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艳情小说史
Author: 张廷兴
Date: 2008-03-31T16:00:00+00:00
Keywords: 小说; 文学史; 文学; 中国文学
Description: 本书将中国古代艳情小说放在中国文学史、中国古代小说史中，叙述其源头、发展、成熟、衰落过程，研究其发展规律，以及在各个发展阶段的特点、规律和代表作品，分析其形成因素，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文学发展本身的，等等，重点评判它的历史文化意义和文学价值及其负面影响。 本书特别强调两个立足点和落脚点： 其一,文学要反映生活，当然离不开性爱描写。但如何掌握分寸，一直是文学创作难以把握的一个焦点。艳情小说从思想主旨、审美趣味，到故事模式、人物形象、语言艺术，都给人以启发。古典名著以及明清神魔、人情、演义等小说里的性描写，特别是从史的角度去分析、评价这些性描写，对于我们认识当今文坛上形形色色的主义、思潮及大量表现人的欲望包括性欲的作品，无疑是有帮助的。其二，在步入信息社会的今天，对于那些色情书籍、艺术品、音像制品、网站的控制与管理，是政府的一个非常严峻的工作。在本书的叙述中，也涉及历代统治对艳情小说的控制、禁毁。这也许能为探讨解决这个问题提供某种借鉴。
Publisher: 中央编译出版社

目录

序论
一、研究现状及前人的研究成果

二、本书的选题意义及其着眼点
三、基本观点和基本内容
四、研究方法、研究基础和存在的问题
五、需要特别说明的几点

第一章 概论
第一节 艳情小说的定义
一、前人的提法

二、我们的看法

第二节 艳情小说的特征
一、艳情小说以描写性爱为中心

二、艳情小说以感官刺激为主旨
三、艳情小说以文学方式来表现
四、艳情小说以商品效益为目的
五、艳情小说具有严重的负面影响

第三节 艳情小说的范围限定
一、时限的确定

二、作品的确定

三、作品的类型

第二章 艳情小说的源头——先秦至汉魏时期的性哲学与艳情文学
第一节 中国古代的性哲学
一、原始宗教的性崇拜

二、文化原典的阴阳之道
三、道教养生与变异
四、佛教思想及其俗化

第二节 先秦文学中的艳情描写
一、《诗经》里面的艳情诗歌

二、《楚辞》里面的人神艳遇

第三节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艳情文学
一、乐府诗里面的艳情诗歌

二、其他文学作品里面的艳情描写
三、史书里面的艳情故事
四、《杂事秘辛》
五、志怪小说中的人神艳情

第三章 艳情小说的发端——传奇、话本小说中的艳情篇章
第一节 唐艳情传奇的特点
一、明显的风流主题

二、艳遇模式的成型
三、淫荡的女性形象
四、宫廷淫乱的艳情小说
五、人神艳遇的作品

第二节 开放的国度与俗雅文学的交汇
一、绮丽的艳情诗歌

二、柔媚婉约的五代词
三、坦荡的《大乐赋》
四、宗教文化的影响

第三节 宋元艳情文学的延伸
一、宋元的艳情传奇

二、宋人的艳词
三、宋元的艳情话本
四、元曲的俗艳情趣

第四章 社会思潮的畸形儿——明清艳情小说蔚为大观的原因
第一节 艳情小说与明清政治的关系
一、影响艳情小说发展的三个政治因素

二、明清政治统治与艳情小说发展的基本情况

第二节 艳情小说与明清经济的关系
一、两个基本判断

二、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明清婚姻观念的变化
三、市民阶层壮大是艳情小说的接受者基础
四、明清艳情小说是市民阶层的文化消费选择

五、印刷技术的进步和商业操作等因素推动了艳情小说的传播

第三节 艳情小说与明清文化的关系
一、宋明理学对性的压抑和扭曲

二、道、佛二教世俗化的影响

三、市民的性观念与性精神的释放

第四节 艳情小说与文学自身发展的关系
一、前代风骚给艳情小说以深刻的影响

二、文学素材的不断扩展给艳情小说发展创造了机遇

三、审美情趣的世俗化选择了艳情小说

第五章 顺势爆发，惊世骇俗——明代中后期艳情小说成熟时期
第一节 成熟的特征
一、基本情况

二、分段及其代表作品

第二节 “剪灯二话”中的艳情传奇
一、《剪灯新话》中的艳情传奇

二、《剪灯余话》中的艳情传奇

第三节 文言中篇艳情传奇小说
一、文言中篇艳情传奇小说的特点

二、《龙会兰池录》
三、《花神三妙传》
四、《寻芳雅集》
五、《天缘奇遇》
六、《钟情丽集》

第四节 浅近文言中篇艳情小说
一、《如意君传》

二、《痴婆子传》

第五节 白话长篇章回艳情小说《金瓶梅》
一、《金瓶梅》的版本与作者

二、《金瓶梅》代表着艳情小说的成熟
三、《金瓶梅》性爱描写的典型意义
四、《金瓶梅》的续书

第六节 白话中篇章回艳情小说
一、《绣榻野史》

二、《素娥篇》
三、《浪史》
四、《僧尼孽海》
五、《昭阳趣史》
六、《浓情快史》

第七节 拟话本中的艳情小说
一、基本情况

二、“三言”中的艳情篇目
三、“二拍”中的艳情篇目
四、《石点头》中的艳情篇目

第八节 编刊的艳异小说总集
一、《艳异编》

二、《情史》
三、《万锦情林》
四、《国色天香》

第六章 全面开花，应接不暇——明末清初艳情小说高潮时期
第一节 高潮期的特点
一、体式独立

二、艺术成熟
三、主题复杂
四、作品众多

第二节 白话中篇章回艳情小说
一、《肉蒲团》

二、《隋炀帝艳史》
三、《灯草和尚传》
四、《载花船》
五、《玉闺红》
六、《梧桐影》
七、《桃花影》
八、《灯月缘》
九、《绣屏缘》

第三节 艳情话本小说集
一、《欢喜冤家》

二、《一片情》
三、《八段锦》
四、《十二笑》
五、《弁而钗》
六、《宜春香质》
七、《龙阳逸史》

第四节 短篇艳情小说
一、世情拟话本小说中的艳情单篇

二、《聊斋志异》中的文言艳情短篇

三、《春梦琐言》

第五节 融合于其他小说体式
一、与世情小说的融合

二、与神魔小说的融合

第七章 融入名著，进入末流——清中叶艳情小说的流变时期
第一节 集艳情小说之大成者——《姑妄言》
一、《姑妄言》的主旨

二、《姑妄言》的性描写的特点

三、《姑妄言》的地位

第二节 《红楼梦》中的艳情成分
一、《红楼梦》性爱描写的主旨

二、《红楼梦》的艳情因素

三、《红楼梦》中艳情描写的升华

第三节 一批缺乏创意的中篇艳情小说
一、基本特征

二、《闹花丛》
三、《巫梦缘》
四、《巫山艳史》
五、《杏花天》
六、《催晓梦》
七、《桃花艳史》
八、《醉春风》
九、《株林野史》
十、《春灯迷史》
十一、《妖狐艳史》
十二、《风流和尚》

第四节 文言艳情小说的再度繁盛
一、《子不语》里的艳情篇目

二、《阅微草堂笔记》的性爱观念

三、《萤窗异草》的宽容与鞭挞

第五节 大量融入神魔小说
一、《女仙外史》的艳情描写

二、《绿野仙踪》的艳情描写

三、《野叟曝言》的艳情描写

第八章 逐渐收敛，走向涅槃——清代后期艳情小说衰落时期
第一节 艳情小说的衰退
一、融入时代大潮的《蜃楼志》

二、缺乏创新的艳情小说
三、改编说唱的《桃花庵》
四、《红楼梦》的艳情续书

第二节 走向狭邪与文言余波
一、《品花宝鉴》的狭邪

二、文言艳情的余波

三、全身而退

第九章 复杂的客观与主观表现——明清艳情小说的价值判断
第一节 艳情小说的文化价值
一、艳情小说描述了明清两代中国性文化的状况

二、艳情小说反映了明清两代其他一些社会问题

第二节 艳情小说的文学价值
一、艳情小说文学价值的评判标准及其类型划分

二、小说思想、创作主旨和审美情趣

附录 一个特殊的任务——中国古代艳情小说史的借鉴意义
一、提升性爱描写的品位

二、控制、引导与适当的宽松

三、正确对待明清艳情小说

参考文献

序论

治小说史有分期、分体的做法，目的是为了更清楚地把握小说发展的脉络和演变的轨迹。作为分体研究，如对世情人情小说、神魔小说、才子佳人小说、公案小说、艳情小说等的研究，在整个小说史研究里，属于点。这些分体的点，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进程里，既与整个小说史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又各自客观地存在着相对独立的、自成体系的发展演变史。对它们分别进行史论和时期划分，进行综合的、史的研究，可以更好地推动整个小说史研究的进程。

艳情小说是人们在论及明清小说并给明清小说分类时经常提到的一个概念。鲁迅把明代小说分为元明以来的讲史、明之神魔小说、明之人情小说、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及后来选本等几类，将清代小说分为人情、讽刺、邪狭、谴责四类。而在人情一类中，包括一部分世人谓之“淫书”的小说，其中有像《金瓶梅》那样“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世，万事不纲，爰发苦言，每极峻急，然亦时涉隐曲，猥黩者多”的小说；也有所谓“末流”，即“则著意所写，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意欲媟语，而未能文，乃作小书，刊布于世，中经禁断，今多不传”者。艳情小说主要指后者，其实就是我国古代的性文学，它主要的描写对象是性爱。这样就把它与主要写情爱的才子佳人小说、言情小说区分开来。因为“性文学”、“色情小说”的名称现代味太浓，而“淫秽小说”、“秽亵小说”等又带有明显的贬义倾向，所以，我们使用“艳情小说”这一名称。

很多文学史家觉得绝大多数的明清艳情小说根本不能算作文学，主要理由是内容淫秽，文字粗陋，没有任何文学性，只承认它是不容忽视的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我们以为，艳情小说不仅是明清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更是我国小说史中重要的一个发展阶段和重要的文学成果，是中国文学史、小说史的一个构成部分。古代早就有所谓的“艳书”、“枕边书”、“箱底书”，这些小说多以淫乱的性关系、挑逗性的性描写为主要内容，有大量香艳与色情的成分，向来在文人眼里被当作“闲书”雪天闭门夜读。在大众眼里，被当作性幻想和性教育、性满足的替代物，而在正统文人的眼里，则被视作“淫秽小说”，以为其蛊惑人心，坏了世风，属于“诲淫”而遭到禁绝。就是因为它以性这个被传统礼教禁止赞美和丑化的事物为描写对象，这些作品一直处于被鄙视的社会地位。研究者当然需要一种客观的态度和正视它的勇气。

但是，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没有理由拒绝研究它。艳情小说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以致我们迄今为止，还是以一种矛盾的心情对待它——一方面我们感觉到它确实是一种历史文化遗产，觉得它对推动清代小说走向巅峰起了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它的负面影响又是显而易见的。过分看重它的作用不行，对它视而不见也不行。

一、研究现状及前人的研究成果

艳情小说被重视，是从性学研究领域开始的。从那里，我们看到了性爱内容的文化价值。民初的叶德辉收集流失国外的性学资料，汇编成《双梅景门音丛书》；张竞生、周作人、潘光旦等人对性事本身和性的社会问题、心理问题都给予一定的关注和论述。他们都把艳情小说当作明清时期性文化的一个主要载体。

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性描写比较关注，进行一些讨论，是开始于解放以前的三四十年代到解放前后这段时间。鲁迅、郑振铎、茅盾、高罗佩等都有一些真知灼见，甚至有很大的建树。这个阶段的研究，以鲁迅的成就和观点为代表。鲁迅在《小说史大略》中将人情小说作为流派研究，清晰地勾勒流派概貌，独辟“明之人情小说”一章。此后论者纷纷，世情、言情、风情、艳情等提法纷纷出笼。代表成果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其进行的分类，一是“作者能文，故虽间杂猥词，而其他佳处自在”的，一是“著意所写，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的，一是“意欲毁语，而未能文，乃作小书，刊布于世，中经禁断，今多不传”的。

改革开放以后到90年代的二十多年时间，是其研究的第二个阶段。许多明清小说研究专家利用《明清小说研究》、《金瓶梅研究》、《红楼梦研究》等学术刊物对古代单篇的或者多部的明清小说中的性描写进行评判；对于《金瓶梅》之类的世情人情小说，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所突破。主要的研究性成果是《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性描写》。为了防止引起争论或出现风险，本书搬出了茅盾、王利器等严肃而有威望的先生的文章，中间主要是当时研究这一方面问题的一大批中青年权威学者的作品。到现在为止，其研究高度和重要观点，还一直高高在上，后来的成果很少有出其右者。大多学者则在一些古代文学名著的圈子里研究作品的思想性和社会价值时，提出了一些分析性爱、肯定性爱的观点，如《牡丹亭》性爱女神的观点，《西厢记》私订终身的婚前性行为意义，《红楼梦》的性意识、同性恋，等等。而对于纯粹的性爱艳情小说，由于还处于禁止出版或者禁止未删节出版的原因，一般多是围绕禁书、禁毁小说而进行描述与研究，作文本的一般概说、漫话。如安平秋、章培恒先生的《中国禁书大观》，李梦生先生的《中国禁毁小说百话》，李时人先生的《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漫话》。但是，作为一种题材和小说体式进行客观的史的概括与评价的还很少。一些小说史著作如石昌渝先生《中国小说源流考》、杨义先生《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王增斌先生《明清世态人情小说史稿》等，都采取了将其忽略不计的办法。《中国小说史丛书》也没有将艳情小说列入专题范畴，而合并艳情小说于向楷先生的《世情小说史》里。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开始由前人探讨中国古代文学的性描写，转向明清艳情小说的研究。这是艳情小说研究的第三个阶段。大致上有这么几个方向：一是围绕《金瓶梅》而进行的一些探讨。二是围绕《古本小说集成》、《明清小说总辑》等编纂、整理而进行的具体作品的分析和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台湾，那里的一些出版商，集合了全球范围内的一批专家，在围绕着编纂《思无邪汇宝》、《古代禁毁小说辑刊》等大型艳情小说丛书的过程中，收集、整理了一大批艳情小说，并且以每篇加“序”的形式，对各篇进行了客观、历史、公正的分析和恰当的评价，达到了相当高的学术水平，代表着艳情小说研究的新高峰。三是出现了专门以研究艳情小说为主的一批专家学者，如台湾的陈益源先生等。四是很多大学教授明清小说的老师，在配合新的文学史的编纂、教学过程中，开始对艳情小说进行了一些涉及，做出了基本的结论，也出现了很多从文化角度、社会学角度、思想哲学角度撰写的著作。五是有些元明清专业的硕士、博士毕业生，在导师们的引导、鼓励下，开始进军这个领域，从不同的侧面、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构这个特殊的文学现象，写出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如曹萌的《明代言情小说创作模式研究》等。六是文学工具书，有的对于明清艳情小说收罗殆尽，如刘世德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张兵先生主编的《五百种明清小说博览》，并有恰切的简介和评价。

进入21世纪，对艳情小说的研究，已经到了出现综合性成果的时期。主要有陈益源的《小说与艳情》(2000)、(法)马克梦的《吝啬鬼、泼妇、一夫多妻者》(2001)、李明军的《禁忌与放纵——明清艳情小说文化研究》(2005)等。

二、本书的选题意义及其着眼点

我们选取的这个题目，就是在这么一个学术背景下进行的。艳情小说是一种客观存在，是我国古代比较重要的文化现象和文学事实，它对于同时期的其他小说类型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能熟视无睹。过去，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可以忽视它，这有情可原；现在，学术环境有了很大改变，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面对研究对象，不厌恶、也不欣赏，客观地研究它们。研究它们到底为什么出现、为什么在明清时期汹涌而出或者说为什么在明清时期达到了发展巅峰；研究如何看待它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文学方面的双刃剑作用，特别是对性描写的突破到底有没有价值，艳情小说遭到禁绝是它背离了哪些审美原则；研究为什么它们有较大的读者群，其传播渠道有什么特点，对今天的文学创作、大众文化发展和国家的文化政策能提供什么借鉴和批判，在性描写这个问题上文学创作怎样在客观反映、张扬个性、满足读者需求的同时又要高于生活、坚持正确的审美方向、引导读者提升欣赏趣味；研究我们怎样对待这一部分文学遗产，怎样在文学史、小说史、世情人情小说教学研究中客观正确地表述评判。这样的课题应该说有很大的理论研究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也是一个有创新的选题。

我们拟从中国古代艳情小说的生成、发展、成熟、衰败的整个发展的过程中系统地研究这一文学现象，所以起名曰《中国古代艳情小说史》。研究的大体思路是：首先，研究它是什么，即研究它的定义，它的特征、类型以及主要篇目，并分析与中国古代艳情小说史相关联的一些问题，即中国古代艳情小说史方面研究的特性。其次探讨它的发展过程，将其放在中国文学史、中国古代小说史里去叙述它的源头、它的发展、它的成熟、它的衰落；研究它的发展规律，包括它的发展源头、发展高潮、衰败，以及它在各个发展阶段的特点、规律和代表作品。再次，在史的叙述过程中，分析它的成因，就是它的形成因素，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文学发展本身的一些规律；然后，重点分析评判它的历史文化意义和文学价值及其严重的负面影响，明确它到底是什么，是怎么样的，给以定性。最后，论述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它，落脚到研究和批判这种文化现象、文学体式的现实意义上来。

研究古代艳情小说史，对于我们全面认识中国古代小说史，对于我们全面认识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体式、规律，都具有一定的意义。中国古代小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学现象，需要宏观的研究，也需要细致的分析；需要对名著的关注，也需要对三流甚至末流的作品进行评判；需要对主流的流派进行分析，也需要对一些枝节的类型进行描述；需要对人们普遍认可的作品进行分析，也需要对大众难以认可的、统治阶级禁毁的作品进行分析。

我们承认艳情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个重要体式，承认它有自己特有的形成、发展规律。艳情小说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捂起来、藏起来，都不是明智的办法；明确地承认这个文化现象，客观地认识这种文学现象，分析、评判这种小说体式出现的必然性和历史意义、文学价值，把它当作一笔文学遗产、文化遗产，探讨它的积极意义和负面影响，才能够正确地对待它，对待它的传播，对待它的控制，从而对于它的受众进行正面的审美引导和提升。要达到这些目的，无疑，用“史”的手法进行叙述、分析，是最为系统和方便的方法。

我们特别强调讨论这个题目的两个立足点和落脚点：

其一，性爱是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文学要反映生活，当然离不开性爱描写。可是，如何掌握分寸，如何把时代精神、人物的灵魂融入机械的、本能的、肉欲的描写中去，一直是从事文学创作不好把握的一个焦点、热点问题。艳情小说的发展史给我们提供了经验和教训，从小说思想、创作主旨、审美趣味，到故事模式、人物形象、语言艺术，都给我们以很深刻的启发。这对于我们认识《红楼梦》、《聊斋志异》等伟大名著以及明清神魔、人情、演义等小说里的性描写，特别是从史的角度去分析、评价这些性描写，对于我们认识今天文坛上风云变幻的形形色色的主义、思潮及其出现的大量表现人的欲望包括性欲的作品，特别是那些身体写作的现象，无疑是有帮助的。

其二，在步入信息社会的今天，对于那些色情书籍、艺术品、音像制品、网站的控制与管理，也是政府目前一个非常严峻的工作。政府的最大优势就是控制，它可以借用行政的强制性，抑制色情的东西泛滥。但是，色情是滔滔洪水，堵，不是一个唯一的办法。我们在史的叙述中，自然涉及历代统治阶级特别是有清一代对艳情小说的控制、禁毁。目的就是为探讨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一个角度。以人为本，承认性爱既具有社会性，更是人的本能，一手抓性科学知识的传播和性的教育，抓满足人们心理需求的文学艺术品的生产，一手抓扫黄，严厉打击黄赌毒，走一条宽容与抑制相结合、打击与引导相结合、弹性管理与市场控制相结合的路子，走一条综合管理的路子，效果可能会好得多。

三、基本观点和基本内容

艳情小说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先秦时代。其形成则是后来的事情，形成过程包含了后来诗词曲的性爱风范，史书的直笔不避，志怪的奇异幽远。但是，艳情小说的出现，则是在唐朝的时候。唐人小说里出现了一些以描写性爱为中心，以感官刺激为主旨，以文学方式来表现的作品；这些作品有的托名汉人。真正的形成，应该是在明代中后期，艳情小说除了具有唐代艳情篇章特征的同时，又有了以商品效益为目的、与市民大众文化相融合、以白话的表现形式、具有反传统的一些新的要素。艳情小说是明清小说的一个主要体式，它与人情小说、神魔小说、公案小说、英雄传奇小说、演义小说一起，共同把我国古代小说创作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

艳情小说在明代通俗化、大众化的这种变化，一直发展到清代中期才开始衰落，是有深刻原因的。它与明清两代政治、经济的发展，与社会文化、时代文化思潮的互动，与文学本身的发展，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统治阶级的统治理念、文化政策、对性的控制与松动，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的市民阶层的大规模扩大、婚姻与性爱观念的变化、文化消费的选择，正统文化的堕落与严酷、宗教文化的影响、丰富多彩的民间性生活性文化，文学的发展特别是明中叶之后大众庸俗的审美与文学艺术的媚俗，都给艳情小说的成熟、发展和走向末路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对艳情小说的分期，是为了更好地把握艳情小说的特征和基本的发展规律。各个时期划分的原则主要有四条：第一个是朝代的更迭，朝代的更迭直接关系到统治阶级的文化政策，而统治阶级的文化政策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第二个因素是艳情小说消费主要群体的形成，就是大量的城市市民的形成；还有大量的通俗小说作家的诞生，就是大批的文人能够和大众生活交融在一起，以推动艳情小说形成势头。第三个因素是小说本身的发展，包括小说观念、对小说基本特征的把握、小说的题材、结构模式探讨、小说本身的艺术特色、小说叙事的艺术特征、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小说社会意义等等各方面的成熟。第四个因素是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文化的繁荣，给人们对通俗小说的消费带来了一个稳定的环境，也必然给小说的刊行销售提供一定的物质基础。考虑到了这些因素，我们就能在分期的时候，不是只注意意识形态对文学作品的影响，或者只注意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情况，或者只考虑小说本身的发展因素。

中国古代艳情小说大致经过了这样的发展阶段：

一是酝酿阶段。先秦文学给艳情创作提供了风骚的审美传统；汉代史书给艳情小说提供了一些淫乱模式和宫廷素材；乐府民歌和魏晋南北朝宫廷艳诗提供了浓艳的审美特色，佛教道教文化给艳情小说提供了一定的主题和创作主旨，房中术、密宗等给艳情小说的具体性爱描写提供了一些特有的方式；志怪给艳情小说提供了艳遇模式和创作素材。

二是出现阶段。主要指唐宋元传奇以及话本小说中的艳情篇章。传奇作品《赵飞燕外传》、《游仙窟》等，不管是从创作主旨、审美趣味，还是从性爱描写的特征上，已经是比较典型的艳情小说了。话本的通俗性、印刷技术的提高和市民大众化文化消费为艳情小说提供了白话的语言特征和广大的读者群，同时也出现了《金主亮荒淫》等艳情话本小说。

三是成熟阶段，在明中后期(1500—1630年)。总的情况是顺势爆发，惊世骇俗。有传奇作品《剪灯新话》；中篇文言才子佳人小说、浅近文言中篇艳情小说，如《神花三妙传》、《钟情录》、《怀春雅集》、《如意君传》、《痴婆子传》；长篇章回艳情小说、中篇章回艳情小说，如《金瓶梅》、《绣榻野史》、《浪史》、《浓情快史》、《昭阳趣史》等；还有拟话本中的艳情小说，如“三言”、“二拍”中的一些艳情短篇《汪大尹火焚宝莲寺》、《赫大卿遗恨鸳鸯绦》、《甄监生浪吞秘药》、《任君用恣乐深闺》，还有专门的艳情小说集《僧尼孽海》等。

四是发展阶段，在明末清初(明崇祯到清康熙中期，1630—1720年)。这个时期艳情小说特点鲜明，体式成熟，完全白话化。有章回艳情小说、艳情小说话本集、短篇小说，如《肉蒲团》、《隋炀帝艳史》、《灯草和尚传》、《载花船》、《梧桐影》、《桃花影》、《灯月缘》、《欢喜冤家》、《八段锦》、《一片情》、《十二笑》、《宜春香质》等；并且艳情小说开始融合于其他小说体式，如《聊斋志异》、《梼杌闲评》、《醒世姻缘传》、《醋葫芦》等里面的性爱描写。

五是流变阶段，在清中叶(康熙后期到嘉庆年间，即1720—1800年)。有的融入名著，有的则进入末流。这个时期，既出现了集艳情小说之大成者《姑妄言》，出现了文学巅峰之作《红楼梦》，也出现了一批缺乏创意的中篇艳情小说，如《闹花丛》、《巫山艳史》、《杏花天》、《醉春风》、《株林野史》、《风流和尚》等。不但显现出了艳情小说和艳情描写的创新、改造和升华，也预示着艳情小说的内在生命力开始枯竭。而文言艳情小说的再度繁盛，则显示出从民间回归案头的特征。艳情描写大量地融合到其他小说体式中。

六是衰落阶段，在清中叶以后(嘉庆中后期到光绪年间，约1800—1900)。这是艳情小说的衰败期，表现为逐渐收敛，以至消亡。有的与世情人情小说融合，甚至特征已经不明显了，如《蜃楼志》；有的走向狭邪，如《品花宝鉴》、《九尾龟》、《青楼梦》、《海上繁华梦》；文言艳情的余波虽然流入狭邪，但仍在昭示着它的存在，如《淞滨漫话》等。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的民主科学的曙光即将出现，艳情小说在积极介入社会变革、关注中国前途命运的近代文学、新文学面前，全身而退。

艳情小说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首先，表现在其对文化的、历史的认识意义上。我们以为，对于研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特别是性生活、性文化来说，《金瓶梅》、《肉蒲团》的意义也许不亚于《红楼梦》。因为艳情小说反映了人的性的生活真实或者一部分真实、性心理真实，对宋朝理学强烈的桎梏表现出了强力反弹，反映了形形色色新旧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也反映了人们比较普遍的性心理。许多在其他史料里难以找到或者说不清楚的问题，思想的、观念的、文化的、生活的、风俗的，都可以到艳情小说里去寻找一些线索甚至答案，艳情小说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生动的、典型的个案。其次，表现在对文学的认识价值上。我们以为，文学名作也是建筑在质量、品次不同的大量的小说作品之上的，没有低劣也就无所谓优秀。艳情小说符合文学的基本特征，有环境、人物、事件，表达了一定的小说思想和系统的文学观念。艳情小说也会给人某些美感，在一定意义上满足某些读者的性幻想，缓释一些个体与社会的性压抑、性苦闷问题。尽管这种美感实际上是于社会道德和真善美的社会风俗对立的，属于“审丑”。从性心理角度看，阅读艳情小说是独自获得性快感的一种非正常方式，具有潜在的逆反心理感受和心理刺激满足，有独到的也是非正常的某些审美刺激、享受。因此，“雪夜闭门读禁书”成为封建时代一些士大夫所谓的“赏心乐事”之一。艳情小说里面的优秀作品，也丰富和发展、改变了文学的旨意和文学传统，丰富了小说的题材，塑造了一大批真实的人物形象。其中有很多艺术性很高的文学作品，满足了大众的文化需求，对性爱的文学表达作了可贵的探索。特别是对日常生活描写和家庭描写、性爱描写。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金瓶梅》放纵的淫情，就没有《红楼梦》含蓄的意淫。

艳情小说还有特殊的警示意义。社会学家、医务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育家、性学专家经常提醒或者建议政府，性作为一种本能并不是什么外力可以压制的，堵住了正道，它走斜道；正常的性需求得不到满足时会将这种欲望引向歧路；性科学知识不能正确传播，黄色文化必然盛行。教训就是，明清以来，民间的春宫画、淫秽色情小说大量流行，其实正是对禁欲主义的一种反动。

四、研究方法、研究基础和存在的问题

我们的研究方法是：站在历史文化的研究角度，用马克思主义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正确对待研究对象，力求透过现象看本质，全面深刻地把握艳情小说的特征、本质和规律；以艳情小说史为线索，以文本分析为主，侧重对文本本身的分析描述和说明，来较为客观、历史地描述出它的面貌；着眼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将研究对象放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背景下考察，不超越历史阶段地审视研究对象；放在文化、文学、小说发展历程中，特别是放在大众文化趣味、中国外国文化思潮中给研究对象定位，并特别注重文化思潮的影响；用世界文化、文学的发展去观照研究对象，开阔研究视野；结合其他文学体裁、文化现象看其共生互动；用文化的、大众的、传播的方法角度去分析、认识研究对象；用理论分析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用社会学、心理学、性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等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结合当今的文化、文学现象，用案例分析等方法，去推论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为今天的文学创作、传播、大众文化消费引导服务；用比较学的方法，对作品和理论进行中外、古今、优劣的比较，进行文学与非文学的比较，来探求艳情小说的价值取向问题。尽量用客观的、历史的观点分析、评价所要论述的问题。

艳情小说除去明代以前的作品，现存大约有近一百二十种，本人搜集到的未删节本约一百一十余种。主要有台湾天一、思无邪汇宝丛书系列和张秋山民间艳情小说系列，应该说基本占有了研究文本。研究艳情小说的著作、文章和研究古代性文学、性文化的著作能搜集到的有近八十本书、二百多篇文章，基本涵盖了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本人曾经写过一本小册子《中国古代艳歌论稿》，也写过关于《元曲的俗艳特征》的文章和论及《红楼梦》、《金瓶梅》等性爱描写的文章，并且博士毕业论文就是30万字的《明清艳情小说研究》，逐步积累了一些见解、看法，并且得到了刘世德先生、黄霖先生、袁世硕先生、马瑞芳先生、张克礼先生、王平先生、郑训佐先生、廖群先生等的精到指教和指导。

但是，在《中国古代艳情小说史》的讨论和写作中，由于本人的学识和水平非常有限，解决不好的问题也很多。一是题目大，驾驭起来很吃力，阶段分期、作品归类和总体把握得不尽如人意；二是资料和观点融合得不好，有的生硬，有的不能很好地说明问题；三是由于架子大，资料多，研究文本复杂，表述粗糙；四是有些问题，没有找到更好的说明、论述的方法，不能得出更确切明白的结论。这些都需要作者本人进一步去努力。

五、需要特别说明的几点

本书尽量做到史论结合。在史的方面，分期上尽量与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史相吻合，而将明清作为重点。之所以这样处理，是因为艳情小说在此前不是很彰显。即使唐传奇中有零星的艳情小说，其创作主旨、审美情趣、社会功能也迥然不同。一部中国古代艳情小说史，实际上就是明清艳情小说史。在论的方面，我们也突出了明清艳情小说的论述力度，将其成因与价值专列两章进行综合分析与评述。还有几点需要特别说明：

1.既然是小说史，就要对白话章回艳情小说、艳情话本拟话本小说的版本和作者进行简单的考证，这是最大的难处。考证的主要参考和依据是《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古本小说集成》、《思无邪汇宝》等，特别是引用了不少《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藏中国明清通俗小说书目提要》(主编辜美高、李金生)的考证和结论。而对于文言艳情小说，单篇的稍作考证，在其他集子里的某些艳情篇目，则不考证。

2.探究某种小说类型的发展演变，其分期至关重要，它是研究的基础和基本结论。对于艳情小说的分期，有几个问题是难点。一是很多作品无法断定其确切的写作年代，甚至其初次刊刻的年代，《红楼梦》、《金瓶梅》尚且如此，其他可想而知。这样一来，就不能够以哪部小说的出现作为具体的时期分割，只能大致上按照小说一个时期所具有的共同的基本特征，区分一个大致的时间段落。第二，有很多小说相互抄袭、改头换面，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料，很难下一定的结论，只能根据一般学者的做法去处理。所以其中的问题肯定不少。

3.既然研究艳情小说，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其他小说体式中的性爱描写。我们把其他小说体式中的性爱描写，作为艳情小说、市井审美情趣的影响来处理。这样，就将许多小说，就是那些被清代以“淫词小说”禁毁的世情人情小说、神魔小说等纳入到研究范围里来了。但是，对于这些小说，一般不作整体上的介绍或者评价，主要从其艳情描写的情节、内容、手法以及在全书的地位或者对于创作主旨的表现等方面去探讨。这种处理可能带来一些谬误。

4.本书是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写成的。为此，对有关研究专家、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作者才疏学浅，对于许多难以把握的问题，就采取了懒惰的办法，引用前人的论据或者结论。对于所引用的材料或者结论的出处，除了随文作注之外，还将其放入书后的参考文献，以示来源。如果涉及理解差异、引用失误、表述不当等问题，或者还有遗漏或没有注意到的成果，盼望有关作者谅解、指教。

第一章 概论

中国古代小说特别是明清小说中，有相当数量的以性爱描写为主要内容和主题的小说。小说书目版本学专家孙楷第在他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列举了“猥亵小说”42种，其中现存33种，有的是他从未见到过的。据资料介绍，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明、清艳情小说有《金瓶梅词话》、《肉蒲团》、《灯草和尚传》、《浓情快史》、《巫山艳史》、《妖狐艳史》、《桃花艳史》、《宜春香质》、《贪欢报》、《五美缘》、《碧玉楼》、《桃花庵》、《金虏海陵王荒淫》等30多种。近20年来，台湾各出版社整理出版了大量的艳情小说，如台北丹青出版的《中国古艳稀品从刊》22册44种(1986年)，包括《僧尼孽海》、《痴婆子传》、《绣榻野史》、《浪史》、《东游记》、《株林野史》、《春灯迷史》、《闹花丛》、《昭阳趣史》、《绣戈袍全传》、《如意君传》；天一出版的《明清善本小说丛刊艳情小说专集》25种37册(1985年)，还收有两本著名的同性恋小说《宜春香质》、《弁而钗》。台湾双笛丛书《中国历代禁毁小说》共收117部，上编是明代的43种，下编74种是清代的。此外还有联经《中国古艳稀品丛刊》第一辑、第二辑；台湾张秋山文化室系列等相继出版了大约30种。在大陆，《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收录《续金瓶梅》、《广艳异编》、《燕居笔记》、《欢喜冤家》、《燕居笔记》、《十二笑》、《绣谷春容》、《国色天香》、《鸳鸯针》、《辜生钟情丽集》、《鼓掌绝尘》、《隔帘花影》、《三续金瓶梅》、《红楼幻梦》、《八段锦》、《幻缘奇遇小说》、《绮楼重梦》、《风流和尚》、《隋炀帝艳史》、《灯月缘》、《归莲梦》、《狐狸缘全传》、《艳异编》、《绣屏缘》、《万锦情林》、《换夫妻》等多种；侯忠义《明代小说辑刊》(巴蜀书社)收《一片情》、《八段锦》、《谐佳丽》、《宜春香质》、《弁而钗》、《艳史》、《如意君传》、《玉楼春》、《欢喜冤家》等多种；大连图书馆藏孤稀本《明清小说丛刊》收《金瓶梅》、《浪史》、《隋炀帝艳史》、《鼓掌绝尘》、《贪欢报》、《鸳鸯针》、《一枕奇》、《赛花铃》、《梧桐影》、《归莲梦》等多种。还有远方出版社《明清艳情禁毁小说精粹》、《四库禁毁书丛刊》，延边出版社的《历代民间艳情小说孤本》系列、《历代禁毁小说精粹》、《历代民间艳情词话珍本》、《宋话本》系列、《素政堂天花阁藏本》系列和《中国古代艳情秘笈》，内蒙古出版社的《镜月斋藏本》系列，时代出版社(以远方出版社名义出版)的《古代禁毁小说精粹明清艳情卷》系列，青海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历代禁书海内外珍藏秘本》系列等相继出版，艳情小说的种数达到了180种以上，成为一个有丰富文本的研究领域。

但是，如同很多的学术问题一样，艳情小说名称的确定、内涵及外延的界定，在学术界还没有得到一致认可的见解；对艳情小说作史的研究的系统成果还没有出现，其研究领域里的许多问题需要描述和探讨。我们在本章试图通过分析社会上和学术界的一般意见，对其名称、内涵、特征、范围作出界定，以明确研究对象，确定研究文本的范围，并对其作史的方面研究的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第一节 艳情小说的定义

从小说研究的历史和目前学者的提法来看，艳情小说多是指关于明清两代描写性爱的这一部分小说。这一部分小说的名称五花八门：香艳小说、人情小说、世情小说、艳情小说、性小说、黄色小说、淫秽小说、猥亵书、色情小说、情色小说、污秽小说、放荡小说、肉欲小说、性爱小说，等等，不一而足。我们选择了“艳情小说”来称呼。

一、前人的提法

1.淫秽小说

这种命名的观点以为，“性”的泛滥是淫，性的无选择的描写是脏的，有大量性描写内容的小说就是淫秽小说。“我们可以从小说中对性描写的态度和程度来看，性描写是点到即止，还是一般描写，还是不留余地地详描细写，甚或是大肆渲染，极度夸张、乖谬常情地描写；性描写是为小说中人物塑造、情节发展所必需、非如此不达目的，还是可有可无的，或者是不必要地有意为之。淫秽小说可说就是不留余地、大肆渲染、乖谬常情地描写性行为的小说，用鲁迅的话就是‘著意所写，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的小说。更直接的，我们还可以从淫秽文字的数量上把握，这也是一个更可靠的标准。”这是一种古今等一的观点，没有考量到作为历史文化的古代艳情小说与时下淫秽色情文字的不同。

社会上至今有很多人把“性”理解为淫，写到两性关系的书，不管是文学作品，包括民间故事、歌谣、文人作品，还是医学的性医疗、性知识著作，还是古代的房中术、炼丹术书籍，都是淫书。甚至那些描写男女自由恋爱、私订终身、背地交往的，有违礼仪和传统礼教的小说，也是“淫秽小说”。对于《红楼梦》的性爱描写评判问题上，竟然出现了“意淫”的说法。

这种观念由来已久，有很深的社会基础。性问题不仅是在我国文明进程中，就是在世界文化史上、人类文明史上，也是逐渐演变为一个禁忌领域的。人们习惯于以此来判断一个社会形态、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群体的文明程度。最早的性禁忌，可能起源于先民对大自然、身体、生育的禁忌，后来发展为一种礼教，纳入到礼的范畴，则是孔子的倡扬。孔子的礼教，在我国文明史上，是一个里程碑。从他开始，男女交际有了明显的性别之分。也就是说，早在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把男女异性的交往看成是大防，授受不亲。后来，人们便以此来规范男女的性行为，纠正世人“好德”不如“好色”的偏差。即使是夫妻，也要“举案齐眉”、“下床君子”。男女露体、拥抱、热吻、性交，那都是见不得人的事情，不能够明做、笔写、眼看、心想。因此，不但格调低下、描写直接、性爱意味浓厚、较为直露的小说是“淫秽小说”，而且连《红楼梦》，都是“大盗不操戈矛”的“意淫”之作，不但属于淫秽小说，而且是最恶毒的淫秽小说。蒋瑞藻《小说考证》里曾经记载一位女子因为看了《红楼梦》相思忧郁而死的事情，就被当成了典型案例。

持这种看法的人，不光是卫道士。很多历代的政府官员倡导的，许多大家庭的家教家规要求的，一般民众说教的，都以为艳情小说坏人心术，教人想入非非。他们的观点是，不管是政治意识形态还是文学创作，必须净化人们心灵，而不是去鼓动人们蠢蠢的性欲。

我国目前一些法律条文对淫秽出版物是有相应规定的。我国现行法律条文尽管并未给出淫秽内容的明确界定，但是，关于“淫秽出版物”则是有明确界定的，对于淫秽物品、淫秽出版物等最接近的法律概念是有明确解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第6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专设有“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一节。根据第367条的规定，该法所称淫秽物品，是指“具体描绘性行为或者露骨宣扬色情的诲淫性的书刊、影片、录像带、录音带、图片及其他淫秽物品”，而“有关人体生理、医学知识的科学著作不是淫秽物品。包含有色情内容的有艺术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不视为淫秽物品”。

国家新闻出版署1988年也发布了《关于认定淫秽及色情出版物的暂行规定》，从行政执法的角度明确了淫秽出版物和色情出版物的认定标准。该暂行规定对淫秽出版物的界定是：“淫秽出版物是指在整体上宣扬淫秽行为，具有下列内容之一，挑动人们的性欲，足以导致普通人腐化堕落，而又没有艺术价值或者科学价值的出版物：(一)淫亵性地具体描写性行为、性交及其心理感受；(二)公然宣扬色情淫荡形象；(三)淫亵性地描述或者传授性技巧；(四)具体描写乱伦、强奸或者其他性犯罪的手段、过程或者细节，足以诱发犯罪的；(五)具体描写少年儿童的性行为；(六)淫亵性地具体描写同性恋的性行为或者其他性变态行为，或者具体描写与性变态有关的暴力、虐待、侮辱行为；(七)其他令普通人不能容忍的对性行为淫亵性描写。该暂行规定还列举了不应归类为淫秽出版物、色情出版物的三项排除，即夹杂淫秽、色情内容而具有艺术价值的文艺作品；表现人体美的美术作品；有关人体的解剖生理知识、生育知识、疾病防治和其他有关性知识、性道德、性社会学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作品。

国家新闻出版署还于1993年5月颁布了《关于部分古旧小说出版的管理规定》，专门对明清艳情小说作了有关出版规定，明确列出了不能公开出版或者严禁出版的明清小说，将它们看作是“均属有淫秽、色情内容或夹杂淫秽色情内容的图书”：

《一片情》、《浓情秘史》、《艳史》(又名《隋炀帝艳史》、《风流天子传》)、《素娥篇》、《天下第一绝妙奇书》、《绣屏缘》、《梦红楼梦》、《禅真后史》、《野叟曝言》、《风月鉴》、《如意君传》(又名《阃娱情传》)、《玉娇丽》(又名《玉娇李》)、《浪史》(又名《巧姻缘》、《浪史奇观》、《梅梦缘》)、《绣榻野史》、《闲情别传》、《玉妃媚史》、《昭阳趣史》、《宜春香质》、《弁而钗》、《肉蒲团》(又名《觉名禅》、《耶蒲团》、《野叟奇语》、《钟情录》、《循环报》、《巧姻缘》、《巧奇缘》)、《僧尼孽海》、《灯草和尚》(又名《灯花梦》、《和尚缘》、《奇僧传》)、《株林野史》、《载花船》、《钟情艳史》、《巫山艳史》(又名《意中情》)、《恋情人》(又名《迎风趣史》)、《醉春风》(又名《自作孽》)、《梧桐影》、《龙阳逸史》、《十二笑》、《春灯迷史》、《闹花丛》、《桃花艳史》、《妖狐艳史》、《双姻缘》(又名《双缘快史》)、《两肉缘》、《绣戈袍全传》(又名《真倭袍》、《果报录》)、《碧玉楼》、《奇缘记》、《欢喜浪史》、《杏花天》、《桃花影》(又名《牡丹奇缘》)、《金瓶梅词话》(《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及《金瓶梅》的其它版本)、《春灯闹奇迹》、《巫梦缘》、《催晓梦》、《春情野史》、《欢喜缘》、《痴婆子传》。

我们以为，“淫秽”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多元的含义的词语。在现实生活中，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人，对于“淫秽”的看法也有很大差别。在原始社会，野合、乱伦、通奸现象比比皆是，即使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也并没有觉得性爱就是淫秽的。《诗经》里面有很多诗篇就是描写性爱的，并没有看出诗人对性爱的反感，除了那几首讽刺统治者淫乱的诗。就是孔子，也说它是“思无邪”。汉画像石上的桑间交合的画面，也被当作吉祥图案。我们再来看当代发生的事。在20年以前，如果说男女两人早就“好”上了，这个“好”字就带有淫秽的含义；而在今天，校园里、大街上不乏男女勾肩搭背、拥抱接吻、卿卿我我的现象，人们只是用“不文明举止”来说明这种现象，再也不去制止了。甚至出现了热吻比赛等现象。

精神和肉体的结合，有的人觉得是淫秽的，有的人则说是最完美的。妓女的性生活本身是肮脏的，但是妓女的行为和她所有的性表现，并不都是淫秽的。这些都是我们的文学包括古今中外文学艺术反映的主体内容之一。《羊脂球》写的是妓女，而成了不朽的名著。当然，我们不能否认，静态的性器官都是自然的，不带有淫秽色彩和色情含义，但是，动态的性器官，情形则要复杂得多。古今中外出现的一些禁毁小说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小说的社会负面影响也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在历史的不同阶段，人们对淫书也是有不同的看法的。简言之，在清代对淫书的判断是很明确的，禁止的手段也是很直截的；而到了近现代，随着知识积累的丰富，淫书的定义却越来越让人糊涂。同是一本书，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就像鲁迅所说：“《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艳情小说在不同人的眼里，更会有不同的看法，故时而毁版，时而开禁。

因此，笼统地把明清时期的那些含有性描写或者以反映性问题为主的小说，直接称之为“淫秽小说”，是忽视了这些时期的一些特有的时代特色，显然是不妥的。即使许多明清艳情小说对性爱描写得很淫秽，但是，它们作为古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记载了那个时期人文、社会、历史、风俗及人们对这些内容的认识，已经具有了古代文化遗产的性质，也不能与今天的淫秽小说同日而语。因此，虽然国家明文规定了多部明清艳情小说不准随便出版，即使其删节本的出版也必须经过审批，但是，并没有完全封杀，以古籍整理、古小说辑录保存文学遗产的形式，就可以正式出版，如《明代小说辑刊》(巴蜀书社)就收有《一片情》、《八段锦》、《谐佳丽》、《宜春香质》、《弁而钗》、《艳史》、《如意君传》、《玉楼春》、《欢喜冤家》等十多种“淫秽小说”，《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就收录了《灯月缘》、《绣屏缘》、《换夫妻》、《风流和尚》、《两肉缘》等二十多种“淫秽小说”。

2.猥亵书

这种观点以为明清时期这类小说多是描写了一些不正当、不正常的性爱，反映的都是低级趣味，属于猥亵。这些小说里面所谓的“情”，也是性，多为淫情、滥情，不正当的情爱，以为艳情小说多有秽亵的描写，是猥亵书。

这种说法以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为肇始。《书目》在“猥亵”类下共列小说书目42种：《如意君传》、《绣榻野史》、《闲情别传》、《祁禹传》、《浪史》、《百缘传》、《双峰记》、《痴婆子传》、《肉蒲团》、《灯月缘》、《桃花影》、《浓情快史》、《梧桐影》、《巫山艳史》、《杏花天》、《恋情人》、《龙阳逸史》、《河间传》、《玉妃媚史》、《东游记》、《催晓梦》、《娇红传》、《灯草和尚》、《株林野史》、《采女传》、《昭阳趣史》、《狄公案》、《东楼秽史》、《桃花艳史》、《三妙传》、《空空幻》、《春灯迷史》、《呼春野史》、《闹花丛》、《奇缘记》、《双姻缘》、《绣戈袍全传》、《风流和尚》、《艳婚野史》、《了奇缘》、《碧玉楼》、《采花心》。又在“明清小说部甲”列7种短篇小说集：《僧尼孽海》、《欢喜冤家》、《一片情》、《载花船》、《弁而钗》、《宜春香质》和《风流悟》。其后注明“以上七书专演猥亵事”。也就是说，这49种小说是猥亵书。

这种说法，主要是从美学和道德角度，它避开了社会的认可、法律的解释，从性爱描写给人的美感程度和社会认可程度去定义，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性爱的种类很多，描写的方式也很多，不是美学和道德能观照得了的；再说，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有不同的审美、评判标准，我们不可能拿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标准和社会所形成的传统文化道德作为所有人的标准去评判，因为它们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还是从性爱本身的性质上看，更切中这个问题的要害。在艳情小说中，有很多描写都是发生在夫妻之间的，或者是婚前偷情淫乱是以婚姻为指归的，并不违法，也符合社会道德，更不能算猥亵。另外，这种说法，也是站在现代人的角度来反观问题的，觉得一个男人和这么多的女人轮流甚至一起发生这么多的性关系，除了妻子以外，还有妾、婢女，甚至妓女，是多么淫乱呀!作者把这些写出来，不就是秽亵的吗？我们说，这是历史制度的不同造成的，并不是古人的错。是统治阶级的制度给了一个有地位和有身份的男子那么多性伴侣的，甚至一个普通的平民，也有“齐人之福”。他们都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性活动的。

再者，这类小说虽然确实没有揭示出情爱活动丰富的历史内涵和人文内涵，但是它本身就是以张扬性快乐、性享受作为主旨的，这与那些强调性活动为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为目的的观念，与那些宣扬“灭人欲”的统治思想，更切近人性、更切近人的自我，更有现代意义。更何况还有些作品，如《冤狐情史》，对女性淫荡心理、对一夫多妻性生活的矛盾和尴尬都有一些比较真实的反映，就具有一些独到的历史认识价值。

3.艳书

更多的人笼统地把明清艳情小说叫作“艳书”。“艳”，不光是香艳，而且还包括色情。其实，这里面有几点是不恰当的，二者之间有明显的不同。

其一，艳书的范围很大，不光指小说。从《诗经》到宋词、元曲、明清戏剧，都有大量的艳情作品或者艳情内容。可以说，艳情是文学审美的一项重要内容，它表现在所有的文学体式中，尤其以大众文学体式为主。如所谓的“粉戏”、“艳歌”、“香艳诗词”、“香艳品文”、“性笑话”、“性谜语”、“荤故事”等。艳书还包括一些春宫画册、房中术书籍。《香艳丛书》等所收的体裁范围就非常广泛。

其二，艳书的时间跨度也很大，并不只产生在明清两代，艳情文学并不是明清两代开始的。它伴随着文学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只不过明清是以大众小说为载体的，尤其突出。

其三，艳书在题材内容上很广泛，凡是涉及女人的、花草的，都是艳书。而艳情小说不管风月与花草，只关注男女的性爱。

其四，在审美上，艳书侧重于正面审美，欣赏这些艳事、艳人、艳行，而明清艳情小说不光有欣赏和喜悦，更多的则是惩罚和劝戒，体现了“情教”的小说思想。

4.才子佳人小说

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的人把才子佳人小说当作描写性爱为主的小说。《博学书库》网站“古典文学”栏目把《飞花艳想》、《风月鉴》、《凤凰池》、《好逑传》、《合浦珠》等归为古典艳情小说。它所代表的观点就是只要描写男女爱情的，就算艳情。其实，明清两代大量涌现的才子佳人小说，其模式基本上是恋爱加功名。在艳遇之后，或以缔结社会认可的婚姻而以大团圆告终，把婚前的私通关系纳入合法婚姻的正轨；或除性爱的满足外，又增加功成名就、团圆等其他人生欲求的满足。这类小说常强调“情对理的调和、欲对礼的皈依，不敢触犯名教”。艳情小说却多是以性关系为中心，描述性行为、性场面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物的命运。尽管有很多艳情小说是套用的才子佳人的叙事模式，但是，在审美观念、性爱描写问题上，二者泾渭分明。才子佳人小说是纯情小说，绝对不能让主人公在婚前发生性行为，特别是女主人公。才子佳人小说如《春柳莺》、《定情人》、《凤凰池》、《好逑传》、《合浦珠》、《红风传》、《蝴蝶媒》、《疗妒缘》、《梦花想》、《梦中缘》、《巧联珠》、《清宫怨》、《生花梦》、《桃花扇》、《听月楼》、《吴江雪》、《新茶花》、《醒风流》、《绣鞋记》、《雪月梅》、《一枕奇》、《引凤箫》、《玉娇梨》、《玉梨魂》、《玉支玑》、《玉蟾记》、《云仙笑》、《终须梦》、《飞花艳想》、《花案奇闻》、《梅兰佳话》、《女开科传》、《平山冷燕》、《英云梦传》、《第一美女传》、《二度梅全传》、《合锦回文传》、《兰花梦奇传》、《列女惊魂传》、《五美缘》、《驻春园小史》等，与艳情小说有着明显的不同。但是，其中《归莲梦》、《情梦柝》、《赛花铃》、《五凤吟》、《鸳鸯针》、《醒名花》等则是介于二者之间的，属于二者的流变；而《绣屏缘》则是用才子佳人模式写艳情内容的，就是地地道道的艳情小说了。

另一种情况，是把所有描写男女婚姻、恋爱、艳遇、婚外情、同性恋等的小说，统统称为才子佳人小说。这是以下位概念称呼上位概念的做法，犯了严重的逻辑错误。才子佳人小说习惯上只包括青年男女的婚恋小说，并且主人公多是才子、佳人。而明清时期出现的描写性爱的小说，男女之间的感情，大多远远超出了婚恋性质。才子佳人小说是守身如玉，欣赏的是才情、感情。而艳情小说则是荡妇，欣赏的是纵欲，体现的是性的快乐。另外，其主人公也不止是才子、佳人，而多是色情狂、浪子、淫女，里面商人、富豪、贵妃、市民男女，三教九流，五花八门，都有；其结局也不止是成为眷属，还有其他很多的下场，如遭报应的、纵欲亡身的、成仙的等等。其创作思想、主旨、社会影响也不相同。

产生这种印象的原因，主要是有些描写性爱的小说，使用的是才子佳人模式；另外，才子佳人模式本来脱胎于明中叶的一些文言中篇侧重描写性爱的小说和以反映性爱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怀春雅集》、《龙会兰池录》、《双卿笔记》、《花神三妙传》、《录芳雅集》、《天缘奇遇》、《刘生觅莲记》、《金兰四友传》、《李生六一天缘》、《传奇雅集》、《双双传》、《五金鱼传》等一些中篇文言传奇小说以及白话长篇章回小说《金瓶梅》，与艳情小说是同一母体的两个不同胚胎。

5.言情小说

有些人喜欢用言情小说来概括一些以男女之情为主的小说，包括婚恋小说、色情小说、夫妻离合小说、奸情小说四类。婚恋小说描写青年男女婚姻为目的的追求、恋爱过程，色情小说是以描写纵欲为主、性描写的成分较多的小说。夫妻离合小说则是描写夫妻之间生死离别或者离而复合过程的小说。奸情小说则是描写婚姻以外的男女之间的淫荡行为。

我们觉得，这是将言情小说概念扩大化了。我们不能把这类小说当成言情小说。另外一个问题是，这类小说所包含的单相思、嫉妒、淫乱、乱伦、同性恋等，都不是言情小说所能容纳的。

言情小说有自己严谨的内涵和外延。言情小说的“情”应该解释为爱情，显然爱情是以婚姻和家庭为指归的。言情小说重在写“情”，因为爱而产生情，即写爱情以及爱情的纠纷，一般不涉及性，更不涉及婚外性关系，它不违背社会公德。而描写性爱的小说多由追求一夫多妻、艳遇、郎才女貌，到追求性能力、性快乐等，直接表现性爱主题，表现了强烈的反社会、反传统的特点。

再说，言情小说是一种现当代出现的小说题材、体式，有着强烈的现代意识和现代主题。而艳情小说则是文化的产物，属于已经消逝的年代。

6.禁毁小说、禁书

有的人把艳情小说等同于禁毁小说、禁书，相当于今天的非法黄色出版物、不良读物。

“禁毁小说”有独特的含义，它与历史紧密相连，专门指明清时期历代统治者对小说的查禁。这些查禁的小说，最早是《剪灯新话》，给它的定位是“邪端异说”，危害是“惑乱人心”。因为它有损于作为封建统治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的基本国策。到了崇祯年间，因为山东李青山模拟梁山起义造反，剿灭时发现其人喜欢看《水浒》，故以为是《水浒》之祸，严令禁止，但主要在山东地区。禁毁小说出现最多的是在清朝。清朝历代帝王都颁布过禁书令，从顺治九年(1652)、康熙二年(1663)开始，将通俗小说列入查禁的范围，禁止“琐语淫词”。康熙二十六年，皇帝下诏，将一切“淫词小说”“立毁旧板，永绝根株”。后来就成了清朝历代统治者的文化政策。大规模禁毁小说始于嘉庆，盛于道光、同治两朝。专门开列书目查禁，为嘉庆十五年(1810)御史伯依保奏禁《灯草和尚》，四次较大的为：道光十七年(1837)，江南按察司颁令禁毁淫词小说，次年再次查禁，开列禁毁书目116种；道光二十四年(1844)，浙江设立公局收买销毁淫词小说，开列各种应禁书目120种；同治七年(1868)，江苏巡抚丁日昌通令禁毁小说开列应禁书目122种，续查应禁淫书34种；光绪十六年(1890)，苏州查淫词小说116种。禁毁的小说，除了艳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之外，还有很多的邪魔小说、历史演义小说。而有的描写性爱的小说，由于改名或者发行量不大甚至佚失国外，没有引起清政府的注意，因而没有列入禁毁小说的范围。

禁书的范围更广，并且历代都有，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今天的“扫黄打非”，各有特点。书在历史上被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情况不尽相同。有的是因为政治和社会的原因，书中所传播的思想与统治阶级的思想格格不入，因而被认为是离经叛道之作；有的是因为道德和伦理的原因，书中表现的观点与当时社会的政治思想、伦理观念背道而驰，因而被认为是蛊惑人心之作；有的是因为作者个人的原因，书中并无有违当时社会和统治者的内容，但是作者不为统治者所容，遭监禁杀害，其作品也成为禁书；有的是因为宗教、民族和文化思想等等原因而被禁毁；也有的是因为触犯了当朝的某些忌讳。真正是因为确属诲淫作品、涉及性爱描写刻露有伤风化而被禁止的，主要有小说、戏曲、民间艳词俚曲、小戏，在被查禁的书籍中占极少数。

之所以将这类小说等同于禁毁小说、禁书，主要是因为这些小说在明清是禁毁的重点，在民间引起的注意比较强烈。另外，港台的一些书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的一些出版社从90年代中期开始，以“禁书”、“禁毁小说”的名义，出版了大量的艳情小说，也给大众造成了错觉。

7.性读物、性小说、性欲小说、性爱小说

社会学家、性学研究者习惯把描写性爱内容的小说等文学作品等同于性文献、性读物、房中书，以为这类小说不是什么文学，也表达不出什么思想、主义，只是性读物。但是，它又是经过文学包装了的性读物，不具有性读物的科学性、严密性、准确性，不适合青少年阅读。

这实际上是只看到了小说的内容，忽视了小说作为文学体式的一些特点。中国古代房中书极为发达，现代的考古发掘可以证明，它至少有2500年以上的历史。在许多方面，这类小说和房中书都有相同和相通之处，比如都有关于性活动的细节描写。但是，房中书的态度是严肃的，这类小说的态度是游戏的；房中书的目的在于传授性知识，这类小说的目的在于挑起性快感。有的学者打了一个通俗的比喻，房中书好比生理卫生课的教材，是如实地说明、分析；而这类小说就好比春宫画，或者X级的电影，是通过一定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如叙事、描写、人物形象等，总是具有一定的艺术审美，是一种艺术创造。其次，性读物包括的内容非常丰富，描写性爱的小说，只写男女相悦之情，不涉及性技巧、性医疗、性病、性卫生、性健康等问题。再说，性读物是现代的说法，过去我们指称男女性爱，根本不用“性”这个词语。“性”，在古代主要指的是人的本性，如“性相近，习相远”；指生命，如“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曰伐性之斧”；指性情、脾气，如“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有的人称之“性小说”。有学者将其分为完全的性小说——主要或全部是描写性行为的，如《肉蒲团》等；部分的性小说——相当明显且有相当份量的性行为描写的，如《金瓶梅》等；偶有的性小说——散见小量但很露骨的性描写，如《水浒传》等。

性小说应该对性抱着赞扬的美化的态度，通过描写性，表现人类所特有的本质，即人性。可是，艳情小说往往存在着性爱与道德评价的二重性主题和审美的矛盾：一方面是被禁锢和扭曲的性以畸形的方式得到极端的宣泄，许多作品如《如意君传》、《金瓶梅》，极力渲染做爱的快感和性的满足，性的描写常常张扬肉欲，铺陈丑态淫声，是赤裸裸的性欲望的表现，剥离了许多人性的附加成分。另一方面，作者又对性持谴责否定的道德评价和态度，作品主旨被包裹在戒色止淫的外衣下，远远谈不上对性爱体验、性高潮的正面描绘和歌颂。

这种灵肉分离的悖谬状况，实在反映了作者思想境界的低下和这类小说审美的庸俗。即如被视为艳情小说上乘之作的《痴婆子传》，虽从女性自述的角度写上官阿娜对性的好奇心理，肯定性欲这一人类本能的与生俱来，也只把性的感官享受当作灰色人生的唯一追求，并未提升到自觉与封建礼教对立的高度，提升到女性摆脱被压迫地位、认识自身存在价值的高度，它对人和人性的理解尚处于低级阶段。

研究性文化的专家一般习惯于称呼这些艳情小说为性小说。刘达临先生给性小说下了一个判断，并给中国历史上的性小说归纳了特点：第一，常常通过一些具体情节的描写，较为深刻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社会环境。第二，许多古代性文化的内容都反映在性小说中，如形形色色的性观念，道家的“采阴补阳”思想、性风俗、性艺术等。第三，多数性小说自然主义地、露骨地描写性交行为，而排除了性爱与感情因素。第四，用果报轮回“劝善戒淫”的道德外衣来掩盖其淫秽的内容，所谓好淫者必得奇祸，一定会遭到报应等。中国古代的许多“淫书”都是“肉欲狂”加“循环报”。第五，小说中不少主人翁是色情狂，有施虐癖。明、清性小说中最常见的是男子在过性生活时以使女子感到痛苦为快乐，以女子的痛苦衬托男子的欢愉。从以上这些特点可以看到当时社会的虚伪、这些性小说的研究价值以及它们所可能引起的社会后果。

茅盾先生在1927年将这些小说命名为“性欲小说”。在20世纪初，英文的SEX在中国常译成“性欲”，后来又通行日本的译法“性”。所以，“性小说”与专门指称中国古代艳情小说的“性欲小说”是一个不同的概念。他以为，第一，是根源于原始人的生殖器崇拜思想的采补术。原始人看见两性交媾而能生子，觉得神秘不可思议，因而对于生殖器有一种神奇的迷信；中国在文化昌明以后还保存着这种原始思想，造成了“采补术”的荒谬观念，所谓黄帝御千女而得仙去等等谰言，遂成为采补术的历史的根据，汉、唐、明的方士就是采补术的创造者与宣传者。他们不明白性交的生理的作用，以为男女的精液是一种最神奇的宝贝，妄想在性交时吸取对方的精液以滋补，甚至可以长生不老。《野叟曝言》中谓李半仙饮男子精液后即能壮阳纵欲，明代方士以处女月经炼红铅，都是例证。第二，是色情狂，表现为男子在性交时以使女性感到痛苦为愉快。如《金瓶梅》写西门庆在女子身上烧香。第三，是果报主义，奸淫者必得奇祸。但是，“因为果报主义托根于迷信鬼神，一旦迷信不足束缚人心，果报主义就失了效用，那时候，劝善的书反成了诱恶”。

有的叫“性爱小说”。性爱，指人的一切性行为、性欲望、性幻想，包括合法与非法、正常与异常、异性与同性，并非专为爱情。性爱、性欲是文学艺术永恒的主题，举凡音乐、舞蹈、雕塑、绘画、诗词、戏曲、小说等，都包括一定数量的性爱内容的作品。在表现方式上有的含蓄，有的直露。性爱是由美丽的体态、亲密的交往、融洽的旨趣等等所引起的异性间的欲求。艳情小说中的性爱，更多的是因貌美而引起的对异性的欲求，只有性活动的亲密的交往、融合的旨趣。再则，艳情小说肯定的是人的本能冲动，这种自然之理对于桎梏人的灵魂、压抑人的本能欲望的封建观念、制度等，是一种有意的或者是下意识的反抗和抵触；但它不是以赞美性爱为主题的。

这些概念还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将新概念强加于我国古代文学中的一种文学现象身上，并且把所有时期的沾有性爱描写的小说都包含在其中了。

8.色情小说、黄色小说

“色情”这个词汇在词义上内涵非常广泛。一是在法律的界定上，色情是非法的，不管是行为上的色情表演还是视觉上的色情文艺。色情出版物的法律解释是：“在整体上不是淫秽的(见上面的有关内容，笔者注)，但其中一部分有第2条(一)至(七)项规定的内容，对普通人特别是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有毒害，而缺乏艺术价值或者科学价值的出版物。”也就是说，色情与淫秽内容上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只是在法律规定的意义上，如在范围上、描写程度上、影响程度上、处罚的力度上有所区别。色情通常是比淫秽含义更广泛的一个概念，淫秽的内容必然是色情的，而色情的内容未必都达到淫秽的程度。在社会效果上，淫秽内容的传播足以导致普通人腐化堕落，对于未成年人的恶劣影响自不待言；色情的内容虽然也会对普通人以及世风良俗产生负面的影响，但其危害的程度，是以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危害作为基准的衡量标准。在法律责任上，传播淫秽出版物将构成犯罪，受到刑事处罚；而传播的内容如果仅限于色情而未达到淫秽的程度，将受到公安机关或出版、广播电视行政管理机关的行政处罚，但不构成犯罪，不对其定罪判刑。

这样的说法，是站在社会学角度对这些小说进行审判的，重在评判它的不良社会后果，是决定其命运的一种名称，就是不给它以合法的地位。

事实上，在国外也都是这么做的；在清代及今天，也是这么做的。正如目前打击色情服务、色情网站、色情信息，查禁色情笑话、色情声讯台和色情艺术品。

另外，“色情”不是中国的原生词。“色情”似乎一直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代名词，属于现代词汇。北欧国家、美国、英国在20世纪70年代都经历了性解放的阶段。如在英国，当时的电视、报纸和各种媒体对性毫不掩饰，据说电视每天都播放和性有关的节目，而且裸体的镜头每个频道都有，都是付费的卫星频道。

国外还专门有色情业，主要是妓女。如英国，伦敦的SOHOU区是英国最大的红灯区，里面有站街的低等妓女、艳舞表演、性商店等。欧洲很多国家如荷兰、德国都有这类职业。另外，酒吧、夜总会为寻找情人、性伙伴、一夜情等等提供场所。现在的一些色情网站、色情聊天室、视屏聊天室等，也涉及这一方面的犯罪。

称呼为“黄色小说”的情况，也大致相同，不过，主要指的是纸质出版物。很明显，这些称呼与中国古代出现的这一奇特的文化现象是不同的。

9.人情小说、世情小说

鲁迅先生将其归为“人情小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总结了人情小说的创作特点是：“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泰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描摹世态，即以社会现实生活为创作题材。因此，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又称其为“讲世情的小说”，认为这是明代嘉靖前后小说创作的两大主潮之一。而艳情小说是其中的“末流”。并说，明代的人情小说，以《金瓶梅》为代表。其后有《平山冷燕》、《好逑传》、《玉娇梨》、《续金瓶梅》。“《红楼梦》出，最为称善。”

这种观点强调了人类性爱活动是人性的自然表露，是基本的人情，但是，小说应该反映包括性爱在内的诸多方面的人性，而不是仅仅抓住性爱去展现人性，否则就是“等而下之”了。而人情小说包括的范围自然也大了起来，包括世情。这种说法，无法在人情小说的发展中给专门以描写男女为内容的小说固定成为一个静态的概念。我们觉得，人情小说中的“人情”，应该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世态炎凉，和“世情”的含义相同；一个就是男女之情。所以，我们还是主张将人情小说和世情小说分开。人情小说专门指描写男女之情的，专讲儿女风情，或者是以儿女情事作为主要线索、主要内容的，有“性”有“爱”，从异性到同性，从正常到变态，从闺阁到青楼，从皮肉烂淫到儿女情长，应有尽有，包括才子佳人小说和艳情小说。

如果研究历史，可以笼统地这样称呼；但是，如果是研究文学史、研究小说史，最好还是将“人情小说”细分区划为好。学者大多根据实际情况和鲁迅先生的分析，觉得《金瓶梅》以后，人情小说类型主要形成了三种形态：一是才子佳人性质的；一是到了清中叶以后形成的写嫖客与妓女题材的；一是诸多“着意所写，专在性交”的色情小说，即鲁迅所说的人情小说之中的“末流”。为此，有很多人就将人情小说划分为“才子佳人小说”、“狭邪小说”和“淫秽小说”。艳情小说指的就是后者，即只包含人情小说中的“着意所写，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的，和“意欲毁语，而未能文，乃作小书，刊布于世，中经禁断，今多不传”的“末流”之作。这样的细划，更有助于认识古代小说的题材类型、探讨古代小说的发展规律。

10.情色小说

这种说法认为，明清以性爱描写为主的小说，主要描写主人公在性行为过程中的动作、语言、声音、逗趣，写得活活如在眼前；作者潜意识里对人物的性行为、心理抱了欣赏和沾沾自喜的心态，并且不以女性为独立的人，只是“情色”的一个符号，是男权社会男子的玩偶。

这种解释基本从小说的题材和创作动机方面给艳情小说确定了一个固定的范围，即以性爱为题材，以“露骨”的性描写作为主要手段，以欣赏性爱活动作为创作动机。但是，“情色文学”没有明显的时代概念，从《游仙窟》到《金瓶梅》，再到现在的网络色情文学网站，都可以这么称呼。另外，情色文学的种类也很多，如融入武侠小说元素的武侠类情色文学，融入历史小说因素的历史类情色文学，新言情小说正在蜕变为情色小说等。它不能很好地说明我国古代一些艳情篇目的特殊的历史产生条件、特殊的含义和特殊的历史作用，更不能很好地说明明清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这一特殊的文学现象。

二、我们的看法

我们用“艳情小说”来称呼这种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和特殊的文学现象。我们觉得，以“艳情小说”称呼这类小说最为恰当。所谓“情”字，广义之为感情、豪情、情怀、情调，狭义之为情色、情欲、情性。在国外，《爱经》之在罗马，《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北回归线》之在欧美，都说明了文学与性爱的密切关系。我国从古到今，从《诗经》、《牡丹亭》、《金瓶梅》、《肉蒲团》、《欢喜冤家》到《聊斋志异》，到《红楼梦》，到《品花宝鉴》，直到今天的作品，同样是文学与情爱密不可分。给以性爱描写为主题的小说一个名分，“情”字是不可或缺的。而“艳”，则概括了一切露骨的性爱描写：不管是合法的、非法的，正面的、反面的，爱情的、奸情的，含蓄的、淫乱的；它也没有褒贬之分，是一个中性词，不至于表达出那么明显的欣赏或者厌恶的态度。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文学早就有“艳歌”、“艳诗”、“艳词”之说，这些都是描写有关男女私情的作品。只是因为艳诗和艳词大都以比喻的、隐喻的、象征的方式暗示性爱内容，因而颇为费解，仅流传于狭小的文化圈里，没有发展成为大众的阅读物罢了。到清代末年，石印本《株林野史》特标为“艳情小说”，成为我国第一个用“艳情小说”指称这类小说的作品。这类小说以表现性欲为主旨，所描写的男女私情有较多的淫秽猥亵的细节，因其通俗的表达方式与具体粗俗的性描写而得以在社会上广泛地秘密流传，在某些方面违背了社会共同的准则，其作者、印售者和读者便构成越轨的社会行为。

从目前的学界情况来看，近十多年来，人们习惯于将明清小说史上一些描写男女情爱比较刻露的作品，称为“艳情小说”。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台湾天一出版社影印的《明清小说善本丛刊》，将初编的第十八辑，名之为《艳情小说专辑》， 1989年又出版了普及本。以后，大陆有些出版社也步其后尘，出版“艳情小说”。因为大陆有明确的出版规定，禁止明清艳情小说的出版，这些“艳情小说”其实都属于才子佳人或者世情、人情的小说。又加上盗版和非法出版，港台版本的“艳情小说”出版物大量出现在大陆，如天一出版社的、双笛国际出版社的、梦梅馆等。而国内也在收集、整理古典小说时，以《明清小说辑刊》、《古本小说集成》等名义出版了许多包含艳情小说在内的明清小说。特别是最近几年，书商合法也好，非法也好，打擦边球也好，出版了许多大部头的“孤本”、“手抄本”、“珍本”、“宫廷”等小说，也都打着“艳情”的旗号。但是，大陆出版的很多作品只不过是夹杂了一些情爱描写，或者写得淫秽一些，多混杂一些才子佳人小说和世情小说。这导致了“艳情小说”这个概念使用上和认识上的混乱。

使用“艳情小说”这一概念，比较清楚地说明我国古代小说的流变，特别是明末清初小说的分化、发展规律。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艳情描写有其漫长的历史和特殊的寓意，慢慢滋生了一些以艳情描写为主的篇目。到《金瓶梅》一出，引起了我国古代小说的明显分化。一是描写现实题材的小说，由拟话本短篇白话终于发展到了章回长篇，人们有更大的表达空间去关注社会、描写人情世态。二是使人情世情小说开始独立于历史演义小说、神魔小说之外，成为一个比较独立的小说体式。三是《金瓶梅》给人们的创作启示，导致了小说思想的不断成熟，形成了小说创作的不同阵营和不同作家群。有的作家以为小说应该具有丰富的社会内涵，以关注人生各个不同侧面、反映世态炎凉为主旨，形成了典型的人情世情小说创作高峰。有的作家关注青年男女的婚姻爱情，关注在动荡岁月里青年男女的命运，着力塑造纯情的男女，让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走上了一条才子佳人的创作道路。有的作者却关注人的性问题，以性作为描写中心，想通过性的描写，发现人的恶与善，走进人本身，去关注人的命运，表达人性的肉欲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生命运和社会影响，或者去进行一些所谓的劝诫和说教，其中有不少作品甚至就是赤裸裸的宣淫。这就是艳情小说。

“艳情小说”这个名称针对以反映性爱为主要内容的小说，把这类文学现象当作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一个支流和大众通俗小说的一个主要类型，反映了它的特殊性。它不混不杂，是一个较明确的界定。这种称呼不体现欣赏的态度，与“爱情小说”、“人情小说”、“淫秽小说”相比，不贬不褒，是一个中性词。

“艳情小说”这个名称也能够与当代的黄色小说和国外的色情小说区分开来，体现研究对象的历史性与民族性。“艳”和“情”，尽管对它们的解释多种多样，各有特色，但是，它们都是我国从古到今固有的词汇。“艳”，最早用来形容女人的容色美好动人，即“色美曰艳”。汉司马相如《美人赋》就有“有一女子，云发丰艳，娥眉皓齿”。以后类似“美艳”、“绝艳”、“艳巧”、“艳冶”、“艳质”等都用来描写女子的美好，“艳装”、“艳服”、“艳红”、“艳粉”都用来指称关于女子的物事。后来干脆用“艳”专门指女子或者花。到了元代，开始用来指男女情爱方面的物事，如艳歌、艳词、艳曲等。以后，人们习惯性地将涉及男女感情、行为、物品的事，以及对描写这些内容的文学作品，都冠一“艳”字。到了明代，王世贞编纂了《艳异编》，汤显祖在其序里明确地说：“国士名姝，风流得意，慷慨深情，千转万变，靡不错陈于前。”就是说，“艳”用作小说，专门指小说写男女风流深情之事，描摹人物艳情冶态和媚言昵语。我们把《艳异编》的有关分类列出来，就一目了然：卷一星部；卷二水神部；卷三龙神部；卷四仙部；卷五宫掖部；卷十五戚里部；卷十七幽期部；卷二十冥感部；卷二十二梦游部；卷二十三义侠部；卷二十五徂异部；卷二十六妓女部；卷三十一男宠部；卷三十二妖怪部；卷三十六鬼部。可以说，作者几乎网罗了历史上所有涉及奇异男女情事的范围和内容。尽管汤显祖序中夸“是集也，奇而法，正而葩，浓纤合度，修短中程，才情妙敏，踪迹幽玄。其为物也多姿，其为态也屡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但是，明眼人心知肚明，故而清人谢颐说：“《艳异》亦淫艳，以其异而不显其淫；《金瓶》亦艳，以其不异而只觉其淫。”可谓切中肯綮。到了清代，艳情小说描写男女性爱之事，或者主人公的性爱史，干脆直接用“艳史”来命名。如《昭妃艳史》、《巫山艳史》、《桃花艳史》等。

“艳情小说”又基本涵盖了从托名汉人撰写的有关汉宫艳情的作品，直到明清时期以性爱描写为主要内容的所有小说，包括才子佳人婚恋模式里面以性爱描写为主要内容的淫秽小说等。也能够比较清楚地与《野叟曝言》、《禅真逸史》等那些夹杂性描写的小说区分开来，并比较清楚地说明其地位和影响。

此外，这个称呼与《思无邪汇宝》等里面的艳情小说概念也有所不同。陈庆浩先生在《思无邪汇宝》前言中说：“艳情小说或被称为风流小说、猥亵小说、秽亵小说、淫荡小说等，诸家所指内容各不相同。本丛书所收乃是专以叙写性爱中以叙写性爱为重点之一的小说。”而“《天缘奇遇》、《三妙传》等文言中篇，《空空幻》、《都是幻》等白话小说，皆以叙写男欢女爱为主，因直接的性描写较少，故不选入本丛书中。有些书如《三续金瓶梅》、《梧桐影》等，虽亦未有大量直接的性描写，然前者为《金瓶梅》续书，属《金瓶梅》系列之一；后者为《肉蒲团》仿作，皆有助于全面了解此类著作，故亦收入。《情海缘》、《欢喜缘》两书，虽为民国时期所编，但因杂抄自明清艳情小说，故亦收入供比较研究。本丛书亦收入日本汉文艳情小说数种为附录，此类资料不多，但亦有参考价值。”可见他的这个概念在时间、范围上与我们讨论的艳情小说是有细微差别的。

第二节 艳情小说的特征

艳情小说由于其创作主旨、小说思想、作者心态等等不同，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态势。其中有中国古代文学的顶尖之作，如《金瓶梅》；也有主题矛盾、描写刻露但有一定价值的《肉蒲团》、《如意君传》、《痴婆子传》；还有大量的三流、末流作品。所以，除了顶尖之作外，大部分艳情小说是一种媚俗文学，与明清两代经济的发展、市民生活需求相适应，迎合了民众的低级趣味，失去了文学作品提升大众品位的作用，是文学的悲哀。

艳情小说由于时代不同，在它的出现期、发展期、高峰期、变异期、衰落期也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是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必须注意到的重要因素。

一、艳情小说以描写性爱为中心

1.艳情小说必须以性爱描写为主要内容

只要人类存在，就有人类性活动的存在，就有一定数量的文学艺术去反映这一普遍的、重要的活动。所以，我们首先肯定，艳情小说也是文学，也是小说，它符合文学的基本特征，符合小说的基本特征。

反映人类性爱活动的文学样式很多，如诗词、歌赋等。中国是个诗歌的国度，历代的诗词歌赋中不乏表现男女性爱的佳作。但是，由于文体的限制和审美的要求，诗歌体裁根本无法展开和完成对性爱活动比较详细的、全面的记录，也无法细腻地分析性爱的心理和特点。戏剧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它不能把人类性爱的隐私现象直接地表演出来。与其他文学体式相比，小说通过自己特有的描写、刻画手段，更适合于充分反映人类性爱活动。为什么在明清文学的市场上，小说会卖得那么火，其他的文体，比如诗歌、散文、杂文等等，却很难接近大众，这里面原因自然很多，但有一点不能忽略，就是因为小说可以具体反映、详细描写性爱的因素。小说通过典型的环境、人物、事件，通过具体的环境、形象、心理描写方式，通过想象、夸张的构思和表现方法，全面、深刻展现人物的性活动及其带来的人物命运。明清几次禁毁书籍，首先是禁毁小说，禁毁的主要是那些含有性爱描写内容的小说。

其原因，是古代文学的文体特征和习惯性分工问题。散文、杂文、诗歌要载道、言志、陶冶情操。小说则是末流，开始作为稗史、作为证道，后来作为传奇，再后来作为说话，流向民间、大众，成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一种艺术形式。其实这是文学的阶级性问题，是文学的阶级歧视问题。宋代以降，小说是民众特别是市民阶层的文化消费品，自然符合市民、民众的趣味，与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是根本不一样的。他们的文化是统治文化、政治文化，而市民的文化是生活文化。前者多体现了时代的先进性，但是也有一些是虚伪的、理论上杜撰的、理想化了的文化；市民的文化多是功利性的，是现实的文化、娱乐的文化。前者是用来导引社会发展方向的，有的也是统治、愚弄民众的文化，而市民的文化是为市民阶级服务的文化，满足市民阶层的需求，反映市民阶层的思想观念、喜怒哀乐。前者具有鲜明的朝代更迭、生命有限性特点，而民众的文化具有基础性和永久性特点。当然，二者之间也是互相渗透、互相交融、互为推动和发展的。所以，在艳情小说优秀作品里所表现的市民意识，往往寄托了现实世界人们反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人生平等自由的可贵理想，反映了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的民本思想和劝善惩恶、警醒世人的人文倾向。也有些艳情小说低级下流，但是其中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当时社会民众的一些性习俗，追求性关系中的男女平等，或宣扬性享乐，描写下层人民的情、欲和生活，即市民生活的实况。当然，许多末流作品就是宣泄性欲，以满足变态的性心理为目的。这在统治阶级眼里，就是反对封建伦理道德，无异于洪水猛兽、异端邪说，会“坏了人心”、“伤风败俗”的。所以，艳情小说在明中叶一出现，就受到排挤和打击，一直到市民阶层逐步扩大、走上历史舞台，其价值观念也能够在意识形态上得到充分反映的明末，才显示了它的生命力，大量涌现，成为小说的主要体式之一。

2.艳情小说必须以性爱活动为主要情节

艳情小说集中于表现性爱，所有的故事都是以此为中心，或与此密切相关展开叙述描写的。它以一男猎艳于几美或者一女与几男同淫乐的性爱活动构成章回，主要描写男子如何艳遇女子，如何勾引，如何能战，如何吃了淫药力大无穷、经久不衰，而女子包括所有与他性交的女子，总是如何快乐，如何忠诚于他，如何变换花样取媚于他等等。

当然，一种小说常常包含多种情节类型，有的小说既有公案的情节，又有传奇的情节，还有艳情的成分，这就需要我们去具体分析什么情节是这类小说的主要内容。例如《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它主要描写的内容应是错配了姻缘，错上加错。主要情节是青年男女的阴差阳错最后结合，乔太守破案办案居于次要地位，就属于艳情小说。其艳情小说的性质，在后来的末流艳情小说作品《风月传奇》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全书套用《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的故事情节，增加了刘胜未婚妻之寡母与人偷情、替姐姐出嫁的孩郎天性风流、在家偷看母亲偷情并与邻女金雪交合等情节，并详细铺陈描写了孩郎与刘胜之妹的交欢。

3.艳情小说必须以主人公的性爱活动为线索

艳情小说的叙事结构多简单明了，主要以主人公的性爱活动作为线索，写其由于性爱观念、性爱活动导致的命运变化以及主人公在性爱中表现出来的人性以及审美观念，揭示其性的成熟或者性的变异的根源，反映其性爱活动的社会影响和社会价值。之所以把《金瓶梅》划在艳情小说里，并把它当作艳情小说成熟的标志，就是因为它符合这些最基本的特征。在这部不朽的名著中，人物的命运是与其性爱观念、性爱行为方式紧密相关的。

由此，我们把艳情小说中的人物看成是追逐性爱的人。这些人物尽管林林总总，男女、老少、艳丑、幻化的狐狸、成精的鸟类、阴间的幽灵，但是，无一不是以性爱作为自身追逐的目标的。所以，艳情小说所描写的这个世界是个性欲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男男女女的行为都为性欲所驱使，性欲既是他们生命的出发点，也是最终目的。例如，《肉蒲团》中的未央生，以天下第一才子自许，然而他的追求既不在诗词歌赋，也不在科第功名，而唯以女色为性命，以为“一个男人怎么靠得一个妇人相处到老，还要另寻几个换换口味才好”。于是他如狂蜂追蜜、浪蝶逐花，将性爱享乐作为人生的唯一追求。

4.艳情小说反映的性关系具有反传统的特点

从反映的性关系来看，才子佳人小说只涉及爱情、社会，不涉及家庭；人情小说在我们的分类里应叫作世情小说，即世态人情小说，涉及家庭、社会；艳情小说多与家庭、社会没有多大关系，很少写到家庭内部夫妻之间传统的情，而是以社会、家庭所不能容忍和承受的情为主，就是性欲、肉欲。即使是在婚姻框架内，利用才子佳人模式写的小说，反映的性关系也不是以爱情为主体的，而是借用了一个筐子去装那些“才子佳人”的性活动。是性关系将小说中的人物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些性关系具有反传统的性质，如图1-图3所描绘的园中交欢、钻穴逾墙、偷情，所以，明清统治者才觉得它诲淫、坏了人心，严加禁毁；社会上的许多人才觉得它败坏风俗，禁止进入家庭。

图1　跳墙(明代春宫画)

5.艳情小说反映了男权社会两性错位的性观念、性风俗、性文化、性心理

艳情小说的作者都是男性，并且多为中下层知识分子。在他们眼里，男女关系根本上升不到人性的层面，上升不到人性美的审美高度，只是在女人的身上满足男性的优越感。首先，艳情小说是以女性作为审美对象的。艳情小说铺陈的是女人娇柔风韵、情态艳语、淫声浪叫、对性爱的痴迷，而不去关注女性其他的生活和内心的感受。其次，艳情小说觉得女子性欲是无底洞，男子应该千方百计满足女子的性欲。如炼丹寻药，增强自己的实力；发明了诸如锁精术、取阴补阳法等无稽之方，甚至将自己的生殖器改装成人狗混合型的器具。再次，艳情小说对女性采取不尊重的态度。性能力强的、让他们招架不住的女子被描绘成淫荡的化身，并且制造了很多折磨女性的方法。比如《隋炀帝艳史》中的御女车，把女孩绑在木车结构上，残酷摧折；还有《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在葡萄架下对潘金莲的摧残。这些都是以暴力使女性屈服，而男人却误以为是自己的性能力的成就，自得其乐。

6.艳情小说里性爱描写占有大量的篇幅

判断是艳情小说，还是世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还有一条明显的标志，就是性爱描写的篇幅和所占的比重。那些以性爱为点缀、主旨不在于此的作品，如《红楼梦》、《野叟曝言》、《禅真后史》、《品花宝鉴》、《九尾龟》等，都不能算作艳情小说。

图2　幽会(明代春宫画)

图3　调情(明代春宫画)

但是，这里要说明的是《金瓶梅》。崔胜洪《论中国古代性小说中的性观念》一文中，把中国古代性小说的范围概括为《痴婆子传》、《肉蒲团》等，而将《金瓶梅》列在之外。这一说法在逻辑上是严密的。但是，我们觉得，提起中国的性小说，首先应该就是《金瓶梅》，这是它的历史地位和文学史、文化史上的定位所决定的。这并不妨碍这部伟大作品的其他意义和价值。具体来说，我们把它归为艳情小说，一是因为它在性描写方面的影响。书中淫秽之处总共不过两万字，但它涉及的性爱内容和性爱描写却是典型的。再说，有两万多字的性爱描写，也抵得上一部中篇的分量。更为重要的，西门庆、潘金莲、春梅等主要人物，都是追逐性爱的典型人物，并且其命运与其性爱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其主题也是反映财色思想、“独罪才色”、劝诫财色的。所以，我们不能单从篇幅的比例上去看待《金瓶梅》。二是尊重历史的看法。如茅盾在《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里就说：“《金瓶梅》乃用白话作，故描写性欲之处，更加露骨耸听。全书一百回，描写性交者居十之六七——既多且极变化，实可称为集性交描写之大成。”“《续金瓶梅》，题‘紫阳道人编’，实出清初山东丁耀亢手。全书命意与《玉娇李》仿佛，亦述《金瓶梅》中人物转生为男女，各食孽报。描写性欲，亦仿《金瓶梅》。”我们的具体论述见第三章相关部分。

二、艳情小说以感官刺激为主旨

1.艳情小说审美观念低级庸俗

艳情小说从审美主体上看，与其他文学艺术形式的审美不同。艺术美是生活美的反映和升华，而性美是生活美的重要内容，因而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文学艺术作品之中；另一方面，文学艺术又反作用于社会生活，使欣赏者接受熏陶、净化，提高人们的审美水平，包括性审美水平。文学艺术中性美最多出现的是爱情美。爱情歌曲、爱情神话、爱情小说、爱情戏曲、爱情影视等，构成了一片广阔无垠的爱情艺术海洋。《诗经》、汉乐府、唐诗、宋词中有大量的爱情名篇，还有七仙女下凡、牛郎织女等神话，《红楼梦》等小说，《长生殿》、《牡丹亭》等戏剧，都真实地描写了生活中恋人们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欣赏者从这些作品中体味着爱情的真谛，作品也激励着人们去寻求高尚的、美满的爱情，净化着欣赏者的心灵。

还有一些文学艺术作品对男女的性器官、性行为进行了表现，但是，它们一般升华到了对生殖的崇拜、对生命的热情歌颂。文学艺术中的人体是经过提炼、加工、升华了的完美形象，往往被视为人体美的标准和典范，因而影响到现实生活中人体美的追求和塑造，如人体绘画、雕塑等。文学作品中通过性行为的描写，则显示出特定的社会内容，并且多进行了美化或者讽喻，尽量采用暗示手段，即用曲笔。王实甫的《西厢记》用“露滴牡丹开”，用“指头儿告了消乏”一类比喻性词语暗示性行为就是典范。

艳情小说则不是这样。艳情小说所欣赏的不是爱情、纯情、才情，而是滥情、淫情。其次，它写到的性爱，多是婚前性行为，或者偷奸、乱伦、群奸淫乱、同性恋、虐待狂等不正常、不允许的性爱。另外，它极力张扬性爱，在展现性爱表现方式上获得快感，如春宫、小脚、后庭、淫器、采阴补阳、诸多的姿势，以新奇、刺激作为亮点招徕读者。它也一般不给人们提供一些社会内容以供人们思索，只是宣扬性爱快乐。如《肉蒲团》的作者，通过对未央生种种行为的描写，只是宣示了他的以女色为人生极乐的享乐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展示了自己的全部性知识、性经验。如果说它也反映了什么社会内容，如报应思想、悟道思想，那只是副产品，是它客观上的表现，不是它的主观审美。

2.艳情小说创作思想、小说主题自相矛盾

从小说创作思想来看，艳情小说有的是以淫止淫，写世风日下、因果报应或者轮回、色空观念，是一种卫道、宗教说教、现身说法或者颓废的人生观；有的是为了经济利益或者是性心理不健全而宣淫，靠性来吸引读者，性成为卖点，性成为商品，性成为发泄的替代品；有的是为了与社会道德的压抑唱对台戏，以性愉悦为中心，突出男女性器官和性心理的感受，反社会性强；有的不排除为了报复和丑化，如有关《故妄言》和《金瓶梅》创作动机的传说；还有的只是为了表现现实生活的性缺憾，反映性理想、性自由、性幻想，来满足性心理和性的精神需求。但是，其共通点，就在于它们都能达到刺激读者感官的效用，以满足作者和读者的意淫欲望。

正是基于这种享乐主义的认识，《肉蒲团》的作者才会在止淫名义下对未央生种种追求肉欲的行为津津乐道，才会如此刻意于对肉欲、性交的描写，这是所谓以淫说法等任何借口都遮掩不了的事实。表面看是在所谓因果报应的公式下敷设小说情节的，最后又以“淫人之妻，妻必被人淫”的果报来证明天理昭彰，但弥漫于全书的那种横流的肉欲，作者对未央生等荡子淫娃结局的宽容，不仅完全冲淡了作者标榜的为世人说法的婆心，而且暴露了作者对未央生等以纵欲为享乐行为的心理认同。

由此带来的是主题的矛盾。艳情小说既想描写性，又想抑制性，既多让主人公既沉溺于性爱中不能自拔，又要他割除爱欲、遁入空门，形成了主题的矛盾。

《牡丹亭》对青春女子性意识的萌发、性的苦闷、觉醒、痛苦和追求的整个过程都描写得细致入微，生动而深刻；即使在单纯的性描写方面，如《惊梦》、《幽媾》等出，其细腻真切也远远超越了明清艳情小说中夸张失实的套话式渲染。《牡丹亭》在性爱表现上的成就，是铺张肉欲的艳情小说所无法望其项背的。伴随着性的审美化描写的，是《牡丹亭》对性的正面肯定和歌颂。这样的主题，其意义就大得多：它以人欲的思考为切入口，批判宋明理学为代表的封建礼教对人类正常情欲的压抑，从而肯定和歌颂了人欲，表现了在千年封建礼教束缚下的性爱文明意识的觉醒；它以歌颂人欲和反对礼教的深度、力度和高度，标示着晚明社会个性解放思潮的高峰，成为一个里程碑。

艳情小说则是男女主人公凭才貌追逐性爱或者是热衷于性爱游戏的国色女子、风流书生，并且都得到了性的满足，作者也对此抱有欣赏的态度。这似乎说明作者认识到了男女关系应该建筑在自然本能基础之上，以本身的意愿为出发点，而不应该受外在的形式束缚和制约。在这方面，不仅男性有这样的权利，女性也应有这样的权利。这就多少有点人性觉醒的意思。可是，另一方面，作者又让他的男男女女陷于肉欲的世界而不能自拔，极力表现的是性爱之恶，大大削弱、变异了作品的主题。

于是，在古代艳情小说里，“春药”、“淫药”等把戏总是和“纵欲亡身”、“携众多女子登仙”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往往是不管正面、反面的，或者是不管被作者所揭露或欣赏的人，都会使用春药、淫具等把戏，以便让女人在心醉神迷之中迎合男人，让男人达到性疯狂，把人的廉耻和道德底线统统冲破。在这种情况下，男人女人的性爱，已经不再是“如此良人何”的爱情的惜惜恋恋，只剩下肉体性交摩擦了。

3.艳情小说性爱描写手法直白、刻露

从性描写的分寸上看，艳情小说多具有露骨、渲染、粗俗、欣赏的特征。在具体的描写中，对男女的交往、身体、性器官、身体反映、性爱表情、动作、方式、频率、过程等，都有详细的夸张的描写，并且有过多的下流、肮脏之语，不能给人以美的享受，使小说中男男女女的性爱活动，泛为纯色情的描绘。这与其他文学作品中的含蓄描写、象征意蕴、点到为止，或者与其他通俗小说、话本小说中的引用诗句、民间艳情小曲的描写，有明显的不同。

4.艳情小说以满足男性性心理为目的

艳情小说能够满足男性性心理，这是它的特殊功能，也是卖点。在明清的艳情小说中，男主人公毫无例外的都是疯狂的情欲追求者，作者也总是不遗余力地对他们的性能力作耸人听闻的描写。通常的套路是夸张性器的伟岸、时间的延长、对象的众多。大多数男主人公都想在床笫间彻底征服女子，令她们欲仙欲死，故有很多主人公都是色情狂和虐待狂，已经是非正常的性欲了。例如《绣榻野史》里的大里，狠毒得让金氏不能走路；未央生让花晨三四天起不了床；《禅真后史》里的嵇西化和尚，竟然让沈氏断送了性命。这些都是较为典型的例子。作者以为，这样一来，女人就会离不开男人了，也就会努力取悦男人了。

从先秦时开始，在中国人的性观念中，就认为男人的性能力有限而女人的性能力无穷，房中术的诞生，就是为了要弥补此不足。它导致了许多合理的方法与技巧的发明，也出现了无数怪诞的、乃至有害的幻想与尝试。这一点在艳情小说中表现得尤为清楚。《金瓶梅》中，西门庆不但借助于缅铃、颤声娇、相思套子等器具，而且还经常服用春药，乃至因此而暴亡；《杏花天》等男主人公声称得异人、神仙、道士、和尚的传授，通过类似练习气功的方法控制性器官，使之伸缩自如、百战不殆；更为荒唐的是像《肉蒲团》中的未央生，为了使自己的性器官变得粗壮，竟然不惜以绝后为代价，向一位道士苦苦乞求用一条正在交配中的狗鞭，切成四缕，趁热敷嵌于其内，将人的换成狗的。器具也好，药物也好，功法也好，手术也好，只要让女人心醉神迷、心甘情愿、心悦诚服，就满足了男子的心理。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在床上征服女性，是男性征服世界、征服自我的一种仪式化的体现；从这一角度讲，色情小说就是这种愿望在现实中无法满足时，借助于小说形式幻想的一种虚拟化表达。所以有的学者明确指出，艳情小说太注意性的问题，而太不注意女人。男人想得到女人的芳心和死心塌地，就要在性能力上绝对一流；而女人几乎以为她们要得到男人、占有男人，唯一的方法是淫浪无比，利用性的吸引力。

三、艳情小说以文学方式来表现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艳情小说的文学性。与春宫画、房中术、其他艳书相比，艳情小说属于文学作品。否则，它就不是小说，而是主人公的性史记录了。我们读过《金瓶梅》后，明显地感觉到作者给我们塑造的是一个真实生活世界与艺术真实世界的混合体；明显地感觉到西门庆是虚构的文学人物形象。这个西门庆已经成了一个中国古代男权社会的象征，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贪欲商人了。作者把很多的具有鲜明时代性的性文化、性知识都加在了西门庆的身上。所以，艳情小说具有一般小说的典型性。可是，遗憾的是，大部分艳情小说尽管都意识到了文学、小说的特征和独特的反映现实生活的方式，但是，由于创作主旨和小说创作思想，以及当时意识形态、思想潮流、社会风气的影响，很少达到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相统一，甚至全部失真，违背了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

1.艳情小说只抽取男女性关系作为文学的表现对象

艳情小说抽取的只是男女性关系，而置丰富多彩的其他生活情景于不顾。艳情小说给我们的感觉是，作品中主人公都不必为生计担忧，他们有足够的金钱和时间花费在男女之情上。他们成天要做的，就是追逐性爱，享受性爱。人物形象也极其抽象化、简单化——就是简简单单的男人和女人，就是只有性欲的男人和女人。他们都在追求一个目标，就是性的享乐；他们都在做着一件同样的工作，就是性交。

2.艳情小说给下层文人书生和庸俗的市民勾画了一个白日梦

从艺术的真实性来看，艳情小说构造了海市蜃楼般的一个个文人书生、庸俗的市民的白日梦。艳遇都是文人书生想得到的；美人的风情万种也是上天给文人书生准备下的；纵欲行淫最后还财色双收、高官厚禄，甚至成仙。

人们不禁要问：凭什么呀，这么多好事都归你呀？我们说，凭文学，文学圆了文人书生的这个梦。在《金瓶梅》中，西门庆与所有与他有性关系的女性——不管是他的妻妾，还是丫环、仆妇、外室、妓女，都与权势或金钱相联系，并不是单纯的性能力和相貌，正如王婆所说的，偷情要有五种基础和能力——潘、驴、邓、小、闲。而艳情小说中男主人公并非大富大贵之人，只是一介书生，顶多具有潘安容貌和风流体态，或者凭借着春药甚至是生殖器的手术改造、训练的高超性交能力，就能赢得众多美女的倾情和痴迷。有趣的是，一个穷酸文人竟然成功猎艳多个女人，妻妾成群，众美集身。数量最多的当数《浪史》中的梅素先，共拥有二十位美人。《杏花天》中的封悦生屈居其次，拥有十二房妻妾。《天缘奇遇》中的祁羽狄、《空空幻》中的花春都拥有十美。《绣屏缘》、《梦中缘》都是五美，“五”在酒令中是“魁首”的意思，暗含花中魁首，最为圆满，《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和《桃花影》中的魏玉卿也皆一妻五妾。落魄文人的心胸表白无疑。通过这一个个的白日梦，我们看到了下层文人书生游戏人生心态下的失望和郁闷、颓废和堕落。其实那些穷酸文人，大概生活中连一美都难得，便借小说画饼充饥。

也正是这个原因，文人书生的白日梦才得到了众多的市民的认可——他们的渴望何尝不是如此呢？背后的社会真实原因，我们也可以从中窥视得到，这些穷酸文人，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得到物质与精神的满足，更难得到年轻美貌女子的青睐；在他们的观念上，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久而久之，这个仅有极少数人侥幸成功的良好愿望，竟成了流行的格言，竟被演化成文人的必然结局，夸大为普遍真理。

3.艳情小说反映了虚假的社会关系

艳情小说反映的社会关系也是虚假的。艳情小说的所有社会关系是靠性爱去维系。如《肉蒲团》反映的只是一个性欲勃发、淫欲汪洋的世界，这里没有权势的作用，也没有金钱的关系，有的只是男女双方性的互相吸引和对性满足的强烈要求，最美好的关系也仅以才貌为基础，一般就是以性欲满足为基础的相互占有。这是一个虚假的社会关系，这是一个虚假的社会。

还有更为荒唐的社会关系描写。在《闹花丛》中，文英与小姐偶然相遇，便私订终身并成得美事，见桂萼美貌、风流，文英竟当着母亲、桂萼等人的面，说：“我要睡了，姊姊可同我睡。”并哭着恳求母亲，假扮其妹至桂萼家，与桂萼私通，又与其丫鬟圣女、小姑琼娥私通。这些女子又皆是欣然同意，毫无耻辱和羞愧之感。男女之间的接触、交往、爱恋都是这样十分自由、放荡；女子的矜持、贞操都不复存在。在一个封建家长制度严厉、伦理道德观念十分强烈的时代，众美女纷至沓来，主动投入主人公的怀抱，可能有；但是这样肆无忌惮的乱伦和群交，大概比较少见。作品这样描写那个时代的人物之间的关系，实在是匪夷所思。

4.艳情小说所描写的性能力是夸张的

艳情小说所崇拜的性能力更是荒唐，是假设的、夸大的。艳情小说里，男子的性能力被作了极致的夸张。

一是性交时间之长、强度之大，令人瞠目结舌。《灯月缘》里，真生与兰娘、娇凤、惠娘、云丽、翠微五个女子战了一夜，英勇无比，“直弄到月坠参横，金鸡唱彻”；《闹花丛》里，封悦生连娶妻妾一十二人，日日车轮大战；《浪史奇观》中的浪子，竟然占有两个夫人、七个美人、十个侍妾。类似这样的描写中，性交的时间是漫长的，有的是整夜，甚至连续几个昼夜。男主人公居然享尽人间荣华富贵，寿考而终，而没有像西门庆那样纵欲身亡。

其实，虽然现在性学家对单次做爱持续时间的研究结果不尽相同，但从现代性生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单次性交时间还是有一个正常参考值。一般而言，男子每次性交持续3-10分钟为宜。在生理因素方面，年龄与性交持续时间有一定的相关性。

二是突出男性给女性带来的快乐，把男性写成一个众多美女按需所取的超人，有明显的施舍的意味。其实，古人很早就知道性爱是要有节制的，孙思邈认为：“人年二十者，四日一泄；三十者，八日一泄；四十者，十六日一泄；五十者，二十日一泄；六十者，闭精不泄，若体力犹壮者，一月一泄，凡人气力超过人者，不可以抑忍，久而不泄，致生痈疽。”现代研究得出年龄与性生活频度，一般情况是30岁以前的青年人每星期2-4次，30-40岁每周1-2次，40-50岁每周1次，50-60岁，每3-4周1-2次，60岁以上每4周1-2次。因此，小说中男人的性能力显然被神化了。

实际情况是，在封建婚姻制度一夫多妻、妻妾成群的家庭生活里，男性的性角色是很狼狈的，经常是顾东顾不了西，落得个众女子怨声载道。小说这样描绘男人超常的性能力，无非是男权意识在作怪。男权社会里，男性应该在各个领域都要强大，女性永远是第二位的，处于“养”的地位，不管是孔子说的“难养”还是艳情小说里女子对男主人公的痴迷。令男人颇为遗憾的是，在性事上，女性的高潮偏偏来得慢，偏偏需要男子的琢磨工夫。男人要满足三妻四妾、驾驭多个女人，满足她们的性欲需求，实在是勉为其难。所以，艳情小说对男子性能力的描写，其实只是男人的心理要求而非生理要求，是违背人性的。

民间“药渣”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一个女子生了病，要用的药物是几个青壮男子。过几日，这几个男子出来，一个个面黄骨瘦。女子称，这是她服药后剩下的药渣。这就是男女在性能力方面的一个极端例子。艳情小说里，常有一个男子被久旷的大家妻妾偷去淫乐，不几天就弄得面黄肌瘦、奄奄一息而被扔出门去；或者男子被女尼弄到尼庵，最后竭精而亡。相对来说，一个女人往往可以满足几个男人的需要。历代拥有三千佳丽六宫粉黛的皇帝大都因纵欲而短命，而以淫荡闻名的武则天却是长寿的典范。在现实生活中，在历代笔记小说中，多见男子因为纵欲而导致肾虚衰竭，很少见到女人会因性欲旺盛而早夭的。所以，我们也看到，艳情小说里女子纵欲身亡的比较少见，仅《金瓶梅》中的春梅、《杏花天》中的雪妙娘等几例。这都是很好的说明。

5.艳情小说张扬性爱的愉悦

艳情小说里的男女们，相爱自由自在，毫不拘束，特别喜欢享受性爱。他们将肉欲享乐作为人生的唯一追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不择手段。

《肉蒲团》中的未央生所说的“小弟的心性是极喜风流的，富贵功名，随手可得，都不放在心上，倒只得这件事着紧”。在娶了美艳的妻子后，还不满足，“要另寻几个换换口味才好”，就是坦白的宣示。西门庆也公开宣示：“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掳了许飞琼，盗了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第五十七回)

6.艳情小说张扬女子的性欲

艳情小说多张扬女子的性欲、放荡和淫乱，对抗传统的贞操。为了读者的性刺激，作者将笔下的女性，写得淫荡不堪。

色情小说的预想读者都是男性，作者都是男性，他们深谙男性心理——女性旺盛的情欲，是对男性最强烈的刺激。所以，作者在书中不惜浓墨重彩去描绘的，往往是女性的情欲。在作者的笔下，女人的情欲像火，越撩越旺；又像水，不能堵只能发，而一发不可收拾。前者的例子是《杏花天》中的雪妙娘，后者的例子可以举《肉蒲团》中的玉香。雪妙娘本是扬州妓院中的当红名妓，见多识广，能征惯战，可是因为封悦生得异人传授了神奇的房中术，可以通宵达旦，使她欲仙欲死，于是她就死心塌地，身心相许，心甘情愿地金盆洗手，嫁与封悦生为妾。从良以后夜以继日寻欢作乐，直到精竭髓枯而亡。玉香在出嫁以前，闺训极严，“耳不闻淫声，目不睹邪色，所读之书不是《烈女传》，就是《孝女经》”，是标准的“女道学”。但在未央生的精心调教下很快成为淫妇，趁未央生远游猎艳的时候去勾引自己婢女的丈夫，并和他私奔，被卖进了京师的妓院。由于姿容绝世，又有俯阴就阳、耸阴接阳、舍阴助阳三项绝技，盛名远扬。更不用说，在深宫里淫乱的武则天、赵飞燕和淫乱致死的春梅、顾三娘。

在这些小说里，女性的情欲被看作是驱动她们一切行为的最重要的力量，甚至可以说，在这些作者的笔下，获得性的满足是女性唯一的、生死以之的追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她们从来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显然，这是不真实的，是女性文化在艳情小说里的歪曲反映和在作者心目中的病态折射。

四、艳情小说以商品效益为目的

当小说成为民众的文化消费品被广泛认可的时候，小说被当作商品，这种明显的创作、刊刻功利性，在明清小说里很突出，尤其以明清艳情小说最为突出。当《金瓶梅》刚刚以不完整的手抄本形式在为数极少的几个士大夫手里传播的时候，就有人觉得这本书潜在的市场效应很大，要刊行：“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吴有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金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予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从这段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到，书商见到有市场效益的书，就用重金购买，马上刊刻。也有专家据此断定，《金瓶梅》的第一个版本就是冯犹龙刊刻的。

很多书商对艳情小说非常感兴趣，遇之必刻，并且专门雇佣作者，编撰系列艳情小说。见到《金瓶梅》刊出，马上就有《玉娇李》和以后的《续金瓶梅》出笼；同一个作者，写了《昭妃艳史》，后写《玉妃媚史》；写了《浪史奇观》，又写《桃红香暖》。甚至一本《浪史奇观》改名《巧姻缘》、《梅梦缘》，一本《欢喜冤家》改名《贪欢报》、《艳镜》、《三续今古奇观》、《欢喜奇观》多次出版。还有的书坊，如啸花轩，连续刊刻了多本艳情小说，如《浓情快史》、《梧桐影》、《巫山艳史》、《醉春风》、《杏花天》、《恋情人》等。这说明很多艳情小说不乏书商组织创作队伍进行有商业目的的创作。这些现象，都说明了是在利用市场效益进行刊刻策划的。

在对艳情小说的包装、推向市场方面，书商们也做了很多工作，动了不少脑筋。如起一个艳情十足的书名，在封面扉页做广告，请名人作序题跋，甚至打着死人的名字作评。还有不少则是屡屡盗版、抄袭、改编、拼凑，都说明商业利益在起作用。

这种商业行为，致使有为《金瓶梅》为“淫书”翻案的学者竟然产生了这样的看法：《金瓶梅》原无淫秽语，“后来再刻本时，书贾们出于敛财需要，迎合明末淫风，对它大加伪撰，并更名为‘词话’，这才使它成了一部白璧蒙污、毁誉参半的名著加‘淫书’的”。

五、艳情小说具有严重的负面影响

艳情小说的主题大致上分为两类，一类是宣扬色空观念、报应思想的，一类是张扬纯粹的、露骨的性欲享受的。后一类在内容上具有明显的低级趣味，违背了文明、社会、传统的真善美风俗，突破了社会道德底线，伤风败俗，这是艳情小说严重的负面影响，势必导致社会的抵制。所以，历代统治者都采取了禁毁的办法，抑制它的刊刻、出售、传播。也正因为这个特征，使得艳情小说具有了另外一个意义上的一定的可观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人文价值。

1.艳情小说的反动性

所谓反动性，指的是艳情小说具有与正统文化格格不入的思想意识形态和文化潮流。性爱是文学艺术永恒的主题，举凡音乐、舞蹈、雕塑、绘画、诗词、戏曲、小说等，都包括一定数量的含有性内容的作品。这些作品或反映当时社会的性习俗，或追求性关系中的男女平等，或宣扬性享乐。在表现方式上有的含蓄，有的直露。在我国文学艺术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又是艺术地、典型地反映生活。人们将生活艺术化的典范，就是庆典祭祀活动中的音乐与舞蹈。在中国内蒙古、青海、新疆、四川等多处岩画中发现的古代性舞蹈形象，以及史料中记载的“桑林之舞”、“万舞”等，性含义多直露且夸张，对先民们来说，这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据民族民俗学的一些调查，这种现象一直残存于少数民族乃至汉族中。在这种情况下，功利主义很明显，就是娱神、祈祷，目的是祈求神灵保佑、赐福。另外，属于文人的那些艺术创作，其典型性更加明显，艺术性也更加高雅，其主旨都在于满足人、神娱乐的需求，包括性享乐。如宫廷歌舞娱乐、戏剧、小说、诗歌。

但是，艳情小说与一般的文学艺术不同的是，它不是传承文明，而是具有鲜明的反传统、反文明的特点。也就是将传统文明返祖，返回到粗俗、原始的时代，将本能的东西当成人的本质，去满足人的肉欲的心理需求。

传统和文明把性禁忌看成是人类文明的特征之一。文明意义上的人，应该具有羞耻心，这是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我们知道，史前的人类家庭以女人为核心，性行为与其他动物背入式相比，为面对面的，但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性行为存在于部落内部的交配，为近亲繁衍。随着渔猎同盟的建立，性行为才得以在部族之外发生，乱伦禁忌产生了。新石器时代约开始于公元前5000年，人类开始种植谷物、豢养家畜。生产力提高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有时间开始对人本身进行认识，如发现了月经与女人的成熟，发现了遗精与男子的成熟，发现了男人在生儿育女中的作用。于是成年礼仪和月经禁忌出现了，以男子为中心的性行为开始限制女性性行为，一夫多妻制出现了，性的羞耻感也产生了。《圣经》就说，女人是男人的一根肋骨，女人禁不住禁果的诱惑，吃了禁果以后，才有了羞耻感，有了对性的禁忌。所以，割礼、避孕、乱伦禁忌、妓女、兽奸、花痴、恋童癖、神女生涯，都是宗教或者巴比伦文明、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中出现的内容。

在我国，从最早的雕塑与绘画看来，先民原来并不避讳性问题。如红山文化中的孕妇裸像雕塑，新疆呼图县岩画中的裸体男女共舞等，反映的是原始初民性崇拜的内容。战国时期，性爱问题是被当作民风民情得以表现的，《诗经》就有不少男欢女爱的美丽诗篇，反映出那个时代自然、健康的两性关系，故孔子评价《诗经》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屈原在《离骚》、《九歌》等楚辞中，有对女性美和性爱的讴歌，以此来娱神、寄托理想。在西汉时期保存至今的文物如雕塑、壁画、画像砖石、铜镜中，有不少男女裸体或半裸体形象。这些人物形象有武士、奴婢、猎人、杂技和歌舞演员，还包括一定数量的男女野合图，表明了当时性的宽松。张衡写的《同声歌》，就描写了新婚洞房中赤裸裸的性爱欢乐。到了隋唐，性控制仍然很宽松，这在敦煌壁画中就能体会得到。历代的诗词歌赋中也不乏表现男女性爱的佳作。

到了宋代以后，程朱理学统治了意识形态，特别强调男女授受不亲，男女大防，七岁不同席，将男女性爱纳入封建礼仪体系，既鼓励“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多娶妻妾，又强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六礼，禁止私奔和私定终身、自由恋爱，禁止生育之外的性快乐。后来，与佛教的禁色欲报应思想相结合，产生了淫报观念。离婚与再嫁被认为是很不光彩的事情。到了明清，对女性贞节要求更加残酷，女子再嫁就越来越为社会所不容。

