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
Author: 桑兵
Date: 2020-05-18T16:00:00+00:00
Keywords: 历史; 中国历史; 民国; 清
Description: 本书收录了作者有关中日关系的十余篇专题论文，《甲午战后的中日关系与留日学生发端》围绕中日两国地位发生变化、文化交流的主要流向发生逆转之开端展开一系列考证；《“兴亚会”与戊戌庚子间的中日民间结盟》回溯了中日两国民间人士的首次正式联合，考察了中日两国民间人士对于中日关系的认 识的变化和尝试联合的努力；《辛亥时期的变政与日本》进一步分析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十到二十年就开始占据东亚思想领域主导地位的日本“东学”，是如何深入影响了中国近代知识与制度的转型；《近代日本在华大众传播业》透过梳理近代日本在华大众传播业的发展，重新审视两次战争之间中日之间既冲突摩擦又交流互渗的稳定期；此外，作者还分别以梁启超、戴季陶、孙中山等个案为例，分析了戊戌辛亥之间，在国际格局和两国实力对比不断变化等种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下，他们对日态度的发展和变化脉络，丰富了我们对于日本在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转型中所起作用的认识。《近代中日关系研究的史料与史学》一篇则从方法论的高度探讨了近代中日研究的相关史料及研究方法。 作者力求从取法和材料两方面提升中国中日关系研究的水准，以改变目前相关领域在国际学术界所处的不利地位。所选各题，均尽可能跳出近现代的界域，不受分科专门的局限，将各方各种相关记载比勘互证，由不同视角四面看山，从中日关系以及两国历史的长期发展考察具体问题的走向及变动。注意中日双方各自存在众多利益诉求各异的派系方面，并注意在近
Publisher: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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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章 近代中日关系研究的史料与史学

第一节 问题与取向

第二节 史料的整理与解读

第三节 并非多余的话

第二章 甲午战后的中日关系与留日学生发端

第一节 旧说之疑

第二节 新说之据

第三章 “兴亚会”与戊戌庚子间的中日民间结盟

第一节 日本对华团体与上海亚细亚协会的渊源

第二节 东亚同文会成为主导

第三节 中日民间同盟的影响及其局限

第四章 辛亥时期的变政与日本

第一节 游学与游历

第二节 东学的笼罩

第三节 变化未必是进化

第四节 中、东、西学的异同

第五章 近代日本在华大众传播业

第一节 发展概况与类型

第二节 功能与趋向

第三节 影响中日关系

第六章 戴季陶日本观的形成及其影响

第一节 了解与警惕

第二节 日本正吾人当头第一大敌

第三节 转向中日提携

第四节 《日本论》的形成与局限

第七章 排日移民法案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

第一节 排日移民法案的由来

第二节 日本的反应

第三节 日本以外的反应

第四节 孙中山对日态度的变化

第五节 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反响—以台湾为例

第八章 解读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真意[1]

第一节 思想的历史

第二节 搜群籍以参圣言

第三节 取事实以证言论

第四节 一面之词与四面看山

第五节 孙中山进京的反应

第六节 鉴古而知今

第九章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对北平文教界的组织活动

第一节 指导平津新闻

第二节 华北文化教育协会

第三节 组织文史杂志

附录

黄金十年与新政革命

日本在中国接受西方近代思想中的作用

《中和月刊》解说

后记

[人名索引]

[征引文献]

第一章 近代中日关系研究的史料与史学

近代中日关系的研究，绝非中国与日本历史的交际边缘。如果没有对于两国长期历史的发展演化及其相互关系乃至近代以来东亚格局整体性的深入认识，单就中日双边关系立论，研究不易到位。毋庸讳言，一般而论，中国的日本研究远不及日本的中国研究，前者很难进入日本的日本研究界的学术视野，而后者却常常为中国的中国研究者所称道推崇甚至奉为皋臬。受此制约，相对于日本的日中关系研究，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在视野开展、取材广泛、论证翔实等方面，也明显处于下风。而深入认识历史，是把握当代国际关系的基础，缺乏历史认识的国际关系论，充其量不过是浮议泛论，只能成为娱乐大众的谈资。

然而，承认上述事实，并不意味着日本的中国研究已经竭尽所能。不仅如此，从西学、东学、中学的相互影响和近代东亚一体化的角度看，甚至日本的日本研究也有可以大幅度拓展的空间。与此相关，中日关系或日中关系研究，亟须贯通各个时段层面，使得研究水准更上层楼。而贯通之道，不是闭门造车地编制看似包罗万象实则破绽百出的宏观通论，或以负贩域外陈货为新知的穿凿附会的系统架构，而是将所有史料史事融通无碍，使之适得其所，以致不断近真并得其头绪。

第一节 问题与取向

如果以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为标志性作品，近代中日关系的研究已经历时八十年，其间波澜起伏，进展不小，成果颇丰，但也存在许多不能让人满意的局限和问题。以报人应急的业余之作历经八十年仍然堪称代表作而论，虽然书中包含不少独家材料，又经过一定幅度的修订，仍然反映出这一领域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而要充分释放这些空间，必须在研究视野、观念、取径和做法上大幅度改进，才能有效地摆脱目前的被动落后局面。实现这一目标，当然牵扯广泛，择要而言，有如下各项：

一、应当从整个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长河考察近代中日关系的走向及其变动，不要只就近代甚至抗日战争时期的中日关系立论。如果以抗日战争作为近代中日关系的结局反观此前两国关系的发展变化，很容易将结果看成是唯一可能的必然甚至宿命，其间的种种变数在命定的意识之下显然会降低各种可能性的作用及意义。要沿着历史发展的顺序看下来，探究相关史事发生演化的渊源流变，不要仅仅用后来的观念看上去，先入为主，以致看朱成碧。这样的转变并非否定历史或是用假设来代替事实，相反，历史上的各种可能性提示今人反省在事情展开的各个关节点应当如何思维行事，才能够有效地避免悲剧的重演。

中国与日本为一衣带水的近邻，由于地理位置接近，长期存在密切关系，研究近代中日关系史，如果上不出嘉道幕末，很难理解得当。一般而言，尽管存在分合兴衰，中国在东亚，无论社会文化还是政治经济，长期处于主导地位。近代以后，即使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逐渐强盛起来，又有欧美列强的侵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仍然掌控着东亚的格局，后起的明治日本要想改变现状，必须冒险一搏。甲午之战日本侥幸取胜，固有势所必然的机缘，同时也可以说是涉险过关，渡过一劫，由此成为中日两国之间态势乾坤颠倒的转捩点。在此之前，日本对于清国始终心存畏惧。显象之一，战前北洋舰队两次访日，都对日本朝野产生了极大震动，并且刺激起强烈反弹。

甲午战后，清朝举国上下非但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反日情绪，反而出现越来越强劲地要求学习日本变法维新的呼声。此后直到“二十一条”，中国朝野各方，对于鼓吹同文同种的日本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并且抱有无限的希望。作为过来人的梁启超后来痛心疾首地谈及其间自己对日观感态度的变化：

余在护国之役略前，脑海中绝无反日之种子，不但不反日而已，但觉日人之可爱可钦。护国一役以后，始惊讶发现日人之可畏可怖而可恨。“憎日”“恶日”与“戒备日”之念，由微末种子培长滋大而布满全脑。戊戌亡命日本时，亲见一新邦之兴起，如呼吸凌晨之晓风，脑清身爽。亲见彼邦朝野卿士大夫以至百工，人人乐观活跃，勤奋励进之朝气，居然使千古无闻之小国，献身于新世纪文明之舞台。回视祖国满清政府之老大腐朽，疲癃残疾，脏肮躐踏，相形之下，愈觉日人之可爱可敬。……当时日人甚爱我助我，尝谓彼亦诚心希望中国之复兴，与日本并立为强国，为黄帝后裔两柱石，余亦深信彼等之语不虚也。故愈觉日人之可亲。但有贺长雄既怂恿袁氏盗国称帝，始觉日人之可恶，然而尚未十分深恶也。二十一条之提出，始深恶日人之幸灾乐祸，损人利己，卖友打劫。然而知日本之“凶”，而尚未知日本之“毒”也。感觉日人之可恨可恶，而未知日人之可怖也。……由港至越，日本动员其官、军、商、居留民、间谍、浪人全力以助余，虽孝子慈孙之事其父祖，不能过也。夫日人果何爱于余，何求于余，而奉我如此乎？在越南道中思之，不觉毛骨俱悚，不寒而战。遂转觉每个日人，皆阴森可怖！吾乃知拟日人以猛虎贪狼，犹未尽也，乃神秘之魔鬼也。我此后遂生一恍惚暗影，他日欲亡我国，灭我种者，恐不为白色鬼，或竟为矮人也。[1]

在学习东学、效仿明治和结交日本等方面，梁启超都堪称近代中国人的代表，此言大体可以视为那一时期中日关系变化起伏的缩影，也是梁启超心中日本认识的警世箴言。有论者将清季新政时期称为中日关系的黄金十年，引发不少争议，不过放在这样的背景下观察理解，或许可以透过表象，拿捏得当。

二、应在深入认识中日两国各自历史的基础上研究中日关系。所谓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对于内政的认识肤浅，很难深入理解双边关系。不仅如此，内政并非应时的政策而已，尤其重要的是制度文物，后者可谓决定各国国性以及政府人民思维行为的根本所在，对此了解不深，则考察双方处理双边关系时各自千差万别的思维行事，认识往往流于表面文章，甚至难免出现误判。

中国历史上与不少周边乃至并不相邻的其他政权存在不同于后来条约关系的特殊关系，历代王朝自认为天朝上国，将这些政权的辖治视为藩属。这种特殊关系，就是所谓宗藩关系。宗藩关系的重要形式，从藩属的角度看，包括朝和贡两部分。外国学者习惯性地沿袭这样的视角，将宗藩关系称为朝贡体制，也还将就。禹内学人不加辨析，在描述历史上的中外关系时，也使用朝贡体制的说法，仿佛置身外藩，就显得有几分怪异。据说理据之一是这样的观念已经得到国际公认。可是即使得到公认，也只能作为一定的准绳，归根结底，还要以事实为依据，绝非国际公认就无须验证。此事还显示出，近代中国研究一味寻求所谓国际视角，千方百计地与世界对话，本质上还是以西为尊的变相。其实国际公认并不等于公理，甚至不能成为尺度准绳。

东亚从以中国为主导的宗藩体制转向近代以国际法为依据的条约体制，今人不仅视为近代化的表现，而且用诸如此类后出外来的观念重新审视从前的观念行事。其实所谓国际法，本来不过是欧洲用于处理内部关系的准则，随着殖民扩张的脚步，被赋予万国公法的外衣，贴上公理的标签，成为具有普遍性的行为准则。尽管后来经过不断地修订，加入了一些新的元素，逐渐有所调整改进，现在被普遍化或一般其他国家不得不接受，但其基本还是体现了人类社会至今仍然处于欧洲中心笼罩之下的现实，且不能证明生成于欧洲社会历史文化的准则观念就是适合世界各国的最佳准则，更不宜用来解读衡量此前东亚通行的观念行事，以后来的价值观念强古人以就我。如果对于中国固有的天下观缺乏认识，或是用后来的观念加以解读，就很难领悟其中的道理以及建立在不同文物制度和观念形态之上的思维行为。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面对不同的国家，善于利用国际规则和东亚的原有行事方式。与欧美列强打交道，尽可能遵行国际法的准则，颇能赢得列强的好感，而在与东亚各国交涉时，则往往恃力逞强，并且有意利用不同规则的差异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这样的行事方式，为日本侵略邻国营造出必要的环境因素。相比之下，自有一套通行已久的行事规则的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法完全接受适应所谓国际法，明显处于不利地位。而当中国人努力学习用国际法对待日本之时，却每每遭遇了强权，而不见了公理。据说李鸿章幕下就有好几位精通国际法的官员，与日本谈判之际，令后者大为头痛，无法应对，只好索性抛开国际法的外衣，转而赤裸裸地倚仗武力强势。今日日本在东亚和国际上的形象反差，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历史的重演再现。日本式逻辑的荒谬，直到战后审判战犯之际，才让欧美各国有所领略。

1929年12月15日，胡适与英国人类学家塞利格曼教授（C.G. Seligman）午餐时谈及中日两国人的区别，胡适认为日本民族有三长：爱美，好洁，轻死。而塞利格曼夫人则提示还有一个区别，“我们同日本人谈，日本人总要夸张日本的好处，惟恐人说日本的坏处。中国学者便不然”。在胡适看来，“其实日本有好处，何必不夸。我们若有好处可夸，又何必自贬？日本人以称道自己好处为爱国，我们以指摘自己不好之处为爱国，正各行其是也”。[2]

胡适的答案，其实并不只是反映了当时中日两国的差异。迄今为止，尽管中日两国的情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样反差明显的情形仍然不难见到。进一步深究，明治维新后，由于所谓单一民族、明治政府的高效以及皇民化等复杂因素，随着日本在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各方面的成功，日本国民对于国家以及政府越来越认同，以至于盲从，而对于政府的制约力则不断降低。相比之下，日本政府对待本国国民与对待亚洲其他国家的人民，态度差若天渊。由于不断成功导致日本人自信心过度膨胀，他们不仅丧失了自我批判力，甚至竭力抑制别国人在自己国家对日本的批评抨击。所以战前日本国会曾经决议不准中国人自称中华，将中国人的所有对日批评都视为反日宣传而加以禁止，要求中国政府压制反日舆论，惩办发表不利于日本言论的报刊和报人。

同样的思维逻辑，使得战后日本国民对于侵略战争普遍缺乏必要的反省。即使承认战争曾经带给其他国家灾难，也不过是由一些坏的日本人造成，与己无关，更加不是大和民族的原罪。反之，中国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虽然进入政体看似先进的共和时代，可是国民对于政府的认同度始终不高，导致内部纷争不断，使得日本有机可乘，甚至借口中国人不能自治，改变以援助实现间接控制的方式，企图强行取代，直接进行殖民统治。

三、要根据各种相关资料，从不同视角看问题，不宜仅就一面的记录和说辞立论。研究中外关系，切忌仅用单方面的文献和视角，而要将各种相关记载比勘互证。首先，要从中日双方的视角和记载进行考察，不要只从单一国度的立场文献着眼。但凡涉及双边关系，各自的记述及其含义，轻重取舍，必然千差万别，片面立论，势必不能四面看山似的察知实情，领悟本意，容易造成许多隔膜错解。进而还要顾及其他各方，尤其要从多边的国际关系着眼，注意各种相关性及其变数。在世界一体化的趋势下，近代各国的双边关系大都受制于多边关系，晚清政府内部的联俄与联日派分，便是各国势力交错之下以夷制夷的变种。而近代中日矛盾的日趋激化，固然主要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但欧美列强自巴黎和会以来的外交及东亚政策有意挑动东亚内部的争端以便坐收渔利，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军事领域，抗日战争期间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的研究，同样涉及双边乃至多边关系，因而也要将中日双方的各种资料比勘互证，不能单用一方面的资料立论。即使中方资料，也要权衡国共以及其他方面的记录，甚至国共双方内部也各有不同的信息来源和渠道。关于同一事件、问题、人物等等的研究，如果不能尽可能多地将各方面的所有资料综合考察，安置得当，证据的罗生门就很容易转化为研究的各执一偏，各说各话，事实真相反而愈发扑朔迷离。虽然近代史料繁多，可以轻易举证立论，并且自圆其说，可是由于无法将所有材料贯通无碍，解读史料，重现史事，既不能逐步近真，也不能得其头绪，即使反复称说，仍然不能切实推进相关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一面之词或随心所欲的立论，非但不能取信于人，反而因为破绽百出导致整体可信度的严重流失，结果有理却形同强辩。

史料是后人接近历史本相的依据，但是运用史料必须经过内证外证等一系列验证过程，不经任何验证即将史料所载直接等同于史事，恰好应了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老生常谈。近代以来，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关系至为复杂，为了应对多变的局势，双方在不同场合不同程度地处理过相关资料，或是用有利于己方的准则取舍材料。战后日本政府为了掩盖侵略战争的罪行，曾经有目的有计划地掩藏甚至销毁一些战争罪证，1990年代披露的关于战时强制运送中国劳工到日本并进行残酷迫害，尤其是血腥镇压忍无可忍的中国劳工暴动的资料，即其显例。这样的情况表明，日本政府的确有设法湮没证据以自我脱罪的动机和行为，而且所采取的行动很可能并不限于镇压强制劳工暴动一点。如今日本政府以没有资料为借口，矢口否认许多战争罪责，却丝毫不提战后有意销毁证据的前科，国际社会应该比照作过伪证者缺乏诚信的惯例，严格审查检验其所作所为。

战后日本因为广岛、长崎曾经遭受原子弹爆炸而祈祷和平，每年一度的纪念活动场面令人万分感慨，尤其是让青少年烙印深刻。可是这样的和平愿景仅仅限于受到战争伤害的日本国民，却不及于战争期间日本的施暴对其他各国国民所造成的巨大灾难。如今在日本各处战争纪念地的参观留言簿上，日本和其他各国国民的感想仍然大相径庭。不仅如此，一些带有偏见甚至别有用心者还用某些不具可比性的标准来否定灾难发生的历史事实。由于日本实行严格的国民身份和居住管理制度，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的每一位受害人，均有清晰记录，可以准确还原。这固然体现出日本政府管理社会的有效，但是，若将这样的标准拿来衡量战时其他国家的情形，就不仅是强人所难，而且有故意混淆视听之嫌。如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及其身份，一些日本学者拟定的标准，多少可见广岛、长崎的影子。然而，当时的南京，军队和流民为数众多，与本地居民混杂在一起，要想逐一确定身份，几无可能。即使南京城内的实际居民，也缺乏详尽准确的管理。而出现这样的状况，中国政府固然有管理不善之责，日本政府及来华日侨也难辞其咎。

中国原来的城乡社会，并没有清晰界限，流动性很大，又没有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战前日本来华人士利用这一空隙，四处活动，几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国民政府统一后，加强集权统治，要求境内的各国侨民及其所办各项事业如报刊等进行登记注册，以便加强管理监控。对此，其他各国侨民基本照办，而日本却坚决抵制，使得此项制度难以推行，这也是造成中国城市战时人口失控的原因之一。凡此种种，使得南京等地要想像广岛、长崎那样准确还原被害者的人数身份，至少目前条件下难以做到。如果罔顾相关事实，则今日的日本岂非仍有利用当年侵略战争的创伤来为自己辩解之嫌？而中方学人不加思量，在人数上随之起舞，恰好落入预设的陷阱，实为不智。

另一方面，抗战全面爆发之际，面对日本的强大压力，国民政府自知难以单独抵御，千方百计将以欧美为首的国际势力拖入战争的旋涡，以求形成国际阵线，共同对敌。为了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国民政府有目的有计划地展开宣传攻势，除了战时一般状况下将敌方妖魔化的普遍做法外，一些机构还制造了一些极具视觉心灵冲击效果的宣传品，并且产生了广泛影响。研究者对此应当仔细辨析，若是随手拈来，非但起不到预期的作用，反而成为对方的口实，使得其他可靠证据的可信度也大打折扣。

仅就中日关系立论，甲午之战后来被认为是中国一步步跌入半殖民地深渊，而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重要转折点，可是从后来朝韩的立场看，甲午之战却是老大中国与新起日本两国争夺东亚控制的区域霸权，无论各自的胜负如何，并没有改变其他东亚国家的地位，因而不过是新老帝国的争霸战。像这样完全用后来殖民体系的观念看待原来东亚的宗藩体制，未免误读错解了设制的本意及其运作的实情，令古人抱屈于九泉之下。诸如此类的格义附会虽然是近代以来学界的普遍情形，还是应当全面检讨。当然，从东亚各国的多边关系着眼，甲午之战前后中日关系或隐或显的变动，的确绝不仅仅意味着两国地位的升降浮沉而已。随着视角的调整与扩大，从不同古人的现场重新解读史事，才能避免格义附会和执于一偏。

四、不宜简单地将中日两国看作相互对立的统一单位，应注意中日双方均非铁板一块，各自存在众多利益诉求各异的派系方面。晚清朝野上下对日态度各异，政府内部也分成不同派系。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政治分裂，南北各方均与日本保持不同程度的关系，政府外部还有逊清皇室和其他政治势力。政坛军界，更是山头众多。国民政府统一后，内部仍然派系林立。受此影响，各自的对日关系及其态度，复杂多变。有时彼此以对外关系为指责对方或其他方面的口实，而自己一方却暗中也在从事被公开指责的密谋。例如1930年代两广方面公开主张抗日反蒋，蒋介石则指其联倭反蒋。考察各方史事，两广的确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高举抗日旗号，很大程度是要令掌握国家政权的蒋介石在政治上陷入被动。

同样，日本方面亦存在多种派系，政界党派分立，轮流执政，军界各军兵种之间彼此矛盾，对华态度政策也有分歧。朝野上下的态度行事更是多有差异。即使都是侵华日军，关东军、华北派遣军以及华中方面，均各有所图，纷纷企图插手其他的管辖范围。扶植“满洲国”的坂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人，深受内藤湖南思想言论的影响，对中日两国的现状均致不满，试图以“满洲国”为模范，建设新国家，因而新京等殖民地往往成为日本首先实验新设施开展新建设的地方。对于日本内部各派势力的差异，中国学人往往好以左中右派划分，存在以我画线的偏蔽，不能理解各派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例如关于大陆浪人，被指为左翼的宫崎寅藏与被称为右派的犬养毅、头山满之间，实际上关系相当密切。而日本皇室成员中却有对于战争行为的不同声音。类似的情形，在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学界仍然依稀可见。

五、不要受分科治学的局限，仅从某一特定角度考察中日关系，应就中日关系的整体着眼，胸有成竹，才能游刃有余，不仅拿捏得当，而且力透纸背，入木三分。受后来分科观念的影响制约，同一问题在不同的分科领域当中取径观念有时大相径庭，使得认识历史问题的本义反过来屈从于分科的观念，导致本末倒置的怪象。如明治初期借由西学而产生的新观念系统逐渐生成，对于东亚后来精神世界的发展变化具有长期的根本制约作用。甲午之战固然是近代中日两国竞争发展的重要分界，其实早在1880年代，日本发明了一套对应西学的概念，在语言支配思维定律的制导之下，已经预设了后来掌控东亚话语权的格局。这不仅导致清季新政和宪政时期中国全面学习日本或通过日本学习西方，甚至一度在清朝的决策层出现非东学莫属的情形，而且一直影响着近代以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此后中国人实际是发汉音，说日语，用西思。用汉语念出来的明治新汉语，本来是对应西文，却又借助中国古典，结果在东、西、中三方的系统中引起许多的格义附会。

尽管后来看似留美学生的影响日益扩大，留欧学生在学术思想的深度方面更胜一筹，可是日本对中国知识界、思想界的辐射作用长期持续。相当于日本大正时代（1912—1926）的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包括北京大学教授在内的中国知识人，参考、借鉴甚至模仿东学著述，仍是相当普遍的情形。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战，与“西”相对的是“东”而不是“中”，便是东西两洋分立的表征。只是其时日本对华野心日渐暴露，加上“二十一条”的刺激，国人一般不愿称引所参考的日文著述，这也是坊间出现甚多国人著述抄袭日本学人著作传闻的重要起因。

受此制约，国人一方面得以重建重估本国固有的文化价值，另一方面则深陷日本式的对应西学解读中学的缠绕和困扰。迁延演变至今，这些概念名词已经成为人们不言而喻的认识前提或工具，在用作古今沟通以及今人彼此交流的凭借的同时，产生了不少看似异口同声实则各说各话的现象。正本清源诚非易事，拨乱反正似无可能，而因陋就简，则犹如戴上有色眼镜，了解过去，认识现在，展望未来，均不免变形变色，无法为世界展现中国思想文化的本意本相。在分科治学的架构下，这样的问题很难从不同的角度分别把握，必须综合考察，才能认识清楚。

中国的日本研究水平有限，自有其历史原因。中国长期处于东亚的中心主导地位，与一直用心学习仿效中土的日本，彼此认识对方或他方的心思态度自然有所差异。虽然中国始终与外部保持联系，并且一直尽量吸收外来文化，却是以我为主的同化。这种情形使得近代以来中日在面对西方以及彼此交涉时态势不同，中方常常处于相对被动的不利地位。明治维新后日本屡战屡胜，国力日益强盛，对于中国的觊觎越来越明目张胆，可是由于中国的朝野各方分别得到过日本各种势力的帮助，不少人对于日本抱有幻想，希望借助东瀛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直到“二十一条”事件发生，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日本的支持，不过是别有用心地挑动中国人内讧，以便坐收渔利。

这样的醒悟难免掺杂后见之明，却引起国人研究日本的广泛热情，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研究日本的团体组织如雨后春笋，报刊开辟专门栏目，或是创刊专门的日本研究杂志，大学增设了日本语的学习和日本研究的科系。其所做研究的水准高低姑且不论，在激发国人对日关注以及鼓动反日情绪方面，的确发挥了巨大作用，以致后来日本国会通过决议，要求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对反日的宣传进行压制。这些对日机关团体及其研究宣传活动，也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进入今日学人的视野。

六、应注意日本因素对于中国影响的复杂性。在近代中国的有识之士看来，列强当中，唯有日俄对于中国抱有领土要求，野心最大，因而为害最甚，最应当警惕。留日学生甚至早就有日本为中国宿敌之说。即使被视为亲日派的知日派，内心也深知中日之间必有一战，只是对于战争的结果表示悲观，所以才千方百计地避战，或是尽可能延缓正面冲突对抗，以便争取强国强军的时间。可是，综观近代历史，实际上为中国提供各方面的必要援助，又以日俄两国为多。梁启超自从戊戌政变亡走日本，便与日本朝野上下建立了广泛联系，希望通过学习日本来学习西方，全面以日本为楷模，并且相信日本人士援助中国的真心。直到护国战争期间，才觉悟到日本各方支持中国的不同势力，都是为了实现控制中国的野心。其形形色色的援助与收留，背后均有深远的利益要求。

日军侵华，对于中国造成的财产经济损失究竟有多大，战时战后都极为引人关注。抗战期间已经有人论及此事，并且在极端艰难的战时条件下，努力收集各方面的资料。国民政府自光复之日起，就展开了财产损失的普查，可是调查统计的范围主要限于直接损失，如房屋设备物品的毁损、各种矿产等天然资源的掠夺以及文物的破坏劫掠等。照此标准，无论数目多大，今天看来都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在中方不断有人重提赔偿的旧话时，日方也有人试图以赔偿方式还清历史孽债，希望从此摆脱历史罪责的负担和困扰。

其实，抗战期间日本占领当局实行的资源掠夺，对于中国绝不仅仅意味着暂时性的巨大破坏，而是对各地的经济发展具有长期的根本性制约。例如广东，战前陈济棠主政时期，曾经聘用欧美专家制定长期和阶段性经济发展规划，并据以实施经济建设。由于条件限制，起步阶段必须依靠各种资源的开发输出，以换取建设资金。日本占领当局的破坏性掠夺，使得该省永远失去这样的条件和机会，直到数十年后的改革开放，才找到新的发展契机。如果只是统计直接损失，无异于轻描淡写沦陷区遭受殖民统治的社会惨痛现实。必须对战前、战时与战后的社会发展进行整体考察，才能深入认识战争对于中国造成的巨创是如何长期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的。

第二节 史料的整理与解读

鉴于以上所论，为了大幅度提升近代中日关系研究的水准，当务之急，应当努力提高研究者的素质，大力加强资料建设。对于中日关系史料的整理出版，应当尽可能在时段和层面上做到全面系统。最为理想同时也最具可操作性的方式，是在全面调查掌握国内外所有资源的基础上，设计出覆盖完全的整体大框架，进而设置有机联系的合理分支结构，以求“竭泽而渔”地囊括所有时段、层面和类型，然后根据先易后难、先内后外的原则，循序渐进地推动整理出版工作的展开，最终达到既包罗万象又具有条理系统的境界。就观念和当前的需求而论，应特别注意以下方面：

其一，日本人写作的汉文文献。这里并非指日本出版的中文书籍，而是幕末明治以来日本人士用汉文写作的著述。现在日本研究日本史的学人利用汉文多少存在一些困难障碍，研究中国史的日本学人则一般并不重视日本的汉文书。作为中国史研究，日本人撰写的汉文文献固然价值相对较低，可是对于日本研究尤其是中日关系研究，却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明治乃至大正时代，不少日本人用汉文记日记或写游记，尤其是来华游历之际。今日的日本学者，包括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在内，利用这些资料存在不小的困难，即使翻译成日文，对于相关人事乃至文本字义，也每每发生误会。

不仅如此，一些著名的幕末明治思想家如中江兆民等人都有汉文著述，有的还有汉文文集，如岛田重礼的《篁村遗稿》，中村正直的《敬宇文集》等。岛田重礼作为汉学家，用汉文写作当在情理之中，其观念上或有落伍之嫌，不受重视可以理解。而中村正直是明治六大思想家之一，其日文著述以及所翻译的西书，受到日本明治思想史研究的充分重视，可是其线装本的汉文文集却很少有人利用。幕末明治时期，日本思想界兼采中、东、西学，且通过汉语古典理解西洋，忽略日本人写的汉文书，不免片面，不仅会漏掉许多关乎大节的重要信息，而且难以深究相关的论说。例如关于日本的“支那哲学”如何发生，中日两国的研究者长期努力，依然不能找到确证，而存在于前述汉文文集中的关键证据，却一直被忽略。

明治时期即使不用汉文写作的日本人士，要想承接对应西学知识，也离不开程度较高的中文典籍和汉语词汇。在这方面，井上哲次郎编辑《哲学字彙》的出版，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哲学字彙》所收词汇，较弗列冥（William Fleming）的《哲学字彙》增加一倍有余，经过几度调整，逐渐形成并固定了一整套表达新知识的专门术语。尤其重要的是，诸多学科知识概念的发明者西周助虽然使用汉字，却并未刻意从中国典籍中寻求对应式的解读。而井上哲次郎等人从儒佛经典取名定义的解读取向，与西周助明显有别。《哲学字彙》并未详尽注出所依据的中国文献，除井上哲次郎的“绪言”指名的几种之外，注释中提及的相关经典包括《易经》、《书经》、《庄子》、《中庸》、《淮南子》、《墨子》、《礼记》、《老子》、《传习录》、《俱舍论》、《起信论》、《圆觉经》、《法华经》以及杜甫、柳宗元的诗文，涉及的词汇有形而上、转化、俱有、解脱、凝聚、轮回、伦理学、无限观等。其余广泛参考的儒佛诸书，因各词条未加注释，无从查考。此书对于哲学的普世化以及“东洋哲学”或“支那哲学”的合理化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迄今为止，相关问题仍然在中外学术界争论不休，意见分歧极大。[3]

其二，应有效整合及利用保存在中国的日文文献以及日本人在华主办的各语种文献。今日中国学人研究中日关系，往往喜欢到日本去寻找日文文献，误以为日本文献理所当然地主要保存在日本。实则涉及中日关系的许多重要文献不一定都在日本，不一定都要到日本才能找到。这种灯下黑的情况，使得研究者严重忽视在中国各地各机构保存的日文文献。实际上，中国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之类的机构，不仅收藏了数量巨大的日文文献，而且有的方面较日本的收藏更加丰富完整。

例如，日本关于中国情况的各种调查报告，以往学界主要利用满铁的惯行调查，而晚清民国时期日本对中国的调查，由各个机构系统分别进行，除了满铁之外，日本领事馆、东亚同文会、兴亚院、军部特别班以及各大会社（有时以个人研究室的名目出现）、占领军当局都会展开调查活动，各有侧重，各具特色。日本领事馆按照各馆的地区分布，将中国整体划分为若干区域，其调查活动长时期、有系统、全方位地持续进行，并定期刊印调查报告，其内容包含人口、交通、出产、贸易、资源等多项详细信息，虽然每期分量有限，累积起来，则数量庞大，内容丰富，覆盖完整。相比之下，东亚同文会虽然也由各分会划区分片负责，但是分会数量较少，各自负责的区域面积大，无法长时期、全面系统详细地进行调查统计。当然，东亚同文会也有其特长，如关于南中国的调查较早，有的方面相当深入。该会清季对广东缫丝业的调查统计，甚至超出中国官府的掌握。对于海南岛的调查也发端甚早。而军部特别班关于山西各县妇女缠足率的调查统计，其完整详尽程度堪称首屈一指。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调查报告战前战时大都属于“极密”文件，战后局势急剧混乱之际，部分散出，日本各大学和其他学术机构只有零星收藏，即便已经公开的外交史料馆、国会图书馆等处亦无完璧，反而中国的个别图书馆集中保存了相当数量的底本，虽然同样不全，却已是这方面有数的收藏。可惜中国所藏此类文献受到种种限制，开放度很低，难以利用，使得学人在灯下黑的惯性之外，还不得不舍近求远。这些因为各式各样的因素而形成的限制，固然有其可以理解的理由，但也造成严重后果：其一，由于能够接触使用的各类文献不足，尤其是外文文献缺乏，又没有条件到世界各地寻访资料，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学人在国际学术界明显处于不利地位。即使近年来条件大为改善，普遍而言，外文文献不足，以至于利用能力不强，已成整体提升研究水准的瓶颈。其二，无法利用相关资料，积极主动地揭穿日本方面故意湮没战争罪行证据所做的手脚。例如国内一些档案馆藏有不少关于强制劳工的资料，若能及时披露，战后日本政府的掩饰便难以奏效。

此外，从1890年到1931年，日本人在中国至少创办过260种报刊通信，包括中、日、英、俄、韩、蒙等多个语种，有日报、双日刊、半周刊、周刊、旬刊、半月刊、月刊、双月刊、季刊、年刊以及通信等多种类型，分布于奉天、上海、青岛、天津、北京、大连、哈尔滨、济南、汉口、安东、长春、铁岭、厦门、福州、广州、汕头、重庆、思明、烟台、江西、香港等地。在日本本土，也出版过专门针对中国读者的中文报刊，如《华文大阪每日》。在日本占领的台湾，则同时出版了日文版和汉文版的《台湾日日新闻》。日本在华传媒的势力还特别体现于通讯社的组织与营运。民初北京政府时期，袁世凯当政及军阀混战期间，日本在华传媒的影响急剧上升，实际上控制了中国官方的资讯。识者指出：“中国的内战，给日本的通讯社和报纸一种机会，把持国内新闻凡十余年之久。”[4]直到北伐成功，北京政府倒台，日本垄断中国新闻界的势力才随之崩溃。[5]

自晚清始，来华日本人及在华日本机构就在中国搜集书籍文献，除运回本国外，还在中国各地设立图书馆资料室，持续时间长且效果显著的如东方文化事业总会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馆、满铁图书馆、新京图书馆、天津日本图书馆等。作为支持海外扩张以及推进“皇民化”的重要一环，日本曾经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包括伪满洲国、朝鲜、台湾在内的殖民地图书馆赠送日文图书。战后这些图书大都归入当地图书馆。此外，从1920年代起，日本各学术机构就陆续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所等机构建立起常规化的资料交换机制，而中国方面则加强对日问题的研究，成立了为数众多的对日研究团体机构，陆续收藏了丰富的日文书刊。

日本侵华期间，除了搜集中国的图书资料外，在华的日本官方和学术机构出于种种动机目的，还在占领区各地专门设立了军事性或半军事性的图书资料整理机构，进行各种形式的编制工作。昭和十五年即1940年，设于上海的兴亚院华中联络部中支建设资料整备委员会，就组织兴亚院、满铁、中支振兴、华中矿业、华中铁道、华中水产等机构召集专家，利用中支建设资料整备事务所图书整理部的2600种中文杂志，选取其中350种杂志所载重要论文编制出版《支那文雜誌内容索引目錄》，该事务所所长清水董三所定“凡例”称：分类旨在实用，不拘科学分类。所谓实用，其实就是掌握中国各方面的详情，以便进行殖民统治和资源掠夺。并计划续编另外400种杂志的内容索引作为第二辑。这些以中文为内容的目录索引书，一般收藏机构依据书名、编者等信息，也分在日文图书之列。

总之，中国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数量不等地收藏了各类日文书刊，虽然分开看每一单位均谈不上完整，但是全面整合，则相当丰富，而且有些方面甚至超过日本一些重要机构的收藏。有鉴于此，应当适时调查各地馆藏的所有相关资源，进行整合编目，以便系统整理出版，为相关研究提供便利。

其三，与中国关系密切的日本人关于中国的著述。由于分科治学的制约，一些对近代中国影响重大的日本人士，迄今为止仅在不同的分科涉及其人其事之际略有触及，缺乏全面综合的研究，以致很难真正理解其言行。不仅中国方面如此，日本学界也存在类似情形。如晚清民初长期在华担任顾问的有贺长雄，日本编辑其文集，仅包括关于日本法政方面的内容，而关于中国方面的大量论著则付诸阙如。而中国方面的研究，则仅仅提及几篇与清季民初宪政尤其是袁世凯称帝问题有关的文字，望文生义的指摘，与理解本意差距不小。

东京美术学校教授大村西崖，是该校创始人冈仓天心的弟子。冈仓天心与井上哲次郎是东京大学的同学兼舍友，与井上将哲学普世化并使东洋哲学、支那哲学合理化相类似，冈仓天心是明治日本创立所谓与西洋美术对应的“东洋美术”的最重要人物。此事后来看似轻而易举、自然而然，但在近代的东亚，在欧风美雨的强烈冲击之下，人们往往因为无法对应门类繁多的西学而根本怀疑固有文化的价值。这样的对应一方面可以面向西学重建对于固有文化的自信，一方面则有助于在东亚取得话语权。冈仓天心倡导“东洋美术”，目的之一，就是重构以日本为中心正统的东亚美术传统，压抑中国等其他东亚国家传统“美术”的地位。而后来中国的学人如陈师曾、蔡元培、顾颉刚等，正是在冈仓天心的传人大村西崖等人的影响下，重新确立了文人画以及古代雕塑的美术价值，才避免国画陷入国学、国医等等国字号事物所遭遇的同样尴尬，并且亡羊补牢地开始保护硕果仅存的历代文物。当然，如此一来，也难免用了西洋的美术眼光重估固有的作品，并陷入日本式话语的笼罩支配。

诸如此类跨越两国的历史人物，要恰如其分地理解其言行，必须将两面的资料事实联系贯通，才能认识其思想理念。应深入了解他们在明治日本的各种学历阅历等活动交往，认识其人，尤其要关注其长期在华以及与中国有关的言论行事。中日双方若各执一偏，要想认识到位，相当困难。中方至少应将他们有关中国问题的所有文字编辑成书，与日方编辑的资料相互参照印证，才能避免由于学科有别、国家各异以及视角不同而导致的各说各话，切实推进相关研究。如此，见仁见智才不至于成为盲人摸象的遁词。尤其像大村西崖，日本的中国史和日本史研究均视而不见，美术史研究也鲜有论及，更不要说其对中国的影响，而中国学术界，也只有在陈师曾、顾颉刚等人的年谱传记之中，才略有涉及。

近代日本来华人数众多，军人、商人、学人、浪人、记者等，或走马观花地游览，或无孔不入地调查，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的城乡各地，乃至深入西南西北边陲，采访会见各界的名流闻人，或在大杂院里一住经年，撰写了大量游记、报告、散文、小说、访谈录以及学术专著。这些一定程度上具有情报价值的文献，虽然成为各种专题研究必不可少的参考，但是就中日关系研究的整体而论，它们究竟处于何种位置，具有什么价值，由于未经系统汇集梳理，未免给人以支离破碎之感。实际上，这类文献对于近代中国许多问题的研究，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例如，清代以来商帮对于各地的经济贸易乃至社会组织、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重要，可是商人的自用账本却很少留存示人，抗日战争以前来华的一些日本学人，由于各种机缘，有幸得窥庐山真面，并将亲眼目睹记录下来，成为后来者接近历史的重要凭借。

一些来华日本人士背后多少有些政府背景，或者说，作为身在异国的日本人，不可能脱离与本国政府的关系，用后来的观念眼光审视理解，如果不注意回到历史现场，很容易解读过当。或者据大连博物馆所藏某日本人士的日记，指来华多年、后任职于满铁图书馆的松崎鹤雄恶意攫夺嘉业堂珍本图书，并指松崎鹤雄本人受日本侵华机关指使甚至代表侵华机关。而据相关当事人刘承幹以及与松崎鹤雄交好的邓之诚的日记所记，再参照松崎鹤雄与陈垣等人的来往函札，则显示从清季就来华、师从湘中大儒王闿运学习中国学术文化的松崎鹤雄，对于中国甚有感情，与中国学人广泛结交，且能够尊重中国学人的人格。至于嘉业堂收藏的珍贵文献，松崎鹤雄其实是在特定的情势下利用各种关系试图保护，仅仅依据片面的记载斥为攫夺，未免言过其实。战后松崎鹤雄被迫返回日本，临行恋恋不舍，怆然就道，还违反约束，怀揣一部中国古籍，其事不可取，其情可悯。回国后松崎鹤雄其实相当寂寞，虽然身边有柔父会的小群体，但对于自己在华期间的交游作为，很难向同胞完全敞开心扉。对此，相关研究应该更进一步，追究各人与本事的关联，以及其何以如此记录，进而多层面地探究本相。

与之相似的还有曾任东京大学副教授、上智大学教授的鸟居龙藏，这位清季就到中国台湾和西南边疆进行民族调查的人类学家，抗日战争期间来到中国担任教职，燕京大学的中国学人其实是为了抵制日本占领当局派人来校主政，才特意请鸟居龙藏到燕大任教。局势更加恶化之后，燕大的师生陆续被捕入狱，鸟居龙藏虽然很难从根本上反对日本的侵华行径，却对占领当局的暴行不满，对中国同行的遭遇表示同情。战后鸟居龙藏仍然滞留中国，直到1951年才返回日本。虽然1970年代日本编辑出版了鸟居龙藏的全集，可是关于中日战争期间其在华的经历，几乎是一片空白。其故乡德岛修建了鸟居龙藏纪念馆，可惜同样缺少这方面的内容。

其四，沦陷区的资料，语种包括中日文和其他西文，类型则有档案、报刊、日记、函电、文集等。在整个中日关系研究中，沦陷区的研究尤其显得薄弱，相对而言关注稍多的沦陷区文学研究，由于资料不够充分，有关论著，也难免错误百出。1981年出版的《1833—1949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增订本，依据编辑者所定“编例”，“仅收录比较有参考价值的品种”。“至于纯属反动宣传、诲淫诲盗以及反动宗教会道门等毫无学术史料参考价值的期刊，不予收录。伪满、伪华北、汪伪等汉奸军政机关出版的期刊，除自然科学方面的期刊酌收外，其他的不予收录。”也就是说，编者当时看来，沦陷区军政机关的刊物毫无学术价值。可是以今日的眼光看，这些刊物的学术参考价值当然不言而喻。所以，从1985年底起，由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共同主持，全国56个省、市、大专院校图书馆参加，编辑了一本补充目录，共补收期刊16400余种。与1981年版的《1833—1949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增订本）》相比，数量已经增加了百分之八十有余。其“编辑说明”还特意强调，补录的部分包括原来认为毫无学术史料参考价值的“抗日战争时期敌伪刊物”。

抗日战争期间的沦陷区，除了日伪机关所办报刊通信外，一些具有日伪背景的团体组织或人员也创办了不少报刊，仅以涉及文史掌故类的为例，就有《中和》、《大风》、《古今》、《天地》、《风雨谈》、《子曰》、《朔风》、《逸文》、《学文》、《艺文杂志》、《文史》、《雅言》等。这类刊物的出版，背后难免有适应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以及日本侵略政策调整的需要。为了建立稳固的殖民统治，日本占领当局除了继续使用武力高压手段外，吸引中国人士，培植文化汉奸，制造中日共荣的假象，成为当务之急。长期处于日伪统治之下的北京，作为近代中国的学术文化中心，曾经聚集了大批对社会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人士。战时不少人因为种种缘故，滞留沦陷区。日伪在北京的文化统治、文化组织与文化政策，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华北文教界的地下组织与活动，以及沦陷区各界人士对于各种政治势力的态度关联，尤其是他们的生活、工作、情绪、心境等等，以往的研究很少触碰。文学史的研究涉及稍多，其余只有在牵扯个别人物的汉奸问题时，才会有所提及。

如此一来，不要说深入研究，就连一般性地了解相关史事，也很不容易。近年来关于华北沦陷区的问题逐渐引起海外学术界的关注，研究者日渐增多，如果不能予以重视，很难掌握发言权，更不要说具备平等对话的能力。例如伪北大问题，牵涉的学人以及牵扯的史事甚多，抗战光复时曾经因为处理办法或有过当而引发激烈冲突，成为不少在世之人的心中之痛。除了研究周作人、容庚等人时有所论及，整体的情形缺乏深入探究。此事涉及战后关于文化汉奸的处理审判，而中国历史上的汉奸问题，更是需要认真解读的一大难题。近年来虽然有所研究，但错判事实甚多，断章取义之处也不少，且未能贯通所有问题和时段。对此人类历史上并非常见的文化现象，从其他文化系统的观念加以解读，毕竟隔靴搔痒，而在本文化研究失位的情况下，他者的解读势必占据主导，以致混淆视听。

扩而大之，抗日战争期间沦陷于日寇统治的地区不仅是华北。除了西部，中国广大区域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被日本占领，并建立过伪政权。由于战争迅速结束，各沦陷地区遗留下来大量日军和伪组织的档案，后来分别归入各地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甚至公安局等系统。在沦陷区的研究相当薄弱的情况下，这些档案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得到充分开放，因而接触使用者为数不多，有的甚至未经系统整理，具有很大的利用空间。其中固然不乏日本国内保存有诸多副本的印制文件，也有许多连日本也没有任何记录的原稿底本。

其五，应当以影印的形式，大规模出版没有版权障碍的日文文献，方便并且促使研究者直接使用日文文献，以便切实推进相关研究，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日本研究远不及日本的中国研究的状况，大幅度提升中日关系研究的水准。中日两国学术界研究中日关系史的显著差距之一，就是利用和理解对方文献的程度一般而言很难同日而语。其中当然有过去经济状况反差明显等客观条件限制的因素作用，但是中国学人的日语能力不足则是无可避讳的主观原因。能力有限，接触不够，自然解读不深。以近代中日关系文献的丰富程度而论，如果都要翻译，既不现实，亦无必要。更为重要的是，必须想方设法改变研究全靠翻译的非正常现象，大力促使所有相关学人使用原文文献。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充分利用中日双方的各种资料，使得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全面提升。为此，保存于中国的图书、报刊、档案、函电、日记、图册、照像及其他未刊稿本，都应当全面系统地影印出版，方便研究者接触使用。随着利用条件的改善，自然会促进语言学习的需求增长，并推动研究者素质的提升。

此外，一些关于日中关系的大型文献汇编，因为读者有限，成本又高，在日本出版颇具难度，也可以争取在中国出版或再版。如近代日本人的来华游记，总共大约有500种，东京大学的小岛晋治教授编辑出版了明治时期10册，大正、昭和时期各20册，收录了其中的相当部分，还有不少因故未能刊出。而近代中国人的日本游记，东京都立图书馆的实藤文库收藏加上其他中日各馆所藏，大约有350种，迄今为止出版的还不到一半。诸如此类的文献为数甚多，均为研究中日关系的重要凭借。只有打破资料壁垒，使其便于利用，促使研究者掌握相关技能，近代中日关系研究才能得到坚实的基础支撑。

在这方面，应当分别收藏家与研究者对于文献取舍眼界标准的差异，适时变通有关部门关于古籍整理出版的观念办法。依照黄侃、钱锺书等人对于版本的意见，以及傅斯年史料越生越好的说法，应当采用影印的形式，尽可能保持原状，减少所谓增加学术含量的加工过程中很容易造成的诸多错误。要抓住未来十年左右的良机，通过大规模电子化或影印出版，多快好省地一举突破抢救性保护与研究急需的两难困境，最大限度地夯实研究基础，争取掌握中日关系研究的主动性和主导权。

其六，在以多种形式大规模编辑刊布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聚合中日两国高水平学人，编辑大型《近代中日关系史事编年》，尽可能将涉及中日关系全过程各层面各领域的资料汇于一炉，相互比勘印证，力求近真并得其头绪，有效地改变近代中日关系研究在取材、时段、问题、方面等往往执于一偏的状况。通过系统梳理相关的材料史事，确立检验中日关系研究的标尺，改变将随心所欲当作见仁见智的状况。

第三节 并非多余的话

在人类历史上，由于地理接近、利害矛盾、文化冲突等因素的作用，一些国家彼此成为宿敌，长期进行你死我活的殊死争斗。英法、德法之间，都曾长时期经历以战争为极端形式的激烈冲突，试图用武力的方式彻底征服对方。经过反复较量，各自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却仍然势均力敌，终于认识到无法凭借武力改变彼此关系，必须另谋生存之道，才能获得相对的稳定，最终通过相互妥协磨合，实现了和平共处。

在近代东亚，中日两国同样成为宿敌。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经过长期对抗，力量对比发生了重要变化，局势早已今非昔比。但是迄今为止，两国仍然未能找到适当的共处双赢之道。在国家利益至上的主导下，持续尖锐对立或许难免一战。而就双方的根本利益而言，冲突势必对两国的社会以及彼此的关系造成严重伤害，使得第三方坐收渔利。两国的有识之士，应当设法寻求从根本上协调利益、化解冲突的办法，化干戈为玉帛，使得世仇变成睦邻。

诚然，军事准备可以说是通过防止战争甚至战争的形式来实现和平。近代中国由于积弱不振，面对强权逞强之时，在战与和的问题上遭受长期困扰。退一万步说，即使处于不可调和的敌对状态，知己知彼也是百战不殆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且，真正做到知己知彼，便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如此看待战与非战的关系，才能最终找到和睦相处的长治久安之道。

如今的时势，不同国家之间矛盾冲突的解决之道，决非仅有武力一途。在各种形式的国际舞台上，较量角逐时时刻刻都在展开着。缺乏高明的研究，势必严重制约学术、法理和舆论，使得自身在世界上处于不利地位。1931年陈寅恪于国立清华大学成立20周年之际，撰文论述“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就图书文物的收藏利用局限学术研究的状况痛加针砭，对于今日的中日关系研究以及应对中日关系的问题颇有借鉴意义，他说：

关于本国艺术史材料，其佳者多遭毁损，或流散于东西诸国，或秘藏于权豪之家，国人闻见尚且不能，更何从得而研究？其仅存于公家博物馆者，则高其入览劵之价，实等于半公开，又因经费不充，展列匪易，以致艺术珍品不分时代，不别宗派，纷然杂陈，恍惚置身于厂甸之商肆，安能供研究者之参考？但此缺点，经费稍裕，犹易改良。独至通国无一精善之印刷工厂，则虽保有国宝，而乏传真之工具，何以普及国人，资其研究？故本国艺术史学若俟其发达，犹邈不可期。最后则图书馆事业，虽历年会议，建议之案至多，而所收之书仍少，今日国中几无论为何种专门研究，皆苦图书馆所藏之材料不足；盖今世治学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绝非闭户造车之比。况中西目录版本之学问，既不易讲求，购置搜罗之经费精神复多所限制。近年以来，奇书珍本虽多发见，其入于外国人手者固非国人之得所窥，其幸而见收于本国私家者，类皆视为奇货，秘不示人，或且待善价而沽之异国，彼辈既不能利用，或无暇利用，不唯孤负此种新材料，直为中国学术独立之罪人而已。

在陈寅恪看来，包括上述各节在内的学术独立，“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6]。七十余年过去，中国学术的状况大为改观，但是所论述的诸多情形，依然程度不同地存在。如果因为资料的种种限制而导致相关领域学术水准的难以提升，进而造成在国际社会的尴尬地位，不要说是否应当追究妨碍中国学术独立的罪责，至少必须检讨反省由于历史原因加诸文献文物利用方面的各种限制和必要的利弊得失，不能以不急之务视之，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否则，看似小事一桩，却势必对国家民族造成无可挽回的深远伤害。

概言之，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要想改变目前所处的不利地位，应当从取法和材料两方面大幅度提升现有水准。要从中日关系的长期历史考察近代中日关系的走向及其变动，不要只就近代甚至抗日战争时期的中日关系立论。应在深入认识中日两国历史的基础上研究中日关系。要将各种相关记载比勘互证，从不同视角看问题，不宜仅就一面的记录和说辞立论。应注意中日双方均非铁板一块，各自存在众多利益诉求各异的派系方面，不宜简单地分别视为统一单位。应就中日关系的整体着眼，不要受分科治学的局限仅仅从特定角度进行考察，并注意日本因素对于中国影响的复杂性。

资料方面，要在全面调查掌握国内外所有资源的基础上，设计出覆盖完全的整体框架和有机联系的分支结构，以求“竭泽而渔”地囊括所有时段、层面和类型，然后根据先易后难、先内后外的原则，循序渐进地推动《近代中日关系文献集成》的编辑出版，最终达到既包罗万象，又具有条理系统的境界。而当务之急，应着重编辑出版日本人写作的汉文文献、与中国关系密切的日本人关于中国的著述以及沦陷区各语种各类资料，有效地整合保存在中国的日文文献以及日本人在华主办的各语种文献，并大规模影印出版没有版权障碍的日文文献。

[1]吴其昌：《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142—143页。

[2]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5，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74页。

[3]《哲学字彙》、《改訂増補哲学字彙》和《英独仏和哲学字彙》，均为名著普及会1981年复刻版，由飞田良文解说。

[4]赵恒敏：《外人在华的新闻事业》，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编印发行，1932年版，第16页。

[5]胡道静：《外国在华报纸》，《新闻史上的新时代》，世界书局1946年版，引自杨光辉、熊尚厚、吕良海、李仲民编：《中国近代报刊史料丛书·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601页。

[6]陈寅恪著、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62—363页。

第二章 甲午战后的中日关系与留日学生发端

第一节 旧说之疑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五，即公历1896年6月15日，刚好是中国的端午节，清朝驻日本东京的公使馆里，异乎寻常地出现了13位长袍马褂、脑后垂辫的中国青年。这件事后来被视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转折点。[1]著名的日中文化交流史前辈学者实藤惠秀先生在其开拓性著作中，首先把它定为近代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发端。此后，几乎所有研究留日学生史的学者都接受这一看法或与之不谋而合。尽管有的著作将此事与清政府确定留日国策区别开来，并且分析了一些背景情况，但仍然承认其发端地位。[2]

然而，究竟以何时或什么标准定为近代留日学生发端更为妥帖，并非没有疑义。这一问题至少牵涉四个方面的关系：其一，它标志着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主要流向的逆转。在茫茫大海的古老航道上，过去是运载日本学问僧的帆船驶来大唐，现在却是中国学生搭乘邮轮开向扶桑。其二，它是中国人留学日本的正式发端，在近代中国留学运动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三，它显示了甲午战后中日关系的变化，表明在战争中失败的一方认识到向战胜国学习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而揭开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其四，它是近代中国向外国学习进程中的一个界标。派遣留日学生及其队伍的不断扩张，使得中国人学习西方不仅主要转向以日本为媒介，而且越来越带有东方色彩，表现出开眼看世界视野的拓展。

确定近代留日学生运动的发端，应当从以上几方面通盘考察。实藤惠秀先生正是想指出这些意义，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中引述了日本舆论界的有关评论。可惜所引《太阳》杂志的两篇文章，都是1899年后的作品，不能说明1896年这13位中国青年出现于日本所引起的反响，以及这一事件的性质和意义。

这13位青年是：唐宝锷、朱忠光、胡宗瀛、戢翼翚（字元丞）、吕烈辉、吕烈煌、冯訚模、金维新、刘麟、韩筹南、李清澄、王某和赵某。清政府何以要派遣这些学生东渡？事情还要追溯到中国向日本派驻公使之始。

1877年，清政府任命翰林院侍讲何如璋为驻日公使，在东京设立公使馆。起初以为“中东本同文之国，使署中无须另立译官”[3]，结果却洋相出尽。一年后，何如璋便向总理衙门抱怨：“东学翻译最难其选，因日本文字颠倒，意义和舛，即求精熟其语言者亦自无多。”不得不“暂觅通事二名”，并要求驻横滨、神户、长崎等地领事：“就地觅一通事，以供传宣奔走之用。”[4]这样的因陋就简显然有损于堂堂大清国钦差的体面，不利于沟通内外之情。所以继任公使黎庶昌就以“使署理署需用东文翻译”为由，“奏请招致学生设馆肄业，以三年为期”[5]，具体做法是在使署西侧设立一所东文学堂，“专为学习翻译”，于1882年11月正式开馆。以后即沿为定制，直到甲午战争爆发，才一度中断。

使署东文学堂成立十余年，成效甚微。后来的驻日公使裕庚评价道：

既专为学习翻译而设，不过学至翻译而止。入手之初，并未尝计及深造。学堂既设在使署，去高等师范甚远，无所折衷，一教众咻，事事皆从简略。名师既不相就，学生则饱食而嬉，以致成材甚少。使臣虽日加督责，而众人视为具文。又所定章程，奏明拔充学习翻译后照章褒奖，并可分派各口充当翻译，于是学生甫满三年，知此捷径，群思弃而之他。既到各口后，又复荒其本业，不加温习，一经传语，动辄贻笑，翻译东文，错谬多端。[6]

总而言之，使署东文学堂不但有同文馆和广方言馆的种种痼疾，成效也乏善可陈，可以说是一塌糊涂。尽管裕庚的话不乏官场中司空见惯的贬低前任的恶习，以及在变法浪潮之下的自我吹嘘，但这些话多少还是反映了一些实情。

甲午战后，裕庚接任驻日公使，于1895年9月抵达东京，不久即着手恢复东文学堂。他与日本外务大臣兼文部大臣西园寺公望多次商议，认为在使馆内设立学堂不如将学生送到日本学校附读较为切实，遂将此意报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次年4月，总署奏请批准了这一要求。于是裕庚派已预定为横滨领事的湖北补用知县吕贤笙前往上海、苏州一带招收学生，往返两月余。1896年6月15日，吕贤笙率领选定的13位青年抵达东京。他们在清朝驻日使署寄居半月后，于6月30日入校学习。

按照中日双方事先达成的协定，这批学生的日语及相关知识教育委托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负责，由其和裕庚共同在高等师范附近设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校”，由本田增次郎任东文监督，町田弥平为东文教师，两人的束脩以及学校的全部费用由清驻日公使负担。开始这些学生连假名也不认识，以后课程逐渐增加，共分为两类，除星期日外，每天上午和晚上由教师教授或自习外交史、日本文法、日本尺牍、汉文、日文书写以及阅报等，下午则到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地理、初级高等物理、高等初级数学、历史、兵式体操。[7]

由上可知，这批学生的所谓“留学日本”，不过是在延续原来使馆东文学堂的基础上略加变通，即将以前专属于使馆的东文学堂改为同时还由日本文部省委托的高等师范学校负责部分教务；所学课程则从专攻日文扩大到一些基础科目；学堂也由使馆迁到高等师范学校附近的一座校舍。

但是，这些并未改变东文学堂的性质。首先，培养学生的目的没有变，仍是训练为使馆服务的翻译人才，因而官方继续称之为“东文学生”。直到1898年，清政府没有再派学生留日，裕庚也未提出这种要求。因为10名翻译已经足以应付使馆的业务需求，而清政府并没有将他们改作他用的意向。课程设置主要还是学习日文，学习基础课程，最初不过与京师同文馆一样，仍是为了翻译上的需要。随着形势的变化发展，特别是变法运动的兴起，所培养的东文学生才逐步扩大用途。

其次，学堂及学生的隶属关系没有变，学生并不是直接进入日本学校，而是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外面单独设立了一个附读班，这样既便利了学生的学习，又保证了使馆的权限。不仅全部的学生学费、教师薪水和学堂费用由使馆承担，[8]而且每隔一星期要将学生接回使署面加考验，“教师教导不力者，告知学校长更换；学生怠惰荒嬉者，由学校长转告使署撤回”。其中三人不久即因“纨绔性成，紊乱规则”，受到“登时撤令内渡”的处分。[9]甚至学生患病也由使馆接回调理，并负担一应车、饭费用。

东文学堂的复办及其变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甲午战争前后中国人对日观复杂变化的心路历程。甲午一战，清朝水陆两军在历来不为中国士大夫所正视的“倭寇”手下惨遭败绩。但是，统治集团的君臣们，包括以“求新”自我标榜的洋务派，都没有向自古就从中国引进文明的战争对手学习的勇气和胆识。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强盛，早已使清朝感到震动。特别是历届驻日公使，耳闻目睹那些日新月异的变化，都意识到日本将成为中国的一大威胁。首任公使何如璋即实际上承认明治维新是“时事之转移，固自有其会”[10]，继任黎庶昌也感到日本“近年事事讲求，海陆两军，扩张整饬，工商技艺，日异月新，物产又极富饶”，“其力量几与西洋次等之国相敌”。[11]然而，要放下大清皇朝钦差的架子向“倭夷”屈尊求教，实在是他们不敢也不愿想的事。

晚清强邻环视，国际局势错综复杂，对于中国的主权完整威胁最大的莫过于地理相近而有领土要求的俄国和日本，权力之争和策略考虑曾导致一部分洋务官僚倾向于联合日本，以抗衡其他列强。张之洞、刘坤一等人主张与英日结盟反对沙俄，形成一个松散的联日派。但他们更要维持居高临下的门面，自欺欺人地说日本是易于笼络的小国。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洋务大臣们很难正面提出学习日本的方略政策。尽管他们出于办理洋务的需求，可以向日本派遣少数留学生。

敢于公开提出学习日本，是维新派的功绩。一些早期维新思想家将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进行比较，明确指出二者的优劣是非。特别是康有为、梁启超，不仅公开把日本由变法而强盛的事实作为范例，而且在制定变法方略时，不同程度地参照借鉴了明治维新的模式与经验。不过，甲午战争前，就是在这批人的心目中，也还或隐或显地包含着对“区区三岛”的轻蔑之意，因而在承认明治维新成就的同时，多少保留了几分天朝上国的盲目自尊。

甲午战败的惨痛事实，打破了洋务运动三十年国防“深固不摇”的神话，人们不得不对日本刮目相看，华洋之分在西洋之外，又有了东洋。只是这时中西虽然已经乾坤颠倒，但战败屈辱所激发出来的民族悲愤情绪和同仇敌忾心理，使人们一时还不能冷静下来思考问题，不知如何正视战胜者。而三国干涉还辽成功所引起的远东局势新变化，又给沙皇的狰狞面目蒙上一层柔光。在统治集团中占上风的亲俄派固然奉沙皇为救星，就连联日的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也来了个180度急转弯。刘坤一上书密陈联俄拒倭大计，正式承认自己过去的失误。他说：

或谓俄与中国接址最宽，将来必为害于中国。臣前此亦以为然，今则颇知其说之谬。……以臣愚见，各国之患犹缓，惟日本之患为急。

因而建议，从今以后—

凡与俄交涉之事，务须曲为维持；有时意见参差，亦须设法弥缝，不使起衅。中俄邦交永固，则倭与各国有所顾忌，不至视我蔑如，狡焉思启矣。[12]

在朝野上下一片联俄拒倭的喧嚷声中，无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提出学习日本的口号。1895年，张之洞奏议战后补救之策，建议派遣留学生，也仅以欧美为念，没有提到日本。裕庚后来自称到东之始，即以为“翻译不过学业之一途”，俨然已有“振兴人材为本原计”[13]的设想，未必属实。他讲这番话时正值变法运动高潮，意在邀功，并非真有维新宿志。裕庚任期两年内东文学生人数只减不增，就是对他的说法最有力的驳斥。

由此可见，1896年戢元丞等人东渡，既不是甲午战争刺激的结果，也不是中国人认识到向日本学习的必要性，因而鼓动留学日本的产物。甲午战争造成的严重民族危机，的确大大激发了举国上下的爱国热忱和变革决心。但历史毕竟是具体而复杂的，如果把战后的一切变化都与此直接联系起来，看不到在警醒与学习敌手之间还有一个转变过程，而且其难度不亚于鸦片战后士大夫经历的痛苦纠结，则不免失之简单笼统。

第二节 新说之据

近代中国留日学生发端定于何时为宜，应当权衡各方面因素。

从中国方面看，产生派遣留日学生的动议比较晚，而日本方面则早就有此打算，特别是日本军政界中一批对华野心不断膨胀的人，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之日起，就积极策划利用互派留学生来培植亲己势力。

内务卿大久保利通，根据奉使北京的实际经验，深感对华问题不能付之等闲。迨西南战役以后，一八七七年十二月，趁中国首任公使何如璋、副公使张斯桂等抵达东京的时机，为两国间彼此交换留学生及善邻亲睦起见，特纠集少数有志之士，创设振亚社，不时集会。[14]

1880年3月，这批人组成了兴亚会，特邀何如璋到会祝辞，并开办中国语学校，教授日本青年。1898年，兴亚会将横滨大同学校总教习徐勤以及自费前往日本留学的维新派骨干罗普吸收入会。[15]以后兴亚会并入东亚同文会，后者成为日本最积极干预中国留学生事务的组织，并先后在东京和中国的上海、南京等地开设同文书院。1902年，该会又利用成城学校入学事件，企图取得保送自费生进入日本军校的垄断权。不过，兴亚会提出的互派留学生的计划，由于中国方面持有戒心，长期未能付诸实现。

关于留日学生的概念，并无严格界定，其中不仅有从中国本土去的青年，也包括旅日华侨商民的子弟。有些专为后一类人开设的学校，如神户的同文学校、横滨的大同学校，后来也吸收国内来的学生。而第一所华侨子弟学校横滨中华学堂，早在1885年即已创立。[16]不过，按照惯例，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能将这些学校的学生算作留学生，一是就读于此的华侨子弟进入日本学校，一是国内前来求学的青年。[17]这一约定俗成的概念同样适用于使馆东文学生。不仅他人的指称如此，本人的自认同样如此。如唐宝锷、胡宗瀛在留学生题名录上签署的留东日期，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二月进入早稻田大学和青山农学校，[18]而不是1896年6月进入附读班，可见他们本人也没有把1896年东渡视为自己留学生涯的正式开端。

中国最早名副其实前往日本留学的是广东顺德人罗普。罗普，字孝高，是康有为万木草堂的嫡传弟子。1897年，他只身漂洋过海来到日本，次年初“由日本当道举入”早稻田专门学校学习法科，“讲习万国律例之学”[19]。据与他同屋居住的日本友人田野桔次说：“当时东京留学生亦未有一人也。”[20]冯自由《革命逸史》称罗是中国学生进入早稻田专门学校的“第一人”[21]，其实他也是近代中国留学日本的第一人，起码是首批留日学生的代表者。

与之同时，还有一些民间人士前往日本求学。如1898年1月汪康年到日本考察报务之际，就在大阪见到正在山本宪的家塾中学习日语的汪有龄、嵇侃两位留学生。[22]虽然他们的行动属于个别现象，却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开始萌生通过日本学习西方的意向，预示了一种呼之欲出的新趋势，表明中国人留学日本是维新浪潮推动的产物。罗普赴日是否得到康有为的赞助支持，不得而知。不过，维新派的《知新报》将此事列入“创兴要事”，予以综合报导，称赞其“慨然有志”[23]，表明了这一派人的态度。

甲午战后，维新人士以战争胜负的鲜明对比为据，大声疾呼变法图强，指出日本强盛的原因之一，在于“遣宗室大臣游历各国，又遣英俊子弟诣彼读书”。[24]日军所以屡胜，是因为“将士出于学校，练习有素”。[25]梁启超还上书张之洞，提出：“日本变法以学校为最先，而日本学校以政治为最重”；中国对西学则“仅袭皮毛，震其技艺之片长，忽其政本之大法”[26]，建议效法日本，改革体制课程。一面鼓吹留学的必要与重要，一面比较中日的优劣，自然有助于造成学习日本的舆论氛围。

中国有可能派遣留日学生，也由于战后中日关系的紧张状态有所缓解。1897年底，德国强占胶州湾，沙俄趁火打劫，紧跟着占领了旅大。这种赤裸裸的侵略行径，给那些曾经对沙皇俄国抱有幻想的官员当头一棒，朝野上下齐声痛斥沙俄背信弃义，亲俄空气一扫而光。张之洞、刘坤一等人旧调重弹，提出“以兼联英日为要策”。[27]维新派对此积极呼应。胶州湾事件后，日本参谋本部派人来华请助联英拒德，“时经割台后未知日情，朝士亦多猜疑日本，恭邸更主倚俄，乃却日本之请”。康有为走告翁同龢：“明日本之可信，且与日使议请将偿款再摊十年，并减息，日使矢野君极有意。”又为御史杨深秀、陈其璋等草疏请联英日，并作联英日策，遍告朝士。经此事后，“朝士渐知英日之可信，而知俄之叵测，自此群议咸知联英日矣”。[28]康有为趁机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直截了当地建议光绪奉日本为楷模，变法图强。汪康年等人也前往日本，试图联合中日民间势力以挽救危亡。这一努力得到以江浙为中心的开明士绅的广泛支持。这样，中国派遣留日学生的主客观条件开始形成。

与此同时，日本方面借机施展外交和文化手段。1897年底，日本参谋本部军官神尾光臣、宇都宫太郎等先后来华，在武昌与张之洞、江汉关道以及洋务委员等晤谈，转达参谋部川上操六大将之意，诡称：“前年之战彼此俱误，今日西洋白人日强，中东日危，中东系同种同文同教之国，深愿与中国联络。”请中国派人到日本“入武备及各种学堂，地近费省，该国必优待切教”。清廷担心引起其他列强的进一步要求，谕令张之洞“断勿轻许”[29]。但张之洞不肯作罢，双管齐下，一面再次奏陈：“惟彼言深悔前年不应与中国战争，今愿遣我人赴东入各种学堂云云，洞甚嘉许之”[30]，一面决定让郑孝胥等三人于次年春选派学生“赴东洋入武备农工各学堂”。[31]

1898年，维新运动声浪日高，日方活动也更加积极。驻华公使矢野文雄于5月间函告总理衙门：日本政府“拟向中国倍敦友谊，藉悉中国需才孔亟，倘选派学生出洋习业，该国自应支其经费。”接着又亲赴总署面陈：“中国如派肄业学生陆续前往日本学堂学习，人数约以二百人为限。”[32]

矢野的态度并不代表日本政府的立场，当他将情况报告外务省请求指令时，外务大臣西德二郎“颇感意外”，认为费用太巨。“然既已表示，已难取消，兹后若清政府对于右记所作表示决定派遣留学生，宜限定最少人数，以观对方回答。希勿由我先为挑动，任其自然可也。”[33]

不过，神尾光臣、宇都宫太郎和矢野文雄先后向清政府作出同一姿态，绝不会是偶然的巧合。他们的言行显然反映了日本一些政治势力的意愿，而且很可能受到高层的指使，所以敢于如此独断专行。宇都宫太郎等在与张之洞密谈时即声称：“实系奉内旨而来。”[34]矢野在复西德二郎的信中，毫不掩饰其野心，他说：

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材散布于古老帝国，是为日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其习武备者，日后不仅将仿效日本兵制，军用器材等亦必仰赖日本，清国之军事，将成日本化。又因培养理科学生之结果，因其职务上之关系，定将与日本发生密切关系，此系扩张日本之商业于中国的阶梯。至于专攻法政等学生，定以日本为楷模，为中国将来改革之准则。果真如此，不仅中国官民信赖日本之情，将较往昔增加二十倍，且可无限量地扩张势力于大陆。[35]

矢野与西德二郎的分歧，并非政策基点的对立，而是步骤方式的区别。所以西德二郎认为矢野的意见“甚善”，只是对巨额经费、来学人选以及能否达到预期目的有所顾虑。

然而，中国方面，朝野上下都把日本的别有用心当成与人为善。1898年6月1日，康有为代杨深秀草拟《请议游学日本章程片》，正式提出派遣留日学生的建议：

以为日本变法立学，确有成效，中华欲游学易成，必自日本始。

既然日方愿意予以优待，“亟宜因其悔心，受其情意”，选派“贡生监之聪敏有材、年未三十已通中学者”[36]赴日留学。总理衙门议后奏称：

拟妥定章程，将同文馆东文学生酌派数人，并咨南北洋两广两湖闽浙各督抚，就现设学堂遴选学生咨送总理衙门，陆续派往。[37]

只是对任人报名之法有所保留。光绪当即批道：

出国游学，西洋不如东洋。东洋路近费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晓，且一切西书均经日本择要翻译。着即拟定章程，咨催各省迅即选定学生陆续咨送；各部院如有讲求时务愿往游学人员，亦一并咨送，均勿延缓。[38]

东洋不仅成为洋的组成部分，而且是走向西方的重要通道。以后日本政府又“允将该国大学堂中学堂章程酌行变通，俾中国学生易于附学，一切从优相待，以期造就”。清廷遂正式下旨：

着各省督抚，就学堂中挑选聪颖学生有志上进、略谙东文英文者，酌定人数，克日电咨总署核办。[39]

并向日本政府递交国书，表示谢意。至此，派遣留日学生成为维新变法的正式国策。

一些实权在握的督抚的反应比诸多掣肘的光绪更为敏捷。1898年3月，南洋官费生杨荫杭、雷奋、杨廷栋等一行数人抵达东京，是为近代中国最早的官费正式留日学生。同时到东的还有富士英（浙江）、卢藉东（广东）等人。5、6月间，浙江官费生钱承志等4人以及湖北官费生萧星生等到达日本。这一年，南北洋、湖北、浙江陆续派出官费生64人，[40]另外还有毕永年、冯斯栾、范源廉等13名自费生。[41]有的督抚计划大举派遣留日学生，如张之洞拟“选择聪颖子弟湖北一百人，湖南五十人，前赴日本学习武备、格致、农商工艺，兼通各种专门术业”[42]，湖南甚至已出示招考，后因变法不幸夭折而搁浅。

这时，1896年6月到东的那批清朝驻日使署东文附读生已经学满两年，裕庚奏请将其中可堪造就者拔入高等学校继续深造，东文学堂无形解散。以后，继任公使李盛铎又重新恢复使馆东文学堂，“内有监督官一人，中、东教习各一人，学徒五、六人”[43]，以应付政变后尽废新法的局面。

不过，由于洋务派督抚对慈禧“尽废新法”的旨意有选择地进行了抵制，加上许多维新志士亡命日本，此后几年间，留日学生队伍仍在逐步扩大。辛丑和约后，清政府复行新政，留日学生人数激增，形成一支重要的社会趋新力量。

综上所述，留日学生的正式发端定于1897年底或1898年更为恰当。尽管清廷将派遣权限下放到各省，各地首批留日学生东渡时间相去甚远，如甘肃晚到1905年后才开始派遣，但并不影响事情的基本性质。

留日学生运动一旦发端，就不断冲击着旧的统治秩序，成为整个近代留学生运动的重要分水岭。1904年底，《外交报》一篇题为《论近日派遣留学生之利害》的论说，对此做了精辟的概括分析：

