸否认的历史事实。这期间，不管由于自觉或不自觉的大民族主义的推进，都有着不少血腥凄惨的内容。在人类史的民族同化的具体过程上，主要是伴随着侵略或被侵略，压迫或被压迫的过程进行的；同时，在中国过去，民族同化的现实过程，一面成了中国疆域和人口不断扩大的一个条件，一面也给了中国各民族不少损害。所以同化政策，特别是大民族主义的同化政策，在本质上是侵略主义的，又是妨害人类进化的。不过，在过去，当人类还在不自觉的落后阶段时，部落间的同化，还是一种平等的自愿联合的过程，在阶级社会时代，大民族主义的原则下的同化，则是一种人压迫人的社会的过程了。因此，在过去，像中国各民族间的那种相互的同化，虽则有着其必然的历史条件也不全由于一种大民族主义同化政策的推行，但歪曲了各民族历史发展的过程，是无可否认的。在今日，违反民族平等结合平等发展原则的民族同化，却已和反侵略反压迫的人类现实斗争相矛盾。在中国民族间的现实情势和民族政治要求的基础上，要达成国内各民族真正的统一团结，只有认真实行毛主席所宣布的新民主主义的民族政策，也就是说，要认真扶助境内各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在反帝反法西斯独裁卖国的基础上，实行平等的能充分表现各自意志的结合，才能达成国内各民族真正的统一团结，为完成共同的解放任务而斗争。

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战前和抗战后，在国内，都是一贯地推行其最反动的法西斯大民族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反对侵略主义，同时也反对大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和反侵略主义，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是相互矛盾的。

本章一般参考资料：

（一）拙著：《中国原始社会史》八、九两篇。

（二）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第三章。

（三）沙畹：《西突厥史料》。

（四）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

（五）箭内互：《兀良哈及鞑靼民族考》。

（六）伍乃强：《西康图经》。

（七）林惠祥：《中国民族史》。

（补）拙著：《中国民族简史》。

问题讨论：

1．中国以何种自然条件为特征，它又是怎样形成的？

2．中国人种的起源及华族形成的过程如何？

3．中国有多少民族，其情形如何？

4．应怎样去处理国内民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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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七·七事变”。——编者注

[2] 哩，英里的旧译。——编者注

第二章　图腾制度时期

第一节　燧人氏“钻木取火”

钻木取火前的时代状况　太古时代的我们祖先，在发明“钻木取火”前——即传说中的“有巢氏”时代——生活的具体情况怎样，我们已不能正确知道，只能从传说式的记载和很少的遗物中考知其大概。

他们当时所使用的劳动工具（同时就是防御武器），还没有铜器和铁器，石器的式样也很少，只有一种极简单极原始的略为加工过的钝厚的石拳楔、石片和木棒（如外蒙阿罗淖尔发现之加工过的数千块岩石碎片等，和《商君书》所谓“伐木杀兽”，《吕氏春秋》所谓“剥木以战”）。由于工具的幼稚，他们获取生活资料的方法，主要靠采集“树木之实……蠃蚘之肉”（《淮南子》），和容易捉获的禽兽……充作食品，毛羽树叶草茅编制成衣服（《墨子》）；也不知储藏食物，“饥即求食，饱而弃余”（《白虎通》）。又因为当时尚未发明用火，许多非煮熟不能下咽的东西，也都未能充作食物。因之，食物的种类和来源都是极其有限的。他们不能常常在一个地区内得到食物的满足，为着求食，便不能不在地面上到处流浪（《庄子·马蹄》）。

但由于其时工具的幼稚，周围又多迫害人类的毒蛇猛兽，单独的个人不能进行食物的采集，也不能防御毒蛇猛兽的迫害，因之便形成一种在地面上到处流浪的原始群团，共同觅取食物和防御外侮（即《吕氏春秋》所谓“聚生群处”）。

他们原始的住室，也由于其时“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构木为巢，以避群害……曰有巢民”（《韩非子》）。而这种住室，也是由群团共同架设，共同住居的。

在这种原始群团中，“无君长”，“无亲戚兄弟夫妇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大家一律平等（《吕氏春秋》）。同时在两性关系上，也便是一种“无上下长幼之道”，“无亲戚兄弟夫妇男女之别”的血缘杂交。

生活在这种原始群团中的我们的祖先，不知经过多少万年，到传说的“燧人氏”时代，发明用火以后，才从“日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的状态中解放出来。

火的发明和其贡献　由于原始群团的生产力发展，后来已能制造较复杂的工具；特别由于钻孔用的尖锐器的发明后，在“木与木相击”或“错木作穴”的工具制作过程中，错出的木屑生出火来（《河图·始开图》及《庄子·外物篇》）。我们的祖先便由此达成火的伟大发明。

火的发明，对他们当时的生活，引起了伟大的飞跃的变革。从这时起，“燧人氏”的人们便知道“炮生为熟”，“以化腥臊”（见《韩非子》及“礼含文嘉”等），从前不易下咽的“鱼鳖螺蛤”之类，现在都可以“燔而食之”，这不但扩大了食物的种类和来源，且引起他们生理的疾急变化，特别是后脑的发展；同时，他们又不但知道用火去取暖和防御“禽兽虫蛇”的迫害（《庄子》：“冬则炀之”），用火去“焚林而畋，竭泽而渔”，以补“人械不足”（《淮南子·本经》），并知道使用火力去制造工具。

但他们获取生活资料的方法，也还是“不耕不稼”，不知饲养禽兽。住于“四绝孤立”的山上者，主要则“焚林而畋”，“缘水而居”者，主要则“竭泽而渔”（《列子·汤问》及“盾甲开山图”）。同时也还没有陶器等煮物器具的发明，烹制食物的方法，是“以土涂生物”，放到火中去炮烧，或“加物于燧石之上”去焙烤。

火的发明，改变了他们获取生活资料的方法，又改变了他们自身的生理构造，提高了他们对自然的占有程度，从而又改变了他们的社会面貌。由于劳动工具的改进和样式的加多，便引起依年龄和性别的阶级分工。在这种社会分工的基础上，便出现了“长幼侪居，不君不臣；男女杂游，不媒不娉”（《列子·汤问》）的社会组织和婚姻制度。

在他们那种依性别年龄而分级的“长幼侪居”的社会组织中，全体都是“不君不臣”的平等地生活着，其中只设有一个传授经验和分配食物的老人，像“西王母”一样；但她也不能役使其他成员，也不能依靠其他成员的劳动来生活。所以他们还没有特设的酋长，更没有称作“燧皇”的“燧人氏”那样人物的存在。

他们的婚姻制度，是同胞兄弟和姊妹间的阶级群婚，如槃瓠（即盘古，狗图腾）所生的“六男六女……自相夫妻”的例子一样（《后汉书》卷一一六）。这种婚姻制度，我们叫做族内的阶级群婚制。到传说的“伏羲氏”时代，同胞的“女娲”与“伏羲”（《竹书纪年笺注》：“女娲与伏羲同母”），才不能自相婚姻，才由“族内婚”转到“族外婚”（同上：“上古男女无别，伏羲始制嫁娶……以重万民之别，而民始不渎”）。

发明用火的过程　但是火的发明，决不是由于“燧人氏”的超时代的天才创造，而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社会劳动的产物。在这时以前，他们可能遇着“九州裂……火炎”的火山爆发的自然火（《淮南子》），也可能在打制燧石中遇着火花，但那都只能引起他们的惊异，并不能因此就发明用火。当生产力发展到“燧人氏”的时代，社会已具备了发明用火的条件，才完成了这个伟大的发明，所以那并非一下子所完成的辉煌业迹。而发明用火的人，也决不是如传说的那样一个“燧皇”，所谓“燧人氏”不过是发明用火的族氏的代称——那虽则要通过族氏的特定个人的手去发现，但他们是同时以族氏的名号为个人名号的。

结语　在我们祖先“北京人”和其遗物的遗址中，已发现烧过火的痕迹，证明他们已知道用火。但“北京人”所使用的工具，并没有超过扁平器和尖锐器的时期，这说明他们只能开始知道用火。因此，我们可以说，“北京人”的时代，正是中国人祖先发明用火的时代。“北京人”则是传说的“有巢氏”和“燧人氏”交替时代的人类。而“有巢氏”和“燧人氏”的时代，都不是个人的年龄所能代表，实各经过多少万年的。中国历史的年代记，把“构木为巢”和“钻木取火”为特征的继起的先史时期，神化为两个继起的人物——“有巢氏”和“燧人氏”。

第二节　“伏羲氏”“教民渔畋”

依照中国历史的年代记，次于“燧人氏”时代的是“伏羲氏”时代。这虽则同属附会，而由“钻木取火”到“教民渔畋”的基本特征来看，却不会颠倒历史的次序。

初期渔畋生活　以渔畋为获得生活资料的主要方法，是随同火的发明才实现的；但在开始用火的时期，我们的太古期祖先，还只知使用粗糙的尖锐器、刮磨器、扁平器等旧石器工具（在宁夏水东沟，鄂尔多斯东南角萨拉乌苏沟，榆林南油坊头，甘肃庆阳北，外蒙阿罗淖尔等地方，均有这类旧石器发现）。其时渔畋的主要方法，是“焚林而畋，竭泽而渔”；掷击和刺杀，还只是一种补助的方法。因之，能够高飞的鸟类，急走的力大的兽类，还不容易为他们所猎获，因为还没有发明网罟，在“竭泽”这方法以外，只能在水中围绕着去摸索。

工具进步后的渔猎生活　后来由于旧石器工具的进步，特别是知道用棱镜型的石子打制细长的石片，再将边缘加工而制成各种形式的石器，如石枪以及石刀石槌应用去穿骨的穿孔器等工具的制造（安特生在宣化发现之桂叶式的石剑，就是石枪；美国中亚探险队在阿尔泰山东支脉北所谓“沙布克系统”发现有石槌、薄石片制成的刀和刮磨器以及用作刺杀和对骨器穿孔的尖锐器等），后来对这些工具的锋锐又加以改进。同时又知道“作网罟以佃渔，取牺牲”（《律历志》）。“网罟”的发明，由于在较复杂化的劳动过程中，最初知道用纤维质的树皮和草茎类作成绳索使用，后来便达成“作绳而为网罟”，“以畋以渔”（《易系辞传》）。

随着网罟的发明，又达到“緂缭索绳，手经指挂，其成如网罟”的衣服的制造（《淮南子·记论》）。因此，便由羽毛树叶草茅为衣服被盖的状况，进到“衣皮革”和“枕石寝绳”（《绎史》卷三十一引《列子》文）。

因之渔猎事业便进入了复杂的过程，对从前不容易猎获的有些鸟兽，现在便能用长柄枪去刺杀，用网罟去罗获，同时又能用网罗的方法去捕鱼了。

但是使用这种工具去渔猎，还是要依靠多的人手，采用围猎或围渔的方法去进行，这决定他们的劳动不能不成为一种集团的劳动。

而在当时渔畋的具体情况中，男子、女子、老年、幼年、壮年不能同时在一地进行同样的劳动；壮年可以进行较剧烈的劳动，又可以到较远处去打猎捕鱼，老年和幼年便不能胜任，男子能胜任的，又不是完全能适合于女子（特别在不同的生理条件上）。而当时平均每个人的生产成果，却还只够勉强养活个人的生命，所以全体都得劳动。因此，男子、女子、老年、幼年、壮年间的分工，随着生产力的进步而愈为扩大了。

在这生产力的发展和分工扩大的基础上，不但增多人口的数量，从原来的族氏团体中，又分化出子族氏孙族氏的团体来［如“庖牺氏”之分化出飞龙氏、潜龙氏、居龙氏、水龙氏……（《竹书纪年》），蚩尤氏分化出罴氏、熊氏、虎氏、豹氏，子族氏熊氏又分化出貔氏、貅氏等孙族氏。唐古特族的祖先羌氏，分化为厘牛氏、白马氏、参狼氏……］，且从此由族内的阶级群婚转变为族外的阶级群婚（如小典氏男子与有蟜氏女子婚，神龙氏男子与奔水氏女子婚，方雷氏男子与彤鱼氏女子婚……）。

在这种婚姻制度的基础上，子女并不能识别出生身的父，只能大概识别出生身的母来，由于“知其母，不知其父”（《庄子》），以至于“知有母不知有父”（《吕氏春秋》）。但他们当时对于子女的抚育照拂，是“不独（且不能）子其子”，而“一视同仁”共同负责，所以子女也“不独（且不能）亲其亲”。以母的同辈都为母，母辈的一群丈夫皆为父。

弓矢的发明和渔畋生活的变化　但由石枪等工具的使用和改进，而达到弓弦矢镞的发明以后，那种社会生活的方式便开始变化了。

所谓“伏羲作弦”、“挥作弓”、“夷牟作矢”等传说，自然和那把“结绳为网罟”的事情归功于神化的“伏羲”，是同样的附会。而在“沙布克系统”所发现之最上一层的遗物，除较前此进步的石枪头外，已发现有石镞等，并发现有最粗糙简单的陶器。发现的石器，现已开始有磨光的情形。这些却都是“北京人”系统的，即中国先史期的遗物。

发明的弓矢使用以后，他们便可以猎获更多种类的禽兽，把食物的来源扩大了。因此得以较长时地留住于一个地区内，相对地减少了原来的流动性。同时，劳动虽还不可能离开集团的原则去进行，却提高了个人的作用，并使他们在较多场合，有单独猎获鸟兽的可能。因此，个人虽不可能单独占有工具的所有权，却把其随身携带的工具，渐次成为其固定使用的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流动性的减少，给他们以改进住室的可能，从而又达到制陶术的发明；同时今年倾倒在住室外的植物残骸，使他们能看见它在明年又发芽、成长，这又使他们达到栽培植物的发明；原来在游猎中捉回的小动物，由于食物太缺乏，和住处的流动性太大，不可能把它留下，现在情形的变化，使他们由留下小动物不吃食，而达到饲养家畜的发明。

另一方面，由于在集团劳动中的个人作用之相对提高，在阶级群婚中，又给予对偶婚之发生的可能，从而又把依性别年龄分级的群团组织，在新的生产力因素出现的基础上，向着氏族制的组织推进。

而此制陶术、栽培植物、饲养家畜等事迹的发明，以及对偶婚因素的出现，便是原始公社制前期的图腾制度的渐归结束，和其后期的氏族制度的开始。

母系制度　在以性别和年龄而分级的群团组织中的管事者，不是传说中“燧人氏”、“伏羲民”等男系人物，而是传说中的“西王母”和“女娲氏”一类的女系人物。因为这时代是母系中心的社会，中国原始的姓氏多从“女”，姓本字亦从“女”从“生”，中国境内各民族的起源也皆有关于神化的母系祖先的传说，其秘密就在这里。

这不但是由于子女之“知母不知有父”，主要还由于女子是工具的看管者，食物的保管、烹饪、分配者，易言之，女子掌握了经济的权力。所以在“族内”的阶级群婚时期，“六男六女”所组成的槃瓠图腾的管事者为“帝女”（前揭），三青鸟图腾的管事者是“西王母”。在“族外”的阶级群婚时期，是“男子集团出嫁，女子集团娶夫”，女系的血统承继便更为鲜明了。所以“风”图腾的管事者，是传说中的“女娲氏”，而并不是“伏羲”“女娲”兄妹相继承（《帝王世纪》：“伏羲之姓为风，女娲之姓亦为风”）。

结语　以传说的“伏羲氏”所反映的历史时代，至少也曾要包括着数万年的时间。以地下出土物为骨干，以那些和“伏羲”结合的传说作说明，我们得以把握了这个时代的社会轮廓。传说中的“西王母”和“女娲氏”，也不过是这数万年中的母系制度的反映，当时不知有多少作为群团管事者的“西王母”或“女娲氏”样的人物。

第三节　图腾崇拜

中国境内各民族，在氏族制度前的依年龄性别而分级的群团社会时代，也同世界其他各民族一样，都以一种生物或无生物为群团组织的图腾标志。因此，这时期便叫做图腾制（Totemism）社会时期。

图腾的出现　这种图腾名称的出现，在中国，大概适当于传说中“燧人氏”时代的渔畋生活初期，最初由于某一群团以某种生物为其食物的主要来源，从而被其他群团给他以某种生物的称谓，如食蝉的“舜之先族”被称为“穷蝉”图腾，食三青鸟的“西王母”的群团便被称为三青鸟图腾……。后来由于工具的进步和渔畋生活的复杂化，他们能获得更多样的食物，同时原来常食的某种生物又渐渐稀少，因此群团本身正式以外人给他的某种名称为标志的时候，他便渐渐禁止吃食某种生物——但并不禁止其他图腾群团的吃食，从而又渐次在他们的生理中形成一种意识，认为他们的祖先，曾是那种作为其图腾标志的动物转化而来的。这样便引出对图腾的崇拜，图腾成了一种不可侵犯的维系群团成员的魔力。

传说中的中国图腾遗迹　传说中的“燧人氏”“伏羲氏”“女娲氏”的时代，是中国图腾制的标本时代。在这时代的姓氏名称，据传说式的记载，几乎全部采用生物的名称，如所谓“黄帝”的先族有蟜氏，黄帝少典之族有熊氏，神农先族神龙氏，舜之先族穷蝉氏，牛蟜氏，尧之先族有骀氏，契之先族有蛾氏，夏之先族牛蟜氏，以及所谓骊畜氏、伏羲氏、祝融氏、（《庄子》），爽鸠氏，蒲姑氏（《左传》“昭公二十年”）、蜡氏、雍氏、萍氏、条狼氏、剃氏、蝈氏……也都是图腾名称。

这在今日中国的姓氏中，如马、牛、羊、猪、邬、乌、凤、梅、李、桃、花、叶、林、山、水、云、石、毛、皮、龙、冯、蛇、风……等，也都是图腾名称的遗留。今日中国人对某些生物——如犬、鸽、龟、蛙……等的神秘看法，正是图腾时代的残余意识的反映。

在生产进步和人口繁殖的基础上，图腾制度随着发展，原来的图腾群团中便分化出子图腾来，子图腾又分化出孙图腾来……。因之，属于“楚之先族祝融氏”系统的，又有柏霜氏、中霜氏、叔熊氏、季氏、豕韦氏、豢龙氏（《国语·郑语》）；属于蚩尤氏的有罴氏、熊氏、虎氏、豹氏（蚩尤氏率虎豹熊罴与黄帝战）；属于庖牺氏的有飞龙氏、潜龙氏、居龙氏、降龙氏、上龙氏、水龙氏、青龙氏、赤龙氏、白龙氏、黑龙氏、黄龙氏（《竹书纪年》）；属于轩辕氏的有青云氏、缙云氏、白云氏、黑云氏（《左传》“昭公十七年”）；属于金天氏的有元鸟氏、青鸟氏、丹鸟氏、祝鸠氏、鸠氏、鸬鸠氏、鸠氏（同上）；属于有熊氏的有（一）罴氏、熊氏、貔氏、貅氏、氏、虎氏，（《通鉴》：“轩辕教熊、罴、貔、貅、
、虎以与炎帝战”），（二）雕氏、氏、雁氏，鸢氏（《列子》：“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以熊、罴、虎、豹、为前驱，雕、鸡、雁、鸢为旌帜”）。这虽则不免有些是传说的附会，然以之去证实中国太古期图腾制的存在，及其由母图腾分化为子图腾孙图腾的历史过程，是完全妥当的。

汉族而外，中国其他各族也有图腾的传说，如满族的祖先为鹊图腾，回族的祖先为狼图腾，藏族的祖先为猴图腾，蒙族的祖先为苍色狼图腾与白色鹿图腾，苗瑶的祖先为狗（槃瓠）图腾，唐古特族的祖先为羊（羌）图腾，羊图腾并分化出厘牛、白马、参狼等子孙图腾……。

图腾是当时群团共同的名称（姓氏），也是其群团内各成员的通用名称，子图腾从母图腾分化出以后，便不再以母图腾标志为标志，而以另种物名为其独特的标志，从而便分化为与母图腾不同的姓氏。

图腾制度发展到后来，姓氏的图腾标志有为“地名”所代替，如“有骀氏”转换为“陶唐氏”，“牛蟜氏”转换为“夏氏”时，已表征着图腾制社会在向着氏族制社会转化。这种氏姓演变的过程，正如中国古史所说：“太古……以物纪，至尧舜以德纪，降及后世以人或地纪。”

图腾崇拜和宗教魔术　图腾不仅是群团的姓氏标志，有着社会制度的内容，而且有着原始的宗教崇拜的内容。他们认为其原始的祖先是从某种生物转化过来的，从而便给予某种生物以最大的神秘性，特别由于对某种动物的禁止吃食，后来便形成其对某种动物不可侵犯的意识，认为人们如若侵犯它，便有“大兵”等各种灾害的降临（《山海经》）。从各别群团的图腾，渐次便成为各别图腾所崇拜的宗教神。例如虎豹图腾，以其幻想着的“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的“西王母”为其宗教神，龙图腾以“龙身人面”的幻影为其宗教神，虎图腾以“人面虎尾”的幻影为其宗教神，总之，以动物为标志的各图腾，也都以各种“兽身”“人面”或“鸟喙”“人面”的幻影为其宗教神（《山海经》）。所以说：“庖牺氏、女娲氏、神龙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列子》），“伏羲龙身牛首”（“春秋合诚图”），“神龙氏蛇身而牛头”（《孝经·援神契》），轩辕氏“河目龙颡”（同上）。

随同图腾崇拜而出现的，便出现了“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的“巫师”或“女祭司”……。在宗教的祭典中，由全体群团成员集会膜拜，歌舞狂欢……。主持祭典的各“巫师”，则装成“六足四翼，浑敦无面目”的伪装，领导着去歌舞和膜拜，最后将一部分牺牲等祭品埋入地下饲神……。这也是《山海经》对他们的描写。

在这种原始宗教崇拜的意识支配下，又体现出各种各样的魔术，例如《山海经》所描画的有：口中含着火玩魔术的怪物，操弓射蛇的毛人，捕鱼的长臂人，衣鱼皮而食鸥的怪物，以及玩蛇、“穿匈”、全身生毛，把敌人缚着手足挂到树上……等奇迹，都是他们幼稚的意识在宗教魔术上的体现。

对这种宗教魔术之幼稚的想像的描拟，便表现为原始的艺术作品，宗教神和各种魔术构想的图画——《山海经》所记载的宗教魔术等事象，无宁是依照这种图画而描写的。

这种宗教魔术及其所表现的艺术，是当时社会劳动过程的反映，体现着原始人的现实要求，例如“人面虎尾”的神像的画出，是他们祈祷在游猎劳动中能有虎样的气力；“六足四翼”的魔术，是他们祈祷在追射走兽飞鸟的劳动中，能有“四足六翼”样的飞跑魔力……恐惧“大兵”降临，是当时部落间斗争的残酷情况的反映；“穿匈”和缚着敌人手足挂到树上，是他们要求战胜敌人的魔术祈祷……。

中国其他民族在原始时代，其宗教魔术和艺术，不但本质上与此相同，而《山海经》所载的，毋宁是部分地根据当时中国境内各落后民族的现实情况而描写的。

本章一般参考资料：

（一）拙著：《中国原始社会史》第四篇。

（二）波克洛夫斯基主编：《世界原始社会史》第二篇。

（三）恩格斯：《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

（四）莫尔甘：《古代社会》。

（五）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第一二五至一三四页。

（六）拙著：《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二篇。

（补）拙著：《中国民族简史》。

问题讨论：

1．中国人发明用火的经过及发明用火的功用如何？

2．传说中“伏羲氏”时代的社会情况怎样？

3．中国有无图腾制度？

4．中国原始的宗教魔术艺术是怎样发生的，其本质如何？

第三章　氏族制度时期

第一节　“神农制耒耜”“教民农作”

新石器的发明和使用　商族在经今辽宁进入山东的时期，已有石斧、石刀、石镞、石镯（辽宁沙锅屯发现）等新石器工具的发明和使用；夏族在初进入到今日陕、甘、晋、豫的时期，也有了石斧、石刀（如齐家坪所发现）等的发明和使用。后来渐次又有了长方石刀、石戈、石凿、石耨、石锄、石杵、石纺轮等新石器工具和骨器的出现（如夏族的仰韶村遗物，后冈等处所发现之相当于仰韶期的商族遗物）。这就是所谓“神农氏”时代的基本特征，所以说“神农之时，以石为兵。”（《越绝书》）

园艺牧畜生活的开始　新石器工具的发明和使用，代替了原来的旧石器，这改变了他们获得生活资料的主要方法——原来以渔猎为主要的采集——便为以栽培植物饲养动物为主要的生产所代替——又提高了人类对自然的占有程度。所以说“神农之世……耕而食”（《庄子》）。这种新的生活方法的出现，大概商族早于夏族，所以传说不只把发明农学的事迹附会为“神农氏”，并说“神农”“都山东曲阜”。不过在夏族的仰韶遗物中，有石斧、石耨、石锄和谷粒的发现，因可推知其在齐家期已知道农业。所以时间虽或有先后，过程却是相同的。

饲养家畜是否与栽培植物同时出现，还难于正确知道。如果“黄帝之世不麛卵”（《商君书》）的传说有可靠的成分，前者的出现便晚于后者，不过在仰韶又有不少家畜骨骼与谷粒等同时出现。

由于生产代替采集成为主要的生活方法，相对的定住性代替了原来的流动性；因此，一方面他们又完成了制陶术的发明，所以随同齐家仰韶各处新石器等出土的又有陶器，同时又有“神农作陶冶”的传说（《汲冢书·周书》；此外也有“昆吾作陶”的传说，系由于当时夏商等各为一系，传说来源不一）；一方面，他们又开始知道用石块建筑房屋，所以有“上古穴居，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易传》），“为宫室之法：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御霜雪雨露。”《墨子》的传说，一方面，又开始发明了原始的纺织术，所以在仰韶有石纺车、骨针、陶器上之布纹的发现，西阴（晋）有半个人工割裂的茧壳的发现，又有“黄帝制衣裳”的传说。

当时栽培植物（食物和刍料）的进行方法，由于劳动工具的幼稚，他们第一步便用火去焚烧森林草莱，如传说所谓“黄帝之王……不利其器，焚山林，破增薮”（《管子》）。然后用石斧把烧过的树木砍倒，开伐成为“童山”（同上）；第二步男子掘土，女子和小孩碎土布种，掘土使用一头削尖的木棒，……碎土和布种用木头、蚌壳、石耨等。所以《易传》说：“古者剡耜而耕，磨蜃而耨。”《汲冢书·周书》说：“神农作陶冶斧斤为耜锄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以助果窳实。”《白虎通》说：“至于神农……于是制耒耜教民农作。”基本上是和当时的情况符合的。

但使用石斧把森林砍成“童山”，只有多人的共同劳动，才能完成任务。所以在他们，不只是耕地为氏族的集团所有，并由集团劳动去耕种；生产的成果，则为集团共同的占有——即全氏族成员的平等享受。这或者如传说所述：“古者，土无肥硗，人无勤惰……天下为一家，而无私织私耕，共寒其寒，共饥其饥。”（《尉缭子》）

随同生产力的发展，开始出现了氏族集团内的分工。由单色陶器到花纹陶器到着色陶器的演进，可以表征着分工的过程。但这还不可能成为一种固定的专业化的分工，所以个人还不能各自占有其生产成果，从而氏族集团内成员间的交换，还不能成为可能。

只是在集团生产与集团占有的形态下，由于集团间的分工，便出现了集团间的物物交换，所以有“神农氏作……日中为市，交易而退”的传说（《易传》）。

出现铜器鹤嘴锄和园艺畜牧的发展　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工具制造日益精巧，式样日益加多，因之商族首先发明冶铜术，制造鹤嘴锄（山东龙山镇遗物可为其代表）；随着西北的夏族也有同样的进步（辛店遗物中有牛骨制成之鹤嘴锄和铜器，寺洼沙井有更进步的铜器），所以有“禹穴之时以铜为兵”的传说（《越绝书》），又有“高元作金”等传说（《初学记》）。

随着这种新的生产力因素、新的技术的出现，在氏族共同开辟耕地等集团劳动的前提下，使氏族内各别家族，对农耕畜牧劳动的某种过程之单独进行成为可能，从而开始出现把氏族所有土地分配于各别家族耕种的事态。这演出氏族内的家族分工，不过在这时所谓家族并不能离开氏族的集团劳动而独立出来——家族只能单独完成生产过程的一个狭小阶段。所以各别家族的生产成果，仍为氏族的集团占有，各别家族只能享有平等的分配与消费权力。

在这时，脱离生产劳动，靠他人劳动过活的人们，还没有出现，像传说中的尧、舜、禹等联盟军务总司令官，也都要靠自己劳动，所以传说谓他们也都是些“手胝足胼”的牧人、农夫、陶匠。

不过到这时，更扩大了集团间的分工，从而也更扩大了集团间的物物交换。

田野农业的出现　但生产力的发展，到“夏代”铜器虽还未能代替新石器的支配地位，却渐次获得其数量的增大，制作的较精，样式的较多，如镇番县沙井的地下遗物中，铜器已较多量地存在，并有着带翼铜镞……。特别是这时的铜器，是一种铜锡合金的青铜器——辛店和沙井出土的是“紫铜器”，这种进步，给氏族内各别家族对劳动之单独进行的可能，又提高了相当的程度。由各家族各别分种一块氏族的所有地，达到其各别消费其自己生产的部分，只向氏族的公社机关缴纳公费。同时氏族所有土地，最初是按照各家族成员每年重新分配一次，渐至于三年五年才重新分配一次，最后形成为各家族固定其分有地的使用权，不再举行分配，土地仅在名义上为氏族所有。但人剥削人的事态，却还没有出现。

氏族内各别家族的分工，最后达到农业和手工业之专业化的分工事业的出现（从沙井遗物中所见之制陶术的精巧，花纹的细致，可究出其专业化的程度），从而并在氏族内开始出现了各别家族间的交换，同时并开始把氏族各成员引上贫富分化的过程，与此相照应的，又是父家长制的经济之出现。

另一方面，在最初，由个人的劳动成果，还不易养活其自身，所以当时把俘虏一律杀死；到知道种植和畜牧后，个人的劳动成果虽很难有剩余，却已容易养活其自身，所以这时已开始把俘虏收为养子——而把俘虏杀死的事情也还是很平常的，遗物中所发现的杀戮而死的人骨，就是这种残酷的形迹；及后，由于剩余劳动的产生成为可能，便开始把俘虏作为氏族奴隶去役使了，所以在“夏桀”的时期，又有着关于奴隶遗迹的传说。

至此，由于各个个人间交换的开始出现和各个集团间的交换愈益扩大，便又在物物交换的基础上，出现了交换媒介的货币——玉、贝等（沙井等处出土物），从而又开始形成了原始的市区，所以有“伯鲧作城”（《吕氏春秋》），“夏鲧作三仞之城”（《淮南子》），“鲧筑城……造郭……此城郭之始也”（《吴越春秋》）等传说，“从而氏族公社便为邻居的市区公社所代替”。至此，氏族制度已临到末日，中国社会已进到“文明的入口”。

第二节　“尧舜传贤”

对偶婚　《左传》说的“伏羲氏”末期，已开始出现了“对偶婚”。到传说的“神农氏”时代，新的分工形式代替了原来性别和年龄的分工，特别在男子掘土，女子碎土、布种的分工合作的分工形式下，一个女子去选择一个男子作为其主要之夫，一个男子去选择一个女子作为其主要之妻的事情，便更容易实现了。随着这种分工形式成为主要，这种新的婚姻制度也就代替原来的“阶级群婚”而成为主要形态了。

但是各别男女的分工合作，只能完成生产的一个片段，并不能离开集团劳动而有所作为，加之各社会成员在经济的地位上，是完全平等的。因此，作为夫妻的他和她，并不能反对他或她与其他女子或男子的性交关系，而且是予以承认的。在这种情况下，女子和男子都有一个主要之夫或妻以外，还有其一些次要的夫或妻。所以传说称“帝喾”有一个“元妃”，三个“次妃”（《帝皇纪》），舜以“娥皇为后，女英为妃”（《列女传》）并和象“眩弟并淫”（《楚辞》）……正是“对偶婚”制度的传说。

在这种婚姻制度下，不管真正的血统如何，只以主要的妻的生育为直系子女，其他皆为旁系，所以传说称“尧娶……女皇生丹均，又有庶子九人”（《史记·索隐》）。又称“尧”只有“一子”“曰丹朱”，说“舜”只有一子曰“商均”（《世纪》），又称“舜有子九人”（《吕氏春秋》）。

家族出现　在这种婚姻制度的发展过程上，便在氏族内产生出家族来。

母系本位　在这时期，生产工具及生产物，仍由女子保管和分配，即女子掌握社会经济的权力，因而形成母系本位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家系制度下，子女都以母的氏姓为氏姓，所以“尧”初“从母所居而姓”，“舜”随母“姓姚氏”（《史记·索隐》），“后稷随母姓骀氏”（《吴越春秋》）。

以此在当时，直系氏姓的叙述是母系的世系，而不是父系的世系，后人叙述传说时代的父系世系，到这时期不能再追叙上去，便发生“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的传说——说“安登”感“神龙”生“炎帝”，“附宝”感“北斗”生“黄帝”，“女节”“梦接星虹”生“帝挚”，“庆都与赤龙合昏生伊耆——尧”，“从华感枢星而生舜”，“女嬉吞慧苡而生禹”，“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契”，“弃母履巨人迹感而生弃”，“颛顼”母感星光而生“颛顼高阳”……。

与母系血统的承继相呼应的，是母系财产的承继。但其时，财产是保存于氏族内部为原则，这便规定了男子出嫁女子娶夫的习惯。所以“禹”出嫁于“涂山氏”，“舜”出嫁于“有虞氏”……。男子出嫁后，便成为其妻的氏族的成员，不再属于其母的氏族，故“尧”“舜”“禹”等人，“初生时……从母所居而姓”，出嫁后随妻居住而属于妻的氏族。

由于男子出嫁，儿子除非出嫁于父的母氏族，父子便不同姓，故“尧”为“陶唐氏”，“尧”子“丹朱”为“有扈氏”，“舜”为“虞氏”，“舜”子“均”为“商”氏，“鲧”为“崇氏”，“鲧”子“禹”为“涂山氏”……。同时，兄弟出嫁于不同的氏族，其子孙便获得不同的氏姓，“黄帝子二十五人”分别出嫁于“姬、酉、祁、己、滕、箴、任、苟、僖、姞、嬛、佼”等十二族，其子孙便分“为十二姓”（《国语》），“祝融之子”分别出嫁于“己、虎、彭、姜、嬗、曹、斯、芋”等八族，其子孙便“分为八姓”（《世经》），“稷、契、尧同父”，也“各异姓”（《潜研堂答问》），“舜、象兄弟”分属于“有虞氏”与“有痺氏”（《春秋元命苞》），“舜”之子孙又分为“胡、公、陈、袁氏、咸氏、舀氏、庆氏、夏氏、宗氏、来氏、仪氏、司徒氏、司城氏”各姓……（《世经》）。

氏族组织　当时的社会，是氏族制度的组织。由于氏族发展为胞族，胞族发展为部族，最后到传说的……“尧”“舜”时代又形成为部族联合。据《尧典》所传，在这一部族联合中，共包含九个部族（九族），九个部族共包含百个胞族（百姓），百个胞族共包含若干氏族（万邦）。

居住在华山和夏水周围区域，即所谓“四岳”“九州”地方的这个部族联合，后来便称作夏族或华族；居住在泰山周围，随后又以商地为中心的一个部族联合，后来便称作商族。

氏族的民主制度　在氏族组织中，除开非世袭的普通酋长外，各氏族都设有世袭酋长（牧），部族联合有酋长会议（如所谓咨四岳群牧）和两头军务酋长（总司令官），各部族或者也有同样的组织。

各氏族的世袭酋长都要经过氏族内全体成员同意的选举，才能充任，在部族或联合成立以后，并要得到全体酋长会议的同意。被选举者，必须是氏族内的成员；男子因为要出嫁，不能享有母族中的血统承继权，便不能在母氏族里充当世袭酋长，所以父子不能相承袭。

联合的军务会长，是由酋长会议经过全场一致的选举来充任的。据传说“帝挚”和“尧”是同时充任“四岳”那个联合的两头军务酋长，后来“帝挚”死了，“尧”便请求联合的酋长会议选举继任者（咨于群牧），酋长会议便选举“舜”来充任，配成“尧”“舜”两头；后来“尧”死了，又由酋长会议选举“禹”充任，配成“舜”“禹”两头；“舜”死了，酋长会议同样举出“益”来补充，又配成“禹”“益”两头。对于普通酋长的任用，也同样经过酋长会议的民主选举。但他们还不知采用多数的原则，而是要全场一致，例如他们选举一位治水的酋长，“共工”未获得全场一致的同意便被推翻，最后又全场一致地举“鲧”充任；另一方面，一位军务酋长“尧”对“鲧”表示反对，却未能发生效力，因为参加酋长会议的军务酋长，并没有表决权。

军务酋长或世袭酋长，如违反氏族公约或不能胜任，便由酋长会议或氏族全体会议以同样的方式决议罢免。

军务酋长的就职，择取吉日良辰（“正月元日”），由全体酋长的集会（“咨十有二牧”），并通告联合各氏族成员参加（“询于四岳，辟四门”），举行隆重的宗教仪式（“舜格于文祖”）和宴会（“食哉”）。其宗教仪式，则表现为一种狂欢的歌舞大会（“击石拊石，百兽率舞。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

酋长职务的世袭，不但必需经过民主的选举，且必须是母系本位的世袭，所以“丹朱”对于“尧”，“商均”对于“舜”，都没有继承的权力。

因此“挚”“尧”“舜”禅让传说的历史背景，是母系本位的氏族制社会；传说的本事，是母系氏族制社会时代民主主义的遗留。

第三节　“夏禹传子”

由母系本位到父系本位的转变　母系本位的氏族制社会，发展到传说的“禹”“益”时代，由于铜器工具的发明和使用，男子得适应其在生产上的地位，渐渐把社会经济的权力握到自己手中，社会便开始把母系本位向父系本位推移。其经过一相当时期的发展后，到传说的“夏启”时代，便形成着飞跃的转变形势。

因此在一位军务酋长“禹”死后，其子“启”便为首要求树立父系的血统和财产继承权，并继承其父“禹”的职位。另一位军务酋长“益”便力主保守母系本位的继承制，反对“启党”的社会革新，而展开新旧两种势力的斗争，即传说所谓“传子”和“传贤”的斗争，所以古本《竹书纪年》说：“益干启位，启杀益。”《天问》说：“益为启所杀。”《燕策》说：“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实际在平等社会中的这种伟大变革，却不需经过族内的流血斗争，而和平转化成功的——适用着氏族全体会议的和平方式。所以“启杀益”的传说内容，只是说新势力克服旧势力，树立了父系本位的支配地位。

自父系制确立后，原来的母系承袭制便遭受排斥了，从而自传说的“夏启”时代以后，便能明确地叙述出男子的世系来——夏族由“启”到“履发”（桀）十六世，商族由夋（即舜）到天乙（汤）十四世，周族自“弃”到“公刘”避“桀居豳”时“十余世”……。

父系氏族社会的婚姻制，随同父系氏族制的确立，婚姻制度便转变为女子出嫁，男子娶妻；但对偶婚仍继续了一个相当时期——如“浇”公开要求和“浞”的儿媳“女歧”性交，并不违反习惯（《竹书纪年》所传），“浞”以“羿”之妻为己之妻，并生“夏”及“豷”（《左传》“襄公四年”所传），这只能适合于对偶婚时代的习惯，但《括地志》说，到“桀”的时代，却演变为一夫多妻的家长制的婚姻制了，所以“獯鬻”的父“夏桀”死后，“獯鬻”得以“妻桀之众妻”（“獯鬻”曾是一个部落名称，但这传说与“桀”相结合，可看做“桀”时的遗迹），这由于在“父家长制的奴隶制”下面，“众妻”是当作财产而继承的。

父系氏族社会的酋长继任方式　另一方面，在“启”以后的父系氏族制时期，酋长的继任，成了父系的父子兄弟世袭；但仍须经过氏族全员或酋长会议的民主选举，并仍得被罢免。如“启”子“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夏书》），曾被酋长会议所罢免，另选举其弟“仲康”补任，后来“仲康”子“相”也同样被罢免。

“夏代”的军务酋长，仍为两头制；一头为“启”的父系所世袭，一头为“有穷后羿”的父系家族所世袭。《帝王纪》称“羿”为“帝羿”，《左传》“襄公四年”说“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孔颖达说“羿……自立为天子”，这就是“有穷”家系与“启”的家系，同享有军务酋长世袭权的传说。大概到后来，在氏族制临到崩溃的时际，“有穷”家系的军务酋长世袭权被排除，而成为“启”的家系所世袭的一头制。后人为着要把氏族制度的“夏代”粉饰为大一统的王朝，便同时把“启”的家系的世袭军务酋长，扮演为“夏代”的帝王世系，并把“有穷”系的历史予以抹煞和歪曲。

氏族制的没落　到传说的“夏桀”时期，氏族制已到末日。与其时社会经济相适应，成了军事团体之领袖的军务酋长，已脱离生产劳动，专门向邻近部落掠夺财富为业；其权力，除去还受着民众的束缚，及不能有任意处分氏族成员生命财产的权力外，实质上已近似于其后的帝王，并正在向着帝王的权力推进。父家长的一夫多妻制，也正疾急地向着一夫一妻制过渡。这种过渡形态的政治权力和婚姻制度，随同“父家长的奴隶制”向“生产奴隶制”转化的完成，也完成其转化了，从而氏族制社会，便为“文明”的“政治社会”所代替，而首先走完这种过程的，是商族。

第四节　水患及部落战争

传说时代的地理情况　氏族制时代的商族，居住在今山东平原及河南东北部一带；夏族居住在今甘肃陕西及河南西北部山西南部一带，另外有“三苗”部落居于今日河北西南区域，“九黎”部落居今河南，“獯鬻”部落居今晋北一带……。这正是今日沿黄河南北两岸的区域。

黄河南北两岸区域，在古代为极沃饶的黄土地带，最适宜于农植和畜牧，能便利原始住民的生产发展。

但在另一方面，由于夏季融解的积雪，致昆仑山东斜面的水源往东流注，到今日黄河南北地区，便汇成最大的水量，因此这地区自古就最多水患。而在传说时代，还没有像今日黄河这样的水道，水流四向往低处“横流”“泛滥”（《孟子》），形成遍地都是湖沼渚流，把高地和山陵“方割”（《史记·夏本纪》）。

水灾　每年一遇源头的水量加大，或雨量过多，便形成“洪水滔滔，天下沉积，九州淤塞，四渎壅闭”的“泛滥之忧”（《吴越春秋》），高地和山陵被水分划为一块块的洲陆（“九洲裂”）和岛屿（“浩浩怀山襄陵”）似的情况。

在这种自然力支配下的我们古代祖先，便只有“逐高而居”，所以说“尧聘弃，使民山居，随地造区”（《吴越春秋》）。“禹令人民聚土积薪，择丘陵而处之”（《淮南子》）。但商族所居住之山东一带平原，高地和山陵较少，他们为避免水患，又促进其步步西上，因此与夏族相遇于河南北部山西南部的地区。

治水的传说　在当时较低度的生产力状况下，他们对克服水患的治水工作，能力还相当微弱。传说所称道的“夏禹”治水，决不如《孟子》所说的“禹疏九河”，也不如《庄子》所说：“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这种夸大的传说，屈原就作过如次的反问：“洪水极深，何以置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应龙何画，河海何历？鲧何所营？禹何所成？九州何错？川谷何洿？”

在当时生产力的可能程度下，借“鲧”“禹”而流传的治水事业，只能把露出水面的高地（九州）和山陵相交错间的沼、渚、湖、泊，开凿水渠圳川，使水势流散，故孔子只说：“禹尽力乎沟洫。”所谓“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庄子》），应是这种情况。

而当时曾把“治水”当作一件重大的事情，并重视了这种“治水”的成绩，当系事实。

“鲧”“禹”治水的传说，与“共工”“后土”的传说如出一辙，表现传说之附会的形迹。但前者以夏族的“治水”为背景，后者以商族的“治水”为背景，而被传述的。

部落战争　这时期的中国北方民族，除经常遭受水的威胁，与水作斗争外，还不断有着部落间的战争。

太古时期的中国北方各部落，虽皆同源于蒙古人种，然因迁徙分离等关系，更渐次形成为许多氏族（姓）和部落（族）。但当时各部落居住的地区，并没有固定的政治疆域，因此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集团的相遇，为着争夺“水草地”等自然空间，便会发生战争；比邻而居的部落，也要因各自集团的生存斗争等关系，除非双方自愿共同参加一个联盟的组织，战争是无法避免的。战争只要开始，除非一方败走或加盟，或双方同归于灭亡，战争是不会终结的。

所以这时期的部落成员，常常都带着随身武器（每每同时是劳动工具），我国文字的“我”字，就在象征着手持武器。各个人都是劳动者，又都是战斗员。这时期的传说人物，也大都是指挥战斗的军事酋长，如“神农”、“轩辕”、“帝挚”、“尧”、“舜”、“禹”……等，据传说，都是以武功著称的人物——那当然都只是传说式的人物。

由于部落间战争的不断进行，小的部落或自愿加入大的联盟，或因战败而接受大的联盟邀请加盟的要求，后来便形成为夏族和商族等几个最大的联盟（种族）。不过这种加盟，不论是由于自愿或由战败而接受请求，原则上不但要出于部落全员的自决，而且加盟部落和被加盟部落是绝对立于平等地位的。退盟也是应用同样的原则。

这时期，除沿今黄河由西往东进的夏族，及由东往西进的商族两大部族联盟外，据传还有居今河北的“三苗”部落，居今山西北部的“獯鬻”部落，居今河南的“九黎”部落，又有“共工”部落……等几个较大的部落（其他较小部落，则或可考或不可考知的，更不悉几何）。传说中的部落战争，主要也便在这些较大的部落间进行。

夏族和商族在黄河腹部接触后，便开始了两者间不断的战争。这就是“炎帝”与“黄帝”战传说的由来。

商族到达今河南东北部后，又与居住今河北西南部的“三苗”部落开始接触，并构成两者间的部落战争。到商族的祖先夋（即舜）充任联盟军务酋长时，“三苗”被战败转徙向西（舜“窜三苗于三危”）。

夏族自进入到今山西南部与河南西北部后，便与东面“三苗”部落接触，不断发生着战争（即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的传说的由来）。后来夏族为商族挡回到山西西南部后，为商族战败的“三苗”部落，亦随着西迁，复与夏族相遇发生战争，据传三苗战败便加入夏族的联盟（即所谓：“三旬，苗民逆命，益赞于禹……七旬，有苗格”）；在北面又与獯鬻部落（即殷代的鬼方），有着不断的战争（即所谓黄帝北逐獯鬻的传说的由来）；在南面与“九黎”部落构成战争，据传战争的结果，“九黎”亦加入夏族的联盟（即《吕氏春秋》所说“尧战于舟水之浦，以服南蛮”等一类传说的由来）。“共工”部落也在传说的“尧”时，便成了夏族的加盟部族。

当时各战斗部落，以商族的生产力最高，从而其战斗力最强，所以自始就表现着对其他部落的优势，据传在夋（即舜）时代，一面战胜了夏族的“共工”、“驩兜”、“鲧”诸部族和“三苗”部落等，一面又败走所谓“浑敦，穷奇，梼杌，饕餮”“四凶族”（《左传》“文公十八年”）。到“成汤革命”前夜，已次第把黄河腹部的先住各族战败，而占有其居地；战败者不是被驱走，便成为商族的加盟部族或从属——而其战胜葛、韦、雇、昆吾……的时候，已到了国家成立的前夜。被战败者，不是耕地被夺取，人口被俘虏充作种族奴隶，便为其提供税贡的从属，像所谓“印加”一样。

结语　这一传说时代的人物名，多系氏族或部落名称，这些人物及与这些人物结合的历史事象，每表现着错乱混淆，然此正是传说的本色，由于后人根据远古的传说，一一拿去和一个传说的人物相结合而发生的结果。我们所注重者，则在那些传说能说明一个历史时代的轮廓。

本章一般参考资料：

（一）拙著：《中国原始社会史》四至十篇。

（二）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等。

（三）中研院：《城子崖》。

（四）夏曾佑：《中国上古史》。

（五）波克罗夫斯基编：《世界原始社会史》第三编。

问题讨论：

1．“神农制耒耜”的传说内容如何？

2．中国地下的新石器时期遗物能说明何种社会性？

3．“尧”“舜”传贤的时代背景与历史内容如何？

4．“夏禹传子”对中国氏族制社会发生何种作用？

5．中国古代的水患情况如何？

6．中国古代部落战争的过程怎样？

第四章　殷代的奴隶所有者国家（纪前一七六六——前一一二二）

第一节　“成汤革命”

“殷革夏命” 　住居于山东河南平原的商族，自夋的时代已进入父系本位的氏族制。但在相土以前，还是“逐水草而居”的畜牧集团（按传自夋至相土，“三世五迁”）；相土以后，便开始进入半定居的阶段（据传自相土至汤，“十三世才三迁”）。同时因自昭明至相土时的住居地，以商丘为中心（按商、商丘实一地），自此又得名为商族，自冶铜术的发明和发展，商族的社会生产力获得不断的提高，加之在其所居的黄土地带的平原区域，是容易发展农艺的优越条件。所以自相土以后到纪前一千八百年代初，青铜器使用量的增大，与农业生产的疾速发展，提高了耕地扩张的要求和奴隶劳动的作用，相应而起的，是氏族公社内贫富的分化，及一部分人开始依赖奴隶劳动而脱离生产。为扩充耕地，掠夺奴隶，扩大了对四周各族的军事征服，先把葛族、韦族、雇族、昆吾族……等部落征服（传说谓有数十百国归向），掠夺其财物，俘虏其人口，占领其住地，或则强迫被征服其担任进贡的义务。

但从事军务征服的，是种族内的军事团体，成汤和其以前的某些“王”，便是这种军事团体的领袖。由军事手段掠得的财物、人口和土地，他们便握有优越的支配权，军事领袖则获得更优越的支配地位，从而他们便以所俘获的人口用作奴隶去代替自己劳动，而另一部分不能享有此种权力的家族，特别是贫穷化的家族，便要求保守从来的氏族财产制度，把掠得的财物和奴隶概归氏族共有。随着生产力不断的前进，氏族公社的各家族，贫富分化扩大了，富有者便要求适应新的社会事态，建立一种新的秩序，保护其私有财产。这形成当时社会斗争形势的主要内容。同时，原来的土地是属于各氏族公有的，而由种族的军事团体所掠得的土地，却不能归各别氏族所有，而为种族共同占有的形态。但种族的土地和被征服异族的贡纳，却掌握在军事团体的手中，因而又形成氏族的土地所有和种族所有之两种形态的斗争，亦即反映富有者、军事集团和其他成员间的斗争。

这到成汤的时际，新旧两种秩序的矛盾，已达到剧烈的程度。到成汤最后一次把夏族战败，占领其广大土地（即伪《尚书·汤誓》所谓“率割夏邑”），不但种族的土地所有急剧的成为支配的形态，而私有财产以及掌握在军事团体手中的税纳，也急剧的获得在社会财产形态中的支配地位，从而达成商族内部的变革，完成由旧制度到新制度转变的历史任务。这一次的社会革命，就叫做“殷革夏命”，本质上就是新的奴隶所有者集团对氏族制度的革命。

参加革命的，主要是氏族制末期的富有者贵族（即《逸周书》、《殷祝解》所传说的“三千诸侯”），革命的重要领袖是成汤和伊尹；成汤是军事团体的领袖，伊尹是僧侣，所以他们都是氏族制末期的贵族或富有者团体的代表。革命胜利的结果，开始出现了国家的权力，成汤和伊尹所代表的奴隶所有者团体，成了国家权力的掌握者。但革命的任务，并非一下子就圆满完成了的——还在此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保存着过渡的形势。

家族财产制度的确立　革命的第一个重要措施，是宣布废弃氏族财产制，确立家族的财产所有制（如所谓“开国承家”，“富家”）。从而公社内各别家族是生产的单位，也是直接所有其生产成果的单位，个人的勤惰，也只直接关系其一个家族（“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惰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艺黍稷”）；货贝成为各别家族所“贮”积的财物，各别家族间的交换手段，及贵族个人对他人的赏赐和酬庸；奴隶成为各别家族的私有财产，可以用货贝作支付手段去买进卖出。公社内各家族，一面是“富家”，一面是贫家，不但在贫富之间承认借“贷”关系的正当，并从其中出现了赤贫的盗贼……。

土地国有　革命的第二个重要措施，是宣布土地国有的原则。原来殷人自己的土地是氏族所有为原则，由氏族分配于公社内各家族，各家族向公社缴纳公费；由于种族的土地所有和氏族的所有两种形态的斗争，随同革命的转变而确立为国有的原则。不过这个原则，并非一下子就完全实现了的，实际还经过了一个斗争的过程，土地才完全成为国有。

在这种国有的原则下，所谓“邦畿千里”的商族自己占住的土地，原则上由国家的名义分配于各公社，再平等分配于公社内各家族使用，使用土地的各别家族，则向国家缴纳一定税额。

被征服异族的土地，除去由殷人直接占领来使用者外，便仅在名义上宣布为国家所有，实际仍允许其内部自治，保持氏族公社的组织，只须向国家担任税贡，其原来的氏族首长，则同时充任国家的征税吏。

奴隶劳动　随着革命的转变，奴隶劳动便获得支配的形态了。在过去，原则上，奴隶劳动只起着补助的作用；至此奴隶成为生产劳动的主要担当者，无论农业、畜牧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等方面，主要都使用奴隶劳动，自由民劳动退处到次要的地位。

奴隶劳动所使用的劳动工具，主要是青铜器。这种青铜器，本来比最初的铁的硬度还要高，加之殷人“邦畿千里”的区域，是一种最肥沃的黄土质地带，使青铜器能分外表现出较高的农业生产性。所以自青铜器代替石器普遍被使用后，农业就成了殷代的主要生产部门，（所以伪《尚书·汤誓》有“舍我穑事而割正夏”的传说）；畜牧业虽还很繁盛，但已是次要的，并步步在衰落了。

农村公社　至此，除其属领各异族，还保持着氏族公社的组织外，农村公社代替了氏族公社而成了社会的基层组织，这在商时叫做“邑”。

在这种农村公社（邑）的内部，一方面是出身于商族的自由民，他们是殷代国家的创造者。一方面是奴隶，他们主要是由战争得来的俘虏，自由民方面的贵族和一般富有者层，都完全不参加生产劳动，专靠奴隶的劳动以为生；贫穷的自由民层，虽与贵族及一般富有者有平等使用国有土地的权力，却要靠自己劳动去耕种。但他们不仅没有奴隶被使用，且每至于自己没有生产工具，无法耕种，而沦为贵族或富有家族的债务者，因之，每有把自己的分有地抵押给贵族或富有者使用，甚至连自身也沦为定期的奴隶。

这种农村公社，本质上，是由自由民和奴隶两个社会群构成的。在这种农村公社的基础上，原来氏族制度的机能，已为国家的政治权力所代替，却还保存着氏族的伦理联系。所以在殷代奴隶所有者国家的内部，不仅其属领各异族（方），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得保持着氏族制的机能——只是有一个凌驭其上的国家权力；而商族各族（多子族），也有着王族、贵族氏族及普通氏族的伦理联系。

第二节　“伊尹放太甲”

掌握殷代奴隶所有者国家统治权力的，是世俗贵族、僧侣贵族及委托在各属领的代理人或征税吏，在统治权的尖端上便是国王。

王国及其世系　殷代的国王叫做“王”、“帝”，又称作“天子”，就是世俗贵族层中最大的奴隶所有者。

自成汤开国历传大丁、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己、太戊、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共三十一世，为父系制的兄弟父子的相承，“兄终弟及”者十三世，父子（及叔侄）相承者十八世。因为殷代的国王是军事的领袖，必须具备组织和指挥军事的才能，故当王死后，其子具备军事领袖的条件便传子，其子若年幼或无此种才能者，便“传弟”或传侄。

世俗贵族　自王以下的所谓公、侯、大人、君子、卿、父师、少师、师长、吏、畯、田正、囿圃正、兽正、牛正、廪人……等，都属于自由民中的世俗贵族。他们是王的左右军事和政务的助理人，或地方官吏……都是奴隶所有者；除去从事“治人”和战争任务外，都度着豪奢醉迷的生活。

贵族而外，世俗自由民中还有商工贵族，一般商人（商、行人、旅人），自耕农民，牧人，工匠（邑人、万民、庶群……），武士（武人）及各种员司（如掌马的驭夫、中人……）等。各属领的代理人（或征税吏），叫做“邦伯”，也叫做“侯”（如“噩侯”……）或“卿”（多姓卿），都由殷代的国家加以任命（如“命周侯”……）。他们有两重人格，一面是殷代奴隶所有者国家的官吏，另一面又同时仍为其氏族的首长。

僧侣贵族　在氏族制末期司符咒魔术的僧侣，“成汤革命”后，便转变为所谓尹、巫、史、卿史、御史……等僧侣贵族和僧侣（幽人……）。他们是完全脱离生产劳动，专门从事神学、科学等精神劳动的特定集团。所以他们不惟是奴隶所有者，而且是当时知识和教权的独特的掌握者。僧侣在殷代，是一个庞大的集团。

世俗贵族、僧侣贵族及一般自由民，是殷代国家的特权的身份阶级，即自由民阶级。

奴隶　殷代的被统治者主要是奴隶，即称作小人、刑人、臣、小臣、奴、奚、妾、役、牧、仆、御、侑、侸、众、童仆……的人们。他们主要都是战败的俘虏，买卖只是奴主获得奴隶的次要手段。所以在奴隶群中，除去不冠氏姓的外，有所谓弇奴、鄘人、羌人、人方牧、土方牧、臣吕方、邶奴……等。

奴隶除担任农业、畜牧业、手工业、渔猎、交通运输等生产劳动外，并从事公私杂役及供贵族娱乐的歌舞……。奴隶所有者最初不让奴隶参加战争（例如甲骨文：“王勿令幸挈众伐吕方”），后来由于兵种来源不够，渐次使用奴隶参加军事的防守工作（例如甲骨文：“呼多射防”），到殷代亡国的前夜，便大量使用奴隶当兵去从事征伐（例如甲骨文：“大呼多臣伐吕方”）；奴隶之参加国家公务，也是在殷末才有的事情。

殷代奴隶所有者为防止奴隶的逃亡与反抗，不仅对奴隶施行“黥额”，并有着监禁、体罚、杀戮等等严峻残酷的刑罚。

世俗贵族与僧侣贵族间的冲突　但殷代奴隶所有者对于奴隶的统治，是假手于神道去进行的；他们不只把水旱晴雨，农业丰歉，商业盈亏，行旅畅逆，战争胜败，家畜牧养……等一切吉凶祸福灾难，都认为是天帝意识地在支配，且谓自由民各社会层和奴隶的身份地位，也都是天帝所设定，并由其经常在监视着各人的生活，王或帝便是天帝的儿子（天子），代表天帝来领导自由民、行使统治。

但天帝及其属下的鬼神怎样来表达其意志呢？殷代的奴隶所有者在这里，便设定一种魔术式的贞卜，而贞卜祈神却是巫教僧侣的专业，因之僧侣在名义上是沟通神意和人意的法师，实际上便是神权的掌握者。从而在神权形式下的行使统治权，不但世俗贵族要接受僧侣的支配，连王的权力也不能不为僧侣贵族所左右，由他的名义所行使的专制统治，也只是由僧侣站在他后面的双簧。

因此构成世俗贵族与僧侣贵族间的权力冲突，特别表现为王与僧侣贵族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到成汤五传的太甲时，便展开两者间的公开斗争，结果，僧侣贵族把太甲放禁于今河南偃师（即所谓“伊尹放太甲于桐”），自是僧侣贵族便愈益专横。自太甲再六传至太戊时，太戊竟告于太庙颁发僧侣贵族的领袖（即巫教教主——阿衡）伊骘不对之称臣的册令（“太戊荐伊骘于庙，言弗臣”）。祖乙时的巫贤，武丁时的甘盘，都享有与伊骘同等的特殊地位，但两者间的冲突并没有停止。到殷代末期，世俗贵族所排演的王权运动，且达到最剧烈的程度。世俗贵族一面把神权夺回到王的手中（所以甲骨文字到后来有“王贞”的字样），一方面又反对僧侣贵族手中的教权，所以有武乙扮装一个偶像叫做天神，和它搏斗；天神不能像生人样的动作，便把它杀戮——用皮袋盛血悬于空际射杀”；又有受辛“取消对上帝神祇等宗教祭典”的传说。但他们并非根本反对天帝的信仰，只在取消为僧侣的教权所依托的上帝的祭典，由他们自己去掌握神权（“王贞”）。实际上，在殷末，王确也把部分的神权拿到了自己手中。

这正表现着殷末俗权和教权冲突的剧烈。

第三节　“盘庚迁殷”

黄河水道的开凿　古代黄河水道，司马迁说是由“禹”所开凿。据他说：“河菑衍溢，害中国也尤甚——唯是为务，故导河自积石，汇龙门，南到华阴，东下砥柱，及孟津洛汭，至于大邳”（《史记·河渠书》）。这是所谓“夏禹”凿河的工程。而左丘明在“昭元年传”，也早有如次的记载：“天王（景王）使刘定公劳赵孟于颖，馆于洛汭。刘子曰：‘美哉禹功！……微禹，吾其鱼乎！’”这可证最初凿成黄河水道的时期，必在周以前——如成于周代，周人应有所记载，而《左传》也必不致有这种颠倒事实的传说。

但使用石器的“尧”“舜”“禹”传说时代，绝不能完成凿河的工程。其在武王革命以前，孟津以下的沿河区域，系殷代国家的邦畿千里之地（商族居住的根据地），夏族也不可能去进行该段河道的开凿。因此，黄河水道的疏凿，当在使用青铜器的殷代。

殷代的水患和迁都　自黄河水道开凿后，殷代的水患，已不似“尧”“舜”“禹”传说时代的“横流”“泛滥”，但仍未能把水患根本克服，所以国人传说黄河自古为中国“祸子”。

在殷代国家“邦畿千里”的直鲁豫大平原，一遇河水泛滥，便形成严重的水灾。这种水灾，并迫使殷代一再数次地迁都。据传自“成汤革命”到盘庚的二十世中，共迁过五次都；汤初都今鲁西曹县（亳），十一传至仲丁时，迁今河南荥泽（嚣），再二传至河亶甲时，复迁今河南内黄（相），河亶甲子祖乙时，又迁河南温县（邪或耿），祖乙七传至盘庚时，乃迁今河南安阳（殷）。这就是盘庚所谓“于今五邦”，《史记·殷本纪》所谓“五迁”。迁都的原因，据传都由于水患，“国为水所毁”（《尚书正义》卷八郑玄语）。所以盘庚说：“我殷朝各先王，都作了不少治水工事，并选择高陵地住居，仍不断受着大水的灾难……每每使人民‘荡折离居’，不得安处！”（下篇）郑玄说：“祖乙的时候，由今内黄旧都迁到今温县后，新都又为大水所毁灭。”但祖乙下令建筑防“御”水的工事，“从此不再迁都”（《尚书正义》卷八）。

盘庚迁殷　自祖乙到阳甲的六世中，都以今温县为首都，不曾它迁。但一遇大水，便常常冲决河堤，淹没庐舍（土地迫近山川，常圮焉），每年都要从事抢堤堵水的工作。

盘庚在阳甲时，就极力主张迁都；到他自己继位后，便于纪前一四三六年布令迁都安阳。而其时，并非由于故都已为水所毁灭，所以在朝一部分“在位”“共政”的贵族便借口反对迁都；他们并鼓动一般自由民起来反对，而形成一次弥漫全国的反迁都运动（《盘庚》上篇：“而胥动以浮言，恐忱于众”，“率吁众戚出矢言”；中篇：“乃话民之弗率，诞告，用亶其有众咸造，勿亵在王庭”）。

这次一部分贵族及其所鼓动的一般自由民，反对迁都运动的政治内容，并非单纯的迁都问题。

殷朝自“成汤革命”后，到盘庚时，聚集在首都（温县）的大奴主层已完全腐化，他们骄奢淫逸，花天酒地，醉生梦死，全不顾国计民生。人民的生活却日益困苦，引起社会动荡不安。盘庚为挽救其统治，想实施一些改良，又在在受到他们的反对和阻挠。同时这个腐化保守势力盘踞的旧都，由于大奴主贵族，特别是僧俗贵族间的争权夺利，在盘庚以前，就形成着不断的政潮起伏，王国维说：“ 《史纪·殷本纪》所谓仲丁以后九世之乱，其间当有争立之事”（《观堂集林》卷十一）。而自仲丁至盘庚则恰为九世。不过乱的根源，固不由于争立，而是由于改良和保守两派的冲突。

盘庚坚决主张迁都，便在离开腐化保守势力所盘踞的旧都，摆脱他们的支配，把保守分子分散；迁往新都安阳，去依附商工业势力，贯彻其改良主张。这是盘庚迁都的主要原因；为避免水患，以图一劳永逸，则只是次要的。所以保守派不只直接起来反对，并鼓动少数的一般自由民和属领的人民，共同来反对盘庚（“协比谗言予一人”），而弥漫为“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响迩”的风潮。

盘庚对这次风潮的处理，他发布其有名的文告（即所谓《盘庚》篇），劝告一般自由民不要为保守分子所煽惑（中篇：“恐人倚乃身，迁乃心”），令各属领的代理人（“邦伯师长”），不要卷入旋涡（下篇：“罔罪尔众，尔毋共怒”），严厉地指出保守分子煽动风潮的内幕（上篇：“汝不和吉，言于百姓……乃败恶奸宄”，“而胥动以浮言，恐忱于众”），并使用国家的强制权力，把主张贯彻了。从而，奴隶所有者的统治，又得以“中兴”，盘庚和其左右，便成了所谓“殷道中兴”的“圣君贤相”。自然，主要还由于其时奴隶制尚大有发展地步。

（请参阅《盘庚》上、中、下三篇。按上篇系以“在位”“共政”的保守贵族为对象，中篇系以卷入风潮的一般自由民为对象，下篇系以各属领的代理人为对象的文告。）

第四节　“殷纣亡国”

殷代国家的鼎盛时期　自纪前一千五百年代盘庚迁都安阳后，到纪前一千三百年代的二百余年间，是殷代奴隶所有者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全盛时期。

在这期间，经济上，农业和手工业（特别是冶铜术）达到空前的发展，首都安阳发展成为广袤十平方华里的一个大都市，不只是古代的政治中心，且成了手工业和商业的中心；政治军事上，征服了土方、羌、倞、蜀、芋、上虞……把今晋、绥、陕、甘、四川、鄂、皖、浙等地均收入版图；文化上，完成了天文历数学的发明……。

殷代国家的衰落　但入到纪前一千二百年代的武乙时，殷代奴隶所有者国家便开始衰落了，首先表现为奴隶劳动力的缺乏（“佳我奚不足”）与生产衰落。同时自由民阶级的腐化，普遍沉溺于奢侈纵酒、游畋、安逸……的生活，连公务和兵役等，也尽量靠使用奴隶去充数。从而政治日趋腐败，兵力日益衰退，渐丧失其统制属领与远征的力量。

而自由民阶级，在生产衰退与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中，反更加紧对奴隶和属领榨取，图补足其奢侈消费与国家财政的来源。这样，一方面更激起奴隶的反抗，促速了社会生产的衰落；一方面又激起各属领之不断背叛。

在自由民阶级的内部，一方面由于国家财政的困难，对一些贫穷自由民的生活已无法救济；而在生产日益衰落的情况下，一般自由民多相继陷于衣食无着的穷乏苦境，形成为都市的流浪集团。一方面，在巫教对社会现实问题无力解救的情况中，加之僧侣贵族自身生活的堕落，便动摇了人们对巫教僧侣的信仰，这又提高了代表俗权的世俗贵族及代表教权的僧侣贵族的权力冲突，特别表现为王与僧侣贵族间对神权的争夺。

到受辛继位前后，殷代国家政治的腐化，军力的衰落，都达到了极点，所以微子说：“殷其弗或乱正（平定之意）四方。我祖底遂陈于上，我用沉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最严重的现象，是贫穷的自由民集团，多堕落为盗窃，甚至“攘窃神祇之牺牲，用以容将食”（《商书·微子》篇）；贵族和国家的大小官吏，则相率浮夸、非法、贪污、腐化（《微子》篇：“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世俗贵族和僧侣贵族争夺权力的滑稽剧，则达到空前无耻的程度。因之，相继背叛的属领，自纪前一二一九年所谓“文王即位”时始，便以周族为中心，形成着反抗殷朝奴主统治的革命集团，殷朝统治者并无力去镇服；到纪前一一五四年受辛即位后，大多的属领皆已背叛，而围绕到周族的周围；要求革命的人民，也都倾向于周族的领导，所以说，“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

因而形成全社会空前的混乱与普遍骚动的情况，所以文王说：“寇攘式内，侯作侯祝，靡届靡宄，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丧……内于中国，及鬼方。”（《诗·荡》篇）微子说：“小民方兴，相为雠敌。今殷其沦丧，若涉大川，其无津涯。”（《微子》篇）这正是一种空前的革命危机。

受辛的暴虐　再加以受辛的倒行逆施，更促起其人民和属领的怨恨，又助长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据《史记》，受辛并不是一个昏暗庸碌的蠢才，而是一个“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的人物。只是他自视太高，刚愎自用，不顾民意，违反潮流，以为一手可掩尽天下耳目，暴力能压服革命，逆转历史车轮。

他在革命危机的面前，反日益加紧对属领和奴隶的压榨，“厚赋税，以实鹿台之财，而盈巨桥之粟”（《史记》）纵其穷奢极欲的生活。据传，（一）受辛于沙丘建立行宫台苑，“收狗马奇物”，“野兽蜚鸟置其中”，并作“靡靡之乐”，使美女和奴隶日夜歌舞作戏；（二）为酒池、肉林、糟丘，令男女奴隶裸身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又“以绳羁人头牵诣池，醉而溺死”，以为戏乐（据《史记》，《帝王世纪》，《论衡》，《韩非子》，《淮南子》，《微子》篇）。因而更激起人民的反感和属领的背叛，受辛则一味使用严刑苛罚去镇压（《史记》：“百姓怨望，诸侯背叛者，于是纣乃重辟刑。”）最残酷者有所谓“炮烙之刑”（《史记》），与驱使反抗的奴隶与猛兽角斗（《帝王世纪》）。对革命领袖（文王、九侯、鄂侯），元老重臣，正人君子（比干、箕子、微子等）则一一监禁、杀戮（《史记》）。依赖“险邪小人”，宠爱妲己，“唯妇言是用”（《史记》，《牧誓》及《微子》篇）。

受辛的倒行逆施，只促速了革命的爆发，把自己推进坟墓。而殷代奴隶所有者国家，便于纪前一一二二年在革命的火焰中灭亡了。

第五节　殷代的战争、政治疆域、婚姻制度

殷代国家的武装　殷代国家的军事组织，在“成汤革命”前，为种族的军事集团；到成汤革命后，便转变而为国家的武装，但在本质上，仍是一种掠取及买卖奴隶的军事团体，王就是这种团体的领袖。因此，自“成汤革命”后，军队的组织系统，一面是以商族原来的氏族为单位的组织系统（例如甲骨文：“王……令□五族□伐荪方”；“贞令多子族犬侯寇周，古王事”）；一面是由征募成的国家军队（例如甲骨文：“收众人……从古王事”；“王收人往征蜀”；“王收人五千征土方”）；一面为各属领的武装（例如甲骨文：“王命雀伐步侯”。雀是殷的属领）。到后来，由征募而成的国家军队，大批由于兵种来源的不足，便渐次使用奴隶来补充——最初仅用于防守，后更用于攻伐——到受辛（纣）时，军队的构成成分中，已包含着大量的奴隶。

战争的意义　从殷代战争的意义来说，其第一个主要目的在掠取奴隶。所以殷代文献记载，对每次战争，都以能否俘获人口（“有孚”或“罔孚”）为主要目的。

战争的第二个主要目的，为征服异族与扩张国土，对被征服者，或俘获其全部人口，占领其土地，由商族的人口移植（如对于方等），或令其服从殷代奴隶所有者国家的权力和正朔（甲骨文：“示以商正”），容许其“内部自治”，只对国家担荷贡纳义务——进贡劳动人口及特产等，如吕方，土方（即鬼方，亦名獯鬻）、羌方、人方、井方、马方、羊方、洗方、林方、二封方、三封方、下勺、芋、邶、鄘、雷、蜀、上虞、尸（即夷）、周……等。（按殷人所谓方，即氏族或部落之意。）

其次为对于属领的讨伐。各属领为要求解除奴隶所有者国家的束缚，常发生“背叛”；殷代统治者对“背叛”的属领便用武力去镇压、讨伐，所以甲骨文有不少关于伐某“侯”的记载。

战争的规模　据甲骨文字等所载，每次战争出兵的数量，多为三千人、五千人到万余人。战争杀戮的人数，有一次多到三千人左右的。

纪前一千三百年代的高宗征伐鬼方，是殷朝最大规模的一次战争，据传经过三年的战斗期间，才把鬼方征服。纪前一千二百年代的帝乙南征上虞，是最著名的一次远征，行军时间，长到四十日以上。到殷代末期，战争的重心，为对于周族的讨伐。周原来也是殷的属领（甲骨文有“命周侯”的记载），在奴隶所有者国家的末期，他便不断违抗政令，而至于“背叛”，成为革命的中心领导，因形成两者间的不断战争。

殷代军事势力的范围　奴隶所有者，在特定的战争意义上，便以其“邦畿千里”之地为根据，进行征略四周各族，次第把黄河中下游各族征服后，又进而向四周扩张；军事势力达到东北的古营州，北方的河套（鬼方），西北的陕甘（羌，倞），南方的皖鄂（霍，潜，芋），东南的浙江（上虞），西南的四川（蜀）……，把各先住民族征服，作为其提供贡纳的属领。

政治疆域　商族自己所居住者，虽仅为所谓“邦畿千里”的山东河南河北大平原，其政治势力所及的国家疆域，则东面濒海（《诗·商颂》：“海外有栽”），东北抵古营州迄与今朝鲜为界（《观堂集林》卷十八），北面以河套界今内蒙（《卜辞通纂》一一三页），西北西南陕西甘肃四川均入版图（拙著：《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八一页），南抵长江，东南国境并越江达今杭州湾以南之地区（同上八十——八十一页）。

婚姻制度　殷代的婚姻制度，原则上为一夫一妻制，三十一世的帝王中，也大抵只有一妻。但祖乙、祖丁、武丁……各王，却皆有数偶，他不仅是父家长的一夫多妻制的残余或继续，而且正是古代帝王在婚姻关系上的特权表现与色情狂纵。同时在殷代，已实施了一种嫔嫁制度（《易·归妹》，《诗·大雅》）。因之，除妻以外，一个男人，特别是王和贵族，还可以有一个或数个妾。在这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下，丈夫长期远征，妻与夫别离到一定期间后，若在家中有所生育，便不能得到社会的公认，而为法律所排斥的。（《易·渐卦》“九三”：“夫征不复，妇孕不育。”）所以在殷代，妇女已经要保守片面的贞操；反之，男子的娶妾或嫖妇反而是得到保障的。

因之，所谓“祖乙之配妣已又曰妣庚”，“武丁之配曰妣辛又曰妣癸又曰妣戊”，并非所谓“多母制”。三“商勾刀”铭文：

一、“大兄日乙，兄日戊，兄日壬，兄日癸，兄日丙。”

一、“祖日乙，大父日癸，仲父日癸，父日癸，父日辛，父日己。”

一、“大祖日己，祖日丁，祖日乙，祖日庚，祖日丁，祖日巳，祖日己。”

或甲骨文所谓“父甲一牡，父庚一牡，父辛一牡”等记载，也并不是所谓“多父制”，而是一家系的子孙侪辈，共同纪念其祖、父、兄的记事，所以又有“大兄”与“兄”，“父”与“大父”“仲父”，“祖”与“大祖”之别。

第六节　殷代的宗教哲学科学文艺

巫教　从原始的图腾崇拜，经过氏族制时期的发展，到殷朝奴隶所有者时代，便发展为具有一神教之本质的巫教。

巫教僧侣是殷朝国家权力的实际掌握者，其教主为“阿衡”；自成汤到太甲时的伊尹、大戊，到河亶甲时的伊、巫咸，祖乙时的巫贤，武丁时的甘盘……都是巫教“阿衡”。

巫教所崇奉的最高神是“天帝”，天帝以下又崇奉祖先，表现为对鬼神崇拜。他们认为“天帝”是统治宇宙的最高主宰神，死去的祖先也都回到“天”国，而作为“天帝”的从属。而天国又是和现实世界有着同样的组织。“天帝”不只统治着天国，而又统制着现实世界，王是“天帝”的儿子，为其派来统治现实世界的代理人，因而形成其两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是以殷朝奴隶所有者国家经济的政治的构造为基础而构制起来的；如所崇奉的“天帝”，就是现实世界中的王的存在的反映，“天帝”左右的鬼神，就是王的左右的官吏之存在的反映……。

巫教的宗教魔术，是祈祷和贞卜。但奴隶却无权参加祈祷（“王用享于西山，小人服克”）。因为在他们，认为奴隶是同物品一样，所以死后也没有灵魂的。在这里，正也说明了巫教是奴隶所有者的宗教。

巫教没有关于彼岸和来生的修练，所以它还不算是一种发育完整的宗教。

哲学　殷代奴隶所有者自己的哲学，就是巫教的神学。

在殷末，以周族为领导的革命集团，便产生一种和神学相对立的“八卦”哲学。“八卦”哲学是一种原始的辩证唯物论。他们认为现实世界，不外是天、地、山、泽、水、火、风、雷八种物质的东西，其本源是所谓“一”，由“一”的自身的变化而发展为“八”，“天、地……”等八种东西相互矛盾相互排斥而产生宇宙万有；所以说，由“一变”生“二”，“二变”生“三”“三变”成“八”，“八卦”发展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又发展为三百八十四爻……。

在这种理论的基础上，他们说乾上坤下的“
”形式是“否卦”，把这个形式倒过来为“
”的形式，便是“泰卦”。这是说，乾上坤下的统治和被统治所形成的当时社会秩序已不合理（否），要把它倒置过来，天下才得太平（泰）。

但“八卦”哲学的唯物论本质，也是借占卜去表现的——它还穿着一件神学的外衣。

科学　殷朝的巫教僧侣，从农业季节性的研究上，成就了天文历数学的重要发明。他们以太阳绕地球一轮的年分划分为十二个月，为调剂年分十二月之太阴历与年分四月的太阳历的参差，又设有一年十三个月的闰年，适应农业季节气候的变化，把每年又四分为春、夏、秋、冬四季；又依据月球与地球相对行而反照的月球形象的变化，应用三分制把每月分为三旬，复从其参差上而创为大小月建。这是殷朝奴隶所有者给予人类的宝贵遗产。

文字　在仰韶系遗物中已发现的“夏朝”文字，还只有象形图画——虽然我们的发掘还是零碎的，“夏”末有较进一步的文字的可能。

到殷朝，应用的单字，已考知者为一千到一千五百字左右。其中象形字占多数，然形声字已甚多，双声、假借之字亦已不少。这可与拉丁系的声音字母的文字发展阶段相当。

“借文字而记录的作品”，《尚书·盘庚》上中下三篇及《微子》篇，是殷朝奴隶所有者的长篇记录和文告。甲骨文片中，又有一片天干地支再配合所成之一甲子周转的历书，其他长至五六十字的贞卜记事的作品亦所多见。殷人对于国家文献，并曾系统编纂作为档案而保存（甲骨文发现有“册六”、“编六”字），这就是《周书》所谓商代“有典有册”）。

文艺　殷人已知道书写有音韵的诗歌文学，作者大抵为僧侣，故多属一种祈祷式的作品；作品的内容，多系描写武士的威仪，奴隶的掠取，武士的恋爱，奴隶所有者的生活……等。

艺术上的雕刻术，出土的石雕、铜雕、骨雕作品，都很绮丽精致，其构意大抵为宗教式的寄托。除宗教式的寄托品外，则在为满足贵族的享乐而创造的。

奴隶所有者又使用奴隶歌舞取乐，但那又多与宗教祭典相关联。其音乐为一种数音复奏的乐，即史所谓“大获”乐。

本章一般参考资料：

（一）拙著：《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即《中国奴隶制及初期封建制社会史》）一至五篇。

（二）拙著：《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二篇。

（三）郭沫若：《卜辞通纂》。

（四）中央研究院：《安阳发掘报告》各期。

问题讨论：

1．“成汤革命”完成了何种历史任务？

2．殷朝的劳动工具，是石器，铁器，还是青铜器？

3．在殷朝是农业优势，还是畜牧优势？

4．“伊尹放太甲”的历史内容如何？

5．盘庚迁殷的历史内容如何？

6．殷朝奴隶所有者国家是怎样灭亡了的？

7．巫教在殷朝的作用怎样？

8．八卦哲学的内容如何？

第五章　西周初期封建制度的成立（纪前一一二二——前七七〇）

第一节　“武王革命”

革命前的周族　在“成汤革命”前，夏族和商族在黄河流域的中部相遇后，商族凭借着较高的生产力，把夏族的大部分挡回到西北陕甘一带，其中的主要部分，则为后来的周族秦族等。

周人叙述其男系始祖为后稷，并祀稷为农神。据《诗经》所说，周族在后稷时，为居今陕西武功（邰）一带之游牧部落；到“公刘”时，由于金属工具的发明和使用，便在今陕西邠县（豳）一带，开始其半定居的农业生活。后传到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时代，因为其邻近部落“狄人”所战败，举族迁至今陕西岐山县一带。文王生时又把部族联盟的中心地，移至今陕西雩县（丰）。“武王革命”后，便定都今陕西西安（镐）。

周族在公刘以前，是一个与“戎狄”杂处的蛮族部落（《史记》：“公刘……变于戎狄之间”；《国语》：“我先王不窟，自窜于戎狄之间”）。公刘以后，由于生产力的进步，才在今邠县一带开始定居下来，成为半定居的农业民，而营着农业氏族公社的生活。在这种氏族公社的内部，土地是氏族共有的财产，由公社行使定期的分配；分有土地的各公社内各家族，则各别去耕种。后来财产的所有形态，渐次由氏族所有向家族所有转化，最后公社的公共费用，则由各家族交纳（“彻田为粮”）。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并开始出现了氏族奴隶（“戎丑攸行”）。

古代西北区域的岐山一带，是最饶沃的区域，最适宜于农业的发展。周人自古公时南迁至当地后，以其较进步的生产技术，和自然富源相结合，农业便得到急速的发展，所谓“公刘”“取厉取段”的冶铁术的发明，也应在这个时期。

由于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殖，便扩大了耕地的要求，自纪前一千三百年代到前一千二百年代间的王季和文王时，便先后把虞（今山西平陆境），芮（今陕西朝邑境）、密须（今甘肃灵台境）、犬戎、耆、崇（今陕西鄠县境）……各族征服。或夺取其耕地，或置其于从属下，像印加一样，向他们征取纳税。

而周族原来也是殷朝奴隶所有者国家的属领；但在殷末，由于其加紧对属领和人民的榨取，周族便成了革命的堡垒；各属领都相继叛殷，而围绕到周族的周围；太巅、闳天、散宜生、鬻子、辛甲等人，也相率弃殷归周。以此构成殷周间的不断战争，即奴隶所有者镇压革命的战争（甲骨文所谓“寇周”）。这直到“武王革命”前，周人对于殷朝，是在一种战争与和平、从属与敌对的相续状态中。

武王革命　到纪前一千一百三十年代，在武王、周公、太公的领导下，便正式展开反殷的革命战争。在纪前一一二二年（受辛三十三祀），武王、周公、太公，领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与反殷各族革命军会师“孟津”（即所谓“友邦冢君……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或“八百诸侯”），“以东伐纣”。受辛领率其庞大的奴隶武装，拒革命军于牧野。经过持续的剧烈战斗，又由于大群奴隶倒戈内应（《武成》：“前徒倒戈攻于后”），革命军战败反革命武装，占领殷朝首都，受辛自杀；奴隶所有者的残余势力，退走今山东一带，继续其反革命的勾当。

封建庄园制的成立　革命军在占领殷朝首都获得决定的胜利后，便一面解放奴隶，一面宣布土地为“王”所有，臣民都须服从王所表征的革命权力的原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土地都由王的名义去册封。受封者一为参加革命的王的亲族和左右扈从，如鲁、齐、管、蔡、霍、卫、毛、
、郜、离、曹、滕、毕、原、酆、郇、邗、晋、应、韩、蒋、邢、茅、申、许……等，一为转变的殷朝贵族，如宋、
……等，一为在周朝革命的过程中，参加或同情革命的原来各族酋长，在其社会内在的根基上而转化为新的权力者的人们，如蓟、祝、陈、杞、楚、吴……等，也由王去加其册封……。受册封成为新的权力者的大贵族，又依次去分封其左右，如齐侯之分封叔，
君又分封其下属……。这样，新的封建贵族的土地占有，便代替了原来奴主的国有。这种王所册封的领地，又依次区分为侯、甸、男、卫以至边疆封领——即所谓侯服、男服、甸服、荒服等。

这种新的土地占有形式，是一定封疆内的土地，都属于一个贵族所占有。不过原来的封疆，都不是像后来那样广大，故有所谓“十室之邑”，“有十里之诸侯”……。

受册封的，并不是单纯概念下的土地，而是连同土地上的人民——如所谓“受民受疆土”，“胙之土而令之民”。所有原来的居民，不管是贫穷的氏族成员或奴隶……至此便转化为农奴（“庶人”、“农夫”、“小人”……）。

“受民受疆土”的贵族，便组织其采邑或庄园（在西周叫做“邑”、“田”或“采”）。在这种采邑或庄园的基础上，一面是占有土地的领主，领主的家族及其扈从等，一面是“分田而耕”的农奴（“庶人”、“夫”、“农夫”、“白丁”、“小人”）、工奴（所谓在官的工）、贱奴（“仆”、“隶”……）等。因此每个庄园，都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并有其独立性的政治和军事，领主便是这种经济、政治、军事权力的掌握者。

等级从属制　各个领邑虽有着经济、政治、军事的独立性；但由于土地占有，是由天子→诸侯→大夫→士的依次分序而来的，因而构成其等级从属的武装家臣制，下级除对上级担任贡纳外，原则上并须遵守盟誓，服从裁判，接受其在军事上的调遣指挥等义务；上级对下级担任保护等义务，只要下级不违反盟誓，放弃义务，便不取消其爵位，削减其土地……。“士”为领主的最基层；“惟士无土则不君”，而为上级领主的家臣。

与等级从属的武装家臣制相适应的，又形成等级的身份爵位制，这在周朝，有所谓公、侯、伯、子、男。这也是以土地占有的属性为基础的。

这种爵位和财产的承袭，适应着领主土地占有的特殊形式，为家族世袭的长子承继制，庶子则在其父的领地内分享食邑（“邑”或“田”），而为其父的继承人的从属。所谓宗法制度，便是与此相照应而成立的。

第二节　“管蔡以武庚叛”

奴隶所有者残余势力的反抗　“武王革命”，粉碎了殷朝奴隶所有者国家的首脑部，革除旧秩序，创设新秩序；但殷朝奴隶所有者的势力并未根本消灭，他们退处到山东，联合徐、淮、芋楚，仍继续其反革命的顽强斗争，为旧秩序而挣扎——而在当时，在殷朝从属下的徐、淮、芋楚，却还在原始公社制末期。

革命内部的守旧势力　同时，在武王、周公、太公所领导的革命势力内部，有许多氏族首长一类的人物，如管叔、蔡叔、霍叔……等，最初为反对殷朝奴隶所有者的压迫而参加革命；但在革命相当胜利，新的封建秩序出现后，他们又从保守氏族制度的立场上，来反对新秩序。

因此在纪前一一二二年到前一一一六年革命胜利的初期，即武王的时代，革命政权所支配的，仅为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的大部分地区，武王所分封的诸侯之国，也皆在这区域以内，在其间，却还有守旧势力在阴谋叛变。

反革命势力的合流　纪前一一一六年武王死后，明年周公继承王位，以管叔、蔡叔、霍叔为首的革命内部的守旧势力，便乘机叛变革命，与退处在山东的奴隶所有者集团，实行反革命大联合，形成所谓“管蔡以武庚叛”的大事变。所以《逸周书·作洛解》说：“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淮及熊盈以畔。”

周公东征　周公、太公领导革命武装，一面肃清内部的反革命保守势力，守旧领袖管叔自缢，蔡叔被擒……一面于纪前一一一四年“临卫征殷”，同时又拔取殷人内部转变过来的开明分子，赐以封邑（如封微子之后于宋）……以分化奴隶所有者的反革命堡垒。

这次革命对反革命的镇压，周公亲居东土三年，虽将奴隶所有者的势力基本打垮了，但并未根本消灭。革命政府封康叔于安阳朝歌曰卫，“父毛于东”，太公于齐，周公子伯禽于鲁，以事镇压，而反革命残余仍在奄地与徐淮等地保有其武装。

成王践奄伐徐淮　在周公死后（纪前一一〇五年），成王继位，继续对反革命势力的讨伐，把残留于山东境内的奴隶所有者势力肃清，即所谓“成王践奄”，又同时征讨与反革命联盟的徐、淮。

至是，新的封建秩序，在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广大地区内，始树立起支配地位。

徐淮芋楚的反抗　但奴隶所有者的孑遗，则逃亡到徐、淮、芋楚；而徐、淮、芋楚在奴隶所有者灭亡后，也仍在末期氏族制的基础上，继续反抗周朝的新秩序。因而两者间仍保持一个长期的敌对局面。

周朝国家对徐、淮、芋楚，不断进行军事的征讨，都没有把他们平服。到昭王时代，昭王亲自南征芋楚、徐、淮，据《宗周钟铭》记载，昭王南征，南国巨酋“服孳遣间来逆（迎）昭王，南夷东夷具见者三十六邦”。后军临江汉，昭王于纪前一〇〇二年溺死汉水，全军因又北退。但这种敌对，已不是新的封建制与旧的奴隶制的斗争，而是周朝封建国家与落后民族的敌对。这种敌对形势，自昭王以后，中经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厉王的时代，一直继续着，徐、淮在“东域”，芋楚在“南疆”，不断与周朝封建国家为敌。

与严允及西戎的战争　另一方面，西周封建国家与北方的严允（即殷朝的土方或鬼方），西北的“西戎”等部落，也有着不断的战争。

严允是居住在今山西北部一带的一个部落，原来与周族同是殷朝国家的从属，“西戎”便是居住在西北的一个部落，为周族的西北近邻。“武王革命”时，严允与“西戎”均随同内徙；在“武王革命”成功后，他们便成了周朝新国家的敌人。在周公和成王时，便实行用武力征讨，把严允驱回至晋北一带，册封成王弟唐叔于晋，以为屏障；把“西戎”驱回至西北，册立韩奕于其地以为屏障。但周朝国家，自始并没有把这两大部落征服，他们仍不断与周朝敌对。到纪前九百年，周孝王又封非子于秦，防御“西戎”，至是“西戎”部落，部分便开始与秦同化，一部分则被屏至甘凉一带。

这说明，自“武王革命”（纪前一一二二年）到宣王时代（纪前八二七——前七八一），周朝新的封建国家，仍是在新秩序与旧秩序及新国家与四周各外族的不断斗争过程中。

第三节　“宣王中兴”

纪前八五八到八五三的大旱灾　西周在厉王（纪前八七八——前八五四）末年，发生由纪前八五八到前八五三年的大旱灾（参看拙著：《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二三九页注五十一）。这次连年的大旱，使西周的生产力遭遇空前的破坏，致农业收获歉薄，演成社会生活的大“饥馑”，因而引起农民逃亡，耕地荒芜的严重现象。

而在大旱灾和社会经济恐慌的状况中，大领主反而一面加紧对农民苛索，引起农奴的反感（如《诗·节南山》所说：“天方荐瘥，丧乱弘多。民言无嘉，潜莫惩嗟”；《小雅·角弓》：“民之无良，相怨一方”），一面又加紧对小领主的兼并（如《诗·大雅·瞻卬》所谓“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复夺之”），图满足其自身的要求，而引起那些丧失“土田”和“民人”的小领主的怨恨（如《诗·小雅》之《苕之华》、《兔爰》、《秦风》、《权舆》、《邶风》、《北门》、《陈风》、《衡门》、《小雅》、《正月》、《大东》等篇所记述）。

“彘之乱” 　厉王和西周的大领主们，对旱灾和因旱灾所引起的社会不安状况，不惟无力去解救，反而对于农奴的反感及没落小领主的怨恨，采取残酷的高压手段，任用巫教僧侣（“卫巫”）去统制人民的言论，所以《诗·正月》说：“民之讹言，宁莫之惩？”《国语·周语》说：“厉王虐，国人谤王……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因是，人民都表现着无言的抗议（《周语》：“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诗·南山》：“忧心如惔，不敢戏谈”）。厉王同时又信任庸碌贪污的荣夷公，专任搜刮，从而激起纪前八四二年的“彘之乱”。这在当时较开明的政治家如邵公、芮良夫等人，是看得相当明白的。邵公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芮良夫说：“夫荣夷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荣公若用，周必败。”（《国语·周语》）

“彘之乱”，是没落小领主联合农民的一次大“叛乱”，并以没落小领主共伯和为“叛乱”的首领，“叛”党占领西周的首都西郑，并组织人民联合政权的共和政府，以共伯和为共和政府的首领。厉王逃亡到彘地，随即死于彘地。厉王的太子靖继位于彘，号曰宣王，“周公召公（即邵公）二相辅政”。

彘地的政府成立后，便号召各级封主的勤王武装，向西郑的共和政府进攻。在封主武装的包围下，西郑的人民政权便归于消灭了。

“宣王中兴” 　随着旱灾和“叛乱”的过去，而宣王在政治上，也大加振作，实施了一些改良，西周经济又获得一度发展，国力复形膨胀。

在旱灾和“叛乱”的时期，西北的“西戎”和北方的严允部落，都相继进侵西周。至纪前八百二十七年，宣王复大举讨伐西戎和严允——“命秦仲征西戎”，“尹吉甫代严允”——把他们驱逐出周朝的国境外。至是周朝的西北和北方的国防，才达到相对的巩固。

另一方面，在驱逐“西戎”和严允后，又于纪前八百二十六年开始向南方和东南用兵，“征讨”“不庭”，命方叔平“荆蛮”，召虎平“淮夷”，宣王并亲伐“徐戎”……。经方叔、召虎、仲山甫、申甫等人的长期出征，到纪前八百一十年代，便使荆“蛮”，“淮夷”和“徐戎”“来庭”了，江汉徐淮自是正式归入周朝国家的版图。《诗》之《六月》、《采芑》、《江汉》、《常武》诸篇，便系歌颂宣王任用仲山甫、申甫、方叔等人平服“荆蛮”徐淮的武功的史诗。

荆蛮、徐、淮的平服，列为周朝的封建诸侯，主要是在西周封建制的基础上，由其在数百年期间，接受周人进步的生产技术，以及政治文化的影响，获得生产力的内在发展，才完成其社会的转化。《诗经》记载平服“荆蛮”徐淮及大封亲故的经过说：

“王犹允塞，徐方既来；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来庭；徐方不回，王曰回归。”（《诗·大雅·常武》）

“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国来极，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王命召虎，……赐山土田，于周受赐，自召祖令，虎拜稽首，……明明天子，命闻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周。”（《江汉》）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我图尔居，莫如南土。锡尔介圭，以作尔室。往近王归，南士是保。”（《崧高》）

“王命仲山甫，城彼东方。”“仲山甫徂齐。”（《蒸民》。按：仲山甫封于樊，地在今河南济源县。）

所以周朝封建国家，到宣王一面打退“西戎”和严允的入侵，一面把疆土扩展到长江流域，达成“四方既平”的任务。这就是所谓“宣王中兴”的重要内容。

第四节　“平王东迁”

宣幽之际的旱灾和地震　约自纪前八百年代初到前七百七十年代间，即宣王末期与幽王初期，西周又发生空前的旱灾和地震（参阅前揭拙著二三三页）。

据《诗》之《云汉》《召旻》等篇所说，这回旱灾的严重情况，表现着农业所赖以灌溉的川流泉池，尽皆涸渴，草木也都枯死，形成赤地千里，农业生产多陷停顿的惨象，加之在大旱灾的饥荒中，农民为逃生而流向他方，更使许多田园成为不毛的荒地（“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继以严重的震灾，西周社会的生产组织，更遭受空前的破坏，因而形成社会秩序混乱，动荡的严重现象（散无友记）。

幽王的昏乱　而宣王的儿子幽王（纪前七八一——前七七一），又是一个昏愦的庸才，在天灾人祸交迫的严重时际，反更加倒行逆施。如他宠爱褒姒，为博取褒姒的欢心，废申后和申后子太子宜臼（即平王），立褒姒为后，并以其子伯服为太子；同时，因“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悦之，为数举烽火”（《史记·周本纪》）。这表现其如何昏愦！也表现了政治腐败和黑暗的程度。诗人讽刺当时的情形说：“哲夫成城，哲妇倾城。懿厥哲妇，为枭为鸱；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匪教匪悔，时维妇寺。”（《瞻卬》）这自然也有点夸大。

蛮族的入侵　随着经济的衰落，政治的腐败，不惟西周的军事力量大为衰退，而周天子对于地方诸侯的权威，也开始旁落了。自是西周已无力征服他族（如“幽王命士伯伐六济之戎，王军败，士伯死焉。”——《后汉书·西羌传》），并引起他族的相继入侵和地方诸侯的背盟，所以《诗·召旻》说，“今也日蹙国百里”。最后在纪前七百七十年代，西周一面有申侯联合缯侯为申后与太子宜臼的废立问题，大举问罪之师；一面有“西夷”、“犬戎”的入侵。在两面围攻的危局中，幽王图号召地方诸侯兴师勤王。而在西周经济政治力量衰落的过程中，地方诸侯的经济政治权力却在逐步增大，从而形成了封建性的离心力。故这次竟无人响应幽王的号召，而兴师急难；幽王便为“西夷”、“犬戎”杀死于骊山下（今陕西临潼），褒姒被虏，西周国库文物亦尽被掳掠。（《本纪》：“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取周赂而去。”）

平王东迁　太子宜臼于首都残破后，继任王位号曰平王。而其时，不惟首都为“西夷”、“犬戎”所侵占，西周的“王畿”之地，亦为胡骑所践踏。

平王虽依靠郑伯、虢公两大诸侯的协力，战败“犬戎”，恢复首都；而犬戎部落却已散居在“王畿”区域，平王并没有力量把他们驱逐，他于是便把河内地赠予晋侯，岐西地赠予秦伯，同时于纪前七七〇年把首都迁到今河南洛阳，去依附郑、虢两大诸侯。

自纪前一一二二年武王即位为王，到纪前七七〇年平王东迁，共三百五十二年，就是年代纪上的所谓“西周”。

本章一般参考资料：

（一）拙著：《殷周时代中国社会》一五七——二二六页。

（二）郭沫若：《古代中国社会研究》。

（三）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上册。

（四）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

（五）沙发诺夫：《中国社会形势发展史》。

（六）王国维：《观堂集林》。

（七）拙著：《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

（八）拙著：《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三编。

问题讨论：

1．“武王革命”的历史意义如何？

2．西周庄园制的内容及其成立过程如何？

3．“管蔡以武庚叛”的历史内容如何？

4．形成“彘之乱”的根本原因何在？

5．“宣王中兴”的主要内容如何？

6．平王为何东迁？

第六章　诸侯称霸的春秋时期（纪前七七〇——前四〇三）

第一节　齐晋秦楚吴越继起称霸

最高领主地位的旁落与诸侯霸权的代起　在纪前九百年代至纪前八百年代之际，西周在天灾、内忧、外患的交迫下，由于生产的衰退，而引起军力的衰退和最高领主（周天子）权威的旁落；到平王东迁后，周天子便成了名义上的共主。

另一方面，却是地方经济的发展，及地方诸侯独立性的提高和政治权力的扩大，即在地方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强大的诸侯，便不断要求扩大自己的领地，提高自己的权威……。在原先，领主间疆界的争执和兼并土地的武装行动，还不能不受着盟誓的约束，相当的受着最高领主（周天子）的制裁，至此便进入“弱肉强食”的封建兼并的局面。在那“弱肉强食”的局面下，便出现了强大诸侯的继起，形成所谓春秋时期的霸主局面。一般以“孔子作春秋”记自鲁隐公元年到周敬王三十九年终笔之二百四十六年为所谓春秋时期。然从社会史的眼光看，应记自平王东迁（纪前七七〇年）到魏斯赵借韩虔列为诸侯时止（纪前四〇三年）为一时期。

齐的首霸　首先成为霸主的是齐桓公。齐地处黄河下游，即今胶东一带，为最膏腴的滨海大平原，最宜于农业，并富于鱼盐。自太公封齐后，以其较进步的生产技术，特别是铁器工具的使用，在较优越的自然条件下，庄园经济便早于他处而发展起来。

随着经济的发展，政治力量便增大了。在桓公（纪前六八六——前六四四）以前，已先后把滨海的莱夷、根牟等及邻近的小领主兼并；到桓公时，齐已成为“海岱之间”的“大国”。领地的扩大，征服又增强了经济的、政治的力量。

在经济发展和人口增殖的过程中，独立手工业者和商人，便首先从“在官”的“工商”分化出来，从而齐的首邑临淄，又首先成为中世早期的都市（齐初都营丘——在今山东昌乐县东南）。

桓公任用管仲（当时的大政治家），一面“作内政以寄军令”，一面喊“尊王攘夷”的口号，去号召诸侯。“尊王”就是号召诸侯实践对周天子的盟誓，“攘夷”就是号召“诸夏”协同去捍卫外族的“内侵”。纪前六六〇年狄（东胡先族）灭卫（今河南淇县），桓公率师驱走狄人，助卫复国，便开始获得“诸夏”的信仰；继以楚子违背盟誓，桓公号召诸侯盟于召陵（今河南偃县），会师问罪于楚；纪前六五一年合诸侯为葵丘（今河南考城县）之会，互申禁约，血为盟……。于是诸侯皆听命桓公“尊周攘夷”的号召与“诸夏”诸侯相互的盟誓。所谓“衣裳之会九，兵车之会四”，都是在这一号召下进行的。这虽则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捍卫当时的外侮，使华族不为外族所踏践，以及相对的维持诸侯相互间的封建信誓，却是“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的霸业供献。所以孔子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但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另一面，便又实行兼并弱小、扩大自己领地的战争。所以荀子说：齐桓公“并国三十五”（《仲尼》篇），韩非子说：“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有度》篇）

在管仲死后，齐国的霸业便随同政治的腐败和贵族的争权，而趋于衰落了。

晋国的继霸　在齐国霸权衰落的时际，晋国便强大起来。晋地处汾河流域，“本沃壤”，因其与严允等部落为邻，自武王革命到西周衰落前后，常受到严允等部落的侵扰，致生产受着牵制而发展较缓。迄纪前六百六十年代初的曲沃武公，以宗室并晋而为晋侯，并兼并邻近弱小领邑，便开始富强。纪前六五六年献公继位后，对频为边患的骊戎，一面用兵力威迫，一面娶骊女为妾，使之就范。到纪前六三六年文公继位后，任用狐偃、赵衰、郤谷、先轸等，一面与严允（狄）成立和好关系；一面嘱“百官赋职任功，弃债薄敛，施舍分寡，救乏振滞，匡困资无，无轻关易道，通商宽农……利用民德，以厚民性”（《晋语》），从而达成“政平民阜，财用不匮”（同上），使晋国成为河汾间惟一大侯，曲沃亦继临淄而为中世早期的都市。

所以自献公以来，齐晋在黄河中部的角逐局面，到文公时代便代齐而为霸主。文公即位初，适纪前六三六年，东周襄王为王子带所攻，向晋告急，文公出兵勤王，杀子带，便开始号令诸侯“尊周”。纪前六三二年，楚侯领陈、蔡、郑、许各诸侯兵攻宋，宋求救于晋，文公领齐、宋、秦各诸侯兵于纪前六三二年破楚于城濮（今河北濮县），随即以“皆尊王室，毋相害也”之旨，与诸侯盟于践土（今河南荣泽县）。但晋文公也与齐桓公一样，一面以“尊王室，毋相害”为号召；一面为扩大领地，亦“兼国多矣”，“晋是以大”（《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文公以后，晋继续称霸百余年；但自襄公（纪前六二七——前六二二）以后，秦已兴霸于西，为秦晋争霸之局，纪前六百二十年代以后，楚复兴霸于南，更形成秦晋楚争霸中原的局面。

晋秦争霸　在晋襄公继文公称霸的时候，秦也开始强大了。

秦地处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货殖列传》）。自“平王东迁，以岐西地赐秦后，秦地益大；”而西周末的旱灾和震灾过去后，到春秋初，农业生产力已渐形恢复；穆公（纪前六五九——前六二一）继位后，任用百里奚，复修明内政，奖进生产，国力愈富，遂成霸业。

秦晋争霸，始于纪前六二七年（即晋文公九年、秦穆公三十二年）的秦晋之战；明年（晋襄公元年），秦大破晋兵，穆公便成为西北霸主。

但秦穆公称霸以后，向东面和中原的进展，都为晋所阻挠，纪前六二四年的大举伐晋，仍不能打开去路。因之秦便不能不趋向陇西、巴蜀发展，仅称“霸西戎”。当时环秦境者为绵诸、“绲戎”、“翟獂”、义渠、乌氏、胸衍、大荔、巴蜀诸部落，秦“霸西戎”，又无异充任“诸夏”的西北屏障。另一方面，周所封弱小诸侯，在秦的领地扩张进行中而被兼并者，亦属不少，仅在穆公时期，便已“兼国十二，开地千里”（《韩非子·十过》篇）。

晋楚中原争霸　楚秦晋争霸之际，楚庄王（纪前六一三——前五九一）也兴霸于南方。

荆楚在纪前九百年代末，才转化为封建制，受封为子爵国，其生产原是比较落后的；但以地处天惠最厚的汉水长江流域，加以占地辽阔（司马迁分作西楚、南楚、东楚），故自接受周人进步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关系后，社会经济便获得急速发展。因之，自齐桓公晋文公相继称霸时，楚已开始向北方发展，并吞汉东“诸姬”领地，号令中原陈、许等诸侯与齐晋争衡。

楚庄王即位后，任用孙叔敖，整顿内政，复并吞邻近各弱小诸侯领地，同时“问鼎中原”，与晋国争霸。纪前六〇八年，号召郑、陈侵宋；纪前六〇六年，借口讨伐“陆浑之戎”（今河南嵩县境），扩地至于伊洛，观兵周郊，并“遣使问鼎之轻重大小”。

而当时晋楚所争的中心是郑国，郑在当时是管辖南北及东西的军事形胜与商业交通的枢纽，成为晋楚所必争，郑也常依违于晋楚之间。纪前五九七年，楚兵围郑，晋景公遣兵救郑；“夏六月”，楚大败晋兵于邲（今郑州），晋的霸权因是中落，楚庄王便成为中原的盟主。迄晋悼公时（纪前五七二——前五五八），晋国势力又盛，复构成晋楚在中原争霸之局。

但到楚国称霸的时际，不但杂居的“戎狄”均开始与华族同化，而周室亦已式微。楚庄王不仅在扩张领地，且图争取最高领主周天子的地位，所以他不再拿“尊周”作号召，也不拿“攘夷”作号召，而灭国之多，兼地之广，也远远超过其前此的霸者，《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说：“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填其四境，犹不城郢；今土四圻，而郢是城。”韩非子说：“荆庄公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

吴越的继霸　在晋楚霸权开始衰落的春秋中期后，继起称霸的为吴阖闾和越勾践。

吴为荆蛮族的近亲，原亦为夏族与原住民族的合种；越为“文身断发”的马来种系，但其早期便与荆吴相邻，殷时又为殷的从属，亦早与北来的夏商两族开始种族的融化。

不过吴在周代经济、政治、文化的间接直接影响下，完成其封建秩序的转化过程，尤后于荆楚，越则更后于吴。然吴越均地处海滨膏腴之区，最宜于农业，并有“鱼盐之利”，天惠条件尤优于齐，故自进步的生产技术，特别是冶铁术的输入后，便较速地就相继完成了生产的革命。至纪元前六百年代初，据《吴越春秋》所记，吴的农业和冶金事业就开始兴盛，而且一开始便用北方传来的“冶铁风箱”；自阖庐时起，又“招致天下喜游子弟”，开发“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首邑吴（今江苏吴县），便形成“江东一都会”（《货殖列传》）。越也以相同的过程，继吴而发展起来的。到勾践时，首邑会稽（今浙江会稽县），也成为商贾奔赴之中世早期都市，所以文种有“贾人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越语》）的说法。

因之，吴自寿梦（纪前五八五——前五六一）以后，复任用他邦亡臣（如申公巫臣等），改进内政，渐已成为东南的大侯，开始向江北和长江上游进展，扩张领地，如纪前五八四年伐郯（今郯城），纪前五七〇年伐楚，纪前五四八年伐楚，纪前五四四年馀祭（前五四七——前五三二）遣公子季扎聘问北方各侯国，五一八年灭巢（今安徽巢县）。迄阖庐（纪前五一四——前四九六）即位后，复任用楚亡臣伍员，改进政治军事，便成为霸主：一面北向发展，兼并今徐淮一带弱小诸侯领地，至纪前五一二年“灭徐”后，遂与齐争取对鲁国的支配权，鲁由是依违从属于两者之间；一面西向与楚争衡，纪前五〇八年伍员领吴兵伐楚，今湖北蕲州以东的楚国领地，尽为所占领，并占领其首邑郢（今湖北蕲春县），楚昭王出走，伍员且鞭“平王之尸”以报私愤。直至纪前五〇五年，适吴后方为越所扰，同时申包胥乞得秦兵援楚，吴兵始退出楚地。纪前四九六年，吴与越战于槜李（今浙江嘉兴县），吴兵大败，阖庐战死。吴王夫差继位，于纪前四九四年反攻越兵于夫椒（今江苏吴县西南），越兵大败，勾践自承为吴附庸。夫差最后倾兵北上，纪前四七四年与晋会于渑池（今河南封丘县），争为盟长。而渑池之会犹未终结，越勾践已乘虚袭取吴都，吴由是“为越所灭”，夫差自杀。

越王勾践（纪前四九六——前四六五），于纪前四九四年为吴所战败，自承为吴附庸，执礼甚卑，贡纳不绝；一面任用范蠡文种，君臣“卧薪尝胆”，所谓“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便成富强，竟于纪前四七三年一战灭“吴”；“灭吴”后，又北渡江淮，会诸侯于徐（今山东滕县境），遂成为东南霸主。

霸主与封建兼并　霸主的兴起，实质上就是封建兼并的扩大进行。楚、吴、越公然以战争为扩大领地的工具，自不待说；而以“尊周攘夷”为号召之齐、晋、秦等，也无非是“挟天子令诸侯”，以进行其兼并弱小的战争。霸主而外，其他公、侯、伯、子、男等较强大的诸侯，如鲁、卫、郑、曹、蔡、宋、陈、许、滕、莒、邾……亦都曾兼并了若干更弱小者的领地。因此说，所谓“周初千八百国”（一说周初八百国），至春秋，见于经传记载者，便仅百四十七国；到春秋战国之际，七雄而外，虽尚有鲁、卫、蔡、郑、宋、越、滕、薛、莒等，然都已成了七雄的附庸，所以说周初所封诸侯，到春秋末，仅存四十了。

以此，所谓春秋时期，是封建兼并战争不断扩大的时期。所以在春秋三百年间，据《春秋》所记，言“侵”的有六十次，言“伐”的有二百十二次，言“围”的有四十四次，言“取师”的三次，言“战”的二十三次，言“入”的二十七次，言“进”的二次，言“取”、言“灭”的更不易胜数。

第二节　庄园制度的发展

等级从属性的土地再分配　大诸侯并吞小领邑，把自己的领地扩大，但并未把土地占有的等级从属性改变，依样把其领地再分赠其亲属左右，所以“楚子城陈、蔡，不羹，使弃疾为蔡公”（《左传》“昭公十一年”）；“晋侯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左传》“庄公二十八年”）；“鲁会赵、宋、郑伐卫，取卫西鄙懿氏六十以与孙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晋侯“以灭耿灭霍灭魏还……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左传》“闵公元年”）；“郑伯赏入陈之功，赐子展先八邑，赐子产先六邑”（《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因此，在诸侯的国内，依样构成其等级从属的土地占有属性。

被保护的，或为人从属的中小领主，对于上级，除须遵守誓约，服从军事的调遣外，并须提供一定的税纳。这种税纳，后来便成为强大领主对其附庸的一项苛索。鲁叔孙说：“鲁之于晋也，职贡不绝，玩好时止……府无虚月”（《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平丘之盟，郑子产争承曰：‘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赋，惧弗给也。……行礼之命，无月不平；贡之无艺，小国有阙，所以得罪也。诸侯修盟，存小国也；贡献无极，亡可待也’”（《左传》“昭公十三年”）。这正是当时普遍的情形。特别是间于两大之间的中小领主，贡纳成为一种苛重负担，如郑子产对晋士文伯说：“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国，诛求无时，是以不敢宁居，悉索敝赋，以来会时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这也正是当时情况的一面。但大诸侯直接从属下的中小领主（大夫和士），主要却并不苛责其贡纳，而在其须担任武装家臣的职份。

庄园制度的发展　强大领主赠赐其左右的土地，则为邑或县，在孔子时仍有“十室之邑”，邑仍是原来的庄园，县为包含多少邑的一种政治区域。

庄园主要包括着农奴和领主或领主的代理人；前者叫做“野人”、“小人”、“庶民”或“农夫”，后者叫做“君子”。领主所征自农奴的为劳役地租、贡纳物及徭役，亦即孔子所谓“借田以力”，“赋里以人”，“任力以夫”。领主所给予农民的分有地，平均为一夫百亩，约当今三十三亩余；但因生产力进步和人口增多，土地不够按丁分配，因而于每家除一个正丁外，以其余的壮丁为“余夫”，只分给二十五亩，其对领主所担的义务，则与正丁同。农奴对领主的贡纳，除新鲜食物等物品外，并有所谓车、马、甲、杖……之类的岁贡。徭役包括着兵役、土木工事等徒役，以及为领主私人服役的各种杂役等，这在春秋时期，都是异常繁重的。

但当时强大诸侯的首邑（如临淄、曲沃等）和交通的要地（如郑邑等），却都由庄园而发展为中世早期的都市。在这种都市内，居住着诸侯，诸侯的家属、左右、武装家臣，“在官”的“工商”及独立手工业者和商人等。“在官”的“工商”，为给领主制造手工业物品的工奴，贩运异地货物的商人，由领主给予衣食之资。独立手工业者和商人，除须向当地领主缴纳人头税（即所谓“夫粟”或“里布”）外，则营着独立的生活。

领地管理系统的扩大　但由于大诸侯领地的扩大，原来的庄园单级管理组织，已不能适合要求，因而又演出了层叠式的管理系统的组织。这在齐国，为所谓属→县→乡→卒→邑，即每属统若干县，每县辖若干乡，每乡辖若干卒，每卒辖若干庄园（《齐语》）。在晋国，为郡、县、邑。楚国为所谓县、邑……各国的情形，均是“大同小异”。

从而又随同出现了官僚系统，如齐侯直属的领地管理：属设大夫，县设县师，乡设乡师，卒设卒师，庄园设司……。中级领主的各国大夫，也都任用管理其领地的代理人，如公山弗扰为季孙的费宰，佛肸为赵简子的中牟宰，冉求为季氏宰，尹铎为赵简子的晋阳令……。

同时，适应封建战争持续和扩大的要求，又增强了对农奴的徭役编制。这在齐国，据《国语·齐语》所说：“制国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有良人焉，以为军令。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五里为连，故二百人为率，连长帅之；五乡为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春以搜振旅，秋以狩治兵。是卒伍整于里，军闾整于郊，勿令使迁徙。”在晋国的所谓“被庐之法”，郑国的所谓“庐井有伍”，楚国的所谓“使庀赋、数甲兵”，原则上都是与之同内容的东西。因此所谓晋国于纪前五八八年作“六军”，纪前五六〇年复作三军，楚亦于是年作三军……便是这种农奴兵的编制，亦即是管子所行的“内政”与“军令”的统一；鲁的“三桓”，晋的“六卿”……也均能于自己的领地编制这种农奴的武装。

新的土地占有形态的出现　当时各国诸侯在不断的封建战争中，后来便渐次感到军费的困难。而贩运异地货物的商人，由“倍蓰之利”却慢慢成了富有者。感受财政困难的诸侯，便每每以特权或领地的租税作抵押，向富有的商人举债，及至无力还债时，便由债权者占有抵押品，因而出现了新的买卖形态的土地占有。此种土地占有者的新兴地主，在领主的领地内占有土地，他们自己并不能直接去管理农民，只能依托于领主的管理组织，因而领主便向他们征收地税。故农民一面须向新主人缴纳地租，一面还须向领主缴纳地税（以及贡纳和徭役），自是原来的地租便分化为租和税的两部分。这却给庄园制度的堤防冲破了一个缺口。

现物地租的出现　在冶铁风箱发明后的生产力进步的基础上，农民在其分有地上所表现的劳动生产性，便渐次较高于在领主土地上的劳动生产性；个别领主为提高其地租所得，便改变原来给予个别农民以分有地的办法，把土地完全交给特定的个别农民耕种，向他征收一定量的现物的尝试。《左传》“宣公十五年”所谓“初税亩”，“哀公十二年”所谓“用田赋”，“昭公四年”所谓“子产作丘赋”，“襄公二十五年”所谓楚“为掩画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卤陵，表淳田，数疆潦，规偃潴，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赋”便是这种内容。而新兴地主的土地占有形态的出现，又是现物地租出现的一种推动力。这种新的地租形态，在春秋末，也还只是在这里或那里开始出现的东西。

第三节　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

等级从属的武装家臣制　封建的土地占有，最初以最高领主（周天子）的名义，分赐其左右亲属，成为地方的各级领主（诸侯……），大领主（诸侯）又以受有地分赐其自己的亲属左右，成为其从属下中小领土（卿、大夫、士），中级领主（卿、大夫）再把受有地分赐自己的亲属左右，成为其从属下的小领主（士）。

土地占有的这种属性，规定下级须充任其直属上级的武装家臣。士为最下级领主，受其指挥的，只有武装子弟及家奴（即所谓“隶子弟”）和农奴工奴等，卿和大夫下有从属的小领主为其武装家臣，其自身又为其直属上级的武装家臣，这样构成宝塔式的武装家臣制。所以《左传》说：“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二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圉、牧，皆有亲昵以相辅佐也。”又说：“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六亲，皆有等意。”《左传》“庄公十四年”说：“苟主社稷，国内之民，其谁不为臣？”“昭公七年”说：“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

入于春秋时期后，地方强大诸侯兼并弱小的领地，引起封建土地的再分配。这虽未把土地占有的等级从属性改变，但却是以强大诸侯为中心在行使了，从而最高领主周天子，对各级领主的武装，已丧失其号令调遣的作用，形成以强大诸侯为中心的等级从属的武装家臣制。在最初的霸主齐桓公晋文公等，犹在名义上承认其为周天子的武装家臣的身份，借“兴师勤王”的口号去号令弱小诸侯，进行封建战争；后来发展到楚庄王及吴、越各霸主的兴起，便连这点名义也不承认，并公然争取最高领主的地位，而“僭位”称“王”了。

等级性的身份爵位　在土地占有的等级从属性及武装家臣的等级从属制的基础上，便又创造出等级性的身份爵位。这在西周，孟子说：“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所谓公、侯、伯、子、男是等级的爵位，所谓君、卿、大夫、士是各人的政治职位。爵位由天子所封赐，职位也是由于上级的任命。所以各人的爵位和身份地位，都是由法律所确定的。那虽不能像孟子所说的一样，构成那种规则化的等差，而在西周就有公、侯、伯、子、男的爵位等级，诸侯、大夫、士的职位等级，却是事实（在西周的彝器铭文和可靠文献中，均已得到证实）。

但到周天子威权旁落和诸侯争霸的春秋时期，原来爵位的法律固定性，便开始动摇了，许多丧失领地和权力的诸侯，或弱小的诸侯，并不能依靠空洞的爵位来保障自己。而一些强大的诸侯，却都不受原来爵位的约束，而自行僭越，如齐晋等都以“侯”位而僭称“公”，秦以“伯”位僭称“公”，楚以“子”位僭称“王”……。因此，臧喜伯所谓“明贵贱……习威仪”（《左传》“隐公五年”），只是爵位身份等级属性的原则，而对于封建“治人者”内部各个人爵位身份的固定性，却只是相对的。

只是“治于人者”的农奴、工奴、贱奴等的身份地位的固定，却是绝对的，所以说“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而贱奴的名姓，也是有册书记载着的。

“治人者”和“治于人者”的身份地位（以及前者的爵位），都是家系世袭的。但在“治人者”方面，由于领地和庄园组织所决定之财产的长子继承制，庶子只分享一点领地（邑或田），所以爵位和职务原则上也由长子承袭——虽然，为着这种承袭权的争夺，在周代曾发生多少骨肉相残的变乱。

在爵位和身份地位被固定的原则下，“治人者”内各等人的嫁娶、死丧、祭祀、冠礼、居室、宗庙的建筑式样、陈设以及人与人的交接……等，都有一定仪节（即所谓威仪和礼仪），各人都要遵守自己爵位身份所规定的分际（名份），而不容逾越，否则便是“背礼”，要遭到非难或惩罚的。体现这种等级爵位身份的生活仪节，就是当时的所谓“礼”，所以说：“名以出义，义以制礼。”不过自春秋以后，强有力的领主之“越礼犯份”，却已视为固然了；春秋初期的管仲，孔子说：“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孔子同时的季氏，也是“八佾舞于庭”……。这虽然受到力主“正名”的孔子的反对，却也未能予以有效的制裁。

“礼”对于“庶人”却没有规定，但这不是说“庶人”不须受“礼”的约束；而是“庶人”只是半人格的人，或者说他们连人格也是从属于领主，“礼”对他们是无缘的，所以说“礼不下庶人”。然而拿什么约束“庶人”呢？那便是刑，“刑不上大夫”，只是为庶人专设的。

宗法制度　与等级从属制度相照应的，还有宗法制度。

宗法制度的成立，在周朝是以领主的爵位、职位、财产的继承制为基础的。在领地和庄园组织的特定形式下，王只能令一子继承为王，其他庶子只能为诸侯。诸侯不是以其领地对诸子平均分配、以其爵位和职务对诸子一体传袭，而是只由其一子继为诸侯，承袭其爵位、职务和侯国；其他所谓庶子，便只于其领地内授予一部分“田”、“邑”，为其领地，给予他们以诸侯从属下的官位——卿、大夫等。卿、大夫也同样不是以其领地平均分配于诸子、以其爵位和职务对诸子一体传袭，只由其一子继为卿或大夫，承袭其职位和领邑；其他庶子便只于其领地内授予一部分“田”“邑”，给予他们以卿或大夫从属下的官位——士。士的领地如果只有一个庄园，便让一个儿子继为领主，其他庶子不能分有土地。

所以继王者为“嗣王”，有祭祀死去的王（奉祀宗庙）的权力和义务，其他诸侯等，不论其是否出于王族，均只能陪祭。继诸侯者为“嗣君”，以国君为祖先，有奉祀国君宗庙的权力和义务，其他大夫等，不论其是否亲族，也均只能陪祭。继大夫者，以大夫为其奉祀的祖先，这在宗法上，即所谓“别子为大宗”；其从属下的士，不论其是否亲族，同样只能陪祭。继承士者，以士为其奉祀祖先，即宗法所谓“小宗”；其他庶子亦只能陪祭。士之子不得继承为士的，便不能称为“小宗”，不能以士为其祭祀祖先。所以宗法上说继王者，继国君者，继大夫者，“百世不迁”；继士者，“五世则迁”。

而不是同姓的诸侯，及不是诸侯的子孙为大夫为士者，也同样归入宗法的系统内，成立其“大宗”、“小宗”的祭法，即所谓“致邑立宗”。这种“致邑立宗”的作用，则在“以诱其遗民”。所以宗法制度，本质上，是适应中国封建统治权的要求而成立的，是掌握在俗权领主手中的一种本质的教权的东西——这并影响了封建性宗教的发展。

女子没有继承权，在宗法的系统内，也没有女子的地位。

第四节　伦理和哲学

伦理　周公制礼的主要内容，是尊尊主义和亲亲主义的伦理观。尊尊主义是建立在等级从属性的基础上，亲亲主义是建立在爵位、身份、职位、财产的家系承袭制的基础上。

忠　在当时，不只“治人者”要求农奴工奴……对他效忠，而且天子对于诸侯，诸侯对于其从属的大夫，大夫对于其从属的士……也都要求对自己效忠，从而“忠”便成为尊尊主义的伦理核心。

在西周末，幽王召诸侯兵不至，是诸侯已开始不遵守效忠王室的盟誓。到春秋初，霸主兴起和周天子威权旁落，这种伦理观念便更加动摇了，首先表现为强大诸侯对周天子的背盟；齐桓公晋文公口中的“尊周”，并不是他们自己真正还效忠周室，不过借以号召诸侯来效忠自己。到春秋末期，各国大夫已形强大和诸侯权威的衰落，如齐田氏、鲁三桓、晋六卿……一面虽要求其从属下的小领主效忠自己；另一方面，他们却不但不效忠其国君（诸侯），反而在擅权窃夺了。

孝悌　在爵位、身份、职务、财产的长子承袭制的基础上，便生出亲亲主义的伦理观来，从而在家族内，便形成其“慈”、“孝”、“友”、“悌”的伦理观念。从“慈”的伦理上说，父不容废嫡立庶；从“孝”的伦理上说，子不容僭父；从“友”的伦理上说，兄不容残弟；从“悌”的伦理上说，弟不容篡兄。所以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作乱者鲜矣！”“慈”、“孝”、“友”、“悌”就是亲亲主义的伦理内容，而“孝”则为其中心——这即以父子承袭制为中心的反映。

但到春秋时期，由于这种封建财产制和长子承继制的内部矛盾的发展，便不断发生了子弑父、弟篡兄、废嫡立庶，骨肉相残等丑恶事变。这不仅说明“慈”、“孝”、“友”、“悌”的伦理观念，已开始动摇，并说明了这种伦理观念，不是什么先验的东西，而只是被决定的意识形态。

信　在没有从属关系的各领主间，也有着相互的盟约，如规定彼此不得破坏疆界，收纳逃亡，相互救助……等。但是要彼此能遵守盟约，盟约才有效力，领主相互间才能维持常态的关系。在这一点上，便提出“信”的伦理要求，给彼此对盟约的遵守，以一种道德的约束力。

但到春秋时期，封建兼并的扩大进行，在诸侯……的相互间，强大者一面责令弱小者信守盟约，一面其自身却可以随意背弃，致盟约成了弱小者片面的义务。

孝弟忠信与治于人者　周朝的领主们创造出“孝”、“弟”、“忠”、“信”的伦理信条，并以之作为全社会的道德标准与教人的宗旨。这些后来发展成为中国民族伦理思想的特征，支配了数千年的社会伦理生活。

但到春秋时期，首先破坏这些伦理信条的，却也是封建主自身，孔子的大声疾呼，也并没有促起他们改悔。而在此“治于人者”里面，却孕化出中国民族之优美的特性，如“信”的伦理，发育为“重信义、爱和平”的特性；“忠”的伦理，发育为“刚、毅、木、讷”、“临难不苟”、“迅赴事功”的精神；“孝悌”的伦理，发育为由亲及疏，仁民爱物，再发育为“人老即吾老”、“四海皆兄弟”的精神，归结为吾民族的“大同”观念——但不是说，这是吾民族“独有”的“宝贝”。

哲学　在西周，随着封建秩序在黄河中部地带，获得相当巩固以后，便以对立和解的“通”、“恒”、“久”、“中”的观点，把八卦哲学庸俗化，同时又创造着适合新贵族要求的《洪范》哲学，去代替八卦哲学。

到春秋时期，由于初期封建制内部矛盾的发展，而发生封建名份的混乱：“臣弑君”，“子弑父”，“下犯上”，“大并小”……等等反“常”现象，表现着初期封建秩序的危机。在要求巩固封建秩序，防止种种反“常”的事变，便产生孔子的哲学。孔子思想的出发点是所谓“仁”，“仁”是他的哲学思想的核心；但他并不完全抹煞外在的作用。所以他的哲学是一种有客观主义倾向的观念论哲学。他从“仁”的基点上，由内而外地去解释初期封建制存在的根据，认为其时社会的、政治的、伦理的种种东西，都是由人类内在的“仁”所提出的要求而创造的；而对一切反“常”现象之发生，认为也当由扩充“仁”的作用上去匡救。

另一方面，由于若干弱小领主的被兼并而没落，便产生老子哲学。老子思想的出发点是“道”。但他当时看见一部分领主的没落，以及新的富有者新兴地主商人的兴起……等等社会事变，他便从正反对立的变动的观点上，去观察事物，解释社会现象。但他的所谓“道”，是一种精神的东西，且是决定一切的第一次的东西。因此，他从“道无为”的基点上，便归结到复古主义，主张恢复西周的社会的政治的情况——他反对霸主兼并，反对商人，反对文化进步。

本章一般参考资料：

（一）拙著：《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二四一——三七四页。

（二）拙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三、四编。

（三）华岗：《社会发展史纲》。

（四）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

（五）拙著：《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

（六）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

（七）王国维：《观堂集林》。

（八）罗根泽：《古史辨》第四册。

问题讨论：

1．霸主兴起的过程如何？

2．庄园制度在春秋时期有何变化？

3．身份等级制度是怎样成立的，其过程如何？

4．宗法制度产生的根据何在及其内容如何？

5．孝悌忠信等伦理观念是怎样形成的，其对中国民族道德有何影响？

6．孔子和老子哲学的中心精神有何歧异？

第七章　“七雄”并峙的战国时期（纪前四〇三——前二二二）

第一节　秦楚齐燕韩赵魏“七雄”并峙

公室衰落　春秋数百年间封建战争的持续，杀人略地的强大诸侯，一面把自己的领地扩张至数千百里之大，而成为一隅的盟主；但在另一面，由于连年不断的大宗军费的支出，致无法解决其财政的穷乏。

各国大诸侯为满足其豪奢生活，和弥缝贫乏的财政，除向新的富有商人举债外，便加重对人民，特别对农奴的“税敛”。而不断的封建战争对社会的生产，不独在战争的进行中，“攻人者”和“被攻者”都是“男不得耕，女不得织”（墨子语），以及劳动人口和家畜遭受杀害，生产工具和田园遭受摧残……已使农民的生活，降至“物质最低限”的水准；益以战费兵役等重荷，便引发了人民对“公室”的怨恨。各国诸侯于此反以繁重的刑罚去压制，愈激起农民的愤怒。因之到春秋末期，便暴发以盗跖为首的农民大“叛乱”。

这是中国史上的第一次农民大暴动。其发展的具体过程，已无可靠材料来说明；但照《庄子》所述，暴动曾蔓延到很大的地区，并延续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暴动的领袖盗跖是一个很坚强的人物，领主们对他们所使用的种种软化收买的骗术，都没有效果。暴动虽终归失败了，却给中国民族留下了光辉的传统。

自此次农民暴动以后，各国诸侯的威信“一落千丈”，对当时经济政治等困难问题，更无法解决。

大夫专权　在各国诸侯的财政困难和政治威信衰落的过程中，各国“大夫”的权威反逐渐提高了。

各强大诸侯国的“大夫”，并不担负战争的军费；他们参加兼并战争，反而能掠得财物，分受兼并的领地。所以在“公室”衰落的过程中，他们的领地反日益扩大，财力日益增强。同时，在人民对“公室”失望的情况下，他们则对人民施行小惠，收买人心，如齐田氏以“公量贷出，私量收进”，便是一例。

从而大夫便渐次成了各强大诸侯国的实际权力者，诸侯也和周天子一样，等于赘疣，特别在齐晋各侯国。所以各国“权臣”（大夫）都敢于“弑君”“犯上”，如齐陈恒于纪前四八一年弑其“君”简公；晋智瑶于纪前四五八年率赵、魏“攻其君”；秦人于纪前四二五年弑其君……而其视诸侯如无物，“大夫会盟”，互为盟约，固由来有自，及后更擅专“征伐”，自由侵夺他人领地，如晋卿（大夫）智瑶与赵无恤之围郑（纪前四六三年），晋卿范氏中行氏之灭夙冉，齐大夫田白之伐晋（纪前四二二年）伐鲁伐莒（纪前四一二年），以及晋六卿之自由火并……最后便有敢于自为诸侯者了。

魏斯赵籍韩虔分晋自为诸侯　及卫颓“弑其君”自立为诸侯（纪前四一五年），更开始权臣的篡夺。晋之魏、赵、韩三卿于纪前四五三年共灭其同僚智伯，三分智伯领地后，实际上已等于自立为诸侯；后复三分晋“公室”领地，并于纪前四二一年把形同赘疣的晋侯（幽公）暗杀，周天子（威烈王）反于纪前四〇三年正式册命赵籍、魏斯、韩虔列为诸侯。实际，周天子到这时已全无作为，不过由于封建的爵位身份，原则上系由法律所确定，韩虔、魏斯、赵籍不得不假借于共主册令的名义。自后，晋侯反在事实上成为韩、赵、魏的附庸，他们并终于在纪前三七六年把晋靖公废除，三分其残余的领地。

田和弑其君自立　齐大夫田和，亦继韩、赵、魏之后，于纪前三九一年放逐其君齐厘公于海上，随即自立，周天子（安王）亦于纪前三八六年册田和为齐侯，号大公。

七雄并峙　自魏斯、赵籍、韩虔分晋列为诸侯，便进入秦、楚、燕、齐、韩、赵、魏“七雄”并峙的所谓战国时期。

在战国初，犹有卫、郑、滕、薛……等弱小的诸侯国存在——充任强大诸侯的附庸，或依违、从属于两大之间。但由春秋到战国，并非领地扩张与兼并战争的停止或缓和，而是初期封建的矛盾与兼并战争的增长。所以弱小诸侯国亦终于一一被兼并。同时，杂居中国的各异族部落，如莱夷、根牟、长狄、鲜虞、赤狄、甲氏、潞氏、黎、戎、白狄、西戎、义渠、大荔、东山皋落氏、骊戎、陆浑、蛮氏、戎蛮、卢戎、百濮等，以及严允、犬戎、山戎等，自春秋时期，已开始被镇压、羁糜、同化，到战国时期，在领地争夺的猛烈进行中，除北方的严允转名为匈奴和东北的山戎、西北的犬戎，都已发展成了强大的部落外，其余各异族部落，不是和华夏族融化，便被屈服，分别为“七雄”的从属（所以战国两百年间，是中国民族的一次大融化的时期。）

在弱小诸侯和异族居地，都分别成为“七雄”的领地后，“七雄”对领地扩张的进行，便完全转入相互侵夺的局面。

“七雄”以楚为最大，初都郢，旋迁寿春（今安徽寿县），领地辖今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浙江及江西北部，河南、山东南部。秦都雍（今陕西凤翔），旋迁咸阳，领地辖今陕西及甘肃东部、四川北部。燕都蓟（今北平），领地辖今河北中、北两部及鲁北。齐都临淄，旋迁稷下（今济南），领地辖今胶东、鲁中、鲁西及豫东一带。韩都阳翟（今河南禹县），领地辖今河南大部。赵都晋阳（今太原），后迁邯郸（今河北邯郸），领地辖今晋北、晋东南、冀南、豫东北一带。魏都安邑（今山西安邑），后迁大梁（今河南开封），领地辖今晋西南、豫北及豫东一部。

七国势力，强弱相差无几；较弱者，又复常相约攻守，因形成战国初期数十年间，势力相抗的并峙之局。

第二节　合从和连横运动

新的土地占有形态的发展　春秋时期，领主们由于财政穷乏，以特权和租税等向富有商人举债，迄后无力偿债时，便把抵押品交债权人管理，因之这种债权人便开始成为新的土地占有者，从而又出现了以买卖为占有土地的手段。

这种形态发展到战国中期，新兴地主的土地占有量，大为扩张；而土地买卖的事情，也相当盛行了，所以《史记·苏秦列传》说：“苏秦喟然叹曰：‘……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廉颇蔺相如列传》说：“今（赵）括一旦为将……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这到战国末期，便成了土地占有的支配形态了，所以《荀子》说：“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议兵》篇）《韩非子》说：“中牟之人，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者半。”《吕氏春秋》说：“其视有天下也，与无立足之地同。”

秦用商鞅变法　而此在秦国，却特别发展。因之，秦孝公于纪前三六一年，便任用主张“变法”的卫遗族公孙鞅（即商鞅），试行“变法”。商鞅“相秦”后，于纪前三五九年公布改变“法令”的命令，于纪前三五〇年迁都咸阳，又正式公布“废井田、开阡陌”，改变赋税法的法令，到纪前三四八年，便实行新赋税法。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在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及点面交错的新兴地主的土地占有形态，废除从来庄园制度的组织（即所谓废井田），而施行雇役佃耕制；同时，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雇役佃耕制的要求），改行现物地租和地主收租、政府收税的办法。

商鞅的“变法”，曾遭受秦国旧的土地贵族、封建领主的顽强反对，并展开着剧烈的政争。旧的土地贵族，并于主持“变法”的秦孝公身死之后（纪前三三八年），阴谋发动政变，把商鞅磔死。但商鞅的“变法”，得到当时新的封建地主的同情，特别是秦国新的封建地主的支持，却还是成功了的。孝公和商鞅死后，惠文（纪前三三七——前三一一）继位，秦国新的封建地主的政权并没有随着死亡。