大量的艳情小说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成熟和发展起来的，它以人的本能掩盖了人的理智和人的社会性特征。现代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们只和一些朋友、情人分享性爱的有关生活，甚至可能不会向任何人讲述他们的全部生活。这是人的理智与社会进步性的表现。但是，艳情小说却完全无视两千多年性爱文明的进程，将相当文明时代的人在对性问题上的社会道德与伦理观念抽象出来，只简单地强调性的本能，高扬性欲大旗，张扬自由的、放纵的性快乐，冲破一个个性爱禁区，将性爱禁忌的冲破作为吸引读者的卖点。在作者笔下，什么自慰、通奸、私窥、乱伦、强奸、淫乱，什么私奔、以身相许，都是主人公们的性享受。女德女工变成了淫妇，文人才子变成了色情狂。人们再也不去思考自己本身与社会的问题，不去思索自身本能与文明的冲突和在冲突中升华，而是对传统道德、文化和统治阶级提倡的禁欲，进行了全面的颠覆。

我们以艳情小说中对佛教禁欲观念的理解为例。艳情小说认为，宣淫是为了禁淫行。这反映了作者接受佛教观念和禁欲的一些方式。因为佛教的生相，就是以反面教员现身说法说明色即是空的。佛经故事有些是极力铺陈其肉欲享受的快乐，最后才得到痛苦的惩罚。陈梁时代的宫廷诗，曾经使用过这种写法。不过，艳情小说又没有完全接受佛教的观念，没有将色说得不堪，不像“四觉”和“九想”所说的“当念绝世娇姿，纵其樱桃美口，而脂粉未傅之先，其态亦当尔尔”，风流俊雅之身都是死人初烂、肉腐成脓，肌肤香洁之身都是腐烂之尸，黄水流出，臭不可闻，鸾俦凤侣、偷香窃玉之身都是积久腐尸，遍体生虫，而是欣赏性的丰富多彩和放荡淫乱。所以即使缀上了一个“淫报”或者看破红尘的尾巴，也难以逃脱“宣淫”的指责。

怎么认识这种反动和回归？一般学者主要从中国古代文明进程中的一些异化，就是违反人性的所谓“文明”角度去认识的，以为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存天理、灭人欲”，性在主流文化里长期羞于提及，反而促使民间潜意识的性文化泛滥，就是春药、房中术、春宫图画、艳情小说的大量涌现。这个现象告诉我们，确实有不少人在追求性的欢愉，在喜欢直白的性描写，并且他们在一定宽松的环境里，有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的权利。他们挑战性的隐秘和社会禁忌，将人拉向全面真实和彻底坦诚。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反动和回归，有些是符合人性的本能和人的性心理，客观上起到了反抗封建礼教、恢复人的生活真实表现的作用的。这样一来，观照今天人们的心理与显示的反差和心理的宣示方式，我们就能很容易理解有些人为什么喜欢用粗俗的黄色短信息拜年、黄色网站为什么泛滥成灾。也就是说，历代统治阶级所谓的“风化”，有些是剥离了人的本质，强化了人的社会性，使人变得不再是一个真实的人了，而是一个所谓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在艳情小说的观念里，这才是人性的异化、文化的异化、文明的异化。戴维·D.罗宾斯甚至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文学接触一个人真实的本质有什么错呢？道德、禁忌和观念，都像轻缈的浮云，是最不可靠的东西。

但是，这样的认识是片面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些规律，如向着更文明、更加尊重人类自身的方向，以及规范人类个体的行为，共同建设好人类共同的家园，包括精神家园去发展，人类走的是一条不归路。将赤裸裸的人的性爱昭示出来，并且去夸张、宣扬，将人的本性单纯地归结为性爱，这是文明的返祖现象，是对人类文明的亵渎和挑战。

2.艳情小说的非法性

艳情小说的非法性，指的一是内容的非法性，二是传播的非法性。正是因为如此，才导致了统治阶级对它的禁毁。由于它的非法性，也造成了易名刊刻，删改、改头换面刊刻，导致作者不直接署名。《金瓶梅》的作者就是一个难解之谜，而其他大量的艳情小说，也多是风月轩又玄子、嘉禾餐花主人、古杭艳艳生、醉西湖心月主人、西湖渔隐、西泠狂者、古堂天放道人、苏庵主人等。这造成了今天作为研究对象的作者、写作刊刻时代等多个要素的不清晰性。

艳情小说的传播情况，要综合古今进行分析。其传播方式大致有以下几种：在明清，一是同类题材的小说创作形成高潮，《金瓶梅》面世后，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才子佳人小说和艳情小说；二是续书现象；三是抄写、改写、仿写、扩写、抄袭、拼凑；四是租赁借阅；五是刊刻、改名盗版、删节出版；六是禁毁；七是藏书；八是流失与复出；九是国外传播。现代传播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搜集整理、研究(国家项目、个人、国外、港台地区；包括文本、研究材料、论文论著、书目)；非法出版；删节出版。

《姑妄言》的传播就很典型。六十回本的《姑妄言》，残存第四十、四十一回和四十二回的两页。1941年上海优生学会曾以非卖品的形式限量印刷，论者因不知作品的产生年代，竟误以为明抄本残篇。二十四回本的《姑妄言》则流入了俄罗斯。1964年4月李福清教授在调查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所藏的中国章回小说的通俗文学作品时，在列宁图书馆发现了斯卡契科夫所藏的《姑妄言》手抄本。斯卡契科夫1848年被派往北京，在北京东正教馆所属的天文台工作。他对中国文物颇感兴趣，因而大量购买了有关天文、地理、文学、历史、哲学、经济诸方面的书籍，尤其是古籍。他收集的中国书籍大部分是1848年至1859年之间在北京搜集的，共1500余册，其中包括《姑妄言》。1973年，斯卡契科夫的书籍正式收藏于列宁图书馆。李福清教授发现《姑妄言》手抄本时，才意识到这是《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未收录的孤本。1993年俄罗斯国立图书馆(原列宁图书馆)馆长访问台湾国立图书馆时，提供了《姑妄言》的有关资料。1997年台湾出版《思无邪汇宝》时，才将《姑妄言》全本10册，作为该丛书之一，正式出版问世。

当代传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渠道，就是网络。在很多网站，包括很正规的网站，都设有艳情小说栏目，古代的，现代的，网络版，书籍扫描，应有尽有。网络传播呈活跃状态，按其内容和传播特点，大致可以分为六种形式：一是电子版原著。《金瓶梅》大致有二十多个网站载录了它，但多是从“亦凡书城”、“亦凡公益图书馆”、“中华书库”、“大唐中文”、“读易”、“明清小说研究网”、“中华禁书网”等网站转载的。有的把它放在“古典色情文学”栏目；有的把它放在古典名著里，与其他色情作品进行了区分，如“亦凡书库”将其归为“古典小说”类，将《续金瓶梅》、《肉蒲团》、《八段锦》、《碧玉楼》、《痴婆子传》、《风流和尚》、《昭阳趣史》、《春灯迷史》、《如意君传》等作为“色情旮旯”另辟一类；也有的网站把它放在“香艳小说”里，如“心河亭”网，就将它和上面提到的小说放在一个类型里。还有很多的色情网站也收录了它，将其放在“成人文学”、“成人小说”的“古典色情”中。用的全是没有删节的版本：天下第一奇书《金瓶梅》；新刻绣像批评本《绣像金瓶梅》、《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万历词话本《新刻金瓶梅词话》。还有的网站专门补充了齐鲁书社版删节本删节的内容。二是各种改编。

由于传播的非法性，出现了两种混乱的情况：一是校勘粗糙，错字连篇，不能卒读，失去了研究所本的价值。一是同一种书出现了几种本子，里面的描写，特别是性描写变化很大，例如《梼杌闲评》小说关于两性关系的描写，在大多数版本中都较为含蓄，点到为止，但《奸残阉奴》书中所有两性交欢之处都出现了许多淫词艳语。《林兰香》、《绣戈袍》与《花飞香》、《花放春》的情况也是这样。有很多人觉得《花飞香》就是《林兰香》的淫秽版本，《花放春》就是《绣戈袍》的淫秽版本。因为《林兰香》中有好多暗示的地方留有被删节、整理过的痕迹，而《绣戈袍》里面的一段性爱描写分明显得突兀。这就不知是小说原刻本所有，为后出者删落，还是书贾牟利，在原刻本中添加的。当然，也有很多人觉得两“花”是当代人模拟章回艳情小说写的仿制品。

至于禁毁，历来各国政府都对艳情小说费尽了心机，上下几千年，被烧掉的淫书不计其数。以自由著称的美国，早在1857年就通过了禁止淫秽出版物法，禁止单纯描写性活动。1873年又出台了著名的康思脱克(Comstock)法，对接受、传递淫秽出版物的惩处做了更为详尽的规定；联合国也通过了禁止淫秽出版物的流通和交易公约。在我国有清一代，对艳情小说的禁毁更是不遗余力。

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对含有淫秽的或者色情描写的作品，采取了禁止、限定出版的行政法令，并对明清其他小说中的露骨性爱描写，采取了删节的办法；对拟话本、文言小说集子里面的艳情篇目采取了抽禁的办法。

第三节 艳情小说的范围限定

艳情小说的范围限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涉及我们前一节所述艳情小说的特征，涉及历史评价和历代禁毁情形，涉及与其他体式的小说如志怪小说、才子佳人小说、人情小说、世情小说的区别与关系，涉及其他有比较多的篇幅描写性爱内容的神魔小说、英雄侠义小说、历史演义特别是宫廷演义小说、公案小说等章回小说的区分与联系。并不能简单地以创作主旨、性爱情节描写篇幅多少而论。这里我们主要从艳情小说的出现、艳情通俗小说出现的标志、艳情小说的衰败与迷失的时间，以及艳情小说具体的作品方面进行界定，以明确本课题讨论的对象。

一、时限的确定

有人以为艳情小说始于《如意君传》，虽其前有艳情文学、小说出现，但只是局部涉及性爱描写，属于部分艳情描写，如《游仙窟》、《西厢记》，并且不为写性欲而写性欲。前者属于传奇，依托人与仙的邂逅缱绻，用梦境的方式诗化地表现；后者则主要是为了歌颂爱情，描写的仅仅是一对男女之间的偷情，虽然大胆地写出了性爱的感受，但这些都是合理、正常的情欲，而且又把这种私定终身建立在身份悬殊的一对男女上，作家以平等的眼光去欣赏和赞美他们的爱情，这种思想在当时可算大逆不道。另外，这些作品的性爱描写语言绮丽而不直露。《飞燕外传》托名汉代，真正年代待考；像《灯草和尚》题“元临安高则诚著”，则绝对是伪托。可以肯定，现存的古代色情小说，绝大多数出于明清人之手。

图4　《金瓶梅》故事(徐州剪纸二幅)

一般人认为艳情小说滥觞于《金瓶梅》。《金瓶梅》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也是最大的，其故事在民间流传很广。(见图4)该书借《水浒传》中人物西门庆演义，通过描写这个恶霸土豪罪恶淫荡的一生，揭露了明代中国社会的种种病态，极具社会批判意义。但由于书中以自然主义笔法，直露地描写西门庆及其妻妾等各色人物的性生活，问世即被列为“淫书”而遭禁，至今仍不能足本发行。自《金瓶梅》后，明清之际还出现了一批如《欢喜冤家》、《肉蒲团》之类的艳情小说，其思想性及艺术价值皆不足与《金瓶梅》比肩。

我们的观点是，在对待艳情小说的前限问题上，一是承认《金瓶梅》出现之前，确实已经有艳情小说出现；二是《金瓶梅》确实奠定了艳情小说的写作模式，奠定了这类小说作为一种小说体式的创作主旨、创作思想、审美特征，带来了艳情小说前所未有的发展。所以，综合考虑，还是既承认以《如意君传》为代表的明中叶后出现的大批文言中篇小说为艳情小说，又突出《金瓶梅》在白话章回艳情小说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其后的小说，有的以描写世态炎凉为主，算作世情小说；有的以描写男女爱情为主，算作才子佳人小说；而有的以描写淫情为主，算作是艳情小说。这样的话，艳情小说即是与世情、才子佳人小说并列的一种小说，与鲁迅把它分到人情(即世情)小说中去的划分，有所不同。

此外，我们觉得，第一，单纯描写艳遇的一些唐传奇，或者是多掺杂一些性爱描写内容的唐传奇，已经是中国古代艳情小说的萌芽了。所以，作为一部中国古代艳情小说史，不能不追溯到这个时代，不能不把唐传奇中一些艳遇故事当作它的滥觞。第二，唐代包括以前的志怪小说里面，有很多叙述遇仙故事的篇目，其中有些明显的是与女仙缠绵的故事，虽然在于证道之有无，其实是艳遇艳情小说模式的母题。第三，至于伪托的一些篇目，我们以为，在没有得到充分的证据以前，也不能完全否认有的可能就是唐以前的作品。

这样一来，我们把前面这些复杂的现象，都笼统地看作是中国古代艳情小说的酝酿阶段，包括源头、母题、滥觞、单篇目的出现，包括志怪、传奇给艳情小说提供了艳遇模式和创作素材；话本的通俗性、印刷技术的提高和市民大众化文化消费为艳情小说提供了白话的语言特征和广大的读者群；等等。从而把艳情小说蜂拥而出的明代中后期作为艳情小说的成熟期对待，把明清艳情小说当作研究的主体对待。这样，我们既把《飞燕外传》、《游仙窟》等纳入艳情小说的范围，又能够突出明清时期的高发期和持续发展期。

二、作品的确定

1.艳情小说文本所自

①《思无邪汇宝》，陈庆浩、王秋桂主编，聘请国际著名小说研究专家二十余人担任编辑顾问与校阅，陈益源为执行编辑。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台湾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出版。《思无邪汇宝》收录明清艳情小说45种，凡39册。另有《外编》2册，收录相关文献11种。自1994年9月开始陆续出版，至1997年8月全部出齐。详细书目见本书后面的附录《参考文献》。

②《中国古艳稀品丛刊》，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所见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其实为深圳盗版。详细书目见本书后面的附录《参考文献》。

③《海内外珍本藏秘本》，标青海人民出版社，56册。详细书目见本书后面的附录《参考文献》。

2.酝酿时期的主要作品

魏晋志怪、志人小说：东晋干宝《搜神记》中的《弦超》又名《天上玉女》、《驸马都尉》、《吴王小女》(《韩重》)等一些篇目；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中《温峤娶妇》、《贾充女私韩寿》等一些篇目。

唐传奇：张族鸟《游仙窟》、元稹《传奇》、李复言《续玄怪录》卷二《郑虢州马匋夫人》、孟棨(875年进士)《本事诗·崔护》、孙棨《北里志·张住住》、柳宗元《河间传》等，以及年代不能明确的类唐传奇作品《杂事秘辛》、《赵飞燕外传》、《控鹤监秘记》、《太平广记》里面的艳情传奇。

宋传奇：《赵飞燕别传》、《杨太真外传》、《隋炀帝海山记》、《迷楼记》、《开河记》。还有《夷坚志》、《青琐高议》、《续青琐高议》、《云斋广录》、《醉翁谈录》、《清尊录》、《摭青杂说》、《新编醉翁谈录》等里的艳情故事。

宋代出现的话本小说里，也有一些艳情故事。如收在《清平山堂话本》、《京本通俗小说》、《熊龙峰刊四种小说》、《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里的《宿香亭张浩遇莺莺》、《风月瑞仙亭》等。

金元传奇：有《姚月华小传》、《紫竹小传》、《裴秀娘夜游西湖记》、郑禧《春梦录》等。还有元末明初陶宗仪编《说郛》里的有关篇目。其中《娇红记》开中篇艳情传奇之始。

3.明代的主要作品

一是“剪灯”系列的一些传奇艳情篇目。此类作品集子以《剪灯新话》开始，贯穿于明代末年。如：《剪灯新话》、《剪灯余话》、《剪灯因话》、《剪灯奇录》、《秉烛清谈》中的艳情篇目。

二是艳遇中篇传奇小说。中篇传奇滥觞于元而盛行于明嘉靖朝及其前后，各作品曾多有单行本流传，且又常被各通俗类书载录，如《钟情录》(即《钟情丽集》)、《双卿笔记》、《花神三妙传》、《怀春雅集》、《寻芳雅集》、《刘生觅莲记》、《李生六一天缘》、《奇缘记》、《天缘奇遇》、《痴娇丽》、《兰牙传》、《贾云华还魂记》、《龙会兰池录》、《双双传》、《五金鱼传》、《荔枝奇逢》、《柔柔传》、《艳情集》、《李娇玉香罗记》、《双偶传》等。

三是反映宫廷淫乱、家庭淫乱的一些文言小说。如《海陵王荒淫》、《海陵佚史》、《如意君传》、《痴婆子传》等。

四是一些简短的艳情描写品文。如《风流乐趣》、《春梦琐言》。

五是长篇章回艳情小说、中篇章回艳情小说。如《金瓶梅》、《绣榻野史》、《怡情阵》、《玉娇李》、《浪史》、《浓情快史》、《玉妃媚史》、《昭阳趣史》、《词坛飞艳》、《祈禹传》、《百缘传》、《素娥篇》、《双峰记》、《红白花传》(《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以为“似出明人之手”，刘世德先生云为国外作品)、《采女传》、《采石战记》、《庚申君外传》、《骖鸾录》、《十二峰》、《芍药榻》、《三续金瓶梅》等。

六是拟话本中的艳情小说。如“三言”、“二拍”中的一些艳情短篇《汪大尹火焚宝莲寺》、《赫大卿遗恨鸳鸯绦》、《甄监生浪吞秘药》、《任君用恣乐深闺》、《闻人生野战翠浮庵，静观尼昼锦黄沙弄》等篇目，《鼓掌绝尘》中《丑姑儿园内破花心，小牧童堂上遗春谱》，《西湖二集》中的《天台匠误招乐趣》，《石点头》中描写同性恋的篇目《潘文子合鸳鸯冢》，专题艳情拟话本小说集《宜春香质》、《弁而钗》、《龙阳逸史》、《八段锦》、《幻缘奇遇小说》、《十二笑》、《一片情》、《欢喜冤家》等。

七是专题性类书与小说合刊集里的艳情篇章。如《僧尼孽海》、《青楼传》、《国色天香》、《绣谷春容》、《万锦情林》、《燕居笔记》、《艳异编》、《广艳异编》、《情史》、《青泥莲花记》、《情闻别记》、《风流十传》、《轮回转世》、《花影集》、《丽情集》等中的一些艳情篇目。

4.清代的主要作品

一是纯粹的艳情小说。如《醉春风》、《妖狐艳史》、《杏花天》、《巫山艳史》、《巫梦缘》、《桃花艳史》、《肉蒲团》、《浓情秘史》、《浓情快史》、《春灯迷史》、《别有香》、《空空幻》、《欢喜缘》、《欢喜浪史》、《灯草和尚》、《艳芳配》、《百花魁》、《换夫妻》、《株林野史》、《武则天外史》、《哈密野史》、《春情野史》、《梧桐影》、《玉佛缘》、《水月灯》、《十二峰》、《孽缘报》、《禹会涂山记》、《桃花影》、《呼春野史》、《幻中真》、《宫花报》、《春灯闹》、《欢喜浪史》、《双姻缘》《欢喜缘》、《了奇缘》、《采花心》、《两肉缘》、《鸳鸯影》、《巧缘浪史》、《玉闺红》、《狐狸缘》、《百缘传》、《宿花心》、《玉瓶梅》、《媚娘艳史》、《芙蓉洞》、《恋情人》(即《迎风趣史》)等。

二是才子佳人模式框架下的艳情小说。如《梦月楼情史》、《玉楼春》、《绣屏缘》、《赛花铃》、《载花船》等。

三是世情、神魔小说里面的艳情情节。如《续金瓶梅》、《蜃楼志》、《绮楼重梦》、《红楼幻梦》、《绣戈袍全传》、《归莲梦》、《东游记》等。

四是长篇巨制的艳情小说。主要指的是《姑妄言》，还有《钟情艳史》。

五是文言短篇《阅微草堂笔记》、《觚剩》、《池北偶谈》、《夜谭随录》、《子不语》、《虞初续志》、《虞初新志》、《萤窗异草》、《夜雨秋灯录》、《谐铎》、《小豆棚》、《淞隐漫录》、《淞滨琐话》、《聊斋志异》、《醉茶志怪》等中的一些艳情故事。

5.存疑的艳情小说

最近几年，出现了张秋山系列“中国历史民间艳情小说绝世孤本”，署名台湾张秋山文化研究室藏本。一辑为6集，共有明清艳情小说20余篇，为《昭妃艳史》、《春染绣榻》、《浪蝶偷香》、《风流媚》、《枕上春》、《桃浪红》、《伴花楼》、《桃红香暖》、《脂浪斗春》、《巫山蓝桥》、《伴花眠》、《别有香》、《捣玉台》、《戏蛾记》、《枕瑶钗》、《春又春》、《花里蝶》、《花放春》、《春闺秘史》。标明远方出版社出版，印刷厂则标明是湖北武穴市某厂。后又出现了《张秋山文化研究室藏书》第二辑，共6套，为《鸳鸯阵》、《花飞香》、《明宵锦帐》、《花里蝶》、《满庭春》和《月透朱楼》。《台湾素政堂主人天花阁秘藏本》有《锁鸳楼》、《悟寐春》、《枕瑶钗》、《花荫露》等。两辑共有篇目近30多种。《古典小说之家》等网站上面已经有网友明确指出，《巫山蓝桥》之类，多是今人伪造。许多研究古代小说史的专家也对此不屑一顾。但是，关于《林兰香》和《倭袍记》的两本，即《花飞香》、《花放春》，却真假难辨，值得研究。

6.已佚的艳情小说

还有很多艳情小说在一些史料中提及过，但是已经很少有人见到了。如清代禁毁小说书目中未见到的：《风流艳史》、《妖狐媚史》、《幻情逸史》、《巫山十二峰》、《风流野志》等。潘建国先生辑录的书肆营业书目中未见到的：《新编香阁艳史》、《新编宿世良缘》、《巫山奇遇》、《绘图四淫齐》等。海外特别是日韩书目中未见到的：《幻情缘》、《利奇缘》等。国内书目中未见到的：《禹会涂山记》、《采女传》、《采石战记》、《骖鸾录》、《豹房秘史》、《东楼秽史》、《鸳水仙缘》、《熙朝快史》、《哈密(弥)野史》、《词坛飞艳》、《万年香奇传》等。

三、作品的类型

1.前人的划分

艳情小说的类型划分很复杂。前人多根据性爱描写的审美程度划分，著名的是鲁迅的三分法，即社会意义大的一类；如有狂疾但文学性强的一类；专写性交又没有社会性和美感的属于“末流”。我们上文已有详细引用。其次，影响较大的是近人姚灵犀的分法。他在《思无邪小记》里按照香艳程度将艳情文学分为三等九品，其中多为小说，这是首次对具体艳情文学进行划分：上等三品，为通篇谈香艳，如上上的《杂事秘辛》、《飞燕外传》、《控鹤监秘记》、《汉宫春色》、《河间妇传》，上中的《三山秘记》、《痴婆子传》，上下的《金瓶梅》、《肉蒲团》、《海陵王》、《杏花天》；中等三品，为偶有香艳处，如中上的《红楼梦》、《绿野仙踪》、《游仙窟》，中中的《品花宝鉴》、《野叟曝言》、《帘外桃花记》，中下的《倭袍记》、《如意奇缘》、《玉蜻蜓》、《凤双飞谈词》；下等三品，皆香艳说部，如下上的《绣榻野史》、《株林野史》、《灯草和尚》、《桃花庵》，下中的《隔帘花影》、《香闺秘记》、《桃花记》、《如意君传》，下下的《牡丹奇缘》、《闺中秘史》、《情海缘》、《花下缘》。其余如《新台秘史》、《玉娇李》、《摩登伽》、《恋情人》、《龙阳逸史》、《媚史》、《催晓梦》、《绣谷春容》、《丰韵情书》、《燕居笔记》、《浪史》、《闲情别传》、《僧尼孽海》、《灯月缘》、《巫山艳史》、《觉世梧桐影》等未入品。

2.我们的划分

艳情小说可以按照不同角度进行不同的划分。按照内容性质划分为婚恋内容的小说；狭邪内容的小说；淫行内容的小说，包括通奸、奸污、偷情；变态内容的小说，包括同性恋、性虐待等。按故事模式划分为艳遇模式的小说；才子佳人模式的小说；淫乱模式的小说；个人性史传记性质模式的小说；游戏性质的小说。按主题划分为性享乐主题的小说；性惩罚主题的小说；寄托孤愤主题的小说。按题材来源划分为历史演义性质的小说；现实生活类型的小说；材料改编类型的小说；续书类型的小说；拼凑、抄袭、剽窃类型的小说。按篇幅划分为长篇艳情小说；中篇艳情小说；短篇艳情小说。按照语体划分为文言艳情小说；拟话本艳情小说；章回艳情小说。

按照文化价值、文学价值划分，大致有三类。第一类是艳情之中包含着大量的或者一定的市井风情和人情世态，有色情的描写，也有对社会现实黑暗的暴露，通过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有情有节的故事，揭示了封建社会世态万象与官场的腐败。这类小说的最终结局大抵是淫乱导致家破人亡，如《金瓶梅》。第二类是写封建社会青年男女对性的渴望，他们的越轨正是追求自由个性的体现，在当时具有明显的反传统、反封建礼教的意义，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第三类完全是性行为、性心理小说，写易妻而淫，乱伦群交，乃至龙阳、同性恋，并且多带着惩戒的尾巴。这类小说社会价值不高，庸俗倾向很明显。但是，有些作品对研究性的社会问题、研究男女性心理、研究性风俗性文化，有一定价值。此外，这类艳情小说有些故事有情有节，对话十分精彩，人物的个性也很鲜明，性描写更是立体的，其中一些绘声绘色的对话与心理状态描摹，具有一定的文学技巧。但是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社会效果极其恶劣。

第二章 艳情小说的源头——先秦至汉魏时期的性哲学与艳情文学

性爱活动是人类的重要活动之一，也是文学应该反映的主要对象之一。先秦的诸子散文、哲学著作中关于男女性别文化的思想、观念，给古代艳情小说的形成提供了一些哲学思考，也给我们今天的研究者提供了把握中国古代男女性别文化的一些基本观点。先秦和秦汉时期出现了不少艳情诗歌、艳情辞赋，在史书的传记里面也出现了一些艳情故事，它们都具有我国古代艳情小说的某些审美特征和叙述特征。我们把它们看作是我国古代艳情小说产生的源头。本章重点从中国古代性哲学和先秦、秦汉时期艳情文学的审美倾向、描写类型、表现手法、语言特点等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节 中国古代的性哲学

我国古代哲学是先民对自然界、对自我、对自然界与自我关系的系统综合的认识成果。古代哲学以为，自然界、社会、人自身与自然界相互关联的某些事物或现象既对立又统一的双方都可以用“阴”和“阳”两个方面来概括，阴和阳即含有对立统一的内涵。它们既可以代表两个相互对立的事物或势力，如男与女、天与地、日与月、冷与暖，又可以代表同一事物内部所存在的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如内与外、上与下。在对待两性关系上，古人认为男属阳、女属阴，人们通过性行为导致阴阳的结合，从而产生新的生命。而生命对于生产力低下的先民是多么的重要!农耕、战事、徭役、氏族部落国家的力量，都与性、生育繁殖紧密联系在一起。由此，形成了中国古代的性哲学。这些哲学思想、文化观念既包含在原始宗教的性崇拜里，也包含在中国文化的原典——先秦诸子的重要著作里。

一、原始宗教的性崇拜

原始宗教是原始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以反映和解决人和自然、人的精神和肉体的矛盾为主要内容的初期宗教。它以神物崇拜和巫术控制为主要特征，神物崇拜包括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图腾崇拜、鬼神崇拜、祖先崇拜、性力崇拜等，巫术控制包括禳除、祈祷、禁忌、祭祀、咒语等。(见图5)

在母系氏族社会，生活、生存条件极为艰苦，人的生命极其脆弱。先民首先注意的是山川、江河、风雨雷电等自然界，创造了许许多多的神灵世界；其次注意的是人类的朋友，即各种动物；然后就是人的自身，如梦境、生死、快乐与痛苦、血液、生育繁衍，特别是与生殖、器官、性交快乐等神秘性有关的问题。初民从男女生殖器的接触中获得了平时难以得到的极大的愉快，看到了母体中孕育婴儿、由女阴分娩生产而使种族繁衍的神秘，便产生了女性生殖器崇拜。“以原始性崇拜和分散、偶然的初级宗教为代表，人类对性的认识与管理还带有质朴、朦胧和听天由命的基本性质。”各种宗教中，人类始祖虽是神创，他们的后代却仍是性交的产物。先民还创造了大量的神话、仙话、佛教讲话等宗教故事，试图解释和解决性爱欲望和生存欲望，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图5　古代岩画上面的性崇拜

随着农耕时代的到来，男子在生产中的重要地位日渐突出，母系氏族社会被父系氏族社会所取代。这推动了男性生殖器崇拜，性交崇拜和生殖崇拜有了新的发展。这样，生殖崇拜就变成了对男性和女性双方面的崇拜了。于是，人们开始把其他事物也归于性，用阴阳两性指称万物，如天公地母、雷公电婆、太阳太阴、上天下地、南阳北阴，形成了原始的性崇拜。

原始性崇拜包括感天而孕、孕体禁忌、生殖器崇拜、生殖神等内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类表现于人们的庆典祭祀活动中。先民的这些庆典活动，遗存在典籍、岩画、传说中，也能在一些少数民族的生活文化里找到一些活化石。在中国内蒙古、青海、新疆、四川等多处岩画中发现的古代性舞蹈形象，以及史料中记载的“桑林之舞”、“万舞”等，都属原始性崇拜遗风。(见图6)《古今图书集成·乐律典》载，传说汤时大旱七年不雨，汤乘素车白马，着布衣，身婴白茅，以自身为牺牲，祷于桑林之野，而天降甘霖，获大丰收。桑林即商的神社，因此作《桑林》之乐，名《大濩》。我们从《诗经》有关篇章里也能够想象出当时的一些情景。据民族民俗学调查，这种现象一直残存于少数民族乃至汉族某些生活现实中。燕国的祭祖、齐国的祭社、宋国的桑林和楚国的云梦，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宗教盛会。

原始崇拜中的庆典祭祀活动，是文学艺术产生的基础。弗雷泽在《金枝》中将原始巫术的思维模式概括为两种形态，一种是相似律，即同类相生或结果相似于原因；一种是接触律或触染律，即凡接触过的事物在脱离接触后仍继续发生作用。后来派生出很多的模仿巫术、接触巫术、交感巫术、狩猎巫术、丰产巫术等概念。人们觉得，神灵也和人类一样，需要人们尊敬，需要衣食住行，需要爱情和性满足。所以，在这些活动中，人们改变了平时的装束，打扮得妖娆多姿，用衣服的艳丽、姿态的撩人、肉体的直裎，用美女、美酒、丰富的三牲，用超常的诱惑的话语、歌声，去接近神灵、讨好神灵、巴结神灵、娱乐神灵。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叫神灵赐福、保佑风调雨顺，万事如意。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的文学艺术形式在它的原始阶段，本来都是具有一定功利性的，后来在创作中才有了其他的一些功能，如娱乐功能、教化功能、载道功能、怡情功能等。由此也可得出另一个结论，即原始文艺起源于原始巫术，现在的戏剧、音乐、舞蹈、诗文，都可以追溯到原始崇拜这个源头。

原始鬼神崇拜、灵魂崇拜形成了许多奇异的风俗。例如对逝者的殉葬制度、冥婚风俗，就是对死者的性安慰。还有大量的人鬼相恋的故事，满足了人们对鬼神世界特别是鬼女的好奇，也成了后来落魄文人的性安慰，以及社会整合需要的道德意义上的性惩罚。

一类是表现在专门的性繁殖的祈祷仪式里。如祈祷种族子孙后代繁荣昌盛。(见图7)中国许多地方，如西安半坡仰韶文化、内蒙古境内3000多年前的岩画和出土的彩陶有模拟女阴、男根，描绘男女交媾、求育舞蹈等有浓厚性崇拜色彩的文化遗迹，都含有这些专门的祈祷活动的文化信息。后来，人们把生产与生育联系起来，祈愿五谷丰登的时候，也模拟性交与人类繁衍，盼望播种、发芽、生根、开花、结果。

图6　野合图(汉画像石二幅)

这种风俗甚至一直遗传到今天。在笔者的家乡沂蒙山区，一到春夏下雨的天气，农人们便说是睡觉的天气。在民间，“睡觉”就是性交的代名词。并且说，家家都要关起门来睡觉，其祈祷、巫术的含义不言而喻。

一类是转化为早期的民间传说，即神话。上古神话主要包括三皇五帝开天辟地创造人类的神话、英雄神话，如羿神话、西王母神话、女娲神话、夸父神话、伏羲神话、嫦娥神话、帝俊神话、黄帝神话等。后来的一些志怪小说、神仙列传里也都有一些。许多神话里的人物，成为中国古代人们心目中的人类祖始、生育之神、快乐之神。

其中后羿故事和嫦娥故事，涉及婚姻问题。羿向西王母请求不死药，得到药物，带回家中。嫦娥趁羿不在，把不死药偷吃了，不觉身子轻飘飘地飞离地面，奔向月宫。嫦娥到月宫化为蟾蜍，成为月神。月老为媒妁之职，本专门替嫦娥看守后门，让嫦娥与吴刚私会。《山海经》中有常羲，可能是嫦娥的原型。她是东方大神帝俊的众多妻子之一。帝俊赠送宝弓给大羿，派他整顿下界诸国，因大羿劳苦功高，帝俊就把自己的妃子嫦娥送给了羿。他长年在外奔波，嫦娥长期独守空房，有了出走的念头。嫦娥的迷乱与困惑的感觉，是后世艳情小说里许多偷情女子的共同特点。

西王母简称王母，又称金母、金母元君，俗称王母娘娘。西王母为女仙之宗，居昆仑之间，有城千里，玉楼十二，九层元室，紫翠丹房，左带瑶池，右环翠山。当时中原大地为最大的部落华夏部落所拥有，而东方、东南方的蚩尤部落西进。蚩尤变化多端，呼风唤雨，吹烟喷雾，黄帝节节败退。西王母即遣九天玄女授黄帝三宫五意、阴阳之略以及太乙遁甲六壬步斗之术、阴符之机、灵宝五符五胜之文下界帮助黄帝。黄帝凭借着九天玄女的帮助，战胜了由风雨雷电之神帮助的蚩尤。

图7　云南剑川石钟山石窟阿央白

这些神话传说，成了后来人神相遇的源头。这些人神相遇的故事也是世间男子遇到了神仙姐姐，不过这些神仙姐姐不是教男子如何作战，而是传授男子如何通过性交养生。这又是我国古代房事养生的源头。例如，《汉武帝内传》在铺张描写蟠桃宴会后，西王母就向汉武帝传授房事养生，教汉武帝不要恣情淫欲，要保养精气。这就与道教、房中术联系起来了。西王母后来在民间也演绎为生育之神，所祀在泰山，故多有香客为生育而拜求。这种思想甚至直接影响到了《红楼梦》。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就是梦中的仙女警幻仙姑的妹妹化作秦可卿的形象教给贾宝玉如何性交、领略男女情事的。

女娲是创世女神，传说她抟土造人，炼五色石修补苍天，替人类建立了婚姻制度，让青年男女互相婚配。《帝王世纪》说女娲氏，风姓，承伏羲制度，始作笙簧，谐音“生”，故又是生育之神。唐代李冗《独异志》卷三载：“昔宇宙初开时，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又自羞耻。兄即与其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遣我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烟即合。其妹即来就兄。”女娲还是人类始祖伏羲的妹妹，但是她竟然与他的哥哥结婚了，这反映了人类兄妹婚的婚姻历程，也是乱伦的最早故事。

《山海经·南山经》有九尾狐的记载：“又东三百里，曰青丘之山，其阳多玉，其阴多青雘。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儿，能食人，食者不蛊。”汉赵晔《吴越春秋》载：“越之前君无余者，夏禹之末封也。禹父鲧者，帝颛顼之后。鲧娶于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壮未孳。嬉于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为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胁而产高密。”“禹三十未娶，行到涂山，恐时之暮，失其度制，乃辞云：‘吾娶也，必有应矣。’乃有白狐九尾造于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证也。涂山之歌曰：绥绥白狐，九尾痝痝。我家嘉夷，来宾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际，于兹则行。明矣哉!’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取辛壬癸甲，禹行。十月，女娇生子启。”这个故事，为最早的关于狐化为女子与人结婚的记载。其后关于狐狸的传说，为《妖狐艳史》、《昭阳趣史》等艳情小说有关淫狐的描写提供了文化基础。

鲁迅《古小说钩沉》辑《玄中记》：“姑获鸟夜飞昼藏，盖鬼神类。衣毛为飞鸟，脱毛为女人。一名天帝少女，一名夜行游女……一名隐飞。鸟无子，喜取人子养之，以为子。今时小儿之衣不欲夜露者，为此物爱以血点其衣为志，即取小儿也。故世人名为鬼鸟，荆州为多。昔豫章男子，见田中有六七女人……匍匐往，先得其一女所解毛衣，取藏之，即往就诸鸟，诸鸟各去就毛衣，衣之飞去。一鸟独不得去，男子取以为妇。生三女。其母后使女问父，知衣在积稻下，得之，衣而飞去。后以衣迎三女，三女儿得衣亦飞去。今谓之鬼车。”这是最早的关于仙女下凡的传说故事。仙女下凡之后，穿着毛衣是鸟，脱下毛衣是女子。她在与豫章男子结婚生女后，回到天上，后来又把三个女儿都接走了。《搜神记》卷十四载：“豫章新豫县男子，见田中有六七女，皆衣毛衣，不知是鸟。匍匐往，得一女所解毛衣，取藏之，即往就诸鸟。诸鸟各飞云，一鸟独不得去，男子取以为妇。生三女。其母后使女问父，知衣在积稻下，得之，衣而飞去。后复以迎三女，女亦得飞去。”《水经注·江水》载：“阳新县地多女鸟。《玄中记》曰，阳新男子，于水次得之，遂与共居，生二女，悉衣羽而去。豫章间养儿，不露其衣，言是鸟多落尘于儿衣中，则令儿病。故亦谓之夜飞游女矣。”这都是天女、仙女下凡与人间男子相配的神话。

《山海经》已经载有媚药的传说：“又东二百里曰姑媱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为瑶草，其叶胥成，其华黄，其实如菟丘，服之媚于人。”这可能是最早的关于媚药的记载。《太平御览》卷三九九引《襄阳耆旧记》进一步肯定和发挥：“我帝之季女也，名曰瑶姬，未行而亡，封巫山之台，精魂依草，为茎芝，媚而服焉，则与梦期，所谓巫山之女、高唐之姬。”直接诞生了巫山神话。草或灵芝这类植物是一种能激起性欲、导致幻觉和梦交的迷幻草。以此为饰或是服食，都能产生与妙龄少女性交的幻觉。

《山海经·海内经》还有关于专门的古代性爱女神——素女的记载：“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盖天地之中，素女所出也。”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名胜》谓：“(青城)山有玉女洞，亦曰素女。”《说郛》(120卷本)辑宋虞汝明《古琴疏》云：“素女播都广之琴，温风冬飘，素雪夏零，鸾鸟自鸣，凤鸟自舞，灵寿自花。”《山海经·西山经》谓：“太华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广十里，鸟兽莫居。”郭璞注：“仞，八尺也。上有明星，玉女持玉浆，得上服之，即成仙道，险僻不通。”这个素女是黄帝的侍女，是道教之神，是性爱女神。她和黄帝讨论性爱的对话，奠定了我国古代房中术的基本理论。其后在张衡《同声赋》里，在其他艳情小说里，素女都是采战的传授者。

一类转化为民间的神人巫女、娼妓职业。龟甲文“巫”是个象形字，为女子在神幄中两手捧玉以事神的形象。汉王逸《楚辞·离骚》注：“巫咸，古神巫也。当殷中宗之世。”《说文解字》说，巫，祝也。祭主赞词者叫作祝，女能以舞降神者叫作巫。据历史史料记载，殷人崇尚巫，《白虎通论》说：“殷教以敬，故先祭器。”“敬形于祭，故失也鬼。”《礼记·表记》说：“殷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尚书·伊训》也说：“汤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色货，恒于游畋，时谓淫风……唯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由此可见，当时巫娼风尚兴盛，巫多为女性，《墨子·非乐》载，士大夫沉迷其中，汤制官刑以警告百僚不要酣歌恒舞、耽于色货。这大概就是中国古代早期的娼妓了——既对神灵进行舞蹈的诱惑，又满足官员声色的需求。巫娼制度在西方文明中也是存在过的，即祭礼卖淫、宗教卖淫——在寺院殿堂里，巫女为了娱乐神灵而跳起模拟性交的舞蹈或者与男性演员一起性交，甚至应参拜者的要求而提供肉体服务。在旧时，祈雨必须女巫来作，以与属于阴性的雨天互相感应。董仲舒的《请雨法》记载，在求雨的过程中女巫必须与男性交合，直到天上下雨为止。既然帝王就是天子，于是还有一类女巫，干脆离开庙堂进入了宫廷，成为宫妓，专门满足于人间帝王的性快乐、性享乐，由娱神变成了娱人。《史记·殷本纪》就说：“纣好酒淫乐，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大聚戏于沙丘。”

此外，就是合独与野合风俗。由于原始宗教的影响，形成了生育崇拜、生殖器官崇拜、性交崇拜等一系列社会风俗。原始社会时期生产力低下，种族繁衍与劳动力、社会发展、氏族部落扩张、战争成为相互影响的关键因素，故统治阶级提倡生育，并且专门设立了“合独”制度。《周礼》记载：“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持无故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者而会之。”规定每年的阳春三月，为祭祀社稷的日子，没有性伴侣的年轻男女自由交往择偶，“奔淫不禁”。《诗经·溱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个案：

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艹间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汙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溱与洧，浏其清矣。士与女，殷其盈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汙且乐。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勺药。

说的是郑国三月上巳之辰，青年男女在新郑的溱、洧水旁采兰以此沐浴、泽头、佩身，以除不祥。在这个集会上，青年男女相互认识赠芍药定情。定情接下来的故事，便是野合。我们发现，在一些原始岩画上多有野合的内容描绘，如新疆呼图壁县岩画、广西左江岩画。

男女杂游，不媒不聘，随意相属，这种宽松的环境，产生了无数个浪漫的艳情故事，形成了特有的性风俗。《史记·滑稽列传》中就记载着齐国祭祀社稷神州闾之会的情景：男女杂坐，行酒稽留，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坠珥，后有遗簪，日暮酒阑，堂上秉烛，罗褥襟解，微闻芗泽。香艳场面荡人心魄。《史记·孔子世家》还说“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这些都成了当时的岩画、陶器图案、诗歌以及后来的汉画像石、砖、民间玉石雕刻、年画等文学艺术反映的对象。如《诗经》、汉魏晋南北朝乐府诗歌、明清民间小调，都有不少反映了这些风俗及其变异的艳情诗歌。

原始性宗教还造成了许多性禁忌。如对女体、女子月事等的禁忌。这些禁忌为后来术士邪教采炼红铅、邪魔艳情小说描写性交能力给以启示。还有一些所谓的“致爱术”，在《九歌》里变成了折麻祈爱之爱情魔咒，在艳情小说里变成了媚术，什么飞燕有内视之术多次性交都紧暖如处女，什么敦煌文书里的毛发指甲烧灰服用取媚，什么娼妓留客厌术，什么狐媚，什么媚药，什么守宫，花样百出。

二、文化原典的阴阳之道

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生产有了极大的发展。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新的社会阶层的产生，社会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期。这个时期思想活跃，百家争鸣。对于性爱观念，各个学术流派均源于《周易》中的阴阳哲学思想，认为性行为是符合天地阴阳变化规律的大事，体现了共同的阴阳天命观。所以我们能从《周易》中找出“一阴一阳之谓道”、“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等论述。从《老子》中找出“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等论述。这些论述构成了中国古代基本性观念。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则大致可以分为无欲论、节欲论和纵欲论三类——老庄学派持无欲论，儒家持节欲论，道家杨朱学派持纵欲论。

1.诸家的阴阳之道

(1)《周易》。《周易》是华夏文明的源头活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集大成者。其中的《易经》属于原典性文化，它以阴阳为纲纪阐释了自然变化之理。主要的思想就是阴阳和谐之道。“一阴一阳之谓道”，“道”就是本质，就是规律。这是《周易》的基本观点。《周易》乾坤两卦，除象征天地、父母外，也是象征男女两性器官的符号。《周易》认为男女性事是天地阴阳的交会，能给万物以生机。《周易》说：“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就是说，性是生物界的普遍现象，是一切生物繁衍的基础。有了性，自然界才有了朝气勃勃的生机。故《易·系辞下》说：“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乾天也，故称父，坤地也，故称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易经·序卦传》也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措。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

(2)《论语》。孔子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主要奠基者之一。(见图8)孔子并不认为好色不对，《礼记》记载了他说的话：“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对于《诗经》里面的性爱诗篇，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对于首篇《关雎》，他认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孔子是把性爱放在婚姻、传宗接代的角度来认识的，所以他称赞追求婚姻爱情、夫妻恩爱的《关雎》。

但是，孔子对于好色是持反对意见的：“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南子是卫灵公的夫人，很受卫灵公宠爱，把持卫国的朝政，名声不好。鲁定公十五年(前495)，孔子第二次到卫国去，很想在卫国有所作为，不得已便见了南子。对此子路很不高兴，认为孔子不应屈身去见南子，孔子便发了誓。《史记》中记载，孔子到了卫国，南子差人来说：“凡是想跟我家大王搞好关系的，一定要见我；而我呢，恰恰想见见你。”孔子不得已，就去了。见面的过程也很简单，就隔着帘子拜了两下，南子“环珮之声璆然”。后来南子跟卫灵公出门，带着太监坐一辆车子，让孔子坐在后面一辆车上。孔子极为不忿，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便离开了卫国。也就是说，孔子并不是慕名去见艳帜高扬的南子，一睹南子的风采，而是出于政治的考虑。在《论语·季氏》中，孔子直接说明自己对待性欲的观点：“君子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告劝青年人不可放纵色欲。

图8　孔子像

(3)《孟子》。孟子对待性欲的观点，是诸多儒家学说最开明、最“以人为本”的观点。首先，孟子肯定人的性欲，未必非要父母之命：

万章问曰：“诗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是以不告也。”万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则吾既得闻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则不得妻也。”

尧将自己的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舜，舜欣然接受，不告而娶，即背着父母与娥皇和女英结了婚。孟子对此极为赞成，一个原因是“为无后也”，另一个原因是“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认为男女相合是天经地义的事。孟子同意告子“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的观点，并不责备齐宣王的“好勇”、“好货”、“好色”等缺点：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对曰：“昔者大王好色，爱厥妃。诗云：‘古公亶甫，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关键是能不能治理国家：能不能做到整个国家内无嫁不出去的老处女，外无娶不上妻子的单身汉，能不能让百姓们也得到性满足。其次，在男女交往与礼教之间，孟子还提出来要善于权变的处理方法：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4)《荀子》。荀子是诸子中儒家思想集大成者，他的儒家思想融合了很多时代的因素和其他学术流派的先进性理念。在对待性欲问题上，荀子认为，人有欲念，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因此他反对“止欲”、“寡欲”。更可贵的是，荀子以为，王公贵族需要很好的享受，需要满足欲望，而老百姓也同样需要欲望和享受；让王公贵族满足欲望，而要老百姓去掉欲望，这是不合情理的。

(5)《老子》。老子将男女交合当作万物之源，当作万事之由，当作和谐之本，从而把男女交合上升到了“道”的范畴和高度，提出了这样的观点：“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也。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天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性欲、对于男女性欲的特征、对于性与社会的稳定，都有到位的认识。老子的“玄牝”，也成为后来女人阴户的借代。(见图9)

图9　老子《道德经》插图

老子还被推为中国养生学的祖师。他认为，婴儿之所以拳头紧握，是因为无欲；小儿阴茎勃起，是因为精力充盈，人应该节欲：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

(6)《庄子》。庄子推崇道发自然，他以为在性欲问题上，同样也应该崇尚自然：“说明邪，是淫于色也；说聪邪，是淫于声也；说仁邪，是乱于德也；说义邪，是悖于理也；说礼邪，是相于技也；说乐邪，是相于淫也；说圣邪，是相于艺也；说知邪，是相于疵也。天下将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猿猵狙以为雌，麋与鹿交，鳅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故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故贵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托天下；爱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寄天下。”对于人类的性爱，就像对待立身安命、对待动物昆虫那样，顺其自然；因为他们本身都有很强的适应和调节的能力，相信他们自己都会调节好的，没有必要刻意规范。所以，庄子妻死，则箕踞鼓盆而歌。

但是，《庄子·逍遥游》却给我们第一次展现了神女的形象：“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吹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这说明道家追求的，不再是现实生活中的性快乐，而是长生不老、御龙飞升的崇高境界。所以，道家倡导养生，将性交也纳入到养生的重要范围。道家多为房中术或者性医学专家，《黄帝内经》、《黄帝三王养阳方》、《彭祖养性经》、《容成阴道》、《务成子阴道》、《汤盘庚阴道》、《尧舜阴道》、《十问》、《合阴阳》、《玉房秘诀》、《玄女经》、《素女方》、《素女秘道经》、《饮食色欲箴序》、《色欲箴》、《房中补益论》、《遵生八笺》等等，这些关于房中术或者房事养生的著作，都出于道家之手。在这些著述里，反复渲染的就是怎样利用女色、性交养生，怎样讲究前戏使女子性欲勃发，怎样讲究性行为技巧控制射精以达到守精还脑。这些观念对中国古代的性文化影响尤大，对于古代艳情小说的性行为结局、具体性行为描写影响尤大。

(7)《吕氏春秋》。在诸子著述中，《吕氏春秋》被称为杂家，可见其吸收、融合的能力。在对待性欲问题上，《吕氏春秋》的观点也最接近今天的性科学、性医学的观点。《吕氏春秋·情欲篇》指出：“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欲有情，情有节，坚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故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贵贱愚智贤不肖欲之若一。”“耳不可赡，目不可厌，口不可满。”“耳不乐声，目不乐色，口不甘味，与死无择。”阐述性欲当节制，过之则伤人的道理。这是剥离成仙功利目的而避免使性欲走向歪门邪道，顺从人的性欲天性，而又倡导适度的真正科学、医学意义上的性养生、性保健。

(8)医学原典。《黄帝内经》主要内容是《十问》和《灵枢》。刘达临《中国古代性文化》对此进行了精到的归纳和概括：《十问》强调滋阴壮阳、食补助阴、房事有则、巩固精关、气功导引、补益精气、通调气血、益寿延年，主张性事时宜安神定志、徐缓虚静。《合阴阳》中总结了性事与气功导引结合及房事动作姿态的某些仿生学论述和性生理体验。《天下至道谈》中叙述了男女性生理、性心理和性养生的具体原则及措施。《养生方》及《杂疗方》中述及性医学如阳痿诊治，对男女性器官的补益养护及若干有关胎教、优生的经验等。《素女经》贵在探讨了性欲的一些关键问题，并给以科学的解释。如对待“长不接”的禁欲思想，素女以为不可：“天地有开合，阴阳有施化，人法阴阳，随四时。今欲长不接，神气不宣布，阴阳闭隔，何以自补，练气数行，去故纳新以自助也。玉茎不动则劈死其舍，所以常行以当导引也。”要求人们按照天地阴阳的法则，随四时的变化而调节自己的生理需求；禁欲是违反阴阳变化和人的正常生理需求的，是要生病的。《素问》贵在探讨如何保持旺盛的性欲，避免性能力早早衰退。认为饮食无常、劳逸不均、生活无规律，特别是性交过度，甚至以醉酒助阳来纵欲，是人的性欲早衰的重要因素：“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

2.《礼记》的规范

儒教把生殖崇拜纳入到伦理和礼教中去认识，体现了君权神授、以德配天的思想。到了汉代，封建礼教已经把男女交往纳入重要的礼仪规范范畴，从而对男、女都提出了一些相当严格的规范化要求。

著名的规范就是《礼记》。一是对祭祀等聚会有了严格的行为规范：

凡行容惕惕，庙中齐齐，朝廷济济翔翔。君子之容舒达，见所尊者齐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静，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色容庄，坐如尸，燕居告温温。凡祭，容貌颜色如见所祭祀者。丧容累累，色容颠颠，视容瞿瞿梅梅，言容茧茧，戎容暨暨，言容讠各讠各，色容厉肃，视容清明，立容辨卑，毋讠阎，头颈必中，山立，时行，盛气颠实扬休。(《玉藻》)

二是对男女之间的交际，包括婚姻、夫妻生活等有了严格的行为规范。《礼记》要求女子“非礼毋视，非礼毋听”；“事夫之道，有君臣之严，有父子之敬，有兄弟之道，有朋友之义，惟寝席之交而后有夫妇之情”，即“床上夫妻，床下君子”。平时交往，“男女不杂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栉，不亲授。嫂叔不通问，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于阃，内言不出于阃”，“道路男子由右，妇人由左”。并把性与婚姻纳入了礼的范畴加以规范：

女子许嫁，缨；非有大故，不入其门。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弗与同器而食。父子不同席。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故日月以告君，斋戒以告鬼神，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以厚其别也。

取妻不取同姓；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寡妇之子，非有见焉，弗与为友。

贺取妻者，曰：“某子使某闻子有客，使某羞。”

贫者不以货财为礼，老者不以筋力为礼。

名子者不以国，不以日月，不以隐疾，不以山川。

男女异长。男子二十，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女子许嫁，笄而字。

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

尽管它也强调“天地合而后万物兴焉”，但是，这个“合”，必须在婚姻范围内：“夫昏礼，万世之始也。”婚姻内的男女之间，从此再也不能平等：“取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也。币必诚，辞无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妇德也。壹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男子亲迎，男先于女，刚柔之义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义一也。执挚以相见，敬章别也。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礼作然后万物安。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婿亲御授绥，亲之也。亲之也者，亲之也。敬而亲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门而先，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也。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

“礼，始于谨夫妇。”于是，它对于夫妻之间的交际也有明确的规定：“男不言内，女不言外。非祭非丧，不相授器。其相授，则女受以篚，其无篚则皆坐奠之而后取之。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寝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内，不啸不指，夜行以烛，无烛则止。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夜行以烛，无烛则止。”

三、道教养生与变异

道教是一个庞大丰富的哲学、宗教、文化体系。在性文化观念方面，道教是把生殖崇拜纳入到长生不老术中去认识的。修炼之道主要是性修炼的内丹和采阴补阳的外丹。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仙话。如人仙相恋的风月故事，成仙悟道的故事，降妖的故事，猿猴抢婚的怪异故事。并且形成和丰富了许多淫乱形象，如狐狸形象、五通形象、妖道形象。

1.道教养生与神仙方

长生不死、羽化登仙是道教修炼的最高境界。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们发明了许多的养生术。东汉到魏晋南北朝开始，就有多人多部著作研究讨论养生问题，如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张陵的《老子注》，葛洪的《抱朴子内篇》，南岳夫人魏华存传《黄庭经》，陶弘景的《养性延命录》，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摄养枕中方》，司马承祯的《坐忘论》，崔希范的《入药镜》，未著编纂人的《修真十书》，张伯端的《悟真篇》，陈虚白的《规中指南》，丘处机的《大丹直指》，孙不二的《孙不二元君法语》，俞琰的《周易参同契发挥》，张三丰内炼著作《全集》，陆西星的《方壶外史》等。这些道家著作的主要思想和方法被称为“神仙方”，主要思想有三：一是守一，身心安静以求长生，有存思、吐纳、胎息、导引等方法，属于内丹修炼，即人体比作炉鼎，以人的精、气、神作为对象，以求精、气、神在体内凝聚成丹；二是服食，服用食物、药物求长生成仙，主要有草木药和金石药，由此形成了炼丹术，即炼服外丹，就是用炉鼎烧炼铅、汞等矿石，炼制不死丹药，以求长生；三是房中，指男女性生活的节制和谐，采阴补阳，还精补脑，以求长生。

2.房中术

房中术是我国古代对性问题的研究与实践的一门学问、技巧。中国古代的房中术就是中国古代的性学、性医学，是我国古代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书·艺文志》中载房中八家，有《容成阴道》、《务成子阴道》、《尧舜阴道》、《汤盘庚阴道》、《黄帝三王养阳方》等；《隋书·经籍志》载11部计34卷，有《彭祖养生经》、《素女秘道经》、《素女经》、《玄女经》、《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千金翼方》；《旧唐书·经籍志》中载有房中术《房秘录诀》8卷，《新唐书·艺文志》中载房中专著4种。

中国古代的房中术是道教文化的产物。房中术在道教修炼里也叫双修，即阴阳双修之功。据说双修起源于彭祖。彭祖曾做尧、商、周史臣，年七百余，善房中导引及恬静养性之术。(见图10)《神仙传·彭祖》云：“天地得交接之道，故无终竟之限；人失交接之道，故有伤残之期，能避众伤之事，得阴阳之术，则不死之道也。”他的一些思想和养生方法后来被传统性医学改造、嫁接，形成了主要包含有关性的常识、性技巧、性功能障碍治疗与受孕等方面的房中术。《汉书·艺文志》将其归入医学范畴，属当时医学的四个分支(医经、经方、房中、神仙)之一。两汉隋唐时期道家方士盛行，许多著名的人物，如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又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医家，他们一起推动我国古代房中术研究走向了高潮。

第一，房中术以为，欲不可堵。葛洪《抱扑子·绎滞》说：“人复不可都绝阴阳，阴阳不交，则坐致壅於之病，故幽闭怨旷，多病而不寿也。”“唯有得其节宣之和，可以不损。”强调男女阴阳交合不能人为地压抑，根本的方法是要遵守一定的法度，如果这种需要与欲望受到压抑，那么就会发生疾病，甚至使寿命缩短。

图10　《性命圭旨》插图

第二，房中术以为，欲不可纵。在性医学那里，彭祖又成了“欲不可纵”的倡导者了。《养性延命录·御女损益篇》载：“彭祖曰：上士别床，中士异被，眼药百裹(过)，不如独卧。”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微旨》对纵欲有精辟之见，指出“若纵情恣欲，不能节萱，则伐年命”。

第三，房中术最讲究的是性养生，讲究性交合的方法，讲究通过性交达到强身健体的作用。《抱朴子·内篇》曰：“房中之法十余家，或以补救伤损，或以攻治重病，或以采阴补阳，或以增寿，其大要在于还精补脑之事耳。”“夫阴阳之术，高可以治小疾，次可以免虚耗而已。”

房中术的诞生，是我国古代一妻多妾制的产物。它认为，男女交合是人之大欲，其乐无穷，不可遏止；但是，人的精力、生命也在快乐中不断消耗，尤其是对于男子来说，“二八佳人体似酥”，纵欲容易亡身。怎样既能享受性的快乐，又不损害生命力，甚至通过性交增强生命力呢？房中术以此为重任，要解决这个矛盾，以便使男人享乐、养生两不误。具体方法是：一是讲究交合方法，交合之前要前戏、按摩、导引；交合之时呼吸吞纳，意守丹田；将要射精时缩鼻吸气扣齿，还精补脑，使人长生。二是注意房中节欲。三是施行房事禁忌。后来，就追求多交不泄，或者采阴补阳。以为男子精液里含有一种真阳，消耗尽了，男子就会油枯灯灭。但是，泄与不泄又是一对矛盾。泄则消耗真元，不泄则没有性的快感。于是，他们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只动不泄；多多益善。孙思邈《千金要方》说：“黄帝御女一千二百而登仙，而俗人以一女伐命，知与不知，岂不远矣。其知道者，御女苦不多耳。”又说：“数数易女则得益多”，“若御九十三女而自固者，年万岁矣”。这是从女人身上补充真元采阴补阳进行的性榨取。这是一种荒谬的观念，这种观念以为交合女子越多越好，女子的年龄越小越好；也可直接服用女子或者童女的阴液、月经、精髓，甚至出现了用银管伸入童女阴道里吸取阴精的荒唐事；讲究养龟之术，能够伸缩自如，吸收杯酒再放出；千方百计延长交合时间，用指法、意念控制射精。由此还产生了采战，将女子看成是敌人，性交为御敌。炼丹派就以好女子为鼎器，以男子、女子阴精为药物，以情欲为火，以性交技术为火候，以真阴真阳结合物为金丹。

道教与房中术给我国古代艳情小说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和绮丽迷幻的性爱主题与题材。例如下凡、悟道成仙、遇仙、化蝶、春梦、降妖等的主题和故事就来源于道教“证道不妄”。魏晋一些志怪小说，多是道教的产物。其中有多篇是写人与女仙的艳遇的。其他如成仙主题，也来源于道教和房中术。

道教与房中术还给我国古代艳情小说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性爱描写角度、描写词语、描写内容。有很多炼丹术语被直接用于艳情描写，有很多诗句被直接挪用于性交合的表述。这在明清小说中尤为突出。我们在以后相关的章节中专门有分析。

四、佛教思想及其俗化

佛教是异域文化，但是，由于在中国有着广泛的基础，已经深深扎根并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中去了。佛教在提倡禁欲的同时，也衍生出很多有关性问题的思想观念。如牺牲色相普度众生，要过色欲的考验；藏密的双修、演揲儿、欢喜佛；某些僧尼在生活中受世俗影响而成为淫僧淫尼，有的向民众、信徒出售僧尼种子方；还有一些高僧经受不住性诱惑等等。

1.佛教的禁欲思想

禁欲是佛教教徒生活中一种十分普遍而且重要的现象，它不允许男子接触女子并进行性交。佛教是我国历史上引进的第一大宗教，大概从东汉末年(也有说西汉的)开始进入我国，南北朝、隋唐达到鼎盛。佛教教义、思想认为诸行无常，人生极苦；即使今世大富大贵，也难免生老病死之苦。因此，它否定现世，放弃现世的一切享乐，到来世的“极乐净土”，享受“涅槃之乐”。这种思想观念适应历经战乱、民不聊生的中国古代社会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另外，它对于人生的欲望采取的是克制的态度，特别是对人的性本能、性生理更是严格地予以禁制，规定其弟子最好抛妻别子，出家修行，修习禅定，禁绝性方面的生理欲望、心理欲望。

但是，在有些经文中，又隐含着性交的内容，甚至有一些赤裸裸的性交字眼。例如，佛教经文中的“金刚杵”是指男根，“莲华”、“莲花”指女阴。《佛说秘密相经》说“同一体性自身金刚杵，住于莲华上而作敬爱事”，分明指性交。并且很多经书表明，性交是十分快乐的，“作是法时得妙快，乐无灭无尽”；性交也是十分神圣的，“汝今当知彼金刚杵在莲华上者，为欲利乐广大饶益，施作诸佛最胜事业”；性交的作用是十分重大的，它能“调伏一切众生，由此出一切贤圣，成就一切殊胜事业”。怎样对待这表面看来矛盾的现象呢？我们以为，这些佛教经书的性欲描写，是用色相的快乐来说明作为血肉之躯的人万事皆空的佛理的；或者是以此来劝说世人不要沉溺于现世的欢乐。为了宣扬宗教思想，他们编纂了许多俗讲、宝卷，多用色欲来破解人们心中的色界，这叫“色即空”。

从人的生理需求和人类繁衍生息方面说，禁欲主义是违反人性的。人的欲望，是推动社会发展变化的内在动力，禁止人的欲望，势必抹杀了人的创造性。性生活是延续人类进行人的生产的唯一途径，也是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方式，禁制人的自然情欲，把人对现实幸福的追求视为道德上的恶，把人的注意中心从人引向神，从现实社会引向虚无缥缈的来世，是愚弄人民的一种做法。其结果必然是社会停滞、落后、僵化，人类消亡。只有使人性恢复、回归到人的身上，民族才能朝气蓬勃，社会才能文明富裕，人民才能安居乐业。所以，历代的先进思想无不以肯定人欲、张扬人性作为旗帜，反对佛教、礼教、理学的禁欲思想。

2.佛教俗化及其影响

佛教对民间的影响是很大的，从全国各地林立的庙宇，我们明显地感觉到，尽管懂得佛教原教义的人不多，但是，佛教已经被庸俗化、中国本土化，改造为善恶的判官和主宰，成了中国民众普遍认可的精神、道德力量。它对汉民族神灵信仰观念、饮食、服饰、丧葬、生育、时令年节、民间文艺、民间秘密教等社团组织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文学作品的思想影响特别是通俗文学作品的影响也是如此。从“三言”、“二拍”到《欢喜冤家》、《金瓶梅》、《肉蒲团》、《姑妄言》，基调都是宣扬因果报应的，神佛往往扮演惩恶扬善的裁决者，成了民间的正义之神。

佛教给予艳情小说的影响很大。一些作品如《五戒禅师私红莲记》、《佛印师四调琴娘》、《明月和尚度柳翠》、《简帖和尚》、《风流和尚》、《巫梦缘》、《僧尼孽海》等等，都是直接以佛教徒的生活为题材的，《金瓶梅》等一些艳情世情小说也对佛教思想观念或者其世俗化有充分的反映。例如关于红莲的故事——《清平山堂话本》中的《五戒禅师私红莲记》；冯梦龙编辑了话本《明月和尚度柳翠》，到了万历刻本《轮回转世》中，又成了《法僧投胎》，投胎为路氏女，轻薄如桃花，被丈夫杀死，沉尸水中。甚至还形成了民间歌舞表演，在明代《西湖游览志》和《帝京景物略》等书中还有跳大头和尚的记载。清代《百戏竹枝词》中也有记载：“大头和尚即明月僧度柳翠事，人带(戴)大面具扮演之。”清人还有元宵儿童跳月明和尚驮柳翠的记载。而在《燕居笔记》里，红莲已经改为金莲了。至聪禅师破戒后，写了一首诗：“有道山僧号至聪，十年不下祝融峰；腰间所积菩提水，泻向红莲一叶中。”后世传改为“可怜数点菩提水，倾入红莲两瓣中”，成为经典艳语。这样一来，就由佛教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禅悟，转入到宋明以后民间俗化的果报。

图11　地狱情景(明代年画)

佛教世俗化对明清艳情小说的影响，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方面：佛教的变相、轮回、报应为艳情小说提供了一些创作主题；(见图11)佛教徒的生活、特别是僧尼偷情故事、禁欲纵欲故事，给艳情小说提供了一些故事模式。佛教徒世俗化，承担了生育担保和法事超度的任务，与民众有了密切的交往。而佛教徒没有净身，都是精力旺盛的男女，在与社会的交往和他们自身的交往中，性欲问题就显得特别令世人关注，这自然成为艳情小说关注的一个特殊群体。其中某些教徒的风流韵事尤其引人注目。具体分析可以参见第五章的有关内容。

第二节 先秦文学中的艳情描写

先秦文学指秦朝以前的文学，它是我国古代文学诗歌、辞赋发展比较突出的一个时期。在其代表作品《诗经》、《楚辞》的一些篇目里，出现了占相当份量的艳情描写。这些艳情描写对于后世艳情小说的出现、发展、成熟，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是艳情小说的源头之一。

一、《诗经》里面的艳情诗歌

在《诗经·国风》中，收有许多感情真挚的情歌和男欢女爱的篇章，这些篇章就像多姿多彩的画卷，展现了上古先民情爱生活的全景。《国风》情爱诗的内容十分丰富，有描写女子求偶的，有写男女相会场面的，有写相思之苦的，有写迎娶合房的，有写夫妻生活的，也有写离异的。可以说，凡情爱所及的问题，在《国风》中均有描述，基本反映出那个时代的两性关系和人们对待性的态度。总的来说，《诗经》里人们的性关系比较自然坦诚、纯洁朴实，人们对性问题也比较宽容、健康。

1.《诗经》“淫诗”与“无邪”之辩

《诗经》曾为孔门施教兴德之用。在《论语·泰伯》中，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兴于诗”，言修身必先学诗。孔子对《诗经》有过经典评价：“《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说过：“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显示了传统儒学对性爱的基本态度以及对《诗经》性爱作品的基本评价。

而到了宋代，朱熹解读《国风》的一个基本观点，则是以《风》为淫。《朱子语类》中说，思无邪，乃是要读诗者思无邪也，读三百篇诗，善为可法，恶为可戒，故使人思无邪也。若以为作诗者思无邪，则《桑中》、《溱洧》之诗，果无邪也？他写的《诗集传》把《诗经》里的爱情诗，统统斥责为淫奔之诗。在朱熹眼里，男女交际，或相约于桑阴下，或相送于淇水边，或相逢于陂塘上，或相挑于居室内，或相语于坊巷间，或相期于城墙角，都是淫奔。他的三传弟子王柏撰《诗疑》2卷，竟然以为在《诗经》中当杂有汉儒所窜入的32篇淫诗，干脆删削。今天看来，这些诗歌确实是多为艳情诗篇：《野有死麕》、《静女》、《桑中》、《氓》、《有狐》、《大车》、《丘中有麻》、《将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车》、《山有扶苏》、《箨兮》、《狡童》、《褰裳》、《丰》、《东门之土单》、《风雨》、《子衿》、《野有蔓草》、《溱洧》、《晨风》、《东方之日》、《绸缪》、《葛生》、《东门之池》、《东门之杨》、《防有鹊巢》、《月出》、《株林》、《泽陂》等。无疑，这是站在宋代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立场上，从《诗经》所反映的内容上去看待《诗经》的。显示了宋元以来新儒学对待性爱以及《诗经》等性爱文学作品的态度。

何谓淫？《诗·周南·关雎序》说：“淫者，过也，过其度量谓之为淫。”何谓奔？《史记志疑》云：“古婚礼颇重，一礼未备，即谓之奔，谓之野合。”可见，“淫奔”就是野合。孔颖达疏为“谓男女不待以礼配合”。也就是说，在古代成为风尚的“野合”、“奔者不禁”，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历程中，到了宋代，成了有违礼教的不文明、不道德的行为，成为违法的行为。

宋明理学对待性爱的这些观点，引起了了清代以降、特别是新民主革命思想者的极大反感。毛奇龄撰《白鹭洲主客说诗》一卷，谓《郑风》无淫诗：“云夫先王陈诗以观民风，本美刺兼举以为法戒，既他事有刺，何为独不刺淫？必以为《郑风》语语皆淫，固非事理；必以为《郑风》篇篇皆不淫，亦岂事理哉？且人心之所趋向，形于咏歌，不必实有其人其事。六朝《子夜》诸曲诸歌，唐人《香奁》诸集，岂果淫者自述其丑？亦岂果实见其男女会合，代写其状？不过人心佚荡，相率摹拟形容，视为佳话，而读者因知为衰世之音。”这主要是从《诗经》等民歌的编纂主旨上进行评价的。

我们以为，《国风》描写的性爱风俗、爱情、婚姻生活自然、清新，活泼、健康。《诗经》是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我国古代一切文学发展的源头，都来自《诗经》。至于所谓的淫与否，那是因为不同时代的评价与审美标准所致。如果站在孔子的时代，野合是一种风俗，无所谓淫；社会发展，人类文明也在进步，到了宋朝，新理学作为时代文化的产物，自然觉得应该体现宋代社会、政治的意识形态和风尚，所以朱熹把《诗经》中涉及性内容的二十几首作品斥为“淫奔者之辞”。而对于《郑风》，他更是极端不满，认为郑人的诗歌竟有女人引诱男人之作，毫无羞耻之心。

2.《诗经》的艳情诗篇

由于《诗经》很多作品来自民间，其性情、情爱最为真诚，表达也最为坦诚。除了爱情描写之外，不少赤裸裸的性爱描写，并隐喻性爱的表达方式，影响了后世的性爱描写。

(1)《诗经》涉及性爱的各个方面的内容，几乎涵盖了性爱的、性关系的所有领域。我们从《关雎》可以看出，为了婚姻的性爱是正常、合理的，是“思无邪”：“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五伦之中，感情最深密的无过于夫妇。新婚是男女生活幸福的起点，所以古人看作终身大事；夫妇的结合，又是种族繁衍的基础，所以女性是被男人敬重的。

有不少歌都是爱情的颂歌。如《摽有梅》：“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其实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顷筐墍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

有热恋中的少女戏谑她的情人的描写，如《褰裳》：“子惠思我，褰裴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根据郭沫若和李敖等的解释，“且”指的是男阴，那么，这就是女孩子在生气时说的粗俗话下流话。《侯人》中的女孩子更坦荡，说只有管迎宾送客的小武官“三百赤芾”，“季女斯饥”，谁也不如心中的小战士，他可以给她以极大的性爱的满足。

《诗经》里有许多篇章还写女子大胆追求欣赏男子的。如《大车》：“大车槛槛，毳衣如菼。岂不尔思？畏子不敢。大车啍啍，毳衣如。岂不尔思？畏子不奔。谷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皦日。”女子要求男子勇敢地追求她，和她私奔，甚至指日为誓。(见图12)

还有许多诗歌写女子情怀的。如《草虫》写女子思念情人。少女情怀，是满心的期待与温婉：“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夷。”《山有扶苏》写在性爱活动中女子打情骂俏，风情万种，男子可以尽情享受柔情蜜意：“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山有乔松，隰有游龙。不见子充，乃见狡童。”

《诗经》中很多诗篇写了青年男女们的私会。有的是翻墙入户私会，如《将仲子》描写女子怕家人说闲话而对情郎的嗔怪，请求二哥哥：“将仲子兮，无踰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将仲子兮，无踰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将仲子兮，无踰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有的是野合，如《召南·野有死麕》描写男女幽会的兴奋和紧张。年青的猎手猎获一只鹿，博得了女孩子的倾慕。女孩子接受了青年的求爱，但警告他要规矩些，别莽撞，别动她的头饰，别让狗叫，以免被人发现，表现了女孩子的羞涩和细心：“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吠。”有时候在《桑中》私合：“爰采唐矣，沫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图12　《诗经》写意一(大雅楼画宝)

有的写新婚之夜的融洽与快乐。如《绸缪》：“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绸缪束刍，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见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绸缪束楚，三星在户。今夕何夕，见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鸡鸣》写蜜月的如胶似漆：“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会且归矣，无庶予子憎。”《女曰鸡鸣》写婚姻中的夫妻性爱非常融洽，很有风韵：“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见图13)《东方之日》写白天夫妻之间的趣事：“东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东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闼兮。在我闼兮，履我发(即茇)兮。”

更多的是写妻子想念服徭役的丈夫，情不可耐。如《汝坟》，妻子站在河岸上，如饥似渴地想念远役的丈夫：“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未见君子，惄如调饥。遵彼汝坟，伐其条肄；既见君子，不我遐弃。鲂鱼赪尾，王室如燬；虽则如燬，父母孔迩。”《采葛》叙述别后相思，更是一往情深：“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图13　《诗经》写意二(《大雅楼画宝》)

《诗经》里也写了婚姻悲剧。《卫风·氓》写一个姑娘轻信了一个男人的求爱，婚后被抛弃。她回忆往事，警告女子不要沉溺于男女的快乐，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否则就摆脱不了男人的诱惑和被无情抛弃的命运：“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食”的意思，显然具有性含义。

(2)《诗经》对统治阶级的荒淫行径进行了讽劝。将宫廷秽事用于文学创作题材的，最早是《诗经》。《株林》就叙述了陈灵公与夏子南之母有私：“胡为乎株林？从夏南兮！匪适株林，从夏南兮！驾我乘马，说于株野。乘我乘驹，朝食于株。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还有对文姜与齐襄王兄妹乱伦的指责，如《南山》讽齐襄公与妹文姜通奸，受到丈夫责备，文姜就向奸夫兼兄长齐襄公告状，结果齐襄公竟派人将桓公谋杀；《敝笱》刺卫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为之娶于齐，而美，公取之，生寿及塑”之事，用敝笱——破鱼网，喻文姜：“敝笱在梁，其鱼鲂鳏。齐子归止，其从如云。敝笱在梁，其鱼鲂鱼与。齐子归止，其从如雨。敝笱在梁，其鱼唯唯。齐子归止，其从如水。”其他还有《墙有茨》、《新台》，均为同类题材。

(3)《诗经》为以后的文学作品中对性爱的表达方式提供了范式。《诗经》大量运用了比、兴手法写性爱内容，为我国文学作品性爱描写提供了艺术表现手段。按照闻一多先生的考证，“食”是性爱的隐语，那么，《丘中有麻》就描写了一次野合：“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将其来施施。丘中有麦，彼留子国。彼留子国，将其来食。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贻我佩玖。”《狡童》表现的是对性爱得不到满足以后的抱怨：“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硕人》以“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氵岁氵岁，鱼亶鲔发发，葭菼揭揭”的描写，第一次用鱼水之欢隐喻男女交合。其他如“舒而脱脱兮”写女子性爱感受，“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的急切之语，都给后世艳情描写提供了范本。

(4)《诗经》中有些诗篇侧重于女性性角色的审美，为我国古代诗歌审美提供了风范。《硕人》写新娘的美丽是后来艳情小说描写的范本：“硕人其颀，衣锦褧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桃夭》祝贺婚姻幸福，将女子比作艳丽的桃花：“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贲艹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5)值得注意的是，《诗经》里面已经有艳遇的题材。《野有蔓草》写的就是艳遇一个美人：“野有蔓草，零露氵专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臧。”

二、《楚辞》里面的人神艳遇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在长期独立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楚国地方文化，在宗教、艺术、风俗、习惯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在《楚辞》里，性与祭祀、宗教紧密相连，使女色、巫女成为精神与神女的形象和化身，开始了人与女神的梦幻般的交流。这为后来道教的人仙结合提供了母题基础。

1.娱神的《九歌》和有所寄寓的《离骚》

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荆楚之地崇尚鬼神，楚国习俗信鬼而好祀。祭祀时男巫和女巫参加，着丽服持香草合着音乐翩跹而舞，“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五音纷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东皇太一》)，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河南信阳楚墓出土的锦瑟乐舞彩绘图残片，上有长袖舞人和巫舞，广袖舒展，两臂欲舞，可见一斑。故楚地民间巫歌、巫风盛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的诗歌体裁——楚辞。楚辞多华丽的篇章，以娱乐神灵、娱乐自己。

《楚辞》中的《九歌》，其前身就是当时楚国各地包括沅、湘一带民间祭神的歌曲，祭坛上女巫装扮诸神，衣服鲜丽，佩饰庄严，和乐而歌舞，即唱傩戏。其技艺，被后人以为是中国古代戏剧的萌芽。近人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曰：“至于浴兰沐芳，华衣若英，衣服之丽也。缓节安歌，竽瑟皓倡，歌舞之盛也。乘风载云之词，生别新知之语，荒淫之意也。是则灵之为职，或偃蹇以象神，或婆娑以乐神，盖后世戏剧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

被屈原重新创作、整理后的《九歌》，按照所祭祀的鬼神命名：《东皇太一》祭祀天神，《云中君》祭祀云神，《湘君》祭祀湘水的男神，《湘夫人》祭祀湘水的女神。《大司命》和《少司命》祭祀主管寿命的男神和女神，《东君》祭祀《太阳神》，《河伯》祭祀男性河神，《山鬼》祭祀女性山神，《国殇》赞颂阵亡烈士，《礼魂》(送神歌舞)祭祀结束。前后共十一段歌舞。其中表现人神之间性爱的内容比较多，也被后人看作是亵慢的诗歌。一是用女性的美去取悦神灵。如《东皇太一》写祭祀的女巫用华美的服饰诱惑神灵；《云中君》写女巫要沐浴兰汤，换上华丽的衣服以供神享；《少司命》、《山鬼》这些掌管生育、自然的女巫，只穿荷衣蕙带，几乎裸体去拜见神灵。(见图14)《东君》中的女巫则用婉转的歌声和挑逗的舞姿去迷惑神灵。二是用恋爱巫术控制神灵。《湘夫人》描写她得到了情人的爱情，非常满足，就把自己的亵衣抛入水中，这与《株林野史》中夏姬赠送给情人内衣，是相同的文化含义。《大司命》中的神灵已经年迈，女巫便用折疏麻的勾魂术，并施以咒语，使其就范。在娱神的时候借以发泄性欲的目的，也非常明显。

屈原描写女巫的句子，也成为后代艳情描写风情万种、缠绵悱恻的范本：“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皓倡。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年轻漂亮的巫女们洗得干干净净，身上喷着诱人的香水，再穿上漂亮的衣服。很快云神就出现在空中，满面红光。“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

图14　山鬼(范增画)

屈原在自己独立创作的《离骚》中，也写了大量的神人相见、对话、交流的场面。从第七段开始，《离骚》写诗人带人以风为车以龙为马驾着五彩祥云，上天下地去寻找他所爱慕的“美人”。飘风率领着云霓来欢迎他，把他们一行迎到天上。但是守门人不肯开门，连天国里也无“美女”可求。于是天明后渡过白水，登上阆风山，去东方青帝宫，在宫门前折了几束琼枝插在兰佩上，趁着琼枝的瑶花还没凋零，去寻找下界的“美女”。他请云师丰隆驾着云彩送他去伏羲氏的女儿宓妃的住处，把身上的佩饰解下来，请蹇修去说媒。谁知那宓妃不同意。诗人觉得宓妃缺乏教养，清早在洧盘洗发，晚上在穷石过夜，虽然长得很漂亮却十分傲慢，一天到晚在外面游荡。诗人觉得她不是自己的理想女人，便放弃了对她的追求。来到下界，在瑶台上看见了简狄。他请鸩鸟去说媒，鸩鸟觉得自己不能胜任；斑鸠自告奋勇，诗人又嫌它轻佻放荡；想自己去求婚，又觉得不妥。趁他犹豫的时候，高辛氏把简狄娶走了。诗人只得又踏上寻找仙女的征途。他听说有虞国君有两个漂亮的女儿，就匆匆赶到，却没有找到好媒人无功而返。诗人向女巫问卦，女巫劝他离开楚国去寻找知音；他向巫咸去请教，巫咸却要他留在楚国，鼓励他只要保持着这样优秀的品质，总有一天会遇到理想的“美人”，何必请人去说媒呢？

在这里，诗人对美女的追求是那么的执著：“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纟襄以结言兮，吾令蹇修以为理。”——我叫云师丰隆驾着云彩，为我去寻宓妃的住址所在；我把兰佩解下来拜托了蹇修，请代表我去向她求爱。作者以此表现自己庄严的人生、崇高的志向、美好的品格。这种对美人的描绘与追求的艺术处理，合乎楚国文学的风范，为文学作品中人追求神的爱恋提供了思路。

在楚辞文化里，巫是人神之间的使者，表现的都是女巫诱惑男神的场面。她要靠自己性的魅力去和神接触，使神灵得到满足，以获得神灵的保佑。有关专家分析，更早时期的云南沧源岩画中，有双手向上举、五指叉开的半蹲或裸体的男像，下露男根，头插羽毛。这些文学艺术的表述，成为我国文学中神人相遇的滥觞。两汉以来，随着道教的传扬、修仙活动的兴起，人神恋爱的故事开始盛行，在文学作品中有大量的反映。

2.《高唐赋》、《神女赋》的艳情描写

宋玉是楚国的著名辞赋家，他写的《高唐赋》、《神女赋》对后来的艳情小说影响很大。《文选》注引《襄阳耆旧传》：“赤帝女曰瑶姬，梦见与神遇，自称是巫山之女，王因幸之。遂为置观于巫山之南，号为朝云。后至襄王时复游高唐。”其前小序说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望高观其上独有云气，崪兮直上，忽兮改容，须臾之间，变化无穷。宋玉说这是朝云：“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旦朝视之，如言。故为立庙，号曰朝云。”于是楚王命其以赋记之。《高唐赋》先追述楚怀王梦遇巫山神女的情景，然后描写高唐景物，最后指出楚襄王不应游高唐，应该集中精力延揽人才好好治理国家。《高唐赋》中，女子主动追求性爱：“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这女子即巫山神女，可以算作是以后艳情小说里荡妇自荐的先声。并且她就是一个性爱之神：“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

《神女赋》则写襄王梦遇神女的故事，用了很大篇幅描写神女的美貌、情态。可以说，《神女赋》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详尽描写神女形象的作品。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浦，使玉赋高唐之事，其夜王寝，果梦与神女遇。其状甚丽，王异之，明日以白玉：“茂矣美矣，诸好备矣。盛矣丽矣，难测究矣。上古既无，世所未见。瑰姿玮态，不可胜赞。其始来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进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须臾之间，美貌横生。晔兮如华，温乎如莹。五色并驰，不可殚形。详而视之，夺人目精。其盛饰也，则罗纨绮缋盛文章，极服妙采照万方。振绣衣，被袿裳，秾不短，纤不长，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若游龙乘云翔。嫷被服，脱薄装，沐兰泽，含若芳，性和适，宜侍旁，顺序卑，调心肠。”可谓美色娱目悦心。其情态更是宛若游龙，光彩照人，使人魂不守舍：

夫何神女之姣丽兮，含阴阳之渥饰。被华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奋翼。其象无双，其美无极。毛嫱障袂，不足程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近之既妖，远之有望。骨法多奇，应君之相。视之盈目，孰者克尚。私心独悦，乐之无量。交希恩疏，不可尽畅。他人莫睹，王览其状。其状峨峨，何可极言。貌丰盈以庄姝兮，苞温润之玉颜。眸子炯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观。眉联娟以蛾扬兮，朱唇的其若丹。素质干之实兮，志解泰而体闲。既姽婳于幽静兮，又婆娑于人间。宜高殿以广意兮，翼放纵而绰宽。动雾以徐步兮，拂墀声之珊珊。望余帷而延视兮，若流波之将澜。奋长袖以正衽兮，立踯躅而不安。澹清静其愔嫕兮，性沉详而不烦。时容与以微动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而既远兮，若将来而复旋。褰余帱而请御兮，愿尽心之惓惓。怀贞亮之洁清兮，卒与我乎相难。陈嘉辞而云对兮，吐芬芳其若兰。精交接以来往兮，心凯康以乐欢。神独亨而未结兮，魂茕茕以无端。含然诺其不分兮，喟扬音而哀叹。并页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于是摇佩饰，鸣玉鸾，整衣服，敛容颜。顾女师，命太傅，欢情未接，将辞而去。迁延引身，不可亲附。似逝未行，中若相首，目略微眄，精彩相授。志态横出，不可胜记。意离未绝，神心布覆。礼不遑讫，辞不及究。愿假须臾，神女称遽。回肠伤气，颠倒失据。黯然而瞑，忽不知处。情独私怀，谁者可语。惆怅垂涕，求之至曙。

《高唐赋》、《神女赋》的人神恋，到魏晋以后尤其是唐代逐渐世俗化，多是沉醉于情欲，靠神女传授性爱养生，或者靠神女的引导而飞升成仙。并且神女选择的性爱对象也由帝王变成了求道者、书生、商人，已没有神女的高贵和凛然不可侵犯的感觉了。

《高唐》、《神女》二赋使云雨变幻的巫山融入了绚烂艳丽的性爱文化意蕴。楚王神女的高唐艳遇，成为文人士子创作艳情诗词的素材，为抒写人间的艳情提供了便利。巫山神女的明丽艳冶为后来传奇中的神女仙子定下了“美而艳”的基调；巫山神女亡魂所化的身份、主动奔放的性格，为后来传奇小说中的仙姝提供了范例。可以说，它们是艳情小说艳遇式结构模式的源头。“巫山云雨”的典故，也一直作为艳情小说的经典词语在使用。

第三节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艳情文学

秦汉时期是我国传统文化大整合的时期。适应新的社会形态的文化体系在逐步建立，意识形态主流文化在逐步形成。自西汉起，董仲舒提倡“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建立了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基础。它要求每个人在从事任何事情的时候都应服从于“礼”的规范，而不能有所逾越，性也毋庸置疑应该在合乎“礼”的范畴内进行，不得超越社会伦理。这种观点主张人们应该节制性欲，反对那种宣扬个性自我的性行为，尤其是针对女性，倡导女子的娴静，抑制女子的性欲。

但是，诸多文学作品里，仍然体现了较为宽松和自然的性爱表述环境。其中乐府诗歌、传记文学里的意境和描写内容对后来的艳情小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遗留的一些古老的性风俗通过文艺形式也有所反映。如《子夜歌》描写两情相悦的亲昵姿态，表现出情欲的纯情美和诗意美：“宿夕不梳头，丝发披两肩。婉转郎膝上，何处不可怜。”皇帝的艳事，特别是汉成帝与赵飞燕的故事以及皇帝与娈童的关系，则通过史书与一些逸事传闻，在民间流传着。在赋篇里，刘大杰《中国文学史》将司马相如《美人赋》喻为“中国第一篇色情文学”，指其“用最细密的描写，大胆的态度，以及清丽洁白的文句，去表现一个色情狂的女子”。主要指里面有一段完整的性爱描写，描写了女子脱去内衣后裸体、交合的情景：“……于是寝具既设，服玩珍奇，金钅匝熏香，黼帐低垂。裀褥重陈，角枕横施。女乃弛其上服，表其亵衣。皓体呈露，弱骨丰肌。时来亲臣，柔滑如脂。”女子姿态柔情蜜意，荡人心魄。

在性文化发展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这也渗透到一些文学作品中，如房中术的泛滥。张衡《同声歌》就写到了房中术，以女性第一人称口吻，描述与一个男子的洞房花烛之夜的性经历和性感受。

另外，新的文学品类随着佛教等外来文化的引进，也出现了。如宫廷诗。齐梁时代，南朝君臣偏安江左，醉生梦死，耽于酒色，把诗歌引上了宣扬色情、发泄荒淫庸俗情趣的邪路，成为主要描写女人衣着、枕衾和挑逗情欲的工具。如简文帝萧纲的《咏内人昼眠》一诗：“北窗聊就枕，南檐日未斜。攀钩落绮障，插捩举琵琶。梦笑开妖靥，眠鬟压落花。簟文生玉腕，香汗浸红纱。夫婿恒相伴，莫误是妾家。”最近几年，有学者提出了齐梁宫廷诗与佛教的关系，以为是以世相说佛理。这样的话，它就成了“以淫报淫”、“女色惑人”创作主旨的首倡者，与艳情小说的惩戒主题发生了极其密切的联系。专门证道的志怪小说也出现了神人交合的艳情故事。

一、乐府诗里面的艳情诗歌

南朝时期乐府民歌中，艳情是最重要的主题之一。而这个主题的参与者，主要是文人。他们所做的工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收集、编辑这些民歌作品，使之得以流传下来。宋郭茂倩所编辑的《乐府诗集》，将民间所采来的情歌放到《相和歌》、《清商曲》以及《杂曲》三大类里，包括汉代的情歌和魏晋南北朝的情歌。这些民间情歌正如《诗经》那样，既有甜蜜的爱情颂歌，也有封建礼教下突显出来的悲剧心态，在性爱内容、性爱语言表达上很有特色。如《江南》，表面看来是江南采莲劳动的歌曲，但是由于采用了隐喻和双关，表达的是男女相嬉戏的艳情场面：“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其他的江南乐府民歌，特别是吴声歌曲和西曲，动辄解衣宽带、相拥相抱、同眠共枕，大量的偷情、春风一度、贪欢不舍的故事和情景，大都用隐喻双关的手法表现出来，将艳情表达得曼丽婉曲、清俊乖巧，令人浮想联翩、魂魄摇荡：

妖冶颜荡骀，景色复多媚。温风入南牖，织妇怀春意。

朝登凉台上，夕宿兰池里。乘风采芙蓉，夜夜得莲子。

罗裳迮红袖，玉钗明月珰。冶游步春露，艳觅同心郎。

情知三夏热，今日偏独甚。香巾拂玉席，共郎登楼寝。

开窗秋月光，灭烛解罗裳。含笑帷幌里，举体兰蕙香。

春林花多媚，春鸟意多哀。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

宿昔不梳头，丝发被两肩。婉转郎膝上，何处不可怜。

高堂不作壁，招取四面风。吹欢罗裳开，动侬含笑容。

反覆华簟上，屏帐了不施。郎君未可前，等我整容仪。

开春初无欢，秋冬更增凄。共戏炎暑月，还觉两情谐。

暑盛静无风，夏云薄暮起。携手密叶下，浮瓜沉硃李。

青荷盖渌水，芙蓉葩红鲜。郎见欲采我，我心欲怀莲。

四周芙蓉池，硃堂敝无壁。珍簟镂玉床，缱绻任怀适。

凉秋开窗寝，斜月垂光照。中宵无人语，罗幌有双笑。

(以上为《子夜四时歌》)

千叶红芙蓉，照灼绿水边。余花任郎摘，慎末罢侬莲。

打杀长鸣鸡，弹去乌臼鸟。愿得连冥不复曙，一年都一晓。

娇笑来向侬，一抱不能已。湖燥芙蓉萎，莲汝藕欲死。

(以上为《读曲歌》)

碧玉扌寿衣砧，七宝金莲杵。高举徐徐下，轻扌寿只为汝。

青荷盖绿水，芙蓉披红鲜。下有并根藕，上生并头莲。

一夕就郎宿，通夜语不息。黄蘖万里路，道苦真无极。

欢欲见怜时，移湖安屋里。芙蓉绕床生，眠卧抱莲子。

(以上为《西曲》)

碧玉破瓜时，相为情颠倒。感郎不羞郎，回身就郎抱。

(《碧玉歌》)

绿揽迮题锦，双裙今复开。已许腰中带，谁共解罗衣？

恃爱如欲进，含羞未肯前。朱口发艳歌，玉指弄娇弦。

擥裙未结带，约眉出前窗。罗裳易飘飏，小开骂春风。

(以上为《子夜歌》)

红罗复斗帐，四角垂朱帘。玉枕龙须席，郎眠何处床？

(《长乐佳》)

其中《华山畿》竟然写到了女子赠给男子内裤作为信物的风俗，既是先秦史书的继承，又为后来很多艳情小说如《株林野史》等的描写提供了情节和角度。据《古今乐录》，《华山畿》写一个少男在华山畿与一个少女一见钟情，但“男女之大防”使其“悦之无因”，回家后相思成疾。后来，少男之母到华山畿找到了那个女子相告情由，这女子深为感动，将自己的蔽膝交给少男之母，嘱她暗放在该男的寝席之下。这个男子发现后，欣喜若狂，将蔽膝紧抱怀中，吞食而死。送葬的车子经过这女子家门时，驾车的牛不肯前行。女子梳妆打扮好，从门里走出来，口唱悲歌：“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活为谁施？欢若见怜时，棺材为侬开！”棺盖应声而开，女子纵身跳入，殉情而死。无如之何，乃合葬，呼曰神女冢。

其二，统治集团的文人创作了大量的非民歌化的典雅的艳情诗，以陈梁时期的宫廷诗为最。南朝君臣在江左过着醉生梦死、纵情声色的生活，描述了大量美女的肉体和文士与她们的性爱。《梁书·简文帝》就说萧纲“雅好题诗，其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徐摛传》则说“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高祖闻之怒，召摛加让，及见，应对明敏，辞义可观，高祖意释”。其艳情诗以浮艳为风格。

宫廷诗首先表现在对女性的色情描写上。采莲女在梁元帝的笔下，成了汝南王的性享乐对象：“碧玉小家女，来嫁汝南王。莲花乱脸色，荷叶染衣香。因持荐君子，愿袭芙蓉裳。”陈后主则用宫女充当采莲女，谁表现得最娇媚，最叫君王情欲勃发，谁就获得了侍寝的资格：“相催暗中起，妆前日已光。随宜巧注口，薄落点花黄。风住疑衫密，船小畏裾长。波文散动楫，茭花拂度航。抵荷乱翠影，采袖新莲香。归时会被唤，且试入兰房。”里面的女子，必须是卖弄风骚的，含情送意，撩人心扉，其身份也多为娼家女、秦楼妇、当垆女、荡舟妇。如刘绶《敬酬刘长史咏名士悦倾城》：

不信巫山女，不信洛川神。何关别有物，还是倾城人。经共陈王戏，曾与宋家邻。未嫁先名玉，来时本姓秦。粉光犹似面，朱色不胜唇。遥见疑花发，闻香知异春。钗长逐鬟髲，袜小称腰身。夜夜言娇尽，日日态还新。工倾荀奉倩，能迷石季伦。上客徒留目，不见正横陈。(《玉台新咏》卷八)

宫廷诗还把目光盯上了娈童，将他们写得如同妓女那样光艳、旖旎。简文帝《娈童》、吴均《咏少年》、刘孝绰《咏小儿采莲》，都是这样的作品。如刘遵《繁华应令》咏歌娈童周小史：“可怜周小童，微笑摘兰丛。鲜肤胜粉白，腭脸若桃红。挟弹雕陵下，垂钓莲叶东。腕动飘香拂，衣轻任好风。”“剪袖恩虽重，残桃看未终。”昵中带狎，温中有亵。

其次，通篇设喻，以意象描写性爱。如刘孝威《采莲曲》：“金桨木兰船，戏采江南莲。莲香隔浦渡，荷叶满江鲜。房垂易入手，柄曲自临盘。露花时湿钏，风茎乍拂钿。”

宫廷诗大量出现，其原因既有社会生活的，又有外来文化影响的，还有文学自身发展的原因。南朝淫侈之风是其产生的社会基础。魏晋南北朝战争频仍，朝代更换如转马灯，社会风俗得不到整饬，统治阶级享乐思想占主导地位，宫闱裸戏、缠足莲花、宫殿丽妃、贾皇后淫乱通奸、山阴公主广置面首、半老徐娘大养情夫；贵族更是竞侈豪华，石崇美女侑酒，元琛蓄妾三百。女子成为他们淫乐的壮阳药、兴奋剂。这种风尚肯定对民间的性爱观念有影响。

同时，以男欢女爱、床笫之事为时尚的宫廷诗，甚至包括这么多的采莲民歌，与佛教外来文化有密切关系。在禁欲与现实女色享受之间，当时人们采取的是同时兼得的态度；而佛教教义本身就对女子有另外的看法，以为女子是性欲的化身，多喜欢姿态、嫉妒、口舌、贪珍宝，并且在色欲异相的解释、说明里，有很多是对女人情态的描绘。宫廷诗也不排除警世的创作主旨。一些学者只关注“莲”谐音“恋”，而没有看到“莲”也可能是指莲花台，是佛教的象征物。

二、其他文学作品里面的艳情描写

其他的文学形式中也出现了大量的艳情描写篇章，尽管多为寄托，但毕竟是艳情描写。如曹植的《洛神赋》：

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秾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瑰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奇服旷世，骨像应图。披罗衣之璀璨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微幽兰之芳霭兮，步踟蹰于山隅。于是忽焉纵体，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荫桂旗。攘皓腕于神浒兮，采湍濑之玄芝。余情悦其淑美兮，心振荡而不怡。无良媒以接欢兮，托微波而通辞。愿诚素之先达兮，解玉佩以要之。嗟佳人之信修，羌习礼而明诗。抗琼珶以和予兮，指潜渊而为期。执眷眷之款实兮，惧斯灵之我欺。感交甫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于是洛灵感焉，徙倚彷徨，神光离合，乍阴乍阳。竦轻躯以鹤立，若将飞而未翔。践椒涂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超长吟以永慕兮，声哀厉而弥长。尔乃众灵杂遢，命俦啸侣，或戏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从南湘之二妃，携汉滨之游女。叹匏瓜之无匹兮，咏牵牛之独处。扬轻袿之猗靡兮，翳修袖以延伫。休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动无常则，若危若安。进止难期，若往若还。转眄流精，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华容婀娜，令我忘餐。

司马相如的《美人赋》，虽然是用以政治目的的，但也可以看出男女情事对那时人们的影响。(见图15)除了描写东邻之女“玄发丰艳，蛾眉皓齿”等情态外，还写到了女子的性挑逗：“于是寝具既设，服玩珍奇。金姬熏香，黼帐低垂。裀褥重陈，角枕横施。女乃弛其上服，表其亵衣。皓体呈露，弱骨丰肌。时来亲臣，柔滑如脂。”在汉赋中描写性爱内容最为出众也是最为直白的，是东汉蔡邕所作的《协和婚赋》，在描写新婚之夜性爱情景时用了“粉黛弛落，发乱钗脱”之句，惹得钱钟书先生大为不满，以至于在《管锥编》中对《协和婚赋》得出结论：蔡邕实为中国“淫亵文字始作俑者”，“‘钗脱’景象，尤成后世绮艳诗词常套”。

张衡的《同心歌》写新婚女子以素女传授的性知识和性交姿势图作为与丈夫交欢指导的性爱风俗。新娘从中得到了性爱的快乐，表示永远忘不了这一夜：“邂逅承际会，得充君后房，情好新交接，恐慄若探汤。不才勉自竭，贱妾职所当，绸缪主中馈，奉礼助烝尝。思为莞蒻席，在下蔽遥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洒扫清枕席，鞮芬以狄香，重户结金肩，高下华灯光。衣解金粉御，列图陈枕帐。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众夫所希见，天老教轩皇。乐莫斯夜乐，没齿焉可忘！”真可谓“一夜夫妻百日恩”。

图15　《文君当炉》(明万历间金陵富舂堂刊本)

三、史书里面的艳情故事

汉魏是史书与文学没有界限的年代，所以从文学的角度看，我们一直把史书当作“叙事散文”。古代史书有不避忌讳而真实记录的传统。在有关性爱问题的叙述上，也是不避的。《左传·昭公元年》的记载：公元前540年，晋侯生病，一位谋士认为“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尽矣，则相生疾”。即病是由于同姓的四个女子作性伴侣引起的。晋侯问：“女不可近乎？”医生答：“节之。”“女，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医生认为晋侯的病是因房事过频而引起的。《战国策·韩策》写秦国宣太后在外国使臣面前讨论问题时，竟然以自己的性交经历为据：“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这种史笔，在后来人的眼里，无法理解。清人王士祯《池北偶谈》就说：“此等淫亵语，出于妇人之口，入于使者之耳，载于国史之笔，皆大奇！”

其一，史书记载了民众的一些性爱风俗。如《后汉书·鲜卑传》记载：“此春季大会，洗乐水上，饮宴毕，然后婚配。”古代许多的性风俗，在当时、当地可能是正在规范过程中的性风俗，但是，移到明清的人身上写这些事情，就是淫秽之事了。刘达临先生在《中国古代性文化》一书中详细分析了《左传》所实录的性爱关系：有以下淫上的，有夺子妇的，有易内而饮酒的，有彼此通室的，有妻为淫而夫纵之的，有兄弟姊妹相乱的，有要夺人妻而先灭人国的，有因夺人妻而自杀其身的，有君臣同淫一妇的，等等。这些内容到了明清，则成了艳情小说的描写内容。

其二，记载了许多的宫廷奢靡和宫闱淫乱。班固《汉书》卷三十八记载，西汉诸王大都淫乱，烝父姬，通姊妹，攘弟妇。菑川王终古甚至使所爱奴与八子及诸御婢奸，终古或参与被席；或白昼使臝伏，犬马交接，终古亲临观；产子，辄曰：“乱不可知。”使去其子。而成帝宫闱秽乱，也无以复加。他宠爱飞燕、合德姐妹俩，荒淫无度。后成帝体虚，求春药纵欲，阴精喷涌而亡。故有些野史借题发挥，说汉成帝实是死于纵欲的；故今所传有《飞燕外传》为汉伶玄所撰。《史记·吕不韦列传》则载秦始皇之母和吕不韦私通，吕不韦为她找到一个大阴男子，拔去须眉冒充宦者侍候她，并先后使她怀孕两次，生子二人。

另外就是大量的宫女充斥掖庭。范晔《后汉书》云，秦并天下，多自骄大，宫备七国，爵列八品；武元以后，世增淫费，乃至掖庭三千，增及十四。《汉书·外戚传》云，除皇后、夫人、美人、良人外，还有八子、七子、长使、少使；元帝加昭仪之号，凡十四。《后汉书·桓帝邓皇后纪》说皇帝多内幸，博采宫女至五六千人。《后汉书·后纪》载：“汉法常因八月筭人，遣中大夫与掖庭丞及相工，于洛阳乡中阅视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丽合法相者，载还后宫，择视可否，乃用登御。”

汉武帝的风流故事也是史书中关注的一个焦点。南齐人王俭《七志》记载道：“元朔中，上起明光宫，发燕赵美人二千人充之，率皆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年满三十者出嫁之。掖庭总籍，凡诸宫美女万有八千。建章、未央、长安三宫，皆辇道相属。幸使宦者、妇人分属，或以为仆射，大者领四五百，小者领一二百人。常被幸御者，辄住其籍，增其俸，秩比六百石。宫人既多，亟被幸者数年一再遇。挟妇人媚术者甚众。选三百人常从幸郡、囿，载之后车，车上同辇者十六人，充数恒使满，皆自然美丽，不假粉白黛绿。侍尚衣轩者亦如之。尝自言：‘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日无妇人。’”

在封建帝王大肆玩弄女性的同时，他们的妻妾也往往淫乱无比，大肆通奸。这就是“宫闱丑闻”。《晋书》谓惠帝后贾氏名南风，荒淫放恣。洛南有小吏端丽美容止，一日忽逢一老妪，说家有疾病，卜师云宜得城南少年厌之，欲暂相烦，必有重报。于是随去，上车下帷，纳簏箱中，行十余里，过六七门限，开簏箱，忽见楼阙好屋。问此何处，云是天上。即以香汤见浴，好衣美食。将入，见一妇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后有痣。见留数夕，临赠以衣饰甚多。后小吏稍炫其衣饰，众疑是盗窃，小吏具言其遇。闻者多知妇人即贾后也。时他人入者多死，惟此小吏，以后爱之，得全而出。

《汉书》还记述了一些贵族、富豪设钟鼓、备女乐，姬妾成群，互相攀比，纵欲作乐。《后汉书·梁冀传》写梁冀把持朝政、大起第舍、广开园圃，掠取几千女子以淫乐。

魏晋一些杂记，也记载了不少宫廷艳事。刘歆《西京杂记》记载了赵后艳事：“庆安世年十五，为成帝侍郎，善鼓琴，能为双凤离鸾之曲。赵后悦之。白上得出入御内，绝见爱幸。尝着轻丝履招风扇紫绨裘，与后同居处……赵后自以无子，常托以祈祷，别开一室，自左右侍婢以外莫得至者，上亦不得至焉。以车并车载轻薄少年，为女子服入后宫者，日以十数，与之淫通，无时休息。有疲怠者，辄差代之。而卒无子。”

史书里还记载了大量帝王、贵族的娈童现象。《汉书·佞幸传》记载：“高祖时则有籍孺，孝惠时则有闳孺，此二人非有才能，但以婉佞贵幸，与王同卧起。”《汉书·董贤传》记载汉哀帝与董贤断袖的故事。《说苑·杂丛》记载春秋时卫灵公和弥子瑕分桃的故事。娈童仅在汉代就有文帝的邓通、赵谈、北宫伯子；景帝的周仁；昭帝的金赏；武帝的韩嫣、韩说、李延年；宣帝的张彭祖；元帝的弘慕、石显；成帝的张放、淳于长。《晋书·海西公纪》记载：“帝在藩，夙有痿疾。嬖人相龙、计好、朱灵宝等参侍内寝。而二美田氏、孟氏生三男，长欲封树，时人惑之。”《晋书·五行志》云：“海西公不男，使右有相龙与内侍接，生子以为己子。”

帝王淫乱、宫闱艳史，一直是艳情小说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是艳情小说题材的重要来源之一。明郎瑛《七修类稿》中“帝王淫乱”条所概述的事情，多出于前代史书：

人有恣其淫性而不顾五伦，真兽类也，作始者宁容诛耶？书之简编，宁无污耶！然古有书恶人于座右，所以戒将来。予特录出，不特使人人皆知其恶而为万世骂名，亦所以诛恶于既往。父夺子妇——鲁惠公子息姑所定宋女，色美，娶而夺之；楚平王之夺太子芈建所定秦女；唐玄宗夺子寿王瑁妻杨氏为贵妃。父乱子妻——春秋蔡景侯为太子般娶楚女为妻，景侯私通之，般遂弒景侯。子收父妾——晋献公烝父妾齐姜；卫宣公烝父妾夷姜；厥后唐高宗立父妾武则天；隋文帝陈夫人，太子广烝之。兄收弟妇——唐太宗收齐王元吉妻杨氏，生子明。侄收叔母——后晋出帝纳叔母陈氏为妻。又有父收亲女——金熙宗杀其弟胙王，夺其妃，诸王兄弟之女皆淫之，甚者淫及亲女；侄完颜亮弒之自立，亦淫诸女及妹、叔母皆淫之，又杀亲母，恶尤甚焉。弟收兄妻——北齐武成帝收嫂李后。兄淫妹——齐襄公通其妹鲁桓公夫人文姜；后北魏之孝武帝通其妹明月公主；盖自襄公始也。君淫于下——陈灵公淫夏姬，姬之子夏征舒弒之。臣淫于上——嫪毐通秦太后；后审食其之通汉吕后。臣娶君后——元泰定皇帝崩，丞相燕帖木儿娶其后为夫人，其帝家之公主四十人，俱纳为妾。若夫观淫为乐者，自商纣使男女裸体相逐为嬉，其后宋废帝幸华林园，使宫人裸体与左右为乐。

到民国时期，一批作者专门写宫闱艳史，编写了一套宫廷艳史演义，多以史书记载、杂考野史笔记为据。

这些史书、笔记里面的多个故事被明清艳情小说用作题材。如金主亮的荒淫，夏姬的株林淫乱，成帝的暴亡等。并且被作者们将帝王淫靡生活平民化、社会化，创作出了多个一男多女的艳情故事。一些宫廷女子的宫闱之乱，更是艳情小说十分感兴趣的：吕不韦与嫪毐，武则天与怀义，赵飞燕与射鸟者，都成了艳情小说的素材。而淫秽的贾皇后、山阴公主、魏灵太后、梁元帝萧绎的王妃徐昭佩，与艳情小说里的荡妇，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或者说，艳情小说里荡妇的形象，就有她们的影子。

其三，提供了史传这种文学体式。艳情小说有许多直接以史传体裁命题：一是“传”，如《如意君传》、《三妙传》、《痴婆子传》；二是以人物作为小说名称，如《金瓶梅》、《玉娇李》；三是“史”，如“艳史”类《巫山艳史》、《妖狐艳史》，“趣史”类《昭阳趣史》，“野史”类《株林野史》等。

四、《杂事秘辛》

《杂事秘辛》署名汉无名氏，写惠皇帝纳后故事。小说记东汉桓帝要立大将军梁商的女儿梁女莹为皇后，成婚前，桓帝派吴姁女官来到梁府请梁女莹进闺房，脱衣仔细检查身体的各部位的情况。女官检查了梁女莹的双乳，闻嗅其身体气味，查看其肚脐、肩宽、腰围、臀部、大小腿、脚弓、手指、脚趾，可谓最早的婚检。其中对于少女身体性感部位的描写，文字佳丽，描写精细，具有文学作品的感染力和欣赏价值，成为其后艳情小说性器官描写的经典和滥觞：

姁即与超以诏书趋诣商第，第内讙譟。食时，商女女莹从中阁细步到寝，姁与超如诏书周视动止，俱合法相。超留外舍，姁以诏书如莹燕处，屏斥接侍，闭中门合子。时日晷薄辰，穿照蜃窗；光送著莹面上，如朝霞和雪艳射，不能正视。目波澄鲜，眉妩连卷，朱口皓齿，修耳悬鼻，辅靥颐颔，位置均适。姁寻脱莹步摇，伸髻度发，如黝髹可鉴。围手八盘，坠地加半握。已乞缓私小结束，莹面发赪，抵拦。姁告莹曰：“官家重礼，借见朽落，缓此结束，当加鞠翟耳!”莹泣数行下，闭目转面内向。姁为手缓，捧著日光，芳气喷袭，肌理腻洁，拊不留手。规前方后，筑脂刻玉。胸乳菽发，脐容半寸许珠，私处坟起。为展两股，阴沟渥丹，火齐欲吐。此守礼谨严处女也!约略莹体，血足荣肤，肤足饰肉，肉足冒骨。长短合度，自颠至底，长七尺一寸；肩广一尺六寸，臀视肩广减三寸；自肩至指，长各二尺七寸，指去掌四寸，肖十竹萌削也。髀至足长三尺二寸，足长八寸；胫跗丰妍，底平指敛，约缣迫袜，收束微如禁中，久之不得音响。姁令推谢皇帝万年，莹乃徐拜称皇帝万年，若微风振箫，幽鸣可听。不痔不疡，无黑子创陷及口鼻腋私足诸过。臣妾姁女贱愚憨，言不宣心，书不符见，谨秘缄昧死以闻。

《汉杂事秘辛》一卷为杨慎所藏，说为汉人所作：“《汉杂事》一卷，得于安宁州土知州董氏，前有义乌王子充印。盖子充使云南时箧中书也。然御览诸书，亦有汉杂事而略不见收。此特载汉桓帝懿献梁皇后被选及六礼册立事，而吴姁入后燕处审视一段，最为奇艳，但太秽亵耳。不谓冀威赫震人，犹得渎选如此。卷首有‘秘辛’二字不可解，要是卷帙甲乙名目。余尝搜考弓足原始不得，及见‘约缣迫袜，收束微如禁中’语，则缠足后汉已自有之。言脱于口，追驷不及，聊志于此，用塞疏漏之诮。”

从说明中我们看出，杨慎用这个艳情故事，一是说秘辛描写污秽，二是用来考证缠足起于汉代。

由于这个艳情篇章是孤本，没有其他前人的资料记载佐证，后人多以为是杨慎的伪作。明人沈德符就指出，此乃杨慎所伪作。但是，我们以为，从文字风格和描写内容上看，多类汉代辞赋的特点，不排除其真实性。它的体裁，既不是隋唐时代的传奇，又比汉魏的逸事长得多，是作为逸史体裁处理的，也不能与其他几篇托名汉人的艳情宫廷传奇《赵飞燕外传》、《汉武故事》等而视之。

五、志怪小说中的人神艳情

志怪是指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的一个类别，是记神鬼怪异之事的小说。现存完整和不完整的这一时期的志怪小说，大约有40种左右。魏晋时期的《搜神记》、《神仙传》、《拾遗记》，南北朝时期的《搜神后记》、《异苑》、《幽明录》、《齐谐记》、《述异记》、《续齐谐记》、《殷芸小说》等中有一些人神艳遇的艳情篇目，可能是为了道教、修仙乃至对怪异的好奇，但给后来的艳情小说以很大影响。其代表作是《搜神记》。