我国自道光二十三年、咸丰八年两次败于欧人，于是惊心动魄于西洋之文明，而谋有以输入之，乃有派西洋留学生之事。然此后二三十年间，派往之人，为数甚少，而其人归国，亦无影响于国家。其上等者，闭户读书，不与世事，彼无所干于社会，社会亦不知其人。此等人与向来之读书人无异，世未之奇也。其下等者，持其所学之语言文字以为羔雁，营营于利禄之途，除此则皆所不计。此等人与向来之流俗人无异，世亦未之奇也。故留学生遂与社会相忘，社会不蒙留学之利，亦不蒙留学之害，遂若无此留学生者然。……自光绪十七年大败于日本，于是惊心动魄于东洋之文明，而谋所以输入之，乃有派东洋留学生之事。论者犹以为与前之派西洋留学生等耳，而岂知其后之效，乃与昔大异。昔之留学生，绝无所表现于社会，而今之留学生，则崭然现其头角，为通国中之一种新人物。[44]

这种界标的意义，显然不能从1896年的东文附读生或更早的洋务学生身上体现出来。只有在维新运动激励下东渡求学的青年，才会迅速与新兴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建立联系，参加救国和革命运动。而原来附读生中的戢元丞等人，也是在正式进入日本学校后，才积极投身于斗争洪流。因此，适当调整留日学生发端的时间概念，更有助于研究其地位作用，进而认识甲午战争与戊戌维新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1]这批学生到日本的时间，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记为旧历三月底，而清驻日公使裕庚在向总理衙门呈报的《第一次收支各款清单》中，则指明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五（1896年6月15日）为“到东之日”。旧历三月间总理衙门仅根据裕庚来函，奏准招收学生送至日本学校学习，尚未实际选送。

[2]参见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71年版）；石锦《早期中国留日学生的活动与组织》（《思与言》，第6卷，第1期）。大陆有关著述基本沿用此说。

[3]《东文学堂》，倚剑生：《中外大事汇记》，广智书局1898年版，学术汇记第一之二。

[4]《使日何如璋等奏分设驻日本各埠理事折》，光绪四年十一月十五日，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卷十四，北平，《清季外交史料》编纂处，1933—1935年版。理事即领事。

[5]《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遵议在日所招东文学生毕业后应如何待遇片》，光绪十年七月初五日，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北平，1932年版。

[6]《出使日本大臣裕庚奏拟变通东文学生请奖章程折》，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三日，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二。

[7]《东文学生逐日现习功课清单》，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二。

[8]1897年1月27日总理衙门在奏报此项经费时称：“查东文翻译一项，向在使署立学，按年列于出使经费内作正开销。”“此次学校经始动用经费数目核与向章作正开销之处，系属相符，应如所报准销。”《出使日本大臣第一次收支各款清单》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十。

[9]《出使日本大臣裕庚奏拟变通东文学生请奖章程折》，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二。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称，韩筹南、李清澄、王某、赵某等人归国的原因，一是不能忍受日本小孩频呼豚尾的戏弄，二是觉得日本食物难以下咽，这只是依据相关资料推论，似不确。

[10]何如璋：《使东述略》，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1页。

[11]《出使日本大臣黎庶昌密陈日本近日情形片》，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二。

[12]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书·刘坤一遗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奏疏卷二十四。关于刘坤一、张之洞等人态度的变化，参见 Don. C. Price : Russia and the Root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1896—1911。

[13]《出使日本大臣裕庚奏拟变通东文学生请奖章程折》，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二。

[14]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65—466页。

[15]《旅日本中华士商创兴要事汇记》，《知新报》第51期，1898年5月1日。

[16]1885年，横滨董事（此为清政府领事选派有力绅商担任，分管当地华侨事务）陈瑞璋等集资“创设中华公学，规模宏整，商民子弟，皆得入塾读书”。《出使日本大臣徐承祖奏保日本通商口岸董事片》，光绪十一年四月初二日，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八。

[17]参见《游学汇志》，《选报》第42期，1903年3月8日。

[18]《清国留学生会馆第四次报告》。

[19]《旅日本中华士商创兴要事汇记》，《知新报》第51期，1898年5月1日。

[20]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上海，新智社1903年版，第106页。

[21]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32页。参见《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附录《广东留学生题名录》。

[22]《清国新聞記者》，《大阪毎日新聞》明治三十一年一月十七日。山本宪（梅崖）后为1898年成立的大阪日清协合会会员。据蒋綗裳编《浙江高等学堂年谱》，汪有龄原为蚕学馆所派，后回国要求改习法政，1898年随浙江首批官费留日学生再次东渡。汪后来担任过中国议会书记。

[23]《旅日华侨士商创兴要事汇记》，《知新报》第51期，1898年5月1日。

[24]《上清帝第二书》，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4页。

[25]《文廷式请开学校讲习武事片》，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一日，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三七。

[26]梁启超：《上南皮张尚书论改书院课程书》，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934—936页。

[27]《鄂督张之洞致总署联英俄仍须联日以戢德焰电》，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八。

[28]《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上海，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138—139页。

[29]《鄂督张之洞致总署称日武官力陈联英意见电》，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八。

[30]《湖广总督张之洞来电》，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到，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一。

[31]《鄂督张之洞致总署日人劝郑孝胥赴日学习与联英事无涉电》，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八。

[32]《总理衙门议复游学日本折片》，倚剑生：《中外大事汇记》学术汇记第一之二。

[33]河村一夫：《駐清公使時代の矢野竜溪氏》，《成城文藝》第46期，第68—69页。引自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第17—18页。

[34]《鄂督张之洞致总署称日武官力陈联英意见电》，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八。

[35]河村一夫：《駐清公使時代の矢野竜溪氏》，《成城文藝》第46期，第68—69页。引自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第17—18页。

[36]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50—251页。

[37]《军机处传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面奉之谕旨片》，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五日，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二。

[38]世续等纂：《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二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39]《军机处电寄各省督抚谕旨》，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二日，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二。

[40]其中南北洋及湖北各20名，浙江4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遵议出洋学生肄业实学章程折》，光绪二十五年七月，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174页。

[41]据《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二、四、五次报告》；《浙江同乡留学东京题名》，《浙江潮》第3期，1903年4月17日；《湖南同乡留学日本题名》，《游学译编》，第10册，1903年9月6日。

[42]《鄂督张招考出洋学生示》，倚剑生：《中外大事汇记》，学术汇记第一之二。

[43]六月《官书局报》译自《太阳报》，倚剑生：《中外大事汇记》，学术汇记第一之二。

[44]《外交报》第99期，1904年12月21日。

第三章 “兴亚会”与戊戌庚子间的中日民间结盟

1898年成立于上海的亚细亚协会，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据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是中日两国民间人士的首次正式联合。从甲午战争前普遍蔑视的“蕞尔岛国”，到甲午战后的维新楷模，再到德国侵占胶州湾时对抗列强、挽救危局的盟友，最后一度成为合谋反清的同党，中国趋新人士与日本对华团体的关系层层递进。而上海亚细亚协会承前启后，不仅具有强烈的象征性意义，还有一定的组织和人事脉络。一部分中国人士和舆论，更愿意称之为“兴亚会”，视之为中日两国民间人士联合挽救危局并进而振兴东亚的联盟，而不仅仅是日本某个具体对华团体的海外分支。面对欧美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和清廷无所作为的现状，上海亚细亚协会所显示的不仅是中日双方民间人士同盟的努力；日本各派对华团体逐渐合流以及中国各种趋新势力谋求联合，也是促成上海亚细亚协会的潜在动力。由于这一潜力的持续存在与作用，庚子中国各派趋新势力联合反对当朝执政，而以合并包括亚细亚协会在内的日本各个对华团体而成的东亚同文会，则全面介入了南方各地的联合反清密谋。

第一节 日本对华团体与上海亚细亚协会的渊源

关于上海亚细亚协会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进展明显，藤谷浩悦、菅野正、易惠莉和狭间直树从不同角度予以推进。藤谷浩悦的《戊戌変法と東亞会》（《史峰》第2号，1989年3月31日，第41—62页）依据《対支回顧録》、《郑观应集》、《東京朝日新聞》、《湘报》等中外文献，从东亚会的角度考察上海亚细亚协会的成立。易惠莉的《郑观应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36—548页）则利用《郑孝胥日记》等新出史料，着重考察了郑观应、郑孝胥等人对于上海亚细亚协会的观点和立场的差异，并订正了该会成立的时间。菅野正的《戊戌維新期の上海亜細亜協会をめぐって》（《奈良史学》第16号，1998年12月）是以该会为主题的专文，利用了日本外务省的相关档案。狭间直树教授的《初期アジア主義についての史的考察》）（《初期亚细亚主义的历史考察》，（《東亞》第410—416号连载，2001年8月—2002年2月），在系统梳理日本早期亚细亚主义各团体渊源脉络的基础上，对上海亚细亚协会的缘起、归属等问题进行辨析，所掌握的中日双方文献以及先行研究相当周全，认识较前人大为深入。[1]与此同时，廖梅的《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则从汪康年的角度论述了上海亚细亚协会。

经过上述各位学人接续不断的研究，以现有资料，关于这一为时短暂的组织已经剩义无多。不过，仔细推敲，各人在一些重要环节的认识上还存在差异，一些推论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而这些都与一项重要判断相关联，即上海亚细亚协会的影响。

上海亚细亚协会成立于1898年6月16日，按照章程，将展开各种事业。“忽季夏京中有变，人心震恐，故即解散，人多惋惜。”[2]存在的时间相当短暂，也未留下什么具体活动的记录。研究者因此认为：“亚细亚协会与维新运动时期其他的一些团体一样，并未产生什么具体影响，其存在的历史意义大约在于它是中国知识界、绅商界第一个受日本影响、有明显亲日倾向的民间团体。”[3]就亚细亚协会的组织本身而言，这当然也是事实。不过，团体的影响力有时并不完全以组织的存废而生消，如果不拘泥于组织的形式和名称，从前因后果看联系，上海亚细亚协会的影响其实相当深远。或者说，由上海亚细亚协会体现出来的日本各派兴亚势力合流、中国各派趋新势力的联合以及中日两国民间人士合谋同盟的潜流，更加值得深入探究。

就日本亚细亚主义团体的渊源脉络看，到1898年，由兴亚会改名而来的亚细亚协会，已经处于颓势，会员人数减少，组织规模大幅度缩小，几乎没有什么活动。[4]中国人士选择和这样的团体联盟，甚至名义上还是作为其海外分会，承认日本的亚细亚协会为总会，似非得策。这一方面固然因为中国人士与兴亚会渊源较深，联系较多，主张较近，另一方面，则由于日本各派对华势力都在寻求与中国民间人士的联盟，暂时可以将在两国联系方面有较长历史的亚细亚协会作为桥梁。而中方人士则将该会视为日本联华的象征，对于其他持相似态度的组织，也表现了同样的向往和接纳。

1880年成立的兴亚会，是明治日本时期较早出现的对华团体，其宗旨是联合日、中、朝各国人士，挽救亚洲的颓势，进而振兴雄起，因此有意识地积极争取中国朝野官绅的赞成支持，“一时中华公使及使员游士多入其会”，[5]先后加入该会的中国官绅至少有何如璋、王韬等数十人。改名为亚细亚协会后，不仅主旨未变，而且在某些方面有进一步以东亚为中心的趋向，如重视和强调使用汉语等。这或许是导致该会在日本活动不利的原因之一，可是对于中国绅士而言，却增加了一些亲近感甚至信任感。先后加入或支持者有黎庶昌、王韬、郑观应、李凤苞等人。这样的历史渊源自然成为中日两国民间结盟的最好凭借。此外，上海亚细亚协会的成立，还得益于亚细亚协会的日方会员小田切万寿之助和中方会员郑观应都在上海，前者担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后者则是沪上绅界的核心人物，双方均有意促成联合。结盟的最终成立并确定以亚细亚协会的名义，与他们两人有很大的关系。

尽管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上海亚细亚协会成立的机缘可能不止一端，还是有一些线索未能相互连贯。其中之一，便是1897年底、1898年初汪康年、曾广铨两人的日本之行与上海亚细亚协会成立的直接关系。有传闻说此次游历日本时汪康年加入了兴亚会。《汪康年师友书札》（一）吴以棨来函之七：“闻兴亚会已入公名，条例如何，能示大概否？”[6]是函写于汪康年返回上海不久。廖梅认为此兴亚会即改名后的亚细亚协会，有意识地推断汪康年加入的应是亚细亚协会。[7]

另一种可能性是汪康年本人东行的目的即酝酿与日本亚细亚协会联盟。《汪康年师友书札》保存的若干函札透露出相关信息。行前黄中慧建议：“亟与日本联攻守相助之盟，告以瓜分中原，固我之不幸，然亦非日本之福，动之以利害，彼必乐从。”[8]高凤岐说：“执事东游，自为兴亚要计，彼中贤士大夫怀此久矣。得吾国有心人一鼓其机，当更奋发，惜吾政府之不动耳。”[9]1898年1月23日张元济致函汪康年、汪诒年，其中提到：“农学、兴亚二事，兴会如何？日人肯为出力否？其兴亚会会章能否见示？至盼。”[10]

按照目前的认识，仅仅从小田切万寿之助、郑观应，甚至福本诚的角度看，这时组织上海亚细亚协会一事尚未提上议程。1898年6月17日，孙淦致函汪康年，谓：“前者面谈之事，有日友冈本谓能说其政府每年津贴保护金数千金，俾专主东亚联络之说，弟未经请命，固不敢擅嘱往东京。”[11]孙淦担任过浙江留日学生监督，当时在日本邮船会社供职，是汪康年日本之行的重要协助人，1898年4月又到沪与汪康年会晤。冈本即善邻协会的冈本监辅，他与吾妻兵治同为亚细亚协会的重要成员。苏州的江瀚等人通过汪康年了解亚细亚协会，也说明后者在上海亚细亚协会的筹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2]

此外，1898年3月25日，汪有龄致函汪康年提到：“近闻神户将开兴亚会、华报馆，阁下已闻知否？”[13]华报馆应为《东亚报》馆，为神户华商所办，兴亚会则不知是否同为华商组织，与其他同名组织有何关联。

汪康年东行，除了直接与亚细亚协会发生联系，还为稍后转向东亚会和同文会开辟先机。鼓动汪康年等人东游与日本人结盟，宗方小太郎起了不小的作用。早在1897年2月，宗方小太郎就在上海与李盛铎、罗诚伯、梁启超、汪康年等人商议兴亚之策，认为清廷依赖俄国，整个清国上层完全腐败，而下层愚蠢无知，只有中间士子可以成事。他日动摇天下者必此一族。因此在野志士都盼望日中联合。无论两国政府方针如何，志士互相提携为当今急务。梁启超则认为中国的天下被满人破坏，要想挽回国运，必须脱离满人羁绊。[14]

德国占领胶州湾事件发生，宗方小太郎即函告汪康年：

俄、法既与德有默契，一朝决裂，彼三国者皆我之敌也！英则持满未发，日本则跃跃欲试，隐约之间，彼我争衡之形既成矣。此诚亚洲浮沉之所系，干系决非小少也。穰卿先生阁下，天下滔滔不足道，独我辈有心之士，有不忍旁观此大难者也。

他的建议是：

即今第一策，只在中东盟。中东盟已熟，中原可争衡。盟之最所贵，始终在一诚。

并且表示：“从此中原定多事，与君连辘好偕行。”[15]希望在中日同盟之路上和衷共济。他专门赶去胶州查探，希望汪康年暂缓东行，与之详细面商有关事宜。[16]

此外，藤谷浩悦注意到，上海亚细亚协会的成立，与福本诚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因为1898年3月底到4月中旬，福本诚旅欧途中在上海滞留半月，先后会见了文廷式、志均、王仁东、余思诏、唐廉、江标、费念慈、罗贞意、汪康年、曾广铨、陈季同、姚文藻、洪述祖、董康、杨模等人，认为无论朝野官民，均寄希望于日清同盟论，因此全体同意在日清人士之间筹划东邦协会的乃至亚细亚协会的一大协会。[17]也许藤谷浩悦的叙述给人以强调福本诚促成上海亚细亚协会的印象，特别是他在注释中说兴亚会的计划由于福本诚的斡旋而实现，[18]狭间直树教授特意指出，是年3月以前，上海亚细亚协会的联络筹组活动已经展开，而东邦协会与创立上海亚细亚协会渊源的痕迹尚未发现。[19]

就上海亚细亚协会而言，应该说的确与福本诚关系不大。可是从东亚会的角度看，福本诚的活动却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联系到后来事态的发展，这种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超过了筹组上海亚细亚协会。

1898年3月，在东京牛込赤城神社境内清风亭举行的福本诚旅欧送别会上，政教社的陆实、池边吉太郎、三宅雄次郎等人提议结成新团体，以研究东方尤其是中国问题、匡正时局为目的，并选出香川悦次、井上雅二为干事，被称为“东亚会的滥觞”。4月16日，在合并了江藤新作一派后，东亚会正式成立。[20]藤谷浩悦认为，东亚会的迅速告成，福本诚发自上海关于中国绅士拥护中日提携的报告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虽然日中同盟提携论发自日本，但具体到1898年的行动，则中国趋新士绅的愿望更加强烈，要求更加迫切。1897年底汪康年和曾广铨前往日本，目的就是与日本朝野各方磋商中日同盟挽救危局之计，结合两国民间势力，救亡图存。此次福本诚到上海，本来只是路过，按原定日程，4月4日就应乘法国邮船离沪。之所以滞留多日，正是有感于中国有志之士接连不断地陆续来访，并多次安排聚会，对于中日同盟抱有极大的热情。[21]

《湘报》刊登《东亚会简明章程》时，特意标明“即兴亚义会”。狭间直树教授推断，“兴亚义会”除了说明东亚会的性格外，还有作为别名的意思。[22]根据《知新报》的报道，“前报日本名流思创兴亚义会，联合中国，今悉其会定名曰东亚”[23]，则该会最初曾想取名为“兴亚义会”。所以和《东亚会简明章程》刊登于同一期《湘报》的唐才常那篇有名的《论兴亚义会》，完全没有提到“东亚会”的名字，通篇都是“兴亚义会”甚至“兴亚会”。他说：

吾友有徐勤者，客日本，主讲横滨之大同学校，则飞函告曰：日本处士，仁哉侠哉，日日以亡中国为忧，中国亡则黄种瘠；黄种而瘠，日本危哉！于是上自政府，下逮草野，群有心捄世之人，创立兴亚义会，冀扶黄种，保亚东，毋尽为俄、德诸雄蚀。又日日宣言于国中曰：支那受创后，能毅然举新政、设学堂、谋国是者，首湖南。其士民忠诚勇猛之气，甲于十八行省，足与策支那，足与谋亚东。乃以勤介于湘，丐湘人有志行者联百数十人，入兴亚义会，其能联名千，益济乃事；幸而万焉，吾中日相臂指必矣。于是举勤会员，主联中国，尤措意湘，凡湘人游日者，先达名兹会，会之友幸为东道主毋馁。

他告诫湖南人“吾湘弗餍外人望，或孤其兴亚之心”，进而提出“长策”十条：第一条为“南学会急派人至日本办兴亚会事，一二年后，挈其政学归，新吾中国”。第二条为“立兴亚分会于湖南，与日本时其消息，灵其脑筋”。第九条为“《湘报》与《兴亚报》彼此分派，以拓见闻”。也就是说，唐才常在撰写《论兴亚义会》一文时，还不知道该会确定的正式名称是东亚会。

上海亚细亚协会成立，《湘报》报道的标题是《兴亚大会集议记》，与《大公报》、《新闻报》、《集成报》等以《亚细亚协会》为题明显不同。亚细亚协会的前身叫兴亚会，而唐才常是上海亚细亚协会的发起人之一，无论他是有意将兴亚义会与亚细亚协会相混淆（在唐才常看来，亚细亚协会的方针可能过于稳健，显然不如“兴亚义会”来得痛快），还是不大能够把握两会的联系与区别，造成的客观效果，就是在兴亚会与兴亚义会之间形成联系，这样一来，此兴亚会与彼兴亚会的界线，自然变得模糊起来。不知内情的人看来，兴亚义会与兴亚会一脉相承，甚至可能就是同一团体的演变。

一些新闻报道似乎也有将二者混为一谈的迹象。1898年5月21日，《東京朝日新聞》刊登5月13日的上海通信《亚细亚协会》，一方面说日中两国朝野人士为了振兴东方，团结设立亚细亚协会，上月发起相谈会，当地有力的中国官民同意举为会员，下月召开成立大会，一方面又说两湖人士也纷纷赞成并加入。[24]

尽管上海亚细亚协会的参加者中的确有唐才常这样的两湖人士，不过唐才常呼吁湖南人大规模参加的，是东亚会的“兴亚义会”，而不是上海亚细亚协会。从这一意义上说，上海亚细亚协会虽然奉日本亚细亚协会为总会，中方人士更加看重的是兴亚的主旨，是中日两国民间人士的结盟，而不是组织的归属。因此，至少在他们看来，作为中日民间结盟的载体，上海亚细亚协会是超越某个具体组织之上的桥梁。这对他们将目光逐渐转向东亚会和东亚同文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第二节 东亚同文会成为主导

上海亚细亚协会成立后，计划的各项活动虽然已在落实之中，[25]但还来不及展开，唯一可记的事，是“日本总会长过沪，同人公宴于张园，意极融洽”。据说俄、法等国领事“闻有中日协会，颇生疑忌”。不久，戊戌政变发生，亚细亚协会被迫解散。

不过，上海亚细亚协会举议员24人，“已任入会签名捐资者约百余位，皆官商名誉中人”。[26]影响范围不可谓不广。全体会员的名单尚未查见，据1898年4月26日在上海郑观应寓召开的沪上维新志士与日本人士共同筹办亚细亚协会准备会，中方与会者有郑观应（陶斋）、文廷式（云阁）、郑孝胥（苏龛）、何嗣焜（梅生）、志钧（仲鲁）、张謇（季直）、江标（建霞）、严信厚（小舫）、薛华培（次升）、盛揆臣、汪康年（穰卿）、曾广铨（敬贻）、经元善（莲珊）、陈季同（敬如）、施则敬（子英）、姚文焯（稷臣）、杨廷杲（子萱）、沈敦和（仲礼）、唐才常、李智俦（洛才）、李宝森（谷生）、吴瀚涛（广霈）等。[27]另外据说盛宣怀和蔡钧也赞成，因事忙未能与会。

这样一份名单，熟悉晚清史事者大都并不陌生。在19、20世纪之交，他们是东南乃至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活跃分子。郑观应、文廷式、郑孝胥、江标、张謇、汪康年等人在近代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无须一一介绍。其余各人情况如下：

何嗣焜，江苏武进人，又字眉孙，历参张树声、倪文蔚、盛宣怀幕府事，分省补用知府，后总理上海南洋公学。

志钧，满洲镶红旗人，珍妃胞兄，进士，曾列名上海强学会。江南候补道，南洋大臣洋务局总办。

严信厚，浙江慈溪人，钱庄学徒出身，曾入李鸿章幕，署长芦盐务帮办，后从事商业，为东南巨商。官直隶候补道。

曾广铨，湖南湘乡人，早年随嗣父曾纪泽赴欧，留学英国，后任驻英公使馆三等书记。1897年曾一路跟踪孙中山由欧美抵达日本。随即辞官归沪，参与创办《时务报》，又与汪康年等发起蒙学公会。1898年访日期间，又与孙中山有所接触。庚子在广州担任刘学询与孙中山的代表宫崎寅藏等人会谈的翻译。

经元善，浙江上虞人，上海电报局总办。

薛华培，四川华阳人，湖北候补道，戊戌由湘抚陈宝箴保荐经济特科。

施则敬，浙江杭县人，道员用留直补用知府，其弟施肇基，为清季民初著名外交官。

杨廷杲，商董，主持上海电报总局收支所。黄遵宪曾函告汪康年：“昨见盛杏翁云：已订嘱杨子萱缮公函分寄各电局，凡有商局处均有电局，不必两岐云云。”[28]他和严信厚、施则敬等均为上海中国女学堂董事。[29]

姚文焯，浙江仁和人，又字伯纯，进士，曾任云南学政、福建兴泉永道。

沈敦和，浙江鄞县人，英国剑桥大学法科毕业，历任南洋大臣翻译官、金陵同文馆教习、鱼雷学堂提调、海防粮台委员、江南水师学堂提调以及南京、镇江、江阴、吴淞四炮台提调，后改江南自强军营务处总办。江苏候选道，与严信厚同为上海四明公所董事，编辑过《自强军西法类编》。

陈季同，福建侯官人，福建船政学堂出身，留学法国，习国际法，历任驻欧各国公使馆参赞，甲午战争时任台湾民主国外务大臣。时为江南制造局翻译、《求是报》主笔。

李智俦，江苏仪征人，字鹤侪，号乐才，监生，曾官湖南龙山知县，调署武陵等县，后充两江总督刘坤一幕宾。

李宝森，广东大埔人。

吴瀚涛，名广霈，字琴爰，晚号剑华道人，安徽诸生，驻日公使何如璋随员，后升任神户副领事，归国后任轮船招商局文案，直隶候补知县。1895年孙中山广州起义时，他和康有为、曾广铨等同被预定为统领。

盛揆臣，不详。

这批人早就在清季官绅兴办的各种趋新事业中相互援引。1897年，经元善在上海发起中国女学堂，严信厚、郑观应、陈季同、薛华培、汪康年、文廷式、张謇、江标、吴瀚涛、沈敦和、何嗣焜、杨廷杲、施则敬等人积极支持。尤其是戊戌、庚子间，他们或明或暗的各种活动带有一定的组织性和连续性。而这些活动，均与日本亚细亚主义团体有着密切联系。可以说，促成上海亚细亚协会的各种因素，如日本主张亚细亚主义和保全中国、振兴东亚的对华团体日渐合流，中国各派趋新势力寻求合作与联合，以及中日双方民间人士积极谋求同盟提携等等，使得围绕庚子勤王事件的一系列组织和活动，均与上海亚细亚协会的精神一脉相承，组织与人员也有一定的渊源联系。

由处于衰退期的日本亚细亚协会出面具名作为中日民间同盟的组织形式，历史渊源之外，有一定的偶然性，东邦协会、兴亚义会（东亚会）等团体直接或间接起到促进作用。但是，上海亚细亚协会的成立，并未使日本的亚细亚协会获得复兴的转机，而东亚会和稍后成立的同文会则发展顺利，并很快在1898年11月合组东亚同文会，1900年3月又与亚细亚协会合并，实现了日本亚细亚主义各团体的大合流。这样，日本方面，以东亚同文会为代表的对华团体，与此前几乎所有日本对华团体都有着一定的组织渊源。而这些团体与中国人士的各种联盟活动，也都陆续汇聚到东亚同文会的名下。亚细亚协会在此进程中，仅仅扮演了过渡环节的角色。

戊戌政变后，唐才常东渡日本，企图向日本借兵求援，在湖南发动勤王举义。尽管他前此对被称为“兴亚义会”的东亚会充满期待，希望该会与湖南的南学会共谋大业，但此行似乎未能从东亚会方面获得实际帮助。这时东亚同文会已在筹组之中，唐才常在康有为下榻处偶遇还属于同文会的宗方小太郎以及后来加入东亚同文会的柏原文太郎，两度发出求援呼声。宗方小太郎认为请求日本政府出兵不现实，表示“目前只有我辈能为义军增添力量，期望使诸君之志愿得以实现”。[30]后来唐才常担任了由宗方小太郎、白岩龙平等人组织的上海乙未会发刊的《亚东时报》主笔，乙未会据说是上海同文会的基础。而日清贸易研究所出身的白岩龙平与亚细亚协会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他立志继承荒尾精的事业，亚细亚协会的岸田吟香则是他的同乡大先辈，同时又可以说是荒尾精的师长。岸田吟香和长冈护美作为亚细亚协会成员，却参与了东亚同文会的组建，成为两会会员。所以1898年3月13日亚细亚协会在上野精养轩招待来访的姚锡光、吴敬英、张彪等人，白岩龙平也出席作陪。[31]

上海同文会的成立，与上海亚细亚协会有相当直接的关系。近卫笃麿日记附属的《同文会設立趣旨書》，（由白岩龙平撰稿）和《時論》第7号刊载的《同文会網目》，其内容同样有令人费解之处，即该会的事业主要集中在上海，包括设同文会馆、附属图书馆、附设翻译局、同文学堂，在上海、福州、汉口、天津、重庆、广东等地设汉字新闻、经营航海、贸易、银行、矿山等以及以上海乙未会《亚东时报》和东京精神社《時論》为通信机关等七项。[32]从1898年7月29日白岩龙平写给近卫笃麿的信，可知此事与上海亚细亚协会关系密切。从关系人的角度，白岩龙平认为，由福本诚欧游途经上海发端，小田切万寿之助领事专心奔走而成的上海亚细亚协会，网罗官商名士不少，内部也有不值一笑之事。我会有必要从中取其精华。小田切万寿之助领事到汉口与张之洞会晤，后者表示不宜用亚细亚协会之名，应改名为同文会。尽管这时张之洞还不知道同文会已经发端，白岩龙平还是建议尽早确定上海同文会的建设重点，以便向内外显示该会的实际。[33]

东亚会最初注意的对象是康梁以及湖南的维新派，所以立会趣旨中明定允许辅佐光绪变法自强的康有为、梁启超入会，又以康有为的门生徐勤和罗普为该会倡办董事。随着形势的变化，其中部分会员如平山周等，与康有为一派的关系日趋紧张，转而以孙中山为支持对象。因此在日本对华团体尤其是东亚同文会内部，又分成体制外与体制内改革的不同主张和人脉。不过，总体而言，戊戌、庚子间日本各派对华势力的主导倾向是合流而非纷争，同时他们也希望中国的各派趋新势力能够联合行动，这一方面强化了本来就有意联合的中国各派趋新力量“必当合不当分”[34]，“必大合而后能办妥”[35]的意向，另一方面，也使得日本对华团体之间的分界变得相当模糊，中国人士同时与不同派系的日本对华人士进行联络甚至合作。白岩龙平的动向，不仅相当典型地反映了这样的趋势，而且与中国方面的对日结盟极为关键。

1898年初汪康年和曾广铨访日期间，曾与白岩龙平在大阪会晤两日。[36]晤谈的内容之一，当是中日两国人士联络之事。后来白岩龙平致函汪康年等：

《时务报》馆想已发刊，敝邦有志之士均共刮目，颇有先睹为快之慨，如何如何。兹附一纸《中外时论》，与《时务报》诸报交换，一则系精神社友等弟嘱商贵馆，精神社系近卫公爵（东邦协会副会头）等幕友主笔，与贵馆一气联络，自有益于两间。

精神社即后来同文会重要刊物《時論》所属的机关。福本诚到上海前，3月15日白岩龙平又致函汪康年等代为介绍：

敝友福本诚君（号日南），现在《日本新闻》，又为东邦协会、《日本人》报等处笔政，二十年来以亚细亚为志之士也。此次周游欧、米各国，首先到沪上与贵国诸有志谈论，而后搭佛国邮船启行，尤祈阁下与贵馆中诸翁开臆联欢，有补于亚洲大局也。[37]

东邦协会的副会长是同文会首任会长，而东邦协会重要人物福本诚又是东亚会的创办董事，与他们两人关系密切的白岩龙平，既是东亚会的创办董事，又是同文会的重要发起人。东亚会虽然不像同文会那样，将活动和事业重心放在中国尤其是上海，可是除了将总会设在东京外，唯一明确规定的就是：“并于支那上海设立分会，以相照应。”[38]联系到1898年7、8月间井手三郎、大内畅三、中西正树、平山周、宫崎寅藏、犬养毅、菊池谦让、神鞭知常等人频繁来往，协商有关“对清设施”预案以及联合各派力量等事，[39]有理由推断，东亚会、同文会的成立以及稍后合并为东亚同文会，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取代已经处于颓势的亚细亚协会，成为日中同盟的日方代表，甚至是中日双方的共同架构。而上海乙未会（以及其他在华日本人士）在其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既是同文会上海支部的基础，又成为东亚会上海分会的依托。

关于乙未会的详细情况，缺乏必要的材料，论述这一时期日本对华团体者，大都一带而过。涉及较多的是中村义教授的《白岩龍平日記:アジア主義実業家の生涯》。此书虽然仍未提供该会的成立和活动情况，但在论述上海同文会时，提到是在先期设立的乙未会基础上改组扩大。

从名称看，乙未会当与日本对华人士急于修复因甲午战争破裂的中日关系以及挽救由此引起的东亚危局有关。同文会成立后，白岩龙平于1898年7月底返回上海，10月1日，白岩龙平和宗方小太郎联名以乙未同志会作为本部，向全体会员发出通知。该本部设于美租界密勒路寿椿里233号，二层建筑，楼上三间，楼下四间，除事务所、接待室、图书室外，还可供八九人住宿。会员共有147人，其中日清贸易研究所出身者30余人，势力不可小觑。[40]他们早就与汪康年等革新派人士联系密切，1897年底后者东游寻求与日方结盟，首先即受到宗方小太郎和白岩龙平的鼓动，绝非偶然。以往研究者可能过于看重日本各对华团体的组织系统以及宗旨策略的差异分歧，甚至以后来眼光分别派系，反而使得彼此勾连的事实真相难以彰显。

第三节 中日民间同盟的影响及其局限

东亚会、同文会以及东亚同文会利用其在华的组织系统和与中国人士的广泛联系，影响很快超越亚细亚协会。在他们有意识有目的地引导下，与中方结盟的日方组织不知不觉间实现了由亚细亚协会到东亚同文会的转移。

戊戌政变后的严峻形势，使得亚细亚协会联络朝野官民上层的路线失去大部分活动空间，而东亚同文会尽管内部也存在意见分歧，毕竟有不少人赞成联络民间人士从事反对清王朝的体制外改革，而且戊戌、庚子之间，这一派主张一度占据上风。凭借其在华的各种组织基础，东亚同文会更加深入到中国各地趋新人士的组织活动中去，甚至介入各种密谋。这样的策略适应当时中国的局势，使得东亚同文会的在华活动迅速得到发展。一些亚细亚协会成员已经加入东亚同文会，并将重心放到后者的活动方面。在此形势下，亚细亚协会只能主动提出与东亚同文会合并。[41]

上海亚细亚协会解体后，由于戊戌政变清廷的种种倒行逆施，面对高压局势，沪上趋新士绅的活动一度消沉。到1899年，在内忧外患急剧加重的刺激下，才重新趋于活跃。本来聚集上海的士绅大都赞成渐进式改革，而不同意急进论，可是政变后日益恶化的局势将他们不断推向与当朝执政决裂的境地。这时中国各地各派趋新人士，尤其是两湖和江浙志士继续此前联合救国的努力，并一如既往地寻求日本对华团体的支持。他们了解到日本对华团体变化的动向，争取的对象由亚细亚协会转向东亚同文会。汪康年和唐才常等人筹组正气会时，特致函近卫笃麿、大隈重信、犬养毅等人，内言：

敝国人游贵国归者，咸述从者眷怀时局，慨然以振兴东亚自任，凡在同洲，罔不仰企。某等不敏，常以交邻之道，互相质证，佥谓欲联日清为团体，必从学会入手。前闻从者于亚东协会事宜，殷殷提倡，不遗余力，感佩同深。某等近亦熟思互商，立一学会，名曰正气，本以友辅仁之旨，寓人贵自立之思。立会以后，来者颇多，伏思从者于日清交谊素抱热肠，因特奉上章程□册，敬乞俯赐览观，并恳有以教之。[42]

正气会会章第五章第十七条特别规定：“中日两国，系同文同种之邦，如日本志士愿入本会者，一律列名会籍。”[43]1900年2月文廷式到日本避祸，接待者主要就是东亚同文会，连长冈护美和榎本武扬等亚细亚协会头面人物出场，也是以东亚同文会的名义。[44]

和亚细亚协会相比，东亚同文会采取更加积极的对华姿态，它利用原来日本各对华团体的组织系统，在中国各重要地方设立分会，试图全面掌控中国的情况。对于中国各地各派趋新人士的组织和活动，东亚同文会也借助原来上海亚细亚协会的渊源，更加深入地介入内部事务。1900年上海成立中国国会，原亚细亚协会会员郑观应、汪康年、唐才常、文廷式、陈季同等人参与其事，前三位还担任重要职位，薛华培则在南京予以响应。而东亚同文会上海支部不仅自始至终参与其事，有时甚至还作为中国议会的代表从事扩展组织等联络活动。

1900年8月9日唐才常赶赴汉口之际，委托东亚同文会会员井上雅二前往南京，以中国议会的名义联络官僚绅士，以自立会的名义联络湘军将领。在俞明震和辜人杰等人的大力协助下，对南京文武两方面的联络进展十分顺利，井上雅二为此行“取得了好成绩”而感到踌躇满志。返沪之前，他在日记中写道：“在金陵的要事基本完成：一、在民间绅士、官人方面，由俞明震做工作，使之与中国议会作一致而努力。”“我回沪即与陶森甲、张通典会谈，联络南京文武志士的事有成功的希望。”[45]志钧也赞成井上雅二等东亚同文会员的计划，并进行过具体会商。[46]

此外，中国国会干事丘震、汪有龄也与上海亚细亚协会有着很深的渊源，丘震的父亲丘玉符为郑孝胥在日本任外交官时的旧识，上海亚细亚协会筹组期间，与郑孝胥往来密切，很可能也参与其事。[47]而汪有龄从1898年初汪康年访日之时就介入中日联盟之事，他还告诫汪康年：“日本虽有日清同盟之议，然我能自强，则日本肯结之亲之。我倘委靡如故，则一有急难，日本亦将从而染指。故自保，实亟亟也。阁下具苦口婆心，望告当道求所以联络日本者，勿仅恃同舟之谊，而徒哀声惨色以结之也。”[48]经元善、吴瀚涛二人虽然没有参加中国国会，所发起的反对立储通电，却是庚子勤王的重要契机。[49]

与亚细亚协会相比，东亚会、同文会乃至东亚同文会更加怀疑清廷有革新中国的愿望和能力，因而不再单一地寻求上层路线，不再一味与上层官绅打交道，而是试图鼓动在野的革新力量改变甚至推翻清朝，以为非如此不能使中国摆脱危机，使东亚维持和局，进而振兴东亚。所以这些团体愿意帮助中国革新派实行变革，并希望通过这样的协作，不仅实现维护东亚的战略目标，而且获得各种具体利益，影响、控制甚至支配整个东亚局势。而戊戌政变后中国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冲突将越来越多的士绅推向反对当朝执政的激进行列，不得不以各种非常手段谋求阻止倒退的变革振兴之道，以挽救内忧外患。在这样的共识之下，东亚同文会与中国各派趋新势力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全面介入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的各种公开及秘密的反清活动。只是后来担心发生战乱会使中国陷入分裂，危及东亚同文会保全中国的整体目标，才中途有所收缩。

鉴于中国革新势力的力量不足，为了实现反清大计，东亚同文会秉承亚细亚协会的方针，力主联合，劝说中国各派革新势力的领导人求同存异，尽力促成共同行动，而不赞成任何一方单独行事。这一决策，与唐才常、汪康年等人的主张及行动方略相吻合，并得到梁启超等人的支持。东亚会成立时，接受徐勤、罗普等人，目的之一，就是要吸收各地的革新人士，尤其是和一些不为清政府所允许的人士沟通联系，所以福本诚还注意到孙中山及其他各地革新人士的存在。由于康有为的干扰阻挠，保皇会与革命党、江浙人士以及自立会之间，存在不小的分歧摩擦，为此，宫崎寅藏等人力图调解，甚至专程远赴新加坡进行劝说。

在东亚同文会会员的协调下，唐才常、汪康年、梁启超、孙中山、乃至徐勤等人，能够避开康有为的阻力，维系联合大举的局面。自立会起义时，孙中山、梁启超分别从海外赶回，准备加入。起义失败，梁启超表示：“目前，两广的活动将与孙文派一同进行”，认为“将来必定要联合行动的”[50]。这番话绝非故作姿态，种种迹象表明，革保两党在广东的确继续有所合作呼应，保皇会负责广东方面行动的梁炳光，始终将注意力集中于惠州，与兴中会的密谋在空间上吻合；梁启超则毫不掩饰地赞成孙中山的用兵计划，赞赏其组织能力。康有为对此虽然有所怀疑，但并不知情，由梁启超一派暗中主导，港澳总局的徐勤至少予以默许。[51]上述行动，背后都有东亚同文会的作用。如梁启超从檀香山赶回上海，途经日本，曾走访柏原文太郎、近卫笃麿、伊藤博文等人。[52]如果没有东亚同文会的坚持并从中斡旋，宗旨策略差异甚大的中国各派革新势力，要想维持大合局面，并不容易。

戊戌、庚子乃至稍后的一段时期，中日两国民间人士的结盟活动将双方关系带入“蜜月期”。由于甲午战争的阴影和日本对华的进逼态势，即使在相信同文同种、同盟提携之际，中方人士对于日本与中国结盟的善意也将信将疑，更多的是要听其言而观其行，郑孝胥、张謇、汪有龄等人不约而同地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担心和忧虑，希望以增强自身实力为基本。临时被邀约出席亚细亚协会预备会的张謇于会后记道：

日人以甲午之役，有毫毛之利，启唇齿之寒，悔而图救，亟连中、英。又以为政府不足鞭策，为联络中国士大夫振兴亚细亚协会之举，盖彻土未雨之思，同舟遇风之惧也。独中朝大官昏昏然，徒事媕婀耳。预会者凡二十人。日人言则甘矣，须观其后。[53]

1899年底保皇会的《知新报》刊登的《福州忧时子致日本亚细亚协会同文会书》，可以反映对中日结盟怀有好感和期待的那些中国人的尴尬境遇和复杂心理：

亚细亚协会同文会日本诸君子公鉴：仆亚洲之男子，中国之庶民，闽中之鄙人也，足迹未尝出海外，学问未尝通古今，然固窃闻五洲之大势矣。欧西白人，既据美、非、奥之地，而臣妾红种黑种之人，亚洲半土，亦为俄法英德葡荷西士所分踞。其幸存者，虽有八国，然惟日本得以自立，惟中国可以有为，是黄种之存灭，惟吾日中是赖。不幸甲午之役，同室操戈，授人以柄，中国既岌岌可危，而亚洲大势，亦因以震动。日本诸君，深知其祸，倡为联中之说，创立协会及同文会，志愿宏大，筹画深远，仆闻而伟之。中国之人，上者不讲外交政策，下者不识各国情伪，重以甲午之衅，痛彻于心，未能遽稍前嫌。然则协盟之事，权在日本，责亦在日本也。近来日本志士，持联中之议，如教东文译东书，及阅兵之官员、游学之生徒，皆加意亲厚，其来华日士，亦极力联络中人，谆谆以同种同洲之意相劝。中国士夫，渐知日本之当亲者，未始非会中诸君子力也。

虽然，仆窃有疑焉。数月以来，闽中商民，力诋日人，谓其好小利，好陵人，甚于欧洲，即宦途中亦有时言。叩其故，则曰：日人开设铺户，代商家包漏税厘，侵中国之利权，夺小民之生计，众口一词，怨声载道，甚者则谓欧人富，日人贫，欧人宽，日人刻，其仇视日人之心，竟十倍于欧人。仆闻斯言，反复辩论，晓以同种同洲之义，闻者尽哗，无可置喙。仆虽未履东土，读东书，然固尝接日本人士，察其言论，非不顾种族而干预税政者。盖由中国奸民，勾引日本无赖，图目前之小利，不顾久远之大局。愿诸君子将仆此言，上之政府，登之时报，精领事之选举，严游人之约束，勿令生事，以破我二国之和局。中国民智未开，易惑难晓，此辈以数人之小利，坏吾亚洲之大局，甚可痛也。诸君子志在兴亚，区区此心，亦非独为中国计而已。伏维原谅，忧时子启。[54]

无论主观愿望如何，后来事态的发展一步步坐实了中方人士的担忧，而所有的期待却基本落空。与之对应，日方的信誓旦旦，哪怕是出于真诚和善意，也都成了谎言与欺骗。一段本来应是同舟共济的历史，最后成为痛苦回忆的起点。其中的教训，值得后人认真汲取。

概言之，1898年成立的上海亚细亚协会，是在日本各派对华团体逐渐合流以及中国各种趋新势力谋求联合的背景下，中日双方民间结盟的产物。随着日本对华人士的认识趋同，组织分别也相应地逐渐模糊，一些重要人物同时参与多个团体的发起筹建，甚至担任不同组织的领导。因此，部分中国人士和舆论，更愿意称这类团体为“兴亚会”，视为中日民间人士联合挽救危局并进而振兴东亚的联盟，而不仅仅是日本某个对华团体的海外分支。由于亚细亚协会已现颓势，东亚会、尤其是同文会的产生，很大程度是为了取代亚细亚协会作为中日联盟组织架构的地位，所以不约而同地将活动重心放在上海。白岩龙平和宗方小太郎等人的上海乙未同志会，在这一转换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们的影响下，中国人士逐渐将结盟的对象转到东亚同文会。后者利用原来各个对华团体的组织和人脉资源，更加全面深入地介入南方各地的反清密谋，并力图促成联合大举。

日方对华团体的行为，对于中国的革新活动固然有所裨益，即使其动机仍是为了日本的国家利益，一般而言也无可厚非，可是如果以损害或侵占中国的根本权益为目的，则所有的善举都难免化作恶意，成为整个侵华进程的组成部分。两国民间人士的结盟，未能化解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日中最终走上侵略与反侵略对决的极端对抗。认真反省，如何才能协调政治立场与国家权利，在兼顾双方权益甚至进行利益交换的同时，防止刺激对方的觊觎之心，至关重要。

[1]关于上海亚细亚协会，详见第3章《亞細亞協会にっいて》，《東亞》2001年第12月号。

[2]《亚细亚协会创办大旨》，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0页。上海亚细亚协会存在时间不长，应当不是问题。不过《汪康年师友书札》（三）（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录有据说己亥冬月廿一收到的郑观应的一封来函，谓：“弟去秋以来，绝口不谈时事。故日本领事小田切偕诸同志嘱创设亚洲协会、红十字会诸件，或付祝融，或送日人，只存红十字会歌一首，兹附呈，以博方家一粲。两回亦当今急务，夙仰阁下洞识中外情形，交游甚广，乐善不倦，如蒙鼎力赞成，则功德无量矣。”（第2978页）是函收到日期可能有误，否则就是亚细亚协会还有后续。

[3]易惠莉：《郑观应评传》，第547页。

[4]狭间直树：《亞細亞協会にっいて》，《東亞》2001年第12月号，第60页。

[5]《兴亚大会集议记》，《湘报》第69号，1898年5月25日。

[6]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94页。

[7]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页。

[8]1897年12月24日黄中慧来函之六，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2266—2267页。是函于1898年2月5日汪康年回国后才收到。

[9]1898年2月4日高凤岐来函之三，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598页。

[10]张树年、张人凤编：《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中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62页。日期为编者考订。

[11]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444页。

[12]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263页。

[13]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1073页。

[14]东亚同文会编：《対支回顧録》下卷，东京，原书房1968年版，第375页。

[15]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337页。

[16]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四），第3334页。

[17]东亚同文会编：《対支回顧録》下卷，第878页。

[18]廖梅的《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依据《近衛篤麿日記》（二）断言：“福本诚来华时，提议成立如东邦协会或亚细亚协会性质的一种协会。他的想法得到了日本驻沪总领事小田切的支持，这就是亚细亚协会的滥觞。”这一判断当受藤谷浩悦论文的影响。

[19]狭间直树：《東邦協会にっいて》，《東亞》2001年第12月号，第69页。

[20]关于东亚会成立的时间，日本原有1897年春和1898年春两说（详见藤谷浩悦《戊戌変法と東亞会》注释8，《史峰》第2号，1989年3月31日，第56页），藤谷浩悦依据《湘报》第65号（1898年5月20日）刊登的《东亚会简明章程》落款中有“明治三十一年四月”的字样，断定东亚会成立于1898年4月。而据《知新报》第54册（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一日，1898年5月30日）“京外近事”栏《日本东京倡办东亚会》：该会“于中历三月廿六日大会于日本东京，到会者甚众，皆其国有志节之人也”。

[21]东亚同文会编：《対支回顧録》下卷，第876—877页。

[22]《東亞会と同文会》，《東亞》2002年1月号，第68页。

[23]《日本东京创办东亚会》，《知新报》第54册，“京外近事”，1898年5月30日。

[24]引自藤谷浩悦《戊戌変法と東亞会》注释9，《史峰》第2号，1989年3月31日，第57页。

[25]如创办刊物，拟推郑孝胥总监。

[26]《亚细亚协会创办大旨》，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第220页。此时亚细亚协会由榎本武扬任会长，尚未查到其来华的记录。郑观应有《和日本长冈护美子爵松柏园即席韵》，其中有“兴亚深知唇齿切，阋墙回溯感怀多”，“秦晋争雄形势急，中东相爱激昂多”（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第1340页）等内容，疑与此有关。所举24位议员，未见有关资料。日本国会图书馆藏《伊藤博文关系文书·外国人书简》中有兴亚协会议员粤东吕靖、广东大埔李宝森来函（汤志钧：《乘桴新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97页）。据此，参加4月26日筹备会者多数应为议员，但也有各种例外。戊戌政变后和吴瀚涛一同避往日本的恽玉茗，也是上海亚细亚协会会员（明治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大森兵库县知事致大隈外务大臣，兵发密第486号）。江瀚则向汪康年表示愿意入会。汪诒年应当也是会员，预备会时，郑孝胥曾通知汪康年邀其一起到会。

[27]《兴亚大会集议记》，《湘报》第69号，1898年5月25日；《亚细亚协会》，《集成报》第33册，1898年5月5日。关于出席者的名单，两报所载略有不同，《湘报》为：“主席者为文云阁学士、郑苏龛部郎、何梅生太守、郑陶斋观察，与会者为……志仲鲁观察、张季直殿撰、江建霞太史、严小舫观察、薛次升观察、施子英观察、姚稷臣太史、曾敬贻部郎、杨子萱太守、沈仲礼观察、汪穰卿贤书、盛揆臣孝廉、陈敬如军门、李洛才大令、经莲珊太守、唐杰臣观察、李谷生司马、本报馆主人吴剑华亦与其列。”《集成报》则为：“邀文云阁（廷式）学士、郑苏龛（孝胥）部郎、何梅生（嗣焜）太守、郑陶斋观察主席。……江建霞（标）太史……志仲鲁（刚）观察、张季直（謇）殿撰、严小舫（信厚）、薛次升、施子英（则敬）、唐杰臣四观察，汪穰卿（康年）、姚稷臣两太史，盛揆臣孝廉、陈敬如军门、经莲珊太守、曾敬贻部郎、李洛才、吴瀚涛、李谷生（宝森）三大令。”前者22人，后者近20人，缺杨子萱和沈仲礼。

[28]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2339页。

[29]虞和平编：《经元善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8、181—182、188页。

[30]东亚同文会编：《対支回顧録》下卷，第381—382页。

[31]中村义：《白岩龍平日記:アジア主義実業家の生涯》，东京：研文出版（山本书店出版部）1999年版，第266页。

[32]东亚文化研究所编集：《東亞同文会史》，东京，霞山会1989年版，第265页。

[33]《近衛篤麿日記》第二卷，第122—123页。引自中村义：《白岩龍平日記:アジア主義実業家の生涯》，第144页。

[34]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8页。

[35]《林圭致孙中山代表容星桥书》，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长沙，岳麓书社1982年版，第322—323页。

[36]白岩龙平日记：1898年“一月十五日，汪康年、曾广铨从东京来”。（中村义：《白岩龍平日記:アジア主義実業家の生涯》，第264页）1898年2月10日白岩龙平致函汪康年、曾广铨：“大阪停车场握别之后，不知行旌无恙到申否？两日之会，客舍匆忙，不能尽东道之理，抱歉何似，伏维两位阁下安健回申。”（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四〉，第3319页）

[37]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四），第3319—3320页。

[38]《日本东京倡办东亚会》，《知新报》第54册，“中外近事”，1898年5月30日。

[39]《井手三郎关系文书》，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82—383页。

[40]《近衛篤麿日記》第二卷，明治三十一年八月二四日，第134—140页。见中村义：《白岩龍平日記:アジア主義実業家の生涯》，第144—145页。从乙未会的名称看，应当与中日战争的善后有关。

[41]《知新报》第117册（1900年4月29日）“各国新闻”《两会并合》记：“日本亚细亚协会员中之人，以其会之主旨，与东亚同文会相同，故欲并合此两会，戮力同心，益尽力于东亚。顷以此事（转下页）（接上页）谋诸东亚同文会，而同文会亦以为然。”《東亞同文会第五回報告》所载《東亞同文会と亞細亞協会の合併》，也提到亚细亚协会的有力者某某等人鉴于东亚大局时势，认为应当求同存异，对于本会几年来的无所作为感到遗憾，因而主动与东亚同文会联系交涉。

[42]汪诒年纂辑：《汪穰卿先生传记》，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2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1页。

[43]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唐才常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9页。

[44]文廷式：《东游日记》，汪叔子编：《文廷式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161—1172页。如3月19日“同文会诸友招宴于‘偕乐园’，用中国菜肴，近卫、长冈、榎本、及犬养、中西、田锅等凡十七、八人”。

[45]《井上雅二日记》，明治三十三年八月十三日、十八日、十七日（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65—368页）。

[46]《井上雅二日记》，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50—351页。

[47]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46—665页。

[48]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1069页。

[49]《上总署转奏电禀》，《苏报》1900年1月27日。

[50]《井上雅二日记》，汤志钧：《乘浮新获》，第371页。

[51]康有为1901年初致函梁炳光，中有“闻高山言，公等方略，欲取惠州……任美行者，军谋称细，出讨则专以破数州县地，耸动大众为主。吾闻之，即笑谓任曰：吾以汝等称健者，以为果有方。若如此，则是一李立亭耳，必败无疑。已而，果有惠州之事。……故五六月前，凡林玉之将才，子盈之客人，所有请饷欲办惠事者，皆不发”（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278—279页）。

[52]狭间直树：《中国近代における日本を媒介とする西洋近代文明の受容に関する基礎的研究》，平成六—七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一般研究成果報告書，第23页。

[53]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07页。

[54]《知新报》第106册，1899年11月23日。

第四章 辛亥时期的变政与日本

辛亥时期，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广泛而深入，早已受到海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美国学者任达（Douglas R. Reynolds）的《新政革命与日本》（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93）一书指出，新政前后，中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截然两分，此前为一套系统，大致延续了千余年；此后为一套系统，经过逐步的变动调整，一直延续至今。作者这样来表述他的看法：

在1898年百日维新前夕，中国的思想和体制都刻板地遵从了中国人特有的源于中国古代的原理。仅仅12年后，到了1910年，中国人的思想和政府体制，由于外国的影响，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最根本含义来说，这些变化是革命性的。在思想方面，中国的新旧名流（从高官到旧绅士、新工商业者与学生界），改变了语言和思想内涵，一些机构以至主要传媒也藉此表达思想。在体制方面，他们按照外国模式，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建立的政府组织，改变了形成国家和社会的法律和制度。如果把1910年中国的思想和体制与1925年的、以至今天中国相比较，就会发现基本的连续性，它们同属于相同的现实序列。另一方面，如果把1910年和1898年年初相比，人们发现，在思想和体制两大领域都明显地彼此脱离，而且越离越远。[1]

这一天翻地覆的巨变，使得中国人百余年来的精神观念与行为规范，与此前几乎完全两样。今日中国人并非生活在三千年一以贯之的社会文化之中，而是生活在百年以来的知识与制度体系大变动所形成的观念世界与行为规范的制约之下。任达认为，这样的变动是以清政府和各级官绅为主导的具有根本性的革命，而日本的影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他过于强调日本方面的主动、积极与善意，以及清政府改革的革命性，引起不少的批评，指其未能揭示日方的用心和混淆不同政治势力对于历史发展的作用，但所说近代知识与制度的根本转变及其深远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2]

当然，转型的历史进程远比任达所描绘的更为复杂和深刻。不仅涉及明治日本，还包括整个丰富多样的“西方”；不仅发生在新政时期，而是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受域外影响发生观念行为的变化，从来就有，如佛教和耶稣会士的作用，尤其后者，令西学早已东渐）；不仅政府主导的那些领域出现了观念和制度变化，全社会各个层面的各种知识制度体系，几乎全都根本改观；参与其事者不仅是清朝官绅和日本顾问，外国来华人士和广大中国知识人也纷纷介入其中。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革命性变动并不是照搬移植外国的知识与制度，今天中国人生存于其中的知识与制度体系，虽然来源蓝本多在外国，因而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大体相似，但还是有许多并非小异。这些千差万别，不能简单地用实际上未能摆脱西化的现代化理论来衡量和解释。

关于辛亥时期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以往的研究在层面上还有所欠缺，有待于进一步拓展视野，发现问题；在做法上则存在以后出外来的观念格义附会的偏向，对于前人本意和前事本相误读错解之处相当普遍。就此而论，辛亥时期日本如何影响中国，影响到何种程度，以及如何认识其影响，还有相当广阔的探讨空间。

第一节 游学与游历

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强盛，并通过一系列军事、外交和政治活动展示其巨大成效，尤其是取得甲午、日俄两次以小搏大的战争胜利，充分显示了新兴东方强国的实力地位，成为亚洲各国竞相仿效的榜样。戊戌变法即是国人中的有识之士从甲午战败看到中国应当以日本为楷模，学习西方，变法图强，才能挽救危亡，朝野合力进行的政治变革。虽然不幸失败，变革的方向并不因此而改变，20世纪一开始就展开的新政改革，与戊戌变法实际上一脉相承。日俄战后，朝野上下进一步确立了必须通过日本甚至仿照日本来学习西方的信念。也就是说，甲午战后是以日本为榜样学习西方，日俄战后则是以日本为西方，学习日本就是学习西方，全面仿照日本进行变制。

关于近代中日交流史，长期以来着重于中国留日学生，后来日本来华教习、顾问也受到瞩目，近年来取得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只是与他们的实际作用相比，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关于留日学生，已有的研究集中在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存在时，对于革命以及文化传播的作用，至于数以万计的留日学生归国后进入政府和社会各界，如何发挥相应的作用，虽然已有专书全面讨论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的关系（尚小明《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指出了前人研究存在的问题，从预备立宪、兴学、练兵、变法制四个方面勾勒出留日学生在清末新政中的大概作用，可惜言之过简，仍有不少可以继续深入的空间。这样说并非如坊间的苛求于文采之类，而是强调，要想再现历史错综复杂的联系，尤其是历史的主体—人的思维言行及其相互关系，应当尽力还原丰富多彩的史事本相与前人本意。要征实数以万计的留日学生回国后的走向及作用，不仅需要掌握大量资料，进行认真细致的梳理，还要找到适当的取径和善用有效的办法。而要做到这一层，绝非易事。

仅举一例，清季推行新政和预备立宪，设置了许许多多的主持机构，任用了各式各样的官员，封了大大小小的各种头衔，王公枢臣和封疆大吏兼了名目繁多的差事，可是真正具体办实事、实际起作用的，往往就是几位在各衙门之间“行走”来“行走”去的能员。其中风头最健的四位，汪荣宝、章宗祥、陆宗舆、曹汝霖，人称“四大金刚”。曹汝霖的《一生之回忆》称：

我与汪衮父、章仲和、陆闰生四人，每逢新政，无役不从，议论最多，时人戏称为四金刚。[3]

他们的权位本来不高，之所以能够参与机要，且大肆议论，原因在于改制要学习外国，尤其是日本，而这几位刚好是留日法科出身，多少具备一些改制必需的法政知识，相对于外国当然有限，但在京师的官场，却是有数的知日法理专家。加之清政府聘请多位日本顾问，汪荣宝等人的日语能力和法政知识，可以在顾问与权臣之间沟通联络，更增强了他们地位的重要性。各部改制，那些对于相关事宜一知半解、无法言说、甚至束手无策的堂官司员，都希望他们前往议事，出谋献策，尤其是在草创之际协助或负责编制各种章程法规，也是不得不然。

曹汝霖指他们四人被称为四金刚，是在宪政编查馆时期，实则四人从1904年修订法律馆开始，就一直参与新政机要，在考察政治馆（1907年改为宪政编查馆）、官制编制馆里，担任要角。此事原来仅在小说家言中有所体现（参见高阳《慈禧全传）。近年来有学人依据曹汝霖的回忆以及汪荣宝的日记等资料，以“试论清末京城立宪派”（王晓秋，《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为题，有所论述。由于后来中日两国长期交恶，而曹汝霖等人又成了臭名昭著的卖国贼，清政府的新政变制也得不到长期执掌政权的国共两党的认可，各种因素相加，使得相关史事乏人问津，相关史料也很少得到收集整理。学界间有所论述，只能点到即止，有待追究之事不在少数。

例如曹汝霖等人参与的官制编制馆，究竟有无正式机构，其正式名称是局还是馆，是编定、编纂还是编制？目前坊间和学界众说纷纭。根据李家驹所奏，应是设立编制局，而按照清廷的上谕，则仅及派载泽等编纂官制，奕劻等总司核定，并无设局之说。[4]此事各种政书失载，只有《东方杂志》增刊《宪政初纲·立宪纪闻》记到：1906年9月6日在恭王府朗润园设编制馆，以孙宝琦、杨士琦为提调，下设起草、评议、考定、审定四课，金邦平、张一麐、曹汝霖、汪荣宝为起草课委员，陆宗舆、邓邦述、熙彦为评议课委员，吴廷燮、郭曾炘、黄瑞祖为考定课委员，周树谟、钱能训为审定课委员，另有京师各部、处以及各疆臣所派参与会议官员多人。[5]如此大事，官书典籍没有记录，至少不够正常。实情如何，还要进一步考究。

按照清廷的设想，改官制为预备立宪的起点，至关重要。由十几位少年得志的留日学生实际操纵如此重大决策，引起言官的强烈不满。赵炳麟奏称：

臣闻此次编定官制，虽经简亲王、大学士、军机大臣、政务大臣、各部尚书及直隶总督等公同编订，然主其事者不过一二人，而主笔起草亦只凭新进日本留学生十数人。此等留学生原无学问根底，亦未受普通教育，且率为其父兄不能拘管之人，乃纵之东渡。及至东京，粗习东文东语，遽受选科学业，不三数年，遂哀乞各该校校长，优予毕业文凭，或伪受修业文凭，以为内渡投入权势门户，猎取官资之地，敢为大言，以肆欺罔。此次编制率出其手，于本国国体、人情及数千年官制因革之故，并我朝开国以来成法精意之存，茫然莫解。即于东西各国官制，亦墨守一孔之言，罔知体要所在，是以此次编制随员中之文学生盖以日本职员录二本为秘钥，武学生则以日本陆军成规类聚一册为金科。夫职员录者，即日本每岁刊行之搢绅也，成规类聚者，即日本陆军省岁集之例案也。臣尝以此两种与所闻拟订官制逐节比对，其符合者凡十之九，即间有出入之处，盖亦承受一二。当道意旨，为推广其权力起见，即臣所谓权力又加甚焉者也。

窃惟我国有大变革，有大制作，岂借一二部日本搢绅成案与十数名留学生所能订定？我皇太后、皇上仁孝为怀，不忍以圣祖高宗经营完善之天下，一旦乱于十数乳臭小儿之手，应请于该大臣等编定奏呈以后，其中宏纲所在，朝廷自有权衡。若其各部节目条分缕析之处，具体虽微，关系极重，应请饬令京外各大臣各举所知，须博通中外之故，谙习古今之变，名儒宿学，送入政治馆，令于现在所拟定官制各条，详为磨核推究，申明理由，悉心厘订，庶几切实可行。不得以一二留学生塞责，则于订定官制必有裨益。[6]

赵炳麟虽然意在攻诋，所说却也并非无中生有。留学生能够大展拳脚，未必是他们新的知识水准如何高明，清季京师官场的变化和结构，才是他们赖以发挥的凭借依托。在南北、清浊相继化解之后，光宣之际朝局的枢纽关键何在，实情更为复杂，而今人的看法却反倒趋于简化，很难达到亲临其境的境界。可以说，对清政府的研究严重不足，而且研究的态度方法大有可议，是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之一。

留学生发挥超强作用的背景之一，是官绅游历的普遍化。据曹汝霖回忆：

宪政馆第一大事为起草宪法，公推李柳溪（家驹）、汪衮父为起草，另推若干人为参与，余亦为参与之一。柳溪与衮父都是新旧兼通之学者，他们两人特在红螺山赁一小寺，静心研究，参酌各国宪法，采用责任内阁制，总理钦派，阁员由总理遴请钦派，国会两院制，人民应享之权利，与各国宪法相同。另设枢密院，以位置旧人。

李家驹即官派游历的典型。李是汉军正黄旗人，光绪进士，授翰林。早在戊戌变法期间，他就由管学大臣孙家鼐奏派，和御史李盛铎、工部员外郎杨士燮等赴日，将日本的大学、中学的规制课程以及考试之法逐条详查，汇记成《日本东京大学规则考略》—书。1902年制订壬寅学制时，李家驹是主要参与者之一，该学制基本是以日本为蓝本变通而成。1907年他出任驻日公使后，又兼任考察政治大臣，率团听受伊藤博文、金子坚太郎、穗积八束等人所讲短期培训课程如日本宪法等，并用一年半时间坚持听完有贺长雄讲授的长期专业课。由此李家驹一举成为清朝官员中少有的法政专家，他主持编译编撰了各种关于制度变革的著作，其中包括通过达寿与伊藤博文、伊东巳代治等协商选择，为清廷专门编译了一套介绍现行日本官制及宪法的书籍。[7]根据所掌握的法政学理知识，依靠日本顾问和留日毕业生的帮助，他提出的各种改制方案，备受清廷赏识，奉命协理资政院事务，并被奏保为宪政馆提调，成为摄政王主政时炙手可热的红人。[8]

而在保守的言官看来，李家驹却是“一意阿时，懵不晓事，徒袭东洋皮毛”。他在宪政编查馆一意孤行，不与同僚商酌，便提出行政纲目，刊行之后，人情汹汹，内外百官皆惴惴不自保。游历与游学相互结缘，掌握改制实权，天下堪忧，“宪政编查馆起草各员如汪荣宝、吴廷燮、章宗祥等，何一非丙午遗孽，又益以杨度，使实行革命于政治之中。故彼党谈新政者，皆言变法当从官制入手。盖官制既乱，倾去旧臣，援用私党，使布居要地，乃得尽逞其谋”。[9]如果任其发展，戊戌变法的一幕必将重现。

游历开始是指来华外国人周游内地的行为，后来兼指出洋考察的官绅。早期游历多赴欧美，人数有限，以官居多。光绪十二年（1886），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门拟订《出洋游历人员章程》。戊戌变法期间，设制度局于内廷，又分设十二局于京师，其中位列第十的就是游历局。和游学一样，出洋游历逐渐成为一项重要的阅历出身。学制颁布以前，各地官绅多有出洋游历之人，开始着重考察军事技术及机器制造，了解风土人情，后来逐渐扩及学务、政治、工商实业、社会改良等方面。

新政时期，选派王公大臣及其子弟，并京外满汉大小官员轮派出洋，以便考察一切政艺，成为清廷的既定国策，而游历的重点转向日本。从京师到各省的各级各类部门乃至民间社会，从官僚到士绅，从官派到自费，人数至少以千计，考察的重点也由军事工艺主要转向教育、政治、法律、警政、实业、商务、传媒等各方面。

鉴于游历日渐增多，清政府一方面予以鼓励支持，一方面加强规范约束。在当朝执政看来，自费出洋游学之人大都年少未学，毫无阅历，易滋流弊，已入仕途人员则多读书明理，循规守法，内而京堂翰林科道部属，外而候补道府以下等官，无论满汉，择素行端谨、志趣远大者出洋游历，分门考察，可以备归国任使，并可熟稔游学生详情，帮助教化。因此，按照清朝的意旨塑造出一批游历，使之引导游学，发挥作用，确保取法外洋的步伐能够沿着清廷划定的轨道。

1904年颁行的《奏定学堂章程》在奖励出洋游学的同时，也顾及游历，规定：游历与出使不同，须少带随从，一品大员可酌带翻译一二员，随从二三人，其余职官只可带翻译一人，随从精简。对于出洋游历各员，分别等第，从优给奖：

一、游历遍涉东西洋各国，往返在三年以外者为上；择游欧美之一二国或二三国，往返在二年以外者次之；专游欧美之一国，往返在一年以外者又次之；仅至东洋游历，往返在一年以外者又次之。无论东西洋，其游历在一年以内者，无奖。

二、游历之宗旨，以能考察其内政、外交、海陆军备、农工商各项实业及其章程办法为要。一二品大员须兼综博览，其余官员可择兴趣所在、职业所近而分门考察。凡考察所得，宜记载著书，归国后奏呈考核。应奖者须有札记著作，实有所得。游历年限虽多，毫无记录者仍不给奖。

三、内外职官，无论实缺候补，自费出洋游学，毕业后优予升擢补迁。游历奖励，比照游学减一等。游历游学人员，一概免扣资俸。[10]由这一规定可知，官派以外的游历，凡符合规定者，即作为自费出国，带薪考察。

除一般性号召外，京师各部院官员的出国游历受到特别重视。光绪三十二年（1906），政务处、学部议复直隶总督袁世凯奏请选派翰林出洋游历，由掌院学士于翰林院人员内遴选志趣正大、学问优长、有志出洋者四五十人，咨明学部，分为游学、游历两项。[11]同年，给事中陈庆桂以科道为献替之官，部曹有办事之责，于各国政治尤应讲求。且新设之商部、学部、巡警部，以及交涉、工程、法律，事事皆当整顿，奏请各部都察院堂官，选派科道部曹出洋游学游历，一切章程，照翰林院办理。各衙门兴办要政，必须出洋调查，应准各该堂官遴选派往游历，照《奏定学堂章程》所定自费游历奖励办法办理。[12]

《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以学堂所重，不仅在于教员，尤在管理之人必须明于教授法和管理法。各直省宜于官绅中推择品学兼优、性情纯挚而平日又能留心教育者陆续资派出洋，员数以多为贵，久则一年，少或数月，考察外国各学堂规模制度及一切管理教授之法，回国后分别派入学务处及各学堂办事。欧美各国因为道远而费重，不能多往，而日本断不可不到，即使边远贫瘠省份，至少也必派两员。

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学部通行各省选送游学限制办法，其游学日本者资格宜限定，而游历官绅可稍宽限制，但也要品行端谨无劣迹，身体强健无宿疾。[13]七月，学部订立《出洋游历简章》13条通咨各省，对出洋游历官绅的资格加以限制。规定各省选派员绅出洋游历及京外员绅自请出洋游历，应由各本衙门及各将军、督抚详加考察，确系性行端谨，学有根柢，年力富强，不染嗜好，平日于政治、学术、实业等项留心考察者，始予给咨。自请游历者，应将欲游历之国及考察之事先行呈报审核。自请游历者，赴日不满三个月，赴西洋不满六个月者，概不给咨。除一二品大员及特派出洋考察人员不在所限外，其余均应照章办理。[14]

就新政而言，游学的作用或许不及游历（一些短期速成生实际上与游历相差无几）。因为新政明确以日本为楷模，从上到下又急于全面铺开，只能照着日本的葫芦画瓢，所以日本成为游历的主要目的地。各种趋新事业举办之际，有关当局往往派专人赴日，调查收集对应机构的章程、型制、创办程序、操作规则等详细资料，经比较取舍后，模仿实行。民间绅商报人，秉承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古训，也纷纷东渡取经，以俾兴学办报，举办实业。

为了适应各方的需求，取得良好收效，游历官绅东渡前后，要由中日两国政府的相关部门集中组织听讲学习，进行短期培训。有关方面还为游历专门编写了各种参考书籍，详细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概况，说明历程步骤，并分门别类地编制了具体的考察指南，指示考察的程序、步骤和做法，供游历官绅参考，以便安排行止日程。游历官绅则按图索骥，将日本的各种制度一一临摹，照搬回中国。1908年，出使日本大臣李家驹奏请仿照直隶派遣自治员办法，各省派员赴日游历每年于二、三、九、十月为到日之期，以便30人以上者，请日本法政大学专门开班讲解，使其先明学理，并逐渐熟悉日语，再行考察。七月，学部通咨各地施行。[15]

各直省提学使司人员请旨简放，必须先行出洋游历。除曾经出洋及办理学务、资劳久著者可即行赴任外，其余各员应先派赴日本考查学校制度及教育行政事宜，以三个月为期，归国后再行赴任。光绪三十二年，学部奏准提学使司人员先后派赴日本考查学校制度及教育行政事宜，将该次简放各省提学使，分为三种：曾经出洋及办理学务有年者，毋庸出洋；其余各员在京者，均于请训后前往日本；出差在籍者，应俟奏请陛见后，再赴日本。考察事毕，即行赴任。[16]

办理新政堪称全国模范的湖北、直隶两省，在派遣出洋游历方面同样领先一步。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月，湖广总督张之洞札行选派实缺各州县自备资斧，赴东游历，往返程途不计，以在东实有半年为限。到后凡属有关政法之事，如学校、警察、监狱、道路、水利、财政、武备、制造及一切农、工、商、渔等实业，均须悉心考察，纵不必人著一书，亦须择要记录，回鄂后呈侯核闻。并定以此后续经补选各员，均应于到任之先，一体派往游历一次，着为定章。[17]六月，直隶总督袁世凯奏遣派官绅出洋游历办法，凡学堂、警察、农工诸大政，皆关紧要，令实缺州县人员，除到任已久、未便令离职守外，其余新选新补各员，未到任以前，酌给津贴，先赴日本游历三月，参观行政、司法各署及学校实业大概情形，期满回国，然后饬赴新任。并责令呈验日记以征心得。又以各州县学堂工艺诸端，皆须绅董相助，令各属公举品端学粹之绅，咨送日本游历四月，每州县至少须送一人，选派护送员、议员随同东渡。[18]两省做法大同小异，差别只是在于一系自费一有津贴。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游历未能得到研究者足够的关注，其原因一则留学生的影响后劲较强，二则清政府及官绅的行为多遭否定，三则有关资料较为零散，又未经收集整理的积累。考察期间，官绅游历详细撰写游记，记载行程内容，所到之处、所见之人、所获之物以及耳闻目睹的种种见闻感想，其中一部分被印制成书，一些则仅为稿本。研究这些奏报游记，并追踪游历官绅归国后在兴办有关事业中的影响作为，可以加深理解这一时期中日交流的情形程度。近20年来，利用东京日比谷图书馆实藤文库所收集的官绅游历的日本游记和档案报刊等文献，对赴日游历做了有益的研究，总体概述的有熊达云《近代中国官民の日本視察》（成文堂，1998年版），分门别类则有汪琬的《清末中国対日教育視察の研究》（汲古书院，1998年版）。而中国学者注意到这些已成文物的图书的价值，在日本和中国各图书馆调查收集，整理出版，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方便。[19]

