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本色：晚清民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
Author: 桑兵
Date: 2020-05-18T16:00:00+00:00
Keywords: 历史; 中国历史; 清; 民国
Description: 本书由作者近年陆续写成并发表于各种学术期刊上的文章结集而成，我们选取其中关涉“晚清民国政治、社会与文化”这一主题的文章共计十四篇独立成书，主要篇目有《从科举到学堂的中西学之争》《先锋与本体的冲突——壬寅浔溪公学第二次风潮述论》《天地人生大舞台——京剧名伶田际云与清季的维新革命》《盖棺论难定：张之洞之死的舆论反应》《清末城镇结构的变化与商民罢市》《民国开国的歧见、新说与本相》《“北洋军阀”词语再检讨与民国北京政府》《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孙中山对新文化派的回应》《“华南”概念的生成演化与区域研究的检讨》等文，汇集了近代史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晚清民国这阶段中国社会的转型有重要的启发。 用后来的特定分科观念眼界考察并不按照分科发生演化的历史问题，如何顾及历史上人事本身具有的各个层面及其相互联系，而不至于为了将就分科的范围先入为主地取舍材料以致肢解了事实，或者说，如何才能善用分科的长处，同时又不受其局限而导致偏蔽，尽可能依据各类相关材料，梳理史事本来的时空联系，由全过程和各层面最大限度地展现历史本相与前人本意，实在是治史能否得法的一大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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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本色

晚清民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

桑兵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的本色 : 晚清民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 / 桑兵著.—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495-8317-1

Ⅰ. ①历… Ⅱ. ①桑… Ⅲ. ①中国历史－近代史－研究 Ⅳ. ①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39862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张艺兵

责任编辑：魏　阳　罗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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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1270mm×960mm 1/16

印张：27　字数：350千字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6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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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不分科的专题研究

- 一 专题与专家
- 二 问题与系统
- 三 专门与总汇
- 四 贯通与专精

从科举到学堂的中西学之争

- 一 教育与“教”“育”
- 二 新学堂与旧学校
- 三 纳科举于学堂

拒俄运动与中等社会的自觉

- 一 “中等社会”的出现
- 二 两种解读
- 三 激进路线的凸显
- 四 应用与争议

先锋与本体的冲突——壬寅浔溪公学第二次风潮述论

- 一 风潮前史
- 二 风潮起因
- 三 曲突徙薪
- 四 调停失败
- 五 影响深远

天地人生大舞台——京剧名伶田际云与清季的维新革命

- 一 千丝万缕保皇会

- 二 不知不觉革命党

盖棺论难定：张之洞之死的舆论反应

- 一 文本来源
- 二 取材准则
- 三 看法各异
- 四 影响预测

清末城镇结构的变化与商民罢市

- 一 “城镇”的地位及其结构变化
- 二 罢市的类型与影响
- 三 罢市的效应与趋向

民国开国的歧见、新说与本相

- 一 逊位还是退位
- 二 帝制与共和
- 三 单一制与联邦制
- 四 总统制与内阁制

“北洋军阀”词语再检讨与民国北京政府

- 一 问题的提出
- 二 “军阀”词语产生的再检讨
- 三 “北洋军阀”词语产生的再检讨
- 四 “北洋军阀”的谱系
- 五 奉系的加入与北洋正统
- 六 北洋与北洋政府
- 七 北京政府时期的民国史

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孙中山对新文化派的回应

- 一 外来影响
- 二 内部响应
- 三 分歧与一致

孙中山与科举制

- 一 无缘科第
- 二 科举考试的利与弊
- 三 变科举为专门之学
- 四 科举制与单立考选权

南浔·湖社与国民党

- 一 南浔与国民党
- 二 湖社与南浔
- 三 湖社与国民党
- 四 几点议论

“华南”概念的生成演化与区域研究的检讨

- 一 华南概念的晚出与限定
- 二 “华南”的涵盖与演化
- 三 日本的南进政策凸显华南
- 四 广州为华南中心的初显
- 五 区域研究的本旨与流弊

国民党在大学校园的派系争斗

- 一 相煎何太急
- 二 校园烽烟
- 三 河东河西
- 四 国共进退

1948年中山大学易长与国民党的派系之争

- 一 学潮与倒王
- 二 朱家骅与王星拱
- 三 朱家骅与CC派

人名索引

征引文献

绪论：不分科的专题研究

一 专题与专家

十年前在京都访问研究期间，曾经前往长崎一游，重要目的之一，是探访当地一位陈姓华侨商人。其祖上是金门人，鸦片战争前已经移居日本，几代人相继担任长崎福建华商会长。由于喜好保留文物，历来过手的文件无论巨细，均留存至今。日积月累而成的文献，数量之庞大，内容之丰富，在华侨个人当中堪称之最。当年美军原爆长崎，因为文书存放地位于一座小山背后，幸运地逃过一劫。

这批文献早已引起世人的关注，先后有两位台湾留学生加以利用，撰写了博士论文。可是，分科的博士选题，各有专业的眼界，取材和论述主要集中于贸易方面。陈家世代经商，贸易自然为其主业，所藏文献主要也以商贸往来居多。不过，作为商会会长，还要承担各种社会角色，包括与中国历届政府及党派社团各方面的交往联系。近代日本各地华侨的政治态度不尽相同，与横滨、神户等地华侨的鲜明政治倾向相比，长崎华侨始终以政府为正统，与近代中国频繁更替的历届当政者保持较为融洽的关系。民初孙中山过访长崎，当地华人热情接待，主持其事的陈家保留了所有的相关文件，包括各家捐助的名单款项、宴会通知、合影照片等等。此后，陈家及当地商会与民国政府、国民党组织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留有许多颇具价值的历史文件，只是这方面的资料在后来研究者的视野中基本被忽视。历史研究若是从单一视角重现或塑造历史人事的侧面，难以展现全貌，自然与本相有所距离。

这一事例带来的启示是，分门别类地研究历史的做法，未必适当。用后来的特定分科观念、眼界考察并不按照分科发生演化的历史问题，如何顾及历史上人事本身具有的各个层面及其相互联系，而不至于为了将就分科的范围先入为主地取舍材料以致肢解了事实，或者说，如何才能善用分科的长处，同时又不受其局限而导致偏蔽，尽可能依据各类相关材料，梳理史事本来的时空联系，由全过程和各层面最大限度地展现历史本相与前人本意，实在是治史能否得法的一大关键。

本书各篇，历年来陆续写成并发表于各种学术期刊上，现在结集出版，需要确定一个既可涵盖各篇内容又能凸显总体立意的书名。虽然治学不以通行的一段时间集中研治特定专题为模式，放眼读书之际，各种问题的思考同时并进，动手撰文则兴之所至，随时流转，各篇写作之时未必都有统一的章节构想，但也并非随心所欲。随着年龄的增长，读书日多，可以动笔的问题方面不在少数，即使日以继夜不停地写，也不会有穷尽之日。可是许多问题，研究清楚，反倒没有了诉诸笔墨的冲动，或在讲堂谈及，或在其他论著里间中提到，也就不算是埋没。想写并且有兴趣完稿的，多数不仅仅要说明一事一理，更希望由此形成一例，为一类通则或一种意境的具体展现。此外，近代史上人事繁多，看似彼此无关，实则互有联系，若为实事，不难把握，若为通则，不易驾驭。

就此而论，本书取名，看似有将就之嫌，其实除个别较早的作品外，各篇之间的虚实联系大都早有考虑，并非因陋就简地拼凑而成。书名希望表达的意思，绝非各个专门史的叠加，而是一般以专门视之的题目，未必可以用专门的眼光来分类归属。那些看似应当分门别类到某一特定专门的题目，其实恰好应该从其他专门的角度进行考察；更多的题目则是不必非要拘泥于某一专门，而应当从不同的视角加以探究。这样说决不是主张跨学科，只不过是回到问题本来不分科的状态。

近代以来，治学分科，术有专攻，认定西式分科之学为科学，又日益崇尚科学，著书立说，重视专题论文。久而久之，本来等而下之的专家称谓俨然已经成为一种尊号，误导学人画地为牢，作茧自缚。民国时期，专家之学成为时髦，只是其时专家指称未必是什么尊荣，在高明的眼中反而多少有些贬义，与时下普遍尊奉的时趋还是有些区别。顾颉刚、童书业所写《当代中国史学》，按照专史分门别类地排定学人的座次，识者不以为然。抗战结束不久，便有人针对学界风气一味窄而偏的流弊指出：“晚近治史者，喜称专家。凡治某朝者，即只知某朝之一二事物，而不识某朝一代制度所以损益及其演变之故，其著述论证，多所附会穿凿。”[1]时过境迁，风气变化，但在高明看来，专家仍是局限性显然的贬词。

专家的局限，不在于所写论著是否专题，正如著通史通论者未必真通，反而处处暴露其空泛横通，实际上不通之至一样，专家之学的窄而偏主要表现为：

治学先划定范围，不知此范围与周边乃至其他的关联，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结果对于研究对象不知渊源流变，来龙去脉，论述起来只能主观臆断，难免穿凿附会。

做什么只看什么，因为没有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不知学问的整体和系统，即使找材料，也不知边际何在，脉络如何，即使专题研究，也不能把握什么书应该看，以及如何才能看得懂。恰如治史若只看乙部之书，非但不能达至上乘，简直就是学界笑谈。

不知专家之学的蔽陋，有的终生株守一隅，以专题研究为治学范围，始终不越藩篱，坐井观天，即使日积月累，天也只有井大。有的虽然若干年变换主题，每治一题，便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看似千方百计地扩张材料，可是要么不管文献的通篇本意，只顾挑拣自己想要的材料，填入先入为主的架构之中，问题不由材料发生，而由外在观念主导，每次转换主题，都不得不将所有文献重头翻检一遍；要么寻找前人未见的材料，研究所谓前人不知的问题，美其名曰填补空白，其实不过凿空蹈隙，即钻空子找漏洞而已。

分科治学的流弊所至，不仅专家日益成为荣衔，更有甚者，一方面好以专门名家，另一方面，大概也心知肚明专家并非褒义，又无力做通人，不甘局促，以趋时为预流，竞相放大自我以求引领风气。放眼读过书与一味找材料写出来的专题论著，每每形似而实不同，后者一旦超越实事求是信而有征，就难免捉襟见肘，甚至绽论百出。前者论事则胸有成竹，尺幅千里，说理则一语中的，收放自如，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时下通行的理工式学术评估标准多少有些自相矛盾。一般情况下极端重视论文，尤其重视由权威刊物发表的论文，唯有对待学术著作，则认定论文结集不是专著，其价值应在后者之下。这样的看法早已不是一般的成见，许多大学评聘职称，将论文集看低一级，连官方基金也将论文集排除于申请之列。殊不知近代多位学术大家影响后世既深且远，而且长时期被反复阅读征引的，恰是今人眼中价值不高的论文集。尤其是有主题的论文结集，详人所略，水分少，探究深，很能体现研究者见识水准的高下。即便主题未必集中，缘于历史上各为单体的人事无限延伸的联系，也可以彼此相关，相互照应，展现学人的洞察与通贯。况且，近代学人往往首先关注枢纽性问题，成竹在胸，各个击破。到了抗战时期，无书可用，才转而著书。学术著述的价值，要看学人的见识水准，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高明绝不敢任意涂抹，自毁清誉。反之，不能升堂入室的门外文谈，无论形式如何，在何处发表，都没有多少价值。诸如此类的标准化评价，恰是因为不相信内行权威，又不具备评价能力，只能求助于所谓硬指标。而标准化往往是平庸化的变相。

钱穆曾经批评道：“文化异，斯学术亦异。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旧学宏博，既需会通，又求切合时宜，其事不易。寻瑕索疵，则不难……专家学者，率置其专学以外于不论，否则必加轻鄙，惟重己学。”他主张将新出的各科学问，“必回就中国以往之旧，主通不主别。求为一专家，不如求为一通人。比较异同，乃可批评得失”[2]。其努力会通中西新旧的成效或许未能得到普遍认可，但立意却值得重视。

近代学术大家虽以专题论文为主要形式，却不会畛域自囿，守定一门一类，局限一朝一代，不仅文史兼通，而且博览群书，如同中国传统的通儒通人，或者说他们仍然以通儒通人为指向标的。当然，所谓通人通儒，并非简单地体现于写通史讲通论，那种形式上面面俱到无所不及的宏观巨帙；如果不能真正贯通所有事实道理，最多只能是自圆其说的一家之言，弄不好还难免横通和妄议。而出自高明之手的专题论文，既涵盖广泛，又各自专深，看似互不相干的论题都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正因为整体贯通、具体，才能深入且得其所哉，不至于求深难免偏蔽，求通则流于浮泛。也就是说，做专题研究而不以专家自诩，才不会以专门作茧自缚。

二 问题与系统

政治、社会与文化，在今日的学术体系中属于不同的分支，在历史研究领域则属于不同的专门。有关职能部门一再调整学科体系，试图使之更加科学，殊不知科学的原意之一就是分科治学，使分科更加科学不过是同义的反复。再好的分类也是后人的认识，而过去的历史并不是按照后设的分类发生、发展、演化。分科累积起来的观念，导致对同一历史人事的描述认识在不同学科中往往大相径庭，若是局限于分科的知识，似乎习以为常，而跳出此疆彼界，比较不同的分科，就不免显得有些怪异。如何将旧籍与分科会通，决非轻而易举之事。

正因为清季科学进入中国时的重要意涵之一就是分科，而学制颁布后西式教育通用分科教学，以至于不少人认为只有分科的学问才是科学。批评中国传统学术不分科而分派的傅斯年直到留学欧洲后，才幡然醒悟，认识到当时中国人所谓“这是某科学”，“我学某种科学”，都是些半通不通不完全的话，开始正视用分科眼光学习和研治学问引发的弊端。他说：

一种科学的名称，只是一些多多少少相关连的，或当说多多少少不相关连的问题，暂时合起来之方便名词；一种科学的名称，多不是一个逻辑的名词，“我学某科学”，实在应该说“我去研究某套或某某几套问题”。但现在的中国人每每忽略这件事实，误以为一种科学也好比一个哲学的系统，周体上近于一个逻辑的完成，其中的部分是相连环扣结的。在很长进的科学实在给我们这么一种印象，为理论物理学等；但我们不要忘记这样的情形是经多年进化的结果，初几步的情形全不这样，即为电磁一面的事，和光一面的事，早年并不通气，通了气是十九世纪下半的事。现在的物理学像单体，当年的物理学是不相关的支节；虽说现在以沟通成体的结果，所得极多，所去的不允处最有力，然在一种科学的早年，没有这样的福运，只好安于一种实际主义的逻辑，去认清楚一个一个的问题，且不去问摆布的系统。这和有机体一样，先有细胞，后成机体，不是先创机体，后造细胞。但不幸哲学家的余毒在不少科学中是潜伏得很利害的。如在近来的心理学社会学各科里，很露些固执系统不守问题的毛病。我们把社会学当作包含单个社会问题，就此分来研究，岂不很好？若去跟着都尔罕等去辩论某种是社会事实，综合的意思谓什么……是白费气力，不得问题解决之益处的。这些“玄谈的”社会学家，和瓦得臣干干净净行为学派的心理学，都是牺牲了问题，迁就系统，改换字号的德国哲学家。但以我所见，此时在国外的人，囫囵去接一种科学的多，分来去弄单个问题的少。这样情形，不特于自己的造诣上不便，就是以这法子去读书，也收效少的。读书的时候，也要以问题为单位，去参各书。不然，读一本泛论，再读一本泛论，更读一本泛论，这样下去，后一部书只成了对于前一部书的泻药，最后账上所剩的，和不读差不多。[3]

学习或研究什么与是否科学有无关联，这样的问题在国学研究中常常被提起。不过，后起的系统如果不能有助于研究问题，反而要牺牲问题以迁就系统，显然就只是符合分科而无法科学，至少与今人以为不言而喻的科学南辕北辙。

分科治学的渊源流变及其成因，从历史进程的实情考察，还有许多未解之谜。但就历史研究领域的专史而言，观念上固然是受分科之学的影响，客观上也因为人的智力体力能力不足等等局限，不得不缩短战线所致。起初研究者自知局促于专门是由于能力不足，可是既然术有专攻，也要想方设法力所能及地做到尽善尽美。只是受到眼界见识的局限，主观希望的超越，实际效果可能适得其反。继业者逐渐形成规范，局限化为行规。久而久之，一定之规变成小圈子自娱自乐的游戏规则，反倒成了登龙之术。形形色色的专家专门之学，非但不以为锢陋，还被无数新进奉为圭臬。

既然研究对象本身并不由后来分科所决定，那么用分科的观念看待研究的问题就多少有些本末倒置，甚至固执分科的系统而看不清问题的本相。一般号称某史某学，大抵难免牺牲问题以迁就系统的偏蔽。只是专家以其具有的知识为所属专门的先验系统，所以才会觉得天经地义，理所应当。本书各篇，若以专门的观念看，可以划入不同的专史领域，但是用专门的行规来衡量，似乎又有些若即若离，似是而非。而这恰是整体立意的重要方面。从异样的视角考察惯常的问题，这样的有意为之绝不是要跨学科，而是旨在表明不必强求分科专门的归属，属于某学某史，无助于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分科的成见，跨学科就成了多此一举。跨学科的努力，恰好反映了一些学人在学科制约下所产生的焦虑。况且真想跨越学科谈何容易。

今天以前的一切均为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后人分类进行历史认识，不过图个方便而已，历史事实决不可能依照后来的分类发生演化，二者之间，存在不小的差距。研究历史上的某套或某几套问题，固然可以借助于后来依照分类形成的办法，可是既然史事与分类未必重合，固定从某一视角观念或用一种办法考察历史，难免产生误解偏见，实在是相当危险的事。有许多历史问题，或许包含多种后来分类的成分，很难说究竟属于哪一类事实。如果单纯用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等等专门的观念，不仅看不全，而且看不透，甚至看不到。

古人所谓的政治，与今人大相径庭，而古人的经济，反倒与今日的政治相近。梁启超曾经非常纠结于此，一直不赞成用经济来对应Economic。中国传统主张学以致用，内圣而外王，正是理想的行为规范。王国维提倡为学问而学问，其实并不是中国的传统观念；而梁启超等人宣称的意在打破传统，却是传统的体现。在学术取向上，钱穆反对梁启超的具体而推崇其整体，不仅以其通，而且以其用。只是钱穆的以宋学始以宋学终，似不如陈寅恪讲宋学做汉学更加契合钱穆自己所说的非碎无以立通以及义理自故实出的境界。当然，也可能钱穆在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背景下所讲的话本来就有些言不由衷。

与学校相关的历史，一般放在教育史的架构之内，而中国历史上并无可以单独放在教育史的框架里进行考察的机构人事。即使近代以来新式学堂的发生发展，也很难用教育来限定。科举与学堂之争，其实是中学与西学之争，如何看待和安置中学，牵涉礼制的根本，也可以说是最大的政治。学堂的风潮，波及社会各方面，影响大大超出校园的范围。近代学生群体是军队以外有组织的社会力量之一，学生的言行动向对社会具有的巨大能量，不是人数多少所能匹配。大学里面的党派之争，不仅影响大学师生彼此之间以及大学与当局的关系，而且往往对国家民族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

中等社会、城镇、北洋军阀、华南等等概念，看似属于社会史或政治史的范畴，但就概念本身的发生演化而言，又是知识演进的体现，可以纳入文化史的领域。而南浔这类江南市镇的研究，一般属于经济史或社会史，但湖社之类的社团组织，却与近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关联性紧密且重要。地缘性的联系，是与血缘、姻缘、业缘相连的又一重要社会联系纽带，在伦理社会的各个领域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至于戏剧与政治的关系，用分科的观念，也涉及文学、社会、政治等不同的分支。而张之洞死后的盖棺论难定，显示了中国式著述的独特，不宜套用后来抄袭与盗版的观念，以及历史人物无论如何客观评价，终究不及时空全面的展现更加贴切。

孙中山无疑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诸如此类的历史要角，往往牵涉广泛，因而各种近代中国的思想专史，孙中山的思想都是其中的重要章节，未能顾及一般重要人物，未必在所有特定领域都具有无可置疑的重要性，忽略了各种思想的演进历史自有其运行轨迹，其间留下的身影应依据在特定轨道上的印记。若是依据一般通史的重要性编排特定领域的专史，则思想的逻辑和历史的秩序容易紊乱。反之，这些政治要人有时的确在特定领域占有重要位置，反而因为其政治色彩太过鲜明而在特定领域的形象不能彰显。孙中山与新文化派的关系及其对科举制的看法，虽然涉及文化史教育史，影响却包括政治方面或是主要在政治领域发生作用。

直面问题的研究，一般很难放进专门的既定框架之中。与其说用别科或其他专门的眼光来看，不如索性不要不能蔽体的衣和无法适足的履。智者灵活运用各专门行之有效的办法，以体现史无定法的高妙，愚者则将专门变成固定知识衍伸的套路，以致破绽百出。在分科教学与分科治学已成惯例的情况下，身陷各种各样小圈子的学人不再努力放眼读书，而将分科的系统内化为自己全部的知识，遇到问题自然而然地首先去问摆布的系统，只能在系统设定的框架内研究所面对的史事，而不肯不会不能安于一种实际主义的逻辑，去认清楚一个一个的问题。甚至看到以认识问题为主导的相关研究，也习惯性地喜欢硬塞进某史某学的框框之中。用代代相承的系统，编制每代各异的谱系，再用以构建下一代的知识。周而复始，系统与问题势必渐行渐远。

三 专门与总汇

今日从职能部门到学校的各种表格，都要填写自己所属的第一、第二甚至第三级学科，而学人也喜欢自称其学科专业什么学什么史。如果只是图个方便，当然无妨，如果真的自认为某史某学的专门研究者，就成了畛域自囿的专家之学。抱着这样的观念态度，遇到问题，往往首先存了专门的成见，不去研究考察问题的全貌整体，而是用专门的眼界看问题，对于那些看似专门之外的方面视而不见，或是即便看到，因为与成见不相吻合，放不进由专门而来的固定架构，于是只好略而不论。结果，同一人事在不同的分科界域中看法差若天渊的情形所在多有。这与其说是研究历史，毋宁说是阉割式地创造历史。在历史的本事与后来的认识之间，充满隔膜和穿凿附会，难得一当。

在分科治学的边界或科际整合的场合，不同的分科专门研治同一问题，往往出现认识相去甚远乃至截然不同的情形，仿佛所呈现的历史图景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物事。有时诸如此类的分别还可以说是因为分科不同，视角有别，侧重各异导致，有时则是对于同一问题的看法解释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类似情形在历史学科的专门史领域也不鲜见。例如研究晚清以来所谓乡绅的地位，治晚清史或近代史者强调科举制停罢后乡绅日益失去权势，治革命史者则凸显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土豪劣绅化、为害地方，治社会史者又发现绅权与官权日趋合流，导致国家权力从原有的州县层级不断向下延伸。三者所面对的大体是同一时段的同一事情，或相互关联的同一问题，尽管各自或有侧重，本事基本如一，均为探究近代乡绅权势的变化，而得出的结论居然反差如此明显，不禁令人怀疑是否各自局于一偏，盲人摸象，以致看朱成碧，甚至指鹿为马。

分科专门的研究如果自成一体的小圈子，在视角、架构、取材、解读等方面形成一定之规，不看不学不顾其他分科专门的观念做法，又不愿与相关分科或专门沟通联系，势必陷入画地为牢、坐井观天的窘态。没有全局整体在胸，非但不能透过各类史料形形色色的罗生门现象，逐渐近真并得其头绪，反而被材料的各说各话牵着鼻子走，使得研究层面的罗生门情形更加扑朔迷离。如此这般各执一词的各人心中的历史，虽然能够满足各种分科专门小圈子的自娱自乐，提供坊间茶余饭后的谈资掌故，有趣倒也有趣，但只不过是一时半会儿的兴味而已。一旦与外界沟通联系，沙上筑楼产生的幻象瞬间就会破灭。

近代学人信奉各个分科的材料一律平等，可是游走于各个分科之间，也会有高下取舍。王国维治学，曾经三变，转治经史之后，对少壮时的哲学、美学、红学研究绝口不谈，对于宋元戏曲研究的相关问题也是笑而不答。关于此节，相关学科作为历史事实研究固然应当，如果继续立为标竿，至少要考虑本人认识的变化及其缘由，否则与当事人的自我认识发生冲突，难免以前贤唾余为时趋之嫌。此事凸显不受分科专门局限的极端重要。诸如此类的情形其他学科也不鲜见，在某科不入流者，在别科却被奉为泰斗，因而这一科高山仰止的鼓噪，旁观者看来总觉得有几分等而下之的滑稽。

另一方面，史学一定程度上成为各个学科的总汇，各种专门史应运而生。受西学影响的中国分科之学起于晚清，而且与史学的革新关系紧密。京师大学堂史学教习陈黻宸所编《中国史讲义》，强调史学与科学的关系，认为：“科学不兴，我国文明必无增进之一日。而欲兴科学，必自首重史学始。”“史学者，凡事凡理之所从出也……是故史学者，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也。无史学则一切科学不能成，无一切科学则史学亦不能立。故无辨析科学之识解者，不足与言史学，无振厉科学之能力者，尤不足与兴史学。”“读史而兼及法律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物理学、舆地学、兵政学、财政学、术数学、农工商学者，史家之分法也；读史而首重政治学、社会学者，史家之总法也。”[4]后来傅斯年从研究方法的角度也断言：“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5]

史学既然与其他一切学科相关，则史学包含各种相应的专史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清季刘师培附会西学，拟作周末学术史，比照西学的分科，分别拟撰心理学、伦理学、论理学、社会学、宗教学、政法学、计学、兵学、教育学、理科学、哲理学、术数学、文字学、工艺学、法律学、文章学等16种专史。虽然声称官学衰而私学兴，官学主合，即西人归纳学，私学贵分，即西人演绎派，其实观念架构都是因缘知之甚少的西学。[6]留学归来的胡适理想中的国学研究，至少是包括民族、语言文学、经济、政治、国际交通、思想学术、宗教、文艺、风俗、制度等十项专史的中国文化史系统。其步骤是因陋就简地先做成各种专史，形成一些大间架，使现在和将来的材料有一个附丽的地方。然后专史之中再分子母。虽然“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放在第三步，而且注意到应该排斥附会，可是其所提倡的比较，与附会之间的界限相当模糊。更为关键的是，先验而成的大间架，本来就是一种附会。[7]

分科引起的困惑，高明也难免俗。“六经皆史”之说的争议，颇能体现其间的玄妙。钱玄同在日记中总结道：

我说宋以前对于“六经”，除最无思想之博士和经师外，凡有思想之学者并不认为一物，最高明者，如王充、如刘知幾皆是也。刘知幾只认《尚书》《春秋》是史，决不连类而及于《易》《诗》（三《礼》倒是应该说为“书志”之源，但是他没有说）。可见刘氏不以“六经”为一物也。自宋以后便不然了，经师学究且不论，以章实斋、龚定庵、康有为、夏穗卿、章太炎之高明，犹认为一物或认为历史，则六经皆史；或认为哲理，则六经皆哲理矣。这实在可笑极了。汉之古文说、今文说尚不如此（惟崔东壁不认为一物，他不信孔子删定“六经”之说，可谓有特识）。梁任公渐能打破，然而这还不太行。至胡适之、顾颉刚始能大解放。不庵谓此其故，实由经义与八股造成，此说甚是。按《十三经》（及《大戴礼》《国语》，当如此分配：

因而论“经”之名非打消不可。凡拢着说“六经”是什么东西都是胡说，因为此几部书其性质本不一致也。[8]

按照钱玄同的看法，探究经书的本源尚属可取，因为各经成书之际，显然并非统一作为经书。可是后来将“六经”视为一物，却是统一当成经书。经为一物的时代，各书的确发挥着经的作用。将经书分别对应晚清以来源自外洋的各个分科之学，在破除经学一体的后认的同时，却陷入了用西洋系统条理本国材料的泥潭。这些对应即使成立，至多也只能说今人认为某书可以归于某科，而不能说古人已经有此分科，也不能用分科之学的眼光来看待各书。在经学一体及其转型的时代，若不以经学看各书，就只能是溯源则疑古辨伪，论今则格义附会，无法完整地认识经及经书的历史作用。

史学的专门化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受其他分科以及分科治学时风的影响而成，史学的总汇地位加上喜欢望文生义的比附习惯，各学科处理相关历史问题时由学科系统形成的各式各样的观念，或多或少会影响史家的历史认识。在以分科为科学的误导和科际整合时以别科为新奇的诱惑下，定力不足者或误以为跨到别科可以不学而能，以趋新而致盲从；或虽然有所警觉却无力分辨而不自觉地落入彀中。两类现象均屡见不鲜。

历史上单体的人事存在全方位无限延伸的联系，人们无法预知究竟哪方面、何种程度的联系对于认识理解该人事的作用具有何等重要性。许多问题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往往不是直奔主题的有意栽花，而是相关研究的无心插柳。先有分科及专门的成见，容易预设阅读的范围和努力的方向，甚至表述的架构。不少研究者取鉴方法，不是运用于阅读文献和搜集材料的过程，而是在表述的阶段为了使论著的结构和文字看起来比较具有理论色彩。由于研究阶段并未贯彻其表述的理论方法，实际上等于预设架构填充材料，而没有在研究进程中检讨验证所借鉴的观念方法与事实是否契合。如此一来，其视野必然有所偏蔽，其取材只能因陋就简，其做法难免削足适履。

如果史学为一切学科及方法的总汇，则治史不宜分科，而非跨学科。若是有了分科的界域成见，无论如何努力，恐怕都难以真正跨越。所以，治史必须整体之下研究具体，胸有成竹，才能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先有整体，可将具体安放到适得其所，再求精深，不仅可免偏蔽，而且能够贯通，更加入木三分。

四 贯通与专精

受专门之学的制约，容易为一时风向的偏蔽所误导。如梁启超受社会学的影响鼓吹新史学，宣称中国无史，所谓廿四史，大都帝王的家谱，而非一般民众的历史。章太炎、陈黻宸等人一度也有类似看法。陈黻宸虽然不赞成中国无史之说，却主张：“言史学者，必以能辨社会学为要。”“非社会不足以成政治，非政治不足以奖社会。政治之衰败者，断不容于社会文明之世。社会之萎落者，即无望有政治振起之期。社会兴于下，政治达于上。有无限社会之权力，而生无限政治之举动。有无限政治之举动，而益以表明无限社会之精神。转辗相因，其果乃见。”以此为准，中国学者“往往识足以动天地无尽之奥，而不足以知民俗之原，辨足以凿浑沌七窍之灵，而不足以证闾里之事”。而欧美各强国，“于民间一切利病，有调查之册，有统计之史，知之必详，言之必悉，如星之罗，如棋之布，如数家人米盐，厘然不遗铢黍。彼其所以行于政治者，无一不于社会中求之。而我国之社会，究不知其何如矣。总之，社会学之不明，则我中国学者之深诟大耻也。以是言史，夫何敢！”照此说法，则没有社会学的古代中国，何来历史？

虽然陈黻宸称许“力学有识之士，发愤著书，往往有得于父老之传述，裨乘之记闻，大率支离烦琐，为荐绅先生所不言。采其遗文，加之编辑，反足激发性情，入人肝肺，东西南北，类聚群分，歌泣有灵，按图可索，言史学者不能无意于社会学矣”，却不得不承认：“我中国之史之有关于社会者甚少矣。今试发名山之旧藏，抽金匮之秘籍，与学者童而习之，屈伸指而论其大概，亦若条流毕具，秩然可观，然不过粗识故事，无与纲要。即择之稍精，而有见于古今治乱盛衰之故矣，然于其国之治之盛，不过曰其君也明，其臣也贤，于其国之乱之衰。不过曰其君也昏，其臣也庸。于此而求实事于民间，援輶轩之故典，亦徒苦其考据无资，虽华颠巨儒，不足以识其一二。故无论人之不知有社会学也，即令知之，而亦心不能言，言之而亦必不能尽，尽之而亦必不能无憾于浩渺杳冥，泛然如乘不系之舟，莫穷其所自之，而社会学乃真不可言矣。”[9]

诸如此类的观念，在当时的风气之下看来具有毋庸置疑的正当性。然而，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结构不同，各部分的功能作用自然各异，不宜用同一尺度来量度。王朝世系在历史上往往起到维系种族存亡纽带的重要作用，王朝亡而种族随之湮没无闻的情形比比皆是。这样家国天下一体的事实显而易见地摆在古人面前，自然不能不十分注重王朝世系。又如受域外学术取向的影响，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盛极一时，不少人以为研史应从经济入手，凡事要从经济层面求得根本解释。实则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更重广义的政治，典章制度才是解析文本史事的枢纽关键所在。

借助社会科学的方法，无非是有助于解读材料和史事，一切实际有效的观念办法，都是有用的，同时又都是有限的。正因为如此，史无定法才是唯一可以确定无疑的方法。人类社会的历史，本来就是人的有意识活动与社会有规律运动的矛盾统一体，分别侧重可以，执于一偏不行。中国的历史文化既一脉相承，又多所变异，尤其是近代经历了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古今中外，缠绕纠结，之于古则形同实异，之于外则似是而非。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社会科学是沟通联系不可或缺的工具。而研治近代历史，又是融会贯通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天然平台。傅斯年对社会科学家治史的不满，除了史语所分工不治近代史和社会经济史以及不相信历史可以归纳外，主要在于后者往往过度套用架构，而罔顾是否吻合事实，遑论能否进一步解读史事。社会科学进入近代中国，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问题，用社会科学观念考察和分析中国现实并提出应对方案，已经成为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何把握社会科学方法的有效与有限，并与史学结合，应用于历史研究，远不是分门别类的分科之学所能解决的一大难题。

适得其所地运用各种有效的办法研究历史的具体实在问题，而不必将历史划成各种畛域自囿的专史，否则专门变异为成见，又以成见为研究的前提和裁量的尺度，势必本末倒置。所谓高招妙法，往往大道无形，善用者不着痕迹，反之则满眼都是模式架构，却陷入套用外国框框越多价值越低的尴尬。时下的各种专史，不仅领域有别，而且对象各异，关起门来自娱自乐，貌似严谨有据，一旦破除壁垒，就成了原形毕露的百衲衣。

更有进者，虽然章太炎、梁启超等人都曾认为社会学对于史学应有极大影响，可是这显然与误解所谓科学方法不无关系。受明治日本的影响，近代中国学人将逻辑方法等同于科学方法，而在归纳与演绎之间又特重归纳法，几乎以为归纳法就是科学方法。而归纳法的滥用，很容易将看似相当的事物认作同类，这与史学以人事为单体而注重彼此联系的本质相矛盾。讲究事实联系只能求贯通，不能言归纳，因为但凡归纳，势必忽略差异，强求一致，将并无关联性的事物生拉硬拽地联系在一起，以个别为类像。为了将不相凿枘的碎片拼接起来，不得不仰仗后出外来的各种架构，而罔顾史事碎片的形状材质。这样拼凑而成的图像，不过自己心中的历史而已，说是研究，实则徒劳地想对已经过去的历史进行增减，以便削足适履地符合自己的想当然。如此一来，解释与认识的捉襟见肘也就在所难免。

治学应尽可能贯通所有材料和事实，所以学人应以不分科的态度研究专题，不宜终身株守一隅，尤其不应自诩为某科某史的专家。力有不逮而不能超越局限，固然是无可如何的事，若是将落草为寇当成占山为王，就非但不能藏拙，反而自曝其短。反之，以专为根本力求贯通，守成之后再努力取法乎上，不必人云亦云地试图一步超越，由专而通的实例尽管并不多见，但也并非绝无可能。京都大学的森时彦教授从棉纺织业入手，时空大幅度延伸，最终重构整个工业革命的历史画卷，堪称典范之作。相比之下，若是未经放眼读书，治学一味悬问题以觅材料，却侈谈碎片化，就真是不知所云，贻笑方家了。

本书的一些章节，将来可以扩张成为专书，有的已在写作当中，如辛亥鼎革与民国肇建。有的进行多年，还须留有以待，如南浔的研究。此一富可敌国的江南名镇，与近代中国有着太多的关联，远非时下经济史社会史的市镇研究所能涵盖和展现。只是有的方面必须等待材料的披露，如南浔四象之一的嘉业堂主人刘承幹，为近代一大藏书家，又好结交沪上名士，且与来华外国学人关系匪浅，实为研究南浔与近代中国文化事业的重要枢纽。刘承幹有日记和来往书信，藏于上海图书馆，虽然陆续有所披露，未能得见全豹。希望有关方面尽快出版，使相关研究顺利进行，并纠正以讹传讹的种种流言。至于北湖社的详情影响，也需北洋资料的扩大出版，无法在画史的范围内全面地论述清楚。

[1] 王锺翰：《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燕京学报》第30期，1946年6月。

[2] 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25：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5—10页。

[3] 傅斯年：《刘复〈四声实验录〉序》，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19页。

[4] 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75—681页。

[5]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1928年10月。

[6] 刘光汉：《周末学术史叙》，《国粹学报》第1期，学篇，1905年2月23日。

[7]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集》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6页。

[8]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22页。

[9] 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下册，第675—681页。

从科举到学堂的中西学之争

晚清历经半个世纪的科举与西学之争以及中西学校（堂）之争，说到底都是中西学之争，所争即中西新旧学问的优劣消长。既然科举制始终无法安顿西学，纳科举于学堂，以学堂兼容中学就成为其他为数不多的可能选择。而由此形成的新学，实际上是西学以及以西学为内核的东学战胜中学并进而整合中学的产物。这种不是同化外来文化，而是被外来文化所同化的情形，在中国历史上并非常态。用分科眼光认定的所谓教育转型，在近代中国的社会变动中起到重要作用。一方面，造成培养新式人才的机制，推动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更新，使得中国人的知识系统和思维行为方式发生根本改变，促进了新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导致中国社会的存在状态和发展趋向与此前截然不同，推动中国进入欧洲中心主导和笼罩的世界体系；另一方面，造成自古以来一脉相承的中国文化发生形似而实不同的断裂，被肢解的中学不仅必须依据所对应的西学分科来决定自己是否仍有继续存在的价值，而且在没有宗教精神的文化系统中失去道德伦理的支柱作用。如此一来，追赶先进开始扮演终极关怀的信仰角色，欧化西化成为时尚。用西式的观念看待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难免误读错解，觉得一无是处，从而埋下赶上甚至超越他者之后自我迷失的隐忧，使得中国文化之于人类文明多样化的重要选项的潜在价值无从显现。而超越以变化为进化、以现在为现代的观念，重新检讨清季教育变革的因缘得失，认识历史，了解现状，把握未来，已经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必由之路。[1]

一 教育与“教”“育”

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学制系统和教育理念，开始于晚清，使用与之相应的一整套教育观念来考察评判中国历代的相关文本、观念和行事，也始于晚清。对此，今日通行的教育史和一般通史，大都用之不疑，而不能察觉二者的形同实异。社会大众也常常将古今教育加以比附，更加混乱不堪。教育一词，据说语出《孟子·尽心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其实，这里并不是专有名词，甚至根本不是名词。古代汉语以字为单位，所以《说文解字》分别解释“教”与“育”的不同意涵：“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所善也”。晚清以前，偶然有来华西人以“教育”为对应西文的翻译名词。今日通行的含义及用法，为明治维新后日本新汉语所固定，清季输入中国，开始专指西式教育，继而概称历代所有教与育的有关机构行事。

集合概念往往后出，作为方便名词，尚无大碍。可是如果因此而求定义，好比附，就难免牺牲事实以将就概念，造成对于文献和史事的种种误读错解。有鉴于此，不应以后设的教育观念涵盖裁剪形似而实不同的前后史事，削足适履地强古人以就我，而要探求中外本来的理念系统及其相互传播融汇、沿革衍化的历程，以致贯通。

清代教育，前期集唐宋以来学校体制之大成，后期开现代教育体制之先河。前期学校，育才教化，贵通不贵专，所重在于养成做人之道和御人之人。后期学堂，分科教学，虽有普通学和国民教育的取向，总体上贵专不贵通，所重在于培育治事之人和办事之才，使人人各得其所。偏于人可以因人而异，偏于才则势必一视同仁。此一分界，对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转折的影响至深且远。

中国历来重视人文教化，上古即有学、序、庠、塾的理想。汉代独尊儒术，在京师设立太学，在郡国设立学官，后渐立学校。隋唐时期，科举制形成，逐渐取代与门阀等级制相适应的选举制，并与学校相连接。唐代在京城设国子监，统辖各学，在各地设郡县学校。宋代书院勃兴，元代广建社学。至于明代，学校体制大体已备。

清代学校体制远袭《礼记》遗意，近承明代成法，京师设国子监（亦称国学），各地设府、州、县学。又以旗人入主，设宗学、觉罗学，置于国学之上，在京师及各地八旗驻防则为满洲、旗人子弟设立各种官学，实行专门教育，并专辟仕进的特殊途径，以保障其族性和特权地位。

清因明制，以科举取士为正途，而科举必由学校。其规制悬学校之名而导以仕进之路。学校乃教化所从出，以纳民于轨物，在王朝统治体系当中地位极崇，作用至大。一方面，学校为天下士子的进身之阶，承担王朝储才养士的职责，关系人才盛衰；另一方面，学校又是典礼教化的重要场所以及学政、学官整饬士习士风的机构，引导士林风习，端正世道人心，至关重要。

学校有限，学额不广，遂开设书院，以导进人材，补学校所不及。就实际而言，书院其实是混合当今学校、基金会、纪念馆、图书馆、博物馆、出版社、实验室乃至会议厅、宾馆及同乡会等各种功能为一体的基本组织。书院按照功能不同，可分为兼顾授徒与讲学；考课；授徒与祭祀、纪念并重；从事特殊教学；不授生徒，以祭祀、纪念为主等各种类型。书院的地理位置日益近于城市，与行政、经济中心构成对应关系，逐渐呈现省会书院（或称省城书院、会城书院）、府郡书院、州县书院、民间书院的层级。较有影响力的书院往往位于大城镇，其生源可以突破地域局限。偏僻州县和乡镇的书院通常规模影响较小，生源受到限制。书院与行政系统对应而形成的等级区分，使得低一级书院生童向高一级书院流动。当然，这样的层级区分只有相对性。书院掌教水平的高下及其依托地域的经济、文化发达程度，对于书院的学术地位与社会声誉的影响更大。

书院以外，复推广社学、义学，作为府州县学的延伸。社学、义学通常较书院层级低，被视为书院之小者，分工、定位也有所不同，社学、义学以端蒙养，重在推广教化，化民成俗，书院则作育成才，对有一定教养者进行高深教育，积蓄资治人才。社学、义学乃至书院的名实，本来分界不严，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往往混用。各州县及以下地方，社学、义学常有易名为书院者。清中期以后，书院、社学、义学的名实界限益趋混淆。

学塾（通常有书房、书塾、书屋、书馆、闾学、学馆、馆学等多种称谓，各地特有的名称更是不胜枚举）的情况最为复杂，涵盖各种层次、类型，不可一概而论。书院、社学、义学的设立和运转，每每与朝廷及直省官府发生种种联系，故常有政治影响力施加于此。而为数众多的各种学塾则相对所受干预较少，运作程式依照民间约定俗成者为多。由于学塾名目繁多，星罗棋布，时人难以记之于典簿，或根本不屑于付诸笔墨，留存后世的系统资料反而稀少，向来少人注意研究，而研究者大都以改良私塾的眼光审视。故而关于学塾的实情，只能大体概括言之。往往是有如此事，而非皆如此事。

学塾渊源甚早，其设置数量、从教受业人数及社会影响都超过书院、社学、义学等，也大量存在彼此混同、难以区分之例，而且并非全由私办。其教学的内容形式未必比其他教学机构守旧落伍。用“私塾”一词指称历代儒学、书院以及官立社学、义学以外各种类型的学塾，始于立停科举前后，趋新人士借此称谓排斥在西式新学堂系统之外的本土学塾，坊间并不通用。直到民国时期，普通百姓仍有不知政府公文与知识人言语中的私塾所指为何之事。

国子监、府州县学和宗学、觉罗学以及各种官学，均由官办；书院、社学、义学的经费来源多样，既有官款，也有民办，还有官为之倡议，集众人之力所设。清前期官设社学较多，甚或成为州县学校的基层单位，由学校教官掌教。学塾的名目、形式多样，既有多种方式的个人出资，也有同族同业同籍共立。改良私塾，族学、义学也列入其中。

在国子监肄业和归国子监兼管的生徒主要是贡监生，多为正途，另有八旗官学生和算学生。府州县学进学者是按照科举学额通过各级童试取进的生员。就学于书院者，以学校生员为主，举人、童生也所在多有，程度间有高于学校者。社学、义学，入学者多为童生，部分面向开蒙者。学塾大体有蒙馆、经馆两种类型和等次，前者着重于识字发蒙，后者侧重于应试和经典学习。这种情形在社学、义学、族学里同样存在。更为普遍的则是同一学塾兼容各种类型和不同层次的生徒，因人施教。

清代的学校、书院、社学、义学，不能以晚清以来移植模仿外国的新式教育机构相比附。清代一反前明风气，不尚讲学，学校所设各种教官教职以及书院掌教，虽间有讲学，主要是通过考课以各种奖励激励扶助士子向学，以读书自修和批阅笔记的形式扶掖导进。在较长的时期内和相当普遍的情形下，其实并未实施如后来意义上的经常性教学活动。就此而论，很难说是实际承载教育的主体单位。只有蒙馆的塾师才以日常教学为主。民众的启蒙教育多在家庭及各类学塾进行并完成。各级学校以及书院、社学、义学、学塾之间，不存在学制统系的关联，生徒学习，没有一定的年限、层级，一般无须逐层递进地升级升学。即使实施教学，也很少分门别类。学校和书院，还担负典礼、祭祀、藏书、刻书等事，形成地方的文化中心。也可以说，在教化的一统之下，中国传统的所谓教育，大体分为追求科考功名和利于日常实用两个部分。

与此相应，清朝本来没有专管各类学校学塾的教育行政机构，在京师，主管科举的礼部主要负责与一般学校相关的事务，国子监、内务府、理藩院等分别负责各种特殊学校的事宜；在各省，则派差学政，职掌学校政令。学政不仅不是地方官，甚至不是实缺官员，名义上承担教士之责，实际只能以考校定去取。而上自清帝，下至各级官员，都以兴学育才、化民成俗的教化为己任。行省是内外相维政治体制中的分地而治，并非一级行政区划，因而没有省一级的学校建置。反而书院在实际推广过程中，逐渐形成依托省会、郡城、州县的大中小书院，成为清季改制的凭借。

乾隆朝以后，学校、书院、社学、义学逐渐废弛，徒具形式，加之白莲教和太平天国的广泛冲击，大半颓废。一些地方的社学转为自卫结社组织。同光新政，力图振兴，学校成效不彰，社学、义学只有短暂中兴。新立书院则朝着两个方向转变，其一，更加着重于学术传承，倡导不同的学风，不仅影响一省文风的盛衰，而且造成学风转移；其二，兼采西学新知，甚至改用西法教学，成为导入新式教育的重要渠道。

二 新学堂与旧学校

大清王朝统治的最后半个世纪，可以说是新（西）式学堂逐渐全面战胜中国固有学校的50年。新式学堂经历了从无系统到有系统的发展阶段，前一时期步履艰难，后一时期突飞猛进，建立健全了一整套学科体制和教育系统，确立了相对于中国固有学校的制度优势。背后所反映的，则是中西学的乾坤颠倒。本来是作为中学补充的西学反客为主，从层层递进到高歌猛进，直至将中学蚕食鲸吞，一枝独秀。而代表中学的府州县学，最终却陷入自生自灭的尴尬境地。

鸦片战争后，一些开明官绅主张采西学，设学馆，以应对山雨欲来的大变局，专门学习西学的新式学堂应运而生。来华传教士设立的教会学校，一定程度上起到示范作用。学堂的组织、管理、教学形式和内容，与中国固有的学校、书院、学塾等全然不同。伴随着自强运动的展开，学堂从学习外国语言文字逐渐扩展到学习工艺、军事、实业，并派遣学生留学欧美。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出现了学习一般西学知识的普通学堂。这一时期的学堂教育，无论一校之中还是各校之间，缺少配套衔接、循序渐进的层级体系，归属和管理，也是五花八门。所学西学知识，为片断和片面的，只是补充中国固有教育之不足，没有整体取而代之的规划目标。管理则多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等相关部门对口负责。是为学堂教育的无系统时期。

五口通商后，天主教会已在五口和香港开设学校。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教会学校进入内地，逐渐遍布全国，自成系统，构成对中国固有教育体制的冲击和西式教育的示范。而太平天国战乱使得广大区域的学校、书院受到严重破坏。官员力图整顿，收效不显。

由于对外交涉及通商日渐增多，办事官员深感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加之中英天津续约和中法天津条约规定，遇有文词歧义之处，以西文为准。因此，创设外语学校，培养通事译员，成为当务之急。

咸丰十年十二月（1861年1月），恭亲王奕䜣等奏准仿俄罗斯馆例，在京师设立同文馆，培养翻译人才，以利对外交涉。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京师同文馆开馆。一般视为中国近代新教育的肇端。最初仅设英文馆，次年，开办法文馆，并将俄罗斯馆移入同文馆，各设洋汉教习。

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奕䜣等奏请于京师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招取满汉举人及恩、拔、副、岁、优贡，汉文业已通顺，年在二十以外者，以及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少年聪慧，愿入馆学习者，一体与考。

添设天文算学馆之议，引起朝野上下近半年的论争。焦点在于，是否设天文算学馆、招科举正途为学生、聘请洋人为教习等事。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以设立专馆，只宜责成钦天监衙门考取年少颖悟之天文生、算学生，送馆学习，不必用科甲正途官员肄习。大学士倭仁奏称：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不必师事夷人。

同治五年十二月，奕䜣等再上折请设天文算学馆。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清帝发布上谕：朝廷设立同文馆，取用正途学习，原以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正途人员用心较精，则学习自易，亦于读书学道无所偏废。派徐继畬总管其事，以专责成。不过借西法以印证中法，并非舍圣道而入歧途。驳回张盛藻所奏。倭仁奏请另行择地设馆，保举人员讲求天文算学，亦因无人可保，不了了之。在学堂问题上的中学与西学之争，由此浮上台面。

五月，天文算学馆设立。由于倭仁等人的反对，京师的各省士人聚党议阻，报考者锐减。因天文算学馆学生出身正途，特派老成持重、兼知中西之学、足为士林矜式的太仆寺卿徐继畬充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

同治八年（1869年）十月，丁韪良任同文馆总教习，统管教务。其后，京师同文馆学生人数倍增，课程渐趋多样化，校舍规模不断扩大，由单纯的外语学校变成多学科的综合学校。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同文馆遭受严重破坏，师生解散。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1902年1月），同文馆归入大学堂。历经40年的京师同文馆宣告结束。

同文馆初立时，翰林院人员入学，被视为有辱斯文。光绪中叶，风气渐开，汉人已有愿入者，然极容易，不必考试。后想入者增多，考试规定渐趋严格。由于不少学生入馆后继续应试科举，获取功名，同文馆渐为士人所重。

同文馆初期主要培植翻译人才，故仅教授语言文字。随着天文算学等各馆的增设，陆续开设了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格致等课程，但仍以洋语文为要；洋文、洋语已通，方许兼习别艺。夏季加添汉文功课。

同文馆学生毕业后，主要供职于外交界。全部毕业学生91人，在外交或涉外部门任职的40人。其中任出使大臣或驻外公使的7人。其余27人任军政职务，4人从事教育，20人供职于铁路和其他部门。

对于同文馆的利弊得失，时人评价各异。郑观应认为，广方言馆、同文馆虽罗致英才，聘请教习，不过学语言文字、天文、舆地、算术、化学，仅初习皮毛。梁启超批评同文馆所聘西人，半属无赖之工匠，不学之教士；华人则多学而未成或不适用之人。而光绪十一年奕劻等奏称，同文馆设立20余年，各学生等或充作翻译，或升迁外省，及调赴沿海各处差委，已不乏人，实属卓有成效。

同治二、三年，上海、广东也分别开办同文馆（上海后改称广方言馆）。新疆、台湾、东北、湖北等地，也开设了一些外语教学机构。

同文馆等以学习外语为主，后来虽然增设西学课程，目的还是为了中外交涉的翻译之用。而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逐渐察觉列强民富国强的秘诀在于教育。咸丰十年以后，冯桂芬等人鉴于西人擅长推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无不专精务实，各有成书，已经翻译者十才一二，必须尽阅其未译之书，方可由粗浅而入精微，提出采西学、设学馆。[2]虽然仍是讲究翻译，目的却是求西学。而一般民众对教会学校的反应日趋积极，给官绅造成压力。清政府推行自强新政，对于西方艺学的需求迫切，陆续开办了军事技术、技术以及专门实业学堂。

甲午中国战败，趋新官绅认为，日本取胜，在于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必须培养造就近代工业急需的技术人才，兴办各种专门、实业学堂。后来康有为提出：凡农、商、矿、林、机器、工程、驾驶等人间一事一艺者，皆为专门之学。主张各省府州县广兴学务，凡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机器、武备、驾驶、铁路、农业、商业、师范等，均设立专门学校，培养各类专门人才，以适应农工商各业发展及时局的需要。戊戌变法前，各省陆续开办了一些实业学堂和专门学堂。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连降谕旨，要求各地重视兴办专门、实业学堂。铁路、矿务、农务、工学、商学、茶务、蚕桑等学堂在各地迅速开办。变法失败，在刘坤一等人的坚持下，包括京师大学堂在内的部分兴学措施得以延续。

受到日本维新变法成功和甲午战败的刺激，全面学习西方和完整学习西学逐渐成为朝野关注的议题。从郑观应开始，李端棻、康有为、张之洞等皆主张以书院为基础，改建一套自京师及各省府州县乡，各有期限、逐级递进的学堂体制，广设大学、高等学、中学、小学，形成完整的新式学堂系统。由于原来常规的学校系统只有国子监和府州县学，地位日显重要的省一级并无学校建置，同时学校还兼有礼制功能，不宜更张，戊戌变法期间，谕令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学校。省会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书院为小学。也就是说，在保留原有学校的情况下，另行构建一套新式学校体制。留学的目的地则由欧美开始转向日本。

甲午之前，中国人开设的各类新式学堂共有25处，各种学堂实行分科分级教学，重视实习，但大都只学西文、西艺，囿于一才一艺，缺乏普通学教育。维新人士批评不改科举，不学西政，不讲爱国，不求精深，只用洋人，毕业生只能担任翻译、买办，而不能培养出可备国家之任的实学真才。而且各学堂主要为各地洋务机构的附属，互不统辖，彼此也没有依次递升的衔接关系，多数学堂仅为一级制，下无预备学校，上无继续研修机构。

随着对西洋长技的逐渐认同和对新式教育认识的加深，建立新学制的呼声时有所闻。传教士的介绍是中国人最初了解西方学制的主要管道。受其影响，中国士人也渐有相关著述。在介绍、吸收外国学制的基础上，出现了关于中国学制的构想。容闳向太平天国的洪仁玕建言七事，包括设立实业及陆海军学校、颁定系统学制。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要求全面引进西学，建立新式教育制度。郑观应《盛世危言·考试》拟定详备的办学计划，以原来各州县、省会和京师的学宫、书院为基础，仿照泰西，稍为变通，文武各分大、中、小三等，设于州县者为小学，设于各府、省会者为中学，设于京师者为大学。文学分文学、政事、言语、格致、艺学、杂学等六科；武学分陆军、海军两科。每科分数班，岁加甄别，以为升科，延聘精通中西之学者为教习，详订课程，小学三年优秀者升中学，中学三年优秀者升大学。[3]不仅要求学堂数量大增，教学内容中西并举，政艺并重，而且正式提出设立三级学校，以及分层级逐年考试递升的制度，初步勾画出中国学制系统的轮廓。

上海正蒙书院为最早略具普通小学性质的新式书院。到1899年，至少新开办学堂104所，分布于17省。

学堂渐多，构建学制系统愈加引起关注。1895年，康有为奏请令各省州县遍设艺学书院，招收15岁以上学童入院肄业，通过考试，给予秀才出身，并荐于省学；省学通过考试，予以举人出身，贡于京师；京师中选者给进士出身，明确了各级学校的衔接关系。次年，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奏请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并初步拟出各级入学年龄、课程以及肄业年限。这使中国引进西式教育体制的设想更加系统、完备。

戊戌变法期间，清政府相继派员游历日本，考察学务。出使日本大臣裕庚介绍了日本仿照西法设立分科大学的情况及大学科目、初学功课等。管学大臣孙家鼐奏派御史李盛铎、编修李家驹、工部员外郎杨士燮等赴日，将日本大学、中学的规制课程以及考试之法逐条详查，汇记成《日本东京大学规则考略》一书。姚锡光奉张之洞之命赴日考察教育，回国后出版《日本学校述略》和《东瀛学校举概》，详细介绍日本学制。国内报刊亦翻译刊登日本学制的各种资料。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康有为奏请构建普通学堂体系：各省府县乡兴学，乡立小学，县立中学，省立专门高等学、大学，而京师应早立大学。张之洞也主张天下广设学堂，各省道府州县皆宜有学，京师省会为大学堂，道府为中学堂，州县为小学堂，中小学以备升入大学堂之选。府县有人文盛物力充者，府能设大学，县能设中学，尤善。总理衙门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于大学堂兼寓中小学堂之意，分列班次，循级而升。并请旨严饬各省督抚学政速将中小学堂开办，务使一年之内，每省府州县皆有学堂。五月二十二日（7月10日），颁发京师大学堂章程给各省府厅州县，谕令照章以各级书院改建为各级学堂。

甲午战后，普通学堂快速发展，1895至1899年间创办的100余所新式学堂中，普通学堂占84所。其中最重要的为天津中西学堂和南洋公学。

天津中西学堂分头等、二等两级，每级又各分为头、二、三、末四班，依据名次，按年递升，是为中国近代最早分级设学的学堂，成为新式大学和中学的雏形。上海南洋公学陆续设师范院、外院、中院、译书院、铁路班、特班、政治班（后改为商务班）及附属小学。后统一为师范、外、中、上四院，后三院的学生各分四班，按年依次递进。其三级教育体系，为中国近代教育体制树起模型。

除同一学堂内分成两级、三级外，一些独立的一级制新式普通学堂，还初步与其他学校形成衔接关系。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七月，管理官书局大臣孙家鼐提出，各省设学，应抱定中体西用宗旨。各地普通学堂多注重实学，中西学并举，政艺学通习，并在西学课程中增添政治伦理，在中学课程中废除八股词章，增加掌故、史地、通鉴、律法等。由于不少学堂由书院、学馆改建，中西学结合、政治史地与格致算学兼课，实际上是压缩经学，添设西学。

同年，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奏请议设京师大学。管理官书局大臣孙家鼐以京师建立学堂，为各国通商以来仅有之创举，应参仿各国大学堂章程，变通办理。并奏陈六条意见：宗旨宜先定；学堂宜造；学问宜分科；教习宜访求；生徒宜慎选；出身宜推广。因恭亲王奕䜣等枢臣奏请缓行，此事暂被搁置。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上谕屡次催促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开办京师大学堂事宜。枢臣一直敷衍拖延。康有为再度奏请立学宜速。五月，严旨令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从速复奏京师大学堂开办事宜，毋再迟延。诸大臣因无成案可稽，属梁启超代草。梁乃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总理衙门遂将此章程上奏获准，派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至此，京师大学堂得以正式成案。

管理官书局大臣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之初，即明言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是为立学宗旨。梁启超代总署草拟的《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重申宗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六月，孙家鼐奏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对章程有所修正，提出具体办法八条：立仕学院；出路宜筹；中西学分门宜变通；学成出身名器宜慎；译书宜慎；西学拟设总教习；专门西教习薪水宜从优；膏火宜酌量变通。经孙家鼐推荐，任命张元济为大学堂总办（张不久辞职，改任黄绍箕为总办。黄稍后调职，由余诚格继任），朱祖谋、李家驹为提调，原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掌握实权，科学课程，管学不能过问。

戊戌政变后，京师大学堂得不废。孙家鼐继续负责筹办事宜，于是年底正式开学，规模较原计划大为缩小，仅设仕学院，以教进士举人，并附设中、小学堂。学生总共不及百人，讲舍不足百间。次年，学生增至近二百人。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京师大学堂被迫停办。开办两年间，学生从未足额，一切因陋就简。外人往观者，甚至视同蒙养学堂。

次年，京师大学堂复办，以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后管学大臣改为学务大臣，大学堂事务变成兼管。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另设总监督，专管本堂事务，以张亨嘉为首任总监督。

京师大学堂由管学大臣总其成，下分教务和事务，教务由总教习主管，事务由总办主管。后孙家鼐上《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疏》，对总教习的设置有所修正，除原设中总教习外，用丁韪良为总教习，总理西学，仍与订明权限，其非所应办之事概不与闻。

科目设置，分为10科：1、天学科，附算学；2、地学科，附矿学；3、道学科，附各教源流；4、政学科，附西国政治及律例；5、文学科，附各国语言文字；6、武学科，附水师；7、农学科，附种植水利；8、工学科，附制造格致各学；9、商学科，附轮舟铁路电报；10、医学科，附地产植物各化学。

京师大学堂还设有师范斋、仕学院、医学馆、编译局、藏书楼、仪器院，另附设中小学堂。复办以后，调整为预备科、速成科、进士馆、译学馆、医学实业馆等。

《京师大学堂章程》所定功课中西并重，分为普通学和专门学两大类。普通学者，学生皆通习；专门学者，每生各占一门。张百熙掌校后，增加西学课程，缩减经学课。张百熙主持大学堂之始，以总教习非有学赅中外之士，不足以膺斯重任，即谢去丁韪良，以吴汝纶学问纯粹，时事洞明，演贯古今，详悉中外，力聘为总教习。

辛丑和约后，新政重开，谕令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专设管学大臣，管理京师大学堂并兼管全国学务。师法东西各国尤其是日本的教育新制，相继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制定了包括各级各类学堂的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学堂教育进入有系统时期。

新政复行，各省督抚遵旨纷纷条陈建言。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三月，山东巡抚袁世凯奏请将京师大学堂扩充整顿，并饬各省筹措经费，多设学堂，或仿照各国学校章程，区分等次，以次推广，务使僻壤穷乡皆有庠序。五月，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会奏变法自强第一疏，指书院积习过深，必须正名为学堂或各种学校。另参酌中外情形，酌拟设学堂办法，令州、县设小学校及高等小学校，府设中学校。计自8岁入小学起，至大学校毕业止，共十七年。为救时计，可权宜变通，先多设中学及高等学，选年力少壮聪敏有志生员迅速教授，先学普通，缓习专门。又请饬出使大臣李盛铎，托日本文部、参谋部、陆军省代筹，酌拟大中小学各种速成教法，以应急需。八月初，谕令督抚、学政将各省所有书院改设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切实通筹举办。

山东巡抚袁世凯率先改济南滦源书院为山东大学堂。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袁世凯奏请先就大学堂内区分三等：一、备斋，习浅近各学，两年为期；二、正斋，习普通学，四年为期；三、专斋，习专门学，以两年至四年为期。又拟另设蒙养学堂，令幼童自7岁至14岁，八年内专攻讲习经史兼解中国浅近政治学、地舆学、初级算学，毕业后选入备斋，加习西学。

十月，谕令政务处即将袁世凯原奏并章程，通行各省，立即仿照举办。接着谕令各省将小学堂毕业生考取功课合格者，送入中学堂肄业；俟毕业后考取合格者，再送入该省大学堂；毕业后取其合格者，给照为优等学生，由该省督抚学政考校择优，咨送京师大学堂复试。

江苏、广东等省兴办大学堂，其课程、等级、班次，均照山东模式。课程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历代史鉴、中外政治艺学为辅，分设伦理、政法、本国文、外国文、历史、地理、数学、格致、博物、图画、乐歌、体操诸门。

内地省份闻风而动。陕西、四川、贵州、广西、安徽、湖南、湖北、直隶、奉天、浙江、福建、山西等省，相继仿行。宗室觉罗及八旗官学等亦改为中小学堂。专门、实业学堂的发展也大为加速。

自1862至1902年，新式教育经过四十年的努力，初具规模。从1898年起，学校类型逐渐完备，京师设大学堂，一些省城设有高等学堂，府、州、厅陆续创办了一批相当于普通中等教育的学堂，县及县以下地方则开设了类似普通小学和蒙养教育的机构。各学堂通常有具体的规章制度和系统的课程设置，有的已经相当详备，对该学堂乃至其他同类学堂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并为制定全国性统一学制积累了经验。但各个学堂根据各自的情况制定的章程，难以规范全国各级各类学堂，各学堂自成一统，互不衔接，科目课程以及学级设置五花八门，不能形成完整的体系，循序渐进地培养各级各类人才。随着学堂数量的增加和学务规模的扩大，制定全国统一学制，规范各级各类学校的宗旨、科目、学级、课程，成为学务发展的迫切需要。

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1902年1月），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负责学堂一切事宜，妥议章程。次年七月，张百熙上溯古制，参考列邦，进呈《京师大学堂章程》并《考选入学章程》，以及颁发各省之高等学堂、中学堂、小学堂、蒙学堂章程各一份，共六件。谕准颁行各省。所有章程统称《钦定学堂章程》。自此，中国近代教育进入有学制系统时期。是年为壬寅，故所定学制又称“壬寅学制”。

《钦定学堂章程》将学制划为三段七级。初等教育阶段分为蒙学堂和小学堂两级，儿童自6岁起受蒙学教育四年。小学堂分为寻常与高等两级，各修业三年。以州县所立为小学堂。中等教育设中学堂一级，主要使诸生涉猎普通学之高深者，为高等专门之始基，修业四年。以府治所设为中学堂。高等教育设立高等学堂和大学预科、大学堂以及大学院。学生于中学卒业后欲入大学分科者，先于高等学堂修业三年，再行送入大学肄业。京师大学堂之设，在于开通智育，振兴实业。大学堂三年毕业后经选拔进入大学院进行研究，不设课程，不主教授，不定年限，以养特异之才。自蒙学堂至大学堂，总计约二十年才能完成全部学业。

《钦定学堂章程》还规定了实业和师范教育的系统，分别对应高等小学堂、中学堂与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程度，各级学堂毕业生，分别给以附生、贡生、举人、进士等功名。

官立学堂之外，还有关于自立蒙学堂、民立寻常与高等小学堂以及民立中学堂的明确条款。

《钦定学堂章程》首次正式规划出新式教育全面发展的蓝图，力求根本改变学堂散漫无序、新旧体制彼此抵牾的状态，将所有学堂纳入类型、层级、科目、教学、管理相互配套的统一体系，解决新旧教育的衔接转换，循序渐进地系统培养各级各类人才。

壬寅学制颁布后，朝野上下颇有异议。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正月，命刑部尚书荣庆会同张百熙管理大学堂事宜。闰五月，准荣庆、张百熙的联名奏请，派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将大学堂章程一切事宜再行切实商订，并将各省学堂章程一律厘订。

张之洞赞许《钦定学堂章程》规模美备，条理精祥，亟应遵办，而对读经、放假、权限、学费数条有所意见。他启用陈毅、胡钧等人主持重订学堂章程事宜，历时半年完成。十一月，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上重订学堂章程折，以壬寅学制为基础，取法日本，以湖北兴学经验为参考而增补修改。该章程共22章80篇。除各级学堂章程是在原有基础上增补外，其余16章为新添。其主旨以中体西用为主，调和中西新旧，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以忠孝为敷教之本，以礼法为训俗之方，以练习技能为致用治生之具，尤重考核品行，不废弃中国文辞。并请递减科举，将来毕业学生由督抚学政并简放考官考试，使学堂与科举合为一途。是为《奏定学堂章程》。

新章程很快获得清廷批准，着即次第推行。并着自丙午科始，将乡会试中额及各省学额，逐科递减，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有成效，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以后均归学堂考取。《奏定学堂章程》颁布于癸卯年，所定学制又称“癸卯学制”。

癸卯学制仿西方幼稚园设学前教育的蒙养院，正式教育纵向分为三段六级。第一阶段初等教育，分为初等小学堂五年，高等小学堂四年。国民7岁以上者入初等小学堂，初等小学毕业升入高等小学堂。第二阶段中等教育，仅中学堂一级五年。高等小学毕业升入中学堂，授以较深之普通教育。毕业后，不仕者从事各项实业，进取者升入各高等专门学堂。第三阶段高等教育，包括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三年，分科大学三到四年，通儒院五年。大学堂以造就通才为宗旨，培养各项学术艺能人才。通儒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普通教育之外，还对各级各类师范、实业学堂的层级、年限等作出明确规定。另有译学馆，属于高等教育阶段，修业五年。进士馆，令新进士用翰林部属中书者入学，以教成初登仕版者皆有实用为宗旨，以明彻时局，并于法律、交涉、学校、理财、农、工、商、兵八项政事皆能知其大要为成效。仕学馆，为已入仕途的官员设立。

《奏定学堂章程》规划的学务体系臻于完备。同时颁布《各学堂管理通则》、《任用教员章程》、《各学堂考试章程》、《各学堂奖励章程》，以规范管理。各地办学可因地制宜，变通办法，办学形式分为官办、私办、公办。初等、中等教育阶段加重了新学内容，高等教育阶段则规定了分科教育和专业训练。着重提倡师范教育，养成师资，调整偏于培养技术专才的倾向，适应普及普通教育的需求。

《奏定学堂章程》明确规定设立专职部门管理全国学堂事务。新式教育开始是作为办理洋务的附属，总理衙门对各地新式教育机构负有连带统辖的责任，但内部没有专司教育的机构和属官。1896年，盛宣怀议设管学大臣，管理新设的文武学堂。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提出设制度局，其中学校局位列第三。来华西人即将学校局译成教育部。清廷派孙家鼐为首任管学大臣，管理京师大学堂事务，并节制各省学堂，成为定制。管学大臣对各省学堂的管理，主要通过制定各种章程、规制以及教科书的审定来实施。《学务纲要》规定，于京师设总理学务大臣，专门统辖全国学务，下设学务处为直属机构，将学制系统与教育行政系统分开，管学大臣兼管京师大学堂和外省各学堂事务的格局根本改变，教育行政成为独立的职能机构。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一月初十，清廷谕令设立学部，派荣庆任学部尚书，熙瑛补授学部左侍郎，翰林院编修严修署理学部右侍郎。国子监事务归并学部。学部成立后，原设学务处事宜，一律归并学部。

清制各省派差学政，新式教育兴起，学政亦参与其事。其主要职责有三：一、考试授予学生功名；二、改书院为学堂；三、为学堂选取学生。可是学政仍须巡历考试岁科两科，办理学堂往往力不从心。掌控大权的督抚遂另设专门机构。1899年，湖北率先于洋务局内设学堂所。1901年设立湖北学务处。1902年直隶设学校司。两江、两广、四川、山西等地，仿照湖北学务处或直隶学校司，相继建立学务处。《学务纲要》规定各省在省城设立学务处，由督抚选派通晓教育之员总理全省学务，并派讲求教育之正绅参议学务。直隶学校司即遵章改为学务处，分设六课，各专责成。湖北学务处亦改设六科，名称职能完全对应于总理学务处。江苏、江西、湖南、山东、浙江、福建、安徽等省陆续依照规定设立学务处。

立停科举后，学政的存废职能引起争议。经过讨论，清廷决定裁撤学政，改设提学使司。每省设提学使一员，原学务处改为学务公所，作为提学使司的办公机关。学务公所设议长一人，议绅四人，佐提学使参画学务，并备督抚谘询。学务公所分设总务、专门、普通、实业、图书、会计六课。提学使司的设立，标志着各省教育行政正式建制。

各厅州县均设劝学所，设县视学一人，兼充学务总董，按区域劝办小学。1911年，学部奏颁《地方学务章程》及《施行细则》，厘清学务与地方自治的关系，规定：地方学务由学务专员办理，分设学务员长与区学员两类，府厅州县、城镇乡三学区以上及乡学连合会连合二乡以上者，设学务员长一人，另设区学员若干人。学务专员由各地议事会公推曾办学务具有经验人员，在府厅州县由地方官委任，在城镇由董事会，在乡由乡董，申请地方官委任。学务员长由学务专员内推拟二人，呈由地方官审定。劝学所改为府厅州县官的教育行政辅助机关，佐助府厅州县长官办理学务。

癸卯学制颁行后，学部针对兴学进程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陆续有所调整补充。比较重要的如1907年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二十六条与《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三十六条，将女子教育正式纳入学制体系。1909年奏请中学文实分科，以及统一教授官话，为贫民子弟设立半日学堂，允许民办法政学堂，停止奖励实官，审定教科书等。

学部成立后，吸纳以国民教育为重的社会舆论，由侍郎严修拟定教育宗旨，以东西学制，大体分为专门、普通两种，而普通尤为各国所注重。普通学不在造就少数人才，而在造就多数国民。欲振兴学务，固宜注重普通教育，令全国民众无人不学，必须明定宗旨，宣示天下。教育宗旨既要兼中国政教所固有，又要补中国民智所最缺，遂拟定为五条：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1906年3月，学部奏陈宣示教育宗旨，当日奉旨颁布全国。是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颁布教育宗旨。为了普及国民教育，学部还一度试图推行强迫教育。

《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相继颁布后，在朝野合力推动下，新式教育高速发展，规模急剧扩大。新式学堂取代学校、书院、学塾，最终成为定局。传统风教也转变为社会教育，普及识字，推广新知。而全盘接受西式教育体制及其知识系统，导致中国的知识体系前后两分，影响至深且远。因操之过激，以及官绅趁机渔利，其间也出现名实不符等诸多弊端，加重了民众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各地毁学风潮此起彼伏。而大批受西学教育的青年学生聚居在都市城镇大大小小的学堂，本来为维护清朝统治而实行的教育变革，反而促其速亡。

三 纳科举于学堂

从学堂发展的历史进程可见，中西学校之争，本质是中西学之争，所争可以说是新旧学问的优劣短长。甲午战前，尽管西学传入中国已近半个世纪，官办新式学堂也有三十多年历史，但在人才培养与选拔方面，西学仍然只是作为科举的补充。科举必由学校，学校是重要的储才之所，地位崇高，处于教化体制的中心位置。这既使学校沦为科举制的附庸，也让学校成为读书人学而优则仕的正途。读书人无论在何处肄业，必须名列学校册籍，成为生员，才具备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特科例外），因此有志于功名者趋之若鹜。

道光至光绪四朝，清朝官员先后奏呈过十个以上的科举改革方案，试图以变常科开特科、纳洋学于科目、设经济特科、废八股改策论等形式，增广科目，讲求实学，吸取西学之长，广开取士纳贤之途，重新激发科举制的活力，可是始终不得要领。其实清初以理学取代王学，正是为了反对阳明心学的空疏。而汉学也旨在进一步求实。这些挡不住西洋冲击的实学，在时人眼中统统成了无用的虚理。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以学校未成，科举不能骤废，请罢弃八股试帖楷法取士，复用策论。清廷谕令自下科起，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一律改试策论，以励实学而拔真才。政变后，恢复旧制，嗣后乡试会试及岁考科考等，仍以四书文试帖经文策问等项，分别考试。经济特科即行停罢，但废除时文取士已成大势所趋。新政复行，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谕令停止八股取士，自次年始，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考官阅卷，合校三场，以定去取，不得偏重一场。生童岁科两考，仍先试经占一场，专试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策论，正场试四书义、五经义各一篇。考试试差、庶吉士散馆，均用论一篇、策一道。进士朝考论疏、殿试策问，均以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命题。所有考试，凡四书五经义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策论均应切实敷陈，不得空衍剽窃。

新政期间，各省督抚纷纷奏请分三科递减科举，以期十年后取士概归学堂。如果学堂育才效果不佳，仍可恢复旧制。尽管癸卯学制的《各学堂奖励章程》规定，凡在各学堂肄业学年期内，均不得应科举考试，仍然挡不住学子们的功名进取之心。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袁世凯、张之洞、端方等鉴于科举夙为外人诟病，学堂为新政大端，科举一日不停，士人仍有冀望，无法专心投入学堂肄业，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绝无振兴的希望。一旦弃旧图新，则风声所树，观听一倾，群且刮目相看，推诚相与。而留学外洋之中国士子，亦知进身之路归重学堂一途，益将励志潜修，不为邪说浮言所惑，显收有用之才俊，隐戢不虞之诡谋。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请立停科举，专办学堂，广学育才。是年八月初四（9月2日），谕令立停科举。

从乾隆九年议改取士途径，至光绪三十二年停止科举，专办学堂，历时160余年，学校制度终于从制义取士变为学堂育才。其时各省学堂未能全立，成效也不显著，章程尤未妥善。科举与学堂的优劣兴废，关键还要看育才取士的良否。

无论理据如何，当时人和后来者将立停科举解释为废科举，都与主其事的内外重臣的想法有所出入，后者的愿望，只是纳科举于学堂，将科举与学堂合为一途。科举与西学之争，背后起决定作用的仍是中西学的相互角逐和此消彼长。科举停罢，学堂成为正途，意味着中学的正统地位根本动摇，而中西学之争的主战场转移到学堂内部。尽管纳科举于学堂已经是中学失势的表现，学制的规划设计者还是异想天开地希望学堂以变通的方式继续承担科举的重任，主要有三，一是中学为体，二是育才取士，三是化民成俗。结果当然事与愿违，学堂在三方面都不能延续科举制的作用，反而进一步加速了中学的衰颓。

自西式学堂诞生以来，中西学如何一统于学堂就成为棘手问题。在华教会学校为了吸引中国学生，早已注意到加授经学课程的必要性。1890年在华传教士大会明确提出，教会学校的教学计划应包括基督教书籍、中国经书和西方的自然科学三个方面。其教学内容虽然各有安排，大体上经学多习四书，程度较高的兼及五经。山东登州文会馆分备斋、正斋两级，备斋主要学习《孟子》、《诗经》、《大学》、《中庸》，专斋则教授《礼记》、《书》、《左传》、《易》等。

京师同文馆初开，“阁束六经，吐弃群籍”[4]，于中国旧学一概不问，但随后开办的一些技术学堂增设经学等中学课程。主持其事的官员强调“可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不可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5]。保存与巩固中体的问题进入学堂。尤其是甲午战争前后，电报、医学、铁路、矿务等技术学堂相继创办，开始贯彻中体西用思想。两广电报学堂规定，学生除学习西学外，兼课四书五经，以知礼义。南京矿务铁路学堂、江南储材学堂的学生也要兼习经史，习《春秋》、《左传》等。

起初，无论新式学堂还是书院，课程中的经学、经史等名目，不过是相对西学而提出的中学“代表”，分科的观念比较模糊。办学者一面抱有中国传统不分科的治学取向，一面拼合西学。甲午以后，朝野上下逐渐接受西方的学术分科观念，各书院开始定课程，以大学堂为首的普通学堂明确将中学分科设置。

甲午战后出现的普通学堂，中西学课程的种类大幅度增加，西学课程增添了政治、伦理等科目，中学课程增加了掌故、史地、通鉴、律法等门类。1896年，管理官书局大臣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提出学问宜分科，不立专门，终无心得。分科治学，成为清廷的办学的方针。朝野上下不断尝试用分科的办法来规划中学，导致中学课程名目渐多。1898年，张之洞的《劝学篇》为应对新学不得不讲，而中学过于繁难的状况，提出易简之策以救中学。所列举的中学各门，为经学、史学、诸子、词章、理学等，并寄希望于学堂专师以之纂成专书，初步显示了所主张的中学课程分类。大学堂章程将普通学课程分为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和初级的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地理学以及文学、体操等十种，为全体学生必修科目。至此，中学分科的课程名目已有经学、史学、文学、掌故之学、舆地之学、理学、诸子学等多种。此后，传统学术在学堂中所分学科大致未脱离这样的范畴。

中学既然已经分科，各科孰轻孰重的问题自然走上台面。经学地位重要，在一些学堂的开办章程和办法中得到体现。京师大学堂确立以中体西用为立学宗旨，明文规定经学是各学根本，“经学所以正人心，明义理，中西学问皆以此为根柢。若不另立一门，何以为造端之地？”[6]湖南正始学堂章程规定，立学中西并务，以经义为归宿，故先学群经。不能遍者，则以六经为卒业。但一些学堂设课时，标榜为各学基础的并不仅仅是经学，而是经、史等学并列，经学的地位并未凸显。天津中西学堂的中学课程就强调讲读经史之学。南洋公学章程也规定，所教以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厚植根柢为基础。这固然是由于时人的分科观念仍然模糊，中学的经、史划分不清，也因为经、史等传统学问的地位在清季发生了转变，这在日后的学制章程中得到体现。

对于学堂内部的中西学之争，清廷最后确立了“中体西用”的解决方案，但实际的进程顺序，却是学堂先有了“西用”之学，然后再逐步确立“中体”。纯粹西用的学堂，主要是为了补中学之不足。反映在学堂课程的层面，语言、技术类学堂初兴之时，重在引进西学，中学并未成为其中的科目。甲午后，肄习普通学的新式学堂开始大量出现，分科教学的观念为官方所接受，这时的中学，其实是按照与西学对应的观念重新分解组合，从整体一块被划分为经学、史学、文学等科目课程。这也可以说是以西用的规矩尺度来衡量规范中体，一方面，用西学的标准看待中学；另一方面，用西学的分类条理中学，中学自然很难保持其原有的形态和价值。

学制颁布和统一学堂系统的设立，使得用西学全面整合中学成为势所必然。此前朝野上下一直试图以科举即中学兼容西学，成效甚微。虽然各种学堂尝试将中学纳入分科教学的系统，但总体上中西学仍处于分立状态。科举弊端日益显现，学校被斥为科举附庸，徒具形式，所学空疏无用，导致教化废坠与吏治败坏。在学制颁行的同时，科举制也确定以渐停方式予以终结。学堂教育一统天下，学堂的分科教学导致中学整体上被西学兼容整合。

壬寅、癸卯学制的出台，使得分科教学成为正式体制。学制框架内的经学，在各个阶段的学堂教学中有了内容、层级安排的衔接和递升。壬寅学制秉承清代重理学和书塾大都以四书开蒙的传统，普通学堂蒙小学堂阶段先读四书。小学堂至中学堂，读完五经。中学堂毕业，则十三经读毕。高等学堂阶段，续讲各经自汉以来注家大义。分科大学因尚未办理，未定课程，但其预科下的政科与高等学堂程度相同。在分科大学阶段，专列经学目。专门学堂中的师范学堂仿照大学堂师范馆章程办理，列有考经学家家法一项。自小学堂、中学堂而至高等学堂、大学堂预备科，经学的传授以定钟点、定内容的方式在学制体系内得到贯彻落实。

将经学课程系统规划到各级各类学堂中去，是壬寅学制的首创。因为西方学科中并无经学，所以其全盘规划只能自我统筹，无成法可资借鉴。而且相较于旧学教育有很大的不同。书塾、府州县学到国子监并无层级的递升，新学制将经学课程纳入从蒙小学堂到大学堂各阶段的系统教学中去，有了教学内容、学时安排与层级次序的递升衔接，使得经学成为类似西式教育的课程门类和分科。学堂教习须按照统一规定的程序内容实施教学，不能全部听塾师、山长的一家之言。

在新学制的框架内，各阶段教学安排的重心明显不同。就课时比重看，层级越低，中学课程的比重越大。随着学堂层级渐高，西学课程比重相应提高，以致超出中学课程。作为晚清桐城大家，吴汝纶等认为习古文才是学堂保存中学的关键，且中学以国朝史为要，各级各类学堂中学的分科课程，并未体现经学的重要性，史学和文学的地位却有所提升。主要体现于，经学的课时安排相对较少，占每周全部课时的比例分别为蒙小学堂1/6，中学堂3/37—3/38，高等学堂政科与大学堂预备科政科2/36，大学堂师范馆1/36。读经课程的钟点相较于文学与史学大体持平甚至不如。

《奏定学堂章程》调整的方面之一，是注重读经、讲经课程的设置，于七科大学的基础上，增设经学科，并置于各科之首。《学务纲要》规定中小学堂须注重读经，初、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各学年每周授课钟点分别为30、36、36，读经讲经分别占12、12、9个钟点。随着新学制在各地学堂的实施，经学在“以西方学术之分类来衡量”的路上越走越远。

立停科举后，“不废经学”的责任更多地落在了学堂的经学课程上。张之洞规划学制经学课程时，曾经自信地表示：“若按此章程办理，则学堂中决无一荒经之人，不惟圣教不至废坠，且经学从此更可昌明矣。”但学制执行的效果显然与他的预期相去甚远，变成一科的经学，很难担负维系圣教和支撑中学的重任。一方面分科太多，减少了学生修习经学的精力，如直隶“中学堂以上学科太杂，于经学反多荒废”[7]。另一方面，学堂重西学而轻中学，所谓“近来中外学堂皆注重日本之学，弃四书五经若弁髦。即有编入课程者，亦不过小作周旋，特不便倡言废之而已”[8]。经学在学堂中普遍成为最无聊、最不受欢迎的课程，非但起不到维系中体的作用，反而成为青年厌倦中学的口实，再度引发对于经学消亡的忧虑。于是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保存旧学的办法。

《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明示重国文以存国粹之意。光绪三十二年，御史赵炳麟奏请立国学专门学堂。光绪三十三年，张之洞以近日学堂怪风恶俗，于湖北省城设存古学堂，以经、史、词章、博览四门为主，辅以普通科学，以求经训不坠，保国粹而息乱源。拟试办半年后，如课程条目毫无窒碍，即请旨敕下学部核定，通行各省一律仿照办理。次年，江苏仿设存古学堂，以存国粹而造通才。同年，御史李浚以存国粹关乎人心世教，故经学亟宜注重，请饬学部、各直省督抚，于国子监及各省城一体设立存古学堂，以补科举之不足。所有事宜，悉照湖北、江苏两省奏定章程参酌办理。湖南、贵州、陕西、广东、四川、甘肃等地相继奏办存古学堂。宣统元年，学部拟定分年筹备宪政事宜清单内，列有于宣统二年各省一律设立存古学堂。至宣统三年三月，学部颁布《修订存古学堂章程》，申明存古学堂贵精不贵多，因经费支绌，取消原定各省一律设存古学堂的规划，并定修业年限，分为中等五年、高等三年，以资深造。

存古学堂的设立，在趋新人士看来，反而使普通学堂的经学课程变得无足轻重，社会舆论对中小学读经的批判日益高涨。1911年中央教育会，有人提议停止初等小学读经讲经，得到多数通过。只是迫于反对者态度激烈，学部才未将该议案咨送内阁。民初教育部通令停止中小学读经，大学以上的经学课程，只是作为纯粹学问。经学进出学堂，成为退出历史舞台的必由之路。

科举抡才不能应世变，学校培才连带受到普遍质疑。随着新式学堂的普及和旧学的衰微，抡才与培才相互分离的局面难以维系，最后只得幡然变计。新式学堂之设，本来是补学校育才之不足，也就是以西学补中学。而科举与学堂两不相容，停罢科举，独兴学堂，将抡才与培才熔于一炉，虽然确定宗旨为中体西用，实际上却是以西学取代中学。学堂成为出身正途，旧学机构只能退出。继书院改制后，国子监及各类官学相继改为学堂，社学、义学也纷纷改办新式学堂或简易识字学堂。只有府州县学确定保留文庙和教官，而失去生源，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其尚存的经费多被挪用，场地设施也陆续被新式学务机构改造利用。

科举在与学堂的竞争中失势，原有的学校、书院等机构便失去培才的效用，只能逐渐向学堂靠拢，改变课程及教学。癸卯学制颁行之际，决定十年三科渐停科举，形式上为学校留下存身的余地，以便与学堂比较，其实中学的地位大为降低。国子监虽然归并学部，保留下来，原来的教学职责不复存在。国子监南学改为新式学堂，学校旧迹完全消灭，仅余文庙、辟雍等建筑以供观光、凭吊，特设之国子丞专司祭祀，几同庙祝。

清季设立学堂，大体有改造书院和重新建立两种途径，至于各地府州县学的兴废，因为牵扯科举和中学，始终予以回避。《奏定学堂章程》颁布，科举立停，府州县学的教官除了典守文庙、奉祀孔子以及生员考职、举报孝廉方正等科举遗留事务外，无所事事；若教官不存，则府州县学自成废署。学部成立后，各州县学留教官一人以奉祀孔孟。教官虽得不废，因其职简责轻，停选教官一缺，缺出后不再选补，教官数量逐渐减少。

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1907年1月），山西道御史张瑞荫鉴于原来教职无以聊生，以致职守尽荒，学宫日坏，奏请对府州县学和教官加以变通利用，于学宫隙地设立蒙学，令教职为蒙学之师，酌给束脩。每年提学使派人稽查学宫，随时修理。学部议复，予以否决。在保留文庙和教官而生源尽失的情形下，府州县学究竟何去何从，内外官员迟迟未能议定统一善后办法。而学堂一枝独秀，学校的整体命运难以改变，实际上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一些地方在兴办学堂时，鉴于财政窘迫，资金难筹，遂自行利用和改造府州县学的场地设施。

各地利用府州县学改设新式教育机构的情形大体有以下几类：一、设置教育行政机构，将学务公所、劝学所等设于学宫内部的明伦堂、崇圣祠等处，或直接就学宫改建，以引领兴办新式学务的风气。二、创办师范学堂、师范传习所，培养学堂师资。三、创建中学堂及高等、两等、初等小学堂。学校原有屋宇用地被改建为学堂的教学、会议、体育、食宿等场所，如以明伦堂为自修室兼礼堂，以尊经阁、横屋、土谷祠、文昌阁改建讲堂，利用原址改建西式建筑作为学舍，并分别改建学堂会客所、储藏室、校长职员办事室、校友会、职员议事室、厨室、操场等。四、创办女学堂，推广女子教育。五、改建自治学堂，将文庙作为讲授场所。间有利用同一学校内场所分别改建多类新教育机构的情形。

不过，清季各地兴学过程中，只有部分地方利用府州县学改办学堂。进入民国，又有一些地方在原府州县学内开办学校，而其他早已成为冷衙闲职的学宫教官，或改名或裁撤，文庙改称孔庙，祭祀的礼节亦改变。1927年，国民政府通令废止祭祀孔子，将每年8月27日定为孔子纪念日，由学校集会纪念。庙学合一的府州县学最终成为历史的遗留物。

戊戌变法和新政复行，两度谕令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各级兼习中学、西学的学堂。随着学务的推进，各地书院大都改造成为各级学堂，是旧式教育机构中改造最为普遍彻底的一类。

《钦定蒙学堂章程》规定：凡各省、府、厅、州、县原有义塾，并有常年经费，此后应按照此次蒙学课程，一律核实，改办公立蒙学堂。《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各省、府、厅、州、县，如向有义塾、善举等事经费，皆可酌量改为初等、高等小学堂经费。原有的社学、义学逐渐改为学堂、半日学堂或简易识字学塾，多数社学、义学的经费被挪用于办理各项新政，无形中消失。但社学、义学仍有继续设置者。不仅民间如此，有的还由直省及地方学务主管部门举办。

主张改良私塾者首先是认定中学无用，读经不能作育有用之才，所以主张改习西学。私塾改良，源于西方传教士来华，指中国固有教育的教学内容和方式方法，都已落伍。其说渐为趋新士人及部分官绅所认同。内外官员在兴办新式学堂的同时，认定学塾为私塾，采取程度不一、效果各异的干预行动。但由于经费不足以及学堂多有不适合中国国情之处，直到清亡，一般民众仍以学塾为受教育的主要选择，私塾改良的效果非常有限。

1910年7月，学部发布《通行京外学务酌定办法并改良私塾章程文》，这是第一份全国性的改良私塾章程，要求京师督学局、各省提学司督饬各地劝学所办理改良私塾事宜。具体分为初、高等两种，对应初等及高等小学教科程度。其中又各分为一、二两级，初等改良第一级课程至少须授修身、国文、读经讲经、算术四课；课目遵用部定之本；各书均须讲解，不得专主背诵；学生以各科课本教授完竣为毕业，毕业年期及分配课时应预行规定。在此基础上，讲解详明，能参用初等小学教授管理法并实行规则者则为第二级。高等改良第一级课程在原有四科基础上，加授历史、地理两科，其国文、算术两科课时酌量增加。第二级课程可酌加格致、体操；参用高等小学教授管理法，并施行高等小学规则；每年期考年考各一次，由劝学所人员会同考试，给予毕业凭单。学生达到30人以上，有一定标准的固定经费，初、高等改良私塾可改名为初、高等小学。

宣统元年，学部要求各省将改良私塾成绩报部，河南小学堂仅3296所，学生79105人，而改良私塾则近万所。[9]其时私塾、塾生、塾师的数量远远多于学堂、学生、教习。舆论对于朝野大力兴学之下，学堂不增，私塾反而日见其多的情况，大感怪异。

1911年第一届中央教育会第七次会议上，有代表提出《废止私塾名目一律改称公私立学堂案》，激烈辩论后表决通过。而学部拟订的《义务教育章程（草案）》规定：学龄儿童在家塾或私塾就学者不得视为已受义务教育，但该家塾或私塾经府州县视学员察核，确系遵照部定初等小学课程，用部颁或审定之教科书教授，毕业时由视学员或劝学员考验及格，发给文凭者，亦得认为已受义务教育。

纳科举于学堂的用意之一，是将学校与科举分别掌管的培才与抡才合于一途。由于戊戌期间停止殿试之后朝考的谕令新政时继续有效，抡才不仅取士，还要试官，学堂教育毕业与就职成为一而二之事。科举立停后的各种考试，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为旧学士子疏通出路，考试优贡、拔贡，生员考职等，为科举考试的延续；二是国内新式学堂学生的毕业考试和留学生归国考试，成为取士选材的主要途径；三是法官任职资格和选用巡警的考试。

科举制的重要价值之一，是以考试作为甄别选拔人才的形式。纳科举于学堂，便要由学校同时具备育才和取士的功能，考试自然是重要形式。《奏定各学堂考试章程》规定，国内新式学堂的考试分为五种，即临时考试、学期考试、年终考试、毕业考试、升学考试。其中临时、学期、年终三种考试，由学堂自行办理；毕业考试和升学考试，则模仿科举岁科试。中等以上学堂的毕业考试照乡、会试例，高等学堂毕业，届期奏请简放主考，会同督抚、学政详加考试；大学堂分科大学毕业，届期奏请简放总裁，会同学务大臣详加考试。毕业考试中西学并重，分内外两场，外场试在学堂举行，有笔试与口试两种形式。口试部分按学科门类分日考问，笔试部分则将试题公开，笔答或应演图者，均当堂在漆牌上写出。内场试全为笔试，比照拔贡、优贡例，只考两场，以当日完场为便。每场出论、策、考、说各二题，头场以中学出题，经史各一，经用论，史用策；二场以西学出题，西政、西艺各一题，西政用考，西艺用说。内外两场考完，以各科所得分数，并参证平日功课册、行检册所列分数，汇定一总分数，第其高下，以定去取。