秦由是益富强　自商鞅“变法”后，秦国的经济获得较快的发展，超过了“六国”的富强；“六国”的领主经济反日趋衰落，其内部新的封建地主，则转而倾向于秦国。这样，秦的政治影响便更加扩大了。

因而秦国出兵讨伐，“六国”的诸侯，都不能独力抗拒。首当其冲的便是与秦地邻接的魏国。秦于纪前三四〇年侵魏，魏把河西（今陕北濒河一带）领地割让于秦，并迁都今开封，以避其锋；纪前三三五年又攻陷韩国的宜阳……。在这种情势下，“六国”诸侯，却还继续其相互间的兼并战争，如纪前三五四年，梁（魏）惠王伐赵，明年齐威王伐魏救赵；纪前三四一年梁惠王又遣将庞涓伐韩，齐宣王复遣将孙膑伐魏救韩……。

合从御秦　“六国”既皆不能独力抗秦，而“六国”诸侯的自相侵伐，却更便利秦国的扩张，会加重“六国”诸侯自身的危机，因而“六国”诸侯为挣扎其自身的存在，便产生了并力御秦的“合从”运动。

策动“合从”运动者，是苏秦等一群政客。据传苏秦最初以“连横”说秦惠王，为惠王所拒绝，便转而以“合从”说燕文公及赵肃侯，劝燕赵首先“从亲”，为诸侯倡；继又奔走于韩、魏、齐、楚，先后以“合从”说韩宣惠王、梁惠王、齐宣王、楚威王。六国诸侯旋于纪前三三四年会议于洹水（今河南安阳），成立“合从”盟约，并以苏秦为“合从长”，“佩六国相印”。

反合从的连横运动　“六国合从”成立后，秦国的势力便被阻在函谷关（今潼关）以内，秦因是发动反“合从”的“连横”运动。“连横”运动的献策者为范睢、张仪等一群政客。“连横”的基本方针，最初为“近交远攻”，后又演进为“远交近攻”。

在“六国合从”成立后，秦惠文王采用张仪的建议，遣公孙衍用厚利诱韩宣惠王及魏襄王，约共力伐赵，以破坏其“从约”；复又于纪前三三〇年以重兵伐魏，魏败，承认秦为诸侯主。“连横”初步成功，秦惠文王便于纪前三二八年任张仪为相，主持“连横”运动。

由于“六国诸侯”及其所领导的旧封主相互间的独立性和矛盾性，“合从”并没有坚实的基础；“连横”运动，却有“六国”新兴地主＝商人的内应。因此，张仪在他们（六国的新兴地主＝商人）的赞助下，反得于纪前三二三年任为魏相，成就其反“合从”的政治阴谋；并先后使韩襄王、赵武灵王、燕昭王、齐湣王、楚怀王分别受其煽惑“连横”以“事秦”，从而“六国诸侯”表面上虽仍保存“从约”，暗中却各私自和秦勾结，承认“事秦”。所以纪前三一八年，合楚、赵、韩、燕、魏的五国伐秦之兵，反为秦兵击败于函谷关。六国诸侯自这次战败后，“从约”遂根本瓦解，苏秦亦于纪前三一七年为齐国的土地贵族所杀害。

合从运动的再起　“从约”瓦解后，“六国诸侯”复自相攻伐。而秦于纪前三一六年完成今四川的占领后，便放手来蚕食“六国”，特别于纪前三一二年大破楚军，并吞汉中，又引起“六国诸侯”的恐惧，因又使“合从”运动再起。

这时的“六国”，适齐有田文（孟尝君），赵有赵胜（后封平原君），魏有无忌（后封信陵君），楚有黄歇（后封春申君）等所谓贤公子，力主“合从”；同时秦惠文王身死，武王继位（纪前三一〇年）后，张仪因亦失权，因此“合从”运动又表现蓬勃的气象。

“从约”再成后，六国仍“各怀鬼胎”，所以依旧不免于秦的攻伐，如纪前三〇七年秦将甘茂之侵入韩国宜阳，纪前三〇〇——前二九九年之秦兵伐楚，执楚怀王……。然秦国此时却也受到“从约”的相当牵制，所以他曾采用一种较卑劣的办法，图把孟尝君诱致秦国，加以杀害；认为把“从约”的中心人物孟尝君杀害，便能使“从约”解散。而孟尝君却由于其“鸡鸣狗盗”的食客之力，出关逃回齐国。孟尝君归齐后，便于纪前二九八年，借“从约”合齐、韩、魏三国的兵攻秦，战败秦兵于函谷关，秦割河东三城议和。这使“从约”诸侯大为振奋。

然由于“从约”本身无法克服诸侯相互间的利害矛盾，不能改变诸侯的自利根性，所以仍未能防止秦国的扩张，三国胜秦后不久，秦于纪前二九四年又出兵侵魏，白起并于明年攻占魏国五城，他国诸侯都不肯出兵赴援；秦又继续于纪前二九一年出兵侵韩，纪前二九〇年侵魏，并魏河东数百里领地；纪前二八九年白起又攻占魏六十余城……。而齐此时，反以秦许其称“东帝”自喜（秦于纪前二八八年称“西帝”），亦不顾“从约”，坐视秦国攻伐其盟邦。迄纪前二八四——前二七九年燕乐毅伐齐到田单复齐之燕齐间的连年战争后，“从约”又根本瓦解了，自后则仅为时起时伏的余波。

秦并六国　“从约”瓦解后，秦便得以展开其并吞“六国”的军事行动；残弱的“六国诸侯”，或则割地事秦，或则迁都以避其锋，或则托交于秦［如楚之一迁于陈（纪前二七八年），再迁于巨阳（纪前二五三年），魏之割温地以事秦（纪前二七五年）］……。

而这时赵国，自武灵王改习骑射战术以来，至此已见功效；益以平原君执政，复从事振作政治，改进军事技术，赵国兵力得在战术上超过秦国。因此有纪前二七一年赵奢之破秦兵，明年秦兵侵赵亦为赵所败。加之其时魏国为信陵君当政，信陵君与平原君“为至戚”，均主赵魏联合御秦，这使秦国的东进，又一时受着阻挠。

但秦对于“六国”，究是比较进步的势力。赵魏的旧封建贵族究亦比较衰老，信陵君、平原君虽较开明，也无力克服内在的矛盾。赵国的军队虽一时能表现较优越的战术，而在强迫兵役基础上的农奴兵，并未能常保持其战斗力。所以自纪前二六五年以后，赵对秦又完全丧失抵抗力，秦将白起于纪前二六四年攻取赵九城，纪前二六〇年又攻取赵之开平，明年又取太原、上党，又明年围攻赵都邯郸。邯郸之围，幸信陵君盗兵符夺晋鄙军援赵，袭攻秦军之背，同时秦将白起适亦为秦所杀，才得解围。

秦王于纪前二五六年攻东周赧王，赧王亲至咸阳献地，共主至此名实俱亡。

纪前二四六年秦始皇即位后，愈发兵以灭亡“六国”为事，三年夺赵十二城，五年夺魏二十郡。腐败的“六国诸侯”，到这时又图复活“从约”以自存，而合楚、魏、韩、赵、卫五国攻秦之兵（纪前二四一年），已敌不住秦兵之一击矣。

迄纪前二三〇年，始皇遣内史胜领兵攻韩，阳翟被攻陷，安王被掳，韩遂先五国而亡；明年又遣王翦伐赵，赵亦于纪前二二八年继韩而亡。魏亦继韩赵之后，于纪前二二五年为秦将王翦所灭。王翦又于纪前二二四年伐楚，大破楚兵，并杀楚名将项燕，楚遂于明年为王翦所灭亡。燕于纪前二二七年买勇士荆轲入咸阳，谋刺始皇，始皇乃于亡楚后，命王翦以其灭楚之兵北上灭燕（纪前二二二年）。明年，以“东帝”解颐之齐王建亦随五国诸侯而灭亡。至是秦始皇便完成了中国的“统一”，随又分“宇内”为卅六郡，后又扩至四十郡……即：一、内史（今西安），二、汉中（今南郑），三、上郡（今延安），四、北地（今甘肃庆阳），五、陇西（今甘肃狄道），六、河东（今晋安邑），七、上党（今晋长治），八、太原（今名），九、代郡（今晋代县），十、雁门（今名），十一、邯郸（今河北邯郸），十二、巨鹿（今河北平乡），十三、东郡（今河北濮阳），十四、渔阳（今北平），十五、上谷（今察省怀来），十六、辽西（今名），十七、辽东（今沈阳），十八、右北平（今热河），十九、云中（今绥省归绥），二十、九原（今绥省五原），二一、齐郡（今山东临淄），二二、薛郡（今山东滕县），二三、琅琊、（今山东诸城），二四、三川（今洛阳），二五、颍川（今河南禹县），二六、南阳（今名），二七、砀郡（今江苏砀山），二八、泗水（今江苏沛县），二九、九江（今安徽寿县），三十、会稽（今江苏吴县），三一、鄣郡（今浙江长兴），三二、巴郡（今重庆），三三，蜀郡（今成都），三四、南郡（今湖北江陵），三五、长沙（今名），三六、黔中（今湖南旧辰沅属），三七、闽中（今福建闽侯），三八、南海（今广州），三九、桂林（今桂林），四十、象郡（今安南）。

第三节　由庄园制到郡县制的演进

生产力的发展　在西周庄园制的基础上，发明冶铁术；到春秋时，首先在齐国和晋国又发明所谓“鼓铁”的冶铁风箱，随后吴、越的干将、莫邪，也知道用冶铁风箱去铸剑。到战国时，铁的冶炼术，已知道锻炼用作“刻镂”的“刚铁”，从而楚国便能制造“惨如蜂虿”的“宛巨铁釶”，韩国能制造“陆断马牛，水截鹄雁，当敌即斩，坚甲利盾”的“剑戟”，“射六百步之外”，当者“洞胸”的“劲弩”，齐国制造“朝解九牛，而刃可以莫铁”的屠刀……。和冶炼技术的提高相并行的，是战国时代冶铁业的普遍盛行，并出现了不少以冶铁为业的巨富商人。

冶铁事业的这种发展状况，表现了其时生产力发展的尺度。

由劳役地租向现物地租的推进　生产力的发展，第一表现为由劳役地租向现物地租的演进。

现物地租在春秋时出现后，到战国初的商鞅时代，在秦国已开始盛行，所以《商君书》说“訾粟而税”；在其他各国，也相当发展，孟子说领主对于农奴，“有粟米之征，布缕之征，力役之征”。“粟米之征”，即现物地租，“布缕之征”，即贡纳，“力役之征”即徭役。不过这在当时，还没有成为支配的形态，所以《管子》说“相壤而定借”，“借”就是劳役地租；又说“征月令农始作，服于公田”，也是劳役地租的形式。但到战国末，现物地租便成为支配的形态了，所以荀子说：“轻田野之税；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又说：“相地而衰政（征），理道之远迩而致贡。”所谓“轻田野之税”，所谓“相地而衰政”，便是现物地租的内容。这到秦时，便普遍成为“小民……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的情况。

在行使现物地租的条件下，雇役佃耕制成为可能，庄园制的组织没有必要了。所以到战国末，便又出现为人“佣耕”的雇农。

手工业的发展　生产力的发展，第二表现为手工业的发展。

由庄园内的工奴手工业，到春秋时，便从其中分化出独立手工业者来；但独立手工业者最初还只从事一些轻粗工的制造，如织履、织缟、制鞔等，精制工及金工等部门，都由工奴手工业担任。到战国时期，不仅更扩大了一般手工业的分工，提高了手工技术，“大匠”和“拙工”、“良工”和“贱工”的分别，而独立手工业者的业务，也扩张到陶制、铁制、纺织，裁缝、制鞋、造兵、制甲、制轮、造车、皮革、冶炼、梓镌（《孟子》）……等部门了。同时，地域的分工也分外显著，各地都有其特种的制品，如吴、越以制造刀剑著，邯郸以冶铁著，巴蜀以“竹木之器”著，温轵以“作巧奸冶，多美物”著，齐以桑麻纺织著及临淄以制陶著，合肥以皮革鲍木著，豫章以铜器（黄金）著，长沙以锡器著，番禺以珠玑犀玳瑁等著……。

特别是工奴手工业，到战国末，又发展而为包含数百千人手的手工工场，如吕不韦和张良，便都是拥有这种工场的贵族。而这种“在官”的或贵族手中的工奴手工工场，却又相对地妨害着独立手工业（乃至商业资本）的发展。

独立手工业者的制造品，除出卖给贵族和地主、商人等外，主要是和农民及手工业者相互间行使现物交换。而在战国时的生产技术发展状况下，在苛重负荷下的农民，虽尽力去兼营那与农业结合的家庭手工业，以支持其“物质最低限”的可怜生活，也有许多东西非向手工业者购买不可的。因此，从自足的庄园藩篱内发展起来的独立手工业，到战国末期便把庄园的藩篱撞破了。

商业和都市的发展　生产力的发展，第三表现为商业的发展。

从春秋初出现的独立商人，到春秋末期，他们不独成为富有者，而且像范蠡、子贡、弦高之流，并到处与领主“分庭抗礼”或过问政治；但不论他们的身份是领主（如子贡）或平民（如弦高），当其成为富有者后，又都由借债或买卖手段而成为封建土地的占有者。

到战国时期，到处皆有巨富的商人，“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管子》）。这种巨富的商人，如卓氏、孔氏之流，不仅拥有广大的“田地”或“陂田”，向农民取得地租，且以借贷关系从领主方面买得盐铁等特权。所以《史记·货殖列传》说：“及名国万乘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此其人，与千户侯等。”《前汉书·货殖传》说：“秦破赵，迁卓氏之蜀……唯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之临邛，大憙，即山鼓铸，运筹算计。滇蜀氏，日至僮八百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宛孔氏：“用铁冶为业。秦灭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田。”

但当时诸侯领地组织的封锁性，特别是封建的关隘，和领主们对异地商人之明抢暗夺的劫掠行为，是当时商业上的最大障碍。因之，商人们便要求打破这种封锁性。

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且形成许多新兴的都市，所谓“名国万家之邑相望”；原来的都市则更趋繁盛，如临淄，便成为一个拥有二十余万人口的大都市，其他如吴、邯郸、北平、洛阳、寿春、咸阳……也都成了一方的大都会。

都市的发展，不但形成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重要性，且给了庄园内的劳动人口以莫大的吸引力，使庄园内相对过剩的人口，纷纷逃向都市，充任店伙、小贩、手工业者、家庭杂役，甚至成为流浪分子或倡优。到战国末，都市中已聚集了大的流浪集团，如在临淄，《齐策》说：“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斗鸡狗，大博，蹋鞠……”在中山，《史记》说：“丈夫相聚游戏……为倡优；女子则日鸣瑟跕屣，游媚富贵。”又说：“赵女郑姬，设形容，楔鸣琴，揄长袂，蹑长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因展开了“野与市争民”的矛盾。

庄园制度的衰落　在战国时期，庄园制度还是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所以《管子》说：“方六里之曰社，有邑焉，名之曰央，亦关市之赋。”不过农业生产性的提高，手工业的发展，商业和都市的发展，也都在促进庄园制度的衰落。

封建领主间战争的持续与扩大，更加速了庄园制度的衰落，最初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促发领主间的战争。战争虽使领主的财政陷于穷困，领主们乃企图更扩大其领地，增多税收，以及掠夺他邦财物去弥补。而扩张领地的战争的扩大，反益摧毁庄园的生产力，加深农民的穷乏；领主和商人利用农民的穷乏，又扩大其高利贷的剥削。所以到战国末，农民几普遍陷于债务的深渊，如孟尝君的领邑薛地的农民，几乎都是他的债务者。这样便愈促进了农民的逃亡和庄园经济的衰落。

同时，到战国末，领主已仅是名义上的庄园主人；庄园内的土地，实际已大多为新兴地主（即所谓豪民）所占有。所以庄园制度已名存实亡。

郡县制度的代起　新兴地主虽成为庄园内土地主要的占有者，但他们不独对庄园的政治军事，都无权过问；而且其从农民征取的地租，还须以其中一部分作为地税转纳于领主；对农民的贡纳和徭役，自更由领主任意去征发。

因之，新的封建地主，便要求自己去掌握管理农民的政治和军事。但新的封建地主的土地占有，是点面交错的占有形态，不像前此的一定“封略之内”、属于一个领主所占有一样，所以不能由各别地主单独去组织政治军事的管理权，只能组织联合的统治机关；在战国末，由庄园制的基础上而开始出现的郡县制，便是他们所要求的联合统治机关的组织形式。这在秦国，自商鞅“变法”后，郡县制便代替庄园制度而成了主要的形式。

早在春秋时期，由于强大诸侯领地的扩大，除去一些小领主的独立庄园外，在庄园的上端，郡县制已成了普遍的组织形式。到新的封建地主土地占有成为主要形态的时际，庄园制的组织也成了无用的赘疣了。

同时，新的封建地主虽不尽是商人，大商人却都兼是新封建地主。因此，他们又要求打破障断商路，妨害商业利益的领邑组织形式，代之以郡县制的专制主义的“统一”王国。

到“六国诸侯”灭亡，庄园制便随同解体；原来庄园的权力，一部分归于郡县，一部分乃掌握于地方“豪民”手中，借地方的组织去执行（如所谓“三老”、“亭长”之流）。不过这种地方组织，已没有独立性的政治和军事权力，只是郡县的爪牙，从而初期封建制，便提进到后期的专制主义的封建制，表现为秦朝（及其以后）之形式上统一的专制王国。

第四节　身份制度和宗法制度的演进

身份制度的演进　战国时期的爵位和身份，原则上仍是领主的爵位和身份的家系世袭。不过到这时，“七国”的诸侯，都纷纷“僭”称“王”，所以对于他们属下的爵位的赐予，已不是由于周天子，而由于他们自己了。

而等级贵贱的身份限制，仍是严格的。所以荀卿说：“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王制》篇）依着各人的身份，对各人的服制等方面，也有着一定的限制。《管子》说：“大夫不敢以庙，官吏以命，士止于带绿，散民不敢服杂采，百工商贾不得服长鬈貂，刑余戮民不敢服綐，不敢畜连乘车。”（《立政》篇）所谓“大夫不敢以庙”，就是说“大夫”不得称制自立宗庙，他须从属于诸侯；所谓“官吏以命”，就是说作为诸侯或大夫代理人的官吏的身份服制等，是要由命令去规定的，这是适应战国期官僚层的存在而说的。

但由于庄园内的土地，实际已多为新的封建地主所占有，他们且系由买卖手段而获得土地占有权；领主对这种土地只有地税权，而没有地租权，所以他赠赐其左右的食邑，便无权将这种土地连同租权赠赐。因此，食邑者只能享有税收的特权，不能组织像原来那样的庄园，从而也不能将其食邑内的土地作为其财产传袭于子孙，从而其所享有的爵位，也便不能任意由其子孙世袭了……原来的爵位之家系无限制的世袭，是以领地的世袭为基础的。所以商鞅、吕不韦等均在秦国享有爵位和食邑，都是及身而止。

同时，战国时期的若干领主，由于其领地的丧失，原来享有的爵位也随同丧失了。但由于“七国”任用官吏的增多，那些没落的领主便都成了官吏的候补人，并形成一种以求“仕”为目的之“士”的集团（《荀子·儒效》），和出“仕”的官僚层。官僚所任的官阶又同时能表现为一种社会身份，“士”是官吏的候补者，所以也享有官僚层的起码的身份。但官吏的官阶是由任命而来的，所以由官阶所表现的社会身份，也是由法令所给予的。

官僚是土地占有者的代理人，是在领地旁边发展起来的；以买卖为手段的土地占有，没有像领地那样家族世袭的固定性，只有集团世袭的固定性，所以由官阶所表现的社会身份的世袭，也不是固定于家系而是固定于集团。

因此，在战国时期，在领主的等级爵位和身份的家系世袭制的旁边，又形成一种官僚系统的社会身份制。不过官僚在这时，除商鞅以后的秦国外，主要还是诸侯或大夫所任命的领主的代理人；在秦国及到其后的秦朝，因为政权已握在新的封建地主的手中，官吏便成为他们的代理人了。

另一方面，新的封建地主在战国时期，虽系与领主同为封建土地的占有者；而他们法定的社会身份，除去在秦国或原来出身于贵族者外，一般仍同于“庶人”，而未得列于贵族。但他们却是事实上的土地贵族，只没有获得法律的确认。领主们却仍是拿着“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原则去束缚他们。他们便要求代之以“法”，去打破土地占有者内部的身份限制，和领主的爵位、职位、身份的家系世袭；所以申不害说“君必明法正义…从一群臣”；慎到说“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赏，毁公者诛之”；商鞅说“立法分明，而不以私害法”，“宗室非有军功，不得为属籍”。这是说：他们主张把领主的爵位、职位、身份的家系世袭制，改进为土地占有者的集团世袭制。

但是对于农民，他们也同领主们一样，认为是愚且贱者；领主拿“刑罚”去对待农民，他们也认为对农民是“轻法不可以使之”，“轻法不可以治之”（商鞅）。

宗法制度的演进　自西周发生到春秋时代发展起来的宗法制度，是以各级领主的领地、爵位、职位、身份的世袭制为基础的。所以到战国时代，这在各级领主间，还是典型地存续着。

但在战国时期成立的官僚层，他们并不能把其职位直接传袭其子孙，所以其诸子便没有嗣子与否的分别（只册命特许世袭的爵位，以长子作为嗣子而承袭，为原来宗法制的变形），不令其为“邑宰”、“县令”或“郡守”，便为其子孙所共宗，所谓“嗣君”、“别子”、“大宗”、“小宗”的系统便无从成立了。只是在财产承继和其他传统上，长子长孙仍受到较多的重视和较优的待遇以致某些特权的残留。

同时，新的封建地主的土地财产，已不是长子承继制，而是诸子的平等承继制，只另外稍稍有点长子长孙的份子。这反映到宗法上，便成为子孙共同宗奉其祖先，长子或长孙只在共同祭典中充当主祭，和“丧服”上的所谓“主孝”。因此宗法制度，便从这个基础上，演化为后来的所谓“族制”和“服制”。到秦朝灭亡“六国”和封建领地占有形态完全让渡于新兴封建地主的土地占有形态后，便基本完成了这种演化，到汉朝便演为成文的东西了。

不过在原先，在“礼不下庶人”的原则下，“庶人”是无缘应用“礼”的“仪节”的，所以“丧服”上对“庶人”身份也没有规定。但由于战国时代，许多“庶人”身份的人成了事实上的土地贵族，便又把“冠婚丧祭”之“礼”的应用范围扩大，自“天子”延展到“庶人”……不过“劳力”的“小人”，仍不在这种“庶人”之内（《孟子》）。

第五节　宗教　哲学　科学　文艺

宗教　殷代的宗教巫教，到“武王革命”后，便变质为封建领主的宗教。所以在西周，殷的京畿故址卫国的巫司，已在政治上活跃，如厉王之借助于卫巫来监视人民的反抗言论，可见代表神权的巫教，是代表俗权的工具。所以“天子建天官”，也把“大宗、大史、大祝……大卜”，列入“六大”之内（《曲礼》）。

巫教仍是以“上帝”或“天”为其崇奉的最高神，兼奉从属于上帝的鬼神。不只适应于封建领主及农奴的等级从属的存在，又解释为与“岁”、“月”、“日”、“星”的存在相照应。认为人间的一切，都由上帝（或天）所制定的，这应用到儒家的思想中，便是“天命”。

巫教用作沟通“神”意的魔术，是以“卜筮”去占定“吉凶”（《庄子·耕桑子》篇），以祈祷去禳除“妖”、“灾”（《论语·八佾》及《左传》“桓公十一年”、“庄公十四年”、“宣公十五年”、“昭公二十六年”、“哀公六年”……），“卜筮”到战国时又发展为占卜术。

但巫教由西周到战国，依然没有发展成为完成的宗教，没有关于彼岸和来生的宗教修练。所以自战国以后，道教便吸收了巫教的主要因素而代替其地位，自后的巫觋便只是其孑遗了。

正因为巫教始终都没有发展成为一种完成的宗教，不能完满地负起统治“庶民”精神的任务，所以周代的封建主，自始还要兼负一部分精神统治的工作，把一部分教权掌握到自己手中，以补宗教之不足。所以在代表俗权的孔、孟、荀等人思想中，也充满了天命鬼神的观念。在俗权领主手中的教权表现的方式，是伦理和宗法制度。这规定了伦理信条和宗法制度之似教条非教条的本质，也规定了儒教之似宗教非宗教的本质。所以子思在《中庸》里面，虽曾极力想把乃祖孔子扮演为一个“配天”的教主，孔子却依旧只能成为俗权者手中的“至圣”。

但是在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矛盾的复杂、剧烈，特别是“治于人者”对“治人者”的怨恨和反抗，“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的战争的持续与扩大及若干领主的没落，在没落领主里面，便形成一种宗教的思想。所以老子的《道德经》到庄子手中，便开始演化为宗教教义。庄子在《大宗师》篇中把“道”扮演为至神，所以说：“吾师乎，吾师乎！整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志，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巧。”从而又导演出一个“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而莫知其极”的“真人”来充作教主，并尊老聃为“至极”或“古之博大真人”。所以后来的道教奉老子为“原始道君”，庄子为“真人”。

另一方面，在西周末，“庶人”、没落贵族及一些较开明的人士，对巫教的天道观念已开始动摇。但生活在中世农业生产力基础上的“庶民”，决不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因之到战国时期，便又产生了“庶民”的宗教墨教。墨教也以“天”为其所崇奉的最高神，以“巨子”为教主；但它教义的根本精神是“万民平等”，是“兼爱”，是“力”。这和那以“贫富贵贱”皆由“天命”或“命”所规定的教义，是恰恰相反的。

哲学　哲学上，孔子的哲学到战国中期，又发展为孟子哲学。孟子哲学是从“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人者食于人，治于人者食人”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他把孔子的“仁”，发展为先验主义的“性善”论。孔子认为“君子而不仁者有之矣，未有小人而仁者也”，他便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君子存之，庶民去之”。他从“性善”论出发去维护纲常名教。儒家哲学到战国末又发展为荀子哲学。荀子把孔子的“仁”再发展为“性恶”论。他的“性恶”论是经验主义的哲学，不过他是下降到观念论的经验主义。所以他接触了人类克服自然的“伪”的作用，但又坚持“贫富贵贱之等”的“天数”。

没落贵族的老子哲学，到战国也发展为庄子哲学。不过老子的“道”，到庄子便更堕落为有神论，同时把老子的辩证观降低为诡辩论与怀疑主义。

新兴地主＝商人、即新的封建地主层的哲学，由杨朱到申不害、慎到、商鞅，他们一面注重客观事物的研讨，是与唯物论相接近的；但他们又不敢公开承认客观世界之真实的存在性，所以他们的哲学，还不过是一种态度暧昧的唯物论，在究极上，都露出一种“首鼠两端”的二元论尾巴。

“庶民”哲学的墨翟哲学，首先从“名”、“实”的范畴确立客观的实在性，从而认为人类经过感官作用从客观方面摄取概念，即客观世界是人类知识的来源。所以墨翟哲学是经验主义的，而其在究极上曾确认客观的实在性，故又是上升到唯物论的经验主义。同时，墨翟的经验主义是和形式逻辑结合的。而形式逻辑的体系，在中国哲学史上也首先由墨翟所创造。

自墨翟死后，墨学便分化为左右两派：左派以宋钘、申不害、许行等为代表，是墨学的正统发展——到秦汉便演化为游侠；右派以尹文等为代表，则把墨学曲解去接近杨朱派。

战国时最晚出的是韩非哲学，它担荷了由春秋战国到秦汉的继往开来的任务——在本质上是杨朱派哲学的正统发展，但对其以前的各派哲学都有所继承和批判。

韩非认为“道是万物之始”，同时又给予“道”的范畴以“理”的解释，从而构成其“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或“名倚物绽”之“参验”主义的体系。不过，他同时又从“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的见解，而达到其对事物内部之矛盾性的否定的绝对主义的结论。所以韩非的“参验”主义，究极上也还是二元论的。

科学　两周的天文学，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继承殷代的成果，而有着重要的发展。在西周，已知道采用二十八宿法，即预将黄道、赤道附近的周天，按诸月绕天一周（恒星月）的二十七点三日，以显著之星象为目标，分成二十八个不等部分，凭以观测新月，然后依月行位置继续观测，而达到太阳在二十八宿中的位置的测定，以之定一年之季节。同时在西周，沿用月之三分法（殷以月为三旬）外，又兼用所谓“既生霸”、“既死霸”、“载生霸”、“载死霸”的月四分法。春秋时，又进而采用周髀观测法，即立表垂直于地面，观测其在日中之影长，以其最长最短之时期为日至，从而所推定的太阳的时节，愈较精确，而展到十九年七闰法的发明。到战国时，除用二十八宿法观察月的运行外，又开始去观测五星（所谓金、木、水、火、土）的运行，并进而观测黄道近边恒星之位置，再进而观测天空全体的位置，展开了测定恒星界的工作，并测定了九十个以上的恒星位置。在观测木星时，测知其绕空一周为十二年，因而发明岁星记年法。因此，历法愈趋正确，而完成中国天文历数学的科学的伟大发明。汉初根据战国历法略加改进，而制定所谓“太初历”，从“太初历”到今日的废历，虽有五十次以上的改制，亦仅不断有部分的改进。

完成这种伟大发明的战国时的天文学家，主要有楚国的甘公、魏国的石申等，据刘向《七》说，甘公著有《天文星占》八卷，石申著有《天文》八卷。

其次在战国时期，由于冶金业的盛行，又达到素朴的矿学原理的发明，这在《管子》中便有如次的记述：“山上上有赭者其下有铁；上有铅者其下有银……上有丹砂者其下有鉒金；上有磁石者其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从而又发现着素朴的物理学知识。（例如《吕氏春秋》：“磁石召铁，或引（吸引）之也。”）

文艺　先从两周文学的体裁说，自西周就有着韵文和散文的并行，前者如《诗经》，后者如《周书·金滕》篇。散文体由《尚书》发展到《国语》和《左传》中所包含的文学作品，技巧上已有着相当的成就，达到一种故事叙述的小说的体裁。在《庄子》、《山海经》、《穆天子传》中所表现的文学上的技能，已开始成为一种传奇小说的体裁。韵文体，像《诗经》的体裁，仍继续散见于群经诸子书中，如《国语·晋语》中的《暇豫歌》，《左传》“襄公十三年”的《子产诵》……等，只是文字之愈益清淡与通俗。从《诗经》的体裁到《楚辞》及《荀子·成相》篇与《赋》篇的体裁，从《孙叔敖碑》的所谓《忼慷歌》，《孟子》所谓《孺子歌》……等来看，可看出其一脉演变的形迹，这到秦汉以后又发展为词赋。

但体裁并不能体现为文学的流派，如《诗经》的“风”，多系民间歌谣，诗经中的“雅”、“颂”则为领主的作品，其中又有一部分为没落贵族的作品。《楚辞》是初期封建制向后期封建制交替时的领主文学。《穆天子传》、《山海经》、《吕氏春秋》里面所包含的文学作品，是新兴地主＝商人的文学。《战国策》中所述的苏秦张仪的文学作品，是游士亦即地主文学。“墨子”中所含的文学作品，是“庶民”文学。

歌舞在西周，已成为贵族的一种娱乐，但主要还是常与宗教仪式相联结；到孔子时，所谓“齐人馈女乐”，已主要成为供贵族享乐的游艺。同时在春秋时有所谓晋优施、楚优孟，他们正是后代伶人的前身。

西周的艺术作品，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只是一些供祀神用的钟鼎彝器，供贵族享乐的食器，战争用的兵器为主。其制作的精美与作风，已表现着所谓东方宫廷艺术的特殊色彩。

本章一般参考资料：

一、拙著：《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二四一——三八一页。

二、拙著：《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五编。

三、郭沫若：《先秦天道观之进展》。

四、新城新藏：《中国上古天文》。

五、顾颉刚等：《古史辨》。

六、刘歆：《战国策》。

七、拙著：《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

八、钱亦石：《中国政治史》。

（补）拙著：《中国民族简史》。

问题讨论：

1．“七雄”并峙的过程如何？

2．秦国如何能并吞六国？

3．庄园制衰落和郡县制代起的过程如何？

4．“合从”和“连横”运动的经过及其本质如何？

5．战国时代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有什么变化？

6．两周的宗教有何特点？

7．怎样去区分战国时代的哲学各流派？

8．两周文艺演变的大体情况如何？

第八章　进入专制主义封建制的秦朝（纪前二二一——前二〇七）

第一节　秦始皇的统一事业

开创一统之局　秦始皇继承商鞅以来的传统方针，依靠封建地主，次第灭亡“六国”。纪前二二一年亡齐后，基本上结束了封建领主的分立局面，开创了专制主义封建的“大一统”之局，把中国封建制往前推进了一大步。

完成一统之局的各项政策　“六国”灭亡以后，不只到处还存在着旧封建主的保守势力，且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都表现着封建分散性的支配作用。为完成一统之局的开创事业，以秦始皇为首的封建地主阶级，又继续推行了如次的各项政策。

（一）确立“名田”制度：即承认“田得买卖”，为地主占有土地的主要手段。（二）确立郡县制度：按郡、县、乡、亭划分全国各级行政区域，建立中央、郡、县、乡、亭各级政权机关，代替封邦分立与庄园封锁的情况。（三）改造文字，统一全国文字的书写：当时各地使用的“大篆”及由其改进的“蝌蚪文”，都不便书写，又不统一；李斯根据这两种文字，改造为简体的“小篆”，程邈根据“小篆”又制成更简便的“隶书”字。（四）战国时各地流行下来的度量衡，名称单位都不一样；重新订定度量衡制度，统一名称和单位。（五）统一币制：废除原先各封邦的货币，重新定货币为二等，“黄金为上币”，单位“镒”，铜钱为“下币”，单位“半两”。（六）发展交通和灌溉事业：一面“修筑全国驰道”（车行大道），一面开凿“鸿沟”（汴河），把济、汝、淮、泗各河联结起来，又大兴齐、楚、吴、蜀各地水利，同时开通阻塞水道的各邦堤防。（七）巩固国防：从西北到东北国境外的匈奴鲜卑诸族，长期进扰“塞内”，损害华族居民。始皇便于纪前二一五年，命大将蒙恬领兵驱走匈奴，以黄河南之河套地区划为四十四县，移入犯罪农民，并驻兵屯田；同时补缀秦、赵、燕三国原来所筑长城，西起临洮（今甘肃临潭），东至辽东，蜿蜒“万里”；又令太子扶苏与蒙恬坐镇今绥德一带，主持北面边务。另方面，开发南方，于今两广、福建及安南地方，设置南海、桂林、闽中及象郡四郡；又以犯罪农民等编成的军队五十万人，驻屯大庾、骑田、永明、萌渚、越城五岭，与越族杂居。这样，又树立了南面国防的基础——自然，越族曾蒙受侵略的损害。（八）改制礼乐：原来的冠婚丧祭之礼，是与固定于家族世袭的爵位制、身份制相合的；因此，便要求符合当前阶级世袭和皇帝地位特别突出的情况，加以改造（这种改造，到汉朝便完成了），把适合初期封建情况的周朝“大武”乐、“房中”乐，改造为适合当前情况的“五行”乐、“寿人”乐。这在当时，都有其进步作用，或进步作用的一面。

始皇为着贯彻其各项政策，一面亲自批阅各种重要文件，处理各项要务（他每日批阅竹简百廿斤）；一面常亲自巡视郡县和边疆情况，从纪前二一九年到他病死的九年间，曾先后出巡五次，遍历了今宁夏、陇西、山东、苏北、苏南、湖南、湖北、河南、冀东、晋北、陕北、浙江以及沿海和北面国境沿线，最后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于纪前二一〇年，在巡视中病死于沙丘（今河北平乡）。

秦朝的各项反动政策和措施　但秦始皇和其左右，还有自掘坟墓的各项反动政策和措施。

第一，他图实现其一世、“二世、三世至于万世”的皇统世袭迷梦，便最害怕人民起来革命，也担心野心家争夺政权、旧封主势力的再起。因此，（一）他搜收天下兵器，“铸为金人”，不许人民私藏；（二）迫令全国富商和“六国”遗臣，一律迁居首都咸阳，以便控制；（三）统制思想言论，不只对一切历史上过去的东西，特别对一切进步的革命的东西，只要是不符合其专制主义口味的，都加以严厉的取缔，不惜摧残文化和学人，实行“焚书坑儒”，以为这样便能防止其对人民的影响，达到“愚弄黔首”的目的。

第二，不知休养民力。“七雄”混战的结果，人民死亡甚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很需要休养生息。秦始皇却只知急躁“喜功”，不顾人民死活，动辄就征调几十百万农民，去从事远征、屯戍、筑长城，为其国防和开拓事业服役。尤其是秦朝政府，仅为着皇室的豪奢，也动辄就征调几十百万农民，到咸阳、长安等处，大修宫殿、别墅和坟墓，如在长安西北修筑阿房宫，便征调了七十多万人，在临潼东南骊山修建始皇坟墓，也征调了七十万人，从楚、蜀各地运输建筑材料等，还间接动员了不少人力。这同时又不能不加重人民的财政负担。所以说“民之租、赋”、盐、铁，“二十倍于古”；“屯戍”“力役”，“三十倍于古”。为防止人民的逃税、逃役和反抗，又制定各种严刑苛罚去镇压，如所谓“偶语者弃市”，赴役衍期者杀头，一人犯罪、罚及三族，一户违禁、比邻连坐……。

这种反动的政策和措施，尤其是所加于人民的徭役负担，对秦朝的兴亡，有着最主要的决定作用。

第二节　“名田”制度

土地分配和主佃关系　随着“名田”制度的确立，原来用买卖手段占有土地的地主，都得到法律的保障；同时，原先占有封地的贵族，也都变成“名田”制的地主。所以汉初的“古谚”说：“越阡度陌，互为主客。”因此，这种地主的土地占有，便获得全国土地关系中的支配地位。把公地占作私产的皇帝，成为全国最大的地主；一面霸占公地，一面买进土地的贵族和官僚，也都成为大地主；原来买得大量土地的富商巨贾，如寡妇清与倮之流，便都在政治上取得“比”于“封君”的地位。大地主的人口比例虽较小，但占有土地的比例却相当大，所谓“富者田连阡陌”，便是这种情况的反映。中小地主的土地占有，主要都是买卖而来的。大地主，中、小地主，主要都依靠地租，即剥削农民的剩余劳动过活。

另方面，占人口绝大比例的农民、贫民、手工工人等，绝大部分都“无立锥之地”，有地的，也多是耕地不够；他们要依靠农业生产过活，便只有去租种地主的土地，充当佃农、半佃农，或为地主“佣耕”，充当雇农。自有耕地或耕地不够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在秦朝，由于土地买卖的扩大进行，和盛行“兼并”，他们也多不断丧失土地，上升为地主的是少数。因此，佃农的数量又不断在扩大。

地主对于佃户，都使用一种强制的约束，规定其对半纳租（见“税什伍”），礼物孝敬，随时听其呼唤……且不得逃走和自由退耕（在汉朝已发现有这种主佃契约，估计秦朝也有这种契约存在的可能），这表现为农民仍对地主有人格的从属。此外，地主阶级又对农民进行高利贷和商品剥削。同时，农民还要给官家负担劳役、兵役、人头税等。

这种佃耕制度，较之庄园制的农奴制度，对于农民是比较好点的。当时农业生产技术，也较战国时进步，（《吕氏春秋》的记载和秦朝的冶铁事业，都表现比战国时期进了一步），加之秦始皇又曾兴办了水利灌溉事业。因此，秦朝的经济，是可能前进一大步发展的。但由于秦朝反动方面的措施，特别给人民赋税和服役负担，反空前奇重，不只使人民无力改进生产，且由于长期和不时的服役，不得不荒废生产。因此，他们终身勤苦，农业和家庭生活需要的手工制作，都由自家动手，还只吃得上豆、糠、藜藿之类的粮食和蔬菜，勉强活命。所以秦朝对人民的残酷压榨，阻碍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并迫得人民无法生活下去。

手工业和商业　秦朝所有冶铁、铁器、造币、织绢、陶器……等大的手工作坊和盐场，都掌握在官家和大地主手中。其生产不是与人民生活没好处，便在实行专利，操纵人民生活。这种作坊、盐场、矿山的工人，主要是犯人，其次是雇工和奴婢（奴婢也主要是由犯罪而来的）。由于这种大作坊对铁器等重要手工部门的专利，又妨害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中小工业者，一般只能从事一些粗工部门的制作。此外还有些手工工人，主要靠上门卖手艺过活。

国外贸易和大商业资本，也都掌握在官家和大地主手中，秦朝所有大商人都同时是大地主，所以说：“秦地富人，商贾为利”（《汉书·地理志》）。这种商业资本，主要依靠特权专利（如所谓“盐铁二十倍于古”），“粜贵籴贱”，“居奇致利”；不只操纵人民生活，并阻碍商业的发展。中小商业资本的“行商坐贾”，主要靠贩卖农产品和手工粗制品……等类东西，他们一面受大地主大商人的支配和剥削，一面靠剥削农民过活。秦朝“抑止末业”的法令，就在“抑止”他们和中小手工业者。

失业人口　秦朝又有大量农民、手工工人和贫民，不断从其生活职业中被排挤出来。他们为着生活的挣扎，或为官家、地主家庭、商店服杂役，或出卖子女以致“卖身为奴”，甚至沦为娼妓、流氓和盗贼。

第三节　“郡县”制度

阶级的构成　在秦朝，一面是皇帝、贵族、官僚、大地主、富商巨贾、豪绅及一般中小地主等，构成统治阶级，一面是农民、手工工人、贫民、奴婢、中小手工业者、中小商人、流氓无产者等，构成被统治阶级；但农民和地主是主要对立的阶级，而在地主阶级里面，又是大地主处在特权支配地位。因此在政治上，中小地主、中小商人、中小手工业者等，常表现其两面动摇的中间地位。

郡县制的政权性质　因此，秦朝的政权，依旧是封建统治阶级统治农民的政权。但基于“名田”制的地主阶级土地占有形态，不能像领主一样，各自组成独立性的政权去管理农民，只能组织联合机关去管理，并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全国统一政权，因此便产生郡县制的行政区域，以及中央→郡→县→乡→亭各级政权机关的行政系统。同时，由于谁也没有特权去单独掌握政权，而又谁也有参加政权的要求，便只有任用共同的代理人，因此便产生官僚及官僚选拔制度。

掌握郡县以上政权的，都是大地主或大地主的代理人；中小地主虽得掌握乡、亭基层政权，但他们一面要受郡、县的严格约束，一面又要执行当地大地主、恶霸的意旨；此外，他们一般便只能充任各级政权机关的属员。

各级政府的组织　秦朝的中央政府，由皇帝总揽全权，又设左右丞相（皇帝助手）、太尉（管军政）、御史大夫（助理丞相掌管秘书、监察诸政），组成国务机关；其下又分设治粟内史（掌钱谷）、廷尉（管司法）、少府（管山海池泽税收）、太仆（管车马）、典客（管外交）、奉常（管祭祀礼仪）、郎中令（管宫内警卫）、卫尉（管宫外警卫及屯兵）、博士（备顾问）等官。郡设郡守（管郡政）、郡尉（主管军事）、监御史（监视郡政）。县设令（万户以上）、长（万户以下）管理县政，县尉管军警，县丞管司法裁判。乡设三老管教化，啬夫管讼狱赋税，游徼管治安。亭设亭长，管一亭治安。各级官吏，都由皇帝任用。

法律　秦朝统治阶级为镇压农民，有所谓“坑”（活埋）、“斩”（砍头或腰斩）、“夷三族”（父、母、妻族）之法；有所谓“具五刑”之刑，即黥劓、斩左右趾、笞杀、枭首、菹其骨肉于市。犯所谓诽谤咒诅罪者，又先断舌。此外还有所谓“车裂”等酷刑。

第四节　“二世而亡”

揭竿而起　“天下共苦秦朝恶政”，到始皇末年，到处都酝酿暴动和反抗，民间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谣言。纪前二〇九年始皇病死，二世胡亥才登上宝座，就遍地燃起反抗的烈火，“始皇帝死，土地分裂”了！

首先揭起义旗的，便是雇农陈涉（今河南登封人）和吴广（今河南太康人）。是年七月（旧历），他们率领应征服役农民九百人，由河南经皖东北赴渔阳（今河北密云），行至安徽宿县大泽乡，为暴雨所阻不能前进。本来服役对农民就是一种生死的威胁，应役的人大多“九死一生”；而秦朝法律，逾期报到者又要处死。因此，他们便鼓动九百人，以树竿作旗帜，农具作武器，就地起义，占领大泽乡及蕲。他们又一面号召“天下共起反秦”；一面领兵西进，径攻今河南淮阳（即陈），沿途群众纷纷参加，到攻下淮阳时，已有步骑数万。农民军建号大楚，共奉陈涉为张楚王、吴广为假王，分兵攻取荥阳（今河南荥泽境）；周文分兵入武关（今陕西商县东），略关中，葛婴取东城（今安徽定远境），秦嘉守郯城，声势很大。同时，全国各地都揭起响应旗帜，形势相当有利。但由于农民军内部分化并出现反革命叛徒，加之在战略指导、军事部署等方面都有不少错误，任令秦军各个击破。秦军进向武关击破周文孤军后，便次第进攻吴广陈涉。而与吴广争地位的田臧，却于这时实行分裂，阴谋杀广自为上将，引起全军覆灭。秦军随即转向陈涉，涉退往下城父（今皖蒙城西北）；叛徒庄贾又不惜残杀自己领袖，实行叛变投降。至此，堂堂皇皇的农民军，便“分崩离析”了！另一农民领袖吕臣，虽又重振旗鼓，复攻占淮阳，捕获叛徒庄贾正法，再建陈涉的大楚旗号，但也没能把局势挽回。而吕臣的精神志节，却给后世革命农民留下了优良传统；反革命叛徒阴谋家庄贾田臧之流，则落得身败名裂，遗臭万年。

此后农民军的残余部分，如雍齿等，便被野心家刘邦之流所笼络，充任其窃夺政权的工具。如郯城守将秦嘉，则由于政治动摇，（他闻陈涉兵败，便拥立楚贵族景驹为楚王），为原先的同盟者项梁所借口击杀，部队被并吞……。

但是，农民暴动虽失败了，却由它展开了亡秦的局面，来结束秦朝的暴虐统治，也替此后的革命农民，提示了“揭竿而起”的信心。

六国领主死灰复燃　在陈涉吴广的暴动义旗号召下，企图“死灰复燃”的“六国”领主残余分子，便纷纷利用机会相继起事，恢复六国名称和王号。纪前二〇九年旧楚贵族项梁项羽叔侄起事于吴县，占据江东，并进军江北，拥立楚怀王孙心为楚王，都盱眙；旧齐贵族田儋，据今章丘临淄一带称齐王；魏公子咎据魏旧地称魏王；韩广据燕故地，亦自称燕王。纪前二〇八年，张耳陈余奉赵公子歇，据今河北邯郸、冀县一带赵故地，称赵王；张良说项梁立韩公子成为韩王，良为司徒（至纪前二〇六年，项羽复封成为韩王，居韩故都阳翟——今河南禹县）……。此外“六国”遗族、遗臣、野心家，也都纷纷起事，据地称王，恢复六国名号，所以田儋以外，又有田假之齐；魏市以外，又有周市之魏……。

他们在起事之初，都利用农民军声势，多与陈涉联系，缔结同盟。随着农民军势力衰落，他们力量成长，便一致奉楚怀王孙心为宗主，接受项羽节制。

刘邦起自沛　刘邦出身沛县的小有产者家庭，是为秦朝地主阶级服务的泗上亭长，平日行极无赖，结交一班流氓朋友，勾结官府，和沛县小吏萧何等要好。

他看到农民暴动发生后，秦朝天下已“土崩瓦解”；为着保卫地主阶级的利益，自己乘机携取权力，便聚集无赖起事，与萧何等里应外合，杀沛县令自为沛公。不少地主分子（如王陵等）都投奔他。

他最初力量很小，也一面佯奉楚怀王孙心为宗主，并与项羽结为兄弟；一面扩充自己力量，吸收得力干部，阴谋笼络农民军（如雍齿等），利用农民军的力量为自己打江山。张良又教他尽量扩大同盟者，减少自己敌人。（所谓“王佐之才”的张良，就因他是当时有一套战略策略思想的人物）。

纪前二〇七年，刘邦乘虚入关攻下咸阳，秦王子婴投降。他一面收取皇帝印绶、重要图籍；一面宣布废除秦朝一些苛政，和“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三章”“约法”，并封存秦室府库，表示他并不反对秦朝的制度，去取得所谓“父老”（地主阶级）的赞助。因此，所谓“秦民”皆“大喜”，要求他留在陕西为王。他因此又大大扩充力量，并把韩信吸收到自己方面。

楚汉之争　至此，事实上已成为刘项相争的局面。

项羽闻刘邦进占咸阳，甚为慌张，即领四十万大军进关，屯兵临潼，召刘邦会于鸿门，并纵火焚烧秦宫室，屠杀咸阳人民。他封刘邦为汉王，都南郑，同时封秦降将章邯等三人，三分秦地，以为牵制；又另封诸侯十余人，约定各守疆土。他自己领兵东归，建都彭城（今徐州），国号西楚，自以为这样就恢复了战国封主的局面，天下可相安无事，不知历史是不走回头路的。

获得地主阶级支持的刘邦，便一面委曲接受项羽册封；一面积极培养力量，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一面派间谍，分化项羽内部，收买项羽部下（如彭越、黥布等），挑拨诸侯和项羽的关系，使其背楚依汉，或严守中立；一面派韩信领兵经略今河北山东一带。纪前二〇六年，他便自称汉帝。纪前二〇五年，会项羽领兵去山东攻齐，刘邦便合降附诸侯之兵，乘虚攻占西楚首都彭城，但被项羽回师打得落花流水，死亡二十余万。刘邦退至荥阳，得萧何韩信救援，战局成相持状态。

在双方相持于荥阳、成皋、广武（均今荥阳境）的期间，刘邦一面采取残酷手段，引水灌废丘，底定三秦，巩固自己的后方；一面派间谍令黥布公开揭出汉王旗帜，夹击西楚后方，同时令彭越从西楚后方发动事变；一面令韩信攻取齐地，以便从东面夹击彭城。到纪前二〇三年，刘邦就完成了这种部署：黥布在南、彭越在西（梁）、韩信在东、刘邦自任正面，形成对彭城的四面包围形势，并断绝了项羽的粮道。纪前二〇二年，刘邦最后将包围圈缩小到垓下（今安徽灵璧东南）。项羽听到“四面皆楚歌”，知道他分防在外的部队大概都已投降刘邦；粮尽援绝，便突围渡淮河，到达今安徽和县乌江岸之四溃山，为汉兵追及。项羽率左右卫队二十八人，依山为阵，杀汉军共数十百人。左右多战死，项羽自杀。至此，刘邦便统一了中国。

第五节　结语

专制主义的封建统一国家，比分立的初期封建制前进了一大步；秦始皇在开创这种封建统一国家的事业上，是起了进步作用的。秦朝的灭亡，是由于其反动方面的政策和措施，自坏根基，迫得人民无法生活下去。

反秦的各种势力，农民军方面，由于当时不可能有进步阶级的领导，其错误和弱点不可避免，也不可能有远大前途。因此，他们只能起推翻秦朝统治，打开局面的作用。代表旧封建领主残余势力的项羽和各国诸侯，在政治上比刘邦处在复古反动的地位，历史不往回走，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当时的历史，才进入地主阶级的专制主义封建制时期，刘邦所代表的，正是这个还有历史前途的地主阶级；加之张良所教导给刘邦的战略步骤，在当时也是对的；同时，他阴谋笼络的农民军，在军事方面是帮他起了决定作用的。

本章一般参考资料：

（一）拙著：《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五篇。

（二）拙著：《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

（三）范文澜等：《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第一章。

（四）章嵚：《中华通史乙编》第一篇。

（五）桥本增吉：《东洋史讲座》二卷一章；伊东忠太：《东洋史讲座》十一卷二章三节。

问题讨论：

1．略分析秦始皇的进步性和反动性。

2．秦朝的经济性质、政权性质如何？

3．秦朝如何灭亡的？

4．各种反秦势力的阶级性质如何？

第九章　专制主义封建制发展的两汉时期（纪前二〇六——纪元二一九）

第一节　“汉承秦制”

刘邦衣锦还故乡　当楚汉争持时期，刘邦为孤立项羽，扩大自己力量和同盟军，对各方面都采妥协方针。他对那些背楚依汉的诸侯王（如燕王臧荼、韩王信、赵王张耳等），都承认其封邦割据；对那些弃楚投汉的实力分子，也都分地封王（如韩信楚王、彭越梁王、黥布淮南王）；对被利用的农民军，都表示优容。但代表地主政权的刘邦很明白，这都是他政治上的异己分子。所以他打垮项羽后，便又积极实行其削除异己的方针。因此，想依靠刘邦来恢复封主制度的张良，不得不被迫逃亡；各异姓诸侯王更不得不表示戒备、反对和反抗，刘邦便借口他们“谋反”，一个一个的处死、灭族、取消封地。为他们利用的那些农民军大头子，也终于一个一个被处死。这种农民军的下级官和战士，他们为刘邦打出天下，自己却没得到利益，都很不满意（如所谓“沙中偶语”，就是这种情况的暴露）。刘邦害怕他们又暴动，便顺着他们的要求，一律分给耕地和住宅，遣散还乡（而况这同时又复员了农业人口）。

至此，他便完全恢复了地主阶级的统一政权，并很得意回到沛县，向其所谓“父老”的故乡地主们，夸耀自己的本事和威风。

一承秦旧　因此，汉朝的社会情况和各种制度，基本上都和秦朝一样，只是有进一步的发展和更完成，也就是说，它在本质上，是秦朝的延长。

集中表现在政权组织和行政制度上，从中央到郡、县、乡、亭完全和秦朝一样，只是名称有些改变。在中央政府，除另设太傅、太师、太保三太外，曾改称丞相为相国，后又改称大司徒；太尉改称大司马，后又改称大司马、大将军；御史大夫后亦改称大司空。这三种官职又统称为“三公”。其他奉常后改名太常；郎中令后改名光禄勋；廷尉曾两度改名大理；典客曾改名大行令，后又改名大鸿胪；宗正后改名宗伯；治粟内史曾改名大农令，后又改名大司农。这九种官职又统称为“九卿”。郡、县、乡、亭各级，汉初全同秦朝一样。只是郡级不设监御史，由丞相随时派员一人，监察数郡；武帝时成为常制，称部刺史；以后又演进为中央与郡之间的州级政权机关，主官为州刺史或州牧。郡守后亦改名郡太守，郡尉改名郡都尉。但在另方面，由于刘邦曾封其兄弟子侄分王各地，形成所谓“诸侯国”。这种“诸侯国”的政权组织和行政系统，除特设太傅辅导诸侯王，内史管民政，太尉称中尉外，自丞相以下全同中央系统一样，其所有官吏的任用和罢免权，也都由皇帝掌握。这等官吏，一面对皇帝负责，一面又对所在国诸侯王负责。这常表现皇帝和诸侯王权力的冲突，到文帝和景帝时并常爆发为公开斗争。而此，正反映了专制主义封建制和诸侯国所体现的封邦制残余，是相互矛盾的。所以到景帝时，所谓“吴楚七国之乱”平定后，各“诸侯国”原先的封地便全同其他郡县一样了，军民财政全由中央直接管理；各诸侯王和其家族都长期留住首都，对其封地的行政完全无权过问，只由中央分配一点赋税收入去养活他们。因此，刘邦以为不分封亲族来拱卫中央，是秦朝灭亡的一个原因，他便划出一部分国土去分封亲族，却正是他的复古措施。其他汉朝所封列侯，实际上，除去有多少户的食税特权外，便只是一种虚设的爵位。

参加政权的各级官吏的选拔，最初也完全同秦朝一样，由皇帝随意任用。文帝以后，便慢慢规定出所谓“贤良方正文学”与“孝廉”选拔的一套办法，即“贤良方正”限令公卿郡守和诸侯王每年向皇帝选荐，“孝廉”各郡由太守每年选荐一人。这比秦朝完备，也正由于汉朝的中间诸阶层比秦朝发展。但所谓“贤良方正”“孝廉”的条件，不只是地主阶级出身的人才能具备，而且那正是最忠实于汉朝专制封建主义的典型人物。事实上，充任郡县主官以上重要职位的，并不经由选举，而是贵族、官僚、大地主的特权。他们选拔人才，照顾地位、门户、亲故关系，被选的也大都是大地主的子弟；而贵族、大官僚的子弟，还有所谓“荫袭”的一个捷径，一般富人也有买官的捷径。出身中间阶层的分子，即使被选，也大都只能充任闲职、属员和三老、亭长。因此，所谓选举，不只对于农民，而且对于中间阶层，实际是一种欺骗。所以当时的童谣说“孝廉不廉”，“富贵者贤”。

汉朝又规定各级官阶的一定月俸（如三公、三太万石，州牧、郡守之类二千石，谒者、仆射之类比二千石……九卿属员则少到一斛以下），这也比秦朝完备；但也表现了官僚制度的发展，做官成了最发财的买卖——所以后来便直接称其官位为“二千石”、“一千石”……。

汉朝行使政权之具体表现的法律和刑罚，基本上也同秦朝一样。只是刘邦知道秦朝那些严苛的法令，残酷的刑罚，曾引起人民普遍反对，所以他入关后曾宣布“除秦苛法”。但此不过在收买民心，事实上并无重要改变，如所谓“夷三族”、“具五刑”、“挟书之禁”、“诽谤妖言之罚”等等，依旧实行。只是从吕后以后，相继废除妖言令、收孥相坐之法、肉刑（即以剃光、戴铁镣和打屁股代替刺面、割脚胫、斩脚趾）、宫刑，并改磔刑为杀头，还不断发布减省刑法的诏令。但这也不是完全可靠的，为维护其统治，去镇压反抗的人民，他们随时又拿出各种严刑苛罚的新花样来。所以前汉自武帝以后，后汉自和帝以后，刑罚反愈来愈残酷，并出现了严延年、义纵、张汤、赵禹之流的著名“屠伯”和酷吏（参看《汉书·酷吏传》）。

法律方面，萧何根据李斯所制秦律：“具律”、“盗律”、“贼律”、“杂律”、“捕律”、“囚律”，另加“兴律”、“厩律”、“户律”，共编成所谓“九章之律”。此外又有所谓“钱律”、“酹金律”等。以后又不断补充：叔孙通制订“傍章十八篇”，张汤制订“越官律二十七篇”，赵禹制订“朝律六篇”，合成汉律的全部内容。其基本精神，完全在约束人民，保护地主阶级的特权、财产和统治秩序。而且这种地主阶级的法律条文，也是不可靠的：他们不只可以随意解释，并随时可以用命令去改变、补充或取消，而况皇帝放个屁，也都是不容侵犯的“圣旨”。所以汉朝除法律条文外，又有所谓“令甲”、“令乙”、“令丙”，内容都是皇帝的命令，效力在法律以上。

汉朝保卫和行使政权主要工具的军队，也较秦朝有更完备的制度。首都有名叫“南军”的警卫军、名叫“北军”的常备军的建制，武帝时又将“北军”扩大，以原有“北军”仅成为其中之一部，名“城门校尉”，另增建工、骑、水、步、射击、“虎贲”等八“校尉”；两军兵士，均系征自京畿和全国有武艺的民间子弟。此外在地方，各郡设材官（步兵）、车骑（骑兵）、楼船（水兵）（但根据各郡情况，或兼设，或仅设一种），征调各该郡壮丁入伍受训，调遣出征则听命中央；并无固定编制，有事征发，无事遣散，武帝时渐成常备，便又杂以罪人和募兵。

因此可以说，汉朝在各方面，都是秦朝的发展，都比秦朝表现得更完备。

第二节　经济发展情况

汉初的农业复员政策　秦末社会已很穷困，因兵役和劳役的结果，人口已大大减少；秦汉交替期间，人口更大量死亡和逃藏，生产受到更惨重的破坏。刘邦做了皇帝后，便是满目荒凉，人烟稀少，社会空前穷困，宰相只能乘牛车；加之遍地饥荒，石米值五千钱，人吃人，“死者过半”。据说当时较秦朝几减少三分之二的人口。因此，恢复生产，是当时的迫切要求；而恢复生产的中心问题，又在于劳动人口的复员和增加。

在这个要求上，刘邦曾采取以下的一些步骤。（一）藏匿山泽的人民回家务农者，宽恕其逃亡罪；（二）宣布赋税减半为“什五税一”，垦荒地的免收数年地税；（三）大量遣散军队回家，分给较好的住宅和田地（这同时也制造了不少中小地主和自耕农）；（四）压制中小商人，迫令他们弃商业农（大商人都是大地主，他们也不会去种地，则属例外）……。到惠帝和吕后时，情况便比较好点了，但是还深感劳动人口不够。因此便一面限令人民提早结婚，女年十五到三十不嫁的处罚；一面明令不准中小商人即“市井之子孙”做官（大商人的子孙是可以用大地主的身份去做官的），仍在迫使他们去务农。但同时又解除限制商人的一般法令，以便利大商业资本的活动。文帝景帝，都继续执行刘邦以来的一贯政策，文帝并贷给农民粮食和种子，一度减田赋为三十税一，一度完全免收，又减低人头税为一算四十分；景帝正式规定田赋为三十税一，又以卖爵的收入救济今陕北旱灾……。生产便大大发展起来，人口也大大增加了，因此便有武帝初年的富足情况：“皇帝的府库里装满数不清的钱财”，“田赋征收的粮食，仓库装不了”；“地主阶级都能吃好穿好的”，“骡马千百成群”；“一般人民，只要不遭水旱等天灾，也都勉强可以活命”。

地主阶级越富农民越穷　汉初七十年间，虽实施了发展农业的改良政策；但在“民得买卖”土地，“富者田连阡陌”，“又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基础上，随着生产的发展，地主阶级越发财，农民反越加穷困了。

这由于在赋税和徭役方面，汉朝政府规定，从皇帝、贵族、官僚直至“三老骑士”，都免除负担，有钱人又可以出一次钱，就免除终身徭役；因此，负担便完全加在人民，主要是农民身上了。人民的负担，除对半的地租，十五或三十分之一的地税外，一开始就有人头税（七岁到十四岁年缴廿三文叫做“口赋”，十五岁到五十六岁年缴百廿文叫做“算赋”），徭役税（法定每人每年赋一月兵役，要免役的出钱三千；戍边三日，要免役的出钱三百，叫做“更赋”）以及居住税（“户赋”）、舟车税、牲口税、军事税（“军赋”）等等，临时捐税、徭役都不在内；另外还有矿税、渔税、盐税、市场税（即所谓“山川园地市井之税”）等等。这而且都是越来越重，特别到武帝时连年对外用兵，一面被动员广大人民参加战争，直接妨害生产；一面由于军费开支浩大，政府财政空前困难，压榨人民的能手东郭咸阳、孔僅、桑弘羊之流，又想尽各种无微不至的办法，去吸取人民最后一点血。

另方面，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地主阶级，尤其是大地主阶层便从赋税、地租、官俸、贪污、高利贷、冶铜、铸钱和盐铁专利、商业操纵等等方面，不断积累财富。如在贵族大地主方面，像吴王濞之流，则利用特权地位去多方剥削；在“富贾”方面，如邓通之流，则“乘上之急”，与皇室“郡县通好”，携取铸钱和盐铁等方面许多特权；一般大商业资本，又利用人民穷困，贱价买进其生产品，当他们生活需要时，又以高价卖出，“操其奇赢”。凡“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而又是其生产和消费所必需，如盐、铁、铜、布等类东西，他们都把质量做得很坏，价格定得很高，以要挟“贫弱”，甚至“强令民买之”。在农村，则“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他们利用其财富和地位，又尽量无限制的去兼并土地。有地的农民以至中小地主，便不断丧失土地。一般农民的生活则越来越困难，卖子女和溺死子女的惨相，也越来越普遍。这种现象，在文帝时已经很显著，不过到武帝扩大对外侵略以后，情况就越来越严重了。

武帝的对外扩拓事业，是得到大商人地主支持的，为着尽量设法刮削，去支持浩大的军费开销，便任用著名“富贾”东郭咸阳、孔僅、桑弘羊等管理全国财政、税收、盐、铁、铸钱等事宜。他们又呼朋引类，把其一流人物都援用到这些政权部门，将这些部门完全控制，他们的私家商业资本就直接和政权结合起来。因此，便把这些事业都拿回到国家的名义下去经营，而又利用政权力量，把铁器食盐等的质量更减低，价格却定得更高，到各郡县遍设机关，强制分卖给人民。又滥造货币，提高货币定额（铸造名为“白金”的银锡合金三品，大者圆形龙文，额定三千钱，次方形马文，额定五百钱，次椭圆龟文，额定三百钱；另用鹿皮制皮币，方尺大，额定四十万钱）。实际结果便是货币不值钱，人民受损失。他们又借口私家隐匿资本不交营业税（叫做“算缗钱”），便派遣大批官员赴各郡，名为“治缗钱”，实即借名搜索，“共得钱好多万万，奴婢以万计，土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多顷”，农民和许多中间阶层的家庭都破了产，也有不少大地主、大商人受到损失。为着军粮供应，又令人民输粟“边郡”。此外，又有操纵全国物产的所谓“均输法”，酿酒专卖的“榷酒法”，卖官赎罪也更为盛行……。因此情况就变得很坏了，加之许多地方又遭天灾，数年无收获，山东被水灾的地区近三千里。人民无法生活，不仅犯法的特别多，靠小偷和抢劫过活的人们，遍地皆是，并且不少地方发生民变（即所谓“盗贼起四方”）。而另方面，地主阶级，特别是大地主阶层，却依旧那样在压榨人民，度其豪奢腐化的生活；“世家子弟富人”，依旧在“斗鸡走狗马，弋猎博戏”，欺侮“齐民”。

昭宣的改良和“代田法” 　武帝在临死以前（他死于纪前八十七年），看到情况的严重，便觉得应该休养一下民力来补救。昭帝即位以后，霍光帮助他又实行了一些改良，如免除酒税，减轻赋税，派员赴各郡县抚慰人民。宣帝初，继续执行这些政策，并减低人民担税，如人头税一算减去三十钱。这对于当时社会矛盾，都起了一些缓冲作用。

特别重要的，由于汉朝百多年来生产（特别是农业、采矿业、炼钢业）发展的结果，促起进步生产技术的发明和生产力的提高。这具体表现为武帝末年的赵过“代田法”。赵过根据畮中开圳的情况，研究出一种又能耐旱又能多收的精耕办法；同时又研究出皆“便巧”的“耕耘下种田器”，如用二牛三人的“耦犁”，一天能播种一顷地的“耧车”……，由“大农”衙门雇巧工照样制作，发给人民使用。他又约合“乡”“里”老农，使用这种新技术，新耕作法试验，取得经验后，便向河东、三辅、太常各郡推行。但人民缺乏牲口和劳动力，他又教人民用换工办法解决（“教民相与庸挽犁”），结果，“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畮，少者十三畮”，比个人独自劳动的效率大得多。因此，“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荒废的土地又渐渐开辟起来”；到昭帝时，“逃亡的农民也不断回来了，荒地就开得更多了”。因此才有宣帝时的小康情况。但由于阶级剥削情况没有改变，随着宣帝又进行对外战争，以及“富贾”寿昌等出掌漕运钱粮、大事搜刮的结果，好景又很快就过去了。

纪前四十九年元帝登基，全中国又陷入水灾和饥荒的状态，到处饿死人。萧望之、周堪等虽然又帮助元帝，采取了一些改良步骤，如撤销一些不必要的机关、卫队，发粮救济穷人，把荒废的官地分给贫民，贷予人民粮食和种子。成帝初又减低人头税。但此仅能把情况暂时稳定了一下，社会又极度不安了，饥荒和天灾又重新袭来了！

王莽的井田制　据师丹当时向哀帝建议的分析，认为社会不安，人民穷困，是由于“贵族、富贾、官僚、在野的大商人，大地主积累了无数万万财产，因而贫弱的农民便愈来愈穷困”。因此他主张限制他们占买田地和役使奴婢的一定数量，把其逾限的田地和奴婢都交出归公。他的建议自始便受到大地主丁傅们的反对。

到纪元六年王莽称“假皇帝”前后，社会情况的混乱，人民生活的恶化，便到了难于继续下去的情况。王莽、刘歆之流，认为只有恢复初期封建庄园制，即所谓“井田”制的情况，是解决当时土地关系和其他社会矛盾的最好办法。所以到纪元八年，王莽自己做了“大新”皇帝后，便按照《周礼》的条文，一一拿来实行。那虽然打击了“富贾”和一切兼营商业的大地主，而土地买卖被禁止，工商业的活动被限制，土地都收做所谓“王田”，中间诸阶层也受到致命的影响；对农民并没有半点利益，只是前途更黑暗。历史不往回走，王莽的“井田”制便根本失败了。

后汉生产的恢复和衰落　两汉间全国农民大暴动，统治阶级大量屠杀暴动群众，尤其是统治阶级相互间争夺政权的混战结果，人口死亡很多，并出现了大量无主的荒地。据记载，光武二年（纪元五十七年）的人口总数仅二千一百余万，较前汉末减少三千八百多万；后汉的耕地面积，始终没有达到前汉的数字。这当然可能有夸大。农民暴动的根据，本来就是一个土地问题。因此，矛盾又相当缓和了。

刘秀从农民暴动的血泊中窃取政权，维护了前汉的剥削关系，连一切租税名目和定额，也大都没有改变，只是“富贾”有更多的特权。他做皇帝不久，农民又开始暴动起来。刘秀知道农民暴动的厉害和他们的要求，所以他立即宣布，把一部分无主荒地分给暴动的农民。他的儿子明帝，也继续把一部分无主荒地，分给无地农民。因此，矛盾缓和下来了，生产也渐次恢复了。

但后汉的大商业资本，却比前汉更猖獗。王符说：“今举世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商邑翼翼，四方是极。”（《潜夫论》）这说明当时都市的繁盛和商业人口的众多，也反映了大商业资本的活跃。特别由于不少“富贾”跟刘秀一道反对王莽，反对农民军，都成了贵族，官僚、地主、大商人三位一体的结合程度也更高，大商业资本对社会的支配力便更大了。他们役使中等商人和中等地主即所谓“中产之家”，为其在商业和高利贷方面起中间的经手作用；高利贷资本，便这样深入到全国城乡。因此，他们对土地的兼并达到了可惊的程度，许多“富贾”在连州连郡都占有土地。这也说明了他们给了社会生产以更大的阻碍和破坏力。其他，皇室、贵族、官僚、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也并不比前汉好些；特别是前汉遗留下来的，失去官位的官僚和其家庭，回到农村，更是称霸一方，残酷的支配农民。所以后汉生产，始终没能达到前汉的水平。

明、章时起，连年对外战争，国力又受到不少消耗。因此，到和帝末年生产就表现衰落，社会情况就表现不安了。在这种基础上产生了外戚和宦官的相互抬头、专政，及相互残杀。其党羽都遍布城乡，亦皆无法无天。这又不断加重了对人民的压榨和人身摧残。所以从和帝以后，社会生产便日趋衰落，无复起色，形成封建性的慢性农业恐慌，以至于冲帝以后的总危机。

两汉的商业和手工业　两汉的商业资本比秦朝发展，特权大商人垄断盐、铁等专卖权，以致从事铸钱；在布绢、粮食、肉干、丹药、酱、油、豆豉等方面的买卖，也都有大商业资本经营的店坊。他们的活动范围相当宽，还经营国外贸易，以铜器、铁器、兵器、丝绢等类东西，去换回马、骆驼、皮毛、宝玉、珊瑚、琉璃、玛瑙等。主要的国外商路，一是西北，一是西南。探听商路的冒险家张骞、班超等，都到过中亚；班超又派甘英去访问罗马，曾达到波斯湾，后来罗马也派人经海道到达中国。

中小商业资本也比秦朝发展，营业活动的范围也较宽了，特别是人数大大的增多；为商人所屯集的全国各大都市，其中大部分是中小商人。

由于商业资本的发展，那些大都市，如长安、洛阳、郑州、南阳、邯郸、成都、临淄，都相当繁盛，当时所有的主要商品，都可以买到；在西汉末和王莽时期，南阳成了大商人聚集的地区。

手工业有着相当的发展，特别是采矿、炼铁等业的发展。手工业生产力的进步情况，具体表现为冶铁风箱，在前汉发展为“排橐”（即一排几个风箱的复制），后汉发展为用水力去鼓动的“排橐”；也表现为前汉“耧车”，后汉翻车渴乌（即水车）等的发明，以及造纸术的发明和进步……。

冶铜、冶铁、煮盐、铸钱等大手工业，武帝以前，汉朝政府同秦朝一样，只特设铁官、盐官等征税机关，把特权让给贵族和“富商巨贾”；从武帝以后，便由政府收回直接经营。此外政府自己还有兵器制造、织绢、织锦、礼器、用具诸器物制作等等作坊。这等手工作坊和盐场矿场的工人，主要是雇用的失业农民，其次是犯人和奴婢。

私家手工作坊，种类大概也比较多了，从记载上可以考知的有榨油坊、作酱园、制肉坊、棺材作坊、缝衣店等等。大抵这种作坊，都带徒弟和用伙计。农民的家庭手工业，据王莽所说，其生产和消费必需的东西，只有盐、酒、铁、布、铜、冶“六者”，“非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但有些地方的家庭妇女，据说也织布，绩线是很普遍的。王莽所说，大概是全国一般情况。这种家庭手工业的结合，还反映了在苛重压榨下农民生活的艰苦，但此却障碍了独立手工业和中小商业资本发展的前途。

此外，金属器、玉石器、陶器、漆器、砖瓦、染织刺绣等制作技术，从遗物考察，均颇细致、精巧，可想见其进步情况。尤其是建筑技术的发展，如武帝时的建章宫、太液池、上林苑、昆明池、井干楼、神明台等，据传均极壮丽，特别是井干楼和神明台，均高五十丈。这从现在发掘的一些石室遗址（原为庙前或墓前的附属建筑），如孝堂山石室（山东肥城）、武氏祠石室（山东嘉祥）、两城山石室（济宁），以及登封、绵县（四川）各地的石阙遗址（如太室、少室、武氏祠、平杨等石阙）来看，也可概见其情况。

第三节　阶级矛盾的发展

王莽变法　汉朝地主阶级的政权，是从农民大暴动的火焰中取得的。所以他们很知道农民暴动的厉害，也知道农民的根本要求就是土地。因此，早在纪前一百七十年代，由于阶级矛盾发展的现实情况，贾谊（当时地主阶级的政论家）就向文帝提出警告。他说：一方面“残贼公行”、没有限制，一方面农民穷得可怜，“年岁稍微不好，就要卖子女”。“为何这样严重的形势，大家不知警惕！”“倘有人登高一呼，聚众暴动起来”，“各地又纷纷响应”，那还来得及么？到纪前一百六十年代，晁错又向景帝提出同样警告，他说：“饿着肚子没饭吃，赤着身子没衣穿。连慈母也管不了儿子，皇帝还能管得了人民吗？”因此，他们都主张减轻赋税，限制商业资本和高利贷活动。但他们还没有提到土地问题。

到纪前一四〇年武帝登基以后，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形势发展得更加明显。因此，董仲舒便直接从土地问题上，向武帝提出意见：认为秦朝灭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土地买卖的无限制进行，以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又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小民安得不困！”当时的情况已不比秦朝好，于是他又提出四项建议：一、“限制大地主买占田地的一定亩数”；二、“盐铁事业归民营”；三、“减轻人民的赋税和徭役”；四、“禁止买良家子女做奴婢，不得任意杀人”。他这种改良的主张，不只反映了农民和地主阶级矛盾情况的严重，也表现了中小地主在土地“兼并”问题上，与大地主利害冲突的程度，各阶级阶层在盐铁问题上，与大商人地主利害的矛盾（当时地主阶级内部对这个问题的争执内容，《盐铁论》说得明白）。

到纪前一百年代以后，便不断发生农民暴动了。武帝末的纪前九十八年，“群盗起四方”；特别在山东，到处卷起民暴，攻城、杀官、释放囚犯、抢夺兵器。成帝时（纪前三十三——七），有郑躬为首的四川广汉囚犯（犯罪农民）暴动，樊并为首的河南尉氏农民暴动，铁工苏令为首的山阳（今山东金乡境）手工工人起义。到哀帝时（纪前七——一），连首都西京，也常起谣风，发生骚动，可想见情况的严重程度。因此，当政的师丹、何武等希图挽回局势，便正式宣布，限制贵族、官僚、商人、豪绅“买占田地均不得过三十顷”，大贵族役使奴婢不得超过二百人，小贵族不得超过三十人；“超过限度的没收充公”。这种并不能给农民解决问题的改良办法，也受到大官僚地主丁傅、董贤之流的反对，又搁置起来。这又一次表现了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

因此，在阶级斗争情况激化的基础上，地主阶级内部的政争，又具体演化为“安刘”和“易姓”两派。“安刘”派主张仍支持以刘氏为中心的政权，维持现状，与商业特权有利益关系的大地主为骨干；“易姓”派即拥王派，以王舜、平安、刘歆、哀章等为首，他们都是没有商业特权利益的大地主，主张“变法”，即主张恢复初期封建制，来和缓农民的土地要求，挽救地主阶级的统治。前者以所谓“经今文”《春秋公羊传》等为理论根据，后者则以所谓“经古文”《周礼》等为纲领。两派的主张又都和中小地主的利益有矛盾，即前者的商业特权与其对土地的兼并情况，后者的初期封建庄园制，都不能符合他们的利益和生活要求；对于农民的生活利益，更是根本矛盾的，对其他中间阶层的利益也都有矛盾。

纪元六年三月，王莽称“假皇帝”代行皇帝职权，“易姓”派便把“安刘”派从政权中排挤出去，排演其复古主义的“变法”主张。因此便引起两者间的武装冲突，刘崇起兵，想攻占大商业都市南阳，作“反莽”巢穴；翟义联合刘宇刘信等起兵于东郡（今大名、东昌一带）。但都被王莽派军打败。纪元八年十二月，王莽做真皇帝，国号“新”。

他们“变法”的主要内容：（一）全国土地的所有权都属于王，各人家的奴婢都可以作为从属，均不得买卖；现下占有土地的人，自己只有从属男丁八人以下的，只能留田一井，作庄园主，多余的分给亲族和邻里。（二）封功臣三百九十五人为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同时“析土地、立万国”，重建“五等”“五服”的领地制；他们分占领地叫做“食王田”。（三）废除汉朝币制，另造金、银、龟、贝、钱、布共二十八品。（四）于全国五大商业都市设五个机关，负责于每年二月评定一次物价，为上中下三等，不许人民私定和改变；同时粮食布匹过剩时，由他们按定价买入，缺乏时再按其时定价卖出，这叫做“五均司市师”。（五）私家不得对人民放债，由“钱府”办理赊贷事业。（六）实行“六管”，即盐、铁、酒、山林川泽、五均赊贷、铸钱六项事业，由官府设六种机关办理，不许私家干这些买卖……。这在他们的主观上，可能有些改良的意思，特别想把“富贾”们大大限制一下。但把农民再送进农奴制的牢狱，把全社会再推回到庄园制状态去的勾当，是行不通的。加之“吏缘为奸”，“刑罚深刻”，复“数横赋敛”；以致“民皆不便”，“百姓愦乱”，“农商失业”，“民涕于市道”。结果，天下大乱，“盗贼群起”。

赤眉绿林大暴动　在王莽称假皇帝的第二年，首都长安附近郡县的农民，便以赵朋、霍鸿为首，举行武装起义；人数十余万，杀贪污，烧衙门，并进兵围攻长安，便放出了大暴动的信号。纪元十四年，五原代郡农民又发生暴动，每数千人一股，邻近各县都被卷入……。

到纪元十七年，大暴动火焰在全国各地都燃点起来了。在江南，有临淮瓜田仪为首的一股，攻占会稽、长州。在湖北，当阳农民首先起义，以新市（京山）人王匡、王凤为首，占据绿林山，称绿林兵，后进到南阳，又改称新市兵。义旗揭出后，附近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响应，马武、王常等为首的一股，攻占南郡（今江陵），称下江兵；陈牧为首的一股，起自平林（隋县），称平林兵……。新市、下江、平林合流，迅速就形成为一支决定时局的农民大军。在山东，以临沂吕母为首的农民首先起义，他们聚众杀县官，群众争先参加，很快就发展到几万人。纪元十八年临沂、莒县一带的农民，尤其是饥民，纷纷暴动响应；其中以临沂人樊崇为首的一股，占领泰山，声势最大。泰山成了暴动农民的根据地。吕母死后，其所部农民军，合逢安、徐宣、谢禄、杨音等为首的各部，共与樊崇部联合，推樊崇为领袖，称赤眉军（因用赤色染眉）。他们便形成又一支决定时局的农民大军。此外相继起义的，在河北有王郎为首的农民军，在黄济两河之间的，有铜马、大彤、高湖、重连、铁胫、大枪、尤来、上江、青犊、五校、檀香、五幡、五楼、富平、获索等军，其他各处，也大都有农民暴动发生，形成农民武装。但他们都根据其素朴的思想和要求行动，加之其领袖多出身流氓，以致彼此都不统一，各自为战，甚至被地主阶级利用、分化，阶级弟兄自相残杀。

在农民暴动的火焰中，不少地主分子，也都组织武装，揭出反莽口号，以便保卫其阶级权力，分化和利用农民军，摆布农民军行动，乘机窃取政权。其中最著名的，有刘刘秀兄弟、窦融、公孙述等。

到纪元二十二年，绿林兵（新市、下江、平林）完成了对今豫鄂边主要地区的占领。地主分子刘秀兄弟（今湖北枣阳人），便被迫武装自己的家奴和亲属，揭出反莽旗帜，阴谋加入绿林军一伙。他们从中蛊惑绿林军各领袖恢复汉室。因此，流氓出身的王匡、王凤、王常、马武等，于攻占南阳后，在大商人地主势力的包围下，便想让刘作皇帝；但由于平林兵的反对，又以另一刘家后裔刘玄为帝。纪元二十三年二月，在南阳组织政府，封王匡为定国上公，王凤为成国上公，地主分子朱鲔为大司马，刘为大司徒，刘秀为太常偏将军，仅把大司空给予真正农民出身的领袖陈牧。不只实权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这而且模糊了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绿林军的上层，从此开始变质，下层群众则从此受摆布。

南阳政府成立后，绿林军于五月打败王莽四十万大军于昆阳（今叶县）外围。原先按兵不动的刘秀便率其部下千余人抢先入城，把胜利的功劳全冒为己有；绿林军领袖都愤愤不平，便把刘杀死，还要杀刘秀；刘玄便赶着把刘秀派往河北，去对付当地农民军。绿林军随又分军两路，一路王匡率领，于六月攻占洛阳；一路由申屠建、李松率领，入武关围攻长安。长安近畿三辅人民纷纷起义响应。城内平民子弟朱弟、张鱼等，亦号召平民集众打进皇宫；屠夫杜虞抢先把王莽杀死，群众把王莽的尸体扯得稀烂。绿林军六月就占领了长安，长安便成了刘玄政府的首都。刘玄独留地主分子朱鲔守洛阳，绿林军全部进关。

另一支农民大军赤眉军，进到今冀鲁豫地区时，人数已达百万。刘玄从南阳移都洛阳后，也同样想用官爵去笼络他们。樊崇等亲自从濮县去到洛阳，很不满意那种情况。纪元二十五年，赤眉大军西进，到颍川分兵两路入关夹攻长安，一路进武关，一路进陆浑关；大军进到华阴，共立牧童刘盆子为皇帝。九月绿林军王匡等罢战，迎接赤眉军入城。赤眉执杀刘玄，放火焚烧皇宫；长安没有粮食，又西进到安定（今甘肃固原）、北地（今宁夏）。由于当地也缺乏粮食，战士又多想回山东，因此他们复回师东进。但阴险奸猾的刘秀，却布下一个圈套来陷害他们了。

刘秀于纪元二十三年进到河北后，当时到处都是暴动农民的势力，他连脚也站不住，部队常饿饭，勉强才能得到地主们的一些接济，辗转于今定县、饶阳、南宫、深县间乱钻。但一方面，由于当地地主的支持，特别是残余地主政权的支持，如信都（今冀县）太守任光、和戎（今曲阳）太守邳彤、上谷太守耿况耿弇父子、渔阳太守彭宠之流，或帮他扩大队伍，或与他配合行动……才慢慢立下脚跟。一方面对王郎、铜马等农民军，便采取一套比刘邦还毒辣的阴谋手段，吃得下的就吃下，能分化的就分化，能收买的便收买。到纪元二十五年，河北与黄济两河间的农民军，便大都被摧毁了。他吃了几十万农民军，力量就特别大起来。六月，就在今河北高邑，自称大汉皇帝。

这一年，他看到赤眉军西进攻长安，估计刘玄一定失败，赤眉和绿林必然火并。于是，他一面便示意原先与他一同玩阴谋的朱鲔，让他由高邑迁到洛阳。一面命邓禹领兵尾随赤眉入关，抄其背后，乘虚进击；命冯异进军华阴，策应邓禹，扼住赤眉东归咽喉；另派大军沿洛水布防，他亲自指挥。纪元二十六年末，赤眉回师东归，自华阴以东，便坠入其反革命的陷阱；纪元二十七年正月，至华阴，受邓禹冯异夹击，他们打垮邓禹一路，突围东进；至崤底（崤山在河南洛宁北），受冯异截击，牺牲过半；余部复东进至宜阳，便陷入重重包围。轰轰烈烈的农民暴动，至此便基本结束了。

“光武中兴” 　刘秀以阴谋血腥的手段，利用农民军，又摧毁农民军，从血泊中建立皇座。赤眉失败以后，虽然还有不少称王称帝的地主武装，力量小的和残余的农民武装；但他的反动事业，基本上是胜利了，只是战争仍在持续。

纪元二十九年，他亲自消灭睢阳（今商丘）刘永刘纡；同年，岑彭、朱佑击灭黎丘（今湖北宜城）秦丰，祭尊击灭渔阳彭宠；纪元三十年，出卖群众投降刘秀的马武，击灭沪江（今舒城）李宪，同年，吴汉击灭东海（今江苏东海）；纪元三十四年，刘秀亲征，击灭其顽强敌人隗嚣于天水；纪元三十六年，来歙、岑彭、吴汉、臧宫等经过数年的残酷战斗，才把刘秀最后一个大敌人公孙述，消灭于成都——他曾占据四川和甘肃很宽地区，与刘秀同样自称皇帝。最后，占据安定的卢芳，于纪元三十七年，带领部下逃入今蒙古地区。刘秀便统一了全中国，重新建立起地主阶级在全国的统治地位。刘秀的汉朝，史家称之为后汉，因其建都东京（洛阳），又称东汉。

党锢之祸　后汉地主阶级的政权，也同前汉一样，掌握政权、占据重要职位的，都是大商人大地主。不过刘秀本人原是常在南阳活动的大商人，他起事也受到大商人李通等的鼓动和赞助；跟他一同起事的，大都是他的同学同行，所以大商人地主在后汉，占有更重要的支配地位。中小地主在政治上仍是没有地位。他们能跻入政权机关的途径，也只有经过所谓贤良方正、孝廉、博士弟子、明经等选举；只是比前汉还多了所谓乡举里选、公府征辟一条门路。但前汉孝廉不考试文字，后汉从安帝时起，却要试章句笺奏。

但后汉后期，从安帝以后，便常断断续续地发生骚乱和暴动，此仆彼起，到灵帝时止，一共不下数十次，全国没一处平静。在阶级斗争形势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便又引起统治阶级的苦闷，和其内部相互间的矛盾与疑忌。加之皇帝都因苦闷和酒色过度短命，继承人都是年幼的娃娃，太后也多是青年寡妇。他们认为只有外戚和宦官，是可信托的亲近，因此便产生外戚与宦官之互相排挤、残杀和相互继起专权的局面。从和帝时的外戚窦宪、宦官郑众开始，以后便继续有外戚邓骘→宦官江京、李闰→外戚阎显→宦官孙程→外戚梁冀→宦官单超……直至农民大暴动发生，才由地主阶级将军们的钢刀，把这种局面结束。他们为着相互倾轧，争权夺利，便都树立私党，分布中央机关和全国郡县；只要是他们的私党或走他们门路的，王八兔子、市井无赖，都能有官做，并且升得快。因此搞得社会黑暗不堪，无法无天，是非颠倒，邪气笼罩一切，越加深了社会危机。

同时，由于财政困难，汉朝政府又扩大卖官鬻爵的买卖。只要有钱便都可以做官，无钱就莫要问津。

因此，经过选举途径而来的知识分子，除非走外戚或宦官门路的，便大都不可能做到官，老的不能派出去，新的又一批一批的不断选出来；人数越来越多，后汉政府便把他们都送进太学，最后聚集到三万多人，其中有不少六十多岁的老年。太学原来是为贵族大官僚子弟特设的，现在却成了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候差的旅馆。

这种中间阶级出身的太学生，在政治上本来就是较敏感的，从其家庭的利益和自己的前途上，原先就和大地主统治集团有不少矛盾。在当前的情况下，他们家庭的地位更不稳定，许多中小地主相继失去土地，沦降到农民的地位；他们自己的名利前途，也是一团漆黑；特别是地主阶级的社会危机，越来越严重，总崩溃的形势一天天迫近，国事、家事、自身的前途，在在都足以使他们忧虑和愤怒。但他们不能从汉朝社会制度的根本上去了解，反而并不反对那种社会制度；认为那种种坏现象，都是由于万恶的外戚和宦官造成的。因此，为挽救社会危机，解决自身问题，他们便要求改良，要求罢斥宦官，严明纪纲，改良朝政，并相互砥砺名节，明辨是非，不畏强御，挽回风气，保持自身纯洁（清高），绝不同宦官妥协。

因此，他们利害共同，气味相投，在太学以内和以外，只要是见解相同的，都互相结纳；到纪元一百六十年代初，便以老名士陈蕃、李膺、王畅，太学生领袖郭泰、贾彪等为中坚，客观上形成一种政团。他们对当时专权的宦官和其党羽，都深恶痛绝。两派间的相互仇视和倾轧，也日益深刻。改良派对大宦官却没奈何，只有希望皇帝罢免他们；但对宦官的党羽是常能找得机会去制裁的。纪元一六六年，宦党河南妖人张成，恃势纵子杀人；李膺正做河南尹，便杀成子抵命。同年九月宦官便密告李膺等豢养太学生，结党反对朝廷；并用皇帝（桓帝）名义下令把所谓党人李膺等二百多人逮捕入狱，严刑拷打。因各方面纷纷反对，许多大贵族和官僚也不同意，他们才得于翌年六月赦放回家，褫夺公权终身。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但他们只注重了眼前专权的宦官，却忘记了外戚。在这次党祸后，他们转而去结纳外戚窦武，依靠外戚去反对宦官。纪元一六七年十二月桓帝病死，以陈蕃为首的党人，便赞助窦武迎立灵帝，取得权柄。而他们铲除宦党的计划尚没布置好，宦党头子曹节、王甫等便挟制十三岁的娃娃灵帝，反诬窦、陈要阴谋废立。因之，又演出纪元一六九年的第二次“党锢之祸”：宦官拿着灵帝的手令，领兵四处搜捕党人，自李膺、范滂、杜密以下，被惨杀、处死、监禁、流徙的共六七百人。

他们没能进一步和当时的农民运动，特别是稍后十来年的农民大暴动相结合；其改良运动，就这样凄惨的结束了。

“黄巾之乱” 　后汉农民暴动，到黄巾大暴动前夜，规模就比较大了。主要有骆耀为首的三辅（前汉首都长安的京畿区域）农民暴动。在暴动以前，他们曾经过一种组织酝酿和布置，把群众组织在所谓“妖道”的宗教团体内，并有着反映其素朴政治要求的教义。特别重要的，他们还有了一套对付敌人的办法——所谓“缅匿法”：形式虽是落后的，实质上，即在怎样隐蔽自己面貌，逃避敌人眼目，以及在军事行动中，怎样隐蔽自己，避免敌人袭击。这是一种素朴的秘密活动方法和游击战术。

黄巾军在大暴动以前，曾有着一种大规模的组织活动，还有一套相当严密的布置计划。他们的组织叫做“太平道”；据传还有一种借教义反映其素朴政纲和思想的《太平清领书》，从现在被篡改和伪造的《太平清领书》中，还可以看出一些原始社会主义思想的因素。他们具体的组织内容，据传全国共分三十六方，方的主要负责人叫做“大方”或“小方”，领袖为张角、张梁、张宝等人；参加组织的人数共有百十万；组织散布的地区很广，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即今河北、山东、河南、苏北、皖北以至鄂西北，都有其组织，并深入到了皇宫内部。

在起义以前，他们计划先把荆、扬两州的数万人集中；同时布置东京城内的信徒做内应，约定三月五日内外各处一齐发动。约定起义的秘密口号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按即纪元一八四年），天下大吉”；同时在东京及各州郡衙门的门上，用石灰写“甲子”二字。但大方马元义在东京布置工作，内奸唐周向灵帝告密，元义被捕牺牲。张角便紧急通知各方，提早时期同日起义。轰轰烈烈的农民大暴动，便于甲子年二月在“八州”总爆发了。领导大暴动的张角称天公将军，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因为他们都头缠黄巾，所以称之为“黄巾”军。

暴动开始后，广大的群众被卷进了暴动浪潮，人数究竟多少，已没材料来统计，但照汉朝所说各次战役中残杀的人数，以及所谓“残部”的众多来看，大概有几百万人。他们在政治上有些什么措施，已无记载可考，但他们到处烧衙门、杀官吏、抢财户。形势发展得像暴风雨一样，不到一月就卷遍了长江以北，以致河北的广大地区；后汉政府的郡县官吏，不是被群众杀死，就是逃跑；东京戒严，后汉政府急忙从事防卫首都的军事布置，派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统领皇帝的亲卫队、左右羽林五营，警卫京师；东京四围的函谷、大谷、广成、伊阙、辕、旋门、孟津、小孟津八个关口，都星夜派兵前去防守。为着想骗老百姓，和缓群众斗争情绪，统一地主阶级内部力量，又赶即下令“大赦党人”。为镇压暴动农民，一方面调集各地防军驰赴河北，统由北中郎将卢植指挥，对抗张角；派左右中郎将皇甫嵩、朱儁领两路大军进“剿”颍川（今禹县）黄巾军。一方面又下令号召全国所有地方官和地主，教他们自动组织武装起来“平乱”。

那三位屠杀人民的刽子手，最初都搞得很狼狈，皇甫嵩朱儁当年五月才进到颍川，就被波才统领的黄巾军杀得大败，波才并进而把皇甫嵩包围于长社（今河南长菖）；皇甫军的将校和士兵都很恐慌。由于大风沙，黄巾军的战斗情绪表现松懈，皇甫嵩便与曹操及朱儁残部内外配合，阴谋袭击；黄巾军牺牲惨重，他们又乘机追击、“清剿”，并进而把汝南、陈国两郡的黄巾军打败。至此，南阳和东郡的黄巾军，就都被隔断了。灵帝便命朱儁“围剿”南阳，皇甫嵩“围剿”东郡。卢植到河北，只屠杀了不少人民，对黄巾军也毫无办法；灵帝把他撤职，改派董卓，也同样吃败仗。但皇甫嵩在东郡完成其屠杀人民的任务后，也全军进到河北。特别重要的，正在紧急关头，不幸张角病死，黄巾军失去其一个最有威信、最有组织才能的领袖。十月，张梁又坠入皇甫嵩的阴谋圈套，在广平（今河北威县东）战死，全军战死者三万人，入水死者五万。十一月，皇甫嵩等又率领其各路大军，围攻下曲阳（今曲阳）；张宝战死，全军战死者十万人，但没有一个投降。英勇惨烈，足以流芳千古！

至此，黄巾军的主潮，是停止流动了！但他却没有死灭，他并分化出无数的细流，也留给后人不少的遗产。

当黄巾军竖立起义旗后，各地非“太平道”的农民，也纷纷响应。在黄巾失败后，也不断继起，各建名号，大者二三万，小者六七千；或以首领的特点为号，或以地名为号，计有黑山（河北沙河北）、雷公、黄龙、白波、左校、郭大贤、于羝根、青牛角、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洪、司隶、缘成、浮云、飞燕、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睦固、苦蝤、四营、雁门（今雁门）……其中以黑山最大（首领先为张牛角、后为褚燕），后褚燕联合各部统称黑山，人数上百万，又恢复了黄巾的声势；但褚燕于黑山残败后，却出卖群众投降曹操。另方面黄巾军失败后，到纪元一八七年，青（今胶东）徐（今苏皖豫鲁边一带）黄巾又重新揭起义旗，直到后汉垮台，地主阶级还没能把他们消灭。

另方面，据传比“太平道”活动还早的“五斗米道”，教义和“太平道”一样。“五斗米道”在益州、汉中一带，由张陵、张衡到张鲁已活动了三辈子。黄巾把后汉政权打烂后，张鲁也武装了一些信徒，想在益州实行教义。大贵族刘焉到益州，想利用张鲁，给了一个督义司马的小官笼络他，要他帮助张修去取汉中。张鲁在途中杀死张修，径自攻占汉中，自称“师君”。他在汉中一面大杀豪霸地主，一面便实行其原始社会主义的教义，即地主阶级所谓“以鬼道教民”。其内容详细已不可考，只留下一点影子，即他们在汉中，到处设立“义舍”，里面预备衣服、粮食、酒肉等等，往来的人，不论是谁，都可以到“义舍”吃饭、歇宿、穿衣服，不取分文；他们派到各级政权负责的，都叫做祭酒（都是从群众中提拔的，即所谓“信道深”的“鬼卒”），不叫做官，主要任务在实行教义和以教义教育人民……。人民犯罪三次不罚，犯罪小的罚修筑道路……。当地汉人和少数民族都拥护张鲁，关中人民也成千成万的投奔他。

因此，后汉的农民暴动，比前汉的内容大大丰富了；最主要的，他们已有了一种原始性的群众组织、原始的社会主义思想，也有了一套较落后的活动方式，对暴动也知去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准备和布置。

第四节　两汉的对外战争

武帝勤远略　两汉的对外战争，最初都出发于民族自卫（即所谓“忿胡粤之害”）；从这种出发点上，与大商人地主阶层的开发商路要求相结合，才转化为封建性的侵略战争。

当时汉朝四周各民族，都还在原始公社制时期，并没有对外侵略的根据和要求，更没有领土观念；但他们为着争取较优良的生存空间条件，常不断进扰汉朝境内，杀死汉族居民，进行原始掠夺，这对于边境的汉族居民，却是一种经常的灾难和危害。

两汉从武帝时起所进行的对外战争，主要有五个方面，即：北面国境外的匈奴族，西面国境外的所谓“西域”各族，东北国境外的朝鲜族，东南和西南的马来种诸族。

北方经略和匈奴族　北方的匈奴族从秦汉之间起，不断“入塞”骚扰，今甘肃、陕西、绥远、山西，甚至曾迫近长安；汉朝政府从高帝白登（大同境）被围以来，多次“忍辱”“和亲”，直到武帝时，都没能停止匈奴族的进扰。武帝时，由于生产发展，汉朝国力已颇强大；但对于匈奴族，最初还是防御的方针。纪前一三三年，匈奴族进扰今山西左云一带，武帝派李广、王恢领十万大军出击；迨匈奴北走，却未加追击。嗣后匈奴仍不断进扰，纪前一二九年，武帝乃又派卫青等四人各领兵一万，经今怀来、蔚县、归化、雁门，分四路出塞；匈奴被击北去，也没穷追，仅于国境渔阳，屯兵防卫。自此匈奴每年进扰，对汉族居民“均杀略”颇惨；汉朝政府，也每年派兵出击，但皆止于驱出国境。纪前一二七年，武帝划河南（即秦置四十四县之河套地区）为朔方郡，筑朔方城，移民屯兵，希望一劳永逸。这都是自卫的、防御性的措施。

但从纪前一二六年以后，情况就不同了。这年前去西域（当时对今玉门关、阳关以西地方之总称）探视商路的冒险家张骞，回到长安。他极力向武帝夸道外国的奇珍异物和奇风怪俗，煽动武帝远征。张骞的冒险事业，就是从大商人地主打开商路的要求出发的。自此，汉朝对匈奴（以致对其他民族），就转变为封建性的侵略战争了。从纪前一二四年起，武帝便主动的不断派大军出塞远征，常深入几千里，至于今外蒙人民共和国腹地，并建筑城塞；同时对匈奴族进行分化，使其分裂和自相残杀。纪前一二一年，霍去病从陇西出塞，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县东南）千余里；同年夏，去病、公孙敖等再度出征，去病又深入“胡地”二千余里，越居延（今甘肃张掖东一千五百里），过小月支，至祁连山，迫匈奴族酋长浑邪王、休屠王投降，并使其自相残杀。纪前一一九年，武帝希图最后征服匈奴族，命卫青、霍去病各领骑兵五万，另马四万匹，步兵十万人，大举出征；卫青渡过大漠千余里，进杀匈奴单于，北进至阗颜山（今外蒙共和国土谢图左旗北讷拉特山）；去病北进二千余里，捕俘匈奴部落长八人，斩首七万余，封狼居胥山（今多伦北德尔山），禅姑衍（今多伦），至瀚海（今察哈尔以北大戈壁）。匈族人口并不多，“控弦（即能参加战斗的）之士”才“三十余万”，加之连年死伤和投降，留下的人口就更少了。至此余部都被迫深入外蒙地区，大汉以南便没有匈族的“王庭”了。因此，武帝便于朔方以西至令居（今甘肃）地区，继酒泉（今甘肃高台）、武威（今甘肃武威）两郡，复分置张掖（甘肃张掖）、敦煌（今甘肃敦煌）两郡，置官、开渠、屯田。

到武帝末期，汉朝的国力已衰落，特别是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严重，因此对外又转取防御方针。纪前一百一十年代末，匈奴族复南下，纪前一〇二年扰甘肃边境；武帝命徐自为领兵堵截，并自五原延长至西北卢朐山，筑城障列亭，派游击将军韩说防守，路愽德于延泽（今张掖东北）也同样建筑防御工事；匈奴族东进入定襄、云中，武帝又派兵堵截；同时复一面取“和亲”办法去羁縻，一面又进行分化。纪前九十九年、纪前九十七年李广利、路愽德等的两度出击，仍是由于所谓匈奴不断“扰边”而采取的一种防御手段。

到纪前七十四年宣帝登位以后，由于汉朝社会又有一时的小康情况，因此又由防御转成侵略性的进攻。纪前七十一到纪前七十两年，便有田广明、范明友、韩增、赵充国、田顺五将军，各领骑兵三万，两度远征，都深入千数百到两千里，实行所谓“犁庭扫穴”；据说斩杀匈奴酋长以下四万多，获马、牛、羊、驴、骆驼七十多万头。自后又继续派兵出征、筑城、设防、屯田，同时又因经略“西域”成功，至纪前五十二年，匈奴各部都前来投降，呼韩邪单于率其部落请准其留居漠南光录塞下，散在最北面的郅支单于也来进贡。“论功行赏”，侵略少数民族有功的将军们，宣帝便一一为之画像悬挂于麒麟阁。

但汉朝自纪前四十九年宣帝死后，又重新走向下坡，对匈奴族又步步走向防御方针，直至前汉垮台。因此常靠羁縻漠南的呼韩邪部落，去对抗漠北的郅支部落，王昭君（名嫱）出塞，下嫁于呼韩邪单子的故事，就是这样产生的。

刘秀重建其后汉的政权后，对匈奴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入寇”，也继续前汉末期以来的防御方针。筑亭障、修烽燧，派兵防边。但到明帝时，汉朝国力又渐次上升，特别是商业资本的活跃，又出现了班超、甘英一流的商路探险家，因此又由国境防御转向对外侵略。从纪元七十三年，吴棠、窦固、耿忠，耿秉、秦彭等分率大军远征北匈奴，又开始了对匈奴族的不断进攻。长期被攻击的结果，北匈奴人口大减少，又被割裂为各个部分，除有些所谓“降附”汉朝的部分外，从纪元八十五年起，便被迫向西方移徙。纪元九十一年，窦宪想乘机把北匈奴全部消灭，派耿夔、任尚等领兵出居延塞，穷追五千余里，纪元九十三年复令王辅等以快速骑兵部队追击。至是北匈奴的主要部分，便离开今外蒙地区，向欧洲移动，成为以后匈加利民族的主干。所以《汉书》说“北匈奴远遁，不知所至”；其余北匈奴族的各残留部分，便慢慢合并于鲜卑等各族，所以桥本增吉说，“留在当地的北匈奴余种近十余万部落，皆自称鲜卑而服属之”。

通西域　汉朝所谓“西域”，包括今甘肃边沿一部、新疆全省，及葱岭以西中亚一部分地区。在这个地区内，当时散布很多少数民族，据汉人张骞说，有“三十六国”，后又分为五十余小国，最大部落有月氏（今布哈尔及阿富汗北境）、乌孙（今伊犁河特克斯河畔）、大宛（今浩罕八县地）。汉朝对西域的主要贪图，是打开到西域通罗马的商路，取得所谓汗血马和宝石等，截断匈奴族右臂，把他孤立。

纪前一三八年，商路探险家张骞（汉中人），为要探出到月氏的道路，从长安出发西进，到达今新疆及葱岭以西，往返共十三年。他回到长安后，向武帝报告天山南北两道的乌孙、前车师、后车师、焉耆、龟兹、温宿、疏勒、楼兰（即鄯善）、于阗、莎车（以上均今新疆境），及葱岭以西的大宛、康居（哈萨克右部地）、奄蔡（康居西北里海北）、大月氏、安息（今伊朗北境）等部所谓“三十六国”情况，又极力劝武帝联合乌孙，服属诸国，夹击匈奴。纪前一一五年，他得到武帝赞助，带领三百个精壮，携带金、银、币、帛等很多礼物（实即商品），再度“出使”西域；到乌孙后，又派其随从分往其他“西域诸国”，并派人赴身毒（即今印度）。所谓“西域”“三十余国”，便都与汉朝建立关系，开始交通，只有到身毒的路没打通。安息收到张骞的“礼物”，便“献”给汉朝很多珍珠宝石；武帝听说大宛的马最好，又派壮士车令等以巨金赴大宛换善马，被大宛拒绝。纪前一〇三年，武帝便派李广利带骑兵六千及“郡国恶少年”共数万人，远征大宛；翌年又增派囚徒及“恶少年”共六万出发，围攻大宛。大宛屈服“求降”，“献”马三千余匹。其他各“小国”看见汉朝兵力强大，都派“子弟”随李广利来长安纳贡，武帝便留他们作抵押。至此“西域诸国”开始成为汉朝属领，李广利与从征“恶少年”便都受到赏赐，特别是那群“恶少年”就成了统治“西域”各少数民族的特权者。

汉朝大商人地主与“恶少年”，为进一步统治西域各少数民族，又实行屯田，步步进迫；武帝死后，曾引起楼兰、龟兹等族的反抗，捕杀轮台的屯田校尉。傅介子便刺杀楼兰酋长，另立亲汉的酋长，并改楼兰为鄯善，占据其中心地伊循城，派司马一人，“吏士”十四人屯田，从事镇压。宣帝登位以后，常惠又借口龟兹杀汉校尉赖丹，率其所谓“吏士五百”至乌孙，又征发各少数民族共六万人，围攻龟兹。这些商贾和流氓，他们利用各种借口，去压制各少数民族，使其驯服；汉朝政府便用他们去经略西域，给予他们以各种官职和权力。如纪前六十七年，派流氓郑吉、司马憙为侍郎、校尉，带领“免罪刑人”屯田渠犁，作为经略西方的根据地。到纪前六十年，郑吉在事实上成了“西域”各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因此，汉朝又派他为所谓“西域都护”，在龟兹的乌垒城建立起“西域都护府”，以督察乌孙、康居等所谓“三十六国”的动静。至此，汉朝便完成了对西域各少数民族的统治。

王莽时，那班商人和流氓，失去国内的支援，再没有力量去控制各少数民族。因此，“西域诸国”便纷纷离“叛”，自都护但钦和所谓“使者”以下，便大都被焉支、乌孙等少数民族杀死了，“西域都护府”垮台了。后汉政府成立后，他们认为又是时机，因此煽惑鄯善、莎车各族酋长，再三请求刘秀重建“西域都护府”。但国内大商人地主在残破之余，兴趣不高，加之刘秀的力量也还顾不到。直到明帝登位以后，不只由于大商业资本的活跃，也为着侵略匈奴的要求，纪元七十三年，便有另一商路探险家班超“出使西域”，去“招抚西域诸国”。在班超、窦固等的武装袭击和胁制下，鄯善、于阗、疏勒、车师……“诸国”都表示臣服。因此，纪元七十四年，后汉政府又重建“西域都护”及“戊巳校尉”；以陈睦为都护，设“都护府”于伊吾庐，耿恭为“戊校尉”，设幕府于后车师金蒲城（今新疆济木萨），关宠为“巳校尉”，设幕府于前车师柳中城（今新疆土鲁番），统辖所谓“西域诸国”。至此，后汉不只恢复了对“西域”各少数民族的统治，并较前汉更严密了。但“班超通西域”，又开始了到波斯湾（亦说甘英所到的为地中海东岸）的交通，并引起罗马和中国交通的开始。这却是对人类文明有贡献的。

东北经略　汉朝政府对东北的鲜卑、乌桓等所谓东胡族各部，自始便是采取笼络的方针。武帝为防御匈奴族，登位之初，曾将乌桓族徙入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的塞外，设立“护乌桓校尉”监视他们，借以隔断匈奴进扰边境。但游牧部落的乌桓，对汉朝边境的骚扰，同匈奴一样。后来霍光派兵镇压，把所谓东方的诸蕃部征服，纪前七十五年，于辽东筑玄菟城，镇守东方，同年又把乌桓驱至塞外。辽东镇守府的主要任务，便在羁縻东胡各部落。

侵略朝鲜　朝鲜在古代和商族是近亲，“武王革命”后，箕子率其一部分商族人民逃至朝鲜，是完全可能的。他们以当时较进步的奴隶制文化带到朝鲜，便可能引起朝鲜社会的变动，给了朝鲜历史以相当影响，也是完全可能的。说箕准是箕子的后裔，便不是无根据。朝鲜民族对箕子的传说，是不会凭空产生的。至于所谓箕子的井田遗迹和平壤的箕子庙，却可能是后人的附会。

纪前一九六年，刘邦削除燕王卢绾，燕封主残余卫满率千余人，东走渡浿水（即鸭绿江）入朝鲜，服属于箕准；后又窃夺箕氏地位，建立所谓卫氏的朝鲜，都于平壤。卫满朝鲜的疆域。大概为秦朝所设的真蕃、临屯两郡，北包今南满的一部，南达今朝鲜半岛的中部汉江流域。

汉武帝登位后，基于大商业资本的要求，想寻找一条经朝鲜到日本的通路，纪前一〇九年，便派遣使节同卫满的孙卫右渠谈判，要右渠接受册命，作汉朝的藩属；右渠不同意，并把使节击杀于浿水边。因此，武帝便派水陆两路大军夹击朝鲜，楼船将军杨仆领水军，从山东航渤海，趋今朝鲜镇南浦，左将军荀彘领燕、代之兵出辽东。两路大军会师平壤，右渠殉国；同时征服南鲜诸部落（当时南鲜各部，还在原始公社制时期），把全朝鲜征服。自此，便打开了和日本九州地方的交通。这种国际交通线的开辟，对其后的东亚文化，尤其对日本民族文化的发展，是起了作用的。但汉朝地主阶级的封建主义侵略，却使朝鲜民族在当时蒙受了损害。

闽越东瓯和南越　散布在今浙江、福建的马来种部落闽越、东瓯诸族，以及越族与汉族杂居的南越，原先都是秦朝的属领，汉初，又是汉朝地主政府的属领。在“吴楚七国之乱”以前，闽越（今福建闽侯一带）和东瓯（今浙江永嘉一带）事实上都是吴王刘濞（刘邦子）的属领。“吴楚七国之乱”时，闽越、东瓯都被调参加反汉的战争；“七国”失败后，东瓯杀刘濞，仍作汉朝属领；刘濞的儿子刘驹逃到闽越，结合闽越进攻东瓯，企图死灰复燃。武帝当时才登位不久，但很重视这位政敌（封主余孽）的行动。因此他便派严助领会稽兵航海救东瓯，目的在讨伐刘驹。结果，东瓯“王”要求北徙，便迁其部落于长江淮河间，但仍令其聚居；对闽瓯未加一兵，仅在解决刘驹。

但以武帝为首的汉朝对外战争，转成封建侵略性的战争后，对这种少数民族，也便疾急去扩大其大汉族压迫主义了。因此，对闽越，便借口其“反叛”无常，于纪前一一二年令杨仆领兵“征讨”；将闽越部众徙至长江淮河间，并令其分散，实行其封建的大汉族主义同化政策。

对南越，又为着贪图琥珀、玳瑁、珊瑚、玛瑙、象骨、海味等等东西，以及到南洋的商路，也步步加紧其封建的大汉族主义支配。

南越的地区，就是原先秦朝所设置的南海、桂林、象郡三郡；秦汉间，秦朝委派的南海郡尉赵佗（燕人），便凭借秦朝的屯戍兵和移住的汉人，并三郡为南越，自称南越皇帝，统治杂居汉人和越族。文帝时，他“上表称臣”，改称南越王。

正当武帝扩大封建侵略主义的时际，适闽越进扰南越，南越报于武帝。汉政府便以讨伐闽越的题目，派大军入南越。结果，却派员监视南越王内政，并于重要地点配置两千驻屯军。这到纪前一一二年，便逼出越族和原住汉族共同反抗的大事变：他们以南越丞相吕嘉为首，杀死亲汉的太后樛氏等及汉政府派驻南越的官员，解决汉朝的驻屯军，和汉朝断绝关系。因此武帝又借口出兵，派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杨仆，率十万水陆大军南征；纪前一一一年灭南越，划分南越全境为南海（旧广州府属）、苍梧（广西旧梧州府属）、郁林（广西旧浔州府属）、合浦（广东旧雷州府属）、珠崖（旧儋州府琼州）、儋耳（旧琼州府儋州），交趾、九真、日南（均安南）九郡。

但至此，也正式开通了中国和南洋的海陆交通，并开始了中国和中亚及欧洲的海道交通。

西南经略　武帝以前，今贵州、广西、云南、四川、西康等省境内各少数民族，均在汉朝国境以外。武帝登位之初，另一商路探险家唐蒙，在南越探知西南有“夜郎国”（贵州桐梓境），请求武帝派他“通夜郎”，武帝给予他中郎将的名义及兵一千。纪前一三〇年唐蒙从笮阙（今四川合江）进到夜郎，夜郎酋长没有敌视他，他便在那里设立犍为郡，设机关于今贵州遵义，后又迁至僰道（今四川宜宾），开始其对这一落后民族的阶级制政权统治。蜀人司马相如，继唐蒙之后，也在武帝那里要到一个中郎将的名义，“通西夷邛笮”。相如也于邛笮设置一个都尉，去统治那些少数民族。但由于少数民族都反对，统治权无法行使，武帝便统给取消了。

原先张骞从西域回到长安时，曾向武帝说，身毒（印度）在大夏东南千里，有蜀地物产，去蜀必不远。纪前一二二年，他自请从西南方面去探出直到身毒的道路。结果，他通到“滇国”，要求“滇王”服从汉朝；“滇王”不答应，纪前一〇九年，武帝发巴蜀的兵攻滇，设立益州郡，并赐予“滇王”印绶。另方面，纪前一一一年，杨仆等灭南越后，武帝便命他们乘势经略西南，即所谓“伐”“南夷”之“叛”，杀且兰、邛都、笮都各部酋长，以且兰为牂柯郡（贵州平越），邛都为越隽郡（四川西昌），笮都为沈黎郡（西康清溪），冉駹为汶山郡（四川茂县），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今甘肃成县），后又复犍为郡，置零陵郡（广西全州）。

至此，汉朝的国境达到今云南和西康。但西南各少数民族却从此开始被分割，他们的历史发展开始被歪曲。

第五节　哲学　宗教　科学　文艺

哲学　两汉哲学思想，主要有两个流派，即地主哲学和农民哲学。

地主哲学思想，前汉初的主要代表者有贾谊、陆贾和《淮南子》。贾、陆的哲学，适应于汉初的社会情况，一面适应于集权主义，继承《商君书》、《吕氏春秋》以来的法术思想，只是不再强调“变法”的观点，而强调立“法”的观点：一面适应于地主阶级的统治要求，又继承儒家学的“三纲五常”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旨；一面适应于地主阶级的改良政策和其恢复生产的要求，所以他们也反映了一点所谓“黄老之道”的思想。《淮南子》不是淮南王刘安的作品，而是他豢养的一些知识分子共作的；但也反映了刘安的思想形态，所以全书有不少矛盾的观点。他一面肯定“常道”，另一面又承认变；一面承认客观的存在和其发展，表现了唯物论倾向，另一面又有一个不变的精神的东西在主宰一切，所以所谓变，究极上不是往前变，而是往后变。这正表现了其时那种“诸侯王”的要求和思想，都自相矛盾。

适应汉朝经济的发展，统治制度的完全确立，特别是阶级矛盾的暴露，地主阶级要求有一套统治农民的精神武器，因此便产生武帝时的董仲舒哲学。他的全部体系，实质是孔孟以来儒家学的一贯精神，是以“三纲五常”作中心的——“三纲五常”就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代代相承的最根本的东西。只是一方面，适应于后期封建的专制主义和皇帝的现实地位，以及专制政府政权分配的现实情况，他确认有一个最高的神，即上帝在主宰宇宙的一切，一切现实的客观世界的东西，不只都要受神的意志支配，而且都是神身的各个部分的显现；皇帝是神的亲子，是神派来统治人的世界的，是神的首脑的显现；其他三公、九卿、元士……是神的耳、目、口、鼻、手、足……各个部分的显现，是派来帮助皇帝的。各种自然现象，都是神的意志的表现，是神对他儿子的指示，对人类所表示的赏罚。这样，他把孔孟的儒学，又降低为最露骨最反动的神学。另方面，适应于当时中间阶层的地位，特别是地主、农民两个敌对阶级的情况，他又创造出所谓“性三品”论，认为人类的本性大分为三品：第一品是“性善”的，即不劳而食的地主阶级统治集团的本性；第二品是可善可恶的，即中间诸阶层的本性；第三品是从娘肚里生出来就是恶的，没有改造的可能，即农民手工工人等被统治阶级的本性。这就是他的最反动的阶级论。他这种最反动的哲学思想，不只受到当时统治集团的喝彩，封他为“汉代孔子”；而且其反动思想的基本精神，实支配了专制主义封建制全时期的地主哲学思想。后汉的荀悦和唐朝的韩愈，都重复了他的性三品论。

董仲舒以后，在阶级斗争尖锐的基础上，在地主阶级各阶层利益的相互矛盾上，反映为地主阶级的政治主张和哲学的分化。因此，董仲舒哲学便分化为以后“经今文学”和“经古文学”两个流派（董仲舒自己也是今文派）；两派的基本精神并没有什么不同，而且都把董仲舒的神学，演为谶纬或符谶的无稽论说，只是前者在“安刘”的政见基础上，而强调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精神的一面，后者在改制复古的基础上，而有着一点变的思想，但也不是往前变，而是往后变。但“经古文派”在后汉，更表现着一种消极的人生观。到后汉末期，由于地主阶级无法解决当前矛盾，对现实局势的挽救感觉失望，因此又形成一种颓废的人生观和隐逸世外的思想。仲长统的《乐志论》，便是这种人生观的代表。

不过“经古文”派的扬雄，却与刘歆等人不同。扬的《太玄》、《法言》，不只反对当时的谶纬说，反对董仲舒的神学和人性论，认为人性善恶混；而且在认识论上，接触到唯物论的观点，他可说是哲学上的二元论者。他在形式上虽属“经古文派”，实质上却是中间阶层的代言人。

和地主哲学对立的，有代表农民的王充哲学。他不只根本否认神的存在，严厉申斥“天人感应”说的无稽；而且确认宇宙一切都是客观地存在着的，万物的生成和死灭，都是自然的规律。他认为最根本的东西，就是他所称作阴阳二气的物质因素，例如母体受孕、怀胎，是由于父体的阳气的东西和母体的阴气的东西之二气交错而来的。人类的寿夭、智愚、身体强弱，都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的环境条件决定的。最后他把董仲舒的性三品论根本推翻，从其唯物论的观点上，确认被统治的劳力的人，品质最善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地主阶级的品质，却是最恶劣的；中间阶层之所以可善可恶，也是条件决定的。他的哲学是有一种较完密系统的中世唯物论哲学。只由于他和农民的实际斗争脱了节，所以他又曾过分强调教育的作用，表现他的唯物论不彻底。

宗教　老子哲学，特别是庄子哲学，从秦朝，就被神化为宗教的教义，并开始形成为宗教。这就是所谓神仙方士之术的实质。汉初的统治阶级，以所谓“黄老之道”，作为复员劳动人口、统治人民的武器。这说明，道教一开始就是统治阶级的宗教。不过在秦汉，它还没有把巫教的一些因素吸收，还没有成为一种完成的宗教。

武帝“经略西域”，打通中国和中亚的交通，产生在印度的佛教，便开始从大月氏和安息传入中国。据传霍去病攻匈奴，携回休屠金神，长丈余；武帝列之于甘泉宫，只焚香礼拜，不祭礼。哀帝时，秦景宪在大月氏，受尹存口授浮屠经，这是佛经传入中国的开始。到后汉明帝时，派蔡愔、王遵等十二人赴天竺求经，携回《佛经四十二章》，并有沙门摄摩腾、竺法兰同来洛阳；此后中国便有佛教和沙门，信仰佛教的人，也一天天多起来。佛教创始者释迦，是印度贵族的儿子（所谓迦维卫国的王子），他教义的基本旨趣，认为一切都是假相（法），都是无有，只有精神是存在的，但也是不可想像，是“妙”化无穷的。他意境的最高境界，便是所谓“真如”。“众生”都是被外界所“迷”。要苦行修炼解脱现实世界一切的迷，解脱肉体，甚至解脱精神，才能“悟”到“正果”。很明白，佛教的教旨，是没落大贵族思想形态的反映。佛教是贵族的宗教。所以佛教在汉朝，信奉的都是一些贵族、大地主。不过它又有一种较通俗的，拿去统治人民精神生活的小乘教宗，即所谓生死轮回、天堂、地狱一类的迷信欺骗。

不过佛学是表现一种较高度的思维能力的东西，它传入中国以后，给中国中世哲学思维力的提高上，是有些作用的，同时也给予了一些新的范畴。中国声韵学的发展，也受到印度四声的影响。

另方面，两汉农民的宗教“太平道”和“五斗米道”，那虽则是披上了一件迷信的外衣；实质上，却是战斗的，是群众的阶级斗争的组织。他们的教义，也正是群众的素朴思想的反映，素朴的政治要求的表现。有人把这种农民宗教的“道”和道教的“道”混淆起来，是完全不对的。于吉的《太平清领书》，如果和葛洪的《抱朴子》有实质上的共同，为什么又被统治阶级销毁和伪造呢？

史学　前汉司马迁的《史记》，在中世的史学上是有成就的。他虽然还没设想去发现历史的规律；但却写了“游侠列传”和“日者列传”。“游侠”就是代表农民的墨学行动派的残留，“日者”则是由各阶层失业下来而沦为流氓的集团。特别是他写了“平准书”，他从社会各种人民的生活情况及其对比上，从统治阶级的政策和对人民的剥削情况上，去说明其时的经济，以至政治的成败。这在两千多年以前，是很不容易的。司马迁的这种成就，主要由于当时中间诸阶层的情况，在他思想上的反映（他与其父谈都是中间阶层的知识分子），以及其自身所受到的排挤和悲惨遭遇，同时也由于他社会生活经验丰富，和“周览四海名山大川”而掌握了许多现实情况。

后汉班固的《汉书》，主观上是在追踪《史记》。这在他的“食货志”，可说也是成功的，并由于时代不同，有比“平准书”更具体的地方。但其他各部分，却没能像“食货志”那样丰富和尖刻，然在他以后的廿四史，却逊了一畴。

自然，这时期的史学，还不能说是科学。

科学　（一）两汉的科学发明。继秦朝蒙恬制笔以后，前汉发明造纸，后汉蔡伦又进而发明用树皮、麻头、破布、鱼网造纸。此外：（1）前汉把冶铁风箱，改进为“排橐”，后汉更改进为水力“排橐”；后汉发明合于三角形力学程式的水车（翻车渴乌）；武帝时制造的那种高大的航海兵船（楼船），也可能使用轮盘力。（2）天文仪器的发明，武帝时洛下闳依据汉以前的天文仪象制为仪器，叫做浑天；宣帝时耿寿昌加以改造，铸器为铜；后汉和帝时，贾逵又加黄道；安帝时，张衡又大加改造，立八尺圆体，排列天地之象，依据黄道去观察其变化和日月的运行，又名浑天；特别重要的，张衡又发明一种“候风地动仪”——观察地震的仪器，构造很复杂，效验很准确，不论何处地震，都可以察知方向、远近以至地点。

（二）天文。两汉研究天文学著名的有三家，即周髀、宣夜、浑天；他们研究的方法，比过去进了一步，有天文图的绘制，按图索骥，如“日月交会之图”，“星官云宪之图”。周髀的最大成就，即他肯定地圆说，谓天形如弹丸，地在其中，天包其外。

（三）数学。两汉的算术，共分五则：一、备数，二、和声，三、审度，四、嘉量，五、权衡；其中以备数为基本法则。备数之法，即所谓“纪于一而协于十，长于百，大于千，衍于万”。

（四）医学。前汉临淄人淳于仓公，他从脉理上去诊断人身各部的常和变，并根据他的经验和师传，去判断病的性质和情况。仓公以后，有马长、冯信、杜信、唐安，这多是民间医者。后汉时，蔡邕著有《本草》，涪翁著有《针经》。特别是张机，著有《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他虽没有解剖学的根据，纯由于经验的总合而作出的结论，但有不少符合现代医学原则的地方。在他的医学方法论上，虽也有所谓阴阳五行的暗昧范畴，但基本上是一种素朴的唯物论，并包含着辩证法的一些因素。所以他的著作，还为今日“中医”所宗法。此外还有所谓华陀的针灸术，照今日针灸的某些结果看，是有其一些效力的。我想，从现代医学的科学基础上去研究“中医”的传统经验，或者说，进一步把中医的传统经验，提到现代医学的科学原则上，是于人类有贡献的。

文艺　两汉文学，最发达的是赋。赋，系直接由春秋战国时期的歌、《成相》篇、特别是《楚辞》而来，到汉朝才完成的一种形式。《楚辞》原先也吸收了民间形式的东西。秦汉之际，这种形式在今长江流域的民间很流行；没受过教育的刘邦能作《大风歌》，沛县儿童能合唱《大风歌》；“学书不成”的项羽，能作《虞姬歌》。两汉最著名的赋家有贾谊、枚乘、枚皋、司马相如、东方朔、严忌、主父偃、扬雄、班固、蔡邕等人，尤以司马相如为最出色，有广博宏丽之称。武帝本人也是一位天才作家。从他们作品的内容看，大致可分为如次的几个流派：如武帝的《秋风辞》、《悼李夫人赋》，是代表宫廷贵族的作品；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公孙弘的《士不遇赋》等，则在歌颂皇帝和汉朝的统治；贾谊的《吊屈原赋》，八公之徒的《招隐士赋》等，表现着中间层知识分子失意的伤感和求仕心情。

散文形式的作品，最著名的，有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李陵《答苏武书》。前者是代表中间层知识分子的作品，表示其对现实及自身遭遇的反感和怨愤；后者是小贵族的作品，表现其陷身异国的无限怨愤与孤独、失意的伤感情绪。

此外，据《汉书·艺文志》说，还有《伊尹说》、《鬻子说》、《黄帝》……等神话传说式的小说作品，系成于汉朝抑在以前，因今皆不传，已无从考知。今所传之东方朔《十洲记》，班固《汉武帝故事》，刘歆《西京杂记》，郭宪《洞冥记》……等，据鲁迅考证为后人伪托。

诗在汉朝也相当发达，著名的赋家，又都是著名诗人。形式上，一面仍流行四言（四言系《诗经》形式的直接发展，谓由华孟创格是错的），一面又创造五言和七言体。七言始于枚乘，五言亦始于枚乘或苏武、李陵。实际上，枚乘或苏、李也不仅采取过去的形式（散见于战国以前书籍中的，已间有不完整的五言形式），并可能吸取其时民间的形式（《大风歌》、《虞姬歌》等已近似七言形式）。从内容说，刘邦的《鸿鹄歌》与《大风歌》一样，在表现“匹夫为天子”的得意和轻佻情绪；司马相如的《封禅颂》，华孟的《讽谏诗》，班固的《宝鼎诗》，在歌颂皇汉的统治和武功；李陵的《答别诗》，则表现沦陷异国的小贵族，满怀悲欢离合的凄怆情绪。这都是代表大地主的作品。张衡的《怨篇》和《四愁诗》，反映了中间层知识分子的生活情调；孔融的《临终歌》，则表现其临难的反感和懊恼于其平日思想的偏激；蔡邕的《樊惠渠歌》，描写了中间阶层生活的一面；蔡琰的《悲愤诗》，反映了汉末军阀的横暴，也反映了城邑残破、人民遭受杀掠和蹂躏的惨状，又对其自己身世，表示无限伤感；“建安七子”中王粲的《七哀》有“……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张、孔是中间阶层知识分子的代表作家；蔡、王，特别是王粲，又同时反映了其时一般人民的悲惨遭遇。

另方面，便是代表民间文艺的谣谚。《说苑》引谚“绵绵之葛，在于旷野；良工得之，以为絺纻；良工之得，枯死于野”，反映人民织葛绩布，全为统治者所剥夺。《风俗通》引谚“县官漫漫，怨死者半”，史照《通鉴疏》引谚“足寒伤心，民怨伤国”，《古谚》“上求材，臣残木；上求鱼，臣干谷”，均反映人民对政府和贪污的愤恨。《艳歌行》与华容夫人《歌》，描绘了人民流离死亡失所的惨状。《东门行》描写人民无以为活，铤而走险。《孤儿行》“怆怆履霜，中多蒺藜。拔断蒺藜，肠肉中怆欲悲：泪下渫渫，清涕累累；冬无复襦，夏无单衣。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描写人民苦况。《悲歌》：“思念故乡，郁郁累累：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古歌》：“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胡地多风飚，树木何修修！离家日趋远……肠中车轮转。”《古八变歌》：“浮云多暮色，似从崦嵫来……翩翩飞蓬征，怆怆游子怀。故乡不可见，长望始此回。”所谓《古诗》：“十五从军行，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烹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以及《陇头歌》、《小麦童谣》等……都是人民苦于兵役和反对侵略战争积愤的发泄。《牢石歌》在反对石显等宦党政治。京都童谣，“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侯非侯，王非王，千乘万骑上北邙。”桓灵时，童谣“举秀才，不知书……”在反对奸邪当政和选举制度的虚伪。《城上鸟》童谣，在描写“桓灵”政府的腐败、贪污。《投阁》的“爱清静，作符命”，《蜀中童谣》“黄牛白腹，五铢当复”，表现人民对王莽复古政治的愤恨。《逐弹丸》“苦饥寒，逐弹丸”，反映人民为“饥寒所迫，铤而走险”，又遭受统治阶级的残酷屠杀。这种民谣，内容丰富，包含着无限生命力；形式生动活泼，且表现变化无穷，多种多样，但在内容和形式上还均可能经统治阶级修改过。

音乐和歌曲。汉初歌的形式，系直接来自民间，如《大风歌》、项羽《虞姬歌》以及唐山夫人（刘邦妾，名韦昭）的《安世房中歌》，都是一样；只是他们抛弃了民间的内容，《虞姬歌》仅在表现旧封建贵族临末的悲鸣，《房中歌》只在歌颂汉朝的统治。武帝又进而集赵、代、秦、楚各地之讴，即民谣形式，由司马相如等制成的《郊祀歌十九章》……也便成了宫廷的东西了。只有梁鸿的《五噫歌》，一面叹息于“帝京”、“宫室”的无限壮丽，一面又叹息人民劳役的无限痛苦，反映了民间的一些内容。在乐曲方面，刘邦回沛，集沛县儿童百二十人合唱《大风歌》，可见民间原先就有合唱的形式。武帝命李延年以“十九章”之类的歌词，谱成“新声曲”；又调用民间乐师（如制氏之类），设歌童歌女七十人，每当宴会、祭祀、朝见、宫廷娱乐……均由乐师协奏，歌童歌女合唱。到后汉明帝以后，又分乐为四品，用于祭皇室陵墓的为“大予”，祭祀宗庙及皇帝出游的为“雅颂”，宫廷宴会及朝见的为“黄门鼓吹”，军中所用为“短箫铙鼓”。到灵帝时，贵族又竞尚胡箜篌、胡笛、胡舞，即又吸收了印度和“西域”的东西。

秦汉时期的绘画，今没有保存下来的，据载武帝于甘泉宫画天地太一诸鬼神，明光殿画古烈士像，于“麒麟阁”画功臣十一人像。元帝时有毛延寿、刘白等著名画家。后汉明帝特置画官，并于“云台”画中兴功臣二十八将像。此外，宫殿和庙、墓内壁作三皇、五帝、忠臣、孝子及神灵怪异等图像，可想见绘画的发达程度。今日已发现之石室遗迹，如武梁（后汉元嘉元年，纪元一五一年建）石室石雕，第一层作供奉异物神人图。第二层为伏戏、祝诵（融）、神农、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桀像。第三层右壁刊曾母投机图，闵子謇御车图，老莱子嬉娱父母图等。第四层右壁刊齐桓鲁庄会盟，曹沬以匕首劫桓公图，专诸刺吴王图，荆轲刺秦王的全部事迹图；最下层刊贵族出游图（中两马车，两骑前导，两骑后从，后随从一人）。又如嵩山南麓的太室石阙（安帝初元五年即纪元一一八年建），第一层刊人物、骑马人物、马车、龙、凤、虎、鹤、鱼、兽环、车轮装饰等画图。他如，孝堂山石室（肥城，顺帝时遗物）有描绘战争的刊图；武士祠后石室（嘉祥）第二层有风、云、雷、电、虹霓、神仙、鬼怪等等刊图；晋阳山画像石（济宁），有关于西王母的神话故事图。这自然都是关于贵族、大地主的意识形态和生活的描绘。但从技巧上看，虽系朴质，但颇生动，不仅表现当时雕刻的发展程度，同时也反映了绘画发展的程度。

第六节　结语

汉朝开国和历次“中兴”的所谓“圣君贤相”，就是都有着一些阶级斗争的经验，了解一些社会情况和农民要求；为挽救自己，欺骗人民，实行了一些改良政策。但那种统治阶级的改良，不仅只能暂时和缓社会矛盾，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而且改良的仅有果实，最后也落到地主阶级手中，人民没得到多少好处，所以说“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而豪民强夺，酷于亡秦”。其实，所谓“豪民”和“官家”，原是沆瀣一气的。

由秦末到两汉的阶级斗争情况，说明了专制主义封建制社会的基本问题，就是土地问题；农民的基本要求，实质上就是土地。刘邦刘秀从保守主义的实际斗争中，知道一点人民的要求；但只能施行欺骗性的点滴改良，并不能解决基本问题——所以不能，是因为社会基本问题的解决，就是取消了他们自己。

王莽变法的失败，说明了复古主义不能解决社会矛盾，只能把矛盾扩大。这又一次证明，开倒车的反动买卖，不会为历史所容许，结局总是很悲惨的。

“党锢之祸”的惨局，不只由于中间阶层知识分子的政治活动，没有和农民暴动相结合，而且正由于改良主义是没有历史前途的。

两汉轰轰烈烈的农民大暴动，迅雷暴风般的粉碎地主阶级统治；后汉农民大暴动，并有其一套素朴的组织和布置计划，表现了农民群众无限伟大的力量和智慧。但他们只达成了推翻地主阶级统治的任务，没能开创出新的前途；正由他们的根本弱点，自己找不到前进的方向。流氓出身的农民领袖，对暴动的组织和发动，他们起了不小的作用；但在暴动发展的过程中，如王凤、王匡等，又被地主阶级欺骗、收买，出卖群众利益，最后如马武之流，甚至出卖群众，投降地主阶级。地主阶级对于暴动农民，软的利用、欺骗、分化、收买、陷害以致使农民阶级弟兄自相残杀的一套阴谋手段，比硬的镇压、屠杀和“围剿”，还要毒辣百倍；而且这种阴险毒辣的手段，刘秀比刘邦更多更厉害，后来曹操又比刘秀的花样多。农民的斗争办法进步，地主阶级的反动办法也越来越精。

两汉时期，尚在原始公社制阶段的各少数民族“入塞”骚扰，并没有侵略的内容；武帝和其以后的一些继承者，最初的防御方针下的军事行动，是一种民族自卫的性质；但随后和大商业资本开发商路的要求结合，便转成封建性的侵略战争了。在自卫战的阶段，是进步的；转到侵略战的阶段，便成为反动的了。侵略的结果，被侵略的各落后民族和汉族农民，都受到严重损害，也削弱了汉朝自己的统治。