与原来留学生的研究相近似，对于游历的研究往往也着重于异国的见闻，至于回国后如何影响改革和各项趋新事业，虽已注意论及，尚未充分展开。连同日本顾问在内，诸如此类的研究课题无论资料还是视野，都必须沟通中日双方，而现行的研究却往往各顾一面。例如有贺长雄对晚清民国时的中国影响颇大，与日本思想界政法界的关系尤其深，日本所编有贺长雄文集，仅及其关于日本的著述，大量在中国发表的文字未予收录。而中国学人则仅在论及清季民初相关史事中才会提及，难以知其所以然。晚清和明治时期的中日人士，是在西学、东学和中学的纠结中展开其心路历程和行进轨迹的，近代东亚的历史进程不可能截然分隔，分科分类分国别的研究显然不能真正了解认识那一时代中日两国的人和事。对此，还有待于两国以及其他各国关注相关研究的学人共同努力。

第二节 东学的笼罩

甲午之战固然是近代中日两国竞争发展的重要分界，但是仅仅看到中国此后公开张扬地学习日本，以及几乎举国一致的仿日风尚，仍然不足以体现日本影响中国的深度和广度。其实，早在1880年代，日本发明了一套对应西学的概念，在语言支配思维定律的制导下，已经预设了后来掌控东亚发展变化的基本取向及其话语权的格局。辛亥时期，中日两国在物质层面的差距或许并不像一般所认为的那样巨大，有些方面甚至中国还强于日本，但是精神学问方面的差距，却不可以道里计。据留日学生监督处所办《官报》刊载的各校留日学生考试成绩表，各科成绩在二三十分的相当普遍，要想达到日本学校的合格程度，则相当困难。仅此一端，不仅可见中日两国差距之大，而且预示着还将有进一步拉大之势。

这样的反差并不一定反映整体的学术文化水准，可是因为改用了西学的知识体系和衡量标准，使得中国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和落后状态。现代中国在正式场合表达思维的重要名词，大都来自明治后日本的新汉语，不了解幕末到大正时期尤其是明治日本的历史，探源难以深入堂奥，求变也很难把握脉络。以西周助为代表的明治日本新名词的发明者，开始或许未曾料到，这些词汇的使用和通行，绝不仅仅是对应西学那样简单，而会使东亚的精神世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西周助创造的许多重要概念后来虽然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当时却一则限于小范围课堂教授的口耳相传，二则主要是为了解决日本自身学习西学的问题，并未广泛传播和应用。可是到了井上哲次郎、冈仓天心那一代人，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他们通过编订辞典（如《哲学字彙》）和教科书（如《東洋哲学》、《日本美術史》）等形式，有意识有目的地传播推广各种新词汇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学理系统，使得这些具有关键意义的名词很快得到广泛应用，另一方面，他们试图采用西方的统一标准，将原来西周用于西学的概念变成具有普适性的工具，重估东亚固有事物的价值，包括美术、哲学等等，都有了可以用西洋相同标准来衡量的东洋界域，不同的文化被纳入统一的系统框架。在重建东亚文化近代价值信念的同时，强调亚洲文化的一体性，试图借助编写各种专史将东亚各国的历史文化重新排序，凸显日本的优越性，以便凭借一整套新名词以及与之相应的学术体系取得掌控东亚话语权的精神领袖地位。

近代东亚各国在西学的冲击之下，往往因为无法对应门类繁多的西学而根本怀疑固有文化的价值。井上哲次郎和冈仓天心等人提供的对应概念，可以面向西学重建对于固有文化的自信，而这时的东洋文化已经不是传统以中国儒学为中心建构起来的旧版图，实际上是由日本对应西学解读之后重新建构起来的新样式，除了尽可能抬高日本文化种类的历史地位和价值，甚至如冈仓天心以日本为东亚美术传统的中心正统，压抑中国等其他东亚国家“美术”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这一套解释话语完全由日本掌控。后来中国的学人正是在冈仓天心的传人大村西崖等人的影响之下，重新确立了文人画的美术价值，才避免使国画陷入国学、国医等等国字号事物那样的尴尬境地。

相比之下，井上哲次郎或许没有冈仓天心那样显著的政治目的，而且两人的“东洋哲学”与“东洋美术”有着显著差异，后者要分别东亚各国的高下，前者主要是用哲学框架重新条理中国古代的思想。不过，井上哲次郎的抱负绝不亚于冈仓天心，其实际影响则与冈仓天心相当近似，主要体现于三方面：其一，使“哲学”由他者变成自己的事物，大幅度扩张“哲学”在日本思想学术界乃至全社会的影响。其二，通过重新条理解读东亚的思想，获得并掌握了在“哲学”架构下解释东亚历史学术文化的主导权。其三，由于其“东洋哲学”以中国古代思想为主干，实际上建构起一套“中国哲学”的体系。由此看来，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十到二十年，日本在东亚思想领域的优势主导地位就已经开始确立。后来中国只能借助明治新汉语和日本式学术系统与西方沟通对话，虽然避免了长期以来夷夏纠结的困扰烦恼，却不得不用西洋眼光重估固有文化，而陷入日本式话语和思维方式的笼罩及控制。

这一转变的直接结果，不仅导致清季新政和预备立宪时中国全面学习日本或通过日本学习西方，甚至一度在清政府的决策层出现非东学莫属的情形。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从日本大量逆输入明治后的汉语新词，使得汉语言文字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渐由以字为单位变成以词为单位。这成为后来文言改白话的主要支撑，使得非逻辑或模糊逻辑的汉语努力靠近逻辑性的字母文字，甚至以后者为变革的取向与最终目标。泛用新名词的情况，在1903年已经相当普遍，所以张之洞在《学务纲要》中特意提出：

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以存国文，端士风。古人云：文以载道。今日时势，更兼有文以载政之用。故外国论治论学，率以言语文字所行之远近，验权力教化所及之广狭。除化学家制造家及一切专门之学，考有新物新法，因创为新字，自应各从其本字外，凡通用名词，自不宜剿袭掺杂。……近日少年习气，每喜于文字间袭用外国名词谚语，如团体、国魂、膨胀、舞台、代表等字，固欠雅驯；即牺牲、社会、影响、机关、组织、冲突、运动等字，虽皆中国所习见，而取义与中国旧解迥然不同，迂曲难晓。又如报告、困难、配当、观念等字，意虽可解，然并非必需此字。而舍熟求生，徒令阅者解说参差，于办事亦多窒碍。此等字样，不胜枚举，可以类推。其实此类名词，在外国不过习俗沿用，并未尝自以为精理要言。今日日本通人，所有著述文辞，凡用汉文者，皆极雅驯，仍系取材于中国经史子集之内，从未阑入此等字样。可见外国文体，界限本自分明，何得昧昧剿袭。

大凡文字务求怪异之人，必系邪僻之士。文体既坏，士风因之。夫叙事述理，中国自有通用名词，何必拾人牙慧。又若外国文法，或虚实字义倒装，或叙说繁复曲折，令人费解，亦所当戒。倘中外文法，参用杂糅，久之，必渐将中国文法字义尽行改变，恐中国之学术风教，亦将随之俱亡矣。此后官私文牍一切著述，均宜留心检点，切勿任意效颦，有乖文体，且徒贻外人姗笑。如课本日记考试文卷内有此等字样，定从摈斥。[20]

今天看来，除个别例外，这些大都已经是习以为常的通用词汇。日本逆输入的汉语新词数以千计，其中使用频率最高和次高的大约500个。今人若不使用这些词汇，在正式场合很难表达意思，相互沟通。就此而论，清季以来，中国人实际上可以说是用西思，发汉音，说日语，东语东学一直影响制约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与知识体系关系最紧密的教育和学术分科，不仅同样深受日本影响，而且几乎就是照着日本的模子铸造出来。壬寅学制与癸卯学制的制定，虽然有所分别差异，模仿日本国民教育和学堂体系的基本形态却一脉相承，并无变化，只是在如何结合中国实情以及理解日本制度的本意方面略有不同。这实际上是按照东学的套路模式将中学与西学熔于一炉。不仅如此，各个分科的教科书，开始也是照搬日本，有的只是改头换面，有的索性直接翻译。无论中学还是西学，都要据以重解重构。

分科治学与分科教学关系紧密而又有所分别，在清季，二者都是“科学”的组成部分，除了接纳日本式的西学之外，还要解决安置中学的问题。早在20世纪初，主讲京师大学堂史学教席的陈黻宸比较中西学术时就认为：

夫彼族之所以强且智者亦以人各有学，学各有科，一理之存，源流毕贯，一事之具，颠末必详。而我国固非无学也，然乃古古相承，迁流失实，一切但存形式，人鲜折衷，故有学而往往不能成科。即列而为科矣，亦但有科之名而究无科之义。[21]

这显然是用进化论的眼光看待中西学术的结果，将近代等同于西方，以为西学的优势从来如此。其实，整体而言，分科治学在西方也不过是19世纪以来，尤其是19世纪后半叶以来的新生事物，其间也经历了用后来观念重构系统的历史进程。由于各国的学术文化传统不同，造成分科边际的不确定和不稳定，使得对心目中的西方本来就缺乏全面深入认识的中国人更加难以把握这些舶来的抽象物。

尽管晚清“科学”还没有后来那样至高无上的地位，既然认定西学都是分科之学，所以日益发达，而中国则有学却不能成科，因此日渐落后，那么在接纳西学的同时促使中国固有学术向西式分科转型，就成为势所必然的目标。为此，众多学人做了不同程度的努力，其中康有为、梁启超、刘师培、章太炎、严复、宋恕、王国维等人在学术领域的影响尤为突出，而蔡元培等人则更多地从教育的角度关注分科。他们借鉴来源不同的东学窥探西学的系统，以建立自己的体系，都希望在统一的整体框架下将各种新旧中西学术安置妥当，尤其是力图将中西新旧学术打通对接。各人编织的系统虽然大体都是依据东学，实际上分别相当大，反映了各自所依据的蓝本以及对这些蓝本的认识存在很大差异。

1897年出版的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著录的日本新书相当详尽，据说涵盖了明治以来全部书籍的一多半，尤其是分门别类相当成熟，决非毫无凭借者可以成就。除非有可以照搬套用的依据，否则康有为的东学水准即使在日本人中也可谓出类拔萃。因为当时一般日本学人也不可能有这样完备的目录学知识。至于究竟凭借何在，多年来中外学界先后有多位学人考证推测，始终难得确证。此一悬案，终于由王宝平教授破解。《日本书目志》实际上是康有为根据1893年编辑出版的《東京書籍出版營業者組合員書籍總目錄》加以调整改造而成，虽然在著录及分类方面有所补充改动，所收书目及分类办法，基本袭用《東京書籍出版營業者組合員書籍總目錄》。[22]这一进展不仅解决了康有为的日本学知识来源问题，也为判断那一时期中日两国的书籍分类水准，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民初出任第一任教育部长的蔡元培，曾经留学德国，所以改学制也主要参考德国。不过早期他仍然是受东学的影响，所设制的教学分科，主要就是依据日本井上圆了的学科分类法。与教科书开始大都翻译日文书相似，尽管后来看似留美学生的影响日益扩大，留欧学生在学术思想的深度方面更胜一筹，可是日本对中国知识界思想界的辐射作用长期持续。相当于日本大正时代的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包括北京大学教授在内的中国知识人，参考、借鉴甚至模仿东学著述，仍是相当普遍的情形。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战，与西相对的是东而不是中，便是东西两洋分立的表征。只是其时日本对华野心日渐暴露，加上“二十一条”的强烈刺激，国人一般不愿称引所据的日人著述。这也是坊间关于中国学人的著述甚多抄袭传闻的起因之一。

诸如此类的“拿来主义”不仅表现在精神学问方面，作为人们行为规范的各项政治与社会制度，从国家基本大法到政体设制、地方自治，主要也是以日本为参照甚至模本。辛亥年汪荣宝负责起草宪法，随身携带的十几本参考书，都是日本法政学家如伊藤博文、穗积八束、美浓部达吉、清水澄、有贺长雄、织田万、上杉慎吉、副岛义一、市村光忠、上野贞正、北鬼三郎、都筑馨六等人的著作，汪荣宝常常是边学边干，甚至现炒现卖，遇到疑难，则比较各书，参证取舍。

取法日本，固然有政治考量，而东学的笼罩，则是更为深层的制约因素。正如教科书的编制在今人看来大概以如何科学为衡量标准，其实最关键的是用了不同的系统来调理中国的材料，受教科书教育者便只能由所得观念来看待中国的文献、事物和历史文化。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在今人看来便很不像是文学史，而今日通行的文学史所描绘的所谓“文学”，中国历史上何尝有过？用今日中国文学史的观念看中国历史上的“文学”，如何可以知其本意和奥妙？可是若不用通行的文学史观念，大概根本无从认识历史上的“文学”。左右不是，进退两难，正是今人的尴尬所在。

第三节 变化未必是进化

用进化论的观念作为考察工具，辛亥时期中国正是全面学习模仿日本，才得以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对于这样的描述虽然也有批评的意见，主要是指日方居心叵测，而中国不无改革的主动和内驱力。实际上，在此过程中，国人一方面得以重建重估文化价值，一方面则深陷日本式对应西学解读中国的缠绕。迁延演变至今，相关的各种概念名词已经成为人们不言而喻的认识前提或工具，而且相应的制度规范早就让人们习以为常。可是，使用这些概念来理解中国的文献和历史，往往似是而非，与昔人本意及事实本相相左相悖。而各种制度规范与国情不相凿枘的情形，不但当时就令国人相当困惑，至今仍在不断地制造困扰。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名词概念和体制成为横在中国的古人与今人乃至国人与外人之间的一道无形屏障，形成看似一脉相承的历史文化的实际断裂，本来相互沟通的工具媒介却导致扭曲、假象和隔膜，对于今人了解过去，认识现在，展望未来，造成了众多危机四伏的陷阱。这也是辛亥时期日本影响中国的重要体现。

尽管东亚各国同属汉字文化，具有共通性，并不等于说彼此的概念完全一致。例如幕末以及明治初期日本的公或公家，意思便与近代中国所谓大公无私的公相去甚远。况且，明治日本的新汉语，本来只是为了翻译和表达欧洲新学。而日语本身不足以承接，非借助汉语，不易准确简洁明了。如metaphysics一词，如果不是在中国典籍中找出“形而上”，用日语要想恰当表达完整意思，用字会多出不少。可是，如此一来，西文原意、日本译意和中国典籍的本意与新汉语的借用之间，往往存在形似而实不同的情况。用这些新概念理解西学，误解固然不少，解读中国历史的文本和本事，似是而非之处更是所在多有。同时，也造成如今的研究各方看似探讨共同主题，实际上却各说各话、很难契合交集的情形。

例如教育一词，据说语出《孟子·尽心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人生三大乐事之一。可是细察之下，显然这并非专有名词，甚至根本不是名词。汉文本来以字为单位，所以《说文解字》分别谓：“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所善也”。“教”与“育”分指不同意涵。清末以前，传教士所译西书，偶有以“教育”为专有名词者，却没有能以近代教育观念完全涵盖指称的实事。今日通行的含义及用法，为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新汉语所推行，看似从汉文借鉴，实际上语义和指称均有所不同。清季“教育”输入中国，开始专指西式教育，继而概称历代所有教与育的有关行事。近代以来通行的各种教育史，清季以前部分，基本是用后出外来的观念间架编排组织而成，隔义附会者固多，形似而实不同之事亦复不少。其间的问题又不仅似是而非那么简单，往往适了“教育”这只外来之“履”，削了中国历史文化“教”与“育”的本事及本意之“足”。

值得注意的是，国人在合用“教育”一词之时，往往会分别解释“教”与“育”之义。可是，合用为新意，分解却是旧法。前者对应西文，后者则将就原典，二者形同而实异。诸如此类的情况不在少数，如文化、学术、社会、国家等等。以字为单位的汉语全部虽有数万，大都脱离应用领域，常用的不过数千，要对应西文的数十万个词汇，有时不得不借用中国古典词语对应多个西文词汇，难免发生纠结，例如“自由”，古义与新解就令翻译大家严复倍感困扰。所导致的误读错解，不仅大小宽窄是否合度，而是中国文化制度的精义发生变异，外来体制的奥妙也无从理解。

退一步说，即使中国本来也有教育，即使不得不用后来的概念指称前事，也应当尽量避免简单地用后设的间架填充先前的材料，而要努力领会中国固有“教育”的观念和体系及其所以然。民国以来治教育史者，尽管偶尔也有人觉得观念与事实的不相凿枘，可是大都缺乏这样的自觉，他们的努力，只是强化后出外来框架的有效性，而将填不进去的史事加以剪裁。为了对应外来的系统，如学堂有官立、公立和私立，则原来的学校书院学塾也分为官学、公学、私学；学堂有大中小三级，则国子监对应大学，府州县学、各级书院对应于中小学，社学、义学和学塾，则对应于初级小学或蒙学；新式教育由学部统管，则礼部和国子监也被赋予相应的职责权能；清季各省设提学使司，专管学务，则昔日的学政被认定为省一级管理教育的地方官。

这样的对应，看似整齐，容易理解比较，却明显属于削足适履。姑不论中日古今的“公”，分别极其复杂，以近代观念衡量故物，难以得当。除非戴上近代化的有色眼镜，藏书楼与图书馆，个人收藏与博物馆，要截然分别孰公孰私并非易事。清代学校从国子监到府州县学，固然官办，可是官学特指八旗官学，一般学校往往不称官学。社学在一定时期官设较多，但一般而言，社学、义学既有官办，也有民办，还有官为倡议，集众人之力所设。书院的经费来源形式多样，很难用官办民办加以界定。至于“私塾”一词，用于指称清代乃至历代儒学、书院及官立社学、义学以外各种类型的学塾，始于清季立停科举前后，趋新人士借此贬称排斥新式学堂系统之外的学塾，坊间并不通用。直到民国时期，普通百姓仍有不知政府公文与知识人言语中私塾所指为何之事。

就程度而言，书院甚或高于学校，社学、义学，通常比书院层级低。但各州县及以下地方，社学、义学常有易名为书院者。学塾的情况最为复杂，涵盖各种层次、类型，不可一概而论。清代一反前明风气，轻视讲学，重自修，用考课加以检验，且以科举为仕进之阶，学校、书院为其辅助，包括社学、义学，很难说是后来意义上教育的主体单位，民众的识字背书等基础教育多在家庭及各类学塾进行并完成。

社学、义学与书院的区别主要在于两者分工、定位不同。书院通常被认为是以育成才，而社学、义学则是以端蒙养，前者主要对具有一定知识的教养者进行高深教育，以积蓄资治人才，后者则是向民众推广教化，形成良善风俗。社学的官方色彩较强，曾被视为基层学校，义学则较多民间公益意味。实际上，社学、义学与书院互相混称的情况比较普遍。社学、义学往往被视为书院之小者，书院改名为社学、义学者也所在多有。学塾渊源甚早，其设置数量、从教受业人数及社会影响都超过书院、社学、义学等，也大量存在彼此混同、难以区分之例。各种学塾程度相差很大，甚至同一学塾之中，往往同时进行着程度不同的教学，而且学塾并非全由私办。其教学的内容形式未必比其他教学机构更为守旧落伍。[23]

与一般陈说有异，“私塾”概念晚出，不仅以西式教育体系为参照，而且用“国民教育”为标准，衡量检验固有的教育机制。其实“私塾”不一定“私”，也不一定“初”，更不一定“劣”。清季以来，政府一直仿行日本国民教育，试图统一标准。而中国幅员广大，千差万别，强行统一，不仅难以做到，而且往往面临因噎废食的尴尬。况且国民教育本身也存在诸多问题。所以，在历届政府采取种种强制性措施大力推行国民教育体制，并且施加强大压力以限制、改造甚至取缔私塾的情况下，被称为私塾的教育机构仍然顽强地普遍大量存在于城乡各地。政府方面，鉴于国民教育面对现实确有疏漏偏蔽，有时也不得不参照塾学做法，予以变通。清季对国民教育声音微弱的批评指责，大都被视为顽固守旧，实则背后往往牵扯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尤其是政府与社会的权利控制，所以原有教育文化程度越高的区域，对学堂的抵触反而越大。直到民国时期，从事乡村教育平民教育的人士以切身体验批评国民教育，人们才开始转变观念，有所正视。类似现象，至今仍然似曾相识，凸显此类事物绝非一个中西新旧进步落后的评价可以了得。

将中外截然不同的学校体制加以比附，并非教育史家的发明创造，还在清季变制过程中，因为担心改变原有学校引起波动，试图以学校以外的书院、社学、义学、学塾为基础，另行建立一套学堂体系。戊戌和新政时期，清廷两度下令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社学、义学也分别改为小学堂。学塾则一部分改为学堂，大部被强制性改良。而原有的府州县学名存实亡，注定了自生自灭的命运结局。这些举措，成为后来教育史立论的凭借。民国时期的学人多少还能感觉到不相凿枘的情形，偶尔试图量体裁衣，另设框架。越到后来，相关的研究，即使严谨认真之作，基本取向都是加强和确定这样的框架，而不怀疑其适当和适用。关于书院、学塾的属性、程度之类的讨论争议，大体是在既定的框架之下，努力将全体的各个部分强行纳入，安放到相应的位置。如此一来，以后设观念固然求得心安，于本事却渐行渐远。

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的深化，使得上述情形不断得到巩固和强化。清季以来，西式学堂取代旧式学校，不仅要分科教学，而且以教科书为蓝本，在模仿日本编制教科书的过程中，各种知识陆续按照日本化的西式系统初步被重新条理。担心这种情形可能存在某种危险倾向的学人，曾经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警示，只是在中西乾坤颠倒的大势所趋之下，他们的担忧和呼吁，很容易被视为守旧卫道而遭到攻击排斥。将科学解释为教育的分科教学和学术的分科治学，当然有西洋的原型。可是科学的含义在欧洲各国并不一致，所以更多地还是日本的再创造。辛亥时期中国出现的各种史，如文学史、历史以及后来的哲学史等，大都是由日本人先行编撰，国人起初仿效，继而加以改造，其方向是将中国的固有学问也变成分科之学即科学。只是如此一来，经学化于无形，史学、文学、诸子学也失其本意。

清季兴学，新式学堂教育要分科教学，所用教科书，大都直接取自日本或模仿日本著述改编而成，包括中国历史以及各种专史。而在尝试分科治学的过程中，以及各种杂志开辟栏目，也有如何分别才能妥当的问题。这时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刘师培等人，不同程度地受西学分科的影响，试图用分科的观念重新条理本国的学术。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序》，就明确表示要“采集诸家之言，依类排列，较前儒学案之例，稍有别矣”。[24]而且其变化绝不仅仅是稍有别，学案体以人为主，其书则以学为主。用分析的眼光，刘师培分为心理、伦理、论理、社会、宗教、政法、计、兵、教育、理科、哲理、术数、文字、工艺、法律、文章等16种学史。这显然已经开启附会套用西洋系统条理本国学问的风气。只不过他们所受中国学问的熏陶相对较深，所以不如后来者更加彻底而且并不感到不相凿枘。

清季担任京师大学堂史学教习的陈黻宸，是提倡分科治学的先行者之一，在他看来：

无史学则一切科学不能成，无一切科学则史学亦不能立。故无辨析科学之识解者，不足与言史学，无振厉科学之能力者，尤不足与兴史学。

而“古中国学者之知此罕矣”，

故读史而兼及法律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物理学、舆地学、兵政学、财政学、术数学、农工商学者，史家之分法也；读史而首重政治学、社会学者，史家之总法也。是固不可与不解科学者道矣。盖史一科学也，而史学者又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也。[25]

这颇有些今天上下各方所鼓吹的跨学科的意味。尽管陈黻宸认为指中国无史言过其实，可是依照上述标准，没有这些分科的古代中国，史又从何而来呢？

清廷在纳西学于科学一再受挫之后，不得已转而宣布立停科举，旨在使学堂与科举合为一途，培才与抡才熔于一炉，让科举的规制，在学堂中得以延续。而士子的仕进之阶被堵塞，纷纷转投学堂，育才和蒙养统一起来，成为社会化的必由之路。分科教学与新的知识体系建构相辅相成，人的知识传承发生突变，各种教科的设置和教科书的编译，使中国迅速进入“科学”时代。原有的知识系统则逐渐被分解重构，如经学以读经、存古和经学课程等形式进入各级各类学堂，又逐渐退出，直到民初正式废止。断言科举废即经学亡未免过当，不过经学进入学堂，却由原来占据正统地位变成诸科之一科，已经注定其命运归结。以“科学”的观念看，各学科当然都是平等的。但中国社会为伦理政治，没有笼罩性的宗教信仰，特重纲常伦理，礼制、礼俗和礼教，是维系社会生存发展秩序的关键。近代学人一味就秦汉以上疑古，忽略独尊儒术其实是掌控认识两汉以下两千年历史文化的重要枢纽，独尊的时间累积起来或许不算长，却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中枢。经学体制上退出历史舞台，又没有适当的替代，造成百年来中国人终极关怀的紊乱和空置，影响极为深远。

在“科学”尤其是分科之学方面，影响中国人精神世界至深且广的，是相对后起的日本和美国，包括学制建构、学科体系、课程设置、教科书的编撰以及教学方法等等。日美两国对于欧洲发源的种种分科之学及其错综复杂的牵扯纠结，如因学科、学派、文化不同而生的差异与联系，同样难知就里，因而不同程度地进行过自认为必要同时也是不得不然的再度条理和整饬，使之界限分明，容易把握。可是如此一来，各个学科发生演化的渊源脉络痕迹消失不见，对于发源地不同学科、流派之间的争议也无从认识。中国因缘日、美而来的分科之学，看似清晰易辨，实则极易混淆而不自觉。若单以进化的观念审视，许多内容很难自圆其说。

今人即使不涉及价值判断，且有高度自觉，也难免为后来外在的观念所左右。近代学术大家钱穆研治历代政治制度极有心得，而且明确区分时代意见与历史意见，却仍然一开始就使用中央与地方的架构，梳理历代政治制度。实则中央与地方对应的观念并非历代制度本身所具有，而是明治时期日本的新概念。清季来华日本人士以此理解清朝体制，进而影响国人。尤其是织田万所著《清国行政法》，对中国朝野尤其是宪政改制的影响巨大。尽管如此，有过在京师大学师范馆任教习经历的服部宇之吉还是提醒日本人注意，清末民初有着某些复杂交错的关联，中国的地方官含义较日本为窄，直省与府厅州县有所不同。[26]

清季改制之际，就连接受这些外来后出概念的官绅，一旦面对内外相维的清代原有设制，直省究竟是否地方，还是成为偌大的难题，令举国上下纠缠不清，头痛不已，找不出适当的破解之道，很难进入上下有序的状态。中国历史上的省，与明治时期的日本一样，原设在京师，为中枢行政机构，后来行省不过是皇权的分身。清中叶以后，直省的地位逐渐凸显，尤其是咸同光三朝，平兵燹，办洋务，兴学务，派留学，直省已然成为具有人事财政实权的单位。但在体制上，直省仍然不具备正式性。新政改制，地方自治模仿日本，因而仅及府厅州县，并不包括省一级，直省和督抚的地位极为尴尬。进入民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省的地位属性，一直困扰着行政体制的设置及运作。岁月流逝，原来的困惑看似已经不成问题，实际上不仅依然制约着现实社会的相关行事（如地方行政与税制层级划分），而且导致对中国历代体制认识的隔膜，使得相关研究的取向出现偏差，有时甚至用力越深，离真相越远。

第四节 中、东、西学的异同

赵炳麟、胡思敬等言官对游历和游学的批评，一般会断为保守甚至顽固。不过，在具有留学欧洲背景的严复看来，通过日本学习西方，不仅是舍近求远，甚至会南辕北辙。他说：

吾闻学术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后得其真，自奋其耳目心思之力，以得之于两间之见象者，上之上者也。其次则乞灵于简策之所流传，师友之所授业。然是二者，必资之其本用之文字无疑也。最下乃求之翻译，其隔尘弥多，其去真滋远。今夫科学术艺，吾国之所尝译者，至寥寥已。即日本之所勤苦而仅得者，亦非其所故有，此不必为吾邻讳也。彼之去故就新，为时近三十年耳。今求泰西二三千年孳乳演迤之学术，于三十年勤苦仅得之日本，虽其盛有译著，其名义可决其未安也，其考订可卜其未密也。乃徒以近我之故，沛然率天下学者群而趋之，世有无志而不好学如此者乎？侏儒问径天高于修人，以其逾己而遂信之。今之所为，何以异此。[27]

这样的看法与言官的批评不无契合之处。本国国体人情及数千年官制因革之故，并清朝开国以来成法精意之存，以及东西各国官制的体要所在，的确是制度建设尤其是效法取鉴不可忽视的重要关节。晚清的知识与制度转型，虽然很大程度是明治日本影响的结果，并且造成中国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未必都是毫无疑义的进化。日本的影响无论在思维还是行为方面，都给中国新的观念应用和制度运行带来不少的困扰纠结。严复的意见在一段时期内不被普遍认同，在他供职的学部，据说也是东学派占了压倒性优势，不过却提醒国人注意，日本化的西学，加入了许多东亚因素，其中不少是根据中国文化加以变异，以应对西学。如此一来，西学、东学与中学之间，关于同一事物，尤其是精神层面的事物，难免存在使用看似完全相同概念，实际上却是各说各话，无法交集的现象。

如果说严复的话是在东学与西学之间划出一道界限，章太炎则是干脆将中学与东学相分离。1910年，章太炎用白话写了《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的长文，对渐成崇洋之势的时趋提出批评，劈头就说：

本国没有学说，自己没有心得，那种国，那种人，教育的方法，只得跟别人走。本国一向有学说，自己本来有心得，教育的路线自然不同。

中国古来有学问（当然有强弱之分），近来有心得（也有多少之别），“不过用偏心去看，就看不出来。怎么叫做偏心？只佩服别国的学说，对着本国的学说，不论精粗美恶，一概不采，这是第一种偏心”。

听了别国人说，本国的学说坏，依着他说坏，固然是错；就听了别国人说，本国的学说好，依着他说好，仍旧是错。为什么缘故呢？别国人到底不明白我国的学问，就有几分涉猎，都是皮毛，凭他说好说坏，都不能当做定论。……别国人的支那学，我们不能取来做准，就使是中国人不大深知中国的事，拿别国的事迹来比附，创一种新奇的说，也不能取来做准。强去取来做准，就在事实上生出多少支离，学理上生出多少谬妄，并且捏造事迹，舞弄条例，都可以随意行去。用这个做学说，自己变成一种庸妄子；用这个施教育，使后生个个变成庸妄子。就使没有这种弊端，听外国人说一句支那学好，施教育的跟着他的话施，受教育的跟着他的话受，也是不该！上边已经说了，门外汉极力赞扬，并没有增甚么声价，况且别国有这种风尚的时候，说支那学好；风尚退了，也可以说支那学不好。难道中国的教育家，也跟着他旅进旅退么？……大凡讲学问施教育的，不可象卖古玩一样，一时许多客人来看，就贵到非常的贵；一时没有客人来看，就贱到半文不值。自国的人，该讲自国的学问，施自国的教育，象水火柴米一个样儿，贵也是要用，贱也就要用，只问要用，不问外人贵贱的品评。后来水越治越清，火越治越明，柴越治越燥，米越治越熟，这样就是教育的成效了。

总之，“凡事不可弃己所长，也不可攘人之善”。[28]

章太炎所说，看似针对所有外国学问，其实主要对象还是日本，所以此文后来被日本学界斥为无视日本效法西洋取得的学术进步。民国时有学人据以指责章太炎在学术上拉车向后，可是一个世纪后的今日看来，所言却包含许多先见之明。

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的复杂性，因为东学背景而更加难以把握。日本长期以来一直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直到明治维新大见成效，特别是甲午战争、戊戌维新和新政之后，乾坤倒转。此后中国的精神世界深受日本的影响，用于正式学科的许多名词，都是来自日本明治后的“新汉语”。其中有借用，有独创，有拼合，而且相当一部分源自中国，是来华外国人士为了翻译，与其中国助手共同发明。只是在中国人的圈子当中并不流行，所以后来要从日本“逆输入”。明治初期的日本人士，用一般日语很难因应西学的复杂，不得不借助表现力强而且简略的汉文古典。由此创造出数以千计的新汉语，既不能与西文原意吻合，又与中国的原典有异，与社会实情不符，在促使东亚进入世界体系、使得日本掌控了东亚精神世界话语权的同时，产生了误读错解中西历史社会文化的不小弊端。而知识的分科系统，无论在教育还是学术层面，近代中国多以日本为蓝本，有时争议的各方，引经据典的大都是不同来源的东学。其利弊得失，很有重新全面检讨的必要。正本清源诚非易事，拨乱反正似无可能，而因陋就简，则犹如戴上有色眼镜，了解过去，认识现在，展望未来，均不免变形变色，无法为世界展现中国思想文化的本意。审时度势，或许有必要在思想学术领域来一次以复古为创新的文艺复兴。

或者根本怀疑能否放弃后设集合概念去理解前人前事，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今人自以为一定比古人高明的表现。如果自以为是，不能虚怀若谷，守定后见，强古人以就我，当然只能缘木求鱼。其实，古今中外的那道鸿沟并非不可逾越，历史的事实联系使之天然具有可以把握的脉络，道理很简单，首先，古人自有其本意；其次，古人表达其本意时并不借助今人所用的概念；其三，古人的本意因时因地甚至因人而异，有其发生演化的脉络；其四，从古人的本意到今人的解读之间，仍是前后联系、不曾断裂的历史进程。具备这些基本条件，能否历时性地理解把握，就要看学人的天赋、功力、机缘凝成的造化了。

辛亥前后，是日本影响近代中国最为广泛深入的时期。留学生、游历和日本顾问、教习所起作用最大，由此造成话语、学术系统和政治、社会、教育、司法、军事、财政各项制度的全面转型。明治维新后形成的知识系统和制度体系，早已让日本掌控了东亚的话语权和精神笼罩力，决定了清季以来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影响极其深远。不过，这些变化未必都是进化。作为承接西学、影响中国的东学，在中西两面均有格义附会的副作用，导致对于西学和中国的误读错解。这也成为制约辛亥革命研究的瓶颈。用历史的方法重解历史，庶几可以沟通古今中外的联系，回到历史现场，伴随当事人一同经历历史的进程，从而尽可能近真并得其头绪地理解历史上的相关人事。

[1][美]任达著，李仲贤译：《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5页。

[2]参见桑兵：《黄金十年与新政革命—评介〈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燕京学报》新4期，1998年。

[3]关于四大金刚，说法不一，一说汪荣宝、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积极参与爱国活动，在留学生中号称“四大金刚”；一说金邦平、张一麟、汪荣宝、曹汝霖四人,号称袁世凯旗下四大金刚；一说汪荣宝、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为民初亲日派的四大金刚；一说留学生归国，大多偃蹇潦倒，独章宗祥、陆宗舆、汪荣宝及曹汝霖四人，大走红运。时上海林黛玉、陆兰芬、张书玉、金小宝四妓，亦鼎盛一时，名为四金刚，宦途中人遂以曹、章、汪、陆喻之为林、陆、张、金。揆诸史事，前三说均有可议，第一说显然与史不合，第二说亦有可疑，第三说则应为口碑的延续。据曹汝霖自述，参合相关事实，四大金刚得名，当始于清季同在京师参与新政。

[4]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83—385页。

[5]《更革京朝官制大概情形》，《东方杂志》1906年增刊《宪政初纲》，“立宪纪闻”第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06年版。

[6]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43—444页。

[7]《厘定官制参考折件汇存》，宣统三年印。第1—14页。

[8]参见关晓红《清季外官改制的“地方”困扰》，《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第4—30页。

[9]《御史胡思敬奏官制未可偏信一二留学生剿袭日本成法轻议更张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548页。

[10]《奏定学堂章程》，多贺秋五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資料·清末編》，东京，日本学术振兴会1972年版，第201—203页。

[11]世续等纂：《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五五八，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己亥；《议奏选派翰林出洋游学游历片》，《学部官报》第1期，1906年8月20日。

[12]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一一四，《学校考二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724页；《咨在京各衙门政务处议复给事中陈庆桂奏请推广游学游历文》，《学部官报》第2期，1906年9月18日。

[13]《学部奏咨辑要》卷一，多贺秋五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資料·清末編》，第410页；《通行各省选送游学生大略办法电》，《学部官报》第1期，1906年8月20日。

[14]《学部奏咨辑要》卷二，多贺秋五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資料·清末編》，第436页；《通行京外各衙门给咨出洋游历简章文》，《学部官报》第4期，1906年10月28日。

[15]《学部奏咨辑要》卷四，多贺秋五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資料·清末編》，第499—500页；《通咨京外各衙门嗣后派员赴东游历应定到东期限文》，《学部官报》第69期，1908年10月15日。

[16]《附奏派员出洋考察学务片》，《学部官报》第3期，1906年10月18日。

[17]张之洞：《札行选派实缺各州县自备资斧赴东游历》，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6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83页。

[18]袁世凯：《遣派官绅出洋游历办法片》，天津图书馆、天津社科院历史所编，廖一中、罗真容整理《袁世凯奏议》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61—1162页。

[19]参见王宝平主编的《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晚清东游日记汇编》。该书先后由杭州大学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名称也有所变动。

[20]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94页。

[21]《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75页。

[22]王宝平：《〈日本書目志〉出典考》，古典研究会编：《汲古》第57号，第13—28页，平成二十二年六月。

[23]此节参考左松涛博士为《清史·教育志》所写“书院、社学、义学、学塾篇”的内容。

[24]《国粹学报》第1期，1905年2月23日。

[25]《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下册，第676—677页。

[26]服部宇之吉：《支那研究》，京文社1916年版，第10—49页、第101—148页、第367—380页。

[27]《与外交报主人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61页。

[28]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02—517页。

第五章 近代日本在华大众传播业

近代中国的大众传播业，与外国来华势力的关系极为密切。早期中国的报刊、电影、广播及图书馆等，均在欧美等国外来传媒的影响下发生和发展。日本的近代大众传播业，本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欧美来华媒体的辐射影响，一度甚至原版翻印在中国出版的报刊，作为本国的报刊发行。1890—1930年代，中日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在起点和终点的两次战争之间，经历了一个既冲突摩擦、又交流互渗的相对稳定期。在此期间，大批日本人进入中国各地城乡，从事形形色色的活动，对中国社会以及中日关系发生了不同程度与趋向的影响。其中日本在华所办大众传播业占有重要地位，在许多方面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欧美列强。

对此，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黄福庆研究员在《近代日本在华文化及社会事业之研究》（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82年版）一书中，第四章即“新闻传播事业”，专章讨论了日本在华所办报纸、通讯社及其对中国政局的态度影响。以此为起点，根据当时中日朝野各方的调查统计和其他相关资料，对有关史实进行梳理，除尽可能补充订正时空人方面的疏漏错误，扩大关注的视野之外，着重阐明以下三个问题：

一、日本在华大众传播业的规模、类型与态势。

二、日本在华大众传媒对中国社会所起影响的方面、程度与趋向。

三、日本在华大众传媒及其影响如何作用和反映中日关系的变化发展（所涉及的范围不含当时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

第一节 发展概况与类型

依据时代条件和技术发展，这一时期的日本在华大众传播业，基本以报刊为主体，以书籍、广播、电影为辅助。

日本来华人士在中国办报，最早可以追溯到1890年发刊的日文《上海新报》。[1]该报由松野平三郎所办修文堂书局创办，周刊，不久即停刊。两年后，又有上海日本人青年会的《上海时报》发刊，也历时不长。1894年1月，上海乍浦路共同活版所和东本愿寺分别用日文、中文出版《上海周报》、《佛门日报》，后者是目前所知日本在华最早的中文报纸。19世纪的最后十年中，日本人先后在上海、福建、天津、武汉创办过14种报刊。[2]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迅速扩张，与此相应，从1907年起，日本在这一地区的报刊增长较快。而日本在华报刊增长最为密集的时期，是1917—1923年，每年净增长均超过两位数，最高的1922年达21份。到1931年，日本人在中国至少举办过260种报刊通信（见本书155页附表一）。

从不同角度分析，可以进一步认识日本在华报刊的规模与形态。以语种分，有日文189种，中文43种，中日文合刊11种，英文及中日英文合刊各5种，俄文、日韩文合刊各2种，蒙文、日俄文合刊、中韩文合刊各1种，共使用6种文字。

以形式分，有日报108种，周刊23种，月刊28种，通信24种，双日刊5种、旬刊6种，半周刊和半月刊各3种，双月刊、季刊及每年5期刊各1种，年刊1种，其余不详。种类可以说相当齐全。

以地域分，奉天最多，达42种，其他依次为上海37种，青岛21种，天津20种，北京、大连各19种，哈尔滨17种，济南12种，汉口11种，安东10种，长春8种，铁岭6种，厦门4种，福州3种。东北虽较集中，但在关内举办者达135种，占53%。除上述地方外，还延伸到广州、汕头、重庆、思明、烟台、江西、香港等地。

260种报刊通信中，有20余种为前后改刊。辛亥前有少量报刊虽寄名日人，实际上由华人编辑经营，如早期的《苏报》、《国闻报》、《重庆日报》。同时，也有日本人收购他人报刊股份，达到实际控制的目的，而名义上并不归属日本者，如1903年的《汉口日报》、1920年前后的《文汇报》及多种英文报刊。此外，在日本国内还创办过几种用中文编排、专以中国读者为对象的报刊，如1904年创刊于横滨的《日华新报》。

由于各报的兴废期有别，同一时间存在的数量随之变化。将日本在华大众传媒的绝对增长与中国报业的整体状况以及列强在华传媒的相应增减作一比较，概况有如下表：

附表二：1910—1930年中国各语种部分报刊数量比较表[3]

自1913年起，在华日文报刊数量上即超过在中国各种外文报刊中长期占优势的英文报刊，并且差距不断拉大。此外，日本在华报刊并不限于日文，而英文报刊则分属于中日英美等国。1919年，日属非日语报刊即有中文13种，中日文合刊4种，英文3种，日韩文合刊、中韩文合刊及蒙文各一种。

随着传媒业的增长，从业人员也逐渐增多，到1915年6月，日本在华记者及新闻社社员已经达318人。[4]当时中国的专业新闻人员很少，1913年汉口从事报业者仅33户。[5]报社最多的上海，1930—1935年间，各年度注册的职业记者分别为83、80、57、61、55、66人。[6]而日本方面对实际从业者的统计，“七七”事变前北京共有新闻杂志社44所，编辑203人，记者420人。[7]虽然中国传播业的实际从业人数远高于登记注册者，而北京的编辑记者也包括外国人士，各方面综合比较，日本在华职业新闻人员数量不可小觑。

报刊的势力与影响还反映在发行量及发行范围方面。据这段时期有发行销售数量记载的143种报刊统计，其中发行10000份以上的1种，50000份、30000份以上的各2种，10000份以上3种，5000份以上9种，3000份以上12种，1000份以上41种，500份以上24种，500份以下49种。1000份以下的多为杂志通信。而对22种主要日属报纸的发行量进行多年份追踪显示，相对于其他报刊的增长速度较快，详见下表：

附表三：日本在华主要报纸历年销量表[8]

由于近代中国新式教育的普及率低，报刊的直接阅读层面较窄，因而发行量一般不高。清末报纸发行鲜有超过万份者，一般过千份的报刊，就需要大量外地订户或零售。民国以后，虽然近代教育逐渐展开，信息需求不断扩大，发行量日见上升，但基本格局仍未改变。据《内政年鉴》统计，1935年全国32种主要日报中，发行150000份以上的2种，50000份的1种，30000份、20000份以上各3种，10000份以上7种，5000份至9000份的则有16种之多。[9]另据1932年12月上海邮政局挂号杂志记录，销量最高的为125000份，仅一种，40000份的2种，20000份的9种，6000份至10000份的21种，1000份至5000份的72种。[10]发行量高，既表明受众多，也反映覆盖面广。从1931、1934、1935年度上海各报的本埠外埠销量比率看，发行量稍高者无不依赖外地订户。

上海是近代中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教育普及率最高的大都市，据193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调查，上海接受义务教育的儿童占学龄儿童的67.97%，居全国之首。[11]在此发刊的中外文报刊，均有很大部分销往外地。由此可见，发行量相当大的日本在华报刊，影响并不限于当地。早期著名报人汪康年与其师友间的来往书札表明，还在《同文沪报》、《亚东时报》时期，上海的日系报纸就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发往长江中上游的汉口、四川，在此之前的《汉报》，也销往长沙等地。

报刊以外，图书、电影、广播也为来华日人所瞩目，不同程度地有所涉足。

附表四：上海各报本埠外埠销量比率表[12]

日本在华图书业可分为编辑、出版、发行几个方面。甲午战后，中国人鉴于日本实行明治维新迅速发展强盛，觉得应当通过日本学习西方的富强之术。1898年，康有为上《广译日本书设立京师译书局折》，认为中国直接翻译西书，“其途至难，成书至少”。而日本“变法至今三十年，凡欧美政治、文学、武备新识之佳书咸译矣”。主张在京师设立译书局，“专选日本政治书之佳者”译成中文，并按字数、等级奖励天下翻译日语书的士人，使“日本群书可二三年而毕译于中国”[13]。当时康门弟子开设的广智书局即翻译印行日本教科书多种。

戊戌政变后，东文书的翻译出版虽一度停顿，但1901年清廷恢复新政，加上留日学生大批增加，翻译日语书一时成为风尚。据统计，1896—1937年间，至少翻译出版了日文书2717种。[14]其中并不全是中国人自己的成果。田野桔次等人1898年开办于上海的东文学社，即“拟译印各书，为各学堂教科之用”。当年春季就印行《支那通史》一部，“已译未印及未译成之书尚有数十种，并拟陆续付梓”。[15]

1898年11月，冈本监辅、吾妻兵治等人以日本与清韩三国利害攸关，唇齿相依，日本经过锐意革新，可与泰西列强比肩并辔，清韩两国却守旧不移，特纠合同志，创设善邻协会和善邻译书馆，准备翻译日本和泰西有用之书，输入清韩，以俾启发新智，扫除积弊，实现富强文明。[16]关于此事，长期旅居日本的王仁乾函告汪康年：

兹日邦创设善邻译书馆，专就西文新法诸书翻译汉文，主笔者为重野成斋，修史局员冈千仞、龟谷省轩，皆可称齐国仲子者也。其书各从专门分译，与前日邦所译国史迥不相同。复又招聘敝族兄桼园为之校正删润，自正月开馆，已译出《植物学》全册，将付手民。近又译《军政诸法》，他时印刷成册，即运上海销售，皆讬乐善堂岸田吟香经理也。如贵报有欲译之书，亦可相商代译。[17]

一般而言，将母语或第三种文字翻译成母语以外的文字，绝非易事，善邻译书馆之所以迎难而上，除了明治时期日本士人对于自己的汉文水准颇有自信外，主要是因为考虑到词汇不统一，西书征引繁多，不易领悟，却容易引起歧义，中韩人士翻译，难以准确把握，凸显要旨。这些面向中国的汉译书籍，虽然翻译印刷是在日本，销售发行却要面向中国。王仁乾为此还致函汪康年，介绍善邻译书馆到上海推销所译书籍的日本人士：

兹有日本友松本正纯、吾妻兵治二氏，译成《大日本维新史》一册、《日本警察新法》一册、《战法学》一册、《国家学》一册，携书来沪销售。但二氏初次到申，人地生疏，言语未谙，诸恐不便。欲得沪上文人墨客相与结契，藉作周旋，嘱弟作书为介，持访尊馆，务乞推情酬接，以联海外之盟。在二氏颇工汉学，可倩不律以代舌人也。[18]

1902年，商务印书馆还专门聘请长尾槇太郎、加藤驹二、小谷重三位日本人针对中国情况编写小学教科书，翻译出版，大为畅销，于是再接再厉，续编10册。[19]当然，和传教士的翻译活动类似，尽管日本人的汉文水平高得多，仍然需要中国士绅文字上的协助。

出版方面，到1915年6月，来华日人从事印刷雕刻业者达407人，其中东北地区110人，天津76人，北京25人，上海180人，汉口12人，济南、长沙各2人。另有从事书报贩卖者53人，其中东北5人，北京12人，济南3人，上海30人，汉口3人。[20]一些国人自办的出版社，也与日本人关系匪浅。20世纪初成立于上海的作新社，即得到日本帝国妇人会会长下田歌子的资助。号称亚洲最大出版社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在许多方面与日本一直保持密切联系。该馆1900年接盘日本人的修文印刷局。1903年日本金港堂来沪筹设印书公司，商务印书馆与之合作，不断引进日本技师和印刷技术。直到民国初年，日资还占商务印书馆全部股份的三分之一。1914年虽收回日股，但并未中断引进日本技师和技术。这时，日本在沪设立的印刷厂达十余家，占上海书业（包括印刷出版业）的10%。[21]

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图书业最为发展，以大连为例，自1905年日本人开设书店起，到1916年增至十二三家。1920年3月设立的满洲书籍商组合，成员达50个，均为日籍。1930年，该组合成员发展至73个，每年出版发行各类图书达数百万册，以教科书为主，多为日文。[22]

近代中国的电影市场长期由美国影片独占鳌头，加上以上海为中心的国产影业畸形繁荣，日本势力不易挤入。1926年以前，日本人只在上海开办过名为东西电影公司的制片公司，另在上海、大连、安东等地开办过7家经营洋片发行的公司。[23]1934年，上海公共租界经工部局警务处检查上映的影片共6911240英尺，其中主片723张，短片及新闻片1329张。以国别论，美国占78%，英国2.5%，中国国产8.5%，日本10%，法、德、意、苏等国共占1%。[24]日本所占比例虽然远不及美国，却超过其他各国的总和两倍有余，甚至比中国自产还多。这一情况随着局势的变化而有所改变，1935年中国共输入外国影片378部，其中美国285部，英国28部，苏联8部，法国4部，德国2部，捷克、荷兰、印度和日本（东华公司）各1部。[25]

中国广播事业的兴起与日本关系密切。1922年冬，美国驻日本记者奥斯邦（Mr. E. Osborn）劝旅日华侨张某在中国办广播，以华人资本，假外人名义，在上海大来洋行屋顶设一50瓦特电台，同时组建中国无线电公司，出售收音机。1923年1月24日下午8时开播，是为中国境内出现的首家广播电台。[26]这时日本国内尚未正式办广播，但来华日人很快设法跻身此项新兴事业。1924年，美商开洛公司在上海福开森路设台，分10号出租，大连亦能收听，日商神户电气公司排第5号，每星期日下午7—9点，用日语报告新闻并播放日本音乐。[27]1925年7月，由关东州递信局管辖的大连广播电台开播，最初全用日语，后增设中文节目。1926年1月，日属《上海每日新闻》社添设无线电发送部，广播新闻，放送音乐，不久停播。[28]国民政府成立后，加强电讯管制，日本在华广播主要发展于东北地区。到1932年，已建立广播电台4座，听众达8000余户。[29]

此外，由于中国的国产工业跟不上广播发展的进度，发送和接收设备大都依赖进口。到1930年代，中国已有广播无线电台89座，接收器仅在上海国际电讯局注册的已超过63000具。1933—1935年，无线电收音机及零件的进口额分别为1940556、2338252、2210978金单位。其中“最堪注意之增加者莫如日本，该国货物之载至中国者为数至庞”。[30]

日本在华传媒的势力还特别体现于通讯社的组织与营运。传媒的主要功能之一，是迅速、广泛、大量地传递信息，其来源除各自的记者通信员独家采访外，主要依靠通讯社提供。中国自1904年起，虽已自办通讯社，但在1930年代以前，组织欠完善，规模小，覆盖范围窄，起不到相应的作用。加上长时期军阀割据混战，政局分裂动荡，不仅国际信息，就连国内消息也大都得自外报外社。其中日本的通讯社尤为重要。

日本在华通讯社有电报通讯社、新闻联合社、商业通讯社三家，前两家势力最盛。联合社前身为1914年日侨波多博创办的东方通讯社，先在北京、广州、汉口、奉天等地设立分社。1920年，日本著名记者多户受外务省派遣来华组织通讯社，经协商，将东方通讯社改组为日本外务省正式的在华通讯机关。1926年5月，该社与日本国际通讯社合并为新闻联合社，因前此与路透社的协议所限，在华传递消息仍用东方通讯社名义，到1929年7月，才正式使用日本新闻联合社名称，1936年并入同盟社。该社在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汉口、青岛、济南、满洲里、福州、鞍山、香港、广州等地设有分社。据1930年8月的记录，国外各地发往东京总社的消息，欧洲145条，6814字，中国421条，16735字。而关于中国各城市的消息分计有如下表[31]：

1929年后，日本在华通讯社已将重心转向为本土传媒提供信息，但是表仍然反映出该社在华掌握与发送信息的能量及效率。

同盟社原计划将电报通讯社也并入其中，但双方未能达成协议。后者成立于1900年，最初仅为广告社，1919年开始向中国新闻界提供消息，很快便在上海、北平、青岛、济南、汉口、天津、长春、广州、哈尔滨、大连、沈阳等地开设支局12处。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电报通讯社率先在新首都开办分社，向中国、日本以及国际社会提供时事通信和经济通信。[32]该社与新闻联合社在一定时期内相当程度上控制了中国广大地区的资讯。

为了保障和控制包括新闻在内的信息传递，日本凭借资金优势，不仅临时包占各种通讯手段，还积极插手无线电讯事业。1918年2月，三井洋行与北京政府海军部签订借款合同，在北京东郊双桥建立大型无线电台，引起中国舆论的强烈反对。但此后列强继续在中国境内私设电台，至1921年，已达22处，其中日本11处，美国5处，法国4处，英国2处。1925年又增加到58处，其中美国18处，日、英各15处。除军事、商业用途外，主要是为各传媒机构所利用。1926年10月，哈尔滨的日本商业通讯社即私设收发报机，收发新闻和商业电报。[33]

第二节 功能与趋向

日本在华大众传播业，为数不少，影响极大，不仅为中国同行所瞩目，其他列强在华有关方面也十分关注。

从受众的角度看，日本在华传媒大致可分为四类，其一，面向来华日本侨民，是为主体。近代以来，中国被迫对外开放，列强在各重要城市又相继建立租界，来华侨民不断增多。日本后来居上，从1921年起，日侨人数已超过其他各国侨民的总和（详见附表五）。

日本侨民除集中移居东北地区外，还广泛进入中国沿海及内地的开放城市甚至未开放地区。1910年底，在京、津、汉、沪等地的日侨分别达到789人、1843人、1025人和8029人。[34]到1928年，上述各地及青岛、济南、福州、厦门等地的日侨人数（含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台湾人）均超过一千，而且除上海外，都超过当地其他外国侨民的总和。（详见附表六）

附表五：1890—1930年各国在华侨民人数表[35]

附表六：1928年中国各地日侨外侨人数对照表[36]

外国在华侨民从事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活动，需要有了解外部信息，相互交换情报，代表和表达本群体的利益意愿，与当地社会交流沟通的工具。日本来华侨民以中小商户居多，据1910年度的海关报告，1905、1910年度日本在各国对华贸易总额中只占4.12%和15.98%，远不及英国（50.78%、40.97%），但是商馆数却分别达729所和1601所，大大超过英国（434所、601所）。[37]最早创办于上海的几种日文报纸，即反映来华日商扩大中日贸易的要求，强调“内容注重贸易事项，期以逐渐扩充而为日清贸易之木铎自许”。[38]还有一些报刊则为满足侨民的娱乐文化需求而设。

随着人数的增长，来华日人内部出现分化，一方面，各种利益功能团体应运而生，相继创办了青年、妇女、文学等刊物，另一方面，不同阶层出现对立，在青岛，代表资本家的《青岛日报》和代表劳动者的《青岛日日新闻》相抗衡；在天津，保守的《天津日报》与激进的《京津日日新闻》相角逐。

其二，面向占领地区的非日籍居民。甲午战后，日本割占台湾，日俄战后，又夺取沙俄在东北的地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乘机抢占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为了巩固殖民统治，日本占领当局一面使用军政强制手段，实行高压，一面推行殖民教育，举办传媒，作为向被占领地区的中、朝、蒙、俄等籍民众进行殖民宣传的文化统治工具。以后这种性质的传媒在东北和关内大量开办。

其三，面向中国公众。这主要是由中文报刊所扮演的角色。最早创办的《佛门日报》，即“专以济度支那人为目的”[39]。东亚同文会系统的报刊在这方面影响最大。早在同文会时期，就计划在上海、福州、汉口、天津、重庆、广东设立汉字新闻。东亚同文会成立后，更提出“在各形胜扼要之地发刊新闻杂志，以此为清国舆论之木铎，成为启发诱导之机关”。[40]该会先后在上海、天津、汉口、福州等地举办或接办《亚东时报》、《同文沪报》、《国闻报》、《汉报》、《闽报》。天津支部长中岛真雄于1902、1906年分别在北京、奉天创设的《顺天时报》、《盛京时报》，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占有显著位置。此外，《全闽新日报》独占厦门报坛达十余年，宗方小太郎一度主持东方通讯社上海分局，井手三郎则主持在华历时最久的日文报纸《上海日報》长达25年，影响均极为深远。

随着日本在华势力的增长，一些原来专用日文的报刊相继添设中文附刊，或开辟中文专栏，或另出中文版，如《汉口日报》、《上海日日新闻》等，以求扩大对中国公众的影响。

其四，面向本国的有关人士、各国在华侨民以及国际社会。日本在华传媒多为侨民及对华利益团体所办，利害相关，尽力促使本国各界人士关注对华经济、贸易、政治、外交、文化等事情。1890年，恰好是荒尾精率领200名日本师生到上海创办东邦协会，《上海新报》值此问世，反映了日本对中国问题关注的趋向。1896年3月创刊的《上海时事》，在“发刊旨趣”中便称：“马关条约订定后，清国续开四港，两国贸易，势必日炽，本邦贸易家应审知上海商界之形势，故出此刊以助之。”[41]

日本在华势力的急剧扩张，势必与其他各国侨民及其所属国的利益发生碰撞、摩擦和冲突，同时，作为后起的亚洲强国跻身于国际竞争场，其行为也会引起由欧美列强主导的国际舆论的监督评判。为此，日本侨民和政府需要通过自己掌控的传媒来表现和解释其在华言行，影响各国在华侨民的对日感情及国际舆论。日本在华的两大通讯社，即同时用中、英、日三种文字发送消息，还专门创办英文报刊，直接面向各国侨民及国际社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加紧侵华步伐，不仅激发中国的反日浪潮，也触犯了列强的在华利益，京津等地的英文报刊借机大加抨击。有鉴于此，日本政府认为有必要创办一家与中文《顺天时报》影响相匹配的外字新闻，遂由外务省拨出创立费及初年度经常费共63190圆，于1919年12月在北京创办英文North China Standard，作为言论机关，并倡导实业家予以资助，对其他国家的英文报刊展开舆论战。[42]

作为外强在华大众传播业的一部分，日本在华传媒所起的作用十分复杂，既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代表和鼓动日本的侵略扩张欲望，并使之具有合理化假象，又强制性地传导西化的近代文明，刺激和推动中国社会的变化发展，并带有一定的示范作用。着重表现于以下三方面：

其一，输入各种与传媒有关的技术工艺，使中国近代大众传媒的发展具备必要的技术条件。中国虽然是造纸印刷术的发源地，但由于社会需求的局限，技术发展十分缓慢，很不适应近代传媒集中、大量、高速的要求。直到19世纪后半期，中国仍然普遍使用木刻雕版，不仅制作周期长，而且一次只能印几百部。尽管在西洋传教士的影响下，中国近代报业的起步早于日本，但印刷术的普遍进步，则与日本关系密切。“在中国最初使用纸版者，为日人在上海所设之修文堂书局。”彩色石印技术也由日本技师传入，“光绪二十余年，法人在沪设法兴书局，聘日人制彩色印版，始能印浓淡分明之图画”。[43]直到民初，上海能够五彩石印的几家印刷厂，仍是“绘石打样者皆请日本技师”。[44]1930年代以前在中国历时最长、出书最多、规模最大的上海商务印书馆，技术方面长期依赖日本。如1903年制造照相铜梓版，1904年雕刻黄杨木版，1905年彩印画石落石及雕刻铜版，均聘请日本技师。1918年还进用日籍技师指导马口铁印刷术。[45]汉口报馆使用转筒机器，也由日本人所办的《湖广新报》发端。此外，日本报刊通讯社的采访、编辑和经营方式，不断为中国同行学习仿效，如分早晚刊及小品副刊等，即由日本在华报刊导入。

其二，重要的信息源，特别是戊戌变法后和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戊戌变法失败，维新派主办的报刊多被封禁，少数幸存的外籍报刊，成为人们获取资讯的主要来源。此后，中国的民办报刊大幅度增加，但所获取刊载的信息仍然大量来自外报外社。民初党争激烈，各报所发消息多带党派私见，不能公正反映事实，公众反而相信外报的报道。1913年，中国报人姚公鹤在上海与旧同学日友井上氏相遇，井上鉴于中国党争恶习，说：“此后中国人将不能有办报资格，异日中国舆论且寄于外报矣。”[46]语虽尖刻，却不幸而言中。

袁世凯当政及军阀割据混战时期，日本在华传媒的影响急遽上升。识者指出：

中国的内战给日本的通讯社和报纸一种机会，把持国内新闻凡十余年之久。

日系的《盛京时报》和《顺天时报》一度成为舆论中心。英国的路透社虽然也按时发送中国各地的通讯，“但当时中国各日报对于本国的种种新闻，大都还是依赖日本的东方通讯社和电报通讯社”。[47]东方社创立之初，“各中英文报纸都开辟东方通信专栏，竞相刊载其通讯，获得广大读者的极大信赖”。[48]其原因一是中国自身缺少大型通讯社及时地提供国内外信息；二是中国许多省份的军政当局聘用日本顾问，日本公使馆据此掌握大量确凿的内幕消息，由驻华公使定期向日本记者公布[49]；三是日本通讯社分支多，分布广，组织严密，分类齐全，效率高。如电报通讯社上海支局，分通信、照相、广告三部，并与其他11所支局密切联系，以“神速之方法”，向上海及平津粤汉等地的中外公司、行号、报社、杂志社提供经济、时事新闻和广告、图片。尽管从1930年起发送重点已转向日本国内，但直到1935年，该局供给中国传媒的信息，“有时竞较本国通信者为详”。《上海年鉴》的编者感叹道：“此乃大堪注意者也！”[50]四是日本通讯社收费较廉，而且手续便利，为资金严重不足的中国传媒所欢迎。

其三，对中国的政治、文化发生刺激影响。早期东亚同文会系统所办各报，秉承“抑制旧党，援助新党，以助长维新之气运”[51]的宗旨，反对戊戌政变后清廷的倒行逆施，公开支持维新派的革新事业。袁世凯统治时期，《顺天时报》在舆论界一片沉寂中独力坚持反袁立场，抨击君主制，支持民国，并拒绝袁氏的收买，名噪一时。尽管许多日本报人暗中别有所图，毕竟起到打击恶势力、揭露事实真相、促使民心朝向光明的积极作用。同时，不少革新进步人士进入日属传媒担任华文编辑记者，乘机宣传自己的主张。而所属媒体，只要不触犯日本的利益，均予以容许甚至加以保护。

日本在华传媒在引进介绍日本化西式文明时，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与心理。早期东文学社编译的各种图书，即为坊间书贾大量翻刻，广为流传。[52]语言是文化的两大要素之一，而语言差异的重要方面，在于词汇量的多少。社会变化加速，各种新兴事物层出不穷，需要大量表达新概念的新符号。近代以来，至少有500个日本明治维新后出现的新汉语输入到中国的词汇，成为现代汉语使用频率极高的常用或最常用词。[53]这不仅促成由文言到白话的文体转变，而且刺激了思维行为的变化。新名词所表达的新概念，成为人们价值判断的基础。如果取消这些词汇，现代中国人的思维和交际便会发生严重障碍，甚至基本丧失能力。当然，由此也造成不小的困扰和纠结。由古代东亚体系的边缘跃升到近代世界体系的中心位置的日本，有史以来首次对由东亚体系中心跌落到世界体系边缘的中国文化的核心结构发生大规模影响，成为两国关系态势捩转的重要标志。

第三节 影响中日关系

日本的在华大众传播业，对中日关系的变化发展起着直接的重要作用，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两国关系变化的轨迹。

就近代报刊而论，中日两国的状况明显不同。突出的特征之一是，晚清以来，中国政府的合法性一直得不到社会成员普遍而充分的确认，民办报刊大量属于党团政派，采取反对或批评政府的立场。政府方面则不能公正运用法律手段，保护和规范传媒的行为。在无序状态下，报刊既有对政府约束制衡的作用，又加强了社会成员的分散离心倾向。而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形似国民国家的发展途径，政府凭借国民的支持信赖，很快将传媒纳入企业化和规范化运行轨道，利用传媒增强政府的向心力，以动员国民并支配其思维行为。在有效地促进国家富强的同时，传媒的监督制衡作用相对降低。中日两国海外报刊的倾向反差更为明显。如果说中国的海外报刊大都属于政治反对派，日本在华传媒则几乎清一色想扮演国家正统代言人的角色。

日本的在华报刊，大体分为政府官办、民间对华利益集团举办、企业出资兴办以及侨民集股创办四种类型。直接由政府出资兴办者虽然为数不多，但重要刊物都不同程度得到政府直接或间接的资助（有的通过民间团体或企业）。如《汉报》三年间收支相差4000元，由日本海军军令部和外务省补助2500元，才能维持周转。[54]明治维新后，日本学习西方迅速强盛，中日、日俄等对外战争的胜利，成为验证政府举措得当行为正确的标志，举国上下，国民国权思想空前高涨。而传统的边缘受压情结以及害怕冒险侥幸获取的成果旁落的过敏性防范心理，使得日本国民视扩张为防卫的最佳手段。

受侵略行为合理性解释的驱动，日本在华报刊虽有不同的政治倾向，但都奉行政府的对外方针，或在涉及本国利益时自愿成为国家的代言人。每当遇到各种困难时，也总是寻求政府的援助庇护。而日本驻华机构对日属报刊则尽力保护扶植，增强了侨民的向心力，使之与政府的政策行为相合拍。因此，即使那些与政府无关、甚至意见相左的报刊，也往往自觉地与政府的言行保持一致。1933年，国民政府下令境内的所有外国人传媒注册登记。到1935年6月，英美俄德等国的46家报刊依法登记，而日属报刊除北平的《支那之友》外，其余30家均拒不登记，集体采取对抗行动。[55]

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观至少有三重属性，即革新偶像、侵略凶神和岛夷倭寇，钦佩、警惧、愤慨、蔑视等复杂因素交织一团。面对甲午战后日本不断加紧侵华步伐，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随之激化。1907年、1909年、1915年、1919年、1922年、1931年，相继发生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风潮。同时，日本肆无忌惮的强劲攻势引起欧美列强的不安，各国媒体每每抨击其侵华行动，激起中国公众和国际舆论的强烈共鸣。另一方面，日本又是中国人学习和仿效的榜样，特别是清末新政时期，几乎全面移植日本化的西式文明，直到民初才加以调整。而欧美各国当中也不乏支持日本之人。针对上述情形，在华日属传媒的基本口径如下：

一、鼓吹日中亲善，宣传同文同种，以亚抗欧，借以培植中国人的亲日感情，改善日本的在华形象，进而改变中国民众的对日态度乃至中国政府的外交方针。早期《汉报》宣称的三大主义中的两条，即为“一介绍日本之实情于支那之官民，使彼等产生对日之信赖。一明唇齿辅车之义，举一脉相承之实”。[56]

二、直接为日本的侵华行动辩护，力图使之合理化。在“二十一条”、侵占青岛、巴黎和约等事件发生之际，面对中国民众的反对和国际舆论的批评，为了配合军事外交行动，一些日本在华报刊竭力鼓吹日本行为的正当性，为赤裸裸的侵略行径涂脂抹粉。

三、维护日本在华利权，鼓动进一步“开发”中国地方实利，扩张日本的在华利益。特别是东北和山东等地的日属报刊，除了向日本国民和政府进行宣传外，尤其注重鼓动当地日侨积极发展，并且想方设法培养被占领地区民众对于日本的所谓“国民”感情。

四、反驳欧美各国在华传媒的反日言论，揭露其侵华事实。1919年日本在北京创办英文报，即鉴于Peking leader 对历次日本侵华事件均予以严厉抨击，不仅影响在华英美人的态度，而且向世界介绍中国人的反日意见，使国际舆论不利于日本。为了干扰国际舆论的导向，混淆视听，日本在华传媒利用在场人的身份，通过西文报刊发出异声，鼓吹同文同种等欺骗性言论，离间中国与欧美民众的关系，减少欧美舆论在中日冲突中对中方的同情，从而达到孤立中国的目的。

五、直接反驳中国传媒的反日言论，为日本的侵略行为进行种种辩护。

诚然，日本在华传媒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主张中日亲善与拥护政府方针也有所区别，但是，在日本不断加紧侵华步伐之际，只是一味提倡亲善，客观上便成为侵略合法性的烟幕和支撑，对日本政府的行为起到呼应作用，从而引起中国民众的反感。此外，不少非官办日属报刊接受政府、军部或半官方团体的津贴资助，并被授予发表公式文书的权利，形式上也成为政府的喉舌，加上许多编辑记者利用职业之便，从事各种间谍活动，更被中国人视为侵略先锋。

日本对付在华中外传媒的种种手段，进一步加深了其将在华日属传媒作为侵略工具的印象。手段之一是金钱收买。由于日本的侵华野心过于直露，仅用本国传媒难以收到粉饰效果，取信于人，因此往往收买他报股权，以达到实际控制的目的，造成舆论他出的公正假象，试图混淆视听。日俄战后，日本希望对侨居中国的欧美人有发表言论的机关，逐渐收买《文汇报》的股份，到1917年，已掌握了三分之一的股权。[57]1921年华盛顿会议召开时，日本又以定期或不定期发放津贴给编辑记者等方式控制了华北、华中、华南等地的8种英文刊物。[58]同一手段也施诸华报。早在1909年，日本驻汉口代总领事渡边省三就试图利用中国反对粤汉铁路借款风潮之机，收买《汉口中西报》和《公论新报》，“鼓吹排斥欧美之主义”，“隐约地宣传日本方面之主张”[59]。以后又设法控制了《汉口新闻报》。

手段之二为恃强压制。对中国传媒的反日言论，日本在不能影响改变之时，便直接出面迫使中国政府强行封禁。1909年《民吁日报》、1915年《湖南公报》、1919年武汉《公论日报》、1932年上海《民国日报》、1935年《新生》周刊等，均因此遭受厄运。此法有时还施诸外报，如对Peking Leader，日本虽然特创英文报与之竞争，仍然不能如愿以偿。1932年1月，日本驻华公使指其侮辱日本，要求中国政府予以封禁。[60]

随着中日矛盾的日趋激化，抵制日货风潮不仅使日商大受冲击，日本在华传媒也成为抵制的对象。特别是1919年的反日风潮，各日属传媒遭受重创，销量大减，发行量一度高达30000份的《顺天时报》降至4000份，《闽报》由3000份降至800份，《全闽新日报》则降至600份。而一些主张反日的中外报刊则销量大幅度上升。[61]图书方面的情况类似。当时各地图书馆日文藏书普遍超过西文，阅读者却为数甚少。文字差异的障碍之外，国民情感的厌恶以及对日本的不信任感日益增强，当是主要原因。

与日本的对华国策相协调，其在华传媒对中国历届政府均持批评反对态度。由于中国政府的权力长期式微，而日本驻华外交机构对日属传媒又全力庇护，只能听之任之。如《汉报》公开反对顽固当朝执政，卷入维新派活动和自立军事件，张之洞也只能在发行方面加以限制。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加强中央集权和党治，健全其传媒系统，与日本在华传媒的矛盾逐渐尖锐化，冲突事件接连不断。在此形势下，以《顺天时报》和North China Standard为代表的一批日属报刊被迫停办，新闻联合社和电报通讯社两家通讯社也不得不调整方针，主要转而向本国及国际社会提供消息，加上1919年日本经济不景气，1930年银价低落，日本对华入口值降低，各公司宣传预算减少，对在华传媒的资助相应削减，日本在华传媒的影响有进一步减弱之势。日本政府方面，则将重点转到在东北地区建立殖民文化体系，以及准备对华军事行动之上。通过和平与合法的途径方式无法实现的野心，终于要抛开一切伪装，直接诉诸武力了。

附表一：1890—1931年日本在华报刊通信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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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些中文著述称日本最早在华创办的报刊为1896年的《汉报》（参见刘望龄：《黑血·金鼓—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页；杜恂诚：《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56页）。据1894年2月1日日本《自由新闻》第770号《上海两新闻之发行》：“数年前之《上海新报》，昨年之《上海时报》，皆未经岁而废刊。”（胡道静：《外国在华报纸》，杨光辉、熊尚厚、吕良海、李仲民编：《中国近代报刊史料丛书·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第593页）则《汉报》之前，日本已有在华办报记录。另据《西国近事汇编》载，早在1880年代，日本人已经在上海办过报纸，详情待查。

[2]杜恂诚《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称，东亚同文会曾在天津办《威报》，待查。另该会在广东曾试图利用当地绅士朱淇等人创办报刊，未成。

[3]资料来源：东亚同文会调查编纂部：《新編支那年鑑》，东京商务印刷所，昭和二年二月版，第1420—1421页；东亚同文会调查编纂部编集：《第二回支那年鑑》，第1036页。1913、1916—1924年度的数字不含大连、青岛、香港。另据中外报章类纂社1925年调查，日报一项，中文628种，英文26种，日文16种，俄文6种，法文3种，韩文1种。戈公振：《中国报纸进化之概观》，《国闻周报》第4卷第5期。

[4]东亚同文会编：《支那各地在留本邦人職業別表》，《第二回支那年鑑》，东京，元真社大正六年版。

[5]刘望龄：《黑血·金鼓—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第385页。

[6]上海市通志馆编：《民国25年上海市年鉴》，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C，第26页。

[7]安藤德器编：《北支那文化便覽》，东京，生活社昭和十三年版，第168页。

[8]资料来源：同附表一。

[9]内政部年鉴编纂委员会编：《内政年鉴》（二），C，第1301页。

[10]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404页。

[11]后藤和雄编：《中国年鑑》，《上海日報》社调查编纂部发行，昭和十年十一月版，第539—540页。

[12]资料来源：上海市年鉴委员会编：《民国24年上海市年鉴》，T，第47—48页；上海市通志馆年鉴委员会编：《民国25年上海市年鉴》，T，第60页。

[13]《戊戌奏稿》，1911年铅印。

[14]谭汝谦：《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6页。限于资料等条件，未收的中译日文书为数不少。