1907年1月，学部奏准《修改各学堂考试章程》，明确各学堂必须考试经史课目，原来未设经史课目的学堂，也须加试经学一题、中国史学一题。而中学以上之学堂，毕业考试中国文学一科，应试二题，一题就该学堂主要学科命题，观其知识能否贯通，一题就中国经史命题，观其根柢是否深厚。经史考试的分数不仅作为一门独立课目计算，还与毕业考试的平均分数计入总分。

留学毕业生也须通过回国考试，才能确认资格并授予相应出身。1905年7月，由学务处主持首次游学毕业生考试，共分两场，第一场在学务处，及格者再参加第二场的保和殿殿试。题目分为文理两科，文科题为策试。殿试不久引见授职，一等为进士，授翰林检讨、主事、内阁中书；二等为举人，授七品小京官、知县。学部成立后，加强对留学生考试的组织，1906年的《学部奏定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规定，考试分两场，第一场就各毕业生文凭所注学科择要命题（每学科各命三题，作二题为完卷）；第二场试中国文、外国文各一题，作一题为完卷。游学生考试卷有襄校官分阅并评记分数，再由学部大臣会同钦派大臣详细复校，分别定取最优等、优等和中等。[10]

立停科举后，各种考试章程与奖励措施相互激励，考试种类增多，频率加快，学堂考试的频繁程度和受试人数远过于科举时代，加上为旧学士子宽筹出路和新设的各类专业资格考试，科举取士的功能不但基本延续，而且有过度膨胀之势。如果毕业与就职合二为一，势必进一步造成学界的混乱和官场的冗滥。学部后来反省这一设计的失误，意识到培才与抡才确应分为两途。1906年10月，学部的《奏定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折》正式提出，分别“学成试验”与“入官试验”，学部组织的考试属于“学成试验”，用人部门负责“入官试验”。随后文官考试与任用章程相继出台，意味着培才与抡才正式分离。

培才与抡才难以合为一途，育才取士的标准也大成问题。戊戌期间，人们反省此前学堂的弊端之一，便是名为中西兼习，实则有西而无中，且有西文而无西学。由于中西之学未能贯通，故偶涉西事之人，辄鄙中学为无用。各省学堂，以洋务为主义，以中学为具文。所聘中文教习，多属学究帖括之流；所定中文功课，不过循例咿唔之事。[11]东西各国学校，未有尽舍本国之学而徒讲他国之学者，亦未有绝不通本国之学而能通他国之学者。中国学人之大弊，即治中学者则绝口不言西学，治西学者亦绝口不言中学，两学互相诟病，水火不容。学堂育才，必须中西学贯通，体用兼备，缺一不可。不讲义理，绝无根底，则浮慕西学，必无心得，只增习气。取士须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

中西各有体用，分别学习，也不易掌握，所谓学贯中西，实际上绝无可能。即使普通学常识，要想做到会通中西，也是难上加难。科举时代，自童蒙时便诵读经书，以致皓首穷经，仍然不得一当。况且学堂课程繁多，不能兼顾，落实起来还是以西学为主。而科举取士重通人与学堂教育重专才的理念取向相互抵牾，中西新旧的体用与专通相互纠结，成为确定取士标准的一大难题。1906年10月，孙家鼐提出甄别用人的新方案，学堂毕业生考试时，将学生按所学分门别类。第一类仅通语言文字者，日后作为翻译使用；第二类学习制造等专业知识，应另设职务，不给予“治民之权”；第三类“惟中学贯通，根原经史，则内可任部院堂司，外可任督抚州县”。[12]以西学专才办事，而以中学通才治民，如此一来，从中西会通的新途又回到各行其是的旧轨。

孙家鼐的办法看似中西兼顾，其实偏于中学。因为学堂偏重西学，恐经学荒废，纲常名教，日益衰微。中国为伦理社会，又少纯粹宗教信仰，必须以道德维系，所以三纲六纪为中国文化抽象理想的最高境界，而礼制名教是其具体体现。明清科举制度具有取士、教育、举业、教化、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新式学堂注重培养做事能力，与科举读书明理的取向明显有别。科举停罢，道德教化与文化传承的功能停摆，一时间又缺少相应的补救措施。

《四书》、《五经》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重在对经义的理解阐释，包含传统中国文化价值标准的基本元素。举子们在应试过程中反复研习背诵，耳濡目染，日积月累，逐渐内化为其言行的准则依据，并且借助各种教学形式代代相传。载道之文，本非只有科举文体，只是明清以来科举考试日趋程式化，又具有垄断性影响，使其他文体的应用范围大为缩小，反而削弱了道德教化和文化传承的功能。晚清改科举，从形式到内容力图压缩经义阐释的分量，增加西学比重，促使学以致用，科举制的道德教化和文化传承功用进一步削弱。而西式学堂事实上很难接续这方面的功能。

清代科举考试虽因内容与形式日趋僵化遭人诟病，其取士实为选官入仕的预备，并非真正的取官，所重在于通过儒家经典的熏陶培育道德文章的通人，以便亲民教化，并且驾驭深谙办事门道的师爷胥吏等杂项人员，既非直接培育造就会做事的能员干吏，也不能涵盖一般教养之道。用西方近代功能政府、科层组织以及国民专门教育的标准衡量，当然百无一是。至于形式，对于统治者而言，将科举视为“抡才大典”，未必仅仅侧重士子个人的才干与文采，抑或检验其学习的程度，更主要的是引导社会风气与趋向，使天下士子风从响应，遵循纲常伦理、修齐治平的大道。这与学堂考试旨在检验个人学习的效果大不相同。问题在于，纳科举于学堂后，学部虽竭力调整取向，可是抡才与培才并途，仍不免本末倒置，使考试成为学习的指向。而合并科举与学堂的流弊，虽然一再批判学而优则仕的取向，读书做官始终是后科举时代教育的一大症结。时至今日，科举余毒之类的谴责，恐怕已经很难取信于人。这不免让人怀疑当年主张废科举的种种义正词严，是否真的理所当然。用中外不同的标准来观察评判彼此固有文化价值的误导之甚，由此可见一斑。

戊戌时期，即有人怀疑学堂教育难以体用兼顾，独力担当兼备中西学之长的重任，中国文化传承及道德教化必须另行设制。为了在兴学的同时保存传统文化，王照提议分设教、学二部：“以西人敬教之法尊我孔子之教，以西人劝学之法兴我中国之学。特设教部，就翰林院为教部署，以年高之大学士统之，辅以翰詹各官，专以讨论经术，维系纲常。”各省学政改名教政，佐以教职。各邑各乡增设明伦堂，领以师儒，聚讲儒书，生徒之外，许人旁听，立之期会，令乡老族长书其品行之优者，具结上陈。教官复核之，由教政考以《四书》各经经义，每州县拔取数人以至二三十人，统名为优行生，以备用为教官；并备学部咨取，用作学堂之国文教习，表以章服，树之风声。另设学部，以重实用。这样，卫道与兴学可以并行不悖。[13]

纳科举于学堂后，西学之“用”通过学堂的分科教学得到实现，而经学文史虽然列为分科，却失去主导地位，相比之下，变得最不切实用。科举让位于学堂，等于中学让位于西学，退缩为一科的经学，无力承担传道与载道的重任，其日趋衰微难以避免。在儒学被视为无用，且被有用的西学逐渐取代之时，礼的作用地位亦被动摇，主管科举事务的礼部裁撤问题被提上日程。可是，中国自古为伦理社会，人伦关系主要靠道德维系，经学不仅仅是一门学问，更是道德的支柱。在以西为尊的大势所趋之下，中西强弱对比被具体化为各项指标，并从中找出中国致弱的症结，凡是人有我无的，都要具备，凡是我有人无的，都要祛除，凡是人我有别的，都要取齐。包括中国语言文字在内的一切异样，都在改造之列。被纳于学堂的中学，文史勉强对应，得到保留，经学却无论如何难以安置，只能黯然退出历史舞台。直到后来，胡适等人才认识到，欧洲其实也是有经学的，只不过是神学范围的圣经之学，而且求古本究语言文字等等，与中国研治经学的做法异曲同工。20世纪80年代，美国一些欧洲学问的根底较深的高明教授还教人治学应以拉丁文为基础，用英文是研究不了高深学问的。这与中国以经学为本原大道的讲法不无近似。

停罢科举留给中国两个世纪性难题，其一，价值标准及道德准则的重建。离开宗教信仰和道德伦理，如何使人们的思维言行保持自律。其二，在社会剧烈变化与快速发展中，中国文化能否摆脱劫尽变穷的宿命，把握协调继承与扬弃的关系，尽力吸收外来文化与不忘本来民族地位相辅相成，使之绵延永续，再创辉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义是否应该保存以及怎样保存，这一千钧重担显然不能仅仅由学堂教育来承担。要想在学习先进的同时不迷失自我，保持传统文化的精髓并能与时俱进，依然任重而道远。

科举停罢，对于士绅的影响或许并不是直截了当的。科举的功能并入学堂，中学却不能为学堂的西学所兼容。在牺牲了中学及其所承载的价值之后，士绅的角色功能很难被学堂学生完全承续，尤其是文化传承与道德教化方面。科举停罢没有即时让士绅丧失权力地位，政府与社会都提供了不少的补救之方，以至于1920年代各地的绅权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更加强势，只是表现形式有所区别。所以国民革命的主要对象之一，就是打到土豪劣绅。然而，土豪劣绅的指称，主要出自主张土地革命以动员民众的国共两党，后来研究者但凡仅仅依据国共两党的相关资料，很容易得出这样的论点。而到抗日战争时期，在更为偏远落后的边区，国共两党都曾经竭力扫除的土豪劣绅却变成了开明士绅。其实，从晚清看下来，士绅本来就是开明趋新的重要社会组成。只是随着中学的神髓魂飞魄散，以及新式学堂毕业生在乡村找不到存身之地而大批不回乡，士绅群体的确处于逐渐消融的状态，新起的土地占有者或乡村权力掌握者，已经没有过往士绅的道德约束，呈现恶霸的形象。最终土改将士绅彻底摧垮，文化与道德承载转而由其他群体分担，却始终显得力不从心。

[1] 本文参考关晓红《晚清议改科举新探》（《史学月刊》2007年第9期）、《殊途能否同归——立停科举后的考试与选材》（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8年3月第59期）、《终结科举制的设计与遗留问题》（《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朱贞《清季学制改革下的学堂与经学》（《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等论文，以及安东强、霍红伟、左松涛等人的相关研究成果。

[2]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第67—70页。

[3]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一，《考试下》，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9—300页。

[4] 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总论》，陈景磐、陈学洵主编：《清代后期教育论著选》下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39页。

[5] 《沈文肃公政书》卷四，奏折。

[6] 《管理大学堂大臣孙家鼐折》，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85页。

[7] 刘汝骥：《丙午召见恭记》，《陶甓公牍》卷一，示谕，第1—2页，《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编：《官箴书集成》，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版。

[8] 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册，光绪三十年七月初九日，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50页。

[9] 《宣统元年京师及各省小学堂表》，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73页。

[10] 《学部官报》第6期，本部章奏栏，1906年11月16日。

[11] 《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1898—191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2页。

[12] 《德宗景皇帝实录（八）》卷五百六十三，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158—5159页。

[13]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上海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54—355页。

拒俄运动与中等社会的自觉

1901至1905年的拒俄运动，在近代中国史上有着分水岭式的重要地位。前人已从爱国动员、反清革命、政治分野等方面详加论述，并且指出运动的领导者懂得必须拥有足以制胜的雄厚实力，却未能真正找到，因而留下“未能解决的历史课题”。[1]诚然，就拒俄运动本身而言，只能完成其所担负的历史使命，而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难题。其所能够承担的责任，就是在此过程中，认识民众合力的极端重要性，并为形成合力寻找适宜的组织形式。在此之前，趋新人士与广大民众在近代革新救亡努力中长期处于分离状态，不仅各自行动，甚至彼此冲突，最为典型的例证就是戊戌变法与义和团事变。经过拒俄运动，双方在观念和行动上开始寻求合拍，从而在1905年的抵制美货风潮中合为一体。而其中重要的一环，则是所谓“中等社会”的自觉。这种本能的自我意识经过引进的各种社会学说的加工，成为青年学生和趋新士绅的思想武器，在清末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于中等社会概念的出现与运用，学人已经有所注意。由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一编第一卷《中华民国的创立（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在第三章第四节之二“中国教育会的成立和东南地区的‘学界风潮’”中，对于新型知识阶层崛起于政治舞台，社会上对“中等社会”、“学生社会”的礼赞有所论列，并且指出，当新型知识阶层愈益活跃时，赞美“中等社会”的热情反倒冷却下来，代之而起的是对它的各种各样弱点的指责。为该书提供部分初稿并参与整理和修改的王学庄，后来撰文介绍《俄事警闻》，再次对革命派用上、中、下三等社会来分析中国的各种社会力量，把“中等社会”看作革命的领导力量有所申论。[2]此外，胡绳武介绍《游学译编》，陈大可介绍《湖北学生界》，丘权政介绍《浙江潮》，也分别注意到其中的有关文章使用中等社会概念的情况。比较起来，王学庄将其他相关资料联系贯串，而不仅仅就《俄事警闻》所载文章加以概括，又并非简单批判，所见较为深入。陈旭麓的遗作《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十四章用了整个专章讨论“中等社会”的问题，包括中等社会的复杂结构，中等社会与上等社会及下等社会的关系，中国的中等社会与欧洲的第三等级的联系及分别，中等社会革命的历史地位等等，显示出大跨度多视角的古今中外宽广视域，以及捕捉新问题的敏锐。可惜后来无人循此更进一步，反而舍近求远，诉诸市民社会和公共空间等后出外来的理论框架，削足适履地裁剪史料，拼凑史实，不得其利，反受其害。治史所用观念与问题意识多为后设，或有不得不然的种种缘由。但前提是首先应当理解没有后来观念与问题意识之时的人们如何思维，并注意其思维的内在联系，以免断章取义。在此基础上梳理观念从无到有的展开过程，才能把握历史本来的脉络，呈现史事的本相和前人的本意。

一 “中等社会”的出现

就目前所见资料，中等社会这一概念出现于1902年底，而被较多地用以分析近代中国的社会分层，则是在拒俄运动高涨的1903年。十几年前，评介1998年9月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校主办的“日本在中国接受西方近代思想中的作用——梁启超个案国际研讨会”时，曾对台北“中研院”近史所张朋园教授的报告有如下评论：

其论文《梁启超的精英主义与议会政治》，将梁启超1905年前后的思想做一比较，指出其前此一直强调普遍开民智，以此为实行议会政治的必备先决条件，而从1905年起，他的观念发生重大变化，将中国社会分别为上、中、下三层，而把自己所属的中等社会视为救国的主导，因而不再疑虑人民程度不足，大力推动议会政治。认识这一转折的现象也许并不困难，关键是促成转变的原因。作者发现梁启超的社会结构层次图与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的精英结构层次图十分相近，而后者是20世纪初引起精英主义讨论的重要人物之一。帕氏于1903年在巴黎发表《社会体系论》（Les Systemes Socialistes），认为每一社会结构中都由精英分子带动发展其所属的社会，而将精英区分为统治精英与非统治精英两部分。其非统治精英相当于梁启超的中等社会。在梁启超与帕累托之间，没有直接关联的证据，梁氏很可能通过日本而接受其理论。在讨论中，张先生希望巴斯蒂和狭间教授设法进一步研究解决余下的问题，即找到日本译介帕累托思想并由中国人转手引进的史实。

此事的确至关重要，因为从1903年起，中国留日学生和流亡者的报刊上开始普遍使用中等社会的概念，并迅速传播到国内的学生和新知识界，成为政治启蒙与政治动员的重要概念。1900年以前，中国民众与新知识界的社会运动基本处于分离状态，而在1903年的拒俄运动和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期间，中等社会则与民众结合，成为社会引导和准的，展开抵抗甚至反对已腐的上层社会的救国自救运动。以笔者陋见，在所读过的数百种该时期的报刊中，迄未发现1902年以前有使用“中等社会”概念的文字，因而对此后突如其来的自觉颇感困惑。如果张朋园教授的推测不错，日本在传递这一思想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且有所改造。留日学生在这方面已着先鞭，起而仿效的梁启超即便不是从与之对立的留日学界刊物上间接受益，至少也受潮流风气的影响。[3]

近年来进一步详细追究，上述推测应有所修正。中国知识人士较多地使用“中等社会”的概念，主要是由1903年开始，但在1902年底，已经有所提及，而且正是梁启超本人发其端。《新民丛报》第20号续载梁启超的《新民说》第14节《论生利分利》，在分析中国人生利与分利的比例时说：

大抵分利之人，多出于上等社会中等社会，而下等社会之人殆稀。盖惟挟持强权者，乃得取他人所生之利而坐分之也。

这一期《新民丛报》的出版日期为1902年11月14日，尽管该刊常常衍期，不能仅以标明的日期为准，但作为参考的《东邦协会会报》第93号“受赠书目栏”，有收到第20、21两期《新民丛报》的记录。《东邦协会会报》为月刊，每月20日定期出版，第93号的出版日期为1902年12月20日，11月20日第92号出版时尚未收到《新民丛报》第20号。[4]这样看来，《新民丛报》第20号的实际出版日期可能晚过11月14日，但至迟在12月20日之前，因而从时间上判断，三层社会概念的提出，与帕累托的文章并无直接关系。

上流社会、下流社会之类的概念，在中国固有的观念世界中，已经成为习俗。如“其位于社会之上流者，曰君，曰孤，曰卿尹，其位于社会之下流者，曰士庶，等级递差，名义纠错。”[5]甚至还出现过上等、中等、下等之说。如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就引述了太平天国时期绿林人物张嘉祥的相关歌谣：“上等之人欠我钱，中等之人安枕眠，下等之人跟我去，好过租牛耕瘦田。”[6]而近代泰西历史的输入，又使国人接触到社会等级制的区分，知道社会成员往往并非平等划一，而是分为不同的等级。如《开智录》第4期（1901年2月3日）刊载郑贯一翻译的《人民论》，就指出埃及人民分为僧徒、军人和下等社会三个等级，“第三等之人，虽有如何才力，如何勤勉，断不能进而入上等社会”。此文还分析了等级制形成的三大原因，即社会分工、分封制和战争征服。这与近代趋新人士所追求的人民平等观本来就是格格不入。

不过，作为理论性概念，“中等社会”一词的运用无疑受到外来思想学说的影响，尤其是与1902至1903年间国人大力翻译引进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密不可分。[7]其发源很可能还与明治日本的思想学术变动有所关联。只是现有资料和研究难以仔细梳理当时欧洲社会学有关社会分层理论的发展，以及明治日本思想学术界关于这一理论的译介，中国知识人如何获得和传播有关的知识等等详情。

外来学说要想影响国人的思想观念，重要的是必须具备内在的土壤条件。后者不仅决定对形形色色的外来学说进行取舍，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加工改造甚至融合独创。戊戌以后趋新人士的观念演进和革新救亡运动的实际发展，成为人们认识进化的重要依据。中等社会的概念，亦有可能并非外来学说的直接输入，而是在各种社会政治思想大量引进的背景氛围之下，由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需求综合形成，其中拒俄运动的展开尤为关键。

从戊戌的兴民权到《清议报》的国民宣传，维新思想家将官与民划分为两大阵营，并将民众视为一体，希望通过开民智实现由臣民到国民的整体过渡转变。他们不仅知道国家由国民组成，国民为国家的主体，而且深知没有国民的觉醒联合，单纯指望朝廷政府，难以实现救亡图存、变革振兴大业。虽然百日维新的实行令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喜出望外，一度以为可以依靠乾纲独断，可是政变的严酷事实迫使他们放弃幻想，重新将目光放到民的一面。经过庚子勤王的密谋，梁启超再将关注重心移到文字宣传。他发表于1901年6月的《过渡时代论》，认为今日之中国，政治、学问、理想风俗皆处于过渡时代，“故今日我全国人可分为两种：其一老朽者流，死守故垒，为过渡之大敌，然被有形无形之逼迫，而不得不涕泣以就过渡之途者也；其二青年者流，大张旗鼓，为过渡之先锋，然受外界内界之刺激，而未得实把握以开过渡之路者也。”[8]民与官虽然对立，如果不能从老大帝国的臣民转变为新中国的国民，仍然是过渡之敌。这种以新旧为界的清晰划分，振聋发聩，于是老大帝国与少年中国的对立，一时间成为不少青年学生乃至趋新士人的口头禅。

梁启超寄希望于青年，是鉴于民智普遍未开，而青年尚可造就。他称留学生“为最敬最爱之中国将来主人翁”[9]，并将“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视为前途黑暗，无一事不令人心灰望绝中稍放一线光明，差强人意的三件事。他提出的报馆担负两大天职，即“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10]，后来成为中等社会的重要使命。而学生和书局、报馆的从业者，则是中等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书局和报馆更是中等社会的重要活动空间。

二 两种解读

梁启超的宣传，与国内外两部分人的诉求互相呼应，并由此导致对中等社会作用的理解循着两条不同的途径伸展。开明士绅由爱国救亡运动，青年学生则主要通过学界风潮。

1901年拒俄运动风潮初起，发动者多为旅居沪上的各省开明士绅，其中相当一部分骨干是庚子中国国会的成员。他们在勤王密谋中曾与各地的秘密社会有所联络，但整体上与广大民众处于分离状态，对北方义和团的野蛮排外尤其不以为然。拒俄运动发端时的形势是，“俄人以中国之守旧为利，中国在上之人亦利俄人助己之守旧”，只有“举国之人，人人以危亡为可惧，凌辱为可耻，万众一志，非理之来，合力与争”。而国民能否力争，关键不在地之大小，民之多寡，而是有无民气。[11]即所谓“非谓有兵力足以拒之也，非谓有势力足以拒之也，合大众之热力以为拒力，庶几收众志成城之效，共勉卧薪尝胆之心，纵使不足以拒强俄，亦使他国闻之，知我中国之民心尚在耳”[12]。

在拒俄运动的发起人看来，中国所以败坏至此，引得列强蚕食瓜分，危机重重，“实由居官者无爱国之心，但求保一己之富贵，互相推诿，将一切重大要紧之事任其废置，而在下之士民又如幼小之婴儿，不知国家于己有何关系，视国家之休戚，漠然不动其心。有此两种人，上下之间不能连络，以致受人欺侮……今日救急之法，当上下合为一心，以国家事为己身之事”[13]。凡是拒俄同志之人，一方面要动员民众，提升民气，另一方面要防范民气向着非理性的方向过度膨胀。后来东京军国民教育会尚未标举排满革命时，就认为“义和团敢犯众怒，輈张狂狡，自取殃咎，为世界羞。有识之士，无不罪之，而其用心犹有足矜者。苟有以教之，贞其力，养其锐，不轻于一发，冀得当以报，未始不可以为用”[14]。

1901年，上海绅商第二次集议拒俄，决定宗旨数条，其中两条，一是“务各劝导乡里故旧、族党亲戚及新进后辈，使人人知中国危亡在即，非开通智识不能竞存立于地球之上，即不能保守中国向有之土地”；一是“我辈系筹中国存立之策，不欲以非理待外人，如去岁北方野蛮之事。至外人欲以非理凌中国，亦不肯受。一依文明所为，主持公理”[15]。动员民众，实现文明排外，成为后来中等社会的重要口号和使命。

“文明排外”，是开明趋新人士对以前“野蛮排外”深刻反省的结果。由张元济主编，发刊于1902年1月的《外交报》第1期在《叙例》中谈到有关的思想脉络：

吾闻日本政界有文明排外之论，是何言欤？吾国言排外数十年，撤藩、割地、偿兵费、租界、势力圈，主权尽失，而转为世界诟病，皆排外之效。呜呼！彼所谓文明排外者，是何言欤？盖人之生也，无不以自利为宗旨者，国之立也，即无不以自利其国为宗旨者，是以有凌侮劫夺之事。凡以凌侮劫夺人为事者，例不以见凌侮劫夺为怪，是以彼我之间，荡荡然无界畔，无契约，缘隙生事，罄竹不胜书。及其迭经自然人为之两淘汰而残存于兹者，渐趋知力平等之势，又以经历既多，识见渐澈，知前者凌侮劫夺之为两不利，而自利者不得不行以两利之术，于是人与人有伦理，而国与国有外交。要之，以保有主权，不受凌侮劫夺为界说，是故外交其表面，而排外其里面也。

其说于文明排外观念的解释并不完整，尤其是缺少国民外交的思想内核。所谓文明排外，一方面是以近代国际公认的外交方式对外来压迫侵逼进行自卫抵拒，更重要的则是实行的主体不在政府而在国民。由于国民没有政府的权力与合法形式，如果只有少数人从事则无望成功，必须动员民众广泛参与。而下层民众无知无识，容易无动于衷或流于盲目排外，需要启蒙和引导。文明排外观念的导入，凸现了爱国救亡运动发起人和领导者在国民当中的位置与责任，成为引发绅商士人中等社会观念的重要来源。

与绅商及一般开明人士的认识路径不同，国内外青年学生对于中等社会的理解相当激进。郑贯一的《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出于对所谓文明国的憎恨和对清政府的仇视，赞扬义和团不仅“振起国民排外之思想”，“义和团此举，实为中国民气之代表，排外之先声矣”，既避免瓜分，又借联军之手重创清廷，改革国政，“使义和团一战而胜，奏凯而旋，有志者乘其机而导之以国民之义务，夺回自由之民权；扭转乾坤，开共和之善政；民权独立，扫专制之颓风，则此际之排外灭洋者为义和团，安知顺手倾满洲政府，大倡改革者非义和团耶？”[16]将下层民众暴涨的民气导向排满反清，成为这一路线的主导趋向。

1902年以后，留日学界和国内学界的风潮渐起，引起社会人士的广泛关注和重视，赞扬者诩之为社会未来主人翁，学生也以此自任。“学生社会”逐渐与“中等社会”相联系，甚至成为中等社会的主要代表。详细记录1902年南洋公学风潮的《教育界之风潮》一书称：面对祖国危亡，“居今日而欲图补救，舍中等社会其谁属哉！”又说：“学生社会之于国家关系重且大，学生社会一日不立，则新党一日不能结，中国一日无望。”[17]中等社会、学生社会和新党三者的关系连成一线。

此时留日学界相继创办同乡会刊物多种，可以充分发表意见。《浙江潮》第3期刊载飞生的《国魂篇》，分别对上等社会和下等社会进行一番批判，并将留学生视为承担救中国之重任的社会阶层。

李书城的《学生之竞争》，详细论述了学生所处的社会位置及其所担负的社会责任，文章认为，中国内忧外患，“欲挽此劫运，若补漏舟，若救火庐，苟非具有武健果毅之气概，伟大磅礴之精神，恺切诚挚之肝胆，明敏活泼之脑浆者，不能使中国之国旗仍翻飞于二十世纪竞争之大活动场也。今日中国之负此资格造此能力者，果谁属乎？吾得而断言之曰：学生哉，学生哉”。学生处于上下两等社会之间，“挟持政柄者，大率皆顽钝腐败之魁杰也。彼辈除考据以外无学问，除奔竞钻营以外无阅历，除美缺优差以外无识见，加之数十年陶熔于宦海，养成一种柔滑狡狯、麻木不知痛痒之性质，治内专务压制，对外只知唯诺，任列强弄之股掌之上……则位置之上于学生者无望矣”。而“下等社会之中，识字者盖寡，廿四朝历史、十八省地理，自幼稚而少壮而老大，眼中耳中脑中，未尝经一二之感触，爱国之心何由而起？且蛮野横悍，动辄蚁聚蜂屯，戕害外人，昧公法，召衅端，其愚更可悯矣。以与世界高掌远蹠之文明国民相竞争，如卵投石，如汤沃雪，安往而不败哉？则位置之下于学生者更无望矣”。

由此可见，“学生介于上等社会、下等社会之中间，为过渡最不可少之人。上等社会既误于前，崩溃决裂，俱待继起者收拾之。为今日之学生者，当豫勉为革新之健将，使异日放一大光彩，以照耀于亚洲大陆之上，毋使一误再误，终罹亡国之祸，以为历史羞……则对上等社会所负之责任重也。下等社会为一国之主人，如何使完其人格，如何使尽其天职，必养其独立自营之精神，而后能为世界之大国民，以立于万马奔腾潮声汹涌之竞争场而不踣。今日之学生，即下等社会之指向针也，则对下等社会所负之责任重也”[18]。这实际上是将学生社会等同于中等社会，至少认为学生是中等社会的主体或主干。

趋新士绅与青年学生的政治取向虽然有所差别，其共识是中等社会必须动员和引导民众，外抗强权，内行革新，救亡图存，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体，并发挥主人翁的作用，对上等社会则形成压力、排拒，甚至排斥。

三 激进路线的凸显

中等社会观念的演进，虽然存在两条理路，在拒俄运动高潮期间，激进路线显然占了上风。

拒俄运动高潮来临之际，留学界和国内开明人士一开始依然将运动定位于爱国，还一度尝试游说政府和疆臣。不料清政府指其行动“名为爱国，实则革命”，出手压制。运动的发起人本来相当一部分已抱反清革命信念，只是为了便于行动，暂时压抑自己的革命言行。面对高压，他们很快转而实行革命，从而带动拒俄运动也由爱国转向革命。[19]

在官民双方的矛盾冲突过程中，青年学生的激进情绪已经按捺不住，表现之一，就是极力将中等社会的观念引向反清革命。从日本回到上海的邹容发起组建中国学生同盟会，在他看来，中国若真亡，“不亡于顽固政府，不亡于婪毒疆吏，不亡于列强之瓜分，不亡于各级社会之无知识，吾敢一言以断之曰：中国之亡，亡于学生”。学生既为举世推崇的主人，必须尽主人之天职。“内而政府，外而疆吏，皆受佣于主人者也。而顽固，而婪毒，主人得以扑责之，推倒之。列强者，对主人而立于客位者也。客欲喧宾夺主，主人得以排击之。各级社会，皆吾主人之兄弟亲戚也。而知识缺乏，主人得以提携之，输贯之。由斯以谭，通国之人皆对于亡国之宣告不知所署，一惟主人之马首是瞻”[20]。这已经明示学生社会的政治发展趋向，就是要推倒政府，抵拒外强，提携民众。

《苏报》案以后，清政府与拒俄人士的矛盾急剧激化。受此影响，有关中等社会的论说公开将矛头指向清政府。8月出版的《江苏》杂志第5期发表署名“壮游”的《国民新灵魂》，呼吁重铸新国魂，并列举了五大原质，其中第四为“社会魂”，“社会者何也？乃平民之代表词也。吾欲鼓吹革命主义于名为上等社会之人，而使之翕受，终不可得矣；吾乃转眼而望诸平民。且吾观察中国今日社会之内容及现象，有不能与欧洲比例，而当取欧洲尚未经历之经济革命，以为政治革命之引药线。盖我中国个人经济主义太发达，故不能具有政治思想；而下等社会之困难于经济，类皆受上、中二等社会之压制，故共产均贫富之说，乃个人所欢欣崇拜，香花祝而神明奉者也”。国民如果具备新灵魂，则“可以革命，可以流血，可以破坏，可以建设，可以殖民，可以共产，可以结党，可以暗杀恐怖，可以光复汉土，驱除异族”。

《游学译编》第10期（1903年9月）刊载的《民族主义之教育》，标明是“据日本高材世雄所论而增益之”，文章指出：“革命事业之起也，必有中坚。法国大革命之隳突无前也，以平民党为之中坚也；英国革命之隳突无前也，以圆颅党为之中坚也。支那民族经营革命之事业者，必以下等社会为根据地，而以中等社会为运动场。是故下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中坚也，中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前列也。故今日言革命教育者，必在两等社会。”中下等社会的教育事业，不在家庭教育，不在学校教育，而在社会教育。“是故言革命教育者，惟有社会教育之可言也。”根据地与运动场，中坚与前列的区分，不仅指出了中国革命与英、法等国革命动力的不同，也指明了中等社会与下等社会的相互关系。

杨毓麟（笃生）以“湖南之湖南人”的名义撰写的《新湖南》，形式上是受欧榘甲所著《新广东》影响的应和之作，内容和对象却有所不同。作者宣称“作《新湖南》用遍告湖南中等社会”，希望“湖南之青年军演新舞台之霹雳手”。按照作者的看法，“诸君在于湖南之位置，实下等社会之所托命而上等社会之替人也。提挈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者，惟诸君之责；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者，亦为诸君之责。”“以现象如今日之离奇俶诡，而诸君不悟，任下等社会之俶扰，而不思所以提挈之，任上等社会之淫荒沉湎，而不知所以改造之，天虽欲胙我湖南人，抑将奈此无骨无血无脑气筋之视肉何哉？”托命与替人，提挈与矫正，破坏与卵翼，在勾勒中等社会与上下等社会的关系的同时，点画出中等社会的使命责任。

这时国内外的学生不仅强调中等社会对于上等社会和下等社会的位置及其职责使命，更对中等社会本身有所剖析。杨毓麟对湖南中等社会的看法是：

湖南无兼并之豪农，无走集海陆之巨商，无鸠合巨厂之大工业，诸君占中等社会之位置，惟自居于士类者成一大部分，而出入于商与士之间者附属焉，出入于方术技击与士类之间者附属焉。而主持全省之议论思想者，惟士林而已。吾湖南而为埃及，必有人为亚拉飞；吾湖南而为非律宾，必有人为阿君雅度；吾湖南而为杜兰斯哇，必有人为古鲁家。若而人者，必出于中等社会无疑也。顾湖南中等社会之议论思想涣散而不统合，党仇交争，戈矛林立，则又何以御滔天之大祸哉？

中等社会的主体既为士林，其特性与问题自然与欧美不同。如何破去门户之见，畛域之私，关键之一，是加强对中等社会自身的宣传和教育。正如杨毓麟所说：“下等社会吾亟亟与之言，故必亟亟与诸君言；上等社会吾不屑与之言，尤不得不亟亟与诸君言。”[21]具体而言，“对于中等社会教育之事业有四：一曰结集特别之团体，二曰流通秘密之书报，三曰组织公共之机关，四曰鼓舞进取之风尚”。组织团体，必然有种种方面、手段、意见，因此，“在各小团体中，不可无确定之方针，而各种团体互相应附，不可无统一之主义。书报者所以会通一团体之情意，机关者所以综合各团体之势力也。以一团体之思想言论，制造一团体之风习；即以众团体之风习，制造一大团体之事业。虽种种团体方面愈多，手段愈多，意见愈多，而不害其宗旨之大同。故欲担任中等社会革命教育者，不可不以广施结集之方法为第一义”。自社会学输入中国，合群思想之所以如此受到国人的重视，正与中等社会即士林的状况密切相关。

教育中等社会，目的还在通过他们去启蒙下等社会，“对于下等社会之教育有三：一曰与秘密社会为伍，转移其旧思想而注入之以新思想，转移其旧手段而注入之以新手段；一曰与劳动社会为伍，改革其旧智识而注入之以新智识，变易其旧习惯而注入之以新习惯；三曰与军人社会为伍，破坏其旧势力而耸动之以新势力，排斥其旧事功而歆羡之以新事功。三者之妙用，存于二方面：一曰结集通俗讲演之会场；一曰流通通俗讲演之文字”。俄国虚无党形成大势力，其游说煽动，由学生相继与囚夫隶卒、农民、军人为伍，“主义掞扬，徒党充实，而后能挫折政府之锋芒而无所于衄”。中国的劳动社会、军人社会，“大半出于秘密社会之间，而以军人社会、劳动社会与秘密社会相为援引，则自成不可拔之根据。故担任下等社会革命教育者，不可不联络三种社会构成其统一之机构，而增进其活动之形势”[22]。

教育下等社会，不仅要使下等社会联成一体，更重要的是使中等社会与下等社会有机结合。拒俄运动中，上海绅商士人发起成立中国四民总会，随即改称中国国民总会。《浙江潮》为此发表时评《四民公会》，论而赞道：“吾中国有最可悲可痛之一事，则以士为四民之首，又不能自成一社会，而又与他社会离而绝之，若判天渊而不可合，故日日言社会改革，言社会发达而终无效。而不料中国旷古未闻之四民公会，竟堂堂成立于今日之海上。”[23]中等社会本来依附于上等社会，随着时代变动，中等社会与上等社会的矛盾日益尖锐，而与下等社会仍然存在隔阂，在对上等社会失望的情况下，如果不能与下等社会有效结合，中等社会非但不能承担历史重任，自身的地位生存也岌岌可危。

1903年底创刊的《俄事警闻》，是对俄同志会的机关刊物。该刊连续发表了73篇告社会各界书，以动员各界民众。识者认为，所涉及者值得注意的有四类，即新型知识阶层，农、工、商，流氓无产者和官吏。《俄事警闻》是沿着三等社会论的路子进行演绎，第一类人即所谓中等社会，第二、三类人均属于下等社会，第四类人即上等社会。[24]这正是中等社会通过拒俄运动进行自我教育和教育下等社会的体现。

四 应用与争议

拒俄运动高潮之际，梁启超适逢美洲之行，错过了感受革命的良机，却遭遇了美洲华侨不能行共和之制、保皇会及上海的言革同道品行有亏等一系列打击，尤其是听说“《苏报》案”吴稚晖告密的传闻，对于革命党的信心大为受挫，因而自美洲归来，续刊《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宣布告别共和，引起正在朝着革命的方向迅跑的留学生相当强烈的反弹。由署名“和事人”者撰文批评其“宗旨顿改，标明保王，力辟革命，且声言当与异己者宣战”，文中指出：排满由革命而生，“推原其始，亦由救国来也”，排满所以补革命之不足。“故排满有二义，以民族主义感动上流社会，以复仇主义感动下流社会，庶使旧政府解散，而新政府易于建立也。”梁启超为此专门作答，阐述其转变立场的理由，但对上下流社会与排满的关系未予回应。[25]

稍后，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为名撰写发表了《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与一年前的《释革》相比，梁启超这一次是真心希望通过研究中国历史上的革命来打消人们革命的念头，而并非迫于康有为的压力言不由衷。他全面比较了中国与泰西的革命史，总结出七点特色，其中第3条指中国历来“有上等下等社会革命而无中等社会革命。泰西革命之主动，大率在中等社会，盖上等社会则其所革者，而下等社会，又无革之思想无革之能力也”。中国数千年历史上，上等、下等社会之革命共发生二十余次，各有成有败，而成少败多。唯独“求所谓中等社会之革命者，舍周共和时代国人流王于彘之一事，此后盖阒乎未有闻也（或疑中等与下等之界限颇难划，同为无所凭借，则中与下等耳，于何辨之？曰：起事者为善良之市民，命之曰中等；其为盗贼，命之曰下等。或由下等而渐进为中等，不能计也；或裹胁善良之市民，亦不能计也）。夫泰西史上之新时代，大率以生计问题为枢纽焉，即胎孕革命者，此亦其重要之一原因也，故中等社会，常以本身利害之关系，故奋起而立于革命之场。若中国则生计之与政治，向固绝无影响者存也，故彼中革命一最要之机关，而我独阙如也”[26]。

三等社会的划分，固然不够严谨，却相当适用。按照梁启超的逻辑，要想跳出历史上革命的循环往复，必须培养中等社会，只是这时他已经不再主张中等社会从事革命，而是希望中等社会进行宪政改革。为此，他将批评的笔触较多地指向中等社会，引起一些不满。有人问道：“今日国中种种老朽社会，其道德上之黑暗，不可思议。今子之所论，反乃偏责备于新学之青年。新学青年，虽或间有不德，不犹愈于彼等乎？”梁启超答道：“不然。彼等者无可望无可责者也。且又非吾笔墨之势力范围所能及也。中国已亡于彼等之手，而惟冀新学之青年，致死而之生之。若青年稍不慎，而至与彼等同科焉，则中国遂不可救也。此则吾哓音瘏口之微意也。”[27]

后来梁启超进一步论道：中国必须养成国民能力，才能救国。“国民者其所养之客体也，而必更有其能养之主体”。“主体何在，不在强有力之当道，不在大多数之小民，而在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此举国所同认，无待词费也。国民所以无能力，则由中等社会之无能力，实有以致之。故本论所研究之范围，不曰吾辈当从何途始可推能力以度诸人也，曰吾辈当从何途始可积能力以有诸己而已。非有所歆于能力以自私，实则吾辈苟有能力者，则国民有能力，国民苟有能力者，则国家有能力。以此因缘，故养政治能力，必自我辈始。”[28]如果说，原来梁启超希望开民智以动员全体国民，现在则认识到可以依靠中等社会以引导广大国民。中等社会是否具备国民能力，对于中国的救亡振兴至为关键。

不过，三等社会分层的概念，的确如梁启超所担忧，界限相当模糊。一些眼光向下的激进人士就不大赞成用上等、中等社会将读书人与官吏分开。白话道人林懈的《国民意见书·论合群》，即只用上流与下流两等社会的概念来分析中国的国民，认为中国所以不合群，原因有四：其一，“上流社会共下流社会不联络”。中国的读书人，都以上流社会自命，“凡不读书的人，如工、农、商、兵，共会党里面的人，都说他是下流社会。这种意见，并不是从现在才有的，但既然有了这意见，群力的团结，自然不能够坚固了”。其二，“下流社会共上流社会不联络”。下流社会一方面看上流社会太重，自惭形秽，另一方面则看上流社会太轻，不屑与伍。其三，“上流社会共上流社会不联络”。上流社会分为做官、乡绅、读书、财主几等，做官者巴结上司，争风吃醋，乡绅鱼肉乡里，你争我夺，读书人结党营私，相互轻视，财主则自私自利，不管闲事。其四，“下流社会共下流社会不联络”。种田者争水，做工者隐秘，经商者把持，会党则互斗。只有不分上下，联合一致，共同对满洲政府实行攘夷，对大陆各国实行自卫，中国前途才有一线希望。[29]

严格说来，拒俄运动的发起领导者虽然意识到国民必须合群一致，力图用分层的观念为民众的不同部分进行定位，明确各自的责任使命，使之各尽天职，以达到合群的目的，并且进行了一定形式的宣传动员，但是整体而言，拒俄运动过程中，新知识阶层和绅商与一般民众的关系还在若即若离，没有真正合为一体。

拒俄运动以后，革命党人使用中等社会的概念越来越少，但也有例外。与梁启超一派的关系一度相当密切的陈天华，即为代表。由他记录的孙中山1905年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的演说词，开篇便道：“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乃曾几何时，思想进步，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充布于各种社会之中，殆无不认革命为必要者。”而由其他人所做的详细记录中，却不见有这样的字样和意思[30]，可见这一纪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陈天华本人的认识。陈至死仍然坚持用中等社会的观念看待革命动员，在《绝命书》中，他反对恃会党为本营以及借用外资，而主张实行政治革命的迂远之道。认为中国举国皆汉人，如果汉人皆认革命为必要，则无须流血。“故今日惟有使中等社会皆知革命主义，皆普及下等社会。斯时也，一夫发难，万众响应，其于事何难焉？”[31]

在国内的爱国民主运动中，三等社会的分层理论继续发挥指导知识阶层观念与行为的重要作用，而青年学生与开明士人仍有各自的解释。抵制美货运动时，京师大学堂发布《告全国学生文》，认为在半开化国度中，“社会之阶级，其大略有三等，上中等社会人数较少而识见较易开通，下等社会人数较多而识见较易蒙蔽。而其左右一事也，则多数人之意见往往足为一事之梗，虽贤且智，亦未如何。故下等社会之势力，乃天下最庞大而最可惊者也”[32]。于是他们想方设法用各种形式对广大下层民众进行宣传和动员。开明绅商和士人也自诩为中等社会，主要通过报刊等形式发挥其监督政府，向导民众的作用。季家珍（Joan Judge）所著Print and Politics：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以《时报》为中心，对此有深入论述，可以参考。

借助于三等社会分层的观念，经过拒俄运动，从抵制美货开始，中等社会愈益明确其社会地位与责任，并努力实现其与下层民众联合进行救亡振兴努力的既定目标。近代中国的爱国革新运动，终于由趋新阶层与下层民众各行其是到若即若离，然后进入联为一体、分工合作的崭新阶段。

近代中国，西学东渐，各种观念学说，大都来自域外，但又并非完全照搬，其中有选择（有意或无意），有变通，有误解，已为中外时贤慧眼顾及。不过，在欧风美雨、西学东学夹杂而来之际，国人对各种崭新的观念学说应接不暇，脑际常处于创造更新的思维状态，加上内忧外患的危局，迫切需要应对时局的各种理论解释。在外来思想不够用或不适用的情况下，国人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综合创造出适合当下需要的概念、学说，有时甚至可能与东学、西学的发展变化不谋而合，并驾齐驱，只是缺乏系统学理的支撑，而多了几分因时制宜的实用性。中等社会观的产生及其应用，或许正是这样一种可能性的体现。

近代以来人们追求的社会平等，其实是针对实际生活的不平等，阶级论的社会分析，主旨就在于指出不平等的现实，并寻求打破不平等状态、最终达到社会平等的途径。社会分层与精英理论的问世，却似乎告诉人们如何在现存社会秩序之中持续性地保持平衡与活力，实现社会进步。这可以说是后来中产阶级观念的思想源泉之一。与精英理论的形成几乎同时，中国出现了三等社会的分析概念，为青年学生和开明士绅提供了非常实用的理论，用以说明其与广大民众的联系和区别，以及他们自身的使命与责任。中等社会观的广泛适用性，一方面固然反映了本身的学理系统不够严密，思想来源可能多重，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固有的社会状况与西方差别甚大，凡适合具体时空条件下国情的解释，即易为人们所接受。至于这些解释是否来自域外，是否准确地符合理论系统，反倒是次要问题。

清末的革新与救亡运动中，知识阶层与民众一开始处于分离状态，戊戌与庚子尤为典型。一些知识人认为义和团其情可悯，其气可用，其举动则可哀。1901年拒俄运动发端，趋新人士主张动员民众，文明排外。在梁启超等人国民思想的鼓动下，随着国内和东京学界风潮的兴起，“少年中国”演化为“学生社会”，以学生为中国的主人翁，由学生引导其他社会成员转变为国民，“学生社会”再演进为“中等社会”。1902年底，梁启超在《新民说》中率先使用上等、中等、下等社会的概念。此后，政见不同的人士朝着各自的方向加以解释和发挥，其主旨是：上层已朽，下层尚愚，须由中等社会开通和引导下层社会去改造上层社会。这种源于中国历来上流与下流社会分别以及近代欧洲等级制的认识，与当时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提出的精英分层理论相当近似，象征着中国趋新知识人士的自觉。

梁启超的宣传，与国内外两部分人的诉求互相呼应，并由此导致对中等社会作用的理解循着两条不同的途径伸展，开明士绅由爱国救亡运动，青年学生则主要通过学界风潮。拒俄运动使学生和开明士绅直接面对国民的社会责任，中等社会的主张部分得到实现，四民合为国民，而中等社会起着引导及核心作用。中等社会观念的演进，虽然存在两条理路，在拒俄运动高潮期间，激进路线显然占了上风。梁启超游美归来，发表了《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他已不主张中等社会从事革命，而希望中等社会进行宪政改革。接着又由开民智以动员全体国民，转而主张依靠中等社会引导广大国民，中等社会是否具备国民能力，成为中国救亡振兴的关键。此后，除陈天华等个别人外，提出“中等社会”的激进人士较少继续使用这一概念来看待自己与民众的关系，而主张体制内变革的立宪派士绅则继续有所发挥，中等社会的概念在历次爱国和宪政运动中被广泛运用。从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起，绅商知识阶层与下层民众首次连为一体，这样的联合在此后的爱国与革新运动中一直维系并不断加强，显示出四民社会经由三等分层走向国民社会的发展脉络。

[1] 《寻找历史的谜底》，杨天石：《1901至1905年的拒俄运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3—117页。

[2] 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2页。

[3] 桑兵：《日本在接受西方近代思想中的作用——梁启超个案国际研讨会述评》，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

[4] 参见狭间直树《中国近代における日本を媒介とする西洋近代文明の受容に関する基礎的研究》（平成六至七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一般研究C研究成果报告书，平成九年三月自印本）附《〈东邦协会会报〉受赠书目栏见〈清议报〉、〈新民丛报〉一览》。

[5] 大我：《新社会之理论》，《浙江潮》第8期，社说，第2页，1903年10月。

[6] 窦昌荣选注：《天地会诗歌选》，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4页。见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第257页。

[7] 参见姚纯安：《学科发展与社会文化变迁——以1895至1919年的社会学为中心》第1章第3节《知识体系的集中输入》，中山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

[8] 《清议报》第83册，1901年6月26日。

[9] 中国之新民：《敬告留学生诸君》，《新民丛报》第15号，论说，第1页，1902年9月2日。

[10] 中国之新民：《敬告我同业诸君》，《新民丛报》第17号，论说，第1页，1902年10月2日。

[11] 《蒋君智由演说》，《中外日报》1901年3月17日。引自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9页。

[12] 《吴君沃尧演说》，《中外日报》1901年3月26日。引自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第17页。

[13] 《薛女士锦琴演说》，《中外日报》1901年3月27日。引自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第27页。

[14] 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第134页。

[15] 《纪第二次绅商集议拒俄约事》，《中外日报》1901年3月25日。引自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第15页。

[16] 《开智录》第6期，1901年3月20日。《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5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44—449页。

[17] 张继主编：《教育界之风潮》卷2，上海，1903年。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1编（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已引及此则史料。

[18] 《湖北学生界》第二期，论说，第2—3页，1903年3月。

[19] 参见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团体与活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7章《军国民教育会》。

[20] 《论中国学生同盟会之发起》，《苏报》1903年5月30日，论说，第1页。

[21] 湖南之湖南人：《新湖南》，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615—629页。

[22] 《民族主义之教育》，《游学译编》第10期，1903年9月。

[23] 《浙江潮》第5期，时评，第126页，1903年6月15日。

[24] 王学庄：《俄事警闻》，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第161—162页。

[25] 《答和事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5—46页。是文载《新民丛报》第42·43号合刊，标明为1903年12月2日，《饮冰室合集》署期壬寅二十八年，误。这一期合刊的实际刊行期约在1904年5月。参见狭间直树《中国近代における日本を媒介とする西洋近代文明の受容に関する基礎的研究》（平成六至七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一般研究C研究成果报告书，平成九年三月自印本）附《〈东邦协会会报〉受赠书目栏见〈清议报〉、〈新民丛报〉一览》。

[26] 《新民丛报》第46—48号。原署期为1904年2月14日，李国俊《梁启超著述系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注明实6月出版）

[27] 《新民说·论私德》，《新民丛报》第46—48号，1904年2月14日。

[28] 《新民说·论政治能力》，《新民丛报》第49、62号，1904年6月28日、1905年2月4日。

[29] 《中国白话报》第17期，1904年7月。

[30]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7—283页。

[31] 《陈星台先生绝命书附跋》，《民报》第2期，第4页，1905年11月。

[32] 《大公报》1905年7月11、12日。

先锋与本体的冲突
——壬寅浔溪公学第二次风潮述论

辛亥时期风起云涌的学界风潮，对于广泛而迅速地散播自由民主思想，鼓动民众反抗专制统治的情绪，产生了巨大的刺激作用。而浙江湖州吴兴县南浔镇的浔溪公学，在辛亥学界风潮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尤其是1902年11月发生的第二次冲突，具有相当典型的象征意义。风潮中针锋相对的冲突各方，以及应邀前来的调解人，其实本来是大方向一致的同道。近代史上，一种相当普遍的情况是，当“革命”处于自发阶段时，其直接诉求有时虽然看似同一营垒中的内耗，但冲突所产生的强烈冲击力和广泛社会影响，却起到了动摇和破坏现存统治秩序，间接乃至直接动员民众的作用。

从研究具体史事的角度看，浔溪公学风潮还有另一重典型意义，即相关各方对于同一事件的陈述和评价，出于各自立场和利害的差异，往往相歧甚至相悖。重现史实如果仅仅依据某一方的记述，不单会造成片面，还可能整体上扭曲真相。参照比勘各种记载，力图回到历史现场，则可以在不断近真的同时，探测和把握相关各方态度立场差别的心路历程，从而找到矛盾冲突的内在联系，以免用后来外在的观念臆测解释。

此外，风潮事件虽小，却牵涉蔡元培、杜亚泉、黄远庸、庞青城等辛亥乃至五四新文化时期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风潮在他们各自的经历中留下深刻印记，造成影响其后来思维行为的关键情意结，预示了对于许多重大问题态度各异的潜因。这也是辛亥革命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至深且远的明显例证。而所涉及的史料和史实，如蔡元培所撰《浔溪公学第二次冲突之原因》[1]等，又为相关的传记、年谱、文集失收漏载。关于此事，曾于《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有所论及。十余年来，相关材料积累渐多，认识相应有所调整，早欲撰写专文，重予论述。适逢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特撰此文，以期进一步认识学界风潮乃至辛亥革命及其历史影响。

一 风潮前史

浔溪公学位于浙江湖州吴兴县南浔镇，创办人庞青城为当地大富。[2]湖州是有名的鱼米之乡，南浔则是湖州的首富之区。谚云：“湖州一个城，勿及南浔半个镇。”同光之间，南浔靠贩丝致富，因此发家者何止百户，清末最著名的有所谓“四象八牛”。据说凡入象者资财须在银洋500万元以上，属牛也要100万元，而庞家排列四象的季席。其父庞云鏳结交胡雪岩，经营蚕丝和药房，同时贩卖军火，获取暴利，遂成巨富。此后由长子庞元济（莱臣）继承父业，陆续投资于上海的金融、股票和房地产业，并在江浙两省广置田产。[3]庞青城名元澂，为云鏳次子，注重造纸业。1902年曾派人到日本学习手工造纸，在南浔设立青城手工纸厂。以后改用机械，到1906年，青城造纸厂拥有资本112000元，为辛亥革命前浙江省屈指可数的大型近代工业。[4]

庞青城素有开通之名，好社会公益事业，1901年，捐巨金创立浔溪公学，“规则一遵中学校”[5]，聘请友人叶瀚担任总教习。叶氏为戊戌乙巳间革政派的要角，与夏曾佑、汪康年等人为亲友，曾入张之洞幕府，戊戌期间与梁启超、谭嗣同、陈三立、邹代钧、章炳麟等深相结纳，办报刊，开学会，兴学堂。庚子先后担任正气会干事长、中国国会临时主席，密谋变政，后来又加入中国教育会，为温和派领袖。[6]叶瀚受聘后，由庞青城资助，前往日本实地考察学校教育，并购置中小教育教科书及模型仪器等设备。叶瀚有一定的办学经验，他具体比较中日两国的学务情形，对浔溪公学的前途忧心忡忡。1901年底游历日本归来，“友人询参阅所得及此后公学进行事若何”，他“蹙额对曰：‘彼国主持学校者皆专门才，且管理员资格在教员上。今中国乏此等人才，学生知识日进，而管理员以寡对众，即在专家犹虞不给，况吾国为管理者又皆典伙蒙馆先生，若何而可言教育？窃恐措置之难，首在乎是。虽然，吾必以身为的，尽力图之”。

1902年春，浔溪公学正式开学，叶瀚“昼夜编译讲义外，尚兼顾管理员，与生徒调私事，日得眠仅三小时。虽资金无缺，然精神上之苦痛较办速成时尤甚”。不久，因有人“忌生（即叶瀚）而谋孽于庞氏者”，叶遂“力谢去”。[7]庚子后民权思想弥漫，在缺乏管理人才和行之有效的制度程序的情况下，该校学生实行自治，“学生中有议长，凡总理或教习有何命令，彼等皆得集众公议服从或反对之。其平日早结成一恃群傲长只顾私意之小团体”[8]。由此养成习气，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压制干涉。到是年夏，总理庞青城偶尔对学生演说失言表示不满，学生们便感到难以忍受，“以至相约解散”，并且“事前则以火以剑”[9]，情绪激动，行为激烈，从而导致开办仅仅一学期的浔溪公学发生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学生退学风潮，被当年11月集体退学的南洋公学学生视为“我国学生革命之举”[10]的先声。

为了平息风潮，庞青城到上海邀请学者前往调停，杜亚泉亦在其列。杜氏早年弃经解而习算学，1898年任绍兴中西学堂算学教习，又自习理化及矿、植、动物诸科学，兼习日文，均无师自通。1900年，中西学堂新旧两派冲突，校董袒护旧派，身为新派的杜亚泉和蔡元培等愤而相继辞职[11]，赴上海。杜氏提倡科学，设立亚泉学馆，发行《亚泉杂志》，为中国科学期刊的嚆矢。次年，又将亚泉学馆改名普通学书室，将《亚泉杂志》更名《普通学报》。[12]杜亚泉与叶瀚、庞青城等颇有交谊，早就参与浔溪公学事务，叶瀚到日本为浔溪公学购置教科书和仪器设备，即由杜亚泉为之计议。[13]调停的结果，原来的总教习辞职，庞青城改聘杜亚泉继任。

杜亚泉接任后，“不辞劳苦，悉心擘画，为学生参考计，实习计，辟图书、仪器二馆，又以传达文化，恃印刷物，劝庞君购置印机及铅字以备用”[14]。并注重优选师资，“所请教员，均为一时知名之学者”[15]。一时间浔溪公学大有起色，堪称当时兴学的典范。蔡元培说：“八月间，公学有运动会，舟于太湖，吾以客与观焉。观其学生之高爽活泼，而师生间若有无限之爱情。吾是时击节叹赏，以为吾国学校界，以吾所见，殆无若浔溪公学之善者也。是时总教习某甲（即杜亚泉）、历史地理教习某乙皆夙兴夜寐，与学生共甘苦，出肺肝相示，学生情意，殆纤悉无不达者。学生时时演说，方议举代表人，立自治会，吾亦尝参议其间，颇闻学生有自由学堂之语。吾甚钦佩之。”

钦佩之余，蔡元培鉴于叶瀚的前车覆辙，也有些担心。他对杜亚泉说：“子之管理法，吾所甚佩也。虽然，子兼授理化、算学、日文文法等，太烦劳，吾惧不足以持久。”杜亚泉答道：“诚然。然余无如何。余之初任事也，教习自日文外，悉如旧然。国文教习某丙以招录旧时跋扈之学生任译事，总董不喜之，积不相能，遂辞去。理化教习某丁，与某丙相契者也，因是不悦，不事事，仪器馆凌乱不可理，尝诋学生曰：‘是皆《吁天录》朋友也（是时杭州方发行《黑奴吁天录》，言其性质如黑奴耳）。’殊不任受教，尝积日不至讲堂。余不得已，恒代之。某丁终以不事事，无聊，亦辞去。余友某戊，精于算理者也，余已订之矣，殆将至。”又说：“余以普通学必以国文教授，余欲于公学立国文普通学之基础，近日不得不假道于日本，故学生无不授日文者。两年后当拔高材生二十人，分科编译之。然新名新理，不能不取资于英文。”蔡元培闻言，点头称是。[16]其实风平浪静之下已经暗潮涌动。学生认为该校办理不善，“程度、制度不完，冲突者非伊朝夕矣，祸种久伏而思一泄。任事者不识甘苦，苛待学生，以至大冲突起”[17]。与蔡元培得自杜亚泉方面的看法正相反对。

二 风潮起因

蔡元培的担心果然不幸言中。时隔两个月，1902年11月底，浔溪公学便再度爆发退学风潮。

引发风潮的直接原因有三，对此校方和学生的认定大体相同，但看法态度却分别甚大。起因之一，浔溪学生为声援南洋公学学生的退学之举，与校方意见不合。1902年11月16日，上海南洋公学学生因不满校方压制，8个班200余人一齐退学，引起舆论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选报》、《苏报》、《政艺通报》、《新民丛报》、《文言报》纷纷刊登报道评论，一片赞誉支持之声，为当时言论界所罕见。“公学诸君退学事，愤激宏毅，安得不印人脑筋？信至浔溪，学生皆感动，公议登告白曰：‘浔溪公学全校学生敬贺前南洋公学学生脱离专制学校，不愧国民光彩，并叹南洋公学全校骚动之厄。’议成，将寄沪，总教杜亚泉先假回，是日适来，见之即曰：‘凌侮学生者，教习也，总理也，不得语侵公学。’并禁其登报。学生曰：‘众议已决，询谋佥同，以一人私意，拂逆大众，生等不敢服。’论辩者久之，学生允改上文曰：‘浔溪公学学生为前南洋公学学生表同情，并吊南洋公学全校骚动之厄。’因是事，总教忿恨不乐，学生亦愤然。”[18]

比较学生的陈述，总教杜亚泉关于事情经过的表述大体相同，但细节较为详尽，态度尤见分别，他说：“斯事甚奇。某乙以病回里，两月余矣。余以十四日以父病回里，二十四日到公学。于时学生方集演说厅，将寄告白之稿于上海学生中，举［某］辛为代表。某辛者，文笔颇佳，尤工辩论，其科学程度则未得为第一流。时以学生六十八人中多病假回籍，留者止三十五人，因得占此席。余观其稿言：‘浔溪公学全校学生敬贺前南洋公学学生脱离专制学堂，不愧国民光彩。’因曰：‘南洋公学诚可爱敬，然此终不幸事，决非可贺者。且凌侮学生者，教习耳，总办耳，语不宜侵及公学。’学生不服，余再四劝改，历半日乃允改‘敬贺’为‘表同情’，并增一语曰：‘敬吊南洋公学全学骚动之厄。’闻是时学生已有诋余顽固者。”[19]某辛，即黄为基，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记者黄远庸。据蔡元培《杜亚泉传》：“学生黄君远庸，为学潮主动者。”[20]

起因之二，是关于英文教习的去留，校方和学生的态度截然不同。“浔溪公学之西文教习温君缉周者，素热心于教育，为学生所心悦诚服者也。一日者，隐约露去志。学生黄为基等环问其所以欲去之原因，至再三。温君曰：‘言语不通，多所未便（闻温君为粤人，言语不通诚有之。然已将一年，岂至此时始觉有未便耶？其必为设言可知），一也；自暑假以后学生率以曰去留，班次不齐，难收教育之效果，二也。故计唯有终此年而已。’黄为基等因苦问：‘先生必如何而可留，愿得先生一言。’温君答以：‘无已，则我且准公学办法之改良与否，以为去留可。’越数日，总教某适有请吴某为温君代庖之议。黄为基等相率诣总教所，问：‘如浔溪公学之一学堂，何至请如吴某者为西文教习。岂欲促温教习去，使并不终此年耶？’总教某指黄而言曰：‘现经费不足，譬则饿夫，得菜根咬之已足矣，尚欲燕窝为？且何独汝一人之脑筋发炎也。’学生等哗然云：‘不独黄一人，我等人人之脑筋俱发炎！’怏怏退出。”[21]

有关此事的另一版本为：“英文分教温缉周，学生所爱戴崇拜者也。日者谓学生曰：‘明年将去，不克常聚首矣。’学生问其原因，温以他言乱之。学生骇甚，然姑隐之不言。逮总教习请他人庖代温君，学生遂谒总教，质之曰：‘温师何故辞归？师平日遇学生，平和谨婉，殊未尝以压力绳人。总教辞分教，必其与学生意见不合也。意见合而辞之，教学相长之谓何矣？’总教非特不是学生，且加以申斥，以为学生权利，不得干涉此等事。英文师之所以辞者，总董庞青城言度支窘绌故也。因是学生积不平。总教复有夷视学生及种种野蛮语，召学生之怒。”[22]其中关于温不以压力绳人之说，显然是针对总教杜亚泉对待学生的态度而来。

对于温缉周的“平和谨婉”，杜亚泉早有意见，八月浔溪公学开运动会时，他就告诉蔡元培：“余意英文教习必须有教育思想，与余辈同宗旨者，与共商榷兹事。今英文教习某己，文学颇深，然甚冷淡于教育。学生已界三级矣，而每日止能任三时，每周止能任五日。自授课外，日与善粤语之某司事沽饮市楼。任事一二周则必回上海一次，旷日殆亦一二周，于公学甚不宜。余意欲易以资格稍浅而肯留意普通教育者。”[23]则学生觉得易于相处的原因，在校方看来不免放任。

与杜亚泉交涉不果，学生不肯善罢甘休，“有志者相谓曰：‘学堂者，因培植人才而立也。故有国民之资格者，然后可兴学堂，有国民之思想者，然后可入学堂。反是焉，水火未有能相济者也。总董以数万度支，创建学堂，而教习尽顽钝，学生似奴隶，何乐而恋恋于此？讲形式而不求实际，纵读破十年，经穷白首，其何能成？学而不成，毋宁不学。往哉休哉，此学固非唯一之学堂也。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善者正多，何地不可容身哉？’众纷议不能决，卒曰：‘质之总董以后，欲去则去，欲留则留，毋狐疑犹豫也。’遂举代表，偕诉总董。总董大惊曰：‘吾何曾有此意见哉？无已，吾为汝等调停之。’于是学生知总教之诈，而怨声益甚，遂相率归。”[24]

国民与奴隶，是戊戌后梁启超兴民权的重要概念，立宪为国民，专制为奴隶，学生既然将矛盾上纲上线到如此程度，与校方的冲突便开始升级，他们先是“邀英文教习至花园，语以明年必无去，且要以签字”。随即三十五人联名致公函给总董、总理及总教，“言明年办法，要求四事：一宜请理化、算学专科教习；二宜留英文教习某己；三每日课程太繁，宜酌减；四宜增购新书。”其实学生的要求与校方的原定计划相去不远，只是双方缺少沟通，互不知情。杜亚泉称：“盖所延算学教习某戊，初订七月到学，后以乡试故，展迟两月，九月到学。后以试榜未发，心摇摇不肯上班。及榜发不中，又牢骚不上班，忽支两月脩赴上海。余驰书诰之，答书遂辞。故算学尚未有教习，余仍自任之。然明年理化教习，则余已订定某君，学生盖未之知，故有第一条之请。余于是告学生以第一条必能如诸生意；第二条余意颇不然，然诸生既心服教习某己如是，亦可商量；第三条余意亦然，必酌改；第四条尤易办也。学生亦无甚不悦。”[25]尽管有组织和提条件往往是冲突扩大的征兆，双方声气一旦相通，矛盾还是有所缓和。

起因之三，为校方变更考试奖品。此诚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因英文教习而起冲突的翌日，季考案（一说为月考）揭晓。八月运动场期间，总董庞青城曾奖励体操优胜者以银牌。“方此案未发时，亦有奖银牌之说，后忽中变，欲无奖。”杜亚泉认为：“无奖决不可。”改奖铅笔洋纸簿等。“及给奖，凡十名，其四已以病回里。而某辛忽称铅笔不佳，欲售之于司事。司事不受，乃折而弃之，并强出其余诸人所售者，亦折而弃之，狼藉满地。”杜“乃集某辛等五人，告以‘褒赏之物，以学校名义褒之，所重固不在物。今如是，是大伤校友之感情，汝等宜自知过。’某辛等不服曰：‘学校以是等粗恶之物褒赏，是既伤我辈感情。且我辈既受此物，则我所有权得自由处之，先生不必过问也。’及夜，又招某辛等劝谕之，终不肯认过。余于时甚灰心，因发一纸，大意谓：‘师生之间，在情感与心服。今某辛等护前不变，大反此旨，余不愿再任是职，已告退，并函辞于总董。’未几，学生诣日本教习所，称：‘某甲不称总教职，已辞去。然君幸毋俱去。’又上书总董、总理，言：‘某甲不称总教之职，学生已不认为总教。前所要求四事，请径由总董、总理安排之。’”[26]

对此学生方面的记载为：“学生列优等者十人，仅得奖木笔白纸簿等。学生愤甚，谓此微物，岂得以奖学生？皆毁而投诸厕。总教见之，藉此泄其平昔愤气，责问受奖者曰：‘汝等慢我轻我，知罪乎？重者当屏斥，轻者记大过。’学生曰：‘若不受奖而怠侮教习，是学生之罪也。今既受之，毁也学生之权利，留也学生之权利，生等未知罪。’辩论四小时，不决。学生遂出，而总教告退条下。”[27]

事态发展至此，学生与杜亚泉已成势不两立，必须牺牲一方，否则风潮难以平息。而这对庞青城显然是两难选择，也是他极不愿意看到的结局。他一面力劝宣布辞职的杜亚泉暂缓离开，一面寻找外部调人，以求打破僵局。

三 曲突徙薪

为了避免风潮导致学校停办解散的恶果，庞青城不得不再向上海的同仁求援，邀请有办学和处理学潮经验的蔡元培前来调解。

蔡元培自八月出席浔溪公学的运动会返回上海，“了不得公学消息，惟南洋公学冲突后，于《同文沪报》见有浔溪公学学生之告白，亦不以为意。十月二十八日（11月27日），得公学电，言‘将有事端，速来消衅。’遂以翌日往”。临行前留致吴稚晖一函：“弟适得南浔电，以学堂有冲突事，招往调停。弟等本非一切持破坏主义者，如曲突徙薪之事，亦甚愿为之，故于今午即趁船去。”[28]到校后，蔡元培往见总理，后者曰：“余适有疾，脑晕耳聋，不详告斯事本末……请参考总教、总董、学生之意见，乃决议。”于是蔡元培先听取杜亚泉详细陈述冲突的原因及经过，又询问庞青城的看法意见，随即提出：“吾意惟劝某甲早行耳。”庞青城表示异议：“某甲行则其所订之教习将皆行，学生将散。吾意斥退某辛辈数人以留某甲。”蔡元培进一步解释道：“斥退学生一人，是即斥退全学之学生也。吾意某甲殆不可留。然吾可告以劝各教习为公学计，毋随俱去。”庞青城仍然不同意：“然学生气焰如此，某甲去，我辈益束手无策，奈何？”蔡元培曰：“吾为某甲计，甚善。然善后之事则吾亦无策，姑思之。”[29]

蔡元培的意见，看似有些轻率，其实他十余日前刚刚处理过南洋公学退学大风潮，知道学生因细枝末节而不惜掀起风潮，固然是年轻气盛的躁动使然，背后却有相当深刻的社会和时代原因。在南洋公学风潮中，校方与学生的冲突愈演愈烈，难以调和，也请蔡元培代表教习出面调解。他在学生集会上说：“闻诸君不日行，诸君之志，深可嘉尚。然诸君尚有所望乎？尚可挽回于万一乎？凡事必有目的，诸君之举动，吾已尽知，谅不仅仅以牺牲公学为目的。我教习代表人也，今请代教习为诸君进一言：诸君言行一致，以公愤而去大学，实社会进步之现象，亦学界风潮之膨胀发达使然。此事原因，不过区区墨水瓶，竟至震动全局，吾知断非诸君有意为难，要必祸根长种，患蘖常留，故一发焉而不可制。吾非不知事变者，曷肯苦留诸君？然诸君为此行径，公德明矣，团体固矣，精神充矣，岂无宗旨？岂无次第？岂无约束？岂无希望？使诸君竟事事无所依傍，狂澜一倒，竟不克障，则诸君极文明磊落之思想，转以故寻一衅而束身竟去者，无乃堕于偏而失之激乎？某承命来此，既担此义务，负此责任，并欲代表各教习之意，不得已而告诸君。吾不欲更以他问题相质问，惟如何则必行，如何则可不行，请诸君代为一答。”学生代表殷次伊起而应道：“初念本仅仅留五班，今事已如斯，则以与总办势不两立为大问题。明日十钟前，总理去则生等留，否则不敢从命。”蔡元培问在场学生是否同意，除五班十三人有异议外，其余皆举手赞成。[30]浔溪、南洋两公学情形虽不尽相同，但蔡元培凭经验已经隐隐感觉到，凡因细故而激成大风潮，绝非如表象那般简单。

向校方了解情况后，蔡元培会见学生代表黄为基等五人，询问事件的由来，学生一一以前事述告。蔡元培听后表示：“是固有使诸生不得不然者。然掷奖物于厕所，亦未免为太过之举动。”学生应道：“以是责我等诚当。顾我等之为此，亦激于前事耳。”[31]黄为基则称：“我等非激动于南洋公学之风潮者，亦非为褒赏物小事者，实为学问前途计，不得不出于此。我等所要四条，想君知之矣。我等所以最不慊于总教者为第一条，第二条即第一条之支别也。自某甲任总教以来，分教某丙、某丁、某戊均以不合辞去，今又及某己矣。我辈今乃知某甲之恣其私意，以误我辈之前途也，故愤愤。”蔡元培问：“吾知分教辞去，则总教兼任其教科，总教果胜任否？”答曰：“不胜任。我辈自忖半年来无甚进步也。”蔡元培进一步追问：“此事凭君等良心决之，无可容吾拟议。吾意学校中非各科可单独运动者，必有统合之组织，故分教与总教不合，自不得不辞；即不辞，总教亦当辞去之。今日文明国易一执政，则其僚属殆鲜不更易者，亦此义也。故分教之不合而去，与总教之别延分教而未得其人，此尚未可为总教罪。我国此时欲延一科学教习，甚不易也。惟学校中非独以教科灌入知识于学生而已，教师之热心与公德，其类化学生之力甚大，关系甚重。故君等诋某甲之恣其私意，吾不能不一推求。使某甲以延分教不得之故，而勉强自承其乏，虽不胜任，尚可原谅。然君等之恣私意，是必某甲利于分教之无人，而因以自便其私也。吾欲问某甲既兼分教之任，曾自取分教之脩否？”黄为基称：“某甲已书一纸，支分教之脩于司事，但司事尚未付耳。此自有证据，否则吾辈不能以春秋诛心之法遽诋为私意也。”

蔡元培见是时惟黄为基一人出言，其余四人皆默然表示同意而已，遂转而问司事：“某甲果有支分教脩之一纸书乎？”司事回答：“无之。惟告以前分教未支之脩，以其半津贴两助教之膳费，以其半预备明年派人往日本展览会而已。”蔡元培认为，这仍是“为公学公费，不得据以为总教之私意”。

掌握各方的观点态度后，蔡元培与杜亚泉深谈一次。他首先询问：“学生所执之词柄，非有所必不得已也。而显若深恨大仇，举平日师生关切之爱情而一切抹杀之，此何以故？”杜亚泉对此亦表示“不解”，指其“殆全为上海近日之风潮所激动耳。余甚不以上海助长学生之气焰者为然。余平日愿此间学生韧性朴学，别树一帜于政论风潮之外，以故高明偏宕之材，不能不以渐裁抑之。余费苦心半年矣，以为几达目的，而不意以外界之激动，一旦付之水泡。余今已槁灰其心，不愿复委身于教育。然余不惜牺牲余名，将著一书，专攻击若辈助长之议论。固不免若辈唾骂，然数十年后，必有思余言者。”就教育而言，校方规范教学秩序，为学务所必须。但杜亚泉“裁抑”“高明偏宕之材”的做法，在学生看来，与专制压迫并无二致。

听罢其言，蔡元培讲了一大段意味深长的话，全面阐述其对学潮起因、学生类型的分析以及区别对待的处理办法，不仅对理解浔溪公学及风起云涌的学界风潮大有帮助，而且可以了解蔡元培的社会政治主张。他首先分析了学潮兴起的社会原因：

子言此次冲突之原因，近之矣。虽然，犹未也。子不见学校冲突之事，近者惟吾国及俄国屡见之乎？吾国学校之未完备姑不论，彼俄国者，学校之编制，教育家之所讲授，何遽不若彼共和立宪诸国，而冲突乃如是。盖学问者，以实现理想于未来为目的者也。彼共和立宪诸国，学理之所阐，与夫政界之所涉，盖无不密合者。学生者，过渡之时代也，预备之时代也。学成以后，因当有自由之幸福，亦何惜牺牲现在以要求之？谓之曰学生不得自由，彼且谓吾此时固不愿自由也。专制之国，则其学理之所阐，与夫政界之所涉，乃无一不反对。彼自信将来必无实现理想之一日。凡人情于必不可得之事，则其求之也愈迫，而其攫之也因亦不暇于熟虑。况在我国外交之疲苶，社会之腐败，已有朝不保暮之势，彼自以待学之成，则已国墟而人奴矣。彼其如燃眉之急，如灭顶之厄，固何暇问火政漫人之如何也。彼又多时过而学，则自以已负国民之义务。彼又日染于译书之理论，日激于新闻之记载，则愤叱狂呓，血涌技痒，不知其所由。彼当外界冲因极强烈之时，则一触即发，一纵即逝，虽牺牲身命，牺牲社会，牺牲全世界之美利，以供其一快，亦所不择，况区区之普通学若师生关爱之感情哉。

蔡元培进而对学生的状况概括分析道：

虽然，吾非欲以此一派概学生社会者。吾尝分学生为三派，第一派前所举者是矣。第二派则其人稳练而坚忍，以为世界强权，必当在学问家之手，我辈惟当以学问为目的。诚知吾学之成，不保不在国墟人奴之后，然吾之不学，则决非可以救此墟焉奴焉者。是故我孜孜为学而已。外界之冲因，苟非于我目的之学问有直接大关系者，或应之而反［于］我所目的之学问有障碍者，我皆慎避之而不为所动。至第三派则无目的无意志，盲从而动，盲从而静，凡各学校佹出佹入者皆是也，可以无论。吾故即前之两派，以甲乙别之，而论究其效用及性质及陶铸之所。吾尝譬之于铁道营业，其所最要者在轨道汽车之材料固也。虽然，车轨所经，或阻以巨岩，则不可不先求爆裂之药轰去之。制造爆裂之药，决非可假诸轨材车材之工若器者也。使其为之，则微特其药不成，且将并其所以为轨焉车焉者，而悉受其累。故其事不可以不分职。吾前所谓乙派者，犹造轨造车之材料也，其性质喜专一，喜研求，喜守规则，喜循课程，得寸得尺，日知而月无亡。若此者，于兹之公学为最宜。不观外国之苦学界乎？其充苦工也，受屈辱夺时间，其与吾国学校之所谓压制凌侮者何如乎？而然且为之。故其人不难于位置。

至于甲派之学生，则爆裂之材料也。其性质喜理论恶实验。喜涉猎恶记诵，喜顿悟恶训致，喜自检束，不喜受人检束，喜自鞭辟，不喜受人鞭辟。此其人宜自集其同志为一学社，延其所心服若吉田松荫、西乡南洲之流而师之，不拘拘于学科之常例，而要以淬厉其志气，增长其识见为主义，则他日必当为我国革新之先导者。吾窃怪此派之学生不审量于选择学校之始，乃于既入以后，愤愤于学校之不适我意，欲撺取其学校之权力而把持之。顾不知官立学校与政府一致，既不能倾政府，何以倾学校之政府？至于私立学校，其出资费者既不能如孟尝、信陵之流倾家财养死士，为义声之首唱，而仅仅出其岁入若干分之一，以立一普通学校，其意固可知矣。学生非社会党员，恶能占据其所有权而处置之，此其希望之必不能达者也。而各学校之收录学生也，亦往往不问其程度。其中有甲派者若干人，则日日以其政治思想、权利思想，欲小试之于学校之中。其人必工文词，长舌辩，能鼓动非甲派之学生以盲从之。而政界之影响，即非甲派之学生亦受之，而不能不微动者也，以故恒不免为所鼓动。此各处学校冲突之大原因也，吾得断之以学校与学生程度不合。吾尝于日本留学界之冲突持此议，于南洋公学之冲突持此议，今及此而三矣。[32]

蔡元培的分析，以南洋公学风潮的前车为鉴，紧扣学界动向的脉搏。庚子以后，海外留学生和华侨因为勤王运动失利的刺激，试图跨越保皇樊篱，发出一片“言革”呼声，以至保皇会中并不情愿“革命”的徐勤也不得不附和，并且告诉康有为：“今日各埠之稍聪明者，无一人不言革命，即现在同门同志，同办事之人，亦无一人不如是。即使强制之，口虽不言，而心亦终不以为然也。至于东中、米中游学诸生，更无论矣。”[33]青年学生目睹中国内忧外患日益加剧，朝不保夕，而所受学理与社会现实又彼此冲突，理想难以实现，加上海外流亡者和留学生乃至国内的新知识人大量译书办报，鼓动变革，将激进情绪广泛传播，国内学界也出现了政治情绪普遍激进化的趋势。《教育界之风潮》所收录的南洋公学学生演讲记录，“革命”、“共和”、“破坏”、“自由”、“流血”等等，已成口头禅，几乎人人都有天下己任、时不我待的豪情壮志。浔溪公学学生同样受到外界和舆论的感染刺激，黄远庸其时便读福泽谕吉论集，对所论为人当独立自尊之说颇有感悟，“因译写其训条十余于壁”。其大病将死之际，竟能以劝人“尽其国民天职之机会”而得消除病苦。

青年学生的反清革命倾向，很大程度上带有青春期逆反心理和躁动性格的情绪化，而两种因素进一步加强了情绪化的色彩。其一，学生以小群体形式聚居一处，相互影响，其角色内化的偶像并非造轨造车材料的乙派，而是有嘉言懿行的甲派，功课好远不如自立自强受人尊崇。黄远庸所佩服的两位同学，便是能够独立自尊和沉毅刚强之人。黄远庸本人也是“文笔颇佳，尤工辩论，其科学程度则未得为第一流”，却成为群体领袖。其二，社会舆论对学界风潮的赞誉鼓吹。上海的政论风潮对于助长学生习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黄远庸后来承认：“此时学生，正讲革命自由民权种种，余辈羡慕南洋公学学生闹学之风潮，为报纸所赞叹，即为电贺之。”[34]该校第一次风潮，虽然被视为学界革命之举，但先则“施种种野蛮之手段，而后无佳闻矣”[35]，为舆论所诟病，这也促使学生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冲突很难以妥协的方式得到解决。

四 调停失败

针对浔溪公学学潮的起因，蔡元培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是：

日本留学界之事，中国教育会拟函劝留学者回国，而于上海设一学校以待之。论者或曰：留学者必不尽归，吾之学校亦决不足以厌其意。吾曰：是不然。吾之学校，于形式上不特不及外国之学校而已，即以吾国各学校科较而量之，亦未有以远胜。虽然，吾之精神教育则可以当仁而不让。且吾所欲待者，甲派之学生而已。彼其非甲派者，吾且避之不遑，吾何希冀为？及南洋公学之冲突也，退学二百人，公议有共和学社之设，是真甲派学生之善于自处者。[36]其时回学者亦已数十人，学生社会中痛恨而惋叹焉。吾晓之曰：“彼等佹出佹入、无目的无意志之辈，留之于社会，是腐败吾社会之微生物也，吾愿其速去。”今浔溪公学之冲突尚未决裂，吾意当于决裂之先，沟画而刃劙之，引去其甲派者，留其非甲派者。于是公学之规则可以不破坏，学生之志气可以不夭阏，是诚离之而两美者。吾意学校冲突之风潮既起，学生社会之公德渐明，手段渐高，其后冲突之事，将不可胜纪。各处腐败之学校，将鉴于此而有所改良。然决非可厌甲派学生之希望者。惟吾此论可为各学校普通之调停法，将于浔溪公学一试之。即使以吾此论而公学学生无一留者，则解散全学之罪在吾一人，而于总教、总理、总董之名誉固无损焉。

对于蔡元培的建议，杜亚泉表示认可。翌日，蔡元培以告总理，后者亦表示同意。蔡元培是日决计返回上海，而庞青城尚未起身，问总理道：“子知总董之以吾言为然乎？”答称：“必以为然。”于是蔡元培至演说厅，集学生而告之如告杜亚泉之言，详言杜与诸分教交涉之事，以示其可谅。并招司事与学生对质，杜亚泉并无自支分教脩金之事，以示学生所以诋总教习者，“皆假借之词柄，非本意。即使学生有所误会，亦其助因，非主因，而主因则在外界之冲动力”。蔡元培于是申告学生：“诸君以吾言为然者，请自审甲派与非甲派。甲派者可决去，此公学决非可达甲派诸君之希望者，宜别自为计；非甲派可决留。吾观吾国各官私学校，殆未有如此公学之善者。”学生代表人黄为基避席而言曰：“诋总教恣私意，为某一人误会，某一人任其过，与诸同学无弊。惟蔡某之言，诸同学既悉闻矣，请诸同学决去留，愿去者举手。”蔡元培道：“举手不易明了，此事人人有自主权，非以多数决者，不如各签名注去留。”于是签名注去者二十九人，注留者六人。蔡元培复重申：“诸君之去者留者，皆吾国所必不可少之材料也，吾皆所敬佩。去者必当有自达其希望之建设，无佹出佹入，贻同学羞；留者当潜心于所目的之学问，无再多事夺目力。”众人齐声应道：“善！”[37]

关于这一情节，学生方面的记载大体相同，但掺入主观意见：“蔡公徘徊审慎，遂布告学生曰：‘学生之情事，吾知之，总董、总教之意见，吾知之。然吾知汝等此举，非故与总教为难，实为外界风潮所刺激使然也。事已如斯，不得不为汝等决之。学堂，庞氏之私校也，教习，总董所延请也，学生，总董所招集也，故诸事当听其命令。吾观总董之意，是教习而非学生，决不听学生自由。若不愿受其压制，欲自由者可去；若愿受其指挥，而以学问为重者可留。去者择自由学校入之，留者须听总教总董之节制，无稍违。何去何从，诸生其自决之。’当时学生半假归，在堂仅三十五人，除六人为父兄所抑制不得自主外，无不欲去者。皆相庆相贺，谓自今以后，脱离专制学校，与南洋公学退学生不妨方轨齐驱矣。”[38]

其时庞青城适至校，见学生群集于演说堂，问办事者以何为。答称：“蔡登堂而演说也。”又问：“学生奚若？”答曰：“去之者占多也。”[39]庞以为如此则公学失体面，欲留之，亦发表演说道：“蔡公言与吾意相违。诸生其稍留，毋急行。”学生认为总董既不直我等，又欲强事挽留，姑留一宵，以俟后命。[40]蔡元培告诉庞青城：“子欲留之，则慎无回护吾。言当日蔡某之言，我不以为然，诸生无为所动，我今自表明我意。”又告诉学生：“吾之言全用自然淘汰之例，毫不含勉强迫激动意。吾调停之职已完，诸君与总董自有交涉，慎无以注去字于吾前为意，恐为吾讥笑，吾决不尔。”遂结束调停，返回上海。[41]庞青城续请张弁群出为调停。后者亦为南浔大户，曾游历东西洋，于浔溪镇举办一小学堂、一阅报社。是夜约总教杜亚泉及学生至其家，对杜亚泉说：“请勿辞。”又对学生说：“请勿去。学堂之事，自今更始改良之何如？”杜亚泉离座道：“我即留。然以后辞聘教习若一切事，请惟总董命是听。”[42]“学生皆曰：‘生等既表去志而负之，是自欺以欺蔡公也。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纵有九牛，不能挽生等之行也！’翌晨，相率至宜园撮影，各治装返。而浔溪公学几等诸黄叶空山，罕有人迹矣。”[43]

五 影响深远

浔溪公学第二次风潮以学生散学而告结束，带给相关各方的影响却相当深远。

就公学而言，其主办者和管理者均为社会趋新开明人士，可是公学有名于时，却以其在学界风潮史上占据了重要位置。该校既是首次近代学堂退学风潮的发源地，又率先起而响应影响广泛的南洋公学退学风潮。南洋公学退学生所编《教育界之风潮》和《选报》的南洋公学学潮专号分别刊登《南浔浔溪公学之冲突》、《浔溪公学第二次冲突之原因》等文章，正是将浔溪公学第二次退学风潮视为南洋公学风潮影响的结果。自此，学界风潮风起云涌，一发不可收拾，对既定社会秩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而浔溪公学自身也成为反抗专制秩序的牺牲品。经过两次风潮的震荡，浔溪公学虽然没有像蔡元培所说“遂尔停办”[44]，勉强维持，却再也无法平静下来。1903年10月，章炳麟致函柳亚庐称：“昨闻浔溪公学又以小衅分裂。自兹以往，私设诸校，益凌迟衰微矣。”[45]在接二连三的风潮震动下，师生人心浮动，正常的教学秩序很难维持，“后此校果以管理不得法而败”[46]。1904年8月《警钟日报》特派员对南浔学界进行调查，于“浔溪公学”项下标明“今改述志医院”[47]。

风潮之后，相关各人的发展变化可以说是殊途同归。浔溪公学总董庞青城逐渐走上反清革命道路。1906年冬，杨毓麟创议收回《神州报》馆，向庞青城募资3千元，庞慨然应之。1907年，庞青城加入同盟会，镇南关之役，接济军饷5千元，又出钱请律师为被捕同志辩护。次年秋，与排名“四象”次席的同乡张静江共设东益昌票号，欲为革命金融机关，并捐万金倡办《民呼日报》。该报主笔于右任因披露当道劣迹被捕，庞以4千金延聘律师，救其出狱。1910年，东益昌为经理李燧生盗吞巨款14万，庞青城从此破家资之半，但次年仍以千金接济广州起义，以5千金接济武昌起义，又抵押家屋得3万金，助蓝天蔚北伐军军饷。1911年11月，他和章炳麟、伍廷芳、沈缦云、李平书、马君武等人响应武昌军政府临时代表的建议，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促成临时政府的建立。[48]1912年，又和戴季陶等人组织中国同盟会本部于上海，担任评议员。[49]辛亥革命中，这样毁家赴难的资本家的确罕见。难怪戴季陶称之为“人杰”，并特述其生平事迹，“以为新国史之资料”。[50]

作为风潮冲击对象的杜亚泉，本属急进派。任教绍兴中西学堂时，除治数理化外，“亦喜研究哲理，对于革新政治、改良社会诸问题，常主急进”[51]，因而与旧派常有冲突。不过他很快便放弃了激进的倾向。蔡元培说：“先生既以科学方法研求哲理，故周详审慎，力避偏宕，对于各种学说，往往执两端而取其中，如惟物与惟心，个人与社会，欧化与国粹，国粹中之汉学与宋学，动机论与功利论，乐天观与厌世观，种种相对的主张，无不以折衷之法，兼取其长而调和之。”[52]

关于杜亚泉转向的原因，蔡元培有所推测。1901年1月，杜亚泉来函谈及上海国会答张之洞书，蔡元培认为：“南皮书迂鄙无理，答书则义正辞严，非邃学人不办。而秋帆乃谓南皮书甚合我意，惟太棘手。又谓答书多牵强，足以见党人穷苦失败之状”，觉得杜氏的态度“殊不可解”。杜亚泉又说：“上海通和文者，往往自谓通教育、哲学两科，凡理化动植无不当行，辄挟所知以难人，诚无法待之。”蔡元培据此揣测其：“盖指叶浩吾一流人。秋帆专心西艺，于哲学家言不甚寻绎，或偶为此流所傲，故恶之耳，其薄国会党人，亦此意也。”[53]

1900年11月，杜亚泉在《亚泉杂志·序》中批评甲午以来国论重政治轻“艺术”的偏向，认为“艺术者固握政治之枢纽矣”，“政治学中之所谓进步，皆借艺术以成之”。“设使吾国之士，皆热心于政治之为，在下则疾声狂呼，赤手无所展布，终老而成一不生产之人物。在朝则冲突竞争，至不可终日。果如是，亦毋宁降格以求，潜心实际，熟习技能，各服高等之职业，犹为不败之基础也。”[54]1902年2月，他在浔溪公学开学式上发表演说，一方面主张：“吾辈今日正宜摧陷廓清，尽去已败之文明，而后可以输新进之文明。”另一方面又认为：“所谓新者，无非为腐者之改良，所谓腐者，又未始不可为新者之材料也。”“化腐朽为神奇，正今日以后可图之功业。”[55]

为了让浔溪公学学生“韧性朴学，别树一帜于政论风潮之外”，杜亚泉对于那些“高明偏宕之材，不能不以渐裁抑之”。然而，内忧外患的局势和学界不断激进的普遍趋向，令他的苦心经营显得不合时宜，难以收效，在外界激动之下，“一旦付之水泡”。此后他虽然并未撒手教育，也没有不惜牺牲名誉，著书专攻击若辈助长学生气焰之议论的举动，但在商务印书馆尤其是主编《东方杂志》时期，坚持折衷调和，不肯偏于一端，的确实践了诺言。所谓“固不免若辈唾骂，然数十年后，必有思余言者”，不仅成为事实，甚至在黄远庸身上也得到印证。

鼓动风潮、不肯妥协的学生代表黄远庸看似达到目的，但他从事件中获得的不是胜利的喜悦，而是遗憾终身的教训。蔡元培说：“学生黄君远庸，为学潮主动者，其后得志游历欧美，有书致其友，谓曩时年少气盛，不受师训，杜师之言，皆内含至理，切中事情，当时负之，不胜追悔云。”[56]黄远庸致友书今不见，1915年11月10日，他在由杜亚泉主编的《东方杂志》发表《忏悔录》，对于当年鼓动浔溪公学退学风潮深感懊悔：“以小故与学校寻闹，全体罢学，以余为代表，迄今思之，余实此一大罪恶主动之人。罢学后，同学或赴海上而嬉，或即赴南洋公学投考。此时公学完全官办，余即投考之一人。昔日电贺他人之脱离专制，今乃自己脱去自由之校，而欲求入专制之校，且不可得，无主义，无理想，无节操，自余少时盖已然矣。”这也可以说是对杜亚泉本人的公开道歉。

黄远庸的忏悔不仅止于其亲历的学潮，他对辛亥时期的学界风潮整体乃至学潮对革命的影响也作出深刻的反省：

此时学生风气，以罢学为一大功名，自南洋公学发起后，穷乡僻壤，皆受影响，几举全国之学校而破坏之，蔓延及于海外，日本留学生之罢学者，年必数起，最后以留学生取缔风潮为归宿。余自南浔罢学后，深以此为大戒，故在东京，即以不肯服从取缔风潮，几被殴辱……由今思之，革命者亦即罢学风潮之放大影片而已，综自革命后种种政界现象，凡系革命派所主持者，无一不与取缔风潮相似。革命之后，不从政治轨道为和平进行，乃一切以罢学式的革命之精神行之，至于一败涂地，而受此后种种恶果。余后此既悔其罢学，今日党人，当亦自悔其革命。然余自悔其罢学之后，过恶丛集，盖以余太无学力，只有感情而无理性，故非极端走入激狂，即极端走入腐败，稳健和平，以谋建设作人之基础，乃非吾所能也。吾国民无此建设性，则国家已矣，吾个人无此建设性，则吾个人已矣。[57]

时间才过了一轮，杜亚泉当年欲言又止的话，就被黄远庸毫无掩饰地和盘托出。清季黄远庸成为立宪派的要角，辛亥时又参与杨度、汪精卫等人的国事共济会，算是反省之后的身体力行。