但他们打通了中国和中亚、罗马、印度、日本的交通线，引起世界文化的交流，却对人类文化起了推进作用。

本章一般参考资料：

（一）《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

（二）范文澜等：《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篇二至七章。

（三）拙著：《中国政治思想史》第六篇；《中国社会史诸问题》。

（四）章嵚：《中华通史》乙编二至八章。

（五）桥本增吉：《东洋史讲座》二卷二章及三卷四章，十二卷《支那佛教史：后汉时代》，《支那哲学史》十二章；中山久四郎：同书第四卷二章。

（六）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

（七）拙著：《中国民族简史》。

（八）崇古书社：《古诗源笺注》卷一、卷二。

问题讨论：

1．汉朝的社会性质如何？

2．两汉实行了一些什么改良政策？

3．两汉社会基本问题何在？

4．王莽“变法”的内容如何？

5．“党锢之祸”的社会根源何在？

6．两汉对外战争的性质和结果如何？

7．两汉农民暴动的发生及其失败的原因何在？

第十章　专制主义封建国家统一的分裂——三国时期（纪元二二〇——二六四）

第一节　群雄割据定三分

群雄割据　在农民大暴动发生后，后汉政府为动员所有地主阶级力量反对农民军，便不只动员其中央和州郡的所有武装，且号召地主们都起来参加“讨黄巾贼”。而地方豪绅为着反对暴动农民，保卫自己特权，便相率以自己的家奴和佃户作基础，组织武装部伍（部曲），聚众结垒（像董卓的郿坞形式又叫做结坞）。特别在农民暴动炽烈的地区，如大河南北，这种武装更多，如李典有部曲三千余家、万三千余人，许褚有数千家，张赤部众五千余家，任峻有家族宾客家兵数百人，吕虔率家兵守湖陆（山东鱼台），李通率部曲破周直部众两千余家。这种地主武装，不仅是农民的死敌，而又是产生和维护封建军阀割据的产婆和保姆。因此，在农民大暴动的过程中，便产生不少各据一方的大小封建军阀，他们都是事实上的大小皇帝，后汉皇帝对于他们已完全丧失统制作用；大军阀们都想把皇帝拉到自己手中，也只在利用他的合法地位，以便于扩大自己权力。所以“黄巾”农民大暴动的结果，后汉政府的名义，虽还保存了一个时期，实际上是垮台了。纪元一八九年，董卓领兵入洛阳废少帝，另立陈留王为献帝，皇帝便只是董卓手中的傀儡。纪元一九六年，献帝落到曹操手中，又成了曹操的傀儡；但直到纪元二二〇年“禅位”给曹丕止，却还保存着吃闲饭的皇帝名义。

他们各据一方，角逐政权：董卓挟献帝，占据豫西和陕甘，公孙瓒占据河北，公孙述占据辽东，袁绍占据渤海，曹操占据山东，袁术占据河南安徽，陶谦、刘备、吕布相继占据徐州，刘表占据湖北，刘焉占据四川，孙坚占据湖南……。他们都是“讨黄巾”起家，又互相火并，大吃小，强吃弱；结果在军事、政治、干部政策等方面，都有一套欺骗和改良办法的，就越来越大，否则就越来越小，被吃掉。

董卓原是甘肃陇西恶霸，灵帝时，以自己的家奴佃户作基础，组织部曲，随张奂镇压羌族（按即后来回族前身）有“功”；后调到山西做河东太守，镇压暴动农民。纪元一八五年，灵帝又派他去镇压羌族，他便与地方“豪帅”结合，扩大力量。纪元一八九年带兵进洛阳，废少帝，另立献帝，他便成了实际上的洛阳皇帝；但董卓很残暴，霸占珍宝库藏，奸淫皇帝家属，杀戮异己分子，特别对人民乱杀一气；加之他的部队本是乌合之众，兵痞、无赖、恶少及湟中“义从”“秦胡”（落后民族）混成一团，在洛阳一带大杀、大抢、大烧。渤海太守袁绍联合冀州刺史韩馥、后将军袁术、陈留太守张邈、河内太守王匡、济北太守鲍信等，共发兵攻董卓。董便将洛阳和城周两百里全部烧光，挟制献帝迁都长安。纪元一九二年，王允、皇甫嵩和董卓部下吕布等共杀董卓及其家族。董卓的部将李、郭汜等，乃收集残兵，胁迫流人，攻入长安，复挟制献帝。他们在长安京城内外，又大杀、大抢、大烧，弄得暗无天日，而又彼此争夺权力，相互攻杀，以致长安成为空城，甚至关中全境，再遭这次灾难，人民死亡逃散，二三年间，“无复人迹”。以后郭汜、李，都被自己部下杀死，这个杀人集团便鸟兽散了。

袁术是大贵族太傅袁隗的儿子，也是积极反“黄巾”起家的。他领兵和袁绍等攻董卓，占据今南阳豫东一带，自称南阳太守，兼豫州刺史；后被曹操打败，退到苏北，杀死扬州刺史陈温，又占据今苏北皖东一带地盘，自称为“徐州伯”。在当时，南阳、苏北、皖东一带，本是较富的地区，受战争破坏的情况也较轻，但袁术却只顾剥削人民，扩大部队，反而搞得“资实空尽”，民不聊生。对自己的干部，也一味胡来，如他听说孙坚得到“传国玉玺”，便将孙妻扣留，要他拿“玉玺”来换。军事上也没有适当方针，和自己的堂兄袁绍也闹别扭。纪元一九七年，他在寿春自称皇帝，国号“仲家”；后来吃了曹操一个大败仗；渡过淮河，又被吕布邀击，打得落花流水；最后想逃往潜山（今安徽霍山），又被自己的部曲陈简、雷簿派兵堵拒，随身部队也都各自逃散，最后便气死了。

袁绍是贵族袁隗的侄子，渤海太守，野心也很大。纪元一八九年，他联合关东军阀出兵“讨董卓”，自为盟主；想把后汉皇帝拉到自己手中，以便“挟天子，令诸侯”，但没达到目的。以后，他胁迫韩馥把冀州地盘让给他；纪元一九九年最后把公孙瓒打败，占领易京（今河北雄县），至此他便占据了河北山西及豫北鲁北一带大块地盘。河北一带本是生产发达的区域，由于天灾、人祸，人口虽已大大减少，百姓生活较穷困，但较之中原和西北，情况还好些。沮受等人都劝袁绍振理内政，巩固根据地；袁绍却只顾盲目的去扩大地盘和权力；有些好干部也不能用，团结不住。自己内部和后方的情况反越来越坏，以致部队靠桑椹、枣子作食粮。纪元一九六年，曹操把献帝挟到许昌，他很不服气，便宣布曹操十大罪状，号召各州郡一同起兵讨伐。纪元二〇〇年，他亲领大军进到黎阳（河南浚县东南），曹操则陈军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来抵抗；绍军于白马（今河南滑县白马津）、延津（河南延津），连吃两大败仗，大将颜良、文丑均战死。曹操见袁绍仍一味冒进，便诱其深入。袁绍以大军进迫官渡；曹操便以奇兵袭袁军后方，并占夺其后方补给站乌巢（延津东南），袁军大败，战死和被坑杀者七万余人。袁绍后方郡县听到失败消息，又有不少投降曹操的。加之袁绍在邺（今临漳）病死，他的儿子袁谭袁尚又相互结党争权，自相残杀。纪元二〇四年，袁谭袁尚都被曹操消灭；纪元二〇七年曹操又进攻幽州，袁熙（绍子）失败逃奔乌桓。袁绍的地盘，就完全为曹操所占领了。

吕布原先是董卓的部将，杀卓后，被李、郭汜打败，逃到南阳，投靠袁术，后又投靠袁绍，因不受袁绍信任，复投陈留太守张邈。纪元一九五年，由于陈宫和张邈的支持，占据濮阳（今河北濮阳），自称兖州牧。不久，他被曹操打败，又投徐州依靠刘备；复与袁术勾结，袭击刘备，攻占下邳（今苏北邳县），自称徐州牧，又联络刘备反对袁术……。由于他反复无常，各方面的关系都很坏，自己完全孤立。纪元一九八年，曹操亲自来进攻他，他请求袁术等援助，各方面都不理会。吕布兵败投降曹操，被曹操缢死。

赤壁之战　董卓、公孙瓒、吕布、两袁等相继失败后，除开孙权刘表在长江流域，刘焉在四川外，黄河南北已全被曹操统一。纪元二〇五年以后，曹操的箭头便转向南方。纪元二〇八年，曹操亲领大军八十三万南下，进攻襄阳；他计划平定荆州后，再一面由徐州南下，一面沿江东下，夹击孙权，平定江东。刘表的儿子刘琮投降曹操。原先在荆州依靠刘表的刘备，便与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率部退往江陵，至当阳被曹操追兵赶上，便退走夏口（今汉口），曹操复回师东追。

刘备诸葛亮到夏口，和东吴的政治家鲁肃会见，他们根据当前形势和各种条件，商定联盟抵抗的战略方针和军事计划。诸葛亮、鲁肃同去柴桑（今九江）和孙权商量。孙权召集左右文武商议，只有张昭等数人主张投降曹操，周瑜等军事负责人都与鲁肃的主张相同。同盟成立，便展开孙刘联军与曹军相持于赤壁夏口间的战局。

这一次大战役中，曹操不惯水战，又加上北来将士不服水土，瘟疫流行，且又人地生疏。故当孙刘军展开攻势，与曹军会战赤壁（今湖北嘉鱼江滨）时，诸葛亮的战术完全成功，曹军大败，水上部队全军覆灭，曹操仅率一部分步骑，从华容（今湖北监利）北逃；鲁肃等陆上部队，乘胜尾击曹军，追至南郡。

翌年，周瑜复击败曹仁，把曹操在江陵的钉子拔除。至此，曹操便只得凭合肥、寿县、襄阳、樊城一线，布置防务。

三分定局　另方面，赤壁之战的结果，刘备事实上便占据了荆州。鲁肃为要巩固孙刘同盟，便取得孙权同意，于纪元二一〇年，正式将荆州让借于刘备，作为经略西蜀的根据地。纪元二一四年，诸葛亮关羽留守荆州；刘备率张飞赵云等领兵入巴蜀，最后围攻成都，刘焉的儿子刘璋投降，刘备自称益州牧。

至此、刘备便占据荆州（今两湖）、益州（四川）；孙权占据今江苏、浙江、江西、福建、两广等省及皖北大部，两湖东面各一部以至安南；曹操占据今全部华北、中原、西北、东北至辽东，南至襄樊，东南以合肥、寿春一线界东吴。曹操占据的地区最广，又是原先汉朝的中心地区，生产较发达；但自汉末以来，又经过统治阶级的反“黄巾”和军阀连年混战、大破坏大屠杀的结果，“旧土人民，死丧略尽”，生产衰败，满目荒凉。孙权占据地区也很广，并且天产最丰富，绝大部分地区又没受战争摧残；但人口较少，生产最落后，当时江南还是“火耕水耨”，其他广大地区，多为越族等落后民族所散布。刘备占据的四川，是所谓“天府之国”，成都平原又是著名的谷仓，战争的破坏也较轻；但地区较小，人口少，也有很大部分为落后民族所散布；加之四川有三峡、剑阁等形胜，江东有长江天堑。

特别重要的，①他们都有一套笼络人心的办法：如曹操行军，不许马踏麦田；孙策在江东禁止军队侵害人民；刘备自称“仁义之师”，对那些跟他逃亡的人民，特别照顾。这虽则都是假仁假义，但比其他军阀好些，对当时求死不得的人民，是能起一些麻痹作用的。②他们左右都有一大批人才，并都有一套使用和团结人才的办法：刘备有诸葛亮、庞统、关羽、张飞、赵云、黄忠、马超、魏延、法正等，孙权有鲁肃、周瑜、吕蒙、陆逊、周泰、甘霸、吕范、诸葛瑾等，曹操有郭嘉、荀彧、荀攸、张辽、典韦、李典、夏侯渊、许褚、司马懿等中坚人物，并都能适当的使用和团结在自己周围。特别是曹操，在这方面更胜过孙刘（但他们团结人才都是以自己为中心，而不是使人才相互团结）。③他们都注意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根据地；特别是曹操，在这方面，用了不少力量，在河北、山东、河南建立了几个巢穴，刘备原先没有一块地盘，很苦闷。④都有一套旗鼓相当的战略计划。这是他们和董卓、袁绍等人不同的地方。所以他们同董卓、袁术、袁绍、公孙瓒、刘表、吕布等，都是反对“黄巾”军起家，阶级立场也是一样，而且最初都是力量较小的，却成了事，其他的人却都失败了。也正因为他们三家这样旗鼓相当，都有自己存在的条件和依据，谁也不能把其他两家吃掉，所以便形成三分之局。

到纪元二二〇年，曹丕自称魏帝，建都洛阳；纪元二二一年刘备自称汉帝，建都成都；纪元二二二年，孙权称吴王——后七年亦称帝——建都建业（今南京）。自此，中国便名实一致的分裂为三个相互对立的专制主义封建国家。

第二节　蜀汉

桃园结义“讨黄巾” 　刘备自称为汉朝皇室的后裔，据说小时做过织席贩履的手艺买卖，但又研究过经学。因此，他家庭可能是小康。“黄巾”农民暴动发生后，他得到大商人地主张世平、苏双等的鼓动和帮助，与关羽、张飞在桃园结义，共同组织武装反对“黄巾”军。因为“讨黄巾”有功，汉帝封他侯爵。清起家谱来，他还长皇帝一辈，以此又拿起皇叔的牌子去招摇。

当时刘皇叔的牌子很响亮，手中也有相当兵力，只是没有一块地盘。他辗转依附袁绍、陶谦、曹操、刘表，都是做客，全靠他人供给，军队也很难扩充。

在荆州，他先后吸收了徐庶、庞统、诸葛亮来帮助自己，特别是诸葛亮，确是当时很有能力的政治家，对于刘备的事业，起了不小作用。诸葛亮和刘备在隆中（今襄阳西）见面谈论时事，他根据不少具体情况，分析当时形势和发展前途：估计曹操和孙权都有存在的条件，不容易消灭；刘备搞得很好，也只能取得四川，与曹、孙三分鼎立；同时曹操是“贼子”，不容许和他妥协，孙权却可联合抗曹。这在当时，从刘备的立场说，是完全对的。孙刘两军联合抗曹的“赤壁之战”，就是他孙刘联盟见解和方针的初步实现。

诸葛治蜀　刘备占据四川，从称汉中王起，内政、外交、军事、财政全由诸葛计划，特别是刘备死后，更由他担负起全部实际责任。诸葛的全部方针，第一是巩固根据地，安定后方，培养力量；第二是巩固蜀吴联盟，共抗曹操；第三在军事上，主要在巩固襄樊和汉中两大战略基地，把这两个拳头摆在曹魏前后，条件成熟时，两面钳击洛阳，东吴出徐州侧击。

因此，他入蜀以后，一方面，便尽量收容本地的政治人才，如董和、黄权、李严、吴壹、费观、彭羕、刘巴等，和地方建立联系，化除隔阂；依靠他们去振兴内政，修明被废弛的法律制度，整理财政，减少冗官浮员，特别注重奖励农业生产，减轻赋税；同时，使用外来的军事人才，如张飞、赵云、黄忠、魏延、马超、马谡、马岱等，积极训练军队。特别在他初期的北伐尝试受挫后，更注重这种“劝农修武”的工作。但四川境内和西南广大地区的各少数民族，不但在他的军事财经等方面，不发生帮助作用，并随时可以来“扰乱”。这个问题不解决，后方也是不得安定的。而两汉的经验，单靠军事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他采用马谡“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方针，亲自南征，严励约束部下，禁止烧杀，并实施一些“恩德”；战胜孟获，“七纵七擒”，最后使孟获“心服”。把川边、贵州、云南全部平定。这样，不只使后方得以安定，他并从少数民族方面得到一些兵员补充和税贡，特别解决了造箭的重要原料（四川的小竹都是空心薄皮竹，不能作箭杆，贵州的小竹很坚硬，弹力也大）。

但在另方面，他的联吴方针和军事战略计划，却一再被破坏，没能贯彻。他从荆州去蜀时，本来要关羽一面相机夺取襄樊，一面和吴结好。但傲慢自大的关羽，只完成夺取襄樊的任务，对吴的联盟关系，却反而由他破坏了。他镇守荆州，夺取襄樊，俘曹仁后，威望相当高，孙权想和他联姻，他反说：“虎女焉肯配犬子。”刘备占去荆州，孙权、周瑜、吕蒙之流，本来很不甘心，随时都想索回。诸葛亮一面为维护联盟，一面保持战略基地，彼此划湘水为界，只是暂时的妥协。加之，曹操失襄樊后，觉得形势不利，便更加紧去笼络孙权，破坏蜀吴联盟。因此，纪元二一九年，孙曹便两面夹攻关羽，吴将吕蒙袭取江陵，魏兵进攻樊城。关羽在两面夹击下，西退守麦城（湖北当阳东南），为吴军所迫，又走漳乡（当阳东北），被吴将潘漳所杀。这在蜀汉方面，不只丧失了襄樊的重要基地，盟友变成敌人，且丧失荆州地盘，被封闭于夔门以内。刘备称帝后，又拒绝诸葛亮的劝告（诸葛自己这回也不够坚决），不顾长远的战略利益，纪元二二二年，留诸葛守成都，亲率大军东下，为关羽“复仇”；部伍从巫峡（四川巫山东）、建平（巫山），连营至夷陵界。东吴派陆逊屯宜陵，守峡口（湖北宜昌西北），领五万大军抵抗。陆逊坚壁不战，及蜀军情绪低落戒备松懈，便以火攻袭破其前营，大军乘胜猛扑，连破四十余营。刘备突围逃归白帝城（四川奉节），翌年病死，这不只使吴蜀的联盟一时根本破坏，蜀汉并损失不少久经战斗的干部和老兵，元气大受损伤。

六出祁山　刘备临死前，遗嘱阿斗太子（刘禅）继位，诸葛亮辅政。诸葛又加强内政设施和军备，同时又与东吴恢复联盟关系。纪元二二七年三月，他向阿斗提出著名的《前出师表》，一面对后方工作和干部配备，精密布置；一面亲自“奖率三军，北定中原”，以图实现“攘除凶奸，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政治目的。大军抵汉中，屯沔北阳平关（今陕西沔县）；纪元二二八年攻取祁山（今甘肃西和西北），天水、南安、安定等陇西诸郡相继响应。蜀军“纪律严明”，颇得人民称许。因前锋马谡不遵战斗部署，在街亭（甘肃秦安东北）被魏军张郃杀得大败。赵云据守箕口（陕西褒城北）也吃败仗。战斗结果，仅攻下西县（今天水），俘魏军千余。诸葛被迫回师汉中，含泪“斩马谡”，并归咎自己，同时奖励有功者，抚慰阵亡者遗族，整顿部伍。是年冬，适吴军诱败魏军曹休于石亭（安徽渭山东北），魏军东下救援，诸葛便乘机再举兵北伐，又提出《后出师表》，指出敌人强大，也表现自己信心不高了。十二月蜀军出散关（陕西宝鸡西南），围陈仓（宝鸡）；魏军清野坚守，蜀军围攻二十余日，没能打下，又因给养缺乏退兵。纪元二二九年，诸葛亮第三次出兵伐魏，攻占武都（甘肃成县）、阴平（甘肃文县）。纪元二三〇年，魏复转取攻势，曹真领兵南伐，图攻取汉中；曹真在进军途中，因魏又改采司马懿防御方针退兵。纪元二三一年，诸葛亮又出兵伐魏，进围祁山，魏派司马懿屯长安防守。司马懿以蜀军远征粮少，接济困难，利于速战；魏军坐守，接济不成问题，利于持久，因此坚壁固守。在司马懿这个方针下，蜀军师劳无功，又以粮尽退兵。

诸葛亮针对司马懿这种方针，也改变战略，又退而“劝农讲武”，休养民力，培植士气（息民休士），巩固汉中根据地，壮大力量；改进交通运输，修筑剑阁道路，制造“木牛流马”（按即双轮车），于斜谷口（褒城北）建立大粮站，运粮储积。纪元二三四年，他又率十万大军出斜（即褒城），以五丈原（陕西蒙城西南）为中心，分兵屯田，使屯田兵杂于渭滨居民里面，建立新根据地，与司马懿进行持久战。同时，一面不断派兵向司马懿挑战，去扰乱和疲劳敌人；一面约同东吴出兵，牵制敌人后方。但他这个计划刚开始，便于同年八月在五丈原病死了。杨仪、姜维带领全军，收拾人马，从五丈原撤退入谷。杨仪是后起，姜维是天水战役的降将；由于诸葛的信任，他们特别自负。自负能力不弱，又身为老臣宿将的魏延，却不顾大局，领兵先入谷烧毁阁道（按系木料构成的），断绝杨、姜归路。结果，魏延终于战败被诛。

邓艾伐蜀　蜀汉的老军事干部，至此已死光了；诸葛在这方面，没加意培养，没有适当的新干部能接续上来。姜维的忠心是够的，但能力、修养、资望都不能和诸葛相比，也没有掌握诸葛的战略思想。继诸葛主持内政的蒋琬、费袆，却能继承诸葛的方针，主张先搞好内部，休养民力，与姜维的军事方针相反。姜维则急进求功，并自认为诸葛继承人。及蒋琬病死，费袆又为降将郭修刺杀，姜维更大举北伐。他计划笼络羌、胡各落后民族，携取自陇以西地区。纪元二五九年，姜维数次北伐，攻略狄道，均是师劳无功。纪元二三七年，姜维布置与胡济钳攻上邽（甘肃清水）；胡济误期，姜维在段谷（清水境内水名）被邓艾打得大败，士兵死亡、逃散的很多，陇西亦纷纷骚动；此后又数次出师北伐；后因兵力消耗太重，粮饷供给也极度困难，便又放弃汉中根据地，退守汉乐（陕西城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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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自费袆死后，阿斗昏庸，宦官黄浩结党擅权，为所欲为，内政搞得很糟；加之姜维连年远征，人民负担逐年加重，因之搞得民不聊生，民怨沸腾。纪元二六三年，魏司马昭派邓艾、钟会两路大军伐蜀，钟会入汉中，姜维退守剑阁，据险抵抗。邓艾从狄道经阴平间道袭取江油（四川江油），诸葛亮子瞻战死，连克涪陵、绵竹（四川德阳）。后主阿斗投降，蜀汉的统治便结束了。

第三节　东吴

东吴的兴起　孙权的父亲孙坚，随朱儁“讨黄巾”“有功”，封乌程侯，任长沙太守，占据湖南；他又参加讨董卓的战斗，入洛阳，得传国玺；后袁术命他攻刘表，被黄祖射死。孙坚长子孙策，和舒城周瑜等商定，向袁术请兵，以渡江为术、平定江东作口实，得兵千人；渡江后，得“父老”赞助，吃掉扬州刺史刘繇，平定各地“盗乱”，占据吴郡（江苏吴县）、会稽（今绍兴）、丹阳（皖南宣城）、豫章（江西南昌）、庐陵（江西吉安）等郡，自称会稽太守。他脚跟才开始站住，被刺身死——据传刺客为“太平道”分子，一说为部下；临死给孙权的遗嘱说：“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与张昭、周瑜等的遗嘱说：“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

孙权继承孙策后，江东上下遵守孙策遗嘱，对长江以北的中原局势，坐“观成败”；极力向长江以南扩大地盘，把今广东、福建、安南及湖南大部地区……拿到自己手中。赤壁战斗的结果，暂时打消了曹操并吞江东的企图，巩固了东吴的局面。

东吴的内政外交和军事　纪元二二二年孙权自称吴王后，东吴实际上已成为一个专制主义的封建国家。原先曹丕称帝以后，要孙权表示效忠，并令他送儿子去洛阳作抵押。孙权上表称臣，但不送儿子作抵。鲁肃是坚主联蜀抗曹的，他曾说：“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因为内部也有降曹拒曹的两种主张存在，所以魏蜀称帝后，孙权仍只称吴王。

孙权的基本方针，是从“保江东”、“观成败”出发的。因此外交上，在曹魏和蜀汉敌对的空子里求生存，讨便宜，所以对蜀又和好又敌对，对魏又敌对又妥协。关羽攻占襄阳、樊城，蜀魏矛盾尖锐，曹魏拉笼他，他便背盟配合曹魏夹攻关羽，携取荆州；刘备大军东下，他复称臣于魏；曹魏大军南征，他又向蜀修好求救；诸葛各次约请一同伐魏，他都是坐观形势……。在军事上，是“保江东”的防御方针。因此，北面建筑濡须水口（安徽巢县东南），作为重镇，以防魏军南下；西置重镇于宜昌，以备蜀军东进；同时，凭靠长江天险，大修水师和水上防御，以水军为主要兵种。所以除去条件有利，他能扩充地盘以外，总是保存实力，从不主动进攻。内政上，由于江东地区，当时生产较落后，人口也较稀少。为要巩固江东，首先要发展农业。因此，一面便设法招徕境外人口（当时北方农业和手工业流亡人口，从孙策时，就有不少流到江南，以后又不断引其渡江，如纪元二一三年，引诱濡须水口以北境外居民户口十余万，皆东渡江），派兵把海岛人口驱进大陆，又浮海至辽东一带掳回男女人口。一面将生荒地分给无地人民（即所谓“受田”），并自孙权父子以下，都分受生荒，以奖励开垦。一面，改进“火耕水耨”的耕种方法，教人民用两牛一犁耦耕（即所谓“车中八牛以为四耦”）。同时，减轻赋税。为着巩固后方，并从落后民族那里得到人力补给和税贡，便设法去征服山越等族；但他没有诸葛对西南落后民族那套办法，并没得到完满结果。因此东吴的生产就渐次进步，渐次发展起来了。东吴的基本地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比较巩固。

东吴的衰落和灭亡　纪元二五二年孙权病死，子孙亮继承，诸葛恪辅政。恪独专东吴朝政，布置亲党，孙权的内政敷设，便开始废弛；加之他在军事上，于蜀汉力量衰落之际，对曹魏转取攻势，连年大兵出征，大规模工事建筑（如于东兴堤——今巢县东南——筑两城），又大量消耗国力，增加人民负担。诸葛恪被杀后，孙峻孙兄弟相继专权，更加残暴，排除异己，不少东吴老臣，被他们杀掉或排斥。对人民的压榨，激起“吴民咸怨”。同时，他们在军事上也继续诸葛恪的方针，盲目的和曹魏反司马氏的力量诸葛诞等勾结，每次大军出征，都是损兵折将，大量赔本。

蜀汉亡后，司马氏一面进行“篡魏”，一面便准备亡吴，命羊祜守荆州，经略上游，王浚留巴蜀大造船舰，训练水军。而东吴的情况，则自纪元二六四年孙皓即位后，更是江河日下了。所以羊祜说：“孙皓之暴，过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但因司马炎“篡魏”自为皇帝，有不少曹魏旧臣反对，晋的内部还不稳定。因此羊祜、王浚、杜预等一再建议伐吴，都被搁置。到纪元二八〇年，司马炎“篡魏”已十五年，内部已没有问题。因此，他便命司马伸、王浑、王戎、胡奋、唐彬、杜预各领步骑，分道并进；王浑等出寿春、合肥南下，直趋吴下游各城镇，杜预出江陵；另一面王浚领水兵，自巴蜀沿江东下，最后各路均直攻建业。孙皓投降，东吴的统治结束，司马炎又把分裂的封建国家统一了。

第四节　曹魏

曹魏的兴起　曹操的父亲曹嵩，曾做过太尉：他本姓夏侯，受大宦官曹腾（安徽亳县人）抱养，便姓曹。操本人在灵帝时做典军校尉。“黄巾”暴动发生，曹操随朱儁“讨黄巾”；颍川之役，他配合皇甫嵩、朱儁打败“黄巾”军波才。董卓擅权，操化装回陈留，散家产组织武装，并得到豪绅卫兹等资助；依附袁绍反董卓，占据东郡，绍任他为东郡太守。后青徐“黄巾”军复起，青州黄巾百万人入兖州。操率部入兖州“讨黄巾”，自称兖州牧；得地方豪绅支持，并合并其部曲，兵力渐大；同时对“黄巾”军实行分化、收买、招抚、屠剿，“击破黄巾，功业日著”，便成了很大的军阀。纪元一九六年，献帝从长安逃往洛阳，他迎接献帝到许（许昌）；至此，献帝成了他手中的傀儡，他利用献帝的合法地位，去君临天下，扩大地盘。

纪元一九七年曹操消灭吕布，兼并徐州；纪元一九九年灭袁术，兼并今苏北、皖北一带；纪元二〇五年，最后灭亡袁绍父子及高干，兼并河北、山西一带。纪元二〇七年击败乌桓，公孙康投降，兼并辽西、辽东及胶东……。纪元二〇九年，曹操亲领大军南图荆州刘表，引起“赤壁之战”，结果却确定了三分之局。

曹魏的内政　曹操把献帝挟到许昌，后又迁都洛阳，政权已全部掌握在他手中；纪元二〇八年，他自为丞相，把三公的官位也废除，他便成了事实上的专制皇帝；纪元二一三年他自为魏公，加九锡，置尚书、侍中、六卿，建立曹氏宗庙社稷，在形式上也完全同皇帝一样了。

曹操的军事修养，当时没有人能胜过他，在政治以至文学各方面，也不在诸葛亮以下；他左右的人才，在质和量上也都胜过其他方面。他的地盘最大，又是原先汉朝的中心区域；献帝挟制在他手中，政治上也有一种合法地位的优势。但在“赤壁之战”以后，曹操很明白，暂时不能解决孙刘。特别重要的，他占据的地区，都是破坏得严重，大量人口死亡流散，原来烟火相连、禾黍繁茂的情景，成为白骨盈野和草原漫漫的惨相。曹操知道，不努力恢复生产，把这种情况改变过来，他不只没有力量战胜本阶级的政敌，也害怕这个有农民斗争传统的地区，再发生暴动。因此，曹操自始就很注重根据地建设，并把中心放在恢复农业生产上。所以李世民说：“汉自董卓之乱，百姓流离，谷石至五十余万。魏武既破黄巾，欲经略四方，而苦军食不足……乃令曰：‘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于是以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募百姓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郡国列置田官，数年之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由于当时地荒人少，便一面用兵士屯田，收获全充军食，后又把这种荒地分给兵士，缴纳赋税；一面招回流亡人口，分给无主荒地，并贷以犁牛；向官府缴纳赋税，额定每亩粟四升，每户绸绢二匹，绵二斤。其他有主的土地，仍由地主收租，官府收税。

他不只建设中原一块根据地，而是建设好几个根据地；兼并河北后，便立即采取改良步骤，减轻赋税，奖励农业，建设河北根据地；占据关中后，便招致流亡到荆州各处的人口回家，以盐的收入购买牛犁，供给回家种地的农民，关中也渐次成为他的巩固根据地。特别是“赤壁之战”以后，曹魏更把中心放在这方面。在扬州，以合肥为中心，一面实行屯田，一面招徕人口，并兴办稻田灌溉事业，修筑芍陂、茹陂、七门、吴唐诸堤堰；在豫南，大兴水利，修运渠长数百里，即所谓“贾侯渠”。曹丕“代汉”后，也继续了这种方针，如京兆（长安近区）人民没有车牛，教人民取材以制车，养猪以买牛，并减轻劳役和田赋……生产得渐次复活；丰沛一带常苦水灾，“百姓饥乏”，便兴筑陂堨（即所谓“郑陂”），开辟稻田，收获量便逐年增加，租税收入加多一倍。曹睿时，又开发凉州，一面修建武威、酒泉盐池，开发盐的利源；一面开辟水田，招募贫民充当佃户；以后又在敦煌提倡农业，教人民使用耧车和犁耕种，又教以如何灌溉。以后，司马懿父子，又继续开办天水、京兆、南安盐池，兴修陕甘水利，“开成国渠”，“筑临晋陂”，引汧、洛水源灌溉“舄卤之地三千余里”，并于今苏北、皖北一带大兴水利，“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至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

这样，农业生产就渐次恢复起来，从而自曹丕时起，商业资本也在复活了。生产情况、耕地面积、人口数量等方面，虽还远没达到两汉水平，但曹魏这种步骤，即利用条件，克服弱点，壮大自己，使自己力量远胜于蜀吴，确立战胜蜀吴的基础，是成功了的。

曹魏的军事和外交　赤壁之战以后，由于其内政的基本政策，便决定其军事上的防御方针，在保持相对安定的环境，以便于恢复生产和建设根据地。在这种方针下，他一面便要求巩固自己的后方：因此，纪元二一四年，便以相当大的力量，把马腾马超父子及韩遂的势力消灭，统一凉州（今甘肃）；纪元二一六年又削平降将高干，直接统制并州（今山西）。一面对东吴和蜀汉，军事上都以防御为主；为贯彻其防御方针，几个对防守和进攻都必要的战略要地，如南面的襄阳、樊城，东南面的合肥、寿春，至死也不放弃；对西面的汉中，也自始就很重视。纪元二一五年，曹操以适当的代价，消灭了很素朴的农民政权，占取汉中，但不久又被刘备夺去，以后虽几次想夺取汉中，也都没有实现，只得把重点收缩到长安。

因此，直到司马炎派邓艾伐蜀，及司马代曹以后的伐吴前，蜀魏间、魏吴间的各次战争，曹魏方面，不是被动应战，便是防御性的进攻，从没有采取过战略的进攻。

在政略上，针对蜀吴的方针，与蜀汉没有妥协可能，各方面都采取敌对形式；对孙权一打一拉，破坏蜀吴联盟，孤立蜀汉，胁制东吴。孙权恰恰就上了他这个当。

曹操的内政、军事和政略方针，是相互结合的，并一一都贯彻了的。曹操曹丕父子死后，司马懿又完全掌握了曹操的这种方针，并继续在贯彻。

司马氏“篡魏” 　曹丕以后，曹家的子孙，从曹睿到曹奂，都是生长深宫，过的养尊处优的生活，全没经过任何斗争的磨炼，对当时复杂局面中的内政、军事、民情、外交，一概都不明白，只顾讲究生活的豪奢、淫逸、快乐。政治军事外交等等的实际工作和计划布置等方面，就只好都靠臣下去做。曹氏的宗族，像曹真、曹爽之流，各方面也同他们差不远。

在三国的局面下，军事斗争究竟是很重要的。曹魏的对外战争，主要是对蜀汉。身当对蜀重任的，实际就是曹魏军事的重心。司马懿在各方面都有一套经验和见解，很能掌握曹操的思想、方针。他反对对蜀的战略进攻方针，把曹真推下台，自己就被派担任防蜀的重任。他最后战胜诸葛亮，防御方针完全成功，便在实际上掌握了曹魏的军权，在政治上的威信，也首屈一指了。纪元二三九年曹睿临死，命懿和曹爽协力辅佐他的儿子曹芳；司马懿又根据曹操的内政方针，继续去贯彻，渐次内政大权也实际掌握到他手中了。纪元二四九年他铲除曹爽和其党羽，自为丞相，便在事实上成了曹魏的独裁者，曹氏便只是名义上的魏帝了。纪元二五一年司马懿死，他长子司马师便继承他的一切地位和权力。司马师打退了姜维的多次攻势，把司马氏的权力又扩大了一步。他又把曹芳赶走，另立小娃娃曹髦，以便更好摆布。纪元二五五年，司马师死，他的弟弟司马昭不只承袭司马师，并自己晋封为晋公，一切和曹操当年的魏公一样。至此，他在形式上也同皇帝一样了。但是在南方，担任防吴军事重责的，还不少是曹氏的旧臣，他们反对司马氏推翻曹氏；稍一不慎，就很可能迫起他们和东吴联合反司马氏。司马昭灭蜀以后，便把自己的党羽，慢慢从西北的防线上，调到南面和东南。自文钦、诸葛诞等反司马氏相继失败后，掌握南面和东南军权的，也都成了司马氏的嫡系了。因此，纪元二六四年司马炎继承司马昭为晋王，不久就正式把曹奂废除，宣布自己为晋朝皇帝。曹氏的统治至此便完全结束。

第五节　结语

三国的社会形势，本质上和两汉一样，只是由于在生产严重破坏，人口大量死亡，无主荒地很多的情况下，像在曹魏，政府直接占有的土地很多，军队的屯田，和政府直接把地佃给农民（叫做占地）的形式，占相当比例。同时，也由于严重破坏的结果，商业资本的活动，最初较沉寂，后来也没能恢复到两汉水平。其他阶级关系、政权组织、官制、法律、学校等方面，基本上也都同两汉一样，只是有些损益和名称不同。因此，在三国，不过由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封建国家，分裂而成了三个专制主义的封建国家。

曹魏在各方面都比蜀、吴占优势，吴、蜀不结成亲密的坚固同盟，是无能战胜曹魏的；在曹魏的生产相当恢复后，便已确立了自己的相当基础，蜀、吴更无力单独战胜他了。因此，从吴、蜀的立场说，东吴没有实行和贯彻鲁肃的方针，是错的；诸葛亮的各种方针都比较对，但在蜀汉方面，他也无法全部贯彻。

从地主阶级的立场说，诸葛亮是当时一个有能力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他死后，蜀汉的情况在各方面都走下坡：第一，由于他没有注意去培养和搜罗人才，也没有培养本地军事人才，几乎全部是外地的军官去带四川兵；第二，他在根据地建设，在内政方面，抓得不够紧；第三，他在军事上，太急进，几次轻易出师，都是条件不够，反而把自己拖得很疲乏，削弱了自己；第四，曹魏壮大自己的各种步骤政策，他没有采取适当的对策；第五，他用人不够恰当，在战斗的具体指挥部署上，也很不够。他的这些缺点，却正是曹操司马懿比他高一等的地方。

汉末军阀混战直至三国相互的连年战争，没有一方面是进步的，代表人民利益的。因此，不论谁胜谁败，对人民都没有好处，对社会都不会起进步作用。相反的，他们给了人民以不可言状的苦痛；他们的残酷烧、杀、掳、掠……人口大量减少，生产严重破坏，反使社会生产空前衰落，使中国社会的进步受到阻滞。

本章一般参考资料：

（一）前揭：《中国通史简编》二篇三章。

（二）前揭：《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七篇。

（三）前揭：《中华通史》乙编第一编第五章，第二编第一、六、七、八章。

（四）前揭：《东洋史讲座》三卷五章。

（五）《晋书·食货志》，《陈寿·三国志》。

（六）拙著：《中国民族简史》。

问题讨论：

1．三国社会以及魏、蜀、吴的政权性质如何？

2．形成群雄割据的根源何在？

3．群雄割据的局面为何归结为三国？

4．魏、蜀、吴三国各自的基本方针如何？

5．吴、蜀为何被灭亡？

6．对三国战争作何种评价？

7．对诸葛亮个人的评价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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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处提到的纪元二五九年、二三七年，与史书不符。姜维北伐，史载共计十一次。二五七年为第十次北伐，与二五九不合；而二三七年尚未北伐，姜维第一次北伐为二三八年。结合文中所述，显系有误。尊重原版本，未做处理。——编者注

第十一章　由民族混战到外族侵略的两晋南北朝时期（纪元二六四——五八八）

第一节　西晋的统一与华北沦亡

西晋的统一　纪元二六四年，司马炎代魏，建立晋朝；纪元二八〇年“平吴”，便结束了三分的局面，使全国复归于“统一”，史家把这个统一的晋朝叫做西晋；华北沦亡以后，司马睿在建康（即南京）再建的晋朝，叫做东晋。

西晋承三国长期混战以后，社会基础是很薄弱的，全国汉族人口，除去逃亡者外，有户籍的还不够一千万，（其中蜀一百一十万，吴二百五十六万，魏约四百三十万），其中并有近百万人是曾经充当或现任的士兵和官吏。同时，自前汉武帝以来，统治阶级为着对外侵略，镇压农民，相互间争权夺利而进行内战，令许多“塞外”落后民族移入“塞内”。如后汉明帝时，匈奴族移入山西一带的近一万部落，与汉族杂居，曹操时把他们分作东西南北中五部，到晋初，他们便占住了山西绝大部分地区；东胡系的鲜卑族等许多部落，则步步南移到今辽东、辽西、冀东、平西以至雁门关一带；西北的氐、羌族等许多部落，则移住今甘陕一带，直至关中、河东。有事时，或征集他们当兵，或约其助战；从后汉以来，统治阶级的武装部队，率多有“胡骑”成分。他们直接掌握了汉族的进步武器，军事知识，蒙受进步文化的影响，但也直接被利用来屠杀汉族人民，又掳获汉族人口（如乌桓破幽州，虏汉民十余万户）。

司马炎为首的晋朝地主阶级，在“平吴”后，只注重自身利益，去进行劳动力编制，提高劳动榨取量，丝毫也没去照顾农民和杂居落后民族的生活。因此，由于汉族农民和少数民族的输血，西晋地主阶级很快就肥胖起来，而有武帝太康年代的“繁富”；但农民和杂居落后民族，便都成了贫血症（具体情况，下节再说）。

八王之乱　另方面，司马炎于“平吴”后，不只封了许多食税的列侯（如王浑食税万户），且大封王族子弟为诸侯王。这种诸侯王与汉初并不同，都等于有一个独立国家的领土和政权，如规定“大国”设上、中、下三军，兵五千，次国设上、下两军，兵三千，小国一军，兵一千，文武官吏均由诸侯王自己任用和罢免；他们在中央任职者，军政大权也仍由其直接掌握。这不仅从中央到州郡的政权，主要全由司马氏家系世袭，与专制主义封建制阶级世袭的政权性质相矛盾，且在一个统一的封建集权国家内，包含着许多独立性的集权小国家，本身也是矛盾的。

太康年代经济畸形发展的结果，一方面地主阶级集积了不少财富，商业资本和高利贷也猖獗起来，便在其政权本身的矛盾基础上，揭开了地主阶级相互抢夺政权的恶剧，具体表现为所谓“八王之乱”，即司马氏家族汝南王亮、楚王璞、赵王伦、齐王冏、长沙王乂、成都王颖、河间王颙、东海王越互争中央政权和王位的惨酷斗争。他们相互争夺和撕杀的结局，不只人民遭殃，并又摧毁了晋朝的薄弱基础。另方面，农民和诸杂居落后民族的贫血症却越来越严重，“八王之乱”又不断增加了这种严重程度，因此便展开农民暴动，汉族农民和落后民族人民一起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各落后民族人民，开始和汉族农民一起去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是进步的；但在他们，由于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相联结，也由于当时他们的落后性，所以当其转化为民族斗争后，在其各部贵族的领导下，反转而“仇视汉人”；结果从反对汉族地主阶级的压迫出发，乃转而成为对汉族和其他异族人民的侵略和压迫，因此便展开了民族混战的局面。

华北沦亡　民族混战的结果，便形成所谓“五胡十六国”的混乱局面：“烽火遍地”，“狼烟四起”，“尸流满河，白骨蔽野”，以后又归结为鲜卑贵族的“北朝”统治。华北沦亡近三百三十年。大地主阶层或“认贼作父”，或逃到南方去继续其腐败无耻的统治生活。

第二节　经济情况的变化

太康年代的繁荣　司马炎在“平吴”以前，由于农业劳动人口不够，无主荒地很多，继续施行了曹操司马懿以来的一贯政策。（一）以无主荒地，由各州县政府招人民“领佃”，同时把荒地由“州郡大军罗士”“领佃”，租额为四六、三七、或二八分，地租地税全归官府；又以“奚官奴婢”“代田兵种稻……各五十人为一屯，屯置司马，使皆如度田法”；虽则这在实质上是一种奴隶劳动，但把官府服杂役的奴婢转入生产，是有积极作用的。（二）咸宁三年，“分种牛三万五千头”与颍川、襄城“二州将、吏、士、庶、使及春耕，谷登之后，头责三百斛”；“人多畜少”，又教民“可并佃牧地”。（三）奖励人口增殖，女子年十七不出嫁的，官吏强制择配；一家有五女者，免役。（四）注意人民生活，常开仓救济饥民。

平吴以后，人民本可以得到休息，无主荒地既多，也应可以得到土地。但司马炎为首的地主阶级，却只注重自身利益，把荒地和人口实行分赃。以一部分官地分给贵族和官僚，作为私产，如诸侯王大国在近畿占田十五顷（在其封国的占田不在此限），小国十顷；官僚由一至九品，占田五十顷，逐级递减五顷至第九品十顷。其余广大无主荒地，都作为皇室和官府所有；原来佃耕官地的农民、士兵和屯田的奴婢，都作为皇室和官府的佃户，规定他们自十六岁至六十岁的丁男占田七十亩，外种五十亩作地租，丁女占田三十亩，外种二十亩作地租，年十三至十五及六十一至六十五的“次丁男”则照丁男折半；新去充当皇室和官府佃户的，也照这样办法（按司马炎平吴后，把军队解散都转成这种佃户）。但这种租额的规定，只是官佃方面如此：其他私家地主的地租（不论其土地系原先所占有，或系新占官地，或系重新兼并买卖而来，如庞宗、王恺、石崇、山涛、刘友、武陔等著名大地主的土地），自然都不会与秦汉两国以来的老章程，有何实质与形式的不同。但由于劳动人口缺乏，他们又规定出各人占夺劳动人口的一种比例；六品官以上，得使用免役“衣食客”（即为其服役的）三人，七、八品二人，九品以至下级军官护卫武士一人；应有免除税役负担的佃户，一、二品官五十户，三品十户，四品七户，五品五户，六品三户，七品二户，八品、九品一户，多出规定的，便要纳税服役。但此对于佃户，反正是半斤八两。人民的纳税和役钱，他们规定为丁男当户者，每户每年纳绢三匹，绵三斤，丁女及次丁男当户者减半；边郡折纳“三分之二”，远方“三分之一”；各落后民族每户纳布一匹，远地的减至一丈。但各落后民族大多从事牧畜，不能照佃耕制办法去编制其劳动力，征收地租，因此又规定“不课田者”，每户纳“义米”三斛，偏远的每户五斗，最落后的每户缴人头税（算钱）二十八文。但对统治阶级本身，特别是官僚，又规定一套免税免役的办法，“按其职位高低，免除其亲属的税役，多的免及九族，少的三族。此外，皇族、国戚、大官僚后裔、士人（知识分子）的子孙，也照样办。”因此，除一般没势力的中小地主和其他中间阶层外，国家的税役负担，便完全直接放在农民和落后民族的身上。农业人口连老少男女合计还不到一千万，仅靠他们去养活奢侈无度的地主阶级（如石崇用白蜡作柴烧，香椒泥涂屋，作锦绸屏帐长五十里，厕所陈设有锦香囊、沉香汁、新衣服等，为当时一般大地主所竞耀和模仿），支持其全部国家机关的开销和劳动供应，把血汗榨干也不易支持下去的。同时在劳动人口不够的另一面，豪绅、富商、巨族、官僚、贵族却又无限去买进和霸占土地，如庞宗有田二百顷；王戎园田水碓遍天下，石崇田宅水碓三十余处……他们怎样去获得劳动力呢？除加紧压榨汉族农民外，便去压榨各落后民族人民的劳动力，役使他们充当佃户、雇农，又拐骗他们的人口卖到他乡作奴婢（如石勒原先在郭敬、宁驱两家作过雇农，后又为东瀛公司马腾所执，二人一架，传卖山东，荏平地主师欢买为奴）。

因此，在地主阶级方面，由于汉族农民和落后民族人民血汗的结晶，就堆成了他们手中的财富，出现了像王恺石崇之流的许多富翁……。同时由于“灭蜀”“平吴”后，不只皇帝没收蜀、吴国库，共得到粮食三百二十多万斛，金银数千斤，绢帛数十万匹，船五六千只……其他军官、官吏的荷包，也都是装得满满的，因而便形成了“平吴”后太康年代的繁富。

永嘉年代的饥荒　但在另方面，农民却连“蔬食”和“青草”也吃不上，杜预说：“今秋夏蔬食之时，而百姓已有不赡；前至冬春，野无青草，则必指仰官谷以为生命。”这虽是说的“平吴”前的水灾地区情况，但农民在“平吴”后的情况，更不会好些。杜预当时想教人民在没有青草的季节，“恃鱼、菜、螺蚌、”“旦暮野食”去“日给”；司马炎也没有赞成，反谓“孳育之物，不宜减散”。人民生活太穷困，生产水平是不能维持下去的。因此，到司马炎的儿子惠帝时，全国各处都开始发生饥荒了；但统治阶级却依旧锦衣玉食，所以惠帝说：“天下人民没饭吃吧，何不吃肉糜？”饥饿的人民，除去暴动以外，便成万的结队流至他乡就食，而他乡的情况也是一样。

“八王之乱”又直接提高了这种严重程度。因此，到怀帝永嘉年代自陕西以东，都普遍发生严重饥荒，人民多卖妻鬻子和自卖为奴，尤其普遍的是离乡背井、游食远方。再加今陕、甘、山西、河北等省遭受严重蝗灾，“草木及牛马羊皆尽”。又继之瘟疫流行，人民除遭瘟疫和饥饿而死者外，生存者大多扶老携幼，流奔他方；山西最严重，存留本乡的汉人不满二万户。至此，在这些省区，社会生产和组织，便根本解体了，地主阶级的地方政权机关，也只得跟着瓦解。再加上地主阶级对暴动农民的镇压和屠杀，特别是匈奴等各落后民族的“叛乱”，对残留的汉族人民，肆行残酷的屠杀、焚烧和劫洗，形成“尸流满河，白骨蔽野”，极目荒凉，白日不见行人的惨象。在这种情况下，就把西晋地主阶级政权淹死了。

东晋和南朝的经济情况　华北沦陷，司马睿在流亡大地主集团王、谢、周、刁……和江东大地主顾荣、贺循等翼戴下，纪元三一七年三月即位于建康，建立起东晋小朝廷的偏安之局。

江南的生产，经过孙权、司马炎时代的改进，一般已采用牛犁耦耕方法，但以地广人稀，新荒仍多用“火耕水耨”。北方士大夫和逃难人民流亡南去，带去北方的较高文化，也增加了大量劳动人口（据南宋孝武时统计，比孙吴时增多一倍人口），这给了东晋生产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不过由于人口突然增多，加之“游食者以十万计”，便发生粮食不够的恐慌，所以元帝（睿）即位第二年，“三吴”发生大饥荒，饿死不少人。增加生产，解决粮食问题，便成了当时最迫切的要求。因此，东晋政府便采取如次的步骤。紧急措施方面，开仓救济。发展生产方面：（一）减低徭役；（二）安置“流人”垦荒，第一年租税全免，第二年只收地税，第三年开始兼收地租和地税；（三）选择大员坐镇寿春，一面用军队屯田，兼以防敌，一面招集流散人口，助其安家立业；（四）成帝即位第五年，又宣布“度田”制，即规定田赋为“十分之一”。按地每亩税米三升；（五）对南方各落后民族，则“各随轻重，收其赕物”。这种措施，特别把百多、二百万的“流人”安置到生产里面，不只稳定了当前的秩序，并给东晋和南朝的统治奠下基础。

江南的土地关系，完全是秦汉以来的情况。这次北方大量“流人”前去以后，一面使许多荒地渐次变成熟地，一面流亡大地主集团，恃着其“翼戴之功”和特权，大量占领土地，却提高了地主阶级占领土地的比重，加快了兼并和集中的过程。他们占领土地的手段，一面由皇帝将官地赐予，一面强占荒地和山泽，一面直接买进和放高利贷去兼并土地。这一直继续到南朝，他们都是这样办。因此，他们和原来的土著地主，便共占有全部耕地的很大比例。他们各个家族都占地很多，一直到南陈时期，大都还是大地主。如初渡江时，王导仅在钟山一处，便有赐田八十余顷，其子孙世代都是“田园广布”；谢安家在吴兴、会稽、琅琊各地都有田产，传到谢鲲时，鲲夫妇共有田产数十处；刁协原先强占京口（镇江）山泽，及后便达到田一万顷；移住福建的“中原士族林、黄、陈、郑”各家，情况也同他们在江南一样……。以后随同宋、齐、梁、陈各朝代继起而出现的新贵族，也一样去占领大量土地，如南齐萧子良，在宣城（安徽宣城）、临城（安徽青阳）、定陵（青阳东北）三县，共圈占山泽数百里；南梁萧宏兼营商业当铺、放款，债户到期不还，便将其田地房产等抵押品收归己有，以至田宅、市屋遍布各处……。另方面，原来的土著大地主，除像顾、贺各家外，地方豪绅也都肆行兼并，占有大量土地：如南梁时余姚大姓虞氏各家地主，支配县政，同县南乡土豪，都肆行并吞小民产业；南宋时山阴（绍兴）豪族富家，几占有全县土地，以致丧失土地的农民，都没有地种……。

地主，特别是贵族大地主和豪霸占地的比例越来越大，丧失土地的农民以至小地主的数量便越来越多。这是东晋和南朝土地关系中不断发展的基本矛盾。

他们占有大量土地，广大农民没有土地，便都成了他们的佃户。在东晋初，由于大量“流人”生活无靠，他们便纷纷收容“流人”作佃户。但此，却妨害了司马睿用“流人”垦荒的利益。所以他限定一、二品官佃户不准过四十户，每品递减五户，至九品不准过五户。然在事实上，不仅各人官品和其土地占有，并不完全相称，而在“名田”制的原则下，地主的土地占有和役使佃户的数量，也是不容限制的。加之他们事实上都已占有很多土地，因此，这个命令，自始就没有行通，建康一带的人民，仍多被迫投到贵族地主门下当佃户，而且随着他们“兼并”的土地愈来愈多，役使的佃户也愈来愈多了。

另方面，地主阶级，特别是贵族大地主，既占有大量土地，却还要把地税负担加到无地的人民身上去。一般人民已有苛重的徭役负担（杂役和军役几致没有间断的时间，仅军役一项，免役粮即需五十斛），就不易喘过气来；而贵族、官僚以至有门第的小地主（士族），却都是免役的。成帝规定按地亩收税“十分之一”，原是很应该的；而他们却用抗税的手段去反对（太康初，算田税米度，空悬五十余万斛）。“哀帝减田租”为“亩收二升”，也没有使他们满意。孝武太元二年，终于废除地税，改为按人丁每人年纳“口税三斛”，正在现役、服役中的壮丁免纳；“八年又增税米口五石”，这却连服役中的丁男丁女也没有例外。此外人民还有多种苛杂负担，甚至连修房子、种桑树、卖柴、卖鱼也要纳税（如设“泽检查”，所谓“禁物及亡叛，其荻炭鱼薪之类，过津者并十分税一”）。这都是从东晋起，越来越苛重，花样越多。

贵族大地主，又大多兼营大商业。他们利用特权，几独占对南洋的海外贸易，用绢、绸、刀、针、铜铁器具等等，去换回珍珠、玛瑙、珊瑚、琥珀、犀角、象牙、海味、红木等等东西。同时，贵族大地主和寺院地主，几无不兼营高利贷，并有开当铺的。

另方面，由于南朝商业资本的发展，一般私家商人营业范围扩大，也从事海外贸易；大地主支配的东晋和南朝政府，却对一般商人和人民的生产品买卖，规定多样苛重的交易税（佑税）和关税、过境税等等。此外对一般人民，“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三买一……。“历宋齐梁陈，如此为常。”

手工业方面的采矿（金、银、铜、铁、锡）、煮盐、铸钱、兵器制造、主要农具制造，都是政府专利的。另外官府、贵族、寺院，还有绫锦织造等等大作坊，私家手工业也比较发达。由于冶铁和铁器制作事业的发达，私家手工业也广泛（除主要农具和兵器外）在铁器制造方面活动，并把炼钢术又提高一步，知道炼制名叫“横法钢”的精钢；同时，由于海外贸易的发展，便刺激起造船业的发展，南齐祖冲之，并教造一种“日行百里”的“千里船”，又发明航海需用的指南针。

东晋和南朝的经济条件，本来比其时的华北好；但由于上述的种种矛盾，始终没有把生产发展到可能和必要程度，也没能把人力合理的用起来，以致不仅没能去战胜他族侵略者，反而不断被打击以至于最后灭亡。

五胡十六国对生产的毁灭　纪元三一六年，西晋统治垮台后，原来支配汉族人民和各落后民族的生活秩序，便完全颠覆了。匈奴族和羯族已发难于前，鲜卑、氐、羌各部落，也都相互继起，各以自己的部落形成武装集团，占领一块地盘。他们本已长期受到汉族文化和生产的影响，也看到汉族地主阶级统治的榜样，加以卖国投靠的汉族大地主分子的献计和教导，便依样组织政权，称皇称帝，来统治其势力范围内的汉族和他族人民。因此，一方面他们也照晋朝地主政府一样，向居民榨取赋税和徭役，去养活其居于统治地位的武装集团。但居民人口大都很稀少，晋朝原有的生产组织，已被破坏，他们能获得的正规收入是很少的；再加他们的落后性和报复性，因此，又对其境内居民和境外各族人民，实行暴力掠夺和烧杀。这样，一方面又直接使人口减少，生产基础更毁坏；一方面又促速其自身的灭亡，如刘聪、刘曜，石勒的汉、前赵、后赵，慕容氏的后燕、南燕，姚氏的后秦，赫连氏的夏，吕光的后凉，秃发乌骨的南凉……。

另一方面，像慕容廆的前燕，由于他收容了一大批“认贼作父”的汉族大地主分子（士族），他们教导他采取一套欺骗办法，如教他“不仇视晋人（即汉人）”，名义上承认东晋的宗主国地位。因此，求生不得的汉族人民，在这种欺骗烟幕下，便大群的流亡到他的地区。那群汉奸又教他按照魏晋的办法，令这种“流人”垦地，并贷给耕牛，六四或五五分租，此外也照样负担税役；同时，其统治下的鲜卑人，也渐在生产上农业化了。所以前燕能有较多的户口，养活较多军队。其次，像苻坚的前秦，也由于他任用了王猛等大地主汉奸分子，实行：暂时不与东晋为敌，以欺骗沦陷区的汉族人民；禁止乱杀人，杀人要有一定罪名，以麻痹其统治下的汉族和他族人民，使汉族和他族人民，得从事农业生产，以提供租税和徭役；把其部落性的武装集团，提进为军队的组织，编余的人口，也使其从事农业。前燕和前秦，基本上虽符合了汉族地主阶级的秩序，但由于民族压迫的特点，加之由于其落后性而产生的统治的残暴性，对其统治下的异族人民，也都同时行使掠夺和人身虐待，他们的生命财产，同样毫无保障。

北朝的经济情况　纪元三九八年，拓拔圭在平城（大同境）自称皇帝，就开始了北魏的统治，以后他逐渐把其他“五胡”各国灭亡，便形成以鲜卑贵族为主的北朝统治。

拓拔族在西晋时，散布今晋东北及雁门关外一带，为西晋属领，到拓拔圭的祖父什翼犍时，私有财产已开始确立，并普遍使用家族奴隶；但氏族民主制还没被推翻，仍由四部大人（酋长）共同处理事务。到拓拔圭时，由于战胜慕容垂，攻占中山（河北定县）、邺（河南临漳）等地，掠得大量财物，俘获大量人口，使私有财产、奴隶劳动、农业生产的比重急剧提高，代替了氏族财产、家族劳动和牧畜业的支配地位。因此，便由拓拔圭做皇帝来代替氏族民主制，完成奴隶制度的变革。

拓拔奴主贵族自此又不断扩大对外侵略，占领广大土地，掳回大量人口，去扩大奴隶劳动的农业和牧畜业生产；但他所侵占的华北地区，却是有高度的专制主义封建制生产组织的地区，散布于其上的人口，是有高度封建制生产技术修养的人口。为他服务的大地主汉奸分子，不只仍按照其从来的办法剥削农民，而又教导这群奴主贵族，按照他们的办法更有利益。因此，这群新统治者，在侵占汉族居住的地区时，一面也俘获人口作奴隶，一面又照原来的办法，去征收封建赋税和徭役。故说：“世祖……以四方之民，各有其性，故修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纳其方贡以实仓廪；收其货物以实库藏”。所以在孝文帝太和年代（四七七——四九九）以前，不只表现其国内奴隶制和封建制形态的交错，而且构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到纪元四四九年，太武帝（焘）于灭亡“十六国”后，便以“百万”大军进侵南宋，又把国境扩展到淮河以北。由于其统治下的汉族居住地区扩大，便愈益展开两种制度的斗争，并引起拓拔奴主贵族宗爱等与刘尼等两派的斗争和内廷政变（太武欲夺宗爱等权，宗爱等弑太武；刘尼等拥立文成帝，捕杀宗爱等），又反映为朝野人心普遍不安。从文成帝开始，北魏政府的施政方针，也步步向着封建方面推进；中经献文帝，到孝文帝时，封建制形态的支配地位，事实上已经确立，因此，便有孝文的改制，把一切制度法令，都适应这种封建制形态来重新制定。但在这种基础上所确立的封建制，便较西晋有不少特殊色彩。

太武帝原先把汉人住区的无主荒地封禁，后接受汉族地主高允建议，解除禁令，让人民耕种，向政府缴纳租税。文成帝时，奖励拓拔僧俗奴主贵族，以其从事牧畜劳动的奴隶，来从事农业。到献文帝时，原来各州郡的许多荒废土地，已垦殖了不少；因此献文帝便派员勘察“诸州郡垦殖田亩”，以及富强侵夺兼并的情况。而俗权奴主贵族和寺院的奴隶农业，一面根据原来的屯田办法，分田分牛给奴隶耕种，一面又受到汉人封建生产方法的影响，因此客观上便成了一种封建庄园性的农奴生产和管理。

因此，到孝文帝时，北魏土地关系，便表现三种主要形态：（一）国家占有大量土地，佃给人民耕种，由皇室和官府，直接向佃户征收租税；（二）拓拔贵族的庄园制土地占有和农奴生产；（三）汉族地主阶级为主的“名田”制土地占有和佃耕制生产。因此，他一面把被俘的人口，不再用作奴隶，一一均赦免为农民。一面于太和九年（四八五）颁布一种所谓“均田”制。（甲）民户男丁年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间年休耕田加倍实授，须间两年休耕之次田，实授百二十亩，到丧失劳动力的年龄还田（即退耕）；男丁另给桑田二十亩，作为永业；每户年纳租税，共粟二十石、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另纳帛一匹二丈给州库。（乙）拓拔贵族除其家族人丁照例授田外，又按其所有奴婢（即其属下农奴）多少，均照男女良丁授田；另外再可给四头牛的田，每头三十亩；但他们的租税负担，却只作一户算。（丙）奴婢转为佃户种官地，照良丁受田，租税负担也同良丁一样。这幅理想的图画，却只照顾了北魏政府和拓拔贵族的利益，及其土地占有情况；但对于“名田”制和汉族地主阶级以至小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却是矛盾的，不符合情况的。因此，一方面，在“均田”制颁布的第二年，李冲就代表“名田”制地主，提出修正方案，即：①管理农村的下层机构，要按照原来的原则，建立邻、里、党的组织，充任邻、里、党三长的，免除徭役负担；②一夫一妇当户者，年纳赋税粟二石、帛一匹；年十五以上未结婚立户的男女，赋税折半，即每人按当户四分之一完纳；参加生产的奴婢和耕牛也须纳税，八个奴婢或二十头耕牛，均按比例纳一夫一妇当户的赋税。一方面，他们仍实行土地买卖和兼并，同时隐藏户口，所以孝文帝同年的诏令说：“诸州户口籍贯不实，包藏隐漏，废私图公。富强者并兼有余，贫弱者糊口不足。”但终于不得不“改旧从新，为里党之法”。事实上，那种农奴制的编制，不只为“名田”制地主和充当农奴的各族人民所反对；拥有农奴的贵族，客观上也不断成为“名田”制地主，向佃耕制转移。所以到纪元五二五年（孝明帝孝昌二年），便正式从“京师”开始征收地税，私家田地每亩征税五升，原为官田者，每亩收税一斗。这表现名田制已成了普遍的支配形态。

以后北齐北周，虽依旧颁布了所谓“均田”制的办法，基本上并没有推翻和动摇“名田”制。

北魏把被俘的各族人口，都推进到农业生产中去，使华北的农业人口又渐次增多（到北周亡时，总户数近三百六十万，人口总数近一千万），生产也渐次恢复起来了。但由于农民的正常负担已经很重，加之拓拔人以统治民族的地位，又不时向各族人民施行无理掠夺；北魏政府自身也不时额外征敛，如东魏孝静帝时，为着要供养新迁来的拓拔族人，便强令各族人民出粟一百三十万石去养活他们。在异族支配下的地主阶级（主要是汉人），由于赋税徭役负担较重，也更加紧去榨取农民。因此北朝农民的生活情况，却特别恶劣，随时随地都有“饥饿”、“流散”的现象。

北朝的商业，在孝文帝以前很衰落，也没有币制，人民交易，用魏晋旧币，甚或用绢帛为媒介。孝文帝时，商业资本复趋活跃，才开始铸钱曰“太和五铢钱”，但徐州扬州仍多用旧币和地方币……。到孝明帝时，商业发达，因此孝昌二年，又征收入市税和营业税；入市税每人一钱，营业税按“店舍”分五等征收。到北周亡时，除海外贸易外，情况便和南朝差不多了。

北朝的手工业，在孝文帝以前，不许私家手工业存在，一切手工工人和技师，都要做官家的工业奴隶；但不只仍有家庭手工业生产，同时也还有不怕违法的私家手工业存在。孝文帝时，解除禁令，一面释放工业奴隶“归农”，一面准许私家手工业自由活动，连锦绣绫罗等制造业，也许人民开办。但采矿（铁、铜、金、银、锡）、煮盐、兵器制造、主要农具制造、铸钱仍由官府专利。到北齐时，采矿事业和炼钢术，也都有相当发达，据说綦母怀文所造钢刀，能截断生铁。

第三节　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发展（一）

八王之乱和农民暴动　西晋惠帝时开始的“八王之乱”，前后二十年，在当时阶级矛盾和生产衰落的基础上，又直接制造饥荒与人民的失业、流亡。西晋的地方官吏与各地豪霸，对流亡人民，复予以残酷的镇压、屠杀和虐待。因此，在“八王之乱”的前夜，便到处展开农民暴动：在江夏，有张昌、邱沈为首的农民暴动，在江东，有陈敏为首的农民暴动；继起的，又有流亡在颍川、襄城、汝南、南阳一带的河东、平阳、弘农、上党诸郡农民，为反对当地豪霸虐待，以王如为首，从南阳开始暴动；流亡在湘州的巴蜀农民，为反对湘州刺史荀眺的屠杀，以杜弢为首揭起暴动义旗……。在北方，则有王弥为首的农民暴动，参加的除汉族农民外，还有其他民族的成分。羯族的石勒（原名鬯），原先和山东牧人汲桑及王阳、郭敖等作“骑贼”，与王弥的农民军联络。他们“横行”于今河北、山东，“南至淮水”一带，到处“屠城邑，戮守将”。后来王弥出卖群众，随石勒投靠匈奴；统治阶级的史家，便自始就把他们称作“匈奴部将”。

五胡之乱　西晋的统治，在今甘、陕、晋、冀各省，由于人口流亡，生产溃灭，便首先瓦解，特别是山西，存留者仅二万户。原先散布在这些省区内的各落后民族，事实上便大都脱离了晋朝的统治。在那种情况下，有人便是力量；各落后民族诸部落，不论有几万或几十万人口，取得适当武装，就是一个独立的势力。因此，匈奴族便首先在今晋西南旧汾州府、平阳府属一带，形成独立势力，于纪元三〇四年推刘渊为大单于；刘渊随即称帝，国号汉。石勒率其武装和部落投靠匈奴，匈奴的势力更大。纪元三一〇年（即怀帝永嘉五年），刘聪继承刘渊，即命刘曜、石勒、呼延宴等南侵，攻陷西晋首都洛阳，把怀帝（炽）及皇后等都俘到平阳，是谓“永嘉之难”。司马业继位于长安号愍帝。纪元三一四年，长安又被刘曜攻陷，愍帝和其眷属，也一同被俘。

纪元三一八年刘聪死，其统治便分裂。聪族弟刘曜据长安称皇帝，改国号为赵（即前赵），并把占领地扩至陇西。纪元三一九年，石勒也以其自己的武装和部落作基础，及卖身投靠的汉族地主们支持（他们帮石勒组成一个所谓“君子营”），占据襄国（今河北邢台）称帝，国号也叫做赵（即后赵），统治今河北全省。纪元三二八年十二月，他战败刘曜，又占领刘聪刘曜的旧地区。石勒的地区虽然很广，但人口不多；因此他又实行掠夺人口，把关东流民及秦大姓九千多户徙至襄国，徙氐、羌十五万户于冀州。但石勒为首的羯族统治者很残暴，不只对汉族和各族人民随便惨杀，并常成千成万的活埋，例如在洛阳，一次就活埋“五部屠各胡”五千余人。

自此，各落后民族的上层分子，都相继以其部落武装作基础，各据一方，称皇称帝，形成相互侵吞、撕杀和报复的混战局面。纪元三三七年，鲜卑族慕容氏酋长慕容皝，据龙城称燕王（后至三四八年慕容俊正式称帝）；纪元三五一年，氐族临渭氐苻健据关中一带称秦帝（即前秦）；纪元三八四年，羌族烧当部姚苌据渭北一带，称大秦王（即后秦）；陇西鲜卑部落乞伏国仁据陇西，至弟乾归称秦王（即西秦）；慕容垂据中山，称后燕王，慕容冲据阿房城（即咸阳），建号西燕；纪元三八五年，氐族略阳部吕光据凉州，称三河王，明年又改号后凉天王；纪元三九七年，河南（即河套）鲜卑部落秃发乌骨自称西平王，后攻占后凉金城（甘肃皋兰西北），建号南凉；同年，匈奴族沮渠蒙逊建号北凉，拥立段业，纪元四〇一年杀段业自称北凉王，占地至玉门关以西；纪元四〇九年，汉人冯跋，在龙城建立汉鲜混合的北燕政权；纪元四一三年夏王赫连勃勃（匈奴族）南下攻后秦，占领今陕北榆林一带，建筑都城名统万城（陕北怀远）。另方面，四川的賨族以李特为首，与汉族“流民”一同暴动；李特被益州刺史杀死，李特弟李雄据蜀，称成都王，后称皇帝，国号成都。

这样，展开各集团的相互混战和民族仇杀，人口死亡，不知其数；许多地区生产完全陷于停止；烽火遍地，白骨盈野，真是各民族人民空前的浩劫，特别是完全没有武装保障的沦陷区汉人。

在这种情况下，晋朝大地主阶层，一部分如王、谢、周、刁、林、黄、陈、郑等“士族”，则亡命南方，建立偏安的小朝廷，继续其剥削农民的吸血鬼生活，对沦陷区的人民和失地，完全置之不顾。一部分“士族”，如张宾（石勒的谋士）、王猛（苻坚的谋臣）之流，则都认贼作父，充当大汉奸，帮助侵略者来灭亡祖国，残杀同胞。另一部分，则筑堡结坞，或作政治投机，如苏峻之流，借以携取权力；或为敌人服务，来防止人民反抗，阻挠抗敌武装，如阻挠祖逖的谯（河南夏邑）大坞主张平之流。其中个别抗战分子，如刘琨之流，也不肯依靠人民，而要依靠外力，与“胡人”段匹“同盟”，对部下也没有民族教育；所以他终于为其同盟者缢死，将士也纷纷投敌（石勒），守土完全丧失。然而像刘琨，还算是大地主里面的可贵人物。

真正爱祖国，始终反抗外族侵略的，主要是下层，其次是中间各阶层，特别是大地主除外的沦陷区各阶层人民。沦陷区的下层人民，经常采取各种可能方式，和侵略者斗争，并常举行各种规模的武装反抗。“胡人”段匹兄弟缢死刘琨，“晋人”便反对段匹，使他在蓟州站不住。桓温、刘裕等几次北伐，各地人民都纷纷响应，送粮、劳军、探信以至配合作战，所以每次北伐都能得到胜利。在汉族人民和士兵的要求下，在后赵，便展开以冉闵、李农为首的反“胡羯”斗争，一日之中，人民自动斩“胡首”数万，人民又与冉李军队配合，“诛诸胡羯”，又杀了二十多万；后赵各“方镇”的汉籍将帅士兵和人民也都纷纷响应，杀死驻防各地的“胡羯”。冉闵、李农发动这次斗争，原是被迫的，但他符合了人民和士兵的要求，所以群众又支持冉闵在襄国建立汉族自己的政权——魏国，收复广大失地，并要求东晋出兵，“共讨”“胡逆”，收复“中原”。张轨在汉族人民的要求和支持下，保存了凉州大块国土，在敌后建立起汉族的前凉政权。李暠也由于人民的支持，“兴复”“倾没的”凉州大块国土，在敌后建立汉族的西凉政权。

中间阶层分子，对抗敌也相当积极，像民族英雄祖逖那样的代表人物，是值得后人追慕的。他认识了人民的力量，也依靠了人民的力量，抗战到底，死而后已。但他只是在力量上依靠人民，政治上仍依靠东晋大地主集团，却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他才把局面打开，东晋朝廷就派载渊为六州都督来牵制他。所以他不能得到最后胜利，只做成一个成仁的民族英雄。

由于人民自己的英勇斗争，才把沦陷区汉族保存了下来。

十六国灭亡　民族混战的结果，匈奴的前赵，纪元三二九年为羯族的后赵所灭亡。后赵于纪元三四九年为汉族人民的斗争所覆灭。冉闵的魏国，纪元三五二年为前燕慕容俊攻灭。鲜卑的前燕，被汉族的桓温打败后，纪元三七〇年为前秦苻坚所灭亡。氐族的前秦，纪元三八三年的淝水之战，被晋军谢玄、谢琰、谢石、桓伊、刘牢之等，与身陷秦营的朱序前后夹击，打得落花流水，其统治就根本瓦解了；在湟中（青海西宁）的一点残余统治，也于纪元三九四年被乞伏乾归所消灭。鲜卑的后燕，纪元四〇九年，为汉人冯跋与高云所推翻，南燕于纪元四一〇年，为汉族人民配合刘裕北伐军所灭亡。汉鲜混合的北燕，纪元四三六年，为鲜卑的北魏所灭亡。烧当羌的后秦，纪元四一七年，为汉族人民配合刘裕北伐军所灭亡。汉族的敌后政权前凉，由于张天锡卖国投降，纪元三七六年为前秦苻坚所并吞。氐族的后凉，由于吕隆投降，纪元四〇一，被后秦姚兴并吞。鲜卑的南凉，纪元四一四年，为西秦乞伏炽磬所击灭。汉族的敌后政权西凉，纪元四二三年，被北凉沮渠蒙逊攻灭。鲜卑的西秦，纪元四三一年投降北魏。匈奴的夏国、北凉、于纪元四三一年、四三五年，先后为北魏所灭亡。

因此，到纪元四三六年北燕灭亡止，便结束了所谓“十六国”（实际不只十六国）民族混战的局面，归结为北魏鲜卑贵族的统治。

北魏统治下的民族斗争　在北魏、居于统治地位的，是鲜卑俗权贵族、寺院贵族（他们在孝文帝前为奴主贵族，孝文帝后为封建贵族）、汉奸大地主，以及投降鲜卑的各民族上层分子和贵族。汉族和各族的农民、牧人、手工工人、士兵、奴婢以至中间各阶层，都是被统治者，其中尤以汉族人民是主要部分；牧人、奴婢和手工工人，在孝文帝以前，是牧畜、农业、手工业及杂役奴隶，孝文帝以后从主要的形态说，除一部分杂役奴隶外，便转化为封建农奴、工奴和私家手工工人——到孝明帝时，便都与佃耕制下农民和手工工人一样了。但由于民族统治民族是主要的特点，所以统治集团内的鲜卑贵族，居于绝对的支配地位，汉奸大地主的生命财产，也没有完全保证（如崔浩为魏修“国史”，“主正直”，反为太武帝所杀；王显为其皇后治病不愈也被杀……）；在被统治各阶层中，鲜卑族的下层人民，在阶级关系上是被统治的，在民族关系上，又居于统治民族的优越地位。

在民族和阶级两重残酷压迫下，鲜卑以外的各族人民，身家、生命、财产完全没有保障。他们随时可以被驱逐，离开自己居住的地区；财产和生活资料，随时可以被抢夺；人身可以随时被侮辱、虐待以至惨杀，鲜卑人杀死他们，就好像杀死一头狗，并不犯罪；反之，如果他们杀死一个普通的鲜卑人，也要灭族。尤其是反抗鲜卑统治的行为，连心向祖国和自己民族的任何行动与表现，都要受到极残酷的镇压和屠杀。北魏在其冠冕堂皇的法律条文中，关于所谓“叛逆”、“谋反”各项，就规定得分外严密而惨毒……。对于汉族人民，较之对其他各族更严酷、周密。

但各族的人民，尤其是汉族人民，自始就没有停止过反抗。从拓拔圭开始入侵起，各地人民就纷纷自发的逃匿、隐藏户口、拒供赋役，不为鲜卑服务，把个别鲜卑人秘密处死，武装起义以至响应南朝北伐（如南宋初，柳元景北伐入潼关，豫西陕南一带人民，所在蜂起，他族人民也都来“送款”……）；到孝文帝（元宏）时，就更加普遍了。鲜卑统治者，为着要压服各族人民，尤其是善于反抗的汉族人民，除各种残酷的镇压和严刑苛罚外，又采取种种欺骗、软化手段，如说他们也是“黄帝”的子孙，役使大小汉奸来统治汉族人民。从文成帝时起，每年都拿出很大一笔开销去推广佛教，到处建设宏壮富丽的寺院（有名的云冈五大石窟寺，就是文成帝时开始凿成的），宣传佛国地狱等神道迷信。纪元四九三年，孝文帝由平城迁都洛阳，最主要的原因，也是为着便于去统治汉族人民……。

但是以汉族为主干的各族人民，由原先零零细细的、这样那样的反抗行动和方式，到孝文帝时起，反而到处都发展为武装起义的形式，规模越来越大，内容越来越丰富。规模较大的，孝文帝时有十一次，宣武帝（恪）时十次。到孝明帝（诩）时，更是到处烽火，共有二三十次。其中规模最大的，有匈奴族人民为主干的破六韩拔陵的起义，羌汉合流的莫折念生、薛珍的起义，羌族人民为主干的万俟丑奴的起义，汉族人民为主干的葛荣的起义、杜洛周的起义。

破六韩拔陵与卫可孤等于纪元五二三年，聚集匈奴、汉等族人民，从沃野镇（今宁夏东北，黄河东岸）开始暴动，占领沃野；卫可孤又分兵攻占武川（绥远萨拉齐）、怀朔（内蒙乌兰特旗），自鲜卑镇将以下，全被群众杀死。怀荒、柔玄、御夷亦相继为人民义军掌握，北魏所谓代北六镇，便全入于义军手中。铁勒部亦响应义军。北魏政府，先后派临淮王元彧，大汉奸李崇领大军进“剿”，都被义军杀得落花流水；继派广阳王元深，又被围于五原，最后便采用于谨的阴毒办法，离间铁勒和义军的关系，骗取铁勒和柔然从义军背面夹攻，起义便完全失败了。

在破六韩拔陵、卫可孤揭起义旗后，纪元五二四年，羌人莫折大提莫折念生父子及汉人薛珍集合群众起义，里应外合攻占秦州，杀死“残虐”著称的北魏鹰犬李彦（秦州刺史）。莫折大提死，群众奉莫折念生为“天子”。义军随又战败雍州刺史元志，攻占雍州。北魏派大汉奸萧宝寅、崔延伯与义军战于黑水（陕西盩厔东），残杀义军群众十万人，义军退入甘肃。纪元五二七年、魏军追至甘肃，在泾阳（甘肃泾川），被莫折念生部义军杀得“大败”。义军复进到雍州，被杨椿、萧宝寅、羊侃合力所击败，义军群众被杀者甚多，起义至此也失败了。

与莫折大提同时起义响应破六韩拔陵的，还有高平铁勒部的胡琛，占领高平。北魏进剿军卢祖迁、萧宝寅等部与义军万俟丑奴相遇于安定（甘肃泾川），被义军杀得大败，魏军都督崔延伯战死。义军声势很壮，魏军闻风逃走。而他们与破六韩拔陵、莫折念生各部义军，彼此又都有联系。胡琛死后，万俟丑奴继充义军领袖，又把暴动推进到关中一带。直至孝庄帝（元攸）时，才被尔朱天光所消灭。

葛荣所领导的人民起义军，以汉族“流民”为基础，参加的有各族人民，如鲜卑族的宇文泰等，也都是葛荣的部下，起义军领袖之一的鲜于修礼，也不是汉人。起义于纪元二五六年，首先从左城（河北唐县）爆发，一开始便打垮魏北道都督长孙稚的进剿军。起义正在开始发展，鲜于修礼便为内奸元洪业（北魏皇族）暗杀，但起义的群众并没有动摇。葛荣领导起义军向北推进，群众都争先参加。义军攻克瀛州，烧毁各种衙门机关，处死鲜卑贵族都督章武王元融、广阳王元深以下鲜汉官吏、汉奸、腿子；同时，群众共推戴葛荣为“天子”；明年又攻克殷州（河北隆平）、冀州，进围相州。义旗所向，群众纷纷响应、参军；围攻相州时，“已众至百万”，到处烧衙门，处死鲜卑贵族和贪官。河北各地鲜汉官吏均相率逃命；北魏在河北以至豫北的统治，全陷于分崩瓦解的状态，山西也全部动摇。

与葛荣同时起义的，在山西，以“柔玄镇（山西天镇北）民杜洛周”为首，从上谷开始暴动，攻克邻近郡县；幽州各郡县人民纷纷聚众响应，并逮捕北魏幽州行台常景送交义军。这股义军后南进到定州、瀛州一带，与葛荣为首的义军会合。但杜洛周为葛荣杀死后，两部义军虽完全合并，内部关系却变坏了，群众的战斗情绪也降低了。北魏统治者复使用各种方法来挑拨、分化和收买，因此，相州围攻不下，与魏相持于邺也不能解决战斗；义军内部，如宇文泰以及杜洛周旧部高欢之流，便都从内部叛变，拖走队伍，投降进剿军尔朱荣。百万大军自趋瓦解，葛荣亦于纪元五二八年最后战败，被尔朱荣俘获送至洛阳，慷慨就义。

葛荣、杜洛周的起义军虽然失败了，但民族牢狱的北魏统治，也被他们打得稀烂，而无法挽救，以致分裂为高欢手中的东魏和宇文泰手中的西魏。

士族认贼作父　另方面，沦陷区的大地主集团，所谓“士族”，平日竞夸门第，高谈孔孟；一旦敌人侵入国土，便相率出卖国家民族和自己灵魂，投效侵略者，为其出主意，献计策，定制度，充鹰犬，来灭亡祖国，压制同胞。拓拔圭侵入华北，崔绰、李灵、邢颖、高允、游雅、张伟等为代表的大地主分子，便首先投敌。他们帮助拓拔氏侵略者统一华北，建立统治制度……并进而帮助敌人去进攻南朝，充当鹰犬和先锋，如充当敌寇镇南将军的王肃、安南将军的司马楚之、镇南将军的崔亮以及李平、李崇兄弟之流，无不出身于那些名门士族。他们每次率领敌军“南征”，不只意图灭亡南朝，建立卖国功劳，而对于战区同胞，亦无不尽情“杀掠虏辱”，焚村毁庄，以致“所经郡县”，都是“赤地无余”；为敌人镇压各族人民的起义，如李崇、崔延伯之流，也都是充当最前线的鹰犬，对起义人民的屠杀，也并不减于鲜卑的野蛮和残酷。

由于他们卖国和残杀同胞有功，能充当侵略者最忠实可靠的鹰犬，所以拓拔圭一侵入华北，就特别看中他们，以后任用“人才”，也要从他们那些“高门”中去选拔。孝文帝制定族姓等级，便把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博陵崔氏、赵郡李氏、河间邢氏、渤海高氏、广平游氏、太原张氏、陇西李氏、河东薛氏……等士族，都封作高等贵族，并以卢、崔、郑、王四大家族为最贵，与鲜卑之穆、陆、贺、刘、楼、于、奚、尉八大贵族平等，只比皇族元氏低一级，并特定这些家族为皇族选择妻妾的对象。这样，他们不只和一般人民更加隔离与对立起来，事实上，他们已成了“二鲜卑”，已不能算做汉人。

孝文的迁都和改制　在孝文即位以前，北魏国境内表现着如次的一些重要情况：汉族人民的民族反抗情绪日益高涨，方式日益增多，规模日益扩大，不好统治，这主要因为鲜卑是侵略中国的外族；在华北地区内，推进到农业生产领域的各族人民，一步步在加速地汉化，他们也常和汉族人民一道反抗鲜卑统治；随着在华北地区内的鲜卑奴主贵族封建化，其原住地区的奴隶制经济比重，不断相对减小，在北魏全国范围内已丧失其重要性；平城已偏在北魏国境的边沿，在行使统治与对付南朝的军事行动等方面，都不便当。

因此，孝文帝即位以后，便决然不顾那班老奴主贵族，即所谓“旧人”穆泰、陆睿等人的反对，借名“南征”，迁都洛阳，并派于烈镇守平城，以防“旧人”发动事变。他迁到洛阳后（纪元四九三年），便疾急实行其所谓改制变俗的政策。首先他便给自己伪造一段历史，说：“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曰‘拓跋氏’。”这是说，他们并不是外国人，原来就和汉族是一家。其次他下令不准鲜卑人再着“胡服”，要穿同汉人一样的衣服；不准再讲鲜卑话，要讲同汉人一样的语言；废除鲜卑姓氏，一律改成同汉人一样的姓氏形式；鲜卑人死了，不准再送回老家安葬，就与本地人一样，埋在河南。以为这样，他们连一点鲜卑形迹也不存在，汉族人民以及汉化的各族人民，就不会再把他们看做外族人，也就不会再反对他们了。再次便颁行所谓“均田”制，赦免手工业奴隶，把奴婢和俘虏都释放归农，以符合封建秩序的情况和要求。最后，他又制定氏姓门第等级的士族制度，把鲜卑人和汉人混作一块；皇族元氏独尊，元氏以下为最大贵族的八大家族（按均系鲜卑），以下为士族分九品（即九等）门第，九品以下的平民分为七等。各级门第身份，严格限制，不许混淆，下品人民不得混入士流，士族不得与下品人民通婚。这样，他认为：一方面便可把民族矛盾，融化于等级门第制里面；一方面又可借这种等级门第制，来巩固鲜卑贵族的支配地位，一切重要的官职，便可按照这种规定，全由皇族和鲜卑八姓充任。但这样，他觉得还有些露骨，怕汉人反感，又说卢、崔、郑、王四大汉奸家族，也与鲜卑八大家族一样贵。

这一切，并没有麻痹着当时的汉族人民，只巩固了为他服务的汉奸集团，但却促进了鲜卑和其他民族的汉化。

民族大同化　到北齐（五五〇——五七七）北周（五五六——五八一）时，鲜卑族及其他各族人民，在语言文字，经济生活，居住地区，以及风俗习惯、文化教育等方面，已全同汉族一样，基本上已融化成一个民族了。只是鲜卑人在政治上居于统治地位，享受特权，表现着民族的不平等；同时，在心理状态上，还存在着民族传统的不同情感和隔阂。所以在元魏，军队中鲜卑人和汉人的地位，始终是不平等的；作战时，汉人居前冲锋，鲜卑随后督战、压阵。汉人对鲜卑人的反感很深，相互间的磨擦也很多；所以在对南朝的战争中，直到最后还不断有汉人反正及与南军通消息的。这一切，直到隋朝，才完全消灭。

第四节　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发展（二）

东晋“王马共天下” 　纪元三一七年，司马睿在建业建立东晋的政权，主要由于北方流亡大地主集团的支持，其中的领袖就是王导（山东临沂人）家族。王导、王敦兄弟分掌军政大权，其他流亡大地主谢安、刁协、周
、王承、卡壶、诸葛恢、陈、庾亮等一百多人，也都参加中央政权机关，即所谓“百六椽”。土著大地主集团顾荣、贺循等，地位较差，但也都参加政权。因此，东晋完全是大地主专政的政权。

南渡初期的形势，①扬、徐、江、荆、湘、广、交七州的领土是完全的，梁、益、豫、兖、司、冀、幽、平、秦、并（刘琨所收复）十州也还有一半以上的领土；仅今甘肃全省，及山西、河南、河北、山东、陕西、四川各省之一部沦陷；而李暠、张轨不久又皆收复今甘肃一部国土，派人报告东晋。②军事上：华北方面，刘琨在晋阳、阳曲（均山西），续邵在冀州、段匹在幽州，刘遐在平原，鲜卑族拓拔、慕容各部尚自认为晋属领；中原方面，祖逖渡江北伐后，收复谯（河南夏邑）、浚仪（开封西北）、雍丘（河南杞县），坐镇雍丘，经营虎牢（河南泛水）工事，声势颇大，影响颇广；在鄂豫方面，周访在襄阳，陶侃在荆州。③特别是水深火热中的华北各阶层人民，都日夕盼望晋军北伐，收复失地，湔雪国耻，并纷纷起义、结坞，或收复城镇，或保全乡村；祖逖北伐，各地人民纷纷响应，“投效”、“纳款”，“石勒镇戍”亦“纷纷来归”。④敌人方面，刘聪、刘曜、石勒等以部落为基础构成的武装，战斗力并不太强，其行动都较野蛮、残暴，加之是外族人，政治上很孤立。⑤各地暴动农民武装，素质好，战斗力强，只要内政方面基本改善，均可联合对敌。⑥当时坚主抗战的将领，也大有人在：刘琨专派温峤去建康见元帝，表明其誓，“当立功河朔”的志愿；周访深结李矩、郭默，从事“宣力中原”的布置；“出身微贱”的溪（族）人陶侃，主张规复“故土”；特别是祖逖，他请命北伐，建议元帝说：“大王诚能发威命将，使若逖等为之统主，则郡国豪杰，必因风响赴，中原可复，国耻可雪！”甚至连慕容廆从辽西致书陶侃，也说“凶羯暴虐，中州颠沛”，而提出“戮力同心，悉五州之众”以北伐的忠言。⑦东晋当时的经济条件和情况，比沦陷区也好得太多。

当时形势，是完全有利的，但东晋的大地主集团，自司马氏以下，自始就没有恢复国土，湔雪国耻，拯救沦陷区人民的打算。因此，像祖逖等人请命北伐的，便随便给予一个命令，借以平服军心，欺骗人民，表示他们是抗战的政府；实际上，完全没去注意他们的成败，如祖逖过江后，形势发展很好，他们毫不重视，后来“兵粮不继”，也“坐视无睹”。这就是王导的“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的方针。所以从刘琨祖逖以至其他抗战势力，便都是孤立无援失败了！

他们所重视的，只在如何维持其小朝廷的吸血鬼生活。因此，在那样国难严重的情况下，东晋政府的第一个重大举动，便是罄其全力，由王敦亲自出马，去剿灭杜弢等的农民军；大军，不用去抗击“羯虏”，而全力用来“攘内”，正是大地主的“佳作”。另方面，狗争骨头，他们都各结私党，培植个人力量，在小朝廷内互争权力：开始便有刁协、刘隗各家族与王敦家族之争，接着又有庚亮等各家族与王氏家族之争。前者最后表现为“王敦之乱”；后者则表现为“苏峻之乱”，而大坞主出身的苏峻，正是王导培养的爪牙。后来庾翼、桓玄的专横，也正是大地主内争的结果。庾亮反对王导，陶侃在平定苏峻后，主张把他推翻，但庾亮又不赞成，恐怕动摇大地主集团的专政基础。

淝水之战　大地主集团不要华北的失地和人民；前秦的苻坚于“坐大”之后，却要南侵了。他首先侵占襄阳，打开了东晋的西面门户。纪元三八三年，他亲领步骑八十余万南侵，想一举灭亡东晋。这迫使大地主集团为保卫小朝廷的统治利益，不得不起而“应战”，便急命谢石等领八万步兵去抵抗。但士兵和人民都是要求抗战的，“卑族”出身的将军们也是要抗战的。因此，晋军虽少，战斗情绪却特别高，又有人民的支持和地形熟悉的便利。

前秦大本营屯项城，苻融领精兵八千为前锋，屯洛涧（安徽定远西），后续大军屯淝水（安徽寿县东南）北岸，迫晋投降，命身陷秦营的汉人朱序赴晋军劝降。朱序不忘祖国，向谢石等详告秦军虚实部署，建议战役计划，并约好相互配合。谢等依计布置，刘牢之领兵五千向洛涧秦军突击。晋军士气百倍，秦军大败。大军追至淝水，隔河对峙。谢等请秦军稍退，约于河北岸决战。秦军拟于半渡堵击，如约向后移动；晋军乘势猛击，秦军便纷纷溃决，不可遏止，苻融战死，大军四散。秦军虽数量很大，但多是由各被侵略民族人民强迫凑成的，原无战斗意志；像慕容垂、姚苌等本来就各有打算；苻融从洛涧败下，已使秦军士气大受动摇；身陷秦军中的汉人士兵，原来就心怀祖国，并不甘心供敌驱使，加以朱序有计划的从中策动，便更能乘机发挥作用；特别是晋军士兵的抗战情绪，积蓄了无限力量，一旦临敌，便发挥了不可阻挡的战斗力量和勇气。

因此，人民又把东晋政权从死亡的边沿上挽救出来了。代表大地主集团的谢安得到捷报时，也高兴得很，跑出房门时，连木屐的齿都碰断了。但大地主集团，仍没有给予人民丝毫好处，人民仍是失望的。

人民大暴动　统治阶级的腐化，到司马道子、元显父子专权时，已到了顶点，而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抗敌要求，也越来越没有出路。因此，到纪元四百年代末，东晋政府本身的危机与人民暴动的危机，就完全成熟了。

原先琅琊人孙泰、孙恩等，继承“五斗米道”的教旨，在大江南北及沿海，教育和组织农民。司马道子害怕他们造反，将孙泰父子七人逮捕，均残酷处死。孙恩逃至海岛继续活动。纪元三九九年，司马元显下令，征调所有从奴婢出身的佃客，集中京师服兵役；各处人民都发生骚动。孙恩便抓住这个时机，从海岛起义，入今浙江攻占会稽，处死内史王凝之以下贪官污吏，同时要求东晋政府，处死司马道子、元显等。会稽等郡人民，纷纷响应，都聚众攻取城市，逮捕官吏，烧毁衙门。东晋政府派元显、刘牢之等率大军“进剿”，实行大屠杀。暴动群众男女共二十余万复转入海岛。纪元四〇一年，人民起义军又浮海分两路西进；孙恩出今苏南，攻占丹徒；卢循、徐道覆出浙江，攻占永嘉。晋廷派刘裕独对孙恩。刘裕原来也是丹徒农民，现在反而来进攻自己的阶级弟兄。孙恩在丹徒被刘裕堵截，便回师浮海入郁州（江苏东海东北海滨）。晋又以刘裕为下邳太守，“追剿”孙恩。因不断紧紧被刘裕追击，孙恩被迫采取流寇式行动，以致失去群众依靠，人数不断减少。纪元四〇二年，孙恩又转攻临海（浙江临海），人数不多，被晋军歼灭。

孙恩死后，晋朝对卢循便实行拿永嘉太守的官位去“抚安”他，但卢循不受收买。纪元四〇三年，义军徐道覆又分兵攻东阳（浙江东阳），晋廷又专派屠杀人民的能手刘裕来对付卢循。义军受到刘裕的胁制，不易发展，以后便浮海转入广东。卢循攻占番禺，徐道覆攻占始兴，声势复振，力量大增。晋廷又采卑劣的收买手段，任卢为广州刺史、徐为始兴相。他们仍不受收买，纪元四一〇年复两路分兵北进，沿途都受到群众支持，队伍不断扩大，并有不少“拳击善斗”的“溪子”参加。卢循出湖南，下长江，直趋江陵。徐道覆出江西，连克大小郡县，直下豫章（南昌）；晋江州刺史何无忌领兵抗拒，被义军生俘处死。勇于对内、怯于对外的东晋小朝廷，一面急派刘毅率水军溯江西上，一面又急从北伐前线调回刘裕。刘毅在桑洛州（九江东北），为卢、徐两路大军夹击，打得片甲不留。两路义军乘胜东进，迫攻建康；刘裕屯兵石头城布置城防，城内皇室、贵族、官僚都吓得手忙脚乱，准备逃命。因义军领袖缺乏军事素养，又不知晋军虚实，遇刘裕抗拒，便迂回至蔡洲；在南岸接战不利，又转师攻京口（镇江），攻占今沪宁西段各县。于是刘裕一面派兵袭取番禺，一面布置圈套，迫义军回师。卢、徐回师到寻阳，被刘裕战败；道覆沿江西上，趋江陵，被晋荆州刺史刘道规打败，转战归至始兴。刘裕专追卢循，卢边战边退，群众多死伤逃散；至番禺，已被刘裕袭取，转进至交州（安南），群众散亡殆尽；最后战败，被晋交州刺史杜慧度所获，便英勇牺牲了。纪元四一一年，晋军围攻始兴，徐道覆战败被俘，也英勇牺牲了。

人民起义军虽然失败，但他们也结束了东晋的统治。

刘裕篡晋和齐梁陈继起　农民出身的刘裕，又以反对自己的农民弟兄起家，而得以掌握东晋的军事全权。而大地主集团，却至此已腐败不堪，只知靠门第吃饭，空谈词赋，竞尚风雅；此外便连坐船、乘马都害怕，走路也要人扶，但他们却掌握了政权，也掌握了财权，占有大量土地和财产。当此司马氏皇位无法继续下去的时际，刘裕需要他们，他们也需要刘裕；因此刘裕承认他们保持特权地位的“士族”制度，他们便拥戴刘裕做皇帝。这样苟合的结果，刘裕便于纪元四二〇年，代晋做了皇帝，把晋改成宋（即南宋），把司马氏的皇统，改成刘氏的皇统，此外便无何改变，但从此开始了南北朝的对立。

但刘裕在代晋以前，几次北伐，如纪元四〇九年灭南燕，纪元四一三年灭成都，纪元四一七年攻克潼关、长安，恢复关中一带国土，虽然都带有一些军事投机和欺骗人民的作用，也没有什么坚决的方针，但都还包含着民族反侵略战争的内容，每次都得到沦陷区人民支持——虽然每次又都使人民失望。

自刘裕代晋以后，南朝各次对北朝的战争，不论是主动出击，或被迫抵抗，便都是为的“国境”防御了。纪元四三〇年，宋文帝（义隆）时的一次北伐，是刘裕以后，南朝主动出击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战争。到彦之领王仲德、竺灵秀率舟师五万由淮入泗；段宏率精骑八千趋虎牢，刘德武领兵一万为后备；长沙王刘义欣出镇彭城监军。出师的目的，是以“河南之地”，原属南朝；在他们看来，河北“之地”就不是中国领土了。彦之师行三月，方到须昌（山东东平）。北魏部伍全部撤到黄河以北，宋军不战而收复滑台、虎牢、洛三重镇，司兖、豫诸州、土地也都入宋军手中，他们就一步不再北进了。及河冰合后，魏军长孙道生复领兵渡河，到彦之一枪未交，即焚舟弃甲，徒步逃回彭城。檀道济急领军北上，保住滑台，攻复寿张（东平境）；苦战二十余日，因无人民支持，“食尽”南退。不只“河南之地”复失，沦陷区反而扩大了。结果，一方面却与北魏言婚，一方面又自“坏……万里长城”，“收杀”作战最力的檀道济。

纪元四四五年以后，魏太武帝拓拔焘，反而以“南国侨立诸州”（东晋设区安置“流人”，用其原籍州名），“滥用”“北地名义”为借口，实行不断南侵了。纪元四五〇年魏军大举南下；宋反击部队西路参军柳元景，率很少兵力出卢氏，得当地群众响应，参军、送粮、报信、带路、武装配合（如卢氏人赵难等），形成相当大的力量和声势。他们直出熊耳山，连克复宏农、陕县，进据潼关，势如破竹；活捉魏洛州刺史张是连提斩首；关中人民和四山各民族，则“所在蜂起”，“送款”，“箪食壶浆”“相劳”。南宋政府乃于此时勒令他退兵。而魏军于攻陷悬瓠（河南汝南）后，便进迫彭城，分路南下，渡淮攻盱眙，趋瓜步（江都），伐苇造船，准备渡江攻建康。魏军所到之处，都烧光、杀光、抢光。由于人民全体动员，江南自采石（安徽当涂）至暨阳（江阳）六七百里，建立人山人海的防线；江北人民“荷担”揭竿，纷起杀敌，才把敌人击退。而南宋政府，却反于此时，无耻向北魏要求和亲。魏军仇恨人民，更实行大杀、大烧、大抢，以致江北各郡人民，“遭杀掠虏辱者，不可胜计。所经郡县，赤地无余；燕子春归，巢于林木！”人民挽救了南宋，却遭受如此空前浩劫！

自此，南宋朝廷便把自己的防御线步步南撤，既由洛阳、虎牢、滑台撤至淮北，复由淮北撤至淮南。外患紧迫，南宋大地主集团，如沈文秀（青州刺史）之流则纷纷献城投敌；如刘彧、刘义康、刘义宣、刘诞、刘休茂、刘子勋、刘休范、刘景素等刘氏家族，反互争权力，各树私党；刘斌、孔熙先、沈庆之、许公舆之流则从中舞弄，不断排演其相互残杀的惨局——从纪元四五一年彭城王刘义康之乱，直到纪元四七六年建平王刘景素之乱，前后二十余年，宫廷内部的倾轧，没有一日停止。

在“内忧外患相踵”的波浪中，大权集中到中领军萧道成手中。他也像刘裕一样，于纪元四七九年，自己登上皇座，改国号为齐（即南齐），把刘氏的皇统改成萧氏的皇统。

萧道成看到人民生活太惨苦，很想从“儒术”上实行一些改良，以造成“小康局面”；同时，他看到南宋骨肉相残的惨局，“纲纪沦胥，人道几息”，又极力提倡“孝经”，认为“儒者之言，可宝万世”。因此，他们把外敌便完全放在一边了。可是萧道成的“孝经”没起作用，情况依然和南宋一样：一面有裴叔业（豫州刺史）之流的献城投敌；一面仍由于大地主分子的相互争权，不断导演皇族相残的惨局。如纪元四九〇年，有武帝（颐）与荆州刺史萧子响父子间的战争和残杀；武帝死后，在王融等的导演下，又有萧子良、萧昭业、萧鸾兄弟叔侄间的相互残杀；萧鸾废昭业帝后，又继续展开与鄱阳王锵、随王子隆、晋安王子懋、安陆王子敬、晋熙王銶、南平王锐、宜都王鉴、桂阳王铄、江夏王锋、衡阳王钧、巴陵王子伦相互间的残杀和战争……。最后由于皇族、官僚相互间的不断倾轧和残杀，而演出雍州刺史萧衍之攻建康、围台城（皇宫）、尽杀皇族的恶剧。

纪元五二〇年，萧衍也循例“受禅”，自为皇帝，又改国号为梁（即南梁），把那一萧氏的皇统改成这一萧氏的皇统。

萧衍代齐以后，小朝廷大地主集团的丑恶，就更加无所不为了。一方面，萧衍大杀南齐宗室；一方面南齐鄱阳王萧宝寅、梁江州刺史陈伯之，相率投敌，伏阙流涕，请北魏出兵来灭亡其祖宗坟墓之邦，自请充任前锋。纪元五〇三年，魏拓拔恪（宣武帝）即命其任城王拓拔澄，指挥萧宝寅、陈伯之南侵。在战争过程中，梁汉中太守夏侯道迁，又于纪元五〇五年献城投敌。由于这三大汉奸的前导，南梁本身的腐朽，梁州（川北、川西）全部由此沦陷，淮南地区亦几于不保。而萧宝寅却以进攻钟离无功，拓拔恪把他“除名为民”，只差点砍了脑袋。

梁政府为着想阻止敌人南下，乃欲水淹寿阳。纪元五一四年，动员三十万民夫筑淮堰，南起浮山（盱眙西），北抵巉石（安徽五河东），“依岸筑土，合瘠于中流”；费时两年筑成：长九里、下广百四十丈，上广四十五丈，树杞柳，列军垒。不久淮堰倾倒，声闻数百里，缘淮河所有城寨村庄十多万口，都被洪流漂流入海。

自此以后，北魏因人民暴动起义，日渐扩大，也没有余力南侵。南梁大地主集团，却不知振作自己，去配合人民暴动，收复失地；反而自萧衍以下，都沉溺佛教，去消度其无聊岁月；对久欲“缚取萧衍老公，作太平寺主”的东魏军阀侯景降梁，却不惜引狼入室。结果，侯景强占寿春，与梁贵族临河王萧正德阴相勾通，纪元五四八年便公开叛变，杀进建康，攻占台城，纵兵杀掠，城中人民蒙受空前浩劫，生命财产损失无算，妇女多被淫辱。侯景占据台城，自称大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初立迎景渡江进城之萧正德，复又把正德杀死。萧衍也被软禁，“饿死台城”。南梁在外诸王，湘东王萧绎，借“讨景为名”，反与河东王萧誉、岳阳王萧詧等互争地盘，自相火并。萧詧更无耻，“遣使求援西魏，请为附庸”。宇文泰派兵南下，击败萧绎，便立萧詧为后梁皇帝，居襄阳城内，魏军驻城西监督。

始兴太守陈霸先，领兵讨侯景；侯景大败东走，为羊鹍所杀。至此，南梁国土，江北诸郡，已多被东魏侵占，汉中、川、蜀、荆州则全部沦于西魏。萧绎即位于江陵，不只地盘削小，还有很多地方，命令行不通。纪元五五四年，西魏宇文泰命于谨侵江陵，傀儡萧詧领兵助战；萧绎投降，萧詧把他囚送西魏处死。

陈霸先占据江南，挟萧绎少子方智为帝。纪元五五七年十月，霸先又自己登上皇位，改国号为陈（即南陈）。

从刘裕以来，尽管朝代改变，皇统易姓，但“士族”制却没变动，享受特权的，也还是那些大地主家族。总之，一切都没改变，只是人民越来越苦，统治阶级越来越丑恶。

隋灭陈　纪元五八一年二月，杨坚建立隋朝后，由于南北社会形势已完全一样，北朝境内各民族也皆完全汉化，鲜卑贵族支配的政权，已由汉人杨坚为首的地主政权所代替；南北对立的民族矛盾，已不存在，人民便不肯再要那样丑恶腐烂的南朝政府了。所以说，到南陈末，国内人心已完全“离叛”。

杨坚于纪元五八七年，把西魏遗留的傀儡后梁歼灭；纪元五八九年派杨广、贺若弼、韩擒虎、杨素等领兵五十万，分八路进兵伐陈，便把这个丑恶的摊子打烂了。“南朝金粉烟云散”，“金陵‘王气’黯然消”！

当兵临城下，陈叔宝犹谓“王气在此……虏今来者必自败！”其左右大臣也都说“决无渡江之理”；依旧挟张妃、孔嫔奏伎、纵酒、作诗。杨坚“三十万纸”的诏书，何足尽叔宝之流的“罪恶”！

第五节　制度　哲学　宗教　科学　文艺

制度　两晋南北朝的政治法律等制度，本质上和秦、汉、三国一样，形式上也无多改变。

政权机关的组织，即所谓官制，曹魏于中央机关的“三公”以外，设中书监令，掌管机要；到两晋南北朝便成为宰相的实职，只是在名称上，或仍旧称，或名侍中录尚书，或名大冢宰；三公俱为太尉、司徒、司空，或太师、太傅、太保；九卿机构，基本亦均无改变，只是名称有些变更和裁并，如北魏名为九寺，南梁叫做春、夏、秋、冬四卿……。地方政权机关、京畿地方，均承秦汉内史、河南尹之制，均设京兆尹统治；警卫首都的武官，均承汉司隶校尉之制，西晋并置司州，以司隶校尉统之；后魏、北齐均以司州牧当之；北周改为雍州牧；东晋南朝则以扬州刺史当之。地方各州，亦承州牧或刺史之制，只是一方面，不属其统治或沦陷各州，亦虚设机关，所谓“遥领”；一方面，因战争频繁，军事重要，刺史多兼握兵权，后更演为“都督诸州军事”兼刺史，形成地方军阀，即所谓藩镇（在后周则名为总管，随即成为散官，但都督之名不废）。州以下之郡，郡以下之县，均仍为守、令，惟晋之郡守有兼将军名号者，自后虽不兼将军名号，亦多兼握兵权。

但两晋南北朝均封皇族子弟为亲王，并多充任州职；特别在南朝，这种亲王担任州职的，便表现更多的独立性。

政权分配的选举制度。曹魏把汉朝的所谓选举制，演成所谓“九品中正”制，即于全国州郡，各置大小中正官，区别所管人物定为九等，考其言行以为升降；郡之人口十万以上年选一人，如有“秀异”，则不拘人口。两晋南北朝，都沿袭这种办法。这一面在麻痹中间诸阶层和欺骗人民，一面是大地主阶层内部的政权分配办法。实际对分配政权起决定作用的，是士族制即门阀制度：北朝自孝文帝确立士族制，固定门阀等级，以鲜卑八族和四个大汉奸家族为皇族以下的最高特权门阀，其子弟都不须经过选举，世代独占各种要职；南朝从东晋起，即以士族门阀制为中心，甲族（贵族）子弟不须经过选举，二十岁便可有现成官做，从秘书郎、著作郎、散骑常侍等官职起步。围绕在这个制度周围的九品中正制，一方面主持选举的人，不是大地主贵族，也大都是他们的爪牙；一方面，选举的本身，主要也以被选人的门第出身为标准（按谱牒）。所以被选的九品，实际也就是门第等级分类的反映：大门阀的子弟，不会选作下品，中间诸阶层，即卑族寒门的子弟，不会被选为上品。所以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被统治阶级的子弟，就根本没有被选的条件，而且制度的本身就限制他们不得冒入“清流”门第（魏孝文帝并正式诏令各郡中正，各立本土姓族次第，以为选举之格）。他们只有为统治集团服务，当兵等门径扒出身，去参加统治集团。

军事制度，两晋南北朝因战争频繁，常有变更，也颇杂乱。但汉朝的大司马、大将军，到曹魏为总揽军权的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西晋为统领中央常备军（五校七军）的中领军，以后在南朝为总管中外诸军的“大都督中外诸军事”或中领军。北魏初设四厢大将，北齐分设骑兵、步兵内外二曹，骑兵曹领中央常备军，兵步曹领地方军事；北周设总领中外诸军的持节都督，下设六柱国→十二将军→二十四开府。兵役制度，西晋初征募全停，东晋、南朝原先以“免奴为客”的佃户服兵役为主，后改为强制抽丁的办法。北朝鲜卑壮丁均充兵，京城及皇室警卫，全由鲜卑壮丁组织羽林虎贲；汉族与其他各民族人民，除特权免役者外，自十五到六十岁的男丁，均须普遍服兵役。

刑罚和法律。两晋南朝，对肉刑和夷族等，虽在法令上有时免除，实际并没有停止；特别对一切严酷刑罚，于统治集团本身则“屈法申之”，于被统治者则“按之”，表现其完全是为对付人民而设的。北魏定死罪，特着重所谓“反逆”，其余可以出钱赎死，实际也是为鲜卑人开的后门；对汉人特别残酷，规定反抗其统治的所谓“大逆不道”，不只本人“腰斩”，三族夷灭，且诛其同籍（即同乡、同僚、姻亲、同学）。而其所谓“大逆不道”，又不只解释很广，且捕风捉影，言词不对味，都可坐罪；这对大汉奸也不太“宽”，如崔浩修“国史”以文词不对拓拔圭口味被杀，清河崔氏夷族，并推之于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均坐浩亲党夷族。“鲜卑酷虐”，“他多类此”，这表现其民族统治的残酷面目。

法律条文方面，西晋根据曹魏“新律”十八篇及汉“九章之律”，制为六百二十条，亦名“新律”，另外有“令”；为吓唬人民，又以死罪条目，“悬之亭、传，以示百姓”。东晋、南朝均根据西晋条文，惟南梁又加扩充，编为“梁律”九卷。晋“新律”要目二十，有刑名、法例、卫宫、违制、户律、祝律、擅兴律、盗律、贼律、诈伪、杂律、捕律、断狱、毁亡、告劾、系讯、请赇、水火、诸侯。“梁律”改“贼律”为“贼叛”，去“诸侯”之目。北魏在太武帝时，根据中国旧律，由大汉奸游雅等编为三百九十一条，到孝文帝时扩充为八百三十二章，共二十卷；今书无存，但从其他记载考察，其基本精神在镇压汉人反抗，特注重所谓叛逆，可以想见条文严苛，范围广泛。北齐制为“齐律”，北周由拓拔迪编为“大律”，已比较和南朝接近，但仍表现其民族支配和束缚汉人的严格条文。而况在实际上，条文也只是具文；统治阶级，特别是统治民族，不只完全可以按照其意志解释，而且随时都可不根据什么律令杀人、灭族、屠城。

哲学　西晋太康时期，由于生产渐次恢复，地主阶级秩序表现稳定，便出现了傅玄、陈寔等儒学的抬头。太康以后，由于社会矛盾日益扩大，统治阶级对现实局势的挽救，渐次感觉失望，王弼、何晏等冶儒道于一炉的哲学思想，又步步猖獗。他们对现实的统治需要儒家学为主流，对自身统治前途的悲观失望又反映为所谓老庄的“虚无”思想，并以此去麻痹人民。因此，他们认为最本源的东西是“无”，即精神，世界都是空虚的，实际上，一切都不存在，形成其主观观念论。同时，到最后，由于苦闷、厌世与奢侈纵欲生活的无止堕落，反映为思想上的堕落，由神仙方士之术堕落到神仙修练法与炼丹术、房中术的猖獗，并正式形成为道教。代表这种思想体系的，便是葛洪的《抱朴子》。与此相反的，便有裴的“崇有论”。裴虽与傅玄等同称为所谓“儒家学”，实际他却进了一步，而表现着素朴的唯物论思想倾向。他说：“有形虽生于无；然生以有为己分，则无乃有之所遗。贱有者，外形忘体，亏士行，坏朝政。故理既有之众，非无为之所能循，养既有之化，非无用之所能全也。”这是说，“有”是实质，是合于实际生活需要的；“无”是现象，是空谈无用的。虽然在所谓“既有”等范畴上，他还表现着二元论的倾向，即表现了中间阶层的一种意识形态。另方面，与大地主集团的主观观念论哲学相对立的，有鲍敬言的“无君论”。他从人类社会和国家的起源，说明人类原始并没有阶级，没有人统治人、剥削人，后来因出现强者、有力者，役使和剥削弱者、无力者，才产生强权和君主；自有强权和君主以后，社会的斗争和纷乱就多起来了；不根本去掉这种强权和君主，世界是不得太平的。他并且为被统治的劳动人民的痛苦，提出申诉，抨击当时的统治者。他这种代表劳动人民呼声的唯物论思想，给了中国民族以光辉的传统。

在北朝，居于统治地位的，孝文帝以前是道，以后是佛教思想；汉奸大地主的儒学思想，只起附庸作用，地位始终次于佛道。这在一方面，由于鲜卑统治者，为着要麻痹汉族人民的反抗情绪，道还不够用，便尽量宣扬小乘教旨。一方面，由于大地主集团的没落情绪和中间诸阶层的苦闷，佛学思想便获得发展的地盘。但由于寺院“荫庇”大量劳动人口，特别是一些劳动僧曾领导与不断参加了人民起义，所以孝文帝以后，却又有几次压迫佛教的措施。

在东晋南朝，适应秦汉的传统，在“致用”之学方面，继承了儒家思想的发展，特别表现为适应士族制度的三礼学的发展，又特别强调尊卑亲疏贵贱诸范畴的论述。但由于大地主集团的没落情绪，一开始就表现老庄玄学思想的支配作用，王导谢安以下，都专心玄学。但自南宋以后，由于大地主集团更堕落，一方面社会内部矛盾日剧，一方面连一点口头上的抗战也认为不需要了。因此佛学和佛教，便猖狂起来，并慢慢取得支配地位。另方面在东晋时中间诸阶层在内政上，在对外抗战上，都与大地主集团有矛盾，反映在思想意识上，他们反对玄学。出身“微贱”的溪人（按：即蜑族）陶侃就曾说：“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益实用。”

但在另方面，南宋南齐时期，全国人民以至中间诸阶层，却仍是要求抗战的，反映到思想上，便表现为尊佛和反佛两种潮流的斗争。尊佛派最初产生在北朝，说佛学是真理，比中国的一切都高；反对外国，是完全无智。这在南朝，得到投降派的热烈响应和附和，首先表现为张融的佛道调和论（参看《广弘明集》）。另方面，宋齐的“儒者”却极力排佛，说佛是“夷狄之教”，是扰乱中国的，并重新把王符的“老子化胡”说拿出来，大加论列。这正是反对外族侵略的思想反映。不过他们的论点是微弱无力的，并表现为一种文化上排外的狭隘民族主义观点。所以他们在反侵略方面是进步的，在这方面却是保守的。较有力量的，还是范缜的“神灭论”。他是从较坚实的唯物论观点出发的。他认为物质是存在的，精神是依附物质的；天地间并没有什么佛和鬼神，轮回之说完全不可信。

另方面，孙泰的“五斗米道”，却在农村人民的思想中，曾发生支配作用，并且对农民起义的行动，起了组织指导作用。

史学　南宋范晔著《后汉书》，系照“前汉书”体裁编制，但他为激励沦陷区的人心，特写“独行”、“党锢”、“逸民”三传，在当时是有其作用的。而北齐魏收所著《魏书》，则系一种汉奸主义的历史。他歌颂外族侵略者，帮他来欺骗汉族人民，如他极力论鲜卑拓拔氏是“黄帝”子孙，“封于北土”。

这时期历史编修甚为丰富，并创造不少新的体例，主要有梁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晋鱼豢《魏略》、王沈之《魏书》、王隐虞预等之《晋书》，宋徐爰《宋书》，梁江淹《齐史》，谢吴《梁书》，陈许亨《梁史》，顾野王等《陈书》，北齐魏澹《魏书》（北魏）……。梁武帝令群臣编成《通史》二百二十卷，不只系新创体例，且以五胡与拓拔均列于“夷狄传”，在当时是有其意义的。史论也是创例，最著名的有晋刘宝《汉书驳议》，何琦《三国志评论》，王涛《序评》……。稗史方面，有晋司马彪《九州春秋》，常璩《华阳国志》以及《汉魏吴蜀旧事》……。纪年史、起居注、地方纪等著作，也都从这时期开始的。

这时期史学虽也还不能算做科学，但其特别发达，主要是由于在外族侵略下，受人民爱国思想推动的结果。

科学　科学发明，除祖冲之的指南针、“千里船”等外，无多新发明。天文仪器的研究，最著名的，如北魏信都芳将浑天、地动、铜乌漏刻（即原始钟表）、候风诸种仪器制作，分类制图，加以注释，研究其构造。历谱方面，南宋何承天、祖冲之，北周甄鸾等的著作，均有进一步之成就。天文学理论研究的著作，有西晋鲁胜《正天论》，南梁祖暅《天文录》，陶弘景《天仪说要》，北魏张渊《观象赋》……但均无显著的进步。算术方面，晋刘征、后魏夏侯阳、张邱建，北周甄鸾等都有专门著作。特别是甄鸾自注《五雅算经》外，又将《孙子算经》、《术数记遗》、《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张邱建算经》，一一都作了注释，但亦无显著进步。

医学在西晋、南朝有相当发展。西晋葛洪虽号称精医，但在方法论上却倒退到了玄学的泥坑。东晋段浩、殷仲堪，宋孔熙先、羊欣，梁陶弘景、阮文叔等，均精脉理，其著作今均无传。《隋书·经籍志》所载，医病已有小儿、产科、妇科、痈疽、耳目、伤科、疟疾、痨病、兽医、印度医方……等分科，并有人体图的绘制；对制药、制丹、制膏、制散、针灸方面，也都有专门的研究和著作，但他们在方法论上，多是葛洪的传统。

文艺　三国，主要是曹魏，是两汉到两晋南北朝文艺发展的过渡期。曹氏父子的文学，一方面直承两汉的形式和雄伟的作风、气派。一方面，曹操一生在反“黄巾”和大地主内战的斗争中过活，遭遇很多事变；同时，华北残破，大地主统治瓦解，也给了他以无限“桑沧之感”，因此，便形成其文学作品的雄伟而又悲壮的作风、气派。曹丕虽与曹操不同，继承着现成基业，但也一生在大地主内战中过活；曹植则一生在其家族兄弟间权位冲突的矛盾斗争中过活，而又不断受到压迫、排挤。因此，他们的文学作品，一面表现宫廷贵胄的气氛，一面也承袭了曹操的作风、气派；但在内容上，却都是贵族大地主意识形态的反映与自我歌颂。曹操的《短歌行》，曹丕的《杂诗》，曹植的《七步诗》、《情诗》、《杂诗》、《箜篌引》、《怨歌行》、《名都篇》、《圣皇篇》以及《洛神赋》等，均能表现那种作风、气派和内容。到魏末，统治权已掌握到司马氏手中，曹氏地位摇摇欲坠；依附曹氏的大地主贵族，他们都看见过曹氏代汉的惨局，又无力去挽救，对自身前途便不免悲观失望，感觉黯淡，因此便形成其日益腐化的生活（任情、纵欲、服药），和颓废、浪漫的情绪（浮夸、空谈、幻想）。这反映到文学上，便产生曹魏贵族何晏、王弼、夏侯玄等“正始名士”，嵇康等“竹林名士”的文学。嵇康的《酒会》、《幽愤》、《六言诗》、《五言诗》、《四言诗》、《琴赋》、《卜疑》、《养生论》……以及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咏怀》等，可为这派作品的代表。另方面，如司马懿的《
饮诗》，便表现一种雄壮得意的情调。

到晋朝，一面大地主集团无力稳定其统治，一面由于“正始”、“竹林”的影响，因此在文学的形式上，便形成一种“靡靡”之音和堆砌雕琢的骈体形式。内容上，一面表现纵情享乐，沉醉于酒色豪华的淫逸生活；一面表现悲观和没落情绪，甚且“无病呻吟，言之无物”；一面醉心于神仙、怪异的空想。张华的《情诗》、《鹪鹩赋》、《博物志》，张载的《拟四愁》、《七哀》等，都是这一类的作品。只有在《太康》间的短时期，由于暂时的所谓繁荣，如傅玄的《短歌行》、《杂诗》之类，才表现一些悲壮气氛和振作情绪。同时，在华北沦陷之际，刘琨的《答卢谌》、《扶风歌》等，一面表现一点民族斗争的气氛，对放弃抗战的东晋朝廷表示感慨；一面他描写敌后抗战的苦况，又表现动摇。但傅玄、刘琨等人的作品，却是其时统治阶级里面不可多得的。到东晋，特别是晋末，由于东晋统治集团益趋腐烂，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排挤、惨杀，黑暗重重，丑态百出；同时对外没有办法，对内阶级斗争的形势又日趋严重。因此，贵族大地主对自己前途感觉没出路，沉醉于纸醉金迷、想入非非、得过且过的苟且生活。这反映在文学上，便产生王羲之《兰亭集序》、《兰亭集诗》，谢鲲《游西池》，谢道韫《登山》、《晋白纻歌舞诗》以及干宝《搜神记》，署名陶潜的《搜神后记》，荀氏《灵鬼志》、戴祚《甄异传》一类的诗、赋、神怪小说等作品。一部分在大地主集团中受到排挤，胸怀比较清高，又特别敏感的贵族大地主，便形成一种隐居遁世的思想。这反映到文学上，便产生陶潜（溪族出身的陶侃曾孙）的作品。《桃花源记》、《归去来辞》、《五柳先生传》、《闲情赋》、《归田闲居》、《读山海经》、《饮酒》、《和刘柴桑》、《拟古》、《咏贫士》、《咏荆卿》，可代表其全部思想和作风。另方面，左思前期作品，一部分反映了晋朝中间阶层的情调，对凭借士族制度坐享安荣的大地主集团，表示反对，《咏史八首》可为这方面的代表作。陆机、陆云兄弟的作品，在前期也表现中间阶层的情调，如陆机的《赴洛道中作》、《招隐诗》、陆云的《谷风》。

到南朝，大地主集团的文学作品，形式上专从俳缦、骈偶、文字雕琢和声韵方面用工夫，内容上更是流风日下，沉溺酒色与物外空虚……的歌咏和描写。南宋谢灵运等的作品，已表现这种形式和内容。到南齐，沈约根据印度四声音律作《四声谱》、周颙作《四声切韵》。这在声韵学上是一个进步，但对文学形式却更多了一层束缚。沈、周与谢眺等创为所谓“永明体”，便正式形成骈体的形式，发展至梁又号“齐梁体”。到梁时，萧衍、萧纲、萧绎父子又进一步讲求“曼妙”“艳丽”，而演化为所谓“宫体”；陈后主（叔宝）便可算集“宫体”之大成了。内容上，充满了冥想、纵游、物欲，特别是花月、酒色、脂粉的气味，如沈约的《六忆》、周颙的《闺思》、刘孝绰的《古意》、萧衍的《西洲曲》、萧纲的《折杨柳》、萧绎的《采莲歌曲》，陈叔宝的《玉树后庭花》、《三妇艳》，以至徐陵的《玉台新咏》诗选，都是这时期的代表作。另方面，这种情调，又由卖身投敌的贵族大地主分子萧综（萧衍子）带到北朝，温子升的《咏花蝶》、《秽史》（《北魏书》）作者魏收的《惊蛱蝶》，都是汉奸大地主纵情享乐的作品。但失身仕敌的庾信、王褒，于亲自领略外族统治者的味道后，良心不死，又流露着一种民族情感和厌绝异族统治者的思想。庾信的《怨歌行》“慨然成咏”，王褒的《燕歌》等，都表现这种情绪。

另方面，西晋末的民谣：《陇上歌》、《安东平》、《洛阳童谣》，南宋的《宋人歌》等，均在反映群众反对外族侵略和痛恨朝廷腐败的情绪。西晋末的《京洛童谣》“南风起兮吹白沙……”，反映贾南风与“八王之乱”造成白骨遍野的惨状；《作蚕丝》及《绵州巴歌》“……织得绢，二丈五，一半属罗江，一半属玄武”等，在反映人民被剥削的残酷；南朝的《渔父：答孙缅歌》等，反映了人民对南朝统治集团的厌绝……。这时期民间的东西，颇丰富，不胜列举。统治阶级，尤其自齐梁以后，多窃取民间的形式。

绘画方面，名画家很多，技巧和理论都有适当修养，尤其是南齐谢赫所著《古画品录》，他归纳之绘画六法，即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传彩、经营位置、传模遗写六法，到今还为中外画家所师承。最著名画家，有卫协、王廙、顾恺之、陆探微、顾宝光、袁倩、戴逵、戴勃、宗炳、刘瑱、谢赫、毛惠遂、陶弘景、张僧繇、刘胤祖、萧绎、史道硕等人。其中尤以晋之顾恺之（善绘人物，今英伦博物馆有其《士女箴》等遗作），宋之陆探微（善绘人物），齐之谢赫（善画人物），梁之张僧繇（善画佛、道像）均为一代巨擘。北朝画家最著名的有田僧亮（善绘农村风光），孙让子（善画鬼物），曹仲达、郑法士、李雅等人。可惜没有足够的材料来说明他们各自所代表的阶级流派。

在雕刻方面，一面继承两汉以来的传统作风、气派，一面又受到波斯萨珊朝，尤其是印度健陀罗系艺术的影响，技术大大进步，又超过印度。在北方，石勒于邺城太极殿前楼阁的屋柱，雕镂龙凤百兽的形像；苻坚于敦煌鸣沙山断崖，沮渠蒙逊于同地三危山，凿石窟雕造佛像。特别在北魏，著名的云岗（大同）五大石窟（成于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时），龙门断崖各石窟，巩县石窟寺，历城黄石崖石窟（次第成于孝文帝以后）。各处的佛像雕刻等作品，在艺术上，蔚为盛观。南朝也前后于栖霞山断崖，开凿数十个石窟，构成精巧的佛像雕刻等艺术品。此外铜像、陶俑、石狮、石马、神道碑雕等等，也均有其艺术上的价值。这虽然都是宫廷寺院和贵族大地主坟墓的装饰，并用以欺骗和吓唬人民的东西，但都是人民血汗的结晶，也都是经过人民的手所创制的。

在建筑艺术上，也主要表现在寺院和宫廷建筑方面，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左思《三都赋》所描绘的，可想见其宏壮华丽的程度。北魏大同永宁寺的七级浮图，高三百余丈；天宫寺三级石浮图高十丈；洛阳永宁寺九层木浮屠，高九十丈，宝刹高十丈；登封嵩岳寺十二角砖塔，高十五层。南朝梁武帝经营的台城建筑，壮丽在北朝以上。这可见当时建筑艺术的进步程度。这也都是人民血汗的结晶，也都是经过人民的手做出来的。

这时期的音乐，因自汉以来，又吸收了西域和印度的一些因素，也大大进步，在民间产生了一些艺术修养成熟的天才乐师如杨蜀善等人，但他们均被迫为统治者宫廷服务，度其似同囚禁的生活，结束其宝贵的生命。在统治阶级方面，沈约萧衍均精通乐律：沈著有《乐书》，萧著有《乐篇》。

第六节　结语

前汉以来，汉族大地主集团对外侵略，不断内战，把许多外族部落引入“塞内”，招致所谓“五胡乱华”，形成数百年间民族大混战与外族侵略的阴森局面，大半个中国人口受到歼灭性的死亡，生产彻底被破坏，严重地阻滞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自然，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长期滞迟，还有其他原因）。

“五胡”各民族，最初与汉族人民一同反对大地主的压迫，参加农民暴动，是进步的；但其转成民族斗争后，反而来仇视汉族和他族人民，实行残酷的屠杀、破坏与统治，便变成反动的侵略的战争了。

在外族的侵略、压迫下，大地主分子，如王谢各家族，则纷纷逃命，到南方组织偏安的小朝廷，拿抗战雪耻、收复国土作招牌，以继续其对人民的残酷统治和压榨，对民族敌人仍执行妥协、投降方针，或“认贼作父”，如张宾、王猛、崔浩、卢玄各家族，则相继投敌，充当汉奸，帮助敌人来屠杀同胞，灭亡祖国。其中一二佼佼如刘琨等人，虽主抗战，但不去依靠人民，只依靠外援，结果也失败了。中间阶层分子，像祖逖那样的代表人物，对抗战是坚决的，他并且认识了人民力量，也依靠了人民力量；但由于他在政治上没有依靠人民，而是依靠建业大地主集团，束缚了自己手脚，结果，他只成功为一个民族英雄，给后人追慕，却没能使抗战达到最后胜利。始终不忘祖国，与敌人不断进行斗争的，只有下层人民，尤其是农民，他们并支持了冉闵等，在敌后建立起汉族的政权；拓拔侵略者的统治，最后也是被葛荣杜洛周为首的两起人民起义军打垮的。同时，反拓拔侵略者的人民起义军，连同拓拔族人民在内的各族人民，都是一同参加的，他们并没有民族的区别，而是各民族人民的联合战线。

东晋南渡初期的形势，是有利的。如果东晋朝廷肯一面改进内政，一面组织力量积极抗敌，完全可能战胜敌人，收复国土，至少也可使后来的发展形势，完全不同。

北魏的社会形势，在孝文帝（拓拔宏）迁都改制以前，是奴隶制和专制主义封建制两种制度的并存；两种制度斗争的结果，前行的克服落后的，便形成孝文帝以后那种特殊形势的封建制，到隋朝统一以前，又完全符合了秦汉以来的专制主义封建制。

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大同化，汉族没有被同化，主要是汉族人民斗争的结果，并非由于孝文帝的什么同化政策；相反的，孝文帝的改制和“推行汉化”，也正是汉族人民反侵略斗争的产物。

最后南朝被北隋统一，主要由于民族矛盾已不存在，南北社会形势已大致一样，同时，南朝大地主集团已腐烂不堪，无法再继续统治下去。

本章一般参考资料：

（一）前揭：范著二编四至七章。

（二）前揭：《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七编；《中国社会史诸问题》。

（三）前揭：章著乙编第二篇二至八章。

（四）前揭：《东洋史讲座》三卷六〇四——六六五页。

（五）《晋书·食货志》，《魏书·食货志》。

（六）拙著：《中国民族简史》。

（七）《古诗源笺注》卷二至卷四。

问题讨论：

1．形成“五胡乱华”的原因何在，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如何？

2．这时期社会各阶级对外族侵略的态度如何？

3．北魏的社会性质如何？

4．为何各族人民都参加反拓拔统治者的起义？

5．引起这时期民族大同化的基本动力何在？

6．在何种条件的基础上，实现了隋朝的统一？

1951年6月北京第五版书影

目次

第十二章　专制主义封建统一国家的再建和发展——隋唐时期（纪元五八九——九〇七）

第一节　经济发展情况
第二节　阶级矛盾的发展和统治阶级的内争
第三节　唐朝的对外战争
第四节　制度　宗教　哲学　科学　文艺
第五节　结语

第十三章　专制主义封建制矛盾扩大的五代两宋时期（纪元九〇七——一二七九）

第一节　情况的基本特点
第二节　五代两宋的经济发展和情况变化
第三节　辽金的经济情况
第四节　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扩大（一）
第五节　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扩大（二）
第六节　制度　哲学　宗教　科学　文艺
第七节　结语

第十四章　蒙古奴主贵族统治的元朝（纪元一二七九——一三六八）

第一节　蒙古奴主国家的建立与对外侵略
第二节　元朝统治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摧残
第三节　奴主贵族内部冲突和蒙色人的汉化
第四节　各族人民的反抗和起义
第五节　哲学　科学　文艺
第六节　结语

第十五章　由封建制复兴到崩溃的明清时期（纪元一三六八——一八四〇）

第一节　明初的国内外情况和太祖的政策

第二节　由封建经济的复兴到崩溃和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一）

第三节　由封建经济的复兴到崩溃和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二）

第四节　明朝的内政和派别斗争
第五节　明朝的外侵边患和国际关系
第六节　明朝的农民暴动
第七节　满清入侵和明朝灭亡
第八节　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封建制的崩溃（一）
第九节　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封建制的崩溃（二）
第十节　制度　宗教　哲学　科学　文艺
第十一节　结语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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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专制主义封建统一国家的再建和发展——隋唐时期（纪元五八九——九〇七）

第一节　经济发展情况

隋初的经济发展　杨坚的父杨忠（华阴汉人，自托为汉太尉杨震之后），系北周贵族，官至柱国，封隋国公。杨坚辅政后仅九个月，便代替北周做了皇帝，建立隋朝；纪元五八九年灭亡南陈后，又重新建立起专制主义的大一统封建帝国。

但由于数百年间民族间的混战，异族的残暴统治，以及统治阶级的内争等等原因，引起人口空前大减少，社会生产长期残破和衰落。杨坚（文帝）即位之初，合同化之各族人口在内，有户籍的总户数，全北方才四百万户，南方合后梁南陈，总数不过百万户（南宋孝文时，总数不足九十万七千户）。因此，全国总户数不过五百万，每户平均以五口计，总人口数不过三千万。耕地总面积到开皇九年（五八九），全国亦仅一九四〇四二六七顷。这不仅都比两汉盛时少得多，而且无主荒地的面积是绝对扩大了。

隋“平陈”后，获得了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全国和平环境。文帝为巩固其统治，又采取了一些步骤，也直接间接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最主要的，纪元五八一年所施行者：（一）南北朝时，空设郡县名目，每一郡所管不过数百户，一县所辖不过数十里，政权机关众多，人民负担苛重，文帝并郡为州裁去小县。（二）将官地和无主荒地，除分给“自诸王以下至于都督”，作为“永业田”外，也照北齐办法，一夫一妇受露田百二十亩（实即官佃）、永业田二十亩，另每三口给园宅田一亩，奴婢五口给一亩；受田的一夫一妇（谓之一床）岁纳地租粟三石（垦新荒者减为二石），户税（调）绢绸一匹加绵三两（或布一端加麻三斤），服役十二番（每番三日），“单丁及奴婢各半之”；“不受地者，皆不课”，即地主及耕种私家土地的佃户、自耕农……等等人们，都不须向官家缴纳租税和服役（五八八年又开始向“诸州无课调处及……管户数少”的“课州”“不受地者”，“计户征税”）；官吏的薪俸，给予“职分田”，衙门机关的办公费，给予“公廨田”，由其佃给人民，收取租子。（三）免除入市税。（四）免除赴东京造洛阳宫的服役，从五八三年以后继续施行者：①减低徭役和税纳，人民服役年龄，以二十一岁为成丁（原为十八岁），五十岁免役（原为六十岁），服役日数，减每年十二番（番三日）为二十日；户税（调）由年纳绢绸一匹减至二丈；②废除官设酒坊和盐池盐井专利特权，“与百姓共之”；③令长城沿线防军，于长城以北屯田，以减少人民的“转输”；④登记户口，规定民户为上下二等，使“人间输课”，能按“定分”，以免“长吏肆情”，从中作弊；⑤抚辑逃亡，革除荫附冒滥，检查全国漏税逃役户口，并令亲属自从兄弟以下各立户籍，结果共“进四十四万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间接减低了老户的调役负担；⑥普遍兴建义仓、社仓，劝令“诸州百姓及军人
[1] ”输粟储仓，后又令分上中下三等户输粟立仓，当地“有饥馑者，即以此谷赈给”；⑦开凿“广通渠”，“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便利转运，减轻漕运“泛舟之役”，兼供灌溉；⑧“平陈”后，给江南人民免役（给复）十年，其他各州免当年租赋；⑨凡发生饥荒与遭受水灾、旱灾、疾疫地区，均由义仓和公仓实施急赈，免除租调，并助人民恢复生产（如买牛驴六千头，发给关中极贫灾户）；⑩今河南山东大部分地区，五九八年发生严重水灾，除“困乏者开仓赈给”，“遭水之处，租调皆免”外，并“遣使”兴工导河疏川；以身作则，提倡节约，“六宫”都穿洗旧的衣服，“乘舆供应”，破旧的再三修补，“并不改作”，非享燕……所食不过一肉……。

因此，生产渐次恢复，人口每年都有增加，到“平陈”前，河北河南诸州的经济情况，已大大好转，政府每岁“调（户税）物”收入，急速增加；到“平陈”后的纪元五九二年，库藏司报告“库藏皆满”，“乃更辟左藏之院，构屋以受之”。到炀帝大业时，全国人口增至四六〇一九九五六人，总户数增至八九〇七五四六，耕地面积增至五五八五四〇四一顷。人口将赶上两汉盛时，耕地面积且已超过。因此，公库的收入，表现着“府库盈溢”的繁富情景。特别是江南，生产获得更迅速的发展，至此便成了全国经济的重心；隋政府每年的租庸收入，络绎不绝的由东南向西北输送。