[15]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书影第29页。

[16]《善邻协会主旨》，《清议报》第2册，1899年1月2日“外国近事及外议”；吾妻兵治：《善邻译书馆条议引》，《亚东时报》第21号，1900年4月28日“杂录”。关于善邻协会，详见狭间直树《初期アジア主義についての歷史的考察》第六章《善鄰協会について—岡本監輔のばあい》，《東亞》第416号，2002年2月。另参见狭间直树编《善鄰協会·善鄰譯書館關係資料—德島縣立圖書館藏〈岡本韋庵先生文書〉》所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漢字情報研究センタ東方學資料叢刊》第十册，2002年2月。

[17]王仁乾，字惕斋，浙江慈溪人。明治初年赴日经商，在东京主要经营书店，专售汉籍和文具。王治本，字桼园，别号梦蝶道人，浙江慈溪人，王仁乾族兄。1875年到日本，教授汉文，与日本的汉学家等文人学者交游广泛。曾作为首任驻日公使馆的临时随员。

[18]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42—43、49页。

[19]国民政府教育部编：《教育年鉴》戊编三《教科书之发刊概况》，开明书店1934年版。

[20]《支那各地在留本邦人职业别表》，东亚同文会编：《第二回支那年鑑》。

[21]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3页；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申报月刊》第1卷第1期，1932年7月。

[22]欧平：《大连书业史略》，新华书店总店编：《书店工作史料》第4辑，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版。

[23]程树仁主编：《中华影业年鉴》，中华影业年鉴社1927年版。

[24]上海市年鉴委员会编：《民国24年上海市年鉴》，上海市通志馆1935年版，V，第59页。

[25]上海市通志馆编：《民国25年上海市年鉴》，T，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43—144页。

[26]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上海，中华书局1939年版，第714页。

[27]曹仲渊：《三年来上海无线电话之情形》，《东方杂志》第21卷第18号，1924年9月。

[28]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集》，第716页。

[29]赵玉明：《中国现代广播简史》，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7年版，第48页。

[30]《上海与广播事业》，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集》，第564—566页。

[31]赵恒敏：《外人在华的新闻事业》，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编发，1932年8月版，第262页。

[32]上海市通志馆编：《民国25年上海市年鉴》，T，第74页。

[33]赵玉明：《中国现代广播简史》，第3—13页。

[34]东亚同文会编：《第一回支那年鑑》，明治四十五年六月，第14—16页。

[35]资料来源：外务省东亚局：《第29回“満州国”及中華民国在留本邦人及外国人人口統計表》，昭和十一年十二月，第158—160页；东亚同文会调查编纂部编辑发行：《第一回支那年鑑》，明治四十五年六月三十日版，第13页；许仕廉著：《中国人口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3月版，第110—111页。本表不含朝鲜和台湾人。

[36]资料来源：外务省亚细亚局：《第21回支那在留本邦人及外国人人口統計表》，昭和三年十二月，第130—132页。

[37]东亚同文会编：《第四回支那年鑑》，东京，元真社大正九年版，第252页。此后日本在华商馆加速增长，1916—1918年分别为1858、2818、4483所，英国则徘徊不前，仅为644、655、606所。

[38]胡道静：《外国在华报纸》，杨光辉、熊尚厚、吕良海、李仲民编：《中国近代报刊史料丛书·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第593页。

[39]胡道静：《外国在华报纸》，杨光辉、熊尚厚、吕良海、李仲民编：《中国近代报刊史料丛书·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第593页。

[40]东亚文化研究所编：《東亞同文会史》，东京霞山会发行，昭和六十三年版，第265—269页。

[41]东亚文化研究所编：《東亞同文会史》，第265—269页。

[42]外务省情报部：《支那ニ於ヶル新聞及通信ニ関スル调查》，大正十三年五月，第7—8、27页。

[43]净雨：《清代印刷史小纪》，《文华图书馆季刊》第3卷第4期，1931年12月。

[44]廖维民：《上海印刷工人的经济生活》，《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6月。

[45]《商务印书馆大事纪要》，张静庐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

[46]姚公鹤：《上海报纸小史》，《东方杂志》第14卷第6号，1917年6月。

[47]赵恒敏：《外人在华的新闻事业》，第16页。

[48]1917年7月14日驻汉口代总领事川越茂致外相本野一郎，引自刘望龄《黑血·金鼓—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第467—468页。

[49]1914—1916年，中国聘用的日本人分别为231、271、320人，分布于18省及各税关。见《第四回支那年鑑》，第250页。

[50]上海市通志馆编：《民国25年上海市年鉴》，T，第75页。

[51]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濑川浅之进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引自刘望龄《黑血·金鼓—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第42页。

[52]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书影第29页。

[53]据高名凯等编《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所谓明治后新汉语，多数是来华传教士首先使用，然后传入日本。但在中国人当中流行，则是从日本逆输入的结果。

[54]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濑川浅之进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引自刘望龄《黑血·金鼓—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第42页。

[55]内政部年鉴编纂委员会编：《内政年鉴》（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301—1304页。

[56]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濑川浅之进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引自刘望龄《黑血·金鼓—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第42页。

[57]胡道静：《上海的日报》，上海通志馆1935年版。

[58]胡道静：《日本与上海的英文报纸》，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第424—426页。

[59]1909年11月21日驻汉口代总领事渡边省三致外相小村寿太郎，引自刘望龄《黑血·金鼓—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第210页。

[60]胡道静：《外国在华报纸》，杨光辉、熊尚厚、吕良海、李仲民编：《中国近代报刊史料丛书·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第589页。

[61]《支那ニ於ヶル新聞及通信ニ関スル调查》。

第六章 戴季陶日本观的形成及其影响

戴季陶的日本观历来是近代中日关系研究的重点，取得的成绩也较为突出。而戴季陶的《日本论》，一直被视为近代中国人日本观的代表性论著，[1]被认为是近代中国人所写日本论的三白眉之一，与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周作人的散文集鼎足而立，甚至被诩为其中最好的一本。《日本论》问世以来，已有多种日文译本。然而，这一主要存在于对象国日本的看法，与中国人的反应却差若天渊。该书出版之始，在国民党上层和知识界的部分人士中还博得一些好评，但很快就随着戴季陶处理“九一八”事变时的妥协退让，而为民族情绪空前高涨的民众所弃置。直到1970年代，台湾大学政治系许介麟教授撰写《近代日本论》时，还坦言其目的是一箭三雕。“所谓三雕，就是第一戴季陶的《日本论》，第二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第三美国赖谢和所代表的《日本现代化论》。”[2]他对戴季陶的《日本论》，特别是日本方面对戴著的高度评价予以激烈抨击，认为戴季陶在明治维新、军国主义、天皇制等日本近代史的关键问题上，存在许多错解，进而找出其论点与林房雄、赖谢和等人的内在联系，揭示他们所以受到好评的社会政治原因。

作为国民党的日本问题专家和身居高位的权要，戴季陶的日本观不仅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人对日本的一种认识，而且主导了国民政府的对日国策，成为对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观念。不少人认为，国民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采取对日妥协政策，担任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的戴季陶难辞其咎。

迄今为止，分析戴季陶的日本观主要依据两种著作，即出版于1928年的《日本论》和刊登于1919年8月《建设》杂志的《我的日本观》。细读两书，不难发现，前者是增补后者而成。具体而言，《日本论》的前14节是移植增改《我的日本观》，后10节则为加写，主要从历史、文化、社会等角度深入剖析日本。在两书之前，1917年戴氏奉孙中山之命赴日，探测日本朝野对护法运动的态度，归国后在《民国日报》发表连载40日的长文《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对华政策》。据他自称，该文和《我的日本观》一起，解析了中日冲突的表现、根源和焦点，说明了国际间的日本的意义。而《日本论》并未包括《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对华政策》的内容。通过大量收集排比资料，可以发现：第一，《日本论》不足以全面反映戴季陶的对日观，至少没有包括时局与对策部分。第二，戴季陶的对日观有一个形成、发展、变化的过程，辛亥前后至为关键。不了解戴季陶对日观的形成前史，就很难理解其中的种种隐情或言外之意，从而给予全面的认识。

第一节 了解与警惕

辛亥时期戴季陶对日观的变化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清末任《中外日报》、《天铎报》编辑时期，民初主持《民权报》笔政时期和1913年随同孙中山访日之后。

戴季陶与日本的关系由来已久。1902年，他进入成都东游预备学校学习日语，两年后便在川北中学堂担任日籍理科教习小西三七的翻译。1905年赴日留学，直到1909年归国，前后滞日5年。他自称：“天仇之游日本也，六历寒暑，于其国之内容虽不敢谓为详悉，然大概亦有心得处。”[3]戴季陶长于学习语言，口语尤佳，这使他在留学期间得以和日本人士广泛交往，并颇受优待。他入居的东京松滨馆，一般不接纳中国留学生，对他算是破例。[4]当时正值革命、立宪两派在留学界大张旗鼓地开展活动，戴季陶虽然担任过留学生同学会会长，却并不热衷于派系政治，甚至认为那些积极从事政治活动者多属见识肤浅，品性轻薄，不屑与之为伍，因而专心学业。除学好法学专业外，对明治维新后的政治法律制度建设以及日本的历史、文学、社会、时政也十分关注，阅读了大量有关著作。

凭借对于日本认识的深入，戴季陶往往能够指陈近代中日两国各方面的联系和影响。归国后，在发表于《江苏自治公报》的第一篇文章《宪法纲要》中便指出：清廷的宪法纲要“取法日本者颇多。重言之，即谓为翻译之日本宪法亦无不可”。[5]这时日本文学鲜为国人注意，戴季陶却先后发表过《日本文学之鳞爪》（1910年8月13日《中外日报》）、《片片的日本文学观》（1910年11月7日、8日《天铎报》）等文章，对日本的小说、和歌，如《源氏物语》、《平家物语》、《三镜古事记》、《万叶集》、《古今和歌集》、《枕草子》、《徒然章》等以及日本文学的基本特征加以评介。由此可见其对日认识的全面与深入之一斑。

由于日语好，社会接触面广，戴季陶对日本国情的了解体会也较为深刻。这种深刻性体现于两个相反相成的方面：

其一，赞叹日本近代文明发达及其禀性美的一面。戴季陶对日本印刷出版业的兴盛印象极深，认为“国家之兴衰，视乎出版业之盛否。日本以区区小新进国，既入其都，则大印刷厂也，大书店也，连轩毗户。每年所出书籍，不知几千万种，故文明进步为东洋冠”。[6]推而广之，“即以社会事业而论，日本之改革迟于吾国，而今则工商业已足加入欧美市场，其学术如医科等，且为欧人所不及，发达如德国亦既派学生留学于其医科大学矣。战斗力则足以胜强俄矣，国力则已并韩侵满矣”。[7]在他看来，“东洋之国，以中国为最大，以日本为最文明”[8]。不仅如此，在举国的反日仇日情绪普遍高涨以及传统倭夷观念依然作祟的背景下，尽管他明知“若非深知日本历史者，必痛诋此论之非也”，还是不顾瓜田李下，公开肯定“日人为最有美的性质之民族”[9]。

其二，憎恶日本的专制与蛮横。他指责日本和清朝“政府之专横无道则一也”[10]，“尝痛斥日本风俗坏乱为世界之最”[11]，甚至称日本为“卖淫国”[12]。他认为：“日人所以成为一等国者，以所乘之势与所遇之时甚优故耳”，并非“其民族之英锐聪明而至于此”。“至其民族在世界中以程度而论，亦不过与马来、朝鲜之种族等耳。”[13]尤其令他厌恶的是日本人的岛国习气，所谓：“岛国之民日受海潮之冲击，其人必狡而易迁。且日人赋数种民族之历史性，故人民之争斗性及融合性皆走极端。盖其历史上本无独立之价值，侵略而胜则肆其凶淫之野图，争斗而败则又曲尽其谄媚之态。日本之强也以此，日本永无大国民气度也亦以此。”[14]归国后，他在公共场所常常目睹来华日本人“自命为东洋文明国”，言行中一股“横暴”、“嚣张”的可憎可厌之气，感到怒不可遏，有时竟至当面“以日语詈之”[15]。

1909年，戴季陶辍学归国，在苏州江苏地方自治公所任教职。次年，因评论政事，得罪当道，被迫赴沪，先后任笔政于《中外日报》和《天铎报》，同时为《民立报》撰稿。这时列强彼此协调利益，加紧争夺在华权益，英、德、日、俄等国在滇藏、山东、满蒙等地不断制造事端。作为有法政学功底的国际问题专家和目光敏锐的新闻记者，戴季陶对列强的侵华言行十分留意。从1910年8月到1911年4月，他发表于上述报刊的400余篇专论、时评、短评中，这方面内容占了很大篇幅，对日本朝野的动向尤为关注，举凡其内政、外交、军事、国民性格、人事变动，无不一一加以评论。

总括来看，戴季陶这一时期的对日观主要是围绕中日关系展开，重心在于日本的对华态度与政策。他始终强调日本推行侵华大陆政策的必然性，认为：“日本国小民贫，非扩张殖民殖产之范围，不足以图存。而其扩张之范围，又舍中国而外无他策。”[16]这是日本的国情及中日两国所处地位使然，“世界无两胜之国家，利害关系愈深者，其相忌之心亦愈甚，侵夺之事实亦愈多。此自然之趋势也”。所以，日本朝野上下，“对于吾国，其学者则造论主张并吞，政府则以强硬手段夺我主权，个人之来游吾国者，则每肆意逞横，蔑视我国法”。[17]就连德富苏峰这样著名的民权运动家和社会民主党人片山潜，也或开始转向国家主义，或“变为政府之鹰鹯”[18]。日本政府的若干人事更替变动，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趋势。

然而，戴季陶并不因此而感到悲观。他一再指出：“吾国今日诚弱，然日人欲以一国之力而亡吾国，则未见能达其目的也。”[19]这一方面因为日本虽强却小，另一方面则由于“日本以一黄色种族立足于世界白皙人种之势力圈中”，凭一国之力，不能争自存及雄飞世界。不仅如此，他还断言日本如果“只以侵略为心，恐将来之国仇愈多，国难日急，亡国之祸亦将不免矣”。[20]

至于中国方面如何才能遏制日本的侵略势头，戴季陶有根本解决与权宜对策两种打算。所谓根本解决，即“力图自强之道，谋发展之策，以养成我之实力，则天理循环，今日之彼，即明日之我也”。[21]而要实现自强，首先必须改革内政。他在比较了中日两国的改革进程后指出：“夫以其四千万之民族，三千余里之土地，而其进步如是之速。吾人民至多，地土至广，物产至富，而于国民事业则不及其什一，且受其欺侮侵凌而不敢一应，是尤无能之至者矣。”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国民的无能。因此，“吾国欲改良政治，非先破坏此现今恶劣腐败之政府不可，欲使社会进化，则非除去此软弱无能之国民气习不可。前者不可不变换旧政府之人物，后者不可不注意于民力之增进。非然者，则除亡国外无他策”。[22]视革命变革为御侮图强的先机和根本。

所谓权宜对策，即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牵制日本。戴季陶分析国际局势，认为东洋已成欧美各国争夺的重心。日本以东亚后起强国，欲参与争夺，“此于各国之东洋政策实为一大妨碍，欧美之人所以不能不排斥日本者也”。英、美、俄等国的排日情绪因而日见强烈。日本国力不敌欧美列强，“欲求扩张其国力于世界，于是以联合者为侵略之手段，以维持实业者为发展国力之手段方针”，对英、美、俄妥协退让，协调利益，借机侵吞中国权益，增强国力，最终实现全面侵华的野心。

1911年初，日英、日美间订立新条约，戴季陶敏锐地感到：此“为东洋问题之一大关键，即为中国存亡之一大关键也”。[23]前此日俄、日德协约同盟成立之际，他同样忧心忡忡。他支持筹议已久的中美同盟主张，认为：“吾国果与美同盟，则对外交涉可以多一形式上之援助，而尤足以牵制日本之势力。”[24]眼看中美同盟不成，外交无所凭借，处处失着，则感到痛心疾首，斥责外交官无能，指破坏中美同盟者是“卖国奴”、“丧心昧良之民贼”[25]。戴季陶其实对美国并无幻想，纯粹从相互制衡的国际关系的实际出发。他曾经明确指出：“夫同盟本为国际间进行手段之一，并非真相亲善而然也。”并且担心清政府无力收罗美国以为我用，徒然多移植一势力于国内，“于吾国前途，未见其有好结果也”。[26]当有人问及日美间如爆发战争，何方胜利于中国有利时，他答道：“无论何国皆为侵略主义，则无论何国皆于我无利益。不过美国胜，我国可以趁机整顿内治而已。”[27]

此外，戴季陶还寄希望于日本民众的反抗。他认为，中日两国虽文明程度有别，政府专横无道却如出一辙，人民均未进入文明先进行列，对于日本政府迫害幸德秋水，日本报界助纣为虐，日本朝野无视劳动者利益要求等，均予以严斥，并且呼吁：“吾甚愿吾国民学日人之向上精神，而毋效日人之服从根性。”[28]明治后期，日本国权主义盛行，自由民权运动遭受压制。戴季陶尖锐地指出：“社会不平，而后平民愤，政府专横，而后革命起”，“残忍专横者，是暴君恶吏自杀之道而已。吾观日政府杀幸德秋水事，吾深为日政府危”。[29]“区区之野蛮手段，实转足速专制政府之覆灭耳。”[30]希望日本国民起而革命，改变对内专制对外扩张的国策。这可以说是戴季陶的一贯主张。在对俄问题上，他也曾明确提出利用俄国革命内乱之机与俄决战的策略，借以弥补中国军队战斗力不强的缺陷。[31]

第二节 日本正吾人当头第一大敌

1911年4月，思想已转向反清革命的戴季陶再度因文字罹祸，辗转于日本、国内间，后亡走南洋，加入同盟会，参与《光华日报》笔政。由于迄今所见1911年8月以前的《光华日报》未署撰稿者姓名，无法确认其间戴季陶究竟写了多少有关日本问题的文字。武昌起义后，戴季陶由南洋归国，先是密谋东北反清起义，继而积极参与政事。虽然自1912年3月起主持《民权报》笔政，关注重心集中在瞬息万变的内政方面，较少对国际局势、特别是日本问题发表评论，直到1912年6月，日本问题才再度为其笔锋所向。到1913年访日止，他先后在《民权报》上发表了《今日之外交界》（1912年6月5—7日）、《公道与人道》（6月19日）、《瓜分之实现》（7月25日）、《机会均等之结果》（7月30日）、《四十五年之日本》（7月31日）、《日本政治方针之误》（8月4—5日）、《日俄与内外蒙古》（8月9日）、《中国之军事问题》（8月15—16日）、《征蒙与拒俄》（10月29日—11月3日）、《日本内阁辞职观》（12月5日）、《内阁辞职后之日本政局》（12月12日）等一系列重要文章以及大量短评。

与辛亥前相比，戴季陶这一时期对日本问题的评论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视日本为中国的头号外敌，二是提高对军事问题的关注。

当时最严重的主权危机为俄国挑唆外蒙独立，在举国一片抗俄声中，戴季陶反复强调：“吾人在今日，所急宜以全力预防者，非止外蒙与俄国。彼东方之日本，正吾人当头之第一大敌也。”[32]他还进一步从一般国家原理、东亚局势、日本近代历史及政府方针等几方面加以论证。就一般原理言，“盖扩张者，国家之自然发展也”。明治以来，日本人口迅速增长，内部秩序整齐，军事力足以维持国势，“则其向外之侵略，非其政治家之野心也，国民之自然殖民性使之然耳”。[33]从东亚局势看，中国的外敌为英、法、俄、德、日五国，“今日在中国利害关系之最深者为日、英、俄，而日、俄之进行尤急”。[34]由于德国在巴尔干半岛加紧扩张，“诸国关系皆受欧洲国际间之牵制，而不能专事东方”。“由此观之，则可知今日与中国存亡关系最切者，厥为日本。日本者，东方之德意志也，其国力既足以自给而有余，而以人口增殖，地方限制之故，绝不能不为对外之扩张也。”[35]

近代日本发展的历史进程也表明了这一点。明治维新以来的半个世纪，“东亚之国，灭亡者凡四，而其二并于日；大战者二，皆归日本胜利。是此半世纪中，中国以世界第三位之大国，而陷于无可立足之悲运，东海岛国，一跃而升世界头等之强国”。[36]日本既已吞琉球，占台湾，并高丽，“则其势力之所趋，必进而侵略中国内部”。加上日本政府目光短浅，不能审时度势，实行南进海上扩张方针，而图北进的大陆侵略政策，而“亚洲大陆，日本可着手者，除中国之外，盖全无之”。[37]因此，“日本与吾国，以今日日本之政治方针观之，决无丝毫可不冲突者”。[38]“是中国与日本，无论何时，皆立于一极反对之地位也，中国与日本之利益冲突，绝无时可以了也。”于是戴季陶断言，中日间必将爆发“大冲突”[39]。而且这一趋势不会因为日皇之死或内阁更替等偶然事件而改变。

作为对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有全面了解的政论家，戴季陶敏锐地察觉到欧洲形势变化对东亚的影响。一方面，欧洲列强依据其在欧洲的利益关系重新协调东亚格局，对日本实行妥协，对华政策即由戴季陶所谓“夺羊”变为“分羊”。尤其是日、俄两国，对满蒙加紧共同侵略步伐。另一方面，由于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中国对某一具体侵略行动的抵抗，可能不致引起其他列强趁火打劫，这种局部对抗使国力贫弱的中国有机会争取相对主动。

当库伦活佛在俄国支持下宣布独立时，戴季陶力主大举征蒙。此举目的不仅在拒俄，更有遏制日本侵略满蒙的意向。因为“日、俄之政治方针，既互相融合，俄甘让步于日本，俄并外蒙，日人必不反对之。日人苟并满洲及内蒙之东四蒙，俄人亦必不反对之”。“蒙古之所以敢于独立者，恃有俄也。俄之所以敢迳以独断之力，夺吾外蒙而去之者，以与日人互为侵略也。”[40]有鉴于此，“征库所以拒俄，保内蒙所以防日也。彼日本以增兵朝鲜为侵略满蒙之预备，而吾人则宜以重兵保内蒙，为防日人侵略满蒙之先声。俄人以侵略外蒙为唆使日本之暗示，而吾人则征库以戢其野心”。可见，“征库保蒙卫满救国”[41]，锋芒所向，主要还是虎视眈眈的日本。

早在辛亥前，戴季陶就指出：“此刻吾国与日、俄二国间所以尚无战争者，以中国之战斗力实不足与二国战故也。”“吾民之在今日，虽不能遽言战，然固一刻不能忘战者也。”[42]既然“吾国之势，万不能不用兵”，就必须探讨如何用兵之道，力求知彼知己，争取立于不败之地。在了解列强的军事力量及其具体配置方面，戴季陶不仅分析列强的军费、战略、陆海军兵力等问题，还广泛收集资料，着重介绍分析日、俄等国在远东、特别是韩国及满蒙的兵力部署，以为用兵参照。

不过，对于弱国兴师，戴季陶的确顾虑重重。总体上，他受当时欧美流行的军事战略思想的影响，强调军事力量对比是维持国际均势的要素，而军事力量又取决于以经济为主导的综合国力。在《中国之军事问题》（《民权报》1912年8月15—16日）一文中，戴季陶提出：中国“扩张陆军，必其力足以敌日、俄、英三国陆军之总数，或且驾而上之，然后可以固国防，而维持国际间之均势也”。据此，则中国须常备军150万，战时动员更要达500万人才能开战。要编练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首先必须有独立的武器制造系统，“武器独立之日，即中国兵力充足之日，而后可以言国防，而后可以言交涉。此盖中国军事上之一大关键也”。因此，他虽力主征蒙，却“不敢徒作快心论也”[43]。

与日本问题相关联，戴季陶还极为关注韩国的兴灭存亡。在他看来，日本侵略压迫下的韩国的今天，很可能成为满洲乃至整个中国的明日的先兆。

戴季陶留学日本时，“识韩人甚多”，与其中不少人来往频繁，如因国事匿日的高僧金永基。据说还与一位韩国公主有过罗曼史。这段缘分使他对韩国人的不幸遭遇倍加同情。归国后，他在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评论日本问题的文字，就是《日韩合邦与中国之关系》（《中外日报》1910年8月5日）。

1910年，日本朝野大造日韩合并舆论，而中国各界对此置若罔闻，“一若他人之事，与我毫无关涉者”。针对这种状况，戴季陶大声疾呼，指出日韩合邦“为满洲生死存亡之一大问题”[44]。由于中韩两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特殊关系，日本在中国内地特别是长江流域各省势力又迅速增长，“是则韩国之存亡问题，即吾国国权之消长问题，亦即吾国实力之增减问题”。“并韩之后，满洲固为其第一着侵略之范围，而在内地各省之实力，亦必依其国力之进步比例。”“是合邦成局之日，即满洲毙命之日，亦即吾国全部大敌接近之日也。”“韩亡则满洲亡，满洲亡则内地之日本势力益盛，大好神州恐将变为岛夷之殖民地矣。”他尖锐地批评中国政府、舆论机关和民众“大敌当前而不知，巨灾横后而无闻”的麻木不仁，慨叹“吾国其真将以麻痹之疾而亡乎？”并正告国民：“苟日本实行并吞韩国后，政府而于满洲之政策仍不加之意，不数年后，地图变色矣。”[45]

日本并韩之际，戴季陶针对日本朝野遍开祝贺会的情形，提出：“唇亡齿寒，宜举行一国民大追悼会以吊之。”[46]1911年初，他回顾庚戌年天下大事，称朝鲜亡国、安重根遇难为五大惨事中的两项，而李完用（韩国亲日的一进会会长）被刺则为五大快事之一。[47]并且认为，从甲午到庚戌日本侵吞朝鲜的全过程，“实吾国外交之第一大失败史也”[48]。

此后，戴季陶一面揭露和谴责日本对韩国殖民统治的残暴专制，一面关注和声援韩国的抗日斗争。针对日本当局所谓“治文明地必取自治政治，治野蛮地必取专制政治，治无反抗之地必取自治政治，治有反抗之地必取专制政治”的谬论，戴季陶指出：“日本近数十年来，亦以文明自炫矣。然文明者，非仅物质之进步而已也，惟能为人类谋真正之幸福，保世界永久之和平者，斯乃可谓为文明之真者也。”[49]他谴责日本殖民当局精神上剥夺朝鲜人的言论权，“不特国内之言论界，即外国之出版物，其内容稍涉文明者，日人亦禁之不允输入”[50]，肉体上以“残酷无人道之肉刑”虐待朝鲜人，“蹂躏人权”，“为世界史中增一怪事，为日本文明史中留一污点，为朝鲜亡国史中多一恨事”。[51]日本在韩国大修铁路，目的也是“交通日便，而其种族日殆矣”。[52]对日本访华议员所谓“并韩为防俄人之侵略”的狡辩，戴季陶坚决予以驳斥，指出：“日本侵韩之历史，几与日本之历史相并存。”[53]

在抨击揭露日本殖民主义的同时，戴季陶对朝鲜的抗日斗争予以声援支持。1910年安重根刺死伊藤博文后被绞杀，消息传来，戴季陶欲重九“一登最高峰，吊重根之雄魂归来”，以缅怀这位“为朝鲜树最后之独立纪念碑”的“真豪杰”、“爱国好男儿”[54]。1912年，以尹致昊为首的新民会120人因密谋武力反日被殖民当局逮捕起诉，戴季陶称为世界二惨剧之一，认为这是日本不能以人道待异族所致，义正词严地宣称：“尹致昊等之被绁缧，以公理论，实韩国最爱国之士无疑也。”[55]

1912年8月，中国警察应日本领事之请，在京津逮捕9名密谋刺杀桂太郎的朝鲜志士（含中国人1名），递解日本。戴季陶依据国际法，指责日本越权违法，痛斥民国政府“丧失国权”，“违背人道”，断送“中华民国开幕之国际上价值”[56]。他告诫日本政府，歧视虐待韩国人，“是自杀政策而已”[57]，要“使韩人心悦诚服”，“不与为敌”，最好是“仍朝鲜自主，永永远远不干涉他半点”[58]。

在日本并韩前后，出于对中国存亡的忧虑，为了警醒国民，戴季陶对朝鲜民众的态度一度有所偏激。他说：“吾敢一言以蔽之曰：朝鲜之亡也，以其国民无能故。”“朝鲜虽为日人势力所及，然苟乘当时名义未改，主权自揽之时，奋力自图，以弹丸之国，二千余万之人民，非至易治者乎。乃事事倚日人之命，其蹈今日之亡固宜也。”[59]这番话也包含他个人的体验。据他回忆，旅日韩人虽“亦有勇于为义，奔走国事，毫不计及一身之利害者。惟气慨颓唐，且多以效日人之起居动作为荣者。予常谓朝鲜之属日不远矣”[60]。

随着朝鲜反日独立运动的展开，戴季陶的看法有所改变，认为：“日本并吞朝鲜以来……韩人之革命思潮，固日见增加也。其以革命事件而幽囚于绁缧者，若柳东说，若梁起铎，若安泰国，其死者若安重根等，皆一时爱国之士也。此次又以隐谋之事而拘留之者百二十二人，其首领则尹致昊也。”“吾观韩人之暗杀案屡起，及日本对韩之方针，吾盖知革命之风潮渐渐趋于激烈矣。”[61]视朝鲜的抗日斗争为阻遏日本侵略的重要一环。

第三节 转向中日提携

1913年2月至3月，戴季陶作为孙中山的随员访日，3月底归国，4月初再次发表对日评论。在这篇题为《强权阴谋之黑幕》的文章中，戴季陶对日本的态度出人意料地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前此他视日本为中国的头号大敌，这时却表示要“讲善邻之策”，与日本“联络”、“提携”，“以共谋黄种之存立”，还进一步解释道：“日本为东方之先进国，又为黄人种中最强之国家，若能互相联络，内则可以助吾国之建设，外亦可以防野心国之侵略。”[62]这一变化如此之大，如此突兀，不能不究明相关的各种潜因。

就《强权阴谋之黑幕》一文的表面看，使戴季陶改变观念的直接导因是民国成立后日本朝野对华态度的变化。他说：

抵东京以来，见乎日本官民上下，其欲与吾国联络之诚意，实极美满。而实业界诸人，勤勤恳恳之衷，尤吾人所深感激者也。中山先生之东游，日人朝野上下，无老幼男女，皆莫不表极欢迎之意者，非欢迎中山先生一人也，实极希望中日之联络，而图东亚大局之安全也。

日本是世界八大强国之一，但也是唯一的亚洲人种强国，很难单独与欧洲列强对抗。而中国为大国，“人民众多，物产丰富，中国若富强，则以一国之力，可当日本十倍。合中日两国之力，以与欧洲人种之列强抗，欧洲人种之国，未有不翻然改其侵略主义为联合主义者。如是则两大人种，携手并行，世界平和，于是乃可希冀。故大而言之，中日两国之联络，为黄白人种联合之起点；小而言之，则中日两国联络，亦可以保全东亚之大局”。过去因为清廷专制守旧，“不足与有为”，日本“为自卫计”，对华“不能不持强硬态度”。辛亥以后，中国政治改革，建设共和，“此日人所以极欲与吾国联合者也”。他还以日俄交涉为据，证明日本联华意向的真诚。不久前，俄国外相欲以让日本经营东蒙古为诱饵，换取其对外蒙独立的认可，但“日本并不为俄国之所摇动，且极力图与吾国提携。是可知日人今日朝野之意见，皆共同一致，为两国之安全计，亦为世界之平和计也”[63]。

此次访日，孙中山一行的确得到日本朝野各界的热烈欢迎。但对戴季陶对日观的捩转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恐怕还是孙中山与桂太郎几度密谈所达成的共识。关于会谈详情，迄今未找到原始记录，疑点甚多，兹不讨论。仅就内容而言，据中日双方有关人士如戴季陶、胡汉民、秋山定辅、宫崎寅藏等人的忆述，双方在如下问题上取得共识：一、孙、桂互信，中日联好，保持东半球和平；日本放弃侵华的大陆政策，全力向美、澳发展。二、中、日、土、德、奥联好，保持世界和平；日本由日英同盟转向日德同盟，由对俄作战转向对英作战，打倒英国的霸权，解决印度问题，使有色人种复苏。三、支持孙中山重掌民国政权。四、中日共同开发满洲。[64]

孙中山与桂太郎了解彼此对时局的看法后，桂太郎感到“不期正合吾志”，“大喜若狂”，孙中山则对桂太郎的见识极为佩服，两人相见恨晚。而使彼此深入理解的基点，则是以东方民族复兴为中心的世界政策。同年10月，桂太郎突然死去，孙中山为此大为叹惜，认为“日本现在更没有一个足与共天下事的政治家，东方大局的转移，更无可望于现在的日本了”。[65]由此看来，《强权阴谋之黑幕》一文，基本是反映了孙中山的观点。

不过，尽管戴季陶对孙中山的人格主义十分崇敬信服，却不会在任何问题上亦步亦趋，尤其是在他有相当自信的对日观方面，[66]不可能盲从显而易见的误判，一夜之间放弃自己长期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对于桂太郎其人，戴季陶早有定论，称之为“武夫政治家也，其主张则大陆侵略主义也，其性质则刚愎也，其手段则毒辣也”。并以桂太郎负责外交为日本不会改变侵华政策的力证。1912年12月，日本内阁更替，戴季陶断定奉行大陆政策的桂太郎将上台，“桂太郎而果继起组织内阁，则此问题（即朝鲜增兵）且必复燃而通过焉。呜呼！满洲危矣！呜呼！内蒙危矣！”[67]可以说完全否定桂太郎的人品政策。

关于日本的政治方针，戴季陶认定“为对于大陆而求扩张，侵略中国之野心，无日或熄”。[68]他虽然主张运用外交手段解决危机，赞成联美之说，却对联日说断然否定，斥为幻想，因日本是野心国，没有联盟的余地。而破坏中美联盟正是日本的阴谋。[69]对于同文同种等谬说，他也颇为憎恶，指日本的“保全中国”实质是“保全己国在中国之势力日以扩张，勿为他人所夺耳”。[70]认识相当透彻。

1912年6月，大阪《朝日新闻》发表题为《美国在支那之地位》的社说，指责民国政府的亲美态度，提出：“日本与中国，仅隔一衣带水，而又有特种之关系，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耶？”戴季陶正色道：“敢告日人曰：吾国之恨，正以日本与我有特种之关系也，正以日人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之野心也。”[71]他甚至怀疑日本人支持革命党亦为阴谋，说：“武昌起义，日人之奔走于中国者，大约分两种，一则助民军以攻清廷，一则助清廷以攻民军。而细推其意，实欲使中国之战争延长，全国糜烂，而后可收渔人之利。”[72]这种一针见血的认识和彻底的反日情绪，即使在革命党内也显得十分突出。

从孙中山、桂太郎会谈的内容可见，双方的立场并非完全一致。据宫崎寅藏回忆，桂太郎帮助中国的目的在于推行其大东亚政策，孙中山则欲与日本提携以建设新支那。[73]日本虽宣称放弃侵华，但开发满洲正是实现大陆政策的重要步骤，戴季陶岂会轻信上当？从胡汉民对此事的回忆及评论看，双方对大亚洲主义的理解也很不相同。[74]另外，孙中山向日方表白的强硬反英姿态，不足以全面反映其对英立场态度。正如他向日方表示的对日态度不能全面反映其真实立场一样。直到1923年，孙中山仍然试图争取英国的支持。作为缺乏实力基础的政治家，公开与一个在中国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势力对抗，并非明智之举。这些内情，日方不一定清楚，戴季陶参与机要，孙中山理应向他交底。

在这样的情况下，要令戴季陶附和孙中山的对日观，或者说孙中山说服戴季陶接受其公开主张的观点，除了孙、桂协议的共鸣外，应当还有孙中山的策略考虑。这一点虽不能直接见诸文字，但从相关行为及各方态度的综合分析中，可以探知基本脉络。

孙、桂会谈的起点，首先是与孙中山及革命党关系密切的《二六新闻》社社长秋山定辅，于1911年下半年经山县有朋介绍，连续三天拜访桂太郎，陈述其“国策大回转”意见，主张：一、放弃日英同盟，转向日德同盟，日俄协商。二、支持孙中山建设中国。三、组织大政党和协力内阁。四、东亚民族自立。[75]桂太郎即使接受该建议，也附带苛刻条件。1912年2月，由得到桂太郎授意的三井物产顾问益田孝指派该会社社员森恪到南京拜访孙中山，提出以援助革命派换取满洲租借权的提案。孙答应以一千万元为代价，同意日本租借满洲。[76]这一交易因山县有朋反对，日方迟迟未提供贷款而搁浅，但是双方的联系并未中断。

1912年11月5日，大阪《每日新闻》发布了孙中山预定于11月13日由上海出发经神户赴东京访日的消息。11月7日，东亚同文会决定召开孙文欢迎会，支那问题研究会表示赞同。神户的市政府及商工会议所也选出孙文欢迎委员。桂太郎等人（包括后藤新平、长岛隆二）即使不是发起人，与此也有密切关系。因此，当西园寺内阁决定阁僚和元老在孙中山访日期间不与之会面后，桂太郎担心与孙中山结怨，特派秋山定辅赴沪，力劝孙中山暂停访日，以免届时出现尴尬局面。[77]孙、桂间的沟通，为两人以后会谈达成共识提供了基础。

孙中山访日，表面是感谢日本援助中国革命及视察日本铁道制度，实际上别有所图。其中之一，当是争取日本率先承认中华民国。民国成立后，列强一直态度暧昧，虽有美国首先承认说和美法共同承认说，但均为昙花一现，并未落实。由于得不到国际公认，新生共和政权外交上处于被动地位。孙中山与日本政界早有联系交往，正可利用来打破僵局。而且，恰在此时，日本众议员观光团访华，向日本政府提出首先承认中华民国问题，日本国内舆论也公开表态支持。其中与孙中山的关系孰为因果，有待深究。从孙中山当时的对日主张看，似对取得日本的承认胸有成竹。

另一原因，是11月3日发生了“库乱”事件，俄国与外蒙签订《俄蒙密约》及《商务专条》，企图制造外蒙独立。此事立即引起举国公愤，戴季陶即为主战派之一。孙中山对此也极为关切。11月7日中国政府向俄国提出抗议后，11月9日，孙中山即致电袁世凯，提出迁都、联日的对策，电称：

今日弭患要图，非速行迁都，则急宜联日，二者必行其一，方能转危为安。迁都既属困难，则联日不容或缓。文深维此事速欲亲行一试，如有意外好果，其联交之度当至若何，请先示程式，以便文于月底一往东洋游说彼邦执政，想不致虚行也。

袁世凯复电表示：“迁都尚多窒碍，联日在所急需，借重大名，彼邦动色。”[78]这时孙中山访日的目的之一，是与日本结盟以遏制俄国的扩张势头。日本政府拒绝与孙中山交往，除了考虑孙中山、袁世凯的平衡外，避免卷入中俄外交纠纷可能也是重要原因。访日不果，孙中山并未放弃初衷，11月16日，他电告袁世凯：“华日联盟，大有可望，假以半年至一年之时，当可办到。故俄蒙之约万不可承认。”[79]

由上述事实可知，一、孙、桂会谈其实早有联系沟通，双方大体了解对方的态度和底牌。二、孙中山与桂太郎交往，主张共鸣而外，至少含有争取外交承认、争取对革命党的支持以及以日制俄三个策略因素。作为交换条件的共同开发满洲，可以起到遏制俄国的作用，解救燃眉之急。与早期的出让说、1912年初的租借说相比，更能体现孙中山策略灵活性的伸缩。实际上，满洲问题是孙中山与日本人交往的一大关键，以此不仅能够争取条件苛刻的外援（主要在早期），更可以作为令日俄互相牵制的筹码，从而抵消外力。而日本人对华态度的差异，也可由此鉴别。这种策略考虑，对于戴季陶接受孙中山的判断主张，恐怕至关重要。

当然，戴季陶对日观的转变，前后也有相互联系的因素。就直接因素而言，其一，1912年11月日本议员访华及日本首先承认中华民国说传出后，戴季陶尽管怀疑日方的诚意，也开始谈论中日同文同种，希望两国“互相提携，为东亚大同盟之起点”。[80]

其二，他虽认定日本政府的方针政策难以改变，对民间知识界工商界的某些代表人物却抱有好感。如称涩泽荣一为“不可多得之人物”[81]，对有贺长雄、山专太郎等专家学者及一般民间人士有所寄望，对访华的日本议员也宁肯信其怀有真诚善意。

其三，戴季陶曾一再断言日俄会联手侵华，并指桂太郎为“主张亲俄主义者”，认为1912年7月桂太郎赴欧与俄国签订密约，双方达成同盟默许，是导致外蒙独立的根本原因，批评国人“注意于蒙古与俄国，而绝乏注意及此至可惧可畏之大敌为日本者”[82]。可是库伦事件后，日本并未趁机进占内蒙，使得戴季陶转而相信日本确有讲求东亚黄种共同利益之人，而桂太郎便是其中的重要人物。后来他说：“以言洞明世界大势，具有政治手腕，桂太郎的确是人才。”[83]

就长久因素而言，戴季陶始终认为内政优先于外交。日本人谋己国利益，正是其爱国的表现。对此中国人不应停留于指责仇视和悲惧交加的情感表达层面，应起而仿效，生爱国之心，“强兵以拒外，修己以服人”[84]。实力不具，勿轻易言战，而要充分利用外交手段以折冲。因此，他希望说服日本当局，或日方自觉，改变大陆政策，实行南进的海上开发，这样中日关系便可暂时缓和，相安无事。

无论如何，经此一变，戴季陶的日本观已具备后来定型的基本要素。此后，他从各方面深刻揭示日本侵华的必然，却不能恰当把握中国自身内政与外交、民权与国权两难取舍的尺度。尽管其日本观中包含本人看法和他人影响，具有根本定见和权宜考虑等复杂因素，一方面客观上助长了日本的侵华野心，另一方面激起国民的强烈不满，作为对日决策的重要参与人和实际主事者，理应承担主要责任。

第四节 《日本论》的形成与局限

1913年至1931年间，戴季陶几乎始终生活在中国政治旋涡的中心，表现之一，近代中国与列强的关系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尤其是与日本、俄国及英美的关系，戴季陶是当时中国著名的日本通，而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时期，与日本的关系又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方面。戴季陶作为国民党内有数的国际问题专家，是对日决策及其主导思想的主持制定者，对于国民党的对日态度有着重大影响。

1917年，戴季陶奉孙中山之命东渡，探询日本朝野各方对护法的态度，归国后写成《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对华政策》一文，于1917年12月13日至1918年1月24日连载于《民国日报》上，署名“商孙漫记，云巢道士增删”，“云巢道士”所志按语称：

商孙者，久居彼邦，详究其各界之内幕，回国后常以之为留心时局者谈。闻者随意，而谈者太苦，予因劝其笔之于篇，以供国人之参考。文既成，予详阅之余，复为之类次标题，加以评点，请于予友楚伧发表之。

此文作者，应为戴季陶，后来他写《我的日本观》时，曾明确记到：“前年在《民国日报》的上面，登过一篇连载四十天的文章，也不过是略略批评一点日本最近的证据和他们十年来的‘亲善政策’，离‘日本’这个题目还是很远。”[85]“商孙”即戴季陶或为其虚拟。“云巢道士”有二解，一谓戴季陶本人假托，实即自作。云巢山位于戴季陶的老家湖州，《天铎报》笔祸起，他曾一度避居于此，与山中道士为伍。据称当地道观实为湖州绅士阶级的养老院。[86]一则另有其人。戴季陶师友中有号“云巢先生”者，1920年戴季陶三十初度时，曾赐以“本乾”之名，又赠以序，或即此人。[87]

关于戴季陶《日本论》的用意和主旨，为一聚讼纷纭的论题，很难做盖棺论定的评判，从文本形成的角度，就研究方法和资料运用提出意见，或许有助于研究的深入。

戴季陶的《日本论》至少有两重蕴意，其一，一位近代中国的特殊人物对日本的独特认识；其二，从中日关系演变史的角度来看待日本。其评论对象虽然是日本，言说对象却是国人。因此，既不能单从对日本社会发展的认识深度来评估，也不能视为“总括的代表中国人的日本观”，更不能静止和夸大地看待《日本论》所表达的戴季陶的对日观。

对戴季陶《日本论》的分歧看似对立，仔细体察，认识方法却如出一辙，即都将《日本论》视为戴季陶对日观的整体恒定表述，忽略了戴季陶对日观形成、发展、变化的长期复杂过程，以及对此产生作用的各种相关因素，没有将《日本论》置于这一过程的一定阶段加以考察；都从一定的政治立场或理论视角出发，仅仅依据戴季陶的一两种相关著述阐述和发扬各自的观点，忽视了《日本论》也是戴季陶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为特定目的和对象而作，不能涵盖其对日观的整体。结果，围绕《日本论》而展开的争议，实际上成为研判者各自观念分歧的延续，对《日本论》的解读和认识深化，反而起不到多少作用。

戴季陶的《日本论》，是由1919年8月发表于《建设》杂志的《我的日本观》增补改写而成，两文相较，行文与结构，《日本论》一半以上几乎是移植《我的日本观》，前14节只是略有增补，15至24节则为后来加写。而《我的日本观》又是对1917年至1918年发表于《民国日报》的《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对华政策》一文的补充。按照戴季陶自己的讲法，后者“是关于日本这个题目的一部分，侧重于日本最近的政局及其十年来的亲善政策”，而《我的日本观》则着重从历史文化和社会的角度对日本进行深入剖析。“日本和中国有什么冲突？为什么会冲突？冲突点在什么地方？我前年所著《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对华政策》和去年所著《我的日本观》两篇文章，自信把这个问题的根底已经解析了许多。并且在那两篇文章上，把‘国际间的日本’的意义，自信也加了一个较为充分的说明。”[88]由于目的各异，《日本论》并未包括《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对华政策》的内容。

上述三篇文字，深浅不同，各有侧重，均非一朝一夕之功。戴季陶在语言学习尤其是日语方面天纵奇才，1902年入成都东游预备学校学习日文，1904年就能够在川北中学为日本教习小西三七担任理科教学翻译，并于次年东渡日本留学。据说“那时留学生说日语能够在间壁房间里听不出是中国人的留学生，同学中不过三数人，季公尤称第一”。连一般不接纳中国留学生的东京麴町区松滨馆主人对他也甚为佩服欢迎。[89]胡汉民说，据宫崎寅藏和萱野长知讲，戴季陶的日语说得比他们自己还好。[90]

留学期间，戴季陶不大参与政治活动，学习则非常认真。他之所以较少从事政治活动，原因之一，是觉得热衷于政治的人中不少见解浅薄，品性浮躁。由于修习政法专业，戴季陶对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政治和法制建设自然比较关注，读了不少相关书籍，加上他与一些韩国侨民及流亡者关系密切，更加注意日本朝野的动向。在上海任记者期间，日本及相关问题就成为戴季陶笔锋所向的重点之一。目前已经搜集到的1920年以前戴季陶的一千余篇文字中，专论日本问题的就有长文31篇，短评32篇，附带论及的还有41篇。除了《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对华政策》和《我的日本观》外，要全面探讨其对日观的形成发展，至少下列各文应当参考：

《中外日报》2篇：《日韩合邦与中国之关系》，《日本文学之鳞爪》。

《天铎报》3篇：《片片的日本文学观》，《日本海军之新活动》，《日英美之新军国观》。

《民权报》9篇：《今日之外交界》，《公道与人道》，《刑罚与人道》，《瓜分之实现》，《四十五年之日本》，《日本政治方针之误》，《日本议员观光团之态度》，《日本内阁辞职观》，《内阁辞职后之日本政局》。

《民国》杂志1篇：《欧罗巴大同盟论》。

《星期评论》1篇：《东亚永久和平策》。

《建设》杂志1篇：《世界战争与中国》。

《黑潮》1篇：《日本问题之过去与将来》。

《民国日报》4篇：《告日本国民书》，《满蒙山东与东部西比利亚》，《日本会发生革命吗》，《对日本游历学生的讲演》。

此外，短评和附论中，也不乏眼光独到的精彩见解。如1911年3月12日《天铎报》所刊《排外与亲外》一文论道：

排外者，手段也，政策也，利害关系也；亲外者，事实也，人情也，世界之趋势也。吾国之国民，既不能不人人有排外之能力，亦不能不人人有亲外之思想。唯能排外，然后可作强国民，唯能亲外，然后可作大国民。

此言庶几可以作为理解戴季陶对日观复杂性和矛盾性的关键。

1920年以后，戴季陶仍不断发表关于日本问题的著述言论，除《戴季陶文存》各编已经收录之外，如出版于1925年的《日本革命之过去现在与将来》，以及《日本论》发表前后撰写的《东方形势之日本与中国》、《反对日本暴力压迫与中国国民自强的基本工作》、《日本之对华政策与其政治组织》等重要文章，其中谈到认识日本问题的态度与方法，他说：

假使我们要问，日本自有史以来一直到现在，他们的国家是向着那一条路走的，那么我们可以明白地回答说，日本现在所走的向前进的路，就是日本民族文化来源的途径。我们明白了日本所走的这一条路子，然后才知道日本对外的政策的根据，然后才晓得日本对于中国传统的政策的由来。明白这一个道理，其次就可以研究日本现在整个的政治组织是怎样，以及政治上存在的中心力量在什么地方。我们能够这么去考察，然后才能了解日本的真实情形。

即使在《日本论》问世之后，戴季陶对日本的观察也没有就此停止。1940年，他向国民党中央党部申请购买1936年以后有关日本问题的各种年鉴、月刊、人事出版物、法令大全、条约汇纂等书刊，声称早想着手研究，只是“不欲因买敌国之外汇而中止”，“今年此种研究，已不容再缓”。[91]可见他随时准备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调整、修改、充实具体的观念主张。

时序变动而外，还要考虑戴季陶就日本问题发表意见的背景、动机、对象、目的等各种相关因素。在基本框架形成之后，随着条件的变更，表达的重点和方式，也会相应有所改变。如戴季陶从来认为日本及中日关系与列强及东亚全局密切相关，必须了解他对各方面关联性问题的态度主张，才能具体准确地认识其对日观的各个层面。此外，应当特别注意，不要将别人的评论与戴季陶的对日观相混淆，作为分析与评价的依据。

戴季陶曾向胡汉民征询其对《我的日本观》一文的看法，后者认为文字尚佳，但主观过重，“好像有心说人家的坏话，人家有些好处，也说成坏处了”。戴季陶佩服此评语“一语道破”。他写《日本论》，就是想“改正从前偏执成见的毛病，全以平心静气的研究”。胡汉民读后掩卷叹服道：“大抵批评一种历史民族，不在乎说他的好坏，而只是要还他一个究竟是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季陶先生这本书，完全从此种态度出发。”[92]

然而，这种态度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在不同方面引起的反应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姑不论各方意见的是非正误，应当看到，戴季陶在对日问题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既是冷静客观的学者，又是民族的法统代表和国民党对日国策的决策人，其身份矛盾决定了他的态度必然因时因地而异。

就前两种身份而论，由《日本论》集中体现的戴季陶的日本观大体不错。他很早就明确指出日本对外扩张侵略的必然性，断定政府人事的更替不可能改变或扭转基本趋势，中日两国间大规模的冲突不可避免，而日本永远不可能令中国彻底灭亡。同时他又认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是明治维新后国力膨胀的结果，带有全民性，想要扼制或与之对抗，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像日本那样发展现代化，实现中国自身的富强，并以中国传统文化弥补日本现代化带来的种种弊端。

对此，迄今为止的所有批评或肯定，一方面是源自欧洲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基本学术取向长期矛盾的延伸，一方面是近代国际政治中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冲突的变形。世界主义的西方中心色彩与民族自决的有限适用性，至今仍然令学人和政治家们感到困扰，原因在于二者都不是真正客观、公正、彻底的价值标准与评判法则，只不过是人类社会发展内在矛盾的主观表现。包括现代化在内的各种解释东亚后发展社会的理论，都往往流于各执一端或左右摆动，即使剔除意识形态的分歧，认识仍然难免相歧相悖。

19世纪后，中国在东亚的中心地位随着西方殖民者的侵入日益失落。面对迅速崛起的日本，中国人经历了复杂的心路历程，由甲午战争前的普遍漠视，到甲午、庚子之间充满情感拒斥与理智接纳的矛盾，学习与抵拒成为并行不悖的两条主线。庚子以后，演化成排日与亲日的对立倾向。新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全面学习模仿明治维新的产物，不仅大批中国留学生东渡求学，从京师到各省，各级各界更派遣大批游历官绅前往考察取鉴。为了适应这一潮流，有心之士曾编辑出版过许多有关明治维新历史的书籍，将日本革新变政的内容按步骤顺序编排，各部门各层面的游历官绅则按图索骥，亦步亦趋地加以模仿、引进、吸收。整个新政的内容、步骤、方式，从宪法大纲到各种体制的编制，调查的进行，事业的开展，从朝廷变政到各地创新，至少形式上是明治维新的翻版或影子。

民国成立后，一方面中国改变了单纯模仿日本的做法，比较参照先进各国的优劣短长，另一方面，日本咄咄逼人的攻势和争霸大陆的野心，激起中国人强烈的反日情绪。戴季陶试图综合排日与亲日两种倾向而克服各自的偏颇，但当他将这种态度运用于制定对日政策时，却助长了对日妥协。将戴季陶的某些言论视作为日本的侵略扩张辩解，或因此而否定其基本认识与估计，都是简单化的曲解。

戴季陶对日观的症结，在于他面对日本的武力进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采取对外妥协，纵容和刺激了日本的侵华野心。这虽然是国民党高层的共识，并为一部分精英知识分子所赞同，却遭到其他党派和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的反对。作为对日国策的主持制定者，戴季陶难辞其咎。他因此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并且预料到此事将成为千秋功罪的一大争讼，曾将解决“九一八”事变的原委过程概括记录，为自己的行为决策留一说辞凭据。将戴季陶关于日本问题的著述言论及其与日本有关的活动联系全部汇集起来，按时序或者分类编排，可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依据。在全面掌握戴季陶对日观的不同表述，尤其是他与日本各界的交往联系以及与中国对日决策相关人士的关系的基础上，重新考察分析其对日观，当有更加深刻而贴切的认识。就此而论，应当仿效以俱舍宗研治俱舍学的取径，将重点由直接解读《日本论》来评判戴季陶的对日观，转向探究戴季陶与日本的关系，由前后左右的语境解文本的本意，只有全面具体地梳理戴季陶与日本关系的渊源流变，才能尽可能近真并得其头绪地把握其对日观生成演化的方方面面。

[1]山口一郎：《近代中国の対日観》，ァジァ经济研究所1969年版。

[2]《近代日本论·序论》。该书1979年用日文出版，1987年出版中文本。大陆以台湾原版丛书总目《谁最了解日本》为题，1989年2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3]《日本人之气质》，《天铎报》1910年10月17日。

[4]谢键：《戴季陶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献词》，陈天锡：《戴季陶先生文存三续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71年版，第290页。

[5]该文为戴季陶任教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时的讲义。

[6]《呜呼出版界之前途》，《天铎报》1910年11月7日。

[7]《呜呼无能国呜呼无能国之民》，《天铎报》1910年10月21日。

[8]《社会之大不幸》，《天铎报》1910年11月12日。

[9]《片片的日本文学观》，《天铎报》1910年11月7—8日。

[10]《社会之大不幸》，《天铎报》1910年11月12日。

[11]《短评》，《中外日报》1910年8月20日。

[12]《珠玑沙砾》，《天铎报》1910年10月22日。

[13]《日本人之气质》，《天铎报》1910年10月17日。

[14]《日本人之气质》，《天铎报》1910年10月17日。

[15]《耳闻眼见》，《天铎报》1910年10月28日。

[16]《日英美之新条约观》，《天铎报》1911年4月15日。

[17]《自强即报复》，《天铎报》1911年1月10日。

[18]《珠玑沙砾》，《天铎报》1910年12月28日。

[19]《日本人之气质》，《天铎报》1910年10月20日。

[20]《日本人之气质》，《天铎报》1910年10月17日。

[21]《自强即报复》，《天铎报》1911年1月10日。

[22]《呜呼无能国呜呼无能国之民》，《天铎报》1910年10月21日。

[23]《日英美之新条约观》，《天铎报》1911年4月15日。

[24]《短评》，《中外日报》1910年8月7日。

[25]《可怜中国之外交》，《天铎报》1911年3月2日；《同盟呜呼同盟》，《天铎报》1911年1月23日；《咄咄二重外交》，《天铎报》1911年2月7日。

[26]《短评》，《中外日报》1910年8月7日。

[27]《珠玑沙砾》，《天铎报》1911年2月5日。

[28]《俄人之中国政治观》《天铎报》1911年1月22日。

[29]《不平鸣》，《天铎报》1911年2月4日。

[30]《珠玑沙砾》，《天铎报》1910年10月16日。

[31]《战》，《天铎报》1911年3月21日。

[32]《征蒙与拒俄》，《民权报》1912年10月29—11月3日。

[33]《日本政治方针之误》，《民权报》1912年8月4—5日。

[34]《瓜分之实现》，《民权报》1912年7月25日。

[35]《日本政治方针之误》，《民权报》1912年8月4—5日。

[36]《四十五年之日本》，《民权报》1912年7月31日。

[37]《日本政治方针之误》，《民权报》1912年8月4—5日。

[38]《征蒙与拒俄》，《民权报》1912年10月29—11月3日。

[39]《日本政治方针之误》，《民权报》1912年8月4—5日。

[40]《征蒙与拒俄》，《民权报》1912年10月29—11月3日。

[41]《日本内阁辞职观》，《民权报》1912年12月5日。

[42]《俄报之反间计》，《天铎报》1911年2月7—9日。

[43]《征蒙与拒俄》，《民权报》1912年10月29—11月3日。

[44]《短评》，《中外日报》1910年8月5日。

[45]《日韩合邦与中国之关系》，《中外日报》1910年8月5日。

[46]《珠玑沙砾》，《天铎报》1910年10月15日。

[47]《世界去年之大快大惨大不幸》，《天铎报》1911年2月2日。

[48]《哭庚戌》，《天铎报》1911年1月21—25日。

[49]《日韩合邦与中国之关系》，《中外日报》1910年8月5日；《刑罚与人道》，《民权报》1912年7月6日。

[50]《可怜亡国人之口》，《天铎报》1911年3月17日。

[51]《刑罚与人道》，《民权报》1912年7月6日。

[52]《东亚阳秋》，《天铎报》1910年10月11日。

[53]《日本议员观光团之态度》，《民权报》1912年11月9日。

[54]《安重根墓》，《天铎报》1910年10月14日。

[55]《公道与人道》，《民权报》1912年6月19日。

[56]《递解韩人事件与国际法》，《民权报》1912年8月11日。

[57]《公道与人道》，《民权报》1912年6月19日。

[58]《珠玑沙砾》，《天铎报》1910年10月13日。

[59]《呜呼无能国呜呼无能国之民》，《天铎报》1910年10月18—21日。

[60]《天仇丛话》，《民权报》1912年4月1日。

[61]《公道与人道》，《民权报》1912年6月19日。

[62]《强权阴谋之黑幕》，《民权报》1913年4月3日。

[63]《强权阴谋之黑幕》，《民权报》1913年4月3日。

[64]高纲博文：《孫文の日中ソ提携論の起源と形成》，日本大学通信教育部通信教育研究所《研究紀要》第6、7合并号，1994年3月。戴季陶《日本论》只提及前三条，秋山定辅、宫崎寅藏的回忆则涉及第4条。

[65]戴季陶：《日本论》，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革命先烈先进诗文选集》第4册，台北，1965年版，第2212页。

[66]《日本人之气质》，《天铎报》1910年10月17日。

[67]《日本内阁辞职观》，《民权报》1912年12月5日。

[68]《征蒙与拒俄》，《民权报》1912年10月29—11月3日。

[69]《联美与联日》，《民权报》1912年7月7日。

[70]《同盟呜呼同盟》，《天铎报》1911年1月23日。

[71]《日人之醋意》，《民权报》1912年6月13日。

[72]《今日之外交界》，《民权报》1912年6月5—7日。

[73]《惜しゃ桂公逝く》，宫崎龙介、小野川秀美编：《宮崎滔天全集》第5卷，东京，平凡社1971年版，第548页。

[74]《胡汉民先生遗教辑录》，第17—18页。

[75]樱田俱乐部编：《秋山定辅传》第2卷，樱田俱乐部1977—1982年版，第104页。

[76]藤井昇三：《孫文の対日態度—辛亥革命时期の満洲租借問題を中心に》，《石川忠雄教授還暦記念論文集：現代中国と世界—その政治的展開》，东京，庆应通信1982年版，第109—150页。

[77]藤井昇三：《孫文の研究—とくに民族主義理論の発展を中心として》，东京，劲草书房1983年版，第103页注（3）、第80页。

[78]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46页。

[7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42页。

[80]《日本议员观光团之态度》，《民权报》1912年11月9日。

[81]《珠玑沙砾》，《天铎报》1910年10月24日。

[82]《征蒙与拒俄》，《民权报》1912年10月29—11月3日；《日俄与内外蒙古》，《民权报》1912年8月9日。

[83]《最近日本政局及其对华政策》，上海《民国日报》1917年12月3日。

[84]《大国民当学小国民》，《天铎报》1910年11月28日。

[85]《建设》第1卷第1号，1919年8月。

[86]《到湖州后的感想》，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革命先烈先进诗文选集》第4册，台北，1965年版，第553页。

[87]《五十初度录云巢先生赠序铭座右附志》1940年1月16日，陈天锡编：《戴季陶先生文存续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7年版，第284页。

[88]戴季陶：《满蒙山东与东部西比利亚》，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1月1日。

[89]谢键：《戴季陶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献词》，《戴季陶先生文存三续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71年版，第290页。

[90]《日本论·胡序》，上海，民智书局1928年版。

[91]陈天锡编：《戴季陶先生文存》第1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59年版，第377—378页。

[92]《日本论·胡序》，上海，民智书局1928年版。

第七章 排日移民法案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

1924年孙中山取道日本神户北上发表大亚洲主义演讲一事，学界关注甚多且备受争议。[1]看法分歧之处主要有四点：其一，孙中山北上为何转道日本；其二，以大亚洲主义为讲题，在孙中山是主动还是被动；其三，演讲的目的究竟何在；其四，演讲的效果如何。以现有的资料以及孙中山面对复杂形势不拘一格的处置风格而论，要想完全解决这四点意见分歧绝非易事。不过，造成这样难解之结的原因，或许恰好在于关注的目光局限于孙中山演讲的事情本身，以及孙中山本人的对日态度上。虽然这两方面对于理解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无疑至关重要，可是要想进一步破解难题，还须放眼关照全局，从当时中日两国关系乃至国际局势的整体，寻求解扣的线索。

1924年9月，就在孙中山赴日演讲大亚洲主义前一个多月，辜鸿铭应日本大东文化协会之邀，前往日本讲学。很少有人关注到这两件事之间存在什么关联，而研究辜鸿铭的黄兴涛教授敏锐地注意到，尽管孙中山与辜鸿铭的动机不尽相同，思想也迥然有别，但共同的背景都是美国国会通过“排日移民法案”及该法案在日本所激起的“大亚洲主义”反应。[2]只是与辜鸿铭万变不离其宗的文化守成相比，在政坛角逐中愈挫愈奋的孙中山与局势瞬息万变的起伏变化更加合拍。

日本的藤井昇三教授在所著《孫文の研究—とくに民族主義理論の発展を中心として》一书的第四章“1924年孙文的访日与大亚洲主义演讲”中，作为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语境，专节讨论了美国的排日移民案与日本大亚洲主义的重新抬头，关照相当周详。[3]不过，藤井昇三教授着重于日本的大亚洲主义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内容上的异同及其关联，结构安排又将李烈钧访日放在叙述排日法案之前，使得排日法案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的事实联系尚有一定的探究空间。检讨当时中日（包括台湾）各报刊对于此事各方面的相关报道，可以把握孙中山的心理脉动及其态度行事与波谲云诡的时局其实联系得相当紧密，内政的因素之外，排日法案所引起的日本乃至东亚局势的变动，可以说是影响孙中山日本之行及其大亚洲主义演讲的最主要外部原因。

第一节 排日移民法案的由来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学习西方，一度以脱亚入欧为理想目标。此后逐渐反省，而出现国粹主义与大亚洲主义的反弹。在追仿先进一定程度的成功之后重新定位自我，本来是所谓现代化进程中的常态，只是日本的强盛发生于帝国主义强权时代，其反省主要是因为迅速的崛起势必引起已成定局的列强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从而受到白种强权国家的压制，所以不得不再度进行身份认同。1924年美国的排日移民法案在日本激起广泛而强烈的抗议乃至痛定思痛的反思检讨，即为显例。

排日移民法案的发生，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日两国争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后起的日本碰上坐大的美国，各自都是野心勃勃，咄咄逼人，胃口极大。尤其在山东问题和海军防备问题上，双方产生尖锐矛盾。日本针锋相对、寸步不让的态度与气势，令美国大为不快，难以忍受。美国国内的反日情绪因此迅速蔓延，外交方面，也动作频出，设法反制，双方的冲突急剧激化。《台湾日日新报》报道：

美国舆论中，特要注目者，为近来之反抗日本气势。日本关于山东问题及海军防备问题，因求本国政府电训，其结果华府会议，至续行延期。其责任似欲推在日本，故气势渐以浓厚。然日本对于山东及防备问题之主张，则以为别问题，故乘会议迁延，屡预为言明。现排日论再抬头者，为《纽育泰晤士》、《德利比理》、《巴普列克礼惹》诸报，皆有煽起排日的趋势。就中如“哈斯特”系新闻之揭载记事，对于日本，尤一层抱不快之感。因此形势，曩为英美全权蹴倒之支那三十一（按：应为二十一）个条问题，遂再由支那提议，有主张为此乃山东问题解决前提之条件状。二十一个条案上为议题事，断不可也。[4]

日本移民问题为20世纪初以来日美两国间的重大争议，或许出于“黄祸”阴影的恐惧，美国限制亚洲移民，由来已久，以前主要针对华工。对于日本移民，同样企图根本禁止，多方鼓吹而未实现。1905年，美国旧金山因为排斥日本人儿童与美国人同校，曾经引发争端。次年，日本因美国排日运动甚炽，自动与美缔结绅士协定，禁止日本劳工赴美，此后日本人遂以他种方法秘密入境美国。1913年，美国加州又制定土地所有法，禁止日人有土地所有权，农业地租借亦限期三年。1919年，美国主张废止绅士协定，严禁日人以照相结婚为名入境。日本为缓和两国关系起见，按照美国的条件，自动禁止日本人赴美。1920年11月，加州制定新的土地所有法，完全取消前此给予的农业地租借权。[5]

美国的加州，日本移民相对较多，与原来居住者的摩擦早就时有发生，在反日情绪弥漫的氛围下，情况日益严重。从1921年起，当地美国人逼迫日本移民迁走的事件日渐增多。[6]政客们遂利用这种形势作为竞选的筹码，加州当局趁势提出排日土地法案，州长还鼓动当地人展开宣传运动，促使排日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并以排日问题为选举的重要政见。[7]

面对日趋严峻的局势，日本政府一度采取示好于美国的政策，以缓和紧张关系。[8]可是美国的反日情绪依然不断蔓延，以排日为目标的禁止亚洲移民入籍法案通过于大法院，并再度提出于下院，[9]美国政府的农业部长和矿物部长公开主张排斥亚裔人，其他亚洲移民较多的州相继支持防止或减少亚洲人拥有土地以及从事渔业的法案。[10]美国的48个州当中，禁止日本人拥有土地的已达12个州。上下两院各有议员提案禁止日本人入境。[11]排日情绪使得两国间的文化艺术交流也受到影响，在美日人开始抱怨政府对美外交的软弱。[12]此后，美国多名州长联署排日法案，形成政治压力。加州下院还通过决议，永远禁止亚洲人获得市民权，[13]并要求国会同样决议。此外还有十余种涉及多个领域的各类排日法案，[14]其中包括不准设置日本语学校等，后来陆续获得通过。[15]

1923年，日本东京发生大地震，国力遭受天灾的重挫，无力抗拒外部的高压，美国乘机将多年排斥有色人种的政策付诸实施。1923年11月，美国最高法院判决日本人无归化能力，不但未来者不能再来，已来者亦不能自存。1924年，下院议员约翰孙提出修正移民法案，内容虽未指名日本，实际上日本所受的影响最大。外人获得入美批准的资格仅有五项，一、官吏及其家族从者仆人佣人；二、因商务目的暂时入境的旅客；三、过境者；四、合法许可入境后，经由邻国从美国之甲地赴乙地者；五、入美船舶船员因职务上之必要暂时入境者。此外，每年入境美国者有人数限制。不能取得美国市民权之外国人，一律禁止入境。由于除亚洲人外，其余各国皆有取得美国市民资格的权利，所以事实上此项规定仅指亚洲人。

提案发表后，日本舆论哗然，美国国务卿劝说国会取消歧视性条款，一律只有人数限制，以示平等，遭到拒绝。4月12日，下院以322票对71票通过提案。上院亦有内容相似的提案，由大会交付院内移民委员会审查，结果认为不妥，另由李德提出消除排日条款的修正案。由于两院态度存在差异，此事本来还有转圜余地，4月11日，日本驻美大使突然提出抗议照会，其中使用“重大结果”一语，引起美方反感，认为意在威吓，4月14日，上院遂以71票对2票否决绅士协定。15日，议员邵理治提出李德修正案之修正案，完全禁止不能取得美国市民资格之外国人入境，结果当日无讨论获得大多数通过。两院提案内容近似，容易协调，总统为了选举，很难予以否决。[16]

其时日本在美侨民总数不过140000。下院通过法案后，日本方面一度寄希望于上院、国务卿和总统，以为法案通过的机会不大，并且主动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17]所以上院通过法案，令日本各界大感意外，民间抗议及批判日本政府之声逐渐高涨。日方还曾指望总统行使否决权，最后连这一点幻想也落了空。美国两院协调会再延期的建议被下院否决后，5月26日，美国总统签署了法案，自7月1日起正式生效。[18]

第二节 日本的反应

排日法案的通过在日本各界激起强烈反弹，反对运动相继展开。4月20日，日本劳动组合在大阪铁工组合本部召开理事会，商议对策。在东京的日本俱乐部，浅野总一郎、添田寿一等50人聚议应对排日法案的对策，除呼吁国际舆论反对不正立法以及日美悬案的根本解决外，强调日本国民应当自觉，以谋求移民所关的国策。[19]4月24日，大阪市民4000余人集会演说，反对排日法案，并致函美国总统和各大媒体、公司机构，要求予以否决。[20]

尤其是美国总统签署法案后，日本全国上下情绪激动，政府当局还算克制，设法避免引发大规模冲突甚至战争，社会团体则不断组织各地各界民众召开国民大会，东京的数千名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有人还上演了在美国使领馆切腹自杀或卸下美国国旗的过激行为。6月5日，东京18个团体和新闻记者发起对美国民大会，在两国地方的国技馆召开，听众达六万人，馆内毫无隙地，不能入场的群众，则环绕于馆外周边。望月小太郎、慎原悦二郎、小川平吉、建部越吾等沉痛演说，先是发表强硬宣言，以正义公道促使美国反省，继而决议极端反对排日法。[21]6月29日，“以头山满翁、上杉慎吉博士、上泉海军中将、内田良平诸氏为中心成立的东京国民大会主办对美纪念会，午后一时在芝增上寺召开”。[22]

日本的知识人士针对这一事件也进行深度反省，《改造》、《日本及日本人》等各种报刊纷纷发表讨论意见。其中一种主张就是延续国权主义的大亚洲主义，为日本重新定位，变被动为主动，借排日之机唤起国论。

排日案实施期之七月一日，为国民永久不忘之国辱纪念日，兴业师已开始禁止美国映画上场映照，各团体亦开演说会，唤起国论。一般爱国者及大业社，对华族富豪其他阶级，皆希望际此国难，首先节约奢侈品，极力排去浮华轻佻，以重视对美问题，并印刷其他二三条项以书留邮便为配布，或企以七月一日访问其家庭，听其返答。如跳舞等之嗜好者，此时断然求其中止。一面亚细亚协会乘此机会，组织全国游说队，以亚细亚民族之团结，力为唤起国论。[23]

他们认为，排日法案显然基于黄白人种的偏见，日本在巴黎和会代表有色人种主张的“人种平等案”，被一脚踢开，对此，亚细亚方面今后人种的感情与偏见将会增长，其结果，将会刺激比世界大战更加恐怖的国际感情。迄今为止，日本国民深信凭借国威，可以与白人先进国的国民并肩，并得到欧美文明国民的共同认可，日本成为世界五大国甚至三大国的一员，可是排日法案使得日本国民的自信被出卖，日本的国际地位陷于不利，原因只是出于人种的偏见。不仅日本，对于同属黄色人种的中国，美国一直以来也顽固地予以排斥，给予日本、中国、印度乃至埃及、巴勒斯坦等有色人种以深刻感铭。

上述日本之外的四个地方，均为世界的核心地带，回教徒聚居之处的气氛因此将会高涨，引起回教与白人之间的广泛冲突甚至战争。美国的行为对于世界的紧张局势犹如火上浇油，一些人认为会造成亚细亚的人种动员，这必然导致不安定。人种问题应当通过外交途径以和平手段取得谅解和互信，但同时亚细亚各民族间目前的冷淡关系应当大力改善，尤其要制止日中两国国民兄弟阋墙蠢举的重演，一致协力为东亚大局争取良好前景。今后亚细亚民族的命运，很大程度将视日中两国国民的协调与决心如何而定。[24]

对于大亚洲主义的主张，日本的舆论反应并不一致，一部分人认为回到亚洲主义的立场相当危险，而主张回到亚洲立场的人士，至少也有两种取向，一是重新检讨日本的亚洲政策，调整或改变歧视侵略殖民亚洲弱小民族的做法，以求获得其他亚洲民族尤其是中国、朝鲜的谅解，进而与之结盟，成为亚洲的盟主；二是仅仅利用人种差别的话题进行动员，不放弃日本对亚洲弱小民族的利益，凭借强权进占亚洲的霸主地位。