调解人蔡元培一生与教育有缘，与学界风潮的关系更是剪不断理还乱。他虽然对于激发学界风潮的社会原因有清醒的认识，并且有针对性地提出分别学生性质，设不同学校以造就不同材料的具体解决办法，但在社会危机迫在眉睫、矛盾冲突日益加剧的氛围中，青年学生和教育家的理性很难协调一致。专为甲派学生而设的爱国学社，很快也与中国教育会发生冲突，导致解体，两全设想全然不能奏效。此后，如何对待学潮，一直是困扰蔡元培的两难命题，包括他在五四运动期间的相关言行，都并非一味支持学生的举动。他承认学生运动有唤醒国民的作用，但只是“一时之唤醒”，若要“永久之唤醒”，“不能不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责任”[58]。学生从事政治运动，为社会作出牺牲，既有功效，又有损失，相比之下，“实在是损失的分量突过功效”。要想根本解决中国的大问题，必须“专心增进学识，修养道德，锻炼身体”，用余暇服务社会，指导平民，以备将来。[59]

蔡元培体谅学生的躁动情绪，源于社会空气的恶劣，学生欲以改革学校为改革社会政治的起点，并在1922年10月北京大学“讲义费风潮”平息后返回北大的演说中特别提到：“我还记得二十年前革命主义宣传最盛的时候，学生都怀着革命的思想，跃跃欲试，就在学校里面试验起来。说是学生是学校的主人翁，譬如一国的国民；教职员是学生的公仆，譬如国家的政府；国民可以革政府的命，学生就可以革教职员的命。那时候长江一带，这种试验革命的学校，不知多少。它的导火线都很简单，大半为记分不公平或饭菜不好等小问题，反对一个教员或一个庶务员，后来迁怒于全体教职员，闹到散学。”所指显然包括浔溪公学的风潮。只是蔡元培已经不赞成用学校来比国家，希望学生自制，做社会的模范。[60]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附和赞同当年杜亚泉的主张。

教育管理，本有权威与自治两种形式，孰是孰非，或各有利弊，还存在争议。分别情形，因地制宜，才能优势互补，变消极为积极。而学校与社会有别，适宜于社会者，未必适用于学校。因学生尚在社会化的过程之中，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但学校与社会如果实行两套趋向相悖的制度，难免造成紧张与冲突。大变动时代，社会流行思潮与既有制度精神常相反对，所以革命时期，学潮往往是社会动员的开端，而且从大背景看，有不得不然的潜因。但以改革学校为改革社会政治的起点，牺牲的往往却是教育和学生自己。具体追究学潮的起因，不一定具有明确的“革命”性，有时甚至因为革新势力的先锋与本体尚未协调，或者本身利益不一致，因而出现激进与稳健倾向相互矛盾的冲突。只是学界革命主义风起云涌的时代氛围，令诸如浔溪公学之类的自发风潮产生冲击震荡既有统治秩序的作用。面对学潮这柄双刃剑，如何利用其不得已而为之的积极意义，并抑制其包含的盲动因素对“革命”带来负面影响，使革命循着近代的轨道走上建设之路，让情绪的宣泄得到理性的结果，而不致重复旧日造反的一味破坏，政治和教育的领导者不免有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两难取舍，研究者只有回到历史现场，体会前人的苦心孤诣，才能得出合情合理的判断。

[1] 见《选报》第35期，教育言，第26—30页，1902年11月20日。是期为南洋公学学潮专号。本文注明录《苏报》来稿，未属作者。据文中“吾”自称“蔡某”，以及《政艺通报》第21期（1902年12月14日）所载《浔溪公学学生第二次散学始末记》、爱国青年著《教育界之风潮》第10章《退学之影响及结果·南浔浔溪公学之冲突》、蔡元培撰《杜亚泉传》（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七卷，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等资料所描述的情况，作者应为蔡元培。

[2] 天仇（戴季陶）：《庞青城事略》，《民权报》1912年5月8日。关于庞青城，王謇《续补藏书纪事诗》、郑伟章《文献家通考》等书有传，于其生平事迹均语焉不详。

[3] 林黎元：《南浔丝商“四象八牛”》，《湖洲文史资料》第5辑。

[4] 《1901—1910年浙江所办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工厂》，浙江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浙江省图书馆编：《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资本额在该厂之上者，仅有宁波的和丰纱厂和杭州的扬华丝绸厂。关于庞青城与该厂史事，坊间误传甚多。

[5] 《南浔浔溪公学之冲突》，爱国青年：《教育界之风潮》第10章。

[6] 参见桑兵《论庚子中国议会》，《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2期。

[7] 叶瀚：《块余生自纪》，《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5辑，第484—485页。

[8] 吴县陶贻勋著：《论学生本分》，《万国公报》第168卷，第18页，1903年6月。

[9] 《爱国学社之建设》，《选报》第35期，教育言，第23页，1902年11月20日。

[10] 爱国青年：《教育界之风潮》第10章。

[11] 蔡元培：《书杜亚泉先生遗事》，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六卷，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59—360页。

[12] 谢俊美：《普通学报》，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第1—2页。

[13] 叶瀚：《块余生自纪》，《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5辑，第484页。

[14] 蔡元培：《杜亚泉传》，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七卷，第169页。

[15] 蔡元培：《书杜亚泉先生遗事》，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六卷，第360页。

[16] 蔡元培：《浔溪公学第二次冲突之原因》（录《苏报》来稿），《选报》第35期，1902年11月20日。此文各种蔡元培文集、年谱（长编）均未收录。从内容判断，是期《选报》的出版应晚于署期。

[17] 《南浔浔溪公学之冲突》，爱国青年：《教育界之风潮》第10章。

[18] 《南浔浔溪公学之冲突》，爱国青年：《教育界之风潮》第10章。

[19] 蔡元培：《浔溪公学第二次冲突之原因》（录《苏报》来稿），《选报》第35期，1902年11月20日。

[20] 蔡元培：《杜亚泉传》，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七卷，第169页。

[21] 《浔溪公学学生第二次散学始末记》，《政艺通报》第21期，1902年12月14日。

[22] 《南浔浔溪公学之冲突》，爱国青年：《教育界之风潮》第10章。

[23] 蔡元培：《浔溪公学第二次冲突之原因》（录《苏报》来稿），《选报》第35期，1902年11月20日。

[24] 《南浔浔溪公学之冲突》，爱国青年：《教育界之风潮》第10章。

[25] 蔡元培：《浔溪公学第二次冲突之原因》（录《苏报》来稿），《选报》第35期，1902年11月20日。

[26] 蔡元培：《浔溪公学第二次冲突之原因》（录《苏报》来稿），《选报》第35期，1902年11月20日。

[27] 《南浔浔溪公学之冲突》，爱国青年：《教育界之风潮》第10章。此说的另一版本为：“翌日，适季考，总教某奖前十名者以铅笔等物，学生以积不平故，咸毁而掷于厕。总教某见之，责问受奖之十名云：‘汝等太欺慢我，知罪否？’十名者答曰：‘物既自先生而赐于我等，则成毁皆属于我等之权，窃未知罪。’”《浔溪公学学生第二次散学始末记》，《政艺通报》第21期，1902年12月14日。

[28]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49页。

[29] 蔡元培：《浔溪公学第二次冲突之原因》（录《苏报》来稿），《选报》第35期，1902年11月20日。

[30] 爱国青年：《教育界之风潮》。

[31] 《浔溪公学学生第二次散学始末记》，《政艺通报》第21期，1902年12月14日。

[32] 蔡元培：《浔溪公学第二次冲突之原因》（录《苏报》来稿），《选报》第35期，1902年11月20日。

[33] 1902年4月后《徐勤致康有为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0页。关于这时国人政治激进化问题，将专文详论。

[34] 黄远庸：《忏悔录》，《远生遗著》卷一，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127—128页。

[35] 《爱国学社之建设》，《选报》第35期，教育言，第23页，1902年11月20日。

[36] 据宗仰山人（黄宗仰）《爱国学社开学志》（《选报》第35期，1902年11月20日），蔡元培在爱国学社开学之日曾代表中国教育会致祝辞，可见其对于培养甲派学生的期望：“近今吾国学校日月增设，其所授科学诚非可一笔抹杀者。然其精神上之腐败之卑猥决不能为之讳。此如人之有官体而无神经，则土偶傀儡之类耳。吾辈今既以制造神经为主义，则有三希望焉：一曰纯粹其质点，则沉浸学理以成国民之资格是也；二曰完全其构造，则实践自治以练督制社会之手段是也；三曰发达其能力。则吾学社不惟以为雏形，而以为萌芽，以一夫不获之责，尽万物皆备之量，用吾理想普及全国，如神经系之遍布脑筋于全体是也。呜呼！吾学社果能达此希望乎，则微特学社之光荣，微特吾教育会之关系，吾中国之前途，实大被其影响焉。”

[37] 蔡元培：《浔溪公学第二次冲突之原因》（录《苏报》来稿），《选报》第35期，1902年11月20日。

[38] 《南浔浔溪公学之冲突》，爱国青年：《教育界之风潮》。《浔溪公学学生第二次散学始末记》（《政艺通报》第21期，1902年12月14日）记为：“次晨，蔡登演说堂，申言主决绝主义者请举手。时学生凡三十五人，除六人为父兄抑制不得自主外，无不举手者。蔡乃更出名簿，令各签去留字以为准则，签去字者仍如前。”

[39] 《浔溪公学学生第二次散学始末记》，《政艺通报》第21期，1902年12月14日。

[40] 《南浔浔溪公学之冲突》，爱国青年：《教育界之风潮》。

[41] 蔡元培：《浔溪公学第二次冲突之原因》（录《苏报》来稿），《选报》第35期，1902年11月20日。

[42] 《浔溪公学学生第二次散学始末记》，《政艺通报》第21期，1902年12月14日。

[43] 《南浔浔溪公学之冲突》，爱国青年：《教育界之风潮》。退学生29人：“黄为基 黄金铸 庄庆鹏 顾思忠 吴锡葆 陶冕 郭国平 蒋武森 华承绚 张嘉麟 曾荫 计宗型 王绍良 杨光耀 高恭安 郑侠传 张维鳌 张文慰 宗麟 祝见百 钱□□ 秦邦荣 彭周鼎 郑赓螽 萧则林 张文耀 王海槎 □□□”。

[44] 蔡元培：《杜亚泉传》，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七卷，第169页。

[45] 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49页。

[46] 叶瀚：《块余生自纪》，《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5辑，第485页。

[47] 本社特派员调查：《南浔学界》，《警钟日报》1904年8月21日。

[48] 《中华民国联合会开会通告》，《民立报》1911年11月19日。

[49] 《上海同盟会大会》，《民立报》1912年5月5日。

[50] 天仇（戴季陶）：《庞青城事略》，《民权报》1912年5月8日。

[51] 蔡元培：《自写年谱》，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七卷，第287页。

[52] 蔡元培：《书杜亚泉先生遗事》，《蔡元培全集》第六卷，第361页。

[53] 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15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86页。

[54] 《亚泉杂志》第1期，1900年11月29日。

[55] 引自高力克：《杜亚泉学术年谱简编》、谢俊美：《杜亚泉与〈普通学报〉》，均见许纪霖、田建业编：《一溪集》，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36、249页。

[56] 蔡元培：《杜亚泉传》，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七卷，第169页。

[57] 黄远庸：《忏悔录》，《远生遗著》卷一，第128—129页。

[58] 《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13页。

[59] 《去年五月四日以来的回顾与今后的希望》，《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385页。

[60] 《北大十月二十五日大会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四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74—275页。

天地人生大舞台
——京剧名伶田际云与清季的维新革命

清季戏剧与社会均面临改革，而戏剧和社会改革同样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正所谓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尤其是好新戏者，不仅一身二任，以革新戏剧为革新社会的重要手段，而且视革新戏剧与革新社会为同一事业，舞台上下的一幕幕大戏，相互呼应。优伶结交三教九流，与政治舞台上的波谲云诡从来渊源甚深，清季民初的名伶田际云即其显例。此公一面登台亮相，与文人票友从事戏剧革新，一面广泛交游，凭借出入内廷宫禁之便，相继与维新革命活动发生程度不同的联系。而戏里戏外，情景交融，真假虚实，浑然一体。田际云革新戏剧，与文明戏（即话剧）南北两派的代表关系颇深，其与北派王钟声的交往前人着墨较多，而与南派任天知的关系，同样精彩。三人在舞台上下的言行如出一辙，浓缩了清季社会风云变幻的时代相。

晚清民国时期，京剧风行一时，其时髦程度，较之今日的流行歌曲有过之无不及，而名伶的地位影响，甚至还在偶像歌手之上。即以艺术形式的更新为例，京剧与文明戏（即话剧）的渊源极深，与电影也关系匪浅。而京剧的盛行，有文人为之改剧本编舞美表演，有银行家等富商提供财政支持，有上至名公巨卿、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的追捧结交，背后还有帮会势力撑场面站台子，出将入相的戏台上下，形成一道纽带，联系三教九流，展示尘世众生相，演出一幕幕人生大戏。以名伶为轴心，可以勾勒社会各方面变化发展的脉络，尤其是理解风云诡谲的大动荡时代，头绪纷繁，变化万千，借此能够理清线索，提纲挈领。1920年代包天笑作《留芳记》，即以梅兰芳为轴。该书旨趣“目的并不在梅兰芳，只不过借他以贯串近代的史实而已”。虽然说是“因思历史小说者，不同于历史也，也不同于传记也，最好与政治军事无关的人，用以贯串之，始见轻松俊逸”[1]，无意间却显示优伶与政治乃至整个社会变迁，从来关系匪浅。

更有一些伶人，凭借交游广泛及身份特殊之便，又受革新思潮影响，积极参与社会变革，甚至支持各种秘密活动。田际云即为要角之一。关于此公，京剧史多有提及，并有文学性传记[2]，文史界的研究论文则甚少。[3]优伶与内廷的史料史实，坊间传闻众多，却难以征实。尤其涉及密谋隐事，更加不易考察。可是此类传闻，不仅能补正史所遗漏，察社会之心理，甚至能求事实之本相，将当事各方千方百计曲笔隐晦的旧事折射出来，能够借以考察鲜活历史的各个层面。

一 千丝万缕保皇会

田际云（1865—1925），直隶高阳人，名瑞麟。12岁入涿县双顺科班习梆子花旦兼小生，在京津一带声名渐起，15岁被礼聘到上海金桂园挂牌，红极一时。沪人称之为想九霄，“意谓其颜色之美，虽九天仙侣，当亦不无遐想也。”[4]1885年回到北京，继侯俊山（十三旦）为瑞胜和班台柱，“至则结束登场，发吭引声，一座尽惊叹。于是贵人达官，下至贩夫驺卒，无不啧啧‘想九霄’者。或偶觌一面，接一语，则视轩冕圭组之荣不啻过之。一时声誉所流，遂远胜沪渎十倍。”[5]1886年恽毓鼎看过财盛馆的接场戏后，在日记中记到：“有想九霄者名噪都下，举国为之若狂。观其演戏两出，名花笑日，翠柳摇风，正如姑射仙人桃霞而出，情移目夺者久之。”不过，几天后筵席中“客有招想九宵者，颇觉减色，不似彩氍毹上碧衫红袖，使人意消也。”[6]可见男旦色艺再好，只宜于远观，近看则扮相有所不及。

1887年，田际云回到上海，1891年重返北京，组织大玉成班，网罗京剧名角，开二簧、梆子合演之例，后来又担任精忠庙庙首和内廷供奉。[7]京津沪三地社会文化千差万别，不仅影响到戏剧发展变化的形式与内容，而且左右优伶与社会联系的取向层面。由于田际云好趋新，广交游，又接近宫闱，戊戌辛亥间，发动参与了不少梨园和社会革新事业，也引起一些流言蜚语，令人疑信参半。有学人认为最为田际云思想趋新明证的两件事，一是戊戌同情维新派，协助光绪，二是辛亥邀请王钟声等人来京演出新剧，被清廷逮捕下狱。[8]而正是关于这两件事情的记载存在诸多歧异，使得人们对于田际云的人品产生怀疑。

梅兰芳转述曾与田际云同在清宫当差的田的徒弟李玉桂所说：

戊戌政变时，田老师与康有为、梁启超等往来甚密，并从戏箱里夹带大批时事新书运进宫去，供光绪帝阅读；又暗中带进去一批洋式军服，光绪帝曾经试穿着军服练习仪式，准备以后在阅兵大典时穿戴。这批军服是田老师排演新戏《征南蛮》时特地到上海定制的。

为此，政变后清廷传旨逮捕田际云，田被迫逃亡上海。[9]

穆辰公《田际云》条则称：

际云以内廷供奉与群阉稔，得悉德宗与太后相左诸情。德宗好读新书，顾无由而致，际云常为购之于市，于传差日密付德宗近侍，乘间进之。太后于德宗防嫌綦严，不听私召大臣，独不禁优，谓优无识也。以故德宗以际云得读天下新书，虽康梁固已知际云非常人矣，假其力颇通消息。

此事王芷章《清代伶官传》“相九箫”称，曾“询诸旧伶官之前，悉皆一笑置之”，以为“似未足信其为有征也”。[10]这一传闻包含新书和洋服两件事，关于前者，光绪帝另有进书渠道，未必需要通过外伶暗中带书；关于后者，《国闻报》曾有报道：

（政变发生）都中士大夫欣欣然有喜色，相告曰：今而后吾侪得长保辫子以没世矣，彼仄襟窄袖者，终不足以乱吾章服也。居无何，宫中搜获西人冠服十余袭，问之宫监，则曰此优孟衣冠，想九霄箱笼中物也。于是都下大索想九霄，数日不获。先是天津某梨园以兼金致想九霄至津，登场一曲，千夫靡靡，自某夕演错中错后，此曲遂成广陵散。或曰已抱器出奔，或曰已偕少师杨击磬襄入于海，今而后欲求田者，真非想非想寄迹于九霄云外矣。其徒语人曰：近时曲中有新本，有所谓铁公鸡、左公平西诸剧，就中脚色多有演为西人装束者，此田师傅箱笼中西人冠服所由来也。今一时朝论以此为皇帝易服色之据，毋乃想入非非乎？言毕一笑而去。[11]

不过，并不能因此就断然否认田际云交通内廷协助光绪的可能。清代“内廷演剧，向有升平署承直。咸丰后，始常传外伶。太后幸园驻苑时，传召尤频，荣其称曰‘内廷供奉’”。由于“内监外伶，每多龃龉”，那桐等为戏提调之人，还常常“周旋两者之间”，为之调停。[12]可见，清季作为内廷供奉的外伶，已经成为能够在大内宫禁之中与内监分庭抗礼的重要势力。有鉴于此，各种怀有政治目的的人士，都注意发展与内监外伶的关系，以便借此查探宫禁之中的形势，传达信息，沟通内外，连结上下。戊戌以后，康有为和保皇会即长期与太监冯仲平、金蔚九、姚焕卿、王汉章等人沟通联系，探听光绪帝的情况，试图实行暗杀。

对于这些事实，康梁和保皇会员后来绝口不提，当时知情者亦极少，一般文献，罕有提及。而田际云的确参与了防护光绪帝的行动。据王照口述，光绪三十三年初夏，西太后的心腹太监崔玉贵等人欲图不利于光绪，派太监孙敬福怀利刃到光绪宫中侍寝。时瑾妃宫首领赵姓太监，家住沙滩，暮夜介田际云访王照于南池子，王照立即偕二人往寻凤林，相与夜见肃亲王，密议于东花园三层小楼上。后由肃亲王善耆以民政部尚书名义命工巡局处理孙敬福家与邻人涉讼之事，将其收服。而肃亲王善耆也是康有为戊戌后一直沟通联系，设法由其暗护光绪，鼓动复行新政的要角。[13]光绪死后，王照还从田际云处了解到，“前二日尚见皇上步游水滨”，而疑光绪之死别有隐情。[14]

田际云与彭翼仲的交往，也间接可以反映其与康有为一派的关系。1906年，化名吴道明，在北京密谋两年企图行刺西太后的保皇会骨干要员梁铁君，遭人告发被捕，随即被害于狱中。其事牵连袁世凯，当道严密封锁消息，只有彭翼仲的《中华报》探知详情，发表了详尽报道。[15]《中华报》固然有不畏强权的胆识，而由一定的管道很快了解到机密实情，也让彭翼仲有了敢于披露的底气。他后来称：保皇党被捕一案，“京津各报，无敢言者。《中华报》访员由天津来稿，详述党人口供，并暧昧处死之情形。附注云：‘事关重大，不负责任。’杭辛斋以稿示余。余曰：‘必专员赴津调查再登。’专员往返五日，来稿不虚，遂决然宣布。盖当时已奉‘预备立宪‘之明诏，乃复有此暧昧杀人之事，立宪希望，岂非虚语？宁牺牲报馆之营业，以杜绝其将来。维持人道，即所以维持政体也”[16]。

《彭翼仲五十年历史》写于1913年，其时一方面袁世凯当道，另一方面康有为失势，提及相关事实，不免顾忌甚多，有难言之隐，每每闪烁其词。这条独家新闻即使真由访员从天津来稿，何以能够探知，也未作交代。校注者注意到这一问题，猜测彭氏最初极可能是从梁济口中知悉此案，因为梁济与范履祥既为同乡，又有亲戚关系。[17]范履祥，真名范羲谋，字朗秋，广西人（一说广东人），捐州判，曾任北京工巡西局委员，后任西区四分区区官，他利用职务之便，帮助梁铁君与海外保皇会联络，梁铁君被捕前一周，事发被禁。[18]而彭翼仲与梁济少年交好，换帖订盟如兄弟，后来又做了儿女亲家。[19]这条线的确可能是彭翼仲得悉秘密并且甘愿冒险的重要来源。

不过，范履祥是否将事关身家性命的机密告诉梁济，以及梁济如何转告彭翼仲，都缺乏相应的证据。而从戊戌以来一直与光绪帝的安危有着某种联系的田际云再度进入视野。田与彭翼仲的关系相当密切，案发之前，在创办济良所、革新戏剧、编演新戏等社会活动中，两人互相支持配合，私交亦好，可以到彼此家中吃饭。彭翼仲被发配新疆，田际云和李毓臣、乔荩臣等赠金四百。[20]梁铁君在北京时，于颐和园外开设照相馆做掩护，据当时负责此案的外城警厅厅丞朱启钤说：“（光绪）帝好拆视钟表，亦好摄影技术，吴道明结连宫监，献媚妃嫔，携苛达克出入禁园，随意取影，无形之中，获与瀛台囚人耳鬓厮磨，投其所好，借口冲晒相片，迹近奸随。”[21]梁铁君虽然投光绪帝所好，要想任意出入宫禁，绝非易事，至少不如田际云以内廷供奉名义来得堂而皇之。以田际云参与机密的程度看，他很有可能是知情者。尽管同样缺乏直接证据，但是始终出现于所有证据链条的各个重要环节上，以考据如老吏断狱之心看，其嫌疑至少不能排除。况且，诸如此类的密谋，并非所有的相关资料都能够保存，甚至根本不留文字记录。

二 不知不觉革命党

辛亥田际云被清政府逮捕判刑囚禁，被视为其趋新的又一表征。可是关于此事，当时的记载和事后的判断，歧义甚多，莫衷一是。夏晓虹据梅兰芳《戏剧界参加辛亥革命的几件事》和波多野乾一《京剧二百年之历史》称：“宣统三年（1911年），田际云又因邀请王钟声、刘艺舟等新剧团来京演出，被清廷以‘暗通革命党，编演新剧，辱骂官僚’等罪名，下狱百日。”[22]穆辰公则说：田际云“生平最恨私寓，谓是伶界羞，常蓄志革之。清宣统三年方拟呈请禁止，呈未上，适为私寓中之有力者所闻，乃贿某御史上奏，伶人田际云即想九霄，沟通革党，时编新剧，辱骂官府，宜科以应得之罪。三月十九日被捕，送交地方审判厅。然无实据，系狱百日始出”[23]。征诸史实，两说均不确。

田际云邀王钟声来京演出新戏，是在宣统元年即1909年，由田际云联系组织，许多京师的京剧名角参与共同演出，地点在田际云主持的天庆园，上演剧目有《爱国血》、《孽海花》、《青梅》、《黑奴吁天录》、《迦茵小传》等。此后，王钟声等人一直在北方京津一带演出，直到辛亥六月，因为社会上怀疑他是革命党，清政府才以其在所住全浙会馆与人聚赌打架为口实，拘传到案，并递解回原籍浙江。此前与田际云等人从事的上演新戏活动，虽然为当局所不满，并未采取镇压行动。刘艺舟于宣统二年即1910年到京演新戏，辛亥年则和他人组织剧团到大连、安东、辽阳、威海一带演出。田际云的被捕，显然与两人的演出活动并无直接关系，至少不是案发的原因。[24]

私寓制度为清季伶界陋习，即一般有钱有势的人可以去演员家里设宴招待朋友。田际云早就主张废除，并且身体力行，拒绝这类应酬。据说田际云对所有诸如此类的陋习均深恶痛绝。徐珂《清稗类钞》记：

想九霄即田际云，色艺兼优，风流籍甚，而屡为士大夫所辱詈。工部郎中龚才杰口角锋利，偶于会馆堂会中，见九霄至筵前请安，辄呼之为兔儿。九霄闻之，反身即去。是日九霄应唱之堂会戏，竟排而未唱。遣人往催，则语来人曰：“想九霄为供奉王爷之人，非尔等穷措大之玩具。”会馆中人竟无如之何。未几，龚竟为御史所劾，去官。文云阁学士亦以其骄而恶之，尝詈之为忘八蛋，闻者谓此语可谓想九霄三字之的对。[25]

宣统元年十二月十一日（1910年1月21日），北京梨园会庙首、各班先生、老板、头目开会，议准伶人若有应酬之事（指出席宴会、陪客饮酒事），即不许登台唱戏。与会有喜连成、鸣盛和等十二个戏班，多为梆子皮黄两下锅者。[26]有学人称其事为田际云首创。[27]如此，则废私寓也不会成为一年后田际云被拘禁的导火索。

田际云案是当时轰动京师乃至沪上的一大要案，《大公报》评论道：

田际云一案逮捕之人种类甚杂，官也有，奴也有，优伶也有，太监也有，教习也有，混混也有，铺掌也有，医生也有，匪党也有，仆妇也有，僧道也有，合上中下社会之龌龊人物，应有尽有，以造成此离奇光怪之大狱。若将全案人物合摄一影，可题其额曰：缩本京师社会全图。[28]

关于此案，高压之下的京师报馆噤若寒蝉[29]，上海各大报章则多以相当大的篇幅进行连续报道。因为案情复杂，各种消息来源不一，内容各异，使得报道的情况前后出入较大。加上各报立场态度不一，角度看法受到影响，也会显出不同。

随着革命党人的各种暗杀起义活动日益加剧，清政府对传媒加紧控制，接连发生的报案令京津一带的报馆人人自危，涉及时政的报道更加慎之又慎，较早对田际云案进行报道的反而是上海的《民立报》。1911年4月19日，《民立报》刊发两条来自北京的专电：“十九日晚步军统领衙门会同民政部顺天府尹在外城天乐戏园拘拿七十余人，皆系重案，全城惊骇。”“传闻天乐园大捕获疑系革命党。”与之相关的专电还有：“直督得京电：革党潜入京城，须严防范，令每日于舟车加派暗探，侦察来往，勿轻怠。”“各部因闻孚琦死，恐慌，有人函民部，凡一、二品大员有重要差缺，皆宜派警队拥护。”据后来的相关报道，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为捕拿此案人犯共出动军警兵丁五百余人，仅包围天乐园的就多达百余人，如临大敌。当时田际云正与同业人士筹议举办伶人学堂事宜，同时被捕者还有音乐学堂教习朱旭东，爱国白话报总理丁宝臣、京都白话报总理萧益三、京剧名票乔荩臣等也被牵连。

次日，《民立报》再刊发前日北京相关来电数条，其中重要的有：“天乐园案已拿到五十余人，探闻日前摄王府第后池起出炸弹火药，与此案有绝大关系。”“又闻此次巨案系军机片交民政部、步军衙门、顺天府尹会拿，探系前一日（十八日）优人田际云等在东珠市口开会演说募捐设学，并提议改良戏剧，时谭鑫培（小叫天）亦在座，言上海唱明末遗恨，颇有爱国思想，京师速立社仿编，勿专唱愚忠愚孝旧戏。继以陈君演说，辞甚激烈。适有某亲贵旁听，奔告庆邸，谓为昌言排满，并牵涉摄邸抛弹案，当即将是日临时干事七十余人开单交拿。”

关于来电所说演说会，4月21日《民立报》以“师善伶人”为题予以专门报道：“谭君鑫培、田君际云发起创设伶界师善学堂，宗旨在改良伶业，共谋进步，遍发通告书，定十八日午时邀集各伶人在东珠市口内精忠庙会议一切，函请政学界热心志士莅会演说，并请报界参观。噫！梨园子弟，果知向学，将来智识开通，必能将国家与个人之关系，编成剧本，唤醒同胞，不空演愚忠愚孝故事，使一般社会，不知不觉铲除其奴隶根性，则教育之功伟矣。”

同日《民立报》继续关注田际云案，但北京来电的口径悄然发生变化。前一天北京“警厅秘密审讯天乐园要犯约三小时，力辨革命嫌疑，供出某内监挟嫌诬陷，牵连某亲贵。警厅以案情重大，请民部堂移交大理院审讯”。此后，关于此案传闻纷纷，发案原因也越说越复杂。4月24日《民立报》的报道《北京舞台之巨案》，还能将被捕各人分别对待，如鲍荣等数人因承办香厂，有招摇情事；王范氏等人则因贻谷行贿之事；田际云案与党禁颇有关涉。而两天后的连续报道，田际云已经变成被捕匪党的“党魁”，上述各事也被捏合到一起：“此案之原起，乃瑞侍御贤所奏参，有谓为承办香厂有招摇情事者，有谓贻谷行贿之事田为主动力者，有谓田为敢死党之中枢巢穴最有关涉者，其真相外人卒不可知。”[30]

在传闻和报道中，几方面均牵连田际云。而这些罪名，都别有隐情。所谓承办香厂，“瑞贤参折原受意于某枢相，闻此折拟稿时，有极有力之宦官潜至瑞宅，出四百金为寿，请加入田际云。探因田际云前为北京城内创办公园，特在香厂地方购地一区，预为修筑公园地址。不意该宦官谋购此地甚切，正拟向地主价买，适落田后，因而恨田，故田及于难”[31]。这位“极有力之宦官”，当为继李莲英之后独揽宫中大权的崔玉贵，所以有报道说：此案“其真正主动者，实为今日之李莲英”[32]。所谓贻谷行贿，本来与田际云无关，而背后牵涉复杂，众说纷纭，大体情形是，光绪三十四年，绥远将军、垦办大臣贻谷因败坏边局被罢官问罪，论罪当死，其侄钟岳设法运动，通过关系（传闻田际云为中介之一）向法部尚书廷杰行贿。宣统正月，贻谷案结，诏改死罪为遣戍新疆（一说川边），而廷杰刚好病死，钟岳遂不愿兑现贿款，双方因而争讼，受贿一方又通过田际云等人请托活动。钟岳见势不妙，转求廷家出面，廷杰之子为那桐之婿，那桐只好请瑞贤设法，因此酿成大案。背后甚至牵扯到摄政王与肃亲王的矛盾。[33]

后来报端一度刊载田际云被判永远监禁，案情只是与香厂有关，而与贻谷案无涉。[34]至于革命党之类的指控，不是无中生有捏造的罪名，就是以讹传讹的坊间传闻。真实情形及其牵连王钟声的过程，《国风报》第2年第16号（1911年7月6日）《田际云案之结果》有详细报道：

自瑞侍御贤奏参田际云等十七人，奉旨拿问后，未几而翰林院编修顾瑗、陆军部司员叶崇榘、民政部六品警官黎宗岳，皆被遣，勒令回籍，都下汹汹，以为将成大狱。及六月中，新优王钟声又被逮于官，于是论者以为将借演唱新戏，罗织成罪。盖以田与王素相识，王以能唱新戏名，田曾请其唱新戏于天乐园，故推想及此也。现田、王两案，已于初三日由法部并案奏结，科罪甚轻，非特与外人推想为与贻谷案有关系者不符，即于演唱新戏，亦未著一语，真不可思议、虎头蛇尾之奇案也。

该案头绪纷繁，牵涉人员甚多，有关本题的判决结果为：

王钟声即王希普，依在家容留赌博徒一年，例减一等，处十等罚，应追罚银十五两入官……想九霄即田际云、朱韵笙、谢宝筏、乔稽氏即稽姓妇人，又名稽宗华，均依赌博之人，各处十等罚，例处十等罚，追罚银十五两，乔稽氏并驱逐回籍……按王钟声案，本与奏案无涉，朱韵笙、谢宝筏、乔稽氏，皆王案人物，其所以与田案并结者，因原参田际云有勾结奸民，以演唱新戏为名，希图煽惑等语，警厅疑奸民即指王钟声而言，正在搜查，而浙江馆长班之告发至，故遂并案奏结也……周杨氏为田际云妻母，周佑之为田际云妻弟，因田参案有虐死其妻，行贿免验情事，饬传对质。

不过，也不能就此否定田际云与革命党人的联系，相反，以清季旧戏名角与革命党人的关系而论，田际云的渊源相当深。除了众所周知他与王钟声、刘艺舟等人的密切合作之外，还有另一层关系鲜为人知。清季兴起的舞台剧文明戏即话剧分为南北两支，北派即钟声派，南派为天知派。继1907年留日学生组织春柳社演出话剧《茶花女》和《黑奴吁天录》之后，任天知和王钟声在上海组织了春阳社，排演《黑奴吁天录》。后来王钟声北上天津，任天知则继续以上海为中心进行演出活动。[35]1910年，任天知和汪优游、陈大悲、许啸天等人组织进化团，排演多出新剧，并相继到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汉口等地演出，上演鼓动社会改革乃至反清革命的《血蓑衣》、《东亚风云》、《尚武鉴》、《新茶花女》、《安重根刺伊藤》、《恨海》、《血泪碑》、《共和万岁》、《黄鹤楼》、《鬼士官》、《新加官》等新戏，与王钟声等人在北方的活动遥相呼应，地方当局以“肆意诋毁政治，毫无忌惮”，“专以怒骂政界为主义”，下令禁演驱逐。[36]而早在任天知参演新戏之前，田际云已经和他有所交往。

任天知，本名任文毅，原籍北京镶黄旗汉军二甲喇宝常佐领下，幼随山东籍义父赴镇江为商。据其自述：

义父之亲子渐长，积不相能，遂出奔，转徙至福建。值甲午台湾之役，投孔副将麾下，赴台防堵。[37]割台之后，无力内渡。照约，二年后应入日本籍，遂为日本之台南人。因其善操京语，聘至西京，为清语学校教员，入赘于藤堂氏。日俗：赘婿可以承嗣。因姓藤堂。日俄战争，波罗的舰队沉没，捷报到西京，举国若狂。睡梦之中，闻欢呼万岁声如潮涌。妇梅子披衣出户，鼓掌高唱。我独坐床隅，伤心落泪。盖日、俄因东三省而开衅，东三省为谁家之土地？祖国守中立，正所以弃置陪都也。无论日、俄孰胜，皆非中国之福。触景伤情，悲不自胜。梅子入屋，诮我曰：“汝已入籍为日人，何独不欢？”告以故。梅子益鄙我，谓：“中国人向无爱国心，汝尚知有祖国乎！”于是夫妇反目。壁间悬手枪，夺持向妇，将与之拼一死，经岳氏劝阻而罢。从此，归心决定，誓不再作日本人。梅子亦颇自悔，愿随我返国。抵申后，恐妇心游移，诱使吸鸦片，绝其归路。

任文毅到上海后，往见闽浙总督端方不果，其时端方的护卫夏鸣皋，本系伶界中人，而任与名优汪笑侬熟悉，由汪介绍与夏交。夏劝任来京等候端方考察宪政归国，为之汲引，并函告田际云代为关照。其时尚在1906年9月梁铁君案发生之前。如此，田际云不仅与新兴文明戏南北两大派的主要代表人均有联系，而且与南派的任天知结交更早。

然而，满腔爱国热情的任文毅在北京却险遭不测，先是因相貌与孙文相似被急于谋事之人以“孙文到京”密告，继而又为邀功心切之人设局加害，被警厅逮捕。经彭翼仲等人设法营救，并通过来华进行北京旧惯调查的任文毅原来的日本学生花岗出面向日本公使馆作证，由日本公使干预，才得以释放脱身。本来任文毅此行归国，决心不做日本人，因而未到各地使领馆挂号，以免坐实日本籍，永世不能脱离。归国前花岗还劝阻道：“贵国政府尚未开化，志士不能达其目的，徒送死耳。盍先图谋一己之事业，立定脚跟，再谈爱国？”任文毅不听，所以花岗对前来请托的彭翼仲说：藤堂致有今日，“虽属政体不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亦自取之辱也。”任文毅“不料祖国预备立宪，竟演此黑暗之恶剧”，清政府又对外国人惟命是从，痛心疾首，在警厅与彭翼仲痛谈国事，嚎啕大哭，语意侵官吏，警官在旁切齿顿足，而无如之何。分别时任文毅表示：“今而后，知中华人之不易作矣。”[38]

后来任文毅显然并未因中华人不易作而不作，不久又从日本回到上海，所以才有春阳社和进化团。辛亥革命后，进化团在上海新新舞台的演出大受欢迎，孙中山还在台幕上题写“是亦学校也”几个大字。限于资料，暂未发现田际云和任天知的进一步交往。不过，两人的境遇颇有几分相似，爱国和改造社会的热望，每每被阻挠扼杀，不得不由改造社会而首先改造政府。如彭翼仲所感叹：“朝政昏黑，实菌生党人之媒介。”[39]田际云案闹得满城风雨之际，有北京来函形容这位“匪党数十人”的党魁：

田际云者，本京师著名棍徒，广交游，上自公卿大夫，下至贩夫走卒，无不为其耳目，为伶界最有声誉，富厚多金，稍有知识之角色也。[40]

无论写信的人有心还是无意，其中包含着许多今人可以做各式各样解释的复杂信息。这些前后矛盾的报道和评论，未必反映案件及涉案人员的真相，却可以折射当局和社会的态度。名伶的社会知名度高，又拥有财富，而社会地位相对低下，来往结交之人十分复杂，人们总喜欢在名伶的案件中加入各自的猜想臆测，乃至善恶夹杂的期望和杜撰。而相同的际遇，又常常使得同类人聚合起来，天南海北，也能相知相通。若一味以今日分科立学或上下隔绝的有色眼镜去看，或许能够看出其他新意，但是如果因此而丢失了本意，岂非反而不能认识历史上实有的人事？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之类，都是后人认识的分别，而非前人行事的准则。而后人再具有想象力，与历史事实的丰富及变幻莫测相比，也显得十分苍白。清季舞台上下不间断演出着的那一幕幕人生大戏，就是明证。

[1]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续编》，香港，大华出版社1973年版，第1—3页

[2] 韶华：《中华名伶传奇丛书·梨园领袖田际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

[3] 目前专文仅见夏晓虹《旧戏台上的文明戏——田际云与北京“妇女匡学会”》，陈平原、王德威编：《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4—120页。该文不仅以大量报刊史料详尽论述了田际云排演《惠兴女士传》前后京师戏曲舞台新机的萌动，而且利用多项重要资料，对田际云的生平事迹有所考究。

[4] 穆辰公：《田际云》，张次溪：《燕都名伶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资料》编辑部主编，钟碧容、孙彩霞编：《民国人物碑传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页。张次溪编纂《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所收《燕都名伶传》无此条。奇怪的是，王芷章的《清代伶官传》（北平：中华印书局1936年版）原有“相九箫”一则，而后来在此基础上扩充而成的《京剧名艺人传略集》也未收录。

[5] 王韬：《瑶台小录》中，张次溪编纂：《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续编下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年版，第673页。夏晓虹已引及此条。

[6] 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册，第20页。

[7] 穆辰公《田际云》称：“会时小福以梨园会会首病故，内务府改派际云充之，并得供奉内廷。时值戊戌政变……”据张次溪《燕都名伶传》“时小福”条，时卒于庚子五月十七日，补其缺者为余玉琴。田际云所补为1894年刘宝山之死留下的缺，时间当在1895年（王芷章：《京剧编年史》下，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版，第670、792页）。张次溪《燕都名伶传》“时小福”条又记梨园四大会首事：“会首者，内务府堂所派，以掌梨园者。在精忠庙设公桌，会首上座，傍则诸管事及场面等梨园子弟，有不遵会规，经众议决革籍，则终身不得演剧。是以四大庙首，非德望隆重，不足服众。彼时庙首为程长庚、俞润仙、谭鑫培及君也。又北京梨园子弟，每组新班，须先将班名拟妥，送内务府堂郎中处审核，俟准后始能出演。往往经年累月，不易揭晓，是以又须庙首至府恳托。光绪间，新班层出，得君之力为多。盖君性好事使然也。”关于梨园公会，参见王芷章《清朝管理戏曲的衙门和梨园公会、戏班、戏园的关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京剧谈往录》，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515—523页）。按惯例精忠庙首即梨园会首一般只从生行推选，余玉琴先因内廷赏识而得破例，田际云则以急公好义，众望所归，但碍于老例，以棒子花旦反串皮黄老生唱了一出《文昭关》，算是不违老例又顺应众望地做了最后一任庙首（景孤血：《精忠庙首琐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京剧谈往录》，第525页）。

[8] 夏晓虹《旧戏台上的文明戏——田际云与北京“妇女匡学会”》，陈平原、王德威编：《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第96页。

[9] 梅兰芳遗稿：《戏剧界参加辛亥革命的几件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370页。

[10] 夏晓虹《旧戏台上的文明戏——田际云与北京“妇女匡学会”》，陈平原、王德威编：《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第116页注13。

[11] 《九霄云外》，《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八日（1898年10月22日）。

[12] 金梁：《光宣小记》，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1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03页。《翁同龢日记》1895年8月16日记：“本朝不设教坊杂伎，其领于内务府者曰升平署，皆中人也。乾隆时所制法曲，词臣等撰进，如张得天辈曾秉笔焉。嘉庆时有苏扬人投身入内者，往往得厚赏。至道光时，一概屏绝，升平署遂封禁矣。咸丰季年，中官习戏者颇多，亦尝传民间戏班在内供应。同治时稍稍开禁，至光绪十七八年而大盛，闾巷歌讴，村社谐笑，亦编入曲，而各戏班排日承应，其教曲者支月粮，赏顶带，户部有籍可稽者数十人。其始廷臣听戏无外班，近年则专用外班，内官所演不过数出典重吉祥旧花样而已。即如此二日，一四喜、一同春，皆外班也。识此以见风气推移之速。”（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826页）可以参证。

[13] 参见章开沅《康梁与肃亲王关系试探》，《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7—340页。

[14] 王树枏：《德宗遗事》，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1辑，第268—269页。光绪是否死于慈禧毒杀，始终存在争议。就目前文献记载及相关物证看，慈禧毒杀的可能性极大。

[15] 关于此事详情，参见李永胜《戊戌后康梁谋刺慈禧太后新考——以梁铁君案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孔祥吉《康有仪出卖康有为——康有仪〈致节公先生函〉疏证》（《晚清史探微》，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版）；桑兵《保皇会的暗杀活动》（《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6] 彭翼仲自述，诚厚庵记录，姜纬堂校注：《彭翼仲五十年历史》上编，姜纬堂、彭望宁、彭望克编：《维新志士爱国报人彭翼仲》，大连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页。

[17] 姜纬堂、彭望宁、彭望克编：《维新志士爱国报人彭翼仲》，第131页注4。

[18] 李永胜《戊戌后康梁谋刺慈禧太后新考——以梁铁君案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所引《中华报》1906年8月26日《安置党犯》、9月21日《保皇党之结果》。参见章士钊《吴道明案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1961年）。关于梁铁君、范履祥等人与太监交游联系，详见蒋贵麟《烈侠梁铁君谋刺那拉氏致康南海先生书》，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781—784页。

[19] 梁漱溟：《记彭翼仲先生——清末爱国维新运动一个极有力人物》，姜纬堂、彭望宁、彭望克编：《维新志士爱国报人彭翼仲》，第2页。

[20] 梁漱溟：《记彭翼仲先生——清末爱国维新运动一个极有力人物》；翼仲记：《戍程载笔》，姜纬堂、彭望宁、彭望克编：《维新志士爱国报人彭翼仲》，第15、208页。

[21] 章士钊：《吴道明案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1961年，第149页。

[22] 夏晓虹《旧戏台上的文明戏——田际云与北京“妇女匡学会”》，陈平原、王德威编：《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第96页。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资料》编辑部主编，钟碧容、孙彩霞编：《民国人物碑传集》，第109页。

[24] 梅兰芳遗稿：《戏剧界参加辛亥革命的几件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356—362页。

[25] 徐珂：《清稗类钞》第1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36页。

[26] 王芷章：《中国京剧编年史》下，第792页。

[27] 夏晓虹《旧戏台上的文明戏——田际云与北京“妇女匡学会”》，陈平原、王德威编：《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第96页。

[28] 《闲评二》，《大公报》1911年4月26日。

[29] 京师自《公益报》披露封口奏折被禁后，报馆不敢刊登内幕消息，反而上海各报对于北京的各种情势有详细报道。

[30] 《北京舞台之巨案（二）》，《民立报》1911年4月26日“新闻一”。

[31] 《拿捕田际云案三记》，《申报》1911年5月1日第1张第6版。

[32] 《京师大狱续纪》，《申报》1911年4月28日。

[33] 参见《申报》1911年4月27日《京师大狱株连之真相》、4月28日《京师大狱续纪》；《民立报》1911年4月27日《北京舞台之疑案》、4月28日《北京之新水浒传》。关于贻谷本案，详见《清史稿》（中华书局1998年缩印本，页码用原书）卷二十四，本纪二十四，德宗本纪二，第962页；卷二十五，本纪二十五，宣统皇帝本纪，第988页；卷四百五十三，列传二百四十，第12603—12605页。

[34] 《田际云案近闻》，《民立报》1911年5月10日。汪康年记：“有喜观想九霄演剧者，近想九霄以事被逮，且有永远监禁之说，其人对同游者顿足曰：‘于今他不叫想九霄了，到是我们在这里想九霄。’”《汪穰卿笔记》，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1辑，第523页。

[35] 杨邨人：《戏剧》，《近代中国艺术发展史》，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版，第4—9页。

[36] 《进化团人物志》，《民立报》1911年8月5日。参见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431—436页。

[37] 据《民立报》1911年8月5日《进化团人物志》，甲午任文毅随刘永福援台。

[38] 彭翼仲自述，诚厚庵记录，姜纬堂校注：《彭翼仲五十年历史》上编，姜纬堂、彭望宁、彭望克编：《维新志士爱国报人彭翼仲》，第119—122页。任文毅的日本名为藤堂调梅，任教的日本学校一说为京都法政大学，实则其时京都尚无大学建制。

[39] 彭翼仲自述，诚厚庵记录，姜纬堂校注：《彭翼仲五十年历史》上编，姜纬堂、彭望宁、彭望克编：《维新志士爱国报人彭翼仲》，第122页。

[40] 《北京舞台之巨案》（二），《民立报》1911年4月26日，第2页新闻一。

盖棺论难定：张之洞之死的舆论反应

盖棺论定，已成人物评价的一种固定模式或习惯。韩愈《同冠峡》诗所谓“行矣且无然，盖棺事乃了”。当人的生命不再延续之时，似乎就可以断定其一生的是非功过，对其生平作出客观、公正、恰当的结论。据此，史学研究中，人物评价成为不少人追求的目标或准则。可是，这样的信念是否可靠，大有考究的余地。尤其在千古大变局的社会转型期，面对中西新旧的乱相，当局者固然难以取舍，后来人也不易权衡。秉承着盖棺论定的信念，以生命的终结为起点，无数的生者试图判断一个人一生的是非功过，结果仍然只是提供了四面看山的视角。努力客观的结果，还是制造新的主观。清季张之洞之死，恰好是盖棺而论难定的典型。清季以来，由于报馆林立，利害迥异，许多人可以及时发表各自不同的意见。而后来的人物传记往往以传主的生平为起点和终点，这些当时盖棺论定的看法，一般并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却不失为研究和理解人物评价的上佳素材。

一 文本来源

1909年10月4日，自称平生决不与人争闲气，又已经过了古稀之年的张之洞，在和日益专权的摄政王怄了大半年的气之后，终于宣告不治，追随他的旧主去了另一个世界。作为晚清举足轻重的疆吏权臣乃至士林领袖，又面临山雨欲来、危机四伏的朝局，张之洞的死自然引起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不过，张之洞在世之时其所作所为就极具争议，对其患病及死去，看法同样相当两极。有报道称：“当张相国之抱病也，有惟恐其死者，有惟恐其不死者。”[1]担忧其死与恨其不死，可以说是对张之洞态度的两个极端。

这样的分歧势必影响对其身后的评价。谢放《张之洞传》引《张文襄公事略·绪言》：

夫张公之洞之得名，以其先人而新，后人而旧。十年前之谈新政者，孰不曰张公之洞、张公之洞哉？近年来之守旧见，又孰不曰张公之洞、张公之洞哉？以一人而得新旧之名，不可谓非中国之人望矣。然至今日而誉张公，誉之者以为改革之元勋；今日而毁张公，毁之者以为宪政之假饰。不知誉者固非，而毁之者亦未剧得其真相也。彼其胸中，岂真有革新守旧之定见，特鉴于时势之所趋，民智之渐开，知非言变法不足以自保其名位，而又虑改革过甚，而己益不能恣其野蛮之自由，亦出于万不得已而为此一新一旧之状态，以中立于两间。虽然，一新一旧之张公，今为过去之人物矣，而环顾满朝，衮衮诸公，其能与一新一旧之张公并驾而齐驱者，竟何人耶？[2]

该书所引《张文襄公事略》，见巴蜀书社1998年出版的《清代野史》第3卷，未著编撰者，坊间流行的其他版本则多署“佚名”，似乎著者已经无从考察。任放《近百年张之洞研究述评》介绍张之洞的传记资料，谓《张文襄公事略》由“四明听雨楼主人编著”（《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此文收入陈锋、张笃勤主编的《张之洞与武汉早期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题为《世纪回眸：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内容较详，与本文主题相关者为：“（清）四明听雨楼主人编纂：《张文襄公事略》，一作《五十年大事记》。19节，卷首录宣统元年（1909）赐恤诏书。本文分事业、政绩、学问、新政、吏治、育才、举贤等门记述张之洞生平，所举事例，如《马关条约》签订后密助唐景崧保台自立等，持论鲜明。其中对张氏之革新力加褒扬，而于其守旧则辩解为‘稍形固执’，反映了时论之一侧面。”[3]其依据为吴泽、杨翼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张文襄公事略”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以及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538页）。

查寻各种传记、辞典乃至笔记，迄未能坐实“四明听雨楼主人”为何许人也。望文生义，大概是旅居沪上的宁波籍人士。任放将《张文襄公事略》列为“史料类传记”中“也不应忽视”的一种，可是检查张之洞研究的各种论著，《张文襄公事略》似乎并未受到重视，有的作者甚至完全不理会这本书。这显然不是疏失或遗漏，而是反映了研究者的态度。本来关于如何使用笔记掌故之类的文献就见仁见智，如果连作者也不清楚，无法进行史料的外证，严谨的学人当然会慎之又慎。

坐实编撰者的身份，目的还在于更好地理解史料的内容及其用途价值。而如果对原书的来源与类型有更多的了解，反过来也会有助于追寻判断编撰者。其实，《张文襄公事略》并非署名者自撰的作品，其人是否著有其中的部分，也不得而知。编纂的说法可能更接近于事实。详查之下，该书实为张之洞死后各报所刊发的报道、悼念及评论文章的汇编，编者虽然将各篇的顺序打乱并且重新编排，各部分的文字并未加以改动。目前可以查实的各节出处依次为：

第二节“张文襄之事业”，原载《神州日报》1909年10月6日第1页论说，题为《体仁阁大学士张公之洞事略》，署名“记者”。该文系连载，后来汇集一起，以同题刊于《东方杂志》第7年第10期（1909年11月7日）。

第三节“张文襄与政治之关系”，原载《民吁日报》1909年10月6日第6页社说，题为《论南皮出缺与政局之关系》，署名“光”。

第六节“张文襄之兴贤育才”，原载《申报》1909年10月8日第2—3版论说，题为《对于张文襄公薨逝之观感（续）》。

第七节“张文襄在鄂行政”，出处与第六节相同。但最后一段则为第八节原出处的开头。

第八节“张文襄兴办路政”，原载《申报》1909年10月8日第3版译论，题为《外人对于张文襄之评论二》，系节译自《文汇报》。

第九节“张文襄之勋业”，原载《神州日报》1909年10月8日第1页论说，题为《体仁阁大学士张公之洞事略续》。

第十节“张文襄历任封疆”，原载《申报》1909年10月7日第2—3版，题为《对于张文襄公薨逝之观感》。

第十一节“张文襄征调入京”，原载《申报》1909年10月7日第3—4版，题为《外人对于张文襄之评论一》，系转自《字林报》。

第十二节“张文襄之政绩”，原载《神州日报》1909年10月9日第1页论说，题为《体仁阁大学士张公之洞事略续》。

第十四节“张文襄之奇才”，原载《神州日报》1909年10月7日第1页论说，题为《体仁阁大学士张公之洞事略续》。

第十八节“张文襄之病状”，原载《神州日报》1909年10月7日第2页要闻一，题为《外人对于南皮之评论》。

最后一节《张文襄之盖棺论定》，原见《时报》1909年10月6日第二版《时评一》，题为《张之洞之盖棺论》。

两相比照，可见《张文襄公事略》的编纂，主要是取材于上海的几家大报在张之洞死后不久刊发的文章，《时报》、《申报》、《神州日报》的政治倾向虽然有所差别，但大体一致或接近。[4]《民吁日报》较为激进，所选文章则较少。核对内容可知，其一，与原文仅有个别字的差异，未作任何调整或删改。其二，编排的顺序与原来发表的顺序并不一致，而是根据内容安排，将各报的文章混编。其三，虽然个别文章分为两节，或分属上下两节，但基本按照原来发表时的篇幅，即以每天发表的篇幅为限来分节。其四，尽管编纂者基本没有删改原文，但是有所取舍，这大体可以反映其态度。由此可见，该书的编纂，虽有一定的准绳，其实不过是急救章，编者只是将就其取材，连结构也未经认真布局。至于具体内容，更没有仔细考究。当作传记资料，显然不太适当。

可是，从另一角度看，正因为编纂者没有改变所取各文的内容甚至字句，该书反而较为集中且原汁原味地保存了上海舆论界对于张之洞之死的即时反应，这为研究者提供了上佳的资料。以此为本，参照该书所引各报未收入的其他相关报道评论，以及该书未引各报的报道评论，不仅可以探究编纂者的态度倾向，而且可以将张之洞之死作为研究的起点，观察舆论的反应，深究各方的态度，进而考察重要人物的离去所引起的社会波动。

依据上述资料，还可以形成两点推测，其一，四明听雨楼主人很可能与上海的这几家报馆有关，可能性较大的是《神州日报》馆。其二，编纂的时间当在1909年10月之内，上旬的可能性较大。因所收文章刊载的时间均未超出10月上旬。

二 取材准则

张之洞死后两天，内阁奉上谕，基本的评价是：“公忠体国，廉正无私”，任疆吏“提倡新政，利国便民。庚子之变，顾全大局，保障东南，厥功甚伟……入参机要，管理学部事务，宗旨纯正，懋著勋劳……服官四十余年，擘画精详，时艰匡济经猷之远大，久为中外所共见。”[5]

上谕固然是清廷作出的官方正式结论，也可以说是具有正统权威性的盖棺论定。可是，在清政府统治的合法性日益丧失的当时，这样的盖棺论定似乎也没有多少权威性可言，社会各方还是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分别作出各自的盖棺论定。《申报》的文章《对于张文襄公薨逝之观感》表示：

呜呼！南皮相国逝矣，蒙优旨，谥文襄，追赠太保，入祀贤良祠，四十年来之事业功名，今而后得盖棺以论定矣。综其毕生之扬历，回翔馆阁，珥笔精华。迨其后而出任封疆，人赞枢垣，政绩之脍炙人口者，往往排众疑，决大议，能以一身开天下之风气，而不为风气所转移。誉之者则曰讲尔新旧，立宪元勋；毁之者则曰骑墙中立，无性执拗。然窃尝平心论之，毁者庸或过情，即誉之者亦未尽得其真。天生文襄，为德宗也，先德宗而兴，后德宗而死。凡德宗三十四年之事实，磊落轩天地，危疑亘古今，而文襄张公，实惟有以辅之翼之，疏之附之，患难与共，而左右朝局也。继湘淮诸勋臣之后，声施烂然，超出于李高阳、孙济宁、阎朝邑、王仁和之上，固卓乎近数十年汉大臣中不可多得之人才，抑亦光绪朝三十四年有数之人物也……凡其所设施、所规画，无非于端倪未著之秋，洞烛机先，造端宏大之，力辟当世之震撼危疑，而坚定不摇，卒底于成。当其事机盘错，万口噤声，人方虑文襄无下手处，而文襄独纡徐料量，如置器平地，靡不贴妥，又如东风吹枯，顷刻变色。由是海内之谈时务者，翕然归之。有识者至比之干鄂文端公开辟苗蛮，傅文忠之经略金川，谓其公忠体国，能为人之所不敢为，为国家树久远之计，不规规于近功，有过之靡不及矣。所微不慊于人意者，规模过大，更事过多，而用度或不免习于奢侈，举动或未免涉于固执，在粤时至开赌禁以充军饷，在鄂二十年，所贷洋款以千万计，悉以供行政上所糜之费，而抵抗舆论，力主压抑，时于晚年之行政上，微露其机。论者往往以是为文襄惜，然要而言之，三代以下，卒少完人，有大醇者不能无小疵，理或然耳。

这些自认为的持平之论，与取自《时报》，作为《张文襄公事略》的最后一节，标题也叫作盖棺论定的文章比较，即不尽相同。后者除了重复绪言的部分内容外，还有以下一段话：

张公之洞之得名也，以其先人而新，后人而旧。十年前之谈新政者，孰不曰张公之洞、张公之洞哉。近年来之守旧见者，又孰不曰张公之洞、张公之洞哉。以一人而得新旧之名，不可谓非中国之人望矣。然以骑墙之见，遗误毕世，所谓新者不敢新，所谓旧者不敢旧，一生知遇虽隆，而卒至碌碌以殁，惜哉！

这段话和绪言的内容，大概可以视为编纂者的标准，《张文襄公事略》基本是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进行取舍和编排。

该书第三节即《民吁日报》1909年10月6日的社说《张文襄与政治之关系》，就张之洞出缺与政局的关系提出：

至若南皮一生之事功学业，与其是非毁誉之得失，当今盖棺论定之日，识者苟潜察而深讨之，将有以见彼之真相，而无待乎不佞之喋喋。吾今所为不得不一言者，则在立宪专制人才与奴才之间也。立宪之所造成、所养育者，实为科学上之人才，故科学进一步，而人才亦进一步。专制国之所希冀、所侧席者，乃为善伺上意之奴才，故虽有人才杂出于其间，而其数实居至寡。纵或得人才之力，以济一时艰难，然以人才之数，终不敌奴才之数之万一。此所谓一人既死，而一时之政局事功往往而隳，一世之人心亦往往以变。所谓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熄，正为专制之国历史上一成不易之公例也。

原作者虽然没有直接评判张之洞究竟是立宪人才还是专制奴才，但既然“立宪与专制，其人才之资待不同，则其国运之消长，乃不能不绝然殊异。诚以立宪者有道揆，有法守，循序而臻，有进无退，势若祈的者之迎的而行，愈迎而愈至焉。专制之国，其势反是，以其有私意而无证见，有当权者之喜怒，而无举国之公是公非也。故其安危之辙，为途绝隘，往往系于一人焉，或系于一事焉，甚或系于一言焉”。又反对“假立宪之美名，以行专制之实例”，则张之洞本人也不能不放在这样的框架中加以检验。

《申报》的《对于张文襄公薨逝之观感（续）》一方面肯定张之洞“于近世诸臣中，开风气之先者矣。要之，公实中国近代之伟人，亦德宗朝所不可少之人物也”，并且不赞成将张之洞与“东西洋渺不相涉之名贤”相比，以免苛求，还是指出：“若斤斤取以与二十世纪世界诸伟人比，则公既未尝沉潜新学，所猎取者，不过东西之鳞爪耳；所稗贩者，不过得自东西留学生耳。”此说无疑将中体西用的主张等同于半桶水。

《神州日报》的《体仁阁大学士张公之洞事略》，为《张文襄公事略》取材最多，共有四节，但是具有总结性的最后一续却完全没有收录，其文如下：

论曰：始公以经生发闻，其风义有如毕（沅）、阮（元），而知虑通达，廉洁不染，殆超过之，遂为数十年人望所归，后进之士受其陶铸者，普遍海内，方诸古人，何以加之。然以早享大名，蹈昔贤不祥之训，又当九州衰歇，万马齐喑之日，环顾天下，咸若不如己，遂以成其惟我独尊之心习，此则时势为之。固其经纶遂不能充满无缺，乃至强不知以为知，于是左支右绌，遗害于功业非细矣。虽然，公不生于乾嘉极盛之年，以与先辈颉颃，而顾以之当今世递嬗之局，复无勇敢刚强以济之，此则公之不幸，而用违其时也。[6]

专制皇权时代，政治多为人治，重要人物的生死沉浮，往往导致权力平衡的破坏，引起权力结构的重组，因而引发政坛的震动，甚至造成基本国策的改弦易辙。清季数年间，除慈禧、光绪之死外，重臣张之洞的离去引起的政坛震动最大，自然也引起各国政界和媒体的关注。而重点往往与各自的利益相关。《文汇报》评论道：

公虽为旧学界之英杰，而能晓然于西学之利益，虽天性笃信中国之旧学，而能提倡国民之教育，是其见识诚非他人所及也。朝廷蓄志改革，调公入京，公乃于此时入军机，兼任大学士。当时朝中僚佐，似与不和，加以与声势赫赫之某宫保互相对峙，张相大有为其压服之势。迨孝钦显皇后驾崩，今上御极，摄政王正资倚畀，将以公为中国之长城。不意遽为二竖所困，竟不能于近今国事之上，展其未尽之才。而铁路借款之争端，复苦其心志，垂暮逢此，乌能自支哉？要之张相国实为一大政治家，惟不免稍形固执耳。[7]

《字林报》着重关注张之洞对外态度的飘忽不定：

张大臣之行事，忽若深谋远虑，无不洞烛，忽若浅识短见，靡有定向；忽若聪敏，忽若愚蠢；忽若维新，忽若守旧；忽若友好邻国，忽若抗拒外人，论者且疑其持极大之排外主义。[8]

《泰晤士报》则总体上对张之洞一生的作为表示肯定：

中国大臣若南皮者，不得谓非海内之柱石也。南皮起家科目，早登上第，文雄一时……平日政策，虽不能人尽满意，然卒能持以镇定，务达目的，殆非易易。重以学问渊懿，于教育之振兴多所擘画，学部专章，大半为手所定。废科举，兴学校，舍旧谋新，类非他人所能逮。而于学务路政，殚精竭虑，宏此远谋，尤足令人永矢勿谖者也。[9]

三 看法各异

《时报》虽然由康梁一派开办，但在狄平等人的具体掌控经营下，并不直接反映康梁等人的立场。1909年10月13日徐勤致康有为书，“洞逆已死，开禁事想在即矣。”[10]庚子以后，康有为一派对于张之洞翻脸镇压自立军之事始终不能释怀，恨之入骨，不共戴天。慈禧、光绪死后，摄政王载沣主政，再度有开放党禁的消息陆续传出，可是拖了很久，只有已故的翁同龢被开复原官。1909年7月12日，梁启超致函梁启勋，告以“开禁之议，近复大炽，闻将由常熟、义宁以及六君子，最后乃逮生者云。大约此事终办到，然痛快之举恐不可见。周公固贤，然英断似非先帝，比其视我，当亦寻常一时髦耳。兄年来于政治问题研究愈多，益信中国前途非我归而执政，莫能振救，然使更迟五年，则虽举国听我，亦无能为矣。何也，中国将亡于半桶水之立宪党也”[11]。梁启超所谓“半桶水之立宪党”，未必包括已故的张之洞，但徐勤等人显然认为此前党禁之所以迟迟不开，尤其是康门师徒不得解禁，张之洞从中作梗是重要原因。

汪彭年接掌《神州日报》后，该报渐渐转向立宪。而《民吁日报》所载被《张文襄公事略》收录的文章，持论相对温和，一些未被收录的则较为激烈。署名“帝召”（景耀月）的社说《张相国之定论》，认为张之洞乃治国之良相，而非乱世之能臣，其出词林登吏途之日，即其政治才能上暴露其缺点之时。又指：“张之洞者乃当代之文臣循吏，而绝非卓识之政治家，雄断之外交才也。彼欲以其陈腐之脑筋，模拟新时代之思想，欲以其锢蔽之眼光，解决政策上之机能，彼不自悟其非政治的才具，而欲以文学的知识决择外交内政之进行，此其所为周章而狼狈者也……盖彼为文治国之良相，而非法制国之能才。”并且告诫当朝执政：“中国今日之国家，贵有济时的政治之才，决不贵有优柔的文学之相，此秉国钧者所不可不引为忠告者也。”[12]

署名“无”的社说《张文襄公哀词》进一步分析道：

以中国近世人物言之，自不能不以文襄为巨擘，今世之论文襄者，大率可分为二，或则以为当代之柱石，或则以为宪法之罪人。余以为此二者皆有所偏，而不能见其全焉者也。何也，盖文襄者，用而违其才焉者也。文襄者，政论家也，文学家也，能为承平时代之良相，而不能为拨乱反正之元勋……文襄之为人也，好大喜功，知图始而不知观成，于宪法之理由，国家之元素，以及东西诸硕儒之政治学说，皆茫焉不知。然而其眼光最灵，心思最巧，又深知徒讲旧学，泥成法之不足以弋时望保高位也，于是缘饰一二西法，以为进行政治之方针。至一有摧抑，不惜自贬其身价，以求为保利禄之计。[13]

该报刊载的时论《张故相遗闻》没有署名，也是出自记者之手，作者对于张之洞这位“近今历史重要之人物”死后“海内毁誉相半，而毁似多于誉”的种种评价，认为不足概括其生平。尽管他声称“记者诚不欲于恩怨纷纭之时，遽托于盖棺论定之义”，并且感叹“论人之难，而一时一家之言，未可悉据为典要也，则庸知夫后之记南皮事者，不由异于今日所闻也”，还是忍不住对“关系数十年来大局”的南皮一生的重要事实言论有所评议。他引与张之洞至交的李文田的评语：“香涛之资质，固下愚不移者也，其犹能有今日之设施者，则以多读书故。”张之洞以学者名于世，而学者有开风气与因风气之别，“南皮之学，因风气而非开风气者也”。学者又有纯一与调停两派，张之洞为调停派。[14]

与上海的《申报》相比，地位相当的天津《大公报》对于张之洞的批评显然更为激烈。该报1909年10月7日“言论”一栏的《对于张相国死后之论定》，也是试图盖棺论定之作，甚至认为张之洞不待死论已定：

世之善于论人者皆曰，盖棺而后论定。余谓张相国之为人不必论定于既死之后，已可论定于未死之前。何则？张相国一毫无宗旨，毫无政见，随波逐流，媚主以求荣之人也。惟其无宗旨，故无晚节之可见；惟其无政见，故无效果之可言。吾人欲为相国列传者久矣，而卒惮于笔墨，迟迟不果者，以我国近代之历史即可代表相国之政绩耳。我国近数十年，大臣中如李文忠、刘忠诚、岑西林、袁项城诸辈，其政权由消长，圣眷有隆杀，或起或仆，迁调无常，惟我知己善变之张相国，内任外放，历仕三朝，知遇之隆，先后如一日。是岂相国之公忠体国，足以上格君心哉，毋亦假忠君爱国之名，为希荣固宠之地，故君主有更易，而相国之禄位安然；时势有变迁，而相国之声望不减。使相国果明忠君之意，何对于戊戌之政变，忠于后而不忠于帝，何对于各国之借款，忠于外而不忠于内。相国之生平，恃以训勉全国者，惟在忠君二字，乃深考相国之一身，其臣节果何如也。向使相国有臣节，吾恐失败者屡矣，安得有今日哉。

不能保持臣节的张之洞“于政界固无何等之功烈足以折服人心”，在学界方面，执掌文衡多年，门生故吏遍天下，为学界泰斗，“然自中外交通，文明输入，世界之大势已变，而相国之脑筋不变”。《劝学篇》流毒海内，学部章程几于驱天下人才尽为奴隶，科举既停，优拔之试及博学鸿词孝廉方正、存古学堂等犹念念不忘，教育前途堪忧。“相国一日不死，虽不致举已有之萌芽尽行芟除，而其足为文明进步之阻力，则固可断言者也……当此民智大开，宪政进行之日，相国以顽固之头脑，专制之精神，立足于此二十世纪之世界，亦可谓危险之甚焉。今相国以老病之躯，能得善终，既不失为专制时代之功臣，亦不至为立宪时代之罪人，为相国计，其亦可以瞑目矣。”由这一颇具讽刺意味的角度看，张之洞之死不得其所却得其时。

革命党人对于张之洞的否定最为彻底，《民报》第25号精卫的文章《张之洞死》，从反满的立场，没有给张之洞留下任何值得赞誉称道的余地：“张之洞死，于清廷失一无足重轻之家奴，于汉族失一冥顽不灵之朽物，至不足齿数。吾人无余晷为此老贼作传，惟观老贼之生平，略可见清廷所养成之人物，其状态何似。”君主专制国，君大权独揽，以臣为奴隶，为臣者以苟贱为本分，其得君之术有二：“一则发扬蹈厉以博人主之欢，二则唯阿取容以免人主之忌，前者易进而易退，若袁世凯之属是也；后者易进而难退，若张之洞之属是也。此等人之目的，不在得权，而在得宠。其为苟贱则均，而固宠之术，自以后者为胜。且同是唯阿取容之中，其用术亦有深浅之别，深于术者，在他人以圆滑为圆滑，而彼则以倔强为圆滑，在他人以躁进为躁进，而彼则以恬淡为躁进，其实圆滑躁进，莫彼若也。中国之人心，强半中于老子之毒，所谓不为天下先，不为天下后者，几于奉为金科玉律，以之谋国，何患不亡，然以之做官，则洵为秘诀。张之洞之一生，所以能浮沉于宦海而保其富贵者，即用此术而已。”尤其对于张之洞庚子镇压汉口唐才常自立军深恶痛绝，“自是以后，益与民党为仇，罪大恶极，人所同愤……然老贼之得罪汉族，夫人而知之，若其对于满洲，则颇有推为元老，称为荩臣者。余故著其生平，以告天下，俾知其君臣相与之际乃如此，宜其与豺狼狐貉吻合无间，以流毒于中夏，为国民者，安可听其自生自灭，而不为之所哉”[15]。

综上可见，对于张之洞一生的言行，几乎每一具体方面都存在千差万别甚至截然相反的评价意见，各家盖棺论定的初衷，最终变成罗生门式的演义。

四 影响预测

除了对于张之洞一生言论行事的功过是非盖棺论定，舆论关注的另一重点就是张之洞之死对于政局未来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大公报》闲评《呜呼张相国》称：“相国之在位也，于政界无赫赫之功，然一经长逝，影响于政界者颇大。”[16]张之洞在世的最后几年，于朝局未必有大作用，但是其死去却牵动朝局产生连锁反应，影响后世者不止一端，关系清王朝结局的主要有三，其一，如何抑制亲贵专权；其二，铁路借款的善后；其三，袁世凯是否会重新起用。

《张文襄公事略》第十六节《张文襄维持大局》怅然叹道：

当国步艰难，外患逼迫之秋，所赖以维持大局，镇慑朝野者，其惟我一二重臣乎？其惟我一二重臣乎？乃昊天不吊，倾我柱石。大星陨州治，而韩魏公薨；红光烛山谷，而诸葛武侯逝。天崩地裂，风号雨泣，朝廷多故，老成凋谢，南皮相国之噩耗，忽惊传至吾耳，呜呼，痛哉！国家之重臣，上下所倚畀，一旦溘逝，其关系讵不大哉？盱衡现势，默揣往古，吾对于相国之出缺，盖有无穷之感焉……夫新主当阳，庶政之待举者，如千缕万丝。相国一身，关系于外交内政者，不知其几许事。今不幸而相国往矣，则萧规曹随，力能竟相国之志者，当不乏人。而远大之识量，灵敏之手腕，坚心毅力如相国者，则吾恐如凤之毛、麟之角也。痛哉！天生一伟人，忽忽数十年驰驱于政界中，遗大投艰，政事鞅掌，而犹未能竟其全功，赍志以没，则其他之伈伈伣伣者，又何足道耶？呜呼！际万国竞争之时，人才消乏之秋，又谁能摘斗摩天，目空今古，指挥中外，继相国而起者乎？吾故曰有无穷之感也。

诸如此类的担忧，其他报刊或隐或显地表达过，决非泛泛而论。摄政王载沣掌权以来，用人唯亲，恣意妄为，坊间议论纷纷，枢臣亦有所不满。载沣风闻，居然对枢臣表示：“本监国用人行政，一秉大公，即如信任亲贵，亦系量能授职，因才器使。倘各亲贵实系无能，自当随时撤换，免致贻误，如其才有可用，则予以决不遽为浮言所惑，妄行更动。”[17]张之洞在位时，虽然无力制衡，载沣多少还有所顾忌，毕竟有些牵制作用。张之洞等老臣不在，载沣和一班亲贵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弄得天怒人怨，众叛亲离，光绪朝三十余年的中兴局面，一朝瓦解。当时舆论对于政局前景的种种担忧，大都只能通过悼念张之洞而隐约表露。正如《民吁日报》景耀月（署名帝召）的《张文襄哀文》所说：“萎时危迫，遗大投艰，正当国家之多难，殷忧继起之无人，苟继其志者，非以坚贞忧国，用济时艰，复不若经术苏民，顾无遗患，国事日棘，杞忧方深，此所为愈滋予痛，益悲予怀者已。”[18]后来皇族内阁的倒行逆施，果然是清皇室众叛亲离的重要原因。

张之洞的铁路政策取信于外人而失信于国人，因而对此评价相当两歧。《泰晤士报》着重赞誉张之洞的铁路政策，称其“量移湖广，浚发国家铁道事业之思想，拟以汉口为中国路线之中心点，经营支干，分达北燕、南粤、西蜀诸要区。任湖广时，因事微有扞格，厥后久任，至易十八寒暑，获观京汉之成，复续议建筑粤汉川汉之要道。一九零七年入直枢廷，又值两宫宾天，竭忠尽智，上赞皇室垂统之大计。曩以粤汉借款之故，既殚心力，复历艰难，尚不致有所破坏”[19]。而《民吁日报》以《泰晤士报对于张相国之评论》为题报道同样内容时，文末特加“时案：张相之善政佳猷，非可枚举，而外人斤斤于铁路一事称道不置者，盖有由也。”[20]该报署名“无”的《张文襄公哀词》进一步批评张之洞的铁路政策：“文襄督两湖时，以赎回粤汉铁路为国人所称道，乃未几又力主借款，此次川汉粤汉外债之主动力，实惟文襄。是昔日之排斥借款者文襄，而今日之主张借款者亦文襄也。昔日之功仅在粤汉，而今日之毒，且流及川汉也。”[21]所以，有人认为张之洞“粤汉铁路力主借款，未免为高年之失德”[22]。

据说张之洞死前两日，有某大臣视问病状，张对自己一生事业的功过是非相当自信，其中特别谈及铁路事宜：“惟川汉粤汉两路政，为数省命脉机关，鄙人初心，原欲归鄂自办，嗣因经济不足，不得已而提归部办，议借洋款，大费经营。甫有萌芽，而外间谣言已起，文电交驰，鄙人亦只以镇静处之……但此心勘以质诸白日，想湘鄂绅民，必不致终于不悟。”[23]两年后，湘、鄂、川各省绅民终于觉悟，结果却是揭竿而起，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

张之洞与袁世凯本来同时入值军机，摄政王载沣掌权后，将袁世凯的权力剥夺，赶回了老家。说来也巧，张之洞死前一日，刚好是袁世凯的寿辰，于是《申报》有“南皮之死，项城之寿”的议论。[24]张之洞死后，坊间传闻清廷打算重新起用袁世凯，引起种种揣测议论。各报于是将袁、张两人的比较作为要点，《字林报》评论道：

张公之洞负中外重望久矣，今日之死，国民之觖望，政府之失援，庸讵初料所及耶？监国为大势所迫，将起用袁世凯，使张之洞而在，亦必力主此议。当一九零七年七月，孝钦显皇后实行新政，首调张大臣入京，同时袁世凯亦由直督之任，征调入京。外间虽有袁、张交恶之谣传，然两大臣行事，虽偶有微异，而其宗旨则如出一辙也。[25]

《申报》专门论说《论张文襄之与项城》，认为：

庚子以后，中国政治界上最有关系之人物，应推项城、南皮……项城未罢之先，则权在项城，项城既罢之后，则权在南皮，今南皮既死，又拟起用项城，则二人之出处行事，必有其相同之点，而足以资我辈之研究者也。

不过，《申报》的着眼点不仅在张、袁二人之同，更强调其异，并且希望袁世凯行事不同于张之洞，更不同于其本人往日的所作所为：

今者南皮死矣，饰终令典，备极优异，摄政王有国是如何之叹，有老臣凋谢之忧，全国之人，则皆戚戚焉虑重臣之难得，继任之无人，即东西各报纸，亦莫不揭其相片，论其行事，而以中国丧一柱石之臣，代为惋惜，此亦可谓生荣死哀者矣。至项城从前之去位，则舆论多以为快心，朝右不闻其嗟悼，大抵毁者多而誉者少。由是论之，二人之行事，虽有以上种种相同之点，而其宗旨之出入，为人之得失，或自有其不同之处，要未可以一概论也。虽然，今日南皮方死，即有起用项城之议，则峨峨朝士之中，足以继南皮而起者，舍项城外，岂果无其人耶？然而，项城之与南皮，固明明时为今日政治界上不可无一不可有二之人物也，我因此论两人从前行事之所同，而愿更观一人他日行事之所异。[26]

袁世凯再次出山，并非一帆风顺，直到武昌起义，才被重新起用，而其行事的确异乎寻常，成为大清王朝的送终之人。

《大公报》连载文章《张、袁政府之结果》，指张、袁二人均非真心主张立宪，其所作所为，不过争权希宠固位：

吾人对于张、袁二公非好为此苛论，以贻识者之讥。不过，处今日之时势，非有遗大投艰之才，不足以应世变，非有破釜沉舟之力，不足以济时艰。彼张之愚而自专，袁之不学无术，岂能胜任艰巨而奏旋转乾坤之效哉。张、袁之才，虽非毫不可用，然以之独当朝局，手握重权，以与世界大政治家争雄角力，其有不着着失败，自蹈覆亡者亦几希矣。

有鉴于此，文章的作者并不寄望于袁世凯的再度出山，但是要求执政者承担起社会责任：“今张已亡矣，而袁尚有起用消息，袁之果能起用与否，虽不可知，而吾愿世之仰赖夫袁重望于袁者，勿再诿责于吾民可耳。”[27]

上述三事，均与几年后清王朝的覆亡关系密切，究竟是正面还是负面，立场角度不同，看法各异。《神州日报》的论说《论张文襄故后之政局如何》，一方面指出中国历史的惯例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张之洞之死，断断然有影响于宪政之前途；另一方面又强调，中国今日政体，正由专制进于立宪，政府由无责任进于有责任：

膺此责者，其人非具有世界大政治家之资格，非饶有推翻旧政治建设新帝国之精神，必不能济。若公者（案即张之洞）正嫌非其伦矣。倘使继任者犹复乃公之志，萧规曹随，侈为盛事，其阻碍宪政而有妨害于国家也必矣。是故继公之任者，其人之识力政见眼光手段，必高出于公数倍，始克以应世界之潮流，其次必兼公之长，去公之短，又其次则宁取其魄力手段胜于公，而弗苛求其学问，夫而后始足以补公之短，而竟公未尽之志也。否则，以庸庸者继续其位，其不危殆也几希……要而言之，立宪之与专制，如正负之互相消，官力之与民气，譬冰炭之不相入，物莫能两大，此惟知时达变之大人为能知耳。若文襄者，欧化与国粹既交战于中，君权与民权欲相提并进，以骑墙之政见而酿成阳立宪阴专制之现象者，政界诸公，大抵然矣，而文襄其代表也。故夫文襄者，乃过渡时代言论上之预备立宪不可少之人物也。吾甚愿自今以后，内而枢臣，外而督抚，尚其推诚心布公道以与天下更始。慎勿再效文襄之依违两可，不敢大有所更张，而致涞诗张为幻之讥也。[28]

也是从上述立场出发，《新闻报》对于张之洞保荐戴鸿慈入军机继任表示意外，因为后者为政，无所表现，张之洞以君子和文学为荐人标准，不适宜预备立宪和强邻逼处的时代，希望戴鸿慈“严定宗旨，刻励事业，一以补助立宪为心，勿复如旧日之旋进旋退，则他日之功业，安知不在文襄之上哉？”[29]

《民吁日报》曾有评论：“张文襄逝矣，说者谓于政治上之影响甚大……其为进化与退化，正未可知。记者闻之，乃直断之曰进化也。盖无论何国，其大臣元老一经更动，政治上必大受影响，实以继其后者之观念不同。然无论后者之观念如何决绝之反对，其谋政治之进行，则固可断也。况过去之人，非于政治有绝大关系者，则后来者之欲谋进行，正非难事，所以敢直断之曰进化也。或曰：每下愈况，将若何？乃应之曰：人才未可以轻量，安知丰功伟烈于我政治上放一异彩者，非即今日之继之者耶。”[30]继张之洞之后秉政者，未见大放异彩之人；而张之洞死后两年，中国就结束了王朝统治，进入共和。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验证了进化的论断。

[1] 《又当如何》，《大公报》1909年10月7日，第二张，《闲评二》。

[2] 谢放：《张之洞传》，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19页。

[3] 陈锋、张笃勤主编：《张之洞与武汉早期现代化》，第482页。

[4] 参见闵杰：《辛亥革命前的时报》，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3—285页；谷长岭：《神州日报（一九〇七年七月至一九一一年六月）》，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第386—401页。

[5] 门人胡钧重编：《清张文襄公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85页。

[6] 《神州日报》1909年10月10日，第1页，论说。

[7] 《外人对于张文襄之评论（二）》，《申报》1909年10月8日，译论。

[8] 《外人对于张文襄之评论（一）》，《申报》1909年10月7日。

[9] 《张文襄公事略》第十八节《张文襄之病状》，源自《神州日报》1909年10月7日第2页要闻一“外人对于南皮之评论”，没有说明外人具体为何。《民吁日报》1909年10月7日署名“寄时”的译论“泰晤士报对于张相国之评论”，内容与此相同，只是译文的差别，则《神州日报》的“外人对于南皮之评论”，当取自《泰晤士报》。

[10]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439页。

[11]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93—494页。

[12] 《民吁日报》1909年10月7日，第1页。

[13] 《民吁日报》1909年10月7日，第1页。

[14] 《民吁日报》1909年10月19日。

[15] 《民报》第25期，时评，第16—19页。

[16] 《大公报》1909年10月6日。

[17] 《摄政王之所谓一秉大公》，《民吁日报》1909年10月15日，时事要闻。另参《摄政王简任之独断》。

[18] 《民吁日报》1909年10月18日，第4页，社说。

[19] 《张文襄公事略》第十八节《张文襄之病状》，源自《神州日报》1909年10月7日第2页要闻一“外人对于南皮之评论”，没有说明外人具体为何。《民吁日报》1909年10月7日署名“寄时”的译论“泰晤士报对于张相国之评论”，内容与此相同，只是译文的差别，则《神州日报》的“外人对于南皮之评论”，当取自《泰晤士报》。

[20] 《民吁日报》1909年10月7日。

[21] 《民吁日报》1909年10月10日，第1页，社说。

[22] 《对于张文襄公薨逝之观感（续）》，《申报》1909年10月17日。

[23] 《张文襄不忘路政之遗言》，《申报》1909年10月17日，第二版，“紧要新闻”。

[24] 《申报》1909年10月16日，第四版，“清谈”。

[25] 《申报》1909年10月7日，第三、四版，“外人对于张文襄之评论”一。

[26] 《申报》1909年10月9日，第三版，“论说”。

[27] 《大公报》1909年10月9—10日，言论。

[28] 《神州日报》1909年10月12日，论说。

[29] 《论戴尚书入军机》，《新闻报》1909年10月10日。

[30] 《进化》，《民吁日报》1909年10月19日，第三页，“大陆春秋”。

清末城镇结构的变化与商民罢市

清季十年间遍及各地的罢市，是城镇商民反抗清政府暴政、维护和争取自身权益的普遍斗争形式之一。有关著述，往往简单地将罢市当作民众的自发斗争，混同于一般的民变。这固然体现了罢市具有广泛社会性的一面，但也模糊混淆了二者的差异。清末的罢市，就其主体而言，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逐渐清晰的发展过程，反映了近代中国城镇社会结构与功能的变化，显示了商人在城镇居民中社会地位的提高与作用的增长。从这一角度进行探讨，对于清季城镇商民的罢市活动及其作用，认识可以深入一层。

一 “城镇”的地位及其结构变化

今人通常断言古代中国是乡村社会，并且理所当然地研究古代中国的城市与农村以及城乡关系。既然城镇及城市史的研究在时段上已经提早到上古社会，历朝历代的城市研究就不仅成了应有之义，更是方便与国际对话的接口。但是，清代以前中国实际上并无后来清晰分界的城市与农村，更谈不上明确的城乡关系。在观念上，固然很少有城乡之别，在事实上，也很难将城乡截然分离。城、市、镇的实体及其指称的出现，当然并非晚近才有，可是绝大多数情形下，只是指其形式功能，而不是行政体制的正式设置。在中国，有身份的士绅往往在城镇有商号店铺，在乡下有土地田产，甚至一般流民也可以各种形式在城乡之间游动。诸如所谓不在地主之类的概念，都应当检讨发源生成与移植适用的诸多问题。尽管对于今人而言，遵循回到无的境界寻绎有的发生演化这样治史的基本途辙，几乎已成难能可贵之事。

科举时代，作为四民之首的士子享有种种优待，可以利用所谓城乡的一切有利条件，使得举业成为能够赚钱自活甚至养家糊口的产业，由于城乡分界及其居民身份的不固定，虽然后来也渐渐有县上省上与乡下之分，城里人对于乡下人并不具有天然的优越感，换言之，乡下人也就不会以仰望的心态看待城里人。后科举时代，由于城市化的加速进行以及社会新事业的层出不穷，新式学堂教育所学内容又不适宜于乡土社会，推行地方自治时设计的让士子继续与故土结合的种种办法很难落到实处，毕业不回乡的问题日趋严重。这样的情形周而复始，加剧了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面对差若天渊的城乡两重世界，以至于一般人的意识里，城乡之间也开始显得泾渭分明。

近代以来的城乡认识架构，既有欧洲中世纪城乡截然分立的影子，也有明治日本城乡自治的痕迹，还有近代列强入侵以来租界的效应。清季受欧美日本的影响，城乡分别的观念日渐明晰，所谓城绅、乡绅之说日益流行。即使如此，作为正式的行政层级和区划，城乡究竟如何分别依然令人相当困惑。预备立宪时期推行地方自治，制定颁行《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第二节专门规定“城镇乡区域”，凡府厅州县治城厢地方为城，其余市镇村庄屯集等各地方，人口满五万以上者为镇，不满五万者为乡。人口若有增减，要经一定程序变更乡镇地位。[1]这样的原则规定，不仅与后来的城乡之分并不完全对应，具体操作起来也相当困难。例如府州县治的城墙之内为城，在城池完备之地似乎不成问题，否则就有些麻烦。至于城厢部分，究竟如何划定镇、乡分界，除了因循旧惯，只能大而化之。督抚乃至府县同城的情况并非个别，仅仅依据人口的多寡，城内究竟是城还是镇，有时就很难分得清楚。

虽然市政的概念清季已经传入中国，并且洋务、新政和预备立宪期间，在有租界的地方乃至其他重要的城镇举办过一些市政建设，可是直到清亡，中国并没有正式的城市建制，民初各地才陆续开始行政设市。国民政府统一后，加强户籍管理，居民的流动性逐渐受到控制。1950年代以后，城乡壁垒逐渐形成，居民身份的分别日趋严格，以至到了要想改变身份，几乎比登天还难的地步。

在没有城市设置的清季，罢市的社会基础是以商人为主导和主体的城镇居民。在传统的四民社会中，商虽然列名其间，却处于末位。中国地广人众，官僚相对简少，皇权统治的主要目标是维持权力的稳固，要想有效地驾驭管理广大地域和众多生民，施政就要以农为本，重本抑末。无粮不稳的重要性，远过于无商不富。尤其是经商可以暴富，富可敌国，便要求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取得相应的话语权，成为社会矛盾加剧和政局动荡的因素。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压抑之下，商人的势力很难在全社会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辛亥时期，商人却不仅能在全国各地的城镇中不断掀起罢市风潮，与各地的官绅权力相抗衡，而且具有影响全国政局的能量。商人的这种超自重能量，与近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尤其是城镇的社会结构及其地位作用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关系。

尽管资料统计日趋完整，相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新兴社会力量的弱小毕竟是历史事实。社会集团或群体人数的多少，无疑在其所具有和发挥的社会能量的大小方面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是二者并非任何情况下都成正比。从商人群体的构成、商人在城镇居民中所占比重，以及城镇在全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三个层次进行考察，有助于深化对于问题的认识。

商人虽然自古以来就是四民之一，却是少有的能够转身成为近代新兴势力的社会群体。随着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的转型，商人的社会地位迅速上升，他们以商业为基业，以商会为法团，以商战的名义展开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商人在旧式社会群体中最先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洋货对中国的冲击，首先就是从流通领域开始的。商人从接触近代机器工业之始，就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不仅通过商业活动进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原料和消费市场，而且参与建立近代民族工业，一些人转化为工场主，另一些人则从各种金融地产渠道成为投资者。当然，受到城乡、区域、行业间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商人群体的转型并非同步进行。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都市，商业与近代工业的结合达到一定水准，而一般商人仍限于在流通领域里购销机器工业的原料和产品，其中相当大的部分甚至没有脱离传统商业的轨道。

清末汉口、南京等地的商业仍以旧式店铺居多，这些店铺在经营方式和内容方面与千百年来一直进行的商业活动相比，并没有多少变化。南京商业共分116行，5336户，其中能够与近代机器工业有所联系的不过25行，1954户。汉口商业168行，12328户，与近代工业有关的为36行，3887户。诸如茶馆澡堂、禽畜鱼蛋、酒店饭铺、米粮肉行、水果炒货、香烛颜料、裱画刻字、修整灯伞、酱园素菜、竹木器具、豆腐熟食以及客栈、茶叶店，甚至理发、乐户亦包括在内[2]，不要说与近代机器工业有多少联系，即使广义而言，也很难确定究竟有没有或有多少今人眼中的近代性因素。

尽管如此，还是出现了一些至关重要的变化，第一，被迫开放的中国已被强制纳入世界体系之下的资本主义统一市场；第二，出现了一些近代工矿企业；第三，商业中与机器工业联系密切的部分实力强，规模大，发展快，对整个商业活动具有导向性。如南京与机器工业有关的行数仅占22%，而户数却占36%。汉口则分别为21%和31%。[3]在此制导下，商人的群体趋向开始发生改变，与国际市场和机器工业联系紧密的部分，因为对于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较为敏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商人群体的整体动向。

即使是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没有直接联系的商业部类，由于城镇居民结构的变化，其服务对象亦已改变。近代以来，城镇商业发展，商人增多。广州号称73行，实际为100多行，汉口号称360行，实际也有168余行，南京则有116行。商人在城镇居民中所占比重可从下列13个城镇的统计中窥见一斑：

由上表可见，商人群体在城镇总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天津、广州城区的商户约占总户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汉口镇达四分之三强。值得注意的是，商的户、口之比高于其他市民，因而商的人数比重超过户数。如法库门商店仅222家，占总户数的7%，但归于商类的男性居民达3265人，占男性居民总数11480人的四分之一强。[4]而上海仅宁波帮商人就达到3万。[5]由于城镇人口主体发生重大改变，商业活动日益由以为官绅及其附从服务为主导，转而以面向全体市民为主导。尽管旧式官绅仍是对象之一，但其特权地位日见弱化，更多的只是作为特殊的商业服务对象，而不是作为特殊权力阶层来加以考虑。

清前期商人大致分为垄断性商人、大商人、一般铺户商人和小商贩四种。[6]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属于中小商人的铺户逐渐成为城镇商人的主体。鸦片战争后不久，天津的铺户已达15583户，另有盐商401户，负贩10442户。这一趋势到清末更加明显和普遍化。前列城镇商户人口统计表即主要指固定铺商，而不包括流动转运商或负贩。如上海的徽宁帮贩茶，通州帮贩棉，山东帮贩黄油、豆饼、草帽辫等，均依季节往来，在行栈中寄宿买卖，并无固定店铺。张家口除铺商千余家外，“平民多以商业为务，或养牛车，专走口外草地，转运货物。”[7]铺商一般规模不大，如汉口各商帮中，每年有55万两以上贸易额者江南宁波帮约60—70家，河南、湖南两帮各50余家，四川、云贵、陕西、山西、江西、福建各帮分别为20—40家，加上其他几帮之数，大商户总共不过300家。[8]营口向沙俄殖民当局纳捐的600余家商店，捐额分成24等，每月缴纳50元的头等仅11家，2等32元到5等21.3元共94家，6等14.25元到10等8.6元共68家，11等5.5元到24等0.25元共48家。[9]铺户增长并成为主体，表明商人在城镇中的地位日趋稳定和提高。

除人数增长，比例增大外，商人在城市占居优势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具有由地缘、行业等社会纽带而结成的各式各样的团体组织，并凭借这些组织的联系左右其他市民，成为后者的领导者和代言人。如上海三分之二以上的居民为大大小小21个商帮所控制，其中宁波帮所属几达10万人，江北帮、广东帮各5万，徽宁、苏州、无锡、常熟等帮各3—4万，绍兴帮2万，钱江、南京、扬州、潮州等帮各万余，其余数千不等。汉口居民也大都分属于四川、云贵、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徽州太平、江南宁波、山东、潮广港等12个商帮。“是等商帮为唯一之商业机关，各有会馆公所。”[10]清末上海的会馆公所达73处，依行业设立者控制了本行业的大小商户，由地缘而设者更能支配其他市民。有人在调查后指出：商人“自治之机关曰会馆、曰公所，会馆有时行会议裁判等事，俨如外国领事馆；公所为各业之机关，俨如商业会议所。其始不过曰联乡谊、营慈善而已，浸假而诉讼宽抑之事为之处理矣，浸假而度量衡归其制定矣，浸假而厘金归其承办矣，浸假而交通运输之规则皆归其议决矣”[11]。