由于农业生产的疾速恢复和发展，商业和手工业也随着发展起来了。长安、洛阳、扬州、泉州、广州都成了空前繁盛的商业都市；长安是政治中心，又是“蕃商”云集的国际贸易都市，由西北陆路出国的中国商人，以及由西北国境外来华的蕃商，都以长安为聚散中心，广州、泉州是海外贸易的中心；扬州是国内商业的中心，其中尤以盐商巨贾是天之骄子。手工业的普遍发展，表现为手工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制瓷、纺织和造船技术：据传吴中豫章夜中浣纱能次晨成布，即所谓“鸡鸣布”；战舰高百尺，楼五层，内可容八百人，用手摇轮盘转动，快如疾马；宇文恺所造“观风行殿”，何稠所造“六合城”，均下设车轮，合拢便成一座“行殿”或数里周围的大城，拆散可以部分推动。

隋末的苛杂和繁役　但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只是隋朝政府和贵族、官僚、豪霸、富商等大地主集团长肥了；但人民尤其是农民的经济能力，依旧很微弱，他们依旧只能勉强维持生命，穿不暖，吃不饱。早在文帝开皇年间，情况最好的时期，文帝幸岐州仁寿宫，环宫外都是哭声和野火弥漫，“左右”却把这幅流落饥民图，捏报为“鬼哭”和“磷火”；特别是遇到水、旱、病疫等灾荒，以致歉收年季，除去依靠义仓、公仓赈救外，便要挨饿受冻，无力再进行生产，如纪元五八四年关中旱灾，以后青、兖、汴、许、曹、亳、陈、仁、谯、豫、郑、洛、伊、颍、邳、杞、宋、曾、戴等州的各次水灾，每次都形成严重饥荒。

由于受田的、佃耕职分田和公廨田的农民，直接对官府供纳地租（租）、户税（调）和徭役（役）等，“不受田”的农民，一面对地主纳租服役、送礼，一面还要对官家缴纳户税和服徭役等，负担都已不轻，此外都还有各种纳税负担。私家地主商人，又都对他们行使高利贷和商业榨取，如文帝宣布盐、酒之利，“与百姓共之”，实际却便利了大商人大地主，成了其榨取人民的专利事业；官商业和高利贷，也是同样对人民开刀。另方面，贵族、官僚以致一部分普通地主，却都享有免课免役特权，所谓“有品爵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并免课役”。北齐时“豪贵盛行兼并”的情况，在隋朝，由于地主阶级越富有而越厉害了，农民仍不断丧失自有土地和“永业田”。所以隋朝经济的基础，并不坚实。

炀帝（广）即位以后，一面也继续其父，施行了一些改良，如免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男子以二十二成丁”。另方面，他大兴土木和对外征伐，却把才发展起来的隋朝经济基础毁坏了。最主要的事件：

（一）建筑东都（洛阳），“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徙洛州郭内人及天下诸州富商大贾数万家，以实之”；又营造显仁宫，“苑囿连接……周围数百里，课天下诸州各贡草、木、花、果、奇禽、异兽于其中。开渠引谷、洛水，自苑西入而东注于洛，又自板渚引河达于淮海，谓之御河”。苑中有海，海中有方丈、蓬莱、瀛州三仙岛。沿海筑十六院，均极华丽。另外又于今太原、汾阳建晋阳、汾阳二宫，备极宏丽。王弘等往江南诸州采大木送东都，所经州县辗转递运，千里不绝；“役使催促，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每月载死丁，东至成皋，北至河阳，车相望于道”。

（二）巡游江都，造龙舟（高四层，长二百丈，内有殿、堂、房间，装饰珠玉），凤船（较龙舟略小）、黄龙、赤舰、楼船、篾舫；炀帝与皇后分乘龙舟、凤船，其余妃妾、王公、公主百官、僧、道、卫队、蕃客等，“舳舻相接二百余里”，仅挽船水手即达八万余人，其他被调服役的都不在内。同时，为大修车、舆、辇、辂，又命全国各州贡“骨、角、齿、牙、皮革、毛、羽，可饰器用，堪为氅毦者”，以为装饰；“朝命夕办。百姓求捕，网罟遍野；水陆禽兽殆尽，犹不能给，而买于豪富蓄积之家，其价腾踊”。

（三）开运河。前后三次：大业元年，开通济渠和邗沟；通济渠系从西苑引谷、洛二水入黄河，顺流东进，再从汜水引黄河入汴河，至山东与泗水合，南入江苏达于淮；邗沟系自今淮安引淮水入长江。大业四年开永济渠，系从汜县东北引河、北连沁水，再导向东北会清、漳、淇、洹诸水，达天津入白河，由白河一面入海，一面通至涿郡（北平）。大业六年开南运河，即从京口（镇江）至余杭（杭州），长八百余里。为开凿运河，男丁服役不够，又征妇女服役。

（四）对外战争。炀帝和大商人地主集团，为着要打开经朝鲜通日本，经西域通中亚、东欧，经安南的陆路或经台湾的海道通南洋、印度……的商路，和觅取他邦奇珍异物，一面遣裴矩等冒险家出国试探商路，一面用和平方式，招致各落后民族承当隋的藩属，和平方式无效时，便实行武装侵略。因此，西域各国和林邑（交趾支那）都没经战争，即成了隋的属领；对突厥、吐谷浑（即今唐古特族）和琉求（台湾），也都没经大规模战争，就把他们征服了。而对于突厥和吐谷浑，最初还由于他们不断扰边，曾带有民族自卫的性质。只是对于高丽，为着要东征，因原先准备的兵器马匹“多损耗”，又令全国富人出钱买马补充，“马匹至十万”，“兵具器仗”，也“皆令精新”；一面于胶东东莱海口造战舰三百艘，昼夜兴工，工人立水中，腰下多蛆烂，死亡甚多；一面令河南、淮南造兵车五万辆；一面征江淮以南及岭南水手、弩手、排镩（小矛）手共七万人，另发民夫、船舶运送给养；直接间接被征服役的，共总不下数百万人，财力耗费以亿万计。三次出征，直接死于战争的人，为数也相当大。

炀帝这几项重大举措，只有开凿运河，在便利国内水道交通和农业灌溉方面，有积极建设的意义，其他都对国计民生全无好处。其因此所耗费的财力，不只把国库搞得很空虚，把人民压榨得喘不过气来，而且连富人，特别是中小地主也受到不小损失；尤其是劳动人民的徭役负担，在服役中大量人口死亡，更迫得人民无法生活下去。隋朝的统治，便在这种基础上瓦解了。

前唐的经济　隋末所谓“四十八路烟尘，百零八路霾烟”，遍全国每个角落的农民大暴动，以及地主阶级镇压农民和掠取政权的战争，社会生产又受到相当破坏，人口损失的数量也相当大——据载高宗永徽元年，即纪元六五〇年全国总户数才三百八十万，这当然有不少逃亡和隐漏，同时也可能仅指受田的课户，但户口比隋大业时少，是确切的。所以说：“丧乱之后，户口凋残。”

李渊于纪元六一八年在长安称帝，便在这种基础上建立起唐朝的统治。当时虽一面还在战争时期，一面唐朝政府便采取了一些恢复生产，笼络人心，和缓矛盾的步骤。六一七年唐军攻占长安，李渊父子即与民约法十二条——“除隋苛禁”；同时，“赏赐给用，皆有节制；征敛赋役，务在宽简”。到六二四年（武德七年）把其最后一个敌人辅公祐歼灭后，便重新测定土地的顷亩面积，五尺为步，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为顷；同时实行所谓均田法，即“丁（二十一至六十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顷”，百分之八十为口分，百分之二十为永业；老男及残废“人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当户者增二十亩，皆以二十亩为永业，其余为口分”。土地不够的“狭乡授田减宽乡之半……工商者宽乡给五十亩，“狭乡不给”；“凡庶人徙乡及贫无以葬者，得卖世业田，自狭乡而徙宽乡者，得并卖口分田；已卖者不复授”，老及死者收回口分田，“以授无田者”。但这在一方面，所授的田仍只是官地和无主荒地，并非把私家土地没收去均分；另方面，从武德七年开始一次授田之后，便没有重新“收授”过，实际便等于把官地和无主荒地给予无地的人民，和缓他们的土地要求，同时也创造了大批形式上的自耕农。所以说：“授田先贫及有课役者。”虽然，受田者在实际上就是官家的佃户，即所谓“凡授田者，丁岁输粟二斛，稻三斛，谓之租丁”，此外又与不授田的课役户一样，缴纳调（户税——绸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二、麻三斤，或银十四两），庸（年役二十日，或代役绢六丈；若年役超过五日免调，超过十日，租调皆免）。但此对于农业生产，也是起了刺激作用的。同时，为刺激生产，招徕及复员劳动人口，又宣布：凡因天灾收获减四成者免租，减六成者免租调，减七成者租、庸、调全免，桑麻无收者免调；凡新附户，春三月来的免役，六月来的免课，九月来的课役皆免；“四夷降附户以宽乡，给复十年”；奴婢转为农户的，免役三年；陷在国外一年还者、免役三年，二年还者、免役四年，三年还者、免役五年；浮民、部曲、佃客、女奴婢愿充官佃者，附宽乡授田。岭南诸州，上户税米一石二斗，次户八斗，下户六斗；“夷獠之户减半；蕃胡内附者，上户丁税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太宗李世民（六二七——六四九）即位后，一面以“增户”或“减户”作为官吏考勤的标准。一方面，下令停止地方供献“异物滋味口马鹰犬”，正课外不另加税，按地亩税二升；建社仓、义仓备凶荒；天灾或歉收，减低或免除税敛；规定商贾无田者分九等纳税，自五石至五斗为差，下下户及夷獠免课役，对农村实行贷种和赈助……。因此，生产急速发展，人口不断增殖。欧阳修叙述这种情况说，“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绢一匹易米一斗”；至此，“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者百二十万人”。

高宗即位以后，中经中宗、武后、睿宗，人民担役和公府开支，都比较增多了，但仍注意农业和人民“疾苦”。玄宗即位以后，由于租庸调法和户籍已搞得相当乱，一方面担役和免役户混滥，人民相率逃税避役，隐藏户口，许多霸占官田的地主以至自垦荒地的人们，都没有户籍和负担；同时从高宗初年以来，土地买卖盛行，许多受有口分和世业田者多被“豪富兼并”，土地已丧失，但犹存租庸调户籍，所以高宗永徽年间，曾“禁买卖世业口分田”。因此，玄宗（隆基）为整理户籍和税收：（一）颁布庸调法，向全国所有户口征收庸调；以后并按人民财产分为九等定户籍，“庸调折租”缴纳。（二）“括籍外羡田、逃户”，即未经授受而占有的公地，一律收括归公，如系自种的免役五年，佃种的即经向官家担负租庸调；无户籍的逃户，给予户籍，“每丁税钱千五百”，“诸道所括，得客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而执行命令的州县官吏，却每每“以正田为羡，编户为客”，即把人民自己的田作为公地，有户籍的看作无籍客户。（三）给免役者发给免役证，以免冒混，这在扩大负税面，使课役负担较平允，是有好的作用的；但另方面，却益提高了阶级间的矛盾。

因此，初唐的经济，从高祖直到玄宗开元末（七三二）一百二十年间，是上升的，全国户口，除隐漏逃亡外，到开元二十八年（七四〇），总户数达八四一二八七一户，人口达四八一四三六〇九人。

但另方面，初唐的阶级矛盾，自始就很明显，特别表现在课役负担方面。从高祖时，就规定：“太皇、太后、皇太后缌麻以上亲（即五服内），内命妇一品以上、亲郡王及五品以上祖父兄弟，职事勋官三品以上，有封者若县男父子，国子太学四门学生、俊士、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同籍（户籍）者皆免课役。”这样，皇室、贵族、官僚等大地主集团，连同其亲族戚族，甚至远亲远戚，以致一部分中小地主的家庭，都享有免除课役的特权。佛道寺院，不只庞大的僧尼道士不担负课役，其属下的佃客和使役人丁，也不向官府供课服役。直接供大地主剥削的佃户、仆婢等，也不向官府负担课役。因此，免役免课面特别广大；国家的课役，几乎全部加在身为课户的农民以至小有产者等人民身上。其次，地主阶级、特别是僧俗大地主，他们原来就占有很多土地，即自己的“名田”，唐朝政府，又“自王公以下”皆给予大量“永业田”；他们虽占地很多，却不仅没有地租负担，连地税也是免除的；尤其是他们把农民的口分、世业田买到自己名下，农民失了地，却还要向官府纳租。此外，从一品到九品官，一共万数千人，每人给予职分田，从十二顷递至二顷，以地租收入作薪俸；各机关衙门则划定公廨田，以收入地租充办公经费。官吏为增多自己收入，便更提高剥削量与侵害百姓。其次，官府、地主、商人，特别是阿拉伯商人，一齐施放高利贷，乘人民的穷乏和急需，去吮吸膏血。这样，人民的负担，仍是繁重的。加之从太宗时开始的不断对外战争，实际也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因此，随着初唐经济的发展，这种社会矛盾也一步步跟着发展了。所以一方面，乘着人民穷困的“豪强”，一开始就在进行土地兼并；人民为税赋和生活所逼，便不断把口分、世业和自己私有地卖去。这到高宗时，情况就特别显著、严重了；到玄宗开元末，受田之户，便大多丧失了土地。一方面，人民为避免租庸调的负担，便纷纷逃亡、隐匿，或依托寺院、豪贵，去充任其佃客；尽管唐政府逐年检查户籍，逃户、隐匿户、荫托户仍每年在绝对增多。以此，到开元末，租庸调法，基本上已经破坏。

因此，欧阳修说：“自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其后国家侈费无节，而大盗起，兵兴，财用益屈，而租庸调法弊坏。”

进入天宝年代（七四二——七五六）以后，租庸调等正宗收入不断减少，政府开支，特别是军费，又不断增大。为弥补财政困难，玄宗便任用宇文融、韦坚、杨崇礼父子、王、杨钊（国忠）等搜刮能手，一面按簿籍户口督催租庸调税，当户逃亡，勒令比邻代输，人民受尽索诈、骚扰；一面将人民防凶设置的全国社仓、义仓储谷，一律动用；一面“度僧尼道士”，即取得做僧尼道士的官府证件（度牒），便可免除课役，但每份“度牒”，须纳一定数量的钱……。纪元七五六年肃宗（亨）即位以后，一面由于“安史叛乱”的严重破坏，和巨量军费负担；一面地方藩镇，又开始截留和把持税收，情况便变得更坏。肃宗一面承袭天宝时的搜刮办法，任用第五琦之流以租庸使等名义，去从事苛敛。一面又加多搜刮办法，如：（一）“江淮蜀汉富商右族”收十分之二动产税，“诸道亦税商贾”，从一千钱起收税；（二）征“吴盐蜀麻铜冶”及铁税，特别是人民日食必需的盐，第五琦变更盐法，于产盐区置巡院，由旧盐户及游民免役产盐，均归官收官卖，禁私煮私卖，由每斗十钱增价至百十钱，“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禄俸皆仰给”，自后便成为主要收入；（三）卖空名官衔，“召人纳钱，给空名诰身，授官勋邑号”，“纳钱百千，赐明经出身”，甚至出卖免役权。而民间的情况又是怎样呢？“及两京平……百姓残于兵盗，米斗至钱七千；鬻籺（糠）为粮，民行乞食者属路。”代宗豫（七六三——七七九）即位后，一面人民是那样穷困，一面又有吐蕃（西藏）奴主贵族的入侵，一面由于约请回纥助平“安史叛乱”，又须每年“酬以缣帛百余万匹”……。因此，为和缓阶级矛盾，便宣布“一户二丁者免一丁……男子二十五为成丁，五十五为老”；“流民还者，给复二年，田园尽则授以逃田”。同时提倡节约，“御衣必浣染至再三，欲以先天下”。特别重要的，他根据田地兼并和租庸调法已“弊坏”的具体情况，开“始以亩定税”，分“夏秋”两季征收，即夏课上田亩税六升，下田亩四升，秋征上田五升、下田四升、荒田二升，另外每亩征青苗钱三十文、地头钱二十文。但盐、铁、酒、茶等项杂税仍极繁重。如酒税，系从此时开始，每斗税钱百五十，淮南等处从酒曲便征税。盐是主要收入，何晏管盐榷，一面将盐卖予商人，任其自由出卖，一面禁止州县所加过境税（但诸道榷盐钱仍旧）；官价提高至每斗钱三百七十，盐商又图利任意加价，即所谓“豪贾射利，或时倍之”，“人民淡食”者甚多。

后唐经济情况　德宗适（七八〇——八〇四）即位后，便正式废除租庸调法，实行两税制，即户税只有贫富之分，没有丁中之分，只问是否立户，不论客户或编户；田税不论土地系何人占有，按大历十四年全国所有耕地面积，一律按亩征税；分夏秋两季征收，征收额以“量出制入”为原则，只“鳏寡茕独不济者”免税。在行两税制以前，全国课役户仅三百八十万五千，至此又增加“主户三百八十万，客户三十万”；又以“户口增殖”、“田野垦辟”、“税钱长数”、“率办先期”四项，为对州县官吏的考绩标准。这较之租庸调旧法，是较适合具体情况的。但当时大地主代言人，却仍反对两税制，主张仍应实行旧办法。

但由于地方“藩镇（节度使）擅地，结为表里”，外镇两税收入，率多为藩库截留，甚且由节镇径行征收，即所谓“两河中夏贡赋之地，朝觐久废”，唐政府国库所入，为数就不多了。加之朱滔、王武俊、田悦等节度使联合叛变，唐政府财政开支，更加不够。因此，（一）“借商贾钱”，“约罢兵”偿还；征当铺典当税、粮食等买卖税，“四取其一”（这曾引起长安罢市，请愿）。（二）两税钱“每缗”增“二百”。（三）于两都、江陵、成都、扬州、开封、苏州等处置常平，作官本买卖，资本多者百万缗，少者十万，囤积粮食布帛丝麻，贱买贵卖。（四）设官征收商贾财产税，每缗税二十。（五）征“竹、木、茶、漆税十之一”。（六）征间架税、除陌税，“其法：屋二架为间，上间（税）钱二千，中间一千，下间五百。”“公私贸易千钱”扣五十，即以九百五十为千，叫做除陌税。（七）从盐榷等方面再去增加收入。（“泾源兵反，大呼长安市中曰：‘不夺尔商户僦质，不税尔间架除陌。’”（八）甚至死人和蔬果过关（津），也要纳税。同时，两税制在实行上，也单从财政收入观点出发，如最初在绢绸贱时，计钱输绢绸，及后绢绸涨至三千二百一匹，则仍照低价时绢绸匹数征收；又如借口税物“滥恶”，“督州县剥价”，即提高税物量弥补“滥恶”，“谓之‘折纳’”；又如役钱原已并在两税之内，乃又“改科役曰召雇”，强征人民服役。此外，官吏于正税以外，向人民苛榨、贡纳皇帝，名曰“进奉”，有所谓“月进”、“日进”，实则又自留十之八九，只进奉一二。人民在这种重荷下，“小乏则取息利，大乏则鬻（卖）田庐，敛获始卑，执契行贷。饥岁室家相弃，乞为奴仆，犹莫之售，或缢死道途”。土地兼并则疾速进行，以致“富者万顷，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疆家为其私属（佃户），终岁服劳，常患不足；有田之家，坐食租税”。“户口耗减”，死亡、逃散，全国户口又大为减少；现存之户，则“赋役日重”。

宪宗（八〇六——八二〇）李纯即位以后，一方面因为两税等各项税收，自肃宗以来，多被地方节镇、州官扣留，不解公库；而地方节镇则自“安史之乱”的战争时期开始，为着军需供给，就地动用，处理地方税收，渐次演成财政方面的独立，在此基础上又形成其军事政治上的独立性。因此，宪宗和裴垍等人为调整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分配，宣布除“进奉”及全国两税收入均归中央外，盐榷等项收入，则分作上供（归中央）、送使（归节度、观察）、留州（州政府留用）三部分。一方面，由于东南是全国经济的重心，不只两税收入占全国最大比例，盐榷等项收入也是最多的，淮盐和川盐的富源，有“扬一益二”之称；加之东南还都是唐政府所能管辖的区域，因此便派“能聚敛”的王遂、李翛为宣、歙、浙西观察使，盐铁副使“程异巡江淮，核州府上供谷钱”。因此，财政收入大为增加，唐政府并在这个基础上，战胜了河北、淮西等藩镇。

但是财政收入的最主要部分，是盐榷，其次是铁税。而自代宗以来，充当盐商的大地主大商人，至此力量已能操纵财政、左右政治，所谓“豪商猾贾杂处”，结纳节、镇，地方官吏伺候意旨，听其役使；他们又役使各地奸商和流氓为其服务。因此他们又强占“盐民田园”，私自煮盐。一些无以为生的失业人民和“亭户”，也实行偷煮偷卖。唐政府不断拿处死、充军等等严刑酷罚去禁止，也只能处死了一些“小民”，其他，连那些为大盐商服务的“坊、市、居邸主人市侩”，最多也不过“罚课料”。这样，“盐铁之利”便“积于私室”，“榷盐法大坏”了！自穆宗（八二一——八二四）以后，情况便越来越坏，唐政府虽欲取消榷盐法，实行官煮官卖，也遭到反对而不能实行，不断采取各种严酷的禁私办法，也始终没有效果。

因此，自宪宗末年以后，唐政府的财政困难，便根本无法解决了：而地方节镇与豪商勾结，财政收入反而多起来。节镇的力量增大，中央官吏便纷纷与节镇私相结纳，渐次节度使的管区，唐政府便完全不能过问了。这样，唐政府便又只有转从人民方面提高榨取量，并整理两税收入。因此，（一）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大量铸钱，质式恶滥；而豪商猾贾与地方节镇，亦相率扩大私铸，人民受损失不可计算。（二）两税收入，因人民在重压苛榨下，出业、逃亡、荫托，存在的户口又大大减少，度支（财部）户籍簿所载，其中空户甚多，情况是“豪民侵噬产业，不移户；州县不敢徭役，而正税皆出自下；贫至于依富为奴客，役罚峻于州县长吏”。文宗（八二七——八四〇）想加以整顿，“遣吏巡覆田税”，结果仍是“民苦其扰”。武宗（八四一——八四六）即位后，便转而从寺院开刀，“毁寺四千六百，招提兰若四万；籍僧尼为民二十六万五千人，奴婢十五万人”，得“田数千万顷”，以僧尼、奴婢“丁壮者为两税户，人十亩”。（三）从宪宗末年开始，“雇民”耕“营田”，“或借庸以耕。又以瘠地易上地。民间苦之”。（四）增加苛杂，如酤酒税、茶税的所谓拓地税（州县过境税）、剩茶钱（每斤增税五钱）……。（五）废除公廨田、租，另“置公廨本钱，交富人经手放高利贷，每行虚借，强收本利；经手富人又每“私增公廨本”，托为“官钱”，“迫戚闾里，民不堪其扰”，同时实行减薪。（六）打算把“飞钱”（即今所谓红票、期票或汇票）的发行权收归度支，发行纸币……。而另方面，吮吸人民膏血的私家和蕃商的高利贷，乘人民穷困，却更加活跃、猖獗，并常贷钱给政府去攫夺特权。各藩镇对人民的剥削，比唐政府还要残酷，花样还要多。

由于人民过度穷困和生产衰落，又不断引出天灾，特别到懿宗（八六〇——八七三）时，便形成淮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遍地大水灾、旱灾，人民连野菜也没得吃，靠蓬子面和槐叶充饥。昭宗时朱温围凤翔，“城中人相食，父食其子。而天子食粥，六宫及宗室多饿死”。因此，天下户口又不断减少了。在乾元末，除逃亡、隐漏外，全国百六十九州，课户仅一九三三一二四户，一六九九〇三八六人；不课户一一七四五九二户，一四六一九五八七人；共计才三一〇七七一六户，三一六〇九九七三人。

唐朝的商业和手工业　唐朝的商业，是空前发达的，最有钱的大商业买卖，第一是官营商业，如宫市、盐铁专卖、对外贸易等。第二是身兼大地主以致官僚的“豪商”，他们主要经营盐、茶、私铸、当铺、高利贷、绸绢、酒坊、对外贸易等买卖。第三是“番客”、“胡贾”，即阿拉伯、波斯等处来华的外商，他们主要贩运各地的珍宝、皮毛、牲口、犀角、齿牙、香料、药品、海味、白檀、吉贝（棉）、香油、织物、蔷薇水、琉璃、翡翠、玳瑁、玛瑙、香蕉、蛇胆、珊瑚、马、骆驼以及奇禽异兽等等非中国所产的东西来华，把中国的金、银、弓矢、刀、绸绢、铜器、茶、瓷器、纸笔、药品等等运回各地；同时，唐政府对他们只征很轻的关税外，甚至连关税也免除，并得在中国买田宅，因此他们又大放高利贷，并依仗钱势和统治者的优容，凌虐中国人民。中小商业也空前发展，营业范围扩到各种部门，并在各个城市，大都有其各业行会（市）的组织。

由于商业的发达，（一）货币制造业便大大发展起来，并开始使用“飞钱”；虽然币制很不统一，但大都能普遍流通。（二）都市大大繁盛起来，如长安、洛阳、成都、涿郡（北平）、南昌、江陵，特别是扬州、丹徒、绍兴、杭州、泉州、广州等东南和海外贸易各大都市，都空前繁盛；长安等大都市有市长（市令），广州等口岸有海关（市舶司）。（三）交通运输空前发展，国内方面，陆上驿道四通八达，特别是东南水运，装载商品的商贾船车，与官家漕运船车，常结帮成队，络绎相望。沿途码头、驿站，都有饭店、伙铺、旅馆等等，形成集镇。国外方面，陆路一由长安经西域通中亚、波斯等处和欧洲，一由涿郡经东北、朝鲜通日本，一由西南川滇或湘桂通南洋、印度；海道一由山东、河北分道通朝鲜、日本，一由杭州、泉州、广州等处出海通日本、台湾、琉球、南洋、印度、中亚和欧洲（去欧洲的海道，过南洋群岛经锡兰岛，入波斯湾，或沿阿拉伯半岛沿岸至红海）。但陆道交通已渐次丧失重要性，海道已成了对外交通的主要航线，广州则是海道交通的重点。（四）随着商业的发展，唐朝的官吏俸禄，也由职田、现物而改为钱币。

手工业有官办、私办和民间副业等各行各业。规模最大的兵工、矿冶、铸币、纺织（绢绸、绫编、桂管布即棉布、葛布等）、刺绣、瓷器、铜器、煮盐、造船、造纸、印刷等业大工场、作坊，不是由官府和大地主所经营，便是由他们所控制，此外就只有寺院以及和寺院结合的外商，也开设纺织、刺绣等作坊。民间私人手工业，也在各种部门都有发展，尤其是各大都市都聚集不少手工业者和工人，并有各种手工业行会（坊或行）的组织。长安有弓、矢、长刀的制作品出卖，须镌工人姓名，伪造者没收。其中以纺织和铜器等制造最为发达；淮南、江南、岭南各地都纷纷偷熔钱币作铜器；今冀中一带出现不少纺织作坊，定州何明远有绫机五百张，虽是较特殊的豪富所经营的作坊，但由此可见当地纺织业的发达情况。与唐朝户税和役钱征收绢绸、葛布等相关联，民间的纺织副业，也有着相当普遍的发展。

由于手工业的发展，便表现了地方的分工和其著称的特产，如江南、河北、山东的绸绢，豫章（产地在江西浮梁昌图镇）、越州的瓷器，皖南的宣纸（宣州纸）和徽墨（徽州墨），湖州的笔，东南、岭南的铜器，番禺的牙骨器，长安、洛阳的刊版印刷，以及扬、蜀的淮盐、川盐等……。

第二节　阶级矛盾的发展和统治阶级的内争

隋唐的阶级构成，基本上仍同秦汉一样，一面是地主阶级，一面是农民（即编户庶民、佃客、部曲……）、手工工人、小商人、游民和奴婢等等；而以地主和农民为主要的两个对立阶级。在地主阶级里面，以皇帝、王公、公主等贵族、官僚、“豪商猾贾”、地方豪富、大佛道寺院主等所形成的大地主阶层，居于支配地位。中小地主在政治上仍是没有权利，经济也受到国家税役的严重压迫。因此，中小地主仍和中等商人、手工业行东等一样，处于中间的地位；不过在唐朝，这等中间诸阶层，在社会成分和人口比重上都特别加多了。同时，唐朝小所有者的数量，也大为增多，尤其在前唐，小土地所有者特别众多。

隋末农民大暴动　在隋末，主要由于妨害社会生产，威胁人民生存的频繁、广泛的徭役负担，以及三次“东征”的供应，引发了阶级间的武装斗争，展开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由于“东征”供应……又相当严重地伤害了一般地主的利益，所以有不少地主分子也参加了起义；也由于有他们的参加，使得那样遍地烽火的农民起义，内容并不丰富。在农民暴动的烽火中，不少大地主分子，也乘机起事，不只想建立其家族的皇权，而又在保卫其阶级的统治地位和利益。

纪元六一一年（大业七年），受兵役重压最苦的山东、河北农民，首先起义，邹平人王薄、孟让等为首的起义农民，占据长白山（章丘境），他们的口号是反对征东兵役，并作《无向辽东浪死歌》，避役群众纷纷参加；平原人民起义群众占据豆子坑，其中并有地主分子刘霸道参加；漳南（山东恩县）人民起义军以孙安祖为首，占领高鸡泊；鄃县（山东夏县）有张金称为首的农民军，蓨县（河北景县）有高士达为首的农民军；流氓（即所谓群盗）窦建德联合孙安祖、高士达两部，很快就有万余人。自后直至隋朝垮台，全国各地都相继起义，最著名的，有杜彦水、王润为首的平原郡（陵县）农民起义，李德逸为首的平原县农民起义，白榆娑为首的灵武（宁夏灵武）少数民族人民起义，韩进洛为首的济北（山东荏平）农民起义，孟海公为首的济阴（曹县）农民起义，甄宝车为首的济北农民起义，刘元进为首的余杭（浙江杭县）人民起义，韩相国为首的梁郡（河南商丘）人民起义，还俗僧朱燮为首的吴郡（江苏吴县）农民起义，知识分子管崇为首的晋陵（江苏武进）农民起义，陈瑱为首的信安（广东高要）农民起义，梁懋尚为首的苍梧（广东封川）农民起义，李三儿为首的东阳（金华）农民起义，吕明星为首的东郡（滑县）农民起义，格谦为首的渤海（山东阳信）人民起义，劳动僧向海明为首的扶风（陕西凤翔）人民起义，杜伏威为首的章丘农民起义，辅公祐为首的临济（章丘西北）农民起义，唐弼、李弘芝为首的扶风农民起义，张大虎为首的彭城农民起义，刘迦论为首的延安农民起义，郑文雅、林宝护为首的建安（福建闽侯）人民起义，杨公卿为首的邯郸人民起义，同化的匈奴人刘龙儿、刘季真父子为首的离石人民起义，王德仁为首的林县（河南）农民起义，左孝友为首的齐郡（山东历城）人民起义，卢明月为首的涿郡人民起义，王须拔为首的上谷（河北易县）农民起义，张起绪为首的淮南（安徽寿县）农民起义，魏麒麟为首的彭城人民起义，李子通（原属左才相部农军）率部渡淮河攻江都，小吏朱粲为首的城父（安徽亳县境）农民起义，翟松柏为首的灵丘（山西）农民起义，卢公暹为首的东海人民起义，孙华为首的冯翊（陕西大荔）农民起义，冼珤澈为首的马凉（广东阳江）一带越族人民起义，赵万海为首的恒山（河北正定）一带农军十余万，荔非世雄为首的临泾（甘肃镇原）少数民族人民起义，操师乞、林士弘等为首的鄱阳农民起义，徐圆朗为首的鲁郡人民起义，囚徒郭子和为首的榆林（绥远鄂尔多斯境）人民暴动……。

此外大地主分子刘武周、李轨、薛举、萧铣（南梁后裔）、李密（世族、北魏司徒李弼曾孙）等，隋朝的将军杨玄感、梁师都、李渊、宇文化及、王世充等，或兴兵占据城邑，或依附起义军，或则从起义的烽火中钻空子，企图攫取政权、保卫地主阶级的社会秩序。他们为着反对起义军，不惜屈己结好突厥（如李渊），甚至向突厥称臣受其封号（如梁师都受突厥封为解事天子，刘武周为定杨可汗……）。

各路人民起义军，由于当时本身的弱点，加之领袖多系流氓出身，兼有地主分子参加，不只自相火并，甚至被地主阶级利用，又转而去支持隋朝，或充任其掠取政权的工具。到纪元六一七年，起义军便形成为以下的五大集团：（一）以杜伏威、李子通、辅公祐等为首的集团，占领江淮间一带；（二）以徐圆朗为首的集团，占领今鲁南鲁西一带；（三）以窦建德、刘黑闼等为首的集团，占领今河北一带；（四）以郭子和为首的集团，占领今绥远一带；（五）以翟让、单雄信、王伯当、王当仁、徐世
、秦琼等为首的集团，占领今苏鲁豫皖边很大地区。此外尚有朱粲等一些较小集团。地主阶级的武装集团，有梁师都占据今陕北横山一带称帝。刘武周占据今晋东北朔县一带称帝。李轨占据今甘肃武威一带称大凉王，薛举占据今甘肃兰州一带称西秦霸王，萧铣占据今湘北鄂北鄂南一带称梁王。李渊占据今山西太原一带，攻下长安称唐王，明年称唐帝。隋朝的残余势力，后便分化为王世充、宇文化及两个集团。此后便形成两阶级、诸集团间的混战局面。

在人民起义军里面，声势最大的是王薄、孟让为首的集团：纪元六一一年起义、占领长白山后，继续攻占四围各州县，不到一年即发展到十几万人；到六一八年，发展到今豫东北地区，以今滑县瓦岗为中心，所以又被称为“瓦岗寨”，以翟让、单雄信、徐世
、王当仁、王伯当、秦琼、程咬金、周文举、李公逸、罗成等为首。当时瓦岗兵所向克捷，连克荥阳、巩县、击败东都隋军，众至数十万，立“百营簿”，筑洛口城，旋又攻占黎阳、围攻东都、战败王世充；所至夺取隋朝粮仓，如兴洛库（巩县）、回洛东仓（东都）、黎阳仓等，开仓任人民携取；江淮以北人民纷纷响应，成了起义军的中心力量，各处义军都与之联络。但他们只看到外部的敌人，没有看到内部的敌人。原先政治阴谋家大地主分子李密，随杨玄感叛乱失败后，投奔瓦岗依靠翟让。他一面不断向翟让献计，取得信任，一面暗中与那些流氓出身的领袖结好，挑拨他们和翟让的关系。当农民军打开中原局面后，他阴谋取得领袖地位，自称魏公，以受其笼络的单雄信、徐世为大将，秦琼、程咬金为骠骑，另以翟让为司徒。不久，农民军战败王世充，他反而阴谋杀害最先起义的领袖翟让等人，造成农民军内部离心离德的状态。至此，瓦岗军的领导成分，实际上已变了质。李密便更为所欲为，一面利用瓦岗军的光荣旗帜，去笼络各方义军；一面暗中“致书长安”，与李渊勾结；一面上表隋朝东都守越王侗请降，出卖群众，充任太尉；但不意激起了“众心”“怨”愤，瓦岗军自行瓦解了。以后李密又与徐世
、秦琼、程咬金等投降长安，单雄信等则投降王世充。轰轰烈烈的瓦岗军，就完全被反革命李密坑害了。

瓦岗军解体后，其中刘黑闼一股便转进至河北与窦建德联合。窦失败后，刘黑闼至漳南一带收拾其残余，又形成一股大力量，连败唐进剿军李神通、秦武通、王行敏等部；义军声势复振，流散赵魏等地的义军将士，纷纷杀官吏、占城池，响应黑闼；不到半年，便把窦建德时的地区全部恢复，众共奉黑闼为汉东王，建都洺州（河北永年）。唐军李世民、元吉分率大军进攻洺州，一面分兵断义军粮道；一面又以险毒卑鄙手段，堰塞洺水上流，决水淹洺州。义军大败，黑闼仅与少数部队突围走山东；但又重振旗鼓，复入河北攻占定州；下博（河北深县）一役，击败唐军主力李道玄、史万宝部，河北诸城又相次全部恢复，再以洺州为首都。最后，李渊又命建成、元吉以全力进攻，与义军相持于乐昌（河北南乐西北）一线，义军因粮食缺乏，北进就食；至饶阳，内奸饶州刺史葛德威阴谋布置圈套，于宴会中将黑闼绑缚，送交建成。这位败而复起，始终领导群众斗争到底的农民领袖，便英勇壮烈地牺牲了。

其他各部义军，多由于其领袖的流氓根性未洗去，又受内部地主分子的笼络和利用，旗帜自始便不鲜明，政治上动摇，特别在势力成长以后，便步步离开群众，专为自身权位打算。其中如窦建德，与宇文化及弑炀帝后，反而为炀帝发丧、报仇，接受隋朝所封王号；地主出身的沈法兴，自始便以讨宇文化及起家，上表杨侗称臣；徐圆朗初受李密笼络，后又投降王世充，最后又投降唐朝；朱粲投降越王杨侗，接受其所封王号（楚王）；刘季真、杜伏威、辅公祐、高开道、郭子和等，则都为着取得个人的官职和封号，投降唐朝。其他如李子通、林士弘等则由于争夺领袖地位，又无远见，在义军内部自相火并，最后也都败死了。

唐朝的建国　陇西狄道人李渊父子，是西凉李嵩之后，渊祖虎、父昞在北魏、北周都做大官，封公爵。李渊是隋文帝妻独孤氏的姨侄，七岁便袭封唐国公，炀帝时任太原留守，受命镇压起义农民。

在农民大暴动的火焰中，渊次子李世民结合隋晋阳令刘文静、晋阳宫监裴寂，又暗中组织“避盗入城”的豪杰（地主）和其部曲人员等共十万人，同时命刘文静阴与突厥联盟。纪元六一七年，世民奉李渊起兵，军政干部，主要都是其父子、兄弟、叔侄、婿、女；共分三军，由建成、世民等分领西进，攻占霍邑（山西霍县）、临汾；渡河入陕西，攻占韩城，建成、刘文静分兵攻取华阴、潼关，占领永丰仓，抗御东方义军；世民领军收取渭北；渊婿柴绍、女李氏、弟神通从鄠县起兵响应；李渊亲率军西向长安，所经地方，废除离宫苑囿，赦放宫女还家，以笼络民心。当年十月，各军会于长安；李渊下令保护隋朝宗庙和皇族，“违者夷三族”，同时宣布约法十二条，尊重隋朝一切秩序制度，但废除其一切“苛禁”。这一面在团结地主阶级，一面在和缓阶级矛盾，笼络人心，同时又以代王杨侑作为过渡的傀儡，叫做恭帝。六一八年五月，李渊便自称皇帝，建立唐朝。

李渊虽做了皇帝，但力量还是较小的，全国各地，不只到处都是义军与地主武装集团，隋朝的残余势力，在江都有宇文化及挟立秦王浩，东都有王世充挟立越王侗。

在这种形势下，李渊李世民父子的方针、步骤，是联大吃小，远交近攻，巩固根据地；挑拨敌对各集团间，尤其是各义军集团间的关系，使其相互牵制、厮杀和火并，并离间各集团内部，实行分别收买。因此，在李渊入长安之初，在其左右侧背，甘肃有薛举、李轨，山西绥远有刘武周、梁师都、郭子和等集团，在潼关外的中原地方，有李密篡夺的强大瓦岗兵团和洛阳王世充；在河北山东至江淮有窦建德、高开道、罗艺、李子通、辅公祐等集团，在今赣皖与湘鄂有林士弘、萧铣等集团。李渊父子，便一面与李密联络（李密与世民谋士刘文静是姻亲），并说自己没有做皇帝的打算，愿助李密称帝，使他与王世充去厮杀；同时又暗中收买徐世
、秦琼等，分化瓦岗军。一面“遣使”笼络凉州李轨、绥远郭子和（李、郭因均于六一八年降唐）。一面联络幽州罗艺（罗因于六一九年降唐），并由罗艺笼络渔阳蓟县高开道（高因于六二一年因罗艺遣使降唐），使其牵制窦建德等河北义军。一面“遣使”笼络淮南杜伏威，予以“江淮以南安抚大使”、“吴王”等高官厚爵，使其与李子通等相互厮杀。因此于李渊即位之元年（六一八），世民即以全力歼灭薛举；二年，又由李轨部将安修仁内应，灭亡李轨；三年，世民便以全力转向山西：宋金刚部将尉迟敬德举介休叛变投降，刘武周、宋金刚大败，逃往突厥；世民又招降梁师都大将张举、刘昊；至此今甘肃、山西及绥远南部全被占有，唐朝背侧左右的威胁，便完全解除。至此，唐朝便一面派赵郡王李孝通和大将李靖经略巴蜀，控制湘鄂；一面派淮安王李神通、将军秦武通、王行敏经略河北；一面由李世民亲领大军，连同秦琼、徐世等瓦岗军降部，转向中原，进击王世充。世民占取河南各州县，围攻东都。王世充向窦建德求救；建德军自河北、山东两面驰援。唐军主力转向建德，相持于虎牢、汜水间。四年，世民大败窦军于汜水，建德被生擒；王世充便从洛阳出降，窦军齐善行亦以山东降唐。至此河南、山东亦全被唐军占有了。李世民于是一面经略东南，挑起各集团相互撕打，并从中布置自己力量；一面转向河北，与元吉会攻刘黑闼义军。在降军罗艺、郭子和等配合下，五年，大败义军于洺水；最后又由于义军内奸葛德威的反革命政变，唐军便于六年（六二三）把义军完全歼灭，占领今河北全省。同时东南方面，被世民收买的杜伏威，于四年击灭李子通部义军，五年自入长安，举江东、淮南至岭以南广大地区归唐。另方面，李孝恭、李靖于四年由夔州沿江东下，灭亡梁铣；五年，南方起义军林士弘部，在李靖的阴谋策动下，自相分化、火并，均被唐军歼灭；六年进攻辅公祐，诱降其洪州总管张善安；七年孝恭、李靖会攻丹阳，公祐突围南走被俘。至此，唐朝便完成了全国的统一。

“安史之乱” 　唐朝虽然击灭了各敌对集团，剿灭了起义的农民，在血泊中建立起全国统一的政权；但阶级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只是由于唐政府的各项改良政策，特别是土地改良政策，却大大缓和了社会诸矛盾。

到天宝年代，社会矛盾关系又日益剧烈、复杂了。一方面，农民逃亡和隐匿户口的情况日益加多，唐朝政府则步步加紧去检查户口，这表现着阶级斗争形势的步步紧张。一方面，从太宗世民到玄宗隆基的长期间，统治阶级对外侵略的结果，形成了民族间的深刻矛盾；而把各民族的不少上层分子提到统治地位，把其下层人民置于奴客的被剥削地位，尤其是欺骗性的商业剥削，便又包含阶级矛盾的内容，并隐伏了严重的危机。一方面，中间阶级的税役负担和其经济地位日趋动摇，加之考试制度的欺骗性，他们在政治上又感觉没出路。“安史之乱”便在这些矛盾，主要是民族矛盾的基础上产生的。

纪元七三三年，玄宗为侵略奚族（鲜卑族一支）和契丹，以安禄山（父胡人、母突厥人）为平卢节度使（驻河北昌黎），后又兼范阳（驻河北大兴）、河东（驻山西太原）节度使。同时由于长期对外战争利用蕃将，一部分兵权久已落在蕃将手中；至此，李林甫建议用胡人作边将，又以安思顺（胡人）为河西（驻甘肃武威）兼朔方（驻灵夏灵武）节度使，哥舒翰（父突厥人、母胡人）为陇右（驻青海乐都）节度使，高仙芝（高丽人）为安息（驻新疆库车）节度使。

安禄山任节度使后，便一面渐次以奚、契丹、突厥勇士代替一部分汉人士兵，并提升奚、契丹人为将军的五百余人，中郎将的二千余人，最后又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汉将，改变其部队的民族成分。一方面暗中与鲜卑族、突厥族、契丹族联络。帮他出主意想计划的，则为中间阶级知识分子孔目官、严庄、高尚等。纪元七五五年十一月，安禄山便发所部兵十八万，合奚、契丹、同罗、室韦各部十五万人，从范阳南下进攻唐朝。所过州县，唐兵纷纷逃散，也没遇到汉族人民反抗；七五六年攻占长安，玄宗和杨贵妃姊妹及杨国忠等西走，行至马嵬（陕西兴平），军士怒杀国忠及虢国夫人等，玄宗在群情愤怒下，并忍痛缢杀贵妃，独自逃往四川。太子亨即位于灵武，是为肃宗。

安禄山攻下长安后，实行大杀大抢，且尽量发挥其狭隘的民族报复性，仇视汉族人民。因此，各州县汉族人民，便纷纷起兵反抗，帮助唐军“杀贼”。纪元七五七年，严庄挟安庆绪（禄山子）杀死禄山于洛阳，安军内部已动摇；同时由于郭子仪、李光弼、张巡、许远等的苦战，以及唐政府请来回纥的援兵，特别是人民武装的配合，才把两京收复。安庆绪败退至邺，然犹占据七郡土地。

安庆绪从洛阳败退后，严庄投归唐朝；安军范阳留守史思明亦率部投降，唐朝即以史为范阳节度使，并封作归义王。

纪元七五八年，唐军郭子仪、李光弼、鲁炅、李焕、许叔冀、李嗣业、季广琛、崔光远、王思礼九节度使合兵讨安庆绪，围攻邺（河南临漳）。庆绪求救于史思明，史便率军南下，乱子又重新扩大，洛阳复沦陷，河阳（孟县）、怀州（怀庆）等重镇亦相继失守。

洛阳经安史两度烧杀，及唐朝请来之回纥杀掠以后，人民死亡不可胜计，四周数百里人自相食，一片荒凉，州县尽成废墟。

史军占洛阳后，数次图入关攻长安均败退，便转攻宋州（商丘）。唐朝财政收入、军需供应主要靠东南，洛阳、宋州却为由长安通东南的咽喉。因此唐朝便派李光弼为河南、淮南、山南东道、荆南等副元帅，坐镇临淮。纪元七六一年，史朝义杀其父思明自代，转掠光、申等十三州，并围攻宋州，江淮情况转紧。唐朝又向回纥借兵求救；李光弼、仆固怀恩等及回纥兵四面进击，会攻洛阳；史朝义北逃。明年其部将莫州（任丘）田承嗣、范阳李怀仙相继投降，怀仙兵并杀史朝义。所谓“安史之乱”至此才完全结束。

藩镇割据和叛乱　在“安史之乱”的期间，地方各节度使径行截用库款，处理税收，渐次便实际掌握了地方财政税收权；唐朝本身因租庸调税制“弊坏”，收入减少，主要依靠盐榷等收入，而盐池盐井又都在地方节度使管区内，在这种基础上形成节镇的独立性。加之“安史之乱”和其以后，军事作用提高，而充任节度使的安史旧将，又皆跋扈成性，观念中从来没有唐朝。

因此，纪元七六三年（代宗二年）“安史之乱”才告平定，今河北、山东境内各节镇，便相互勾结，各自维持独立局面，甚至和唐政府公开敌对。其中最猖獗的为魏博（辖博、魏、贝、磁、洺、相、卫七州，即今冀鲁豫接合地区），节度使田承嗣（禄山旧部），成德（辖恒、定、易、冀、深、赵六州即今冀中冀南各一部）节度使李宝臣（安史旧部，奚人），淄青（辖淄、青、齐、莱、沂、密、曹、濮、兖、郓、海十二州，即今陇海东段以北、胶济线以南，西至旧曹州府属一带），节度使李正巳（高丽人），卢龙（辖幽、涿、莫、瀛、平、檀、蓟、营、妫九州，即今冀东及冀中、察哈尔各一部），节度使李怀仙（安史旧将、胡人）……继起的，德宗时有：沧景（辖沧、德、棣四州，即今渤海区一部）节度使程日华，宣武（辖汴、宋、亳、颍四州，即今豫东及皖东北一部）节度使刘元佐，彰义（辖申、光、蔡三州，即今河南信阳、黄川、汝南一带）吴少诚；宪宗时有泽潞（辖潞、泽、邢、磁、洺五州（即今晋冀豫接合地区）刘悟等……。他们在政治、军事、财政方面都完全独立；地位上或父子兄弟自相承袭，或部将杀主帅自代，或由部下推戴自称“留后”，强迫唐政府加委。

宪宗即位以后，一方面由于德宗时实行两税制以来，课役户比以前增多；一方面由于宪宗整理财政税收，规定中央和地方税收分配比例，中央财政收入大大增加，力量远超过地方。同时“豪商猾贾”，特别是盐商，他们一面与地方节镇相勾结，一面也苦于节镇的重重税卡和苛重需索，要求打破那种地方的封锁性。因此，宪宗在裴垍、杜黄裳、裴度、皇甫镈等人的赞助下便确立削平节镇的方针。

宪宗即位第一年（八〇六），西川节度使华皋死，剑南节度副使刘辟自称留后，强求唐朝加委；宪宗这时“以力未能讨”，决定暂与妥协，便任其为西川节度副使。刘辟表示反抗，并进攻梓州，要求兼领三川。而蜀盐却是唐朝财政命脉之一，便被迫用兵。川事随即平定，又提高了唐朝削平节镇的信心。二年，镇海节度使（辖今江南浙西一带）李锜反，亦为其部将擒孥送长安，给唐朝保全了财赋主要来源的东南。七年，魏博归服。淮西吴元济反，裴度、李愬负征讨专责，经过三年间长期战争，终于生擒元济，平定淮西。淮西平定以后，久征无功的成德王承宗，亦于十三年送儿子至长安做人质，献德、棣两州图印，并将租税征收权、官吏任用权等，均交还唐政府，同年横海亦归服；十四年平定淄青，卢龙节度使刘总亦上表请罪。

节镇平服后，宪宗为防止节镇割据，便下令诸镇节度等使，其所辖支郡兵马，以后均由郡刺史领率。但这种“舍本求末”的办法，是完全无效的。宪宗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衰落，唐朝财政减收，内政腐败，节镇割据之局，反较此前愈演愈烈。自穆宗时开始，河朔三镇：魏博、成德、卢龙复形同“化外”；文宗时，沧景李同捷亦相继抗命。至武帝时，“藩镇专地自封”，便成了普遍现象，“近处腹心”的泽潞刘稹亦实行“自封”了。这种情况直至唐朝垮台，都没能收拾。

宦官与朋党　在“安史之乱”的前期，讨禄山的节度使有与禄山联合的。在其以后，由于地方节镇在政治、军事、经济上的独立性，及力量扩大，地位提高，唐朝的文武官僚，为着经济上得些好处，政治上结托外援，便纷纷与节镇勾结，互相奥援。皇帝很痛恨那些节镇，也很恼恨自己左右臣僚和他们勾通，因此形成他对左右臣僚的怀疑、不信任，便认为只有自己身边的宦官是最可靠的“家奴”。

因此，玄宗时的高力士，还不过在皇帝和贵妃的私生活方面及宫内起些作用，但到史思明称兵时，肃宗便正式派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前线各节度使连同郭子仪、李光弼在内，都受鱼朝恩的监视。代宗用宦官程元振参预机密，鱼朝恩掌握皇宫卫队（神策军禁兵）兼全国总监军，各路都派遣宦官充监军使。自此，宦官便参预政治，掌握警卫军和全国监军权。德宗更以宦官窦文玚、王希迁分掌神策军左、右厢兵马使，宦官便完全掌握了首都的警卫部队。

但宦官监军的结果，不只常激起前线将士不满，并每每牵制军事行动，贻误戎机，招致战争失败。这对于皇帝的利益，也是根本矛盾的。因此德宗子顺宗（诵）即位后，对大官僚和宦官都不依靠，便提拔一群和节镇素无渊源的“出身卑微”的人士，如王伾、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他们是代表中间阶层的青年知识分子，执政后，便实行其改良主义，如取消民间一切负欠，免除一切进奉杂捐，同时对宦官和贵族、官僚，实行左右开弓。因此，不到八个月，他们和顺宗一道，被文武官僚和宦官协力指为朋党，推下舞台，叔文、伾被弄死，柳宗元等八人均贬远州司马——即所谓“八司马事件”。

宪宗被文武官僚和宦官俱文珍、刘光琦等捧上台，把自己的父亲挤下去。宦官联合官僚把改良派赶走后，又说官僚也都有朋党。宪宗便疑神疑鬼，认为朝臣的朋党很多，因此更加亲信宦官，甚至用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及河中、河阳、浙西、宣歙诸道行营兵马使、招讨使、处置使等官，把中外军权都交给宦官。宦官在内外都闹乱子，谗害“忠良”，特别在军事上“颐使气指”，胡作乱为，常使军事上受挫折。宪宗不但不加责罚，反而更加多他们的权力（如承璀战败丧师，反提升为左卫上将军）；只在讨淮西战争的严重关头，才暂时停止用宦官去监军。

宦官的势力从此根深蒂固，朝臣如皇甫镈、程异等，也是他们的羽翼。纪元八一九年，宦官便开始其弑君立君的勾当了，王守澄、陈宏志弑宪宗，另立太子恒为穆宗，自后直至昭宗（晔）都由宦官所废立：敬宗（湛）、文宗（昂）都由王守澄所立；文宗为仇士良所弑，又另立武宗（瀍）；武宗死后，马元贽废其诸子，另立宣宗（忱）；宣宗死后，宦官王宗实废太子李滋，另立懿宗（漼）；懿宗死，宦官杀太子，另立僖宗（儇）；僖宗死，杨复恭立昭宗（晔）。因此说，宦官是“定策国老”，皇帝是“门生天子”，即“定策”立君权在宦官，皇族子弟被选承统，有似学生应考。这表现宦官已成了唐朝政权的实际掌握者。

由于宪宗末期以后，社会矛盾日益复杂、深刻，唐朝权威日益旁落；皇帝便愈依靠宦官，宦官的权威便愈大。宦官和官僚便分成北司和南衙两种对立的机关；实际权力却在宦官的北司，北司就是穆宗以后实际上的最高政权机关。在官僚方面，为着个人权利和做官，不只勾结节镇，最卑劣的甚至投靠宦官，而又自相倾轧，因此又形成其内部的派别斗争。从穆宗时开始，便分成李德裕等为首的一派，与李宗闵、李逢吉、牛僧儒等为首的一派；后者结托宦官，不断出任宰相，控制南衙，前者则不断被排斥，展开了数十年间的所谓“朋党之争”。

但是宦官太跋扈、横暴；皇帝被束缚得像木偶，自然也不会痛快，特别是稍有点作为的皇帝，便又暗中去结托官僚，想把宦官抑制一下。宣帝一再暗结宋申锡与郑注、李训、郭行余、王璠、罗立言、韩约、舒元舆等，两度布置诛宦官，就在于想摆脱“家奴”的“制”约（他说“朕受制于家奴”）。他起用李德裕，代替牛僧儒、李宗闵，就因为牛李是宦官的羽翼，但结果，都反而为宦官所制。

唐末农民大暴动　在一方面黑暗、腐烂、秽污，一方面“民穷财尽”的基础上，便不断展开农民暴动，来结束唐朝的统治。

最先，纪元八六〇年（懿宗元年），以仇甫为首的浙东农民便首先起义，连败唐军，攻占象山、剡县（浙江嵊县），群众纷纷参加，“众至三万”；暴动发展得很快，不到一年，衢（浙江衢县）、婺（浙江金华）、明台（浙江临海）、上虞、余姚等州县，都卷入暴动的浪潮中。唐朝派王式领忠武、义成、淮南三路大军“进剿”，并请来回鹘、吐蕃骑兵助战。王式一面布置包围线，坚守据点，避免出战，一面开仓“济贫”，以麻痹群众，孤立农民军；一面用王辂等进士从农军内部进行阴谋破坏。最后，唐军围攻剡县；城中男女老少一齐涌上前线，妇女以石块作武器反击唐军，坚守三月，终因粮尽援绝失败了。他们虽然失败，但揭开了农民大暴动的序幕。

纪元八六三年，徐州民变武装，攻下徐州，尽杀官吏。八六七年，怀州（河南沁阳）刺史刘仁轨禁止农民报灾，激成民变；群众驱逐仁轨，占领官府，没收官私财物。八六八年，被调驻防邕州（广西邕宁）、桂州（桂林）的徐泗农民，因三年代期再满，仍不允解甲还乡，便以庞勋为首举行兵变，抢夺库藏军需器械，辗转北归，得当地群众配合，连下滁（安徽滁县）、和（安徽和县）、泗（盱眙北，后陷落洪泽湖）、濠（安徽凤阳）、宿（安徽宿县）各州；攻下徐州后，活捉唐朝徐泗观察使崔彦曾，并把他处死。唐朝政府又请沙陀突厥贵族朱邪赤心及吐谷浑、“鞑靼”、契苾（亦属突厥系）等外族武装，帮他来进攻义军，屠杀人民。义军指出唐朝的国贼行为，得到广大群众的同情，“远近群盗皆归之”。唐军都招讨康承训攻破徐州，起义群众及其亲戚全被屠杀；朱邪赤心攻宋州，焚烧南城，人民多被屠杀；其他各外族武装，也到处肆行杀人、放火、奸淫、抢掠。纪元八六九年，义军在宋、亳间被唐军和沙陀等各路“围剿”，庞勋战死，残余义军全被屠杀；唐朝以朱邪赤心屠杀同胞有“功”，特赐名李国昌，任为大同（山西大同）节度使。在庞勋失败这一年，陕州（河南陕县）发生民变，驱逐观察使崔荛。八七一年，光州也发生民变，驱逐刺史李弱翁。八七四年（僖宗乾符元年），商州（陕西商县）人民李叔汶等为反对苛杂殴打刺史王枢及其他官吏。同年，浙西狼山镇兵变，变兵群众以王郢为首，占取库藏；群众争先参加，“收众万人”，连克苏、常，复泛海入浙东，两浙、福建全为暴动火焰所笼罩。最后由于唐镇海节度使裴璩，阴谋分化、收买；朱实等率部叛变、投降；八七五年王郢在明州（浙江鄞县）失败，被唐军和叛徒惨杀。

这种不断的暴动和民变，终于汇成纪元八七五年开始的全国农民大暴动。

冤句人（山东荷泽）王仙芝与尚君长、尚让为首的数千人，从长垣（河北长垣）开始揭起暴动义旗，南下攻占濮州（首邑今山东濮县）、曹州（首邑今山东荷泽）。以黄巢（偷卖私盐的小贩）为首的冤句农民数千人，起义响应。两股共有武装群众“数万人”。他们向全国发出文告，宣布唐朝统治阶级贪污、残暴、刑罚严酷、不公平、重赋苛税、榨尽人民膏血等等罪恶，号召人民起义，推翻唐朝统治。今豫北、豫东、鲁西一带人民纷纷响应，大者千余，小者数百。

明年，王仙芝等一路南征大军，连克申、光、卢、寿、舒、通等州，即今大别山区及四周各县；又南入鄂东攻蕲州（湖北蕲春），与唐招讨使曾元裕接战，稍受挫折。唐朝又一面“招抚”仙芝，诱以官职。尚君长动摇请降，被宋威诱执斩首；王仙芝也动摇，受到部下群众的反对和痛骂，黄巢也严予斥责。仙芝虽不曾投降，却造成了内部的混乱和动摇。黄梅一役，仙芝共五万人战死。当王仙芝一路南征时，黄巢一面收纳各地起义武装，一面攻取宋、亳，与南征军互相“形援”。王仙芝在鄂东失败后，南征军残部一路以王重隐为首，渡江破洪州（南昌），转入湖南；另由曹师雄分兵沿长江南岸东下，攻宣州、润州，进入两浙。另一路以尚让为首，北进与黄巢会合，共“推巢为冲天大将军，署官属”。自此，农民军便有了一个统一指挥机关。

黄巢以唐朝在洛阳一线屯积重兵，便南下渡江入江西，溯赣江直下吉（吉安）、虔（赣县）；复转赣东，攻取饶（江西鄱阳）、信（江西上饶）诸州县，东进入浙东；又自衢（浙江衢县）越七百里山区入福建，破福州，南入广东；纪元八七九年，攻占广州。农民军所到之处，焚烧官府，处死官吏，尽杀“胡商蕃贾”及“豪商猾贾”，在广州，合当地群众共杀胡商近二十万人（在农民大暴动开始后，已表明“富户”、“豪商猾贾”及“胡商蕃贾”，是唐朝的积极支持者）。

农军攻占广州后，黄巢打算结束流寇式的军事行动，以南海为根据地（即所谓“欲据南海地，永为巢穴”）。但他们都不服岭南水土，当年自春至夏，发生严重瘟疫，死亡十之三四。群众纷纷要求北伐。因此，便自广州西进，至桂州（桂林），编筏沿湘江东下，攻占潭州（长沙）。尚让率大军五十万先行，越湖渡长江攻占江陵。唐守将刘汉宏败退前，大掠江陵，人民纷纷逃亡，死尸遍地。黄巢领义军攻襄阳，被唐军刘巨容战败于荆门，便合尚让渡江东下，克鄂州（武昌）。大军继续东进，连下饶、信、池（安徽贵池）、宣（宣城）、歙（歙县）、杭（浙江杭县）等十五州。纪元八八〇年，大军复自采石渡江，围天长、六合，唐守军高骈坚壁不战；越攻泗州，大败唐军，便渡淮而西，下申、颍、宋诸州，并以“天补大将军”名义，向各路唐军发出通牒说：“望尔等各守本垒，不得抗大军锋芒；我大军务取东都，西入长安，为人民除罪酋，与尔等无干。”唐政府惊惶失措，急以天平节钺送交黄巢，以为诱买和缓地步。黄巢不吃他那套，大军六十万直下洛阳，入潼关，进长安；僖宗及其眷属左右逃往兴安。农军攻入洛阳，秋毫无犯，人民安居如常，黄巢并亲自慰问居民疾苦；唐留守刘允章，则率百官迎降乞命。尚让、林言领军先迫长安；市民及唐溃兵占夺唐室府库，抢取金宝帛绢。黄巢入城，从灞桥至长安，沿途民众“夹道”欢迎；尚让代表向民众答谢：“黄王为众庶而起兵，绝不似李家不恤人民。尔等可放心安居。”农军士兵纷纷向欢迎民众分赠财物。大军入城后，共奉黄巢为大齐皇帝。巢下令：唐宗室、贵族、大官僚，宦官，一律处死；三品以上官全部罢免；四品以下小官小职员各守原职；为文作诗讽刺农民的文人，一概罚充贱役；同时，任尚让为太尉，派朱温屯兵东渭桥拱卫人民首都。

唐将唐弘夫等乘夜袭入长安，唐军便衣配合行动，黄巢退至灞桥。农军误为市民助唐，入城击灭唐军后，曾滥杀了不少人民，与群众日渐隔阂。同时，农军再进长安后，日久便渐渐暴露本身弱点，纪律秩序渐至不能维持，甚至自相猜忌。唐朝统治者方面，则于逃出长安后，一面多方利用农军弱点和空子，暗中进行离间、分化、收买以致挑拨军民关系等阴谋勾当，像朱温之流，便受其收买，叛变投降；一面又去请来沙陀突厥李克用等，帮他镇剿农民军；一面号召各方地主武装，组织“勤王兵”。

纪元八八三年（中和三年）唐各方勤王军围攻长安，李克用沙陀军进攻华州，黄巢亲自指挥保卫长安的战事，命尚让驰援华州。因华州守将朱温叛变，尚让孤军大败；长安守军势孤，亦大败于渭桥（咸阳西南）。黄巢率众突围，走蓝田，入商山，东至河南；明年，取蔡州，唐节度使秦宗权投降；围陈州，守军朱温部众，纷纷反正，农军势力复振。叛徒朱温亦求援于李克用；李率蕃汉兵五万趋陈州。黄巢转攻汴，至中牟与李克用遭遇，大败；尚让叛变投降时溥，葛从周等亦叛变投降朱温。黄巢率残部千余人走兖州，转奔泰山；叛徒尚让追至泰山狼虎谷。黄巢语林言：“俺志在歼除奸邪，革新政治；现已至穷途，尔可取俺头求功。”言罢自杀。巢侄黄浩，仍领导一股农军，辗转于洞庭长江之间，号“浪荡军”，一直坚持到昭宗时期。但此，却只是大暴动的余波了。

这次空前大规模的农民暴动，至此虽完全失败了！但它粉碎了唐朝的统治，靠外援来救命的唐朝统治集团，自己并没有得到什么，只是葬送了祖国和出卖同胞，赢得万世的骂名。此后唐朝的政权，名义上虽然还拖了几年，直到纪元九〇七年哀帝李祝为朱温鸩杀止；但那在实质上已不是什么皇帝，只是延期执行的死囚。

第三节　唐朝的对外战争

唐初对外战争的性质和国际环境　唐朝的对外战争，是和其对外的商路交通相适应，主要有东北、北面、西面、西南等方面。对北面的东突厥族，最初是从自卫战出发的；后来为着对外侵略战争，需要大量军马和将士御寒的皮毛，才转化为侵略战争。对其他方面，在最初，主要在获得商路交通的畅达和安全，在交通发生阻碍时，便用战争手段去解决；到以后，从商路要求又扩大为领土扩张政策。但自天宝以后，一面在维护商路，一面则在于防卫了。

在隋唐之际，中外商路交通，陷于相对停滞的状态；随着唐朝的统一和国内复现和平，尤其是经济的发展和商业资本的抬头，中国商人又恢复对外贸易。首先是绢绸商，如在陆路方面，他们经今新疆，沿中亚阿姆达利亚（Amu Daria）入中亚各地，与波斯及阿拉伯（大食）等地商人交易。同时，各地商人也不断随同华商来唐。最初为波斯人，阿拉伯人亦于纪元六五一年来到长安（《西域传》：“永徽二年，大食王彻密莫末腻，始遣使者朝贡”）。

同时，唐朝的国际环境，也是比过去朝代不同了。阿拉伯自纪元六二二年（唐高祖武德五年）摩哈墨德建国后，古代式的商业相当发展，其远征商队，在当时是颇著名的。波斯是其时东西交通的枢纽，阿拉伯和唐朝都想掌握它。因此，“西域”即今新疆和中亚的形势就比较复杂了。在西南面，吐蕃（即今西藏）在噶木布（亦名弃宗弄赞）赞普（即皇帝）的领导下，也在唐朝初期完成了奴隶制度革命。这使今云南、四川、青海以至新疆的形势，也变得复杂了。在东北国境外，经朝鲜隔海的日本，在“大化革新”以后，也完成了奴隶制的改革。这使新罗、百济、高丽（即朝鲜）的形势也较复杂了。在北面国境外，突厥系的回纥族，也临近“文明的入口”。另方面，唐朝四周其他许多民族，却大皆还在原始公社制时期。这在一方面提高了国际间的贸易关系，另方面却也使唐朝对外战争的关系更复杂了。

贞观——开元的对外战争　（一）对北邻突厥的关系。突厥即“五胡十六国”时氐羌；隋时已演为东突厥和西突厥。

东突厥为唐朝北面的紧邻，是一个很大的部族联盟；从北魏北周以来，常进扰中国边境。李渊李世民从太原起义时，怕他扰乱后方，便派刘文静与之成立妥协。隋唐之际，刘武周、梁师都等想利用其武装来争夺政权，都屈己“称臣”；汉人避难逃至突厥的也很多。这使他们受到了阶级社会的不少影响。其一些生活必需品，如绢、帛、刀、弓、箭等，常依赖中国供给。唐高祖即位后，其颉利、突利两可汗（即两位军务酋长），常不断向唐朝需索；纪元六二一年，连续进扰汾阳、并州，居民大受损害；六二三年，又举族入塞，李渊命世民、元吉出州堵御；李渊感受其不断的威胁，甚至打算迁都。六二四年（武德七年），梁师都合两可汗十余万人，进至泾州（泾阳）、渭桥（咸阳西南）一带；李世民亦只逼其“退师”而止。因此，在这时以前，唐朝对突厥的方针是防御的，来则堵截或讲和，去便不追，但此后便转为侵略性的进攻方针了。

纪元六二八年，突厥两可汗均遣使“称臣”“请和”；太宗却反于明年，派李靖率大军十余万主动进击。又明年，颉利率族远走铁山（阴山以北），又派人入朝“谢罪”，请求“内附”；李靖仍发兵追击，直至唐军生擒颉利，控制全部漠南。太宗划突厥故地为十州（即所谓“以突厥地为四州，颉利地为六州”），于定襄、云中置左，右两督都府“以统其众”；突厥各部酋长，均赐予将军、中郎将等武职，移家居长安（共数千家）。至六四九——六五〇年（即贞观二十三年——永徽元年），征服金山以北之车鼻部止，东突厥便完全成为唐朝的藩属；唐朝又分设单于、瀚海二都护府、十都督、二十二州去施行统治；但自永徽三年以后，他们即不断反抗，唐朝也不断出征。至武后时，以骨咄禄酋长为首的黑沙城一带的突厥族部落，又脱离唐朝统治；到默啜为酋长时，反抗唐朝统治，武装进至凉州、灵州一带，要求武后交还丰、胜、灵、夏、朔、代六州“降户”及单于都护故地。武后全部同意，突厥族大部分解除了唐的统治。七一三年，玄宗为“经营边事”需用“国马”，便于西受降城与突厥互市，每年以缣帛数十万匹易马。以后，唐朔方节度使王忠嗣又破其“左厢十一部”，扩大占领区。

散在漠北一带的东突厥：薛延陀、回纥、同罗、仆固、契苾等十五部，唐朝却把他们别于东突厥。纪元六二七年，太宗封薛延陀酋长（俟斤）夷男为真珠可汗，使之与漠南突厥对立，以为牵制，因此形成其相互间的分裂和对立。漠南归唐后，太宗派阿史那思摩回至河北（河套以北），代唐朝去统治突厥族人。令真珠与思摩各守疆土。六四一年，薛延陀进攻思摩；唐派李等分路进击“真珠”。明年“真珠”献马三千匹、貂皮三万八千张、玛瑙镜一面，请求和亲；旋又派人来唐纳聘，以马五万匹、牛及骆驼万头、羊十万头作聘礼，太宗便承允把公主下嫁，后因到期没送来聘礼，又下诏绝婚。纪元六四六年，太宗派李道宗、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六将军，分路出击。明年，回纥、同罗等十一部归降，奉李世民为“天可汗”，并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该道共分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岁贡貂皮，以充租赋”。至此，漠北突厥各部也成了唐的属领。

天宝以后，唐国境外的东突厥各部，便形成为通称做“回纥”的一个强大部落。

西突厥各部，散在玉门关以西，中心地区在龟北之三弥山（新疆库北）一带。唐朝经略西突厥，是和其西域经略相联的。纪元六四〇年，太宗封前酋长莫贺咄子为乙昆射匮可汗，令其进攻乙昆咄陆可汗，使自相分裂和残杀。咄陆逃往葱岭以西，太宗又封其属下酋长阿史那贺鲁为瑶池都督，驻庭州莫贺城（新疆旧迪化府属）。至此，西突厥在今新疆境内诸部落，都对唐朝担负贡纳。纪元六四五年，乙昆射匮可汗向太宗请婚，又令其割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及葱岭五国作聘礼。六四八年，贺鲁破射匮，恢复其“十姓”（即十部族）的联盟。唐高宗便于六四九——六五〇两年，先后派葱岭道行军总管程咬金（知节）、武卫大将军梁建方进“讨”；六五六年又以苏定方为伊丽（伊犁）道行军总管率兵“出讨”；分裂西突厥，以弥射为“兴昔亡可汗”，领五咄陆部落（五姓），步真为“继往绝可汗”，领五弩失毕部落（五姓）；同时设昆陵都护府、驻碎叶川（吹河）西，濛池都护府、驻碎叶川东，之后，裴行俭以护送波斯王子泥涅斯归国（时波斯为大食所灭，求救于唐），至今新疆又征服西突厥其他部落。至此，西突厥便都成了唐的属领。武后时，分设龟兹、于阗、疏勒、碎叶（焉耆）四镇，设兵驻防，并借以牵制吐蕃。吐蕃要求武后撤防，并共分西突厥十姓地。这表现唐朝封建帝国和吐蕃奴主国家，对宰割落后民族的权利冲突。

（二）对西域。西域除西突厥各部外，尚有高昌、龟兹、吐谷浑等族。

高昌在龟兹东、吐谷浑北，为汉车师前王庭地（新疆土鲁番），为西域各地和唐朝交通的枢纽。因此，太宗曾“赐”其酋长麴文泰姓李氏。纪元六四〇年，太宗因文泰拒绝来长安，派侵略能手侯君集，率薛万彻等“进讨”；明年尽徙其酋长于长安，以其地为西州，置安息都护府，派兵镇守。

龟兹，在高昌西，亦为唐朝和“西域”各地交通的要道。唐高祖时，曾与唐发生关系，岁以马匹来易缣绢等物（即所谓“献马赐绢”），后因唐安息都督郭孝恪攻焉耆，龟兹助焉耆；特别是其酋长诃黎布失毕断绝对唐的交通。因此，太宗于六四五年，派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郭孝恪等并“突厥、铁勒”数路进击；将布失毕送之长安，另立叶护为“龟兹王”；高宗时，又遣还布失毕，武后时把龟兹划作唐朝在西域的重镇之一，已如前述。

吐谷浑，为其时青海游牧部落，产良马。唐初，遣送其派在隋朝做人质的“王子”顺回吐谷浑，令告其酋长与唐联合。太宗即位后，吐谷浑部落常梗塞唐到西域（新疆）的交通，因派段志玄率兵驱之。但唐兵撤退，他们又复来，依旧阻塞交通。纪元六三五年，太宗派李靖、侯君集、李道宗、李大亮等率兵分南北两道并进，穷追；侯军行无人之地二千余里，追及吐谷浑部于乌海（青海汉哭山西），掠夺其牲口二十多万头，杀戮数千人；李靖督军沿积石河源，穷其西境，击散其部落。靖立顺为可汗，部人不服；后改立诺曷钵为可汗，封河源郡王。六三九年，诺曷钵到长安朝见，太宗妻以宗女；又二年，复派兵为其镇压内部反对势力。自此，吐谷浑便给唐朝护卫到西域的交通。但是由于“吐蕃”的北进，又不断引起唐朝和“吐蕃”间，对吐谷浑问题的争执和战争。天宝以后，吐谷浑便为“吐蕃”所支配了。

（三）东征。唐朝对东北的经略，主要是今朝鲜，即高丽、百济、新罗，其次是散处今东北和热河地方的契丹族，及鲜卑族各部奚、靺鞨等。

朝鲜是中国通日本以至琉球交通的跳板。唐初，高丽、新罗、百济均与唐通好（即所谓朝贡），维持了唐朝和日本的交通。但其时日本奴主贵族常越海至朝鲜沿海掠夺和贩买人口做奴隶，后又发挥其奴隶制度的侵略，依百济北进，图支配全部朝鲜。百济的军事集团，则常从新罗掠夺人口，向日本贩卖；高丽的东面沿海，也是和日本的奴隶买卖市场。因此，百济和高丽的武装集团，均向新罗掠夺人口，以后便形成新罗与他们间的武装冲突。这不仅损害了唐朝的宗主权，而且阻碍了唐朝的商路交通，于是便展开唐朝地主和日本奴主对朝鲜的争夺。

纪元六四五年（贞观十九年），唐太宗发动东征，以张亮领水军自莱州越海趋平壤；李领陆军趋辽东，太宗亲率六师；明年各军渡辽连拔盖牟（辽宁盖平），卑沙（辽宁海城南），辽东、白崖（辽宁辽阳东北）；高丽泉盖苏文领兵十五万援安市（盖平东北），展开两军会战。唐将薛仁贵以少制多，“大呼陷阵，所向无敌”；高丽军高延寿、高惠真投降。旋以士卒寒冻班师。高丽亦停止对新罗的军事冲突，并与唐通好。后高丽、百济又大掠新罗，新罗求救。六六〇年（高宗显庆五年），唐一面派兵出辽东，牵制高丽；一面派苏定方自成山（山东文登）渡海趋百济，大败百济日本联军，生擒“百济王”义慈，分百济为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安五都督府。明年，日本又派兵入百济，合百济“故将”福信、“王子”扶余丰等抗唐；又明年的白江（锦江口）之役，日军被唐熊津道总管孙仁师杀得大败，全军覆灭。唐日统治集团互争朝鲜的局势，至此便基本结束了。

唐朝统治者经略百济成功，便又转而去并吞其所救援的新罗。纪元六七四年（高宗上元元年），刘仁轨领兵及靺鞨等部攻新罗，把新罗完全压服，改组其首脑部为亲唐的傀儡。

唐朝统治者于是便把锋芒转向高丽了。高丽民族英雄盖苏文死后，在唐朝统治者分化政策下，发生内争；唐朝一面派投唐的泉男生（盖苏文的不肖子）为辽东都督；一面于纪元六六六年，派李（即世）为行军总管“征高丽”。明年，唐军连陷高丽各城，进围平壤，高丽王高藏投降，泉男建（男生弟）坚守平壤，最后也被擒。唐分高丽为九都督府，利用高藏等去统治高丽人民，统制于平壤（后迁安东）的安东都护府。

契丹、奚、靺鞨等部，都出产貂、貉、猞猁、灰鼠、狸子、羊皮等优良皮毛，这都是唐朝统治集团最需要的东西。唐朝对他们的经略，是利诱，即以中国的绸、绢、刀、箭等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去引诱。唐首先把粟末靺鞨部酋长大祚荣封做“渤海王”，想仿照自己的模型，去制造一个藩邦——“渤海国”。因此，“渤海”的本身，实质上虽还是原始公社制，形式上却尽量像唐朝。当然，它没有日本那样模仿得像：日本在实质上虽是奴隶制，形式上，却自一切制度以至服装，全部都仿效唐朝。其次把库真（即女真）的其他部落，也都作为自己的藩属；如纪元六三四年，便开始把奚部笼络，和他们发生交换，引他们去长安观光，到六四七年便正式并吞为“饶乐都督府”，以其酋长可度为都督，赐姓李氏。契丹，主要散布在潢水（西喇木伦河）以南，共分八部，唐初便和他们发生交换关系；太宗时，他们受东突厥凌压，愈靠近唐朝。太宗“东征”高丽，于营州约会其各部酋长，一一赠予绸绢等物，同时便封其“大酋”为左武卫将军；纪元六四五年，便正式并吞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部酋长窟哥为都督去代行统治，赐姓李氏。高宗初，窟哥和奚部酋长可度，均封为“监门大将军”，至此，奚、契丹均完全成为唐朝的属领了。至武后时，契丹才脱离唐朝的统治。

（四）对“吐蕃”的战争。“吐蕃”即今西藏图伯特族，为马来系人种的一个民族。自弃宗弄赞领导完成奴隶制革命后，便要求打开对唐朝的通商关系和交通，因此便于纪元六三一年遣使来长安，并要求联婚。唐朝则希望从西藏开辟通印度的交通线，因此，便建立了彼此间的和好关系。但“吐蕃”奴主贵族，需要掠取人口做奴隶，为着掠夺“民畜”，便又不断向今青海、四川、云南以至新疆等处进行侵略，这又不可避免的要和唐朝发生军事冲突。

纪元六三五年，“吐蕃”军二十余万侵入吐谷浑以及“党项诸羌”，大掠“人畜”，随又侵入松州（四川松潘）。同年八月，太宗派侯君集为行军总管，领兵出击。唐军牛进达大败吐兵于松州。弄赞谢罪求和，并请联婚。六四一年，太宗以养女文成公主嫁弄赞赞普，以各种技术工人随嫁，并赠予蚕种。

但“吐蕃”奴主贵族，在弄赞死后，又不断侵掠唐朝的藩属吐谷浑及党项（唐之西戎州，以其酋长为都督）等地，俘掳其人口和牲畜；后又实行并吞，作为“役属”。纪元六七〇年，高宗以薛仁贵为行军大总管，督师入今青海，进军至大非川（青海东）。唐军长途远征，给养不继，加之士卒不服水土，被“吐蕃”战败，伤亡过半。至此，今青海几全部为“吐蕃”占领，唐朝把内徙的吐谷浑部落安置于灵州，党项部落安置于庆州，国境线缩至洮河一带。吐蕃便进而和唐朝争夺今新疆：武后时，并要求“分十姓突厥地”，被武后拒绝；进侵凉州，亦为陇右大使唐休璟打败。到玄宗时，对“吐蕃”已完全转为防御的方针。

另方面，今云南四川境内的南诏，内共包蒙隽（云南雪龙）、越析（四川西昌）、浪穹（云南洱源）、邆睒（云南邓川）、施浪（洱源境）、蒙舍（云南蒙化）等六诏，原先也是唐的藩属；至玄宗开元末，便与“吐蕃”关系渐多，转而与唐朝敌对。纪元七五一年（天宝十年），玄宗命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被“吐蕃”兵和南诏打败，南诏便成了“吐蕃”的属领；“吐蕃”奴主封南诏首长阁罗凤为“赞普钟”（意即皇弟），又号“东帝”。

（五）通印度。唐朝称印度为天竺（即汉之身毒），共分东、西、南、北、中五天竺；以中天竺之荼镈和罗（印度西北部拜尼普尔西北）为首都。自玄奘到印后，印王尸罗逸多于贞观十五年（六四一）遣使来长安报聘，并以摩伽它王名义致送国书；自后信使往还，唐梁怀璥、李义表、王玄策都相继出使印度。纪元六四七年（贞观二十一年），王玄策到印度，随身带领小部骑队，被印人阿罗那顺发兵攻击，从骑皆被擒；玄策北走至吐蕃，发精锐千二百人及泥婆罗（尼泊尔）骑三千，袭中天竺首都；副将蒋师仁擒阿罗那顺，天竺王尸鸠摩送牛马三万头馈军，玄策等退兵，携阿罗那顺回长安。高宗即位后，东天竺卢伽逸多亦随至，封之为“怀化大将军”，唐印国交复归正常。

此外，今南洋一带如占婆（交趾）、真腊（柬埔寨）、扶南（暹罗）等“邦”，都不仅和唐朝通商，并向唐朝纳贡，唐朝也一一给以封号。

唐朝扩大封建侵略的结果，疆土空前扩大，东尽辽海，南抵天竺，西南邻“吐蕃”，西越葱岭及于达昌水（底格里斯河），北越大漠。本部共分十道，以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共划置二十九府、九十州，属关内道；“突厥别部”、奚、契丹、高丽及靺鞨等共置十四府、四十六州，属河北道；突厥、回纥、“吐谷浑之别部”及龟兹、于阗、焉耆、疏勒以至所谓“西域十六国”置五十一府、一百九十八州，属陇右道；所谓羌蛮，置二百六十一州属剑南道，五十一州属江南道，九十二州属岭南道；此外另在党项地区划州二十四。这是一个空前庞大的封建帝国。

天宝以后的对外战争　但这个庞大的封建帝国，从玄宗天宝年代“安史之乱”以后，就步步走向下坡了。被羁縻的四周各民族，都不断起来反抗，挣脱其羁绊。唐朝统治者自顾不暇，不只对外转为防御的方针，且转处于被侵略地位；无耻的统治集团，甚至不断借助外力来维持统治地位。

在西南，“吐蕃”奴主贵族，役使南诏军事集团，在“安史之乱”以前的天宝年代，就不断侵扰边境、掠夺人口、财物；玄宗派李宓等数次出击，都由于将军们的腐败无能，丧师折将。“安史之乱”后，这方面的边防情况，就更糟了。

特别是“吐蕃”奴主贵族本身，不只侵占今青、新境内的唐朝藩属，且于“安史之乱”的期间，乘机侵入甘、陕；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相继沦陷，以至陇西、河右全被侵占。纪元七五七年（肃宗二年），战败安庆绪，收复长安不久，“吐蕃”二十余万人，得汉奸唐泾州刺史高晖投降，充任向导，连陷奉天（陕西乾县）、武功（陕西武功），渡渭河，长安复沦陷。“吐蕃”陷长安后，一面组织傀儡政府，立广武王李承宏为帝；一面又肆行奸杀焚掠。由于人民纷起抗敌，配合郭子仪、长孙全绪等唐军，日则击鼓、张旗，夜则张火，才把“吐蕃”奴主武装驱出长安。明年，“吐蕃”兵十万，又合回纥及唐叛将仆固怀恩，进侵至奉天，向长安进迫。在这种情况下，唐朝统治者，仍不肯依靠人民去杀敌，而只是去勾结回纥反“吐蕃”。另方面，吐蕃侵占维州后，又不断侵扰西川。维州天险，东控成都如在井底，为西川“吐蕃”间战略要地。宣宗时，因“吐蕃”奴主集团内部冲突，其维州守将悉怛谋献城投唐；唐政府怕得罪“吐蕃”政府，亦不敢收回维州。这时“吐蕃”奴主贵族内部，也不断发生政争，可黎可足赞普死后，继承他做赞普的达摩（可黎可足弟），又是一个大混蛋，更弄得上下离心。八四九年（宣宗三年），秦（甘肃秦县）、原（固原）、安乐（中卫）“三州”及石门、驿藏、制胜、石峡、木峡、六盘、萧“七关”（均在固原境）吐蕃守将全部投唐，由泾原、灵武、邠州三节度使分别接收；八五一年沙州（甘肃敦煌）人民张义潮等，又武装驱除“吐蕃”守军，收复瓜、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十州；西川节度使杜悰亦收复维州。至此，沦陷多年的广大国土，才全部收复，“吐蕃”的侵略才结束。但此，却并非由于唐朝统治阶级的力量，而唐朝统治者却得寸进尺，又进而去重新支配党项等西北各落后民族。

另方面，从“安史之乱”开始，直到农民大暴动，唐朝统治者，都请进外族武装来“平乱”，如回纥、“吐蕃”、契丹、沙陀突厥等。这不仅“引狼入室”，他们对唐政府需索无厌，横行霸道，而且所到之处大杀、大烧、大抢、奸掠，弄得人屋全空，居民和暴动农民，死于他们屠刀下的，不知多少万人！而作孽自受，唐朝的统治，也是随同其这种罪恶行为垮台的。

第四节　制度　宗教　哲学　科学　文艺

政治制度　隋唐的政权，是地主阶级的政权，而实际掌握政权的则是大地主集团；中小地主只能参与下层政权机关，爬上去的除非他也代表大地主集团的利益，否则就站立不住，如唐之王叔文、王伾及所谓“八司马”等，一时虽掌握了中央政权，实行中间阶层的改良政策，也是在皇帝、节镇、宦官、大官僚矛盾的空子中钻上去的，而且也没能站稳。

执行政权的组织机构和行政系统，基本上仍和秦汉以来一样，只是到唐朝比较更完备，一切权力都集中在皇帝手中。在皇帝的下面，设太师、太傅、太保“三师”，是他的高等顾问，非常设的官职；辅佐皇帝行使政权的“三公”，隋朝为内史、仆射、纳言，唐朝为尚书令（后改名左右仆射）、中书令、侍中（后来在名称上有些改变），三公的衙门叫做“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此外有所谓“同中书门下”、“同平章事”、“同中书名下三品”，则系挂名宰相。中书省掌皇帝诏敕政令的颁布，门下省掌审查诏令，尚书省掌管行政，下设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六部，部长官为尚书，次官为侍郎，分管官吏任用、民政、教育、军事、司法、工业交通，各部均设四司。另有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等“九寺”直属机关，相当于秦汉之“九卿”衙门；“九寺”外又有“五监”（国子、少府、将作、军器、都水）“一台”（御史台，即监察）。

全国行政系统，在隋朝为中央——州（郡）——县——族党——闾里——比邻（十家）；唐为中央——道——州——县——乡—里——村（在城邑为坊）。唐全国共分十道，即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东、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玄宗时从关内分置京畿道，山南分为东、西二道，江南为江南东、西及黔中三道）。道首长名按察使（后又改为采访处置使），州首长名刺史，县为令（隋均分为九等，唐为三等）。县以上的政权，均为大地主集团所掌握，县以下多由中小地主分子充任，但须服从大地主集团的利益。

其保卫和行使政权的军制，隋朝设左右翊卫、骁骑卫、武卫、屯卫、御卫、侯卫等十二卫，各设将军统属各卫之兵，其下为郎将、府将、坊主、团主；外有骠骑、车骑二府，亦均设将军。兵士的来源，全系役兵。唐初依照隋制更加完整，成为所谓“府兵制”；于隋之十二卫外，另增四卫，共十六卫，均置上将军、大将军各一人，另置骠骑、车骑两将军府（后改骠骑为统军、车骑为别将，太宗又改名为折冲都尉、果毅都尉，各府均改称折冲府），统制地方军府。另有左右羽林军、龙武军、神武军（六军）、神策军共八军，均系皇帝的亲卫部队，谓之禁军。全国十道共置军府六百三十四，分为三等，上府常备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均置府折冲都尉及左右果毅都尉；其下三百人为团，团置校尉；五十人为队，置队正；十人为火，设火长。兵士的来源，初为役兵；天宝以后，由于课役户大量逃亡隐漏，失业群众增多，便全由募兵所代替。平时边防军，设节度使统领，后来却成为普遍设立的制度。战时设正副元帅或行军总管负指挥总责。

分配政权的官吏选举制度，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演进为科举制。隋炀帝设明经、进士两科，开始用科举取士。唐太宗复增设明法等科；进士专尚文辞，明经须精通一经。管理考试的衙门为礼部，但礼部考取后，若要做官，还须经过吏部的考试。实际上，吏部所取的，并不以才学为标准，而是看门第，讲夤缘。像韩愈，考取进士后，也三试吏部不中，还做了十年布衣。所以说：“三十老明经，五十老进士。”科举制对中间阶层和人民，仍只是一种欺骗。贵族、大官僚、大地主子弟，他们却不须经过科举，都可由门荫等特权去做官。

培养官吏和服务人员的教育机关，隋朝有大学、国子四门学及州学、县学等教育机关。唐朝于中央设崇文（属东宫）、宏文（属门下省）二馆，专收皇室、贵族、大官僚子弟，另又设国子学、大学、四门学、书学、律学、算学。玄宗时又增设道学，主要为培养有专门技术的属员，收容中小官僚的子弟（所谓“庶人子弟”之“俊秀者”），以及外国和藩邦的子弟。玄宗又设丽正书院，集文学之士于其中。在地方，有京都、京县学等。日本、朝鲜、“西域”、南洋各地，尤其是日本，隋时开始派人来华留学，到唐时便特别多了；日本的使臣朝臣真人、大伴古麿以及其佛学之祖空海、慈觉等，也都在唐朝留学。

隋唐的法律，是地主阶级统治农民最完备的法律，唐依隋“新律大业律”及令式等，更加完备。内容分十二律，即：名例（总则）、卫禁律（关于宫阙关塞等方面的刑法）、职制律（关于官吏方面的刑法）、户婚律（关于户籍婚姻财产纳税继承权等的民法）、厩库律（关于牲畜及仓库）、擅兴律（关于军事）、贼盗律（关于谋叛大逆抢劫偷窃等）、斗讼律（关于斗殴诉讼）、诈伪律、杂律、捕亡律（关于对罪人追捕藏匿及逃亡等）、断狱（关于审讯和判决等）。刑分笞、杖、徒、流、死五刑。笞、杖、徒均分五等；笞由十到五十笞，按等加十；杖由六十到百，按等加十；徒由一年到三年，按等加半年；流刑分三等，由二千里二年到三千里三年，按等加五百里半年；死刑分绞、斩两种。但是：（一）五刑均可出铜赎罪，如一等笞刑赎罪铜一斤，绞、斩百二十斤，这是给有钱人开后门；（二）所谓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即杀一家非死罪三人以上）、大不敬（即犯皇室尊严）、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等所谓“十恶”，均不许赎，这不只是“三纲五常”的刑法条文化，且完全在镇压人民的反抗；（三）有下列条件者可以减刑和免刑，即所谓议亲（皇族）、议故（皇帝左右故旧）、议贤（所谓有大德行）、议能（有大才干）、议功（有功勋）、议贵（曾做过三品以上官）、议勤（有大勤劳）、议宾（先朝皇族及皇亲国戚等），这规定了大地主集团，均可不受法律约束；（四）较法律更重要的还有令、格、式，令系讲求尊卑贵贱的等级制，格系官府的条例，式系官府所行的习惯法；（五）主杀奴、地主打农民不犯罪，奴反主、农民打地主却都了不得。

宗教　唐朝的宗教，除隋朝相沿之佛教外，又从中亚传入景教（基督教）、回教、袄教（拜火教）和摩尼教。

（一）佛教，在南北朝时已相当发展，不只为贵族大地主所信奉，寺院本身也占有大量土地，成为僧侣地主，到隋朝又有了一步发展，僧侣都享有免役特权。到唐朝，一部分世俗地主，开始就反对佛，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僧尼享有免役和不负担租税的特权。高祖时的傅奕就以这种理由，请高祖裁汰天下僧尼。到玄宗时，由于课役户多出钱买得度牒（即度为僧尼），尤其投靠寺院者很多，因此，玄宗又淘汰全国僧尼，检查假冒，令其还俗。天宝以后，课役户日见减少，而僧尼和“僧祇户”（即寺院的佃户和荫托户）反日见增多，其与世俗地主的利害矛盾，便更加尖锐了。从这个矛盾的基础上，便有韩愈为代表的反佛和武宗的毁佛，但尽管世俗地主怎样反对和压迫，佛教却仍有其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不仅寺院本身，有广大土地和雄厚财力作基础；而贵族大地主本身需要它，地主阶级对人民的精神统治更需要它；在赋役奇重和兵役频繁的矛盾下，有钱人出钱买度牒可免兵役，穷人投靠寺院作“僧祇户”，课役也较轻。而况像玄宗，他一面淘汰全国僧尼，一面自己却仍“好佛”。所以唐朝政府，仍是每三年造一次僧尼籍，发给度牒，作为免除徭役租税的证书。因此，唐朝的佛教和佛学都得到空前发展，甚至远远超过印度，不只翻译了大量佛经，而且有不少名著。关于佛教的，有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及《南海寄归内法传》，道宣的《续高僧传》，道世的《法苑珠林》，智升的《开元释教录》，惠琳的《一切经音义》等。关于佛学理论的，有杜顺的《华严》慈恩的《唯识论》等等。翻译方面，最著名的有太宗时的玄奘，高宗时的义净，玄宗时的惠日三藏、慧超、悟空等，他们都亲游印度，觅取经典，学习语文。尤其是玄奘，在道宣等的帮助下，共译经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其以前的旧译错讹艰涩不易晓读，一一都予以重译。太宗特为玄奘作《三藏圣教序》，高宗也为作《述经记》。他的死，高宗说是“失国宝”。印度的名僧如善无畏、金刚智三藏、不空三藏等也都来到唐朝。他们是僧侣，又是佛学家。

（二）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是一种半僧半俗的东西，在本质上也是大地主的宗教，但由于宗派利益的矛盾，从南北朝起，就与佛教对立——特别在民族矛盾的基础上。道教依托老子为教宗，唐朝皇室以同是姓李的，高宗、中宗、睿宗（旦）、玄宗、武宗都特别提倡道教，高宗并追赠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在多处建立宏大华丽的道观，赐予大量土地，给“女冠”、“道士”也免除徭役租税，并容纳一些大道士参加政权，赵归真、刘玄静、郗玄表等也都参预政治。王哲、李林甫、贺知章等大官僚，都崇奉道教。睿宗的两个公主，也入道为“女冠”。在真实的意义上，老子姓李还是小事，主要是由于佛教力量太大，占有土地和免役人口太多，妨害了俗权的利益，因此，想拿道教去代替佛教。傅奕、韩愈等人，不知儒家的宗法制和祠祀祖先，只能起一点宗教的作用，而不能代替宗教愚民，所以反佛又连同反道。

（三）景教，即基督教的乃司脱利安派（Nestorians Christianity），太宗贞观九年（六三五）叙利亚人阿罗本（Olopen）携其经文来长安，太宗为其建大秦寺，教徒自称为景教，以后如郭子仪等都颇信奉。纪元七八一年（德宗建中二年），景教徒于长安建一纪念碑，名“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共一千八百七十余字，景净撰文，并刊六十多个信徒名字，用汉文和叙利亚两种文字。但景教在唐朝的信徒，只是一部分贵族和大官僚，没有人民信仰。所以武宗排佛，景教连同被排斥后，就不能发展下去了。

（四）回教本名伊斯兰教，阿拉伯人摩哈墨德于唐初所创立（回教纪元元年相当于高祖武德五年、纪元六二二年）。摩哈墨德以宗教运动的形式，完成了阿拉伯的奴隶制度革命和建国事业。该教到中国，首先在“缠回”族、突厥族（回纥族）传布；纪元六五一年（高宗永徽二年）中亚回教徒便来到唐朝。“安史之乱”时，唐政府又用了几千名阿拉伯兵，他们以后都在唐朝落了籍，但仍信奉回教。另外从南方海道来的阿拉伯商人以至一些波斯人，也都是回教徒，在广州仍作礼拜；所谓“怀圣寺”系当时的建筑虽尚难肯定，而广州郊外的“回回塜”和“蕃人塜”，却是可靠的。不过由于唐朝已是专制主义封建制，所以汉人信奉回教的较少；回纥当时正临于奴隶制革命的前夜，所以最容易与回教的教旨结合。

（五）祅教，即产生于波斯的拜火教，亦名苏鲁支教；其教旨谓宇宙有阴阳二神，阳神是善的，主清净；阴神是恶的，主污秽；人类应敬阳神，避阴神；以火为阳神代表而崇拜之，故名拜火教。又由于其崇拜天日，故亦名祅教。该教从南北朝传入葱岭以东，伊斯兰教兴起后，其教徒被迫东来的日多，遂传至唐朝。唐初在长安有祅寺的建筑。但由于其原始性，在唐朝的汉人中，没有其发展的基础；前唐所以建祅寺，置祅正、祅祝等官，只是为的去统治其被征服的落后民族，所以到后来唐武宗毁佛时，也一同被打击而归于消灭了。

（六）摩尼教，在后汉末，波斯人梅利（Moni）以祅教为基础，又参以佛教和基督教旨所创立；其教义为不嫁娶，否定肉食饮酒等肉体快乐，每年四分之一的时间举行绝食，得病不服药，死则裸葬，主张隐遁主义；唐初传入中国，但没能发展。玄宗时，始有汉人信奉，玄宗曾加严禁，只不禁“胡人”信仰，如回纥人等，信仰的颇不少。自肃宗以后，在唐朝经济、政治走下坡的基础上，汉人信奉的便日渐加多。代宗时，为在长安的回纥人建摩尼寺与大秦寺、袄寺同称“三夷寺”。武宗毁佛的结果，也一同被消灭。

哲学　隋朝统治阶级哲学思想的代表，是王通的《文中子》。在南北统一，民族大同化，专制主义封建统一帝国再建的基础上，王通从儒家学的立场，主张儒、佛、道的统一。但他以周公自期，特别强调“三纲五常”的教条，以及尊卑贵贱的尊尊主义、封建家长制的亲亲主义。

唐的哲学思想，大致有四大流派，即以玄奘、杜顺等为代表的佛学派，以韩愈、李翱为代表的儒学派，以柳宗元为代表的另一“儒学”派，吕才为代表的“道学”派。而以前两派，特别是韩李一派，居于统治地位。

韩愈李翱师生都是科举出身的中间阶层分子，但他们却是俗权大地主集团的代言人。苏东坡称许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古今之穷”，就是他否定魏晋南北朝的混杂思想，和悱恻绮丽的排偶文体，而重振了孔、孟、董仲舒的儒家学旗鼓。所以他自己夸口说，由周公到孔子到孟轲而后传到韩愈。但他在哲学上，却吸收佛学的一些范畴，而且较孔、孟、董的体系更完整，提到了“本体论”。他在《原道》中认为世界最本源的东西就是“道”，“道”是独自存在的精神，表现在人类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就是“三纲五常”，和其时的生产关系。人也是“道”的产物，最本质的东西就是“性”，“性”即“道”的体现。但同是人又何以有贵贱贫富，即阶级的区别呢？在这里，他的《原性》，便把董仲舒的滥调拿出来，说性有“上中下之差”，上品自然是他所代表的大地主阶层，下品的自然是农民等被统治阶级，中品就是中间阶层了。不过由于他的时代，阶级情况更复杂，所以又说情之品有五，性之品有七。“道”原来是这样偏心的啊！

李翱在《复性书》中，则提到情（思想意识）方面的论究，去阐述韩愈的思想；从情去证“性”（即品质），从“性”去证“道”。所以他说“人之所以为圣者性也，人之所以感其性者情也”，而认为性善情恶。最后他达到复性灭情的结论。韩愈极力反佛，那只是俗权地主和僧权地主利益矛盾的反映，但李翱却没有反佛的作品。

柳宗元也被称为“儒家”学者，但他的哲学思想却是代表中间阶层的。他也论“情”论“性”，出发点与韩、李有区别，认为人类的性都是平等的、善的，情则是后天的环境决定的东西；在论“礼”的方面，他便确认封建秩序是不可变易的。所以他是二元论者，在政治上是改良主义者，主张阶级调和，对三教主调协，也都有批评。

吕才是所谓“道家”，而他思想的内容，却是反儒、反佛又反道的。首先他认为世界是客观存在着的，其次他认为人的寿夭贫富贵贱，都是客观条件决定的，否定禄命生成论。从这种观点出发，他揭破道家阴阳五行说，佛家小乘教等等的虚伪和欺骗性，反对他们拿这些东西去愚弄人民。在尊卑贵贱的看法上，他又驳斥了儒家。对于人民的看法，他甚至认为盗贼都是被迫的，情有可原。因此，他可说是农民阶级的代言人，是唯物论者。

科学　隋唐，尤其是唐朝，农业、手工业、矿冶、交通等方面生产力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以下一些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发明。如前所述，隋炀帝时，宇文恺根据南齐“千里船”的原理，加以改进，制成使用复制轮轴转动的巨形战舰，及陆行的“观风行殿”；何稠以同一原理，建造可以拆散、合拢的“辽水桥”与“六合城”。何稠又发明用绿瓷造玻璃。到唐朝，根据这种轮轴转动的原理，发明桔槔，即借水力（如江南）和风力（如苏北）自行转动的水车，这对于南方农业的发展，有很大作用。其次在隋唐，又发明了刊版印刷术（如开皇诏令用雕版，元稹的诗用刊版流行；益州有墨版书，吴也雕印杂书）。唐太宗从印度取回熬糖法（砂糖即所谓糖霜，见《新唐书·西域传》），高昌取回蒲桃种和其制酒法［（宋）钱易：《南部新书》］，波斯传入“传书鸽”训练法（海行通讯用，广州最发展，玄宗时，张九龄传习传书鸽名曰“飞奴”），都大加改造和发展［（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另方面，又将中国的造纸法等传入中亚，并辗转传入欧洲，以后改进为羊皮纸的制造。

随着农业和国际交通的发展，隋唐的天文学也较前进了一大步。隋庾季才以研究结果著成《垂象志》，唐李淳风著成《乙己占》，在今日天文科学的基础上，都还有其相当价值。天文仪器的制造，隋朝根据前代浑仪，改进为“观台浑仪”；唐李淳风又大加改进，并著《法象志》分析前代浑仪的成就和错讹；僧一行根据淳风的理论，制造“开元黄道游仪”及“武成殿水运浑天仪”。

唐朝算学，相当发展，并有算学专科学校的设立，最著名的算学家有李淳风、傅仁均等。

在医学方面，隋巢元方著《诸病源侯论》，根据前代经验，分析各种病症的源委，为有名的医理学者。唐之孙思邈著《千金要方》，专论临床经验；王焘根据巢元方所究医理，专论临床经验和处方。他们论究病源，归结为风、寒、暑、湿、饥、饱、劳、逸及恶毒等类，由此原因，引起人身内脏和枝节某部分运动不灵，即所谓“枝节腑脏积而疾生”，以及五脏机构失常，即所谓“察五脏之有余，不足”。治理的方法，在药疗方面，“消息导引”，“补”“不足”，“泻”“有余”，以清“内疾”；同时注重病人卫生，使“外邪不入”。

隋唐都有医务行政机关“太医署”的设立。唐朝并设有医科学校，由太医署管理，内分医师、针师、按摩师等科，学生入学考试，如国子监办法；入学后，医师科由医博士教授，先习“本草甲乙脉经”等基本课程，然后分习体疗（内科）、疮肿（皮肤科）、少小（小儿科）耳目口齿角法（外科）；针师科由针博士教授，先习“经脉孔穴”，即关于人体构造的素朴的解剖学知识，然后究习病症，再分习镵针、圆针、提针、锋针、剑针、圆利针、豪针、长针、火针，其他教之如“医生之法”；按摩科，由按摩博士主教，先习“消息导引之法”，然后根据病源，练习针灸，损伤折跌者施行手术。同时，各科学生习业，均与临床实习相结合；学生毕业考取为医师、医正、医工等等，以疗疾痊人多少为标准。此外在太医署下，又有制药厂和药剂师学校，即所谓“药园”，考取民间十五至二十岁青年子弟入园学习，名“药园生”，业成补药师，为医师助手。

文艺　这时期的文艺，和其他学术一样，上承两汉六朝，下为两宋开辟道路、预备条件，是一个重要发展时期。

在隋朝，文学的表现形式和六朝一样，骈体文章，志怪小说，堆砌俳偶及宫体诗占支配地位。杨广、杨素以至李巨仁、李月素等的诗，都是这类形式的作品；王度的《古镜记》是志怪小说的继续；杨松玢的《解颐》、侯白的《启颜录》（今均遗）基本上仍是“语林”体。到唐初，李世民、虞世南、李百药、王勃、杨烱、卢照邻、骆宾王以至上官仪等人的诗，王、杨、卢、骆等人的文章（如王勃《滕王阁序》、骆宾王《讨武氏檄》），无名氏《补江总白猿传》一类小说作品等等，基本上也仍是六朝体。但在另方面，又应用一种记事和散文的文章体裁，不注重文字推敲，而重在说明内容，如唐初王的《醉乡记》，到李白的《与韩荆州书》，韩愈的《雨者王承福传》、《平淮西碑》、《原道》、《祭十二郎文》，柳宗元的《种树郭槖驼传》、《捕蛇者传》、《永州八记》、《送元十八山人序》等等，特别到韩、柳，这种形式，便取得支配地位了。小说方面，虽自始至终都有志怪的作品出现，但自武后以后，占支配地位的，却是从现实社会中采取或构设题材，加以“作意”“幻设”，叙述故事始末的传奇体，最著名的，如武后时张的《游仙窟》（今日本有此书），元稹《莺莺传》，白行简《李娃传》，陈鸿《长恨歌传》，李公佐《谢小娥传》，沈既济《任氏传》，裴铏《聂隐娘传》，杜光庭《虬髯客传》等。同时，从唐朝开始的“邸钞”，不只是政报的开端，且系后代报纸的雏形。诗的方面，唐初如魏徵的《述怀》，却是气派雄壮的“古风”体。从武后到玄宗时，陈子昂、沈佺期、宋之问等的古风体，便开始取得支配地位，特别由于李白杜甫等大诗人出现后，六朝体便基本上被排除了。尤其是杜甫、白居易等的作品，可说是其时的白话体。直到唐末，李商隐、温庭筠等又复活俳偶艳丽的体裁（五代的西昆体和宫体，便是其继承者）。同时，唐初上官仪所创的“八对”和“六对”法，文字上堆砌俳偶的讲究，至此而极，这到“古风”作家沈佺期、宋之问的手中，便受其影响，创为律诗体裁（这在形式上，虽较六朝体进步，但较“古风”体仍是退步的）。在音韵研究方面，隋陆法言等著成一二一五八个字的《切韵》，唐孙愐著有《唐韵》，曹宪著有《文选音义》、《博雅》等……。

隋唐文学最发达的是诗，从诗的内容分析，就可以看出其时文学上的各阶级流派。在隋朝炀帝的《白马篇》、《饮马长城窟行示从征群臣》，尤其是“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索辫擎酒肉，韦韛献酒杯；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一面在鼓励由自卫到侵略的对外战争，一面在夸耀武功。《春江花夜月》、《赠张丽华》等，则系其沈溺于宫廷享乐、淫欲生活的作品。杨素的《赠薛播州》八首等，则在夸张隋朝统一的武功和其统治。这都是大贵族的代表作。孙万寿《和周记室游旧京》、周大义公主《画屏风诗》一类的作品，在表现亡国后的周齐贵族之伤感情绪。李巨仁的《钓竿篇》，“……不惜黄金饵，惟怜翡翠笑，……潭回风来易，川长雾歇难，寄语朝市客，沧浪余自安”，则表现中间层对贵族的不满情绪。民间的《鸡鸣歌》，“东方欲明星烂烂，汝南晨鸡登台唤；曲终漏尽严具陈，月没星稀天下旦。千门万户递鱼钥，宫中城上飞鸟散”，在咒骂恶政府就要死亡，光明就在前面，鼓动武装起义。无名氏的《送别诗》，在表现人民对徭役的反感。

在唐朝，李世民、长孙无忌、虞世南、蔡允恭等的作品，大都是自我夸耀和歌颂。魏徵的《述怀》，则表现中间阶层反隋义士的情绪。自后，代表贵族大地主集团方面的作品，一面在描述其豪华和有闲的生活，歌颂唐朝的威德，在天宝以前，并讴歌太平。这从王勃的《郊兴》，上官仪的《咏画幛》，昭容的《春和三会寺应制》，武后的《太平公主游九龙潭》，苏味道的《上元诗》，李峤的《东庄侍宴》，沈佺期《兴庆池侍宴》，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李白的《清平调》，李端的《青春都尉最风流》，韩愈的《山石》，元稹的《会真诗》等，都是这类作品。但自天宝以后，特别到晚唐，贵族大地主对自己前途感觉苦恼，又产生一种感伤、厌世以致沉溺于酒色的颓废思想，如顾况的《闲居自述》，韦应物的《效陶彭泽》，韦庄《金陵图》……以至李商隐的《花下醉》、《为有》，温庭筠的《织锦词》等，便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一面他们鼓吹战争，最著名的，如“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功名愧计擒生数，直斩楼兰报国恩”……另方面，代表中间阶层，以至反映人民生活与阶级情绪的作家和作品也都不少，最著名的，刘禹锡的《戏赠看花诸君子》、《再游玄都观》、《乌衣巷》，柳宗元的《溪居》等，均系代表中间阶层改良派的作品，表现其反对贵族大地主集团的情绪；他如白居易的《议婚》，储光义《田家杂兴》，韩翃《寒食》，张《江南曲》，皮日休《》，郑谷《郊野戏题》……等，也都是反映中间阶层生活情趣的作品。尤其是白居易，还反映了一些农民生活的苦况，及对男女婚姻不平等提出抗议。杜甫的《前出塞》、《后出塞》，王昌龄的《塞上曲》、《闺怨》，高适的《使清彝军入居庸》，王翰的《凉州词》、《古长城吟》，陈陶的《陇西行》，都反映了人民和中间阶层一般的厌战和反战思想。曹松的《己亥岁》“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成名万骨枯”，则反映了人民反对唐朝对黄巢农民军的战争。尤其是杜甫的《石壕吏》、《兵车行》，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可算是代表农民的作品。《兵车行》说：“……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王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新丰折臂翁》说：”“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村南村北哭哀哀，儿别爷娘夫别妻。”但对安禄山蹂躏汉族人民的战争，以及反侵略的战争，他们却又极力鼓动，如白居易的“龙门原上土，埋骨不埋名”；杜甫的《春望》，表现了无限爱国热情；王昌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又鼓吹民族自卫。罗隐的《蜂》：“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聂夷中的《伤田家》：“父耕原上田，子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前者说明土地集中，佃农终岁劳苦，收获全归了地主；后者说明官府租税繁急，农民无法生活。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描绘了阶级生活的两个极端。当时人民自己歌谣更多，可惜手边没有这种材料。因此，杜甫、白居易等，可算是当时最伟大的诗人。

在散文、传记和传奇作品里面，不见有代表人民的作品；其中有代表贵族、大地主及僧道的，也有代表中间阶层的。在代表贵族大地主的作品里面，如《补江总白猿传》、《周秦行记》等，则系其相互攻讦的东西。袁郊《红线传》、裴铏《聂隐娘传》、李复言《张老传》以及《虬髯客传》等，都是宣传道教和笼络剑侠的作品；也正由于唐朝末期，统治解体，节镇跋扈，唐廷和其大地主集团，苦闷无聊，想入非非，便求援于神仙和剑侠。王洙《东阳夜怪录》，在讽刺满口文章的官僚集团，原是一群畜牲；李朝威的《柳毅传》，在咒骂节镇还不如蛇虫；房千里的《杨娼传》，说娼妓也知礼义廉耻，讽刺官僚还不如娼妓。

音乐和歌舞。隋炀帝以周、齐音乐都杂有胡歌胡音，不合于中国，便吸收民间乐歌加以改造，谓之“俗曲”，这使宫廷乐歌获得新的血液和营养。唐初根据“俗曲”，斟酌南北，参以古音，制为《大唐雅乐》；太宗时又作十二和乐（豫和、顺和等）；玄宗时增制三和，合成十五和乐。在舞的方面，太宗时作《七德舞》（即秦皇破阵乐）、《九功舞》、《上元舞》。玄宗时于长安设左右教坊，并吸收民间乐户，以培养音乐和歌舞师及伶人；又分伶人为坐部、立部：坐部坐堂上奏笙歌，立部立堂下鸣笛鼓；并选坐部伎子弟三百人于“梨园”教之，即所谓“皇帝梨园弟子”。他们创造以一个事件为题材的歌舞剧，成为后代戏剧的前驱。其时教坊生员共二千人，太常寺附属乐工万多户，其中不少民间“俗乐”户——宣宗时，太常乐工五千人中，俗乐者占千五百人。唐朝吸收了民间的形式和技巧，但阉割了其的内容。

绘画。隋文帝收集古名画藏于“宝迹台”，又命夏侯朗作《三礼图》。炀帝撰《古今艺术》五十卷。著名画家有展子虔、董伯仁、阎毗，杨契丹、郑法士等，均善于写生，尤以郑法士为一代泰斗，但他们均“入朝”为宫廷服务。

唐朝绘画在隋的基础上，以及印度晕染法、凹凸画等的影响，加之唐朝又特别重视，便促进它的发展。名画家，唐初有阎立德、阎立本等，善画人物及古今故事、宫殿、城池、陵寝等，惟妙惟肖。《十八学士图》、《凌烟阁功臣图》，均立本手笔。他们均以画道做到尚书官，受封爵位。新疆于阗人尉迟乙僧父子善画像，并传来印度画法。窦师纶（陵阳公）创瑞锦宫绫图样。范长寿善于农村和风俗写真。薛稷善画鹤，曹元廓善山川物产，殷仲容善五彩花鸟，张孝师画地狱变相图，尹琳善释道。玄宗时有吴道玄、李思训、王维、卢鸿一、郑虔等，对以前释道、人物、山水……等画法，均大加改变，另创新的作风、气派。吴道玄于山水自成一派，卢棱伽、杨庭光等均为其门徒。李思训（皇族），及弟思诲、子昭道、侄林甫等，又成为所谓“北宗”；王维成为所谓“南宗”。另方面，曹霸、韩干、陈闳、孔荣等善画马及人物，为后世宗法。如陈闳主画之玄宗肖像及所乘白马与其周围景物，迫真毕肖，冠绝当时。玄宗以后，有王洽（善画松石山水）、项容、王宰（山水）、韩滉（农村风光），其中王洽创造所谓“泼墨”法，为后世所宗。宣宗时周昉、范琼、陈皓善画佛像；赵公祐父子善画佛、道、神、鬼。这与唐末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正相照应。此外有边鸾、陈庶、刁光胤、白旻等善画花鸟，李约、肖悦、刘商等善画松柏竹梅，李渐善画虎……。这些画家，如阎、尉迟、窦、吴、李（思训）等，均系宫廷与贵族画家，自不待说，而其他画家中有无代表人民的，我手边没有材料来说明。

雕塑方面，隋何通善琢玉器。唐之玺印、碑碣，雕工均颇精致，“九经”的石刊，即所谓“石经”，尤为伟大作品。木刻画也从唐朝开始出现。佛像方面有画像、绣像、铜铸、银制、木刻、石雕、塑像等。石窟雕像也还相当流行（如龙门第五窟雕像，太原天龙山十四窟、十七窟、二十一窟雕像……），姿态、面容、筋肉、衣服等等，均较南北朝更生动、细致、劲健、美丽。他如三彩狮子（今落在日本细川护立侯爵手中），姿态生动、雄健，并著有三种彩色。崇陵两个石狮（陕西泾阳），东西对立，均高十尺余，一张口、一闭口，坐于方趺之上，前脚强张，面貌雄豪，骨骼劲张匀逞。这虽则都是为贵族服务的东西，然表现了雕塑技术进步的程度。

史学　历史研究在唐朝也颇发达，著作很多，从《晋书》到《隋书》，都是唐人房玄龄、姚思廉、李百药、魏徵等人所编撰。裨史、杂记著作亦多，最著名的，有许嵩《建康实录》，余知古《渚宫旧事》，裴庭裕《东观奏记》……。杜佑的《通典》，可说是其时社会通史的一种编纂。刘知几的《史通》，大胆的批评一切历史著作，更以近于实验主义的方法，对道统观史家确认不疑的史实，提出质疑，即所谓“疑古”“惑经”。

第五节　结语

在南北朝长期战争以后，人民都需要和平与“安居乐业”；土地关系的矛盾，也由于人口大量减少与无主荒地增多而和缓了。隋朝的垮台，主要由于炀帝无休止征调全国人民服徭役，给人民以致命的威胁。不知那样无止境的大兴土木，发动对外战争，在当时国力和民力薄弱的基础上，都担负不起的；而况那在“国强民富”的时际，也要妨害生产，损坏国基，会引起人民反对。至于他所发动的对外战争，在初期却还带有民族自卫的性质，不能说是不对；对运河的开凿，客观上也是有利于国内交通和农业灌溉的。

李世民在农民大暴动和遍地烽火中，抢救出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唐朝统治。由于他确实是地主阶级的一个特出战略家、政治家，他不只对于农民军有一全套的毒辣计划，对那些敌对的地主武装集团和落后民族，有其一套策略，能争取、团结和使用干部，而且看到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人民要求，又实行了一套改良政策。因此，在其时地主阶级还有发展前途的社会基础上，他得以“平定群雄”，统一中国，开创了空前庞大和繁盛的封建帝国。

唐朝前期的对外战争，最初虽带有民族自卫战的内容，以后却完全成了封建侵略主义的性质了。侵略的结果，摧残了各落后民族和国内人民，也削弱了“大唐王国”自身。正由于这种对外侵略的结果，到唐朝后期，便不只转成被侵略者，无力去抵抗“吐蕃”奴主贵族的侵略，且无力去堵住落后民族的进扰。唐朝没被“吐蕃”奴主贵族所灭亡，主要由于人民发挥了反侵略的优良传统。

同时由于对外侵略的结果，引出民族矛盾，提高了国内阶级矛盾。从这种矛盾的基础上，产生了“安史之乱”，又削弱了唐朝，壮大了地方节镇。这一面形成节镇割据的局面，一面又相应而产生宦官的专政和朋党。

这时期的农民暴动，在隋末和唐末，规模之大都是空前的；前者粉碎了隋朝的统治，后者粉碎了唐朝的统治。他们失败的主因，自然也由于自己没有前进的方向。但前者的最大错误，如瓦岗军，在于把领导权交给了阴谋险诈的大地主分子李密；后者的最大错误，在于长期的流寇式行动，不只失去了自己对人民的依靠，且使农军干部和士兵，不自觉的离开了群众。其他前代农民战争的缺点和错误，他们也大都重复了。但是像黄巢和刘黑闼那样始终坚决，不动摇，不受收买，斗争到底的精神，正是中国人民优良传统的表现，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像秦叔宝（琼）、程咬金、徐世
（茂公）、朱温、翟让之流受到万世唾骂，也应引起革命人民对这班无赖的警惕。唐朝统治集团，引狼入室，常去借助外力来“平乱”，来镇压农民暴动，屠杀自己同胞，这正是大地主集团的恶劣传统和一贯相承的无耻勾当。

最后，唐朝打通了亚欧和亚洲各地的交通，并交流了各民族的文化，这对于人类文明，是起了推进作用，尤其对于日本，给予以先进文化的强烈影响。同时，唐朝封建文化的高度发展，不只表现了中国民族的伟大创造力，也创造了一些有进步内容的积极性的文化成果和因素。

本章一般参考资料：

（一）前揭：范著第三编一至二章。

（二）前揭：《中国政治思想史》七至八编；《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中国民族简史》。

（三）前揭：章著下册第三编一至七章。

（四）中山久四郎：《东洋史讲座》五至九章；同上书，宇野哲人：《支那哲学史要》十五章。

（五）长孙无忌：《隋书·食货志》；刘晌：《旧唐书·食货志》（上、下篇）；欧阳修《新唐书·食货志》（一至五篇）；《唐诗三百篇》。

问题讨论：

1．隋唐的经济性质及其发展的形势如何？

2．隋受田制、唐“均田”制是否普遍实行？其内容如何？

3．隋农民暴动的形势如何？有何经验教训？

4．你对李世民的评价如何？

5．唐朝的国际环境及其对外战争的性质如何？

6．“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宦官专权”产生的原因何在？

7．唐末农民大暴动的形势如何？有何经验教训？

8．唐朝对人类文明起了何种作用？

9．你对唐朝文化的评价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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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即受田军户。

第十三章　专制主义封建制矛盾扩大的五代两宋时期（纪元九〇七——一二七九）

第一节　情况的基本特点

南北形势的变化　南方的天然富源等自然条件，远优于北方，特别在农业方面。从隋唐以来，全国经济重心已移到南方。其次，自“安史之乱”以来，封建统治阶级的内战，“吐蕃”、回纥、契丹等奴主贵族的入侵，被蹂躏与战争破坏的地区，主要也是北方，南方直接受战争破坏的影响较小；特别是外族统治者的侵略，不断迫使北方大量人口向南方移动，引起北方人口不断减少，南方人口不断增多。因此，南方的生产疾速发展，北方则相对落后，以致有时表现着绝对的衰退。

同时，自海上成为对外的主要交通路线后，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南方和沿海地区，由于直接的刺激，不只影响着商业，且影响着其他生产事业等方面的发展。

这种情况，经五代到宋朝，便特别显著了。

土地集中化与小农生产　唐初创造了大量小土地所有者，大大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也影响了工商业的发展；但在其保护大地主集团的方针政策下，助长着大土地所有的集中进行，又妨害着生产的发展。到唐朝后期，就特别暴露出土地的集中进行和小农生产间的矛盾。

在五代，特别到宋朝，一方面，大量人口不断移到南方，开垦新荒，获得土地；赵匡胤赵光义兄弟解除节镇兵权，不得不满足大量士兵的“发财”要求，给予他们土地和房屋，宋朝政府并不断采取奖励人民开垦的政策……因此，在北宋，小土地所有成了相当普遍的形态。这种小土地所有和小农生产相结合，便促起北宋生产的疾速上升与人口繁殖。但在另方面，宋朝大地主集团支配的官僚政治，无条件的只照顾大地主自身的利益，不只把一切负担全部加在农民以至中间阶层的身上，并把国家的收入由皇室和官僚公开分赃，而又利用特权，向人民进行各种残酷无耻的榨取，这又提高了土地集中的进行，限制了生产的发展，不断引起农村人口的相对过剩，大量失业人口陆续流入城市，且扩大了农民和地主以至中间诸阶层和大地主间的矛盾。宋朝政府虽不断采取点滴的改良，但没有也不能发生决定作用。

都市行会工商业的发展　另方面，在宋朝由于小所有者和中间层面积的扩大，以及城市聚集了大量人口，扩大了国内市场，同时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和国外市场的扩大，加之城市具备着过剩劳动人口的条件；特别重要的，由于黄巢为首的农民大暴动，严重地打击了全国的封建秩序，因此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从唐朝以来的商业基尔特（行会）和手工业基尔特（行会），都达到空前的发展，并形成了自由商人集团（这种自由商人便是现代市民阶级的雏形），开始在政治上提出其要求。

这样，社会阶级的构成和阶级间的矛盾关系，便更加复杂化了。

国际环境的变化　五代迄宋，由西南海道的联结，与南洋、中亚及欧洲的关系，在日益扩大，日益密切。

另方面，在北方，散布今西南满及热河一带的契丹族，于后梁时完成了奴隶制度的变革，到耶律德光时改称辽国。散布今东北境内的女真族，也在北宋末完成了奴隶制度的变革，建立金国。辽、金奴主贵族，都是一开始就进行对外侵略，相继成为五代两宋北境的凶恶敌人。

同时，“吐蕃”奴主贵族在今宁夏以至陕北安塞一带所建的西夏国，在宋辽、宋金矛盾的空子里，也不断对宋朝进攻。

因此，由五代迄两宋，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辽、金、西夏与五代两宋统治阶级间的矛盾，并扩大为民族间的矛盾和严重斗争的局势。

在内外夹攻中的中国统治集团　因此，五代，特别是宋朝统治集团，一开始就处在内外夹击当中；一面是国内阶级矛盾关系的尖锐、复杂而剧烈，并不断形成阶级间的武装斗争；一面是辽金奴主贵族等外敌之相续侵略和威胁，遭受着长期间的严重国难。在这种形势下，全国统一后的宋朝统治集团，凭着广土众民及较高度的生产与文化，只要肯适当的处理国内阶级关系，把力量组织起来，不只外敌的侵略和威胁，完全可能解除，宋朝的生产和文化，也可能获得更高的发展，中国社会也可能少走许多湾路。但是腐烂的宋朝统治集团，仅肯点点滴滴的施行一些改良，以图欺骗人民，对自己的特权利益丝毫也不肯放松，连王安石等的那种改良主义，也不容许去贯彻。结果，宋朝便成了中国史上一个最可耻辱的对外屈服的朝代。

第二节　五代两宋的经济发展和情况变化

五代十国的经济情况　黄巢为首的农民大暴动以后，唐朝的统治便根本瓦解了；在北方分裂为朱温和李克用两大集团的支配。出卖群众叛变投降的反革命朱温，挟持唐帝做傀儡，帮唐朝屠杀中国人民的沙陀贵族李克用，则占据了今山西一带的地盘。从纪元九〇七年，朱温“篡唐”，建立起梁朝的统治开始，便正式展开了五代十国割据、纷乱的混战局面。到九六〇年赵匡胤“黄袍加身”，创立北宋的统治止，短短的五十三年中，在北方，共经历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南方到九七八年吴越灭亡止，共出现了吴、南唐、吴越、前蜀、后蜀、南汉、楚、闽、南平等封建小国家。

他们在经济和一切社会制度方面，基本上都没有改变唐朝的老套。

继起统治北方的五代，比南方各封建小国，地区较大，人口也较多。但北方残破，所谓“一望千里”，“不见人烟”，又丧失了南方的盐茶富源和海外贸易的利益。加之频繁的战争，直接间接又破坏生产，杀戮人口，尤其是黄河水利的破坏，自朱温与李克用战争，决滑州黄河堤以后，直鲁豫大平原，便不断遭受严重水灾的袭击，最严重的共近十次，每次都是“泛滥千里”，人户漂溺，田园荡湮，富庶之区尽成沙碛。契丹奴主贵族的不断入侵，对生产的破坏、财富和人口的掠夺，尤为严重；自石敬塘以后，幽云十六州均“割让”于契丹，每年复提供大量“岁贡”。这样，愈迫起人民向南方移动。因此，五代的生产，始终无多起色，政府的财政便都越来困难，甚至用人肉做军粮，情况可想而知。五代的统治者便不惜用杀鸡取卵的办法去压榨人民；私家地主为维持其不劳而食的豪奢生活，也毫不放松其对人民的传统剥削，而又变本加厉。

朱温起自贫家，又参加过农民暴动，知道点人民的痛苦和要求，其部下的干部和老兵，也多来自农民军，因此他称帝以后，曾宣布减低“租赋”，奖励“耕桑”。但实际上，定额的差役和两税并无减少；额外科派虽有明令禁止，实际也只是少一些。当时山西为李克用父子占据，河北为刘守光等所据，梁的两税收入有限，解盐也不在势力范围内；为弥缝其财政开支，便提高盐税、麴税、商税、过境茶税，征收各项巧立名目的杂税。地方州县官吏更是无法无天，任意科派。沙陀贵族李存勖战败梁末帝（友贞）建立后唐的统治后，便更不顾汉族人民死活，用无赖孔谦为租庸使，“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额定赋役以外，又按田亩户口派征农器税、麴钱、蚕盐钱，以致所谓匹头钱、鞋钱、地头钱、折纳、损耗、小绿豆税、店宅园囿税、草税及各种附税，此外如牛皮也均须交给官府，又“检括”“隐漏”，检出的，加倍征税，……。而“民产虽竭，军食尚亏。加之以兵革，因之以饥馑……以致颠陨”。“西夷”石敬塘投降契丹，建立其“儿皇帝”以致“孙皇帝”的后晋统治后，燕云十六州“割让”契丹，地区缩小，人口减少，正税收入更少于后唐，而每年又须增加一大宗对契丹岁贡的支出。因此，除承袭后唐的各项名目外，又变本加厉“擅加赋役”；为欺骗人民，虽“敕应诸道节度刺史，不得擅加……委人户自量自概”，也只是一种具文。此外，如人民牛皮交官，后唐明宗（嗣源）还偿给一点盐，石敬塘却改为无偿没收；又如食盐和大食盐，更提高价格，按日摊派……。沙陀贵族刘知远继后晋建立其后汉的统治后，河北地区又有部分沦于契丹，疆域更缩小。同时，他也同样对契丹“称臣”、“称儿”、“岁贡”。对人民的剥削，又提高苛虐的程度；为防止人民逃避科派，又加重刑罚去威胁，如私藏牛皮一寸不交者便处死……。外族统治的唐、晋、汉三朝，为防止人民反抗和逃税，本来都是依靠残酷的刑罚去鞭策，动辄就是死刑，并广为牵连。汉人郭威推倒后汉，建立后周的统治后，到世宗（柴荣）时，把疆域扩大到江北、淮南、陇西，并从契丹手中收复瀛、莫两州。疆域扩大，收入增多，特别是掌握了江北、淮南的富庶之区，财政转趋富裕。他又采取了一些改良政策，最重要的，是规定两税的征收时间，均定“民租”，取消免税特权，连曲阜孔家也须担负赋税，共“检”到二三〇九八一二户；废寺院三万余，令僧尼还俗为民，并严限私度僧尼；宣布垦荒条例，复员劳动人口；粮谷转输，每石“与耗一斗”；惩办贪污；最后他又“赐诸道均田图”，想满足一部分人民的土地要求，但未及实行。同时，解除铜禁，“一任兴贩”，但不准“泻破”（熔化），铜镜等（官设场所制）“为铜器货卖”；放宽盐禁，“乡村”并许盐货通商，逐处有咸卤之地，一任人户煎炼，但“兴贩”“不得逾越”“不通商地界”；官中专卖“麴数”，只“候人户将到价钱据数给麴”，取消“抑配”……。这均给宋朝奠下了发展生产和统一中国的基础。

在南方各国，不只由于生产没受到大破坏；由北方流去人口，劳动力又不断增加。吴有淮盐和安徽产茶的利源，李昪代吴建立南唐后，又取消人头税，抑制高利贷，奖励耕织，不到十年，江淮流域便超过唐朝的繁盛程度。吴越占领的苏南浙江，产盐很富，又是全国最富饶的农产区域；钱镠父子统治的八十五年间，始终没有战争，并大兴水利，便利灌溉和交通，复常减免租税，又有海外贸易的利益。江浙成了很“繁庶”的“地上天宫”，吴越的仓库常有多年的积蓄。南汉（原名南海）占领两广，全没受到战争影响；唐末北方人民流亡前去的很多，生产日渐发达，盐产尤富，海外贸易的利益，居全国第一位。相继占领四川的前蜀和后蜀，较南方其他小国，受战争的影响较多；但老早就是物产丰富的“天府之国”，农业生产较发达，川盐尤属莫大富源。楚国占领的湖南，当时人口较少，大部分没开发；但产茶甚富，加之北方流人不断前去，生产也逐渐进步。占领荆南的南平，没有特殊富源，唐末以来，农业也常受战争破坏；但江陵是其时南北商业交通要道，茶叶等商品的过境税和其他市税，收入却不少。但这些封建小国比北方的五代，都是疆土较小，人口较少，又都向北方朝廷进岁贡。后汉灭亡后，刘知远弟刘崇占领山西建立的北汉国，经济上主要靠解盐，农业是较衰落的；政治上主要依靠契丹援助，向契丹“称侄”、“称儿”。

五代十国的统治者，彼此都为着贪图商税，去弥补财政收入，对彼此的通商都不加禁止，且从事招徕；虽税卡林立，商税颇重，但基本上并没有妨害商业以至手工业的发展与进步，尤其在南方。

北宋经济的发展和矛盾　北宋在五代十国的基础上，不断施行了一些改良政策，去恢复北方农业，发展全国生产。“陈桥兵变”，赵匡胤被官兵捧上皇座的当时，就允许给他们“发财”（他说：“你们不是想发财么？那就要服从我！”）；他做皇帝后，首先便给了大量士兵的田地和房屋；实行“均田法”，“命官分诣诸道均田”；号召人民“垦辟荒田…止输旧租”。太宗又颁布“垦田即为永业，官不取其租”的办法；复令“州县旷土，许民请佃为永业”；实行陈靖“逃民复业及浮客请佃者”，给田免租的办法……。因此，满足了一部分农民的土地要求，增加了大量自耕农。同时，从太祖到仁宗，又不断提倡人民种植桑、枣；“邻伍”互助凿井；以课农及人口复员成绩为官吏考勤标准；多收民租者杀头；废除五代十国“无名苛细之敛”；省边区人民徭役；免除部分人头税；保护蚕桑；讲求耕作法，研究土质，选拔精悉土质及“明树艺之法者”为县“农师”，“蠲税免役”；令“同乡三老里胥”，就人民“某家有种，某家有丁，某家有耕牛”者，“分画旷土，劝令种莳，候岁熟共取其利”（按即变工垦荒）；“饮博怠于农务”的“游惰”，由农师“白州县论罪”；请求“均平赋税，招辑流亡，惠息贫孤，窒塞奸幸”的办法；以“免租”去提倡南方种粟、麦、黍、豆，北方种稻者；发放农贷，制造“踏犁”，给予无牛的农民；发给旱灾区域（江淮两浙）稻种；免除农具税、耕牛税；“选医牛古方，颁之天下”；被水旱灾区，概行免税；废除“京城四面禁围草城，许民耕牧”；禁寺院市占民田……同时，太祖又亲订“商税例则”，禁止例外征税……。因此，北宋的经济获得疾速发展，并促起生产力的进步；到真宗末年，便表现“户口蕃庶，田野日辟”的景象。宋代户口，太租开宝九年（九七六），主、客户共三〇九〇五〇四户；到真宗天禧五年（一〇二一），增至八六七七六七七户；神宗元丰六年（一〇八三），增至一七二一一七一三户；徽宗大观四年（一一一〇），增至二〇八八二二五八户，据日人加藤繁估算，约一亿零四百四十一万一千二百九十口，为宋朝户口的最高纪录。而人口分布的状况，元丰三年和唐天宝九年比较，南方各路均大量增加，北方仅陕西路略有增加，京东路、京西北路（河南）约略相同，其他均大量减少；在南方，尤以淮南及长江以南各路，聚集了大量人口（参阅《文献通考·户口考》二）。这可以反映各路经济发展的变化和其不平衡情况。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商业和手工业也空前发展起来。东京（开封）、成都、兴元（南郑）、杭州、明州（鄞县）、广州都成了全国大市场，二等三等市场不下十余处，四等以下的市场更多，遍布全国各路。在各种大小市场中，都聚集了成千成万户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各业商店和手工作坊，都有其同帮同行的行会（行）组织。官营商业和贵族、官僚大地主的“邸店”或“邸肆”（专利商行），都不负担商税，皇室、官府、邸第的供应品也免税以外，各大市场每年商税收入，均在五十万贯内外，二等市场均在二十万贯以上，三等在十万贯以上，降至六等市场，也能收入二三万贯。全国商税收入，太宗时四百多万，后到千多万贯。同时，在邸肆独占对外贸易特权的限制下，自由商人（即所谓“市人”）仍纷纷经营国外贸易。同时，“蕃贾与牙侩私市”是禁止的，然“蕃贾”与“中贾”仍“私市其货”。输出品主要为金、银、缗钱、铅、锡、绢帛、绫锦、棉布、瓷器、染料、刀、铳、火药、纸、笔墨、书籍等等，输入品主要为香药、犀角、象牙、珊瑚、琥珀、珠玉、镔铁、瑇瑁、玛瑙、水晶、蕃布、乌木、苏木、马、骆驼、皮毛等等。特别是自由商人集团的形成，是一种时代的新因素。这些方面，可以表现北宋商业发展的尺度。

手工业方面，官府的军器制造、铸钱、印钞、采矿、冶铁、采茶、煮盐、印刷、造船、纺织、制锦、造纸等等大手工坊场，均使用成千成万的雇佣工人；私家手工坊场除兵器的火箭、火炮、火药等外，也普遍到了各种部门。特别是火药铳炮制造、罗盘针、活字印刷术、金属分析（以药分解铜、锡等合金）、火寸（火柴）制造术的发明和改进，以及采矿冶金、印刷、火药军器等部门熟练工人和技师的产生，可表现手工业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程度。

但是北宋的政策，自始就很矛盾，随着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而来的，却是阶级间矛盾的日益扩大。