石崎东国的《人种问题和亚细亚文化联盟》指出：排日案使日本在列国环视之中受到美国的侮辱，为三国干涉还辽以来日本从未经历的国耻。日本以美国为重正义人道的国民，为了日美亲善，从来相当忍让妥协。此番受到毫无道理、无视国际礼仪的羞辱，但也不能通过战争等手段来解决争端。他主张亚细亚实行文化联盟，以文化解放运动打破白种人限于白人的道德和限于基督的文明，根本解决人种问题，解放全人类，从而实现世界和平。日本虽小，中国虽不足畏，“亚细亚若联盟起来，就有一大实力了”。从前美国的排日，只是看作日美两国之间的问题，不顾中国人有同一的关系，亦未考虑白人和东洋全人种的关系。

若是以前巴里会议或华盛顿会议得奋起，应不致有如今日，在列国环视的中间，日本独受其国辱。所以东洋人要自救，亚细亚人联盟，当在这时候，以相当的威力，启白人文明的蒙，使东西文化得早整备。……若是这亚细亚文化联盟的事业，得成立于这机会，日本一国的国辱，反成“亚细亚人的亚细亚”最好的复兴纪念日，岂不是可欣的事么？[25]

《改造》1924年6月号发表千叶氏的文章，呼吁“日本对同色民族要悔悟了”。该刊同期还发表了题为《东洋人联盟的目标》的文章，批评日本过去在教育、政治或社会生活各方面专要努力欧化，结果不仅失望于有色友邦，且有违背有色友邦的行动，说是日本若不将黄色的脸子，糊涂做白色，则恐怕不能列在五大国之一，就是日本学穿不合身的洋服，要求与白人受平等待遇。然而日本果然得到白人平等的待遇吗？排日法案即得到清楚答案。这是日本国民幡然由洋人崇拜的噩梦中觉醒起来，觉悟自己之中有比洋人更贵重的文化存在的时机，今日东洋人联盟之声是自觉者的呼唤。

文章认为，欧美人自负为优等人种的心理，是根据最近一世纪的历史和物质科学文明的优越，无视以前的历史和文明的其他方面，实则欧美人没有建造精神文明的能力，一旦与自己的利益不合，便不以正义为正义，不以真理为真理。只有依赖东洋人的力量，即东洋人的政治、经济、军事势力能与洋人对抗或优胜于洋人时，正义与真理才能发现于全世界，国际和平的基础存在于东洋人的联盟。提倡东洋人联盟，不仅要与西洋人对抗，更要进而教化白人，再铸造白人做新的正义人。历史证明，东洋人在精神方面和道德方面都很优秀，完成自己兼以教化他人，是人类的使命，也是东洋人的使命。东洋人联盟就是实行这一使命的手段。[26]

日本众议院议员神田正雄的《排日法和全亚细亚的问题》表示：排日法是日华提携的促进，反对排日的正当性，须对外解决对华问题，对内讲究台湾、朝鲜问题。中国大而实力缺乏，日本虽有实力，仍受美国愚弄，须与中国提携，才能收到实效。两国亲善的障碍为“二十一条”，应当废除形式，重新缔结同样的条约，以尊重爱面子的中国人的国民性。禁止华工的政策也要改变，许可具有相当于日本六年义务教育程度的人入境。日本对欧美诸国采取正当行为，对中国则被欧美人所误，行为不当，应当谨慎。中国怨恨日本比怨恨欧美更甚。要实现共存共荣，相提携于世界，日本应示以大国民的胸襟气度。对于台湾、朝鲜，则要尊重其文化风俗，注意民意，给予参政权（其时台湾设置议会运动勃兴），不能以支配者征服者的态度一味进行压制，以自己为本位强欲同化。这样才能堂堂正正地反对美国排日。[27]

东京的《日本及日本人》半月刊发表军学各界名流的论文，对美国的态度更加激烈，大多主张联络中国，结合东亚各民族同盟以抵抗美国。具体做法例如，与中国缔结人种同盟，于东京、大阪、北京、上海举行同盟成立仪式，由政府予以支持。[28]是年10月，该刊还编辑出版了《大亚细亚主义》特集，收录50位各界人士关于大亚细亚主义的意见，认为排日移民法是对全亚细亚民族大宣战的布告，应当惩罚美国，要确立大亚细亚主义，唤起内外舆论。作为手段，是以在日本培养成熟的儒教和佛教为日中印三国提携的连接点。甚至鼓吹以大亚洲主义为对抗美国门罗主义的亚洲门罗主义。

对于上述主张，稍持异议者只是怀疑亚洲各国相互提携的可能性，或以为应当用正义人道对抗人种歧视，避免基于人种不同而产生的对抗。[29]东京《朝日新闻》也发表社论，高唱对华亲善论。[30]《台湾日日新闻》则认为移民法案不仅令日本人不快，也是对有色人种的最大侮辱和黄白人种之间的挑战，日本应当谋求亚细亚民族的大团结，日本政府对于美国的排日应采取积极对策，并充分利用这一时机。[31]

也有人从另一面对于亚细亚联盟表示异议，日本报载《亚细亚联盟之真精神》，反对以取消“二十一条”，撤废日本禁止华工入境，开放朝鲜、台湾、放弃满洲等为亚洲各民族结盟的先决条件，认为日本的衰颓非亚洲复兴之道。[32]这实际上是企图继续原来的侵略殖民政策，用强横手段占据亚洲的霸主地位。所以英文《日本纪事报》批评道，日本人一方面主张人种平等、亚洲同盟，反对排日，但是另一方面，对于美国的排华、排印以及日本自己的排华，均未能仗义执言，对于日本剥夺高丽、台湾人和华侨的自由的行径，亦默不作声，其目的只在扩充日本的对美战斗力。[33]

第三节 日本以外的反应

美国的排日移民法案引起日美之间的严重冲突，孙中山一开始就予以关注。这时日本的驻华通讯机构为了争取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不断多方探寻中国各界人士的意见，作为南方政治领袖的孙中山当然是其重要的追踪对象。可是，孙中山对此却不愿意公开明确表态。4月间，“或就日美问题，征求意见。孙逸仙氏，本日返信，有该问题所关，余憾不得立意见之语（二十一日北京发）”。[34]

稍后，日本驻广东通讯社记者专门拜访孙中山，询问其关于美国排日法案的意见，后者仍然表示：“余于此问题，初无特殊之感想”。不过，与此前相较，答案还是进了一步，孙中山说：

此在日本毋宁视为最良之教训，须为黄种色人而觉醒之绝好机会。此外余殊无所感也。日本以前过于倾倒白人中之势，少所顾虑。余企图亚细亚民族之大同团结已三十年，因日人淡漠置之，遂未具体实现以至今日。使当时日本表示赞同，想不至如今次受美国极端的屈辱。……余此际所望于日本者，忍受耻辱，退而静谋亚细亚民族之大结合。俟黄色人种之团结完成，然后讲求对于此次屈辱之方策，斯日本民族之愤激庶不徒劳，而有圆满结果之一日。美国此种态度正当与否，余不愿明答。何则？盖恐引起日本并吞高丽是否正当之反问也。为日本计，此际无论如何，惟有隐忍以图国力之充实，并努力亚细亚民族之团结。至于此问题将来之进展如何，全属未知之数。南方政府未尝就此考虑何等之对策，局面之变化，殊非吾人所能预测。[35]

尽管碍于南方政府与日本关系的复杂性，孙中山还是谨慎地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意思，希望日本能够就此改弦易辙，放弃侵略亚洲邻国的政策，回到亚洲民族团结的正轨，谋求真正的强盛之道。

5月16日，孙中山又在大本营接见了日本东方通讯社社长樱井氏，会谈的要点，就是美国排日法案及中国时局。[36]

孙山中关于此事态度的保留，与中国乃至亚洲各国人士对于排日法案的反应以及当时的中日冲突有很大关系。

排日法案发生后，面对日本各个媒体的询问，中国各界要人反应不一。北京言论界开始对日美问题大多保持沉默，只有江庸表示同情。而且即使有意同情和声援者，态度和言辞也相当谨慎。黎元洪致函东京《朝日新闻》，呼吁中日根本扫除人种差别，放弃西洋物质万能思想与殖民思想，如果做到这一点，即为亚细亚全民族团结之好机会。[37]原外交总长王正廷称：

吾华久为美国移民问题所苦，几次抗议，终无功效，至今美国境内，全无吾华移民。日本今日适遇吾华经验之第一步，体验吾华难堪之苦痛，吾华同病相怜，益加同情。……夫事之根柢，在人权的偏见，且内政上多所作用，不易圆满解决。日本舆论目下攻击美国态度，不无或起两国战争之惧，固不得言，毕竟日本惟有饮泣已耳。[38]

言辞之间，颇有责怪日本原来没有声援中国反对美国排华，如今只能作茧自缚之意。只有中央银行副总裁张嘉璈和唐绍仪的态度比较鲜明，前者表示：

此回美国移民法案，即禁止日本人移民之案通过，令人惊骇，斯不仅日美间之问题，而美国与亚细亚民族间之问题。吾华人之对美国，亦与日本人同其感情，即美国与亚细亚民族之人种问题，潜在根底。……总之，望大统领为东洋民族坚拒，日本努力根本解决也。[39]

虽然旗帜鲜明地支持日本对美抗争，更重要的还是强调中国早已深受排华之苦，日本不过感同身受而已。

4月24日唐绍仪在上海对来访的记者说：排日法案有违正义，非人道，贤明的总统应当否决，冷静的阁员也不应采用。美国的先辈英国已给美国黑人一样的社会待遇，而美国依然差别对待。此次移民案不仅对日本，对于中国、印度等其他有色民族也是侮辱，挑战人道，成为野心家政争的工具。热爱正义的美国人应尽早取消，制止有辱美国历史光辉的事。[40]在坦率指责美国实行种族歧视政策的同时，仍然提醒日本关注亚洲有色民族的共同性。

中国人士对于排日法案的反应不够积极，除了日本未能声援中国抵制美国排华的历史原因外，与中日之间的当前形势不无关系，值得特别注意之点主要有二：其一，自从“二十一条”签订以来，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不断高涨，抵制日货等各种形式的反日运动此起彼伏，到1923年初，更有形成高潮之势。因为日本的纺织业等侵入、“二十一条”、旅大回收等问题，上海、长沙、福州、厦门等地的抵制日货运动如火如荼，长沙市民还与当地的日本侨民爆发了大规模冲突。[41]“当地排日运动，因排日报煽动，有渐盛之趋势。孙文氏曰：二十一条约，是北廷旧式外交之结果，吾人所力反对。夫排日之事，固吾人所不愿，然不能压迫舆论之勃发，唯两国要力提携，解决二十一条问题，以绝日之祸根耳。”[42]当各地的反日运动遭到当局的压制时，作为革命策源地的广东，自然成为反抗民众的向往和希望，“从来置本部在上海之排日原动力（不明）联合会，为见迫于上海法租界，被其所逐，因要移置本部于广东”[43]。在此情势下，作为南方政府领袖的孙中山很难回避中日之间的冲突，对日本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表态声援。

其二，东京大地震时，日本发生虐杀华侨事件，后来又限制华人入境（1924年5月实行），引起日本华侨的强烈抗议。反对理由之一，就是美国排日的事实。[44]上海《民国日报》社论明确指出：中国的移民比日本移民更加受苦，美国制定移民法案，全是出于人种的偏见，所以日本的反抗，乃吾人所深深同情。然而，日本若只是为着自卫的目的而争论，而不为根本的打破美国人之偏见者，吾人实难赞成。苟欲打破美国人的偏见，促进黄白二人种的平等地位，仅仅单靠着外交上的手段，实难达到目的。[45]孙中山所谓“余关于中国移民排斥问题，亦无何等感想。中国今日毫无向外发展之余力，非先专意以促内部之统一不可”[46]，即暗指此事。

在错综复杂的外部形势下，加上内政的诸多因素交互作用，孙中山不便孤立地就具体事件发表评论，可以理解。本来美国排日以整个亚洲为的，同为亚洲人，应当感同身受，予以声援，可是要同时遭受日本歧视侵略的中国人或其他亚洲人义愤填膺地表示对日本的同情与支持，甚至挺身而出，未免强人所难。所以有舆论希望日本人能够与其他亚洲民族易地而处，换位思想。

孙中山的态度与国人及其他亚洲人的心理相近，因而得到了呼应或共鸣。《盛京时报》发表论说《日美之争潮》，呼吁全亚洲有色人种一致起来，做日本争正义争人道的后盾；同时要求日本自己切实履行正义人道宣言，停止放逐华工，以免自相矛盾，令人灰心。[47]上海舆论指责日本禁止华工，《民国日报》等觉悟到中日两国均在同一命运中。[48]5月30日，《中华新报》发表社论《日美问题》，其中第四部分“中国人之感想及所望诸日本者”，以日本之强，犹不能免劣视，中国更须努力自奋。并且强调：“至于日本国民，吾人固同情其愤慨，复不能不望其觉悟。”甲午、日俄战后，日本形势大有可为，“然其后未能取得被压迫各亚洲国民之信仰者，徒以其方针错乱，反学欧洲之侵略，或变本加厉，故精神上陷于孤立。……日本欲开拓国运，应自决心求友始，求友应自同种始，而提携同种国民之先，尤应改革内政”，给与朝鲜、台湾人参政权。“国内且有民族差别待遇，何以责白人乎。”[49]

《晨报》1924年5月4日刊载陈溥贤（署名渊泉）[50]的文章《日美问题与人种战争》，指出：美国由人种成见排斥亚洲人，使将来世界在国家战争之外，多一重人种战争之恐怖，“凡属亚人，同遭轻蔑，断不能视为日美两国问题，袖手旁观，置身事外。吾侪主张亚洲各国联合白种以外之人种，共同对白人提出人种差别待遇之抗议，苟有一国对于任何人种有歧视之举，则吾人惟力是视，誓与对抗，务使此反人道、背正义、无公理之举动绝迹于世界而后已。吾侪所争者，决非一二国家间问题，非一二人种间问题，亦非十年二十年间问题，实全世界全人类无穷未来之重大事件，为良心上所不能轻轻看过者也”。同时忠告日本痛自反省，本着正义人道，改变对华态度，放弃歧视排斥华工的政策，以免授美人以口实。此言站在世界和人类的道德高度，超越国家之间具体的人种歧视，不仅揭示了强权的反文明性质，而且将日本置于同样的标准之上进行考验。

亚洲的另一大国印度与日本较少利害冲突关系，而长期饱受英国的殖民统治之苦，站在亚洲有色人种应当共同反对白人的世界霸权的立场，对于排日法案的反应更形强烈。印度独立运动要人陀斯对《台湾民报》记者发表意见：

米国的排日移民法案是西洋帝国主义好战主义之表现，排日案不过其一实例而已。其排日移民案，不过是排斥全亚细亚人之大规模计划的一小部分哩。对加奈大、南阿非利加、濠州等之亚细亚人的选举权问题的实例也是一样的。他们白人的手段，是要阻害亚细亚人的发展的阴险手段，在西洋诸国的思想，谓西洋是世界最高文明的代表者，所以他们洋人由其自国领土内驱逐亚细亚人，是他们应当的权利。对这的救济策，在创造亚细亚自由国民的联盟而已。一个个的亚细亚各国民降服于白人之势力下之中间，全亚细亚人则不得不继续承受被压迫的痛苦了。西洋诸国虽奉基督教，并没有基督精神的存在，所以要维持世界的平和，须要促进印度教佛教回回教的联合哩。[51]

他不但坚决反对白人称霸世界，而且根本否定西洋是世界文明的制高点，将世界和平寄希望于东方的精神复兴，因此亚洲各国的联合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必由之路。印度国民会议议长、泰戈尔、印度独立运动领袖施阿尔泰斯等人纷纷发表意见，抨击排日为侮辱全体亚细亚民族的不人道行为，呼吁结成亚细亚自由国民的联盟，要求全体亚洲人从久眠的状态中觉醒，具有全亚细亚的自觉意识，以此保障大亚细亚联盟的民族生存，并为崇高文化建设的母体。他们针对美国的“白人美国”，主张“有色亚细亚”，要求白人从亚洲大陆撤退，宣称“这是亚细亚人的自卫，能够使亚细亚人的生存归于平和的唯一保障”[52]。

8月，亚细亚协会及上海经济日报社发起亚细亚问题大讲会，在上海文监师路日本人俱乐部三楼大讲堂开会，中日美印四国约700人出席，中日最多，美印次之。户川吞峰、山桐、虾斯笃里（印）、张继等相继发表演讲，从中可以窥见各自立场态度的差异。户川吞峰称：欧美风靡个人主义、自然主义、社会主义，排日与战争，为三种主义之结果。亚细亚联盟之使命，在防止人种战争于未然，所以不得不与美之恶思想宣战。山桐表示：国民党从来主张中日亲善，日方则相反，伤感情之处甚多。应注意三点：一、外交意旨独立。二、文化自尊，不宜欧化。三、尊重人民个体，不以军事经济定国家强弱。虾斯笃里说：要以亚细亚固有文明改良欧美文明，重精神，不全以物质为衡量。

同台发言的张继，则着重批评日本的亚洲政策，认为中日之间不能相见以诚，是因为日方自甲午以来，变化百出，行同蝙蝠，毫无诚意，甚至有意欺骗中国人。日本目前政治有改善的基础，“日本新政治家，如提倡亚细亚联盟，必先提倡亚洲民族之独立。但此言之易而行之艰，因日人恐惧朝鲜、台湾之丧失也。余深望日人在远处着眼，则将来所失者小，所得者大，而亚细亚盟主之一席，亦可操左券而得也”[53]。张继的言论，与孙中山的看法主张相当接近。

第四节 孙中山对日态度的变化

随着事态的发展，孙中山和国民党对于排日法案问题的态度逐渐明朗化，并开始主动发表意见。5月30日，“孙文氏本日吹学说及三民主义，所入六枚蓄音机，病后不见疲劳，约四十分久吹后，语记者曰：美国大统领之排日法署名，是与亚细亚民族之大同团结以最良之机会。日本宜退而努力亚细亚复兴之事也”[54]。

日本学者大都注意到李烈钧访日与孙中山访日的关系，强调其是以孙中山特使的身份为后者的访日作准备。可是，李烈钧抵达日本已经9月底，而本来这一行动应当在6月中旬就实现。其契机仍然与日本对于排日法案问题的反应有关。1924年6月15日《台湾日日新报》刊登6月14日东京发出的电报：

广东政府大元帅孙文氏关于排日问题发表同情日本的声明，最近依据作为顾问的山田纯三郎发来的情报，参谋总长李烈钧和军事顾问井上健于15日一同来日，所担负的使命，一则孙文年来希望为亚细亚民族团结作准备，同时希望与参谋本部方面联络。现在阁员中与孙氏保持友谊者以及赞成派遣特使的各方面致电表示欢迎。[55]

前述5月30日孙中山对记者的讲话，虽然主动谈及排日问题，并没有明确加以评判，所谓同情日本的声明，迄未发现直接的文字。不过，孙中山态度的变化，当与6月以后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士对于亚细亚联盟表示赞成，并且一些人开始有意识地反省日本的亚洲政策不无关联。这些发声者当中，不乏在日本政界颇有影响的孙中山的旧友，背后应当还有通过山田纯三郎等人与日方具体联系的管道。

可惜，这时继大偎重信出面组阁的加藤高明是炮制“二十一条”的罪魁祸首，历来将对华关系不利归咎于政府对华政策的软弱，主张强硬立场，反对放弃旅大和修改“二十一条”。[56]所以7月《广州民国日报》发表署名“雁声”的时评《亚细亚联盟问题》，有针对性地指出，亚细亚联盟固然是好事，但日本小而强，对亚洲诸弱小民族如流球、高丽等，均在吞并之中；对于中国，则未曾尽提携之义。欧美列强压迫中国，日本未尝帮助中国进行反抗，反而与欧美列强平分权利，侵占满蒙，以致中国任人宰割。中国地大人多，亚洲同盟无异于中日联盟。因此，日本要以实力保护亚洲民族，促进亚洲全体的进步，尤其是要获得中国的感情。[57]

日本反对美国实行排日法案，深层的情感因素是觉得自己努力争取的强国地位不能得到欧美列强的承认，在世界上仍被白人视为次等民族，因而倍感挫折。站在人类平等的道德高度反对种族歧视，在日本的反美舆论中并不居于主导地位。就在日本反对美国排日法案的同时，日本政府仍然继续加紧排斥和迫害华侨华工，为此，驻日华侨曾派遣代表向孙中山求援。[58]但是8月以后，情况出现变化的迹象。8月5日，日本驻广州总领事天羽英二来访，告诉孙中山，日本政府有意改订取缔华工条约。[59]为此，国民党酝酿采取宣传和外交等手段，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

8月9日，国民党发布《本党忠告日本国民书》，抨击日本取缔华工，认为美国排日，施诸不同种不同文之国，日本则专以相同政策施诸同种同文之中国，凌轹同种，豆萁相煎，较异种为尤烈。所唱亚洲人种大团结，别有用心，决无诚意。[60]“中日两国为同文同种，理有团结亲善之精神，其实日本之对中国全无诚意，例如对待中国之劳动者，加以暴民取缔，吾人不能无疑之。日人受美国禁止移民，朝野反对，夫己所不欲，何施于人，愿我亲爱之日本国民一致鞭挞政府，俾有以觉醒之也。”[61]呼吁日本国民把握东亚大势之转机，向政府施压。

不过，面临排日法案风潮冲击的日本政府，显然并不打算按照亚洲各国人民的意愿，改弦更张。明治以来日本的富强之道，维新只是建立基础，侵略扩张和掠夺，才是实现之路。其争取强权的凭借，不是联合亚洲各国，而是通过侵吞周边国家来扩张增强自己的实力。因此，日本政府当局毫无放弃既定国策的意向。如果说6月中旬李烈钧等人的赴日计划侧重点还在争取当朝执政的一面，上述形势显然不利于使命的实现，这就不难理解这一计划何以迟迟未能付诸实施，迁延至两个半月之久。即使出现转机之后，9月底勉强成行，李烈钧在东京与加藤内阁成员以及其他朝野党政军财界人士的联系，得到的反应也相当冷淡。[62]以至于仅仅十天，李烈钧就打算放弃计划回国。孙中山接电后，开始允其“相机行动”，详细考量后，次日再复电，告以：

兄为派驻日本联络彼中朝野之士，为发起亚洲大同盟以抵抗白种之侵略而往，为久驻日本，宣传此旨之任务。今忽有回命之请，想彼政府胆小如鼷，不敢接纳吾人之大亚洲主义。果尔，则兄万不宜自行离日，当久驻而为积极之宣传，必待日本政府有明令下逐客而后行，方足揭破日本之真面目。[63]

接到孙中山的明确指令，李烈钧调整了行动方针，他连续向记者公开表示对日本政府和各政党高层的不满，指出日本国民的意志与执政者的意见不免疏隔，未能完全融洽。“率直言之，即漠视国民精神、迷信帝国主义之人仍然不在少数也。”“日本深欲与英、美接近，此等政策，不仅在日本为不利之事，且为到底不能实现之事。”而中国则要发扬民众政治。“目下最紧要之问题，则为中、日、俄之亲善与提携。余此次来日，完全基于此项目的而来，意欲先与兄弟之国，即俄国与日本相互联络提携。此中、日、俄三国提携如能成功，则东洋同盟或亚细亚联盟之基础成立，扩而充之，以至于左右世界之大势，决非梦想。”并明确指出，三国联盟要以中国为中心，“今后中日亲善，不能不由两国国民之相互提携”。希望30年之内实现这一目标。[64]

鉴于日本政府顽固坚持侵略亚洲的道路，与日本国内民间的一些反省声音出现分歧，孙中山至少在公开场合将主要诉求对象转到日本国民方面。这也是他在如此不利的局势之下，仍然取道日本北上的初衷，以及在神户所作大亚洲主义演讲的主旨。

孙中山绕道日本北上，目的之一，是“与彼邦名士接洽，谋根本的提携”。[65]名士当然不分朝野，因而孙中山在神户鼓吹东洋的王道文化，“有人以为是欲投日本人的嗜好，故选了这个题目”[66]。日本学者注意到，日本神户商业会议所方面希望拟定的演讲题目为“大亚细亚问题”，孙中山则宣布为“大亚细亚主义”[67]。至于如何解读其间的差异，有所争议。对此，随同孙中山访日并担任演讲口译的戴季陶在1925年日本的《改造》杂志3月号发表的论文《就日本的东洋政策而言》中不容置疑地指出：孙中山绝非投日本人所好而演讲大亚洲主义，

孙先生全是虑近代的国家的民族的道德的衰沉，慨近代的政治哲学的不大进步，故高唱了东洋古代的政治哲学—尤其是孔孟的政治哲学的真义的。

这篇文章颇有进一步解释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主旨，尤其是为何要以日本国民为诉求对象的意味。戴季陶在神户滞留数日，亲眼看到日本人对于美国联合舰队演习和英国在新加坡重建军港等事感到愤慨，而日本以外的亚洲民族对此却显得吾不关焉。甲午战败，中国对日本并不抱敌忾心，“二十一条”后，中国国民才认识到不可不绝对地排斥日本。“东方诸国民，至少当以现在把持着组织的制造力和完备的战斗力的日本为中心来团结，倾全力来抵抗英米的对东方政策。”但是因为日本合并朝鲜以及对华、对印的错误政策，东方诸国民对于日本已经恩断义绝。“日本若不抛弃帝国主义，而且明白地表示愿为东方诸国民之友，那末，东方诸国民之对于日本的信任心不能够生出来，因此自然以日本为中心之东方民族的大同团结是无望的了。”孟子对齐宣王说：“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这寥寥数语，实在道破了国际政策的根本义。今日帝国主义的诸政治学者或经济学者等，万不能理解这种以大国事小国的外交策的渊源的原则。日本取以小事大的智者之道图强，强盛之后，蹂躏小国，失去东方诸国民的人心，导致孤立无援，所以无法应对英美的压迫。

孙中山的外交目标，首先是要废除治外法权，恢复关税独立，进而废除不平等条约，至于收回列强所占领地，鉴于可能性不足，则暂缓实行。即使如此，列强也不肯轻易松口。为此，说服日本国民，使之了解中国人民的意愿，从而形成对政府的压力，显得相当重要。

孙中山到神户港后，与东京、关西的记者在“上海丸”会晤，长谈后提出两个问题，一、日华亲善的必要无疑，但要达到目的，用什么方法来做亲善的引导为合适？二、现在日本人对于中国的感想怎样？记者们回答道：最近日本的中国观比数年前变化很大，朝着相互谅解的良好方向。两国亲善的根本意义，在于两国国民了解两国是系于生死的重要关系，“若有协力便得自立，若是分离便共倒坏”。为了彻底相互了解，首先要相互接触，并且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思考，中日两国应分别由了解对方的人来宣传对方，然后找出好的联合方法。[68]

对于日本记者的笼统意向，戴季陶提出了日本回到大亚洲主义的具体先决条件，即日本应当取孟子之道，一、对外援助中国国民的国家独立运动，撤废治外法权，关税独立，率先示范，宣言抛弃“二十一条”，以此作对等的关系，而筑同盟的基础。

二、对内抛弃殖民地统治方针，尊重朝鲜和台湾的民族的自由，允许其召集人民议会和设立自治政府，而由各民族的自由的联合以定统一的国家的基础。南洋的日领诸岛，也允许人民自治，尽量养成土人的政治的智识，同时引导其经济的独立，以示民族平等之典范。

三、速与俄国无条件复交，放弃剥夺德国人民自由、阻碍其国家复兴的政策，与俄、德签订自由合意条约，改变日本的国际孤立地位。

三项先决条件之中，第二项最为关键，对内抛弃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可以作为对外自由平等的国际信义的基础。只有中国和东方诸国的民众相信日本没有帝国主义的野心，东方诸民族的大团结，才能以日本为中心而成立。日本在巴黎和会提出人种差别撤废案，中国的舆论反而加以嘲弄，以为相对于日本的行为显得太滑稽。日本若真的主张消除人种差别，非先丢掉自己矛盾的地位不可。“践踏那以大事小之道，以定对内对外的方针，这即是最健全的国策。”[69]

戴季陶后面的这番话，已经不仅是解释孙中山的本意，甚至有代孙中山立言，或言孙中山言犹未尽以及难言之隐的意思。《大阪每日新聞》发表社说《亚细亚民族的团结》，全面呼应孙中山的演讲，认为世界将来为白种与黄种战，为此，亚洲民族必须团结起来，以道德文明对抗物质文明，才能避免被奴役，实现独立自主，维持世界和平。[70]虽然仍是笼统表态，缺乏明确具体的条件步骤，毕竟是回应孙中山和中国国民的诉求。

第五节 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反响—以台湾为例

迄今为止，对于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评价，负面的可能还占多数，一般的立论，多从理论化的反帝立场，反应也限于日本方面，有的甚至与后来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以及汪精卫等人的附逆相联系。至于这一演讲及其相关思想对当时亚洲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人们影响如何，反应怎样，关注不多。限于资料，从台湾知识人所办的《台湾民报》的相关报道和刊载的文章，可以窥见一斑。

1924年4月孙中山初次对排日问题表达意见时，《台湾民报》就以《孙氏排日观》为题，报道了谈话内容并发表评论：

孙文氏对于这回美国的排日问题，说白色人种的横暴，今更不要再论，而日本奋起为亚细亚民族团结，图同族的解放，是余三十年来的希望。然而惜日本更步欧米之后尘，不但不留意于亚细亚民族的团结问题，尚且有虐待弱少的民族。然这回受了米国的排日，想就有得着相当的教训，听说舆论沸腾，各种的运动继起，但是这回日本总也没有出最后手段的勇气。若要雪此屈辱，非留意于亚细亚民族的大同团结，依赖其势力之外，再没有法子了。以上所说的是孙文的意见，他对于民族团结的主张，是始终一贯的，他的主张言言句句都是不错，不知道日本的国民明白其教训吗？对与亚细亚民族的联合团结，共同努力其解放运动，不知道有感觉必要没有？但是我们想，若是自己要求他人解放的时，自己要先解放他人才成，互相要团结合力的时，相互之间没有自由和平等不可，换句话说，相互之间若有差别的时候，自然就会生出反感轧轹，那么团结怎能成功呢？这回受美国的排斥，却也亲受其苦了，但对于排斥华工一事，自己总也难免一回的反省罢。如果有心于东亚的团结，须要对于中国的问题，朝鲜、台湾的问题，先解决妥当才成了。[71]

此后，《台湾民报》基本由这一立场持续发表意见，如署名“一舟”的社说《亚细亚民族团结的机会》，一方面指出：“细思美国议会通过该案的存意，表面上的对象虽是日本移民，其实的用意，确由人种差别的偏见，要排斥我们亚细亚民族的全体”，一方面又强调：

然而亚细亚的人，为什么倒取隔岸观火、我不关焉的态度？—甚至看日本的受辱，还有大叫快哉的人—更不可思议的，日本自己国内也冷冷静静，不闻有具体对付的方法。东京虽有开一次国民大会，其到会者寥寥如晨星，结果也不过决议对美国打发一封哀怨的通电，就算过人面情面了。见之每日的报纸，不是称赞美国大统领、国务卿的美意，就是报道美国那个新闻那个名士发表何等同情的言论。像这样的度量，或许是隐忍持重，但总免不了会受是仰人鼻息的误解。日本对中国的排日，向北京政府何等强硬的干涉？中美两国同一的行为，为什么对甲就用强硬的外交，对乙就取软弱的态度，何况中国排日的理由，比美国并不薄弱。且这回美国的排日，无所发见不平恐慌的理由，着实发源于人种差别的偏见。日本既自许为亚细亚的盟主，何以缄口受辱？为日本自国利害关系计，为同族的解放，日本亦宜奋起毅力，以图亚细亚民族的大同团结。

我们认定美国通过排日法案，正是我们亚细亚民族团结的机会，又是日本实现亚细亚的盟主之绝好机会。但是日本要完成这样大使命、大目的，不可无相当的觉悟。甚么觉悟呢？一要厚待亚细亚弱小的民族，这回他们取隔岸观火的态度，可不是日本从来有令人不满的地方吗？二则要求他人解放，宜先解放他人。譬如对朝鲜、台湾的人，应该解放，与母国人受同等的待遇，享同等的幸福。倘日本果有实践躬行的雅量，亚细亚的民族，就不难于团结了。所以我们希望日本对于美国这回的排日法案，应取积极的态度，又利用这个问题以为亚细亚民族团结的机会。[72]

6月，孙中山将派李烈钧前往日本的消息传出，《台湾民报》又及时报道：“闻孙中山大总统将派李烈钧氏来日本访问当局，提议亚细亚的联盟，这个问题如果成立，亚细亚的将来是有望啦。印度诗圣达戈尔氏也极力提倡此说。当此米国抱人种优劣的偏见，亚细亚人若得团结，以互相扶助的精神成立联盟的时候，我想欧西的人一定不敢再轻视亚细亚人了。世界的平和，总要撤弃人种的偏见，所以我们亚细亚人必要大发挥其实力，使欧西人认识，才能从他们的脑里，根除这个偏见了。希望在亚细亚的兄弟，决不可抱煮豆燃豆枝的精神，饮水要思源，才能保其面目啦。”[73]对亚洲各民族结盟满怀希望，呼吁亚洲人团结一致。

与孙中山的呼吁相呼应，《台湾民报》在处境相当艰难的情况下，提出了“台人重大的使命”的特殊命题：

我台人既属汉民族，就是极爱平和的民族，亦是深重文化的民族，世界人类虽是很发达文化，而于弱肉强食的强权，还未能打破，这样平和的障害，真是可痛恨了。前日本曾对于人种差别唱撤废，就是鉴这缺陷，要下针砭的功夫，虽是不能够达目的，那种理想岂不是可敬可爱的事吗？这个人种解放亦可为我台人重大使命之一，因为我们黄人种若思对于白人种要求平等待遇，当先要于黄人间撤去差别待遇，才免使白人有所借口。我台人倘知努力这一点，希望日本人加慎重于朝鲜、台湾的待遇，然后联合全体的黄种人正正堂堂向白人要求平等待遇，不怕白人不能不撤废这差别。其次图日华亲善，亦为重大使命之一，保持东洋平和，或是要联合东洋民族防白人侵略，二国亲善，自然是很切要。从前因为政策上，和国民感情缺有圆满，今乘新内阁出现，和全国民的大觉悟，要扫一切误解和宿恨，亦属顶好的机会。若是得台人介于其间，表明双方的诚意，是很有功效，自然可进有实际的亲善，没徒弄口头禅的弊害。但是要使台人尽力，或要得中国人信用，想于治台的方策，是还有改革的余地。

为完成上述使命，首先要充足台人的实力，一、设置民意畅达的立法机关；二、普及和提高教育；三、打破陋习。[74]不仅要争取台民自己的权利，还试图在中日两国的沟通联系之间发挥重要作用。

1924年11月，《台湾民报》第2卷第24号发表署名“前非”的文章《黄色人种应该着觉悟唠》，指出：世界上黄白黑红棕五色人种，黑红棕已被白种摧残殆尽，成为奴隶牛马，能与之对峙角逐的只有东亚大陆的黄种，尤其是日本与中华，却还自相残杀，不知唇亡齿寒。东亚黄种应去掉以前相诈相虞的私见，互相扶持，互相策励，使白人不敢加灭种的惨祸到我们身上。日本不要教唆中国的军阀，不要暗与军阀秘密订约，事事取合中国的民意而行，对台湾、朝鲜的同色同胞不要施压迫政策，发挥其固有正当的精神，享应享的权利，尽应尽的义务，没有日本、朝鲜、中华、台湾的分别。[75]

孙中山到神户发表演讲，《台湾民报》以《孙先生的“亚洲民族联合”演说》为题，刊载了演讲的内容，并多方转载相关消息，报道孙中山的行踪，言论也继续呼应孙中山的主张，希望中日两国提携团结，成一大团体之黄色人种，即使世界人种冲突，不肯受压于白人，且占优势地位。而结交须以诚意为本，台湾本属中国领土，台湾驻民系属汉族，与中国民族素有血缘之亲，欲图亲善中国，当优遇台民，以示亲爱之心，而敦友谊之好。“不然，则中国之民族，视我台民之境遇，必痛心疾首，深恨邻邦之残酷，衷心日益疏远，终无亲近之一日，且含有仇视报雪之心，何有亲善之可言哉。”[76]这些言论显示，《台湾民报》的那批知识人领会把握住了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主张及其演讲的主旨，并从积极的角度予以回应。

孙中山逝世后，1925年3月24日下午7时，台湾有志人士不顾日本殖民当局的干涉，在港町文化讲座召开追悼大会，盛赞孙中山提倡亚洲联盟以固东亚黄人的义举，以其死为东亚黄人莫大之不幸。[77]《台湾民报》称颂孙中山为民国革命的元勋，世界的和平神，弱小民族的救主，尤其强调孙中山努力于东亚的亲善和世界的和平，尽力于弱小民族的解放。[78]显然，他们对于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解读和共鸣，与当时的中日政坛乃至后来学人的看法，有着不小的距离。由此看来，回到时空现场，关照不同层面，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实际影响，对于亚洲弱小民族和人民，具有积极的效应，用后设的理论架构和逻辑，加以望文生义的解读，很难贴切近真。

关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前人多从孙中山本人的思想脉络中寻求解释，实则此事与1924年美国的排日移民法案关系密切。这一法案强烈的种族色彩，使得明治维新以来以脱亚入欧为目标的日本面临重新定位的抉择，各界人士从不同角度考虑是否应当回到亚洲的立场，与亚洲大国结盟的呼声渐起。然而，日本在东亚推行的强权侵略政策，令东亚各国民众对此反应冷淡。开始孙中山的态度也相当保留，直到日本国内出现反省的声音，而亚洲其他国家予以正面回应，为了实现国内统一，孙中山才转而试图争取与日本结盟，寻求支持。在向日本政府和政党求援不果后，孙中山将主要诉求对象转到日本国民方面，呼吁以包括俄国在内的亚洲各国国民的结盟对抗列强的同盟以及日本政府和政客长期追随欧美列强侵略扩张的行径。因此，1924年底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绝非投日本当局之所好，其主旨得到处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各地有识之士的共鸣。他们对于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解读，与当时的中日政坛乃至后来学人的看法，有着不小的距离。只是日本民族具有高度统一性，明治以后国民对于政府的行为又高度认同，民间的反省之声相对微弱，不足以对政府构成强大压力，促使其改变既定国策。

不仅如此，从日本政府的掠夺扩张中获得实际利益的日本国民，仍然沉浸在侵略带来的好处所产生的喜悦之中，美国排日法案虽然令其不无挫败之感，尚不足以彻底反省逞强霸道的一贯做法。在日本不放弃侵略扩张国策的情况下，对于亚洲各国而言，以大亚洲主义实现亚洲民族大团结只能是一厢情愿，而对于日本国民而言，也只有被政府拖入万劫不复的战争深渊之后，才会因为体验切肤之痛而真正有所悔悟。日本与亚洲各国情感的分裂，既非亚洲尤其是东亚各国的喜讯，也不是日本自己的福音。奢望利害各异的不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一般而言当然并不现实，但是，如果一味对立，无法协调，甚至为了一己私利，故意制造摩擦，长期对抗的结果，裂痕势必会扩大为全面冲突，最终只能是咎由自取，重蹈历史的覆辙。

[1]一般相关著述以外，最具代表性而较新的研究成果是伊原泽周《论孙中山先生的泛亚主义》（《国父建党革命一百周年学术讨论集》第1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452—473页）、王尔敏《大亚洲主义》（李云汉、王尔敏：《中山先生民族主义正解》，第257—281页，刘真主编：《中华民国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中山丛书》，台湾书店1999年版）、陈德仁、安井三吉《孫文と神戸》（補訂版）（神户新闻总合出版センタ—2002年版）。

[2]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30—336页。

[3]藤井昇三：《孫文の研究—とくに民族主義理論の発展を中心として》，东京，劲草书房1983年第2版，第203—226页。

[4]《排日气势抬头》，《台湾日日新报》汉文版，大正十一年（1922）一月二十日，第五版，“电报”。同日该报日文版第二版有同样报道。

[5]《日美问题》，《中华新报》1924年5月30日，“社说”；渊泉：《日美问题与人种战争》，《晨报》1924年5月4日。

[6]《加州日侨又被迫》，《台湾日日新报》汉文版，大正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7]《加州知事排日宣传》，《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第二版，“外国电报”。次日该报汉文版以《加人宣传排日》为题报道。

[8]《米の排日感情融合加藤首相の政策欢迎さる》，《台湾日日新報》大正十一年十一月十日，第七版，“外国电报”。

[9]《排日移民案更に提出乎》，《台湾日日新報》大正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第二版，“外国电报”；《米国新移民法中の排日条项》，《台湾日日新報》大正十二年二月九日，第三版，“外国电报”。

[10]《加奈陀亦排日》，《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第二版，“外国电报”；《美国排日法案》，《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第三版，“电报”。

[11]《排日案通过美下院》，《台湾民报》第2卷第7号，大正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第4页，“内外时事”。

[12]《早くも排日運動抬頭し在米邦人外交の软弱を慨す》，《台湾日日新報》大正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第五版“外国电报”。此日该报汉文版以“美人排日运动”为题的报道称：“华府会议一周年之今日，例之排日运动又起。即自此回美国大审院判决日本人无归化权之事始。犬养某氏，素为日本人画家，颇知名于中外人间，过去五年间，常出品市俄古美术馆，今年何故以其为外人之理由见拒。‘夏斯顿’氏所经营活动写真会社，更揭排日映画，宣传加州年年为日本人侵略而去，来十九日起，且于‘拉俄利’座公开。日侨今甚憾本国政府对美外交之软弱，又愤未任币原大使后任者，只令代理大使磋商者。”第六版，“电报”。

[13]《禁亚人市民权》，《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二年三月三十日，第五版，“电报”。

[14]《加州有排日案》，《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第五版，“电报”。

[15]《加州排日案通过》，《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二年五月十六日，第五版，“电报”。

[16]《日美问题》，《中华新报》1924年5月30日，“社说”；渊泉：《日美问题与人种战争》，《晨报》1924年5月4日；《禁止入国条项》，《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三年四月十六日，第五版，“电报”；《排日案の注目すべき点》，《台湾日日新報》大正十三年四月十六日，第三版，“内地电报”；《美排日法案的内容》，《台湾民报》第2卷第9号，大正十三年六月一日；《排日条項を削除せよ米国上院移民委員会決議》，《台湾日日新報》大正十三年三月三日，第三版，“内外电报”；《美排日案修正》，《台湾日日新报》汉文版大正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第五版，“电报”。

[17]《美政府与排日案》、《国务卿与排日案》，《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三年四月十六日，第五版，“电报”。

[18]《美国总统署移民案》，《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第五版，“电报”。

[19]《铁工与排日将对》、《排日对策之决议》，《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第五版，“电报”。

[20]《市民大会决议》，《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第五版，“电报”。

[21]《日人反对美国移民法之表示》，《晨报》1924年6月8日，第三版。

[22]《永远に記憶べき日の国民的狮子吼帝都の各所に舉行學生数千の示威行列も行はる》，《台湾日日新報》大正十三年六月三十日，第二版。

[23]《对排日唤起国论》，《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三年七月一日，第四版，“电报”。

[24]《人種的偏見の昂進を怖る猶豫ならぬ日支の提携》，《台湾日日新報》大正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第三版。

[25]1924年5月6日锡舟译：《台湾民报》第2卷第11号，大正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26]ア－ルピ－ボ－ス氏：《台湾民报》第2卷第11号，大正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27]《台湾民报》第2卷第17号，大正十三年九月十一日。

[28]《日人决心抗美之激论》，《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6月8日，第四版，“中外要闻”。

[29]藤井昇三：《孫文の研究—とくに民族主義理論の発展を中心として》，第219—220页。

[30]《日报唱对华亲善论》，《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6月12日，第八版，“中外要闻”。

[31]《期せずして亞細亞民族の大団結誘致排日移民法案の影響黄白人种闘争の第一步乎》，《台湾日日新報》大正十三年六月十八日，第二版。

[32]《日人提倡亚细亚联盟》，《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7月10日，第六版，“中外要闻”。

[33]《英报讥评日人之妙论》，《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6月25日，第八版，“中外要闻”。

[34]《孙文氏不明答》，《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第五版，“电报”。

[35]《帅座对美排日案谈话》，《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4月30日。同样内容参见大正十三年五月十一日《台湾民报》第2卷第8号《孙氏排日观》。4月25日《東京朝日新聞》据23日广东来电报道孙中山关于排日移民法的谈话，内容与此大致相同（藤井昇三：《孫文の研究—とくに民族主義理論の発展を中心として》，第218页）。只是其中以日本为亚细亚民族盟主谋求亚洲民族解放的说法，为其他报道所无。

[36]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5月18日。

[37]《江庸发表日美意见北京报界均守沉默》、《黎宋卿之日美意见》、《中国舆论对日同情》，《盛京时报》1924年4月24日，第二版，“中外要电”。

[38]《华人同情日本》，《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第五版，“电报”。

[39]《亚洲民族问题》，《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第五版，“电报”。

[40]《一種の人道的挑戰，唐紹儀氏の排日案批評》，《台湾日日新報》大正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第二版。

[41]《对岸盛行排日热》，《台湾日日新报》汉文版大正十二年六月五日，第六版。

[42]《孙氏与排日事》，《台湾日日新报》汉文版大正十二年四月一日，第五版，“电报”。

[43]《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第五版，“电报”。

[44]《日本限制华人入境》，《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5月13日，第六版，“中外要闻”；《日本排华问题》，《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5月22日，第八版，“中外要闻”；《日本取缔华人新苛例》，《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6月5日，第六版，“中外要闻”。

[45]《民国日报的人种偏见绝灭论》，《台湾民报》第2卷第10号，大正十三年六月十一日。

[46]《帅座对美排日案谈话》，《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4月30日。

[47]《盛京时报》1924年4月23日，第一版。

[48]《中国舆论对日同情》，《盛京时报》1924年4月24日，第二版，“中外要电”。

[49]引自《台湾民报》第2卷第12号，大正十三年八月一日。

[50]感谢石川祯浩教授指示。

[51]《亚细亚人当联盟对抗白人之横暴》，《台湾民报》第2卷第10号，大正十三年六月十一日。

[52]《由酣睡中大亚细亚的觉醒和白人侵掠的抗拒》，《台湾民报》第2卷第12号，大正十三年七月一日，第5—6页，“论说”。锡舟译自《日本及日本人》。

[53]《上海亚细亚问题的论潮》，《台湾民报》第2卷第17号，大正十三年九月十一日。

[54]《孙文亚洲复兴谈》，《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三年六月二日，第四版，“电报”，五月三十一日东京发。

[55]《李烈钧氏来朝说》，《台湾日日新报》大正十三年六月十五日，第二版，“电报”，六月十四日东京发。

[56]《加藤组阁之对华政策》，《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6月13日，第八版，“中外要闻”。

[57]《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7月10日，第七版。

[58]《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7月3日。

[59]《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6日。

[60]《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9日，第三版，“国内要闻”。

[61]《广东国民党致日本国民之忠告书》，《台湾民报》第2卷第15号，大正十三年八月十一日，“内外时事”。

[62]藤井昇三：《孫文の研究—とくに民族主義理論の発展を中心として》，第203—206页。

[63]1924年10月13日《致李烈钧电》，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0页。

[64]1924年11月8—11日李烈钧与日本各报记者的谈话，周元高、孟彭兴、舒颖云编：《李烈钧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550—552页。

[65]1924年11月22日晚上海专电，《晨报》1924年11月24日，第二版。

[66]戴天仇：《就日本的东洋政策而言》，《台湾民报》第3卷第11号，大正十四年四月十一日，第11—12页。

[67]陈德仁、安井三吉：《孫文と神戸》（補訂版），第244—258页。

[68]锡舟译：《对孙文的希望》（《大阪朝日新聞》社说），《台湾民报》第3卷第1号，大正十四年（1925）一月一日，第17页。

[69]《台湾民报》第3卷第11号，大正十四年四月十一日。该文后注：“这篇文章是戴先生批评日本的东洋政策的，原文载在《改造》三月号，因这篇论是很难得的好文字，故特转译在这里，以享读者。一郎附言。”一郎或为张一郎，出席过台北举办的孙中山悼念会，并演说孙中山的主张。

[70]《台湾民报》第3卷第1号，大正十四年一月一日，第15—16页。

[71]《孙氏排日观》，《台湾民报》第2卷第8号，大正十三年五月十一日，第7—8页，“时事短评”。

[72]《台湾民报》第2卷第9号，大正十三年六月一日。

[73]《亚细亚联盟说》，《台湾民报》第2卷第12号，大正十三年七月一日，第4页，“时事短评”。

[74]锡：《台人重大的使命》，《台湾民报》第2卷第14号，大正十三年八月一日，第1页。

[75]《台湾民报》第2卷第24号，大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76]立峰：《论日华亲善之必要》，《台湾民报》第3卷第5号，大正十四年二月十一日，第12页，“论坛”。

[77]《台湾有志开孙先生追悼会》，《台湾民报》第3卷第11号，大正十三年四月十一日，第5—6页。

[78]《台湾人不该哭孙先生的死吗》，《台湾民报》第3卷第11号，大正十四年四月十一日，第6页，“时事小言”。

第八章 解读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真意[1]

1924年孙中山北上绕道日本在神户发表大亚洲主义演讲，历来受到学术界尤其是中日学人的高度关注。围绕此事展开的研究，在资料的搜集、层面的拓展、认识的深入等方面，陆续取得显著的进展。可以说，通过前人的不断努力，各种相关材料大体已备。可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关于此事的看法观点，当时各方已经议论纷纷，后来研究者更是聚讼纷纭。例如孙中山北上的目的何在，为何会绕道日本北上、大亚洲主义演讲的主旨究竟何在、孙中山此番演讲的各方反应如何等等关键问题，尤其是如何解读孙中山演讲文本的真意，存在看似见仁见智，实则各执一偏的情形。这不禁令人怀疑后来的各种解读与孙中山的本意是否契合，进而反省如何才能真正了解演讲的旨意以及如何判断是否两相符合的层面程度，并在此基础上指陈演讲的当否和效用。

历史研究固然必须以材料为依据，但是如果不能恰当地比较运用材料，仍然无法重现史事本相与前人本意。特别是对于思想言论的研究，直面文本的解读方法只是猜来猜去，往往望文生义甚至断章取义，所指称与言说者的本意相去甚远，非将思想还原为历史，难以理解到得其所哉的程度。以后来外在的标准为尺度准绳的望文生义，固然是隔靴搔痒的门外文谈，即使依据一定方面的材料事实加以检讨，也难免陷入罗生门式的各说各话而不能贯通无碍。孙中山演讲的主旨、当时各方的理解以及后来的认识之间，存在不小的差距，凸显后人观念与前人本意及史事本相的差异隔膜。借鉴前贤以俱舍宗治俱舍学之法，应改变但凭己意直面文本的妄加揣度，从中日关系乃至世界格局变动的大势实情着眼，前后左右上下内外地通语境以解文本，继而从中日朝野以及亚洲各国的反应来考察其实际效应。如此，庶几可以回到历史现场，接近孙中山的本意，把握所指的意涵，多视角考察演讲产生政治与社会的反响。

第一节 思想的历史

所谓思想的历史，并非一般分科专门的思想史，而是用历史的办法研治历史上个人或群体的思想。历史上的人事，都是相互联系的单个具体，而且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特重政治伦理，所谓思想学说，均有具体的时空人事因素，少有形而上的抽象，研究此类对象，不能简单地直面文本，以免望文生义。必须将与之相联系的所有思维与行事的材料史实融会贯通，才能了解领悟具体文本。政治家的言论思想，更是常常出现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情形，令人难以捉摸。没有适当的办法，不易解读得当。

如何将思想还原为历史，近代几位学术大家提供了典型的范例。据蒙文通回忆，佛学大师欧阳渐研治俱舍学，三年不成，后来遇到沈曾植，沈告以应先治俱舍宗，欧阳渐闻言，茅塞顿开，仅三个月便解通领悟了俱舍学。此事可见，难懂的俱舍学的教义，可以借助俱舍宗的渊源流变来加以解读。也就是说，了解了前后左右的相关事实，语境清楚，才能领会把握文本的意思。

这一方法，对于理解中国古代典籍同样适用。陈寅恪《杨树达论语疏证序》称：

夫圣人之言，必有为而发，若不取事实以证之，则成无的之矢矣。圣言简奥，若不采意旨相同之语以参之，则为不解之谜矣。既广搜群籍，以参证圣言，其言之矛盾疑滞者，若不考订解释，折衷一是，则圣人之言行，终不可明矣。今先生汇集古籍中事实语言之与《论语》有关者，并间下己意，考订是非，解释疑滞，此司马君实、李仁甫长编考异之法，乃自来诂释《论语》者所未有，诚可为治经者辟一新途径，树一新楷模也。[2]

取事实证言论，搜群籍参圣言，考订解释以明言行，为阅读理解《论语》一类经典的重要方法，若非如此，前贤的言论文字很难解读至当。

沈曾植的领悟教义与陈寅恪的解读经典，相对而言，材料与事实简要得多。近代史料大幅度扩张，且时间相近而大都得以留存，关于同一史事的全过程和各层面，因为立场态度、远近亲疏、人品做派等等差异，出现大量的不同记载，有意无意之间，形成形形色色的罗生门现象。要想透过千差万别的记载把握前人本意和史事本相，必须比较不同的材料，逐渐近真并得其头绪。[3]

1924年11月，孙中山应邀北上，绕道日本，28日下午，在神户高等女学校出席由神户商业会议所、神户新闻社、神户又新日报社等五团体举办的演说会，并发表演讲。演讲从三点过开始，到四点半结束，总共历时不到一个半小时，其间还包括一开始神户商业会议所会长泷川仪作代表主办方的简短致词，以及最后神户商业会议所副会长西川庄三致闭幕词，又因语言不通，要由戴季陶全程担任传译，再加上听众情绪高涨，先后19次热烈鼓掌，因此内容不算太多，整理发表的记录文本，总共约6000字，大致包括下列几点：

其一，亚洲是最古文化的发祥地，长期具有很高的文化。近几百年来，亚洲各民族、国家渐渐萎靡衰落，受到逐渐强盛的欧洲各国的压制，同时造成亚洲复兴的起点。日本明治维新，废除不平等条约，成为亚洲头一个独立国家，随后又战胜沙俄帝国，成为近几百年亚洲民族战胜欧洲人的首例，对亚洲各国各民族影响极大，鼓动起脱离欧洲人的束缚、不做欧洲的殖民地、要做亚洲的主人翁的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亚洲各国先后发生独立运动，并相互联络。东亚最大的民族中国与日本，便是东亚独立运动的原动力。两国势必大联络，恢复亚洲从前的地位。

其二，美国学者以世界文化的正统自居，将有色人种兴起与白人为难的潮流乃至一切民族解放运动视为对世界文化的反叛，而以欧洲文化为人道正义的代表。实际上世界文化分为欧洲的霸道文化和亚洲的王道文化，近代欧洲的科学文化注重功利强权，道德日见退步。而亚洲文化通过仁义道德的感化使人怀德，比西方的道德高得多。概言之，大亚洲主义就是文化问题，就是东西方文化的比较和冲突问题。要以讲仁义道德的固有王道文化做大亚洲主义的好基础，进而学习欧洲的科学，振兴工业，改良武器。联合亚洲各民族，武力反抗欧洲强权，恢复亚洲民族的地位。

其三，欧洲人数少，亚洲人口众多，少数压迫多数，是反正义人道的行为。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和前景，是霸道服从王道，西方功利强权的文化，服从东方仁义道德的文化。俄国最近的新文化与东方的旧文化相吻合,主张王道，反对霸道，所以要和东方携手，和西方分家。提倡大亚洲主义的目的，是使亚洲受痛苦的民族能够抵抗欧洲强盛民族，为被压迫的民族打不平，将反叛霸道的文化，作为一切民众平等解放的文化。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洲的霸道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今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日本国民的详审慎择。[4]

关于此次演讲的内容，目前共找到五种文本，分别为《神戶又新日

報》1924年11月29日—12月1日所载《大亜細亜主義 孫文氏講演》；《大阪每日新聞》1924年12月3日—6日所载《大アジア主義 神戸高女にて 戴天仇氏通訳》；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2月8日所载《孙先生“大亚细亚主义”演说辞》；《改造》1925年1月号所载《大亜細亜主義の意義と日支親善の唯一策》以及黄昌谷编《孙中山先生由上海过日本之言论》（广州，民智书局1925年3月初版）收录的“大亚洲主义”。

这些文本的文字不一，出处各异，发表的时间先后有别，有的是现场笔录，有的经过当事者事后的整理，因而内容间有不同。由此引发后来学人的不少争议。例如，关于演讲最后一段提出日本民族“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是当时讲演所固有，还是孙中山定稿时增补后再发表于1924年12月8日上海《民国日报》，众说不一。安井三吉通过比较五种文本，认为后来增补的可能性很大；而藤井昇三则认为可能性很小。[5]此外，关于孙中山北上为何转道日本；以“大亚洲主义”为讲题，在孙中山是主动还是被动；演讲的目的究竟何在；演讲的效果如何；时人及后人对于演讲的反应和评价等等问题，也颇多争议。[6]

这种情况表明，即使找到所有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文本作为判断的依据，要想恰当贴切地解读孙中山的本意，仍然存在相当的困难，并非如一般所谓掌握第一手直接材料就能够铁证如山。傅斯年所定整理材料与事实的原则：“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以及对待材料存而不补，处置材料证而不疏，“材料之内使他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等等，[7]似乎也无能为力。面对千差万别的各种直接证据，如果不能贯通无碍，后来人势必雾里看花，各说各话。

第二节 搜群籍以参圣言

大亚洲主义讲词只有六千言，面对的听众又主要是日本民众，五种不同文本的差异，一定程度上与记录修订者的身份不同有关。不过，虽然文本各异，演讲却只有一次，对于同样的讲词，听者的感受理解侧重各有不同，即便排除主观故意的好恶取舍，所记也会因人而异。单纯比较同题异文，显然无法完全接近孙中山的本意，甚至不知孙中山所说究竟何意。正所谓“圣言简奥，若不采意旨相同之语以参之，则为不解之谜矣”。而意旨相同之语，首先就是孙中山自己及其身边人在此前后面对不同的场合对象的言论文字。

解读大亚洲主义演讲，首先要注意孙中山对日主张的整体性，兼顾各方面，不宜仅就其中一面立论，以免以偏概全。1925年2月1日，孙中山告诉戴季陶：

我对日本问题有三个最少限度的主张：一是日本须放弃日本与中国所缔结一切不平等条约；二是须使朝鲜、台湾两民族实现最少限度的自治；三是日本对苏联应该不反对其政策，并不阻止苏联与台湾及朝鲜的接触。[8]

此说大体可以概括孙中山这一时期对日态度和政策的主旨。

其次，要注意孙中山对日言论行事的连贯性，不宜仅就特定时空条件的一时一点判断揣测。就孙中山本人在此前后相关的言论文字而言，虽然略有分别，主旨却一以贯之。11月23日，船抵长崎，孙中山在轮船上通过戴季陶会见当地新闻记者时说：“余以日本之维新为第一步，以中国之革命为第二步。因此我感到俄国的革命与民国的革命是一样的，故在此意义上劳农俄国和中华民国可得一致，然而日本之国民不将日本之维新与民国之革命视作同一（意义），想必乃系谬误。”这段话经过修订整理，表述为：

日本维新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中国革命是日本维新的第二步。中国革命同日本维新实在是一个意义。可惜日本人维新之后得了强盛，反忘却了中国革命之失败，所以中日感情日趋疏远，近来俄国革命成功，还不忘中国革命之失败，所以中国国民同俄国国民，因革命之奋斗，日加亲善。[9]

在与前来迎接的日本议员西冈竹次郎谈话时又表示：“惟有亚洲民族联合起来，排除欧美的压迫，才能解决中国目前的问题。”“日本只有成为亚洲民族联盟之首，才能同欧美抗衡。反之，若不竭力联合全体亚洲，以求亚洲独立，则不能摆脱欧美之压迫和羁绊。”“目前日本虽处于财政困乏之状，但早日承认工农新国，有利于改善国际关系，实属诸急务的燃眉之急，所以希望阁下同日本身居高位的代议士们相商，鼓励政府早日承认俄国。”[10]

当天孙中山接见中国留日学生代表并发表演说，同样强调对外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打破列强的侵略，收回海关、租界和领事裁判权。中国内乱不已的原因之一，就是列强侵略，吞并不成，改为瓜分，瓜分无力，又主张共管。从欧战中恢复元气的俄国，革命之后主张公道，帮助世界弱小民族，未受欧战之害的美、日两国，对外政策不同。中国应利用民气发达之利，争取日本帮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中日亲善，经济同盟，获得无穷大利。[11]

次日，舟抵神户，在船上对登轮谒见的日本新闻记者发表谈话，强调中国“所以不能统一的原因，并不是由于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完全是由于外国人的力量”。在华外国人“总是利用那些条约来扰乱中国，不许中国统一”。并且特别指出：“我们中国此刻能不能够废除那些条约，关键不在别国人，完全在日本的国民能不能够表同情。”日本应推己及人，放远眼光，带头帮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虽然会因此而损失一些眼前小利，但是“可以得中国的人心……以后的大权利，便可无限量”[12]。又与日本国会议员西冈竹次郎进一步交谈，指现在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亚洲民族之联合”，“排除欧美人之压迫”，而“首先必须解决中国目前之问题”。“故将来日本欲成亚洲联盟之霸者，以对抗欧美，则应努力团结亚洲全体以图亚洲之独立，摆脱欧洲压迫之羁绊。日本也应如法国尽速承认俄国工农政府。”[13]

11月25日，在神户东方旅馆接待来访的东亚被压迫民族代表，谓：“东亚民族处此帝国主义压迫之下，必须团结一致。”[14]同日出席日本各埠国民党人联合举行的欢迎会并演说道：“要以后真是和平统一，还是要军阀绝种；要军阀绝种，便要打破串通军阀来作恶的帝国主义；要打破帝国主义，必须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我这次到北京去的任务，就是要废除中外不平等的条约。”[15]先后接见日本各界来访人士如头山满、望月小太郎、萱野长知、古岛一雄、高见之道等，讲话大意谓处现世各种民族竞争之际，中、日两国国民非亲善不可，想要中、日亲善，日本国民应先帮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孙中山反复申明此旨，并一面索阅日本各地报纸，以观该国舆论的意向。[16]所以当天路透社神户电称：“孙中山语报界代表，谓近今中国内战，多由于外国妄施势力，例如不公允之条约，使外人得在华施行不正当之行动，利用军阀之一部分为其傀儡。此种条约之取销，端赖日本之态度。”[17]

11月25日、26日，在神户与日本《中外商业新报》特派记者高木谈反对帝国主义、国民会议及中日亲善等问题，表示：“不驱除列强对中国的压迫，中国的军阀将永不可能根绝。因此我们今天应奉为口号的是：对外打破帝国主义，对内打破军阀，这是我们的主张。”“我认为两国全体国民应当为了东洋民族，广而言之，应为全世界被压迫之民族，携起手来争取国际的平等。离开这个目的而谈论两国的友好乃是错误的。因此我深信，日本国民如不改变视日本为列强之一的观念，将无法产生对于真正的中日友好的思想。”[18]

在大亚洲主义演讲之后，孙中山途经各地又作一系列的演讲、谈话，一以贯之地贯彻了大亚洲主义演讲的主旨。当天下午与大阪《英字新闻》记者谈话，指在华的英国人老在中国制造麻烦，被压迫的中国人正在仔细考虑对英国的全面抵制。“美国和其它国家，日本也不例外，都效法英国立下的恶例。如果日本特别要和她的邻国达成真正的友善关系的话，她就应当像俄国和德国已经做到的那样，归还所有从中国拿去的东西。”有了日本的真诚帮助，中国很快就能摆脱治外法权。并告诫日本不要盲目追随英国政府的政策。[19]

当晚出席神户各团体的欢迎晚宴，即席演说道：“照中国同日本的关系说，无论讲到那一方面，两国国民都是应该要携手，协力进行。”中国革命久未成功，原因在列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欧战德国战败，废除了那种条约，俄国则在革命之后很主张公道，知道那种条约太不平等，对于中国太不讲道理，也予以废除。“若是日本真有意来和中国亲善，便要先帮助中国废除不平等的条约，争回主人的地位。”[20]

11月29日，英国驻大阪《告知报》记者来访，问及对日本占据中国东三省领土的看法，孙中山认为，恢复中国的独立运动，现时以两点为限：一为废除治外法权，一为收回海关。至于日本在东三省的地位，与香港、澳门相同，目下并不要求归还。这并非意味日本地位应与他国不同，而是希望列强应与苏联相同,归还中国之主权而已。武化的德国，以全世界之力始征服之。若中国变成武化，则无异出现八个德国。今世人竞言和平，然中国事若不解决，世界决无和平可言。倘若列强愿意学习俄国解放中国，则世界和平可致，否则不能。[21]这次谈话的另一版本为：

日本方面报导说，我目前承认日本在旅大的租界现状，这完全是对的。但这并不是要把日本和列国分别对待。我认为当前必须迫切解决的问题，是废除治外法权和收回关税自主权这两个问题。旅顺、大连和香港、澳门处在同样的地位，现在我未要求列强立即归还它们。有人说：旅大租界地不是和上海、汉口、天津等的租界一样吗？但我目前还没有考虑收回租界的问题。我首先要求的是恢复关税自主权和废除治外法权这两个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两个问题，中国就不能成为国家，也不能摆脱次殖民地的地位。[22]

12月1日船抵门司，回答登船采访的新闻记者的提问，孙中山解释来日的目的：“我所发表的主张，最重要之一点，就是在求日本援助中国。废除中国向外国所立的一些不平等条约。我们中国此刻所受不平等条约的痛苦，在日本三十年以前，也是曾经受过了的，后来日本同欧美各国奋斗，才除去那种痛苦。我现在希望你们日本，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扩充痛定思痛的同情心，援助我们中国来奋斗。”进而表示：

中国一日没有完全独立，我便一日不情愿做总统。要中国完全独立之后，我才可以承认国民的希望。照中国现在大多数的国民希望，要我做大总统，大概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中国现在是做十几国的殖民地，有十几国的主人，我们是十几国的奴隶。如果我是做大总统，在政府之中，身当其冲，天天和十几个主人来往，便随时随地要和主人冲突。中国现在的地位，不能够和主人有冲突，所以我现在不能够做大总统。我先要处于国民的地位，同各国再交涉，废除从前不平等的条约，脱离奴隶的地位，到那个时候，才再可以同国民说，做他们的大总统。……如果北方有胆量，能够赞成南方的主张，废除那些不平等的条约，于中国前途有大利益，南北才可以调和。若是北方没有这个胆量来赞成南方的主张，中国不能够脱离奴隶的地位，就是南北一时调和，于中国前途，只有害而无利。南北又何必要调和，何必要统一？[23]

归途孙中山又致电梅屋庄吉、涩泽荣一，感谢日本各界盛意招待，盼共同为亚洲民族复兴和中日经济联系协力奋斗。[24]12月3日，船行至山东半岛附近时，孙中山一生最后一次挥毫写了“亚细亚复兴会”六个字，签名之后，送给山田纯三郎。[25]由此可见，孙中山此行的目的与他在大亚洲主义演讲中所宣称的基本一致。

从孙中山身边及周围人物的相关言论看，也可以印证孙中山的基本态度和主张。11月28日演讲前，孙中山先在神户高等女学校向约一千名女学生简短讲话道：“贵国的昌盛起因于距今六十年前的维新改革。中国今日的革命即相当于日本的明治维新。东洋的和平将根据这个维新的完成和两国的合作而确保。即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中日两国应当共同祝福之事，故望日本同情我中国之革命。”接着讲话的宋庆龄也呼吁：“东方和西方的妇女，为改造世界而联合起来！联合起来要求普遍裁军，废除歧视政策，废除不平等条约。”“我希望中国和日本的妇女，争取实现那个人类不为动物本能所支配，而由理性所指导的日子。”[26]

随后孙中山首先在临时增设的第二会场与听讲者见面，神户商业会议所会长泷川仪作代表主办方致词：“欧洲大战已经结束，根据凡尔赛条约，世界现已走向和平。而东亚的和平将根据（日本与）中华民国缔结完全对等的同盟加以解决。中日两国在感情上一天比一天亲善。中国的内乱今后也将根据超越人类的孙阁下以及与孙阁下意见相同的各位人士的英明决断，予以解决。东洋的和平即世界上人类和平的确立，时机已经到来，解决的钥匙在孙阁下手中。我代表日本国民向孙阁下致以最崇高的敬意！”[27]

12月4日，会见来访的日本驻天津记者藤泽、山内、江崎、西村、岛田等人，孙中山首先表示深谢日本上下官民的热诚欢迎，接着由戴季陶以国民党宣传部长身份发表六条时局意见。其中关于孙中山的任务部分与大亚洲主义演讲内容有关的各条为：（一）孙氏对列强之态度。自鸦片战争以来，世界列强对中国，纯取强压的态度，英法联军侵略中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团匪事件以至日俄战争，九十余年来，连续而起。时局今日，情势非昔，然除俄国以外，各国仍持以前之态度，此今日之急图也。（三）废督裁兵之办法。国内问题，军阀操政治之大权，国际问题，帝国主义肆行跋扈，今后中国应驱除列强之压迫，使军阀永久绝灭，故对外当打破帝国主义，对内打倒军阀之主义。（六）中日亲善。中日亲善应先认定确实之目的，努力谋亲善之实现，故两国国民应全体携手，谋东亚民族之发展，即为世界被压迫民族谋发展，求国际的平等。日本国民应根本铲除日本为世界列强之一之观念，则中日亲善方实现。（七）孙氏自身之任务。中山自己之第一任务，对内谋国家之统一，对外完成国家之独立，实现中华民国国际的平等。本人为国民之代表，今后继续努力奋斗向国家独立之途上做去，至国家政权则绝不操取云。[28]

随同孙中山访日的戴季陶，担任大亚洲主义演讲的口译，并多次为孙中山与各地各界日本人士会谈作翻译，又是孙中山的亲信和国民党宣传部门的主管。作为国民党内知日派的要角，对于孙中山的对日态度和决策具有较深的体察，对于国民党的对日态度和决策具有全面的把握。针对有人指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是故意示好日本的说法，他在日本的《改造》杂志1925年3月号发表论文《就日本的东洋政策而言》，进一步解释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主旨，尤其是说明为何要以日本国民为诉求对象，指出：孙中山演讲大亚洲主义绝非投日本人所好，“孙先生全是虑近代的国家的民族的道德的衰沉，慨近代的政治哲学的不大进步，故高唱了东洋古代的政治哲学—尤其是孔孟的政治哲学的真义的”。

本来东方各国国民应以最发达的日本为中心，团结起来全力抵抗英美的东方政策。但是，日本合并朝鲜以及对华错误政策，使得东方各国与日本恩断义绝。日本若不抛弃帝国主义，明白地表示愿为东方诸国民之友，就不能得到东方各国国民的信任，也就不能以日本为中心实现东方民族的大同团结。只有取孟子以大事小之道，不再恃强凌弱，对外援助中国国民的国家独立运动，宣言抛弃“二十一条”，建立中日两国对等的关系，构筑同盟的基础，对内抛弃殖民统治方针，实行民族平等，尊重朝鲜、台湾以及南洋诸岛各民族的自由、自治，并从速与俄国复交，与俄、德签订自由合意条约，改变日本的国际孤立地位。尤其是必须对内抛弃帝国主义殖民政策，作为对外自由平等的国际信义的基础。[29]

国民党的其他要人也有类似言论。12月15日，有记者访长期追随孙中山的北伐右翼总指挥卢师谛，叩以孙中山对内对外的真正态度，卢答称：

中山为东亚民族地位计，在数年前已力主中日宜亲善。兹者鉴于两国间已由国际纠纷，而渐入于双方民众之仇视，故毅然决然于列国对华垂涎中，赴日以倡大亚细亚主义，而期掀动日本国民洞察唇亡齿寒之利害，使其民众纠正其政府对华措施之不当，而完成中日亲善，以进图亚细亚民族之健全。[30]

第三节 取事实以证言论

听其言观其行，本意是不但要看如何说，更要看如何做。也就是说，一个人应该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不要说一套做一套。而在历史研究中，解读历史人物的言论当与了解其行事相辅相成，不是用后来的行动验证先前的言论，而是由掌握相关行事来把握其思想意旨，也可以说是观其行以察其言。此节于研究中国思想史尤为重要。必须多层面了解相关的时、空、人、事等多种因素，才能具体领悟把握言论思想的主旨真意。

关于此次北上为何绕道日本，孙中山始终声称两方面因素，一是由沪至津的交通梗阻，一是重游旧地看望故友。实际上，船位已满不是问题，绕道日本会见故友也不过掩人耳目的说辞，其主要目的是利用美国实行排日法案后日本民众反对欧美的情绪，宣传其大亚洲主义的主张，向坚持对欧美妥协对东亚强硬的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日本政府改弦易辙，和苏俄一道，支持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平统一，最终实现世界和平。一些当时人及后来者不能了解事情的前后渊源，笼统地指孙中山对日本抱有幻想，很大程度上有违于孙中山的初衷本意。

美国实行排日法案之后，鉴于日本举国上下异常高涨的反美和反对白种的情绪，以及1924年6月以后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士赞同亚细亚联盟的主张，本来对日本坚持其压迫亚洲弱小国家民族的立场强烈不满的孙中山态度有所松动，派李烈钧赴日活动，希望争取日本政府赞成其亚洲民族团结的主张。

不料，李烈钧等人受到日本政府的冷遇。遭受排日法案风潮冲击的日本政府，显然并不打算顺从亚洲各国人民的意愿，改弦更张。明治以来日本的富强之道，维新固然建立基础，侵略扩张和殖民掠夺，更是实现的捷径。其争取强权的凭借，并不是联合亚洲各国，而是通过侵吞周边国家来扩张增强自己的实力。所谓脱亚入欧，实际上是侵亚入欧。借由侵亚而强盛的日本政府，毫无放弃既定国策的意向。李烈钧等人的赴日计划，本来侧重于争取当朝执政，时局不利，难以实现使命，迁延了两个半月之久，9月底局势稍有松动，才勉强成行。即便如此，李烈钧在东京与加藤内阁成员以及其他朝野党政军财界人士的联系，反应也相当冷淡。[31]仅仅10天，李烈钧就打算放弃计划回国。孙中山则希望其坚持：

兄为派驻日本联络彼中朝野之士，为发起亚洲大同盟以抵抗白种之侵略而往，为久驻日本，宣传此旨之任务。今忽有回命之请，想彼政府胆小如鼷，不敢接纳吾人之大亚洲主义。果尔，则兄万不宜自行离日，当久驻而为积极之宣传，必待日本政府有明令下逐客而后行，方足揭破日本之真面目。[32]