用后来的观念看，传统的会馆公所等组织形式，固然有保守落后的一面，但这与清季城镇商民的过渡状态正相适应，在乡土、行会气息的包裹中，会馆公所成为商人自治和影响支配其他市民的社会权力机构，并在保存旧形式之下部分更新了内容，赋予新的性质，改造成商民赖以开展社会政治活动的基地和组织核心。上海著名的广肇公所和四明公所，就多次发动和组织商民的爱国反清运动，通过反复冲击现存秩序，进一步增强了对城镇其他社会群体的影响支配力。

清末商人毕竟不同程度地有所变化，除旧式组织外，还建立了正规的团体—商会。据《民国元年第一次农工商统计表》统计，全国共设立商会794处，入会商户达196636户（不含北京、热河、察哈尔三地的统计数）。清政府主持设立商会的初衷，是想继续官绅合作的模式，建成推动发展和规范商务活动的机构。实际上商会并没有按照这一轨道运行，而是成为商人自己的新式社团组织。商会的普遍组建有助于打破地域和行业界限，增强商人的群体意识和全国性的统一联系，使之不但能够代表地方利益，而且具有影响全国的地位与声望。虽然在不少地方，商会仍然带有一些官办色彩，但在一些商人势力较强的省份，商人不满于商会的官办性质，还成立了独立组织，如广东的粤商自治会。

商人社会地位的提升和城镇社会影响力的增长，使得四民社会的结构发生变化，一方面，国民国家思想的传播，引导分别的四民重新组合成为统一的国民，另一方面，四民本身的地位顺序逐渐调整，商人的地位显著提前，甚至超越其他部分，从末位跃居首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绅商与商民概念的出现，前者显示随着商务日益受到朝野上下的推重，绅与官逐渐分离，而与商逐渐合流。这样的趋势主要体现于两方面，一是在重商思潮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绅加入商务活动，二是科举考试停罢，绅需要寻求新的社会支持，而过往同属四民之列社会声誉又焕然一新的商便是最佳选择。各地出现的绅商分流与合流的双向趋势，从不同角度反映出商人在独立性显著增强的同时，社会联系进一步扩大。

如果说绅商概念的兴起，主要是显示在全社会范围内商人地位的变化，那么商民概念的出现，则更集中反映了商人在城镇社会主导地位的形成。唐宋时期政治都市的居民主要是官吏、士兵、地主、士人及其亲属和服务人员，工商业者一般只占几十分之一，在综合型城市中也不过十分之一左右，只有经济型城市，特别是专业化较强的工商市镇，工商业者才成为居民主体。但商业性市镇主户少而客商多，商人的流动性很大[12]，而且商业活动本身又在相当程度上依附于官僚地主贵族的经济与政治，因此，无论就社会地位还是政治经济实力看，商人在城市里都无法与官僚贵族相抗衡。明代城市的商业虽有长足发展，但一般而言，居民中商人的绝对数仍少于官僚贵族及其附从[13]，只有少数发达城市出现了商人超过地主贵族的趋势，而这种局部性变化尚不能减轻商人在皇权官势面前的心理负荷。

城市人口主体由官绅到市民再到商民的变化，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商人在城镇当中比重增大，稳定性增强，在许多城镇取得超出官绅的优势，表明城镇逐步脱离原来的混沌状态，呈现新的社会结构。商人在更大程度上摆脱了为官绅服务的局限性，有力量有条件利用其在城镇的相对优势和支配作用，以城镇为依托，与各地官府乃至于清朝国家政权相抗衡。商民罢市在清末十年间普遍持续地爆发，反映了城镇社会结构和力量对比的变化。

诚然，尽管商人绝对数及其在城镇的相对比例有了很大增长，在四亿人口的大国仍然有如沧海一粟。不过，正如近代中国的城乡并非截然分立，联系相当紧密一样，被视为汪洋大海般的农业经济，也不是全然原始的自然经济，而是具有一定商品化程度，与市场联系较密切的过渡型经济。世界工业革命的影响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男耕女织式经济形态的发展和扩大，商品经济不仅起着补充作用，而且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刺激与引导。如果完全与市场相隔绝，就连穷乡僻壤也将陷入停滞甚至出现倒退。

如此，中国农村之于城市的独立性，在时空各方面都带有相对性。这种状态减弱了农村经济对于商品经济刺激产生反应的灵敏度，良性发展不易显示，恶性循环却得以持续。在市场联系减少的情况下，局部地区可以在一定时间内保持暂时和相对的稳定，但这决不意味着农村能够脱离城镇而独立存在和发展，只是问题暴露的速度比较缓慢。专制统治的基础是农村，而中心则在城市；同时，星罗棋布的城镇又是联结市场的枢纽环节。农村离不开市场，也就离不开城市。由明清延续而来的国内市场，由于帝国主义入侵、近代工业发展和铁路、航运交通干线的开辟，空间位置有所移动，但基本格局没有改变。资本主义从沿江沿海逐步深入内地，便利用了原有市场的辐射效应。大体上说，依据资本主义化程度和市场联系中地位的不同，大都市影响中小城镇，沿海沿江影响内地，城镇影响近郊和乡村，近代化程度高的工商行业影响程度低的行业。这种连锁式反应，决定了商人的基本动向是中小城镇以大都市为向心运动，就社会整体而言相对弱小的都市商人群体，因而能够在经济和政治上具有影响全国的能力。

社会环境与城镇结构的变化，为商民与官府朝廷的公开抗衡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同时也决定了清末罢市有着不同于一般民变的性质与发展趋势。

二 罢市的类型与影响

近代以来，商民虽然继续对统治者保持着既依从又矛盾的关系，以及对皇权官势的畏惧心理，但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官府朝廷并非自己的利益代表。而财政窘迫的清政府日益重视商务以及对商人的强制性倚赖，从反面显示了商民的力量，又表明这种倚赖的不合理性。自厘金制倡行，商人倍尝苛捐杂税盘剥之苦，饱受局卡官吏敲诈勒索之累，怨愤的情绪孕育蓄积，在一些地方早已迸溅出冲突的火星。小刀会起义失败后，上海举办户捐，“各段以逼勒索捐，到处哗动，匿名揭帖遍街巷，势甚波汹。当事遂命停止。”[14]1884年，重庆商人因地方官将厘捐提充协饷，别起新厘，“几欲与老厘为难”[15]。这种零星的冲突还是明代以来城镇民众反抗运动的余波回澜，与一般民变区别不大。由于历史的因袭作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商民的意愿要求主要是通过趋新士绅的活动得到反映。从一定意义上讲，戊戌维新和反对立储，就是以趋新士绅为主导的社会政治抗争运动的高峰。

时间跨入20世纪，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救亡呼声与变革召唤相互激荡。在朝野上下推重商务的背景下，商人逐渐摆脱了由专制压抑造成的卑屈心理，敢于昂首挺胸，堂堂正正地捍卫自己的“末业”。清政府为了偿还巨额外债赔款和推行新政，千方百计大规模搜刮民脂民膏，社会经济陷入超负荷运转的恶性循环，城镇商民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而国际金银比价的大幅波动，更使得普遍用钱的中国民众失去银贱钱贵的便利，所谓同光中兴的社会恢复平稳期宣告结束，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实际上进入下行期。生计日趋艰辛的城乡民众，还要增加巨额外债赔款和举办新政的各种负担，无疑是雪上加霜。

1900年11月，广州城厢商民反对抽收房捐办巡警，罢市两天，封锁街道，要求自捐自卫。地方官多方托人调解，并表示愿意“俯顺舆情”[16]，商人才重新开市。此后，罢市斗争高潮迭起，大致情形有如下表。

清末罢市分布发展表[17]

城镇商民罢市的直接导因和类型有如下几种：

其一，反抗清政府的横征暴敛，维护自身权益。因抗捐而起的罢市达106起，占总数的一半以上。而且时间愈早，这类罢市的比例愈大。辛亥时期加诸商民身上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层出不穷。如福建有房捐、坐贾捐、随粮捐、水仙花捐、水果捐、工浆捐、猪牙捐、洋烟膏捐、酒捐、糖捐、纸捐、豆饼捐、砖瓦捐、柴捐、鱼网捐等数十种。[18]奉天仅巡警经费一项，就花样翻新，不一而足，“曰斗捐，曰卫生房捐，曰妓捐，曰戏捐，曰人力车捐，曰屠兽场捐，曰杂捐，竭泽而渔，罗掘已空，今又加收房捐百抽三五”[19]。变革图强的新政举措实际上成了虐民的酷政。

不仅如此，局卡官吏还层层贪污勒索。据报纸揭露，湖北厘金自张之洞奏改统捐后，“法久弊生，防之愈密，犯之愈巧。近来一般钻营厘捐之徒，盘踞省垣，探悉某员奉委某捐局，即极力运动，或以数百金谋充稽查分卡，或以百余金谋充大票管钱各司事，下至量手、炮勇各役，亦非五十金不可得”。“各司巡既由金钱而来，其抵差也，遂专守金钱主义，留难需索，讹诈百端……控告舞弊之案，层见叠出。”[20]

一些奸商劣绅与贪官污吏相互勾结，承包捐税，刻剥商民，从中渔利，无所不用其极。如广西统捐，信封每百个税银五分，布袜每双税银一钱，毛边纸每百张税银六钱，“核其税项，几倍原价，可谓酷矣”[21]。扬州捐局，“无论肩挑驴驼车载，凡系货物，一概抽捐，甚至于粪桶菜担亦勒认捐每担十文五文不等”[22]。大沽渔业分局，“既捐鱼户，复捐鱼店，又捐肩挑小贩。鱼捐之外，又有船捐，正捐之外，又有规费，种种苛勒”[23]。这使得本来已经步履艰难的商业活动更加困难重重，一些地方甚至出现停滞萎缩的现象。广东佛山在咸同年间有屠户86家，到1903年仅存51家，其中30余家只能每日宰猪一头。[24]在财产生计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商民不得不起而反抗。正如1908年奉天罢市时有人慨然所论：“小民之脂膏有限，而官家之征求无穷，此奉省垣商民之所以抗捐者。”[25]

其二，商民群体意识的增长及其社会主体意识的提高。城镇商民与大众传播媒介的联系密切，普遍受到20世纪兴起的民主思潮的影响，接受了进步知识先驱们所宣传的国民为国家主体的思想。加之地方自治运动兴起，使这一思想进一步具体化。已在城市中取得人数对比和经济优势的商民，逐渐要求摆脱地方官吏乃至专制皇权的政治压制，真正确立其社会主体地位，名副其实地成为城镇的主人。这种观念当时被人们称为“爱市心”，主张大力鼓吹培养，“使知本身居住之市，本身即为其主人之一部；又使知此市之经营，即为居住此市者之责任，而全市之利害与一身之利害有若何密切之关系”，“使市民感觉共同生活之可爱而不可缺”[26]。正是由于主体意识占据商民的脑海，他们不能继续对长期以来朝廷官府侵犯其利益、侮辱其人格的态度与行为逆来顺受。广大商民能够从维护团体的利益出发举行罢市，表明其群体意识的觉醒。此外，商民抗税往往遭到镇压，为了反抗暴政，他们也举行罢市。其斗争目标除了经济要求以外，还附带反对压迫的政治条件。这类罢市共有57次，且时间愈晚，频率越高，显示出城镇商民罢市的政治色彩日益浓厚。

其三，反对列强在华殖民势力。清末帝国主义势力深入内地，罢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城镇商民反侵略的态度。他们一方面反对洋人在自己的家园里横行跋扈，如1908年青岛、福州罢市，反对殖民当局增加捐税，讹诈华商；1905—1911年上海租界四次罢市和1908、1911年汉口的两次罢市，则是抗议殖民者侵犯中国主权，侮辱伤害中国百姓。另一方面，他们反对海关洋员歧视华商和官府崇洋媚外，如1905年厦门、1909年广东海口和1910年吉林珲春因海关“每欺内商之莫于较，而畏外商之将兴事”[27]，商民举办罢市，聚众毁关。1905年吴淞高桥镇派捐办团练，惟教民得免，商民不满而罢市。这些行动显示了城镇商民民族意识的增长。不过，列强对中国商业的控制主要通过金融和外贸来实现，在内地直接经商者较少。据1903年统计，在华洋商共19042人，商店1287家。[28]面对广阔的国内市场，华商与洋商的矛盾不很突出，因此直接反对洋商的罢市较为少见。

其四，商界与其他各界的利益冲突。商人与其他市民既有社会利益的一致，又存在小群体利益的矛盾，为了集团私利，他们有时也会诉诸罢市。1910年安徽南陵县因灾荒米粮腾贵，绅学界主张禁米出口，而商人反对，激起市民众怒，围攻商界代表。商界遂全城罢市，要求官绅承担禁运造成的损失。其他市民则联合四乡农民，迫令商人开市并打毁商店，哄砸商会。当然，这种冲突只是极个别的例外。

其五，反对征收鸦片捐。因征收土膏（即鸦片）捐而起的罢市有12次，其社会背景十分复杂。一般说来，烟馆、烟铺、土膏店主很难算作正经商人，一些地方的商会明确拒绝他们参与组织及活动。但是，由于近代中国的特殊情况，烟商在市民社会中具有较广泛的影响。如扬州城内大小烟铺不下二三千家[29]，吸户分布于各个阶层。烟贩获利甚丰，成为清政府敛财的重要对象。1902年仅福建一省的洋烟膏捐即达20余万两，成为税收大项。清政府以禁烟为名，行加税之实，牵动了整个商民社会的利益。在抗税这一点上，他们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因此烟铺的抗捐罢市往往得到商民的支持。不少地方的商会也接纳烟商。1909年江宁土商因英印、德、法人设栈卖土，官府置若罔闻，举行罢市，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还含有抵制外来势力的意向。

罢市的主要领导者是商人或绅商。他们以商会、会馆、会所为核心，通过集会、鸣锣示警、刊发传单等方式进行组织发动，因而一旦罢市，全城响应，少数动摇观望者在有组织地劝惩之下，也不得不顺从大势。据不完全的报道统计，全国范围明确记载由商民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发动的罢市达40余次，大大增强了罢市斗争的坚定性与持久性。1911年开封罢市时，商会集会并发布传单，宣称：“此为合城之事，无论何界，倘有一家不遵者，合城群力反对之，并责其代缴全省之月捐。”[30]全城一致行动，加上城市的中心地位，对社会产生了广泛而强烈的震动。一般城镇罢市，直接影响当地城乡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交通干线上大商埠的罢市，更牵动着广大区域的社会经济运行，并威胁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因此各级官吏往往不得不以“顺从民情”的妥协退让来平息风潮。

罢市的主体是属于中小商人的铺商和摊贩，与流动转运商多采取聚众抢关过卡的冲突形式明显有别，显示出城镇商业人口的稳定对罢市斗争的普遍高涨具有决定意义。没有由流动商转为固定铺户的结构性变化，使商民在城镇取得相对优势，罢市就不可能成为商民广泛而持续使用的有效手段。

罢市还激起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反响。除少数奸商劣绅外，士绅一般采取同情或中立态度。后者既是地方官赖以调解转圜的中介，又是商民转达要求的喉舌。在不少地方，由于绅董拒绝出面调停，使官方被迫让步，甚至全盘接受商民的要求。以工人、手工业者为主的城镇贫民是罢市的积极参加者。他们在经济上对商人有所依附，且利害相关，“商困民更困”，生活更不稳定，社会地位也更加低下，具有很强的反抗精神。而商人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以保护人的姿态维护其他市民的权益。触发罢市的事件中，有时直接受害者是一般贫民，商人发动罢市，正是为了捍卫市民的整体尊严及其作为市民代表的地位。商人还与农村保持着密切联系。如山西蒲州商人，“无一家无田地”，“商界即该县之农界巨擘也”。[31]因为反对加派亩捐，抽收自治经费，商民也一律罢市。

商民的广泛社会联系使罢市得到各阶层民众的声援和响应。1905年直隶大沽罢市，“所有铁路、驳船等公局暨各局厂作工之人亦一律罢工”[32]。1909年福建海澄县反对抽收米捐，“商界全体罢市，学界全体罢课”[33]。1911年陕西临潼县摊派亩捐过重，“乡农罢耕，商家罢市”[34]。有时个别买办也表示同情。1911年上海租界罢市时，柏德洋行买办李某于门前悬牌一面，“上书谓因求减房租而华商大众罢市，系为公益起见。本行虽外人所开，深敬公共之热心毅力”[35]。罢市对于推动各阶层民众汇聚联合的趋势起到积极的作用。

参加罢市的社会各阶层态度不尽相同。富商大贾受捐税之苦甚重，他们希望通过罢市减免捐税，但又担心罢市引起的动乱危及其生命财产和商业利益，因而一般不主张轻易采取这一激烈手段。1905年上海宁波帮工人周生有被俄国水兵杀害，“工党均愿停工罢市”[36]，“而公所绅董，皆以达官拥厚资，沪上一隅，所营之业甚众。知一旦宁人罢市，则所失必多，乃托保全治安之名，以阻止宁人之罢市”[37]。不过，大商贾实力雄厚，社会号召力强，其态度直接影响着罢市的成败。中小商人及城市贫民反抗性较强，其态度对商董们有感染推动作用。面对清王朝的腐败统治和日甚一日的内忧外患，商人尽管有自私自利、畏首畏尾的弱点，仍不断掀起罢市斗争的风潮，深刻地反映出他们已经不能而且不愿照旧生活下去，强烈要求改变现状的意愿，而罢市正是他们反抗情绪的重要宣泄形式。

三 罢市的效应与趋向

罢市在皇权帝制统治的中心展开，破坏了专制国家机器的运转。经济崩溃是政权覆亡的前奏，罢市不仅抵制了统治者的虐民政策，而且使其连原来的常规性收入也无法维持，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针对举办新政而增加捐税的罢市，又破坏了清政府调整统治机器以求苟延残喘的企图，加速了它的垮台。罢市不仅打击了贪官污吏和奸商劣绅，维护了商民的正当权益，还有效地削弱了清政府的权威，暴露其虚弱本质。一地罢市，那里的大小官吏不得不步行挨家挨户央告商民开市，名为劝谕，实则乞求，还往往被拒于门外。许多地方官吏在风潮的冲击之下，或抱头鼠窜，或龟缩不出，狼狈万状。这有助于商民摆脱卑屈心理，增强自信心和团结力，敢于同心协力地公开与官府对抗。当皇权官势威风扫地，父官子民的观念受到猛烈的冲击，商民转而凭借自身实力以真正确立其社会主人地位时，清王朝的寿终正寝便为时不远了。

罢市风潮广泛冲击了既有的统治秩序。上海、汉口、盛京等大城市罢市，动逾数千家，万众一心，声势浩大。中小城镇的罢市也颇具声势。1906年山东潍县酒商罢市，更持续年余，最终迫使知县取消所增税额。1911年陕西商民反对布政使余诚格借办统捐为名大肆搜刮，在商务总会的主持下，全省停贸抗捐，持续两个多月。当余诚格被赶下台之日，商民于藩署照壁大书“驱逐民贼回擘窠”的标语，并沿途追踪痛骂。一卖酒小贩头戴白巾，“当街焚化纸钱，大呼‘送瘟鬼！送瘟鬼！’”[38]

由于罢市风潮的宏大气势和广泛反响，各级官吏以及与之狼狈为奸的顽固势力欲惩无力，欲罢不能，惊恐万状，束手无策。山东潍县罢市后，官绅策划对付办法，“聚议至暮，意见纷歧，卒未得完全之策”。县令与肇祸劣绅“主张以兵力制乱；且谓所有各捐决不可听商民之求，即行裁免。此风一长，则官绅之权失，必自退于失败地位。故宁可以兵力胁之，使其不反抗，决不能俯如其请，以倡刁风”[39]。官绅敏感地察觉到，退让将导致力量对比变化和权力削弱，对自己的地位乃至整个统治秩序构成严重威胁。他们害怕罢市的冲击，更畏惧由此带来商民势力的增长和地位的提高，使自身逐渐失去对局势的掌控力。正当官绅争论不休之际，商民们祭出了近代世界各国新兴资产阶级战胜统治者和旧势力的法宝，聚集数万人到劣绅所开钱庄挤兑纸币，迫使官绅低头。历来被官绅贵族鄙视的商民，成了统治势力睡榻之侧的心腹大患。

罢市风潮不仅使各级官吏终日惶恐不安，还震动了最高统治层。早在1904年就有人奏报：“近来各省闹捐罢市之事屡见迭出”，担心“民间激变为匪，迁怒教堂，酿成巨祸”，建议“分别富瘠，酌量停捐”[40]。1907年，农工商部会同民政部提出颁行禁止铺商相集齐行罢市的禁令，规定：“无论如何不得罢市。虽有最大委屈，亦当由地方官设法办理。”[41]然而，如果掌握着强大国家机器的统治者只能凭借暴力进行社会控制，而不能协调、维护和代表各阶层的利益，很难使其统治术行之有效。就在禁令颁行的第二年，罢市风潮便再度高涨，打破了清政府重整统治秩序的梦想。

罢市在时代环境、社会基础、斗争形式及发展方向等方面与民变有着明显的区别，它主要体现了商人变化程度的加深，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政治经济实力的增强，显示出他们在与官府朝廷的对抗中，已经正式登上政治舞台，并且作为市民的代表和领导者的形象出现。前列罢市时空分布发展表显示，清末商民罢市的频率变化，不是一般性地表现民众与清王朝的矛盾冲突，而是较为准确地反映了新兴势力与统治者矛盾的发展变化。戊戌变法和庚子事变后，新兴势力对清王朝颟顸守旧，造成国家民族陷于灭顶之灾的胡作非为极其愤怒，反清情绪普遍滋长，学界风潮和反帝爱国运动高潮迭起，罢市风潮出现第一次高涨局面。

1905年，清政府为了缓和国内矛盾，做出预备立宪姿态，以后又宣布要“仿行宪政”，在一定程度上迷惑了国内绅商。加上第一阶段的情绪高涨，受亡国危机刺激的影响较大，缺乏坚实的思想基础，所以抵制美货风潮过后，国内政局一度呈现相对平稳态势，罢市也跌入低谷。不久，江浙铁路风潮震动全国，国会请愿风声渐起，立宪派与清政府的关系复趋紧张。恰在此时，专擅朝政几十年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接连死去，统治集团失去权力重心，动摇涣散，社会上不满和不安情绪充斥，罢市出现第二次高潮。

当朝执政的变动及其加快宪政准备步伐的种种姿态，使得不少立宪派头面人物乃至一般绅商幻象重生，或心存希冀，或暂时观望，罢市风潮随之再度趋缓。可惜好景不长，国会请愿屡次碰壁，最终落得个极端专制的皇族内阁，立宪派纷纷弃清廷而去；铁路国有政策的实施更直接威胁着全体商民的命脉，于是罢市斗争再掀高潮。

当然，罢市的直接导因十分复杂，但商民采取何种形式维护自己的利益，总要受到社会氛围和群体心理的制约。在社会矛盾激化，群体的不满和反抗情绪高涨之时，他们更容易诉诸罢市这类较为激烈的斗争形式。将罢市与同期一般民变相比较，反差更为明显。特别是在1906—1907年和1909—1910年罢市两次低潮期，民变反而呈现迅猛上升的势头。

清季罢市民变对照表[42]

由此可见，罢市不仅处于人民大众与清政府矛盾的总体制约之下，而且比较直接地显示了立宪派等趋新势力的政治动向。罢市在各地出现频率的高低，也大体与当地商人的变化程度及其在城镇势力的增长以及绅商新式社团的政治态度相吻合。

当然，商人的变化依行业、地区、层次的不同而各异，他们身上或多或少保留着四民社会的痕迹，使得罢市与民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商人在罢市中一般只有直接的经济要求和少量局部性社会要求，未能提出反映群体利益的一般性纲领。罢市多属偶然触发，随起随散，带有浓重的自发斗争色彩。尽管偶然性也受制于必然性，毕竟只是行业、地方利益的体现。大批城市贫民甚至乡民的加入附和，扩大了罢市的社会基础和声势，使之具有更强的冲击力，但也增加了流于民变的可能性。个别罢市并非由商人发动，而是下层民众为了特定目的胁迫商人关门。至于因民变而导致的闭市，则是被动反应；汉口等地店伙要求增加工资而举行的罢市，实为罢工，不应列入罢市范畴。

罢市隐伏的民变潜流，使得统治者投鼠忌器，不敢随意镇压。但斗争行列的扩大也意味着成分的复杂。游民无产者等社会破坏因素有时会被顽固势力所利用。一些罢市转为民变后，在冲击官府、教堂的同时，也以学堂等新兴设施为破坏对象，酿成毁学风潮。清末各种社会势力和矛盾盘根错节，爆发于城市的罢市，更集中体现了这种错综复杂性。下层民众反对新政设施，既有反抗暴政的正义性，同时又夹杂着愚昧落后性，因此受到趋新势力的批评。无论是民变引起的闭市，还是罢市导致的民变，都损害了商人的利益，因而遭到后者的否定。这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二者的不同性质。当事官吏为了寻找口实压制或卸责，夸大罢市的民变色彩，加上鄙视商民的传统观念作祟，使人们容易将罢市混同于一般民变，而忽视了二者的根本差异。

正确区分罢市与民变的性质，有助于深入认识旧式民众的自发反抗向新兴势力领导的自觉斗争过渡转化的历史进程。

民变无法自我寻找出路通道，并非罢市斗争的主导趋势。相反，作为领导者的趋新势力的各个层次，出于不同的动机，总是力图防止罢市滑向民变的死路。罢市使趋新势力的政治代表们精神为之一振，他们虽然不满于罢市的自发性以及流于民变的破坏性，但罢市所显示出来的城镇商民日益增长的实力、高涨的斗争情绪以及统治者进退维谷的窘态，使他们看到了罢市作为实现政治诉求有力手段的强大作用，开始有意识有目的地鼓动罢市以进行政治斗争。在保路运动中，罢市终于成为各地商民与清王朝展开殊死决斗的强有力手段。

罢市猛烈地冲击了清王朝的统治秩序，但毕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众与专制统治的矛盾。因缘古代城镇延续，外国殖民势力入侵和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而形成发展起来的中国近代城市，具有专制统治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帝国主义侵略和东西方文化碰撞的枢纽，以及近代新兴经济和新兴社会势力的活动基地这样三位一体的性质。趋新势力人数虽少，但集中于城镇，且有一定的组织形式，能够左右其他市民。经过包括罢市在内的斗争洗礼，城镇商民被广泛动员和组织起来，联合各阶层民众，将旧式自发斗争逐渐纳入趋新势力领导的自觉斗争的轨道，使其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能量，在城镇取得对旧势力的相对优势，并把城镇所具有的连环辐射作用注入政治斗争，从而影响全国政局，达到推翻专制皇权的目的。辛亥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趋新势力引导的民众与统治者在城镇展开的殊死较量，而罢市正是这种较量的重要形式。当然，近代中国并未改变农耕经济的主体地位，商民不仅在全国范围内绝对人口少，而且仍然带有明显的四民色彩。罢市虽然越来越多地提出具有普遍性的政治诉求，大都还存在将矛头仅仅指向具体对立者的局限，商民的斗争不能从根本上瓦解专制统治的基础，它动摇了矗立其上的皇权帝制，却被其残余扼住脖子，在劫难逃。

[1] 《宪政编查馆奏核议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并另拟选举章程折附清单》，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28页。

[2] 《江宁商店总数表》，《商务官报》第10期。

[3] 徐焕斗：《汉口小志·商务志》。

[4] 《法库门归客谈》，《中国日报》1907年3月29日。

[5] 杨荫杭：《上海商帮贸易之大势》，《商务官报》第12期。

[6] 来新夏：《清代前期的商人和社会风尚》，《中国文化》第1辑。

[7] 《张家口生产各货情形》，《商务官报》第6期。

[8] 杨荫杭：《汉口商帮之大势》，《商务官报》第20期。

[9] 《营口商捐清数》，《大公报》1902年6月30日。

[10] 徐焕斗：《汉口小志·商务志》。

[11] 杨荫杭：《上海商帮贸易之大势》，《商务官报》，第12期。

[12] 郭正忠：《唐宋时期城市的居民结构》，《史学月刊》1986年第2期。

[13] 吴量恺：《明清时期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14] 毛祥麟：《墨余录》卷14，《户捐》。

[15] 《重庆罢市原因》，《警钟日报》1904年11月11日。

[16] 《城厢罢市》、《罢市余闻》，《中国旬报》第28期，1900年11月6日。

[17] 资料来源：据《中国日报》、《大公报》、《苏报》、《国民日日报》、《警钟日报》，《安徽俗话报》、《东方杂志》、《盛京时报》，《中外日报》，《汇报》、《时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的报导记载，1911年统计到10月止。

[18] 《详志全闽捐务》，《大公报》1902年6月25日。

[19] 《罢市之感言》，《盛京时报》1908年10月11日。

[20] 《统捐之积弊》，《民立报》1911年6月10日。

[21] 《续纪西省罢市》，《中国日报》1904年3月18日。

[22] 《抗捐罢市述要》，《苏报》1903年5月12日。

[23] 《大沽罢市始末记》，《大公报》1906年3月12日。

[24] 《剥民新历史》，《国民日日报》1903年8月12日。

[25] 《罢市乏感言》，《盛京时报》1908年10月11日

[26] 《爱市心之培养》，《大公报》1907年4月7日。

[27] 《珲春罢市大风潮》，《盛京时报》1910年3月16日。

[28] 《内地各埠外国商人及商店额数》，《游学译编》第4册。

[29] 《抗捐罢市》，《警钟日报》1904年3月7日。

[30] 《开封罢市始末记》，《民立报》1911年9月17日。

[31] 《蒲州罢市之原因》，《大公报》1911年10月16日。

[32] 《大洁罢市始末记》，《大公报》1906年3月12日。

[33] 《海澄抽收米捐之风潮》，《大公报》1906年3月29日。

[34] 《临潼罢市之风潮》，《大公报》1911年8月29日。

[35] 《减租罢市风潮记》，《民立报.》1911年1月8日。

[36] 《外务部收上海道袁树勋东电》，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第261页。

[37] 《宁波人太无公德》，《警钟日报》1905年1月21日。

[38] 《余诚格滚出长安》，《民立报》1911年3月20日。

[39] 《潍县酿成罢市风潮》，《盛京时报》1910年8月9日。

[40] 《奏请电饬各省酌量停捐》，《大公报》1904年11月3日。

[41] 《议禁铺商罢市》，《中国日报》1907年3月26日。

[42] 张振鹤，丁原英辑：《清末民变年表》，《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3期。包括抢米、抗租税、毁学、兵变、暴动、教案等，不合学潮和爱国革命运动。

民国开国的歧见、新说与本相

民国肇建，已经百年，关于民国史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可是如果以1920年代起步的革命史研究为开端，也有将近80年。而实录性的《中华民国大事记》（天笑生编）和《中华民国开国史》（谷钟秀著），更是早在1912、1914年已经出版。此后陆续编著出版的中华民国通史、分期史或各种专史，林林总总。1950年代以来，较为严谨深入的学院式研究论著，也不在少数。可是，受到史料繁多、史事复杂和观念局限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关于民国肇建时期的历史，仍有许多解读不当甚至尚未认识的基本事实。仅举开国前后有关民国肇建具有历史和逻辑联系的若干问题，可见对于辛亥政权鼎革的历史进程的认识，某种程度上还是一本糊涂账的乱象。

一 逊位还是退位

受到张勋复辟、驱逐清帝出宫、国民革命以及国共内战等历史事件的影响，对清季民初的政权鼎革用了后来国共两党大体相近的革命史观重新审视，确有与当时的时势不同的解读。不过，当时派系林立的各种政治势力各有所图，相关历史的认识也不可依据某一方面的记述一概而论。例如与民国肇建密切关联的清皇室结束统治权的名目，南北各方就先后使用过退位、逊位、让位、辞位、去位、致政、归政、还政等多种说法，有时同一方甚至同一人兼用数说，有时则一种说法各方混用。但仔细揣摩，在看似随意或杂乱无章之下，各种说法的不同，还是多少反映出各方态度的差异以及历史本相的变化。

最早提出让清皇室交出统治权设想的，应是张謇等人。1911年11月上旬，鉴于各省风从响应武昌首义，原来的立宪派张謇等人转变立场，赞成共和，并连续召开会议，磋商筹备设立中华民国新政府，并以上海为临时外交政府所在地和临时国会召集地。参与发起者除张謇（苏）外，还有樊增祥（鄂）、宋教仁（湘）、于右任（陕）、夏敬观（赣）、唐文治（苏）、赵凤昌（苏）、庄蕴宽（苏）、汤寿潜（浙）、张元济（浙）、姚梧冈（浙）、江易园（皖）、高梦旦（闽）、伍廷芳（粤）、温炳臣（粤）、汤寿彤（黔）、程德全（蜀）、王搏沙（豫）。名单虽然有张大声势之嫌，毕竟包括各省各方人士，不限于立宪党人。

11月11日，上述诸人联名通告倡议组织全国会议团，主张各省派人到上海建立临时会议机关，商定共和政治，会议四要件之一，即为“对于清皇室之处置”。次日，张謇等人又奏请监国载沣赞成共和，宣称“大势所在，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炭，保满汉之和平。国民心理既同，外人之有识者议论亦无异致，是君主立宪政体，断难相容于此后之中国。为皇上殿下计，正宜以尧舜自待，为天下得人。倘荷幡然改悟，共赞共和，以世界文明公恕之道待国民，国民必能以安富尊荣之礼报皇室，不特为安全满旗而已。否则战祸蔓延，积毒弥甚，北军既惨无人理，大位又岂能独存”。同时致函庆亲王奕劻，告以已电请皇上及监国逊位，同赞共和。希望奕劻“致君于尧舜之揖让与民享共和之幸福，则皇室不失尊荣，生灵得免于涂炭”。[1]

南北和谈期间，曾参与上述活动的伍廷芳成为南方总代表，他于第二次会议时首先提出逊位之说，并称前此已和汤、程、张各都督致电摄政王，只请逊位。而会谈期间又间杂使用让位一词。伍廷芳致袁世凯、南京临时政府及独立各省的正式电文一般均称退位，但在1912年2月6日复袁世凯电时，则标题和正文混用逊位、退位。如标题为“关于皇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行文开头称“清帝退位之后”，各款行文又说“清帝逊位之后”。同日伍廷芳致电孙文、各国务总长、参议院议长，也称“逊位之后”。2月9日伍廷芳致电孙文、黎元洪及各省都督，则混用退位、去位。此后，伍廷芳对北方将领及袁世凯所发函电，多用逊位。而对南方政府及各省光复政权，则主要用辞位。如2月13日致孙文等电，用辞位。2月17日致孙文、黎元洪及各省都督电，专论此事，多处提及，全用辞位。但其他致孙文各电，仍有间用逊位或退位的情形。[2]由此可见，伍廷芳在面对态度各异的各方之时，已经逐渐意识到用词意涵的差别给予对方的感受，只是尚不能严格区分。

虽然张謇等人向奕劻提出逊位之说时，确有希望清帝仿效尧舜揖让之意，作为南方谈判代表的伍廷芳与南方通函通电中沿用逊位一词，未必全都含有禅让之意。但是，北方如全国联合进行会、临时国民公会、宪政实进会等却有此理解，并且表示反对。他们的意见是，资政院决定采用英国宪法，“是直谓共和立宪可矣”。官军争持君主立宪，致使国民怀疑清廷有反汉之心，“于是取极端主义，而禅让之说起。夫禅让之说，固天子荐贤自代之意，非臣下所宜言”[3]。实际上，袁世凯或许不无对清朝的臣节，更多的还是对自己权力来源的考量。权衡利弊，他宁可让失去权力的清室担些虚名，以免受南方政府的约束钳制。袁世凯利用清廷，旨在抵挡革命党的同时，也有承继大统的美誉，尤其是另行组建政府的便利。面对清室，他绝不以禅让的尧舜视之。或许正因为清室已经没有力量，袁世凯才会与之藕断丝连。

清廷方面，尽管失去统治权已经是既成事实，但是对于涉及名分、体面以及待遇之事，仍然想方设法力争有利于己的条件。关于宣布交出统治权的诏书的具体措辞，到了最后关头，清廷还想使用辞政的名义。几经周折历尽艰辛好不容易才达成协议的唐绍仪以为，辞位才能享有优待，若辞政，则宣布十九信条，清廷即已经无政权，光复独立的十四省军民以生命财产力争，专在位字，请袁世凯入觐时必须力持办到辞位二字。[4]正式发表的隆裕太后懿旨，刻意回避争议，只是说：“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但卸政权，不废尊号。”而清方公布的清室优待条件，则一律使用辞位的名目。[5]可见袁世凯的确将唐绍仪的意思传达给了清廷，并且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

在此期间，媒体和社团，一般而言多混用各种说法，但也有特别在意而排斥逊位之说者，如激进青年和社会党。关注时局变化的苏州草桥中学学生叶绍钧就坚决反对优待清室，并从法理和时势的角度对逊位说表示严重质疑，认为“以君主而加于人之上，为不平等，故推翻之。而民国之中固人人平等，无或超出者也。清帝既逊位，则只居于齐民之列；既齐民矣，何以曰优待，优待即不平等也。岂以巨数金钱，作其甘心退之报酬乎？更进而言之，是谁之位而曰‘逊’？必待其逊，是已如受清廷之命令矣。故苟其见机而自去，则为至善；如不自去，则北伐军队在，令之肯去则去，不肯去亦去。清帝之去易事也，最重要者其安固民生，巩斯民国耳”。在他看来，逊位说的要害正是混淆了新生共和政权权力基础的应有之义，使得国体变更的意义变得模糊不清。

关于逊位之说，叶绍钧与兴盛一时的社会党共鸣最多。社会党人对于议和之事及其内容极为不满，并在苏州专门开会讨论。会上陈翼龙发言，指清帝逊位予以优待、袁世凯统辖北方等事，决非南京参议院中少数人可取决而实行之，“必待其逊位，是仿佛待命于清帝，而民国之建立皆清帝之主动矣。清帝既为君主，则即为民生之恶魔。试问有出巨资以优待恶魔者乎？况其资皆出之于民者也，试问民生果愿之乎？”既然南北相和，孙中山、袁世凯或第三人为大总统，“当合全国民之公意而定之”，决不能即由袁世凯当然统辖北方。鉴于事关全体国民，陈翼龙提议派人到上海，联合《天铎报》发起的国事纠正会，掌握实据，逐条驳斥，广泛宣传，“必至修正议和条件而止”，获得到场者的一致赞成。

社会党人力图颠覆清帝逊位说，旨在剥夺袁世凯当然统辖北方，进而问鼎大位的合法性。到场听会的叶绍钧于是大发感慨，认为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虽然用心良苦，“而孰知南人之心有大不服袁世凯者乎？袁世凯挟清帝以为奇货，要求优待，要求厚礼，无非以示自己之威耳；今果堕其术中，又复莫之奈何，乃多方运动，使之任总统之职。以专制之魔王而任共和国之总统，吾不知其可也！如火如荼之革命，大雄无畏之革命家，竖自由旗，策国民军，血花飞舞，城市灰烬，乃其结果则为不三不四之和议，为袁世凯任大总统。呜呼！吾希望者已失望矣，奈何！更可恶者则为参政院，选举而可预先约通，则何必选举哉？此中人大半皆清廷政界走狗，今则改面易目，居然民国议员，可鄙！于此一思，令热心人长灰心之念”。其说指袁世凯挟清帝以为奇货目的是示自己之威，以一个中学生的眼光而言，极具洞见。

沿着反袁的路径，社会党人继续穷追不舍。2月18日，苏州的社会党举行党员大会，在上海办《社会日报》的刘铁民发表演说：“言袁世凯之必不能为吾民造福，而苟就今日之大势以遽已，则所谓共和非真共和，第二次革命在指顾间耳。”语至痛切，与会者百余人皆鼓掌不止。该党议决反对袁世凯为总统的进行办法，分别致电袁世凯和黎元洪，一为直接表明反对之意，二为请设法挽救。叶绍钧认为发电肯定无效，“宜用激烈之手段，先致袁氏于死，再则运动军队及全国同胞以解散现今之参议院，更由全国人民公举议员以举定大总统”。如果参议院另举不适当者为总统，第二次革命仍然在所难免。[6]取消袁世凯接掌大位的当然性，就从根本上斩断了清帝逊位交权的法理作用。

二 帝制与共和

迫使清帝辞位，主要是为了解决帝制与共和的不可调和，使中国从帝国时代进入民国时代，而民国时代的政治架构是民主共和。自从孙中山1897年提出共和主义适宜中国，以及1906年《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宣称“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7]以来，帝制与共和就成为截然对立的范畴，当时的革命党和后来的研究者，都好作非此即彼的认识，判定帝制与共和天然就是水火不容，绝对不可能熔于一炉。邹容的《革命军》提出中华共和国的崭新政体，就是要在推翻专制政体之后，建立民主自由之国。

整体而言，完全用革命的观念考察清季民初的政权鼎革，其实是国民革命以后所认定的革命党人的政治正确看法。而在清季民初国体变更之际，尽管各方态度认识不一，逊清皇室与民国政府之间存在形式上的退位和优待关系。因此，即便视为改朝换代，与明末清初王朝兴替的情形也有着很大分别。除了满汉关系易位，对于多数的汉人而论，接受异族入主中原难，弃之而去相对较易外，在国体变更进程中，即使共和与帝制形式上并存共生，在朝野上下看来也并非绝无可能。据说南北议和期间清方就设想过改国号为中华联邦共和国，大清皇帝改号中华联邦共和国国王，属宪法上特别地位，不得干预政事。同时设大总统，由议会公选，总揽行政权。国王与大总统待遇同等，前者世袭，后者任期四年。[8]这样一种共和君宪混合体制在今人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而当时朝野各方并非一概认为是天方夜谭，只有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以及一些激进人士坚决反对。在后者的观念中，源自欧美的共和与帝制是截然对立、非此即彼的两极，这与一般人夹杂共和古典本意的理解大相径庭。所以康梁等人主张用“虚君共和”的设想来解南北之争的套，在南北和谈期间一度甚嚣尘上。今人如果只是循着革命党人的认识来看待辛亥时期的体制政争，要想理解各方到位，自然难以恰当妥帖。

与中华联邦共和国的想法如出一辙，有人还提出了“帝国共和主义”的理念和具体建置方案。宣统三年十一月，全国联合进行会代表张琴、李离，临时国民公会代表朱通儒、刘振源，宪政实进会代表宋育仁、于邦华等呈文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认为南北和议因为君主立宪、共和立宪政体有待国会公决而面临破裂，甚属非计，要求宣布帝国共和，以巩固皇室。在他们看来，南北虽然都有和平解决之心，可是政治学说不明，无法摆脱君主共和非此即彼的取舍抉择。“夫大权操之于一人，是谓君主立宪，日本、俄罗斯是也。大权操于议会，是谓共和立宪，德意志、英吉利是也。至于法兰西、美利坚二国，近人译曰民主，曰合众。谓为共和政体之一种则可，谓为共和政体之概则，则不可。若但言共和二字，则不在有世袭之君位与无世袭之君位明矣。此从法理上解释而绝无疑义者也。”

清季国人好以个人所知局部个别的西学为一般通则，由于各自所本不同，因而凡事往往要争个你死我活。上述号称绝无疑义的解释，当然也是不无可议，甚至在一些人看来简直就是胡言乱语。可是这样的说法是否合乎法理通则，另当别论，至少反映出一个事实，即所谓深入人心的“共和”观念或思想，其实还是一个概念，各自表述，而且所表述的意思相去甚远。本着调和帝制与共和在观念和政治上截然对立的主旨，呈文者中有人“尝旁考列邦政体，原本信条，折衷乎英法之间，提倡帝国共和主义。拟尊皇帝为大圣皇，宣布共和政体，召集国会，公举大统领；草拟宪法，实行共和立宪。以冀早定国体而息政争”。

从法理、领土、国教、种族、党派、文义等六方面，呈文者详细阐述了实行帝国共和主义既适合于中国当日情势又有助于学理发展和体制设置的重大理由，宣称：“此六大问题既完全解决，其余纪元问题、国号问题、首都问题，皆可以国会公意决之。总之，此帝国共和四字，成一完全独立主义，各方面均弥满无憾，非迁就两可之间为调停计也。”例如从法理上看，君主立宪政体有三原则，一、君主不负责任；二、君主神圣不可侵犯；三、君主不能为恶。可是颁布法令概以君主名义，不可说绝对无责任。所谓由国务大臣代负责任，不知是对君主还是人民负责。若对君主，则行政失当，君主亦有责任；若对人民，则拒绝副署，又未免侵犯神圣。“学者于此等理论苦无确当定义。今以政权完全付之大统领，则元首不过一特别阶级，为全国瞻望。而一切宗教、典祀、封号皆以至高之元首为之，可以为善，不能为恶。将来政体上发明最简当之定义，我国政治史有特别光荣矣。”[9]照此看来，帝国共和主义不仅可以解决中国的时势所急需，而且能够为世界提供政治学说及体制设计的新典范，绝非一时权宜之计的杂烩拼盘。

关于“帝国共和”的主张，全国联合进行会等会的“会员等日夜研究，往复相商，意见相同”，并据此原则拟订条件，提请袁世凯与南方和谈代表协商订约，奏请施行。所订具体条文为：大圣皇世世承袭，于政治上无责任，以保持尊严；于中国各教有封号之权；于全国人民忠孝节义及慈善等事有表彰荣誉之权；皇室经费以宪法定之；皇室私产不得侵犯；王公世爵皆仍其旧。大总统由国会公举；任期由宪法定之；法律规定有全国统治权；于政治负完全责任。并且规定了大圣皇与大总统交际的礼仪、行文、名誉权限等事项。其设置与中华联邦共和国的理念大体一致。在他们看来，“如此，则国体问题完全解决，不惟两宫与维多利亚比隆，即宫保亦与华盛顿争烈矣”[10]。

或者循着诸如此类的观念，以清朝为正统，评议辛亥革命时期南京临时政府的合法性问题，以及袁世凯组成统一民国政府的正当性。此说虽然后见，却不见得高明。姑不论革命就是要破除旧法统，建立新法统，即使以袁世凯而论，虽然他后来千方百计要将自己的权力来源与清朝正统相联系，但其目的只是避免与南方民党政府有牵扯。实际上，南北和谈时南方民党划定的唯一前提就是承认共和，否则免谈。袁世凯一番作态之后，被迫接受以共和为先决条件，以便从清廷手中接管政权。既然接受这一前提，等于把清王朝排斥于未来中国的政治考量之外，从而将清朝的正统性连根拔起。袁世凯接受共和，看似情非得已，其实不无自己的盘算。继续帝制，即使立宪，实行责任内阁，他也不过是政府首脑，而非国家元首。况且清朝的各种势力对其仍然有所掣肘，即便当上内阁总理，也不可能随心所欲，远不如做大总统称心如意。只是在清王朝的大统已绝，失去继续掌握国家权力的资格之后，袁世凯才利用这副空架子的所谓正统来抵消南方民党欲强加于他的种种限制。

不仅如此，虽然袁世凯力图淡化统一民国政府与南京临时政府的法统联系，毕竟要按照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议决的各项议案行事，包括组织统一政府的各项事宜。他千方百计地逐渐改变，却不能一口否定。也就是说，尽管袁世凯百般不情愿，还是斩不断与南京临时政府的联系，这也等于承认后者的正当性、合法性乃至具有民国的新法统地位。

民党方面的态度与后来也有所不同。接受袁世凯出任民国首任正式总统，在激进人士看来只是私相授受，与民国总统应由国民公举的法理不合。可是南方的民党领袖们迫于时势，虽然对袁世凯掌权颇多疑虑，对于清廷退位和平实现国体变更和权力转移，还是有所期待，在一段时间里并不觉得悲观。民国元年，孙中山北上，在原来清朝的京师如今民国的首都会见各方人士，与逊清王朝的成员如摄政王载沣、皇族内阁协理大臣世续等有所交游。八月初一（9月11日，《民立报》记为10日）晚，皇族亲贵（醇亲王、世续等）公宴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人，绍英亦出席作陪。贝子溥伦代表皇族演说，以表皇族开会欢迎之意，略谓从来有非常之人，始能建非常之功，其孙中山先生之谓乎？今改数千年专制政体而为共和，固由孙中山先生及诸位先生之功，亦由我皇太后皇上至公无私、以天下之政权公诸天下。惟自改变共和政体以来，而天下事变愈亟。语云：世界能造英雄，英雄亦能造世界。此后政治日进文明，不第我皇族得享优待之荣，天下人民常享升平之福，均惟诸位先生是望云云。说毕又云：余今日得见诸位先生，至为光荣，举酒愿祝诸位身体康健。同座均鼓掌。

随后，孙中山请黄兴致答词，略谓现在世界竞争，中国非共和政体不能自立，是以孙中山先生热心改革，全（合）民五族共和，实由皇太后皇上圣明，德同尧舜，我辈均甚感激。惟此时外交甚为警戒，切望五族一心，勉力进行，以济时艰。[11]曾经的死敌能够如此交流，虽然言词暗含机锋，却显示和谈的结局未必是最佳结果，不过各方尚可妥协，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成果，避免流血瓜分，而且对于新的共和局面，都有所期待。只是后来局势的发展，恰好应验了各自的担忧，一些人的不幸而言中成了正确的预见，给了人们充分反省的空间。

辛亥政权鼎革之际，只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清王朝当政统治的正当性备受质疑，所谓正统性，连包括袁世凯在内的清朝官员也并不着力坚持。他们只是希望给交出政权的清皇室较好的待遇。不过，民国肇建之后，替代君权神授的国民公举始终没有从制度上落到实处，因而历届政府都未能获得国民的普遍认同。权力来源不清，自然导致执政的合法性不断受到质疑和挑战。胡适曾与美国人类学家洛克谈及中日国民出国后，提到各自国家的政府，日本人总是说如何如何好，中国人恰好相反，总是说如何如何坏。这样的情形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既反映政府的作为与国民的期望差距太大，也体现了传统的圣王观等历史文化因素的现实制约。也就是说，选出一个或者一批圣贤组成政府执掌权力，一直是国人内心的企盼。达不到心中的目标，自然就会严重失望，由充满抱怨到严词斥责甚至揭竿而起。其积极方面说明国人对于政府的批判力强，消极方面则表明辛亥以后国民对于历届政府的认同度相当低。得不到国民的普遍认同，要想切实有效地贯彻行政，就不得不经常性地动用各种非常手段。

三 单一制与联邦制

虚君共和乃至帝国共和的观念当否另当别论，但无疑都是当日的事实，则共和与帝制的不可调和在一部分国人的脑海里已被消解。考虑到当日迫在眉睫的时势，挖空心思想出此招，不仅是要化解南北双方的尖锐对立，同时也是希望尽快结束分立冲突的局面，以免战火延烧，刺激环伺强邻的觊觎之心，导致国家分崩离析。

在结束帝制之后，如何在民族自决与地方自治的情形下维系国家统一的政治局面，成为人们苦思冥想寻求解决之道的一大难题。民初关于政体论争的要项之一，就是所谓单一制与联邦制的取舍。由此而来的中央集权与联省自治之争，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即使在国民政府实现形式上的统一之后，症结也没有彻底消除，尤其是集权与分治的矛盾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就全国范围而言，民主制度始终难以落到实处，而各省分治又无法确保统一局面，以及防止分裂割据的内乱，同时也不能避免各省军政权力在自治的幌子下继续实行专权。因而中国究竟是延续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为好，还是仿效欧美国家实行联邦制为宜，一直处于进退维谷的两难选择状态。连历次制订根本大法，于此重大问题也始终争议不决，摇摆不定。

其实，联邦制的影响，与共和观念的传播关系密切。共和的本意之一，就是由分治而共和，分治则须破除帝国的一统和集权。受明治日本的影响，作为国体或政体形式，共和主要对应“Republic”，后人的理解，往往偏重反对帝制的一面。可是近代中国的共和思想渊源还有从合众演化而来的脉络，孙中山最初论证“共和政治不仅为政体之极则，而适合于支那国民之故”，主要论据之一，便是“又有革命上之便利者也”。因为地方豪杰互争雄长，难以统一，又缺乏共和思想，革命之际，必须先充其野心，使之与革命同行。“充其野心之方法，唯作联邦共和之名之下，其夙著声望者使为一部之长，以尽其材，然后建中央政府以贺（驾）驭之，而作联邦之枢纽。”[12]如此，共和不仅是国民公举总统以取代帝制，还包含合众的意思。稍后孙中山与宫崎寅藏笔谈，议及破解万一欧洲联盟对我之法，也是先令各省自立甚至独立，以散其盟，然后再图内治，进而以一中华衡天下。[13]

与宫崎寅藏的笔谈当中并无共和字样，不过，1895年3、4月间，孙中山在香港多次拜访日本驻港领事中川恒次郎，谈到要在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14]以后与法国驻越南外交官也谈到在华南成立共和国之事。则独立与共和，正是孙中山考虑的取得全国政权的方式。

循着联邦共和制的思路，探求解决中国分立与统一之道，并非孙中山一人的专利。立宪派名士张謇也认为：

国土寥廓，最宜于共和分治。以理论证之，卢梭《民约论》谓，凡国土过大，则中央之支配力有鞭长莫及之虞，其势宜于分治。欧美各国联邦共和之制，实本卢氏。以事实证之，美之国土广宽，不亚于中国，而共和之治最先，成绩最美，其明证也。种族之繁杂，莫过于瑞士之联邦，凡欧洲各国所有种族，瑞士殆皆有之，论者比为欧洲之缩图，然共和政体之固、成绩之良，而绝无涣散纷争之虑者，怵于外患而团体愈坚也。[15]

张謇等人转而赞成共和，原因之一，便是基于分立状态已成事实的时局。也就是说，张謇等人的共和是与联邦制联系在一起的。

辛亥年底据说由清内阁会议决定且经清廷批准的议和条件，也是“各省改为中华联邦，组织共和政府；蒙古、青海、西藏亦在其内”[16]。各方虽然立场不同，宗旨各异，取向有别，却都有将独立或自治的各地政权集合到一起的政治目标。这一旨意下的共和，其针对的主要问题和考量已经不是帝制，而是既成的分立局面，希望在共和的旗号下，将由不同人群掌控的不同地方的政权联合起来，以实现和维护国家的完整统一。辛亥各省独立，使得帝制的行将垮台与帝国的分崩离析联袂而至。实现共和，不仅要推翻帝制，而且要在分治的基础上实现统一，以确保国家的完整。民初国人为此在单一制与联邦制之间权衡取舍，伤透了脑筋却始终不得要领。广土众民又长期一统的历史文化传统，与共和制生成的文化系统明显有别，虽然张謇等人意识到“共和政体与君主立宪政体，不以国民程度之高下为衡，而以国民能脱离君主政府与不能脱离君主政府为适宜之取决”[17]，国民程度是由政治制造而成，转而赞成共和，可是共和制的实行也有其社会历史文化渊源，否则，单纯移植而与国情不相凿枘，调整起来也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

四 总统制与内阁制

后人论及民初政坛角力，关注的目光主要集中于民党与袁世凯的明争暗斗，重视坐上总统宝座的袁世凯如何揽权，而相对忽略国务院的建置。然而，按照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的决议案，统一的中华民国政府实行内阁制，国务院才是权力中枢。袁世凯首先要设法将国务院矮化，才能实现大权独揽的政治企图。因此，即便将关注重心放在民党与袁世凯的缠斗之上，也要弄清楚袁世凯是如何将内阁制虚化，逐渐实现总统掌控实权并使之制度化合法化的。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伊始，受到内外形势和力量对比的制约，将战略目标确定为促使袁世凯逼退清室，从而推翻帝制，建立统一的共和政权。既然自身不过是实现这一目标的过渡，政体建置就不得不随之变化。开始实行总统制，后来改为内阁制，试图以内阁和参议院钳制令人疑窦丛生的袁世凯。南方坚持要袁世凯南下就任，一方面是使其脱离北方的势力基盘，斩断与清王朝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则是让袁世凯全盘接收南京临时政府，或者更为恰当地说，要将袁世凯放在南方共和政权的顶端，虚高架空。南方民党不仅仅要求袁世凯承认共和的名义，而且要全盘接收南京临时政府。也就是说，南京临时政府自认为是当时中国唯一具有正当性和正义性的共和政权，既然袁世凯同意废除帝制改为共和，就理所当然地应以南京临时政府作为中华民国的权力机构。即便袁世凯心有不甘，也要千方百计地迫使其就范。

对于民党的一厢情愿，袁世凯心知肚明，当然不肯轻易就范，因为一旦如其所愿，自己即使登上大总统的宝座，也不过是虚位的国家元首，掌控了参议院和内阁的民党才是实际的执政者。这是袁世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结局。为此，他很快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煞费苦心，与南方斗法，使得局势一步步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发展转化。而另一面的孙中山，也能够明察秋毫，针锋相对地进行应对。可以说双方都是政治博弈的高手，只是如何对策，不仅考验政治智慧，而且受到局势、实力和各种势力关系的牵扯。

为了摆脱因接受共和所造成的相对于民党而言被动的局面，袁世凯竭力争取和维持与南京临时政府的对等地位。为达此目的，他一是尽量使得自己的权力来源显得并非延续南京临时政府，二是竭力将自己担任全权总理大臣的清朝末届内阁，变成看似具有民国北方临时政权实体的性质。

清帝决定退位之际，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代表内阁提出一项解决时局的方案，即南北现有政权同时取消，由袁世凯在天津另设临时统一政府。孙中山敏锐地察觉此举背后的玄机，电示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明确反对清廷私授政权于其臣，反对北京更设临时政府，接着要伍廷芳将各项条件交各报馆公开发表，以确保袁世凯斩断与清政府的一切关系。[18]

袁世凯当然清楚，完全断绝与清政府的关系，势必落入民党的彀中，所得大总统的位置名号，不过是形同虚设的傀儡。这是袁世凯无论如何不肯接受的。他特意将退位诏书原文中“即由袁世凯以全权与民军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协商统一办法”一句，改为“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虽然仅仅变动了“与民军”三个字的位置，意思却大相径庭。据此，袁世凯可以先行另组临时共和政府，然后再与民军协商统一。如此一来，则袁世凯的权力受自清政府，与南京临时政府毫无关联，后者在创建全国统一的共和政府时便不具有法统地位。孙中山对此虽然感到愤怒，可是木已成舟，回天乏术，只得以临时政府约法、定都南京以及参议院等条件相约束。[19]据当事人之一的蔡元培回忆，孙中山坚持要袁世凯南来就职，并且定都南京，就是希望其以此“表示接受革命政府之系统，而避免清帝禅让之嫌”[20]。

其实，袁世凯最为关注的，显然并不在于禅让，而是自己之于中华民国的正统地位。清帝退位，宣布还政于民，使得袁世凯天经地义地成为民政的代表。不仅未来的民国统一政府由袁世凯领衔，他担任总理大臣的内阁部院以及北方各省的政权，也变成北方民政的化身。而民党方面被动采取的防范措施，存在含混不清之处。尤为关键的有两点，一是就职与定都相分离，二是统一政府的组织尚无定论。这些恰好为袁世凯施展权术提供了空间。

鉴于北京局势不稳和北方军人将领纷纷反对统一政府设在南方，权衡妥协，北上迎袁专使蔡元培等先是放弃临时政府地点之议，以换取袁世凯南下就职，继而提出在袁不能南行，而统一政府不可不即日成立的情况下采取变通之策，即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与南京、武昌商定内阁总理，由总理在南京组织统一政府，与南京前设之临时政府办交代，然后重兵护卫参议院及内阁迁北京。[21]迫于形势，蔡元培虽然对袁世凯不断做出让步，可是在南京组织统一政府后再迁往北京一条，却至关重要，此举不仅将由袁世凯控制的北方前清政府排除于组建统一政府之外，而且使得掌握实权的国务院与南京临时政府一脉相承。

可惜蔡元培等人的想法仍是一厢情愿，袁世凯不得不接受南方由参议院议定的条件，同意南北统一政府实行内阁制，便无论如何不能放手由总理以南方临时政府的班底为基础来建立统一政府，否则，就真的可能流于徒有虚名的傀儡总统。清帝的辞位诏书，给他提供了重要的法理依据。他首先设法将由他作为内阁总理大臣掌管的各级各类官署确定为继续维持统治秩序的合法权力机构。

1912年2月13日，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的名义布告内外大小文武官衙和军警：

著在新官制未定以前，凡现有内外大小文武各项官署人员，均应照旧供职，毋旷厥官。各官署应行之公务，应司之职掌，以及公款、公物，均应照常办理，切实保管，不容稍懈……现军警各界赞成共和，早经联合一致，尤应各尽义务，合力维持。所有旧定之军纪警章，仍当继续施行，藉以统一政权，保持秩序。[22]

随后，北京当局又通电各地：

现在改定国体，采用共和，业经大清皇帝明白宣布。凡我国民，须知此次改革，为我国从来未有之创局，非舍故君而代以新君，乃由帝政而变为民政。自兹以往，我中国之统治权非复一姓所独擅，而为四百兆人所公有。我中华国民，不论满汉蒙回藏何种民族，均由专制朝廷之臣仆，一跃而为共和平等之人民。实我中华无上之光荣，亦世界罕闻之盛举。惟当新陈代谢之交，正福祸攸分之日，始基不慎，贻害何穷。吾人同属国民，各有天职，艰难缔造，义不容辞。凯以非才，谬膺组织临时政府之任，力小荷重，其何能堪。所赖我贤士大夫，各竭知能，共谋匡济。诸公久膺疆寄，外观世局，内察民情，必有以慰同胞望治之心，方不负大清皇帝致政之意。其或愚氓无识，胥动浮言，亦宜剀切详明，广为劝导，务令各安生业，不酿事端，是为至要。至地方有司，在新官制未定以前，一切暂仍旧贯，所有各官署应行之公务，应司之职掌，以及公款公物，均应赓续进行，切实保管，不可稍懈。总之，共和国家舆论，即为法律之母，国是一定，万难再事动摇。无论何人，均有服从国法之义务。[23]

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名义发布的这几道电令布告，不仅显示其权力来自清帝，更重要的是对全国各省宣布自己具有正统地位，包括对光复独立各省。尤其是对于尚未独立的北方各省，以及京师的前清阁府部院，更是意义非凡。既然是大清皇帝授意改政，授权组织政府，既然全体国民均由专制朝廷之臣仆，一跃而为共和平等之人民，既然军警各界赞成共和，早经联合一致，那么就可以和袁世凯一样，由清朝的臣子变成民国的官员。与此相应，各种机构也就顺理成章地可以由皇朝的衙署化作民国的机关。

在政权更替之际，新政权接管之前，要求旧政权暂时负责维持秩序，本来也是常态。可是袁世凯的目的显然并不仅仅在于维持秩序一节，更重要的，还是使自己的权力与清朝的正统相连接，并形成民国的新法统，而避开南方民党创立的革命法统。如此，前清内阁总理大臣就摇身变为民国临时大总统，其所属的各级政权继续实施合法统治，并且成为组建统一共和政府的重要凭借。北方各地官署接到的电令，在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之外，还有袁阁的名义，则不仅全权来自清廷的授受，内阁更是由袁世凯大权独揽的责任内阁。如此一来，袁世凯就在清朝内阁与临时共和政府之间搭建起一道桥梁，实现其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政治企图。

1912年2月15日，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此时袁世凯还继续发布清朝内阁各部的人事任免令，也就是说，民国统一政府的首任临时大总统仍然兼负清朝末届内阁总理大臣的重任。3月10日袁世凯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因为新政府尚未成立，由清朝最后一届内阁的各署首领依次行礼，然后再带同丞参司员谒见行礼。[24]如果说继续旧部的人事任免还是由于袁世凯一身二任，只是实际上有将清朝部院化身为共和政权的北方机构之嫌，前清内阁各部的首领丞参司员作为政府人员正式参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就职礼，则从仪式层面完成了从被推翻的帝制政府，变成与南京临时政府对等的民国北方权力机构的合法化程序。

3月13日，就任临时大总统三天的袁世凯发令，特任唐绍仪为民国政府的首任国务总理。3月17日，唐绍仪带同黄恺元、刘冠雄、王正廷等人乘火车南下，“此次唐氏南行，负责甚重，国务员之位置，须俟唐到南与各员接洽，得其同意，乃能正式宣布”[25]。唐绍仪到南京后，“国务卿即须发表。现各部人员，唐均暂时慰留。至政府迁往北京，约须在一月之后也”[26]。其主要使命，正是落实与蔡元培等人的约定，组织中华民国统一政府。

依照内阁制原则，国家权力在于国务院，袁世凯无权参与或干预各部的人事。由于袁世凯的实际权势及其与唐绍仪的关系，阁员的人选其实是以袁为主导提出和确定。但是袁世凯显然并不满足于此，如果唐绍仪南下，真的是在接收南京临时政府的基础上组建统一政府，然后再让内阁与参议院一道联袂北上，则尽管定都北京以及占据内阁阁员的要津，仍然无法割断与南方民党政府的联系，更难以驾驭南京临时政府的大批司员。所以，袁世凯千方百计务必使组建统一政府之事发生于北京，而且要在南北政府现有人员共同的基础上重新组建。为达此目的，袁世凯双管齐下，一方面尽快公布阁员名单等信息，并让总长已在北京的各部抢先办理交接，造成接收南北政府性质相同的印象，另一方面，迫使在南方组建新政府的唐绍仪以及南方国务员匆匆北上，使得新政府整体北迁的计划消于无形。

3月30日，组阁事宜告成。新内阁成立之日，袁世凯发布临时大总统令：现在各部总长业经任命，除内务、陆军总长在京及外务总长另已派署外，其余各总长未到任以前，在京原有各部事务，暂行照旧办理，以待分别交替。[27]京中旧部如度支部、农工商部、海军部、学部、邮传部、法部等，皆奉总统令停止办公，清理文件，预备交替。[28]

这时新政府尚未正式组建，袁世凯也没有正式发布接收令，可是清朝各部除了准备各项交接外，一些由北方清朝旧吏出任国务总长的部门已经悄然开始实际办理交接事宜。4月中旬，有报纸报道称：“自各国务总长发表后，北京各旧部即纷纷赶办交替，除内务、陆军两部由赵、段两总长自行交代自行接收外，其他各部均于八号呈报总统府，已将应行交代事宜办理完毕，专俟各总长到京后交替等情。当奉大总统批复，司法、交通两部即由徐次长、施总长即行接收，无须与各部一同延候云。”[29]也就是说，还在4月上旬，由袁世凯旧部任新政府国务员的部门自行接收的行动已经开始。这与其说是接收旧政权，毋宁说是进一步认可新旧政权继替关系的合法性更为恰当。

国务员名单公布后，南京临时政府如约解散。4月2日，南京领事团接电：南京临时政府今日解散，各部次长即由总长推荐，然后开阁议委任。新内阁定于本月十日移往北京。[30]确定组阁名单，与完成全部组建新政权事宜距离甚远，除了次长的人选及委任外，还有各部机构的组织与人事的安排。为此，唐绍仪继续在南方进行活动，以便组织一个基本成形的新内阁部院并如期迁往北京。

可是接下来局势急剧变化。4月10日的约期已过，唐绍仪和新内阁未能动身北上。这引起北方的严重不安。所担心的或许不是首都何在，而是害怕唐绍仪在南方组织的政府太过完备，使得北方失去讨价还价的余地。

袁世凯事先获悉唐绍仪延期滞留南方继续组建国务院各部的计划，感到相当忧虑。他不能容忍唐绍仪将一个以南方临时政府人员为基础主干的新政府带到北京。据报导：“国务员迟不来京，袁总统甚为焦虑，初九日午后，召集陆军总长段芝泉、内务总长赵智庵、外交总长胡馨吾在本府楼上筹议办法。经袁总统宣言，谓国家危急已至如此，而国务诸公尚多猜疑，必欲拥兵北上，外则贻笑友邦，内则徒生意见。”此事显示，在4月10日之前，袁世凯等人已经决心迫使唐绍仪等加紧北上。在确定了危及国家的罪名之后，袁世凯复电唐绍仪，南来人员限期4月15日必须一律到京。[31]其目的显然在于阻断唐绍仪在南方继续组建新政府的计划，迫使其回到北京后再行重组民国政府。

列强再次帮了袁世凯的大忙，恰在此时，北京外交团以民国政府久不成立，南北势将分裂，要求公举代表监督财政。北方各种拥袁势力趁机鼓噪，向南方施压，逼迫滞留上海的唐绍仪迅速回京，参议院和各国务员随同北上，在京从速组织政府。4月12日，北京国民协进会致电上海各报馆各政团：“乃自总理受任以来，掷至宝之光阴，为无谓之延搁，影响所及，险象迭生，竟使外人于民国开幕之初，即议监我财政，国民未睹共和之建设，先见亡国之端倪，谁生厉阶，种滋恶果。试问总理及参议院，何忍曲徇私利，陷全国于无政府而不顾耶？顷参议院已有二十以前到京之说，切望总理率各国务员务于两三日内起程北上，先使政府成立，以抵剧烈之外潮，诸事方能着手，尤望各政团各报馆将此危急情势，警告国人，共谋拯救，无任迫切。”[32]一时间南北各方风起响应，公私各电敦促参议院和国务员即刻北上者达数百通之多。

其实，按照唐绍仪事先宣布的日程，最早也要4月10日才能和新内阁及参议院北上，这时不过刚刚到期，虽然的确未能如期北上，但要说是虚掷光阴，故意延搁，却是欲加之罪了。所谓曲徇私利，无疑正是以南方临时政府人员为基础组织新政府机构之事。对此唐绍仪抵达南京时，已经预期组建国务院各部或许较组阁更具难度，因而表示政府迁往北京的时间当在一月之后，留下了足够的回旋余地。而北方的拥袁各派借故造势，目的就是要打乱唐绍仪与南方的部署计划，夺取组织统一民国政府的主动权。

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尚未完成组阁之事的唐绍仪只得匆忙决定尽速北上。在南方成立新政府，接收南京临时政府，然后北上接收前清各部的计划，变成南京临时政府各部就地交代并停止，仅有部分人员北上，参与国务院的组建。

得到唐绍仪等人的承诺，袁世凯仍不放心，抢先对外发布新政府各部所在地址[33]，造成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架势，使得南方的国务员更形被动。与此同时，北京军界统一会致电各省都督各军司令官各会党各报馆：“内阁总理暨各国务员不能尅期任职，政府不能正式成立，国步益臻危险”，并鼓动各方致电袁世凯，“倘果五日以外犹事迁延，非如原电所云，恳请大总统先行派员署理，实无救亡之策。”[34]黑龙江都督发电，也有国务院各部先行派员署理之说。还有消息称，袁世凯电催唐绍仪，限于14日到京，“否则即仿胡惟德署理外交总长之例，命北京各部旧首领署理国务大臣，组织政府，以便政治之进行”[35]。这无异于对南方发出最后通牒，如果参议院和国务员不能尽快到京，北方将单独重新组织新政府。

迫于内外形势，尽管各部组织事宜尚未完成，唐绍仪和国务员也不便继续滞留南方。4月中旬起，唐绍仪和各部总长相继北上，至6月上旬，基本到位。4月20日唐绍仪到京后随即展开的组织共和政府行政架构的活动，已是由南北共组，离最初的设想相当远了。

[1] 丁贤俊、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66—370页。

[2] 均见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转见丁贤俊、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上下册，第390—498页。

[3] 《宣统三年十一月□□日全国联合进行会代表张琴等致内阁袁世凯呈》，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八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61页。

[4] 《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清议和总代表唐绍仪致内阁总理袁世凯电》，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八册，第242页。

[5]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八册，第184—186页。

[6] 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编：《叶圣陶集》第十九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94—99页。

[7]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72—173、297页。

[8]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370—1372页。

[9] 《宣统三年十一月□□日全国联合进行会代表张琴等致内阁袁世凯呈》，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八册，第162—163页。

[10] 《宣统三年十一月□□日全国联合进行会代表张琴等致内阁袁世凯呈》，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八册，第165—166页。

[11] 《绍英日记》第二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345—348页。关于此事，各报均有报导，内容较详的如1912年9月17日《神州日报》（四）“清皇室欢迎孙中山之颂辞（由溥伦代表）”：“语有之，非常之人始能建非常之业，斯言也，乃于中山先生见之。先生洞观四千余年之历史，二十世纪之时艰，非以共和定国体不能为人民谋幸福，不能与列强谈竞争，于是遍游欧美，鼓吹提倡数十年，苦口热心，始达共和目的，方诸华盛顿何多让焉。此固见先生有志竟成，亦由我皇太后及皇上大公无私之心，遂以天下之神器，举而还之天下。不图唐虞揖让休风，复见于今日也。独是建设以来，内忧外患，险象环生，大陆风云，更亟于先生未创共和伟伦以前。然则时势造英雄，抑英雄造时势耶？今先生翩然北上，北方人士争以望见颜色为荣，且与大总统握手言欢，论道经邦，一堂扺掌。本爵现因小恙，未能亲接鸿言，心殊抱歉。深愿海内升平之治，将于两先生倚之赖之，正不仅我皇室享优待之荣也。非常之人，非常之业，惟于两先生是望。”《申报》1912年9月18日第三版“黄克强在京之酬酢观（二）：清皇室之招待”：“清皇室于前日下午八钟在金鱼胡同那宅设宴招待孙中山诸人，由贝子溥伦主席，俟黄陈二君赶到后，即相偕入座。先由溥伦致欢迎词，略谓孙黄二君皆今日非常之人，故能建非常之业。此次国体更新，共和成立，皆孙黄诸君数十年鼓吹之功，我皇太后皇上鉴于孙先生之仁德，且深信共和政体为二十世纪大势之所趋，毅然退位，赞助共和，实为民国之福。今日我皇族诸人得与诸君欢聚一堂，曷胜欣幸。更望以后实行五族平等，巩固国基，即我皇族诸人，亦永受其赐矣。溥伦演说后，即由黄克强君起立答词，谓此次中国改建共和政体，实为顺大势之潮流，又得孙先生数十年鼓吹诱导之力，故能人心一致赞成。然若无隆裕皇太后之明哲，及诸公之辅佐，成功绝不能如此之神速。故此次改变国体，破坏不多，成功最易，实诸皇族之力也。”

[12]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73页。

[13]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81—182页。

[14] 《原敬关系之书》第2卷书翰篇，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4年，第392—396页。

[15] 《赵凤昌藏札》第一〇七册函电稿，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47页。

[16]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三册，第1371页。

[17] 《赵凤昌藏札》第一〇七册函电稿，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048—1049页。

[18] 胡绳武、金冲及著：《辛亥革命史稿》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2—173页。

[19] 此事原来据胡汉民所记，指为整句由袁世凯添加（参见胡绳武、金冲及著《辛亥革命史稿》第四卷，第177页）。现经骆宝善比对原稿，得以还原真相。

[20] 蔡元培：《自写年谱》，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七卷，第306页。

[21] 1912年3月4日《致孙中山电》，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43—144页。

[22] 《临时公报》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23] 《孟宪彝日记》（一），李德龙、俞冰编：《历代日记丛钞》第161册，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564—569页。

[24] 《沈家本日记》，[清]沈家本撰，韩延龙、刘海丰、沈厚铎整理：《沈家本未刻书集纂补编》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2—1344页。

[25] 《唐少川南下之行色》，《神州日报》1912年3月23日，第三版，要闻一。

[26] 《南京近事摘要》，《神州日报》1912年3月29日，第三版，要闻一。

[27] 《临时公报》1912年3月31日。

[28] 《民立报》1912年4月1日，第三页，专电·北京电报。

[29] 《京华短简》，《申报》1912年4月17日，第三版。

[30] 《西报记南京近事》，《神州日报》1912年4月3日，第三版，要闻一。

[31] 《盼望国务员到京之迫切》，《申报》1912年4月16日，第三版，要闻一。

[32] 《北京国民协进会电》，《申报》1912年4月13日，第一版，“公电”。

[33] 《新政府各部地址表》，《申报》1912年4月17日第二版，要闻一。

[34] 《申报》1912年4月14日，第二版，公电。

[35] 《关于新国务员之要闻·电促尅期北上》，《时事新报》1912年4月12日，第二版，紧要时事。铁血监督团也发出内容相同的电报。《北方通信纪一·各界对于国务员之公愤》，《时报》1912年4月23日，第二版，要闻。

“北洋军阀”词语再检讨与民国北京政府

1912年3月，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北京建立中央政府，直到1928年北伐成功，北京政权被推翻，这十几年时间，史称北洋政府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这样的指称，尤其是关于“军阀”一词的含义及应用，海外及台湾学术界一直有所争议，并做出相应的调整。但是一般而言，并没有改变用北洋政府或北洋军阀统治来指称这一时期以北京为首都的全国正式政权。北洋军阀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通行说法，虽有实事为本，主要还是由他指和后认层累叠加而成。近年来，“军阀”的概念得到系统的专题探究，与之相应，北洋军阀、北洋政府等等概念，也有顺时序重新梳理的必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习见资料，可见“军阀”和“北洋军阀”的指称，出现的时间至少较现有的专题研究所说各早两年，而北洋政府的指称，则主要是北伐之后才逐渐流行。尤为重要的是，在“北洋军阀”的集合概念形成之后，所指称之实事的谱系化一直持续发生，使得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随时有所变化。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概念指称整个北京政府时期的民国史，难免以偏概全，误读错解，甚至误导相关研究的取向。因此，坊间和学界通用的北洋军阀统治或北洋政府等概念，尤其是一般通史和教科书用以指称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习以为常，应当重新检讨，看看是否存在削足适履的情况，进而依据实情做出相应的调整。

一 问题的提出

在近代中国研究中，民国初年北京政府时期的历史相对处于被轻视甚至被忽略的状态。在此之前的清季历史，先有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热络，近年来清政府的新政宪政乃至统治集团不同层次不同群体的研究也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尤其是不受各式各样范式的局限束缚，深入知识与制度的全方位变化，许多问题的认识较前人大进一步。尽管相对于辛亥革命研究而言，还有不少初创期难以避免的局限，如亲贵和枢臣人事的缺位，文物制度有待展开的方面尚多等等，毕竟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将相关领域的研究水准大幅度提升到新的高度。而在此之后，国民政府历史的研究方兴未艾，并且借着蒋介石日记等新出史料的问世，进一步推波助澜，成为举世关注的一大热点，大有化作民国史的代名词之势。

反观二者之间的民初历史，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处于北洋军阀统治话语的笼罩之下。1957至1959年、1983年由北京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过两版的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深入人心（其间1978年还再版过一次，2006年海南出版社又改成五卷本，以《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为题出版），虽然受到时代环境因素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看似无声无息，没有得到任何评论，而且据作者后人披露，初版之际边写边出，出版社还一度打算单方面中止合同，因为陶菊隐是湖南当年驱张运动的新闻界代表，而毛泽东是学界代表，上书陈述，才得以善终，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该领域影响学生和学人最为深刻的论著。有专家坦承：其实学者们都在读这部书，都引用这部书的内容，但并不注明资料引自这部书而已。恢复高考后前几届上大学的历史学本科生，多将此书当成教科书或主要参考书来读，否则北洋政治舞台上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戏码，真的会让人眼花缭乱，一头雾水。正因为此，不止一人坦言此书对自己研治军阀史有启蒙之功。

问题是，尽管作者作为过来人有亲临其境的现场感，毕竟是职业报人而非专门学者，“史话”的标题也表明作者旨在写成一部人人爱看、广泛传播的通俗读物，所说事实所引材料当然各有所本，却很难将大量活灵活现的细节反复比勘验证。更为重要的是，过来人回顾当年的亲历，难免受到环境变化的影响制约，其写作的具体环境，又使得这方面的压力大为增强。诸如此类的时代烙印，都会深深刻制在作品之中。而这样的烙印通过生花妙笔的描述，辗转传导给了广大的读者。一部《三国演义》所描写的三国历史，显然不如《三国志》准确，却牢固占据数百年来大众心中三国史的江湖地位，不可动摇。后来文史两界一些关于北洋军阀的研究，多少都难免史话的胎记痕迹，因而被视为掌故野史之类。

陶著史话的影响之广泛，甚至超越了政治的隔阂与地域的分割，达到大陆书籍还处于禁忌状态的海峡对岸。张朋园发表于1977年“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六集的书评《黎著〈北洋政治：派系政争与宪政不果〉》，借着对哥伦比亚大学黎安友（Andrew J.Nathan）教授的新书进行评介的机会，一开始就直言不讳道：

北洋历史，在中文的著作中，除了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更进一步学术性的研究还不多见。坊间有一二类似陶氏史话的史话，几属展转抄袭陶著，不脱杀杀打打的范围，没有说出一个道理来，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遣则可，作为学术著作则不可。何以北洋历史停留在史话的阶段？这与五十年来一个一脉相承的观念有密切的关系：大家认为北洋人物都是老粗，一提起北洋人物，难免想到那一口山东腔的张大帅，这是十分错误的，也是历史学家没有尽到责任的结果。[1]

张朋园的认识，其他学人感同身受，稍早王克文的描绘更加活灵活现：

今天国人对民初军阀的印象，恐怕是出于狂想的成分多，依据事实的成分少。拜电影和电视之赐，光头、山东腔、仁丹胡子的“大帅”早成了三岁小孩都熟悉的形象；然而大家的认识也就到此为止，军阀或多或少总像是三国演义里的人物。这种情况的造成，与国内在这方面学术性的研究太少，大有关系。多少年来，我们除了“轶闻”、“史话”和几种一味吹捧或者一味诟骂的传记以外，真正肯尝试分析并提出一种概括理论的著作，几乎没有。时到如今，这个工作只有留给外人来做了。[2]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海峡两岸因为政治对立，学术研究的领域常有冷热不均的现象，像北洋的历史这样两边长期遇冷的情形，并不多见。陶菊隐的史话问世，距离书评不过十年，而且在大陆出版，对岸一般人未必看得到，要说广泛影响，也是辗转发生。所以张朋园认为对北洋历史的认识停留在史话阶段，是由于五十年来的错误观念。而这样的错误观念，其实来自扭曲的印象。在王克文的叙述中，变形的印象主要是由影视作品的造型加上狂想发生作用的结果。

同年初，张玉法也是借着评介派氏（Lucian W.Pye）的新书《军阀政治》，先行发表了对于军阀研究的看法，他不是曲折地批评坊间流行的掌故和影视作品，而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政治，他说：

五十年来，中国知识界一直以民初军阀为嘻笑怒骂的对象，不以严肃的治学态度来研究，这也许是受正统观念的影响。正统观念的过度运用，往往忽视客观问题的存在。[3]

派氏的《军阀政治》，是1950年左右在耶鲁大学的博士论文，到1971年才出版。1960年代末，美国的近代中国学界实施军阀研究计划，形成了一批成果，派氏的博士论文尘封多年得以问世，与这一背景不无关系。而台湾学术界的评论在此期间集中出现，也与美国的研究计划成果相继推出有关。

不过，正统观念的难言之隐仍然制约着研究的进展。五年后，张玉法主持编辑《中国现代史论集》，其中第五辑为《军阀政治》，因为台湾学者对此探讨尚少，不得已，该书的大部篇幅只好集中在外国研究成果的译介上。[4]

张玉法没有说明正统观念是什么，如果真的存在正统观念，显然对于政治对立的海峡两岸同时发生作用，才能导致观念迥异的双方在军阀研究上的大同小异。张朋园认为军阀的史话类作品没有说出道理，王克文也指出军阀研究中没有概括理论的著作。其实，正统观念何尝不是一种道理或理论，问题在于这样的道理或理论是否合乎实事。学人心中各有一是，往往取为准绳，这样通行的做法即使未可厚非，毕竟要以事实为依据加以检验。

1977年底再版陶菊隐的“史话”时，三联书店编辑部特意加了简短的“重印说明”，指出该书较大的缺点，是作者基本上站在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立场上来评述和分析问题，因而缺乏科学的、阶级的分析，只是记述了表面历史现象，没有揭示问题的实质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5]这大概可以透露当年该书几乎被腰斩的原因，同时还显示了相互联系的两点意思，其一，作者的立场不正确；其二，作品只记表象，没有揭示实质和规律。

跳出时代的氛围，上述两点多少有些自相矛盾，因为后者说是没有理论，而前者又指有一定的立场（资产阶级）和观念（客观主义），实在也是一种理论，只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的理论被认为是不正确的。

其实，陶著史话全书开宗明义的一段话，除了一些台湾方面不能接受的元素，就很能体现张玉法所说的正统观念：

北洋派是中国近代史上继往开来、臭名昭彰的一个封建军事政治集团。它继承了曾国藩、李鸿章等出卖国家和反人民的罪恶事业，又替蒋介石匪帮提供了军事独裁的可耻榜样。中国在它的黑暗统治下达十七年之久。它的长期统治带来了中国人民的严重灾难，加深了中国殖民地化。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觉醒和革命斗争。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力量就是在这个时期生长和发展起来的。[6]

无论作者起笔时出于何种考虑，无论观念各异的今人如何评判，这样的立意无疑是那一时代政治正确的表达，也就是无庸置疑的正统观念。其正确与否固然可以讨论，却不能说不是一种道理或理论。即使在严肃的学术研究中，今是而昨非的理论范式也比比皆是。而被称为杂学的掌故之学，力透纸背地上杂所具有的洞见，连一般专门家也望尘莫及，可见背后同样大有讲究。倒是政治对立的海峡两岸都不认为这样的认识具有或包含理论，值得玩味。

在上述观念的主导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历史分别由二次革命、袁氏篡国、护国运动、北洋军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国民革命的叙述脉络所联系概括。这样的线索架构实际上将相关历史分成两边，一边是延续辛亥革命未竟之业的革命势力，一边是承继清王朝专制统治的反动军阀，两条线索不断冲撞，便激发了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一连串重大事件。在这样的历史叙述中，北京政府主政的时期，被概称为北洋军阀史。这一叙述架构为国民革命的正当性提供了有力支撑。国民革命的主要政治目标，就是打倒列强及其支持的军阀，后者虽然不限于北洋，但主要就是指北洋军阀。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打破了军阀混战争权的循环，成为革命战胜反动的理想结局，据有政治和道义的制高点。

不过，作为历史研究，使用何种词语概念来指称相关人事，应当首先检讨史事本相和前人本意，继而考察这样的指称与本相本意的吻合程度及契合方面。若是顺着一定的时势，简单地作为不言而喻的前提，那么随着天经地义的语境发生变化，势必引起怀疑和重估。

二 “军阀”词语产生的再检讨

集合概念往往后出，有的看似同时出现，实际上还是先有其事，再有指称。先出现概念再发生实事的，不能说绝无仅有，也相当罕见。而集合概念的形成大概有三种情形，其一，自称；其二，他指；其三，后认。有时各种情形兼而有之，有时则是开始由一种发生，继而混合其他一种或两种。人们的身份态度立场不同，使用概念之时，各自的含义往往有所分别，看似互相对话，其实是没有交集地各说各话。随着时空人等相关因素的改变，一种概念发生之时的意思，在不同语境之下会演化出复杂多变的语意，所指对象也有所分别。

仅举与军阀一词同时流行的土豪劣绅为例，今日研究乡绅，常常呈现异样的情形，治晚清史强调科举制停罢后乡绅的社会失势，治革命史者凸显土豪劣绅化为害地方，治社会史则发现绅权与官权的合流导致国家权力向下延伸。作为国民革命的动员口号和目标指向，打倒土豪劣绅与通缉学阀之事不无近似，而且二者之间不无联系，湖南的叶德辉被当作土豪劣绅镇压，在知识界就引起负面反应。只是学阀之说未免言之过当，而学阀们又拥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各种舆论工具，可以发声以正视听，所以很快被弃置。所谓土豪劣绅，很大程度是国共两党为了发动农民而指称掌握着乡村权力的士绅。在清季科举考试停罢后，这些人仍然借助各种形式继续维系乡村的社会秩序。相关研究所依据的主要是国共两党发动土地革命的档案文献资料，土豪劣绅正是革命正当性诉求的必要对立面形象建构。可以印证的情形是，抗日战争期间，土豪劣绅基本不见了，即使在未经土地革命冲击的偏远落后地区，也由开明士绅所取代。

一般而言，土豪劣绅当然不会自称，也不会彼此相称，而是先由他指，继而后认。相比之下，军阀的指称虽然不由被称为军阀的人自称发端，随着词语的流行，有的军阀也会用来指称对手甚至自我解嘲。因此，与土豪劣绅的泛化多少有违实情不同，用军阀来指称民初割据称雄、长期混战的军人集团，倒也颇为形象。

既然集合概念外来后出者居多，且以今语释古籍名故物，使得现在的人们彼此容易沟通，所以一般而言，不足为病，尤其是作为方便名词使用。不过，这样的方便大抵只能行于今人，至于今人与古人的沟通，多少难免受到影响，扭曲变形甚至截然相反，都有可能。通常情况下，即使有所误读错解也无碍大局，可是如果作为关键性的概念，随意使用就有可能产生诸多流弊。

早在1923年，梁启超谈及国故学的复兴，就明确表示：“吾侪如忠于史者，则断不容以己意丝毫增减古人之妍丑，尤不容以名实不相副之解释，致读者起幻蔽。此在百学皆然。而在政治思想一科，更直接有‘生于其心害于其政’之弊，吾侪所最宜深戒也。”并以自己“少作犯此屡矣”为鉴，“愿吾同学勿吾效也”。[7]

北洋军阀统治的概念之于相关历史的研究是否亦坐此弊？至少从两岸学术界的现状看，很难说完全没有关系。用军阀的概念来指称民初十余年执掌国家政权的统治势力，并且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来表述国民政府之前的民国历史，未必恰当。依据徐勇的研究，军阀的概念到1912年才由日本发明，1917年8月最早由李大钊引用来指称日本军阀，同年10月，李大钊又率先用于指称中国当时割据称雄的军事实力派。[8]按照这一说法，南京国民政府之前的中华民国史，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人们不用军阀的概念谈论国内政治，尽管所指的实事按照后来的观念已经存在。

研究近代中国史事，探源是一项说有易说无难的工作。徐勇的研究较前人进展显著，长期争论不休的“军阀”概念产生问题的讨论，的确得出了新的学术结论。只是中国人使用“军阀”概念向前推进到1917年李大钊的新说，并没有终结问题。1915年6月22日，《申报》刊登署名“岐逸”两天前发来的报道《江苏之政绩·官僚政治之实验》称：

三四届之听鼓知事己二三百员，齐使之请保免考原为一百五十余员，核准者竟有一百三十二员之多，三分之一为军阀所要，四分之一为各道尹官厅之请求，余则官阀所踞。当四届核准知事案之发表，正查蝗委员仆仆道涂之时，知事之出产，其量与蝗可为比例，人才有满溢之患矣。[9]

6月29日，《申报》再刊发“岐逸”三天前的报道《淮盐纪闻》，谈及盐税的混乱与盐商负担过重的情形，具体原因而外，根本原因在于：

改革办法不见发表，而政争冲突，私利是图。多数运盐公司非官吏所开，则军阀宦阀所盘踞，日言改革而续造纠葛，以迂回其间。此责任匪仅盐政当局者所负，而全国官僚军阀之好利心实造成之。[10]

这两处“军阀”与宦阀、官僚并称，已成专有名词。这较李大钊初次使用“军阀”一词，至少提前了两年多。至于日本方面用“军阀”来指称中国的军事实力派，最早亦非中文《顺天时报》，而是东方通信社。据1916年9月20日该社东京电：

北京报道：军人阀之跋扈已甚，犹欲乘唐绍仪入京之机，呈一层之活动，致使一般人对新政府之将来，渐抱不安之念。而段祺瑞任命曹锟为直隶督军，亦起利用军阀之前提之批评云（二十日）。[11]

也就是说，在李大钊使用“军阀”的概念来指称日本和中国的时政之前，军阀一词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通用专有名词，只是出现的频率还不太高。如梁启超欧游之前，很少指称军阀，而在归来后的著述中，却集中使用这一称谓，可见欧战的影响也是中国“军阀”一词的来源之一。

考虑到概念形成的自称、他指、后认的分别与联系的复杂纠葛，研究概念，应以陈寅恪解一字即一部中国文化史的主旨办法，不宜先入为主地用既定名词勾连史事，而要通过梳理千差万别的史事来把握概念。在历史进程中，同一物事有不同指称，而同一名词所指各异的情形比比皆是，用名词勾连史事，即是预设未经验证的前提，假定那些形似而实不同的物事当然具有内在联系。具体而言，要注意所指实事的形成演变、话语的发生衍化以及概念形成之后不断谱系化三者之间的联系与分别，尤其是中间一段因人因地因时而异的衍化进程。

就此而论，虽然学界早已注意到军阀词语的发生演化，并且不断有所深入拓展，解决了不少重要问题，可是距离事情本身的复杂，仍有不少的谜团有待破解。而症结所在，就是忽略中间顺流而下的一段，千辛万苦地寻找发源，一旦确认，即陷入概念衍化与定义谱系相互纠结的困扰，不能一视同仁地将千差万别的各说各话作为客观实在的历史事实，顺时序系统全面地梳理话语衍化的繁复进程，而是急于用快刀斩乱麻的定义，寻求所谓名实相符的幻象，使剪不断理还乱的史事观念迅速清晰化。这样看似清楚明确的定义和谱系，因为实际上以现有通行观念为参照，虽然有方便外行乃至一般学人理解的好处，却难免以心中之是为是的主观偏蔽，非但不能完全照顾不断变化的史事本相与词语本意，还使得后来的认识与当日的实情渐行渐远，并且因为各自定义和谱系的不同，不断重蹈各说各话的循环泥淖，使得厘清的努力只不过增加了徒劳无功的自圆其说而已。

在这方面，傅斯年所著《性命古训辩证》颇有启示作用，他借助德国“以语言学观念解释一个思想史的问题”的方法，强调语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同样重要：

用语学的观点所以识性命诸字之原，用历史的观点所以疏性论历来之变。思想非静止之物，静止则无思想已耳。故虽后学之仪范典型，弟子之承奉师说，其无微变者鲜矣，况公然标异者乎？前如程、朱，后如戴、阮，皆以古儒家义为一固定不移之物，不知分解其变动，乃昌言曰“求其是”，庸讵知所谓是者，相对之词非绝对之词，一时之准非永久之准乎？在此事上，朱子犹胜于戴、阮，朱子论性颇能寻其演变，戴氏则但有一是非矣（朱子著书中，不足征其历史的观点，然据《语类》所记，知其差能用历史方法。清代朴学家中，惠栋、钱大昕诸氏较有历史观点，而钱氏尤长于此。若戴氏一派，最不知别时代之差，“求其是”三字误彼等不少。盖“求其古”尚可借以探流变，“求其是”则师心自用者多矣）。[12]