北宋根据唐朝两税法，定正税为五类，即（一）官田，由政府招佃收租；（二）民田，政府收税，租归土地所有人；（三）城郭，收店宅园地税；（四）丁口，收人头税——丁钱或丁米；（五）杂变，即缴征各地物产，如牛革、药物之类的常赋。实际上，所谓“杂变”，是在唐朝两税以外的。同时唐初的力役原即租庸调之庸，后来包括于两税之内，又另征“力役”；北宋也沿袭未改，实行“庸”外再“庸”。赋税所征品物，分谷物、布帛、金、银、货币、物产四类。征收正赋，又有所谓“折变”，即随时令人民改纳他种物品，或由物折钱，又由钱折物，往复增加，常至多倍；支移，即令人民改至他州他县缴纳，借增脚钱……。贫民每因所谓“折变”“支移”破产、逃亡。另又有所谓官卖，即盐、茶、酒、香、矾五种东西，由官府专利，不只是一般人民的苛重负担，对煮盐“亭户”、植茶“园户”，尤其是一种残酷剥削。此外还有各种杂税。而贪官污吏在征收的过程中，又二三其手，肆行敲榨。

商税主要分过税、住税两种：过税规定凡商品值百抽二，实际“场务”（税卡）林立，各卡值百抽二外，巡丁（专拦人）又索取所谓“事例钱”；住税，规定凡商品到市场出卖，均值百抽三。布帛、粮食、器具、香、药、宝货、针、钉、猪、羊、牛马、农具、纸、扇、胡椒、鹅、鸭、鸡、鱼、磁器、金属，以至草鞋、薪炭、螺蚌、果、蔬等等，均须缴税。另外，商品到市场出卖，均须入行，否则没收；入行又须缴纳行税或“免行钱”。异地行商和农民运货入市，牙侩收取行佣钱外，又常任意摆布。官营商业和邸店的商品，都无商税负担，也不参加行会（但去支配行会）；他们对异地和乡村货物入市，常任意截留包揽，肆行垄断。经营对外贸易的商人，输出和输入品除负担一般商税外，还须纳钱请得许可执照，缴纳关税；商品入口，官府又有尽先包购特权。邸肆却没有这些约束和负担。

此外，人民“犯罪”，仁宗又规定“令乡民以谷帛，市人以钱帛”“赎”罪的办法。其他罚款，更不一而足。

另方面，北宋的皇族、贵族、大小官僚以至所谓先圣先贤、前代达官贵族后裔等大地主及其亲属、姻亲以至门客，寺院道观的僧尼道士女冠，都享有免役特权，叫做“官户”、“形势户”、“僧祗户”、“道观户”……都“立别籍”。人民方面，只有“亭户”、“园户”免役，但实际上他们无异在常年服力役；赤贫和孤寡虽有免役之令，实际也是具文。同时，皇族、贵族、官僚大地主等“形势户”和寺院道观占有的土地，也不负担地税。他们占有土地的数量，除原来的大地主土地占有外，赵匡胤做皇帝后，对左右功臣、亲族、官僚又都赐给大量田宅，以后也不断赐予，不只直接扩大大地主土地占有面积，且不断直接创造大地主。皇室、贵族、官僚又不断以大量土地赠予寺院、道院，直接创造、扩大僧道大地主和其土地占有。宋朝对贵族和官僚的俸禄，正俸比前代特别高，文官还另有月给及春冬特给，武官另有“禄粟”或“随身衣粮”，致仕后也照样给俸；此外又有随时赏赐，如仁宗临死，遗命大臣各赐钱百余万，每三年一次的郊祀（皇帝祭天地）以及各种大典，也都有赏赐……。这在实质上，就是公开分赃；同时，又直接扩大官僚占有的财富量。而官僚的数量又特别庞大，如真宗时，合内外本官即达一万三千余员，散官佐职、属员还不在内；真宗一次便裁减冗员十九万人，数量之大可知。他们以官俸、贪赃、地租等等收入，不只直接扩大土地兼并，而又大放高利贷，经营垄断性的商业，扩大对“乡里坊郭之民”，即农民、手工工人、中小商人以至中小地主、手工业中小坊主的剥削，愈加速土地兼并和集中的进行。因此到仁宗（祯）时，便表现“僧寺”、“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的情况。到英宗（曙）时，全国耕地共三千多万顷，负担地税的仅占其中四百四十余万顷，大地主占有全国耕地六分之五以上，土地集中到了何种严重程度！而他们却都没有地税的负担。

由于全国赋税力役，全部加在农民、手工工人、自由商人以至中小地主的身上，其中地税和力役，则全部由农民和中小地主负担，而中小地主则又设法转嫁于农民。因此，农民便不断隐匿户口、逃避税役，或丧失土地，以致卖妻卖子，甚或弃家逃亡了；引起农村人口不断失业，或“去农为兵”，或流入城市为工商服务以致流浪，或聚众暴动……。中小地主为舍重就轻，亦多转入城市经营商业或手工业。这种矛盾，从太宗时已开始表现出来；在京畿首善之区，人民“苦税重”，每“兄弟……析居，其田亩集于一家，即弃去……已而匿他舍冒名佃作”，即所谓“诡户”；而官吏“专务苛刻……民实逃亡者，亦搜索于邻里亲戚之家”……。到英宗、神宗之际，情况就越来越严重，矛盾就更加扩大了。

自由商人和小手工业者，虽较农民负担较轻，主要是没有力役；然由于种种束缚，在在都妨害他们的发展；益以“倍称之息”的高利贷压榨，享有特权的邸店垄断，贾贩“工机之利愈薄”。随着他们业务的发展，其与大地主集团的矛盾，也便越来越尖锐。

王安石的经济改良政策　年少的神宗（顼）即位后，他深感“内忧外患”，便决心想把内部的矛盾予以相当处里，消泯“内忧”，以便聚集力量去克服契丹和西夏的“外患”。因此，他不顾大地主集团的反对，决然任用代表中间阶层的王安石、吕惠卿等改良派，来实行“新法”。

王安石等的“新法”，是针对当前矛盾的改良方案；在经济政策方面，主要有以下的一些政策和措施：

（一）方田法：即丈量全国耕地，以东西南北各一千步为一方，并根据土质规定五等税则，同时清查隐瞒和冒占的土地，所有土地一律按检定等级纳税；取消大地主土地免税特权，平均地税负担。

（二）募役法：原来服力役的民户，一律改纳“免役钱”，免除劳役；原来的免役户，也均须缴纳“助役钱”，其他原来无力役的民户，也缴纳“免役钱”，由政府雇用无业人民服力役；这取消了一切免役特权，平均力役负担，也解决一部分失业人民的职业。

（三）青苗法：政府施放农贷，“愿则取之，不愿不强”。于青黄不接时出贷，收获后还本，取“息二分”，“如遇灾伤，许展至丰熟日纳”，平时出借也是一样。这在于解除农村“倍称之息”的高利贷压迫，抑制土地兼并。

对手工业者也同样“给贷”，于次年用绢匹等偿还；同时“预买绸绢等”，“许假封桩钱或坊场钱，少者数万缗，多者至数十万缗”，“民多愿请预买钱”。对商人贷款，年在二百万以上；办法为“结保贷请”，“契要（即文契）金银为抵”，与“贸迁物货（即定货）”三种。这在解除高利贷对商工的压迫。

（四）农田水利：调查全国农田水利，招收农业水利技术人才，“凡吏民能知土地种植之法、陂、塘、圩、垾、堤、堰、沟洫利害者，皆得自效”；“府界及诸路所兴修水利田，凡一万七百九十三处，为田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

（五）均输法：即官府于各处设“买卖场”，物品滞销或当地大量出产的东西，出钱买进，物品缺少，或当地缺乏的东西，则以较低价格卖出；凡国库所需及上供之物，也均由“买卖场”直接购办输送。这不仅在懋迁全国物产，调济各地供求，减少人民输纳的劳困和负担，又在抵制豪富邸店的垄断操纵。

（六）市易法：当时“百货无常价，富人大姓（邸店资本），乘民之亟，牟利数倍；财既偏聚，国用亦绌”。“置常平市易司”，凡物之滞销者，“增价市之”，愿易官物者易以官物，愿以物品卖与官者，可先估价贷钱，限期偿还，年利二分；“贵则损价鬻之”，以调济市场需要。这完全在抵制邸店的垄断，调济市场供求和物价，扶助中间阶层，对人民也有好处。

（七）免行钱：原先官府所需之物，均责令各行会供应；由行商行东以至“贫民浮贩”，均“赔折”不堪，供应不及且受责罚。根据“诸行利入厚薄”纳免行钱后，不再供应；“禁中”所需“百货”，由官府自行凭价购买。

（八）制定陕西盐钞法：官盐任人贩卖。原先商人交钱换取“交引”，限期到场取盐，每十分别纳一分，谓之“贴纳”。豪商均能及期，“小商或不即知，或无贴纳，则贱鬻豪商”。

（九）创制，置三司条例司，统一全国财政税收。立三司会计司，掌管财政年度的预算决算和国富统计，即“会计一岁国内财用出入之数”，统计国内户口人丁、税、赋、场物、坑冶、河渡、房、园等等，租额年课以及各路钱谷出入之数，每岁比较增亏废置……。

这主要在和缓农民和地主的阶级矛盾，适应中间阶层的要求，特别符合中小地主的经济利益，也反映了自由商人和手工业者的一点要求；同时在发展生产，整理国家财政收入。这些政策的实行，虽在执行上发生不少偏差和毛病，不良分子也从中制造不少弊端；但人民还是受到好处，所以“民皆便之”；同时财政也大有起色：“京师有七年之储”；对北宋社会危机的挽救，也起了不小作用。然“新政”却妨害了大地主集团的特权利益，即神宗所谓“与士大夫诚多不便”。因此，司马光、吕公著、韩琦、程颢、苏轼等人都拼命反对“新政”。神宗死后，“新政”根本被推翻，大地主特权全部恢复，他们并实行向改良派和中间阶层反攻，更猛烈的压榨人民。社会矛盾又重新扩大。

哲宗（煦）“亲政”后，为着想挽救危机，恢复皇帝权威，又起用吕惠卿、章惇、蔡京等所谓“新党”人物。但他们已是变了质的“新党”，也都成了大地主分子；与“旧党”除去历史上的仇恨和权位冲突外，便没有实质的不同了。因此，他们所行的政策，只是在文字上还没改变，内容上却已偏重于财政的收入，渐次丧失改良主义的成分。“建中靖国”年间两党联合内阁的产生，便表现他们在经济利益和财政政策上，已没有根本的不同。徽宗（佶）“亲政”后，由于当前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社会危机更严重，憧憬于熙宁（神宗年号）“新政”的结果，又专任所谓“新党”蔡京执政。蔡京为首的集团及与他们依附、勾结的，都是一群奸阉（宦官）、官僚、地方恶霸、大地主，更加丑恶。《金瓶梅》描写的蔡京，及依托他的恶霸富商西门庆之流的种种丑恶，是颇合于情况的（虽然那是明人的作品）。他们把王安石的“青苗钱”及吕惠卿的“青苗条约”等经济改良政策，公开“参酌增损”，便都成了吸取人民膏血的苛政。例如青苗钱变成强制“抑配”的高利贷；免役钱成了一种严酷的剥削，更造为每人二千的所谓“免夫钱”；农田水利变成“括田”，以至所谓“根括逃田”，每把人民良田括为“公田”……。此外，如人民输赋的“脚费”，元丰时已高出“正税之数”，又“反复纽折，数倍于昔。民至鬻牛易产，犹不能继”。尤其是所谓“花石纲”，他们大兴土木建筑，搜集全国特别是东南珍宝花石，经运河一“纲”“一纲”运往汴京；人民输纳“花石”多致破产，富户则居奇发财；纲运民夫，多致自缢……。种种苛杂剥削，无微不至。因此，引起人民普遍失业、逃亡、“骚动”以致大暴动。而蔡京等人，则都成了惊人的“豪富”，如朱勔有田三十万亩，李彦私田达数十万亩，童贯私库仅理中丸（补药）即有数千斤，王黼私库麻雀干便装满三大屋，蔡京父子田产库藏更富；他们生活的豪奢腐败，已到了惊人的程度。人民痛恨他们，指他们为“六贼”（由陈东的口中说出的）；其实“六贼”不过是大地主那个“贼”集团的代表。

北宋便在这种情况的基础上垮了台。

南宋的经济情况　纪元一一二七年赵构（高宗）于华北沦陷后，在南京（商丘）建立南宋政权；京东路、京西路、河东路、河北路、京西南路、陕西路自大散关（宝鸡东）以东，全部沦入金国奴主贵族的手中；仅保存今长江以南各省，长江以北苏、皖各一部，四川、湖北及大散关以西的陕西一部分领土，只相当于北宋领土三分之二（北宋共一二三四个县，南宋只七〇三县）。它在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等等方面，全部继承北宋，都没有多少改变。但由于沦陷区农民、手工工人、商人及一部分上层分子……，不断流亡南去，劳动力源源增加；而弃家破产流亡南去的人民，都格外辛勤节俭，去获得衣食，重建家园。因此，在南方自然条件和原先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又促起南宋农业、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据日人加藤繁根据各种文献统计（前揭书），南渡初年人口增加的速度很大（无数字统计除外）：一一六〇年（高宗绍兴三十年）南宋总户数一一三七五七三三，口数一千九百二十二万九千八百（其中许多流人没有立户）；到一一六六年，户数增至一二三三五四五三，口数二千五百三十七万八千六百八十四；到一二二三年，户数增至一二六七〇八〇一，口数共约二千八百三十二万零八十五，六十三年间共增九百一十余万口。随时流亡南去没有立户和住定的人口，及逃匿之户口尚不在内，为数当亦不小。但由于随时有大量人口增加，所以人口增加的数字波动颇大，没有一定规律。这种数字自难完全可靠，但可见南宋人口增加的速率，也可以反映经济发展的情况。但一二一八年的人口总数，比徽宗时的北宋人口，却仍少一千五百余万左右。

其次，南宋政府在高宗、孝宗年代，大量开辟水田（圩田、湖田、塘田等），兴修水利（修筑堤、堰、塘、陂、坝等），并奖励和帮助民间兴修（如官贷钱谷与田主，令有田之家出钱谷与租田人建筑堤堰等等），对农业发展也起了作用。再次，高宗、孝宗朝的一些改良措施，特别对招纳流亡人口方面，也有着一些作用。如“招诱”、“振贷”“归业”“农民”，免欠租，免牛税；招民佃官田，“官贷牛种”，八年偿还，“并边免租十年，次边半之”；给荒田与“离军添差之人”为世业；以荒田给予“归业者”及“归正人”（即流亡南来人民），并发给“牛、具、种、粮”；“以沿淮荒残”，“不行租税”；“吴越民垦荒田……不加税”；奖励“大姓假贷农民”；对灾区施行救济，贷放种子，并免“欠租阁赋”及当年两税；免除“被虏之家……租税及科配”；免除绍兴三十年以前一切赋税钱租旧欠；“上三等及形势户逋赋，虽遇赦不除（免）”……。这一切，尤其是给了一部分人民的土地，对阶级矛盾也起了缓和作用。

又次，强敌深入，国难严重；人民在没有认识南宋政权的卖国真面目以前，为抵抗侵略，内部矛盾也比较缓和了。

这是南宋经济发展的主要条件。

但是南宋政府对人民所采取的一些改良步骤，主要在和缓矛盾，增加税收；而在实际上，不只同时在便利地主阶级，人民反每每得不到实惠，如“屡赦蠲积欠，以苏疲民”，“州县”则“变易名色以取之”。对于地主阶级，尤其是大地主集团的保护政策，却是实实在在的。例如“官户”（品官、封赠官、荫官等）、寺观户、“单丁女户及孤幼户”，“并免差役”；官户、寺观都是大地主，“太学生及解经省试”的士人，即候补官吏，则“许募人充役”。“田连阡陌”的皇族、贵族、官僚、将军等（即所谓“邸第戚畹”、“强宗巨室”）及“寺观”，在办理土地经界（即清丈所有耕地，一律按亩课税）以前，都没有两税负担；在“正经界”以后，他们“无虑数千万计”的土地，仍“皆巧立名色，尽蠲（免）二税”，而况“经界”受到他们反对，并没有办理彻底、完成。他们对土地的占有，除原有土地外，南宋政府对于他们，（特别是北去的流亡大地主），又不断赐给大量土地，如高宗赠给卖国贼秦桧永丰圩，辟出良田千顷。他们又自行强占各处湖沼陂泽（太湖、鄱阳湖、鉴湖、洞庭湖、木兰陂……）四周，沿海圩地、沙田、芦场及山林旷地（尤其是“施黔等州”“地旷人稀”之区），筑堤、修坝、围圩、开塘，辟成“湖田”、“围田”、“圩田”、“塘田”，作为自己“庄田”，“召民佃耕”；而“湖田”“围田”，又直接妨害水利，破坏民田（如江浙沿湖沿海沿江的地区，“湖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海”；旱则放湖水溉田，涝则决水入海入江。因“势家围田堙塞流水”，旱不得溉，“涝则远近泛滥……民田尽没”）。南宋政府虽一度于江浙鉴湖、太湖等处，强制“废势家……围田”、“开围”、“复湖”……，而以“近属贵戚……公然投牒”阻挠，便借口“淮民流移无田可耕，诏：……已开围田，许原主复围，专召淮农租种”，其他各处，“虽称合废”，亦只得“竟仍其旧”。其次，“势家”又“侵佃”“学田”，强占民田，并强向人民索取田契。地主阶级又一同以高利贷等方式，实行兼并。结果形成“有田者不耕，耕者无田”的矛盾现象。其实，南宋政府本身，也同样开田、没收民田（如所谓“绝户田”，“逃田”以至“垦田”等）作为“官田”，召人民佃耕，收租征税。以此，后来竟致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民，都沦为官私佃户（叶适语）。

同时，南宋领土和人口都比北宋少，而财政开支却比北宋需要大（如军费、岁贡等等），南宋又设法加重人民负担。本来北宋的两税，已比唐朝高七倍（见高宗五年林勋所上“本政书”），南宋人民负担却更重了。

南宋朝廷弥缝财政的主要办法，第一是直接加重赋税徭役。就正课说，“秦桧再相，密谕诸路增民税七八”；至光宗绍熙元年，民输粟米增加“一倍”，输帛增加“数倍”，免役钱增加“数倍”，外又有月桩钱（即朝廷于正赋外向州县所要的钱，州县所立名目有所谓麴引钱、土户钱、白油醋钱、绢钱、折纯钱、卖纸钱、户长甲帖钱、保正牌限钱折纳、牛皮筋骨钱、胜诉喜欢钱等等）、版帐钱（即纳粟米增收“耗剩”，交钱帛增收“糜费”，陷人于罪科罚款等等），“不知几倍于祖宗之旧！又几倍于汉唐之制！”“至于蜀赋之额外无名者，不可得而知也！”此外又有所谓“预借”，如高宗六年“预借江浙来年夏税绢之半”，至理宗淳祐时，便至“预借”五年，“州县”且有借至七年的。另方面，两税收入全部“供军”，“州县无复赢余”，又“别立名色取巧”。其他杂税，新增的有所谓添酒钱、添卖糟钱、增添牙税钱、头子钱、楼店务增添三分房钱、“丁盐坊场课利钱、租地钱、租丝租纻钱”、“大军钱、上供钱、籴本钱、造船钱、军器物料钱、天申节钱”，又有“钞旁定帖钱”（即勘合钱，每贯收十文），“印卖田宅契纸”（争田执白契者勿用），“典卖田宅契税钱”，“出卖户帖”（“凡坊郭乡村出等户”皆三十千，乡村五等坊郭九等户皆一千，凡六等），“舟、车、驴、驼、马契书之税”，“科缴赏绢”，“奇零绢估钱”，“布估钱”（即原先官以钱估布，后不复予钱，至是又令民匹输估钱），“对籴米”（即民户输税一石者又科籴一石）……。政府专利官卖的盐、茶、酒、矾、香料等，也都把价格和强制抑配程度提高。尤其是盐，有“南渡立国，专仰盐钞”之说。这并且都是从光宗以后，越来越繁重。

第二是扩大“官田”，使“官田”地租收入增多。“出卖诸路官田”，“设官田”及“江涨沙田”，官吏经手“卖田最多”者升官。到末期，甚至“全以会子”“抑买”“民田”充“官田”，“民至有本无田”而向其“抑买”，又买所谓“逾限田”“充公田”；另一面，又“依乡价召人承买”，“没官田、营田、沙田、沙荡之类”。

第三，无限制的发行纸币（关子、公据、交子、会子等），专设印刷发行机关（名交子务、会子务、会子局），最初还实行兑现，宣布发行数量和行使界期；以后便不断把票额提高，数量增多，界期取消，无限制发行，兑现成了空话，最多也只是许破钞换新钞。不只钞币在人民里面信用日益降低，与硬货的比值一天不如一天，以致最后成为废纸，人民大受损失；在南宋朝廷本身，也不断印新钞去贬旧钞。

第四，由于对外贸易发展，江、浙、闽、广各海口的关税收入，都有增加。同时，经界办理虽没彻底完成；但负担地税的面积和地税收入，却比较增大了（不是相对于北宋来说的）。

因此，南宋领土虽比北宋小三分之一，人口最后还少三千几百万，岁入却还超过（北宋全盛时的真宗皇祐元年，岁入钱数一亿二千万贯，南宋末年也岁入此数）。但此，不只表现了剥削的残酷程度，且表现南宋统治者又如何在妨害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进步。

与大地主集团的公家岁入和私家财富的增长相反的，便是农民日益困苦。在高宗绍兴年代，“科敛”最重的浙西，农民便不断“鬻田”还税，“质……妻”逃亡，四川也由于税重，“致民弃业逃亡”；孝宗眘时，在所谓“比年……五谷屡登，蚕丝盈箱”的“海内”“阜康”之际，也同样有“民贫赋重”，“穷困之民……流移漂荡”的一面；及至宁宗以后，全国农村，到处都是“愁叹之声”；到理宗淳祐间，一方面“州县……鞭打黎庶，鬻妻卖子”，成为普遍现象。另方面，“钟鸣鼎食之家，苍头庐儿，浆酒藿肉；琳宫梵宇之流，安居暇食，优游死生”，以致“东南之民力竭”与“西北之边患棘”，形成对照的情况。这可见阶级利益矛盾日益扩大的过程。

南宋的商业和手工业　南宋的商业和手工业，也较北宋有进一步的发展。

商业的发展，首先表现为都市的发展。据载南宋的首都临安（杭州），高宗时有二十万户，比北宋末年的首都开封少六万户，到度宗时便增至三十九万户。其中除住宅外，有米市（每日交易数千石），钱市（有大金银钞引交易铺百多家），珠宝市（买卖交易常以万贯计算），绸缎布帛市（各大帛铺，绮、罗、花纱、绸、缎、绢、锦、绫、绉、鹿胎、透背、绣锦、锦襕、棉布各种贵重货色齐全），印刷书业市，餐馆酒店市，茶庄，瓷庄以至歌楼、酒馆、茶坊、妓寮等等。还有夜市和早市：夜市很多，竞卖奇巧器皿百物；和日市一样，早市从五更开始，买卖珠宝、山海鲜味及花果等等。各种手工业作坊，也都分业聚成街坊。另外有大质库（大当铺）十余处及邸肆等，都是“豪宗巨室”的买卖。各种大手工业局、坊、场，主要是官营的……。豪宗巨室经营商业的颇盛行，即所谓“台阃及诸军帅，兴贩规利”，他们的卖买常避免各种捐税负担和享受特权。普通商人均有各种名目繁多的担税，但与官府往来勾结的大商店，却能逃脱一些捐税，负担重的还是中小商人。

较次于临安的大都市，还有苏州、成都、明州（宁波）、广州、建康等处；稍后的有真州（江苏仪征）、江陵（鄂江陵）、汉阳军（汉阳）、无为军（皖无为）、蕲口（鄂蕲春）、潭州（长沙）……等处。较小的市镇，到处皆是，如鄞县有一镇八市，建康府有十四镇二十余市。全国州县及有些镇市都有税务机关的设立，即所谓“山间迂僻之县镇，经理未定之州郡”，均有“税场”。商税从价抽百分之三或百分之二，从果蔬、竹木、柴炭、衣履、布絮、谷粟、油面、鸡、鱼到牛、马、舟、车均须缴税。

对外贸易，陆上对金，于交界处设立榷场（兼理监督交易与收税）。海外主要通商口岸为广州、泉州、明州；因北宋时对日本朝鲜通商的主要海口密州（山东诸城境）沦陷，与日、朝贸易也移至明州。各通商口岸均设“提举市舶司”，管理通商及收税。市舶司是南宋的肥缺。南宋于对外贸易，为增加收入，不特取消邸店独占，并“招商入蕃兴贩”；同时“招诱”蕃商“舶货”来华，“海商入蕃”也不断“招诱”蕃商前来。输出品后来禁止“金银”之属出口，“止以绢、帛、锦、绮、瓷、漆之属博易”；实际，国内各种产品，不仅“海商”偷漏，“台阃”、“富室”为贪图厚利，走私更厉害。

手工业在质和量方面，也均较北宋发展。在北宋，不断解除五代许多禁令，准许私家生产，如准“民出息承买矿山”冶铁、采矾，“随金脉淘采”金子，“农具器用，从民铸造”……但私家生产铁、矾，不准私卖……，仍有种种约束。到南宋，除去军器之类不准私家生产，朝廷的几种专利品，不准私卖外，一切日常消费物品，生产工具及各种金属，只需缴纳税款，人民均得生产、贩卖。因此，民间不仅有各种手工业坊场，且普遍发展。就两浙说，除临安等大城市外，民间有各种手工坊场散布各镇市，育蚕、纺丝、织绢在乡村也相当普遍。在大城市，“杭州城（临安）有十二种职业，各业有一万二千户，每户至少十人，其中若干户多至二十人四十人不等，这种职业的主人自己都不操作，只是指挥工人做工。生产品供附近许多城市”。（《马可波罗游记》）实际，马可波罗所述的，并不完全，他可能系仅就一些较重要的部门而言。其中有织坊、染肆、织绣坊、木器作坊、铁器铜器锡器作、缝纫、棺材（寿坊）、制针、金银镀作、印刷坊铺、象牙犀角竹木玉器雕刻作，以至梳篦作、腰带作等，应有尽有。官府的大手工院局还不在内。四川的情况，也不下于两浙。其他各地较次，也都有相当发展。就各地比较发展和著称的民间手工业生产说：川、浙的丝织业较普遍，种类多，花样巧，私家也织造参以杂色线的花缎（所谓锦襕缎子）。棉布和纻麻布纺织，以两广福建较发达。长沙以制造精美茶具著称。定县的“定窑”，临汝（河南）的“汝窑”，磁县（河南）的“磁窑”、霍县（山西）的“霍州窑”、汴京的“宫窑”等沦入敌区后，瓷器制造业的发展转到南方，除景德（江西浮梁，以宋真宗的景德年号得名）的官窑在质量方面都大为发展外，民窑方面，最著名的有浙江龙泉章生兄弟的“哥窑”和“龙泉窑”，卢陵（江西吉安）的永和窑，德化（福建）的建窑，广东肇庆的“广窑”。造纸业，以安徽宣城的“宣纸”、浙江嘉兴的“由拳纸”、湖北的蒲圻纸、江西抚州的“萆钞纸”等最著名。印刷业，最发达的为浙江，次福建，次江西，次四川；其中最著名的书贾兼印刷业者，浙江有临安大隐坊、尹家书铺、郭氏书铺以及陈氏、金氏、金华双桂堂等，福建有建宁黄三八郎书铺、蔡氏一经堂、陈八郎书铺、世翰堂、建阳麻沙书坊、武夷月崖书堂、建安群玉堂、余氏书坊等，江西有临江吾氏、兴国于氏等，四川有广都进修堂、西川崔氏书肆等，尤以建安余氏、临安陈氏最驰名。并出现不少雕字、印刷的熟练技术工人，如四川雕匠叶昌，成为其时的著名人物。造船业，以沿海沿江最发达。

从手工业生产的规模和生产力发展的程度来看，首先采矿冶金业，由于北宋末对“承买”矿田者“立重额”，开采“多坏民田”，又常引起诉讼；南渡后，官吏复多方敲诈，挑起事端。因此，南宋铁、铜、金、银、铅、锡矿场，高宗绍兴末停开的达“一千一百七十”，开工的一千三百五十八；到孝宗乾道时，又续停五百八十一，生产量也大为减少。但当时偷冶之风盛行，人民小型偷采不在此数。冶金技术却比北宋进步，如知道用胆矾煎水从生铁中分化铜。纺织业方面，官营的杭州、苏州、成都三大织绵院，雇用工匠均达数千人，织物很精美
[1] ；粤闽纺织，碾棉用铁铤，弹棉用弓弦，纺纱用一个锭子的纺车。在印刷业方面，隋唐发明木刊版，犹盛行手写及石刊摹印（如石经）；五代时，田敏、尹拙、张昭等人改进为“雕造印版”或“铜版”，“铜版”即活字的雏形。北宋仁宗时，“布衣毕升”发明“活版”，“其法用胶泥刻字……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版，其松脂腊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字印，满铁板为一版，持就火炀，药稍镕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宋沈括：《梦溪笔谈》），但仍有用手抄写者。纪元一一八〇年，南宋孝宗解除“书坊擅刻书籍之禁”，民间印书业大大发展，印刷术又有进一步的改良。在军事工业方面，北宋发明火药铳炮后，到南宋火药制造成了专门技术。蒙古占夺扬州火药库，另用“北人”代替原来工人；因技术拙劣，引起爆炸，药库及四周民家均被震塌焚烧，百里以外亦受震动。弹药有火枪药（即用黄纸十六层为筒，内装柳炭、铁滓、磁粒、硫黄、砒霜、硝药等，用法装入枪筒，用火烧点能放射丈余远），突火枪药（即用巨竹筒代替纸筒，并于弹药内安引火线——燃放焰，能远射百余步），“灰炮”（即用瓦罐装硝药、石灰、铁蒺藜等，为一种原始的手榴弹），“霹雳炮”（即用纸包硫黄、硝药、石灰等），效力最大的为“回回炮”（仿制）……。投放的枪身和炮身，枪用精钢炼制，炮用生铁铸泻。造船业方面，内江内湖水军所用战舰，用脚踏车轮转动有八轮、二十轮、二十三轮的，每船能载二三百人；洞庭农军领袖杨么，获宋造船师高宣和工人，又加改进，造二十四车（轮）船，高至三层，每船能载千余人。海船更大，桅杆也用车轮转动，当时来华的舶船，最大的名“独樯”，载一千婆兰（一婆兰当南宋三百斤），次名“牛头”小三之一，次名木舶、名料河，递小三之一；宋航海船还比外船大，制造也较复杂，所以日本仿造南宋海船。此外，又由时漏改造而制成“计时器”。

从唐朝所谓“行”等的商业和手工业行会，到宋朝“行”和“团行”便更加发展了。这也能表现南宋手工业发展的一般情况。

第三节　辽金的经济情况

辽的经济情况　契丹族唐时散布今西满热河一带，北达今嫩江省，东邻朝鲜，西北抵外蒙，南抵冀东，共分八个部族，即但利皆部、乙室活部、实活部、纳尼部、频没部、内会鸡部、集解部、奚盟部，八部联盟的酋长和部族酋长都叫做“大人”。原先在所谓“皇祖匀德”时，农业已和牧畜并重，即所谓“喜稼穑、善畜牧”。到唐末，达到“专意于农”的情况，即表现其奴隶制社会变革事业的临于完成。领导这种变革事业的为联盟酋长耶律阿保机。他得到汉人韩延徽的帮助，一面促进农业生产，推进商业，根据汉字创制契丹文字，提倡一夫一妻制……；一面征服其北、东、西各邻近民族，俘虏大量人口作奴隶，并于纪元九〇七年（后梁太祖朱温元年）南侵云州。纪元九一六年，阿保机正式做皇帝，标志契丹奴主国家的建立。

纪元九二六年，阿保机死，次子德光即位是为太宗。纪元九三六年德光侵入山西，立石敬塘为“晋大皇帝”，石割幽（北平）、蓟（蓟县）、瀛（河间）、莫（任丘）、涿、檀（密云）、顺（顺义）、新（涿鹿）、妫（怀来）、儒（延庆）、武（宣化）、云（大同）、蔚（蔚县），朔、应、寰（朔县东）十六州于契丹，契丹又改国号为辽。自此，在辽国的统治内，一面是契丹原住地区的奴隶制，一面是汉族地区的封建制，一面是其统治各落后民族的原始公社制。在其本土，担任农业、牧畜、手工业和杂务等劳动的，主要是奴隶，其中最大部分为所谓“生口”，即被俘虏的各族人口；其次为所谓“俘户”，主要是被俘的汉族户口。农业、工业、商业以至歌舞（教坊）奴隶，主要也是汉人。契丹大奴主“俘掠人口，自置郛郭为头下军州”，组织管理奴隶的政权，并征收商税等，即所谓“市井之赋”，“惟酒税赴纳上京”。中小奴主则靠所谓“生口”和“俘户”的奴隶劳动过活。大小奴主又放高利贷规取息钱。契丹平民，则靠自己劳动，从事牧畜或农业，除须随时应召出战外，不负担任何赋税，即所谓“在屯者力耕公田，不输税赋”，但也有因犯罪和贫穷沦为奴隶的。皇帝奴隶最多，所以其所建的军州也最多。但在五京，即上京（热河林西）、中京（热河老哈河岸西）、南京（北平）、东京（辽阳）、西京（大同）及各军州城（共百五十六）从事商业的，除契丹人外，也不少汉人。对汉人地区，无主荒地和公地，即所谓“在官闲田”，则“募民”佃耕，收取租税；私田“则计亩出粟（地税）”。同时除大汉奸外，一律负担繁重“徭役”和人头钱。此外又有盐、铁、酒榷，并实行“输税”“折钱”、“税钱折粟”、“盐铁钱折绢”、“和籴”等等剥削办法。而契丹“诸军官”又不时“畋牧妨农”（即不时于汉人庄稼地放牲口），复不断移入契丹人口，强占汉民耕地，如“徙吉避寨居民三百户于檀、顺、蓟三州，择沃壤，给牛种谷”，移“山前后未纳税户，并于密云、燕乐两县，占田置业入税”……。因之，“山西诸州”，“民力凋敝”，“田谷”复“多躏于边兵”，河北诸州“全亏种植，多至流亡”，并相继发生灾害和饥荒。由于民户逃亡，兴宗（耶律宗真）、道宗（耶律洪基）又实行检括户口，人民受害不堪。另方面对其他属领的剥削，“累朝军国经费，多所仰给”“于邻国
[2] 岁币、诸属国岁贡土宜”，繁重可想而知。仅就战马一项说，“东丹国（即辽东迄朝鲜）岁贡千匹，女真万匹，鲁不古等国万匹，阻卜及吾独婉惕隐各二万匹，西夏、室韦各三百匹，越里笃、剖阿里、奥里米、蒲奴里、铁骊等诸部三百匹”。常贡以外，又曾以剥削燕云十六州的办法施于辽东，“遂起大延琳之乱连年”；于女真，每年征纳“海东青”（即猎鹰），使者络绎前去，肆行需索、骚扰，以致随意指命女真妇女伴宿；对西夏的需索，自道宗以后，便引起不断反抗，即所谓“西蕃多叛”……。

道宗以后，一面是属领不断反抗，生产日渐衰落，一面又是“经费浩穰……国用不结”。契丹统治者为维持财政开支，又采用各种方法去搜刮，步步加重人民负担，道宗时的马人望、杨遵勖、刘伸等都以搜刮有功而升官。因此，“至于末年”，便形成“上下穷困，府库无余积”的严重现象。

契丹国家的经济，不只表现为民族剥削与阶级剥削的矛盾，且表现为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矛盾，尤其是封建制和奴隶制两种制度的矛盾。不但专制主义封建制远比奴隶制进步，而契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也在于对汉人地区和汉族人民的榨取。因此，到其第四世穆宗（璟）时，便实行释放一部分奴隶，归还州县为民；又宣布，凡卖为奴隶的男女，每日算雇钱十，算够卖价时即须放免。第七世兴宗（宗真），又把一批最低级奴隶，传啰满达部归哈斯罕户释放。这表现奴隶制被封建制克服的过程，也表现契丹向封建制转化的过程。同时，契丹自耶律阿保机时完成奴隶制社会变革，农业已取得支配地位，但牧畜业还很繁盛，“自太祖及兴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天祚（即第九世延禧，最末一代）初年，马犹有数万群，每群不下千匹”。但“至末年……虽增价数倍，竟无所买”。这一面表现契丹牧畜业衰落的过程，也表现其人民不断转向农业和封建化的过程。所以在金初，河北山西一带的大量契丹人，在经济上已完全和汉人一样（其他方面也完全汉化），金国统治者也称他们为“杂户”。但直到最后，契丹尚没完成封建主义的转化，还在实行奴隶买卖和掠夺人口，在其本土，还只以俘虏的汉人民户充农奴。俘虏的他族人口仍用做奴隶，寺院把“二税户”（即向官府和寺院两半纳租税）也还没做奴隶。

金的经济情况　女真族即满族的前身，五代时，居于混同江（松花江）以北，自哈尔滨以东地方者名“生女真”，江南者名“熟女真”，均后先成为辽的属领。“生女真”的根据地在按出虎水（即阿勒楚哈河）沿岸，至乌古乃时，形成庞大的部落联盟；联盟以下的部族名“猛安”，氏族名“谋克”，“猛安”、“谋克”酋长均名“勃极烈”，每一“猛安”包括八至十个“谋克”。至哈利巴时（北宋神宗时期），“生女真”便开始其奴隶制度的社会变革，到阿骨打时便完成了这种变革事业；纪元一一一五年（徽宗政和五年）阿骨打即帝位，国号金，女真奴主国家便正式出现了。

金国奴主贵族于纪元一一一九年，与北宋成立共同对辽的盟约：一一二五年灭辽，侵占辽国全部领土；一一二七年（宋钦宗靖康二年）打败北宋，又陆续侵占宋朝三分之一的领土——今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陕西大散关以东，江苏、安徽淮河以北部分。

因此在金国奴主贵族支配下，其社会经济形态，一面是汉人地区的封建制形态，一面是正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契丹本土的形态，一面是女真本身的初期奴隶制形态，还有各落后民族的原始公社制形态。女真本身的情况，原来的“猛安”、“谋克”完全成了一种地方的组织（同时也是一种军役的组织）。各谋克内的“谋克户”，有奴主和平民的分别，都叫做“本户”，他们与他族的奴主及平民户又统称“正户”；“奴隶户”被免放的也为“正户”。奴隶除“奴隶户”外，还有“监户”（宫内奴隶）、官户（官府奴隶）、二税户（已详）等。土地是按各正户所有牛具数目授予的，每耕牛三头为一具，“受田四顷四亩有奇”，规定“官民占田无过四十具”。牛具多者便占田多。因此，“验土地、牛具、奴婢之数”，为“推排”各户“贫富”的标准。实际，大奴主占有的“土地、牛具、奴婢之数”并无限制，尤其在侵入契丹和中土后，更是任意占田。如世宗（雍）在身为贵族时，自云“奴婢万数、孳畜数千”，“纳合椿年占地八百顷……山西田亦多为权要所占，有一家一口至三十顷者”，太保阿里先占田二百四十顷，落兀与婆萨“争懿州地六万顷”……。至第五世世宗二十七年，“猛安、谋克、户口、田亩、牛具之数”：猛安二百二，谋克一八七八；户六一五六二四，口六一五八六三六，内正口四八一二六六九，奴婢口一三四五九六七；田一六九〇三八〇顷有奇；牛具三八四七七一。“在都宗室、将军、司”：户一七〇，口二八七九〇，内正口九八二，奴婢口二七八〇八；田三六八三点七五顷有奇；牛具三〇四。“迭纳、唐古二部、五”：户五五八五；口一三七五四四，内正口一一九四六二，奴婢口一八〇八一；田四六〇二四点一七顷；牛具五〇六六。女真人，特别是奴主贵族占有大量土地、财富和劳动人口，但负担很轻，甚至超出一切负担以外，如普通谋克户按牛具每具输粟一石，“内地诸路”（即其本土）五斗，仍由“每谋克别为一廪储之”，“以备饥馑”；所谓“物力钱”，即财产税，不只比率很轻，而且凡服公务的女真人，“其家物力”概行免除，而又自行“规避”；其他如盐、茶等税，他们不只在负担以外，而且“猛安所辖贫及富人奴婢，皆给食盐”，“去盐泺远者……计口给直（值）”。他们除军役外，几于一切都不负担。

女真奴主贵族，最初对侵占地区，也照样实行奴隶制的社会组织，如迭纳、唐古二部、五，全按照女真的图样去组织其社会和生产；对汉人、契丹人、渤海人、奚人也想实行“猛安谋克式”的劳动编制，如令汉奸王六儿以六十五户组成一个“谋克”，王伯龙、高从祐都组织“猛安”，辽奸讹里野只以百三十户组织一个“谋克”……。但在他们统治下，汉族地区的封建制占着主要地位，契丹地区也正在向着封建制过渡，在各种制度矛盾的基础上，他们一开始就在向封建制表示屈服。所以一方面在太祖时，曾把汉族与契丹“降人”押送至浑河路及岭东等处为奴，并“尽徙”燕京路“六州氏族富强工技之民于内地（即其本土）”，引起“降人……叛亡”。及至太宗（晟），对“旧徙”“于沈州”的“隰润等四州之民”，“鬻子者”许“以丁力等者赎之”，不再用做奴隶，叫做“新迁户”。至三世熙宗（亶）时，明令停止在汉、契丹、渤海、奚人里面实行“猛安谋克”制。五世世宗，“免二税户为民”（二税户即辽亡时被寺院抑为奴隶的佃户）；“旧同猛安谋克定税”的“唐古部民”，“改同州县履亩立税”。六世章宗（璟），对“其税半输官半输主”的半奴隶“二税户”，凡“有”原系良民之“凭验者，悉放为良”；参知政事移纳履并主张，“凡契丹奴婢，今后所生者悉为良，见有者则不得典卖。如此三十年后，奴皆为良”……。另方面，对于女真人自身，太宗命“先皇帝同姓之人……自鬻及典质为奴者，命官为赎”；人民“因贫”“自鬻为奴者”，“以丁力等者易之”；“禁内外官及宗室毋得私役百姓，权势家不得买贫民为奴”。熙宗对“流落”“陕西、蒲、解、汝、蔡等州”为奴的“百姓”，“官以绢赎为良”。同时，从太祖时开始移入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等处的“猛安谋克人户”，原先都令其“四五十户结为保聚，农作时令相济助”。但他们把奴婢卖去，自己并不耕种，任其“分土”荒废，以致出卖；后便渐次以“所分土”佃与汉人吃租，到世宗时，已成了普遍现象，即所谓“尽令汉人佃莳，取租而已”。世宗虽一面“禁”其把奴婢卖去，“计口授地，必令自耕”；另一面，亦正式承认“力不赡者，许佃于人”。这表现女真本身，除本土外，亦不断向封建制转化；到章宗时，这种转化已基本完成了。进到关内的女真人户至此便完全脱离生产劳动，专靠剥削汉、辽，主要是汉族人民过活了；他们虽还保有大量奴隶，基本上，却已成了一个腐化的地主集团和不劳而食的游浪之群。

对于汉人，首先对于土地也分为“官地”和“私田”两种。“私田”即“民田业，各从其便，卖质于人无禁，但令随地输租（地税）而已”；地税也实行两税制，“夏税亩取三合，秋税取五升，又纳秸（草）一束（十五斤）”；“官地”佃给汉、辽人民耕种，收取地租。这正是沿袭从来的“名田”制和佃耕制。对于辽人，也沿袭其原来的封建制和奴隶制残余形态；对其占有的土地，也认为“私田”，照样征收两税。实际上，两税自始就比规定高，到章宗以后更步步加重，到宣帝时便高于“平时”“三倍”，“预借”还不在内。同时，逃亡户口的税役，又一律轮配于“见户”。

所谓“私田”，实际也毫无保障，“女真”“初入中夏，兵威所加，民多流亡，土多旷闲”。他们将原来宋辽官地以至这种“旷闲”土地，一律收作所谓“官地”，又任意圈地为牧场，牧场附近五里内都禁止人民耕种。以后又不断括“民地”为“官地”，“百姓所执凭验一切不问”，“止以名称”，“如皇后庄、太子务之类”，“便为官地”，甚至连“名称”也不要。世宗公然说：“虽称民地；括为官地有何不可！”“人户有执契据指……验者，亦拘在官。”章宗以后，便实行所谓“限田”、“检田”……，无条件指汉人土地为“冒佃”、“侵佃”逋户田，没作“官地”。因此，章宗时，仅就“牧地”说，“南京路（河北）六万三千五百二十余顷，陕西路三万五千六百八十余顷”……。宣宗时情况更严重，“南京一路旧垦田三十九万八千五百余顷，内官田民耕者九万九千顷有奇”。河南官田更多，仅“租地”即达“二十四万顷”……。同时，女真统治者为着监视汉族以至契丹人民，除各处配置屯军外，又尽量以“猛安谋克户”，不断移入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各处农村，也陆续括收汉人土地，分给这种女真军户和民户，且一律选择良田。世宗并公然谓：“女直（真）人户自乡土三四千里移来……若不拘刷良田给之，久必贫乏。”他于河北山东各处“所括民田……分给女直屯田人户”；他们“惟酒自务，往往以田租人而预备二三年租课”，并常“强”令汉人“承佃”，甚至“包取（强占）民田”，仍由汉人“空虚税赋，虚抱物力”。自章宗以后，这都成了普遍现象。到宣宗（洵）时，金国退入河南后，甚至想没收汉人全部土地，分给“女真人户”或强令汉人代垦。尤其是女真“势豪之家”，到处强占土地，少则数十顷，多至数万顷，“转与他人佃种，规取课利”。这种情形，也是从世宗以后，越来越严重。因此，在山西、河北、山东，大量汉族及契丹人民，不只耕地，且连同“茔墓井灶，悉为”所侵占；他们或被迫转而充当其佃户，或转向碱卤土瘠之区垦生荒——生荒开成熟地时，每每又被括占。

汉、辽人民的负担，两税外的正赋，还有所谓“物力”。女真统治者对汉、辽人户（名义上也连同女真在内），即所谓“杂户”，一律“算其田、园、屋舍、车、马、牛、羊、树艺之数及其藏镪（钱）多寡征钱，曰‘物力’”，名为所谓“课役户”。“物力钱”外，复有军役即所谓“家户军”与牛夫役钱；世宗以后，既收役钱，实际又征牛役、夫役。同时，从熙宗时起，并有所谓“签军”，即不课役的男女老少，一律负担的军役。杂税方面，“有铺马、军须、输庸、司吏、河夫、桑皮、故纸等钱，名目琐细，不可殚述”。“榷税”方面“有十，曰酒曲、茶、醋、香、矾、丹、锡、铁及盐”，都是官府专利品，价格不断提得很高，甚至实行按户配卖，与令民平均出酒钱；均不许人民私制、私贩、私卖，法律都定得很严。除专利品外，一切东西的交换，买卖也都有税。

从“括地”、“推排（即查勘）物力”到检查榷税，都由猛安谋克人去监察；猛安谋克人则非法横行，无恶不作，如“往往私怀官盐，所至求贿及酒食；稍不如意，则以所怀诬以为私盐”。

此外，“势豪”“兼并之家”，又大放高利贷，到宣宗时更为猖獗，每乘人民“困急”，“或不期月而息三倍”。

因此，汉辽人民的生活，降在奴隶以下，每每吃“草根木皮”过活。章宗泰和间，金全国总户数七六八四四三八，口数四五八一六〇七九，为所谓极盛时期，汉人仍不断失业逃亡。自后，人民逃亡的数目便日渐扩大，加之山东、河北、陕西遭受水、旱、虫灾，兼又“军旅不息”，人民缺食，到处饿死人。从废帝（永济）到宣宗时，便成为“百姓多逃”与“相踵散亡”的现象；人口急剧的减少，生产急剧的衰退了。及“宣宗……南迁”，“军费日急，赋敛繁重，皆仰给于河南。民不堪命，率弃庐田相继亡去”，“逋户太半”。当时的情况是：河南人民除“三倍平时”的“赋役”外，女真军户“老幼”“四十四万八千余口”，“皆坐食民租”，“岁费三百六十万石”，“继来者”还不在内。女真统治者在“出太多入太少”的情况下，除直接加重人民种种负担外，又无限制的大发纸币。在南迁以前，废帝一次“至以八十四车为军费”，交钞已几成废纸；宣宗即位，“更作二十贯至百贯例交钞，又造二百贯至千贯例者”，“不数年”便不能行使了。“南迁之后”，复扩大印刷，至钞票价格“不及工墨之费”。复发行所谓“贞祐宝券”，以支付一切开支；商旅均拒绝使用，“有司强之，而市肆尽闭”。不久又另印“贞祐通宝”，以一贯当宝券千贯，以“四贯为银一两”，后至银一两能易通宝八百贯。乃又印发“兴元宝泉”，规定“每贯当通宝四百贯，以二贯为银一两”；又以绫印制“元光珍宝”，“每贯当通宝五十”。结果激起银贵券贱，以致“宝泉几于不用”，便贬价为宝泉三百贯当银一两，并禁止物价，值银三两以下者用银，以上者“三分为率”，银一分券二分，强制行使，因此又引起商人罢市和交易全陷于停止。这种不断改出新钞，贬低以致废弃旧钞的办法，人民所受的损失是难以计算的。女真统治者，就在这种情况下灭亡了。

第四节　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扩大（一）

五代的兴灭　黄巢为首的农民大暴动后，唐朝的统治基本上已完全瓦解，各节镇实际都同于独立的封建小国。河北三镇：卢龙、魏博、成德，自宪宗以后，久已形同独立。陕、甘、山西、河南原是唐朝廷统治较强的地区，至此也形成各节镇独立的局面，其中尤以宣武节度使（驻洛阳）朱温、河东节度使（驻晋阳）李克用，地区较大，兵力较强。唐帝的命令不出长安，其左右宦官、国戚、权臣都与各节镇阴相结托。各节镇为扩大地盘或保存自己，也彼此纵横捭阖，形成相互间的混战，特别是朱温、李克用之间的互斗。纪元八八五年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与邠宁节度使朱政、凤翔节度使李昌符及宦官田令孜间，各以李克用、朱温作后台，开始战争。李克用、王重荣攻长安，田令孜挟僖宗逃至宝鸡、兴元。八八八年，僖宗死，昭宗（晔）即位，其左右分为宦官杨复恭与宰相张浚两派：杨亲李克用，张亲朱温。朱令张浚迫昭宗下令讨伐李克用；李军战败张浚，自晋绛（绛县）至于河中，大肆掠杀，“赤地千里”。昭宗向李克用谢罪，并专任亲李的杨复恭等执政。凤翔节度使李茂贞、靖难（邠宁）节度使王行瑜攻灭杨复恭等宦官势力，又展开李克用、李茂贞间的冲突。八九五年李茂贞、韩建攻入长安，“宫室市肆，焚烧殆尽”，并尽杀唐朝皇室；昭宗逃至华阴，李克用、朱温均相继出兵，皆欲“西迎车驾”以“令诸侯”。结果，唐廷又形成宰相崔胤与宦官宋道强、景务修相对立的朱李两派势力。九〇一年，崔胤请朱温进攻长安，宦官与昭宗仓卒走凤翔依靠李茂贞。朱军复趋凤翔，李茂贞杀宦官七十二人，朱温又捕杀九十人。九〇三年朱温挟昭宗至洛阳，旋又另立李祚（改名柷）为帝，即哀帝；九〇七年，朱温废柷自为皇帝（太祖），建号曰梁（史称后梁），便开始五代十国的局面。

朱温代唐以前，南北地方军阀还都在名义上奉唐朝年号，自此便纷纷建号，称帝建制，形成名实如一的全国分立局面。淮南节度使、弘农郡王杨隆演（行密孙）称吴王（九一九年正式称帝）；西川留后、蜀王王建称蜀帝于四川；南海节度使刘隐独立于广东（九一七年刘就正式称大越皇帝）；武安留后、马殷独立于湖南，称楚王；武安节度使王审知独立于福建，（九二六年王延翰称闽国王，明年王璘称帝）；镇海节度使、吴王钱镠独立于两浙……。占据山西的李克用，原系朱温劲敌，至此又以复唐为号召反梁的口号。河北各节镇刘仁恭、王镕、刘守光、杨师厚等，则皆在梁晋（李克用封晋王）的空子中，保存其各自的独立。

但后梁的劲敌仍是山西李克用，双方争持的中心，则在河北地盘——后梁掌握河北，便能孤立和包围山西；李克用掌握河北，便能钳击河南。因此，朱温于称帝后，即集中全力对付山西，经略河北，便没有余力去对付南方；对那些尚不公然称帝的独立势力，如马殷、刘隐、王审知、钱镠等，都顺水推舟，一一封赠王号，乐得去贪图一些礼物。

朱温称帝前一年，出兵河北占领幽州，进围沧州；刘仁恭求援于晋，李存勖（克用子）攻梁潞州（山西长治），梁昭义节度使丁会以潞州降晋。梁军转攻潞州，久围不下。明年朱温自归洛阳称帝，派部将指挥潞州军事，梁军遂大败。潞州是山西的产粮区，晋得潞州后，积极恢复农业，解决了军粮和扩军问题。自后梁、晋双方互争河北，纪元九一一年柏乡之役、九一三年幽州之役的结果，幽、燕全为晋所占有。自此双方争执的重点便转至今冀南及冀鲁豫地区，从九一六年到九二二年，彼此在这个区域内的争夺，梁军步步西退，晋军终于完成对汴、洛的包围形势。明年，李存勖自称皇帝（庄宗），国号唐（后唐），并攻陷洛阳；梁指挥使皇甫麟杀末帝（瑱）并自杀，从此北中国便沦于沙陀贵族的统治。

后唐的政权，不只是地主统治农民，而又是民族统治民族的政权，表现比后梁更残酷，汉人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因此，在李存勖称帝以后，河北地方便不断发生民变，又发生皇甫晖、赵在礼为首的兵变，伶人郭从谦为首的首都洛阳事变……。另方面，它又遭受契丹奴主国家侵略的严重威胁。在这种矛盾的基础上，又产生李克用养子李嗣源（即明宗），嗣源养子李从珂（废帝）之相继篡夺。因此，他们更没有力量去对付南方（郭崇韬之征蜀，是由于他受到后唐朝廷的排挤）。所谓五代贤君的后唐明宗，实际也只是他比庄宗狡猾，对汉族施行了一些欺骗办法，如杀租庸使孔谦，免除一些苛捐，杀了一些贪污的小汉奸。

契丹奴主贵族的侵略方式，直接实行军事进攻外，又培植内奸傀儡。庄宗时，他指使后唐义成节度使王都叛乱，并出兵援助。河北山西的驻防军阀，也多与契丹勾结。纪元九三六年，契丹太宗耶律德光侵入山西，于晋城立石敬塘为晋帝，作为其傀儡政权的“儿皇帝”。石敬塘也是“夷人”，系后唐河东节度使，原先就是被契丹收买的。他为着要做契丹的“儿皇帝”，便把中国的土地幽、蓟等十六州割给契丹，并以剥削汉族人民的膏血，每年进贡契丹帛三十万匹，金三十万两。后唐的将军们杨光远、赵德钧父子等也都投降契丹。契丹兵助石敬塘攻入洛阳，李从珂夫妇自焚于玄武楼；华北又沦于契丹傀儡的后晋统治。

由于石敬塘的皇帝来得太丑恶，连那些稍有人味的将军们，如范延光、符彦饶、张从宾等人，也都耻于作他的部下。石敬塘却辱骂由人辱骂，只是卑词厚礼去尊奉其契丹爸爸，岁贡外，吉凶庆吊，岁时进纳，相继于道，每次对契丹太后、太子、元帅、诸王、大臣都有孝敬；辽使来晋都开封，每次都于别殿受诏命。但小不如意，契丹便派人来责骂。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在“饥民数万”的支持下，并联络吐谷浑、“鞑靼”、契苾各部，请求石敬塘讨伐契丹。石敬塘与桑维翰、刘知远等卖国贼，反派兵逆击，把安重荣的脑袋送交契丹。

纪元九四二年，石敬塘死，石侄重贵自立（出帝），上表契丹德光称“孙皇帝”；德光借口其没有事先得到他的意旨，不予承认，并准备南侵，逮捕后晋派往契丹的人员及商人。宰相景延广等亦逮捕辽使乔荣及契丹商贩。九四四年，契丹统治者便以汉奸赵延寿等为前锋南侵。由于抵抗契丹侵略，是人民和士兵的积极要求，所以契丹连年都大吃败仗。契丹侵略者以进侵不利，便令赵延寿及瀛州守将高牟翰诈降，又诱降杜咸、李守贞等，令其解散军队，许他们做中国皇帝和大官；同时卖国贼桑维翰等又排走景延广等抗战分子，从中内应。因此，契丹便于九四七年攻陷开封；石重贵上降表称“孙男臣”，其母称“新妇李氏妾”。德光捕杀景延广等，自为中国皇帝，后晋官员全部投降。

契丹军借口“打草谷”，四出抢掠，开封四周数百里以至郑（郑州）、滑（滑县）一带，人民财畜被抢一空；德光又派人搜括开封及诸州“士民”钱财丝帛，运还契丹。各州县汉族人民便纷纷起义，大部数万，小部数百，攻占城市，尽杀契丹官吏。契丹侵略者，原先只看到中国统治阶级的奴隶性，至此才知道“中国人如此难治”！觉得还是利用傀儡妥当，便又让另一个奴才，汉化的沙陀贵族刘知远来作“儿”皇帝；他们便尽掠府库财物及官、宦、宫女数千人北归，沿途所过州县都肆行屠杀抢掠，相州（安阳）一地被屠的即达十余万人。

刘知远被耶律德光许其称“儿”，并赐给拐杖，便在太原即皇帝位（九四七），建号曰汉（后汉）。契丹北退后，他便入洛阳，杀契丹将军萧翰所立另一傀儡李从益（后唐皇室），然后入开封。刘知远（高祖）和其子承祐（隐帝）一共只做了四年皇帝，就被大将郭威（汉人）所推翻。

纪元九五一年，郭威在将士的拥戴下即皇帝位，是为太祖，建国号为周（后周）。太祖一面削除巩延美等沙陀贵族的反抗势力，一面废除后唐以来压迫汉人的严酷法令（如所谓“越诉”等），减免一些苛捐杂税。九五四年太祖死，养子柴荣继位，是为世宗。

世宗出身小商贩，贩卖茶叶和雨伞，颇知民间疾苦，也体念过契丹侵略的苦痛（据传他和郑恩是盟兄弟，郑恩是挑脚小油贩）。他做皇帝后，抱定志愿改良内政，培养国力，统一中国，驱除契丹侵略，收复国土。在改良内政方面，如均赋役、惩贪污、励农桑、劝商工、定刑法、刷新军队、整顿乡村组织、实行村村联防……特别值得指出的，他想解决无地人民的土地要求，临死前曾颁布“均田图”（“均田图”已不传，后来宋朝所行的“均田”法，谓系根据“均田图”，可能改篡不小）。在统一事业方面，击败南唐主李璟，令其取消帝号，称臣纳贡，并收取其淮南江北的寿、濠、泗等十四州；击败蜀国，收取秦、阶、成等陇西四州。在驱除侵略方面，沙陀贵族余孽北汉刘崇（刘知远弟，据太原），常勾结契丹入寇，廷臣畏“契丹强大”，多主妥协；世宗力排众议，亲率大军讨伐，稳定北面国防。尤值得大书特书的，他亲率大军北伐，驱逐契丹侵略者，收复瀛（河间）、莫（任丘）、易（易）三州至瓦桥关以南的大块国土；而他正在计划进军幽州（北平），以至收复全部国土之际，却因病班师，便于瓦桥关置雄州（雄县），益津关置霸州（霸县），以控制契丹。这都是他在位短短六年中的事迹。他确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也是一个民族英雄，惜有志未竟，便于纪元九五九年病死了！但他的事业，却给宋朝打下了统一全国的基础。

北宋的统一　周世宗死后，兵权全掌握到赵匡胤手中。纪元九六〇年，在赵普、赵光义（原名匡义）、石守信、王审琦等的布置下，虚报“契丹入寇”，赵匡胤奉命出征；军抵陈桥（开封北），以让大家“发财”的口号去鼓动部队，发动所谓“陈桥兵变”，军士以黄袍加匡胤身，曰：“愿册太尉为皇帝”，群呼“万岁”。赵匡胤回师开封，废恭帝（柴宗训），自为皇帝（即太祖），改国号为宋（即北宋）。

北宋继承后周的基础，逐步实现了全国的统一（沦陷区除外）。首先，打破长期以来的割据独立局面。纪元九六〇——九六一年歼灭称兵抗命的晋南李筠、淮南李重进，收复泽（山西安泽）、潞（长治）、淮（两淮）、扬（高邮），九六三年统一荆南、湖南。荆南自九〇七年朱温派高季兴为节度使，后唐时开始独立，号南平国，至此灭亡。湖南自八九六年马殷开始独立，号楚国，九五一年南唐李璟灭楚；宋初周保权占据朗州，张文表占据潭州（长沙），至是为北宋统一。九六四年，灭亡蜀国孟昶，统一四川。四川自后梁初王建开始独立称帝，号蜀国（前蜀）；九三五年为后唐郭崇韬所灭亡。郭部将孟知祥据蜀，后唐末亦正式称帝，也号蜀国（后蜀），至是灭亡。九七一年，灭亡南汉，统一岭南。岭南于后梁初南海节度使刘隐开始独立，朱温赠封为南平王；九二一年，刘正式称帝，国号大越，复改为汉，至是灭亡。九七五年（开宝八年）灭南唐，统一江苏、江西、安徽、福建。苏、皖、赣地区，自后梁初杨隆演开始独立，号吴国；九三七年徐知诰代吴，改号为唐（南唐），并复姓名为李昪；昪子李璟时，又灭亡闽国，兼并福建；至是传至李煜，即著名的李后主，国灭。同时吴越钱镠于太祖即位初便表示归服，并出兵助宋灭亡南唐等国，至太宗太平兴国三年（九七八），奉献全部国土图籍，宋遂完成两浙的统一。吴越自纪元九〇二年（唐昭宗天复二年），钱镠以镇海节度使受封为越王，开始割据；后梁初，便成为独立的国家，朱温赠封吴越王，自此就称做吴越国，至是灭亡。九七九年又最后灭亡沙陀余孽北汉，收复朔、应以南的山西地区。

另方面，北宋为加强其统治的集权性，又消除了唐朝后期以来的节镇割据制度。由于长期间的战争，不只人民普遍厌战，士兵们也感觉疲倦；加之战争中的抢掠，军官们都发了财，士兵的腰包里也都有点积蓄。赵匡胤是当兵出身的，很了解这种情况，所以在“陈桥兵变”的当中，他就向部下宣布：“你们大家不是都想发财吗？”“那就要服从我的办法。”因此，他即位以后，便次第颁布法令，创立制度，全国各州县的民政权和财政权，均由中央直接管理；节度使不得过问民政，及自行征税和截留国库收入；取消“贡奉”，戒除贿赂；并于诸州设立直隶中央的通判官，监督军民两政，派员监察地方财政税收；同时，禁止节镇处理判决死刑的刑事案件，规定凡处决死刑的案件，各州县均须汇案送刑部处决。尤其是，改变节镇拥兵的情况，把兵权收归中央，即所谓“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实际上，他一面分给士兵土地和房屋，将军们已不能拥有部下士兵；一面便借着宴会去说服石守信、王审琦、符彦卿、王彦超、武行德、白重赞、杨廷璋等领兵将军，拿高官大富向他们换回兵权，然后用文人去充任节镇；同时，又令各道把精兵骁勇，都选送首都，补充禁军。

因此，宋朝又重新创立了统一的封建国家，并提高了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程度。

“王小波之乱” 　但是封建制度发展到宋朝，社会矛盾已更加复杂，更加扩大了；所以从北宋开始，阶级对立的矛盾便很尖锐。宋朝虽也像汉唐各朝一样，不断采取了一些改良步骤，企图使矛盾缓和；但情况不同，从来那一套的办法，已经是不够了。

因此，从赵匡胤做皇帝以后，一面是社会生产和文化的发展，另一面又是阶级斗争的剧烈发展。这种阶级斗争的情况，经常表现为人民，尤其农民的不断逃税、逃役、弃家逃亡，数量并步步扩大，而且表现为不断的民变和群众暴动。

早在太祖时候，王全斌率领入蜀的军队，于纪元九六四年灭蜀后，回至绵州，便发生空前大规模的兵变，连同参加的人民共十余万。他们建号为“兴国军”，奉全师雄为领袖，称“兴蜀大王”；两川郡县纷纷响应，全斌仅保有成都。

纪元九九三年（太宗淳化四年），由于官吏贪污，赋役太重，买卖不自由（宋禁商贾不得私市布帛），四川青神（青神县）人民以王小波李顺为首发生暴动。他们并发布其原始社会主义纲领，说：“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贫民争附”，攻下青神、彭山（彭山县），“其势益炽”。群众处死彭山县令齐元振，把他的肚子破开装满铜钱。小波死后，李顺继为领袖，攻“陷”许多州县，“众至十余万”；九九四年，攻占成都，群众奉李顺为“大蜀王”；又分兵“四出”攻郡县，“两川大震”。宋朝派宦官王继恩率大军“围剿”。王继恩攻成都，屠杀暴动群众“十万”，并把李顺和其他群众领袖七人，送至凤翔（陕西凤翔）磔死。益州刺史张咏，以各郡人民多参加过暴动，又大加杀戮。赵光义“嘉继恩”屠杀人民的“功”劳，特升他为宣政使。

纪元九九七年（太宗至道三年），四川防军数千人，以刘盱为首举行兵变。一〇〇〇年（真宗咸平三年），四川防军兵士赵延顺等举行兵变，推下级军官王均为领袖，并建立政权，号“大蜀国”。一〇〇七年（真宗景德四年），宜州（广西宜山）人民反对贪官知州刘永规，防军士兵和下级军官陈进等，与人民一同举义，推判官（小职员）卢成均为首，号“南平王”。一〇四三年（仁宗庆历三年），沂州（山东临沂）士兵和人民，以“军士”王伦为首举行暴动，攻占州县，所向无敌；地方官吏纷纷奉献衣、甲、器械，乞求饶命。一〇四七年（庆历七年），清州（河北清河）防军士兵和人民，举行暴动，占领州城，奉“军士”王应为首，号“东平郡王”；同年，皇宫卫士颜秀、郭浅等，夜半攻入宫内，直趋仁宗寝室……。

澶渊之盟　由于宋朝大地主集团没有适当的去处理国内阶级关系，组织力量，反而引起阶级矛盾这样不断的剧烈发展；因此便形成其对付外敌侵略的软弱无力，采取可耻的妥协、屈服、投降、卖国的方针。

赵匡胤做皇帝后，对于抵抗契丹奴主的侵略和收复失地，并没有继承周世宗的遗志。他对契丹侵略者，甚至对于小小的西夏，自始就采取防御的方针，沿边设置防军，如派郭进控制西山、武守琪驻防晋州、李谦溥防守隰州、李继勋防守昭义（以上均在山西境），赵赞防守延州、姚内赟防守庆州、董遵诲防守环州、王彦升防守原州、冯继业防守灵武（以上均在今陕甘宁边区境内），李汉超防守关南、马仁瑀防守瀛州、韩令坤防守常山、贺惟忠防守易州、何继筠防守棣州（以上均在今河北境）。其实，这种防军的兵力和军饷支出，数目都颇大，很可以集中使用去收复国土，援救沦陷区人民，何况契丹侵略者，正在驱使北汉不断进侵。赵匡胤除设防外，反而和契丹讲“和好”，好像石敬塘割让契丹的十六州，除周世宗收复的三州外，便不是汉族领土了。

太宗（光义）即位以后，最初也继承防御妥协的方针，与契丹“和好”、通使。纪元九七九年讨伐北汉，契丹反加责问。灭北汉后，由于崔翰等人的坚决主张，才一度想收复失地。同年大军由太原入河北，进围幽州。部队经过讨灭北汉的战争，没有适当休息又进军河北，复连败契丹军，正表明中国军队的优秀善战。但由于幽州久围不下，部队过于疲劳；益以太宗不悉敌情，指挥部署错误；高梁河（北平城西）战役，陷入契丹军耶律沙和耶律休格的夹击包围，战败退兵。但契丹军仍付了很大代价，连耶律休格也三次受伤。九八〇年，契丹景帝以十万大军入侵雁门，被守军杨业（即继业）杀得大败，其大将萧绰里特阵亡。另方面，契丹又集中重兵围攻瓦桥关，耶律休格以精骑渡水奇袭，却把宋军杀得大败。九八六年，宋朝政府感于契丹不断入侵的威胁，加之贺怀浦（三交，即今山西交城守将）、令图（雄州知州）父子主张主动出击，收复失地，便命曹彬、田重进、潘美分路领军北伐，责曹彬取涿州，潘美取寰州、朔州、应州、云州，但是毫无计划与适当准备。东线曹彬一路，连胜契丹军，克复涿州；耶律休格以曹军后无粮草供给，孤军深入，便屯兵幽州（即辽南京）坚壁不战。曹彬因全军缺粮，还师雄州；太宗严令斥责，命其急进，及再至涿州，粮草又尽。契丹军一面沿途设伏兵，一面圣宗（耶律隆绪）出驼罗口（涿县东北）、休格自幽州南下，两路钳击涿州。两军会战于歧沟关（涿县西南），宋军败退，收复之河北各州又全部沦陷。西线宋军，潘美副将杨业，原先也打胜仗；但杨业乘胜孤军深入，潘美屯兵不进，又不予粮草接济。杨军败退至陈家谷（朔县南），全军战死（按今古北口杨令公庙碑云陈家谷即古北口，可能系附会，姑志之）。至此宋军东西两线均败退。契丹军又继续南侵，瀛州、深州（河北深县）、邢州（邢台）、德州（德县）皆被侵陷，肆行掳掠人口、财物。由于各州人民纷纷武装反抗，契丹军始被迫北退。

宋廷对契丹，原先就没有收复失地的方针；至此，便连主动出击的防御方针，基本上也放弃了，更堕落为妥协、屈服的方针了。

纪元九八八年（太宗端拱元年），契丹又大举南侵，涿州、邢县又相继沦陷；明年又侵陷易州。宋朝政府却视同儿戏，仅派李继隆以镇定兵万余护粮北进。耶律休格以数万骑疾行南下邀击。幸领兵巡护交通的黑面将军尹继伦，发现敌军动向，掩旗尾随。及敌军与李军遇于徐河，继伦率军从敌后猛袭，敌溃不成军，休格负伤，大将阵亡。自此契丹纷纷相告：“当避黑面大王。”这一偶然的胜利，又使宋朝边境，得到暂时的苟安。

纪元九九八年真宗（恒）即位，契丹圣宗又南侵，为范廷召所败退。一〇〇三年（真宗咸平六年）契丹圣宗并其母萧太后集中全力南侵，望都（河北望都）沦陷，守将王继忠被俘。宋廷官僚集团，惊惶失措，纷纷主张逃命，王钦君主张逃往金陵，陈尧叟主张逃成都，幸宰相寇准力排众议，坚决主张抵抗。寇准奉真宗亲征，北进至澶州（河北清丰）。河北军民闻皇帝及宰相亲征，抗战情绪高涨，到处狂呼万岁，声震原野；契丹士气大受打击。寇准部署诸军，阵容严整。敌军迫攻澶州城，被宋军击败，并杀其大将萧挞览。契丹侵略者胁于中国军民声威，便派韩与真宗前派往契丹议和的曹利用，持书来御营请和；契丹并故意提高条件，要求割让关南土地。寇准等抗战派，坚主拒绝和议，至少也必须契丹称臣和退还幽燕土地。真宗这回“亲征”，原非自愿，纯由于抗战派的支持，至此便与其左右投降派，立意要和议，只拒绝割地，反谓“若欲金帛，朝廷之礼，固亦无伤”。投降派并极力打击寇准等，说他们“幸兵”“取重”。因此，便于一〇〇四年成立丧权辱国的澶州和约，即所谓“澶渊之盟”：（一）宋岁赠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二）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三）两国罢战撤兵。侵略者战败求和，宋廷反岁输银绢，令中国人民频添一大笔进贡敌人的负担。投降派丧心病狂，至于此极！

和约成立后，宋朝统治者认为从此天下“太平”，便不再讲求防御设备，任令军队堕落；只顾“励精”来对付国内人民，步步扩大剥削，以度其苟安、腐化的豪奢生活。与此相反，沦陷“各州”的汉族人民，却始终“不愿降辽”，仍不断反抗，迫得侵略者也不能不改取一些软化手段。在契丹统治者方面，则转而去侵略北满和朝鲜。

仁宗（祯）即位之二十年（一〇四二），契丹兴宗（耶律宗真）看到宋朝大地主集团的软弱、腐化和防务废弛，便进一步来迫使他们屈服。因此，他一面集中大军于幽州、涿州一带，声言要入侵；一面又派萧特默使宋，要求宋朝割地和出嫁四岁的公主，并质问宋对西夏战争的缘由。仁宗和其左右吕夷简、富弼之流，自然仍只有投降的方针，便派富弼使辽，要求其降低条件。结果，宋对辽岁增绢十万匹，银十万两，并改“赠”为“纳”。至此，宋朝政府便无异自认为契丹的附庸了。

另方面，宋朝统治者对“吐蕃”奴主余孽“西夏”的侵略，也是软弱无力的。西夏占据今陕北安塞以北至宁夏一带，地区很小，人口不多，生产也较落后；他利用宋辽矛盾的空子，也不断对宋朝要挟入侵。太宗末年，西夏主李继迁依附契丹，不断侵扰今陕北地区；太宗为易取其“称臣”“纳款”，除“赐赉”银绢外，甚至不惜把夏（横山）、绥（绥德）、银（米脂）、靖（靖边）等五州，割给西夏。纪元一〇三二年（仁宗明道元年），西夏元昊继位后，任用汉奸张元、吴昊，取消对宋“称臣”，自号“大夏国皇帝”；从一〇四〇年（仁宗康定元年）开始，便不断入侵今延安以及陇东、陇西地区，到处“焚荡庐舍，屠掠居民”。宋朝派夏竦、韩琦、范仲淹、王等负责“防夏”军事；稍有办法的韩、范，也仅能使其负责的地区，防御较为巩固。结果也于一〇四四年（仁宗庆历四年）和西夏成立辱国伤民的和约。元昊上表要求：“岁赐银五万两，绢十三万匹，茶二万斤；进奉乾元节，回赐银万两，绢万匹，茶五千斤；贺正贡献，回赐银五千两，绢五千匹，茶五千斤；中冬赐时服银五千两，绢五千匹；赐‘臣’（即元昊）生日礼物银器二千两，细衣料千匹，杂帛二千匹；‘请如常数，无致更改’。”宋朝全部同意。每年支给如此巨大的一笔“岁赐”，所换得的只是元昊对宋称“臣”，自称“男邦泥鼎国乌珠”，称宋帝为“父大宋皇帝”。

王安石变法　由仁宗经英宗（曙），到神宗（顼）时，宋朝的“内忧外患”，都特别严重了。契丹侵略者压迫步步在加紧；尤其是国内人民以至中间各阶层普遍对政府不满，都和大地主集团的矛盾关系很尖锐，在中间阶层里面，并形成一个要求改良朝政的政派——“新党”；宋朝政府本身的财政情况，也特别恶劣。在这种情况的逼迫下，年少的神宗，便决然不顾大地主官僚集团文彦博等人的反对，提拔王安石、吕惠卿等“新党”人物，来改良朝政。纪元一〇六九年（熙宁二年），任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宰相）。因此，便有“王安石变法”，即所谓实行“新政”。

“新政”的基本精神，是从中间阶层，特别是中小地主利益出发的一种改良主义；其目的在和缓国内阶级矛盾，提高生产，整理财政，刷新军备，培养国力，以达到解除外力侵略的威胁。

其各项经济政策，都在从经济利益上改善阶级关系，在改进社会生产和国家财政，已如前述。关于军备方面者：

（一）改诸路更戍法：仁宗时，共有禁军八十二万六千人，厢军、乡军、蕃军合共四十三万三千人。但“将骄兵堕”，已成为“空耗赋税”的“无用之兵”；数量虽大，战斗力却很薄弱。同时，自太祖把精锐和重兵集于禁军，有事时派将指挥作战，无事时将兵分离；自真宗以后，不仅兵不识将，而且毫无训练。改诸路更戍法的基本内容，即把全国军队都隶属禁军，共置九十二将副（京畿、河北、京东西路三十七，陕西五路四十二，东南各路十三），分别统率，平时就地严加训练，改变“分番”调遣驻防戍边的办法；同时，实行缩减改编，以期成为能战的精兵。

（二）立保甲法：即组织全国乡村十家为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五百家为一都保，设保长，大保长，正副都保正，均由保民选举其中有干力者充任；各家有壮丁二人者，抽一人为保丁，组成“义勇”队，官置教练场，每五日教练一次，学习弓矢等射击术。这种“义勇”队，平时担任各保巡逻、放哨、防盗的责任，战时当然可以协助和补充军队以及自行抗击敌人。这在对付外敌侵略和汉奸扰乱方面，在当时是有其积极意义的。王安石等在这一点上，是根据当时河北人民抗敌义勇兵的作用而来的。

（三）行保马法：凡陕西五路义勇保甲，愿养马者，每户由官给监马一匹，或给钱令其自买，愿养二马的也可；每年官府派人检查肥瘦，若马有死亡，由养马户赔偿。平时除用以追袭盗贼外，养马户不得乘用于三百里以外；战时由官府抽回，用作军马。宋朝国境内不产马，契丹又禁止卖马给宋，军马很缺乏。保马法即系解决军马问题的一种尝试。

（四）设军器监：原先“天下岁课”及各地制造的“弓弩甲冑”等，至“无一坚好精利实为可用者”；设军器监的办法，即统一全国军器制造，派“知工事”的专家负责主持，雇用熟练工人（良工）和技师（匠师），政府专设一军工行政机关，即“军器监”以“总制其事”。

（五）于河东路沿边，增修堡垒、兵舍及运站，并伸入蔚、应、朔三州。收复河、湟、洮、岷诸州国土。打退交统治者的入侵。

另方面，他们又改变当时教育的内容和考试课目。大学讲舍（锡庆院、朝庆院）学生所习课目，除王安石等所编的《三经新义》为必修课外，设武学、律学、医学等专科。进士考试课目，废除诗、赋、明经诸课，改用经义、论策等较近实用的课目。其中心精神，在使“学以致用”，培养、选拔有实际知识的人才。当时教育的内容和考试课目，都是不切实际，与现实无关的“性命”“理气”之说、诸经异同之辨、风花雪月之吟。

因此，“新法”在内容上，虽不可能把问题根本解决，客观上也不能完全行得通，实行上也发生不少偏向和毛病；但其基本精神，在当时是比较进步的。“新法”实行的结果，确已使农民对地主，自由商人手工业者对大地主的矛盾关系，渐趋缓和；北宋的财政和国力也渐有起色，国防渐次增强。所以说人民皆“便”新法，原来不断的民变，这时期也缓和了；对外敌的侵略，也日渐表现强硬、有力。

元祐“复制” 　但是“新法”却损害了大地主集团的一些特权利益，他们认为“不便”；在实行“新法”的熙宁、元丰年代，就不断死硬的反对。纪元一〇八五年（元丰八年）神宗死后，年幼的娃娃哲宗（煦）继位，太皇太后高氏当家，起用“旧党”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等。他们在政治上复辟以后，把新政全部推翻，完全恢复以前的“旧”政，即所谓“元祐复制”（哲宗年号为元祐）。司马光、吕公著相继死后，“旧党”大官僚集团内部，为彼此争权夺利，又分裂为三个地方性流派，即程颐、朱光庭等的“洛社”，苏轼、吕陶等的“蜀社”，刘挚、王岩叟等的“朔社”。从元祐元年到八年的时期中，他们把“新政”时期的改良结果，便完全破坏，情况比从前变得更坏。

纪元一〇九四年高氏死，哲宗亲政。他觉得只有“新政”能挽救危机，便改元绍圣（绍述新政），启用所谓“新党”章、吕惠卿等。但这班大地主化的“新党”分子来推行“新政”，已不全是熙宁、元丰的精神；所谓助役钱、免行钱、保甲法等等，已全从财政收入着眼，反而都成了人民的苛重负担。所以绍圣“新政”，不仅没有多少改良的成绩，而且确实曾引起人民的不满和反对。和他们争夺权位的旧党，便利用材料，说人民失业、逃亡、“鬻妻卖子”等等情况，都是“新政”的恶果；所谓绍圣“新政”，实际上也扩大了这种恶果。但正由于“新旧两党”在实质上已没有什么不同——已只有争夺权位的冲突，所以一一〇〇年哲宗死，明年徽宗继位以后，在太后向氏的主持下，便产生两党和好“共政”的内阁。但这时宋朝统治的危机，已特别严重了。因此，徽宗亲政后，又想实行“熙宁新政”，为此特改元“绍熙”。但蔡京等“六贼”集团，自然更不是什么“新政”人物，而是比“旧党”更堕落的一个大地主流派。他们反对“旧党”，只在扩大“六贼”集团的利益；他们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也更残毒险恶。不仅人民痛恨他们，连代表中间层的陈东等大学生，也要求“杀六贼以谢天下”。

农民大暴动　因此，《宋史》说：自哲宗元祐以后，“政日以堕，民日以困，而宋业遂衰”；各处都不断发生民变，即统治阶级历史对这期间不绝记载的所谓“盗贼”。尤其到徽宗时，便形成“饥民并起为盗”的普遍现象。在北方，“山东有张万仙、张迪”、贾进，“河北有高托山，众皆十余万；自余二三万者，不可胜计”，最后便形成宋江等为首的梁山泊农民大暴动。在东南，从皖东北到皖中、皖南、浙江、福建，魔教（即张角太平道的发展）的地下活动，在农民群众中有着普遍的组织；同时，“江淮间群盗横行”，最后便形成方腊为首的农民大暴动。在西南，“群盗”遍地，特别是“湖湘群盗蜂起”，最后便形成钟相为首的农民大暴动。

（一）宋江等三十六人为首的农民大暴动，发生于纪元一一二一年（徽宗宣和三年）。《宋史》说“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又说“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又说“宋江三十六人横行河朔，官军莫敢撄其锋”。足证暴动的地区扩到今山东全境，以至河北、豫东、苏北、皖北，而且力量很强大。按《水浒传》所说，他们起义的根据地是“梁山泊”，地在今山东郓城，宋江亦郓城人；三十六人的出身，有衙门小职员、小军官、渔民、水手、行脚僧、农民、贫民、流氓、小商、小知识分子、捕头以至地主等等；他们的口号是“替天行道”；他们的行动目标，是打击官府，打击大地主，如林冲等还有一种抗敌的要求和思想。《水浒传》不是代表暴动群众的作品，这些方面的记载，基本上应是有所根据。《宋史》说宋江等受“张叔夜招降”，又谓侯蒙建议“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水浒传》各种版本中，有说宋江等受招安后，破辽，平田虎、王庆、方腊“四大寇”。但金圣叹批注之七十回本又说宋江等并无投降之事；洪迈《夷坚乙志》又谓宋江等投降后，为郓州知州蔡居厚所杀。史家都肯定宋江等最后叛变投降，事实上还是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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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梁山泊”前一年，以方腊为首的两浙农民，从睦州青溪（浙江淳安）开始暴动。在暴动以前，方腊等人曾借宗教形式，即奉后汉末农民暴动领袖张角为祖师的“魔教”，在农村秘密活动，进行组织工作。宋朝政府对“魔教”运动很害怕，采取搜索、捕人、杀头种种残酷手段去破坏。但他们依靠群众，工作深入，得到群众掩护。如黄山区的魔教徒，由于居民掩护他们，官兵搜索数年，没能捕着一个人。他们的教旨，即纲领是：“是法平等，无有高下。”这原是佛经中的一句话，到他们手中便成了素朴的民主思想（说他们改读为：“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是统治阶级恶意的诬蔑）。他们反对的主要对象，是对人民残酷剥削、压迫、腐化浪费、对外妥协、投降的宋朝统治集团，和侵略中国的“西（夏）北（辽）二虏”。方腊告民众说，人民“耕、织、终岁勤苦”，官府“悉数取去浪费”，“声、色、狗、马、土木、甲兵、花石……外，又岁输西北二虏银绢百万，都是人民膏血”；“略不如意，鞭、笞、杀戮、毫不怜惜”；“二虏得赂，益轻中国，岁岁侵扰不止；朝廷仍忍辱不取消纳币，宰相还说是安边上策”；“受苦的只是人民，终年劳动、妻子冻饿，不得一饱。如此朝廷，还能容忍下去吗？”他们也反道、反佛、反儒，具体表现为不拜神（道家偶像）佛（佛家偶像）祖先（儒家伦理偶像）。

暴动开始后，群众纷纷参加，不到十天便形成几万人的队伍，连克青溪、睦州（浙江建德）、歙州（皖南歙县）、衢州（浙西衢州），进破杭州；两浙各地多以“魔教”徒为中心，纷纷起义响应，如兰溪（兰溪）的朱言、吴邦，仙居（居仙）的吕师囊，剡县（嵊）的仇道人，归安（吴兴）的陆行儿，苏州（江苏吴县）的石生以及方岩山陈十四等。暴动的火焰笼罩了东南半壁。北宋朝廷用全力去进攻，陆续派遣大军数十万；“六贼”之一的童贯，最初毫无办法，吃了不少败仗。宋廷目之为“四大寇”之一，感受束手无策，最后也采用统治阶级传统的卑鄙阴谋手段，分化、收买、利用农民自己的武装去反对自己。因此，他们在“梁山”军暴动结束后，也终于失败了：方腊被韩世忠所擒（《宋史·韩世忠传》），慷慨就义，其他领袖战死和就义的也很不少。英勇惨烈，足以流芳万古！宋军在“进剿”期间和暴动结束后，都肆行屠杀，仅“贼”徒童贯在四百五十日中，便屠杀农军十五万、群众二百万人以上。

（三）以鼎州（湖南常德）人钟相等为首的湘鄂农民大暴动，也开始于徽宗朝的金国入侵以前。（《宋史》及其他文献，把这次轰轰烈烈内容丰富的大暴动，在时间上是有些颠倒的，由于时间的颠倒，所以对事实的记载，便发生错乱。如说钟相等在金国入侵前二十余年的主张，是反对官府、寺观、豪富等。又说金国入侵时，他组织忠义民兵保乡，士大夫逃难前去的，都受到庇护，并派兵勤王；但继又起兵抗宋，到处焚烧官府、城市、寺观、神庙、豪富家宅、杀戮儒生……。实际上，在金国入侵前，他们宣传和实行了一套主张与办法；金国侵入以后，从钟相到杨么，一贯都要求联合宋朝抗敌。当另文详论。）

钟相和其同志，从徽宗初开始，在鼎沣（即常沣）、荆南一带、洞庭湖沿岸农村，借宗教形式进行组织活动，准备大暴动。人民入教，叫做“入法”或“拜爷”。他们的教旨，即所谓“新法”，也就是政纲，是：“平等贵贱，均平贫富”；反对宋朝的一切制度，亦即所谓“国法”，说那都是“邪法”。他们反对的对象是：官府、寺、观、神庙、豪富、儒生等等，以及外寇的侵略。他们的目的是人人劳动的均产社会。沿湖各州县群众无不信“新法”。

在金国入侵前，他们开始暴动，占领沿湖鼎沣、荆南一带共十九县，在暴动发展的烈火中，群众根据“新法”，焚烧一切官府、城市、寺观、神庙、豪富第宅，没收其一切财产，实行“均平”；把官吏、儒生、僧、道、巫、医、卜、祝，即官吏、僧俗大地主、土豪劣绅以致愚弄人民的巫医等等，一概处死，叫做“行法”。同时，他们把土地都分给大家耕种，“入法”的人也都靠自己劳动得食，要达到“田蚕兴旺，生计丰富”；参加作战的军队，也要耕田，靠自己劳力得食。这都很得群众的赞成和拥护，所以《三朝北盟会编》也说：“人众乐附而从之，以为天理当然。”因此，他们是有一种素朴的群众政权和根据地思想的。钟相在武陵县（即常德县）唐封乡水连村建立寨栅，便是他们首脑机关的所在。后来到南宋绍兴时，在杨么的领导下，他们占领的地区，成了全国最安乐、富裕的乐园。据传杨么等占有西自鼎沣、东至岳阳、南达长沙、北及公安的广大农村和水区，人民都安居乐业，粮食富足，民家都养有猪羊鸡鸭之类，乡村也有酒坊等等；并有水寨武装保护，宋军前去抢劫，即予驱逐。同时，水寨还自行制造大型战舰，比宋朝的造船技术还高（已如前述）。同一区域内宋朝占领的城市，则都荒凉残破，食用品都不易买到。

金国入侵后，钟相等为抗御外侮，即把农民军改编为“忠义民兵”，保卫家乡；士大夫逃难到水寨的，也不用从来那种处置官僚、豪绅的办法，而予以庇护。靖康二年（一一二七）汴京沦陷后，又由钟子昂（相子）率兵北入河南“勤王”。他们“志在抗金”的耿耿丹心，连唐慤（宋鼎沣守将）也不敢诬蔑。而宋朝统治者，在国亡家破之余，犹只知害怕人民武装，贯行对内凶恶，对外屈膝、投降、卖国的统治集团，真是古今一辙！

北宋沦亡　因此，到徽宗时，北宋的统治已到了烂臭的程度，无法再继续下去。金国奴主贵族侵入以后，由于人民顾全民族利害共同的大局，国内阶级矛盾比较缓和了；宋廷自身无力抗御外侮，又不肯联合人民共同抗敌。北宋的沦亡便不可避免了。

女真奴主国家，即金国建立的时际，正是北宋和辽国疾急衰落的下坡时期。他开始对辽侵略，就占有其不少领土。纪元一一一九年（徽宗宣和元年），腐烂不堪的宋廷，却去与金缔结共同灭辽的条约。在北宋的协助下，金便于一一二五年灭亡辽国。宋廷的目的，是希图靠盟约去收回契丹所侵占的领土。但金于侵占十三州后，辽尚未亡，就反了口；仅肯退还幽、燕，还要除岁币四十万外，另加燕京代税钱百万等条件作交换。实际，这也只是其对宋的暂时妥协，他们早已看到宋朝的腐败无能。

纪元一一二五年，金国侵略者，便正式向北宋进攻。金太宗（完颜晟）命宗翰（粘罕，亦名尼玛哈）为左副元帅，自云中趋太原，宗望（斡离布）为南路都统，自平州取燕京，两路期会汴京；同时派人迫宋割让中山（定县）、太原、河间三镇。宗翰军没到太原，童贯就逃回开封，幸张孝纯死守。宗望入澶、蓟，宋另一宦党将军郭药师，以燕山降敌，充敌向导；敌军长驱南下，相台（安阳）沦陷。徽宗惊惶失措，一面急忙下诏请各处派兵救援，一面即传位太子（桓，即钦宗）。“六贼”等大官僚们，不是准备逃命，就准备迎降。

明年（钦宗靖康元年）梁师成负责的河防全线溃退，钦宗及“六贼”等大官僚都主张迁都，甚至私自逃跑，汴京市民及太学生陈东等群赴宫前请愿，要求坚决抵抗，并请杀“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邦彦、朱勔等六贼，以谢天下”。李纲等朝臣亦主张抵抗。钦宗在群众和抗战派的逼迫下，便下诏“亲征”，派李纲为“东京留守”兼“亲征行营使”；同时却又派蔡攸等奉太上皇（徽宗）往镇江逃命。

李纲等在群众的协助下，奖励部伍，布置城防；敌军攻城，每次都被击退。但钦宗和“六贼”等还只是想逃命，对城防、抗敌工作，完全袖手旁观；同时便以李邦彦为首，暗中进行投降活动，即所谓“主和”。主和派活动的结果，宗望提出以下的投降条件：（一）输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帛百万匹，牛马万头；（二）尊金帝为伯父；（三）割三镇与金；（四）送还燕流亡难民；（五）以亲王、宰相作质。李纲等“主战”派虽极力反对，钦宗却同李邦彦等完全一致，一面急致誓书于金，称“伯父大金国皇帝”、“侄儿大宋皇帝”，对所提条件，全部接受；一面下令搜京城金银，共得金二十万两、银四百万两，“民间已空”。每日搜括金银，向敌营输送，终不足数，敌人也不退兵。恰在这时，种师道、马忠，范琼等各路援军，“集城下者已二十余万”，声势大振。李纲等抗战派，又极力反对“和约”。在敌军方面，虽“号六万”，且多奚人、契丹人等，至此亦颇有戒惧，深沟高垒，不敢轻出肆掠。因此，和议停止，钦宗派种师道为宣抚使，与李纲分担指挥责任。种主张坚壁不战以老敌师，按夜派兵进扰以疲敌师；姚仲平急功，想乘夜袭敌夺取金营，招致小挫。钦宗便借口罢免种、李，另任投降派蔡懋为“守御使”。蔡懋下令禁止防城军民向敌军放箭投石，更激起群众的愤怒，因此，又发生以陈东等为首的士兵、市民、学生等数万群众的大示威、请愿。他们要求钦宗立即起用种、李等，继续抵抗。种、李等复职后，士兵和人民杀敌情绪更高，到处袭击敌人。金军胁于声势，便不待金银足数，即急行北撤。种师道主张伏击于黄河半渡，被阻止；李纲发兵追击，李邦彦也迫令把追兵召还。

另方面，在敌军南侵，围攻太原、汴京的时间，河北、山西、河南各地人民，便纷纷组织“义军”，从事杀敌。

敌军北撤后，中山、河间一度被宗望围攻，欲迫守军“交割”城池。吕好问估计敌军秋冬必倾国南侵，建议加速讲求防御；李纲亦提出备边御敌八策。而倒行逆施的钦宗及其左右汉奸、投降派，反一面把抗战派及所有抗敌宿将李纲、种师道、种师中、姚古等人，概行斥逐出京，甚至免职，罢征各路“勤王军”；一面下令解散各地人民抗敌“义军”。

同年九月，太原守军，粮尽援绝，全部战死。敌军陷太原后，宗翰、宗望便倾国分路南侵。各路纷纷告急求援，吕好问请急召各路官民勤王军。而执政的大地主投降派唐恪、耿南仲等，反一面严令各路勤王军不得前进、妄动，一面派使请和，愿割三镇。宗翰、宗望一面伪为许和，要求割让两河全部（即黄河以北以东全部国土），一面仍疾急南进。宋请和及割三镇的使者康王构及副使王云，行至长垣，群众塞路阻止前进，要求抗战；北进至滑州、相州，沿途群众均有同样情况；到磁州，康王为知州宗泽（原为改良派属吏）所阻止，群众骂王云为卖国汉奸，把他捆绑，零刀割死。钦宗及其左右大臣，于获悉敌人要割两河之议后，又派大员分赴宗望、宗翰军求和，议割两河国土；他们也都受到沿途人民阻击。卖国贼唐恪，随钦宗查城，被守城军民痛打。这表明在卖国、投降勾当的反面，是群众抗战、爱国情绪的何等高涨！汉族人民何等优秀可爱！

在暗藏汉奸的摆布下，钦宗和其卖国投降派，虽甘愿出卖两河国土去媚敌求和；宗望、宗翰两部敌军，仍继续南进，十一月会攻汴京。大学生、市民、兵士在危城中又举行请愿，要求起用李纲等主战派，抗战情绪很高。敌人感于城中尚有七万守军，尤其是人民力量更不可侮，便又暗派奸细郭京向宋廷投效，布置里应外合。郭京自言能施“六甲法”，可生擒金将；宋廷便赐予钱帛，令其自募“神兵”。京于大风雪夜，自坐城楼施法，令守城军民全数下城；他旋即率“神兵”开宣化门攻敌；金军即鼓噪登城，京与“神兵”便逃去。汴京军民纷纷集结，准备和敌人作决死巷战。敌军宣称：议和可以退兵。宋廷便立即禁止军民抵抗，钦宗亲至金营，奉表请降、称臣、谢罪、献两河国土，敌人并索金千万锭、银二千万锭、帛千万匹，又开列名单迫令交出大批人员。宋廷一面便急“差门下侍郎耿南仲，同知枢密院聂昌”两大汉奸，伴同金使“前去交割黄河以内州府人民”（金“枢密院告谕两路指挥”）；另又派欧阳珣等二十人，伴随金军分赴各州县劝降。聂昌到绛州，守将赵子清，随同群众将他打死，抉目碎尸。耿南仲到卫州（卫辉），群众计划先捕金使；南仲怕群众杀他，急逃至相州，伪称为募兵勤王使者。欧阳珣等到各州县，并不劝降，只是劝“守”；珣被敌军杀死，敌人仅能得到石州（离石）一处。宋廷尽括民财交纳币帛，但始终无法足数。靖康二年（一一二七）一月，钦宗再至金营，便不复还宫。宗翰、宗望又借以续索金、银、绢帛、宝物、图籍、车服、仪器、技工及上皇、亲皇、后妃、公主、大臣等……。二月，金帝完颜晟废徽宗钦宗为庶人，押解至会宁，后又解至五国城（今吉林依兰附近）。

但华北人民纷纷集结抗敌，到处树立义旗，太行山更成了群众抗战的根据地，“八字军”、“红巾军”尤为强大，“忠义社”则成了中心堡垒。南方的农民军，也纷纷要求和康王一同抗敌，如钟相并派兵北上。在这种情况下，金寇自知不能统治汉族，便令“前宋宰执”等大地主卖国集团，“推荐一人”充任傀儡。那班无耻的亡国大夫孙傅、张叔夜等“百寮僧道”，却只是一再“哀恳”敌人，请以钦宗充“藩臣”，或“选立赵氏一人”；最后，又奉承敌寇意旨，“推戴”大汉奸张邦昌。金帝便“册命”张邦昌“为皇帝……国号大楚”，令他“世辅皇室，永作藩臣”。这和全国人民的纷起抗战，正是耻辱与光荣的对照。

第五节　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扩大（二）

高宗南渡和全国形势　汴京沦陷，张邦昌傀儡政权成立；金军以重兵屯真定、怀（怀庆）、卫（卫辉）一带，同时分兵攻取两河州县；宋朝所派各州县官吏，均纷纷逃走或投降。金军对侵占州县，大量屠杀，逮捕反抗和有反抗嫌疑的汉族人民，对一般住民的出入也都有限制，往来要有证件，又移住猛安谋克户，筑垒监视；同时大捉男女人口，于耳上刺“官”字，索缚至各地做奴隶、出卖（以致贩卖于蒙古、高丽等处），或押至西夏换马……。

在汉族人民尤其是沦陷区人民方面，便普遍形成抗敌高潮。河北、山西、河南、山东、陕西人民纷纷组织武装，自结“巡社”，构筑山寨、水寨，共推首领。丁顺、王善、杨进（即没牛角）、傅选、孟德、刘泽、焦文通、王九郎，王再兴、王大郎、丁进、赵邦杰、马横（亦作马扩）、李贵、王俊、翟进、孟迪、种潜、张勉、张渐、张宗、白保、李进、李彦仙、邵兴、党忠、薛广、阎瑾、祝靖、王存……等部义军，少者数万，大者数十万，其他几百几千以至“万人”的“小部”更多。义军不仅人数多，而且战斗力强。如两河各州县，宋朝官吏逃走后，都由义军“坚守拒敌”，甚至从敌军手中收复，如太行义士王忠植收复石州等十一郡……。因此，在相当期间，河北惟真定等四城，河东惟太原等七城陷敌。纪元一一二八年，敌军大举进攻，官吏或逃或降，多由义军守城御敌。洛索渡河攻陕西，人民纷纷起兵击敌，先后收复凤翔、长安；李彦仙部义军，一月破敌垒五十余，收复陕州——在陕州，与金人“大小二百战，金人不得西，至城陷，民无贰心，虽妇女亦升屋以瓦掷金人”。宗翰入西京（洛阳），不久即为王俊、翟进两部义军收复。兀术（宗弼）攻入山东，累被义军击败，被迫退入青州、潍州。“红巾军”（山西晋城、长治一带义军）经常出击，并袭击金军指挥部（大寨），差点活捉宗翰；他们自称，只须宋军渡河，凭借声势，即能“杀尽金虏”。“八字军”（太行各部义军总称）常袭击敌军，断敌粮道，夺敌粮草。宗泽守汴京，主要依靠没牛角、王大郎、王善等部义军，形成中原抗敌堡垒。在各部义军彼此间，多有共同的联系和组织，如晋城、长治一带（以后又扩至陕西、河北）义军，合为“红巾军”，太行各部义军合为“八字军”，并有其共同的组织“忠义社”——系金军入侵初，义军领袖牛皋等所组织。

在南方，从靖康到建炎初，湘、鄂、闽、粤各地暴动农民武装或人民新组之抗敌武装，涉山越水，夜行昼奔，纷纷驰赴中原杀敌；原先反对宋朝的刘忠（湖南白面山）、曹成（湘南）、张用（瑞昌）等部农民军，也都为着抗敌接受南宋朝廷名义。

甚至沦陷近两百年的燕、云十余州汉族人民，也起义抗敌，如燕京刘立芸“聚众攻城邑”，易州刘里忙“聚众……击金人”，玉田杨浩用、僧智和，招集义勇将士万余人，要“横行虏中，决报大仇”……。而且有汉辽民族联合抗金的内容，如刘立芸为首的义军，“契丹人参加的也很多”。

南北各地义军，又大都敌友分明，对自己民族是忠心耿耿的。如“八字军”面上刻“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岳飞背上的“精忠报国”，可能是受了他们影响）。“红巾军”用建炎年号，不要求宋朝官号；对不降敌的逃亡官民过境，一律资送；对敌人奋死袭击，绝不放松，对凡用宋旗帜的便不杀害、留拦。大名王友大部义军，旗上大书“宋忠义将河北王九郎”。所谓“国”、“宋”、“宋旗”及年号，在他们素朴的思想中，就是民族的具体表征。李彦仙（士兵出身）严拒敌寇以元帅官位诱降，对敌使说：“吾宁为宋鬼，安用汝富贵为。命强弩一发毙之”。又如洞庭杨么等人民义军通知宋廷：“伪齐襄阳府李成太尉，差密使……来大寨，送金帛文书，要求水寨诸首领，克日会合……攻宋沿江州县，得州的做知州，得县的做知县，并另加封赠、犒赏。诸首领一致拒绝。一月后又前后差来密使三十五人，内有郑武功胡大夫二官员（宋官），携伪齐官诰、锦战袍、金腰带、腌羊肉等，再三恳请……配合金、齐大军灭宋。诸首领……将来人尽行斩首。请宋官令边界稽察，不再放奸人入境……。”这都是“丹心日月”，大义凛然，足为我民族的光荣。

另方面，汴京沦陷，“二帝蒙尘”以后，宋朝官僚中的那些大地主分子，不是纷纷逃跑，就是做了汉奸，或者也不过把原来的汉奸面目公开。在张邦昌为首的那个汉奸集团，一方面由于遍地人民义军的威胁；一方面由于宗泽把康王由磁州护持到了济州（济宁），要重组宋朝政权。因此，其中一部分人如马伸等，便劝张邦昌入伙于康王，让康王作首领，比较名正言顺。纪元一一二七年五月，宗泽等于南京（商丘）奉康王（构）为皇帝，即高宗，便开始南宋的统治。康王登位后，由河北随同南来的投降分子汪伯彦、黄潜善，利用其参与定策的地位，便又合同张邦昌集团及其他分子，重新形成一个包括汉奸的投降派，高宗自己便是其中的“最高领袖”。但在高宗即位之初，需要利用抗战派来打开局面，也需要利用他们作幌子，以欺骗人民；如果没有抗战派的支持，尤其是人民义军的支持，高宗的皇位是坐不稳的，因此，便不得不起用李纲为宰相。

李纲作相，得到抗战势力和抗战分子的支持，主要是人民义军；其次是抗战将领，尤其是中下级将领如吴玠（士兵出身）、刘锜、韩世忠（士兵出身）、岳飞（小地主出身）、张所、傅亮……等，中间阶层的知识分子如进士欧阳澈、太学生陈东等，自由商人以及各阶层的人民，如包括各阶层的请愿市民……。李纲做相后，首先便提出抗战派的十大主张。基本方针是反对和议，雪耻御侮，收复国土。在政治方面，主张联系下层，开放言论；军事方面，主张依靠人民义军，并普遍、大量组织人民武装。工作的中心放在军事上，具体步骤是：（一）制定新军制（即编制），整编旧军，建立新军，颁布新军法，严振军纪，（如掠夺、抗令、临阵先逃、不相救援、逗留不进……均处死刑）。这次整军的结果，刘锜、吴玠、韩世忠等部，便渐次成为能战的部队。（二）将人民义军祝靖、薛广、党忠、阎瑾、王存等部十多万人，按新制新法编为国防军。（三）派张所为河北招抚使，傅亮为河东经制使，联络各部人民义军，规划收复两河。张、傅在两河人民义军中，原先就有些威信，这次更受到各军的欢迎；张部将王彦、岳飞率七千人先渡河至新乡，与太行“忠义社”各领袖“歃血为盟”，受王彦节制，即“八字军”；岳飞和牛皋等结为兄弟，并肩作战，以后在岳飞的节制下，形成为决定战局的强大兵团。（四）派宗泽为东京（汴京）留守。宗泽安辑流亡，振顿军队，招集人民义军担任防务，众至百余万；沿河构筑鳞形堡垒，与两河、陕西义军山寨水寨……互相连结。防务巩固，声势壮大。宗泽最后一次奏请高宗还都，略谓：“陛下父母兄弟蒙尘沙漠，西京陵寝为敌所占，两河、二京、陕右、淮甸百万生灵陷于涂炭。今京师已固，兵械已足，军民气已锐，望陛下即还京。”同时请命渡河收复失地，略谓：“据诸路探报，敌势穷蹙，臣拟乘暑月遣王彦等自滑州渡河取怀、卫、浚、相等处，遣王再兴等自郑州西进拱卫西京，遣马横等自大名取洺、赵，真正、杨进、王善、丁进、李贵诸将各率所部分路并进。大军过河，山寨忠义军民闻风接应，少亦当至百万；驱逐金贼，在此一举。”但均被高宗拒绝。（五）配置吴玠经制川陕防务。

当时南方的经济情况，较之沦陷区及敌国，也好得多，进步得多。

因此，当时的形势是有利的，驱逐敌寇，收复失地，有极大的可能。

汉奸投降派为敌清道　但在高宗小朝廷内部，起支配作用的是汉奸投降派；他们都是大地主，觉得受他们奴役的人民，一旦武装起来，比敌人更可怕；而且他们不仅害怕人民，只要“安内”，不要“攘外”，并觉得敌人可爱，甘心降敌附敌，“弃河东、河西、河北、京东、京西、淮南、陕西七路生灵，如粪壤草芥，略不顾惜”（宗泽）。因此，一方面高宗即位后，六月便“致书大金国相元帅帐前”，大骂自己的父兄“无道”、“谋用不臧……重罹祸故”；声明他自己“虽悔何追”，要求“国相元帅……大度、深矜”，“施恩”，“宜图报之何如！”同时，奖励张邦昌卖国功劳，特封作“同安郡王”。一方面从全国各地奔赴商丘的“勤王军”，他们却下令解散，每人给钱三十贯，叫他们回家；把南方的农民军叫做“群盗”，北方人民义军的抗敌运动高涨叫做“群盗更炽”。他们第一个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便是命王渊讨平“江淮间群盗”，其实那些“群盗”（实即暴动农民）是可以联合抗敌的。第二个大规模军事行动，便是派大军进攻“勤王”抗敌的钟相等农民军。由建炎三年（一一二九）派匪徒孔彦舟为“捉杀使”开始进剿；四年又增派安和率兵攻益阳，张崇率战舰攻洞庭，张奇统水军入沣口，四路围攻，真算是“勇于对内”的奴才！然不图这种“捉杀”大军，却受到“水贼”和鼎沣、荆南人民的群起“捉杀”。无可奈何，“捉杀”刽子手，后来又公开做了汉奸的孔彦舟，还是玩弄阴谋，密派大批奸细混进去“入法”，里应外合，竟把钟相父子“捉杀”了。钟相虽死，群众情绪却更加愤怒了；在杨么（亦名杨太）、钟子义（相子）、杨华、刘诜、周伦、全琮、杨广、夏诚、刘衡、杨二胡、高癞子、田十八“诸首领”的领导下，继续抵抗，声势反更盛，地区也反而更大了。“洞庭水寇”的地区，竟慢慢成了全国的乐园，西南的抗敌堡垒。

一方面，汉奸、投降派又不断破坏正面抗战，步步加紧去牵制、排挤、打击抗战派，残杀抗战分子。最初他们对李纲宗泽大量普遍组织人民义军的工作，还只是阴谋阻挠和暗中破坏，接着就公开以“河北人民抗敌运动高涨”，即所谓“群盗更炽”，作为李纲张所的罪名，提议“取消招抚使”（奸党张益谦）。河东金军密布，傅亮正在布置准备，黄、汪便加以逗留不进的罪名，责令即日渡河。最后，竟由张浚伪造李纲罪状，反说李纲是“国贼”；李纲免职流窜外州，张所傅亮撤职，取消招抚使、经制使；抗战分子陈东、欧阳澈等，均以党于李纲的罪名杀头。自此商丘小朝廷内部，便没有抗战派的地位；小朝廷对人民义军，就完全断绝联系，打击他们的抗战情绪，破坏他们的威信和影响，以便利金寇去“荡除”。同时，对于宗泽，黄、汪最初说他保卫首都（东京）、收复失地的方针和工作布置是“发狂”，去加以阻挠和破坏，接着又派遣特务郭仲荀为副留守，实行监视、牵制和破坏；宗泽被逼死后，便派投降派杜充做“留守”。杜充把人民义军一一排走，把宗泽的防御、部署等等全部撤废。这说明他们的真正任务，不是去“留守”，而是去“撤退”，去为敌人“清道”。其次，身陷敌区的信王赵榛，依附人民义军赵邦杰、马横，形成十多万人的武装；马横去扬州联络全无结果；信王想入东京依靠宗泽，高宗又设法阻止……。

在小朝廷内部的抗战派排除后，他们便由商丘退往扬州，布置渡江，表示其放弃华北和中原的决心。

正在他们积极为敌人清道和布置“南渡”的过程中，敌人也大举进攻了。

金军南侵　纪元一一二八年，金军分三路大举进攻：一路宗翰自河阳（河南孟县）渡河攻河南，宗维（尼楚赫）分兵攻汉上；一路宗辅（鄂尔多）、宗弼（兀术）自沧州渡河攻山东，阿里富埒分兵趋淮南；一路洛索、萨里干、哈富自同州（陕西大荔）渡河攻陕西。洛索一路转自韩城，陷同州、华州、陕州、永兴（南郑），又西陷凤翔、长安；到处遭受王庶、孟迪等人民义军阻击，城市亦多收复。洛索转趋泾原，为川陕经制使吴玠打败；被迫东退，入山西陷泽州，转陕北陷延安。宗翰入河南，以东京为宗泽率人民义军坚守，避实西进陷洛阳；以洛索在陕西败退，便焚烧洛阳城，俘虏全部人口，入关援洛索；宗维分兵南下陷邓州，为人民义军所阻，便转掠洛阳以西各州县。宗弼、宗辅入山东，陷青州、潍州，至千乘（山东广饶）为义军击败，便西向图攻东京。这期间，宗泽正部署百万义军，与河北马横等部配合，乘虚渡河收复失地。因此，敌酋宗翰、宗辅等便急回河北。由于宗泽北伐计划被阻，于是年七月忧愤致死，东京情况根本变化；赵邦杰、马横等义军根据地五马山诸寨，也全被敌军攻破，小部义军也不少被消灭。因此，宗翰等复南下陷濮州（濮县）、大名、袭庆（兖州）。一一二九年，徐州又告沦陷。宋廷仅以韩世忠、刘光世等小部兵力御敌，均于沭阳、淮阳相继败退。敌军长驱陷天长（安徽天长），仅以五百骑攻入扬州。

至此，南宋小朝廷便又由扬州逃至建康（南京），再逃临安（杭州），决心只要长江以南；派杜充为江淮宣抚使守建康，韩世忠为浙西制置使守镇江，刘光世为江东宣抚使守太平、池州……。

敌酋宗弼，便分兵两路渡江，一自蕲（蕲春）、黄（黄冈）渡江攻江西，一自滁（滁县）、和（和县）渡江攻江东；攻江东之敌，连陷太平、建康，奸徒杜充公开降敌。宗弼率敌军转皖南，陷广德，长驱入临安；阿里富埒緷分兵陷越州，纪元一一三〇年又陷明州。敌骑所至，杀、烧、掳掠至惨，男女人口被俘的很多。高宗和其左右，只是逃跑；建康失陷后，由临安逃越州，再逃至明州，又逃入海岛，复逃至温州（永嘉）。时东南各地人民，都纷起击敌；中原、华北人民乘敌空虚，义军更加活跃。敌以孤军深入，后方又感受威胁，便焚烧临安，随今沪杭、沪宁沿线各州县回窜；至丹徒，图渡江北归，被韩世忠、梁红玉（妓女出身）夫妇截击于焦山、金山间（均在江中），敌死伤甚多；宗弼愿尽还所掠人口、财物，求世忠假道，为世忠严拒。金军水陆十万，沿长江南岸西上，世忠率水陆八千沿北岸阻击。相持四十余日，宗弼复哀求世忠“相全”，世忠便提出“还我两宫，复我疆土”的条件。最后汉奸“闽人王姓者”教宗弼用火攻破韩军战舰，敌军方得渡江北还。

敌另一路攻入江西，宋朝守军刘光世等不战先逃，各州县多被蹂躏；旋亦西上，陷泽州（彭泽），自荆门北窜，沿途大肆屠掠；至宝丰（河南宝丰），牛皋率部（原太行义军）阻击，大败敌于宋村，并夺还一部被掳人口。

在西线陕西方面，张浚负责川陕防务。纪元一一三一年初，洛索乘虚陷陕州，入潼关，环、庆亦相继失守；泾原（甘肃宁县）宋军也败退。及宗弼由东南回窜，亦转入陕西，与洛索会攻富平（陕西富平）；守将刘锜部署防御，每身先士卒，主动出击，杀伤敌军颇多，战争成相持局面。但赵哲部不战即逃，引起全线溃退。至此，泾原、环、庆诸州全部沦陷，宋军退守兴元、和尚原（宝鸡西南、大散关东）一线。纪元一一三一年宗弼率金军十余万进攻和尚原，图略取川蜀。和尚原守将吴玠、吴璘兄弟，得人民义军配合，大败敌军；宗弼身中两矢，割须化装而逃。这次决战的结果，使川蜀得以保全。

因此，又由人民义军和抗战派，挽救了南宋小朝廷。

另方面，在此次敌军进攻的严重时期，南宋小朝廷却并没停止其“安内”的军事行动。匪首孔彦舟等率大军进攻钟相等人民武装，正在纪元一一二九——一一三一年。一一三一年四月，正是敌人过河以后，饶（鄱阳）、信（上饶）各州人民在敌寇严重威胁下，便以魔教徒王念经等为首，集中数万人占据贵溪。宋廷对敌军深入，却无力也不认真去抵抗；敌军还没北去，却又命张俊、刘光世率大军去“会剿”人民自卫武装，并敢于屠杀贵溪等两县人民二十万。真是狼心狗肺，毫无“人性”！

刘豫傀儡登场和秦桧南归　金寇连年入侵，已深悉南宋小朝廷并无力量，不难歼灭。但汉族人民的力量却太强大，“不好治”。当他每次南侵，两河人民义军，都纷纷出击，威胁其后方；在中原、山东以至东南，又到处遭受人民武装的袭击和抵抗；同时其部队中的汉人士兵，也常常怠战。人民也很清楚，敌军不难消灭：“敌军连年苦战疲倦易杀，马倒扒不起易杀，孤军深入易杀，多财物包袱易杀，虚声吓人易杀”（无名氏在某地关帝庙题壁）。因此，金太宗完颜晟便改变方针，即：（一）树立汉奸傀儡政权，来统治山东、河南、陕西及淮北，充任攻宋的先锋；（二）配置暗藏的得力汉奸于南宋小朝廷内部，去策动投降和配合军事进攻；（三）金军专去对付义军，巩固后方，略取四川，以控制长江上游。因此，他便于纪元一一三一年（高宗绍兴元年）七月，“册命”“举郡”降金、协同金军进攻“京东西淮南等路”的汉奸刘豫“为皇帝，国号大齐……封疆并从楚旧”；令他“世修子礼……以藩王室”（金《册大齐皇帝文》）；同年十月，又派秦桧及其妻王氏逃回南宋。秦桧随徽、钦到金后，受达赉豢养，很受信任；王氏也很得达赉宠爱。桧到临安，便向投降派建议，“欲天下无事，须南自南，北自北”，并向高宗提出其“与达赉求和书”草稿；高宗认为他“比谁也忠实”，便用作礼部尚书，明年又用作宰相。

因此，一方面，金军命刘豫一面不断南侵，疲劳宋军，一面分化宋朝内部，招降宋军，诱降义军……。但金军给予刘豫的阴谋任务，基本上却被汉族人民和抗战派粉碎了。刘豫对人民义军杨么等的诱降，不只被拒绝，而且派去的奸细全被杀掉，礼物全被没收；结果，他招降了宋军孔彦舟。刘豫南侵，在河南方面，一开始就受到岳飞、牛皋各军的打击；岳、牛并从刘豫手中，收复了襄、邓诸州。刘豫不断失败，又只得请主子派兵援助。因此，金太宗便命达赉、宗辅、宗弼等调渤海汉军五万应援，合刘豫伪军共号五十万，于纪元一一三五年大举南侵。高宗便一面派人求和，愿投降、纳币、称藩；由于抗战派的反对，才决定抵抗。敌军骑兵从泗州攻滁，步兵从楚攻承州（高邮）。韩世忠派解元守承州，自以骑兵驻大仪（江都西），取得人民的协助和配合，四处设伏；敌军两路皆大败，并活捉其别将托卜嘉。宋军乘胜追击，敌军自相践踏，蹈淮河溺死者甚众。加之敌军后方粮道被阻，金主又病得要死，便退兵。宋廷在主战派支持下，宣布刘豫六大罪状，准备出兵讨伐；刘豫又向其主子告急。一一三七年金新主熙宗（亶）便一面令刘豫征二十至六十岁人民充兵，合孔彦舟、李成等部伪军（共号七十万）南侵；一面派宗弼屯黎阳，以为声援。伪军一路刘麟由寿春攻合肥，一路刘猊由紫荆山（安徽寿县）出涡口攻定远，一路孔彦舟由光州攻六安。宋军由刘光世、张俊、杨沂中、韩世忠屯兵庐州、濠州、定远抵抗，赵鼎、张浚指挥全线。平日勇于进攻人民的刘光世、张俊，仍是闻敌先逃。伪军士兵大皆不愿对宋军作战，甚至许多士兵自写乡贯姓名，在林中缢死；同时，韩世忠、杨沂中两军亦奋勇抗击，藕塘（定远东）之役，伪军士兵全部怠战奔溃，便奠下宋军全线胜利的基础。这次战斗的结果，刘豫伪军残部的战斗力便不大了。

一方面，金军于“册立”刘豫后，便集中很大力量，去对付两河人民义军，实行“围剿”、分化和收买，如诱杀红巾军齐实、武渊、贾敢等。有些义军被消灭、打散，也有些被驱逐过河（如太行忠义社首领梁青，率精骑百余，突围奔归岳飞）。同时，又加强其对汉人的控制，如限制行动，实行大规模的清查、逮捕和屠杀，到处设置地牢等等。但是金寇不知道，从侵略和反侵略基础上发生的人民反抗思想和行动，是防止不了的；从人民里面生长出来的抗战武装，是消灭不了的。

同时，金寇便又集中其力量去侵略川陕。纪元一一三四年，宗弼等率大军发动全线进攻，吴玠吴璘固守和尚原、河池一线；饶风关（陕西石泉西）一役击败金军右翼，其左翼却攻陷入川门户兴元。吴玠联络义军，四处出袭，截断敌军粮道。深入兴元之敌因后方供给断绝，杀军马及两河汉人士兵充军粮，亦被迫退出兴元；吴玠率军民邀击，夺取其全部辎重。而金军旋又转攻和尚原，吴玠亦以给养缺乏，退守仙人关（陕西凤县西南）。明年、宗弼又以步骑十万攻仙人关；吴玠兄弟督军奋力阻击，另以军民扰袭敌后。金军此次攻势，原期必胜，并准备入川，故自宗弼以下，都携带妻小，系累很大，战斗力也大大减低。结果，金军败退，沿途又连遭伏击，损伤很重。因此，宗弼便暂时放弃入川企图，于凤翔一线实行屯田，准备作持久战。

一方面，秦桧到临安任宰相后，由于金伪不断进攻，也被抗战派反对下台。

金寇这种灭亡南宋的计划、步骤，却被人民和抗战派打破了。但是南宋小朝廷，在敌人这种毒辣计划、步骤面前，仍没有忘记去进攻人民。杨么为首的所谓“洞庭水寇”及其根据地，事实上，是当时湘鄂人民的抗战堡垒，也是人民自卫的坚强力量。纪元一一三五，宋廷竟用大部兵力，派岳飞等去进行围剿，并由宰相张浚亲任指挥。经过一年的残酷战争，由于叛徒杨钦、王佐的出卖，宋军才把“大寨”攻下。但他们没有一个人投降，不当俘虏的杨么、钟子义等都相继投水，杨么在水中又被俘，也只是大叫几声“老爷（即钟相）！”慷慨就义；其他“诸首领”周伦、夏诚、刘衡、杨收、杨寿、石颗、李全功、裴宥、李合戎、陈寓信、英宣、陈钦、陈贵、刘三、吴麻郎、高老虎、杨二胡、高癞子、田十八等，或顽强战死，或激昂壮烈，杀身成仁………群众随同战死以及被杀被俘的，也不下数十百万。他们那种英勇、坚决、顽强、壮烈的斗争事迹和牺牲精神，足以流芳千古！

投降称臣和“精忠报国” 　金寇以刘豫不但不能完成傀儡任务，反成为其自身的负担；其次由于金伪的不断攻势，反使抗战派抬头，秦桧不能有效的发挥内奸作用，反被抗战派把相位挤丢；再次，略取四川的计划被打破，消灭义军的计划也不能完成。加之汉奸王伦的往返勾通，他们又知道高宗和其亲近愿意投降。因此，在金寇内部，便出现了达赉、博勒郭等的招降方针，代替了宗弼等的原来方针。宋廷首先便表示接受，即于纪元一一三七年，又任秦桧为宰相。金廷也于一一三八年，废除伪齐傀儡政权；一一三九年，派特使偕王伦来宋，声明只要南宋愿做藩臣，金可将“刘豫之地”归宋。和议成立，金主正式视南宋为藩属，派张通古为“江南诏谕使”，以河南陕西地“予”宋。高宗拜授“诏谕”；为庆祝和议（投降）成功，并于一一三九年，“下诏大赦”。抗战派和稍有民族气节的南宋群臣，都纷纷反对；如直学士院曾开等二十余人，及前线将领张浚、岳飞等，都“抗疏”反对“和议”，胡铨等并要求将汉奸秦桧、王伦、孙近一并处死。这在金寇方面，确是比原来的方针更险毒。

但由于金廷内部发生政变，博勒郭、达赉被杀；宗弼等反对以河南陕西“予”宋。纪元一一四〇年（绍兴十年），金熙宗复命宗弼自黎阳趋河南，萨里干（杲）出河中趋陕西；河南、陕西各州县全部迎降（均金齐旧将领），他们并继续进侵，同时命贝勒出山东。因此，宋廷也不能不把“和议”搁置一下，让抗战派去抵御敌人。

这时的宋军，由于新军制新军法的实行，连年战争的锻练，尤其是人民义军新成分代替旧成分；在抗战派将领手中，却形成了一些坚强的部队。人民义军也磨练得更坚强（如太行义军攻破怀州万善镇，金守将乌陵何思谋昼夜督军守城，自叹将不知死所）。金宋军队的强弱位置，已基本转换了。正如金浚州守将韩常所说：“金宋强弱之势已易，今宋军勇锐有似往日金军，金军怯弱，则似往日宋军。”

因此，金军这次进攻，宋军抗战派各将领阵容颇严整。吴璘当陕西，大败萨里干于扶风，并渐次收复陕西各州县。刘锜率“八字军”屯顺昌（安徽阜阳），当两淮；宗弼亲率其平日杀敌致胜的“拐子马”进攻，十损七八，急逃还开封。同时，王德战败敌军，克复亳州（安徽亳县）。韩世忠当山东，驱除敌军，克复海州（江苏东海）。岳飞、牛皋等率“忠义军”，即所谓“岳家军”，当河南，自德安（湖北安陆）北上，大败敌于京西，全复蔡州一带州县；屯大军于颍昌，派诸将分路进击，所向克捷；飞率轻骑驻偃城，宗弼尽其“拐子马”万骑来袭，全为“盾牌兵”所破（“盾牌兵”为岳飞练以专对“拐子马”的技术兵）。宗弼集军十二万于临颍，又被张宪等打得大败，便率残部夜逃开封。岳飞进军朱仙镇（开封南四十五里）。怀、卫诸州亦均为义军收复。中原及两河义军领袖李通等，均纷纷与岳军联络。金军中汉人将士亦纷纷反正。从燕京以南，金寇号令已行不通；宗弼命征人民当兵（即所谓“签军”），以图顽抗，河北无一人应征。岳飞更激励将士说：“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被俘于燕京的洪皓，在刘锜顺昌大胜后，即遣密使告宋说：金人非常恐惧，准备退走，请勿失良机，出兵直追。

但另方面，在宋廷内部，秦桧自始就主张划淮以北与金议和；高宗为首的投降派，也只想和。因此，在这次金军进攻之初，便分令刘锜弃城退兵；岳飞不得轻动，准退不准进。吴璘在陕西连贯胜利后，严令班师。刘锜顺昌胜利后，又严令退兵。岳飞中原连贯大胜，宗弼一面准备逃走，一面示意秦桧：“必杀飞，始可和……”便又严令张俊、杨沂中、刘锜撤回，使飞军势孤；最后便借口“飞孤军不可久留”，勒令退兵。飞一日接“十二道金牌”，愤激流涕，东西再拜曰：“十年之功，废于一旦！”终下令退兵。人民拦马拭泪挽留，据传牛皋亦主张不退。

岳军退后，这次所复国土，又全为金军侵占，明年（一一四〇）宗弼又乘机陷庐州，进略淮南。刘锜、杨沂中、王德会击于拓皋，杀金军万人；宗弼溃逃，庐州又告克复。这又一次表现宋军已强过金军。

至此，秦桧教高宗罢岳飞、韩世忠兵权，同时又令张俊收买飞部将王贵、王俊，挟嫌议飞及子云、婿张宪谋叛（如诬飞逗留不进，自拟太祖，云、宪谋窃兵柄），令御史万俟卨、罗汝楫诬劾，便矫诏逮三人入狱，命狱官绞飞，云、宪杀头。行刑前韩世忠质问秦桧：飞等犯罪证据何在？桧说：“莫须有。”世忠怒道：“‘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其他岳军将领于鹏等亦从坐，邵隆等被暗杀；牛皋一说被暗杀，一说自杀，一说复率其忠义军回太行抗敌。

割地奉表与和议成立　飞等死后，纪元一一四一年“和议”正式成立：（一）宋金疆土，东南以淮水为界，唐、邓二州割于金，西北以大散关为界，商州、秦州之半割于金；（二）宋岁贡银绢二十五万；（三）金宋两国互为君臣，宋对金自称“宋帝”，文书曰“奉表”，对金使起立问大金皇帝起居，僚属对金使皆须下拜；金对宋文书曰“下诏”，宋使至金，自同陪臣；（四）一一四二年，金遣使“以兖冕圭册”封“赵构为宋帝”，高宗“降坐受诏”。

这对于投降派，不惟不以为耻，反以秦桧“议和”有功，“加太师，封魏国公”——地位在所有官僚、贵族以上——实际上，秦桧也成了金寇统治南宋的最高代理人，高宗皇帝只是秦桧的傀儡。但全国人民和抗战派，却无不认为奇耻大辱，纷纷反对；有民族气节的官僚，也无不认为羞耻。而汉奸支配的小朝廷，为镇压人民和抗战派反对，以致正人君子的异议，便一面严厉取缔反金、“主战”、反卖国的一切言论，以致“稍涉忌讳”的一言一字；同时，稍有爱国思想的野史、杂俎，也都实行禁绝，作者和读者都算犯法；并四处布置奸党，暗派特务，从事“告讦”。一方面，又实行屠杀和逮捕，连平日“持异议”的胡铨（学者）、李光以至赵鼎（宋宗族），也“必欲杀之”，结果，赵鼎“冤死海南”，“反对之士，排击殆尽”。另方面，小贼种秦熺（桧养子）把持小朝廷政报机关“日历”，“曲笔”颠倒是非，蒙蔽人民……。

小朝廷自此以后，一面便集中全力去控制人民，排除抗战派；另一面，便从人民身上榨取赋税，每年用很多时间，去办理和输纳岁贡金帛。金寇给他们的办法，是每年先送金银绢帛样子，到淮河北由金官检验，获准才照样输送。金官常反复刁拦，以此不只运去运来再三调换，习以为常；而且对金官的“纳贿”、“折耗”等等也成了常规。而金廷对于“宋帝”，稍不如意，还常派人来责骂；那全不知羞耻为何事的高宗，也每每被骂得“掩面哭泣”。

但人民却更加切齿痛恨，反金反汉奸思想的酝酿，便更加普遍深入。在那样残酷严密的防范下，人民仍普遍崇拜岳飞，痛恨秦桧，以发泄心头的愤怒；甚至从宫廷内部，也出现施全谋杀秦桧的英勇悲壮举动。
[4] 施全事败被杀，市民莫不“流泣”。

金再南侵和“采石之战” 　人民爱国情绪的普遍高涨，小朝廷不只无力控制，而且在秦桧死后（一一五一），终于不能不援用一些抗战分子，如陈康伯等，以“符海内舆望”。

金寇看到南宋小朝廷无力控制人民，在小朝廷内部的抗战派也渐次抬头，因此，纪元一一六〇年，金废帝（亮）便收集契丹、奚、渤海、“汉儿”各部，合女真兵共不到四十万人，大举“伐宋”，同时派人责问“宋帝”。高宗及其大部分“群臣”，仍主张请罪求饶，暂为逃避；由于抗战分子和人民的胁迫，才勉强起用刘锜为江淮制置使；同时，由于陈康伯的阻止，才至终没有“浮海”。然刘锜想进击敌军于淮上，高宗却下令阻止，要他退守长江。其他投降派和汉奸将领，均弃军他去，但士兵都集结不散，要求抗战，虞允文便把他们收集起来，防守江岸。

金废帝共分军为四路：一路水军由海道趋临安；步骑军一路自蔡州攻荆襄，一路由凤翔取大散关、略四川，一路正面趋江淮。正面于淮河南岸为刘锜所阻击，但王权军溃退，金军遂直入庐州，陷扬州、瓜州，预备渡江。而蕴蓄抑郁已久的汉族人民、士兵的抗战情绪，却特别高涨。在正面，刘锜牵制其侧面，并败敌于皂角林（江都南）；虞允文收集散兵，隔江阻击，采石（安徽当涂西北）之捷，敌舰百余几全部被歼。其水军亦被李宝及人民武装击败于山东海上，并杀其副帅完颜郑嘉努。其在陕西方面，连为吴璘配合义军所击败，秦、陇、洮、商、虢诸州军大都收复。唐、邓、襄、樊方面，宋军配合人民义军，不只阻止了敌军南进，并一再收复唐、邓。尤其敌人后方的山东、河南，赵开、刘异、李机、李仔、郑云、明椿、王世隆各部人民义军，袭击其后方城邑，破坏其后方交通，给了敌人很严重的威胁和打击。由于敌军各方面的失利，一面便引起金廷内部的政变，酝酿废弃完颜亮，另立完颜雍（即世宗）；一面便引起其前方兵变，辽皇室遗族耶律元宜率兵杀亮及其左右、后妃、太子等。

可耻的小朝廷，在这种有利的情况下，不力图驱逐敌人，收复失地，反而令前线退兵，于纪元一一六二年（绍兴三十二年），又与敌人恢复从前的和议。但高宗和其左右，感到人民和抗战派，再不肯容忍其这种卖国举动，便急忙下野（一一六二），传位于其养子眘，即孝宗。孝宗即位后，立即“以礼改葬岳飞，复其官职”。这完全是由于人民和抗战派的逼迫，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欺骗手段，并非孝宗肯真心依靠抗战派，去“恢复王宇”，“雪祖宗之耻”。所以他在另一面，也依样任用秦桧余党史浩等“奸臣”。

金宋相持与修改“和议” 　孝宗即位初，南宋朝野抗战势力高涨，“和议”无形停止。金世宗为着与宋廷的卖国方针配合，又分兵攻陕西及江淮。而其在江淮方面被张子盖杀得大败；陕西方面，受到吴璘和人民义军，到处打击和歼灭，秦凤、熙河、永兴三路，吴璘共“新复十三州三军”。猪狗不如的汉奸史浩，却教孝宗放弃三路，以便和议；川陕宣抚使虞允文极力反对，不被采纳，反被免职。吴璘的“部属”（包括军民）都反对“退师”，主张“不受”“君命”，惜未采纳。结果，收复的土地又全部丧失，吴璘的“部属”都愤激痛哭。抗战派领袖虞允文跑回宋廷大闹，指手跺脚（以笏画地），指斥弃地的不对，并提出“八可战”的主张。孝宗便被迫罢免史浩，任张浚为相，但同时又以“素附秦桧”的汤思退为副。因此，在宋廷内部，便形成“主和”“主战”两派之争，并反映为宋金相持之局。金寇则实行诱降，如赫舍里志宁致书宋廷说：“故疆岁币如旧及称臣，还中原归附人，即止兵；不然，当俟农隙征讨。”

在敌人的诱降面前，张浚说“金强则来，弱则止，不在和与不和”，汤思退说“……完全可以和”，孝宗说“海泗唐邓四州，岁币可与，名分归附则不可”。汤思退派王之望赴金，“许割四州”；抗战派阻留王之望，派胡昉去金，“谕金四州不可割”。结果，汤思退一面排走张浚等，“全撤”“两淮边备”；一面“阴遣使告金，以重军渡淮胁和”。结果汉奸、投降派胜利，成立卖国新约：（一）割四州，岁币依原约各减五万；（二）两国均称“皇帝”，宋同样称“大宋”，往来文书均称“国书”；但金宋皇帝彼此称为“叔侄”。这在实质上，南宋仍是金寇的附庸。

金宋同趋衰落　自后，在金国，越章宗以后，便疾速衰落。女真的封建化和其人民的汉化，原来的民族斗争，则转向为阶级斗争；不断发生的民变和暴动，虽还带有民族斗争的成分，阶级斗争却成为主要的内容了。加之蒙古奴主国家的建立和南侵，金国便加速地走向灭亡了。

在南宋，抗战派日益式微，人民对朝廷的抗战和收复国土，更根本失望，加之阶级矛盾也更加扩大了。因之到宁宗时，又有朱熹等的改良运动，如正经界、立社仓等等，实质上都是继承王安石“新党”政策的一些内容。于此，又发生以韩侂冑为首的贵族大地主的“伪学之禁”，实际的内容，便在于反对改良政策，驱逐改良派。另方面，人民忍无可忍，便直接以行动来反对南宋卖国朝廷的统治，民变和暴动，便又不断发生了。在福建，“建阳、邵武，群盗啸聚”；在四川，“民心”不“安”，“多盗”；在“江西”，也“多盗”……。但另方面，人民并没忘记侵略者，也没有忘记沦陷区的国土和同胞。这在陆游、辛弃疾等爱国诗人的作品中，也反映了人民的爱国情绪。尤其在蒙古侵略者侵入后，人民更纷纷转而去抵抗侵略了。

蒙古奴主南侵金宋相继灭亡　金自章宗末期以后，其统治下的各族人民，尤其是汉族人民起义更加扩大。就汉族人民方面说，“河北山东逸民，保寨守险，群聚为盗，寇掠州郡”。在山东益都一带，有杨安儿为首的“红袄军”（均穿红袄）；潍州一带人民以李福、刘庆福、国安川、郑衍德、田四子、洋子潭以及流氓李全、张林等为首，纷纷响应。“红袄军”本身，徐汝贤、史泼立等都有众数十万，棘七等各有数万，曾攻克濮、兖、单等各州县。河北有周元儿为首的“红袄军”，曾攻克深、祁、束鹿、安平、无极等各州县。此外，胶东有“黑旗军”，陕西有“木波军”，太康有时温、刘全为首的起义，东平有李宁为首的起义，南阳有鱼张二为首的起义，平定州（山西）有阎得用为首的起义，辉州有宋子玉为首的起义，甚至金寇组织的砀山义勇军也起义……。他们攻占城镇，杀金官吏及“猛安谋克”。在蒙古奴主侵入后，他们又反蒙古侵略。另方面，辽遗族耶律留哥也起兵反金，占领辽东州县，称辽王。在这种情况下，腐朽的金国统治集团，已是摇摇欲坠了。纪元一二〇六年，蒙古奴主国家建立后，一二一一年便开始侵金，长驱南下，占领西京（大同）、云、南、东胜诸州，分兵四出；东到平、滦，南到清、沧，西南到忻、代，东北至临潢，都相继投降。蒙古军又分三路南进，连陷金统治之汉族土地九十余郡；两河、山东数千里，汉、辽、金人民，“杀戮几尽”。金宣宗完颜珣“求和”（投降），输纳金帛妇女。蒙侵略军出居庸关，又“尽杀”“所虏山东、两河男女数十万”。一二三二年，蒙古军于尽占两河、陕西、山东各州县后，又派王檝使宋，缔结共同灭金盟约。明年，宋派孟珙等率兵收复邓州、唐州；又与蒙军会攻蔡州（河南汝南）。一二三三年（理宗绍定六年），蒙宋联军攻下金最后的堡垒蔡州，金国至此灭亡。