在孙中山的指令下，李烈钧调整方针，连续向记者公开表示对日本政府和各政党高层的不满，指其“漠视国民精神、迷信帝国主义之人仍然不在少数也”。“日本深欲与英、美接近，此等政策，不仅在日本为不利之事，且为到底不能实现之事。”“目下最紧要之问题，则为中、日、俄之亲善与提携。余此次来日，完全基于此项目的而来，意欲先与兄弟之国，即俄国与日本相互联络提携。此中、日、俄三国提携如能成功，则东洋同盟或亚细亚联盟之基础成立，扩而充之，以至于左右世界之大势，决非梦想。”并坦率指出，三国联盟要以中国为中心，而中国则要发扬民众政治，“今后中日亲善，不能不由两国国民之相互提携”。希望30年之内实现这一目标。[33]

鉴于日本国内民间出现一些反省声音，而日本政府则顽固坚持侵略亚洲的立场，孙中山采取相应对策，在公开场合将主要诉求对象转到日本国民方面，希望通过日本国民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转到与亚洲各国联盟反对欧美列强的立场。这也是他在不利的局势之下，仍然取道日本北上的初衷，以及在神户所作大亚洲主义演讲的主旨。

11月18日，回到上海的李烈钧谒见孙中山，后者告以“芝泉约余赴北京，现正待启行，而诸友意见不一，君谓余当如何？”李烈钧答称：“日本老友甚多，如头山满、犬养毅、白浪滔天、床次竹二郎诸人者，皆彼国之贤达，与总理夙相契厚者，倘过日本晤谈，获益必大。”“总理乃定取道日本之计。”[34]同日孙中山致电日本记者泽村幸夫，告以：

余此次访问日本，意在赴天津会议之前，先访问在日本之旧友知己，率直交换意见。现今之中国正遭遇即将迈上统一路途之重大时机。究将如何达成此一目的？乃识者必须加以深思考虑之事。今者，中国之问题已非单纯中国一国之问题，实际已成为世界问题而受到重视。余对此一时局深深痛感。无论如何，如不与日本提携合作，则决不可能解决。而此种说法，更不可仅仅成为外交辞令中之中日提携合作。中日两国国民必须在真正了解之下救中国，确立东亚之和平；同时巩固黄色人种之团结，藉以对抗列强不法之压迫。余尚未考虑要求“二十一条”条约之废除与旅顺、大连之收回。余尚有具体之方案。[35]

第二天，孙中山又向《大阪朝日新聞》特派员透露访日的目的：“今日中国的问题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问题的中心，不可能只由中国本身来解决。尤其鉴于中日两国的关系，今日中国的改革问题，无论如何取得日本的完全谅解是至关重要的，这正是我去天津途中决定先途日本的原因。”北上是为了召集国民会议，讨论对内对外问题，对外方面，在免除帝国主义压迫的同时，期望保全国家主权，为此必须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各种自主权。即无论如何也要坚决以国民之力为主，谋求国内统一制度的改革，同时对外恢复国家主权，成为自主独立的国家。[36]

孙中山发出的各种信息表明，此番赴日的直接诉求对象是“旧友知己”、“彼邦名士”、“朝野贤达”，看似并未将日本政府及当权官员排除在外，实际上主要是与在野人士和各界民众接触。这也是国民党对日政策的基本立场。1924年8月9日，国民党发布《本党忠告日本国民书》，抨击日本取缔华工，认为美国排日，施诸不同种不同文之国，日本则专以相同政策施诸同种同文之中国，凌轹同种，豆萁相煎，较异种为尤烈。所唱亚洲人种大团结，别有用心，决无诚意。[37]“中日两国为同文同种，理有团结亲善之精神，其实日本之对中国全无诚意，例如对待中国之劳动者，加以暴民取缔，吾人不能无疑之。日人受美国禁止移民，朝野反对，夫己所不欲，何施于人，愿我亲爱之日本国民一致鞭挞政府，俾有以觉醒之也。”[38]呼吁日本国民把握东亚大势之转机，向政府施压。

据同行的宋庆龄回忆：“那时，日本人对美国国会通过的移民法案还在感到痛心—这个法案撕毁了过去的协定，不准日本人和其他亚洲人民移居美国。孙中山在好几个大会上讲了话。在这些会上，我看到听众中有许多人为美国政府加在他们头上的耻辱而悲愤下泪。孙中山对他们阐释中国革命，呼吁他们和一切亚洲人民团结起来努力打倒帝国主义和它所滋长的骄横暴戾，维护亚洲人民的光荣、国家独立和种族平等。”[39]

当然，鼓动民众和联络在野有力人士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迫使日本政府改变态度，唯有如此，才能促使日本帮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所以孙中山仍然希望对当局者发生影响。11月23日，他致电涩泽荣一，告以此次绕道日本，“愿与诸贤恳谈东亚之大局，阁下如能光临神户，幸甚。并望向朝野贤达广为传布”。[40]只是由于日本政府的冷淡，孙中山此行的日程安排，并未与日本政府及其官员直接接触。

回国后，孙中山继续坚持其大亚洲主义的主张。12月5日，日本记者来访，问及亚细亚民族之结合与废约关系等问题，孙中山答称：“亚细亚民族不可不排除不道理之欧美人势力，盖是项势力一经排除，则中国问题自然解决。日本表面上似不受欧美势力之压迫，其实亦与中国同样，明治维新后，由锁国解放，吸收欧美之文化，反陷于欧美祸。日本自日俄战争及欧洲大战以来，思想上跟外交上、经济上，亦莫不追随欧美，对于本乡本土之亚细亚，反度外视之。且由轻蔑之结果，至与中国发生疏隔。过去无论矣，以后尚望日本速归于亚细亚主义，而尤以承认俄国为其第一步。”[41]“今之日本，虽转于三大强国或五大强国目之中，然其思想方面尽步欧美人之后尘，而于亚细亚之真精神反弃之如遗。为日本计，现在应急图还东亚民族之真光，而最要者，首应承认苏俄联邦共和国。”[42]

12月7日，孙中山发表重要宣言，宣称国民革命的目的是谋国家的自由与独立，为此，“则毒恶相等之军阀与帝国主义，必被毁灭而无疑”。应对目前时局的最小纲领，“当提出对外政治之主要条件，即帝国主义、列强加诸中国之不平等条件与协定，以及陷中国于经济奴仆地位之各种契约，应即废除。至对内政治，应分清中央政府与省政府之权限，并建设地方自治政府之基础”[43]。

其时《京报》函托汪精卫撰述稿件，谈论孙中山对外交、内政问题的态度，并以问答形式发表：

问：中山先生对于时局之宣言，以运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为第一义，此次在神户演讲，亦集中此点，夫内政不修明，外交何能得胜利？今主张如此，得毋舍本逐末，移急就缓欤？

答：内政不修明，外交不能得胜利，自是颠扑不破之论，但中国现在外力割宰之下，若不集中国民精力，以求冲破此境遇，则了无修明内政之可能。举例言之，今日中国处于经济落后之地位，民穷财尽，至于极点。欲求改进，非发展实业不可。然关税权在外人掌握，中国人之实业，在国内且不能与外人竞争，遑云国际。在此种状况之下，而言发展实业，无异絷人之手足，而与之言体操。即此一端，已可证明中国今日非解脱外力之束缚，则百事皆无可言。故我欲为内政修明，下一解释：凡能明了中国在世界上之地位，而力求自拔者，始可为贤明之政治家。否则枝枝节节而为之，终于无当而已。

问：以极弱之中国，而冒昧倡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之说，得毋触各国之忌，而被以布尔萨维克（日人译过激主义）之罪名耶？

答：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是国民革命之必要手段，与所谓过激主义，风马牛不相及。日本、暹罗、土耳其皆尝于此努力，亦皆得有所成就，安得遽以布尔萨维克之名词相加。至于触各国之忌，固意中事，然亦未必尽然。证之此次中山先生在神户演讲，要求日本国民援助中国运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大得日本国民之同情。可知今日无论何国家，其国民皆有帝国主义者与反帝国主义者两派，不能听帝国主义者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也。[44]

这也可以视为孙中山政治宣言的正式解释。

第四节 一面之词与四面看山

孙中山的一贯言行及其身边人士的说法，大体显现大亚洲主义演讲的意涵其实并不难懂，之所以出现取向各异的各种解释和说法，主要是因为当时相关各方就从各自的立场角度加以说明推测，使得本来不太复杂的文本出现多种可能的指向，后来的研究者又没有充分注意材料出处的具体时空人事背景，将不同的说法等同于全部或部分的事实，没有将所有材料贯通无碍，导致罗生门现象进一步放大。

孙中山北上及绕道访日，搅动了错综复杂、波谲云诡的国内外局势，引起各方面相歧相异甚至相左相悖的反应，各方势力以各自的立场、利益为出发点，加以报道评论，各种揣测、推断甚至谣言纷至沓来。必须将所有材料与事实呈现，比较近真且得其头绪，不能轻率简单地加以判断，以免武断或片面偏颇。当时人的认识不等于事实，当事人的真实说法也不过一面之词。惟有远近高低，四面看山，才能避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尴尬。

《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12月2日刊载长篇报道《孙文抵日之情形及其赴日之内幕》，该报与陈炯明的关系紧密，但对国民党内部的情形了解较多，大体从负面囊括了围绕孙中山访日出现的各种信息，最能体现这种真假难辨、扑朔迷离的情形：

孙文此次北上，间道赴日本，在孙氏本身之自信希望固甚大，然究其实在原因若何，不特外间知者甚鲜，即孙氏自身亦如堕五里雾中。兹得外交方面消息，闻系关于段祺瑞未入京执政以前，段口口声声关于北京政局，须俟孙文北来与商，故孙氏党徒，大唱北上建国，大总统一席，非孙莫属。讵根据事实，孙氏治粤两年，尚不能得乡人欢迎，而北方与孙文无历史上之关系，孙北上然后进行一切，虽三尺之童，亦必不相信。当孙抵沪时，有人在孙前讽称某国欢迎孙氏赴日，关于大借欵，当能予以援助，孙因此马上就要跑到扶桑三岛，其实京事尚部署未妥。

段未入京以前，某国方面，闻孙文不召而来，抵上海后，若任从他到津，参加天津会议，彼素来长于破坏，到会必致捣乱，孰若设计使他避席赴日，俾段从容入京，办理近畿善后，较为直捷了当。故孙文朝由沪下船赴日，段即夕由津入京执政，此中大有机窍。彼背后牵线配置剧本角式的能手，恐著名编剧大家葛莱夫氏，亦居其后也。孙文抵神户，即接电报谓段祺瑞已抵京，冯玉祥辞职出洋，孙文即知上了他人的当，遂不得已通电贺段入京执政，以自行掩饰。至所谓某国人欢迎孙到日京商量借款一事，不特是水月镜花，即连影子都绝无所见。孙文抵神户，又不特不得日政府欢迎，并加派警察严重监视其行动，名为在孙文身边警戒，实则不欲孙文及其党徒居留日本活动。

廿九日香港日文报接到东京廿七日电云：孙文抵神户后，留日中国人对孙颇多反感，日本警察因在孙身旁严重警戒。廿八日孙文召人听演讲，演题为“大亚细亚”云云。按日本人对孙有两种感想：（一）孙文之赤化思想，不利于日政府；（二）留日华侨，深虑一般青年人受孙文之催眠术，万一对日本发生恶感，大不利于华侨。日政府根据以上两种原因，故对于孙文抵日，不敢以中国官礼待之，只视孙为无责任的平民游日，孙因此大为不满，骂李烈钧受某国人愚弄，诱孙来日，不得已要其通电称孙文在神户大演说，听者五千人等语，以表示日人对孙之热烈。

又广州某外报亦云：孙文抵日本后，行动如何，政府当事者，并无电报消息，日人在粤，甚为遗憾云云。查日人对孙向有可远不可近之语，孙此次乘“春洋丸”赴沪，购一等位搭客为之减少，因恐有意外也。某外报因又有《损一船》之一段新闻纪载，谓孙文乘“春洋丸”赴沪，该船长非常危惧，预备牺牲此一船云若何，即此均足见日人对孙之感想若何。孙今日在神户，大为扫兴，故有匆匆赴津之说，将来抵津入京，恐亦无甚结果。

统观上述，可知孙以六十老衰，仆仆长途，仍不外供人傀儡。记者请更简直言之，此次奉直战争，背后实皆有外人为之扯线，即就奉方面论，其背后扯线人即为张作霖向受支配之某国，此次段张合作，即某国人撮合之力居多。日前某通信社东京电：“据东京人士之一般观察，段合肥氏若果出就总理之职，而摄行总统职权时，当首开各省代表会议，而图实行其联省自治政策。且当此财政困难之时，或须对外募集善后借款，以济急需。而其先时当寺内内阁时所成立之西原借款、电话借款等等，此际纵不能偿还其本利，亦当有整理之希望。又日本若遇段氏为实行其联省自治计画，而至仰给其经费于外债时，亦不惜与以援助，藉谋奠安中国之时局云。”又电：“昨日上院议员，曾往访□国外务当局，叩其对于中国时局意见，得其答复如次：段氏虽终不免于出面收拾时局，但亦必审慎属详，须至万不获已时而后出此，当决不如外间所传之冒昧从事也。且现时段氏手无一兵一卒，若贸然出而肩任艰钜，恐不免为冯氏所操纵，此固为段氏及其左右所深虑者。而奉张此次自恃其功，进兵京畿，以制冯氏，亦未可知。果尔，则今后北京政局，殊未易乐观，而段对此自更不得不深加审慎其出处矣。”此虽段氏未入京以前情形，然段所以徘徊瞻顾之原因，及奉张进兵近畿以制冯玉祥之二点，均已明白揭出。

至孙党亦自有其作战计划，盖孙党现分旧国民党系与共产系之二派，该二派欲利用基督将军冯玉祥一派之新势力拥孙文上场，其基本观念虽同，然实际上亦同中有异。旧国民党派欲利用冯玉祥势力以制张、段，举孙为大总统，实行所谓建国方略，但对张、段仍取妥协主义，不主根本推翻，其最低限度，即打销张、段对孙之有力反动。日前迭派张继、徐谦入京，及孙科之逗留天津，即同向此一路活动。共产派则欲乘此制造机会，实行宣布共产。日前王正廷忽于百忙中提起中俄会议，闻即别有作用。又日前某通讯社谓：“有人运动将乘天津会议机会，谋在中国设立苏俄之委员制度，现内阁中部分国民党之有力者与加拉罕之间，正在努力进行，有所企图云。”此中草蛇灰线，尤足注意。按《向导》周报（陈独秀办）第九十一期《欢迎孙中山先生离粤来沪》一篇有云：“至于何时北上或是否必须北上，（指孙氏）应俟体察情形再为决定，因为现在京津的形势，段、张、冯三大军阀已由暗斗而入于明争之期，奉张拨十万大军进驻津浦一带以后，凶焰万丈，目无余子，势危力孤的冯玉祥派为势所迫，主张略趋新异，（该报附注：如欢迎中山处置清室委员制等）已为段、张不喜，冯在中枢之地位，业已发生问题，此后冯、张是否决裂，而至于再战，尚不可知□云云。即此足见孙氏之入京与否，实与冯玉祥一派有密切关系，而孙党欲利用冯派之一致心理，亦已曲曲写出。

孙抵沪后何以又忽赴日，此层上文已约略言之，盖孙党知段、张结合，其枢纽在某国人，尤于大借债有关，故怂恿孙往一行。孙在粤时逆料将来无论何人收拾时局，皆须首先解决钱的问题，即首先解决债的问题，故特派李烈钧赴日有所运动，亦实早下此一着棋，意以为经孙亲自出马，掉三寸不朽舌，为有力的宣传，当必大有可观。初不料扯线于其后者（某国人）早已布下天罗地网，任你打一百个大筋斗，终跳不出圈套去也。[45]

所谓某国人，当指日本人，陈炯明与英国的关系较近，这也使得后者在孙、陈冲突中偏袒陈一边。孙中山争取日本，打破列强在华地位，首当其冲的就是老牌帝国英国。孙中山本想乘美国实行排日法案，将日本拉回到东亚和亚洲的立场，共同反对欧美的殖民侵略，实现亚洲民族的复兴。日本官方未予响应，在野人士和工商界等则另有所图。孙中山希望日本支持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日本在野和工商界人士则欲借此平息中国的反日情绪和抵制日货风潮。

中共及苏俄顾问起初对孙中山北上不以为然，认为会导致与北洋派系合作，与日本亲善。而列强反对孙中山北上，主要是担心其宣传过激主义和赤化，尤其是对废除不平等条约危及列强在华利益强烈不满。北方的段祺瑞、张作霖欲与孙联合倒直，解决国家问题，但反对亲共联俄赤化，并公开承认不平等条约。

由于各方利益的错综复杂，对于孙中山访日及其大亚洲主义演讲的反应从一开始就呈现五花八门的各自表述。解读和反应的取向，大致反映了各自的立场和利益，可是理解反应的意思，却是大相径庭。大体而言，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民众的解读反应较为一致且积极，而包括列强、党派在内的各种政治势力的解读反应则相异甚至相反。

日本媒体对于孙中山访日及其大亚洲主义演讲的反应不仅各异，而且复杂。不同媒体的态度有所不同，同一媒体的言论也不尽一致。11月24日孙中山抵神户时，《大阪每日新聞》发表社说《孫文氏来る 吾等の苦言》：“孙氏之访日，必与今后段、张、冯诸人之会议有重大关系”，“此乃段祺瑞向来与日本关系颇有友好之故也”。虽然对孙中山“内图击溃军阀”、“外图建设独立自由之国家”的理想表示敬意，却认为“孙氏在广东一省尚且不能实现其理想，其在全国又谈何容易？”尤其是孙“对工农制度之憧憬”，“不仅使列国狼狈，也使民国越发陷入混乱，最终招致无法收拾之纠纷”。“吾等于此不得不先警告孙先生关于急进主义与露骨的排外主义之危险。”并责备其“玩弄以夷制夷之策，数次使日本之立场陷入困境”[46]。而在演讲之后，《大阪每日新聞》又发表社说《亞細亞民族の団結》，全面呼应孙中山的演讲，认为世界将来为白种与黄种战，为此，亚洲民族必须团结起来，以道德文明对抗物质文明，才能避免被奴役，实现独立自主，维持世界和平。[47]虽然仍是笼统表态，毕竟回应了孙中山和中国国民的诉求。

《東京日日新聞》同样消极，该报11月26日的社说称：“孙氏来朝，切望自重，共同以孔夫子之教‘中庸’ 二字为经国之策”，反对孙中山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方策。[48]

相比之下，《神戶又新日報》较为积极，27日刊出“中国国民党总理孙文氏演讲会”的广吿，通告孙中山的演题为《大亞細亞問題》，称孙为“中国革命的先觉，东亚联盟的提倡者，日中亲善的楔子”[49]。

与孙中山交好的日本人士对于大亚洲主义演讲的反应比较正面，孙临终前曾就其大亚洲主义的讲演在日本人当中反响如何询问萱野长知，萱野答称：“此项演说各报竞相登载，无线电亦有广播，在日本全国各地，均已发生极大反响。”孙感到欣慰。[50]而萱野对孙中山临终前仍关心中日合作之事感慨特深，著文刊登于《改造》杂志：“盖孙先生1924年11月28日在神户演说‘大亚细亚主义’，实衷心切望中日真正携手合作。……孙先生在神户之演说，实为对日本之遗言，余获此宝贵谈话，悲痛中深觉荣幸。”[51]孙中山逝世后，其老友梅屋庄吉时常提醒自己：“孙文虽逝，其精神未死。全亚细亚民族复兴主义作为遗训留在人间”，“实现孙文提倡之大亚细亚主义，久要不忘”。为了执行孙中山的遗训，促使亚洲早日复兴，他“决心在中国度过余生”。在给朋友的信中还表示：“现在我只有为实现孙总理之遗嘱，为全亚洲民族复兴之至诚。”并公开表态：“盟友故去，便认为万事皆休的想法是错误的，日中亲善是老生多年的夙愿，也是实现盟友遗嘱之途径。为此，要鞭策残年，奋起作最大努力。”[52]

国民党驻日机构的报告显示，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在日本社会起到了积极作用。陈季博提交的日本党务报告称：“日本人表同情于本党的也是很多，因为日本人也是多数受武力压迫的，所以他们和本党去做工作。”“日本民众对于本党的态度：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民众联络是很不容易，所以，从前对于本党是不能十分了解。但现在的态度是已经变了，在政党中也有同情于本党的。因为他们民众懂得他们自己是被压迫，所以也想联合起来和帝国主义抵抗。在他们政府，就不能不略表同情于本党了。去年总理东渡日本，提倡东方民族应该联合起来，所以日本的人对于本党的观念较为深刻。本党的三民主义传到日本，日本的民众觉得本党主义和他们的国情是十分适合，所以日本的同志说：‘中国同志改造中国，日本同志改造日本。’”[53]

故交旧友难免情感偏爱，党务机关则有指向性选择。而立场相对中立的《申报》迻译转载日文报刊对孙中山赴日的评论，汇编成《孙中山此次来日之印象》，虽仍然有所取舍，毕竟视角不同：

此次孙中山来日颇与日人以深刻之印象，各报对于孙中山之言论均极注意，故对于孙中山之评论甚多，而佛教徒对于孙中山所发之愿望书尤属饶有特趣。兹特将足以代表日本舆论界之《每日》、《朝日》二新闻之评论，与佛教徒对于孙中山所发之愿望书略述如下，藉以窥见日人对中山此次来日所□印象之一斑。

《每日新闻》云：观孙氏前在上海所发之声明书，可知孙氏之理想甚为远大，即孙氏之志愿，对内则打倒军阀，图国家之统一，确立民权之基础，保障人民之自由；对外则建设独立自由之国家，以对抗列强之不法的压迫。此等志愿，不但凡爱国者人人均有此怀抱，即救中国之道，舍以此一理想为标的而奋进外，别无良法。因之吾人对于孙氏之主张，不禁表满腔之敬意而由衷心与之共鸣者也。

《朝日新闻》云：最近日本人之中国观，较之数年前已大有变化，此种变化为因达相互之了解，已渐趋于良好之方向。苟吾人所见无误，则中日两国亲善之本义，在中日两国国民知中日两国关系之重要，在中日两国国民了解中日两国合则共立、分则俱倒之原理。倘此见解果能澈底，则一时之利害冲突，谈笑之间可以解决。至于日本人对于中国之第一感想，则为中国何以际此重大时期继续内乱，何以不速舍小异而就大同，向东亚大局之支持而前进。此种观念或由于日本人性急所致，亦未可知。然中国之纷乱，十三年尚不能收拾，实日本人所难以理解者也。此次反直战争终□，孙氏之所称为军阀者于兹告终，孙氏取道日本，北上收拾时局，其出处进退之光明正大，毫不图谋私利，实堪钦佩。此外，孙氏最伟大而不容他人追随之特征，在为中国国民之指导者，吾人接孙氏之高风，益觉感慕不置也。

佛教徒之愿望书云：中日提携、中日亲善之声喧腾于吾人之耳鼓者，已阅十数年矣。然迄今中日亲善之所以未举其实者，乃因在中日两国国民间，胸中各有何等互异之目的存在，中国欲利用日本，日本对于中国怀抱一片不明不纯之心所致。可以想见，在中国第一次革命成就之先，日本朝野人士曾为中国南方志士洒去若干心血，然中国革命成功之后，排日风潮时有所闻，日本当局固不能谓之无过，然中国以夷制夷、远交近攻之根性实为其主因。而因政治上或军事上之一时方便，提倡中日亲善，欲求其实现，犹之百□俟河之清。我等追想二千年前大唐之当时，中国国民对待日本不挟何等私心，或传孔孟圣贤之道，或传佛法深远之教，使日本国民上下对于大唐怀抱无上之敬意，其在今日思之，实觉感慨无量也。故在今日，欲求中日两国真正提携之实现，必在精神上、心灵上两国民间怀抱共通之观念，始克有成。故甚望孙先生虚心坦怀，发扬东洋文化，为世界之和平，人类之幸福，中日两国国民间互相开诚布公，然后万事始能成就。[54]

《益世报》迻译日本报刊的报道，反应更加正面：

孙中山氏痛言列国之对华压迫，实为中国和平统一之障碍，极愿中国之革命，由华人自力为之，无须外人干涉云云。吾人（日人自称）不能不称其为快语。盖孙氏之革命事业，被英国压迫者屡矣，遂使其建国计画，未能快愉进行，殊属遗憾。再就中日关系论，一部分人士，不无误解之念，且有云中日万难并立者。此种观念，关系于中日邦交前途者甚力，不得不望两国之智识阶级，设法交换意见，除去一切误会。盖中日邦交之能否圆满，不但影响远东之和平，即与世界问题，亦有莫大之关系。中日为齿唇相辅之邦，当有两立之可能。孙中山氏此次访日，颇与日人以极深刻之印象，此后双方当可以公平之态度，为远东和平计，而谋永久之诚意的亲善云。[55]

然而，在华日系报刊对于孙中山与各国国民相互提携打破列强瓜分中国的主张不以为然，颇能代表日本朝野的主流意见。《顺天时报》的社论称：“当二十二日，孙中山在‘上海丸’轮船大客厅所发表之意见中，有谓余不就政权地位，愿以个人与各国民互相提携，欲尽力使其绝灭外国瓜分中国之目的，及扰乱中国之势力云云。……然外国之瓜分中国，扰乱中国等事，罪在外国，而欲与外国国民互相提携，然后始藉以防止其行动之思想，殊非吾人所敢赞同。吾人累言中国之忧患，在内而不在于外，若果不能治内，以巩固基础，是终不能避外国之瓜分扰乱。若果能竭力于内治，则国力（所谓国力者，并非仅武力与富力）充实，外侮外患，自然消灭于无形。如孙氏者，既为实际政界及思想界之有力者，非特能专力内治，以谋政界之革新，并可谋思想界之革新。至与外国国民互相提携，欲达其目的，亦非不可能。然其口吻，既不注意于国内之祸根，而徒以与外国民提携云云，殊非吾人所敢赞同。且仅以此等思想为出发点，以谋国事，则敢断言其必无成功之望。”劝告孙与外国国民互相提携的同时，“或用较此以上之方法，以改正内部人心”[56]。

孙中山此行赴日，是在明知日本政府不会善待的情况下前往，主要精力集中于争取在野和民间力量方面，但是对日本政府仍然有所期待。孙中山访日前夕，通过殷汝耕向日本外务省官员如亚洲局长出渊胜次等，探询过日本政府对于自己去东京的意见。日方表示：“孙文到东京与日本当权人士会面，可能引起误解。”“孙文到东京一事，从大局来看，不可行。”即使由戴季陶作为孙中山代表去东京，以免过分引人注目，且便于了解日本政府意见的权宜之计也未能实现。出渊还以个人意见的名义谈及日本对华方针及对孙的看法：（一）在张作霖、段祺瑞、孙文之间，不考虑偏向一党一派乃至一个人；（二）孙文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销领事裁判权及外国租界的主张，乃过分趋于理想之议论，不能得到识者之同情；（三）孙文为同段氏握手而去天津，个人极表赞成；（四）段、孙二人握手建立中央政府，日本则必尽力给以善意援助，但应尽量避免向外国借款，执行中国政治依靠中国财力之方针。若今后中国需要资金，各国可共同给以一定程度的财政支援。[57]

不过，日本政府虽然没有直接与孙中山接触，却密切注视其动向。殷汝耕连日与孙中山等在神户会谈后，于11月27日到东京访问外务省亚细亚局长出渊胜次，通报与孙中山等会谈的情况：（一）孙想与段祺瑞、张作霖合作；（二）冯玉祥辞职系为清除吴佩孚之反感；（三）唐绍仪去京想当总理；（四）孙对英、美有反感；（五）孙的确想废除不平等条约；（六）李烈钧想当陆军总长；（七）孙之来日是为交通方便，能早日赴津；（八）孙对在神户受欢迎深表满意。[58]

此外，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各地各国民众如何看待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及其相关思想主张，是判断孙中山大亚洲主义实际效应的重要凭借。从台湾知识人办的《台湾民报》的相关报道和文章，可以窥见一斑。《台湾民报》以《孙先生的“亚洲民族联合”演说》为题，刊载了演讲的内容，并多方转载报道孙中山的行踪，呼应孙中山的主张，希望中日两国提携团结，成一大团体之黄色人种。并且坦言，结交须以诚意为本，台湾本属中国领土，台湾住民系属汉族，与中国民族素有血缘之亲，欲图亲善中国，当优遇台民，以示亲爱之心，而敦友谊之好。“不然，则中国之民族，视我台民之境遇，必痛心疾首，深恨邻邦之残酷，衷心日益疏远，终无亲近之一日，且含有仇视报雪之心，何有亲善之可言哉。”[59]

国民党内各派对于孙中山的日本之行反应不一。1925 年1月10日，苏俄军事顾问加伦在报告中评述：“孙中山东渡日本，使国民党右派兴高采烈，一瞬间，日本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在国民党右派看来，孙中山此次日本之行，可加强右派对孙中山的影响，他们坚信日本将给孙中山以支持。……现在，日本人频繁登门拜见政府的几位大员……司令部上上下下一议论起日本可能派教官到广东来，就几乎是喜形于色，……我在同许将军、廖仲恺、胡汉民将军的谈话中表示，我认为孙中山日本之行一来不合时宜，二来徒劳无功，但他们以种种理由加以反驳。他们反复向我说明，孙中山此行符合中俄两国的共同利益；孙中山会晤日本政府的要员和各政党领袖，即使不能导致三国联盟，无疑也能加强俄、中、日三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其次，此行可提高孙中山同北京的争端中所处地位，等等。”

苏俄对孙中山访日抱有不小的戒心。12月2日，时任中央银行总裁的宋子文告诉加伦，孙中山受到日本的友好接待，加伦表示：“我不相信这种接待的诚意，因为实业家从中无利可图。”宋不以为然，指出接待孙中山的是对国民党友好的政党。加伦则强调宋所说的“是个工商实业家的政党。名叫宪政会。……诚然这个党是反对本国政府的，但并不反对侵华。长江和山东的情况就足以说明问题。可见这个党决不会真心实意地支持孙。”“日本如此接待，无非是急欲乘华北形势变化之机，借助孙从中国攫取利益。”宋子文答称：“鲍罗廷同志也是这个观点，地方党某些人士也赞同这个看法。但要在这个问题上说服孙是困难的。”[60]

与苏俄的态度相近，中共对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思想持批判态度。12月31日出版的《向导》发表《国民会议、军阀和帝国主义》一文，强调在人民集矢于反对直系及其后台英、美帝国主义的同时，“要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之危险”。“现在日本人欲巩固在华之势力，又高呼‘亚洲人是为着亚洲人’的口号……一切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临时的亲善政策，不过要在我们国家中创立一个忠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政府。”孙中山“也不甚明了这种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趋向”，其大亚洲主义演讲，“对于中国民众及日本工农们有很大伤害处。中山先生应当明白，这些演说词使他与日本的军阀有接近的可能”[61]。

第五节 孙中山进京的反应

然而，实际情形并非如苏俄与中共所担心和批评的那样。孙中山进京伊始，张作霖就劝其暂缓施行废除不平等条约，遭到拒绝。张作霖又对汪精卫说：“北京各国公使都不赞成孙先生的，大概是因为孙先生联俄呀。你可否请孙先生抛弃他联俄的主张？在我张作霖身上，包管叫各国公使都和孙先生要好的。”汪答道：“孙先生为什么联俄？因俄国以平等待我。如果各国也都以平等待我国，孙先生便都可以和他们要好的。”[62]

与张作霖同一步调，12月7日，段祺瑞就“对外条约尊重问题”向东方社记者发表谈话：“孙中山所唱，为偏于理想之大议论。中国国情，有根本的差异。”“今吾人正努力欲于对外增高国家之信用，如孙所言之废除不平等条约，余殊不能赞同。”[63]次日，段祺瑞发表《外崇国信宣言》，表示尊重与列强所缔结的各项不平等条约。段政府的代表梁鸿志回答日本记者的提问，亦宣称：“对外条约，不论何国，均应遵守。此次临时执政府成立，其对外之一切权利义务，均当遵守不变。”[64]

孙中山得知段政府宣言保证“外崇国信、尊重条约”，大为不满，询问前来谒见的段祺瑞代表许世英等：“外交团要求尊重条约，闻段执政府已照会复允，确否？”许世英等答道：“确有其事，但照会尚未送出。”孙中山勃然怒斥道：“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的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甚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甚么还来欢迎我呢！”[65]

孙中山进而详细阐明自己的意见：

中华民国早经各国承认。今合肥自认为中华民国之执政，国体既未变更，当然未失国际上之地位。此次革命纯系对推翻军阀而发，政权转移为内政习见之事，并非变更国体，无求列强承认之必要。今多此一举，反使列强见执政地位之无据，而要求承认之亟，又足使外交上因此而生一种利用之机会，殊为抱憾。乃拥段之人，仅为段在外交方面计，而不为段在国民方面计。假使即得外交之好感，而失国民之同情，试问国民之同情重欤？外交之好感重欤？段承曹、吴虐政之后，为一极好收拾人心之机会，能多做几件收拾人心之事，则国民无不感戴。国民会议之后,正式总统自舍段莫属。段且欲求不为总统而不可得，何必如此亟亟，以博外人之承认。[66]

至于列强对孙中山，更是满怀敌意。天津各界代表拟于孙中山抵达时在法租界国民饭店开欢迎大会，法国驻津领事以孙倡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不予准许，且扬言孙登岸时，不许通过法租界。[67]

列强驻北京的外交使团，对于孙中山的赤化倾向及其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极为担忧，早在12月1日，荷兰驻华公使就向日本公使芳泽谦吉提议：像孙文这样的赤化人物到京，必与当地赤化分子及苏联派来之加拉罕策划掀起危险事态。为此，应支持张作霖镇压布尔什维克。同日，张作霖通过日本人町野向芳泽表达同样意思。翌日，英国公使提议召开正式会议研究此事，芳泽表示赞同，但提出与会者限于签订九国条约国家。[68]

孙中山抵达天津当天，12月4日上午，驻京英、美、日、法、意、荷、比等各国公使就在荷兰使馆召集外交团临时会议，密议应对策略。“盖自政变以后，外人常以苏联之易于接近我国为虑，故意以中国政府之赤化，为耸听之口实。及孙文由粤起程时，发表宣言，主张取消不平等条约，彼等恐慌更甚。所谓将联合列强，向我要求遵守既成条约之拟议，即因此而起。至段就执政职，宣言外崇国信，彼等方略觉放心。不料主张取消不平等条约之孙文，今明即当入京，彼等恐慌遂达极点。据闻前日会议，有某某国公使，主张孙文来京后，北京果开善后会议，其决定之新政体或新政府方针，如无左倾于过激之虑则已,苟带于左倾的色彩，列国即一致以承认问题为对抗之惟一手段。第以中国之善后会议尚未召集，事实上不便为具体的决定，故最后结果，各使以为此时只应有对付之准备已足，不必先为夸大之主张。而一面对于孙文之来京，则拟向中国政府方面，非公式表示使团疑虑之意，希望当局格外注意，以防患于未然。”[69]

会上，荷兰公使提议在孙中山到京前，将对策提交给执政府。芳泽谦吉有同感，但认为事关重大，须请示本国政府。此时列强深恐冯、孙联合，推倒段、张政权。芳泽对此表示怀疑，但认为孙文可能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废除租界之政纲，故赞成采取预防措施。最后推定英国公使起草给执政府的声明。不过芳泽提议避免写上赤化、过激活动等词，也不要点孙、冯的名，只是表示各国支持执政府，并要求在双方共同修订条约之前，执政府应承认和保障中国与列强所缔结的所有条约，以及列强在华权益。日本外相币原赞成此项声明，只是提议删去“双方共同修订条约之前，承认和保障……”等字样，以免中方误会列强有修改条约的意向。[70]同日，美国驻华代办梅耶（ F. Mayer）报告国务院：承认和支持张作霖政府可能有利于日本，但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相比，其危险性要小得多，两害相较取其轻，应尽力赞助日本。凡此种种，表明列强坚持不肯放弃在华利益，包括日本政府在内，绝不可能赞成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虽然各国之间存在利害冲突，为了确保既得共同利益，不惜彼此妥协让步。

对于列强的过度反应，中国报界相当不满，《京报》发表特讯，以正视听：

日来东交民巷某某使馆中人，对于中山先生北来之消息，顿起恐慌，且放出许多空气，以恫吓我国朝野，并欲引起外人间之一致不满。时向我国政府机关探询，中山来后是否有何变动发生。此类手段，皆系外人之作用，亦可谓理屈心虚，无意识之恐慌。孙中山当然始终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主义，且主张我国与各国所订不平等之条约非设法废止不可，是为我国国际地位平等之主张，乃全国国民人心所同，完全出于自动之觉悟。彼某使馆中人对人谈话，亦谓其赞成我国得有平等之地位。则对于中山之恐慌，未免神经过敏，中外人士，幸勿为谣言所惑也。[71]

日系报刊虽然对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表示同情，却认为不过是高调的理想，别有用心地鼓吹内政优先的程序和信守条约的准则，以维护其既得在华权益。《益世报》引述日本报纸称：孙氏主张中日亲善，意思究竟何在，虽难逆料，“但其排斥外力之意，似甚坚决。但日本朝野对孙氏意志之所在，颇能谅解，其在神户之宣传，可称为宣传史上之新成功。就此一事观之，当知孙氏为非凡之才。果其入京，则念佛之段氏，能否与之协调，不无疑问。但孙氏之极口排斥外力，亦有充分之理由，吾人（日人自称）当表同情。考中国历年之内乱，外人之从中挑拨，实与有关，而华人自身之不知觉悟，乃为其最大原因。所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之，如华人不以自相惨杀为能事，则外人即无能为力矣。孙氏主张废除治外法权，及一切不平等条约，不免偏于理论，就事实方面着想，华人果能以自力维持国内之治安，俾和平统一，早日实现，则外力不须排斥，自有消灭之一日。若仅注意于排斥外力，而不求内政之改良，则恐一时难达其目的。盖任何国家，如欲取得国际之信用，首在尊重互相间之条约，否则各国将群起而阻其国家之发展，结果不但不能收其排斥外力之效果，反使国家地位，濒于危急，殊非计之得者。吾人为此言，并非谓中国与各国间所订之条约，不容变更，盖欲促华人之根本觉悟耳。孙氏如能以其数十年来所得之经验，与其丰富之学识，先行整理内政，一俟稍有成效，则可向各国提议，改订公平之条约，彼时各国将必助其达此目的也。殊如中日间悬而未决之廿一条问题，现虽未废，但无永久存在之必要，是在华人之能否努力以为断。为今之计，孙氏须尊重各国之意见，先谋国内之统一，然后再行确立对外政策。总之，外交之要素，首在扩充国力，俾能与各国协调，致益于世界，则各国对其同等之任何国家，必以公平态度之平等精神，相与交际，而国际间之真正和平，亦可随之而实现云。”[72]此说貌似言之有理，实则居心叵测，将不平等条约的责任归咎于中国，作为旁观者还情有可原，作为当事人，就颇有些强盗逻辑的味道了。

日系报纸对于孙中山的联俄赤化倾向尤其充满戒心敌意。《顺天时报》发表社评称：

孙氏富于理想，为国效力，能使国家骎骎日上，此盖为国民仰瞻之焦点也。孙氏所唱之大亚细亚民族主义，不平等条约撤废主义，皆无不可。国民宜促其始终一贯努力于理想之实现，此即使孙氏以其所长贡献于国家之道，抑亦使国民增其钦仰之原因也。虽然，理想家非实行家也，实行家既不能同时为理想家，理想家亦不能同时为实行家。盖理想家之抱负，在现代环境之下，往往难于实现，惟期之于将来而已，故欲迫理想家以实行，不可也。……又孙氏所主张之大亚细亚民族主义，或不平等条约撤废主义，虽不外孙氏之高调的理想，然若为此等理想之实现起见，与俄国共产主义者取一致之行动，或倚俄国共产政府之后援，结果恐反使理想不能实现而已。兹吾人之所以对于此点特为注意者，盖恐孙氏入京以后，过激主义者将实行跳梁，且恐利用之为赤化之宣传故也。要之，欢迎孙氏者，宜洞悉所以欢迎之理由，俾孙氏得发挥其真面目耳。[73]

对孙中山的联俄赤化抱有敌意的不只日本一国，《香港华字日报》再度扮演了相关信息散布者的角色。该报所载《孙中山北上运动之步骤》称：

中国虽挂民治招牌，实则为军治，而操纵军人者，实为北京东交民巷之外人，此稍谙中国内情者，当无不知也。故有人谓军阀为太上总统，尚有外人作太太上总统。年来内乱，实无不有太太上总统操纵于其间。中山对此，亦深知灼见，且确知北京势力，新转移于亲日派之手中，则此后欲在中央得志，自不能不先向日本人拉拢。又苦于从前高挂打倒帝国主义招牌，而以帝国主义高临中国，当无如日本者，中山虽空挂招牌，并未做事。但日人因此一点，对于中山当然无好感，故党人咸劝中山赴日一行，亲自向日本朝野，解释国民党所称打倒帝国主义，系专指某某两国，若日本则同种同洲，自在例外。并闻订有一种密约，乞日人助其在中央活动，而公然认日本在东三省之地位，为势已固定（详文见日本英文《告知报》），是明明断送东三省于日本也。东三省为我国领土之一部，现仍属我国主权，有我国官吏在，何能与其他之割地比，利令智昏，不惜丧权祸国，较诸曹汝霖、陆宗舆尤为胆大而手段辣，顾仍高倡打倒帝国主义，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也。

在日既定密约后，即回天津，与段系争胜负。段之左右，固多亲日派者，但究不及中山之热烈，故日人现颇不左右袒，任其自生变化。孙之计划，现决与奉张联合，及希图勾结冯玉祥、孙岳、胡景翼等，藉以倒段，故嗾令党徒，开始向段攻击，反对善后会议，力吹国民会议。因现在真正国民，尚老老实实，教书者教书，工作者工作，耕田者耕田，尚未能实行主人翁职权，而一部分暴徒，则可冒牌抢夺，二个人一个会议，三个人一个团体，都起来纷争代表权，此乃民党暴徒之长技。且现国中政党未发达，只有一以国民党为外表，共产党为灵魂之中山党徒，在国中颇有捣乱之力，东嘈西搅，自信在国民会议中，必将占有多数势力，尽可假借民意以倒段。此一着现已加紧进行，试观广州报纸，连篇累幅，无非关此问题。连某某等校之女生，原不知政府为何物，居然振振有词，真好看煞人也。如争不得国民会议，或在国民会议失败时，则实行利用胡、冯以倒段；如仍不得逞，则利用共产党运动北方工人，及失业游民兵士，希图突取北京，宣布共产，希望藉苏俄助力，在北京巩固其地位。查北京现在失业贫民日增，而长辛店工人数千，团体尤极坚固，颇有新思想，颇易于利用，以为俄国革命之成功，亦不过如是，平昔饱受共产党催眠，故欲效之。人谓共产党失败，断不知若辈固认为极有把握。现谭平山等不日即入京实行运动。北京俄人尤多，假以时日，则孙党在粤之成绩，或竟出老段意料之外，由广州移到北京未可知也（段祺瑞语东方通讯社记者谓：逆料中山未必以行于广州者移到北京）。然变化至是，全国将不可收拾矣。[74]

孙中山自身实力有限，又欲有所作为，而不受任何一方掌控，对外要在列强与苏俄之间保持一定程度的平衡，对内要利用各种机会与各种势力合作以打击当前主要之敌，同时也要协调党内各派以及南方各种势力的分歧，其相关的言论行事，不宜单纯站在任何一方的立场加以评判。孙中山的友人山田纯三郎回答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关于孙“赤化”的传闻道：“我跟随孙先生很多年，所以不相信会有这种事。国共合作，发表跟越飞的宣言时，孙先生都曾经遭受到许多人的反对和忠告。但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废除不平等条约，以获得真正的独立。苏联是最先对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国家。中国要跟任何尊重她的独立的国家做朋友。但是，中国有中国的文化，她应该走她自己的道路。信赖我，没有独立的中国和独立的亚洲，亚洲便不会有和平。亚洲没有和平，世界便不会有和平。而为了求取亚洲的和平，日本跟中国必须合作，孙先生经常这样说。”[75]后来吉田茂派山田事务官拜访孙中山，后者表示劳动主义、共产主义归根结底显然为中国国情所不容。[76]

国民党要人卢师谛回答来访的记者关于孙中山之真正态度的提问所作的答复，很可以体现孙中山的基本态度：

关于国民党之主张者。谓：国民党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中山殊希望其实现。此次北上，除拟赞助段执政救国外，即以宣传三民五权主义为目的，盖深望国民会议之实现，而对该党主义予以采纳也。……一年来本党之敌派，每利用本党之亲俄政策，诬本党为抛弃三民五权主义，而采取共产主义，且谓有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亦足以证明国民党之改换主义。此种谣言，余可为简要之声明：（一）亲俄系本党外交政策，若以亲俄而即目为采取共产主义，则与俄国订立国际条约，而承认其地位之国家，均可称之为共产化，岂不笑话。况共产主义之绝对不适用于我国，孙中山已于俄国越飞来华时，已郑重表示之。至表同情于共产主义之青年所以加入国民党，乃系列宁在世时之主张。盖列宁向中国共产党表示亦谓中国之民情，不适用共产主义，故指导彼等，使投入中国国民党，而奉行国民党之主义。在国民党主义，亦视为必要之举。故少数共产派今虽相继加入本党，而加本党后，即均须服从本党之主义，而本党则决无舍己以从人之事。故因彼等少数人之投入本党，而误认本党为可以一旦牺牲数十年苦心经营之三民五权主义，稍具常识者，当不之信。况本党近一年间，因外界之谣言，而更奋力于三民五权之宣传，计本年本党宣传部所编三民五权之宣传品，不下数十种，传布于海内外者，达一百万册以上，此亦为有目者之公睹云云。[77]

第六节 鉴古而知今

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给予今人很多的历史启示。近数百年来，人类社会处于欧洲中心的笼罩之下，各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法则，主要和基本是按照欧洲发生演化的方式准则加以演绎。在欧洲中心的强势之下，其他多元性的文化，只能被动适应或主动求变，才能免于衰退灭亡。大凡经过所谓现代化的后发展民族及国家，其实只是欧洲文化的一种变异，很难保持其固有文化的本来形态和主旨。

诚如孙中山所说，近代欧洲文化是以霸道为基本内核，这体现于相辅相成的两方面，其一，遵行丛林法则。动物性的丛林法则主张占地，所划分的势力范围，必须凭借武力强权来夺取和捍卫，与社会性的以文化化人截然相反。其二，根源于基督教的一元化思维。按其逻辑，必须将人类同一或同质化。二者相加，即使从物种多样性的角度，也不可取。长此以往，势必导致人类社会的发展趋缓甚至倒退。虽然欧洲自有其道德，虽然欧洲中心还未从巅峰跌落，但已显出疲态。欧洲中心的世界文化格局，曾经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加速发展，但也带来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而且至今非但无法解决世界动乱、平等和富裕的问题，甚至出现动荡和冲突愈演愈烈之势。如何用多元文化重构世界格局，成为今日人类面临的巨大考验。而中国传统的王道文化，是目前保存的文化物种当中少数可能的重要选项。国际秩序的重构越是加入多元要素，越有可能呈现与今不同的形态和趋向。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一度令欧洲科学功利文化永远美好的神话破灭，出现了一股崇尚东方文化的潮流。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与此合拍。很少宗教终极关怀的中国，道德成为最重要的精神和社会支柱。王道的基础是仁义道德，仁义道德的依据是伦理社会，承认人人并非一律，人与人的亲疏远近关系确定彼此的身份地位以及行事方式，并且由己及人地注重个体及其相互联系。只是晚清以来，中西文化乾坤颠倒，国人越来越缺乏文化自信，将传统与创新截然对立，一味强调不破不立，全盘西化实际上大行其道。经学退出历史舞台之后道德的缺失，令全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近代侵华列强当中，地理接近的日、俄对中国的领土要求最为强烈，因而历来被识者认定为心腹之患，在国力不足的情况下，借彼此之力相互制衡，成为重要选项，晚清以来的联日与联俄，本质上就是倚重一方以制约另一方。如果真的一面倒，势必造成严重侵害。孙中山借力平衡，试图与日、俄联盟打破列强的霸权，同时又让日、俄两国相互牵制，策略上确有可行性。只是前提必须争取日本政府的同意，至少在当时，难以奏效。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府效法西洋，殖民东亚，所谓脱亚入欧，其实就是模仿西方列强的侵略扩张，将东亚逐渐纳入自己的版图，进而与欧美列强争胜。所以非但不肯放弃东亚的既得利益，而且视为生命线和立国之本。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很难将彼此利害冲突的亚洲各国用同种的观念协调统一起来，反而有可能模糊差异，掩盖矛盾。后来日本侵占中国和南洋，以及建立日伪政权，都是打着大亚洲主义的旗号，进一步强化了对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负面判断。

另一方面，中日两国为一衣带水的近邻，近代以来，一大一强，合则两利，斗则两害。可惜中日始终未能找到和睦相处、互利共赢之道，反而近邻变成宿敌。近代欧洲历史上长期争斗不已的世仇，大都很难完全凭借武力征服对方，最终还是要回到妥协共存之道。况且，中日双方的冲突争斗，往往会有第三方渔翁得利，因而不仅为他方所乐见，而且背后总少不了挑拨离间和坐收渔利之人。

就此而论，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主张不仅大体不错，而且极具洞见和远见。问题是，孙中山寄希望于日本国民来影响日本政府，事实证明很少现实的可能性。明治维新后，日本国民的国家认同度越来越高，即使有过与政府不合的情形，也不占主流和主导。孙中山在演讲最后提出的日本民族“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的问题，从历史的实际进程看，答案显然是令人失望的。

寄望于民间，对日本而言非但不切实际，而且免不了发生负面作用。为了争取日本在野人士的支持，孙中山对于坚决维护日本在华利益的社会贤达有所妥协。11月25、26日，孙中山在神户与头山满长谈。后者问：“您所说的废除旧条约，是否可以解释为收回日本在满蒙的既得利益？具体说来是包括收回旅顺、大连的意思呢？”并且明确表示：“即使将来中国国情有了大的变化，再不必担心受任何其他国家侵害的情况下，我国的大多数国民也不能例外地就轻易答应立即归还（满蒙）的要求。”对此孙中山声言，只希望日本带头帮助中国实现关税独立和废除治外法权的要求，而没有考虑收回日本在“满蒙”的既得利益。“我所说的是废除一般的旧条约，没有考虑收回旅顺、大连。香港、澳门也是这样。……旅顺、大连问题，如果在现有的基础上再扩大其势力的话，就会出问题；但像现在这样维持原有势力的话，还不致于发生问题。”[78]

这样的考虑，固然基于现实的可能，但也的确容易令人误会孙中山与日本之间存在秘密交易，只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尤其是像“二十一条”这样臭名昭著的条约，孙中山的态度仍然有些暧昧。12月1日，在门司登船采访的新闻记者提问：“先生要废除中国同外国所立的不平等条约，对于日本所希望的是废除那几种条约呢？”

孙中山的回答是：“如海关租界和治外法权的那些条约，只要是于中国有害的，便要废除，要来收回我们固有的权利。”

记者进而明确问道：“先生对于日本同中国所立的二十一条要求，是不是也要改良呢？”

孙中山答称：“所有中国同外国所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都是要改良，不只是日本所立的二十一条的要求，二十一条的要求，也当然是在要改良之列。中国的古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假若美国对于日本也有二十一条的要求，你们日本是不是情愿承受呢？当然是不情愿的。既是自己不情愿，拿出恕道心和公平的主张出来，当然不可以己所不情愿的要求来加之于中国。你们日本便应该首先提倡改良。”[79]又表示：“予第一目的，在欲废除十三国对华之不平等条约，使中华民国成真正大一统之国家。则治外法权及关税各节问题，均可一一解决。而所谓二十一条问题，此际日人宜反省之。”[80]作为整顿内政的前提废约，如果都要等列强自我反省和改良，势必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当然，孙中山并非对日本朝野的禀性毫无认识。12月20日，他在天津寓所病榻上接见负责联络冯玉祥并决心赴日的马伯援，嘱咐道：“你一定要去日本，可注意日本外交，彼国政治家眼光太近，且能说不能行，不似俄国之先行后说。日本的朝野，近对吾党非常轻视，以吾人未得政权……日本是帮助段祺瑞的。”并要其尽量办好对日外交。[81]可以说，孙中山心知肚明日本朝野绝不肯放弃列强的地位以及相应的权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多少也有些无可奈何。

其实，早在同盟会成立之初，胡汉民撰文论述《“民报”之六大主义》，第五条就是“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连合”。之所以特别揭出，是因为中日两国国际问题犹未解决。“日本所筹以对待中国者，其全体之意思不可具晓，而以吾人所知，则有二派：其一曰侵掠主义，二曰吸收主义。第一派主之者无几人，其政策亦过于武断，且贻外交之憎忌，无势力也，故二派中以吸收派为占优势。然曰吸收，则显非平等相交之道，以支那四百兆之大民族，其间岂无自觉者？睹此主义之不诚，必以其不愿下人者，而深怀猜忌，如是两国国民将不可合。盖凡国交际，智取术驭，不可长也。中国人士对待日本者，亦向分排日、亲日两派。排日非大势所宜，我之不能排日，犹日之不能排我；而亲日者徒企人之我保，而无实力以盾其后，亦非吾人所取也。吾人所谓两国国民的结合，则为两方之交谊，为中国者，讲求实力，以保其对等之资格，使交际间自无所屈辱；而日本亦当泯厥雄心，推诚相与。盖非如我国亲日者之言，而日本吸收派之论，亦无所用之耳。”[82]

今日的世界，早已不是往昔的格局，但是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主旨，仍然考验着中日两国的政府和国民。中日两国如果不能找到互利共赢的生存之道，东亚的繁荣乃至世界和平，都将受到严重影响。这也是作为理想家的孙中山那些看似不合时宜的主张，其实只是具有常人常态所不及的前瞻性，所以百年之后大都一一付诸现实的根本所在。跳出历史的枝节局限，把握人类社会前行的基本趋向，可以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中获取有益的启迪。

[1]本章部分取材于桑兵主持、孙宏云编撰的《孙中山史事编年：1924年9月—1925年3月》稿本。

[2]《杨树达论语疏证序》，陈寅恪著、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2页。

[3]详见桑兵《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收入桑兵《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文字有所调整。

[4]黄昌谷编：《孙中山先生由上海过日本之言论》，上海，民智书局1925年，第1—22页；《孙先生在大阪欢迎会上演说词》，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2月5日，第一张第一版，“言论”。

[5]参见安井三吉《孫文“大亜洲主義”のテキストについて》，《近代》第64期，1988年6月。

[6]详见藤井昇三《孫文の研究—とくに民族主義理論の発展を中心として》，东京，劲草书房1983年；安井三吉《講演“大亜洲主義”について：孫文と神戸》，1924年，《近代》第61期，1985年3月；陈德仁、安井三吉编《孫文講演“大アジア主義”資料集》，京都：法律文化社1989年版；桑兵：《排日移民法案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中山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7]《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8]戴季陶：《孙中山与台湾》，《台湾先锋》创刊号，1927年4月1日。

[9]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65页。

[10]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十三年第2册，1981年版，第569—570页。

[11]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67—371页。

[12]黄昌谷编：《孙中山先生由上海过日本之言论》，第113—122页。

[13]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十三年第2 册，第570—571页。

[14]孙中山先生国葬纪念委员会：《哀思录》初篇卷4，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15]黄昌谷编：《孙中山先生由上海过日本之言论》，第35—64页。

[16]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一九二四年七至十二月份》，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3年版，第948、957页；近藤秀树编，陈鹏仁译：《宫崎滔天书信与年谱：辛亥革命之友的一生》，台北，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78页。

[17]《孙中山将访日本政治家》，《时报》1924年11月26日，第一张第二版，“电报”。

[18]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90—393页。时间据彭泽周《中山先生的北上与大亚洲主义》一文的考证。

[19]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14—416页。

[20]黄昌谷编：《孙中山先生由上海过日本之言论》，第23—33页。

[21]《孙中山先生与英记者之谈话》，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2月10日，第一张第二版，“国内要闻”。

[22]藤井昇三：《孙中山与“满蒙”问题》，《国外中国近代史硏究》第3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 162 页。

[23]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辑：《国父全集》第二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0年版，第877—880页。

[24]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 437 页。

[25]宫崎滔天等撰，陈鹏仁译：《论中国革命与先烈》，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版，第245页。

[26]《宋庆龄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2—23页；尚明轩等编：《宋庆龄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4—45页。

[27]《神户新闻》1924年11月29日。

[28]《中山对时局之意见》，《盛京时报》1924年12月10日，第二版，“要闻”；《孙先生到津后之表示》，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2月13日，第一张第二版，“国内要闻”。

[29]《台湾民报》第3卷第11号，大正十四年四月十一日。

[30]《卢师谛之中山态度谈》，《北京日报》1924年12月18日，第三版，“紧要新闻”。

[31]藤井昇三：《孫文の研究—とくに民族主義理論の発展を中心として》，第203—206页。

[32]1924年10月13日《致李烈钧电》，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180页。

[33]周元高、孟彭兴、舒颖云编：《李烈钧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550—552页。

[34]《李烈钧将军自传》，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3页。

[35]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10页，或疑此电文系伪件（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84页），但从内容看，与此时孙中山的主张言论一致，必有所本。

[36]《大阪朝日新聞》1924年11月21日。

[37]《本党忠告日本国民书》，《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9日，第三版，“国内要闻”。

[38]《广东国民党致日本国民之忠告书》，《台湾民报》第2卷第15号，大正十三年八月十一日，“内外时事”。

[39]《宋庆龄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74页。

[40]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71—372页。

[41]《孙文之谈话》，《晨报》1924年12月6日，第三版，“要闻”。

[42]《广东七十二行商报》1924年12月22日。

[43]《孙中山到津后之宣言》，天津《益世报》1924年12月8日，第三张第十版，“本埠新闻”。长沙《大公报》1924年12月22日所刊《孙中山在津之宣言》，文字略有不同。

[44]《汪精卫先生所撰问题》，《京报》1924年12月8日，第二版，“特别通信”。

[45]《孙文抵日之情形及其赴日之内幕》，《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12月2日，第一张第三页，“特约通讯”。

[46]陈德仁、安井三吉编：《孫文講演“大アジア主義”資料集》，第128—130页。

[47]《台湾民报》第3卷第1号，大正十四年一月一日，第15—16页。

[48]藤井昇三：《孫文の研究—とくに民族主義理論の発展を中心として》，第210页。

[49]陈德仁、安井三吉《孫文と神戸》（補訂版），神户新闻总合出版センタ—2002年版，第 247—249 页。

[50]陈鹏仁：《孙中山先生与日本友人》，台北，水牛出版社1972年版，第41页。

[51]赵金钰：《日本浪人与辛亥革命》，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9页。

[52]俞辛焞、熊沛彪：《孙中山、宋庆龄与梅屋庄吉夫妇》，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11—136页。

[5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77—278页。

[54]《孙中山此次来日之印象》，《申报》1924年12月12日，第二张第六版，“国外要闻”。

[55]《东报论中国之外交前途》，天津《益世报》1924年12月5日，第三版，“要闻”。

[56]《中山少川二先生》，《顺天时报》1924年11月29日，第二版，“社论”。

[57]俞辛焞：《孫文の革命運動と日本》，东京：六兴出版1988年版，第361—363页；藤井昇三：《孫文の研究—とくに民族主義理論の発展を中心として》，第211页。

[58]大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出渊亚细亚局长“孙逸仙来日有关文件”，日本外交史料馆藏档案，1—0976。

[59]桑兵：《排日移民法案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中山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60]［苏］A. N. 卡尔图诺娃：《加伦在中国（1924—192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5—86页。

[61]魏琴：《国民会议、军阀和帝国主义》，《向导》周报第97期，1924年12月31日，第809—810页。

[62]《汪精卫先生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政治报告》，《政治周报》第5期，第14页。

[63]《段与日记者之谈话》，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2月9日，第一张第三版，“电讯”。

[64]述之：《段祺瑞执政与不平等条约》，《向导》周报第94期，1924年12月10日，第786页。

[65]《大元帅北上患病逝世以来之详情（三）》，《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5月13日，第三版，“要闻”；孙中山先生国葬纪念委员会：《哀思录》初篇卷5，第2 页。

[66]《孙中山入京辟谣》，《申报》1925年1月8日，第二张第六版，“国内要闻二”。

[67]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一九二四年七至十二月份》，第1033—1036页。

[68]大正十三年十二月三日芳泽公使致币原外务大臣电，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十三年第2册，第501—502页。

[69]《使团对孙中山来京之疑虑》，《时报》1924年12月12日，第一张第二版，“要闻”。

[70]俞辛焞：《孫文の革命運動と日本》，第376—377页。

[71]《外人对中山北来无意识之恐慌》，《京报》1924年12月4日，第二版，“内政要闻”。

[72]《东报之孙中山入京观》，天津《益世报》1924年12月8日，第四版，“要闻”。

[73]《孙中山入京及其欢迎之理由》，《顺天时报》1924年12月7日，第二版，“社论”。

[74]《孙中山北上运动之步骤》，《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12月20日，第一张第三页，“特约通讯”。

[75]宫崎滔天等撰，陈鹏仁译：《论中国革命与先烈》，第246—247页。

[76]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十三年第2册，第 514页。

[77]《卢师谛之中山态度谈》，《北京日报》1924年12月18日，第三版，“紧要新闻”。

[78]藤井昇三：《孙中山与“满蒙”问题》，《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3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2页。

[79]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辑：《国父全集》第二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0年版，第877—880页。

[80]《中山来京后将游欧美》，《京报》1924年12月5日，第三版，“内政要闻”。

[81]马伯援：《我所知道的国民军与国民党合作史》，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版，第50—51页；陈固亭：《国父与日本友人》，台北，幼师文化事业公司1977年版，第135页。

[82]《民报》第3期，1906年4月。

第九章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对北平文教界的组织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故都北平的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国内外多种势力互相角逐。政治中心南迁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党政军机构相继离去，北平依然保持着传统的学术文化中心的地位，文教界对于社会各界具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力，因而各方均重视争取和利用学人，进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社会，左右政局。南京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在政治权力鞭长莫及的情况下，尤其想借助学人的力量，抵抗日寇，打击汉奸，排斥中共，扼制地方，巩固中央在华北地区的影响力和掌控力。关于这一问题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七七”事变前知识界的对日态度及其分歧变化，且多取材于《独立评论》、《国闻周报》、《东方杂志》、《大公报》等报刊的公开文字。[1]近年来，随着海内外学人对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骅档案的利用逐渐增多，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对于北平文教界暗中的组织联络及其在抗战爆发后的延续活动陆续进入研究者的视野。[2]只是相对于事实本身与资料留存，还有许多层面未经揭示。以朱家骅档案为基本，参照其他相关资料，可以进一步探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如何通过争取有影响力的学人巩固和扩张其在故都的势力，以图实现其整体的战略目标及政治目的。同时也可以透视中国学人在国家民族大义、党派政见分歧与学术自由独立之间平衡取舍的态度倾向。

第一节 指导平津新闻

国民政府移都南京，有着多重考虑，其主要目的，当然在于避开日本对华北的巨大压力，争取缓冲的空间，建构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政治格局，以应对内部割据纷争、外部强敌压境的严峻局势。但是这样一来，在政治和军事上，南京政府对华北无法实施有效的直接控制。在思想文化方面，国民党急于扭转五四以来不破不立的革命倾向与崇尚个性自由的风气，回归稳定的传统，以利于政权的稳固与思想的控制，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北平学术文化界的追求发生尖锐对立。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的党化教育以及思想钳制政策，一直遭到北平文教界学人的坚韧抵制，而南京政府或明或暗地扶植中央大学以取代北京大学的地位，进而影响全国风气的做法，更引起政见各异的北方学人的强烈不满。[3]因此，尽管国民党与北京大学乃至整个北平文教界新派师生的渊源不浅，双方的关系还是相当疏离甚至时而紧张。

1936年夏，华北局势，日趋复杂。日本企图策划北方数省脱离中央政府，成立特殊局面，以便逐渐进行侵略。其时河北一带由宋哲元部二十九军驻防，一切地方行政，概归宋氏主持，对日折冲，亦由宋氏就地应付。国民政府鉴于国力未充，实行安内攘外政策，对北方情形，暂时隐忍，不肯加强政治压力，只能从教育文化方面，培植舆论，以为将来抵抗强敌之准备。

6月13日，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朱家骅电告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

中央拟派兄就近秘密主持指导平津新闻，倘荷同意，即将公事与办法寄上，并酌定经费。此事兄任颇宜，时间亦不甚费，乞勿却。[4]

顾颉刚与朱家骅均出身北京大学，1920年代在中山大学任教时又得到主持校务的后者的知遇，且因《古史辨》的引人注目在学术文化教育界声望已高，并勇于任事。“九一八”事变后，燕京大学成立中国教职员抗日会，顾颉刚担任宣传干事，以出版大鼓书词对民众进行宣传，并成立了三户书社。后因抗日会无力资助，转向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求援，并应后者要求于1933年10月改名为“通俗读物编刊社”，脱离燕京大学抗日会而独立，宗旨也有所调整，“目标除提倡民族精神外，尤注意于国民道德之培养及现代常识之灌输，盖救国大业固非但恃血气之勇若义和团者所可胜任”。该社面向民众的宣传活动渐渐引起国民党的注意，以为社中人都是共产党，陈立夫以此为由欲将其封禁。为此，顾颉刚于1936年1月带了该社的出版物前往南京，向时任交通部长的朱家骅求援，后者表示支持，并乘机动员顾颉刚加入国民党。顾氏为了社务，只得同意，风波遂告平息。[5]

由于此前这些因缘，顾颉刚接到朱家骅来电，当即复电允诺。朱家骅遂与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叶楚伧磋商，决定拨款经常研究费每月5000元，开办费1500元，请顾颉刚在北平筹办新闻事业。7月3日，顾颉刚与傅斯年一同南下，到南京面见朱家骅、叶楚伧，商议通俗读物工作，并作通俗读物计划书，拟定下年度下层工作计划。通俗读物编刊社由顾颉刚、徐炳昶任正副社长，王守真任总编辑并主持日常工作，赵纪彬任编辑，李一非任总务主任，疏通好外部关系后，社务发展顺利，一年之内工作人员增至40人。[6]

对于朱家骅要求就近秘密主持指导平津新闻的委托，顾颉刚的计划是以通俗读物编刊社为组织，具体实施。10月5日、7日，顾颉刚两度致函朱家骅并报告工作进展：已组织通俗读物编刊社，发行《民众周报》和《大众知识》二种期刊，编印丛书如通俗剧本、鼓词唱本，旨在启迪民智，宣扬爱国思想。此外还印刷连环图画，与山东省教育厅合作，编印《求生之路》月刊，与《晨报》合作，在该报发刊“生活与教育”，并调查培训北平市的评书和鼓词艺人，希望深入民间，广事宣传。

从上述情节看，朱家骅与顾颉刚表面的一拍即合，背后其实各有所图。在顾颉刚一方，将组织改名、独立以及个人加入国民党，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目的就是能够继续坚持其民众动员和抗日宣传活动。接受朱家骅的委托，所从事的工作实际上无非是通俗读物编刊社既定活动的延续，并没有新的规划。只是这样一来，通俗读物编刊社无形中被纳入国民党的组织轨道，至少相当程度上要受到国民党的组织约束。

在朱家骅一方，关于此事原委，朱家骅档案所藏《与顾颉刚商洽北平新闻事业》的编纂者主要从对日方面立论，强调“激发爱国情绪”，“唤起民族意识”，其实事情显然并非如此单纯。该文称由朱家骅推荐顾颉刚在北平举办新闻事业，但据前引朱家骅的电报，派人主持其事应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旨意。其时朱家骅刚好因汪精卫内阁辞职而失去交通部长的职位，接任因丁文江逝世而空缺的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一职。[7]根据相关资料，可能的情形是，动议应为叶楚伧，选择顾颉刚则由朱家骅提议。而主要目的，决不单单在于对日准备。

朱家骅和叶楚伧看过顾颉刚的来函及工作报告，对其进展成绩甚为满意，10月12日，朱家骅复函道：

成舍我君事，据云伊为联络《世界日报》起见，曾与谈起对于北平教育之沟通与青年思想之问题，拟请兄与孟真兄稍为帮忙，并未提及经费。或请迳函孑公，设法补救。此事弟处甚为秘密，从未告任何人，甚至院中会计主任，亦仅办领款汇款等手续，未知其他底蕴，并祈严守秘密为荷。对左倾分子之工作，应请十分注意，随时纠正其思想与言行，使入正轨，免为所乘，而致妨碍工作之进行。闻河北省内有天主教徒七十万之众，为该教在中国势力最钜之区，宜设法深入工作，使有民族观念，效忠国家。廿九军士兵颇具国家观念，应设法更增强之；对宋及其他高级将领，亦须妥为联络，促其拥护中央，使知统一与救国关系。以上各点，均关重要，至祈随时注意及之。

解读是函，有四点值得特别注意：其一，国民党中央注意与北平教育界之沟通及青年思想之问题，重要的考虑，是随时纠正左倾分子的思想言行，使教育界和青年的思想言行进入正轨，以免受左倾分子的影响。此意的背景当与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关系密切。其二，宣传的重心，是强调统一与国家的关系，所谓效忠国家，增强国家观念，无疑包含具有民族观念，更重要的则是拥护党国一体的中央。其三，此时朱家骅的正式职务虽然是“中研院”总干事，资助的领款汇款等手续也由该院的行政部门经手，但这既非该院的管辖范围，也不是朱家骅的个人行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叶楚伧始终介入，其间朱家骅又一度兼代该秘书长之职，[8]则应视为国民党中央的秘密安排。其四，除教育界和青年外，天主教徒、军队的士兵和将领也是工作的对象，则颇有为国民党中央在华北秘密代言的意味。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顾颉刚14日即来函报告北平人士对事变的态度，对于张学良的“不顾大局，肆意妄行”表示“曷胜伤痛”。据称北平同人主张四点：

（一）希望政府以政治手段解决，勿遽讨伐，俾蒋介石安全。

（二）希望中枢充实，即使蒋不能遽复自由，亦可维护国家之统一，并照蒋原定计划进行。

（三）绥远战事仍须由中央主持，勿以此次事变，致懈军心，且表示政府彻底抗敌之决心，藉以间执任意批评者之口。

（四）华北地方当局环境不同，因之态度未能一致，政府应竭力消除隔阂，俾其能彻底拥护中央。

朱家骅于19日复函表示，西安事变影响国家民族前途极大，北平人士主张的前两点，“须于坚决迅速方法之下行之，方能有效，否则特增危险，国家前途，亦将不堪设想。后两点原系中央一贯之政策，日来中央态度极为明显，决不因西安事变而有所改动”。

这时朱家骅已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就任浙江省主席，暂时仍兼“中研院”总干事，所以他一面对通俗读物社的各种刊物风行一时表示大为快慰，一方面告以“此事仍由中研院王君办理，下次到京，当再与叶先生切商之”。并且特别强调：“此次‘张逆’叛变，受人民阵线活动之影响亦多，此辈邪说，北方所闻较多。年来‘赤匪之祸’，人民生命财产之损失，已不计其数，仅江西一省人口减少八百余万，全国当在二千万人以上，此为我人所不可忘者。切望兄等特别注意，严加驳斥，以正视听。”

朱家骅专门叮嘱顾颉刚注意反共一节，除了贯彻主持指导平津新闻行动的初衷以及西安事变的前车之鉴，多少也是在暗示或提醒顾颉刚。因为顾氏的抗日宣传和民众动员等活动，在得到中央党部的资助后大有起色，在朱家骅本人眼中以及事实上固然相当成功，但在某些国民党要人尤其是与朱家骅明争暗斗的CC派二陈兄弟看来，却显然是偏离了轨道。中央党部接获的控告呈文达数十起之多，指责顾颉刚接近冀察当局，所编《大众知识》，用红色封面，内容杂左倾言论。朱家骅和叶楚伧对此也颇感棘手，难以处置，遂由中央党部函达顾颉刚，嘱其申复理由。

为了具体了解顾颉刚工作的实况，朱家骅乃乘傅斯年北上之便，托其就地考察。1937年1月7日，朱家骅致函陈布雷：

西安事起，除即分电各地教育界友人力主正义，扩大宣传，以领导青年外，并以平津关系特别重要，再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兄北上，因顾颉刚兄主办之通俗读物有《大众知识》期刊一种，其名称与封面颜色，弟早觉不妥，曾迭函促其注意，严防为左倾分子所利用。此次乘傅君北上之便，托其注意与颉刚兄再言之。顷得傅兄来函及颉刚兄托其带来函各一件，另纸抄奉詧阅。[9]就此推勘，颉刚究属文人，容易受欺，心尚无他，除电约其南来详谈外，复函请楚伧先生从速选派妥人前往辅助，因此公疏于防范，不得不有人帮忙。前曾迭陈楚伧先生，伊已有意派朱云光兄，顷又函请楚公即派朱前往。论颉刚学术及品格，确为不可多得之士，予以维护，妥为任使，国家必可有相当收获。傅、顾两函述北方情形，殊关重要，拟请于便中将两函及弟之处理经过转陈委座为荷。

《大众知识》的实际主持人为吴世昌，编辑有连士升、郑侃嬨、杨缤、张秀亚等。1937年1月8日，顾颉刚遵照朱家骅的指示，亲自前往南京将出版物交有关部门审查，并进行申辩。12日，顾颉刚再度致函朱家骅解释一切：自去年遵嘱从事北方活动以来，已造成一种势力，学生及民众竭诚表示爱慕之忱，而攻击者大至。一方面北平教育界对宋哲元颇无好感，误会联络冀察当局使之勿脱离中央为顾氏个人活动，流言交集，一方面《大众知识》编辑人急于吸收青年，杂有左倾之语，无以自解。并拟具将来工作方针四项：

（一）二十九军中下级军官及士兵抗日意识至浓，故通俗读物社所编抗日唱本能在该军内推行，此实造成精神防线之唯一机会，不应放过。此后拟减少与冀察当局之接近，只在抗日一点上往来，因读物销入军队，非得长官谅解不可。

（二）刊物方面，已切嘱编辑人郑重登载，《大众知识》之红色封面已更换，编辑人员亦当改组。撰稿者拟改以各校法学院教授为主体，而将青年作品减少，确保此后不再有左倾色彩。

（三）减少与青年接近。

（四）对中央方面，应多事联络，凡中央派至北平工作者，拟一一与之识面，有疑难事，与之商量，一切工作，俱与公开；对中央之报告，每周发一次；中央对其工作如有意见，祈随时宣示。