汉代直到唐宋，志怪多为证神道的不妄、鬼神之有无。小说的概念与明清也有很大的差别，不会有什么性爱的大胆的描写。但是，它作为小说的一些素材和艺术手法，却为后来的小说作家所取法。《搜神记》的“吴王小女”写其与韩重相爱因父亲反对气结而死，她的鬼魂与韩重同居三日，完成了夫妇之礼；刘义庆《幽明录》中的“庞阿”写石氏女爱慕美男子庞阿，身不得随，精魂常于夜间来庞家，最终二人结为夫妇，这是最早的一个离魂故事。“卖胡粉女子”写了一个死而复生的故事，成为拟话本小说素材。《八朝穷怪录》，据《太平广记》现存佚文10条来看，全系南北朝事，有5条叙文士书生艳遇神女仙姝的故事。表现的是文人的浪漫情趣。描写细腻，文词清丽，形象生动，情致浓郁。

《刘阮入天台》、《萧总》、《刘导》、《刘子卿》等诸多志怪专写人仙结合的风情，给后来的艳情小说以很大的影响，艳情小说艳遇的叙事模式就来源于此。唐传奇中人神交合的艳情小说首先以此为基础，蒲松龄《聊斋志异》的人与花妖狐鬼相爱，也是在此基础上获得了极大成功的。这里仅举《搜神记》、《神仙传》的例子稍作分析。

1.《搜神记》

干宝《搜神记原序》说：“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又安敢谓无失实者哉。”“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可见其主旨。但是，里面有许多人神、人鬼、异类性爱的故事，成为后来文言艳情小说、一般艳情小说的故事范本和题材所本。

一是人神恋爱故事。如“园客者，济阴人也。貌美，邑人多欲妻之，客终不娶。尝种五色香草，积数十年，服食其实。忽有五色神蛾，止香草之上，客收而荐之以布，生桑蚕焉。至蚕时，有神女夜至，助客养蚕，亦以香草食蚕。得茧百二十头，大如瓮，每一茧缫六七日乃尽。缫讫，女与客俱仙去，莫知所如。”再如董永妻为主人家织，十日而毕。女出门，谓永曰：“我，天之织女也。缘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偿债耳。”语毕凌空而去，不知所在。

《刘阮入天台》最为典型，影响也最大。(见图16)晋干宝《搜神记》、陶潜《搜神后记》、宋刘义庆《幽明录》、梁吴均《续齐谐记》都记载了这一故事，内容大同小异。故事大意是，东汉永平间，剡人刘晨、阮肇入天台采药，迷路乏食，摘桃充饥，沿溪行，遇二女，姿容绝妙，相邀还家，殷勤款待，结为伉俪。住半年，春鸟悲啼，思归出山。至家无复旧居，已历七世。晋太元八年(383)，刘阮还山，寻仙无着，徘徊惆怅溪头，不知所终。写人仙结合，仙女美丽多情，温柔可爱：

图16　《刘晨阮肇误入桃源》插图

出一大溪，溪边有二女子，姿质妙绝。见二人持杯出，便笑曰：“刘、阮二郎，捉向所失流杯来。”晨、肇既不识之，缘二女便呼其姓，如似有旧，乃相见忻喜。问：“来何晚邪？”因邀还家。

二是妖术、法术招女。如写汉武帝时幸李夫人，夫人卒后思念不已。方士齐人李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施帷帐，明灯烛，而令帝居他帐遥望之。见美女居帐中，如李夫人之状，还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视。帝愈益悲感。再如汉北海营陵有道人，能令人与已死人相见。其同郡人妇死已数年，闻而往见之曰：“愿令我一见亡妇，死不恨矣。”道人曰：“卿可往见之。若闻鼓声，即出，勿留。”乃语其相见之术。俄而得见之；于是与妇言语，悲喜恩情如生。良久，闻鼓声，恨恨不能得住，当出户时，忽掩其衣裾户间，掣绝而去。至后岁余，此人身亡。家葬之，开冢，见妇棺盖下有衣裾。在艳情小说里，则变成了迷奸术。

三是淫乱为异象的观念。如记述惠帝之时，京、洛有人一身而男女二体，亦能两用人道，而性尤好淫。“天下兵乱，由男女气乱，而妖形作也。”

四是异类性爱。如说蜀中西南高山之上马化伺道行妇女有美者辄盗取为家室；其无子者，终身不得还。十年之后，形皆类之。意亦迷惑，不复思归。若有子者，辄抱送还其家，产子，皆如人形。“有不养者，其母辄死；故惧怕之，无敢不养。及长，与人不异。皆以杨为姓。”

关于狐狸的记载，东汉初年的《焦氏易林》中，已经出现了老狐迷惑妇女之事：“老狐屈尾，东西为鬼，病我长女，坐涕诎指，或西或东，大华易诱。”《搜神记》继承了狐狸的女性特征，写后汉建安中王灵孝为狐所惑而出逃，后于空冢中找到一人，形颇像狐，但啼呼“阿紫”。阿紫，狐字也。原来是王灵孝。过了十余日才稍稍了悟：“狐始来时，于屋曲角鸡栖间，作好妇形，自称阿紫，招我。如此非一。忽然便随去，即为妻，暮辄与共还其家。遇狗不觉云。乐无比也。”还引用《名山记》说：“狐者，先古之淫妇也，其名曰阿紫，化而为狐。”故其怪多自称阿紫。到了唐代志怪与传奇中则比比皆是。如《广异记》“上官冀”条，说是“有女子，年可十三四，姿容绝代”，上官冀之子见而悦之，遂成欢狎，自是夜夜常来。后家人密在食物中下毒，此女一啖之后化作老狐。

还有与猪的交合：“晋有一士人姓王，家在吴郡，还至曲阿，日暮，引船上，当大埭，见埭上有一女子，年十七八，便呼之，留宿。至晓，解金铃系其臂，使人随至家，都无女人。因逼猪栏中，见母猪臂有金铃。”与狗的交合：“北平田琰，居母丧，恒处庐向。一暮夜，忽入妇室，密怪之曰：君在毁灭之地，幸可不甘。琰不听而合。后琰暂入，不与妇语。妇怪无言，并以前事责之。琰知鬼魅。临暮，竟未眠，衰服挂庐。须臾，见一白狗，撄庐衔衰服，因变为人，着而入。琰随后逐之，见犬将升妇床，便打杀之，妇羞愧而死。”

当然，与异类交合的篇目，在其他作品里也有很多。我们在这里一并列出。郭璞《玄中记》记载，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或为丈夫与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蛊魅，使人迷惑失智。千岁即与天通，为“天狐”。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狐狸的崇拜，也可以看出当时志怪小说中狐狸的形象。刘义庆《幽明录》中有“淳于矜狸妇”的故事，记述的就是淳于矜与狐狸所化女子结为伉俪，生儿育女。郭璞《玄中记》还记载猿猴与人婚恋生子。《马化》还说如果生子，必须收养，否则就加以灾难。唐代传奇《补江总白猿传》(佚名)虽然是侮辱欧阳询的，但是里面仍然反映了这些崇拜。说欧阳纥妻纤白甚美，讨伐西南，挈之经此，夜里忽若有物惊悟者，即已失妻矣。怪物原来是白猿精。后来杀死它，发现它藏有妇人三十辈，皆绝色，久者至十年，夜就诸床嬲戏，一夕皆周，未尝寐。纥妻周岁生一子，厥状肖焉，聪悟绝人，常留养之，故免于难。陶潜所作《搜神后记》中的《白水素女》，即民间“田螺姑娘”的传说，流传很广。但是，这个故事以及相关变种，只在民间流传，成为美好的传说，而没有演变为文人笔下的艳情小说。这种现象也值得关注。

2.《神仙传》

葛洪撰。所述彭祖事，对艳情小说采阴补阳描写影响很大。叙述彭祖用导引之法，养生效果很好；又有采女亦少得道，年二百七十岁视之年如十五六，而被帝王奉为养生顾问。彭祖以为，“美色淑姿，幽闲娱乐，不致思欲之惑，所以通神也。车服威仪，知足无求，所以一其志也。八音五色，以玩视听，所以导心也。凡此皆以养寿，而不能斟酌之者，反以速患”，“凡远思强记伤人，忧恚悲哀伤人，情乐过差伤人，忿怒不解伤人，汲汲所愿伤人，戚戚所患伤人，寒暖失节伤人，阴阳不交伤人，所伤人者甚众，而独责于房室，不亦惑哉？男女相成，尤天地相生也，所以导养神气，使人不失其和，天地得交接之道，故无终尽之限。人失交接之道，故有残折之期，能避众伤之事，得阴阳之术，则不死之道也。”采女则“具受诸要以教王，王试为之，有验，欲秘之，乃令国中有传彭祖道者，诛之，又欲害彭祖以绝之。彭祖知之，乃去，不知所在”。“王能常行彭祖之道，得寿三百岁。力转丁壮，如五十时。郑女妖淫，王失其道而殂。俗间相传，言彭祖之道杀人者，由于王禁之故也。彭祖去殷时，年七百八十岁，非寿终也。”

第三章 艳情小说的发端——传奇、话本小说中的艳情篇章

唐宋传奇和话本小说中的艳情篇目，是中国古代艳情小说的发端。唐宋的艳情小说篇目，多在传奇一类；其余志怪、杂录里也有。

唐宋传奇是以魏晋南北朝志异小说、民间俗讲说话、史传等为基础而形成的一个新的小说体式，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的成熟。所以鲁迅《中国古代小说史略》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传奇多言情，委婉动人，而描写性欲的作品很少。但是，很多学者以为唐传奇中已经有艳情小说。“洪容斋谓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事情，凄婉欲绝。刘贡父谓小说至唐，鸟花猿子，纷纷荡漾。”日本学者盐谷温就将《唐人说荟》中的小说分为别传、剑侠、艳情、神怪四种。宋代传奇继承和发展了唐代传奇的传统，也出现了一批艳情小说。

性爱也是唐传奇包括宋元传奇的主题之一。我们以为，唐人传奇作品中已经出现了艳情类小说。这些小说多为艳遇小说，有的是才子佳人小说的雏形——单纯的书生与小姐的自由恋爱私定终身、妓女与书生相爱等的爱情，以歌颂坚贞的爱情、反映妓女的不幸遭遇、赞扬女子大胆地冲破封建礼教的樊篱。但是，也有的小说反映了唐代文人的风流，出现了一些色情描写和艳情篇章——性爱类型多非婚姻结合，如思女旷男、文士妓女干柴烈火，偶然邂逅，长期偷情；不以婚姻甚至情人关系为结果；人与神妖鬼怪之间的交合。《游仙窟》就是艳遇模式的艳情小说，而《莺莺传》是艳情成分很重且是以文人风流作为创作主旨的，《河间传》塑造的则是淫妇形象；其他很多人神艳遇的作品包括志怪作品等，也都有明显的艳情小说性爱描写特征。另外还出现了一些叙述历史宫闱的艳情小说，如《赵飞燕外传》等，是以人物的性爱活动为中心展开叙述的。在以后的宋元传奇里，也有《杨太真外传》、《迷楼记》、《温泉记》、《飞燕别传》、《娇红记》等，都被历代认为是艳情名篇。因此，我们将这些作品定位为我国古代艳情小说，将这个时期看作是我国古代艳情小说的发端、出现时期。这也与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成熟的分期相吻合。

第一节 唐艳情传奇的特点

唐代传奇作品是在前代志怪小说和史传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说。与其源头文学相比，它情节完整、篇幅较长、描写细腻、富于文采，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成熟。唐代传奇以艳异为题材者不少，有的宣扬了人性与享受性的欢乐，对后世文学、特别是对明清艳情小说影响很大，为艳情小说提供了一些文学创作经验和范式。我们把这一部分传奇作品看作是中国古代艳情小说的肇始之作。

唐传奇出现的这些艳情作品，大致分为两类：一是以反映人与人之间发生性爱活动为主要内容的一些艳情作品，包括历史题材的艳情作品、现实生活中的艳情作品；二是继承以前志怪小说传统写人与异类的艳遇作品，包括人与神、鬼和其他异类的艳情作品。

一、明显的风流主题

唐传奇中的爱情小说，具有反史传、反礼教传统的意义。如唐传奇多给女性作传，写其爱情生活。史传多为男性作传，女性多皇宫皇后贵妃，一般女子事迹仅见于别的传记之中，而唐传奇则给平常的女性立传，甚至为妓女、狐女立传，如《莺莺传》、《李娃传》、《霍小玉传》、《无双传》。其歌颂的也是自由恋爱、婚前性行为等为传统礼教不能接受的性爱观念。唐传奇出现大量的自主婚姻甚至私定终身的故事，如《裴航》写人神恋爱，脱离尘世、成仙得道；《崔护》写一见钟情，精诚相感，死而复生，终成佳偶；《离魂记》写王宙和倩娘相爱，可是倩娘的父母却把她许配给别人，倩娘魂魄来奔，做了夫妻；《李娃传》写帮助被妓家陷阱坑害流落街头的荥阳公子某生，不顾一切地与他同居，资助他发奋读书，后来某生考试连中，做了大官，李娃也被封为汧国夫人；《柳毅传》中的龙女挣脱夫家残酷的枷锁，一旦遇到自己所爱的人，就热情地向往，追求自己的终身幸福；《飞烟传》中飞烟爱上了邻居一个大户人家的子弟，私通了一年，被主子武公业发现，缚之大柱，鞭楚血流，飞烟但云“生得相亲，死亦何恨”，饮水而绝。

反传统的精神被明清艳情小说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其性爱经历和故事情节模式为明清艳情小说提供了创作经验和模式。其中，以元稹《莺莺传》的风流主题最为明显，艳情色彩最浓，是婚前偷情、私会、女性情不自禁的故事的滥觞，是对后世影响最大、后世艳情小说屡屡提到的故事。后来金代改编为《西厢记诸宫调》，元代时改编为杂剧《西厢记》，对后世文学特别是艳情文学偷情模式的影响很大。我们把它拿出来当作艳情小说私会、偷情、书生风流的肇始之作。

《莺莺传》，又叫《传奇》，明人也叫《会真记》。被《艳异编》(幽期部)、《情史》(情仇类)选入。作者元稹字微之，河南河内人，举明经，补校书郎，元和初应制策第一，除左拾遗，历监察御史、中书舍人承旨学士、工部侍郎同平章事、同州刺史、越州刺史、尚书左丞检校户部尚书兼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使，两《唐书》皆有传。是著名的诗人，与白居易世称“元白”。所传小说只《莺莺传》一篇。

《莺莺传》写的是张生与莺莺恋爱、幽会，发生了性关系，最后又把她遗弃的悲剧故事。莺莺是大家闺秀，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封建礼教的束缚，娴静淑雅。(见图17)但是，在张生的一系列追求与挑逗下，情不自禁，叫红娘送去题为《明月三五夜》的诗：“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想请张生来赴约，可谓情胆包天。然而，当张生逾墙而入时，她又端服严容，谴责张生为非礼之举，弄得张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可是，情窦大开的紧张、激动和兴奋是按捺不住的，几天之后她竟自己送上门，移船就岸，自荐枕席。这种“自献”，尽管可以种种理由去解释，但是却成为后来张生遗弃她的根由，也是作者把她看成尤物、是风流放诞的女人的原因，她自己也以为私相结合“有自献之羞”。张生则纯粹是玩弄女子的风流书生、无耻之徒。人们多评论他是始乱终弃的负心汉，其实，他从一开始就是把追求莺莺当作一次风流艳遇的。他追求莺莺只是为了满足艳遇的心理，只欣赏莺莺的美丽，并把莺莺的情书给许多朋友看，所以，当她得到了莺莺的肉体之后，不是把性爱升华到爱情，而是抛弃了她，并且说她是“尤物”、“妖孽”。所以我们站在今天的立场上说他是一个玩弄女性而不以为耻的流氓。

而作者的写作目的，不是为了批判这种行为，而是赞扬他“善补过”，可见创作主旨不是忏悔，而是宣泄少年风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得很直接：“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

图17　崔莺莺写意(《大雅楼画宝》)

至于其主题，一般以为是刻画男子“始乱终弃”。乱之是为了宣泄风流；弃之，是为了粉饰道德。但是，作为艳情小说，我们觉得它的主题应该是一个好色书生的艳遇。因为它反映的性关系不是以婚姻为基础的，结局也是女子被抛弃并且被抛弃的理由是因为她耽于性爱、是“尤物”惑人。作者津津有味地欣赏的是幽会偷情和女主人公的性爱情态，而不是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敢于背叛封建礼教的新女性形象。表现的是玩弄女性的意向，和其他艳情小说没有什么不同。

这是从故事本身和作者的创作主旨、主题上去分析的。另外，从审美角度来看，我们觉得《莺莺传》的审美是与《离魂记》、《任氏传》、《李娃传》、《霍小玉传》等不同的。《任氏传》赞扬了任氏对爱情的坚贞专一、为了爱情不屈服于暴力的高贵品质；《离魂记》赞扬了倩娘为了追求爱情竟然灵魂与肉体分离、义无返顾。《李娃传》则表现了动人的、真挚的、完美的男女之情。《霍小玉传》写小玉为了爱情而坚韧刚烈的品德。《莺莺传》则体现了女人为尤物妖人的观念，女主人公不是一个冲破封建礼教樊篱、争取爱情自由的叛逆女性，而是一个沉溺于性爱、体验性爱愉悦的淫荡女子，是给人以游冶之趣的女子形象，张生仿佛享受的就是妓女对男子的几次性服务。

这类反映文士风流的传奇中，作为艳情小说主要标志的性爱描写内容很少，较露骨的、影响较大的只有《莺莺传》。作品中性描写涉及了细节描述。《莺莺传》写莺莺主动以身相就而发生了性关系：“红娘捧崔氏而至，至则娇羞融冶，力不能运支体，曩时端庄，不复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莹，幽辉半床。张生飘飘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谓从人间至矣。有顷，寺钟鸣，天将晓，红娘促去。崔氏娇啼宛转，红娘又捧之而去，终夕无一言。”以后的改编之后，这个特征更为突出，如《董解元西厢记》、王实甫《西厢记》。《莺莺传》作者也没有到此为止，而是运用唐传奇夹杂诗歌的特点，在写张生与莺莺交合之后以长诗记之，用浮艳的诗词细致描写了张生和莺莺良夜幽会共度春宵的性爱活动全过程，成了以后艳情小说艳遇模式的一个描写范本，即每当男女发生关系后，往往以诗咏之：

微月透帘栊，萤光度碧空。遥天初缥缈，低树渐葱茏。龙吹过庭竹，鸾歌拂井桐。罗绡垂薄雾，环珮响轻风。绛节随金母，云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会雨曶曶。珠莹光文履，花明隐绣龙。宝钗行彩凤，罗帔掩丹虹。言自瑶华圃，将朝碧帝宫。因游洛城北，偶向宋家东。戏调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鬟蝉影动，回步玉尘蒙。转面流花雪，登床抱绮丛。鸳鸯交颈舞，翡翠合欢笼。眉黛羞频聚，唇朱暖更融。气清兰蕊馥，肤润玉肌丰。无力慵移腕，多娇爱敛躬。汗光珠点点，发乱绿松松。方喜千年会，俄闻五夜穷。留连时有限，缱绻意难终。慢脸含愁态，芳词誓素衷。赠环明遇合，留结表心同。啼粉流清镜，残灯绕暗虫。华光犹冉冉，旭日渐曈曈。乘鹜还归洛，吹箫亦上嵩。衣香犹染麝，枕腻尚残红。幕幕临塘草，飘飘思渚蓬。素琴明怨鹤，清汉望归鸿。海阔诚难度，天高不易冲。行云无处所，萧史在楼中。

作者用这种歌行体的叙事方式，用暗喻和借代的修辞方法，以物言事，细腻描绘了幽会的情景，在全唐诗歌里面再也没有比这更为细腻、香艳的了。这首诗歌的意境与其他人神相遇交合的描写没有什么不同，很明显，作者只当作一次艳遇而渲染风流，而没有把它当作走向婚姻的一个过程。也不排除作者诗歌如同传奇主旨那样说女子无耻，是尤物惑人。元稹还有另外的《会真诗》三十韵，意境相似：“微月透帘栊，萤光度碧空。退天初缥缈，低树渐葱茏。龙吹过庭竹，鸾歌拂井桐。罗绡垂薄雾，环珮响轻风。绛节随金母，云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会雨漾浓。”

从《莺莺传》的别名《会真记》来看，“会真”就是等于在梦中和神女的几次性的交合，或者到妓院里去和妓女的几次接触，根本不同于人间的爱情和婚姻，所以从题目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作品的主旨。

不论如何，《莺莺传》开了才子佳人小说模式的先河。才子佳人小说模式，是艳情小说重要的结构模式之一；也开了私会幽会、主人公诗词描写性爱过程的先河，对后世艳情文学的创作影响巨大：一是被许多艳情文学当作淫奔私会、挑逗女子的援引。艳情作品中不少男女主人公、特别是女主人公为什么冲破少女防线，敢于偷情、幽会，都是因为《莺莺传》给予了力量，并且多援引里面的词曲。一个男子如何挑起女子的性欲、情窦，那就要学学张生的手段，或者干脆拿《莺莺传》作为挑逗女子情窦初开的工具。《莺莺传》包括据此改编的戏剧读本《西厢记》系列，一般都是在青年男女情窦初开或者相互萌发爱意的时候阅读之，《寻芳雅集》、《春灯闹》、《桃花影》等艳情小说，《野叟曝言》、《蜃楼志》等小说，都提到它，有的男女主人公一起讨论阅读心得，有的用其中的艳词淫曲来诱惑女子。二是历来遭到官府的禁毁和民间的禁止。包括后来的戏剧创作，如续西厢、南西厢、翻西厢、真西厢、东厢记等，还有民间说唱俚曲，是历代从官府到民间、到知识分子、中层社会、大户人家普遍认可的诲淫小说、戏剧、词曲。三是将过去的遇仙模式演化为“会真”模式，将过去志怪小说里津津乐道的人神相遇演化为人人相遇的艳情，叙述描写为完全现实化的艳遇故事。

二、艳遇模式的成型

艳遇叙事，最早要追溯到道教的一些成仙想象，来源于古代的志怪小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曾经精辟地指出：“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从中分离出来的艳遇小说，于宣扬神道、倾心怪异之外，还表现了另外的一种主题，就是满足人们对仙女、美女的性爱渴望，或者靠仙女传授性爱技巧而成仙。后来的刘阮入天台是这方面的经典。它写东汉时刘晨、阮肇二人入天台山迷途遇仙，居留十日，回家后已是东晋中期，遇到的是七世孙。它开了游仙文学的先河，也开了与仙女交合而成仙的艳情小说主题的先河。

但是，里面没有像唐传奇那样对故事情节的展开叙述和对人物神情、语言的生动描写，更没有大量暧昧的诗词唱和。其主题思想主要是证明人间仙境迥然不同，但也不是没有道路可通的。而唐传奇中的《游仙窟》却不是这个样子。它假托进入了仙窟，其实就是一个妓院；不是证明成仙得道，而是展现自己在温柔乡里的一夜性爱情缘。所以，《游仙窟》是艳遇型艳情小说的肇始之作。张族鸟的《游仙窟》用第一人称的手法，完全以主人公的性活动为中心来编织情节，自叙奉使河源，途经神仙窟，投宿某宅，受到女主人十娘和五嫂的柔情款待，宿一宵而去。这篇小说题为游仙，实际上写的是艳遇式的风流浪漫生活，其中夹杂着不少色情描写，尽管用的是诗词唱和和含蓄的语言表述，但在古代小说中，是第一次进行这样淫秽的性爱描写。

鲁迅收于《集外集拾遗》中的《游仙窟》序言说：“《游仙窟》今惟日本有之，是旧钞本，藏于昌平学；题宁州襄乐县尉张文成作。文成者，张族鸟之字，深州陆浑人；登进士第，为岐王府参军，屡试皆甲科，大有文誉，调长安尉迁鸿胪丞。证圣中，天官刘奇以为御史；性躁卞，傥荡无检，姚崇尤恶之；开元初，御史李全交劾张族鸟讪短时政，贬岭南，旋得内徙，终司门员外郎。张族鸟博学工文词，七登文学科，后转洛阳尉，其文下笔立成，大行一时，后进莫不传记，日本新罗使至，必出金宝购之，而浮艳少理致，论著亦率诋诮芜秽。《游仙窟》为传奇，又多俳调，故史志皆不载；清杨守敬作《日本访书志》始著于录，日本则初颇珍秘，以为异书；尝有注，似亦唐时人作。日本人河世宁曾取其中之诗十余首入《全唐诗逸》，鲍廷博刊之《知不足斋丛书》中；今《语丝》撰稿人之一浙江绍兴人章廷谦将具印之，而全文始复归华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张族鸟事迹见莫休符《桂林风土记》、《唐书》附其孙张荐传中。《游仙窟》自叙年少时奉使河源，道中夜投大宅即神仙窟，所谓“神仙窟”就是妓院代称。他与女主人十娘、五嫂“宴饮欢笑，以诗相调，止宿而去，文近骈俪而时杂鄙语”，故《唐书》谓“张族鸟下笔辄成，浮艳少理致，其论著率诋诮芜秽，然大行一时，晚进莫不传记”。“新罗日本使至，必出金宝购其文”。该书8世纪传入日本，在日本古代文学史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万叶集》、《浦岛子传》里面都看出其影子，而在中国则久失传。

《游仙窟》八千余字，是唐人传奇中字数最多的一篇，也是唐传奇作品中艺术成就较高的一篇。《游仙窟》被称为传记体的创始者，也就是传奇的创始者——它在志怪小说之外，开辟了新的小说体式。对于艳情小说来说，影响也是巨大的，可以作为艳遇模式的鼻祖。志怪小说多人神、人鬼、人仙艳遇，而此小说开辟了人人艳遇的内容，将虚幻的、证仙道的创作主旨，推向了现实的、性爱的主旨。

作为中国古代艳情小说艳遇模式成型的首篇，它的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用梦幻式的笔法，为知识分子幻化了一个温柔乡。弗洛伊德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即做梦与文艺就是满足被压抑的欲望的曲折的也是最好的方式之一。《游仙窟》就是表现了现实中的压抑和人的本性自由之间的矛盾。这部作品奠定了明清艳情小说的艳遇式结构模式，揭示了艳情小说在明清大量涌现的原因：对理学灭人欲的反弹。这种梦幻，作者借用了艳赋的表现手段。《游仙窟》为骈体，为俗赋，继承了前代《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美人赋》、《洛神赋》、《丽人赋》等的特色，比用平实的语言叙述，更有利于虚构人物情节，使用华美繁缛的文字写猥亵之状，表现人神遇合的幽深意境。从叙事角度来看，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叙述了奉使途中在神仙窟的“一夜情”，显得似梦似真，亦虚亦实。

第二，以性爱描写为主要内容。小说以志怪的手法入篇，按照人神相恋的故事模式组织情节。作者说自己从汧陇奉使河源，至深谷地带，高岭横天，日晚途遥，马疲人乏。行至一所，险峻非常，人迹罕及，鸟路才通，古老相传云神仙窟是也。恍惚之间，松柏岩桃华涧香风触地，一女子向水侧浣衣，搭讪之后，女子引入崔女郎之舍。忽闻内里调筝之声，婢桂心出，传语见十娘半面，即咏曰：“敛笑偷残靥，含羞露半唇；一眉犹叵耐，双眼定伤人。”未见色生心，主动勾挑。夜久更深，沉吟不睡，赠书表明慕色之心曰：“余以少娱声色，早慕佳期，历访风流，遍游天下”，盼望“合卺横陈，何曾惬意”!并赞美十娘“天上无双，人间有一。依依弱柳，束作腰支；焰焰横波，翻成眼尾。才舒两颊，孰疑地上无华；乍出双眉，渐觉天边失月。能使西施掩面，百遍烧妆；南国伤心，千回扑镜。洛川回雪，只堪使叠衣裳；巫峡仙云，未敢为擎靴履。忿秋胡之眼拙，枉费黄金；念交甫之心狂，虚当白玉”。婢桂心传书十娘，十娘敛色；又赠诗一首，劝其及时行乐：“莫言长有千金面，终归变作一抔尘。生前有日但为乐，死后无春更著人。只可倘佯一生意，何须负持百年身？”十娘读诗，悚息而起；又为诗极力称扬，终于讨得欢心，十娘称其诗篇为“文章”，与书生称赞“神仙窟”对应起来了。交谈起来，才知道十娘是清河崔公之末孙，就成大礼，随父住于河西。兄及夫主弃笔从戎身死寇场，女年十七死守一夫；嫂年十九誓不再醮。并引入中堂。五嫂也至。然后管弦寥亮，杯盏交横，三人调笑无间。然后双六局赌宿，“十娘输筹，则共下官卧一宿；下官输筹，则共十娘卧一宿。”明确表示“为性贪多，欲两华俱采”。吟咏唱和，遂引向十娘卧处，十娘婉转入怀中，情急意密。一夜数度，三更唱晓。十娘赠双履、手扇，把手而别。

第三，效闺中声口唯真唯妙，描摹婉转细腻。两女子全无仙气，淫荡妖冶，相互唱和隐喻性爱，猥亵无比，轻薄心理表白无疑。

第四，语言浅近。小说虽然铺陈华丽，韵文赋体风格明显，但是，由于借用谚语、对诗、谐音等民间语言表现手法，显得浅近。如以琵琶为喻咏诗挑逗曰：“心虚不可测，眼细强关情；回身已入抱，不见有娇声。”十娘应声即咏曰：“怜肠忽欲断，忆眼已先开；渠未相撩拨，娇从何处来？”以赌局隐喻性爱：“眼似星初转，眉如月欲消，先须捺后脚，然后勒前腰。”五嫂多俗语俗诗：“暂游双树下，遥见两枝芳；向日俱翻影，迎风并散香。戏蝶扶丹萼，游蜂入紫房。人今总摘取，各著一边厢。”“张郎太贪生，一箭射两垛。”此等对话、诗和比比皆是。

第五，对男女交合描写细致，床笫之欢无所遮碍。特别是对性爱的感受，描写尤为生动，也更加自然化。“十娘即唤桂心，并呼芍药，与少府脱靴履，叠袍衣，阁幞头，挂腰带。然后自与十娘施绫被，解罗裙，脱红衫，去绿袜。花容满目，香风裂鼻。心去无人制，情来不自禁。插手红裤，交脚翠被。两唇对口，一臂支头。拍搦奶房间，摩挲髀子上。一啮一快意，一勒一伤心，鼻里酸痹，心中结缭。少时眼华耳热，脉胀筋舒。始知难逢难见，可贵可重。俄顷中间，数回相接。”

三、淫荡的女性形象

唐传奇还有一些作品，就是认为现实中的妇女性爱放荡、淫乱，容易偷情、私奔，一般性爱描写多缱绻、艳丽而又深透的。如《霍小玉传》：“鲍令侍儿桂子、浣沙与生脱靴解带。须臾，玉至，言叙温和，辞气宛媚。解罗衣之际，态有余妍，低帏昵枕，极其欢爱。生自以为巫山、洛浦不过也。”

但是，有一篇很特殊的作品，就是《河间传》，载《柳河东集·外集》卷上。柳宗元喜欢写寓言，人们也多把它当作寓言看待。有人甚至以为此文为影射作品，是对永贞革新中的一个小人的描述。作者用曲笔暗示出此人即是“八司马”之一的程异。其实，《河间传》写一良家女子由贤德而入淫邪的过程，剖示了人性固有的弱点，尽管寓涵着“朋友之恩难恃，君臣之际可畏”的人生感慨。如果把它看作是一篇艳情小说的话，它刻画了一个纵欲乱交的女子形象。不过人们习惯于把柳宗元当作师法三代、严肃的古文大家，或者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高手，不愿意承认它是艳情小说罢了。

作者描写了这样一位女性：河间始有贤操，未嫁时“恶群戚之乱，羞与为类，独深居为剪制缕结。既嫁，不及其舅，独养姑。谨甚，未尝言门外事。又礼敬夫宾友之相与为肺腑者”。而其族类丑行者一定要坏她的德行，先壁群恶少于北牖下，选貌美阴大者奸污了河间妇。河间窃顾视持己者甚美，竟然“收泣甚适”，“持淫夫大泣，啮臂相与盟而后就车回家”。此后的河间就像换了一个人，对丈夫极为厌恶，将其陷害至死，然后畅其所欲，“辟门召所与淫者，倮逐为荒淫。居一岁，所淫者衰，益厌，乃出之。召长安无赖男子，晨夜交于门。犹不慊，又为酒垆西南隅，己居楼上，微观之，凿小门，以女侍饵焉；凡来饮酒，大鼻者，少且壮者，美颜色者，善为酒戏者，皆上与合。且合且窥，恐失一男子也，犹日呻呼懵懵以为不足。积十余年，病髓竭而死”。

女人婚外关系有的是为名，有的是为利，有的是为情，有的是为义，这都是经过认真选择的，叫“偷情”。凡是没有对象选择的性行为称为乱交、淫滥。但是，还有一种情况不能忽视，就是因性变态造成的纵欲。小说中的河间妇就是这样一个人。她无选择地与任何一个男人厮混就是纵欲乱交，患的是性欲亢奋症候。

作品的积极意义还在于描写了一个贞妇经由恶人诱奸开始纵欲乱交，最后沦为淫魔、淫妖、色情狂的故事。这说明了女子的脆弱性，性欲只能永远遏制，而不能爆发。女子性欲是隐藏在平静水面之下的湍急的漩涡，一旦卷入，只能坠入深渊；也如泄洪之水，一旦爆发，无可控制。后来的许多小说都对女子的性欲心理抱有类似的看法，都有对这一类女性的描写。宋人廉宣在《清尊录》中，写的是贵妇人狄氏，她明艳绝世，资性贞淑，名动京师，偏偏中了小尼姑的设计引诱，与一浪子私通，自叹“非今日几虚做一世人”，从此沉溺于性爱欢愉的海洋里，变得寡廉鲜耻，直到为思念浪子而病死。在明清艳情小说里，不光是一般女人，就是妓女也因为遇到的男子阳物大、性交能力强而甘心情愿守住贞节的。也可见此篇的影响力。

假如本文确是用淫滥的性行为隐喻骂人，其对艳情小说发展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后人多以为《金瓶梅》、《姑妄言》是愤恨之作，或有所寄寓，也源于此。

四、宫廷淫乱的艳情小说

以宫廷淫乱为内容的唐传奇作品里，有一部分是假托前代的一些艳情小说，真伪难辨，但绝大部分有唐传奇的特征。如托名汉代前后人撰的小说《汉宫春色》，民国排印本，托东晋时人著；《汉武帝内传》，托班固撰，日本太神贯道订；《飞燕外传》，托汉代伶玄著。还有《控鹤监秘记》，托唐人张垍所纂。这些作品对艳情小说影响极大，其风格特点有点唐传奇的味道，也不能排除是唐或者以后人的伪作。

这些小说写到了同性恋、房中术与淫药。托名班固的《汉武帝故事》，一是描写了汉武帝的同性恋倾向：“初，霍去病微时，数自祷于神君。神君乃见其形，自修饰，欲与去病交接。去病不肯。”二是写到了房中术：“上(武帝)造神君请术，行之有效，大抵不异容成也。神君以道授宛若，亦晓其术，年百余岁，貌有少容。卫太子未败一年，神君亡去。自柏台烧后，神稍衰。东方朔娶宛若为小妾，生三子，与朔同日死，时人疑化去未死也。自后贵人公主慕其术，专为淫乱，大者抵罪或夭死，无复验云。”《飞燕外传》写男主人公因服用过多的春药而暴亡；还写到将气功用于房中术、通过观看裸浴等手段刺激男性使之兴奋、使用有性虐待倾向的性器具等等，都为后世反复仿效。

收录在袁枚《子不语》中的《控鹤监秘记》，说是“唐人张垍所纂，京江相公曾孙张冠伯家有抄本数十页。皆载唐宫淫亵事，绝不类世所传武后外传”。全书主要描写宗昌男阴为男子中绝品。一写公主向则天推荐宗昌，并遣侍儿尝试其性能力；二是写太后对于男阴的体验和评价，基本同《载花船》里的描写；三写则天得之如宝，“学修养法，常含昌宗阴而睡”，“后口含易之，而以下体受昌宗，情尤酣艳”，并加封其身与其妻，“时有一世修貌，二世修阴之谣”等等。后五王起兵，入宫诛二张，则天将他的茎头半段选白玉盒盛之，说：“朕万年后，以此为殉。”吏部侍郎崔湜私侍婉儿，问则天、韦皇后选男何法，婉儿又就男阴一番大论。因此，本文就是对男子阴物的分析。可以说，这是专门论龟的文章。假如为袁枚所作，那就是专门论龟的第二篇文章，因为它晚于《载花船》；假如果真如袁枚所言，为唐人张垍所纂，那么，它就是第一篇论龟的文章。

这一类作品要数《赵飞燕外传》为典型。《赵飞燕外传》为传记类艳情小说之始，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就认为“飞燕，传奇之首也”。《赵飞燕外传》世传、署名汉末江东都尉伶玄著，又称《飞燕外传》、《赵后外传》。后附有《伶玄自叙》，说小说素材的来历很清楚，是伶玄妾樊通德讲的赵飞燕姊妹故事：

伶玄，字子于，潞水人。学无不通，知音，善属文。简率，尚真朴，无所矜式。扬雄独知之。然雄贪名矫激，子于谢不与交。雄深慊毁之子于，由司空小吏历三署刺守，州郡为淮南。相入有风情。哀帝时，子于老休，买妾樊通德。通德，嬺之弟子不周之子也。有才色，知书，慕司马迁《史记》。颇能言赵飞燕姊弟故事。子于闲居，命言厌厌不倦。子于语通德曰：“斯人俱灰灭矣，当时疲精力，驰鹜嗜欲蛊惑之事，宁知终归荒田野草乎？”通德占袖，顾视灯影，以手拥髻，凄然泣下，不胜其悲。子于亦然。通德奏子于曰：“夫淫于色，非慧男子不至也。慧则通，通则流，流而不得其防，则百物变态为沟为壑，无所不往焉。礼仪成败之说，不能止其流。惟感之以盛衰奄忽之变，可以防其坏。今婢子所道赵后姊弟事，盛之至也；主君怅然有荒田野草之悲，哀之至也。婢子拊形属影，识夫盛之不可留，衰之不可推。俄然相缘奄忽，虽婕妤闻此，不少遣乎？幸主君著其传，使婢子执研削道所记。”于是撰《赵后别传》。子于为河东都尉；班躅为决曹，得幸太守，多所取受。子于召躅，数其罪而撮辱之。躅从兄子彪，续司马《史记》，绌子于，无所收录。

果真如此，则当之无愧地可称之为中国古代第一篇艳情小说。一般学者都认为为伪托。但是即使不是汉人所作，而是晋人、唐人作品，也仍然是中国古代艳情小说的开山之作，在古代艳情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赵飞燕外传》以赵飞燕、赵合德两姐妹与成帝以及其他男子之间的性生活为中心展开描写，塑造了两个淫乱女子的形象。飞燕原名宜主，幼聪悟，家有彭祖方脉之书，善行气术，长而纤便轻细，举止翩然，人谓之飞燕。合德膏滑，出浴不濡，善音辞，轻缓可听。后家败，飞燕姊妹流转至长安，飞燕通邻羽林射鸟者，飞燕贫，与合德共被，夜雪期射鸟者于舍旁。飞燕露立，闭息顺气，体温舒亡疹粟。射鸟者异之，以为神仙。后召入宫中为婕妤，后立为皇后。飞燕又引荐其妹赵合德入宫，封为昭仪，居西宫。从此姊妹两人淫乐宫中，相互嫉妒又相互蒙蔽、回护。赵飞燕不满成帝的冷落，与侍郎宫奴恣意栖息寝宫。其中一个叫燕赤凤的宫奴，除了与赵飞燕通奸外，还与赵合德有染；姐妹二人甚至由此发生了龃龉。有一个叫射鸟儿的，在她们进宫以前就曾经私通，飞燕又派人招到宫中，化装成宫女淫乱。她为生孩子别开一室，用小牛车载少年男子，装扮成女子进宫通奸，日以十数，无时休息。后成帝服用春药淫欲而死，哀帝责问合德成帝死时情况，合德吐血而死。

作品写到了一些性爱活动的细节。如写房中术(内视)：“飞燕缘主家大人得入宫召幸，其姑妹樊嬺为丞光司帟者，故识飞燕与射鸟儿事，为之寒心。及幸，飞燕瞑目牢握，涕交颐下，战栗不迎帝。帝拥飞燕，三夕不能接，略无谴意。宫中素幸者从容问帝，帝曰：‘丰若有余，柔若无骨，迁延谦畏，若远若近，礼义人也，宁与女曹婢胁肩者比邪？’既幸，流丹浃藉，嬺私语飞燕曰：‘射鸟者不近女邪？’飞燕曰：‘吾内视三日，肉肌盈实矣。帝体洪壮，创我甚焉。’飞燕自此特幸后宫，号赵皇后。”写女子足部的性功能：“帝尝蚤猎，触雪得疾，阴缓弱不能壮发；每持昭仪足，不胜至欲，辄暴起。”写偷窥，汉成帝喜欢从浴室外四垂的帷幕间偷窥赵飞燕姐妹洗澡时的裸体，甚至为此用黄金来贿赂宫女：“昭仪夜入浴兰室，肤体光发占灯烛，帝从帏中窃望之，侍儿以白昭仪。昭仪览巾，使彻烛。他日，帝约赐侍儿黄金，使无得言。私婢不豫约中，出帏值帝，即入白昭仪。昭仪遽隐辟。自是帝从兰室帏中窥昭仪，多袖金，逢侍儿私婢，辄牵止赐之。侍儿贪帝金，一出一入不绝。帝使夜从帑益至百余金。”还写到了春药以及暴亡：“帝病缓弱，太医万方不能救，求奇药，尝得慎恤胶遗昭仪。昭仪辄进帝，一丸一幸。一夕，昭仪醉进七丸，帝昏夜拥昭仪居九成帐，笑吃吃不绝。抵明，帝起御衣，阴精流输不禁，有顷，绝倒。挹衣视帝，余精出涌，沾污被内。须臾帝崩。”故姚燮《复庄诗问》卷六《闲情续诗》有句云：“合欢拟借屠苏酒，续恨应无慎续(恤)胶。”

作品表现的内容是艳情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就是写了因果轮回思想和道家的采补思想。茅盾在《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中说：

就《飞燕外传》的内容而观，则此短文直可称为后世性欲小说的源泉，换言之，即后世的长篇性欲小说的意境大都是脱胎于《飞燕外传》……言飞燕居家时与羽林射鸟者私通，既入宫召幸，其姑妹樊嬺故识飞燕与射鸟儿事，为之寒心，——恐成帝窥破飞燕之已为妇人。及后既幸，流丹浃藉，嬺私语飞燕曰：“射鸟者不近女耶？”飞燕曰：“吾内视三日，肉肌盈实矣；帝体洪壮，创我甚焉。”这是后代性欲小说侈谈采补术的托始。

茅盾还指出，书中说帝服淫药慎恤胶，一夕进七丸，帝精流不止而死，是性欲小说中春方及脱阳而死的滥觞。“而金瓶梅写西门庆饮药逾量，脱阳而死的一节，竟仿佛是《外传》写成帝暴崩的注脚。”

该作中的性爱描写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影响很大，奠定了后世艳情小说的基本模式。一是春药，如慎恤胶；二是汉帝服用过多的春药而暴亡；三是将气功用于房中术；四是通过观看裸浴等手段刺激男性使之兴奋；五是有性虐待倾向的性器具等等，都为后世反复仿效。如《金瓶梅》里面的性描写，就有它的许多影子。茅盾在《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一文中给以了高度的评价：“就《飞燕外传》的内容而观，则此短文直可称为后世性欲小说的源泉，换言之，即后世的长篇性欲小说的意境大都是脱胎于《飞燕外传》。”

《赵后遗事》写此事更为淫艳：“昭仪方浴，帝私窥之，侍者报昭仪，昭仪急趋烛后避，帝瞥见之，心愈眩惑。他日昭仪浴，帝默赐侍者，特令不言；帝自屏罅觇，兰汤滟滟，昭仪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帝意思飞扬，若无所主……后知昭仪以浴益宠幸，乃具汤浴，请帝以观。既往，后入浴，裸体而立，以水沃之。后愈亲近，而帝愈不乐，不幸而去。”《赵后遗事》一书据《说郛》本，题宋秦醇传，有小序曰：“余里中有李生，世习儒术而业甚贫。余尝过其家，墙角一破筐藏古抄书数十册，中有赵氏琐事，虽纸墨脱落，尚可观览；余就李生乞之以归，补正编次成篇，传诸好事者。”可见受《外传》影响之大。

总之，这一类小说是艳情小说的一个重要题材类型和描写类型，直接推动了《隋炀帝艳史》、《昭阳趣史》、《如意君传》等艳情小说的出现。

五、人神艳遇的作品

传奇里面，除了写人的艳情、艳遇之外，还有许多篇目写的是人神艳遇。唐代小说里往往讲仙女下凡，这些篇目，继承了人神相遇的志怪传统。但是这些仙女都很有名气。如《太平广记》卷六五《赵旭》里遇到的仙女是嫦娥：

天水赵旭，少孤介好学，有姿貌，善清言，习黄老之道。家于广陵，尝独茸幽居，唯二奴侍侧。尝梦一女子，衣青衣，挑笑牖间。及觉而异之，因祝曰：“是何灵异？愿觌仙姿，幸赐神契。”夜半，忽闻窗外切切笑声。旭知真神，复视之。乃言曰：吾上界仙女也。闻君累德清素，幸因寤寐，愿托清风。”旭惊喜，整衣而起曰：“襄王巫山之梦，洞箫秦女之契，乃今知之。”灵鉴忽临，忻欢交集，乃回灯拂席以延之。忽有清香满室，有一女，年可十四五，容范旷代，衣六铢雾绡之衣，蹑五色连文之履，开帘而入。旭载拜。女笑曰：“吾天上的青童，久居清禁。幽怀阻旷，位居末品，时有世念，帝罚我人间随所感配。以君气质虚爽，体洞玄默，幸托清音，愿谐神韵。”旭曰：“蜉蝣之质，假息刻漏，不意高真俯垂济度，岂敢妄兴俗怀？”女乃笑曰：“君宿世有道，骨法应仙，然已名在金格，相当与吹洞箫于红楼之上，抚云璈于碧落之中。”乃延坐，话玉皇内景之事。夜鼓，乃令施寝具。旭贫无可施。女笑曰：“无烦仙郎。”乃命备寝内。须臾雾暗，食顷方妆，其室中施设珍奇，非所知也。遂携手于内，其瑰姿发越，希世罕传。夜深，忽闻外一女呼：“青夫人。”旭骇而问之，答曰：“同宫女子相寻尔，勿应。”乃扣柱歌曰：“月雾飘遥星汉斜，独行窈窕浮云车。仙郎独邀青童君，结情罗帐连心花……”歌甚长，旭唯记两韵。谓青童君曰：“可延入否？”答曰：“此女多言，虑泄吾事于上界耳。”旭曰：“设琴瑟者，由人调之，何患乎！”乃起迎之。见一神女在空中，去地丈余许，侍女六七人，建九明蟠龙之盖，戴金精舞凤之冠，长裙曳风，璀璨心目。旭载拜邀之；乃下曰：“吾嫦娥女也。闻君与青君集会，故捕逃耳。”便入室。青君笑曰：“卿何以知吾处也？答曰：“佳期不相告，谁过耶？”相与笑乐。旭喜悦不知所在，既同欢洽。将晓，侍女进曰：“鸡鸣矣，巡人案之。”女曰：“命车。”答曰：“备矣。”约以后期，答曰：“慎勿言之世人，吾不相弃也。”及出户，有五云车二乘，浮于空中。遂各登车诀别，灵风飒然，凌虚而上，极目乃灭。旭不自意如此，喜悦交甚、但洒扫、焚名香、绝人事以待之。隔数夕复来，来时皆先有清风肃然，异香从之，其所从仙女益多，欢娱日洽。为旭致行厨珍膳，皆不可识，甘美殊常。每一食，经旬不饥，但觉体气冲爽。旭因求长生久视之道，密受隐诀。

遗憾的是后来事情泄露出去，与仙女的缘分也就尽了，旭“其后寤寐，仿佛犹尚往来”。卷六十八《郭翰》遇到的仙女则是织女。(见图18)太原郭翰早孤独处——

当盛暑，乘月卧庭中。时有清风，稍闻香气渐浓。翰甚怪之，仰视空中，见有人冉冉而下，直至翰前，乃一少女也。明艳绝代，光彩溢目，衣玄绡之衣，曳霜罗之帔，戴翠翘凤凰之冠，蹑琼文九章之履。侍女二人，皆有殊色，感荡心神。翰整衣巾，下床拜谒曰：“不意尊灵迥降，愿垂德音。”女微笑曰：“吾天上织女也。久无主对，而佳期阻旷，幽态盈怀。上帝赐命游人间，仰慕清风，愿托神契。”翰曰：“非敢望也，益深所感。”女为敕侍婢净扫室中，张霜雾丹縠之帏，施水晶玉华之簟，转会风之扇，宛若清秋。乃携手登堂，解衣共卧。其衬体轻红绡衣，似小香囊，气盈一室。有同心龙脑之枕，覆双缕鸳文之衾。柔肌腻体，深情密态，妍艳无匹。欲晓辞去，面粉如故。为试拭之，乃本质也。翰送出户，凌云而去。自后夜夜皆来，情好转切。翰戏之曰：“牵郎何在？那敢独行？”对曰：“阴阳变化，关渠何事？且河汉隔绝，无可复知；纵复知之；不足为虑。”

图18　清任伯年画的织女

经一年而别。这里面的织女，竟然不顾自己已经有牛郎了。这样的仙女，思想观念是多么的超前！

显然，这些艳情作品与《柳毅传》写人神相恋故事很不相同。男主角柳毅的豪侠刚烈，当他于泾阳邂逅远嫁异地、被逼牧羊的洞庭龙女，得知她的悲惨遭遇后，顿时气血俱动，毅然为之千里传书。当钱塘君将龙女救归洞庭、威令柳毅娶她时，柳毅昂然不屈，严辞拒绝。其自尊自重的凛然正气，赢得了龙王的敬佩，并在几经曲折后，最终与龙女成婚。龙女则温柔、多情，勇于追求自由爱情。《柳毅传》是将灵怪、侠义、爱情三者结合在一起的，突出的也是爱情，而不是欣赏男女的奇遇与艳情。

当然，也有不为所动的男子。《太平广记》载《传奇》里的《封陟》中，封陟开始不为女色所动，但后来却为自己失去与仙女交合而后悔莫及：封陟为孝廉，居于少室，志在典坟。时夜将午，忽飘异香酷烈，俄有辎车并自空而降。一仙姝带领侍从，皆衣着华丽，玉珮敲磬，罗裙曳云，体如皓雪，脸似芙蕖，正容敛衽介绍自己本为上仙，谪居下界。听莺燕浪语而徘徊，看红杏艳枝而融春思，故慕其真朴，爱以孤标，特谒光容，愿持箕帚。而陟泽摄衣朗烛，正色而坐，严词拒绝。姝留下撩拨的艳诗：“谪居蓬岛别瑶池，春媚烟花有所思。为爱君心能洁白，愿操箕帚奉屏帏。”陟览之若不闻。后七日夜，姝又至，说自己“自矜孤寝，转懵空闺。秋却银缸，但凝眸于片月；春寻琼圃，空抒思于残花。”情意殷切。陟又正色而绝。后七日夜，姝又至，态柔容冶，靓衣明眸。以人生易老、及时行乐动之：“我有还丹，颇能驻命，许其依托，必写襟怀。”陟乃怒目而拒，骂其妖孽。后三年，陟染疾而终，为太山所追，束以大锁，使者驱之，欲至幽府。忽遇神仙骑从，原来是上元夫人游太山。陟至彼仰窥，乃昔日求偶仙姝，仙姝遂索大笔判曰：“封陟往虽执迷，操惟坚洁，实由朴戆，难责风情，宜更延一纪。”良久苏息。“后追悔昔日之事，恸哭自咎而已。”

《汝阴人》出《广异记》，说与神女性交，能够使男子有力量，能养生：汝阴男子姓许，少孤，好鲜衣良马，游骋无度。见树上悬一五色彩囊，带回家后化成一女子，致名后遂去。一会儿一少年乘白马，从十余骑在前，直来诣许，为其妹求亲，并拥女下车，延入别室，帏帐茵席毕具。家人大惊，视之皆见。女郎年十六七，艳丽无双，著青袿襡，珠翠璀错，下阶答拜。共升堂讫，少年乃去。许素轻薄无检，又为洞房物色夸眩，意甚悦之。女子援筝作曲，婉颈而歌，为许送酒。清声哀畅，容态荡越，殆不自持。许不胜其情，遽前拥之。乃微盼而笑曰：“既为诗人感帨之讥，又玷上客挂缨之笑，如何？”因顾令撤筵，去烛就帐。恣其欢狎，丰肌弱骨，柔滑如饴。女郎雅善玄素养生之术，许体力精爽，倍于常矣。以此知其是神人也。数十年，有子五人，而姿色无损。后许卒，乃携子俱去，不知所在也。

还有一种情况，即死去的女子只要接受人气，与男子交合，便可以回阳。《传奇》里《张云容》写的是已经故去的人物化为仙女：薛昭唐元和末为平陆尉。山叟赠药一粒曰：“非唯去疾，兼能绝谷。”又约曰：“此去但遇道北有林薮繁翳处，可且暂匿，不独逃难，当获美姝。”昭行及夜，见阶前有三美女，长曰云容，张氏；次曰凤台，萧氏；次曰兰翘，刘氏。饮将酣，兰翘命骰子，谓二女曰：“今夕佳宾相会，须有匹偶，请掷骰子，遇采强者，得荐枕席。”乃遍掷，云容采胜。容曰：“某乃开元中杨贵妃之侍儿也。”并说天师赐予绛雪丹一粒，服之虽死不坏，后百年得遇生人交精之气，或再生，便为地仙。原来天师就是山叟。诗词唱和后，遂同寝处，昭甚慰喜。如此数夕。容体已苏，启榇同归金陵幽栖。至今见在，容鬓不衰。

《广异记》里《张果女》也是这样。张果女年十五病死。刘乙子日暮仍行门外，见一女子容貌丰丽，自外而来。刘疑有相奔者，即前诣之，欣然款浃。同留共宿，情态缠绵，举止闲婉。刘爱惜甚至，后暮辄来，达曙方去。经数月，忽谓刘曰：“我前张司马女，不幸夭没，近殡此阁。命当重活，与君好合。后三日，君可见发，徐候气息，慎无横见惊伤也。”果然开棺见女颜色鲜发，肢体温软，举置床上，细细有鼻气，至明复活，遂成佳偶，后产数子。

《田登娘》则是另一种情况。据说枸杞茯苓人参术形有异，服之获上寿。或不荤血，不色欲，遇之必能降真为地仙。田家有茯苓根悬于佛堂，田家登娘十六七，有容质。其父常令供香火焉。经岁余，女尝日见一少年出入佛堂中，白衣蹑屐。女遂私之。精神举止，有异于常矣。后有妊，乃具白于母。才七月，产物三节，其形如像前根也。

第二节 开放的国度与俗雅文学的交汇

唐代传奇艳情篇目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个别的现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唐代政治、社会、文学等综合因素的产物。

隋朝的建立，使中国又走向了一统。短暂的和平建设还没有来得及恢复长期混战的创伤，隋炀帝就开始了对骄奢淫逸生活的追求，做了“情种”。唐朝更是开放、发达的封建帝国，帝王将相也追逐享乐、女色。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记载了许多隋唐时期的宫廷艳事。如随蝶所幸——明皇使嫔妃辇争插艳花，亲捉粉蝶放之，随蝶所止幸之。助娇花——帝插千叶桃花于妃子宝冠上，曰：“此个花尤能助娇态也。”助情花——其实就是春药，安禄山进助情花香百粒，大小如粳米而色红，每当寝处之际，则含香一粒，助情发兴，筋力不倦。被底鸳鸯——与妃子昼寝于水殿中，宫嫔争看雌雄戏于水中。帝时拥贵妃于绡帐内，谓宫嫔曰：“尔等爱水中，争如我被底鸳鸯。”隋代丁六娘的诗作也表达了对性快乐的追求。她的《十索》尤为出名：“为性爱风光，偏憎良夜促。曼眼腕中娇，相看无厌足。欢情不耐眠，从郎索花烛。”

从文学发展情况看，唐初的人们多奋发向上，志存高远，诗作很少涉及儿女情事，只有李白、王昌龄等偶尔为之，且寓意深刻。如李白的《对酒》诗“玳瑁宴中怀里醉，芙蓉帐里奈君何”写嫖妓，《寄远》中“何由一相见，灭烛解罗衣”写情事。到中唐，男女情事被当作风流佳话。另外，唐代经济繁荣，政治相对地开明，人们的性爱生活也比较开放，性爱描写在诗、词、歌、赋中都表现得很明显。唐诗不少作品都和性爱有关。唐朝后期，便出现了专门描写情事的“香奁体”，也出现了大量的女子特别是妓女、尼姑写的艳情诗歌。这种变化，是大众审美由雅到俗的转换。在唐代所有的文学形式中都有表现。

开放的国度与雅俗文化的交汇，使得唐代传奇中的一些艳情篇章应运而生。

一、绮丽的艳情诗歌

1.爱情诗的高远

唐代一大批杰出的诗人写了一些脍炙人口的爱情诗篇。如李白的《长相思》、《江夏行》、《白头吟》，杜甫的《丽人行》，白居易的《长恨歌》，以及温庭筠、李商隐等人缠绵悱恻的爱情诗等。李商隐《药转》中“郁金堂北画楼东，换骨神方上药通”写私通与堕胎；《碧城三首》之二“紫凤放娇衔楚佩，赤鳞狂舞拨湘弦”写男女情欲高涨；《无题》描写闺阁之情，悱恻婉曲，深沉细腻，意境悠长：“凤尾香罗薄几重，碧文圆顶夜深缝。扇栽月魄羞难掩，车走雷声语未通。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李商隐诗歌的影响是深远的。《红楼梦》里贾宝玉梦游幻境的描写，既惊喜激动，又恍惚不定，既缠绵悱恻，又无可奈何，几是此意境的再现。更不用说对一些艳情小说诸如《三妙传》、《绣屏缘》、《巫梦缘》之类真切而又迷茫的性爱故事的影响力了。

2.《会真诗》的媟语

诗歌出自小说《莺莺传》，我们上文已经引用。它截取了女主人公夜晚前去与情郎幽会、次日拂晓前离开这一段时间，详细描述了二人幽会的情景，对性爱过程的描写，在所有唐诗里面，是最露骨的。从“戏调初微拒”到“枕腻尚残红”，具体叙述男女主人公欢爱场面和别时情景。这段大部都用赋法直言其事，较为直露；有的虽然也用了比兴，如“鸳鸯交颈舞，翡翠合欢笼”，但暗示性也很强，与杜牧、刘禹锡、李商隐等人的含蓄蕴藉完全不同。因此，被一些正统文人指责为“淫言媟语”。这种类型的诗歌，描摹性交过程和感受，被大量的明清艳情小说特别是明代中后期的文言言情小说所模仿。

3.香奁体的绮靡

“香奁体”指唐朝后期出现的一批专写男女恋情、闺情直至床第交欢之情的艳情诗，它发端于温庭筠、李商隐、韦庄的爱情诗，而以韩偓的《香奁集》为代表。如韩偓《复偶见三绝》，就描写了青年男女春心的撩拨：

雾为襟袖玉为冠，半似羞人半忍寒。别易会难长自叹，转身应把泪珠弹。

桃花脸薄难藏泪，柳叶眉长易觉愁。密迹未成当面笑，几回抬眼又低头。

半身映竹轻闻语，一手揭帘微转头。此意别人应未觉，不胜情绪两风流。

4.妓女、道冠诗的俗媚

唐代的妓女多能诗，并且写了很多的艳情诗歌。妓女赵鸾鸾就留下了咏乳名句：“浴罢檀郎扪弄处，露华凉沁紫葡萄。”

有不少僧、尼在不同程度地享受世俗性的欢乐，甚至纵欲。武则天时期，河内老尼昼食一麻一米，夜则烹宰宴乐，蓄弟子百余人，淫秽无所不为。武后的男宠薛怀义在宫中建明堂，作无遮大会，变佛门为享乐的殿堂。有些贵族妇女不是为了皈依佛门，而是为了寻求自由寄身道观寺庙，如唐玄宗的胞妹玉真公主和同时出家的金仙公主。不少女道士成了风流名角，她们交游很广，行迹放诞，酷爱诗词，吟风弄月，成为狂蝶浪花，如鱼玄机、李季兰等。她们的诗作多为艳篇。李季兰在开元寺与诸文士聚会，席上巧妙地借“山气日夕佳”的诗句来讥笑刘长卿的疝气，其风流放诞可见一斑。刘言史《赠童尼》就说：“旧时艳质如明玉，今日空心是冷灰，料得襄王怅惘极，更无云雨到阳台。”

二、柔媚婉约的五代词

后蜀赵承祚把晚唐五代描写艳情的词编成一集，共收作者18人500首，名曰《花间集》，主要有韦庄、薛昭蕴、牛峤、毛文锡、牛希济、欧阳炯、鹿虔扆、阎选、和凝、孙光宪等人的作品。这些人也因此被称作“花间派”。对于“花间派”的宗旨，欧阳炯在《花间集》的序文中作了充分的表达：

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娼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

温庭筠的词开晚唐五代词风，他的词里，几乎全是写女人姿色、风情、相思之类，以浓艳的色彩、华丽的辞藻构成他所特有的“香而软”的风格。如《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娥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词人以艳丽的笔墨，细腻地刻画出刚刚睡醒、起来梳洗打扮时一副娇懒睏慵的神态，把女人的姿色、风情写到了穷妍极态的地步。

《花间集》涉及性爱内容的描写比比皆是，如欧阳炯《浣溪沙》的“凤屏鸳枕宿金铺”、“兰麝细香闻喘息”；孙光宪《菩萨蛮》的“薄寒笼醉态，依旧铅华在。握手送人归，半拖金缕衣”。此类的淫巧侈丽之词满眼都是。牛峤的《菩萨蛮》、张泌的《浣溪沙》等作品，更是露骨地去描写追逐女人或幽会调情时的声态，词的格调卑下。

南唐后主李煜前期的作品多描写宫廷享乐生活，《菩萨蛮》描写偷情，欣赏性交过程中女子情态的浓艳：“花明月暗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刬袜步香阶，手提金镂鞋。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偷情之乐，可谓彻骨。据《南唐书·女宪传·继室周后》载，此词似为小周后而作。小周后在她姐姐大周后抱病时，已入宫与李煜私通。

三、坦荡的《大乐赋》

《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残卷于本世纪初发现于敦煌鸣沙山藏经洞，为唐人白行简所作。最早见于叶德辉所刊书中，故真伪也值得怀疑。白行简是白居易弟，字知退，贞元末进士，事迹附见白居易传。行简有集20卷，今已不存。其他文字，有《李娃传》见于《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四)，《三梦记》见于《说郛》。有人考证，风格意境都与《大乐赋》不类。“昔杨慎伪造《杂事秘辛》，袁枚假托《控鹤监记》，则《大乐赋》正同此类而已。”

此赋专写性交之乐趣，故曰“大乐”。首先描写了男女的性生理发育：“夫怀抱之时，总角之始，蛹带米囊，花含玉蕊，忽皮开而头露，俄肉俹而突起，时迁岁改，生戢戢之乌毛，日往月来，流涓涓之红水。既而男已羁冠，女当笄年，温润之容似玉，娇羞之貌如仙，英威灿烂，绮态婵娟，素水雪净，粉颈花团，睹昂藏之材，已知挺秀，见窈窕之质，渐觉呈妍。”然后通过男婚女嫁过渡到描写新婚性生活、夫妻日常性活动，细致地描写春、夏、秋、冬四时夫妻性生活的区别和特点。最后还以较多篇幅描写了帝王性活动、私通、淫婢、同性恋等。其中有描写男女性高潮的反应内容的：“纵嘤嘤之声，每闻气促；举摇摇之足，时觉香风。然更纵枕上之淫，用房中之术，行九浅而一深，待十候而方毕，既恣情而乍疾乍徐，亦下顾而看出看入。女乃色变声颤，钗垂髻乱，漫眼而横波入鬓，梳低而半月临肩。男亦弥茫两目，摊垂四肢，精透子宫之内，津流丹穴之池。”还有专门描写偷情心态和情形的：“候其深夜天长，闲庭月满，潜来偷窃，焉知畏惮。实此夜之危危，重当时之怛怛。狗也不吠，乃深隐而无声；女也不惊，或仰眠而露。于时入户，兢兢临床。款款精在阳峰之上，滴滴如流；指刺阴缝之间，暾暾似暖。莫不心忒忒，意惶惶，轻抬素足，纵揭裤裆。抚拍胸前，虑转身如睡觉；摩挲腿上，恐神骇而惊忙。”其心理和情态都与明清艳情小说中的描写没有什么区别。

四、宗教文化的影响

宗教文化给唐代艳情传奇的发端提供了宽松的环境，也给明代突破宋元的压抑、接续唐代艳情小说的发展提供了一些理论基础。道教性观念逐渐与医学相结合，走上了世俗化之路，为明代房中术的发展和艳情小说提供了性爱描写的语言、模式乃至成仙主题；密宗佛教也开始显示了它的影响，在世俗化的过程中，表现为禁欲与张扬的矛盾态势。佛教的俗讲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形式，给宋元说话提供了大量的题材、主题和大众化的小说形式。

在唐代，道家主张采补之术，研究房中养生，在性方面是开放的。一方面，如道教医学家孙思邈视房中术为养生的重要手段。所著《千金要方》中有不少房中术的重要理论，题为“房内补益”。也是在唐代，人们才逐渐以“阳”指男性性器官，而“阴”则专指女性性器官。《新唐书·艺文志》中的房中书，绝大部分收入医学类书籍，很明显，房中术在唐代是作为医学的一个分支的。另一方面，唐末五代以来，道教内丹派钟离权、吕洞宾、陈抟、刘操、张伯端等人据《参同契》的理论，将房中术改造、发展为男女双修的内丹法，即以先天一炁为核心，还精补脑，追求得道成仙。

我国的佛教分天台、华严、唯识、禅宗、净土、密宗等许多教派，多对性爱保守，但是密宗一派则比较开放，在唐朝盛行。其佛教绘画和雕刻中的“欢喜天”，即男女裸身相抱交媾的佛像，俗称欢喜佛。常见的有金刚、明王、观世音菩萨等，大都拥抱明妃作交欢状。双体拥抱是男女通过性交以合炼、双修。有的说“欢喜天”的男像当作佛的化身，女像作为妖魔与俘虏的化身；有的说某喇嘛因佛教盛行男人多持独身主义，而不欲结婚，于是人种日衰，一部落仅数人，见而大悲，恐人类之灭绝也，遂幻其说，谓交媾本佛所有事；有的说是以妇女身得度者，即现妇女身而为说法；有的说本尊为大自在天神，危害佛教，杀业重重，众生多苦，释迦牟尼派十一面观世音收服，遂列入佛教护法天神之一为佛教捍卫。

在密宗经典中，也有一些有关交合的描写。如经文中的“金刚杵”是指男根，“莲华”、“莲花”即指女阴。

20世纪初，敦煌藏经洞近五万卷遗书中发现有大量的俗讲作品，为研究我国中古时期特别是唐五代的社会提供了极其珍贵的文献资料。王国维《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向达《唐代俗讲考》、孙楷第《唐代俗讲轨仪与其本之体裁》、傅芸子《俗讲新考》等都论证了唐代俗讲与我国古代白话小说的关系，以为是其源头。佛教传入中土，僧徒利用音乐、绘画、雕塑、建筑、文学等手段弘道扬教。俗讲就是僧徒依经文为俗众讲佛家教义的一种宗教性说唱活动，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由此发展为变文，如宋的陶真、鼓子词、诸宫调、话本，元的词话，明清的弹词、鼓词、宝卷等传统讲唱文学。这些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体裁，为白话艳情小说的出现提供了艺术借鉴和大众基础。

第三节 宋元艳情文学的延伸

宋元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作为艳情主题的载体也是多方面的。主要有词、传奇、话本小说、杂剧、散曲。其中宋词对艳情领域的延伸到了一个非常深邃的程度；而传奇则继续着唐代的路子发展，出现了较多的宫廷艳情小说。可贵的是话本小说和元曲，它们把艳情文学扩展到了民众文化生活领域，为迎接明代中后期大量白话艳情小说的到来，做了尝试。

一、宋元的艳情传奇

茅盾在《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一文中明确指出：“宋以前性欲小说大都以历史人物为中心，必托附史乘，尚不敢直接描写日常人生，这也是处在礼教的严网下不得已的防躲法。而一般小说之尚未脱离romance的形式亦为原因之一。直至《金瓶梅》出世，方开了一条新路。”诚如所言，宋代传奇出现了较多的宫廷题材的艳情篇章，但仍继承了唐传奇志怪、反映现实的传统，出现了不少此类主题的艳情传奇，并且凸显了妓女的形象。而元传奇作品《娇红记》无疑将艳情传奇小说推向了巅峰。

1.宫廷题材的艳情篇章

宋人传奇里，有大量的宫廷艳情篇目。如《杨太真外传》、《梅妃传》、《开河记》、《迷楼记》、《海山记》、《周秦行纪》、《赵飞燕别传》等。关于隋炀帝的艳史篇目，多以为是宋代的作品，可见下面鲁迅的具体考证，也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认可。袁闾琨、薛洪责力主编的《唐宋传奇总集》也把这些作品放在《南北宋(上、下)》里面了。这些作品与唐代传奇不同的是，体现了及时享乐、尽情行乐的人生观。如《大业拾遗记》里隋炀帝说的“人生能几何？纵有他变，侬终不失作长城公。汝无言外事也”；《迷楼记》里说的“人主享太平之富，亦欲极当年之乐，自快其意”。并一反传统评价其奢靡亡国，而对其艳事津津有味，表现出欣赏的态度。其他篇目虽各有内涵，但是享乐思想是很明确的。

(1)《大业拾遗记》。托名唐师古撰，实为宋人传奇。书中主要记述炀帝幸广陵江都时宫中秘事。一是写御女车。“帝离都旬日，幸宋何妥所进车。车前只轮高广，疏钉为刃。后只轮庳下，以柔榆为之，使滑动不滞。使牛御马自都抵汴郡。日进御女车。车巾宪垂鲛绡网，杂缀片玉鸣铃，行摇玲珑，以混车中笑语，冀左右不闻也。”二是写司花女。长安贡御车女袁宝儿，年十五，腰肢纤堕，骏憨多态，帝宠爱之，特厚，时洛阳进合蒂迎辇花，帝令宝儿持之，号曰司花女。三是写殿脚女。下扬州每舟择妙丽长白女子千人，执雕板缕金楫，其中“绛仙善画长蛾眉，帝色不自禁，回辇召绛仙，将拜婕妤。适值绛仙下嫁为玉工万群妻，故不克谐”。四是戏宫婢罗罗。罗罗畏萧妃，不敢迎帝，且辞以有程姬之疾，不可荐寝。五是帝幸月观，回忆往年私幸妥娘、月宾情态。萧妃提醒说“方外群盗不少，幸帝图之”，炀帝表白自己及时行乐的心态：“侬家事一切已托杨素了。人生能几何？纵有他变，侬终不失作长城公，汝无言外事也。”六是写建迷楼荒淫事。炀帝沉溺性爱，每睡须摇顿四体，或歌吹齐鼓，方就一梦。因侍儿韩俊娥能学何妥车行振耸支节然后成寝，赐名为来梦儿。

这些情节，都为后来的《隋炀帝艳史》提供了丰富的艳情故事和细节描写内容。可惜文章散漫，多不衔接处，几不能连缀成篇。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评其曰“叙述颇凌乱，多失实，而文笔明丽，情致亦时有绰约可观览者”。

(2)《迷楼记》。鲁迅以为并非唐代传奇，而实为宋人所作。写炀帝晚年尤沉迷女色，建迷楼以淫乐的事情。小说明确表白隋炀帝的享乐心态：“人主享天地之富，亦欲极当年之乐，自快其意。”故“诏选后宫良家女数千，以居楼中，每一幸，有经月而不出”。比《大业拾遗记》多了铜镜春宫刺激性欲的事情：帝令画工绘士女会合之图数十幅，悬于阁中；铸乌铜屏数十面，磨以成鉴，为屏，环于寝所，而御女于其中，纤毫皆入于鉴中。所写艳事，尤为细腻。如写大夫何稠进御童女车：“车之制度绝小，只容一人，有机处于其中，以机碍女之手足，女纤毫不能动。帝以处女试之，极喜。”又谓稠复进转关车，“车周挽之，可以升楼阁，如行平地；车中御女，则自摇动”。真可谓花样百出。

(3)《周秦行纪》。传奇意味浓厚，不是直接写历史，而是作者牛僧孺以第一人称的手法，写历史上的宫廷贵妃在梦中与自己相会，甚至以身相许：牛真元中，举进士落第，归宛叶间。行至伊阙南道鸣皋山下，会暮失道。月出，忽闻异香扑鼻，趋行见火明，为一富家。黄衣阍人引入，帘中人语曰妾汉文帝母薄太后，此是庙，上殿来见。召坐，食顷，呼左右出二娘子出见秀才。其一为高祖戚夫人，其一为元帝妃王嫱。后又来几女，为唐朝太真妃子、齐潘淑妃、绿珠。太后命进酒加乐，乐妓皆年少女子。酒环行数周，赋诗言志。太后曰：“牛秀才远来，今夕谁人为伴？”戚夫人先起辞，潘妃继辞，绿珠又辞，皆以理由不可及乱。太后曰：“太真今朝先帝贵妃，不可言其他。”乃顾谓王嫱曰：“昭君始嫁呼韩单于，复为株累弟单于妇，固自用，且苦寒地胡鬼何能为？昭君幸无辞。”昭君不对，低眉羞恨。俄各归休，牛为左右送入昭君院。会将旦，侍人告起，昭君垂泣持别。第二天太后设酒，戚夫人、潘妃、绿珠皆泣下，竟辞去。太后使朱衣送往大安，抵西道，旋失使人所在。

小说主题是复杂的。涉及对女子的评价，对历史事件的评价，对性爱的社会性评价，甚至有恶意的人身攻击等。但是艳遇主题是明显的。

(4)《赵飞燕别传》。秦醇撰，收入刘斧《青琐高议》前集卷七，题下原注“别传叙飞燕本末”。亦见陶宗仪《说郛》卷三十二。作者在《别传》卷端写了一段小序，自称本篇发现于李生家的墙角破筐，显然是幌子。故事着重点与《外传》不同，它侧重于记叙《汉书》所记赵飞燕与其妹昭仪受成帝专宠、杀害皇子事。写赵后望子心切，暗中勾引年少子弟淫乱宫廷，被帝发觉；又写赵后诈托有孕，遣宫使偷带民间婴儿入宫。又写昭仪命宫吏将宫女朱氏生下的一儿摔死于柱下，凡宫人孕子者尽皆杀戮。后来成帝荒淫而死，太后追问病因，昭仪畏罪自杀。传奇写姊妹二人为了维护家族的富贵处心积虑，主要反映了女人祸水论的思想观念。

《赵飞燕别传》是宋传奇较具代表性的艳情小说。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二十九特赏其“兰汤滟滟”等三语，以为“百世之下读之，犹勃然兴”。鲁迅《稗边小缀》评为“间有俊语”。所谓俊语，主要是对女子情态的描绘，即艳情描写。如写赵后轻盈：“赵后腰骨纤细，善踽步而行，若人手持花枝，颤颤然，他人莫可学也。”写昭仪方浴，帝自屏隙后觇之：“兰汤滟滟，昭仪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帝意飞扬。”写成帝服药情景也富有情趣：“一夕在太庆殿，昭仪醉进十粒。初夜，绛帐中拥昭仪，帝笑声吃吃不止。及中夜，帝昏昏知不可起，或扑或卧。昭仪急起，秉烛视帝，精出如涌泉，有顷帝崩。”

南宋皇都风月主人《绿窗新话》里录之《赵飞燕私通赤凤》、《汉成帝服慎恤胶》两篇，都直接来源于《别传》，明人《西汉演义》、《昭阳趣史》情节也受《别传》的影响。

秦醇还有《骊山记》及《温泉记》，都属于艳情传奇。前者写张俞见到骊山老叟，老叟向其讲述杨贵妃的艳情故事。如安禄山调戏贵妃抓伤其乳；洗浴后明皇抿弄其乳，咏曰“软温新剥鸡头肉”，安禄山对曰“润滑初来塞上酥”。表现出的主题还是女人祸水，冶容诲淫。与之相适应的是小说对贵妃女色的描写很出色。后一篇写张俞再过骊山，梦中与贵妃洗浴、对卧而语，但由于没有缘分终于不能交合的艳情故事。

2.其他的艳情篇章

《绿窗新话》、《青琐高议》、《夷坚志》、《醉翁谈录》、《云斋广录》等集子里面，都有一些艳情小说。有的写现实生活中的男女情爱，有的写与鬼狐神女之间的性爱。这些篇章，有很多是夹杂着一些诗词唱和的，语言也比较通俗，不但为后来的艳情小说提供了一些素材，而且也提供了表现艺术。

南宋皇都风月主人的《绿窗新话》写私通故事尤多，取材虽旧，但内容多涉男女私情，体现了作者所说“谈风弄月”。如：《杨生私通孙玉娘》、《张浩私通李莺莺》、《杨贵妃私通安禄山》。还有和尚淫乱的题材，多为后来拟话本题材来源，如《王尹判道士犯奸》即《拍案惊奇》中《西山观设篆度亡魂，开封府备棺追活命》本事，《苏守判和尚犯奸》即《欢喜冤家》中《一宵缘约赴两情人》本事。

《刘卿恣媾姊妹花》，皇都风月主人辑。写徐州人刘子卿恒爱花种树。江南花木，溪庭无不植者。忽见双蝶，来游花上。旬有三日，月朗风清，忽闻叩扃，有女子笑语之音。出户见二女谓子卿曰：“君常怪花间之物，感君之爱，故来相诣，未度君子心若何？”遂同登亭台，笑语谐谑，见有床榻齐楚，一女执子卿之手，笑问：“共谁寝？”子卿曰：“专设榻以待娘子。”一女东向坐者笑谓西向坐者曰：“今宵让姊，余夜可知。”因起，送入子卿之室，谓子卿曰：“即闭户双栖，同衾并枕，来夜之欢，愿同今夕。”于是辞归，只留一女同寝。及晓，女乃请去。子卿曰：“幸遂缱绻，复更来乎？一夕之欢，反生深恨。”女抚卿背曰：“明日乃小妹之期，后即次我。”请出户。女曰：“心存意在，特望不渝。”出户不知踪迹。是夕，二女又至，姊谓妹曰：“我且去矣，昨夜之欢，今留于汝，且勿贪多恨少，误惑刘郎。”言讫大笑，乘风而去。留妹同寝。子卿问女曰：“我知卿二人，非人间所有，愿知之。”女曰：“但得佳妻，何劳执问。”乃抚子卿曰：“郎但申情爱，莫问闲事。”临晓将去，谓子卿曰：“我姊妹实非人间之人，亦非山精魅物，若说刘郎，郎必异传，故不予取笑于人代。今者与郎合，亦是因缘，慎迹藏心，无使人晓，我姊妹每旬更至，以慰郎心。”乃去。自此姊妹每旬更至，递相狎欢。如是数年。后子卿遇乱归乡，二女遂绝。庐山有康王庙，去所居二十余里，子卿一日访之，见庙中泥塑二女神，并壁间画二侍者，容貌依稀，有如前遇，疑此是之。

洪迈《夷坚志》收录了许多描写艳情的传奇，写妖女多祟人。如《叶若谷》写其独处泉司签厅，有女子款扉而入，前与叶语，以为观灯走散的女子，并寝，以言挑之，阳为羞避之状，已而遂合，宛然处子，良久欢甚。自是连日或隔日一至，叶犹以为旁舍女子。往来几两月，渐觉羸悴，徙居就医，乃绝不至。《吴小员外》写与鬼相恋者差点被祟而死。《西湖女子》中之鬼气虽对男子的身体有害，但她教他服药，就可以无碍。

李献民在《云斋广录》自序中说：“故尝接士大夫绪余之论，得清新奇异之事颇多。今编而成集，用广其传。”《西蜀异遇》写书生李达道与狐妖宋媛恋爱，虽知她是妖怪，她也给了他驱怪的灵符，他却仰天而叹曰：“人之所悦者，不过色也。今睹媛之色，可谓悦人也深矣，安顾其他哉？”遂毁其符而再与之合。《钱塘异梦》写司马槱与女鬼苏小小在梦中相爱。后司马槱暴亡，其灵魂竟然能够和苏小小同乘画舫而去。《盈盈传》自叙与吴女盈盈相爱，盈盈死后成仙，又在泰山仙洞中重逢。《四和香》记孙敏与一神秘丽人幽会，最后杳然无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为是“纯乎诲淫而已”。这样张扬性爱，自然在道学家眼里不会有很高的评价。

3.《娇红记》

最早著录《娇红记》的是明代高儒《百川书志》和晁瑮《宝文堂书目》。《娇红记》为元清江宋梅洞著。也有的认为说虞集作为出于假托。至于写作年代，明初李昌祺《剪灯余话》所收传奇《贾云华还魂记》写元末至正年间事，其男主人公已经看到《娇红记》，它在元末当已流行是应该成为定论的。

小说写书生申纯与表妹娇娘(见图19)私定终身而终于双双寻死的悲剧。书生申纯在舅舅家居住期间与表妹王娇娘相爱，受到舅舅侍妾飞红的阻挠，因为飞红也暗恋着申生。但是，飞红还是暗中相助他们私通。然而，由于申纯贫困潦倒，遭到了舅舅的拒绝。直到申纯中进士，舅舅才表示同意他们的结合。正当王、申准备成就好事时，帅府的公子得知娇娘美丽，前来求亲，舅舅又把娇娘许给了帅府。两人知事已无望，娇娘遂绝食，不久死去；申生亦自缢而亡。死后两人成仙，人们于月夜之时经常在其分别之处听到他们的私语。

小说描写细腻，刻画入微，简单的爱情故事竟然达五万余字。它是中国文学史、小说史上的重要作品，对于中国小说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对艳情小说的发展，意义更为突出。

其一，它承接了《会真记》中男女幽会、寄诗送简、私定终身的传统爱情情节模式，六次“离合”奠定了才子佳人小说波折式的叙事结构。曹萌的博士论文《明代言情小说创作模式研究》在论述洪武至正德初婚恋小说的阻滞式结构模式时，也以《娇红记》作为此模式的完成标志。

图19　娇娘(《节义鸳鸯冢娇红记》景明刊插图)

其二，为以后的艳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的命名，即以女主人公娇娘、飞红的名字命名，提供了模式，如《金瓶梅》。

其三，文笔香艳，注重艳情描写。写娇娘和申纯的爱情，作者不但通过一系列的琐事去展现二人关系的不断深化，而且非常绮丽，荡人心魄。如申生第一次见到娇娘时，便“目摇心荡，不自禁制”。其后日渐熟悉，“或共饮宴，或同歌笑，申生言稍涉邪，娇娘则凝眸正色，若将不可犯”。有一次王通判请另一外甥吃饭，申纯与娇娘均在座。申纯已不胜酒力，其舅母却还要他喝酒，娇娘就帮他说话，说是“三兄动容，似不任酒力矣。姑止此”。又悄悄对申纯说：“非妾，则兄醉甚矣。”申生说：“此恩当铭肺腑。”娇娘微谢曰：“此岂恩乎？”可谓色授魂与。申纯见娇娘独自一人凭栏无语，乃吟二绝以戏之，娇娘“巡檐循诵，倾鬟低面，欲言不言”。或相亲妮，或相违拗，都香艳浓丽。(见图20)

其四，具有时代精神的深刻主题。首先，它写男女相悦，以情相合，无媒自定，为情殉身，倡导男女性爱自由，为后来的艳情小说提供了极大的描写空间。故后来《钟情丽集》、《浓情快史》等艳情小说写到女子情不自禁的时候，总是和男子一起观看《娇红记》。年轻女子春心萌动，私下苟合或者私定终身，也是因为《娇红记》的导引。有时候男子为了引导女子的情欲，也给她看《娇红记》。其次，《娇红记》要说的主题，就是在人世间的各种利益面前，爱情是多么无力。爱情从来就不是两个人的事情，而是和名誉、权力、金钱等息息相关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宋明理学对爱情的窒息。

图20　娇红记(明宣德十年金陵积德堂版)

其五，《娇红记》社会影响很大。人们一直把它当作关于爱情的文学经典，也被统治阶级当作“诲淫”之作而多次禁毁。明孟称舜改为同名传奇剧，成为古代戏剧经典；其爱情悲剧结局对《红楼梦》的创作等不无影响。“明清两代写男女之情的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大多数可见到本书的印记。明初的文言小说集《剪灯新话》及稍后的《剪灯余话》，无论从遣词谋篇到内容风格，都以《娇红记》为规范，《剪灯余话》中的《贾云华还魂记》，就是《娇红记》的翻案作品。”

二、宋人的艳词

北宋社会安定和城市繁荣，为一些士大夫提供了享乐生活的条件。文人雅士们多喜欢吟风弄月，与女人浅斟低唱，词成了抒发爱情和描写色情的一种形式。我们从中不难看出，宋人传奇小说为什么性爱的篇目大大增加了。

宋词的几个大家，无不以艳情内容为审美对象。柳永多游狭邪，好为淫冶之曲，“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故柳永词多为“羁旅悲怨之辞，闺帷淫媟之语”。宋翔凤的《乐府余论》说：“耆卿失意无俚，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妓人传习，一时动听，散播四方。”他确实有不少“红粉知己”。相传柳永死后，还是由“群妓合金葬之”，并有“吊柳七”、“吊柳会”等遗闻逸事。

晏殊官至宰相，宦途得意，以词遣兴，写男欢女爱、轻歌曼舞，反映了高官们的酒色生活。儿子晏几道虽然穷困潦倒，但也落拓放浪。

秦观以酒色遣怀，喜欢深情而专一的感情，如《鹊桥仙》：“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见图21)

欧阳修蓄妓玩妓之作很多，多为浮艳之词，风格旖旎、缠绵、香艳。《南歌子》写甜美、热烈的爱情，更是腻得无以复加：“凤髻金泥带，龙纹玉掌梳。去来窗下笑相扶，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弄笔偎人久，描花试手初。等闲妨了绣工夫，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

苏轼狎妓尤甚，其艳情词也倜傥豪放。《挥麈录》说：“姚舜明庭辉知杭州，有老姥自言故娼也，及事东坡先生，云：公春时每遇休暇，必约客湖上，早食于山水佳处。饭毕，每客一舟，令队长一人，各领数妓任其所适。晡后鸣锣以集，复会圣湖楼，或竹阁之类，极欢而罢。至一二鼓夜市犹未散，列烛以归，城中士女云集，夹道以观千骑骑过，实一时盛事也。”《调谑篇》载，大通禅师操行高洁，人非斋沐不敢登堂，东坡一日挟妙妓谒之，大通愠见于色。公乃作《南柯子》令妙妓歌，大通亦为解颐。公曰：“今日参破老僧禅矣。”

周邦彦眠花宿柳，则喜艳情丽句，玉艳珠鲜、柳欹花晻。如《少年游》：“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锦帏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筝。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后来人们附会他的风流艳事，以为是写他偷听到的宋徽宗与妓女李师师之间的情事。据说，宋徽宗曾经为所嫖妓女写过这样一首艳词：“浅酒人前共，软玉灯边拥，回眸入抱总含情。痛痛痛，轻把郎推，渐闻声颤，微惊红涌。试与更番纵，全没些儿缝，这回风味忒颠犯，动动动，臂儿相兜，唇儿相凑，舌儿相弄。”真是淫鄙不堪。

图21　宋词写意二幅(《大亚楼画宝》卷二)

明人编的《词林万选》中曾收录署名李清照的《丑奴儿》：“晚来一阵风兼雨，洗尽炎光。理罢笙簧，却对菱花淡淡妆。绛绡缕薄冰肌莹，雪腻酥香。笑语檀郎，今夜纱厨枕簟凉。”也让人看到女词人风情万种的柔媚姿态。由于与词人清丽婉转的词风有异，故多以为伪托，也未被后人收入其词集。

就连佛家子弟，也出于种种原因，写过一些艳词。僧惠洪一首《西江月》词为：“十指嫩抽春笋，纤纤玉软红柔。人前欲展强娇羞，微露云衣霓袖。最好洞天春晚，《黄庭》卷罢清幽。凡心无计奈闲愁，试拈花枝频嗅。”让我们看到，是一位高僧的悟道，也是一位情僧的情愫。在佛教著作《五灯会元》里，也有用男女之事象征悟道之境的诗句，如：“冰雪佳人貌最奇，常将玉笛向人吹。曲中无限花心动，独许东君第一枝。”

宋词不只对性爱领域作了深透的发掘与表达，而且还创作了一大批艳丽的辞藻，建立了艳情的新的审美风范，成为后世艳情小说用诗词描写性爱的模本。

三、宋元的艳情话本

宋代都市有较大发展，市民大量出现，为了适应他们的文化生活需要，出现了说书人的话本小说，与讲史等并列为一种通俗小说的类型。话本的出现，在我国小说史上是一个巨变，它完成了我国古代小说由少数人的欣赏到大众文化生活的进程。流传到今的话本有二三十篇，散见于《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熊龙峰四种小说》、《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诸书中。《醉翁谈录》把宋代话本小说从内容上分为灵怪、烟粉、传奇、公案、兼朴刀、杆棒、妖术、神仙八类。其中灵怪、烟粉、传奇都涉及一些爱情作品，肯定了青年男女对自由恋爱的渴望与追求，赞扬了他们在爱情上表现出来的勇敢与坚贞。如《碾玉观音》中的璩秀秀勇敢地和意中人崔宁逃往潭州，她做了鬼还去找崔宁做夫妻；《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写周胜仙在金明池上遇见了范二郎，两人互相爱慕，她主动而又大胆地表露了自己的爱情，而且爱得坚决，为范二郎死过两次，做了鬼还请三天假来和范二郎相聚。《五戒禅师私红莲记》涉及佛门艳情。涉及性爱的作品还有：《种瓜张老》、《志诚张主管》、《宣和遗事》、《钱塘佳梦》、《灯花婆婆》、《张生彩鸾灯传》、《苏长公章台柳传》、《刎颈鸳鸯会》、《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简贴和尚》、《风月瑞仙亭》等篇目。

这些话本小说迎合了市民阶级的趣味，在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中有些作品在性爱的描写上较为大胆直露，有的近于淫秽，出现了白话性质的艳情小说，对于明清白话艳情小说的大量出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其一，宋话本因群众的爱好、书商的大量刊行，逐渐引起文人的注意。他们由对话本的编辑、加工，进而模拟话本写作，这就出现了主要供案头阅读的文人模拟的话本。由于文人的参加，话本在思想、艺术上都有较高成就。可以这么说，它们与《金瓶梅》等章回小说一起，将中国小说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其二，话本的白话语体到了明代，对普及小说大众化、对小说成为大众文化的主要载体，都起到了绝对的传播作用。

其三，拟话本创作，不但在“三言”、“二拍”中出现了单篇的艳情小说，还出现了很多专门辑录艳情篇目的集子，属于艳情小说的范畴，如《欢喜冤家》、《八段锦》、《十二笑》等，它们一起标志着明清艳情小说的成熟和高峰。

其四，有些色情、淫秽的描写，反映了小市民的低级趣味，为艳情小说开拓了路子，当了先锋。如《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写范二郎到了茶坊，看见一个女孩儿，方年二九，生得花容月貌：“色，色，易迷，难拆。隐深闺，藏柳陌。足步金莲，腰肢一捻。嫩脸映桃红，香肌晕玉白。娇姿恨惹狂童，情态愁牵艳客。芙蓉帐里作鸾凰，云雨此时何处觅？”一下就进入了色情的境界。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金瓶梅》描写西门庆与潘金莲一见面，彼此隔着衣服就能看到对方的生殖器了。《五戒禅师私红莲记》则借用佛教语言描写性交合：

戏水鸳鸯，穿花鸾凤。喜孜孜，连理并生；美甘甘，同心带绾。恰恰莺声，不离耳畔；津津甜唾，笑吐舌尖。杨柳腰，脉脉春浓；樱桃口，微微气喘。星眼朦胧，细细汗流香玉体；酥胸荡漾，涓涓露滴牡丹心。一个初侵女色，犹如饿虎吞羊；一个乍遇男儿，好似渴龙得水。可惜菩提甘露水，倾入红莲两瓣中。

其五，还有《金主亮荒淫》两卷，因为“过于秽亵”，缪荃孙在1915年刻印《京本通俗小说》时没有收入。尽管缪荃孙《跋》说，原书“的是影元人写本”：

宋人平话即章回小说。梦粱录云：“说话有四家，以小说家为最。”此事盛行于南北宋，特藏书家不甚重之，坊贾又改头换面，轻易名目，遂致传本寥寥天壤。前只士礼居重刻宣和遗事，近则曹君直重刻五代史平话，为天壤不易见之书。余避难沪上，索居无俚，闻亲串装奁中有旧抄本书，类乎平话，假而得之，杂庋于《天雨花》、《凤双飞》之中，搜得四册，破烂磨灭，的是影元人写本。首行京本通俗小说第几卷，通体皆减笔小写，阅之令人失笑。三册尚有钱遵王图书，盖即也是园中物。错斩崔宁、冯玉梅团圆二回，见于书目。而宋人词话，标题词字，乃评字之讹耳。所引诗词，皆出宋人。雅韵欲流，并有可考者，如碾玉观音一段，三镇节度延安郡王，指韩蕲王；秦州雄武军刘两府是刘锜；杨和王是杨沂中，官衔均不错。尚有定州三怪一回，破碎太甚；金主亮荒淫两卷，过于秽亵，未敢传摹。与“也是园”有合有不合，不知其故。

但不少研究者都表示怀疑，或认为是明人所编，或认为出于伪造。郑振铎先生就认为《金主亮荒淫》和《金瓶梅》“或竟是出于一个作家的笔下”。清衍庆堂翻刻叶敬池本《恒言》，因《金主亮荒淫》一篇已被删去，不得已而将篇幅较长的《张廷秀逃生救父》分为上下二卷，以足四十卷之数。另外，郑振铎认为，也只有明代中后期，才能出现这样的作品：

最成问题的只有金主亮荒淫一种，叶德辉氏翻刻此作，题曰“金虏海陵王荒淫，京本通俗小说第二十一卷，已未孟冬照宋本刊”。叶氏并有跋，说所本为影宋京本通俗小说金虏海陵王荒淫一卷。这就出现了矛盾：缪氏说京本通俗小说是影元本，叶氏却说是影宋本；缪氏说金主亮荒淫有两卷，叶氏的刻本仅一卷，且又说是“京本通俗小说第二十一卷”。说明他必定未曾见过缪氏藏本，只是在《醒世恒言》中找到了本子。由此，金主亮荒淫一种，否亦为宋人著作，实为可疑。就金史诸传与金主亮荒淫话本仔细对照观之，皆可见话本实为全袭金史而加以廓大的描状者。作此话本者，其时代当在金史流行以后。像那么极形尽态的秽亵的描状，又似乎非明嘉隆以后的作者不办。但无论如何，金主亮荒淫之非宋人作则为显然的事实。

四、元曲的俗艳情趣

元曲具有浓烈的市井情趣。元曲由杂剧和散曲两部分构成，是元代文学发展的主要形式之一，也是成就最高的文学门类之一。

从杂剧的市井思想与情趣看，元杂剧多反映民众的性爱观念。关汉卿的《救风尘》、《望江亭》、《调风月》、《拜月亭》等是代表作品。《救风尘》主要是写妓女赵盼儿搭救她的同伴宋引章，向玩弄女性的纨绔子弟周舍展开斗争的故事。《望江亭》写谭记儿装扮成一个渔妇，利用杨衙内好色贪杯的性格骗取了势剑、金牌和文书，捍卫了自己的爱情。《调风月》的侍婢燕燕爱上了前来探亲的小千户，经历了风险、痛苦而终于结婚。白朴的《墙头马上》写李千金爱上裴少俊后，来不及等待裴少俊得官即前来求娶，坚决地选择了私奔的道路。两人在裴家后花园同居了七年，被裴少俊的父亲裴尚书拆散，最后夫妻又重新团圆。郑光祖的《倩女离魂》根据唐传奇《离魂记》改编，描写张倩女思恋王文举因而魂离肉体与他结合的故事，歌颂倩女对理想和爱情的追求。(见图22)这些剧作表现了市井与邪恶势力、封建礼教斗争，捍卫爱情的时代精神。尚仲贤《柳毅传书》、李好古《张生煮海》写龙女与人的相爱，反映了青年男女的斗争意志。即使唐明皇，也为了杨贵妃而相思绵绵。(见图23)这些主题，在后来的拟话本艳情小说里，都有所表现。

图22　明刊本《墙头马上》与《倩女离魂》插图

即使是描写大家闺秀的作品，也有浓重的市井趣味。金朝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是根据唐传奇《莺莺传》改编的，它变风流韵事、女色祸水、始乱终弃为反对封建婚姻礼教，歌颂了青年要求婚姻自由的斗争。它首开了说艳情故事的风气。其中大篇幅地叙述、描写张生和崔莺莺私下相会、以身相许的情景，非常细腻而且具有性爱的迷人魅力。如相会时女子佯羞不答、手摸裙角作势，交合时呜咂、摩弄、忍痛娇声、腰肢困软等。它还详细描写了第二次交合的情形，放肆、欢洽，让人色授魂与。对于后来杂剧《西厢记》的有关描写，还有大量的关于私会情形的描写，起到了滥觞的作用。

王实甫的《西厢记》描写月下定情，文笔香艳，性爱描写更是大胆，故事情节成为才子佳人小说和艳情小说的模式。香艳描写依然成为艳情小说性爱描写的通式，其性爱趣味具有浓重的市井风格。《红楼梦》中黛玉偷看《西厢记》，心下如痴如醉，就知道为什么它成了明清艳情小说中调情或者情动的祸首了。《西厢记》第四折是公认的艳曲。特别是这几段唱词：“我这里软玉温香抱满怀。呀，阮肇到天台，春至人间花弄色。将柳腰款摆，花心轻拆，露滴牡丹开。”“但蘸着些麻儿上来，鱼水得和谐，嫩蕊娇香蝶恣采。半推半就，又惊又爱，檀口揾香腮。”“灯下偷睛觑，胸前着肉揣。畅奇哉，浑身通泰，不知春从何处来？无能的张秀才，孤身西洛客，自从逢稔色，思量的不下怀；忧愁因间隔，相思无摆划；谢芳卿不见责。[柳叶儿]我将你做心肝儿般看待，玷污了小姐清白。忘餐废寝舒心害，若不是真心耐，志诚挨，怎能够这相思苦尽甘来？”

从散曲的审美内容看，散曲多放诞与俗艳。散曲多以狎妓为主要题材，真实地再现了妓女性爱带来的欢欣与痛苦，如徐琰《青楼十咏》，由初见、小饮，写到沐浴、纳凉、解衣，写到并枕、交欢，直陈性美丽、性快乐。元散曲还把男女自由恋爱的题材进一步扩大，热情歌颂了私定终身、偷情约会。如商挺的《双调潘妃曲》，写瞒着爹娘和情郎相会的欢娱和激动；景元起的《双调得胜令》写男女邂逅一见钟情幽会时，女子的情态，娇羞欲滴，都有性爱描写刻骨铭心的风范。其中交合时的美满、和谐、激动、羞涩、纯情，动人心扉，夺人心魄。这种性爱的欢娱，是狎妓所难以企及的。它是文人新兴理想爱情的最高境界，有深刻的社会价值和振奋人心的艺术魅力。

图23　《梧桐雨》明刊插图

元曲也把一些琐碎的物事和边缘性爱纳入歌咏范围，扩大了传统的性爱题材范畴。如写偷丫鬟，“慢慢地脱去了衣裳，却原来纸条儿封了裤裆”。还写到性梦、指甲、麈腰、金莲、鞋杯、胖夫妻行房，不管隐私深浅，不论事物丑俊，不拘内容俗雅，都可以入曲。

在性爱审美和表达上，元曲欣赏性爱的急情、尽情，甚至恶趣。元散曲描写的大多是俗人的性爱生活，而不是理想和寄托；塑造的是世俗妓女浪子荡妇、怀春少女的形象，而不是才子佳人的嘲风吟月浪漫情怀。所以，一个个性爱场面都是快乐和痛苦的，快乐的时候飘飘欲仙，痛苦的时候寻死觅活，明显地反传统高雅敦厚的审美观念，显示出市井文化的审美特征。如：“一笑喜相逢，似嫦娥，下月宫。丹山念夜鸾求凤，天台路通，巫山簇峰。柳稍露，滴花心动。正情浓，鸳鸯枕上，又被五更钟。”“红绫被，象牙床，怀中搂抱可意郎。情人睡，脱衣裳，口吐舌尖赛沙糖。叫声哥哥慢慢耍，休要惊醒我的娘。可意郎，俊俏郎，妹子留情你身上。”“帘儿内，换绣鞋，胆大乔才抢入来。纽扣松，□□腰，袴儿脱下来。这朵鲜花由你采，休在人前去卖乖。俏多才，俊多才，休向人前说出来。”“床儿侧，枕儿偏，轻轻挑起小金莲。身子动，屁股颠，一阵昏迷一阵酸。叫声哥哥慢慢耍，等待妹子同过关。一时间，半时间，惹得魂魄飞上天。”“两情浓，销金帐里鏖战，一霎时魂灵儿不见，我和你波翻浪滚，香汗交流，泪滴一似珍珠串，枕头儿不知坠在哪边。乌云髻散了乱挽，一霎时雨收云散，舌尖儿一似冰冷□。双手搂抱心肝来也，哎，似睡不着，朦胧磕眼。心肝，哎，一个昏昏，一个气喘。心肝，嗏，哥哥，腰痛，小妹子□酸。”

元曲在语言上直白通俗，与传统诗词的含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使用了大量的鲜活的口语、方言、市井俚语，特别本色；在男女称呼上，什么“亲亲”、“冤家”、“俏哥哥”、“妙人儿”、“心肝儿”，俗不可耐。

在元曲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明清艳情小说的骨髓和灵魂。

第四章 社会思潮的畸形儿——明清艳情小说蔚为大观的原因

明清两朝是中国历史上性禁忌和性压抑最严厉的时代，又是我国古代艳情小说成熟、发展、嬗变一直到衰败的时期，大量的艳情小说在明清蜂拥而出，蔚为大观。

作为一种文学体式派别、小说思潮的诞生以至发展壮大成了气候，大多是多个方面相互作用的结果：主体与客体的；历史与时代的；共性与个性的；审美、传统与生活的；政治、宗教、思想、文化思潮与文学的。明清艳情小说也一样具有复杂的成因。我们思考的角度是：明清艳情小说是明清社会的畸形儿——明清艳情小说与政治、经济、文化思潮，与大众时尚文化，与城市的发展，与商业、出版业的兴盛，与明代上自皇宫下至民间的真实的两性生活，与时代性心理、性社会学，与春宫、色情笑话、艳曲等其他文学艺术，与文化市场、文化消费与文化传播，与小说本身的发展、文学本身的发展，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明清艳情小说就是在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作用下成熟、发展、壮大的。

第一节 艳情小说与明清政治的关系

艳情小说在明代中叶开始成熟并迅速发展，在明末清初达到高峰，并在清中叶开始发生嬗变，到了清末开始走向衰败。这个艳情小说史的过程，也是明清政治出现相对松弛、腐败与严厉控制和走向没落的过程。艳情小说的发展历程与明清两代的政治关系十分密切。

一、影响艳情小说发展的三个政治因素

促使艳情小说成熟并影响它发展的政治因素有三个：一个是统治阶级的腐败；一个是政治控制和意识形态统治的衰弱；一个是新的思潮的涌现。

1.帝王权臣荒淫侈糜是上行下效的根子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政治上的清明与腐败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明代中叶政治的特点，首先是帝王权臣荒淫侈糜。由于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封建社会内部固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地主阶级越来越腐朽，对土地、财货的追求也越来越不择手段；尤其在明朝末年，大官僚、大地主对农民、工商业者甚至中小地主疯狂掠夺，生活穷奢极欲到了惊人的地步。朝廷大权由宦官把持，朝廷帝王懒于朝政，宪宗、武宗、世宗、神宗多不视朝政，极尽淫乐。正德沉迷于喇嘛教，大建豹房；万历皇帝经常“不时动火”，常与宫女玩流萤落簪、题诗红叶相叠而幸，举行鸳鸯洗浴之会。

最为淫乱的是宫廷春药盛行，献春药的人往往很容易得到帝王的宠幸。《万历野获编》“士人无赖”条云，国朝士风之敝，浸淫于正统而糜烂于成化。至宪宗朝，万安居外，万妃居内，士习遂大坏。万以媚药进御，御史倪进贤又以药进。至都御史李实、给事中张善俱献房中秘方，得从废籍复官。以谏诤风纪之臣，争谈秽媟。有的人投机取巧，靠药石等方术的小把戏能够使皇帝阳起，竟然做了“洗鸟御史”。还有的人以童女初次月经经血为至宝，《万病回春》云：“若得年月日应期者，乃是真正至宝，为接命上品之药。”故《本草纲目》云：“今有方士，邪术鼓弄愚人，以法取童女初行经水服食，谓之先天红铅。巧立名色，多方配合……愚人信之，吞咽秽滓，以为秘方，往往发出丹疹，殊可叹恶！”《万历野获编》“进药”载，相传邵元节、陶仲文用红铅，取童女初行月事，炼之如辰砂以进皇帝。世宗中年饵此，热剂以发阳气，名曰“长生”。至穆宗，则为内官所蛊，循用此等药物，致损圣体，阳物昼夜不仆，遂不能视朝。嘉靖时皇帝饵丹药有验，竟然命京城内外选女八岁至十四岁者三百人入宫，以供陶仲文炼药之用，可谓荒唐透顶。穆宗在位仅六年，竟然以服春药死，只有三十六岁。“红铅丸”竟然成为臭名昭著的明代宫廷的代表性春药，并诱发了宫廷谜案。

皇帝荒淫，权贵们也花样翻新。嘉靖时权臣严嵩龌龊尤甚。他吐痰不用痰盂，而要侍女用口去接，名为“香痰盂”；夜壶用黄金铸成，并且制成美女型，化装涂彩，小便时如性交状。其子世蕃的“淫酬”更是污秽不堪。还有更为惨绝人寰的事。《万历野获编》载，有孙太公者，自云安庆人，以方药寓京师，专用房中术游缙绅间。乃调热剂饮童男，久而其阳痛绝胀闷，求死不得，旋割下和为媚药，凡杀稚儿数十百人。《本草纲目》也多壮阳之药方。故艳情小说多写春药，如“昚(慎)恤胶”、“颤声娇”、“番僧药”、“阿肌苏丸”，应有尽有。

男风也普遍存在。武宗宠幸的男子有江彬、钱宁等；万历帝朱翊钧幸爱小珰、孙海、客用等；明熹宗朱由校征美妓于不夜宫，召娈童于长春院。权臣严嵩和儿子严世蕃热恋一个名叫金凤的优童，“昼非金不食，夜非金不寝”。明代不少有名的学者及士人除了妻妾可以“内交”外，还有年少俊美的书童伴主人出外或远游作“外交”。据沈德符《敝帚斋余谈》，福建男风尤盛，“契父”、“契兄”、“契弟”相爱如伉俪。这些都在艳情小说里有所反映。艳情小说给我们提供的原因远不止这些，都说明政治统治的衰败：一是世风日下，城镇贫民多以淫业为生，一些漂亮的少男为了钱财自愿当男妓，甚至一些年龄大的、从事一些服务职业的男子也加入进来；二是很多人有同性恋倾向，厌恶女子，其中有些就是为了刺激玩弄男性；三是社会上对男风之好并没有表现出极大的不能忍受，妻妾往往参与其中并且与娈童发生性行为；四是女子同性恋者也不少，并且社会上采取容忍的态度；五是商人和书生中男风很普遍。

另外，明末世帝王的享乐对社会性观念、性风俗与性心理的影响也是明显的。在明代后期，人们的生存欲望、生理欲望都被看成是正常的，色情小说不是禁书。可以《金瓶梅》的传抄和借读为例——《金瓶梅》一出，便在士大夫之间相互抄录、借阅，并被称赞为“云霞满纸，胜《七发》多矣”。

2.政治控制能力的强弱是艳情小说盛衰的晴雨表

艳情小说是以性爱为主题的。性，是人的本能、本质属性，也是封建社会控制的文化对象之一。性文化经过了宋明的压抑、明末政策的松动和清中叶的禁绝等不同的被控制历程。与此相适应的，是明清艳情小说从成熟到发展、衰败，自然也相应的受到影响。明统治者对小说没有采取严厉禁毁措施。查有明一代关于禁毁小说的中央法令，仅有正统七年禁《剪灯新话》、崇祯十五年禁《水浒传》；地方政府则基本没有此类法令。这给了通俗小说以很大的成长空间，通俗小说很快在这个时期发展成熟，艳情小说也开始萌动。明中叶以后，性的享乐、放纵，艳情小说、春宫图画的普遍出现，充分证明社会性控制能力的松弛，艳情小说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进入清代就不同了，从顺治到同治的几个皇帝，几乎都要发布严禁淫词小说的谕旨。如康熙二十六年、四十年、四十八年、五十三年，雍正二年，乾隆三年、十九年，嘉庆七年、十五年、十八年，道光十四年，咸丰元年，同治七年都有颁布。对违反者的处罚也极为峻苛：“凡坊肆市卖一应小说淫词，在内交与八旗都统、都察院、顺天府，在外交于督抚，转行所属文武官弁，严查禁绝，将板与书，一并尽行销毁。如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该管官不行查出者，初次罚俸六个月，二次罚俸一年，三次降一级调用。”

政府的查禁，首先打击了艳情小说的创作和刊刻，其次阻断了它的传播。沈德符说，《金瓶梅》还有续书，邓之诚《骨董琐记》引《茶余客话》语也说：“有《玉娇李》一书，亦出此名士手，与前书各设报应。”而到了清中叶，《玉娇李》就已经消失了。俞樾在《茶香室丛钞》中说道：“今《金瓶梅》尚有流传本，而《玉娇李》则不闻有此书矣。”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续书之所以消失，正是统治阶级不遗余力地禁毁的结果。

但是，艳情小说与政治的关系还表现为一种反弹。一是越查禁越流传。被视为“诲淫”的《金瓶梅》在清代遭到了严厉的禁毁。但是，《金瓶梅》依然在社会上传播着。清代梁恭辰在《戏戒四录》中引钱塘汪棣香的话说：“苏、扬两郡城书店中，皆有《金瓶梅》版。”今天我们见到的明清一百多种艳情小说，有很多就是这种反弹的结果。二是促使艳情小说进行艺术升华，或者与其他小说融合。《红楼梦》的脱胎换骨、狭邪小说的产生，都是很好的说明。

尽管我们可以说总的情况是明代政坛上专制政权的压制与个性解放的勃发共存，导致文坛上歌颂太平与抒写性灵的作品相接踵，雅文学与俗文学相鼎立，但是，对于清王朝，我们往往只看到它统治的严酷和文化政策的强高压。其实在很多情况下，也出现了失控。否则，在清王朝出现的中国文学的全面高峰，包括艳情小说的顶尖之作《姑妄言》的出现，就很难理解。因此，明清两代，不光是朝代之间的政治统治有差异，其统治的每一个阶段也各有特点，对文化的控制、文化的具体政策也紧弛不一，对文学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对艳情小说的成熟、发展到蔚为大观以至衰落的影响也不相同，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3.艳情小说与新的思想文化思潮共舞

明清思想文化思潮大致上分四个阶段。首先是“心”与“理”的相对。明代中期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结构的急剧裂变，所谓的“理”，即以程朱理学为基础的封建道德观念，在这个时期遭到质疑、反感、抛弃，很多新兴阶级无所顾忌地放纵个人的欲望，形成好货、好色的价值观念，导致两性关系的极度紊乱。从充满原始性骚动的山歌，到“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妓，妓不如偷”的病态性观念，再到公开流传的春宫图册和淫秽艳情小说，不难想见当时人们占有女色之欲望强烈、放纵到了何种程度。王守仁继承和发展陆九渊的心学体系，倡导积极的观念，对“存天理、灭人欲”进行调整，肯定日用间也有天理，力图以此帮助知识阶层摆脱心理困境并挽救世道人心。后来王艮进一步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肯定了人们正当的物质欲望，以为只要不是刻意损人利己和过于放纵，皆属合乎道德的行为，没有必要对其严加约束。这标志着知识分子开始摆脱程朱理学的束缚。到了李贽，提出了“从民之欲”、“大同于俗”，代表了新兴市民阶层要求修正传统价值观的强烈愿望，彻底否定了扼杀人性的封建礼教，肯定了“好货”、“好色”，完成了心与理的相对。

其次是“真”与“理”的相对。这个时期从思想上理论上对封建礼教批判最尖锐的代表人物是李贽。李贽，字卓吾，晋江(今福建晋江)人，万历年间曾做过姚安知府。53岁起客游湖北黄安、麻城等地，著述讲学，后北游通州。晚年被给事中张问达所劾，被加以“专崇释氏，卑侮孔孟”、“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逮捕，最后以剃刀自杀于狱中。李贽公开地提出不要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否定圣贤的权威，主张男女平等，“自择佳偶”；还尖锐地揭露程朱理学的虚伪和不合理，从言论到行动都将矛头直接指向封建礼教，因此被统治者视为“异端之尤”。他重视新兴阶级的思想观念，重视大众文学，评点过许多小说戏曲。李贽认为，只要基于人的自然本性的“好货好色”等欲望都是善的，与此相反的一切则都是恶的，反对儒家思想、程朱学说扼杀人的自然本性。他认为社会应该顺应人的自然本性，不能以德礼、政刑限制人的自由。李贽的思想观点代表了市民阶层的利益，是一种进步的思潮。