金亡以后，蒙古侵略者的锋芒，便转向其同盟者南宋。

在辽金战争的近三十年过程中，对南宋却是很好时机。一方面，在金的地区内，汉族人民纷纷起义，力图重回祖国怀抱。宋江淮制置使李珏派人同他们联络，山东义军便都改称“忠义军”，李全、张林也都“率众来归”；后张林以“京东诸郡降于蒙古”，忠义军便离弃张林，可见“忠义军”群众的民族立场，何等坚定！一方面，金受蒙古统治者侵略，对宋的军事行动，只是牵制，实际并无力量对宋。南宋很可以利用时机，改进内政，培养国力，整顿军备，团结国内各阶级；对沦陷区人民及人民义军，采取积极步骤去援助和加强；同时向金收回战略地带，等待时机，收回全部国土。而小朝廷的统治者，反益加腐化堕落；对人民的剥削压迫，益加卑陋残酷；对沦陷区人民起义武装，也只在想侥幸利用；对金也只想利用蒙金关系去取巧得便宜。因此，金亡以后，腐朽衰弱的南宋，便无力抗御蒙古新兴奴主贵族的锋芒了。

纪元一二三五年（端平二年），蒙古侵略者便开始向南宋进攻了：一路库腾、塔海侵四川，一路特穆德克、张柔侵江汉，一路察罕侵江淮。战争结果虽互有胜负，但形势却特别严重，因此又激发大规模的学生爱国运动，上书，请愿：太学生黄恺伯等百四十四人上书请罢免误国的史嵩之（指出史“开督府以和议堕将士之心……罗天下之小人以为私党，夺天下之权利以归私室”），武学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学生刘时举等九十四人，宗学生与寰等三十四人，均相继上书；他们并结成“同盟”，“相与提携”，以罢课（卷堂）相争（即“丞相朝入，诸生夕出”）。而宋廷反采取解散学生，即所谓“逐游士”的高压手段去对付。嵩之罢相后，范钟又采取阴谋手段，暗杀爱国学生与正人君子，又激发太学生蔡德润等百七十三人的叩阙上书，而宋廷依旧用暗杀、逮捕（鞫治）手段去镇压。

蒙古奴主贵族，于完成其对中亚和东欧的侵略后，便转而来灭亡南宋了。他对于南宋朝，采取一种大迂回的战略进攻。纪元一二五四年，忽必烈率乌哩哈达总领诸军，自临洮行青海山谷二千多里，渡金沙江，攻占摩沙（云南旧丽江府属）、大理、鄯阐（云南旧云南府属），灭亡所谓“大理国”；又西进攻占“吐蕃”（西藏）。于完成其对“西南夷”的征服后，又南进攻占交。至此，便完成其对南宋的大迂回了。一二五七年（理宗宝佑五年），蒙古宪宗（蒙哥）便一面亲率三路大军自陕西入成都攻川东；一面乌哩哈达自南而北，进围潭州；一路忽必烈自河南渡淮，进围鄂州。旋以宪宗战死于合州（四川合江），南宋投降派又请和、称臣、纳贡，三路均解围，停止进攻。贾似道便宣布各路大胜，自谓功业盖世。在此后一个期间，由于蒙古内部，发生阿里不哥、海都相继与忽必烈争夺皇位的战争。但元世祖忽必烈于战败阿里不哥后，又于一二七一年（度宗咸淳七年），发兵南下攻襄樊；樊城军民坚守四年，襄阳军民坚守五年，终以粮尽援绝，战死者过半，相继沦陷。一二七四年，元世祖命伯颜率阿术、阿里海牙、吕文焕、刘整、塔出、董文炳、张宏范等分路进攻淮西、郢州，江汉各郡县大多沦陷。元军主力便沿江东下。明年贾似道率孙虎臣、夏贵率精兵十三万、战舰二千五百艘御敌，不战溃逃，芜湖、建康、镇江、太平、扬州相继沦陷。一二七六年（恭帝显、德祐二年），元军三路趋临安：右翼自建康出广德趋独松关，左翼水军由海道趋澉浦（浙海盐）、华亭（松江），正面趋常州，合击临安。文天祥、张世杰主张一面令淮军击敌背面，一面集勤王军于临安进行决战，一面布置闽粤后方。宰相陈宜中不许，三次遣使至平江（吴县）向伯颜请降，最后仅请求封一小国以奉祭祀，均被拒绝。明年元军进至皋亭山（临安附近），文天祥张世杰请一面移恭帝及两太后入海，一面由他们率军死战；陈宜中又不同意，乃由谢太后奉降表献全部国土。张世杰（戍卒出身）率部出临安，继续抗战。文天祥奉命去元军议事被俘。

张世杰、陆秀夫、苏刘义等，携度宗子赵昰、赵昺逃温州，旋又浮海入福建。纪元一二七六年奉昰为宋帝，即端宗，建元景炎。文天祥从敌军逃来，与张、陆等共负抗敌兴复重责；张、陆等护端宗守福州，天祥率义军图复江西，兵败。元军阿楼罕等分路侵闽、粤；陈宜中奉端宗至惠州，又私自奉表于元请降，引起人人疾愤。一二七七年端宗播迁海上，死于碉州（广东吴川南）。一二七八年，天祥、世杰、秀夫又共立昺，改元祥兴。天祥又率义军出江西，十二月兵败被擒。一二七九年，世杰、秀夫等奉帝昺在崖山（新会南），受元将张宏范步步进逼。世杰率军苦战不能御，最后作海上之抵抗；海军被破，陆秀夫等拥帝昺投海死，世杰走至海陵山亦自溺死。君臣上下以至士兵，除战死的外，都相率蹈海殉国。其他各地人民义军顽强抵抗，至死不屈的，像起兵收复永丰县的武冈教授罗开先以下，结约州县起兵应文天祥的步卒吕武以下，死守南安的人民义军李祥发、黄贤以下，一样者……不可胜计。文天祥被俘送燕京，敌人多方诱降；他凛然正气，报国“成仁”。其他如谢枋得、郑思肖等，为民族的耿耿忠节，也都贯彻到底。他们这种英勇悲壮，为民族赤心忠胆，斗争到底的顽强精神，永垂不朽！而在此垂亡之际，平日空谈“孔孟之道”的高官、大将、贵族，率皆逃跑投降，迄无一肯为民族死节；而死节的“忠臣义士”“二百七十四”人中，原来都不是居要位、拥重兵的人物。其他义民兵夫于严重关头，起而捍卫民族，凭鲜血头颅与敌寇死拼，至于最后流尽其一点血的，更不知几十百倍于“二百七十四”（日人中山久四郎统计，自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以下有官位之“忠臣义士”，共二百七十四人）。这不仅为我民族优良传统之体现，且由于长期民族斗争之锻练，在下层群众以至中层人士中，益蕴蓄了民族斗争之无限伟力！

第六节　制度　哲学　宗教　科学　文艺

制度　五代政权机关的组织，完全承袭唐朝制度。宋初基本上也与唐一样，只是集权的程度更高一些。在中央、皇帝以下，设宰相二人，叫做“同平章事”，另设副宰相，叫做“参知政事”，以后在形式上有几度改变，实际上仍是一样。如神宗时以左右仆射为宰相；徽宗时蔡京以太师总领三省，号公相；高宗时又以左右仆射均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门下、中书侍郎均为“参知政事”；孝宗时又改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皇帝、宰相以下，有三大机关，掌握全国民财军政大权：一、枢密院（主官为枢密使）掌管军令军政；中书省（主官右相），统辖各部，掌管民政；合户部、盐铁、度支为一的“三司”（主官三司使），掌管财政，又以前二者叫做“二府”。枢密院和“三司”实际都直接对皇帝负责。又有所谓“使相”，即给予大官僚的一种空衔。此外又设昭文馆、集贤院等，容纳学者充任编修、校订和顾问，由两宰相分任昭文馆大学士、集贤院大学士。其他观文殿、资政殿、保和殿等也均置大学士，为优待退职大官僚的一种职位。同时，九卿之职，到宋时，职务大抵归并，也成了一种虚设的官秩。

地方行政系统，五代把地方中心放在州，其他均同于唐朝。宋初于京畿区域外，依据唐朝分道的办法，划全国为十五路（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淮南、江西、湖南、湖北、两浙、福建、西川、峡西、广东、广西），神宗时复分划为二十三路，徽宗时又增划云中、燕山两路，南渡后仅保有十六路。路下为府（或州或军）→县→都保→大保→保。路的主官初为转运使，后设提刑、安抚诸使；府、州、军为知府事、知州事、知军事；县为知县；以下为都保正、大保长、保长。县以上的政权机关，主要为大地主分子把持。中间阶层由科举等门径爬上去的，在王安石以前，也是为大地主服务；王安石“变法”，才开始以改良派的立场出现。大保以下，大都由中间阶层出身的分子充任，都由上级政权机关任用，只在王安石新法时期由保民选举（意在确立中小地主在农村的统治地位）。

参加政权，即入仕的途径，也实行唐朝的科举制，但为着更能骗人，又实行弥封的办法；英宗以后，并定为三年一次殿试，及格的名为进士。知识分子在划定的科目内，穷年累月的啃旧书，应考试，结果都成了无用的废物。王安石改定考试科目的内容，并同时实行“三舍法”（即增加太学生名额，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部，月考以次升舍，上舍月试分三等，上等不经殿试即可做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试；同时州、县等也应用三舍法），想以学校出身与科举出身办法并行。实际，贵族、官僚、大地主的子弟，都有特荫、奏荫、恩荫的特权，都可由“荫补”去做官。受荫袭的，不只当朝的贵族与大小官僚子弟、亲属以至门客，而且连前代三品以上官僚及“先圣”“先贤”的子孙，均享有恩荫特权。同时还有卖官的办法。因此，大地主均有恩荫参政的机会，政权便全为他们掌握。培养官吏和各种服务人员的学校，官办的，中央有太学、律学、宗学、武学、算学、道学，地方有府学、州学、县学等；私家教学机关也特别发达，最著名的有白鹿（庐山）、石鼓（衡州）、岳麓（长沙）、应天（商丘）四大书院。宋朝的学者，大都出身私家书院。

保卫政权的军队，后梁、唐、晋、汉一面承袭唐朝制度，实际却相当乱；后周才开始规划制度，并把兵权渐集于中央。宋朝定全国军队为“禁兵”、“厢兵”、“乡兵”、“蕃兵”四类。“禁兵”即中央常备军，士兵均由招募与从厢兵中选择而来；“厢兵”为诸镇防军，兵士来源，亦全系募兵；“乡兵”即地方防军，兵士来源，有按户籍征收的役兵和招募两方面；“蕃兵”实为边塞地区之乡兵。

统治人民的刑法，五代时，特别严酷，尤其后唐、晋、汉以外族统治汉族人民，“以杀人为嬉，视人命如草芥”，对于防止人民反抗其统治的所谓“盗律”，更为严酷惨毒。宋朝在刑制上也没有改变，只是一方面，略为减轻，一方面以死刑的判决权收归中央；同时由刑部设大理院，掌管全国司法权，另于宫中设审刑院，以为监督与最后决定刑事处理之机关，后又以两者共管全国司法。定刑有死、流、徒、杖四种。实际这对于大地主、有钱人，都有免刑、减刑和赎罪的特权。而辽、金对于汉族人民，尤属随意定刑，如辽之酷刑有所谓“投崖”、“炮掷”、“钉割”、“脔杀”、“分尸五京”、“取心以献”等等；金比辽“更严酷”，施行更“操切”，备极惨酷，甚至每以“轻罪”或无故击杀汉人，“没其家赀……”。契丹或女真人打伤与杀死汉人，不治罪，主人虐打与杀死奴隶无罪；汉人及奴隶对于契丹人或女真人，稍有触犯，便是死罪。法律的编制，宋朝根据《唐律》，有所增减；律以外，也同样有“敕、令、格、式”，到理宗时，共成一百三十二部，多至数千卷。辽、金尤为“繁”“密”，汉族人民动辄便是触犯律条，所以说“莫知所避，犯法者众”。而且，“辽律”的七百八十九条，金的“大定制条”、“泰和律义”等，实际又都是具文；他们对汉族人民，尤在关于反抗其统治方面，他们却并不根据什么律，而是任意处分的。

哲学　两宋的哲学、科学、文艺都获得空前发展，主要由于下面的几个原因：（一）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都市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二）社会矛盾的复杂与扩大；（三）唐朝学术的发展，特别是佛学的发展，给两宋准备了一些条件。

两宋的哲学（主要即所谓理学）发展的深度，主要表现为对宇宙起源问题的穷究，即精神（理）与物质（气）依存关系的深入探讨，到人类生活的实践。其次表现为成名哲学家的班班辈出，最著名的有戚同文、孙复、李觏、胡瑗、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杨时、谢良佐、朱熹、陆九渊、陆九龄、叶适、陈亮、吕祖谦等人。最重要的，表现为流派的复杂，其中主要有四大流派，即理学左派、理学右派、反理学的陈亮派以及方腊钟相等的农民流派。

理学派的开山周敦颐（湖南道州人），首先他从其时社会现实情况的基础上，认识了客观世界的矛盾性，因而便吸取了“八卦”哲学的辩证法因素，用辩证法的观点去认识世界，并达到宇宙起源之精神（理）和物质（气）的依存关系的探究。他说最原始的某种东西，即所谓“太极”，自身的剧烈运动（动极），便产生一种叫做阳气的东西；“动极而静”又产生一种叫做阴气的东西。由于这样不息的运动和阴阳两气的不断斗争，即所谓“二气交感”，便产生（五行）——金、木、水、火、土各种东西，形成乾（天）、坤（地）；又由于“二（气）五（行）之精妙合而凝”，又产生人类（成男、成女），“化生万物”，以致“无穷”的发展下去。这是他进步的一面。但当他追究到运动的根源时，便认为“太极”本身也是被派生的，原先并无物质的东西存在（无形），也没有运动；只有“理”即精神那种“无极”的东西是存在的。因此，“理”是主宰一切，产生一切的最本源的东西，而它又是寂寥自在的；客观世界的本源都是“理”，在人则为“性”、“命”，为“三纲五常”。他最后便归结到“复性”，即复于本源之“理”，取消一切斗争。所以在政治上，从他到二程，连改良主义也极力反对。很明白，他们是代表大地主的哲学流派。

这到南宋，便演化为理学的右派陆学和左派朱学。

陆九渊从研究程伊川（颐）的学说入门，但他放弃了周敦颐以来的辩证法，而由反“无极太极”的论旨达到主观观念论的结论。他不只拒绝研究客观事物，且拒绝书本；认为只须从内心的觉悟出发，内心就是“理”的体现，“六经”也不外是这个“理”。最后他达到如次的结论：“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宇宙全体都包括在“心”内，即宇宙本不存在，是依于“心”即主观的精神而存在的。因此，在政治上，他根据“君子小人喻于利”的论旨，一面夸张“君子”即大地主分子的伪仁义道德，对人民即所谓“小人”，则肆行诋毁和仇视；一面则企图从人类的观念上去麻痹“小人”，教他们不要为现实的生活利益而斗争。

朱熹的父亲朱松是抗战派分子，因反对秦桧掉了官；他最初受到其父的影响，就注重对客观世界的研究（如对“天以上是什么东西”一类问题的质疑），后又受教于不讲“空理”的李侗——理学派罗从彦的门人——从事理学研究。但他的观点，不是程学的“致知在格物”，而是“格物以致知”的客观主义的观点，即从客观事物的实践和研究中，以获得知识；研究的方法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他的教育方法，也不着重书本，如说“书册埋头何日了！不如抛却去寻春”。因此，他一面接受了周、张以来的辩证法；另一方面在宇宙起源问题上，却达到“理不在气先、气亦不在理后”，“若无此气，则理亦无挂搭处”，即精神与物质相互依存的二元论结论——自然，他在究极上，仍是观念论者。因此，他在哲学上便成为“理学”的左派。

朱熹从其二元论的哲学思想出发，对外寇的侵略，在高宗绍兴三十二年，孝宗隆兴元年，两次建议采取强硬方针，坚决抗战。对内主张实行改良，如孝宗乾道七年，在福建创立社仓法，即人民共同积谷储仓备荒；淳熙五年知南康军时，实行救济贫民；他又坚决主张正经界，使大地主占有的土地也同样负担地税；最后在淳熙十五年，他向孝宗提出振扬纲纪、变易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等六项主张。因此，他系代表中小地主的立场，是很明白的；他的哲学，也便是中小地主的哲学。

反理学派的陈亮（同甫），不仅反对理学右派，也反对理学左派的理、气、性、命之说，也反对他们之所谓“王道”、“仁义”；而主张“霸道”、“功利”，从农工商业等方面去致力“富国强兵”的事业。这正是自由商人集团一种素朴的意识形态的表现。

与上述各派相反的，便是代表农民阶级的方腊、钟相的政治思想。方腊以“五斗米道”的教义，即一种空想社会主义作基础，从现实情况出发，一面分析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剥削，生活腐化、堕落、浪费以致卖国降敌种种罪恶；一面分析农民生活的苦痛及其原因。

钟相从现实的阶级生活出发，要求铲除地主阶级，重新分配土地，实行人人劳动，以达到“贵贱平等，贫富均平”的社会。他和他的信徒，并在洞庭沿湖的广大地区，试行了这种空想社会主义。

可惜关于方腊和钟相的文献，都是片段的，没有全部保存和记载下来，我们今日已无从窥见其思想的全貌。

其次，还有两宋之际，康与之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他的《昨梦录》，托为其友人由西京大山穴入口，游到另一理想世界：那里的人民不用“珠玉锦绮”之类的东西，但“日常生活需要却应有尽有”：“最要的是计口授田，各自力为耕织，不容夺自他人以为衣食”；“一切衣服、饮食、牛畜、丝麻等等，皆按各人所需平分，无私有制”；“人民相处井井有序”，“没有互相疑忌、嫉妒、争夺之事”，“大家都信义、和睦、亲爱过于兄弟”……。但是康与之没有去实践他的理想，与其时农民暴动是脱节的。

宗教　佛教在五代，由于社会混乱和世变“无常”，小乘宗特别发达。周世宗以寺院占有大量劳动人口和浪费巨额财富，曾下令废除寺院（共废三万所以上，仅存二千七百所），禁止度人为僧尼，同时以铜像钟罄充作铸钱原料，佛教稍受打击。及至北宋，赵匡胤提倡佛教，修废寺，造佛像，派行勤等百五十七人赴印度求法，印《大藏经》……，佛教及佛学又大大发展起来。太宗又特设译经院（有译经、校经、印经三部），建佛寺（如开宝寺宝塔高三百六十丈，光彩照及十里），大度僧尼（前后共十七万人）。真宗时，全国僧尼达四十六万余人。徽宗时以佛为“金狄”（因佛身为金色，又系外来宗教），企图用道教去代替佛教的地位；但在实际上，佛教依旧猖獗。及至南宋，在社会矛盾愈益扩大的基础上，大地主不只更需要佛教去麻痹人民，也需要他去慰藉其自己的没落情绪，人民生活的穷困、苦闷和没有出路，也给了小乘教以流行的空子。所以在不断战争的情况下，佛教依旧保持其支配地位。寺院占有广大土地，役使大量劳动人口，又享有各种特权（如免役）；寺院大地主僧尼的生活，悠闲腐化，穷奢极欲。他们不仅用宗教迷信去愚弄人民，并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而又大放高利贷（贷借、典当）……。

两宋的佛学也颇发达，名僧怀琏、祖印、契嵩、慧龙、净源、继忠、克勤、法云、志磐、佛印等，又都是著名佛学家；译著很多，最著名的有契嵩《辅教编〉，克勤《碧岩集》，法云《翻译名义集》，志磐《佛祖统记》……。他们不只与当时的大官学者，如苏轼、黄庭坚等人交游很密，而且常直接影响政治。

道教是宋朝统治阶级的第二大宗教，与佛教享有同样特权，道观同样是大地主和高利贷者。在宋初，华山的道士陈抟创造所谓“理法”一元论的哲学，说万物一体；从宇宙的外表看，好像是变化无穷，若深入的去考察其本体，却只有超绝万有的“一大理法”存在。宋太宗封他为“希夷先生”。真宗与王钦若，为着欺骗人民，实行封禅和伪造所谓“天书”，便尊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建筑“玉清照应宫”，极其壮丽，七年方成；召见龙虎山（江西贵溪西南）道士张正随，封为“真静先生”，并准其世袭，以龙虎山为“受箓院”，立“上清宫”，免除田租。徽宗为提倡道教，任用道士魏汉津等，并封王老志为“洞微先生”，王仔昔为“通妙先生”，林灵素为“通真达灵先生”，直接参预政治；立先生、处士等道阶二十六级，秩位比于中大夫至将士郎；置道官二十六等，也一一比于朝官；集古今道教事迹，编修道史；立道学，于太学设《内经》、《道德经》、《庄子》、《列子》博士二人；每一道观均给田数千顷外，道士都给官俸；大建道观，如“玉清和阳宫”、“上清宝箓宫”等。他又谓自己系上帝元子太霄帝君下降，便由其左右册尊为“教主道君皇帝”。另方面，北宋的废后，都册封为道教教主，如仁宗之郭后为“金庭教主”，哲宗的孟后为“华阳教主”；给予大官的闲职，也有所谓“提举洞霄宫”、“会灵观使”等等。道教的猖獗，可以想见。南宋以后，他们也只是不直接参预政治，仍享有其他特权。

为大地主集团服务的佛教和道教，对于农民是生死的仇敌，所以钟相为首的农民军，把僧尼、道士、女冠、方士都列作应铲除的对象，并到处焚毁寺院和道观，没收其全部财产。魔教徒不拜佛道等偶像。

回教从唐朝传入中国，到宋初，新疆喀什噶尔酋长布格拉，尊回教为其种族共同的宗教；布格拉远征土耳其斯坦，又俘回不少回教徒。回教便从新疆渐次流行于西北各地。另方面，由于中亚经商前来的回教徒影响，在从事对外贸易的汉族商人里面，也开始出现回教徒。

魔教是与大地主宗教相对立的农民的宗教，教主就是方腊。他们以“五斗米道”的空想社会主义为教旨；其教条是群众斗争的纪律；宗教本身，就是群众为要斗争的一种组织。他们对儒、佛、道教，一概反对。

史学　正史的编著，有薛居正、卢多逊等的《旧五代史》，欧阳修、宋祁的《新唐书》、《新五代史》，都是继承《汉书》的体例，但后者更强调了儒家的道统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一种编年体的通史著作，但在形式上是“皇家年谱”；方法上，也是为道统观和地主阶级的正统观所贯穿，对历代农民暴动都称作“盗匪”，对人民的事业，一概抹煞。他说：“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不可据”，虽有相当道理，但他的主观上，是从道统观与正统观的基础上，去判断史料真伪与选择史料的。刘恕（司马光助手）的《通鉴外纪》，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都是同一体例、观点和立场。对历代经济、政治、文化分类编纂的，有马端临《文献通考》（元至元时才完编出版）和郑樵《通志》，对历朝的改良政策，都加以赞扬，他们可说是中间阶层的史家；这连同唐杜佑的《通典》，便名为“三通”。王应麟的《玉海》，体例同于《通考》，但系奉敕编撰的。王溥、徐天麟等的唐、五代、西汉、东汉《会要》，仅在叙述各代制度的纲要。传记方面，有王当《春秋列国诸臣传》、胡仔《孔子编年》、魏仲举《韩柳年谱》、李幼武《名臣言行录》、朱熹《伊洛渊源录》等。王钦若《册府元龟》、李昉《太平御览》等，则属奉敕撰著的史事杂记。乐史《太平寰宇记》、敏求《长安志》、周应合《景定建康志》、范成大《吴船录》、陆游《入蜀录》、赵升《朝野类要》、周密《齐东野语》《癸辛杂识》等等，均能反映其时社会的一些情况。《南烬纪闻》、《窃愤录》等（署名为爱国诗人辛弃疾著，宋人曾谓为伪书），是代表抗战派的稗史著作。此外在宋朝，由于史学的发达，由于对史料的考证，便开始从事金石的搜索和研究，较著者，有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赵明诚的《金石录》，吕大防的《考古图》，南宋无名氏的《续考图》，王黼的《博古图》等等。但史学仍没有成为科学。

科学　两宋的科学发明，如活字印刷术、火药制造术及制炮术及指南针的改造等等，已如前述。

天文学方面，最著名的学者，有苏颂、张思训等。张思训根据历代浑仪，详加研究，新造“太平浑仪”，较前此大为完备、准确。由于天文研究的进步，又不断改订历谱，两宋共改订了十六次。算学方面最著名者为秦九韶，他的主要著作为《数学九章》。

两宋医学也有相当发展，最大成就为对于药剂的研究。宋廷为研究药性与药剂制炼，特命名医刘翰与马志、翟煦、张素、吴复圭、王光祐、陈昭遇等详订唐《本草》。他们根据《神农本草》三百六十种、《名医别录》百八十二种、唐本失附与有名未用者三〇八种、新发明一三二种，合新旧药共八九三种，一一根据临床经验，加以研究、说明和注释，编成药剂处方要目，名曰《本草》。关于各种病科，也多有专门著作和研究。王怀隐、赵自化等，也都是其时名医。尤值得指出的，真宗时，王旦发明种痘，后传至日本和意大利。英人珍娜（Edward Jenner）在一七九八年发明牛痘，是否与中国的种痘法有关，我手边尚无材料。

文艺　五代两宋辽金，成名的文学家诗人，数不胜数。

在文学形式上，五代是俳偶骈体占支配地位，著名作家有徐夤等。宋初杨亿、刘筠等也是骈体作家。与杨刘同时的柳开，则力反骈体，提倡韩愈柳宗元的散文体；王禹、穆修等，又进而改变词涩意艰的格调，提倡古雅简淡的作风，以后到尹洙、欧阳修、苏舜钦、梅尧臣、三苏、曾巩、王安石等继起，散文体便取得支配地位了。另方面，由于都市的发展，在“市井间有杂伎艺，其中有‘说话’，执此业者曰‘说话人’；有说‘小说’、说‘合生’、‘说诨话’、‘说三分’、‘说五代史’”……的，各有“话本”作凭依
[5] 。文学家在这种民间文艺的基础上，窃取其形式，而创制“平话”，即通俗语体的体裁，如无名氏的《碾玉观音》、《错斩崔宁》……都是“平话”形式的作品。影响所及，理学家的“语录”，也都应用了语体，这在文艺形式上，是一大进步。词（在南北朝已有出现，但那是尚未发展完成的），也是从民间形式而来，是一种新体诗；到宋朝特别发展、风行，民族诗人陆游、辛弃疾等，也都是著名词人。所以有“唐诗、宋词、元曲”之说。

由于作家的阶级立场和生活不同，内容上便表现为各种不同流派；甚至同一作家，由于其阶级地位或生活环境变化，前后作品也每每不一样。

五代李存勖、李璟、李煜等人的作品（如存勖的《如梦令》、李璟的《摊破浣溪纱》、李煜的《子夜歌》《虞美人》等）是宫廷贵族的文艺。徐铉的《张谨》《青州客》、吴淑的《潘扆》、乐史的《杨太真外传》等传奇小说，则均系中间阶层的作品。

在宋朝，欧阳修的《秋声赋》、《醉翁亭记》、苏洵《辨奸论》，苏轼的前后《赤壁赋》等，都是代表大地主的作品。在小说作品方面，如无名氏的《李师师外传》，在描写娼妓也有爱国热情和民族气节，反射那班卖国降敌的大地主分子，还不如娼妓。沈俶的《我来也》、费衮的《盗智》以及《碾玉观音》、《错斩崔宁》等，在描写政治黑暗，城市小商、工业市民的生命财产没有保障，反映了小市民对政治的一种不满情绪。李政的《浮梁张令》，在描写官吏的贪污。无名氏的《冯玉梅团圆》，前半部一面描写金寇入侵，人民惨遭蹂躏、杀掠、流离失所的痛苦情况，一面描写宋朝统治集团只知逃命，腐败的军队见敌只是逃走，对人民则肆行抢掠的情况；后半部，以范汝为为首的福建农民暴动作题材，一面描写政治腐败、黑暗，官逼民反，并赞扬范汝为“仗义执言，救民水火”，人民“从之如流，啸聚至十余万”，另一面对参加暴动的知识分子范希周，失败后隐姓埋名为官家服务，终至爬得功名，夫妇团圆，又力加赞扬。这也是表现中间知识分子气氛和立场的作品。代表人民和人民自己的作品，当时可能不少，也可能有保存下来的，据说今存之《五代史平话》及《通俗小说》，即此二科“话本”的体裁。可惜我手边没有这种材料，不能加以论列。

在诗词方面，名家特别多，北宋有杨亿、刘筠、林逋（所谓西昆体派），欧阳修、王禹、苏舜钦、梅尧臣（反西昆派），王安石、三苏、秦观、黄庭坚、陈师道（黄陈为所谓江西派），晁补之、张耒、柳永、张先、晏殊、宋祁等。南宋有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尤袤、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二徐翁赵为所谓四灵派），辛弃疾、刘克庄、刘遇、康与之、蒋捷、谢枋得等。此外，宋朝还有女诗人李清照、朱淑贞。其中支配力最大的，为北宋的苏轼、黄庭坚，南宋的陆游、辛弃疾。苏轼的诗词，虽也表现中间层知识分子的一些浪漫气氛，但其主要作品，却大都在表现大地主悠闲、浪漫、豪华的生活情调，以致对皇宋的歌颂，如《春夜》、《蝶恋花》、《赤壁怀古》、《月夜客饮杏花下》、《元祐三年春帖子词》（《皇帝阁》、《皇太后阁》等）……都是这类作品。陆游是宋朝写实派的麟凤，又是一个大爱国诗人；他描写了中小地主的现实生活，也大声疾呼用诗词去鼓吹抗战。他的《夜闻邻家治稻》、《好事近》……及其同派诗人范成大的《插秧》、《夏日田园杂咏》、《村景即事》等，都反映了中小地主的生活情调。陆的爱国诗词作很多，临死前的《示儿》说“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至死还不忘收复失地。南宋另一爱国诗人辛弃疾的《踏莎行》、《水龙吟》、《丑奴儿近》等，都是反映中间层知识分子生活情调的作品；其《贺新郎》、《哨遍》等，都是表现爱国情绪的作品；尤其是《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鞴，汉箭朝飞金仆姑。追往事，叹今吾……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可为其爱国诗品的代表作。他如宇文虚中的“不堪南向望，故国又丛台！”高士谈“可怜风雨胼胝苦，后世山河属外人！”岳飞的作品除流传人口的《满江红》外，《题青泥寺壁》：“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真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台万户侯。”也都是爱国诗词的不朽作品。

代表农民的诗歌，如《吴歌》：“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几家飘散在他州！”又如民谣：“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均在反映人民的生活情绪和反感，以及阶级生活悬殊，人民妻离子散的惨状。关于范汝为农民军的“风高放火，月黑杀人；无粮同饿，得肉均分”，表现了农民军集体生活的一面。宋江的《江州题壁》“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头”、“他年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表现其起义前情绪的一面；“来是三十六，去是十八双；倘若少一个，定然不返还”，则表现农民军的团结精神。

戏剧方面，在宋朝，民间创造出一种“诨唱”的形式，一面音乐与唱词协调，一面表演者的歌唱与其演技相照应，并在民间流行。宋金统治者，吸收这种活泼的新形式，抛弃其丰富的内容，而制作宫廷的杂剧院本。宋末赵德麟又依以制作《商调蝶恋花词》的鼓子词；金章宗时的董解元，则依以制作《西厢掐弹词》即《弦索西厢》。

绘画在五代及两宋，名画家如林。在五代，南唐有官立画院，蜀之王衍、孟昶也奖励绘画。中原的荆浩、关同（善画山水），南唐曹仲元（释道画），王齐翰（罗汉画），周文矩（美人画），高太仲（肖像），徐熙（花鸟画），蜀之黄筌（花鸟），释贯休（罗汉）都是名家。

北宋太祖特设翰林图画院，集名家给俸禄、赐金带；太宗召名画家郭忠恕、黄居寀、高文进、董羽等入翰林院；其后累代相承，宫廷与民间名画家辈出。黄居寀（筌子）、徐崇（熙孙）为花鸟画之宗师；李成、董源、范宽、米芾等均为山水画巨擘；李龙眠、林庭圭、周季常等善画佛像罗汉。著名的清凉寺十六罗汉、大德寺的五百罗汉，据传系林周所画。徽宗本人的画道，也造诣颇深。南宋赵伯驹、李唐、阎次平，与马远、夏圭等均善画山水，前者讲究整巧青绿，后者讲究苍劲，均改变了北宋的作风、气派。梁楷善画人物和释道，唯妙唯肖。陈所翁善画龙，杨补之善画梅，李安忠、李迪、毛益善画动植物。此外僧牧溪、僧玉也是著名画家。但其中如李迪的《雪中归牧》，阎次平的《树下牧牛》，均描绘了农民劳动的片段情景。他如贯休的《十六罗汉》、马麟的《禅门机缘》、马公显的《药山李翱问答》，均在宣扬佛教；马逵的《泛舟闲适》、徐熙的《红莲凫鹭》、赵昌的《竹虫》、徽宗的《水仙鹑》等等，都全与人民的现实生活无关，表现着宫廷贵族和大地主的闲适情趣。但绘画技术，却都很成熟。超出于这班画家之上的，便是爱国画家郑思肖（所南），以蒙古侵略者侵夺国土，画兰特不画土根，以寄托其爱国和反对元朝统治的志节。

在雕塑方面，凿石窟雕佛像的风气已成过去，石雕也不占重要地位了，但亦间有石雕作品——如山东历城开元寺的大佛首，杭州灵隐寺岩窟内壁的石佛（五代作品）。这时佛像主要是木雕、塑像、铜像、玉雕、铁像等。如正定龙兴寺的阳刻大塑佛，铜造观音大立像，均颇为雄大优雅。太原晋祠大铁像——“金神”（绍兴四年造），高七尺许，相貌姿势雄伟，筋络雄劲，衣纹自由。泰安东岳庙四层大铁桶（建中靖国元年造），第一层铭及宝相花，第二层宝相花间配凤凰、狮首，第三层龙和飞云，第四层浮雕狮子，极为细致美丽，技工纯熟精炼。他如灵隐寺八角九层石塔、北固山甘露寺十三层铁塔（大概均建于宋初），内均有佛像等浮雕，手法颇细丽。飞来峰龙泓洞内的观音塑像，相貌温丽，姿势稳静，衣纹线条优雅，周匝亦极妙。青林洞外壁的卢舍那会图，释迦坐莲座，左右文殊、普贤两菩萨骑狮子和象，四天王四菩萨侍立，华盖外两旁刻飞天像，图样纤巧。《碾玉观音》说：崔宁为韩世忠雕成的玉观音像，皇帝和朝廷官员都大大称赞；被摔破一个铃儿，他又用“一块一般的玉，碾一个铃儿接住了”。这是一位技术纯熟精练的民间雕玉师。两宋的名画家也不少精于雕刻的。这虽则都属于僧俗大地主用来统制人民思想和自己享乐的东西，但反映了雕塑术的进步程度，及由石雕转到型铸和玉木雕等方面的发展方向。

第七节　结语

宋朝的阶级关系比前代复杂，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比前代复杂尖锐。这种复杂的矛盾情况，随着都市行会工商业的发展，越来越厉害，宋朝统治者一面把国家的统一性和集权性提高了；另一面，却没有适当的处理阶级关系，对外寇的侵略便完全表现无力，成为中国史上第一个软弱无能的朝代。

在宋初，宋辽力量的对比，宋占绝大优势，收复燕、云各州失地，是完全可能的。在宋辽战争中，汉族士兵和中下级军官战斗力都颇强，情绪也颇高，但由于统治阶级畏首畏尾，上级指挥无能，结果反而对敌屈服。

金寇侵入，到汴京沦陷前后，形势仍是对抗战有利，两河、山东、河南、陕西广大人民，纷起抗敌，义军武装不下几百万，其中并不少战斗力强大的队伍。非沦陷区人民也纷纷兴师“勤王”，尤其是原先反对宋朝统治的农民军，也自动要求和宋朝联合抗战。全国人民，农民、手工工人、市民、学生以至中下级军官，抗战情绪都很高涨。在全国人民和义军的支持下，李纲、宗泽成了有威信的抗战派领袖（但有些义军领袖如李彦仙等，认为李纲不能作领袖，军事方面也不行）；经过抗战派的部署布置，已形成声势壮大的抗战阵容；老军队也渐次得到改造，并从中下级军官中产生一批抗战将领（吴璘、吴玠、刘锜、韩世忠、王彦、岳飞、杨沂中……等人），他们与义军领袖牛皋、王再兴、杨进……等人，已成为抗战军队的骨干。全国生产较发展的南方，并没受到军事的破坏。金寇本身人口不多，力量不太大；军队大部分是其征服的各民族人民凑成的，成分复杂，空子很多；加之他深入中土，没有群众依靠，因此只要宋廷肯采取适当的方针、步骤，适当的去处理国内阶级关系，照顾人民生活，组织力量，便完全可能战胜敌人，收复全部国土。

在宋朝，坚决抗战的，主要是广大农民和手工工人及一切下层人民，其次是学生、市民和其他中间阶层的人士。在宋廷和宋军内部，抗战分子如宗泽、张所、陈东、欧阳珣、欧阳澈、吴玠、岳飞、韩世忠及后来的胡铨、朱熹、陈亮、虞允文、吕文德……等人，都是中小地主，其他中间层以至士兵出身。另方面，从徽宗、钦宗到高宗、孝宗……以及聂昌、耿南仲、黄潜善、汪伯彦、吕颐浩、韩侂冑、贾似道到陈宜中等卖国投降派分子，无一不是贵族、大地主。从公开帮助敌人来灭亡祖国和公开充任傀儡的汉奸刘豫、张邦昌到暗藏汉奸秦桧、王伦之徒，也无一不是大地主分子。投降派对敌人，只是妥协、逃跑、投降，以致可耻的甘作敌寇的臣仆和儿孙；对内只是无条件的害怕人民，在汴京沦陷，徽、钦被掳的生死关头，也不肯忘记去解散人民抗敌武装和压迫人民；在几次敌人南侵的严重关头，一面任令敌军长驱直入，一面却仍是要用大军去“围剿”钟相、杨么、范汝为等的人民抗战武装和农军……。卑陋、可耻，至此而极！

但南宋的统治，又不断仰仗人民和抗战派，从垂死中挽救了出来。

李纲、宗泽、岳飞、韩世忠等抗战派人物，一面知道依靠人民力量去抗战，所以他们能成为民族英雄。另一面，他们在政治上却是把屁股坐在宋廷，不敢大胆摆脱宋廷的束缚，完全依靠人民；所以他们事事受投降派和汉奸的牵制、摆布，不能贯彻抗战方针，完成抗战任务。甚至像岳飞还接受乱命去“围剿”杨么，韩世忠还去“围剿”范汝为，这不仅是他们的莫大污点，且系其反动的一面。

两宋的生产力和文化的发展，已临于封建制的高度；对东方和世界文化，都有着不小的影响和贡献。如果两宋统治者肯依靠人民，打退金元的侵略，中国社会可能少走许多湾路。金元，尤其是蒙古奴主贵族的侵略和统治，对生产的严重破坏和阻滞，使中国社会倒退了若干年。

本章一般参考资料：

（一）前揭：范著第三编三、四、五、九章。

（二）前揭：章著丙编第一篇。

（三）前揭：拙著《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九编及《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中国民族简史》。

（四）《鲁迅全集》卷九。

（五）郑振铎编：《中国短篇小说集》第二集。

（六）前揭：《东洋史讲座》第五卷及第十四卷《宋代的户口》。

（七）《世界美术全集》两宋之部。

问题讨论：

1．形成五代十国纷乱和割据的原因何在？

2．北宋统一的条件何在？

3．两宋经济情况有何特点？

4．“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如何？

5．两宋对外寇侵略，为何那样软弱无能？

6．两宋各阶级对外寇侵略的动态如何？

7．根据当时形势，有无条件打退侵略者，收复失地？

8．对岳飞等民族英雄作何评价？

9．南宋的统治如何能继续百几十年？

10．两宋学术发展的原因何在，其对世界文化的影响如何？

11．辽金的社会性质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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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抗战前，北平博物馆还有保存。

[2] 按即由石晋到北宋。

[3] 参考《鲁迅全集》⑨第十五篇下及⑩三七页。

[4] 绍兴二十年（一一五〇）正月。

[5] 《鲁迅全集》卷九第二五〇、二五一页。

第十四章　蒙古奴主贵族统治的元朝（纪元一二七九——一三六八）

第一节　蒙古奴主国家的建立与对外侵略

蒙族的起源和建国　蒙古族的名称，在中国文献中，从唐朝才出现：《旧唐书》称之为蒙兀，《新唐书》称作朦瓦，《辽史》称作盟古、萠古，《金史》称作盟古，《松漠纪闻》称作盲骨子，《元朝秘史》称作忙豁勒（蒙古儿），明初修《元史》称作蒙古。曾为辽、金属领。

其起源，日人高桑驹吉等谓系“通古斯、突厥族及一部分图伯特族和汉族等的混血”；我根据可能的一些材料分析，“他们可能是原住今蒙古斡难河流域，或来自西伯利亚的蒙古人种的一支，也可能是匈奴族的近亲或其西徙后的残部，同时，其包含有突厥族成分在内，也是完全可能的……。”据蒙族自己的传说，最初为苍狼图腾和白鹿图腾，自始就住在斡难河（鄂嫩河）的不儿罕山（大肯特山），到传说的孛端察克时，便形成了部族联盟，包含有札答剌、巴阿里等八个部族；到“赤都忽儿孛阔”时，就开始出现氏族奴隶，从而并出现了联盟内的军事集团。

铁木真的曾祖哈不勒，由“达达百姓”（即“鞑靼”各氏族酋长会议）选作“合罕”（即军务酋长）。由哈不勒，经俺巴孩到忽图拉时期，达达部落的内部已形成一种军事集团，不断向邻近诸部落进行原始的掠夺战争；特别与今贝加尔湖和呼伦湖之间的塔塔儿部落进行了长期的战斗，俺巴孩并被塔塔儿俘虏，送给金国被金熙宗处死。由于不断的对外战争，掳回大量人口和财物，促进了氏族内部的贫富分化，又不断受到女真和汉族生产技术与文化的影响，便促速了蒙古社会的变革过程。领导这个革命事业的，便是铁木真。铁木真原是尼而伦部酋长也速该的儿子。也速该被塔塔儿所毒死；铁木真在各富有家族的支持下，纪元一一八九年，被选为合罕。他先后灭亡塔塔儿四部及札剌亦儿、乃蛮、不里（回族的一部），战败蔑儿乞惕等部落。他把俘虏的人口，分赠亲属左右做奴隶，所谓：“妻子每（们）可以作妻的作了妻，作奴婢的作了奴婢”，“教永远作奴婢者，若离了你们了呵！便将他脚筋挑了，心肝割了。”

铁木真为首的革命派，一面排除札木合、王罕等为首的内部保守派，一面又次第战胜周围各族，统一了大漠南北。纪元一二〇六年他集蒙族各首长于斡难河源会议（富里尔答Kuriltai），建九旒白旗，即大汗位，号成吉思汗，即后来所追称的元太祖。他即位后，继续有以下的一些主要措施：（一）确立并保护私有财产制度，设置国家警察和裁判机关，如给失吉忽秃忽的任命说：“如有盗贼作伪的事，你惩戒着，可杀的杀，可罚的罚。百姓每分家财的事，你科断着；凡断了的事，写在清册上，以后不许人更改。”（二）建立国家权力机关，如以失吉忽秃忽掌管民政和警政，忽必烈掌管“但凡兵马事务”，又设立达鲁花赤（掌印官和断事官）与札鲁勿赤（检察官）。（三）任命功臣和亲属分别镇守各地。（四）给功臣以各种特权，如“百次犯罪不罚”之类。（五）建立宿卫武装……。蒙古奴隶制度变革事业，便在他的领导下完成了，蒙古民族自此进入了国家的时代。

蒙古奴主贵族的对外侵略　蒙古奴主贵族，凭借其人民强悍的体质，传统的骑射锻炼，特殊的游牧性社会的军事组织（如建国后的宫殿，也还是一种金帐，在斡难河源与和林两地移动；后由于和林渐次成为固定都市，到纪元一二三五年，太宗窝阔台才把首都固定于和林）；他们接受了东西洋的进步文化、技术，特别是天文、历数、炮术，俘虏和吸收了各地技术工人（如中国的制炮、制火药手），便形成其相当坚强和便于远征的武装部队。同时，到处御用内奸（如南侵金、宋，便收用邱处机、姚枢、耶律楚材之流，到西藏，便携回红教教主八思巴……），利用被征服者的武装部队和人力，去扩大自己的队伍；加之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如忽必烈）的战略战术（如利用自己骑队行动迅速敏捷的条件，不打硬仗，常突然反击追逐之敌；打不下的根本不打，敌人败退时拼命追击；避实击虚，诱歼敌人，如对金不攻潼关，“假道”“下唐邓、揣汴京”，诱潼关金军援汴而“破之”；利用自己条件，惯于实行大迂回……）其所侵略的地方，不是尚在原始公社制时期的民族，就是其统治阶级已腐朽无能（如金、宋、波斯）。因此，便形成其所向无敌，震骇亚欧的侵略武功。

纪元一二一八年，借口蒙古商队在花剌子模国境被杀掠，成吉思汗便率大军西征；一二二一年灭花剌子模（回教国），并一面侵入印度、西藏，一面越高加索山，侵入今苏境得涅泊河（Dnieper）流域，至克里米亚（Crimea）半岛，及加斯比海北岸的阿兰、东北岸的康里。一二二七年，灭亡西夏；成吉思汗欲东向灭金，便死于六盘山（甘肃固原）西南之清水县。太宗窝阔台即位后，以河南地盘诱宋，联宋攻金；一二三四年合宋军灭金。一二三一年进侵高丽，一二四一年高丽投降称臣。一二三〇年绰儿马罕率三万人西征，至一二三六年，自波斯阿姆河以西地区，全为蒙古军侵占。一二三五年和林会议，决定侵略南宋、高丽、乞失迷尔（Kashmir）、印度及欧洲的计划。一二三六年命拔都（太祖长子术赤子）为统帅，速不台为先锋，率大军西征，沿阿尔泰山麓（Altai），经吉里吉思草原，征服沿途各族，侵占加斯比海以北地区；明年侵入斡罗斯（Oros），即俄罗斯，占领其全境；一二四〇年，拔都与拜达儿、海都分两路向南进侵，一路攻占马札儿（即匈加利）、渡秃纳（多脑）河，入墺地利、伊太利，一路陷孛烈儿（波兰）首都，侵入涅迷思（德意志）、西里西亚，击败西里西亚侯等各封建诸侯联军。欧洲大震，罗马教王克利哥利斯（Gregorius）九世，号召组织抗蒙十字军。一二四一年，征服高丽。一二五一年太宗子定宗死，宪宗蒙哥（太祖四子拖雷子）即位以后，一面命其弟忽必烈经略漠南，一面命旭烈兀经略西南亚。漠南方面，一二五三年灭亡大理（今云南境），征服今国境西南各民族；同年征服吐蕃（西藏）。西南亚方面，旭烈兀一二五三年从和林出发；一二五六年灭木剌夷；一二五八年灭八吉打；一二五九年略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侵入叙利亚、阿富汗及于埃及境。一二五九年宪宗死，世祖忽必烈即位，于内乱平定后，一二六〇年迁都燕京；一二六三年又南下侵宋；一二七一年改国号为元；一二七六年陷临安，一二七九年灭宋。同时于一二七三、一二八一两度派兵进侵日本。一二八七年征服缅甸，明年征服安南；一二九二年侵入爪哇，至此南洋各民族全被降服。

除北亚北部、南亚南部及日本外，亚洲及欧洲东北部，全为蒙古奴主贵族所侵占。他们为统治这庞大的领土，以中国本部为中心，东北、内外蒙、青海、西藏、中亚、东南亚由元政府直接管辖外，又另建四个汗国，阿姆河以西的全部亚洲地区，为伊儿汗国（都达富里斯）；从吉思吉里草原以北以东，西至匈牙利及多脑河下游、高加索山以北为钦察汗国（都萨来）；基尔河外天山附近一带地方，为察哈台汗国（都阿力麻尔）；阿尔泰山附近为窝阔台汗国（都也迷尔）。高丽、安南等则作为藩属。元世祖为便于直辖各边隅地区的统治，及监视各汗国，又于葱岭以西置阿姆河行省，杭爱山以北置岭北行省，置阿利麻里元帅府监视天山北路，别失八里元帅府统制天山南路，辽阳行省统制东北，监督朝鲜。

第二节　元朝统治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摧残

元朝的方针政策　蒙古奴主贵族的对外侵略，认为凡所侵入地区的一切，都是他的胜利品，人民都是他的牲口、奴隶和猎获物一样，觉得只要怎样于他便当有利，他就可以怎样办。因此，一方面，他们以掠夺财物和人口，占领条件好的地方作牧场为目的，便到处都大杀大抢，所到之处，“无不残破”；尤其对他们进行抵抗的城市和乡村，都实行杀光抢光，投降的城市也要屠洗，如旭烈兀于一二五八年，一面接受八思打的哈利发城投降，一面又下令杀掠，“七日间，杀戮八十万人”……。另方面，他们为要统治其所侵占的地区，即以其少数的人口，去统治世界广大地区和绝大多数人口，便又利用各民族的内奸和武装，并御用此民族的武装去侵略和镇压他族，御用他族出身的奴才，来帮助统治此族（如汉奸武装曾用以西征，参与杀掠。率领部队帮其侵略的色目人赵世延、杨朵儿只、李恒、高智耀、塔塔统阿、赛典赤胆思丁、纳速剌丁、来阿八赤、阿纳瓦而思、也蒲甘卜、阿儿思兰等很多人，都成了“功臣”……邱处机帮其去西域宣扬道教，阿合马帮他来统治中国……）。因此，又尽量制造各民族内部及各民族相互间的矛盾，如放任汉奸和伪军去残害人民，提高色目人在中国的地位，纵令色目人横暴，激起汉族人民对色目人的反感……。

尤其对于汉族，由于汉族人民有其丰富的斗争传统和经验，从元太祖开始南侵之日起，便纷起抗蒙反金。他们对汉族的屠杀抢掠也更加惨酷，《元史》“蒙古诸将列传”，几无不有“杀戮殆尽”、“骸骨遍野”的记载，连汉奸邱处机也说，“百万生灵”中逃脱杀戮的没有几个，“十家庐舍”有九家被毁，尤以华北和中原情况最惨。直至至元十一年，灭宋以前，连山东、河南、陕西及四川一部在内，元全国户口才一百九十六万户（自然逃亡的也不少）。元太祖和其左右，都认为“汉人无补于国”，也就是说不好治，决定要“悉空其人以为牧地”。由于耶律楚材向他建议：“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他们看到“试”行的结果，确比“悉空其人”更有利，才慢慢把方针改变。到世祖时，由于各方面的经验都多了，便讲求出一套剥削和统治办法：

（一）区分全国人民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即黄河以北的汉人和契丹、女真、高丽、渤海人）、“南人”（即黄河以南的汉人及女真人，主要是长江以南的汉人）四等，并贱称“汉人”为“汉子”，“南人”为“蛮子”。同时在行政区划上，以山西、河北为所谓“腹里”，其他为所谓“行中书省”。这不仅在法律上确立“蒙古人”的最高统治地位，“色目人”的优越地位，汉人的奴隶地位；而又在政治上分化汉人，地域上分裂汉族住区，造成汉族和色目人的对立。

（二）他们规定自元廷的中书省（总管政务）、枢密院（管兵马）、御史台（掌监察）以至地方行省的行台、宣慰使、廉慰使及路、府、州、县的主官，都由蒙人充任，即所谓“上自中书省下至郡县，亲民之吏，必以蒙人为之长”；蒙人自己干不了的，以及各种副职，则尽量任用吐蕃、畏吾儿、阿拉伯、波斯、欧洲、康里等所谓色目人，“即所谓或阙则以色目世官子孙为之”。汉人只能充任属员，最忠实的汉奸，也大皆只能任副职——只有史天泽与贺惟一（即太平）那样完全蒙化了的汉奸，做过宰相，尽量为他来吸吮同胞膏血的卢世荣等少数汉奸，才掌管过赋税。同时，科举方面也规定：蒙人色目人为右榜，“汉人”“南人”为左榜；考试科目不同，考取后放官，蒙人高色目人一等，色目人高“汉南人”一等。这样，把汉人政治地位完全剥夺。

（三）法律规定：“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蒙人杀死汉人，罚金或罚其出征，汉人杀死蒙人，夷族并罚偿烧埋银（丧葬费）。奴婢打骂主人，或杀伤与奸犯主家人，处死刑；主对奴婢有生杀全权，打杀或戏杀他人奴婢杖刑或赔偿葬费。奴婢告主，有罪……（当时汉人被抑为蒙古和色目人奴婢的，“至少在一千万以上”）。色目人对“汉人”、“南人”，也在法律上，与蒙人享有同样特权。而且在实际上，“自蒙古诸王将僧侣等以下，全无视法律，任意逞其横暴”（高桑），“是谓任意而不任法”（柯绍忞）。

（四）汉人，尤其是南人的各种武器和马匹，一律没收，严禁私藏。南方故老相传，菜刀也只准五家共一把；练习武艺和打猎，也概行严禁。

（五）于全国各“行中书省”，都派蒙古诸王，其他要镇以至州县都派蒙古将领，领“养古军”（蒙兵）或“探马赤军”（各部族兵）留守、驻防（如路有万户府、县有千户府，重要州镇有都督），所谓“新附军”（即投降宋军）则杂屯其间。

（六）实行社疃组织，五十家为一社，规定“若有不务本业，游手好闲，不遵父母兄长教令，凶徒恶党之人……籍记姓名，候提点官（蒙人）到日，对社长审问”。种田者以木牌立于田侧，上书某社某人。“凶恶无道者”，社长书其犯罪于门上。社长除为其监视社民外，还为其推收和摊派“差科”，即税役。社长虽系汉人，而一面上有提点官，一面还常有蒙军（长江以北）或探马赤军（长江以南）驻社——名义上也叫做与汉人共同编社。湖南故老相传，五家一连，五十家一社，都有“鞑子”管事；夜晚也不准闭门……。同时，凡聚众结社、鸣铙做佛事等等，都要治罪；读禁书和言语讽刺者徒刑；词曲及其他文字有“犯上”者死刑……。

（七）利用汉奸，不只利用张弘范、范文虎、吕文焕等，充任其军事上的先锋和向导，利用卢世荣、史天泽、贺惟一等，帮他在政治上出主意、玩花样、当替手、作帮凶；并尽量利用学术上的汉奸，帮他去麻痹人民，订立制度。太祖时，就在血泊中拔出儒生出身的姚枢。太宗时库腾（亦作阔端）南侵，特命姚枢从军去收罗“儒、道、释、医、卜士”；在“民常拒命，俘戮无遗”的反面，“凡儒生挂俘籍者，辄脱之归”，得大儒赵复等，为“建太极书院”，“立周子祠”。世祖征用大儒窦默、许衡、郝经等，帮他讲求“立国规模”与“经国安民之道”，使“下至童子，亦知三纲五常为人生之道”；后又不断“求……遗逸”，得吴澄等。这群地主阶级的代表者儒生之流，又教导他们兴学校、立科举、尊孔子；他们一面甚至不知“孔子为何如人”，另一面却给田致祀，令路、府、州、县都立孔子庙。

（八）尽量利用宗教，去麻痹人民的斗争意志。首先对土生土长的道教，利用宗教汉奸为他们宣传“无欲”、“无争”、“命运”、“劫数”及“不老长生之术”；太祖于屠洗两河、山东之后，便招致道士邱处机以为长春真人，封作国师，命其总领道教，到处建立道观，即所谓全真教。宪宗封道士郦希诚为“真大道教”的教宗，李居寿为“太乙掌教宗师”。世祖封龙虎山道士张留孙为真人，命其总领江南诸路道教（号“正一教”），并参预“枢机”。他们利用道教为其服务，去统治人民的精神生活；同时又正式把道教分裂为互相对立的四个流派。另方面，又严禁人民自己的宗教活动。其次，极力尊崇、提倡喇嘛教，八思巴及其继承人都封作“帝师”，用他们去“抚慰”“险远”之俗、“犷狷”之民。对于回教，他们一面在各地屠杀回教人民，一面又任用回教上层分子为其服务。对基督教，也一面杀戮基督教国家的人民和信徒，一面利用其上层分子；在中国，优待基督徒，并帮其于燕京、泉州、杭州各地建堂宣教。同时，凡萨满教（蒙古原来的宗教）的巫师、喇嘛教的西僧、佛教的和尚、道教的道士、基督教的也里可温、犹太教的迭屑、回教的达失蛮等，都予以免除赋役等特权，明令保护，并强令人民对他们尊敬。

这种方针政策，实质上，是一种极野蛮残暴的，奴隶制殖民地的统治方针和政策。

这一切政策的实行，都是为着控制善于反抗的汉族人民，以便利其极野蛮残暴的压榨。元朝奴主贵族和其帮凶，认为这样天罗地网般的严密控制，不论“汉人”、“南人”怎样善斗，也无法动弹了；他们便可以为所欲为，任意施行宰割。

野蛮残暴的压榨　蒙古奴主贵族和其色目等帮凶，对汉族人民的经济榨取，也是一种极野蛮、残暴的，奴隶制殖民地的榨取方式。

首先汉族的人民，在战争中被掠去的大量人口，与不断“没入为奴”的所谓“罪人”家属（《元史·刑法志》），以及因饥饿卖身，欠债以妻子作抵的（世祖、仁宗、英宗“本纪”都不少这类记载）……自然都沦为奴隶。同时，元朝政府，又常任意抑配几百千万户汉族良民和手工业者，用作手工业奴隶（“本纪”多所记载）。《镇海传》也说：“先是收天下童男童女，置局弘州。既而得西域织金绮纹工三百余户及汴京织毛褐工三百户，皆分隶弘州。”《辍耕录》九也说：“至元丁丑（一三三七）……民间谣言，朝廷将采童男女以授鞑靼为奴婢……故自中原至江之南，府县村落，凡品官庶人家，但有男女年十二三以上便为婚嫁……盖惴惴焉惟恐使命戾止不可逃。”……尤其是蒙古奴主贵族以至自由民、色目官吏、富贾、寺院、道观、教堂也到处“拘略”和抑制“良民”为奴婢（《元史》“列传”记载很多）。如在江南，他们“蔽占王民奴使之者，动辄百千家，有多至万家者……有岁收粮……五万石以上者”（《元史·武宗本纪》）。这是全国普遍的情况，元廷并不认为不对，只是要他们输粮。又如喇嘛教僧侣，常任意“于民间，驱迫男子，奸淫妇女”，“时夺民田，侵占财物”，“以农民为其部民”（高桑），这也是各教相同的情况。这种公私奴隶数量，经常“至少在千万以上”，“散见于《元史》“本纪”及“列传”中的”，“百年间不知几千万？”（同上）而蒙古诸王将领的“部民”还不在内。这种数量庞大的奴隶，都用在官私杂役、军队运输，大都、上都、杭州及其他各地的毡帐、织染、陶器、皮革、金属等等官工场，及其私家和寺观教堂的私工场及农庄。为着管理这样多的奴隶，他们又特制了一套约束奴隶的法律。另方面，元廷又不断略送大量汉族良民和手工工人，送至其各汗国，用作手工奴隶及杂役优伎等。如在西辽，“汉民工匠络绎”；在塞马干（Samarkand），“汉人工匠杂处城中”，在高昌西的葡萄园中，“且列侏儒伎乐，皆中州人士”（邱处机：《西游记》）……。蒙古奴主和色目官商，也私自略捕汉人男女贩运出口，并公然见之于海关“税例”（《元史·食货志》）……。

至元二十八年，全国人口五九八四八九六四（逃亡隐漏当不少）为最高记录，其中除去“至少千万以上”的奴隶外，也大都在半奴隶状态中。（一）元政府的屯田，有“诸卫兵屯”，诸“屯田总管府”民屯，各行省的兵屯、民屯，其中“卫屯”的“屯田千户”、“屯田万户”，到处皆是，民屯尤多，共占有全国很大面积的耕地；耕种“民屯田地的屯户，全系勒“拨”汉族良民充当；“兵屯”除奴隶兵参加劳动外，也是抑配民户。这两种屯户，为数均不少。（二）常“拨”汉族民户（最初叫做新降户）交主管机关，充当煮盐灶户和采茶园户、煎矾户等等，所给“工本”常不能维持其生命（如河东捞盐一担给工价钞五钱，辽阳七钱半……）。（三）全国各地以至到各汗国驿站的军屯户，也大都系勒“拨”汉族民户充当……。他们在形式上是半奴隶地位，实质上都是过着奴隶生活，受到和奴隶同样的剥削。所以除去奴隶和半奴隶户外，所谓“全科户”，为数并不大。

一般非奴隶的民户，不论“全科户”、“半科户”等等，元政府正额的“科差”有所谓“包银”，“汉民科纳包银六两”，“丝料……每二户出丝一斤……”；丁税“全科户每丁粟三石、驱丁粟一石”，“半科户……每丁粟一石”；“地税每亩粟三斗”。然此还只是初期的规定，实际，“元中叶以后，课税之所入，视世祖时增二十余倍；即包银之赋，亦增十余倍”。其次盐、茶、酒、醋等项，如食盐，实行按路按省抑配，引（四百斤）数常远远超过消费量，价格定得特别高，即就大都说，官卖“名曰一贯二斤四两，实不到一斤”……甚至在陕西，令“百姓一概均摊解盐之课”，即“认纳盐课”，另出钱“食韦红之盐”，山东情形也是一样……。其他茶和酒、醋等也实行抑配，情况差不多。其次有所谓“常课”（即商税、田宅买卖等税），“额外课”（有日历、契本、河泊、山场、窑冶、房地租、门摊、池塘、蒲苇、食羊、荻苇、煤炭、撞岸、山楂、面、鱼、漆、酵、山泽、荡、柳、牙例、乳牛、抽分、蒲课、鱼苗、柴、羊皮、磁、姜、白药等三十二类）、“和籴和买”（实即配征）、“斡脱官钱”（即所谓“羊羔儿钱”，“诸王妃主”、“西域贾人”“以钱贷于人，如期并其子母征之”，“累数倍至没其妻子，犹不足偿”，“强行拖拽人口头匹，准折财产”；如“札忽真妃子……遣使人……追征斡脱钱物……亦无元借斡脱钱数目，止云借斡脱钱人……展转相攀索，累一百四十余户”；元政府并“立斡脱所，以掌其追征之事”）。同时，他们的财产和田地，又常为蒙古色目权势、无赖及僧道强夺，并抑其充当“部户”。佃种蒙古、色目、僧道田地者，实际也都是半奴隶性的“部户”；汉族大地主豪霸，则皆奴颜婢膝，或派子弟“承奉官府”“随其出入”，或充当衙门皂隶，也依势奴役佃户，欺压平民。其他小商人，如民船业者，“舟楫往来，无不被扰；名为和顾，实乃强夺……一概遮截……鬻妻子质舟楫者，往往有之”。因此，这种“全科户”、“半科户”等等的汉族人民，也都在半奴隶压榨的状态下过活，即在封建制的基础上，遭受半奴隶制的压迫和榨取

其次，关于土地问题。“元朝田制，曰官田、曰民田、曰兵民屯田。”（一）所谓“官田”，并不只宋金“之旧”；蒙古奴主贵族从南侵之日起，到处圈占耕地为牧场，由其杀戮残破的结果，华北中原地区，到处形成广大无主的荒原，也都成了官地。同时，又常任意没民田为官田，自至元二十六年以后，复不断借口人民隐占官田，限期迫令“出首”；并实行所谓“经理之法”（即派员赴各路、各省，检查、算理田亩），不仅“指民田为官田”，且“以无为有，虚登于籍者，往往有之……人不聊生”（如“新丰一县，撤民户一千九百区，夷墓扬骨”）。又如在长江以南，还有所谓“助役田”，即民户有田一顷以上的，均抽田入官“助役”。“兵屯”、“民屯”强占民田，更是常事。（二）民田，蒙古奴主贵族以至自由民、色目官吏、僧道，除由元廷不断赐予土地外，“诸王驸马并权豪”或所谓“王公大人之家”，每强“夺民田”，“或占民田近于千顷”，僧道也到处占夺民田，元政府并令“凡良田为僧所据者，听蒙古人分垦”。他们占有的土地，占所谓“民田”中相当大的部分。汉族大地主与色目豪富（如“杭州……八间楼皆富实，回回所居”），在江南三省，一面“重其财贿，结托上下，专令子孙弟侄……从朝至暮相随省官，窥伺所欲，竞为趋谄，要一奉百侈”；一面则借“兼并”、强占或“买贫民田而仍其旧名输税”……。因之在“江南，豪家占农地，驱使佃户，无爵邑而有封君之贵，无印节而有官府之权，恣纵妄为，靡所不至”；“荆楚之域，至有雇妻鬻子者，衣食不足，由豪强兼并故也”；在福建，如“崇安……五十都之田，上送官者为粮六千石，其大家以五十家而兼五千石，细民以四百家而合一千石。大家之田连跨数郡，而细民之粮或仅升合。有司常以四百之细民配五十大家之役”……。因此，在“民田”里面，人民占有的比例，在崇安仅占六分之一。离“腹里”较远，蒙古色目势力较薄弱的崇安如此，它处可想而知。

元朝官吏的苛敛诛求，可谓无微不至。像色目人阿哈马、忽辛、你咱马丁、桑哥、汉奸卢世荣等那样凶恶的吸血鬼，正是体会了元朝皇帝的意旨和方针；不过为着转移目标，元廷便用他们的脑袋来和缓人民起义。其实从皇帝到皂隶，都和他们一样，甚至“蒙古人”比他们更无法无天，连世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滥官污吏，夤缘侵渔；科敛则务求羡余，输纳则暗加折耗，以致滥刑虐政，暴敛急征，使农夫不得安于田里。”（《元典章》三）实际情况还要坏得很多。又如刑吏讯问疑案，不问虚实，不论律条，也不速结，但问贿赂轻重；无贿与贿赂少的，每令裸立于寒冰烈日之中，赤身危坐于粗砖顽石之上，以及“铁枷、钉头、禁锢……”，诸种拷掠，每至“肋骨断折”，“五内伤残”；又复“根连株逮，动辄至于什佰，系累满途，囹圄成市”，乃于其间“横加诛求，百端扰害”。（同上）尤其是“诸路、府军民长官（蒙人），因收捕反叛，辄罗织平民，强奸室女，杀虏人口财产，并覆人之家”。（《元史·刑法志》）下至其各地驻军士兵，无不任意“劫掠杀戮”，“残暴其境内”；“匪梳兵篦”，全是当时的实情。他如蒙人畜群，任意于汉民禾田桑园放牧，情况也相当普遍、严重，所以迫得元廷也不能不逐年宣布禁令。

在这种野蛮残暴的奴隶半奴隶制榨取下面，“浙江豪华之地”，也成了“贫极江南”；其他原非“豪华”以至“残破”之区，就更加“贫极”了。因此，从元朝统治开始起，全国农村都陷入恐慌的逆流中。据《元史·食货志》所载，全国各处，都是连年不断的发生水灾、旱灾、地震、虫灾、蝗灾、霖雨为灾等等天灾；连年不断的大饥荒，人民连草根树皮也没得吃，常是成万的饿死。元廷在表面上，也几乎每年都施行振恤，实际救济粮、款，全入了“王公、大人”、势豪、官吏的荷包；另方面，他们借口救济灾荒，反而又成了剥削汉民的题目，如“天历三年时各路亢旱……江南、陕西、河南等处定为三等，令富民依例出粟，无米者折钞”。各地元朝官府，则实行按户抑配，甚至不论贫富，逮至官厅，一一施以拷打，迫其认捐。同元朝的野蛮榨取相适应，这种恐慌、灾难和饥馑，在其统治全国的八十九年间，也是越来越普遍、严重。

都市的畸形发展　在大量奴隶劳动和半奴隶榨取，以及宋朝手工业和商业发展条件的基础上，一面便形成都市的畸形发展。蒙古奴主贵族及其色目帮凶，为提高其奢侈的享受和扩大财富，便以其手中的大量奴隶和财富去扩大手工业生产和商业经营。加之，由于蒙古奴主统治地区的广大，各地手工技术和科学常识的直接交流，尤其是欧洲和中亚各地的科学家、技术家、技术工人征调到中国，便刺激起手工技术的进步。同时，不但其御用的那大群色目帮凶，原来大都是纸醉金迷的商侩，且由于水陆交通更便利，欧亚各地商人，又纷纷相率来华，便直接促起商业以至手工业的发展。其次，据《元史·食货志》所载，由于农村人民身家毫无保障和不断饥荒，人口纷纷逃入都市，也增加都市的人口集积和表面繁荣。

手工业主要是官工业的畸形发展，规模相当大，部门相当多，各部门都有专设管理机关提举司等，中央有总管机关工部。据《元史》所记，各地有十六所染织提举司（染丝绵、织布帛等），上都、大都及腹里、河南、山东各大中城市，都有兵器制造局；大都的武备寺，内包寿武库（制衣甲）、利器库（制兵械，其中并有金属火炮筒制造）、胜广库（管外路各局）；其他有梵像提举司（雕刻绘画铸像）、出腊提举司（金属铸造）及鼓铸（造币）、永利（印钞），钞纸（造纸）、金银（金银器制造）、镔铁（镂铁）、刀子、绣绘、玛瑙玉（雕琢）、玳瑁、珠翠、金丝子、销金、牙金、油漆、玻璃、泥瓦、毡、剪毛花毯腊布、鞋带斜皮、熟皮、牛皮、软皮、异样毛子、貂鼠、印刷装订、烧红（制颜料）、磁、鞍子、铜、筋、锁儿、绳、网、帘网、绣、罗、曲饮（造酒）等局、及皮货所、成制提举司，窑场（造白琉璃砖瓦）、纹锦总院等……，另外还有各种矿冶场等。规模之大和出品情况，《大元毡罽工物记》所载，可概见其一面。但内容，主要是为着奴主贵族自己奢侈消费。工人全是奴隶。原料的主要部分来自征科和国内采冶，只少数特殊的东西系输入品。

除军器制造等特殊部门外，蒙古奴主贵族、色目权势、豪商及寺院、道观、教堂等，私家也都使用奴隶劳动，开办各种手工工场、作坊，也常占夺汉人的手工业坊场。但贵族和僧侣的手工业生产，也大多为着自己的奢侈享受；其中专为自己消费的酿酒业，特别普遍，以此又发明蒸馏烧酒的制造法。另方面，汉人“民间的工商业，便完全顿挫，没能发展”（高桑）。但在残酷的半奴隶榨取下，人民为自己的生命挣扎，家庭手工副业、尤其是纺丝、纺棉、绩麻、织布、织绢等，也相当普遍，进一步顽强的与其小农业结合。城市汉人手工业者的数量是扩大了，但规模和内容却还比不上宋朝。

商业发展畸形状态，在内地是蒙古奴主贵族（蒙古奴主也多巨贾，如《脱脱传》说：其父“于通州置糟房酒馆，日售万余担；又广贩长芦淮南盐以牟利”）、色目权势商贾和“诸寺”等聚集的北平等城市。商品主要是丝、罗、锦、缎、绸、绢、金、铜、珠、宝、皮毛等等贵族豪富的用品，交易的对手主要也是他们。中等城市如中定（济南）、京兆（西安）、太原、涿州等处，也都是蒙古、色目人聚集较多的地方；扬州、镇江、苏州等处，都是内河交通运输的枢纽，盐引集散的重点，元朝驻军的要地。所以国内市场，由于农村在半奴隶榨取状况下，实质上比宋朝狭小得多。另方面，最热闹的，便是泉州、漳州、上海、澉浦、温州、广州、杭州、庆元（宁波）等国际通商口岸，尤以杭州、广州、泉州为最。这些口岸内所聚集的豪富和大商业资本者、大手工业主，大多是色、蒙权势、官僚、巨贾，教堂、“诸寺”和外来的亚欧商人；交易的主要对手也是他们。最大的出口商和入口货的最大顾主，则是元朝皇室（官商业多委之于色目人，尤其是回纥人为其经理）。元朝皇室和蒙、色权势，为独占对外贸易，曾禁止人民（实即限制汉人）往海外贸易；在禁令解除期间也限制很严（如限制所去地方与来去时日，出口前又有种种限制与麻烦手续……），没有特权的汉人，都不容易做到。但汉人多私自出国，并有不少人口逃往南洋各地。

色目人在杭州等处并有基尔特的组织。

对外商业交通路线，陆路交通，由西亚及东欧一路经中亚天山南路，一路通过西伯利亚南部经天山北路，达和林、燕京（北平）。元朝为着其与各汗国间的政治联系及军事要求，沿途都设有驿站和守备队，商旅比较便利、安全。海道交通，沿波斯、印度海岸，经印度洋，入中国海，达广州、泉州、杭州等沿海各港。但以海道交通为主要。

为着大量奴隶和半奴隶劳动生产物，以及入口货物的运输，由于运河的运输力不够，因之又开辟由上海到大沽（或它处）转内河达燕京的海运。

分赃和浪费　另方面，蒙古奴主贵族，从皇帝以下，不仅各自直接占夺大量人口（奴隶）和土地，对其他全国人口半奴隶式的榨取物，也实行按照各占多少户的比例，每年由最大的奴主、皇帝经手分配赃物，即所谓“太宗……以……中原诸路民户，分赐诸王外戚功臣……其赋五户出丝一斤……皆输于有司，如其额以畀之”，但“得荐其私人以为监”；“及世祖平江南，又各益以民户”，并“分民户以赐”新起之“诸王后妃，每户折支中统钞五钱”，“至成宗复加至二贯”。这叫做“岁例”。“岁例之外……又时有赐予”（新、旧《元史》）。这同样是野蛮的奴隶制榨取和贪鄙的分赃。其实据《元史·食货志》“岁赉篇”的大要记载，上自诸大王、王、国王、郡王、太子、后、妃、王妃、公主、郡主、驸马、先锋、官人、断事官，下至没有官位的人（可能是小奴主、扈从之类），都分有民户，多自十多万户，少至二三十户，可见享有“岁例”的，是一个庞大集团。但原先在太祖、太宗时分有“民户”的，到世祖以后，便不断减少以致取消的，如怯薛台蛮子，元廷谓“元查泰安州七户”，塔兰官人“元查大宁三户”，阿剌罕万户“元查保定一户”……。这正反映了蒙古奴主贵族内部的矛盾。

为着能使赃物到手和安乐自在的享受，便又雇佣一大批色目人充当官吏，也役使一些汉奸及充当职员的知识分子……。因此，又不能不需要一笔薪资，即所谓“俸秩”的开销。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俸秩，依次递降；江南各处俸秩又定例比华北、中原低；蒙古诸卫军的杂务人员“昭磨”月俸亦多至二十四贯以上，充当“教授”的儒生月俸才一十一贯多点。另方面，品官以上俸秩特高，而又另有职田、禄米之类；小吏——大都是汉人——月俸有低至十贯左右者，每月俸米还不到一斗（“凡月俸十一两以下人员”，也“依小吏例，每十两给米一斗”）。由于蒙古人俸秩特别高，而南来的数十百万蒙人，下至“知事”（执事）、“昭磨”，都有名义领取俸秩，因此，庞大数额的俸秩开销，这又是汉族人民的一大笔经常负担。加之官吏百端诛求贿赂，人民负担的实际数额，不知高于额定俸秩多少倍以上！

元朝的大奴主贵族集团，在灭亡南宋后，实际已没有多少事，财富却不断的送上门。公私两面，都尽情的奢侈浪费：纵酒、恋色、养鹰……成了日常的生活，甚至讲求房中术，公开宣淫，乱奸一气。他们对宗教，原先本用来麻醉人民的，结果自己却陷入了喇嘛教的迷海。自“王、公、大人”、公主、驸马宅第以至宫廷，每年浪费于奉佛的钱财，难以数记。就皇帝来说，他为着自己求福与欺骗人民，对于宗教，每年都是一种惊人的开销数字。单说对于喇嘛教吧，世祖为写金字佛经一藏只赤金就用去三千二百余两，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写一藏用赤金三千九百两，以此推算巨大帙幅的《藏经》，究竟浪费多少钱财？宫中日常供佛所需，仁宗延祐四年共用面四三九五〇〇斤，油七九〇〇〇斤，酥二一八七〇斤，蜜二七三〇〇斤，香、蜡、果品等等尚不在内，以此例推，每年全国又浪费多少？佛会（每三日为一会）在延祐以前日杀羊万头，其他面、油、酥、蜜、果供、蜡烛等等又当多少？如至元二十四年五台山作佛事三十三会，二十五年大护国仁王寺设五十四会，以此推算，每年浪费于官私佛事的数字，又当如何庞大！这不过是一种例子，其他浪费还多得很。

因此，不论怎样野蛮残酷的榨取，也不够奴主集团多样的用途和奢侈浪费。他们为维持其财政的开销，便又无限制的滥发纸钞。譬如“中统钞”，从中统元年、四年到至元二十四年，每年都继续印发，数字也逐年加大；及“中统钞”膨胀、滞销，终引起财政和市场的混乱，便又宣布贬值，另发“至元钞”，与“中统钞”“母子相权”。“至元钞”每年增发数十万至百多万锭，以巨大政治压力强制流通，继续了四十二年，终于完全成了废纸。担负这笔巨大空头纸票之损失的，自然又完全是汉族人民。

第三节　奴主贵族内部冲突和蒙色人的汉化

蒙古奴主贵族内部的权力争夺　太祖“定西域”后，由于地域辽阔，把蒙古本土和所有侵占地区，除侵自金、宋与阿姆河西南地区，直接设置达鲁花赤（断事官）管辖外，都分给四个儿子管辖：以康里、钦察诸部地，即从俄罗斯南部到今吉利吉思草原一带之地，与长子术赤；从畏吾儿到阿姆河的地区，与次子察合台；从杭爱山到阿尔泰山的地区，与三子窝阔台；从蒙古东南至女真地区，与四弟；以蒙古本土，与四子拖雷。自此，在蒙古奴主贵族的内部，便渐次形成术赤系、察合台系、窝阔台系、拖雷系四大集团。

但当时生产最发达、最富的，是其所侵占的金、宋地区。因此在纪元一二二七年太祖死后，为着争夺这块地盘，皇位继承问题解决不了；直至太祖死后两年，窝阔台与拖雷两系联合，才把窝阔台捧上皇帝座位（即太宗）。一二四八年，定宗（也速蒙哥，太宗子）死后，又发生拖雷与窝阔台两系的皇位之争；结果拔都、别儿哥、脱哈帖木儿等率大军拥戴蒙哥（即宪宗），皇位又归了拖雷系。自此，在拖雷系内部，又渐次形成和林留守阿里不哥（蒙哥子）、漠南都督忽必烈（蒙哥子）为中心的两个集团。一二五九年，宪宗在合州（四川合江）战死，和林诸将及诸王贵族等，以富里尔答（贵族会议）的形式，拥立阿里不哥；漠南集团，也于开平（察哈尔沽源北）用同样的形式拥立忽必烈。经过五年内战，阿里不哥集团于一二六四年投降开平，忽必烈（世祖）便取消富里尔答。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两系的战争期间，窝阔台系的海都（太宗孙）以援助阿里不哥为名，也领军东进。阿里不哥失败后，窝阔台、察合台、钦察三大奴主集团，便共同拥海都为大汗，起兵与忽必烈争皇位；实际由于他们的地区，大都生产落后，人烟较稀，且多系未开化的荒漠旷原，都要求争夺中原和故土。因此，便展开三汗国与元朝间的战争；从一二六八年开始，直至一三〇一年海都战败死于西归途中，一三〇三年各汗国投降，承认成宗（一二九四年世祖死，皇孙铁木儿继位）的主权，战争才完全停止。忽必烈很知道大家所争取的是什么，所以对于那些和他相争夺的“诸王”，常分“赐”“金帛”去分化和收买他们。以后在元朝奴主集团的内部，由于权力争夺和分赃不均，也常不断反映为皇位争夺。如成宗死后，一部分贵族诸王明里帖木儿等，谋立世祖孙阿难答；另部分爱育黎拔力八达等则拥立成宗侄海山。海山（武宗）即位后，便尽杀阿难达、明里帖木儿等一派。以后又有铁失、也先铁木儿等之弑英宗（硕德八剌，仁宗子），拥立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燕帖木儿、图帖穆尔等之进攻天顺帝（阿速吉八，泰定子），另立明宗（和世束，武宗子）……。奴主贵族内部的不断冲突，却益削弱其对各族人民的统治。

禁止蒙古色目人汉化　另方面，元廷为维护其统治，严格禁止蒙人汉化，不许蒙汉通婚，日常生活以至祭礼舆服等等，不准模仿汉习，同时并禁止色目人汉化。蒙古色目人虽掌握政权和军队，但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人口总和力量的对比上，他们仍比不上汉族；加之汉族人民不断斗争，又发挥了优势力量的作用。因此，其落后的奴隶制生产方式，终没能战胜发展到了高度的封建制生产方式；一面不能不承认汉族地主和农民的封建制生产关系，一面自己也不能不同时在农业生产方面，从全奴隶制的“部民”制渐渐转成半奴隶制以致农奴制的“部民”制（许多被迫投寄蒙古势豪的民户，则自始就成了其所谓“部民”的农奴）。而其以少数人口杂在绝大多数的汉族人海中生活，各方面都不能不适应汉族的客观条件，尤其是日与汉人接触的一般人民——蒙古下层自由民、兵士、奴隶和色目平民。加之蒙、色籍的奴隶也同样被剥削，下层自由民和兵士，到后来也不能享有太多的利益。据《元史·食货志》所载，驻防各地的蒙古色目军队，后来也常发生饥荒。对元朝统治的维持，他们也并不怎样关切，因此，其一般人民便首先汉化。色目人的上层分子也相率汉化，如泰不华、马祖常、丁鹤年、赵世延、高智耀、廉希宪等，仿易汉人姓氏，模仿汉人生活，与汉人通婚，甚至精究汉族文化者，不胜枚举。蒙古奴主里面，特别是小奴主，也跟着汉化，如虎都帖木儿改名刘汉卿（《元史》一二二）、有蒙人拒绝和蒙人通婚的（二〇〇）……。由于汉化的结果，便发生“散处内地”和“从官南方者多不归”的现象（赵翼：《陔余丛考》）。大奴主集团为图挽救，便一面“遣使尽徙北还”（至元二十三年），而“北还”者仅少数“汉化未深”的蒙人；一面又采取禁蒙、色人仿汉风丁父母丧，违者除名（《泰定帝纪》）等步骤，而大势所趋，后也只得宣布“蒙人愿丁父母忧者听”（《元史》八十三“天历二年诏”）。另方面，始终顽强禁阻汉化的王公等大奴主集团（《高智耀传》），也有真金（世祖子）之通汉学（《元史〉一一五），武宗改宫闱毡酪之风为汉风（《蒙兀儿史纪》一“后妃传”）……。所以到明初，“山东氏族”不少是“金元之裔”，“各卫鞑靼人”（按即蒙古士兵）也由明廷赐予姓氏（顾炎武：《日知录》）。

第四节　各族人民的反抗和起义

汉族各阶级对元朝的态度　从蒙古奴主贵族南侵到元朝统治的期间，大地主分子和其代表人物的儒学上层分子及将军，如史天泽、贺惟一、姚枢、许衡、吴澄、窦默、卢世荣、范文虎、吕文焕、张弘范以至宋皇族赵孟頫等，或迎降或投效，或被召为其服务，来灭亡祖国，残害同胞。同时，元朝令宋宗室及江南大姓北徙，他们也没有何种反抗（《元史·叶李传》）。

但在蒙古奴主清野空城的大屠杀和奴隶制半奴隶制的统治下，稍有民族气节的儒家学者，也都拒绝为他服务。如史家马端临，始终以“亲老”、“谢病”拒绝征召，“隐居不仕”，胡三省也始终“隐居不仕”，金履祥“屏居金华山中”。理学家如许谦“不出里闾”，元廷中外“论荐”劝诱，“皆莫能致”；郑玉“筑室……师山”，元廷再四“荐”召，甚至遣使“赍上尊礼币”、诱以高官，都被“固辞”，“按敦海牙……至山中，宣命请以布衣入觐”，想诱他去燕京，“行至海上”，又称疾回山……。自然，这都是消极的，不过表现了他们的一点民族气节。

在人民方面，从蒙军入侵之日起，便有以“红袄军”为主流的武装反抗。元朝的统治建立后，从农民手工工人以至中间阶层，一方面纷纷逃避、隐匿、拒绝缴纳赋役，宋、金的一万万多人口，到元朝便只有五千多万人口的户籍，所以《元史·食货志》也说“宋时民户多流亡”，《世祖纪》说：“江淮郡县……佃民”“隐庇不供征役”。一方面，恰与宋宗室和江南大姓相反，纷纷逃向南方，如《元史·世祖纪》说：“汉民就食江南者，又从官（按：属小吏）南方者，秩满多不还。仍设脱脱禾孙（番人）于黄河江淮诸津渡，凡汉民非赍公文适南者止之。”《崔彧传》说：“内地百姓流移江南避赋役者，已十五万户。”一方面，“汉人”、“南人”又纷纷移住国外（南洋一带）和本部以外的边区，另方面便是武装起义。

从临安朝廷投降到元朝统治期间，汉族人民与南方各少数民族的抗元武装斗争，在元朝统治的八十九年间，一直没有停止过；大致可分作三个时期，第一期为“红袄军”及亡宋下级将领与士兵的继续抗战，第二期为此仆彼起的汉族人民与各少数民族的起义，第三期为推翻元朝统治的全国大起义。在第二期，人民反元的口号，即当时民间流行的谣谚是：“天遣魔军杀不平（压迫者），不平人（压迫者）杀不平人（被压迫者）；不平人（反压迫者）杀不平者（压迫者），杀尽不平（压迫者）方太平。”这表现人民对元朝奴隶制半奴隶制统治的生死敌对。第三期，经过“白莲会”等长期的具体组织布置后，起义便成为有计划的行动，口号也提得更具体了，当时在民间普遍传播的谣谚说：“杀鞑子，灭元朝：八月十五，家家户户齐动手。”“月光亮亮，齐齐排排，排到明朝（明早）好世界。”

第一期的武装抗战　这时期，是宋末人民和士兵及下级军官抗战的余波，是临安朝廷投降后，他们仍继续斗争。纪元一二七六年（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临安投降后，亡宋太后和皇帝下令各地守城军民投降。“宋淮东制置使李庭芝”、“扬州都统姜才（兵士出身）”“及所辖州、军、县、镇、官吏、军、民”，仍坚守国土，并不断主动击敌。元廷于临安投降前，已再三拿官位去引诱，招他们投降，至此，元将阿术又以宋太皇太后谢氏手令，命他们投降；他们告使者说：“只知奉命守土，不知奉命降敌。”谢氏又下令：“吾与帝已降，汝曹为谁守土？”姜才便从城楼将使者射死。扬州被围，粮尽援绝，军民易子而食；庭芝以在围久，表现动摇，“才励声云：‘相公不过忍片时痛耳。’”于是李、姜分兵派将守扬州，自率饥兵七千趋泰州，“筑长围堑而守”。最后以内奸刘发、郑俊开北门献敌，李、姜均至死不屈，军民多随同殉国。真州守将冯都统，率勇士二千，战船百艘袭瓜州，战败“赴水死”。“靖州张州判及李信、李发，焚其城”，军民共“退保飞山、新城”，坚持斗争。守和州“淮军数千人皆战死”，最后有“淮兵六人反背相柱，杀敌十百人乃殪”。“广西路静江府等大小州城”，不受招“降”，与敌百余战，元廷以“广西大都督”官位诱静江守将马塈，元世祖又亲自写信诱降；他们杀使焚信，毫不动摇，及后外城破，退守内城；内城又破，马塈与副将黄文政等被俘，均骂贼不屈，壮烈牺牲。太守马成父子投降，小官娄铃辖又共军民退守月城，仍拒绝元军招降，最后除七百壮士逃入西山外，军民皆英勇殉国。张珏（兵士出身）率守军与人民坚守重庆两年，敌军硬攻、诱降均无效；蒙古“军士”因“久围重庆”不下，反而“逃亡者众”，又“益军一万”。城破后，珏求死不得，最后自杀。程聪、程广“安抚”涪州，人民便协同他们守城抗敌，也坚持两年。这不过是一些例子。可惜他们只知死守城池，孤立无援，结果都终于失败了。

另方面，与张世杰、文天祥等的“力图恢复”相配合，士人萧明哲与赣县人民收复万安；针工刘士昭与乡人同谋复太和（江西），事败，“血指书帛云：‘生为宋民，死为宋鬼，赤心报国，一死而已’”；聂大老、戴巽子为首的人民抗元义军，占据邵武、建昌、吉抚一带岩洞山寨；处州人民张三八、章焱、季文龙等起义抗敌；湖南人民周隆、贺十二等，协同张烈良、刘应龙起兵抗元，战败后，退入思州乌罗洞；福建“建宁政和县人黄华”、陈吊眼、廖得胜等，“集盐夫，联络建宁括苍畲民妇……许夫人”起兵，克复汀、漳，众至十万，连营五十余寨；在琼州，有所谓“土寇黄威远等四人”为首的抗元军，梧州有所谓“妖民吴法受，扇惑藤州、德庆府泷水徭蛮”，一同抗元；在海上，有所谓“广西廉州海贼霍公明、郑仲龙”等海上游击队。起义并且是坚持着、继续着的，甚至于纪元一二七九年陆秀夫、帝昺投海，张世杰最后失败，抗元起义也还在继续。如一二八〇年“故南剑等路民复叛”，“南剑路万户吕宗海窃兵亡去”；“陈桂龙据漳州反”；明年“邵武民高日新据龙楼寨为乱”；又明年“亦奚不薛之北蛮洞向世雄兄弟及散毛诸洞叛”……。他们有的自始便联合少数民族一同抗元，有的于失败后退入少数民族地区，有的则斗争至最后英勇牺牲。元廷胁于人民纷纷起义和“人心思宋”，便于一二八二年“杀宋丞相文天祥”，企图以此去打消人民的抗战情绪（《元史·世祖纪》）。

第二期的反元起义　人民的反元起义，主要建筑在严重的民族矛盾基础上；前此与张世杰等“力图恢复”宋朝的旗帜相呼应，那对于人民，实质上也不过是一面民族斗争的旗帜，他们只是爱民族，并不是爱宋朝。矛盾不得解除，人民的起义是不会停止的。不过到世祖以后，汉族住区在元朝的严密控制与监视下，由于不少汉族人民和义士逃入少数民族地区，起义便渐次移向各少数民族地区，同时，他们便不再拿宋朝作旗帜罢了。

元廷惨杀文天祥之明年（至元二十年），“广州新会县林桂方、赵良铃等聚众……号罗平国，称建延年号”；据汉奸崔彧（元尚书）统计，是年江南人民起义共二百多处。二十一年，邕州（南宁）、宾州（宾宜）、梧州（桂林）、韶州（乐昌）、衡州、漳州均有人民起义。二十四年，有柳分司为首的婺州人民，詹老鹞为首的处州人民，林雄为首的温州人民，汪千十为首的徽州人民，邓太獠、刘太獠、阎太獠、肖太獠、严太獠、陈太獠等为首的广东人民，相继起义。二十五年，贺州、循州、泉州、畲族、柳州、潮州、处州、大同各地，均有人民起义，少则几百人，多则万余；以董贤举为首的广东人民起义军，并建号为“大老”。二十六年，以邱大老为首的畲族千余人起义；以杨镇龙为首的台州人民据东阳县的玉山起义，众十余万，攻下东阳、义乌、新昌、嵊县、天台、永康等城，建国号为“大兴”；以叶万五为首的婺州人民起义军，攻克武义。二十七年，以邱元为首的建昌人民起义军，攻克南丰等县，建号“大老”；以华大老、黄大老为首的人民起义军，攻克乐昌等县；以叶大五为首的太平人民起义军攻克宁国；此外在婺州、处州有吕重二、杨元六，泉州有陈七师，兴化有宋三十五，处州有刘甲乙等人为首的人民起义。二十九年，有欧狗为首的汀、漳人民起义，湖南辰州的蛮民起义……。

成宗即位元年，“湖广行省所属，寇盗窃发”；“辽阳行省所属九处大水，民饥或起为盗贼”。元贞二年，黄胜许、黄法安为首的思州人民起义，攻占水口思光寨；元军进攻，义军退至上牙、六罗。陈飞、雷通、蓝青、谢发等为首的广西人民义军，攻克昭、容、藤、梧等州。元江人民义军，“舍资杀掠边境”。大德四年，河南有丑斯为首的所谓“妖贼”。“云南土官宋隆济”起义，攻克杨黄寨；他们向群众宣称：蒙“军征发汝等，将尽剪发黥面为兵，身死行阵，妻子为奴”。此外，成宗时，有罗罗族蛇节的起义，魏杰与雄挫为首的亦乞不薛部起义，云南罗雄州军火主阿邦龙少、结豆温匡为首的“普定路诸蛮”起义……。

武宗（海山）时，“云南、湖广、河南、四川、盗贼窃发”。四川“松潘、叠、岩、威、茂州等处……西番、秃鲁卜、降胡、汉民四种人襍处”，“未降者尚十余万”，“负固顽犷”。云南“八百媳妇、大彻里、小彻里作乱；威远州（人）谷保夺据木罗甸”；谷保诱元军深入，“弓弩乱发”，元军“败还”，死伤颇多。四川绍庆路田墨等“连结诸蛮”，攻占麻寮等寨……。

仁宗时，有西藏（吐蕃）人民起兵反元；谷保与八百媳妇仍坚持斗争；琼州黎族及汉人起义；沧州人民起义，元军俘虏起义群众，使用肢解等惨刑；吴干道为首的湖南辰、沅“洞蛮”的起义；蔡九五为首的人民起义（元“台臣言：‘蔡九五之变皆由眤匝马丁经理田粮，与郡县横加酷暴，逼抑至此；新丰一县撤民庐千九百区，夷墓扬骨，虚张顷亩”）；湖广横州“徭蛮”起义；“黄州、高邮、真州、建宁等处，流民群聚持兵抄掠”；龙郎庚等为首的“广东南恩新州徭贼”起义……。

英宗（硕德八剌）时，有僧圆明、王道明等为首的陕西盩厔人民起义；“合阳道士刘志先，以妖术谋乱”；符翼轸为首的湖南道州人民起义；湖广“葛蛮安抚司副使龙仁贵”等起义；把者等为首的“绍兴路柔远州洞蛮”起义；“西番参卜郎诸族叛”；江西人民起义军围攻宁都州；广西左右两江有黄胜许、岑世兴等的起义军……。

泰定帝（也孙铁木儿）时，有方二等为首的广西宾州人民起义；循州徭族起义军进攻长乐县；“云南蒙化州高兰神场寨主照明”与罗九等为首的起义军，进攻威楚；“思州平茶杨大车，酉阳州冉世昌”等起义，占据“小石耶凯江等寨”；“云南徭阿吾及歪闹”等为首起义；“夔路容米洞蛮，田先什用等九洞”起义；云南“车里陶剌孟及大阿哀蛮兵万人，乘象寇陷朵剌等十四寨；木邦路蛮八庙，率僰夷万人寇陷倒八汉寨”；广西“融州否泉洞、吉龙洞、洞村山、黑江诸徭”起义，静江、柳州、浔州、平甫、庆远“徭”均相继起义，进攻城邑；云南“开南府阿只弄哀培蛮兵为寇”；河南“息州民赵丑厮、郭菩萨，妖言弥勒佛当有天下”（按所谓“妖”即“白莲会”的活动）；“播州蛮黎平爱等，集群夷”起义；“海北徭酋盘吉祥”等进攻阳春县；云南“威楚、大理诸蛮”起义；潘宝为首的广西“徭蛮”义军，进入镡津、义宁、来宾诸县；云南云龙州“白夷”起义；“广西全茗州土官许文杰，率诸徭”起义，攻占“茗盈州，杀知州事李德卿”；“元江路土官普山”起义；泉州民阮凤子等起义，攻“陷城邑”，元防军官吏皆逃走；“岑世兴及镇安路岑修文，合山獠角蛮六万余人为寇”；湖南、广东、广西各地“徭”、“蛮”、苗多相继起义，“湖广徭”占据“全州、义宁属县”一带，广东“高州徭”攻陷电白县，元千户张额战死……。

文宗（图帖睦尔）时，有播州杨万户反正，引四川义军至乌江峰，并占领北岸关口；山西“岚、管、临州所居诸王八剌马忽都火者等部曲”，也“乘乱”起义；“衡阳徭”起义，进入湘乡州；“云南秃坚伯忽等势愈猖獗；乌撒禄余亦乘势”联络“乌蒙、东川、茫部诸蛮，欲令伯忽弟拜延顺等兵攻顺元”；罗罗族土官撒加伯、德益等起义，“撤毁栈道”，占据大渡河，进军建昌，并派人“潜结西番”；“海南贼王周，纠率十九洞黎蛮二万余人”起兵；“夔路忠信寨洞主阿具什用，合洞蛮八百余人”起义，占据施州……。

这时期的起义军，在前期，由于元朝在各行省，还没有完成其天罗地网的布置，所以主要发生在长江和珠江流域各省的汉人地区；在后期，由于元朝的严密控制和残酷镇压，失败后的义军，也随同人民纷纷逃入各少数民族住区和边区地方，所以起义便主要在各少数民族住区和边区地方发生。元廷用尽全力和剿抚兼施的毒辣手段，并没能把起义的火焰扑灭，起义的规模反越来越大，越带持续性。另方面，在中原和江南的汉族住区，便进入了白莲会等地下活动的组织阶段；这种地下活动和此仆彼起以及边区地方的武装起义，同样为推翻元朝统治的全国大起义准备了条件。

第三期灭元的全国大起义　人民在长期起义过程中，得出经验，为着争取起义的胜利，便转入地下活动，使起义成为有组织、有计划、有具体布置，即从自发性的，成为有组织的起义。这就是所谓“妖道”活动的实质。元朝政府对人民的这种活动，很感恐惧，特别制定严酷的刑罚去防止，例如：“诸以白衣善友为名，聚众结社者禁之”，“诸僧道伪造经文，犯上惑众为首者斩，为从者各以轻重论刑”，“诸以非礼迎赛祈祷，惑众乱民者禁之”，“诸阴阳家者流，辄为人燃灯祭星，蛊惑人心者禁之”……但此都是心劳日拙的徒劳。到顺帝（妥欢帖睦尔）时，“妖道”的组织，已相当普遍的深入到全国农村，如四川合州一带有韩法师的活动；陕西有僧圆明、刘志先等党羽的活动；广东有朱光卿、聂秀卿、谭景山等，“造军器、拜戴甲为定光佛”的活动；河南有棒胡（闰儿）等的“烧香惑众，妄造妖言”；在江西有“妖僧彭莹玉”、周子旺、“妖人”邓南二等的活动；在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的广大地区内，普遍有韩山童、徐寿辉等为首的白莲会活动……。尤其白莲会是当时地下组织活动的堡垒，它联系了百千万群众在周围。《顺帝纪》说：“栾城人韩山童，祖父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谪徙广平、永平（按《新元史》为永年）县。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刘）福通与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林儿复鼓妖言，谓山童实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因此，白莲会产生和发展的根据仍是民族矛盾。

到顺帝时全国的形势是：灾难和饥荒在全国各地更加广泛、严重；边隅和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的起义，仍在持续与扩大；内地人民的地下组织活动已相当普遍、深入。元朝对“汉人”、“南人”和各少数民族的镇压与屠杀，更加惨酷；元朝奴主集团内部的权力冲突更深刻，内争更不断发生，不只元朝统治集团已经腐朽，蒙古部队也完全丧失了原先的战斗力，加之财政到了绝境，已无力维持其统治。

因此，一方面，在边隅，广西徭、汉义军进入湖南，攻克道州，元千户郭震战死；“云南贼死可伐（人名）盗据一方，侵夺路甸”；散毛洞蛮覃全在起义；吴天保为首的湘西徭、汉义军，攻克武冈、黔阳、溆浦、辰溪、靖州、宝庆、全州等州县，尤其是武冈三失三克，同时，处死元“湖广行省右丞沙班于军中”；“西番”人民起义者“凡二百余所，陷哈剌火州，劫供御葡萄酒，杀使臣”；“海北湖南‘徭贼’窃发”；辽东锁火奴起义，“称大金子孙”；“广西峒贼也乘隙入”湖广；云南的各族人民起义军，声势更大……。一方面，由于有了地下的组织和依靠，起义又在汉族住区到处不断发生了。元统二年，有益都、真定人民起义，元廷派院官督剿，并悬赏“能擒……获三人者与一官”。三年，广州增城民朱光卿起义，“其党石昆山、钟大明”等“率众”响应，“称大金国，改元赤符”；以棒胡为首的汝宁、信阳州人民起义，制弥勒佛为旗帜，自刻紫金印，发布敕书；四川合州韩法师起义，称“南朝赵王”；广东“惠州归善县民聂秀卿、谭景山等”起义响应朱光卿。四年，有江西“袁州民周子旺”烧香起义，称周王，建年号；漳州路南靖县民李志甫、刘虎仔起义，“围漳城，（元）守将搠思监与战失利”。五年，“开封杞县人范孟”起义，杀元“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月禄帖木儿、左丞劫烈、廉访使完者不花等”。至正元年，湖南道州民唐大二、蒋仁五、蒋丙等起义，攻克江华，同县民何仁甫亦相继起义；山东、冀南人民起义者三百余起。二年，广西“庆远路莫八聚众”起义，“攻陷南丹、左右两江等处”。三年，蒋丙率众南破连州、桂州，称顺天王。四年，有盐民郭你赤为首的山东益都人民起义。六年，京畿及山东，到处发生民变，山东义军攻克兖州；广西象州人民起义；福建、汀州连城县民罗天麟、陈积万等起义，攻克长汀。七年，山东河南民变武装蔓延到济宁、滕、邳、徐州一带；集庆（南京）路及沿长江一带人民起义；“密迩京城”的通州人民起义；“湖广云南盗贼蜂起”，“河南盗贼出入无常”……。八年，有莫万五、蛮雷等为首的湖广“土寇”；有台州盐民方国珍等起义，“聚众海上”；浙江海宁人民起义；董哈剌等为首的辽阳人民起义……。这都是人民大起义的信号和序幕，为大起义打开道路，准备条件。元朝大奴主集团，感觉形势严重，除尽其全力去“围剿”屠杀外，又采取各种步骤，作垂死挣扎。如至元五年，严“申汉人、南人、高丽人不得执军器弓矢之禁”；至正八年，于福建汀漳二州、山东沂州各处设立分元帅府，从事镇压和分区剿抚……，但这也都是徒劳。

人民大起义终于在至正十一年（一三五一）开始了。在起义以前，白莲会领袖刘福通等，“预埋一石人，镌其背曰‘休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开河者掘得之。转相告语，人心益摇”，这是他们宣传舆论的准备。至正十一年五月，“福通等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并“誓众”布置起义；被元朝官府发觉，韩山童被杀。刘福通、杜遵道（“书生”，即小知识分子）等即提早起义，占据朱皋，分兵克罗山、真阳、确山，攻舞阳、叶县，“其众裹红巾于首，故号红军，又号香军”。元“枢密同知赫厮虎赤率阿速兵六千及诸路汉军”进攻，被红军击败。萧县白莲会李二（即芝麻李，小有产者）、赵君用、彭二郎（农民）等八人为首起义响应，攻克徐州至数万人，又克宿、虹、丰、沛等州县。九月红军又连克汝宁、光州、息州、亳州，战胜元朝的守军及进攻军，杀元将朵儿、高安童，知府完哲，指挥秃鲁等；所至尽杀元“长吏”。明年二月，元廷派逯鲁曾、月阔察儿、赫斯虎赤三路会攻徐州，受红军截击，“所部皆溃”。另一路巩卜班率侍卫及蒙汉军数万进攻，亦被红军聚歼，巩亦战死，至此蒙军被逼退守项城一线。于是元派“御史大夫也先铁木儿与卫王宽彻哥将精兵三十万”进攻；被红军四面八方袭击，蒙“诸军皆溃散”，宽彻哥被活捉，也先帖木儿率残部逃至朱仙镇。元廷迫于红军威势，知道自己灭亡在即，便尽其全部家当，派丞相脱脱、平章教化元帅董博霄、太尉阿吉剌、左丞太不花、知枢密院事老张、诸王八秃等亲赴前线指挥；同时利用汉族豪绅，设置所谓“毛胡卢义兵万户府于南阳、邓州”以及濠、泗各地，即“所谓募土人为军，免其差役”，“听富民愿出壮丁义兵五千名者为万户，五百名者为千户，一百名者为百户”（所谓“毛胡卢”，因“乡人自相团结号毛胡卢”）。结果，八秃“败殁”于亳州，“毛胡卢”兵则每每迎降红军。

自红旗揭起后，全国各地，尤其是有白莲会等活动的地方，都纷纷相继起义。于同年起义响应的，有所谓“妖术惑人”的徐寿辉（小布贩）、邹普胜等，起义于鄂东，占领蕲、黄等州县，也称“红军”，建号天完，改元治平，并先后分兵入湖南、江西、四川；布王三（小布贩）、孟海马等起义于湘汉间，攻克襄阳、荆门、邓州、南阳等州县，号“南锁红军”；所谓“妖人”邓南二等起义于江西。十二年，白莲会郭子兴（卜者之子）、孙德崖等起义于淮南，亦号红军，攻占濠州等州县，部将朱元璋（皇觉寺行脚僧及劳动僧）并分兵趋江南；周伯颜等起义于湘南，攻占道州等州县，亦号红军；山东有“邹平县人马子昭”等起义。十三年，有“泰州白驹场亭民（盐民）张士诚及弟士德、士信”等“聚盐丁”起义于苏北，攻占泰州、兴化、高邮等州县，国号大周，建元天祐，也用红旗。吴天保为首的苗汉义军，也北入河南，攻占荥阳一带州镇；十五年元帅吴天保死后，他们便与刘福通等红军联合……。

各军都以灭元为共同目标，分别攻占城邑，并大都称为“红军”。不数年间长江流域的广大国土，实际已从元朝奴隶半奴隶制统治下解放了出来；元朝防军被歼灭，官吏和“提点”之类，全被义军和人民处死。纪元一三五五年二月，“刘福通等遂自砀山夹河迎韩林儿至”，共奉为皇帝，“又号小明王，建都亳州，国号宋，改元龙凤……杜遵道、盛文郁为丞相，罗文素、刘福通为平章，刘六知枢密院事……”。郭子兴子天叙为都元帅，张天祐、朱元璋副之，并于明年任朱元璋“为江南行省平章”。韩林儿、刘福通等于建立中央政权后，便先后派李武、崔德领兵趋陕晋；毛贵领兵趋山东；刘福通自领三十万大军捣中牟，略汴洛。毛贵一路，连克胶州、莱州、般阳、益都及滨、莒等州。李崔一路，克陕、虢，下潼关。蒙军一面以察罕帖木儿阻福通北进，一面以太不花屯嵩汝间为策应，一面答失八都鲁乘虚攻亳州。福通回师救亳，前后被敌夹击，亳州沦陷，王显忠、罗文素、张敏等被俘；福通护林儿退往安丰。敌察罕帖木儿便转师北扼虎牢，阻李崔军入陕；李崔便渡河入山西，克平陆、安邑。十七年，红军又“分兵三道”出击；“关先生、破头潘、沙刘二、冯长舅、王士诚出晋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趋关陕；毛贵略山东；福通自以重兵循颍许诸州”。入山东红军，克济宁、归德、曹州、大名及卫辉路；明年克东平路，入济南；毛贵于济南“立宾兴院”，任用地方人士，“以姬宗周等分守各路；又于莱州立三百六十屯田，造大车百辆以运粮；公私田赋十取其二，民顺归之”；又率兵入河北，“由河间取直沽，陷蓟州、漷州，至枣林”；顺帝拟逃回蒙古，为汉奸太平所阻；但以孤军深入，旋战败退回济南；随王信以滕州反正，遂占领全部山东。而赵君用与毛贵争地位，杀毛贵，逃往益都；续继祖自辽阳入益都捕赵正法，但山东红军至此便趋于瓦解了。白不信等一路，西进克商州，趋长安，又分兵攻同、华诸州；屡被察罕帖木儿袭击，前后牺牲数万；复分路克兴元、秦州、陇州、巩昌；围攻凤翔，被夹击大败，白不信、李喜喜“皆入蜀，号为青军，后降于明玉珍”。关先生等一路，入山西，下泽州、陵州、潞州，分兵出沁州及绛州。关先生、破头潘克上党，入河北，下保定，又“西陷大同路”……进占元上都，焚其宫殿，留驻七个月，又东占辽阳，转入高丽，最后为高丽民族所败。另方面，福通等亦收复汴梁。但敌军主力察罕帖木儿等部，均在大河南北，窥伺汴梁；而红军主力均分途远征，中原力量便比较薄弱了。纪元一三五九年（至正十九年），察罕率各路敌军攻汴梁，红军固守汴京不战；旋敌以“苗军”为诱，出战中伏，大败。汴京复沦陷，刘福通又护韩林儿至安丰；明年封朱元璋为吴国公，后又晋封为吴王（十年，郭子兴死后，其大部力量归了朱）。一三六二年张士诚乘韩刘力量衰弱，派吕珍围攻安丰，朱元璋率军击败吕珍，“迁林儿于滁州之宗阳宫”，借以号召红军各部，并挟义军盟主以自重；再三年以“迎林儿及福通归金陵”为名，至爪步“沉之于水，以覆舟闻”。轰轰烈烈的韩刘等首义的“灭元”义军，至此便完全失败了；但他们基本上完成了“灭元”任务，而果实却归了朱元璋。

一统江山归明朝　朱元璋是相当于雇农的劳动僧，又是游方僧；参加郭子兴部红军，初为亲兵十夫长；旋与郭义女马氏结婚，升为裨将。其左右多属下层人民出身，如徐达“世业农”，常遇春（《中国回教史》称常与胡大海均属回人）曾“从刘聚为盗”，沐英是难民的孤子，华云龙“聚众居韭山”，廖永忠等是水寨义军出身，傅友德、吴良、耿炳等都是红军战士出身。但另方面，他又收罗了大群地主分子，从他到滁阳，所谓“里中长者”李善长“迎谒”，献“汉高起布衣……五年成帝业”的办法；善长又不断引进其同类，如官宦世家的刘基（为元进士及浙江儒学副提举……反对“灭元”义军），“大儒”宋濂、叶琛、章溢等人。刘基又劝他“先图”南方各反元集团，“然后北向中原”。（刘基传）因此他在政治方针上，一面依靠人民力量，为笼络红军，又受韩林儿任命，用其年号；另一面，又步步与地主阶级妥协，任李善长等“为参谋，预机画，主馈饷”，并“甚见亲信”，到处都“征聘”、“礼用”所谓“贤士”，“与诸儒讲明治道”，“谒孔子庙，遣儒士告慰父老”，“辟范祖干、叶仪、许元等十三人，分直讲经史”，“置儒学提举司”，“立郡学”，“以币求遗贤于四方”。地主阶级也依附他，一些“元末结寨自保”的地主武装冯胜之流，及所谓“元授义兵元帅”朱亮祖之流，都相继率部归附。同时，他便采用刘基的军事方针，集中全力“先图”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集团，暂把民族共同的敌人放在一边，甚至“遣使于元平章察罕帖木儿……与通好”，以避蒙军进攻。为贯彻这种方针，先灭陈友谅，又一面与张士诚、方国珍求妥协，一面以吴蜀联合对魏的利害，联明玉珍，使其牵制蒙军（其时两湖江西属陈友谅，陈系渔民子，读过些书，为徐寿辉部下，后杀徐自为大汉皇帝；四川属明玉珍，明为徐寿辉部下，分兵入四川，陈杀徐后，明据川称大夏皇帝；浙东南属方国珍，方出身小盐贩，起义时，曾一度降元；苏北、苏南及浙西湖州、杭州一带属张士诚，张亦一度失节降元）。为着反对民族的共同敌人，联合地主阶级是必要的；但朱元璋把大权交给大地主分子，是不对的；军事上先巩固自己后方的步骤也是对的，但应该以联合各部反元军，以驱逐元朝为主要步骤，而先把元朝放在一边，甚至与敌“通好”，是完全不对的。

同时，朱元璋采取了一些较合时宜的政策。（一）建设根据地：在其占据的淮南、皖南和南京一带，奖励农桑，禁止官吏贪暴，减轻租税；设“营田使”实行屯田，并“命将士屯田积谷”。（二）从民族矛盾的基础上，号召和进行反元，讨元檄文说：“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同时又联合各族人民，分化敌人，宣布“蒙古、色目人有才能者，许擢用”。（三）宣布废除元朝“旧政”中一切“不便”者，并实行“平刑”，除“连坐”，禁止“非时决囚”。（四）“大逆以下”的犯罪者，概行赦放。（五）“行军所过”及攻占城池，戒将士“毋杀掠，毋毁庐舍，毋发丘垅”，“毋肆焚掠妄杀人”。（六）免“新附地田租三年”，并“罢征军需，存恤贫无告者”，“发粟赈贫民”。（七）“辟（收罗）文武人材”，优待残废士兵及战死者家属（如“令从渡江士卒被创、废疾者养之，死者赡其妻子”，“将士从征者恤其家”，“逃逋”将士“许自首”）。（八）废“除书籍田器税”及“民田逋负”。（九）“避乱民复业者，听垦荒地，复（免役税）三年”；人民“输赋，道远者官为转运”。（十）“存恤”鳏、寡、孤、独及年七十以上的人民，免其一子课役。（十一）为减少敌人，凡能招降的，均设法招降……。这都是他统一以前所施行的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都是对的。

因此，朱元璋一面凭借“红军”力量和人民支持，一面得到广大阶层同情，得先后战胜各集团，并最后把元朝统治者驱除。

纪元一三六二年（元顺帝至正二十二年），鄱阳湖之战，大败陈友谅“白军”（陈军用白旗称白军，朱元璋仍用红旗称红军）；一三六四年攻下武昌，友谅子陈理投降。

纪元一三六五年，派徐达、常遇春“帅师二十万讨张士诚”；明年最后攻陷平江（苏州），张士诚被俘。

方国珍原以朱元璋和他妥协，便“以温、台、庆元”诸州献让，并“遣其子、关为质”；朱元璋不受，并任方为“行省平章”。在张士诚败亡后，朱元璋以“方国珍阴……通扩廓（元将）及陈友定（元将）”，“责方……贡粮”；纪元一三六七年，便派朱亮祖、汤和“帅师讨国珍”，攻陷温州、庆元，方国珍投降。

纪元一三六七年方国珍投降后，朱元璋以“中原涂炭，……生民……水火”，方决定“北伐”，派“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帅师二十万，由淮入河北，取中原”；同时派“胡廷瑞为征南将军，何文辉为副将军”及杨璟、周德等，扫荡福建、两广的元朝残余及异己；并规定北伐军的战略方针为：“先取山东，撤彼屏藩；移兵两河，破其藩篱；拔潼关而守之，扼其户槛……然后进兵元都……鼓行而西”，“席卷云中、九原、关、陇”。被韩、刘红军打得垂死的元朝统治集团，明军不到十个月便完成这个战略任务。一三六八年八月，元顺帝率其妻妾子女左右，连夜逃回上都；徐达率大军入城，改大都为北平府；常遇春追击蒙军残部，至北河，活捉元皇孙买的里八剌等。元朝奴主贵族的奴隶制半奴隶制统治，至此便完全推翻了。

同时，元朝在西南的残余势力，也相继肃清。明军又于一三七二年攻陷“大夏”首都重庆，明升（明玉珍子）投降（明玉珍在四川，规定十分取一的赋税，免除一切力役；同时废除僧道，只准奉弥勒佛。陈友谅杀徐寿辉，玉珍“立寿辉庙于城（重庆）南”，然后称王、称帝）。至此，朱元璋便统一全国，恢复汉族地主阶级的统治。

第五节　哲学　科学　文艺

哲学　在元朝残暴统治下，言论、出版、学术研究，都受到严厉的统制和禁止，形成中国学术思想的黑暗时期，恰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滞迟以致部分倒退的基础相适应。

哲学方面，几个献身仕元的理学家，窦默、赵复、许衡之流，自以周、张、程、朱的道统自居；但不只放弃朱熹二元论的唯物论方面，且放弃了周张观念论哲学的辩证观点。因此他们在实际上，都与吴澄一样，即所谓“宗朱子杂陆子”、“宗朱”“杂陆”的精神实质。吴澄说：“朱子于道学间之功居多，而陆子静以尊德性为主；学问不本于德性，则其敝必偏于言语训诂之末。故学必以德性为本，庶几得之。”“议者遂以澄为陆氏之学”，这在一方面是对的，因为他们都是主观观念论者；但同时，他们又只是采集朱陆的糟粕。

从这种认识论出发，所以只凭着其要求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秩序和利益的主观愿望，向野蛮残暴、视“汉人”、“南人”为牛马的蒙古奴主，讲“三纲五常”、“诚意正心”的“帝王之道”（窦默），“羲、农、尧、舜所以继天主极，孔子颜孟所以垂世主教，周、程、张、朱氏所以发明绍续”的“传道图”（赵复），“三纲五常为人生之道”的“立国规模”（许衡），“二帝三王之道……治国平天下之大经”（姚枢），“经国安民之道”的“数十事”（郝经），“《易》、《书》、《诗》、《春秋》、《礼记》纂言”（吴澄）……。

所以朱子极力主张抗战，提倡气节；他们却出卖民族，充当汉奸，帮助敌人来进攻祖国（姚枢），充当敌人笼络祖国的“国信使”（郝经），为敌人设计如何灭亡与统治祖国，凌压祖国同胞（许窦等）。这与孔子“严夷夏之防”的精神，也是根本相反的。

另一派与他们不同的理学家是许谦。他在儒学上，虽然只是复述宋代和过去儒家的陈调（如《温故管规》等著作），没有系统的创见。但他的编年记事的历史著作《治忽机微》，从“太皞氏”下迄“司马光卒”止；在他的主观上，认为自司马光以后外族不断侵凌的现实情况，便表现了“中国之治不可复兴”。这在认识论上，是一种客观主义的观念论，政治上怀抱着一点消极的民族的情操。所以元朝再四诱其出仕，“皆莫能致”，“四十年”“不出里闾”。

另方面，宋末元初的志士邓牧，所著《伯牙琴》的“君道”、“吏道”，认为君主集权和官僚制度不合理。他说：“君以天下为私产；残民自乐……多聚财物。惧人夺取，又设兵刑以自卫。于是争夺祸乱永无息止。”其实，君“貌不异常人，常人亦可为君”。“大小官吏，游手浮食……害甚于虎狼盗贼。人谁不欲安乐，自食其力？官夺民食，人能不怨愤思乱？”只有去君位，废官吏，“让人自治，方得安乐”。这是一种素朴的民主思想的倾向。

白莲会的教义，必包含有代表人民哲学思想的东西，可惜没有保存下来。

科学　由于社会生产的倒退，元朝没有新的科学发明。但中亚、西亚和欧洲的天文学、数学、医术、炮术（如西域人阿老瓦丁、亦思马因的铁筒炮制造）、建筑术以至仪器、机械等知识的直接传入，却对中国科学思想起了一些影响作用。

天文学方面，赵钦著有《历象新书》。在历数和仪器制造方面，被世祖强征在元廷服务的自然科学家郭守敬，对水利、历数、仪象等方面都有相当研究。他根据中国自来历法，作《授时历》，达到相当完密精确的程度，所以直至明末参用西洋历法以前，三百年间没改变其内容。他所制作的简仪、仰仪及诸仪表等各种测量仪器，据说“皆臻精妙”。数学方面，李治参究西洋数学，著有《测图海镜》。

医学方面，著名的有李杲、王好古、危一林、朱震亨、王国瑞、齐德之、真启宗等，均有著作（今皆存）。其中最著名的为李杲、朱震亨，李著有《内外伤辨论》、《脾胃论》，朱著有《格致余论》、《局法发挥》、《金匮钩玄》。据《窦默传》说“遇名医李浩，授以铜人针法”，李浩当即李杲。《李杲传》说“其学于伤寒、痈疽、眼目病为尤长”，又例举其累愈险症之事实；并曾治愈“数年”“病寒热、月事不至”的妇科病，“小便不利、目睛凸出、腹胀如鼓、膝以上坚硬欲裂”的“膀胱”病，及以针灸治愈足趾拘挛。

对于他们的阶级性，我手边没有足够材料来分析。

历史　元朝的历史著作，蒙古贵族脱脱，奉诏著成《宋史》、《辽史》、《金史》，形式上仿照从来的体例；内容上：《辽史》不只“潦草成编”，且从其统治民族的立场，多所歪曲；《宋史》歪曲更多，不只抑汉扬蒙，且在麻痹汉族人民（如特意“表章道学”之类），诚所谓“舛谬不能殚数”（《脱脱传》）。

另方面，马端临到元朝，拒绝元廷征辟，“隐居不仕”，完成了共三百四十八卷的《文献通考》著作。胡三省闭户从事《注释》，于“象纬推测，地形建置，制度沿革”等方面，均有较精细的注解；又作《辨误》，纠正宋朝史照《释文》的错谬。金履祥在宋末，以普通士人的地位，向宋廷积极建议“牵制捣虚……由海道直趋幽、蓟”的抗战主张，“终莫能用”；宋亡后，屏居山中，著《通鉴前编》二十卷，内容反对司马光《资治通鉴》、刘恕《外纪》的精神和取材，说他们“信百家之说，是非谬于圣人，不足以传信”。在这方面他对马、刘的批评是失当的。但马、胡、金都算是有点民族气节的史家。

文艺　元朝文艺，占主要地位的是元曲，即戏剧。戏剧发展的历史过程，始于唐朝的“梨园”剧及佛曲（罗振玉的《敦煌零拾》中收有唐佛曲三种）；到宋、金，继承这种形式及传奇，发展为宋“戏曲唱诨词”、“大曲”（《宋史·乐志》：“春秋圣节三大宴：小儿队，女弟子队，各进襍剧队舞”，“带唱带舞”，往往是多支曲子连成一套）及民间的“襍剧（有绯缘社）、傀儡、影戏”（《武林旧事》），金的“院本襍剧诸宫调”（院本，即所谓“行院”的娼寮“所演唱之本”——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辍耕录》说同于襍剧）。到元朝，直接继承这种形式，以及宋之语体“平话”和词（作为一种新体诗的词，在宋朝特别发达，占着文艺上的主要地位，高桑说：“其目的在和管弦合舞蹈而高歌长吟……”）；同时，在其时社会矛盾，主要是民族矛盾的基础上，益以亚欧各地歌舞乐曲的影响，便发展为元曲。在元朝奴隶制半奴隶制的残暴压迫下，被抑压得连气也喘不得的汉族人民，追念自己民族忠孝节烈、英雄豪杰的事迹，便创为各种故事，转相流传；又形成各种谣谚（如前揭），发为悲歌壮号，而创为相互呼应、对话、共鸣等各种歌唱形式。同一民族命运的汉族知识分子，以至高高在上的文人，绝多散在民间，便又吸收民间的形式，于以创造元曲，即元朝的杂剧。所以高桑说“当时的学者文士耻屈于蒙古人之下，退而创作戏剧小说，以泄其余愤”；其实，他们是以广大人民的悲愤为基础和师承的。

元曲有南曲、北曲之分。北曲的形成，由于蒙人原来文化水准较低，风习亦殊，音乐较单调；叶以笙笛等的诸音协奏之乐，以及宋曲情调，他们都不能接受，也不符合其脾胃。他们需要一种较单纯的露骨性的东西。适应他们这种要求，“更制新声”，叶谱弦索，即所谓北曲。北曲搬演故事较自由，但大都限于四折，每折限一宫调，又限一人唱，表演亦较简单，即所谓“曲折详尽犹其所短”。南曲反是，适应亡国后汉人抑郁悲愤，“幽深孤峭”之情调，叶谱笙笛，演为南曲。南曲“一剧无一定之折数，一折（即一出）无一定之宫调；且不独以数色合唱一折，并有以数色合唱一曲……各色皆有白有唱”（王静安：《南曲之渊源及时代》）。这是南北曲在形式上的一点差别。

元曲今存者有高说共五百三十五本，其中无名氏所作的百七本，伶人自作的十一本（吴瞿安说只有百十六种流传）。最著名的作家有王实甫、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高则诚、乔梦符等数十人。这种剧本的创作和开始在舞台上排演，大概始于王实甫、关汉卿的《西厢记》。后人每以《西厢记》为北曲代表，高则诚的《琵琶记》为南曲的代表作。其实，《西厢记》是为着适合统治者的要求而作的。《琵琶记》在讽刺王四与“权门”通婚，遗弃旧妻；一面描写孝妇贞妻的苦难，一面表现其反对知识分子投靠异族统治者的一点民族情感。这均只能代表其时社会的一面。在当时同一民族命运下的作家，无论南曲、北曲，一般都是从写实主义出发，描写自己民族的忠孝节烈、英雄豪杰的故事，反映其时社会的黑暗和龌龊情况。如马致远的《汉宫秋》是表示兴亡伤感的；关汉卿的《单刀会》、李寿卿的《伍员吹箫》，尚仲的《尉迟公》、《单刀夺搠》，是描写英雄豪杰的；张国宝的《薛仁贵》，是描写民族英雄的；康进之的《李逵负荆》以及《黑旋风李逵》、《武松打虎》、《鲁智深》，在描写民间的英雄好汉；狄君厚的《介之推》、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在描写志节耿耿的孤臣孽子；关汉卿的《救风尘》、李文蔚的《燕清博鱼》、无名氏《盆儿鬼》等，是描写社会黑暗的；关汉卿的《蝴蝶梦》、马致远的《黄粱梦》、岳百川的《李铁拐》，是表现厌世情绪和宣传道教的……。在他们自己，曾有十二科之分：神仙道化、林泉丘壑、披袍秉笏、忠臣烈士、孝义廉节、叱奸骂谗、逐臣孤子、刀赶棒、风花雪月、悲欢离合、烟花粉黛、神头鬼面。他们虽有其各种不同的阶级立场，但大多作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民族立场；而其中如关汉卿一样，在元廷服务的人，其所有作品，又表现着作者的多重人格。元朝的法律规定，严禁“犯上”的作曲，就是为着对付那些代表人民、代表民族的反元作品而设的，由此想见当时必有不少代表人民的、斗争性强烈的剧本创作。

在散曲方面，著名的作家有马致远、冯子振、张养浩、刘致、贯云石、杨朝英、邓玉宾、刘庭信等人。马致远的作品，一面表现着一点民族情绪和对异族统治的反感，如《乔木查》的“想秦宫汉阙，都作了衰落牛羊野”，《离亭宴煞》的“看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闹穰穰蝇争血”，都有这种表现；但另方面其作品又表现一种悲观消极、回避斗争的上层分子的情绪。冯子振的《山亭逸兴》、《赤壁怀古》，张养浩的《沽美酒》、《雁儿落带得胜令》，刘庭信的《醉太平》等，也都属表现同一阶层的情调。刘致的《滚绣球》、《倘秀才》等，描写了靠野菜树根过活的人民生活，也描写元朝剥削的惨酷和官吏的残暴，这可算是激进的中间阶层的作品。前揭的谣谚《杀鞑子》等，则系人民自己的作品。

在诗的方面，赵孟頫的《题耕织图奉懿旨撰》、郝经的《落花》，是汉奸大地主的代表作品；赵的《岳鄂王庙》，由于饱尝了做汉奸的苦头，而激起一点尚未全泯的良心回忆。萨都剌、揭傒斯等，都是代表色目上层分子的诗人。宋旡《岳武穆墓》“克复神州指顾间；永昌陵侧班师还。丹心一片栖霞月，犹照中原万里山”，傅若金《拒马河》：“……燕云余古色，易水尚寒波……行人悲旧事，含愤说荆轲”，都是表现汉族反元情绪的作品。系出拓拔魏的元好问，则系亡金之爱国诗人，《北渡》、《西园》等是他这方面的代表作。前揭谣谚《不平歌》则系汉族人民自己的作品。

在小说方面，由宋朝的平话，创造出如《水浒传》、《三国志演义》的章回小说形式。《水浒传》在文学的技巧上，对人物和景况的描写刻画，都是成功的，列之于今日世界的小说创作中，也还有其相当的地位和价值。其内容，反映了其时一般汉族人民，对宋江等那样英雄人物与其举动的想慕和企望，及官逼民反的情况。《三国志演义》技巧不如《水浒传》，但仍是一部成功的作品。他描绘了关羽、张飞等那样忠义，赵云那样才德资皆备，诸葛亮智谋忠贞……的封建典型人物；在当时，也反映了在异族统治下的汉人，对那样忠义、智谋人物及其举动的想慕。——虽然它在实质上，是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作品。

在元朝，不只由于汉人在政治上被压迫排斥，一般稍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也不愿为元朝服务，率多遁迹山林；一些献身仕敌的文人，如赵孟頫之流，也多屈于闲职，怄气的事不少，亦每以诗歌书画去度其无聊岁月。因此，元朝的成名画家，“计有四百余人”之多。其中最著名的，有陈琳，陈仲仁，刘贯道，王若水，钱舜举，高克恭，赵孟頫（兄弟、夫妇、父子），李衎，柯九思，张逊，王振鹏，卫九鼎，孙君泽，丁野夫，张远，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陆广，孟玉涧，颜晖，金质夫，王冕……等。赵孟頫是降敌的宋贵族，其《胡人射猎图》，系描写蒙古骑士的雄武。色目人高克恭，是元廷的刑部尚书；他的《山水图》，在表现其舒适闲情。李衎是元廷的吏部尚书，柯九思是奎章阁鉴书博士，他们的阶级性是很明白的。倪瓒的《疏林孤亭》、《西林禅室》，表现了一般大地主的情趣。他如钱舜举，与赵孟頫同属所谓“吴兴八俊”，赵投敌后，其他“六俊”“诸公皆相附取官达；独舜举龃龉不合，流连诗画以终其身”。黄公望自号大痴道人，“隐居富春山，以领略江山钧滩的奇胜”，他好画千岩万壑（如《秋山》）。王蒙，自号黄鹤山樵，他的画，如《雅宣山斋》、《青卞隐居》等，都表现“烟霭微茫……山林幽致”。吴镇，自号梅花道人，他的画如《水竹幽居》、《苍虬》，都表现一种苍劲“抗战”的气氛。钱、黄、王、吴的作品，一面表现林泉生活的闲情，一面也含蓄了一点民族志节。王冕是“贫家子”，自号“会稽山农”；他的《照水古梅图》，可况其不仕元廷的志节和情趣。陈汝言曾参加张士诚的人民反元起义；但他的《溪山晴爽图》，仍在表现中间阶层的情趣。元初，谢枋得的《兰》，表现其为民族高风亮节的贞操和反元的意志。

元朝的雕刻，遗物不多，有居庸关八达岭山麓的壁刻广目天像，关门的雕刻；济南城内旗纛庙的铁狮，东南龙洞外壁的佛像；杭州飞来峰断崖的几百尊佛像，灵隐寺门前理公塔傍金刚手菩萨立像；太原西北龙山浩天观东面崖壁八个石窟的道像……等等，作风、气派、主要系继承宋、金，杂有西藏喇嘛教的影响，内容都在宣扬佛道，作为其统治人民的精神武器。

第六节　结语

成吉思汗的伟大，只在于他领导了蒙古族奴隶制变革事业的完成，建立了国家。蒙古奴主贵族的对外侵略，除去促起世界文化的交流，起了一点积极作用外，完全是反动的。它不仅摧残了被侵略各民族的生产和文化，且驱使蒙古人民脱离生产，分散于亚欧各地，又削弱了蒙古民族自身，使蒙古社会的历史进化过程，陷于滞迟。

蒙古奴主贵族对中国的清野空城大屠杀，及其奴隶制半奴隶制的统治，给了中国社会的生产与文化，以空前严重的摧残、破坏；不只滞迟了中国社会的前进，且起了很大的部分的倒退作用。它虽然没能（也是不可能）把历史的车轮扭转，但使中国社会受到严重摧毁，斩杀或削弱了一些前进因素，并以巨大的暴力，在中国封建制的地盘上，建立其奴隶制的点线生产，进行奴隶制半奴隶制的压迫和榨取。

中国社会没有完全被摧毁，主要是由于各族，特别是汉族人民普遍持续的斗争。善于和侵略者作斗争的中国各族人民，在元朝的严密控制与残酷镇压下，在初期抗元武装斗争以后，一面不少汉人便不断进入各少数民族地区，彼此结合，共同进行斗争；一面便巧妙的转入地下活动，客观上（并不是有着全盘的计划的配合），形成对元朝统治者长期包围和夹击。

最后推翻元朝统治的全国大起义，白莲会的地下活动，与刘福通、韩林儿等为首的“红军”，是起了决定作用的。刘韩等“红军”的失败，首先由于他们不知联合各种反元势力，如吴天保为首的苗汉义军，前来依附他们，但由于落后的封建保守性、地方性作怪，不能彼此很好的联合，反逼使所谓“苗军”为元朝所利用。第二，他们知道建立政权，但不知巩固和建设根据地，只有安丰是其白莲会群众组织较好的地方。第三，先没把河南北的元军主力击溃或歼灭，便倾其全力分三路远征，使主力远离；前方后方与三路大军相互间，都不相策应、配合，形成各自的独立行动，除山东毛贵一路外，白不信、关先生等两路并都成了流寇式的行动，消灭了自己。自然，这在他们，都是由于条件的限制，特别是农民自身的保守性、落后性，没有自己的方向。朱元璋所以成功，第一正由于他们有一个素朴的反元联合战线政策（包括有蒙、回人）；第二由于他们有一套素朴的根据地政策，和争取人心的政策；第三由于他们有一套素朴的战略方针……。他联合地主阶级反元，并不是不对，问题是在于他把大权交予地主阶级，不联合各部反元军先打击共同敌人，反先去进行火并；同时不尽可能的满足反元群众的要求——如广大无主的耕地，是可以全部分给人民的——他只令人民耕荒地为“己业”，至于他们的历史前途，在当时的条件下，自然只可能是封建制度。

这时期的反元各军，都知道建立政权——虽然也只是仿照地主阶级的模型——是一个进步。而且如明玉珍在四川、毛贵在山东，都还相对地搞得不坏，使人民称“便”。而同在一个白莲会系统，以至同在一个起义的系统，也是人人称帝，个个称王，自相争夺。这是他们的大弱点。

本章一般参考资料：

（一）前揭：范著第三编五章五节六节及六章。

（二）拙著：《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九编；《中国民族简史》五；《中国社会史诸问题》。

（三）高桑驹吉等：《东洋史讲座》第六卷一至十章；同书第七卷三章。

（四）宋濂：《元史》；柯绍忞：《新元史·食货志》……。

（五）郑振铎编：《中国文学研究》。

（六）《鲁迅全集》卷九《中国小说史略》。

（七）冯沅君等：《中国诗史》编四。

（八）陈师曾：《中国绘画史》，潘天寿同名书。

（九）《世界美术全集》卷十二、十四、十五元代部分。

问题讨论：

1．成吉思汗时代蒙古社会的性质如何？

2．蒙古统治者对外侵略的根据与条件何在？

3．蒙古侵略者怎样去统治亚欧各地？

4．元朝的侵略和统治，给了中国社会以何种影响？

5．元朝对中国的统治和剥削方式如何？

6．中国各民族、阶层对元朝侵略和统治的态度如何？

7．元朝统治下的中国人民生活如何？

8．中国人民怎样反对元朝的侵略和统治？

9．中国人民反元大起义的经验教训如何？

10．蒙古统治者的侵略，给了蒙族以何种恶果？

11．对元曲的形式和内容如何分析？

第十五章　由封建制复兴到崩溃的明清时期（纪元一三六八——一八四〇）

第一节　明初的国内外情况和太祖的政策

明初的国内外情况　明太祖朱元璋纪元一三六八年（洪武元年）即皇帝位，派北伐军扫荡山东两河，收复大都（北平），元顺帝逃往上都，基本上完成了明朝建国的军事任务。

当时形势的主要特点，一方面，顺帝仍在上都称大元皇帝，继续对抗；元将扩郭帖木儿仍盘据太原，拥有晋、陕、甘的残余元军，企图反攻大都；元宗室梁王巴匝剌瓦尔密，仍盘据云南。明升占据四川称帝。一方面，日本的武士、商人、浪人与中国流氓及张士诚、方国珍残余分子合成的倭寇，骚扰沿海；朝鲜有附元附明两派，附元派主张反明；新疆以西蒙古奴主所建立的各汗国中，故察合台的帖木儿（即所谓跛者帖木儿），复建成一个强大的军事集团，即史家所谓“帖木儿朝”（都撒麻尔干Samarkand），闻“元朝覆灭”，颇欲兴师东侵。