求其古与求其是，原为王鸣盛勾勒惠栋与戴震的治学特点之语：“方今学者，断推两先生，惠君之治经求其古，戴君求其是，究之，舍古亦无以为是。”[13]钱穆论道：“谓‘舍古亦无以为是’者，上之即亭林‘舍经学无理学’之说，后之即东原求义理不得凿空于古经外之论也。然则惠、戴论学，求其归极，均之于六经，要非异趋矣。其异者，则徽学原于述朱而为格物，其精在三礼，所治天文、律算、水地、音韵、名物诸端，其用心常在会诸经而求其通；吴学则希心复古，以辨后起之伪说，其所治如《周易》，如《尚书》，其用心常在溯之古而得其原。故吴学进于专家，而徽学达于征实。王氏所谓‘惠求其古，戴求其是’者，即指是等而言也。”[14]或以为求其是还有是正之意，固然，但前提仍是掌握古人本意。不知本意，则是正不过后人心中之念而已。

古人的本意千变万化，不止一端，作为历史实事，无论正误是非，只要属实，都是真有；词语的含义，均由事实发生演化，不由定义产生主导。所以，舍古无以为是，正是解一字即一部中国文化史的要旨大义。或以为追究概念要名实相符，此说看似义正词严，实乃求其是的变种，其心中但凡先有一所谓实，便自然会以一定之是或一定之古为是。而但求一是，必然定于一尊，难免以偏概全，落入自以为是的窠臼，强古人以就我，将历史上绝无全同的各种本相本意削足适履。

具体而言，探究军阀词语的发源固然为求其古的应有之义，发端之后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应用以及与之相关搭配的组合词语的变化，如北洋军阀、北洋团体、北洋派、北洋系、北洋政府等等，同样是求其古的重要内容。关于军阀和北洋军阀概念的先行研究，多注意探究发端，却未能以同样的态度寻绎衍化的复杂进程，反而再度陷入定义的泥潭。

三 “北洋军阀”词语产生的再检讨

军阀词语的使用逐渐占据垄断地位，表明政治分歧很大的国共两党以及海峡两岸在这一正统观念上面的大同小异。而相关研究领域的严重滞后，与这样的观念过度运用显然存在关联性。如果不戴先入为主的有色眼镜，只要不是有违事实，所谓正统观念，未必一定造成历史认识的负面影响。所以，关键是看道理或理论能否将所有史事贯通无碍。概括后来的定义，北洋军阀概念最为重要的内涵有两点，一是地方，二是私兵。以此为据，用于考察军阀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有其合理之处，但是，用于概括国民政府之前的国家政权乃至整个民国的基本形态，则难免捉襟见肘，存在很大的检讨空间。

“军阀”一词进入中国之时，虽然指段祺瑞等为“军阀领袖”，但是并没有“北洋军阀”的名称。从军阀到北洋军阀，发展相当快速。有研究指出，1919年11月中旬，孙中山在“与留法学生的谈话”中就说：“袁世凯现在虽然死了，北方政府仍然在北洋军阀、官僚、政客的手里。”不过，此说出自他人的记录，而且看起来北洋军阀似乎并非专有名词，北洋只是军阀、官僚、政客共有的限定词。至于接下来的指证，为1923年李大钊的《普遍全国的国民党》，并且据以断言，北洋军阀的政治概念或政治名词，是在民国十年前后形成的[15]，则稍嫌太晚。

实际上，至迟到1917年，“北洋军阀”已经成为指向确定的专有名词。《申报》1917年7月15日的消息《鄂湘北伐军撤回之内幕》就明确写到：

因近日西南民党中激进派不认冯、段为总统、总理,拟在粤另组政府,遥戴黄陂,并欲乘讨伐张勋之便,进兵征讨前次独立诸督军,以冀推倒北洋军阀势力。[16]

由此开始，“北洋军阀”的指称就不断出现在《申报》的各个栏目中。到1919年11月，已是屡见不鲜。如《申报》1918年6月27日的《安福俱乐部之内幕》：

王揖唐氏等所办之安福俱乐部，为此次新选举之中心机关，俨然为一政府党之雏形，其性质若何，内容如何，极为一般所注意。按该俱乐部创设之初意，系以纯北洋军阀为中心，联络接近段内阁各派而创造一政党，交通系一部分自亦包括在内。故世间分交通系与安福俱乐部为二者，昧于其中之真相者也。[17]

该报1918年10月17日署名“静观”的《北京特别通信·北京党派之分合》称：

曩者段派挟金钱与武力，结合新旧交通系，组织安福俱乐部，操纵选政，徐东海之得为总统，彼党之力也。不意今日形势乃大变，而赫赫之安福俱乐部，将呈瓦解土崩之象矣。其所以致变之原因，一则以党员之集合，本非由于一定之党纲。当国会初开幕时，即有分裂之征兆。嗣以议员每月各发津贴三百元，乃得维持于一时。则其纯为金钱而来，己可想见，乌合之众，在理定难持久。二则因交通系之独立。交通系在安部本占有势力，其根据全在经济方面，虽武人之拔剑击柱，势亦无可如何。前者梁士诒氏颇主张废弃武力政策之说，冀以和平之局由彼手所造成，因此大悖段派之意，暗潮之生，己非一日。至近日选举副总统，而交通系独立之态度始明。三因徐东海之意向。东海元首之资格，产自安部，饮水思源，固不能忘情于旧雨。然为巩固一己地位起见，既不能开罪于北洋军阀，亦不肯见外于交通团体。若二者相比较，则借重据有金钱势力之交通系，尤亟于借重据有武力之北洋派也。何以故，交通系有梁氏为之魁，梁前此回粤，且曾与南方为一度之接洽。在徐氏眼光中，将来收拾时局，必须借重长才。北洋系虽喑唔咤叱，然主战一派究竟只占半数，如冯氏一系，固与主战派立于反对之地位者也。[18]

同年11月14日，《申报》刊出10日署名“飘萍”的《北京特别通信（二一七）》，其中提到：

前内阁历来之谬策，在欲以无能力无信用之虚名政府，降服昌言护法远在南服之五省一方，西南之军政府亦有不从事实着想，纯以理论希望对于北方之犁庭扫穴，根本上灭绝北洋军阀之地盘者，是皆不以对等看待反对派，足为时局前途之绝大障碍者也。[19]

12月13日，署名“默”的杂评《北方之总代表》则称：

所谓总代表者，总各派之势力而代表之是也。北京某党论总代表之资格，谓须可以代表东海，代表合肥，代表北洋军阀，代表国会本党，而后合总代表之资格。然此犹就一方面言也，其他尚须代表河间，代表黄陂，代表文治派，代表反对党，以一人之身代表一切，混杂相反之势力而督以成功，难矣。况乎所谓真正民意尚不在代表之内。[20]

上引各条，“北洋军阀”都是作为专有名词，使用者不仅指向明确，而且与南方民党、交通系等其他政治势力相区别。

时代的因素和作品的影响交相作用，国共双方异口同声加以痛斥的北洋军阀的名头，通过北洋军阀史的书写永远钉在历史的十字架上。不过，无论是否军阀，抑或是否北洋，通行的用法都有些随意。由中国新史学会组织编辑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系列中，《北洋军阀》是唯一由两班人马分别编辑出版了两套的史料。尽管大的框架与整个资料丛刊系列相一致，观念也是大体相同，但具体取材和编排结构还是存在不少差别。而天津历史博物馆编辑的《北洋军阀史料》，将徐世昌、黎元洪、吴景濂与袁世凯列在一起，不仅算作军阀十分勉强，连北洋也不无可议。

北洋军阀的概念，或隐或显地散发出蛮横、愚昧、霸道等等信息，在这些不言而喻的潜台词的作用下，张宗昌其人其事屡屡被拿出来作为形象代表。其实，清季以来的新式军人系列中，北洋军人非但不是文化素质最低，反而可能是较高的。尤其是军官，出身军校者甚多，特别是高级将领当中，像徐树铮那样令不少学者也激赏不已的儒将固然只是出类拔萃的少数精英[21]，却也并非例外，而如张作霖那样胡子出身的大老粗则未必很多。因为有文化，在与秀才正面遭遇之时，相对而言不算太不讲理。此外，割据政权虽然必须凭借武力，可是彼此相对平衡，反而不能全凭武力，枪杆子里面出来的政权，只能维持在藩镇一级，国家政权层面很难单靠武力长期支撑，所以中央政府更迭的频率极快。在势均力敌之中，政客纵横捭阖的作用受到重视，北方的徐世昌和南方的岑春煊，手中都没有兵，却分别在南北政局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将领好文，幕僚自然不能弄粗。清季幕府能人辈出，北洋集团的幕府更是藏龙卧虎。其他不论，清代桐城派为影响最大的文宗，五四前后一度遭到章门弟子和新文化派的猛烈抨击，一时间大有被妖魔化之势。不过，后来章太炎还是承认，天下文章十之八九出自桐城，世人能文，桐城义法居功至伟。咸同之际，理学复兴，桐城派随着曾国藩东山再起。虽然因为风格有异而被称为湘乡派，以示区别，毕竟存在渊源脉络。曾国藩移驾直隶，张裕钊主讲莲池书院，北洋成为晚清桐城派的东主。曾国藩之后，桐城名士及其弟子传人转而跟随主政北洋的李鸿章、袁世凯。严复、辜鸿铭等成名的西学之士，也相继投到桐城门下，才能进入文苑。严修出任学部侍郎，部分桐城派人士随之入京，进入最高学府的京师大学堂。民初袁世凯死后，幕下的桐城文士出关到东北襄助举办文化事业。

研究北洋军阀的缘起，往往指责该集团具有私人性。其实北洋新军是清政府的制军，也就是军制改革后的常备军，属于国防军性质，与湘淮军起于乡勇截然不同。北洋集团的兴起虽然因缘于袁世凯天津小站练兵，其将领彼此之间私谊不错，利害相关，却不能简单地说是私人化的群体。清制，职官内外、文武重重分权制衡，以确保皇权至高无上，历代的诸侯、藩镇、宦官、外戚以及相权威胁皇权之事，基本不再为患。即使起于地方的湘淮军，在这样的政治架构下也不可能单凭武力问鼎大位。清季封疆大吏中间未必没有怀抱帝王之志之人，却苦于没有可行之势与可趁之机，无法轻举妄动。如果北洋军真的具有私人性质，摄政王绝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悍然将北洋首领革职罢官。况且，就算载沣不知天高地厚，胡作非为，即使袁世凯能够隐忍一时，北洋官兵也绝不肯善罢甘休。以北洋军的实力，若是齐心发动兵变兵谏，清廷很难有招架还手之力。

袁世凯政坛发迹，绝不仅仅因缘于练兵，更重要的还是兴政。直隶办新政与湖北南北相望，取径不同，做法有异，均为各省仿效的楷模典范，这让袁世凯取得重要的政治资本。北洋一脉哄抬起来的吕碧城，在兴女权方面也别树一帜，竟能与鼎鼎大名的秋瑾分庭抗礼，相得益彰，以致让秋瑾本人自觉略逊一筹，将碧城的名号拱手相让。民国后北洋集团虽然越来越倚仗军事武力，却不以军人为范围，民国首任国务院总理唐绍仪即为北洋要员，与“北洋军阀”词语的形成关系密切的安福俱乐部，其成员多为议员政客。

袁世凯在宪政方面本来很想有所建树，不料政坛失足，被迫退隐江湖，其抱负通过与之交好的立宪官员继续影响甚至左右清廷的宪政进程，以致引起言官的强烈不满，指为丙午遗孽。关于清季的新政与预备立宪在近代中国史上的地位，美国学者任达（Douglas R.Reynolds）的《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93）一书认为：

如果把1910年中国的思想和体制与1925年的、以至今日中国相比较，就会发现基本的连续性，它们同属于相同的现实序列。另一方面，如果把1910年和1898年年初相比，人们发现，在思想和体制两大领域都明显地彼此脱离，而且越离越远。

作者主要是想强调清季十年间受到明治日本的影响，中国的知识与制度整体上发生了千年未有之变化，“在1898年百日维新前夕，中国的思想和体制都刻板地遵从了中国人特有的源于中国古代的原理。仅仅十二年后，到了1910年，中国人的思想和政府体制，由于外国的影响，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最根本含义来说，这些变化是革命性的。在思想方面，中国的新旧名流（从高官到旧绅士、新工商业者与学生界），改变了语言和思想内涵，一些机构以至主要传媒也藉此表达思想。在体制方面，他们按照外国模式，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建立的政府组织，改变了形成国家和社会的法律和制度”[22]。

由清廷主导的新政与宪政进程，被突如其来的革命所打断，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艰难选择，是更加激进以躐等，还是回归守成以复辟，仍然充满变数。袁世凯当权时期，民国政府的制度设置延续清季新政宪政的变革路线，确保各种体制脱离皇权旧轨，走向近代科层制。所以有前贤说，如果袁世凯不称帝，或为近代中国一大伟人。剔除后来倒述的成分，此言不无道理。

四 “北洋军阀”的谱系

由于北洋军阀的他指与后认，北洋军阀乃至整个近代中国的军阀概念，长时期处于不断被谱系化的过程。1919年以后，“北洋军阀”的指称更加普遍，而其内涵外延却有所变化。虽然“北洋军阀”的名词已成专有，可是究竟指谁，或谁被认作北洋军阀，却言人人殊，大体上经历了由略到详的演进过程。在此进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军阀和北洋军阀的派系呈现不断增多之势，最近集大成的是归纳出中华民国历史上的20大派系军阀。诸如此类时间越晚越详尽清晰的谱系化，看似各有实事为据为本，实际上与历史的进程状态并不一致。一方面，派分的界限过于绝对，另一方面，不少谱系化发生于军阀的历史结束之后，而构成了人们心中的历史，形成另一条历史演化的轨迹。

浏览相关资料，可见“北洋军阀”词语在各种报刊书籍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有两个时期，一是袁世凯死后直皖冲突之际，一是国民革命北伐期间。两个时期相较，虽然同样使用“北洋军阀”，所指却有所分别。

在“北洋军阀”一词出现之前，虽然北洋、北洋派、北洋系、军阀等等说法已经通行，可是多数情况下，并没有将北方的军阀一律统称为北洋军阀，至多只是从南北对立的角度，泛称北方军阀。与近代中国许多专有名词的出现受日本的影响制约，所指往往形似而实不同相仿佛，习惯于派阀政治的日本，好以派分的观念看待评论中国的政局。熟知内情的当事人，对此还具有相当的自觉，虽然沿用，却有所保留。《申报》1917年6月3日署名“心危”的《东京通信（十）（五）·东报评论中国政变与党派》，在介绍日本关于中国内阁变动的形形色色之评论，尤其是好用派分观念的同时，特意声明：

但记者先有一言，顾为读者告，即外人言论之含讽劝者，可作为他山之石，其叙述政界内容者，亦得一部分真象，然不免有过度之观察，尤以对于派别相互之关系为甚。如东报所称民党与官僚，南派与北派，军阀与非军阀，直隶派与安徽派等名词，吾人不认之为确当。因国内之有派别，不必讳言，但非画若鸿沟，其间尽有连带之关系。若谓此系某某二派之冲突，某派胜某派败，皆无当于事实也。而东报每有此等见解，兹姑亦仍之，以存其真，非确认其言之当也。惟恐误解，故先释之。[23]

三年后，军阀的谱系逐渐清晰化，可是派系的分别与联系各说不一且与今有别的情形依然延续。1920年初，北京大学学生谭平山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六号发表《军阀亡国论》，虽然声称军人在社会上已经组织了特别的系统“军阀”，具体的谱系与今日仍有很大分别，他说：

故近日所谓北洋系，西南系和东三省系，直隶系，安徽系，云贵系，广西系等，就是南北军阀所专有的名词。[24]

在此，北洋系的称谓虽已成为专有名词，与其他各派的关系以及内部的派分所属仍然没有固定，有时甚至未必是专指军阀而言。

已经征引了上述两条资料的徐勇还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直皖战争期间的电报战揭示，军界较早使用“军阀”的是直系军人。但是，在段皖一派的电报中，尚未发现使用“军阀”加以回击的情况。这一现象并不能说明段皖不愿意使用军阀概念，但是足以表现军人运用军阀概念的较迟与渐进的特性。[25]

此言前半所指出的情形，的确至关重要。可惜后半的解释，未能抓住关键，轻描淡写，反而显不出应有的重要性。实际上，“军阀”乃至“北洋军阀”的政治概念，正是所谓直系用来口诛笔伐大权在握的段祺瑞、徐树铮以及安福俱乐部的利器。在此过程中，“北洋军阀”的概念集中呈现第一波谱系化的演进，而最早进入北洋军阀系统的派系，正是冲突的双方即皖系和直系。

1919年9月10日，《申报》刊出一则新书广告：《北洋派之怪物徐树铮》先行发售预约。据称，全书十五万言，采辑者十余人，调查经七八年，由玉田老人马二先生主撰，定价一元二角，预约六角，外埠加寄费一角二分，上海新闸新康里一一七四洪社出版，代售处上海四马路泰东图书局。该书的章节内容为：一、徐树铮之少年时代；二、徐树铮之入军界；三、徐树铮与段合肥之际遇；四、徐树铮经济上发展之由来；五、徐树铮之任陆军次长；六、徐树铮之被查办；七、徐树铮之任国务院秘书；八、徐树铮与新交通系；九、徐树铮与张作霖之结果；十、徐树铮之任奉军副司令；十一、徐树铮枪毙陆建章；十二、徐树铮与张作霖之嫌隙；十三、徐树铮与安福部；十四、徐树铮赴日观操之大活动；十五、徐树铮之任西北筹边使；十六、徐树铮与北京学潮之关系；十七、徐树铮之希望与将来。

这一新书看似徐树铮的个人传记，但是，由于徐树铮特殊的身份地位和国内政局的时势节点，实际上成为“北洋军阀”成形的重要载体。新书广告的宣传词正是以此为要点，刻意将徐树铮与“北洋”、“军阀”联系在一起：“欲知北洋派之内容者不可不读，欲知中国军阀过去之秘密者不可不读，欲知中国军阀将来之结果者不可不读，欲知中国最近种种关系者不可不读。”其内容简介进一步鼓吹道：

谈近时中国之政潮，莫不注意于北洋派，而北洋派中有一怪杰曰徐树铮其人者，彼实为段系之灵魂，亦近时北洋军阀之主动的人物也。凡中日军阀之携手，中日借款购械等密约，北洋派之携贰，新国会之安福部，北京学潮之起伏，皆直接间接有多少关系，简直中国事无巨细，几全经彼人之手，一若中国之生之死，惟视彼一人之播弄者。如此重要的人物，安可不有记载，以促国人之注意乎。兹由玉田老人马二先生辑其生平事迹，编纂成书，以精密之观察，作正确以记述，不拘成见，不涉偏袒，诚吾国最近之重要视线，国人幸勿漠视之也。[26]

如前所述，“北洋军阀”一词，至迟出现于1917年，较原来确定的1919年早两年，而且一开始矛头所向，就直指执掌全国政权的段祺瑞及安福俱乐部，而徐树铮正是安福俱乐部的要角。虽然从各种书目及相关著作的征引文献中，尚未找到该书已经正式出版的记录，可是仅仅从广告词所示，不仅具有北洋军阀的一切要素，而且明确使用了“北洋军阀”的词语。加上借由《申报》这样覆盖广泛的媒介传播，其影响不言而喻。

这时媒体使用“北洋军阀”的概念，既有相对于南方或西南而言，也有特指段祺瑞一派之意。如《申报》1920年6月11日的消息《祸机四伏之中州·吴佩孚军已抵郑》称：

我国内争将近十载，而军事集中点常在南部，如辛亥之武汉，癸丑之金陵，洪宪时代与近数年之蜀、湘、闽、粤等省，皆疮痍满目，烽烟遍地。河南独得邀天之福，偷安数年。自北洋军阀内讧，直皖两系，明争暗斗，河南一片干净土，遂大为两系所注目。赵倜初本无党，督豫以来，仍持其不党主义，与直皖两系均极力联络。及易督风潮起，直系与赵携手，而为之声援者，惧皖系抚有兹土，横断南北，拊其背而扼其吭也。故赵倜之去留，实与直皖两系势力消长关系极大。数月以来，易督之说虽中止，然皖系要人，处心积虑，仍未尝一日忘情于河南。顷者吴佩孚撤防北归，皖系有派兵赴陕说，有督办剿匪说，又有曹锟阻拦于黄河桥头说。因而豫当局亦借四省联防名义，调有重兵在归德方面，恭候大驾。[27]

此处“北洋军阀”便包括直皖两系。而《申报》1920年8月10日《外人对于吴佩孚之论调》引北京《益世报》的评论云：

此次铲除安福，捣破北洋军阀之老巢，凡我国人，莫不推吴子玉将军为首功。日昨本社记者会访在京之英美记者，谈及我国时局，历至数处，咸不约而同，对于吴将军为极端之称扬。英国记者某君云：据余所观察，吴佩孚将军乃中国军人中之唯一爱国者。又一记者云：吴佩孚之主张大公无私，曹、张两使，若能尊重吴将军之意见，惟吴之言是听，则时局必能彻底解决，中国之兴，亦可立而待云云。记者因以外人如此推尊吴氏，殊出意料所及，深愿吴将军有以自勉焉。[28]

按照今日的认识，段祺瑞和安福系固然难逃北洋军阀的指责，可是相比之下，吴、曹、张等人更加具有军阀的性质，同时也不少北洋的关联。本来是北洋军阀当中重要的直系，作为重创皖系的力量，在以上叙述中显然被置于北洋军阀的对立面。

关于北洋军阀的谱系化著作，最初一轮集中问世于1919、1920年，除了《北洋派之怪物徐树铮》外，如温世霖的《段氏卖国记》，张一麐的《直皖秘史》，南海胤子的《安福祸国记》、鸿隐生的《安福秘史》，信史编辑社编辑出版的《段祺瑞秘史》等。由于举国反段（包括与北方对立的南方各省也拥冯反段）以及皖系战败的时局背景的关系，这些书籍的作者编者主要是与直系或南方关系密切的人士，因而主导的倾向就是揭露批判抨击段祺瑞、安福部首领徐树铮及皖系。

袁世凯在位之时，政界便有派分，北洋派为其中之一，其范围主要不在军界。如《申报》1914年6月1日的北京专电称：

交通部内外营私，政务紊乱，梁敦彦就任后，部事渐定。据华报载称，梁入政界，粤派乃得转弱为强。按粤派近与皖派抗衡，北洋派今大占势力，与两党与有不利云。[29]

同日，该报还刊载了署名“默”的杂评《今日之所谓派》，对北京政界派系林立的状况予以讽刺：

今日之言派者，谓总统府有北洋派，有淮派，有粤派，此就政事堂中人物言之也；参政有大官僚派，有法律派，有军人派，此就参政院中人物言之也；陆部为皖派，海部为闽派，交通为粤派，司法为浙派，教育将为鄂派，此就各部中人物言之也。此外有所谓新式派与旧式派，又有所谓东洋派与西洋派。自政府改组以来，他无所表见，所表见者，惟此派而已矣。派之义，即私之代名词也。各尊其派，即各顾其私，派愈多，即争私之见愈甚，宁有良果哉。[30]

两天后，《申报》又转载了《西报之各派势力消长谭》：

《字林报》五月二十七日北京访函云：自总统制实行后，京中各界皆盛谈各派势力消长一事，皖粤两派，均未得利。皖派之领袖，武员为段祺瑞，文员为杨士琦。然杨仅得一政事堂之左参丞而已。粤派之领袖为梁士诒，则已退出总统府，而居税务监督之闲曹。至最占胜利者，则不问可知其为徐世昌领袖之北洋派矣。三派之中，北洋与皖派尚有融合之望，而粤派则与以上两派大相反对。粤派中人，多主张进步主义之南人，而在交通部及其他一二部占有位置者，南北派之畛域不能消除，亦即为此。故袁总统虽屡言彼固北人，然用人无分南北，此徒空言而已。今政府之大权全握于北人之手，此可谓实予南方党人于南部及中央各省煽乱之机。加以目下新旧两党争存颇力，政事堂公所设置参事八员，即为位置新党，俾与乱党断绝起见。此参事八人之责任为审查法令之草稿，一伍朝枢曾留学海外，为国民党员翘楚之一也，一为林长民，曾留学日本，为进步党员矣。[31]

由上述报道可知，北洋派本来并不专指军人，亦不如所谓文武北洋之说，而且段祺瑞的皖派，有时还自成系统，不在以徐世昌为领袖的北洋派范围。

袁世凯死后，其北洋旧部军人跻身政坛，相互争权。经过一番混战，段祺瑞占据上风，掌控实权。此时的段祺瑞，由徐树铮组织的安福俱乐部网罗了许多政客和军事将领，以北洋正统自居，势力膨胀，以至于很快出现一种说法：“所谓淮派，乃自前清李文忠以来一种无形之结合，北洋派之神髓也。”[32]本来与北洋派分庭抗礼的淮派，也就是皖派，变成北洋派的核心主轴。直到1917年4月，邵飘萍等人还在谈论淮派与北洋派结合的问题，而以李经羲为淮派的中坚人物。[33]

令皖系始料未及的是，苦心经营令声势达到巅峰之际，也就是成为众矢之的之时。而有实力与之抗衡并构成冲击之势的，正是原来同伙的直系。《安福祸国记》于此颇有见地：

袁项城殁，北洋军阀始有皖、直之分，奉阀则后来居上也。安福部组织之初，谓其蓄意与直、奉为难，决无此情理。即拥戴东海为总统，亦是一番好意。如此结果，亦安福部所不及料耳。[34]

当时媒体的报道颇能与此说相印证，《申报》1916年10月2日的“北京特别通信”称：

近日最流行之传说，甲方则言某派相合，将以勾结外人，断送主权，打破北洋派军人之势力，以起北洋派军人之疑。而与之为对垒之乙则言，某派与帝制祸首及无识之武人相结以求，摇动国本，破坏国会，干涉宪法。如此两方，可云旗鼓相当，应有尽有。故如青木之拟聘为顾问，一方主张之，一方竭力攻击之，所谓勾结外人之一端也。然合同之中，究竟如反对者所言与否，殊难武断。吾人方望其宣布，以辨是非，明曲直。至于打破北洋派之说，则理由有未尽合。盖段祺瑞固可视为北洋派，然各派固一致为通过于国会，即如冯国璋，亦可视为北洋派。然冯之态度虽未可以十分表明，而其臭味，则对于张勋之流，尚不及对于人所称为欲打破北洋势力者之为融洽。盖所谓北洋派中，分歧亦夥，今混而言之，可见其说不足信也……吾欲有为两方告者，恐帝制祸首从中播弄，使两方如鹬蚌之相持，而彼乃来收渔人之利耳。甲派也，乙派也，武人也，政客也，其殆尚皆梦梦而有觉耶。[35]

照此说法，不仅各派之间的联系分别言人人殊，有的指称还是居心叵测。同年12月20日，《字林报》就北京政府的内阁弹劾案专门采访了中国的知情者，尤其关注幕后的派系分合，大体可以解释上引消息中的甲乙各方究竟所指为何：

北方以北洋派为最有力，其组织分子悉为军界要人及守旧之政治家，如徐世昌即其一也。从前徐之资格在段、冯之上，今段长陆军，掌供给军队升降军官之权，故北洋派领袖一席遂为段所得。袁氏之所以能居高位握大权者，以北洋派听其指挥故，而袁氏之所以帝制不成者，亦以北洋派要人如徐、段等不尽赞成之故。至于袁氏旧人，多隶属北洋派，此固事实，然北洋派今已不复为坚固莫破之党派，各领袖意见不同。闻段总理曾与直督曹锟龃龉，曹当云南起义时，统带北军入川，为赞助袁氏最力者之一，其与段龃龉，则以段未共助袁氏以成帝业为原因。段虽为陆军总长，然其势力仅及于全国北军四分之三。盖北洋派已分为直隶与安徽两系矣。曹锟为直隶系领袖之一，参谋长王士珍亦属此系，党势日盛。国民党之一部，刻方与此系接洽，以期互相联合，反对段氏。而有特殊理由以谋推翻段氏之孙洪伊，亦与直隶系共策进行，极力诱引冯国璋，使之归附直隶系。冯素主张维持现内阁，对于段之行动亦有不表同情之处，故冯之转其方针移其势力以助改换政府人物之举动，或亦意中事也。总之，段之为人，其伟大尚不足以胜其任，段于国事不甚留心，且闻段于国务会议时，辄昏昏欲睡云。

其次与时局有关系者，厥为张勋。皖省税项他人不得过问，惟张可以征收，以供养其部下军队。张之行为，人不敢訾议，张之势力为且为北京所敬畏。与张为伍者，有皖省长倪嗣冲，倪亦袁氏忠仆也。段总理前运动张勋发起徐州会议，张因此为总统所呵斥，遂大怨段氏。倪与段在帝制问题中处于对峙之地位，故倪亦不助段。张、倪皆有兵力，目下虽似无独立行动之形势，然其举足轻重，亦正未可忽视之也。

再次者为冯国璋。冯本军人，与政党无深切之关系，颇能表示其政治上之能力。赣、鄂两省，惟其马首是瞻，虽部下兵力无多，要其势力，足以左右两邻省之军人，且曾为北洋军官，全国陆军中不乏知交。再冯从容坐镇南京，秩序无扰，威望卓著，尤关重要，将来总统一席，冯颇有望。以其政绩言，冯确有总统之资格，守旧派对冯固无间言，而国民党亦信任之，故举之为副总统。若冯氏者，诚可谓今日最有势力之人物矣。

上述诸人，统而言之，吾人可谓之为军人派，与革命分子适相反。若军人派果能团结一气，则不难如袁氏之所为，一举而扫除国民党，解散国会。但军人派殊不团结也，彼此仇忌，互相离异。故就目下情势而论，国民党似为国内最有势力之一党，凡政府所提出之事件，彼党在国会中足以打消之。段氏依赖北洋派之皖系而成内阁，惟皖系之力量不能与国会抗衡，苟不与直隶系提携，则皖系不足以有为。是以国会目下似无虑军人之干涉，而国民党之地位，亦较前为强。各方面因宪法之观念，未敢轻举妄动，国会苟无重大愚妄之行为，当不致被人解散。但国会若干预行政，逾越分际，反足促成军人派之和好，而使民国二年之政变复见于今日。国会其以常识行事而防此变欤。[36]

这样清晰的条理系统，已经朝着1920年前后的谱系化迈进，而与其他亲历者当时的认识多少有些出入。1917年5月，《文汇报》报道总统黎元洪罢免段祺瑞之事，就不无感慨道：

盖近来北京政治复杂纠纷，虽消息灵通之华人，苟非身临其境，亦未能尽窥其内容也。就广义言之，南北之歧异为世人所略知，北洋派与皖派之存在，亦为吾辈所久悉，至于两院政团与军党种种派别，则难尽晓。所可知者，北京近为各种阴谋之集中点，较之前清时代为尤甚耳。[37]

当然，即使按照《字林西报》的说法，不仅派分的情况错综复杂，而且与后来的谱系仍然不尽相同。

用派分的眼光观察民初政局，显然受到异域观念的影响。时任云南都督府参谋处长的李宗黄，就反对用南北等派分观念言说时政，认为中国历史悠久，民族一致，不像欧美各国，内部常有人种派别之争。即使暂时割据纷争，终将归于统一。至于当下的乱局，主要是袁世凯施政和日本人的阴谋所导致：

自项城以北洋武力秉政，其根据全在北方。二次革命之后，有客卿有贺长雄者献议，略谓中国南部人民，偏于进取，故其思想浮动，北部人民，偏于保守，故其思想沉滞，宜以北方之武力与南方之文化相为抑制，以期调节云云（见有贺氏所著《观奕闲评》）。其表面以抑制调节为词，实即以北制南，渔翁得利之策。袁氏民国三四年之设施，即阴行其策而扩大之者。及段祺瑞起，遂有以北洋派统治全国之宣言，而各军政要人，亦公然以巩固北洋团体相责劝，于是北派、北系、南派、西南派之名词杂出，南北之论大起，至以护法战争为南北战争。呜呼，因袁、段个人权位之私，设为南北畛域。[38]

为此，他呼吁打破南北畛域之谬说，以防落入日本人设下的陷阱。按照近代以来的民族分别之说，多族杂处的云南人氏，反而最不情愿他人指其为少数族，以为带有歧视性，这也是该省各族相安无事的重要原因。李宗黄的主张，旨在破除北洋专权和派系之争，化解日本的阴谋。只是事与愿违，军阀相争的局面还将愈演愈烈。

五 奉系的加入与北洋正统

《安福祸国记》指奉系为后来居上，其实所谓奉系的指称及其与北洋派的关系，也经历了逐渐谱系化的过程。至少到1917年5月以前，一般而言，北洋派或北洋军系统中没有奉系的名目位置。其时各方就内阁组建和总理的人选纷争竞逐，邵飘萍对此分析道：

盖所谓北洋系中，约分三派：（一）安徽派；（二）直隶派；（三）湖南派，而冯、段、王实分领之。三人之意见，言其内容，并不十分一致，因之各派亦各稍异其目标，分合无常，向背靡定，大约以地位权势为转移，真能共患难同生死者，吾敢言其无几人也。此次来京之督军，以直隶派势力为最盛（如曹琨、孟恩远、田中玉、李纯等皆属之），安徽派次之（如倪嗣冲、李厚基、张怀芝），湖南派势力较微（以傅良佐为主干）。故如倪、张、李之流，则于派别及个人关系，皆以维持段总理为最有利。倪、张、李之运动最为剧烈，盖以此也。至直隶一派，则大致固在维持北洋系，而内容万一段总理不能维持时，即主张扶掖王聘卿以继其任，公私两益。[39]

也有报纸根据各方的具体政治主张和拥戴的人选进行划分，认为：

要之，以现在政象观，北洋系之内幕，可略别为五派，一为推徐东海为总统，段芝泉为总理者；二为推张勋为总统，李仲轩为总理者；三为维持黎总统之地位，令段芝泉复任者；四为中立派；五为复辟派是也。惟时至今日，各派均知动摇元首之位置极不利益，故稍变方针，仅从事于总理阁员之竞争。而五派中最有势力者，只段、李两派而已。盖段派有徐东海领袖群豪，李派有张定武统率诸雄，各据其特有之地盘，固势均力敌也。[40]

无论依据如何，分别怎样，北洋系中均无奉系。奉系名目的出现并成为北洋后来居上的一支，形成于1918年以后段祺瑞的左膀右臂徐树铮、靳云鹏相继引奉军入关，干预政局。段祺瑞交出兵权出任文职之后，因为没有私兵，虽然掌控国家大政，却处处受到拥兵自重的各派势力的掣肘乃至挤压。为了摆脱困境，徐、靳二人彼此争功，迭出险招，几度利用张作霖的奉军对抗直系，逼后者就范。而直系方面，为了打破平衡，也极力拉拢奉系。双方都试图给予奉军以北洋正统的地位，以争取后者的支持。

1918年10月，曹锟派其弟曹钧到奉天，与张作霖疏通南下问题，理由为：“现下时局之待解决者，南北和战问题尚在第二步，统一北洋团体实为第一步。数月以来，北洋团体或主和或主战，已呈分裂景象。中央为统一计，决定将副座选举曹锟，俾将来无论和战，北洋团体不至瓦解。”[41]“自奉军夺械入关以后，奉省举动极为中外视线所集，盖直接的已成为北洋团体之关系，间接的实成为全政局之关系矣。”[42]正是由于关内各派军阀势均力敌，关外的奉系才成为决定天平倾斜的砝码。据说直到1926年，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等人还试图劝张作霖领袖北洋派，实行讨赤。[43]

奉军入关，不仅成为影响政局走向的重要势力，而且与北洋的关系由历史渊源变成实际联系。然而，受到冲击的一方对于奉系的介入不以为然，竭力维系所谓老北洋的利益共同体，否定非小站系统的外人，以免在与南方的对峙中失势。《申报》1920年3月25日署名“般若”的《北京通信·段徐与曹张》，详尽分析了八省同盟反段的来龙去脉：

此次内阁风潮，靳之所以不倒，安系所以不胜，与夫赵倜之不能换，吴偑孚之撤回防军，在在与督军团有关。所谓八省同盟者，质言之，即奉天张与直隶曹之联合，而其最大目的，则在反对段氏。然曹、张二人之中，曹较糊涂，其主动者实惟张氏。且曹氏为旧北洋派，张独不然。此次阁潮、豫潮，最后出大力者又为张氏。各报所传张致段之函，实共十八张。先言豫督之不应换；继言段派之张敬尧、陈树藩在湘、陜两省民怨沸腾，不此之换，而欲更豫督，令人不平；后言靳为公之私人，尚不为左右所容，则将来必致亲离众叛，心所谓危，不得不作最后之忠告。段氏阅之色变。故最近冲突之最大者，实惟张作霖，而视为比较的易与者，则为曹锟，加以吴佩孚决意撤兵，而退驻地点则为洛阳、石家庄、马厂等处，有须边防军腾让者，其中大有势力消长之意味。故自安系一度失败以后，即腐心于八省同盟之打破，而认定从联络曹锟下手，或使与张作霖实行分离，或引起各省对曹之猜疑，而使之无形涣散，为最紧要之计划，日来即着手于此。以记者所闻，计有二事：

第一，前年曹锟在汉，已相传有反对段氏之动机，经段赴汉一行，又允以四省经略，许以副总统，曹复为用。故徐树铮即促段氏再袭陈文一次。十八日，段氏亲赴保定与曹锟面谈，其谈话之大要，即谓吾辈小站老弟兄团体不可涣散，尤不可为非小站旧派中人所利用。以声泪俱下之词，为置腹推心之语。且（一）陈说与张作霖联合之不利；（二）痛言自己破裂即增长西南气焰，和议上北方必大吃亏，为北洋系切肤之痛。曹氏对段已有面允之词，故段氏归后，即纷传此行效果殊佳。而段氏亦致电话于东海，谓已晤仲珊，此心无他云云。然而段氏赴保之晚，奉督署驻京之某氏即赶赴保定，其为对于段氏此行之反动，不问可知。故曹之入彀与否，当是疑问也。不过外间传闻段允以副座予曹，曹或因此心动耳。

第二，八省以外尚有未入同盟之督军，且与段系较为切近者，即由徐树铮交出一稿，嘱其驻京代表致电本省督军，略谓靳某奉张作霖为盟主，以破坏北洋系旧团体，以与合肥相抗衡，且将牺牲新国会，牺牲湘闽陜各省，以联络南方，期得为统一后之第一次内阁。北洋系为自救计，不可不谋新团结，以抵抗此种暗流。[44]

显然，段祺瑞就是竭力要将奉军与北洋系加以切割，以便打破八省同盟，拉近直皖等老北洋的距离。奉系战败失势后，有人指出：

按北洋派别，自北洋军队之历史观之，有皖、直两系之分。自段祺瑞主张武力平南，招致奉军入关，而奉系之名称由此创始。自奉直战后，直系握北方政治中心，始有直派反直派之别，奉、皖则均归纳于反直派旗帜之下。而直系之内部，又以地理历史上之关系，有津、保、洛三系之分。惟保、洛为直系中之军派，而津则为直系中之政派。[45]

1922年，《申报》刊登了国闻通信社翻译的《字林西报》北京通信《外人论中国之政局》，论述中国政坛派系林立的状况及其成因趋向、各派错杂复杂的关联和根本解决之道，颇具洞见：

中国之政局，全为一人的问题，其安静变化，悉视人为转移。民国十年以来，既无有组织之政府，所谓以人作政事标准之征象，日益增多，而争攘政府大权之人，亦日益众。当袁世凯秉政之日，各种政治，咸集于袁之一身，凡拥政府者，亦即拥袁，反对政府者，亦即反对袁。其后冯、段两人渐现身于政治舞台，利用自身握有军权，各自养其势力，于是政局中乃有北洋两派之出现。然其时政局之形势尚不复杂。其时南方则坚持反对北方之态度，皖、直两系乃各拟联南以倾袁氏。袁氏既死，冯国璋与南方较为密切，遂得被举为副总统，皖、直之争于是日烈。黎元洪失败，冯氏继任之后，两系益成水火。此时北洋旧系除皖、直两系外，尚发生奉系、鲁系、河南系等等，各系人物，又各自成派，而派数已日多。北洋系分裂之后，其影响大不利于南方。缘苏、粤、滇、黔、川等省不复合力以御该系，每一省分反各与北方某一军人表示同情，各省关系遂错杂难解。至于今日，分裂之趋势愈显，国家大受其损失，各派各自为政，以快私欲，于是既无所谓国税，亦无所谓国军，更无所谓国家政府。

皖系失败而后，张作霖乃竭力联络皖、奉、鲁、豫军队及南方各将领以为抗直之计。在表面上看来，张似已告成功，其实则并不然。所谓奉、皖、鲁、豫及南方之联络，仅系表面的而非实质的，主义既不相同，则连络亦仅暂时的局面。而直系之中，则亦有种种党派，有冯国璋之党，有李纯之党，有曹锟之党，有吴佩孚之党。此四党之联络，亦为表面的而非实质的。譬如陈光远，今日当然利于联奉联南，苟奉天与南方形势一变，则为自身利害所迫，又当趋向直系矣。

总之，中国今日并无大军阀党，而为多数之小党，急时则联络，平时则相妒，欲共组成一大军阀党，固所不能。即组成比较稍大之军阀党，亦所无望。一旦某某结合，战胜反对党而后，则其分子又行分裂，彼此复为夺赃而争。张作霖近曾声言赞成统一，借以联南，现已与孙中山与南方各领袖结合。张为此结合之主要目的，无非为倾覆直系，实并不在统一。假使吴佩孚因此结合而失败，则此结合终久必仍破裂，吴之余部行将附和张氏，以共抗南方。至吴部虽亦可附和南方，惟两者性质似相去太远。若张为吴败，则直军中争端又起。是故在今日，无论何派结合之下，决无统一之希望，个人之妒心固无从销除也。惟各派今有一目的相同，即逐徐是也。凡曾拥护徐之人物或党派，今日无一不为徐氏所卖，人民对于徐氏亦生厌恶之心，故无论党争如何剧烈，徐盖决无希望。处此种情形下之，中国前途惟有一希望，即冀各党数目愈变愈多，其军力财力愈裂愈细，人民之压迫愈觉接近，痛苦既深，势必反动，则此后或可一变军人干政之局面云云。[46]

北洋旧系的直皖相争及其力量的轻重，决定了双方与所谓北洋新派以及南方军人的关系。到1923年，主张打倒北洋军阀的社会团体所指认的北洋军阀集团，大都还不包括张作霖和奉系，如3月全国学生联合会指“现北洋军阀之著名者为曹吴”[47]，7月的工界救亡会则称“北洋军阀中以曹锟、吴佩孚、冯玉祥等为最凶最恶”[48]。而1925年湖南双十节纪念游行大会，呼喊的口号除了“打倒军阀”之外，还特意要“打倒奉系军阀”[49]，以示区别。

北洋军阀的谱系日渐纷繁，除了各方的指称之外，与军阀自己的态度不无关联。开始北洋一词多少还有些正面，加以还有各种名实之利，其他军阀非但不忌讳，反而愿意成为其中一员。虽然南方民党根本予以否定，指北洋系之特殊势力为袁世凯称帝、段祺瑞专制的根本依托，“故不打破此特殊势力，民国六年大乱可四起也”[50]，必须极端排除，但也有人主张巩固维持，至少在北洋派自己看来，可以公开坦然坚持北洋的正当性，甚至指与之对立的派系为伪托，将其排斥于正宗的北洋之外。如1917年6月孙洪伊致近畿各军事将领电称：

顷者倪嗣冲借口维持北洋派之势力，而发破坏法纪之首难，张勋亦伪托北洋系之名义，而肆收揽权势之阴谋……张等斯时趾高气扬，自以为执北洋军系之牛耳，睥睨元首，土苴约法，蹴踏国会，而大权在握，大功告成也。呜呼，天下罪恶，自此假北洋系之名以行矣。夫北洋军系为吾国中心势力，此世界所公认，当此外患孔亟，内难频仍之日，具有折冲捍卫、奠定维持之力者，其责任尤为特重。故谓今日北洋军系关系于中国前途甚大，当世识者当亦许为知言。况我北洋军人，秉强毅武勇之精神，抱磊落纯洁之志节，而又皆受有高尚精良之教育，自有其不可侮者在。但能率循法律以内之轨道，无所用其维持，则亦绝无能推倒。乃以五光十色、千奇百怪、儿戏乌合之十九世纪旧式的营伍，竟装缀于庄严灿烂一军系之上而为之代表，并企托疵偷息于其调停支配之下，其盗窃以得志者，又隐然以首领自居也。久假不归，乌知非有，不亦轻中国而重北洋系之羞耶。夫名誉信用，为人类第二生命，而军人尤甚，人心公论，又为世界最大势力，而武力次之。今也倪、张高视阔步，居之不疑，以玩弄一切，而真正之北洋军旅，皆俯首而听，帖耳默认而听命焉。中外之以无法纪无教育视张勋兵者，将一例以视北洋军，至是天下之人心，尚能谅公等否，天下之公论，其又谓公等何也。则名誉信用扫地以尽，失生存之要素，又果何所恃以自立耶。王聘卿有言：毋使北洋系三字为世界一种厌恶名词，诚哉！老成之特识也。吾民输膏血，国家发帑藏，岁费万万以养成此熊罴虓虎之国军，乃为一二奸宄窃用之而败坏之，使陷于自杀之域，岂不惜哉，岂不悲哉。狐也恶其假威，马也去其害群，援非种必锄之义，张歼厥渠魁胁从罔治之师，泯棼之会元黄戈马之秋。天其佑中国乎！吾北洋军人中，必有硕德高望、卓绝多英之伦出而领袖之者，是在诸公之爱国自珍也。[51]

这样义正词严地维护北洋的纯正，排斥形形色色的假北洋，与后来纷纷将敌对方归于北洋以便打倒的做法截然相反。照此看来，张作霖同样是19世纪旧式营伍伪托北洋的翻版。可是，短短五年过去，北洋就开始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1922年5月29日，《申报》发表杨荫杭（署名老圃）的时评《北洋正统》，表达了时人对于北洋的普遍唾弃：

北洋正统云云，乃丑语也。清朝有北洋正统，未救于清之亡，北洋正统之首领，且以帝制失败。曰直皖战争，曰直奉战争，皆北洋正统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之历史。今日果能觉悟，自当绝口不谈北洋二字，一洗北洋之余臭，乃可与民更始。乃组内阁，犹推重北洋老前辈为总理，一若非北洋正统不能控制全局者。谈国是犹曰恢复旧会，北洋正统可以巩固，一若以后选举，北洋正统必可操胜算者。不知北洋团体当听其星散，既无巩固之必要，亦无人可以控制。藉曰可以控制也，即直皖、直奉之战，亦可以免，而终不能免者，知其团体早已涣散，固不必燃已死之灰而为之谋中兴也。故今日北方果有人焉，能力矫北洋之旧非，固国人所愿闻。若犹以北洋二字为号召，国人将掩耳而走矣。[52]

时隔两年，《申报》又刊登了陆鼎揆的来稿《武力统一与统一武力》，断言内部纷争不已的北洋势力无法统一中国，且反对一切武力统一的妄想，其间亦谈及北洋派的演化：

频年以还，内乱迭起，始而南与北争，继而南与南争，北亦与北争，干戈相寻，如环无端。揆其由来，皆武力统一为之厉阶也。以前段、张、曹、吴等皆欲以武力求统一者，终乃以用武力而更肇分裂。七八年来，如此类者，书不胜书，今且方兴而未艾也。

刘湘、杨森之徒今已下蜀矣，北方当局且谋大举以图粤，以为羊城既下，然后返斾北向，启关而败奉军，则天下可以大定，而统一于是成功。姑勿论南方军队之果否可以倾覆，关内之力果否可胜关外，以及其他势力果否皆可屈服，即使尽如所愿，举二十二行省之版图，皆入于北洋派势力之下，遂可谓之统一乎？我知其仍不能也。何则，北洋派之中心，表面上似若在曹、吴，而曹、吴以外，其据大郡拥强兵者，不知凡几焉。凡此者，曹、吴之威力，果能使之奉令惟谨而供其驱策耶？今之大患，在封疆则攫中央之饷赋，悍将皆拥庞大之军队。若是者，曹、吴又得而夺其饷赋，去其军队，而使之束手以从命耶？二者既皆有所不能，则粤、奉、滇、浙之属，不属于直隶系，又果何所分别于其间哉。不属于直隶系，固不能使奉曹氏之正朔。及其既属，则除其奉正朔之外，又将奚异乎前。饷税之不入于中央如故，拥兵跋扈者亦如故。中央而忍受之，则藩镇与藩镇以互相扩张势力而致相争，其不忍受之，则中央又将与藩镇争。是则其异乎前者，昔为北洋派与粤、奉之争，今则北洋派之一部分与他部分之争而已。故北洋派举一国而置之于其势力之下，即或有之，谓既入于北洋派以后，而统一可以成功，则实万万无此情理者也。

以武力统一国家，其在前史，屡见不一。然其所以成功，则皆有一前提焉，则此武力者必先自统一而后可。彼其首领必能指挥其部属，是以战则有功，成则懋赏，羁之以爵禄，绳之以法令，而莫敢不从也。若今之北洋派，其地位势力与曹、吴相颉颃者，盖以十数，割据之势既成，又孰得而凌其余以为之长耶。以是而言统一，其亦南辕北辙而已矣。

北洋派之不足言统一，固如是矣。若其余诸派武力之不一统，盖亦与北洋派相伯仲。盖其地盘愈大者，其同系下之势力散漫愈甚。此则十余年来内争之所逐渐养成之一种趋势，而无论何种军队莫能逃于例外者也。然则今之欲以武力统一中国者，乌能有所成就哉。[53]

在这样的叙述中，奉系最初仍然和广东一样，并不属于北洋派的系统。后来随着北洋的泛化，才和其他十几派一起统附于北洋。

六 北洋与北洋政府

有学者意识到北洋军阀统治的说法存在争议，而且与事实不相吻合，尤其是袁世凯统治时期，与军阀的概念出入过大，因而将这一时期称为北京政府，而将袁世凯之后称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不过，段祺瑞的军阀身份认定同样分歧很大，因为他早已交出兵权，成为文官，手下并无私兵。虽然掌控大权，自诩北洋正统，主张维系北洋团体，却很难说是军阀。其北洋军阀的帽子，严格说来还是由北洋系内部的对头直系加诸头上的。

据当事人回忆，早在袁世凯时期，北洋一脉的人物相互之间以及对外就喜欢自称“北洋团体”，偶尔也称北洋派。[54]一般而言，派分起于势均力敌，各方均不能独大。尽管辛亥之际南北争胜，用尽心机终于登上大位的袁世凯，自然不会畛域自囿，自认为一派的领袖。所以有学人认为其执政期间还有去北洋化的倾向。袁世凯之后，段祺瑞、冯国璋等人一般也不用北洋的名号，在公开文电中，多以北方军人、北军将士自称。倒是下面的文官武将，毫不掩饰地以北洋派自诩。尤其是面临外部挑战时，更加激发内部的北洋共识或是以北洋为号召。1917年11月22日陈兴亚致函徐树铮，就声称：“北洋派为中国中心，中外共认。”希望团结一致，防止北洋派破裂。[55]

国民政府之前的民国史，除了被称为北洋军阀统治外，建都北京的正式政府，还被称为北洋政府。在国民革命的正统性主导之下，延续清季误解北洋为地方性的观念，也有政治上矮化敌方的作用，旨在剥夺北京政权统治的合法性。

在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虽然与北洋的渊源极深，府院会里面又存在北洋系或北洋派的主导势力，却从来没有自称为北洋政府。一般媒体也极少使用这样的称谓。以《申报》为例，南京国民政府之前，仅在1924年8月9日的《日将在豫经营水力发电》中，刊载国闻通信社的开封通信时，用过“北洋政府”一词。[56]“北洋政府”的指称，到了北伐成功之后的国民政府时期才逐渐增多。尤其是后来的相关研究著述，在不用北洋军阀时期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情况下，指称1928年以前的民初一段，大都采用北洋政府的说法，如《北洋政府职官年表》、《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北洋政府时期的新闻业及其现代化》、《北洋政府时期经济》、《北洋政府外债与封建复辟》等等，甚至影印出版这一时期的《政府公报》，也要改名为《北洋公报》。时至今日，有的民间公司编制近代报刊的检索系统，还要画蛇添足地将原文的北京政府改为北洋政府，造成诸多误解。

有学人注意到北洋政府的称谓名不副实。2000年，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出版完全，尹亚伟撰文予以介绍，其中提到第三辑《北洋政府》时，特意说明：“在第三辑编辑出版时，学术界尚称北洋政府，现在学术界已不称北洋政府，而称北京政府。”不过，这一说明显然不能反映全部实情。尽管的确已有学人用民国时期的北京政府来指称1928年之前的民国政府，却并未形成共识，实际上仍居少数，大都仍然使用北洋政府甚至北洋军阀统治的指称。2010年由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出版的《北洋政府档案》，就继续沿用北洋政府的概念，并未改称北京政府。

即使对于北洋军阀之说有所检讨，甚至弃用北洋时期或北洋政府的概念，改用北京政府，观念上往往仍然延续原有的认识。尹亚伟的文章就将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认作“在北京建立了由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华民国中央政权，继袁世凯之后，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等北洋军阀相继控制北京政府”，所以，也可以说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京政府”。[57]其意主要是为了与南京临时政府以及广州、武汉、南京国民政府相区别，而采用了北京民国政府的说法，并不否认民国政府是北洋军阀的统治。

北洋政府的说法，有着不同的解释，其一，由北洋集团控制或主导的政府。从这一角度考察，则所谓北洋集团，一般还是或主要是军阀。其二，如张玉法所说：“因北京在清代属于北洋（与属于南洋的南京对称），北京政府又称北洋政府。在北洋政府执政的，多出身北洋军人，这些军人在民国初年往往拥兵自重、据地称雄，被反对派的人称为军阀，因此北京政府时期又称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58]

其说试图说明北洋政府、北京政府、北洋军阀统治的关联性，主要依据涉及北洋概念的发生及其所指。对此学界和坊间说法各异，尚无一定。可以肯定的是，北洋的概念及所指经历了发生演化的历史过程，不同时空状态下不同的人物所说，并非全同，不止小异。在此过程中，后来的沿用也有与原先的本意渐行渐远的情形，而坊间的俗称与事实的本相更存在大相径庭的状况。

北洋原为地理海域概念，与东西南洋相对。关于近代中国的东西南北洋，王尔敏曾经专文论述。概言之，最初东西南北洋均指中国以外的地区，东西洋发端最早，其次南洋，北洋最后。南北洋均有内外两说。南洋原指现在东南亚的诸岛及滨海诸国，北洋则大体为俄罗斯及北欧，后来这一含义的南洋大体沿用，北洋则基本弃用。两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被迫开放口岸，最初开放的五口均在长江以南，继而北方各口陆续开放，分派大臣主持监督管理事宜，长江以南称南洋各口，以北称北洋各口。分管南北各口的大臣原称五口通商大臣、三口通商大臣，最后定名为南洋通商大臣和北洋大臣。[59]

通商大臣一度是临时派差，逐渐变成专职。南北通商大臣先是特派专任，继而由两江（开始由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兼领。作为清廷办理通商等一应夷务的代表，设置的初衷除了分管通商各口事务外，主要是为了避免外夷动辄试图入京直接与朝廷皇帝交涉。清制，封疆的督抚作为内外相维体系中的外官，本来就不是后人按照日本行政观念误读错解的地方官，北洋大臣开始不过是清廷与外夷之间的缓冲，而非今人所以为地方办理外交的职官。外交乃军国大事，岂容地方插手主导？

南北洋通商大臣之所以由专派改为由总督兼领，原因之一，是总督手中握有实权，便于办事。尤其是兴办富国强兵的自强事务，没有权力，无法成事。而兼领南北洋大臣的直隶、两江总督，往往以南北洋大臣的名目出现，以彰显其名衔和实际地位的特殊。久而久之，相沿成习，坊间、词典乃至学界，都依据南北洋大臣的管辖范围，划分南北洋的海域和地域。如将长江南北的沿海海域分别称为南洋、北洋，将南北洋大臣管辖的省份也称为南洋、北洋。

这样约定俗成的划分，当然没有正式的规制，只要不引起误解混淆，作为方便名词使用也并无不可。例如，海域的方面南北洋之分大体无碍，只要不与所谓广义的南洋混淆即可。但是，地域的南北洋之分，则问题不小。如1979年版的《辞海》解释“南洋”的词义之一道：地区名。清末至民国时称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各省为南洋，称江苏以北沿海各省为北洋。[60]此说显然不确。严格说来，南洋所指地区应是两江总督所辖的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可是，最初筹办闽浙海防并创办福州船政局的左宗棠是闽浙总督，后来左宗棠又以钦差大臣督办闽海军务，与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沈葆桢创建南洋水师前后交织。北洋水师成军之时，将闽、台、粤及上海等地的军舰划归南洋大臣统辖，统称南洋水师，所以习惯上各地也被称为南洋，与相关水域一致。只是实际上广东很少被称为南洋。至于北洋，清季只有直隶一省，虽然北洋新军兼顾吉林、奉天边防，但东北不能称为北洋，只有渤海湾是北洋的海域。同样，山东的沿海水域属于北洋，作为直省，则不在北洋的辖区。与北洋扯上关系，一是袁世凯曾任山东巡抚，二是北洋新军第五镇驻扎济南。民国时北洋的泛用，便是北洋系军人控制各省的结果以及坊间的俗称。[61]

直隶为畿辅要地，所谓首辅之区，不过作为京师的北京并不在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所以清代北京不属于北洋。北京城所在的顺天府地位特殊，府尹由尚侍兼管，虽然所辖各县位于直隶总督的辖区之内，按照今日的说法，由没有隶属关系的顺天府尹和直隶总督实行双重领导，重要举措须会衙办理。即便如此，城垣之内直隶总督也无权过问。也就是说，北京城从来不在直隶的管辖范围。甚至倚郭的大兴、宛平两县，也称为京县，其官员的考绩为京察而不是一般州县的大计。由于顺天府与直隶的紧密关系，时有合称顺直之事。后来直隶被冠以北洋，坊间有将顺直与北洋相连接之说，不过商业运作技巧或民间俗称而已。清季以省为单位设立谘议局，后清廷将原拟单设的顺天府谘议局和京旗谘议局并入直隶谘议局，改为顺直谘议局，以合规制。顺天正式与北洋搭上关系。[62]民国初期的北京政府被称为北洋政府，主要也是因为袁世凯及北洋系掌控了定都北京的中华民国国家政权。

将两江、直隶总督所辖地方称为南洋北洋，是因为南北洋的名分较为尊显，可是这样的俗称却存在对于清代体制的观念误差。清季以来，受到明治日本人士尤其是织田万《清国行政法》的影响，用中央地方的架构来解读清朝固有的政体设制，将直省视为地方的最高行政区划层级，将督抚视为地方官。加上清季内外官改制，试图将内外相维变成上下有序，以中央地方架构作为基本取向，更加导致观念的混淆，连主持或参与改制的枢臣疆吏们也常常为此大受困扰。王尔敏注意到历史上概念与体制的变动，并且专文深入论述，还是认为南北洋大臣“形成晚清地方上两大柱石，内承中央依寄，外受督抚瞻望，支撑晚清大局”，并以南北洋大臣为“地方上办理外交的最高代表”。[63]这样的说法，容易使人误会南北洋为地方势力，而将南北洋地位的凸显，当成中央权力式微、地方权力上升的表征。

清制，督抚虽辖制各地军政，不过是皇权的分身，一般设制，并不以行省为单位，如与科举制关系密切的学校和学额，国子监以下，只有府州县学，分省既不设学校，亦无学额。因此，当时坊间很少分省意识。清中叶后，行省亦称直省，行走各地的商帮分省意识逐渐萌生，以省份为名目的会馆日益增多。咸同以降，督抚权力坐大，练兵自强，开始以省为单位进行各种新兴事业。清季实行新政，仿行宪政，有意将各省变成一级行政，各项新政宪政事务，多由各省负责办理，如整军练兵、兴办实业、派遣留学、设立学堂等，分省意识进一步增强，以至于省界之争成为各地纷争的一大要因。直隶为清廷推行新政的重要试行地，兼领北洋大臣的直隶总督，遂将所办各项新政事业贴上北洋的封号。坊间效仿，一些实际上没有多少官方色彩的趋新事业，也纷纷加上北洋的名头。

在国民革命的语境之下，北洋政府的概念至少具有下列指向性含义：其一，这是由地方性私人集团窃夺的国家政权。其二，是与南方国民政府的革命政权为敌的军阀政权。北伐就是要推翻这样的非法反动政权，建立真正代表国民意志的国家政权。这样的指向，作为革命的政治诉求固然合理，但与民初政治的实情却不大吻合。

七 北京政府时期的民国史

革命语境下特定概念的合理性，往往随着时势的变化而有所调整。辛亥革命推翻皇权帝制后，中国很快陷入分裂状态，尤其是袁世凯死后，武力成为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生存发展的强有力支撑，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名言，即出自北洋武人之口。各地军人当政，相互混战，被指为军阀也在情理之中。可是，如果将国民政府统一前的民国政府统称为北洋军阀政府，将这一时段统称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或北洋政府时期，则有以偏概全之嫌，不利于全面研究和认识这一重要历史时期。

如此认识，并非为袁世凯翻案，也不想替北洋申冤。今日坊间为北洋评功摆好之人，未必真的了解多少北洋的实情。有不少只是抒发自己的愤懑而已。正如民初如今日愤青的失意青年，耳闻目睹兵燹政争的乱相，反而怀念前清的承平。可是与遗老们的恋清情结不同，若是真的回到清朝，大抵还是会忍不住起而革命的。陈寅恪将袁世凯的北洋练兵与派送留美官费生并列为祸中国最大的两件事，也是针对时势有感而发。作为当时的感受则可，等同于历史的实际，难免引起诸多分歧。

本文并非系统梳理军阀、北洋军阀、北洋政府词语的所有相关资料，并据以完整重现这些词语发生演化的历史进程。在此所要证明的主要有两点：其一，此前所有的努力，无论是逾万字的单篇论文还是数十万字的专门著作，虽然已经层垒叠加地取得了显著进展，还是留下有待拓展的不小空间余地，让来者可以继续大步前行。其二，要想解决余下的问题，应当改变以往那种探源之后即行定义的做法，作为历史概念，其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含义无论怎样千差万别，都是历史上的实有之事，无所谓正误对错。作为历史的组成部分，应当探究各自如何应用的本意，而非强古人以就我地求其一是。只有梳理清楚所有事实的发生演化，才有可能把握其内涵外延，并理解沉淀于概念之中的复杂歧义。但凡定义，实际上都是用后认来裁剪自称和他指的削足适履，旨在求其是以定一尊，结果导致阉割历史。

正如全文和本节标题所示，本文旨在通过梳理相关概念词语发生演化的历史事实，说明北洋军阀统治或北洋政府的指称，与1928年以前民国政权的政治进程既不同步，也未必吻合。尽管南方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后来不承认北京政府的合法性及正统性，指为北洋政府，以便使国民革命与辛亥革命相连接，而将北洋与前清相联系，发动国民革命，以北伐战争的形式将其推翻，从国际视角和历史观念考察，还是应该肯定北京政府据有中华民国的正式政权的地位。只是随着政治上的日趋颓败，其法统的国民认同度日益降低，从而逐渐失去施政的正当性。认定袁世凯一登上大位就是北洋军阀集团窃取革命胜利果实，其死后全国陷入军阀混战局面，北京政府的实权，始终由北洋军阀的直、皖、奉系所控制，从而构成1912至1928年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这样的指认，承继了国民革命的立场，作为一成不变的历史观念，却不易贯通所有史事。

治史首先要尽可能完整准确地呈现史事，而史事本身极为复杂，所谓重新呈现，不是将复杂的历史简单化。善于治史者，既能使千姿百态的人事得其所哉，又可条分缕析千头万绪的纷繁现象，显示背后的错综联系。所以，呈现原貌实情，乃是永无止境的难事。后来各式各样的观点议论，大都怀着评说的目的，试图以己意干预历史，而历史其实是无须增减也无从增减的。用了北洋军阀或北洋政府的概念，不仅与当时的实情有所出入，而且导致种种偏蔽，使得对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研究严重短缺失调。

北京政府时期，各种政党派系错综复杂，不断进行分化组合，北洋既不能覆盖，也无力驾驭，其自身还要随波逐流，才能避免舟覆人亡。这些政党派系源自清季，又受到外部列强势力的牵连，向下延伸到国民政府时期，是认识近代中国政治势力渊源流变的重要环节。北京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茶座，流淌过多少相关的掌故轶事。虽然学界早已注意及此并且有所研究，可是远不能呈现事情本来的繁复及其背后的联系。

北京政府时期的制度建设承前启后，虽然未必有太多的建树，但毕竟使得清季改制以来的取向不可逆转。况且诸多设制开天辟地，尽管大都是仿效移植域外，可是不仅亘古所无，而且与各国有别，必须依据国情加以调适。后人的评论往往难免自以为是，缺少筚路蓝缕的体察。例如并非建立在政党政治基础上的责任内阁，究竟如何立于不败之地，进而发挥制约作用，就显然与众不同，无本可依。即便对当局并无太多好感的胡适，谈及曹锟贿选之事，还是认为之所以要花钱买，至少表明国会还起作用，并非全然花瓶和橡皮图章。而国会里面党派纷争不已，背后实为各省实力派所操纵，使得朝野各方认为议会制已经变质，转而有意用代表大会（会议）予以取代（另文详述）。

国民政府时期的制度建设，看似新意不少，基本格局还是承继北京政府时期。可以说，清季取自域外，酌情调适的各项制度，经过北京政府时期大体定型。这倒未必是当局者如何高明，而是人力不可逆天，只能顺势，许多不如人意不合西理（或者称为公理）的建置安排，都是由经过反复折腾绕不过去的现实所决定。后来的革命者不断用行动质疑，最终仍然难逃一是。

20世纪是中国革命的时代，而北京政府时期正是革命不断掀起高潮的密集期，以致于国民政府统一后，试图让革命刹车，巨大的惯性却使得历史的车轮难以放缓，更无法停止。正因为政治统治不够强有力，各方相互制衡的结果，留下的运作空间较多，激进革命才能找到反复上演的舞台，并对青年和民众产生广泛的影响。同时正因为国民政府的革命重新接续辛亥革命的正统，夹在中间的北京政府才会贴着北洋军阀的标签落在革命对象的历史定位上。依据前引陆鼎揆反对武力统一的时论，直到1924年，人们对于南北武人均以军阀视之，不相信军阀用武力可以实现统一，摆脱纷争。各自宣称的武力统一，不过是新一轮割据混战的开端。如果没有注入新的生机活力，北伐也难免陷入这样的循环往复。

即使研究北洋的历史，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军阀，北洋系为数众多的政客、官员、僚属、幕府、客卿、文胆，都是当年政治舞台上的生旦净末丑。研究北洋集团，这些熟知内情背景的亲历者的身手口眼杳无踪影，所论难免隔靴搔痒。目前这一部分的相关史料缺失太多，零散的遗留也未经系统梳理，遑论深入的研究。如果北洋的这张大网仅仅凸显一些军阀的身影，整个北洋枝蔓繁多的人事联系几乎失位，甚至许多大事要人也没有像样的研究，当然只能停留在笔记小说和掌故谈资的层面，北洋的群像实情固然不易展现，刻意突出的军阀也难免面目全非，要想认识北洋到位，谈何容易。

北洋军阀史的说法虽然是他指后认，仍然有其渊源流变的实事，只不过与所有史事的名实一样，其内涵外延会发生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衍化。这两方面均为研究北洋军阀史的应有之义，前提是不能将二者混淆，应注意其分别和联系。但是，若将北洋军阀的观念用于指称整个北京政府时期的民国史，则会以偏概全，误读错解，误导研究的取向。不仅仅从北洋军阀的视角看待北京政府时期的历史，从资料的收集整理编辑开始，就要将北京政府时期的所有史料史事视为有机联系的整体，尽可能完整系统地呈现这一时期历史的全过程和各层面，并且上溯前清，下探国民政府乃至新中国的历史，由事实联系延伸域外，纵横贯通，以求更加近真并得其头绪，北洋的历史才不至于成为言人人殊、可以任意打扮的婢女。

或者担心北京政府时期的概念会抹杀南京临时政府，类似的情况还有国民党在南方建立的政权。其实，这些如果本来就没有纳入北洋军阀史的范畴的话，根本不存在是否取代的问题。如果原来已经笼统涵盖，则用北京政府时期来指称，显然较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为周全。用后出的集合概念指称前事，多少都会有所约化，关键是看哪一种说法害意较少，涵盖较宽。改称北京政府时期的民国史，细节上仍有可以讨论之处，但是相比于北洋军阀史，无疑要贴切得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则要小得多。

[1] 张朋园：《黎著〈北洋政治：派系政争与宪政不果〉》，张玉法主编，林载爵、朱云汉、王克文编辑：《中国现代史论集》第五辑《军阀政治》，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149页。

[2] 王克文：《军阀在现代中国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评派氏著〈军阀政治〉》（原载《人与社会》第四卷第六期，1976年6月），张玉法主编，林载爵、朱云汉、王克文编辑：《中国现代史论集》第五辑《军阀政治》，第105—106页。

[3] 张玉法：《评介派氏著〈军阀政治〉》，张玉法主编，林载爵、朱云汉、王克文编辑：《中国现代史论集》第五辑《军阀政治》，第93页。

[4] 《第五辑例言》，张玉法主编，林载爵、朱云汉、王克文编辑：《中国现代史论集》第五辑《军阀政治》，第Ⅲ页。

[5] 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一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

[6] 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一册，第1页。

[7]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十，第13页。

[8] 徐勇：《近代中国军政关系与“军阀”话语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35—136页、第208—209页、第275页。

[9] 岐逸：《江苏之政绩·官僚政治之实验》，《申报》1915年6月22日，第六版，要闻二。

[10] 岐逸：《淮盐纪闻》，《申报》1915年6月29日，第六版，要闻二。

[11] 《申报》1916年9月21日，第二版，东方通信社电（日本人组织）·东京电。

[12]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08页。

[13] 洪榜：《戴先生行状》，赵玉新点校：《戴震文集》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5页。

[14]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57页。

[15] 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5页。详见张华腾：《北洋军阀词语探源——简论北洋军阀、北洋集团概念的使用》，《史林》2008年第3期。

[16] 《鄂湘北伐军撤回之内幕》，《申报》1917年7月15日，第六版，要闻二。

[17] 《安福俱乐部之内幕》，《申报》1918年6月27日，第三版，要闻一。

[18] 静观：《北京特别通信·北京党派之分合》，《申报》1918年10月17日，第三版，要闻一。

[19] 飘萍：《北京特别通信（二一七）》，《申报》1918年11月14日，第六版，要闻。

[20] 默：《北方之总代表》，《申报》1918年12月13日，第七版，杂评一。

[21] 或者以徐树铮亲手枪杀陆建章，证明其凶残。此事显然误解过甚。其一，儒将还是军人，军人杀人为常态，只不过有滥杀与否以及为何而杀的分别。称徐树铮为儒将的当时人，绝无许其立地成佛之意。其二，徐树铮并非亲手开枪，而是指示卫士下手。二者虽然结果相同，感觉上还是有不小的分别。张学良杀父执辈的张作相，较之为过，但仍然可以理解。

[22] [美]任达著，李仲贤译：《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5页。

[23] 心危：《东京通信（十）（五）·东报评论中国政变与党派》，《申报》1917年6月3日，第六版，要闻二。

[24] 鸣谦：《军阀亡国论》，《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六号，1920年2月8日。

[25] 徐勇：《近代中国军政关系与“军阀”话语研究》，第266—267页。

[26] 《〈北洋派之怪物徐树铮〉先行发售预约》，《申报》1919年9月10日，第十四版。

[27] 芳草：《祸机四伏之中州•吴佩孚军已抵郑》，《申报》1920年6月11日，第七版，国内要闻。

[28] 《外人对于吴佩孚之论调》，《申报》1920年8月10日，第六版，国内要闻。

[29] 《申报》1914年6月1日，第二版，专电·北京电。

[30] 默：《今日之所谓派》，《申报》1914年6月1日，第七版，杂评二。

[31] 《西报之各派势力消长谭》，《申报》1914年6月3日，第三版，要闻一。

[32] 飘萍：《北京特别通信（五十五）》，《申报》1916年12月28日，第三版，要闻一。

[33] 飘萍：《北京特别通信（六十六）》，《申报》1917年4月30日，第三版，要闻一。

[34] 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四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6页。

[35] 《北京特别通信》，《申报》1916年10月2日，第三版，要闻一。

[36] 《字林报之北京政局观》、《申报》1916年12月28日，第三版，要闻一。

[37] 《段祺瑞去职因果之别报》，《申报》1917年5月27日，第三版，要闻一。

[38] 《李宗黄对于吴佩孚主和之谈话（续）》，《申报》1918年9月8日，第六版，要闻二。

[39] 飘萍：《北京特别通信（七十七）》，《申报》1917年5月30日，第三版，要闻一。

[40] 《张李入京与今后政争》，《申报》1917年6月16日，第三版，要闻一。李仲轩，即李经羲；张定武，即张勋。

[41] 《奉天近事纪要》，《申报》1918年10月8日，第六版，要闻二。

[42] 《奉天政局之内幕》，《申报》1918年5月12日，第六版，要闻二。

[43] 《申报》1926年11月19日，第五版，各社要电·东方社十七日奉天电。

[44] 般若：《北京通信·段徐与曹张》，《申报》1920年3月25日，第六版，国内要闻。

[45] 浴：《北京通信》，《申报》1924年1月28日，第七版，国内要闻。

[46] 《外人论中国之政局》，《申报》1922年4月4日，第六版，国内要闻。

[47] 《全国学生会昨纪》，《申报》1923年3月23日，第十三版，本埠新闻。

[48] 《工界救亡会三次委员会纪》，《申报》1923年7月10日，第十三版，本埠新闻。

[49] 《双十节之湖南》，《申报》1925年10月16日，第五版，国内要闻二。

[50] 《粤闽情势之京讯》，《申报》1917年12月26日，第六版，要闻二。

[51] 《申报》1917年6月28日，第三版，公电·孙洪伊致近畿各军电。

[52] 老圃：《北洋正统》，《申报》1922年5月29日，第三版，时评。

[53] 陆鼎揆：《武力统一与统一武力》，《申报》1924年2月27日，第六版，时论（来稿）。

[54] 张华腾：《北洋军阀词语探源——简论北洋军阀、北洋集团概念的使用》，《史林》2008年第3期。

[55] 中国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第三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477页。

[56] 《日将在豫经营水力发电》，《申报》1924年8月9日，第九版，国内要闻。

[57] 尹亚伟：《百卷巨秩 弥足珍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介绍》，《民国春秋》2000年第3期。

[58] 张玉法：《民初军系史研究（1916—1928》，“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委员会编：《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版，第875页。

[59] 王尔敏：《近代史上的东西南北洋》，《五口通商变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9页。参见吴宏岐、周玉红：《李长傅先生对南洋历史地理研究的贡献》，郭声波、吴宏岐主编：《南方开发与中外交通——2006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安地图出版社2007年版，第362—389页。古人所谓东西南北洋，往往只有大概的方位，而且不同时空条件下不同人所说的具体区域有所差异。今人追究概念，好定于绝对的是非正误，其实应当顺时序梳理不同说法，进而大体把握。

[60] 《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136页。

[61] 王尔敏：《南北洋大臣之建置及其权力之扩张》，《弱国的外交：面对外强环伺的晚清世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9—176页。

[62] 徐建平：《清末直隶宪政改革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4—299页。

[63] 王尔敏：《南北洋大臣之建置及其权力之扩张》，《弱国的外交：面对外强环伺的晚清世局》，第165、175页。

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
——孙中山对新文化派的回应

1921年后，孙中山在宣讲解释三民主义时，几度提及有人用世界主义反对其提倡民族主义。关于此事，后来的研究者从反对帝国主义的角度解释演讲的内容，指出反对世界主义是孙中山在他后期活动中为了宣传民族主义而进行的思想批判之一。[1]不过，孙中山当时回应的直接对象，并不是帝国主义，也不是泛指一般的世界主义。王尔敏的《中山先生民族主义正解》，依照孙中山的演讲文本，指其说是警戒国人不可醉心于新文化运动[2]，亦未明确其对内对外的具体所指。其实，五四运动以后孙中山反驳有人用世界主义反对其提倡民族主义，具体所指，外部渊源主要是英国的罗素、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内部则几乎涵盖国家主义以外新文化阵营各个派系的代表，甚至包括一度倾向社会主义的国民党人如戴季陶等。世界主义自清末取代以天下观为主导的大同思想进入中国，由于“西方”在中国人的观念世界中地位日益上升，以及欧战宣告国家主义破产，世界主义在以西为尊的新青年中渐趋流行。经过与外力压迫下不断高涨的爱国情绪相融合，形成“世界的国家主义”或“世界主义的国家”观念，与孙中山改造后的民族主义虽有分歧，亦存在沟通的基础。随着民族危亡的日趋严重，越来越多的新文化派重新回到民族国家的立场。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取舍，始终是困扰后发展国家的两难选择。

追究孙中山的回应对象，可以了解世界主义在近代中国发生发展的渊源脉络，尤其是对于五四新文化时期中国思想界各党派系受此影响的实际状况，有所把握。这不仅有助于理解近代中国知识人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缠绕之间的两难困境，更对今日平衡民族主义与全球一体化的矛盾有所借鉴。

一 外来影响

孙中山后期在各种场合多次宣讲其经过改造的三民主义，其中针对世界主义对民族主义的批评而作出的回应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1921年6月21日至30日在广东省第五次教育大会发表演说，其中提到：

有谓欧洲各国今日已盛倡世界主义，而排斥国家主义，若我犹说民族主义，岂不逆世界潮流而自示固闭？不知世界主义，我中国实不适用。因中国积弱，主权丧失已久，宜先求富强，使世界各强国皆不敢轻视中国，贱待汉族，方配提倡此主义，否则汉族神明裔胄之资格，必随世界主义埋没以去……故兄弟敢说中国欲倡世界主义，必先恢复主权与列强平等；欲求与列强平等，又不可不先整顿内治。所以众“伙计”今日要行积极民族主义，更要如日本之大隈、井上之两位苦志学生，方能有用，方能为中国主人，方能去提倡世界主义。[3]

这次演讲，孙中山虽然回应了来自世界主义的批评，并且有针对性地从民族主义的立场正面阐述了自己的意见，但并未涉及相关的人事。无论是世界主义的国外来源，还是国内响应，均较含糊。时隔三年，1924年2月，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演讲的民族主义第三讲时，再度详细阐述了对世界主义的全面反批评，他说：

英俄两国现在生出了一个新思想，这个思想是有知识的学者提倡出来的，这是什么思想呢？是反对民族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说民族主义是狭隘的，不是宽大的；简单地说，就是世界主义。现在的英国和以前的俄国、德国，以及现在中国提倡新文化的新青年，都赞成这种主义，反对民族主义。我常听见许多新青年说，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不合现在世界的新潮流，现在世界上最新最好的主义是世界主义。究竟世界主义是好是不好呢？如果这个主义是好的，为甚么中国一经亡国，民族主义就要消灭呢？世界主义，就是中国二千多年以前所讲的天下主义……大凡一种思想，不能说是好不好，只看他是合我们用不合我们用。如果合我们用便是好，不合我们用便是不好；合乎全世界的用途便是好，不合乎全世界的用途便是不好。世界上的国家，拿帝国主义把人征服了，要想保全他的特殊地位，做全世界的主人翁，便是提倡世界主义，要全世界都服从……如果民族主义不能存在，到了世界主义发达之后，我们就不能生存，就要被人淘汰。

这一次演讲，孙中山点明所针对的对象，外部是英、俄、德，内部是提倡新文化的新青年。以上两次演讲，孙中山主要是强调中国目前尚不宜提倡世界主义，只能宣扬民族主义。在一周后的第四讲中，孙中山进一步展开反击，并将重心转到揭露列强鼓吹世界主义，其实是变相的帝国主义这一方面：

强盛的国家和有力量的民族已经雄占全球，无论什么国家和什么民族的利益，都被他们垄断。他们想永远维持这种垄断的地位，再不准弱小民族复兴，所以天天鼓吹世界主义，谓民族主义的范围太狭隘。其实他们主张的世界主义，就是变相的帝国主义与变相的侵略主义……我们今日要把中国失去了的民族主义恢复起来，用此四万万人的力量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这才算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天职。列强因为恐怕我们有了这种思想，所以便生出一种似是而非的道理，主张世界主义来煽惑我们。说世界的文明要进步，人类的眼光要远大，民族主义过于狭隘，太不适宜，所以应该提倡世界主义。近日中国的新青年，主张新文化，反对民族主义，就是被这种道理所诱惑。但是这种道理，不是受屈民族所应该讲的。我们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之后，才配得来讲世界主义。[4]

孙中山的后两次讲话，由具体而一般，将其所针对的世界主义划出了一个大概的范围，并提示了可供追寻渊源的线索。

按照雷海宗1931年在武汉大学讲授世界通史的提纲，其第42章“国家主义、帝国主义与和平大同主义”（丙）“反国家主义反帝国主义之理想”，实际上概括的是19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世界主义，具体分为三类，即大同主义（Cosmopolitanism）、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与和平主义（Pacifism）。大同主义的理论家有英国小说家、文明批评家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美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魏伯伦（Thorstein Veblen），英国政治经济评论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安吉尔（Norman Angell），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国际主义的代表理论家是担任过美国总统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威尔逊（Woodrow Wilson），和平主义的代表性理论家为俄国作家列·托尔斯泰（Leo Tolstoy）、法国作家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和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5]

雷海宗的概括，勾勒出那一时期世界主义的大致轮廓，但概念的译名及各自的归属与其他人的分法颇多差别，而且有所遗漏。如胡适将Cosmopolitanism译成世界主义，认为世界主义与国际主义即新和平主义（New Pacifism）不同。他将安吉尔视为新和平主义的创始人。而马克思在许多人看来应当属于国际主义。这些差异反映出世界主义这一概念在具体指认时的含混，一般人常常将世界主义、大同主义甚至国际主义混用，能够有所分别者也是因人而异。胡适晚年特别注意将世界主义与国际主义区分开来，有学人称：“国际主义在意义上当然没有世界主义那么超越，其胸怀更小但却更注重各自之国。”[6]也有学人认为：“古老的‘世界主义’也与现代的‘国际主义’不同，前者是关于天下一家的一种思想态度，后者则更落脚于超越民族界限制度。”[7]如果回到历史现场，上述分析可以显示后来的发展趋势，但相对于当时的状况，或许过于清晰了。

孙中山对于世界主义的了解不一定全面系统，他所关注的主要是对中国的新文化新青年发生过重要影响，并通过后者的转述，引起人们质疑其民族主义主张的人物和流派，所以他批评的对象不包括美国和法国，而突出英国与俄国，尤其是当时的英国，具体所指，当为1920年10月至1921年7月来华讲学的罗素。罗素一贯信奉和平主义和人道主义，反对民族主义与民族战争，尤其是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出来的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严重问题作出反省，对民族、国家、宗教等进行深入探讨和深刻批判。来华期间，在“实业制度国家主义互相影响”等“社会结构学”的系列演讲中，罗素相当彻底地批评道：

民族主义的崛起拦腰斩断了工业大生产自然地国际化的去路。而且，根源于“非理性的本能”的爱国心和民族主义在现代世界与工业大生产奇异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民族主义激发着工业大生产以国家为单位进行残酷的竞争；另一方面，工业大生产中激烈竞争又使民族主义这种“合群/敌对本能”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世人如果没有及时醒悟过来，共同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人类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在民族战争中自我毁灭。[8]

罗素一般性地反对民族主义的鲜明态度，使得后来学者在概括其来华的全部演讲内容时，甚至将“宣扬帝国主义的世界主义”列在首位。[9]

罗素的演讲词刊登于1921年4月5—6日的上海《民国日报》上，同年分别由北京大学新知书社和《晨报》社出版单行本。1923年，罗素在来华五大演讲的基础上，加写了《向国际主义的转变》、《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等8章，合为《工业文明的展望》一书在伦敦出版，书中罗素指“民族主义的本质是人们将本民族与他民族对立起来的一种敌对情绪”，他既反对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即帝国主义，也反对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即民族自决，认为民族自决原则下的爱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原则下的爱国主义界限相当模糊，一旦依靠爱国主义激情获得民族自决，这种激情很容易转化为对外侵略和谋求霸权的动因。同时，世界各民族很难达到或保持长期的均衡，诉诸民族自决原则只会使各民族之间无休止地战斗下去。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归根结底是有害的，医治民族主义的唯一药方就是消灭民族主义，使人类的精力和情感不再服务于民族对立。理想的办法是人类自觉地组成一个具有最高权威的“世界政府”，按照工业大生产本身的需要，合理地解决原料和能源的分配问题、移民问题、民族之间的领土问题，为此需要大力提倡国际主义。

罗素来华及其演讲，在青年学生中引起很大反响，1924年北京大学以学生为主要对象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作为“中国之外谁是最伟大的人”，罗素仅在列宁和威尔逊之后，排列第三位，比先其来华演讲、名列第11位的杜威（J.Dewey）高得多。[10]其反对民族主义、鼓吹世界主义的主张，在崇尚西方文明并开始向往社会主义的青年学生当中引起不少共鸣。孙中山几度针对世界主义反对民族主义论调的公开演讲，与罗素来华演讲及其相关著作的出版在时间顺序上如此吻合，恐怕反映了一定的因果联系。

孙中山对这一时期罗素的言论动向显然相当关注，他在民族主义第6讲中对罗素颇有好评，认为“外国人对于中国的印象，除非是在中国住过了二三十年的外国人，或者是极大的哲学家像罗素那一样的人有很大的眼光，一到中国来，便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化超过于欧美，才赞美中国。普通外国人，总说中国人没有教化，是很野蛮的。”[11]其实，孙中山对罗素的好感应当不仅来自后者对中国文化一定程度的礼赞，尽管罗素信奉和平主义与世界主义，反对包括民族自决在内的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他为中国设计的发展道路却是统一、独立、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以及在吸收西方文明优秀成分的基础上发展道德文化，这与孙中山的主张大致吻合。后来罗素在商团事件中旗帜鲜明地支持孙中山[12]，至少表明从孙中山本人的立场看，其判断不误。

英国而外，孙中山提到的影响中国的世界主义另一外来渊源是俄国。只是说法前后略有歧异，开始说是英俄两国现在生出新思想，后来又改为现在的英国和以前的俄国。所谓以前的俄国，当然包括雷海宗所列举的老托尔斯泰。不过，就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而论，俄国无政府主义党人所鼓吹的世界主义无疑更为广泛深入。清末以来，由于反对专制的共同目标，俄国的无政府主义对中国的知识人产生了巨大吸引力，不少人主要把托尔斯泰当作无政府主义者加以接受。而影响民初知识界最为深广的，当属贵族出身、主张激进、提倡互助的克鲁泡特金（P.A.Kropotkin）。

一般而言，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家族、国家，主张世界大同，接受无政府主义的中国人，亦无例外。清末新世纪派即认为：“今之无政府党、社会党，皆大同主义也。”[13]“无政府，则无国界；无国界，则世界大同矣。”[14]天义派更加反对排满复仇的民族主义。刘师培称：“今日欧美日本民党之中，其抱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者，所持之点有二：一曰世界主义，一曰非军备主义，均反对本国政府持侵略主义者也。”“中国之民虽恒抱民族国家二主义，然持世界主义者亦复不乏。则亚洲各弱种由国家主义进为大同之团结，亦必为期不远。”[15]

民国以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大力推介世界主义，宣称：“无政府主义乃世界主义，乃世界人民共图之事也。”[16]新文化运动前后，正值中国的无政府主义盛极一时，反对民族主义而鼓吹世界主义，在青年中影响不小。有人批评“现在有一般较为觉悟的青年，以为要把中国弄好，非提倡‘爱国主义’不可，因此就把‘爱国主义’当作中国人到幸福唯一的路，于是‘爱国主义’之声遍于全国。我以为这种现象实在可怕。我承认‘爱国主义’是人类进化障碍”，并引托尔斯泰对爱国主义的定义：“爱国主义者，杀人之制造场也”[17]。他们呼吁望着“很远大很光明的全人类社会的目标去进行。在这进程中，不必拿国家主义来做手段，也不必拿国家主义来做抵抗强权的利器。因为拿国家主义来做手段，那就世界主义必为国家主义所牺牲；拿国家主义来抵抗强权，到底仍被强权所征服……须知抵抗别人的侵略，拿国家主义来做后盾，在前时或者可以有效，在现在世界的新潮就不行了”。德国的失败，就是国家主义到达极点的失败，此后要想爱国救国，只能用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大同主义。[18]广东一直是中国无政府主义宣传和组织活动相当活跃的地区，孙中山不难感受到无政府主义者世界主义倾向的影响。

至于孙中山所说过去的德国，当指马克思。依据戴季陶的理解，“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世界主义也”[19]。“世界一人类之大社会也。欲求人类之幸福，不可不求世界之平和；欲求世界之平和，不能不废此国家之竞争……社会主义者，人类之福音也，除魔之天使也，社会幸福之大则也，世界平和之始基也。”[20]尽管世界上社会主义派系纷呈，至少在五四时期向往社会主义的中国人看来，“马克斯以前，许多社会主义的河流都流到‘马克斯’这一个大湖水里面。有许多时候，好像说起社会主义，就是指马克斯主义，讲马克斯主义，就无异是说社会主义”，而“马克斯主义是世界的不是国家的”[21]。所以许多中国知识人将主张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世界主义的一部分。戴季陶等人一度游离于孙中山，原因之一，便是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对三民主义的信仰有所动摇。此事曾经引起孙中山的强烈不满，几经周折，才将戴季陶重新拉回自己身边。

二 内部响应

世界主义进入中国，需要中介，无论是罗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都不会直接与中国发生联系。孙中山所说现在提倡新文化的新青年，当是通过各种中介接触或接受世界主义，并由此了解到民族主义相比于世界主义的局限。

清末民初，受过无政府主义影响的知识人相当广泛，不要说新文化运动前后组织各种无政府主义党团的活动家和宣传家，许多并不一定参与相关组织活动的人士，无政府主义的烙印也相当深。早在1902年，蔡元培在评论日英联盟时就认为：“此举或当为世界主义之发端，而黄白二种激剧之竞争且由是而潜化”，希望中国“破黄白之级，通欧亚之邮，以世界主义扩民族主义之狭见”[22]。同年他为《中等伦理学》作序，又标举原书作者日本元良勇次郎的《伦理讲话》，将“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东洋思想与西洋思想，凡其说至易冲突者，皆务有以调和之”[23]。他反对以种族观念提倡排满，也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表现。留学德国期间，蔡元培编著了《中等修身教科书》，批评“爱国之士，屏斥世界主义者，其未知人类相待之本务，固未尝与国家之本务相冲突也”[24]。他提倡科学与美术的重要原因，在于“其最完全不受他种社会之囿域，而合于世界主义者，其惟科学与美术乎！……故曰：科学、美术，完全世界主义也”[25]。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蔡元培对协约国用《互助论》对抗德国表示好感，认为今日为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过渡时代，希望青年学生同时抱爱国心与人道主义[26]，并在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发表演说，响应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民族自决主张，呼吁消灭种族偏见，发展大同主义。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他认为教育随时代及人类智德进步，已经历了家族主义、国家主义、国民主义和军国民主义等阶段，正在进入世界主义阶段，因而认为“战前教育偏于国家主义，战后教育必当偏于世界主义”[27]，并告诫创办《国民》杂志的北大学生：“勿提倡极端利己的国家主义”，“而置人道主义于不顾”[28]。

联系与接待罗素来华，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起了主导作用。梁启超早年追随康有为讲“大同”，对社会发展未来的设计有“万国大同主义时代”，后来接受德国伯伦知理等人的国家学说，放弃大同思想，信仰国家主义。他在1899年12月23日《清议报》第33册《饮冰室自由书·答客难》一文中，对于有人诘难其本来祖述春秋无义战和墨子非攻，“今之言何其不类也”，回答道：“有世界主义，有国家主义，无义战非攻者，世界主义也；尚武敌忾者，国家主义也。世界主义属于理想，国家主义属于事实；世界主义属于将来，国家主义属于现在。今中国岌岌不可终日，非我辈谈将来道理想之时矣。”他承认从前讲世界主义是清谈误国，而不以为今日提倡国家主义是思想退步，并进而论道“今日世界之事，无有大于中国之强弱兴亡者”，所以中国人讲国家主义，即等于世界主义。这与孙中山的认识大体相似。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失败，梁启超游历欧洲，知道经过国家主义的全盛时代，世界主义重新抬头，于是回到世界主义的立场。[29]在《欧游心影录》下篇《中国人的自觉》中，梁启超开篇明义为“世界主义的国家”，虽然他认为世界大同为期尚早，国家一时断不能消灭，列强仍然觊觎中国，不能单靠国际联盟保镖，还是肯定国际联盟是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调和的发韧。所谓“世界主义的国家”，即国是要爱的，但不能用顽固偏狭的旧思想，“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30]。后来他写《清代学术概论》，论述谭嗣同《仁学》的政论归于“世界主义”，对自己流亡日本期间“渐染欧、日俗论，乃盛倡偏狭的国家主义”，感到“惭其死友矣”。[31]由梁启超、张东荪等人编辑的《改造》杂志，所主张包括“同人确信世界改造，在打破国家最高主权之论。国家非人类最高国体，故无论何国人，皆当自觉为全人类一分子而负责任。偏狭之旧爱国主义，不敢苟同”[32]。张东荪还主张赞成第三国际的“纯正之世界主义”[33]。

新文化派的要角胡适，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世界主义者。留学美国期间，他热衷于参与世界大同会的活动，并在世界学生会等场合屡次发表关于大同主义的演说，如“大同主义哲学”、“大同主义之沿革”、“大同主义之我见”、“世界和平及种族界限”、“大同主义”等。他在日记中记载了大量世界主义者的言论，也发表了不少自己对于世界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看法。他反对狭义的国家主义，即以我之国与种凌驾于他人之国与种，主张实现大同主义需从根本着手，“根本者何？一种世界的国家主义是也”。并且认为今日世界物质上已成一家，之所以不能达到大同之治者，“徒以精神尚未能统一耳，徒以狭义之国家主义及种族成见为之畛畦耳”[34]。

不过，胡适的世界主义主张在留学界反而不受欢迎，他在反抗外强侵略时主张不争主义，往往使之“陷入十分麻烦的地位”[35]。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时，胡适公开表达其不争立场，令留美同学大为反感，也使胡适本人一度陷入心理矛盾。胡适归国之始即发愿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谈政治，主要是针对当时国内政坛的黑暗复杂，背后恐怕也有自己信奉的不争主义与举国上下的爱国激情对立冲突的担忧。后来胡适在对日问题上的消极态度，不仅再度遭到国人的抨击，同道乃至弟子也大为不满。