接下来是“情”与“理”的相对。这是汤显祖的功劳。《牡丹亭》有意识地用“情”与“理”的冲突来贯穿全剧。(见图24)“情”，就是人们真正的感情，就是青年男女对自由的爱情生活的追求。它与封建教义和家长的专横对青年人身心的束缚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后来，冯梦龙《情史》“叙”里又提出了“情教”的观念，认为“情”是最主要的，一切都来源于情，一切都是为了情，一切都是情在起作用，大胆地、热情地歌颂了男女之情，特别是那些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敢于反抗封建婚姻制度的青年男女忠贞的爱情，与礼教针锋相对。

图24　明刊《牡丹亭》还魂记插图

最后是人本主义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胜利。清王朝统治中国的时期，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时期。清朝中叶，随着国家进入平和的发展时期，商业文化、市民阶层日益活跃起来，新的文化思潮也应运而生。戴震明确指出理学“存天理，灭人欲”完全违背了孟子当初开明的原意，成为一种残忍的杀人工具；俞正燮反对男女贞操双重标准，反对纳妾，主张实行彻底的一夫一妻制；袁枚论诗专主性情风趣，与陈文述等一起提倡女子学习诗词，招收女弟子，支持她们开展结社赋诗的社会活动；龚自珍、魏源等人在他们的言论和文章中，都反映出一定的民主主义思想与要求。到了清末，康有为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出发，把人欲的正当性、合理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提出了“天赋人权”的思想，彻底批判了禁锢妇女的封建纲常伦理和贞节观。

艳情小说与整个明清两代的文化思潮前后呼应，呐喊招摇，互为表里，相生相长。

二、明清政治统治与艳情小说发展的基本情况

1.明初百年(1370—1500)：储备力量

朱元璋建立明王朝，政治上加强专制统治，强化中央集权制度，废除中书省和丞相制度，把原丞相的权力分散给六部，六部尚书直接执行皇帝的命令。同时明初也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使手工业生产迅速发展起来，城市工商业也繁盛起来。这种情况本来是给大众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土壤，可是，统治阶级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强化意识形态和政治基础，加强了思想和文化的专制统治，以保证思想、意识的一致性，结果抑制了大众文学的发展。一是思想上大力提倡程朱理学。朱元璋、朱棣命胡广、杨荣等人修“四书”、“五经”和《性理大全》，规定为国子监的功课。二是文化政策的钳制。对封建文人采取了笼络和高压的手段，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实行八股取士制度，朱元璋曾亲自筹划，开设文华堂招揽人才，专从“四书五经”命题，并只能依朱注解释立意，成祖朱棣又召集天下文士三千人编纂类书《永乐大典》；同时大兴文字狱，规定“寰中(国内)士大夫不为君用，罪该抄杀”。对于大众文学，也进行了严格的限定，明初法律规定，《大明律》“禁止搬做杂剧律令”条：“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节烈、先圣先贤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扮者与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明确要求戏剧为封建政教服务。对于反映宫闱之乱的作品，其作者要遭受杀身之祸。在这种封建淫威之下，文人为免于惨祸，谨小慎微，大众创作中最盛的是点缀升平的娱乐之作和宣扬封建道德的作品。

而大众文学具有大众文化的一般特点，具有思想意识形态的多元化、趣味多元化、消遣性，这显然与封建统治的需求格格不入。在这种强势政治文化的强力整合下，大众文化、大众文学自然难以发展。

也就是说，统治阶级处在上升阶段，有能力采取有效措施保证使自己的队伍不追求物质享受，保证社会风气清明，保证大众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会向民间、市民阶层的一些庸俗的、低级趣味的享乐靠拢，政治文化整合了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成为一元化的政治文化统治。

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基本情况是，宋濂、刘基、高启这些由元入明的诗文作家，虽然是封建统治阶级营垒中的人物，但由于经过了元末的大动乱，接触到了现实生活，对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有一定认识，写出了一些揭露现实黑暗、富有社会内容的作品；与之相对的则是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粉饰现实、歌功颂德的台阁体和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自称宗法杜甫而追求声调格律的茶陵诗派。戏剧方面，出现了一批以朱有燉为代表的宫廷杂剧作家。而在小说创作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百年文学的著名作品几乎都集中在元、明之际。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成书，标志着章回小说的成熟和日臻完善，为以后通俗小说的发展，为明清艳情小说的出现，提供了成熟的小说艺术表现经验，储备了力量。

2.明中叶(1500—1580)：艳情小说顺势爆发，《金瓶梅》横空出世

弘治、正德时期一直到万历中期，政治统治呈现一种弱势状态。主要表现在：

其一是明王朝开始由盛转衰，社会控制能力弱化，为大众文化的滋生提供了空间。封建特权使得统治阶级获取了丰厚的物质利益，为本身的享受提供了条件。而享乐这种大众文化的特征是与有为的艰苦奋斗的文化精神不一致的。统治阶级的享乐，说明了封建政治的衰退，说明了大众文化的强势。弘治、正德时期统治阶级已很腐朽、堕落，嘉靖末年，军政败坏，财政破产，隆庆、万历年间以神宗为首的上层统治集团更加腐朽不堪，整个社会风气堕落。而《如意君传》、《金瓶梅》等艳情小说就在这种政治气候下诞生了。一些小说、戏曲中所出现的大量色情的描写，也是深受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

其二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给大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首先，大众文化创造和享受的主体壮大起来。明中叶社会经济在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休养生息之后，出现了相当繁荣的局面。农业生产有了进一步发展，同时农村中的土地兼并也非常剧烈，从皇帝以至诸王、勋戚、官僚以及豪绅地主、富商大贾都凭借特权，大量兼并土地。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大量流入城市，为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劳动力，促进了纺织、冶铁、制造等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到了嘉靖、万历年间，造纸、印刷、制糖、轧棉等轻工业也迅速成长起来。市民阶层的扩大，为小说、戏曲及其他通俗文学的广泛流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其次，手工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进一步提高和改进，手工业作坊和工场的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使城市市民阶层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势力不断增长，使得文化消费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例如印刷行业的发达，给大量刊刻小说、戏剧提供了方便，嘉靖、万历两朝是明代刻书的极盛时代，万历时期的南京已成为大量刊行小说、戏曲和彩色套印的中心。其他文化娱乐设施、行业的发展，雇佣劳动力增加了小作坊主的收入，都为大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也为拟话本小说、戏剧等提供了素材。“三言”、“二拍”等已经开始注意反映新的生产关系，反映人们的观念发生的变化，反映手工业者和商人的生活、思想。其爱情婚姻观念、生活，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真实的描写，一些篇目已经具有艳情话本小说的一般特点了。

其三是开始查禁小说、整肃思想。自英宗正统七年(1442)国子监祭酒李时勉上言提出严查《剪灯新话》之类，到神宗时逮捕李贽、禁毁其著作结束。这说明艳情小说已经开始引起朝廷的注意。但是，还没有给大众文学的发展和艳情小说的萌发形成威胁。于是，终于出现了第一部文人独创的以描写家庭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金瓶梅》，首次将大量的性爱描写纳入对现实生活的描写之中，开了明清白话章回艳情小说的先河。

3.万历后期(1580—1640)：政治腐败透顶，艳情小说凸现高峰

这个时期，有两件事情使得统治阶级应接不暇、狼狈不堪，再也顾不上倡扬理学、维持风化了：一是封建统治集团内部掀起了东林党和邪党之间的斗争，后转化为复社和阉党的斗争，一直到明亡；二是天启、崇祯年间的农民大起义。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末世的社会风气每况愈下，这却给大众文化思潮的涌现，给大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宽松的空间。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政治因素，就是统治阶级的文艺政策。这个时期直到明朝灭亡，描写性爱的文学艺术作品，不在禁书范围之内。要禁止的，是李卓吾的异端邪说。2004年8月在第十届明史学术讨论会上，提交论文《明代通俗小说的书价与读者群》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黄卉就明确指出：与色情沾边的小说在今天是不能出版的，但在明代色情小说却大行其道，并不是禁书，读包括色情小说在内的通俗小说，与逛青楼一样，是当时官宦文人的重要文化消费。色情小说在当时并未被看作是色情小说，也不是禁书。这主要是当时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人们的生存欲望、生理欲望都被看成是正常的。所以明代男子，特别是中后期的男子，并不禁欲。

于是，嘉靖、万历以后，文学创作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迅速发展，小说、戏剧体现了大众情趣，加大了性爱主题的内容；小曲被民众用来咏唱艳情性事；小说文学体式、创作思想、表现手法都趋于成熟和多样化，小说题材的分工也趋于细化。可以这么说，在明万历之后，以《金瓶梅》为代表的艳情小说大量出现是通俗小说创作、传播的一大特点。明清艳情小说高峰凸现。

4.明末清初(1640—1720)：乱世之中，浊流奔涌

明末腐败的政权在满洲军事力量和各地农民起义军的双重打击下，很快呈现崩溃之势。166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身亡。继而清军在明朝降将吴三桂的协助下，击溃李自成军，占领北京，建立了大清。清初民族矛盾尖锐，反清武装斗争直到康熙初年才逐渐衰退。至康熙中期平定吴三桂等“三藩之乱”、准噶尔噶尔丹之叛以及收服台湾之役，国内的战争大体宣告结束，清王朝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稳定的统治。

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政策，呈现出放任的态势：一是明朝统治阶级自身难保，无暇顾及。明末查处《水浒》不了了之就是一个例子。二是清朝统治者面对的是民族矛盾，巩固政治统治、稳定政局、肃清民族反抗，是压倒一切的任务，主要查禁的是政治书籍，是控制知识分子思想的书籍。所以尽管也在下令严禁琐语小说，违者从重究治，但实际上，即使到了康熙初年也没有给艳情小说以真正的大规模的查禁。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时期艳情小说的泛滥。康熙二十六年(1687)，刘楷上疏说，淫词小说犹流布坊间，有从前曾禁而公然复行者，有刻于禁后而诞妄殊甚者，仅一二书肆刊单出赁小说就有一百五十余种。康熙四十八年(1709)，张莲上疏说民间香会男女成千混杂，“又或出卖淫词小说及各种秘药，引诱愚民”。由此看来，统治阶级还没有来得及将文学艺术纳入整饬的视野。所以，明末文学已有的态势仍在影响作家的创作和出版业的刻印出售。描写性爱的小说，一直沿着明末的方向前进——有的只表现男女婚恋，不过多加上了战乱悲欢离合的内容，代替了“小人作乱”的婚恋干扰；有的继续沿着艳情小说的方向，以描写性爱为主要内容，只在最后加上一个报应的尾巴。除了一些如《肉蒲团》之类的章回小说大量涌现以外，还出现了《聊斋志异》等表达新的思想观念的艳情短篇文言小说。写与狐鬼一类女性的性爱，由于超脱于社会结构之外，人的自然情感便得到了较为自由的抒发。其男女患难知交与情感相依，有明代中篇文言艳情小说的绮丽遗风。可贵的是，《聊斋志异》中那些艳情篇目，不像《游仙窟》之类的写书生与妓女，或者像其他唐传奇那样缺少风情，而写的是纯洁的情欲，写的是风情蚀骨的性爱；不是只连缀性活动，而是重笔写男女感情交际，写同甘共苦；不是写性交能力性伴侣，而是写美好的知己感情。因此，它脱离了艳情小说庸俗的审美观，在描写艳情上，达到了文言艳情小说的相当高度。笔下的女性也不是淫娃，而是红粉；所追求的不是性欲旺盛、欲生欲死，或者阳物崇拜，而是很有个性，摇曳多姿、无拘无束，而又一往情深。

5.清中叶(1720—1800)：在禁毁中嬗变、升华

清中叶以康乾盛世为主要阶段。盛世主要表现在刺激经济发展的政治制度上。康熙十分重视水利建设，鼓励生产，农业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人口也有明显的增长。农业的增长也支撑了城市工商业的复苏并且促进工商业有了新的发展。乾隆时，东南沿海地区的纺织业、盐业、造船业、造纸业、印刷业都形成了相当大的规模，资本主义的萌芽重新得到滋育生长。经济发达、财富大增。高度的封建集权，必然导致在文化思想领域里的极端控制。

其一是加强对读书人和普通民众的奴化熏陶，以适合自己统治的传统精英文化即儒学来醇化社会风气，提升精神文明。康熙亲自主持编写了《性理精义》，一再倡导理学，推崇朱熹，树立绝对思想权威；八股取士，重视学术、优容文人；组织了大规模的书籍编纂工作，大量收缴和销毁违碍书籍。这被后人说成是“以汉治汉”。

其二是毫不留情地抑制晚明、清初偏离正统的社会思潮，对于具有异端思想尤其是具有反清意识的文人，统治者采取了文字狱的严酷的高压手段。文字狱规定苛刻，面广年久，动辄斩首、弃市、凌迟、门诛，甚至灭九族，连已经死了多年的都要开棺戮尸。乾隆时期文字狱的主要案犯被处以“大律论拟”的就有47例，生者凌迟，死者戮尸，亲属男15岁以上皆斩，15岁以下及女性给功臣家为奴。戴名世、岳钟琪的遭遇，时至今日仍让人不寒而栗。甚至连张廷玉、沈德潜这些备受乾隆恩宠的重臣，一不留神都会大祸临头。文字狱彻底扼杀了中国人的思想活力，举国奴性泛滥，尤其是使得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噤若寒蝉。

其三是对艳情小说进行了反复的严格的查禁。在编纂《四库全书》时定下的标准之一，就是凡是与程朱理学相抵触、不符合传统道德观念的书，统统毁掉。直接查禁小说戏曲，是以端人心、正风俗为目的的。这始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清圣祖下谕：“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而严绝非圣之书，此不易之理也。近见坊间多卖小说淫词，荒唐俚鄙，殊非正理，不但诱惑愚民，即缙绅士子未免游目而惑心焉。所关于风俗者非细，应即通行严禁。”同时还对造作刻印者、市卖者、买者、看者和失察官吏作了相应的具体处理规定，并收入后来的《大清律例》，拉开了清代200年禁毁艳情小说的序幕。到了乾隆三年(1738)，朝廷又颁布禁令：“盖淫词秽说，最为风俗人心之害，例禁綦严，但地方官奉行不力，致向存旧刻销毁不尽，甚至收买各种，叠架盈箱，列诸市肆，租赁与人观看……凡民间一应淫词小说……限文到三月，悉令销毁。”并加大了查处力度。

由于明清更迭的历史动荡渐趋消失，民族矛盾亦已淡化，个性发展与社会压抑的冲突重新成为首要的矛盾，个性解放的要求又有了顽强抬头的表现。从小说《儒林外史》、《红楼梦》、袁枚的诗歌理论的出现，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文学、文化思潮对封建思想、意识形态的极大的反弹。它不但没有压抑住艳情小说的创作，而且还给艳情小说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认真思索、艺术提升的探讨空间，使得描写儿女情长艳情题材的《红楼梦》脱胎换骨，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使得末流艳情小说与其他体式的小说融合了起来，更加隐蔽。当然，《红楼梦》不是艳情小说，但它具体描写性爱的内容无疑与艳情小说有着一定的联系。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学史都承认，《红楼梦》明显带有明末世情、人情、言情、艳情文学的遗风，是对人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艳情小说扬弃的结果。

6.嘉庆之后：淹没在夕阳里

嘉庆之后(1800—1900)，是封闭的中国社会被迫向世界开放、正面接触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时期。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封建统治全面崩溃，中国社会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历经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曾经出现过所谓“同治中兴”，洋务运动是这种“中兴”的标志。但随后在甲午中日海战中，中国又被刚刚崛起的日本打败，国将不国。

越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封建统治阶级越把道德的力量和与异端邪说的斗争看得最重。所以，禁书专以艳情小说为目标，大量查禁艳情小说。不光朝廷颁布查禁，地方也在上报查禁。把社会道德滑坡的一切罪恶都算在它的账上。如项名达的《重刻功毁淫书征信录》云：“至恶莫如淫，难治亦莫如淫，逆制之犹惧不胜，顾可顺而导之乎？鞠淫之根由于迷，所以迷者由于认秽而为美。余尝谓……导淫亦不一事，能顺以益迷者，淫书最烈。”而乾隆时刊行的《远色编》中则说：“盍思饮食男女，大欲存焉。大言正论，时接于目，犹虑逾闲越检，反以淫靡之辞导其欲而长其邪。遂使青年俊少，夺目艳心，忽兴怀于赠芍，造履不端；识字闺娃，神迷意乱，即志撼于摽梅，名行顿改。旷夫怨女，欲火滋燃，陡起旁私之念；尼僧孀妇，悔心勃动，每多丧节之私。即夫妇正色，妾媵固有，亦必巧为异样淫合，翻腔改调，极尽奸污，直至减年折福，削禄丧身。”黄正元的《欲海慈航》说：“每见人家子弟，年方髫稚，情窦初开，或偷看淫书小说，或同学戏语亵秽，妄生相火，寻求丧命之路，或有婢仆之事而斫丧真元，或无男女之欲而暗泄至宝，渐渐肢体羸弱，饮食减少，内热、咳嗽、咯血、梦遗、虚痨等症迭现。”

专门把淫书当作一类进行查禁，始于嘉庆年间。据俞正燮《癸巳存稿》说，嘉庆十五年(1810)，御史伯依保奏禁《灯草和尚》、《如意君传》、《浓情快史》、《株林野史》、《肉蒲团》，得到朝廷批准。大规模的禁止淫词小说，是在道光年间，主要是江浙两省。道光十八年(1838)江苏按察使裕谦设局查禁淫词小说115种，道光二十四年浙江巡抚、学政设局查禁收毁淫书119种。到同治七年(1869)，江苏巡抚丁日昌又查禁小说121种，又开续查应禁淫书34种，共计268种。其中既有艳情小说，也有才子佳人小说、夹杂淫秽描写的其他作品、与艳情无关的作品。

这种查禁，对艳情小说的发展影响最大：一是使得小说创作、刊刻向边缘化发展，出现了许多擦边球的艳情小说，即艳情小说与才子佳人小说、神魔小说、历史演义小说融合。如作为神魔小说的《野叟曝言》，渴求功名的文素臣，其性爱方式与一些艳情小说里的浪子没有什么区别，也是二妻四妾。当然，他的妻妾，都是凛然不可侵犯的贞洁节烈女子，都克制着搂搂抱抱的极大诱惑，也决不交合，合卺日方破苞。他把所遇残花败柳的女人们都赏赐给了小厮或赠朋友，他绝不娶二婚女人。他也有如未央生的强烈的性交能力，作者几次三番赞叹文素臣如何脐下伟大，让他战胜了淫荡的娇娃。也写了不少房中术和采战，艳情秽笔很多。如六十八回《十六妾奉先生乌龟脸面，三百鞭箠贞妇强盗心肝》，秽亵场面壮阔，淫艳之极；再如李又全诸妾、奚四、毒蟒、关白木秀等人，皆为淫荡之人；太监食活人脑重生性器事，更是荒诞不经；奚四竟然靠大得可怕的性器几次三番建功立业。二是使得类似《姑妄言》之类的小说得不到刊刻，以至流散民间，流失国外。三是艳情小说向更纵深的方向发展，形成了狭邪小说。四是仍然有零星的艳情小说创作或者盗印，暗中传播。

艳情小说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走向夕阳，让位于狭邪小说、社会问题小说、谴责小说。

第二节 艳情小说与明清经济的关系

明清两代，市井繁华，人欲横流。如果单纯地说明清两朝是中国历史上性禁忌和性压抑最严厉的时代，那么，它忽略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基本观点——明清商品经济、市民阶层的空前活跃，需要新的思想、新的道德、新的观念和新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否则，就难以解释在今天相对开放的年代为什么色情小说、网站也有很多。所以，明清两代是一个矛盾体：专制的强化与个性解放思潮的兴盛同在；一个文人身上同时具有传统道德宗教意识与时尚货色文化诱惑彼此冲突的思想倾向。所以艳情小说既满足了人的肉欲精神需求，又强调自己是在劝诫和教化。这种矛盾本身就是明清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的结果。经济的变化，必然导致政治力量的变化和意识形态的变化，自然影响到人们的文化观念、两性观念和文学创作思想。

一、两个基本判断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心命题。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以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或力量，包括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生产关系是人们为了生产借助于生产三要素建立起的一种社会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分配关系和家庭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说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归根到底便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产生。生产力发展了，迟早要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这就是说，任何一种生产关系的出现，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在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达到某种水平的时候，就不可能出现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人类社会从古到今出现过的五种基本生产关系，即五种社会经济制度——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都是适应着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产生的。

经济基础是指由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是构成一定社会的基础；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组织和设施，在阶级社会主要指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一定社会的基础是该社会的经济关系的体系，即生产关系的总和，主要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分配关系等三个方面，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是首要的、决定性的部分。而一定社会的上层建筑是复杂庞大的体系，由该社会的观念上层建筑和政治上层建筑两个部分组成。观念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宗教、文学艺术、哲学等意识形态。政治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指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主要包括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政府机构和政党、社会集团等，其中国家政权是核心。观念上层建筑和政治上层建筑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观念上层建筑为政治上层建筑提供思想理论根据，政治上层建筑为观念上层建筑的传播和实施提供重要的保证。经济基础是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根源，是第一性的；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表现，是第二性的、派生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生产的发展、经济的发展。社会具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文化形态。例如，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改变着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又决定着人们包括性关系在内的各种关系变化。而这，正是社会价值、传统婚姻观念的变化基础，也是艳情小说产生、成长、衰败的经济基础。因为艳情小说所反映的观念、描写的内容、表达的基本思想，都是在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的本能互动。没有开放的性观念，就没有艳情小说基本的故事结构模式、畸形的性爱关系和纷繁复杂的性爱描写内容。凡此种种，无一不是社会的经济发展在起着决定性的制约作用。是否承认这一点，是历史唯物史观和其他学派的一个根本区别。

二、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明清婚姻观念的变化

相对固定的婚姻作为一项社会制度，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经济私有制明确产权的需要，缔结婚姻的男女双方组成的家庭，其实就是一个经济单位。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相当长的阶段，家庭都是作为一个“男耕女织”的生产单位和经营单位存在着的，直到今天我们看到很多有效率的企业甚至跨国公司都是家族企业或者由家族企业演变而来的现代化企业。

在人类社会的三大生产中，婚姻是实现人类自身生产的唯一方式，是社会伦理关系的实体，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封建伦理道德把婚姻当作人际关系的开端，《易·系辞》就说：“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婚姻关系混乱。但是，到了后期，随着劳动工具的发明创造，劳动力提高，农耕社会到来，社会从母系氏族中解放了出来，逐渐对无限制的群交采取越来越严格的限制，一夫一妻制建立与发展起来了。战国时期以后，地主阶级的封建制迅速发展，妻分嫡、妾，娶嫡妻时，还可以得到若干个陪嫁的妾、媵。在秦汉以后，民众开始步入男耕女织小家庭的婚姻制度。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人们又把婚姻纳入到人的礼仪、社会制度、统治思想之中，以为夫妇之间的事是人类最重要的伦常，男女婚姻必须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控制，“男女授受不亲”、七岁不同席，女子被禁闭在深闺，难得遇到一个异性，性爱受到了压抑。所以往往一见钟情、一见倾心、以身相许。

到了明清，理学控制性、控制婚姻到了非常严酷的程度。一是从一而终，妇女再没有人身权、子女权和财产权。人身权包括个人的性权利。寡妇要守节，不能改嫁。寡妇性爱是艳情小说的主要题材之一。毫无疑问，艳情小说在反映这个时代寡妇的性压抑方面，以及由此带来的新思想——寡妇追求人的自由权，捍卫自己的性权利方面，是突出的，有进步意义的。二是封建制度中诞生的商业、市民群体，没有摆脱封建思想和理学的束缚。他们从思想观念上看，还有浓厚的男权思想，并没有成长为资本主义性质的新人。所以，随着商品经济的财富积累、经济地位的提高和社会地位的认可，很多商人都走上了一条多妻妾的婚姻之路。与地主阶级、封建士大夫、知识分子一样，他们也在追求三妻四妾。故艳情小说的基本情节模式之一，就是多次遇艳，五美、八美、十二金钗，甚至二十个艳女，最后都成为其妻妾。此外，在前代婚姻制度中该享受的妓女、偷情，照样全有。

而商品经济社会的特征，又与封建礼教是互不相容的，结果就造成了人们婚姻观念的相互矛盾和双面人格。一方面有法律规范的和社会道德制约的婚姻观念，如良贱不婚、同姓不婚、宗姓不婚、尊卑不婚、他种不婚、奸逃不婚、居尊亲丧不得嫁娶、居配偶丧不得嫁娶、帝王丧不得嫁娶、父母囚禁不得嫁娶等；另一方面物欲享受又占了上风，性的享受突破了原有的婚姻观念，造成了严重的性关系紊乱。

《金瓶梅》对商贾的性爱生活的描写尤为突出。不止如此，《金瓶梅》还描写了一个新兴商人家庭的性关系。西门庆娶了李瓶儿和孟玉楼，得到了大量的房产、地产和钱财，是通过娶妾积聚财富，完成其原始资本积累的；一些伙计为了经济利益，默许让自己的女人勾搭主人；女性在一个经济社会、商品环境里既有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又有新的理念和生活方式，在人欲横流下女子精神世界极度贫乏，狂荡变态的刺激，满足与毁灭，为经济利益而迷失自我，导致了妻妾之间争宠斗妍矛盾激化。主子偷奴才，女婿通小岳母，出现如潘金莲和琴童、陈经济，孙雪娥与来旺等主子倒贴奴才等社会关系、家庭关系的极度紊乱状况。对城市各色人等的职业与道德、人品的描写与评价，也是《金瓶梅》的主要内容。对妓女、帮闲、六婆的描写尤其生动。其中有诸多习俗，如瞎子妓女拜恩客夫人为干娘的风俗，帮闲篾片的伎俩，等等，都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商人、市民的一些新的婚姻、性爱观念。

三、市民阶层壮大是艳情小说的接受者基础

“市民社会”主要是指个人、团体按照非强制原则和契约观念进行自主活动，以实现物质利益和社会交往的、不受国家直接控制的民间独立自治组织和非官方亦非私人性质的公共领域。市民，古籍中叫“市人”，是与“农人”相对而言的，指在比较固定的市场中谋生的人群，即城市平民。城，原来分为坊和市，坊为加工区和城市居民区，市为商人进行商品交易的区域，如农贸市场上的菜市、牛羊市等。

明代是我国古代城镇化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一个时期。明代的城市有多少呢？首先是县城以上的城。南京是明朝第一个首都，为江南财赋之会，素有“六朝金粉”的称誉，风俗奢靡。明成祖靖难之后，将直隶苏州十府和浙江九府富有之家迁往顺天，改首都于此，为“北京”，原首府叫“南京”。明朝在南北直隶和23个布政司共设有138个府，全国共有140个府城，另有省辖直隶州城30座、军民府城11座，它们管辖着1138个县城和163个属州城。其次是镇，本来指军镇，后成为介于城市和农村的小城市的称呼。此外还有码头，主要指长江、运河的码头，有荆州、樟树、芜湖、上新河、枫桥、南濠、湖州、瓜州、正阳、临清等，都是商货凑集之所。

明代城市人口也迅速扩大。主要包括皇宫及宗室，各类贵族，各级官员，驻军军官、士兵、衙门捕快，城居的乡绅及地主，各类侍从人员，商人和手工业者及雇员、学徒，各类城市知识分子，服务行业如饭店、客栈及其妓女、跑堂等行业从业人员，各类文化艺术如戏班、演员、说唱艺人等行业的从业人员，风水、占卜、相面、巫婆、医师、和尚、尼姑、道士等各类杂色人员，各种城市力夫，无业游民，境外使者、商人，以及所有以上人员的家属及侍从人员。

据人口学专家估计，晚明人口应该在1亿人以上，但是，政府统计的数字只有6000万人左右。其中浙江人口最多，江西次之，南直隶第三，山东第四，以下为山西、北直隶、河南、福建、湖广、广东。具体到城市，松江、苏州、应天、镇江、常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杭州、金华、抚州人口密度最大。

明后期弃农就商、弃儒就商、致仕就商的记载屡见，士农工商就业结构中商人增加，城市人口急剧膨胀起来。在徽商、晋商、陕商故乡的文献中都有“商贾十之九”之说，苏州、扬州、杭州、临清等商业城市，则民“半商贾”，“大半食于利”。时人说“今天下之民，从事于商贾技艺、游手趁食者十而五六”，“余谓正德以前百姓什一在官，什九在田”，“自四五十年来……遂皆迁业。昔日乡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农而蚕食于官府者五倍于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矣”，并说亭县1500-1550年间松江一带非农人口约由10％增至60％-70％。

商人地位提高则是毋庸置疑的。大商人交通官宦，养掖文人；士大夫亦喜结富贾，乃至攀附婚姻。朝廷有捐输纳官之法，商人不乏名位，商人子弟更多仰望仕途。据《两淮盐法志·科举志》载，明代两淮共取进士137名，内徽、陕、晋籍106名；共取举人286名，内徽、陕、晋籍213名；均占70％以上，盖皆商人子弟。

明代的市镇都是因为商品贸易发展起来的工商业中心，经济色彩浓厚，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薄弱。除了店铺以外，还有作坊、水陆交通枢纽。与其他等级相比，这个阶层在经济基础与政治地位上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它破坏了小农经济的稳定性，其经济势力也对大一统的专制政权构成威胁，因此，传统的中国社会结构始终将商人置于两难的境地：第一，统一与抑商的两难境地；第二，财富与地位的两难境地。这样的尴尬，也就采取了尴尬的政策，就是抑制其政治欲望，放宽其民间行为。于是，在明代和清代初年、中叶，市民阶层成了大众文化的主体。他们的生活变化、思想观念、消费特点，直接影响到了整个平民阶层，包括胥吏、庶族地主、自耕农、佃农、商人、手工业者，甚至知识分子、大小官吏、皇宫。

这样，市民形成了自己的思想观念和消费追求：

一是反抗封建礼教、劝善诫恶的道德观，说明市民阶层思想意识存在着因果报应观念与多神教符号系统，是与儒家宗法观念不同的文化体系，构建了自己的价值系统。

二是已经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市民文化，这种文化形态是与儒家宗法文化体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它是在封建母体中成长的一个柔弱的婴儿，难免带着封建文化的遗传，又冲击、破坏了封建社会建立起来的儒家宗法文化，如好利、好享受、好货、好色。它还吸收、容纳、俗化了佛教、道教文化，形成了庞杂而功利的民间宗教文化。

三是民风奢侈。在这种奢靡的民风里，封建统治阶级提倡的一些男女大防之类，往往不起作用。晚明奢风主要在城镇，但不限于富贾及上层社会，而并及于市井小民。这反映城镇就业增加和一般收入水平提高。雇佣劳动者工资收入高于力田收入，又不用积累资本，所以只有消费：“舆夫仆隶奔劳终日，夜则归市肴酒，夫妇醉而后已，明日又别为计”，“勤劬自食，出其余以乐残日”，并侵及缙绅家。这就使整个消费膨胀了。消费牵动生产，也是很明显的，吴绸云锦、不丝帛不衣等生活时尚比比皆是。《金瓶梅》中也有很多服饰描写，就反映了商人家人衣着的奢侈。如元宵灯夕合家欢乐饮酒，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孙雪娥、西门大姐在两边列坐，都穿着锦绣衣裳，白绫袄儿，蓝裙子；月娘则穿着大红遍地通袖袍儿，貂鼠皮袄，下着百花裙，头上珠翠堆盈，凤钗半卸。都极尽奢靡。另外，市民娱乐多，玩心重。儒生宴饮谈禅，携妓遨游，粉墨登场，成为风气。崇祯初年礼科给事中张竟心概括曰：“士骄于序而蔑等，凌尊，贱名，迂义，赋诗，饮酒，口舌。”清初顾炎武也说：“举业至于抄佛书，讲学至于会男女，考试至于鬻生员，此皆一代之大变。”民间的节日也成了游乐的最好时机。张岱《陶庵梦忆》记述虎丘中秋夜说：“虎丘八月半，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傒僮走空之辈，无不鳞集。”“天暝月上，鼓吹百十处，大吹大擂，十番铙钹，渔阳掺挝，动地翻天，雷轰鼎沸，呼叫不闻。更定，鼓铙渐歇，丝管繁兴，杂以歌唱”，“更深，人渐散去，士夫眷属皆下船水嬉，席席征歌，人人献技，南北杂之，管弦迭奏，听者方辨句字，藻鉴随之。”而艳情小说里面描写的偷情故事，多是在做法事、节日游乐、看戏等场合，男女一见钟情，引出私合、相奔之事的。如《金瓶梅》写潘金莲与女婿陈经济的偷情乱伦，就是从元宵夜一起游玩趁机调情、勾引开始的。《灯月缘》则以元宵灯会作为男女情缘性事发生的背景。

四是市民文化的开放性，吸引了一大批文人作为自己的政治代言人和文学消费品的生产者。艳情小说和所有的市民文学艺术式样一样，具有情浅、俚俗、细腻、娱乐四个特征。大批文人参与文化消费的生产，使市民的兴趣扩展到士人的兴趣，士人从此有了浓厚的市井味道。很多名士像仇英喜欢画春宫画那样喜欢写艳情小说。(图25)只有这样，才改变了小说不登大雅之堂的命运，发展为明清一代的主要文学形式。有这么多的文人也才有了这么多“少年游戏之笔”和书商印刷业“悬诸国门”之举，使艳情小说喷涌而出。许多作者和刻印者们都在市民化上大做文章，请名人作序、评点，加注释、绣像，有时请不了名人，就假冒名人之名作序写评论，扩大书的影响。

图25　嬉戏(明仇英的春宫画)

四、明清艳情小说是市民阶层的文化消费选择

1.艳情小说的兴盛，是市民的文化消费选择

经济状况导致社会生活方式发生巨大的变化。生活的变化大致上分为物质生活变化和精神生活变化。明代中后期，人们热衷于追求财利，讲究身心的享受，社会弥漫着奢靡之风。不少人除了争取物质享受外，还透过各种娱乐的途径来寻求精神上的满足。在这种情况下，艳情小说以满足极大的性刺激脱颖而出，凭着出版事业的兴旺而提高了本身的商品性，并成为部分社会成员的娱乐消费品。

精神生活变化中，文化消费的变化最明显。戏剧小说，就是市民阶层培养出来的文学主要体式，具有时尚文化消费品的含义。一是宋元以来出现的话本小说，主要反映了市民阶层的生活，而且所涉内容广泛，反映了市民阶层意识形态、道德风尚、愿望追求，极大地满足了市民阶层的教化、警戒、娱乐、谐谑、消遣的需求，深得市民阶层的喜爱，有很广泛的群众基础。二是明清艳情小说集中反映市民阶层的爱情婚姻观、性观念、性风俗、性娱乐，表现了市民阶层的庸俗的审美观念和喜欢新奇、刺激、肉欲、娱乐的消费心理，同时，也客观地反映了市民思想观念与传统文化的抵触。而后者，则是艳情小说的重要价值之一。三是通俗的艳情小说比其他小说有更广大的读者群。从当时通俗小说序、跋者的文字中可以看出，通俗小说的读者范围扩展到了士大夫、愚夫愚妇、后生小子，不仅社会下层人看，连社会上层、闺阁少妇都看。这使得有些人十分担心，说子女自十三四岁至十七八岁，这一时期实为最可怖的时期。做父母的必须特别留意，防止他们犯手淫。因为男女一到情窦开时，就很容易犯手淫。其动机大抵是被艳情小说、淫戏、淫曲、淫画以及不良的伴侣等所引起的。很多小说、戏剧也反映，女子青春性意识的萌发，多是因为看了这些艳情小说。

2.艳情小说的低潮、衰落也是经济基础的作用

明清艳情小说在发展过程中有一次低潮。康乾时期，因清初战争而遭到破坏的经济逐渐得以恢复。这种恢复不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重农抑商基础上的，与市民阶层相适应的艳情小说遭到了毫不留情的抑制。

明清艳情小说的彻底衰微，也是在西方工业国家的产品凭借军事强权的支持和自身的竞争力，从沿海深入内地，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中国的官办工商业和民间工商业也日渐兴旺，城市出现畸形的繁荣情况下发生的。各通商口岸的外国租界吸纳西方文明，各种新文化、新事物得以生长。传统意义上的婚姻模式基础上产生的艳情小说，不足以反映时代精神，不能满足受到新文化影响者的文化消费。像上海这样在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中高度繁荣的城市，汇聚了大量的金钱和各式人物，也汇聚了无数沦落的女子。另外，各地戏班子也很繁盛。所以，艳情小说朝着官僚富豪与妓女、伶人之狎游的方向发展了。

五、印刷技术的进步和商业操作等因素推动了艳情小说的传播

1.新的生产力必然带来新的经济

印刷技术的进步为小说的流通传播提供了支持，为大众通俗文学艺术特别是戏曲和小说的发展提供了消费商品的制作工具。明清两代，印刷成了一个庞大的市场经济体，非常繁盛，涌现了大批的出版商。明代中叶开始，造纸制墨、刻印书籍有了较大发展，套印技术也在此时迅速发展，于是，各地出现大批朱墨两色或多色印刷的通俗读物和戏曲小说插图。

2.宽松的出版政策

与印刷技术的进步相适应，统治阶级也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政策刺激这个市场的发育。与元代书籍审查制度相比，明代的出版政策很宽松。明朝开国之后，朱元璋比较重视文教事业，注重图书的收集和出版，明代的官刻盛极一时。到永乐十三年(1416)九月，《五经四书大全》及《性理大全》书成，命礼部刊刻，颁行天下。印刷业、造纸业也迅速发展起来了。于是“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钞写绘画，家蓄而人有之；痴呆女妇，尤所酷好，好事者因目为女通鉴，有以也”。可见图书市场之红火，人们对通俗文学之喜爱。进入正德、嘉靖年间，印刷业进一步发展。小说的读者，包括士人、商人和市民，人数也在不断扩大。士人、商人和市民人数的扩大是通俗小说广为流传的重要原因。到万历年间，通俗小说的出版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南京、杭州、苏州等地成为通俗小说新的出版中心，和建阳相互竞争，互相影响，把通俗小说的出版推向了一个辉煌的时代。

3.书商导向是一个重要的市场因素

书坊的编辑组稿工作是促进小说流派产生的重要力量，它主宰着小说的类型、主题和创作趋向。明万历年间，书坊主熊大木促使历史演义小说蔚为大观，成为通俗小说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建阳书坊主余象斗，使公案小说得以自成一派；金陵书坊世德堂使神魔小说这一流派得以形成。清初顺治、康熙年间苏州书坊啸花轩组织了一批艳情小说的出版，包括《梧桐影》、《灯月缘》、《恋情人》、《巫梦缘》、《一片情》、《自作孽醉春风》、《巫山艳史》、《杏花天》、《玉楼春》、《浓情快史》等十多种，掀起了清初艳情小说发展的新高潮。

4.知名人士推波助澜

知名人士介入出版行业，推波助澜，是艳情小说畅销的又一个因素。书商一般请知名学者为小说作序跋和识语进行宣传促销。小说一般在扉页上冠以识语；正文之前，冠以序言；正文之后，附跋。序跋和识语相当于小说的广告宣传，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序跋和识语介绍了小说的功能和作用，把小说和正史相提并论，抬高了小说的社会地位，为小说的传播打下初步的基础。另一方面，序跋和识语介绍作品的命名立意、主题思想、创作企图，以获得读者的理解，对作者生平作简单介绍，以期读者对作者有所了解。序跋和识语都由名士执笔。名士的生花妙笔，娓娓动听的言辞颇能打动读者的购买欲望。

还有很多书商请不来大家，便伪造序或者跋、批评。所以，就有了一些名人死后多年，还给艳情小说做序跋、批评的现象。如署名墨憨斋序跋的就有好几本。《绣榻野史》题“卓吾李贽批评、醉阁憨憨子校阅”，《僧尼孽海》直接题“吴越唐寅字子畏撰”，难辨真伪。

第三节 艳情小说与明清文化的关系

明清艳情小说大量涌现是我国古代文学史、小说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更是我国古代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它与明清儒家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以及民间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性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明清时期，除了佛教、道教文化的影响以外，正统的宋明理学文化得到强化，以市民文化为时尚的民间文化也丰富多彩。在这些文化中，性的观念、道德评价、风俗习惯各有不同又相互交合在一起，使得明清时期的性文化异彩纷呈，灿烂多姿。明清时期的文化特别是性文化，不能不给予文学以深刻的影响，而艳情小说，就是被市民阶层用来表现和欣赏这种性文化的一个载体和平台。各种文化发展、思想观念不光为艳情小说提供了思想和素材，也给艳情小说的创作、传播以深刻影响。可以说，明清艳情小说就是明清两代性文化观念、性文化时尚的产物。

一、宋明理学对性的压抑和扭曲

1.宋明理学对性的禁锢

儒学到了宋代成为新儒学，又名理学，因宋儒多言理而得名。其实，宋代理学是儒、佛、道三家融合的产物。宋代接续孔孟道统，“辩异端、辟邪说”，吸取佛道的思想，建立了自己的“天人一理”理论体系。“理”的内容就天道言，为元、亨、利、贞，即生、长、遂、成的生生不息的过程；就人道言，为仁、义、礼、智。理凌驾于一切之上，未有这事，先有这理。如朱熹《语类》卷十二就认为，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认为道心即“天理”，恶心就是“人欲”，物欲、杂念、邪气时时在影响人，以致人的内心欲为不善，又有羞恶之心，“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即应该灭人欲，存天理。它在革除时弊、拯救文化、整顿人心、重树人伦与儒家价值的同时，也对人们的正常欲望、人们的性需求进行了严格的控制与禁锢，人性被严重扭曲。

宋明理学对性采取了禁锢主义的做法。理学特别强调女子的贞节观，女子的行为更被严格束缚。封建社会是男权社会，女性是其享受的对象，也是其控制的对象。儒家以为女子为水性，是尤物，必须将她们与异性隔离疏远，严防非夫妇关系的两性接触，绝不允许女子与丈夫以外的任何男子发生爱情与性关系；女子应遵从“三从四德”，要压抑自己的爱情，稍微放纵一些，就会被视为淫荡，被人耻笑，即使在夫妻之间也是如此。明、清两代，贞节观的要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极力奖励贞节，加大对偷情者的处罚力度，“捉奸捉双”，允许捉奸。明太祖在洪武元年就下过一个诏令：“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并赐祠祀，树坊表，奖贞节。据统计，史书所载烈女，《宋史》55人；《唐书》54人；《元史》187人，《明史》竟达308人；《古今图书集成》“闺节”、“闺烈”两部中收入的烈女节妇，唐代51人，宋代增至267人，而明代竟达近3.6万人。清人俞正燮《妒非妇人恶德论》中载一诗云：“闽风生女半不举，长大期之作烈女。婿死无端女亦无，鸩酒在尊绳在梁。女儿贪生奈逼迫，断肠借以传姓氏。三年华表朝树门，应闻新鬼求返魂。”可见当时病态的贞节观念。对女人的规范要求也多起来了。《内训》、《古今列女传》、《闺范》纷纷出笼。

清代是封建社会的衰亡时期，一边是统治阶级野蛮的封建礼教压迫与严酷的性控制，一边是新的经济基础和适应这个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在逐渐产生与确立，新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两性关系也在逐渐产生。

一是强化对女子的教育、管理。清朝最早出的一本女教书，是蓝鼎元的《女学》，列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篇。乾隆十六年(1751)，广东顺德李晚芳编《女学言行录》，讲女子应事舅姑，奉宗庙，相夫子，训子女，和娣姒伯叔诸姑。流传最广的女教书，是王相母亲的《女范捷录》，提倡男正乎外，女正乎内；忠臣不事两国，烈女不更二夫，故一与之醮，终身不移，男可重婚，女无再适。(图26)

二是贞节观念的强化。对贞女、节妇旌表门闾，设立贞节牌坊，并通过《烈女传》记载和刊印女教书籍加以弘扬，各地纷纷设立了一批名为“全节堂”、“崇节堂”、“保节局”、“清节堂”、“立贞堂”、“贞节堂”之类的机构，收容安置贞女、节妇。据《休宁县志》记载，清代仅安徽休宁县就有2200多个“节烈”妇女。

图26　连生贵子(桃花坞年画)

理学有明确的目的，就是为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服务。在宋明理学文化禁锢的背景下，明代小说性描写出现了大肆泛滥的景象，或对性爱压抑强烈反弹，或为女子性爱权利抗争，就在所难免了。

2.缠足风尚和处女情结

明清以来，女子盛行缠足。这是男子压迫女子、以女子为玩物的一个突出表现。女子缠足，本来是为了限制女子的行动范围。后来发展为男子的一种畸形审美，女子缠小脚最主要的原因是供男子欣赏、把玩、发泄性欲；男子把玩、揉捏女子的小脚，成为“性前嬉”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艳情小说中，描绘男女的性行为多描绘女子的小脚，总是写男子对三寸金莲如何欣赏，如何把玩，如何春心荡漾等等，《欢喜冤家》、《绿野仙踪》、《品花宝鉴》等都有此情景描写。《欢喜冤家》第十八回《啄金莲》诗云：“濯罢兰汤雪欲飘，横担膝上束足衣，起来玉笋尖尖嫩，放下金莲步步娇。”偷情也是从捏小脚作试探。《金瓶梅词话》第四回里，西门庆在王婆家勾搭武大的老婆潘金莲，就是从桌下偷窥与暗捏潘金莲的小脚开始的。还有别出心裁地以缠足女子的绣花鞋充作侑酒助兴之具的。(见图27)

明清民间对处女要求严格起来。在男人们看来，女红象征着女子品德纯正，失去童贞的女子就是破烂货；识别的标志古代有“守宫砂”、稳婆检验，一般就是看初夜性交是否“见红”。对嫖妓，也是喜欢雏妓第一次破身，被称为“开苞”、“点红蜡烛”。《醒世姻缘传》中有个叫魏三封的人娶程大姐为妻，初夜不见红，就毒打拷问，然后押送她回娘家，非常残酷。如果从维护人的自尊自爱来说，从提倡性爱行为的严肃、忠贞方面来要求女子婚前不要发生性行为，那还是一种文明社会的表现；遗憾的是，统治阶级喜欢处女，多是为了性权利的满足，一般人对即使是由于不可抗拒的因素造成的破红也不原谅，就近于荒谬。

图27　赏莲(明代春宫图)

3.艳情小说大量涌现是扭曲性质的反弹

明清时期大量艳情小说的涌现，是对性禁锢、性控制、性统治的扭曲性质的反弹。当然，这种扭曲和反弹有的可能也只是客观的。这个扭曲的反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艳情小说对女性观念的颠覆。明清大量的艳情小说给我们展现了女人的许多内心世界和性爱带来的欢娱与苦痛，展现了女人的宏大的人生舞台。特别是贞节女人，她们与一般女人、失节女人共同组成了中国妇女的群体。这些贞节女人，有以身殉夫的，有守节终身的，有反抗强暴的。史书里我们看到的有很多是为了夫妻爱情守节、殉夫的，我们很难见到守不住的女人、失节女人、淫荡妇女的生活，甚至很难见到这些女人是怎样对待性欲这个问题的。只有一句话：“守寡不容易呀!”民间加了一句：“寡妇门前是非多呀!”从这个角度看，艳情小说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角度观照中国古代的女性——她们的欲望，她们的人生命运，她们的痛苦和快乐。

艳情小说反映了她们对性幸福的执著追求。明代流传的许多民歌、时调，十之八九都是情歌，反映出当时的少男少女们对爱情和幸福的追求与向往，和那种“节烈”形成鲜明的对照。明清艳情小说自然也承担了这个任务，写女子们强烈地追求自己的性爱幸福，“纵有家法极严的铜壁铁墙，提铃喝号，防得一个水泄不通，也只禁得他们的身，禁不住他们的心”。既然如此，就会有宣泄，有追求，有反抗。故艳情小说中的女子形象，几乎都是放荡的、狂滥的。

艳情小说给了女子一定的地位。她们是落魄书生、文人梦中的理想女性。一是有才，具有偷情的才能，相看“淫书”，主动追求，诗句唱和，私奔相合，都显示了女人特有的智慧；二是性爱情趣多，话语、行为、姿态，投足之间，媚态呈妍，具有满足男子性爱的能力；三是给了女子爱的选择权。艳情小说中男女的相合，基本不涉及财富经济、地位身份、传统婚姻形式，只涉及情爱甚至是肉欲的满足。

艳情小说还真实地反映了性生活在她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古代妇女就是生活在家庭的圈子里。一些中等家庭的女人，她们的主要活动就是家务，由于妻妾众多，分摊给每个女人的工作更少；闲余时间，就是一些娱乐活动。而大众娱乐活动除了重要的春节、元宵等节日，不允许女人出门参加，所以，多以与丈夫相处、分得丈夫给予的性生活的欢乐作为最大的快乐。

艳情小说也描写了一些心灵严重扭曲的女子形象。艳情小说中的女子，多成为肉欲的化身，除了追求性快乐以外，别无他求。如《巫梦缘》中的两个女人，一个王三娘，就是追求性的快乐：“你小小年纪，为何弄得这般好。不但那话又大又长，且是箭箭中红心，弄得我浑身麻木，好不快活。拙夫已四十外了，我是他晚娶的，从不曾见这样妙人儿。不知我前世怎样修得这造化，来得临清却撞见了你。”另一个汪存姐，更是狂荡，为了让阳物起来，缩、咬、舔、拿、偎，无所不用其极。《醉春风》里的顾三娘，原本是贞节女，见了戏文小说偷情事，就骂“不长进的淫妇，做这般没廉耻的勾当”。她成为淫妇，客观原因是对丈夫的失望、绝望；但自身原因却是淫欲的煎熬和以淫抗淫的复仇心理，“不做贞妇就是淫妇”。她们的这些扭曲，都是男女不公平社会造成的严重后果，是性压抑、性控制的牺牲品。

第二，艳情小说是对性禁忌的挑战。一方面，艳情小说主要是揭示和满足了人们在性压抑状况下的性心理和性渴求。因为情欲的快感，不光单纯是通过性交来满足的。另一方面，情欲的描写也表现了作者反抗权威、挑战礼教的快感。

首先，艳情小说多写宣淫，以此对抗礼教理学的性禁忌。宣淫内容，除了一般的婚前性行为、多女连床大战、换妻、以妻妾易龙阳等之外，主要描写奸淫幼女、玩弄娈童、醉心后庭、兄妹骨肉乱伦、叔嫂亲戚交欢，集合所有淫情小说邪淫、恶淫之情节。并且让无耻之徒得到了圆满的结局，或者成仙，或者仕途顺利。《欢喜缘》竟然将淫乱生活与锦绣前程划上了等号——“可见功名富贵于床笫求之，正自易易也。”

其次，挑战男权主义。谁妨碍了女子追求性幸福，谁就受到惩罚。《欢喜冤家》中的男主人公对待红杏出墙的老婆，采取了极端的措施，将其淹死在酒缸里，事后受谴，丢掉了前程。这个情节也被《风流和尚》套用，来惩罚了邬可成。《灯草和尚》里的杨官儿做县令时打了偷情男女的板子，则受到了灯草和尚的制裁，使整个家庭陷入了淫乱的罪恶泥潭。

再次，对礼教观念进行讽刺。《闹花丛》写到了处女情结，这在艳情小说中不多见：陈氏忧虑琼娥已非处子，嫁人时被看出破绽，想用鸡冠血蒙混过关，谁想事到关头她忘了，事败。结果出人意料，丈夫竟是用妻子的前庭，换取庞文英的后庭花。所以，不是写贞节观念，而是为了写淫事，三人一串，龌龊至极。

这种反弹，我们一边归罪于理学对人性的压抑，一边可以用正统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既相互依赖又互相斗争的观点去认识。小说本身是大众文化的产物，是市民思想观念的载体，它与统治阶级文化肯定有不相容的地方，如《水浒》对农民起义的歌颂。只不过这种不相容在艳情小说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重厚”条引钱氏语，就大发感慨指斥小说：“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释道犹劝人以善，小说专导人从恶，奸邪淫盗之事，儒释道书所不忍斥言者，彼必尽相穷形，津津乐道。以杀人为好汉，以渔色为风流，丧心病狂，无所忌惮。子弟之逸居无教者多矣，又有此等书以诱之，曷怪其近于禽兽乎!”他以为小说应该承担教化的社会功能，而市民是把小说当作一种娱乐消费品看待的。满足性幻想和性快感，与统治阶级的教化期待，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

二、道、佛二教世俗化的影响

佛、道、回、天主教等在明代都有一定的发展，但主要还是道教、佛教为主。据估计，明代全国佛教寺院数以万计，而僧尼在成化年间达五十多万人。道教也有相当的发展。世宗为求长生，封闭自己二十多年不见朝臣。明清宗教的传播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与大众文化、传统文化完全融合在一起。也就是说，表现在大众层面的，是世俗化、民间化了的宗教、是为我所用的中国民众信仰特色的宗教。艳情小说很多故事、主题、描写模式，都受到这些宗教的深刻影响。

1.道教俗化对明清艳情小说的影响

一是交合成仙的主题。前朝志怪传奇小说在明代得到大量的刻印。其中宣扬人神、人鬼相交的小说，反映了明显的补阳的功利目的。这是与此前志怪小说证道之不妄有不同的特点。如《夷坚志·留怙香囊》写与水仙交，《灯下漫笔·桃花障子》、《墉城集仙录》写的是寅虎申龙之术、房中补导之术。

这个时期明人创作的中篇传奇小说，明显也有这个倾向。《辽阳海神传》、《天缘奇遇》写男主人公艳遇仙子；到了《李生六一天缘》和《五金鱼传》，则由写人神交合转变为写人人交合，成仙的主题则是一致的。即使到了《聊斋志异》，仍然延续了这样的主题，如人仙交合成为神仙的《西湖主》、《竹青》等。

二是与采阴补阳或者采阳补阴相关主题的，就是明清艳情小说里人狐交合的一些作品。这个母题的源头我们在上文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有关章节里已经说过，就是神话传说中的嫦娥害多夫而成为黑狐以及禹娶涂山氏治水的故事。到了魏晋，狐狸形象变得淫荡，开始媚惑男子。如《搜神记》中的《阿紫》，引道士云：“狐者先古之淫妇，其名曰阿紫。”《玄中记》中的天狐：“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或为丈夫与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蛊魅，使人迷惑失智。千岁即与天通，为天狐。”《幽明录》描写淳于矜与狐狸所化女子结为伉俪，生儿育女。《齐谐记》写狐狸精变成男人迷惑、窃掠妇人。到了唐宋，传奇中的狐狸开始分化，《任氏传》描述狐精任氏深深地爱着穷困潦倒的丈夫，坚决抗拒玩弄女性的豪侈之徒韦公子，尽管狐媚，但是不伤害男子；而宋《西湖春游》中的狐狸，便开始损害男子性命了，因为在中国道教通俗文化里，狐狸自己也是要成仙得道的，它也要通过双修的方式实现千年不老。到了明清，狐狸的形象明显地成为互采的淫恶化身。《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八有狐狸的自述：“凡狐之灵者，皆修炼求仙，最上者调息炼神，讲坎离龙虎之旨，吸精服气，饵日月星斗之华，用以内结金丹，蜕形羽化，是须仙授，亦须仙才，若是者吾不能；次则修容成素女之术，妖媚蛊惑，摄精补益，内外配合，亦可成丹，然所采少则道不成，所采多则戕人利己，不干冥谪，必有天刑，若是者吾不敢。故以剽窃之功，为猎取之计，乘人酣睡，仰鼻息以收余气，如蜂采蕊，无损于花，凑合渐多，融结为一，亦可元神不散，岁久通灵，即我辈是也。虽道浅术疏，积功亦苦，如不见释，则百年精力，尽付东流，惟君子哀而恕之。”《剪灯新话》中的胡媚娘、“二拍”中的牝狐化为美女与蒋生私会，都是给男子带来损害的狐狸精；而最明显的是《昭阳趣史》，直接说女主人公就是淫狐下凡的。

狐狸形象的这种变化，说明了人们对性既需要又恐怖的矛盾心理。认为女子潜在的性欲是蓬勃高涨的，而男子的性控制能力又是无可奈何的，如何战胜女人的性欲，让女人始终在男性社会里老老实实、俯首帖耳，除了在性生活中使用春药助阳、练习房中术之外，必须将放荡、淫心无足的女人看成是狐狸精，躲避她、疏远她，“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也就是说，狐狸淫乱形象的变化，主要是适应人们远离女色、戒色戒欲的需要。这就与前朝“证道之不妄”相去甚远了。例如在《耳食录·胡夫人墓》、《聊斋志异·董生》、《子不语》卷十九《东医宝鉴有法治狐》等一些文言短篇艳情小说里，我们就看到了这个主题；在《妖狐艳史》里得到了更充分的、集中的体现，其他艳情小说《冤狐情史》、《狐狸缘全传》等也有反映，并且在艳情与神魔融合的《野叟曝言》、《绿野仙踪》等小说里，有更加淫污的描写。

三是其他大量通俗的艳情小说，有很多是直接来自房中术的内容和表现手段。或者将房中术的养生和性的快乐作为滥淫的手段，单纯追求肉体快感。或者写男女采战，或精枯而亡，或者大创。《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春梅，《杏花天》中的妙娘，都是纵欲而死的。或者写采阴补阳。《株林野史》里，子蛮被素娥采死，夏姬五十还如少女；“二拍”里写甄监生浪吞药，直接介绍这种采战工夫，又可取乐，又可长生。还有缩阳术和展龟术。《欢喜冤家》写和尚化装女子到大户人家勾引妇女就是用此术；《蜃楼志》写僧人摩喇用此术引诱老郝妻妾、后院女子。《杏花天》说封悦生练就了比甲工夫，夜御十女。大量的艳情小说写了阳物崇拜，性器丰大，似乎是满足女性的法宝，也是吸引女性的主要原因。所以男主人公大多是大阴者，有的是先天的，或者使用方法使阳物变大变强。如《肉蒲团》用狗的阴茎嫁接。还有写到选龟之术或者对各种不同龟的议论、评价。此外，就是写房中药物。如“二拍”、《金瓶梅》、《昭阳趣史》写的送命的药，《杏花天》、《绣屏缘》、《蜃楼志》等写的快乐的药。这些药都是道家的。

一些房中术诗词也可以直接套用。在明朝流传的各种房中术作品中，作者常常用诗歌口诀的形式来表述一些深层次的性理论、性交方法以及在性交活动中的养生方法。如胡文焕编辑的《类修要诀》收集的道家歌诀，有《交媾法》云：“九浅轻提慢一深，二迟八速要留心。天门细吸清风气，地户牢关莫出声。舌拄上腭牙紧合，毋令气喘丧精魂。劝君临阵休轻战，恐泄元阳无处寻。”流传的张三丰所著《张三丰全集》中有《玄关交媾曲》：“大道本无说，妙理话难彻，玄关一点达摩诀。上至昆仑泥丸顶，下至重渊涌泉穴。铅为母，汞为爹，铅汞阴阳把子结，姹女婴儿一处歇。”医学家万全所著的《养生四要》借用传说中的神仙人物吕洞宾的诗歌：“二八佳人体如酥，腰间伏剑斩愚夫，分明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髓骨枯。”有关性交方法的：“闭口咬牙目视顶，鼻引清风提金井，握手钩足似猿猴，玄珠自上昆仑顶。出入由从自有方，入时宜弱出宜强。须神闭口神游外，进退何劳急急忙。”

最主要的是，艳情小说将房中术中对性交体位、前戏、女子征候等内容，化为赤裸裸的文学描写。房中术内容成了它们的描写模式。如《素女经》总结了性交的不同体位和方法，即所谓“九法”——龙翻、虎步、猿搏、蝉附、龟腾、凤翔、兔吮毫、鱼接鳞、鹤交颈。《合阴阳》中的戏道，十节，十修，八动，以及十已，《医心方》的五征之候，五欲之征，十动之效，九法之要，还有三峰采战的方法，“九浅一深之法”、“顺水推舟”、“隔山取火”、“倒浇蜡烛”，都成了艳情小说性爱的描写范本。

此外，艳情小说的一些主题，也来源于道教思想和房中术。明朝由于经济的发展、新兴阶级的兴起，一方面，“人心不古”，“淫风大炽”，民间对性的兴趣似乎比任何时代都大，表现在大众文化方面特别明显。另一方面，通过理学、贞节观实行比前朝更为严酷的性禁锢与性压迫来控制社会，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方面的性的张扬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所以，房中术也出现了畸形的发展，戒淫、养生、医疗相结合，规劝民众，如《戒淫篇》、《戒淫文》等，贞节、劝恶、戒淫等道学说教相当浓厚。万全《养生四要》劝诫人们别早婚，不利于生育；至于年老之人，性更要节制。甚至引用吕纯阳诗“二八佳人体如酥”。此诗在《水浒全传》、《绣像金瓶梅词话》、《喻世明言》、《二刻拍案惊奇》等小说里均有引用，说明是流行的一首警世诗。高濂《遵生八笺》卷十《延年却病笺篇》里有一篇《色欲当知所戒论》认为：“人生孰不欲倚翠偎红，沉酣曲蘖，明眸皓齿，溺快衾裯。何知快乐之悦吾心，而祸害因之接踵矣。”他总结了戒色欲的经验：阴阳好合，接御有度，毋溺少艾，毋困青童，妖艳莫贪，市妆莫近，外色莫贪，自心莫乱，少不贪欢，老能知戒。可见，这时的房中术思想，和佛教的戒淫、理学的禁欲，都基本融合起来了。这个时期艳情小说特别是艳情话本小说，基本的主题就是这些内容。《金瓶梅》还直接把“二八佳人”的诗作为主题曲。

当然，艳情小说与房中术对性爱的态度、表达是有很大差别的。一个是为了说明方法，一个是为了表达主题；一个是说明性的医学类著作，一个是提供娱乐消遣的文学体式。例如，房中术主要看中丹药的辅助作用，用以养生；艳情小说则以此来表达思想——一是男子无能的嘲笑；二是纵欲的惩罚，如《金瓶梅词话》中的西门庆到处寻花问柳随身携带的“淫器包儿”，有“药煮白带子”，还有“悬玉环”和番僧药，但是最终还是因药得病，送了性命。《二拍》中的“甄监生浪吞秘药”，说明春药都是致人于死地的不祥之物。指出所谓“春药”，充其量只能增加人的性欲望，而不能增加人的性能力，“扶强不扶弱”。

2.佛教俗化对明清艳情小说的影响

明清两代，佛教俗化达到了高潮。俗化的佛教除了做道场、法事超度以外，还承担了生育担保的任务。如庙寄习俗和寄名习俗，拴子、祈子习俗，都是直接为世俗服务。佛教信徒有的遵守教义，有的则是出于种种原因出家的，读教义未必忠诚，世俗的思想观念比较严重，六根未净。一部分僧、尼、冠的禁欲和纵欲绯闻多多，成为明清艳情小说创作的重要题材。

其一，明清艳情小说最关心的是僧、尼、冠的禁欲和纵欲。按照教义的要求，僧、尼、冠等人一般都要舍弃情欲，否则就是玷污佛门，有辱教规。可是，性是每一个正常人的自然需要，是很难彻底消除的。这些人常常处于性压抑的矛盾与痛苦之中。有很多艳情小说写到和尚偷窥，《金瓶梅》就描写了超度武大郎时众和尚听西门庆和潘金莲交合的淫声而颠三倒四的丑态。

艳情小说描写的，不光是性的压抑，还有一些僧尼和道冠的纵欲和房中术。一是奸骗信女，以俗化的求子、超度、打醮等为诱饵；二是僧尼之间的奸淫，有同性的，有异性的；三是与世俗人家通奸；四是为世俗人家提供性器官手术、淫药淫具、房中采阴性技巧等。艳情小说特别着意的是对女尼的性爱描写，如《桃花庵》。这说明那个时候有一些尼庵，就是藏污纳垢的地方，是风流少年的风流场所。《红楼梦》中的妙玉，以及她的暧昧生活，就是这种生活的反映。所以艳情小说写到的尼姑庵，有不少就如妓院一样。《风流和尚》是以几篇拟话本小说中关于和尚淫乱的题材集合起来的一部小说。《灯草和尚》用寓言的手法，直接将灯草和尚作为男子的淫行形象的化身。而《僧尼孽海》则是专门以僧尼性爱为主要内容的辑录性的小说集。

在这类题材上，作者反佛教禁欲或者反僧尼淫欲放纵的思想是很明显的。对于僧尼淫乱，都没有给他们好下场。

其二，艳情小说反映了许多僧尼对宫廷、民间性行为的渗透和影响。如欢喜佛。欢喜佛进入民间，成了民间和宫廷性交、生育的教材。徐珂《清稗类钞·宗教类》有记载；民国初年燕北老人在《满清十三朝宫闱秘史》一书里，也提到了“雍和宫之诲淫”；《雍乾异人传》里记载，清朝宫廷中设置欢喜佛，皇帝借欢喜佛为媒与妃嫔交欢，宫中喇嘛僧推波助澜，以房中术固宠。再如梵僧药。元朝喇嘛教兴起，喇嘛是藏语“上师”的意思。到了明、清两朝，多利用喇嘛以怀柔蒙、藏，于是喇嘛得以四处云游，番僧药得以传布。还有就是和尚的“采战术”。这些内容在《金瓶梅》、《僧尼孽海》、《续金瓶梅》、《梧桐影》里都有所反映。

其三，其悟性、色空的观念往往被艳情小说用来做了淫报的主题，即以淫止淫。许多明清时期艳情小说的情节都环绕着果报的观念来构思的。例如《肉蒲团》借着未央生之口说出“那里晓得报应之理如此神速，我在那边睡人的妻子，人也在这边睡我的妻子”，这就是基本的主题与故事情节。其人生无常的观念，也被艳情小说吸收来，提炼出了“及时行乐”的主题，极力张扬性爱之乐。

三、市民的性观念与性精神的释放

1.市民阶层的性观念

市民阶层一方面维持旧有的婚姻制度，主要的婚姻形式是通过媒妁的聘娶婚以及买卖婚，或者是这两者不同程度的结合。聘娶婚一般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收取聘礼，履行一定的婚礼形式而成婚。男子可以提出离婚、休妻，而由女性主动提出离婚和再嫁则不为社会所容。宋明理学地位进一步的加强和提高，导致社会对性关系的限制日趋严厉。另一方面，进入末期的中国封建社会的腐朽没落已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世风颓废，宫廷中糜烂、淫乱，春方肆行；市井间春宫画、色情小说和男风泛滥，妓女盛行，旧有的观念严重滑坡。这种文化现象，一般认为是中国的一种市民文化。

市民阶层既有一般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全球性的一些文化特征，又有中国传统的特色。市民阶层首先要求承认性欲，突破农耕社会一夫一妻制度，享受地主土豪、官吏、知识分子、皇帝的性权利，另一方面，又对自己的这种欲求诚惶诚恐，努力避免不能使自己屈服于情欲，尽量使自己的阶级能够有前途地健康成长。遗憾的是，明清时代没有让资本主义成长起来，市民的性爱观念也没有成长为以爱为主的现代观念。所以，艳情小说所欣赏的，不是一个人的灵魂和他或者她的智慧，不是人的本质的美好的内涵，而是人的性别所表现出来的性感和肉欲的快感。只有《红楼梦》等极少的小说能做到。主要原因恐怕是明清时代的市民没有成长为资产阶级，没有进行革命的洗礼。他们自身是不成熟的，是没有前途的；他们的阶级也没有登上历史舞台，没有一整套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他们能做的，就是在封建统治观念下对性欲的张扬，以此来表示对传统的反叛和挣扎。这同16、17世纪资本主义在西方刚刚萌芽时候的情况是一样的。我们在薄伽丘的《十日谈》里能感受到这一点。

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在一些商人身上，我们已经看到了情欲的恶性膨胀：女人成了性的商品，有钱的人、暴发户，变成了一个个贪婪的狼，尽情挥洒、沉湎于性的享受。女人都是丰满而精力旺盛的肉体，所有的女人都是那么风骚，乳房、腰肢、大腿、胯股、臀部、小脚，其诱惑是那么不可抵挡——我们的市民阶层还没有革命、还没有争得自己的合法政治地位之前，就已经腐败堕落了。

2.艳情小说是市民阶层性精神释放的一种途径

艳情小说是与民间性的控制、性观念、性道德、性风俗等的发展变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它是中国古代特别是明清两代性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首先，民间真实的两性故事给它提供了素材。西湖渔隐的《欢喜冤家》又叫《贪欢报》，顾名思义，也是宣扬善恶相报的，因它大多取材于民间事实，所以具有很强的真实感，人性也得到较深的表露。艳情小说描写渲染的婚内性行为、通奸、偷情、乱伦、同性、自慰、淫乱、性具、淫药等等，多是对现实性爱生活的真实反映，具有生活的真实性。这种现实主义的写作态度，给了《红楼梦》以绝对的影响。《红楼梦》反映的性关系，也没有超出这些内容；在艳情小说里描写到的性爱内容，《红楼梦》全有。

其次，民间的性观念在支持着艳情小说的发展。一是民间性观念与现代科学、文明的性观念不同。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男女阴阳协调很重要。民间强调男子精血的重要，可以滋润女性，如果女人寡欲，就会生病。艳情小说反映了许多民间性观念，具有民间性质。《浪史》第一回介绍云客时便说：“只因赵员外家财丰盛，婢妾尽多，这云雨意件件都晓得。勾情缘上说得好，阳物虽小，经了阴水，时常浸一浸，它自然会长大起来。赵家房婢个个会长养此物的，见那赵云客生来标致，那个不要亲近他？所以年纪虽不多，只有这件事，便如经惯的一般。”因此，以后云客与那么多女子发生关系。如果说作者的潜意识中，也是有这种吸阴补阳、吸阴壮阳的性文化观念的，这样评判，往道教文化上靠，就显得勉强。

再次，民众的性的宣泄补偿心理，在寻求文学艺术的新载体。“食色，性也。”性跟吃饭睡觉一样，都是人类的一项正常的生理活动，本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但是，万恶淫为首，性就成了“淫”的了，男女性器官也就成了“淫具”，性爱就是“淫乱”。压抑并不等于消释，压抑得太久，必然会有一个反弹。只要有风吹草动，性欲的发泄是不可阻挡的。所以当明末新兴的市民阶层渐成气候时，艳情小说、戏剧、歌谣等就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这些民间文学中很自然地流露出男权社会性权利的优越意识，里面的男主人公一般性力极强，几乎都可以一挡十，而且昼夜不息；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大都淫荡不堪，用一句书里面的话说“这辈子要是少了男人注定是不活的”。女性在这些书里面无一例外地成了从属品，而她们的欢娱完全是男人赏赐的。而最后，这些女性几乎都没什么好的下场。用小说的形式给予民众性的补偿，使民众得到了最方便和便宜的满足。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美女、艳遇、花心、滥爱，都暂且用书中的主人公、色情狂去替代。不用担心自己的经济条件，不用在意自己的相貌是俊是丑，要怎么发泄就怎么发泄，要什么花样就有什么花样，满足了性心理，满足了窥视的心理。

从这个角度讲，艳情小说其实就是成人的性游戏、性幻想和童话。当然，明清艳情小说是有明显的高低优劣之分的。有的作者生活经验丰富，历经过世事磨练，洞悉人情，善察人性，寓理于文，通过表面的风月文字，对人与性进行深入地探讨，从而向读者展示出一系列甜酸苦辣的人生百味。如《金瓶梅》、《肉蒲团》，除了淫词艳句可以给人性的补偿性的快感以外，还透过这些美艳女色、欲爱缠绵等一切世间幻象明心见性，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和生活质量，包括性爱质量。有的就是纯粹的艳遇和主人公的性史，属于性爱白日梦，也可缓释性的压力。有些艳情小说写了极欲写报应，也给人以警示，冷却欲心。还有的艳情小说全是淫乱和赤裸裸的宣淫，表面看来是无聊之极，但是客观上释放了一些在物质生活丰富的情况下，市民阶层内心的孤独、苦闷、躁动和绝望的因素。这都会为不同层面、不同心态的受众所接受。长期的性压抑和不正确的性观念，使得人们对性特别好奇，对色特别注意。我们不难想象明代知识分子们读到《金瓶梅》时感叹其“云霞满纸”的喜悦、激动、刺激的心态了。知识分子尚且如此，市民阶层又是何样，不言而喻。

第四节 艳情小说与文学自身发展的关系

一、前代风骚给艳情小说以深刻的影响

性爱是文学描写的主要对象之一。中国文学、史学传统不避讳性爱，给性爱赋予很深刻的人生感悟和社会内涵。万历词话本《新刻金瓶梅词话》欣欣子序就说：“《关雎》之作，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富与贵，人之所慕也，鲜有不至于淫者；哀与怨，人之所恶也，鲜有不至于伤者。吾尝观前代骚人，如卢景晖之《剪灯新话》、元徽之之《莺莺传》、赵君弼之《效颦集》、罗贯中之《水浒传》、丘琼山之《钟情丽集》、卢梅湖之《怀春雅集》、周静轩之《秉烛清谈》，其后《如意传》、《于湖记》，其间语句文辞，读者往往不能畅怀，不至终篇而掩弃之矣。”所说的不能畅怀，大概就是源头和分流的不同，即文学传统与明清艳情小说的不同。艳情小说来源于我国古代文学，是对我国古代文学的继承与发展，而又有自己独到的视角。如果说，古代文学关注的不但是人与人之间的性爱关系，而且主要关注的是美好的情爱理想的话，那么，明清艳情小说则与之相反，主要关注的是性爱关系，欣赏的是赤裸裸的性欲快感，而不是情爱的美好。这是二者之间基本的区别。至于表现形式、艺术手段，自然也显示了源头与支流发展的特点。

我国古代的诗词曲赋，体裁来源于民间，但是又被统治阶级文化拿来改造、创新，发展为主流文化的主要体式。一方面，精英文化把它当作抒情言志、陶冶情操的重要载体，故有“诗言志”、“词娱情”之说；另一方面，又着力将原创向这个目标上曲解、引导，或者对于原创进行禁锢，抹杀原创的民间的天性。这个特点特别清楚地表现在作品的性爱主题的篇章上——民间的所有性爱，都是自由奔放，明亮艳丽的，但是，在精英文化里，就要分出庸俗的趣味和高雅的情爱来。那些适合他们口味的，自然是文学的上品；那些不适合他们口味的，自然是“糟粕”。

明清艳情小说最大的不同，就是充分肯定并且浓墨重彩地描画这些民间性爱活生生的众生相。他们一律抱着欣赏的态度，将庸俗的观念、庸俗的内容推向文学舞台。所以，有的学者以为明清小说特别是艳情小说，放纵了市民的欲望，破坏了文学传统，使中国古代文学堕入了污泥浊水，失去了文学应有的教化引导、提升功能。

到了明清，艳情民歌摇曳怒放。主要有明代的《挂枝儿》、《山歌》、清代的《霓裳续谱》、《白雪遗音》、《闺艳秦声》，以及流传到解放以前的《送情郎》、《十八摸》等一大批艳曲。它们与艳情小说的审美是一致的，功能是相仿的。所以，很多艳情小说里，直接引用这些民歌来描写情态，增加趣味。

诗词歌赋的影响是内在的，是思想和精神、审美情趣上的，而志怪、唐宋传奇小说的影响却是从内容到形式的，属于全局的、整体的影响。有很多志怪小说的故事成为拟话本小说素材；明清文言小说中的艳情篇章大多继承和创新了唐传奇，如蒲松龄《聊斋志异》的人与花妖狐鬼相爱。他们都为明清文言艳情小说提供了一些文学创作经验和范式。如我们上文已经写到的狐狸的淫妇形象。在战国时代的著作里，已经出现了以狐为原型的神兽，狐被赋予了作怪变异的能力。《吕氏春秋》记述大禹为了治水，年三十而尚未成婚，行至涂山时，遇到一只九尾白狐，并且听到涂山人祝福的歌声：“大大的白狐啊，九条尾巴长又长。愿你早日结婚吧，子子孙孙永繁昌。”东汉《吴越春秋》中还载有大禹娶由九尾白狐变成的涂山女为妻的传说，是明清艳情小说狐狸的淫荡形象发展的源头。《搜神记》引道士云：“狐者，先古之淫妇，其名曰阿紫。”《太平广记》中《狐神》条云：“唐初以来，百姓皆事狐神，当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以后的志怪小说，如《容斋随笔》，传奇小说如《任氏传》，写了不少狐女的可爱形象。明清艳情小说中以之为性情淫荡、以美貌迷惑人的女子形象，如《昭妃艳史》、《狐狸缘》、《妖狐艳史》等。不过，《聊斋志异》里的狐女不同，她们性格各异、人情味十足。我们从中能看出其继承与创新的因素。

话本通俗小说是拟话本的母体。其中那些有色情、淫秽的描写，反映了小市民低级趣味的作品，是明清白话艳情小说的先导。

史书不避恶的传统，给明清艳情小说提供了许多题材，特别是宫廷淫乱的模式。艳情小说有的直接以此为素材，如《株林野史》使用了《左传》所记陈国夏姬在丈夫夏御叔死后与陈灵公、大臣孔宁、仪行夫三人私通之事，后被儿子夏征舒发现并将三个奸夫杀死。楚国以此为借口灭了陈国，杀死了夏征舒，还抢走了夏姬。楚庄王和子反都想占有她。申公巫臣别有用心地说夏姬是个不祥之人，楚庄王把夏姬赐给了连尹襄老，不久，连尹襄老战死，他的儿子又占有了夏姬。申公巫臣设下计谋，终于从襄老的儿子手中夺得夏姬，带着她一起叛离楚国，投奔了晋国。有人根据这些情况推断后来历代宫廷艳事，写了以帝王为主人公的艳情小说，如《如意君传》、《昭阳趣史》。

二、文学素材的不断扩展给艳情小说发展创造了机遇

1.艳情小说与明代文学相生共长

明代文学的基本取向是面向现实，反映生活，小说向现实题材进军，题材不断扩大。艳情小说就是这种取向的产物，它与明代文学相生共长。

写现实，写真实，是明中叶文学的主要思潮。文学发展到明代，特别是到了明中叶，人们对文学特征的认识越来越清楚，对文学的艺术把握也趋于熟练，于是，文学体裁的分类越来越明确，文学思想越来越成熟。文学要反映生活，反映真实的生活，反映真实生活中人的真实感受，真情实感，而不是将文学作为载道的工具，已经成为新文学人的共识。

其一，正统文学领域反对复古、倡扬文学的现实精神。正统文学指的是载道和言志的散文、诗歌。明中叶开始，唐宋派与三袁公安派对前后七子复古运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前后七子复古派在反对台阁体的空廓、浮泛和八股文的恶劣影响方面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们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模拟抄袭古人为能事，实质上仍然是一种形式主义。归有光等唐宋派首先起来反对复古派，继之是徐渭对后七子提出严厉的批判，后来的三袁公安派强调性情之真，力排复古模拟的理论，要求诗歌创作应因时而变、因人而异，更给复古派以沉重打击。他们提出了反对贵古贱今，反对模拟古人，文学要有质，要独抒性灵，发前人之所未发等主张。这些主张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对文学发展和小说创作起到了一定的导向作用。

其二，小说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开始向现实生活题材进军。戏曲、小说的形式比起正统的诗文来要自由、活泼，更适宜于反映当时丰富、复杂的生活，特别是语言的通俗、浅近，容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在元代，戏曲已经完成了它的通俗化革命，小说也逐渐登上了通俗文学的舞台。明中叶开始，印刷术又空前发达，为小说的广泛流传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而中叶后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的创作，在已往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获得了辉煌的成就。大众通俗说话、话本文学开始与知识分子小说整理、文学创作联合，《新列国志》等历史演义和《隋史遗文》、《英烈传》、《北宋志传》等英雄传奇以及《西游记》、《封神演义》等神魔小说在广大群众中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人们已经不满足于这些现实生活以外的题材，而向现实生活挖掘，反映现实生活自身的问题，开始了对市民阶层自身生存的文化自觉。有些反映明中叶经济、文化、思想上的种种复杂情况和市民的观念、利益、生活与欲望的短篇小说已经出现。如“三言”、“二拍”里收集的一些话本小说，都表现了浓郁的市民情结、塑造了新兴市民的形象，表达了市民的观念。这种现象，使得后来的历史小说、神魔小说都向现实题材靠拢，形成了与世情小说交融的趋势。

其三，正统文学和通俗文学一起向“情”的纵深开拓，为艳情小说进军这一领域奠定了基础。诗歌散文的现实精神复归，特别是小说、戏剧介入现实生活，使得文学的影响迅速扩大，地位逐渐提高，文学功能日益发挥作用。其题材也在逐渐向人性的方面深入和开拓。其中贡献最大的，明代要数汤显祖对性爱描写的突破、冯梦龙对民间文学的张扬、三袁对真情的强调、支持。

汤显祖少年时师从泰州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罗汝芳，接受了罗氏的一些禅学哲学观念，逐渐形成了他反对程朱理学的思想立场。在任职南京的后期，汤显祖读到李贽的《焚书》，思想上有一定的倾向。辞官以后，他和李贽相会于临川，深受其思想的影响，并且世界观趋于成熟。他用文学的形式响应李贽的思想，应和着当代的文化思潮，强烈反对程朱理学对人性的桎梏，写下了以情抗礼的不朽名著《牡丹亭》。(图28)他的《牡丹亭》问世以后，以其对社会成规的强大冲击力，引起广泛的反响。汤显祖所说的“情”是指生命欲望、生命活力的自然与真实状态，“理”是指使社会生活构成秩序的是非准则。汤显祖以为理具有制约性，而情则具有活跃性，“情”与“理”是对立的，任何时候都存在矛盾。而当社会处于变革时期，情与理的激烈冲突必不可免。应该伸张情的价值，反对以理格情，把人追求幸福的权利置于社会规范之上。

图28　《牡丹亭还魂记》(摩明刊本插图两幅)

《牡丹亭》就是在这种创作思想指导下创作出来的。女主人公杜丽娘，作为一个小姐，不再压抑自己的豆蔻情怀，而是难耐青春寂寞，看到百花盛开、万木葱茏，竟然引起了内心巨大的性爱意识的冲动，与柳梦梅梦中幽会，尽一时之欢，并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用生命蕴育了生死之情。这个人物身上，一反传统的由情到性，而是先由欲到性，再由性生爱生情，突出了女子性意识的觉醒。作者在这里要表达的是，“欲”是美好的，人应该得到合理的性欲满足；“欲”是“情”的基础，美好的性爱享受就是最高的感情，没有欲就没有情。从而使他创作的《牡丹亭》成了高扬着人性解放的一面大旗。此后，高濂的《玉簪记》、吴炳的《西园记》等许多爱情、婚姻题材的剧作喷涌而出，在戏剧界掀起了一场浩大的主“情”反“理”、追求人性解放的精神浪潮。故吕天成《曲品》中盛赞道：“博观传奇，近时为盛。大江左右，骚雅沸腾；吴、浙之间，风流掩映。”可见明代后期是戏曲的繁盛时期，东南一带，尤为风行。

冯梦龙是一位热心的大众通俗文学的旗手和实际工作者。他对话本的搜集整理、拟话本的创作，对民间歌谣的收集，对戏剧的整理，以及刊刻，的确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在小说方面，他完成《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编选，增补长篇小说《平妖传》，改作《新列国志》，编辑《古今谭概》、《情史》等笔记故事，鉴定了《有商志传》、《有夏志传》、《盘古至唐虞传》等；民歌方面，他搜集整理《挂枝儿》、《山歌》两种民歌集；戏曲方面，他改定《精忠旗》、《酒家佣》等曲本，编纂散曲集《太霞新奏》，创作了《双雄记》、《万事足》两部剧本。他为推动明中叶通俗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酷爱李卓吾的文学主张，极力宣传情，“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开创了“情教”之说，强调真挚的情感，认为情比理重要，“情为理之维”，用“情教”去反对存天理、去人欲的理学传统。他认为通俗文学为民间性情之真，是天地间自然之文，是真情的流露，所以他重视通俗文学所涵蕴的真挚情感与巨大教化作用，极力倡导通俗文学，“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将通俗文学当作情教的工具。他将文学分为两类，一是出自田夫野氓之口的真文学，一是绅士乐道的假文学。只有自然地发于中情的文学，才算真文学，才能表达人的性情。而假文学是抹煞真文学的：《诗经》本来是善达性情者，而自六朝以来，诗被用以见才、取士和讲学，再难以很好地表达人的性情了。而文学的发展，文体的变化，都是性情所致。诗演变为词，词增损为曲，套数、曲浸淫而为杂剧、传奇戏曲，曲再变而为《粉红莲》、《打枣竿》。因此，他认为“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通俗小说则可以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在冯梦龙看来，人的性情最为活跃，是推动文学发展变化的力量；某种文学一旦成了说教工具，它就会僵化，而被另一种足以表达性情的文学所取代。

于是，他提倡真文学，反对假文学。《情史》选录历代笔记小说和其他著作中有关男女之情的故事编纂而成，记载的人物上自帝王将相，下至歌伶市民形形色色的情爱故事，既同情和赞扬那些纯洁、忠贞的高尚情操，也鞭挞那些肮脏、丑恶的庸俗情调；他编辑的《挂枝儿》、《山歌》专写男女私情，色情浓郁，成了艳情小说创作思想和审美情趣的先导；他编刊的“三言”也强调人的感情和人的价值应该受到尊重，所宣扬的道德标准、婚姻原则，与封建名教、传统观念是相悖的。里面很多描写性爱的韵文，成了艳情话本小说性爱描写的范式。

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因籍贯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世称“公安派”。他们强调，一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二要重视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并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以民歌时调为诗。他们所写的一些散文，结构松散随意，文笔轻松，富于情趣，也突破了“载道”的空洞说教和僵化的格式，向文学性方面迈出了一大步。

性爱题材向现实的扩展，给了艳情小说以发展机遇。乘风破浪，艳情小说开始向性爱领域疯狂挺进。性爱，是人的真实生活的重要一部分，人的基本的感情，就是由此而发，文学不能不去关注；明中叶的性爱现实，不是一般传统文学体式能关注得了的，它需要一种新的小说体式去专门探究、深刻表现、真实反映。

明清两代性爱的现实情况是：一是有些青年男女，置礼教于不顾，甚至置生死于不顾，大胆地追求爱情和幸福，就像民歌所唱的：“有啥徒流、迁配、碎剐、凌迟大罪名阿奴自去认，教郎千万再来遭”；一是伪装道学，表面上守礼，但暗地里纵欲；一是明目张胆地宣淫，追求性的刺激与快乐，完全不顾及传统和社会；(图29)一是从思想上、理论上彻底否定封建礼教，其影响就决不止于自身，而影响到社会和时代。这给艳情小说提供了无限丰富的现实题材。

艳情小说的出现，也适应了当时人们对性爱文学作品的需求。人的生活确实与性分不开；性爱生活在明中叶更加张扬。《闹花丛》中，描写了一位形将就木的老年妇女，当听到年青人性活动发出的声音时，亦按捺不住躁动的心情，以去皮的萝卜进行自慰被侍女发现后，惊叹：“人言妇人欲念，入土方休，不为虚语。”说明性与人类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人类的性行为有三个功能或作用：一是生育功能；二是快乐功能；三是健康功能。但是，长期以来，正统观念以为，人类性活动只在强调一个功能，就是生育。许多人类学学者指出，人类情欲生活的一项重要特色在于私密。在绝大多数哺乳类动物中，性活动都是公开的，只有人类在文明演化过程之中将性隐藏起来。在此情境之下，与情欲相关的身体器官，特别是具有性征的部位或活动，如自慰或交欢等，便成为个人隐私的核心部分。然而，性的私密与隐藏却往往引发人们窥探的欲望——越是隐藏，就越增加窥探时所带来的快感。艳情小说所做的，就是宣扬性的快乐，满足人们对性的隐秘的窥探心理。

2.艳情小说与清代文学患难与共，同步发展

清代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帝国，也是异族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时期。政治的、民族的矛盾与斗争，时代的、传统的思潮的冲突与平衡，都给清代文学的发展以深刻的影响。清代文学在曲折地发展，艳情小说也与之患难与共、艰难发展。

图29　娶小妾(清代年画二幅)

一是清前期。这个时期统治阶级的工作重心由消除民族矛盾逐渐转化为政治统治，统治阶级思想统治的力量开始逐渐强大时期。清初，一些经历过民族灭亡、有切肤之痛的文士如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对明末文学解放、个性张扬、人欲横流的文化思潮、文学思潮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努力提倡经世致用之文。在文坛上居于正统地位的，是侯方域、魏禧、汪琬所谓清初“三大家”和后来的桐城派。他们都开始由文学的张扬个性转向复古。

而清代前期小说，则承续晚明小说兴盛的局面，呈现出一片蓬勃景象，不仅作品数量众多，并且主题表现多了一些明清易代的历史动荡和压抑扭曲所造成的沉重，艺术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说明通俗小说仍然与正统文学在不对称地发展，民间对这一类娱乐性读物的需求仍在不断增长。一是大量才子佳人小说的涌现，在形成主题、叙事、描写模式的基础上，多了些许仿写，形成了一定的套路，呈现出批量生产的特点。二是《聊斋志异》的出现，又开创了一条写花妖狐鬼与书生两性关系的模式，为艳情小说增加了不少美丽的梦幻般的魅力。三是即使当时的世情小说，如《醒世姻缘传》，也难免去描写一些琐屑的、淫秽的性关系和性行为。小说发展的另一个标志就是清初出现了大量的小说评点家。他们都在抬高小说的地位，想让小说脱胎换骨，成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文学，由民间走向殿堂。如金圣叹把《西厢记》、《水浒传》与《庄子》、《离骚》、《史记》及杜诗相提并论，张竹坡更把《金瓶梅》说成是第一奇书。这都能够看出来，由于统治阶级还没有来得及整治大众通俗文学市场，特别是小说市场，性爱描写仍然在沿着自身固有的规律发展。

和着小说的脚步，戏剧也向娱乐性迈出了一大步，标志就是娱乐剧的出现，以《笠翁传奇十种》为代表。所写的题材，大抵投人所好，以荒唐情节博笑。如《奈何天》写一奇丑男子连娶三个绝色美女。这些立意，都有庸俗的市井趣味。在具体内容上，则多色情内容，常对假道学加以讥刺，迎合多妻制下男性的愿望。

与此文学发展情况相适应，艳情小说的创作仍为广大市民所欢迎，其强烈的生命力并没有因为改朝换代而消失；大量的艳情小说出现，呈泛滥趋势，并且创作模式化严重，改写、仿写、抄袭、改编现象严重。即使到了康乾盛世前期，理学盛行，艳情小说的创作、传播仍然艰难地进行。

二是清中叶。戏剧开始变得沉重起来，男女之情的戏剧负载着反思许多历史的、政治的东西。《长生殿》在剧中回避杨贵妃曾嫁寿王、与安禄山私通等淫秽情节，突出与唐明皇的爱情主题；《桃花扇》把男女主人公的悲欢离合，始终卷入在南明政治的漩涡和南明政权从初建到覆亡的过程中，借儿女之情，写兴亡之感，才士与名妓的爱情，浪漫色彩全无。其他许多剧作，也多以褒忠、阐孝、表节、劝义之类为主旨。“文以载道”的文学全面回归。通俗文学特别是戏剧、小说受到压抑，甚至禁毁，只有在民间戏曲表演方面出现的“花部”，重在浅俗。

但是，小说在性爱描写方面却仍然如火如荼，并且达到小说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峰。一是在这种创作深沉的情况下，有的小说开始从通俗走向庄雅。伟大名著《红楼梦》正是在吸收了前人文学创作的经验，特别是世情人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艳情小说的教训基础上，融合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和经历而形成的。它选取的还是艳情小说题材，但是，它有更加深刻的主题，对封建文化提出了深刻的怀疑，并试图探求某种新的人生方向，并由儿女之情上升为家族兴亡史。在语言描写上，也雅致起来，成了大家闺秀，成了阳春白雪，再也不是下里巴人了。一是出现了艳情小说的集大成者《姑妄言》。

这个时期其他的一些艳情小说，则多在一些固定的模式里创作，甚至出现了“啸花轩”等一批专事艳情小说写作、刊刻、发行的书商作坊。艳情小说自身还有了新的发展，它的生命力已经融合到其他世情小说、神魔小说、历史小说中去了。我们在《醒世姻缘传》、《绿野仙踪》、《野叟曝言》、《女仙外史》等小说里，看到了大量的性爱描写。讲史的小说多了些宫廷艳事，甚至发展为艳情小说，如《隋炀帝艳史》；世情的小说增加了许多淫乱描写，甚至也变成了艳情小说，如《姑妄言》；还有大量的公案小说加上了奸情，神魔小说充溢着情欲；等等。

此外，还有一个趋势，就是艳情小说由通俗小说开始转移到文人的案头创作和文人欣赏。很多作家离开了通俗小说的阵营，受到《聊斋志异》的影响，用文言小说的形式，描写艳情故事。借狐鬼写艳情，具有很大的蒙蔽性，可以避免查禁；用文言，更侧重于书生自我阅读、欣赏，也使性描写简练而有遐想的余地。沈起凤的《谐铎》、和邦额的《夜谭随录》、长白浩歌子的《萤窗异草》、袁枚的《子不语》、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其中的艳情篇目艳情绚烂，一片“欲”海汪洋，大多主张人欲合理。故《子不语》被学者认为“有些故事记男女之事过于随便，是其不足”。

三是嘉庆、道光之际。新的工业曙光在天际闪现，工商阶层又在迅速扩大。封建政治的腐败使社会矛盾不断积累，新旧思想的冲突也愈益激烈。作为意识形态的晴雨表，文学与统治阶级思想的抗争表现得激烈起来。龚自珍基于封建专制所造成的士林中普遍的精神萎弱与人格堕落，提出了个性解放、人格完善的思想。袁枚的诗歌主张性灵，认为人的性情乃是诗歌的本源；而“情所最先，莫如男女”，和李贽一样，肯定情欲的合理性，让好货好色的欲望得到满足。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中对矫情的“假道学”也大加讥讽，主张“理”要顺于人情，可见这种思想变化是带有普遍性的。这种文学思想的出现，反映了当时城市工商业者的要求和思想界的变化，是适应19世纪中国经济关系和政治变革的。

时代和思潮给艳情小说带来了变革：专门写狎娼、优，在艳情小说的一个侧面进行深刻的反映，形成了狭邪小说。《品花宝鉴》以才子佳人小说的笔调写同性恋故事，反映出这种变态生活中人性的复杂。《花月痕》写一对才子韩荷生、韦痴珠与一对妓女杜采秋、刘秋痕间的恋爱故事。《青楼梦》用妓院代替大观园，写一多情而怀才不遇的金挹香为众多妓女所爱。《海上花列传》主要写清末上海租界妓馆、官场、商界的生活。揭露嫖客以娼家为玩物、娼家处处谋取嫖客钱财的冷酷事实。此外还有《海上繁华梦》、《九尾龟》等一大批小说。

四是近代。“革命”潮起，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不断涌现，小说的功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了革命的一种工具和手段，政治地位大大提高。艳情小说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审美情趣的世俗化选择了艳情小说

1.用艳情小说表达性爱题材是文学自身的选择

使用什么文学体裁去表现人类的性爱活动更合适？为什么选中了小说——小说发展到明代，有什么特有的特征？是如何成了性爱题材的载体的？

艳情文学并不是明清两代开始的。它伴随着文学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只不过明清是以大众小说为载体的。从诗经到宋词元曲明清戏剧，都有大量的艳情作品或者艳情内容。可以说，艳情是文学审美的一项重要内容，它表现在所有的文学体式中，尤其以大众文学体式为主。这样说，并不是否认明清一代艳情文学猖狂，而是说，它有深厚的审美土壤和滋生繁荣条件，其实艳情小说就是艳情文学发展的一个阶段。

散曲被元代文人拿来写艳情。到了明代，特别是嘉靖前后，散曲最为兴盛，很多散曲专写艳情，描写刻露而生动。明中期以来，富于真情实感、奇思异想和灵动活泼、无所忌讳的民歌崛起，多为写男女之真情。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有较详细的记述。

除了民间的小曲和文人散曲，笑话也是色情的载体。在笑话里，人们把性的素材和主题猥亵化，将最忌讳的内容谐谑挑逗化。借此大胆地触及礼教的禁忌，满足揭露与偷窥的快感。虽然民间的笑话审美情趣与艳情小说不同，它是乖巧、机智、嘲弄，以此达到“笑”的目的，即使深层次的悲哀和反思、忧患，也是在笑过以后慢慢品咂出来的。但是，这些体裁满足不了人们对性爱问题的探究，以满足不了人们对性爱精神、心理的满足。

民间说唱文学可以详细地描写一些性活动，但是，只能用于听讲。而听讲的环境使人很尴尬，这么多人一起听，因为讲唱的内容的淫秽，属于隐私性质，讲的不好意思，听的也难为情。再说，由于面对面集体交流的性质，很多时候不能充分展开描写，或者直接用秽语描写。如《西厢》五更：“二人携手把房进，即把房门紧闭牢。双双同入销金帐，云雨巫山鸾凤交：张生是曲膝鞠躬行大礼，小姐是轻分小足两边翘。小姐是银红兜肚附着体，粉颈还盘银炼条；张生是伸手摸往小姐要道所，有趣吓，微露鸡冠有凤毛。一枝梅插在金瓶内，玉簪轻刺牡丹姣。张生漫伸丁香舌，小姐含进小樱桃，好似风摆杨柳枝枝动，点点杨花往下拋。小姐是初次佳期就把银牙咬，只为含花第一遭，轻言细语把张生叫：‘我未曾轻识好难熬!’”如果这一段要艳情小说来表现，绝对不是这个样子。连偷窥加第一次主人公的交合，怎么也得几回渲染。即使如此说唱，说唱者和听众也应该感到非常难为情，而不是得到性爱的补偿式满足。

一些曲艺、戏剧的情况与之相类似。如《尼姑思凡》，小曲只有四段，其中一段描写性行为：“小小尼姑才十六，还未剃头，风流事儿从来没有，学着把情偷。叫情人：‘你可将就，将就，多将就!’紧皱眉头。你将就奴年轻幼小身子瘦，不惯风流。你可轻轻的搁上，慢慢儿揉，那话儿款款抽。云雨后，身子有够心无够。”许多地方戏曲之中都有“尼姑思凡”，多唱词、念白含蓄有致。如昆曲：“见人家夫妻们洒乐，一对对着锦穿罗，哎呀天呀!不由人心热如火，不由人心热如火。”因为戏剧是综合艺术，如果过分渲染，就成了当众淫乱，影响极大。另外，戏剧也不利于细腻地表达心理和模拟动作。

与其他众多的通俗文学体裁表现不同，白话小说用平白生动的语言，通过曲折的故事情节去吸引人，通过一定环境描写去感染人、启发人，通过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去感动人、熏陶人。它还可以运用叙述、描写、说明、议论等综合表现手法来进行，也不像韵文那样受到音韵的束缚。这种文体可以充分地、深刻地、生动地表现现实中的性爱问题和人们的性爱观念、性行为方式，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物的命运。

所以，当文言中篇艳情小说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而又不适应市民阅读，当大量粗俗的色情文学在民间涌现，当拟话本小说中的艳情短篇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当一些以史传人物性史为素材开始尝试白话章回小说的创作的时候，描写现实性关系的长篇艳情小说《金瓶梅》终于出现，揭开了艳情小说的面纱。艳情小说还包含了所有通俗文学体裁应该包含的内容，如里面大量引用笑话、民歌、谜语、戏剧、曲艺。另外，在写作思想和表现风格上与以上几类文学体式也有根本的不同。如同是描写性器官，笑话里是为了嘲弄，经常嘲笑男子的阳物小，或者阳痿；经常笑话小女子的阴户宽、阴冷。而在艳情小说里，则努力说男子阳物多大，女子阴户多小多嫩。《肉蒲团》、《痴婆子传》、《绣榻野史》、《如意君传》等书，“凡说着男子的阳物，不是赞他极大，就是夸他极长。甚至有头如蜗牛，身如剥兔，挂斗粟而不垂的。凡说男子抽送的度数，不是论万，就是论千，再没有论百论十的”。对生活的反映更深刻、更广泛，更好地满足了男性读者的心理需求，表现性行为带来的人的命运。

之所以选择以白话章回小说为主去表现性爱，原因是，其一话本小说不易讲说性爱描写。所以不但宋元话本很少，即使“三言”、“二拍”里面的艳情故事，遇到性行为的描述上，也只用韵文唱出来。唱，有明显的表演性质；说，则有明显的生活纪实性质。而笔记文言多记录逸闻趣事、集合艳事，载入史册，距离大众远，经过选择的，无法杜撰。其二，白话章回小说篇幅较长，更有利于展开故事情节，描写情节内容，刻画人物形象。

艳情小说还具有大众的、消遣和补偿的、个体消费、反复消费的等特点，对于创作者来说，可以用艺术的方法加工、杜撰，提炼典型，塑造形象，又便于铺叙、描写和渲染；作为受众来说，可以购买、租赁，随时翻阅，独自体味，便于回味、体验联想或者性欲缓释；也便于保管收藏，还具有隐秘性特点。另外，“雪夜读禁书”，古代被看作是一种自我私有空间的享受；性伴侣之间一起翻阅，又可以增加性爱的趣味。所以，我们说，受众多选择艳情小说，是看重了它具有独特的自我精神享受性和大众实用经济方便性。

(2)用艳情小说表现庸俗的审美，也是文学世俗化的选择。明中叶即嘉靖前后，直到清中叶，是中国通俗文学的繁荣期，也是中国古代小说的繁荣期。神魔小说、世情小说、历史演义、英雄传奇，话本、章回、文言，蓬勃发展。

性爱文学的美，应该是精神的美、情感的美、表达的美，三美并重，形成一个完美的审美文本。不但有美貌容颜产生的愉快，肉体本能产生的欲望，还要有浓厚的好感或者真诚的善意升华出来的感情和精神，有严肃的社会意义。关于性行为，艺术家们大多采取慎重的态度。有关这类艺术内容向来是毁誉并存的，有时，性行为的审美表现与淫秽表现的界限很难划定。《红楼梦》曾被封建卫道者们斥之为淫书，今天已被视为长篇小说的典范之作了；《金瓶梅》也曾被列为禁书，今天人们也能肯定其中的积极价值。实际上，性爱这一题材是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回避的，问题在于如何去表现。性爱的内容包含很多，性爱的表达方式也很多，如爱情、婚姻，《醋葫芦》就是写夫妻性爱、夫妻生活的；才子佳人小说主要反映婚恋；邪魔小说主要是斗法以及表达道教、佛教对性爱的看法，如《绿野仙踪》、《野叟曝言》。还有就是通过性爱描写，到底要表达什么样的价值、主旨和小说思想、审美态度。如果解决好了这些问题，可以说，小说的审美情趣就是高雅的，就达到了艺术创作的标准。

可是，我们说，小说原本是通俗文学大众的消费体式，它除了追求艺术的审美以外，更重要的是反映市民的生活、观念和审美情趣。这是它与明清时期其他文学体裁不同的规定性。作为一般的创作者，特别是三流的作者和书商，以他们为主体创作的艳情小说却达不到这种审美境界。他们只在乎它的读者群的性爱审美和性爱文字视觉、想象再现满足。所以，以反映性爱为主要内容的艳情小说，自然与诗词歌赋和其他小说体式不同。这也是文学本身对它的选择——选择了世俗观念，选择了性爱内容，就选择了特定的性爱审美情趣。

性爱美包括两性主体的美和两性关系的美。前者又包括男性美和女性美，后者又包括肉体愉悦的美和爱情的美。性爱美的领域大致包括心灵美、人体美、服饰美、行为美等主要方面。女性心目中的男性美是：具有远大的理想志向、刚毅的性格、豪壮的气魄、果敢的行动，也就是有男子气概；正直诚实、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不虚伪、不油滑，没有市侩习气；有一定的才能和学识，有自立于社会的能力；性情温存，善于理解和体贴伴侣，懂得尊重女性；婚后一般还必须有性能力。在离婚的比率中，因为男子性能力缺乏的，占很大比率。男性心目中的女性美则是：贤惠温柔、善良温存、端庄大方，作风正派，聪慧、勤快、灵巧，还要有性的吸引力。

作为艳情小说，它的审美却完全是世俗化和庸俗化了的。它把女人、男人的美简单地抽取为性爱的肉欲的吸引力和性行为的巨大能量，以适应大众性欲的代偿性释放与满足。所以，人体美在艳情小说里是审美的主要因素。人体美就是性感，就是诱惑。因此，艳情小说对身高、体型、肌肤、容貌都有一定的描写模式，并且以男性对象为假设的受众，特别注意对女子形象的描写，一般是苗条修长、胸臀丰满、腰肢纤细、眉清目秀，服饰打扮倾向于艳丽、轻柔、繁复、优美，情态也多柔、缓、曲，充满了性的诱惑。如《闹花丛》专门欣赏女子的“色眼”：“门内侨寓一家姓余的，有一闺女，名唤顺姑，年纪有十五六岁，尚未受茶。文英一日在他门首盘桓，只见他上穿一领桃红线绸锦袄，下著一条紫锦绅湘裙，金莲三寸，站在门首。这还是他通身的俊俏，不过言其大概。独有一双眼睛生得异样，这种表情，就是世上人所说的色眼。大约不喜正视，偏要邪瞧，别处用不著，惟有偷看汉子极是端门。他又不消近身，随你隔几十丈路，只消把眼光一瞬，便知好丑。遇著好的，把眼色一丢。那男人若是正气的，低头而过，这眼丢在空处了。若是一个色眼的男子，那边丢来，这边丢去，眼角上递了情书，就开交不得了。”女子情态越风流曼丽，性爱肉欲的吸引力就越大，对读者的撩拨就越强烈。不止如此，艳情小说专门以女性性特征为审美和描写对象，与一般的小说审美有了根本的区别。描写模式，女体用艳语——雪白的臀，细细的缝儿，光光肥肥那件妙物，如初发酵的馒头，鸡冠微突；性爱结束后“嫩毫浮翠，小窍含红”；雪白身子，酥润香乳。还有大量的诗句唱赞：“脸似红桃朵朵鲜，肌如白雪倍增妍。虽然未露裙中物，两乳双悬腚又圆。”对于男子，则主要是欣赏他的性器官的雄壮和性能力的强大，很少兼顾到他的形体美。

对于动作的审美，一般来说男性动作姿态多属主动型和开放型，女性则多带防卫性和收敛性。(图30)表现在性爱过程中，从两性之间的行为如抚摩、拥抱、接吻、性交等的表现来看，男性应该主动，女性则大多是被动的。男性的性敏感区较少，除性器官外，还有嘴、手等部位，而女性，除上述器官以外，还有大腿内侧、胸脯、臀部、面颊、耳朵、脖子等，因此男女进行性接触时，主要是男性抚摩女性。拥抱的情况也是如此。接吻则需要男女双方的配合协调。性交是最高程度的性接触，双方从生理到心理都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艳情小说对此有符合一般常态的描写，但是，男性读者群的假设，使得它背离了许多动作审美规律，多写女子的淫情，表现女子的性行为的难耐。在性的交合中，一般女子淫欲难挨，“便觉牝内作起怪来，恰似有百十条疹虫咬痒的难禁；将两脚高高翘起，下面乱颠相凑”；丫鬟偷窥也看得出神，“不觉精水从阴门流出，与小便无异，就把那手插入裤中摸那物，瘙痒难受”。还特别欣赏“坐莲”和“倒浇蜡烛”的女上位性交体位。

所以，我们说，市民代偿式的需求，使得艳情小说就是要还给读者一个性爱的白日梦，故所审美的对象不是爱情和一般意义上的性爱，而是男女的淫情。在艳情小说里，贪婪的占有欲是普遍的，也颠覆了妇德就是守节贞操观；两性关系多由性及爱，甚至只有性没有爱；所欣赏的性爱，除了正常的题材，如爱慕、追求、思恋、性行为、性方式、性爱过程、性爱结果等等，还包括一些性的变态，如同性、自恋、施虐、受虐、物恋、色情狂、窥阴、异装、暗恋、童恋、手淫、口交、群交、乱伦；性爱的结果也不只是婚姻和幸福，还有很多是淫荡和纵欲而亡。

图30　暗渡陈仓(明代春宫画)

世俗化的选择，也可以表现得非常完美。艳情小说的性爱表达，也有一些成功的地方，就是适应市民情趣的一些韵文和引用的小曲歌谣。艳情小说的性爱表达，最成功的是韵文，特别是那些拟话本小说里的韵文，生动活泼、轻佻幽默、含蓄委婉，体现了传统表达诗情画意的美感。如《欢喜冤家》里的一些表达，其中所用的比喻、夸张，以及幽默风趣，都有《诗经》以及乐府民歌的风致。引用民间小调，也使得性爱描写佻达活泼、情趣盎然。如《醉春风》引用的多首《挂枝儿》，都将男女相爱的情感表达到了极致。

第五章 顺势爆发，惊世骇俗——明代中后期艳情小说成熟时期

第一节 成熟的特征

一、基本情况

这个时期，即明初至万历中期(1370-1620)。明初百年，社会处在整饬时期，性的压抑使得这一时期的艳情小说仅仅在传奇体裁里进行一些探索，出现了“剪灯二话”。从明朝正德年间开始，商品经济日益发达，市民阶层不断壮大，传统的农耕观念与市民所形成的新的观念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市民阶层经济利益的扩大，也在不断寻求自己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代言人，于是新的文化思潮出现并成为社会的主流，而传统的一些思想观念则呈现出一些衰弱，理学逐渐地不适应于市场经济和市民阶层的利益，缺少了应有的群众基础。当时社会思潮的主流主要是反传统、反礼教、重个性，崇尚人性，好色好货成为社会上一些人正常的人生价值和新的伦理道德。与这种焕然一新的大众生活理念相对比，统治阶级对社会的控制能力也大大减弱了，经过了一百多年的休整、建设，统治阶级也开始步入了由成熟到衰败的过渡期。旧的伦理道德不再产生极大的社会效应和作用，而由于统治阶级的顽固性，以及对市民阶层、新奇商品的陌生和不适应性，导致了新的意识形态和思想道德观念没有及时建立起来。这样一来，统治阶级不得不对自己的文化政策作一些新的调整和适应，基本上处于一种无为的状态。

另外，这一时期大量的知识分子，也被繁华的物质享乐世界所诱惑，不再以功名利禄作为终身的追求，开始向往模仿市民的庸俗生活，并沉醉在其中其乐陶陶，有一些艳情小说就是文人年轻时候的所谓游戏之笔；还有一些文人在追求荣华富贵的道路上遇到挫折或者失败，于是便发现了市民文化消费的现实需求和潜在市场的巨大赢利空间，开拓了改编、撰写、刊刻、出售艳情小说的市场，成为著名的书商。

为了适应广大市民的文化消费，这一时期的小说呈现出百花盛开的局面，传奇、话本，文言、章回小说万紫千红，共同促进了我国古代小说的成熟。同时，市民的消费市场和市民的阅读兴趣也给小说的题材、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命运、叙事的方式和语言表达的风格提出了一定的规定性，成就了我国通俗小说公案、演义、才子佳人、艳情等的类型。艳情小说不但在这个时期形成特征鲜明的一个类型，而且数量众多，蔚为大观。

与其他时期的艳情小说相比，这一时期的艳情小说主要以男女婚恋为主题，描写青年男女以自己的感情或者自己的选择标准去选择婚恋对象，并且在社会、官员、家人的谅解、同情、帮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实现了婚姻自由和婚姻幸福。在小说的思想上，体现了新的思潮、新的社会风貌，表达了作者对青年男女自由恋爱、反抗传统的婚姻模式的支持和赞扬。同时，也涌现了一批反映肉欲之爱的艳情小说，不管是劝诫也好，寄寓也好，宗旨都是张扬性爱。

这一时期的主要标志，就是中篇艳情传奇小说的大量涌现、话本艳情小说的成熟和《金瓶梅》的出现。随着传奇小说的进一步发展，明代中后期出现了大量的中篇传奇小说。这类作品大都用浅近的文言写成，篇幅一般一两万字，诗词连篇，因而又称“诗文小说”，内容大都写男女情爱，故有学者将其当作才子佳人小说形成的标志。但是我们知道，才子佳人小说是只爱而无欲的，即没有青年男女主人公的泛滥性爱描写；而这类小说泛滥着许多性爱描写，并且多是偷情、私会、婚前失身。所以，我们觉得，从审美角度看，把它们当作艳情小说更为妥当。话本艳情小说的价值最大，它们都是用白话写成的，并且就在民众中传播，通俗易懂，又夹杂在“三言”、“二拍”等融世情、公案为一体的小说集子里，影响更大。而《金瓶梅》则融合、创新、发展了前期《赵飞燕外传》和同时期《如意君传》、《痴婆子传》几部小说的描写模式，为后来的艳情小说的色情描写，提供了典范，在这一方面形成了高峰。此外，随着文言小说创作的兴盛，收集、整理、出版各类文言小说也蔚然成风，如冯梦龙编的《情史》、王世贞编的《艳异编》等等。这些文集为艳情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

从创作质量上看，这个时期多为艺术之作，无论从艺术、文化、语言、诗词等角度均有可取之处。作者创作的动机有的并非在色情，如《金瓶梅》等作品。还有大量的警世之作，此类作品的创作动机还是可取的，主要为了宣传因果报应，感化世人。其中虽然充满了性爱描写，但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是有教育意义的，其中不乏文笔优美之作。无名氏《痴婆子传》为此类作品中的优秀代表作。还有的为游戏之作，创作此类作品的文人同样是才华横溢，不拘泥于世俗约束，为的是显示个性，很少考虑小说有何价值。这类作品以《绣榻野史》为代表。

二、分段及其代表作品

这个时期大约分为两个阶段。各段的特点及其代表作品详细说明如下。

第一阶段，正德以前的阶段。即明初百年(1370—1500)，属于储备力量阶段。其作品主要有洪武十一年(1378)序、成书的瞿佑《剪灯新话》，其中属于艳情传奇的有卷一《联芳楼记》，卷二《渭塘奇遇记》，卷三《爱卿传》、《翠翠传》，附录《秋香亭记》、《寄梅记》；1412年以前，桂衡的《柔柔传》；永乐十七年(1419)成书的李昌祺《剪灯余话》，其中属于艳情小说的有卷二《连理树记》、《鸾鸾传》，卷三《凤尾草记》、《琼奴传》，卷四《芙蓉屏记》、《秋千会记》，卷五《贾云华还魂记》；明代前中期，卢民表著《怀春雅集》。这个阶段的艳情作品，基本属于短篇传奇；中长篇艳情传奇刚刚萌发。在对待性爱的态度和描写方式上，基本把性爱放在爱情、婚姻里去考量，多以诗词唱和等形式含蓄地描写性爱。

第二阶段，明中叶(1500—1580)：艳情小说顺势爆发，惊世骇俗。浅近的文言传奇形成创作高峰，《金瓶梅》横空出世。浅近文言传奇主要有成化二十二年(1486)作、20年以后刊出的玉峰主人(丘浚，1421-1495)的《钟情丽集》；弘治(1499-1516)初年张孟敬序、陶辅著《花影集》、《刘方三义传》、《心坚金石传》；弘治、嘉靖间(1499-1566)的《龙会兰池录》；弘治末、嘉靖初的《荔镜传》(《荔镜重逢》)；正德(1506-1521)的《双卿笔记》；嘉靖(1522-1566)的《相思记》(收《熊龙峰刊四种小说》)、《丽史》(收《清源金氏族谱》附录)、《花神三妙传》、《清平山堂话本》中《风月相思》、《戒指儿记》；嘉靖后期到万历初的《寻芳雅集》(也叫《三奇志》、《三奇合传》)，茅镳《天缘奇遇》(《祁禹传》)、《刘生觅莲记》、《李生六一天缘》(收《绣谷春容》)；万历江都梅禹金原撰、“明叟冯犹龙”增补的《双双传》；万历中后期的《五金鱼传》。这些作品多反映的是艳遇，不过出现了艳遇多美。最可贵的是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艳情小说，如《金瓶梅》、《痴婆子传》、《如意君传》、《绣榻野史》等。

第三阶段，明中叶后期(1580—1630)。拟话本中的艳情小说篇目大量涌现。有天启间(1621-1627)冯梦龙编的《情史》；1621年成书刊刻的《喻世明言》第四卷《闲云庵阮三偿冤债》；1624年刊的《警世通言》第十七卷《宿香亭张浩遇莺莺》；1627年刊的《醒世恒言》第七卷《钱秀才错占凤凰俦》、第八卷《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第二十八卷《吴衙内邻舟赴约》和《金陵王纵欲亡身》， 1628年刊的《初刻拍案惊奇》卷九《通闺闼坚心灯火，闹囹圄捷报旗铃》、卷三十四《闻人生野战翠浮庵，静观尼昼锦黄沙弄》；1632年刊的《二刻拍案惊奇》中的一些艳情小说。这个时期总的特点是，经过“剪灯三话”、《寻芳雅集》、《天缘奇遇》等一些文言短篇、中篇艳情传奇的热身，为艳情小说提供了基本的叙事模式，提供了具体的性爱描写范式和语言范式，《如意君传》、《痴婆子传》、《绣榻野史》等几大艳情小说名著打着宣扬人欲的旗帜横空而出；白话长篇小说《金瓶梅》带着文人创作关注现实的穿透力一鸣惊人，其“云霞满纸”的风格吸引多部白话中篇章回小说步其后尘；拟话本小说也扩大了世俗艳情的创作篇目。明人编刊的艳异小说总集也出现了，从而呈现出澎湃汹涌的特点，艳情小说从思想到艺术完全成熟。这为明末清初艳情小说大量涌现、走向高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个时期，继《艳异编》、《情史》之后，文言传奇集刊也纷纷出笼，将前阶段的多篇艳情传奇收集殆尽。《万锦情林》、《传奇雅集》、《绣谷春容》、《国色天香》、《青泥莲花记》、《风流十传》、《花阵绮缘》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刊刻的。

第二节 “剪灯二话”中的艳情传奇

《剪灯新话》等“三话”均为短篇文言传奇小说集。《剪灯新话》，瞿佑写于洪武十一年(1378)，多怪异私情之事。《剪灯余话》，李昌祺著，其中不少是写人鬼恋爱的。作者因为写了这本《剪灯余话》，引起了很多人的非议。后还有《觅灯因话》2卷8篇，为邵景詹撰。文前有“小引”，题“自好子景詹邵氏识”。据作者的自序，乃仿《剪灯新话》而作，题名取灯灭复举之义。与前两话合称为“三话”。它们多叙述才子与佳人的艳遇，情节多私定终身、私下幽会，中又经过挫折磨难，最后成为眷属；又多诗词唱和，故而在才子佳人小说史里，也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雏形阶段。但是，我们也感觉到，他们在私会的时候，多不由自主地发生一些身体的亲密接触，并且津津有味地追求着肉体结合的快感，有明显的唐宋元艳情传奇的继承与创新痕迹，故“三话”很多篇目接近艳情描写，也趋向于文人寄寓和游戏之笔。从中看出，明中叶文人小说已经开始由教化的认识，发展到重视小说的艺术性与娱乐功能了。

一、《剪灯新话》中的艳情传奇

《剪灯新话》为文言传奇短篇小说集，共4卷，每卷5篇，附录1卷含1篇，瞿佑著。中华书局1991年《古本小说丛刊》第三十三辑分上、下两卷影印，卷首有二序，一署“洪武十一年岁次戊午六月朔日，山阳瞿佑书于吴山大隐堂”，另一署“洪武十三年夏四月，钱塘凌云翰序”。天一出版社《剪灯新话句解二卷》(见《明清善本小说丛刊》)为手抄本，卷首题“山阳瞿佑宗吉著”。

瞿佑(1341-1427)，字宗吉，号存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少时即有诗名，但终生怀才不遇，仅在洪武年间任教谕、训导、长史之类小官。永乐年间因写诗蒙祸，被贬谪十年。《剪灯新话》继承传奇风格，写古今怪奇之事。作者自序云：“好事者每以近事相闻，远不出百年，近止在数载，襞积于中，日新月盛，习气所溺，欲罢不能，乃援笔为文以纪之。其事皆可喜可悲、可惊可怪者。所惜笔路荒芜，词源浅狭，无嵬目鸿耳之论以发扬之耳。既成，又自以为涉于语怪，近于诲淫，藏之书笥，不欲传出。客闻而求观者众，不能尽却之，则又自解曰：《诗》、《书》、《易》、《春秋》，皆圣笔之所述作，以为万世大经大法者也；然而《易》言龙战于野，《书》载雉雊于鼎，《国风》取淫奔之诗，《春秋》纪乱贼之事，是又不可执一论也。”其目的是“劝善惩恶，哀穷悼屈”，使“闻者足以戒之”。吴植《剪灯新话》序云为“传奇之流”。可见渊源，为唐宋传奇在明代的新开篇。钱塘凌云翰序《剪灯新话》也点明了此书为述奇纪异，“虽稗官之流，而劝善惩恶，动存鉴戒，不可谓无补于世”。并夸《秋香亭记》之作“犹元稹之《莺莺传》也”。睦人桂衡《剪灯新话》序对此书诲淫怪诞指责做了辩解：“子厚作《谪龙说》与《河间传》等，后之人亦未闻有以妄且淫病子厚者，岂前辈所见，有不逮今耶？亦忠厚之志焉耳矣。余友瞿宗吉之为《剪灯新话》，其所志怪，有过于马孺子所言，而淫则无若河间之甚者。而或者犹沾沾然置噱于其间，何俗之不古也如是!”