对于顾颉刚的解释和拟定的改进意见，朱家骅表示满意，希望其实行第四项，令一切传言，不攻自破；严密注意第二项，“确遵主义，不涉其他思想，则接近青年，实属必要。青年为国家基干，导之于正，党国前途，得以利赖。中央所期望于学术界诸先进，关于此点，实较授与其他知识技能为尤切也。至与冀察当局往来，初非招谤之原因，要点只在误会左倾耳。弟与楚伧先生同感困难，亦在此点”。并要顾颉刚“有暇莅杭一谈”。此事的交涉清楚地显示，在对日准备及争取地方势力等多种因素的权衡考量中，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最为关注的还是与左倾争夺青年。

不过，在青年普遍左倾，且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缺乏信任和信心的情况下，要想通过导入拥护中央的正轨来激发民族意识，多少有些不切实际甚至南辕北辙。顾颉刚的宣传鼓动工作短期内收效显著，重要原因正是顺应了左倾青年高涨的爱国热情和进步倾向。当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发觉无法二者兼得时，宁可因噎废食。据说“此事经各方磋商，佥主暂时结束，由中央党部函达顾氏，停发工作经费”。这与朱家骅的态度显然大相径庭。前后决策如此反复，很可能是因为惊动了最高当局，由最高领袖作出与主其事者不同的决断，而后者只能奉命执行。

顾颉刚对于这样的结果，自然相当不满，于2月4日致函朱家骅，表示惋惜之外，请求补发积欠的工作经费。若党部不能即发，祈暂由中央研究院垫付。这一要求，让已经离开中研院的朱家骅多少有些难堪，他于2月6日复函道：

特殊工作费事，前接中执会财务处来函，要求更换正式收据，已复请迳行接洽，届时正式收据送来时，即将中研院所出者注销。请即与王毅侯先生接洽为荷。至十二月、一月份经费，楚伧先生既经允发，当可即寄。顷又致函催讯，请其早予拨给。前王毅侯先生言，当党部于归还垫款时，曾向伊声明，此款已停，故此时纵再嘱拨垫，恐伊亦未必照办也。总之，此事结果如是，殊为可惜，实非意料所及，徒使兄增加困难，方寸至为不安，负兄实甚，殊觉无颜以对，心有余而力不足，徒唤奈何而已。北平各国立大学，年来主持正义，领导宣传，殊可佩仰，尤以北大同人努力奋斗，更属得力。惟燕京以环境特殊，致兄之处境，较梦麟、适之诸先生，困难尤甚，自属实情。为执事素抱热忱，且精力弥漫，夙夜匪懈，仍盼与教育界诸同仁同心协力，在共同主义之下，为中央继续努力，以应付华北之危局，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此事虽然终止，毕竟有违朱家骅的本意，因此，朱家骅与顾颉刚乃至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关系并未就此结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通俗读物编刊社辗转于西北西南各省，除继续编辑抗战读物、绘制抗战画册外，与全国文协合办通俗文艺讲习会两期，还组织了本社巡行工作团，演唱本社新词，并参加后方勤务政治部工作，担任伤兵民众宣传与教育工作等。然而，自迁到重庆后，因教育部补助数目过小，印刷困难，经费支绌，所有编成的抗战读物画册150余种，先后交由合作机关印行，运送到渝者寥寥。为此，1939年1月6日，该社研究部主任赵纪彬持顾颉刚函前往拜会朱家骅，以后者“扶植本社历有年所”而寻求支持，因朱家骅外出，未能见面。次日，该社又专函报告社务近况。朱家骅乃另行约期与赵会晤。[10]此后，在宣传和争取文教界方面，朱家骅对顾颉刚仍然有所倚重。

第二节 华北文化教育协会

抗日战争爆发后，持续不断的战乱和辗转迁徙，破坏了原有的政治生态，表面统一的局面被打破，不同政权的辖区内各派势力的争夺更形激烈。当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在重庆稳定下来之时，就开始关注滞留在沦陷区的文教界学人的动向，尤其是学人比较集中的北平以及已成孤岛的上海两地，希望在这些地区的文教界恢复和发展党务。其目的一是避免学人为日伪所拉拢利诱，二是防止学人倒向左翼，保持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正统对于学人及广大青年的影响力。

民国以来，北平文史学界与日本的关系持久而复杂。尽管英美留学生后来居上，留日学人在北京（平）学术界教育界一直扮演要角。加上中日两国学人不断互访，学习考察，尤其是1920年代以后，日本迫于压力，将庚款用于展开所谓“对支文化事业”，北京一度是其规划中文科研究所的建所之地。后来虽然未能实现，改到日本本土举办，可是在北平还保留了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的图书馆。由桥川时雄等人主持的《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先后参与撰著和负责整理的学人多达85人，以平津一带学人为主。[11]中日学人之间的密切交往，在中日两国的冲突对立日益加剧以及日本对华北的侵略逐渐加深的背景下，产生了错综复杂的影响，民族大义与学术无国界形成相当程度的紧张。如何平衡正常的学术交往与坚持民族气节的关系，成为北平学人两难的抉择。

早在1932年10月，部分学人运动将北平设为“文化城”，为此，“平日最反对外国人”的北京大学的马衡等人，还特意前往南京进行游说。傅斯年等即表示不赞成，称此“实为中国读书人惭愧也”，虽不便公开反对，还是私下加以劝告，并向南京方面表达反对意见。[12]《塘沽协定》签订后，傅斯年不惜表示要与赞成妥协的胡适断交，坚决反对对日妥协。1935年冬，土肥原贤二来到北平，勾结萧振瀛等汉奸，制造所谓华北特殊化。彼时中央军与国民党党部撤去久矣，据说胡适等人奋臂一呼，平津教育界立刻组织起来进行抵抗，卒使奸谋未遂，为国长城，直到“七·七”。[13]

稍后，由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的桥川时雄主持的《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开始运作，“北平盛传北平图书馆诸公皆与东方有撰稿之关系，议论纷纷”。对此，袁同礼深以为虑，询问傅斯年如何了此一事。傅建议“莫妙于分头一谈，以前不必说，以后不再作”。于是二人乃分别一一找相关各人访谈，“反转陈说，几至零涕，幸承诸位友人不弃，终于意见一致”。问及此事如何发生，则皆谓自王重民始，又多谓自王重民介绍，于是傅斯年再三托袁同礼函劝王重民早日结束。北平学人参与日本方面的《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有的不过是为了生活，傅斯年等人知道“此事本非大事也”，之所以坚决反对中国学人参与，就大局看，是因为“坐失四省，不能无所感动，而日本人又好以此标榜，故或以不作为是”。据说“当时有一位友人询陈寅恪先生以此事之可作否。寅恪先生云，如以为可以公开，则作之；如不以为，则不可作也”。傅斯年深感此言恰如事理之平。就个人看，王重民的学问、声闻，后来必有大进于实务学术之进步，“而贻人以此小口实，则万万不值”。所以傅斯年有分外之关心。[14]

“七七”事变后，虽然大批学人辗转迁徙到大后方，仍有不少人为了各种原因滞留故都。迫于时势，加上战前与日本的种种渊源，不可避免地产生分化，甚至有人附逆下水，参与各种伪组织的活动。日本方面，随着战线的延伸，必须维持占领地区的治安，消弭中国人的所谓赤化思想和排日思想，而这些都需要武力以外的文化手段协助。

1938年8月，日本动员了代表该国现代文化的一流人士30余名组成代表团来到北平，成员包括酒井正忠（伯爵，贵族院议员，帝国农会长）、庆松胜左卫门（前东京大学教授，药学博士）、宇野哲人（东大名誉教授，文学博士）、羽田亨（京都大学教授，文学博士）、杉森孝次郎（早稻田大学教授）、赤间信义（日华学会理事）、森岛库太（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医学博士）、鹈泽总明（前明治大学校长，法学博士）、安藤广太郎（农事试验场长，农学博士）、小林澄兄（庆应大学文学部长，文学博士）、盐谷温（东京大学教授，文学博士）、常盘大定（文学博士）、正木直彦（东京美术学校名誉教授）、伊东忠太（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工学博士）、松本文三郎（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文学博士）、森田实（前神宫皇学馆长，中央大学预科长）、中井猛之进（东京大学教授，东大附属植物园长，理学博士）、北岛多一（庆应大学医学部长，北里研究所长，医学博士）、原田淑人（东京大学教授）、平贺让（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工学博士）、松村松年（北海道帝国大学名誉教授，理学农学博士）、林春雄（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医学博士）、宫川米次（东京大学教授，传研所长，医学博士）、小山松吉（法政大学校长）、桥本传左卫门（京都大学教授，农学博士）、林毅陆（东亚同文会理事，法学博士）、增田胤次（东京大学教授，医学博士）、加藤武夫（东京大学教授，理学博士）、长谷部言人（东北帝国大学教授，医学博士）、岛峰彻（东京高齿校长，医学博士）、那须浩（东京大学教授，农学博士）、永井潜（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医学博士）、岩住良治（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农学博士）、江角金五郎（华北产业科学研究所长）、小柳司气太（国学院大学教授，文学博士）、宇田尚（东京女齿校长）。

8月30日，在中海怀仁堂举行了所谓“东亚文化协议会”成立典礼及第一次大会，中方出席者有王克敏、汤尔和、何其巩、周作人、夏莲君、王谟、鲍鉴清、庞敦敏、黎世衡、文访苏、文元模、张恺、张鼎勋、李泰棻、阮尚介、陶尚铭、徐佛苏、王家驹、张大千、吴家驹、许修直、梁亚平、马邻翼、张心沛、孙人和、钱稻孙、缪斌、余晋龢、钱桐、朱华、宋介、柯政和、陈垣、傅增湘、刑端。该会宣言号称要中日两国人士“以传统之明伦亲仁为本，撷西学之萃以资利用厚生，庶几蔚为更进一层之新东亚文化”，其规定又以中日文化提携振兴东亚文教为目的，实则得到日本军部的一致支持，目的显然在于建立和稳固军事化的殖民统治。[15]

三个月后的1938年12月1日，东亚文化协议会又在东京大学安田讲堂举行第二次大会，伪临时政府教育部长、议政委员会委员长汤尔和率21名协议员前往参加，会议除增加评议员、理事、正副部长等职员外，还设立总务、文学、法经学、医学、农学、理工学等部，决议两国学术机关密切联络提携，予以适当的组织形式；协同调查研究中国教育机关的创设扩充；恢复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设立北京自然科学研究所等。这次会议的背景，是日本急于恢复占领区的治安，以配合广东、武汉的战事，并将对中国的态度由单纯破坏的“长期膺惩”转变为“长期建设”，以建立稳固的殖民统治。[16]兼具粉饰、宣传、安抚、欺骗等作用效应的文教工作自然成为重点。

为了争取在恶劣环境下改变被动局面，国民党通过潜伏在北平的党务人员争取由沈兼士出面，进行组织联络。1939年8月18日，国民党天津党部的王若僖（化名吴世仁）致电中央党部，转达北平市党部高挺秀关于平市党务文教青年工作的报告，其中第一条就是：

沈兼士、张怀、英千里、张重一诸教授前曾以友谊关系密切联络，协助文教青年工作。近将尊电转告沈先生后，工作关系愈益紧密。顷与沈先生协商，拟罗致辅仁、燕京、中法诸校教授及平市中小学忠实教职员，组织文教团体，由沈先生主持，由挺秀任日常事务，以推广工作。关于工作方针、工作用费及中央通信办法，祈指示遵行。

为了训练青年及文化工作人员，与沈兼士、张怀、英千里等人商定，由辅仁大学以训练伪教士为名，收纳各中央机关反法团保送的学生40名，普通教育功课由该校教授担任，思想指导及技术训练由高挺秀担任，秘密实行，一年为期，毕业后分派各地。[17]

北平沦陷后，沈兼士受教育部委托维护辅仁大学校务，滞留北平，与同事辅仁大学秘书兼附中主任英千里、辅仁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张怀等秘密组织“炎社”，取顾炎武的炎，以示抗日。[18]朱家骅指示平津党部协商呈核有关事宜。9月17日，王若僖电告结果，“沈兼士先生为网罗人才，增厚力量，平津应为一体，须密切联系，以利工作”。具体的初步计划为：

甲、组织：（一）定名为华北文化教育协会。（二）干部委员15人，北平9人，天津6人，会设北平，津立分会。（三）内部分高等、中等、初等、社会教育四组。

乙、工作：（一）吸收思想纯正之各级学校教职员及文化机关工作人员，预计半年内可发展至300名。（二）平津各办中心小学两处，中学一处，以收容教导各方救国工作同志之子弟为主要任务。（三）救济平津各校院及文教机关坚贞不附逆之高级人员，以介绍工作为主，津贴为辅。（四）选派忠实同志参加伪教育机关，从事破坏扰乱工作。（五）输送忠实青年参加游击区及后方工作。

丙、费用：（一）会务每月500元。（二）被困文教界同志临时救济费每月1500元。（三）中心中小学津贴每月1000元，中学生100名，每人每月4元，小学生300名，每人每月2元。

中央党部很快于9月23日第61次党务委员会会议通过该计划，朱家骅批示由沈兼士负责办理，积极进行，但须注意严防共产党与人民阵线分子混入。[19]

华北文教协会立案后，天津方面进展顺利，依照总会的规定，于1939年12月17日正式成立分会，委员6人，为赵伯陶（化名郭若泉，亦化名元正之）、路秀三（化名李茂林）、伍克潜（化名吴蒿斋）、刘迺仁（化名金友仁）、贺翊新（化名田天池）、徐石公（化名钟灵生），推赵伯陶为主席委员，路秀三为书记，分调查、救济、教育、宣传四组，由委员兼任各组组长，具体为：路兼调查，徐兼救济，伍兼教育，贺兼宣传，均无薪酬。每月经费，与平方商定，各1500元。[20]

北平总会的成立，却是一波三折。此事发端，高挺秀等人似乎并未与沈兼士充分协商，甚至事先可能并未得到后者的同意。1940年1月5日，高挺秀（化名乔翔远）电告朱家骅文协经费收到，“当商承沈先生努力工作，虽环境日艰，计划尚可逐渐实行”。其时北平日伪当局拘捕文化界人士多名，虽因证据不足，牵连太广，缺少补充等因素，旋捕旋释，毕竟造成人心动荡。加上北平与会者多系现任教职员，所以文教协会与国民政府教育部驻平负责人联络问题，拟在保持秘密之下谋取协商，以免泄漏人名，伤害与会学者的生命安全。

1月25、26日，高挺秀接连致电朱家骅，告以收到华北文教协会经费，已向沈兼士报告经过，商讨进行。

不意有人闻悉本会名称及负责人姓氏，遂妄加意会，函知平方某等局外人，风声宣泄，甚至自称委员，迳向沈先生接洽。先生以身处沦陷区域，现任教职，殊觉不安，乃不愿有所组织，只嘱职每周会谈一次，相机量力，有所贡献。……今津方分会业已成立，平方尚未正式组织，而抗日遗族子女、优秀青年学生及文教界不屈不淫保持气节之士，亟须救济，事实又不容陷于停止。经职再三向沈先生劝驾，先生以爱国确有热忱，而现实环境不能不顾虑，再与诸关系方面分别研商，一部主张详为斯种工作实迫切需要，中央决不能因人事而牵动功令，应另推委员代理，大胆做去，以副中央之期望；一部主张则认为事已被泄，危险莫测，应及早解消组织，停领经费，以息风声，及相继工作另起炉灶。处此情形之下，职对经费既不愿自为支配，工作亦不敢贸然推动，究宜如何办理之处，用特电恳训示祗遵。

根据情况的变化，高挺秀又提出，为了保证沈兼士的安全，

可否由部长直接函沈先生一部高教工作职，密秘供其驱使，一者避免电经津方，被局外人宣传，碍及沈先生安全，一者隐合沈先生另起炉灶之意。至于文协会，则再补充一二新人，仍继续工作，为国建树广泛力量，形势变化，自可减少注意矣。[21]

朱家骅阅读来电，觉得事有蹊跷，立即复电，指示查明详情并电示高挺秀：

文教协会前据吴电，由韩季通先生主持，而兄任日常事务。此间会议时，将原电传观，因中央同志多稔韩先生，闻其愿出来主持，均极钦佩，此项经费始获通过。此次又何以遽尔移交？查该会既归韩先生主持，则平津两地委员人选及经费支配诸大端，均应由渠决定。为顾虑环境计，可请其稍敛形迹，总持大纲，而责成其他忠实有为之同志分头执行。所陈派员代理及解消组织，均非办法。盖一易人则与中央诸同志原意相违，恐有异议，且文化教育界工作，须得学术上极有声望之人领导之，方能推动。

并要求用款须按原定方针，不能挪移；对青年学生应以正义感召，多做人格熏陶，若专恃金钞张罗，不但无以持久，反为青年所鄙视。又专电沈兼士：

平津为旧日文化中心，敌伪诱胁方急，青年学子，万不可无人领导。会事务请积极进行，此间诸同志企仰正殷。[22]

关于北平组织华北文教协会总会的情况，主要涉及沈兼士，了解到其间或有阴差阳错，沈兼士托人带给朱家骅两封信，说明事情的原委以及出现误会和周折的原因，一封写于1月10日，函谓：

一、开学后曾送一批毕业生南下服务。在校内创刊两种杂志，以资联络。

一、暑假内中外神父及学生均有被捕者，校中被监视侦探极严，近两月来外间被破获之机关者多，故计划颇难运行。

一、乔君前曾嘱组织一具体机关，一时甚不易办到。理由已告乔君，请其转达。

一、鄙意仍与去年所上之书相同，尽国民之本分，尽可能之范围，为国家效力，不预受任何名义及任何报酬，保持独立自动的活动。

一、此间风传天津有人组织一华北文化教育协会，由弟领衔，承受中央经费每月三千元。此事弟绝未与闻。近来竟有人（不止一次）到校及舍下询问此事者，燕大同人亦有传说此事者。两月前曾托乔君赴津调查，并声明不愿参加之意见。惟近来风传更甚，颇觉不妥，极盼尊处能为一查。

一、乔君已两月余未晤，不知目下是否仍在平？弟意直接通讯最好，否则须由一固定而且慎密之人转达亦可，但决不愿与团体发生关系。此种不得已之苦衷，乞谅之。

是函待发之际，高挺秀从石家庄回平，沈兼士和张怀等即约与晤谈，了解情况后，沈兼士再附一函：

一、闻乔君之报告，始知华文会之经过，极佩盛意。惟本弟前信之原则，及现在北平之环境，与乔君及英、张二君仔细商酌，均认为华文会现在平已有满城风雨之势，决不能利用之以资活动。

一、弟等仍本前议，进行一切，而不参与津局。因顾虑环境，瞻望前途，苟不如此，将来恐一事无成，而有绝大之危险。

一、弟等不须有组织，只拟相机量力，随时有所贡献。至相当时期，自当报告（或由乔君，或直接）。

一、经费一层，现在无此须要。将来如有事业需费时，自当直接请款。

一、如有赐件，请勿由津转此（直接来函亦极不妥），由于主教设法交西友代递最妥。[23]

从沈兼士申述函件的内容判断，北平沦陷之后，受有关方面委托维护校产的他的确与国民政府暗中保持组织联系，并以个人身份自动进行地下抗日活动。但是，对于出面组织地下团体，则因条件、能力所限，以为暂时不宜。至于华北文教协会，沈兼士之前并不知情，平津国民党组织事先没有正式与之协商，等于是擅自借沈兼士的名义获得中央的批准及拨款。由于机密外泄，华北文教协会之事实际上已经暴露，按照地下工作的原则，的确不宜继续进行。沈兼士在获悉华北文教协会组织经过后，鉴于环境极端险恶，仍然坚持前议，不赞成组织团体，即使已经组织，也不愿参与其事，以免于事无补，反而造成无谓的损失。

尽管沈兼士百般为难，可是在平津国民党组织和朱家骅方面已经势成骑虎，只能硬着头皮坚持。况且形势紧迫，的确需要在北平建立类似组织，以增强对文教界的影响力，领导青年学生和民众的地下抗日活动。在高挺秀的劝说协商和朱家骅的安抚慰藉之下，沈兼士终于同意出山。北平方面因此重新部署，沈兼士化名章毓庵（分用则毓指沈，章指张怀，庵指英千里），高挺秀新改化名葛方（分用则葛指高挺秀，方指施天牟）。要求朱家骅介绍平方电台关系，或建立专用电台；在平方不能直接通电之前，请朱家骅直接赐下专用密码交沈兼士。[24]

3月，沈兼士致电朱家骅，表示华北文教工作若准备计划得当，自能生效，

然一切工作总以各方严守机密为不可缺之条件，前者文协事已由津方泄漏，传播平方，以至外人竟有以文协与弟名作为谈资新闻。于此险象环生之下，弟等自无法担任。此后因葛君之尽力与弟等熟商，弟为工作便利及安全起见，须改变方法，兹将鄙见列下：

（一）文协名称已公开，弟等处此环境，不有此名义，实际亦能便于工作。

（二）平津两方精神虽属一致者，工作则宜分行。故此后平方之事不须令津方与闻，且中央必须备有与平方直接秘密通信办法，方敢负责进行工作。

（三）在中央未能直接与平方通信而须借用津方转达消息之前，请勿明提弟等之事。

（四）为防止耳目补救善后起见，中央似可对津方声言弟等已不就文协事。[25]

朱家骅同意遵照办理，电告天津方面沈兼士不愿主持，会务另简委员接办。[26]并再度致电沈兼士：

近岁文教界思想庞杂，久不闻名节之重，幽燕一隅为旧日文化中心，士风隆替，所关非细，领导□流，策动抗战，繄先生是赖。[27]

北平党部电台遭到破坏后，与重庆方面的联络须由天津代行，不利于保密，沈兼士坚持与中央直接联系，主要是为了保障安全，便于开展工作。在文化协会的领导下，将原来青年建国学社中对于学术意趣浓厚及实地从事教育工作者重新加以组织整顿，以便按计划开展工作。[28]

经此一番折腾，北平文协总会实际上并未正式成立，因此随即再度引起纠纷。其事背后，可以看出平津国民党各方机构各自为政、分别邀功、又相互争权夺利的影子。

5月15日，文化协会天津分会以“平津两会积极推动，需款甚殷”为名，催拨三四月经费，并报告该分会成立以来工作概况，据称成果有如下几项：

一、救济：津贴各级学校中抗日遗族子弟及思想纯正学行优良的贫寒学生，分别为工商学院8名，每人月给15元，中学生29名，每人月给5元，小学生38名，每人月给2元；酌送文教界坚苦贞守贫居不与敌伪合作之士奖慰金，“以示中央顾念之意，并激励其节操”，被资助者有前天津教育局长邓庆澜，津市立师范校长李审侯，北洋工学院教授张毓恂、弓［？］广奎，河北省立女师学院训育主任赵子丰，河北省立商职学校训育主任李柳范。

二、输送青年（共3人）及教授（北京师大）到后方读书工作，补助其旅费。

三、华北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接办匡时小学一处，天津分会每月补助1000元，作为中心小学。

四、派员赴河北省内地之县分，在教育界发展优秀分子，以乡村小学为枢纽，宣传中央意旨，增强民族抗战意识，已有基点20处。

五、敌特务机关唆使伪新民会在天津租界内组织和平兴亚救国会，文协天津分会分别联络有力量之学校，务使消极的不合作，颇有效果。[29]

朱家骅接电，颇感疑惑，既然已向天津方面声明沈兼士不参与此事，北平总会既未成立，天津分会则无从谈起，何谓平津两会积极推动？恰好此时中央秘书处接到4月28日北平市党部来电，指文协会一事为“藉名义以便私图”，并提出该党部“原设有文教委员会，除派执委一员为中心委员外，请教育界名流之爱国分子担任委员，共策进行，以往工作尚著成绩，如再增加相当之经费，其发展可以预期”。要求停发文教协会之款补助文教委员会。据说教育部所派之平市教育督导员亦赞同此举，愿加入该会担任委员，共同负责。[30]而教育部方面也接到派驻华北战区督导教育人员报告，希望文教协会与之密切联系，统一步调，推进战区教育事业。教育部遂行文中央秘书处，要求指定机要人员常川与该部会商其事。[31]

中央秘书处鉴于文教协会的成立及经费独立“已引起党部本身之分化与攻讦，似应设法调整，以免酝酿更大之危机。按教育部既有推进战区教育文化之整个方案，且派有专人在彼主持，华北文化教育协会之工作推进，似可划交教育部督导，以免机关林立，统属不明，事倍功半，而款归虚糜。至中央核定之经费，拟即停止，由教育部所派督导人员依据实际情形及需要数目，另拟预算，呈请教育部拨发”。文教协会之事系在朱家骅任内核准，秘书长叶楚伧遂请其设法查明文教协会工作状况以及沈兼士是否实际主持其事，并征询关于教育部华北督导员与该会联络的意见。[32]

后来中央秘书处、组织部与教育部协商的结果，教育部表示有统一指导的必要，惟战区情形与平时不同，指导方式需按实际情况而定，最好每半月或一月由主持方面派专人会谈一次，交换情报，再确定以后动向。此法实行一段时间，因会谈者对华北情形及文教协会渊源不甚了解，效果不佳。组织部秘书沙孟海鉴于北平总会迄未建立，天津分会便成似是而非，建议若有适当人选，可将分会划出独立办理或改归联处负责；另外平津两市党部教育会与文教协会职权冲突，应有所指示。[33]

其时，天津方面再度报告平津文协会工作实情，据赵伯陶称：

北平文协工作，对外扬言停动，实际经沈公决定，津方只与职发生联系，并守秘密。津方同志咸认沈公已不负责矣。每月经费由职密转乔同志，所有中央汇款办法，曾经职与王任远同志商妥，由青年团关系方面汇转，并请秘书处与沈公定有密码，一切不经津市党部转也。此皆为便利沈公，以免稍有泄露。顷乔同志又来津，沈公嘱征询津方工作情形，以期一致。此平津文协会工作之实情。[34]

朱家骅接到各方面的相互矛盾的不同信息，对文教协会的实情进一步感到怀疑，于是密电该会发起人王若僖，询问详情，以便决定是否继续拨款，并考虑改换天津分会负责人。王若僖在该会发起之际一度失去自由，接电后报告：

查文协成立后，复生即无法照管，致有纠纷，其主持人或有不善处置之处。惟文协工作自属重要，今后似可令平津市党部负监督之责。……查文协各委均系一时之选，惜因由乔、郭所招致，实际上各委均不甚负责。此后拟请由公直接委派津分会人选。

为了防止组织方面乱象再生，王若僖还对天津分会的人事安排提出具体意见。[35]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随即按照这些意见对天津分会进行改组，由贺翊新为主任委员，赵伯陶为副主任委员，教育部督导员郝任夫增补为委员兼秘书。

北平方面，9月初，沈兼士、高挺秀、张怀、英千里等人联名提交工作报告、预决算以及计划，据称：

同志原有之组织，其工作因1、去夏某校中外教职员被捕；2、南下学生被捕；3、平津中央机关迭被破坏，不得不取奠定基础相机复进政策。今春葛君转达尊意，当时因津方举措失慎，消息致被泄露，弟等力不从心，未能遵命办理，至为歉仄。后由葛君与弟等再四会商，并电得公同意，脱离津方，另组进行。……半年以来，渐告成熟。暑前三青突被破获多人，又不得不暂行停顿。现在风声仍甚紧急，开学后当再徐图进展，此经过之大略也。

至于与中央联系的交通线问题，“凡通讯及汇款仍非经由津方不可，实感不便，且有危险性”。日前英千里赴沪成立联络处，将来寄款便利，随时直接通讯则尚无办法。

由于此前天津方面走漏消息，北平对津及对外宣称停止进行，华北文教协会北平总会是否创建，外间乃至重庆方面一直不得其详。根据北平提交的工作报告，北平总会实际上暗中已经成立，暂以委员会为首脑机关，下设干事及工作员，有委员四人：沈兼士、张怀、英千里、高挺秀，沈兼士为主席，高挺秀为常务，负责计划主持及推进一切工作。干事承委员之命，执行各项工作，由四名干事分任联络消息及文书、事务及会计、组织青年团体、驻沪联络等。担任干事的有郝德元、常惠和葛信益。[36]工作员辅佐干事，分任各项事务，共二人，一任收支，一任交通。

该会“以联络操守忠贞之士，网罗有志青年为主旨”，从事下列活动：

一、组织学术团体，已成立中国语文学研究会（沈兼士主持，联络国学家及优秀学生，研究中国固有文化，藉以引起国家民族思想，并坚定其自信力）、中小教育研究会（由张怀及外围同志余君主持，联络教育学者及中小学教员，研究建国教育方法，逐步实验，以抵制奴化教育）、文艺社（由英千里主持，为使青年得有正当读物，在辅仁大学名义掩护下发行刊物二种，一为纯文艺刊物，即《辅仁文苑》，已出四期，一为综合刊物，即《辅仁生活月刊》，已出八期）。

二、利用临时集会，进行宣传，已举办美术展览会、摄影展览会和辅仁大学校友返校节。

三、组织青年团体，以操控各大学中学及破坏敌伪各团体，已成立清俭学社（即青年建国学社）、亭林学社，前者由高挺秀负责，就原有团体改组，高任书记，下设社务、事务、助理，成立集体单位五，树立个人中轴七，具体活动为破坏敌伪青年党，调查自学会，输送有志青年南下，指导中学生升学，调查敌国内情形及协力外围之学术团体等。后者由华奇负责，自去年开始活动，主要工作为联络北平三校同志组织团体，介绍人才南下服务，利用实验室制造特种药品。

该会于本年寒假接办北京学校，“一、因奴化教育于血气未定之小学生最有危险，思有以救济之。二、利用之以为工作之总机关，即以本会委员加入该校校董会，为推动工作之主干”，由干事担任总务和教员，“造成便利工作之环境。三、藉以联络各中小学，扩张抵制奴化教育之工作效能”。已联络9所中小学，其中乡村小学尤为直接有关。此外，该会还随时调查操守忠贞思想纯正的教员、学生、公务员等，予以介绍职业，补助前往西南西北大后方服务就学的旅费生活费等救助。

至于今后计划，该会除继续进行上述各项工作外，为加强效能，拟开展如下工作：

一、调查登记在平各项专门人才，报请中央征用，一面密切联络，促使自动南去服务国家，一面代筹南行路线或资助旅费。

二、扩大青年救济及组织训练，养成抗战建国之有用人才，免被敌伪收买利用。

三、建立学术报国阵线，于各大学选定思想纯正、资望隆重之学者，聘为委员，建立中轴，分头联络同志，加以组织，鼓吹学术报国，造成普遍风气。

四、搜集沦陷区之新闻，调制有关本会工作的各项统计表，以备研究运用。

五、宣传敌人阴谋及酷虐行为，唤起一般民众之敌忾意识。[37]

北平总会的活动成绩及规划，主要是利用沈兼士等人的职务之便，依托辅仁大学既有的各种机关、团体、刊物，增加抗日的内容，进而再图扩大活动范围和影响力。在日伪的残酷统治之下，这样的谨慎从事才是切实可行。

10月，国民党北平党部的电台得到恢复，负责人苏麟阁（化名赵志诚）受重庆方面之托了解华北文教协会的详情，然后向朱家骅报告：

自职到平后，即与沈兼士见面入手，所有经费，均已收到。惟因为慎秘计而免去横的关系，对外竭力否认，并曾托司徒雷登、德领事及在沪讬人共三次报告，近又讬德领诺尔曼带去之工作报告，想早已垂詧。嗣后凡关华北文教协会之电，均由职台代发，取得相当联系，请释念。并将调查平津文协情形陈述如左：

（一）华北文教协会，平为总会，津系分会，平津以沈为主任委员，高挺秀为常委，英千里、王之相、张怀为委员，以青建学社及亭林学社作该会之外围组织，每社约纯洁之会员五六十人，青建学社由高负责，亭林学社由祝福祥负责，更办有小学二处，工作颇活跃。津会先由赵伯陶任主委，因赵与王臾青及沈同志均有相当交谊，工作联系颇佳。自由贺翊新负责后，沈同志为自身安全计，在技术方面不愿与津文协再生联系，同时津会及教部工作人员均思把持华北文协会，而要求加入，并流言钧座只认私人而不认组织之蜚语。恳钧座分别指示，责以事有专责，不得干涉攫夺。华北文协之事，令其自行向外发展，免去内部磨擦，俾沈同志仍可安心进行工作。

（二）沈同志决免去横的关系，愿直接受钧座之领导，以免自身发生危险，有碍工作。

（三）华北文协之经费原为三千元，平津各千五百元。现为秘密计，请各别分寄。

（四）本年下年度北平文协之预决算，沈同志要求平市每月增为三千元，俾便贴补平市之贫苦学生，而求工作进展。

（五）现国币在华北跌价尤甚，贴水事亦恳钧座担负此项损失。[38]

朱家骅接报，认为“华北文协工作，北平较天津为重要”，将天津分会预算减为每月一千元，北平则加到2500元。[39]并且不顾天津方面的不满和中央财政的困难，坚持要有关方面设法满足。可见其对北平文教界工作的极端重视。

第三节 组织文史杂志

经过上述调整，华北文教协会的发展进入相对稳定期，但是平津两地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各机关的关系以及地下工作的保密规则仍然未得到适当处理。1941年春，北平市国民党党部改组，英千里等人因为要改就党部书记，退出文协，北平文协总会不得不再度进行调整。为此，高挺秀亲自潜赴重庆当面汇报，沈兼士则致函朱家骅，并提出会务报告，函谓：

平市改组，耿、英两君之新任务，因津方传播，此间局外人已有所闻，而各同人探询消息。褚君顷与弟等商酌再四，觉处此艰危环境，原来之行医计划，非变更不可。现正设法另立社会基础，俟成功后，即当进行一切。……再英君前请尊处电津，宣布彼已辞职，藉获掩护，乞速饬办。董洗凡君经弟邀请，已允加入本会工作，化名丁伯强，拟请予以文委名义，俾便合作。[40]

朱家骅同意沈兼士所请各项，并批示复电：

平市文教工作重要，务请设法大规模扩充。[41]

4月7日，朱家骅再度致电沈兼士和褚成猷，强调北平文教界工作的极端重要：

平市为昔日文化中心，沦陷以还，学人志士仍多息影其间，敌伪注意诱胁，不遗余力，浸渐移变，不无可虑。故我方文教工作较之其他省市尤关重要。现任或曾任各级学校教员及毕业肄业学生，爱国家爱民族之心人皆有之，启迪联系及如何发挥其力量，以为他日收复失土张本，正有待于诸君子之继续筹划进行，北望燕云，神与俱驰。

朱家骅连番催促，并非一般的鼓励督促，而是迫切希望北平方面于短期内有大动作。由于未见北平文协即时回复，4月25日，朱家骅再发一电，除了表彰北平文教协会在沈兼士的领导下“收效及宏”外，主要是提出：

兹为加强工作起见，拟在平出版文史杂志或文艺刊物，以吸收第一流作家，使其能掌握华北文坛，隐约之间，灌输民族意识，暗示本党主义，并另出版一普通周刊，以吸引青年作家与优秀学生之稿件。拟请兄负责筹备，拟就预算，即行开办。

以创办刊物的方式影响战时文教界学人和青年，并非由北平开始。一年前，在上海时任暨南大学校长的何炳松接到中央视导学校党务、“网罗人才，补助生活于学术商榷”[42]的指示，

日夕考虑推进工作问题，深觉在此间推进党务，既不能公开活动，而文教界中人又非仅口舌讨论或酒食酬应所能摇动，或改变其立场，加以此间文教专家亦不尽均在各校任事，联络更难普遍。故愚以为谋党务之发展，莫先于文教界同人精神之联系。而精神之联系方法固多，然莫要于学术问题之讨论。而以创刊一种标准较高，内容较富之月刊为其主要之重心。在专家方面，既得有发表研究心得之机会，又复可藉优厚之稿费，以补助其艰困之生活。而在主办人方面，亦可收联络感情、网罗各科专家之明效。刊物本身如果标准甚高，亦大足贡献于吾国学术之进步，间接并可转移全国学者及青年学子之趋向。吾党如欲在文教界谋长足之进步，似以印行有价值之刊物为目前要图之一。近代《财政评论》之印行在学术界颇占地位，隐然成为吾国财政学界之重镇，即其明验。以往吾党亦常花巨大之经费印行各种定期刊物矣，然成效不著，盖主持者过重于宣传，与研究学术异趣，故不为时贤所重。且因初无永久计画，往往虎头蛇尾，所谓乘兴而来，兴尽即返也。此外，并因内容文字多属空洞无物之作品，无法引起青年之兴趣，更无望获得国人之高重。吾人若果发行刊物，必尽力矫正以往之缺点，为吾党树一文教界之新帜。

根据自己的认识和以往主办销量达五万份的《教育杂志》的经验，何炳松提议创办《中国学报》月刊，取其范围较广，“且暗示党国主办之意”；以社会科学为主；每期20万字；编辑7—9人，以住在上海者为限，特约编辑100—120人，延聘国内各科专家担任，每期版权页上全体列名，以示负责而资号召。如此，“将来学校党务之推进，或能收事半功倍之效”。[43]次日，何炳松再函朱家骅，告以“伪方近已出有一种专门研究学术之月刊，表面上不谈政治，想藉以引诱各科专家代为撰稿，稿费闻极优厚”。有鉴于此，他认为办刊一事更有考虑价值，并拟请朱家骅、陈立夫、王世杰三人为名誉编辑。[44]

朱家骅接到何炳松的来函，于6月3日转告大意于叶楚伧，并表态道：

此项建议如能推行著有成效，既符政府收罗人力之本旨，且于研究学术之中推行党务，可使国内优秀分子悉心内向，无异充实本党之力量，兼能为党树一文教界之新帜。

叶楚伧对于办刊一事深表赞同，但鉴于国民党中央的财务窘况，无法拨款，宣传部方面亦有困难，希望与教育部陈立夫协商解决。[45]朱家骅与陈立夫颇有过节，自然不愿自讨没趣，仍然坚持向叶楚伧进言：

该刊之发行，事关主义之阐扬，以与异党斗争，在今日之上海，实属特别需要。得柏丞兄主持，当必有成绩可期。最好能在战地经费节余项下指拨一款，较为妥善，且得以从速进行。[46]

在朱家骅的努力之下，款项终于得到落实。由于1940年度的战区经费预算已经分配无余，不能按月拨款，遂在1939年度该项经费节余项下一次性拨款4万元。[47]

该刊实际创办时，正式定名为《学林》，“出版以来，颇得国内专家之合作，与青年读者之欢迎”。坚持一年左右，何炳松请求继续拨款两万，否则结束。因为据说“内地同志中对此事颇有微词”，“为避免误会计，似以早日告一段落为佳也。他日交通较便，时局较定时再行续办，确足谋联络文教界同志之感情，提高学术研究之兴趣也。唯自《学林》印行以来，国内能文之士（北平、昆明、重庆诸地均有授稿人），确获得不少生活上之补助。如予停刊，似宜别求简便救济之办法”。何炳松的提议是：每月筹一两万元的款，收购国内专家之专著，俟时局大定后为之印行，似亦网罗人才之一道。此外，何炳松还通过朱家骅获得特别讲座津贴两万余元，设立学术讲座，延聘滞留上海的学者。新的学年将至，他希望继续获得资助，即使款项减半，“亦勉可补助一部分值得优礼之贤士”[48]。

此时大后方的文教界人士对于羁留孤岛的国立大学不及早内迁啧有烦言，以为在此任事者为苟且偷安之辈。实则何炳松等人每学期都呈文要求内迁，而教育部鉴于在孤岛的其他国立机关风雨飘摇，朝不保夕，只有国立院校尚在埋头挣扎，要求其坚守岗位，不允任意撤退。面对内地同行的误解，尽管对于办刊物和学术讲座何炳松都作了结束的准备，他还是强调：

自《学林》与讲座两事实行以来，本党在此间文教界之信誉似颇有所增进，将来公开整理学校党务时，必可较能顺利进行。盖精神上既获得联络，则形式上将不成问题也。唯以往本党行事，每每举棋不定，随作随辍。不特旁观者为之失望，即身负工作之责者，亦不免因之灰心，见有应为之事亦不敢毅然自任。故愚以为如《学林》之印行，不特不宜中止，且如上海局势不变，并宜扩大积极进行。[49]

显而易见，何炳松要求内迁以及结束已经展开的工作，只是迫于大后方同行的压力，他本人所希望的恰好相反。

利用办刊、讲座等方式资助和争取文教界人士及青年，以便在艰难困苦的战时状态下保持政府和中央的影响力，在大后方也是行之有效的途径。1941年1月，国民党中央党部拟在重庆创办一份文史半月刊，发表学术论文，“以左右一时风气”。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朱家骅再次想起顾颉刚，商得叶楚伧同意，拟聘顾到重庆主持其事，每月给予经费五千元。[50]开始顾颉刚以夫妇二人身体欠佳、主持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无法脱身以及少有可用人才为由，要求延迟半年再说。[51]后因朱家骅一再坚持，顾颉刚又与萧一山商议，“中国各种学术俱有学会，惟史学会尚付阙如，拟即着手组织，俾作文史半月刊之后援”。遂请朱家骅予以协助，同时办刊之事希望能在成都进行编辑事务，以利用当地人才集中以及图书丰富之便。[52]朱家骅对于组织史学会以作文史半月刊后援一事深表赞同，力助其成；而编辑地点，因文史半月刊由中央党部主办，则坚持要顾颉刚“常川驻渝，襄助一切”[53]。

后来顾颉刚果然到重庆主办《文史》，先任副社长（社长为叶楚伧），再接任主编。社中职员先后有杨效曾、吴锡泽、顾良、魏建猷、周春元、史念海等。只是再度遇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在北平所遭遇的类似麻烦，1942年2月，有党务人员指控：

奸党吴锡泽等，竟利用《文史》杂志社为掩护机关，建立组织。该吴虽身为《文史》社编辑，近乘该社社长顾颉刚先生离渝期间，大肆活动，往返于沙磁路上（该社现在柏溪），匆忙异常，所作何事，自不难明了。请再派人彻查，速作断然处置，以免患生肘腋。闻《文史》社系由部座扶植而立，今竟被奸党利用，殊觉痛心。[54]

后来证明，吴锡泽系“被人诬告为跨党分子，经先生（案即朱家骅）查知其枉，令其到部供职，以资洗刷。当于四月中到部”[55]。尽管如此，国民党还是以该杂志无关于主义宣传，加上战时财政困难，物价飞涨，一直不能足额支持，仅靠顾颉刚个人苦撑，根本起不到预期的作用，1944年4月，国民党党政考核会即拟停发经费。勉强熬到1945年1月，国民党中央党部最终停止财政支持。[56]

上海和重庆办刊的成效，令朱家骅等人对北平的期待更加迫切，可是北平方面对于中央的提议和再三催促，迟迟没有反应。1941年6月3日，朱家骅复电北平方面：

至文化工作，应积极进行，全力以赴。请办刊物二种，已详前电，希即照办。提倡民族思想，暗示党义，转移文风，创造新精神，至要。

6月7日，朱家骅再请秘书室沙孟海发电北平方面催问，并于6月9日致电天津转沈兼士，“盼将筹办详情电示为荷”。

朱家骅接二连三地催促，显然是担心北平方面没有采取相应的行动。实际上，北平文教协会一直在从事相关活动。6月10日，沈兼士等提出了新的工作概况报告：

“（甲）人事：增聘委员二人，丁伯强主持敌伪内线及交通工作，景鲁生主持乡镇教育救济及培植抗敌师资等工作；更换工作员一人，应灵另就他业，改派庄友霖补充。活动学术团体均有进展。（一）中国语整会会员增加学术讲演，每月两次，刊有讲演集。（二）中小教员会联络同志多人，作种种调查及准备，并拟办夏令师资讲习会。（三）文艺社原办刊物，继续发行，文艺刊物已出七期，约八百份，编辑人七名，综合刊物已出十五期，约千余份，编辑人十一名。青年团体：（一）清俭学社年来损失甚重，现拟暂维现状，徐谋开展，详情请葛同志面陈。（二）亭林学社，除联络三大学同志外，现更联络中学教员，组织团体，资助计划外围同志赴渝服务。”有二同志去冬被捕，后陆续释放。

（乙）机关：（一）北京高校仍为掩护办公及集合同志机关。（二）乡村小学为乡教中轴及同志避难机关。（三）驻沪联络处仍由王佩斋主持。（四）天津新设交通站。（五）小学中轴现已树立，中学中轴正进行中。

（丙）辅助救济：（一）资助同志及外围同志数人赴渝。（二）馈贻在渝同志及外围忠贞同志家属子女。[57]

按照时间推算，北平方面撰写工作报告时，6月9日朱家骅托天津转达的电报或许尚未收到，而6月7日直接致电北平的电报则应当收到，依常理，即使来不及重写或改写，至少可以有所补充。至于6月3日的电报，不仅应当收到，而且完全有时间作出回应。可是沈兼士的工作报告对于朱家骅特别叮嘱的创办文史杂志一事，却似乎茫然无知，不知是有意回避，还是中间环节出了问题，总之，朱家骅没有得到殷殷期盼的回答。

平渝双方沟通不畅的情况一直持续到6月30日，北平方面终于正面回复，沈兼士等人的来电称：

文史杂志及普通刊物，均须经敌伪注册，始克发行。刻正觅取路线，一候获得认许，即行拟具预算及计划，电请核夺。兹为充实人才，促进会务，拟增李霁野君，化名朱耀祖，为本会委员。李君专攻文学，曾充津女师院英文系主任，现为辅大教授，此次参加本会，拟出任以出版之计划及推进工作。

朱家骅看过来电，心中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他立即批示：

请从速筹办。现上海有何柏丞兄主办之《学林》，此间则有《文史》半月刊，下月起由顾颉刚兄接办，渝沪平三地有此有利刊物互相密切联系，提倡民族复兴，阐扬本党主义，转移文风，纠正青年思想，以立建国之基础，关系国家民族之前途殊钜。[58]

并于7月2日复电北平，希望能于最短期内实现计划。

稍后，北平文教协会拟就《以文史杂志社为中心联系华北沦陷区忠贞学者办法》。[59]按照这一办法，沦陷区忠贞之文教学者分为两类：

一类是既富有国家民族意识，崇信中央政府，且已参加本党或同情本党者，一类是虽富有国家民族意识，而对于本党与异党持骑墙态度，或对本党持怀疑观念者。前项学者已由华北文协取得联系，参加工作，或正在设法联系，后项学者则因须保持文协机密，拟不请其参加文协工作，而以文史杂志社为中心联系之，由增加其与中央之关系逐渐劝变其思想态度。

文史杂志社由纯正学者主持，国民党“应派一与学术界接近之忠实同志参加社中，巧妙运用学术思想之探讨研究，逐渐使与文史有关之学者信仰本党主义，成为本党忠实同志”。同时聘请华北沦陷区忠贞学者为该社特约编辑，以北平文协总会为介引联转机构。文史杂志社对所聘特约编辑可由北平文协转达意示，所有应聘特约编辑，如对文史有所贡献，可由北平文协设法转来。特约编辑为无给职，如对学术或抗建工作确有贡献，而生活确极困苦者，可酌予不定期救济金，由北平文协转送。文史杂志托商务印书馆每期寄往平津分馆代售，并电令平津文协于书到时购买若干份，分送各大学及图书馆，“以广传布而暗系人心”。拟聘为特约编辑的有原俄文法专校校长王之相，原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系主任王桐龄等。不过，从目前的相关资料看，该杂志可能并未实际刊行。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北平形势日见险恶。先是英千里被人告密，遭日方逮捕，囚禁三个月，后来据说又有人在敌伪报纸上发表消息，宣称听闻沈兼士将办一国学刊物，李霁野将办一新文学刊物，收登社会上家居不出的人士的稿件，稿酬甚丰，经费据云系有固定来源。此举等于是变相向敌伪告密。[60]1942年4月初，北平方面沈兼士突然来电告急：

此间环境日恶，敌方传将不利于弟，马君被逮后，已虞牵累，加之辅大经费告竭，敌伪乘虚侵入，将成事实。弟唯有先机出走。现拟协同文协总干事苏民赴渝，面陈一切，并报告各项工作及将来计划。[61]

朱家骅对此感到有些意外，复电表示：“北方电讯阻绝已有数月，日内甫通。兄来渝甚好。辅大经费中央决可补助，在美捐款亦当设法使转渝寄平。敌伪借此企图侵入，仍希设法力拒为盼。”言辞之间，显然很不情愿放弃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沦陷区组织联络系统。“兄来渝甚好”一句，原来底稿为“自无不可”，后来大概觉得不宜太过阻拦，才有所松动。即使如此，通观全电，不甘就此放弃的难以割舍之情还是溢于言表。[62]

4月11日，朱家骅再电沈兼士：

辅大款事已电宋、胡两兄代收汇渝转平，中央补助款可即汇发。北方工作因电台及其他关系窒碍丛生，又来电仅收到十之一二，致莫明实况，使各同志增加困难。顷平津同志到此者日多，真像已明，决彻底整顿，由部另设电台，布置交通网，妥觅汇兑路线，务实工作得以加强，诸同志亦可安心服务。过去工作技术不够，危险至多，此后必须避免横的联系，化整为零，分别负责。文教会及刊物应独立活动，仍由兄全权办理，密作党部外围，与其他单位绝对隔绝，已嘱徐敬仁兄切实遵照。渠即将启程，五月底可到平。兄如不能继续安居时，宜及时离开。[63]

得到重庆方面的体谅，加之工作方式有所改进，在极其困难危险的条件下，沈兼士又坚持了半年多，直到1942年12月16日，在被列入黑名单、敌宪即将实施抓捕的情况下，沈兼士才微服离平，潜往后方。是月30日，日军宪兵果然实施逮捕，沈兼士幸免于难。此后，华北文教协会其他成员继续坚持活动。据说最盛时会员达数百人，并以辅仁大学校友会为联系，在开封、济南、太原等地设立分会。

1944年3月11日、21日，北平的日本宪兵大举搜捕抗日组织人员，华北文教协会负责人及成员英千里、张怀、董洗凡、葛信益、叶德禄、赵光贤、孙硕人、孙金铭、欧阳湘、左宗纶等数十人先后被捕入狱。[64]遭此重创，华北文教协会遂告瓦解。

综观抗战时期国民党在北平古都文教界活动的成败得失，除了客观条件的局限，主观立意与具体做法均不无可议之处。面对外来强敌，国民党的民族大义仍然坚持以中央统一和本党主义为基准，至少难辞狭隘之责。在这样的意识主导之下，无论战前还是战时，工作的用力不免常常偏离轨道。对外如此，内部亦然。国民党内派系众多，尽管当事人公开否认，实际上不仅存在，而且盘根错节，严重影响国民党的决策与执行。本出同源的朱家骅与二陈，轮流执掌组织部和教育部，各有人脉，互相拆台，北平尤为双方争夺的重点，暗地的角力从战前一直持续到战后。[65]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沦陷区设有不少秘密机关，可惜彼此不能配合，反而相互掣肘，平津两地的党部，即一直无法协调，加上敌后工作者缺乏必要的训练，组织、联络等方面屡屡不能遵守严格的保密规则，使得华北文教协会险象环生，迭陷危境，并最终失败，令沈兼士等人的长期努力付诸东流。滞留北平的文教界人士失去主心骨，迫于生活和时势，不免动摇依附。战后国民政府在处分北平伪文教机构及其人员时采取强硬政策，固然义正词严，追根溯源，自身也难辞其咎。

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北平依然保持文化中心的地位，文教界人士对社会各界尤其是青年具有很强的影响力。抗日战争前夕和抗战期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为了控制北平的政治局势，试图借助学人的力量，抵抗日寇，打击汉奸，排斥中共，扼制地方，巩固中央，先后通过顾颉刚、沈兼士等著名学者，以创办刊物、组织秘密团体等形式，宣扬该党主义，灌输民族意识，转移学术和社会风气，以争取学人和青年，使之拥护中央政府和国民党，防止敌伪威胁利诱，避免左倾。大敌当前，不能集中精力，一致对外，加上内部各种派系和组织系统之间的相互矛盾，且不能遵守严格的保密规则，致使北平学人宣传抗日、动员民众的努力不能充分生效，最终反而加剧了文教界人士与国民政府的疏离乃至离异。

[1]参见邵铭锽《抗战前北方学人与〈独立评论〉（1932—1937）》，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79年6月；李盈慧《抗战前三种刊物对中日问题言论之分析—〈东方杂志〉、〈国闻周报〉、〈独立评论〉之比较研究》，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3年6月；李云汉《抗战前中国知识分子的救国运动—民国二十年至二十六年》，徐复观等：《知识分子与中国》，台北，时报出版社1980年8月版，第387—415页；杨奎松《七七事变前部分中间派知识分子抗日主张的异同与变化》，《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2期，第70—91页；蒋永敬《胡适与汪精卫对中日问题之讨论》、《胡适的和战论》，均载蒋永敬《抗战史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韩国］车雄焕《战前平津地区知识分子对日本侵华反应之研究：1931—1937》，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1996年3月。

[2]参见王晴佳《学潮与教授：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的一个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25—48页；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125—147页。本章的资料收集，得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潘光哲博士的帮助，谨致谢忱。

[3]“‘北平为中国文化中心’一说，是非且不论，北平之有学术空气，他处无之，乃是实在。今华北局面不可测知，而东南物力所集，如不成一文化中心，即不有学术空气，成何国家？此一责任，中央大学无能为也。洋泾浜尤无能为也，如欲有之，非自研究院启发不可。”1933年6月（？）傅斯年致丁文江，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傅斯年档案。

[4]《与顾颉刚商洽北平新闻事业》，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骅档案，此为综合整理的文字，保留相关函电多通。此节凡未注明者，均出自该文。

[5]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2—157页。

[6]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页。

[7]胡颂平著：《朱家骅年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版，第37—38页。

[8]胡颂平著：《朱家骅年谱》，第38页。

[9]1937年1月3日傅斯年致函蒋梦麟、胡适、周炳琳：“昨日下午五时到京……我这次到北平，想不惹得人疑神疑鬼，其实还是上次往保定之故事，一人做一人的主意，是临时高兴，既不是有何等使命，尤不作侦探也。”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七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页。

[10]1939年1月7日通俗读物编刊社致朱家骅函。

[11]参见山根幸夫：《近代日中関係の研究—対華文化事業を中心として》，东京女子大学东洋史研究室，1980年，第15—16页。

[12]1932年10月12日傅斯年致蔡元培等〔抄件〕，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档案。

[13]1945年8月17日傅斯年致蒋介石函。关于胡适的态度及表现，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的记述有所不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03—105页）。

[14]1937年4月20日傅斯年致王重民函。

[15]法本义弘：《東亜文化協議会設立の意義》，《支那文化雜攷》，东京，国民社1943年版，第229—237页。

[16]法本义弘：《東亜文化協議会設立の意義》，《支那文化雜攷》，第247—255页。

[17]朱家骅档案301—01—06—202《文教协会卷》。英千里，原档多处又作（或改为）蔡千里。

[18]葛信益：《沈兼士传略》，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5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2页。

[19]抄1939年9月17日吴世仁篠电。朱家华档案文教协会卷。另参《华北文化教育协会概况》。

[20]1940年1月27日郭若泉致叶楚伧朱家骅养电。

[21]1940年1月25、26日乔翔远致朱家骅有电、宥电。

[22]1940年1月31日朱家骅致乔翔远电。韩季通即沈兼士。

[23]1940年1月10日、11日秉禾致朱家骅。秉禾为沈兼士化名，于主教为于斌（野声）。

[24]1940年2月11日乔翔远致朱家骅电。

[25]1940年3月8日章毓庵致朱家骅江电。

[26]1940年3月11日朱家骅致元正之、章毓庵电。

[27]1940年5月8日朱家骅复沈兼士电。

[28]1940年3月7日葛方致朱家骅虞电。

[29]1940年4月15日郭若泉致朱家骅、叶楚伧删电。

[30]中央秘书处抄北平市党部卯俭电（1940年4月28日）。

[31]中央秘书处抄教育部函（1940年5月11日）。

[32]抄中央秘书处会计、机要处签呈（1940年5月14日）；1940年5月22日叶楚伧致朱家骅函。

[33]1940年8月16日沙孟海致朱家骅函。

[34]1940年8月11日郭若泉致朱家骅真电。

[35]1940年9月5日于复生致朱家骅歌电。于复生即王若僖新的化名。

[36]北京辅仁大学校友会编：《北京辅仁大学校史》，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

[37]1940年9月5日沈兼士等致朱家骅函。

[38]1940年10月23日赵志诚致朱家骅梗电。

[39]1940年11月18日朱家骅致中央秘书处。

[40]1941年3月31日沈兼士致朱家骅。工作报告原拟托比利时使馆书记官带去，因其有难色，另寄。褚君，褚成猷，重庆派赴北平工作者，化名徐敬仁。董洗凡，辅仁大学经济学教授。

[41]1941年4月2日朱家骅复沈兼士。

[42]1940年6月3日朱家骅致叶楚伧函。

[43]1940年4月26日何炳松致朱家骅函。

[44]1940年4月27日何炳松致朱家骅函。

[45]1940年6月5日叶楚伧致朱家骅函。

[46]1940年6月11日叶楚伧致朱家骅函。

[47]1940年6月18日叶楚伧致朱家骅函；1940年6月2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会计处致朱家骅函。

[48]关于学术讲座一事，参见王晴佳《学潮与教授：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的一个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25—48页。款项来源本来是教育部，实际由朱家骅垫付。

[49]1941年4月25日何炳松（化名何如茂）致朱家骅函。

[50]1941年1月7日朱家骅致顾颉刚函。

[51]1941年1月11日顾颉刚致朱家骅函。

[52]1941年2月25日顾颉刚致朱家骅函。

[53]1941年3月1日朱家骅致顾颉刚函。

[54]张效之致朱家骅函。

[55]1943年3月1日顾颉刚致朱家骅函。

[56]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第318、320页。

[57]1941年6月10日章毓庵致朱家骅辰电。

[58]1941年6月30日致朱家骅电。

[59]高挺秀致沙秘书函。

[60]沈萃、沈泰、沈节、沈兑：《记先父兼士先生抗战期间二三事》，葛信益、朱家溍编：《沈兼士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版，第29页。

[61]1942年4月6日章毓庵致朱家骅寅电。

[62]1942年4月7日朱家骅复章毓庵电。

[63]电稿文字有所出入。

[64]葛信益：《沈兼士传略》、马英林：《邪正古来观大节，是非死后有公言》，均见《沈兼士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论文集》，第6、10页；北京辅仁大学校友会编：《北京辅仁大学校史》，第740页。

[65]关于双方在文教界的矛盾与斗争，详见桑兵：《国民党在大学校园的派系斗争》，《史学月刊》2010年第12期。

附录

黄金十年与新政革命

近年来，对清末新政的重估，吸引了海内外学术界不少关注的目光。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历史教授道格拉斯·雷诺兹（Douglas R．Reynolds，中文名任达）的著作《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China，1898—1912 : 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会1993年出版），从当时的中日关系入手，综合利用了中、日、韩和欧美等国的大量研究成果及相关史料，提出了极具挑战性的见解，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反响，成为引人注目的著作之一。该书在综合检讨中、日、韩和欧美各国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清末新政和同时期的中日关系进行重估，提出黄金十年与新政革命两个重要概念，对于研究者不乏启示。

然而，作者对既有研究成果所下的工夫似大于对原始资料的发掘，由此产生以下问题：一、过多地从日方的主观愿望来理解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二、过分强调清朝政府官员在新政变革中的能动作用；三、主要章节缺少发明创意；四、对至关重要的游历未作专门讨论。

该书的具体内容，从详细章节中可以了解大概：

引言　概念的形成

绪论

1．黄金十年？新政革命？黄金十年；新政革命

第一部分　日本的作用及其背景

2．黄金十年的前奏

3．日本的双重战略：军事与非军事。军事战略；非军事战略；百日维新；政变之后。

第二部分　新政知识革命：新载体，新概念。

4．中国留学生及其日本学校。提倡留日；留日学生数量；留日学生的学校；留日学生的生活；留日的支持者；对中国的贡献。

5．日本来华教习与顾问。日本在华教育发端；中岛裁之主持下的北京东文学社（1901—1906）；中国“日本教习时代”的主要教习与顾问；契约内容与教学条件；语言障碍和用日语讲授；中日教育合作；南京三江师范学堂的日语教习；“日本教习时代”的新师范学堂；为何不是西洋人及基督教因素；并非“失败”。

6．翻译与近代术语。适应任务；教科书与百科全书；出版与商务印书馆；翻译者：新事物的掮客；近代术语：从日文到中文。

第三部分　新政制度革命：新领导，新方向。

7．中国的教育改革：以日本为模范。培育“真才”；游历的特殊影响；同文与体用：稳健改革的路径；废科举。

8．中国的军事近代化与日本。留日军校学生；日本在华军事教官与顾问，日本军事模式；中国军事史学家的观点。

9．中国的新式警察和监狱制度。中国的新式警察制度；警察的功能；留日警务学生；国内警察培训：川岛浪速与京师警务学堂（1901—1912）；袁世凯时期的直隶警政改革；“有名有实”；“组织转型”之比较研究的必要性；京师警务学堂与比较研究；中国的新监狱制度；直隶个案；全国性改革与小河滋次郎博士。

10．中国的法律、司法与宪政改革。中国的法律改革；刑法改革与冈田朝太郎；民法与松冈义正；商法与志田钾太郎；中国的司法改革；中国的立宪改革：来源与解释；走向宪政。

结论　理解晚清革命；日本：失去的钥匙；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此书最具震撼力之处，当属作者着重阐明的两个相互联系的概念，即“黄金十年”与“新政革命”。正如出版介绍所说：“本书是对大多数关于世纪之交中国革命性转变的解释的有力挑战。作者认为，1911年的推翻清朝不及清政府自己的新政重要，并进一步指出这些改革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日本。”所谓“黄金十年”，是指1898—1907年之间，中国以日本为楷模，按照日本的方式与步骤，全面进行近代化改革。日方不仅客观上提供了亚洲黄种人革新成功的范例，更给予大量的人力物力智力援助。其间中日双方虽然有过冲突摩擦，但主流却是相当协调与富有成果。从整个近代中日关系的大背景看，这可以说是双方关系最好的时期（也有日本学者称1895—1905年为黄金十年）。

所谓“新政革命”，是指1901—1910年以清政府为中心的知识与制度革命。作者指称：近代中国真正瓦解两千一百年帝制及其意识形态的革命，不是1911年以孙中山及其同志的活动为中心的政治革命，革命的英雄不是自我宣传的孙中山革命党，而是他们试图推翻的敌人清朝政府及其稳健官僚和士绅支持者。新政革命包括知识和制度两个主要方面，知识方面，中国精英层的语言和思想内容被改变，过程、结构甚至表达思想的主要方式也随之变化。制度方面，转变了形成国家与社会的政府组织、法律及制度，从建立已久的本土模式转到以外部模式为基础的新型制。辛亥革命的意义，主要是使新政的知识与制度改革不再回头。新政革命及其成就，是后帝国时代的真正基石，在知识和制度上规定了迄今为止的发展路线。将1910年与1925年甚至今天中国人（无论大陆或台湾）的思想和制度进行比较，基本呈现连续性。而与1898年以前相比，则完全不同。从这一意义上说，新政并未失败，所达到的成功是世界史上的重要成就。

上述观点联系到具体的学术背景，更容易感受其冲击作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认识是以革命为中心和归宿。1960年代后期，美国修正学派逐渐抬头，以后更形成气候，将革命党从历史主导位置上挤开，为展现立宪派士绅或新式士绅的活动开辟了空间。1970年代末开始，日本学者也努力纠正以往研究的偏向，注意以洋务派及洋务运动为代表的清政府自身改革的历史作用。随着中国自己对革命路线的调整以及基本重心转到现代化建设的展开，一些海外学者更对革命的颂歌式解释产生怀疑，认为它不是历史发展的唯一甚至主要动力，转而对政府方面的稳健改革发生兴趣，并对这类改革在推动历史发展进程方面的作用给予越来越高的评价。这种倾向近年来也影响到中国大陆的学者，其观点被持反对意见的学者概括为“革命不如改良”。《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以下简称《新政》）一书虽然没有使用“如果革命不发生，改革的成就会怎样怎样”之类极易引起争议的推测性论述，却直截了当地指陈革命的实际英雄正是以往认识中的敌人，而革命党的作用只不过是肯定反动派的成果。

如果说“新政革命”还代表着一种长期倾向的新动态，“黄金十年”则主要是作者的发现，所以他用了“被忘却的”、“失落的”一类词汇，来形容这一段在他看来被曲解的历史。在中国海峡两岸、乃至欧美和日本的主流学者中，将1895—1945年的中日关系史视为日本军国主义殖民侵略与中国被侵略和反侵略的历史，无疑占据主导地位。而“黄金十年”的内涵，绝不仅仅限于客观上的相安无事和互惠互利，而是包括了双方主观上的相互接纳甚至认同，即中国方面接受日方的同文宣传与体用经验，以日本为模式，模仿明治维新的方法步骤，并得到日方在许多领域的具体援助。日方则一方面有强盛东亚以抵抗欧美列强的需要，一方面想偿还长期以来从中国文明受惠的恩情债，对中国的新政给予了认真和卓有成效的帮助。其结果，新政取得的重大成就，速度上甚至超过明治维新。这一论点被质疑的普遍程度，恐怕比“新政革命”更为广泛。放到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今天，简直有点儿冒天下之大不韪。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作者详细介绍了这两个概念产生形成的过程。任达教授长期从事近代中日关系史（1870—1945）的研究，1976—1980年，曾在东京进行教研活动，那时主要是研究东亚同文会和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他受Jansen、实藤惠秀、王风岗、黄福庆、林明德等人著作的影响，从清末中日教育关系史入手，于1986年开始形成“黄金十年”的概念。此后，他先后到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从事为期两年的资料收集与研究，并出席各地召开的有关学术会议，发表论文和报告，与各国学者广泛交流意见，了解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动态，逐步扩大完善了具体范围与内容。1989年回到美国后，经过与同事的认真讨论，形成“新政革命”的概念，相继发表了几篇论文，从而奠定了本书的基调。

在几年的研究与交流过程中，作者相当全面地掌握了各方面的批评和反对意见，因而在书中有针对性地进行了答辩与申论。他认为，许多人觉得，以日本侵略占支配地位的近代中日关系史没有重估价值。但事实上，对于近代中日关系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受到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特别是1931—1945年侵华战争后政局变化的影响。人们不仅根本否定清末日本援华的动机，而且宁肯忘却由此所产生的实际成果。而对新政的贬低，更加剧了上述倾向。这种贬低来自理论与事实两方面，理论方面，对于革命的理解狭隘，颂扬革命而低估改革，向往与传统彻底决裂的历史观，限制了学者认识以宁静的知识和制度变革为特征的新政革命。而16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表明，革命的方式呈多样性，以非暴力不流血占多数。

事实方面，新政的主持者清政府最后以失败告终，没有人愿意研究失败者的历史；新政引起的社会转变涉及思想、文化、组织各方面，而人们只看到技术领域；晚清的历史经过孙中山和革命党的重新改造，以适应后来的政治需要；作为新政重要人物的袁世凯，后来成了民国的叛徒，他与新政的密切联系，使改革者及其支持者成为罪犯集团；加上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日本被看作极具侵略性的中国之大敌，其存在被忽视，也影响了对新政的认识。

这本书提出的问题，可以预计会引发不少争议，同时也发人深思。在日本举行的一次关于中日关系史的学术会议上，我曾表述过如下意见：对近代中日关系史的认识，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中日战争及战后政局变化的影响。这与本书作者的看法有某些吻合。只是不能像作者那样，断然肯定日本援助清末新政的真诚与尽心尽力。我的意思有两点，其一，力图理解韩国学者的立场，在他们看来，甲午战争初期中日双方都是争夺霸权；也努力想回答日本学者的提问：甲午之战如果日本战败，战争性质对于中日双方是否会易位？其二，由此引出，甲午战后中日关系是否只存在一种前途或可能性？或者说已经注定了中日关系的基本趋向？

不可否认，限于条件和观念，中国学人对外国历史的研究很难说已进入高深境界。就近代史而言，凡是外国对华言行，除少数例外，几乎一言以蔽之曰帝国主义侵略，而不问其立场、政见、党派、策略等等差异以及因时因地的变化。作为对敌斗争、对外宣传或爱国主义教育，似亦足矣。但作为学术研究，就只能闭门论道，无法拿出来交流，发挥真理是让大多数人信服的作用。

在清末民初的一段时期内，中日关系存在各种复杂因素和潜在可能，确有许多变数。遗憾的是，尽管双方不乏良好愿望之人，也做过切实努力，却未能避免战争的灾难，进入和平共处的轨道。作为战争发动者的日本一方，包括曾经帮助过中国新政的人，更有责任检讨其言行。作者长期研究东亚同文会，对于这个组织及其成员的宗旨与活动的历史作用的看法，也许最能体现中日学术界的意见分歧。中国学者普遍认为，以大陆浪人为骨干的该会成员，大都扮演了帝国主义侵略尖兵的角色；一些日本学者则认为，该会确有不少人怀有帮助中国的真诚愿望，在两国的摩擦冲突中，处于极端苦恼的状态。

不过，作者未能完全回答东京大学平野健太郎教授的评论，即动机与效果的问题。当时来华的日本人，包括东亚同文会员、教习与顾问等，或者是为了日本的安全利益，或者以解放者的姿态颐指气使，希望按照日本的需求改造中国。当这种愿望不能满足时，许多人便转而支持日本政府或军部的侵略政策，而美其名曰帮助解放或代为革命，甚至一些曾经批评过大陆政策的人士也不能幸免，更不用说那些从一开始就以侵华为目的的间谍和野心家（如该书专门论及的川岛浪速）。直至今日，大和民族的这种国民性依然存在。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战争负罪感的淡薄，大有重演历史之势，不能不令人担忧今后的发展趋势。上天捉弄人，将中日两国安排得如此利害相关，满世界恐怕只有欧洲的德、法关系略为近似。如果在相对和平中找不到协调之道，相互依存性越大，冲突的厄运就越难避免。这大概也是“黄金十年”留下的最有价值的历史教训吧。

历史活动的中心是人，并且是形形色色的芸芸众生。作者也一再批评以往研究的英雄史观，指陈新政知识革命的真正英雄是众多的无名之辈。而人是有感情的，人的有意识活动与社会有规律运动，正是理解历史的关键。在“黄金十年”概念的阐释中，作者恰恰忽略了人的因素的复杂性，把目光较多地停留在倡行新政的官绅身上，以他们的态度作为中国人对日本及其援华言行抱有好感的依据。的确，在这个时期，各种类型的中国人都对日本的成就与战绩表示过赞赏、欣羡和钦佩，如孙中山。梁启超甚至自称原来对日本只有感激之意，全无戒备之心，直到反袁护国，才感到日本名为援华实则侵华的可怕可怖。[1]

然而，流亡政治家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公开言论，究竟多大程度上表达了内心的真实想法，还须具体地仔细分析。此外，更有许多始终对日本保持高度警觉之士，特别是留日学生当中，怀有反日情绪者不乏其人，戴季陶即为突出一例。直到民初，他还指责拥袁与拥革两派日本人都旨在大乱中国，以图趁机取利。[2]学习了解日本，可谓之知日，不可谓之亲日。对于他们，“黄金十年”的概念是否显得过于浪漫温馨？

就此而论，作者虽然指责此前研究者用后来观念反观历史，似乎同样受到社会变化的影响，以战后中日两国发展的差距揣度历史。其实，不讲综合国力，就学生的都市生活指标而言，当时日本尚在中国之下，赴日留学所需的全部费用，连同旅费在内，比到京师、上海、广州等地上学还要便宜。所以清末留学生能够雇下女，逛花街，不时光顾东京有名的菜馆红叶馆和精养轩。据包天笑回忆，民初他作为新闻代表团成员访日，对日本火车上的设备之简陋十分惊讶，认为远不如中国，其优势只在日本自办。[3]在物质文明震撼人心的今天，留学生在无可奈何之下尚且难以滋生亲日感，何况当初？那时的留日学生，视留学生涯为个人黄金时代者，不能说绝无仅有，恐怕也为数不多。

未出国门的中国人是从传媒和来华日本人的实际表现中建立其日本形象的。到1912年，中国的日本侨民达到14万余人，超过各国在华侨民的总和。其中政府聘用的教习和顾问只占少数。他们的普遍表现，很难为黄金十年说增光添彩。戴季陶归国后，在公共场所常常目睹日本侨民“自命为东洋文明国”，言行中一股“横暴”、“嚣张”的可憎可厌之气，感到怒不可遏，便用日语相骂。[4]蒋维乔也指责来华任教的小谷长尾不应将中国民众与政府等同视之，一概抹杀。[5]日俄战争日军获胜后，一些来华的日本教习举行庆贺，强迫中国学生共饮同欢，并殴打予以拒绝的学生，激起罢课退学风潮。[6]与欧美人士相比，日本人的同类言行更容易招来恶感。其中虽不免夹杂天朝上国鄙视岛国夷民的传统遗风，但主要还是日方的宣传与行为间反差太大。太平洋战争中，东南亚各国民众发现以“解放者”名义进驻的日本人比白人殖民者更加残酷，其感觉大体相似。

更为重要的是，无论黄金十年怎样断限，这一时期日本的侵略势头不断加强，而中国人的反日情绪逐渐高涨。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日俄战争以及日本夺取中国利权（如安奉铁路）的行径，已经逐渐激起了反日乃至抵制日货的浪潮。甲午战后中国人不仅要学习日本，更要阻遏日本的侵略，或者说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抵抗与战胜。戴季陶等人一再指出，日本必然推行侵华大陆政策，已成为中国的头号强敌。他们的预言得到了历史的验证。

诚然，与“二十一条”、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的中日关系相比，新政时期的确相对平静，双方在这种平静中得到了一些发展的机会和利益。但是，割断前后联系，不讲来龙去脉，只是凸现一定时期和谐的因素，所定概念及解释难免出现曲笔。后来的中日冲突，正是从清末的相对平静中发展出来的。中方未能获得维持平衡、抵抗侵略的实力，日方则积聚起打破平衡、进占中国乃至妄图称霸东亚与世界的野心。黄金十年说，可能与东亚同文会一部分人的思想相吻合。可是，从该会成员后来的言行中，很少能够证明前此对华态度的虔诚，除非相信所谓恨铁不成钢的自欺欺人之谈。在今天，日本的许多援助善举仍然得不到国际社会的如期反应，这从日本的立场看觉得委屈，难以理解，但日方不应当认真反省个中原因吗？顺着东亚同文会类型的日本人的思维逻辑，来理解近代日本及中日关系，无论有心或无意，都很难令人信服。受前后联系的影响容易产生偏差，完全割断联系也会曲解历史，矫枉过正虽情有可宥，却不足为法。