胡适不讲政治，并非言不由衷，而是情非得已。对于当时教育家“以不谈政治为高”，孙中山公开有所批评，斥为“谬说”，并指出这一谬说由两种原因而生，一是专制官僚，二是西洋留学生。[36]戴季陶、朱执信等人也分别撰文予以劝告，呼吁新文化派关注政治问题。据陈独秀说，中国主张不谈政治的有三派人，学界的代表就是张东荪和胡适。[37]其实胡适虽然不谈政治，却始终关注政治，并且不时向社会直接间接地传达自己的政治理念，其中也包括世界主义思想。1918年他撰文介绍《易卜生主义》，就特别指出：“易卜生从来不主张狭义的国家主义，从来不是狭义的爱国者……易卜生晚年临死的时候，一定已进到世界主义的地步了。”[38]1921年5月，胡适以提议废止国耻纪念开始讲政治，他主要关注改造内政，以为“对外的纪念不如对内的努力”。凡涉及对外方面，胡适并未公开宣传其世界主义观念和主张，但基本立场是反对夸大列强侵略的危险，防止民族主义的排外情绪。1919年，他还应芮恩施（P.S.Reinsch）之约，计划撰写《中国人的和平理想》，并拟出目录。[39]所传达给新青年的信息，无疑带有很强的世界主义色彩。

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一度也可以说是世界主义的赞成者。1917年8月，他作书答陶孟和关于世界语的来函，对于后者“将来之世界，必趋于大同”的观点“极以为然”，而对其“世界主义是一事，世界语又是一事，二者未必为同问题”的看法则“微有不以为然”。他认为：

世界语之成立，非即为世界主义之实现。且世界主义未完全实现以前，世界语亦未能完全成立。然世界人类交通，无一公同语言为之互通情愫，未始非世界主义实现之一障碍。二者虽非一事，而其互为因果之点，视为同问题亦非绝无理由。此仆对于世界语之感想，而以为今日人类必要之事业也。[40]

在《偶像破坏论》中，陈独秀又将国家视为偶像，希望用世界大同的真理破除国家偶像，让大同和平的光明照耀中国和世界。[41]他反对一班半通不通自命为新学家的人，“开口一个国家，闭口一个爱国；这种浅薄的自私的国家主义爱国主义，乃是一班日本留学生贩来底劣货”[42]。呼吁抵制这种精神思想上的日货。不过，陈独秀的观念中世界主义始终是民族主义的未来，就此而论，他与孙中山的观念相当接近。后来他转向马克思主义，讲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对抗，又主张阶级的国际联合，则与孙中山同中见异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国民党人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其中一些人与新文化派走得相当近。如戴季陶，早在辛亥时期，就接触过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对世界主义的观念相当认同。主办《星期评论》时，戴季陶对于社会主义进一步附和。他认为社会主义天然为世界主义，在全世界的经济组织已经联成不可分的关系时，从前那种各个国家对立和少数资本家独占生产机关的制度，同时发生破绽。“由国家生出的破绽，就是世界主义的趋向。由资本主义生产制生出的破绽，就是社会主义的趋向。”各种国际组织的成立，说明国家对于世界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说明国家不能解决世界的问题。“世界的是要世界才能解决的，是要一致的，是不能各个分裂的。”戴季陶进而认为：“俄国的革命是在世界主义的下面，以一国家固有的范围为起点的革命，并不是在国家主义的下面，以一国家为单位的革命。”中国对于远东问题，也应该在世界主义的旗帜下面进行。[43]

由此可见，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除国家主义派以外，新阵营中的不同政治文化派别从各自的立场和政见出发，向全社会尤其是青年学生传达着一个共同的信息，即民族国家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世界主义的时代正在来临，和平与大同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高一涵在《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变迁》一文中所分析的头一条就是“国家观念之变迁”，“信赖民族竞争之小国家主义者又一变而神想乎人道和平之世界国家主义。欧战告终，国际间必发生一种类似世界国家之组织，以冲破民族国家主义之范围。此征之于最近西人之舆论而可信者也。”[44]尽管还有国家主义派的宣传与活动，巴黎和会与国际联盟的种种表现又让满怀期望的国人大失所望，外侮的压力不断刺激青年学生的爱国热忱和民族情绪，热切追寻世界潮流的青年学生还是相当普遍地接受了世界主义观念，调整其原有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爱国意识。北京学生救国会的《国民》杂志，在提倡国家主义的同时，一再声明不是德国式的国家主义或军国主义，而是自为的、合理的、世界的国家主义。湖南的新民学会会员因为信奉世界主义和根本改造，反而有忽视目前实际问题的偏向。[45]在天津读书又留学日本的周恩来也认识到：“二十世纪的进化潮流上，要不行国家主义、世界主义，那是自取灭亡的。试看德意志的军国主义，现在能容留么？”[46]

对于近代中国世界主义的渊源流派，孙中山不一定全都了解得十分详细，但他与其中的不少代表人物有过或长或短的交往联系，或多或少地了解其立场主张。五四运动以后，孙中山认真观察过新文化派的宣传活动及其所造成的巨大社会影响，尤其是那些对自己的政治活动和思想主张有直接关联的思潮，无论赞成与否，均经过认真思考，并且或明或暗地发表过针对性的意见。他对世界主义的批评，绝非逋风捉影。作为有主张有计划的革命先行者和领袖，孙中山不会轻易附和一般新进青年的认识。同时，在了解世界更加深入切实的孙中山看来，令新青年趋之若鹜的“世界潮流”，不仅要分流派，而且还要看是否合乎中国国情。他反对用世界主义取代民族主义，正是不盲目随波逐流的表现。

三 分歧与一致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世界主义的流行，虽然可能导致部分青年对孙中山民族主义主张的怀疑，实际上双方在许多方面相似相近，甚至基本一致。

孙中山认为世界主义不适用于当时中国的重要原因，是中国早已进入世界主义，并且饱受其害，“从前中国知识阶级的人，因为有了世界主义的思想，所以满清入关，全国就亡……中国大多数人很提倡世界主义，不讲民族主义，无论什么人来做中国皇帝都是欢迎的”[47]。在近代世界，失去民族思想是导致中国遭受外国列强侵略的重要原因。而中国历来没有民族主义，只有天下大同思想，这是不少近代中国知识人的共识。如梁启超就说：“‘全人类大团体’的理想，我们中国是发达很早的，我们向来并不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我们中国人所宗尚的，一面是个人主义，一面是世界主义，中间却不认得有什么国家主义。”[48]“我国民大成功之根本理想，则世界主义也。‘国家’一语，有若何特别重大之价值，我国民殆不甚理解。”[49]陈独秀也断言：“中国古代的学者和现代心地忠厚坦白的老百姓，都只有‘世界’或‘天下’底观念，不懂得甚么国家不国家。”[50]从胡适所列《中国人的和平理想》一书的目录看，他显然也认为中国人早有类似世界主义的观念。

不过，对于历史上所谓世界主义的作用，以及近代转向国家主义的得失，各方意见则不尽相同。孙中山认为，过早地进入大同主义，导致国人缺乏爱国心和团结力。梁启超一度也认为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是救亡图存的良方，但后来却说：“此种世界主义的理想，我国民五千年来，皆恃此为成功之一大根原。及至十九世纪，国家主义成为天之骄子，我国民舍其故步而谋学步焉，与我固有之国民性不相容，学焉未睹其利而先承其弊，于是演一大失败。”[51]则国民性或民族性的秉赋虽是客观存在，如何认识引导却看法相异甚至相反。

承认弱小民族有实行爱国主义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是孙中山与新文化派精神沟通的又一要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虽然显示人类只有合作才是出路，国家主义实行的依据即民族竞争的时代并未过去，尤其是弱小民族，如果不能摆脱被侵略受奴役的地位，在世界主义的旗帜下必然丧失生存的权利。一度沉迷于世界主义的胡适，仍然具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关怀。[52]他对于世界主义的界说是：“世界主义者，爱国主义而柔之以人道主义者也。”他认为：“今日之世界主义，非复如古代哲学家所持之说，彼等不特知有世界而不知有国家，甚至深恶国家之说，其所期望在于为世界之人，而不认为某国之人。今人所持之世界主义则大异于是。今日稍有知识之人莫不知爱其国。”这也就是所谓“世界的国家主义”或“世界主义的国家”，亦即学人所称与古代世界主义不同的近代国际主义。在此观念下，“爱国是大好事，惟当知国家之上更有一大目的在，更有一更大之团体在，葛得宏斯密斯（Goldwin Smith）所谓‘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是也”[53]。罗素离开中国前发表的最后演讲《中国人到自由之路》指出：“中国最要紧的需要是爱国心底发达，而于有高等智识足为民意导师的尤为要紧。”一些高论家责备其和从前热心主张的世界主义相反背。陈独秀“独认为这正是对中国人很适当的卑之无甚高论”，因为“高论倘能救世，孔、孟之称仁说义早已把世界弄好了”。中国人如一盘散沙，当政者实行不爱国主义，只有爱国才能避免民族走向自杀。[54]

孙中山虽然主张民族主义，却并不否认世界主义，他将世界主义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而以民族主义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如果不能用民族主义图生存，到了世界主义发达之后，便会被淘汰。因为世界主义往往是强国提倡，于其利益大有好处。孙中山接受民族自决和弱小民族联合起来实现独立自主的新观念，用民族主义实现内部的自我联合，再联合世界上的所有弱小民族，共同用公理打破强权，“强权打破以后，世界上没有野心家，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便可以讲世界主义”。

不仅如此，孙中山还将民族主义视为实现世界主义的基础：

象俄国的一万万五千万人是欧洲世界主义的基础，中国四万万人是亚洲世界主义的基础，有了基础，然后才能扩充。所以我们以后要讲世界主义，一定要先讲民族主义，所谓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国。把从前失去了的民族主义从新恢复起来，更要从而发扬光大之，然后再去谈世界主义，乃有实际。[55]

这不仅是以包含国际眼光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作为世界主义的前提，而且是实现世界主义的客观条件，亦即一般学人认为世界主义与国际主义的重要分界。蔡元培后来评论三民主义以中庸之道调和折中时说：“持国家主义的，往往反对大同；持世界主义的，又往往蔑视国界，这是两端的见解；而孙氏的民族主义，既谋本民族的独立，又谋各民族的平等，是为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折中。”[56]只是孙中山的观念里，多少还有一些大国主义的成分，与世界主义不无矛盾。而且如何通过民族主义进入世界主义，而不至于滑向反面，苏俄虽然进行过新的尝试，却没有树立起成功的典范。

孙中山以后国际形势的发展，似乎处处印证了他关于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论断的正确。日本侵华步伐的步步紧逼，刺激中国人的爱国意识和民族情绪一再高涨。而在对外关系上不少人寄予希望的国际联盟，不仅显得软弱无力，反而有纵容侵略者之嫌。结果，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暂时抛开世界主义的憧憬，回到民族国家的现实。蔡元培自清末以来一直是世界主义的忠实信徒，可是后来他似乎也接受了孙中山的主张，认为：“中国受了世界主义的欺骗，所以把民族主义失掉。所以，我们不谈世界主义，谈民族主义；民族达到了，才好谈世界主义。”[57]他拟定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既主张“恢复民族精神，发扬固有文化，提高国民道德，锻练国民体格，普及科学知识，培养艺术兴趣，以实现民族主义”，又“提倡国际正义，涵养人类同情，期由民族自决，进于世界大同”。[58]只有胡适等少数人，始终不渝地坚持其世界主义立场，即使在抗日战争期间也不曾根本动摇。

或许与世界主义的影响有关，孙中山晚年宣讲民族主义，重心也有所调整。开始他着重强调汉族对于其他少数民族的中心地位和同化作用，确有种族主义之嫌。这也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从来或明或暗具有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回应世界主义批评的过程中，孙中山虽然没有放弃汉族中心的观念，至少在正式宣讲的场合，这种对内的种族倾向有所减弱。他主要是针对占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家族、宗族主义发达，天下思想强而民族观念弱的汉族立论，增强其民族意识以对抗强权，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这一目的一旦实现，早已进入世界主义的中华民族自然会以和平与平等精神待人。

孙中山的良好愿望和中国古已有之的天下意识，能否防止在民族自觉过程中出现种族偏向和霸道倾向，不无可疑。不仅当时国人对此疑信参半，后来的外国学人也不断质疑中国古代的文化至上观念，批判近代民族主义复兴过程中种族复仇意识膨胀所滋生的流弊。尽管如此，中国人很早就用不同于近代西方人的观念和态度处理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当是不争的事实。这对处理当代有关民族、宗教、国家关系的众多复杂事务，确有可资借鉴之处。实际是以西方标准建立起来的世界体系，能否协调与融合西方以外的因素，反而是对世界主义的最大考验。

站在世界主义的立场看，民族主义是一柄双刃剑。除了对外的“狭隘”，对内也有“集权”的倾向。孙中山晚年演讲三民主义，用意之一，是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各种新兴思潮的影响日见广泛，广大青年乃至国民党内亦为之波动的现实，要改造国民党，吸收新血液，首先就要重建三民主义的权威。而重建思想权威，必不可免要与各种新文化思潮一分高下。1923年11月，邓泽如等人联名上书孙中山，历数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对于国民党的严重威胁，其中便特别提出陈独秀“且尝在学界倡言，谓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绝无学理的根据，指斥我党为落伍的政党，总理为过时的人物”。孙中山对此批道：“此乃中国少年学生自以为是及一时崇拜俄国革命过当之态度……且又为我晓喻之，谓民族主义者，正适时之良药，并非过去之遗物，故彼等亦多觉悟而参加吾党。”[59]

由此可见，孙中山反击的矛头虽然同时也指向列强，而且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关系的认识上，某些方面与陈独秀等人相当接近，其演讲三民主义，暗中还有针对苏俄和中国共产党人之意（他在演讲中调整世界主义俄国来源的时间，当时不希望此意表露得太过明显）。或者说，他不能容许其他人挑战其对于国民党乃至整个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威。

就人类整体发展的全程而言，民族国家与世界大同的确代表了不同的阶段，因而有高下之别。但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主张民族主义还是世界主义，又有具体的背景和利害，其间的差异导致不同的立场，由此引发的矛盾冲突未必可以用先进与落后来解释。况且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纠葛的背后，还有复杂的中西关系的大背景。在经过华夷、体用等等阶段的抵拒，终于情愿或不情愿地承认西方为世界，为先进，为现代之后，国家民族危亡的巨大压力又迫使人们重新审视本民族的地位和出路，并且意识到西方不等于世界、先进和现代。即使认为等于之人，也不得不考虑，作为后进的民族或国家，如何能够进入世界的先进行列而不以牺牲自我为代价。从世界主义的立场看，民族主义不可能打开通向人类大同的坦途，而用民族主义的观念看，世界主义又不能有效地保护后进弱小民族的利益，如何协调，认识上尚无定论，实践起来更需经历时间的考验。

[1] 张磊：《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孙中山：愈挫愈奋的伟大先行者》，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

[2] 王尔敏：《中山先生民族主义正解》，台北，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1999年版，第186页。关于孙中山回应世界主义的所指，海内外学人较少直接论及。2000年11月在中山翠亨的“孙中山与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变革”学术讨论会上，有学者就此提问，无人能够具体回答。一般相关著述主要是正面阐述民族主义。

[3] 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558—559页。

[4]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3—226页。

[5] 雷海宗撰，王敦书整理、导读：《西洋文化史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94—295页。该书于各派代表仅标举人名，有关情况据其他相关资料综合而成。

[6] 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页。

[7] 冯崇义：《罗素与中国——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一次经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74页。

[8] 对罗素批判民族主义言论的概括，均见冯崇义：《罗素与中国——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一次经历》，第74—77、138—139页。

[9] 彭明：《五四运动史》（修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65页。

[10] 《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3月4—7日。

[11]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48页。

[12] 冯崇义：《罗素与中国——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一次经历》，第29页。

[13] 鞠普：《〈礼运〉大同释义》，《新世纪》第38号，1908年3月14日。

[14] 民（褚民谊）：《普及革命》，《新世纪》第17号，1907年10月12日。

[15] 申叔：《亚洲现势论》，《天义》第11、12卷合册，1907年11月30日。

[16] 太侔：《复了僧君》，葛懋春、蒋俊、李兴芝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82页。关于清末民初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世界主义观，李怡《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与中国传统文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61页）有所论及。

[17] 芾甘：《爱国主义与中国人到幸福的路》，《警群》第1号，1921年9月1日。引自葛懋春、蒋俊、李兴芝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第541页。

[18] 秋霖：《国家的处分》，《闽星》第1卷第7号，1919年12月23日。引自葛懋春、蒋俊、李兴芝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第423—425页。

[19] 天仇：《无道国》，《天铎报》1911年2月2日。

[20] 天仇：《社会主义论》，《天铎报》1910年12月4日。

[21] 季陶：《世界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的适应》，《星期评论》第17号，1919年9月28日。

[22] 《日英联盟》，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0—161页。

[23]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一卷，第169页。

[24]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二卷，第230—231页。

[25] 《〈学风〉杂志发刊词》，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二卷，第335—336页。

[26] 《在清华学校高等科演说词》，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27页。

[27] 《欧战后之教育问题》，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281页。

[28] 《〈国民杂志〉序》，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255页。

[29] 狭间直树：《〈新民说〉略论》，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8—94页。

[30]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20—21页。

[31] 《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页。

[32] 《〈改造〉发刊词》，《改造》第3卷第1号，1920年9月15日。

[33] 《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14号，1920年7月15日。

[34]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0、508、540页。

[35] 《我的信仰》，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36] 《在广东省第五次教育大会闭幕式的演说》，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563—564页。

[37] 《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

[38]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2，第485页。

[39]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3，第248、799—801页。

[40] 《答陶孟和》，《新青年》第3卷第6号，1917年8月1日。

[41] 《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15日。

[42] 《学生界应该排斥底日货》，《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1日。

[43] 《国家主义之破产与社会的革命》，《星期评论》第47号，1920年4月25日。

[44] 《新青年》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15日。

[4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66、156页。

[46] 《旅日日记》（1918年1月1日—10月20日），刘焱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5页。文字及标点疑有误。

[47] 《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16页。

[48] 《国际联盟评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126页。

[49] 《历史上中华民国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第28页。

[50] 《学生界应该排斥底日货》，《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1日。

[51] 《历史上中华民国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第29页。

[52] 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第125—131页。

[53]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第200、508页。

[54] 《随感录·卑之无甚高论》，《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1日。

[55] 《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31页。

[56] 《中华民族与中庸之道》，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五卷，第488页。

[57] 《三民主义与国语》，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五卷，第412页。

[58]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五卷，第276页。

[59]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759—1761页。

孙中山与科举制

早在1894年，孙中山就提出了振兴中华的理念，以求中国的富强。要达成这样的理想，当务之急无疑是反清革命。可是革命之事不仅破坏，更需要建设。建设的要项之一，便是教育。清季所谓教育，有中西新旧之别，以今日的眼光，就是传统与现代之分。用这样的观念看，很容易导致优劣好坏的价值判断，必须做二者取一的扬弃取舍。而在中西学乾坤颠倒的大背景下，舍中学以就西学成为大势所趋。晚清科举制由改到停的历程，相当典型地呈现出朝野在教育领域内就科举与学堂权衡取舍的心路轨迹，并且折射了文化观念由坚守夷夏大防到中体西用再到用夷变夏的演变。相比之下，孙中山对于科举制乃至整个中西新旧文化的态度与做法，少了一些此是彼非的简单臆想，多了几分实事求是的现实抉择，值得后人思考反省。诸如此类的问题，前人虽然论及不少，但只有跳出分科治学的窠臼以及孤立评判孙中山言行的局限，才能切近历史的本相，追究前贤的深意，发掘文化的内涵。

一 无缘科第

孙中山一生，以学习西学为主，且时间较长。他虽曾入读村塾，习过经史[1]，可是限于家境和周围环境，并没有打算应试科举，以求仕途登进。他在《致郑藻如书》中自述：“某今年二十有四矣，生而贫，既不能学八股以博科名，又无力纳粟以登仕版。”[2]西学入华之前，清人读书大抵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入学习举业，以博取功名，或以举业为生。由于科举考试几乎没有年龄限制，考生可以长期在学，终生应试，加上府州县学和各级书院又有一整套奖励机制，以及教读的普遍，乡里亲友关系的各种经常性资助贺仪，举子们在花钱的同时也不乏赚钱之道，基本可以维持生计，乃至养家糊口。二是贫寒之家子弟，无意科第，仅仅要求读书识字作文，学会简单计算，以便谋生。孙中山即属于后者。

这样的出身经历，在当时的社会本来处于劣势，不过适逢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孙中山又因缘际会，在海外和香港等地比较系统地学习过西学。自耶稣会士来华开办学校，起初主要是吸引贫苦人家的子弟入学，以便传教。而贫寒子弟进入教会学校，开始也是因为有金钱实物等奖赏，算不上是光彩的事情，更没有学习实用之学的抱负远见。孙中山于12岁结束在村塾的学业，到檀香山后改习西学，不过因为其兄长的事业发展较好，可以到当地学校寄读。而随后的时间里，在西学大潮的冲击下，中西学的价值地位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西学日益成为实用之学的代名词，中学则是空疏无用的体现。时代风尚的变化，影响到孙中山的认识，1899年他为《支那现势地图》撰写跋文，开头就说：“迩来中国有志之士，感慨风云，悲愤时局，忧山河之破碎，惧种族之沦亡，多欲发奋为雄，乘时报国，舍科第之辞章，而讲治平之实学者矣。”[3]将舍弃科举学习西学，视为有志、发奋、报国之举。对于原本求举业者而言，这样的评价大体不错，而具体到孙中山本人，情况则有所分别。他后来复函翟理斯（H.A.Giles）所说：“十三岁随母往夏威仁岛（Hawaiian Islands），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4]也只能做直觉的理解，以免夸大学习西学的自觉。

正因为时势的变化天翻地覆，中西学的地位乾坤颠倒，所以没有任何功名、连布衣也称不上的孙中山1894年向李鸿章毛遂自荐时，丝毫没有自卑胆怯之心，反而显得底气十足。他说：“顾文之生二十有八年矣，自成童就傅以至于今，未尝离学，虽未能为八股以博科名，工章句以邀时誉，然于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则无时不往复于胸中；于今之所谓西学者概已有所涉猎，而所谓专门之学亦已穷求其一矣。推中堂育才爱士之心，揆国家时势当务之急，如文者亦当在陶冶而收用之列……”[5]只是西学出身在上海、广州等地或许已经成为社会身份的一种资格，在北方的官场却连出道入行的凭借也够不上。在官场中算是重视西学的李鸿章，并未接下孙中山手中这块西学的敲门砖。

北行受挫并没有影响孙中山的自信，1903年孙中山在檀香山与保皇会的《新中国报》主笔陈仪侃论战，还坦然表示：“仆非文士，本不欲与八股书生争一日之长，兴笔墨之战；但以彼无根之学，以讹传讹，惑世诬民，遗害非浅，故不得已而驳斥之。”[6]则科举出身的八股文士，在他看来仿佛已经成为不学无用的化身。

二 科举考试的利与弊

与科举考试无缘的孙中山，对于科举制却有相当全面深入的认识。伦敦蒙难后，孙中山在英国人柯林斯（E.Collins）的帮助下，撰写英文专书，其中一章以《中国的现在与未来》为题发表，向英国政府和社会说明中国的状况，表达革新的意愿，其中关于科举制的论述占了很大的分量。为了说明贪污贿赂横行，以至于必须在行政体系中造成一个根本的改变，局部的和逐步的改革都是无望的，他详细讲解了中国四种进入官场和获得提升的途径，即科举、军功、保举和捐纳。对于后三条途径，孙中山的看法几乎完全是负面的，而关于科举考试，孙中山做了细致的分析，他认为：科举考试“是最古老的，而且无论如何也是最纯正和最好的。在多年以前，就是从清朝开国以来，科场考试都是老老实实地实行着的，而读书人在他学习终了考试成功以前总是不会开始他的贪污事业的”。不过，近年来在考试方面也出现了贪污的行为，老师作为枪手冒充学生顶替下场考试，以及主考官收受贿赂之事，已经不少见。

当考生通过层层考试成为候补官员时，行贿的行为往往就开始了，否则，“即使最出色的应试生员，那怕是很卑贱的职位也得不到”。至于通过殿试的人，除了授翰林院学士和授予实官者外，其余要想做官，也要行贿。甚至授予实官者，到省后还要行贿，才能在粥少僧多的情况下获得职位或是得到较好的位置。由于候补人员太多而官缺太少，只能给能出最高贿赂的人。不行贿赂者很可能被无限期搁置。

做官任满升迁，也要行贿，否则大计考核成绩不佳，得不到升迁的机会。获得升任的官员必须受到清帝的召见，这也要花费大量银子。不然的话，像左宗棠这样的封疆大吏也不能实现晋见。做官升迁要大量费用，而为官实际得到的薪俸津贴以及养廉银却相当有限，因此，为官一任，最重要的事就是受贿和贪污，以期收回成本，弥补开销，准备再接再厉。“就是这些通过勤修苦炼，虽然似乎无用却是诚实钻研的科考，窄狭而比较还算干净的作官的道路的这部分人尚且如此，那么，那些通过其他不正当的门路而求得官职的人，所要花的费用多得就更不用说了。”[7]

从孙中山不厌其详地陈述可见，他对正常的科举考试取士抱有一定程度的肯定，而对铨选制度以及军功、保举和捐纳则基本否定，指为贪污腐败的渊薮，并主张对清政府进行行政和军事改革，以便建立起消除贪污的制度。基于上述认识，孙中山提出了变科举的主张。

三 变科举为专门之学

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亡走日本后，孙中山公开与清王朝为敌，基本失去了进行体制内改革的条件。他倡导反清革命，不仅要推翻清王朝，还要建立新的政权，并且提出新的施政纲领。尤其是在争取列强各国的支持时，必须明确宣示政纲，才有可能取得认可。1904至1905年，清政府相继宣布渐停以至立停科举，而在此之前，孙中山只有在1900年发动过武装革命，试图夺取局部乃至全国政权，建立政府，也只有这一次拟定的政纲当中，包含了关于科举改革的条目内容。

这一政纲即1900年8月草拟的致港督书中包括的平治章程，章程共六条：一、迁都。二、于都内设中央政府，各省设自治政府。三、公权利于天下。四、增添文武官俸。五、平其政刑。六、“变科举为专门之学。如文学、科学、律学等，俱分门教授，学成之后，因材器使，毋杂毋滥。”[8]

与此事相关的其他文本有两种，文字与此有所不同，一是日本外务省文书明治33年8月28日福冈县报高秘第857号，跟踪而来的日本侦探在轮船上偷听孙中山与平山周的交谈，据称两人就清国革命问题交换了意见，虽然谈话是用英语，且声音极低，听不清楚，还是可以肯定有下列内容：“一、迁都至某地；二、公布地方自治；三、改革学制；四为维护国家主权而给各国公使以参赞之权。”另一记载同样见于日本外交文书，为明治33年9月2日福冈县报高秘第874号，具体为：“一、迁都至中心地带或上海或汉口；二、公布自治制，中央政府征求各国公使对施政的意见，地方应征求各国领事对自治的意见；三、公平刑政；四、废除科举，作专门之学。”

平治章程是应港督要求做出的陈情，旨在争取港英政府以及列强驻华代表的理解支持，未必完全反映孙中山的所有政治主张。而且由于日本人士反对其中给各国公使领事以中央和各省政府顾问名义及参赞权的内容，最终孙中山没有正式提交给英国或港英政府。不过，关于科举制的相关内同，倒是符合孙中山的看法。

上述三种文本，关于科举制改革的表述明显不同，平治章程是“变科举为专门之学”，而日本侦探的密报则一是改革学制，一是废除科举，作专门之学。考虑到日本侦探是窃听的结果，又有语言的障碍，不一定能够正确记录，加上后来的汉译难免受现时习惯表达的影响，很难契合当时的语义。出自孙中山之手的平治章程，显然更加吻合他本人的表述。如当时清政府尚未制定学制，谈不上改革，而废除科举的说法，远不如“变科举”更加贴近孙中山的本意。

晚清朝野关于科举改革的思路，大体分为纳西学于科举和将科举归并于学堂两种。庚子之前，主要是试图在科举考试项目中增加实学或西学的内容，历时数十年，始终不能如愿。庚子以后，因为朝野上下以兴学堂为救亡图存的良方，而科举妨碍学堂的教学，遂改行将科举归并于学堂之法，从渐停到立停科举，终于实现。[9]可是效果并不如预期。因为科举与学堂，并非中西教育体制的分别，以清政府的观念，科举为抡才，学堂为培才，以后人的认识，则科举考试为入官试验，学堂考试为学成试验，二者不可牵混。当然，二者又有所联系，科举制以抡才引导培才，学堂教育则以培才确立抡才的素养基础。清季国人于此大都不能严格分别，总有此疆彼界的看法，而做非此即彼的取舍。纳西学于科举，无法妥当摆放中西学的位置，并科举于学堂，又不能分别学成试验与入官试验的界限。[10]孙中山的看法与众不同，一方面，要保留科举考试的形式，而仅仅作为入官考试的资格鉴定；另一方面，整个教育要改为西式的专门之学，从而摆脱抡才与培才无法兼顾两全的两难境地。

关于中西教养之道的分别，孙中山早在上李鸿章书中就已经清晰阐释，其著名的人尽其才说，包含教养有道，鼓励有方，任使得法三个层面。“教养有道，则天无枉生之才；鼓励以方，则野无郁抑之士；任使得法，则朝无幸进之徒。斯三者不失其序，则人能尽其才矣；人既尽其才，则百事俱举；百事举矣，则富强不足谋也。”概言之，就是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并有表现其全才或专才的园地，得到适当的任用，可以发挥每个人应有的作用。这不仅将国民普遍实行的学堂教育与官吏的考试取材加以分别，而且显示学堂出身不止做官一途，各类人才都将有用于社会，并得到尊重鼓励，可以人才辈出。

四 科举制与单立考选权

1905年清廷宣布立停科举，在一般人看来，科举制永远退出历史舞台，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利用借鉴的价值。这样的看法，符合当时国人中西新旧两级截然对立的观念。而孙中山的理念则独树一帜，他不仅始终认为科举制本来是良法美意，而且试图加以改造利用，建构自己的理论和制度体系。由三权分立演化而来的五权分立，专门从行政权中独立出考选权，便是典型体现。

关于在三权之外增加考选权和纠察权，国内外自始至终有很多人觉得难以理解，包括孙中山的亲信，而孙中山也不断加以说明解释。在认识和理论建构上，孙中山显然有逐渐充实调整完善的过程，可是对于坚持考选权必须独立的理由，前后高度一致。1906年，他与俄国社会革命党首领该鲁学尼（G.Gershuni）会谈，后者提出：“考选事务不是作为行政的一部分就够了吗？凭什么理由还需要单独设立呢？”孙中山答道：“因为要通过考试制度来挑选国家人才。我期望根据这种办法，最严密、最公平地选拔人才，使优秀人士掌管国务。”其时一般共和民主国家实行政党政治，国务由政党包办，实为政党分肥。政党轮替，则整个政府机构人事大换班。而且单凭选举任命国家公仆，看似公平，实则有利于逞口舌之利之徒，有真才实学者反被闲置。孙中山还特别声明：“考选制和纠察制本是我中国固有的两大优良制度，但考选制度被恶劣政府所滥用，纠察制度又被长期埋没而不为所用，这是极可痛惜的。我期望在我们的共和政治中复活这些优良制度，分立五权，创立各国至今所未有的政治学说，创建破天荒的政体，以使各机关能充分发挥它们的效能。”[11]

不久，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孙中山发表演说，再次说明考选、纠察权分立的道理。他指美国原来官吏分为选举和委任两种，流弊匪浅，以致政治腐败散漫。究其原因，就是考选制度不发达的缘故。“考选本是中国始创的，可惜那制度不好，却被外国学去，改良之后成了美制。”只是英美仅用于下级官吏，而且考选权仍在行政部之下。中华民国将来必须设独立机关，专掌考选权。大小官吏必须考试确定资格，选举和委任方才有效。“这法可以除却盲从滥举及任用私人的流弊。中国向来铨选，最重资格，这本是美意”，只不过君主专制时代黜陟人才悉凭君主一人的喜怒，虽讲资格，也是虚文。共和政体，官吏为国民公仆，必须十分称职，方可任用。考选权如果属于行政，则权限太广，流弊反多，所以必须独立机关。

孙中山也承认五权分立前所未有，所论只是基础，至于详细的条理，完全的结构，希望大众同志尽力研究，匡所不逮。[12]不过，对于孙中山的创造，即使党内同志也是简单怀疑者多，认真思考者少，而怀疑的理据仍是西方三权分立的学说。唯有孙中山本人倒是不断地对此思考改进，晚年他演讲三民主义，将权力分为政权与治权，前者包括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属于人民权，后者则是司法、立法、行政、考试、监察，属于政府权。要九个权保持平衡，民权问题才算是真解决，政治才算是有轨道。这时他仍然认为独立的考选和监察权是中国所固有，而且成绩很好。“至于历代举行考试，拔取真才，更是中国几千年的特色。外国学者近来考察中国的制度，便极赞美中国考试的独立制度，也有仿效中国的考试制度去拔取真才。”不仅如此，他对中国古代政治的看法也有所改变，认为中国的专制与外国不同，皇帝不能垄断所有权力，考试权和监察权与君权分立。中外的三权分立各有利弊，“我们现在要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便要采用外国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加入中国的考试权和监察权，连成一个很好的完璧，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像这样的政府，才是世界上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国家有了这样的纯良政府，才可以做到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13]。

后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实情，与孙中山所说差距甚远，加上实行起来长期存在党国的纠结，考选权徒具形式，很难真正独立行使权力，因而迄今为止否定的意见成为主导。可是，孙中山描绘的理想蓝图，还远远没有实现，民主政治如何适宜于中国国情，还是具有普遍性根本性的难题。孙中山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包括如何适合国情与超越外国两面，不以中国传统的一切为皆非，也不以西方现在的一切为尽善，力求兼收并蓄，能够得其利而不受其害，仍然发人深省，并且考验着后来者的智慧。

[1] 关于孙中山学习中学的详情，参见桑兵《孙中山与传统文化三题》，《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

[2]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页。

[3]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87页。

[4]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7页。

[5]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6页。

[6]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驳保皇报书》，《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38页。

[7]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95—99页。

[8]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93—194页。关于上书详情的考证，参见桑兵《庚子孙中山上书港督卜力述论》，《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2—74页。

[9] 关于晚清议改科举的取向演变，参见关晓红《晚清议改科举新探》，《史学月刊》2007年第10期，第39—48页。

[10] 关于抡才与培才问题的详细探讨，参见关晓红《殊途能否同归——立停科举后的考试与选材》，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9期，第1—28页，2008年3月。

[11]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19—320页。

[12]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30—331页。

[13] 《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352—354页。

南浔·湖社与国民党

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繁盛，名镇兴起，其中浙江湖州吴兴南浔镇巨商众多，富可敌国。清季至于民国，南浔富商的产业扩展到杭州、上海等地，又吸引各方各界人士与南浔结缘，并凭借地缘、血缘、姻缘、同学、师友、同业、同行等关系纽带的联结，对于全国范围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辐射影响。其中张、庞、周家等与新兴政治势力如同盟会国民党的关系尤为紧密。1920年代，湖州旅沪人士结成湖社，南浔富商在其中扮演要角。随着国民党掌握全国政权及其权力核心转移到江浙集团，作为地方同志而非同乡团体的湖社成员相互夤缘，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作用日趋显要。而湖社成员彼此关系的好坏，也成为影响国民党内派系之争的重要因素。

1970年代以来，中国研究中区域研究逐渐流行。其背景除了因为中国幅员广大，差异明显，难以一概而论外，也受到域外学术的影响，好将中国区隔为相互独立的地方社会。而近代以来的所谓地方，无论政治学还是社会学意义，均发生于异域，与中国原有本意及实情相去甚远，容易导致隔义附会。因此在强调一个地方内部的聚合及其独特性的同时，往往忽略其与外部的广泛联系，甚至分区本身也有着强烈的主观后认色彩。中国历史上不断分分合合，使得各地方在形成和具有一定特性的同时，与其他各地保持着广泛密切的联系，须由整体观照局部，不宜仅从地方性视角来认识。由此反省，化大为小的区域研究和分门别类的专门研究，或不免用了外来的观念，使得中国社会内在的普遍联系及其整体性被割裂肢解。

上述情形，对于中心城市的研究尤为重要。清代至民国，若干城市乃至市镇因地理位置、财富积累、文化传承等因素，成为人才凝聚地，不仅形成区域中心，而且通过各种社会纽带的联结，产生全国性的辐射影响，如清中叶的扬州、19世纪前期的广州、后来的上海等。大都会以外，一些小城镇由于特殊的历史及社会原因，尤其是城乡分界并非截然的社会结构，地位影响也远远超越地方乃至区域的范围。清季民初的江南名镇，在富甲一方的基础上，不断张大势力，浙江省湖州吴兴的南浔镇，即个中翘楚。

诸如此类的城镇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及其所起的作用，仅仅用社会经济史的框架考察，容易流于见树不见林，盲人摸象，各执一偏，难以认识完整清晰。而乡土历史的写作，取材不够严谨，坊间传闻与史事记录相混杂，不易取信。南浔与近代中国，牵连层面广泛，绝非单篇论文可以讨论充分。拟以专书的形式，从不同视角加以论证。本篇以湖社为轴，主要展示南浔与国民党的人脉渊源和政治影响。

一 南浔与国民党

南浔镇位于浙江省北部，湖州市东部，属太湖流域和杭嘉湖平原，距上海、杭州均为120公里，距苏州51公里，与江南名镇震泽毗邻，与另一名镇同里也相距不远。南浔属湖州，近代以来，湖州屡次改名吴兴。辛亥光复，一度设市。现在设湖州南浔区，辖数镇，区政府设于南浔镇。南浔建镇750年，明万历至清代中叶为繁荣鼎盛期。清代江南有四大名镇之说，南浔曾为四大名镇之首，与同里、黎里、震泽齐名。

清代南浔镇号称“烟火万家”，但据今人研究，很可能包括周围乡村。有确切统计资料的清末新政县以下各选举区的户口调查，已不可见。1920年代后期，由于丝业衰落，南浔的社会经济地位迅速滑落，人口也渐趋减少。1929年吴兴县第三区分为6镇27乡，南浔镇因户口众多，分为运河上镇、运河下镇、南东镇、南西镇、东北镇、西北镇等6个镇，计有4223户，19889人。到1948年秋南浔镇公所的户口调查，镇区有3300户，13030人。而1953年南浔镇共有12446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1730人，农业人口716人。[1]

不过，南浔人口的多少并不能简单地作为其社会地位和实力的指标，因为南浔富商众多，许多人居住在上海。据报道，清末镇上各家共有汽船百余艘，以便往来上海等地。南浔历来丝业（蚕丝业和缫丝业）发达，“耕桑之富，甲于浙右”，以至于有“湖州一座城，勿及南浔半个镇”的谚语。凭借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群体（或称湖商、浔商），南浔在清末成为巨贾云集的全国蚕丝贸易中心。晚清全镇十分之六以上的农民以纺经为业，丝经行最盛时达56家。清末民初，南浔有丝栈42家。上海的91家丝经行中，70%为南浔人开设。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上海口岸蚕丝出口总数为21176包，其中南浔出口13426包，占出口总数的63．3%。同治九年（1870年），中国蚕丝出口五万担，光绪十八年（1892年）出口超过十万担，其中大部分还是南浔辑里丝。[2]民国元年至二十三年（1912—1934年），辑里丝出口平均占上海出口生丝总数的38％。1929年开始，出口数直线滑落，1934年跌到仅300包。

在丝业发达时代，南浔富商凭借雄厚财力，向其他行业扩展经营。其实南浔各富商本来不仅依靠丝业起家，也涉足军火、买办、盐业等领域，并发展房地产、典当业、银钱业，后来则多投资于近代交通、工业、银行、地产等。所兴办的现代企业，仍以丝业（缫丝、丝织、丝绸）为主，兼营造纸等，并参与铁路、航运、银行、保险等行业。有的还涉足上海娱乐界、商场和体育场。仅银行证券方面，南浔富商创办或参与的就有：1907年11月，刘锦藻、张澹如、庞元济、张钧衡、周庆云、张弁群等参与创办浙江兴业银行；1909年，张静江在上海创办通义银行；1913年，张静江、周佩箴等在上海创办中华实业银行；1920年，周佩箴、张静江、张澹如在上海与虞洽卿等创办上海证券交易所，周任常务理事，张任监事；1924年，大陆银行于南浔设分行，庞惟锡为首任经理。刘锦藻还参与创设浙江铁路公司并任副总经理，张钧衡（石铭）、张宝善、周庆云、蒋汝藻为董事。

小民对于宫禁富家，好奇心重，而难得实情，因此坊间传闻甚多，以便发挥想象。关于南浔富商的发迹史及其财富数量，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四象、八牛、七十二狗之说。所指系以财产为标准的富商等级。1930年代刘大钧所著《吴兴农村经济》称：“财产达百万以上者称之曰‘象’，五十万以上不过百万者称之曰‘牛’，其在三十万以上不过五十万者则譬之曰‘狗’。所谓‘象’也，‘牛’也，‘狗’也，皆以其身躯之大小，象征丝商财产之巨细也。”[3]到林黎元写《四象八牛：南浔丝商十二家族》，变成“资财在银洋五百万元以上者为‘象’，一百万元以上者为‘牛’，十万元以上者为‘狗’”[4]。近年来，更加放大为“四象”身家在千万两以上，“八牛”百万两以上，“七十二狗”三十万两以上。号称总财富达到八千万两，相当于清季政府一年的收入。刘大钧著书时已经指出调查与传闻不无出入，齐东野语，难以为据。如家产百万以上者不止四家，四象当中，刘、张身家均超过一千五百万两，又称象中之狮。八牛的邢、邱、梅、谢等家产也超过百万，与四象的庞家相近。此外，各级的列名排序，今昔也有所不同。[5]因为事不可考，以至于樊树志所撰《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关于“四象八牛”之说，只能照录刘大钧的文字。

不过，刘大钧当年并未亲自前往调查，所属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派去的人员，因时间紧迫，取材不易，很难深入。虽然书中举出家财随时代变动以及财产秘事非局外所能知两大原因，后来乡土历史研究者还是对其相关论述不以为然。[6]

南浔地方历来富庶，因而文风亦盛，入仕者多，从宋至清共出过41名进士，明代即有“九里三阁老，十里两尚书”之谚。据统计，宋、元、明、清时期，浔籍京官56人，明、清两代任全国各地州县官的有57人。南宋至民国，在全国有影响的浔籍学者达80余人之多。晚清至民初，南浔暴富，除扩张商业产业之外，也承袭传统，因缘时会，向政治、文化等领域发展。受清廷文治思想和疆臣提倡学术的影响，清代商人颇重文化，以儒商为标的。南浔富商子弟，以扬州等地商界风气为楷模，好著书、绘画、收藏、器物鉴赏等事，名家辈出。著述如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庞元济《虚斋名画录》、周庆云《盐法通志》，绘画以在北京成立中国画学研究会的金绍城声名最著，其兄弟姊妹及子侄中善画者为数甚多。藏书则在刘承幹的嘉业堂之外，南浔其他有名于时的藏书楼还有：刘桐建的眠琴山馆、蒋汝藻的密韵楼、张均衡的六宜阁、周梦坡的梦坡室、严元照的芳苄堂，庞元济的半画阁等。

以遗老自认的刘承幹在学界交游广泛。1916年，刘承幹在上海建立淞社，《学樵自订年谱》记：“翰怡与周湘舲（即南浔八牛之一周庆云）主淞社，集者艺风、子颂、鞠裳、息存、梅庵、叔问、桔农、元素、聚卿、积余、金粟香、钱听邠、吴仓硕、刘谦甫、王旭庄、刘语石、汪渊若、戴子开、金甸丞、恽孟乐、季申、瑾叔、崔磐石、宗子戴、潘兰史、王静安、洪鹭汀、陶拙存、朱念陶、褚礼堂、夏剑丞、张孟劬、姚东木，迭为主客，与乙庵论文……”[7]该社成员大都海上闻人，他们政治上未必认同刘承幹的遗老情结，文化上则大都倾向于坚守固有文化，忧心政治的改朝换代导致学术文化的一味弃旧图新。

与偏好文化事业者的取向有异，南浔商家的从政之路，更加倾向于趋新，因而大都走了革新甚至反清革命之道，也由此与国民党结下善缘。南浔与政界的关系，一方面由于南浔对外部趋新人士的吸引力，更主要则是南浔人士对于国家乃至世界潮流的积极感应和主动关注。以前者论，南浔学务发达甚早，原有浔溪书院于1898年改制，增加时务、策论，请汤寿潜出任山长。1900年改由蒋观云继任，又增加西学课程。1902年，该书院与明理学塾合并为浔溪两等小学。一说蔡元培亦曾担任山长。1902年，庞青城创办浔溪公学，聘请杜亚泉（后来《东方杂志》主编）任总教习，叶瀚（1900年中国国会书记，后北京大学教授）、邵力子等为教习，学生当中有后来的著名报人黄远庸，关系人则有蔡元培。[8]张弁群1903年创办正蒙学社，所聘教师有后来为北京大学教授的沈士远、沈尹默兄弟，学生则有朱家骅[9]、叶楚伧等。1906年，张弁群仿上海爱国女校先例，创办浔溪女校，其时秋瑾刚好因留学生风潮从日本归国，经浙江革命党人敖嘉熊介绍，充浔溪女校教员。[10]南浔人士因此与中国近代教育关系匪浅。1923年，张增熙子张乃燕当选浙江省教育会长。1925年，张乃燕被任命为国立广东大学校长。1927年11月，兼任中央大学首任校长。

以后者论，与新兴政治势力关系较深者，当属四象的张、庞两家以及八牛周家。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1月，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成立，周庆云、蒋汝藻、张增熙、张澹如为会员。宣统元年（1909年），浙江省谘议局成立，庞青城出任议员。张静江、张弁群、庞青城、周佩箴、周柏年等，都是老同盟会员，长期从事秘密革命活动，辛亥并参与上海、杭州等地的光复起义。张静江作为国民党元老，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历任要职。1924年1月，张静江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相继任广州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浙江省主席等。周柏年也曾做到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秘书长。另外周佩箴的长兄周颂西曾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交际部副部长（部长为瞿秋白）。“七十二狗”之一的吴楼张家的张廷灏，则在1924年毛泽东辞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后接任毛的去职。[11]

不过，南浔因商致富，参与政治，也要发挥所长，贡献财力。虽然事出隐秘，说法不一，不易征信，也还有进一步扩张资料的空间。民初戴季陶记《庞青城事略》，信息直接得自庞氏本人，所录较为可信，其中提及庞氏为革命事业捐助的就有以下各事：

1906年冬，杨笃生（毓麟）发议收回《神州报》馆，募资三千元，慨然应之。

1907年，加入革命同盟会。孙中山镇南关之役，接济军饷五千元。冬，闻同志张□□为刘光汉所卖，被逮，以三百金延辩护，不及。

1908年秋，与张静江共设东益昌票号，欲为革命金融机关。

1909年，捐万金，倡办《民呼报》，以于右任为主任。夏，赴日本考察商务，闻右任因载虏酋宝熙恶事被逮，促归，以四千余金延辩护士，始延右任出狱。

1910年春，东益昌号为经理李燧生（非同盟会员）盗吞巨款十四万，从此破家资之半。

1911年春，广州黄花岗之役，以千金济之；嗣闻败衄，同志七十余人死之，悲愤欲狂。武昌起义后，以五千余元接济。金陵军队举事，因无器械，致为张勋所败。冬，押家屋得三万金，助蓝天蔚北伐军饷。

1912年春，同志组织同盟会本部于上海，捐资千。

庞家虽然位居四象第三，实际财产总数不过160万两，而且多半还归其兄庞元济（莱臣）掌管。除资助革命活动外，庞青城还先后创办浔溪公学、述志医院等新兴事业，资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以及开办青城造纸厂，能够动用的活钱有限。有鉴于此，戴季陶不禁赞道：

喜安恶危，人之常情，处和平之局，而致力于危险之事，非有卓识者，其孰能之哉。自胡虏肆虐，炎黄声教，沦胥几尽。及乎西潮东渐，革命思想，入人日深，而同盟会于以创焉。吾乡中人抱革命之思想，而得列于健儿班中者，以南浔之张静江、庞青城为最早。然静江少游欧美，久居巴黎，羡自由之乐，读革命之史，而回顾祖国，奄然待毙于胡氛蛮障之中，思想之起步，脑筋之刺激日益甚，自非伏处专制政府下之盲民所可同日语者。青城以富家翁生长于华屋之里，未能如静江之乘风破万里浪也，而始则从事社会事业，继则投身革命团体，不惜毁家以促成共和之新国焉，可谓人杰矣。[12]

由于富商背景以及善于理财，南浔人士从政多担任财政要职。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庞青城任实业部商政司司长。中华革命党时期，张静江任财政部长。1928年2月，国民政府设立中华民国建设委员会，张静江任主席。周佩箴于辛亥杭州光复后即出任浙江省官产处处长。1923年1月，周佩箴任国民党财务部副部长，历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土地厅厅长，广东沙田清理处处长，黄埔商埠公司执行委员，上海中央银行筹备主任，财政部杭州造币厂厂长，审计部主任秘书兼总务处处长，以及中央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亚东银行、交通银行等多家银行的常务董事、总经理、董事长等职。张乃燕也担任过中华民国建设委员会副主席。

南浔富商及其子弟政治上趋新，大约由于几种因缘，其一，出国游历游学。张静江、张弁群、庞青城、周柏年等曾分别前往欧美、日本经商考察或留学，沐浴文明风气，接受崭新思想的洗礼。其二，南浔各家相互结缘，同乡之外，还有种种亲友关系。张静江即分别介绍兄长张弁群、舅舅庞青城和亲友周佩箴等加入同盟会。其三，居住在上海等大都会，思想开通，交游广泛，能够接触各种趋新事业及人物。上述关系也间接影响其他湖州人士，张静江、庞青城、周柏年等即缘此结识联系陈其美、戴季陶、朱家骅等人。

二 湖社与南浔

民国时期中国有两个湖社，成立时间相近，均与南浔关系密切。一是由南浔金家的金城（1878—1926，原名绍城，字拱北，号北楼，别号藕湖渔隐）所办中国画学研究会演变而来的湖社画会。中国画学研究会1920年5月成立于北京，实际创办人应为金城，为取得北京政府的支持，举周肇祥为会长，由金城主持会务。1926年9月，金城病故，其子金开藩与周肇祥意见不合，率部分金城弟子另组画会，取名湖社画会，以纪念金城。该社会址仍设于北京，后相继在全国各城市设立分会，并出版《湖社月刊》，亦可称为北湖社。[13]近年来近代国画历史的研究颇受关注，湖社画会成为重点之一。

相比之下，本文着重探讨的另一湖社，显然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即使近年来湖州和南浔的历史颇为地方人士所注目，相关书籍也少有论及。只有郭绪印主编的《老上海的同乡团体》（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十章“湖州商帮及湖社”，有较为完整地概括记述。另外方福祥撰文论述过《上海湖社的抗日救国活动》（《上海志鉴》1995年第4期）。而此湖社不仅成立时间早于彼湖社，影响湖州地方乃至全国政局也更为深远。

关于湖社的缘起，戴季陶在《我对湖社的感情和对湖社的希望》中说：

去年湖州的同乡诸君，偶然间生出一种活动的意识来，发起湖社这一个团体。刚刚这一件事的发生，适逢其会，我也在上海，并且发起湖社的诸位同乡当中，有不少是我的亲友。于是互相援引，我也列名于湖社的发起人。后来湖社成立，大家不嫌我是一个萍水浪人，推我为职员之一。[14]

据湖社1925年3月29日大会主席所做的第一年社务报告，该社“自去年六月一日成立以来，迄本年三月份止，为期十月。但本社发起实肇始于去年三月三十日倚虹楼之会议，迄今日止，适满一年”[15]。

据此可知，湖社虽于1924年6月1日在上海正式成立，可是两个月前已经开始筹议。相关报纸对此有所报道，1924年3月31日《申报》称：

旅沪湖人，鉴于湖州地方及旅外湖人情形涣散，为谋建设起见，拟组织湖社，特于昨日下午三时，假座倚虹楼，开发起人会。当推戴季陶为主席，报告开会宗旨，通过草章，并推出筹备员杨谱笙、陈霭士、戴季陶、陈果文（夫）、周由厪、汤济沧、潘公展、严濬宣、周越然等九人。惟因戴君即须离沪，故由次多数沈田莘递补。散会已六时余云。[16]

同日上海《民国日报》也刊登了文字完全相同的消息。[17]这些报道显示，倚虹楼会议不仅明确决定组织湖社，通过了该社的草章，而且推举出了筹备员，应是一次正式的筹备会，而非一般所谓务虚的神仙会。

《申报》和《民国日报》均未即时报道湖社正式成立的情况，6月4日，《民国日报》以《湖社之缘起与简章》为题，报道了该社成立前后的相关信息：

旅沪湖人发起之湖社，日前开成立大会，通过会章，选出委员二十一人。闻定七日下午四时，在辣斐德路临时通信处开第一次委员会，互选理事，讨论社务，业已发出通告。又闻该社社员并不限于旅沪同乡，凡属湖人赞助该社旨趣者，均所欢迎。

根据大会通过的九条简章，湖社的旨趣为“谋湖属六邑及旅外同乡事业之发展”，包括：主持正义，研究建设事业，促进地方自治，扶助民众教育等几方面，进行方法有调查、研究、讲演、出版、实施等项。组织方面，凡湖属六邑同乡，不论男女，赞成该社旨趣，志愿协助社务，由社员二人以上介绍，并经理事会通过者，均可为社员。由社员选举委员21人组成委员会，由委员互选理事7人组成理事会，并互选主席理事1人；理事及委员任期一年，可连选连任；理事会可任用办事人员，并制定办事规程。职员均为荣誉职。该社每年三月开大会一次，报告前年度的社务和决定本年度的社务，并选举委员；每月开理事会及委员会一次，处理社务；大会未及议决之事务，得由理事会决定，必要时可开临时会。会所暂设于上海。

湖社成立后，发展相当顺利。1924年6月成立大会时，该社共有社员114人，到1925年3月首届年度大会，已经扩展到237人，翻了一番。以后逐渐增加，达1000余人。[18]委员会分为总务、交际、经济、调查、演讲、教育、出版等七部，出版《湖州月刊》作为机关刊物，并于1924年底租定上海圣母院路庆顺里9号为社址。一年中理事会共开常会10次，临时会1次，委员会开常会11次，临时会2次，出版委员会开会2次。理事会、委员会的各项办事规程，均已议决公布。1925年3月29日在北京路宋家街联谊会举行的第一届常年大会，到会的社友及男女来宾共300余人，济济一堂，盛况空前。[19]

湖社“缘起”称：

吾湖州自古荟人文之秀，建邑挽江浙之枢，稻粱既尽美于东南，蚕桑更著名于世界，苟能合作以图功，允见质文之并进。乃湖山黯淡，人事浮沉，值兹国步之阽危，益见乡情之涣散。溯厥缘由，略可屈数，盖吾湖属同乡，里居鲜自卫之机能，旅外乏协助之组织，贫困无告，俊义莫登，水利不修，交通尤梗，实业则尚遏新机，教育则自封故步。综兹丛脞，弥切隐忧，循是以还，与人曷竞。是则因团结之力未坚，提倡之道未至，遂令已成之局徒事因循，更新之谋不容延缓也。用愿纠集同人，组成湖社，本自治之旨，谋公益于乡，言乎私，则砥砺名节，不为势利所转移，言乎公，则黽勉事功，悉以正平为职志，群策群力，任怨任劳，下奋斗之决心，作民治之先导。坐而言，尤贵起而行，始自今日，由一乡更推及一国，作此初基。

表面看来，湖社不过普通的旅外同乡联谊组织，与清季以来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各地同乡会并无二致，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简单。湖州旅沪人士，早已设立了“湖州旅沪同乡会”，只是活动一直不振。就在湖社成立前夕，湖州旅沪同乡会曾经酝酿改组。1924年2月10日，为旧历正月初六，该会举行新年团拜，严濬宣鉴于“年来对于会务，未尝进行”，提议改组。2月17日下午二时，在海宁路湖州会馆召开同乡大会，“推举起草员，修改章程，以便重振旗鼓”。张静江、陈霭士、杨谱笙、严濬宣、戴季陶、张蕊英、余寰澄、王均卿、张君谋、汤国梨、汤济沧等11人联名发表宣言，声明发起改组之旨趣：

同人等鉴于湖州旅沪同乡，生聚日繁，事业日增，苟协济共进之团体，不能乘时进行，决难树自助助人之基础。而原有湖州旅沪同乡会，徒具章程，漶漫陈言，无俾实用，常年大会及改选职员诸大端，旅沪同人，亦不常闻见，会员又久不扩充，甚非所以应时势之需要也。爰集同志，发起改组，以期固结团体，融洽感情，本会员平等财政公开主义，图谋旅沪同乡三育之进步，各业之发展，及协济事业之改进，庶几会务焕发，同乡交受其益。[20]

是日会议，推举起草员11人，实到为杨谱笙、王一亭、潘公展、汤济沧、凌铭之、严濬宣、陈果夫、沈联芳等8人，“即席起草章程，大致就绪”，并定于24日召开第二次会议。[21]可是第二次开会时，只有杨谱笙、潘公展、汤济沧、严濬宣、陈果夫等5人到场，周庆云（湘舲）、沈联芳、黄搢臣等人有事他往，其余亦未到会，结果因不足半数，只好延期到3月1日。[22]起草员的消极，反映了他们对于改造和利用同乡会组织意见分歧，这很可能成为另组湖社的重要契机。

湖州旅沪同乡会成立于1906年，发起人为南浔八牛周家的周庆云和沈联芳等，是上海最早成立的同乡会之一。1910年，周庆云又和王一亭、沈联芳等集资在上海建湖州会馆，并任总董。1924年，南浔旅沪公会成立，周庆云任会长。[23]湖州会馆建成之后，湖州旅沪同乡会反而久同虚设，很少活动。1923年冬，湖州旅沪同乡鉴于会馆只管“送死”的事情，发起改组之说。对于改组湖州旅沪同乡会，沈联芳表示反对[24]，周庆云也并不情愿。或者说，他们的改组目标及方案，与其他人士有所差异。表征之一，周庆云没有参与湖社的筹组，第一届湖社委员会由潘公展、杨谱笙、陈蔼士、周由廑、陈果夫、戴季陶、汤济沧、严濬宣、张君谋（乃燕）、周越然、钮师愈、沈田莘、周颂西、邵叔嘉、张静江、汤充土、张廷灏、李伯勤、沈士华、陈希曾、范霞轩等21人组成，周庆云没有列名其中，南浔人士也只有张静江、张君谋、周颂西、张廷灏等4人。

按照戴季陶的说法：

我们这个湖社，本来是由一般同乡的人，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里组织起来的。当时大家的注意点，就是看见湖州人太无团体，即使有团体，也是只为死尸作事，不为活人作事。所以想大家团结起来，组织一个为湖州活着的人作事的团体。这一个黎明的观念，就是湖社的原始的意义，及到既经发起，几个同具这种黎明的观念的人，大家才把为活人做甚么事的条件，假设了几条起来，作为湖社意识的表现，这就是湖社章程上面所规定的职务了。[25]

应是将湖社与湖州旅沪同乡会做一分别，找出在湖州旅沪同乡会继续存在的情况下创立湖社的价值。

湖社虽然号称由湖属六邑人士发起组织，实际上开始社员几乎都是吴兴籍的，《湖州月刊》的论著，十九也是论及吴兴社会，以致有读者来函批评太过片面，“社既以湖州为名，那么对于六邑的情形和事业，应有均等的调查和发展”，希望湖社“以后多征求各邑的社员，一切建设事业，亦须普及各邑”[26]。潘公展代表湖社和《湖州月刊》回复解释道：“我们的目的，自然要求六邑的同志都加入湖社协力进行，自然要希望六邑的事业平均发展。可是在起初的时候，除了吴兴一邑外，外邑的同志很少加入，或者他们不曾知道的缘故。”并告以已经采取措施，“总期社员的质量并有进步，使六邑的人士都把湖社看作一种切己的事业”。还邀请来函者加入湖社，帮助发展会务。[27]不过，现状看来改变不大。1932年该社吴兴籍社员达1090人，超过总数的百分之九十。[28]

南浔为吴兴乃至湖州之首，无论从南浔在湖州的地位，还是南浔富商在上海的实力来看，湖社初期职员的比例都显得不相匹配。果然，湖社1925年度大会选举的21位委员当中，南浔人士增加到6位，除原来的4位委员外，周佩箴、周君常也当选为委员。[29]《湖州月刊》则由张廷灏担任主编。

不过，由于政见和文化观念的差异，南浔人士在湖社与湖州旅沪同乡会之间有不同的偏好取舍，周庆云、庞莱臣、刘承幹等留在湖州旅沪同乡会，而周佩箴则左右逢源，两面参与。而在湖社内部，南浔的张静江等人与吴兴陈氏一脉，也不无各自的利益考虑。这为后来湖社人士在国民党内的争斗埋下伏笔。

三 湖社与国民党

湖社自称是同乡联谊组织，按照《湖社月刊》所说：“对于本乡各种事业，持研究改进之方，下正确无偏之讨论，贯输世界学识，以期我湖人感奋有为，而副湖社创立之旨趣。”[30]可是，与湖州旅沪同乡会并存，湖社应有更加清楚的自我定位，而不仅仅是人脉的分歧。从“缘起”宣称的以自治谋求民治，由一乡推及一国，可以窥见端倪，但仍然有些模糊。戴季陶的《我对湖社的感情和对湖社的希望》，专门就此提出讨论，他认为，一定要从观念的团体意识走向概念的团体意识。湖社一经成立，黎明的观念便成过去，“如果没有更充实的内容，把团体的意识，用精确的概念完成起来，我们湖社，便会生不出自由意志，就是不能有独立的意思和行为。再换一句话说，就是不能具备团体的人格。”

一个团体由观念的团体意识进到概念的团体意识时代，必须战胜道德的和智识的魔障，为此，戴季陶提出从湖社成立第二年起应认定两点：“一、湖社现在还没有概念的团体意识，大家要为造成概念的团体意识，用十二分的力量。尤其以确定最高概念，为现在唯一的必要。二、在概念的团体意识未成立以前，大家须觉悟我们的团体，还是未成年时代，以团体的名义对外主张，须持贡献参考资料的态度，不持政策宣传的态度。团体内须增多研究的组织，俾团员互相训练。”

虽然戴季陶将概念集中在“把地方事业是甚么，怎样才会发展，怎样去发展，发展来做甚么”等命题之上，但是明确提出：“为甚么要组织湖社？组织湖社的目的，当然含有要使湖社成为‘有概念的团体意识的团体’的意义在。我们湖社，虽然是地方的团体，却是地方的同志团体，不是地方的同乡团体，所以我们目前大家应该要努力做第一项的功夫。”期望十年之后，即1936年，“我们湖社已经能够成为对内对外都具有独立的意思和行为的团体”。并且宣称：“如果大家今天不认定这一个努力的分际，不努力先做内修的功夫，我恐怕湖社的生存，不能够久远，即使久远，也不能具生存的意义。连我自己对湖社的兴味，也会渐渐减少至于消灭。”[31]

将湖社由地方的同乡团体变成地方的同志团体，并且要确定为最高概念，显然并非湖州地方所能范围，而势必与其他地方的同志发生联系。尤其1920年代的中国，正值各种政治势力大角逐的时代，戴季陶虽然希望以团体的名义对外主张暂不持宣传的态度，可是湖社定有演讲的义务，并且决定1925年要从事宣传。作为同志的团体，对外宣传必有所本。奉湖社之命到湖州进行宣传活动的潘公展，所讲题目即“国家主义与中国”，他说：“中国自革命以还，十三年来，政治日趋黑暗，民生日益憔悴，干戈扰攘，盗匪充斥。顽固之徒，遂认革命为多事，诋共和为弊政。但诸君须知中国之所以演成今日之现象者，非革命之罪，而实革命尚未彻底之罪，非共和之患，而实共和未尽了解之患。换言之，十三年来之中国，名为共和，名为中华民国，而实则民也国也，依然打成两撅……惟其为国家主人翁之国民，概置国事于度外，而后外人、军阀、官僚、劣绅、土豪、军队、盗匪乃得交肆其毒。”在他看来，“欲救今后之中国，不得不服一剂根本培补之药，即提倡国家主义是也。惟有提倡国家主义，始可以振作国民爱国之心，亦惟有人民真能爱国，而后如愿引国事为己任。国事纠纷迎刃而解，胥赖此焉”。

与一般的国家主义不尽相同，潘公展所谓国家主义救中国的“唯一主旨，在以种种方法，陶冶吾中国固有之国民性，维系吾中国国民间固有之情感，发扬而光大之，以脱于亡国灭种之境而已”。必须先有平民的革命，推翻一切军阀的势力，根据民意组织民治的政府，才能制定对内对外的根本政策。“故归根结蒂，提倡国家主义以救中国之方法，其最初之手段，非尽力于宣传事业，使国民了解国事之必待于国民自决，起而为平民的革命不为功。”[32]这显然是为行将发动国民革命的中国国民党制造舆论。则湖社与国民党志同道合，引为同志，在地缘的纽带之外，更有政治纽带相联系，其由一乡推及一国的国，也就是要推翻北京政府，建立真正的中华民国。

不仅如此，湖社的发起还与国民党内的权力中心在地缘上由广东转向江浙相契合。这样的转移，一方面是国民党权力代际交替所引发，另一方面，也和国民党逐渐统一全国的趋势相适应。由于湖州出来的人才众多，相互援引，进入政坛，随着蒋介石的江浙集团地位上升，湖社成员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举足轻重，戴季陶的期望果然如愿以偿。1934年，湖社举行成立十周年纪念大会，蒋介石、林森、吴铁城、张群、邵力子、张静江等国民党要员送来匾额。蒋介石手书；“桑梓敬恭、忠烈永式。”吴铁城称其“发扬民治”。邵力子许以“含闳广大为民前锋”。1935年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时，湖社有10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其中陈果夫、陈立夫、戴季陶、张静江、褚民谊、潘公展、朱家骅、徐恩曾等长期是湖社的核心人物。湖社为此声势显赫，成为上海最有影响的同乡团体之一。[33]刘大钧撰写《吴兴农村经济》时即注意到：

今日吴兴在国内所处之地位，并不减于昔曾盛极一时之湖州。盖往日以“富甲东南”闻名全国者，今日吴兴人士在政治上学术上占重要之地位，亦颇为当世所推重也。鼎革以还，吴兴人才辈出，或输财助饷如张人杰氏，或献身革命如陈其美氏……至今除张人杰氏现任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外，考试院院长戴传贤氏，国民政府主计处长陈其采氏，实业部部长吴鼎昌氏，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氏，中委陈立夫氏，浙江省主席朱家骅氏，前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氏，上海市社会局局长潘公展氏，均系知名之湖州人士……然则今日以衰老若湖州，犹彰彰印人心目，殆地以人善闻者欤？[34]

所举大都湖社成员。所以有论者指出，湖社实为有别于会馆、同乡会，带有政治色彩的区域性社团。[35]

在前期湖社，陈其采（霭士）一直担任主席委员或委员长，其他人则分别担任各部工作。尽管他们与国民党结缘并非由于湖社，可是湖社毕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相互联系的经常性纽带，进一步增强了彼此的关系，并使之在国民党内可以相互援引。小小湖社的成员竟然能在权力争夺激烈的国民党中央占据重要位置，绝不仅仅凭借个人的单打独斗。

不过，地缘关系在向外作用时可以巩固彼此联系，却不能保障内部的和谐一致。进入国民党权力高层的湖社成员，由于所处位置不同，为了各自的利益，也不时展开明争暗斗。张静江担任浙江省主席期间，即先后与陈果夫、朱家骅发生冲突。同是湖社主要成员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CC派）与朱家骅之间的斗争尤为激烈。朱家骅早年受惠于张静江，又与周柏年有戚谊，与南浔关系较深。抗战期间，同乡兼同门的朱家骅与二陈，因为轮流执掌国民党组织部和国民政府教育部，用人行事相互排斥，遂成水火不容之势。

朱家骅与二陈的派系矛盾，尽管双方在公开场合一再否认，实际不仅普遍存在，而且相当严重。朱家骅派在国民党内的整体实力不足以和CC派对抗，不得不与其他派系联合，但在文教界，尤其是大学系统当中，朱家骅却能凭借较好声誉，有着相当深厚的根基和广泛的人脉。抗战期间，国民党开始在各大学普设区党部[36]，而此时刚好朱家骅接任国民党组织部长，与二陈的位置互换，双方一方面在自己新掌控的系统中排斥对手，一方面力图利用新的权力资源和原有的人脉关系维持甚至扩张在旧系统中的势力，组织部系统朱家骅派改变CC派旧轨，教育部系统则CC派排挤朱家骅的人脉，双方的矛盾日见尖锐，冲突愈演愈烈。而大学为双方利益交叉重合最大的领域，各自都视为禁脔，于是成为两派争夺的焦点。

1944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朱家骅与二陈互换组织部和教育部职位，此举引发两大系统人事的重新洗牌，进一步加剧了两派的冲突，两派各自在自己掌控的领域内加速排挤对方人马。[37]王奇生以西南联大为主的研究表明，抗战期间，国民党改变战前基本不在大学设立基层党组织的做法，使得国民党在大学教职员和学生当中势力迅速扩张，掌控了局面，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能量有限。直到1945年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出人意料地通过决议，撤销军队党部和学校党部，并相继关闭了全国各学校的党部，中共在大学校园的活动日趋活跃，两党在大学里的局势才迅速发生逆转。[38]

撤销学校党部，由蒋介石本人向国民党代表大会提出并获得通过。此举看似为实行宪政做准备，实则背后显然有如何抑制CC派和朱家骅恶斗的潜因。六大开幕之际，CC派与其他各派的权力争夺进入白热化，并且闹到蒋介石面前，蒋介石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化解矛盾当然不可能，退而求其次，只好尽量缓解或回避冲突。但如此一来，国共两党对于大学师生的影响很快乾坤颠倒，使得大批所谓英美派教授迅速左倾。他们对国民党完全失望，而对共产党未必了解，其仓促间所作权衡取舍，在导致国民党对大陆的统治崩溃瓦解之后，也增加了与中共之间磨合的困难。

四 几点议论

由于南浔的财富积聚与社会联系，近代中国各个层面的许多事情往往与南浔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其间的纠葛，有时甚至影响决定党派国家的命运。这些无限延伸的复杂关系，依照现行学术分科的观念孤立地看，或许无足轻重，整合为全局，则显现彼此呼应的态势，辐射能量大增。由此可以引申讨论如下几点：

一、地方或区域社会研究的兴起，本有二义，其一，中国幅员广阔，区域差异明显，难以笼统而论。缩小范围，旨在求得透彻确切观照。其二，研究层面下移到基层社会，以便全面把握整体。但实际进行时，因为多由科际整合，分门别类，主要是社会经济史、市镇史之类的视角架构，不能揭示区域社会各个层面的内在联系，演变为下层社会或社会经济的专门研究，整体性反而更加丧失。

二、流域经济孕育的富庶地区，形成一定的社会枢纽，辐射面宽，联系和影响超越地方界域。南浔人士在湖州、苏杭、浙江、上海乃至全国，占据政治、经济、文化界的许多要津，其身份亦城亦乡，亦商亦农，不宜仅以区域、乡村等眼光视之。所谓城绅与乡绅，因人因时而异。而且某籍士绅，从本地到县城省垣乃至京师，官绅连为一体。加之清代官制实行避籍，督抚以下各级官员，若不能与当地士绅关系融洽，一旦产生纠纷冲突，往往遭到同籍旅外官绅的攻击纠参，不安于位。中国历史长期分合交替，大小文化并存互渗，因此，研究中国的各类问题，须具体而贯通，不能隔断以放大。

三、中国为伦理社会，尤其重视人伦关系，如血缘、地缘、姻缘以及衍生而来的同窗、同年、同事等纽带联系。这是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不宜简单批判。南浔地方小而繁盛，各家各有所长，互相结缘，多为血亲姻亲，如刘家与蒋家、张家与庞家等。这不仅有利于提升各自的地位，也使之利害相关，结为整体，并通过各种形式的团体结社进一步扩张，影响及于全国。

四、区域史、地方史、城市史、市镇史等等的研究，存在见事见物而不见人的偏差，忽略了历史的中心还是人，而人的活动并非机械，所以历史是社会有规律运动与人的有意识活动的统一。和扬州富商一样，南浔因富而习文从政，吸引各方人士，影响其此后的言行。如朱家骅与CC恶斗之际，倚重沈兼士等人，不仅与北大渊源，也与南浔有关。南浔人士的活动范围扩大到苏杭沪，结交面大幅度扩展，社会联系进一步延伸。在此平台之上，无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幻莫测，其社会地位和身份仍然维持相对稳定。庞青城之女庞莲嫁给康有为之子康同凝，相当典型地体现了近代中国变动的诡谲。展开各个世家的关系网，错综复杂的联结层出不穷，令人匪夷所思。

五、湖商的衰落，学人多从株守丝业或经营保守着眼。实则经济转移固然为要因，但中国商人与政府或政治关系过密，以学术文化为尚，以及诸子析产制的存在，也是导致其富有难以长期延续的症结。扬州盐商、广州行商、山西票号的命运大体相似。即使新兴产业的民族资本，不被拖垮的反而是异数。况且湖商倾注甚巨的上海等地房地产，也是受近代社会政治风云变幻的影响，暴起暴落，因而损失惨重。

[1] 游欢孙：《近代江南的市镇人口——以吴兴县为例》，《中国农史》2007年第4期。

[2] 求良儒：《近代浙江丝绸业民族资本的发生与发展》，《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63页。

[3] 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1939年版，第123—124页。

[4] 林黎元：《四象八牛：南浔丝商十二家族》，《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30页。

[5] 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此书系1990年出版的《明清江南市镇探微》改写本。

[6] 今日一般“四象”为刘、张、庞、顾。“八牛”为邢、周、邱、陈、金、张、梅、邵。“七十二墩狗”，包括南浔的四乡。在镇上的有：邱茂泰、邱盖茂、邱义昌、邱德升、沈涂记、沈永昌、沈永丰、沈天长、李恒德、李万顺、李德茂、吴晋昌、吴其昌、吴永记、朱宠茂、朱广隆、庄恒庆、邢丰记、卜同昌、韩怡昌、桂致和、潘泳记、潘大顺、张丰泰、张恒丰、徐世兴、徐惠和、许仁昌、谢森元、刘通德、庞同顺、丁昌记等，多数是开设丝经行致富。四乡有北小圩张家、桥下张家、吴楼张家、斜桥（土斗）金家、五家亭盛家、石匠（土斗）邱家、七里村温家、子嘶湾陈家、藏谷桥王家等。

[7] 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4页。

[8] 参见桑兵《先锋与本体的冲突——壬寅浔溪公学第二次风潮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文史论丛》2001年第3辑。

[9] 一说朱家骅曾入浔溪公学，误。1907年夏正蒙学社停办，朱家骅改进南浔公学。胡颂平：《朱家骅先生年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第3页。

[10]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5页。一说推荐人为蔡元培或褚辅成。

[11] 陈永昊、陶水木主编：《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群体：湖州南浔的“四象八牛”》，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页。此书及《南浔金家》，均由陆剑先生寄赠，特致谢忱。

[12] 天仇：《庞青城事略》，《民权报》1912年5月8-9日。

[13] 陆剑：《南浔金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9—63页。

[14] 《湖州月刊》第2卷第1号，1925年4月1日。

[15] 《本社第一年度之社务报告》，《湖州月刊》第2卷第1号。

[16] 《旅沪湖州人组织湖社》，《申报》1924年3月31日。

[17] 《旅沪湖人组织湖社》，《民国日报》1924年3月31日。两报各有个别误植。

[18] 《湖社历届社员人数表》，郭绪印主编：《老上海的同乡团体》，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646页。该表数字有些出入。

[19] 《本社第一年度之社务报告》、《社务报告（三月份）》，均见《湖州月刊》第2卷第1号。

[20] 《湖州同乡会行将改组》，《申报》1924年2月17日。

[21] 《湖州同乡会继续开会》，《民国日报》1924年2月23日。

[22] 《湖州同乡会会章起草续志》，《申报》1924年2月25日。

[23] 陈永昊、陶水木主编：《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群体：湖州南浔的“四象八牛”》，第116—117页。

[24] 华：《湖州旅沪同乡会纠纷的历史》，《湖州月刊》第3卷第1号，1926年5月15日。陈果夫曾编辑《湖州旅沪同乡会改组纪录》，该文有所参照。

[25] 戴季陶：《我对湖社的感情和对湖社的希望》，《湖州月刊》第2卷第1号。关于湖州旅沪同乡会为死尸不为活人做事之说，1925年9月，《湖州月刊》第2卷第6期刊登署名“啸”的文章，《我在入湖社前的一段事：“湖州旅沪同乡不会”的谈话》，有极为生动的描述。作者自称是极喜欢结团体的湖州人，去年底经过上海，听说旅沪同乡创办了湖州同乡会，专门前往拜访。不料到处找不到。好容易碰到乡人，才知道同乡会开办一年，连会长会董也没有选出来，且未开过一次会，只是出了会费。寻到同乡会后，没有人在，也没有职员可以找，一位在场的老者问以是否买棺材，如果是，赶紧去找沈联芳。后来找到也是同乡会员的旧同事张君，据说该会由几个真心办同乡会的人和几个实在不要同乡会的人一起办事，结果春天双方闹意见，打了一场笔墨官司，真心办会的人一气之下，甩手不管，不要同乡会的人反而管会，所以永远不开会，可谓“同乡不会”。真心办会的人于是组织湖社。

[26] 《上海大学王宇春君来函》，《湖州月刊》第2卷第2号，1925年5月1日。

[27] 《复函》，《湖州月刊》第2卷第2号。

[28] 郭绪印主编：《老上海的同乡团体》，第646页。

[29] 《社务报告（三月份）》，《湖州月刊》第2卷第1号。

[30] 《本刊招请各埠代销处》，《湖州月刊》第1卷第6号》，1925年3月1日。

[31] 戴季陶：《我对湖社的感情和对湖社的希望》，《湖州月刊》第2卷第1号。

[32] 潘公展：《国家主义与中国》，《湖州月刊》第2卷第1号。

[33] 参见《老上海的同乡团体》。

[34] 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第126页。

[35] 郭绪印主编《老上海的同乡团体》论及湖社与会馆、同乡会的联系和分别，定义为“资产阶级性”的同乡自治团体。

[36] 关于战时国民党在大学的组织发展，详见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

[37] 关于两派在国民党内的争斗，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13章《“六大”前后的派系政治与精英冲突》论述最详。冯启宏《〈蒋档〉书翰中的国民党派系倾轧》（《民国档案》2007年第1期）引述陈果夫1942年6月12日给蒋介石的密告信，提供了更直接的论据。

[38] 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另参见金以林《战时国民党教育政策的若干问题》，杨天石、黄道炫编：《战时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27页；桑兵《1948年中山大学易长风波》，《学术研究》2008年第1期。

“华南”概念的生成演化与区域研究的检讨

集合概念往往后出，用后来的概念指称前事，作为方便名词一般而言问题不大，作为关键概念使用则应当十分慎重，以免任意增减而害意。历史上指称同一事物，往往有不同的名词，或是名词虽然相同，由不同主体使用或在不同语境之下却意涵各异，受到内外各种要素转移变化的影响，才逐渐演化以致约定俗成。如果不顾演化的历史，用一时的约定俗成将不同历史时期的名词集于一线，则难免似是而非。有鉴于此，不宜用概念连缀历史，而要探究历史以把握概念。二者的取径做法看似相仿，实则迥异。前者先入为主，以今人说古事论古意，无论如何旁征博引，心中先验的一是已经认定，对于史事的千变万化和千差万别只能看朱成碧，与本事本意相比照，难免捉襟见肘；后者则由梳理错综复杂的千头万绪寻出线索，呈现渊源流变的来龙去脉，所论必先探知领悟前人本意及前事本相，进而知其所以然。由是可以避免此类研究中称引前人所言，实际上不过是发挥己意的通病。

1923年，梁启超针对国故学复活的原因指出：

国故之学，曷为直至今日乃渐复活耶？盖由吾侪受外来学术之影响，采彼都治学方法以理吾故物。于是乎昔人绝未注意之资料，映吾眼而忽莹；昔人认为不可理之系统，经吾手而忽整；乃至昔人不甚了解之语句，旋吾脑而忽畅。质言之，则吾侪所恃之利器，实“洋货”也。坐是之故，吾侪每喜以欧美现代名物训释古书；甚或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加以国民自慢性为人类所不能免，艳他人之所有，必欲吾亦有之然后为快，于是尧舜禅让即是共和，管子轨里连乡，便为自治。类此之论，人尽乐闻。平心论之，以今语释古籍，俾人易晓，此法太史公引《尚书》已用之，原不足为病，又人性本不甚相远，他人所能发明者，安在吾必不能。触类比量，固亦不失为一良法。虽然，吾侪慎勿忘格林威尔之格言：“画我须是我。”吾侪如忠于史者，则断不容以己意丝毫增减古人之妍丑，尤不容以名实不相副之解释，致读者起幻蔽。此在百学皆然。而在政治思想一科，更直接有“生于其心害于其政”之弊，吾侪所最宜深戒也。[1]

经过晚清民国时期的知识与制度转型，梁启超所告诫世人的毛病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成为普遍化的常态。使用大区概念研究区域的社会历史文化，便是典型事例，值得顺时序检讨从无到有发生演化的历史进程。以“华南”为例，以《申报》为脉络，辅以相关资料，即可窥见一斑乃至大体。

一 华南概念的晚出与限定

综合今日较为正式的各种通行说法，华南的概念包括地理位置和行政区划两种含义。就自然地理而言，广义的华南在古代即“中国南方”，地理上指秦岭—淮河一线以南中国的广大区域。这种区分包括气候、经济、生产、交通、文化等自然条件，南方属于副热带季风气候以及热带季风气候，以水稻为主要的粮食作物，古时以水路为主要的运输方式。狭义的华南则特指“岭南”，即“五岭以南”。而广义的华南地区除广东、广西外，包括福建中南部、台湾、海南和南海诸岛，以及江西省、湖南省部分位于五岭以南的州县，如衡阳、永州、郴州。

就行政区划而言，民间的“华南地区”说法多样，涵盖各异，官方的规定也屡有变更。据称民国时代有的教科书中，将华南的范围定义为：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五省以及海南省和港澳。而依照现在的行政区划和定义，狭义的“华南”通常只指广西壮族自治区、广东省、海南省以及香港、澳门。或认为广义的行政区划包括台湾省、海南省全部，福建省东南部，广东和广西，乃至云南省南部和西南部。

上述各种说法内涵外延的不确定性，显示“华南”概念的变动不居，虽有约定俗成，却并非大同小异。而且不少说法本身就是用后来的概念指称前事。例如声称广义的华南在古代即指中国南方，似乎古代已经存在华南的概念并具有明确指向，这显然并非事实。无论地理位置还是行政区划，华南都是近代以来人们的认识，而非古代已有华南的特指。换言之，今日被人们叫作华南的各个地方虽然古已有之，但古代却没有用“华南”一词来专门指称。所谓广义的华南指中国南方，似是而非，很容易误导众生。

晚清以前，没有作为特定专有地域指称的华南之说。华南一词的出现，目前查到较早的为1895年出版的《甲午中日战辑》，著录由“东莞王炳耀煜初辑”，其中提及：

西四月二十六号伦敦特报曰：中日议和，据电报所传，内有数条于欧洲颇多关涉……日本在中国之北，既得旅顺口、威海卫以扼守京邸之海门，又在华南踞守台湾、澎湖以中梗欧华通商之孔道，是不啻双手合抱中国，而屏各国之人为门外汉也。各国能不亟起阻挠，以免日后之大损哉！[2]

《甲午中日战辑》的编著者名王沾辉，字炳耀，号煜初，广东东莞人。1843年生于东莞县官涌乡，是中国礼贤会第一位传道人王元深的长子。王元深是信义宗礼贤会的牧师，妻子早逝，便把两个儿子托付给德国籍牧师叶纳青（Ferdinand Genahr），让他们在叶牧师于惠州所办的传道学校读书。经过一番周折，开始不好学的王炳耀感悟到生活的艰辛，立志读书上进，成绩很快名列前茅。1866年为传教士，后被聘为香港信义宗巴陵会育婴堂教席，1884年升为牧师。当时伦敦华人建立自理会，在香港建道济会堂，又公推其为司铎。孙中山在香港求学时，每逢主日，都要到道济会参加礼拜，听王炳耀讲道。后王炳耀又与温清溪等发起成立劝戒鸦片社。其著作有：《释疑汇编》、《甲午中日战辑》、《拼音字谱》、《孝道折衷》、《说教雪》、《播道说》、《教士上书记》等。1902年病逝，享年六十岁，葬于香港薄扶林公墓。

王炳耀之外，王元深的另一子王谦如也是香港的名牧。王炳耀和王谦如子女众多，王炳耀有子女十人，王谦如有子女九人，王家成为十九世纪香港有名于时的信仰基督教大家族。王氏子女在香港接受西学教育，又受到教会风气的薰陶，皆能成材成器，以王炳耀的六个儿子最为显赫。七男王宠贤童年早逝，王宠勋、王宠光、王宠佑、王宠惠、王宠庆、王宠益均是学有所成。六男之中只有长子王宠勋没有到外国留学，毕业于香港皇仁书院，后到天津的北洋大学堂任教。其余五兄弟均留学英、美。四子王宠惠为法学博士，曾任民国政府司法部长、外交部长等职。

王家的背景显示，华南之说的出现，当与来华西人尤其是欧美报纸的报道和传教士的翻译有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华南一词只是偶尔用之，而且基本都出自外国或来华外籍人士。如清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1899年7月2日）《申报》第9415号的《胶湾政策》，根据伦敦来信引述德国某官拟就呈诸议院的振兴胶州湾诸策，其中提及“青岛为作客华南之诸西人避暑处，若有欲设山东全省筑路开矿公司者，必设在德界之内，所定章程务期与德律无悖。此后倘再辟一新疆，德律即随之而往。惟有关于华事者，则华律或可相辅而行云”。

晚清使用华南一词的情形并不常见，而且所指很可能只是中国南部的简称，未必如今日专指南方的某些特定地区。

进入民国，华南的指称逐渐增多，其中一部分与日本有关。如日商在上海设有华南洋行、华南银行。[3]日系航运公司所辟航路也分成华北、华南各线。1923年10月，“日本福冈县教育会所发起之华南教育视察团谷甚藏等二十一名已于前日抵沪，当日在沪视察日本小学校、公济医院等处，旋赴杭州观潮，预定今日回沪，续赴苏州、镇江、南京各处视察，十日回国。据该团长谷甚藏言：该视察团之目的，在视察中国之教育设施、教育方针与状况，及为教育背境之名胜等。又据该团员武藤直治言：此行意在分科调查中国并日侨之教育状态、人情风俗、各国之殖民地政策及各国之产业（工业及农业）等，调查结果将择要发表。又该团系福冈县各中小学校长等所组织”[4]。该团考察的范围在长江下游的江浙，所谓华南，显然与今有别。况且就日语本身而言，晚清一般称为南清，民国以后则称为南支，很少直接使用华南。出现在《申报》上的报道，当是翻译使然。

除了日系商企，中国也有一些公司工厂学校冠以华南之名，如上海的华南电气公司、华南机器厂以及福州的华南大学。[5]1922年，同济毕业工程师舒震东、龚积成、赵际昌等联合上海中外著名工程师组织华东同济工程事务所，“专计划一切大小工程，其中分机械、土木、建筑等部，事务所暂设闸北宝山路鸿与坊华兴里八十九号，已于日昨开成立大会。闻该所与上海之中西、广东之华南及北京之华北各工程事务所均已接洽妥协，对于工程上互相提携，将来该所于我国工业前途，裨益谅非浅鲜也”[6]。这些名称及其分布显示，首先，华南仍与外洋有关；其次，意涵所指与今有别，但也出现特指广东等具体地方的情形；其三，使用华南的地域不限于一处。如位于上海的华南影戏公司、华南印书社、华南烟草公司、华南旅馆、华南国货公司、华南农场，复旦大学还有一支华南篮球队。所指既有对南方特定地区的专称，也可能是笼统包括南中国的泛指。

民初对于华南一词的使用影响最大的，当属远东运动会。该项赛事由菲律宾、中国和日本发起，1913年在马尼拉举办了第一届运动会。开始每两年举办一次，第八届改为三年，最后两届为四年一次。1920年，组织赛事的远东奥林匹克委员会得到国际奥委会的承认，并更名为远东体育协会。中国参加了历届远东运动会，直至1934年因为日本坚持把“满洲国”拉入，中国强烈抗议并退出，远东体育协会因而解体，远东运动会随之消亡。

参加运动会的重要准备是选拔运动员，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差别显著，缺乏统一组织，而且政治上处于分裂状态，所以遴选事宜采取分片进行的办法。1919年5月，第四届远东运动会在菲律宾举行，为期一周，“我国此次遴选与赛员，分华南、华北两部。兹悉北部与赛员四十人，于上月二十八号出京，带同职员五人，乘津浦车南下，已于昨（一号）晨抵沪，由四川路青年会招待一切，定本星期日乘‘哥伦比亚号’轮船出发。本埠与往者有南洋公学李大星等九人，青年会朱镇庚一人”[7]。这里的华南华北，显然是南北中国的简称。

1921年5月，第五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中国各项参赛选手分片产生，分别组成四支队伍，“中国选手号数自三百号起，分华东（东方八大学）、华南（福建、广东等处）、华北（东三省、直隶等处）、华中（湖北等处）四部分”[8]。如足球、篮球等，均分区组队参赛。5月26日晚7时，“远东运动会总干事葛莱博士在西藏路一品香欢迎各处运动员及各队领袖，除华东外，华南、华北、华中各队员皆到会。葛博士并致勉辞，略谓：此次远东运动会，已费六个月之预备，以有今日之成功，吾辈兴致愈接愈近。数日之后，即将举行。诸位运动员此次由各处来申，平素相隔千余里之遥，声气虽通，见面殊难。今日相聚一堂，正可藉此握手联欢。遂请在座各组如华北、华南、华中依次起立，华北到者十人，华中五人，华南四十四人。博士继云：此次比赛，极形勇往，菲列滨方面既形勇猛，日本方面亦甚强健。希望各运动员奋发精神，竭力竞争，为国家增光荣。诸君为中国代表，故鄙人对于诸君希望甚大。中国足球队殊为荣耀，在远东运动会三次夺得锦标，此次想仍能操必胜之券。惟愿诸君注意，切勿因连次得胜而遂疏忽也”[9]。南北东中的划分，尽管仍与今日习惯不同，已经显出后来大区分界的端倪。

1923年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中国依然分区组队，但减少了华中区，而且要先由各区进行预赛，最后决定哪支队伍代表本区参赛。也就是说，是由一区之内的强队代表该区出赛，而不是挑选出该区的强手共同组队。如“华北、华东、华南篮球队在公共体育场举行最后预赛时，华东一队业经运动会竞赛委员决定，由约翰篮球队代表。目下代表华南之广州队业已到沪，而华北大约于星期日晚间来沪，至迟不逾星期一。其比赛程序，星期一由华东与华南为第一次比赛，星期三由第一次负者与华北为第二次比赛，星期五由第二次胜者与第一次胜者赛。是故第一次比赛之负者倘能于第二次之获胜，则于星期五仍有比赛机会”[10]。

由于分区组队和关注赛事等因缘，1921年和1923年远东运动会期间，成为报馆使用华南一词最为频繁集中的时段。

1923年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中国的比赛成绩很差，引起体育界和关注体育事业的各方人士的深刻反省，设法努力改进。“自中国在远东运动会失败后，国内各界人士均致慨于中国无体育机关，以为积极提倡运动，及将来加入远东运动会之准备。兹有唐少川、熊长卿、卢炜昌等发起组织中华体育协会，筹备以来，已将匝月，各方对之均表赞同。昨日唐君等八人联名致函国内体育界及各名流，定于明日（星期六）下午二时起，假座四马路岭南楼召集发起人会议，讨论进行方针并附去拟就之宣言草章。”会议宣言对于六届远东运动会中国五届失败，尤其以第六届成绩为历来最差，“大家都以为这是中国体育在国际上的奇耻大辱。远东选手及领袖回国后，曾于六月六日在《时报》馆开过一次讨论会，列席的选手领袖有华北杜连科代表张德平、华南刘福基、华中杜荣棠、华东沈嗣良，女子选手领袖高梓女士及其他热心体育人士”。会议讨论结果，“对于组织体育机关一事都认为急不容缓之举，因为有了这个机关，可以请求政府的赞助，引起社会的注视，叫一般选手平时有联络的机会和充分的准备”[11]。

1923年7月7日下午2时至5时，中华体育协会召集人会议假座岭南楼如期举行，到者三十余人。“首由戈公振起立致词，略谓此次中国参与远东运动会，论者早知无优胜之望，良以中国平时既无体育机关，又乏相当准备。迨失败归来，各方均极愤懑，欲从根本上所建设，曾举行一讨论会，当时决定先从华东方面组织一体育会，然后与华南、华北、华中各体育会组成全国体育会。后唐少川、熊长卿君提议先组全国协会，再组各处分会，并拟在中国各部建筑大规模之运动场，其经费则在国内外募集。各方对此提议表同情者颇多，故有今日之会。请诸君共同讨论一具体进行方法云云。”相继演说者对于组织中华体育协会均一致赞同，议决用中华体育协会名义联络华南、华北、华东、华中各体育会，定期举行成立大会，并拟暂假北四川路中央大会堂为临时筹备处，“当举出唐少川、马子贞、沈信卿、郝伯阳、卢炜昌等二十人为筹备委员，卢炜昌、戈公振、陈公哲、郝伯阳、侯可九、裴国雄、马西民七人为筹备会执行委员”[12]。

第三次全国运动大会于1924年5月22日至24日在武昌举行，关于参赛费和奖额，作出新的规定，所有参赛者必须缴纳参赛费，团体每队3元，个人参赛第一项1元，以后每项半元。奖项则设（甲）全国个人或团体奖；（乙）省奖；（丙）区奖等三类，后两类以占优胜数多寡计算，区奖还须依照下列分配标准：一、满州；二、华北（直、鲁、晋、豫）；三、华西（陕、鄂、湘、川）；四、华东（苏、浙、赣、皖）；五、华南（闽、桂、粤、贵、滇、香港）。各项运动非有两区加入与赛者概不给奖。[13]除华南、华西外，这样的区域划分，与现在已是大同小异。