另方面，（一）全国普遍穷困。（二）在元朝统治期间，不少人口逃入各少数民族地区和海外；在反元过程中，也有不少人口，尤其蒙、色统治者支配下的奴隶和“部民”，纷纷逃亡，无所归属。（三）社会残破，尤其“山东河南，多是无人之地”（《日知录》）；多数人民则没有土地，且没有耕具和食粮，尤其是人口特多的江南，土地不够。（四）蒙、色上层分子聚集的南京北平等大城市，随着他们的商业和手工业垮台，便衰落下来；参加反元的汉族商人和手工业者，则有一种希望和要求。（五）人民不只普遍反对元朝民族支配的秩序，且到处揭起反蒙、色人的高潮；而残留在各地的蒙古、色目人，却为数不少，他们多改装束易姓名，甚至东躲西藏，如“丁鹤年，回回人……畏祸，迁徙无常”（瞿佑：《归田诗话》）。而汉奸及一部分上层人物，则寡廉丧耻，认贼作父，丧失民族气节，甚至随同逃往蒙古。（六）元朝曾“悉以胡俗易中国之制：士庶咸辫发推髻，深襜胡帽……甚者易其姓氏为胡名，习胡语。俗化既久，恬不为怪”（《皇明实录》“洪武元年二月诏”）。（七）蒙色统治者强迫为奴的大量人口，均流离失所，需要处置；而富户、“士大夫”、新贵却仍相沿使用大量奴隶。（八）明朝新统治集团内部，一面有以李善长为首的文士派，包括出身于元朝的官吏、大儒、大地主和原先拥有地主武装而半途投靠的将军，以及被他们拉拢之下层人民出身的将军；一面有以徐达为首的功臣派，包括出身下层群众，又多系与朱元璋一同反元的功臣和将官。另一面，参加反元的下级官和士兵，又与成了新贵大地主的功臣、将官不同，却并没丧失其阶级本性，又有其不同要求；而他们却是朱元璋和徐达等功臣派所依靠的老本钱……。

从这种新形势中产生了新的矛盾，如果没有适当的处置，明朝的统治是巩固不了的。

明太祖的政策　太祖在军事上，一方面对朝鲜放任，对帖木儿朝通使妥协，对明升一再派人招降；一方面则集中全力去消灭元朝的残余反抗势力，其中对顺帝则一面进讨一面招降并特赦回元太子，对山、陕和云南实行讨伐。纪元一三六八年，常遇春收复山西，北陷上都，顺帝逃应昌（内蒙多伦诺尔东）；徐达于明年收复陕西，邓愈收复甘肃；嗣又先后派徐达、李文忠、冯胜、傅友德、蓝玉等北伐，直至一三八八年才把元朝的主力消灭；但元朝统治集团退到漠北，仍称大元皇帝，后至鬼力赤杀元帝坤帖木儿，方改国号为“鞑靼”（Tartar）。一三八一年，傅友德、蓝玉、沐英收复云南，巴匝剌瓦尔密及其妻子左右均自杀。同时，明升于明军收复山、陕、甘后第三年投降，已如前述。对于倭寇，一面命莱州同知赵秩，请日本怀良亲王加以阻止；一面于沿海筑城寨，设卫所，同时派兵出海上剽剿，以后虽未绝灭，但保持了一个长时间的相对安静。

在内政方面，首先关于民族政策。一方面，为激励民族的自尊性，元年下诏：“其辫发推髻、胡服、胡名、胡姓，一切禁止”，“悉命复衣冠如唐制，士民皆束发于顶……”；同时特亲制一种网巾颁之天下，不分贵贱一体服用。一方面，适应人民情绪，防止种族混淆，又严禁蒙古、色目人冒汉姓，伪称汉人；在完成全国统一后，他们以蒙、色人“种类散处天下者难以遽绝”，便一面给他们与汉人无差别的待遇，一面以惩于晋、唐的教训，又实行同化政策，限令“凡蒙古、色目人，听与汉人为婚姻，不许本类自相婚聚……其中国人不愿与回回、钦察为婚姻者听，从本类自相娶嫁，不在禁限”（《明律集解》）。

关于奴隶的政策。定天下户口只分民户、军户、匠户；禁止俘获、拘略、投靠及买卖良民为奴婢；“庶民之家存养奴婢者，杖一百，即放从良”（同上）；太祖列大将蓝玉的罪状之一，是“家奴数百”，意在解放蒙、色统治者迫令为奴的大量人口，并防止自富户以至新贵驱良为奴。

关于农业和土地政策。朱元璋与地主阶级由妥协到建立地主阶级的政权，但他究系起自下层，深悉群众的痛苦和要求，又须照顾其部下广大士兵群众的阶级要求，同时也害怕农民“造反”。所以他特率其长子朱标到乡间，教诫标说：“你知农民劳苦吗？农民终身困于陇亩，手执耒耜，终岁无休止；住茅舍、衣破裳、食粗粝野菜……。你须牢记其苦处，毋过事聚敛，必使农人免于饥寒。”因此，一方面，解决了相当一部分人民的土地问题，明令号召人民开垦荒地，不论有无原主，“即为己业，永不起科”（“本纪”）；又严令地方官吏，招徕无籍流民垦荒，官给耕牛种子，并以垦田多少为官吏赏罚标准；同时号召四方流民各归田里，无地或耕地少者，官按丁给予附近荒田。洪武十三年，又明令：陕西、河南、山东、北平、凤阳、淮安、扬州、庐州等处田，许人民尽量开垦作己业，不起科。一方面又实行把地少人多之乡的人民，移至地多人少之乡及边地，如移江西吉安一带人民于湖南（新垦地区，并许标占地），移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无地农民四千户于临濠，北平山后无地农民三千余户于诸卫府，沙漠遗民三万余户于北平附近，江南民十四万于凤阳……除给予移民土地外，又给予种子以至农具、耕牛、粮食。所以说“太祖时徙民最多”。这不仅满足了不少一部分人民的土地要求，创造了不少的自耕农和中小地主，为明朝的生产奠下了基础，并使残破的农村以至社会全部生产，迅速地得到恢复。到洪武二十六年，全国耕地总面积达八百五十万顷，全国各州县荒芜的耕地，大都又变成熟耕了。另方面，为减轻人民负担，又实行屯田，一为“军屯……领之卫所：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军受田五十亩为一分，给耕牛农具”，以所收“贮屯仓”及供“本卫所官军俸粮”。一为民屯，即移狭乡之民“就宽乡，或召募、或罪徙者”充耕户，“皆领之有司”，无论官给或自备牛种，均于三年后，每亩收租一斗。原先中书省请给牛种者收租什五，否者收租什四；“上曰：‘边民劳苦，自给足矣。’”（《罪惟录》）。屯田面积共达八十九万三千余顷。另外在“明初，募盐商于各边开中（即屯田输粟便给予盐），谓之商屯”，到弘治朝始坏。

规定地税“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借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故浙西官民田，视他方倍蓰……洪武十三年命户部裁其额”，并许以钱或他物折纳；同时开发全国水利，修筑各处堤防、堰闸、陂塘等，特设都水营田使主持，并派国子生及技术人才分路督修。同时号召人民直接条陈意见，地方官吏不得阻止或迟不上奏，铜城堰闸周围二百余里的修筑，即由于和州人民的建议。“晚岁忧民益切，尝以一岁开支河暨塘堰数万。”奖励栽桑植棉，规定人民有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麻亩征八两，木棉亩四两，栽桑以四年起科；不种桑、出绢一匹，不种麻及木棉、出麻布棉布各一匹”。

工商业政策。手工业方面，释放大量元朝的手工业奴隶为良，独立营业；同时规定“匠户二等，曰住坐、曰输班；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故谓之输班”。商业方面，以元朝的关市之税“颇繁琐”，而“务简约”，“农具、书籍及它不鬻于市者”免税，“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命在京兵马指挥领市司，每三日一校勘街市度量权衡，稽牙侩物价，在外城市兵马亦令兼领市司”。十年以“天下税课司局征商，不如额（例外额征）者七八十处，遂遣中官、国子生及部委官各一人详为定额”。胡惟庸伏诛后，又明令“曩者奸臣聚敛，税及纤悉……自今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罢天下抽分竹木场”；后又以“商货至或止于舟，或贮城外；驵侩上下其价，商人病之。帝乃命于三山诸门外濒水为屋，名塌房以贮商货”。又规定宫廷购物，按市价多给。对外贸易，一面派人往各国勘商路，一面给予各国“勘合簿”（凭证），许其凭“勘合”来华通商。

一般社会政策。（一）全国城乡分坊、厢（城区）、里、甲（乡），按户、丁编制“赋役黄册”，按田亩编制“科粮鱼鳞册”；鳏寡孤独不任役者，附为奇零，“僧道给度牒，有田者编册如民科”。给里甲以相当的自治权，并令其互助，如二十八年“谕户部编民百户为里：婚姻死丧疾病患难，里中富者助财，贫者助力；春秋耕获，通力合作，以教民睦”。（二）“直省、府、州、县、藩府、边隘、堡、站、卫所屯戍，皆有仓”数不等、以储粮外，各州县务立东西南北四仓，每年以官贾籴储米粮，常储二年之粮以备凶，由地方年长的“笃农”掌管；民户出谷千五百石以上的旌为“义民”，三百石以上的立石旌表，免役二年或补吏授官。使用办法，嘉靖八年规定：“年饥上户不足者量贷，稔岁还仓；中下户酌量赈给，不还仓”，这大概还是太祖的遗制。这种仓原名储仓、预备仓，后改为“济农仓”或“社仓”。（三）又对灾荒地区实行官赈，二十七年，为恐失去救饥时机，又下令先赈贷然后奏闻；有些地方官吏先事奏请，他说“待你奏请后再赈贷，饥民早已饿死了”；地方官侵吞赈款，被他发觉的便杀头。晚年又制定灾伤散粮则例，定大口与六斗，五岁以下的小口三斗。同时，他又令地方官，凡遇水旱等灾难的地区，均先予免除税役；丰年全国无灾区，则择地瘠民贫之区优免。地方官有灾不报和阻拦人民报灾的，均严办。其在位三十一年间，共赈赐“米谷百余万石，布钞数百万，蠲免租税无算”。（四）孤、独、残、疾、阵亡士兵遗族等，均由官养；埋葬死难遗骸，旌给国难中的忠孝节烈，恩恤老年……。

严惩贪污的政策。他想禁止官吏豪绅贪污，一面命刑部编辑官绅犯罪事状，制《大诰》三篇，罗列凌夷、枭示、灭族等罪千百条，斩首以下罪万余条；同时于府州县卫旁，均立一皮场庙（贪污剥皮处），公座旁均悬一剥皮装草死官，使官绅触目惊心。十八年，发觉户部侍郎郭桓贪赃罪，穷究通同作弊官绅，追出赃款七百万两，杀内外官绅数万，寄赃借赃之富家也都受到惩罚。一面特设都察院，专责监察和纠劾内外各官；全国十三道，均设监察御史。一面号召人民赴京直向皇帝控告贪污，赃满六十两的均枭示与剥皮装草。其他扰民残民的，不论功臣大官，一律严办和申斥。如丞相胡惟庸子乘马摔死车下，胡杀车伕，太祖发觉后，令惟庸偿命；吉安侯陆仲亨自陕西归，“擅”征夫、马，“帝怒责之曰：‘中原兵燹之余，民始复业；籍户买马，艰苦殊甚。使皆效尔所为，民虽尽鬻子女不能给也。”又如东南第一富豪南京沈万三，鱼肉人民，无恶不作，太祖把他捕杀，以其田产分给贫户。他想用这种方法去实现廉洁政治，所以洪武元年，召集全国州县官面谕：“天下初定，民力困乏，如小鸟不可拔羽，新树不可摇根；当今要政，在休养生息，尔等务痛戒不廉之政。”

畅达民情的政策。人民得径向皇帝控告贪污，条陈水利意见，已如前述。他说：“政治好似水，经常流通，使下情上达，天下方得太平。”因此便明令规定：凡天下臣、民，均得论政事，用密封交通政司直达御前。通政司就是收受臣民奏章等等直达皇帝的专设机关，不论何人有陈情、建议、申诉、控告等等情事，均不得搁置或不具奏。

刑法方面的两重政策。太祖废除元朝民族统治的严刑苛罚，根据宽简原则，斟酌轻重，经三十年的经验，不断增改删修，最后制成“大明律”，确实比唐律较宽简。他并教训其孙建文帝（允炆），治平世务用轻典。同时，他明令废除历代相承的黥刺（刺面）、非（割脚胫）、劓（割鼻）、阉（割生殖器）等惨酷肉刑；谓后世如有请复肉刑的，务用重典惩办。为着慎刑，又规定刑部与都察院判决死囚案件，须连同案卷犯人送大理寺复审，作最后判决。但另方面，对于贪污与违犯政策、法令的官吏，鱼肉人民相结为恶的豪霸等等，又概用重典处断，谓这是“治乱世”的必要手段。所以说：太祖“惩元末豪强侮贫弱，立法多右贫抑富”（《明史》七十七）。

实行进一步集权的政策。自左丞相胡惟庸等叛国案以后，便不设丞相，文官废中书省，武官废大都督府；中央政权机关，皇帝以下由五府、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及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机关组成，军队分由中、左、右、前、后五都督府掌管。

最后处理其部下两派矛盾的政策。在这个问题上，首先表现他做皇帝的立场和其雷厉风行般实施的一列改良政策，存在着不小矛盾。他没有把所有荒地和官地都给予无地或地少的人民，而是给所有功臣武将都分予大量良田，使他们都成为大地主，这使功臣武将和李善长等那些地主阶级出身的文臣，在阶级地位上是一样了，但一方面更扩大了文武两派的权力之争。太祖为和缓这种矛盾，便想说服功臣武将：“世乱用武，世治用文，并非偏。”而功臣武将对他的回答却是：“不过文人善讥讪，张九四（士诚）厚礼文儒，为其撰名叫‘士诚’。这个很美的名，却来自《孟子》‘士诚小人也’，彼安知之？”这反而又引起太祖自己的疑忌，使一些文人小吏无端遭受文字之祸，而两派间的矛盾和暗斗反日益深刻。《胡惟庸传》说，“相数岁，生杀黜陟……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大将军徐达深疾其奸，从容言于帝”，惟庸亦设法“以图达”。而“胡惟庸逆党”的领袖，却是李善长。另方面，成为大地主的功臣武将，生活的骄纵、堕落、腐化，是不可避免的。而其所谓“失职者”在脱离部队后，其平日依靠的下级官和士兵群众所反映的阶级要求，也便完全从他们的脑子里消逝了，他们就完全和文臣派大地主一样了。而太祖所要贯彻的一列改良政策，不只与文臣们旧地主阶级传统的统治习惯不同，他们和那班“失职者”从自己眼前的利益出发，自会感觉不便而有其反感的；加之太祖对他们违反政策法令的行为，件件都不放松。在这种矛盾下，他们便相互结合，“逆谋”布置政变。“胡惟庸逆党”的“共谋不轨”大事件，就是这样产生的。其主谋人物胡惟庸、陆仲亨平日行为，已如上述；陈宁“在苏州征赋苛急，尝烧铁烙人肌肤，吏民苦之，号为陈烙铁；及居宪台，益务威严。太祖尝责之，宁不能改”；罪魁李善长，“外宽和内多忮刻”，临濠有地若干顷，守冢户百五十，佃户千五百家，仪仗二十家……还要“逆谋”不轨。他们甚至勾结倭寇，向民族敌人元帝称臣，请其出兵。蓝玉的谋叛事件，基本上也是同类的性质。“蓝玉骄蹇自恣，多蓄庄奴；假子乘势横暴，常占东昌民田；御史按问，玉怒逐御史。北征还，夜扣关，关吏不时纳，纵兵毁关入。……帝切责玉……犹不悛”，反而辰夜招集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及尝为其部下的武人张翼、陈桓等于私宅会议“谋反”。这些人，从其不顾人民死活，任意破坏政策法令来说，就都是该杀的。但太祖拿杀去解决问题又广事牵连，也是要不得的。因此，在处理其部下这方面，他却不若唐太宗。

太祖的各种改良政策，虽到成祖（棣）、有的直到宣宗瞻基甚至以后，都继续在实行，但内容却不断被改变，甚至成了相反的东西。但太祖所施行的一列改良政策，不只得到其时人民的赞成，而且对明朝前期的富强，是起了重大作用的。他虽然还有其不好的地方，但从其全部事业说，可算是中国封建时代第一个较伟大的皇帝。

第二节　由封建经济的复兴到崩溃和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一）

急速发展的明前期经济　明朝的土地制度，分所谓官田、民田两种。官田“初皆宋元时入官田地，厥后有还官田、没官田、断入官田、学田、皇庄、牧马草场、城堧苜蓿地、牲地、园陵坟地、公占隙地、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赐乞庄田、百官职田、边臣养廉田、军民商屯田，通谓之官田，其余为民田”。据宪宗弘治十五年（一五〇三）统计，官田比民田为七之一。其实，所谓“赐乞庄田”，实质上都是新贵大地主和寺观的私田；民屯也有一部分实际成了屯户的耕地。

在民田里面，除地主阶级原有的土地和新的乞赐庄田等外，在明初由于太祖土地政策的施行，不少农民得到土地，产生不少自耕农以至小地主；他们占有的耕地面积，虽无统计，可能占民田中相当大的比例，自耕农的数量也可能大过佃农。在这个条件的前提下，加之其他改良政策的施行，以及元朝民族压迫的解除等条件，在原有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便引起生产力的急速进步，社会经济的急速恢复和发展。因此，直接在农业方面，到洪武二十六年，便产生“天下土田……骎骎无弃土”的现象；按“黄册”所登记的户口，便达户一六〇五二八六〇，口六〇五四五八一二（实际按二十四年每户平均五口强计算，便近九千万口。在当时经济发展的情况下，每户平均口数反而减少，是不合规律的）。其次，到成祖永乐时，“常操军十九万，以屯军四万供之”，“屯田米常溢三之一”（每军除交正粮十二石贮屯仓外，有尚余二十三石的）；南方水稻，每亩能收四、五石至六石；湘西南新辟地区（湘西南原为苗区，元时汉人开始逃往；洪武初，陈友谅失败后的农军相率逃往，太祖又移民前往），亦普遍用桔槔吸江水灌田，这也都表现了农业生产力的进步情况。同时，除东南数府外，一般赋役较轻；“小民佃种富民田，亩输私租一石”至“二三石”（东南情形），大概没超过什伍。因此，便形成如次的情况：“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岁歉有司往往先发粟赈贷，然后以闻。”然直到宣宗时期，农业生产还是上升的。所以说：“洪、永、熙、宣之际、百姓充实，府藏盈溢……劭农务垦辟，土无莱芜，人敦本业。”

一方面，又引起商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这主要由于国内市场的扩大。其次由于元末全国人民大起义，不只摧毁了元朝奴主的统治，且给了封建统治基础相当的打击。其次由于从奴隶半奴隶状态下解放出来的大量手工业者和商人，在较好的政治条件下，经营其独立的业务。再次由于成祖继承太祖的政策，规定军民日用杂物类、嫁娶丧祭用物、时节礼物、染练自织布帛、农器、车船运载非卖品、凡小民挑担蔬菜、溪河货卖杂鱼、竹木蒲草器物、常用器物、铜锡器物、日用食物、“既税物”、“非市贩”物等一律免税；同时，应税商品，“其倚势隐匿不报者，物尽没官，仍罪之”，对大地主大商人的垄断资本也加了一点限制。到宣宗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规定纱、罗、绫、锦、绢、布及皮货、磁器、草席、雨伞、鲜果、野味等，按时价估定课税；“凡课程门摊”，直至英宗（祁镇）正统初，还“俱遵洪武旧额”。又次，由于元朝大量汉人移住南洋一带，引起南洋和国内市场的关系，特别密切；由元朝以来的情况，日本、朝鲜以至中亚、欧洲，与中国市场的关系也比较密切了。

由于这些条件，在宋元以来手工业和商业发展水平的基础上，便急速发展起来了。发展的具体情况，可从以下的一些事实来看。（一）早在洪武十七年（一三八四），比较落后的云南，也“以金银贝漆丹砂水银代秋租”；十九年令全国除“存粮二年外，并收折色；惟北方诸布政使需粮饷边，仍使输粟”；三十年，户部规定：“钞一锭折米一石，金一两十石，银一两二石，绢一匹石有二斗，绵布一匹一石，苎布一匹七斗，棉花一斤二斗”；至英宗正统时，官吏俸米，均改发货币；“诸方赋入”均“折银”，“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入内承运库，谓之金花银”。（二）永乐二十七年，“山东巡按陈济言，“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商贩所聚，今都北平百货倍往时”，经济较发达的南方与其他地区，可想而知；仁宗“洪熙元年，增市肆门摊课钞，到宣宗宣德四年（一四二八），不五年间，既没增税，收入“增旧凡五倍”。（三）北平、南京、杭州、广州等大都市外，如江苏的苏州、松江、镇江、淮安、常州、扬州、仪真，浙江的嘉兴、湖州，福建的福州、建宁，湖北的武昌、荆州，江西的南昌、吉安、临江、清江，河南的开封，山东的济南……，广西的桂林，山西的太原、平阳、蒲州，四川的成都、重庆、泸州，河北的天津，安徽芜湖等三十余处，都成了商贩和手工业者所聚的头二等都市。（四）西北人民不纺织，衣料棉布等全靠外地输入；南方妇女不自缝衣裳，缝制大都靠裁缝。这一面表现人民生活对市场的依赖，一面也表现商品经济对封建制自足籓篱的破坏程度。（五）特别表现为手工业生产力的进步（后详）。（六）表现为太保郑和等之“七下西洋”，以扩大国外市场。成祖即位初，即派马彬、李兴、尹庆等探视海外，到达爪哇、苏门答剌、暹罗、满加剌、柯枝、印度西南海岸柯今（Cochin）等处……。至一四〇五年又派太保郑和（回人）及王景和等，以兵三万七千余人，大船六十二艘，携带巨量金银和各种制品，从苏州娄家口出海。他们前后七次，到达马来半岛、满加剌、苏门答剌及印度洋沿海各地外，并到了波斯及阿拉伯的佐法儿、阿丹、忽鲁谟斯、天方、剌撒、东非的木骨都束，卜剌哇、竹步等处。“自此各国人民，均利于中国货物，往来不绝；南洋贸易更盛，中国商贾往来通商的益多”（高桑）。

英宗以后的土地两极化和农村崩溃的进程　但商业资本的发展，便不断侵蚀着封建农村的基础。同时也不断扩大了地主阶级肠胃的消化力，如明朝宫廷的消费，每年都不断增加，特别自英宗以后，就宫女用的胭脂、白粉说，明末每年达四十万两；又如范濂《云间据目抄》所说：嘉靖（世宗）、庆隆（穆宗）以来，豪门贵室日益淫奢，士人多缠博带儒冠道袍等，阳明衣、十八学士衣，竞尚新奇，帽、鞋、袜等也都有种种流行品，以致奴隶也渐多用细丽器物……。从皇室以至一般地主，为着获得更多的货币，去满足其日益翻新的豪奢生活的需要，便一齐向人民，主要向农民开刀。加之英宗以后军费支出不断加多，军役日益繁重。这样，又不断来促进农村的崩溃。

因此，就国家正课说，英宗复辟（一四五七）后，便更定“杭、嘉、湖则例”，名为“使科则适均，而亩科一石”，实系增税。特别从世宗（厚熜）时起，嘉靖三十年（一五五一），“于南畿浙江等州县，增赋百二十万……嗣后……岁入不能充岁出之半，由是度支为一切之法……题增派括赃赎，算税契折，均徭……”；三十七年又追征“积逋”（即旧欠），南畿浙闽复额外加派。神宗（翊钧）万历四十六年（一六一八），全国田赋每亩加征银三厘六毫，前后每亩共加到九厘；以后熹宗（由校）天启二年（一六二二）、毅宗（由检）崇祯三年、十年又不断加征，并有所谓“剿饷”（剿农军）、“练饷”（练兵）、“助饷”等附加。地方官吏以至粮长（管里甲科粮）“下乡追征，豪强者则大斛倍收，多方索取，所至鸡犬为空。孱弱者为势豪所凌，耽延欺赖，不免变产补纳；至或旧役侵欠，责偿新敛，一人逋负，株连亲属；无辜之民死于棰楚囹圄者，几数百人”。而下户所担科粮，又有“坍江”（田已淹没）、“事故”（即田弃粮存或流亡绝户）等“虚粮”，责“里甲赔纳”，同时，“奸富”（地主）又勾通“猾胥”（粮长之类），每将自己所负科粮，偷拨于贫穷粮户名下即所谓“诡寄、挪移”、“飞洒”；于是他们占地很多，反而担税很少，赋税的绝大部分，都由下户负担。

人民负担差役，太祖规定服役的年龄为十六至六十岁的成丁男子，内分里甲（户役）、均徭（丁役）、襍泛（襍役）三种，均有力役、雇役之分。“府州县验册，丁口多寡，事产厚薄，以均适其力”，原先并规定“田一顷出丁夫一人……名曰均工夫……每岁农隙赴京供役三十日遣归；田多丁少者以佃人充夫，而田主出米一石资其用，非佃人而计亩资夫者，亩资米二升五合”。“迨造《黄册》成”，便按里甲分“上中下户为三等，五岁均役”；又定襍役“毋役粮户，额外科一钱、役一夫者罪流徙”。这在原则上是“右贫抑富”的。英宗以后差役渐多；到世宗时实行所谓“民壮提编（加派）均徭”，便愈来愈烦，加之兵役繁重不止。除免役户外，地方大户，便勾通地方官和衙吏粮胥，每将自己担役转嫁于中下户，后来中户也以同样办法，转嫁于下户。

另方面，官吏又肆行贪污。成祖时，邹缉就说“贪官污吏遍天下”；梁廷栋说，连巡按御史出差，有一处官员赠送多至三万两的。英宗以后，更变本加厉。但在孝宗以前还闻有惩办贪污的措施，以后便视为固然了。代宗（祁钰）抄王振家产，共金银六十多库、玉盘百面、六七尺珊瑚二十多树，其他珍宝无数。孝宗（祐樘）抄李广家产，收贿簿载其一次受某大官贿送金银几千几百两。武宗（厚照）抄刘瑾家产，有大玉带八十条，金一千二百五万七千八百两；银二五九五八三六〇〇两；抄钱宁（钱能家奴）家产，有玉带二千五百条，金十多万两，银三千箱，胡椒数千石。世宗抄江彬家产，有金一〇五〇〇两，银四四〇〇〇〇〇两；抄严嵩家产，有皮衣一万七千四十一件，帐幔被褥二二四二七件，原籍及京邸金银珠宝器物田宅等等均甚多，另有良田住宅数十处，严世蕃另藏金千多万两。神宗时的张居正是明朝的名相，每饭必山珍海错十几百样。那样豪奢生活，不贪污从何来。一般官吏的贪污腐化，地方恶霸大地主商人的为非作恶、骄奢淫逸，以及官绅勾结鱼肉人民的情况，《金瓶梅》，古狂生：“惟内惟货两存私。”李政《浮梁张令》、冯梦龙《鬼断家私》等明朝小说，都描写得相当现实。《金瓶梅》虽系以宋朝的历史情况为背景，对明朝情况，当反映得更现实。

他们的子弟亲属，也都在乡间横行霸道，如名臣杨士奇子穆，在乡杀人夺产，横行不法；焦芳家中建房屋，私拘数郡人民充工役；周延儒、陈于泰两家子弟在宜兴无恶不作，被冤欺人民相聚掘周祖坟，焚陈住宅；大学士温体仁、都御史唐世济两家，都勾结太湖强盗坐地分赃。赵翼《廿二史札记》说：“前明一代风气，不特地方有司私派横征，民不堪命；而缙绅居乡者亦多倚势恃强，视细民为弱肉。上下相护，民无所控诉也。”《日知录》说贪纵的官，大都是“才吏”。没有行政权的各藩王，不能直接贪污，但他们在各地，更是无法无天，任意强夺人民财产、妻女，打杀良民，勾结盗贼杀人越货。地方豪霸也是一样万恶，如古狂生所描写的大户陈篪，“家极豪富，却极好做歹事；家中养几十个家丁，专在大江做私商勾当，并打劫近村人家”及往来商船；事情暴露，他便买通官府，嫁罪无辜人民。

再加盐税及其他杂税苛捐的负担，人民便越来越穷困。地主和大商业资本家利用人民穷困，高利贷更乘机猖狂，去吸吮人民膏血。尤其从世宗到穆宗（载垕）前后五十年间（一五二二——一五七二），沿海倭寇骚扰，海外商路不安全，不少大商业资本家的资本，转成高利贷，向农村和小商工业者进攻。农家收获完，收获物便常全部到了他们手中，自己只得挨饥；故无分丰年凶岁，小民一样饿肚子。

因此，一方面，自耕和半自耕农以至一部分中小地主，便不断丧失土地，或转成佃户，或不断从农村排挤出去，流亡他乡。宪宗（见深）成化初，仅荆襄一处，便有“流民百万”，河南、山西、西北等处，也均有大量流民；人民卖妻子，卖自身的，沿路成群。孝宗弘治四年有登记的户口，已减至九一一三四四六户。一方面，明廷虽不断增加田赋，收入却不断减少，如世宗嘉靖二年（一五二三）两税收入，麦较明初少九万石，米少二十余万石，主要是由人民无力完纳，只得拖欠，或则逃亡，到神宗时，便形成“逋欠之多，县各数十万”的严重现象。一方面，土地便不断向大地主的手里集中。由于大量人口流亡和田赋逋欠，神宗和张居正为整理赋役，一面便于万历六年重新清丈全国耕地，另制“鱼鳞册”；一面便于九年，采用海瑞的“一条鞭法”，即“总括一州县之赋役”及“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就是所有地税、贡纳、徭役、人头税等都归入田赋里面。这在客观上是有不小进步意义的，同时也正反映了封建制的基础日趋崩溃，封建的人头税、徭役和贡纳，已不能照样继续下去。但是，势家大地主等大粮户，便愈加相率把自己担负的科粮，“飞洒”于中小粮户，中小粮户的负担反愈益加重，因而土地集中的进行仍没有停止。到明末，便形成土地两极化的情势，即一面绝大多数的人口没有土地，一面是宫廷、藩王、功臣、外戚、宦官都占有几万几千顷的庄田，官僚、势家、富商、寺观以至豪绅等大地主，也都占有几十几百几千、万顷的田地。如苏州松江，《日知录》指述明末情况说：“有田的人只占十分之一，替人佃作的占十分之九。”所以南浔（浙江吴兴）士人朱国桢向巡抚建议“均田”，巡抚令国桢随巡按使马超萃往吴兴查勘，沿途百二十里，农民均聚众欢迎，遍贴“均田便民”标语，愈近城贴得愈多；巡按经过之处，群众夹岸，攀轿狂呼。富豪嗾使秀才与巡按集孔庙商讨，农民又聚众请愿。巡抚、巡按奏请“均田”被批驳；朱国桢住宅被富豪率家奴焚烧。这表现人民要求土地何等迫切，也表现土地集中到了何等程度！

工商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　大量人口不断流入都市，依靠都市过活，一方面便使都市本身的消费市场扩大了，首先是衣食必需的粮食和布匹等，消耗量大增，便激起物价不断提高。如洪武二十八年，米一石或棉布一匹，值钞二贯五百文，或银二钱五分左右，绢一匹值钞三贯或银三钱左右，苎布一匹值银一钱七分强，棉花一斤值银五分左右。成祖时，物价更低，如米一石低至银二钱以下。但到宪宗时，棉布一匹高至钞二百贯或钱五六百文，米一石高至钞十五——二十五贯之间（即钱四五十至七八十文之间）。到毅宗崇祯四年，米一石高涨至银四两；至其末年，山东石米至银二十四两，河南至一百五十两，则系政治危机时期的特殊情况。一方面，便是使都市聚集着大量廉价劳动力，并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在一条鞭法实行后，城市的人口又完全没有人头税和差役的约束。

其次，由于农村日趋崩溃，地主阶级，尤其是聚集城市的权贵、官僚等大地主，不只日常生活步步增多其对城市的依赖性，而且日益提高其豪奢的消费量；一般地主家庭，主要靠卖出粮食，从城市购买其生活必需品与一般奢侈品；大地主不只需要从市场购买一般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而且要求外国的奇珍品与中国没有的东西，如胡椒、药物、珊瑚、珍珠、牙骨、香、外国布以至“时计”（神宗时由西班牙输入）、洋琴（亦神宗时输入）等。这也不断在扩大国内市场，并推进对外贸易。这引起国内都市的日趋繁盛、商业不断发展和商业资本的积累。所以说“明自中世以后，日趋淫靡”。

在国外市场方面，自朝鲜、日本以至南洋及中亚、东非各地，尤其是南洋，到明朝特别从郑和等七次出国后，中国的瓷器、绢帛、棉布、铁器、铜器等，成了他们生活的必需品，全赖中国输出。如日本需要中国绢帛棉布，琉球需要中国的铁器、瓷器，南洋及它处均需要瓷器、铁器、布匹等。中国商人前去贸易，恐怕不再去，每要求派人留住当地（如南洋苏禄等处）。成祖除派郑和等官家商队外，对中外商人往来货物，抽税百分之六（贡船）或百分之十二（商船）后，听其自由贸易，又助长了对外贸易的发展。郑和以后，对外贸易全由私家商业资本经营。到武宗时，更加发展，“番舶不绝于海澨，蛮人杂遝（沓）于州城”，“泛海客（华）商”尤多，关税成了一笔重要收入。穆宗到神宗时期，由于倭寇骚扰，明廷封锁海面，禁止商船出入，只留广州一处通商。原来从事海外贸易的官僚、大地主私家资本，胁于海上危险，便不再出海，仅于沿海口岸坐地进行走私，受买“番舶”货物，易与他们所需要的中国货物（并常拖欠与克扣番商物价）。一般从事海外贸易的中小商人，由于输出入的货物利益都很大，便相率自备武器，组织武装商队，不仅从广州出入海口，且从他处走私。明廷怕他们私通倭寇，曾禁沿海居民收贩国货、置备军器及海船出国；但“私通滥出，断不能绝；大利所在，民不畏死”。浙江巡抚朱纨用捕获就杀的残酷手段，也不能阻止。朱纨去职后，所谓“奸徒”就“益无所惮”了。因此，不仅在倭寇平息，海禁重开后，这种商人便获得对海外贸易的支配地位，而且积累了相当雄厚的资本。

手工业也伴同发展了。首先，手工业的各种行业应有尽有；不只在北京、南京、杭州等大都市，各种行业都聚成市街，在全国各地的不少州城、县城（主要在南方），也形成同样情况。在全国各大都市，以至不少小城市都有各种行会的组织，各行又有其共同的组织“鲁班会”，甚至南方有些乡镇，也有各业手工业者共同组织的“鲁班会”。这种行会，一面为官府服务，如调集匠役，征集上供物品等；官府也给予他们以同业组合、各业共同组合、同盟保护利益的特权。一面他们同行议定出品卖价和工价，同盟对抗商人，约束徒弟和伙计，抵抗外来人开行营业……保护行东的特权，并制为同盟共守的约章。最普遍而人数最多的，为裁缝行、木工行、铁工行、砖瓦（泥水）行、寿枋行、漆器行等等。煮盐的灶户、采茶的园丁、采矿的矿工，都是人数很多，不悉是否有同业组合。农家的副业，主要是纺织。植桑主要盛行于沿海的山东、江浙、广东及四川，植棉盛行于西南、江北、中原及河北，苎麻的种植便较普遍；因地所产而自行纺丝、纺纱、绩麻；中原、河北中产之家并多自家置机织布；东南乡间亦普遍织绢，但多系专业；西南民家多不自织，每雇用上门织匠。

手工业的发展，也表现在官工业方面。（一）染织，明朝于南北两京设染织厂，皆置内外局，内局应上供，外局备公用；苏、松、嘉、湖、泉诸州及歙县、绍兴、山西也都置局织造；仪真、六合设蓝靛所，种青蓝供染料；陕西设驼毼羊绒制造局。（二）砖瓦，临清、苏州设砖厂，京师设琉璃黑窑厂造砖瓦，供官家营造。（三）饶州、磁州、景德镇均设御器厂，烧造瓷器，均很精美、有永乐、宣德、嘉靖、万历等窑名之称；代宗景泰朝又创制所谓“景泰蓝”，即于铜器表面涂以珐琅质，烧成花鸟人物等花纹；宣宗宣德朝制造的铜炉，即世所谓“宣炉”，制作绝佳。（四）漆器，官府制造专应上供；民间漆工业也很发达，制器精美，有所谓髹漆、屈轮、堆朱、存星、沉金、螺钿、乾漆、戗金、钻漆等作法，明末杨埍最精漆法，器上涂成缥霞山水人物等，均神气飞动。（五）永乐时开始制造玻璃，用数种矿质作原料，用火煮烤使之熔化、凝结，后民间亦进行制造。（六）兵器制造，战车方面，成化时开始制“雷火车”，炮置车中，用枢轴旋转发炮。弘治时又制“全胜车”，重不过二担，险路可用肩抬，车上下配置铳手四人、车夫二人。嘉靖时又改进战车，上置熟铁小佛郎机、流星炮、钢铁神枪、三眼品字铁铳、飞火枪筒各一、倒车长枪开山巨斧各二、斩马刀挠钩各一，以及火药、铅子、锨、
、鹿角等，共重百五十斤左右；每车配五人，二人护车作战，三人推车挽车。万历时又制双轮战车，装火炮两尊，配置火枪步兵十人。枪炮方面，有大炮，用木架装，重二百斤，为守城利器。正德以后又制佛郎机大炮，长五六尺，重千斤以上，装弹五枚，内火药燃放，可远射百余丈。崇祯时又造红夷巨炮，长二丈，重三千斤。永乐时有小炮（重三十余斤，内装石子）、神机枪（用生熟红铜合制或铁制，大的用车拖或安于城垒，小的用桩拖，颇灵便）。景泰时又制小钢炮，重八斤，内装大铁弹十三或小铁弹二十枚；枪有快枪、鸟嘴铳（即今民间所用火铳）、百出先锋炮及夹靶铁手枪、无敌手铳、千里铳等短枪。另有毒火飞炮，内装火药、砒霜、硫黄等；引火球、烧贼迷目神火球、烟球、毒药烟球等，外壳均厚纸糊成；地雷连炮，地雷炸营自犯炮、万弹地雷炮等；火禽、雀舌神火飞鸦；大木兽、冲阵火牛等。战船方面有蜈蚣船，底尖面阔，上装佛郎机炮、红夷炮等，转动自由；鹰船、底及头尾均尖，外表加钉大竹，转动进退更迅速。战船多采自民间海船样式，民间造船业和技术都颇发达，如福建造海船分六式，头号船尖底阔面，中部高四层，下层置土石，次层充寝室，可容百人，三层为淡水柜、厨房等，四层为平台；头尾高昂，舵楼三层，外设护板，中置大炮；坚实能耐风浪。广东船更大，用铁木制，能冲毁敌船。此外在江浙有沙船等……。（七）冶铁，官冶明初为年产七百多万斤，后又扩大开采，至少在千万斤以上，超过过去任何时代的产量。洪武末宣布任人民自由采炼，私家自备工本开采的不少，产量无统计。冶铁炼钢技术，较过去大大提高了一步。炼铁炉用砖石砌筑，高丈余、周围近一丈，设置两个风箱（韛），燃料用石炭；日出铁四次。生铁五六炼成熟铁，九炼成钢。

此外，手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又具体表现为：（一）印刷术的活字，改进为铅字（嘉靖时丹徒铸工发明）；（二）发明起重机，即一种为使用螺旋力，一种为利用圆筒转动滑杆的力量。

由于自由商人原始资本积累的增高，国内外市场的扩大，大量贱价劳动力不断由农村流入都市，以及社会一般生产力与技术的进步，又引起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萌芽。

自由商人（市民阶级）在当时是受到重重束缚的，即一面有明廷的政治约束与担税等压迫，一面享有“免役”等特权的“权贵”、大地主等“富商大贾”，实行垄断，一面又有手工业行会的抵制……。适应国内外市场需要的国产品，也常常在较不利的条件下，才能买进。譬如食盐，明朝所规定的“开中之法”，即“召商输粮而与之盐”，便任其在一定地区贩卖的办法；实际便完全为大地主盐商所垄断，他们只能从这种“囤户”手中分销，获取一点余利；武宗以后，一般“权要”（如庆宁侯周寿、寿宁侯张鹤龄、太监崔杲等）及大盐商（如“夤缘近幸”的逯俊等）更公开向皇帝“奏买”“正盐”（即灶户所交正课以为“开中”之盐）及“余盐”（即“灶户正课外所余之盐”）。对外主要输出品之一的茶，也是一样情况。但力量逐渐成长，独立性逐渐加多的自由商人，自武宗以后，便纷纷径自向“灶户”定货，预付价钱由“灶户”额外生产，也作为“余盐”贩卖；茶也是一样。所以到世宗时，便形成“余盐”、“私茶”、“盛行”的现象，其他绢帛、棉布等也是一样，都步步去摆开商业垄断资本和行东的控制，日益加多的径向业户定货，并径自和乡镇手工业联系。由于这种定货办法的发展，到明末，个别先进的自由商人，首先在纺织部门，便自备工具和原料，交个别农家制成纺织成品，付给工资。这种原始形态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首先在皖南徽州出现；到明朝亡国的前夜，池州（皖南贵池）、台州（浙江）、九江（江西）、松江（江苏）等处，也都出现了这种新形态。由于这种新形态的出现，又引起技术的进步；主要便是纺车的改造，而创制一种所谓“天车”（制法不详），装两个至三个锭子，一人足踏纺轮转动，能手纺双纱或三纱。同时又有一种手工制糖坊，商人自备工具、房屋、原料制糖，雇用工人多至二十余人。湖南武冈邵阳一带造纸，地主自设纸槽及工具，原料用新竹，是自己山里产的；每年只春夏两季开工，工人常至数十人，但除技师外，其他都是季节工。这从明末开始，到现在特别普遍。后者可说是一种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东西……。

但是这种资本主义原始形态的东西，还只是在这里那里出现，并非普遍存在；在明清之际，又受到致命的摧残。同时，一般自由商人的资本，本质上仍没有解除其封建性，其次在他们的组合上，由唐宋的“行”或“团行”，至此成为普遍产生之同乡组合的“会馆”，同业组合的“公所”，以至各业共同组合的“财神会”等，一面虽表现其对垄断商与行东的抵制作用，加多了一点独立性，实质上，仍是封建性的行会组织。

明朝后期对商人的压迫　明廷自英宗以后，一面看到田赋收入日渐降低，一面又看见商业资本日趋发展，而财政开支不断增加，因此便转而从商矿等税上想办法，步步加紧地去剥削商人。京城诸门及各府、州、县、市、集所设的商税机关，即“税课司局”，孝宗时，“以掊克为能”，就开始严重起来，“阻搜”及于“客货以外车辆”和船只，并到处有“新设……抽分局”。至武宗正德七年（一五一一）以后，商税收入，较以前增钞四倍，增钱三十万（共收钞近三百万、钱近二百二十万）。世宗初，虽“多所裁革”，但仍较前明苛细，如布帛等计尺课税，只减“零畸”。特别到穆宗以后，“凡桥梁道路关津，私擅抽税，图利病民……。迨（神宗时）两宫三灾，营建费不赀，始开矿增税……。中官（太监）遍天下”，高寀、暨禄、刘成、李凤、陈奉、马堂、陈增、孙隆、鲁坤、孙朝、邱乘云、梁永、李道、王忠、张曦、沈水寿等，“或征市舶、或征店税、或专领税务、或兼领开采……视商贾懦者，肆为攘夺，没其全资，负戴行李亦被搜索；又立土商名目，穷乡僻坞米盐鸡豕，皆令输税”。因此，便不少地方激起市民及其他人民暴动、请愿，即所谓“所至数激民变”。如陈奉在两湖，“水阻商舟，陆截贩贾”，“鞭刺官吏，剽劫行旅。商人恨刺骨，伺奉自武昌抵荆州，聚数千人噪于涂，竞掷瓦石击之。”明年又激成“武昌民变”，市民“万余人，甘与奉同死”，“复相聚围奉署，誓必杀奉……投奉党十六人于江；以巡抚（支）大可护奉，焚其辕门”。“汉口、黄州、襄阳、武昌、宝庆、德安、湘潭等处变经十起”。马堂兼辖临清商税，“中人之家破者大半，远近为罢市。州民万余纵火焚堂署，毙其党三十七人”。梁永“征税辽东”，亦“虐民激变”。杨荣在云南，“百姓恨荣入骨，相率燔税厂，杀委官”，荣“杖毙数千人”；指挥贺世勋等被迫，又与“冤民万人焚荣第，杀之投火中，并杀其党二百余人”。广东税监李凤，激起“潮阳鼓噪，粤中人争欲杀之”。“江西矿监潘相，激浮梁景德镇民变，焚烧厂房。”“苏杭织造太监与管税务孙隆，激民变，遍焚诸扎委税官家”。“福建税监高寀……广肆毒害，四十二年（一六一五）四月，万众汹汹，欲杀寀。”这不仅表现明廷对商民剥夺的残酷，也表现市民阶级已起来和封建朝廷斗争。

明朝统治集团，财政上就这样走到绝路，政治上在农村和都市都陷于孤立。但农民和市民正在为自己前途展开斗争的时际，统治者却迎进满清侵略者，来摧残人民和社会新生的力量。

第三节　由封建经济的复兴到崩溃和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二）

满清统治在经济上的反动作用　满清统治者，从纪元一六六二年最后灭亡明朝朱由榔的残余政权，到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止的百七十六年间，对中国社会经济起了何种作用呢？一方面，它对中国封建经济起了暂时的稳定作用，另方面，对正在萌芽的资本主义生产，起了摧毁和阻滞作用。这主要表现在如次的各方面。（一）它采取了各种经济改良政策，把封建社会的基础，重新稳定下来，并缩小了国内市场。（二）对全国，特别对东南生产最进步地区，进行了极残酷的屠杀和军事破坏，直接摧毁了新生的社会生产力。（三）实行闭关政策，不只把华侨资本屏绝于国外，且封锁了已有密切联系的海外市场，迫使国内自由商人的资本停滞以致倒退——向高利贷和土地方面活动。（四）清朝工商地位最卑贱，对工商特别压迫，这也驱使商业资本转向于高利贷和土地。

清朝以几十万人口的满族作依靠，来统治一万万以上人口的汉族；它的基本方针，便在如何使汉人驯服，维持其统治地位，所有制度都沿着明朝的章程，不加变更，即所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切政策都围绕这种方针进行的。因此，首先不能不要求重新把明朝的封建制度稳定，同时也要求和缓汉族人民的反抗。在汉奸范文程、秦世祯、王宏祚等的帮助下，便实施一些较阴毒的改良政策。

关于土地问题　为打破明朝土地两极化的情况，和缓土地关系中的严重矛盾形势，便将明朝最大地主藩王集团的土地，都给予原来的佃户，归他们所有；东南苏、松、嘉、湖四府土地集中最严重，官地最多，除宣布所有官地归佃户所有外，又修筑沿海堤塘，不只提高沿海农田产量，并开出不少新的耕地；划出满族“禁地”以外的辽东境地区，招募河北、山东无地农民往垦，每户给牛一头、农具一付。同时，在明末清初农民战争和民族战争过程中，不只许多省区残破不堪，而且许多大地主都死灭了，加之在战争过程中及以后，江南、湖广、广东无数人民，相率移入四川（今川人多此时前去的湖广人，即所谓“湖广填四川”，其次为江南人）、贵州（住民多系从明末开始移往的湘人）、广西（桂林、柳州一带住民，不少系从湖南移往；梧州、南宁一带住民不少系从广东移往）以至云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人民，则相率冒险犯难移入绥远、察哈尔、热河以至东北的满清“禁地”；新疆从康熙时代起，连同充军、自动移往及当兵、屯田或经商前去落籍的冀湘各省人民，前后不下百万。

满清入关，也占领不少耕地作牧场以至皇室贵族及旗人庄地；其中也圈占了人民的土地（如冀东），但主要是明朝的官地。因为他们人数不多，明朝官地已尽够其分占。他们所占的土地，除牧场外，各种庄田共一六八五二七顷。

因此，极其严重的土地关系，便和缓下来了。

关于赋役。入关初，即废除“明季加派”之“剿饷”、“练饷”等“三饷”，及其他田赋附加。对正课赋役，由于明朝的赋税图籍被毁，顺治三年（一六四六），即“谕户部核考钱粮原额，汇为‘赋役全书’，悉复明万历间之旧”，名粮户为“花户”。十一年又由王宏祚加以“订正”，根据“地丁原额”，分别载明“荒、亡”、“实征”及“起运”等项，并分田为上中下三等科粮；因“丁随地派”，科粮叫做“地丁钱粮”。除满人地主有不立户纳税特权外，不论地主农民，所有“花户”，一例按“科粮”分夏秋两季完纳；同时严禁“飞洒”。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以“按户增徭，因地加赋，条目纷繁”，又重修“简明赋役全书”。由于人丁增加，无法逐年统计加入田亩征丁钱；五十年又不得不宣布“以后滋生人口，永不加赋”。由于“有司勾结猾胥以已完作未完，多征作少征，弊窦日滋”，二十八年又制，“三联串票”，“后更刊四联串票，一送府，一存根，一给花户，一于完粮时令花户别投一柜以销欠”。科粮折银，比实物价格常高得多；为笼络苗族等少数民族，便规定科粮按实物缴纳。这在实际上，自然仍是“弊窦滋生”，但农民负担比明朝后期大为减轻，由大地主到农民各种“花户”的负担，也比较平允一些。同时，朝廷还假仁假义的，不断实施了一些减免租税的政策。

由于和缓土地关系、平允赋役负担等欺骗政策的实施，不只渐次使汉族人民的反满斗争情绪相对地被麻痹，而且把封建制度的基础也相对地稳定下来了。

另方面，清廷和汉奸大地主，感于明末市民阶级抬头，特别是他们对官府暴力反抗的胁迫，便采取抑制市民阶级，消灭新生资本主义因素的政策。

明清之际的战争，尤其是满清侵略者的屠杀焚掠，城市所受到的摧残比农村更惨酷，南方又比北方惨酷；特别是新生势力产生的东南，扬州、嘉定、江阴等城市，都受到彻底地血洗和毁灭。清朝以后对东南反清势力的长期镇压，东南又不断受到严重摧残。而反清领袖黄梨洲、王船山等人，不只在思想上反映了市民阶级的要求（如王的进化论，黄的民主思想），行动上也有其血肉的关联。

特别恶毒的，清廷一方面扶植官僚、大地主垄断商业资本和高利贷。他的步骤是：（一）纵容所有旗人和官僚，都放高利贷，即所谓“印子钱”，都予以特权保障。（二）扶植“票号”（即钱庄，也是一种高利贷资本），给他们以包办汇兑、贷款、存款、代解钱粮、收捐税等特权，使之与各级衙门官吏相互依附。因之，凡要镇重城无不有这种票号。山西人经营这种票号的特别多，所以说“山西钱庄遍天下”。（三）扶助“当铺”和“大行店”，规定每年只收营业税银五两，中等商店却只减半；同时，主要为垄断商所贩卖和贵族所消费的特殊商品，如珍珠、玉器、翡翠、珊瑚、琥珀、牙器、哆啰、哔叽、香楠、黄杨等等，征税以斤计，低自每斤税银百分之一分，高至珍珠不过斤税银二钱，甚至宣布“珍珠宝石概不征税”。（四）买卖房屋田地红契税，只从价征百分之三，即在把资本向高利贷与房产田地买卖方面驱逐。（五）扶植大盐商，给他们以垄断官盐销售与屯积的特权。

另方面，为打击市民阶级，又采取如次的步骤。（一）全国各城镇及水陆交通要卡，遍设所谓“常关”的税卡，一度“海禁开后”，又“建……厘局”，以阻拦国内商品流通、商业活动。商品过关，除交纳较重之税外，还有各种限制和“陋规”。如有所谓严禁“奸商私运货物”，“设两联印票，填注客商年貌籍贯、船只字号、梁头丈尺、豆石数目及……年月，分给商船，回日查销”；不准“店铺代客完税”；“货船抵关，签验纳税给票后，始准过关”；“货物进口复运他处，限一月内免重征；若逾限出口或限内移货别船，均征出口税”；纳税后转至它处，又要重纳，如“福建糖船至厦门”，“就验者”也要“赴关纳税”，台湾与福建间货物往来，除一般商税外，另征进口和出口税……。正税外的“陋规”，有所谓“额外加平（钱），办用官钱厘、头船钱、墟艇钱、黑钱、包揽钱”、“查船谢仪、地棍报单”、“户工帮贴饭费……驳票给单、挂号油烛……看验舱钱文……给串钱”、“关监督养廉银”等等，不一而足。（二）征税范围很广泛，缎、布、皮张、丝斤、棉纱、牲口、铁器、铜器、铅、锡器、瓷器、农具、谷米、油、面、黄豆、豆饼、包头、油篓、竹、木以至日用蔬菜等物……无不包罗；税率特别苛重，如“木植税，十分取二”，“牲畜税二十取一，缎、布、皮张税十之一”……，并不断增税，后并额定各关每年收税数目——不论商货过口数量——制定税吏“溢额多寡，分别加级升用”的条例，以奖励其苛征横敛。同时又有所谓“飞量法”、“平余”（如“准九江关正税一两，加平余一分”）、“出店进店税”、“加一耗银”、“赔缴短征关税”、“各关赢余银”（如道光十年，奉天海口，“增收黄豆、豆饼、包头、油篓四税加赢余八万两”）……。（三）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三）“始开江、浙、闽、广海禁，于云山、宁波、漳州、澳门设四海关”后，一面优待外商入口货，如“免外国贡船税，减洋船丈抽例十之二”，“外番商货至回部贸易者三十抽一、皮货二十抽一；回商往外番贸易二十抽一、皮货十之一”，华商税一般高于洋商税，直至鸦片战争后数十年（一九〇八），方宣布“减崇文门华商税为值百抽三，如洋商税例”……。（四）许多可以出口的货物如铜器、铁器、白铅、丝斤等等，都严订“禁例”，列为所谓“不出洋之货”。（五）清廷一面为着防止国内人民和华侨接触、华人与洋人接触，恐怕从这方面引起汉人反清的事情，一面又为着打击市民阶级，便采取最毒辣而又愚蠢的闭关政策。在康熙二十三年以前，严禁汉人出国，犯禁的杀头、没产，地方官撤职。二十三年“开海禁”以后，仍限制只准五百石以下小船出海，载重和远航的较大船只仍严格禁止。出海小船，也须先具连环保结，请得州县执照，经过海关查验和缴纳税金；规定所去地方及往返日期等等限制。五十六年又实行全部封锁，禁止国内商人出海和国外华侨回国；为防止走私，沿海岛屿也一律不准人民居住；乾隆十年（一七四五），“以闽省旧有船子船头，包揽走私，永禁制造。”在陆路方面，也“禁止内地商人越关交易”。这种反动政策，直继续到鸦片战争前。

其次，又严禁人民开矿。入关之初，为着孤立明朝，欺骗人民，宣布废除明朝“中使四出暴敛病民”的办法，“听民采取，输税于官”。及其统一中国后，便“辄行封禁”；雍正时，广东、湖南、广西、四川各省督抚从财政收入着眼，奏请开禁，亦“均不准行，或严旨切责”，“矿产最繁，土民习于攻采矿峒”的“粤东”，“尤为厉禁”。乾隆时为着“鼓铸”，准许采铜；但其他各矿仍“悉行封禁”。嘉庆四年（一七九九）商人“潘世恩、苏廷禄请开直隶邢台银矿”，反加以“借纳课为词”、“觊觎矿利”的罪名，“押递回籍明绳（法办）”；前后请求开矿的官员，也都受到斥责。自然封禁不是那样彻底，也不可能彻底封禁。但是已开和零碎准许新开的，也是抽税很重，限制很严。如康熙时所定开采铜、铅税例，抽税高至全部产品十之二。嗣后甚至又规定，除抽税二成，又由官买四成，或抽税一成；官买九成，以至抽税三成，其余七成方许商卖。同时，出沙、冶炼及出品均须逐日详细登记，由官监督，许开矿山，又限一商一山、一山一商。直至鸦片战争后，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才正式宣布“云南、贵州、四川、广东等省，除现在开采外，如尚有他矿愿开采者准”；“咸丰二年（一八五二），以宽筹军饷，招商开采热河、新疆及各省金银诸矿”。

由于这两方面反动政策的步步实行，在明朝开始成长和抬头的市民阶级，自进入清朝以后，又长期的萎缩了；明末产生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幼芽，也被满清朝廷绞杀了。

封建经济的稳定和崩溃　由于清廷和汉奸集团所采取的各种步骤，封建经济的基础便渐次得到稳定，农村生产也渐次恢复起来了。但是一方面，恢复很迟慢，一方面，较之明朝，始终是相对地衰落的。这具体表现在全国耕地面积上，顺治十八年民田总面积为五四九三五七六顷，康熙二十四年为六〇七八四三〇顷，雍正二年为六八三七九一四顷，乾隆十八年为七〇八一一四二顷，嘉庆十七年为七九一五二五一顷，道光十三年为七三七五一二九顷。这表现由顺治到嘉庆是上升的，反映了封建农业生产，在缓步地恢复和农村稳定的过程；由道光以后又转入衰落的过程。同时，嘉庆时全国耕地面积的最高记录，连民田、官田合计，也只有八〇八三七七八顷，明朝在亡国前夜的农民大暴动期中，仍有七八三七五二四顷。加之清朝的耕地和农业人口，分散到较广大的地区，如热、察、绥、滇、黔、桂等的新垦耕地为数都不小。这表现清朝的农村，始终是相对衰落的。

清廷在实施欺骗政策的另一面，（一）几十万满人，全靠各族（主要是汉族）人民养活，所有被占的耕地，没有一个旗人自己耕种，全部佃与汉人吃租子；同时，又恃势任意凌虐汉人，强取豪夺。由于不劳而食的“太平”生活，后来并完全腐化堕落，骄奢淫逸，无所不为。（二）尽量扶植高利贷，向人民，主要向农村进攻，吸吮人民膏血。（三）为着使汉族人民和充当官吏的汉族上层分子对立，尽量纵使官吏贪污，顺治时的陈名夏、谭泰、陈之遴、刘正宗等，都是著名贪官。由于当时到处还有反清运动和酝酿，顺治便又以他们的脑袋来骗人民。到康熙晚年，贪风已很盛。乾隆时，坐在北京的和坤，由于地方官吏的纳贿，前后聚集的财产数目，超过明朝任何大贪官，除金银碗碟、面盆，金银玉唾壶、金银珠宝首饰、金银元宝、赤金、沙金、洋钱、制钱、皮衣等等都数目惊人外，有七十五座当铺，四十二座银号，十三座珠宝古玩铺，玉器库、绸缎库、洋货库各两间，皮张库、玻璃器皿库各一间，田地八千余顷……。嘉庆时，洪亮吉说：“今天下州官罪恶……上敢毁皇上法令，下敢竭百姓资财；凡朝廷赈款，也全被中饱，军营粮饷亦被冒蚀。从州县到督抚，无不通同作弊。”（《平邪教奏》）湖南武冈的谣谚说：“贪不贪，一任州官，雪花银子三万三。”州官如此，督抚怎样呢？号称清高的毕沅任两湖总督、福宁任巡抚、陈淮任藩司，朋比作奸，贪贿分赃，好事者也编为谣谚说：“毕不管，福死要，陈倒包。”所以清朝官吏的贪污罔法，超过过去任何朝代。

清朝的统治，主要是依靠汉族地主阶级的。大地主以至农村土劣，一面贯同官府朋比为奸，鱼肉乡民，所谓“朝中有人好作官，朝中有爹好说话；上得衙门说得话，有理无理尽是法”，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一面他们也实行残酷的高利贷剥削，嘉道间一般钱利是年利三成到六成，谷利从五六月借出，收获后偿还每石加五斗，过期利上加利，当货利息更高。地租不定额租（分租），一般是对半、四六分，多至三七或二八分，定额租（包租、纳租）稍轻，但不论虫伤天旱，颗粒无收均须照纳。全国各地情况各异，名称不一，大致的情形不外如此。佃户租种地主土地，首先有进庄钱或押租钱等，平时，有送礼、帮工、供水、供柴草等义务；只准地主自由辞退佃户，佃户却不得自由退耕。另外，地主，特别是大地主，常将自己所负科粮，分立很多“花户”，从花户册上找不出谁是大地主，以避免各种派捐；“飞洒”在清初稍稍好点，乾嘉以后，便又暗暗疯狂起来。

因此，不只皇室、贵族（王公、贝子、贝勒）、官僚，渐次都聚集了巨额财富，大商行、当铺、票号、银号、盐庄以至一般土豪，也都聚集了惊人的财富（土豪如河南考城吕氏、河北怀柔郝氏、江苏泰兴季氏，住宅如城市，田地连州连县，家奴数十百人……；富贾如北京祝氏、查氏、盛氏等米商，山西票号老板，湖南长沙朱氏九芝堂，南海梁氏、洋货商行等，住宅、园亭与豪华生活，都盖过封主……）。

在大地主财富集中的另一面，便是农民的日益穷困。农民在各方面的榨取下，在食的方面，每每靠枣、柿、萝卜、蔬菜、细糠以至野菜等，去补充其半饥饿的生活；衣的方面，是破了又补，补了又穿的粗布和兽皮；住的方面，是脏湿、黑暗，人与家畜住在一块的小屋。他们为维持其全家这种“物质最低限”的生活，还只有家庭男女老小终岁无休止的勤劳，拿家庭小手工业（如由扎棉、弹棉、纺纱到织成布匹）和其小农业相结合。这样顽强地为着生存而挣扎。这到道光时期，成了全国普遍的情况，在西北以至中原尤为严重。

因此，清朝人口数字的不断加大（如乾隆初年为一万四千余万，末年为二万九千余万；嘉庆八年为三万万多；道光末年为四万万一千万以上），并非由于经济的不断上升；实际的情况，一面是估计数字不可靠，一面由于在出生人丁不加赋的情况下，便没有像前朝那样隐漏户口的情况（明朝的人口，根据宋朝的数字和明的情况条件估计，至少已有一万万数千万），一面由于国内各少数民族人口的加入，一面由于百七十年间的相对和平环境，引起国内各族人口的增加。

市民阶级的再成长和其变质　前进的新生的东西，是不可能根绝的。被摧残、打击得萎缩的市民阶级，到鸦片战争前又慢慢重新成长起来了。从英国产业革命以前英华的贸易来看，就正当商品说，中国是出超，英国是入超的。从出入口物品的内容看，中国输出的是缎绢、棉布、瓷器、茶叶等为主要，输入的多是珍宝香料、毒物（鸦片，又称树香、乌香、乌烟、亚荣、阿芙容，明朝已开始从暹罗贡进）等为主要。在英国产业革命以后，这种情况，才颠倒过去。从中国商税（国内税关与海关合计）收入看，乾隆时，江苏五关的额定收入为一二二九七二一两，占第一位；凤阳、芜湖两关为六〇四七四五两，占第三位；九江、赣州两关为四四四九一六两，占第四位。惟一通商口岸的广东，连常关商税在内，为六五二四八五两，仅比安徽两关多一点，只相当于江苏之半。这一面反映市民阶级在东南重新成长的情况，一面又反映输入品在国内市场上还不占什么地位。这也是在英国产业革命后，情况才渐次变化过去；如到鸦片战争前，广东便增至八九九〇六四两，战后更突增至二三六二一六四两。

由于满清朝廷反动政策的打击和束缚，中国市民阶级和生产力的进步，为龟步式的前进；英国后来居上，反赶先完成了产业革命。但是在鸦片战争前，从中国社会的内部，却也重新生出资本主义的嫩芽。如在农村，出现了富农生产，和带有一些资本主义内容的经营地主生产；手工业方面，如广东的手工纺织工场，共二千五百家，雇佣工人共五万，每厂平均雇用工人二十，并部分使用机械，实行着相当的分工；广西的商办矿厂，商家“承办”矿山，自备工具，雇用工人，内分凿工、挖工、槌工、洗工、炼工、搬运工等部。

但是鸦片战争的结果，这种土生土长的资本主义嫩芽，又被先进资本主义的炮火烧死了。重新成长起来的市民阶级，也大都渐次被改编去充任其经纪人，他们的资本也渐次被赋予一种买办性。自此中国的经济，便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过渡形态。

第四节　明朝的内政和派别斗争

削藩和“靖难” 　明太祖（一三六八——一三九八）先后封其诸子亲族为藩王，分镇西安、太原、北平、开封、武昌、青州、长沙、兖州、桂林、成都、荆州、大同、甘州、广宁、宁夏、大宁、岷州、宣府、开原、长治、平凉、南阳、安陆、洛阳各要地；各王均给禄米万石，护卫武装三千至一万九千人，地位在皇帝以下，公侯以上，但无地方行政权。后来各代皇帝，也都封自己子侄为藩王，形成明朝一个很大的贵族集团。

在明初，由于对蒙的军事关系，燕王朱棣（北平）、晋王朱
、秦王朱樉均负责节制诸将防边。因此，他们虽没有地方政权，却有了兵权。其次太祖为贯彻其政策，杀戮了不少文武官吏和功臣；但朝臣中的派别仍存在，加之被黜陟的文武官吏，钻空子的官僚政客如陈瑛之流，图恢复地位或升官，多暗中依托藩王，尤其有兵权的燕、晋诸王，挑起藩王的独立性。皇太孙朱允炆（已死太子标子）在东宫时，就与一班主张废藩、削藩的官吏齐泰、黄子澄、方孝孺（均进士出身）等结纳，计划削藩。纪元一三九九年允炆（建文帝）即位后，便与齐、黄等计议削藩步骤，主要目的在去燕王；但以“燕预备久，猝难图”，遂决计“先剪燕手足”；元年颁布亲王不得节制文武吏士的命令，又先后废周王（开封），湘王柏（荆州），齐王（青州），岷王梗（岷州），代王桂（大同）为庶人。燕王棣在僧人道衍，部将张玉、朱能等人策动下，便于同年起兵，叫做“靖难军”，以诛齐、黄等“离间骨肉”的“奸臣”为号召。北平都指挥王信及通州、遵化、永平、密云诸守将均参加“靖难军”。“参政郭咨、副使墨麟、佥事吕震等”，及太祖严令禁止干预政治的宦官，都先后从南京投奔。

这种自相火并的战争继续了四年。纪元一四〇二年，燕兵攻至南京外围，谷王朱橞、曹国公李景隆等内应，燕兵遂占领南京。燕王首先便宣布：“建文中更改成法，一复旧制”，“尽复建文朝废斥诸官”；同时“大索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五十余人，榜其姓名曰奸臣……并夷其族，坐奸党死者甚众”。燕王便做了皇帝，即成祖（一四〇三——一四二四），后于一四二一年迁都北京。

永乐宣德之治　成祖即位以后，基本上继承太祖的内政政策，如各地饥荒水旱，均“朝告夕赈”，荒田免租，发给被灾人民农具，继续给予一部分人民土地，免除田赋旧欠，军队“践田禾，取民畜产者，以军法论”，严办不顾人民苦痛和贪污官吏，派员考察民间疾苦，选“布衣马麟等十三人为布政使、参政、参议”……，并提倡节俭。

仁宗（高炽，一四二五）、宣宗（瞻基，一四二六——一四三五），也继续实行一些改良政策。如仁宗严戒地方官吏，“救民之穷，如救焚振溺，不可迟疑”，“被灾不即请赈者”，严办；严禁对犯罪者“法外用刑”，只准“依律拟罪”，并禁“诸司不得鞭囚背及加人宫刑……非谋反勿连坐亲属……除诽谤禁，有告者一切勿治”。“太平天子”的宣宗，宣布准人民以劳役代死罪，官吏贪污案不准赎罪；亲访农民疾苦；赈济水旱灾荒，免除田赋旧欠，出官钱籴粮备荒；处死贪暴宦官袁琦等十一人，向全国宣布其罪状；清理冤狱，减轻徒刑，逃亡的士兵和官工匠免罪……。所以说，宣德之治，“吏称其职，政得其平……仓廪充羡，闾阎乐业”。

与经济情况相适应，明朝从太祖到宣宗，国力都是上升的。

英宗以后的失政　英宗（祁镇，一四三六——一四六五，中间自一四五〇——一四五七为代宗祁钰景泰年代）以后至孝宗（祐樘，一四八八——一五〇五）的六十九年间，明朝的统治已走向下坡，一面地主与农民、手工工人、市民间的阶级矛盾日渐扩大，英宗时就有佃农邓茂七、矿商叶宗留等的武装起义；一面民族矛盾也日渐扩大，不只西南各少数民族如苗、黎等发生武装反抗，而原先接受明朝封号的蒙古统治者，且转而不断入侵，成为日益严重的“边患”。在明廷的内部一面表现中间阶层对朝政日益不满，英宗时就有小官钟同、刘球、章纶、李时勉等对朝政的抨击和要求改良：廖庄说朝廷派京官往各地征逋欠，是“督趋困民”，不恤“灾伤”；钟同说“大臣”把持政柄，“排抑”他们，朝廷口说“用贤”，实际“率多亲旧富厚之家……长材抑屈……妨贤病国”……；一面，大地主统治集团则渐趋腐化，文臣率多贪污，为争权夺利，又互相结纳和排斥，武将率多堕落，沉溺酒色，乾没军饷，扰害人民，军队战斗力日益衰退。皇帝便日益不肯信任臣下，转而去信用其最亲近的宦官，又开始了宦官舞弄和把持朝政。

但由代宗、孝宗时，改良派两度执政，把明朝的统治稳定了一下，所以说，代宗“笃任贤能，励精政治”；“孝宗独能”于“晏安”“骄奢”的风气中，“恭俭有制，勤政爱民”。然自武宗以后便江河日下了。

宦党邪派和正派　太祖在临死前，曾颁“祖训”，限制宦官不得任外臣文武官，干预朝政，违者杀头；宦官官位不得过四品，诸官不得与宦官有文件往来。成祖与建文争皇位，利用宦官为其供给情报，以致狗儿辈得以任军职。宣宗即位后，由于其叔高煦想夺取皇位；他恐怕朝臣私通高煦，便靠宦官作耳目，因此乃于内府开设书堂，派员教宦官读书，但犹约束宦官，不容其“贪暴”、“违法”、“乱政”。

英宗即位时才九岁，朝廷实际由太皇太后张氏支持杨荣、杨溥、杨士奇、张辅、胡“五臣”处理。“承仁宣……海内富庶”的基础，“朝野”还算太平。他十七岁时，张氏和三杨或已死去或告老还乡；处理朝政，便常靠宦官王振出主意。他是王振抚抱长大的，叫其做“先生”。至此，一些只图个人权位的邪气官僚徐晞等，又私相依托，便形成王振为首的邪派与宦党专权的局面。王振主要靠特务机关锦衣卫作工具，宦官僧保、曹吉祥、刘永诚及邪派大官僚作爪牙，贪官污吏无不走他的门子，“公侯勋戚”也尊他做“翁父”。刘球提出十项改良要求，被杀于锦衣卫，其他于谦、薛瑄、李时勉等反对宦党的改良派分子，和较正派官僚陈镒等，也都一一被逮捕下狱或处死，自此便展开改良派与宦党邪派间的冲突。改良派与较正派的大官僚联合又叫做正派。

纪元一四四九年（正统十四年）蒙古也先入侵，英宗被掳，王振被前方士兵杀死；改良派于谦、彭时、商辂等转为抗战派，宦党邪派徐珵（有贞）、马顺、喜宁等成为投降派和汉奸，徐马等主张投降、逃跑、喜宁等投敌为也先主谋。抗战派压倒投降派，拥立代宗，联合较正派官僚“入阁”执政，一面联合人民集结力量，打退敌人进攻。一面改良内政，如开放言路，号召官民“直言”时政；提拔廉洁能干的官吏，负责振兴农业；把荒地分给人民，并贷予牛种；凡战区和被灾地方，一律免除田赋（有的免三年）和旧欠，并实行救济；招集流民复业，“计口授食”；派大员洪英、孙原贞、薛希琏等“分行天下”，考察官吏；实行“宽恤”之政，“罢不急诸务”……。他们执政八年间，国内情况便渐见好转，对“边患”也较有办法。

英宗回朝后，宦党、邪派曹吉祥、石亨、徐有贞等便阴谋布置复辟；卒于纪元一四五七年排演所谓“夺门”剧（即“以兵”拥英宗夺宫门入内殿复位），宣布“太上皇（英宗）复位”，即下令废代宗为王，幽杀于“西内”，所有抗战派人物一一免职、下狱以致处死、灭族、没收家产，因此又形成宦党邪派曹吉祥、石亨为首专权的局面。抗战派这次的失败，主要由于于谦等政治修养不够，单凭一股忠心和热情，一切都直往直来。如贵族石亨原系投降派，是“失律削职”的，在抗战中又主张“敛兵”不肯出城作战，于谦“宥而用之，总兵十营”；抗战胜利后，又把训练“团营”新军的权柄交给他和宦官阮让等。张等是抗战有功将领，由于于谦遇事苛责，反为邪派利用——自然也由于张等品质坏。在他们执政期间，“视诸选耎、大臣、勋旧、贵戚”，只是“轻”而远之，以致“愤者益众”；“遇事不如意，徒拍胸感叹：‘此一腔热血，竟洒何地！”对复杂局面无法处置。

石亨、石彪叔侄把持军权，“中外将帅半出其门”；两家均“私蓄材官猛士数万”。曹吉祥总管“京营”厂卫，子侄均为都督受封爵，“门下厮养冒官者多至千、万人”。无耻官僚贵族则“依附希进”。曹石及其党羽到处强夺人民田产，自“畿内至河间”人民纷纷申诉。商辂、杨瑄、张鹏、刘泰等正派人物，收集人民申诉及他们“怙宠专权”的种种违法事迹，向英宗提出弹劾。结果，张鹏等被锦衣卫逮捕下狱。由于宦党邪派“争宠相阋”，曹使锦衣卫指挥（特务头子）逯杲铲除石派；逯又与曹派相争，自相厮杀，两者才同归灭亡。

宪宗（见深，一四六五——一四八七）即位初，由于曹石垮台，一时打破了宦党邪派专权的局面。但他深居宫中，专与太监韦舍、妖人李子龙等讲究淫乐，从不朝见臣下。后发觉李等图谋“不轨”，他疑心他们和外间勾结，便于东厂、锦衣卫两特务机关外，又派宦官汪直另设西厂，专刺探外臣及民间动态。汪直以特务作心腹、邪派大官僚王越、陈钺、戴缙等为爪牙；特务缇骑四出，“自诸王府边镇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罗列”，“专务排除异己之人”，“屡兴大狱，冤者相属”，以致“民间琐事，辄置重法”，弄得全国“人情大扰”。也由于特务集团争权夺利、自相火并，东厂特务头子尚铭除西厂，赶走汪直，“遂专东厂”，但他们同样是动“辄罗织”，贪贿卖官“无所不至”。与宠妃万氏结合的宦官梁芳、妖人李孜省、僧继晓等，又排除尚铭派，以邪派官僚万安、刘珝、尹直等为爪牙，把持朝政。一方面，在依附宦党的邪派内部，有以万安为首的所谓“南人”“党”，刘珝、尹旻等的“北人”党；一方面又有商辂、彭时、李贤等的正派。

孝宗（祐樘，一四八八——一五〇五）在东宫时，梁芳万安等曾阴谋废除他，另拥祐杭为太子，其生母纪妃亦为万妃与梁芳等所幽杀。他即位后，为要铲除梁万等宦党邪派，便不能不依靠正派，渐次起用刘健、李东阳、谢迁、徐溥、邱浚、边秋、刘大夏等。正派协助孝宗，将李孜省、梁芳、万喜、尹直、任杰、蒯钢等千余人，一一论罪、充军、下狱，同时，实行他们所主张的改良政策，如将已故宦官的赐田及所占民产，全“给百姓”；“禁宗室、勋戚奏请田土及受人投献”，并“禁势家侵夺民利”；兴修水利；革除“害民弊政”，如免除人民一些额外负担和额外供应，停闭一些扰民的织厂、瓷窑，矿场；救济灾荒，减免田赋；慎法宽刑；布置边防……。这对于英宗天顺（复辟后年号）以来的混乱情况，又起了一些稳定作用。但孝宗一面任用正派和改良分子，一面仍亲信宦官，如江惪、李兴、李广、蒋琮等，虽不像过去宦党那样放肆，却也用作监军和外官，依样贪“贿赂”、“夺民田”、专盐利以致“假传圣旨”。

阉党和东林　武宗（厚照，一五〇六——一五二一）以后，明朝情况更是江河日下了：邪派开始成为阉党，正派的改良政策再无实行机会。

武宗一登位，即信用其东宫时的宦官刘瑾、马永成、邱聚、谷大用、张永等八人。焦芳、王鏊、张彩等邪派官僚，便阴相结托，排挤正派。刘健、李东阳、谢迁、韩文等便要求把八人杀去。武宗认为正派要排除其亲信羽翼，反令“刘瑾掌司礼太监，邱聚、谷大用提督东西厂，张永督十二团营兼神机营，魏彬督三千营，各据要地”。他们便驱走刘李等正派分子，用焦王等入阁执政。正德二年，又当廷杖打正派分子艾洪、吕翀等数十人；宣布“大学士刘健、谢迁、尚书韩文、杨守随、张敷、华林瀚五十三人党比（结党），宣戒群臣”。至此刘瑾成为“九千岁”，八人成为“八虎”，焦王等正式成为“阉党”，武宗无异是宦官阉党的傀儡；大权集于刘瑾，“公侯勋戚相率跪拜奉禀”，朝臣奏事，“先具红揭投瑾，号‘红本’，然后上通政司，号‘白本’”。

武宗死后，大官僚、贵族、宦官，杨廷和、梁储、徐光祚、崔元礼、谷大用、韦彬等从安陆迎立祐杭子厚璁，即世宗（一五二二——一五六六）。他以原来的特务都是武宗家奴，即位后，第一次革去锦衣卫三万余人，第二次又革去锦衣卫、所、监、局、寺、厂、司、库旗校军士等十四万八千余人，及“奸党”谷大用等，同时提出“大礼”问题，即祐杭夫妇的尊号问题，以排除坚持孝武皇统的分子，严办邹守益、吕柟、段续及“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言官散职；任用逢迎意旨的张璁（孚敬）、桂萼、席书、贾咏、翟銮等“入阁”执政。自此，在大地主官僚集团里面，彼此都以迎合意旨，趋承后宫，结托宦官为窃夺权位的手段，不只善于逢迎，“务为邪僻取悦于皇帝”的严嵩父子，这样窃取政柄，产生昏天黑地的严党专政局面。而历仕穆宗载垕（一五六七——一五七二）至神宗翊钧（一五七三——一六一九）两代的所谓“名相”张居正，也由于趋承两宫，结托宦官李芳、冯保，而取得权柄。这位“名相”取得政柄后，也是“黜陟（任免官吏）多由爱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冯保客徐爵，擢用至锦衣卫指挥同知，署南镇抚；居正三子自登上第，苍头游七入赀为官——勋戚文武之臣多与往还通姻好，衣冠报谒，列于士大夫”。平日“自眤于居正”又以宦官张诚为靠山的张四维也说：张冯“两人交结恣横”。甚至其临死时还由冯保授意，向神宗推荐私党潘晟、曾省吾、王篆等，谓“可大用”。所谓“名相”，实际也是“阉党”。其他不是名相的，更可想而知。

由焦王等“阉党”以致实际也是阉党的严党和张居正派，相继把持朝政，倒行逆施，使内忧外患的形势，日益严重（如此仆彼起的人民起义，外族侵略的严重威胁）；加之他们排除异己，用人全凭私党关系；而又压制言官，阻塞言路。中间层出身的小官卑职和进士们，一面要求开放言路，让朝野公开讨论政治，改良内政，挽救危亡（如神宗四十年言官说“台省空虚，诸务废堕，上深居二十余年……天下将有陆沈之忧”，一面要求开放仕途。加之正派人士，自夏言被严嵩害死后，便很少入阁参政。他们朝野两面相与结合，互为呼应，不只其在朝言官更敢言，而在野的清议更激烈，形成一个左右舆论的反“阉党”派别）。

他们与阉党争执的问题，表面上是所谓“建储”（即神宗诸妃生子常洛、常洵、常浩，神宗想立所宠郑妃子常洵为太子，便不先立太子，“三皇子并封王”；正派王家屏、黄正宾、顾宪成等坚请即立常洛；邪派沈一贯等则逢迎意旨，原先“自眤于居正”的申时行等，则表面赞同顾等，暗中趋承意旨）、“梃击”（即郑妃宦官庞保等梃刺太子常洛）、“红丸”（即光宗常洛，一六二〇年患痢症，李可灼进红丸，服两颗而死，执政方从哲等在场）、“移宫”（即光宗即位后，正派杨涟、左光斗等坚主郑妃从正宫移出；熹宗由校，一六二一——一六二七，即位后，又坚主李选侍从正宫移出）。实际上正派所反对的，是：（一）执政官僚与宦官“相表里”，把持朝政；（二）闭塞言路，颠倒是非；（三）科场弊窦，垄断仕途；（四）贪污成风，不恤民生；（五）政治不公开；（六）以“国本为儿戏”；（七）赋役商税太繁重（见钱一本、叶茂材等关于“建储”问题等疏文要旨）。

自顾宪成以“建储”等问题的争执“忤帝意，削籍归”无锡，与同派人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谦等讲学东林书院，“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沈一贯为首的“浙党”等在朝阉党人物，便称他们为“东林党”。一方面所谓“东林党”人相继从朝廷被排出；一方面阉党官僚也相继分裂为亓诗教等的“齐党”，宫应震等的“楚党”，姚宗文等的“浙党”，汤宾尹等的“宣（宣城）党”，顾天埈等的“昆（昆山）党”。他们一面“分党相争”，一面又“声势相依，并以攻东林”。

内忧外患愈严重，党争愈剧烈，熹宗更只肯相信自己的家奴，把一切朝政都委托他们，因此便演成宦官魏忠贤为首的更凶恶黑暗的“阉党”政治。“阉党”官僚沈、崔呈秀、顾秉谦、魏广徴、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武将田尔耕、许显纯、崔应元等，均成为魏忠贤手下的“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魏忠贤手下的大宦官，都成了“千岁爷”；地方官吏成了宦官的奴仆。他们专反“东林”，说东林是“邪党”；凡正派人物与改良分子，也都给以“东林党”帽子，便是罪名。顾秉谦特编《缙绅便览》呈魏忠贤，把叶向高、赵南星、杨涟、左光斗等百余人，注作“邪党”，黄克缵、霍维华等坏蛋注为“正人”；王绍徽集东林人士百〇八人编为《点将录》（即谓之为梁山泊百〇八将），崔呈秀又编为《同志诸录》呈魏忠贤……，把他们都置之死地；刊布所谓党人名，魏忠贤并作所谓《三朝要典》。他如抗战将领、“敢死军人”，也都加以排斥、免职和杀戮。另方面，从浙江巡抚潘汝桢开始，全国各地都为魏忠贤建立生祠。甚至读孔子书的“监生陆万龄”说：“孔子作《春秋》，厂臣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厂臣诛东林党人；礼宜并尊，岁祀如孔子。”

毅宗由检（一六二八——一六四四）即位后，满清的侵略危机已加倍严重；在全国人民压力和舆论要求下，方以其十大罪恶（其中一为朘剥人民，一为通敌），铲除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但病入膏盲的明廷，继起执政的周延儒、温体仁等也是阉党。他们依旧倒行逆施，排除正人，并继续采取全力安内的一贯罪恶方针。另方面，残余的东林分子，重新组织“复社”，依旧受到阉党打击。明朝的灭亡便不可避免了。

第五节　明朝的外侵边患和国际关系

成祖的外侵与郑和下西洋　成祖即位以后，由于国力的增长，商业资本的发展，在扩大国外市场和开发商路的要求上，便产生对外的侵略和郑和等之“下西洋”。

原先太祖对于四周各民族，主要都用政治方式，“招谕”其称臣进贡（通商）；安南、缅甸、西藏、“西番”、朝鲜等，都在名义上成为明朝藩属。成祖时首先为要开辟南洋的市场，便派兵护送安南废王陈天平回国复位，迫令安南新王朝（大虞）的统治者黎季牦退让。纪元一四〇六年，借口黎季牦阻击明兵，邀杀天平，遂派朱能、沐晟、张辅为正副征夷大将军，发动对安南的武装侵略。明年歼安南军于富浪江，擒黎氏父子于奇罗海口（安南义安府东南）；划安南地为交州、北江、谅江、谅山、新安、建昌、奉化、建平、镇蛮、三江、宣化、太原、清化、又安、新平、顺化、升华十七府，广威、宣化、嘉兴、演州五直隶州，设交布政使统治；另于各要镇分设十二卫驻屯军。但陈氏的故官简定和安南人民继续反抗，并另建大越政权。一四〇九年，简定于美良山（广威东南）战败被擒，大越王陈季扩也于灵长海口（义安东）战败投降。成祖任陈季扩为安南布政使；一四一四年又完全把安南沦为明朝领土。

同时，于侵占安南后，成祖又命贵州驻屯军顾成，执送各少数民族首领田宗鼎、田琛等于南京，划贵州为八府四州，设布政使司统治。

另方面，明廷又于纪元一四〇九年，分封蒙古贵族玛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将蒙古裂成三个部分；同时借口元室后裔“鞑靼可汗”本雅失里不受招谕，派邱福为征虏大将军北侵。明年，成祖亲率五十万大军北征，追击本雅失里至斡难河，歼其全军，又转击元皇室阿里台。阿里台遣使投降、贡马，明廷便封之为和宁王；以后因瓦剌部长玛哈及阿鲁台不断反抗，停止进贡马匹。一四一四年成祖又二次“亲征”，破瓦剌兵于忽兰忽失温（和林东），追击玛哈木至图拉河。一四二二年三次“亲征”，至沙狐原（兴和北），阿鲁台尽弃其辎重于库伦海畔，率部远逃；明兵追至兀良哈，败阿鲁台于屈裂儿河。明年招降“鞑靼”王子也先土干。但明廷对蒙古的侵略始终没能使他们驯服。

与对外军事侵略同时进行的，继马彬商路探险之后，永乐三年（一四〇五），又有三保郑和等的远征探险队出国，至宣宗宣德八年（一四三三）止，前后二十八年间，共往返七次，所以叫做“三保太监七下西洋”。他们到处都宣扬明朝的威德、富强和文物，招引他们前来通商，并“厚赐其君长”，同时也到处接受他们的礼物和收集土产。探险队所到过的地方，大致已在前面讲过。本世纪末，葡萄牙、西班牙各国商人东来和东西洋交通的建立，这时期的明朝远征探险队，是起了先驱和桥梁作用的。

与东面朝鲜日本的关系。太祖即位遣使告高丽，高丽王于纪元一三七二年派洪师范、郑道周来明朝贺，并停止元朝年号，改用明朝年号。旋因元使到高丽，李仁任、池奫等又主张亲元。及朝鲜朝代易姓，新主辛禑请求明朝册封，便建立起正常的通商关系；一三九二年，李成桂代替辛氏，建立朝鲜国后，两国的关系依旧没有变化。但由于倭寇侵掠中国沿海（从辽东、山东南至浙江、福建），朝鲜沿海、全罗、杨广各州郡也不断被侵掠，因此，明朝和日本的正式通商关系，便没能建立。成祖即位后，日将军足利义满来明，成祖册之为日本国王，令义满捕捉九州以下侵明的海贼，并准其商贾以物产来明贸易。同时，成祖又于沿海严为防备和剿讨海寇。自后倭寇渐稀，明、日间的通商便日趋兴盛；与其他南洋“诸国”一样，给予“勘合百通”，“贡船”十年一次，每次不准过二百人，凭勘合及表文来明。实际所谓“贡”和“赐”，就是明廷本身直接与“诸国”间的贸易买卖。

明廷所制定与诸国间的通商文件及入境手续，《广东通志》说：“勘合簿，洪武十六年始给暹罗，以后渐及诸国。每国勘合二百通，号簿曰扇。如暹罗国、暹字勘合一百通及暹字号簿各一扇，发本国收填；罗字号簿一扇，发布政司，将比过送贮内府。罗字勘合一百通及暹字号部一扇。朝贡填字国使臣姓名、年月、方物，令使者赍至布政司先验表文，赐验簿比相同，方许护送至京。每纪元更给。”又如“景泰元年（一四五〇）编完日本国，日字壹号至壹百号，本字壹号至壹百号，勘合底簿壹扇，付本国差来专使允澎等赍回”（有高前书）。

因此，成祖时的对外战争或和平通使，主要目的在打开通路和国外市场。

“英宗蒙尘”与“边患” 　自成祖以后，经仁宗、宣宗，对蒙古统治者的“入寇”，都能主动出击，保卫国境；对各藩属和国境各少数民族的反抗，也都有力量去镇压。

自英宗以后，由于国内阶级矛盾日渐扩大，日趋腐化的统治集团，不只没有适当的去处理国内矛盾，团结国内力量；宦党邪派相援为奸，反使朝政日趋黑暗，且不断激起派别斗争；加之军队日趋腐败，战斗力不断减低。所以除代宗孝宗两代改良派执政，边防稍有办法外；对日益严重的“边患”，不只全处于被动的防御地位，而防御力也不断在降低。

自成祖死后，分裂的蒙古，由于脱欢（马哈木子）、也先父子与可汗脱脱不花努力的结果，又渐渐统一起来了；他们每年向明朝“入贡”成千成万的马匹，换回大量的金银和绢帛、棉布等必需品，民间商业的贸易也颇兴盛。但贪污的明廷执政太监王振之流，常借故克扣其马价，甚至只偿付五分之一。英宗正统十四年（一四四九），蒙古即“鞑靼”政府，遂分四路入侵：可汗脱脱不花从兀良哈趋辽东，阿剌智院攻宣府、围赤城，丞相也先率军趋大同，又遣别将出甘肃。腐化堕落的明朝边防守将，均不战先逃。英宗随王振“亲征”，率大军五十万仓卒出居庸关，至宣府，又进至大同，但毫无作战准备，只是想拿“皇帝亲征”的牌子去吓退敌人。到大同看到形势不妙，便急忙班师，也先尾追，后军吴克忠等多战死。八月“御营”行驻土木堡（察省怀来西），被也先率军占据四周汲道，全军数日不得水。蒙军乘明军饥渴，集骑四面进袭；张辅、邝埜等五十余人皆战死，全军死伤数十万，王振为士兵所杀，英宗被掳。这叫做“土木之变”，也即所谓“英宗蒙尘”。

当时北京形势非常危急，“人心震恐，上下无固志”。监国成王祁钰（代宗）召集群臣商议大计；投降派大地主官僚徐珵（有贞）等力主放弃北京南迁；抗战派（以中小地主等出身的分子商辂、王竑、彭时、吴宁、王伟、朱骥等为主干），领袖于谦等力加斥责，坚主抗战。由于抗战派占优势，张皇失措的祁钰，便把抗战责任全部交给于谦等。抗战派一面请求明令刷新内政，与民更始，并要求诛夷王振家族，没收其财产，以服民心，励士气；“振党马顺”等反以恶言叱骂，便引起两派在宫殿上的一场大撕打。“给事中王竑廷击顺，众随之；朝班大乱；卫卒声汹汹。王（祁钰）惧，欲起。谦排众直前掖王止，且启王宣谕曰：‘顺等罪当死，勿论众。’乃定，谦袍袖为之尽裂”。在军事方面，于谦等深知腐败的明军，不能抵抗敌军，而且“劲甲精骑皆陷没，所余疲卒不及十万”。因此，（一）调集两京河南所募新兵，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民兵，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民军，“亟赴京师”，担任守御。这种军队还没有坏习气，战斗情绪较高。（二）亟派人四出“募民兵”，令工部赶造军器，并令各地都动员人民协同攻守，如王伟“集民壮守广平”。（三）“徙附郭居民入城；通州积粮，令官、军自诣关支……毋弃以资敌”，实行坚壁清野。（四）严令“诸边守臣，竭力防遏”。（五）提拔新进干部，派置孙、卫颖、张、张仪、雷通等合军民守九城，另派陶瑾、刘安、朱瑛、刘聚、顾兴祖、李端、刘得新、汤节等，分率二十二万大军“列阵九门外”；于谦率军阵德胜门外当正面。（六）颁布临阵军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于谦以下都亲自督战。

十月，也先挟英宗破紫荆关长驱直入，围攻北京。敌攻彰仪门，高礼率军首先败敌，并擒敌将一人，敌万余骑转攻德胜门，又中伏大败，也先弟孛罗，平章卯那儿均中炮死；攻西直门之敌，亦被击退，敌复进攻彰仪门，前锋已为武兴、王敬率军击败；而祁钰所派之监军“中官（太监）数百骑，欲争功，跃马竞前；阵乱，兴被流矢死，寇遂至土城”。幸人民齐力阻击，“升屋号呼，投砖石击寇，哗声动天。王竑及福寿援至，寇乃却”。至此已“相持五日”，敌军连战连败，死伤甚多，士气低落；前阻坚城，后有民兵袭击，加之各路赴援和新募的“勤王师且至，恐断其归路，遂拥上皇（英宗）由良乡西去。（于）谦调诸将追击至关而还”。人民和抗战派把明朝从败亡的边沿上挽救了出来。

敌军退后，抗战派一面便加强真、保，涿、易诸州府及永平、大同、宣府、山海、辽东、居庸等处防务，斥格“言讲和”的守将毛贵等；一面收复独石口外的八城国土，“募民屯田，且战且守”；一面诱杀“叛阉”喜宁及敌特小田儿等，又实行“因谍用间”的办法；一面积极整顿军备，改革军制：“择精兵十五万，分十营团操（练）。团营之制自此始。”

由于抗战派八年间的各种措施，特别是新军的建立，一部分军队素质的改造，及边防部署等，使明朝边防得到暂时的稳定。因此才有也先的无条件请和，送还英宗，恢复通商关系。

但自英宗复辟，抗战派被驱除以后，情况又渐渐变坏了，尤其到宪宗时，“边患”又特别严重起来。东北有女真部的开始进扰，西南国境各少数民族也不断反抗；尤其是北面蒙古各统治集团，如先后占据河套一带的孛来、小王子、毛里孩等，即所谓“套寇”，占据贺兰山一带、后又统一大漠南北的达延可汗（一四七〇称大元可汗，一五四三年死）等，不断侵入甘陕宁夏山西以至辽东国境，都不能采取积极步骤去驱除，“迄成化末无宁岁”。

只有在孝宗时改良派执政的期间，主动出兵去安定通中亚的咽喉哈密；不断击退小王子（大元可汗）的入侵，并数次主动出击，迫使小王子“遣使求贡”。但至弘治（孝宗年号）之末，随着内政的松懈与宦官邪派的抬头，小王子（大元可汗）及其所属火筛等的不断入侵，“边患”又渐趋紧张了。

大元可汗统一大漠南北后，移幕于热河之土蛮；令第三子札赉尔领漠北，即以后之喀尔喀部；长子阿尔伦为元子，阿尔伦子卜赤嗣大汗位后，移幕宣府，即其后之察哈尔部；二子巴尔塞领漠南西半部，巴尔塞又令其长子究弼里克领河套，即其后之鄂尔多斯部，次子俺答领河套以北。俺答又火并诸部，自为可汗，拥有“十万骑”的兵力。

因此，自武宗到穆宗时，从甘陕到辽东连年不断的边患，东北有所谓土蛮，北面有所谓俺答，在西面的洮、泯、松、潘间有蒙古别部［自“亦卜剌与小王子——（大元可汗）——仇杀”失败，正德二年率部入青海］，在南面，安南也不断进扰边境。尤其是俺答，几每年从沿边各地不断入侵，杀掠很惨，明朝全处于被动防御地位。直至穆宗末，由于俺答内部冲突和力量衰落；加之张居正执政，对防边兼采贡赏互市的政策：纪元一五七〇年俺答“卒其属内附”，实即和平贡赏互市关系的建立。先是明廷遣鲍崇德赴俺答处，俺答“请输马与中国铁锅布帛互市”。结果，（一）明廷给予俺答以下各部首领封号；（二）岁贡马五百匹，贡使不过百五十人，分三等“给价”，“听以马价市缯布诸物”，另有赏赐；（三）规定“贡期、贡道”及手续；（四）照弘治初的办法，立互市，“蕃以金银牛马皮张马尾等物，商贩以缎布匹釜锅等物”，市期一月，市场设于沿边各处……。对其他蒙古各部，也相续建立贡赏互市关系。至此，除俺答外，各部虽仍不断入塞掠夺；但明朝北面边境，三十年间比较平静。然自神宗时起，东北国境，女真族（即满清）从努尔哈赤时期开始，便不断入侵，并较蒙古的“鞑靼”、“瓦剌”、“俺答”更凶恶，而又越来越严重。

倭寇　倭寇原是日本的浪人、武士、走私商人的组织，向大陆沿海一面通商，一面掠夺。成祖以后，一面沿海设卫剽剿严防，一面许日本正式通商，又要日本加以阻止，情况转好，但并未完全停此。英宗以后，一方面由于沿海卫所空虚，并无常备，只有民戍，有事时，临时纠合渔夫民丁任防守；一面由于沿海“闽浙大姓”以至无赖商人，常克扣和拖欠日商货价，“贵官势家，负其直（值）者愈甚，索之急则以危言吓之……好言饴之”。代宗时日本贡使所带十倍于贡物的私货，明廷也仅给银三万四千七百两，不到其应得物价七分之一。特别是世宗时，由于日本将军义晴的使者瑞佐、宋素卿等，与大内义兴的使者宗设等两派在宁波、绍兴自相厮杀，宗设杀瑞佐，逐宋素卿；明廷便停止日本的通商和进贡关系。因此，不只日本正式商人也相率成为倭寇，采取海盗政策，其沿海的诸侯也加以策动和掩护，他们甚至建立“八幡公”的旗帜，称作“蝴蝶军”。一方面，由于英宗以后，国内农村不断衰落，城市，尤其是沿海一带，聚集了大量的无业流氓及海盗，他们与倭寇相结合，加之“海中巨盗”汪直、毛海峰、徐海、陈东、麻叶等，也都与倭寇合股，“倭听指挥”，以沿海岛屿为巢穴。所以从数十到一万以上的各倭寇集团，“真倭不过十之三”。他们都熟悉地理和社会情况，加之“闽浙大姓”“通倭”，“为倭内主”，这更使腐败无力的明朝无法对付。一方面，明廷因“倭祸”加剧，将广东以外的全部海口封锁后，又促起经营海外贸易的华商去走私，与倭寇暗中交通。所谓倭寇就是这样的内容和由来。

纪元一五五二年，明廷派王忬进剿，忬以“船敝伍虚”，任参将俞大猷、汤克宽守备。明年汪直等领各岛倭寇向沿海地方进扰，大掠台州、象山、定海等州县，蔓延至浙东西江南北沿海沿江各地，所至杀人放火，肆行剽掠。明年，王忬大破倭寇于普陀诸岛，倭寇溃散，分成无数小股，窜入温、台、宁海、绍兴各地；汤克宽率兵进剿，倭寇又转趋苏州、松江诸府县及嘉定、太仓。这种由中日流氓、海盗及海盗式商人合成的倭寇，只是以剽掠为目的，行动飘忽不定、集散无常。王忬的追剿与邀击办法，是不会有效果的，所以愈剿而蔓延的地区愈广。江浙、山东、福建以至广东潮州，均被寇扰，尤其是沿海各州县，致于被掠多次。以后李天宠、张经、赵文华、吴宗宪、杨宜时，又都用同样办法，也都是同样的结果。后来由于戚继光、俞大猷改变办法，一面以明朝老军不堪作战，新招募民兵，加以训练，务精不务多；一面到东东剿，到西西剿，分剿合歼。同时，各地人民都纷纷组织武装自卫，到处截击，并常配合明军，沿海盐民并主动出海进击。倭寇处处挨打，处处站不住，钻不通。加之倭寇内部汪直、徐海、陈东、麻叶等因争夺赃物自相残杀。因此，至一五六三年，浙江以北沿海地方已渐次平定；倭寇转入福建广东，戚继光又率兵入福建和俞大猷、谭纶协剿，由于民兵的配合，至一五六五年，窜入闽粤的倭寇，才被剿灭——少数残寇逃至台湾，仍不时出没于南海。

在剿倭的时期，当日本封主看到倭寇走向灭亡的命运时，萨摩藩等，特别是山口藩源义长、丰后藩源义镇，均遣使来明，送还被掠人口，要求恢复通商关系（即所谓“通贡互市”），并继续派来“贡”船，均被世宗拒绝。因此他们又派了不少“新倭”来入寇。“倭寇”被剿灭后，明日的通商关系，仍不得恢复，而日本自萨摩藩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相继任关白（丞相）时，已由分散的进入专制主义的封建制，开始成长的町人阶级，不只是急切的要求和中国通商，而且要求开辟海外市场。日本封建贵族肠胃的消化力也提高了，他不只要求中国的绢帛磁器等，而且要求外国的许多东西。因此便产生丰臣秀吉（《明史》作平秀吉）的对外侵略，他不只要求把琉球、吕宋、佛郎机（台湾）、朝鲜作为日本的藩属，而且企图侵明；并拟定方针，先“灭朝鲜”，然后“用朝鲜人为导”“入中国北京”，“用唐人（即海盗）为导”“入中国沿海”。福建“同安人陈甲商于琉球，惧为中国患”，设法“以其情来告”。

纪元一五九一年，秀吉命其沿海诸藩造战船数百只，储三年军粮，同时以其侄秀次任关白，自称太阁，总揽军国诸政。明年，秀吉编九军，以宇喜多秀家为元帅，小西行长、加藤清正为先锋，领步军二十万，九鬼加隆等领水军九千，由对马渡海分路趋朝鲜釜山、庆州。朝鲜全部沦陷，“遣使络绎告急”于明。神宗（一五七三——一六一九）于同年七月“命副总兵（辽东）祖承训赴援”；祖以三千兵渡鸭绿江，“与倭（行长）战于平壤门外，大败，仅以身免”。因此明廷出现和战两派，一面按照主战派主张，以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提督，“统兵讨之”；一面又按照主和派石星等的主张，给嘉兴“市中无赖”沈惟敬以游击将军名义，暗中往来进行和议。一五九三年，“如松师大捷于平壤，朝鲜所失四道并复”，日军败退至龙山。因鲜谍报告，王城（京城）日军逃走；如松便以轻骑急进，至碧蹄馆遇伏，败退至开城。明军一面烧日军粮库，一面持久扼敌。日军以粮绝溃逃，退至釜山浦；明步军尽复王京及汉江以南数千里地方，水军封锁釜山海口。主和派石星、侯庆远等，却以“与倭无仇”为理由，主张撤兵议和。宋应昌等虽力加反对，认为救朝鲜即在保卫辽蓟和京师；神宗终下令班师，仅留兵“五千分屯要害”。日军便派小西飞等随沈惟敬来北京议和，明朝封“平秀吉”“为日本国王”（东京图书馆有册封原文），“不与贡”（但日本史有“两国通商”条），便认为和议成立，下令班师。日军于明军撤后，“仍留兵釜山如故”。一五九七年明廷又再度出兵，战争重开。在战争中，将士发现奔走和议的沈惟敬原系敌特，并发现主和派石星投降误国事迹。明年，因丰臣秀吉死，日军全部撤回，战事才结束。这在《明史》也叫做“倭寇”。

欧洲海盗东来　十五世纪哥伦布发现美洲前后，欧洲各国市民阶级，狂热地都要求发现“新大陆”去挖金窖。他们是以探险、贸易和海盗政策相结合，在光天化日之下都是衣帽堂皇的商人，在没有自卫能力的地方，又是海盗。他们甚至以海盗政策作为原始资本积累的一种手段。这在日本就是骚扰沿海的“倭寇”；在中国就是所谓“海寇”，如所谓“海寇”林凤集团，就是带有海盗性的一种武装的航海商队。

纪元一四八七年，葡萄牙（明史称作佛郎机）武装商队航行到南非的好望角，后继续发现经地中海入红海至亚丁达印度的航路；一五〇七年葡王派船二十二只，兵千五百人至印度卧亚，置印度总督；后又到了南洋，占据满加剌。一五一八年加必丹末等开始来到广州。一五二三年，其海盗性的商队，乘虚侵掠广东新会沿海西草湾，被明军驱逐，缴获物中有佛郎机大炮。他们潜入香山壕镜（今中山澳门），开辟市场；后并贿通明朝驻军指挥，获得官府批准，定每年纳租银二万两。由于昏愦的明朝政府，不知领土主权为何物，他们就这样取得澳门租界。

纪元一五二一年，麦哲伦环绕地球一周的探险航行，发现米答纳岛。一五四二年，西班牙商队又到达米答纳；但未能占领，以西班牙皇太子名，称作菲律宾群岛（Las Islas Filipinas，The Philippin Islands）。一五六四年得西王之助，里加斯宾率领庞大的武装远征商队从纳菲达港出发，明年四月到达菲律宾，继续占领各岛。他们对“土人”和华人肆行残酷的“虐杀”和掠夺。菲律宾从宋朝开始就与中国通商关系很密切，马尼剌是华商聚居的地方。至此，李马奔等从马尼剌逃出，在归航中集合武装商船六十二只，“海兵”二千人，“陆兵”二千人，妇女小孩五百人，以林凤为首，于一五七四年（万历二年）结队进向菲律宾，向西班牙侵略者反攻；十一月二十九日进入马尼剌湾，登陆攻击马尼剌。正在向吕宋从事杀掠的西班牙舰队，便疾急回向马尼剌。林凤、李马奔等战败，便转至吕宋西岸亚加诺（Agno）河口。但西班牙舰队使用长射程炮。林李等失败，华商便完全从菲律宾市场退出了；以后华商再去贸易，西班牙殖民地政府，却严格限制人数加重课税。

明朝政府却说李马奔等的武装商队是“海寇”。当他们集合去反攻菲律宾西班牙殖民者的时际，福建巡抚反派舰队出海追搜他们的踪迹。西班牙殖民政府为欲建立和中国通商传教关系，便欢迎这个追搜舰队至马尼剌；舰队指挥官反感谢西班牙给他们“讨灭海贼”，并欢迎其来中国。一五七五年，马尼剌殖民政府，便派马丁·拉达教士（Martin Rada）随他来福建，赉致贡物、书信，要求准许通商传道。这是西班牙和中国交通的开始。

荷兰即明朝所谓“红毛番”，于纪元一五七九年合七州自成一独立国家，一五八一年发表宣言脱离对西班牙的从属关系；一五九五年，一部分荷兰商人便组织“东方贸易公司”，并组织武装商队东来；明年六月抵达爪哇的旁答姆港（Bantam）。但葡萄牙阻止其与“土人”通商，四艘商船被“土人”焚毁三艘。他们失败回到荷兰，于一六〇二年组织“东印度公司”后，又以十八艘巨船组成一个庞大的武装商队东来，次第侵占印度尼西亚诸岛，也和西班牙在菲律宾一样，对“土人”和华侨肆行虐杀、掠夺。如在基隆，华侨实行武装对抗，即他们所谓占据基隆的“中国海贼”。但由于华侨没有国内的援助，最后都失败了。一六一九年（万历四七年），荷兰侵略者便于爪哇建立殖民地首府。

纪元一六二二年，荷印殖民政府，派舰十七艘来华，至厦门海面受明朝海军阻击，其提督及部下三百人战死；便转掠澎湖岛，布防固守。明朝迫其退出，一六二四年便离开澎湖，乘虚侵占台湾（直至明清之际，民族英雄郑成功方率义军收复台湾）。但其和中国的正式通商关系，却没能建立（直至一六五六年——清初——派商业者二人、书记二人、执事一人、医生一人、翻译二人、喇叭手鼓手各一人从广东到北京，行叩头礼朝见清帝；清廷正式允许其贡市，限定人员不得过一百，船不过四只）。

英吉利商人于纪元一五九九年，创立直接和印度贸易的公司；一六〇〇年，英女皇颁给批准“伦敦东印度公司”（the governor ＆ co. of merchants of London trading to the east Indies）成立的特许状；股东共百二十五人，资本七万磅。以后又相续有加特社（Courtens Assosiation）、商业冒险公司（Company of Merchants Adventures）、东印度贸易社（General Society Trading of the East Indies）、英吉利公司（English Company）等组织，但都相续被合并，最后至一七〇九年合成“英国东印度贸易公司”（The United Company of Merchants of English to the East Indies），作为侵略印度的中心组织。他们从一六〇二年开始东来，但对印度的贸易为葡商所阻止。一六一五年于波姆伯（Bombay）海岸的达比第（Tapti）河口附近战胜葡舰，开始与莫卧儿帝国建立正式通商关系，并派遣公使。至一六二四年，已代替荷兰在印度诸岛、马来半岛、暹罗及爪哇的势力，便集中力量去侵略印度。另方面，英商瓦特（Benjamin Wood）于一五九六年（万历二十四年）以伊利沙伯女王使节的名义使华，在航途失踪。一六三七年以文得尔（Weddel）为首的武装商队到达澳门，以其卧亚殖民地总督的书信为凭，为葡商所阻隔；转船广州，广东巡抚批准其通商要求，但只限于广州。这是中英通商的开始。

在产业革命（Revolution of Industory）前，来华的欧洲商人一般是运载毛织品、玻璃、钟表、葡萄酒、香料、宝石及西班牙的墨西哥白洋等，来换取中国锦缎、绢帛、棉布、丝斤、象牙器、细工木器、漆器、瓷器、茶叶等东西。

第六节　明朝的农民暴动

明朝自英宗以后，随同土地两极化和农村的崩溃，及政治日益黑暗的过程，不只日益扩大了农民和地主的阶级矛盾，且形成不断丧失土地的中小地主与大地主间矛盾日益尖锐。尤其与宦党邪派藩王间的矛盾，如宪宗时，一位出身秀才（文安诸生）的义军领袖赵燧（风子）答复明廷的“招抚榜”说：“今群奸在朝，舞弄神器，浊乱海内，诛戮谏臣，屏弃元老。举动若此，未有不亡国者。乞陛下睿谋独断，枭群奸之首以谢天下，即枭臣之首以谢群奸。”同时由于矿课商税的繁重等苛政，又步步扩大了手工工人、市民与封建统治集团间的矛盾，因此又有市民的暴动与所谓“矿贼”（主要是矿工与小手工矿业者，也有矿商）。而自武宗时，刘瑾为首的“阉党”宦官专政以后，赋役、矿课、商税、筹饷、派捐以致强迫“投献”和夺产，不断增加；督税、课矿、监军、监饷、主持官工场……的宦官横行全国，其所收集之无赖流氓，也与特务“骑校”一样，无法无天，无恶不作，闹得鸡犬不安，益促起社会矛盾的不断扩大。所以在明朝，以农民为主力的人民暴动，阶级基础空前广大；同时，自武宗以后，规模越来越大，地区越普遍，而又由农暴扩展至“兵变”和都市“民变”。但明廷在边患与外族侵略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仍以安内为主。

英宗——孝宗时的人民起义　早在成祖永乐十八年，在胶东就发生农民林三妻唐赛儿及董彦升、刘俊等为首的农暴。赛儿“自言得石函中宝书神剑，能役鬼神”，剪纸作人马相战斗，徒众数千”。暴动开始后，攻占益都卸石栅寨；又分兵攻下即墨、莒县、诸城，合众万余人围攻安丘。明指挥高凤，都指挥刘忠均相继败死。最后在安丘被明军内外夹攻，群众战死者二千，被生擒的四千余也都被惨杀。这次暴动发生的原因，主要由于胶东不断遭受倭寇劫掠及“靖难”兵灾，没恢复元气；又加之自永乐十三年以后，连年水、旱、蝗灾，地方官吏既不报灾也不救济，即成祖所谓“有司坐视不恤，又不以闻”。所以唐赛儿暴动后，并无继起的。

到英宗时，各地便不断有人民暴动发生了。正统四年，“广西僧杨行祥伪称建文帝”，是新事变行将到来的信号。九年，“聚众”私开福建宝丰诸银矿的叶宗留（宁波人）、陈鉴胡（丽水人），杀死前去捕拿他们的官吏，遂起义。其时福建沙县贫农邓茂七等，“亦聚众反，势甚张。宗留、鉴胡附之”，转攻浙江、江西、福建边境。遂昌人民苏牙、俞伯通等亦起义响应，进攻兰溪。邓茂七攻占福建二十多州县，称铲平王；陈鉴胡杀叶宗留，称太平大王，建元泰定，围攻处州，又分兵攻武义、松阳、龙泉、永康、义乌、东阳、浦江诸州县。明文武官吏耿定、王晟、陈荣、刘真、吴刚、龚礼、邓颙等均先后战死，东南震动。斗争共坚持了五年，由于邓茂七远离“巢穴”，进攻延平，陈鉴胡被诱投降（明廷派丽水老人王世昌等劝降），才失败的。正统末，有所谓“南海贼”黄萧养等的广东民暴，他们并有船千余艘，从水陆两面围攻广州。“愁苦”的人民多归附。斗争坚持到代宗景泰元年，主力被明军董兴击破，萧养就义。“董兴平贼，所过村聚多杀掠，人民仰天号哭。”在英宗复辟后的天顺年间，主要有湖北麻城贫农李添保联合苗汉人民起义。两广汉徭人民义军，声势很盛，尤以罗刘宁为首的潮州义军，纵横各地，屡败进攻明军。明军备极残酷，“诸将多滥杀冒功……参将范信诬宋泰、永平二乡民为贼，屠戮殆尽，又欲屠进城乡”。

宪宗时，荆襄、河南、四川各处，都有农暴，最主要的，有刘通（千斤）、石龙（和尚）等为首的荆襄流民暴动，赵铎为首的四川民暴。刘通、石龙从正统间开始，在聚集于荆襄的流民中秘密活动；宪宗成化元年开始暴动，“从者四万人”，共拥刘通为汉王，建元德胜。明廷派白圭、朱永总领军务，宦官唐慎、林贵奉监军，率大军“围剿”。义军后被围于后岩山区，与明军血肉搏斗；战至最后，刘通等三千五百余人及子女万一千余均被明军惨酷处死。石龙及刘长子等突围入四川，攻下巫山、大昌等州县。但刘长子受收买叛变，缚石龙投降明廷。另方面，于刘通、石龙等失败后，“荆襄流民屯结如故，通党李胡子（原）……称平王，与小王洪、王彪等，掠南漳、房、内乡、渭南诸县。流民附者至百万”。明廷一面“围剿”，一面分化收买，如派人潜入义军地区，招诱流民，归者“给田”，先后“招抚流民复业者九十三万余人；贼党（义军）遁人深山，又招谕解散自归者五十万人”；最后攻入山区，所谓“首恶”（义军领袖）“百人”皆被惨杀。四川德阳人赵铎为首起义，“汉州诸贼（各股义军）皆归之；连番众，数陷城，杀将吏”；众共戴铎为赵王。何文让、僧悟升分兵攻安岳诸县，战死。赵铎率众围攻成都，旋解围转至梓潼、朱家河、罗江大水河一带，明骁将何洪、刘雄均战死。由于明廷得地方地主武装配合，不断阴谋“设伏”，赵铎最后在梓潼石子岭被擒就义。

孝宗时，由于对流民及其他方面，采取一些“抚辑”改良的办法，暂时把人民软化了一下；同时又采取一些预防控制的步骤，以致“谶纬妖书”也加以严禁。但境内各少数民族，仍有多处起义，如贵州有“黑苗”起义，古田有童民起义，琼岛有黎民起义，规模较大的，有普安妇人米鲁为首的起义。米鲁率众围攻普安、安南、卫城，断绝盘江道路；明文官武将吴远、闾钲、刘福、李宗武、郭仁、史韬、李雄、吴达等，或阵亡或被活捉处死。最后明廷调川、桂、滇、鄂、湘军八万，合贵州防军、土军会剿。义军失败逃至马尾龙寨，米鲁为“土官凤英等格杀”。

武宗到熹宗时的农暴和都市民变　武宗以后，人民起义的规模更加扩大，内容也更加丰富了。有农暴，有都市民变，有“矿贼”，有兵变。许多都市皆发生市民的暴动，前面已提过；农暴次数最多，规模也较大。

武宗正德三年，“得匿名文书于御道，跪群臣承天门外诘之（审问）；下三百余人于锦衣卫”，这是他疑心朝臣也要造反。四年，“两广、江西、湖广、陕西、四川并盗起”；六年，“自畿辅迄江淮楚蜀，盗贼杀官吏；山东尤甚，至破九十余城，道路梗绝”……并有皇族的内讧，如五年有“安化王寘铁反”，十四年有“宁王宸濠反”。

农暴中最主要的有，（一）刘宠（即刘六）、刘宸（即刘七）、齐彦名、刘惠、赵（风子）、邢老虎等为首的农民军。《明史》说他们“本良民”，起义是“由酷吏……与中官（宦官）贪黩所激”成，他们自己也反对“阉臣柄国”；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农民丧失和要求土地。暴动开始发生于北京畿辅地区，“犯山东、河南，南下湖广，抵江西；复自南而北，直窥霸州。杨虎等由河北入山西，复东抵文安，与宠等合。破邑百数，纵横数千里，所过若无人”。但他们“相戒毋（不）焚掠”。旋又南入山东，分为两股。一股刘宠、刘宸、齐彦名等与明军在山东河北境内绕圈子。一股杨虎、刘惠、赵等入江北转河南；众至十三万，共推刘惠、赵为正、副奉天征讨大元帅，陈翰、宁龙为军师；“定为部伍”，禁“其党无妄杀，移檄府县约官吏师儒无走避，迎者安堵。由是横行中原”以至两淮间。暴动从正德六年三月开始，明廷尽全国之力会剿；刘惠、赵股坚持至七年四月，在湖北应山失败，刘宠、刘宸、齐彦名股至同年七月在长江下游失败。所有领袖都英勇牺牲（“马中锡”等传）。

（二）在四川有方四、曹甫、廖惠、蓝廷瑞、鄢本恕等为首的农暴。正德五年春，湖北沔阳人杨清、邱仁等起义，称天王、将军，“出没洞庭间，围岳州，陷临湘”，累胜明军。四川保宁人民以廷瑞等为首，起义响应。“众至十余万，置四十八总管”；奉廷瑞为“顺天王”，本恕为“刮地王”，廖惠为“扫地王”；“蔓延陕西湖广境”。明廷“发罗、回及石砫土兵……进剿，后又“檄陕西、湖广、河南兵分道进”。“进剿”各军都非常残酷，常“馘（砍头）良民为功，士兵虐尤甚。时有谣曰：“贼如梳（？），军如篦，土兵如剃。”明廷一面派大军会剿，实行惨酷的大屠杀；同时实行分化、收买、诱降。七年蓝鄢等牺牲后，曹甫接受投降，愿“受约束，归散其党”；廖“麻子忿甫背”叛，“杀之”，率众转川东，明军莫敢抗，但最后也英勇牺牲了（“洪钟”等传）。

（三）在江西，暴动从正德六年二月开始，各地纷纷继起：抚州有王钰五、徐仰三等为首的“东乡”军，南昌有汪澄二、王浩八等为首的“姚源”军，瑞州有罗光权、陈福一等为首的“华林”军，赣州有何积钦等为首的“大帽山”军。明廷先后派陈金、俞谏节调东南西南各省防军进剿；陈金并“调广西狼土兵”，即土官岑鎏、岑猛等所统目兵。“目兵贪财嗜杀，剽掠甚于贼（义军），有巨族数百口合门罹害者；所获妇女率指为贼属，载数千艘去。民间谣曰：‘土贼犹可，土兵杀我。’”足见“土贼”并不“贪财、嗜杀、剽掠”。俞谏比陈金更残忍。他们残忍屠杀的结果，上述各暴动地区都是血腥弥漫。但所谓“余寇”转入山区，横水、桶冈（江西崇义境）、左溪（福建长汀境）又有谢志山等，浰头（广东和平境）有池仲容等，大庾有陈日能等，甚至大帽山也有詹师富等各部义军继起，彼此相应，“江西、福建、广东、湖广之交，千余里皆乱”。正德十一年又用王守仁去担任剿抚；他的办法更毒辣，一面“剿”、“讨”，一面派出许多特务混入各部义军……。结果，较单纯朴素的各部起义群众，便一一在其阴谋圈套下被绞杀了。

此后，就较重要的事变说：世宗嘉靖二十一年，“宫人谋逆”刺世宗；三十二年，师尚诏为首的河南农民军“陷归德及柘城、鹿邑”；三十九年，有所谓“闽广贼”进入江西；四十年，暴动群众攻下泰和（江西），“杀副使汪一中，指挥王应鹏”；四十三年，福建起义军攻占漳平，杀知县魏文瑞，广东南韶人民暴动，处死守备贺铎、指挥蔡允元；四十五年，“浙江、江西‘矿贼’陷婺源”。穆宗隆庆二年，曾一本等为首的人民义军，围攻广州，杀明官吏，又转入廉州；明年，攻下砀石卫，裨将周云翔杀参将耿宗先响应义军。神宗万历九年，“杭州兵变，杀巡抚吴善言”；宁夏土军杀参将许汝继。十三年，四川建武所兵变，击伤总兵沈思学。十四年，王安等河南淇县人民暴动。十五年，郧阳兵变。十七年，太湖、宿、松人民，以刘汝国等为首暴动，战败“进剿”明军，杀安庆指挥陈越；广东始兴“妖僧”李圆朗等起义，进攻南雄。二十五年，四川杨应龙等起义，进攻合江、綦江；二十七年，攻陷綦江，杀明参将房嘉宠、游击张良贤；二十八年，明军分八路围剿，杨应龙战至最后自杀。同时在二十七年，汉阳市民暴动，“击伤税使陈奉”。二十九年，武昌市民暴动，杀税监陈奉参随六人，焚巡抚公署；苏州市民暴动，杀织造中官孙隆参随数人。三十年，“腾越民变，杀税监委官”。三十一年，杨应龙残部吴洪再次起义；“江北盗起”；河南睢州杨思敬等起义。三十二年，“武昌人蕴珍等‘作乱’，杀巡抚都御史赵可怀”。三十四年，“南京‘妖贼’刘天绪谋反”。三十六年，“郴州‘矿贼’起”。三十七年，徐州暴动群众，杀如皋知县张藩。三十八年，河南陈自管等起义。四十四年，“河南盗起”，“山东盗贼大起”。熹宗天启元年，援辽浙兵在玉田（冀东）哗变。同年，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反，杀巡抚徐可求；据重庆，分兵陷合江、纳溪、泸州”，陷兴文、杀知县张振德，并进围成都；明年，奢部将“罗象乾约降，与官军共击，成都围解”。二年二月，贵州“水西土同知安邦彦（苗族酋长）反，陷毕节、安顺、平坝、沾益、龙里，遂围贵阳”，又陷大坝、遵义，明廷累易大员进剿，都不断被打败。同年四月，山东白莲教人徐鸿儒起义，攻占郓城，继“陷邹县、滕县，滕县知县姬文允死之”，并杀博士孟承光全家；七月，武邑于宏志等起义响应。四年，“长兴民吴野樵杀知县”；“两当民变，杀知县”；“杭州兵变”，“福宁兵变”。六年，浔州暴动群众杀守备。七年，“澄城民变，杀知县”……。

这种长期间此仆彼起的人民暴动，最后便汇成庄烈帝时期的全国农民大暴动；而天启六年的所谓“陕西流贼起”，则系大暴动的直接信号。

农民大暴动的前期　大暴动从地方最贫瘠、灾难更频繁、人民负担和阉党剥削最残酷的陕北开始。农民每年收获，除纳粮充饷等外，便毫无剩余，终岁靠野草、树皮、石粉等果腹；弃子、弃妻和饿死，成了普遍现象。而官吏迫收派饷和搜刮，犹毫不容情。加之陕北农民，是有其极丰富的斗争传统的。

庄烈帝崇祯元年，宁远和固原相继发生兵变，固原变兵搜州库；白水王二，府谷王嘉允，宜州（宜川）王左挂、飞山虎、大红狼等，一时并起；安塞“马贼”高迎祥与饥民王大梁聚众响应；迎祥为闯王、大梁为大梁王，便展开大暴动的序幕。

大暴动序幕揭开后，陕北人民争先参加，并有神一元、不沾泥、可天飞、郝临庵、红军友、点灯子、李老柴、混天猴、独行狼等聚众响应。张献忠（延安柳树涧人，延绥防军士兵）于三年“聚众据十八寨”起义，称八大王；李自成（米脂怀远堡人，雇农）亦于是年与其侄李过等往投迎祥，为闯将；明朝山西、延绥及甘肃防军，由于不堪忍受监军宦官与官长凌虐及其极端恶劣的生活，亦纷纷哗变溃散，相率参加起义。他们于崇祯三年，大队相继渡河入山西；至四年，合王自用（又名紫金梁，继王嘉允的领袖）、老回回、曹操、八金刚、扫地王、射塌天、阎正虎、满天星、破甲锥、邢红狼、上天龙、蝎子块、过天星、混世王及迎祥、献忠等，“共三十六营，众二十余万”。

明廷在外侮严重的情况下，仍不肯放弃对暴动群众的屠杀政策，派杨鹤及后来又当了大汉奸的洪承畴等大群刽子手，率大军遍布陕北“剿”“捕”；王二、王大梁、王嘉允等及无数暴动群众，都被他们惨杀。农军渡河后，在洪承畴的督率下，又布置一个大包围圈去“围剿”：一面张宗衡督虎大威、贺人龙、左良玉等部，担任平阳、泽、潞一线四十一州县；一面许鼎臣督张应昌、颇希牧、艾万年等部，担任自汾阳至沁源、辽县、太原一线三十八州县。农军各部亦分三路对敌：一路阎正虎为主，以交城、文水为中心，窥太原；一路邢红狼、上天龙为主，以吴城为中心，窥汾阳；一路王自用、张献忠为主，突沁源、武乡以攻辽县。在会战过程中，各部农军无统一指挥；明军一面“共进力击”，一面伪与讲和，松懈其战斗部署和情绪，又常出其不意的进行袭击。因此，农军各部都被各个击破，混世王、满天星、姬关锁、翻山动、掌世王、显道神、王自用等都先后战死；张献忠、老回回、蝎子块、扫地王、曹操、高迎祥、李自成等，都相继突围，越太行入豫北、冀南。明军又合曹文诏、卢象升各部，形成第二次大包围。六年冬，会黄河结冰，农军再次突围从毛家寨渡河，经渑池、伊阳、卢氏入伏牛山区，又分兵入豫南、鄂北，攻占南阳、汝宁、枣阳、当阳；复分兵西向，经秭归、巴东、夷陵等处，破夔州，攻广元不下，又回师向郧阳。

至此，川、陕、晋、豫、鄂“所在告急”。七年，明廷便集中全力，派陈奇瑜为山、陕、川、豫、湖广总督“专办贼”，卢象升“抚郧阳”协办。陈卢分道率军会攻乌林关；农军大败，张献忠等转趋商、洛，高迎祥及李自成（李已合李过、李牟、俞彬、白广恩、李双喜、顾君恩、高杰等另成一军）趋兴安（陕西兴安），误入车箱峡。峡四十里，是一个四山峭立，易进难出的死圈子；被明军团团围住，自成向陈奇瑜言和，以便共同抗满。而农军出峡，陈奇瑜却下令解散，“悉令归农”，被解散的先后三万六千余人；农军“遂大噪”，突入巩昌、平凉、临洮、凤翔诸府数十州县，连败明军。明廷派洪承畴代替陈奇瑜，并增调豫、蜀、楚、晋兵四面入陕围剿。高迎祥、李自成等便转进至终南山，东入河南，攻占陈州、灵宝、泛水、荥阳等州县。八年，集老回回、曹操、革里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及张献忠等共十三家七十二营各部领袖，大会于荥阳“议拒敌”。最后大家赞成李自成各分兵独当一方面的主张，便决定革里眼、左金王当川湖兵，横天王、混十万、射塌天、改世王当陕兵，曹操、过天星当河上，迎祥、献忠、自成略东方，老回回、九条龙往来策应。

自成、献忠等东征军，连下固始、霍丘、寿州、颍州、凤阳等州县，焚明朝皇陵，建立“古元真龙皇帝”旗号。旋又分为两股：迎祥、自成等西趋归德，复转趋陕西，入终南山；张献忠等又东下庐州。洪承畴调集各路大军，一面布置于湖广、河南、郧阳诸关隘，一面分兵追剿。献忠、老回回等部亦相继转趋陕西。明军尾追至陕西。他们又出关入中原。李自成因高杰投降，大败于渭南，亦东进合献忠等入豫西；又定：献忠趋嵩、汝，自成、迎祥下两淮。滁州朱龙桥之役，陷入重围，死伤之多，“尸咽水不流”，转战豫南又连吃败仗，迎祥便由郧、襄趋兴安、汉中，在盩厔被孙传庭擒杀（九年七月）。自成越商、雒入陕北，大败明军于环县罗家山；旋渡渭河趋泾阳、三原与蝎子块、过天星等会合。因蝎子块降敌，自成等便趋川北，连下昭化、剑州、江油等县，进围成都。十一年，自成军受孙传庭洪承畴夹击于潼梓，全部覆灭；自成仅与刘宗敏（锻工）等十八骑，逃至伏牛山区（亦谓崤幽山中）埋伏。这时，张献忠等各部义军，由两淮、鄂东转至豫南、鄂北，与贺一龙等部联合，十五家众共二十余万。明军熊文灿、陈洪范等尽力实行分化、收买政策，致各部间自相疑猜，射塌天、罗汝才等十三家，均停战言和。十一年，献忠亦与陈洪范成立妥协，“愿率所部”杀敌“自效”；明军却阴谋布置，“侯献忠至，执之”；谈和遂破裂，献忠进据湖广、四川边区。其他“十三家”亦“一时并‘叛’”。十三年，献忠率军入川，越三峡，连败石砫女土司秦良玉及其他明军，驰奔川东西；趋汉中为明兵所阻，又转趋川东东下，攻占襄、樊等州县。但因“屡胜有骄色”，加之叛徒王光恩等为明军死战，十四年信阳、英山两仗，献忠陷入圈套，全军覆没，仅以数十骑突围西逃。

大暴动在这期间，并没有什么方针和政策；而且到处乱杀，尤其是张献忠并屠过城（如屠绵州）。由于这种无阶级立场的反动性的行动，曾丧失群众的同情，致于被打垮。

大暴动中期　自成失败后，又重新聚集力量，十二年再出中原，时中原大旱，斗米万钱，饥民争先参加。十三年，杞县举人李信（后改名岩，常出粟救济饥民，与群众有些联系，官府疑其系绳伎红娘子为首的农军党羽，被逮捕；红娘子与群众劫狱救出）、卢氏被革举人牛金星，均相继投自成；金星又引进算命先生宋献策。李岩向自成提出“取天下”的方针：主要在不乱杀人，其次要散财开仓救济饥民，取得人民拥护；同时向人民提出“迎闯王，不纳粮”的号召，儿童相与歌唱，成了民谣。他们又于明军内进行瓦解工作。因此，人民“从自成者日众”，声势日益壮大，又改旗帜为“奉天倡义大元帅”。建立军制，标营领一百队，先后左右营均领三十余队，各别旗号；精兵一人，主刍掌械执炊者十人；一兵倅马三四匹；行军休息即操练骑射，叫做“站队”；夜四更，全体均须装束整齐，听候命令。创立军纪：逃跑者曰“落草”，处磔刑；不准私藏白金；不准奸淫妇女，过城市，不准宿有妇女的住室；战斗中获骡马者上赏，弓矢铅铳者次赏，币帛又次赏，珠玉为下。自成并以身作则，“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宿营均用“单布幕绵甲，厚百层，矢炮不能入”。骑队最精强，临阵“若虎豹”；上高山陡坡如履平地；渡江涉水，全军或跨马背或牵马尾，“呼风而渡”。临阵列骑兵三万，“名三堵墙。前者返顾，后者杀之”。“步卒长枪三万，剑刺如飞”。如战久不胜，马兵佯败诱敌，回击无不大胜。又宣布：“攻城，迎降者不杀；守一日杀十之三（？）”。

十四年，由于“勾贼”的明军士兵从中配合，攻破洛阳：一面便发王府财物“赈饥民”；一面处死福王常洵，群众汋其血于酒中，名“福禄酒”。转陷密县，罗汝材（即曹操）、袁时中等均归自成，以罗为“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袁部二十万号“小袁营”。后马守应（老回回）、贺一龙（革里眼）、贺锦（左金王）、刘希尧（争世王）、兰养成（乱世王）等部也相继合并。至是力量益大，纵横河南、两淮、鄂东、鄂北。十五年，攻占豫南、鄂北、鄂东、鄂西两淮各州县后，计划以之为根据地，严禁焚掠；并改襄阳为襄京，禹州为均平府，承天为扬州府，其他州县也都改易名称。众奉自成为新顺王，下设上相、左辅、右弼、六政府（相当于六部）；地方行政官吏，府曰尹、州曰牧、县曰令；军制方面设权、制、威武、果毅等将军，“凡五营二十二将”，又于要地设防御使。同时，封投降的明藩王朱由等四人为伯。投降来的明官僚张国绅，任为上相；国绅献同僚妻邓氏于自成，自成杀国绅，“归邓氏于其家”。罗汝材生活腐化，“妻妾数十，被服华丽”，并有女乐数队；自成常加批评，后并“斩汝材”。所下州县，无论在职、退休明朝官吏，全部处死；有科第功名的“诸生”，则割鼻子、断脚胫。

建都襄阳后，自成召集左右会议，讨论行动方针。牛金星主张先入河北，取北京；杨永裕主张先取南京，断北京粮道；从事顾君恩主张先取关中，建立根据地（基业），“然后旁略三边，资其兵力攻取山西，后向京师。庶几进战退守，万全无失”。结果，他们采取顾君恩的方针。

明军主帅孙传庭自河南柿园大败后，回至陕西，一面重新训练军队，一面“制火车二万辅”。闻自成军将北伐关中，便调遣大军分四路南进，与农军会战于南阳；农军五道防线，已被突破三道。明军被阻击稍后退，火车反驰，骑兵便大奔；农军“铁骑”乘势追击，明军溃不成军。自成等便乘胜北进，“连破华阴、渭南、华商、临潼”；进攻西安，明守将王根子及秦王存枢、永寿王谊況等开东门投降。孙传庭所部，也相率反正。农军改西安为长安，称西京；修城垣，开驰道；加紧练军。自成并每三日亲赴校场观操一次，“百姓望见黄龙纛（旗），咸伏地呼万岁”。在入陕前，自成下令严禁“侵暴”，但“悉索诸荐绅（豪霸劣绅）、搒掠（拷打），征其金。死者痊（埋）一穴”。至十六年底，陕西、甘肃、宁夏全部抵定。

十七年（一六四四）正月，众戴自成为皇帝，国号大顺，建元永昌。以牛金星为天祐大学士；“增置六政府尚书；设弘文馆、文谕院、谏议直指使、从政统会尚契司、验马寺、知政使、书写房”等机关；重定军制，规定步兵四十万，马兵六十万；严申军纪，“有一马掺行列者斩之，马腾入田苗者斩之”；并“草檄驰谕远近”（即文告全国），“指斥”明朝恶政。

二月东渡黄河，一路攻占汾阳、河曲、静乐，下太原，北上克忻、代，占领大同；一路入故关，克大名、真定，便随今平汉沿线北进。其“他府县，多望风送款”。三月，自成率大军破居庸，十三日入昌平。在出师前，农军曾派大批情报人员，化装商贩，“辇重货”进入北京等都市，“又令充部院诸掾吏，探刺机密。朝廷有谋议，数千里立驰报。及抵昌平，兵部发骑探贼（农军），贼辄勾之降，无一还者。贼游骑至平则门，京师犹不知也”。十七日农军迫北京城外，明军三大营全部迎降，便“环攻九门”。十八日遣投降太监杜勋入城，劝明帝退位。大军随即进入彰义门，十九日攻入皇城，庄烈帝登煤山悬树自尽（树今存）；“自成毡笠缥衣，乘乌驳马”及随行牛金星等数骑，入承天门，登皇极殿，“下令大索帝后，期百官三日朝见”。明朝的统治，基本上便结束了。

另方面，张献忠自十四年失败后，率数十骑投奔李自成；自成予以五百骑，令其向汉水南活动。献忠联合一斗谷、瓦罐子等各小股农军，又东进陷亳州，入英山、霍山与革、左、二贺会合；攻占舒城、六安，一面扩军，即所谓“掠民益军”，一面于巢湖训练水兵。后因在潜山战败，革、左、二贺北依自成，献忠独入鄂东。十六年献忠连克广济、蕲春、蕲水；麻城“大姓奴”汤志“杀诸生六十人”，响应献忠。献忠入黄冈，因男子均出走，便忿而驱使妇女铲城，随又杀之。继又西进陷汉阳，并渡江占武昌，沉楚王朱华奎于江，尽杀楚宗室；但除十五至二十岁男子尽令当兵外，对其他人民也实行乱杀。他改武昌为天授府，以楚王府为王宫，称大西王。献忠虽也发楚王府财物救济饥民，但由于其乱杀，失去群众同情；所以土豪劣绅如易道三、程天一等反得笼络人民、组织武装，配合明军进攻。献忠被迫又转趋湖南及江西，攻占长沙，衡阳、常德、永州及吉安等州县。十七年又西入四川，入成都后，称大西国王，建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蜀王府为王宫；设左右丞相、六部及五个军都督府；占有全部四川及今贵州一部分。

大暴动后期　至李自成进北京，张献忠占领四川，大暴动到了顶点，此后便走入下坡了。

李自成入北京后，情况是相当有利的：（一）明廷官吏纷纷迎降，自陕、甘、晋、冀以至豫、鲁的地方政权也都建立了起来；（二）负责守山海关拒清的吴三桂，也在投顺和降敌间动摇；（三）冀东、热河、辽西一带的矿工和农民，也纷纷“依山”“结寨”抗满，为满军心腹大患；（四）李自成有百万精锐步骑武装；（五）特别是汉族人众地大，生产力远高于满清……。如果采取适当的方针政策，是可以粉碎满清入侵，建立一个较进步的新封建朝代——在当时条件下，只可能是封建朝代。但是一部分高级干部，如军师宋献策等原系流氓出身，牛金星的出身也是流氓性很多的被革举人，又没有加以改造，刘宗敏等在长期战争过程中，没有政治教养，也渐已丧失阶级本性，加之大权又掌握在他们手中。进京后，李岩、顾君恩等主张贯彻争取人民拥护，即所谓“收人心”的方针，不抢掠贪贿，礼葬明帝夫妇（有争取和麻痹明朝文武官吏的作用），不拷掠明朝降官（这也与上条有同样作用），巩固后方……。这虽然还是不够，但他们还可能有更多的主张。牛金星、宋企郊、宋献策、刘宗敏等却没有方针，只有沉溺于酒色货财，自己腐化，并任令干部和士兵去嗜财、贪色、种种胡搞的自流主义。