关于“新政革命”，由于作者使用了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定义，涉及农业、商业、经济、知识、科学、技术、政治、社会、性别各方面，很难与以往仅适用于改变社会制度的阶级斗争的概念相比照。值得探讨的是两个由此引申出来的问题。

问题之一，在各种革命中，对于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而言，是否政治革命才具有决定性作用？像作者所论述的，在知识（包括思想、文化及媒介）与制度（包括组织、机构与制度）领域的革命，使中国社会的结构状态前后截然不同，与政治革命相比，究竟谁的作用更为重要？新政所产生的社会变化是否如作者所断定的那样巨大，尚须进一步探讨。尤其是全书基本未涉及经济制度与生产关系的变革，在信奉唯物史观的读者看来有本末倒置之嫌。但暴力流血的政治革命的历史作用，在主张不断革命的时代一定程度上被夸大，恐怕是难以否认的事实。而且，如果以生产力的发展为标准，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进程的影响，是否不亚于改变一个国家社会制度的政治革命？也许历史研究本来就不应当纠缠于抽象争论轻重主次，人的有意识活动与社会有规律运动，使人类社会的发展异常复杂，揭示与表述这种复杂性，才是史学的使命。否则，离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规则，任何简单化的概括都难免以偏概全。

问题之二，新政革命的功绩是否仅仅归之于清政府及其官绅支持者？或者说，新政革命的成就是否全由他们一手造成？作者在分析思想文化等方面时，曾经注意到这一点，将翻译及其所导致的思维表述变化，归功于众多的无名之辈。但他总体上却又将清政府及其官绅支持者看作新政革命的英雄。其实，清政府推行新政，一是顺应时代潮流，二是不得已而为之。戊戌政变后，所谓后党欲尽废新法，遭到实力派督抚的抵制和士绅的反抗。人们更把义和团之乱和八国联军大劫视为倒行逆施的必然结果。当时中国的各种革新势力聚集于长江流域，联合民间武装，准备建立议会政府，实行全面改革。他们的政治要求通过各枢臣疆吏传导上去，成为恢复新政的重要动力。从教育改革到立宪政治，清政府一步步被推着走，在许多情况下显得并不情愿。时间已到20世纪，走近被全社会抛弃的临界点的清政府，再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内外形势都不允许它继续一成不变或只是稍加粉饰。作为社会领导的政府，不能说没有站在最顽固立场上坚决反对改革，就算发挥了应有的功能作用，甚至可以居功自傲。

没有朝野内外各种势力的推动，包括革命党和保皇派政治宣传与活动的外部压力，很难设想清政府会心甘情愿地进行改革，至少改革的进程不会以已经发生过的状态展开。例如清末报律的制定与实施，不仅立法过程中统治集团内部在依据参照何种报律以及具体条文上不同派别反复争执，民间势力不断以言论施压，颁布实行后，在如何注册、审查、判案等实际运作和如何修订法律问题上，仍须经过冲突斗争。否则，当权者往往试图以新法之名，行旧律之实，或是条文革新而操作仍旧，换汤不换药。[7]而参与新政的许多趋新人士，未必是清政府的真心支持者。

即使各省督抚中主张改革的实力派，新政的实际进程也往往超出其预想。张之洞是对新政影响较大的代表性人物，他与刘坤一共同提出江楚会奏，成为新政复行的重要契机，又长期位居主持革新的要津。但他对于新政知识革命的重要内容，即借用明治维新后新汉语来表达新思维一事，始终深恶痛绝，早在1904年初便奏请禁止学生使用新名词，并对接触到的使用者白眼相加。[8]此外，他对于女子教育也一直态度消极甚至公然反对。新政知识革命的许多成就，与其说出于主持者的推动，不如说是与之斗争的结果。对此产生重大影响的各种报馆，就长期在非法状态下顽强生长，并取得长足发展。

出于自身的需要，清政府不乏革新愿望，却不愿承受随之而来的权益流失，更不会牺牲一己私利去切实推行。除练兵、警政等项外，清政府对趋新事业的投资极为有限，教育、传媒等项发展，主要依靠民间的力量。在这些领域，非官方成分均占三分之二以上，连革命党也积极参与。[9]更无须引证预备立宪最后产生皇族内阁怪胎的事实。可以说，否定新政，并不始于民国以后政局的变化，而是清政府组织皇族内阁，使自己失去了社会成员中最后的支持者，令人感到新政立宪不过是其试图挽救灭亡命运玩弄的一场骗局。经历幻灭的大梦初醒者不是革命党，而是曾经真心相信和拥护政府革新的立宪派士绅，乃至希望通过新政宪政改善统治状况的各级政府官员，那么，还有谁会记得这种政府的功德呢？

政府是社会发展与协调的中枢，在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无力掌握量度、驾驭社会、与国民离心离德的政府，都不免自食其果，无论它有过多么辉煌的成就。这绝不是否认作者提出新政革命概念的价值，只是想说明，将新政的成就完全归功于政府及其官绅支持者，无疑又抹杀了其他力量的作用，而夸大了统治者的主观能动性。这仍然是一种简单化的倾向，与作者批评的观点相比，没有认识方法的本质差异。

作者能够熟练使用英、日、中三种文字，这使之对该课题的研究比较得心应手。平心而论，受民族情感、文化传统、语言工具甚至经济条件的制约，一般中国学者研究这类课题颇有难度。本书开列的20页征引书目，可见作者见闻之广与用力之深。看不到或看不懂这些成果资料，根本不可能发现问题，形成概念。或许因为自己也做过于不可能处探寻可能的事，不能不十分佩服作者那种钻牛角尖的精神，力排众议，坚韧不拔，终于结出硕果。不过，用高标准检验，尚有可以进一步斟酌改善之处。

如前所述，作者的研究顺序，是先发现黄金十年，进而探讨新政革命，然后将二者相扭合，在逻辑上给人以互为因果之感。即为了证明黄金十年的意义而突出新政革命，又为了说明新政革命的价值而强调黄金十年。这样一来，忽略了许多相关因素，把人为设定的概念当作依据与目的，论述起来不免主观色彩略重。

该书涉及的领域较宽，包括清末新政与中日关系两大部分，其中又各含许多分支，每一方面均有不少研究成果。作者大量吸收了既有成果，但对原始资料的发掘似有所不足。这样，一方面不能鉴别修订前人著述的错漏（如首批留日警务生东渡是在1901年而非1902年），另一方面则难以发现新问题和新视角。从史料中读出来的历史，与著述中描述的历史往往不同，填补其间距常常需要学人通过科学研究对自身的历史认识进一步深化。该书第二部分尤其缺乏创意和深度，主要是综合前人的成果（略有进展的是将中国大陆、台湾、日本和欧美的新成果作了综合分析）。而这一部分长达90页，几乎占全书正文的一半。

其实，关于中国留日学生、日本来华教习顾问以及翻译与新词汇方面的著述虽然不少，比照史料，有待发明之处尚多。例如留学生在日本的普遍生活与学习状况、归国后的走向与实际影响、日本教习与顾问的表现及背景趋向、各类新名词进入中国的具体过程与途径等，均须进一步收集整理资料，深入研究。近代留日学生归国后的就职状况，至少在教育、军事、政府机构等方面保存有相当详细的名册或统计资料。可惜研究者大都只是个案引证与推论，很难全面准确地反映真实状况。

清末由日本引进的新名词，本来大都是明治维新时日本从中国借用，并非正宗舶来品，顶多算是出口转内销。日本的语言学界，对明治时期新汉语的移植形成有极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几有令人毋庸置喙之感。近年来国内有人自诩为新发现，撰文者有之，鼓吹者有之。在学问超越国界、遵循共同规范的今天，恐成笑柄。不过，这些新名词本是传教士等来华西人翻译所用，并不为中国人广泛接受和传播，不得不经过日本示范，再重新进口。这也表明思想文化的变革，必须有社会基础与需要。

日本教习顾问的作用，作者依据的资料主要是日方记录和清朝的官方文书，不一定全面反映实情。如聘用日本教习较多的三江（两江）师范，据1911年江苏谘议局的调查报告，内幕也十分黑暗。[10]

该书最明显的疏漏，当属未能对游历作专门论述。游历是指晚清出洋考察的官绅，早期多赴欧美，人数有限，以官居多。新政时期转向日本，从中央到各省的各级各类部门，从官僚到士绅，从官派到自费，人数至少以千计，考察的范围也由军事工艺扩大到教育、政治、法律、警政、实业、商务、传媒等各方面。就新政而言，留学生的重要性或不及游历（一些短期速成生与游历相差无几），至多只是平分秋色。因为新政明确以日本为楷模，从上到下又急于全面铺开，只能照着日本的葫芦画瓢。各种趋新事业举办之际，有关当局往往派专人赴日，调查收集对应机构的章程、形制、创办程序、操作规则等资料，经比较取舍后，模仿实行。民间绅商报人，秉承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古训，也纷纷东渡取经，以俾兴学办报经商。为了适应需求，有人还专门编写了日本明治变政的书籍，详细记载历程步骤，供游历官绅参考，便于安排行止日程。有人则以游历为名，暗中从事阴险的政治使命，如刘学询奉旨赴日交涉交康（有为）除康事宜，就是以考察商务为掩护。他们在东渡前后，常常于报刊登载奏折报告，传媒也刊登有关消息，报导其行踪目的。考察期间，他们还详细撰写游记，记载行程内容、所到之处、所见之人、所获之物以及耳闻目睹的种种见闻感想，其中一部分被印制成书，一些则仅为稿本。研究这些奏报游记，并追踪游历官绅归国后在有关事业中的影响作为，可以加深理解这一时期中日交流的情形程度。

日本研究中日关系史的前辈学者实藤惠秀最早注意到这一课题，先后收集了二百余种游记。可惜他未能完成研究工作便离开人世，所收集的游记连同大量藏书捐给了东京日比谷的都立图书馆，成为实藤文库的一部分。近年来，中日学者开始注意这些已成文物的图书的价值，并在日本和中国大陆各图书馆着手调查未收入文库的游记，据说又查到百余种。任达教授显然也接触到有关资料，他在书中分别提到姚锡光与《劝学篇》的出台，凌福彭与直隶新监狱制的建立，董康、王守恂、麦秩岩与各种专法的编制，以及达寿与立宪的关系等，但是未能将游历作为同类型人事加以合并研究。

关于近代中日交流史，长期以来只重视中国留学生，近年来日本来华教习顾问也受瞩目，而游历则始终未得到足够的关注。[11]其原因如同作者对黄金十年与新政革命被忽视背景的分析，一则留学生的影响后劲较强，二则清政府及官绅的行为多遭否定，三则有关资料较为零散，又未有收集整理的积累。此问题对于黄金十年与新政革命至关重要，作为专书，缺漏此章节，确属美中不足。根本原因，还在于直接检讨史料不够，目光被前人的研究所局限。另一与该书无直接关系而对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极有意思的课题，是为数不多而影响不小的日本来华留学生。以我的孤陋寡闻，尚未见专门论著，连附带提及也十分罕见。

不过，对于上述问题，作者似已有所意识。他一再声明此书仅为初步，呼吁进一步广泛深入地研究有关课题。以上近乎挑剔的评介，旨在表明个人对于严肃学术成果的尊重，并希望引起更多后来者的兴趣，在学术而不仅仅是政治层面上展开讨论与研究。

日本在中国接受西方近代思想中的作用

1998年9月10—13日，由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校主办的“日本在中国接受西方近代思想中的作用—梁启超个案”国际研讨会，在大洋彼岸景色绮丽的海滨小城圣巴巴拉举行，与会者有来自日本（8人）、美国（2人）、法国（1人）、澳大利亚（1人）和中国大陆（1人）及台湾地区（2人）的报告人共15名，另有6位美国学者担任评论人。与近年来国内举办的各种大型学术会议相比，此次研讨会的规模不大，在戊戌年的众多相关会议中也少显风采，但其价值和意义似不能以人数多少和声势大小来衡量。日本神户大学副教授石川祯浩称“此次研讨会可谓是最成功的一次会议”，并非过誉溢美之词。与会者从多方面展开论述，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其中与会议主题关联最为密切的论文加以评介。

会议缘起，可以追溯到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狭间直树教授于1993—1996年主持的“梁启超研究—以日本为媒介对近代西方的认识”研究班，其间加州大学圣巴巴拉校的傅佛果（Joshua A. Fogel）、季家珍（Joan Judge）两教授到京都大学访问研究，参与该研讨班的活动。1995年，曾经作为研究班成员的巴斯蒂教授在法国成功地举办了一次“欧洲思想与20世纪初年中国的精英文化”研讨会，两次会议存在一定的精神联系，本次会议的代表中有7位参与了法国的研讨会。1996年底，经傅佛果教授和狭间直树教授商议，计划在美国举行本次研讨会。尽管京都大学的梁启超研究班已经结束，有关成果正在结集出版之中，但先期发表的各种论文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本次会议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这一国际性研究工作的成果展示。

戊戌辛亥之间，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新进知识人乃至一般官绅，通过日本吸收近代西方思想，早已是学术界众所周知的事实。然而，关于此事详情，能够具体说出子丑寅卯者，既非绝无仅有，也如凤毛麟角。在学术研究史上，这类看似人人皆知而实际上均语焉不详的事，绝不仅此一桩。学人于此但觉习以为常而不生疑问，狭间直树教授则敏锐地察觉到印象与真相之间的重大差距。京都的中国研究自创始之际便深受提倡科学方法的巴黎学派的影响，治学主张精细严谨。狭间直树教授坚持这一风格，并且发扬光大。他近年治学多先借由精密细致的文献比较方法，进而掌控各文献产生的时空背景，以图重返历史现场，在此基础上，才具体解释历史人物的言行和历史事件的内涵。其关于国民党一大宣言、三大政策的论文，堪称这一方法的典范。[12]在梁启超研究中，他进一步贯彻并完善上述方法，讨论中一再强调要注意梁启超文章发表的时间、对象和背景，反对那种脱离具体时空望文生义甚至断章取义的论断方式。这次会议虽然在美国召开，但将狭间直树教授及其风格视为会议的灵魂之一，恐怕不算过分。

狭间直树教授提交的论文《关于梁启超的“公”“私”观—以〈新民说〉“公德”“私德”为中心》，体现了他的一贯宗旨。他依据巴斯蒂教授对梁启超从吾妻兵治汉译伯伦知理《国家论》中吸取西方近代国家思想的研究，仔细分析《新民说·论公德》的文本，确认梁启超的“公”与中国固有观念不同，主要是接受西方近代意识，强调国民对于国家的关系。而发表于《新民丛报》第38、39合刊号的《新民说》第18节《论私德》，虽然杂志署期为1903年10月4日，实际出版时间当在1904年2月，即梁启超游历新大陆归来约两个月后。其中梁启超借用了若干王学的思想概念，批评革命党利用西方近代思想以谋私利，而将王学作为私德的重要源泉。其大背景为日本对抗欧化主义的国粹主义兴起，阳明学乘势复兴，尤其是与梁启超有过交往的东京大学哲学教授井上哲次郎，于20世纪初年出版了专著《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并与弟子编辑《日本伦理汇编》（全10卷，第1—3卷为阳明学），提倡调和东西两洋的道德主义，确立新型的国家主义国民道德。受此影响，梁启超借王学讲私德，既是作为近代国家国民道德基础的组成部分，又含有对抗革命主义、不同于西方精神的异质。

在狭间直树教授的影响下，京都学派的各位学者均能保持和发扬既有风格。[13]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森时彦副教授的《生计学和经济学之间—梁启超的political economy》，以文本为依据，运用语义分析法解析梁启超翻译political economy用词的阶段性变迁，指出其1902年5月后主要使用“生计”，1906年3月起多用“经济”，1910年2月回复“生计”，1912年10月后两词并用，到1920年3月，则口头演讲仍用“经济”，严肃文章则使用“生计”。该文没有停留于文本变化的表象，作者进而分析了变化的原因：梁启超本人深受中国固有文化的熏染，不能不考虑原有古义与外来词的对应，以及受众的心态。他几度违心地使用“经济”，或是迁就年轻的留日学生，或是面对一般听众。欧战以后，他开始怀疑国民国家而向往世界国家，对早期影响甚大的德国历史学派的国民经济学说兴趣渐弱，而趋重于儒家的平天下思想。这时他所使用的“生计”，不仅是political economy的翻译词，而且有“国计民生”的本来涵义。于是，其“生计学”升华为近代欧洲的political economy和古代中国经世思想的统一体。这就使得分析由文本进而语境，将语义研究推向文化史的高度，从而揭示了梁启超经济思想变化的轨迹。

神户大学森纪子副教授的《晚清梁启超的佛教思想和近代日本》，重点讨论梁启超佛教思想的第二期，即亡命日本时期所受日本佛教思想界的影响。前此，他为晚清公羊学派谈佛的流风所被，以佛教理论与科学法则相近似，将公羊学、佛教与新学视为浑然一体，心目中世界主义的孔教与救济众生的佛教并行不悖。到日本后，他采用斯宾塞的可知不可知论，分别宗教与哲学两个概念，又了解近代科学兼备应用和理论两部，区分为原理的哲学与应用的宗教，一方面接受哲学馆长井上圆了将佛教定义为“哲学的宗教”的概念，蕴含了将佛教视为与西洋哲学相对的观念，一方面则以佛教为政治活动的实践哲学，以颉德的“社会进化论”支持精神不死的生死轮回说，模仿外山正一“无己的主我心”，鼓吹为国家民族轻死的自我牺牲精神，从而由孔教转向佛教。

神户大学石川祯浩副教授的《梁启超与明治时期日本的地理学—以地理环境决定论为中心的探讨》，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风格与会议主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首先注意到20世纪初年梁启超发表了一系列地理学著述，同时在其史学论著中也明显出现把地理环境视为解释历史文化发展的决定因素的倾向，认为文明的起源、文化程度的发达、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差异、民族性格的区别、思想学术的特色等，均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这显然是中国近代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开端。

然而，梁启超的上述著述思想，并非其本人的发明，他的《地理与文明的关系》，是日本浮田和民著《史学通论》教科书的翻译和改编，《亚洲地理大势论》、《中国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则以志贺重昂的《地理学》（东京专门学校教科书）为蓝本。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用地理环境解释古代中国南北学术差异，也很可能受当时日本流行的教科书及各种杂志文章的影响。至于日本流行地理环境决定论，主要是英国人巴克尔（Henry　T. Buckle）的著作《英国文明史》（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的作用，浮田和民《史学通论》中有关地理学的部分实为《英国文明史》的节译，志贺重昂《地理学》也受巴克尔的影响。巴氏在日本的影响虽然到19世纪末表面上衰退，实际上所宣扬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已经离开其名字，作为一般公理在知识界扎根，因而引用者大都不必标明出处。

梁启超从日本人改编过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中找到一个能够解释整个人类史的综合视角，用于多个方面，这不但给以后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开辟了通道，而且给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在中外知识界之间起桥梁作用的共同语言和共同思考方法。李大钊等人就曾根据地理环境决定论解释唯物史观。因此，尽管现在无论在欧洲还是日本，对地理环境决定论者的学术定位都不高，但在19世纪末，这一理论却对东西两洋产生普遍影响。而梁启超的观念作为地理学有失偏颇，在近代中外思想交流史上却有筚路蓝缕之功。石川祯浩曾撰文论述李大钊通过日人著述接受马列思想，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相信这篇新作也将反响不小。

如前所述，法国的巴斯蒂教授几乎可以说是京都梁启超研究班的共同举办人，所提交的论文《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德国特色：梁启超与伯伦知理“国家论”的翻译》，是她于1996年11月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期间所作学术报告的修改版，这篇报告已经发表于《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题为《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伯伦知理“国家论”的翻译》。作者通过追寻梁启超刊于《清议报》的伯伦知理《国家论》译文的底本，不仅纠正了以往误认为依据加藤弘之所译伯氏《国法凡论》的陈说，指出是节译伯氏的一本通俗读物《为有文化的公众而写的德国政治学》，而且进一步证实梁启超实际上是抄袭了吾妻兵治的汉译本《国家学》，只做了一些文字润色，并探讨了梁启超对译本取舍的原因以及伯伦知理国家学说对其国家观念的影响。

巴斯蒂教授的研究，看似具体而微，却往往关乎重大历史问题。正如该文所论，这种源于德国政治学的基本概念框架对中国后来的政治观念具有重要作用，甚至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一般比较思想文化研究中，普遍存在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凿空逞臆通病，而巴斯蒂教授式的以实证虚所导致的对历史认识的深化，决非自以为是的天马行空式遐想所能企及。

上述研究路径可使许多令人困惑的重大难题迎刃而解。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的张朋园研究员是著名的梁启超研究专家，他虽已退休，而且研究方向有所转换，仍然能在这方面敏锐地捕捉到关键问题。其论文《梁启超的精英主义与议会政治》，将梁启超1905年前后的思想做一比较，指出其前此一直强调普遍开民智，以此为实行议会政治的必备先决条件，而从1905年起，他的观念发生重大变化，将中国社会分别为上、中、下三层，而把自己所属的中等社会视为救国的主导，因而不再疑虑人民程度不足，大力推动议会政治。认识这一转折的现象也许并不困难，关键是促成转变的原因。作者发现梁启超的社会结构层次图与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的精英结构层次图十分相近，而后者是20世纪初年引起精英主义讨论的重要人物之一。帕氏于1903年在巴黎发表《社会体系论》（Les Systemes Socialistes），认为每一社会结构中都由精英分子带动发展其所属的社会，而将精英区分为统治精英与非统治精英两部分。其非统治精英相当于梁启超的中等社会。在梁启超与帕累托之间，没有直接关联的证据，梁氏很可能通过日本而接受其理论。

在讨论中，张朋园先生希望巴斯蒂教授和狭间直树教授设法进一步研究解决余下的问题，即找到日本译介帕累托思想并由中国人转手引进的史实。此事的确至关重要，因为从1903年起，中国留日学生和流亡者的报刊上开始普遍使用中等社会的概念，并迅速传播到国内的学生和新知识界，成为政治启蒙与政治动员的重要概念。1900年以前，中国民众与新知识界的社会运动基本处于分离状态，而在1903年的拒俄运动和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期间，中等社会则与民众结合，成为社会引导和准的，展开抵抗甚至反对已腐的上层社会的救国自救运动。以笔者陋见，在这一时期的数百种报刊中，迄未发现1902年以前有使用“中等社会”概念的文字，因而对此后突如其来的自觉颇感困惑。如果张朋园先生的推测不错，日本在传递这一思想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且有所改造。留日学生在这方面已着先鞭，起而仿效的梁启超即便不是从与之对立的留日学界刊物上间接受益，至少也受到潮流风气的影响。

近年来海内外不少学者运用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等源于欧洲的概念重新解释近代中国的社会与政治变动，多少有削足适履之嫌。季家珍教授在关于《时报》的著作中，对此提出异议，并依据史料，主张使用中等社会的概念，还分析了二者内涵的差别。如果进一步具体证实日本在其中的作用，并顾及接受过程中因文化不同而出现的意识差异，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可以更上层楼。[14]

这次会议的成功之处，除了展现所取得的显著成果，还在于提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路向。近代以来，中国进入世界体系，各种人事，均关乎中外联系，不能见到并且贯通中外史料，许多领域的研究只好束之高阁。在思想文化史方面，尽管一直强调西学的重要，但深入具体层面却往往困难重重。与会学者中，不仅巴斯蒂教授通晓德、英、日、中等数种文字，其他代表包括评论员，也多掌握两三种以上的外语。这就为探讨几种文化的相互关系、追根溯源时奠定基础。而这类方法，如陈寅恪先生所说，正是比较研究的正宗。对于研究者而言，这虽然意味着智慧与毅力的考验，却是今后研究应当遵循的路径。如果在资料建设方面能够以组织力量弥补个人的心有余而力不足，相信有充分发展的前景。

本次会议的主题人物是梁启超，在近代思想文化史上，梁启超确是许多方面的开山，但其显赫地位也不免有后来因素的作用，与创始之际的情形不尽相同。尤其是相对于那些当时地位相近，而后来差别悬殊的同时代人物而言。早在1900年，留学生就反驳张之洞指其宣传自由、平等、民权为康梁之唾余，认为将“欧西诸名士竭毕生之力以发明”之公理新学，“一旦尽举而归之康梁，且目为康梁之唾余，毋乃太重视康梁，而自安固陋矣！”[15]1903年后，留日学生又屡屡揭露梁启超抄袭日本人士的著述。对于他们，接受西方理论不必经过梁启超，不同的人在不同的领域很可能还走在梁启超的前面，上述精英理论即为显著一例。只是梁启超声名显赫，影响广泛，而后人又未予深究，致使附加于梁启超身上的光彩夺目，抹杀了众多无名者的贡献。梁启超虽然是近代思想界的先驱，但不等于说所有的中国人均须通过他才能接受各种西方思想。即使在具体领域，处于历史现场的梁启超也只是先驱者群体中较为出类拔萃的一位而已。

梁启超的时代，政治考虑优先于学术文化建设，他本人又往往分不清思想与学术的关系，因而其先驱作用更多地体现于思想领域。至于学术方面，虽然其入手较早，后来者如果在严格的学术层面学习西学，也不一定必须经过梁启超的野狐禅，才能得成正果。对于这些人，任公多半是批评借鉴的目标，而非学习的对象。梁启超的佛学思想即其一例。近人言佛，仍如陈寅恪先生关于古代之的论，大致分为两派，一为以外书比附内典，格义附会，一为以合本子注法深究源流。前者巧而偏，后者拙而正，但取巧易而守拙难，因而取舍之间，自然分出众寡。梁启超生平谈佛，均为附会，晚年才从钢和泰处明白专凭译本治佛学的危险。从思想史角度立论，固然可见影响，但论及学术，则不能不考虑佛教界的态度。梁启超从流亡之初，便与日本僧人有所交往，并讨论过佛教救国之事，以后一直保持联系。但影响其佛学思想的日本痕迹，主要来自思想学术界，则其更多的是将佛学视为思想哲学，而非宗教。

与此相关而更加重要的问题是，对于先驱者的浅与偏可以给予了解同情，却不应忽视由于缺乏深厚学术基础所导致的思想的浮与邪带给近代中国的深远危害，或以思想的影响掩饰学术的偏差。在西学压倒中学的时代，不能分别源流脉络地随意拿来，恰如日暮时盲人骑瞎马而行险道。学术的深厚为健全民族的精神头脑所必需，也是改变思想浅薄的先决条件。如果照近代人的说法兵战不如学战，则以智取胜的法则决定了脑力不全者在竞逐中难以占取先机。

以具体人物为对象，有利于深入研究，但必须先识大体，否则对具体人事难以辨择。梁启超学习西方虽然经由日本，其依托仍为中国的学术文化。他对“生计”、“经济”二词的取舍，相当典型地显示出这一分别。梁启超的人文地理学观念，当然主要取自日本，但中国固有学术也颇讲究史地关系，尤其是地势对人情学风的影响。纯用西方近代学术观念，则中国固有学术自然不能容纳而被抹杀。既然梁启超的思想渊源含有禹内的一面，学者的眼光自应顾及，否则，很容易放大日本的影响，而忽略其他因素。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黄克武副研究员的《梁启超与康德》，即关注到这一方面。他比较梁启超撰写的《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及其依据的底本即中江兆民所译《理学沿革史》（Alfred Fouillee，Histroire de la Philosophie，1879），指出梁启超的译介在文字和思想层面都具有高度选择性；除了介绍康德思想，也将康德的想法与本土观念相会通，并作一定位；梁启超对康德既有误会，也有保留；其笔下的康德混杂着西洋、日本和中国的各种思想因素，呈现出各种理念交杂、互释的景象。

研究不同文化的交流影响，最难还不在征实，而在证虚。同一概念，欧洲、日本、中国之间存在观念差异。而且概念越是宽泛，内涵就越模糊，界定就越困难。况且，概念总是自事实后出，因而绝不可能涵盖所有事实。公私观的讨论，历来为外国学者所重视，即因为差异明显。即使如此，要严格确定具体的公私观，仍然绝非轻而易举。中国历代公私观几经变化，近代更加上外部影响，使用相同一套词汇者，其理解未必尽相一致。如先秦诸侯割据，公为天下即文化，私为诸侯即政权，这与近代西方的观念不难沟通，却并非吻合。国人在接受外来概念时，有意无意会留存固有意识，而使其心目中的概念变形移位。至于国家、国民之类的概念，更难免各自的文化烙印。如能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从语境解析语义，则通过传播与变异的现象，或能显示精神文化的高深层面，从而将对各种文化异同的认识推进一大步。

当然，由于对异文化的体认不易深入堂奥，这样的研究很难独力完成，只能寄希望于国际学术界的通力合作。如果此次研讨会成为新的起点，意义或许更为重大。由此而论，京都大学的梁启超研究班和圣巴巴拉校的研讨会虽已闭幕，其工作却无异为后来者开辟了一大片有待于艰辛探索的广阔空间。

《中和月刊》解说

《中和月刊》1940年1月1日在北京创刊，到1945年第6卷第4期停刊，持续了五年零四个月，总共出版了64期（合刊分计）。

《中和月刊》由瞿宣颖（1894—1973）主编。瞿是湖南善化（今长沙市）人，字兑之，与名并行，别名益锴，号铢庵，自称铢庵居士，晚号蜕园。他出身世家，父亲瞿鸿禨清光绪末年官至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瞿兑之是湖南大儒王闿运的入室弟子，文习王闿运，学效王先谦，画学尹金阳。先后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复旦大学，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国史编纂处处长、印铸局局长、河北省政府秘书长等职，北伐后历任内政部秘书，南开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教授。抗日战争期间北平沦陷，复名北京，瞿兑之担任伪行政委员会秘书长、古学院常务理事、伪北京大学监督。

《中和月刊》社设有编辑部，地点在北京府右街运料门内翠华轩，后来改到阜成门外北礼士路新民印书馆编辑课。现有的文献和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都没有谈到《中和月刊》的编辑成员，全部刊务似由瞿兑之独力承担。尽管近代报刊史上以一人之力办一刊的事并非个别，《中和月刊》的办理却不是如此简单。其时瞿兑之担任伪国立编译馆馆长，《中和》由他主编，可以该馆的人力物力为支持，因而能够长期按时出刊。《中和》的征稿简章声明来稿请寄编辑部，勿寄编者个人，说明有专人负责处理。1943年9月25日，北京伪组织的新闻协会召集北京的22家杂志社人员举行共同座谈会，代表《中和月刊》出席的是陈启垿。

《中和》大抵仿《逸经》的形式，为文史类杂志，间有时事。栏目设置简略，只有专载、时事荟记、书林偶拾等项，而且主体部分不分栏目。内容包括中日历史文化的史料、考证、论述，日本社会文化介绍，旧体诗文，小说笔记，掌故旧闻，以及近世以来士人学者的传记年谱等。自始至终，编排形式少有变化。

由于家世、经历、师承的关系，瞿兑之交游广泛，结识众多京华学人，使得《中和》的稿源格外充裕。作者主要有周作人、王揖唐、瞿兑之、徐一士、金惠生、郭则沄、陈慎言、孙作云、向耕、谢国桢（谢刚主）、谢兴尧（五知）、傅增湘（藏园）、孙海波（海波）、黄宾虹（予向）、傅芸子（芸子）、钱稻孙、柯昌泗、梁绳袆、曹家儒、程树德、罗继祖、林同甫、朱启钤、刘厚泽、莫东寅等，署名既有本名，也有别号或室名。还刊登过内藤湖南、驹井和爱、水野梅晓等日本学人的文章或译文。创刊之初，每期篇幅达到170—180页，印行1千册，在北京和天津、山西、汉口等地设有代售处，据说颇受欢迎，订购零售之外，每年还出版合订本。从第3卷起，篇幅有所削减。1944年以后，随着战争和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中和》的情况渐趋窘迫，篇幅内容较前大幅度减少到一半甚至三分之一左右，直至终刊。

《中和》的《征稿简章》声称：“以研究学术，灌输知识，发扬东方文化，树立民众信念为宗旨”，可是有了伪组织的背景，便不可能那样单纯。《中和》的发刊词主张本民族的自讼与自救，鉴古知今，似有种种欲说还休的难言之隐，但是后面的反对西方列强和纪念日本纪元，还是显露出了屈从的身形。《中和》由日伪控制的新民印书馆印刷发行，该印书馆是日本平凡社社长下中弥三郎于北京成立的出版社，旨在向占领地学校供应含有他所信奉的大亚细亚主义内容的教科书，实施文化侵略和奴化教育，总经理是曹汝霖。后期《中和》的编辑部实际上与新民印书馆的编辑课合二为一。这些牵连，都预设了《中和》即使不能直接配合日本的军事占领，至少也不会与之相反相异。

事实上，这一类文史刊物的出版，背后的确有适应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以及日本侵略政策调整的需要。为了建立稳固的殖民统治，日本占领当局除了继续使用武力高压手段外，吸引中国人士，培植文化汉奸，制造中日共荣的假象，成为当务之急。《中和》的编者一再声称是仓猝发刊，与此不无关系。其对民族历史文化的自讼，只能在日本占领当局允许的范围之内。据说周作人最终下水瞿兑之曾做说客，果真如此，则更加复杂。

这样的背景，当是《中和》一类的刊物在后来一度被忽略的重要原因。但也正因为有了这些特殊背景，《中和》之类的刊物，反而有其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具体包括两方面：

其一，关于清代和民初政坛学界画坛的笔记掌故。

笔记掌故，虽被视为杂学，却有上中下之别。上杂如黄濬（秋岳）的《花随人圣庵摭忆》，作者目光如炬，力透纸背，解古典今典游刃有余，以通敌罪论处后，陈寅恪还坚持不要因人废言。中杂如掌故名家徐一士，同样出身世家，其所谈掌故，多有真实材料为底本凭据，还有不少当来自北京中山公园几家茶座的一群“公园董事”常客的海阔天空。至于职业补白的所谓“报屁股专家”口中的掌故，大都道听途说，后来者诧为博雅，相比之下，只能等而下之了。

有人认为，民国时期治掌故者最具功力的有三人，即徐一士、黄濬和瞿兑之，其共同特点是博闻强记、胸罗极富而又善于研究分析。而徐、黄二人的著作均请瞿兑之审读作序，表明他们对后者学养的信服和敬重。瞿兑之对掌故学的研究对象、范围、任务、方法和个中甘苦有清晰的阐发，至少当在中上之间。见识高明之外，瞿兑之擅长文史书画，与清末遗老和民国初年的名公都很熟悉，组织了不少老辈的稿子，又能用文言、白话两副笔墨，适宜一般读者的水平与口味。战后乃至解放后瞿氏还能有用于时，涉水不深与本事不小，都发生了影响。

缘于上述，《中和》刊载的资料早已引起学界的注意。台湾沈云龙编辑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将《中和月刊》史料选编二册出版，后来又将《中和》第6卷的4期编为一册，纳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大陆方面，则分别将瞿兑之、徐一士等人在《中和》发表的文章辑录成书，研究周作人、黄宾虹等人物，《中和》也是重要参考资料。

其二，了解抗战期间华北沦陷区文化界的动向。

抗日战争时期，北京长期处于日伪统治之下。作为近代中国的学术文化中心，这里曾经聚集了大批对社会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人士。战争爆发，许多人千里辗转，迁徙大后方，可是还有不少人因为种种缘故，滞留沦陷区。日伪在北京的文化统治、文化组织与文化政策，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华北文教界的地下组织与活动，以及沦陷区各界人士对于各种政治势力的态度，尤其是他们的生活、工作、情绪、心境等等，以往的研究严重不足。文学史的研究涉及稍多，其余只有在牵扯个别人物的汉奸问题时，才会有所提及。如此一来，不要说深入研究，就连一般性地了解相关史事，也很不容易。坊间（包括网上）流传的一些有关《中和》的现代掌故，谈及相关史事，往往错漏百出。如瞿兑之的生卒年月、历任职位、甚至与瞿鸿禨的关系，各种正式出版物的记录也是五花八门。又如指郭则沄（署名龙顾山人）的《红楼真梦》只在《中和》连载了两期，了解杂志的背景后，便停止供稿，与事实相去甚远。

《中和》的作者群包含各类人物，其中固然有落水的文化汉奸，也不乏在复杂环境中艰难挣扎的文人学士，探究文史，既是兴致所在，又可以缓解心灵的压抑，寄托无尽的愁怀。字里行间，透露出各种信息。近年来关于华北沦陷区的问题逐渐引起海外学术界的关注，研究者日渐增多，如果不能予以重视，很难掌握发言权，更不要说具备平等对话的能力。而中国历史上的汉奸问题，更是需要认真解读的一大难题。

以往关注《中和》，主要在前一层面，至于后者，还须参照其他各种类型的资料，才能体会把握。就刊物而言，要想达到这样的境界，仅仅阅读《中和》当然远远不够。近年已被重印的《青鹤》之外，战前战时乃至战后与之相关的《逸经》、《宇宙风》、《联合旬刊》、《大风》、《古今》、《天地》、《越风》、《子曰》、《朔风》、《艺文杂志》、《文史》、《雅言》等同类或相近的杂志，以及各种报纸的相关专刊，都有广泛阅读的必要。而这些报刊因为天灾人祸和用纸质量的先天不足（近代机器纸远不如古籍保存时间长，战时纸张品质尤其恶劣）等缘故，缺漏毁损日益严重，各图书馆逐步列入限制借阅的名单。若不及时设法，即使存世，收藏单位束之高阁，研究者也只能望洋兴叹。当务之急，是有计划地进行抢救性的整理出版，以解决保存与研究的两难，并使得晚近历史研究的资料边际逐渐清晰起来，将研究的重心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至于一般读者，了解那段历史，也绝不仅仅是为了钩沉猎奇。对历史的记忆与反省，当是中华民族走向成熟与睿智的必由之路。

[1]吴其昌：《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子馨文在》第3卷《思桥集》，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续编》第81辑之807—808，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457—458页。

[2]《今日之外交界》，《民权报》1912年6月5—7日。

[3]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版，第435页。

[4]《耳闻眼见》，《天铎报》1910年10月22日。

[5]《鹪居日记》癸卯十二月十四日。

[6]《贵阳师范学堂日本教习殴辱学生事件》，《新民丛报》第61号，1905年1月20日。

[7]参见王学珍《清末报律研究》，中山大学未刊硕士论文。

[8]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215页。

[9]参见《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第3章第1节；桑兵：《清末民初传播业的民间化与社会变迁》，《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6期。

[10]《江苏谘议局调查两江师范学堂报告》，《教育杂志》第3年第3期，1911年4月8日。

[11]此后留日中国学人在这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利用实藤文库所收集的官绅游历的日本游记和档案报刊等文献，总体概述的有熊达云《近代中国官民の日本視察》（成文堂1998年版），分门别类则有汪琬的《清末中国対日教育視察の研究》（汲古书院1998年版）。

[12]石川祯浩撰、黄自进译：《狭间直树先生》，《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5期，1998年3月。

[13]京都大学的中国研究，从创始时期的“支那学”起，就被外界称为京都学派。对此，京都的学人不以为然。揣度其意，一方面不以派分自囿，一方面则期许世界性的学问高峰。中国历史上治学虽有分派的说法，却不以派分的学问为高明，以为难免门户之见。晚近受西洋影响，好以派分的眼光考察学术史的脉络，也颇受争议。京都学人力求与中国学界沟通，对此心领神会。

[14]关于“中等社会”发端问题相关史事的系统梳理和详细探讨，参见桑兵《拒俄运动与中等社会的自觉》，《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15]《中国旬报》第35、36期，1901年1月15日、24日。

后记

以时下通行的专家眼光而论，在下肯定不是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的专门家。只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无论哪一个专门领域，外国的影响以及中外的关联，都很难完全绕过。借用傅斯年的分法，如果说古代史还有较少与外国拖泥带水的全汉时段或方面，那么，近代中国的历史就基本上都是非与外国纠缠不清的半汉。而在数以百计的外国当中，日本对于近代中国的影响至关重要，两国的关系十分复杂。可以毫无夸张地说，不了解日本、日本人以及中日关系，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认识就很难完全到位。

由于中日关系的特殊与牵连广泛，尽管学问的兴趣相当多，还是有不少方面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硕士研究生阶段，我最初的学位论文选题便是留日学生。这是当时颇为新颖热门的话题，原来的基础不大好，而关注的学人日渐多，因为有材料，有话说，况且又与辛亥时期研究的主线革命党渊源很深，自然成为扩展研究的直接方面。

30多年前，虽然留日学生的研究逐渐引起关注，毕竟基础薄弱。尤其是材料的掌握和运用，以今天的标准衡量，显得相当贫乏。之所以最初选择以留日学生为题，是因为入学之初，渴望求知，恨不得将图书馆里的每一本书读完，在想方设法浏览各种文献书籍的过程中，我阅读了中山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一批晚清报刊，发现其中许多前人很少利用，或是即使有所涉猎征引，仍有相当多的内容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这批报刊主要是1927年顾颉刚为中山大学图书馆到江浙购书的成果，据称，所购清季民初的期刊共有400余种。

那一时代，藏书家买书着重于版本，学问家则首先看重内容。由藏书楼转型为图书馆，收藏标准尚未制定，顾颉刚为此专门写了长篇购书计划书，实际上等于是为图书馆拟定准则。顾颉刚的学问欲极强，视野宽广，又有材料一律平等、高下分别唯在运用的独到眼光，所拟购的书籍文献包罗万象，分类清楚，还特别注意到可以作为近代中国研究史料的杂志和报纸。其购买的品种数量虽然不能覆盖全体，可是主体的部分已经基本包括。这在全国各馆当中，至少是位于前列的。顾颉刚的计划书及其拟定的分类等准则，对图书馆的发展影响甚大。成立并不算早的上海图书馆，虽然有原来几家图书机构的老底，若非按照计划书的眼界路径充实扩展，也很难有现在的规模和特色。

早得先机，仅以近代报刊论，从近30年来集众编辑出版的各种目录和期刊介绍书看，中大图书馆所藏近代期刊，有不少甚至超越其上，有的为各种目录失收，有的则多于目录或相关介绍提示的期卷。更有意思的是，其中不少出自清季军机大臣王文韶家，除了顾颉刚提到的几种之外，还包括留日学生的各种期刊。关于近代报刊作为史料的价值及注意事项，已经专文详述，对此今日学界仍然有所争议。相比之下，顾颉刚当年的见识和行事，的确难能可贵。否则，不知有多少重要史料会湮没无闻，令来者不胜唏嘘。

在系统阅读近代报刊图书的过程中，先后拟出十几篇有关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的论文题目。虽然后来逐渐发现国内新式学堂学生的材料更多，而前人关注更少，因而中途改换方向，转而着重研究国内学堂学生，所拟定的留日学生研究的各个论文题目却并未就此束之高阁，后来大都写成并发表，陆续结集到各种专书之中。如孙中山与留日学界、军国民教育会、癸卯元旦留日学生排满大会史实考、早期留日学生社团概论等。此后，在孙中山、戴季陶等人物研究、庚子勤王与保皇会研究、国学研究、近代学人与学术研究等领域，日本或中日关系仍是重要的关注点，以此为主题的论文就有梁启超的国学研究与日本、近代日本留华学生、日本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东方考古学协会述论等，其他还有多篇论文主要涉及或包含与日本关系的内容。如关于“中国哲学”探源以及京剧名伶田际云的天地人生大舞台。

研究中日关系，接触资料和应用资料的条件和能力相当重要。在这方面自己可谓幸运，得到日本东西两京众多师友的鼎力相助，如衞藤沈吉、容应萸、野泽豐、久保田文次、狭间直树、森时彦、村田雄二郎、石川桢浩、李廷江等，因此能够获得良好机会，多次前往日本进行访问研究，并持续参与各方的研究活动，深入了解日本的中国研究学界的状况动向。还有许多学人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给予过各式各样的帮助。没有这样的机缘，万丈雄心也只能徒叹奈何。在此要表达由衷的敬意并致谢忱。时光易逝，其中有的前辈学者已经仙逝，唯有以努力做好研究作为怀念和祭奠。

战后的日本较战前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尽管是否已经根本改变还有待观察。日本的学界如同政界，也有派分，至少在外人眼中，派分的重要依据之一，是各自的学术观念和政治倾向。而中国学者在做出判断时，不由自主地会以我画线，也就是根据与本国本人的观念倾向的吻合度来划分派别。可是这样的划分有时会掩盖许多事情的复杂联系。2008年，参加在箱根举行的关于战时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的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就是收入本书的“抗战时期国民党对北平文教界的组织活动”。会议期间，一次在酒店长长的走廊上偶遇年事已高的衞藤沈吉先生，他问我，所征引的朱家骅档案是否已经有人使用，前人是否已有类似的文章发表，听完我简短的答复后，他竟然停下脚步，郑重其事地表示感谢。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严谨学者的良知始终是这位长者的内心世界，政治偏向和严苛风格不过是社会表现。就像他曾经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公开说，中国对于他而言，既不是故乡，也不是他乡，更不是异乡。这种连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纠结心情，外人的解读更难免雾里看花，各执一偏。

秉承学术良知，不少日本学者并不讳言侵略和战争的历史。1999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举行纪念该所成立7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我提交的论文即关于1920年代中日两国联合发起组织的东方考古学协会。当时并不知道这个纯然学术组织的背后也有日本政府的直接插手，在座的京都大学冈村秀典教授虽然素不相识，却于会后特意寄来吉村日出东的《東京帝国大学考古学講座の開設 —国家政策と学問研究の視座から》一文（日本历史学会编集：《日本歷史》1999年1月号），由此得知日方的动机其实并不单纯。日本学者以学术为本的行为，或隐或显地体现了对侵略历史的深刻反省。

或谓留学欧美是资本，而留日则负有原罪。说者当然有亲身体验，也反映了一部分社会偏见。若是从政治角度考察，留日出身者固然有人附逆下水，但是高扬民族主义的坚定爱国者也大有人在。正因为刻骨铭心的留日体验，不少留日学生很早就意识到中日两国不幸成为宿敌，迟早必有一战。

从学问的层面看，则有两说。严复还在清季东学派占上风之际就断言东不如西，梁启超等人对此并不否认，只是觉得西学太难，不易直接面对，通过东学可以事倍功半，不但应急，而且能为将来直接学习西学搭桥铺路，逐渐过渡。可见东学充其量也就是通往西学的捷径而已。在世界尚未摆脱欧洲中心笼罩的时代，这样具有普遍性的看法当然是事实，但是具体到东亚、近代中国以及中日关系研究的领域，东学的重要性绝不是中介过渡那样简单。

或者认为，研究中日关系乃至中国近现代史应当多与日本的日本研究者交往交流，因为这方面的学人对于日本自身的认识较为深入，同时作为本国文史哲的研究者，水准能力一般在研究外国的同行之上。此说确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尽然。以往的日本学术界，日本研究、东洋（以中国为主）研究、西洋研究三分天下，尤其是京都大学的中国研究，不仅成为日本的学术主流，而且意欲和中国学界争胜。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近代东亚，应当尽可能在资料和史事方面沟通中、东（以日本为主）、西三方面，并且理解得当，就此而论，日本的日本研究者并不一定具有优势。

关于日本的历史、文化、社会、学问，严格说来我还是外行，要想恰当理解幕末以来日本人的言行，诚非易事。不少其他国家的日本研究者都感到，越深入接触和研究日本，就越是难于理解。在这方面，首先得益于衞藤沈吉先生所说，阅读差的史学论著不如看好的文学作品。受此启发，我广泛阅读了包括文学家所写历史书在内的日本书籍。而与狭间直树教授的多次长谈，使我在这方面受益良多。狭间直树教授曾经追随京都的多位前辈大家，耳濡目染，见识不凡，加上个人天赋和后天努力，能够在中、东、西三界的历史和学说之间自由出入。他关于日本早期亚细亚主义小团体的系列论文，关于日本王学谱系的逆上建构，以及日本大陆浪人各派之间联系的解读等等看法，显示其在这方面已经进入相当贯通的境界，为一般研究者难以企及。这对于深入认识近代东亚历史的共通性，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启迪。

按照时下通常的归类，本书属于论文集而非专题论著。其实这样的分类并不恰当。没有主题、彼此缺乏内在联系的散篇论文结集，或许给人以凌乱之感，但是具有同一主题，而且各篇背后存在有机联系的专题论文结集，却是专门领域研究进展的重要体现。对此，批评的意见首先指其不是全面系统的研究。此说看似有几分道理，实则不然。学术研究要详人所略，言人所未言，就不可能完整。追求形式上完整的，一般就是教科书或通史，为了面面俱到，不得不加入一些老生常谈，难免浮泛。主题性的论文结集，因为不带水分，反而较一般所谓专著更加凸显进展和深度。就此而论，散篇结集也不可一概而论，关键还是看论文的水准。

反之，所谓专著，同样不能一视同仁，那些下笔千言，了无新意，或是穿凿附会、一味立异的著作，在学术发展进程中很难留下印记。只是各校主政的理工科学人因此而全然不承认专著的价值，只看论文发表的刊物等级，也是过犹不及。至少在人文学科领域，精深的专著，仍是能够长久留下去的重要载体。凡此种种，根源在于时下学术界对于学术判断的失范与乏力，没有准则与权威，只好求助于似是而非的各种技术性指标。而诸如此类的标准只能导致学术的平庸化。

受西式分科治学的影响，今日的教学与研究，大体上是分科分类分专门进行。民国时期还具贬义的专家称谓，如今已成坊间乃至学界的荣衔。著述固然应有专题，但是读书治学却不宜畛域自囿，画地为牢。今人治学的问题，未必是古人行事的范围，研究某个特定的领域或专题，如果只看直接材料，固然相当危险，即使放宽视野，阅读相关材料，若是未经放眼读书的阶段，也很难把握边际，理解本意。所谓功夫在诗外，如果不是执意于小圈子自娱自乐的行规，破除畛域，恰是更上层楼的起点。

[人名索引]

傅佛果（Joshua A. Fogel）　365, 366

J. S. Willes　160

Jansen　353

S. R. de. C. Jose　162

阿部信一　159

安东贞元　158, 161

安泰国　184

安藤广太郎　315

安藤万吉　157

安重根　182, 183,　184

庵谷忱　156

岸田吟香　69, 134

奥斯邦（Mr. E. Osborn）　136

奥野四郎　159

八重（樫）圭太郎　162

巴克尔（Henry T. Buckle）　369

巴斯蒂　365, 366, 369, 370, 371, 372

柏原文太郎　69, 78

坂本格　161

坂本音吉　161, 162, 163

坂垣征四郎　13

半吉　159

半野丰实　156

包天笑　356, 402

宝性确成　160

宝珠山弥高160, 163

鲍鉴清　316

鲍罗廷（Бородин）　281

北岛多一　316

北鬼三郎　106

北浦精　159

北原兼治　163

本田增次郎　37

毕永年　49

卞小吾　156

彬山宗作　161

滨冈福松　158

并木如秋　159, 161

波多博　137, 164

伯伦知理　367, 370

蔡钧　66

蔡元培　23, 105, 106, 314

藏土延次　161

曹家儒　377

曹汝霖　89, 90, 91, 92, 289, 378

曾广铨（敬贻）　59, 61, 62, 66, 68, 70, 71

常惠　329

常盘大定　315

陈布雷　308

陈独秀　272

陈黻宸　104, 113, 114, 388, 402

陈季同（敬如）　61, 66, 67, 68, 76

陈炯明　269, 273

陈立夫　305, 336

陈溥贤（渊泉）　224

陈其璋　45

陈启垿　377

陈庆桂　96

陈慎言　377

陈师曾　23

陈寅恪　30, 31, 247, 248, 315, 372, 373, 378, 402

陈垣　24, 316, 403

成舍我　306

程树德　377

重野安繹（成斋）　134

池边吉太郎　62

赤间信义　315

赤松纯平　164

赤冢真清　163

出渊胜次　279, 280

褚成猷　333, 334

川村伦道　158

川岛浪速　350, 355

川洁　159

川上操六　45

川俣笃　156

床次竹二郎　264

椿井必治　156

慈禧　49, 90

达寿　93, 363

大槙义次　163

大村西崖　22, 23, 101

大河原厚仁　159, 162, 388

大久保利通　42

大内畅三　72

大森清腾　159

大野义雄　164

大垣鹤藏　161

大泽隼　161, 164

大冢茂树　162

戴季陶（天仇）　169-202, 232-235, 249, 252,

253, 259, 260, 279, 356, 357, 383

岛峰彻　316

岛田数雄　156, 158

岛田重礼　18

邓邦述　91

邓庆澜　325

邓之诚　24

丁伯强　333, 340

丁文江　70, 303, 306, 403

町田弥平　37

董康　61, 363

董洗凡　333, 344

都甲文雄　160

都筑馨六　106

渡边德重　156, 157, 160

渡边省三　152

渡边天洋　160

渡边文治　160, 161

渡边义一　162

渡边寅次郎　159

渡边智功　160

段祺瑞　270, 273, 274, 279, 280, 283, 284, 290, 297

儿玉多一　157

儿玉璋一　164

范源廉　49

方若　155

芳泽谦吉　285, 286

费念慈　61

丰冈保平　155

风见章　156

冯斯栾　49

冯訚模　35

冯玉祥　270, 272, 273, 280, 290, 297

冯自由　44, 403

服部宇之吉　115, 116, 403

浮田和民　369, 389

福本诚（日南）　59, 61, 62, 70, 71, 78

福岛武雄　164

福岛义澄　164

副岛义一　106

傅斯年（孟真）　28, 248, 251, 303, 304, 308, 309, 314, 315, 381, 400, 405

傅芸子　377

傅增湘（藏园）　316, 377

富士英　49

富田喜代　160

冈本监辅　60, 133

冈本要八郎　159

冈部次郎　156, 157

冈仓天心　22, 23, 101, 102

冈千仞　134

冈田朝太郎　351

冈幸七郎　155, 156

冈伊太郎　158, 159

高凤岐　59

高见之道　255

高柳保太郎　157

高桥源太郎　162

高挺秀（化名乔翔远）　317, 319, 320, 322, 323, 328, 329, 331, 333, 342

葛信益　318, 329, 343, 344, 404

工藤敏雄　361

宫川次郎　162

宫川隆　164

宫川米次　316

宫地贯道　158, 159

宫崎寅藏　13, 67, 72, 78, 187, 188, 189, 198

辜鸿铭　205, 405

辜人杰　76

古岛一雄　255

顾颉刚　23, 305-312, 338, 339, 341, 345, 382, 404

顾良　339

关世男　158

光绪帝　45, 48, 49, 70

龟谷省轩　134

鬼头玉汝　158, 160

桂太郎　184,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郭曾炘　91

郭养田　155

郭则沄（龙顾山人）　377, 380

韩筹南　35, 38

韩季通　320, 321

郝德元　329

郝任夫　328

合田愿　156

何炳松, 柏丞　335, 336, 337, 338, 341

何其巩　316

何如璋　35, 36, 38, 39, 42, 58, 68, 404

何嗣焜（梅生）　66, 68

贺翊新（化名田天池）　319, 328, 331

鹤冈永太郎　159

横泽宏　159

洪述祖　61

后藤森三郎　157

后藤新平　191

胡汉民　187, 190, 198, 200, 281, 297

胡适　8, 301, 309, 314, 402

胡思敬　94, 117

胡信之　161

胡宗瀛　35, 43

户川吞峰　226

户冢易　159

华奇　329

荒木菊松　161

荒尾精　69, 144

黄宾虹（予向）　377, 379

黄昌谷　250, 254, 255, 256, 404

黄福庆　34, 46, 47, 125, 353, 404

黄侃　28

黄克武　374

黄瑞祖　91

黄濬（秋岳）　378, 379

黄中慧　59

黄遵宪　67, 169

嵇侃　44

吉村荣三　164

吉冈鹿造　163

吉见正任　162

吉田茂　291

吉野直治　157, 161

吉永成一　163

戢翼翚　35

季家珍（Joan Judge）　365, 371

加拉罕（Leo Karakhan）　272, 285

加伦（Васил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Блюхер）

281, 401

加藤高明　229

加藤弘之　370

加藤驹二　135

加藤武夫　316

嘉纳三治　156

嘉纳治五郎　37

菅野正　56

建部越吾　213

江标（建霞）　61, 66, 68

江瀚　60, 65

江角金五郎　316

江藤新作　62

蒋介石　13, 307, 308, 314

皆川广　159

颉德　368

金邦平　89, 91

金村长　156

金惠生　377

金维新　35

金子坚太郎　93

金子弥平　156

金子平吉　156

津上善七　161

津田七郎　159

近藤义晴　163

近卫笃麿　69, 75, 78

经元善（莲珊）　66, 67, 68, 77, 409

井村熏雄　159

井上健　229

井上孝之助　159

井上雅二　62, 76, 78

井上圆了　106, 368

井上哲次郎　18, 22, 101, 102, 367

井手三郎　72, 143, 155

景鲁生　340

久保田晴光　163

久保田正三　165

久慈宽一　158

久留中一　162

酒井正忠　315

鹫泽与四二　160, 161

驹井和爱　377

桔朴　157, 159

菊池谦让　72

菊池贞二　158

菊池真二　156, 159

康有为　39, 43, 44, 45, 47, 48, 68, 69, 70, 78, 105, 133, 407

柯昌泗　377

柯政和　316

堀清　163

赖谢和（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 即赖肖尔）　169

雷奋　49

黎世衡　316

黎庶昌　36, 38, 58

黎元洪　220

李宝森（谷生）　65, 66, 68

李大钊　369

李凤苞　58

李鸿章　8, 66

李霁野（化名朱耀祖）　341, 343

李家驹（柳溪）　90, 93, 97

李烈钧　206, 228-232, 238, 263, 264, 271,　273, 280, 402, 410

李柳范　325

李清澄　35, 38

李审侯　325

李盛铎　49, 60, 93

李泰棻　316

李完用　182

李一非　305

李智俦（洛才）　66, 67

立川云平　160

连士升　309

镰田正一　160

梁炳光　78

梁启超　5, 6, 15, 39, 44, 45, 60, 70, 78, 105, 113, 356, 365-374, 383, 385, 403, 408

梁起铎　184

梁绳袆　377

梁亚平　316

廖梅　57, 59, 61, 405

廖仲恺　281

林春雄　316

林房雄　169

林明德　353

林同甫　377

林毅陆　316

林原吉次郎　158

铃木斯郎　163

凌福彭　363

刘承幹　24

刘厚泽　377

刘坤一　39, 40, 45, 67, 360, 410

刘麟　35

刘迺仁（化名金友仁）　319

刘师培　105, 113

刘学询　67, 363

刘云峰　162

柳东说　184

泷川仪作　248, 259

卢藉东　49

卢师谛　261, 291, 292

陆实　62

陆宗舆　89, 91, 289

路秀三（化名李茂林）　319

罗诚伯　60

罗继祖　377

罗率真　359

罗普　43, 44, 70, 78

罗贞意　61

吕烈煌　35

吕烈辉　35

吕贤笙　37

马场敬太郎　160

马伯援　297, 405

马衡　314

马邻翼　316

麦秩岩　363

梅耶（ F. Mayer）　286

梅屋庄吉　258, 275, 409

梅原喜满次　163

美浓部达吉　163

缪斌　316

蒙文通　247

末永纯一郎　156

莫东寅　377

那须浩　316

难波胜治　156, 157

内海安吉　160

内山石松　160, 163

内藤湖南　13, 377

内田良平　213

鸟居龙藏　24, 25

诺尔曼　351

欧阳湘　344

帕累托（Vilfredo Pareto）　371

庞敦敏　316

平冈小太郎　158

平贺让　316

平井直澄　161, 162

平山武靖　155

平山周　70, 72

迫田采之助　158, 159

朴仁奎　160

前田七郎　164

钱承志　49

钱稻孙　316, 377

钱能训　91

钱桐　316

钱锺书　28

浅见竟　158

浅野总一郎　212

桥本传左卫门　316

桥川时雄　164, 313, 314

清水澄　106

清水董三　22

清水末一　163

庆松胜左卫门　315

丘玉符　76

丘震　76

秋吉满策　164

秋山定辅　187, 188, 190, 191

瞿鸿禨　376, 379

瞿宣颖（兑之）　376

泉本幸太郎　160

泉廉治　157, 159

犬养毅　13, 72, 75, 264

任达（Douglas R. Reynolds）　85, 86, 349, 353,

363, 401

容庚　26

阮尚介　316

塞利格曼教授（C. G. Seligman）　8

三村铁之助　164

三好真父　163

三井实雄　156

三桥政明　162

三宅雄次郎　62

桑名贞次郎　156

涩泽荣一　193, 258, 266

森川照太　157, 159, 162

森岛库太　315

森纪子　368

森恪　190

森山守次　162

森时彦　367, 383

森田实　315

森御荫　160, 163

沙孟海　326, 327, 340

山本宪　44

山川真　162

山根虎之助　155

山口忠三　159

山内令三郎　164

山崎庆之助　357

山田春三　162

山田纯三郎　228, 229, 258, 291

山田宽太郎　159

山田清太郎　160

山桐　226

山下仲次郎　159

山县有朋　190

山专太郎　193

杉森孝次郎　315

杉尾胜三　155, 156

上杉慎吉　106, 213

上田务　161

上野茶藏　160

上野贞正　106

深町作次郎　159, 163

神鞭知常　72

神谷义隆　161

神山哲三　161

神田正雄　216

神尾光臣　45, 46

神野良隆　160

沈敦和（仲礼）　66, 67, 68

沈兼士（化名章毓庵、韩季通、秉禾）　317-326, 328-331, 333, 334, 340, 341, 343, 344, 345, 404

沈曾植　247, 248

慎原悦二郎　213

生驹悦　155

盛揆臣　66, 68

盛宣怀　66, 68

施阿尔泰斯　226

施则敬（子英）　66, 67, 68

十河荣忠　160

石本贯太郎　158

石川祯浩　224, 365, 366, 368, 369, 406

石崎东国　214

石丸金尚　394

石原莞尔　13

实藤惠秀　34, 35, 353, 363, 406

史念海　339

矢野勘　157, 159

矢野文雄　46

市川弘　161

市川年房　160

市村光忠　106

水野吉太郎　160

水野梅晓　377

司徒雷登　331

斯宾塞　368

松本诚之　159

松本杉　159

松本文三郎　315

松村利男　160

松村松年　316

松村太郎　394

松岛宗卫　157

松冈义正　351

松宫干树　156, 159

松崎鹤雄　24

松野平三郎　126, 155

宋介　316

宋庆龄　259, 266, 275, 402, 406, 409

宋恕　105

宋哲元　304, 309

宋子文　281

苏麟阁（化名赵志诚）　330

穗积八束　93, 106

孙宝琦　91

孙淦　59, 60

孙海波（海波）　377

孙家鼐　93

孙金铭　344

孙人和　316

孙硕人　344

孙中山（文）　67, 70, 78, 170, 171, 186-192, 195, 205, 206, 207, 219, 220, 223, 227, 228, 229, 230-298, 351, 354, 356, 383, 402-405, 407-410

孙作云　377

泰戈尔　226

汤畑正一　161

汤尔和　316

唐宝锷　35, 43

唐才常　63, 64, 66, 69, 75, 76, 78, 404

唐廉　61

唐绍仪　221, 222, 280

陶森甲　76

陶尚铭　316

藤谷浩悦　56, 61, 62, 64, 407

藤井昇三　190, 191, 205, 206, 217, 220, 231, 250, 251, 257, 263, 275, 280, 296, 407

藤曲政治　158

藤田丰八　160

藤田温三　161

藤原镰兄　157, 161

藤泽豹三　164

鹈泽总明　315

天羽英二　230

添田寿一　212

田代作之　164

田岛利三郎　157, 162

田添幸枝　164

田仙十郎　162

田野桔次　44, 133, 155, 407

田原丰　156

田中均　156

田中直记　160

田中重策　164

头山满　13, 213, 255, 264, 295

土肥原贤二　314

陀斯　225

洼田利平　161

汪精卫　236, 267, 268, 283, 301, 306

汪康年（穰卿）　44, 45, 57, 59-62, 65-68, 70-72, 75-78, 131, 133, 134, 405, 406

汪荣宝　89, 90, 91, 94, 106

汪诒年　59, 65, 75

汪有龄　44, 60, 76, 77, 79

王风岗　353

王国维　105, 113

王家驹　316

王闿运　24, 376

王克敏　316

王冷佛　162

王谟　316

王仁东　61

王仁乾　133, 134

王若僖（化名吴世仁）　317, 318, 327, 328

王世杰　304, 336

王守恂　363

王守真　305

王韬　58

王桐龄　343

王先谦　376

王揖唐　377

王毅侯　311

王臾青　331

王芸生　4

王正廷　221, 272

王之相　331, 343

王治本（桼园）　134

王重民　314, 315

王子衡　162

望月小太郎　213, 255

尾崎济　161

魏建猷　339

文访苏　316

文廷式（云阁）　44, 61, 66, 68, 75, 76, 407

文元模　316

吾妻兵治　60, 133, 134, 367, 370

吴瀚涛（广霈）　65, 66, 68, 77

吴家驹　316

吴敬英　69

吴佩孚　280

吴世昌　309

吴廷燮　91, 94

吴沃尧　155

吴锡泽　339

吴以棨　59

五百藏正吉　158

伍克潜（化名吴蒿斋）　319

武内忠次郎　158

武田守信　396

武智贤　161

西本省三　157

西川庄三　248

西村博之　157

西村秀雄　161

西德二郎　46, 47

西冈竹次郎　253, 254

西片朝三　161, 162, 163

西尾信　157

西园寺公望　37

西周助　18, 100, 101

析桥庆治　162

熙彦　91

虾斯笃里（印）　226

狭间直树　56, 58, 61, 62, 78, 133, 365, 366, 367, 371, 383, 385, 406, 408

下川喜久三　163, 164

下田歌子　135

下田清之助　162

夏莲君　316

鲜干日　160

相原孝久　160

香川悦次　62

箱田琢磨　157, 159

向耕　377

萧星生　49

萧一山　338

萧振瀛　314

小仓章宏　160

小川爱日郎　156

小川靖彦　158

小川平吉　213

小川雄三　163

小川雅三　162

小川岩男　161

小川义和　156

小岛晋治　27

小岛七郎　159

小宫山繁　160

小谷节夫　158

小谷长尾　357

小谷重　135

小河滋次郎　351

小笠原俊三　164

小林诚福　161

小林澄兄　315

小林阳之助　158

小柳司气太　316

小山松吉　316

小田切万寿之助　58, 59, 70

小西三七　171, 197

谢国桢（谢刚主）　377

谢兴尧（五知）　377

星野米藏　162

星野锡　156

刑端　316

徐炳昶　305

徐佛苏　316

徐敬仁　333, 344

徐勤　63, 70, 78

徐石公（化名钟灵生）　319

徐一士　377, 378, 379

徐祝平　159

许世英　284

许修直　316

萱野长知　198, 255, 275

薛华培（次升）　66, 67, 68, 76

严复　105, 110, 117, 118, 155, 384, 408

严信厚（小舫）　66, 67, 68

岩住良治　316

盐谷温　315

杨缤　309

杨模　61

杨深秀　45, 47

杨士琦　91

杨士燮　93

杨廷栋　49

杨廷杲（子萱）　66, 67, 68

杨效曾　339

杨荫杭　49

姚公鹤　145, 146

姚文焯（稷臣）　66, 67

姚文藻　61

姚锡光　69, 363

野尻弥一　160

野口多内　156

野添孝生　163, 164

野田竹荫　160

叶楚伧　305, 306, 307, 308, 319, 325, 326, 335-339

叶德禄　344

一色忠恳郎　164

伊达源一郎　164

伊东已代治　397

伊东忠太　315

伊藤博文　65, 78, 93, 106, 183

伊藤唯熊　157

伊小农　161

伊月利平　397

易惠莉　56, 57, 408

奕劻　90, 409

益田孝　190

尹金阳　376

尹致昊　183, 184, 185

殷汝耕　279, 280

英千里　317, 318, 323, 328, 329, 331, 333, 343, 344, 398

应灵　340

永岛义高　160

永井潜　316

永井一吉　162

由井滨权平　158

有川藤吉　161

有贺长雄　6, 22, 93, 99, 106, 193

于辑廷　156

余晋龢　316

余思诏　61

俞明震　76

宇都宫太郎　45, 46

宇田尚　316

宇野哲人　315

羽田亨　315

裕庚　34, 36, 37, 38, 40, 49

园田一龟　161

袁世凯　21, 22, 89, 95, 98, 146, 147, 191, 192, 350, 354, 407

袁同礼　314

原田淑人　316

远藤规矩雄　158

载泽　90

泽村幸夫　165, 264

增田胤次　316

斋藤善之助　159

张彪　69

张大千　316

张鼎勋　316

张海鳌　398

张怀　317, 318, 322, 323, 328, 329, 331, 344

张继　226, 227, 272

张嘉璈　221

张謇（季直）　66, 68, 79, 409

张恺　316

张朋园　370, 371

张斯桂　42

张通典　76

张心沛　316

张秀亚　309

张一麐　91

张毓恂　325

张元济　59, 409

张之洞　39, 40, 44-47, 49, 70, 98, 102, 153, 360, 372, 409

张重一　317

张作霖　271, 273, 279, 280, 283, 285, 286

章太炎　105, 113, 118, 119, 120, 407

章宗祥　89, 94

长岛隆二　191

长冈护美　65, 69, 76

长谷部言人　316

长谷川清　158, 163

长谷川贤　160

长谷川佐右卫门　162

长尾槇太郎　135

赵炳麟　91, 92, 117

赵伯陶（化名郭若泉、元正之）　319, 327, 328, 331

赵光贤　344

赵纪彬　305, 312

赵子丰　325

照井长次郎　157

真藤弃生　157, 164

真野玄澄　159

正木直彦　315

郑观应（陶斋）　56-59, 65, 66, 68, 76, 408

郑侃嬨　309

郑孝胥（苏龛）　46, 56, 65, 66, 76, 77, 79, 409

织田万　106, 115

志贺重昂　369

志钧（仲鲁）　66, 76

志田钾太郎　351

中村英　162

中村正直　18

中岛喜一　162

中岛勇一　162, 163

中岛真雄　143, 155, 156, 159, 162

中江兆民　18, 374

中井猛之进　315

中山荣三　161

中西正树　72

中野升前　157

中野太郎　163

周春元　339

周树谟　91

周作人　26, 169, 316, 377, 378, 379, 405, 410

朱华　316

朱家骅　301, 304-312, 318-328, 330-343, 345, 384, 400, 404

朱启钤　377

朱忠光　35

竹川藤太郎　155, 156

庄友霖　340

椎野孝太郎　163

宗方小太郎　60, 69, 72, 81, 143, 155

左宗纶　344

佐藤久吉　162

佐藤善雄　158, 160, 161, 163

佐藤四郎　163

佐藤总三郎　158

佐野则吾　 155

佐原笃介　157

佐佐木孝三郎　163

[征引文献]

一、档案

日本外交史料馆藏：日本外务省档案。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十三年，1981年版。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骅档案。

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傅斯年档案。

二、报刊

《北京日报》

《晨报》

《大阪毎日新聞》

《大阪朝日新聞》

《大公报》长沙

《东方杂志》

《東京朝日新聞》

《東亞》

《東亞時論》

《東亞同文会報告》

《广东七十二行商报》

《广州民国日报》

《国粹学报》

《华文大阪每日》

《集成报》

《建设》

《教育杂志》

《京报》

《民国日报》（上海）

《民权报》

《清议报》

《日本帝国文部省年報》

《三田評論》

《申报》

《申报月刊》

《神戸新聞》

《盛京时报》

《时报》

《时务报》

《史学杂志》

《顺天时报》

《斯文》

《苏报》

《台湾民报》

《台湾日日新報》

《台湾日日新报》汉文版

《台湾先锋》

《天铎报》

《外交报》

《西国近事汇编》

《湘报》

《香港华字日报》

《向导》周报

《新民丛报》

《新青年》

《选报》

《学部官报》

《益世报》天津

《艺文》

《游学译编》

《浙江潮》

《政治周报》

《知新报》

《中国旬报》

《中华新报》

《中外日报》

三、一般文献

1．［韩国］车雄焕：《战前平津地区知识分子对日本侵华反应之研究：1931—1937》，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1996年3月。

2．[美]任达，李仲贤译：《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3．[苏]A. N. 卡尔图诺娃：《加伦在中国（1924—192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4．《服部先生古稀祝賀記念論文集》，东京，富山房1936年。

5．《李烈钧将军自传》，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6．《宋庆龄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

7．《宋庆龄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

8．《戊戌奏稿》，1911年铅印。

9．《宪政初纲》，《东方杂志》1906年增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06年。

10．Don.C.Price : Russia and the Root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1896-1911，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11．安井三吉：《講演“大亜洲主義”について：孫文と神戸，1924年》，《近代》第61期，1985年3月。

12．安井三吉：《孫文“大亜洲主義”のテキストについて》，《近代》第64期，1988年6月。

13．安藤德器编：《北支那文化便覽》，东京，生活社昭和十三年。

14．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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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周元高、孟彭兴、舒颖云编：《李烈钧集》，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Table of Contents

- 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
- 目录
- 第一章 近代中日关系研究的史料与史学
- 第一节 问题与取向
- 第三节 并非多余的话
- 第二节 史料的整理与解读
- 第一节 旧说之疑
- 第二章 甲午战后的中日关系与留日学生发端
- 第二节 新说之据
- 第一节 日本对华团体与上海亚细亚协会的渊源
- 第三章 “兴亚会”与戊戌庚子间的中日民间结盟
- 第三节 中日民间同盟的影响及其局限
- 第二节 东亚同文会成为主导
- 第一节 游学与游历
- 第三节 变化未必是进化
- 第二节 东学的笼罩
- 第四章 辛亥时期的变政与日本
- 第四节 中、东、西学的异同
- 第一节 发展概况与类型
- 第三节 影响中日关系
- 第二节 功能与趋向
- 第五章 近代日本在华大众传播业
- 第一节 了解与警惕
- 第三节 转向中日提携
- 第二节 日本正吾人当头第一大敌
- 第六章 戴季陶日本观的形成及其影响
- 第四节 《日本论》的形成与局限
- 第一节 排日移民法案的由来
- 第七章 排日移民法案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
- 第三节 日本以外的反应
- 第二节 日本的反应
- 第五节 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反响—以台湾为例
- 第四节 孙中山对日态度的变化
- 第一节 思想的历史
- 第三节 取事实以证言论
- 第二节 搜群籍以参圣言
- 第五节 孙中山进京的反应
- 第八章 解读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真意[1]
- 第六节 鉴古而知今
- 第四节 一面之词与四面看山
- 第一节 指导平津新闻
- 第三节 组织文史杂志

- 第九章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对北平文教界的组织活动

- 第二节 华北文化教育协会
- 《中和月刊》解说
- 日本在中国接受西方近代思想中的作用
- 附录
- 黄金十年与新政革命
- 后记
- [人名索引]
- [征引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