是书以怪异为宗，多才子佳人模式，中以战乱。但《联芳楼记》为艳情之作。写吴郡富室薛者以粜米为业，有二女，长曰兰英，次曰蕙英，于宅后一楼处之，名曰兰蕙联芳之楼，喜连诗句，名播远迩。昆山有郑生者兴贩于郡，泊舟楼下，薛以其父之故，待以通家子弟，往来无间也。生以夏月于船首澡浴，二女于窗隙窥见之，以荔枝一双投下。生遂会其意，更深漏静，二女以秋千绒索，垂一竹兜，坠于其前，生乃乘之而上。既见，喜极不能言，相携入寝，尽缱绻之意焉。

其艳情描写，多为三人记录私会情事的诗句。长女口占一诗赠生曰：“玉砌雕栏花两枝，相逢恰是未开时。娇姿未惯风和雨，吩咐东君好护持。”次女亦吟曰：“宝篆烟消烛影低，枕屏摇动镇帏犀。风流好似鱼游水，才过东来又向西。”生曰：“误入蓬山顶上来，芙蓉芍药两边开。此身得似偷香蝶，游戏花丛日几回。”二女和之：“连理枝头并蒂花，明珠无价玉无瑕。合欢幸得逢萧史，乘兴难同访戴家。罗袜生尘魂荡漾，瑶钗坠枕鬓鬖髿。他时泄漏春消息，不悔今宵一念差。”并立下誓言：“郑君郑君，妾虽女子，计之审矣!他日机事彰闻，亲庭谴责，若从妾所请，则终奉箕帚于君家；如不遂所图，则求我于黄泉之下，必不再登他门也。”后父察之，命媒氏通二姓之好，问名纳彩，赘以为婿。

有些篇目在怪异中也包含了艳情描写。如《滕穆醉游聚景园记》写延祐初永嘉滕生名穆泊雷峰塔下，是夜大醉，寝不能寐，披襟而起，绕堤观望，俄见一美人先行，一侍女随之，自外而入。二人诗词相挑，知女为鬼，交会之事，一如人间。自是，无夕而不会。经旬之后，白昼亦见。生遂携归所寓安焉。荏苒三岁，美人忽涕泪而别，说冒犯条律，从此遂绝。生后终身不娶，入雁荡山采药，遂不复还。

《牡丹灯记》述乔生十五夜三更尽，见一丫鬟，挑双头牡丹灯前导，一美人随后，约年十七八，迤逦而来，回顾而微哂曰：“初无桑中之期，乃有月下之遇，似非偶然也。”于是生与女携手至家，极其欢昵。问之，曰：“姓符，丽卿其字，漱芳其名，故奉化州判女也。先人既殁，家事零替，既无弟兄，仍鲜族党，止妾一身，遂与金莲侨居湖西耳。”生留之宿，态度妖妍，词气婉媚，低帏昵枕，甚极欢爱。如是者将半月，邻翁疑，穴壁窥之，则见一粉骷髅与生并坐于灯下，告知为鬼，果见故奉化符州判女丽卿之柩。柩前悬一双头牡丹灯。故求法师，受符而归，自此果不来矣。后女怨愤，数之薄幸，握生手至柩前，柩忽自开，拥之同入，随即闭矣，生遂死于柩中。

《渭塘奇遇记》写王生年二十，未娶。有田在松江，因往收秋租，回舟过渭塘，见一酒肆，肆主亦富家，其女年十八，频于幕下窥之，心动。是夜遂梦至肆中，入门数重，直抵舍后女室。女见生至，与之承迎，执手入室，极其欢谑，会宿于寝。鸡鸣始觉，乃困卧篷窗底耳。自后归家，无夕而不梦焉。一夕，见架上玉箫，索女吹之。女为吹《落梅风》数阕，音调嘹亮，响彻云际。一夕，女于灯下绣红罗鞋，生剔灯花，误落于上，遂成油晕。又一夕，女以紫金碧甸指环赠生，生解水晶双鱼扇坠酬之，既觉，则指环宛然在手，扇坠视之无有矣。生大为奇，遂效元稹体，赋会真诗三十韵以记其事。

其意义在于，其中有不少地方描写了男女之间的性爱，对许多违背封建礼教的行为，作者也予以赞美和肯定。作者视这种行为为韵事而赞赏。描写男女的畸变离奇隐秘和人鬼相恋，而交合之事，一如人间，已经向性爱描写过渡，只不过是假借鬼神怪异之名罢了。它又是明代艳情小说的开篇，特别是传奇艳情小说。并且学习《元稹诗》的写法，即用诗句唱和来渲染性爱感受，奠定了明代前中期的艳情描写模式，为《剪灯余话》等更为大胆的描写开了路。钱谦益就说：“宗吉风情丽逸，著《剪灯新话》及《乐府歌词》，多偎翠倚红之语，为时传诵。”(《列朝诗集小传》乙集)。故正统七年(1442)国子监祭酒李时勉求禁《剪灯新话》等小说，开了我国古代禁毁小说的先河：

近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剪灯新话》之类，不惟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乞敕礼部，行文内外衙门，及提调学校佥事御史，并按察司官，巡历去处，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禁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为邪妄所惑。

《剪灯新话》也为后来的艳情小说提供了素材。一些艳情性质的文言小说集子如《燕居笔记》、《艳异编》、《万锦情林》等都收录或改编了它的多篇作品，“三言”、“二拍”中也有改编篇目。语言也开始向通俗化过度，流传广远，影响大，故它成了明清小说中第一个被查禁的。其风格为后来的两部仿作“余话”、“因话”所仿造并光大。

二、《剪灯余话》中的艳情传奇

《剪灯余话》，中华书局《古本小说丛刊》为上图下文，卷首有张光启序，前四卷题署“广西左布政使庐陵李昌祺编撰，翰林院庶吉士文江刘子钦订立，上杭县知县张光启校刊”。最后一卷则作“庐陵李昌祺著”。台北天一出版社《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初编》卷前有序题“永乐庚子夏五初吉庐陵李祯昌祺甫叙”，每卷卷首题“庐陵李祯昌祺撰”。本书与《剪灯新话》一脉相承，有对社会现实中男女爱情描写的作品，也有不少是写人鬼恋爱的，“交合之事，一如人间”，多“粉饰闺情，拈摄艳语”。作者也坦陈此书“近于诲淫，藏之书笥，不欲传出”。故在正德年间遭禁。

作者是明代因为写作艳情小说而遭到惩罚的第一个人。《明史》记载，李昌祺华才正直，为官有声，刚严方直。致仕后“家居二十余年，屏迹不入公府。故庐裁蔽风雨，伏腊不充”。都穆《都公谈纂》云：“景泰间，韩都宪雍巡抚江西，以庐陵乡贤祀学宫。昌祺独以作《余话》不得入。”故很多人为他打抱不平，明人王圻《稗史汇编》云：“《剪灯余话》虽寓言小说，然多讥失节，有为而作也。同时诸老，多面交而心恶之。”正是因为有所寄寓，才招惹了一些官吏乡绅。

《田洙与薛涛联句记》写与鬼交合，写妓女作鬼也风流，并且说鬼并不害人：广州田洙精通琴棋书画，但懒于追逐声色名利，在一家私塾开馆授学。一日观赏桃花盛开，忽见桃树林中有一女伫立花下。以后他每次经过这里，都看到这个美女必定在门口。有一次东家给的俸金失落，女命婢女捡起送还，田洙十分感谢，登门道谢。盘问起来，知道女子丈夫去世，一人守寡。当即吩咐陈设酒馔，相对而坐，殷勤劝酒，谑浪挑逗。田洙口吟一诗道：“路入桃源小洞天，乱红飞处遇婵娟。襄王误作高唐梦，不是阳台云雨仙。”然后二人对诗：“冶态宜宫额(洙)，痴情妒舞腰(薛)。妆台休浪拂(洙)，留伴可怜宵(薛)。”并引田洙到卧室，效鱼水情欢，极其缠绵。女叮嘱田洙勿泄漏风声，否则守寡名节就都完了。自此田洙常宿女家，整整半年，赏花玩月，饮酒抚琴，享尽人间的欢乐。后田母病，田洙回家侍奉汤药，三个月光景，母病才愈。女以为他有了外遇，于是就作了一首《懊恼曲》，吐露心中的怨悲。田洙回来，开玩笑说：“三个月内吃不上肉，知道肉的味道在今天晚上了。”田洙爱她文才美貌，眷恋至深；女重田洙文采，竭诚接待。又联诗叙述二人风流情景：“步缓腰肢袅(薛)，环低耳语私(洙)。夜香防窃听(薛)，午浴避潜窥(洙)。绣履含羞脱(薛)，银灯带笑吹(洙)。素罗床畔解(薛)，粉汗枕前滋(洙)。暖玉绡笼笋(薛)，春葱指露锥(洙)。云偏松绿发(薛)，浪风动青帏(洙)。狎态堪描画(薛)，娇颜可疗饥(洙)。袜尘新舞毕(薛)，鬓腻宿油脂(洙)。”后来才知道是唐代名妓薛涛鬼魅作祟，于是两人分手。后来田洙也考取了州学，中了进士，做了山东曹县的知县，安然无恙。

《秋夕访琵琶亭记》的故事结构与对待人鬼交合的观念、作品主题也大同小异。写明洪武初年吴江的沈韶远游，偕同梁生、陈生，一同探访琵琶亭，忽听月下好像有歌声传来，以为浔阳商妇。第二天，沈韶独自一人前去探究，果然一阵芬芳缥缈而来，有顷见一女着宫妆，慢上台阶。女说不会祸害人，是伪汉国主陈友谅的宫中女官郑婉娥，20岁时就死了，葬在琵琶亭的附近。沈韶看重风情，取来酒肴，亭上饮用。女唱起歌词，劝沈韶开怀畅饮。谈起往事，女凄惨泪下，转谈风月，成为知音，一同睡在亭中。交媾的欢乐，一如人世，两人情好，如胶似漆。女对沈韶说她已经学会了太阴养形的法术，修炼了很久，与活人没有什么差别，求取青羊奶汁半杯，滴在眼里，双眼就能睁开，白天也可以行动了。果然。后来女言与郎君在阴间缔结的婚约到明天就要结束了，沈韶听说之后，感到凄惨悲怆，就要在道间自杀，追女而去。女以定数阻之。后沈韶一首《琵琶佳遇》记之，并从此不再续弦，得道成仙。

《江庙泥神记》写江上有一座古庙，相传是花蕊夫人费氏的祠堂，常常显灵。谢琏到舅舅家读书，忽见有四个女郎，年纪15岁左右，娉婷窈窕，在舅舅家后花园玩芳亭旁嬉戏。谢琏以为是各位表妹，原来是邻居女子。但是谢琏快要睡觉的时候，忽听得窗格敲推，白天所见女郎中的一个进入门内，自荐枕席。后每天晚上，带其他三女，一起与谢琏同枕共被交合，让他做四次新郎，然后姊妹分别侍寝，周而复始。每晚有二人陪谢琏睡觉。谢琏私下想自己一个白面书生，能获得如此艳遇，一个已经很稀罕了，何况是四个女郎。于是作了一篇长长的艳诗《峨眉古意》以自贺。过了一年多，谢琏的父母叫谢琏回去完婚。女郎们赠送礼物留念。后谢琏牵挂，假托要完成学业，前往舅舅家就读。四位女郎也爱怜眷顾，超出往常。但是舅舅怀疑谢琏得了妖祟，送其回家。谢琏思念四女染病吐实，而四女所赠都是泥捏的。原来是江庙巫山神女的泥像作祟，砸碎像沉到江里，谢琏的病也好了。

以上故事，其艳情小说的倾向十分明显。特别是《江庙泥神记》，尽管是一个作祟的故事，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一男艳遇多女，并且是同时艳遇的；而多女之间并没有嫉妒，都对书生那么重情，可看出这类艳情小说的基本构成和审美倾向了。

即使在一些不属于艳情传奇的作品里，作者也点缀了不少性爱内容，并多用诗句表现这些性爱内容。甚至即使在描写刻画坚贞女子的作品里，也不忘点缀些艳情诗篇。如《鸾鸾传》就离开故事情节，很生硬地插入了二人学咏云鬟、檀口、柳眉、酥乳、纤指、香钩的艳诗：“扰扰香云湿未干，鸦翎蝉翼腻光寒。侧边斜插黄金凤，妆罢夫君带笑看(云鬟)。弯弯柳叶愁边蹙，湛湛菱花照处颦。妩媚不烦螺子黛，春山画出自精神(柳眉)。衔杯微动檀桃颗，咳唾轻飘茉莉香。曾见白家攀素口，瓠犀颗颗缀榴房(檀口)。粉香汗湿瑶琴轸，春逗酥融白凤膏。浴罢檀郎扪弄处，露华凉沁紫葡萄(酥乳)。纤纤软玉削春葱，长在香罗翠袖中。昨日琵琶弦索上，分明满甲染猩红(纤指)。春云薄薄轻笼笋，晚月娟娟巧露锥。簇蝶裙长何处见？秋千架上下来时(右香钩)。”

但是，作者的性爱观念还是保守的，体现了时代性观念特色。《贾云华还魂记》中贾云华生前曾与魏鹏多次相互试探，得以共享房闱之乐，而云华死后，魂魄附体，嫁入贾家，文中强调“花烛之夕，真处子也”。《长安夜行录》里称卖饼者妻“以礼自持”，“红莲到处洁难污，白璧归来完不缺”。作者还专门立传鸾鸾，歌颂其守节：鸾鸾小时候家人用香粉掺在食物中喂她，长大后身上散发出香味，许配给近邻才子柳颖，但是还没来得及下聘，柳家犯事衰败，母亲悔婚就把鸾鸾嫁给了缪家。鸾鸾嫁后郁郁不得志，三个月后缪病故，鸾鸾回到父母家中。第二年冬天，柳颖死了妻子，就派人到赵家重申以前的盟约，要求娶鸾鸾为妻子。柳颖用重金买通了卖珠子的王妈妈前去劝亲，赵家果然爽快答应。王妈妈又私下求鸾鸾信，信中表白确实愿意托身给柳家。新婚之夜，鸾鸾偷偷对柳颖说道：“我虽然是个寡妇，但还是处女，郎君不可不知。”柳颖验之，果然。原来缪生有病，不能近女色。后遭兵乱，鸾鸾遇暴徒劫持，颠沛流离，被济南周万户收留。柳颖辗转跋涉，到达济南赎身。二人经此大难决定逃遁深山，避开战乱。但是，柳颖到城外背米，遇到贼寇而不幸被杀。鸾鸾亲手给丈夫装殓，火化柳颖，自己也投火自焚而死。邻居们收其遗骨埋葬，立碑上书“双节之墓”。主旨在于赞颂改嫁女子的品性。

第三节 文言中篇艳情传奇小说

一、文言中篇艳情传奇小说的特点

高儒《百川书志》著录私人藏书，有嘉靖十九年(1540)自序。按经、史、子、集分为四部。卷六野史、外史、小史三门是研究元明小说戏曲的重要资料。小史门辑录了《剪灯新话》、《剪灯余话》、《效颦集》。称《钟情丽集》作者为玉峰主人，《艳情集》作者为雷世清，《怀春雅集》作者为卢民表；还有赵元辉的《李娇玉香罗记》，虞伯生的《娇红记》，樊应魁的《双偶记》。这些小说大多是产生于元末至明代中叶前的艳情小说，后多收入明代万历年间文言中篇小说的总集《艳异篇》、《国色天香》、《绣谷春容》、《万锦情林》、《燕居笔记》、《花阵绮言》、《风流十传》等集子里。(见图31)明代的文言中篇小说数量究竟有多少，很难估计，叶德钧先生《读明代传奇文七种》认为至少当在40种以上。总集入选的都是当时流传甚广的名篇，且风格、题材都很接近，反映了当时的一种社会风尚。陈大康《明代小说史》有专论论及这些小说，现存的大约有16种：《贾云华还魂记》，成化末年的《钟情丽集》，弘治至万历间的《怀春雅集》、《龙会兰池录》、《双卿笔记》、《花神三妙传》、《录芳雅集》、《天缘奇遇》、《刘生觅莲记》、《金兰四友传》、《李生六一天缘》、《传奇雅集》、《双双传》、《五金鱼传》、《痴婆子传》。除《痴婆子传》外，书中男主人公个个才情并茂，而女主人公则美貌出众，或花前月下，诗词赠答；或深闺之中，幽会频频。只不过由于是文言，情至处依偎温存、性爱情景写得清新典雅。但是，由于表现了古代青年男女在追求恋爱中的奇异经历，里面有大量的描写青年男女私会、性爱的内容，仍然被官府认定为“诲淫”而遭禁毁，对后代文人艳情小说创作有直接的影响。

图31　《国色天香》书影，明万历金陵万卷楼版

从题材上看，这些小说都是写现实生活中的才子佳人，多承接唐人传奇《莺莺传》。从故事情节看，都是邂逅相见，以男女慕才慕色为发端，彼此有情，诗词来往，遂致密约偷情；经过小人扰乱破坏，或者元末社会的动荡，受到梗阻后，除个别以悲剧作结外，最终大都有了一个高官厚禄、娶到一美到几美的妻妾、子孙繁茂的圆满结局。或者才子高中，姻缘美满，然后急流勇退，多福多寿，成仙悟道。从主人公形象看，无不年轻貌美，文才出众。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是才子佳人小说的模式。高儒《百川书志》就说：“以上六种，皆本《莺莺传》而作，语带烟花，气含脂粉，凿穴穿墙之期，越礼伤身之事，不为庄人所取，但备一体，为解睡之具耳。”但是，这类小说还有四个特点：

一是小说“情”、“理”倒置，由情到性再到肉欲。塑造的男女形象，与传统意义上的男女形象有了根本的不同。由于倡导理学的原因，中国的传统文化到了明代，表现为凝滞而浓重的男性文化色彩。男人是这个世界的主宰者、统治者、决策者。男权文化历史化、伦理化、政治化，以男性标准确立的道德、伦理、等级、规范成为统治的政治思想，政治伦理思想统治一切意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男人的最高理想是显身扬名，立德、立功、立言。即使爱情，也应该有丰富的社会内涵。而这些小说，置男性社会的其他主要活动于不顾，多津津于展示男主人公各种偷香窃玉的手段，男子的小说形象完全人欲化，是风流才子，其好色远远胜于好德。很多男子已经由风流发展到放纵，由追求功名到追求肉欲飞仙，与传统、社会评价标准完全不同。而女子形象，更与“三从四德”、“女工”、“女容”、“女德”毫不相容，妖冶风流，不矜持自重，面对勾引以身相许，对风流男子忠贞不贰；几个女人同侍一个男子，竟然毫无妒忌。小说剔除了女子作为家庭、社会的丰厚的文化内涵，只细腻地描写思春少妇、待字闺秀、大家之婢。风情万种、可欲可人、思慕男色、渴爱男才，把她们简单化到了一个女色符号，就是一个性欲的化身。其反叛意识形态、反叛理学、反叛传统的倾向十分明显。

二是乐道多女一男、妻妾同堂。小说描写的并非一男一女的爱情故事，往往是一男得数女、和睦共处的性游戏，具有猎艳、宣扬性欲、玩弄女性的性质，而少爱情因素。在性爱问题的态度和处理上，更是打破封建礼教的樊笼，歌颂偷香窃玉、钻墙逾穴、幽期密约、私自苟合，甚至出现了多女一男的连床作乐，对封建礼教下男女关系的社会规定进行了挑战。如《娇红记》一男一女的专情恋爱，在这个时代的作品里消失了。

三是多有艳笔，欣赏性爱。即由雅言、虚言发展到秽语，在写偷情或者合欢的时候，都有直接的性行为描写。《寻芳雅集》中吴廷璋在王府先后与主人之妾、二爱女以及多名丫鬟交接，一男二女的同床纵欲，被绘声绘色地细加描绘，以致欣欣子埋怨《怀春雅集》、《如意君传》等作“语句文确，读者往往不能畅怀，不至终篇而掩弃之矣”(《金瓶梅序》)。对性爱的描写已经成为这些小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小说发展过程上看，我们也能看出它们和以后出现的大量白话章回艳情小说的关联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过渡阶段，这些作品都是很重要的过渡作品。到清初以后的分化便十分明显，或是才子佳人小说，或是白话艳情小说。

四是主题的矛盾性。《花神三妙传》先写秽情，后写贞烈，显出迎合思潮与维护纲常的矛盾——前半部分铺叙白景云勾引三表姐妹的过程，以一男三女同床大被为高潮。而到了后半部分，却写锦娘割股疗母之孝，落入“贼兵”的奇姐对白景云忠贞不贰而自杀，又有曾徽音因双方父母欲解除她与白景云的婚约而两次绝食，誓不改适。《五金鱼传》中古初龙成婚后将祖上传下的金鱼先后分赠四位女子，四出猎艳，最后又建功立业，官封武安郡王，五女诰封夫人，最后六人飞升成仙。《天缘奇遇》中祁羽狄先后与三个表姐妹以及六个婢女偷合，同时又和其他妇女发生性关系，其中包括对两对母女的奸淫，可谓道德沦丧。但是，这样的人后来高中榜眼，官居高位，并带领妻妾十二人修炼成仙。这就在一部作品里面表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主题。这种矛盾的主题，归根结底，还是男子中心观念：要女子对淫荡的男子忠贞不贰，而男子则可以到处留情，四方猎艳。这很能满足那个时代、那种婚姻条件下男子的性爱心理。

恰恰这四个特点，可以看出其艳情小说的实质。当然，其中也有分化：《刘生觅莲记》的才子佳人倾向已经十分明显，但其他多为一个男子的性史。

这一批中篇艳情传奇的创作很快就消失了。因为它用的是文言，不具备通俗性，不适应大众文化消费，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它的消失，预示着与民间讲唱文学相融合的、大众的、通俗的艳情小说的出现。

二、《龙会兰池录》

《龙会兰池录》套用了一个原有的戏剧故事，但与原来的戏剧故事相比，故事结构和描写趣味则多在色上。本来是战乱中事急相随，但蒋生老想引诱瑞兰：“世隆口占诗词，挑瑞兰野合。瑞兰亦口占拒之。世隆迫于私，有无赖状。”可见其色相。(图32)其中主要的性爱描写有一处：

图32　《王瑞兰闺怨拜月亭》插图二幅(明万历刊本)

方会间，瑞兰半推半就，罗袜含羞卸，银灯带笑吹。再三叮咛，千万护持。翡翠衾中，桃花浪转，支左吾右，几不能胜。腰倦鬓松，扶而不起，仔细温存而已。顷之，渐入佳境。妙自天然，假非人间有者。虽兰桥、巫峡、芙蓉城之遇，殆未能加于此。信是一刻千金，只恐春宵不永者矣。云收雨霁，瑞兰以妖娘渍者指示世隆，曰：“不意道旁一骊龙珠为君摘碎，败麟残甲，万勿弃置。”世隆曰：“千里马骨犹值五百金，况真千里马者哉!勿虑。”时世隆遇异心忙，仿佛如梦。顷之，乃其真也，又皇皇然，而有所求。瑞兰将坚晋鄙，但玉符既窃，铁锥又至，一夜花城，兵将折冲，似不能支。

虽然典雅，但对后来描写性爱的模式，起了很大的作用。一是整个过程以女子的性感受为主体描写；二是写到了女子对处女的珍惜并展示给男子看，用以固情，显然是接受了《莺莺传》里女主人公被始乱终弃的教训——有血为证；三是具体的描写语言，被后来者大量引用。

另外，仍具有《莺莺传》等传奇特点，喜欢诗句相连以表达性爱的快乐，看出是模仿《莺莺传》的痕迹，大量运用诗句，说明小说本意，在于性爱渲染。如第一次交合以后“世隆会真三十韵”，补充了散文没有展开的性爱具体情节。以后又是大量的无休无止的性爱内容的对诗唱和。如《春宵十咏》，反复渲染。

小说还第一次叙述了男子纵欲而病：“世隆色度太过，永铅戕而荣卫枯，病几不振。”后身体痊愈，“世隆楼会后，又犯阴阳”，“病残骨立”，直接影响了作为尚书的瑞兰父亲的选择，凭空给婚姻带来麻烦。但是也成全了作者刻画这么一个挚爱深情的女子瑞兰。假如到了艳情小说里，蒋生是必死无疑的，如《金瓶梅》的西门庆，如《桃花庵》的张公子。

还有一个情节，蒋生在炫耀典故时候，说“男人莫看《西厢》，女人莫看《东墙》，固以元稹之薄，秀英之陋，然始终苟合，亦非实事。陈圭受月梅写帕之投，终为夫妇。郭华吞月英绣鞋之污，卒几于死，或冒为《玉匣》”，可见艳情戏曲对大众的影响，所以瑞兰说：“兄熟于故典，何以到此。”

三、《花神三妙传》

《花神三妙传》13回，不题撰人，又名《白潢源三妙传》、《三妙传摘锦》、《白锦琼奇会遇》等，载于《国色天香》、《风流十传》、《花阵绮言》、《万锦情林》、《燕居笔记》等书。书演元代至正年间白景云与赵锦娘、李琼姐、陈奇姐事。每回均有标题，形式接近宋元话本。《怀春雅集》中已经提到它，可见作于明中叶之前。这部小说在艳情小说的发展史上意义重大。

首先，它奠定了艳情小说才子佳人婚前偷情、婚姻多美的基本模式。小说为才子佳人类型结构模式，与时世动乱相结合，大背景就是兵寇荡中原。基本情节前半部分模仿《莺莺传》，叙江南俊杰白景云登游书云之台，入凌虚阁遇三姬在庙赛祷明神，均为绝色佳人，世间罕有，出游艳遇三姝，结拜兄妹，提供交往机会。为其母求药得到她的赞许，先与锦娘欢会，海誓山盟。二人合谋又谋到琼姐、得到奇姐，因为都是隔壁，遂经常开壁而入，四人连床大会。后奇姐遭贼兵侮辱而自尽，生则又娶到原定亲的总兵之女徽音。总体来说，尽管中有磨难曲折，白生仍然靠联诗、厮磨功夫得到三美，与徽音、锦娘、琼姐结婚，得中状元，官至翰林。

其次，它的审美趣味发生了根本变化。小说由原来的“情”，包括违背礼法的个人自主、男女约会、私定终身、婚前发生性行为的“情”，转变到欣赏“色”，就是青年男女的幽期密约、交合，甚至是一男数女的交合，连床大会。尽管还是没有突破婚姻之内性行为的框子，但是，审美兴趣在于色情上。小标题就在于此，如“白生锦娘佳会”、“白生琼姐佳会”、“白生奇姐佳会”，还写到了“四美连床夜雨”。性描写细腻而繁复，声情并茂。

再次，女子的容貌描写与形象描写，在小说中得到充分的展示。女性容貌是书生一见钟情的基础；女子才能是以后在具体交往中逐渐展现的，并且是第二位的。小说首先是男子为色而动，继而为女子的才能而动。故而作品表现了女子的魅力：一是表现了传统的才，如琼姐长于诗草，锦娘精于刺绣。二是表现了各个女子的情韵，如锦娘一拍即合，先下手为快，有新女性的特点，并作牵头，合谋琼姐。而琼姐兵临城下三不就，正色拒之，誓不相从，表现出为守贞与姊妹之情的矛盾和内心相思与他二人做成圈套络于其中被动的矛盾，以及担心“若必采春花，顿忘秋实”，落得个始乱终弃的下场。故她的观念是“兄但以诗教妹，妹亦以诗答兄，斯文之交，胜于骨肉”，直等到最后交付身子。在她的身上体现的不再是传统女子的守旧，而是一个新女性的诞生——接受崔莺莺的教训，不做男性的性奴隶和牺牲品，这是一种全新的人格和性爱观念。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与琼姐的交合看得出白生费力得到后的珍惜。另一女子奇姐，主要是显示了懵懂的情趣和表现女子对自己所爱之人的忠贞，与其交合也重在写怜惜。三是表现了女子趣语，为才子佳人模式提供了玩赏女子机趣的空间，与《金瓶梅》的俗化、《红楼梦》的口语化、雅致化都有所不同。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样理解一生几美这种艳情小说的性爱模式。这需要在古代封建社会制度和封建礼教、婚姻框架下分析，而不能站在今天社会制度、婚姻制度的角度去观照——男子为什么见了女色这么急色、女子为什么也敢于以身相许，甚至多人相许一男？这要从父母之命的婚姻制度的文化背景下考量；为什么男子总要得陇望蜀？也要从过去婚姻制度一夫多妻上去理解，这么做在那些时代是合法的、合情合理的。

还有一个要注意的情节，就是怎样平衡三个女子之间的性的利益和权利，作为年龄和身份最大的锦娘提出了一个建议：“自此以始，先小后大，以此为序，勿相推辞。”——这是所有艳情小说多名女性伺候一名男子而不会引起矛盾的办法。按照次序，这也是我国古代婚姻制度一妻多妾的处理原则。因为处理得好，所以我们在艳情小说里，没有看到几美之间的争风吃醋，都是和平相处，共同享受一个男人的性爱。《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没有按照这个规矩，偏爱了金莲，导致了妻妾不合。《红楼梦》中的黛玉想男女平等的爱情，完完全全地占有一个男子，结果被视为“小性”。所有世情小说中的“妒妇”，都是小说所鞭挞的女性形象，如《醒世姻缘传》里的素姐，因为她妨碍了男权社会男子的性权利的实现。

《怀春雅集》、《钟情丽集》等文言中篇艳情小说，都有《三妙传》的影子。《钟情丽集》写辜生奉母命看望祖姑，与祖姑之孙女瑜娘重演张生与莺莺的故事，中间也有瑜娘侍女绛桃串通，诗词往来，三调而不从，“妾尝读《莺莺传》、《娇红记》，未尝不掩卷叹息，但自恨无娇、莺之姿色，又不遇张生之才貌”，“但以情欲相期，美满于百年也，假使今日苟图片时之乐，玉壶一缺，不可复补，合卺之际，将何以为质耶”。直到月下相拜，才得以委身：“不觉血渍生裙，乃起而剪之，谓生曰：‘留此以为他日之验。’”后祖母为他们定亲。可见女性普遍接受了莺莺的教训，也见明初百年间贞女观念之复归。

四、《寻芳雅集》

《寻芳雅集》长近3万字。写元末吴廷璋号寻芳主人，以事往临安，过蕴玉巷，闻笑语声喧于墙内，情思不堪，知参府王君家有女二，长曰娇鸾，寡服未释；次曰娇凤，聘伐未谐。因为老父契，故备贽谒之，以假馆为名，图待月窃玉偷香之事。先与鸾心领神会，因访知春英乃鸾得意婢，便候英于亭前，要其效待月之红娘，即挽英就枕，芙蓉露滴。谁知要她送给娇鸾的挑情诗词被丢了，为小鬟所见拾送娇鸾小娘巫云。云拆视之，假托鸾书，约公子一会。交会后才说明不是娇鸾，是主人侧室巫云。并告诉生，贵在得到娇凤。一日凤持素枕面，托云描花。云趁机推荐生。凤大喜。云谓生要先拿下彼婢秋蟾。后得到蟾，并写书付与蟾交给娇凤。一日生抵其寝室，见几上有《烈女传》一帙。生因指曰：“此书不若《西厢》可人。”凤曰：“《西厢》，邪曲耳。”生曰：“《娇红传》何如？”凤曰：“能坏心术。且二子人品，不足于人久矣，况顾慕之耶！”生曰：“崔氏才名，脍炙人口。娇红节义，至今凛然。虽其始遇以情，而盘错艰难间，卒以义终其身，正妇人而丈夫也，何可轻訾。较之昭君偶虏，卓氏当垆，西子败国忘家，则其人品之高下，二子又何如哉？”凤语塞，不辞而去。越数日，春英来园中。时有翠色花一种，生与秋蟾、春英、小鬟夺抢。鸾叱曰：“男女不相授受，而顾狎戏如此，体面何在！”英忿鸾之辱己，就盗鸾《如梦令》词及红凤头鞋一只与生，曰：“此娇娘子手制，当为公子作媒。”果得鸾。生虽喜得鸾，而以凤方之，则彼重于此多矣。而凤以结发为图，以苟合为戒。虽常会凤，或携手，或联肩，或笑狎赛歌，或花月下对膝以话心事，无所不至，但语一及淫，则正色曰：“妾岂淫荡者耶？妾果淫荡，兄何亦贵于妾！”生病，凤亲出红帕，与生拭泪，解绡金束腰与生留伴。爱慕之心，益加切矣。后得凤。任生解衣，轻试海棠。自此，生流连三女之间，直到入赘，鸾凤同归。

与其他同时期的艳情小说相比，首先，《寻芳雅集》加大了性爱描写的力度，写生与三女交合，不下二十次。其中多有淫荡的描写：“与巫云相会：酥胸紧贴，柳腰款款春浓；玉脸斜偎，檀口轻轻津送。虽戏水鸳鸯，穿花蝴蝶，未足以形容也。”生活化的东西更加多起来，将性爱活动日常化、生活化，而不是那么高雅或者理想化。甚至出现了女性生殖器描写。生发现凤洗浴，从黑中抱住，“以手摸其乳，小巧莹柔，软温香腻，虽寒玉酥鸡豆肉，不足以喻其妙也”。写丫鬟春英“其牡丹一朵，肥净、莹腻、窄浅，样是骇人，貌固不及诸美，而此实为最胜者也”。

其次，在性爱过程中加入生活化、情趣化的内容，一些情节和性爱生活化的处理、生活化场景的描写为《金瓶梅》、《红楼梦》、《蜃楼志》等所本。《金瓶梅》就有多处引用它的具体生活情景，这在《金瓶梅》里经常见到。一些性爱描写夸张、细腻，也有别于其他小说。不光其审美观念，而且对性爱的具体描写，都为《金瓶梅》等所汲取。如写几女之间的争风吃醋：写鸾怀疑云也与生通，想以情事拴住生，枕上风情多媚人：“挽生手，同至寝所，恣行欢谑。枕席中所讲会者，千态万状，虽巫云辈，远拜其下风矣。”“挽生而坐，自含五和香，以舌舐生口中；或使生吸茶，又自接唇而饮。”并且答应生的要求，一起洗浴：“抱鸾于膝，欲求坐会。鸾亦任生所为。灯影中残妆弱态，香乳纤腰，粉颈朱唇，双湾雪股，事事物物，无非快人意者。”

此外，是一男多女的场面多起来了。并且有了《金瓶梅》“大闹葡萄架”的情节原型了。如：

一日，新雨初收，凉风微动。生觉寂困，乃趋凤闺。凤方昼卧一榻，生欲乱之，才起裙，不料鸾至。鸾即低声抚生曰：“兄欲何为？”生曰：“刻心人阻我高兴。”乃舍凤狎鸾，推倒于榻头，取双莲置之两臂，立而猎之。兴趣不能状，情逸声娇，凤竟惊觉，生复逼体私凤，力拒不从。正持案间，鸾曰：“凤妹独作清客耶？”乃助生开怀，纵情大战。事毕，鸾指生麈柄，曰：“期何物也？尝能授人如是？”凤笑曰：“坚肉。”盖以生字“汝玉”也。生答曰：“非此不能补缝。”盖以“凤”字同音也。鸾大笑而起。

中秋后晚，鸾凤宴生于卧云轩之庭中。时凤履青金点翠鞋，生爱其纤巧俊约，则捧上膝头，把玩不忍释；又脱以盛杯流饮，笑傲戏乐，人间之所无。生兴不能遏，欲求凤会。凤曰：“清光皓色中，何可为此？”生曰：“广寒求此不能得，岂相妒耶。”即与凤交于褥间。事阑，英添香，蟾斟酒，鸾自起而庆生。生曰：“姑待见渎后同饮，何如？”遂亦狎鸾，鸾亦不避。生因得大舒醉兴。然患其惠之不均也，欲次及英。英当生娇相接时，情已飘荡，此则任生所行，无甚难色。蟾度势必临己，先匿其迹。生方舍英觅蟾，已不在矣。生曰：“金汤且克，何惧蕞绵。”乃遍索之，得于槐阴中之芙蓉架边，因笑曰：“子固苦我，今能翅耶？”不暇枕席，即与狎戏。生兴固高，而酒又为助，蟾不能胜，正昏迷间，鸾、凤、英皆至，遂止之。

当然，吴生和西门庆还是有着本质的不同。他还是有所收敛的，当得知所淫的云为主人小妾时，默忖曰：“承主不拒，受惠良多，意属孀居，反淫爱妾，心虽不安，而悔无及矣。”云见生不答，复又慰曰：“娇鸾不足异，其妹娇凤，学绣于予，眉秀而长，眼光而润，不施朱粉，红白自然，飘逸若风动海棠，圆活如露旋荷盖。且又工诗善弈，尝为回文歌，听者不自知其心怡神迥也，爱作懒鸦鬓，袅娜轻盈，甚是可目。今方十六，情事想渐识矣。意或鄙妾，当与君图之，何如？”生曰：“自知愚拙，得遇仙姬，恨无以报雅爱，敢望吹嘘也。”特别是在追求凤的过程中，写生多次压抑住放浪的情怀，坚持不到云和鸾以及二丫鬟那里满足肉欲，而是到凤那里苦苦追求。

这一类文言中篇艳情小说，诗词唱和尤多，文笔优美，被后人称为“诗文小说”。《传奇雅集》的许多诗词还不是自己创作的，而是辑自《娇红记》、《剪灯新话》等各种前人的小说。这说明从《莺莺传》到这个时期，小说的这种特殊形式已经得到大家创作上的普遍认可。

五、《天缘奇遇》

《天缘奇遇》约成书于万历之前，写元代吴中杰士祁羽狄的艳情。上卷主要写祁生的放荡淫乱。在家中，他先与一些良家女子勾搭成奸；到亲戚廉尚家，又追逐玉胜、丽贞、毓秀三位小姐及其侍女。即使父亲被人陷害逃难中，他也不忘与女子鬼混。返家后，祁生听说玉胜已嫁于竹家，他便乘机潜入竹家，与女眷们淫乐。但所钟情者仅止丽贞一人。下卷主要写祁生的功名勋业及营救所淫落难妇女的过程。为了报仇，祁生用心读书中了榜眼，为父伸冤并授翰林。祁生从宫中救出了丽贞等人，然后在边防廉访使任上又救出多人。原配道芳也接来成亲。至此，他有妻妾十二房，号称“金台十二钗”。正当祁生志得意满之时，道芳与丽贞劝他急流勇退。于是他辞职归里，大建园林，穷极奢侈，恣意享乐。后经仙人点化，修炼成仙。

首先，这是一篇奠定艳情小说艳遇情节模式的小说。它先以滥情开始，然后以才子佳人模式贯穿全篇，中间插入多次艳遇。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艳遇模式是怎样在才子佳人小说模式中包含、诞生的痕迹。第一次艳遇属于滥情，恶果就令人惊怵：私通夫人妙娘，避后门邻居又与其妻山茶私之。山茶出邪恶主意让其诱惑主母新寡徐氏可得其私蓄，生不允。徐氏之女文娥发现告母，山茶遂生计引徐氏入彀。生枕席之间告徐氏山茶之阴谋，徐氏恨之。山茶不堪，告之官，徐氏以淫逐出而自缢，文娥以奸生女官卖。第二次与姑家丽贞、玉胜、毓秀三女相遇，开始了才子佳人模式，也是先通婢女素兰、文娥、桂红、小卿。中插入第三次奇遇——生为父被仇家所陷害而被追捕逃难路上的淫情。仇家萧妇余金圆私遣琴娘送饭，交合之，放生逃走。读书考中弟子员后回到姑家，再接着才子佳人的故事，将三女一一搞到手。只丽贞不就范又加入嫖妓情节，嫖旧相识王琼仙，王让其先参加考试。赴考途中，又开始第四次奇遇——救出为继母所逼跳水自尽的陆娇娘，为舟子所逼，逃至一道院，与沙宗净、涵师共枕云雨。听隔壁寺院诵经声，原来是文娥，与师兴锡同悦之，留连两院，耽误试期。道姑为太守妻妾陈氏、孔姬做法事，生又奸之。后与文娥脱身回廉宅，又回到才子佳人线索上来，得通毓秀。因玉胜已经嫁给副史，又开始了祁生的第五次奇遇——趁副史出任，玉胜招生通其妻颜松娘、妾王验红，差点被人焚之，多亏玉胜帮忙，逃回廉家。再接续才子佳人，廉以为生有才，必定大成，就嫁丽贞于生。婚后赴考，寄居妓院，开始了第六次艳遇——以下就是救美了，遇被逐玉胜婢女桂红，赎出娶之，三榜均为第一。这时廉家事发，举家解到京城，父子弃市，女子皆没入宫为婢，萧家也受牵连，金圆、琴娘为铁木迭儿所得，多亏朋友帮助和战乱立功，得与所有淫过的女子团聚归娶十二人。祁生在廉家，几乎是身在女儿国，“桃花运”式的爱情横冲直撞，扑面而来，给以后的小说，特别是《红楼梦》有所启迪。

其次，主人公才子形象与以往也有很大不同，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这说明万历年间南方商业发达，时人眼中的才子，“下笔数千言，不待思索。诗声词赋，奇妙绝倒。且善钟王书法，又粗知丹青”，已经具有不同于传统的内涵。男主人公淫而无德，是个淫情、滥情的人。尽管他也曾标榜自己“乱人之守，不仁；冀人之财，不义；本以脱难而又欲蹈险，不智”，不与山茶为谋取妙娘财货，但后来还是肆无忌惮地诱惑女人。女人有的为他自尽，自己也差点因为滥情而被焚烧，他仍然乐此不疲。祁生所追求的，就是如何“乱之”，玩弄女性，什么样的女性也都能玩弄得到。已经是一个色情狂的形象。

其三，所写的淫乱行为，也不是月下才子佳人的卿卿我我，而是世俗社会。这是艳情小说的一次大的嬗变。它为《金瓶梅》描写世俗性爱，提供了角度和方法。

其四，仙子点化，赐金簪战胜敌人，又加入神魔小说情节。先有前缘，才有现实之遇。祁生月下逢玉香仙子，邀其共枕，并约好六十年以后同归仙府。又给以后的艳情小说以借鉴。同样的情节在《桃花艳史》里重复出现。

其五，小说给我们展现的内容，比同期的小说广阔。“通过祁生一人经历，展现了较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篇中不仅皇帝、太后确有其人其事，就是权奸铁木迭儿、观音保，翰林承旨赵孟頫，太监续元晖，民众起事首领蔡九五等也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甚至山移、地震等自然现象，在当时也确实发生过。通过以上这些人物、事件的描写，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当时社会黑暗和动乱的现实。祁羽狄这个人物也写得较为复杂，他既生活得极其奢侈糜烂，为官时又能与奸臣做某些斗争，他一直不忘父仇，颇有点孝子味道。”我们从中已经看到了《金瓶梅》的影子。

六、《钟情丽集》

小说写辜生丰姿冠玉，为士林中之翘楚。探望祖姑，属意瑜娘，酬和往来。后生夜入女室，欲挽女以就枕。女坚意不从，因谓生曰：“妾与兄深盟密约，惟在乎情坚意固而已，不在乎朝朝暮暮之间也。苟以此为念，则淫荡之女也。淫荡之女，兄何取耶！”并且说“妾尝读《莺莺传》、《娇红记》，未尝不掩卷叹息，自恨无娇、莺之姿色，又不遇张生之才情，自见兄之后，密察其气概文才，固无减于张、申，第妾鄙陋之质，有愧二女，不足以感君耳。”生曰：“卿知其一，未知其二。且当时，莺莺有自选佳期之美，娇红有血渍其衣之验，今宵之遇，固不异于当时也。而卿之见拒，何耶？抑亦以愚陋之迹，不足以当清雅之意耳，将欲深藏固蔽，以待善价之沽也？”女正色而言曰：“妾岂不近人情者，但以情欲相期，美满于百年也。假使今日苟图片时之乐，玉壶一缺，不可复补，合卺之际，将何以为质耶？”自后，生凡数次就瑜，瑜终固执如前，委道百端，略不经意；或与并坐，或与并卧，见生才有异意，即厉色正言以拒之。但终于屈服了生：

女因呼碧桃添香，呼生共拜于月下，祝曰：“妾瑜，生居深闺，一十七岁于兹矣。今夕以情牵意绊，不得已，以千金之体许之于情人辜辂者，非惟有愧于心，亦且有愧于月也。敬以月下共设深盟，期以死生不忘，存亡如一，无负斯心，永远无也。苟有违者，天其诛之。”祝罢，挽生就寝，因谓生曰：“妾年殊幼，枕席之上，漠然无知，正昔人所谓‘妖姿未惯风和雨，吩咐东君好护持’。望兄见怜，则大幸矣。”生笑曰：“彼此皆然。”

遂经常幽会。后来遭受了家事、赴考、两地相思、富贵子趁虚求亲等种种离情别绪，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

首先，重视自己的处女之身，与唐传奇明显的不同：“婉转之际，不觉血渍生裙。女乃起而剪之，谓生曰：‘留此以为他日之验。’生笑而从之。”

其次，故事结构、叙事模式，都可以说奠定了才子佳人小说的基本框架。性爱描写也非常典雅，为后来的艳情小说和一些优秀的拟话本小说所套用：“遂相与并枕同衾，贴胸交股。春风生绣帐，溶溶露滴牡丹开；檀口香腮，淡淡云生芳草温。曲尽人间之乐，不啻若天上之降也。虽鸳鸯之交颈，鸾凤之和鸣，亦不足形容其万一矣。”

第四节 浅近文言中篇艳情小说

这个时期，有几部经典艳情小说差不多同时出现。它们对后世的艳情小说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一、《如意君传》

《如意君传》一名《阃娱情》，署“吴门徐昌龄著”，写于嘉靖后期或万历前期。此本现存皆为日本版，有清宓阁本，日本磨子书房、日本太平书屋、日本东京汲古书院、台北丹青图书公司、天一出版社都据以影印；日本木活字本，为日本京都山田茂助之圣华房刊；袖珍排印本，为高罗佩原藏，现存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无序跋。刘辉先生认为此书刊刻于正德年间的1514年左右，因为嘉靖年间刊刻的黄训《读书一得》卷二有《读如意君传》一文。《金瓶梅词话》欣欣子序中，将本书列在《剪灯新话》、《钟情丽集》、《怀春雅集》之后，可见成书较《金瓶梅词话》早。因此，有的学者将它的出现，作为艳情小说的发端。吴门徐昌龄，生平无考。

小说素材来自历史笔记，特别是《朝野佥载》；其中所用武则天诗皆可见《则天集》中。它为男宠作传，具有传奇的性质。基本取之于史，基于前人史传，但是内容、观点有所变化。

武则天幼名媚娘，十四纳之后宫，拜为才人。(图33-图34)文皇病大渐，出媚娘于感业寺削发为尼。高宗嗣大位，幸感业寺行香，私令媚娘长发。发后长七尺，载之入宫，拜为左昭仪。后来秉权天下，先与冯小瑶、薛怀义，后与张昌宗、张易之兄弟作乐，后得宠男薛敖曹。作品细腻描述他们多次的性爱细节与男女交合的对话、动作与淫态，把男女的沉溺性爱、性爱的快乐和刻骨铭心，表现得淋漓尽致。

小说对后来的艳情小说的影响是重大的。首先，它以张扬人的性爱享受作为小说的主旨，这对艳情小说重视性欲的观点形成有影响。人作为高等动物，应比其他动物更能满足自然要求而得到更多的快乐。这也是晚明文学的共识。小说选取的是作为帝王的武则天，作为女人的武则天，作为老年女人的武则天，张扬的是她对性爱享乐的孜孜不倦的追求，这就比一般青年男女的性欲冲动深刻多了。小说不像史传中主要记述的是关于武则天设置面首淫乱的风流野史，不是颠倒了历史上叱咤风云、整饬国事不留情面而引起巨大争议的女性形象，不是以前作为牝鸡司晨而不被传统文化所认可的形象，不是塑造一个纵情声色、肉体欲望特别强烈的荡妇形象，而是主要歌颂了性爱之美，表现出了对她追求性欲享受的宽容，肯定了她的性欲。

图33　武则天画像

图34　武则天的书法艺术

所以，小说就有了可贵之处。一是点明则天淫荡的原因：“汝非我不能容；我非汝无以乐。常忆我年十四，侍太宗。太宗肉具中常，我年幼小，尚觉痛楚不能堪，侍寝半年，尚不知滋味。二十六七时，侍高宗。高宗肉具壮大，但兴发兴尽但由他，我不得恣意为乐。幸彼晏驾，得怀义和尚……舍命陪我，连泄不已，以致得病。今昌宗、易之兄弟，两美丽少年，……亦足供我快乐，而一泄后，再不肯举，甚至中痿，我甚恨之。此数人肉具皆极人间之选，然不如我如意君远矣。……”可见，小说并不是专门彰显武后淫荡。其创作主旨是和着时下的文化思潮的主流的。二是点明了性欲的不可抑制：“元统元年初夏，霖雨方霁，后携曹手游于后花苑。绿柳丛中，幽禽相偶呼名。后淫情顿发，叹曰：‘幽禽尚知相偶之乐，何以人不如鸟乎？’促命诸嫔女铺蜀锦墩褥于幽密之处，笑谓敖曹曰：‘朕与君今日当效禽鸟之乐。’”这种呼声，比《牡丹亭》早了许多年。汤显祖的《牡丹亭》模拟武则天看到鸟儿在花园中成双结对，感叹地说“幽禽尚知相偶之乐，何以人而不如鸟乎”，而让杜丽娘也发出了“雎鸠尚有洲渚之兴，何以人而不如鸟乎”的感叹。

小说对敖曹的描写也一反历史上的评价。薛尽管对武也产生了感情，却不想凭这种关系而发迹，拒绝接受武想给他的高官厚禄，并使武则天回心转意不立武三思而立中宗恢复李家天下。敖曹是在武后飞扬跋扈、气焰嚣张的情况下以肉具壮大异常而得到她的青睐的。高宗崩，武则天自立为则天武后，国号周，立侄武三思为太子。听信二张，用酷吏来俊臣、索元礼等行不正之法，百官俱不敢谏。时后已七十，与张昌宗、易之通，多纵美人，欢饮淫媾达旦。至与大后接，心乏中衰，后情不惬，派人选取天下猛男。对于炙手可热的武后，敖曹却说：“下贱之资，汗渎圣德，非臣所宜，不敢奉命。”“青云自有路，今以肉具为进身之阶，诚可耻也。”“贤者当以才能进，今日之举，是何科目？”可见情非得已。后爱敖曹之极，欲夺二张官爵与之，且为治大第。敖曹固辞曰：“陛下外多宠，圣德所损非细，奈何复有此举。且臣孑然一身，治第何为？”后益怜之。后性多猜忌。高宗时，嫔御凡所疑者，后辄以细故杀之。亏曹多所护持，得免者众。最重要的是，他面对武后升官发财的许诺，拯救了李家，也拯救了武后：“陛下既已许臣言，臣当敢言。皇太子何罪，废为庐陵王，远谪房州？况闻比来改过自新，天下但谓陛下欲削唐社稷。臣恐千秋万岁后，吕氏之祸及矣!人心未厌唐，陛下宜速召庐陵王来，付以大位，陛下高拱九重，何乐如之？”“陛下如不从臣，请割去阳事，以谢天下。”后心动，敖曹自是每以为劝。后得狄梁公言，召庐陵王，复为皇太嗣。后皇太子即位，德敖曹，问访不获。谓其得道云，以后竟不知其所终。为此，作者将史传中被说成是淫毒的大阴，变成了女子满足快乐的工具，也表现出了明显变态的男性生殖器崇拜。

其次，它为后来的艳情小说提供了描写典范。后世艳情小说对性爱过程的描写，多效法此小说。它以性爱作为描写中心，详细展开对性交动作、情态和感受的描写，在性爱活动中表现人物形象，奠定了艳情小说性爱描写的基本模式。后世小说里有许多词汇均来于此。如称男子阳物为“麈柄”，就是从武则天的这句话开始的：“壮哉!非世间物，吾阅人多矣，未有如此者。昔王夷甫有白玉麈柄，莹润不啻类，因名麈柄，美之极也。”再如“牝屋”、“牝口”：“牝屋乃妇人极深之处，有肉如含苞花，花心微柝。男子垂首至其处，觉其翕翕然畅美不可言。”还有“亲达达”：武后失声大呼曰：“好亲爹，快活杀我也!且少住片时往来，过急难禁。”对男性器官的描写，也开了先河：“若蜗牛涌出，自顶至根，筋劲起，如蚯蚓之壮。”

许多的性交姿势的描写，如“至尽其根，往来抽送”、“以两手撑榻，垂其首而玩之”都为后来小说所借鉴。其性交的细节描写，如“后以两手导之，初甚艰涩”、“蹙眉啮齿，忍其痛，仅没龟棱”、“飒声颤语，双眸困闭，香汗尽出，四肢亸然于墩褥之上”、“气热如篜，往来声滋滋不绝”、“若蜗牛之吐涎”、“间不容发”、“头目森森然，莫知所以”、“一泄如注”、“犹数夫行泥淖中”等，……也成为后来小说的描写模式。有一个情节还明显被《金瓶梅》等许多艳情小说套用：“是岁六月，暑久。后临清风阁，以金盆浸南海龙鳞舌，其舌凉气袭人；铺渠胥国碧绡辟尘软褥，上设高丽龙须席；焚扶南瑞龙脑香。后袒卧于席上，睡思正酣，敖曹奄至其旁。时明月如昼，后体玉莹，辉彩卷映。敖曹淫思顿发，遂揭麈柄徐徐插入牝口。后于梦魂中作痛苦声，乃觉，星眸惊闪之际，被敖曹已抽拽数十次。”

再次，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接近白话的艳情小说。它用浅近文言写成，比文言中篇艳情小说向前迈出了可贵的一步。遗憾的是，它不是描写现实题材的，演义的性质也很明显。否则，单从艳情描写和审美情趣上看，其价值和地位真可以和《金瓶梅》媲美，甚至不在《金瓶梅》之下。因为它写的是性爱之美，《金瓶梅》写的是性爱之恶。

还有一篇叫《武曌传》，署明晋陵紫薇垣散人叶子谷氏纂，主要写薛敖曹事，不能确定是否在《如意君传》之前后。写与其第一次交合，送“如意君”号；主题就是“后交接无度，天下贱恶之”，所以引用则天性兴奋时的讪笑“虽淫娼贱妇，不是过矣”。结尾也是“后武后崩，敖曹隐身而去，不知所向云”。篇幅极短，仅四五个性爱情景的描写。后面加上了武承嗣“有宠姬柏香，慕曹丰采，夜潜奔就，与之交接，百计不能入，但濡首而已。柏香情极难忍，口啮曹臂，悒悒而去”的情节叙述，也没有展开描写。

二、《痴婆子传》

《痴婆子传》，无名氏作，现存版本有四：乾隆刊本，吴晓铃藏，书前有序，署乾隆甲申(1764)挑浪月书于自治书院”；日本木活字本，为日本京都山田茂助之圣华房刊本，以乾隆刊本为底本；写春园本，1943年刊于北京，校改较多；坊刊本有粤东小说社石印本名《痴妇说情传》，宣统三年(1911)醒世堂排印本，上海书局排印本名为《痴娘传》。为2卷，题芙蓉主人辑、情痴子批校，封面作“痴婆子全”。序前有二图，第一题作“痴妇谈情”，此本无目录，正文偶有夹批。收入台北天一出版社《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台北双笛国际出版社《中国历代禁毁小说海内外珍藏秘本集粹》、《思无邪汇宝》。

至于成书年代，明末清初李渔的《肉蒲团》和三徐堂复明本《东西晋演义》无名氏序以及康熙间刘廷玑《在园杂志》引及此书，故为明人作品；李梦生先生《中国禁毁小说百话》断定至少作于明中叶。《思无邪汇宝》题芙蓉主人辑，情痴子批校，“出版说明”言芙蓉主人及情痴子两人姓名不可考。批语中亦有芙蓉主人之手笔，知此书之作者生活年代当早于万历四十年(1612)，成书年代在16世纪中叶。此书有多种日本译本，近年又有法文译本。

《痴婆子传》具有传奇性质，与《如意君传》同属于浅近文言，但已经是现实题材了。这是一个一般家庭中一名女性的性经历自传，具有性史的性质。写的是她与多个男子淫乱的经历：与表弟慧敏始尝禁果；十四五岁见家奴子俊色丽善歌而挑之，于夜暮曲廊中成事；嫁栾家后，夫游学他郡，她苦于闲寂，偷奴盈郎，又被奴大徒、伯克奢、翁奸。并与嫂沙氏更番侍翁。姑病去城即空寺求卜，被寺僧如海及其师共污之。回家又与叔克饕、妹婿费姓、戏旦香蟾偷情。最后因热恋塾师谷德音，大肆淫亵，而不复顾其他，惹得众怒而事败，遭夫毒打后遣归母家，时年三十有九。从此收心，开始了对自己人生的忏悔。

小说的创作主旨，在于说明性欲是不能放纵的，是不能违背道德评判的。纵欲的结果，就是受到道德的惩罚、内心的悔恨。这在乾隆甲申岁挑浪月书于自治书院的“序”中有精到的分析：

从来情者性之动也。性发为情，情由于性，而性实具于心者也。心不正则偏，偏则无拘无束，随其心之所欲发而为情，未有不流于痴矣。矧闺门衽席间，尤情之易痴者乎。尝观多情女子，当其始也，不过一念之偶偏，迨其继也，遂至欲心之难遏。甚且情有独钟，不论亲疏，不分长幼，不别尊卑，不问僧俗，惟知云雨绸缪，罔顾纲常廉耻，岂非情之痴也乎哉。一旦色衰爱弛，回想当时之谬，未有不深自痛恨耳。嗟嗟与其悔悟于既后，孰若保守于从前欤。其贪众人之欢，以玷名节，孰若成夫妇之乐，以全家声乎。是在为少艾时先有以制其心，而不使用情之偏，则心正而情不流于痴矣。何自来痴婆子之诮耶!

就是通过痴婆子的忏悔，让闺门女子控制自己的情，避免将情引入到性爱的泥潭里、沉溺在性爱的追求中。正像作者在篇末明确昭示的那样：“是书乃正闺阁、严防闲之助。”劝诫的意思很明确。这在性欲、物欲开始泛滥的时代里，不无警示意义。

首先，小说以大量的篇幅描写各种污浊的性关系，展示性行为、性感受、性心理，特别对一个女子的性心理做了细腻的描写，这个描写是真实的。包括后来她的淫行心理体验。从而提出了怀春心理、性压抑、初次性交对心理的影响、尝试性性行为、青春期性教育、性堕落等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

从一个女子角度来写性，这是小说对文学史的贡献。这比那些以男子的视野角度去叙述的作品，显然真实而深沉：她七八岁时父命咏梅吐萼，就有“不从雪后争娇态，还向月中含丽情”句，引得父怫然曰：“他日必为不端妇。”年十二三就发不复剪，稍稍束而加云翘，每揽镜徘徊，顾影自怜。素习周诗，父母废淫风，不使诵，而她窃熟读而默诵之，颇于男女相悦之辞疑焉。于是主动询问邻居少妇男女情事，闻少妇之言，顿觉阴中隐隐，欲得一人以少试，并迷上了手淫。由于对男女性事的迷茫和渴望，与表弟偷试云雨；十四五，益艳美，向往飞燕、合德，卒不能忘慧敏之触；十七八时挑逗老奴子俊，被其大抽创甚。但是，这时候她还被传统的思想约束着，归嫁栾家二子克慵时感到一触于慧敏、再创于俊而内愧，伪作楚迫声，娇啼转侧，让夫信为处子。后来丈夫外出，她忍受不住寂寞，与奴盈郎偷情，“之阳劲矣，能而进之，殊快人”，第一次享受到了性爱的欢娱，“裎体而迎，手足弛懈”。一日林园中与盈郎抽送，被一奴大徒发现，为了钳口，与之勉强无快，被其蹂躏狼藉；还没有走脱，被伯发现，以言于弟相要挟只得“毛腰而受之”。这是迫不得已的事情，所以“自为大徒所劫，复为克奢所挟，迄今恨之”：

伯之阳仅从两股间抽送，其盈郎大徒之余精尚在。伯抚掌曰：何人唾余，污我两手!即曳予裤拭之。予曰：勿污我衣。伯曰：尔身且被人污，何惜一裤耶!予愧且恚曰：伯既私之，又复讽之，何不仁之甚也!因用手推伯仆地，即向内走。不意裤之带为伯所压，伯起跪曰：一言唐突，惟原宥之。予空不肯，伯断予之裤带，亦佯怒曰：果不肯乎？予曰：果。伯即持带外走，且曰：有此作证，我必扬之。予以手招之，曰：来。伯喜随至。

真正的堕落是她由偷情发展到乱伦——奢妻沙氏与栾翁通，她偶以细事入，揭帐视之，沙要并得婶以灭口。这时候她的意识还是清醒的：“翁污我，姆陷我，皆非人类所为!”但是，当享受到了翁的性爱快乐以后，便沉溺在泥潭里了：“予见沙已丧守，遂不能自持，竟纳翁舌”，“兴忽不能制，欲翁快予”，“翁遂稍稍大泄予，竟畅然饱餐。”竟然与沙商量：“我也人，以良人远出，经年索居，正乏一消遣幽情者。而下徇狡奴体则近亵，外招狎客丑必彰。闻姑日亲汤药，翁无能再为和耽。而我两人少艾，薄有姿色，更番侍翁而丑不出户，不亦善乎？”已经完全没有了羞耻感。所以，后来很容易便发展到外面偷情——往城西即空寺以姑病吉凶询之时，很容易与寺僧如海、海之师相奸；与接近自己的任何一个男子偷情，人尽可夫——主动与叔克饕、妹婿费姓、戏旦香蟾偷情。在这些人中，谁的性器伟岸、谁的性技巧高超，她就喜欢谁。例如，妹夫费来，留宿书阁，她悄然出闺往见，……觉得“姨夫妙法，令我魂摇”，心中又增一情人。

她爱上私塾先生谷德音，也并不是为了追求爱情，也并不是为了摆脱其他人的纠缠，仍然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淫欲：“予年已三十余……较二十岁时，欲念弭急，夜苦不能寝。”勾引其入手，兴奋不已：“先生之宝异哉!非青莲几误我一生矣。不韦缪毐，当不是过耳。”于是专情于他。这时候的她，已经完全被性欲牵着鼻子走，甘心情愿做性欲的奴隶了。而对其他的情人，便不再有兴趣了，所以既耽谷，遂不复顾盈郎；栾翁来，她词色亦不婉，强而相接，殊不在此；克饕虽近与私，也渐与疏，勉为了事耳。后来发展到与谷渐无顾忌，无之而不狎的地步。故引起了所有情人的反感：翁与饕詈之；大徒谓之予之子使之闻恨予；费婿来修旧好予拒之；慧敏时来谒予被赶，告于克慵。夫犹豫未信，问予子，子曰然；问翁，翁曰熟耳之；问饕，饕曰屡见矣。结果是笞谷击妇，遣妇归。

小说描写少女怀春的心理颇为真实与深刻，其性启发与性引导、女子性心理的描写，即使对于今天的性教育，也有着重要的案例意义，值得参考和借鉴。

其次，痴婆子最终没有摆脱传统道德的束缚，在道德的谴责和舆论的压力下走向忏悔的道路，达到了卢梭对少年性爱的忏悔的境界，并且表示愿意受到惩罚，彻底改过自新，以己为说事，警戒世人，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说明，这个时期理学已经造成了性的自我个体的觉醒与传统束缚的矛盾，性情与理学之间已经展开了拉锯式的较量；而社会现实生活中已经有很多人在向传统的道德挑战，纵欲、追求性爱欢愉的人大有人在，包括女人。

在理学与性情的态度上，作者的立场是鲜明的。作者以此反映了性泛滥之后带来的严重后果：社会的指责，家庭的惩罚，以及深深的忏悔。它以此告诉读者，应该如何对待性欲，怎样将这匹野马拴住，不致任意驰骋、无拘无束。

作者以为，性是令人愉悦的：“此一投也，实开万古生生不息之门，无边造化，情欲之根，恩爱之萌也。夫既投也……实为大乐，而喜不能已矣。用是以人传人，日复一日，而男女之相悦，所从来矣。”但是，情欲的发泄是有规则的，就是社会的规范；如果不加约束，最后是千夫所指。所以，主人公对自己的性爱经历作了道德的判决：“当处闺中时，惑少妇之言，而私慧敏，不姊也。又私奴，不主也。既为妇，私盈郎，又为大徒所劫，亦不主也。私翁私伯，不妇也。私饕，不嫂也。私费，不姨也。私优复私僧，不尊也。私谷，不主人也。一夫之外所私者十有二人，罪应莫赎，宜乎夫不以我为室，子不以我为母。梵梵至今，又谁怨焉!咬指出血曰：誓不作色想。”可谓沉痛。

再次，它真实反映了一个女人所遇到的性关系以及周围性关系紊乱带给她的极大影响。特别是她婆家的复杂的性关系，也反映了家庭乱伦的许多风俗。如大伯弟媳之间、公公儿媳之间等，与民间荤故事里反映的“扒灰”主题是一致的。

小说在艺术表现上颇有特色。一是属于自传体小说，即全书基本上用第一人称倒叙写成，这在我国古代小说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也有利于细腻地表达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访谈式的形式，更是增加了故事的真实性。二是用回忆式的手法，即倒叙，这也是古代小说中少有的，特别是整个故事倒叙。三是许多的词汇、描写，成为后来艳情小说的范式。如“醉僧蹀躞山门间”、“此望门醉之小僧也”等淫秽口语，“女之凹者，如含萼封苞菡萏之形。其凸之始进时，生涩燥紧，觉凸之无微不巨也。所以愈巨也愈痛”、“然凹之内又有肉舌含花，花蕊微动，男子垂首至其处，觉便翕翕然畅美，则苦渐去而乐渐生矣。惟微而短者，鲜能至其处，则不见其乐。故必巨而长、昂而大，为能充满乎凹中，尽力揉搓，速进速出，则凹中挠痛，务须挨忍，觉得一味热痒，便是美之至矣”等，这些心理体验和性爱感受，都为后来的艳情小说所模仿。

第五节 白话长篇章回艳情小说《金瓶梅》

《金瓶梅》是这个时期出现的小说名著，为白话长篇章回艳情小说。经过一些文言中篇艳情小说的热身，《金瓶梅》“云霞满纸”，带着文人创作关注现实的穿透力而一鸣惊人。《金瓶梅》融合、发展了前期《如意君传》等几部小说的描写模式，为后来的艳情小说的色情描写，提供了模式，在这一方面形成了高峰。

尽管我们说《金瓶梅》是明代城市生活、商人生活、社会生活、家庭生活的壮丽画卷，成功地创造出一些有血有肉的典型性格，利用生活细节的描写把人物的性格和形象塑造得生动而真实，把事件的发展和变化刻画得细腻而具体，这对在它之后产生的章回小说起着很大的影响，其艺术成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综合各个方面的因素，我们仍然把它当作艳情小说的代表作品和巅峰之作。这种定性，并不影响它作为伟大作品的地位和价值。

一、《金瓶梅》的版本与作者

《金瓶梅》诸多版本有两个系统：一为明万历丁巳(1617)东吴弄珠客序刻本《金瓶梅词话》系统，一为明崇祯年间《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系统包括张竹坡评的“第一奇书”本。崇祯本删去了《词话》本原有的一些枝蔓情节，图有的为200幅，有的为280幅。具体版本很多，有内阁本、上海图书馆甲本、北大本、上海图书馆乙本、天津藏本、首都图书馆本、日光山轮王寺慈眼堂藏本、日本德山毛利氏栖息堂藏本、世界文库本、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本、本衙藏版本、在兹堂张评本、崇经堂巾箱本、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台北增你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排印的词话本、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的词话本、齐鲁书社排印的张评本、北京古佚小说研究会本、香港星海文化出版有限公司排印的词话本、台北天一出版社《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初编》、三联书店(香港)与齐鲁书社联合出版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会评本)、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北京大学出版社《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浙江古籍出版社《李渔全集》本、香港梦梅馆本、日本大安株式会社本、香港星海文化出版有限公司本、台北联经朱墨二色套印本、上海杂志出版公司《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台北三民书局《中国文学名著》本等等。

《金瓶梅》考证出的作者候选人很多，汤显祖说、冯梦龙说、李先芳说、沈德符说、李渔说、赵南星说、卢楠说、李贽说、冯维敏说、谢榛说、贾梦龙说、薛应旗说、臧晋叔说、金圣叹说、田艺蘅说、王采说、唐寅说、李攀龙说、萧鸣凤说、胡忠说等，不一而足。黄霖关于屠隆说，卜键关于李开先说，鲁歌、马征关于王稚登说，许建平、霍现俊关于王世贞说，潘承玉关于徐渭说，枣庄学者和张远芬等的“二贾说”等，在当今《金瓶梅》研究成果中可以并称五大说。但尚没有一说为学术界所普遍认同。因为所有各说皆无直接证据，缺乏实证，都是间接推论。

王世贞说。清代康熙年间，谢颐序《金瓶梅》说：“《金瓶梅》一书传为凤州(王世贞)门人之作也，或云即出凤州手。”清代宋起风、顾公燮、李慈铭、梁章钜等学者也认为《金瓶梅》作者是王世贞。后张竹坡即据此提出“苦孝说”。说王世贞为父报仇，就把自己根据《鸣凤记》抄本的残本增补成《金瓶梅》。他知道严世蕃爱看荒淫小说，且常用食指蘸口液翻书，就在每页书上涂上毒药，然后送给严世蕃。可惜毒药抹得太淡，未能毒死严世蕃。鲁迅认为这些都是牵强附会。1934年吴晗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中，以极其严谨的考证予以否定。时过半个世纪，朱星于1979年发表《〈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等文和《金瓶梅考证》一书，列举十点理由重申了王世贞说，而后周钧韬承之并加以补充和发挥，进而发展为“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

屠隆说。屠隆是浙江鄞县人，明万历五年进士。持此观点者的主要依据是《金瓶梅》中的《哀头巾诗》和《祭头巾文》有《开卷》一笑中标明为屠氏所作，而且屠隆也用过“笑笑生”笔名。

王稚登说。根据是：他最先有《金瓶梅》抄本；他是古称“兰陵”的武进人；他对屠隆不满，因此选其《哀头巾诗》、《祭头巾文》入小说，以示讥刺；小说中的诗歌与王稚登所辑《吴骚集》相似；王稚登《全德记》中某些内容、用语与《金瓶梅》相似，他的诗文与小说诗文一脉相通；王稚登熟悉小说中的一系列方言；他与小说均有中原正统观；他符合“嘉靖间大名士”；他是王世贞的门客，故以小说为王世贞之父报仇；小说中王招室一家是王稚登家“豪族”丑类之再现；小说三次引用他感触深刻的诗句“侯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小说反映的作者模样正与他的情况相符。

二贾说。即贾梦龙、贾三近。贾三近是贾梦龙的儿子，他们是古峄县人，也就是今天的枣庄峄城人。推论基于两条考证：一是兰陵问题，二是方言问题。推论者认为，贾梦龙生于正德六年(1511)，卒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终年86岁。就在贾梦龙去世之际，开始有《金瓶梅》手抄本流行。贾梦龙的生卒年代与《金瓶梅》的成书时间及其反映的时代特点完全吻合。贾梦龙祖籍为山东博平(今属临清市)一带，他曾随其父贾宗鲁在古吴越地的高淳一带生活了二十多年。大约在嘉靖三十六年被选为贡生，来到与临清、清河接壤的内邱县任训导。其子贾三近隆庆二年中进士后，他又曾进京城住过一个多月，到隆庆五年，贾梦龙60大寿，退居峄城，在家乡饮酒结社，赋诗作词，写作二十余年。由此可知，贾梦龙不仅身为兰陵人，而且曾生活于吴越、华北等地方，并且又善于搜集地方史料，有广泛的阅历，完全可以用吴语、鲁白、华北俚语及京话写作。这与《金瓶梅》中既用吴语又用山东土话，既有华北俚语又有官话的语言特点完全吻合。

总的来说，有关学者的《金瓶梅》作者的考证，大致是从如下几个方面推论的：

一是顺着从“兰陵”中探查“嘉靖间大名士”的路子去找寻、推断。如山东鲁西南几位金学研究者称，现在的枣庄市峄城区古称兰陵，为原峄县治所，古称“承”，西汉置承县，属东海郡。西晋归兰陵郡。金明昌二年改承县为兰陵县。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荀况受楚相春申君之命，出任兰陵令，晚年在此著书办学，培养了秦相李斯、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等高足。死后葬于今城东兰陵镇。汉代刘向曰“兰陵多学”，鸿儒萧望之、凿壁偷光的汉丞相匡衡、“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均出自古兰陵，和《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所指“兰陵”应是一处。但是，另有一处是南兰陵，即为今之江苏武进。

二是从小说内证中去寻找作者，为一种启引与补证。先是考证小说里写到的事件、人物能否与历史上这个阶段的事件、人物相合、相似；然后是考证大量的民情风俗描写和方言土语的应用；或者以小说中引用诗词曲戏文作考证；或从小说描写的环境、景点、人物称呼等来对照。如有论者以为，《金瓶梅》中峄县方言很多，“大滑答子货”、“处窝行货子”等等都是别处人听不懂的峄县土话，可以佐证兰陵笑笑生就是峄县人。其实，山东话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方言词。再如，《金瓶梅》的卷终诗错了一个字，是“闲阅遗书思惘然”，还是“阀阅遗书思惘然”，都能争论得很激烈。因为万历本中为“闲”，崇祯本为“阀”。认为《金瓶梅》作者是丁纯、丁惟宁、丁耀亢祖孙三人的学者指出：为什么是“闲”读遗书呢？丁惟宁是万历十五年罢官归家的，他的父亲丁纯万历四年就去世了，丁惟宁看到父亲的《金瓶梅》书稿、手迹等当然是遗书。王化贞的《柱史丁公石祠记》中，说丁惟宁“平居课儿外，无所事事”。说明了丁惟宁确实很“闲”。而主张《金瓶梅》作者是王世贞的学者指出，“阀阅遗书思惘然”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金瓶梅》为“阀阅遗书”，“阀阅”就是指仕宦人家或世家门第。而明代江苏太仓的王世贞家自称阀阅，是完全够格的。他是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父亲王忬，官至蓟辽总督、右都御史，不亚于宰相严嵩的权势；弟弟王世懋，嘉靖三十八年进士，官至南京礼部主事。

三是以书知人，对号入座。近几年来，许多学者以为“兰陵笑笑生”的形象呼之欲出：出身基层，极具悟性，科举入仕，颇有政绩，于三教九流皆有交接，但官场沉浮，表面上嬉笑怒骂，骨子里忧国忧民，晚年隐居，乃娱以笔墨，独罪财色，遂成《金瓶梅》小说。故很多学者通过对生卒年代、生活经历、文学素养、思想心态、对佛教的兴趣、其笔记或者其他诗词曲文的写作内容、语言风格等等方面的考证，来推断作者。

最近几年，张清吉同志又考证为丁耀亢的父亲丁惟宁。一是内证，丁耀亢在《续金瓶梅》中作了明确的暗示。《金瓶梅》第一百回收尾处插入两句诗“三降尘寰人不识，倏然飞过岱东峰”，在紫阳道人所著的《续金瓶梅》第六十二回临近收尾处，也同样插入了一个丁令威三次转世的故事。作者以为“三降尘世”指的是祖孙三代人——丁令威第一次转世的朱顶雪衣仙鹤乃是丁耀亢的祖父丁纯，第二次转世的是他的父亲丁惟宁，他自己则是第三次转世的丁野鹤。二是实证、古迹佐证。山东五莲有一座柱史丁公祠(柱史是我国古代对御史的别称)，祀主是曾经任过监察御史的丁惟宁。柱史丁公祠石壁上完好无损的碑刻，一再将祠主人比拟为“丁令威”。长洲徐升题诗“令威翩翩一柱史，早薄荣名谢天子”；王化贞题诗“仙人乘鹤五云中，华表归来息此宫”；海上后学乔师稷题诗“华表不归丁令鹤，武东空说九仙岩”；关中唐文焕题诗“白鹤归华表，青山做主人”。石祠碑文直称丁惟宁为令威，由此我们可以判定，那位善于锻铁的紫阳道人，指的就是丁惟宁。石祠文献中徐升的题诗说丁耀亢“去年君行雪作花，今年君归雨打茶”，表明丁耀亢两年内至少去了两次苏州。而丁耀亢在《归山草》卷二《自述年谱以代挽歌》中说：“己未十月，负笈游吴，授经问礼，至于姑苏；结纳高士，游览名区。有陈古白，有赵凡夫、玄宰董公、江左顾厨，名誉日起，藻丽以敷。庚申岁暮，始返亲庐。”这里的“己未十月”，就是明万历四十七年十月，即公元1619年10月。而“庚申”，自然是万历四十八年，即公元1620年。“岁暮”则是年末的意思。这表明，丁耀亢是万历四十八年(庚申)年底才从苏州回家的。他在苏州滞留一年多的时间，并且“与诸书士联文社”(鲁迅语)，肯定有重要任务，大概是为了审定、刊印《金瓶梅》——《金瓶梅》的早期刊印地在吴(苏州)，这是没有争议的。三是地域文化背景。诸城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山川美、学风浓、名人多，古有“文献之邦”、“礼义之邦”之美誉，儒宗名臣、文章事业代不绝书。更重要的是，史籍记载，春秋战国时期，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之后，渡淮北上，占领鲁东南，史称其“徙都琅玡”。他将这里的一些山用越国名山命名，如今五莲县境内的会稽山、胶南市境内的天台山，等等。这些山名一直沿用至今。地域文化背景，对于解决作者的创作动机和语言风格有影响。地域文化传统多崇尚文人，当地文人创作也成为风尚；小说中以山东话为主的泛方言特征，也与当地人口的迁移、历史的传承等有一定关系。

二、《金瓶梅》代表着艳情小说的成熟

学界认为，《金瓶梅》出现以后，世情小说才在模仿、反思中发展为艳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人情小说三种基本类型，并出现了大量的才子佳人小说和艳情小说。这说明了《金瓶梅》在文学史上对小说发展的深刻影响和地位。《金瓶梅》是中国艳情小说的典型与代表作，它代表着明清艳情小说的成熟。

1.它对艳情小说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首先，此书从产生以后，就被列为淫书、禁书，直到今天其全本仍不能公开发行。《续金瓶梅》开篇就说：“《金瓶梅》，秽书也。袁石公亟称之，亦自寄其牢骚耳，非有取于《金瓶梅》也。然作者亦自有意，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无论学者，还是平民，都是这样认为的。手抄本刚刚流传起来的时候，就已经被人们视为艳情小说了。书法家董其昌，湖北公安人氏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三兄弟，戏曲家屠隆，嘉靖年间八才子之一的李开先，临川四梦作者汤显祖，《味水轩日记》作者李日华，“三言”、“二拍”作者冯梦龙、凌濛初掌故野史作家沈德符，都对它表示了极大的兴趣，都有对于它的评论。袁宏道在写给董其昌的信里，称《金瓶梅》“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云霞满纸”四个字就概括了《金瓶梅》的艳情小说特征。丁耀亢《续金瓶梅》说：“看到‘翡翠轩’、‘葡萄架’一折，就要动火。看到加官生子、烟火楼台、花攒锦簇、歌舞淫奢，也就不顾那髓竭肾裂、油尽灯枯之病，反说是及时行乐，把那寡妇哭新坟、春梅游故馆一段冷落炎凉光景看做平常。救不回那贪淫的色胆、纵欲的狂心。眼见的这部书反做了导欲宣淫话本。少年文人，家家要买一部，还有传之闺房，念到淫声邪语，助起兴来，只恨那胡僧药不得到手，照样做起。”可见实际社会效果也是如此。

其次，许多学者都承认它在艳情小说史上的地位。它是白话才子佳人小说和艳情小说的发端，对《红楼梦》等的影响很大。《金瓶梅》成为中国第一部描写市井女性的长篇小说，成为第一部家庭问题的长篇小说。《金瓶梅》出现以后迅速分流，艳情小说从世情小说中脱颖而出，与才子佳人小说并列，成为一种特色鲜明的小说体式。并且在分工上与才子佳人小说平分秋色，即才子佳人小说专门用来写情，而杜绝淫秽描写，艳情小说则专门写才子佳人的性行为，并且由才子佳人作为主人公扩大到了商人、官员、市民，由写婚姻框架之内的性行为扩大到了社会上有可能发生的所有性行为，包括通奸、偷情、淫乱、奸淫、同性恋、性虐待、性变态，由充满人性的性行为描写发展到性欲的放纵。写作艳情小说的主旨也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上一个时期的赞美男女之间的性爱，变成了对性爱的排斥、反感、批判和仇视，使艳情小说的功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充当思想解放的先锋、歌颂市民的新思想新观念，转移到了试图以艳情小说教化市民、挽救日益颓废的民风世情，叫作“以淫止淫”。由新兴阶级的代言人，变成了维护旧道德和传统思想的法官和审判者。造成了写作意图本身和小说文本所反映的真实之间的极大矛盾。

抓住了《金瓶梅》，也能够比较清楚地说明明末清初小说的分化、发展规律。《金瓶梅》一出，引起了我国古代小说的分化。一是描写现实题材的小说，由拟话本短篇白话终于发展到了章回长篇，人们有更大的表达空间去关注社会、描写人情世态。二是使人情世情小说开始独立于历史演义小说、神魔小说之外，成为一个比较独立的小说体式。三是《金瓶梅》给人们的创作启示，导致了小说思想的不断成熟，形成了小说创作的不同阵营和不同的作家群。有的作家以为小说应该具有丰富的社会内涵，以关注人生各个不同侧面、反映世态炎凉为主旨，形成了典型的人情世情小说创作高峰。有的作家关注青年男女的婚姻爱情，关注在动荡岁月里青年男女的命运，着力塑造纯情的男女，让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走上了一条才子佳人的创作道路。有的作者却关注人的性问题，想通过性的描写，发现人的恶与善，走进人本身，去关注人的命运，表达人性的肉欲，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生命运和社会影响，这就是艳情小说。

再次，《金瓶梅》在清代以来的禁书中，一直名列前茅，查禁的理由就是宣淫；同时一起查禁的小说里，在谈到《金瓶梅》时，也都把它当作淫书的代表作品。此书从它产生以后，就被列为淫书、禁书，直到今天其全本仍不能公开发行。所以造成了今天一方面受到文学史的重视，甚至在国际上引起极大反响，出现了“金学热”，另一方面，则遇到历代查禁，至今未予解放。甚至它的续书——《续金瓶梅》也被当作淫书。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称，有一种叫《玉娇李》的书，“笔锋恣横酣畅，似尤胜《金瓶梅》”，今已不存，可能在查禁中灭绝了。我们把它们当成艳情小说，也体现了对历史评价的尊重。

2.本身所具有的因素，完全具备艳情小说的基本特征

首先，《金瓶梅》故事模式属于典型的“一个男人和他的多个情人”的艳情小说模式。男主人公西门庆是清河县一个破落财主，在县门前开着个生药铺。发迹有了钱，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又和一般帮闲人如应伯爵、谢希大、花子虚等结为兄弟。一天，偶见潘金莲即设计与之通奸，鸩杀武大，娶金莲为妾。又谋杀花子虚，娶他的妻李瓶儿为妾，通婢女春梅，得了几笔横财。他先后结交了杨戬、蔡京，拜蔡京做干爷，提拔为山东提刑所做个提刑副千户、正千户。李瓶儿又生一子。可谓生子加官，达到人生高峰。后来李瓶儿所生的儿子为金莲设计致惊风死了，瓶儿不久也死了，西门庆又于某夜以淫欲过度暴卒。金莲与婿通奸，被正室月娘逐出居王婆家，仍被武松所杀。春梅被卖为周守备妾。后来金兵南下，月娘带遗腹子孝哥避乱奔济南，梦见西门庆一生因果，知孝哥即西门庆托生，因使孝哥出家为和尚，以赎前愆而修后缘。

书的主要情节是围绕西门庆的性爱生活而展开的。作者尽管写了作为明代中叶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新兴商人在商业资本的积累过程中勾结官僚、投靠官府的一些行径，但是，主要还是写他的性爱生活。西门庆拥有妻妾六人，日夜纵欲无度，还要奸污使女，霸占仆妇，嫖玩妓女，私通林太太。以此来展现他这个阶级对物欲、性欲的贪婪和不择手段。正如潘金莲说他是“属皮匠的，缝着的就上”，“若是信着你意儿，把天下老婆都要耍遍了罢”!所以人们评论它“独罪财色”。作者在书的开头引用一组《四贪词》也开宗明义，批判这种人性弱点：“休爱绿鬓朱颜，少贪红粉翠花钿。损身害命多娇态，倾国倾城色更鲜。莫恋此，养丹田。人能寡欲寿长年，从今罢却闲风云，纸帐梅花独自眠。”只不过它的视野宽阔，加上了“酒”、“财”、“气”。(图35)

其次，它的主题是一般艳情小说的主题：纵欲伤身，贪欢淫报，“欲要止淫，以淫说法；欲要破迷，引迷入悟”。西门庆、春梅纵欲身亡，潘金莲偷情、买奸行俏而被杀。它是以三个女人的名字作为小说题目的，三个女人都与男主人公发生着性的关系。并且都是在婚姻之前就已经发生了不正当的性关系，然后才纳入妾的名分中的，也符合艳情小说男女自行控制性行为、由性到婚姻的反传统思想。

其三，尽管性爱描写的文字占不到全书的十分之一，但是，两万多字的性爱描写，也比得上一部中篇小说的规模了；何况有关性的描写竟然多至105处，素有大36处、小36处描写之称，包括了各种各样的性爱范畴。郑振铎的《谈〈金瓶梅词话〉》曾提出这样一个假设：“其实《金瓶梅》岂仅仅为一部淫书!如果除尽了一切的秽亵的章节，它仍不失为一部第一流的小说。”然而，也有人反问：果真将《金瓶梅》中的性描写删除殆尽，那《金瓶梅》还成其为《金瓶梅》吗？基于对《金瓶梅》艳情小说的定位认识，显然，性描写作为《金瓶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确已渗透至小说的题旨、形象、叙事之中，与小说无法分离。

其四，作者的审美观是艳情小说的审美观。作者出于写实主旨而进行了大胆的暴露，对男女主人公荒淫糜烂而腐朽的生活进行了描写，也可能是欲使其痛必先使其快，突出纵欲亡身的主题。作者对性爱描写痛快淋漓，有时还采取了欣赏的态度。具体表现为对纵欲的审美，再现性行为的感官刺激，展示性行为的具体细节，突出性享乐、性淫恶的变态畸形行为。具体的性行为描写上，也具有所有艳情小说所共有的特征。其语言更具有共性特征。一是使用了以前文言艳情的语句，二是给后来者以模拟的范本。

图35　《金瓶梅》反映了诸多的社会现象

3.《金瓶梅》提出的淫报的小说思想和创作主旨，奠定了艳情小说的基本主题

对《金瓶梅》的主题，学界有不同看法：有的把它看成是世情书。《金瓶梅》是世情书，是始于鲁迅先生给下的判断，主要基于它在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而言的：

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初惟钞本流传，袁宏道见数卷，即以配《水浒传》为“外典”(《觞政》)，故声誉顿盛；世又益以《西游记》，称三大奇书。万历庚戌(一六一○)，吴中始有刻本，计一百回，其五十三至五十七回原阙，刻时所补也(见《野获编》二十五)。作者不知何人，沈德符云是嘉靖间大名士(亦见《野获编》)。

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故世以为非王世贞不能作。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则与本文殊不符，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缙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

对于书中大量的性爱描写，鲁迅先生也从两个方面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

故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世，万事不纲，爰发苦言，每极峻急，然亦时涉隐曲，猥黩者多。后或略其他文，专注此点，因予恶谥，谓之“淫书”；而在当时，实亦时尚。成化时，方士李孜僧继晓已以献房中术骤贵，至嘉靖间而陶仲文以进红铅得幸于世宗，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于是颓风渐及士流，都御史盛端明布政使参议顾可学皆以进士起家，而俱借“秋石方”致大位。瞬息显荣，世俗所企羡，侥幸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风气既变，并及文林，故自方士进用以来，方药盛，妖心兴，而小说亦多神魔之谈，且每叙床笫之事也。

有的以为有所寄寓，提出了寄寓说。欣欣子的序中说“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张竹坡作《第一奇书》批评，曾冠以“苦孝说”，顾公燮的《消夏间记摘钞》也详记王世贞以此书毒害严世蕃为父复仇事。

有的重在肯定它的社会价值，提出了社会价值说。《金瓶梅》具有深刻的社会认识价值，在中国的一切旧小说中，它是一部最能表现时代、最富有社会性的杰作。它写一个恶霸土豪一生怎样发迹的过程，写这个阶层荒淫无耻的表现，具有很大的时代意义。它是一部伟大的写实小说，赤裸裸地毫无忌惮地表现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出一个最荒唐的堕落社会的景象。它是第一部全面反映明代世情人情的小说，据朱一玄编的《金瓶梅词话人物表》统计，前后出场的人物竟有853人之多。这些人物中，除了西门庆的一妻数妾外，其他各种人物上自皇帝，下至贩夫皂隶，几乎无所不有。其中有皇亲、太监、文武百官、城乡居民、工商业者、男女奴仆、医生、三姑六婆、球技、优伶、娼妓、和尚、道士、尼姑、命相、法师、山林强寇等。还有经商买卖的，其中包括卖馉饳的、卖时新果品的、贩绸绢的、贩盐的、开解当铺的等等，洋洋洒洒浑然是一幅明代都城的《清明上河图》。是明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是明代市民阶层、商人生活的记录。其携带的文化信息，既真实而又全面广泛，是研究社会学、文化学、民俗学不可多得的重要参考资料。

有的从商品经济的角度，提出了它是商人的生活史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悲剧史的观点。它通过一个商人的盛衰，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在封建社会母体中畸形生长以致早早自我毁灭的历史文化原因，说明了明代资本主义由于自身存在的种种缺憾，在中国是没有前途的。

有的认为它揭露了统治阶级人性的丑恶，提出了统治罪恶说。它通过对于一个综合几种身份的人物和行动的刻画，揭露了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压榨和剥削人民的罪行，通过对于一个巧取豪夺发家致富、因而肆求声色犬马之娱的典型人物的家庭丑史的暴露，揭穿了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龌龊的一面，启示读者，这种社会必然要走向灭亡。作者还通过各种人物的刻画和描写，揭露了那些只是建筑在金钱势力上的人与人之间畸形的甚至是血淋淋的人际关系，把放纵情欲、追逐淫乐、道德极端败坏、堕落的现象赤裸裸地描绘出来。而这样的无所顾虑和毫不隐晦的记录又都集中于暴露那个特定时代的封建制度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在相当程度上接触到社会的一些本质问题。

有的抓住作者反复强调的创作主旨，提出了独罪财色说。《金瓶梅》的可贵之处，在于密切关注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对世俗社会的实际生存状态有着深刻而真切的认识。作者将西门庆的物质生活与两性生活作为叙事焦点，从生理层面对人的自然欲望作全方位的展示。一是西门庆用各种令人不齿的方式获取物质财富，不仅出于满足个人奢糜生活需要之目的，更将之作为蔑视传统理性原则的精神支柱。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实力，西门庆获得了商贾们梦寐以求的政治地位，并轻而易举地占有了多名女性。在物质利益的诱惑下，众人心甘情愿地向西门庆献出了肉体和灵魂。西门庆的不可一世，朝廷大臣的坦然受贿，应伯爵们的逢迎巴结，王六儿等人的投怀送抱，说明了物质利益具有举足轻重的支配作用；人们的物质欲望实际上不受理性原则控制。二是物欲下的色欲，更是一匹野马，放纵恣肆，触目惊心。西门庆、潘金莲满足于交媾的快感，甚至以生命为代价；陈敬济、李瓶儿、庞春梅、王六儿、林太太等人也在放纵着自己的肉欲。在他们心目中，两性结合无须情感交流，也不必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唯一只是从对方的肉体中获得生理满足和新奇刺激。“李瓶儿由乖戾转变为温柔，潘金莲种种不安本分的变态行为，以及众多女性乐意接受西门庆疯狂的性榨取，其内在心理依据则是她们将生命价值定位于性欲满足。”

以上各说，用意都在否定它为“淫书”，想提醒人们注意《金瓶梅》的社会价值，这些分析的积极意义自不待言。它们扭转了人们带着黄色淫书的眼光看《金瓶梅》的局面，对正确对待、研究《金瓶梅》无疑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它们并没有使《金瓶梅》跳出艳情小说的历史判断和现实判断的樊笼，《金瓶梅》照样属于禁书范围，盗版者、卖者、买者，都是在地下活动的。1989年有人曾经因为盗印全本的《金瓶梅》而被判处无期徒刑。

三、《金瓶梅》性爱描写的典型意义

综合各个方面的因素，我们仍然把它当作艳情小说的代表作品。《金瓶梅》提出的淫报的小说思想和创作主旨，奠定了艳情小说的基本主题。

《金瓶梅》的性爱描写在中国古代艳情小说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典型性，达到了艳情小说性爱描写的最高水平。

第一，以性爱描写为主要内容。它通过典型的环境、人物、事件，通过具体的环境、形象、心理描写方式，通过想象、夸张的构思和表现方法，全面、深刻地展现人物的性活动及其带来的人物的命运，自然符合市民、民众的趣味，寄托了现实世界人们反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人生平等自由的可贵理想，反映了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的民本思想和劝善惩恶、警醒世人的思想倾向。它以性爱描写为主要情节，以一男与几美或者一女与几男同淫乐构成章回，并以小说主人公的性爱活动为线索，写其由于性爱导致的命运变化、在性爱中表现出来的人性以及审美观念，反映其性爱活动的社会影响和社会价值。作为主要人物，西门庆追逐女人如狂蜂追蜜、浪蝶逐花，将肉欲享乐作为人生的唯一追求，这也导致了他的死亡。从反映的性关系来看，艳情小说多以社会、家庭所不能容忍和承受的情为主，就是性欲、肉欲，是性关系将小说中的人物联系在一起。它反映了男权社会两性错位的性观念、性风俗、性文化、性心理。

第二，《金瓶梅》在性爱描写的创作思想和小说主题上非常复杂。从创作思想来看是以淫止淫，写世风日下、因果报应或者轮回、色空观念，是一种卫道、宗教说教、现身说法或者颓废的人生观，但是又以性愉悦为中心，突出男女性器官和性心理的感受，反社会性强，以满足作者和读者的意淫，暴露了作者对主人公以纵欲为享乐行为的心理认同。作者陷入肉欲的世界而不能自拔，极力表现的是性爱之恶，大大削弱、变异了作品的主题。在《金瓶梅》里，“春药”就是和“纵欲亡身”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的性爱就只剩下性交，而不会有什么爱情了。

第三，性爱描写的审美观念低级庸俗。艺术美是生活美的反映和升华，而性美是生活美的重要内容，因而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文学艺术作品之中；另一方面，文学艺术又反作用于社会生活，使欣赏者接受熏陶，提高人们的审美水平，包括性审美水平。而艳情小说所欣赏的不是爱情、纯情、才情，而是滥情、淫情；它写到的性爱多是婚前性行为、偷奸、乱伦、群奸淫乱、同性恋、虐待狂等不正常的反社会、反文明的性爱；它极力张扬性爱，在展现性爱表现方式上获得快感，以新奇、刺激作为亮点招徕读者。它一般不提供一些社会内容以供人们思索，只是宣扬性爱快乐。

西门庆与所有与他有性关系的女性——不管是他的妻妾，还是丫环、仆妇、外室、妓女，都与权势或金钱相联系，但是也不能忽视性能力和相貌。正如王婆所说的，偷情要有五种基础和能力——“潘、驴、邓、小、闲”。只有潘安容貌和风流体态，或者凭借着春药甚至是生殖器的手术改造、训练的高超性交能力，才能俘虏美人。它以女性作为审美对象，写男人都是千方百计满足女子性欲的种种变态。它对女性采取不尊重的方式，性能力强的、让他们招架不住的女子被描绘成淫荡的化身，并且制造了许多折磨女性的方法，如西门庆在葡萄架下对潘金莲的摧残。

第四，《金瓶梅》张扬女子的性欲、放荡和淫乱，对抗传统的贞操。在作者的笔下，女人的形象与传统的文学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刻画了许多淫妇形象——女人的情欲像火，越撩越旺；又像水，一发而不可收拾。《金瓶梅》中的金莲和春梅，就是这样的典型。

第五，性爱描写以满足男性性心理为目的。艳情小说中有很多主人公，多是色情狂和虐待狂，周旋于五美、十二钗之间，已经是非正常的性欲了。《金瓶梅》中，他们将肉欲享乐作为人生的唯一追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不择手段。西门庆竟然要和奸了嫦娥，就是坦白的宣示。西门庆不但借助于缅铃、颤声娇、相思套子等器具，而且还经常服用春药，乃至因此而暴亡，可谓极致。

第六，性爱描写手法直白、刻露。从性描写的分寸上看，艳情小说多具有露骨、渲染、粗俗、欣赏的特征。《金瓶梅》无疑是其典型的代表作品。

第七，其性爱描写催熟了一个新的消费市场。《金瓶梅》作者的本意不一定是当作商品，但是，当《金瓶梅》刚刚以不完整的手抄本的形式在为数极少的几个士大夫手里传播的时候，就有人觉得这本书潜在的市场效应很大，要刊行。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吴有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金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予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从这段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到，书商见到有市场效益的书，就用重金购买，马上刊刻。书商对艳情小说非常感兴趣，遇之必刻，并且专门雇佣作者，编撰系列艳情小说，先《金瓶梅》，马上就有《玉娇李》和以后的《续金瓶梅》系列。这种商业行为，致使有为《金瓶梅》翻案的学者竟然产生了这样的看法：《金瓶梅》原无淫秽语，“后来再刻本时，书贾们出于敛财需要，迎合明末淫风，对它大加伪撰，并更名为‘词话’，这才使它成了一部白璧蒙污、毁誉参半的名著加‘淫书’的”。

四、《金瓶梅》的续书

1.《玉娇丽》

小说在明清以至近代，引起许多人的关注，为《金瓶梅》以后有影响的艳情小说。据《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介绍，《玉娇丽》又作《玉娇李》，已佚。

张无咎于泰昌元年(1620)在《北宋三遂平妖传序》中最早记载了小说的信息：“《玉娇丽》、《金瓶梅》，如慧婢作夫人，只会记日用账簿，全不曾学得处分政，效《水浒》而穷者。”

其故事大概，清俞樾《茶香室丛钞》卷十七引沈德符《顾曲杂言》有言：“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中郎又云：‘尚有名《玉娇李》者，亦出此名士手，与前书各设报应因果：武大后世化为淫夫，上杀下报；潘金莲亦作河间妇，终以极刑；西门庆则一呆憨男子，坐视妻妾外遇，以见轮回不爽。’中郎亦耳剽，未之见也。”蒋瑞藻《小说考证》于此条下有按语云：“《玉娇李》书，仆外舅何乃普家有之。曲园谓世不复有，殊非。然仆亦尝披览一过，用意用笔，都不甚佳，事实亦与沈氏所纪不类，岂好事者伪撰，袭其名以行耶？”

2.《续金瓶梅》

小说刊刻于顺治十五年，是因果报应书，属于世情小说，不是艳情小说。它就佛经上说的因果轮回，遵着戒人为恶、劝人为善的意图，讲出阴曹报应、现世轮回。但是受《金瓶梅》的影响，人们一直把它当作艳情小说。它确实有很多性爱描写，集中在几篇“游戏品”里。另外，它对女子同性恋、特别是建立在肉体和感情上的女子同性恋行为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如模拟男女交合、烧香疤等。

它对《金瓶梅》的评价，也有真知灼见：

单表这《金瓶梅》一部小说，原是替世人说法，画出那贪色图财、纵欲丧身、宣淫现报的一幅行乐图。说这人生机巧心术，只为贪图财色，猛上心来，就毒杀平人，好娶他的美妇，暗得他的家私，好不利害，白手起家，倚财仗势，得官生子，食的是珍馐，穿的是锦绣，门客逢迎，婢妾歌舞，攀高接贵，交结权门，花园田宅，极尽一时之盛。也不过一场春梦，化作烈火烧身，不免促寿夭亡，受尽轮回之苦。淫人妻妾，依旧妻妾淫人；富贵繁华，真是风灯石火。但是由于人的欲望与价值观念，只因众生妄想，结成世界，生下一点色身，就是蝇子见血，众蚁逐膻，见了财色二字，拼命亡身，活佛也劝不回头。依旧生于此门，死于此户，无一个好汉跳得出阎罗之网，倒把这西门庆像拜成师父一般。看到“翡翠轩”、“葡萄架”一折，就要动火。看到加官生子、烟火楼台、花攒锦簇、歌舞淫奢，也就不顾那髓竭肾裂、油尽灯枯之病，反说是及时行乐，把那寡妇哭新坟、春梅游故馆一段冷落炎凉光景看做平常。救不回那贪淫的色胆、纵欲的狂心。

所以，小说的创作思想有时候和它的社会效果并不能完全一致，甚至适得其反：“眼见的这部书反做了导欲宣淫话本。少年文人，家家要买一部，还有传之闺房，念到淫声邪语，助起兴来，只恨那胡僧药不得到手，照样做起。把这做书的一片苦心变成拔舌大狱，真是一番罪案!”康熙年间，《隔帘花影》问世，对《续金瓶梅》进行了改写，故事情节较为集中、精善，但不久遭禁毁。今存清“本衙藏板”本，卷首有四桥居士所撰序文。有人认为四桥居士即本书作者。据胡士莹考证，四桥居士为程自萃。其刊行应当是在《续金瓶梅》遭禁后不久。另有《金屋梦》，也为其改编本，讲吴月娘与孝哥历尽多种磨难，后来得成正果，而已死的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等人在阴间不思悔改，终日淫乐遭报应。

3.《三续金瓶梅》

《三续金瓶梅》40回，讷音居士编辑。据《古本小说集成》，因本书小引署“时在道光元年，岁次辛巳孟夏”，可知为道光元年(1821)抄本。原为马隅卿先生旧藏，两函16册，为海内外仅见之孤本，今归北京大学图书馆。讷音居士不详何人。

小说写西门庆死后七年由普静禅师大展幻术，使其还魂，与吴月娘、庞春梅团圆，又续娶了葛翠屏、黄羞花，冯金宝。围绕这个家庭，作者展叙了破“酒，色，财，气”四大迷关、“贪，嗔，痴，爱”四种妄执，勾心斗角、享乐淫荡、因果报应的故事。

小说前有作者自序，以为西门庆虽有武植等人命几案，其恶在潘金莲、王婆、陈经济、苗青四人，罪而当诛。看西门庆、春梅，不过淫欲过度，利心太重。若至挖眼、下油锅，三世之报，人皆以错就错，不肯改恶从善。试图自“幻”字起，“空”字结。“旧本一切秽言污语，尽皆删去。不过循情察理，发泄世态炎凉，消遣时恨，令人回头是岸，转祸为福。读者不可以淫书续淫词论”。但是，小说仍有多处艳情描写，只不过乏味和无聊罢了。

第六节 白话中篇章回艳情小说

这个时期出现了一大批白话中篇章回小说，属于艳情小说的代表作品。从主题、艺术、审美风格上看，大都比较定型，属于艳情小说里面的上乘之作。

一、《绣榻野史》

《绣榻野史》4卷，存万历刊本。当作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前后。也有题“情颠主人著，小隐斋居士校正”的。重要的版本有醉眠阁、种德堂和本衙藏本三种。醉眠阁本，4卷，不分回。每卷分若干则。从叙中可知，此本非原刊本，本书之评及断略，为叙者所作。叙后为“李卓吾先生批评绣榻野史传奇目录”。此书之眉批及各则末之批，颇多摘自《西厢》者。此书现存波多野藏本，曾为日本元鹿岛氏收藏；高罗佩藏本，原为日本东京文求堂田中庆太郎所有，后让予高罗佩，现藏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图书馆。种德堂本，日本山口大学《栖息堂文库》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均有收藏，为明刊本。

王骥德谓此书为吕天成“少年游戏之笔”。王骥德《曲律》卷甲记载：“勤之(吕天成字)童年便有声律之好，既为诸生，有名，兼工古文词，与余称文字交二十年。每抵掌谈词，日昃不休。孙太夫人好储书，于古今戏剧，靡不购存。故勤之浏览极博，所著传奇，始工绮丽，才藻煜然。最膺服词隐，改辙从之，稍流质易。然宫调字句平仄，兢兢毖毖，不少假借……勤之制作甚富，至摹写丽情亵语，尤称绝技。世所传《绣榻野史》、《闲情别传》，皆其少年游戏之笔。”他年未四十而卒，写下了不少作品，有《双阁》、《四相》、《四元》、《神剑》、《二禙》、《神女》、《金合》、《戒珠》、《三星》等剧本和其他短剧，在当时颇享盛名。

书叙扬州秀子姚同公，自号东门生，妻亡与小秀才赵大里相通，后娶金氏貌美，被赵大里勾搭上手。东门生决意报复，设计将赵大里之寡母麻氏搬来姚家居住，于是麻氏嫁姚同公，金氏归赵大里，后麻氏、金氏及赵大里俱亡。小说以东门生梦见麻氏变为母猪、金氏成母骡、赵氏为公骡，前来诉说报应之苦，因而大彻大悟，剃发出家作结。(图36)

《绣榻野史》明显受到《金瓶梅》的影响。二者一是主人公名字相关联，一个西门，一个东门。一个要淫遍天下所有女人，一个丑陋的前妻死后，他发誓“定要寻个极俊俏的做继室媳妇”。二是看出宣淫的特点，喜写恶淫，如写金氏与大里第一次交合，金氏使出浑身手段战败了大里，直到他讨饶为止，两人都感到不满足，约定再战。第二次交合前，大里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吃过春药，并暗中将淫药放入金氏阴户。两人缱绻多时，金氏屡战屡败，弄得外阴红肿，疼不可忍，大里仍然金枪不倒，连奸丫鬟赛红和阿秀。这与《金瓶梅》葡萄架一段同样恶趣。这一情节，是后来东门生报复大里、引诱其母的缘由。此外，还大肆渲染了变态的同性恋、后庭之乐、偷窥。三是同样的淫欲世界，只不过启示不同。小说中的男男女女，包括丫鬟使女，都充满着情欲的冲动，尽管这种冲动已被曲解为变态的性欲亢进，但我们仍然可以感觉到礼教压抑下的人性的张扬，仍然能够反射明中叶后期风气的糜烂、知识分子堕落于情色之中不可自拔。所以作者表明自己写书、刻书是“以淫止淫”。我们从中看到了晚明之没落、士风之腐朽。这也正是小说的社会价值所在。再如，通过小说里女子之口，也反映了一定的性不和谐的问题：