因此，他们进入北京，把政府也从西安迁来以后，一方面并没施行任何“收人心”和建国的新政策，连原来的一套也摆在一边。另方面，（一）只收用明朝四品以下的小官，三品以上的大官僚和贵族概不任用，是对的。但刘宗敏等把三品以上的降官八百余人加以拷掠，追问其平日所贪污的财货，在方式和时间上都是不适当的。士兵群众对上朝庆贺各降官的“戏侮”，是一种可贵的阶级情绪表现，但领导方面便应有一种适当处理，他们却完全任其自流。（二）牛刘宋等都纷纷为自己抓一把，贪图财货美女，不仅引起自己内部磨擦、倾轧和腐化，且益促起降官以致人民的反感；尤其如牛金星强占吴三桂爱妾陈圆圆，使吴三桂投顺的前途根本绝望。吴三桂的卖国降敌，自然不全由于“冲冠一怒为红颜”，但也有相当的关系。（三）没有进步领导的农民进城以后，在财货酒色等红红绿绿的环境中过活，原来的纪律和作风，不采取适当的新步骤，本来就不易维持的；而况上面既那样胡来，下面自必更甚；加之又把他们分散于全城各排、甲，令每五家供给一人，又放任其“淫掠”。因此，不只下级干部和士兵也疾急腐化，丧失原来的战斗力，且引起人民失望和反感。（四）连李自成自己，也为胜利冲昏头脑，随同部下骄傲起来，渐至玩物丧志。（五）对冀东和关外一带抗清的人民武装，没去加以联络、援助和组织。他们的失败，第（一）点虽系较次要的；但由于有（二）（三）各点的主要原因存在，也便发生了不小的坏作用。

由于这些原因的存在，所以当吴三桂卖国降敌、迎合满清入侵的情况到来时，二十万大军开赴山海关御敌，（布成于自北山亘海的大阵势），不只没有取得首都群众的支持，前方群众的直接配合，而且战斗力和意志再不似从前那样的“铁骑”，一遇满军突破一角，便全线崩溃，不可收拾。

全军上下的包袱都很大，自然不能作战，也不愿作战了。所以于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从山海关小败后，便流水样退到北京；三十日便全军西走。在西归途中，牛金星等又残杀较有主张和办法的李岩，排除李岩一派；他们便只有失败的一途了。帝由崧元年（一六四五年，即清顺治二年）二月满军西侵，马师耀率六十万大军御敌于潼关大败，自成等便南走，沿途均遭清兵追袭，至武昌尚有大军五十万，但已士无斗志，加之满军与明军左良玉两面夹击，便大部溃散。自成和李过率残部逃入通城（鄂南）九宫山。“自成率二十骑略食山中，为村民所困，自杀”；当群众发觉死者为自成后，“乃大惊”。但轰轰烈烈的农民大暴动，至此便结束了。李过（后改名为锦、为赤心）等便与自成妻高氏，联合明将何腾蛟抗清。

另方面，张献忠于十七年在四川建立政权后，比过去更乱杀。《明史》说：他“托名开科取士，集考生于青羊宫尽杀之，笔墨成丘冢；坑成都民于中园；杀各卫籍军（明降军）九十八万，又遣四将分屠各府县，名草杀；部下朝见，呼恶犬数十于殿下，犬所嗅者即杀头……共杀男女六万万（？）人有奇。”这虽则是献身仕清的汉奸张廷玉等的夸大，但张献忠实行乱杀，四川人口被屠杀为数颇大，清初由“湖广填四川”，却是事实。所以张献忠所领导的农暴，在这方面，完全是反动的。他又“用法移锦江涸而阙之，深数丈，埋金宝亿计；然后决堤放流，名‘水藏’，曰：‘无为后人有也。’”这种极端的行动，也是落后的。在其他方面，他们也没有什么进步的政治措施。

因此，一方面，他们自己的衣食给养也渐渐没法解决；一方面，豪绅曾英、李占春、于大海、王祥、杨展、曹勋等，便得“并起”笼络人民，组织其所谓“义军”来反对他们；一方面，也渐次引起内部的腐化和矛盾，而有刘进忠的叛变。由崧二年，张献忠便不得不率众离川；至汉中南面的盐亭为满军阻击，献忠身死。但这股农民大军残部，便由孙可望、艾能奇、刘文秀、李定国等率领入川南，剿灭曾英、李乾德等迎敌地主武装，与南明永明王联合抗清。

第七节　满清入侵和明朝灭亡

满清的建国　建州女真在宋朝，是女真族中最落后的部分，明初是明朝的属领。从成化→嘉靖间，特别到神宗时，以建州女真部为中心的女真族，便急剧向着奴隶制转化：一面其内部疾速向着贫富两种家族的阶级分化，一面又四出掳掠汉鲜各族人口作奴隶。到努尔哈赤任军务酋长后，这种转化便加速地在进行了。纪元一六一六年（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登可汗位，国号大金，建元天命，便又建立起女真奴隶所有者的国家。

他们国号为“金”，在继承女真族完颜氏王朝的传统。后来为着怕刺激汉人的历史回忆和民族情感，妨害其对明朝的侵略，皇太极又于纪元一六三六年改国号为“清”。

金国的对外侵略　大金奴主国家建立后，第一阶段对外侵略的方针，在征服其四周的明朝藩属；对明朝只是步步往南挤，携取战略要地和利用汉奸（如范文程、李永芳等），培养汉奸武装（如孔有德等）。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反明的“七恨誓文”，也正在为着贯彻这个方针，主要在反对明朝援助叶赫和哈达等；其次在与明朝争边界地区。因此，他们一方面，便逐一灭亡喀尔喀部、叶赫部等，胁降朝鲜；一方面便逐次侵占抚顺、清河堡、开原、辽阳、西平堡等城市；另方面便尽量利用汉奸陈良策之流，贯通“阉党”，残害抗战将领和正人，扩大明廷内部的矛盾（如魏忠贤及其党张鹤鸣、门克新、石三畏等之残害熊廷弼）。

清国在实现其第一步的侵略方针后，便集中全力来侵略明朝了。但由于其人口不到一百万，经济和军事技术都比较落后；如果明廷抗战派得势，适当的组织力量去抵抗，他是受不了的。因此，他侵略的方针：军事采取渐进步骤；主要从政治上，勾通阉党，排除抗战分子，扩大明廷内部的分化和磨擦，促起明军的主力去反对农民军，使汉族的力量自相消耗，两败俱伤，并常用军事行动来配合其政治阴谋。腐败无能的明朝统治者，恰恰就陷在他这个圈套中。所以在满清侵略的第一阶段，藩属不断被并吞，战略要地不断被侵占，并不断丧师折将；但明廷却一贯以主要力量和全部精神去安内。庄烈帝即位后，也正是满清进入其全力侵明的阶段，日益严重的形势也摆得很明白；但明廷仍继续其一贯的安内方针——直至南明，还常用大部以至全部力量去进剿大暴动的农民。在大暴动的过程中，联合农军一同抗满的可能性很大，机会很多；如多次所谓“招降”与“愿降”的妥协成立，满清侵入北京后，李自成张献忠残部，均自动联合明朝抗战，均说明了抗满是符合群众要求的。而明廷在每次妥协中，将吏反纷纷向农军索取贿赂，如崇祯十一年和谈破裂后，张献忠“留书……，具列长官姓名及取贿月日……曰：‘不纳我金者，王兵备（瑞柟）一人耳。’”明朝朝廷，更无诚意，在北京沦陷前，始终不愿联合农民抗满，只想用妥协作手段，以实现其打击、解散和消灭农军的阴谋。

因此，农民大暴动从崇祯元年开幕后，满军于二年侵入大安口，陷遵化，迫攻北京德胜门，又陷良乡、永丰、滦州；明将赵率、王元雅、蒲桂、孙承寿等均战死。当明廷被迫与王左挂等进行和谈（即所谓“请降”）之际；满军便于三年五月“东归”。七年六月明军围攻李自成、高迎祥于车箱峡，进行和谈之际，满军便于七月沿长城西侵，陷“沿边诸城堡”；八月又“东归”。退兵在阻止和谈，出兵也在阻止和谈，给明军一些牵制。以后也都在这种方针下出兵和退兵，如九年满军出喜峰口，连陷畿内诸县，旋又退去；十一年越墙子岭入侵，次第陷河北，山东高阳、巨鹿、济南等七十余城，并杀明兵部侍郎吴阿衡、大将卢象昇、德王由枢等，明年三月又出青口“北归”；十五年又“分道入塞”，陷蓟州、畿南及山东各州县，明年四月又“北归”。他不只以这种土匪流寇式的行动，来阻止明军和农军的团结御侮，阻止抗战派抬头，消耗明军和汉族的民族力量，并肆行焚杀和掳掠财物、牲畜及人口。

明廷继续掌握军政大权的阉党宦官和通敌投降分子，魏忠贤、周延儒、杨嗣昌、谢昇、陈新甲等，不只执行满寇的方针，继续用全力去“进剿”农军，扩大内战；并一面与敌寇暗中交通，进行和议，一面不断排除抗战派，残害忠良；在“防寇”前线，也都任用通敌投降分子。如阉党王化贞、满寇培养的毛文龙，主张放弃关外的高地；十五年公开降敌的洪承畴、督师不战的张凤翼、迎接满清入京的吴三桂等担当重任，且尽量破坏抗战部署，牵制、监视、撤退、杀害抗战将领。如天启元年熊廷弼根据其“三方布置策”，即“广宁用马步兵，列垒三岔河（海城西）上，天津登莱各置舟师”的攻守方针部署。满方为要打破熊廷弼这种部署，便派汉奸陈良策伪降于阉党的将军王化贞；王化贞和阉党内阁，便把熊廷弼的部署撤销，并请撤销廷弼经略职务。及满军进侵，王化贞全军覆灭；魏忠贤反杀熊廷弼，“传首九边”。抗战分子杨涟、左光斗、徐尔一、韩等也先后被惨杀、打击。孙承宗代熊廷弼后，仍采确保锦州、广宁、右屯至宁远一线，相机进取的方针。魏忠贤等便任高第代孙为蓟辽经略，尽弃关外，把防线全部缩至关内。袁崇焕坚决反对，孤军坚守宁远。天启六年，满军大举进攻，被崇焕击退；崇焕又取得军民协助，乘间恢复锦州大小凌河诸城防线。后满军又大举进攻，被崇焕打败，即所谓“宁锦之捷”。至此，魏忠贤等反“阴使其党劾崇焕不救锦州”免职。崇焕以孤军能打退敌人，扩大防线，收复失地，由于他采取“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的“恢复”方针。“魏忠贤伏诛”后，由于形势更严重和舆论逼迫，庄烈帝又起用袁崇焕“督师蓟辽”。崇焕根据其一贯方针，部署攻守，并铲除暗结敌寇的毛文龙。“满太宗皇太极憎（恨）崇焕备辽西极严”，便“设间谓与袁巡抚有密约”；阉党敌特从中呼应，便把袁崇焕逮捕下狱，凌夷处死（时崇祯二——三年）。孙承宗代袁崇焕后，与辽东巡抚邱嘉禾单采防御方针，构筑大凌河城；主张不设防不要关外的阉党，又谓嘉禾、承宗“筑城起衅”，一同免职。至此由旅顺到热、察长城诸口，便渐次都为满清所控制。崇祯九年的敌军入侵，张凤翼“督帅不战”，任敌人纵横直入直出。另方面，袁崇焕被惨杀后，部将祖大寿等仍坚守松山锦州等地，敌军久围都没能攻下。但自明廷派洪承畴、吴三桂等前去负责，松山、锦州便于崇祯十四年沦陷，洪承畴降敌。同时，阉党谢昇、陈新甲之流，与庄烈帝在内廷便公开进行言和求降，“手诏往返者数十”，只不让泄漏于“外廷”。然由于消息泄漏，引起全国纷纷反对，舆论大哗。但至此，抗战将领已全被斥退、残杀，掌握边防武装和暗中受敌役使的汉奸、通敌投降分子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洪承畴等，又都先后率部降敌，成了敌寇侵略的先遣军。

因此，到崇祯末，明朝的力量便自己消耗完了。纪元一六四四年，李自成农民军入北京后，满清侵略者便以卖国降敌的吴三桂为前导，其他汉奸武装为先遣，加之北京阉党汉奸的从中策应，及农民军自身的腐化、内讧和方针错误，便打败农民军；福临（顺治）入北京做了皇帝，开始其君临中国的民族牢狱的统治。

汉族的反抗和满清的方针　满清入北京后，吴三桂宣称他迎接清军入侵，是“为君父复仇”，来麻痹全国人民。满清侵略者也说是为着明朝的故君，“仗义出师”，并下令为庄烈帝服孝，礼葬庄烈帝夫妇，宣布对明朝文武百官，只要降附，均加级任用，并号令儒生和被罢斥的官吏，都给他们官做；不改变汉人服制，不强制汉人剃发；其他制度均遵守明朝的一套。后又由汉奸金之俊，假充汉族立场，提出“十从十不从”的办法：“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阳从阴不从，官从隶不从，老从少不从，儒从而释道不从，娼从而优伶不从（均关于服制束发方面），仕宦从而婚姻不从（满汉不婚），国号从而官号不从，役税从而言语文字不从。”这也都在想麻痹汉族人民。同时，知道自己力量不够，尽量利用汉奸和伪军，伪军头子洪承畴等又以假装照顾汉人的面目出现。

但是被麻痹的，只有代表大地主的无耻官僚和汉奸。清军入北京，明阉党号召文武百官出城迎拜。宁完我、高鸿中、孙应时、高士俊、胡贡明、王文奎、孙得功、李栖凤、扈应元、徐明远、沈佩瑞、杨名显、仇震、王铎、钱谦益、刘良佐、田雄、金声桓、左梦庚及洪承畴等认贼作父，帮助民族敌人来灭亡祖国的，都是汉族的坏蛋，或是阉党，或系反对农民军的刽子手，或系代表大地主的堕落儒生。汉族人民，农民、手工工人、市民以至有气节的官吏，都没有被麻痹，并到处展开抗满斗争，创造出无数英勇惨烈、可歌可泣的事迹。

史可法的抗战　庄烈帝死后，明朝南京六部衙门史可法（兵部尚书）、张慎言、吕大器等，拟迎立潞王常淓继承皇统；阉党马士英（凤阳总督）、阮大钺便联合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反农民军的总兵）、高杰（农军叛徒）等，于崇祯十七年五月，拥立昏庸著名的福王由崧入南京即位，以明年（一六四五）为弘光元年。福临也于同月在北京称帝。但马、阮及孔昭等阉党把持的南京小朝廷，仍继续以“东林党”名目排除抗战派和正人；又命“中使四处”，搜民间美女，弄得“闾井骚然”；刘、黄等分任江北四镇，不只在赴任途中“大杀掠、尸横野”……且互相撕杀。史可法督师扬州，所提抗战计划，全被破坏。由北京“南还”的满清奸细卫允文，与阉党结合，并公开上疏破坏可法。左良玉由武昌东下“清君侧”，阉党征调江北各守军御良玉；史可法以淮防吃紧，“清兵旦夕至，国必亡”，并力言良玉非反。阉党却说“清兵至，尚可言和”，左良玉至，君臣便不得生；言良玉非反的都是东林。可法内受阉党牵制，前方又大都是不听命令的骄兵悍将，加之饷缺，军队常没饭吃；“每膳疏循环讽诵，声泪俱下”。可法苦心孤谊，“遣官军屯开封，为经略中原计；诸镇分泛地；自王家营而北至宿迁，最冲要，可法自任之，筑垒沿河南岸”。十一月清军南侵宿迁，又转攻邳县，均由可法亲督总兵刘肇基击退。多尔衮（福临叔）感于可法的声威和影响，致书诱降；可法复书，斥满清“借口仗义出师，侵占中国领土”。明年正月，清军合伪军数十万大举南侵；四镇各军纷纷降敌，泗州守将侯方岩全军战死；四月敌进攻扬州，监军副使高岐凤（阉党）、总兵李栖凤拔营降敌，可法率文武百官守城。城破，史可法被俘，慷慨就义；知府、县丞、副将，幕客任民育、曲从直等及“诸生高孝瓒……武生戴之藩、医者陈天拔、画士陆愉、义兵张有德、市民冯应昌、舟子徐某并自尽。他妇女死节者不可胜记”。城破前，清豫王多铎五次致书诱降，可法被执后，又备加敬礼的说：“我再三拜请，皆被叱回；今先生对旧朝忠义已尽，敢请为我清收抚江南。”可法怒斥：“我中国男儿，安肯苟活……头可断，志不可屈。”可法等死后，刘肇基率残部合全城市民与敌军巷战，无一人投降。清军便血洗扬州，继续屠杀十日，战死与被惨杀者八十万以上。我民族的悲壮惨烈与侵略者的野蛮残暴，演成所谓“扬州十日”的惨烈事迹。

扬州沦陷，清军长驱渡江，由崧走依黄得功；得功战死，田雄劫由崧降清，阉党盘踞的南京政权又垮了台。

浙江与福建政权的抗战　南京沦陷，东南志士及市民阶级的代表钱肃乐、张肯堂、张煌言、黄宗羲等，在人民支持下，集民兵数万，于弘光元年六月，立鲁王以海为监国，建都绍兴。同年六月，郑鸿逵、黄道周、郑芝龙等又立唐王聿键为帝，建都福州。因此便形成闽、浙两个政权。阉党马士英、阮大钺又暗中勾结浙江总兵方国安，使其一面扩大闽浙间的矛盾，一面与抗战将领王之仁闹磨擦。纪元一六四六年三月，汉奸洪承畴开府南京，帮敌人收拾东南；博洛率满伪军攻浙。六月王之仁战败，被俘至南京，拒绝洪承畴劝降，被杀；张国维投水殉国；方国安降敌。石门守将张名振拥福王浮海走南澳，合钱肃乐、张肯堂、阮骏等联合人民，收复建宁、邵武、兴化、福宁、漳浦、海澄等数十州县。一六四九年，满清派大汉奸陈锦率大军进攻，各府州县守军皆战死。张名振等又奉鲁王收复舟山岛作根据，与鄞县大兰山王翊、上虞东山李长祥、平冈张煌言等部义军及江、浙、闽、粤其他人民义军联系，声势甚大，并出兵攻吴淞。满清认为心腹大患，一六五一年令陈锦集中大军进攻。浙江山寨义军先后被破；满伪军攻舟山，张肯堂等率军民血战十余日，无一人降敌，全军战死。张名振、张煌言又奉鲁王走厦门依郑成功。名振、鲁王相继病死。浙江政权至此虽结束了，但他们那种顽强的斗争精神，却永留在民族的血液中。

福建政权成立初，由于人民和抗战将士的支持，保存闽、粤、桂、滇、黔及湘、赣、鄂各一大部，浙江也系鲁王政权支配。全国各地人民抗满义军也纷纷兴起。但福建政权的内部，郑芝龙、郑鸿达把持一切，布置同乡私人；黄道周等都是书生，也只凭意气用事，遂形成两派的对立。洪承畴看到这种形势，便派奸细黄熙允（郑同乡）从中挑拨，操纵郑派，后并订立洪郑密约；黄道周被排挤，便率老弱千余人入江西，图另辟局面，与何腾蛟相依（何守湘赣）。何腾蛟拟迎聿键，但被郑派所阻。因此，满伪便得实行其政治收买、分化与军事各个击破的方针，步骤：满伪军全力攻浙江，福建政权不但拥兵不予声援，郑芝龙等反借口防御海寇，将仙霞岭沿线二百里防军，全部撤回延平。浙江沦陷后，满伪军便即于纪元一六四六年大举入闽，长驱直入；帝聿键走汀州，为敌军追杀；郑芝龙降敌，亦被捕解北京。福建政权也结束了。另方面，敌军渡江后，反农民军起家的左梦庚、金声桓等防守赣北，也被分化、收买，率三十六营降敌。满伪军入福建时，便同时派汉奸金声桓等伪军为主力趋赣西南，配合行动。敌伪围攻吉安、赣州各州；万元吉、杨廷麟等，联合民军及赣桂少数民族武装协力苦战，吉安得而复失。同年十月赣城被攻破；廷麟元吉均自杀，“乡勇犹巷战”，军民战死及被屠者共数十万。

西南政权的抗战　延平、赣州沦陷后，敌伪军便从闽赣两路钳击广州，并任佟养甲为两广总督。另方面，在帝聿键死后，两广两湖云贵督抚丁魁楚、瞿式耜、何腾蛟、堵胤锡及兵部尚书吕大器等，便于同年十一月，拥立桂王由榔于肇庆，即思文皇帝，建元永历。而福建政权大学士苏观生，又联合广东豪霸马、石、郑、徐四姓武装，另立聿粤于广州，专和肇庆对抗。佟养甲及降将李成栋等由闽入粤敌伪，连陷潮州、惠州，十二月广州沦陷，聿粤等自杀。

纪元一六四七年春，满清一面令李成栋等西攻肇庆，一面派老汉奸伪军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大举攻湖南，期两路会师广西。肇庆、平乐相继沦陷，丁魁楚投降，思文帝走桂林，又走依武冈镇将刘成胤。三月，李成栋进围桂林。瞿式耜等指挥人民和军队协力拒敌；同时，广东各地抗敌人民义军纷起，高州陈邦彦、端州陈子庄、东莞张家玉等部，并联合进袭广州。敌伪军被迫从广西撤回广东。湖南方面，兵力是很大的，一面有李自成农军残部李锦、郝永忠（原名摇旗）、袁宗第、王进才、马士秀、卢鼎等三十余万，一面有何腾蛟旧部张光璧、黄朝选、刘承胤、曹志建、董英等部，一面有左良玉旧部马进忠、王允成等部。但这种原来相互敌对的部队，联合在一块抗战，既没有坚强的政治领导，也没有适当的训练和教育；彼此不只不能适当的配合对敌，而相互间的磨擦（这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反每每成为对立的形势。何腾蛟抗战的忠心很够，但对这种情况没能作适当处理（是可以彼此协商达到适当处理的），只是把他们分为十三镇，令各守一方。敌伪进攻，便被各个击破，岳州、长沙至邵阳、武冈一线相继沦陷。十一月敌军转攻全州（湘桂边），腾蛟与郝永忠、焦琏等得到人民协助，分路苦战，把敌军打退。西南抗战政权之声势，为之一振；思文帝亦由武冈、柳州、象州辗转至桂林，桂林便成为抗战的首都。

同时，汉奸金声桓在江西、李成栋在广东，一面看到全州胜利和桂林政府成立，一面由于其部下伪军将士，受到当地人民抗战的威胁和影响，金声桓的妻子也说“辫发胡服可耻”，劝他反正；李成栋的爱妾也劝李反正，并“引刀自刎死”，迫李下决心；一面他们自己没做到总督，也对满清有反感，因此便于永历三年（一六四九）先后反正，捕杀总督以下满清官吏，江西、广东重新光复。何腾蛟等亦乘势收复湖南大部领土（克永州、宝庆、常德、衡州，围攻长沙）；四川明旧将李占春、谭文、谭洪及人民义军杨展、于大海、袁韬等部，亦收复川东、川南州县。另方面，清大同总兵姜瓖也揭起义旗，并号召人民反清。是时在人民方面，更到处燃起反满的烽火。形势是很有利的。

但在西南政权内部，思文移驻肇庆后，首先便形成曹华、耿献忠等（李成栋方面者）与朱天麟、严起恒等（思文旧臣）两派，互相攻讦；继又分成袁彭年、丁时魁、刘湘客等的“楚党”，朱天麟、张孝起、堵胤锡等的“吴党”，互相争权夺利，闹得不能开交。而在满清方面，感于形势严重，除宣布一些改良、软化政策外，便出动其全部满伪军来进攻：一路尚可喜、耿仲明攻赣、粤，谭泰和洛辉自江宁赴九江策应；一路孔有德等攻湘、桂，亲王济尔哈朗、勒克德浑策应；洪承畴驻江宁，策动政治阴谋，并“经略沿海”；亲王博洛、尼堪进攻姜瓖及山陕民军；四川总督李国英，牵制李定国、刘文秀等。明廷忙于内争，毫无御敌的计划和部署，任其各自为战，金声桓守南昌，李成栋从广东驰援，均先后战死；何腾蛟亦战死于湘潭。纪元一六五〇年一月，广州、桂林相继沦陷。瞿式耟、张同敞等被俘，孔有德劝降；式耟说：“我中国男儿，安肯失身！”有德说：“我先圣后裔，尚从顺。”同敞厉声骂道：“你不过毛文龙家奴，安得辱先圣。”最后有德请他们当和尚也都不肯，均从容就义。

另方面，张献忠残部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原先占领川南、贵州一带，累次要求思文给予王位，联合抗战，均被拒绝；他们便自奉孙可望为王，在川黔抗战；至此，便迎思文帝于安隆（广西西隆），重新组织政权；纪元一六五二年，并分路出师，一路刘文秀出四川，张光璧趋叙州，白文选由遵义趋重庆，期会师嘉定，以取成都；一路李定国出湘桂，冯双礼趋靖州，马进忠趋沅州，期会师武冈，以取桂林。各地民军纷纷配合，北路收复川东、川南、川西；东南路大败湘西南清军，击杀尼堪，进围桂林、孔有德自焚死。两湖两广人民多“以兵应定国”，声势又为之一振。把持小朝廷政柄的孙可望，却嫉妒李定国声威，设计图杀定国，便引起彼此间的冲突。在这种形势下，清廷便一面派屯齐率满伪大军，合尚可喜攻略湘桂；一面令洪承畴进驻长沙，“经略湖贵两广”。洪贼利用可望定国间的空子，进行阴谋分化和收买；可望便陷入其圈套，形成屯齐、尚可喜满伪军与孙可望夹击李定国的形势。定国在两面夹击下，桂林、梧州又相继沦陷，退保柳州。而孙可望亦自湘西南被清军驱回贵州，尽杀小朝廷大臣及明皇族。文秀、定国均反对可望。思文帝便封定国为晋王，召其入卫；定国率军迎思文入云南，图恢复。可望反集军十余万，分攻文秀、定国；将士临阵，大呼“迎晋王”，纷纷倒戈。可望大败，便逃至长沙，正式投降洪承畴，献策攻云贵。

因此，满伪军便以孙可望为向导，分三路大举攻云贵：一路洛托、洪承畴由湖南进，一路吴三桂、墨尔根、李国翰由四川进，一路卓布泰、线国安从广西进，三路期会于贵州；同时以铎尼为三路统帅。纪元一六五八年（永历十二年），贵州沦陷，刘文秀等战死；敌军并路入滇，李定国、白文选等力战不胜。明年，昆明等州县相继沦陷，定国退至孟艮，文选退至木邦，思文帝入缅甸，缅王杀其亲属左右，并拟献思文于清军。定国、文选率兵入缅索思文，与缅军发生战争。缅王莽应时阴请吴三桂进军。永历十六年（一六六二）吴三桂、爱星阿率军入缅，战败定国、文选，直迫缅城，令缅王“执送”思文帝。思文致书三桂：“将军忘君父之大德，图开创丰功；督师入滇，覆我巢穴……聊借缅人以固吾圉。乃将军不避艰险，请命远来……抑封王锡爵之后，犹欲歼仆以邀功乎？……如必欲得仆首，则虽粉身碎骨，血溅蒿莱，所不敢辞。”猪狗不如的吴三桂，终索取“故君”，于明年绞杀于昆明，焚尸取灰，分赐敌伪诸将；思文残骸葬于昆明北门外。李定国以抗战失败，在孟腊郁郁吐血死。定国等为民族“鞠躬尽瘁”之精神，足以流芳百世！

明朝政权，至此便全归消灭了！

人民的抗清　北京沦陷，敌骑深入以后，全国人民便普遍展开抗满斗争。作为南明的南京政权、浙江政权、福建政权、西南政权，都得到人民抗清武装的支持和配合，其中如浙江、西南两个政权，前者直接由人民武装，后者是李自成、张献忠残部所扶植起来的。但由于统治阶级腐败无能，不知利用条件，依靠人民，共同努力“恢复”；在垂死关头，依旧只知争权夺利，致抗战都归于失败。

早在崇祯年间，满军入侵，金声（正希）便说：“今天下草泽之雄，欲效用国家者不少，在破格用之耳。”如僧申甫“私制战车、火器”，金声荐于庄烈帝，“仓猝募数千人”，于柳林、大井、芦沟桥“结车营”，与满军“喋血力战”，“直前冲锋，遗骸矢石殆遍”；申甫牺牲后，“遗将古璧兵百人及豪杰义从数百人，练成一旅，为刘之纶奇兵”。他们不仅忠勇善战，而且纪律严明，保护人民利益；如满桂部下“掠民间”，申甫军便加以逮捕。

北京沦陷，敌骑南侵，福王在南京即位，全国各地便普遍展开抗满斗争。“家贫落魄”的陈潜夫，向福王论列当时形势和恢复方针说：“山东、河南地，尺寸不可弃。豪杰结寨自固者，引领待官军。诚分命……以一军出颍寿，一军出淮徐，则众心竞奋，争为我用。更……计远近画城堡俾自守……将帅屯锐师要害以策应之。宽则耕屯为食，急则披甲乘墉。一方有警，前后救援。……汴梁一路，臣联络素定，旬日可集十余万人；诚稍给糗粮，容臣自将……河南五郡可复。五郡既复，……南连荆楚，西控秦关，北临赵卫，上之则恢复可望。”当时“开封、汝宁间列寨百数，洪起最大；南阳列寨数十，萧应训最大；洛阳列寨亦数十，李际遇最大”；“潜夫过诸寨，皆铙吹送迎”。

纪元一六四五年南京沦陷后，抗满斗争在全国各地都普遍展开了；加之清廷改变其“天下人民，照旧束发”的诺言，下令“各处文武军民，尽令薙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便益激起全国的反清高潮。在华北，各乡各村都普遍武装起来，日夜守卫、巡逻，不论村内或外来人，剃发者一律处死，一时使农村和城市完全断绝往来。在城市，清廷宣布：“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人民却“宁肯留发，不愿留头”，不只到处发生服毒、自缢、全家自杀的惨相，且到处引起骚动。“结寨自固”的力量，更普遍、壮大。

在南方，人民不只扶植鲁王的浙江政权，支持唐王的福建政权，并集结城乡力量，市民和农民配合坚守城市和关隘，即所谓“州县多起兵自保”。择要说：在皖南，以金声为首，“纠集士民保绩溪、黄山，分兵扼六岭。宁国邱祖德、徽州温璜、贵池吴应箕等”，多聚众响应，坚守城关。他们并派人和唐王联络。在江阴，六月，里人许用“倡言守城，远近应者数万人；典史陈明遇主兵，用徽人邵康公为将。……前都司周应龙泊江口相犄角”。市民徽人程璧，“尽散家赀充饷”，并亲往吴淞求援。阎应元率民军守城。清军猛攻，“城中用炮石力击”，清军被迫退十方庵，增调大兵，“四围发大炮，城中死伤无算，犹固守”。八月二十一日，“清兵从祥符寺后城入，众犹巷战；男妇投池井皆满”，陈明遇、许用、冯厚敦、阎应元、王华、吕九韶……等均举家殉国，或自焚、或投水、或自缢，一般人民殉国者更不可胜数，无一人肯投降。清军实行屠城，城内外被屠者近二十万人；城内仅藏于阴沟之五十三人，未被屠杀。英勇壮烈，足以动天地而泣鬼神。在守城抗战的过程中，共击杀清军三个王十八个将领，……烈士们亦可谓取得相当代价了。黄毓琪、徐趋举兵竹塘驰援城内，“及城陷……逸去”。明年，徐趋乘江阴无备，率壮士进袭，又尽殉国。

在嘉定，“士民推（侯）峒曾为倡，偕里人黄淳耀、张锡眉、董用元、马元调、唐全昌、夏云蛟等誓死固守”，及城中矢石俱尽，三月三日又值大雨，城崩陷一角，人民“架巨木支之”，仍坚守拒敌；四日雨益大，“城大崩”，清军便攻入城内。侯峒曾等仍率民兵死战，皆全家殉国；人民自缢、投井的不可胜数。清军又实行屠城，被屠杀者数万，血流成渠，浮尸满河……（见朱子素：《嘉定屠城记》）。

在昆山，“县官阎茂才……遣使迎降，县人共执杀茂才”；六月十五日共推王佐才为帅，朱集璜、周室瑜、陶琰、陈大任等共举兵，陈宏勋、杨永言等率壮士百人为助。城陷，他们掩护人民突围出走，自己均壮烈殉国。

此外，吴江人吴易等，于吴江沦陷后，“走太湖谋举兵，旬日得千余人，屯于长白荡，出没旁近诸县，道路为梗”。八月，吴易等迎击进攻清军，全军战死。明年“易乡人周瑞复聚众长白荡迫易入其营”。松江夏允彝亦“结太湖兵（民兵）”，计划攻松江。平日“好谈经济”、“习水道……海运”的崇明人沈廷扬，为福王“理饷务，馈江北诸军”。南京失守，走归崇明、舟山一带；及鲁王航海南去，廷扬集众为水军北上攻福山，至鹿苑，船均搁浅，殉国。在赣、浙、闽、粤、湘、鄂到处都组织义兵，依山为寨，并多与明军相策应。

清廷胁于汉族人民抗满的威力，便又宣布剃发令暂缓执行；但蓄发只是人民保卫民族的一种标志，反满并非基于剃发令上面，所以人民的反满斗争，并没有被血腥的屠杀和软化所阻止。西南政权成立后，在北方，北京近畿，也有义妇张氏与义民王礼、张天保等的密谋起义。西北有回民米剌印、丁国栋等起兵，尽杀清廷巡抚以下官吏，克复凉州、兰州、临洮、渭源、河州、洮州、岷州、巩昌等城镇；武大定等起兵占领固原；贺洪器等义兵攻占宁州、庆阳；赵荣等义军攻占文县；马德、李国豪等义军起自豫旺……。在南方，甚至连降敌的郑芝龙子郑成功，也以“父教子忠，不闻以贰”，拒绝随父投降，“走海上”，“募师以抗清”；合郑彩、郑联等克复厦门，形成一股强大的海陆武装，与山寨义兵“狼狈相依”。张名振在舟山也是一样。所以清闽浙总督汉奸陈锦说：“海寇登峰，则山寇为之接应，山寇被剿，则入海以避兵锋。交通闽粤，窥伺苏松，久为东南之患。”郑成功北攻南京败回后，又于纪元一六六一年（顺治十八年）从荷兰侵略者手中收复台湾，作为抗清根据地，与金门、厦门相犄角；建立政权，用永历年号。清军无如之何，只得迫令“沿海居民三十里界外尽徙内地，禁渔舟商舟出海”，图断绝他们和内地的联系。

在广东，顺德诸生陈邦彦，于广州沦陷后，联合义军余龙等二万余人；新会人王兴、潮阳人赖其肖等，亦相继起义；“好击剑任侠，多与草泽豪士游”，又曾投归李自成的进士张家玉，亦联合“善战”的“蜑户、番鬼”“起兵九江村”。他们相约“共攻广州”。失败后，余龙、马应昌等收复顺德；旋余、马等均战死，邦彦等便转至下江门，明年又联合各部义军攻广州，因计划泄漏不果。满伪军再西进，邦彦等义军尾随，以为牵制，配合桂林防守；后转至三水，收复清远，“婴城固守”；并尝分兵救各部义军“之败者”。敌军围攻，“精锐尽丧”；城破，邦彦等战至最后，仍合数十骑巷战。邦彦肩受三伤，“被执，馈之以食不食”，慷慨就义。张家玉等于进攻广州失败后，又与东莞韩如璜等联合乡兵，恢复东莞；没收前尚书李觉斯等家产偿军士。东莞再沦陷，家玉等全家殉难；李觉斯引寇兵掘家玉等祖坟，并实行屠洗，“村、市为墟”，义军北走，沿途群众纷纷参加，又收复龙门、博罗、连平、长宁、归善，进攻惠州。失败后，退守龙门，敌伪大军围攻数重；义军“倚深溪高崖……大战十日”，“矢尽炮裂”，“力竭而败”。他们均英勇殉国……。

斗争在全国各地，都普遍展开着，直至南明西南政权灭亡后，也还在持续。以后，普遍的大规模的武装斗争被镇压下去后，又在全国转入地下的反清活动和斗争，如北方的“白莲教”、“天理教”、以“反清复明”为旗帜的长江流域的“哥老会”（洪门）、闽粤与华侨中的“三点会”等。

第八节　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封建制的崩溃（一）

满清的基本方针政策　满清统治者以其民族少数的人口，来统治先进的、人口众多的、斗争传统丰富的汉族，来统治偌大的中国，其基本方针，便在联合汉族地主阶级，防止和压服汉族人民的反抗，制造并扩大汉族内部的矛盾，挑拨国内各民族相互间的矛盾，以确立、保障其统治地位。在这个总方针下，便提出“满汉一体，满汉不歧视”的口号，来号召汉族地主阶级，并掩盖其民族统治民族的实质。其实现这种方针的主要政策：

首先在政权方面，清廷在表面上规定由内阁到六部等中央机关，均设复职，满汉平分；地方的省道府县主官，满汉平等机会，由于满人不够分配，府县以下，汉多于满。但在实际上，（一）中央的大权，并不在内阁：雍正以前，在满贵族组成之议政王大臣会议，雍正以后，在满员充任的军机大臣；（二）银库、缎匹库、颜料库、火药库等财政军器等方面，是满员的专缺；（三）汉官在事实上，只是傀儡、“奴才”。怕汉人官吏与人民联系，并规定回避本省。参加政权的办法除功臣和老汉奸外，形式上一体经过重来的科举（州县考取及格为秀才，省考及格为举人，京考及格为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雍正以前，满人另设一榜，只考满译汉文一篇，以后则一体考试。而在实际上，满人做官，并不靠考试出身，只有汉人须经过考试途径。同时，这不仅直接麻痹和笼络了汉族知识分子，而且把他们的精神，终身被桎梏于八股里面，成为废物。但一些较清高有气节的遗老和知识分子，不愿参与科第考试，便又特设“博学宏儒”科，令京官和各省衙门，用“举荐”的强迫方式，促其赴京就考。结果“自惭周粟”的假“夷齐”（伯夷叔齐）们，如朱彝尊、毛奇龄之流，都下了山；只有黄宗羲、王船山、吕留良、万斯同等，始终保持名节，反对满清。

在军事方面，名义上有满军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正白、镶白、正蓝、镶蓝、正黄、镶黄、正红、镶红），但所谓汉、蒙八旗，都是其最忠实无耻的奴才军，数量仍远少于满军；在政治上，满军也占在高一等的地位。自京城及全国要冲，均由满军驻防、控制；次要战略地点由八旗驻防，以满军为骨干。一般汉奸武装，均叫做绿营（因用绿旗），饷项比八旗低至三分之一以下，器械比八旗差；驻防各地，事实上有八旗的地区，均受八旗控制、指挥，并皆配置满人军官，从中控制。他还担心这种汉奸武装不可靠，一面公开准许其官长克扣军饷、吃空额，一面又严格限制士兵升为官长。这不仅在促进绿营的腐化，在扩大官兵矛盾；反之，对于满军八旗，却不断去督促其“骑射”操练。

在刑法方面，从顺治时颁布又经过乾隆时修改的“大清律”，形式上和“唐律”的条目差不多，表现为维护封建的阶级统治的东西，没有民族差别。但实质上，却包含着民族统治的真实内容：（一）特别着重于反抗其统治的所谓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内乱、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等“十恶”；（二）可以免刑和宽刑的所谓议亲、议故、议贵、议勤、议功、议宾、议贤、议能等“八议”，具备这种条件的，主要只有满籍贵族、官吏等，其次便是死心塌地的汉奸奴才；（三）一般满人犯罪，均不归司法机关处理，而另归于其步军统领、都统、将军或内务府慎刑司（他们并同时可以审判汉人），并有所谓“换刑”（如笞可换鞭责，充军可换枷号……）、“减等”等特权，其特设监狱，也比较优待。

在文化方面，一面尽量提倡空谈无用的理学和八股等，一面尽量压制凡有民族反抗思想和革命思想的东西。到康熙、雍正、乾隆各代，并以很大力量，编纂书籍，纂改和焚毁一切有进步内容的书籍。编纂方面，康熙时有《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等，乾隆时有《皇朝文献通考》、《皇朝通典》、《大清会典》、《大清一统志》，并使纪晓岚（昀）等编成《四库全书》。焚毁的书籍，康熙时，下令“凡书坊一切小说淫词（按即具有反抗内容的东西），严查禁绝……版片书，一并尽令销毁，违者治罪。”乾隆时，实行搜查一切有忌讳的诗文野史等，概予销毁、查禁，前后二十四次，即毁书五百四十种，共近一万四千部……。

在民族政策方面，挑拨和扩大国内各民族间的矛盾，如在西北，压制回族，挑拨汉回关系，使互相仇杀；又提高喇嘛教，压制回教，以制造蒙回矛盾；收买蒙族王公，压迫蒙族人民，并提倡喇嘛教和大烟等去摧毁蒙古民族……。

其经济方面的政策，已在前面提过。

削藩　顺治（世祖，爱新觉罗·福临一六四四——一六六一）为着利用汉奸伪军，帮他去消灭明朝西南政权，镇压汉族人民反抗，打下统治基础，封吴三桂为平西王，经略川滇；孔有德定南王、尚可喜平南王、耿仲明靖南王，经略两广。康熙（圣祖玄烨，一六六二——一七二二）以吴三桂王云南，尚可喜王广东，耿仲明子继茂王福建；及其统治暂趋巩固以后，认为裂地封王，拥有武装的汉奸，也可能危害其统治，便不容许其再存在下去了，因而发生所谓“三藩叛变”。康熙十年，尚可喜奏请由长子之信王广东，十三年又请自己归老辽东海城；清廷令其率诸子藩属及所部佐领尽移归。吴三桂、耿精忠（继茂子）也感觉不安，奏请撤兵，探听清廷意旨。在满官米思翰、明珠、莫洛等的主张下，清廷便下令徙藩于山海关外。吴三桂遂于十二月以“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的旗号，反对清廷，并以“兴明讨虏”的口号，希望取得汉族人民的支持；明年又自称周王，宣布恢复蓄发和服制。

吴三桂揭起反清旗帜后，一面派周宝、王屏藩分路出湖南、四川，一面派人往各省联络。饱尝了清廷歧视和八旗压迫的汉奸伪军，如贵州巡抚曹申吉、提督李本深、湖南巡抚卢震、四川巡抚罗森、广西将军孙延龄、提督马雄、襄阳总兵杨来嘉以及福建耿精忠、广东尚之信，都相继响应；陕西提督王辅臣亦以平凉响应，占领全甘。赣南、赣西的南康、都昌、萍乡、袁州、安福、新昌等州县，均为吴军占领。耿军分三路入浙江，也占领浙南、浙东一带。台湾郑经（成功子）亦派人和耿精忠联络，相约互为配合。长江以南，除苏南、皖南及浙、赣各一部分外，并四川、甘肃，全脱离满清统治。

但由于汉奸们，尤其是吴三桂，在人民面前所作的罪恶太大，得不到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同时，吴三桂等也自始就没有反清到底的决心，所以他一面在军事上，只是防御，屯兵岳州、洞庭沿湖，与武昌、宜昌、荆襄清军对峙，一面又请达赖喇嘛出面调停。

在清廷方面，感受当时形势严重，便一面尽其八旗全力，命顺承王额尔锦、贝勒尚善，率主力进屯湖北，当湘赣，并以硕岱为前锋，继又加派安亲王岳乐专攻江西；莫洛及贝子董额当川陕；王辅臣反清后，又派大学士图海为“抚远大将军”；康亲王杰书、贝子博勒塔领兵趋浙江、简亲王喇布镇守江南。一面集中力量打击吴三桂，宣布吴三桂为反复无常的“逆贼”；对其他方面，尽量分化、收买、劝降。一面尽量笼络附清的汉奸伪军，提拔新人充任将帅，如蔡毓荣、徐治都、万正色（湖北方面）、李之芳（浙江）、杨捷、施琅（福建）、张勇、赵良栋、王进宝（陕西）等，为其出死力。结果，他们在这次战争中，比战斗力已衰退的八旗兵，对满清发生更大的作用。

因此，一方面，王辅臣、耿精忠、尚之信等及其他各部将领，多相率降清；一方面，清军以正面牵制吴三桂于岳州、洞庭间，岳乐以奇兵由江西袭取长沙。吴三桂败退至衡州，于十七年三月称皇帝；八月三桂死，孙吴世璠继位称帝。清伪一面由广东、江西、湖北三面攻湖南，一面以汉奸伪军赵良栋、王进宝等为主力攻四川。吴军不断败退，清伪军攻占四川、湖南、广西后，便从三面进攻云贵；吴世璠、吴应麟等逃至云南。二十年，赵良栋等伪军首先逼近昆明，吴世璠自杀。这一场清伪军的大火并便告结束。至此，清廷便进一步限制“边疆提镇”的汉奸兵权，限其“常来朝见”，减少营额，“兵权不……令久擅”。

并吞最后抗清堡垒的台湾　郑成功、张煌言等以台湾为最后的抗清基地，建立汉族自己的独立政权，用南明永历年号。康熙元年，成功死，子郑经继承他的位置；十三年，乘吴三桂等反清，收复漳泉诸州，旋又沦陷；十八年，刘国轩等又分路攻福建，大败清总督郎廷相，清军将士死伤甚多。及吴三桂在湖南失败后，清廷便以长江及洞庭水军全部调至闽海，加之汉奸李光地等组织武装，充任向导。十九年，新收复之澄海等地区复告沦陷，郑经、刘国轩等并被迫放弃金门、厦门两岛，退回台湾。

郑经、刘国轩领兵攻闽的期间，满清一面派奸细入台，收买侍卫冯锡范等，发动叛国的政变，剥夺“总制”陈永华兵权，袭杀“监国”郑克臧（经长子），另立小娃娃克塽为傀儡。郑经退回台湾之明年亦死。二十二年，清廷派施琅攻台，冯锡范等便挟克塽投降，这块最后的抗清基地便沦陷了。清廷嘉奖冯锡范卖国功劳，特赠封伯爵。

文字之狱　另方面，清廷在全国的统治确立后，感到汉族人民和中间层知识分子反清情绪仍很普遍，便采取血洗政策，来对付一切有民族情操的知识分子，甚至吹毛求疵，扩大屠杀，企图以此来压服汉人的反满思想。这种思想不可能消灭，血洗政策便长期继续。其中几次最大的屠杀事件：

首先为康熙三年的庄廷“明史之狱”。浙江乌程富人庄廷得明臣朱国祯未完成的《明史稿》，集学人增损完编，号曰《明书》，署为己作。其中对明清间的情况，多据实直录，且表现一些思明反清的民族情操，如云：“长山衄，而锐师饮恨于沙磷；大将还，而劲卒销亡于左袵”；斥孔有德、耿仲明为叛国；满清入关后，仍以南明为正统。罢官的归安知县吴之荣，丧心病狂向清廷告发；清廷下令，庄氏家族、作序人、参校人——凡列名书中者——买书者、卖书者、刻字印刷者以及地方官，连同其家属半成丁一律残酷处死，妻小徙边远为奴，已死之庄廷，从坟墓里挖出碎尸万断。

次为康熙五十年的戴名世《南山集》之狱。戴著《南山集》，载思文帝事迹，并采入桐城方孝标所著《滇黔纪闻》。戴方两家五服内的男女老少数百人，一律处死、充军，其他有关系的人，也都处死或流徙，方孝标开棺碎尸。

次为雍正（世宗胤祯，一七二三——一七三五）七年的吕留良、曾静之狱。遗老浙人吕留良，明亡后，拒绝清廷征聘，削发为僧，著书宣传攘夷。湘人曾静读留良书大喜，派门生张熙至浙求全书；又修书令张熙往见川陕总督岳钟琪，劝其继承岳飞遗志，共同举兵反清。猪狗不如的岳钟琪，反会同满官，使用假装同情的欺骗手段，得知曾静等计划和所有关系人。雍正便将已死的吕留良及子吕葆中、门生严洪逵枭首戮尸，留良门生沈在宽零刀细割处死；杀灭吕氏、严氏、沈氏全族；尊信吕氏学说之黄补庵、车鼎丰等一干人等，本人杀头，家族充军。对曾静、张熙又玩弄另种骗局，为他们伪造口供，编为所谓《归仁说》；合雍正驳吕留良学说的各种文告（主旨在说明满汉一家），辑为所谓《大义觉迷录》，颁行全国学府，定为士大夫必读之书。

此外牵连较少的，有雍正三年的汪景祺之狱。景祺《西征随笔》及《功臣不可为》等著作，有责难康熙、同情已灭族的将军年羹尧的内容；被处死，亲属充军。四年的钱名世之狱。名世作诗颂年羹尧征西藏功；免职发回原籍管束，榜为“名教罪人”。五年的查嗣庭之狱。查为江西正考官，以“维民所止”为考题；雍正认为“维止”二字系斩“雍正”头的意思，将嗣庭监禁致死，并剉尸枭首。陆生柟之狱。生柟著《通鉴论》，批评君主专制，被杀头。八年的徐骏之狱。徐骏诗有“清风不识字，何得乱翻书”，又奏章写“陛下”为“狴下”，被杀头；诵徐诗者也处死。

乾隆（高宗弘历，一七三六——一七九五）时，如徐述夔诗“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一边”，沈德潜“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全祖望“为我讨贼清乾坤”，或因作者已死，掘坟开棺碎尸，或严重治罪；他如段昌绪圈点吴三桂讨清檄文、齐赤若刊吕留良遗书、彭家屏藏明末野史，甚至胡中藻在广西以“乾三爻不象龙”作试题，也都处死。像这类事情，多不胜举。其中以鄂尔泰、胡中藻之狱，内容较复杂。当时清廷官僚，“满员……依附鄂尔泰，汉人……依附张廷玉”，形成两个派别。同时鄂尔泰、鄂昌父子是汉化颇深的满员，鄂昌作诗也称蒙人为“胡儿”，依附鄂的汉员胡中藻等，则以实行篡夺的权门期待鄂尔泰。乾隆不只要打破汉员自相结合的派别，且要打击满员的汉化和私家树党，便借端兴狱。

对外侵略　清廷又以扩大对外侵略，去消耗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力量，转移汉人的反满视线。康熙时：

与俄罗斯封建王朝，对黑龙江、尼布楚边界的争执。康熙十四年俄使至北京，要求互市、换俘、定界；清廷借口其不交回流亡，拒绝谈判。二十一年便遣郎坦领兵入俄境探虚实，随即于宁古塔修战舰、建立军运驿道；出兵袭击雅克萨，俘虏俄军官兵。二十四年，正式宣布所谓“征俄令”：派彭春领陆军万人，水兵五千人，进攻雅克萨，迫俄军撤退；俄将额里克谢（即图尔布青）败退至尼布楚，巴什里等四十人被俘。清军拆毁雅克萨城。但顽强的俄罗斯民族，于清军撤退后，又重新筑城固守。二十五年，清廷又出兵进攻雅克萨，额里克谢战死；但其军民仍顽强抵抗，坚守城塞。最后于二十六年开始议和，二十七年成立《尼布楚条约》。

二十九年，会新疆厄鲁特蒙古噶尔丹，与外蒙喀尔喀部间战争；康熙便以噶尔丹不听诏令作口实，亲率大军侵蒙，三十年划外蒙为三十旗，与内蒙之四十九旗，同作为清朝藩属。三十四年又进侵准噶尔（厄鲁特），斩首数千，活捉数百，并掠夺其牛羊、驼马帐幕器械。三十五年又亲督大军，最后把厄鲁特征服，划为二部二旗，并把阿尔泰山以东的地区全部征服。在军事征服以后，他们又不断采取各种阴毒政策，去摧毁这个优秀的民族。如所谓“众建”，即把蒙族分割为互不相属的内蒙、外蒙、河西厄鲁特、金山厄鲁特，且又分割为互不相属的各盟，并限制盟长的权力，只给各旗长以“世治其民”的自治权……。

五十七年，借口策妄那不坦（噶尔丹侄）侵入西藏，便派色楞、额伦特等率满、汉军及青海各少数民族武装入藏；却被策妄杀得大败，额伦特亦中枪死。明年又命皇子允禵率重兵驻西宁，又明年派平逆大将军延信出青海，定西将军噶尔弼出打箭炉，钳击拉萨。击败策妄，征服西藏，另立新达赖，俘前达赖送至北京；任藏奸康济鼐管前藏，颇罗鼐管后藏；并派将军领兵驻藏，以为控制，后至雍正时，又特设驻藏大臣。

雍正时：

因青海各少数民族，厄鲁特固始汗孙罗布藏丹尊、唐古特的大喇嘛察罕诺门联合反清；元年便命川陕总督年羹尧、四川提督岳钟琪率大军入青海，肆行剿杀，仅岳钟琪部五千兵即“斩首八万”。各少数民族的首长、喇嘛及其眷属，除被杀者外，均被俘虏，收其兵器、印绶。清廷便改西宁为府，并特设办事大臣。

七年，命傅尔丹领八旗兵屯阿尔泰山，岳钟琪率绿营屯镇西，期以明年会攻伊犁。噶尔丹策零（策妄子）求和，但清廷意在完全征服新疆；策零便进攻绿营兵于科舍图卡伦。九年，清军大举进剿，八旗兵中伏大败，生还科布多者仅二千人，定寿苏图等将官均战死。十年，策零转趋哈密方面，进袭绿营兵；岳钟琪一面派兵拒敌，一面派大军断策零后路，策零退走。清廷以绿营强过八旗，便将岳撤职查办，策零又东进至外蒙古，为三音诺颜郡王策凌所败，即所谓光显寺之捷，但策零主力并没丧失。十二年，清廷被迫暂停止对策零用兵，许其求和，议以阿尔泰山东西为外蒙与厄鲁特（准噶尔）分界；乾隆初定议。

乾隆即位后，更扩大侵略，他自夸“十全武功”，即平准噶尔二功、定回一功、平大小金川二功、平台湾二功、降缅甸安南一功、降廓尔喀二功。

（一）对于准噶尔，自和议成立后，一面进行分化和收买，因此引起其内部上层分子间的冲突；十九年，清廷收买的纳默库、班珠尔等率部二万余人“来降”。乾隆便于二十年派班第、永常为主将，从南北两路出兵，因有内应，兼准部自相冲突，清军遂征服准部，并大肆搜杀。但由于屠洗性的大剿杀，又引起准部反抗，他们并利用中俄边界的空子，坚持斗争。清军以更残酷的清洗办法，“合围剿杀，凡山陬水涯，可渔猎资生之地，悉搜剔不遗”。准族人口直接间接被杀者四十余万，占全数十分之七，其他十分之三尽逃入俄境。二十五年，清军完成了这种阴森残暴的屠杀任务，便宣布准部“敉平”，设置伊犁将军，筑城、建官、屯田。至此，天山北路全为清廷支配。

（二）征“缠回”。天山南路为回教民族所散布，乾隆二十年，清廷招降回部，以大和卓木（圣裔之意）布那敦归叶尔羌，统属各部，羁小和卓木霍集占于伊犁，掌回教。后大和卓木博罗尼都及霍集占均反清。二十三年命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进攻大小和卓木，劳而无功。二十四年命兆惠、富德分路南趋；他们均于趋叶尔羌途中，先后被围困；由于爱隆阿率兵救援，方得解围。同年夏，兆惠出乌什取喀什噶尔（疏勒），富德由和阗取叶尔羌。大小和卓木弃城西走，清军追至阿尔楚山、巴达克山，霍集占为巴达克酋长所杀，将首级送清军。清廷便于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乌什、阿克苏、库车、辟展及哈密、土鲁番、哈喇沙尔十一城，设办事领队大臣镇守，并以喀什为首邑，设参赞大臣驻屯。

（三）对西藏。自雍正以后，西藏政教大权，全为清廷驻藏正副大臣所控制，因此，便发生以朱尔墨特郡王为首的纪元一七五四年的暴动。暴动群众攻击驻藏大臣和清军，杀清都统傅青、左都御史拉布敦等。效忠其满清主子的达赖，便联合贵族武装进攻暴动群众。暴动在血腥的屠杀下平服了下去，清朝的支配地位也恢复了。一七九二年，乾隆又借口“藏中诸事任职达赖喇嘛及噶布伦等率意径行；大臣者，不但不能照管，亦并不预闻”；同时又以廓尔克侵藏为题目，出兵入藏“平乱”，把西藏全置于军事管理下，结果又制定所谓《藏中善后章程》，规定驻藏大臣成为西藏实际的最高权力者。

（四）征唐古特族。以大金川土司莎罗奔为首的大小金川唐族人民，实行民族自卫，拒绝清朝支配。十一年，清廷便派张广泗为四川总督，负责进攻唐族。莎罗奔等退至勒乌围，万众一心，依据地形险阻，并到处建立大小碉垒与外壕。清军毫无办法，并吃了苦头。而伪降于清军之良尔吉、阿扣，实际上也是来作情报和内应工作的。清廷后又改派岳钟琪、傅恒，他们一面惨杀良尔吉、阿扣等；一面避开碉垒防线，由两路合搜其后方；一面又招诱莎罗奔投降。十四年唐族人民在清军围攻与莎罗奔投降的情况下，便被迫接受：供徭役、纳军械、献凶酋等五条约束。不久，他们又重新联合，以小金川土司僧格桑为首，脱离清朝统治。清廷派阿尔泰、桂林等领兵“进讨”，都不断失利。三十七年又改派阿桂等，四十年始攻下勒乌围，顽强的唐族人民，又退至噶尔崖，继续抵抗；直至四十一年噶尔崖沦陷，清军才迫其降服。乾隆便以小金川为美诺厅（即懋功）、大金川为阿尔古厅（即绥靖屯）。

（五）侵缅甸。三十二年，清廷派杨应琚为云南总督，大举侵缅，深入至新街，扼缅阿瓦上游；但被缅军杀得大败，反致腾越、永昌被围。清廷便改派明瑞继任。明瑞与参赞额尔景额，一由锡箔路、一由孟密分路入缅，期会于阿瓦。结果两路未及会师，均丧师折将，连吃败仗。缅王向清廷求和，被拒绝。三十四年，又派傅恒、阿桂率陆军，并调闽粤水军征缅。阿、傅分路出师，共会于蛮莫，出伊洛瓦底江，缅水陆两军均列阵江口抵抗。清军哈国兴率水军、泛江而下，阿桂、阿里衮率陆军沿东西两岸，齐头并进。缅军败退，坚守老官屯。缅王孟驳遣使议和；清军胁于水土瘴疠，双方便罢兵。五十五年，清廷一面约暹罗夹攻缅甸，一面派人诱降；缅王被迫，派人“入贡”、“受封册”。

（六）侵安南。清军初侵入云南时，大越王（安南北部、南为广南）黎维禔曾遣使劳军；康熙五年，嗣王黎维禧又缴送明思文所予封敕，清廷封其为安南国王。乾隆五十一年，借口安南内乱，即阮文岳、文惠等的所谓“西山党”统一安南，驱除黎氏王族，派粤督孙士毅及提督许世亨率兵一万余侵安南。五十四年，清军下富良江，占河内，另立黎维祁为安南王。清军奸淫掳掠，越人纷纷反对；阮文惠等便大举反攻，孙士毅、犁维祁北走，许世亨及所部万余人，均被挤入富良江溺死。文惠胜清后，便派人求和，并遗兄子光显“奉表入贡”。乾隆自顾清军已腐败不堪作战，加之连年侵略战争，国库亦已空虚，便同意阮光平（即文惠）求和，五十五年光平至清廷朝见，即封为安南国王。

（七）侵廓尔克。廓尔克是居于藏印间山区的一个小民族，即所谓尼泊尔，他们素与西藏互市，以土产易西藏的食盐、毡子等。西藏大大提高征税，并于食盐中掺土。乾隆五十五年，廓人便武装入藏掠夺。清将巴忠从中调停，议定西藏每年给予廓尔克一定赠品，廓尔克对清朝入贡受封；明年因西藏不予赠品，廓人责索不得，便深入藏境掠夺，并进占札什伦布。清廷便借口出兵，派福康安、海兰察率兵入藏，大举进入廓尔克境，攻占尼泊尔，迫阳布。廓尔克酋长请和，议定对清廷称藩、受封、进贡。廓尔克便成为清之藩属。

清廷不断对外侵略的结果，一方面，不只直接消耗兵力，且消耗国库，增加人民负担，反而扩大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一方面由于疆土扩大，藩属增多，也直接间接扩大了国内外市场，这在客观上却反对了满清的闭关政策。

第九节　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封建制的崩溃（二）

汉族人民的反满斗争　满清统治者，想尽并用尽各种办法，来防止汉族人民的反抗；但随着社会矛盾的发展，汉族人民的反满斗争，不只持续着，且不断地深入。自明朝灭亡以后，他们的斗争，虽多与“反清复明”的口号相联系；但所谓“反清”的真实内容，是推翻满清统治，“复明”是恢复汉族地位，并非要恢复朱氏皇朝的统治。

人民反清的武装斗争，在康熙时的数十年间，自始至终都没有停止过，最著名的，二年有福建王铁佛为首的起义，十二年直隶（河北）人杨起隆等计划夺取北京，十九年又以起隆为首在陕西起义，二十七年有夏逢龙为首的武昌兵变，四十六年有李天枢、朱六非为首的云南人民起义。规模最大的，是朱一贵、黄殿、李勇、吴外等为首的台湾人民起义。朱一贵本福建长泰人，入台湾以畜鸭为业；联合义士，组织群众，于康熙六十年四月起义。他们攻占府城及诸罗凤山，七天之内，占领全台；清总兵欧阳凯等被义军打死，清军及官吏相率逃走。众奉一贵为义王，后又改为中兴王，建元永和。他们宣布恢复汉族冠服，并禁止起义群众抢掠人民、奸淫妇女……。由于参加起义的秀才林皋等与降将刘得紫之流，受满清收买；六月满清大军进攻，他们便出卖民族和人民，从中响应。起义军在内外夹击下失败，朱一贵被俘，解至北京，慷慨就义。

另方面，从康熙到雍正时，便进入三点会、哥老会、白莲教、天理教等深入的地下活动阶段。

三点会又名天地会、三合会……，成立于康熙十三年，创始人为明末义士，据传为福建之蔡忠德、方大洪、马超舆、胡德帝、李式开（即前五祖），与湖广之吴天成、洪太岁、姚必达、李式地、林永超（即后五祖）等。他们的宗旨（纲领）是“反月（清）复汨（明）”；组织原则是“同生共死，结为桃园兄弟。姓洪名金兰，结为一家，天为父，地为母，日为兄弟，月为姊妹……两京十三省同心一体，讨灭仇敌，恢复明朝”；组织纪律是“三点暗藏革命宗，入我洪门莫通风（严守秘密）；养成锐气复仇日，誓灭清朝一扫空”，不许诈骗、背盟、卖友……并有二十一规则及十禁、十刑；组织的群众基础，不论何人，只要赞成其宗旨、服从其组织原则和纪律的，均得入会，可说是一种很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他的缺点，是没有规定以下层群众为基础和规定其领导地位，所以其团结力虽不差，但后来每为官僚、地主、军阀所利用。参加其组织的人数很多，深入到全国各阶层，并在华侨里面有不小势力。清廷视为最凶恶的敌人，用全力去侦搜，并以严刑酷罚去镇压。

乾隆时，台湾天地会布置起义；清廷派兵缉捕，他们遂以林爽文、庄大田等为首，揭起义旗。义军一开始便攻占彰化及诸罗凤山等州县，并进攻府城；清军得当地地主武装之助，亦仅保有府城及彰化之鹿港。清廷派福建水陆两军进攻，均吃了败仗；攻入凤山的清军中洪门弟兄，并实行倒戈起义，杀死清将郑嵩，占领凤山。清廷又尽派闽、浙水陆军队渡海；兵士多不愿战，“甫交绥即退”。最后清廷便派刽子手福康安、海兰察负责“剿抚”。明年春，林爽文、庄大田等，均战至最后，失败被擒。

哥老会，也是由反清志士创始的一种秘密组织，其基本精神与内容，均与三点会差不多，可能系从三点会分化出来的，活动的主要地区为长江流域。他们的组织宗旨及规约等叫做海底，机关叫做码头；首领叫做正副龙头，亦称山主，子承父充龙头者，称双龙头，下有内八堂、外八堂；入会叫做斩香，会员均为弟兄姊妹；见面有一定的暗语、暗号；不准民族血统不纯的人和理发匠等入会，只准明劫官库、官人，不准作偷盗。从乾隆时起，他们不断在武汉、九江、南京、扬州、南通、杭州及长江、运河等地，实行暗杀和捕走清廷官员及其眷属，保护正人，仗义行侠，专与官府作对；且在长江流域各地，揭起不少的小规模暴动和事变。清廷派陶澍为江苏巡抚，专对哥老会；他知道哥老会组织深入到抚台衙门里面，没到任前，先行化装明查暗访，与南京哥老会首领尤之金等斗法。绿营士兵也不少参加哥老会的，带兵官为骗取士兵拥护，常冒充龙头。清廷为对付他们，除镇压、破坏外，一面收买一些叛徒和流氓组织“清帮”，为其保护运河粮运；一面又创造黄天霸那样为官府当鹰犬的典型人物，从戏剧文艺方面来麻痹他们。

从元朝一直传流下来的白莲教，到清朝又发展为含有民族反清内容的民间秘密组织；他们宣言：劫运临头，清朝将灭。乾隆时，教主皖人刘松被清廷破获，处以充军甘肃的徒刑。“其党”刘之协、宋之清等继续活动，往来陕、川、鄂、湘各省，信徒甚众，并共奉河北鹿邑人王发生为首，称为朱明后人。乾隆五十六年，他们准备起义，被清政府发觉，除刘之协脱逃外，重要首领均被捕。清廷命豫、鄂、皖三省严密搜查，“奸吏蠹役，乘机敲诈”，任意“诬陷”。如“荆州宜昌等地之民，已无有能避骚扰之苦者”，小康率皆破产，贫民冤死的不可胜数。加之其时清廷严禁小钱，川楚一带受到损失的中小商人及私铸私贩者均纷纷不满，社会更加骚动。

嘉庆（仁宗颙琰，一七九六——一八二〇）元年正月，白莲教人聂杰人、张正谟、姚之富、齐王氏（齐林妻）等，从荆州、襄阳、当阳、郧阳各方面，同时揭起义旗；四川徐天德、王三槐、冷天禄等，陕西张士龙、张漠潮、张天伦等，均继起响应，他们共同的口号是“官逼民反”。他们采取一种游击战术：忽分忽合，忽南忽北，避实击虚，专行山径小道。义旗揭出后，各地教徒和群众，都纷纷响应、参加，烽火笼罩着川、楚、陕、甘。清廷前后派惠龄、明亮、勒保、恒瑞、额勒登保、福宁等及各省督、抚、将军、都统协力“会剿”，虽对暴动群众和领袖，大批地屠杀了不少，但都不敢深入，甚至残杀普通人民，向清廷塞责，暴动的火焰却越燃越大。清廷最后感知其腐化透顶的满官与八旗军完全无能，便于四年处死虚造战报的和珅，撤销一些满员；一面任用杨遇春、杨芳领绿营充主力；一面利用豪绅流氓罗思举、桂涵等一流人物，组织所谓“乡勇”配合；一面又令官绅协力，“筑堡团守”，尽驱居民入堡，实行坚壁清野。随着满清这种布置完成，至九年九月，白莲军便完全失败了，起义群众被屠杀者数十万，合计“两方死难之人，不可胜数”；再加入被清军屠杀的普通人民，更“不可胜数”。包世臣说：“教匪（白莲军）杀、掳、焚（？）而不淫，兵则杀、掳、淫而不焚（？），乡勇（地主武装）则焚、杀、掳、淫俱备；故除白莲教外，民间称官兵为‘青莲教’，乡勇为‘红莲教’。”

白莲教一个支系的天理教，又叫“八卦教”，活动的主要地区为冀、晋、豫、鲁。嘉庆时，乾卦教主为山东定陶张廷举，坤卦为山西猗氏邱玉，震卦为河南滑县李文成，巽卦为山东武城程百岳，艮卦为河南虞城郭泗湖，兑卦为山西猗氏侯国龙，坎卦为河北大兴林清，离卦为山东城武张景文，其中以出身木工的震卦李文成为总教主。他们暗中预备兵器、旗帜，并操练战术。林清（药店学徒）令教徒纳根基钱一百，得分地一顷，可见他们有分土地的要求和主张；清又以根基钱救济贫困，可见他们的阶级立场。

嘉庆十七年正月，他们在滑县道口集议，推林清为天王、冯克善为地王、李文成为人王，决定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午时一同起义。文成暗组人皇府，以牛亮臣为军师，宋元成为元帅，预制“大明天顺李真主”旗帜。林清在河北，一面发出暗语号召“专等北水归汉帝，大地乾（乾隆）坤只一传”；一面秘密布置内监刘金、阎进喜等，俟嘉庆临围场围猎时，袭取北京。但李文成在预定日期以前，被滑县衙门发觉，被捕入狱，并斩断足胫，当地教徒便提早于九月七日起义，劫狱救出文成，并进取浚县；河北长垣、东明，山东曹县、定陶、金乡各县教徒，均相继响应。清廷派杨遇春、杨芳率大军“进剿”，围攻道口，屠杀男女老幼万余人。文成等退入滑县，群众都死力守城拒战；十二月，清军用火药轰毁城楼，文成妻张氏又率众巷战一昼夜，最后自缢。文成率四千人突围，逃至辉县山中，最后亦失败自焚死。另方面，林清于九月十五日，派教徒数百人潜进北京内城，自伏黄村接候滑县援军；午时，内城教徒分攻皇城东华、西华二门，刘金等亦发动内应。但东华为护军所拒，而攻入西华门者，至隆宗门，清皇子及诸大臣皆率家奴出战，群众或战死或被俘。同时，林清亦于黄村被捕。嘉庆闻警，急驰归，磔杀林清等。

天理会的这次起义，就这样结束了。

此外，乾隆三十九年，有清水教王伦等的起义，攻占堂邑、阳谷等县。

另方面，由于清朝的闭关政策和市民阶级的矛盾，嘉庆时，又发生沿海武装走私的大商队，即所谓“粤闽浙沿海之艇盗”与清廷间的武装冲突。这种大武装商队，最大的，福建有蔡牵为首的一股，广东有朱、朱渥为首的一股。他们一面与内地的“粤商”“闽商”相结合，“粤商”“闽商”“载货出海济牵用；商归岸，伪报被劫”；一面又贩运安南及南洋各地土产济内地商人销售。南洋各地因需要中国商品，如安南并常助以船械。沿海清朝官厅，为着对付他们，便特造一种叫做“霆船”的巡逻舰，“闽商”也便给他们“更造船之大于霆者”。由于清军以海盗对待他们，他们便常联合起来抗拒清军。嘉庆九年，蔡牵等共以八十余大船运米数万石至广东，然后以空船转入闽浙沿海；温州总兵胡振声，派兵阻击，被他们打死，清廷便派大兵进击。十一年，清军进袭他们于台湾鹿耳门以内；他们“散钱四百余万赂闽兵”，三十余舰始得“突围出海”。十二年，清军一面“断岸奸接济”（即断绝沿海商人和他们的交易关系）；一面派兵至粤海驱逐，直追至黑水洋，企图消灭他们。由于清水师总统李长庚“误中弹”致死，他们才得回到安南海上。十三年蔡牵等“自安南回棹（回航）”，与朱等同航闽浙沿海；自浙回航至闽海，被清军轰死，蔡牵亦于十四年被清军围攻于绿水深洋，船裂沉于海。至此，这两个海上的武装走私大商队，便被清廷歼灭了。

至道光时，（宁宗旻宁，一八二一——一八五〇）再加上欧洲资本主义商品浸入的影响，更加速了封建农村的崩溃，尤其在南方。林则徐说，“国日贫，民日弱”，主要原因，却并非由于“烟不禁”，而是由于封建农村的崩溃和农民普遍穷困。所以在鸦片战争以前，广西、福建等处，都相继发生农民暴动。

回族人民的反清斗争　乾隆四十六年，甘肃循化回民以新教首领马明心、苏四十三等为首，“聚众杀旧教徒，屠官吏”。清总督勒尔锦，捕住马明心。群众攻占河州，勒囚马走兰州；群众又进回兰州，“绕城噪索马明心”。勒等反将马残酷处死，群众便猛攻兰州。清廷一面撤勒尔锦职，以软化群众；一面派李侍尧、阿桂率军夹击。暴动失败，苏四十三被杀，侍尧等对新教徒实行大屠杀。四十八年，以伏羌阿訇田五等为首，以“为马明心报仇”作口号，再次起义，占据伏羌、静宁各山险，以连结石峰堡。清军“进剿”，田五受伤身死，但“继起者更盛”；清廷又一面逮捕李侍尧等，以软化群众斗争情绪，一面派大军“围剿”。暴动失败后，清廷下令大杀新教徒，并永远不准立新教。

另一回教民族“缠回”族，在民族矛盾的基础上，直接又由于清廷驻喀什噶尔（疏勒）参赞大臣斌静及其部属，对“缠回”族人民肆行压榨和淫掠；嘉庆二十五年八月，便以张格尔为首，举行起义，进攻喀什噶尔，旋退至那林河源一带。道光二年，清军巴彦克图“进剿”不遇，乃纵杀游牧之布鲁特妇女小孩百余；布鲁特酋长沐列克等进击清军，将其二百余人全歼于山谷。六年，各部都相继响应，张格尔等大败清军于浑河，清领队大臣乌凌阿等均战死；旋又克复喀什噶尔及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尽杀清驻军，清将军庆祥自缢。清廷大惊，七年，急派长龄、武隆阿、杨遇春、杨芳等率兵四万入新，会于阿克苏，分三路合击喀什噶尔；至浑河北岸，张格尔隔河列阵拒清军。由于两杨率绿营力战，清军方得渡河，占领喀什噶尔，张格尔率众退至敖罕。清军一面派两杨穷追，一面拿郡王等官爵去诱降各部，孤立张格尔。张格尔旋被擒送北京，被道光寸裂处死。

九年敖罕（即浩罕）等部，又奉张格尔兄玉素普为和卓木，重新揭起义旗。十年，围攻喀城及英吉沙尔、叶尔羌；清大军迫进，方解围。清廷只得许其通贡市议和。二十七年，加他汉等又以“复仇”为号召，重新揭起义旗，脱离清廷羁绊。

苗族的反清斗争　雍正时，鄂尔泰任云贵总督，为着不让苗区成为反清的秘密基地，便实行“改土归流”（即取消苗区，改土司为流官）。自此，官僚、地主纷纷进占苗区土地，并诱迫农民迁入。苗人步步被挤，住区不断缩小、分割；加之官、商、地主利用苗人较落后，剥削特别残酷。乾隆六十年，铜仁石柳邓等首先起义，湘西吴半生、吴八月及吴廷礼、吴廷义、吴承绶、石宗四等相继影响，便开始了苗民大暴动，湖南、贵州、四川三省苗区普遍竖起义旗。他们的口号是“打到黄河去”，“不到黄河心不死”；战术原则是“官有万兵，我有万山；其来我去，其去我来”。清廷派福康安、和琳、刘君辅、额勒登保等由三省分路“围剿”，在苗区尽情烧杀；但没能使暴动气焰减低，福康安且被义军战死。后来采用汉奸刽子手傅鼐的阴谋计划，即一面竭尽民力，建筑数千里周长的碉堡封锁线，实行所谓稳扎稳打；一面对暴动苗人内部，进行离间、分化和收买。由于他这种毒计的实行，嘉庆四年以后，清廷便把经划善后的责任全交给他。在暴动苗人方面，由于没有（也不可能有）明确的方针和领导，也由于群众的疲倦，他们没有方法去巩固和维持战斗情绪，也由于叛徒吴陇登之徒的叛变，苗奸的内应；轰轰烈烈的大暴动，便终于在傅鼐的阴谋和清军的屠刀下失败了。但暴动群众和其领袖，为苗族人民利益所作的英勇斗争和惨烈事迹，是永垂不朽的；叛徒、内奸吴陇登之徒，则遗臭万年。

湘南和粤北的徭人，是苗族的一个部分。湘粤奸商恶霸及无赖，得官府庇护，对徭人常“欺其愚”，肆意“侵侮”，并每每“强劫徭寨牛谷”。道光十一年，便以赵金龙（湖南零陵锦田徭人）、赵福才（常宁徭人）等为首，举行起义，占领两河口。清军鲍友智等合兵“进剿”；他们便退入蓝山（湖南蓝山）、五水徭山，又据九疑山为根据。清军成喜等均吃败仗，湖南提督海凌阿并在蓝山战死。

湘粤徭人相继参加，人数“甚多”，即分为三股：赵金龙率连州八排及江华、锦田各寨徭人为一股，赵福才率常宁、桂阳徭为一股，赵文凤率新田、宁远、蓝山谷徭为一股，每二三千人为一路，配成犄角行动。清廷一面派卢坤为总领军，由两广湖南三面合击，一面诏示战略：“诱徭至山外平野之地，聚而歼之。”义军被诱迫，离开山区，三股均集于常宁洋泉镇，遂堕入清军“聚歼”的圈套；各守隘清军“进逼合围”。群众相继死伤，赵金龙亦突围死。清军无论老少男女，尽行屠杀。

湘粤徭暴失败后之三个月，广西贺县徭人盘均华等起义响应，东进至江华，失败被擒。至此，清廷便下令屠洗八排徭区。幸“清兵入讨……死者甚多”，致清将“惮徭寨之险”，“草草蒇事”，徭人才没有被杀尽。

闭关政策和华侨　满清入关以后，看到经济较发达，市民阶级力量较大的东南、西南沿海沿江地区，正是反满的中心地区，而且最坚决；市民阶级直接间接支持了并参加了斗争。沿海的反满斗争，不只常和海上的武装商队相联结，且常和海外华侨相联结；同时，代表市民阶级思想的黄宗羲、王船山等人，也都是始终不降清，甚至是反满武装斗争的直接参加者和组织者；与武装商队相联结的海上武装，则是其长期间无可如何的一种敌对武装。因此，他认为汉族的农民可怕，是其最主要的敌人外，也半自觉半不自觉的，认为市民阶级也是他政治上的敌人；国内市民阶级和海外华侨相结合，就更觉可怕，与东来的欧洲市民阶级相交接，接受其思想和技术（如他们所看到的大炮）影响，会使他更不好治。所以他不只要阻止国内市民阶级经济的发展和其阶级的成长，更要截断国内和华侨的联结，和武装商队及海岛武装的联结，和欧洲市民阶级的接触。为此，他厉行闭关政策，他成为民族的牢狱。

因此，他对于海禁，比什么还要严厉，不只宣布汉人出洋为“自弃王化”，即视为“化外之民”。而且不论官民，一律杀头，并没收其货物及全部家产；地方保甲连带负责，也一律处死；文武官吏失察，则免职治罪。但这种封锁政策，对于市民阶级，尤其对沿海“舶商”和华侨，是生死攸关的；他们不仅实行冒险走私和武装抗拒，而且又酝酿着一种反抗的潜流和舆论。清廷为着和缓这种情势，于康熙二十二年，消灭郑氏为首的反清政权、占领台湾后，便于明年把海禁稍稍放宽，准许小船出海；但不仅须具连环保结，取得官府批准和执照，限制去处；而且限制人数及其随身自卫武器（如每船炮不过二门，鸟枪不过八杆，腰刀不过十把，弓箭不过十付，火药不过三十斤）。后来他知道海外华侨人数很多，力量不小，生活、思想等方面又都不对头，觉得很可怕。五十六年又把这种很小限度的开放也下令停止，并宣布永禁华侨回国，取消他们国籍；对沿海的封锁，采取更积极严密的措置和部署。

沿海市民阶级和海外华侨，反封锁的斗争，便是武装商队的强力走私，并形成为蔡牵、朱等那样强大的武装商队。

华侨不仅为着反满清的封锁，而形成强大的武装商队，而且和东来的葡萄牙、荷兰、西班牙那些盗匪式的武装商队作斗争，更需要自己的团结和相当武装。“没有华侨，就没有南洋群岛的开发”；他们辛辛苦苦，祖孙相承，和南洋各民族建立友好通商、和平相处的关系，南洋成了其第二家乡。那些在国家支持下，惯行海盗政策的欧洲商队东来后，并实行殖民地侵略，到处排除华侨，对华侨和“土人”，肆行极野蛮残暴的屠杀和财产掠夺。华侨不只得不到本国政府的任何援助，而且在清廷看来，正好借欧洲海盗的屠刀，给他除去一个敌人。所以孤军作战的各地华侨，他们联合“土人”和欧洲海盗的斗争，是极其壮烈凄惨的；许多地方都相继失败，成为血泊。欧洲资产阶级则在这种血泊上面，摆设其殖民地的筵席。

在印尼，以矿商罗芳伯为首，形成了三四万人的武装力量。罗芳伯是广州嘉应人，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泛海至坤甸（印尼西婆罗洲）东万律山（金山）开采金矿。他们联合印尼人民，抗拒荷兰海盗的侵袭。纪元一七七七年，他们建立一个现代式的兰芳大总制共和国，以东万律为首都，共选罗芳伯为元首，以国名纪元，定是年为兰芳元年。

兰芳共和国的元首，叫做“大唐总长”（也称大唐客长），并设副总长（也称参谋或军师）；总长因故去位，新总长未推出前，副总长代理国务。总长副总长均由众人推选，其他高级官吏，也都由众公推。国体采取“为公”不“为私”的原则。国务由总长处理；立法与国内应兴革事业，则由众议决。总长以下，有管理司法、财政、军事等长官，均集于总长府的大厅办公。地方行政分省、府、县三级。另于各要地，如万那、万诸居、淡水港等处，分设掌管司法的裁判厅或副厅（如新埠头）；关口设稽查赋税及人口出入的老大（译音）……。

此外，有国家兵工厂，造枪炮武器；国家资本的兰芳公司，开采金矿。振兴农业，扩充市场为国家要政。又开设学校，聘请中国儒生任教授。刑法分死刑、体罚和游街示众；犯抢掠和奸淫者处死。军制为全国皆兵的征兵制，平时各自练习拳棒射击，有事抽调入伍；重要的边远地方，平时派兵置将防守，如勇将吴元盛防守戴燕、上候、新厘等地。

兰芳十九年，罗芳伯病死，公推江戊伯继任总长；二十四年江戊伯回中国，便由副职阙四伯代理国务。三十六年，戊伯死，众推宋插伯继任。四十五年插伯死，众又推刘台二继任。以后又相续有古六伯、谢桂芳、叶腾辉、刘亮官、刘鼎等继任总长。这个共和国，由纪元一七七七年开始建立，到一八八六年被荷兰帝国主义并吞止，共有一一〇年的历史。

当时，和他们联合的印尼民族，还相当落后；共和国的主要基础，只是几万华侨。这样一个孤立的小共和国，自然挡不住欧洲资本主义的侵略。荷兰侵略者的殖民地政府（巴达维亚）成立后，便不断侵占共和国的领土。兰芳四十八年，荷兰殖民政府与共和国订约，以加士巴河为界，河东属共和国，河西属殖民政府，条约用汉、荷、印尼三种文字；而荷兰殖民政府，又阴谋送给共和国总长刘台二以甲大（Captain即地方长官）的官衔。兰芳七十年，与荷兰资本有联系的刘鼎继任总长，擅改年号为乾兴（刘鼎名）；荷兰殖民政府便乘机把条约撕毁，并委刘鼎为甲大，置于邦戛。华侨便以鹿邑大港公司为中心，组织武装与殖民政府战争，大败荷军，并克复邦戛。刘鼎复位后，反率兵进击大港公司；同时又与荷殖民政府订立密约，议定刘鼎死后，共和国领土全归荷兰，殖民政府则以巨款偿刘鼎。纪元一八八四年刘鼎死后，荷兰殖民政府便根据密约，夺取共和国首府东万律，撕毁兰芳大总制国旗。华侨又联合印尼人民，推梁路义为总司令，发动抗荷战争；继续数年，华印军连获胜利，荷军死伤甚巨。殖民政府便阴谋分化和巨金收买；刘鼎子恩官、婿叶汀凡及其他买办郑正官、吴桂三等，便都贪利忘义，从内部进行破坏。至一八八六年，荷军以优势兵力进攻，华印军则内受奸细牵制，军火也不能接济，便最后被打败，梁路义逃往吉隆坡。但荷兰殖民政府，恐中国政府责问，仍不敢归并共和国领土；后以清廷无动静，才以之归入坤甸“土司”管辖。

兰芳共和国，虽然倾败了；但它却是其时中国市民阶级的一种思想、一种要求、一种制度、一种力量的具体表现。但这种华侨资产阶级，被满清排之于国门以外，以致没能从国内来直接发挥作用。

闭关政策和外国资本主义　民族牢狱的满清统治，不只封锁中国人和商品出口；也封锁外国商品，尤其是外国商人及他们的思想和技术进口，不使其和中国人民接触。他不让中国人——一贯反对他的中国人，知道世界有“五大洲”、有“万国”，知道那些国家的情况；只让中国人知道：除天朝以外，都是蛮夷小邦，人物、物产、文化都远远不如中国。

因此，他严禁任何中国人带一个“西洋人”进口，也严禁任何一个“西洋人”自由进中国经商；更不准“西洋人”刊经传、立讲会，中国人前去听讲、入教、尤所严禁。西洋各国使节来中国，限定只能到广州，由广州总督衙门派人监送去北京，沿途不许和人民接谈。西洋商船一般只准到澳门，也只准和澳门华商进行交易；不准夹带西洋人进口和华人出口，也不准载废铁及饭锅外的铁锅等东西出口；停泊大小船不能超过二十五只。如越出这种禁令，外商、华商及地方官吏，一律严办。特许到广州通商的，也只准和“公行”往来交易；“公行”在实质上，是代表政府的买办机关。自然，禁令只管很严厉，并没能完全阻止中外商人的私相交易，贪贿著名的沿海官吏，也及于无非走私的关系人；但对于正式的通商贸易，却是严重的桎梏。

而当时的欧美，英国经过纪元一六四〇——一六四九和一六八八年两次资产阶级革命后，虽没有彻底胜利，却已建立起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政权，并在十八世纪完成了产业革命。法国资产阶级，接着也有一七八九——一七九四年的大革命，发表了“人权宣言”，废除了封建的等级、身份和特权，摧毁封建旧政权，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权。美国资产阶级，经过一七七五——一七八三年的第一次独立战争，发表独立宣言（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宣布十三州独立。至一七九三年，英国正式承认十三州独立，北美也正式成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国家。意大利的烧炭党，也从一八三〇年揭起了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最先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又首先完成产业革命的英国，便最先提起对国外市场的迫切要求；对地大、物博、人众的中国，他更要求撤除封锁，准许其“自由贸易”。自然其他各国的资产阶级，也相继有同样要求。但此恰和满清的立场及闭关政策相矛盾。

因此，英国再三要求和中国正式成立通商关系，至纪元一七一五年，康熙始允许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广东官署订立合同，准英商到广州贸易。清廷为防止英华商人广泛接触，又于一七二〇年组织一种专经手与英商交易的公行，即有名的“十三行”；同时限制外商，只准住公行的商馆，不准自由行动。英商要求和华商“自由贸易”，提出反对；清廷把它停止了一个时期，但觉得太可怕，一七六〇年，乾隆又正式把它恢复。广州的各级官吏，除抽收额外商税外，又常向他们索取贿赂。

到广州的，除英商外，继续还有荷兰、美国、丹麦、瑞典、葡萄牙、法国等国商人，但英商占主要地位。英国资产阶级为着想打开局面，便于纪元一七九三年，以英王乔治的名义，派马加尼使清；要求：（一）许英商在舟山、宁波、天津等港通商；（二）求舟山附近小岛一处，为贮收货物之所；（三）英国派公使驻北京；（四）废止澳门广州间通行税……。乾隆的答复是“天朝无所不有，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为着“加恩体恤……俾得日用有资”，仍只准“在澳门开设洋行”，收买“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等。嘉庆时，东印度公司试图拿兵舰来扣开关门，派舰进到澳门，清廷便集结军队准备战争。由于英国当时还没进入帝国主义时期，主要目的在争取“自由通商”，而不在战争。所以在清廷决定作战时，英舰便退去。

另方面，在当时那样被限制的情况下，英国来华贸易的，主要是东印度公司垄断下的不正当商人和不正当商品，其输入品，除百分之二十五为棉花外，鸦片常占百分之五十；反之，其正当商人和正当商品反而较少。鸦片输入数量并不断增加：至乾隆三十二年增至一〇〇〇箱，四十五年增至四〇五四箱，嘉庆二十五年增至五一四七箱。道光元年（一八二一）至七年间，平均每年增至九七〇八箱（换去银八七二五六〇〇元）；道光八年至十五年，平均每年增至二一八八五箱（换去银一三四〇三〇〇〇元）；道光十五年至十九年，平均每年增至三五四四五箱。鸦片和其他输入品的比例，如道光元年为四〇六〇〇〇元比八〇二四六〇六元，至道光十四年则变为一一六一八七一六元比四八二〇四五三元。这种反常现象，正表现英国政府所支持的对华贸易的不正当性的发展。在中国方面，鸦片毒品输入，每年平均要消耗白银数百万元，当然要影响人民生活和国家财政。在封建农村崩溃日益严重，国家财政收入日益减少的情况下，清廷便益直接感受鸦片输入的严重。因此，自雍正七年（一七二九）随便下了一道禁烟命令后，至嘉庆元年（一七九六）再下令禁止鸦片输入和国内栽种；到道光时满朝都觉得汲汲不可终日了，便于十六年（一八三六）下令厉行严禁。

英国政府，支持鸦片输入中国的政策，第一为着其财政的收入，第二想拿鸦片来摧毁这个古老帝国的财政和人民生活，第三是它对满清死硬闭关政策一种反动行为。但英国一部分官吏和正当商人，却并不主张坚持鸦片输华，只主张要求中国放弃闭关政策，准许其“自由贸易”。所以鸦片的输入，不是英国非坚持不可的；它所非达目的不止的，在于正式通商关系的成立。但满清的中心精神，不只在禁止鸦片输入，最重要的还在于坚持闭关政策；解除海禁，准中外自由贸易，是绝对不容许的。在这种矛盾的基础上，战争便不可避免了。

道光十四年，英国政府取消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许权，拟直接和中国打开通商关系；其所派之驻华正副商务监督律劳卑（亦译作拿皮楼）、大卫、鲁滨等，亦于是年来到中国。广东总督卢坤和律劳卑因争论文书程式（即公函或具禀之争），便下令停止英国通商，封锁其食物供给，并派兵包围商馆，断绝水陆交通；律劳卑亦命英舰两艘冲入黄埔。旋律劳卑因病退至澳门身死。卢坤下令恢复英国通商关系，但不准派监督官。十六年，英政府废止监督官，派义律（Elliot）为领事，取缄默缓进政策；但商务关系仍无改进希望，清廷并令广东总督加多限制。至此，英政府便打算用炮舰来攻击满清的闭关防线，命义律转取强硬态度，坚持鸦片贸易自由。因此，十九年林则徐至粤，令英商估报存储鸦片，英商不应；下令禁止其通商，断绝其接济，始被迫交出鸦片二〇二八三箱。则徐将其尽数焚毁，投灰于海；义律便率英商退至澳门，表示抗议。则徐继又令各国通商官吏具结：商船进口，“夹带鸦片者，船货没官，人即正法”。义律表示不能同意，但请派人至澳门会商。则徐严予拒绝。义律便炮轰九龙挑战；同时，英政府即于纪元一八四〇年（道光二十年），令东印度舰队司令梅德兰（Sir Frederich Metland）以保护英商利益为借口，率舰数十艘进入中国海。伦敦资产阶级报纸，则从事其国内舆论的准备和动员鼓吹，例如《每日电讯》说：“应该鞭打每个穿蟒袍而敢于侮辱大英国旗的官吏……应该把那些中国将军，个个都看作海盗和凶手，吊在大英军舰桅杆上……。”这种颠倒是非的宣传，不只是英国资产阶级的拿手戏，而又表现了战争是英国政府的预定步骤。梅德兰见林则徐在广东有相当准备，便采取其传统的海盗战术，沿海北犯，正式向中国进攻。“鸦片战争”就是这样爆发了。

战争在英国资产阶级方面，是一种帝国主义性的侵略战争；中国沿海人民，最著名的如广东“平英团”的抗战，是民族自卫的正义战争；满清朝廷的抗战，主观上系为着保卫其垂死封建统治，是保守的，客观上抵抗英国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性侵略，又有着正义的一面。人民的抗战，没有得到适当的领导、援助和配合。英国侵略者战胜了腐朽无能的满清朝廷，便开始拿不平等条约来束缚中国，并绞杀中国已发生的资本主义嫩芽，把中国的商业资本、原始积累的资本，驱使其直接间接为外国资本服务。中国便结束了专制主义封建制的统治，从此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制的过渡时期。

中国市民阶级反闭关斗争的失败，妨害中国资本主义的前途；英国资产阶级的“长枪大炮”打垮清廷的闭关防线，则把中国推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歪曲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前途，并给中国民族带来了百余年的磨难。

第十节　制度　宗教　哲学　科学　文艺

制度　明清政权的实质，是地主统治农民的政权，市民阶级是明清时期的新东西，也是处在被统治地位。不过在明初，太祖对被统治的人民，多照顾了一些，以后随着土地的两极化，便表现为极端性的大地主政权；在清朝，却加多了一层民族统治的特点。

明朝中央政权机关的组织，左右丞相、相国不久便取消，皇帝以下，直设吏（内政）、户（财政）、礼（教育）、兵（军政）、刑（司法）、工（工矿）六部，正副部长叫做尚书、侍郎，权力比过去大；成祖以后又设殿（如××殿）、阁（如××阁）大学士，多由尚书兼，“入阁办事”，“入阁预机务”，叫做内阁。另有都察、翰林、太医各院，大理、太常、光禄、鸿胪、太仆各寺，国子、钦天、上林各监，通政使、行人、尚宝各司；此外有东厂、西厂、锦衣卫等特务机关。这在南北两京有同样组织，不过南京各机关没有实权。清朝中央政权的组织形式，同明朝完全一样，只是由于民族统治的特点：（一）雍正以前实权在王大臣会议，以后在军机处；（二）各部均设满汉双职；（三）特设管辖各少数民族与外交的理藩院。同时，清朝不在南京设立一套机关。

地方行政区划和系统，明朝于北京畿辅地区，特设顺天府尹外，以河北、江苏为南北两直隶省，由中央直接管辖；分全国为山东（治济南）、山西（治太原）、河南（治开封）、陕西（治西安）、四川（治成都）、江西（治南昌）、湖广（即湖南北，治武昌）、浙江（治杭州）、福建（治福州）、广东（治广州）、广西（治桂林）、贵州（治贵州，即贵阳）十三省；省以下为府、州、县（普通州辖于府，直隶州则并辖县）。王阳明为着对付江西农民军，又开始在县以下建立了一套恶毒严密的乡、保制度。统辖几个省或大省军权的为总督，辖省的为巡抚；专管民财各政的为布政使，与之并立的为管刑的按察使；省以下为知府、知州、知县；乡、保长则由地方豪绅充任。清朝也承袭明制，只是：（一）江苏不为直隶省，改为行省；（二）总督巡抚兼领行政，各行省于巡抚以下，设布政使、按察使、提学使、道台等分管民政、司法、教育、财政。

参加政权的办法，在明朝，贵族、大官僚以至大宦官的子弟，都有特权；在清朝，满洲贵族以至一般满人、旗籍人员和大汉奸的子弟也有特权。对一般地主参加政权（在清朝为汉人参加政权），则实行科举考试制，府、州、县考及格者叫做诸生（清朝叫做庠生、秀才）；省考乡试及格的叫做举人（亦称孝廉）；京考及格者，一甲三人为状元、榜眼、探花，二甲、三甲为赐进士、赐同进士出身。会试三年一次。考试的科目，明宪宗时起创为“八股”，清朝看到“八股”是束缚思想的最好办法，便更加推究和提倡。考试能否及格，实际并不决定于投考者的学识，而是决定于夤缘和纳贿，明清都是一样，所以不只举人、进士没有酸秀才的分子，甚至穷小子连秀才也不易考上。

作为防御其政权的军队组织，明朝于中央设五军都督府，全国各省、府、州、县及要地设卫所。京师有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三大营；于谦又建立团营制，成立十大团营，后又增至十二。地方以五六〇〇人为卫，一一二八人为千户所，一二〇人为百户所。此外，州县有民壮，边区有士兵，沿海有防兵和民兵。兵士的来源：原来的老兵、投降之兵、犯罪充军之兵，为子孙世袭军籍外，皆由于招募。清朝的兵制，已如前述。

维持其统治的刑法。明朝法律，太祖时根据唐律及明初三十年经验制定“大明律”，共六零六条，后又不断有增附；内容为“名例”一卷、“吏律”二卷、“户律”七卷、“礼律”二卷、“兵律”五卷、“刑律”十一卷、“工律”二卷。但实质上，不只其内容主要在约束人民，而且法律的本身也只是具文，例如特务机关的的任意杀人、夺产，并不根据任何法律。刑制仍为笞、杖、徙、流、死五刑。但明朝皇帝和特务机关的所谓“廷杖”，却是五刑以外的酷刑。清初的“大清律”，一面以“大明律”为基础；一面应用其入关前的奴隶制法律，编为成文，来加于汉族人民；一面适应民族统治的特点，特增加和扩大反抗等罪，分外残酷，已如前述。乾隆时又编为所谓“清律例”，即律与例之合集。因此，其刑制除五刑之外，又有黥刺、凌夷（零刀细割）、剉尸、绞或上吊笼、诛九族等酷刑，备极惨暴。而此都是用以对付汉族（及他族）人民的，满人则并不受这种法律的约束，犯罪并不施用这种刑罚；汉人则动辄便是触犯刑章，遭受杀身灭族，甚至无故株连，所谓“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而况满清统治者对于各民族，尤其对汉族人民，是任意屠杀的，并不要法律作根据，满人皇帝和贵族放屁也是法律。

宗教　统治阶级的宗教为道教、佛教，由于社会矛盾的复杂剧烈，明清都尽量利用其统治工具的宗教。明朝对道教，除尊崇张天师的全国教主地位外，又加封张正常等“真人”尊号，食二品官俸；宪宗以后，所谓“真人”、“高士”，“充满都下”；世宗时，邵元节、陶仲文等深入宫廷，参预国政，仲文并受封伯爵。此外于首都设道箓司，府设道纪司，州设道政司，县设道会司。清廷完全按照明朝办法，并尽量利用他们，“日恃其支离之说，以愚流俗（人民）”，只是清廷皇室本身不信道。对于佛教，明清均有僧箓、僧纲、僧正、僧会各司的设立，主要在推行小乘教。统治西藏等少数民族，明朝利用佛教之另一流派的喇嘛教红教，大封其教徒为法王、国师、佛子，并许其世袭。清朝更大大利用喇嘛教黄教，（宗喀巴宗教革命后之新教），乾隆时并正式宣布为国教；一面在北京建立雍和宫（喇嘛庙），皇室相率信奉，据传顺治也去到五台山为僧，清朝的皇太后们，多喜尊称她为佛爷。它特别利用喇嘛教去统治各少数民族，如对蒙古，到处建立宏壮华丽的喇嘛庙，如罕庙、大庙、黑庙、王爷庙、百灵庙……同时在行宫（避暑山庄）所在的热河承德，建立八大喇嘛庙，作为各少数民族的永久办事处。满清原来的宗教萨满教，则在其入关后，便日趋式微了。

回教是回族、“缠回”等民族的宗教；在明清时、内地汉人入教的也不少；不过他们入教后，便同时成了回族的构成分子。

由于市民阶级的抬头，西来的基督教（内分天主教即旧教、耶稣教即新教），在明朝便开始流行起来。到明末，华人信教的“达数千”，其中除徐光启、李之藻等少数进步官僚外，大都是沿江沿海的市民。除沿海沿江以外，北京也有教会的设立。满清对基督教，采取严格的取缔、压迫方针，然到“鸦片战争”前，在沿海沿江各省教徒已很不少；但在鸦片战争前后，特别在以后，外来的传教师，便大都是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暗探和先锋，其教会又同时成了文化侵略的机关；中国教徒的阶级内容，也是以买办阶级占支配地位了。

农民的宗教，有白莲教、天理教等；三点会、哥老会的组织，也带有一点宗教的形式和内容。

哲学　这时期的哲学，主要有三大流派，即代表地主阶级的哲学流派，市民阶级的哲学，农民的哲学流派。哲学家特别多，屈指不下数十人；尤其是明清之际，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错的基础上，代表市民阶级的启蒙思想，有着颇丰富的进步的内容。

代表地主阶级流派的哲学家，仍有朱熹学派、陆象山学派的分别。在明朝，朱学派较著名的有薛瑄（父为教谕，瑄官至礼部右侍郎、翰林院学士）、胡居仁（布衣终其身）、罗钦顺（官至吏部右侍郎）、吴与弼（躬亲耕稼）、吕柟（官至南京礼部右侍郎，创“吕氏乡约”、“家无长物”）……。陆学派较著名的，有陈献章（家富有，从祀孔庙）、娄谅（女为宁王宸濠妃）、湛若水（官至吏、礼、兵三部尚书）、王守仁（父华官吏部尚书，守仁以平江西农民暴动、西南徭民暴动及平宸濠有功，历官赣南巡抚、副都御史世袭锦衣卫百户、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兼巡抚，受封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世袭，祀文成公、从祀孔庙）及其门生钱德洪（浙派）、邹守益（赣派）、王畿等。明清之际和以后的哲学家如刘宗周（家居布袍粗饮）、孙奇逢（率子弟躬耕）、刁包（明亡后，不仕清）、陆世仪（主张抗清，拒绝清朝征聘）、李二曲（家不富，不仕清）、陆陇其（康熙时，官至四川道试监察御史）、李光地（汉奸哲学者）等，大都是调和朱王（王守仁）之学的。其中以王守仁、李二曲的影响较大。

王守仁（阳明）最初研究朱学，他说“格物”格了三年，毫没得出门径；后改变方法，“专从自己内心去追求，不从各种事物方面去追求”，便恍然大悟。他认为人类的“心”即精神，赋有一种先天的“良知”；“格物”只在“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致知”则在体现这种本来的“良知”，使不为外物所蒙蔽。一切外界的自然之理（天理），也都包含在“我们内心的良知”之内；外界的“事事物物”，都是依于“我们内心的良知”而存在的。由此他便达到“心明便是天理”的主观观念论，即王船山所谓“绝物”的“恍惚空明之见”的结论。他的“致良知”的功夫，主张实践，实践的方法是“知行合一”，这在一方面，是有积极因素的；但他的所谓实践或“行”，不是对于客观世界的实践，而是内心修养方面的实践，又不免减低其意义。

李二曲（名颙，字中孚），是从“寒饿清苦”中出身的。他对于朱陆，不“抑彼取此”，而是调和两说。所以他主张根据陆象山、王守仁、王畿、陈献章、朱熹、吴与弼、薛瑄、胡居仁、吕柟等两方面的著作，去研究本体论（明体），即认识论。同时，由于其时代的影响，又主张研究《文献通考》、《吕氏实政录》、《历代名臣奏议》、《律令》、《农政全书》、《水利全书》、《泰西水法》、《地理险要》等适用科目。在认识论上，他一方面，“认为道无往而不在”，给予人类便成为先天的“性善”，为“天地之常经”，表现为“人生伦纪”（即三纲五常），也就是“无一毫人欲之杂”的“天理”；一方面又说“言性而舍气质（存在），则所谓性者何附？所谓性善者何从而见？如眼之见，此气也；而视必明，乃性之善”。这样达到近似于二元论的观念论结论。但二曲却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哲学家，并不像毛奇龄、朱彝尊之流那样丧失志节，为满清服务；清廷几次强迫他做官，他至于拿绝食和自杀去抵抗。

代表农民的哲学家，主要有王艮（心斋）为首的所谓王门异端。王艮以下有朱光信（出身樵夫）、韩乐吾（出身窑匠）、林讷（出身商贾）、夏云峰（出身农夫）、陈剩夫（出身卖油工人）、王元章（出身牧羊人）、周小泉（出身戍卒）以及颜山农、梁汝元（化名何心隐）、李卓吾（贽）等。

王艮自身和其父都是泰州安丰场的盐丁（灶丁），少年时曾代其父服官役；他常利用空余时间学习，从其自身和穷人的现实生活，去推解《孝经》、《论语》、《大学》，自成一套理论。王文刚说王阳明的学说同他一样，他便亲去江西见守仁，“自据上坐，辨难久之”，没有辩过守仁，遂“自称弟子”。退后，终觉守仁的见解和自己“不合”，“明日入见……复上坐，辨难久之”。所以他和王守仁的见解，自始至终都是“不合”的。“还家”后，“自制小车北上，所过招要人士”讲学……“人聚观者千百……。守仁闻之不悦；艮往谒；拒不见”。“守仁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气势；艮以布衣抗其间，声名反出诸子上。”他认为哲学并不是空虚、玄妙的东西，“民众日常的生活条理处，就是圣人的条理处……，圣人的道理，是与百姓日常生活没有不同的；一切不合于百姓日常生活的，都是邪说”。这在认识论上，是恰和阳明哲学相反的唯物论。在政治论上，他接受了墨子“兼爱”的论点，主张人我互相亲爱：要人爱我，我必先爱人；人不爱我，我就应当反省；反省就是“格物”。这是其一种素朴的平等思想。他们的要求是：没有贫富和贪污暴政，穷人得自由安居生活的一种社会。

代表市民阶级思想的主要人物，在明清之际有王船山（夫之）、黄梨洲（宗羲）、朱瑜（舜水）、唐甄（铸万）、戴震（东原）等。他们一致反对佛、道及汉唐宋明的儒家学（只有梨洲以阳明哲学的形式，说明自己的内容），以复古的孔孟学的形式，去表现其思想，提出时代的要求，反对封建的超经济的榨取方式，主张个人主义的国民之富；反对封建迷信和思想的束缚，要求解放个性；反对君主专制的政体，主张没有皇帝的民主政治；反对保守和空谈，主张实用之学；反对损害人民的战争，但主张民族自卫战争……。

王船山的唯物论，可谓他们哲学思想的代表。首先他肯定“物质即存在，是精神所依存的”（气者，理之依也），“实际精神都存在于物质里面，物质无不具有精神。物质存在于宇宙中，宇宙无非物质”（若其实则理在气中，气无非理；气在空中，空无非气）。而且客观存在的世界，是变动不息的，发展的，并有其“必然以符自然”的法则。从这里，进入他的进化论。他认为最元始的一种叫做“缊”的客观存在的气体，“初无定质”，但“庞杂内塞”；由于其本身具“阴阳之体”的对立契机，“相荡”、“相叛”、“相越”以引起运动，成为“其必然之理势”，后来便产生“天地人物”。万物的产生，由于“先有其可生之材（物质元素），乃乘其生理而生之；既有其已生之材，乃就其生机而厚之，无不因也”；由于“天地之间流行不息”，所以“天地人物消长死生”，都随着“自然法则”（自然之数）无穷止的前进；“来可见，往不可见；来实为今，往虚为古；来者生也”；“非但人物之生死然也；今日之日月，非用昨之明也；今岁之寒暑，非用昔岁之气也”。由于这样无穷止的运动和“万变”，便引起“由一而万”、“有而富有，有而日新”、“备于大繁”的无止的进化。转入到人类社会的历史方面，他认为“中国之天下”，“太昊（伏羲）以上”，是“取舍无据，所谓饥则呴呴，饱则弃余”，同“禽兽”差不多的社会；“轩辕（黄帝）以上”，是一种“不能备其文（无文明）”，和“夷狄”一样的“部落社会”；以后才进入文明时代。因此他认为“泥古过高，菲薄方今”的儒者，是“蔑生人之性”。“就事谕法，因其时而酌其宜，即一代而各有驰张，均一事而互有伸屈。”而且中国社会从商周以来，已变了三次。每当未变之前，固不知会变成怎样，但变却是必然的。如说周秦之际的那“一变”，是由于“封建（即初期“封建）不可复行于后世；民力所不堪，而势在必革也”。到了他的时代，“惩其差舛而改法”，亦“不容不改者也”。“改”就“革命改制”，“建一代之规模”。“改”成怎样的社会呢？他说：“天下共同的意见：必将是公天下的前途；天下将不是一姓所私有”（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一姓之私也）。但最后他又回到进化主义说：“习久而变者必以渐。”

其次，他反对束缚个性的封建迷信和愚民教条，又认为欲望（人欲）是人类的本性，是和自然法则一致的（理欲皆自然）；束缚人类欲望的发展，就是违反本性，即天理（有欲斯有理），人类是“没有绝己之意欲以徇天下”的；应该让各人尽量发挥本性，去满足其自己的欲望（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其次，他极力反对宦官、官僚、“故家大族”、“墨吏猾胥”以至秀才、贡生、举人等“操细民之生命”，靠封建剥削吃饭的阶级；同时主张“纾（解放）富民”，说“大贾富民（市民阶级），国之司命”，“士……医……农、工、商、贾”才是于社会有用的人民。最后关于土地关系，他主张禁止超经济的封建榨取，任各人自由活动，便能解决土地问题，如说：“诚使减赋而轻之，节役而劳之，禁长吏之淫刑，惩猾吏之恫喝，则贫富代谢之不常，而无苦于有田之民；则兼并者无可乘以恣其无餍之欲，人可有田而田自均矣。”

船山的思想，从今日看来，自然还是比较素朴，问题很多；然产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相当伟大的。

黄梨洲在论“财计”、“田制”（《明夷待访录》）等问题上的主张，是反映了其时市民阶级的经济纲领。（一）他主张讲求“民富”，“以工商为本”。（二）主张统一货币，并使其“流转无穷”；开设银行（宝钞库），发行有“本钱”随时可以兑现的钞票（民间欲得钞则以钱入库，欲得钱则以钞入库……），以便利“仕宦商贾”；同时反对朝廷和特权富贵之家屯藏货币，妨害流转。（三）反对超经济的封建赋税制度和其时的土地关系，认为那都“是有天下者以斯民为仇”的具体表现；主张把全国耕地“每户授田五十亩……余田……以听富民之所占”，同时按土质分别“田土之等第”，上者二百四十步，中者四百八十步，下者七百二十步为一亩，再酌之于三百六十步，六百步为亩，分之五等，地税均“以十一为则”。这在取消封建剥削最基础的绝对地租，解决严重的土地问题，由此达到“人民繁庶”的目的。

最重要的，还是他的民主思想。他说：“古代是以人民为主体，皇帝为客体：皇帝一生的勤劳筹划，都在为人民服务。今也反以皇帝为主，人民为客；天下之所以不得一处太平，就由于一切都为着皇帝的利益。”“因此，天下最大的祸害就无过于皇帝了；如果没有皇帝，人人就都得享受应有的权利。所有人民都厌绝皇帝，把他看作敌人、独夫，完全是合理的。”“皇帝以官吏为家奴”，官吏也“不对全国人民负责”（吾无天下之责），“天下公共利益没人去作，公共的害处也没人去除”，这都是不对的。“国家的治乱，不应从朝代的兴亡去看，只应从人民的痛苦或幸福去看。官吏如轻视人民的痛苦，即使能帮助皇帝巩固统治，或跟同殉国，也都是违反自己的天责。”这颇有一点“人权宣言”的精神。最后，他提出一种较原始、素朴的议会制度，主张“公其是非于学校”，“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以学校作为代议机关，皇帝和各级官吏均定期向学校作报告，备质问；“天子也不得以自己的是非为是非”，而要取决于学校的“公……是非”；“政事缺失，小则纠正，大则向人民宣布”。

唐甄的《潜书》，与梨洲的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比较更激烈。他认为政权的主要任务，在于以“富民为功”，在使“农安于田，贾安于市，财用足，礼义兴”；人民富了，国家社会就蒙其利益，“千金之富可惠戚友，五倍之富可惠邻里，十倍之富可惠乡党，百倍之富可惠国邑，天下之富可惠天下”。“皇帝并不是上帝和神圣，也都是普通人”，应和人民生活一样，做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抑尊》篇说得明白）。但“自秦以来，所有皇帝都是贼子……杀天下之人而尽有其布粟之富……所过之乡、镇、城市，无不劫洗屠杀一光……将士、官吏杀人，实际也都是皇帝所杀……”。“如果上帝令我治杀人的罪犯，我就有办法处置他……身为皇帝无故杀人，千刀万剐也还不够抵罪。”可是“从秦朝到现在，已屠杀了二千多年”。因此他说，这种局面该终止了。往何处去呢（或将复乎）？他说：国家应该以民为主，“国家若无人民支持，那里还有四项要政？国防靠人民巩固，财政靠人民负担，政府靠人民支持，官吏靠人民供养。为什么看见政权不看见人民呢？”他又说：“自然和社会的法则原是平的（天地之道故平）……人类的天赋也原是一样的（人之生也无不同也）。但现在却很不平啊！……舜王和禹王他们，同人民生活也是一样……因为恐怕不平，天下就会大乱。”

亡命日本讲学的朱舜水，思想的基本精神和立场，也与王、黄等差不多。颜元的思想，也包含着市民要求的成分。顾亭林、戴震等，则一面还表现王、黄思想的倾向；不过另一面，已失其积极的精神，而转入于朴学。这里均暂不论述。

他们的思想，是由于市民阶级和市民阶级经济的中落，便随同中落而变质为朴学。到嘉庆道光时，由于市民阶级重新抬头，资本主义生产重新露出嫩芽，又产生龚自珍和魏源的启蒙思想。他们，尤其是龚自珍（定盦）、暴露和反对封建统治的黑暗与束缚，及满清统治的“民族牢狱”作用；提出市民阶级对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的素朴要求；同时不仅提出“更法”的要求和主张，而且预言暴风雨即将到来，期待人民起来革命。

科学　从明末到明清之际，在市民阶级经济的基础上，加上基督教徒带来的欧洲科学思想的影响，科学思想便有着相当的发展，上述代表市民阶级的思想家，都有相当的科学精神和天文、数学等常识。最著名的科学家，有明末的宋长庚（应星），著有《天工开物》。“用科学方法研究食物、被服、用器，以及冶金、制械、丹青、珠玉之原料工作，绘图贴说，详确明备。”（梁启超：《近三百年学术史》）最发达的是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农学、水利学：数学如顾应祥、天文学如朱世堉、邢云路等，都是继承过去传统，而有进一步成就；徐光启（文定）、李之藻（凉庵）及周子愚、瞿式谷、虞淳熙、樊良枢、汪应熊、李天经、杨廷钧、郑洪猷、冯应京、王汝淳、周炳谟、王家植、瞿汝夔、曹于汴、郑以伟、熊明遇、陈亮采、许胥臣、熊士旗等，都从传统科学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成果，而有着相当成就，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至今还有一些价值。明清之际最著名的几位科学家，如梅文鼎（定九）著有天文算学书八十余种；王寅旭（锡阐）有《晓庵新法》等多种著作，方以智（密之）又是博物学家，著有《通雅》。然随着市民经济的中落，加之清廷在其统治地位巩固后，对科学研究者实行迫害，连外来具有科学知识的教士，也一概驱逐出境（如康熙四十六年将教王使者送澳门监禁；雍正元年除为其服务的少数人外，尽驱西洋人出境），科学研究又趋中落。经戴震等把梅文鼎等的西洋算学与中国算学结合，如谓“西人三角即中国勾股……”，但主要还是“梅氏成法”。到嘉庆时，焦循（里堂，著有《里堂学算记》——内包“加减乘除释”八卷、“天元一释”二卷、“释弧”三卷、“释轮”二卷、“释椭”一卷等……），李锐（尚之）、汪莱（孝婴）等，尤其是焦循对算学（算术、三角、几何）、天文、历数方面的成就，基本上已抵于现代的水准。

在传统医术方面，最著名的医者，明朝有滑寿、吕复、王履等，清朝有喻昌、张登等。由于外来的影响，他们对脉理有进一步的研究，但基本上并没有打破传统的老套，仍没能把传统医术，根据丰富经验，提到科学水平。王履的《伤寒立法考》，对数千年没人敢非议的张仲景《伤寒论》，大胆的从“常与变”的观点，提出批评和增改，却是一点科学精神的萌芽。

国人翻译及外人译著的科学书籍，在明朝，主要有王徴《奇器图说》，徐光启与利玛窦（Ricci Matteo）合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徐译《测量法义》，李之藻《圜容较义》，孟三德（Sande）《长历补注解惑》，利玛窦《同文算指通篇》、《勾股义》、《辨学（论理）遗迹》、《万国舆图》、《乾坤体义》，庞迪我（Pamtoja）《人类原始》、《七克大全》，熊三拔（Sabtthinus deursis）《泰西水法》、《表度说》，邓玉函（Jean Terenz）《远西奇器图说录》、《人身说概》、《诸器图说》、《测天约说》、《黄赤距度表》，伏若望（Joas Fraes）《五伤经理规程》，王丰肃（Alfonso）等《譬学》、《寰宇始末》、《空际格致》、《西学治平》等等。在明清之际有孟儒望（Joao Monteiro）《天学略义》，艾儒略（Gulio Aleni）《万物真源》、《几何要法》、《西方答问》、《西学凡》、《职方外纪》、《性学觕述》，傅泛斋（Francisco Furtado）《名理探》，龙华民（Nicolao Longobardi）《地震解》，阳玛诺（Emmannel jeune Diaz）《天问略》、《天学举要》，汤若望（Johannes adam）《恒星历测》、《西洋测日历》、《恒星表》，南怀仁（Earlinand Verbiest）《验气图说》、《坤舆图说》、《仪象志》、《赤道南北星图》、《形性理推》，罗雅各（Giacomo Rho）《测量全义》、《五纬历纬》，戴进贤（Ignace Kagler）《仪象考成》。此外，关于兵器研究的东西，有《海外火攻神器说》、《祝融佐理》、《则克录》等。这主要是关于天文算学方面的东西，许多都是重复的；由于西来的教士，其中真有科学修养的是少数，大多数系重复他人的东西，作为敲门砖。但此对中国其时的科学思想，却发生了影响作用。

史学　王船山的《读通鉴论》，首先应用其进化论的历史方法，在中国，使历史研究成为科学的一个部门，这还是第一次——虽然，他所应用的方法，和欧美资产阶级的史学方法一样，还是不彻底的。从顾亭林开始，应用一种类似实验主义的“朴学”方法，去进行考证工作，又把史料的考证提到科学领域——虽然也还是不彻底的。

章学诚（实斋）的《文史通义》，提出“史学”、“史识”、“史法”、“史意”诸范畴；但他之所谓“史学”是关于历史事实和材料考据的知识，“史识”是说史家的认识力和判断力，“史法”是关于编著的范围和内容构制的方法；只有“史意”是历史方法论的意义，并说他的《文史通义》是“讲‘史意’的”。首先他认为历史的过程，是有着一种“当然”和“所以然的”规律（道）的。是一种什么规律呢？他说：“周公……适当……道统大备之时，是以经纶制作，集千古之大成，则亦时会使然，非周公之圣知能使之然也……。周公集治统之成，而孔子明立教之极，皆事理之不得不然，而非圣人异于前人……”因此，他的“史意”即系一种环境决定论的历史方法论。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他没有把王船山的历史进化论接受过去，其环境决定论的内容，仍不免贫乏。

成书在王、章以前的宋濂等的《元史》，自然没能应用其史学方法，而且是一部没有明确的民族立场的大地主的历史著作。张廷玉、张玉书、陈廷敬等的《明史》，虽成书在船山以后，但没有一点进化论的影子，它完全是满清御用的汉奸大地主的历史著作。而毕沅的《续资治通鉴》、马骕的《绎史》等，也没有应用历史进化论的方法。

文艺　这时期文艺的形式和内容，都有不少新的东西，其中尤其是小说和戏剧最发达。“八股”又只是知识分子用作应考试、取功名的工具，旧的诗文也渐成强弩之末。

新发展起来的形式，首先从戏剧说，明朝的“传奇”，打破了元曲的形式，后又演化为“昆曲”（南曲的直接演化）；但是“温文尔雅之致”的昆曲，只是中上层人们的东西。在民间却有各种生动的形式，如“弋阳腔”（江西）、“海盐腔”（江北）、“余姚腔”（浙东）、“徽调”（皖南）、“高拨子”（皖北）、“秦腔”（陕西）、“二黄”（发生于湖北，后又传到湖南两广），这最初都由“一种牧歌式的歌唱”而来，“是一种平民的野生艺术”。“二黄”并继承和吸收了上述各种形式的东西，便成了一种更完成的形式，又叫做“湖广调”；它渐次排挤昆曲，夺取其地盘。清廷统治者，便窃取这种民间形式，以“二黄为中心”，并吸收其他所谓“俗剧”的地方剧，抛弃其丰富的内容，而形成为“京剧”，即“平剧”。李笠翁对戏剧创作，提出一种写实主义的方法论。其次，在词曲方面，散曲在明初特盛；太祖起自平民，不识文字，对曲却特别重视，认为是富贵家不可缺的珍馐，各藩王均赐“以词曲千百本”。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他们的旧东西不只渐表现其内容的贫乏，且表现形式的死板和束缚；而民间流行的小调，如北方的《打枣竿》等，东南的《山歌》、广东的《粤讴》，其他各处的歌谣，则不只内容无限丰富，形式极生动活泼，即所谓“有妙入神品者”。因此，自明宣宗以后，统治阶级便抛弃民间的内容，采取其形式，而制为所谓“小曲”；所以说“我大明诗不如唐，词不如宋，曲不如元；不过《吴歌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铰丝》等小曲，可为我大明文艺的特创”（卓人月：《寒夜录引》。清朝乾隆中期，又把来自民间的军士的歌唱“八角鼓”制为一种歌曲）。以后明朝的曲如冯梦龙等人的作品，都步步接近语体；尤其是“小曲”作者刘效祖的《挂枝儿》、赵南星的《金钮丝》、《劈破玉》，归庄的《万古愁》，以及清朝蒲松龄的《问天》、《学究自嘲》，金农的《自度曲》，郑燮的《道情》，曹斯栋的《自述》……等，简直同现代语体诗形式差不多了。到鸦片战争前，招子庸的歌曲《听春莺》、《杨花》、《思想起》，无名氏的《马头调》等，实在就是一种语体诗。其次，小说方面，长篇小说虽还是章回形式，但已发展得更完成，如明吴承恩的《西游记》，尚不能肯定作者为何人的《金瓶梅》，清曹雪芹的《红楼梦》，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等，都应用一种较通俗的语言，吸收了民间的丰富语汇，描写的手法也都是很成功的。明朝短篇小说特别发达，如明末冯梦龙、周清源、古狂生等人的作品，也都是语言通俗，语汇丰富。

从文艺作品的内容分析，大致有四大流派：（一）代表大地主以至满清统治者和汉奸的流派；（二）代表中小地主的流派；（三）代表市民阶级的流派；（四）代表下层人民的流派。后三派，尤其是后两派，在民族斗争方面又是爱国派。

在小说方面，明朝的《英烈传》、《封神榜》、《平山冷燕》等，清之《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永庆升平》、《荡寇志》等，都是代表第一派的。明之《金瓶梅》、董说《西游补》（书中有“杀青大将军”等语，并批评了明末的黑暗）等，清之《聊斋志异》（表示对满清统治的不满）、《红楼梦》（暴露满清贵族的腐败）等，都是代表第二派的作品。明清之际的《儒林外史》（反对代表封建思想的儒生和科举制，并反映了一点个性解放的要求）、“古宋遗民”的《后水浒传》（说宋江死后，余部又从事抗金，失败后，李俊等率众浮海，在暹罗建立国家）、李汝珍之《镜花缘》（主张男女平等，并描写理想的都市——“君子国”）等，均系反映了第三派的一种素朴思想。金圣叹批注的《七十回本水浒传》（说宋江等并没投降……），则照顾了农民群众的立场。

在戏剧方面，明清创作的剧本很多，大都是代表（一）（二）两派的东西。如明的《三国志》（作者失考）、姚茂良《精忠记》、朱权《荆钗记》、张凤翼《红拂记》等，清无名氏《西川图》以及《十三妹》、《落马湖》等等，都是代表第一派的作品。明高明《琵琶记》、汤显祖《牡丹亭》等，清蒋士铨前期的作品《空谷香》、《豁免三厘半》等，都反映了中小地主的生活情调和要求。清杨潮观（笠湖）的《偷桃捉住东方朔》、《邯郸郡错嫁才人》、《黄石婆》等，讽示封建统治阶级垄断社会财富，并鼓吹个性解放，解除封建束缚，是市民阶级一种素朴思想的反映。清孔尚任的《桃花扇》，则反映了城市贫民以及樵夫渔民的爱国情操。《庆顶珠》（即打渔杀家）虽不算是代表农民的作品，却反映了他们受压迫的一面情况和反抗情绪。但此不过是一些例子。

在诗词方面，明刘基、三杨（士奇、荣、溥）、王世贞、王守仁等的作品，大都反映了大官僚、大地主的生活情调。宣宗（著有《御制乐府》）、武宗及不少藩王（如朱权等），则都是宫廷诗人。清之纳兰性德和舒瞻（本姓他塔那）等的作品，都在反映满清贵族的生活情调；康熙、雍正、乾隆等的许多诗词，则反映了宫廷的生活，并对汉族（及他族）人民，表现着强烈的麻痹、欺骗作用。钱谦益可算是清朝第一个大汉奸诗人，施闰章（愚山）、王士祯（渔洋）等的作品，可以代表为清朝服务之大地主集团的思想情调。吴伟业的《圆圆曲》、《言怀》等，表现他领略汉奸滋味后，还有点故国的回忆与良心反省；宋琬的《舟中见猎犬有感》等一类作品，表现伪官不好做及其与满员间的矛盾。唐寅（明）、袁枚（清）的作品，一面表现知识分子的浪漫气氛，一面也表现大地主的生活情调。明高启《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捕鱼词》，李攀龙《古意》，陈恭尹《读秦纪》，孙文篪《过古墓》，黄景仁《观潮行》、《圈虎行》，袁凯《客中除夕》，钱秉镫《田园杂诗》，刘绩《征夫征妇词》，梁鱼辰《拟金陵怀古》，冯惟敏《改官谢恩》、吕纯阳《三界一览》，厉鹗《醉太平》，清赵俞《溪声》，赵翼《晓起》，查慎行《雨后》，汪绎《田家乐》，朱瑄《祖龙行》，任兰枝《武侯祠》……等一类作品，都反映了中小地主的生活、情调。明清之际，徐夜的《得顾宁人（亭林）书》，舒位的《吊史阁部》，史盘的《为陈姬雪筝赋》，沈自晋《六犯清音》……则系这一派的爱国诗词代表作。王船山《滇谣五首》，黄梨洲《长夏》，朱舜水“……伤心胡虏据中原……横刀大海夜漫漫！”顾亭林“伤今已抱终天恨……”，则系第三派的爱国诗词。尤其是归庄的《万古愁》，可当作一篇反满反封建的檄文看；民间医士徐大椿的《时文欢》，表示了反科举的激烈情绪；龚自珍的《西郊落花歌》等作品，不只反映市民阶级自上而下的改革要求，且表现一点呼号革命的倾向。明张纲孙的《苦旱行》，不能说代表农民，但反映了农民的生活苦况。发泄人民怨愤的，主要是他们自己的歌谣：《耘稻要唱耘稻歌》，反映了农作辛苦；《阿母我不嫁》，反映穷人卖女还债的惨状；《乌烟食了真有势》，泄露人民对鸦片的仇恨；《跳虱有做开典当》，表现人民对高利贷吸血鬼何等愤恨；《羞羞羞》，反映小工、小商人的生活情绪；《起早起》、《参商伴侣》、《天长地久》等，反映了农村男女的真爱情，也反映了贫穷和恋爱的矛盾及其对封建束缚的反感；《亮月亮》，则表现其对男女不平等的反感（冯沅君：《中国诗史》下卷辑）；《推煤汉》、《雪》等，表现了农民工人的苦况及其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前揭《中国文学研究》所辑）；《大祸快临头！富人莫欢喜，穷人莫要愁！》（湘西南民谣），表现了农民的阶级反感和革命要求。

这时期画家很多，不胜枚举。明朝并特别重视画道，从太祖时设立画院，赠给画家以画状元等头衔和官位。最著名画家有赵原、周位、边文进、谢环、戴文进、石锐、吴伟、吕纪、林良、曾和、沈石田、文徴明、唐寅、仇英、陈白阳、陆包山、周之冕、李著、徐文长、陈鹤、董其昌、陈继儒、米万钟、倪元璐、程嘉燧、王思任、李流芳、张瑞图、王建章等。清朝不设画院，仅征集画家为宫廷服务。绝大多数文人不肯降清，隐居民间，不少人从事绘画。最著名的画家有王时敏、王鉴、王翚、周之冕、恽寿平、萧尺木、查士标、龚贤、罗牧、伊孚九、陈洪绶、金农、高凤翰、李鳝、黄慎、郑燮、励宗万、邹一桂、王宸、奚冈、方熏、沈芥舟、张浦三、余集、黄易、张宝崖、王学浩、俞宗礼、汤雨生、戴醇士、吴让之等。这时期的绘画，从明朝开始，在承袭传统画道的基础上，兼受了传入西洋画法的影响，许多画家创造了新的写生法，并注重配色，已与近体画接近。关于他们各自所代表的阶级流派，我手边没有充分材料来说明。

这时期的建筑，如明之岱庙峻极殿、龙兴寺（正定）摩尼殿、西安文庙大成门、北平文庙大成门、北平崇文寺正门以及宫殿的建筑和陵墓（如太祖孝陵、成祖长陵），承袭明朝的清之乾清门、乾清宫、坤宁宫、交泰殿以及陵墓（如太祖福陵、太宗昭陵）……基本上都承袭前代的作风、气派，只是规模较宏壮，作工较细丽。清朝的喇嘛庙，如承德八大庙及热北草地的罕庙等，则为中、西、藏合成式的建筑，林立的偏殿，有如堡垒。雕刻的石刻、银铸、铁铸、木刻等，基本上也都是承袭前代作风、气派；但也规模更宏大，作工线纹等更细致。如清太祖福陵的石马，并复以锦绣布片之状。明孝陵的石马、麒麟、狮子、骆驼、象、虎、獬豸、文臣、武臣、功臣等像，或立或卧，尤其是武臣、侍卫作左手按剑，右手拔剑之状，均表现一种生动活泼、气势雄豪的紧张气氛。其他明清各陵，大都仿照这种规模。铜器和御窑瓷器的美术化程度，也都“超迈前代”。这虽然都是宫廷贵族的东西，但都是人民血汗和民间艺人的手所创制的。在民间，象骨雕和果核雕，尤其到清朝，达到所谓“巧夺天工”的程度，如“象牙浮屠，高数寸，圆寸余；雕镂工细，窗、栏、檐、铎，层层周密，内设佛像，面面端整……以显微镜窥之称为‘鬼工’所作”；又如“雕核为舟，为沙弥罗汉，为各种器皿”，均特别精巧。这虽则都是供贵族娱乐的商品，但可见雕刻术的进步程度。

第十一节　结语

明太祖出身苦人，依靠农民起家，但终于靠拢地主，成了地主阶级的封建皇帝。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只可能有封建主义前途，这是不应深责的。他领导完成了反元民族斗争，一生无间断的施行并贯彻了各种改良政策；在封建皇帝中，他确是较伟大的。然他对功臣的处置，却不妥当，不如李世民；李世民在统一天下后，对功臣予以适当管教，又教功臣读书，使其各得发挥长处和作用，保全其忠节　——在封建皇帝处置功臣的办法，这是较好的典型。

明朝预备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条件，并在明末产生了资本主义幼芽，从而又产生新的矛盾，使社会矛盾复杂化。邪派、阉党操纵下的黑暗政治，又扩大了这种矛盾。正派、改良派与邪派、阉党的不断党争，前者不断被排挤，又使社会矛盾更复杂。农民和地主间的阶级矛盾随着土地两极化的进行，便更加越来越严重。所以英宗以后的邪派和阉党政治，不只阻碍了社会新因素的生长和发展，且削弱了明朝统治者自身。他不实施一些重商主义或重农主义的政策，便无法和缓国内矛盾，对“边患”和外族侵略，也就无力解决。明的垮台是不可避免的。

明朝的农民战争，最后归结为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两大股农民军。张献忠股农军，在反对腐朽的明朝封建统治方面是进步的；在乱烧乱杀，尤其是忘本，对自己阶级群众也乱烧乱杀，这方面却是反动的。李自成股的农民军，打下北京以后，便没能贯彻李岩、顾君恩等的方针；牛金星、宋献策等的流氓主义占着上风，使上下都陷于骄傲、腐化、堕落，以致内部自相冲突和残杀，丧失群众的同情和支持，也终于失败了。在农民大暴动的过程中，明廷如联合农民军抗清，是完全可能的，并完全可能粉碎满洲奴主贵族的侵略；而在那样外侮严重的情势下，明廷不只始终注重安内，始终无诚意去联合农民，只企图阴谋消灭他们。满清侵入北京后，李自成、张献忠农军残部奋起抗清，并主动去联明抗清，成了西南政权的支柱。这又一次证明：只有人民是明大义、顾大局的，是反抗侵略、保卫民族的柱石。

满清侵略者的政策，是极其毒辣的。但他之能完成侵略目的，建立“民族牢狱一式的统治，由于：（一）明廷给他做了清道夫；（二）大地主集团“认贼作父”，帮助敌人灭亡祖国；（三）南明各个政权中大地主分子，在垂死关头，犹只知争权夺利，互相排挤、牵制，甚至阉党继续操纵朝政，政治上仍没有改进；（四）没有把人民的抗清力量组织与联合起来，甚至统治阶级的所谓抗清政权也自相对立、冲突，如福建政权与浙江政权、广州政权与肇庆政权，这是最主要的……。

满清统治者，在汉奸的帮凶下，一面和缓了土地关系，一面摧毁市民阶级的经济，这直到鸦片战争前才复活起来，又被外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性侵略所绞杀。市民阶级在明末对封建统治的斗争，许多城市举行示威和暴动；但他们和农民暴动脱了节，没有与之直接联系和配合，便使其斗争表现软弱，没有持续性。他们在反清的斗争中，不仅依旧没有断绝对明朝的依靠，没有亲密的、有计划的去联合农民；而且在市民阶级本身也是分散的，不只没有把国内市民阶级和海外华侨结合起来，其在国内各城市也各自为战，这自然由于其历史条件的限制。但王船山、黄梨洲、唐甄等人，在当时有那种进步思想，却相当伟大。

鸦片战争前的形势，封建农村已经崩溃，在“民族牢狱”禁闭中的市民阶级，力量还很微弱；国际环境又起了巨大变化。在这种形势下，或者联合人民起来革命，推翻“民族牢狱”，走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途；或者就挨外国资产阶级的打，使民族陷入悲惨的命运。这在当时龚自珍就有这种估计。可惜龚自珍和魏源他们，在政治行动上，只一面请求清廷实行由上而下的改良，以符合市民阶级的要求；另一面却只希望人民起来革命，而不知从行动上去推动和组织人民。因此，便不幸走了第二个前途，把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留待无产阶级来完成。但历史已走了冤枉路。

本章一般参考资料：

（一）前揭：《中国通史简编》七至九章。

（二）拙著：《中国政治思想史》第十编；《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中国民族简史》。

（三）前揭：高桑著第二篇，及高桑有高合著。

（四）《明史·食货志》及《清史稿·食货志》等。

（五）前揭：章著乙编二至四章，丁编第一篇。

（六）《船山遗书》、黄梨洲：《明夷待访录》等，顾亭林：《日知录》等，唐甄：《潜书》，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等，魏源：《海国图志》等。

（七）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八）《鲁迅全集》；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中国短篇小说集第二集》。

（九）《世界美术全集》明清之部。

问题讨论：

1．对明太祖及其政策评价如何？

2．明朝经济发展的形势如何？

3．清朝的反动政策，对中国社会起了什么作用？

4．鸦片战争前的国内外形势的特点如何？

5．明初的对外侵略与郑和下西洋，有何社会意义？

6．明朝阉党政治产生的根据何在？起了何种作用？

7．明末农民大暴动给了我们何种经验教训？

8．反清斗争的阶级基础如何？有何经验教训？

9．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起了何种决定作用？

10．王船山、黄梨洲、龚自珍的思想内容及其社会背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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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一）本书第一分册脱稿后，我便匆促离开重庆没能续写下去。以后朋友们和书店方面再三催我完稿，并说读者纷纷催问。而我这部分由于时间限制，未能如愿。现乘养病的一点时间，勉强写成这部分。但由于时间限制，不只没能复写、三写，连修改也没来得及，粗枝大叶以致错误，在所不免，期待读者指教和原谅。他日如有时间和条件，当复写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的部分，俟手边有适当材料时当抽空完稿。

（二）原来打算对每个朝代，先分析总的形势特点，检讨其时的方针政策，叙述社会全面的发展过程，并说明其方针政策的得失。想在这方面对读者有所帮助，也因时间和手边材料限制，未能完全如愿。

（三）我的基本精神，在把人民历史的面貌复现出来；但这是一种尝试，还不能不期待读者的帮助。我虽然研究过中国史，但自问所知有限；任何人都有其所知道的历史事实和好的见解为我所不知道，所没有的。我想即那些很高明的史家，恐怕也是这样，何况我呢。

（四）关于公历纪年，因手边材料不够，仅愚勉强折算，可能有差错。

（五）这本东西，可说是江明和我共同努力的产品；尤其是文艺部分材料是她搜集的，意见也主要是她提出的。其次，继周兄帮我找材料，也提过一些可贵意见，应向他志谢。

著者

一九四八，二，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