可是，上述通告是由设于上海的中华业余运动会联合会代发，一周后，从武昌发出的第二号通告，将区奖的区域划分更正为（甲）华北；（乙）华南；（丙）华东；（丁）华中；（戊）华西。[14]值得注意的是，新的分区去掉了满洲，增加了华中。这样的调整，势必相应地影响到华南的涵盖。

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历届全国运动会均按分区组队或竞胜的方法进行，华南概念的使用在这一领域出现的频率最高，而且所指比较明确稳定，与现在的华南范围大体吻合。1924年6月，江苏省教育会附设的体育研究会经过第三届全国运动会的洗礼比较，鉴于中国体育事业分区建设，“华北组织较为完全，成立已逾十载，华中、华南亦已组织，刻尚力求完备，瞬息当有可观。惟我华东尚无正式机关，率以东八大学代表之，偏而不全，至以为憾。同人佥以江浙乃东南重镇，提倡体育最早之区，未观厥成，徒落人后。果能乘此时机，群策群力，联合两省体育机关组成华东运动团体，克期成立，犹为未晚，于国内既足以表示有系统之组织，于国外且可以表彰我团体之情神，影响所及，关系匪轻”，发起组织华东运动会，通函江浙各体育团体，并发表缘起，准备与其他各区争胜。[15]是年11月，华东运动会浙江分会致函各体育机关及各校校长，明确提到武昌举行的第三次全国运动会各省区大都有团体之组织，“黄河流域诸省有华北运动会，长江中流诸省有华中运动会，沿珠江诸省有华南运动会，独江浙两省尚无联合团体”。呼吁继江苏之后，召开华东运动会浙江分会。[16]

其他方面受体育运动会分区的影响，有的也按东西南北中分区组织。如1926年4月江苏童子军联合会董事李启藩、江苏省童子军总教练章君畴致函英国庚款委员长威灵顿爵士，请拨庚款一部分作为发展中国童子军事业的经费，其简章计划之一，就是“于华中、华东、华南、华西、华北各地分设童子军分会，以促进各区童子军事业，使全国事业平均发达与进步”[17]。这里的华南，所指大体如今。1925年，上海有人特为华南学生设立宿舍招租，美其名曰：“本宿舍主人鉴华南数省留沪学子日多，寒暑假期无适宜居住，特设一华南寄宿舍于爱多亚路五福里（即嘉应学生会旧址），地处交通，招待周到，价格克已，实非沪上各宿舍所能及。现寒假将届，本宿舍尚有余榻，凡各学子其盍兴乎来。”[18]

早在1912年中华基督教教育会更名为中华教育会时，就将全国分为八区，直隶、山西、陕西、甘肃为第一区，山东、河南为第二区，浙江、江苏、安徽为第三区，湖北、湖南、江西为第四区，四川、云南、贵州为第五区，福建为第六区，广东、广西为第七区，东三省为第八区。[19]到1915年，演变成8个地方教育分会。1925年，分区增加到10个，各区涵盖的地方则有所变更，“或以一省为区，或联合数省为区。合各区面积而言，除甘肃、新疆、云南附属于他区外，已可包括中华本部。”10区名称依次为：1.华东；2.华南；3.华西；4.华中；5.直隶、山西；6.福建；7.毗豫；8.湖南；9.东三省；10.山东。[20]

总体而言，北京政府时期无论官方还是社会各界，使用华南集合概念的相对较少，而且内涵外延均不固定。其中将华南与华北相对的概念较为普遍。1924年，沪西绅商张国珍、李及贤等发起华南农场，开幕式演说提出中国以农为本，“淮南子以东南神州为农土，则江苏尤为宜农之地。惟社会上墨守成规，对于农学，弃置不讲，以致进步甚迟。此次同志组织华南农场，于试验之外，并愿在地方上尽劝导之意。开办伊始，请各界人士随时指教，以匡不逮，并望同人尽力经营，无负到会诸君之盛意。鄙人前与同志发起华北大学时之情形，与本场现状相似。今华北已扩充校舍，开办本科，而华南方呱呱堕地，华北犹兄，华南犹弟，希望小弟努力前进，追随老兄”[21]。谈到地理和交通，则以美国的山脉为横断，“吾国的大山，都是由西而东的纵断山脉，所以华南和华北的人民，常常隔膜着，因此语言、风俗、习惯、思想以及其他一切，双方不易融洽。”主张效法美国，以道路建筑为发展实业便利交通的利器。[22]这两处的华南华北，都是南华北华即南北中国的变相。

有时华南的概念使用起来似乎广狭兼有，例如谈论福建的路政，一方面说：“广东省城，自开为商埠以还，因受国外贸易之影响，实为华南西化最早之区。福建毗连广东，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订开商埠凡四，闽省占其二，厦门、福州是也。他若浙之宁波，苏之上海。”似乎仅指狭义的华南，可是另一方面又说：“在中国北部，区域广大，道路平坦，仅以马车为运输之利器。但于华南，则不为功也。其地除少数不幸之区种植罂粟外，其余遍地耕种稻禾。该项田地，需积水深三吋至七吋，地土既为有限，则除需用之途径外，实不能再耗废于扩充大道之用矣。且欲建筑道路于山麓之间，则距须藉机械工程之力。”[23]则又似指南北相对的南中国。

电影发行业存在类似情形。1926年，“为谋影片商与制片公司双方之便利及增高国制影片艺术起见，援美国制片公司联合发行之例，由上海影戏公司、明星影片公司、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神州影片公司等组织六合影片营业公司（英文名称为United Film Exchange），设事务所于上海仁记路三十五号三楼，并在华南、华北等各大埠分设代理处，办理发行事务”[24]。该公司广告多次强调要在华南方面扩展业务，其华南所指，即中国南方。其他如新人影片公司在华南、华北、华西、南洋各地设立经理处。[25]民新影片公司“出品在华北之平津、大连，华南之省港澳，华西之湘鄂、长沙、重庆，南洋之星架坡、爪哇、菲律滨、安南、暹罗及加拿大、古巴、檀香山、欧美等埠戏院开映”[26]，该公司摄制人员前往香港澳门及华南一带摄制时便道或前往中山县翠亨乡孙中山诞生地，摄取该乡景物及孙中山故居，以备将来摄制孙中山一片之用。[27]这些“华南”所指，则并非广大南方地区，而是如体育界分区的华南。

二 “华南”的涵盖与演化

从华南一词发生的历史可见，这一概念的使用，与来华西人关系密切。即使在体育界，也显然受到外部的影响。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虽然维持大一统的格局，社会文化的区域差异显著，很难一概而论，一统而治。所谓大一统与因地制宜相辅相成。尤其是历史上的南北之分，到了近代更加凸显，所以来华西人早就有了北华、南华的指称。相比之下，尽管东西差异也很明显，但是由于差距太大，反而难以形成对应关系。所谓西部问题，清代以来主要是靖边与开发。

不过，以大范围的区域眼界观察和划分中国各地的差异，虽然与历史上的分封制及行政区划有所关联，主要还是晚近发生的事。清朝连分省意识也还在形成之中，清中叶尤其是晚清以后才逐渐重要，大区的观念可以说并不存在。民初政治分裂，并不以省为限，又不仅仅是大而化之的南北之别，辛亥民元之际，以南北指称清革对立，就有人站出来表示不满，认为所分并不在南北。

1920年代后期开始，华南的用法日渐扩张，尤其在交通、贸易（棉纱）、社会事业（如禁毒、募捐）、气象、对外关系等方面，分区的指向也日见明确。如洋钞出口，分为华北方面（包括天津、青岛、奉天、长春、烟台），华南方面（广东、香港、汕厦、福州），长江方面（汉口、江西、共装北路、南路、长江）。[28]1928年日本大藏省公布十月份日本对华贸易，输入中国各地及由中国各地输出，分为满洲、华北、长江一带、华南珠江一带、辽东半岛、香港进行统计比较，长江方面，又称华中，华南则指明为珠江流域。[29]而驻华英军于上海设华北司令部，将香港原有的司令部称为华南司令部。到1929年将两司令部合并为一，由华南司令出任总司令，仍驻香港，驻沪英军统兵官改称为上海区司令。[30]1930年，英国政府鉴于中国现状虽不靖，但进口贸易与年俱增，派遣有史以来赴远东的最重大考察团作为正式商务使节，调查英国现有对华对日商业状况，回国后报告政府应采行何种方法以发展及增进英人商业。其在华视察的主要区域为上海汉口、华北、东三省，华南则以广州为中心。[31]

北伐后，国民政府以及社会组织分区展开各种活动，以巩固和加强统一局面。1929年，以国际联盟禁烟大会行将举行，国内拒毒运动应加紧努力，以为应对大会张本，中华国民拒毒会特决定于当年春间举行轰动全国的巡回拒毒运动，以资唤起民众而示我国拒毒决心，计划先于江浙，次及长江、华南各重要商埠城市举行拒毒大运动及展览大会。所定运动大纲规定，自1929年春季至秋季，分为：甲、江浙；乙、长江；丙、华南三区，举行巡回展览大会，通过登刊拒毒运动特刊，张贴图画标语，举行拒毒运动大会，表演拒毒新剧，扩大宣誓运动，举行学生拒毒演讲论文比赛等形式，唤起民众协力拒毒，督促政府切实禁烟，响应国际禁烟大会。[32]4月正式启动时，又将三区改成四大区，即一、江浙区，分苏州、杭州、宁波、温州、嘉兴、镇江；二、东北区，分辽宁、哈尔滨、吉林、长春；三、华南区，分广州、汕头、厦门、福州；四、长江区，分武昌、汉口、长沙、南昌、芜湖、安庆等，“均由该地当政机关及拒毒团体先时筹备，听候全国巡回拒毒运动团到时，即行举行。”[33]

此次拒毒运动自4月1日起，在上海举行开幕典礼后即在江浙区先行试办，继而在长江区的南昌、九江、安庆、芜湖举行，接着在东北区举行，每处运动期限为三日至七日，共计十二处，参加团体达五百余，参加民众达三十五万余人，“风声所播，远近震动，对于鼓吹舆论，唤醒民众，督促政府，成效甚著”。当年中华国民拒毒会举行第五届年会，各地分会以及该会各合组团体提案甚多，经大会分别讨论通过，决定扩大巡回拒毒运动，并于最短期间内着手实施，尤其是于尚未举行的华中、华北、华南及华西四区分别继续举行，力求达到震荡全国之雄效。各区确定举行活动的城市为：一、华中区：武昌、汉口、长沙、岳州、开封、郑州；二、华北区：青岛、济南、天津、北平、石家庄、太原；三、华南区：福州、厦门、汕头、广州、澳门、香港、梧州、南宁；四、华西区：四川、贵州、云南（视财力及时间容后再定）。从1930年春季开始，举办各种活动，大张旗鼓地推行拒毒运动，并组织各地拒毒分会及同志社。[34]

1931年11月初，中华国民拒毒会在杭州的浙江省党部及杭州青年会召集全国拒毒代表大会，大会筹备期间，设大会筹备处于上海中华国民拒毒会及杭州的浙江省拒毒会，此外并在沈阳的辽宁拒毒会设东北筹备处，天津的河北拒毒会设华北筹备处，福州的福建拒毒会设华南筹备处，昆明的云南拒毒会设西南筹备处，成都的四川拒毒会设华西筹备处，杭州的浙江拒毒会设华东筹备处，南洋的新加坡拒毒会设南洋筹备处，“各处主任，亦经分别委定，即日开始工作，一方面由大会筹备处派遣专员，分赴东北、华北、华南、华东、南洋各区，宣传大会使命，以引起全国人士之同情”[35]。

国民政府迁都之后，因首都南京的教育事业欲谋发展，需款甚巨，由党国要人发起大规模募捐团，计划募集国币一百万元为建设用款，分华东、华中、华南、华北、华侨五大队，以蒋中正为名誉总队长，俟蒋返京，即开始筹募，预定一个月内完成。[36]

教会方面延续其分区活动的传统，1929年5月，“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为谋奋兴信徒精神生活，并图对外扩大宣传，特于迩近次第在广州（华南）、辽宁（东北）、北平（华北）、汉口（华中）、上海（华东）等处，举行分区退修会议，更于五月十八至二十五日，在杭州之江大学开全国会议”，讨论教会今后五年进行方策。在上海的华东区会，即于5月12至16日，假座天同路狄思威路口中华圣公会救主堂举行，赴会人由华东江、浙、皖、赣、闽五省各公会推派代表，报到者约一百余人，总题“华东教会奋进运动五年计划”[37]。值得注意的是，福建被划入华东区，而不是传统的华南区，意味着在具体分区方面，华南的涵盖仍然存在变数。

1934年，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中华总会讨论本年度各部工作计划及一切行政方案，举行春季议事大会，到会者除会长及总务处各部职员外，有华东、华西、华南、华北、东北、西北各联合会代表30余人。[38]

1937年4月12日，世界扶轮社第八十一区次社区大会在南京召开，前任总监王正廷演说，提议第八十一区应更分为华北、华中、华南与菲四区，使社务进行更加便利。[39]

从行政层面看，分区进行毕竟名不正言不顺，缺乏正式的行政依托，因而国民政府尝试加以调整。1930年4月全国运动会在杭州召开，蒋介石任名誉会长，会长戴季陶，副会长张静江、何应钦，担任筹备主任的朱家骅报告这次运动选手产生的方法和历届不同，从前是适用华东、华南、华北、华西、华中分区运动会的产生方法，这次则以省、特别市及海外华侨团体为单位。“其所以改用这个办法的意思，是要全国的运动家在政府的领导和奖励之下，能够普遍地总动员起来。我们相信在这一次会里，一定可以发见各地许多新进的运动家，一显出他的惊人的纪录”[40]。提高运动成绩固然是考量的重要指标，加强行政统一，削弱各地割据则是背后的政治目的。

不过，分区确有规划办事的便利，因而一些行政职能部门处理具体事务仍然好用分区的方式。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举办特税办法，“将全国划分为区，每区设区局一处，隶属于特税处，区之下再设若干分局，于省市及重要出产各县就地征收。华南各省已将各区划就，计苏、浙、皖为一区，粤、桂、闽为一区，湘、鄂、赣为一区，鲁、豫为一区。各该区局长、副局长已分别令委”[41]。内政部为了统一水利机关，设水利局，由中政会交付审查。“该部拟定计划，总局设南京，一、淮河局，设皖；二、黄河局，设鲁；三、运河局，设苏；四、扬子江局，设鄂；五、华北局，设津；六、华南局，设闽或粤。各局组织规程正起草中。”[42]经行政院送中政会交有关系各组长时间审查，认为可行，由大会讨论通过。“拟于中央设全国水利总局，扬子江、黄河、华北、华南、运河、淮河等处设水利专局，直接归总局管辖（河流跨两省以上者，始得设专局，仅在一省者，归各省建厅办理）。”[43]财政部是广义的华南，内政部则为狭义。

经济委员会的棉业统制会决定首先调查棉纱两项的生产消耗状况，以便改良统计，使国内棉布达到自供自给的目的。其“纱布调查，计分华东、华北、华中、华南四区，除华南一区暂未组织调查团外，华东区内之上海方面自调查以来，已将就绪，不久即可出发，至无锡、南通各地。华北区出发调查日期，已定本月十五日，由团长聂光耀率领团员二十余人，赴冀、鲁、晋、豫、陕五省调查”[44]。稍后，经委会棉统会特派专员分赴全国各城市调查棉业产销状况，全国分区又调整为华中、华东、华南、华北、华西五区，每区复分若干组，预计三数月后调查完毕，该会即根据调查情况，改善棉种与织布等方法。[45]

银行举行的各地金融调查，同样采取分区进行的方式，除了九大都市外，分为华东、华北、华中、华南、东北、西北各区以及香港及国外。[46]

体育界在加强各省的正式行政地位的同时，仍然要利用分区的架构，并设法使分区与省制相互配合。褚民谊谈到全国运动会时就表示：“以中国之大，召集非易，最好先行分华东、华北、华南三区，每区轮流举行一次，俟各区举行后三年中再召集全运一次于首都，藉可比较各区体育成绩。至区运会之召集者，当由该区各省市体育委员会主持之。全国运动会之召集，则由教部体育委员会主持之。”后来行政组议决全国运动会每两年举行一次，由教育部体育委员会指定在各省轮流召集。[47]

负有帮助政府指导全国体育事宜之责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原来仅设华北、华南、华东、华中等分区组织，1933年全运会在南京举行时，有人建议各地亦应有体育协进会之组织，以协助各地政府进行体育事宜。1935年全运会将于双十节在上海举行，上海体育界同人趁机发起组织上海市体育协进会，以谋协助政府发展上海市的体育事业。[48]

当然，分区也不免流弊，例如中国是舶来片的大市场，译名理应通令划一。可是不但外国片名华南、华中、华北各不相同，就是演员的名字也相差许多。“江南的范朋克，是华北的飞来伯，上海的瑙玛希拉，平津就叫薛爱黎。”[49]这显然不利于统一局面的加强与巩固。

三 日本的南进政策凸显华南

日本占领东北后，继续加紧侵华步伐，尽管内部有南进与大陆政策的纷争，华南却是一致的目标。这使得“华南”的名称再度集中出现于各个媒体。据1934年日文《上海日报》发表的中国贸易状况调查，长江一带大抵入超，华南方面各港则输出增加。按一月的统计，中部方面，如上海、苏州、杭州、宁波、温州5埠输入总额为66，449，000元，比去年同期增加8，325，000元，输出总额24，257，000元，比去年同期减少11，051，000元。长江沿岸一带，如重庆、万县、宜昌、沙市、长沙、岳州、汉口、九江、芜湖、南京、镇江等11埠的输入总额为9，344，000元，输出仅263，000元，比去年同期减少30，000元。华北原为中国物产主要输出地区，如天津、龙口、烟台、威海卫、胶州、秦皇岛6港的输入总额为14，554，000元，比去年同期减少1，703，000元，输出为13，808，000元，比去年同期减少2，558，000元。华南方面，如福州、厦门、三都澳、汕头、广州、琼州、北海、龙州、拱北、三北、梧州、南宁等16埠的输入总额为15，869，000元，比去年同期减少8，869，000元，输出为12，564，000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787，000元。总体看华南比华北、华中具有进一步开发的潜力。[50]这使得日本更加重视华南的经济价值。

1934年7月，台湾总督府将先期预定的对岸五领会议易名为“华南领事官会议”。据厦门日本领事馆称：台湾总督府每年夏季举行华南领事馆会议一次，今年依例举行。[51]内情却并非如此简单。原定的“对岸会议”，参加者为上海、福州、厦门、汕头、广州五地的日本领事，会期在6月。因为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乃宣告展期到7月，名称改为“华南领事官会议”，出席的领事减去上海，增加了香港。据7月10日台湾当局发表的此次“对岸五领事会议”之目的，“因为对岸各地有台湾籍民甚多，消极的欲保护此等籍民，积极的欲谋经济的进出、文化的贡献、与夫完成中日亲善的诸种之连络起见，特开此会，磋商各项应行事宜。可知其用意所在也”。出席者除五地日本领事外，由总督府总务官长平冢任议长，总督府总秘书长熊泽、保安课长坂口为干事，列席者有总督府内务部长小滨、警务课长石垣、文教局长安武以及外务省事务官田尻、拓务省事务官荒基、驻华公使官山田等。会议开幕时，由台湾总督中川健藏莅会宣读日本天皇关于脱离国联的诏书，并宣布总督府对于该会之希望及方针。所讨论各案，包括文书课、殖产局、警务局、财务局、文教局、交通局、专卖局、高等法院检查局、海陆军各部门的主管事项、协议事项、希望事项、依赖事项以及民间之事。[52]

据7月18日华联电，会议具体涉及华南的有下列各项：（一）复活总督官房内之外事课。为进展华南，殊有复活外事课之必要，该课与外务省协同管辖华南一切之外交事项，外务省已赞成，故定明年起再设该课。（二）恢复华南之市场，并为更进一步扩大市场，各领事须积极调查市场或宣传日货。（三）汕头领事竹内提议台人自由渡华作经济视察，文书课长能泽对此予以原则的承认，并谓总督府已有准备，但困难点在于防止中国革命思想之流入台湾，及台人中之不稳分子（反日思想者）往来中国。（四）植田殖产局长询问倾销台湾煤办法，港粤领均答只能待排日空气之缓和。（五）植田又请各领为台湾波罗蜜罐头之推销斡旋。（六）厦领竹本提议移台民往闽开始产业，植田承诺之，并嘱其具体调查准备。[53]

有评论鉴于中川总督、平冢长官、各局长、各领事及外务省拓务省代表均出席，中川总督于开幕时即表明对华南态度之主旨，会议议决通过福州、厦门日领提请总督府恢复外事课的议案，以及讨论包括殖产、文教、警务、司法、财政及海陆军等事项，断言“可见其任务并不止于驻外领事官之联络已也”[54]。

此次会议的正式结果，经总督府文书课公开发表的议案共有38项，具体如下：

台湾总督府外事课复活事项。（二）以“中日亲善主义”为纲领之宣传事项。（三）给与中国人之团体视察台湾所关各种便利之事项。（四）关于华南需用煤炭之状况者。（五）关于中国凤梨罐头交易状况者。（六）关于指导籍民殖产事业与奖励者。（七）查禁私运金块出口事项。（八）查禁私运伪币入口事项。（九）关于博爱医院者。（十）博爱医院增设产婆（接生女医）养成所事项。（十一）台湾总督府勤务警官兼用为外务省警官之问题。（十二）关于取缔华南各地之台湾人所营鸦片烟馆之方针所关事项。（十三）对岸情势之新闻记事所关事项。（十四）关于闽报（设在福州）经营事项。（十五）台湾青年所关事项。（十六）扩充对于中国人流行症预防注射施疗之事项。（十七）取缔漏籍不报者之事项。（十八）取缔由台湾以小型船向中国私运者所关事项。（十九）振兴台湾华南间之贸易事项。（二十）为扶助小本经营举行低利息资金出借之事项，以及各地台湾公会与台湾全地工商机关联络所关事项。（二十一）关于扶助华南日台人金融机关者。（二十二）华南日台人金融机关互相融通所关事项。（二十三）对岸文化事业所关事项。（二十四）关于改善教员（在华之日本学校）待遇。（二十五）关于台北放送局（无线电）布音事项。（二十六）关于调剂大阪商船会社轮船于福州停泊者。（二十七）对于厦门、台湾间往来船客给与便利之事项。（二十八）对于遇难飘到之船员救济费支出之事项。（二十九）使中国海关对于遇难船与私运船有所识别之事项。（三十）使司法事务趋于简捷所关事项。（三十一）对善邻协会所经营之新闻（即厦门《全闽日报》）予以积极援助之事项。（三十二）关于各领署互助搜查逮捕所在犯人事项。（三十三）关于通报侨民登记者之事项。（三十四）关于领署代执行罪犯之处刑事项。（三十五）关于拘拿票之形式事项。（三十六）案件所关事项。（三十七）疏浚广州仓库栈桥前之河床（该河系指珠江）。（三十八）收回广东支库之固定放款案。

这些议案，涉及与华南相关的经济、金融、贸易、文化、教育、医疗、新闻、司法、侨民等各个方面，涵盖广泛。恢复总督府外事课的建制，显然意在专门负责以华南为主要对象的各方面活动。除上列各项外，其未发表者尚有关于海军等事项的议案。

由于日本退出国联并加速对华和太平洋地区扩张的步伐，台湾总督府此次召集的“对岸会议”一时间引起国际上的严重关注，华南及菲律宾、南洋英荷属均形紧张。台湾总督中川健藏于会议后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略谓：“领事会议因正值时局紧张之际，故易引起各方注目。然领事会非如各方所传之重大，亦非秘密。领事会在田总督时代曾开会议二次，嗣以总督府事务繁冗乃中断，此次不过复活而已。关于台湾对于对岸政策，系以增进彼我文化为基本方针，其他企图各该地台湾籍民与日侨经济的振兴之处，此外别无任何政策。病院学校或新闻事业等社会设施之经营，亦不外于上旨，为期彻底强化此方之意见，往往引起彼我之纷争与误会，为防止此项事情发生，乃使各领事一年一度来此作种种恳谈，今后将继续举行。此次会议之结果，将来对岸有积极设施之必要时，在可能范围内增加预算，以期伸张‘对岸政策’云云。”这样欲盖弥彰的辩解，令人更加觉得会议“用意甚深”。“台督之谈话虽意在解释，然字里行间亦足耐人寻味也。”[55]

此后日本针对华南采取的各种形式的活动，完全印证了人们的揣测。1935年底，“日人在台湾举行热带产业会议及外海陆联席会议后，继又在香港举行华南日领会议，盖为日本南进政策之起始，内容虽秘，惟其以台湾为中心，向华南及南洋作经济的发展则系定策，地域包含闽粤香港及菲律宾英荷属暹罗，事业为扩张日货市场，推广航运，援助各该地侨民之经济等项。最近在厦门开幕之‘厦门金融组合’，即在此目的下应运而生。此项组织为驻厦日领奉台湾总督府之命主持，由台湾公会出面组织，前台湾公会长陈长福主其事”。台湾总督府为其提供补助资金经营储蓄抵押业务。[56]

1936年3月，风传有阴谋家拟在闽省设立自治政府，广州报纸对此予以极大注意，虽然时局危险已极，一般敢言的报纸还是公开指此事系日人背后主使，“谓日人意欲占领闽省，而为侵占华南之第一步骤云”。据路透电引报载某方报告，三月一日有解职的闽省保安队长等集议组织自治政府，“拟先组织闽省人民自治会及闽南民军，然后在德化、惠安等四处成立自治政府。查惠安为海口，台湾等处之接济可由该处而入。日官场对于闽省自治运动一事未发意见，但对自治运动有日人助之一说，已切实否认之矣”[57]。

同时，台湾总督府又提议创设台湾拓殖会社，开发台湾南华南洋产业，作为实施南进政策的经济机构。“日本最近高唱‘北守南进’，于是南进政策甚趋积极。本来去年召集华南领事与海陆军部之外海陆联席会议及热带产业会议后，对南政策已甚急进，迨广田内阁成立后，台湾总督中川赴东京，提出‘台湾拓殖会社设立案’，得广田之允许。最近阁议，遂决定提出议会，大半可通过。”据日本阁议通过的拓殖会社法案大纲，台湾拓殖株式会社目的为开发台湾、南华、南洋，而促其事业之发展。为符合同样目的之投资共资金三千万元，年额一千五百万元，政府用现物出资，其余年额之大部分由制糖会社出资。会社的正副社长、理事、监事，均由政府任命，负责业务。台湾总督府接到议决消息后，即召集各部门官员会议，讨论磋商创立事宜，分别制作具体调查案，详商南华南洋设施费。总督府并以南进发展为立场，对南华南洋日人事业之开发或发展，每年有近60万元的设施费预算。[58]

华北事件发生后，国人对于日本政府南进政策的动向，似已不像对大陆政策那样关心，华联社特稿指出：

此实大误。盖日本在华北之进攻虽日紧一日，但其在台湾之经管，在华南之阴谋，在南洋各地之活动，亦在在有引起严重事态之可能。日本政府之野心，原欲并吞全中国，控制太平洋沿岸各弱小民族，以遂其独霸东亚之迷梦。其对外政策之动向，无分南北，究皆与吾国家民族之存亡息息相关者也。广田内阁成立后，永野海相以扩充海军实力，遂行南进政策，要求扩张海军预算总额为五亿五千余万元，并于最近发表海洋政策新方针，锐意向南太平洋各方积极发展，同时对于华南各省之活动亦甚为积极，如厦门浪人之活动，闽南各县汉奸组织之暗跃，皆由台湾方面予以直接或间接之援助。此为吾人不可不予以严切之注意也。日方当局为谋实现上述之目的起见，正拟变更台湾之行政机构，以军部人物充任总督，实行军政一元化，并拟设立拓殖会社以为经济侵略之大本营。此项计划目前正在特别议会商讨之中，实现之期当在不远。至对于陆军及空军之强化，亦进行不遗余力。现台北飞机场业已竣工，此项飞机场之筑造费时七月，设备完全科学化，机能之大，允称日本第一。最近日本政府所发表之海军政策新方针，其基调与陆军省之大陆政策完全一致，即欲南洋之优势为称霸东亚之更进一步准备是也。日本政府向南洋发展，系以暹罗、婆罗洲、马来亚、菲律滨及荷属东印度为主要对象，进而对抗英美海军，退而掠括天然资源，故前此大角岑生赴委任统治岛视察，即为谋在该岛设防，以掩护此海洋政策之遂行也。[59]

日本积极进取华南，与将华南视为势力范围的英国发生尖锐的利益冲突，英日两国对华南航业的竞争甚烈。“九一八”以后，华南航路除福州、上海间有三北公司轮船外，沪厦汕港粤间航业几乎完全为英商太古轮所独占，福厦汕港间则有美商德忌利士公司。1934年，日轮恢复华南航线，英日两国航业的竞争进入白热化。日本方面，沪厦汕港粤间，有日清之“华山丸”、“嵩山丸”、“庐山丸”、“唐山丸”四艘，台湾厦门汕头香港间，有大阪之“福建丸”、“广东丸”、“凤山丸”及新增之“香港丸”四艘，福厦间则有“大球丸”、“共同丸”，1936年又新增日菲线，经厦门赴菲律宾，有“芝加哥丸”、“墨西哥丸”两轮。英国方面，太古公司因南洋英属限制华侨进口及华北航业衰落，亦极力扩张华南航线，原航新加坡及华北各轮，多调往华南线。在厦投资80万元，建造新栈码头，于1935年完成，海轮直接靠岸，客货起卸便利。且1935年起，沪厦港粤线除每星期五原有“济南”、“太原”两轮北上南下经过厦门外，又新增“庆元”、“琼州”、“广东”、“嘉应”四轮，自海口经香港、汕头、厦门至上海，每星期一必有轮经过厦门赴沪，是为北上线；每星期二则新增“绥阳”、“新宁”两轮，自沪经福州、厦门赴港粤、是为南下线。福厦汕港间，原为美商德忌利士公司之“海宁”、“海坛”等轮航线，太古无之，至是太古公司各轮乃并航福厦。惟自英日对华南竞航后，沪厦间共增十轮，供过于求，客货价因均大跌。沪厦间唐餐楼客舱自32元跌至22元，统舱自8元跌至6元半。是以闽粤货物运输较前锐减，太古总行不得不将星期二的“绥阳”、“新宁”两轮停航，而以星期五的“太原”、“济南”两轮改变航线，南下驶经福州再过厦赴港粤，“绥阳”、“新宁”两轮则调驶华北，并准备调整“庆元”等四轮的航期航线。[60]

日本的南进政策以台湾为策动中心，台湾新闻界乘机组织“华南考察团”，团长为《台南新报》台北支局桥口政幸，团员为《大阪每日新闻》台北支局记者松田庄一，《台湾日日新报》编辑局岩泽庆三，日本电通社台北支局记者草璧龟雄，台湾《新民报》记者林夔龙，台湾《新闻报》于保倭卫等，于1936年5月访问福州、厦门、汕头，与当地报界进行交流。事前驻汕日领致函市政府，转告汕头报界公会和记者公会，说明该团来访的目的。由市长陈同昶陪同访问记者公会时，各记者及公会各董事皆到，记者公会致欢迎词称：

日本报界受资本主义之支配，已变成极少数人之言论机关，不能代表日本大众讲公道话。例如大谷光瑞的《纵横论》，指中国为匪国，指中国人为匪类，肆意侮辱。又贵族院议员三上谓中华民国国号有失日本之尊严，要将中华改为“支那”，似此侮辱友邦之言论纪载，不加丝毫纠正，诚使吾人至为抱憾。中日同文同种，两民族之间，应如何互相尊重，互相提携，两国前途，才有和平亲善之希望。

接着桥口政幸致答词道：

台湾与华南，地理历史相关至为密切，政治、经济、文化上有不可分离之关系。台湾舆论界没有来过华南，和华南人士不免隔阂。此次组织考察团来闽粤观光，所经各地，与报界交换意见，其结果，觉得中国与日台，到底一定能达到亲善目的。敝团默察华南各地人士与报界还没有去做促进两国亲善之工作，或者华南各地同业未到过日本与台湾，不了解邻国友邦之情形。贵董事说日本报界不知贵国的情形，那末，华南报界亦似乎未大明了日本情况，由是彼此发生误会与疑忌，不能互相谅解，与未能明白真正亲善的意义。敝团与福厦两地同业会见时，提出一个建议，即“台湾与华南的亲善，应当从两地报界做起，负起促进的责任”。福厦报界，皆表示赞同此议。今天来到汕头，亦希望贵地同业负起这种责任。日台住民，正努力于和平工作，希望汕头报界亦组一考察团到台湾去，敝同业等当竭诚欢迎。

此番强词夺理的态度逻辑，在日本政客乃至各界的言辞中并不鲜见。只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无论如何巧舌如簧，事实还是胜于雄辩。“桥口政幸致词既毕，各记者咸默然无表示，因此回茶会，乃记者公会奉市府命令而行也。”事后桥口表示，对于汕头记者所提议勿侮辱中华民族过甚，致中国人感受刺激，大难为情这一点极表同感。舆论一针见血地指出：“该团可算为日本南进政策之先锋，以文化提携为标榜，作软硬并进之动作，实堪注意也。”[61]

汕头记者的当面抗议，不仅由于对华北遭受日本侵略的感同身受，而且有着当地面临严重威胁的切肤之痛。其时日本在潮汕一带不断制造事端，试图挑起冲突。1936年初，日领署巡查角田进暴死于路上，迟迟不能侦破结案。“自是之后，日舰被派来潮汕华南一带游弋者络绎于道，日海陆军官要员来潮汕视察者有如过江之鲫。宣传大亚细亚同盟之松井石根大将游说西南当局，经于一日过汕飞厦，虽未与潮汕军政官长谋面，而驻汕之‘芙蓉’、‘朝颜’两舰长及日本居留民会长等，特开盛大之欢迎会，在欢迎席上，作种种重要报告。松井听取此报告后，以便贡献其对付华南方策，确定其推进亚细亚大同盟主义，使此主义伴同经济外交势力，深入潮梅民间。松井飞厦之后，日海军细萱司令偕日皇侍从武官平田乘‘夕张’旗舰抵汕，时海面发出隆隆之炮声，日领原田中及居留民会长等重要日台人十余名，特驾汽船往‘夕张’舰迎之登岸。平田之来，闻系调查角田案件，因是日东区委员李汉魂适乘‘海亨’船赴省，市长李源和奉调署理顺德县长，原任顺德县长陈同昶则奉调来长汕市，彼此正忙于办理结束交代手续，故平田细萱抵汕后，未拜访本汕文武当局，即日下午五时半乘‘夕张’舰返台湾马公要港。”

在此期间，日本驻粤沙面总领事署武官步兵大尉太平秀雄、炮兵大尉尾川勘治，“由总领事河相达夫备文向省府声言赴东江一带游历，请通知沿途军警保护。粤政府不便拒绝，又恐沿途发生意外，特派出宪兵排长梁世英带宪兵六名，驾驶电单车六辆，沿途随行保护。太平、尾川两武官二日午刻由广九路搭车至樟木头，转搭总部所派之省道汽车，一路前进。连日天寒地冻，细雨霏霏，省道公路干线，路基不平，泥泞淤滑，日武官不辞跋涉之苦，在寒风细雨中作长途旅行，所过各处之风景及山川形势特别注意，即沿途村落各小地名，亦志之甚详。二日午后四时抵惠阳城，转平山向海丰，三日晨由海丰出发汕尾，再折回陆丰、惠来至普宁，四日经流沙入潮阳，转搭火轮来汕。潮梅人民见日武官如此行动，日来人心颇感不安”[62]。

据汕头通信：某国图我，近来益趋积极，并组成谍查队，分配于我各省腹地，到处刺探军情及地理形势。潮汕方面已有发现。若辈皆操流利之本地方言，装束与潮梅人无异，并与蓬寮中之贫民极接近，常被潮人招赘为婿，认为亲戚交谊，由若辈每月补助女家伙食费六七元。查潮汕方面已登记户籍之某国侨民约六百，其来往无定及保护货物运输入内地者，约有四五百人之众。若辈皆为在乡军人，曾受过严格训练，由其最高当局指挥，担当特殊任务。闻其编制分为华北、华中、华南、西北、西南五大支队，每支队分为三大队，每大队分三中队，另一个特别中队，每中队分作五六组。汕头市区本划分六区公安分局，该谍查队亦分作六组，每组约五人至十一人，支、大、中各队长，皆由某国人充当，各组长则为台鲜人。其内容组织，非常严密，与军队无异。各中队有流动指导员，该员工作时间极短，往来台、福、汕、厦、广、梧各地，去训练指导各人员工作。至在华所招集人员，先准其入台鲜籍，受某种保障，然后施以实际训练，其课程为侦探术概念、间谍之研究、军事侦查术、天空通讯法、化装术、照相术、中国交通地理、无线电学及收拍使用法、罗马字符号、间谍与通讯术、支那人民之心理、出入公共场所之交际学等，训练期间为四个月，以后有函授之商务班、国策讲述、组织法各种普通课程，甚至有危险应付法、口供等等，闻其中分子至为复杂。潮汕局势近来极形严重，故驻军对于若辈亦特别防范。当地军政警开会讨论检举汉奸、浪人等办法，限各区乡联保检举，严加防范。揭阳、澄海、饶平等县，“亦由军警督促清查各乡丁口，施行武装点名及五家联保，以后有一家容纳外乡亲戚居家，如不报告区乡公所，一经点名查出，联保之五家一同受坐。现检查施行非常严密”[63]。

为了统制华北华南经济，日本还决定扩充朝鲜、台湾两银行，指定朝鲜银行负华北责任，于华北各重要地方添设分支行；台湾银行负华南责任，于华南各重要地方添设分支所。对两行的扩充，中国各银行均甚重视。新声社记者特公布两家银行的历史，朝鲜银行原系韩国银行，于1909年由日本政府特许注册创立，1911年日本并韩一年后，该行改组为朝鲜银行，总行设于朝鲜京城，在华分行计有上海、青岛、天津、安东、大连、营口、辽阳、沈阳、小西关、铁岭、开原、四平街、长春、哈尔滨、旅顺、龙井村、傅家甸、阁仰等18处，资本额为日金4000万元。台湾银行系甲午台湾割让后，日本设于台北，为官商合办，1899年开业，总行设在台北，在华分行有广州、厦门、汉口、上海、汕头、福州、香港等7处，资本额为日金1500万元。[64]其所谓华北华南，仍是南北中国的代称，与其他特定具体区域的指称有所分别。

必须指出，日方的华南指称，除了涵盖的差异，更为重要的是并非日语系统本身的用语，主要是针对中国使用或由中国人翻译所致。在以中国自称中华为自大的日本看来，华南至少隐含对中华的默许，是不愿予以认可的。

四 广州为华南中心的初显

与日本加紧侵蚀华南的谋略相对应，国民政府也试图加强对华南的控制及建设，以备不虞。华南地位的重要性日渐显现，华南的指称也日见明确。1934年底，财政部长孔祥熙在中央银行接见《申报》社记者时发表重要谈话，表示准备视察华南财政。据他说：“本人前为明了全国财政及各省废除苛杂情形，曾二度赴华北及长江、黄河流域各地详细视察，对各地经济以及农事生产等情况，得获更深一层之了解。惟华南方面，历次均因公务忙碌，未克前往。近闻年来华南教育、农村、经济等各项建设事业多有进展，且粤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先生亦有电邀本人前往参观及演讲，故余拟俟财政部及中央银行事务稍暇，抽空前往一行，对珠江流域广东、广西各地财务及农村建设等近况作一度考察，俾作中央对改进华南财政及经济等设施上之参考。”[65]

财政之外，通讯是优先考虑事项。中国往来华南各处电报，以广州为中心。其电路由有线电传递者有三：一是由上海出发，经沪福直达线至福州，再经厦门、汕头而至广州。二是由汉口出发，经九江、南昌、赣州，越大庚岭达韶州，而至广州。三是由汉口出发，至长沙、衡州、郴州、韶州而至广州，或由衡州、永州、桂林、梧州而至广州。由无线电传递者有二：一是粤汉直达，二是沪广直达。由水线传递者，有外商大北公司所设的沪港水线而达香港，转至广州。“此华南电路之大略情形也。”上项有线电路，迭经战乱，年久失修。粤汉直达阻断已逾二十年，其余各路，支离破碎，从未开放直达。近年湘闽赣三省各段杆线，虽因军事进展，随时抢修，然因陋就简，工事不坚，不能直达工作，辗转递报，稽延时日。若遇天时或盗匪阻断，尤为误事。故以前国内各商行发寄华南电报，因其准确可靠，多愿加付水线费，而由沪港水线拍转。数十年以来，丧失利权，何可胜数！及沪汉粤三处无线电台成立，开放沪广粤汉两路直达，挽回利权不少。但以电机容量有限，若将华南各报均交两路拍转，事实上固所难能，且终不免拥挤延误之虞。交通部为疏通南北电信交通起见，选择粤汉最捷之线路（即长衡韶广线路），积极整理，加设杆线，以期直达。其余如赣闽两省线路，亦正着手修理。湘粤线路工程于1934年6月开始进行，次年1月始告完成，2月11日实现粤汉直达通报，成绩甚佳，来往电报，迅速准确，二十余年粤汉直达阻断之线，今由湘省开放完成，“从此华南消息，瞬息即达中原，对于全国通讯上当有莫大贡献也”[66]。

通讯顺畅，交通亦提上议程。1936年2月，罗文干到南京接洽黄埔辟埠经费，会晤各主管当局，并确定日期进谒行政院院长蒋介石商谈。据称：“黄埔治港辟埠，即总理《建国方略》中建筑南方大港计划。广州在华南商务上占极重要地位，但以港身太浅，大船不能进口，自香港开辟后，华南贸易中心悉移香港。现粤桂内地交通渐决开发，粤汉路不久告成，建筑南方大港，实不容再缓。至辟埠计划，自民十四年后，已迭决拟订。”[67]

罗文干的行为，表明广东方面也在积极利用有利时机加强自身地位。早在1920年代中期，广东就有争取成为第三学术中心的努力，要求分拨日本退还的庚子赔款在广东建立应用科学研究所。而位于广州的中山大学一直自视为华南最高学府，对于英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仅仅选择资助香港大学不以为然，此时趁国民政府加强华南建设之机，上书庚子赔款中央董事会，请求拨款五百万元，作为在小北建筑新校舍的费用，谓全部计划共需2100万元，中央与地方政府已设法筹款，但所缺犹多。“查中山大学为华南学府，与香港大学同一重要。”如董事会不能全从经常捐款中拨给五百万元，则请分年拨付息款，以500万元为限。[68]

至此，华南的指称日趋具体明确，但是不仅缺少正式依据，就连约定俗成也尚在过程之中。直到1936年，律师公会还将全国分为三区：（一）华南区：即首都、上海、杭州、广州等各律师公会会员最多之区，规定七名。（二）华北区：即北平、天津、山东等各律师公会会员次多数区，规定五名。（三）华中区：四川、汉口、江西等各省律师公会，因会员最少，自愿退让。以上规定之十二人中，俟决选时，产生律师界之十代表。[69]这里的华南包括长江下游的江浙，但不含长江中上游各省，与通常广狭两义的华南均有所不同。

1937年4月，法国前越南总督范连尼到南京，据其自称：“予离安南之后，即至华南云南、广西及广东视察。”范氏是第一次来华，“盖当范任总督时，正值中国革命内战时代也。然依其今年视察之所及，则中国诸事，均有进步，而尤以建设方面，更为显著。今日在华南之旅行，其便利殆与沪宁间之往返，大有相似处也”[70]。其两次提到华南，前者是华南的各省，则一般不在华南范围之内的云南也被算入。后一次华南以沪宁作比例，应指狭义的华南。

由此可见，华南的名词虽然近晚清已经出现，直到1930年代，依然涵盖有别，究竟何所指，使用起来因人而异，言人人殊。如日本福冈县的华南教育视察团，所视察的地方，主要是长江中下游的城市。而上海中外商人以华南为名的工厂、银行、公司，也未必与后来认定的华南有所关联。较为明确与后来华南相似相关的，一是航运公司的华南航路，包括粤港线，二是华东同济工程事务所要与广东的华南工程事务所相互提携。至于台湾省以及设于福州的华南大学，虽然所处地方（尤其是闽南地区）的经济布局和人员移动多倾向于华南板块，因而有时也被放在华南的范围，可是常常被划入华东，所以也有人认为福建省和台湾省成为华东地区、华南地区两个概念的交叠区。

来华西人开始使用北华、南华，仅仅是泛称中国的北方和南方，有时华南的意思与南华相同，并非特指南中国的某个具体地区。1920年代前后参与远东运动会期间，为了避免政治上的分裂割据造成阻碍，采取分区选拔选手组队的办法，出现了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的划分及指称。这一划分至少有两点与后来的地理及行政区划不同，其一，由于体育的发展较为落后，没有西南、西北等分区；其二，东北纳入华北的分区。而且各区主要是以学校等单位原有的运动队为基础选人组队，并不采取海选的办法，所以具体的地域划分只能大而化之。

不仅如此，这样明确而固定的分区当时仅仅适用于体育界，而且主要是为了应对政治上割据纷争局面的权宜之计。而在政区划分上，不仅广西、贵州、云南等省一般被归入西南，就连后来在华南概念下地位最为稳定的广东（包括隶属于广东的海南岛），也常常被认为是西南的一部分。这不仅见诸坊间和媒体习用的西南各省、西南军阀等等指称，更有正式的政治建制作为支撑。

1931年，因蒋介石在南京汤山关押时任立法院院长的胡汉民，引起内讧。反蒋的国民党中执委、监委委员南下广州，另立国民政府，在汪精卫、胡汉民的主导下，依靠两广等地方的军事实力派，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

是年底，蒋介石下野，宁粤合作，广州反蒋派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举行了两次联席会议，决定取消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名称，另外成立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西南分会等机构，处理西南的党务、政务、军务。表面上，全国党政复归于统一，其实两广仍然维持半独立局面。

1936年7月，两广事变和平解决，陈济棠下野，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决议撤销西南执行部，行政院也同日宣布撤销西南政务委员会。在此之前，两广都属于西南的范围。而两广尤其是广东，正是后来所称华南的核心基础。

当然，西南政务委员会媒体有时也称为“华南”，与同样处于半独立状态的华北相对应。有消息称：“华北、华南政分会案，宁粤双方观点不同，俱极重视。综观各委意见，原则上并不悬殊，但对新闻界谈话，谓通过与否，待决于全会，实则大致已有约定。蒋曾于十五前之中常会提出讨论，经众决提交全会，趋势所至，似必实行。其组织及权限，尚须从长计议。”[71]

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陆续设立了六大行政区，即东北、华北、西北、华东、西南、中南。中南大区包括后来的华中、华南两个区域，广东即属于中南大区。大区的设置及其称谓，既有各地历史的渊源，也受到中共自身发展进程的影响。中南大区取消后，区域概念分别由华中、华南的指称取而代之。

上述情况说明，无论清代、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华南基本上不是正式通行甚至常用的区域称谓，不仅适用的范围有限，使用的时间也不能长期持续，所指更是变动不居。概念及所属的含混变化，显示华南是否一直以今日的形态构成独立区域，与周边地区不同，不无可议。目前以广东为中心的指称，除了一定的历史渊源外，主要是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地位的上升。至于福建、江西、湖南、广西等其他省份，究竟是属于华南还是华东、华中、西南，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异。况且即使广东，也曾有中南、西南等不同的归属。用今日的观念认定这些地区现在同属于华南，一般而言问题不大，但是若进而用这样的概念考查历史上华南的内涵外延以及区域内外的关系，就很难避免以己意增减古人之妍丑，以名实不相副之解释致读者起幻蔽。受此误导，历史无疑会朝着今人所处环境所决定之是而被再度创造。

大区与分省的关系密切，大区的分法及其变动，与区域内各省的地位升降有着或隐或显的联系。中国历史上的省，原设于中枢，元代才出现分地而治的行省。而且元代的行省，既因缘唐宋的道、路，也有自己的行事规划。如唐代的岭南道，宋代的广南路（后分东西），均将两广合为一体。而元代广东属江西行省，湖广行省则包括广西。明清以后，分省才逐渐演变为大体如今。况且分省开始不过是与部院分事而治相对的分地而治，并非所谓地方行政层级。随着清中叶后行省的固定化为直省，尤其是晚清推行洋务新政以及外官改制，且受日本行政观念的影响，省朝着地方最高行政层级的方向转化。与之相应，分省意识逐渐形成，并随着以省为单位推进各项新政事业而不断强化，以省为名的会馆、书院、学校等设置以及各省同乡会和新式社团日渐增多。

在此过程中，用近代外来行政观念考察各省军政长官的身份地位，便有中央政务官与地方行政官一身二任的性质，这在世界各国中绝无仅有，由此产生的种种纠结，使得省制问题直到国民政府时期依然令人相当困扰。后来虽然在体制认定方面日渐明确，可是实际运作之中仍然存在种种两难的情形。迄今为止，与此相关的各种行政、财政、人事问题，依然或隐或现，让不知症结所在者倍感棘手。

以省作为固定的政区并清晰划界，因缘历史，严格说来不过二百年。省界内外的联系与分别，随之出现变化。这无疑会影响大区划分的差异性与同一性。有时一省之内的差别之大，远过于和其他省份相邻地区的联系。从省与省的关系看，也是变动不居，未必如今，尤其是未必始终以经济发达与否确定主从地位，清代陕甘总督治下的甘肃与陕西，以及民初的川、滇、黔、桂、粤，往往穷省可以凭借政治军事的实力而居于强势。两广的情势即相当突出，虽然清代两广总督的治所设于广州，对广西政务处于主导地位，可是进入民国之后却恰好相反，作为众多地方军阀当中唯一能与蒋介石中央分庭抗礼的桂系，不仅拥有桂军，而且把广西建成有数的模范省，对广东的影响力常常大过广东对广西的影响，桂系的势力甚至一度控制湖北和安徽。

五 区域研究的本旨与流弊

综合上述，各省之上的大区划分并非中国历来所固有，主要是近代由域外看中国产生的概念，无论媒体、教会、市场还是体育界，都戴着西式有色眼镜。民国时期政治上的分裂割据和日本逐渐加快侵华步伐，使得大区的指称用法越来越广泛，并逐渐趋于约定俗成，只是尚未定于一是，存在名同实异或名异实同的情形。大区概念的使用，大都不过为解决当下的问题图个方便或因陋就简，并未深究分区的当否以及意义。

这样本无深意的分区，在1960年代后期海外兴起的中国区域研究中有所发挥。区域研究的初衷，是鉴于中国幅员广大，差异显著，若是一概而论，难免以偏概全的局限，或是流于支离破碎的状态。只有缩小空间的范围，才能超越大而无当的粗疏或见木不见林的偏蔽，切实求得整体的把握。可是实行起来出现若干不无可议的偏向，值得注意的有下列各项：

其一，用现行的行政区划作为分区的依据凭借，上溯考察该区域的社会历史文化。这犹如傅斯年所批评的将二千年集于一线，用后出的概念考察之前的分区，很容易先入为主地发现相似性，导致将现行区域内各地方的历史强行牵连在一起。预设区域，势必以假定为主导，所有的联系及分别，都是在预定的范围内自说自话。实际上现行区域内的各地，在历史上未必以统一区域的形式相互联系，或是与其他地方的联系更为主要。用后出的集合概念研究前事，即使晚清分省意识已经明确，直省地位显著上升，以省为单位的区域研究仍不免忽略当时一省各地以及各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其二，将所认定的区域内没有事实联系的现象想当然地视为同类并加以归纳。研究基层社会，往往苦于没有特定地方的连续性资料，可是既然按照后来观念预设了一定的范围为同一区域，则凡是历史上在此出现的事情，均分门别类地视为相同事物，进行归纳分析。其实这些事实是否同类，全在研究者的主观认定，否则就无法使之相互联系。这样的求同本来就与史学的见异背道而驰，如果缺乏必要的学术自律，更加有如天马行空，任意驰骋。而有连续性资料的基层社会单位是可遇而不可求之事，全面掌握才能定点取舍。随意选点随便下手，只能穿凿附会地将并无实际联系的区域内各地方形似而实不同的人事现象组合在一起，并套用外国别科的框架加以组织阐释。此外，研究单位日渐下移缩小的趋势带来的问题之一，是相关资料缺乏连续性和丰富性，只能跳跃地进行类像化处理。而且单一记录不易像研究国家或民族的历史那样进行多方比勘印证，又和初民社会研究类似，能否内化以及内化的当否，取决于个人是否现地考察，内化与外在的标准实际上全在自我，大都不会被他人或后人反复勘验，说起来像而未必是的情形所在多有。

其三，缺乏整体观照，只就局部具体立论，所谓区域性特征，一旦放宽眼界，则或大同小异，或生搬硬造。最为典型的是一般区域文化研究，各自的分区看似有历史渊源，其实不过是画地为牢，重新编织组装材料史事。据此形成的区域文化史，与其说是重现历史本相，不如说是杜撰各人心中的历史。即使旁征博引材料，却脱离事实原有的时空位置及彼此联系，貌似叙史，实则演义。诸如此类的再创造，只是借述说历史讲出各自心中的认识。受此误导，一些史上实有的实事，也会被重新解读乃至塑造。例如浙东学派的研究，大都不能分别历史上浙东、浙东学术及其指称的渊源流变，在梳理历来的相关史事和指称的基础上，重现二者关系之间的联系和分别。各自依据心中之是重编浙东学术的谱系，实在是创造历史而非研究历史。

其四，中国历史文化的统一性无论空间还是层面，都被严重分解。中国历来大一统与因地制宜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区域研究引进社会科学以及人类学方法，受生成系统（无大传统）和方法本身（重调查轻文献）的制约，假定个别等同于一般，极易脱离大传统而专就小传统立论。这与中国历史文化的本相相去甚远。中国社会长期大小传统并存互渗，小传统往往由大传统推演而成，区域研究如果没有整体关照，中国历史文化的统一性很容易被人为肢解。将区域研究的经验放大，还会形成以局部为整体，从局部看整体，由局部求通论的偏见，导致对中国历史文化认识的根本谬误。

区域研究的流弊，根源于学人欲突过前人而力有不逮，无法循规蹈矩地接着做，只能另辟蹊径，借由外力，以求出奇制胜。欧洲各国，主要是拉丁方言区分裂而成，国土人口有限，美国虽然地广，却是联邦制或邦联制，各州独立性很大。在欧美人士的眼中心底，广土众民的中国如何能够长期连接形成一体，实在是匪夷所思之事。戴着自己的本色眼镜，自然容易看到区域之间的差异，而不易把握彼此的联系。其实中国凭借独特的语言文字和文化同化力，早已过了分封的时期，进入一统的时代。或指中国对于世界的影响不及他国，不过是以现在国家为单位，倘若放眼全球，中国历史上正是几乎竭尽所能地融合了很大一部分世界而成，而且迄今为止，仍是真正融合有间的最大部分，除此而外，岂有他哉。

就此而论，理解中国最为关键的恐怕并非区域的差异，而是在存异之上能够求同。以欧洲中心的准则为尺度，中国的大一统受到的批判远过于理解。尽管大一统的一些做法以及统到何种程度不无可议，可是却不像历史上其他大帝国那样昙花一现，不仅一脉相承，而且很难解体。不仅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成为循环往复的规律，而且分的趋势日渐减弱，合的状态日益巩固。考虑到当今欧洲共同体连有限的统一也很难维系，就不难想象中国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并且经历治乱分合而长期持续，的确难能可贵，确是最为重要的特征和本质。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大一统，凭借的主要不是暴力强制，而是文化同化，单纯或主要依靠武力的大帝国，基本不能持久。中国的化人与欧洲的分界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理念和层次，重视区域差异说到底还是分界的变相。

毋庸讳言，中国的融合尚未达到无间的程度，因而不会故意抹杀差别，弄些表面上看起来单一的假象，所达到是和而不同的境界，不必强同，也能共存。抗日战争期间，傅斯年等正是因此而反对鼓吹边疆民族，顾颉刚对此予以正面回应并进而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只有在这样的整体观照之下再来研究人与地不同的具体，才有可能贴切地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渊源流变及其本质特征。

观念偏差之外，主导区域研究的理论方法也有些似是而非的影响，主要体现于两方面，一是受到学科发生于初民研究的制约，有意无意忽视大文化，二是误解所谓田野调查，连带进一步放大了对于文献记录的怀疑。

人类学原本是为了初民社会的研究而发生，随着研究对象的逐渐减少，到1930年代，面临着时段和层面下移的重大转折。费孝通适逢其会并且因缘巧合进入中心位置，按照他的看法，“当时的社会人类学事实上是一门研究殖民地上土人文化的学科，明确提出可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所谓‘文明’社会，应当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大约是20世纪30年代的事”。“从人类学本身来说，当时正在酝酿一个趋势，要扩大它的范围，从简单和落后的部落突入所谓‘文明社区’，就是要用深入和亲密的观察方法来研究农村、市镇，甚至都市的生活。在地区上讲，过去人类学家研究的范围大都是在非洲、大洋洲和北美，新的趋势是想扩大到亚洲和拉丁美洲，而这些地区主要是文化较高的农民。”[72]

在此转化过程中，人类学的方法固然必须有所调整，基本性质仍然不能不受生成系统的制约。而初民社会无论上古（考古学）还是当时（人类学），主要对象是人地较小的单位，一般只考虑内部，较为忽视与上一层文化的联系；另一方面，则又假定任何单位在相对独立的同时都具有普遍意义，每一个体如同分子细胞，与其他个体同质。这与文明社会尤其是中国的情况无疑相去甚远。

由于历史的演变和地理环境的作用，中国自然形成不同的区域，这些区域的范围及内外关系在历史上变动不居，使得不同区域之间的分别及联系错综复杂。更为重要的是，长时期的大一统取向及分合治乱的循环往复，无论王朝体制还是社会组织，有意无意地采取各种形式促成跨地域纽带的社会联系，地缘性往往成为社会成员广泛交往联系的凭借。如避籍制使得京官的同乡组织发达，与原籍绅士相呼应；绍兴师爷依靠地缘关系持续占据幕府的席位；大小商帮一面背靠原籍的物产交通等优势，一面凭借地缘性的会馆公所等组织成为居住地的重要社会势力，促使原籍与旅居地联系的增强。由于城乡之间较少人为制造的壁垒，流域经济孕育的富庶地区，形成枢纽，辐射面宽，联系和影响往往大幅度超越地方界域。

总体而言，中国的社会流动性较高，经历分合治乱的反复，加速加强了融合的程度，各地域之间具有多样化的联系机制。即使在分裂的状态下，各个层面的交往联系也通过各式各样的渠道持续进行。晚清遭遇千古未有之大变局，可是社会联系的格局并未改变。如上海等城市凭借商帮以及各种新式社团、传媒、邮电等形式，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与原籍及各地交往的频率进一步加快。以区域史或城市史的观念，很难全面关照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全局性作用。一些中小城镇亦如此，如浙江湖州吴兴南浔人士在湖州、苏杭、浙江、上海乃至全国，占据政治、经济、文化界的许多要津，民初重陷割据分裂的状态，虽然政治对立，军事混战，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交往联系却始终未曾中断，教育、体育等项活动，还一直由全国性组织主导进行。

在社会科学的影响下，一方面，史料的类型大幅度增加，除文献之外，各种器物、图像和口述资料也进入史料征引的范围，甚至发掘现场也成为重要的历史证据；另一方面，基层社会研究本来就文献不足征，同样文献不足的上古历史，即陷入疑古辨伪的窘境，这使得主要以文献史料为依据的历史研究在古史和基层社会等领域受到强烈冲击，发掘调查成为回到现场的重要取径。

不过，民国以来的学人对此也存在误读错解。新一代的人类学主张离开书斋，回到实地，主要并不是因为一般而言文献不如实地考察更加可信，而是由于人类学在开始阶段所依靠的文献，基本上是各种外来者的记录。正如费孝通所描述的英国新旧两代人类学者的差别，弗雷泽（James Frazer）很像中国旧式的冬烘先生，高坐在书斋的太师椅里，伏案终日博览群书，阅读一叠叠从英国当年旅居在广大殖民地上的官吏、商人和传教士寄回的书札杂记，用进化论构筑海外各地土人生活的理论。马林诺斯基（B.Malinowski）则反对用异样的眼光将土人的行为和思想看得乖僻离奇，主张实地和土人们一起生活，从内部真实体验和了解他们的文化。所以他呼吁人们从关闭的书斋走出来，到人类学的田野里去吸一下清新的空气。[73]其间分别的关键，并不在文献与调查，而是认识对象的外感与内化。

中国早已脱离初民社会，数千年的文化历史一以贯之，有着极为丰富的文献资料，考古学的文明史部分，不仅不能摆脱文献和器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印证文献的古史记载。傅斯年针对李宗侗所说古史的定夺要待后来之掘地的看法告诉顾颉刚：“诚然掘地是最要事，但不是和你的古史论一个问题。掘地自然可以掘出些史前的物事，商周的物事，但这只是中国初期文化史。若关于文籍的发觉，恐怕不能很多。（殷墟是商社，故有如许文书的发现，这等事例岂是可以常希望的。）而你这一个题目，乃是一切经传子家的总锁钥，一部中国古代方术思想史的真线索，一个周汉思想的摄镜，一个古史学的新大成。这是不能为后来的掘地所掩的，正因为不在一个题目之下。岂特这样，你这古史论无待于后来的掘地，而后来的掘地却有待于你这古史论。现存的文书如不清白，后来的工作如何把他取用。偶然的发现不可期，系统的发掘须待文籍整理后方可使人知其地望。所以你还是在宝座上安稳的坐下去罢，不要怕掘地的人把你陷了下去。”[74]史语所后来的重建，半是所谓史前时代的拉长，半是文明史初期的完善。至于三代以下，顾颉刚的做法和傅斯年的说法均未过时。

关于不同国度史料与史学的关系，章太炎有过整体性的评论。他指责“今人以为史迹渺茫，求之于史，不如求之于器”是“拾欧洲考古学者之唾余也。凡荒僻小国，素无史乘，欧洲人欲求之，不得不乞灵于古器。如史乘明白者，何必寻此迂道哉？”中国即是“明明有史，且记述详备”，可以器物补史乘之未备，而不宜以器物疑史乘，或作为订史的主要凭据。[75]李宗侗误以为欧西古史资料多，其实不然。葛兰言（Marcel Granet）当年试图研究欧州的古代民史，因为缺乏资料，不得不转而研究中国。中国古史文献繁多的特点，一直制约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虽有地上与地下之分，仍然是以文献证文献，而不是以古器订古史，更不是以发掘重建古史。1930年代成立于北平的考古学社，对于掘地和金石学同样看重，其所谓考古，主要还是考证文献记录的古史系统。所以社会人类学者抱怨道：欧洲的考古学包括古地理学、古动物学、古植物学、先史人类学、先史考古学、古文字学与古语言学，而我国现代学者往往仅知在文字学一方面努力。[76]直到20世纪90年代，一批新锐考古学人对于中国考古学与文献的密切关系依然感到困惑。对夏文化的期待成为中国学人的重要情结，背后也受此制约。

正如费孝通所指出的，人类学将研究重心从初民社会转向所谓文明社区，是要用深入和亲密的观察方法来研究农村、市镇，甚至都市的生活。如果说马林诺斯基呼吁人们走出书斋进入人类学的“田野”，作为初民的生活地方还大体成立，作为文明时代的田野，就很容易误解为仅仅限于乡村社会。其实，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所谓田野，出自对于field一词的误译，其本意应是“实地”或“现场”。即使马林诺斯基，与其说是强调离开书斋文献，不如说是抛开外来者戴着有色眼镜的描述记录，回到研究对象活动的实地现场，像研究对象一样地从事各种活动，以求达到对于该文化的内在理解。

不仅如此，要想像马林诺斯基所主张的那样从内部真实体验和了解土人的文化，以及费孝通所说用深入和亲密的观察方法研究文明社会人们的生活，仅仅靠走马观花的调查，难免仍然外在，要想实现文化内化，必须亲自回到现场，实地和土人们一起生活。无论内化与外在两派如何聚讼纷纭，行走式的调查是无法真正体验和了解土人文化的。同样道理，对于文明社会的研究，也应当想方设法使自己内化。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研究同时代身边事，可以借助调查，无需内化，因为他本身就是文化内人。若是研究已成过往的历史，要想穿越时间，回到现场，哪怕是本地人，仍然离不开文献史料，内化式地熟悉现时现地生活只是有助于更加贴切地理解史料，只有全面系统准确地解读史料，才有可能亲临其境地回到历史现场。

所谓回到历史现场，不仅要回到一定的空间位置，回到事情发生的特定时段甚至特定时间，而且要想方设法回到实时实地，回到事情正在发生的过程之中，使研究者变成历史的亲历者。回到历史现场，就是要穿越时空隧道，和历史人物一起经历其事，而且不是作为旁观者，也不仅仅是参与者之一，而是力求和所有亲历者一起经历他们各自所经历的全部过程。回到没有后出外来概念的时期，体会当时当地亲历者的言论行事，并且顺时序地了解观念史事从无到有的发生及其衍化。这样的努力永远不会与历史完全重合，因此也永远有继续努力的空间。

华南指称相对晚出，内涵外延变动不居。如果假定华南为从来就有，等于预设前提，用后来观念看前事，难免以现在的概念组装过去的史事，强古人以就我地理解前人的本意。历史上属于华南的，或许视而不见，不属于华南，或同时还属于其他区域的，则反而被囊括，不能以历史的态度对待。因为不仅福建、江西、湖南是否华南大可疑问，广西到底属于华南还是西南，也有异议。甚至广东本身的“华南”历史也不长，且不定。笼统视为华南，是以当下的局势衡量历来的情形。这与浙东等等研究的倒述大体相似，看似历史叙述，实则削足适履，而非量体裁衣。要想求其是，必须先求其古，由求其古而致其是。在此前提下，应当重新思考适合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区域研究方法和取径。将华南之类的区域概念作为历史问题加以研究，首先应当梳理概念的发生及其衍化的历史进程，了解这一概念产生和流变的语境，尤其要注意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异的变化，以及指称相同而内涵外延不一，或是指称有别而所指全同的情形。其次，应探究各种区域集合概念出现之后，对于所指区域的相关人事的观念认识是否发生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影响了什么、影响到何种程度。只有了解渊源流变的来龙去脉，才能把握概念的意涵及其所指。

[1]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十》，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3页。

[2] 王炳耀辑：《甲午中日战辑》，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一辑之001，台北，文海出版社1955版，第268—270页。

[3] 《车夫偷窃螺丝钉》，《申报》1917年12月4日，第11页，本埠新闻；《申报》1918年10月7日，第3页，外电，东京电。

[4] 《福冈教育团赴杭》，《申报》1923年10月3日，第15页，本埠新闻二。

[5] 《浦东毛家浜之劫案》，《申报》1918年4月12日，第10页，本埠新闻；《大批钢管钢条起运》，《申报》1921年5月26日，第11页，本埠新闻；《万国学生团过沪预志》，《申报》1922年4月14日，第15页，本埠新闻二。

[6] 《华东同济工程事务所成立》，《申报》1922年4月11日，第15页，本埠新闻二。

[7] 《华北参与远东运动员抵沪》，《申报》1919年5月2日，第10页，本埠新闻。

[8] 《远东运动会消息》，《申报》1921年5月25日，第10页，本埠新闻。

[9] 《远东运动会消息·葛莱博士对于中国选手之勉辞》，《申报》1921年5月27日，第10页，本埠新闻。

[10] 《远东运动会华选手预赛讯》，《申报》1923年5月4日，第13页，本埠新闻。

[11] 《中华体育协会之筹备》，《申报》1923年7月6日，第18页。

[12] 《中华体育协会昨开筹备会》，《申报》1923年7月8日，第14页。

[13] 《全国运动会新讯》，《申报》1924年3月2日，第14页，本埠新闻。

[14] 《全国运动会消息》，《申报》1924年3月9日，第14页，本埠新闻。

[15] 《发起组织华东运动会》，《申报》1924年6月18日，“本埠新闻”，第14页。

[16] 《浙江教育杂讯·组织华东运动分会》，《申报》1924年11月26日，“国内要闻二”，第11页。

[17] 《请拨英庚款发展童子军事业》，《申报》1926年4月28日，“教育消息·要闻”，第7页。

[18] 《华南学生寄宿舍分榻出租》，《申报》1925年12月24日，“广告”，第8页。

[19] 贾腓力：《中华教育会》（中国基督教续行委员会编：《中华基督教教会年鉴》，1914年），朱有瓛、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4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8—49页。

[20] 程湘帆：《中华基督教教育会成立之经过》（《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1卷第1期，1925年3月），朱有瓛、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4辑，第55页。

[21] 《华南农场开幕》，《申报》1924年4月29日，第14页。

[22] 风秋槎：《道路工程与经济》，《申报》1924年6月28日，“专论”，申报汽车增刊。

[23] 高祖英：《福建之路政谈（译）》，《申报》1924年7月12日，“专论”，申报汽车增刊。

[24] 《六合影片营业公司开幕广告》，《申报》1926年6月26日，“广告”，第2页。

[25] 《新人公司南洋经理处成立》，《申报》1926年12月5日，“剧场消息”，本埠增刊第1页。

[26] 《上海民新影片股份有限公司启事》，《申报》1929年2月5日，第2页。

[27] 《申报》1926年12月3日，“游艺消息”，第13页。

[28] 《现银出口后拆涨而厘压小·洋钞交易》，《申报》1928年5月24日，“商业新闻”，第17页。

[29] 《上月份之中日贸易》，《申报》1928年11月14日，“本埠新闻”，第13页。

[30] 《英国陆军部派员接收沪北司令部》，《申报》1929年3月26日，“本埠新闻”，第14页。

[31] 《英经济考察团》，《申报》1930年11月29日，“本埠新闻”，第13页。

[32] 《筹备全国巡回拒毒运动》，《申报》1929年2月22日，“本埠新闻”，第14页。

[33] 《全国巡回运动昨日开幕》，《申报》1929年4月7日，“本埠新闻”，第14页。该报道称第一区为江苏区，据《申报》1929年10月26日第14页“本埠新闻”刊登的“拒毒会近讯”，应为江浙区。

[34] 《拒毒会扩大巡回拒毒运动》，《申报》1929年12月31日，第16页。

[35] 《全国拒毒代表大会筹备讯》，《申报》1931年9月11日，第16页。

[36] 《首都教育募捐之先声》，《申报》1929年4月25日，“国内要电三”，第7页。

[37] 《基督教在沪开华东大会》，《申报》1929年5月11日，“本埠新闻”，第14页。

[38] 《安息日会大会工作》，《申报》1934年1月23日，第11页。

[39] 《扶轮社在京开社区会通过赠王正廷银杯》，《申报》1937年4月13日，第8页。

[40] 《轰动全国运动会开幕》，《申报》1930年4月1日，“教育消息·全国运动大会特刊（第一号）”，第11页。

[41] 《特税分区征收》，《申报》1930年12月22日，第4页，国内要电。

[42] 《内政部筹设水利局》，《申报》1932年7月18日，第4页，国内要电。

[43] 《统一全国水利计划》《申报》1932年8月13日，第8页，国内要电二。

[44] 《棉统会调查团华北区定十五日出发》，《申报》1934年1月12日，第11页，本市新闻。

[45] 《全国棉业产销状况》，《申报》1934年3月31，第8页。

[46]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全国银行年鉴》，《申报》1936年5月15日，第3页。

[47] 《褚民谊谈全国运动会》，《申报》1932年8月19日，第12页。

[48] 《本市体育协进会昨开发起人会》，《申报》1935年1月28日，第14页，体育新闻。

[49] 灿烂：《谨陈中央电检会》，《申报》1932年11月27日，本埠增刊电影专刊第10页。

[50] 《日文报载我国贸易状况》，《申报》1934年3月12日，第9页，本市新闻。

[51] 《台督府召开华南领事会议》，《申报》1934年7月12日，第8页。

[52] 《台湾总督召开对岸领事会议》，《申报》1934年7月24日，第10页。

[53] 《台湾举行华南领事会议》，1934年7月19日，第3页。

[54] 《台湾总督召开对岸领事会议》，《申报》1934年7月24日，第10页。

[55] 《华南日领会议经过》，《申报》1934年7月27日，第9页，国际商业电讯。

[56] 《台人组设厦门金融组合》，《申报》1935年12月20日，第9页。

[57] 《传阴谋家在闽酝酿自治》，《申报》1936年3月14日，第3页。

[58] 《创设台湾拓殖会》，《申报》1936年4月24日，第8页。

[59] 《日本南进政策》，《申报》1936年5月11日，第7页。

[60] 《英日航业在华南之竞争》，《申报》1936年5月25日，第8页。

[61] 《台湾记者考察闽粤》，《申报》1936年6月1日，第14页。

[62] 《日武官深入内地游历》，《申报》1936年3月10日，第9页。

[63] 《潮汕严防浪人间谋》，《申报》1936年7月14日，第10页。

[64] 《日本扩充在华台湾朝鲜两银行》，《申报》1936年8月3日，第11页。

[65] 《孔财长谓将抽暇南下》，《申报》1934年12月28日，第10页，本市新闻。

[66] 桢：《粤汉有线电路直达》，《申报》1935年2月16日，第22页，电信特刊·电界之声。

[67] 《罗文干谈黄埔辟埠计划》，《申报》1936年2月8日，第6页。

[68] 《中英庚款董事会议》，《申报》1935年1月15日，第3页，要电·国际电。

[69] 《律师界国选代表分三区分配》，《申报》1936年8月26日，第12页。

[70] 《李石曾俞鸿钧昨招待法前越督》，《申报》1937年4月24日，第9页。

[71] 《设政分会问题》，《申报》1931年12月22日，第6页，国内要电二。

[72] 费孝通：《师承·补课·治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70、25页。

[73] 费孝通：《师承·补课·治学》，第132—133页。

[74] 《与顾颉刚论古史书》，岳玉玺、李泉、马亮宽编选：《傅斯年选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7页。

[75] 徐一士：《一士类稿·太炎弟子论述师说》，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2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5—108页。

[76] 杨堃：《葛兰言研究导论》，收氏著：《社会学与民俗学》，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124页。该文原载《社会科学季刊》第1卷第3、4期和第2卷第1期，1942至1943年，并出有单行本。

国民党在大学校园的派系争斗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为了加强思想控制，统一集权，与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社团争夺青年，进而影响全社会全民族，一改往日做法，在各大学积极扩建国民党组织，使得各大学师生中国民党员数量快速发展，各校党部的地位也相应提升，成为大学里举足轻重的势力。然而，将大学当作政治地盘和势力范围，在扩张国民党声势的同时，也使得国民党内派系之间你死我活的明争暗斗延伸到大学校园，一方面进一步激化了国民党内的派系冲突，另一方面导致本来暗潮汹涌的大学更加泛政治化，不仅破坏了大学的形象，也增加了师生和全社会对于国民党的恶感。抗战结束前夕，国民党决定取消包括大学在内的区党部的组织活动，中共乘机加快在大学师生中间的组织发展。随着国民政府的军事失利和国统区的社会失范，大学师生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日益离心离德，从而加速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统治的分崩离析。

抗战期间乃至此后，介入大学校园争斗的国民党派系主要是二陈的CC派和与之关系甚深的后起朱家骅派。关于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历来众说纷纭，大都语焉不详，相关著述，即使正经之作，亦多夹杂未经斟酌考订的坊间传闻，似是而非、以讹传讹之词不在少数。尤其是CC派，尽管当时即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还有人撰写成书，可是不仅当事人矢口否认，相关记述也言人人殊。直到近年，才有学人爬梳整理，令基本史事大体可以征信，CC派与朱家骅派交恶纷争的来龙去脉也得到了部分交代。在此基础上，又以西南联大为中心，探讨了战时国民党在大学校园的组织发展，并略及由此引起的派系斗争向校园的延伸，提示了若干关键性议题。[1]由于西南联大的国民党党部主要由朱家骅一派控制，与CC派的矛盾并不突出，双方在各个大学恶斗的全局详情及其影响，还有很大的探讨空间。以近年来海内外学人对此议题的研究进展为起点，考察抗战期间以至战后二陈和朱家骅两派在大学系统的激烈缠斗，以及这一派系纷争在大学教授群体中造成的深切影响，乃至导致教授群体在国共相争的政治漩涡中做出各自取舍等一系列复杂纠葛，不仅能够加深认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何以迅速从如日中天走向一败涂地，对于后来进入新中国的旧知识界的种种不适应，亦可增加感同身受的理解。

一 相煎何太急

根据王奇生的研究，除个别例外，抗战前国民党很少在大学建立组织。1938年1月，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后，开始谋划在教育界扩张势力，而在大学建立党部，无疑是名正言顺地发展地盘的首选形式。所以1938年底，仍然由CC派干将张厉生控制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已经着手在中央大学等八所高校筹设党部。[2]

在国民党的组织系统由CC派一手遮天的情况下，向大学扩张势力，本不会导致发生内讧。可是蒋介石对于CC派控制下的国民党失去信心，有意压抑CC派的过度膨胀，以平息党内外的怨气，避免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并间接向各方面示好，为此采取了几项重大措施，包括组建具有新的政党性质的三青团，与国民党并行，不允许CC派插手团务；将陈立夫调离组织部长的职位，启用朱家骅掌管党务和组织等。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全国临时代表大会在武昌举行，朱家骅出任中央党部秘书长，并兼任新设的党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该委员会是国民党中央常委的辅助机构。由于中央调查统计局隶属于中央党部，按例局长由秘书长兼任，朱家骅还一度名义上执掌中统（实际由副局长徐恩曾主持）。是年7月9日，三青团正式成立，朱家骅任干事会常务干事，不久又兼代书记长，照料团务。1939年12月，朱家骅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仍兼任中统局长。[3]这几方面，恰与CC派原有势力范围有着此消彼长的利害冲突，进退之间，双方摩擦不断，矛盾渐深。

朱家骅与二陈，本来颇有渊源，因此不少人指朱为CC派出身，并将战时后起的朱家骅派称为新CC派。其实朱家骅虽然与二陈关系匪浅，却并非必然算作CC派中人。朱家骅与二陈，籍贯都是湖州，有同乡之谊。1924年6月，湖州旅沪人士在上海发起成立湖社，参与其中并担任要角的张静江、陈其采、戴季陶、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潘公展、褚民谊、徐恩曾等，均为国民党要员。该社名为同乡联谊组织，实际如戴季陶所说：“我们湖社，虽然是地方的团体，却是地方的同志团体，不是地方的同乡团体。”[4]湖社与国民党志同道合，这样的政治纽带将其与国民党统一全国的趋势紧密联接，湖州人士相互援引，成为国民党内江浙集团地位上升的推动者和得利者。朱家骅身处其中，自然得沾雨露。

不过，尽管CC派后来坐大，并非所有湖州人士均为其网罗殆尽。据陈果夫说，1935年，他曾托张道藩邀请朱家骅加入青白社，后者“初则支吾其辞，终未允可”[5]。后来朱家骅能够得势，“他的成就，固由于他自己的发展，主要的还是戴传贤的支持。戴氏认为中国只有一个半人才，朱家骅是一个，还有半个便是易培基。可以说朱家骅主要还是他提拔起来的。”抗战期间朱家骅被迫辞去组织部长一职，戴季陶还在蒋介石面前痛哭一场，“跑到成都去隐居，说‘再也不做考试院长了。’足见戴氏爱护朱家骅之深。”[6]

戴季陶与朱家骅都是湖社的重要成员，又是中山大学的同僚，朱家骅受戴季陶提携，当在情理之中。可是，1931年“九一八”之后，戴季陶的地位影响逐渐式微，朱家骅受其知遇，政坛兴起可能与之有关，但要迅速窜升，与国民党内第一大派的二陈抗衡，甚至夺占其势力范围，显然必须得到最高领袖的支持。从其时一系列相关的人事调动和安排可见，扶植朱家骅以制衡CC派，应是蒋介石全盘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朱家骅的本意或许并非专门针对CC派，而是处于和CC派尖锐对立的境地，身不由己地被推到派系斗争的风口浪尖。

接掌中央组织部后，朱家骅和CC派的矛盾冲突很快呈现白热化。在CC派的长期把持经营下，国民党从上到下的各级组织系统多由CC派分子所掌控，形成“党以组织部长为中心之现象”[7]。组织部长换人，组织形态仍旧，新任部长非大规模重新配置人马，不仅不能有所作为，还将处处掣肘，一事无成。握有尚方宝剑的朱家骅自然不甘居于傀儡地位，因此首先在中央和各省组织系统走马换将，剔除旧人，任用新人。如此一来，本来占据绝对优势的CC分子势必感到朱家骅处处针对本派，因而采取种种对抗手段。

到1942年6月，据陈果夫说，组织部里由中央党务学校和政校出身的旧人即CC分子，已经陆续被撤，仅余二十余人，科长以上的四十余人中，只剩四五人而已。取而代之的，是朱家骅有意扶持的新党校——中山大学和中央大学的毕业生，而且组织部还密议三年内统一系统，半年内将部内旧人肃清，一年内将各省干部肃清。[8]

所谓肃清各省的计划，虽然放在改组组织部之后，双方在各省的恶斗展开或许较部内更早。朱家骅接掌组织部还不到一年半，由于两派在地方层级的冲突激烈，其与CC派的水火不容就已经成为国民党内公开的秘密。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的王子壮在日记中记到：

果夫、立夫组党十年而有所组织，自然在党中形成一个力量，朱骝先（家骅）来长组织，因其在学界政界均有相当之地位，故其措施不能悉循旧轨，于是下级冲突公然暴露。如河南、陕西、山东等省均因此而致工作于停顿，更谈不上下级之健全。[9]

面对朱家骅的步步进逼，留在国民党各级组织系统的CC分子利用盘根错节的势力，软磨硬抗，竭力抵制。可是双方从中央到地方的全面冲突，令失去合法组织地位的CC派面临全线崩溃的危机，其头面人物如坐针毡，终于不得不亲自跳将出来，进行反扑。而且他深知朱家骅敢于大刀阔斧，必定手握圣旨，于是直接上达天听。1942年6月12日，陈果夫写密信向蒋介石告状，除指责朱家骅在组织部和各级党部大肆排斥异己外，特意强调三事，其一，朱家骅“必另有组织，且以排拒果等或隐瞒果等为其要事也”；其二，朱家骅为了争权夺利，不择手段，早有前科，其欺上瞒下，任用小人，图夺党权，非但不能增进党务，反而导致组织涣散；其三，朱家骅用人唯亲，排斥与共党斗争最力的CC派，滥用非人，令同志痛心，而与共党的言行同流。一旦患难关头，绝难重道义。[10]

作为陈果夫的一面之词，此函所说未必属实，只是表明CC派与朱家骅势不两立的态度认识。至于朱家骅究竟有无自己的组织派系，其行事准则如何，不无可议。国民党党内有派，虽然是不争的事实，但即使二陈，也矢口否认CC派的存在。况且除了首要与核心分子外，被指为骨干的人，与CC派固然关系深厚，可是要确定其组织上只属于这一派，与其他派系毫无关联，也很难轻易断言。朱家骅更是自诩超然党内派系，不参加和组织任何小组织。[11]其部属也极力称其用人唯才，不论亲疏，不问派系，不分畛域，不计恩怨，而自己无小组织。[12]

不过，从其他角度看，朱家骅就并非如此襟怀坦白。1946年由《成都周刊》编辑部编辑出版的《国民党内的五大派系》一书，描述“独树一帜”的朱家骅派的兴起道：“国民党里面设有小组织的，朱家骅是一个，名义上虽无组织之名，而其实三五成群，朝夕与共，于各党中成为一派，日久功夫深，愈显见其力量，当时流行一句话：‘南方有CC，北方有朱家骅。’内容的庞大可想而知。”从1927至1937年，朱家骅先后任广东、浙江两省行政，长中山大学、中央大学两校校务，并出任教育部和交通部部长，“就在这个时候，他联络很多学者专家，造成今日的力量，他这一派出名人物有傅斯年、任鸿隽、于启江、杨公达……在国民党的基层，他的干部分布也相当广。总之，不管他怎样说他没有什么社，什么的组织，他的力量相当大是事实，他已在丛林中，把自己的帜独立起来了。这一派，始终没有什么名称，人家只是叫他‘朱家骅派’”[13]。

由此描述，大致可以推断，所谓朱家骅派，确系他人的指称，被指为此派出名人物的傅斯年、任鸿隽等，与朱家骅的关系固然紧密，未必认可自己是派系中人。由于出身和历任职位的关系，抗战前朱家骅即与文教界人士广泛结缘，在一定条件下，还充当了一些人的保护伞，以免乱扣红帽子的CC派的打压。[14]这样一些人脉关系在朱家骅出任组织部长之后，自然成为其改造国民党组织系统依靠的对象。不过，严格说来，所谓朱家骅派，是由于其主持组织部与CC派产生全面对抗而逐渐显现轮廓，开始似无结党营私的主观，后来则不无党同伐异的取向，至少在排斥CC派这一点上，让CC分子觉得其已自成一派。两派在大学的内斗，无不体现朱家骅一派组织分界模糊和派系意识自觉的缠绕。

陈果夫的告状信似乎并未动摇蒋介石对朱家骅的信任，后者继续留在组织部长的位置上，而陈果夫则始终得不到他所希望的中央要职。蒋介石坚持认为，陈果夫“做一部分事情做得好，在中央做不好”[15]。不过，陈果夫所说的两点，即朱家骅用人唯才的新办法不利于国民党的组织建设，反而帮了中共策略的忙，应该对蒋有所触动。在举国联合抗战的形势下，朱家骅的做法有助于吸引人才。一旦形势变化，国共矛盾上升，还是要依赖CC派的老一套。这就为后来朱家骅和陈立夫互换职位埋下伏笔。

二 校园烽烟

战前国民党虽然一般不在大学设立组织，并不等于无视大学师生的影响作用。只是采取何种形式在大学进行活动，做法有所不同。CC派一方面设法向教育部门和大学派遣骨干分子担任要职，一方面拉拢文教界名流加入CC，同时成立学运领导小组，直接掌控学生运动[16]，甚至利用学潮反对政学系。[17]而朱家骅由担任中山大学副校长政坛发迹，这里是战前国民党在一般大学中组织建设最为深厚之处。朱家骅以处理大革命时期中山大学师生中的党争颇有成效得到国民党的赏识，后来又出掌中央大学，在他看来，中山大学和中央大学与国民党关系深切，在学术贡献上和学生在社会成就上，都应该领导他人，起一种示范作用。[18]朱家骅派在国民党内虽然整体实力不足以和CC派对抗，在文教界却有着很深的根基和广泛的人脉，朱家骅在教育部长和“中研院”总干事任内以及掌管中英庚款委员会期间，与各方面的学人广结善缘。1940年8月，“中央研究院”选举院长，尽管陈寅恪反对单举几个蒋先生的秘书，其中也包括朱家骅，其实只是相比于胡适，朱家骅毕竟是官员。投票结果，朱家骅得23票，与翁文灏并列第一。傅斯年分析道：同样是前任教育部长，“朱票多，王（世杰）票少，其故事后想来有三：1、朱任总干事二年，院中人甚熟；2、中英庚款会整年的礼贤待士；3、朱为人善与各人要好。王之少票如下：1、王在部长任内，惹恼了好多有大学背景之人；2、不习自然科学，与‘科学家’少认识（评议会大多数为科学家），人以为是个法官”[19]。有大学背景的评议员，均为各校教授当中的重量级人物，朱家骅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基本正面，间接反映了朱家骅在教授中的地位。

由此可见，战前CC和朱家骅两派的人脉早已遍布各个大学，双方观念不同，做法各异，只是各守一方，尚未发生正面冲突。

抗战期间，CC派着重向大学扩张势力，与原来复兴社成员主导的三青团争夺地盘，代理三青团书记长的朱家骅隐忍不发。朱家骅出任组织部长后，首先扩大组织部的组织并调整内部的人事。次年2月，鉴于国民党在知识分子方面的基础不厚，决心把党务打进学校去，于是在普通党务处增设学校党务科，派杜元载为科长，后由杨西崑继任。[20]在朱家骅的主持推动下，不少大学教授加入国民党，西南联大尤为突出，教师加入国民党的约40%，而教授入党的比例更高。[21]大学教师尤其是教授普遍愿意参加国民党，与朱家骅出任组织部长不无关系。此举刚好和正在大张旗鼓地向大学扩张势力的CC派迎头相撞。随着双方在组织部和各省党部系统的冲突愈演愈烈，在大学校园的争斗也呈现出水火不容的态势。

在反对派的知情者看来，陈立夫接掌教育部后，“蓄意统制教育界，非其私人必加以困厄，逼其脱离，属其私人，则无论如何办得坏，亦与维持。五年以来，一个个大学收为己有，助桀为虐者张北海、吴俊升也。所未侵入者，中央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四校而已”。至于达成统制的办法手段，就学校而言，一是鼓动风潮，二是经济封锁。如中央大学前后两任校长罗家伦和顾孟馀，均非CC私人，于是先以风潮挤走罗[22]，继用经济封锁迫走顾。中央大学“有四千学生，四百教员，七院六十二系，而孟馀先生不肯投降，彼遂以经济封锁政策相胁迫，以致一年半来亏空至五百万元（等于战前五万）。闻孟馀先生办不下去，已提出辞职”。1943年2月，该校“过年开销，教部仍未发下，仍出借贷，此之谓经济封锁”[23]。

朱家骅与CC派的冲突还从大学系统延伸到其他部门，主持国立编译馆的陈可忠，被视为朱家骅的干将，在CC派的挤压掣肘下，两年内体重减轻30磅，“受陈立夫之压制之结果也。编译馆总务长徐某明白对可忠云：‘既要你主持这机关，又要掣你的肘，我也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我如不和你磨擦，那就失掉了我的使命！’”顾颉刚不禁感慨道：“文化机关至于如此，谁之咎耶？”[24]而他自己应朱家骅之邀主办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文史杂志》，因所聘两位编辑内讧，被CC派的胡焕庸等人假中央大学区党部之名指控编辑吴锡泽为跨党分子，“故入人罪，直接攻吴，间接乃攻我也”[25]。

顾颉刚与朱家骅是北京大学校友，中山大学同事，战前即因所主办的杂志有左倾色彩等事受到CC派的指控，幸得朱家骅从中转圜，因而与CC结怨。在他看来，CC处处有意打压，因而“亦不愿在CC统制下过生活也”[26]。他的感觉，或许不免先入为主的成见。不过这样的看法，在尚未被CC派侵入的大学也已是众所周知的公论。1942年9月，出任美国战略情报局驻华代表的费正清（J.K.Fairbank）赴任途径昆明，与西南联大的校长梅贻琦、英语系主任陈福田、政治系主任张奚若，以及金岳霖、钱端升、严文郁等12位教授交谈并访问了其中几位的宿舍后，“对于教授们的贫困处境感到震惊不安”，“绝望、贫穷、苦撑门面、相互支援以及行动的渐次削弱”，“昆明高校教师待遇如此菲薄的境遇使我感到毛骨悚然”。他向美国有关方面报告：“作为西南联大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华大学的教授讲师，正在缓慢地陷于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饥饿状态之中，尽管他们都是留美归国学生，是中国学术研究生活中的精华。”他认为这一切源于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根本性失误，这种失误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在不卷入别国事务的观念下，忽略了中国是世界斗争的一个战场，其“局势是一场现代西方民主思想方针与古老的中国专制主义方针直接对抗而开展的搏斗”。

其二，误以为“当前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用武装力量跟日本人作战，所谓文化关系只是无关紧要的旁枝末节……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文化问题”。美国政策的无能，“具体表现在对待中国知识分子的事例上。我们早就知道，他们由于得不到本国政府的资助而正在逐渐陷于垂死的困境……这些曾在美国接受训练的中国知识分子，其思想、言行、讲学都采取与我们一致的方式和内容，他们构成了一项可触知的美国在华权益，并且是此间正在进行着的斗争中的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但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竟然没有为援助他们而提出些许解决办法”。

战时物资匮乏，生活困苦，所有大后方的大学教师，无一例外。可是西南联大的教师陷入异常困难的境地，还有人为的特殊原因。作为报告的附件，费正清除了强调清华大学教授危在旦夕的境遇及其对于美国在华利益的极端重要，还专门分析列举了导致清华大学教授生活惨状的原因。他说：

美国培养的昆明清华大学教授，代表了美国在华的一种投资和财富。他们面临着濒于灭绝的威胁，亟应寻求援救他们的措施……一、清华大学特别体现了美国的在华权益，因为美国退还的“庚款”有数百万美元投入了清华。象任何主要大学一样，教授是学校投资比较重要的部分，由于清华大学所拥有的学术名望和财务资源，该校教授是从留美归国的优秀分子中精选聘任的。总的看来，这些人是中国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熏陶的学术界人士中间的精英，因此可以说是美国教育势力的起一定作用的代理人。鉴于清华的校舍与设备已落入日本人之手，这些教师是美国政府30多年来从事投资所剩留下来的一切。他们的处境理应受到我们的特别关注。

二、现任教育部长陈立夫博士，在谋求严密统制中国文化知识界生活的进程中，长期以来想方设法推行控制清华及其他大学的办学方针，然而在清华大学各院系里，他遇到了留美归国而资历较深的教授们的极其明确而坚决的抵制，结果是双方持续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是教育部和国民党当局的权力，并以他们的财政金融为后盾，另一方是决心力图维护美国式学术自由的教授们，两方进行着较量。这是一场双方实力不相等的斗争，因为教授们的财务资源（所积存的书籍衣物，他们为了养家糊口而把这些东西出售），很快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除非得到援助，否则这场斗争只能得到如下的结局——为支持在教育上实现美国自由信念而挺身奋斗的教授们继续遭受营养不良和患病，导致情绪低落，直至死亡、离散或堕落。

三、具体地说，国民党与教育部所力图开展的活动采取如下的形式：年轻的教师们被拉拢入党；凡对此有兴趣的人都获得当局的款待，并且受到重庆方面的特别照顾和青睐。在中国，政府拨给各所大学的经费（大体上也适用于西南联合大学），总是少于按其国内学术地位的理应得到之数，各校经费系按照学生人数发放，而不是按照教学质量。在昆明，省立云南大学学生众多，经费也就比西南联大宽裕得多，尽管西南联大三校（南开、北大、清华）的教师集中了中国学术界的精华。

四、此类斗争的例子真是举不胜举。这里不必浪费笔墨去描写大学教授们如何住在空无所有的阁楼上，卖书典衣，欠了一身债，患了营养不足所导致的疾病。不管他们是官方故意的还是通货膨胀的受害者，事实始终明摆在眼前，尽管他们既对中国有益，又对美国有益，他们却没有得到他们应得的援助。[27]