图36　明万历醉眠阁本《绣榻野史》插图二幅

记得我十五六岁到赵家做新妇的时节，头一夜他合我睡，先把嚵唾擦在下面，后把手指头着在里边挖，挖得我疼杀人，他把屌儿只在下面略擦，擦着皮儿他就来了。一来他就软了，后来把指头夜夜挖挖的，我下面开了些，只见他的东西，刚才放进去，略动一动又来了，一来又不动了。过了一年，遭遭做事，定先放些嚵唾，才放他的东西去，他也有三四抽来的，也有五六抽来的，极少的十三四抽来的，我问他，你怎么也有一两抽来的时候，也有十三四抽来的时候。他说男子汉七八抽的极多，两三抽的亦不少，我到十三四抽才来，这叫极长久的，人人都不会的，如今大嫂说一千抽，定是一百多遭凑来凑数的……我十六岁上生了儿子，下面也不十分紧了，他的东西放进去，他也不常擦，常常做事，我也不推他，他来得极多，来一遭定是手脚冰冷的，后来夜夜合我弄，我下面也有些快活了，只是才快活他又来了，就缩小了，甚是没有趣，他也狠命的弄我，弄得身子弱了，夜间又梦泄。我只得摸着他硬的时，我就扒上去套着，我在他的身上，略墩两墩，他又说来了，我只得扒落下去了，后来他渐渐的成了劳病。火动的时候，东西也就硬了。只是略略一抽就来了，来的都是血，晕去死了。

对于守寡的苦难，小说也有直接的评论：

依妇人守节，起初的还过了，三四年也就有些身子不快活，一到春天二三月间，春暖花开，天气温和，又合合弄的人昏昏倦倦的，只觉得身上冷一阵、热一阵，腮上红一阵、腿里又酸一阵，自家也晓不得，这是思想丈夫的光景。到二十多岁，年纪又小，血气正旺，夜间易睡着，也还熬得些，一到三四十岁，血气枯干了，火又容易若动，昏间夜里盖夹被，反来伏去没思想，就远不的了；到了夏间，沐浴洗到小肚子下，偶然挖着，一身打震蚊虫声儿婴的把蜜又咬，再睡不安稳。汗流大腿缝里，浙的半痒半疼，委实难过了；到了秋天凉风刮起，人家有一夫一妇的，都关上窗儿，生了吃些酒儿，做些事儿，偏偏自己冷冷清清，孤孤凄凄的，月亮照来，又寒的紧，促织的声，敲衣的声，听得人心酸起来，只恰得一个人儿搂着睡才好；一到了冬天，一发难过，日里坐了对着火炉也没趣，风一阵、雪一阵，只要睡了，冷飕飕盖了棉被，里边又冷，外边又薄，身上又单，脚后又像是水一般，只管把两脚缩缩了才睡，思热烘烘的睡，搂了一个在身上，便是老头也好，思想前边才守的几年，后边还不知有四五十年，怎么捱的到老，有改嫁的体面不好，叫人睡的，那个人又要说出来，人便要知道，如今婆婆假充了奴家，要合他弄一夜，等他着实干得婆婆快活，也强如缅铃弄弄痒，也不枉了做了上世。

所有这些，都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在性爱描写上，比起《金瓶梅》来，小说体现了才子、戏剧家的游戏之作的特点：一是写了荒唐的性爱游戏——东门生主动促成老婆与娈童的淫乱。金氏和大里虽然有些眉来眼去，但毕竟不敢公然成奸。东门生劝金氏说：“他便叫做我的阿弟，就像你一样的老婆，都是我戏过的，说甚么羞人呢？”接着又去挑逗大里，大里有点羞羞答答，东门生便说：“那个有甚么难，当初苍梧饶娶了老婆，因他标致，就让于阿哥了，难道我不好让于阿弟么？”并作具体安排，先将大里请到书房，再将金氏推进书房中去，把门扣住，让两人白昼宣淫，自己在门缝里看得津津有味。这反映了一个问题，娈童往往与妻妾苟合。这样的情节模式后来被《桃花影》、《桃花艳史》、《欢喜缘》、《碧玉楼》、《春情野史》等所模仿。二是写了守寡女人的堕落——东门生谎称外出暗藏别室，麻氏与金氏同床而眠，晚上，金氏百般挑动麻氏的情欲，又用缅铃使麻氏无法自制，暗中引东门生与之交欢。事明后，麻氏仍沉湎淫乐，三人同淫。小说在这一方面描写得很到位，其情节成为后来的模式。三是换妻游戏开始出现。金氏与麻氏争风吃醋，为了平息混乱，麻氏提出一个办法，将大里和金氏配为夫妇，自己和东门生凑成一对，以致重新组合成了两个“家庭”，但又不受“家庭”的限制，东门生仍与大里、金氏一起日夜宣淫，加上丫鬟使女一齐鬼混。四是写了好多的性爱辅助形式，如写到了象牙角先生、春意图儿、缅铃、淫药及其具体的用法，并特别强调“此药只得施于娼妇，人家女人不可用，此药能损寿，多用则成弱症也”。

正因为以上这些因素，小说被人们说成是“如老淫土娼，见之欲呕”，“流毒无尽”。

在创作主旨上，小说继承了《金瓶梅》的主题——淫报劝惩。大里与金氏、东门与麻氏之间淫乱一团，丑声外传，正值学院出巡到扬州，地方状告东门生与大里行止有亏，东门生与诸人畏罪逃入山区。后来，麻氏生了两个儿子，但因性欲难熬，不满周月便与东门生纵欲，得日月风而死。金氏也因纵欲过度，得色痨而卒。东门生与大里设法到别处寄学，来到北京，但乡里人早把他俩的丑事传遍，北京也没人理会他们，两人只得回家，走到半路，大里遇了疫气忽然死了。赛红、阿秀嫁人，只有小娇照料麻氏所生的两个儿子，与东门生相依为命。

不过，对主人公的惩罚，不像《金瓶梅》以死亡作结，而是另有一条路子——看破红尘出家，以佛家的色空观念诫世人回头是岸。

吕天成是优秀的戏剧作家，因而本书在写作上有可取之处。在创作思想上，作反弹琵琶、因势利导的文章：

有客过我曰：“先生不几诲淫乎？”余曰：“非也，余为世虑深远也。”曰：“云何？”曰：“余将止天下之淫，而天下已趋矣，人必不受，余以诲之者止之，因其势而利导焉，人不必不变也。”(憨憨子序)

这种以淫劝淫，较好地解决了宣淫与劝诫之间的矛盾，形成了独特的艳情小说创作思想。

在创作艺术上，小说显示了很深厚的文学功力。作品线索清楚，从东门生引出赵大里、金氏；由大里与金氏苟合，金氏“吃亏”，引出东门生与麻氏的通奸；由麻、金的内讧，引出“夫妻”关系的置换；由两家合一，乱伦鬼混，引出邻里的抗议、官方的查办；接着，引出一家的衰败、众人的死亡、东门生的怪梦及忏悔、彻悟。叙述条理分明，巧合顺理成章。

在细节描写方面，有些描写很风趣，比较真切地反映了家庭情趣和民间风尚，即使放到《金瓶梅》或《红楼梦》中，也不逊色。如写金氏与大里行乐一段：“替大里脱衣服，解下裤儿来，看见大里的屌儿棒槌一般的大，便双手拿住。道：‘我的心肝，你像个被曲鳝呵了胞的，怎么比昨夜又大了些？’大里道：‘你怕么？’金氏道：‘天下只有嫌屌儿小的，那有放屌儿不进去的屄。我正全要他爽利一爽利，那有怕他的理？人说的好，开开了羊饭店，凭你这大肚子。’”

语言方面，运用了大量口语，生活化，具有艺术感染力。如“一口水吞了他”、“镔铁风磨铜羚羊角金刚钻变的屌儿，放进我的屄里去，不怕他不消磨哩”、“就像是小娃子吃糖，吃了一块又要一块的”、“真叫做得福不知，又叫做吃肉厌了，又思想菜吃呢”、“定要斩了和尚的头，剥了将军的皮，抢了两个鸡蛋，放在热锅里，弄的稀烂”。而东门生和麻氏、金氏喝酒行令，保存了难得的明代民间绕口令：

芭蕉芭蕉，有叶无花，一径霜打，好像南胆部洲大明国浙江等处家宣布政使司，杭州府钱塘县西湖边藕花，居静里里西廊下，一直进去黑亮芭，里面老和尚甸破娑裟。

月子湾湾照九州，也有几人欢来几人愁；也有几人高高楼上饮了好酒；也有几人挑担落了个他州，楼下吊了个牛，楼上放了个油，楼下牛曳倒了个楼，打翻了个油，压杀了个牛，捉了牛皮赔了个楼，牛油赔了油，卖油的客面上哭得两泪交流。

一个怕风的蜜蜂，一个不怕风的蜜蜂；那个怕风的蜜蜂，躲在墙里；这个不怕风的蜜蜂出来，扯那个怕风的蜜蜂；那个怕风的蜜蜂，骂这个不怕风的蜜蜂：“我倒怕风，躲在墙洞里，你不怕风，怎么扯我出来呢？”

二、《素娥篇》

《素娥篇》，《通俗小说总目提要》说不题撰人，首有方壶仙客序，据序知为邺华生著。为万历间刊本，藏美国印第安纳大学金赛研究所。为版画，或半叶一图，或相对之两半叶合为一图，图为春宫。每图后附以诗词，诗词优美，为写刻，刻工为黄一楷。

全篇据《甘泽谣》之《素娥篇》敷衍而成。说素娥为唐武三思嬖姬，出生时有百花之香冉冉从空中飘至，馥郁满室。既堕地，觉肌体自香，口气随风而扬，疑吐兰麝。襁褓中，莹彻如广寒玉蟾，隐隐晶光逼人。母韫绝怜爱之，不知乃花月之妖，结为一灵，而托胎于人间。三思者，武则天后犹儿宠爱，穷奢极欲，就京城大起第舍，山池园台，洞天阁道，绵亘数十里。花木鸟兽，四时皆春，五步一楼，十步一阁。缦回连属，周遭相望。收选天下曼姝艳质，及公卿所进美女，充斥其中，从行诸姬，次第进御。云雨巫山，兴浓辄极。当时所幸，皆佳丽尤物。素娥为三思从人间得来，对其平等相视，群姬妒欲抑而掩之，竟难得近三思身，愤愤郁抑，情况无聊，见杨花之乱飘，感春风之骀荡，适有蝴蝶双来，激动热肠，遂作“春风荡”一诗以自见。夜来反侧不寐，听晓钟之动，长门兴怨，又作“长门嘲”一首以自见。二诗咏在壁，三思见之，搦管题诗，命留木兰亭北。素娥闻诗，潜窥其意，喜不自觉。渐渐称身以近之。后来与三思亲近，自后诸姬退房，素娥专宠。两情琴瑟，法演四十三势，凡皆遇景生情，遇情生势。每一势，素娥辄名之，谓掌上轻盈、花开蝶恋等。这些内容是全书的主要部分。

三思朝遨暮嬉，与素娥搬舞四十三势，惟莫知其所出，心中自讶，何物老媪，生此灵馨儿。又心心自夸，前生何修，得种此菩提缘。又心心自闷，第恐人间尤物不坚牢，常摘花戏素娥曰：“此花摇曳，何如卿卿解语花？所从来，毋乃天人乎？”心固疑之。忽狄梁公排其户而造其堂，稔闻素娥殊色，再三请出之。素娥倏忽不知所在，俄闻壁间语曰：“吾乃花月之妖，梁公正人，不敢见。”三思闻罢大骇。素娥既露泄本来面目，身不自安，改容易服，玄冠羽衣，敛衽拜下，说自己是花月精魂，炼修岁年，业已驰名紫庭。宁书绛简暂谪人间，义不可久留。而今而后尘缘断绝。并要求三思一起入道：“君亦有道骨，久恋人间世，沉迷苦海有何趣味？愿以君肉团躯置人世，以君真精魄同往终南山修炼。吾其前车，君其后辕，飘然步虚朝元，不枉此生相逢，何如？”三思幡然兴动入玄之念，泣下求携。异日雷电晦冥，素娥乘飚飞去，隐隐空中，若有三思相从。然三思尚旦旦暮暮，依然随朝带漏。二人自去终南山，深诣宗趣，故数年后，三思并肉团身灭。

小说有明显的特点。第一，图文并行。说明这个时期，小说插图受到了读者的青睐，刊刻多有插图。另外，也说明这个时期春宫图兴盛。

春宫画是描绘男女性爱生活、特别是各种性交姿态的图画。由于它最初产生于帝王的宫室，描写春宵宫帏之事，所以称为春宫。其实，春宫画的起源应该有两个，一个是沈德符《敝帚斋余谈》里说的起源于宫中的淫乐，如广川王刘海阳、齐后废帝萧宝卷、隋炀帝、唐高宗、武则天等：

春画之起，当始于汉广川王画男女交接状于屋，召诸父姐妹饮，令仰视画。及齐后废帝于潘妃诸阁壁，图男女私亵之状。至隋炀帝乌铜屏，白昼与宫人戏，影俱入其中。唐高宗“镜殿”成，刘仁轨惊下殿，谓一时乃有数天子。至武后时，遂用(镜殿)以宣淫。杨铁崖诗云：“镜殿青春秘戏多，玉肌相照影相摩，六郎酣战明空笑，队队鸳鸯浴饰波。”而秘戏之能事尽矣。后之画者，大抵不出汉广川齐东昏之模范，唯古墓砖石中原此等状，间有及男色者，差可异耳。

余见内庭有欢喜佛，云自外国进者，又有云故元所遗者，两佛各璎珞严妆，互相抱持，两根凑合，有根可动，凡见数处。大珰云，帝王大婚时，必先导入此殿。礼拜毕，令抚摩隐处，默会交接之法，然后行合卺，盖虑睿禀之纯朴也。

今外间市井等人亦间有之，制作精巧，非中土所办，价亦不赀，但比内庭殊小耳。京师敕建诗者，多旧制，有绒织者，新旧俱有之。闽人以象牙雕成，红润如生，几遍天下，总不如画之奇淫变幻也。工此技者，前有唐伯虎，后有仇实甫。今伪作纷纷，然雅俗甚易辨。

倭画更精，又与唐、仇不同，画扇尤佳。余曾得一扇面，上写两人野合，有奋白刃驰往；又一挽臂阻之者，情状如生，旋失去矣。

一个是源于民间一些性书的插图、女儿图、枕边书、嫁妆画、压箱底儿、绣春囊、避火图等实用的、功利的东西，包括汉代画像石。它们是民间重要的性教育、性启示方式。汉张衡《同声歌》中所述的：“得充君后房，高下华灯光，衣解金粉御，列图陈枕帐，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众夫所稀见，天老教轩皇。”说的就是新婚之夜，男女新人按照春宫画上的性交技巧去做。

在明朝中后期，唐寅(1468—1523)在春宫画方面是一个代表人物。他的春宫画为大幅绢本，也有小幅的春宫画。但是，真迹已经很少传世，《小姑窥春图》今藏日本，套画《风流绝畅图》共有24幅，十分有名。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徽派刻工黄一明曾根据唐寅的原作摹刻为版画，并且印行于世。荷兰学者高罗佩在《秘戏图考》中考证，晚明社会春宫画册非常流行，品种风格各异，而以五色套印的木版春宫画册最为精美。这类画册装裱非常讲究，以24幅的册页居多，画面之外皆配以色情诗词。并记载了《胜蓬莱》、《风流绝畅》、《花营锦阵》、《风月机关》、《鸳鸯秘谱》、《青楼景》、《繁华丽锦》、《江南消夏》等8种春宫画册，它们大多产生于从隆庆到崇祯的近80年里，有些不仅是春宫画册中的佼佼者，也代表着中国传统套色木版画的最高成就。

在《素娥篇》里，我们证实了以上对明中后期春宫画兴盛的说法。书商将其嫁接到小说中来，使二者融合为一体，更满足了读者对于性交姿势的欲望——小说可以当一般艳情小说阅读，也可以当春宫图收藏、使用。从这些插图里，我们能看出这个时期所有小说津津乐道的任何一种性交姿势，可谓是集大成者。

第二，诗文并茂。对于每一种姿势，作者既有浅近的白话解释，又附有优美的诗词咏诵，既适合一般读者阅读，也适合高雅一些的读者欣赏。同时，也奠定了小说的语言特色：雅致优美。这是与一般艳情小说污言秽语根本不同的地方。诗词的优美增加了一些诗情画意。如《忆秦娥·双控金莲》：“春如许，分开双凤金莲举。金莲举，花心滟滟魂栩栩。旁人错说莲花炬，高烧只恐流红泪。流红泪，一点点是巫山楚雨。”《如梦令·花心拭露》：“槛外落红满径，浓兴消磨不尽。拂拭牡丹心，露滴罗巾酥润。花影，花影，留下东风遗憾。”《鹧鸪天·倒凤颠鸾》：“水晶湿透麝兰香，颠么村改颠么庄。这颠那倒凤鸾狂，一种风流两处当。漫说错，漫说慌，云来雨去暗商量。急帆紧浪相牵拽，甚个从容甚个忙。”

第三，白话多用比喻，白话的优美提升了审美趣味。如写两个人第一次性爱：“三思狂喜莫禁，亟唤进御。素女正旷女，甫幸召入，半推半就，欲娇欲涩，荐枕席之温柔，从交接之大纲。其初试也，如牡丹初芽，金莲蹴损，进则弩机之脱，一举透革；纵之则六马放辔，欲罢不能。一入促节，凄风骤雨，油然沛然。深造之，则如春光结局，落红千点。既而起敛衽席，鬓坠髻散，姿态愈妍。”

对话也用比喻，与性爱情形融合在一起，非常优美：“欢游谈笑，勃勃春生。遂展桃竹之簟，铺绣花之毡，解衣席地，狂颠仰卧，如淮阴侯屯军阺水上，开营迎敌，恋恋难已。三思欲战不战，谑曰：‘卿卿花恋蝶，蝶恋花乎？’素娥脉脉语曰：‘还是花开蝶恋也，君哂乎？’”“三思魂兴若懒，睡魔顿起，辄乃鲜衣就卧，然眉角半掩间，尚恋恋也。素娥不厌春情草草，翻上三思身来，竖插之。笑曰：‘尚记少年骑竹马乎？此毋乃似之也。’”“见团花褥，斑竹床，如意枕，种种具设。三思解衣仰卧，足伸如舩，素娥倒转身来，引手按足，轻轻慢橹摇舩，戏捉醉鱼之态。谑曰：‘君长年三老也，妆梢婆学摇橹乎!’”“素娥卖弄身势，左枕右抱，转头弄舌，翻波作浪。笑曰：‘君见鲤鱼翻锦浪乎？’”“素娥市娇鬻媚，偎卧仰视。驾起双弯，正如亭长舣船以待。三思着篙进之，笑曰：‘君亦识顺水推船乎!’”这些对话，都成为后来艳情小说描写的经典语言。

三、《浪史》

《浪史》，40回，又作《浪史奇观》、《巧姻缘》、《梅梦缘》，收入台湾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思无邪汇宝》、台北双笛国际出版《中国历代禁毁小说集粹》、台北天一出版社《明清善本小说丛刊》。抄本署“风月轩又玄子著”，啸风轩本作“风月入轩玄子著”，卷前有序，知又玄子又为刻书者。各回大部分皆有回末总批，署“又玄子”、“童痴”；批语中又提及“惜花居士”、“痴心居士”。现存版本有双红楼藏抄本，藏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楼文库》；大连图书馆藏有日本奚疑斋手抄稿；啸风轩刊本，吴晓铃及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皆有藏本，为康熙或稍后的刻本；木活字本，藏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楼文库》，为啸风轩本重新排印，刊于光绪年间。坊本有清末京报房印活字本、上海书局排印本等。

《浪史》为万历中后期的作品，李梦生先生根据刊刻于明天启年间的薛冈的《天爵堂笔余》已经谈到此书、张无咎《新平妖传》把它放在《绣榻野史》前面等情况，断定至迟作于明万历年间。

《浪史》历来被看作是宣淫的代表作品。元朝至治年间，钱塘地方有个秀才叫梅素先，终日吃喝嫖赌，眠花卧柳，人称“浪子”。清明节踏青遇上王监生的娘子李文妃，一见倾心，买通赵婆子，在其房间私通。并通丫环春梅。由于李文妃丈夫一直在家，且王监生也是个好色之徒，李文妃不得片刻安宁。梅素先便与赵婆子勾搭成奸，赵婆子又将自己的女儿妙娘说动，母女一起与其淫乐。听说李文妃有一义姐潘素秋守寡在家，便叫陆珠寻访，买通钱婆子从中说合。素秋久旱未雨，贪欲以致病亡。李文妃死了丈夫，浪子以巨款买通王监生家族首脑，把李文妃娶为妻子。新婚之夜又把文妃让给娈童陆珠，三人同榻，交相淫乱。不久，陆珠纵欲而死。淮西濠州司农铁木朵鲁为梅家世交，来信邀请梅素先去玩。浪子先通夫人安哥，又与樱桃、文如相通。铁木朵鲁早已看破红尘，辟谷入山，将妻妾及全部家产托付给梅素先。二年后，梅素先登第，不赴委任，称病在家。又娶了七个美人，与安哥、李文妃二夫人及十一房侍妾，共二十女，盘桓享乐，人称地仙。忽一日与李文妃交欢，无论如何挺不起来，怆然泪下，于是散尽金钱，隐居鄱阳湖。一日外出散步，遇一仙翁，正是铁木朵鲁，功成行满，即将飞升。浪子也坚定了修道之主意，最终名登仙籍。

小说塑造了一系列淫男淫女的形象。淫女形象如李文妃，与“浪子”淫乐之后，又与丈夫王监生玩。王监生醉酒体虚，不能成欢，李文妃使用春药激他。王监生身体渐渐衰竭，两个月后，终于死在李文妃的肚子上。也搞得浪子纵欲体虚，恹恹成病。再如潘素秋，观看一对交配的猪，钱婆子趁机说些煽动的话，潘素秋就长叹道：禽兽尚且如此，何况人乎？于是答应浪子。交战几回，直把浪子抽得腰酸腿软。浪子暗用春药，却被素秋识破，骗其饮冷水解了春药，几乎搞死。又骑在他身上，让其以舌头代替，使自己痛快。几个月下来，潘素秋以致病亡。还有赵寡妇，也是纵欲而亡。淫女还有安哥、俊卿。淫男形象有王监生，还有娈童陆珠，也都纵欲而亡。但是，主人公浪子淫浪无比，得到二十个美人做妻妾，享乐完了尘间欢爱，却得道成仙。这在以往的小说里见不到，说明作者纯粹是为了张扬淫欲快乐的。与晚明其他淫秽小说不同，它不再用忏悔、因果报应包装，不像其他艳情小说那样，加上一个劝世警戒或者报应的尾巴。而是标榜情欲至上——“人非草木，岂独无情”、“青春错过，诚难再得”。故一味宣淫，不顾纲常伦理。它对后世小说有直接影响：《绣屏缘》中，赵云客五女居五花楼淫乐，后得广陵野狐指点迷津，与众女人到远离人世的素谷去养真修仙去了；《浓情秘史》中，魏玉卿先后与十一个女子私合交媾，后居林下，成为仙人；《巫山艳史》中，李芳与八名妻妾纵性淫乐，后得住雄、梅悦庵点化，与女入山隐居；《闹花丛》中，庞文英与玉蓉、桂萼等四女私合，后中状元，娶四女，官尚书，赤松子来点化他，带众女人入太湖成仙。小说提出了成仙的结局模式，直接赞美性交和情欲。由此可见当时社会的性控制的松弛，已经没有前期严格，或者已经不起作用了。即使乱伦也不大惊小怪了。

小说的阳物变态崇拜也很明显。梅素先靠着自己阳物伟大和一套床上鏖战的本领，先后将二十个美人收用，可谓所向披靡；二十个美人，尽管身份地位各不相同，但是，竟然都是为了梅素先的巨大阳物而倾倒，一旦挨上梅素先的阳物，都如痴如醉，死心塌地。李文妃见浪子长得风流倜傥，身强体壮，又早已闻听此人床上功夫无人可敌，生就一根巨大的肉棒，心下不觉一动，最后拜倒在性器官下。梅素先的妹子俊卿也像哥哥一样风流多情，被浪子的仆僮龙阳陆珠勾引，尽情淫乐。陆珠告诉俊卿，浪子的阳物巨大无比，俊卿竟然请求陆珠想法让她领受一下哥哥的床上功夫。赵婆子是个寡妇，自己与梅素先交欢得到性爱的欢娱后，为了固宠，又劝说女儿妙娘与梅合欢。妙娘不肯，她硬把妙娘说动，脱了她的衣服。浪子与妙娘在床上鏖战，赵婆子在床下观瞧；有时母女轮流侍弄梅素先。

在艺术上，小说突出了巧、奇，通过情节的巧合故意安排了众多的交合场面。这表明，艳情小说情节设计开始出现巧合，就是千方百计为主人公的淫行设置最好的情节，情节为淫行服务。就是预先准备好多个的性交场面，然后选择巧合的情节连缀起来。

四、《僧尼孽海》

《僧尼孽海》36则，题南陵风魔解元唐伯虎选辑。此书有三种版本：佐伯文库明刊本，有眉批、行间夹批，各则后又间有总批。无穷会藏抄本，此本末有标明空空居士于日本日化四十一年丁卯(1807)抄，间有校记，是知抄录之底本即为佐伯本。原千叶掬香藏本，现存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所据抄之底本即为佐伯本。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卷首有《僧尼孽海题词》，题“吴趋唐寅字子畏撰”，次为“新辑出相僧尼孽海目录”。显然，作者名为假托。正文卷端题“新镌出相批评僧尼孽海”，署“南陵风魔解元唐伯虎选辑”。正文开头有一支《僧家乐》曲子，附辑正文开头有《嘲女尼》词一首。书末有几支写和尚与妇人淫乐的艳曲。

此书属于汇编类的小说集。与其他集子不同，它是以内容为类型汇编的，专门汇编僧尼违礼主题的小说。即将同类案例收辑成书，为僧尼淫乱事之集大成者。其来源除公案外，又兼采正史、野史、笔记小说、戏剧等。

按佛教教义要求，和尚、尼姑应清心寡欲，割断情缘，但是，真正做到色即是空，对于一个有七情六欲的正常男女来说，非常难。那么，他们的性欲又以得不到社会允许的形式进行发泄，于是便向畸形的危害社会的方向发展。小说旨在揭露僧尼为患这一严重的社会现象。小说里的僧尼，或出入宫廷，或主持寺院，专事勾引，独思淫乐。无论当朝公主、官宦妻妾，还是良家妇女、平民闺秀，都逃不出他们的魔掌。他们有的与良家妻、女相通，如《望海寺僧》写和尚与傅某的妻子应氏勾搭成奸，应氏有女，情窦已开，渐知其事。为了塞女之口，和尚又与应氏密谋，灌醉女儿，强奸了她。以后三个人便同床淫乱。徒弟年少而美，女先与私通，又引之与母通。有的勾引寡妇成奸。如《柳州寺僧》叙妻子在家设祭丈夫，超度亡灵，做超度亡灵法师的明悟勾引成奸，徒弟则与商人的女儿相通，明悟又奸了商人的女儿。有的假扮尼姑淫人妻女。如《江西尼》云一人寓江西尼，找了尼姑，教女儿刺绣，女儿忽然怀孕，告到官府，发现女尼的私处有男形。有的设计陷害良家妻子，然后占为己有。如《僧海潮》叙和尚海潮，看上了袁某的妻子，将一双僧鞋偷偷地放在袁妻床下，袁某见了，怀疑妻子与和尚有私，于是休了妻子。有的干脆就强奸。《行脚僧》写一妇女独行僻地，一僧尾随其后，至寂静处以甜言蜜语，继以财贿，终于出刀胁迫奸淫，后竟以利刃割其双乳，令人惨不忍睹。

这个问题的集中出现，表明了这么几种情况——这也是小说的社会认识价值和历史价值：

第一，说明僧尼淫风盛行。僧尼行淫违礼，这是小说从古到今一直关心的一个问题。做和尚出家，在一般人眼里，是有违人性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大众有一些不好解决的问题，例如疾病、苦难、贫困、心理负担，还是需要有一个心灵归宿、一个生命依托。那么，是不是做了僧尼就真的断了情根？出家的想法不同，这个问题的答案也不一样。

首先，是僧尼和世俗生活相融合。有些寺庙成了大众节日娱乐的场合，或者是拴子求福的圣殿；许多僧尼也多为世俗做法事，或者给世俗子弟做干亲；有的甚至专门研究性药品，帮助解决性功能、性能力问题。这种频频地与民众的接触，增加了他们偷情、淫乐的机会。如《水云寺僧》就写和尚假扮神佛，设置密室，引诱妇女前往求子而行奸淫。因和尚年轻精壮，又修合丸药，所以多有妇女因此得子。蔡知府闻之，买嘱二妓入寺求子，和尚来行奸时，妓女用胭脂涂于肘腋之下，终于破案，惩办了和尚。

其次，有很多寺庙成了淫窟，我们从“二拍”的一些篇目、《风流和尚》、《桃花庵》等作品里能够感受到。本书《临安寺僧》写他们挟持、威逼妇女入寺庙与其暗中淫乱的事情。临安某寺高墙深院，曲廊密室，寺中僧人常常到市井中骗迷路失群的女子入寺奸淫，先后有三十多个美艳女子落入魔窟，其中有一个太守的女儿，因观灯失群，也被骗入，备受蹂躏。此外，《奉先寺僧》、《新寺僧》、《鄞县僧》、《绛县僧》、《江安县僧》均叙述此类事。还有的是尼姑和尚狼狈为奸，勾引民间女子淫乱。《宝奎寺僧》叙杭州吕某的继室与女儿被两个尼姑勾引，跟两个和尚淫乱；《封师》写李亚卿妻受尼姑的挑逗勾引，与和尚封师勾搭成奸，勾引手段、勾引语言很有诱惑性。

再次，许多风流案子，甚至包括宫廷淫乱，多与僧尼有关系。《沙门昙献》叙齐武成时胡太后性佻，炽而好淫，闻昙献工内媚，善御女之术，欲与通。于是借行香为名，与昙献淫乐。又以听讲为名，使昙献率僧众百余人入内廷，与宫女淫乱。《杭州尼》中的两个尼姑引诱王七官人至庵淫乐，因纵欲过度，王死于庵中。尼姑害怕事情败露，偷偷将其掩埋。

第二，客观反映了僧尼的性苦闷、性变态等性心理。写尼姑寂寞难熬，或于庵中留宿男子、或与庵外男子相通的篇章很感人，如《麻姑庵尼》、《乾明寺尼》。前篇写麻姑庵中有尼姑六七人，庵主年才三十，一幼尼年仅二八，皆有姿色。有一俊美的小和尚来到庵中，先庵主与小和尚偷情，次幼尼与之交合，后众尼皆与淫乐。后一篇写汴梁张生元宵节至乾明寺观灯，在大殿中拾得一方罗帕，上面有诗一首，并约来年正月十五夜于相蓝后门相会，车前有鸳鸯灯为号。至期，张生如约前往，为一女尼招入乾明寺中，得与女合，后二人私奔至苏州。

第三，大量描写僧尼淫毒特征的性爱描写。《临安寺僧》叙和尚胁迫、威逼女子，常常到市井中骗迷路失群的女子入寺奸淫，先后有三十多个美艳女子落入魔窟；还有很多写房中术、演揲儿法、同性恋等，都侧重于淫乱与本能的享乐。如《西天僧西番僧》。在这些故事里，僧的性能力和房中术是一个重点：昙献西僧住持于相轮寺，年方二十一岁，“善运气术，其畜物时缩时伸”。这也是其淫毒的标志。

正因为小说集几乎包括了所有僧尼艳情，故为后来小说创作所倚重。一是对僧尼性的行为，极力反对；二是对他们的描写极尽嘲弄、夸张，游戏之笔多，真实反映少；三是多出现在长篇章回小说中，或者是为了反映淫行罪恶，表达对佛教的反动；或者是为了表达宗教思想的冲突与矛盾，多写成斗法等奇门邪道。四是很多故事，成为后来艳情小说的创作素材。

从艺术特色上来说，除了极个别的故事索然无味以外，大部分故事也有些生活的味道。有许多对话很有生活趣味。如《柳州寺僧》写师徒与娘俩私通，“师父干娘弄得山摇地动，没人来捉奸，我两个稳睡安眠，师父何出此言？”女儿幼稚，要求嫁给小和尚：“娘以我嫁觉何如？”母曰：“尔误矣!世间哪有和尚娶亲之理？”女儿反问：“娘何为媾叔？”母曰：“我与叔叫做偷情，不是正经交易。”再如写女子性情和心理：“天杀的，短命贼!前日我疼时，再三求你只放一半进去，不要摇动，你偏要直抵至根，硬抽蛮拽不住，直教我里头又胀又热，疼得恶心，溺也撒不得。如今里头热痒，要你与我耍耍，着力直抵一番，你偏生不肯抵进去，我不要你这负心人了。”也有很多生动的俚语：“黄花女儿遇情郎，头一次苦竹枪，第二次吃辣姜，第三次爷死由他娘。”

五、《昭阳趣史》

《昭阳趣史》以抄本和清刊本流传，刊本全称《新编出像赵飞燕昭阳趣史》，有图21幅，其中第十一幅题“辛酉孟秋写于有况居”，似刻于明天启元年(1621)，现存荷兰汉文研究院。也有明刻本存世，现藏于日本私家。署古杭艳艳生编，不详其人。(图37)

从题材处理上看，所写的故事，本于《飞燕别传》、《外传》、《绿窗新话》著录的《赵飞燕私通赤凤》、《汉成帝服慎恤胶》、明人《西汉演义》大段描写赵飞燕的故事。

第一，将宫廷艳情世俗化。也像《浓情快史》一样，分为前后两部分，前为杜撰，写入宫前赵家姐妹的世俗生活苦难。大汉孝元皇帝在位，江都冯万金，聪明伶俐，身材俊雅，十分标致，唱曲游戏，踢球打弹，品竹弹丝，无所不通，江都中尉赵曼留他府中承应，成为娈童。赵曼夫人原是江都王孙女姑苏主，独守空闺，看了万金这般人物，恨不得抱在怀里。借着接酒杯的机会捏住他双手，让丫环作了牵头，万金先通丫环，后通主母。姑苏主忽然梦见一个婆婆，领着两个孩儿，走到床前道：“姑苏主，你与冯万金交媾，今当有孕，我有两个孩儿送与你为女，来日当与冯万金收去，日后自有好处。”趁赵曼封王不在家，怀孕十月，瓜熟蒂落，一胎产下两个女儿。把孩儿装在盒内，万金别了主母，挑了盒子，大踏步走出门来。竟到自己家中，开了盒子取出孩儿，交付妻子养大。大的取名宜主，小的取名合德。

可贵之处，在于作者写了民间流落的苦难：冯万金离开赵曼，坐吃山空，家业凋零，郁郁成疾，呜呼哀哉。母女三人在家做针线卖些银子，将就度日。不想江都大旱，母亲患病气绝归阴。撇得飞燕姐妹二人流转长安居住，姐妹做些草履到市上换些柴米度日。有一个风流子弟，生得聪明俊俏，专好打鸟，人就给他绰号叫作射鸟儿，常着人送些柴米蔬菜。飞燕、合德心中有些感动。射鸟儿趁机提出了要求，三人脱了衣服，滚作一块。以后得到射鸟儿生活上的帮助。射鸟儿往乡下讨租，待正月自央媒来娶。就在这个期间，有个光棍，绰号撒泼癞王二，调戏不得，记恨在心，与活阎罗张三准备强奸。二女得知，搬到洪福巷内，寻赵府一间房子居住，竟到花厅安下。二女继续绣花为业。赵老爷欣赏绣花，收二人为义女。射鸟儿回来，寻找到洪福巷，被人当作地痞推来推去，遍身伤损，回家恹恹成病。二女留在赵府，后得以进献宫掖。这段民间的历程，有一段描写贫困潦倒很感动：

图37　明墨庄主人本《昭阳趣史》插图

事不觉秋尽冬初，朔风正起，忽然降下一天大雪。一连三日，姐妹二人在家柴米都吃完了。哪里出门换得？看看挨到将晚来，雪略住了些。合德到市换米，挨到家中，天色已晚，哪得个柴米炊煮，正是屋漏又遭连夜雨，行船又遇打头风。二人叹息了一会，只得忍饥而睡。睡到半夜，饥寒难忍，再睡不得。飞燕道：“天气又冷，肚中又饥，我和你贴背坐了罢。”说到伤心之处，不觉大哭，二人坐到天明。

这也是进入皇宫以后，两个人既有竞争吃醋，又有相互扶持的原因。下部就是利用史传、传奇、野史等材料改编而成的。基本情节都遵循原本。只不过将原来的三处性交场合世俗化了。这说明，小说在性爱描写上，也充满了世俗的庸俗审美。如写成帝第一次要飞燕：成帝把手去牝户上着实捻了一把道：“心肝，这个妙物有趣，有趣。”“俏心肝，这样弄不进，教我兴发，怎的发付哩？”再如写飞燕宫中招少年淫乐场面：“不要争，你们把指头伸出来数个数儿，数着以当先。”“你们不要争，以后都是三百抽一转，依次而去。”“把少年十六人分为四队，列在东西南北，都要赤身。把一面小鼓系在脐下，你居中，队号为阳速大王。我与你在台上大战。又使一个宫女为监军，也要赤身骑在马上，手执日字令旗。在各队中听得麈柄打得鼓声连响的就是壮阳，待我倒戈。即封帐前先锋，入中军受职。如此，三番鼓声寂的，为阳弱兵，赐他宫娥，令他养锐待战。”写成帝耽于酒色，精力衰惫，求得方士治理麈柄不举，丹药名为春恤胶的情节也充满了世俗味。

二是看出艳情小说与神魔小说的融合。前半部分情节主要是道教的吸精补精术。海外有座山唤作松果山，山顶上有一个洞，一个长生不老的九尾野狐整整修了数千余年，聚集了数千小狐，自称为悟真王，修真养性。欲往山外游行，倘能遇着仙年道骨的男子，漏他元阳，脱了躯壳，以了终身大事。遂摇身一变，变了一个标致妇人。松果山西首有一座山叫作青邱山，一个成精的燕子，性极好淫，修练了五百余年，也想遇着妇人，采取真阴，成就正果，于是领着妇人取路而回，做了夫妻。在性行为中，妇人要取他元阳，燕精当不得狐精的法术，被他用运气收锁之法盗取真阳。燕精想采取仙草合成，再采阴丹吃了，取他真阴。谁知悟真王使个金蝉脱壳之计驾云回洞。燕精知道底细，火上添油，即点三千壮勇小燕，起程去捣狐精巢穴。正在各显神通、打得你死我活的时候，被北极佑圣真君发现，告了玉帝。玉帝罚去凡间再转一世，权为万民主母，二人今日虽仇，来世当为姊妹骨肉，相依得寿终，切不可又造恶业，否则永世不得超升。

从创作思想上来看，小说反映了因果轮回思想和道家的采补思想。就是在一个神仙果报的轮廓下结构小说，使史料的内容文学化。

从形象刻画上看，反映了女性形象世俗倾向。即使进入宫廷，也仍然性格鲜明。特别是赵飞燕，完全是市井女子心态：妒忌，淫滥，把握不住自己。写赵飞燕放荡，如与诸少年之淫行，较之其他小说更甚。

本书前有一篇《趣史序》，说：“向刻《玉妃媚史》，足为玉妃知己，若不僝工以写昭阳之趣，昭阳于九原宁不遗恨于君耶？乃爰辑其外纪题曰《昭阳趣史》。”《玉妃媚史》是写唐明皇与杨贵妃荒淫故事的小说，有乾隆刊本。小说极写贵妃之荒淫，大半是敷演《太平广记》中所记杨贵妃故事及《绿窗新话》中所载贵妃事而成。作者放大了与安禄山的私通，写出入宫掖，毫无禁忌，或与贵妃对食，或与贵妃联榻，通宵不出，丑声通达，鬼混了一年有余。写华清池洗浴完毕，临风小立，露胸取凉的妩媚态度。写七夕二人生则同衾、死则同穴的誓言。写道士来施展法术上天入地寻找贵妃的灵魂。与唐五代至宋元以来有关杨贵妃的笔记、传奇、戏曲、说唱等作品内容相近，但格调低下。

六、《浓情快史》

《浓情快史》，4卷30回，嘉禾餐花主人编次，西湖鹏鹦居士评阅，插图60幅。据《思无邪汇宝》，言为康熙年间作品；而根据清初刘廷玑《在园杂志》，小说应作于万历年间。这里我们尊重后一种说法，放在此章。

版本有聚古堂刊本，现藏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陶庵文库》；啸花轩刊本，此书为聚古堂刊之删改本；醉月轩刊本，格式全同啸月轩本，唯行间无栏，现藏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台北双笛国际出版1993年出版的《中国历代禁毁小说集粹》又言还有有思堂刊本，日本《舶载书目》也载录此本。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卷首有目录，题“新镌浓情快史目录”，次行署“嘉禾餐花主人编次”，三行署“西湖鹏鹦居士评阅”。接下30回目录，不分卷，书末有“浓情快史终”字样。而上海小说社将《桃花影快史》易名为《浓情快史》刊印，又由日本鬼磨子书房及香港古佚小说社影印，系张冠李戴之误。

小说给史传类型的艳情小说提供了范式。小说叙唐代武则天一生淫乱事，杂采野史小说而成。小说以女性作为传主，专门写其艳史，并且将史传世俗化，这是它与前期作品的最大不同。小说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部分没有史料参考，完全以市井趣味进行杜撰，敷衍成章。如写武媚娘生于武士之家，对门有无赖张玉与无良弟子江采勾结，专拐卖妇女，张玉之妻周玉妹也与江采通奸。媚娘十四岁淫心已动，与过继的哥哥三思成奸。张玉等欲拐卖媚娘，请美男子张宗昌帮忙勾引媚娘。张宗昌先通周玉妹，又诱奸媚娘，张玉有意撞破，也奸淫媚娘。张宗昌原来是娈童，不久被白公子招去，张玉等以张宗昌名义骗媚娘至郊外淫乱。张宗昌找不到媚娘，就到武家，与三思奸淫，并将三思介绍给白公子。一夜，张玉等人去白家行窃，三思正想与白家小妾行奸，闻人声躲进箱子，被张玉等人抬到家中。再次行窃时江采被打死，张玉逃走。媚娘得救，被三思寄往尼庵。这些情节在史传中是找不到踪影的。

小说塑造了淫乱的女子，放大了她的狐媚形象，延用历史上女色祸国的思想观点。一是说媚娘是母亲梦见与玉面狐狸交配而生的，颜色极其美丽，淫乱之心浓烈。后来的小说，干脆是女性狐狸妖媚，男性狐狸也浪骚，或专门为狐狸作传，如《妖狐艳史》、《冤狐情史》，直到《聊斋志异》狐女正面形象的完成。二是写媚娘从情窦初开就是淫女，如主动勾引三思，被张宗昌送的《娇红记》所迷乱等。

与武媚娘的淫乱相对比，小说描写了一位不为色欲所动的狄人杰，他上京考试，夜拒淫妇挑逗，应试第一。看出作者的报应思想，也为后来的假道学形象提供了刻画角度。

小说一些具体情节的描写，为后来的艳情小说所模仿。如人在箱子中被抬走的情节。奇怪的是，这样的情节我们有，外国《十日谈》中也有。

第七节 拟话本中的艳情小说

一、基本情况

拟话本是明清两代模仿宋话本的形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其中有不少是叙述艳情故事的。这些艳情话本小说是明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曲折地反映了资本主义尚处于摇篮时期社会的一些历史状况，反映了对于普通人的生活、命运的关切和同情，也反映了我国明代市民阶层对精神的解放、情欲的追求、理想的探索的心声。它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对爱情、婚姻、性爱的新的要求，具有较强的时代性、进步性。艳情话本小说的价值，在艳情小说里是最高的。有些观念还具有现代意义，而且性爱描写善于使用韵文，含蓄朦胧，讲究比拟，显示了较高的文学艺术修养。

明朝初年，活跃在民间的宋元讲史话本，因群众的爱好，书商的大量刊行，逐渐引起文人的注意。他们由对话本的编辑、加工，进而模拟话本写作，这就在明代中后期出现了主要供案头阅读的文人模拟的话本。由于文人的参加，拟话本在思想、艺术上都有较高成就。可以这么说，它们与《金瓶梅》一起，将中国小说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透过林林总总的拟话本小说，我们能了解晚明的社会生活和时代风气，特别是把握新兴的市民阶层的思想、观念、道德、文化。艳情拟话本小说选取深受世俗社会欢迎的男女情事、两性通奸作为题材，并以此形成叙事焦点，再现日常生活中新旧时代观念的冲突和男女两性随处可见的矛盾冲突，使读者获得真切的人生体验，引起了读者强烈的阅读兴趣。可贵的是，艳情拟话本小说对新兴市民的新观念，体现出理解、支持、赞扬的态度，以此来推波助澜，或者媚俗，另一方面又依据传统理性原则对各类事件做出明确的价值判断，期待接受者从中受到潜移默化的道德教育，或者表现出新旧问题的评价的自相矛盾，让我们从中窥看到明末新旧思想观念的冲突和矛盾，从而对研究明末思想文化潮流、研究我国在封建社会母体中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先天性不足提供了资料。

艳情拟话本小说都出现在一些总体上是描写世情的拟话本集子里，是作为世情的一个方面而反映的，与明末艳情话本专集不同。基本篇目多在“三言”、“二拍”里。这些艳情篇目，从题材来看，几乎涵盖了所有艳情小说题材：爱情题材的；历史题材的；僧尼题材的；大家淫乱的；纵欲亡身的。如：《喻世明言》中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新桥市韩五卖春情”、“闲云庵阮三偿冤债”、“张舜美灯宵得丽女”、“月明和尚度柳翠”、“明悟禅师赶五戒”、“简帖僧巧骗皇甫妻”；《醒世恒言》中的“卖油郎独占花魁”、“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乔太守乱点鸳鸯谱”、“闹樊楼多情周胜仙”、“赫大卿遗恨鸳鸯绦”、“金海陵纵欲亡身”、“吴衙内邻舟赴约”、“蔡瑞虹忍辱报仇”、“汪大尹火焚宝莲寺”；《警世通言》中的“宿香亭张浩遇莺莺”、“乔彦杰一妾破家”、“崔待诏生死冤家”、“小夫人金钱赠年少”、“金明池吴清逢爱爱”；《初刻拍案惊奇》中的“姚滴珠避羞惹羞”、“酒下酒赵尼媪迷花”、“宣徽院仕女秋千会”、“蒋震卿片言得妇”、“张溜儿熟布迷魂局”、“富翁千金一笑”、“大姊魂游完宿愿”、“西山观设辇度亡魂”、“夺风情村妇捐躯”、“崔俊臣巧会芙蓉屏”、“通闺闼坚心灯火”、“何道士因术成奸”、“乔兑换胡子宣淫”、“闻人生野战翠浮庵”；《二刻拍案惊奇》中的“进香客莽看金刚经”、“小女棋童两局注终”、“白孺人白嫁亲生女”、“刘氏女诡从夫”、“吕使者情媾宦家妻”、“王朝议一夜迷魂阵”、“莽儿郎惊散新莺燕”、“满少卿饥附饱飏”、“甄监生浪吞秘药”、“痴公子狠使噪脾钱”、“假将军还姝江上”、“撷草药巧谐真偶”、“富家郎浪受惊”、“任君用恣乐深闺”、“错调情贾母詈女”、“两错认莫大姐私奔”。

“三言”、“二拍”追求媚俗的特点很明显，追求媚俗就是反映市民阶层的思想观念、社会生活，适合市民阶层欣赏趣味。一是世俗化的内容，包括对自由的婚姻、男女相爱的理念和价值，渲染色情的场面；二是以“因果循环、报应不爽”的佛家思想和君子虽然食色，但是取之有道、节之有度的儒家思想来劝戒世人。“三言”、“二拍”也充分认识到了文艺的社会作用和教育作用，在艳情小说的控制和处理上下了很大工夫，写作动机非常明确。“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可谓软异拔新，恫心戒目。”

二、“三言”中的艳情篇目

“三言”即《喻世明言》(原称《古今小说》)、《警世通言》(图38)、《醒世恒言》，分别刊刻于天启元年前后、天启四年和天启七年，各40种，共计120篇。

小说与“二拍”相比较，艳情小说所占的比重比较小，不到1/5，并且多以爱情婚姻为指归。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都是痴男怨女的爱情故事。淫乱题材只有4篇，占全书的3％，占艳情题材的10％。更多的是表现城市普通群众在爱情婚姻上的离合悲欢的作品。《简帖僧巧骗皇甫妻》描写一姓洪的和尚，利用一个充当宫廷役使的小军官的颟顸粗暴，设下圈套，骗娶了他的妻子，反映出当时社会黑暗的一方面。至于《李秀卿义结黄贞女》、《闲云庵阮三偿冤债》，描写商人出身的李英、阮华自择配偶，情之所钟，矢志不移，虽然结局不同，但都具有反封建礼教的意义。《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则是谴责对爱情的不忠行为，鞭挞负心男子。《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表现不能容忍妻子的失身于人与对妻子旧情难忘的内心矛盾，终于破镜重圆，反映出对“情”的强调和封建贞操观念的趋于淡薄。

小说创作主旨明显，社会价值、认识意义高。突出地表现了女子在爱情婚姻方面摆脱传统道德规范的束缚、追求个人的尊严和人格独立、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的全新的价值观念。在“三言”以青年男女反对封建压迫、渴求婚姻自主为主题的作品里，女性的形象丰满又极富个性。有的大胆、主动、泼辣地追求爱情和幸福，表现出来的对封建礼法的彻底背叛和追求爱情的坚定力量，在我国文学史上是很少见的。《吴衙内临舟赴约》中的贺秀娥不但自己做主私定终身，还大胆地采取了婚前性行为去保卫爱情、挑战贞洁。女子一旦选择了自己的爱情，就生死不渝，忠于爱情。如果男子负心，也会毫不犹豫地决然离开。从这点上反映了明代女子，尤其是市民阶层的女子，已经有了比较独立的人格。《卖油郎独占花魁》在描述感情如何成为美好婚姻之基础的同时，还突出了妇女维护人格尊严的要求。花魁娘子莘瑶琴在奢华的生活中感受到的是人格的屈辱，而在卖油郞秦重那里却得到了爱。还有的女子自我意识觉醒，不仅仅满足于婚姻，而且还要满足于自己的性幸福。她们为了满足自己的人生享受，将性欲与礼教、婚姻分离，红杏出墙，在婚姻之外寻找自己的体验，背叛礼教和伦理纲常。《况太守断死孩儿》写邵氏守寡10年，其志甚坚，最终却经受不住仆人的引诱，明显地向封建礼教挑战，要求社会归还自己的性权利。《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蒋兴哥与王三巧本是恩爱夫妻，王三巧在蒋兴哥到广东讨债之际，遇见与其丈夫同样美貌的陈大郎。这时王三巧已独守空房近三年了，陈大郎对王三巧甚是爱慕，二人在薛婆的巧计撮合之下，偷情欢娱，把昔日恩爱的丈夫丢到九霄云外。作为社会、家庭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但是，作为王三巧来说，毕竟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女子，有着对正常的夫妻生活的渴望，又是无可指责的。

图38　明刊《警世通言》插图

小说在艳情题材的处理上，高度重视作品的社会效果，不去渲染、铺叙性爱场面、描摹性爱情形，而是根据刻画人物的需要或者故事情节的发展，点到为止。“三言”中许多作品中的性描写在情节上有重要的支撑作用，比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薛婆给王三巧说的男女段子，是王三巧在此前后心理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显示了它的文学价值。

另外，“三言”还显示了以下几个倾向：一是以奇取胜，如《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二是有宣淫描写的倾向，如《金海陵纵欲亡身》；三是开始对和尚、尼姑淫行题材感兴趣，如《赫大卿遗恨鸳鸯绦》。

《明月和尚度柳翠》写临安府尹柳宣教找来官妓吴红莲，命她到水月寺去勾引玉通和尚交媾。红莲扮作良家女子模样，来到水月寺。百般央求万般哭诉，老和尚动恻隐之心留其过宿。红莲使出浑身解数把老和尚撩拨得性欲大发，春心荡漾，铁杵入深宫，云雨起来，直到普提水倾入莲瓣中：“岂顾如来教法，难遵佛祖遗言。一个色眼横斜，气喘声嘶，好似黄莺穿柳影；一个淫心荡漾，言娇语涩，浑如蝶戏花阴。和尚枕边诉云情雨意；红莲枕上说海誓山盟。玉通房内，翻为快活道场；水月寺中，变作极乐世界。”后演绎为戏剧《红莲债》。(见图39)

《赫大卿遗恨鸳鸯绦》写江西临江府新淦县非空庵四个尼姑把赫大卿引诱上钩，剃去长发变作假尼姑关在庵里，成日淫乐，最后精绝气断，死在庵里。“或时做联床会，或时做乱点军。那壁厢贪淫的肯行谦让？这壁厢买好的敢惜精神？两柄快斧不勾劈一块枯柴，一个疲兵怎能当四员健将。灯将灭而复明，纵是强阳之火；漏已尽而犹滴，哪有润泽之时。任教铁汉也消熔，这个残生难过活。”

《汪大尹火烧宝莲寺》写广西南宁府永淳县的宝莲寺和尚甚多，多为贪淫浊恶之徒。寺中有子孙堂，若有妇人来求子，中夜便有仙来送子。原来暗设机关，待妇人就寝就有和尚偷偷从暗道里进来上床与妇人淫媾。汪大尹派了一个妓女去假说求子，在和尚头上做下记号。一怒之下，放火焚寺。

三、“二拍”中的艳情篇目

“二拍”指《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初刻拍案惊奇》是明朝末年凌濛初编著的拟话本小说集，成书于明朝天启七年(1627)，第二年由尚友堂书坊刊行问世。其后凌濛初又编著《二刻拍案惊奇》，于明朝崇祯五年(1632)刊行。依书前凌氏《小引》，应为“四十则”即小说40篇，与前书同。但今存最完整的明尚友堂刊本，藏于日本内阁文库，亦仅有39卷，书末附凌濛初《宋公明闹元宵》杂剧一卷；又第二十三卷与初刻第二十三卷相重，实有小说38篇。当是原书在流传中已有残缺，由书商凑补成40卷的面目。(图40)

图39　明刊戏剧《红莲债》插图

作者凌濛初(1580—1644)字玄房，别号即空观主人，浙江乌程(今吴兴)人。18岁补廪膳生，55岁才任上海县丞，后因功擢徐州判官。“二拍”作者为科场失意，百无聊赖心境下编写的，“因贾人之请”，得到书坊尚志堂的支持而模仿“三言”创作市场商品，使得作品媚俗与封建说教的矛盾表现得更加明显。正因为如此，“二拍”才标志我国白话小说由民间创作进入文人创作时期。

第一，从题材的选取上看，艳情题材占的分量重了起来，33篇，占40％；并且通奸、淫乱的题材多了起来，占全书的14％，占艳情题材的31％。也就是说，作者更关注吸引读者的性爱题材。

图40　明尚友堂刻本《二刻拍案惊奇》插图二幅

第二，从创作主旨上看，对于人的意识的自觉既给予张扬，又给以抑制，处在一种矛盾的创作主旨中。这是与作者和时代思潮肯定好货好色等人欲、想把爱情和性欲统一起来进行描写所带来的矛盾决定的。这就是说，与“三言”相比，同是爱情与婚姻的题材，两者的价值观念、思想偏向是不同的。作者一方面在肯定“情”对于人生至高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把“情”与“欲”即性爱联系在一起，对女性的情欲多作肯定的描述，故事主人公多为女子，她们均为主动择婚，或者选择性伴侣，似乎对传统道德观的冲击更为直接。如《蒋震卿片言得妇》写女子与情人私奔；《闻人生野战翠浮庵》写女尼静观爱上闻人生，便假扮和尚出走，在夜航船上主动招惹闻人生，最后得成完美婚姻；《通闺闼坚心灯火》写罗惜惜与张幼谦自幼相爱，私订终身之盟，后惜惜被父母许嫁他人，她誓死反抗，每日与幼谦私会，并且不怕被人知觉：“我此身早晚拼是死的，且尽着快活，就败露了，也只是一死，怕他甚么？”青年女子为追求个人幸福而对封建礼教所作的大胆抗争，在这里被描述得具有悲壮的意味。《满少卿饥附饱飏》中作者明白地指出，男子续弦再娶、宿娼养妓，世人不以为意，而女子再嫁，或稍有外情，便遭到非议，这是不公平的。两性关系上的平等意识，表现得相当明确。《酒下酒赵尼媪迷花》一篇，写巫娘子遭人奸污，之后设计报仇，丈夫见她立志坚贞，越相敬重。这里对妇女的贞节的看法，也明显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教条相背，而更具人道主义色彩和接近现代意识。但是，有很多篇目对错位传统的性爱者进行的惩罚重了起来，有很多是因为追求淫欲而倾家荡产或者家破人亡的，所以让人看了毛骨悚然。

第三，在性爱描写上，与肯定性欲和惩罚淫行的主题相适应，自然也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一些欣赏性欲的东西，出现了直露的性行为描写。《西山观辇设度亡魂，开封府备棺追活命》、《乔兑换胡子宣淫，显报施卧师入定》、《奇风情村妇捐躯，假天语幕僚断狱》等都有猥亵描写。一般来说，这些描写表现了市民的庸俗情趣。但是，也表现了作者一定的思想和主旨。如《任君用恣乐深闺》一篇，指斥富贵之家广蓄姬妾是对女性的不公平，认为“男女大欲，彼此一般”，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甄监生浪吞秘药》则出现了惩罚性欲的性描写。作者也说得很明白，就是试图反映世风：“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轻薄恶少，初学拈笔，便思污蔑世界”，“非荒诞不足信，则亵秽不忍闻”，故以此来“破今时陋俗”。并“回中非无语涉风情，然止存其事之有着，蕴藉数语，人自了了，绝不作肉麻秽口，伤风化，损元气”，“主于劝戒”。

四、《石点头》中的艳情篇目

《石点头》14卷14篇，有崇祯叶敬池本，此本封面作“石点头燕壹先生读本，松凡长签”。扉页分三直栏，右栏署“墨憨主人评”，中栏大字书名“石点头”及左栏作“敬书堂梓”。此边栏上有一行字“新刻传奇”，次为叙，叙末署“古吴龙子犹撰”。

《石点头》与“二拍”刊刻时间差不多，除了几篇写的是爱情、团圆故事外，卷十四竟然写的是同性恋，并且不是一般的娈童、龙阳之癖好，是真正意义上的男性同性恋：潘文子秀气，美名远扬。楚国武生王仲先慕名而来，愿与他同学，天长日久，二人竟形同夫妻；白天共衣食，夜里共枕席。潘文子扮作妻，王仲先当然就是丈夫了。夜里跟男女夫妻一样，颠鸾倒凤、巫山云雨。此事雅名“龙阳”，俗称“鸡奸”，《大明律》上唤作“以阳物插入他人粪门淫戏”。后来，潘文子与王仲先同日而死，家人便合葬于罗浮山，冢上长出一树，树叶繁茂，相拥相抱。

奇怪的是，全书都是为了劝戒，独这一篇，作者在赞扬情真意切。故事开篇就说：“红叶红丝说有缘，朱颜绿鬓好相怜。情痴似亦三生债，色种从教两地牵。入内不疑真冶葛，联交先为小潘安。留将浪荡风流话，输与旁人作笑端。”开始作者以为：“自有天地，便有阴阳配合，夫妇五伦之始，此乃正经道理，自不必说。就是纳妾置婢，也还古礼所有，亦是常事。至若爱风月的，秦楼楚馆，买笑追欢；坏行止的，桑间濮上，暗约私期。虽然是个邪淫，毕竟还是男女情欲，也未足为怪。独好笑有一等人，偏好后庭花的滋味，将男作女，一般样交欢淫乐，意乱心迷，岂非一件异事。”原来是因为世俗观念：“王仲先，你真是天生的造化。这一个小朋友似玉如花，没来由被你牵缠下。他夜里陪伴着你，你日里还饶不过他，好一对不生产的夫妻也，辨什么真和假。”人们知道他二人同性恋后，当面讥诮，做鬼脸，连两个家僮也看不过许多肉麻，在背后议论没体面。当二人逃离红尘时，作者还感叹：“一对少年子弟，为着后庭花的恩爱，弃了父母，退了妻子，却到空山中，做这收成结果的勾当。岂非天地间大罪人，人类中大异事，古今来大笑话!”到了后来，二人殉情，就不把这当成一件异事了，而是借比翼鸟的话表示遗憾：“比翼鸟，各有妻，有妻不相识，墓旁青草徒离离。比翼鸟，有父母，父母不能顾，墓旁青草如行路。比翼鸟，各有家，有家不复返，墓旁青草空年华。”最后的结题诗歌，简直就是热忱歌颂了：比翼何堪一对雄，朝朝暮暮泣西风。可知烈女无他伎，输却双雄合墓中。

这个短篇还保留了同性恋、龙阳之好的一些方言称谓：“那男色一道，从来原有。这事读书人叫做翰林风月；若各处乡语，又是不同，北方人叫炒茹茹，南方人叫打篷篷，徽州人叫塌豆腐，江西人叫铸火盆，宁波人叫善善，龙游人叫弄苦葱，慈溪人叫戏虾蟆，苏州人叫竭先生。”

虽然这些艳情短篇都包含在世情拟话本小说集子里，但是，它们直接导致了明末艳情话本小说集的出现，一起引来了明末拟话本小说创作的又一个高潮。

第八节 编刊的艳异小说总集

这个时期明人编刊的小说总集一是《艳异编》，全称《新镌玉茗堂批评王弇州先生艳异编》，王世贞编纂，正集40卷，约刊于明嘉靖年间。二是《情史类略》22卷，一名《情史》、《情天宝鉴》，冯梦龙编纂。其他的传奇总集里，除了以上我们分析的名篇以外，还有一些短篇艳情传奇篇目。

一、《艳异编》

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初编》影印本，有一种为12卷本，文前有《艳异编序》，署“玉茗居士汤显祖题”，有小引，署“息庵居士书”。卷首题“玉茗堂摘评王弇州先生艳异编”，文中间有眉批，书末有跋，题“苕东无瑕道人书于天香馆”。有一种为40卷本，还有增续19卷，此版本有“玉茗居士汤显祖”题的序，无小引无图，所收的卷数较多，著录《玉茗堂批评续艳异编》。续编是《广艳异编》的精选修订本，对作品多有所改动。

王世贞(1526—1590)，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字元美，号凤洲，亦称弇州山人。太仓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王世贞与李攀龙、宗臣、谢榛、徐中行等集于北京，结成复古文学流派，成为后七子文坛领袖。《明史》称他“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嘉靖三十八年二月，其父王忬时任蓟辽总督、右都御史，在抵御外敌时误中敌计，致使滦河失事，遂遭严嵩构陷入狱。王世贞闻讯后，弃官奔走，与弟世懋一起日伏嵩门，涕泣求贷。严嵩当面以谎言欺骗，实则将其父投入死牢，其父于次年被害。隆庆元年(1567)穆宗即位后，王世贞偕弟入京为父讼冤，得昭雪，赐祭葬。人们根据有关“嘉靖大名士”的记载，加上他的这段经历，以为他是《金瓶梅》的作者。

《艳异编》从历代著作中选编，着眼于香艳和神仙志怪，分星、神、水神、龙神、仙、宫掖、戚里、幽期、冥感、梦游、义侠、徂异、幻术、妓女、男宠、妖怪、鬼等17部(类)，收作品361篇；《续艳异编》分神、龙神、鸿象、宫掖、幽期、情感、妓女、义侠、幻术、鳞介、器具、珍宝、禽、昆虫、兽、鬼、徂异、定数、冥迹、冤报、草木等22部(类)，收作品163篇。(图41)

《艳异编》几乎将前期的艳情传奇、志怪小说收罗殆尽。如星部郭翰，神部周秦行记，水神部洛神传、辽阳海神传、洞箫记，仙部裴航、少室仙姝传、薛昭传，宫掖部吕不韦、汉武帝、赵飞燕外传、赵飞燕合德别传、飞燕事六条、贾皇后传、迷楼记、大业拾遗记、武后传略、韦后、开元天宝遗事、杨太真外传、大体双、蜀徐太后太妃、金废帝海陵诸嬖、海陵、元顺帝、演蝶儿，戚里部馆陶公主、董偃、山阴公主、安乐公主、同昌公主外传、河间王，幽期部贾午、莺莺传即会真记、李绅莺莺本传歌、杜舍人牧之次会真诗、元微之古艳诗词、潘用中奇遇、联芳楼记、娇红记，冥感部离魂记、买粉儿、贾云华还魂记，梦游部渭塘奇遇，徂异部河间传、狄氏，幻异部阳羡书生，男宠部祢子暇、龙阳君、安陵君、邓通、韩嫣、金丸、李延年、冯子都、张放、董贤、断袖、董贤第、秦宫、曹肇、丁期、郑樱桃、慕容冲、王确、陈子高、王韶，鬼部选吕使君、西湖女子、宁行者、解俊、江渭逢二仙、莲塘二姬、滕穆醉游聚景园记、双头牡丹灯记、吴小员外、田沫遇薛涛联句记等。又有续集，选巫娥志、秋千会记、乌山幽会记、瘦腰郎君、野庙花神记等。

图41　明崇祯安雅堂刊《艳异编》插图

汤显祖题序云编选目的：“诗三百篇，不废郑卫，要以‘无邪’为归。假令不善读诗者，而徒侈淫哇之词，领忘惩创之旨，虽多亦奚以为。”编选标准是“奇而法，正而葩，秾纤合度，修短中程，才情妙敏，踪迹幽玄”；要求读者“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纵横流漫而不纳于邪，诡谲浮夸而不离于正。不然，始而惑，既而溺，终而荡”。

《艳异编》汇集的这些历代艳情故事，提供了许多话本小说的素材。其中的“男宠”部及《情史类略》的“情外类”辑录后庭淫乐之事，铺叙男子以后庭供人娱乐的故事，可见明中叶男风已相当流行。这为《弁而钗》与《宜春香质》、《龙阳逸史》等的出现提供了角度。

二、《情史》

《情史》一名《情史类略》，又名《情天宝鉴》，冯梦龙选录。此书分情贞类、情缘类、情私类、情爱类、情仇类、情憾类、情豪类、情侠类、情灵类、情感类、情痴类、情幻类、情秽类、情累类、情通类、情化类、情芽类、情疑类，共870余篇。故事多辑于《太平广记》、《世说新语》、《搜神记》、《唐宋传奇集》、《夷坚志》、《玉堂闲话》、《古列女传》、《青楼集》诸书。有清代芥子园藏版的冯犹龙先生原本《情史》。

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别署龙子犹，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出身书香门第，少有才名，行止风流。然科场甚艰，57岁才选为贡生，崇祯年间做过几年福建寿宁知县。南明政权覆亡后，忧愤而死。冯梦龙穷毕生精力从事通俗文学的研究、整理与创作，成就卓著。他改编长篇小说《三遂平妖传》、《新列国志》，推动书商购印《金瓶梅词话》，刊行民间歌曲集《挂枝儿》、《山歌》，编印《笑府》、《古今谈概》、《情史类略》，编辑散曲集《太霞新奏》，写作刻印了《墨憨斋传奇定本》10种传奇。最重要的成就，就是编著“三言”。

书中故事主要歌颂了青年男女间的纯真爱情。《情史》中艳情浓厚的，是它的“情秽类”、“情外类”、“情累类”。作者主张情教，这三类意在强调性爱淫乱带给人的恶果，作者持一种批判的态度。

其中《情外类》、《情秽类》二卷荒诞淫秽。《情外类》选录了历代的同性故事，《情史》于1984年4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首次出版时，《情外类》被删除。1986年再版时，删去的内容全部被恢复。对待同性故事，作者毫不歧视，写得哀婉动人，如：

吉安吕子敬秀才，嬖一美男韦国秀。国秀死，吕哭之恸，遂至迷罔，浪游弃业。先是宁藩废宫有百花台，吕游其地，见一人美益甚，非韦可及，因泣下沾襟。是人问故，曰：“对倾国伤我故人耳。”是人曰：“君倘不弃陋劣，以故情亲新人，新即故耳。”吕喜过望，遂与相狎。问其里族，久之始曰：“君无讶，我非人也，我即世所称善歌汪度。始家北门，不意为宁殿下所嬖，专席倾宫。亡何为娄妃以妒鸩杀我，埋尸百花台下。幽灵不昧，得游人间，见子多情，故不嫌自荐。君之所思韦郎，我亦知之，今在浦城县南，仙霞岭五通神庙中。五通神所畏者天师。倘得符摄之，便可相见。”吕以求天师，治以符祝。三日韦果来曰：“五通以我有貌，强夺我去。我思君未忘，但无由得脱耳。今幸重欢，又得汪郎与偕，皆天缘所假。”吕遂买舟，挟二男。弃家游江以南，数载不归。后人常见之，或见或隐，犹是三人，疑其化去。

尽管作者也不可理解，但是，他了解这种癖好肯定有原因，能够以宽容的态度去对待这种“情”：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破舌破老，戒于二美，内宠外宠，辛伯谂之，男女并称，所由来矣。其偏嗜者，亦交讥而未见胜也。”闻之俞大夫云：“女以生子，男以取乐。天下之色，皆男胜女。羽族自凤凰、孔雀以及鸡雉之属，文彩并属于雄。犬马之毛泽亦然。男若生育，女自可废。”呜呼，世固有癖好若此者，情岂独在内哉？《孔丛子》载：子上见卫君之幸臣，美须眉，立于君侧。卫君谓子上曰：“使须眉可假，寡人固不惜此于先生也!”夫至以须眉为幸臣，吾不知其情之所底矣。

《情秽类》选取了宫掖、戚里中的淫秽故事，其中有奇淫、杂淫多条。作者选取多宫廷女子的淫乱，共有13位。如秦宣太后爱魏丑夫。太后病且死，令曰：“我死，必以魏子为殉。”郁林王何妃禀性淫乱，南郡王所与无赖人游，妃择其美者，皆与交欢。元帝徐妃与季江淫通，季江每叹曰：“植直狗虽老，犹能猎萧漂；阳马虽老犹骏；徐娘虽老，犹尚多情。”北齐武成皇后胡氏置百僧于内殿，托以听讲，日夜与昙献寝处，恣行奸秽。魏灵太后逼通白花，为作《杨白花歌》，使宫人昼夜连臂蹋足歌之。唐高宗武后与浮屠薛怀义私，使祝发为浮屠，拜白马寺主；沈南璆亦以材具善御女得幸于太后；怀义死，而张昌宗、张易之得幸，谓易之为五郎，昌宗为六郎，置控鹤监，秩三品。

相对来说，男性帝王的淫秽事情辑录较少，仅有6位：金废帝海陵(即金主亮)缢杀阿里虎，夺崇义节度使乌带之妻定哥，私秘书监文之妻石哥，杀宗敏而纳其妻阿懒宫中，乱伦重节，恶女使辟懒有娠使之饮以麝香水揉拉其腹竟堕其胎；元顺帝习西天僧法，广取妇女，惟淫戏是乐，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止，丑声秽行，着闻于外；刘钅长得波斯女，年破瓜，丰腯而慧艳，善淫，曲尽其妙，钅长嬖之，赐号媚猪，并延方士求健阳法，好观人交，选恶少年，配以雏宫人，就后园褫衣使露而偶，号曰大体双。

戚里部里，也主要是女性：馆陶公主五十余寡居近幸董偃，与董君合葬于霸陵。是后公主贵人多逾礼制，自董偃始。看出作者的不满：“偃之淫奢如此，其得令终幸矣。”山阴公主性淫乱。废帝爱之，为置面首30人。杨国忠出使江浙，其妻思念至深，荏苒成疾。忽昼梦与国忠交，因而有孕，后生男名朏。洎国忠使归，其妻具述梦中之事。国忠曰：“此盖夫妻相念，情感所致。”时人不无讥诮。作者评说：“己为淫秽，无以禁其妻，只索如此解说。”夏姬与灵公、大夫孔宁、仪行父皆通。河间妇开门召所与淫者，晨夜交于门，凿小门以女侍饵，凡饮酒大鼻者皆上与合，且合且窥，恐失一男子。积十余年，病髓竭而死。男性有济北王终吉所爱奴与八子及诸御妾为奸，终吉与共被席，或昼日使裸伏犬马交接，终吉亲观产子。郑公孙穆好色，后庭数十，皆择稚齿。屏亲昵，绝交游，于后庭以昼足夜。三月一出，意犹未惬。容成氏季子好淫，白日淫于市。帝放之西南。季子妻马生子，人身，有尾蹄。

以上所选故事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表现了一定的态度，对放荡不羁的以为是“秽”。补遗的一则，态度明朗起来：

兖州人有赘婿与其妻妹私通。事颇露，二人屡自分疏，既而语家人：“吾二人不能自明，当共诣岱顶，质诣天齐帝君。”遂与俱去。告于神：“吾二人果有私，乞神明加诛。”祝讫下山，各以为谩众而已，神固何知？行至山半，趋林薄僻处行淫焉。久而不归，家人登山觅之，始得于林，则皆死矣。而其二阴根交接黏着不解。方知神谴之以示众也。

由此看来，作者对于婚外性行为、对于私通淫乱、对于其他变态的性行为，是持批判态度的。编者感慨说：“从来女淫无过武氏，男淫无过海陵。始皆以诈术取位，亦皆有逸才，而皆不令终。使此两人作夫妇，未知当何如也。”所以，编纂者也将唐玄宗、杨贵妃故事入此类，这就不奇怪了。编者在此类的最后，站在“情”的高度，表现了自己的思想：必须控制自己的情欲，否则就堕入了污泥浊水；上以淫导，下亦风靡；有奇淫者必有奇祸。劝诫之意可谓苦口婆心：

情犹水也，慎而防之，过溢不上，则虽江海之洪，必有沟浍之辱矣。情之所悦，惟力是视。田舍翁多收十斛麦，遂欲易妻，何者？其力余也。况履极富贵之地，而行其意于人之所不得禁，其又何堤焉。始乎宫掖，继以戚里，皆垂力之余而溢焉者也。上以淫导，下亦风靡。生斯世也，虽化九阈而为河间，吾不怪焉。夫有奇淫者必有奇祸。汉唐贻笑，至今齿冷。宋渚清矣，元复浊之。大圣人出，而宫内肃然，天下之情不波。猗与休哉!

由此看来，《情史》不光是张扬情爱，其实是以情说教，有肯定的情，也有否定的情，以此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情欲观。因此，我们不能以为冯梦龙既宣扬情欲而又要人们克制情欲，是激进与传统的保守的矛盾体。我们说他是“情教”的统一体，统一在正确的性观念上来了。

《情史》为“三言”、“二拍”等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醒世恒言》中的《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就来源于《情史》中的《昆山民》；有些被凌濛初所利用，如写一对青年男女为自由的爱情而奋力抗争的《张幼谦》，被改为《二刻拍案惊奇》中的名篇《通闺闼坚心灯火》。

三、《万锦情林》

无名氏著。6卷存。题“三台馆山人仰止余象斗纂”，日本东京帝大研究所有藏。本书由多篇小说组成。上层一卷的篇目有：华阳奇遇、张于湖记(此篇亦载《燕居笔记》，题《张于湖宿女贞观》)。本卷的其他篇目有：玩江楼记(即《柳耆卿玩江楼记》)、芙蓉屏记、连理树记、令言遇仙、聚景园记。二卷篇目有：裴航遇仙、秋香亭记、夫妇成仙、田洙遇薛、听经猿记、天致续缘、秀娘游湖(平话，正文杨题为《裴秀娘夜游西湖记》)三卷篇目有：东坡三过、羞基亭记、卖妇化蛇、联劳楼记、王生奇缘、甘节楼记、会真记。下层一卷篇目有：钟情丽集。二卷篇目有：白生三妙传。三卷篇目有：觅莲传记。四卷篇目有：浙湖三奇、情义奇姻。五卷篇目有：天缘奇缘。六卷篇目有：传奇雅集。

《张于湖记》也作《张于湖宿女真观记》，写陈妙常、潘必正事，私自定情的时候，也是注重处子之身，描写的风格也相同：

必正妙常乃携手同入兰房。必正道：“死生不忘卿恩。”妙常道：“你莫此等闲看，我身犹处子，并无点泄。”卸下星冠，脱下衣服，取一幅白香绫帕，亲手取红。必正见了，心中大喜。妙常曰：“潘郎，这是五百年前结了这段姻缘，今日交付与君，休使贱妾有白头之叹。”交会间，恰似鸳鸯戏水，浑如鸾凤穿花。喜孜孜连理共枝，美甘甘同心结蒂。恰恰莺声不离耳畔，喃喃燕语甜吐舌尖。杨柳腰，点点春浓；樱桃口，微微气喘。星眼矇眬，细细汗流香玉体；酥胸荡荡，涓涓露滴牡丹心。真合美爱色情多，怎比偷香滋味别。

但是，作者又加上了一篇《南乡子》词，进一步渲染：“情兴两和谐，搂定香肩脸贴腮。手摸酥胸软似绵，美奇哉，褪裤儿脱绣鞋。玉体着郎怀，舌送丁香口便开。倒凤颠鸾云雨态，多情今夜千万早些来。”后面出现了多次交欢的描写，并且是用当事人诗词唱和去表现的：

到晚，将酒肴与妙常同饮。正是：竹叶穿心过，桃花上脸来；茶为花博士，酒是色媒人。灯光之下，看妙常有倾国倾城之色。口占《菩萨蛮》一阕云：“芸堂空锁倾城色，万态千娇谁能及？何幸到鸾帏，春心不自持。点染香罗片，遂我平生愿。此处会云英，何须上玉京？”妙常听罢，亦口占《菩萨蛮》云：“香衾初展芭蕉绿，垂杨枝上流莺宿。花嫩不禁揉，春风卒未休。千金身已破，默默愁眉锁。密语嘱檀郎，人前口谨防。”必正看罢，情兴越浓，遂解带云雨。及罢，即于枕上说海誓山盟，就中诉深情密意。

《天致续缘记》写秀才徐成事。母弟刘琳止生一女名怀娘，年方二十春。配嫁一婿，名全节，家贫无度，为人不学诗书，不知礼义，往京常年经商。怀娘自嫁之后，朝夕不乐。成忽思怀娘美貌，欲寻戏之。即同仆出，以访友为由，发仆回家，自至全宅，入见怀娘。以取出手帕，欲行自缢相挟怀娘，不等后期，色兴如狂，将怀娘抱于怀内，半推半就，软软温存，扶起金莲，玉体全偎。当芙蓉露滴之时，如恍若梦中魂魄矣。雨住云开，怀娘低头不语。成生回至书馆，如有所失，忘食失寐，心思怀娘，复至怀门，入见怀娘。怀娘曰：“妾寸楮奉达，嘱君切勿复至。倘若夫回知之则何处之。”生答云：“华翰示教，生亦知之。奈别之后，魂梦中情在芳卿左右。大旱，一勺之水能济救乎？望贤姊见怜，小生须死九泉中，敢不荷恩思报。”怀娘无答，只得与生再交。生立誓后日纵使名登金榜，誓不再续。正好全节为商，过湖被盗，落水而死。成生喜不自胜。天明复至怀娘室，云收雨散，不久便娶亲过门，重续奇缘。其缘之所以重续，名为“天致”，实则青梅竹马。另外，二人能由性爱转为婚嫁，与两次交合的美妙感受分不开，与初嫁之粗鲁商夫也有关系。所以小说有大段的描写二人重会交合情景的描写：贴胸交股，春风生绣榻，溶溶露滴牡丹花；檀口香腮，淡淡云生芳草。效鸳鸯之交颈，比鸾凤之和鸣，亦不足其万一矣。辗转之际，白露滴裙边，各乐通宵而散。

四、《国色天香》

《国色天香》10卷，吴敬所编辑，有清益善堂刻本、敬业堂本、万卷楼本等，卷首有刻工谢友可所刻的万历丁亥序文。卷一题作“新刻京台公余胜览国色天香”，其余九卷题为“新锲幽闲玩味夺趣君芳”。据《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介绍，明万历丁酉(1597)金陵书林周氏万卷楼刊本为大型、绵纸。首序，后署“时万历丁亥(1587)九紫山人谢友可撰于万卷楼”。正文分上下两层，上层半叶16行，行14字；下层半叶13行，行16字。卷端卷第下署“抚金养纯子，吴敬所编辑，书林万卷楼周对峰绣锲”。上层除诗、词、歌、赋外有短篇小说15篇，下层有小说7篇。多用浅近文言写成，复有文白相间或全用古白话而作者。书藏日本内阁文库。清初光齐堂刻本，亦10卷，正文上层半叶16行，行14字，下层13行，行16字。有“大梁周文炜如山甫重镌”字样，藏北京图书馆。全书收入话本古杭红梅记、相思记、金兰四友传、张于湖传等4篇，下栏收有中篇传奇龙会兰池录、刘生觅莲记、寻芳雅集、双卿笔记、花神三妙传、天缘奇遇、钟情丽集等7篇。

收在《国色天香》里的一篇短篇叫《风流乐趣》，竟然用隐喻专门描写性交，以“乌将军”、“毛洞主”等专写市俗男女之事，我们觉得它是一篇宣泄性、娱乐性、文学性很强的民间讲唱文学的“荤口”，就是在正式说书之前的入话。

一是口语性强，与《国色天香》里的其他中篇艳情小说浅近文言不同，如乌将军的讨战词：“若是牙崩半个不字，凭著俺景东人马大披挂的将军，填凿洞口，杀进子宫，拿住你等，刺血饮马，取髓补精，那时悔之晚矣!”

二是韵文多，讲唱结合，唱词的特征很明显：“这一去揉碎梅花诚妙手，劈破莲蓬手歪断根。鳅如菱窝钻到底，双龙入海定成功。短枪刺开格子眼，双弹打破锦屏风。”“只用孤红一拈香肌俏，引得我临老入花丛。过了九溪十八洞，见了些金菊到芙蓉。剑行十里人马进，不觉春分昼夜停。对对蓝旗报回玉，拍马已到黑松林。”

三是有很多说书人的术语，诸如“话说”之类：“话说乌将军与毛洞主的故事”作为提挈之句，“话说太保便问”展开故事情节，等等。

四是明显的全知的叙述视角。表现在全方位介绍人物、故事情节方面，并特别用说书人全知叙述语句“这小校不听便罢”、“这将军更看那女怎生模样”、“这将军也不答话”等转换叙述视角。

五是最主要的，就是谐谑风格。“威镇腰州乌将军、独目将军、毛洞主、裸人县、阴崖、黑松、红心小卒、独龙枪、皮鼓”等词语的低俗，还有谜语式地描述男女性器官，趣语连连，都是民间设喻描绘的趣味和风格。在所有性爱描写里，这是一篇奇文，它保留了民间说话荤口的特征和风格，是唯一研究民间话本荤口的重要资料。

第六章 全面开花，应接不暇——明末清初艳情小说高潮时期

明末清初即明崇祯到清康熙中期(1630—1720)，是艳情小说发展高峰时期。这个时期，一是数量多，大约有五十多种；二是从不同角度共同探讨性行为问题，出现了许多质量比较好的作品；三是影响到了这一时期其他小说对性爱的描写；四是出现了艳情小说的顶峰之作——《故妄言》；五是艳情小说塑造了一大批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幻化了一个个落魄文人的白日梦。

其中有很多是宣淫之作，仅为了满足作者的性幻想、色情小说消费的需要。其原因，一方面是明朝末年，社会疯狂堕落；明末清初的改朝换代，也造成了社会各个方面尤其是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极大混乱。另一方面，清朝的统治者忙于在政治领域和民族领域整合，以奠定统治基础，还没有来得及抽出精力和时间在文化领域整饬民风。所以，在小说和文学创作的领域里，有了一定的空白，艳情小说便无拘无束，信马由缰，泛滥成灾。还有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知识分子在末世到来或者朝代更迭的时候，出于本能的责任感，或者揭露淫乱的社会风气，或者表达对生命本身的茫然和焦虑。另外，明初小说批评家的大量出现，对小说的内容与艺术特色进行了点评，推动了我国古代小说批评的诞生，对这一时期小说的创作影响很大，同样影响到了艳情小说的创作。

第一节 高潮期的特点

这个时期，是艳情小说的黄金阶段。其鲜明的特点是体式独立，艺术成熟，主题复杂，作品众多。

一、体式独立

《金瓶梅》出现以后，人情小说迅速分流，白话艳情小说从世情小说当中脱颖而出，与才子佳人小说并列，成为一种特色鲜明的小说体式。这个时期，白话艳情小说告别了世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模式，走上了一条迥然不同的道路。

才子佳人小说最盛行于晚明与明、清之际，虽然基本模式来源于明中叶前的中篇文言艳情小说，但其独立出来，则是《金瓶梅》蘖生出的一种小说体式，专写才子佳人的离合悲欢。其基本模式鲁迅先生曾经有精到的概括，为：公子年少才美，择配过苛，二十未娶。某日出游，忽遇女郎，惊为天人。以诗挑之，遂为唱和，于是订白首。而奸臣闻女艳名，百计求为子妇，构陷多端；有情人因之备经艰苦。后生忽中状元，奸人伏诛，生乃奉旨与女成婚。生三子，兰桂腾芳，夫妇寿登九十，无疾而逝。小说有的写一才子一佳人，如《吴江雪》、《平山冷燕》、《飞花咏》、《金元翘传》、《玉支矶小传》、《赛红丝》、《好逑传》、《快心编》、《引凤箫》；有的写一才子多佳人，如《玉娇梨》叙才子苏友白与才女白红玉及卢梦梨的结合故事，《合浦珠》叙苏州钱兰与范太守女珠娘及妓女赵素馨、白瑶枝的婚姻故事，《玉楼春》叙述邵十州和佳人黄玉娘与霍春晖的结合，《飞花艳想》叙述才子柳友梅与佳人梅如玉、雪瑞云结合，《蝴蝶媒》叙述蒋岩与华柔玉、袁秋蟾的结合，《赛花铃》叙述苏州红文畹与方素云等三女团圆事，《五凤吟》叙述才子祝琼与二女三婢相恋始离终合的事。有的写两才子两佳人，如《两交婚》叙甘颐、甘梦兄妹二人及辛发、辛古钗兄妹二人，彼此互订为婚。有的夹杂穿插着其他主题，如父子等亲人团聚的《幻中真》，插入仙妖怪异之事的《铁花仙史》。相助之人，有的是侠义之士，如《画图缘》叙述秀才花栋游天台，遇老人授以画图，借以得与柳蓝玉成婚事。有的得力于帝王，如《醒世流奇传》叙述梅干与冯闺英的结合；二人因受奸人诬毁婚后仍不同居，直待“钦赐团圆”，再度花烛。

到明末清初，艳情小说与才子佳人小说分化明确。艳情小说与之区别在于：首先才子佳人群体与所有世俗群体男女的不同——才貌地位的追求与大众性的本能、性的吸引力。其次自由恋爱与性欲之爱的不同——以婚姻为归宿和以性欲满足为目的。再次是感情经过共患难建立起来的与以性为始、渐至生爱的不同。第四纯情的言情与恣肆汪洋的性爱描写的不同。第五是主人公自由恋爱，自觅佳偶，走向幸福生活和满足与性的享乐、淫乱，走向毁灭的人生的结局的不同。第六是歌颂婚姻自主，反抗封建婚姻礼教和打着因果报应的名义，津津乐道淫乱，反传统、节烈与性束缚的创作主旨、小说主题的不同。

二、艺术成熟

作为小说的一种体式，独到成熟的艺术是区别其他体式的标志。首先，是基本情节模式的成熟；其次，是人物形象的刻画达到了雷同的程度，表明了创作者相互达到了高度的认可；再次，是对性爱具体描写和审美的成熟，几乎所有的艳情小说到了这个时期，都堕入几个描写的圈套和窠臼，呈现出集体强盛、集体巩固描写特征的态势，即所谓的“千篇一律”，鲁迅所谓的“近于变态”。专门用章回中篇白话描写艳情，而少用长篇；短篇艳情也从世情拟话本小说集子里分离出来，形成了自己的独立的艳情拟话本小说集子。

在叙事方式上，一般采用一个简单的故事框架，来详细描述男女之间的淫秽行为。从而形成模式化、框架化的结构，如才子神童巧遇美貌佳人，于是一见钟情，进而翻云覆雨，后遇风波而得人相助，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或者官宦整日花天酒地，日夜宣淫，其老婆必然也与人相通，最后均遭受报应而死。

这个时期最著名的艳情小说《肉蒲团》、《欢喜冤家》的出现，也是其成熟的标志。另外，艳情小说的艳情描写给神魔、世情、才子佳人等小说体式以深刻的影响，也是其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成熟的潜台词，就是创新性不足，预示着艳情小说将要走下坡路。

三、主题复杂

明末清初，艳情小说在创作主旨上，表面收敛的主题明显，有的加入了一些社会问题，如《玉闺红》、《欢喜冤家》、《弁而钗》、《龙阳逸史》，其实仍然是以宣淫为目的的。

艳情小说传统与性文化、传统文化、统治阶级理学、时尚商业市民文化、宗教文化等相互融合，对性爱的复杂化进行了深透的探讨，达到了纵深解剖的程度。同时，小说内容有的在发生悄悄的变化，开始加入了神魔、世情、才子佳人等小说的内容，并逐渐开始了和它们的融合。内容比才子佳人小说丰富了许多：知己则为纯情，而性欲的冲动则找其他女子解决。报应、劝世警世的主题也比上时期艳情小说明显起来，客观反映了人们对世风每况愈下的无奈。

有的作品为愤世之作。因当时社会极其不平等，导致一大批落魄文人怀有浓重的不满情绪，借此类小说发泄心中郁闷。该类作品在艺术成就上不高，单一从文字上评判无太多价值，但其小说诞生的意义远高于小说本身。有的试图探究一些问题，如李渔的《肉蒲团》。有的就是宣淫之作，作品大都无多少艺术价值，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些民俗、民风。

清代初期，艳情小说发生了一些变化：情节结构模式由艳遇发展到了猎艳，主动出击，四处寻找美女作为攻击对象。如《肉蒲团》。主题有了一些光明的影子，就是显示了一点爱情的理想。如《姑妄言》在连篇累牍的淫乱故事里，也描写了钟情和傻子妓女钱贵的爱情，体现了人文关怀和对性爱的思考。《聊斋志异》的出现，给文言艳情小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灿烂。《聊斋志异》继承了志怪传奇的特点，其中有很多是记述艳情故事的。

四、作品众多

这个时期艳情小说蜂拥而出。长篇、中篇，作品众多；话本、章回，体式五花八门；改编、原创，异性恋、同性恋，到处异彩纷呈，占领了很大的图书消费市场。

一是白话中、长篇艳情小说大量涌现。如《隋炀帝艳史》，崇祯四年(1631)刊刻；《词坛飞艳》，刊刻似明末作品，残存2回；《玉闺红》，6卷30回，明末东鲁落落平生撰；《载花船》，3卷10回，明末西泠狂者笔；《桃花影》，顺治十六年(1659)刊刻；《百花野史》4卷12回，一笑主人编；《灯月缘》，12回，烟水散人述，康熙年间；《春梦琐言》，不题撰人，书前有沃焦山人序，署“崇祯丁丑(1637)”；《灯草和尚传》，12回，云游道人编次；《风流和尚》，4卷12回，不题撰人；《肉蒲团》李渔撰；《绣屏缘》，20回，苏庵主人编次；《玉楼春》，龙邱白云道人编辑，刊于顺治中后期至康熙年间。

二是艳情专题的拟话本小说出现。如《欢喜冤家》24回，西湖渔隐编；《别有香》9回，桃源醉花主人编；《八段锦》，醒世居士编；《百缘传》，据阿英《小说闲谈》说，傅惜华藏有此书，是明刊，最为孤本，100回讲100个淫秽故事，刊刻极精。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以为可能是《祈禹传》。其他拟话本小说里，艳情篇目也仍然占有一定分量。金木散人吴某《鼓掌绝尘》， 1631年刊；周清源《西湖二集》，崇祯年间云林聚锦堂刊；李渔《十二楼》， 1658年序，1660年后刊；《贪欣误》6回，各演一个故事。以上也都有一些艳情篇目。

三是反映南风的小说集中出现。《弁而钗》与《宜春香质》、《龙阳逸史》等反映了一定的社会时尚。

南风最早记载于《尚书·商书·伊训》中，有“三风”之说，即巫风、淫风、乱风。伊尹道：“卿士有于一身，家必丧，邦君有于一身，国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乱风内有“四愆之说”，第一愆便是“比顽童”。《阅微草堂笔记》则说“称娈童始于黄帝”。前朝史书所记多为帝王、贵族男宠艳事，而到明代，侵于民间。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男宠之靡”条说明中后期男风在寺院、塾堂、监狱、戍卒中盛行。士人纳娈童而厮役，与貌美少年处如伉俪，教坊中以男色博客，闽中之地盛行男风，“得志士人致娈童以为厮役，钟情年少丽竖若昆友，盛于江南而渐染于中原，至今金陵坊曲有时明著，竟以此道博游爱宠”。“小唱”条云明代优伶扮演歌妓、被人狎玩的事情：“其艳而慧者，类为要津所据，断袖分桃之际，赍以酒赀仕牒，即充功曹加纳候选，突而弁矣，旋拜丞簿而辞所欢矣。以予目睹，已不下数十辈。”而小唱多重南轻北：

近日又有临清汴城以至真定、保定儿童，无聊赖亦承乏充歌儿，然必伪称浙人，一日遇一北童，问：“汝生何方？”应声曰：“浙之慈溪。”又问：“汝为慈溪府慈溪州乎？”又对曰：“慈溪州。”再问：“汝曾渡钱江乎？”曰：“必经之途。”又问：“用何物以过来？”则曰：“骑头口过来。”盖习闻侪辈浙东语，而未曾亲到，遂堕一时笑海。

《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还有《契兄弟》：“闽人酷重男色，无论贵贱妍媸，各以其类相结。长者为契兄，少者为契弟。其兄入弟家，弟之父母抚爱之如婿，弟后日生计及娶妻诸费，俱取办于契兄。其相爱者，年过而立尚寝处如伉俪。其昵厚不得遂意者，或相抱系溺波中，亦时时有之。此不过年貌相若者耳。近乃有称契儿者，则壮夫好淫，辄以多赀聚姿首韶秀者，与讲衾裯之好。以父自居，列诸少年于子舍。”卷二六“非类效仕宦”说这种现象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向年有小唱恣肆，得罪司城御史，上疏尽数逐去，久之稍稍复集。人问其何以久不见，则曰：“敝道中人人修洁，无奈新进言官风闻言事，以致被论出城待罪。今公论已明矣。”一时为之破颜。还记载都下有一阉竖比顽，以假阳具入小唱谷道不能出，遂胀死，法官坐以抵偿。《阉幼童》一篇里还说“以进御为名，实留自用”。从男色春宫画与专门描写男同性相悦的小说的出现，也可见明清之时男风之犹盛。

四是艳情描写在其他小说体式里影响显著。如《禅真逸史》、《禅真后史》、《聊斋志异》、《归莲梦》等，都出现了大篇幅的或者独立成章回的艳情描写。

第二节 白话中篇章回艳情小说

一、《肉蒲团》

肉蒲团，又名《循环报》、《耶蒲缘》、《野叟奇语》、《钟情录》、《巧姻缘》、《巧奇缘》、《觉后禅》。4卷20回，情痴反正道人编。本书影响极大，刻本极多，主要有清初写刻本(应在乾隆十九年(1754)前，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均收藏，北京吴晓铃及巴黎班文干亦各有藏本)、醉月轩刊本、光绪己巳石印本和日本宝永刊本(日本抄本，藏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楼文库》，书中评论有70条)、明治刊本。还有凤山楼本，此本高罗佩原藏，现藏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图书馆。台北双笛国际出版部1994出版的《中国历代禁毁小说海内外藏秘本集粹》依据日本宝永刊本作底本，书前封面题“肉蒲团一名觉后禅”。书末有跋，署“柳芸亭涛歧题”，题曰“清痴反正道人编次”，“情死还魂社友批评”，另题“情隐先生编次”。台北天一出版社之《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初编》为凤山楼本，扉页三栏，右栏作“步月主人订”，中栏大字书名“肉蒲团”，左栏作“凤山楼梓”；《中国古艳稀品丛刊》为宝永本，书末有跋，署“柳花亭漫叟题”。

清人刘廷玑《在园杂志》称此书系李渔所作。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称《肉蒲团》意想颇类李渔。李渔(1611—约1679)，字笠鸿，一字谪凡。号湖上笠翁。原籍浙江，生于江苏如皋，明末清初戏曲作家、戏曲理论家。清兵入浙后，家道衰落，遂移居杭州，又迁南京。他一方面从事著述，开芥子园书铺，刻售图书，另一方面组织以姬妾为主要演员的家庭剧团，到达官贵人府邸演出戏曲。著作有剧本《笠翁十种曲》(《奈何天》、《比目鱼》、《蜃中楼》、《怜香伴》、《风筝误》、《慎鸾交》、《巧团圆》、《凰求凤》、《意中缘》、《玉搔头》)，另有《偷甲记》、《四元记》、《双锤记》、《鱼篮记》、《万全记》、《十醋记》、《补天记》、《双瑞记》等8种是否出自他的手笔尚未有定论；小说《无声戏》(又名《连城璧》)、《十二楼》等；杂著《闲情偶寄》和诗文集《笠翁一家言》等。

李渔的戏曲多为风情剧，注重关目，多情趣低下，甚至流于猥亵；他的小说多说教生动，故事通俗，语言富有跳脱的新意。《十二楼》属于拟话本小说集，风格更接近他的戏剧的插科打诨，反映了无聊文人的一面，但也说明他在小说大众文化化方面所做的有益的尝试。同时，作者对一些性问题继续进行一些思考，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显示了作者在这一方面的智慧。他的另一部拟话本集子《无声戏》，也是劝惩的主题，做了许多翻案文章，让丑夫美女奈何天、乞儿得佳妻、红颜薄命，对性爱、婚姻有独到的看法，小说艺术表现、语言特色别具一格。这些特点，都与《肉蒲团》长于结构、布局，情节不枝不蔓，条理井然，关目巧妙，玲珑完整，语言机趣，趣味庸俗，有很大的一致性。李渔的朋友杜浚在《十二楼》序中说李渔小说“以通俗语言，鼓吹经传；以人情啼笑，接引顽痴”；清包《李先生一家言全集叙》说他“寓道德于诙谐，藏经术于滑稽，极人情之变，亦极文情之变也”。大都着眼于笠翁小说用通俗生动的故事来演说道德的特点。这种风格和创作思想、表现形式，与《肉蒲团》也是一样的。人们以为其作者是李渔，是有很大道理的。

《肉蒲团》叙述元末书生未央生立志做天下第一才子，娶天下第一美女，于是抛下自己美貌绝伦的妻子，云游四方，猎艳寻欢。他经一次阴茎再造的手术，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却发现妻子耐不住青春独处的寂寞，受人引诱而沦落风尘。未央生从此大彻大悟，削发为僧，终成正果。

学界的普遍看法是，虽然《肉蒲团》所写的内容与一般艳情小说并无多大的差别，但其结构布局工巧缜密，情节设置不枝不蔓，叙事如丸走坂，语言佻达、议论风生、说理成趣，在这个意义上，确实可以说《肉蒲团》是艳情小说中的出类之作。鲁迅曾经给予较高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它的出现，是明末清初艳情小说创作高潮的标志。可以这么说，《肉蒲团》为明末清初艳情小说的代表作品，也是中国古代艳情小说的经典作品。

第一，我们不能忽视作者的创作主旨。劝世主旨从它开始，在中篇艳情小说里得以正式宣示。

首先，它的惩戒的主题非常明确。写这部小说的宗旨在于“劝人息欲”、“劝人秘淫”，淫人妻者，妻必为人所淫。未央生勾引了权老实妻子，权老实决心复仇，来到未央生岳父家以做工为名，勾引上未央生之妻玉香，玉香怀孕，恐被父知，权老实就带玉香和丫环私奔，至京，将二女卖进妓院。作者以淫止淫、为世人说法是基于对女色、对性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开篇楔子可谓苦口婆心，也反映出这个时期艳情小说清醒起来了，它反映了当时流行的社会思潮，特别是性爱思想：人生在世，享乐是主要的价值；其中性爱就是享乐的主要方式，因此，男男女女在这个陷于肉欲的世界里不能自拔。所以，作者塑造的男主人公具有一切艳情小说主人公的特征——好色成性，公然寻访标致妇人，要在妻子之外另寻几十个换换眼色。故娶玉香为妻以后，以出门游学为名，出外寻访佳人。为此，他还准备了淫行的条件，换了一个掺杂了狗的性器官的大阳物，结拜了能给他偷女人的侠盗赛昆仑，搭上权老实之妻艳芳、邻居女子香云、瑞香、瑞玉、花晨，肆意宣淫。

其次，可贵的是，作者对这种泛滥的性欲思潮和社会现象进行了反思：纵欲的结果是明确的，结局是残酷的，不管是淫男还是淫女，都走的是一条不归路：出家或者自尽。卖掉了玉香和丫鬟的权老实受到良心谴责，遂出家，拜布袋和尚为师。特别是主人公未央生，偷了邻居女子香云、瑞香、瑞玉，自己的妻子玉香也进了妓院，被老鸨训以接客特技，于是进京预备科考的香云、瑞香、瑞玉的丈夫三人同狎玉香。后三人回乡，将京中所遇告诉夫人，三位夫人又告诉未央生。未央生得知京中那个妓女有性交奇技，专程进京造访。玉香认出嫖客就是自己的丈夫，就悬梁自尽。未央生则被众人痛打一顿。于是醒悟，出家找布袋和尚拜为师傅。这种结局与一般的色欲亡身、轮回报应思想还不一样，它表现了对人生、性欲的一种禅悟。

再次，作者提出了如何对待性爱的独到的观点：“女色”二字原于人无损，世上之人若晓得把女色当药，不可太疏亦不可太密，不可不好亦不可酷好。未近女色之际，当思曰“此药也非毒也胡为惧之”，既近女色之际，当思曰“此药也非饭也胡为溺之”。明显地反对猎艳偷情：

若是此等妇人，眠思梦想，务求必得，初以情挑，继将物赠，或逾墙而赴约，或钻穴而言私。饶伊色胆如天，倒底惊魂似鼠，虽无人见似有人来。风流汗少而恐惧汗多，儿女情长而英雄气短。试身不测之渊，立构非常之祸，暗伤阴德，显犯明条，身被杀矣。若无偿命之人，妻尚存兮。尤有失节之妇，种种利害惨不可当。可见世上人与女色二字断断不可舍近而求远，厌旧而求新。(第一回)

第二，顺应时代思潮和民众庸俗的审美，将阳物崇拜描写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对于一个本来是闺秀的艳芳来说，原本于性爱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可是，在丈夫的启发下，她竟然如狼似虎，特别喜欢巨大的阳物。为此，她让自己的男人出门去寻找大阴的办法；自己寂寞时选择情人，标准也是性能力强，力气勇猛、粗蠢的权老实竟然被她选中；偷情前，惟恐失算，还专门让隔壁的婆子试验真伪。主人公未央生更是凭着一根半人半狗的阳物横行天下，迷倒女人。有的论者将这个特点与第一个特点对立起来，说反映了作者一方面宣扬报应思想禁止淫乱，另一方面又津津有味地描写性的欢娱，表现了作者创作主旨的矛盾，或者说表现了作者叶公好龙、以报应掩盖对性爱的低级趣味。其实，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没有快乐，哪来的痛苦的代价!淫乱的快乐是建立在人生的痛苦之上的!作者可谓苦口婆心、现身说法。

第三，艺术地表现性爱行为以及性爱观念。小说文学趣味和艺术表达，在我国古代小说中是出类拔萃的。这种艺术的高度，来源于作者对小说功能的正确认识。《肉蒲团》里明确宣示：

做这部小说的人原具一片婆心，要为世人说法，劝人窒欲不是劝人纵欲，为人秘淫不是为人宣淫。凡移风易俗之法，要因势而利导之则其言易入。近日的人情，怕读圣经贤传，喜看稗官野史。就是稗官野史里面，又厌闻忠孝节义之事，喜看淫邪诞妄之书。风俗至今日可谓蘼荡极矣。若还著一部道学之书劝人为善，莫说要使世上人将银买了去看，就如好善之家施舍经藏的刊刻成书，装订成套，赔了贴子送他，他还不是拆了塞瓮，就是扯了吃烟，那里肯把眼睛去看一看。不如就把色欲之事去歆动他，等他看到津津有味之时，忽然下几句针砭之语，使他瞿然叹息道：“女色之可好如此，岂可不留行乐之身，常还受用，而为牡丹花下之鬼，务虚名而去实际乎？”又等他看到明彰报应之处，轻轻下一二点化之言，使他幡然大悟道：“奸淫之必报如此，岂可不留妻妾之身自家受用，而为隋珠弹雀之事，借虚钱而还实债乎？”思念及此，自然不走邪路。不走邪路，自然夫爱其妻妻敬其夫，周南召南之化不外是矣。此之谓就事论事以人治人之法。

另外，小说还把男性所凭借的几乎所有的性爱手段特别是辅助手段，都昭示天下了：一是物理的自然生成的性器官，一是人造的更巨大的性器官，一是交合的技艺，包括药物、工具的帮助。

当然，同封建社会的一些观念、现实相吻合的，就是作者也将女子看成是牺牲品，女子根本没有什么话语权与自主权，完全是男人的玩偶。她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命运，在男人喜欢张扬自己的性欲享受的时代，她们就是崇拜阳物的一个性符号，或者顶多是男子反省的一个象征性符号。这也是小说给我们的一个沉痛的认识。

二、《隋炀帝艳史》

《隋炀帝艳史》8卷40回，齐东野人编演，图70幅。(图42)版本有明人瑞堂本、清刻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本及香港书局石印本。台北天一出版社《明清善本小说丛刊》据瑞堂精刻初刊本，卷首有笑痴子序、李友人委蛇居士题词及署名“野史主人”的自序，又有凡例12条及回评。正文卷端题“新镌全像通俗演义隋炀帝艳史”，署“齐东野人编演，不经先生批评”。板心镌“艳史”。卷后有总评。齐东野人，鲁迅推测即是冯梦龙。

图42　明刊《隋炀帝艳史》插图

贯以“艳史”名字，按照作者在《凡例》中的解释，是因为“炀帝为千古风流天子，其一举一动，无非娱耳乐目，为人艳羡之事，故名其篇曰艳史”。这说明了作者的创作态度：尽管在描写他的淫乱生活，但不是作为历史责任的追究去写一个荒淫的帝王的，而是作为艳事、作为让人羡慕不已的事来写的。故小说以以往野史、小说故事为结构框架，记述了隋炀帝淫乱亡国的一生。这与以往对隋炀帝的负面评价是不一样的，反映了明中后期人性解放的思想，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作为艳情小说，《隋炀帝艳史》用了大量的篇幅写隋炀帝与众美女交欢之景。先写炀帝与幼女月宾情挑，继写炀帝借用转关车、任意车与迷楼中众幼女行幸；接着又写他在精力不支的时候，便借助男女交欢的春图和“乌铜屏”，激发性欲，继续狂欢；最后借助丹药，百般逞狂，三千个幼女、十六院夫人及数十个宠爱的美人，俱皆幸遍，“奇情艳态勃勃如生”。具有艳情小说的基本特征。

第一，从主题思想上看，其主题是最庸俗的“天生风流，自然消受”，“娥眉皓齿，伐性之斧”。与以前描写隋炀帝风流的同题材传奇等小说相比，它已经成为一部艳情小说，而不是历史小说、历史演义；它提升了隋炀帝艳史的文学品位，把笔力集中在刻画人物性格上。小说还给男子的好色一个理由，即冶容诲淫。炀帝偷宣华，就说：“古人有言：‘冶容诲淫’。千不合，万不合，都是夫人不合生得这般风流美丽，使朕邪心狂荡，死生已不复知，况于笑乎？”

第二，从审美情趣上看，小说突出男性的享受。写的都是隋炀帝的满足、女子的痛苦，都是“百般狂肆”、“一夜受用”，而女子则“娇啼婉转，若不能胜”。这是男主人公特定地位所决定的，也看出作者完全是站在男性的角度。为此，小说还描写、渲染了许多淫毒恶趣，特别是幼女之趣，这在一般艳情小说里是道德底线。其一是袁宝儿，年纪幼小，未谙风情，与炀帝交欢，当不得蜂揉蝶采，做尽了百般娇怯。其二是月宾。建幸迷楼，选良家女子十二三岁的三千人，用任意车奸淫月宾，开始一次，月宾号哭，顾不得怜香惜玉，只得使起势来，将身子欠起，用力强去迫她。后来一次，就是造孽。骗其上车，许多金钩玉轴将月宾手足紧紧拦住，弄得她心惊肉颤，生娇欲死，痛楚光景，就像梨花伤雨。

第三，写了许多淫具助兴。其一就是任意车：日夜捡有容色的幼女，到任意车中来受用。弄得那些幼女痛楚难胜，方觉快畅。其二是画春图刺激：叫画院管将男女交合的春图，奇奇怪怪，画上无数，在迷楼里挂起来，携着幼女，细细观看，看到动兴，就与幼女狂荡，略不济事，就重新又看。其三是乌铜镜：叫宫人将锦茵绣褥，移入屏中，亲同众美人幼女把衣裳脱去，裸体相戏。淫形欲状，流入鉴中，纤毫不能躲避。其四是丹药。道人说因见世人贪淫好色，自送性命，在山中无事，采百花合了一种丹药，固精最妙，要救度世人。隋炀帝试用效果很好：“随取一粒丹药，噙在口中，随吸了一口茶去化他。谁想那丹药有些妙处，拿在手中，就如铁硬，及放到舌上，浑如一团冰雪，也不消去咀嚼，早香喷喷化做满口津液。一霎时精神焕发，春兴勃勃。”将吴绛仙弄得花枝揉碎，左支右捂，疼痛不胜；尚还不足，更把袁宝儿、杏娘、妥娘、朱贵儿等十数个宠爱美人，俱已幸遍，又传旨宣韩俊娥。以后就这样轮番作乐。五是写其狂躁，必须要韩俊娥陪睡帐中，模仿御女车，摇动如云雨一样，才得以休息。

另外，小说中将园林作为人物活动的场景加以细致描写，将其放在一个固定的宫廷园林里写其性爱活动，对象固定，男女交往封闭、密切、长期，所以容易将性爱转化为爱情。这种背景、场地的设置，对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乃至以后的《红楼梦》等小说写青年男女的交往和活动场地，无疑是有影响的。

三、《灯草和尚传》

《灯草和尚传》，一名《灯花梦》、《和尚缘》、《奇僧传》。12回，云游道人编次，署元临安高则诚著。据《思无邪汇宝》，知有英藏抄本，藏大英图书馆，台湾天一出版社曾影印行世，正文前署“元临安高则诚著，明趋周求虹评”；游戏轩本，此本甚多图书馆收藏，又曾由日本鬼磨子书房、台湾丹青图书公司影印出版；东亚本，为石印巾箱本，乃据游戏轩本排印，题名《绘图灯花记》2卷12回，图2幅，扉页作“艳情小说”、“绘图灯花奇缘”、“东亚书局出版”；印本，为钢版蜡纸油印本，据以抄录之底本作删削，又稍近于底本。还有清和轩刊本。据文中引及《野史》、《艳史》两书，显然指《株林野史》和《隋炀帝艳史》，两书均作于清代，而高则诚乃是由元入明的著名戏剧家，显然是伪托。一般认为是明末清初作品。

故事叙述元末有杨知县者，娶妻汪氏，生女长姑。长姑许与李商人之子李可白。杨官儿致仕后回原籍扬州，三口过活。一日去苏州虎丘赏月，夫人在家冷清度日，忽有一头脸发面俱是红色的婆子自荐于汪氏，称善作戏法，变出一个灯草和尚来与之交欢。灯草和尚又先后与其女儿长姑、婢女暖玉偷欢，继而，诱得杨官儿与春姐，甚至与女儿长姑乱交。长姑又与和尚通情，被婿发觉休离后，仍与和尚淫欲过度而死。杨官儿也在女儿断七作法场时，被灯草和尚惊死。杨官儿头七那天，暖玉恋上了做道场的道士周自如。周先后与暖玉、汪氏成奸，暖玉勾搭男仆来禄一起逃离。而夫人汪氏与周自如重斟合卺之杯，成为夫妇，十分恩爱。

第一，肯定人欲，蔑视礼法。它也是突出报应的主旨，但是报应的思想竟然是报应那些惩罚偷情者的官吏!作者的观点是，男女交好无可指责，甚至是命中注定的事。如书末证诗开头说：“莫道人家贪色欲，相逢尽是消福禄。”第五回红婆子说：“大凡偷情嫖院，一夜情分，也是前世有缘。”小说还有一首回前词说：“那夜深人静，欲火怂恿，男男女女，没一个不想成双着对。”如果有人来从中阻拦，就是违背了天性、人性，就会受到性爱之神的惩罚的。杨官儿之所以受到惩罚，被弄得乱伦不堪，就是因为他在当知县审问案子的时候，有违人性，不包庇通奸者——在越州做官的时节，有个乡宦也是明经出身，他家夫人与小厮通奸，被人出首拿在当官，杨官儿动起刑来。那乡宦青衣小帽上堂，再三哀告全他脸面，杨官儿不肯，差人提出，当堂众目之下，去了下衣，打了十板，那乡宦回家气死了。故此上天震怒，差灯草和尚引夫人的邪心，坏他的门风，转嫁周自如，代乡宦还报。这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凡门风败坏者，均为男人，责任和惩罚应该由他们承担。