费正清的看法可以和顾颉刚的相互印证，只是他的信息单方面来自清华大学的教授，这些人对于陈立夫主持的教育部早已是怨气冲天。与西南联大同城相邻的云南大学，1936年就在龙云的支持下，争取改为国立，并于1937年6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48次会议上获得通过。抗战爆发后，在龙云和时任教育部长的王世杰协商下，决定提前到1938年7月正式改为国立。陈立夫接任教育部长，云大方面担心生变，还由熊庆来专程前往汉口与陈立夫商洽，陈表示不致改变成案。出任国立云南大学校长的熊庆来在开学典礼致词称，陈立夫掌教后，谋于国家教育定通盘计划，于西南文化，特为关切，对于云大改国立事，积极促进。该校经费由上年改隶省府的国币25万元，猛增到国币50万元，中央和省府各拨其半。随着战时通货膨胀的加剧，云大的财务同样困顿，师生的生活日益困难。而在国民政府的资助方面，对于云大和西南联大还是有所分别。1944年4月，蒋介石拨款40万元救济两校贫苦学生，联大30万元，云大10万元。蒋梦麟和熊庆来为两校经济窘迫数次向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申诉，孔氏借款400万元充作两校周转金，联大300万元，云大100万元，比例一致。[28]

云南大学的观点未必表明教育部就是一碗水端平。按照时任云大教授的吴文藻的看法，一个带地方性的国立大学较之一个带全国性的国立大学任务是不同的。[29]实际上两校所承担的任务确有分别，因而所需经费额度也有所不同。陈立夫采取的办法貌似公平，其实显然对那些不为其所用的水平较高的大学及其教授们不利。其法有相辅相成的两方面，首先，扩大国立大学的数量，将一些地方性院校升格为国立。1942年10月，顾颉刚在国民参政会上就质问陈立夫：现有大学已不充实，何以近年增加不少大学？使得陈氏甚不高兴。[30]升格之举让有限的教育资源更加摊薄。

其次，别有用心地坚持各国立院校一视同仁，教授的待遇一律平等。1943年5月，因昆明物价飞涨，西南联大教授集议要求政府增加生活费，切实救济，并通过朱家骅向国民党中央陈情，还派人赴重庆向当局申诉。所提几项要求包括：将教职员工的部分米贴按市价折合现金发放，因原来米贴按官价每担法币900元，实际市价已达2400元一担；薪水应按物价上涨的比例增加，其时昆明的教授薪水增加了5倍，而物价却涨了300倍；为西南联大利用实验室生产紧缺商品提供资金贷款。

西南联大不愿受制于陈立夫，联大国民党部则属于朱家骅的系统。在费正清看来，“这场斗争的要害问题是西南联大能否突破教育部用以扼杀他们的禁条，即全国所有的国立院校应有一个同等的薪水待遇，不应有地方特殊”。到1943年7月，“陈立夫仍占据着上风”。孔祥熙答应借贷300万法币给联大，据说蒋介石已批准，但议案提交行政院讨论时，“陈立夫提出在所有的国立高等院校都采取同样办法，得到同样的扶持，预算为1700万元。以前他并不赞成这种做法，现在这样提，其蹊跷是在按同等比例核算的基础上，西南联大只能从这1700万元法币中分到80万元。西南联大又一次遭到挫败。对以前头脑还不怎么清醒的人来说，教育部长所玩弄的这一花招似乎最后证明：CC系下定决心要压服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各学科的教授们宣称，他们对当局已不再承担任何义务，并将试图用他们所能拥有的各种手段来自谋生计”[31]。

后起的一些国立院校，如云南大学一样，本来占有地利人和之便，比起远道逃难而来的联大教授们，谋生之道相对较多，且除了中央的资助，这些院校往往还有地方实力派的支持补助。陈立夫的做法看似公正，实则令联大等校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不过，西南联大毕竟人才济济，实力不凡，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依然可以成功抵制CC的侵入。相比之下，中央大学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顾孟馀被迫辞职后，中央大学校长由蒋介石兼任，实际权力落入CC派的胡焕庸等人手中，“中大壁上，有人贴一漫画，作屠手行刑状，屠刀上写‘教育政策’字，已斩之囚标上写陈立夫已抢到之大学名称，将斩之囚标上写‘中央大学’。用意殊精警”[32]。朱家骅在中央大学的争斗中采取守势，他让不愿受CC统制[33]，决意和顾孟馀共同进退的顾颉刚“勿顾问中大事，因他现在如此避嫌疑，陈立夫犹以鼓动中大风潮中伤之，若我一入漩涡，更将使彼撇不清也”[34]。

掌握教育资源的CC派在大学争夺中占据有利地位，这是在国民党组织系统对CC派积极进攻的朱家骅不得不取守势的要因。各地与朱家骅关系紧密之人，虽然相互视为同道，并无组织联系，容易被大权在握的CC派各个击破。所以普遍感到有必要加强彼此联系，共同进退。被人看成异己而加以排斥，反而促使其无形中结成利益共同体，并且希望朱家骅出面统合，形成中坚。顾颉刚也认为：“我辈无组织，最易给人各个击破，树帜西北农学院，往事可鉴。可忠得陈立夫信，谓自明年元旦起，国立编译馆长由立夫兼代，可忠降为副馆长，又是一场风波。他们结党营私，我们亦必结党营公，方克抵制。然我辈出路多，个人可以独立生存，故结党亦必结不紧也。”[35]这大体可以反映朱家骅一派与CC派的差异。

不过，朱家骅并非一味退让，在顾颉刚等人决心离开中央大学时，朱家骅两次嘱咐其“勿脱离中大，即兼课两小时亦可，并谓朱经农已将到柏溪视予，商谈此事，并嘱我访刚伯、丁山等，勿提出辞职，谓否则胡焕庸方面更得势，学校将更糟”，而胡焕庸方面对此却以不得兼职相抵制。[36]

在朱家骅视为政坛发祥之地的中山大学，双方的争斗更加激烈。尤其是围绕校长的人选，反复争夺（详见下章）。大学的派系归属，与校长的派属密切相关。校长的更替，往往导致人事变动，决定一校的风向，中央大学即为显例。在这方面，教育部长陈立夫明显占有优势。朱家骅也不甘示弱，想方设法与之对抗。双方虽然不是势均力敌，却也各有输赢进退。

三 河东河西

1944年5月，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在重庆召开，会前数月，朱家骅要求下级党部恢复选举制，引起党内部分人士的不谅，朱家骅被迫辞去组织部长之职。由蒋介石亲自提名，长期被禁止主政中央的陈果夫重回组织部长的位置。[37]同年11月，陈果夫因健康关系辞去中央组织部部务[38]，改由陈立夫接任。而朱家骅则同时调任教育部长，二陈与朱家骅的位置刚好调了个个。

将国民党的组织重新交还CC派，显然并非仅仅由于1944年恢复下级党部选举制的偶然事件。在费正清看来，关键的年份是1943年：

由于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损耗继续发展，政府迫于形势，日甚一日地加强统治力量。各种打算、改革、计划方案都成了第二位的事。在此情况下，正如一位朋友所说的，蒋委员长转而信赖CC系，把它看作是当遭到内外攻击时能够集结众人的核心力量。[39]

一位辛亥革命前就在中国从事传教活动的丹尼尔·戴伊博士（Dr.Daniel Dye）告诉费正清，抗战爆发到1941年，中国学生的热情非常高涨，以致形成了一个民众运动。而1942年当他从美国休假一年后回到中国时，发觉这股高涨的热情已经有点低落下去。在回到中国后的一年当中，这股热情“又进一步下降为文化知识活动的停滞状态，了无生气。CC系（陈氏兄弟集团）和其他政府官员生怕民众运动如不加阻遏，就行将席卷全国，并把他们一扫而光。眼下是一片对国事麻木不仁的局势，正如芮陶庵最近走访17所高校后得出的结论一样。”费正清总结道：“当政府的威望更加成为问题的时候，它的领袖们日渐觉得危机四伏，越发戒备，他们面对大批持反对意见的人们采取疑惧的态度。”[40]

蒋介石在重新起用CC派掌控国民党组织系统的同时，对于CC派在教育界的势力过度膨胀以及教育界人士对CC派所作所为的强烈不满也感到不安，为了平衡和制约，他让朱家骅和二陈互换位置。可是这样的移形换位非但无法协调内部，平息纷争，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反而导致新一轮党内派系斗争的大爆发。

组织部自朱家骅去职后，CC派随即开始反攻倒算，据1944年8月7日王子壮日记：“近日政治风气日坏，盖生存竞争激烈之表征。朱骝先自组织部去职，其所属人员相继为新任所汰，彼所主之中英庚款董事会已决定裁撤，中央秘书处所管之文化驿站，系朱之亲信贺师俊所主持，中央秘书处以紧缩名义并入宣传部。余并非支持此等机关者，其待调整亦为事实，惟朱氏甫下台，纷纷出此，实不免打落水狗之讥。在朱氏僚属，非[均]不免有走投无路之悲。此种现象，惟有使壁垒日深，冲突激烈，为党国前途计，实堪忧虑。”[41]这比起陈果夫所抱怨的几年前朱家骅接掌组织部时排斥异己的情形有过之无不及。

重掌教育部的朱家骅也不甘示弱，在各大学想方设法将CC人马逐一剔除。其属下骨干也利用各自的身份地位，积极予以协助。1946年3月，顾颉刚在国民参政会进行教育质问，所列第一条就是“陈立夫任所办学校，品质低劣，何不停办？”另一条是“党派侵入学校，学风不良”[42]。质问的对象虽是朱家骅，矛头却毫无掩饰地直指CC派。

1945年1月27日，任教于三台东北大学的丁山为该校学生罢课风潮平息事致函朱家骅，除了报告事件处理情况外，还介绍了几位在他看来各有所长的教授学生，作为可用的人才，请朱家骅予以扶持。由于东北大学面临人事变动，丁山密纸附函，专门建议相关事宜。据称：

芷脩在此谈及，泽宣兄决不能来，拟以吴振华长教务，徐季康长训导，卢峻长法学院，是皆CC也，且德望不尽隆，恐不足以拑制哲先……山对人事补充，敢作如是之建议：教务长泽宣来为最理想，次则芷脩留，职肯来东大。如不可能，李季伟来，亦可得以籍学生拥护。训导长丁为最理想，次则盼公荐一在党在学均有地位者。法学院长钱清廉、戴克光均为理想者。总之，东大最大势力，现在山等把握中，诚不愿即此以送CC厚礼也。愿公察之。[43]

其时丁山对东北大学相当失望，有意改就中央大学等其他院校，朱家骅阅信后没有正面回答相关问题，但是批示“仍盼留校协助种种”，表明他接受丁山的意见，希望丁山本人参与实现其各项建议。

丁山所关注的，不仅仅是东北大学。1945年7月，已经移席四川大学的丁山又致函朱家骅，告以复旦大学、西北大学等校的派系纷争，并提出人事解决办法：

此间传说部中将彻底整顿大学，教育人事上亦多有变更。北碚某校章某闻已辞职，则离明兄似为最理想之继任之人物。离明在此办师院，任何努力，任何成就，均不免地方观念者攻击。长材莫展，徒招怨毒而已。又西北大学刘派与河北派暗斗甚烈，皆属CC，颇不理陕人之事也。如属可能，则沈兼士先生最为理想，盖地方军政当局及校内老教授，无不与沈先生有深厚之因缘。天与人归，沈先生出而CC之徒自然瓦解矣。管窥之愚，敢以为献也。

某校章某，即复旦章益；离明，即黄建中。朱家骅批示“酌复”，但注明“不必提及章、黄、沈等”[44]。

7月15日，丁山再度致函朱家骅，报告齐鲁大学易长及四川大学师范学院改组事宜：

齐大董事会推荐吴君为校长，在校多数教授认为校友派即大批还校，垄断一切，势必引起重大后果。今晤子杰兄，始知吴决不来，仍由校务委员会负责维持现状，齐大似可苟安一时，终非正当解决也。

川大于7月12日奉到改组师院部令，次日校长召集院长等少数人员开紧急校务会，将黄建中原定新增教员一律停发聘书，仅将师院中有资望的老教授选聘十余人，一律聘为国立四川大学教授，不属任何院系，丁山亦在其列。

盖文学院向楚，本一冬烘旧官僚，除能做几句八股文外，所学极其肤浅，对于学术界有重望之教授，如陈寅恪、蒙文通诸先生，全力拒诸川大门外，运用三两谋臣，勾结学生，支持中文系。中文系主任如江浪相推，彼仆此继，历有年矣。该系学生，多数思想沉腐，行为诡谲，一如向某平日所训练。是以知名教授，皆以华西坝教会五大学为根据，不得侧身川大。成都文化重心，不在川大，实在华西坝。川大文学院拒山于院外，正区区之所望也。但经此改组，师院教员无下文者五十余位。此五十余位教员，黄校长意待离明兄返校解决。一班未得续聘先生意见，认为（一）教部命令来得突兀。（二）教部命令，只顾学生，不顾教员问题，未免轻蔑教授。（三）师院课程，与大学精神不同，此本部令所明定。今将师院学生随文理学院上课，障碍甚多。最重要者，还是（二）项编余教员问题，彼辈均有离明兄口约在前，今待至七月中旬，突然停聘，学校之爽约，全由教部命令之突兀。于是一部分不明责任之教员，忿忿不平，议公专制。此固CC分子从中挑拨之结果也。山随公有年，知公爱护学术界，无微不至。此次部令，未及顾全教授问题，或因校长能妥筹善后，淘汰少数，改聘多数人于文理学院也。实则师院国文系因不愿听命向某，与文院中文系对立已久，理化系教授亦与理院水火。故言合并改组，其势甚难。不能合并，必也裁员。校长在向某辈包围下，遂走到裁员路线。裁教员之责，尽委诸教部无明令。敢恳公召离明兄速定善后办法。据山所闻，一班人希望：（一）师院独立。（二）独立如不可能，请分年裁并。

而分年裁并之法，为本年先全部续聘，明年可事先通知欲解聘者。如此既不违反部令，亦适合现情。

此事本来似与CC无关，而丁山一定要指为CC从中挑拨，无非是想打动朱家骅。朱家骅阅后批示：“此为根本改革之道，至为合理。事关通案，酌复。”

丁山和顾颉刚交好，尽管并非国民党员，仍可说是朱家骅一派的骨干。朱家骅对于他们旗帜鲜明地将斗争矛头指向CC派，虽然从未正面回应，实际上丁山等人心知肚明，朱家骅不仅不反感他们对CC派同仇敌忾的态度，而且需要通过他们了解各所大学的情况，并从他们的建议中获取必要的信息，以便安排相关人事。

在中山大学，朱家骅清除CC派的行动更加坚决。1949年7月21日，“在各路解放大军直趋华南，‘石牌’儿女正以紧张学习来迎接解放的时候”，《华商报》刊登了题为“陈可忠滚蛋·张云上场：看朱家骅控制中山大学阴谋”的广州通讯，其重心不在指摘新旧校长以及易长之事，而是试图揭示中山大学校长人选“为什么变来变去都是朱系门内的‘一丘之貉’的原因”。这些政治意识很强的文字，将重掌教育部后朱家骅夺回自己地盘的心计彻底揭出。

四 国共进退

抗战期间，由于国民党改变战前基本不在大学设立基层党组织的做法，使得国民党在大学教职员和学生当中势力迅速膨胀，基本掌控了局面，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能量相对有限。可是，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出人意料地通过决议，撤销军队党部和学校党部，并相继关闭了全国各学校的党部。与国民党的决策正相反对，1945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向各（局）分局、各区党委发出“关于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进行合法斗争的指示”，对于暂时无力控制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要作长期打算，蓄积力量，以待将来。为此，要趁敌伪投降，国民党统治尚未建立和稳定的混乱时期，尽可能留下不暴露的力量，并派遣大批干部，潜入国民党重要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党务机关和铁路、工厂、矿山、市政、银行、学校里边建立工作，利用合法团结群众，以便将来更有力地进行民主运动。[45]此后，中共在大学校园的活动日趋活跃，两党在大学里的优劣态势迅速发生逆转。[46]

在5月18日下午举行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8次会议上，由蒋介石本人亲自交议的“促进宪政实现之各种必要措施案”获得“修正通过”。该案称：“宪政之实现，需要适当之准备，本党现经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若干准备工作，必须即予完成，各种措施，凡可为未来宪政预立规模而可提前实行者，宜于本届代表大会闭会后，分别予以实施，以示本党实行宪政之真诚与决心，兼以保证未来宪政之顺利推进。”具体做法包括：

一、本党在军队中原设之党部，一律于三个月内取消。二、各级学校以内不设党部。三民主义青年团改属于政府，担任训练青年之任务。三、在六个月内，后方各县市临时参议会，应依法选举，俾成为各县、市正式民意机关。后方各省临时参议会于所属各县、市参议会有过半数已经成立时，立即依法选举，俾成为各省正式民意机关。四、制定政治结社法，俾其他各政治团体得依法取得合法地位。五、本党党部在训政时期所办理有国家行政性质之工作，应于本届代表大会闭会后，陆续移政府办理。[47]

长期以来，蒋介石对于国民党一直采取用而忌的态度，希望将权力基盘由党转政，但在形势不利时，又不得不以党固政。他于此时提出取消国民党在军队和学校的基层组织，当然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5月5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大开幕式讲话中，已经定下基调，大会应集中注意的三点之一，就是“确定实施宪政，完成革命建国大业”。他说：

我在去年国民参政会开会时，以及今年元旦对全国的广播，两次说明我们结束训政，实施宪政的决心。三月一日我对宪政实施协进会致词，更具体表示要在本年十一月十二日总理八十诞辰召开国民大会，以实现宪政……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付与我们抗战建国的两重责任，我们如不能颁布宪法，实行宪政，则建国就无基础。如果不能召集国民大会，则本党在民国二十年受国民会议委托行使之政权，即无从正式归还于全国的国民……本党还政于民的初衷，从不因战事剧烈而片刻忘怀，从民国二十年国民会议以后，一切措施以及迭次决议，迭次宣示，无不是迫切祈求早日实施宪政，归政于民，愈速愈好，纪录俱在，可以覆按，此心此志，可质天日。徒以阻碍重迭而来，国事不容儿戏，大愿未偿，目的未达。一般不察，竟至惑于莠言，以贯彻革命的本党为不革命，以切求民主的本党为不民主，而实际妨碍总理建国程序者，反得以民主先驱自居，真伪倒置，黑白不分。我们为国负责，自始不避劳怨，国内有识之士，自能洞察事实。我们深信今日大多数人士之要求宪政，多出于谋国纯洁的至诚，且符合本党革命的初衷，更是征国人关心国事的迫切。为了鼓舞全国国民共同对国事负责的热诚，为了确立国家的百年大计，我们觉得在总理倡导国民革命已满五十年的今日，有提早实施宪政的必要。[48]

此番表态，一般指为伪装民主，巩固独裁。“或人说这是等于希特勒快要完蛋时的党政分家一样。或人又说，这些决议都是做给人家看的，真做倒不必。可谓一针见血之谈。事实上今天所做的与现在所决议的，相差又何至[止]十万八千里。”[49]此说诚然，1941年底，因为张澜、张君劢、左舜生等人提出结束训政和党治案，蒋介石大发雷霆，指为清季各地逼清廷立宪，是窃民主之名以捣乱抗战。[50]

不过，蒋介石的开幕词还有另外一面隐情，大致反映了国民党以党执政的尴尬。抗战即将取得最后胜利，国民党既不能继续代行民意，也需要争取民心，以便战后与中共一决雌雄。此举看似为实行宪政做准备，实则背后还有如何抑制CC派和朱家骅恶斗的考虑。六大开幕之际，CC和其他派系的权力争夺进入白热化，并且闹到蒋介石面前[51]，蒋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化解矛盾当然不可能，退而求其次，只好尽量缓解以避免冲突公开。

此外，各党派在校园中竞逐，未必于国民党有利。1945年4月11日，顾颉刚到蒋介石官邸吃饭，蒋表示，将使三青团“脱离政治关系，成一与童子军衔接之教育性的团体。并拟此后禁止学生入党，免得各党竞拉学生，使学校不能安定”。顾颉刚觉得“此事固好，惜太迟矣”[52]。

大学党派林立，导致学潮频繁发生，确系战时乱象之一。早在1939年10月，东北大学一次学潮平息后，学校当局就检讨道：“本校已往之主事者，注重政治工作，以权谋手段利用学生，演成各部分峙之局，几致不可收拾。”因而提出要建立三原则：“一、要学术化，不要政治化；二、要全体化，不要部分化；三、要道德化，不要权谋化。此后诸学子，应少谈主义，多研问题，尊重事实，不问背景，不为外人利用，受人利用，即是牺牲。应守纪律，重礼让，平心静气，作合理合法之行动。”[53]鼓动学潮者，除了中共，还有国民党乃至大学内部的不同派系。CC派即是利用学生运动反对党内异己的老手。蒋介石的想法，可谓有的放矢，既抵抗中共，也防止内讧。可是他和顾颉刚都不曾料到，如此一来，国共两党对于大学师生的影响很快就会乾坤颠倒，使得大批知识分子加速左倾。

大学师生的左倾，由来已久，且与战时CC派掌控教育部激犯众怒密切关联。当时正在重庆等地近距离观察的费正清称：

1943年下半年，蒋介石政府的低效无能已有目共睹，尽管（或者说正因为）他声嘶力竭，加强控制，独揽领导大权。由于通货膨胀日趋恶化，导致营养不良和失望情绪笼罩着薪水阶层。在外国观察家看来，左翼仿佛已开始成为可供选择的执政力量……我的心情，也像我在大使馆和新闻界所认识的其他美国人一样随着阶段的发展而发展：先是丧失对国民党的信任，继而对思想开朗的自由派人士的潜力感到失望，最后把希望寄托在当地的左翼身上。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学家李济告诉费正清：

知识分子们认为，如果他们是被重视的，或者是当此国难之际全国上上下下各阶层是在同甘共苦的，那么即使挨饿也没什么关系。但是他们亲眼看到了如此触目惊心的不平等现象和社会上层的奢侈浪费。因此，许多知识分子感到心灰意懒，一部分人将会死去，其余的人将会变成革命分子。[54]

对自由派人士的失望以及自由派本身的绝望，不仅表明这部分人应对局势的无能为力，更显示连他们也可能向左转。可是这样的左倾并非建立在对中共的了解认识之上，而是对国民党的彻底失望。1943年9月，费正清写信给柯里博士：

自由主义型的、留美归国的清华、北大两校学者，是美国体制与科学准则培养的最好典范，但至今仍然没有为中国的进步提供多大动力。对于真正的争论点，即中共问题，他们大多数是反对派。对于如何推动国家前进，他们还提不出明确的方向。他们正在极其耐心地等待着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种百家争鸣、自由讲学的好时光的再次来临。事实上这种好时光可能永不再现了。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来想象：如我致力于中国，在如此普遍混乱的局面中我能做些什么？结论是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我想做的正是中国共产党正在做的事情。不激进无以成事。

费正清后来根据当时自己亲历的历史资料得出结论：

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政权的象征和中心，在1943年后期已失去了中国知识阶层的信任和忠诚。[55]

在这样一个关键性的转折中，CC派的所作所为起了助推器的作用。“CC系是一个对实权和为维护实权而进行严格组织训练感到兴趣的典型集团。他们没有实行重大革新的能力，他们通常只是些唯唯诺诺的应声虫，而不是具有自己独立人格的正直的人，他们不肯尽其全力，执行他们所承担的任务。加紧组织控制的努力并未产生博得公众对之肃然起敬的效果，因此CC系的行动恰好剥夺了国民党自称秉承天命的权利。处在困难中的国民党，可能会发现自己在党外没有朋友，在党内遍布着变节的机会主义者。”[56]所以顾颉刚从报纸上看到陈果夫继任组织部长的消息，忿然道：“陈氏弟兄其必恶贯满盈始伏诛耶？”[57]

近代中国知识界不少人受欧美自由思想的浸染熏陶，加之民初劣质政党政治泛滥的影响，对于党派政治干预教育学术从来相当抵触。早在国民党统一北方之际，北京各大学的教授即纷纷设法自保，且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各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与国民党当局发生对抗、磨擦及纠纷。1927年6月，吴宓与陈寅恪谈大局改变后一身之计划，“相约不入（国民）党，他日党化教育弥漫全国，为保全个人思想净胜之自由，只有舍弃学校，另谋生活。艰难固穷，安之而已。”[58]从这样的不合作到后来逐渐有所磨合，知识界与国民党的关系并未得到根本改观。

即使在战时教授加入国民党已成趋势的情况下，在大学校园中，教授办党及办团，仍然不是光彩荣耀之事，大都还只能暗中悄然进行。凡热衷于此道者，口碑往往不佳。如陈寅恪、傅斯年等人即指西南联大主办国民党、三青团的姚从吾、陈雪屏等愚而诈或愚而滑。[59]朱家骅献九鼎于蒋介石，顾颉刚奉命作《九鼎铭》，“大受朋辈不满，寅恪诗中有‘九鼎铭辞争颂德’语，比予于王莽时之献符命。”顾颉刚对此感到委屈，抱怨“诸君盖忘我之为公务员，使寅恪与我易地而处，能不为是乎！”[60]可是当他了解到张其昀、钱穆等人办《思想与时代》以及垄断《大公报》社论，背后有从蒋介石和陈布雷处拿钱的背景，同样不以为然，以为“宾四屡在《大公报》发表议论文字，由此而来。其文甚美，其气甚壮，而内容经不起分析。树帜读之，甚为宾四惜，谓其如此发表文字，实自落其声价也”[61]。

中国历来传统，一方面流行文人相轻，一方面崇尚君子不党，结党营私，本来是小人的不耻行为。如顾颉刚所说，学界争名，政界争权，以学界而政治化，则既争名又争权，难免斯文扫地，丑态百出。CC派控制下的“陈家党”以及长期持续的派系争斗，不仅令坚持自由独立的知识人更加厌恶党派干预学术教育，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62]，而且使得那些战时一度有意和国民党同舟共济的教育界人士日益离心离德。

1947年的5月，上海交通大学爆发学潮，朱家骅飞到上海灭火。随后，复旦、同济以及上海以外的武汉、中正、英士等校相继爆发学潮。5月14日，战后复员改任上海暨南大学的丁山致函前一日刚刚离开的朱家骅，报告其因无暇当面陈词的半年以来在沪的所闻所见，并提出若干应对办法。据称：

山尝留心学生所读书，在文史方面，皆唯物论派也。满观书肆，除商务、中华少数正规书局外，言哲学者，皆赫格尔、恩格尔，言经济者，皆马克思《资本论》系统。有辩证法而无普通理则学，有唯物史观而鲜唯心论之著。充满书肆之文学、哲学、史学、经济、政治之新出刊物，皆左翼作品也。且其价格，亦远较商务、中华出品为廉。青年乌得而不趋鹜哉。自上海出版事业论文化事业之现状，青年思想殆已为唯物论暗影笼罩殆尽。

他建议教育部积极奖励教授进行正统学术研究，与唯物论抗衡，中央对于文化事业应有全盘计划，不能交由书店自由营业，以免文化事业操于以赚钱为目的的投机书店之手，教授亦不得不左倾。“自教授至于青年，左倾趋向，有加无已，威力不能加，检查不能限，潜滋蔓衍，弥漫全国。中央在华北纵获得军事的胜利，恐已不能挽留文化思想的全盘失败，此则今日之隐忧矣。以人事言，往日主张‘本位文化’十教授，今则讲坛之上，宣扬唯物史观者不乏其人。”

在丁山看来，“本位文化”教授们的影响不必高估，今日在文学、史学、哲学各方面威信最大的是郭沫若，国民党中央视郭为左翼作家领袖，而其近年出版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实已超越左翼思想之宣传，而踏入纯学术境地”。丁山自称与郭有纯学术性的往还，“近尝询以愿教书否？郭云：‘我愿教书，政府惧我有煽动力量，到处碰壁，不敢再谈教书事。我愿在大学研究所或国家图书馆里，找个清静的环境，做纯学术工作，完成个人的研究。’郭先生由衷之言，闻者无不寄与深厚之同情。”丁山建议延聘其到（1）“中央研究院”或中央博物院，（2）中央图书馆或北平图书馆，（3）或在某大学为其专设文史研究所。

如此，郭氏学术志愿可伸，亦可免与青年多接近。“天下英雄入吾彀中”，郭氏亦今日文史学界之雄。彼不得学术园地，遂不得不接受左翼作家之拥戴，而为忍耻含垢之“吃政治饭”学者……倘能延揽郭氏于最高文化机关中，沪上左翼作家即失其有力之领导者，然后用余金奖励正统派学术著作，以抗压唯物史论宣传。多请几位学术界较有地位的人，多办几种纯学术性文史杂志之类，以大量供给青年精神食粮，从根本上扑灭青年思想的左倾，然后乃可扑灭政党所操纵之学潮。要而言之，中央文化运动似应彻底改变作风，而由学术界知名之士来负责。如因人事关系，泄泄踏踏，一任唯物论派在稿费、印刷、销行优势条件下充分发展，则国危矣。

他同时还建议中央派顾颉刚驻沪，因其“在学术界树敌少而朋友多，有造诣的学生亦众，请他坐镇沪上，则文化界乃渐有中心。他人肚量稍狭，恐亦不能肩此巨责也”。朱家骅对其建言十分重视，批示道：“甚有见地，至为感佩。”请其下次到时，“顾我一谭，当面商一切也”[63]。

后来丁山所建议的各事，均不了了之，再三建言，均不得回复。而丁山本人因曾在平息学潮中为朱家骅出谋划策，并居间调解，为此两头不讨好，意欲脱离政治，专心学问。1947年7月5日，丁山致函朱家骅表示：“回念沪市学潮汹涌之日，曾面上书，略陈暨大内部之团结。今虽过去，而左翼之潜在力量，仍不可忽视也。山非党员，在风潮期间，曾以受公私谊爱护，故尝略效棉薄，既不见谅于左倾，至今CC报纸犹掘拾山反共言论，断章取义，横加诬蔑。山故敢向囊东兄建议，以后校内行政人员，须由党员负起责任，与左翼斗争。如山局外人，不必折冲其间也。”[64]希望今后从事纯粹学术研究工作，不再插手政治。

丁山推举坐镇沪上的顾颉刚，其时对于青年的影响力也大不如前。1948年3月，他写了一篇《学风问题之我见》的文章，“自谓颇客观，亦甚肫挚”，且其中还有批评政府的话，投往《大公报》，却被退稿。顾颉刚以为原因是“以《大公报》社论向助学生说话也”[65]。实则《大公报》与蒋介石的关系匪浅，后人指为“小骂大帮忙”。该报所以退稿，一则向来坚持秉公立论，二则和顾颉刚一样，对于国民党大失所望。1948年11月，心灰意冷的顾颉刚与友人谈起，“谓今日军事尚有办法，而政治则绝无办法。盖党已被二陈变为CC，军事长官已被陈诚‘整军’所更换，经济则破坏于孔、宋，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也”。他也萌生丁山那样抽身政治的想法，希望“社会工作从此断绝，著作生涯急遽展开”[66]。

不过，大学教授们虽然对国民党完全失望，对共产党却未必了解。与国民党渊源甚深的顾颉刚认为：“实在，人心并不倾向共产党，而厌恶国民党太甚了，国民党已失尽了人心，故亟望其交出政权。”[67]他甚至反对傅斯年挟胡适以自重，劝胡适不要到南京，免入是非之窝。“当国民党盛时，未尝与共安乐，今当倒坏，乃欲与同患难，结果，国民党仍无救，而先生之令名隳矣。”“平日为国民党排击，今日乃殉国民党之葬，太不值得。”[68]与国民党日益离心离德的西南联大那些自由派教授迫不得已的两权取舍，固然加速了国民党对大陆统治的崩溃瓦解，却也留下后来与中共之间磨合困难的隐患。

[1] 详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3章《“六大”前后的派系政治与精英冲突》；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

[2] 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

[3] 胡颂平：《朱家骅先生年谱》，第45—49页。

[4] 戴季陶：《我对湖社的感情和对湖社的希望》，《湖州月刊》第2卷第1号。关于湖社与国民党的关系，详见拙文《南浔·湖社与国民党》（日本《东方学报》京都第85册，2010年）。

[5] 1942年6月12日陈果夫致蒋介石函，台湾“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一般资料·书翰，引自冯启宏：《蒋档书翰中的国民党派系倾轧》，《民国档案》2007年第1期，第127页。

[6] 成都周刊部编辑：《国民党内的五大派系》，成都，文光出版社1946年版，第9—10页。

[7]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王子壮日记》第9册，台北，2001年，第133页，1944年3月31日。

[8] 1942年6月12日陈果夫致蒋介石函，引自冯启宏：《蒋档书翰中的国民党派系倾轧》，《民国档案》2007年第1期，第127页。

[9]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王子壮日记》，第9册，第133页，1944年3月31日。

[10] 1942年6月12日陈果夫致蒋介石函，引自冯启宏：《蒋档书翰中的国民党派系倾轧》，《民国档案》2007年第1期，第127页。

[11] 胡颂平：《朱家骅先生年谱》，第40页。

[12] 杨仲揆：《中国现代化先驱——朱家骅传》，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4年版，第92、216页。

[13] 成都周刊部编辑：《国民党内的五大派系》，第9—10页。

[14] 参见桑兵《抗战时期国民党对北平文教界的组织活动》，《中国文化》2007年春季号，第24期。

[15] 《陈果夫先生日记摘录》，1946年3月28日，徐咏平编著：《陈果夫传》，台北，正中书局1980年版，第936页。

[16] 范小方：《二陈与CC》，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118页。

[17] 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95页。

[18] 杨仲揆：《中国现代化先驱——朱家骅传》，第60页。参见桑兵《1948年中山大学易长与国民党的派系之争》，《学术研究》2008年第1期。

[19] 1940年8月14日《傅斯年致胡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集》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76页。

[20] 胡颂平：《朱家骅先生年谱》，第50页。

[21] 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

[22] 顾颉刚日记1941年6月23日记：“近日中大酝酿风潮，教部实为其后盾，志希乃有不得不走之势。”《顾颉刚日记》第4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548页。或指罗家伦为CC派，实则这类并无具体组织的派系，除骨干而外，很难确切固定指认一般成员。尤其是掌控国民党组织大权多年的CC派，势力庞大，不少人争相趋附，但未必为排他性的派中人。即使勉强可算作是，也有亲疏之别。有著述指冯友兰为CC派（《国民党内的五大派系》），即不无可议。

[23] 《顾颉刚日记》第5卷，第7页，1943年1月5日、第21页，1943年2月2日。

[24] 《顾颉刚日记》第5卷，第148页，1943年9月1日。

[25] 《顾颉刚日记》第5卷，第450页，1945年4月30日；第4卷，第656页，1942年3月21日。胡焕庸时为中央大学国民党区党部主席。

[26] 《顾颉刚日记》第5卷，第24页，1943年2月9日。

[27]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China Bound：A Fifty-Year Memoir），北京，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219—227页。

[28] 《云南大学志》编审委员会编，陶李编撰：《云南大学志》第2卷《大事记》，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6—102页。

[29] 吴文藻：《云南大学与地方需要》，《云南日报》1939年2月5日，引自陶李编撰：《云南大学志》第2卷《大事记》，第78页。

[30] 《顾颉刚日记》，第4卷，第753页，1942年10月24日。

[31]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China Bound：A Fifty-Year Memoir），第303—304页。

[32] 《顾颉刚日记》，第5卷，第29-30页，1943年2月19—20日。

[33] 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3页。

[34] 《顾颉刚日记》，第5卷，第28页，1943年2月17日。

[35] 《顾颉刚日记》第4卷，第618-619页，1941年12月20日。

[36] 《顾颉刚日记》第5卷，第130页，1943年8月13日；第166页，1943年10月7日。

[37] 《陈果夫先生日记摘录》，徐咏平编著：《陈果夫传》，第923页。陈以“突然下令，未预知，甚惶恐也”。

[38] 陈果夫先生遗著编印委员会：《陈果夫先生年谱》，《陈果夫先生全集》第10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页。

[39]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China Bound：A Fifty-Year Memoir），第294—295页。

[40]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China Bound：A Fifty-Year Memoir），第290—291页。

[41]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王子壮日记》1944年8月7日，第9册，第317页。

[42] 《顾颉刚日记》第5卷，第630页，1946年3月26日。

[4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骅档案，芷脩，钟道赞；泽宣，庄泽宣。附件批有“此纸请密”字样。

[44] 1945年7月12日批复丁山来函。《顾颉刚日记》第5卷，第630页，1946年3月26日。

[45]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56页。

[46] 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另参见金以林《战时国民党教育政策的若干问题》，杨天石、黄道炫编：《战时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第1—27页。

[47] 《中国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记录》，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45年，第199—201页；1945年5月30日《解放日报》。

[48] 《中国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记录》，第265—266页。

[49] 司马相世著：《新官场现形记——国民党六全大会真像》，广闻堂刊行，第18页。

[50] 《陈布雷日记》1941年11月22日，引自王泰栋《蒋介石的御用笔杆：陈布雷大传》，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年版。

[51] 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13章《“六大”前后的派系政治与精英冲突》。据称“朱家骅方面拼命攻击西西，说党自二十七年提出取消小组织后，为什么党内还是小组织林立。但那些反朱家骅的西西分子也写诗攻击朱，诗曰：‘无耻朱家骅，到处放爪牙，仪表倒不差，贪污案可查。’”（司马相世著：《新官场现形记——国民党六全大会真像》，第10页）

[52] 《顾颉刚日记》第5卷，第440页。

[53] 金毓黻著，《金毓黻文集》编辑整理组校点：《静晤室日记》，沈阳，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4388页。

[54]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China Bound：A Fifty-Year Memoir），第285、295页。

[55]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China Bound：A Fifty-Year Memoir），第305—306、311页。费正清自称；“我在1944年带回华盛顿的主要信念是：中国的革命运动是中国现实生活中的内在产物，它决不是CC系和戴笠的军统特务们的高压政治所能扑灭的。解放农民的理想以及20年前五四运动时代所继承下来的科学与民主的要求是爱国而富有生命力的。蒋介石拿不出什么能与之抗衡的思想武器。”（《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341页）这显然参杂了一些作为近代中国历史研究者后来认识的成分。

[56]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China Bound：A Fifty-Year Memoir），第294—295页。

[57] 《顾颉刚日记》第5卷，第288页，1944年5月27日。

[58]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3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63页。

[59]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8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04—105页。

[60] 《顾颉刚日记》第5卷，第72页，1943年5月13日。1945年4月8日，蒋介石手令陈立夫和朱家骅，“希于各大学教授中保举最优秀之党员，每校二至三人”。（机密（甲）第8670号）朱家骅所呈报名册，共有97名，其中西南联大8人，中央大学5人，中央政治学校、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各4人，武汉大学、交通大学、西北大学、同济大学、东北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贵州大学、重庆大学、金陵大学、西北师院各3人，暨南大学、厦门大学、广西大学、中正大学、英士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国立师范学院、女子师范学院、社教学院、西北工院各2人，河南大学、大夏大学、燕京大学、岭南大学、齐鲁大学、中华大学、华西协和大学、上海医学院、中正医学院、贵阳医学院、江苏医学院、湘雅医学院、甘肃学院、西北农院、北洋工院各1人。颇有蹊跷的是，燕京大学项下所列为陈寅恪。陈其实虽然任教于燕大，并未加入国民党。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文稿，奉令列具最优秀教授党员名册赍呈鉴核由，附呈最优秀教授党员名册，1945年5月2日高密第209号。

[61] 《顾颉刚日记》第4卷，第602页，1941年11月10日。

[62] 参见胡素珊著、王海良等译：《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第5章《怨声载道：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的评判》，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该书主要集中在《观察》等视角，尚不足以反映整体情形。

[63] 朱家骅档案。是函的摘由笺日期误记为“三月十六日”，参诸丁山原函及朱家骅赴沪时间，应为五月。此前郭沫若因对先秦诸子的看法不同，引发马克思主义史学同行的批评，确有些情绪。参见戚学民《再论〈十批判书〉的撰著动机与论学宗旨》，《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

[64] 是函丁山再度提出安排郭沫若之事，请示朱家骅，后者批以“不复”。

[65] 《顾颉刚日记》第6卷，第238、243页。

[66] 《顾颉刚日记》第6卷，第372、395页。

[67] 《顾颉刚日记》第6卷，第390页，1948年12月16日。

[68] 《顾颉刚日记》第6卷，第406、410页，1949年1月17日、1月27日。

1948年中山大学易长与国民党的派系之争

民国学界的乱象之一，是各大学易长往往牵扯各种政治势力明争暗斗的矛盾纠葛，因而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时引起轩然大波。在此过程中，为了争夺或是维护权利，各派反复较量厮杀，台面台下的斗争进一步加剧。能量的充分释放与展现，导致包括人事在内的权力格局的重新洗牌，或此消彼长，或重归平衡。如此，大学校长的更换，影响早已超越学校内史的范围，成为政局波澜起伏的指向。1948年围绕中山大学校长王星拱的去留而展开的政治角力，背后不仅牵涉国民党内各种派系的争权夺利，而且卷入国共斗争的漩涡，惊动最高当局。这一事件[1]，放在学校内史的框架之下，自然无足轻重，只能轻描淡写，一旦纳入抗日战争以后国内政局波谲云诡的整体架构之中，便全然改观，可以凸显近代中国大学作为社会脉点的重要地位。此事原来的公开报道只见表面，近年来，随着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藏朱家骅档案的利用渐趋便利，可以与其他资料相互印证，深入内幕，究明真相。

一 学潮与倒王

1949年7月21日，“在各路解放大军直趋华南，‘石牌’儿女正以紧张学习来迎接解放的时候”，《华商报》刊登了题为“陈可忠滚蛋·张云上场：看朱家骅控制中山大学阴谋”的广州通讯，内称：

事实上，从朱家骅在中大做校长时起，这个反动头子便在中大收买甘心做奴才的“教授”、“学生”，同时不断地把它的爪牙插入中大来，树植他的反动势力。在反动统治的全盛时期，号称“无孔不入”的CC势力，在中大亦无法立足。虽然在坪石时候CC曾导演过一次包围张云，强迫下台的丑剧，但当复员后朱重长伪“教部”，委王星拱做校长，王一上台便把CC的毛礼锐（当时毛是师院院长）一脚踢走，同时把CC的爪牙如陈粤人、袁飞翰、何心石等连根拔除。此后，实际上，中大便成了“朱家天下”。虽然王星拱不是朱派人物，但一切大权都落在朱派人物手上。同时，还特地派一个喽罗宋嘉贤以“秘书其名，监视其实”地跟着他，使他动弹不得，迫他不得不辞职。王星拱下台后，朱便一意提拔他的忠实干部陈可忠，但苦于陈可忠在国内外无藉藉名，同时又鉴于接长台大不成的经验，便决定采偷龙转凤的手法，把自己袋里的一等王牌张云打出来，使他担一个校长的假名，叫陈可忠代理。陈到任后，虽然有朱家骅撑腰，但因为自己没有威望，又没有班底，单人匹马来到石牌，一抵埗即给地头蛇打了个杀手锏，险些儿登不上台。幸得几次“疏通”，并请朱家骅亲自出马，才把对方的势炎压下来。陈可忠摔了这一跤之后，便深深觉悟到要在中大立足，只有跟同学合作，所以一年来陈在与同学或多或少的“合作”下总算没有被挤出中大。但为什么又要在这个时候下台呢？据陈的表示是因为“健康问题”，但查实陈的下台一方面是因为当局不满他对同学的“软弱”政策，要他滚蛋，另一方面是因为反动当局决定不迁校，他不肯做俘虏，所以便愤然一走了之。这样陈可忠的离职便成了定局，一向被视为朱系“王牌”张云，便脱颖而出了。

此则通讯提示三点：其一，此次张云取代陈可忠，不过是上一次中大易长即王星拱去职的余波回澜。其二，王星拱的上台与落台，与朱家骅牵连不小。其三，中大易长背后，隐藏着朱家骅与CC派在大学系统的争权夺利，彼此倾轧。由于后来时事的变化以及通讯所取的立场，所谈及的三点固然部分反映了事情的真相和时人的观感，但也不免表面甚或误解，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究讨论。

关于王星拱的去职，现有的三种中山大学校史中，只有撰写最晚的《中山大学史稿》（黄义祥编著）简略提及，全文为：“1948年6月，王星拱校长因病辞职，国民政府教育部提请行政院任命张云担任校长，当时张云尚在国外，教育部同时提请发表陈可忠代理。同年10月，张云回国辞去校长职务，陈可忠继任校长。”[2]此说不错，只是背后的情形远比上述复杂，所牵涉的，不仅仅是国民党内部的纠纷，还有国共冲突的大背景起作用。

王星拱抗日战争后于1945年12月正式接长中大，此前中大的正式校长为邹鲁，而由金曾澄代理。抗战期间，中山大学辗转迁徙，遭受重创，图书设备和师资均受到很大影响。王星拱留学英国，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后长期担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接长中大后，提倡学术自由，聘请多位知名教授，扫除在教育界势力极大而声名狼藉的CC派势力，对学生的态度也比较开明。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促进宪政实现之各种必要措施案”，其中内容之一，是各级学校不设党部。[3]随后，全国各学校的国民党党部陆续关闭。此举对于国共两党在大学师生当中力量对比的升降变化，很快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4]中山大学师生中的中共党组织及其外围组织迅速恢复发展，并且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和罢课抗议活动，声势日渐壮大。中山大学因此被称为“民主堡垒”和广州的“小解放区”。[5]随着国民党统治危机的加深和财政金融的恶化，教师群体也开始出现不稳定的趋向。

有知情者这样描绘当时中山大学学生的异动和当局的无所作为：

中大内部情形日见恶劣，最近文学院学生以标语传单“驱逐”外文系主任周其勋先生，并对其他系主任之同样举动，亦已布置就绪，而在位者束手无策，旁观者乘机取利，开学以后想益将不宁矣……来此数月，耳闻目见，益为中大前途悲观，东南教育之未来恐惧。国家耗费亿万，维持此形同地狱之文化衙门，殊有辱此有历史性之学府，而无以对百粤之青年矣。

这位知情者虽然站在政府立场，似非存心与学生为敌，他对朱家骅向合众社记者发表关于最近学潮的谈话表示不胜感慨，虽然认为所说各点“亦具至理”，还是坦率指出：“对青年对学生，以理喻以情导忍让处之较为得计，如加之以其他准绳，恐益生枝节，不可收拾。时局如此，人心惶惶，铤而走险，意中之事。”[6]

眼看中山大学的局势快要失控，广东的国民党各级组织大为不安，暗中酝酿倒王行动。1948年2月2日晚，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主委余俊贤、广州市党部主委高信等召集学运小组举行会议，“议决推倒中大校长王星拱，另拥蒋梦麟继任。其步骤：1、向宋主席献议；2、向吴秘书长献议（吴原定今日下午三时抵穗）；3、联名向朱部长献议；4、向高廷梓及任国荣疏通。”

2月7日，朱家骅接到任国荣2月3日所发关于广东学运小组密谋倒王，提请教育部对此事如何应付，须及早准备的报告，认为所议“似不甚妥”[7]。2月13日，朱又接到洪谦报告中大内部情形的信函，即分别致函王星拱和复函洪谦，要求“尽速彻底整饬，纳入轨范”[8]。3月1日，王星拱复函说明有关情况：

上学期大考完毕之时，外文系学生（一二三年级）具呈攻击周其勋主任，并推举代表二人，陈述意见。弟比即言辞谴责不应有此等越轨行为。当晚文学院中复张贴攻击周主任之标语，次晨发见，即行撕毁，追询该系学生，坚不承认。此必系有作用之行动。一月以来，已在各方防范诘诫之中。迩来第二学期开学，学生陆续返校，有无其他[事]同类事件继续发生，未敢断言。如果发生，弟必遵旨整饬，纳入规范也。

按照王星拱的说法，所谓中山大学文学院风潮，其实早已发生并且得到解决，翻出旧事作新闻，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3月13日，朱家骅再度接到广州密报：“此间学运小组若干同志谓中山大学王校长对党的意识不足，应付软弱，以致奸党潜伏，将滋事端，提请决议，专电中央学运小组，察转钧部核办。宝猷人微力薄，对此决议，未能阻止，至为罪咎，谨电报闻，伏祈垂察。”[9]

报告人引咎自责，是因为预感到此事可能令朱家骅陷入被动。果然，国民党中央学运小组将情况直接报告蒋介石。3月21日，国民党主席侍从室交下蒋介石代电：

教育部朱部长勋鉴：

据报：广州中山大学自王星拱接长后，对学风极为放任，因之反动分子利用该校作宣传赤化根据地，一般反动教授学生在学校附近乡村从事秘密组织活动，至为积极。所有反动刊物报纸等到处张贴，明目张胆，肆无忌惮。该校同情本党或曾入三青团学生，常受若辈威胁，影响社会人心至巨。今后整顿之道，对该校校务负责人应予更易，另选党内干员接充，始足以辟邪说，攻异端，挽学风，正视听，防患未然等情，希注意切实整顿为要。[10]

最高当局的直接指令，虽然只是转述意见，还是令朱家骅相当紧张，不能不高度重视，他致函时任中山大学教务长的邓植仪，几乎逐字逐句地转达了蒋介石的来电，接道：“未知究竟如何，至以为念。闻抚五兄近日请假离粤……务请查明，切实整顿，是所企盼。”[11]

王星拱与国民党渊源甚深，早就担任过国民党安徽省党务指导委员。1940年武汉大学成立国民党区党部时，王星拱任监察委员。[12]1945年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又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和同时期的许多大学校长一样，身为国民党员的王星拱主张学术自由，反对学校过度政治化，尤其不愿意国民党控制学校，自然对于师生的言行较为宽容。广东的国民党组织为了压制校园内日益活跃而且左倾的师生民主运动，不惜对本党人士下手，反而显得虚弱。

邓植仪如何回复，尚未查见，6月17日，朱家骅收到时任中山大学总务长的邝嵩龄于6月6日发出的关于中山大学近况及今后应行整理事项的报告，其中第一点就是“学风方面，自王校长到校后，历经整饬，已比前良好”。报告中并无中山大学学生风气不正的内容，反而于师资及行政方面提出改进意见，认为“教员众多，品流复杂，不无影响学风及行政进度，尚须一番整肃”，师范学院、法学院、附中等单位的主管或挂名而不负责，或长于任教而短于任事，会计主任则能力稍逊，有必要进行调整。[13]这些至少反映出中山大学部分教职员的看法感受，与广东国民党组织系统的判断相去甚远。

二 朱家骅与王星拱

如果说邝嵩龄的报告是想为王星拱打圆场则为时已晚，在中央学运小组乃至蒋介石的压力下，朱家骅不得不考虑换人的棘手问题。只是并非如后来《华商报》的广州通讯所说，换掉王星拱是为了安插朱氏自己派系的骨干。事实上，朱家骅并不愿意换掉王星拱，即使面对来自最高当局的压力，他仍然尽力维护和挽留。由于王星拱一再力辞，中山大学又不能无人主事，朱家骅才不得不留意其他人选。

最初国民党广东省市党部酝酿倒王拥蒋（梦麟），朱家骅即批示“似不甚妥”，正式答复时又改为“此君似不甚妥”，明确表示不赞成用蒋梦麟。[14]在转述洪谦的报告内容时，也有意将“而在位者束手无策”等字样抹去，希望洪谦对中大事务“惠予协助，以求改善”[15]。后来致函邓植仪了解中大情况，又将蒋介石来电中“自王星拱接长后”一句删去，处处为王星拱留余地。其时王星拱因为身体欠佳和家庭不幸等原因请假离校，回到安徽安庆，迫于内外交困，多次提出辞呈，要求即选贤能继任，以便尽快卸任，兼利校务。朱家骅则屡屡发电函慰留，不允其辞职。

5月25日，王星拱在各方一再催促返粤的情况下，再度提出辞呈，并阐述了不能不辞的理由：“弟历承绾护殷勤，原未敢轻于言去……自抗战复员以来，虽无贡献，颇经艰苦。迩来年衰力竭，百病丛生，跬步难具，饮食锐减，复值境运多乖，遭众不造，内人不幸哀逝，小儿又因劳毁而致疾，抛弃远离，于心未忍，奔波应接，更觉难堪。夫学校事务之推进无有已时，而个人体力之支持终有限度，哀苦余生，已不能从事于牺牲矣。”希望朱家骅准其辞职，即日派人接任。[16]

与此同时。中山大学方面再度传来学生异动的消息。5月24日，教育部收到广东省政府主席驻南京代表办公处转来的广州致朱家骅密电：“中大理工学生要求实习费，罢课数日，今起除医学院、附中外，各院均参加响应……学生筹建石牌游泳池，募款两亿余元，训导处令饬新机构接办，学生群起反对。学风疎懈，益感棘手。”[17]王星拱再提辞呈的当天，朱家骅收到任国荣于5月24日发来的信函：“周栽衍兄来函述中山大学近况颇详，特专呈左右，足见母校之中落不振，自有原因，未必如师台所想像，由于毕业同学之不与抚五先生合作之所致也。”[18]周栽衍于5月17日写给任国荣的信中说：

反动分子本年来采用分工性质之组织，吸收能力颇大，“五四”全面活动，系一种和平姿态的攻势——但一般人以为幸无风潮发生可喜，弟于前函曾经述及。现在反动分子在科学研究会统率之下，竟于五月十二日先由工学院三年级各系代表发动罢课，藉口学校不能履行他们的要求——先发五、六、七、八、九、十、十一等月公费作为三年级实习费，学校答复他们，已去电向教部及校长请示（照去年办法，只发一个月公费），他们不等待部复，竟行罢课，张贴种种标语，五光十色。十三日，理院生三年级亦开大会作同样要求（无此办法），并即日罢课。十四日，理工两院二年级各系亦罢课声援。十五日，理工两院一年级生亦罢课声援。至此，全校人数最多之工学院再加上理学院，已去其大半矣。今日此种情况更劣，法学院二年级生又起来响应理工两院，预料即将波及师、文等院。上周星期六日，学校曾为此事召集会议，商讨应付方法，但结果只是请有关之院长、系主任等协助劝导而已。又此间报载新行政院成立、教部易长消息后，校内早已无人肯卖点气力，各长、主任莫不怀五日京兆之心，群龙无头，不知所为，就弟亦感头痛！[19]

收到5月21日张嘉谋的电报，朱家骅的反应较前显得紧张，他于5月25日致电邓植仪，认为学生“动辄以罢课相要挟，实属非是，显系别有作用（底稿原为‘有人策动’），企图扩大风潮。（底稿还有‘政府对于藉端滋事学生，决不姑息’）务请查明滋事者，从严惩处，为首者开除学籍，切勿姑息，以肃学风为要”[20]。次日，朱家骅看过昨天收到的任国荣、周栽衍来函，在文件摘由笺上批示：“交万处长速与任、高、陈（案：疑为陈可忠）三兄商之。”征求意见的内容有二，一是是否换人；二是适当人选。眼见局面失控，朱家骅开始萌生换人易长的想法。

不过，大学校长的更替，往往会引起派系斗争的连锁反应，而且一时间要找到合适的人选来接替王星拱，亦非易事。向任国荣、高廷梓等人征求意见的结果如下：“（一）任先生意见：因邓植仪有长校野心，故目前易人，难免引起问题。似只得慰留王校长，俟暑假时就外省人士中找人更换。因广东人现无适当人选也。又云高廷梓为人作风太小，如派其前往，恐难有效果。（二）陈先生意见：目前只能慰留，拖至暑间换人。（三）高先生意见：似可再慰留王校长。至校长人选，有陈受颐者，似可考虑。”[21]陈受颐是近代广东大儒陈澧的后人，曾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并一度被视为改造香港大学中文系出任主任的理想人选。教育部有关部门查询了陈受颐的情况，认为其“关系单纯，学识亦相当，惟于战时长期在国外教书，国内情形隔阂，如使之应付该校复杂环境，恐不相宜”。建议按照任国荣等人意见，先行慰留王星拱。除陈受颐外，高廷梓还建议考虑翁之龙、黄巽两人继任中山大学校长。

朱家骅见人选未定，内讧已生，于5月30日批示：“恳切慰留，并催速返。”并于次日拟定致王星拱的电报：“中山大学意义重大，故借重清望，勉为主持。二年以来，成效显见，缅念贤劳，无任感佩。时会艰难，端赖共济，务请勉抑退思，续任艰巨，并请早日返校。”鉴于王星拱去意甚坚，而中大校务不能无人主持，朱家骅双管齐下，一面电函及托人催促王星拱留任返校主事，一面暗中准备应变措施。5月31日，他在拟于次日发出的慰留王星拱的电报纸上批示：“电催张子春返国。”[22]张子春即张云，朱家骅催其返国，显然意在出现万一之时随时救急。

接下来事态的发展令朱家骅大为头痛。6月7日，收到王星拱自安徽怀宁的复电，内称：“星拱[体]羸病增，行食俱困，倘不退休，危及生命。力与愿违，事非得已，谨再续呈辞职，至恳惠予照准，并乞原宥，无任感祷。”[23]本来事情至此，可以顺水推舟，同意王星拱的辞呈，改换他人。不料教育部酝酿中大易长的消息传出，中大教职员闻讯，大为不安，由教务长邓植仪、总务长邝嵩龄等人领衔，160余名教授联名致电教育部长朱家骅：“本校王校长德高望重，士林共仰，长校以来，尽筹硕画，建树甚多，方期继续主持，更图发展，忽闻有辞职之讯，群情惶惑，难以言宣。为本校前途计，敬乞鉴詧，俯予恳切挽留，以慰喁望。”[24]表达了中大教师对王星拱的敬意以及对于易长变生不测的担忧。

这封联名电显然对朱家骅造成压力，6月9日，他在摘由笺批示：“已一再恳切慰留”，似乎意有不悦。迫于形势，朱家骅还是调整了方案。6月10日，他在三天前收到的王星拱请辞电报上批示：“请陶校长就近代为劝驾。”并于6月11日分别致电王星拱和安徽大学校长陶因，前者内称：“兄以过劳损及健康，至为歉疚。惟中山大学逐渐复原，非借重清望，并承全力主持，无以臻此，实无妥人可以为继。且目前学校切需安定”，请其“打消辞意，早日回校。”后者则请陶因就近代为敦劝，“务请其早日回校”。6月12日，朱家骅复函邓植仪等：“王抚五校长确有辞职之意，本部业已一再恳切慰留，并已电催克期返校，一面又讬安大陶校长往访，敦促其行。尚祈诸先生再为恳劝，幸甚感甚。”

不过，这一次朱家骅却是有点儿故作姿态，以应付中山大学教师的诉求。一方面，他知道让王星拱回心转意的可能性已经不大，另一方面，相关人士也有不同声音，其中既有政治正确的考量，也有畛域之见。

6月7日，任教于中山大学的周达夫长函向朱家骅建议中山大学各项事宜，认为“中山大学情形，实须彻底整顿”，其中不少条目与易长之事有关：

（一）自宋子文先生来主省政之后，中山大学易长之说，即时有传闻。今年因资源委员会及国家行局等自东北撤退人多，往往不录用大学新毕业生，没出路，不无恐慌，而宋主席因筑港等项之需要，闻又自办训练班，未免不甚经济。就此点而言，中山大学宜以蒋梦麟先生担任校长，俾与宋主席合作，而中山大学工学院极不充实，尤须获得宋主席之协助，以资改进。

（二）王抚五先生宜调长安徽大学，因（1）王校长体力恐不耐此校繁剧，故乡之起居饮食或较适宜。（2）王校长用人有皖籍，难免此校粤籍旧人误会。若在安徽本省，自甚相宜。（3）王校长与武汉大学关系深，此间之与武汉，中隔湘省，不若安大与武大，声气更可相通。（4）安大现状，似亦亟须易人整理。

（三）如梦麟先生不允就任，可否请叶玉甫（恭绰）先生担任校长名义。因叶先生为交通界元老，可与华南建设配合，现在退休在乡，国家如以大学校长礼遇之，亦眷念耆宿之至意，且玉甫先生在抗战中大节凛然，宜尊重之。闻其回粤有避嫌之意，如任以职务，更可根绝流言。

……

（十三）此校现状不佳，远非昔比，整顿之道，首在力复当年季公及我公在此之旧观。顾颉刚先生系当年旧人，是否可胜校长之任？……如蒋梦麟先生、叶玉甫先生，声望固高，而无冀期刷新，且与部中联系，或更不密，未足以赴事功也。

（十四）王抚五先生可以无过，而不易有功。教务、总务两长，则均才力不胜。邹海滨先生兴建校舍而未竟全功，实为可惜。现在校容极不整饬，校舍、校车、水电，无一不须整顿……[25]

宋子文于1947年9月30日到广州接任广东省主席，他未必会主动直接插手中山大学校长的人事安排，可是一则走马上任照惯例人事上会相应有一番变动，二则身边亲信出自各种考虑也会有所建言，这两种因素，都有地缘关系作用于其间。

在此期间，朱家骅还收到一封转来的关于中山大学现状的通信，内称：

中大愈弄愈糟，现已公开贴出打倒政府，欢迎共军渡江，打倒蒋光头（即指总裁）等标语。纪念国父之学府，竟成为反动分子之大本营。王校长久假不归，萨院长亦不在，教务长不理，训导长亦不管，乌烟瘴气，陷于无政府状态，其腐败从所未有。苟不早图解决，中大不难成为燎原之星火。到斯时责任究由谁负？教部似应作断然处置，非有党性极强，大刀阔斧，敢作敢为者，不能挽此危局。[26]

6月18日，张嘉谋也致函朱家骅：“中大王校长想难返校，教部对中大问题究将新派人选，抑抄袭中央大学之旧文章。中大人心不定，议论纷纷，若再拖延，殆将发生事件。”言下之意，希望教育部在王星拱不继续留任的前提下尽快解决接任人选问题，以免久拖不决，出现权力真空，导致局面失控。

就目前所见资料，最晚到6月17日，不仅张云接长中山大学一事尘埃落定，而且人还在欧洲的张云已经同意先派陈可忠代理中大校长一职。[27]在此之前，朱家骅曾与张云、陈可忠反复协商，因为“此时觅人不易，尤其于粤省人士中能得各方同意者更为困难”，而且“事前曾与在京之粤省前辈及中大校友商量定妥”。如此，则自5月末考虑由张云接长之后，联系咨询等相关动作一直没有停止。再向王星拱劝驾，不过聊尽人事，敷衍塞责而已。

经过一番短暂的行政手续，张云接长中大以及陈可忠暂时代理之事正式确定。6月26日，陈可忠拟于6月28日飞粤履新。朱家骅匆忙之中赶紧于当天分别电函邓植仪和宋子文、欧阳驹（广州市长）、徐景唐（教育厅长）等人，告以“王校长再三坚辞，苦留不获，不得已，准予辞职，并已提院发表，由张子春兄继任。在张兄未到校前，校务暂由陈可忠兄代理，决定俭日飞粤”，并请各方面惠予协助。[28]接着，又陆续以函电形式将消息通知周达夫、张嘉谋、黄尊生等相关人员。

朱家骅可能担心粤省及中大人士对人选有异议，特意说明“陈可忠为中大多年之老教授”[29]。不过还是出现一些异调，只是对象为张云。宋子文听说张云“前曾在中大任教代理校长，措置多未适当，旋即去职。现为防范职业学生鼓动学潮，采取积极注意及严格制止办法，但亦须极力避免可资为藉口之原因。特据筹虑所及，但供参酌，尚祈密察为幸”[30]。朱家骅连忙解释道：“渠上次代理校长期内种种，弟所深知。惟当时攻诘张兄者，尚有其他原因。渠近年在美进修，甚得美方之同情，在天文学上亦有贡献，美人并赠中大以天文仪器，即此可知。且彼现在欧洲，秋间方能返国，校务暂由陈可忠兄代理，陈虽非粤人，但系中大老教授，在学术界上尚有声称。”[31]只是这样的打圆场未必真的有效。

三 朱家骅与CC派

1948年中山大学的易长事件，除了地缘纠葛外，表面看似与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牵扯不大，王星拱虽然不是朱家骅派的骨干，朱家骅还是努力维护，迫不得已，才安排自己的人马。而自抗战以来在文教界尤其是大学系统与朱家骅派一直明争暗斗的CC派，也没有直接现身。不过，联系到王星拱的接长中山大学与朱家骅派和CC派的缠斗关系密切，以及由CC派掌控的广东国民党党部系统率先发难预谋倒王，则背后派系矛盾的阴云依然笼罩。

朱家骅与二陈，既是同乡，又是同门，因为轮流掌管国民党组织部和国民政府教育部，用人行事相互排斥，遂成水火不容之势。在国民党的组织系统当中，朱家骅派的势力远不及CC派，不得不与其他派系联合，但在教育界，尤其是大学系统当中，朱家骅却能凭借其他资源，与CC派抗衡。双方的矛盾在抗战期间已经日见尖锐，组织部系统朱家骅派改变CC派旧轨，教育部系统则CC派排挤朱家骅的人脉。与朱家骅关系紧密的顾颉刚，即因为“不愿在CC统制下过生活”，和不堪忍受陈立夫压迫而辞职的中央大学校长顾孟馀共同进退。[32]

1944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朱家骅与二陈互换组织部和教育部职位，此举引发两大系统人事的重新洗牌，各自在自己掌控的领域内加速排挤对方人马，进一步加剧了两派的冲突。[33]据1944年8月7日王子壮日记：“近日政治风气日坏，盖生存竞争激烈之表征。朱骝先自组织部去职，其所属人员相继为新任所汰，彼所主之中英庚款董事会已决定裁撤，中央秘书处所管之文化驿站，系朱之亲信贺师俊所主持，中央秘书处以紧缩名义并入宣传部。余并非支持此等机关者，其待调整亦为事实，惟朱氏甫下台，纷纷出此，实不免打落水狗之讥。在朱氏僚属，非[均]不免有走投无路之悲。此种现象，惟有使壁垒日深，冲突激烈，为党国前途计，实堪忧虑。”[34]

朱家骅派在国民党内虽然整体实力不足以和CC派对抗，在文教界却有着相当深的根基和广泛的人脉。朱家骅与二陈的派系矛盾，尽管双方在公开场合一再否认，实际不仅普遍存在，而且相当严重。抗战期间，国民党开始在各大学普设区党部[35]，而此时刚好朱家骅接任国民党组织部长，与二陈的位置互换，双方一方面在新掌控的系统中排斥对手，一方面力图利用新的权力资源和原有的人脉关系维持甚至扩张在旧系统中的势力，冲突愈演愈烈。而大学为双方利益交叉重合最大的领域，各自都视为己方的禁脔，于是成为两派争夺的焦点。中山大学可以说是朱家骅的政坛发祥之地，历来十分重视，两派在此的争夺持续不断，校长的人事更替，更成为矛盾的集中体现。

1940年春，教育部长陈立夫借反对代邹鲁主持校务的萧冠英以打击掌握中山大学的地方实力派，策动倒邹，迫使邹鲁辞职。许崇清代理校长一年多，到1941年7月被免职，由教务长张云代理。1942年5月，张云又被金曾澄所取代。[36]张云代理校长期间担任教务长的董爽秋于1942年10月被迫辞去中大教职，一气之下，写信向朱家骅告状，据称：

教育部督学张北海在坪石曾公开声言，中大此次之易长，乃为陈、朱之争，而教育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撤换张子春之代理校长职，金曾澄甘作人傀儡，而解除弟与康辛元兄之长期聘约，以至其他直接间接与吾人有关者，无不去之欲尽。至各省党部内之对立，亦甚明显。是则因过去各省党部人员，皆陈氏所委用者，今我公任组织部长，每改委一人，旧有者即认为异己，而欲排除之。可知在此形势之下，我虽不与人争，而人终不肯谅。彼且有金钱，有联络，因而活动力大，协作人多，而我所赖者，道义之结合耳。以道义之交，而切磋学问固可，一入政治漩涡，则属一盘散沙，不堪一击。兹特具体陈供数点：（一）各地与公有关之人，应本亲爱之情，互相关怀，互相协助。（二）以后对干部人员，极应多多选拔忠实而有能力者充任之，必要时或加以数月训练。（三）吾人对中山大学如欲争取，即应设法于暗中协助其发展，暂时屈抑，无关大体，但若抛弃时间过久，以后再欲恢复，则难为力矣。以上数点，虽出弟之笔述，实为各地友好所同感者。

在董氏看来，中山大学此次人事变更，实为CC派与朱家骅在组织和教育系统分别进退的组成部分，所以提出针锋相对的应对策略。朱家骅接到1942年10月1日董爽秋的告状信，不愿其将自己与二陈的矛盾公开化，反而竭力撇清，于10月13日复函表示：

承示外传与某方相争各节，全属无稽之说。弟处世做事，一向至公无私，人所共知，公事机密之外，无事不可对人言，衷怀坦白，与任何人一无所争也。凡此挑拨离间有意中伤之语，皆不足信。至同学会、校友会等等关系，乃历史有以致之，决非他者可比，同学同事只可因公而团结，相互亲爱联系，系当然之事，不可藉此有所自私。弟本“助人为快乐之本”之训条，凡人有求必应，对一切事均如此，对各教育文化团体亦然。中大既有多年历史关系，又系总理所手创，当然更应如此，傥有所见，无不直言。子春兄系多年同僚，遇有所询，必诚挚答之，前许崇清先生时代悉如此，现在金湘帆、陈宗南二兄，仍常有所嘱，亦无不尽力相助。[37]

朱家骅的这番话，看似冠冕堂皇，大公无私，就其主观而言并非矫情，可是并不能否认教育界其属下自成一派与CC派恶斗的事实。1943年6、7月间，朱家骅带领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杨公达等到广西、广东、湖南、江西、贵州等省视察党务[38]，其间曾到播迁石坪的中山大学，所接到的近况报告称：“中大教职员派系错综复杂，蔚为大观”，形成因素主要有政派、地域、院系等，其中派系主要为朱家骅派、CC派、黄埔派、邹鲁派和第三党。朱派骨干有理学院教授任国荣（国民党中大特别党部书记）、地理系主任吴尚时、工学院兼理学院院长陈宗南、医学院院长李雨生等。前校长张云与朱家骅关系颇深，法学院教授叶元龙、钱清廉亦为朱派，1942年张云去职时离校。“朱派人物在校者虽不少，然均为个人的关系，对中大似无具体计划，行动殊不一致，自相倾轧之事一再发生，似需有一领袖人物从中主持。”

中大的CC派“以教育部为后台，一切活动，均较方便。校长金曾澄为保持地位计，一切均遵从教部意旨，可说已倾向此派。此派中心人物为前训导长王慕尊、师范学院院长齐沫林、会计室主任王俊人，以师范学院为大本营。一年以前，师院尚有接近张云者如卢文、叶述武、任国荣（时任博物系主任，未与张云发生意见）及一部分本校留校服务同学在，未能为所欲为。金氏上台后，齐氏排除异己，已成清一色之势。现任训导长陈劭南、训导处办公厅主任周梅羹及各学院训导员均属此派。先修班主任萧锡三，因中委萧吉珊之关系，亦倾向之。最近齐沫林有在渝供职，不再回粤之说，陈劭南对师院院长一职，颇思染指，引起师院一部分CC分子之不满”。后王慕尊调广西大学，齐沫林成为中大CC派领袖。

黄埔派以陶林英为代表，法学院院长汪洪法、政治系主任刘求南属之，以法学院助教刘次修、刘显琳、谭让、黄沛榕等为触角。

邹鲁派有吴康、古文捷、邓植仪及潮梅籍教职员，“时发邹氏重长本校之幻梦，年来势渐衰”。

第三党有经济系主任王亚南、教授梅龚彬、陶大镛、卓炯、彭芳草等，“学生思想问题与此派大有关系”。各派借助地域、院系等纽带，相互缠斗。

由此可见，派系冲突在战时的中山大学校园里已是公开的秘密。只是国民党的势力不能笼罩一切，有时其他因素的作用更为显著。如“中大教授有把持一院一系而自成派系者，其斗争之烈，尤甚于党派斗争。盖与饭碗发生直接关系也”[39]。

朱家骅给蒋介石的报告，隐去了派系斗争的内容，所提出的整饬意见之一，是“请钧座派一具有革命历史之老同志为校长，以示范学子，并派一在教育学术界素有地位之精干同志辅助之”[40]。此法可谓人才不足的朱家骅在大学与CC派竞逐的一大妙招，既迎合了大学教授对CC派普遍反感的心理，有效地瓦解盘根错节的CC势力，又能够示以公心，博取学界的好感。后来他用王星拱长中大，用沈兼士攻夺东北大学，目的都在于此。

朱家骅一生，先后在北京、中山、中央三所大学任教长校，这三所大学不仅地域上分别位居北、南、中部中国的重要位置，更具有社会旗帜性的广泛影响力。1944年2月25日，朱家骅在中央大学纪念周讲话时说：“中央大学在学术贡献上和学生在社会成就上，都应该领导他人，起一种示范作用。中央大学不仅具有一般大学与大学生的使命，还应负起特殊的责任。”[41]对于中山大学，他也抱有同样的期望。他在1943年8月31日《报告奉命视察中山大学经过附拟整饬办法》中说：“伏查该校自十三年创办，十五年改组以来，既为南中最高学府，亦为与本党最有深切关系之大学，所有教职员学生，在任何时期，大都能拥护中央，服从领袖，历届毕业生约数千人，今两广闽赣浙各省各部门工作干部，多出自该校，在渝党政军机关工作者亦有三百人。故该校办理良否，关系党国实巨，尤其于安定南中之前途，所关尤切。”所以主张“从速整饬”。[42]不过，正因为抗战期间国民党过于将大学作为政治地盘或势力范围，与大学本身应有的独立性发生尖锐矛盾，由此导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知识界声名恶化，又由大学的辐射力得以迅速扩张。其在大学内部的派系冲突，造成国民党形象的私利化，一方面使得校内师生对国民党日益离心离德，另一方面激起了社会的连锁反应，成为国民党失去大学乃至整个大陆政权的重要原因。

[1] 关于中山大学已有的几种校史，或者时间范围不及抗战及以后，或者侧重于校内的学生运动。

[2] 黄义祥编著：《中山大学史稿》，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8页。

[3] 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5月18日，台北“国史馆”1986年版。

[4] 参见金以林：《战时国民党教育政策及实施效果》，日中战争の国际共同研究第3回国际会议“日中战争期の中国における社会と文化”论文。

[5] 参见黄义祥编著：《中山大学史稿》，第7章“读书与争取和平民主运动”。

[6] 1948年2月9日洪谦致朱家骅，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骅档案301—01—09—101，国立中山大学文卷。以后凡不特别注明者，均引自该档案。感谢谢国兴教授给予的大力襄助。

[7] 朱家骅档案国立中山大学文卷密84527。

[8] 1948年2月16日朱家骅致王校长函。

[9] 1948年3月13日姚宝猷致朱家骅寅文电。

[10] 1948年3月21日蒋中正致朱家骅侍宇字第40375号。

[11] 1948年3月24日朱家骅致邓植仪函。

[12] 吴贻谷主编：《武汉大学校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

[13] 1948年6月6日邝嵩龄致朱家骅函。

[14] 1948年2月21日朱家骅致任国荣丑马电。

[15] 1948年2月16日朱家骅复洪谦函。

[16] 1948年5月25日王星拱致朱家骅函。

[17] 1948年5月21日张婉嘉致朱家骅电。该电报广东省政府主席驻京代表办公处于5月23日收到，次日送交教育部高等司。据教育部批改，发电人“疑为张嘉谋”。

[18] 1948年5月24日任国荣致朱家骅函。

[19] 1948年5月17日周栽衍致任国荣函

[20] 1948年5月25日朱家骅致邓植仪辰有电。

[21] 教育部人事处长万绍章便笺（无时间）。

[22] 1948年5月31日朱家骅致王星拱电。

[23] 1948年6月7日王星拱致朱家骅支电。

[24] 1948年6月5日邓植仪等致朱家骅函。签名者包括朱师辙、王力、陈守实、刘节、陈国达、罗雄才、黄昌谷、杨树达、罗香林、董家遵、王宗炎、梁钊韬等多位知名学者，其中也有陈锡祺师。

[25] 1948年6月7日周达夫致朱家骅函。

[26] 1948年6月8日“信”致“梓林”函。

[27] 1948年6月17日教育部笺。

[28] 1948年6月26日朱家骅致邓植仪电。

[29] 1948年6月26日朱家骅致宋子文等函。

[30] 1948年7月3日宋子文致朱家骅午东电。

[31] 1948年7月5日朱家骅复宋主席电。

[32] 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第313页。

[33] 关于两派在国民党内的争斗，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13章《“六大”前后的派系政治与精英冲突》论述最详。

[34]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王子壮日记》1944年8月7日，第9册，第317页。

[35] 关于战时国民党在大学的组织发展，详见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

[36] 参见梁山、李坚、张克谟《中山大学校史（1924—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106—108页。

[37] 《复董爽秋教授为中山大学易长事辟谣》。

[38] 胡颂平：《朱家骅先生年谱》，第55页。

[39] 《中山大学近况》。

[40] 1943年8月31日《报告奉命视察中山大学经过附拟整饬办法》，松字第244号。

[41] 杨仲揆：《中国现代化先驱——朱家骅传》，第60页。

[42] 1943年8月31日《报告奉命视察中山大学经过附拟整饬办法》，松字第244号。

人名索引

（本索引仅列出正文出现的名以及字、号等；所附页码为纸质书页码）

安吉尔（Norman Angell）　255

敖嘉熊　289

包天笑　113

宝熙　290

鲍荣　123

伯伦知理　78,262

曹锟　208,222,226,223-235,247

曹钧　231

草璧龟雄　333

蔡元培　86,88-92,94-98,100-107,109,110,191,192,261,270,288

岑春煊　215

陈其采（霭士）　215,293,295,301,302,355

陈布雷　381

陈诚　384

陈大悲　125

陈独秀　264,265,268,269,272

陈福田　363

陈公哲　315

陈果夫　296,301,302,355-359,369,370,380

陈济棠　341

陈可忠　362,374,386,387,393,397,398

陈立夫　301,302,354,355,360-370,399,400

陈其美　184,291,301

陈三立　87

陈劭南　402,403

陈受颐　394

陈树藩　232

陈天华　81,84

陈同昶　333,335

陈希曾　297

陈兴亚　240

陈雪屏　380

陈仪侃　275

陈毅　41

陈翼龙　179

陈寅恪　13,29,246,360,372,380

陈粤人　386

陈宗南　402

程德全　176

褚礼堂　288

褚民谊　301,302,325,355

慈禧　137,139,170

崔磐石　288

崔玉贵　116,123

大谷光瑞　333

戴季陶（传贤）　106,252,260,264,265,289-293,295,297,299,300,301,323,355,356

戴克光　371

戴震　210

戴子开　288

丹尼尔·戴伊博士（Dr.Daniel Dye）　369

邓泽如　271

邓植仪　390,391,393-395,398,403

狄平　139

丁　371

丁宝臣　122

丁山　368,370-373,382-384

丁韪良　32,37,38

董爽秋　400,401

杜连科　315

杜荣棠　315

杜威（J.Dewey）　257

杜亚泉　86,88-95,97,102,104,106-110,288

端方　46,126

段祺瑞（芝泉，合肥）　196,208,211,214,220-224,226,228-230,232,233,235,239,241

樊增祥　176

范连尼　339

范履祥

范霞轩　297

费孝通　346,348,350,351

费正清（J.K.Fairbank）　363,365,366,369,378,379

冯桂芬　33

冯国璋　226,227,233,234,239,241

冯玉祥　235

冯仲平　116

凤林　116

孚琦　122

弗雷泽（James Frazer） 　348

福泽谕吉　100

傅良佐　230

傅斯年　10,16,21,209,344,346,349,359,360,380,384

该鲁学尼（G.Gershuni）　280

高材世雄　75

高梦旦　176

高廷梓　389,394

高信　389

高一涵　266

高梓　315

戈公振　315

葛得宏斯密斯（Goldwin Smith） 　269

葛兰言（Marcel Granet）　350

宫崎寅藏　187

龚积成　312

辜鸿铭　216

古文捷　403

顾颉刚　7,18,346,349,362,365-368,370,373,377,378,380,381,383,384,396,399

顾孟馀　367,399

顾瑗　124

光绪　34,114-118,137,139,170

郭沫若　382

韩愈　129

郝伯阳　315

河相达夫　335

何心石　386

何应钦　323

贺师俊　370,400

洪鹭汀　288

洪谦　389,391

侯俊山　113

侯可九　315

胡汉民　341

胡焕庸　362,367,368

胡钧　41

胡适　17,18,60,186,247,255,263,264,268,271,360,384

胡惟德（馨吾）　196,198

黄建中（离明）　371-373

黄搢臣　296

黄恺元　194

黄沛榕　403

黄绍箕　37

黄兴　184,185

黄巽　394

黄远庸（为基） 86,91,96,97,100,101,103,107-109,288

黄尊生　398

惠栋　210

积余　288

稽宗华　125

季申　288

江易园　176

蒋观云　288

蒋介石　200,204,301,303,304,323,338,341,343,355,356,358,359,365-368,370,375-384,390,391,403

蒋梦麟　365,389,391,396

蒋汝藻　286,287,289

靳云鹏　230

金曾澄（湘帆）　387,400-402

金城　292

金甸丞　288

金开藩　292

金粟香　288

金蔚九　116

金岳霖　363

景耀月（帝召） 　139,144

鞠裳　288

聚卿　288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255

康同凝　305

康辛元　401

康有为　17,33-37,43,45,68,79,100,114,116,117,139,262,305

柯林斯（E.Collins）　276

克鲁泡特金（P.A.Kropotkin）　251,258

孔祥熙　337,365,366

邝嵩龄　391,395

蓝天蔚　106,290

雷海宗　254,255,258

黎安友（Andrew J.Nathan）　201

黎元洪　177,180,215,228,233

黎宗岳　124

李伯勤　297

李纯　230,234

李大星　313

李大钊　207,208,212

李端棻　34,35,37

李汉魂　335

李鸿章（文忠）　204,216,141,225,275,279

李厚基　230

李及贤　318

李季伟　371

李济　378

李家驹　36,37

李浚　51

李离　181

李莲英　123

李平书　106

李盛铎　36,39

李书城　72

李燧生　105,290

李雨生　402

李玉桂　114

李毓臣　118

李源和　335

李宗黄　228,229

李宗侗　349,350

李仲轩　230

梁敦彦　223

梁济　118

梁启超　13,20,22,33,37,65,66,68,69,78-81,83,84,87,92,114,139,206,208,262,267,268,307,308

梁启勋　139

梁世英　335

梁铁君（化名吴道明）　117,118,126

梁士诒　213,224

列·托尔斯泰（Leo Tolstoy）　255

列宁　257

林长民　224

林夔龙　333

林森　301

凌铭之　296

刘承幹　23,287,288,298

刘次修　403

刘福基　315

刘冠雄　194

刘锦藻　286,287

刘坤一　34,39

刘谦甫　288

刘求南　403

刘师培（光汉）　17,259,290

刘铁民　180

刘桐建　287

刘显琳　403

刘湘　238

刘艺舟　119,120,125

刘语石　288

刘振源　181

柳亚庐　105

龙云　365

卢峻　371

卢炜昌　314,315

卢文　402

陆鼎揆　237,248

陆建章　220

罗家伦　361

罗曼·罗兰（Roman Rolland）　255

罗素（Bertrand Russell）　 251,255-258,260,262,269

罗文干　338,339

吕碧城　216

马林诺斯基（B.Malinowski）　248,350

马君武　106

马西民　315

马子贞　315

毛礼锐　386

毛泽东　200,289

梅龚彬　403

梅兰芳　112,114,119

梅贻琦　363

蒙文通　372

孟恩远　229

缪荃荪（艺风）　288

那桐　116,123

倪嗣冲　227,230,235

聂光耀　324

钮师愈　297

欧阳驹　398

帕累托　65,67,83

潘公展　293,296,298,300-302,355

潘兰史　288

庞莲　305

庞青城（元澂）　86-88,92-95,102-105,288-291,305

庞惟锡　286

庞元济（莱臣）　86,286,287,290,298

庞云鏳　86

裴国雄　315

彭芳草　403

彭翼仲　117,118,127

平山周　278

溥伦　184,185

齐沫林　402,403

钱端升　363

钱穆（宾四）　9,13,210,381

钱清廉　371.402

钱听邠　288

乔荩臣　118,122

桥口政幸　333,334

秋瑾　216,289

瞿秋白　289

任达（Douglas R.Reynolds）　217

任国荣　389,392-394,402

任鸿隽　359

任文毅,天知　111,125,126,127

荣庆　41,43

芮恩施（P.S.Reinsch）　264

芮陶庵　369

瑞贤　123

善耆　116,117

邵力子　288,301

邵叔嘉　297

邵飘萍　225,229

绍英　184

沈葆桢　243

沈恩孚（信卿）　315

沈兼士　305,371,403

沈联芳　296

沈缦云　106

沈嗣良　315

沈士华　297

沈士远　288

沈田莘　293,297

沈尹默　288

沈曾植（乙庵）　288

盛宣怀　43

世续　184

松井石根　334

松田庄一　333

叔问　288

舒震东　312

宋嘉贤　386

宋教仁　176

宋育仁　181

宋子文　396-398

孙传芳　231

孙洪伊　227,235

孙家鼐　36-38,43,48,57,58

孙敬福　116

孙中山　13,14,81,127,179-181,184,185,187-191,211,234,251-254,256-258,260,262,263,265-282,292,310,319,

太平秀雄　335

谭平山　219

谭让　403

谭嗣同　87,262

谭鑫培　114,122

汤充土　297

汤国梨　295

汤济沧　293,295-297

汤寿潜　176,288

汤寿彤　176

唐才常　142

唐绍仪（少川）　178,194-198,208,216

唐文治　176

陶大镛　403

陶菊隐　200-203

陶林英　403

陶因　395

陶拙存　288

田际云（瑞麟，想九霄）　111-127

田中玉　230

廷杰　123

汪洪法　403

汪精卫　109,341

汪康年　87

汪彭年　139

汪优游　125

汪渊若　288

王搏沙　176

王宠光　310

王宠惠　310,311

王宠庆　310

王宠勋　310,311

王宠益　310

王宠佑　310

王尔敏　242,244,251

王国维（静安）　13,16,288,350

王汉章　116

王均卿　295

王俊人　402

王克文　202,203

王鸣盛　210

王慕尊　402,403

王谦如　310

王士珍（聘卿）　226,230,236

王世杰　365

王星拱（抚五） 　385-387,389-392,394-399,403

王旭庄　288

王亚南　403

王一亭　296

王元深　310

王沾辉　310

王照　59,116,117

王正廷　194,323

王钟声（希普）　111,114,119,124,125

王子壮　357,370,399

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　255

威灵顿爵士　317

尾川勘治　335

魏伯伦（Thorstein Veblen）　255

温炳臣　176

温缉周　91,92

温清溪　310

温世霖　223

翁同龢　139

翁之龙　394

倭仁　32

吴仓硕　288

吴鼎昌　301

吴景濂　215

吴俊升　361

吴康　403

吴宓　380

吴佩孚（子玉）　221,222,231-235

吴汝纶　38,50

吴尚时　402

吴铁城　301

吴文藻　366

吴锡泽　362

吴振华　371

吴稚晖　78,95

伍朝枢　224

伍廷芳　106,176,177,190

熙瑛　43

夏曾佑　87

夏敬观（剑丞）　176,288

夏鸣皋　126

向楚　372

萧冠英　400

萧锡三　402

萧益三　122

谢宝筏　125

熊长卿　314,315

熊庆来　365

徐恩曾　301,355

徐季康　371

徐继畬　32

徐景唐　398

徐勤　100,139

徐世昌（东海）　213-215,224-226,230,232

徐树铮　215,220,221,223,224,230,232,240

徐勇　207,219

许崇清　400,402

许啸天　125

岩泽庆三　333

严复　216

严文郁　363

严修　43,44,216

严濬宣　293,295-297

严元照　287

阎锡山　231

杨笃生（毓麟）　75,76,105,289

杨公达　359,402

杨谱笙　293,295,296

杨森　238

杨士琦　224

杨士燮　36

杨荫杭（老圃）　237

姚从吾　380

姚东木　288

姚焕卿　116

姚梧冈　176

姚锡光　36

叶崇榘　124

叶楚伧　288

叶德辉　206

叶瀚　87-89,288

叶纳青（Ferdinand Genahr）　310

叶绍钧　178-180

叶述武　402

叶玉甫（恭绰）　396

叶元龙　402

贻谷　123,124

易卜生　264

易培基　356

奕劻　33,176,177

奕䜣　31,32,37

尹亚伟　240,241

有贺长雄　228

于邦华　181

于保倭卫　333

于启江　359

于右任　105,176,290

余诚格　37,168

余寰澄　295

余俊贤　389

虞洽卿　286

裕庚　35

元良勇次郎　261

元素　288

原田中　335

袁飞翰　386

袁世凯（项城）　39,46,117,141-143,146,147,177-181,183-185,189-199,212,215,216-218,223-225,228,233,235,239,241,243-247

恽孟乐　288

恽毓鼎　113

载沣（摄政王）　123,130,139,144,146,176,177,184,216

翟理斯（H.A.Giles）　275

曾国藩　204,215,216

张百熙　38,40,41

张宝善　286

张北海　361,400

张弁群　104,286,288,289,291

张澹如　286,289

张道藩　356

张德平　315

张定武　230

张东荪　262-264

张尔田（孟劬）　288

张国珍　318

张怀芝　230

张嘉谋　393,397,398

张嘉祥　67

张謇　176,177,188

张静江（人杰）　105,106,286,289-291,295,297-299,301,302,323,355

张敬尧　232

张君劢　376

张君谋（乃燕）　395,397

张钧衡（石铭）　286

张澜　376

张乃燕　289,291

张朋园　65,66,201-203

张其昀　381

张琴　181

张群　301

张蕊英　295

张瑞荫　53

张盛藻　32

张廷灏　289,297,298

张奚若　363

张勋　175,212,226,227,230,235,236,290

张一麐　223

张裕钊　215

张玉法　202-204,241

张元济　37,70,176

张云（子春）　374,386,387,394,397,398,400,402

张增熙　289

张之洞（南皮）　13,34,36,39,41,46,48,50,51,87,106,129,149,163

张作霖　215,220,230-232,234,235,237,241

章炳麟（太炎）　17,20,22,87,105,106,215,349

章君畴　317

章益　372

赵秉钧（智庵）　190,196

赵炳麟　51

赵际昌　312

赵凤昌　176

赵倜　222,231

郑观应　33-35

郑贯一　67,71

郑藻如　274

织田万　244

钟岳　123

周柏年　289,291,302

周达夫　396,398

周恩来　266

周君常　298

周梅羹　402

周梦坡　287

周佩箴　286,289,291,298

周其勋　388,389

周庆云　286-289,296-298

周颂西　289,297

周由厪　293

周越然　293,297

周栽衍　392,393

周肇祥　292

朱家骅（骝先） 288,291,301-303,305,323,353-362,366-374,377,380-383,385-403

朱经农　368

朱念陶　288

朱启钤　118

朱通儒　181

朱旭东　122

朱韵笙　124,125

朱镇庚　313

朱执信　264

朱祖谋　37

庄蕴宽　176

卓炯　403

宗子戴　288

邹代钧　87

邹鲁（海滨）　337,387,400,402,403

左舜生　376

左宗棠　243,277

征引文献

一 档案

朱家骅档案

二 报刊

《北京大学日刊》

《北京大学学生周刊》

《大公报》

《改造》

《国民日日报》

《国闻报》

《湖州月刊》

《解放日报》

《解放与改造》

《警群》

《警钟日报》

《开智录》

《历史研究》

《临时公报》

《民报》

《民国档案》

《民国日报》

《民立报》

《民吁日报》

《闽星》

《清议报》

《商务官报》

《申报》

《神州日报》

《盛京时报》

《时报》

《时事新报》

《苏报》

《天铎报》

《天义》

《万国公报》

《新民丛报》

《新青年》

《新世纪》

《星期评论》

《选报》

《学部官报》

《亚泉杂志》

《游学译编》

《云南日报》

《浙江潮》

《政艺通报》

《中国白话报》

《中国日报》

《中国旬报》

《中外日报》

三 一般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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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14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京剧谈往录》，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

14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1961年。

14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

14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资料》编辑部主编，钟碧容、孙彩霞编：《民国人物碑传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150.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151.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上海，上海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152.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

153.中国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武汉，武汉出版社1990年。

154.《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5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

155.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156.“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王子壮日记》，台北，2001年。

15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委员会编：《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

15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159.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日，台北，“国史馆”，1986年。

160.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

161.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

162.朱贞：《清季学制改革下的学堂与经学》，《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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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历史的本色：晚清民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
版权信息
目录
一 专题与专家
三 专门与总汇
二 问题与系统
四 贯通与专精
绪论：不分科的专题研究
一 教育与“教”“育”
三 纳科举于学堂
二 新学堂与旧学校
从科举到学堂的中西学之争
一 “中等社会”的出现
三 激进路线的凸显
二 两种解读
四 应用与争议
拒俄运动与中等社会的自觉
一 风潮前史
三 曲突徙薪
二 风潮起因
五 影响深远
先锋与本体的冲突 ——壬寅浔溪公学第二次风潮述论
四 调停失败
一 千丝万缕保皇会
二 不知不觉革命党

天地人生大舞台 ——京剧名伶田际云与清季的维新革命

一 文本来源
三 看法各异
二 取材准则
四 影响预测
盖棺论难定：张之洞之死的舆论反应
一 “城镇”的地位及其结构变化
三 罢市的效应与趋向
二 罢市的类型与影响
清末城镇结构的变化与商民罢市
一 逊位还是退位
三 单一制与联邦制
二 帝制与共和
四 总统制与内阁制
民国开国的歧见、新说与本相
“北洋军阀”词语再检讨与民国北京政府
一 问题的提出
七 北京政府时期的民国史
三 “北洋军阀”词语产生的再检讨
二 “军阀”词语产生的再检讨
五 奉系的加入与北洋正统
六 北洋与北洋政府
四 “北洋军阀”的谱系
一 外来影响
三 分歧与一致
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 ——孙中山对新文化派的回应
二 内部响应
一 无缘科第
三 变科举为专门之学
二 科举考试的利与弊
四 科举制与单立考选权
孙中山与科举制
一 南浔与国民党
三 湖社与国民党
二 湖社与南浔
南浔·湖社与国民党
四 几点议论
“华南”概念的生成演化与区域研究的检讨
一 华南概念的晚出与限定
三 日本的南进政策凸显华南
二 “华南”的涵盖与演化
五 区域研究的本旨与流弊
四 广州为华南中心的初显
一 相煎何太急
三 河东河西
二 校园烽烟
四 国共进退
国民党在大学校园的派系争斗
1948年中山大学易长与国民党的派系之争
一 学潮与倒王
三 朱家骅与CC派
二 朱家骅与王星拱
人名索引
征引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