第二，必须满足女子的淫欲。作者以为，女子的性欲是水，更不可控制：“大凡男子一经漏泄，尚可消受半时，妇人家安心受射，邀射越好，便弄到那形消骨化也不肯休，却是何故？只因男子是火性，被水一浇，那火更灭了一半；妇人家是水性，被火一烧，那水更热了几分。”“妇人欲火尤甚，但不去引动他还好矜持，一引动了便没个截止。”并且引用了一首《西江月》说明：“夜阑灯影斜南，璁闭也。迟迟更漏，初长髻儿，懒卸衫儿，懒忻昏黄，怕看天边月。泪流衿上血，众穿罗衣流香汗，只嫌火冷中肠热。”

作者还通过妖怪秋姐劝说夫人尽情享受性爱的话，进一步突出这种思想：“我们姊妹四个都有丈夫，都不受丈夫管束，如今世家良宅，都是一个妇人家，谁不想偷几个男子汉，因夫人这种在深闺内阁，耳目众多，穷人家衣食不周，朝暮愁难，任使你欲心也动不得什么火，只索忍了。若有些门路，任他少的，老的，好的，歹的，哪一个不心心念念，想这件事情。”

这说明作者对女子性欲的认识是深刻的，作者的创作思想是明确的——他对于男人放浪形骸而对女子性欲进行压抑十分不满，觉得这有违人性。所以，小说对女性的深闺寂寞、性的压抑和偷情、出格深为同情。女子的性欲是压抑不住的，这就是作者构思故事情节的指导思想。于是，作者写了夫人尝到了被小和尚舔舐的兴奋之后，便不放弃：“如今我得了你这宝贝，老爷回来且瞒了他，只说有喜，哄他往书房去睡。”小和尚能变成成人大小后，夫人如痴如醉，沉溺其中：“心肝，你吃了我的舌头，下面抵住了我的花心，再用力抽顶，我便受用，叫我死了不怨你。”作者写杨官儿回家，夫人也不在乎夫妻情爱了：“我自从前月行经，怕的有喜，你还不如往书房里去睡，我身子要紧，不要来缠我了。”后来杨官儿被里一翻，翻出一个三寸长湿淋淋的小和尚来，真相大白。夫人乃将和尚藏于婢女暖玉处，暖玉享受到了性爱的欢乐，也死心死意养小和尚，遂与夜夜欢娱。一日，杨官儿偷奸暖玉时，又发现灯草和尚，遂将它扯成三四段而死。可是，引起的不是风平浪静，而是灭顶之灾：老婆子即引春夏秋冬四姐来救治灯草和尚，引诱杨官儿一起堕落，以此震慑住杨官儿：“我小儿与你家妇女，大都该是有缘份才得相会，如何怪他。你不听见扬州城里，某家某家妇人养汉出丑露乖么？如何怪的奶奶？”更严重的是，女儿长姑得到了灯草和尚的欢爱，朝夕交欢，弄得成了劳怯症，面上越显红，白身子不见甚瘦，只是时常咳嗽，早起常吐涎沫，她竟然说：“便弄死了，我也甘心。”直到走阴而死。这种寓意表明，情欲人人都有，不是想压抑能压抑得了的。另外，也给男权社会一个警告，女子不喜欢一个没有人性味道的男人，而喜欢一个让她心身满足的灯草和尚。

第三，小说的文学品格很高，已经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故事情节流畅而曲折，人物形象生动而独特，象征、隐喻手法神秘而自然。元末时节，一老妪点燃三寸长的灯草，灯花速速爆下，忽然一滴油落在桌上，陡然变了一个三寸长的小和尚。一个因果循环的故事，就这样发生了。

小说通过杨官儿回家讲的故事，给我们营造了一个神秘、荒诞的小说艺术氛围——性欲以及淫乱的普遍性。而杨家灯草和尚的故事，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苏州城外有一座洞庭山，山上有个尼姑庵，庵内一个白尼姑，因他生的那白面，故都叫他白尼姑，专在城内大户人家走动。这日到韦乡宦家，韦夫人见了，说作女儿针纸，琴棋书画，无一不晓。夫人就叫他教习小姐，同小姐一床安歇，那知尼姑不是女人，却是能结麈柄的和尚，把小姐缠上了足有年多，连小姐房中两个丫头都一锅熟了。不期一日，韦乡宦见了尼姑，便诱到夫人房中，搂倒床上，扯掉裤子，那麈柄直插将进去，不插犹可，一插进去，便伸出一个七八寸长的小和尚来，韦乡宦大怒，打了一顿，随到小姐房中究问，两个丫环都一五一十供出来，韦乡宦只恐声扬想瞒过，不料小姐羞耻之过，自缢而死。韦官宦那时殒不的，速把白尼姑一并送到府里，和尚打了五十，尼姑打了三十，游六门示众，我见两人真正标致，怪不得男女都被他骗了。”

小说给我们塑造了一个性爱之神。性爱之神就是红婆子，人在性欲旺盛的时候，它就会自然降临。灯草和尚就是性爱之神的使者，象征着性欲，它可以满足女人的任何性欲要求。这种寓言性质的小说，在中国明清之际出现，一方面固然代表了张扬性欲的文人的反传统观点，表现了文人的游戏心态，另一方面，说明了我国小说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艺术成就。其意境已经达到了18、19世纪欧洲油画表现性爱的程度，与爱神丘比特、丽达的鹅一起，共同为女性拥有性爱而呼喊。

四、《载花船》

《载花船》，3卷10回，西泠狂者笔；素星道人评。现存各刊本、抄本皆不全。有仓石藏本，现藏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仓石文库，只8回，孙楷第所见仓石藏本有“己亥冬月郎人序”，疑是顺治十六年(1659)刊刻；北大藏本，计8回，无序及图，马廉原藏，相当于仓石本之卷三及卷二；英国藏抄本，存4回，相当于仓石本卷三；俄藏抄本，存4回，现藏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

卷三属于典型的才子佳人小说模式，只不过增加了三处性爱内容。一是“女天子宫禁谈龟”，可谓是分析男子阳具特色的一篇最长的文章。其基本的观点是建立在房中术基础上的：“大则采精炼鼎，赞助仙源；中则孕育婴儿，接续宗祀；小则搓花破窍，承欢丽娇。凡女子年长而梦遗小便者，得龟而止。过笄未配，致成剧症者，遇龟而瘥。孀妇失之，疾染痿黄。戍妇客妻，旷发多死。夫妇反目，藉龟而生欢喜之心。男女萍逢，交龟而忘死生之见。龟之有功于人亦云大矣。”强调性生活的重要性。下面接着分析七种不同的龟，则俗不可耐了，什么瘫痪之龟，朽腐之龟，躁率之龟，具员之龟，小试之龟，卤莽之龟，以及如何观察龟的种属即选龟之大法等等，可谓是一篇“龟赋”奇文。二是“贪龙阳喜盟佳偶”写粲生喜欢尹监，趁其睡思正浓，身却侧卧，解开带结，扯下纱裤鸡奸。三是描写两人知道男女真情身份之后结婚的良辰美景。从中我们看出，清代前期艳情小说与才子佳人小说的融合。

卷二属于淫荡故事类型的，性爱描写就比较放肆。主要情景，一是写硕臣与玉姐的奸淫，模仿《金瓶梅》中的“兰汤邀午战”；一是写芸娘在逃难途中被匪兵奸淫的情景，这种描写与《女仙外史》中的描写相类似：小三先和芸娘苟合，当芸娘淫兴勃发，彼此爱恋着意送迎之际，忽听得外面一片马嘶人沸，戈戟甲胄之声，刹时早有数人打下门来，抢入屋中，知是金兵，慌忙爬起。金兵一见大笑，拿住小三，推倒芸娘，取具便干。一个挨一个，齐来淫乐。芸娘初时惊急，及至被淫，反觉本事过人，抽送得法，津津有味。盘弄到第三个鞑子，阴户中便觉疼痛，挨得完事，又一个上来。芸娘抵当不过，苦口哀求。那金兵不肯住手。一会儿芸娘腹胀体酥，四肢无力，气息奄奄，早已一命几危。金兵扶起，揉出余精，方得保全性命。

五、《玉闺红》

《玉闺红》，6卷30回，明东鲁落落平生撰。据《思无邪汇宝》言此书全称《绣像玉闺红全传》，明湘阴白眉老人序。金陵文润山房刻梓。据序文，此书应写于崇祯元年(1628)至三年(1630)间。《玉闺红》现只残存序、第一、二卷共10回及第三、四卷目录。所存者亦非文润山房原本，为王朱整理校点，丽华出版社铅印，应刊于1943年或稍后。《思无邪汇宝》还引用了丽华本前慕容陈蔡的《古佚小说〈玉闺红〉研究》，叙述了小说发现的始末：

《玉闺红》为明末崇祯间刊行之小说。流传未广，知者绝少。民廿七年，津门某画报曾校删刊布，然仅一二回即停，未窥全貌，至为憾事。乃事隔五年，今春在京偶游旧书坊，竟以二十金无意得之，大喜过望。书共分四册，未完，每册一卷，每卷五回……此书尚有两卷，乃遍查史志，均未见载。后至燕都国立图书馆访之未得。又求其所遗两卷于古书肆，亦均未见。想此书刊印不久，即遭流寇之乱，遂行散佚……今余既得原书，为读者之需要，出重资聘人校点，加以整理，付梓问世。

至于作者的情况，从撰者名前冠“东鲁”则知其为山东人。另外，从小说前署“崇祯四年辛未，湘阴白眉老人序于金陵报简斋，时年六十有五”的序文里，我们也能了解到作者的大概：他幼秉天资，才华素茂。弱冠走京师，遍交时下名士，互为唱和。而立至江南，文倾一时，遂得识荆。他为人豪放任侠，急人之急。第困于场屋，久不得售，遂弃去之，退而著述。所作甚多，计有《金瓶梅弹词》20卷，《梵林艳史》10卷，《兵火离合缘》4卷，《神岛记》1卷，皆未刊之作。而印行者，仅诗集两卷而已。是书刊后，想将其他作品也一一付梓问世。

《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此条概述了本书的故事梗概：“明代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横擅权，监察御史李世年刚直不阿，将魏阉罪状一一列出，冒死上奏，被害死狱中。夫人沈氏闻知，一头撞死。女儿李闺贞，只得与丫环红玉仓皇从府中逃出，不想遇到原来的差役吴来子，受其诓骗，沦为土娼，历尽苦难。后红玉入金尚书府中；闺贞被舅父救出牢笼，与尚书公子金玉文订终身；后吴来子身死花下，魏忠贤密谋篡逆，被参受戮。”

从残余的部分来看，《玉闺红》主要反映明末北京下层社会窑子的情况。女人在里面的遭遇，可谓触目惊心。揭露了鸨母张小脚与其帮凶的狠毒，描述了小娼土妓苦不可堪的地狱生活。如将乞讨的刘女子强行收容到窑子里卖淫——到了晚上，预计刘玉环乞讨已毕将要回家，二人突出道左，一个按住口，一个用绳捆绑，用棉被包了，假充是送病人，抬进张小脚家来。刘姑娘痛哭跳骂，誓死不从，惹得张小脚性起，吩咐小白狼将刘姑娘绑了，撕下裤子，“顺手抓过一把小笤帚柄向阴门里一塞。只见鲜血直流，女红已破，痛得刘玉环面色发青，连声哎呀不止”。然后叫几个流氓帮凶再进行奸污。闺贞则让鸨母卖给了开粪厂的粗俗大汉门掌柜，“通花径粪夫作乐　强梳拢小姐受苦”一回写被强行剥光衣服，当着鸨母、帮凶和其他妓女的面，强行性交，直到奄奄一息。然后便是吴来子、胡二、刘虎等帮凶的轮奸。接着就赤身露体，站在窑子里开始了6文钱一次的卖淫生涯。第一天一早连着接了3个，小肚皮撑得满满的，瞪目失声，口喘大气，四肢发凉，被连捣带刷一会，又马上要陪一个老农和三个商人。中午要吃东西了，也得边干边吃，因为嫖客还有一大串。小姐窝头未咽，嫖客一个葱臭的大舌头腥臊难闻，堵在嘴里，欲嚼不能。帮凶都看不下去了，说“你让他缓口气儿。咽下这一口去”，又端过一碗白水给小姐喝了，这才缓过点气来。一天下来，狼藉不堪。一手拾起地上的窝头，吃了两口，马上有一个客人要求口交。以后又遭受了拐子、父亲的家奴吴来子、花子头飞天鬼的性虐待、凌辱。

从写法上，《玉闺红》深得《金瓶梅》堂奥，以三个流落风尘的女子的名字为书名，除了反映妓女生活的苦难之外，也展现了广阔的社会背景，反映了世态人情。例如，官员的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查封李公的官员，见其一生清廉，没有财产查封，就开始戏侮小姐：“你身上的衣服，也在籍没之例，还不快自己脱下来，免得老爷动手!”而市井更为混乱，地痞流氓、盗贼横行。小姐与延缓逃往京城，叫红玉持簪兑了散碎银子，却被京师拐子抢劫。小说也写了脱阳，但是，这个脱阳而死非常恐怖——不是吃吃而笑，也不是痛快死的，而是恐惧而亡，有浓厚的市井气息：张泰来娶了张小脚不上一年就害起色痨病来，瘦得剩了一把骨头。张小脚天性好淫，虽然老公病成色痨，眼看灯尽油干，在没客陪她过夜时候，她还是饶不过，直揉搓到天亮，张泰来一声大叫，精出如涌，呜呼哀哉。

小说的艺术特色，重在市井描写。例如对北京窑子的描写，很有市井味道：

外城乃是穷人聚集之所，就有人拣几处破窑，招诱几个女叫化子，干起那送旧迎新朝云暮雨的勾当来。名唤窑子，就是在破窑里的意思。那些女叫化子有得什么姿色？肮脏破烂，也只有专接那些贩夫走卒，鼠偷乞丐□□□□□。你想女叫化子无非是讨饭不饱才肯来卖，穿的不用说破烂不堪，有什么风流俏俊能招致游客？倒是那开窑子的有主意，衣裳破烂索性不要穿他，人身上的皮都可以用水洗干净。就只给这几个女叫化子置点脂粉头油，打扮起来，身上脱得赤条条的，露着那松松红穴儿，教唱几支俚词歪曲，学上几套掩腿品箫，颠摆送迎，就这样在破窑里任人观看。那长短，黑白，肥瘦，宽窄，高低，毛净，引得行人情不自禁，入内花钱买乐。既可以招致客人，又省得花衣裳钱，真是一举两得之妙。

小说前序对此分析得很到位：“今春间君以近作《玉闺红》六卷见示，一夜读竟，叹为绝响。文字之瑰奇，用语之绮丽，亘古所未之见。其描写朝廷明器，至于市井小人，口吻无不毕肖，曲尽其致。且君留京既久，又好狭游，京中教坊情景，无不若禹鼎燃犀，纤毫毕露，皆君经验之谈也。遂以之付文润山房刻梓，以广流传。”如第四回写市井流氓在一起的里巷猥谈：

飞天豹刘虎说道：“我自幼惯好风月，嫖过的姐儿女娘，私的官的，不计其数，各有各的风味，各有各的情趣。你们几个想来风月事儿一定不少。我们弟兄乘今日盛会，曷不开怀一谈，以叙衷曲。”胡二接口道：“大哥所谈，正合小弟之意，小弟虽然爱好风月，怎奈身子不结实，不克久战。但是交过的女娘，已是不少。我生平只有二恨。”刘虎道：“是那二恨？”胡二道：“一恨只伴那些丐女娼妇，扯半旗，就炕沿，没有过千金小姐，玉嫩娇娃，与我同床并枕，压股交颈。”说罢，众人哈哈大笑。磁公鸡赵三道：“看不透你这癞蛤蟆还有吃天鹅肉的心肠。”胡二道：“正是，那像你赛的，搂着老婆的屁股，就美得受不的。这才叫才子风流。”赵三“啊”了一口道：“你也配？”刘虎道：“不要斗嘴，接着再谈下去。那第二恨呢？”胡二道：“二恨只是玩些破烂饺子，陈旧蚌肉，从没吃过后庭娇花，元宵美味。这是第二恨。早晚有一天非尝尝不可。”

六、《梧桐影》

《梧桐影》，12回，不题撰人。有啸花轩刊本，藏大连图书馆及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吴晓铃藏抄本，有缺叶。《思无邪汇宝》言此书首回抄自《肉蒲团》第一回，当作于《肉蒲团》畅销之后，估计在康熙末、雍正年间。天一出版社《明清善本小说丛刊续编》为大连图书馆所藏啸花轩刊本，回目前题《新编梧桐影词话》，正文卷首题“新编觉世梧桐影”，版心题“梧桐影”，无序跋。

该书是以淫止淫的小说，但是因为取材于当时真实的故事，就更加真实地反映了明末清初东南淫风极盛的现状。小说所记三拙和尚及王子嘉在苏州被枷死事，尤桐《艮斋杂说》、吴伟业《梅村集》及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等书均有记载。康熙间岐山左臣所编《女开科传》也记载了这件事。王子嘉为明末清初昆戏名角，与名士甚多交往。

小说专写三拙和尚和戏子王子嘉的淫荡生活。三拙和尚学会了采战之术，王子嘉长相俊美，能歌善舞，号称苏州第一旦。作者先描写他们分别与郑寡妇、刁氏淫乱；然后写三拙到苏州，发了点财，便置地造庙，有了条件，就利用寺庙勾引女子，一发而不可收。而王子嘉则被姓高的富商之妻看中，邀入淫乱。高氏淫兴极高，子嘉本领不济，于是主动向三拙献身，甘做龙阳，向他学习采战之法。从此，王子嘉有了性交的高超能力，就到处鬼混，大肆勾搭人家的妻女、侍妾，终于被逐出戏班子。但是，他仍不思悔改，到处渔色。和尚本应该六根清净，看破红尘，可往往又忍受性的极大的压抑；旧时戏子职业也很复杂，江湖混饭，喜欢假戏真做，习惯台上台下不分，性爱生活也很糜烂。小说将世人普遍关注的两类好色之徒放在一起描写，并让他们成为师徒，狼狈为奸，更加展示出了明末清初这个动荡混乱的年代里，作为繁胜之都苏杭一带的淫风之炽。正如开篇词所说的，作者就是借这个故事警醒世人沉溺性欲中不可自拔：“黑发难留，朱颜易变，人生不比青松；名消利息，一派落花风。悔杀少年不乐，风流院，放逐衰翁；王孙辈，听歌金缕，及早恋芳丛。世间真乐地，算来算去，还数房中，不比荣华境；欢始愁终，得趣朝朝燕，酣恨处，怕响晨钟；睁眼看，乾坤覆载，一幅大春宫。”

当然，作者并不是让人们禁欲。作者在对待性欲问题上，是很开明的。作者在开篇就直言不讳，语重心长：

京师之内，只有挂长寿匾额的平人，没有起百岁牌坊的内相，可见女色二字，原于人无损，只因本草纲目上面，不曾载得这一味，所以没有一定的注解。有说他是养人的，有说他是害人的。若照这等，比验起来，不但还是养人的物事，他的药性，与人参附子相同，而亦交相为用，只是一件，人参附子虽是大补之物，只宜长服，不宜多服；只可当药，不可当饭。若还不论分两，不拘时度，饱吃下去，一般也会伤人。女色的利害与此一般，长服则有阴阳交济之功，多服则有水火相克之弊；当药则有宽中解郁之乐，当饭则有伤精耗血之忧。世上之人，若晓得把女色当药，不可太陈，亦不可太密；不可不好，亦不可酷好。未近女色之际，当思曰此药也，非毒也，胡为惧之；既近女色之际，当思曰此药也，非饭也，胡为溺之。如此则阳不亢，阴不斗，岂不有益于人哉!只是一件，这种药性，与人参附子，件件相同。只有出产之处，与取用之法，又有些相反，服药者不可不知。人参附子，是道地者佳，土产者服之无益。女色倒是土产者佳，道地者不惟无益，且能伤人。何谓土产？何谓道地？自家的妻妾，不用远求，不消钱买，随手扯来就是，此之谓土产。任我横睡，没有阻挠，随手敲门，不担惊恐，既无伤于元气，且有益于宗祧；交感一番，浑身通泰，岂不谓之养人。艳色出于朱门，娇媚必须绣户，家鸡味淡，不如野鹜新鲜，耆妇色衰，年似闺雏少艾，此之谓道地。若是此等妇人，眠思梦想，务求必得。初以情挑，继将物赠，或踰墙而赴约，或钻穴而言私，饶伊色胆如天，到底惊魂似鼠。虽无谁见，似有人来。风流汗少，而恐惧汗多。儿女情长，而英雄气短。试身不测之渊，立构非常之祸。暗伤阴德，显犯明条，身被杀矣。既无偿命之人，妻尚存兮，犹有失节之妇，种种利害，惨不可当。可见世上人，于女色二字，断断不可舍近而求远，厌旧而图新。做这部小说的人，原具一片婆心，要为世人说法，劝人窒欲，不是劝人纵欲，为人秘淫，不是为人宣淫。

这说明这个时期艳情小说的报应主题、劝戒主题，不是要人们禁欲，而是要人们适可而止。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欲不可禁、欲同样也不可纵，是引导人们正确对待性欲，不要被纵欲所淹没。这就是与前一段时期艳情小说不同的地方——这时候的作者是理性的，再也不是幼稚的性欲倡扬者。

作品的批判性主题非常明确。作者对他们的淫秽不堪，深恶痛绝：“最无耻者，莫如俳优；最淫毒者，莫如贼秃。”并以为整个社会风气就是被这两种人搞坏的。可见其创作主题，就是为了认清这两类败类，醇化世风。为此，作者描写刻画了这两个淫荡的主人公的放浪性生活。三拙从小儿凶顽，飞檐走壁，父母兄弟讨厌，自己愿意到五台山出家。路遇憨道人，这个人传授其房中采战，理由很充分：“这江以南，淫气忒盛了。凡是聪明男子，伶俐妇人，都想偷情，不顾廉耻。上天震怒，当遣几个魔君恶鬼，下界来肆淫一番，把他人人一个恶结果，警戒世人。咱就教了你术法，也不可胡行乱做。”三拙就拜为师傅，道人把养龟护阳，先教会了，然后教他运气。会运了气，才教他蛇游洞、鸡啄食、猢狲偷桃、蜜蜂采花，尽情教会了他。三拙认识王子嘉后，就教王子嘉一半功夫，让他勾引妇女，自己做替身奸淫。他使用的主要是奸骗的手段。直至强奸幼女事发，与王子嘉一起被铁面御史相继枷死。作者感叹说：“他宣淫未已，作恶无休，把好好一个世界，变成禽兽世界，天必不肯轻饶过他。况三拙淫秃，更恶更毒，造假银，炼假丹，恃力强奸。王子嘉做不出的，他偏要做，苍天肯饶过他么？”三拙、王子嘉死后，江南风俗竟渐渐变好了。

三是小说里面的女性形象，也是作者要鞭挞的，就是荒淫无耻。有的姑嫂同奸，有的还假装正经，丑恶无比。王子嘉的第一次偷情，就是唱堂会时被女主人勾引的。她夫妻为老男少女，见了子嘉美貌小伙儿，戏又好，曲又好，略吃几杯酒，搂搂抱抱，只想成就好事。并说：“包你二十分快活。”使小伙儿初尝滋味骨酥神颤，乐不可言。三拙见巷里有一女人，大着胆抱住，女人开始推拒，急得要哭，可是听他说整夜不泄，竟然动了心，关了门大弄。有姑嫂两个决定留下王子嘉和三拙，王子嘉漂亮，嫂子本来要拈阄的，一听说凶蛮的和尚就是性高手，嫂也不拈阄了，竟让王子嘉与女娘，取才不取貌。还有更奇怪的一件事，当三拙性能力高超出名以后——

一日，在一家门首经过，听见门里有人道：“这一定是三拙和尚。”三拙抬头一看，却是个女人，独自站着，头梳的光光的，脸搽得白白的，嘴抹得红红的，手儿尖尖的，脚儿小小的，衣衫穿得齐齐整整的，像个跷蹊的货。三拙大着胆，竟走近前道：“娘娘叫我做什么？”女人一头走，一头说：“我不理你。”三拙随后跟进去，到了第三进，女人回头又说：“我不理你。”第三进是卧房了，并没一个别人，女人又说：“我不理你。”三拙一把搂住，女人又说：“我不理你。”三拙紧紧抱着亲嘴，把手去摸他的两奶。女人又笑道：“我只是不理你。”三拙知他是千肯万肯了。扯落他裤子，揿到床上。女人连声道：“我不理你，我不理你。”三拙忙把那话儿插入洞中，大弄起来。女人啊呀连声道：“我只是不理你。”三拙弄了一个时辰，怕人来，到底不像，放下了女人，扒起身来，女人又道：“我到底不理你。”三拙问道：“娘娘你家贵姓？”女人道：“不理你。”三拙只得道：“我去了。”女人又说：“不理你。”

另外，作者对小说、特别是艳情小说的功能有比较深刻的分析，有意为小说、重视小说的社会功能，通过阅读小说治家预防外侵，在第一回里都说得很清楚：

但愿普天下的看官，买去当经史读，不可作小说观。凡遇叫看官处，不是针砭之语，就是点化之言，须要留心体认。其中形容交媾之情，摹写房帏之乐，不无近于淫亵，总是要引人看到收场处，才知结果识警戒。不然，就是一部橄榄书，后来纵有回味，其如入口酸涩，人不肯咀嚼何!我这番形容摹写之词，只当把枣肉，裹着橄榄，引他吃到回味处，也莫厌摊头絮繁，此一段乃觉后禅小说提醒世人。着书主意，今不惮抄袭之者，亦是窃比谆谆耳。等世人读觉后禅后，自然警惕，如笃夫妇之恩，享闺房之乐。不至孟浪淫邪，或罹刑杀矣。自然不至太密，或有耗精血，捐躯命者矣。所言不可太陈，亦有深意。大凡妇人，有贞性者，自不系怀枕席，至若阴柔水性，恋爱贪恩，自是女子一种肺肠。苟或稍与疏远，柔者必至怨尤，狡者定谋苟合，钻穴踰墙，势所不免。至哉觉后禅不可太陈，不可太密二言，洵有味乎，将是治家之道。自应谨身，以杜内踰，亦不可不深心以防外侵。常见人家，溺爱妻妾，至从其闹场看戏，荒寺烧香，露面拋头，饱人馋眼。最无耻者，莫如俳优；最淫毒者，莫如贼秃，而要令娇姿弱质，襟溷其中乎。其不至蹈淫秽者，盖几希矣。于是缕缕苦心，不能自遏，至烦唇舌，为一陈之，虽摹写不知工拙，要不过代晨钟之一叩尔。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思无邪汇宝》已经注意到的，关于书名为“词话”的问题。“词话”是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的一种形式，词即唱词，话就是说话，亦即讲故事。有词有话、有说有唱的作品被称为词话。这种称呼在明代比较常见，但是在清代，这一称呼却绝无仅见。小说确实每一个回目里，都有大量的词、小曲、诗歌，并且开头一回说理、二回引入也模拟词话，说明此书有可能是一个讲唱的本子，或者根据讲唱的底本改编刻印的。有些小曲具有市井趣味。如：“俏冤家，你两个，也是前缘前世，有缘法；千里来，做了露水夫妻。昨夜里，那知道今宵欢会；一个似鸡啄食，一个似柳穿鱼。莫道是萍水相逢，也须相交，相交直到底。”

七、《桃花影》

《桃花影》4卷12回，又称《桃花影快史》，坊刻本又有易名为《浓情快史》(与嘉禾餐花主人著之《浓情快史》同名异书)、《牡丹奇缘》者。书题“檇李烟水散人编次”。据《思无邪汇宝》说明，烟水散人即徐震，字秋涛，浙江嘉兴人，号烟水散人，前面加鸳湖，或檇李，或南湖，或古吴，皆嘉兴别名。他生活于清康熙年间，曾为小说《赛花铃》题词，末署名：“时康熙壬寅岁(1722)仲秋前一日，檇李烟水散人漫书于问奇堂中。”也有人认为署名为“天花藏主人”的也是徐震。那么徐震编著的小说更多。署名烟水散人的中长篇小说共有9种：《后七国志乐田演义》、《珍珠舶》、《合浦珠》、《赛花铃》、《女才子书》、《桃花影》、《灯月影》、《梦月楼》、《鸳鸯配》。

书叙明朝成化间松江华亭县旧家子弟魏瑢，貌美骨秀，为《如意君传》等淫书所惑，贪恋女色，先后私通仆妇山茶、邻妇夏二娘和丫环兰英，又与夏女非云传情；坐馆时又与商人妇小玉成欢；在寒山寺读书时，与小尼了音幽会。虽为人所知，告到官府，亦终保无事，反而科场得意，秋闱时进京赴选中举人。在金陵，与房主邱慕南妻花氏通奸；游燕子矶，又同姑苏王婉娘成欢。春试时，魏生高中，授钱塘知县，荣归故里，收了音、婉娘、小玉，又娶夏非云为妻。任知县两载，升任江西巡按，又找回早年与之有私的丫环兰英和商人妇花氏作妾。从此，出家云游，与一妻五妾终日淫乐。一年后，应召为官，累官至工部侍郎。后得半痴僧点化，辞官归田，最后与妻妾乘船入太湖，俱成仙。原来魏生原为香案文星，诸妻妾都是瑶台仙子。

第一，假托真实事情演义而来。此书卷末有一段文字，称此魏生故事是白云坞老人讲给他听，并嘱他写成的。这增加了故事的真实性，作为叙事方式，有一定的价值。

第二，开始与才子佳人小说融合，表现在多才貌美女，诗词定情、传简、失约，等等，都是《西厢》的情节和审美特点。

第三，专写窥房。第一回“小书生凿壁窥云雨”，写魏生先窥视仆妇山茶夫妻作爱；非云也是偷窥了母亲和魏生的性交，呆了脸看到出神之处，开始了性的幻想与追求。窥视改变了叙事角度，一石两鸟，是小说叙事艺术的进步。

第四，写女性在性爱行为中的主动，主动偷情。山茶偷主子，当主子笑问道：“我比褚贵若何？”妇人双手搂了玉卿的颈儿，娇声婉转道：“他是粗人，怎及得官人温存有趣，虽则结亲二年，从来未有今日之乐，若不经这件妙物，几乎虚过一生了。”为的就是性爱的快感。卞二娘作为一个寡妇，与魏生偷情：“不谓郎君这样知趣，又生得这般妙物，内中塞紧无余，又酸又痒，使妾魂灵儿俱已飘散，人间之乐，无逾此矣!”是一个典型。这样的女子形象，就有了时代的价值。夏非云目睹了母亲和魏云卿的通奸后，却发誓非此人不嫁，尽管失去了社会意义，但还是说明能使性欲满足是选择婚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第五，成仙主题失去了惩戒的意义，它告诉人们，只要两相情愿，性爱并不是作孽，也不会引起多大的社会危害。

八、《灯月缘》

《灯月缘》，又名《灯月缘奇遇小说》；另有《春灯闹》，为《灯月缘》的翻版，内容略变。12回，烟水散人述，台北双笛国际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历代小说集粹》用啸花轩刊本，封面题“醒世奇观”、“灯月缘”，“啸花轩藏版”，无序跋、图像，正文卷端题“新镌批评绣像灯月缘奇遇小说”，藏上海图书馆。另有清康熙间紫宙轩刊本，台湾百科股份有限公司《思无邪汇宝》据紫宙轩刊本。此本为初刊本，原藏于日本佐伯文库，为海内外孤本。此书全称《新镌批评绣像春灯闹奇遇艳史》，又称《桃花影二编》，署“烟水散人戏述，东海幻庵居士批评”。据专家考证，烟水散人即浙江嘉兴人徐震。徐震字秋涛，生活于明末清初，小说作于清初顺、康间，成书于《桃花影》后。

小说演真楚玉的多次艳遇。在情节安排上，显示了较高的文学功力。尽管清吴航野客《驻春园小史》给予的评价很低：“历览诸种传奇，除醒世、觉世，总不外才子佳人，独让《平山冷燕》、《玉娇梨》出一头地。由其用笔不俗，尚见大雅典型。《好逑传》别具机杼，摆脱俗韵，如秦系偏师，亦能自树赤帜。其他，则皆平平无奇，徒灾梨枣。降而《桃花影》、《灯月缘》风愈下矣。兹传之作，发端东邻，实自登徒脱骨，安根投帕，亦本彤管面目，视《绣鞋》、《玉盘》大有雅俗之分。至于屈身奴隶，如《情梦柝》、《绣屏缘》、《一笑姻缘》诸本，无非蝶恋花丛，从未有假道于其邻者。迹愈幻，而想愈奇。”但是，它还是在以下几个方面写得很成功。首先，是把主要的线索让几个元宵节穿起来，因为只有元宵，才能男女自由参加，有相互认识、发展感情的机会。其次，元宵与月亮、与约会、与柳梢头，为缠绵的交流提供了一个优美的性爱意境。再次，三次元宵，都对推动故事情节有作用。

借用才子佳人的情节模式写艳情性爱内容，这是康熙初年艳情小说的一个特点。清李仲麟在《增订愿体集》中对于这种现象有比较到位的看法：“淫词小说多演男女之秽迹，敷为才子佳人，以淫奔无耻为逸韵，以私情苟合为风流。云期雨约，摹写传神，少年阅之，未有不意荡心迷、神魂颠倒者。在作者本属子虚，在看者认为实有，遂以钻穴逾墙为美举，以六礼父命为迂阔。遂致伤风败俗，灭礼乱伦，则淫词小说之为祸烈也。”较之真正的才子佳人小说，在人物形象方面更有差距。小说的女子，与以前艳情小说只要美貌风流不同了，一般美色内才俱佳，四书五经、诗词歌赋不让须眉，见了“才子”，数语或者几番传简，便干柴烈火，以身相许，不是为了终身所托，而是为了一时之欢。丫头则扮演红娘角色，并多被“才子”“先把红娘来解馋”了。女子在“才子”面前柔顺、节烈、廉耻皆无，而在其他人面前却贞烈无比。最后，“才子”娶到几美。

这种模式的大量使用，说明了艳情小说已经在政府查禁的情况下开始有所收敛，而打起才子佳人小说的旗号。这样的结果，就是逼迫着作者们进行创新，创造出既符合统治阶级要求的、又能表现性爱以此来招徕消费者的新的文学体式来。这就有一种预感，艳情小说已经快走到尽头，失去自我了；而新的伟大的作品也要从中脱胎换骨，闪亮登场了。

九、《绣屏缘》

《绣屏缘》，20回，苏庵主人编次，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古本小说丛刊》、天一出版社《明清善本小说丛刊》据荷兰汉文研究院藏日本抄本影印，卷前有序署“康熙庚戌端月望，弄香主人题于丛芳小圃之集艳堂”。庚戌即康熙九年(1670)。

小说标榜情，但是反对任情。序说：“晋人有言，情之所钟，正在吾辈。顾言情，而不悉情之所由始，则流而为放荡，为妖孽，为因果报应。甚至山魈木魅，得探花月之权；村妇田夫，竞效江皋之赠。任情之误，等于无情，是岂人之所为哉!”

小说叙赵青心(云客)家极富有，人又俊雅才高，发誓要读天下第一种奇书，取天下第一种科甲，娶天下第一种美人。先后与六美恋爱婚姻，不脱才子佳人的套路。但是小说构思巧妙、神秘：家中有祖传屏风一个，为隋文帝时所造，绘前代一绝色美人于其上，唐玄宗曾将其赐与杨贵妃。一日，云客将屏风置于卧室中，夜深入梦，与屏上美人云雨一番。天明后仔细审视屏风，见有夹层，从中寻得白绫子一束，上有绝句一首，署曰“玉环题”，就开始了卖身为奴进王家对王玉环的追求。另外还设置了一个幻化的情节：云客想念小姐，形诸梦寐，便有广陵城中积年的狐精假扮小姐来混他，被他灌醉，吸去狐丹。其中又勾引蕙娘，迷惑表姐吴绛英、狱官女素卿私定终身。后历尽艰辛，与三女结成了深厚友谊，中状元后向王御史女儿玉环求婚，王欣然应允。云客又娶韩驸马之女季苕，五人掷色子定位次，玉环第一、季苕第二、素卿第三、绛英第四、蕙娘第五，又建五花楼，一起淫乐。后为一癞道人点化，携众美入岛隐居。

小说比《催晓梦》的艳情描写更加恣意汪洋。第十七回至十八回云客与五位美人同淫乐一段，写了各种姿势和感受，宣淫的特点明显。

书中作者的一些评论写得很好，对男女性心理分析精到：“要知天下女子，凡是善于偷情的，他腹中定埋一段踌躇顾虑之意，始初最不轻易露些手脚。不比对门女儿，烟花质地，一见男子，便思上床的。他虽是心上极钟爱的人，头一次相交，必有一番驾驭男子的手段。却把一个情郎笼络在掌握之中，那时任其调度，全无差失。此正是聪明女子要占先着的意思。”

引用的一些小词小曲，也有市井情趣。如《如梦令》：“倒凤颠鸾堪爱，肚下悬巢相配。不是惜娇花，怎把玉杵高碓。亲妹，亲妹，蜡烛浇成半对。”苏州山歌：“昨夜同郎说话长，失直困到大天光。金瓶里养鱼无出路，鸳鸯鸭蛋两边慌。”

苏庵主人另有小说《归莲梦》，刊刻于康熙九年，也是利用了才子佳人模式，写诗帕传情，卖身为奴，接近女子；脱罪中状元，完婚，中间插入性爱场面的描写内容。但是，小说又加入了与狐幻化女子、吸其丹的情节，开始借用神魔小说的模式。其实，小说用这样的情节不是在表现什么宗教思想，只在说明思念过度，招致狐媚，狐狸变成所思念女子的样子来相就。

第三节 艳情话本小说集

话本小说深受市民的喜爱，市民在茶余饭后听听说书，就是消遣，就是享受。所以话本小说往往以市民为主角，描写他们的柴米油盐、家长里短、奇闻趣事、喜怒哀乐，反映了他们的道德观、价值观和审美情趣。它们的主题，也是诸如“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仗义疏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明代中叶以后，统治阶级日益腐朽堕落，社会道德极端败坏。在文学方面就出现了一些专门以描写市井生活为主的艳情话本小说集。在这些集子里，没有了“三言”、“二拍”时代对市民新的思想价值观念的理解、肯定和赞扬，而是体现了“朋友妻，不可欺”、“我不淫人，人不淫我”、“酒色害人”、“奸近杀身”、“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掖剑斩丈夫”、“男不花柳，女不淫奢”等传统的、世俗的价值观念。所以，艳情小说集多以惩淫为主题，意存劝讽，直接化、简单化、说教化，体现了这个时期艳情小说的共同主题。这些艳情话本小说集主要有《欢喜冤家》、《八段锦》、《一片情》、《十二笑》。还有专门写男子同性恋的3部拟话本小说。

一、《欢喜冤家》

《欢喜冤家》，又称《贪欢报》、《欢喜奇观》、《三续今古奇观》、《四续今古奇观》、《艳镜》等，24回，西湖渔隐编。编者无考，就其署名，可知居于杭州。原刊本《欢喜冤家》未见，皆为后来的刊印本。有赏心亭一部本，藏大英图书馆，大约印行于康熙初年，封面以“贪欢报”为书名；赏心亭正续本，藏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楼文库》，也为清初刊本；坊刊本，为石印本，颇多讹误；二美堂梓本，名《贪欢报》。有以为“山水邻”为初刻本的。“山水邻”即刊行杂剧《四大痴》者，尚有传奇数种，亦由其刊行。“山水邻”本书成于天启甲子年(1624)以后；序文题于山水邻，为高一苇所作，则写于崇祯十三年(1640)之重九日。此书分正、续二集，每集12回，集前各有插图12幅，续集总目题为《贪欢报续集》。(图43、图44)

全书共24回，每回写一个故事，共24个故事。其中20个故事围绕性爱展开故事情节和矛盾冲突，属于比较典型的艳情小说，占全书篇幅的5/6。故事采撷自多种笔记小说、文言小说如《寻芳雅集》及《百家公案》等。

图43　山水邻刊本《欢喜冤家》插图

图44　清石印本《欢喜冤家》插图

从题材来看，《欢喜冤家》是话本小说中专写“非冤家不能成欢喜，非欢喜不能成冤家”的畸形婚恋的第一本小说。它反映了青年男女非正常婚恋的各个侧面，认为“世事从来不自由，千般恩爱一时休。情人谁肯因情死，先结冤家后聚头”(第一回花二娘巧智认情郎)。往往“人情以一字适合，片语投机，谊成刎颈，盟结金兰。一日三秋，恨相见之晚；倏时九转，试爱恋之新，甚至契协晴孚，形于寤寐。欢喜无量，复何说哉。一但情溢意满，猜忌旋生。和蔼顿消，怨气突起。弃掷前情，酿成积愤。逞凶烈性，遇煽而狂焰如飚。蓄毒虺心，恣意而冤成若雾。使受者不堪，而报者更甚。况积憾一发，决若川流，汹涌而不能遏也。张陈凶终，萧朱隙末，岂非冤乎!”(《序》)其意图是“歙慧者读之，可资谈柄。愚者读之，可涤腐肠。稚者读之，可知世情。壮者读之，可知变态”。之所以选取婚恋性欲报应作为题材，是因为“圣人不除郑卫之风，太史亦采谣诼之奏。公之世人，唤醒大梦”(《序》)。可以说，从中表达了作者的小说观、男女观、人性观。

从写作动机看，《欢喜冤家》企图扬弃传统文化，建立新的价值体系。它没有彻底抛弃传统的理性原则去迎合和鼓励世俗社会放纵情欲，也没有像《型世言》那样返归传统，教化至上，而是紧扣时代特点和人性的解放，本着对人们普遍关注并力图作出新的理解的“人欲”进行认真严肃的思考，得出了发人深省的答案：既承认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又要适应时代新理念和新生活；既要充分享受人生，体现自我价值，又要避免陷入纵欲主义的泥潭。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作者也没有给我们真正建立起具有时代意义的价值体系来。如第一回，作者一方面谅解二娘的偷情，一方面又让二娘经过一场胆战心惊的事变收了心，“急流勇退”，并且救了未婚先孕的少女。丈夫立志不再游手好闲，任三也娶了少女。作者的倾向很明显，正像总评中说的：

自古多才之女，偏多淫纵之风。愚昧之夫，乃至妻纲乖戾，机事不密，害即随之。身殒沟中者，易言是非也。交臂相逢，便成鱼水。香偷玉窃者，两心相照也。生来不是风流骨，也希蝶浪。李二之学步邯郸，只因财帛点动人心。亦冀狼贪，周裁缝之妄登垄断。花二娘出奇制胜，智者不及。盖救人者还自救。李二自冒险危身，愚者不为。杀人者还自杀，天网恢恢，报应不爽。致于花林改行生理，徐氏打叠邪淫，任三断绝恩爱，急流勇退。若三人者，从情痴内得已觉之灵机，于苦海中识回头之彼岸。

也就是说，《欢喜冤家》并没有脱离开传统观念。作者对《陈之美巧计骗多娇》中狄氏的形象描写，特别是结局，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她已经正式嫁给后夫了，但是为了给前夫报仇，作者让她把后夫送上断头台。这种行为表面看来不正当、不传统，但是，后夫是有罪恶的，前夫是无辜的，如果顾及与后夫的恩情，任由前夫沉冤莫白，那是最不正当的。所以，狄氏的行为，还是体现了忠孝节义等常见的传统道德，还是没有让她得到物质富裕而又性欲满足的生活。作者对她的态度显然是赞扬的。再如第九回《乖二官骗落美人局》中开爿杂货店的王小山，想用年轻美貌的妻子方二姑作诱饵，骗邻居张二官的钱财，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方二姑和张二官将他玩弄于股掌之上。王死后，方嫁张为妻。

同时，也反映了明末注重人的自然属性的要求。当时，在某种程度上轻视道德礼仪，或者道德礼仪已经松弛，妇女有权利追求性爱，从男子身上得到一些安慰和满足，已经不再是伤风败俗的事情。但是，女人的性格也就复杂起来、丰满起来——既要性，又要在本质上善良。作者对女人的败俗，表现得非常宽容。对于这样一些道德意识异常淡薄的失节女性，作者不仅未予严厉指责，反而深切地同情她们的坎坷经历和不幸遭遇，有时甚至不加掩饰地赞赏其中某些人果断泼辣的行为方式，显示出不同寻常的情感态度。这说明，作者认为，首先，个体生命神圣不可侵犯，不得以任何理由随意剥夺；其次，女性的失节由多方面的原因所致，诸如生理需要、迫于情势、上当受骗，等等，并不意味人性的堕落与毁灭。

《欢喜冤家》在涉及性行为的描写上，注意到人物性格与人物命运的变化，注意到了与事件进程的融合，有别于一般的艳情小说集。这在艳情小说描写性行为方面，作了有益的、成功的尝试。这种处理方法，使得女性形象非常丰满。第一回写二娘与任三的第一次偷情，非常投入，一是因为她对丈夫这个酒色之徒非常失望。花林娶了花枝般的二娘作浑家，却结交酒肉朋友李二白和任三，“疏云懒雨”，连父母病亡都是二娘料理的。二娘的偷情，是建立在对丈夫完全失去了信心基础上的。二是因为任三“青年俊雅，举止风流”。奸情本身就是二娘主动勾引的，她十分有意，“常将笑脸迎他”；一亲之后，主动安排相会事宜，灌醉丈夫，夜晚行事。所以，在这种火烤雪狮的心态下，二人的交合肯定如饥似渴，干柴烈火。并且在交合过程的描写上，主要突出任三与花林的不同——标致、知趣。所以二娘才“十分得趣”，“紧紧相偎难罢手，轻轻耳畔俏声高”，“但愿常常聚首方好”。为以后的故事发展垫笔。第二次调开丈夫，全身投入，更加从容，觉得“乐不可及，满心足意”。作者笔下的二娘，即使是偷情，也有着严格的选择标准，并不是单单满足性欲。她义正词严地拒绝了李二白，并为了捍卫自己婚外的爱，以淫抗淫，与其作了巧妙的、坚决的斗争。

渔隐主人选择失节女性这一独特的视角，细腻地描写她们在性爱过程中强烈的生理刺激和心灵震撼，就是要说明女性有享受性爱的权利。这是朴素的男女平等的思想观念，是明末文化思潮的反映。花二娘“不想此事这般有趣”的如梦初醒，李月仙“从来未有今朝这般快活”的今昔对比，莫氏“若得二年夜夜如此，死也甘心”的一往无前，香娘“早知嫁了他，倒是一生快活”的追悔莫及，在以往的小说中都是难以见到的裸露的内心感受。

明代中期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急剧裂变，传统的价值体系已濒临崩溃。人们怀疑乃至彻底否定传统的伦理道德，无所顾忌地放纵个人的自然欲望，形成积重难返的“好货”、“好色”的时代风气，金钱成为重要的价值标准和崇拜对象。它打破了传统人际关系格局，导致了社会关系包括两性关系的紊乱。作者真实地描绘生活中错乱的两性关系，进而揭示由此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力图通过对颇为敏感的两性生活的深入剖析，表现对于个体生命的热情关注与严肃思考，从而使作品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和较高的艺术品位。表现在故事结局和创作主旨上，就可看到传统价值观念有所回归。

在这些故事中充当重要角色的女性，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有过婚外性生活经历。若依据传统的女性价值标准衡量，即使不将她们一概视为“荡妇淫娃”，至少可以归入“妇德有亏”者一类。然而，作者并没有让她们付出惨重的代价，只是表示了一些失望和小小的惩罚。说明作者的传统回归，是明智的、是先进的，并不是简单的倒退——倒退到封建理学那里。

由于《欢喜冤家》的成功，其篇目有不少被后来的艳情小说当作素材，其故事的结构成了后来不少艳情小说的结构模式；其具体情节的描写，被多部艳情小说所模仿和剽窃抄袭。

二、《一片情》

《一片情》4卷14回，不题撰人，为清初短篇小说集，版本有二：好德堂本，存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楼文库》，约为顺治年间刊刻；啸花轩本，存北京中央美术学院，为残本，仅存3回。《古本小说丛刊》、《思无邪汇宝》均据好德堂刊本影印。

第一，《一片情》反映了市民阶层新的婚姻、性爱观。首先是否定不合理的婚姻制度，指出不相称的婚姻是婚姻悲剧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提出男女般配才能不出问题。如，双方的年龄要般配。《钻云眼暗藏箱底》写富翁符成娶妻妾多人却老年无嗣，再娶少女新玉做妾。符成难御新玉旺欲，后新玉与浪子燕轻勾搭私通。每晚燕轻藏身衣箱中，待符成熟睡便欢会。后被家人察知，将燕轻叉死，新玉也抑郁而亡。作者并没有把偷情的燕轻和新玉当作主要批判对象，也没有把主要的罪责推在他们两个人身上，尽管一个被符成叉死焚烧掉，一个忧郁而死，而是把三人的不幸、恶果，归到符成身上，归到老夫少妻这种极不合理的、有违人性的婚姻制度上。再如，双方的条件要般配，特别是身体条件。《邵瞎子近听淫声》写算命瞎子邵某颇有钱财，少女羞月家人贪财而将羞月嫁给邵，羞月心下实郁郁不乐，这就是偷情的基础和合理性。于是，邵家邻居杜云与羞月交好，常在瞎子面前偷欢。后被瞎子发觉，抢走两人衣服而昭示四邻。这也是对金钱婚姻、财富婚姻的极大嘲讽。对这宗失败的婚姻负责任的，是邵瞎子，也是不合理的婚姻制度。此外，婚姻要两相情愿。幸福的婚姻应该是当事人的感情生活，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而不是外力或者强求的结果。如《憨和尚调情甘系颈》就告诉那些想满足自己性欲的人，应该知道性爱是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的，是双方共同情愿的事情，强扭的瓜不甜。

其次，男女性爱平等的意识。是对女人的性权利问题的认知。女人有性生活的权利，有爱的权利，有权利追求性爱的享乐和幸福。《老婆子救牝诡择婿》肯定了五十多岁的妇女仍然有性欲，仍然有满足的必要，这不是什么大惊小怪；并且人们应该帮助她、理解她。《多情子渐得佳境》认为不准寡妇再嫁为悖情逆性。这种对寡妇、女子的情欲的深刻反映，其价值不在《牡丹亭》之下。

再次，指出夫妻感情的融洽和性生活的和谐，是美满婚姻的基础。无爱之性是酿造婚姻悲剧的主要原因。“人要跟老婆，须三事俱全，那老婆自然跟得牢。那三件事？一要养得他活，二要管得他落，三要有本钱，中得他意。三事之中，大本钱尤要紧。若没这本钱降伏他，莫说茶前饭后都是闹，有个大本钱来拨动他，就顺顺溜溜的随了去。”(《待诏死恋路傍花》)所以，性欲得不到满足的妻子，自然心里不满足。

对于惧内，也提出了新的观念：“做一个人岂有怕老婆之理。大凡人做事那得十全，倘有一差二误，得贤慧的在身边点醒一番，也是内助之功，怎么不听他。听了他就人上讹传道，怕老婆怕老婆，这个冤屈也没处叫。就是打几下儿，也不过闺房中淘情插趣，你说那嫩松松小手儿，可打得痛的么，见响不疼的。难道也像仇敌，与他打个输赢。”(《大丈夫惊心惧内》)这就说明，人们已经认识到，在畸形的多妻家庭里，女人的性欲是得不到很好的满足的，丈夫应该用“惧内”去平衡。

第二，《一片情》对偷情女子进行了重点追踪和描写。首先是对女人性心理有细腻、深刻、真实的描写和把握。既有传统的“水性杨花”的心理描写，要男人时刻防范其红杏出墙，又有对女性性心理特点的认识，如：“大凡贞女淫妇只在这一念开头，若一失手决难挽回。”(《奇彦生误入蓬莱》)女子的受诱惑，也是由于女子本身的一些弱点。基于此，作者提出了全新的观念：让女人自己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丈夫、情人都不能拘管。巧姐本来与丈夫的徒弟赖蜡梨勾搭上了，又看中了新来的徒弟小戈，可是赖蜡梨看他很紧，这使巧姐极其反感。(第十四回)作者还写了偷情女子的共同心理——撇清。就是故意表示自己的清白和对同情淫乱的不齿。民间叫“养汉老婆会撇清”、“偷人的老婆骂四邻”。

其次是较客观地分析了女人偷情的原因。有男子本身的问题。男子自己不正或者不能满足妻子正常的性爱要求。也就是说，女人已经不再喜欢自己的丈夫了。羊振玉就是由于自己不正才怕老婆的；故老婆与人偷奸被捉，反而骂他。也有很特殊的历史原因。第十二回《小鬼头苦死风流》反映皇宫选妃对民间婚配影响很大，也影响到民间婚姻生活的质量和偷情世风的滋长。“有幼女配个老男，有少男反娶了长女，其间不知错配了多少。”

再次是提出了缘分的概念。所谓的“缘”，有一部分是奇遇，不是人所能期待或者妄想的；有一部分则是相互的好感。也就是说，“缘”是建立在“有情”的基础上的。有情才有缘。作者对于“情”的理解是比较浅显的，即是不是给对方以性的向往与渴望，也就是符合最起码的男女之间交往的人性——能够有情谊、有能力给对方性的享乐。这在明末张扬个性、人性的思潮中，表现得是非常突出的；在《一片情》等艳情小说里，也是非常突出的。所以，这里的崇尚“缘分”，是具有与传统礼教格格不入的人性化表现，具有时代意义。

第三，《一片情》出现在明末，其创作主旨仍然是匡正民心。民间自有社会规范的方式和渠道。通过说讲小说、案例式的教育，特别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反面案例，往往能起到很好的教育、整合效果。特别是在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代，新兴思想和传统观念发生抵触，对传统观念提出了怀疑和挑战，而新兴的思想还处于混沌、不成熟的状态下，话本小说的辨别认识、宣传引导、选择强化、规范整合的功能，就更加突出。《一片情》就专门以情止情，对情欲泛滥的时代，对那些所谓的“钟情者”敲响了警钟。沛国摴仙题序对此有地道的说明：“彼见夫世之钟情者，汩而不返也，迷而不悟也，枕而不醒也，荡而不节也，滔滔而不知止也，茫茫而不知归也……作者不讽人以正而讽人以邪，……使其目击利害之说、风波之验、变故之奇、翻复之捷，强之不可，挠不能，从而警心剔目焉！”

匡正民风的主要工具就是民间和佛教的报应思想。“行藏虚实自家知，祸福由来却问谁。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就是“要劝人行些好事，不可暗里损人。你若算计了人，天的算盘丝毫不爽。”“推人扶人一般手，陷人赞人一样口。劝人宁可去扶人，切莫开了陷人口。”积善逢善，积恶逢恶。仔细思量，天地不错。(第十四回)

拟话本的主要方式就是劝诫。《八段锦》8段故事8种劝戒，即书目中所标明的惩贪色、戒惧内、赌妻子、对不如、儆容娶、悔嗜酒、戒浪嘴、蓄寡妇。有的话本小说说教味道很浓，明显看出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有着鲜明的俗讲特点。如《十二笑》，不光故事前面作者要说教，在故事中的人物还要说教。《一片情》里面也同样多劝戒。并呼吁社会、世人，一是正视女子的性乐趣：“男人阳物在外，其乐在外。女人阴窍在内，其乐直在内里。你道入到内里的乐胜如外边的乐么？故男子直待泄的时节，那件行货一胀一胀的，才得妙境。若女人一放进去就是乐的，而况又粗又大，把那穴里痒筋点一点麻一麻，箭箭上靶子，一连点着花心，榔头儿几百点，你道要死不要死。难道男人的乐，有得及我们的乐？”(第十回)二是不要轻易让寡妇守节。第九回《多情子渐得佳境》直接提出：“人家不幸，有了寡妇，或五十六十，此时火气已消，叫他终守可也。若三十以下，二十以上，此时欲心正炽，火气正焰，如烈马没缰的时节，强要他守，鲜克有终。与其做出事来再醮，莫若早嫁为妙。”三是对和尚“不秃不毒，愈秃愈毒”、“色中饿鬼，财上罗剎”予以充分理解和原谅，因为禁欲本身就是扼杀人性。(《憨和尚调情甘系颈》)

第四，《一片情》继承了话本小说关注民生、特别是市民阶层的传统。话本艳情小说涉及市井性爱的方方面面，反映了许多社会问题，甚至称得上是市井民众的性爱社会史、风俗史、生活史，世态人心、人物命运，都有深刻的揭示。因此，有人把它归入到世情类。

如何处理糟糠之妻与新人之间的关系，也很复杂。《一片情》第十三回《谋秀才弄假成真》中天成娶了爱姑，过得非常贫寒。同窗考中升官，携带他娶当地豪绅的小姐，妻子觉得是摆脱贫困的好机会，就商量去假作未婚娶小姐，而天成舍不得妻子，就让爱姑以同胞妹妹的身份一起去。爱姑亲眼目睹丈夫娶亲入洞房与小姐交合，十分烦恼的心态描写得很到位。天成周旋于两个女人之间，不喜欢小姐却不得不作爱，爱自己的妻子又只能偷偷摸摸，写得很感人。后来他们“兄妹”交欢被小姐发现，天成才道出原委。多亏小姐传统，以为“丈夫娶妾，二三个也不为多，况止一人，如此贤淑，我岂忌他”，遂主动接纳爱姑，并且月下结拜。盟毕，小姐遂拽爱姑与天成同睡，道：“你也熬得够了。”与丫鬟同推二人上床，天成连小姐也扯在身边。三人解衣共寝，从此朝欢暮乐，内外不知。后来小姐父亲病故，天成尽半子之劳，一起回家过美满日子。

第五，重情节。情节是拟话本小说的重要特征。生动曲折、紧张、细腻的情节描写，是话本小说的文学性标志之一。《一片情》在这一方面显示了它的文学价值。第一回写燕轻与新玉偷情，从燕轻踅到符家后门来，钻进箱子里，直到等他们夫妻交合。在交合过程中写丈夫的昵情与妻子的应付、内心游移，都很细腻、很真实：

闻得新玉道：“我今日身子不快，你娘房里歇罢。”符成道：“我不去，我不去。”新玉道：“娘的房里就是我房里一般，如何不去？”符成笑道：“我不要那老物。”新玉亦笑道：“啐，我又要你这老物？”符成大笑道：“我的亲心，我犹未老，今夜断然包你爽利。”新玉道：“我今日实是身子不快，你去那边歇一宿，明日来罢。”符成道：“我不睬你，我先去睡，你快来。”便脱衣上床，先去睡了。新玉想道：“且去打发他上路，省得那人久等。”忙忙脱了衣服，吹灭了灯，恐又闷坏了那人，复来开了箱，上床去睡……新玉见他不动，摇他摇道：“下来罢。”符老作娇作痴道：“我今夜要在你肚皮上睡这样一觉儿，把这鸡巴养在你的那窠儿里。”新玉道：“谁耐烦。”将身要颠播他下来，争奈这老子一把抱紧，死不放松。新玉无奈，只得任他睡着。看看见他鼻息儿来得急了，轻轻卸他下来，不敢惊动。又挨了一会，方缓轻轻的钻出被来。

然后又细写两个人的偷情，中间夹杂着丈夫的琐碎干扰，真是惊险刺激、细致入微。这么一段偷情的文章，竟然写得曲折有致，动人心魄，可见艳情小说所达到的艺术高峰。类似的曲折动人情节，还有瞎子妻子在瞎子面前偷情的一回。

第六，《一片情》善于利用戏剧的插科打诨增加作品的趣味性。小说的趣味性也是文学的主要特征。第十一回《大丈夫惊心惧内》写羊振玉扯住苟子美，落后一步道：“我的麻鹊雀儿杂碎，小心肝儿，完了我的心事去。”而蜜笾箕非要撮个头儿，巴不着也想趁机揩油。一些巧话亵语竟然与《十日谈》里的风格和内容完全相同，如第十四回《骚腊梨自作自受》：

一日腊梨穿著单裙，在师父面前做生活。巧姐走来，彼此有心。腊梨不觉裙内的东西凸凸的跳，动个不了。巧姐看见，以手将竹头向腊梨鸡巴上，敲他一下。骚腊梨便涎了这脸道：“正是我老子，我一向不曾寻得坟地葬他。没奈何你有那好穴，把他安身儿，生死不忘大恩。”于是见没人，一把扯妇人进去。巧姐道：“啐！我又不是风水先生，我身上又没坟地。你来你来，我再着实敲他几下。”骚腊梨道：“你身上有个好穴，我看想已久。没奈何，赏我葬了他罢。”一把扯了巧姐进去。

夫妻之间的性生活更是描写得妙趣横生，如第十一回《大丈夫惊心惧内》郎氏检查丈夫的“行货子”一段。

《一片情》在人物形象、通俗语言、性爱描写方面都是很成功的。它的性爱描写场面是比较适度的，一般一个故事只有一处性爱场景描写。描写方面除了铺叙外，多注重诗句韵文的渲染，趣味横生。

三、《八段锦》

《八段锦》，话本小说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古本小说集成》用的是初醉月楼刊本，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为版刻，字迹较模糊，无序。目录前题“醒世居士编集”、“樵叟参订”，作者姓名不详。卷首题“新镌小说八段锦”，内封署“新编八段锦”、“醒月楼梓”。全书8个故事，每一段故事有3字题旨，另有7字双句回目。每段正文内，仅有回目而无题旨。全书写的是8段故事8种劝戒。其中戒色欲的几个故事，第二个写羊振玉惧内、第四个何瞎子老婆偷情、第八段寡妇索氏、余氏和丁氏偷情报应，与《一片情》相同。

《八段锦》像明末话本小说一样，把劝戒当作写作宗旨，选取现实生活中极端的素材来写人性之恶，写恶报，以正民风，让人感觉到社会的灰暗和人生的恐怖。那么，也就远离了一般市民的生活真实，不能将市民的一些新观念、新道德作为表现主体，或给以正确的评价。在性行为的描写上，与创作主旨相一致的，就是大肆铺陈性行为的过程，描摹了大量的非正常的性行为及其心理，缺少性的审美与性行为的升华。

四、《十二笑》

《十二笑》12回，残存6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古本小说集成》说，全称《墨憨斋主人新编十二笑》，书前有墨憨斋主人所题之笑引、目次和题解。正文每回前署“亦卧庐生评”，“天许闲人校”，每回之后有评。此书虽题“墨憨主人新编”，但它并非明代文学家冯梦龙之作，当为其后人创作、编辑。成书时间应在清朝初年。版本皆为清初写刻本：北京大学藏有马隅卿氏所藏残本，仅存一、二、五、六回；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残本第一至第六回：第一笑痴愚女遇痴愚汉，第二笑昧心人赚昧心朋，第三笑忧愁婿偏成快活，第四笑快活翁偏惹忧愁，第五笑溺爱子新丧邀串戏，第六笑赌钱奴翻局替烧汤。第七笑谋风水活葬青龙兆、第八笑擒云雨私走白鱼精、第九笑逐腐儒狂徒三设伏、第十笑婚育女小妹再赔钱、第十一笑女翰林改妆嫌圣后、第十二笑男命妇代职巧封妻已佚。多劝戒、惩罚报复之主题。

第一，小说表现了女子祸水的传统观念。如第一笑批判财色，以为“世眼多迷，再不悟到如花似玉者，究竟是一具粉骷髅，凭他绝世无双，少不得化为泥土，所以昔贤有句云：西施冢上泥三尺，谁识亡吴即此人”。因此，作者笔下的女子，都是不正经的，“熟纸粹分明烧残的纸瓣，火上一粹就着，甚言其着手之易”。

第二，小说故事情节奇曲，匪夷所思。第一笑批判财色，竟然让妻子通奸做了惩罚开赌的手段，写开赌报应。奉劝开赌者，须让单身汉去做，没有妻室，少些笑柄。第二笑闲话没有写性爱，主要写出言无状受到的报复。但是，写报复同学好友无状，竟然用春药和性器具，使其在父母妻小面前丢丑。而正话则写的是兑妻伤风败俗的事，劝诫的是“自古说朋友妻不可欺，如何借好弟兄为名，觑见人家标致妻子，便想奸淫谋占，谁信天报不爽，我淫人妇，干有其名，人淫我妻，安享其趣”。

第三，里面保存了大量的民风民情，很宝贵，这是拟话本小说的最大文化价值。如详细描写了捉奸，这在艳情小说里是最详尽的，包括整个处理过程：

做叔子的要赶捉侄儿，一径也跑到里面去。谁知堵伯来为有赌客在家，一连几夜未睡，那日以乘温阿四他出，青天白日，搂着娘子大弄。弄得倦，两个双双抱定，鼾鼾睡着。主人家赶到里面，不见侄儿，但见他两个交酣睡。猛触起温阿四旧日的怨气来，不曾发泄，好借此机会，出他一场大丑。搜寻了一条绳索来，轻轻塞过他两个颈下，便用力扣紧，大声叫喊拿奸。堵伯来和那娘子睡中惊觉，魂不附体，裤儿通没有穿，早已双双牵出大门。观者如市，也有骂的，也有笑的，也有假意来劝，在妇人腿边乱摸的。就有几个逃缉公差，要扯他们去见官的。就有几个惯吃屄食，挨身在里边，说合打诨的。

再如，写京城专门有卖春药和性器具的商店，叫“种子店”：“赵华乘其酒兴，又拉到一种子春方铺中，打开银包，买了许多春药，又买了两个角先生，袖回寓所，乃向钦泊道：‘我和你把春药各分其半，把角先生也各分其一，藏回家去，做个取乐之具，也算出外土宜之敬，谅娘子们必然笑纳。’”并具体描写了性器具和春药的样子：“揭被香金不换，满床娇锁阳线。无非助火通宵，战着些津唾尤堪羡。更有一件硬东西，白晶晶，光黯黯，分明挖空芦萄段好新鲜。霎时露丑无颜面。”“其余春药，红的红，白的白，黄的黄，丫鬟们又认是糖松子丸儿，大家抢几粒来，不辨滋味，送下喉咙去了。”

还有写到一些民间性器官方面的谜语，如：“此物不堪题，双峰夹一溪。洞中泉滴滴，门外草凄凄。有水鱼难养，无林鸟自栖。些儿方寸地，多少世人迷。”

五、《弁而钗》

《弁而钗》，4记20回，明醉西湖心月主人著，奈何天呵呵道人评，插图32幅。全称《笔耕山房弁而钗》，知醉西湖心月主人极可能为笔耕山房主人。评者身份不可考。台湾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思无邪汇宝》据故宫藏笔耕山房刊本整理排印。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明清善本小说丛刊》也用笔耕山房刊本。故宫藏刊本无序，有“醉西湖心月主人编《弁而钗》目录”。书中有很多行间夹批，大部分有回末评。小说分情贞记、情侠记、情烈记、情奇记四记。据《思无邪汇宝》，《情侠记》写于辽阳即陷之后，即天启元年(1621)之后。《情奇记》写于崇祯年间，现存有笔耕山房刊本，原藏北京图书馆，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此书另有马廉藏本，后归北京大学图书馆，为某日本人盗去，至今下落不明。又日本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特别买上文库》藏有《弁而钗》序目及图17页。阿英旧藏的残本，存情烈记、情侠记及图4页，然亦不明下落。又谓郑振铎原藏《弁而钗》，现藏北京图书馆中，然未见著录。(图45)

《弁而钗》所写之小官，皆为正面人物，真可谓是一部男性同性恋的赞歌。可以这么说，中国古代真正正面描写同性恋的小说集子，只有《弁而钗》。

其一，这是一本肯定与赞美同性恋的“情”的书，“始以情合，终以情全”，与其他古代同性恋只是玩弄男性的“娈童”、“龙阳”、“男风”不同。作者延续《石点头》的创作倾向，认为同性之间也完全有真正的爱情，同性恋者都是情种。《情贞纪》里书生赵王孙与同学翰林风翔同性恋，为其白其冤、弃官相好。《情侠记》叙天津张机已与两女成婚，为才子钟图南所慕引以成奸；后张、钟两人都封伯封侯，但在相见之时，犹就榻了相思之债。每集名中的贞、侠、奇、烈就代表了作者的肯定与赞扬。

图45　明崇祯笔耕山房《弁而钗》插图二幅

其二，作者让同性恋者都得到了圆满的结局，说明对同性恋的包容。情可以跨越性别，不只是在异性之间。这种观点，成为后来狭邪小说的基本思想之一。

其三，作者大肆描写了同性之间的性爱活动，并且模拟男女之间的性爱情形，用诗歌唱和，表现了一种变态的审美观，也影响到后来的狭邪小说审美。

六、《宜春香质》

《宜春香质》4集20回，醉西湖心月主人著。有笔耕山房刊本，马廉原藏，现藏于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又有吴晓铃藏抄本及周绍良藏抄本，现存天津人民图书馆。《明清善本小说丛刊》为笔耕山房刊本，分风、花、雪、月4集，每集5回，首冠该集总目。目录页题“新镌绣像批评宜春香质”，正文卷端题“笔耕山房宜春香质”，署“醉西湖心月主人著，且笑广芙蓉僻者评，般若天不不山人参”。每回均有回评，评者为芙蓉僻者、不不山人，亦间有作者自评，图32幅。为崇祯末年所作。醉西湖心月主人，为明末杭州笔耕山房书肆之老板。

小说为写龙阳的专门话本。龙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同性恋，是男性玩弄男性的一种方式，传统也叫后庭、娈童，因为大部分玩弄同性者同时也玩弄女性。该书刊于崇祯年间。此书与《弁而钗》出于同一作者之手与同一书肆，但是主旨已经发生变化，是为了儆戒“荡情”者，使其“悔祸而改过”(序)。

其一，与文学传统有别。传统篇目所描写的主动者，多为了龙阳，不惜把妻子赶走，甚至让人淫乐；被动者多为男妓性质的人，或者娈童。如果是同学或者身份地位相同，则一定是为了弄到主动者的妻妾、女儿而主动奉献给好色者，即拿自己的屁股换人家的女人，带有欣赏态度。而本书则多写男妓之奸诈、淫行和报应，《花集》开头就说：“后庭一路，原非有阴阳之情，男女之趣。无欲海中觅姻缘，般若池内开情窦，夫岂真若男女之间有大欲存焉者乎!或屈于爱，或屈于势，或利其有，或利其才，勉为应承耳。……此道初交，指天示日，意气过乎才子佳人；久之按剑切齿，恨不手刃为快者，比比然也。乃有市井小子，借此为骗钱营生，利生活计，以皮肉为招牌，以色笑为媒妁，卖弄风骚，勾引情窍，坑了多少才人，陷了无数浪子!”对“南风”持批判态度。每集标题风、花、雪、月也代表了作者的态度。

其二，加大了世情的内容。一般写同性之间的暧昧行为，多就性爱关系内容为对象；本书却反映了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特别是下层人民的生活，揭示了娈童存在的一些社会根源，既有贫穷的因素，又有风气的因素。

其三，小说本身引起的反应特别是批评、声讨也最严厉。刘廷玑《在园杂志》就说，这一类小说是“更甚而下者”，“悉当斧碎梨枣，便取已印行者，付祖龙一炬，庶快人心”。

七、《龙阳逸史》

《龙阳逸史》20回，京江醉竹居士浪编，《思无邪汇宝》言此书全称为《新镌出像批评通俗小说龙阳逸史》。有明刊本，存日本佐伯市图书馆佐伯文库。此本有眉批，作者醉竹居士及序文作者蔗道人、程侠皆无考。(图46)

《龙阳逸史》是短篇的写男风小官的专题拟话本小说集，写20个小官(男娼)的故事。里面极少脉脉的温情，更多的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本书叙述当日社会尚男色之风，且多次提到因小官的盛兴，还影响到妓女的生意。本书对小官的传说、营业的情况、与牵头和大老官的关系等，都有细致的描写。

其一，作者立场鲜明，反对小官。有的揭露小官一心为了钞票，如第四回；有的揭露小官的假撇清，如第七回；有的揭示小官的妓家心态，如第十一回；有的揭露小官贪得无厌的，如第十八回；有的揭露小官嫌贫爱富的，如第二十回。通过这20个故事，基本上把小官的丑陋面目暴露无遗，以惊醒世人。

其二，这种暴露艺术手法，给谴责小说、狭邪小说以启迪。《品花宝鉴》写邪恶之人的淫行，有很多是以此为范本的。

其三，反映了当时小官肆虐的现实情况，为研究中国古代小官男妓现象，提供了可信的个案。

图46　《龙阳逸史》插图为画配诗

其四，情节简单，涉及性爱的地方，不是有意渲染，而是重点揭示小官的嘴脸，所以并没有因此而影响到人物刻画。如果把全书作为一个群体看，形象和个性尤为突出。

第四节 短篇艳情小说

这个时期的短篇艳情小说，主要是夹杂在世情拟话本小说集子中的单篇，以及在文言短篇小说集中的个别艳情单篇。

一、世情拟话本小说中的艳情单篇

明中叶以后的世情拟话本小说中也掺杂了一些艳情单篇，有的与艳情小说主流主旨相近，如《西湖二集》，原刊于崇祯年间，据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及《西湖游览志余》等书编成，叙述与西湖有关的传说故事。在有关艳情篇目里，有前生今世，有狐女，有刮鬼，有冥间，有淫窟，写得缥缈如梦，又光怪陆离。如天台匠误招乐趣、洒雪堂巧结良缘、宿宫嫔情歹带新人、假邻女诞生真子、月下老错配本属前缘、邢君瑞五载幽期、吹凤箫女诱东墙、韩晋公人奁两赠。

也有的主要是为了惩戒。随着明末社会趋向崩溃，以传统道德挽救世道人心的意识逐渐抬头，《石点头》中，龙子犹(即冯梦龙)序写道：“石点头者，生公在虎丘说法故事也。……浪仙氏撰小说十四种，以此名篇。”此书之写作，明显寓有劝世说教之意。这在《醉醒石》、《型世言》中表现明显。艳情话本小说开始标榜教化、以“劝世”面目出现，立意劝惩，标榜贞烈，惩罚淫妇。

还有的已经发展到了中篇拟话本集，如《鼓掌绝尘》分风、花、雪、月4集，每集10回，各写一完整故事。题“古吴金木散人编”，刊于崇祯年间。篇幅较长，故事情节变得复杂曲折。其中“风”集、“雪”集属于才子佳人类型的小说，而“花”集则已经是比较成型的艳情小说了。

《天台匠误招乐趣》的创作主旨很明确。前边入话用了两个故事：一个是阮三官与陈小姐在尼姑的撮合下在尼庵里相会，不意阮三官久病之人，云雨方浓，脱阳而死。还有一个狄氏，与尼姑慧澄相好，滕生乘狄氏丈夫不在家之时，费了若干金银布施慧澄，因而与慧澄计较，奸骗了狄氏。后狄氏记挂着滕生，郁郁而死。告诫人们远离尼庵。正话主要写张漆匠是天台人，在杭州集福讲寺服役。一个春夜撞着一个老妪，说要到她家里看买多少颜料胶矾。到了一所大院里，见一个半老年纪的尼姑，手里拿着一个烛台，引她进入一间密室。桌上摆列酒筵，一个美人走出，对面而坐。老妪斟酒，然后要其净手脚，进罗帐。问美人道：“娘娘是何等样人？怎生好与小人同睡？”那美人只是不言不语。遂腾身上去，极尽云雨之乐。然后又跟了老妪，摸着黑走了数里之路，渐渐天明。同伴知道后，一个老成有见识道出内幕：

据我看将起来，也不是什么神仙，也不是什么妖怪鬼魅，定是人家无廉耻的妇人，或是人家姬妾，因丈夫出外，淫心动荡，难以消遣；或是无子，要借种生子，不论高低贵贱，扯拽将来凑数。不过是这两样，若不是无耻好淫的妇人，就是为固宠之计，思量借种生子。这个既是尼姑来做马泊六，这定是尼庵之中，恐人认得道路出，所以都将布帏四围遮蔽，把人认不出。况且这妇人一夜并不言不语，难道是哑子？若说出言语，恐人听得，所以一夜竟不言语。况且晚间是尼姑拿灯照引进去，关门上锁，五鼓又是尼姑开锁来唤，不是尼庵是什么去处？这妇人在自己家中耳目众多，难以偷闲养汉，假以烧香念佛看经为名，住于尼庵之中，做这般勾当，或是自己香火院亦未可知。只要有钱，通同了尼姑，瞒过了家中丈夫、众多耳目，却不是件最隐密最方便的事么？

这实际上是作者的分析，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

这篇小说非常有特色。一是作者写性交情景能够结合人物身份、心理，而不是老一套的套用：“一个是闺阁佳人，一个是天台漆匠。闺阁佳人，肌香体细，如玉又如绵；天台漆匠，皮粗肉糙，又蠢又极笨。那佳人是能征惯战之将，好像扈三娘马上双飞刀；这漆匠是后生足力之人，宛然唐尉迟军前三夺搠。那佳人吞吐有法，这漆匠卤莽多能。虽然人品不相当，一番鏖战也堪敌。”写出了张漆匠不费一文钱钞，无故而遇着这个美人，好生侥幸的心理，故“放出平生之力，就像油漆家火的一般，打了又磨，磨了又打，粗做了又细做，胶矾颜料，涂了又刷，刷了又画，如扳主顾的相似。不住的手忙脚乱，真个是舍命陪君子上落，一夜不曾放空，一夜不曾合眼”。

二是叙事方法上有创新。在情节设计上，作者不是讲完这个故事以后结束，而是围绕这个故事，又引出几个类似的故事来，说明问题的普遍性，更加强调了尼姑庵的淫秽。在艺术上，像《十日谈》那样的结构，一个一个故事的套下去。这样看来，作者叫同伴知道此事，作为过渡：一方面揭示内幕，另一方面引出下面的故事情节。

先写门槛上坐着一个卖盐之人，接着说他五年前经过之事。他到庵里卖盐，庵中几位尼姑留在庵中一宵。先是与老尼睡，然后少年尼姑轮流而来，共是5个，一夜轮流上下，并不曾歇。弄了一夜，精神枯竭，头晕眼花，回家整整病了三个月。

另一个人接着讲尼姑的淫情之大，与和尚比赛，和尚惯会采阴补阳，养得这龟儿都成活的一般，会得吹灯吸酒；尼姑却惯会采阳补阴，取一个洗浴盆，倾火酒于内，满满一盆，然后脱得赤条条的坐于盆内，那阴物竟如药碾之形，吐开一张血盆大口，骨都都的将这一大盆火酒一吞一吐，一气吸尽。然后作者借老成同伴的总结，提升主题：“甚么采阴补阳，采阳补阴!佛门弟子不守三皈五戒，破坏佛法，做了佛门的魔头。你不见佛经上道：‘袈裟误袈裟，永劫堕阿鼻’，独有此罪，高过于须弥山，随你怎么样忏悔，这罪孽可也再忏不去。两个造了这阿鼻之业，永劫不得翻身。佛菩萨在那里痛哭流涕，金刚韦驮在那里摩拳擦杵，他还全然不醒，说甚么强中又有强中手!”这种叙事方式，在我国古代文学话本小说中非常少见，也非常可贵。

二、《聊斋志异》中的文言艳情短篇

《聊斋志异》是我国伟大的文言短篇小说集，作者蒲松龄(1640-1715)，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人。他年轻时考中秀才，但是后来一直未中，直到康熙四十九年(1710)71岁高龄才援例成为贡生，除了应邀到江苏宝应知县、好友孙惠那里当过幕僚外，一直都在人家坐馆教书。就在这种无聊的境地里，用了近20年的时间，创作了《聊斋志异》。书成之后的50多年里，一直以稿本传世，直到乾隆三十一年(1767)才有刻本。(图47)

1.女性形象傲然独立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塑造了一系列美丽的狐女形象。如娇娜，年约十三四，娇波流慧，细柳生姿；正面描写还嫌不够，又用了侧面描写：“生望见颜色，呻吟顿忘，精神为之一爽”。如婴宁，“有女郎携婢，拈梅花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但善笑，禁之亦不可止；然笑处嫣然，狂而不损其媚”。再看青凤，“审顾之，弱态生娇，秋波流慧，人间无其丽也”；胡四姐“年方及笄，荷粉露垂，嫣然含笑，媚丽欲绝”。她们不仅美丽得凡间无人能匹，更主要的是，她们性感而且喜欢性爱，见了书生就主动勾引，以身相许。并且她们不食人间烟火，不要房子，不要地，也不要嫁妆，不讲任何条件，没有被铜臭污染的气味，就是喜欢书生，无论是落拓的，还是进入仕途的。她们一个个妖娆多姿，或红袖添香，或吟诗对弈，或帮助经济生计，是男人们特别是书生们的红颜知己、梦中情人。她们大都聪颖、雅致、飘逸，使得艳情色彩冲淡了很多。也就是说，作者欣赏的是这些女子在性爱活动中表现的风韵和高格，而不仅仅停留在女子性的特征、性爱的魅力等吸引力上。如一些戏谑语：“腹内小郎已许大，尚发蓬蓬学处子耶？”(《画壁》)写绿云更是剔透玲珑：

王(桓)慨然诵近体一作，顾盼自雄，中二句云：“一身剩有须眉在，小饮能令块磊消。”邻叟再三诵之。芳云低告曰：“上句是孙行者离火云洞，下句是猪八戒过子母河也。”一座抚掌。桓请其他，王述《水鸟》诗云：“潴头鸣格磔……”忽忘下句。甫一沉吟，芳云向妹呫呫耳语，遂掩口而笑。绿云告父曰：“渠为姊夫续下句矣。

云：“狗腚响弸巴。’”合席粲然。王有惭色。桓顾芳云，怒之以目。王色稍定，桓复请其文艺。王意世外人必不知八股业，乃炫其冠军之作，题为“孝哉闵子骞”二句，破云：“圣人赞大贤之孝……”绿云顾父曰：“圣人无字门人者，‘孝哉……’一句，即是人言。”王闻之，意兴索然。桓笑曰：“童子何知！不在此，只论文耳。”王乃复诵，每数句，姊妹必相耳语，似是月旦之词，但嚅嗫不可辨。王诵至佳处，兼述文宗评语，有云：“字字痛切。”绿云告父曰：“姊云：‘宜删“切”字。’”众都不解。桓恐其语嫚，不敢研诘。王诵毕，又述总评，有云：“羯鼓一挝，则万花齐落。”芳云又掩口语妹，两人皆笑不可抑。绿云又告曰：“姊云：‘羯鼓当是四挝。’”众又不解。绿云启口欲言。芳云忍笑诃之曰：“婢子敢言，打煞矣！”众大疑，互有猜论。绿云不能忍，乃曰：“去‘切’字，言‘痛’则‘不通’。鼓四挝，其声云‘不通又不通’也。”众大笑。桓怒诃之，因而自起泛卮，谢过不遑。王初以才名自诩，目中实无千古，至此神气沮丧，徒有汗淫。桓谀而慰之曰：“适有一言，请席中属对焉：‘王子身边，无有一点不似玉。’”众未措想，绿云应声曰：“黾翁头上，再着半夕即成龟。”芳云失笑，呵手扭胁肉数四。绿云解脱而走，回顾曰：“何预汝事！汝骂之频频不以为非，宁他人一句便不许耶？”桓咄之，始笑而去。

图47　红袖添香夜读书(吴友如画)

其女性形象塑造的意义是重大的，因为它给女人以性爱的自我选择、自我追求的权利。在一般艳情小说里，男子可以任意挑选、玩弄抛弃女性，女性只有婉转随人，任人欺凌摆布，没有摆脱女性被男性控制、玩弄、作为生育工具的地位。《聊斋志异》的性爱观念，已经基本接近了现代意义上的性爱观念，即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概括的——以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男女平等；性爱是强烈和持久的；对于性交关系的评价的标准是否出于爱情。

《聊斋志异》的女性具有的一些平等观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她们不但是因为貌美，而且具有蕴涵丰富的内在美，聪慧、善良、刚强，让人们尊重、喜爱；二是她们由欲走向情，由性走向爱，由卑贱走向高贵，形成了独有的性的内在美；三是随着她们内在美的主动挥发，婚姻生活也不再像旧意识束缚之下那么单调、枯燥、苍白，许多夫妻恋人之间琐屑情语、游戏嬉闹，富有情趣、欢乐融融，使婚姻生活诗意化，避免了婚姻“七年之痒”。

因此，《聊斋志异》描写的性爱很美好，没有纵欲或者变态的恐怖和邪恶，也没有一般艳情小说的纯粹感官刺激。如《晚霞》中就把一对痴情少年的私会写得如莲般高雅，如水样清纯。

还有更高层次的审美境界。它由一般艳情小说的性的欣赏，写到了“情”的境界，歌颂了真情。《香玉》表达了“情之至者，鬼神可通”的主题，《葛巾》则“怀之专一，鬼神可通”。作者还提出了纯情的“知己”之爱。《瑞云》中贺生对变得丑状若鬼的瑞云说：“人生所重者知己：卿盛时犹能知我，我岂以衰故忘卿哉！”这就超越了单纯的肉欲之爱。《连城》中的乔生，更为动人，竟然为爱人而置生死于不顾。

2.时代烙印与主题的矛盾

《聊斋志异》深深打上了那个时代的印痕。清初是一个矛盾的世界。清初的一些文人学士对明末狂热的思潮进行了一些反思，但是，由于其自身的因素，又提不出真正科学的新思想、新道德，只能在时代风尚与封建思想道德体系的矛盾之间徘徊，进行一些观念上的微调。在艳情小说作品里，表现为儒家思想观念回归，理性与非理性，伦理与人欲，性爱和感情的错综复杂。一是往往惩戒的主题突出，而与书中描写的肉欲世界形成了更加明显的矛盾。二是许多艳情小说在神、妖、鬼之间表现作者思想，或者在前世姻缘的框架内写作，以回避与人间世俗的正面对质和冲突。三是将三妻四妾、双美并拥理想化、真情化，或者单纯满足性欲和传宗接代的需求，或者带有对真情的向往，满足一个书生的情欲和婚姻的理想模式，化为一个书生的白日梦。

于是，在《聊斋志异》中，也形成了一对难以解决的矛盾，形成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一方面，真情成了衡量贞节的标准，不仅女性可以主动与男性交往，甚至连续改嫁也情有可原。《霍女》中霍女先嫁好色的朱氏，再嫁世胄何姓，又自投贫士黄生的怀抱；《荷花三娘子》中宗湘若与孤女认识后，询问她的姓氏，她说：“春风一度，即别西东，何劳审究，岂将留名字作贞坊耶！”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对现实性爱关系规范化的要求。在蒲松龄的一些艳情小说里，自由恋爱与父母之命、一女三夫与苦守不嫁、情真意切与三妻四妾、性爱为生育为传宗接代观念的回归，等等，都是这种矛盾的反映。如《林氏》中林氏五次三番挖空心思让丈夫与丫环同房，为的就是续戚家宗嗣；《侠女》中冷若霜雪的侠女和顾生缱绻缠绵，也仅是“为君延一线”。

3.艳情篇目的主旨和审美倾向

《聊斋志异》里面有大量的艳情篇目，但是，由于作者主旨在于怪异与寄托，不是宣扬色情，从性爱关系的意识上，到审美情趣、性爱情节处理上，都作了一些提升，显示了一种崇高的审美倾向。正如作者在《娇娜》里所说的：“余于孔生，不羡其得艳妻，而羡其得腻友也。观其容，可以疗饥；听其声，可以解颐。得此良友，时一谈宴，则‘色授魂与’，尤胜于‘颠倒衣裳’矣。”体现的是一个知识分子超出肉欲之外的精神享乐和性爱理想，而不是一般世俗的性爱追求。

第一，作者强调夫妻之间的性爱快乐。艳情在妻妾中发生，才有趣味。《嫦娥》、《湘裙》就写了夫妻艳情。太原宗子美娶嫦娥，过上了幸福的婚姻生活：

嫦娥善谐谑，适见美人画卷，宗曰：“吾自谓如卿天下无两，但不曾见飞燕、杨妃耳。”女笑曰：“若欲见之，此亦何难。”乃执卷细审一过，便趋入室，对镜修妆，效飞燕舞风，又学杨妃带醉。长短肥瘦，随时变更；风情态度，对卷逼真。方作态时，有婢自外至，不复能识，惊问其僚；复向审注，恍然始笑。宗喜曰：“吾得一美人，而千古之美人，皆在床闼矣！”

作者还强调，夫妻之间要保持相对的温度和吸引力。《恒娘》中的恒娘是狐狸，教洪妻战胜小妾：“子则自疏，而尤男子乎？朝夕而絮聒之，是为丛驱雀，其离滋甚耳！其归益纵之，即男子自来，勿纳也。一月后当再为子谋之。”一个月后尽去敝衣，袍裤袜履，崭然一新，早闭户寝，丈夫三度呼一度纳，口索舌，手索足，皆吝之。明日洪让之，曰“独眠习惯，不堪复扰”。日既西，洪入闺坐守之，灭烛登床，如调新妇，绸缪甚欢。更为次夜之约；而其妻只与洪约以三日为率。从此以擅专房矣。然后指教其学习媚术，乃以秋波送娇，又冁然瓠犀微露，床笫之间随机而动，因所好而投。洪大悦，形神俱惑，惟恐见拒。日将暮，则相对调笑，跬步不离闺闼，日以为常，竟不能推之使去。“人情厌故而喜新，重难而轻易。丈夫之爱妾，非必其美也，甘其所乍获，而幸其所难遘也。纵而饱之，则珍错亦厌，况藜羹乎！”

第二，作者以为，人必须控制自己的欲望。《聊斋志异》写了很多警戒色欲的主题，说明作者对纯粹的肉欲、宣泄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作者知道人的肉欲克制之难，在《绩女》里，用一个老太太的感受，揭示了性欲的可怕。小说写狐女爱媪洁，携来锦绣衾枕，香滑无比；她罗衿甫解，异香满室：

既寝，媪私念遇此佳人，可惜身非男子。女子枕边笑曰：“姥七旬犹妄想耶？”媪曰：“无之。”女曰：“既不妄想，奈何欲作男子？”媪愈知为狐，大惧。女又笑曰：“愿作男子，何心而又惧我耶？”媪益恐，股战摇床。女曰：“嗟乎！胆如此大，还欲作男子！实相告：我真仙人，然非祸汝者。但须谨言，衣食自足。”媪早起拜于床下，女出臂挽之，臂腻如脂，热香喷溢；肌一着人，觉皮肤松快。媪心动，复涉遐想。女哂曰：“婆子战栗才止，心又何处去矣！使作丈夫，当为情死。”媪曰：“使是丈夫，今夜那得不死！”由是两心浃洽，日同操作。

《仙人岛》具有艳情小说的特点，男主人公非常贪婪。王勉被道士法术弄到一个虚幻的仙人岛，是一个叫明珰的丫环用采莲船救他上岸的。主人想将长女芳云许配给王，出来陪酒，遂成婚姻。诸婢导夫妻入内寝，丫环就是明珰。久之，与明珰渐狎，告芳云曰：“明珰与小生有拯命之德，愿少假以辞色。”芳云许之，每作房中之戏，招与共事，两情益笃，时色授而手语之。芳云微觉，责词重叠，王惟喋喋，强自解免。适芳云姊妹赴邻女之约，王得间，急引明珰，绸缪备至。当晚，觉小腹微痛，痛已而前阴尽肿。大惧，以告芳云。云笑曰：“必明珰之恩报矣！”经过惩罚才死心。

第三，小说偏爱女狐而对女鬼比较谨慎，这是民间传统观念的影响。《莲香》里莲香以西家妓女名义来淫桑生，李女也来，并嘱咐“妾不与院中人等，君秘勿泄”。后窥见莲香，告生其为狐；李至则狐女察之，告生其为鬼。然后二女展开了争斗：

生枕上私语曰：“我爱卿甚，乃有谓卿鬼者。”李结舌良久，骂曰：“必淫狐之惑君听也！若不绝之，妾不来矣！”遂呜呜饮泣。生百词慰解乃罢。隔宿莲香至，知李复来，怒曰：“君必欲死耶！”生笑曰：“卿何相妒之深？”莲益怒曰：“君种死根，妾为若除之，不妒者将复何如？”生托词以戏曰：“彼云前日之病，为狐祟耳。”莲乃叹曰：“诚如君言，君迷不悟，万一不虞，妾百口何以自解？请从此辞。百日后当视君于卧榻中。”留之不可，怫然径去。由是与李夙夜必偕。约两月余，觉大困顿。

原来世有不害人之狐，断无不害人之鬼，以阴气盛。这就是蒲松龄之所以写狐可以尽情淫乐而写鬼则小心翼翼的理由。

狐女还有更加可贵的意识，就是报恩。《荷花三娘子》写一狐女正在野合，宗姓士人见女雅甚娟好，心悦之，欲就绸缪，实惭鄙恶。乃略近拂拭曰：“桑中之游乐乎？”女笑不语。宗近身启衣，肤腻如脂，于是挼莎上下几遍，女笑曰：“腐秀才！要如何，便如何耳，狂探何为？”约以晚上书斋相会。歹带雨尤云，备极亲爱。悄然忽病，女每夕携佳果饵之，殷勤抚问，如夫妻之好。然卧后必强宗与合。宗抱病，颇不耐之。怀疑非人，请僧禳解。僧给净坛，嘱咐待狐窜入，急覆以盆，再以一符贴盆上。投釜汤烈火烹煮，少顷毙矣。夜深女至，探袖中金橘，方将就榻问讯，忽坛口飕地一声，女已吸入。家人暴起，覆口贴符，方欲就煮。宗见金橘散满地上，追念情好，怆然感动，遽命释之。揭符去覆，女子自坛中出，狼狈颇殆，稽首曰：“大道将成，一旦几为灰土！君仁人也，誓必相报。”遂去。然后报以良药，并推荐荷花三娘子做了宗的老婆。

第四，《葛巾》前半部分就是仙遇模式。常大用癖好牡丹，遇到葛巾娘子，相思成病。葛巾手合鸩汤，让其速饮，遂引而尽之。妪笑接瓯而去。生觉药气香冷，似非毒者。俄觉肺膈宽舒，头颅清爽，酣然睡去。既醒红日满窗。试起，病若失，心益信其为仙。无可夤缘，但于无人时，虔拜而默祷之。后逾墙相见，遂狎抱之。纤腰盈掬，吹气如兰。忽然玉版妹子到，强拉葛巾出门而去。隔夕女至，揽体入怀，代解裙结。玉肌乍露，热香四流，偎抱之间，觉鼻息汗熏，无气不馥。去后，衾枕皆染异香。从此三两夜辄一至。作者下半部分就不是这种艳情写法了。写葛巾嫁妹玉版给生弟，持家业，斗大寇。最后三年缘分满，因与玉版皆举儿遥掷之，儿堕地并没。生方惊顾，二女俱渺。后数日，堕儿处生牡丹二株，一夜径尺，当年而花，一紫一白，朵大如盘，较寻常之葛巾、玉版，瓣尤繁碎。数年茂荫成丛，移分他所，更变异种，莫能识其名。自此牡丹之盛，洛下无双焉——原来是讲风物传说故事！

第五，惩淫一匡世风。《韦公子》惩淫倾向很明显。韦公子放纵好淫，婢妇有色，无不私者。见优僮罗惠卿秀丽如好女，悦之。夜留缱绻，赠贻丰隆。闻其新娶妇尤韵妙，私示意惠卿。惠卿无难色，夜果携妇至，三人共一榻。留数日眷爱臻至，谋与俱归。问其家口，答云：“母早丧，父存。某原非罗姓。母少服役于咸阳韦氏，卖至罗家，四月即生余。倘得从公子去，亦可察其音耗。”公子惊问母姓，曰：“姓吕。”生骇极，汗下浃体，盖其母即生家婢也。公子爱乐伎沈韦娘，韦娘盘桓间自述：“妾母十七为名妓，有咸阳公子与公同姓，留三月，订盟婚娶。公子去，八月生妾，因名韦，实妾姓也。公子临别时，赠黄金鸳鸯今尚在。一去竟无音耗，妾母以是愤悒死。妾三岁，受抚于沈媪，故从其姓。”原来是其同父异母的妹妹。后颇悔前行，而妻妾五六人，皆无子。忽病，辄挝心曰：“淫婢宿妓者非人也！”

《董生》也是惩淫：半夜董归，见斋门虚掩，以手入衾中，腻有卧人，急火之，竟为姝丽，韶颜稚齿，神仙不殊。狂喜，戏探下体，则毛尾修然。大惧，欲遁。女已醒，出手捉生臂，问：“君何往？”董益惧，战栗哀求，愿乞怜恕。女笑曰：“何所见而畏我？”董曰：“我不畏首而畏尾。”女又笑曰：“君误矣。尾于何有？”引董手，强使复探则髀肉如脂，尻骨童童。笑曰：“何如？醉态朦胧，不知伊何，遂诬人若此。”董固喜其丽，至此益惑，解衣共寝，意殊自得。月余渐羸瘦，医不得已，嘱曰：“如有所遇，力绝之。”董亦自危。既归，女笑要之。怫然曰：“勿复相纠缠，我行且死！”走不顾。女大惭，亦怒曰：“汝尚欲生耶！”至夜，董服药独寝，甫交睫，梦与女交，醒已遗矣。益恐，移寝于内，妻、子夹守之。梦如故，窥女子已失所在。积数日，董吐血斗余而死。

同样，作者也反对女子淫欲无度。《土地夫人》写土地夫人受王炳诱惑，化作美人天天到其家交媾，虽与妻共榻，美人亦必来与交，妻亦不觉有人。因循半载，病惫不起。美人来更频，未几，炳果卒。美人犹日一至，炳妻叱之曰：“淫鬼不自羞！人已死矣，复来何为？”美人遂去，不返。

为此，作者反对淫药。某生素不羁，好蓄媚药，不知何时狐以药置粥中，妇食之，欲焰上炽，调戏客人。生大丑，从此痛改往行，狐亦遂绝。《药僧》写得更丑恶：

济宁某偶于野寺外，见一游僧向阳扪虱，杖挂葫芦，似卖药者。因戏曰：“和尚亦卖房中丹否？”僧曰：“有。弱者可强，微者可巨，立刻见效，不俟经宿。”某喜求之。僧解衲角，出药一丸如黍大，令吞之。约半炊时，下部暴长；逾刻自扪，增于旧者三之一。心犹未足，窥僧起遗，窃解衲，拈二三丸并吞之。俄觉肤若裂，筋若抽，项缩腰橐，而阴长不已。大惧，无法。僧返见其状，惊曰：“子必窃吾药矣！”急与一丸，始觉休止。解衣自视，则几与两股鼎足而三矣。缩颈蹒跚而归。父母皆不能识。从此为废物，日卧街上，多见之者。

4.林林总总的社会艳情现象

《聊斋志异》记述了许多艳情奇谈趣闻，有的对认识社会、认识历史有一定作用，有的则追求新奇难免庸俗。《贾奉雉》写招人之术：

又坐少时，一美人入，兰麝扑人，悄然登榻，附耳小言曰：“我来矣。”一言之间，口脂散馥。贾瞑然不少动。又低声曰：“睡乎？”声音颇类其妻，心微动。又念曰：“此皆师相试之幻术也。”瞑如故。美人曰：“鼠子动矣！”初，夫妻与婢同室，狎亵惟恐婢闻，私约一谜曰：“鼠子动，则相欢好。”忽闻是语，不觉大动，开目凝视，真其妻也。问：“何能来？”答云：“郎生恐君岑寂思归，遣一妪导我来。”言次，因贾出门不相告语，偎傍之际，颇有怨怼。贾慰藉良久，始得嬉笑为欢。

《五通》记述的是民间淫祠：“南有五通，犹北之有狐也。然北方狐祟，尚可驱遣；而江浙五通，则民家美妇辄被淫占，父母兄弟皆莫敢息，为害尤烈。”作者写得很不堪：“为抱腰举之，如举婴儿，置床上，裙带自开，遂狎之。而伟岸甚不可堪，迷惘中呻楚欲绝。四郎亦怜惜，不尽其器。”“四郎挽妇入帏，妇哀免；四郎强合之，鲜血流离，昏不知人，四郎始去。妇奄卧床榻，不胜羞愤，思欲自尽，而投缳则带自绝，屡试皆然，苦不得死。”

许多稀奇古怪的艳情故事，多为低级趣味。如《青城妇》的奇阴：“此处绕青城山有数村落，其中妇女多为蛇交，则生女尖喙，阴中有物类蛇舌。至淫纵时则舌或出，一入阴管，男子阳脱立死。”《犬奸》写青州贾某客于外，恒经岁不归。家蓄一白犬，妻引与交，习为常。一日夫归，与妻共卧。犬突入，登榻啮贾人竟死。《真定女》写真定界有孤女，方六七岁收养于夫家。相居二三年，夫诱与交而孕。“不图拳母，竟生锥儿！”《伏狐》写昔余乡某生者，素有嫪毐之具，自言生平未得一快意。夜宿，忽有奔女扉未启而已入，心知其狐，亦欣然乐就狎之。衿襦甫解，贯革直入。狐惊痛，啼声吱然，如鹰脱韦冓，穿窗而去。

三、《春梦琐言》

《春梦琐言》这部短篇小说原只存日本的抄本，直到20世纪50年代荷兰的汉学家高罗佩根据日本抄本排印了200部，分赠世界各地重要图书馆，才得以流传。《思无邪汇宝》收入，书前有沃焦山人序，署“崇祯丁丑(1637)春二月援笔于胥江客舍”。是《游仙窟》的翻版，但已经有《聊斋志异》花妖的意趣。不过，写李娘、棠姐二女侍寝交欢曲尽其状，具有艳情小说的特征，在整个明末清初艳情小说里别具一格。

此书有哈佛抄本，藏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有校批。还有高刊本，乃高罗佩于1950年刊于日本东京。前有高罗佩英文序文，谓原本为日本抄本，据估计为宽政末年抄本，抄于1800年左右。沃焦山人无考。

序中阐述了对性以及性爱文学作品的观点：“古礼曰，男女之交，谓之阴礼。以其寝席之间，有阴私之事也。故郑卫桑间之诗，圣人不删。谐谑秘戏，王者容之。以贵和贱固也。盖世有张文成者，所著游仙窟，其书极淫亵之事，亦往往有诗，其词尤陋寝不足见。至写媾合之态，不过脉张气怒。顷刻数接之数字，顿觉无余味。虽谓古书，然笔力不称甲也。医人龚氏者，方书中有求嗣篇，载交合之状，语似颇悉。然但说方技已，不足称愉情。”既要写得笔力深厚，又要文学趣味浓烈。

作者除了对女子的惊艳描写之外，还塑造了一个勇敢追求性爱快乐的女子形象——李姐。她是自荐的：“幽僻之境，知君之不堪寂寞。愿拂枕席，奉一宵之欢。”当仲琏以古礼男女岁不六旬不同居辞之时，李姐举手褫被曰：“君已以单阳处群阴中，虽不媾情合肌，无乃为不犯礼欤？何以五十步笑百步之为。”并对低头含羞的棠娘说：“痴儿。春宵不俟人，迟回那为。已入昆岗，岂应空手而返乎？芳华先着鞭耳。”乃脱衣，“唐突入仲琏之怀。翼张两膝”，“双手却去仲琏裈，则龙体全见，头如紫玉。李姐舒手捉之，正当池面。仲琏以腰推送之，一下而全没。李姐回腕持仲琏颈，以口鼻擦辅颊。仲琏复从而抱之，两身箍束如一”。并且强脱掉棠娘衣服抱于床上，让仲琏交合。这已经与《聊斋志异》里那些可爱的女子形象相近了，只是相合的理由不同：一个是为了慰藉书生的孤寂，一个是深山旷野的自我满足。

书生形象也已经不同于一般艳情小说了。一般艳情小说中的书生都是色情狂，是礼教的挑战者；仲琏则像《聊斋志异》里的书生，即渴望艳遇，又碍于礼教，基本是被动地接受女子的性爱。但是，一旦进入程序，则将礼教抛到九霄云外，是一个急色色的登徒子。

小说的主要内容是写透彻的交合感受，并在其中突出两个女子不同的个性特点。正像《序》中评价的，写二女情态各不同，“李姐果敢进取，面以白见美。棠娘婉柔窈窕，肌以红呈艳”。

作者在性爱描写上表现出了很强的语言驾驭能力，“或假喻，或直记。若其态势，或曰鼓荡，或曰触解，或曰刀割，或曰鹤啄，或曰饮泉。问答之间，杂手足之作置，器皿之设，饮食之具，无有所遗。实可谓变化无穷者也哉”(《序》)。首先，写了二女不同的情态。一个若不能胜，在仲琏和棠娘的性交过程中，重点写棠娘的性爱感受——开始棠娘不言，两手蔽面；见仲琏剑锋再锐，脉络漫理，始徐拇试其锋；当进入动作时，棠娘力以气连下，提举吸忍；然后写第二次从后而入，情尤逼真——“棠娘气息欲绝，足指搐然。摇身如尺蠖”，“呻吟唏嘘，若狂若病”。另一个则情兴如狂，李姐直蹲仲琏腹上以器触玉茎，以大骨推压仲琏肚下，“为就地饮泉之势，极力榨束”。

其次，作者详细描写了二女的生殖器官。与女子性兴奋后的情态：“李姐亦切美痛快，兹之极至。首枕仲琏之颊，目不能开，口不能言。骨弱筋缓，四肢不收。鼻息嘘嘘，如涸鱼叱咮。”

艺术处理得最好的是，在最畅酣淋漓的时候，“山鹃叫过屋上，声如裂竹，溪响林应”。仲琏于是愕然惊觉，已失二女之所在。只有两树，一是素李，花如积雪；一是海红，英如升霞。于是，作者水到渠成、恰到好处地道出了小说题旨：“梦逢仙女宿瑶台，觉处烟霞望不回。万事人间总如此，天台那用悔归来。”

第五节 融合于其他小说体式

所谓融合，就是与其他小说体式的相互影响，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两种情况：一是有些艳情小说增加了一些社会生活内容，冲淡了淫秽的气息；一是有很多其他体式的小说，加大了性爱描写的分量。

一、与世情小说的融合

主要表现在《梼杌闲评》、《醒世姻缘传》、《醋葫芦》等小说中。在世情小说而言，表现为加大了性爱内容的描写；在艳情小说而言，则是借壳上市。当然，有的世情的成分多，如《醋葫芦》，性爱描写只有几段；有的艳情的成分也不少，如《醒世姻缘传》，几乎将艳情小说所有的性爱内容全部包含进去了。

1.《梼杌闲评》

50卷50回，不题撰人。成书约在明末，明末清初刊刻。是为大恶人魏忠贤作的评传，但是小说中以大量篇幅写了魏忠贤与客印月、侯秋鸿的关系，体现了讲史小说与言情小说、艳情小说合流的倾向。因明珠是魏忠贤与客印月的爱情信物，故又名《明珠缘》。前半部分入宫前可以看作是艳情小说：魏忠贤原名魏进忠，是流浪卖艺的杂技演员与戏班中的小旦魏云卿相爱所生，两年以后父母分手，中途遇盗，母子被掳，在强盗窝里住了10年。10年以后逃离虎穴，顺手带走了强盗所抢的3颗明珠，到苏州投宿石林庄客家。客员外因为孙女印月外出失去了手上的3颗珠子正焦虑不安，母亲将明珠物归原主，客家欢喜异常，将印月许配进忠。后进忠进入程中府做了长随，兼充娈童。后来又投靠到扬州查盐税的鲁太监门下。一个偶然的机会，魏进忠从妖怪手中救了民女傅如玉，招赘在傅家庄。后来进忠寻母的过程中，邂逅客印月，才知印月已嫁给侯二为妻，二人以表兄妹相认，暗中私通。印月的丫环秋鸿代为穿针引线，三人打得火热，半年后侯二归来，三人只得相别。进忠归家途中遇盗，钱财尽失，又生一身恶疮，沦为乞丐。不得已将定情物即印月所赠明珠当了10两银子。不料一群花子见财起意，将他灌得大醉，洗剥干净丢入河中。进忠漂上岸后，却被狗将阴物连肾囊一口咬去，后来得道士陈元朗等指点入京，进宫当太监。后半部分就是宫闱小说了，带有野史、艳史性质。

2.《醋葫芦》

书前题“西子湖伏雌教主编”、“且笑广芙蓉癖者评”。原书首序有“笔耕山房醉心西湖心月主人题”字样。卷首有崇祯二年(1629)翠娱阁主人序。书演南宋临安成籕妻都氏奇妒事，属于讽刺喜剧性的艳情作品，以一妒妇与其夫间的纳妾与拒妾为线索组织故事，反映女人对男性放纵的不满和约束。

小说体现了男权世界对女性的剥削。笔耕山房醉西湖心月主人《序》中表达了对女性的同情和理解：“余尝慨世之男子，甘为妇人之行，而不能妇人其心。妇人以一夫终，外畏公议，内顾名行。男十色不谓淫，女过二便为辱。苦矣，身之女矣!”同时，将女子妒忌的原因归结为男女之间的不平等的性权利：“一夫一妇，为欢几何？中有生老病死，所去者半；声问缘觉，所去者又半；饮食息起，所去者半；悲欢离合，所去者又半之半。总令美满百秋，括计不过数载，若乃复杂以僻邪，媚乎外室青楼，静言屈指，寂禁涕泗交横，妇人又乌能不妒？故妇人之心真。”但是，还是劝女子抛弃醋海，给男人以宽松，一起走下去。而作者伏雌教主则以为女性毛病很多，限制了男性的性权利，才导致了家庭问题的出现：“妻主内兮夫主外，夫耕妻织俱无怠。丈夫一日身显荣，念及糟糠倍亲爱。宋弘之妻不自夸，自有知心宋弘在。怎知当世浇薄风，妻虽懒惰勤争功。自言家业皆由我，恃己多才凌老公。丈夫不幸无子息，自言有婿有内侄。堪叹白发已蒙头，尚不容夫亲外色。丈夫无奈假趋承，只恐贻笑遭人轻。后生莫道不惧内，事到其间难后生。”(第一回)

小说如实反映了明末社会男子性放纵导致的家庭矛盾。“不期命运不利，被他知了消息，死认我有外情，不许出门。还犹是可，把个什么印儿，打在龟头上，早给晚缴，略有损坏，吵闹不休。”对女子而言是捍卫自己的权益；对男子而言，是剥夺了他的性放纵权利。其二，男子往往以“无后为大”提出娶妾的要求，其实是满足自己的性欲。小说将这一方面全都揭露出来，把那种色急相描写得如同马猴；还有，最下流的办法就是偷妻子的丫鬟。这些，男主人公都做了。

3.《醒世姻缘传》

又名《恶姻缘》，共100回，署“西周生辑著，然藜子校定”。清人杨复吉《梦阑琐笔》说：“鲍以文云：留仙尚有《醒世姻缘》小说，盖实有所指。”胡适以此为基础进行考证，认为它确为蒲松龄作。小说中称明朝为“本朝”，称朱元璋为“我太祖爷”，且不避康熙名讳，大体可以断定为明末之作，写于明末清初。是《金瓶梅》之后、《红楼梦》之前的一部重要的以婚姻家庭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小说用山东方言写成，反映了民间的一些人情世事，有强烈的劝世主旨，即通过说因果报应来劝人为善。性爱描写的内容占了一定的比重，并且表现了作者鲜明的倾向性。

小说最大特点就是性爱生活化、日常化，写实性强。没有张扬男女性快乐的创作主旨，平常人的性爱生活多以叙述为主，而很少细腻的描写；即使描写，也多用隐语，而少直接铺陈、直言不讳。并且多与生活描写相结合，将性爱活动生活化。写窥房，是通过媳妇子、丫鬟交谈而表现的，既自然又生活化。

为此，小说包含了世俗民众方方面面的性爱内容。一般把淫乱当作品德低下者的一种表现，有比较详细的叙述；而对平常的人，性爱活动一笔带过，不做文章。作者重点写的，是这样几种人：其一，写主子与家奴的偷情以及性活动。主要写晁大舍，他包养、迎娶戏子珍哥，又与家奴的妻子们奸淫，最后因奸被杀。其二，写小妾淫乱。第六回小珍哥在寓私奴，写原本戏子出身的小妾与家奴晁住偷情；婚后也经常与旧相识调情；在狱中与禁子奸淫，并金蝉脱壳一起潜逃。最后事发，二番入监，晁家断了供给，张瑞风又被打死，只得仰给囚粮，苟延残命，衣服蓝缕、形容枯槁，最后被按院打死。作者意在告诫人们不要随便纳娼妓为妾：“真正丑是家中宝，俊的惹烦恼。再要娶娼根，必定做八老!”其三，写恶相公、下层知识分子、私塾先生的卑劣。写其窥阴的隐恶，每到了定更以后，悄悄走到那住邻街屋的小姓人家，听人家梆声，就是性变态。但他却老娶少妻，乍有了小新人，弄得像个猢狲，两只眼睛掉在深深坑里，肾水消竭；他还得了性病——杨梅疮，最后因为患了肾虚阳挺病而亡，其痛苦不堪言。其四，写市井人物的劣行。写程大姐母亲是“熟鸭子”，她未嫁时或是抽她母亲的头儿，或是自家另吃独食，大有风声。谁知合卺之夕，这程大姐因为没有了初红，被丈夫打得像杀猪似的叫唤，然后休掉。后嫁周龙皋，诨名“周赛驴”，她谙风花雪月之事，把一个中年老头子，弄得精空一个虚壳，死去了。后来干脆与一帮光棍车轮大战，从不曾吃早饭的时节战起，直战到巳牌时候。其五，写僧尼淫行。第六十四回写白姑子与素姐建忏悔道场，拐骗了一百多银子，被偷儿洗劫一空，又被奸淫，还把那壁上抽斗内的角先生拣那第一号的取了3根，分别给她们插入。

小说主旨在指责与劝诫。作者指责这些性生活随便的女人为歪拉邪货，心里与那打圈的猪、走草的狗、起骒的驴马一样，口里说着那王道的假言，不管什么丈夫的门风，又不管什么儿子的体面；作者劝诫不能纳小妾，那些小妾，听见有那嫁了人的寡妇、养了汉的女人，她偏千淫万歪、斧剁刀披，扯了淡，信口咒骂，老公以为她冰清玉洁，叫她与你守节，真是做梦。劝戒多用俗语：“野鸡毛好如鲜花，自古冶容多破家。家鸡打鸣好起早，兀坐深闺只绩麻。”

二、与神魔小说的融合

宗教本来就把性欲看成是魔鬼。神魔小说主要是表现一定的宗教思想的，自然离不开性爱描写。我们所说的融合，指艳情描写使得神魔小说加大了对人欲的表现，甚至出现了几个回合构成的一个相对独立的艳情故事的情况。《禅真逸史》、《禅真后史》都是作佛教的反面文章的，就是揭露佛教僧侣淫行的。其世俗生活的描写比重很大，性爱描写是其主要的内容之一。

1.《禅真逸史》

8卷40回，方汝浩著。作者号清溪道人，也称清心道人，孙楷第先生谓为洛阳人，戴不疑其为浙江人，谭正璧以为洛阳为其原籍，杭州为其居所。正像《凡例》里说明的，这是一部复杂的小说，糅合了多种小说体式：“史中圣主贤臣、庸君媚子，义夫节妇、恶棍淫娼，清廉婞直、贪鄙奸邪，盖世英雄、幺幺小丑，真机将略、诈力阴谋，释道儒风、幽期密约，以至世运转移，人情翻覆，天文地理之征符，牛鬼蛇神之变幻，靡不毕具。”“吟咏讴歌、笑谈科诨，颇颇嘲尽人情，摹穷世态。”

关于艳情描写的部分，主要写淫僧劣行。东魏将军林时茂因与丞相高欢之子高澄结仇，削发为僧改名澹然，逃奔被荐为建康宝刹妙相寺副住持。而正住持钟守净贪鄙好色，不守清规，澹然好言相劝，反结怨怀恨，并以谗言说动武帝，欲加迫害。小说里的艳情描写就是围绕这个情节展开的。作者以此表达了对僧尼的观念：什么是真佛，什么是邪淫。自第五回“大侠夜阑降盗贼，淫僧梦里害相思”开始，写钟守净与黎赛玉的偷情。妙相寺里有船灯，黎步行到这寺里来游玩，到东首法堂中听钟住持在那里讲佛法时，被钟守净看中。

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觉得人不能有性欲，而是认为既然当了和尚，就不能放纵自己的性欲。所以，作者也写了钟守净对女性的渴望。除了多次踏探外，还做了一个性梦，显现了性的心理和欲望。钟守净对女子的渴望也是真诚的。正如他后来在黎赛玉面前表白的：“自从正月十三日东厅讲经之际，偶然见了亲娘玉貌，爱慕不禁。亲娘临去之时，又承青盼，小僧愈觉难熬。至十五元宵夜，重蒙厚爱，从此小僧废寝忘餐，得了相思病症。讲不尽黄昏寂寞，白昼凄凉，吃药无功，求神少应，小僧自分多死。今日幸得亲娘降临，可怜见小僧伶仃病体，费尽了万千神思，方得见亲娘一面。若赐片时欢会，救小僧一命，这是莫大的功德。”后来用一回的章节写靠赵老尼做牵头得以事谐，专用一回写二人勾搭成奸，即第七回“绣闺禅室两心通，淫妇奸僧双愿遂”。作者没有忘记写其痴迷，一是女子假装正经不允交合时，钟守净拔刀想自尽，觉得活着依然得相思而死；当事情因为女子经痛而不谐，以为以后没有机会时，他又懊恨无及，以头撞柱。当第二次相会时，他双膝跪下，对灯立誓道：“燃灯佛祖、护法韦驮爷爷作证，弟子守净若负了沈娘深恩，异日必死于刀剑水火之下。”

有几点要注意，就是僧尼偷情的机会与方式：一是利用盂兰盆大会、佛祖寿诞之辰；二是寺里专有清净偷情去处，并且专有通道通行；三是描写恳求用佛教语言，充满讽刺意味：钟守净向前一把搂住，双膝跪下道：“我的亲亲娘，没奈何，救小僧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作者不光讽刺了和尚的淫行，也描写了尼姑的勾当。描写了老尼姑赵妙本，绰号叫作“蜜嘴”，早年没了丈夫，在家出家。她俐齿伶牙，专一做媒作保。好做的是佛头，穿庵入寺，聚众敛财，挑人是非，察人幽隐。赵尼劝人行乐，自有角度：“他男子汉只说得男子汉的话，不知我们做女人的苦处哩。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上看公姑脸嘴，下凭丈夫做主。最可怜我等五漏之体，生男育女，污秽三光，罪孽不校，若不生育，老来无靠；身怀六甲，日夜耽忧，及至临盆，死生顷刻。幸而母子团圆，万分之喜，倘有不测，可怜就登时三魂渺渺归阴府，七魄悠悠入九泉。那时万孽随身，一灵受罪。阎王老子好生利害，查勘孽簿，叫牛头马面叉落血污池里，不得出头。又有那鹰蛇来口赞，恶犬来咬，此时丈夫儿女都替不得，好苦楚也。若有钱的，阳间做做功德超度，还有托生日子。如夫主无情，别偕姻眷，不修佛行，这一点阴魂浸在池里，永劫受苦，不得翻身。皆因不曾在佛地上走过，以致如此。若走过佛地的，虽落池中，无诸苦楚，池里便生莲花接引他托生，不受恶缠了。”然后是引诱男女由一夜之情进入长久快乐，最后导致了谗害忠良、逼林澹然出寺，表现了人性的覆灭。

在写法上，一波三折，也是用的艳情小说手法，不过不是撞破，而是女子来了月经，腹中绞痛，应了梦中红脸头陀阻住了巫山云雨之事；第二次又是因为钟和尚初开酒戒，勉强吃了几杯，酩酊大醉，只见他沉沉睡去，推摇不醒，赛玉无奈，唧唧哝哝骂了几句“没福分的贼秃，不知趣的和尚”，耽误了交合。直到第三次，才遂心愿。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佛家弟子世俗化的特征：有的给人家种子，趁机淫乱；有的走门串户，为奸情牵线搭桥。

2.《禅真后史》

小说序言中明确说明：“前史”已悉大意，而今复辑《后史》一书，与“前史”源流相接，不过是“禅真”二字。

小说叙林澹然徒弟薛举功成名就，继而羽化登仙，天帝又令他“再生下界，重积阴功”。于是薛举投生为卢溪州辰溪县毗离村秀士瞿天民第三子瞿琰。瞿琰幼年时得林澹然指授，传以飞腾、剑法、书符、黄白之术，真是能文能武，亦人亦神。他征番灭寇，拯溺扶危，逐鬼荡魔，利民济物，建立了不朽的功业。功德圆满又蒙林澹然接引，白日飞升，重归仙班。

小说中的艳情描写，涉及以下的内容：

其一，小说包含着同情与敬意，写寡妇守寡的苦处。第一回写濮氏由见到一对蚕蛾，两尾相接，在那里交媾开始，闭眼一会儿，辗转思量，睡不安枕，翻来覆去，心绪如麻，长吁数声，披衣而起，到一轮月色，透入罗帏，轻身下床，移步窗前，凭槛玩月，不觉欲火如焚，按捺不下，倚着围屏，立了一回，奈何情兴勃然，势不可遏，一霎时面赤舌干，腰酸足软，反觉立脚不住，急纵身环柱而走，如磨盘一般，团团旋绕有百十个转身，愈加遍身焦热，心痒难禁，口咬衫襟，凝眸伫想，恨不得天上坠下一个男子来耍乐一番，又想到家下有几个小厮，年俱长成，已知人事，寻觅一个消遣也好，只是坏了主仆之体，倘若事露，丑脸何以见人？呆思一会儿，猛然想起瞿师长青年美貌，笃实温雅，若谐片刻之欢，不枉人生一世，纵然做出事来，死而无怨。正是色胆如天大，只因睹物生情，拴不住心猿意马。当下侧耳听时，谯楼已打二鼓，回头看小儿和侍女们皆已熟睡，忙移莲步，悄悄地开了房门，轻身下楼，踅出银房，黑暗里被胡床绊了一跌，急跃起转过轩子，趁着月光，一步步挨出茶厅，早见是书房了。濮氏四顾寂然，伸出纤纤玉手，向前敲门。如果不是瞿天民正人君子，守寡可就毁于一旦了。为此，小说给不乱寡妇贞节的瞿师长以考中前途的报答。

其二，小说主要写淫僧淫行与报应，用五回的篇幅去描写。乡宦姓来名伟臣，乃当朝殿中侍御史来俊臣之弟，年近六旬，未有子嗣。夫人解氏，年已半百，长斋信佛，不理家务。二夫人田氏，名宝珠；三夫人沈氏，名三昧，居于东园。四夫人劳氏，名我惜，五夫人王氏，名玉仙，居于西园。还有那艳丽侍儿，妖娆嬖妾，何止三二十人，不知几十个日子挨得一次。和尚利用做法事先通妓女出身的王玉仙，也是才子佳人跳粉墙套路，也是先淫丫鬟毓秀，然后是夫人玉仙。

具体交合过程多趣语：“这和尚单会管门，兀敢望中堂出入？”“侯门深似海，小沙弥怎敢擅进？”作者通过这些描写，不再是宣扬色空观念，而是面对性欲的折磨，肯定女人有权利得到性幸福。所以，写了女人的一些感受。如玉仙事后感叹道：“师兄好利害也。天下之乐，莫过于此。今宵奇会，死亦甘心。”我惜的梦，更是性欲得不到满足的渴望。与此同时，是对和尚淫行的揭露。如强行奸淫，器大伤人，弄得人两腿淋漓鲜血，面皮黄瘦，痛不可当，竟然把田氏淫死。

同时，小说写到了当时的一些性风俗。如采战之法，通过沈氏讲述了买道姑与走方全真的大战，也叫人胆战心惊。

第七章 融入名著，进入末流——清中叶艳情小说的流变时期

清中叶(康熙后期到嘉庆年间1721—1820)，即所谓的康乾盛世。这一时期艳情小说遭到了较为严厉的禁毁，最大特点是伟大的文学名著与三流的淫秽小说同时并出，而大量的文言艳情小说不断涌现，虽然未能达到前期《聊斋志异》的高度，但是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不可小视。

这个时期，是清王朝整合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秩序的时期，艳情小说出现了禁毁与渗透的现象。一方面是统治阶级严酷禁书，一些戏曲、小说，因为关碍风化，开始得到了严厉的整饬。康熙四十八年，御史张莲上疏说：“民间设立香会，千百成群，男女混杂，又或出卖淫词小说及各种秘药，引诱愚民，请敕地方官严行禁止。”康熙帝再次下旨严禁外，还明确规定：“若该地方官不实心查拿，在京或经该部查出，外省或经督抚查出，将该管官员指名题参，一并治罪。”到了康熙五十三年，又下旨说：“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而严绝非圣之书，此不易之理也。近见坊间多卖小说淫词，荒唐俚鄙，殊非正理，不但诱惑愚民，即缙绅士子未免游目而蛊心焉。所关于风俗者非细，应即通行严禁。”与此同时，康熙帝还规定了对造作刻印者、市卖者、买者、看者和失察官吏的全方位具体处分，并且纳入律条中：“有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买看者杖一百。该管官并不行查出者，交与该部按次数分别议处。仍不准借端出首讹诈。”在嘉庆七年、十五年、十八年，清王朝都颁布了禁毁小说的命令。

这个时期，一些卓越的作家，吸收了艳情小说的思想观点和表现艺术精华，创作出了一批高不可攀的名著，其中以《红楼梦》、《姑妄言》最为出名。《红楼梦》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文学意义。对于它的体式、主题、内容的性质，将在下文分析说明。另外，艳情小说的集大成者《姑妄言》横空出世，使艳情小说继《金瓶梅》以后达到了另一个新的高峰。它通过“淫报”讲述因果报应，故该书中的色情描写占了相当大的篇幅，其性描写的大胆，说明清中叶市井审美趣味与明末并无本质区别，对于研究清代社会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这个时期，一般的艳情小说已经缺乏创新的力量，流入抄袭、拼凑、改编、扩写，显示出强弩之末的特征。其他艳情小说多与其他小说体式混杂。出现了大量的改写、模拟、抄袭拼凑前人作品的倾向，艳情小说失去了创作激情，情节雷同，人物雷同，语言程式化，情节固定化，却客观地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而艳情小说的审美趣味被广泛地融合到神魔小说体式中，使得神魔小说更接近现实生活。

这个时期，文言小说沿着《聊斋志异》的路子，走向了创作的繁荣时期。

第一节 集艳情小说之大成者——《姑妄言》

一、《姑妄言》的主旨

《姑妄言》署“三韩曹去晶游戏”，下又注明：“编为知者道，不共俗人看。”由此可知为作者愤激感慨之作。抄本“玄”字缺末画，避康熙讳。“万历”只一处作“万历”，余皆作“万厉”，“弘光”亦皆不缺笔，可知不避清高宗弘历讳，则其抄写，当于乾隆前，为雍正本之抄本。据《思无邪汇宝》校勘说明，《林钝翁总评》署“庚戌中元后一日古营州钝翁书”，是书当成于雍正八年。

《姑妄言》作者曹去晶是康熙年间长期生活在苏杭一带的下层文人，在写法上仍然按照报应的路子来：阎王判董贤、曹植、甄氏、武三思、上官婉儿、杨太真、赵普、严世蕃等，生于民家，李林甫生为阮大铖，秦桧生为马士英，永乐生为李自成。是时又有一白氏女及四男子情案，亦判再世以结情缘。此书即以此情案之主角瞽女钱贵和书生钟情之婚姻并宦萼、贾文物、童自大等四个家庭为主线开展，旁及其他降世人物。以魏忠贤擅权，崇祯即位杀忠贤，李自成造反入北京，崇祯自吊，福王南京即位，马士英、阮大铖把持朝政谋私利，终至败亡为背景，而以明亡、满清代兴作结。在这一个大的框架里，作者装满了忠臣孝子、友兄恭弟、义夫节妇、烈女贞姑、义士仁人、英雄豪杰、清官廉吏、文人墨士、商贾匠役、富翁显宦、剑侠术士、黄冠缁流、仙狐厉鬼、苗蛮獠猡、回回巫人、寡妇孤儿、谄父恶兄、逆子凶弟、良朋损友、帮闲梨园、赌贼闲汉，至于淫僧异道、比丘尼、马泊六、坏媒人、滥淫妇、娈童妓女、污吏赃官、凶徒暴客、淫婢恶奴、佣人乞丐、逆孬巨寇等世间所有之人所干的所有之事。

以淫报作为全书的主旨，《姑妄言》性爱描写的恣意和泛滥空前绝后。曹去晶自评谓，细阅此书，“乃悟其以淫为报应，具一片婆心，借种种诸事以说法耳”。小说各回回前总批及书内双行批注也经常提及这样的创作观念。小说宣扬报应之观念，笔力贯注于淫报，回回写淫。所写者有一女多男、一男多女及男女混交、乱伦、男女同性恋，和人兽杂交如人狗交、人驴交、人猴交等。写采战法则有采阴补阳，采阳补阴，因采人反被采而致死，仙狐求采人阳精反失丹。写春宫图册，写春药如揭被香、金枪不倒紫金丹、如意丹等。缅铃、白绫带子及角先生等淫具亦时常出现。古代色情小说中之种种套数、种种工具，均出现在此小说中。因为性爱描写的内容多，范畴广，笔触恶，成了艳情小说集大成之作。

作者鲜明的创作倾向。《姑妄言》中凡作者所歌颂的正面人物，如钟情与妻妾钱贵、代目，即使是新婚之夜，对他们的枕席之事也采用略写，不作渲染；而对他所痛恨、鞭挞的人物，诸如魏忠贤、马士英，阮大铖、姚华胄、姚泽民等乱臣贼子，聂变豹、易于仁等恶霸劣绅，宦萼、贾文物、铁化等世家子弟，童自大等财主富商，竹思宽、人屠户等赌棍篾片，游系、卜通等儒门败类，以及他们的妻妾子女以至丫环仆妇，则必大肆渲染其性生活的糜烂、淫乱和变态，甚至详尽地描绘淫妇与狗、驴和猴嬉戏交媾、奸男之舔阴等不堪入目的情节关目；同时作者也必定要写出其淫乱、变态而遭恶报而不得好死的结局。

小说也反映了晚明淫乱成风。通过大量的淫乱情景的描写，我们看到了这个时期道德沦丧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在《姑妄言》的世界里，人人难免淫，奇淫之事层出不穷、匪夷所思：13岁的昌氏与邻家小厮的调戏；贾文物13岁时奸淫丫头含香；多银主动勾引卖花小子、摇鼓儿卖线的和讨饭花子与她淫乱；私塾中7个男学生引诱和朋奸女学生阴姑娘，等等。

有学者以为，《姑妄言》是介于《金瓶梅》与《红楼梦》之间的又一部世情小说奇书，并在《金瓶梅》等章回名著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对《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也有明显的启示和影响。在艺术上，《姑妄言》在章回体式、人物塑造、心理刻画、环境描写以及结构和语言等方面都很有特色。它不像《金瓶梅》那样，人物类型比较单一，而是写到了方方面面的人物：第一类是正人君子和身为下贱、心比天高的女子，以钟情、钱贵为代表，梅根和那些清官良吏、仁人志士亦属此类；第二类是贼，有国家之贼、家庭之贼、圣门之贼、伦常之贼、地方之贼和世间之贼。第三类则是由贼向正人君子转变的人物，以宦萼、贾文物和童自大为代表。当然，说它“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无论淫妇奸夫、贪官污吏、篾片赌棍，《姑妄言》中的典型人物，就其生动性和复杂性，以及他们所反映的社会本质深度而言，不止可以媲美《金瓶梅》，且有后来居上、青出于蓝之势”，还是有商榷余地的。

二、《姑妄言》的性描写的特点

《姑妄言》正文90万言，性描写约占1/5。在笔者看来，连篇累牍的性描写，乃是《姑妄言》揭露和抨击晚明清初的丑恶世情和人性的一种手段。小说中有不少性描写，对于揭露和抨击丑恶世情和人性的阴暗面是不可或缺的，此其一。其二，在性描写的层次上，《姑妄言》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小说中虽仍有大量的各种性交动作、形式和过程的描写，但已有相当精彩的性压抑、性幻想和性心理的分析和刻画，揭示了女人们变态性生活的社会、生理、道德等原因。这是《姑妄言》在性描写上的新成就和新特点。

小说多写女子淫情。书中多写淫妇偷汉淫滥泼悍，少贞烈贤淑者。大写特写淫妇之偷汉和淫滥，无疑是《姑妄言》在性描写方面的一大特色。作者通过对众多淫妇之偷汉过程的描叙，对偷汉淫妇如此之多的原因作了认真的分析，不仅触及了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也惟妙惟肖地刻画了淫妇们的性幻想、性变态和性心理。她们有的原以卖淫为生，如半开门、零碎嫁的昌氏、郝氏；有的原是良家妇女，或受恶少匪人之诱惑，或受淫滥丈夫的影响，走上了贪淫之路，如阴姑娘、宦萼之妻铁氏、贾文物之妻富氏；有的由于不合理的婚姻制度(或讲究门当户对，或看中对方的钱财地位等)，出现了小丈夫娶大媳妇，如铁氏之嫁贾文物；丈夫是天阉，如嬴氏之夫邬合；丈夫阳痿，如嬴阳；丈夫是白痴，如牛氏之夫马台。有的原本是恪守闺训的妇人，或因丈夫的狂嫖滥赌，由不满而反抗而报复，终于变成了偷汉的淫妇。在描写过程中，作者特别重视对妇女性变态和性心理的刻画，这应该是《姑妄言》的独到的价值。例如，学堂里7个男生诱奸一个女生的淫亵故事中，作者对阴姑娘的性心理就有细腻真实的描写。作者写阮最之妻郏氏，作为一个宦家女，从端庄到淫滥的心理变化过程，也异常真实、生动。作者还用姚宅裘氏同众妾叫仆妇们说白话、长舌妇讲笑话，即淫秽的故事，反映了淫妇们的性幻想和性心理。对阴氏在狱中受尽狱卒色痨和钱癖的轮奸，对嫁了小呆子马台的香姑的性幻想和性心理，描写也很精彩。这些对特定情境中的女子的性幻想、性心理和性变态所作的细腻描写，在《金瓶梅》及其诸续书和《肉蒲团》中是难以见到的。

小说揭示世家大族多为淫窟。主人几乎个个都是色情狂，丫环仆妇几乎都是淫娃荡妇，她们或与小厮通奸，或与主人勾搭，或助主母偷汉，甚至同性淫恋，这以阮大铖和姚华胄两家最为突出。

小说写了许多恶淫，一些恶淫匪夷所思。庸俗下流的诗词曲赋和赞语、笑话，以及对于男女生殖器的夸张渲染，男女采战术的详尽介绍，淫妇与狗、猴、驴交媾的细节描写等等，都令人不可思议。其中第十二回极写水氏与众轿夫的乱淫，第十四回渲染杂种牛宅的群媾，以及阴阳人奇姐的因淫而死，火氏之同狗取乐，卜氏之与大黑狗交媾，卜氏之与驴交而死，容氏之与猴交并生子，写得毛骨悚然。还有一些介绍采阴补阳和采阳补阴，以及童自大和狐狸精之采战，以及为数相当多的诗词曲对男阳和女阴所作的形象比喻和夸张描绘，与其说是为了惩戒，或者低级趣味，倒不如说是为了猎奇，是文人的恶趣。将民间俗语、笑话的熟练运用，也是其他艳情小说所没有的一个审美领域，不是用“糟粕”之类的判断能简单概括的。

三、《姑妄言》的地位

我们把《金瓶梅》当作明代艳情小说定型的标志，而把《姑妄言》当作清代艳情小说的高峰。它们是艳情小说史上的两座丰碑。

一是基于它的社会认识价值。《姑妄言》在创作上受《金瓶梅》影响很大，通过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芸芸众生、各色人等的描写，寄托了作者愤世嫉俗之情。只不过《金瓶梅》假托宋朝写明事，而《姑妄言》则直面明末清初的社会现实。

二是基于它的文学成就。《姑妄言》这部宏篇巨著在结构、语言、形象塑造上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对中国传统民间生活和性习俗的描写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三是基于性描写的空前绝后。把所有的性描写内容加起来，竟然达到了十多万字，并且花样翻新，毫不重复，在所有艳情小说中，令人瞠目结舌。

四是基于它以后艳情小说的独立创作逐渐衰落。以后多为改编、模仿和抄袭，艳情小说走向末路。

第二节 《红楼梦》中的艳情成分

《红楼梦》，书中提及的书名还有《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梦觉主人序本正式题为《红楼梦》。在此之前，此书一般都题为《石头记》，此后《红楼梦》便取代《石头记》而成为通行的书名。是书前80回藏书家抄录传阅几30年，抄本繁多，现存乾隆年间抄本，乾隆五十六年程伟元、高鹗刊印活字本。(图48)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其主题、艺术都不是简单地概括得了的。它是各种文学体式的巅峰之作，它刻画的众多人物形象，生动难忘。(图49-图53)也是各种小说体式相互融合的巅峰之作。我们在艳情小说里谈它，是基于它接受了世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艳情小说创作的经验教训，综合了这些小说类型特征，其中也包含着大量的艳情因素，代表着艳情描写的新层次、新境界。

图48　《红楼梦》书影(俄藏本)

一、《红楼梦》性爱描写的主旨

《红楼梦》的性爱描写是在对于艳情小说题材的改造、创新与升华的基础上完成的，它的艳情描写主旨是扬弃与创新并重的。我们不能割断它的历史，因为其中有许多的继承因素。

图49　《红楼梦》插图一

图50　《红楼梦》插图二

图51　《红楼梦》光绪五年刊本

图52　《红楼梦》人物画像：可卿(吴友如画)

图53　《红楼梦》人物画像：熙凤(吴友如画)

在第一回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意思是说，自己的家族在腐败中走向破落，自己由于禀性趣味与家族和社会的要求相背离，以至人生失落，回顾往事，唯一值得怀念的是一群“闺阁女子”，最令人悲悼的也是她们的悲剧命运。接下来在谈到本书的创作主旨时，让我们看到了它对前人小说创作的借鉴与创新：

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适趣闲文者特多。历来野史，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屠毒笔墨，坏人子弟，又不可胜数；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然。且鬟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

更重要的信息是书稿的嬗变和书名的三次更改，体现了从内容到形式上的一些艳情因素：

虽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一味淫邀艳约、私订偷盟之可比。因毫不干涉时世，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

在小说的第一回，写一僧一道将女娲补天时一块顽石化为一块小小的美玉，携到“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去安身乐业”；出生以后就是一个天生的“情种”：一岁时抓周，“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七八岁时，他就会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更有一句因林黛玉而起、对紫鹃所说的话：“活着，咱们一处活着；不活着，咱们一处化灰化烟，如何？”第五回警幻仙姑赞许宝玉的“意淫”，其实就是变态的性欲，或者说是将所有女孩子在心里占有。然后重点笔墨写贾宝玉对于青年女性的普遍痴迷。他和林黛玉，比艳情小说的主人公，只不过多了“木石前盟”和长年的耳鬓厮磨，以及心志游荡和醋海波涛。

书中第五十四回还借贾母之口，对才子佳人故事陈套的不合情理作了相当准确的批评，表现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和小说思想，但也看出作者是有意为之。选择少年男女对象，便于朦胧和诗化的渲染；将成人的艳情作艺术处理而不是大肆铺叙渲染。如“体格风骚”的王熙凤，也在放纵而又不露声色地享受人生；内敛的薛宝钗具有封建“妇道”伦理所要求的温良贤淑，但同样有少女的情怀，对宝玉梦牵魂绕；史湘云、贾探春以及女尼妙玉这样一群上层的女性，晴雯、紫鹃、香菱、鸳鸯等相当数量的婢女，有的是“狐狸精”，垂死时还挣扎着铰下自己的指甲，脱下自己的内衣：“既担了虚名，越性如此，也不过这样了。”与贾府有关系的尤三姐、甄宝玉、薛蟠等，也都很放荡。《红楼梦》的人道主义光彩，正是它关注了贾府的性压抑和性放荡。

一些文学史研究专家也承认，“在特定的环境和遭遇中，当个人的价值难以实现甚至无法确定时，在异性中追求感情的满足，并通过对爱情的体验乃至幻想来感受生命的美好，这是古今中外文学反复描述的人类生活现象”，“《红楼梦》正如书名所提示的，是写了一场由女性的光彩所映照着的人生幻梦”。只不过“在描写爱情故事的同时，作者反映了广大的社会生活面和深入的人生体验，表现了不同人生价值观的冲突，从而赋予这部小说以深刻的意义”。如果低级一点去理解的话，就是一个男子和一群女子婚恋的故事。里面反映的性关系，都是传统所不能容忍的。我们这样理解也不是空穴来风，统治阶级一直把它当作“淫书”，不是没有道理的。

《红楼梦》对男女性爱关系的认识，也没有超越艳情小说很远。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进程中，男女在性爱关系上，地位从来就不是平等的。男人凭什么占有女人呢？不外有三：一者凭才情，次者凭财势，末者仗权力。作者笔下的宝玉也没有超过这个标准，假如他不是在那个家庭里，处在那个地位上，他也不会有意淫的念头的。所以，有的学者明确指出，如果让他当了皇帝，他这么喜欢女孩子，可能就会成为隋炀帝；如果让他是个商人，或者官员，他也可能成为西门庆。

从它出现以后人们的评价，以及它的续书，特别是那些《绮楼重梦》之类，都是在给它往艳情小说上复归。梁恭辰《北东园笔录》(四编)说：“《红楼梦》一书，诲淫之甚者也。”齐学裘的《见闻随笔》(卷十五)也称《红楼梦》“语涉妖艳，淫迹罕露，淫心包藏，亦小说中一部情书。高明子弟见之，立使毒中膏肓，无可救药矣。其造孽为何故哉？因知淫词小说之流毒于绣房绿女、书室红男，甚于刀兵水火盗贼”。

高鹗所续的后四十回，尽管写了宝玉被骗与宝钗成婚、黛玉含恨而死的悲剧，有违艳情小说的结局，但是，最后作者还是以贾府复振、“兰桂齐芳”来收结全书，还让贾宝玉中了个举人才出家，以迎合市俗的阅读心理。

二、《红楼梦》的艳情因素

关于《红楼梦》的性爱描写，已经有人在关注、研究。我们觉得，它确实写到了许多性爱和性爱关系，尽管写得高雅、含蓄，但是并不道学，并非都是爱情也并非全部有政治含义。对于性爱领域，凡是艳情小说所涉猎到的，《红楼梦》都涉及了；艳情小说没有涉猎到的，《红楼梦》也写到了，即现代爱情观。

《红楼梦》描写的是“意淫”。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八就说：“淫书以《红楼梦》为最盖描摹痴男女情性，其字面绝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游，而意为之移，所谓大盗不操干矛也。”毛庆臻《一亭杂记》说曹雪芹因为作了《红楼梦》而“诱坏身心性命”。都是说《红楼梦》意淫的艳情特征。至于为什么意淫，主要是为文人学士看的，故《庸闲斋笔记》说“文人学士多好之”。

用男女主人公去结构小说，是明清艳情小说的最大特点，也可以说是艳情小说对文学的贡献。《红楼梦》主要写的是一个悲剧的爱情故事，它以爱情故事为中心，写的是一男与多女的复杂的爱情关系，联系着广阔的社会背景，揭露出封建统治阶级的奢靡丑恶，从而展示出封建社会必然走向崩溃的历史命运。

《红楼梦》有很多关于性心理、性观念、性趣味的描写。有一些对性生理发育的描写，如第六回“贾宝玉初试云雨情”中写春梦中遗精，然后遂强拉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之事。袭人自知贾母曾将自己给了宝玉，也无可推托的，扭捏了半日，无奈何，只得和宝玉温存了一番。有对爱情的歌颂，还有对丑恶的性现象的揭露和鞭挞。第二十八回“蒋玉菡情赠茜香萝，薛宝钗羞笼红麝串”中，宝玉和薛蟠、妓女云儿等人饮酒行令、吹拉弹唱，几乎全是性的内容，只不过有雅俗之分而已。云儿唱的曲是典型的偷情与三角恋爱。云儿又唱的一段小曲则是直接譬喻性交了：“豆蔻花开三月三，一个虫儿往里钻，钻了半日钻不进去，爬到花儿上打秋千。肉儿小心肝，我不开了，你怎么钻？”而饮酒行令，薛蟠粗俗不堪：“女儿悲，嫁了个男人是乌龟；女儿愁，绣房钻出个大马猴；女儿喜，洞房花烛朝慵起；女儿乐，一根鸡巴往里戳。”

《红楼梦》性爱描写的对象和关系，除了宝玉与其姐妹、丫鬟之间的暧昧性爱之外，还有：下人包括戏子特别是少年男女的情窦初开；下人和主子之间的偷情；主子或者府中与社会其他人的性爱关系；主子与主子之间的男女关系，特别是一些乱伦关系。

一是贾宝玉与秦可卿的梦游幻境。在三个地方，作者设置了浓厚的性爱氛围：其一，是秦可卿房间的布置，可谓淫气荡漾——细细的甜香让人眼饧骨软，壁上有唐伯虎画的《海棠春睡图》，两边有宋学士秦太虚写的一副对联，其联云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笼人是酒香。上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一边摆着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盘内盛着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设着寿昌公主于含章殿下卧的榻，悬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联珠帐，西子浣过的纱衾，红娘抱过的鸳枕。其二，对仙姑的描写，有一种华艳惊鸿之美。三是对香、茶、酒的描写，有浓艳味道。香乃群芳髓，茶是千红一窟，酒为万艳同杯。

二是贾宝玉与袭人的第一次云雨之情。第六回“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写到了贾宝玉的梦遗以及与袭人的第一次云雨之情：

袭人伸手与他系裤带时，不觉伸手至大腿处，只觉冰凉一片沾湿，唬的忙退出手来，问是怎么了。后袭人亦含羞笑问道：“你梦见什么故事了？是那里流出来的那些脏东西？”宝玉便把梦中之事细说与袭人听了。然后说至警幻所授云雨之情，羞的袭人掩面伏身而笑。宝玉亦素喜袭人柔媚娇俏，遂强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云雨之事。袭人素知贾母已将自己与了宝玉的，今便如此，亦不为越礼，遂和宝玉偷试一番，幸得无人撞见。

三是秦可卿与贾珍的关系。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封龙禁尉，王熙凤协理宁国府”，通过人物的不正常表现暗写不正常的关系：“贾珍哭的泪人一般，说这媳妇比儿子还强十倍。如今伸腿去了，可见这长房内绝灭无人了。”并吩咐去请钦天监阴阳司来择日，择准停灵七七四十九日，请一百单八众禅僧在大厅上拜大悲忏，超度前亡后化诸魂；另设一坛于天香楼上，是九十九位全真道士，打四十九日解冤洗业醮；然后停灵于会芳园中，灵前另外五十众高僧，五十众高道，对坛按七作好事。命人抬来帮底皆厚八寸、味若檀麝的棺材，花掉一千两银子，灵前认孙女为其摔丧驾灵。假如作者不删去秦可卿淫丧天香楼的情节，前后映衬，可谓千古绝笔。遗憾的是，没有了前面的描写，这里就显得见尾不见首。

四是贾瑞的遗精而死。第十二回“王熙凤毒设相思局，贾天祥正照风月鉴”写贾瑞入了王熙凤的彀，得了邪思妄动之症：得了跛足道人的宝贝——两面皆可照人，镜把上面錾着“风月宝鉴”四字——专治邪思妄动之症，单与那些聪明杰俊、风雅王孙等看照，千万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向反面一照，只见一个骷髅立在里面；正面一照，只见凤姐站在里面招手叫他。“贾瑞心中一喜，荡悠悠的觉得进了镜子，与凤姐云雨一番，凤姐仍送他出来。贾瑞自觉汗津津的，底下已遗了一滩精。心中到底不足，又翻过正面来，只见凤姐还招手叫他，他又进去。如此三四次。到了这次，一会已没了气”，身子底下冰凉渍湿一大滩精。

五是贾链与下人们的淫乱。《红楼梦》中最露骨的描写，莫过于第二十一回“贤袭人娇嗔箴宝玉，俏平儿软语救贾琏”，写贾琏和多姑娘的淫乱。对其淫乱过程，有具体的动作描写、人物语言描写、神情描写：多浑虫醉昏在炕，贾琏便溜了来相会。“这媳妇有天生的奇趣，一经男子挨身，便觉遍身筋骨瘫软，使男子如卧绵上，更兼淫态浪言，压倒娼妓，诸男子至此岂有惜命者哉。那贾琏恨不得连身子化在他身上。那媳妇故作浪语，贾琏丑态毕露。毕后又海誓山盟，难分难舍，此后遂成相契。”由此看来，作者并不是不主张具体的性描写，而是主张不将具体的性描写用在自己喜欢的人物身上。作者塑造的贾琏形象，就是一个纯粹追求肉欲的纨绔子弟；这是作者最讨厌的一种性爱方式，所以这样描写，实在是与所喜欢的“意淫”做一个明显的对比。

《红楼梦》还描写了大量的同性恋，至少有五对十人是同性恋者。特别是写了私塾学校里的男同学之间的同性恋，那就不是为了塑造人物，而是为了反映风气——对学校淫乱的嘲讽；同时也写了几个戏子之间的女同性恋，对女性的同情，也反映了一定的社会评价标准。总之，是为了反映社会内涵和时代特色，为主人公的活动提供更大的舞台，展现更大的视野。

《红楼梦》也写到了艳情小说最感兴趣的僧尼的情欲与淫乱。除了写秦钟与智能偷情、妙玉与宝玉的暧昧以外，还写了水月庵老尼姑净虚包揽讼事，将水月庵弄成妓院一样的情形。因那小沙弥中有个名叫沁香的和女道士中有个叫作鹤仙的，长得都甚妖娆，贾芹便和这两个人勾搭上了。闲时便学些丝弦，唱个曲儿。所以出了无头榜：“西贝草斤年纪轻，水月庵里管尼僧。一个男人多少女，窝娼聚赌是陶情”。贾政大怒。

《红楼梦》还写到了春宫画——傻大姐拾到的五彩绣春囊“十锦春意香袋”上有“两个妖精打架”。并说是外头雇工仿着内工绣的，带子穗子一概是市卖货。

三、《红楼梦》中艳情描写的升华

《红楼梦》对艳情描写的突破，表现在巧妙处理、提升审美上。性是人类崇高的行为，任何时代的任何作者和任何作品都无法回避。《红楼梦》是我国也是世界名著，同样也不可避免地写到了性。鲁迅先生在讲授《中国小说史略》时就说：“《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可见其中写了不少的性。可贵的是，曹雪芹接受了明清艳情小说对于性爱的铺叙与张扬的直露描写所引起的小说审美情趣低下的教训，突破了传统的思想和方法，在《红楼梦》这部不朽名著中，将百多个人物中涉及的性爱问题，作了巧妙的处理，几乎没有一处进行性的描写渲染，或是糅合到故事情节与发展中去，或是融化到刻画人物的性格中去，或是营造了一种雅致而又深厚的纯情氛围，使性爱关系达到了一种唯美的艺术风范。(图54)

首先，《红楼梦》没有张扬性，也就是说，没有将它写成一部宣淫的作品、艳情的作品，是基于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作者的创作主旨，是为了“情”，就是接近现代意义上的爱情，表达自己的爱情观，即心心相印、志同道合；描写的是一男一女排他式的爱情，肯定了相互欣赏的平等的爱情。并且表现了这样的爱情观的艰难和付出的代价，从而反映了深刻的社会内容。二是康乾时期正值清代封建统治如日中天的时期，社会对异端邪说、对有碍风化的东西控制得非常严格。艳情小说到了它收敛的时期，表现为两个方面，或与其他小说体式融合，或是压抑地描写性内容。三是文学家的文学艺术和审美观念的成熟，《红楼梦》多次易稿，批删多次，修改的内容，有很多就涉及性描写，如“淫丧天香楼”一节，就只有题目，没有内容，前后无法照应了，这是作者将露骨的性描写删去的缘故。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感到《红楼梦》里的性关系，哪一个都是沉闷的、压抑的、痛苦的主要原因。有些学者以为，《红楼梦》里主子的荒淫无耻肆无忌惮和主子对年轻人、女婢奴仆下人的性爱横加干涉，说了和做了都要手到严惩，弄得这个死那个伤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在贾府，那些主子们的性爱也很压抑，宝玉自不必说，妻妾成群的贾政、滥淫的贾琏、贾珍，甚至薛蟠，无不受到很大的压抑。原因是他们是主子，必须做出样子来，上梁不正下梁歪。女性主子的性爱更是压抑，如王熙凤、秦可卿，哪一个是幸福的呢？

图54　乾隆五十六年(1791)萃文书屋木活字刊本程甲本插图

其次，是意淫的审美特点和艺术追求。意淫的审美追求，使作者善于写心动而不写行动，营造了一种雅致而又深厚的纯情氛围，使其中的性爱关系达到了一种唯美的艺术风范。这是《红楼梦》中使用得最多的方式，也构成了红楼梦整体的审美风格。特别是宝玉与其他姑娘之间吻香、心动等的“意淫”，实际上就是一种男女腻情和儿女香艳。正如作者在第五回借警幻之口所说的：“淫虽一理，意则有别。如世之好淫者，不过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此皆皮肤淫滥之蠢物耳。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意淫’二字，惟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汝今独得此二字，在闺阁中，固可为良友，然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甲戌批宝玉心性体贴，故曰“意淫”。其实没有点出宝玉对性的理解和表达。在这意淫中，有他的性愉悦和快感，说白了，仍然是依红偎翠。只不过增加了对于爱情、对于女性的赞美与推崇，使以前文学作品中表达的原始情欲或者性欲，或者是单纯的男性与女性在生育繁衍、家庭伦理义务上的责任，或者是性欲邪恶论、女人祸水论、女子玩偶论，具有了现代爱情观念和思想，自由、民主、平等、互爱，就是具有了进步性。从艺术处理角度看，其实就是把性诗意化、超现实化，或者是人性化，写成纯情，性变成了或升华为情，就成了宝黛之生死恋情，决不能沾粗俗的性。两人的交往是同读《牡丹亭》、葬花、赋诗这种处理，其实是既扭曲了性又使情虚假化了。第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就比较典型地将少男少女的腻情升华到了一种纯情。在这种描写里，青年男女不再是性符号，而是小猫小狗或者儿童时候的过家家，只有无拘无束的戏谑，而没有任何的男女性别意识带来的邪念。这对少男少女读者群是一个极大的诱惑；对成人读者群，是一个童话。第二十四回写宝玉要吃鸳鸯的胭脂，却有点香艳，这种腻情、幽情和香艳，经常惹得主人公心动。这种飘逸飞扬的心动，超出了一般人那种纯感官的物质性的反应，是一种升华的性欲。第二十六回“蜂腰桥设言传心事，潇湘馆春困发幽情”，写黛玉坐在床上，一面抬手整理鬓发，一面笑向宝玉道：“人家睡觉，你进来作什么？”宝玉见他星眼微饧，香腮带赤，不觉神魂早荡，一歪身坐在椅子上。甚至在没有色情氛围的场景中，也能感受到心动。第三十四回“情中情因情感妹妹，错里错以错劝哥哥”，写宝玉挨打后姐妹们去看他，宝玉就心中大畅：

宝钗说心里也疼，刚说了半句又忙咽住，自悔说的话急了，不觉的就红了脸，低下头来。宝玉听得这话如此亲切稠密，大有深意，忽见他又咽住不往下说，红了脸，低下头只管弄衣带，那一种娇羞怯怯，非可形容得出者，不觉心中大畅，将疼痛早丢在九霄云外。

或者将色情化为呆情，减弱了人物好色的本性表现程度。第二十八回“蒋玉菡情赠茜香罗，薛宝钗羞笼红麝串”，写宝玉要看红麝串子，可巧宝钗左腕上笼着一串，见宝玉问她，少不得褪了下来，此后就写宝玉进入了迷乱的性幻想意淫境界。此外，还有湘云醉眠芍药茵、呆香菱情解石榴裙的暧昧。

性是以人的生物性、生理性为基础，以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为纽带的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一方面人们要靠它满足人类自身的生产，一方面又需要它对人生价值产生一种尊重和快乐意义。还有一方面，人类又怕前两个方面导致社会稳定的混乱，导致传统的两性关系的崩溃，从而带给人类以彻底的毁灭——人们不是经常拿古罗马人毁灭于性的泛滥作为教训吗？于是，人类的性爱活动具有了相当的矛盾性，即人们所说的两重性。越是到了封建统治严酷的清中叶，统治阶级对性的压抑越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性的意义就只剩下生育的社会功能是合法的时候，这种矛盾冲突就变得极不平衡，弱势的一方，就不得不变为一种潜流，在暗处涌动。

这种意淫，其实是一种在封建礼教压抑下的病态性心理。正是因为作者写了这种特殊的“淫”，才更深刻地表现了时代主题，比那些宣淫的艳情小说一任淫乱而没有生活真实的描写，深刻了许多，不可同日而语。它真正反映出了性的社会意义。

《红楼梦》的意淫，就是性的矛盾冲突的一种表现形式。意，按照周汝昌先生的观点，就是思想、意识、感情、感觉；淫，就是迷乱、痴情。意淫就是痴情。《红楼梦》就是一本痴情的书，“是忘己为人，是专诚至极，忘掉一切价值观观念、毁誉标准”。作者还清醒地认识到，在这样的时代，情欲的结果往往是死亡，如秦钟和智能的偷情和死亡，凤姐的下漏不尽而得了绝症；而意淫呢，结果就是遁入空门。反正，爱情是没有希望的，情欲也是没有希望的。

意淫也是对艳情小说描写性爱的升华。一般艳情小说是描写滥淫的，即单纯地悦容貌、喜姿态、浸淫于调笑煽情、云雨无度；淫欲之心恨不得淫遍天下女子；追求感官刺激，宣泄动物本能。《红楼梦》乐而不淫，是对艳情小说性爱观和审美观的重大突破，使宝玉这些青年男女对异性的赞美尊重、认真投入、深深依恋的知己性质的爱情与贾赦、贾珍、贾琏、贾容、贾芹、多姑娘、鲍二媳妇、夏金桂等低俗的滥淫区别开来，意义重大。宝玉的出家，使得二者之间更是泾渭分明：对黛玉是一生追求和终生的感情依托，已经化为痴情，而不是和宝钗的事业、爱情、家庭、婚姻的双赢。

这种升华的性质，是由艳情小说大众通俗文学转变到文人小说的标志。《红楼梦》是写给知识分子看的，也只有知识分子才能够联想、想象、探究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如宝玉和袭人，有的学者就品出这是写宝玉的恋母情结在性爱对象上的实现，故宝玉对袭人有别于其他女人，甚至引起他的乳母李嬷嬷的妒忌，经常提醒抱怨怨恨一个炕上睡觉的袭人“我都知道那些事”、“一心只想妆狐媚子哄宝玉，哄的宝玉不理我，只听你的话”。所以《红楼梦》一出，引起了知识分子的大震荡，甚至发展到了“红学”的程度。所以，它的升华，标志着艳情小说向社会小说的过渡。虽然它还具有艳情小说的性关系的所有特征，但是，已经没有艳情小说的表现形式了。

它对于滥淫的女人，也不像一般艳情小说那样，性格单一化，只是一个性欲的化身，而是写成了一个复杂的社会的人。如金桂，作者将她写成了一个集凶悍、妒忌、滥淫于一体的女人。她为了排斥香菱，忍受着妒忌让薛蟠与宝蟾云雨，薛蟠犯了官司，她不但不去想法营救，而是打薛蝌的主意，完全没有艳情小说中女子对男主人公的痴情和守贞。

意淫，也代表着作者对女性和男性的基本态度。作者将女性理想化、纯洁化，女子们多是那么冰清玉洁，那么美丽聪明而多情；而男子则多是虚伪、荒淫、庸俗。女子可以让宝玉远离情欲和物欲的折磨，男子则容易让他堕落。所以，作者在审美观上，除了欣赏艳情小说所喜欢描写的女子的外在绰约、风流的美以外，主要是欣赏女子的内在美、心灵的美。不管是肥腴丰满的宝钗、袭人、湘云、元春，还是瘦削的黛玉、凤姐、晴雯、尤二姐，神情皆美，言行俱佳，赏心悦目。而绝少淫情淫态和对女人性特征的赞美、小脚的嗜好、性欲的张扬。另外，对于不同的对象，即使在同一手法的使用上，也用意淫和滥淫进行区分。同是写性梦，宝玉与秦可卿柔情缱绻，贾瑞的风月宝鉴色欲耗神，恣淫伤身，妙玉的性梦心旌摇动，焦虑恐惧。作者舍不得玷污他笔下的青年男女，所以不用秽笔。如宝玉对湘云的关心和爱护，和黛玉的耳鬓厮磨，对宝钗的多次种种的性冲动，特别是婚后宝玉在宝钗的启发引导下暂时忘却了黛玉而圆房的一夜，作者详细铺叙启发引导，而略写两情融合交汇的性爱。但是，对于那些滥淫的批判形象，作者还是不惜笔墨的，如贾琏和多姑娘、鲍二家的，因为他们就是赤裸裸的性欲。书中写薛蟠对男色的追求，不止一处。作者塑造这样一个人物，主要与宝玉的追逐男色形成对比。一个是淫滥，一个是尊重。还有一个含义，是为了证明男子都是拙劣、愚蠢和淫乱的，女子都是水做的。

再次，是作者对具体性爱描写的艺术处理。与意淫的审美观念相适应的，是在具体描写手法上也有重大突破。

一是虚写，用隐喻、梦幻手法，写梦幻而不写现实。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写宝玉的性朦胧，就是用的梦幻手法。将梦交的一件本来龌龊的事情，通过若虚若幻的奇异梦境，变成一段难能可贵的优美文字：警幻特引前来，“秘授以云雨之事，推宝玉入房，将门掩上自去。那宝玉恍恍惚惚，依警幻所嘱之言，未免有儿女之事，难以尽述。至次日，便柔情缱绻，软语温存，与可卿难解难分。”第二十四回写少女红玉的性意识，也是用梦境完成的。或者以叙述代替直接描写。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乱判葫芦案”写冯渊的性经历，用门子的叙述而不用著者的描写。薛蟠酷爱男风，最厌女子等事，都是通过门子的口陈述出来的。有时候用回避的手法。如七十五回写薛蟠和傻大舅的恋娈童，就是借骂这些“兔子”而虚写出来的。

二是用暗示手法，如宝玉的遗精，晴雯数落碧痕给宝玉洗澡弄的水满地。再如第七回“送宫花贾琏戏熙凤，宴宁府宝玉会秦钟”借焦大之口，委婉含蓄地交代了贾府的淫乱：“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第六十六回“情小妹耻情归地府，冷二郎一冷入空门”也是假人之口，避免直接描写：“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我不做这剩忘八。”有时候用婉言。第二十一回，贾琏见平儿娇俏动人，便搂着求欢。平儿夺门而去，急得贾琏弯着腰恨道：“死促狭小淫妇儿!一定浪上人的火来，她又跑了。”贾琏欲火升腾，直腰不太雅观，不便直腰，只好弯着腰骂人。有时候以物寄情。严格来说，《红楼梦》里所有的情物，不光是爱情的表现物象征物，而且是淫情的载体，它们都有一种淫荡的含义。第二十八回“蒋玉菡情赠茜香罗”写宝玉与蒋玉函的暧昧，是通过两个人互相交换手帕来表达的。

三是暧昧处理，将性欲发泄或者性兴奋点安排在性交之外的渠道解决。如宝玉的吃胭脂、吻袖香，想象宝钗臂膀的触觉感受。第六十二回“憨湘云醉眠芍药茵，呆香菱情解石榴裙”，写湘云卧于山石僻处一个石凳子上，香梦沉酣，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满头脸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蜂蝶闹嚷嚷的围着她，又用鲛帕包了一包芍药花瓣枕着。香菱命宝玉背过脸去，自己叉手向内解下来，将新的石榴裙系上。暧昧的笔墨写女孩子的纵横恣肆，洋溢着青春的气息，避却了淫荡。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死金丹独艳理亲丧”，写男女主子丫鬟夜宴醉意朦胧中睡在一起，用纯情率真冲淡淫荡之气。作者还通过将淫情变成下意识的动作与两性社会观念文化的觉醒、自觉，使得淫意顿消。第六十五回“贾二舍偷娶尤二姨，尤三姐思嫁柳二郎”用正气冲淡邪淫。尤三姐松松挽着头发，大红袄子半掩半开，露着葱绿抹胸，一痕雪脯。底下绿裤红鞋，一对金莲或翘或并，没半刻斯文。两个坠子却似打秋千一般，灯光之下，越显得柳眉笼翠雾，檀口点丹砂。本是一双秋水眼，再吃了酒，又添了饧涩淫浪，那淫态风情，反将二人禁住，“竟真是他嫖了男人，并非男人淫了他”。最可怕的是色情故事被阴谋的氛围笼罩——金桂将自己的丫鬟宝蟾送给早就垂涎欲滴的薛蟠，来摆布香菱。

四是转折。多用撞破，正要入彀之处而被打断，使人的性欲念头刚开始就被掐断，没有蔓延开来而又回到了故事情节的发展中。这样就避免了色情情节的出现。第十五回“王凤姐弄权铁槛寺，秦鲸卿得趣馒头庵”写秦钟与智能的偷情，就被宝玉捣乱，羞得智能趁黑地跑了。第七十一回“嫌隙人有心生嫌隙，鸳鸯女无意遇鸳鸯”写司棋和她姑舅兄弟相会，也被鸳鸯撞破了。或将男女之情化作内部矛盾，靠节外生枝的情节，冲淡了粉色，跳出了绮丽氛围。第二十九回“享福人福深还祷福，痴情女情重愈斟情”，就是靠这种办法不使两个人由深情变为腻情、艳情、浓情的。也就是说，宝玉和黛玉根本没有机会腻成一团的，他们给自己设置了许多障碍，达不到以身相许、灵与肉的结合。所以，从这点看来，黛玉不是宝玉最倾心的女子。第四十二回“蘅芜君兰言解疑癖，潇湘子雅谑补余香”，本来写两个女子讨论艳情书籍的问题，很有色情味道，谁知被宝钗的一番“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偏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之类的话，说得索然无味，这就冲淡了淫荡之气，属于一种心境的转折。

五是点到为止。对于那些同性恋等不正常的性关系，作者一般采用简单直接叙述的方式。宝玉喜欢秦钟，对于二人同性恋的倾向或者行为，作者采取了点到为止的写法，给读者留下空间。第十五回秦鲸卿得趣馒头庵，被宝玉抓住把柄，宝玉笑道：“这会子也不用说，等一会睡下，再细细的算账。”作者写道：“宝玉不知与秦钟算何账目，未见真切，未曾记得，此是疑案，不敢纂创。”对于贾琏等淫滥之人的同性恋行为，作者更吝啬笔墨。第二十一回“贤袭人娇嗔箴宝玉，俏平儿软语救贾琏”写道：“那个贾琏只离了凤姐便要寻事，独寝了两夜，便十分难熬，便暂将小厮们内有清俊的选来出火。”第六十五回“贾二舍偷娶尤二姨，尤三姐思嫁柳二郎”写喜儿的醉话：“咱们今儿可要公公道道的贴一炉子烧饼，要有一个充正经的人，我痛把你妈一日。”涉及两性话题的色情戏谑也点到为止。第三十一回“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因麒麟伏白首双星”，写史湘云与翠缕的闲话，由草到阴阳二气说到“姑娘是阳，我就是阴”。谁知翠缕又道：“人规矩主子为阳，奴才为阴。我连这个大道理也不懂得？”一句话跳出了性含义的戏谑，到了政治含义的层面上去了。作者的观点是，荤故事、笑话等作为粗俗与雅致的对比物，而不是作为渲染情色的方式，所以适可而止。第二十八回“蒋玉菡情赠茜香罗，薛宝钗羞笼红麝串”中薛蟠的对诗“女儿悲，嫁了个男人是乌龟；女儿愁，绣房窜出个大马猴；女儿乐，一根鸡巴往里戳”就很明显。这种点到为止的最高境界，就是蛇阵草灰。秦可卿病重，凤姐亲热地看望她，一是支开宝玉和贾蓉，又低低说了许多衷肠话儿；二是秦可卿临终托梦给凤姐说素日相好舍不得婶婶；三是焦大骂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凤姐和贾蓉都装作没有听见；四是贾蓉以借东西为借口，凤姐说的很多暧昧话，以及最后说这会子有人，我也没精神，你晚饭后再来说罢；五是在除掉贾瑞的过程中，贾蓉扮了凤姐的角色。都说明二人的奸情关系。还有的地方用戏剧的语言虚写，如贾瑞执迷不悟单相思手淫，作者借用《西厢记》词“指头儿告了消乏”带过。有时候用口述，不用实描。如贾琏与凤姐的性生活不和谐，书里没有描写，但是贾琏吃饭时说只是昨晚上我不过要改个样，你就扭手扭脚的。用叙述不用描写展开，如写孙绍祖只用“一味好色，好赌酗酒，家中所有的媳妇丫头将及淫遍”一笔带过。至于怎么性虐待狂折磨迎春，只是在谈话中透露点滴。写贾琏和嫣红，“如胶投漆，燕尔新婚，连日哪里拆得开”；写贾琏和尤二姐，“颠鸾倒凤，百般恩爱，不消细说”。点到为止或者其他虚写，给人以很大的想象空间，怪不得在道学眼里就是满书的淫乱。如宝玉和妙玉的关系，折红梅回来，宝玉说不知费了多少精神才弄来，说明其中有一个过程，很让人想象。

六是将性爱描写糅合到故事情节中去，或者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而不是游历于情节发展之外，成为纯粹的调料或者招徕读者的诱饵。作者写到了艳曲、春画，但是，这些性爱的载体不是青年男女们作为辅助、提高性欲的用品出现的，而是作者为了推动故事情节发展设置的。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这个情节，不但反映了宝玉和黛玉的心领神会，而且埋下了黛玉和宝玉多情的种子，特别预示了由于《会真》、《西厢》带来黛玉的伤感，而导致黛玉身体更加羸弱、情思更加浓烈的结局。另外，以后的情节还提到黛玉经常不由自主地说出这些艳曲的句子，惹来宝钗的戏弄，加深了二人的感情纠葛。第七十三回痴丫头在山石背后得了一个五彩绣香囊，却引发了抄检大观园。从正统角度讲，是家长们对家风的一次大规模严厉的整治，是家长势力第一次对年轻一代进行的压迫和抑制。这里的春画，是为了发展故事情节，起到了道具的作用，而不是为了宣扬色情，不是为了增强性愉悦。所以让人感受不到性的快感，反而感到恐怖和担忧：以查赌为由趁此机会把年纪大些的拿个错儿撵出去配了人。结果，司棋、入画、芳官、蕊官、藕官等或被逐出，或遁入空门，成了牺牲品。听淫情也只写与情节发展紧密相关的，而省略淫秽场面描写。第四十四回“变生不测凤姐泼醋，喜出望外平儿理妆”，写贾琏与鲍二家的偷欢，凤姐蹑手蹑脚地走至窗前，也只是听到“夜叉星”之类怨愤的话。五是融合到人物性格的发展历程中去，使性爱描写真正为塑造人物性格服务，而不是游离于人物性格塑造之外。将艳情与人物性格结合起来，成为刻画人物的一个手段。或者与人物命运联系在一起，将艳情化为苦情、凄情。第三十回“宝钗借扇机带双敲，龄官划蔷痴及局外”，写王夫人在里间凉榻上睡觉，金钏儿坐在旁边捶腿，也乜斜着眼乱恍。宝玉轻轻的走到跟前，把她耳上带的坠子一摘，被王夫人发现，要赶金钏儿出府去。一个花花公子随意的调戏，导致了金钏儿含羞忍辱而死。

《红楼梦》的艳情处理艺术对我们的启发很大。首先，一切经典文学作品里最出色部分也许就是细写人的欲望，特别是性的欲望。这欲望是那样透露了勃勃生机，可是外界或内部却有一道道有形、无形力量压迫它，让它得不到实现，由此引发出许多叛逆、挣扎、反抗和觉悟的作品来。人在情欲层次上人性是共通的，没有太大分别；如果直接描写，关注性交外在动作、行为本身，就没有时代精神和审美价值。《红楼梦》的作者把握了主人公性欲的深层次，挖掘出主人公性欲背后隐含的动机，揭示出这些动机带来的后果和影响，影响了所塑造的人物的性格、命运，从中反映了社会意识、社会价值观。

《金瓶梅》和《红楼梦》一样，都是成功的。西门庆动机不纯，诱引潘金莲，使得她本来是为了反抗自己命运之举演变成参与谋杀亲夫的犯罪。在这里，作者真是把情欲当成丑恶之物、当成犯罪的因由来写的，根本没有宣淫的意思。当然，《金瓶梅》的出发点仍然是女人是祸水，他笔下所有的女人是脏的，都是肉欲的。西门庆的爱情也是以纵欲为标准的，他对女人的情是建立在自己的需求基础上的，而不是尊重，所以也是无情的，他的癖性就是什么美女子他都想霸过来。于是他凭借着自身的优势条件，实现了自己的想法，也充分表达了作者以淫止淫的思想。

其次，《红楼梦》的审美情趣高雅。曹雪芹对于人性中正当的情欲表现没有直接去面对，或者说他是有意回避，潜意识中把它当成了丑事，觉得应予超越。所以，作者笔下的女孩子是清纯、娇美的，让人感到清爽。宝玉也是只爱女孩子，不喜欢男人，不喜欢已婚女子，以为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混账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所以贾宝玉去袭人家看她时，房中有三五个女孩子，他只留心那个穿红衣服的；林黛玉脱俗清纯，他觉得她好，视她为知己，但他对她只有情爱，敬慕她，当她是女神，不对她产生情欲；宝钗经常要他读书干正经事，他便觉得太俗，对她没有兴趣，可是他喜欢她的香气。

《红楼梦》的出现，对于艳情小说来说，还有另外的特殊意义：艳情小说本来从人情小说《金瓶梅》中分蘖出来，成长了200年，又归根到了人情小说《红楼梦》的怀抱里。

第三节 一批缺乏创意的中篇艳情小说

一、基本特征

这些小说多扩写和杂凑、抄袭、截取而成。根据一些拟话本小说的故事框架，加入一些性爱描写的内容，就被粗糙地制作出来。由于《欢喜冤家》的成功，其篇目有不少被后来的艳情小说当作素材，如《两肉缘》之故事，采自《欢喜冤家》第十二回首段、第十五回及第五回；《艳婚野史》之故事，采自第九回；《风流和尚》的主体，采自第十一回；《换夫妻》故事，采自续第一回；《百花艳史》故事，采自续第二回。其故事的结构成了后来不少艳情小说的结构模式；其具体情节的描写，被多部艳情小说所模仿和剽窃抄袭。《巧缘浪史》就是将《欢喜冤家》第三回《香菜根》、第十一回《蔡玉奴》、续第三回《马玉贞》按照一对夫妻由破裂而转向和好的框架杂凑而成。《巫梦缘》与《桃花影》内容相似，属于抄袭作品，只不过将名字换了一下。魏子卿邻居有寡妇卞二娘勾引，本书王嵩有卜寡妇勾引；卞氏家族谋夺财产勾结一起出头捉奸，本书也是夫族刘大出头捉奸；逼走魏子卿，避居朋友家，与朋友妻妾淫乱，本文也写王嵩避朋友祠堂里与王三娘偷情。最后都是中进士，娶了自己淫乱过的女子。有的干脆将原小说一书截为两部，换改书名、人物名字，形成连本。如改《肉蒲团》为《艳芳乐》、《群佳乐》；将《杏花天》下部截改为《浓情秘史》等。这说明，艳情小说已经没有旺盛的生命力了；一些作家对这种小说体式失去了兴趣，转而去探讨新颖的小说体式，将艳情内容融入到新的体式里；只有一些三流的作者和书商，因为图书市场的存在，还在啃鸡肋。

小说多采取艳遇的情节结构模式和审美情趣。都是延续《天缘奇遇》二十美、《灯月缘》真生五美、《绣屏缘》云客五美等前期小说一男多美的俗套，写庞生一妻四妾(《闹花丛》)、李芳八房妻妾(《巫山艳史》)、封悦生十二金钗(《杏花天》)；并且性爱描写多热衷于连床大战；男子则多靠仙丹妙药、采战神术、展龟伎俩来维持着与多美的性爱关系。这种模式的增加，说明了三个问题：其一，作者向往这种生活状况，而经济条件、身份地位的限制又没有办法得到，就只好画饼充饥，来满足自己拥有女人多多益善的心理。可以说，这标志着文人性爱白日梦的创作思想的诞生。其二，是统治阶级加强对社会的恶性控制的结果。文人没有办法在现实中发泄自己的压抑，就通过荒诞的故事、违礼的行为进行宣泄，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它标志着新的思想、新的社会思潮将在这种压抑和发泄的反复冲突的矛盾中诞生。其三，说明大众读者面对的也是同样的压抑和宣泄，因此这一类小说有广阔的市场。与此相适应，故事结局有了新的变化。与前期的艳情小说多报应观念、劝惩思想相比较，这个时期的小说故事结局多成仙得道，而成仙并不是为了禁欲，情心已死，而是带领多美一起成仙，永葆青春和性的热情、能力，永远享受性爱带来的肉体的刺激和心灵的满足。至此，艳情小说的结局模式完备了：其一为报应，或淫人妻女，妻女将被人淫，如《肉蒲团》；或到阴间受罪，如《续金瓶梅》；或受到其他惩罚，如丢了前程，被捉判刑或被处死。其二是被点化，幡然悔悟，从此改邪归正。其三皈依佛门，跳出红尘。其四是纵欲得道成仙，注释着道家的房中术思想。其五，就是纵欲而亡身。

这些小说给艳情小说描写进行了总结。其一，客观描述了康乾盛世中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如当时社会上的拐卖妇女、无端陷害好人等罪恶(《巧缘浪史》)。其二，从感兴趣的内容上说，大都都对寡妇的生活进行了探究和描写，所描写的寡妇生活及其性心理，都很逼真、生动。至此，艳情小说对女人偷情的内容和主题，也基本上涉猎全面了。总结一下，有四种类型：一为丈夫仕官或者经商；一为年轻守寡；一为嫁非其人；一为妻妾成群鲜有性事。其三，对于提升男子性能力的描写也基本全面了：一为丹药，一为锦囊妙计，一为迷魂药品，一为性器具。后者如缅铃(《杏花天》)、角先生、广东人事(《碧玉楼》)、广东膀(《株林野史》)、锁阳(《怡情阵》)等，洋洋大观。其四，不管是什么女子，最终都是男主人公将其娶到家里，走向婚姻的殿堂。这种结局，说明艳情小说已经没有了任何的时代新思想、新观念，只是顺应封建统治文化，造一点色情，调节生活的压抑和苦闷。同时，也说明小说的现实思考的功能减弱，表明它的娱乐功能、文学趣味强化了——当然是符合市民阶层的趣味的强化，否则，它会没有市场的。我们看到，这个时期有些艳情小说几经易名，还是冲破查禁顽强地刊行了，说明有些民众真的需要这些调味品。也正是这个原因，这个时期的艳情小说被有些专家学者评价为下三流。

这些小说不少作品倾向与前期不同，普遍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道德控制、理学倡扬对作者、对大众的影响，人性开始由明中叶以来的张扬人欲开始向传统观念复归。下面将其代表作品作一分析就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个变化。

二、《闹花丛》

《闹花丛》为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之坊刊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抄本为康熙、雍正间抄本，藏大英图书馆。书后有“情士自跋”，对创作主旨等做了说明：

予作《庞刘传》，以为庞生天缘奇遇，凑合颇多。然尤不若祁羽狄之佳遇甚多也。殊不知世间奇奇怪怪，如才子名媛无端而邂逅，投起便咏诗唱和，暗订姻盟，真乃巧遇。今岁孟秋，友人有以庞刘事请余作传，予遂援笔草创而为句才就其事。虽与祁生仿佛，然以庞生看榜为由，突会佳人，订约赴期，殊出望外。至于寡居之桂萼，处子之琼娥，一旦乔扮贺喜，两人而为淫污，则桂萼、琼娥之遇，尤为奇艳。后来小姐相思，全仗假医生之挑病。后来全愈间，母氏之酬愿，适叔子之归家而捉奸鸣法，官判脱罪，子民是有念于王学宪之恩深且大也。假使按律正法，则庞生无所用其施为，信乎？天付良缘，不容人所不肯尔。乃世固有志读书求一人眼，卒不可得者。文英以十四游泮，而鼎甲争先。官居尚书，为之身登仙府，即云赤松点化，然其前生固是仙君也。

小说主题庸俗，叙事平庸，以才子佳人模式构架故事。写庞国俊(字文英)是色中饿鬼，得到众多女性的以身相许。他“才貌双全”：赋性聪明，文词冠冕，笔致秀丽，遂取第一名送府，府又取第二名送道，又以第一名进了学，梦中神人也告诉他：“汝勤心读书，上帝不负汝，日后鼎甲成名，汝婚是良偶，该在看金榜之日。汝宜留意。”有时在街坊上走，那些妇女看见文英，无不眼光四射，恨不得一口水吞在肚里去。遂决心要娶一个绝色的妻房。放榜之期遇到刘玉蓉，约定九月中旬为佳期。要了小姐，又得陇望蜀要了秋香。接下来文英又开始对表姐寡妇桂萼的追求，巧扮妹子娇莲的模样到其家得到了她、丫鬟圣女和小姑琼娥，连床大战。后来琼娥嫁给陈次襄，被发现是破货，要求她约文英来鸡奸。后又与侨寓的余顺姑“权时应用”。作者在写这些淫乱的时候，还让文英时刻挂念刘玉蓉，乔装郎中又与病中的刘玉蓉交合，却被刘的叔父天表拿个正着。文英惟愿送官。宗师判为和奸，当堂令男女作诗，文英遂信口吟道：“只因赋性大颠狂，游遍花间觅采香；今日映投罗网内，翻身便作状元郎。”刘小姐亦遂吟道：“缘筠劈破条条节，红线轻开眼眼奇；只为爱花成格段，致令真节有参差。”判“从此两家偕姻眷，不须逾墙错穴隙”。最后高中得官，与四姬并美婢、童仆交欢淫乐，最后赤松道人点化，文英八人尽成地仙，三子后来也不低微。

小说情节、描写多抄袭、挪用。剪裁和移植了《鼓掌绝尘》里面的雪集内容。第二、三、四回破花心、遗春谱，移植的是《鼓掌绝尘》二十三、二十四回内容；四回小姐相思，为《鼓掌绝尘》二十五回内容；七、八回为二十六回、二十七回内容。在具体描写上，也多抄袭。如写女子性爱活动中的话语：“头目森森然几欲晕去，姑且饶我”、“里面火热，进进出出，自内以至外，有些酸酸痒痒，更有一件可贪可爱而不忍割舍，竟浑身绵软，即妾亦不自知其故”。再如对性爱活动的描写：“似奔泉渴马，饮一分，通泰一分。”对女子的性器官描写也是抄袭：“低头看那雪白臀儿、细细缝儿、光光肥肥那件妙牝，鸡冠微吐如初发酵的馒头”、“乳菽发脐，容半寸许”。第三回“梅香园内破花心，安童堂前遗春谱”写丑丫鬟破身，干脆直接抄袭《鼓掌绝尘》。

有些描写稍有新意。如寡妇嫂嫂的男友被小姑偷去，抱怨小姑时，小姑说：“恩贤嫂善于偷汉，姑姑不才效尤。这庞郎既非我哥哥，又非你丈夫，可以私于你，何不以公于我!”小姑出嫁，母亲怕新郎看出破绽，教给小姑遮掩的办法，也比较别致：“到那官人缠你的时节，两腿交紧，再把手捻了牝户，做个怕疼的模样，等他的东西进去，我藏些鸡冠上的血在草纸包里，等他完了事，你悄悄把来抹在阴门口，他拔出肉具，自然有血迹在上面，还好遮掩得去。”写以妻换后庭一节，更是丑陋不堪：三人对酌，文英大醉，次襄奸之，琼娥补偿。后经常三个一串。故总评极力赞之：“极意摹写，又极流宕。前后点映，无限波澜。近时小说，那有如此神笔。”

小说保存了一段瞎子禳解时念的《十供养》，非常可贵：

只见瞎子捧着一副骨牌献上神前，道：“这副骨牌，好像如今的脱空人，转背之时，没处寻。一朝撞着格子眼，打得像个拆脚雁鹅形。”念毕，又将剪刀献上，道：“这把剪刀，好像如今的生青毛，口快舌尖，两面刀。有朝撞着生摩手，摩得个光不光来糙不糙。”念毕，又将算子承上，道：“这把算子，好像如今篾的人，见了金银就小心。有朝头重断了线，翻身跳出定盘星。”念毕，又将银锭献上，道：“这个银锭，好像如今做光棍的人，面上装就假丝纹。用不着时两头跷，一加斧凿便头疼。”念毕，又将玉蟹献上，道：“这只玉蟹，好像如今做戏的人，妆成八脚是为尊。两只眼睛高突起，烧茶烧水就横行。”念毕，又将纸花献上，道：“这朵纸花儿，好像如今的老骚头，妆出形香惹蝶偷。脚骨一条铜丝颤，专要在葱草上逞风。”念毕，又将簪儿献上，道：“这只通气簪儿，好像如今的乔富翁，外面妆成里面空。有朝一日没了法，挠破头皮问他通不通。”念毕，又将镜子贡上，道：“这面镜子，好像如今说谎的人，无形无影没正经。一朝对着真人面，这张丑脸现了形。”念毕，又将算盘贡上，道：“这个算盘，好像如今做经纪的人，毫厘丝忽甚分明。有时脱了钱和钞，高高搁起没人寻。”念毕，又将金针贡上，道：“这枝金针，好像如今老小官，眼儿还要别人穿。一朝生了沿红症，一挂线寻衣难上难。”

三、《巫梦缘》

《巫梦缘》，6卷12回，不题撰人，有日本佐伯市立图书馆佐伯文库及中尾松泉堂藏本，扉页中栏题“巫梦缘”，右栏上端题“风月佳期”，左栏下端作“啸花轩藏板”。《巫梦缘》又有删节本《恋情人》，又称《迎风趣史》。北京图书馆藏啸花轩刊本，吴晓铃、高罗佩皆藏坊刊本；天津图书馆有抄本，可能自吴藏本的影抄。据推测，此书为康熙末年之作品。

书叙书生王嵩艳情故事。论者多评价王嵩淫滥，其实也有钟情者，那就是卜氏。小说表现对寡妇感兴趣，卜氏形象较为真实。他爱的女人有很多，但是流连的只有卜氏。

王嵩聪颖，年小才高，连考三个案首。但从小好色，十一二岁便耍流氓，见了小丫头们便手舞足蹈，邻舍小女儿来他家顽耍，就一把搂住亲嘴扯裤子，并且强奸了邻居金家的女儿。邻居卜氏守寡想偷个标致人，先洗澡勾引小厮存儿：“一向知道十三岁的小官儿，肚子里文章好，考了三个头名，做了秀才。论起来，今年已是十四岁了。前日我在门首张街，他走过去，一表人材，又标致，又长大像个十五六岁的光景。这几日连连见他，好不动火。你去打合他来和咱睡几夜，就做一领青道袍子赏你，正要看顾你哩!”却被小厮扮作假王嵩奸污了。后来小厮约来王嵩，寡妇破了王嵩的身子，王嵩以会文瞒住母亲，连住两日。后王嵩领了母命见姨夫，姨娘女儿桂姐巴不能够见他，却见姨父不留，只得来到同学安可宗家坐馆。同学的小娘鲍二娘与已出嫁的妹妹顺姑娘见了，顺姑娘送汗巾上写着“相思”和南方橘子。先后偷了顺姑娘、鲍二娘，这王嵩想道：“莫非是做梦，难道天下女人这样容易偷人的。”这时候的王嵩是有反省的：“这两夜，两个女人陪宿，那顺姑娘只在灯下影了一影，也算标致了。鲍二娘竟不知面庞如何？好似做梦一般。刘寡妇没了丈夫，和我通情，还是没奈何，这安家几个女人，个个有丈夫的，为何这等没廉耻？安兄待我甚厚，他的继母不比父妾，也不好去奸他。况且年纪大我一半，怎好同睡？论来不该在这馆了。只为家中淡泊，不舍得这束脩，将就过去，再作区处。那刘寡妇(即卜氏)待我不同，明后日该去看看他了。”王嵩虽然好色，因见安家妇人淫荡，倒把偷情的念头冷了一半，只念念不忘卜氏，一连住了好几日，如夫若妇。谁知大房大儿子的娘子就是顺姑。春节过后，与卜氏事被欺心大伯撒传单要挟告发，想吞占卜氏财产捉奸。多亏安可宗帮助，搬到塔下神祠堂里看书，躲过风头。卜氏要他弟弟做主，嫁与王嵩：“他是天下的才子，我若嫁了他，将来定有好处。兄弟你若成就了我，你姊姊替你磕头。”王嵩散步时，又遇到了王三娘，并奸成。回到安家继续坐馆后，邻居姨夫的女儿桂姐开始发动了进攻，上桌子伏墙头偷窥王嵩，然后开启房门相见。桂姐不肯轻易破身，叫丫头露花做了替身。端午遇到商人之妾汪存姐，是半开门的娼妇，大战一场。后来又与半老佳人罗奶奶盘桓多次。这期间，王嵩忘记了卜氏，似乎专门为了锻炼自己的性能力。东昌府太守姓施，极好看文章，点了王嵩第一；太守对刘大等对王嵩淫乱的举报进行了处理，严惩了光棍。后宗师取他一等一名。鲍二娘又引来同是小妾的王媚娘，与之淫乐。最后高中得官，桂姐允许他娶露花、卜氏、顺姑。王嵩自悔少年无行，妻妾而外，再不寻花问柳，连娼妓也不沾染了。露花病殁，冯氏、卜氏、安氏都与王嵩偕老，各有七十多岁，五男三女，陆地神仙般快活。

小说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婚姻问题，就是说，作者给了婚姻内女子偷情的理由。例如，鲍二娘就对王嵩说：“我主人为富不仁，专要放债盘人，加一起利，没有银子送他，就要将田房准折。凭你卖老婆、卖儿女，他也不饶分毫。儿子是前妻抱养的，比爹略略好处，女儿是他亲生的，你前番受用他一夜了。不喜欢家主公，偏好寻趁别人，却也不得其便。镇日长吁短叹，寻死觅活。他和我却合得来，他继母余五娘，自从娶来，我主人就不喜欢。你在此只怕逃不脱，但若上了他的手，咱们就不能亲近了……我也在此不久，三房四户的，了不得我的终身。大爷若做了官，救拔了出去，也是无量功德。”王三娘偷男人也有理由：“我们南方女子，不容易看上人的。若像大爷这般少年美貌，一看看上了，茶里饭里眠里心里，再也舍不得了。况我家主公，一去两三个月，不是我没廉耻，久旷的女人，那里还忍得住？”“你小小年纪……也不枉了我为人一世。”王媚娘则是才女，与人为妾，遇到少年王嵩便兴不可遏，从她送给王嵩的《太平歌》里，不难看出她偷情的心态：

黄柏木盖座房，苦人在里边藏。到晚来只宿在苦床上，苦茶苦饭苦羹汤。吃在肚里苦满腔。我苦甚难当，我苦告上苍，苦心苦胆苦五脏。

黄柏木盖座楼，苦人在里头愁。浑身上下苦了一个够，一心只要到蜜州。苦命人儿不自由，一梦到蜜州。醒来依旧在苦楼，苦风苦雨难禁受。

黄柏木盖座庙，苦人儿把香烧。苦言苦语苦祷告，苦神圣眼内苦泪抛。苦命的人儿你听着，你苦实难熬，我的苦对谁学，一般苦都是前生造。

黄柏木盖座殿，苦人儿殿里边。高高下下苦了一个遍，到几时使了浆领布衫。浑身上下甜一甜，苦的在里边，甜的在外边，生生的把苦心头咽。

人都说黄柏苦，我倒说黄柏甜。我的苦更比黄柏现，浑身都被苦来煎。苦上心来左右难，苦海更无边。苦梦儿如重山，到几时苦尽了把甜来换。

小说还写了处子桂姐的性爱心态，就是接受教训，不能发生婚前性行为：“少不得后来做夫妻的，搂搂又何妨。只是一件，古人说得好，复水难收，残老不再。我常见有《黄莺儿》的唱本儿，初然父母许他嫁，后来反悔了，以致嫁又嫁不成，丢又丢不得，复水残花，误了终身大事，日后却送了性命。方才哥哥说的，门已开了，闭也没用，说得我毛骨悚然，凭你搂搂摸摸，只要避了丫头的眼，若要破我的身，我就和你断绝往来。”

小说引用了大量鲜活的市井俚曲，如《挂枝儿》说少男少女：“小学生把小女儿低低的叫，你有阴，我有阳，恰好相交。难道年纪小，就没有红鸾照。姐姐，你还不知道，知道了定难熬。做一对不结发的夫妻，也团圆直到老。”说守寡：“熨斗儿熨不开眉间皱，快剪刀剪不断心内愁，绣花针绣不出合欢扣。嫁人我既不肯，偷人又不易偷。天呀，若是果有我的姻缘，也拼耐着心儿守。”写寡妇月夜思念王嵩：“青天上月儿，恰似将奴笑。高不高，低不低，正挂在窗半腰。半分毫，半分毫，缺的日子偏多也，团圆的日子少。”寡妇受到要挟，不得不继续与小厮存儿偷情时的心情：“小贼囚，你为何也来罗。他方才一遭过，你又一遭。是娼妓家要我把糟来跳，奴儿没了主，似墙花乱乱抛。小贼囚，若不要你走脚通风也，怎肯和你嬲。”写卜氏想嫁给王嵩的心情：“手执着课筒儿深深下拜，扑簌簌止不住泪珠儿下来。祝告他姓名儿，就魂飞天外。一问他好不好，再问他来不来，总只问两个的终身也，须是好歹无更改。”《吴歌》写寡妇想偷人的急切心情：“弗见小郎君来心里煎，用心摹拟一般般；开了眼睛望空亲个嘴，连叫几句俏心肝。”写寡妇等待王嵩：“姐儿立住在北纱窗，再三嘱咐着我情郎。泥水匠无灰砖来裹，等隔窗趁火要偷光。”

可见当时这两种俚曲的流行和影响力。也可以看出，除了《湖州歌》“姐儿心痒好难熬，我郎君一见弗相饶。舡头上火着，且到舡舱里。亏了我郎君搭救了我一团骚，真当骚，真当骚，阴门里热水捉郎浇。姐儿好象一只杭州木拖凭郎套，我郎君好象旧相知，饭店弗消招。弗消招，弗消招，弗是我南边女客忒虚嚣。一时间眼里火了小伙子，凭渠今朝直弄到明朝”是写王嵩与王三娘奸情的，一首《挂枝儿》“亲哥哥且莫把奴身来破，娇滴滴小东西，只好凭你婆娑。留待那结花烛，还是囫囵一个。蓓蕾只好看地，且莫轻锄，你若是只管央及也，拼向娘房里只一躲”、“俏冤家，得意回，如何吃得烂醉？倒着头，和衣睡，一毫儿不知。在了人，点着灯，坐了三更多天气。待要开门看，又怕他醉后痴。若论他醉后的颠，也定是缠个可”是写桂姐不肯婚前发生性关系的以外，几乎所有小曲都是表达卜氏心情的——作者实际上还是在描写、刻画寡妇和王嵩由奸情发展到爱情、走入婚姻的过程。

四、《巫山艳史》

《巫山艳史》，又称《意中情》，16回，不题撰人，版本有二：6卷本藏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楼文库》，台北天一出版社影印的《巫山艳史》即是根据双红楼本，刊刻十分粗糙，多处模糊不清，书末有“巫山艳史卷六终”字样，全书有眉批；4卷本为啸花轩刊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思无邪汇宝》估计为康熙年间作品。

小说写李芳艳事。主人公到处有艳遇，最后拥有多美，享尽艳福。但是，他的性能力是靠歪门邪道强化的。李芳吸引女子的，主要是性能力，其来源，则是一个道人赠送的九转金丹，含之可不丧元阳，还有三个锦囊，遇到危机的时候可以打开脱离危机，以保证淫行不会遭到失败。前者是为了遮掩男子性能力有限的，后者则是为了说明有办法避免俗语说的“奸近杀”的结局的。

他先与奴仆李旺妻子秋兰偷情，隔壁王家起火，李芳以道人所赠锦囊灭之。接着入罗氏庄园与罗翠云、小娟纵欲欢乐，情意缱绻，私定终身；与表姐闻玉娥，成就奸情，玉娥许诺甘愿为妾。公子梅悦庵系苏州望族，邀李芳谈天、读书，李又与其妻月姬、妹素英欢会。二女藏李于屋中箱内，三人一起交欢，轮流取乐。一日，李芳等正在鬼混，正赶上梅悦庵回房，李仓卒躲入箱中。偷儿提走箱子，被巡丁捉住，锦囊帮忙，与女飞瑶逃入李府，夜夜欢娱。李芳赴京考试，店主江婉娘以身相许。后李芳中解元，向罗家求亲。回苏州路遇盗贼打劫，李芳开第三个锦囊济难，义侠伍雄从天而降，打退强人。接着婉娘亦来相聚，又与翠云成夫妇之礼。后梅悦庵看破红尘，以月姬、素英赠李。李又遣人往嘉兴迎娶玉娥。加上婢女，共有八美，李芳乃建大屋一所，日与八美淫乐，后生子六人，均聪明绝顶。后经广阳道人、伍雄、梅悦庵点化，李芳携美人入山隐居，竟不知所终。

小说情节有明显的模仿痕迹，拼凑痕迹明显：其一，李芳偷窥仆人李旺与妻子秋兰交媾，后与秋兰成奸，是模仿《桃花影》。其二，偷情的李芳躲在箱子里，后箱子被偷，给他创造了又一个艳遇的机会，是模仿《浓情艳史》。其三，与表姐闻玉娥偷情的情景，在其他小说里也已经多次出现：新寡，成奸定盟，甘愿做妾。

不过，小说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梅悦庵。他看破红尘出家了，并且将自己的妻妾送到李府，给李芳凑够八美。他的这种选择，意义重大。他原本公子，喜好龙阳，为此，引狼入室，导致了久旷的妻妾与李芳的淫乱，从此迷失了自我。后来又经过了盗贼惊险，觉得淫盗害身。保身与享乐的矛盾，使他看破红尘。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盛世之下人们并不是只享乐纵情，也有对人生、人性的思索。

《巫山艳史》的一些情节，又被后来的《玉楼春》、《醒名花》等艳情小说所模仿。如《玉楼春》有相士赠送邵十洲锦囊，帮助他逃命、遇美；《醒名花》有道人授湛国英三个皂囊，依次狎众尼、拥有七个妻妾。

五、《杏花天》

《杏花天》，4卷14回，古棠天放道人编次，曲水白云山人批评。据《思无邪汇宝》，版本有三：本衙藏本，“玄”字缺末笔，当刻于康熙年间，藏于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荷兰莱顿汉学院图书馆；拂云阁本，约刊于嘉庆年间，齐如山氏原藏，现藏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书末有齐氏跋文；坊刊本，有光绪丙申(1896)香港赏奇书局石印本。又有书名为《绣像闺房野谈录》之石印小字本，藏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另有掌心本《红杏传》。《思无邪汇宝》、天一出版社《明清善本小说丛刊》以本衙藏本为底本；双笛国际出版部《中国历代禁毁小说海内外珍藏秘本集粹》为清初啸花轩刊本，题“古棠天放道人编次”、“曲柏云山人批判”；《中国古艳稀品丛刊》为赏奇书局石印本，扉页作“绘图真正杏花天全集”。(图55)

天放道人及白云山人无考。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谓“作者似乎姓张”。据推测，此书很可能刊行于18世纪中叶或稍早。

小说叙洛阳富户蓝瑞生，妻封氏，有三女：珍娘、玉娘、瑶娘。珍娘嫁本城傅贞卿，贞卿好男色，与娈童花俊生夜夜共眠，故夫妇关系不甚和睦。后贞卿竟携花俊生私奔，足迹遍及淮阳、维扬、衡阳、两广等地，不幸在岳州被盗贼砍死。封氏有侄封悦生年少风流，寻花问柳，得全真道人教以久战三子丹及可勾人自来的春药“飞燕迷春”。自此，悦生用房中术嫖妓妙娘，用春药诱来邻女爱月，又在香积寺遇道士张古棠，学习了与多女同时性交之法。悦生日日练习，妙娘终因身力不支，纵欲而死。封氏六十寿辰，悦生赴洛阳祝贺，途中与店主妻闵巧娘、妾卞玉莺交欢；在封氏家，遇珍娘、玉娘、瑶娘及邻女庞若兰，悦生凭借习得的神功，与三姊妹淫乐。封氏病逝，死前令悦生娶一女为妻。众女以抓阉定长，然内心却都立誓“务同一气，永终一夫”。故悦生珍娘成婚，又与玉娘、瑶娘、若兰交欢，常五人同床共欢。后又私通妓女冯巧巧、方盼盼、缪十娘。并带七女回维扬，途中又收巧娘、玉莺。后来爱月携妹爱梅投奔，又娶妾一枝，遂成十二钗。一日悦生作梦，梦见杏花洞天，遂弃恶从善，乐善好施，福寿绵延。

由此可见，小说的情节内容多袭《天缘奇遇》：祁生有姑妈生三个女儿，往探亲与她们偷合，本书也是封生有姑妈生三个女儿，往探亲与她们偷合；祁生得到玉仙天子授予房术有很强的性能力与多女连床大战而愈战愈勇，本书封生也有道人传授的比甲术、丹药、迷药，也有很强的性能力与多女连床大战而愈战愈勇；祁生将先后淫过的女子十二人纳入妻妾队伍，封生也最后娶到了十二金钗。

小说对房中术有多处长篇幅的描写。什么运前秘法、灵龟追魂、金枪三刺、缩展之法、炼形采补，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可见当时房中术对世人的影响，也看出小说的拼凑。

图55　玉楼人醉杏花天(吴友如画)

小说对增加男性性能力的描写达到了登极造峰的地步，除了向道士学习比甲房术、道士赠送的久战三子丹外，最为奇妙的，还有淫幻药“飞燕迷春”，扑上一点，女人不勾自来——男子性爱白日梦到了如是地步，不用谈情说爱，也不用水磨工夫，甚至也不用才貌，只许一点点药，就可以得到想要的女人行淫。这样看来，这个时期的小说真的是流入了邪路，张扬的全是肉欲，完全放弃了正常的男女之间的感情投入。另外也说明了这个时期的房中术早已经失去了它养生的本来内涵，已经完完全全变成了导欲纵淫的一种技能。所以，一般的小说只是粗略地简单交代一下，而《杏花天》则有具体的描述。这种没有经过文学加工的描述，说明艳情小说与房中采补等的合流、与神魔小说的融合。

小说用才子佳人艳遇笔调，写得比较典雅、流畅，是一个特点。如：“悦生体稳柄动，似点水之蜻蜓。爱月身颤舌冷，如乘浪之扁舟。”“悦生紧搂爱月香肌，毫不鼓舞，未半刻运用其法，果然胀满牝内，如滚火一般。爱月美趣畅乐，四肢早已舒爽……”“玉莺快畅莫禁，昏醒复迷，丢之数次，绵如春蚕，真如酒醉。”“……未一时，巧娘花雨流沥，浑身凉液，满口香津，停车住辔而卧。”这些都接近明朝中期一些中篇传奇艳情小说的风格，在这个时期的艳情小说里别具特色。

六、《催晓梦》

《催晓梦》4卷20回，现存本衙藏版本，题“云间嗤嗤道人编著，广陵琢月山人校阅”，“白云道人评”。目录页题“小野新编催晓梦”，无序跋及插图。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嗤嗤道人尚著有小说《五凤吟》、《警悟钟》。

《催晓梦》体现了与才子佳人小说的融合。情节是才子佳人的情节——匡荆生父亲救了晕倒在雪中的一对夫妇，姓马，约定生下男孩，便与荆生结为兄弟，若为女孩便结为夫妇。马妻生下一女，取名杏姐。后来战乱，马趁乱恩将仇报，盗窃匡家财物，变卖田地，逃往他乡异地，成为远近皆知的巨富。匡荆生父母双双去世，荆生回乡，丈人悔亲，杀家人之妻反诬陷命案，送官治罪。幸亏表姐夫宫德符挺身相救，荆生才逃出，却误入当地世家徐敬后花园。徐敬留其读书，并将女儿许配与他。马家闻讯，急忙报知官府。荆生只得星夜出逃，入尼姑庵躲避，遇柳侍郎女，引荐进柳府作塾师，与丫环媚玉、桃枝淫乱，纵欲寻欢。柳侍郎发觉，令人将荆生推下黄河，被渔翁许松救起，改名许茂才，苦读竟中解元、进士，授刑部郎中。他惩罚了马家坏人，迎赵学士女翠凤、娇鸾、飞霞，奉旨完婚，又娶徐敬女，一妻三妾，生下六子一女，其中四子中进士，三子分别过继给许渔翁、柳侍郎、赵学士三家。但是，审美情趣却是艳情小说的情趣——加大了对性爱、淫乱情景的描写。

另外，小说在“巧合”上下了很大工夫，有些粗俗浅近的诗词俚曲，也一扫沉闷的套路，显示了一点生机。

七、《桃花艳史》

《桃花艳史》6卷12回，不题撰人，版本为合影楼本，现存荷兰莱顿汉学院图书馆即原高罗佩藏本、北京大学图书馆即原马廉藏本、天津人民图书馆。台北天一出版社《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卷首有目录，题“新编桃花艳史小说目录”，首回首页首行作“新编桃花艳史卷之一”。《中国古艳稀品丛刊》扉页右栏作“新刻”，中栏书名“桃花艳史”，左栏下署“合影楼编”。次页首行“新编桃花艳史小说目录”，次为12回回目，此本据高罗佩藏本影印，目录页有高氏藏书印。因为在道光年间已经遭到禁毁，断定大概为清中叶刊刻。

小说构思巧妙、神奇。仿照《红楼梦》，写李辉枝与桃花仙子有夙世仙缘，所以才与金桃成亲。也仿照才子佳人小说，苏州才子李辉枝见金桃貌美而能咏诗填词，游园时题诗一首，金桃见而属意。只是还没有进入月下相约私定终身的阶段，便发生了商人看中金桃而与当地无赖杀人嫁祸父亲、胁迫金桃答应嫁给商人的事情。而且，我们还看出与神魔、公案小说的交融来。一颗金桃在螃螗山已有千百余年，日积月累，已成仙株，康建爱之，折去一枝，归得家来，花叶如故。康建遂尽心栽种，加意培养，此时即生下此女，遂取名唤作金桃儿，聪颖无比，成为才女。年少才子李辉枝爱慕之。恰巧当地一白姓公子杀一无赖姜勾本污康建成狱，螃仙子就现身了，先与李公子见面，然后到康家来：“我就是螃螗山的仙女，蒙你家老夫厚德，将我移栽桃园，时常与你女儿金桃儿相会。故此见面认识，至于你的丈夫这个冤枉，原非你康家的事情。不过因一时的灾重临身，日后自然水落石出。三五日之内，必有人来说金桃儿的婚姻。康老母自管痛然应允，断不可迟疑。如或迟疑，你丈夫的性命难保。”并主持着许给了一个商人。又引金桃儿见到了李公子：“你是闺中幼女，那晓世上的弊端，只为你貌美爱人，那商人一见就动了心猿，令白公子说亲，不料做出这杀人的事情。今日虽说是许那商人的亲事，不过是借他的福星救你父亲的性命，及至你父亲的性命保全，那福星自然消灭，也是他大数已尽，其心不端，其财该破。小娘子，你的年纪也该配婚，昨日在桃花园中寄诗，及二次在花园会面，即是此人。你我与他皆前世有缘，且是配合之后，此人还要乡会重科，有官星照临，日后还发达你康家的门户。我这一番话，皆是你终身的结果，不可告诉你母亲就是了。”后来，商人以船失损命，康建雪冤重复桃园，与李公子成亲。李公子赶考也中了第十名进士，委任知县。后金桃枯，螃仙老，夫妻二人入山修行，不知踪迹。

小说只有写白公子家庭淫乱事情脏乱不堪，其他人的性爱描写极少。好男色的白守义与姜勾本鬼混，把自己的妻妾、丫鬟供龙阳淫乱。铁屁股姜勾本与小舍命宋上门在桃花园里的淫乱情景，什么“前头品箫后边打鼓”、“一管箫吹雄兵行万”、“虽无丝竹之韵也有龃龉之音”，肮脏无比，不堪卒读。被白公子发现，带回家来品箫作乐、捧笙为欢，却又被妻子刘氏窥见，要求“叫你玩的那个孩子出来给我舔舔”，加上两个侍女，两男三女一起淫乱。更淫恶的是写刘氏的经脉来了，汪洋突出，喷得姜勾本一身的鲜血。其妾胡氏发现了，刘氏要一起拉入水，叫姜勾本奸了胡氏，并劝说“淫欲之事，人人不免的”。当胡氏大叫“姜相公，我的乖儿，你可死我了”时，姜勾本说的话特别恶毒：“我夜晚间在那屋里死了三个，今日便是四个了。”

当然，这个情景的描写是有深意的，就是让白公子反省。果然，当两个娈童在家里淫乱，见姜勾本双手搂着他两个婆子，百般羞辱如玩娼妓一般的时候，白公子淫心顿熄，良心发现，暗暗自己叫道：“白守义!你也是宦子人家，不图吃穿，为何因好男风，将一家之人尽被这小苦瓜淫污，虽然图一时的欢乐，却已然败坏了我的门风。”遂将姜勾本杀死在桃花园。这个情节，叫螃仙子引导李公子全看在了眼里，因为螃仙子感激康建对她的厚爱。康建果然屈打成招。在故事情节上，又是女主人公遭难的因由。这种处理办法，就与明末清初艳情小说的共同主题一致了。同时，也说明小说描写了人物的复杂性。好男色的白守义本来对女色不关心，可是当见姜勾本双手搂着自己的妻妾、丫鬟百般羞辱如玩娼妓一般淫乱不堪时，他又觉得非常可耻，派人杀了姜勾本，嫁祸于人。同样，小说也写了商人的性格复杂性。商人本来是不择手段地与白守义合谋骗娶金桃的，可是，当白守义派人来杀他灭口的时候，他幡然悔悟，告发了白守义，使其正法。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清中叶统治阶级道德意识的强化、传统人性的复归。否则，就像有的学者评论的，以上这些人物性格的复杂化，以及情节的安排，都不合情理，“在同类作品中只能算下下之作”。

八、《醉春风》

《醉春风》，8卷8回，现存啸花轩藏版本，内封题“自作孽醉春风”，卷前题“江左淮庵述”。作者无考。康熙年间刊刻。

其一，它是在艳情小说里以女性为主人公、并且表达女子“自作孽不可活”的唯一一部小说，为研究女子性心理，提供了生动形象、丰富细腻的个案。

小说详细地描写了顾三娘是怎样从一个三从四德的良家妇女变成了沉溺于色欲而不可自拔的淫妇的过程，其警示意义非同小可。苏州娄门外顾外郎有女顾大姐，从小便立誓做个贞节妇人，嫁给新家巷张大财主第三子张监生为妻。张监生却与走京客商徐家大小娘子及大娘之女打得火热，并且从此恣肆纵欲。顾大姐苦劝其改悔，监生充耳不闻，不可收拾。顾大姐勇敢地发出了“你偷了婆娘，不要我，假如我也偷了汉子，你管也不管”的反诘，并与小厮阿龙苟合，又央求阿龙寻些标致男人来，出门入户，淫乱名声大噪，时人呼之为“百花顾大姐”。顾大姐丑行传至南京，张监生十分生气，回家问罪，而大姐却越发放纵，公开淫荡，被休回娘家索性做了妓女。年近四十岁，从良嫁黄六秀才，寄居邹四官家又与邹四私通。黄六秀才告到官府，顾大姐被官卖为妓，最后在京潦倒而死。

顾三娘人物形象刻画得非常成功。作者对于顾三娘堕落的原因，分析得比较恰当。一是对丈夫纵欲无度反抗的报复。嫁了浪荡公子，是她人生毁灭的主要原因。二是她选择的反抗手段，其实是为自己纵欲寻找的理由，特别是发展到了公然卖笑、恬不知耻，即使被丈夫休掉仍然无法收敛，那便是不可自拔的堕落了。

当然，顾三娘真正堕落、死亡的原因，应该是那个社会，是那个社会把她推向深渊，送上了不归之路。是那些贩卖她的、虐待她的男人、男权社会，把她推上了不归之路。但是，由于作者对女性的偏见，以为她的命运是“自作孽”，咎由自取。为此，作者特地设置了两个人的命运，作为反衬：一个是妓女出身的赵玉娘，她年轻守寡，宁可以角先生来自慰满足性欲的要求，也不重操旧业；一个是丈夫张监生，原来本是一个浪子，纵情声色，荒淫无度，猛然回头以后真是“金不换”，结果努力读书，考入了仕途。

其二，小说对男女性心理也作了一定的思考，提出了一些问题。如：

大凡天地间的人，偏有裙带下的这桩事再不明理。一样阴阳二物，夫有妇，妇有夫，尽可取乐。男子波波急急，镇日想偷婆娘；女人波波急急，镇夜想偷汉子。男子们人说他淫人老婆就欢喜了，人说他老婆淫人就恼怒了。女人们真实做淫妇便忻忻以为乐，人骂声淫妇，便悻悻以为恨。还有一等，这一个女人爱那一个男子，那一个男子的老婆却又不爱丈夫而爱别个；这一个男子爱那一个女人，那一个女人的丈夫又不爱老婆而爱别个。还有一等男子，偷了个女人，正打得火热，忽又见了个女人，还不如前偷的女人标致，却又丢了前偷的女人，倒去偷那不十分标致的这个；女人偷了个男子正打得火热，忽又见了个男子，还不如前偷的男子风流，却又丢了前偷的男子，倒去偷那不十分风流的这个。真正解不出想不来。

其三，小说给我们透露了一些新的信息，从中我们看出康乾盛世传统道德力量的强化和人们传统观念的复归，也看出艳情小说的创作思想在悄悄发生变化，由原来的倡扬新思潮、张扬人性反对理学传统，到了自觉地维护传统，劝诫人性复归。

九、《株林野史》

《株林野史》，16回，不题撰人。此书现存者为近代石印本(4卷本，高罗佩原藏，现存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亦藏有一本，此本或为其底本，刊于道光或稍后)、排印本(6卷本，所见最早为民国六年(1917)上海小说社排印本，题“痴道人编辑”)及抄本。当成于乾隆(1736-1795)年间或稍后。双笛国际出版社《中国历代禁毁小说海内外珍藏秘本集粹》中说《株林野史》已经和《灯草和尚》、《如意君传》、《浓情快史》、《肉蒲团》并列，说明在此以前，本书已经流传。至其年代上限，则肯定在《金瓶梅》以后。天一出版社《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卷首有目录，题“艳情小说株林野史”。

小说以《诗经·陈风·株林》和《春秋》、《左传》、《国语》等记载为题材，以《东周列国志》第五十二回“陈灵公袒服戏朝”，第五十三回“楚庄王纳谏复陈”、第五十七回“娶夏姬巫臣逃晋”等故事为基础，以夏姬的淫乱生活为主要内容，结构全篇。小说在客观上暴露了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陈灵公、孔宁、仪从父君臣三人，同交夏姬，并拿出夏姬所赠衣服炫耀，可谓恬不知耻。但是这个主题是以前这个题材的共同主题，没有什么特色。

小说大肆渲染了采战之法及其带给男人们的快乐与死亡，宣扬女人祸水的观念。女人不仅能给男人带来肉欲的快感，也能亡人、亡国，就比较深刻了。写素娥为郑穆公女儿，美艳绝伦，夏夜梦见神人与她交欢，将开牝丸、紧牝丸交给她，以保证她牝户再不宽放，终身只如处子，三日仍复如旧。并传授了能吸精导气，与人交媾曲尽其欢，又能采阳补阴却老还少的素女采战之法。她先与叔兄子蛮(子蜜)勾搭成奸，并且怂恿婢女荷花一起与子蛮淫乐。子蛮果然经不住两个女人的纠缠，抵抗不了她们的采阳补阴的采战之法，仅两年时间就患色痨死去。18岁嫁给陈国大夫夏御叔，改名夏姬，朝朝相狎，夜夜欢淫，夏御叔被采阳而死。留下一个儿子叫征舒。临死时，夏御叔托自己的朋友孔宁照看自己的儿子。孔宁先奸荷花，后与夏姬勾搭成奸，迷上处女般的感受，让夏姬退归自己的邑地株林，二人放肆幽会贪欢。后孔宁告诉同僚仪行父、陈灵公：“夏姬熟房中之术，容颜鲜嫩，如十七八岁好女子一般。”行父、陈灵公都趣味盎然，于是常常留连株林，四人做连床大会。征舒已年满18，被陈灵公、孔宁、仪从父羞辱，领兵射死陈灵公，后被楚王兵围株林，车裂而死。孔宁、仪行父发疯而死。夏姬则许配给了连尹襄老。襄老战死，其子又与夏姬通。后被楚国屈巫娶到。屈巫逃到晋国改名叫巫臣，夏姬改名叫芸香，荷花做妾，一起淫乐。

透过描写，我们可看到所谓的采战之法，无非两个原则，一是运气将阴道缩紧，让男子感到进取的艰涩，从中体会处女般的快感；二是在性爱活动中表现得淫浪无比，“乱迎乱送，娇喘时闻，细腰活泼”。这对于研究男性心理有一定的标本作用。

小说还有奇异的地方。与一般女人祸水的小说主题不同，作为与其淫乱的男子，全部遭到了报应，而作为淫乱的女子，竟然能够平安无事。后来巫臣、芸香与晋国公主夫妻交换相淫，事情泄露，晋君大怒，杀栾书、巫臣，并欲杀死芸香，可是忽一阵风沙吹过，芸香为浪游神搭救而去。这说明，小说虽然是以历史上著名的女性淫荡者的性史创作的，这在明代中叶的文言艳情小说中已经出现过，但是其创作思想发生了一些根本变化——淫行果报的对象是淫荡的男性。作者让忠臣泄冶在阴间为城隍，处置已经为淫乱付出生命代价的灵公、孔宁、义行父。而同样淫荡的夏姬，则可以成仙。这种思想来源于作者对采阴邪说的痴迷。夏姬会采阴，就会成仙，其他男子不过是“药渣”。由此看出，艳情小说已经往邪淫的方向发展，被作者拿来当作道家采补的宣传广告了。另一方面，也说明作者的叙述视点是以女子为中心的，这在清中叶艳情小说里弥足珍贵。所以，尽管小说的一些情节是司空见惯的，如换妻游戏，《欢喜冤家》有，《十二笑》有，《艳婚野史》也有，还有专门的小说叫《换夫妻》，栾书和巫臣互换妻子本没有什么新鲜意思，但不是丈夫们提出来换的，而是女人：晋公主听芸香说巫臣性交能力强，就向芸香耳边低声说：“听姐姐之事，使我心神俱乱。何时将小妹提拔提拔，让他与小妹会合一次。”于是两个女性定下计谋，先让芸香勾引栾书，然后让栾书主动向巫臣提出交换妻子淫乱。

小说对当时的性风俗，特别是行淫的方式，有一些具体描写，可以作为性文化研究的资料。例如，小说写到了一些性辅助工具：行父的锁阳圈、久战长阳丸，还有广东膀。并且详细地说明了广东膀的样子和用法，比《续金瓶梅》等书的介绍详细得多，是很重要的古代性辅助工具资料。再如盛行采阳、采阴，说明道家思想到了清中叶又有所抬头。

十、《春灯迷史》

《春灯迷史》，10回，青阳野人编。刊本有两部，齐藏刊本为坊刊本，原为齐如山所有，现藏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吴藏残刊本为吴晓铃所藏。《思无邪汇宝》使用的是这个刻本。抄本原为高罗佩原藏，现存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图书馆。台北天一出版社1990年版《明清善本小说丛刊续编》用的是抄本，无序跋，目录题“新编春灯迷史”，十分粗糙，多处模糊不清。小说也在道光十八年遭查禁，大约是在清中叶刊刻的。

这部小说有很多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其一，作者性爱观最明显，即在统治阶级倡扬的封建理学允许的范围内，在封建礼教婚姻制度下，怎样做都不是违法的、都不是淫乱的：“淫为万恶首，三纲败坏五常休。若非天缘造就，纵然性命难周。惟此，实系生前配偶，三纲不败，五常不休，逾东墙而搂处子，真可谓搂之得妻，藉冰人而结红丝，亦不伤关雎雅化，虽偶尔淫幸，乃今古奇观，飘飘乎快事也，扬扬乎风流矣！”所以，他提倡在婚姻范畴内淫乱。表现在小说里，不管金华怎样百淫千巧，都是无罪的。从这样的性爱观里，我们看到了这个时期的社会风尚、道德意识、市民思想控制是实实在在的，人们观念变化也是实实在在的。

其二，描写元宵风俗，给历史文化研究者提供了材料。如第一回“浪才子元宵玩月，俏娇娘十五观灯”，给男女约会、偷情提供了方便，说明统治者对于男女交往和性爱问题一样，采取的都是有张有弛的策略，并不像历史教科书里写的那样，那么彻底地割断了青年男女的任何交往之路。再如第二回“观鳌灯暗约佳期，越粉墙偷弄风情”，描写了元宵热闹景象：

不一时到了鳌山灯下，只见上边无数的故事，满街灯笼，百般整齐，人烟热闹，男女交杂，怎见得？有诗为证：桃红柳绿锦装成，辉煌照耀似火龙。管弦迭奏声细细，罗绮翻翠闹烘烘。狮子绣球圆圆滚，竹马穿花对对精。灯被月照夺灯亮，月藉灯光月偏明。偶听花炮连声响，又闻钟鼓似雷鸣。烟霭散落佳人面，余响不辨笛曲声。妇人抱子腮含笑，男儿携童面带容。金吾不禁元宵夜，率土生民贺太平。这些百般热闹，十分可爱。再说这鳌山恰似一个真的一样，上边做得那些各样的树木花草，楼台亭阁，灵禽怪兽，人形散乱，无数的景致。又有一件故事，乃是张生和红娘调情的事儿。

其三，描写性爱也有与其他不同的地方。一是小说详细描写了金华与娇娘的第一次偷情，将女子破瓜的情景写得历历在目，无微不至，女子的感受尤其真实。这里可以看出，作者很重视处女，处女情结开始在艳情小说里成了主要的审美内容。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传统的复归。二是在性爱描写中注重通过对话来描写性爱内容，渲染情趣。如解娇娘裤带时，她说：“羞人答答的，如何使得。只可外面作戏罢。”金华戏笑道：“赴席不吃肉，不如在家瘦。”娇娘听了这话，淫心勃勃，遂戏笑答道：“今夜既请你，一定管你够。”这种通过对话描写的性爱情趣，比一般艳情小说上来就是动作的描绘艺术性要强得多。遗憾的是，作者老是用这一种描写手法，就有些牵强生硬了。

十一、《妖狐艳史》

《妖狐艳史》，12回，现存刻刊本，扉页中题有“妖狐艳史”四个大字，右上有“开卷一笑”，左下有“松林轩编”，没有序或跋，也没有图像。此书现藏于日本东洋文化研究所。从本书道光年间起已经遭到禁毁来看，当作于清代中期。

《妖狐艳史》糅合了多种小说体式混合而成。其中有神魔，有才子佳人，也有淫秽描写。小说叙江西有一青峰岭，岭内的山洞中有两只雌狐，能变幻各种人形，取名为桂香和云香。听说附近的普宁寺正在举办法会，便化成两个年轻女子，到城中观看。遇到书生明媚，遂生淫心，将其摄回洞中，结成了夫妻，日夜淫戏。父亲春汇生非常焦急，找道士前往捉妖。二位道士来到了青峰岭，没有找到妖狐，却遭遇猛虎，一死一逃。青峰岭另一处山洞中还有两只雄狐，经常与桂香、云香二雌狐交往，并称明媚为干姐夫，明媚非常羞愧。多亏天神郁雷巡察，杀死了两只雄狐，捉住了雌狐桂香与云香，将它们锁在了梅花洞中的石板下面，要明媚回家考试。因不认识归途，明媚又误入“月素仙居”。月素仙子原来是云南某山中的大黑狐，为了报答前世明媚的救命之恩，以身相许，订下婚姻，为他治疗。不久，明媚考试，连连奏捷，殿试高中金榜亚魁。后来又促成了王小姐与明媚的美好姻缘，自己也在王府与王小姐一起生活，共同服侍明媚。后来，月素与明媚前缘尽了之后便返回山中。小说特点如下：

一是集合了狐狸正、反两个方面的形象。自从《聊斋志异》以后，狐狸由传统文化中淫媚的特征逐渐转变为可爱的形象。但是，在本小说里，狐狸的形象一分为二了：一个形象又回到了妖淫——江西青峰岭桃花洞有两个得道妖狐，是摄人精血、淫荡不堪的妖物。作者说女狐借人之精以补阴，男狐采女子之阴以补阳，皆下贱之臊狐。后郁雷神降临，斩杀两公狐，将两雌狐锁住，囚禁在桃花洞石板下。另一个则是可爱的狐狸精——月素仙子是修炼千年的狐仙，知恩图报、知书达礼。月素念动咒语，并用灵芝仙药治好了明媚的浓血之症；与胡叟分别给知县夫人和知县托梦，解救了明媚的父亲春汇生；又帮助明媚考中第二，挫败了奸佞之徒梅尚书的阴谋。结果，月素与王小姐双嫁明媚。后来，春、王、梅三家合一，明媚官居文林郎，王公子做了总兵，两家各生二子，月素则缘满归山。

二是回头浪子的形象多起来了。明媚就是其中的一个。明媚见两个公狐和两个自己交合过的雌狐淫乱，忽然心中着恼，暗暗地叫着自己的名字说：“明媚，你好没来由，你本是念书人家的后代，如何青天白日露着父母的遗体，弄出这等没脸面的事来？况且又被这两个小娃子看见，是何道理？”思前想后，悔恨无及。

三是插科打诨，情趣盎然。如多用“常言道”，即俗语：“有官不愁接，何必太慌忙？”“干柴如何近得烈火？狸猫如何能守鲜鱼？”“酒肉的朋友，年节的礼物，你一盒子来，我一盒子去。即如欠下他人债，须还他人钱。”还有许多的粗俗话，不堪入目。

四是反映了一些世风。如写江西风尚：“这江西地方是淫荡所在，时常同学之中，不是大学生弄小学生的屁股，就是小学生吹大学生的肉笛，那里有许多的工夫去念诗云子曰呢。所以男风洋洋，泛滥无阻。”描写《大闹葡萄架》的演出情况：“但见人山人海，鼓乐喧天，两台大戏，头一台唱的是西门庆大闹葡萄架，第二台唱的是温雷鸣私会乐女传。两边的小生、小旦，俱是穿的靠身，白亮纱裤，做的贴皮贴骨，下半截如赤条条的身子一般，两下的小生阳物高耸，二下里的小旦金莲高吊，放在唱生的肩头，相搂相抱。阳物对着阴户，如鸡餐碎米，杵确捣蒜一般。那些看戏的妇人女子，也有掩鼻而笑的，也有低头不语的。”这些描写，对于感知清代淫秽戏剧的演出情形，提供了一些帮助。

十二、《风流和尚》

《风流和尚》4卷12回，不题撰人，《思无邪汇宝》讲，此书只存抄本，原为马廉藏书，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收此本影印本，说一名《谐佳丽》，今存小本抄本。书前有无名氏序文。此书目的在“醒世”，与明末清初世情小说的基本倾向颇为一致，书疑成于该时。大部分文字抄录自《欢喜冤家》的第四回《菜根乔妆奸命妇》，小说主要是揭露淫僧的恶毒。演邬可成及桂姐故事，除更换人名外，桂姐之情郎改为和尚，结局也不同，杂糅了其他的故事。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说：“所演即《蔡玉奴避雨遇淫僧》的故事。”《拍案惊奇》中《寺风情村妇捐躯，假天语幕僚断狱》也与此情节相关。

小说第一次出现了一个悬崖勒马、迷途知返的和尚。艳情小说里的和尚们原都骗淫、嫖娼、强奸、诱拐，并且一条路走到黑，直到驴头落地。净心老和尚一方面与其他和尚没有什么两样，奸淫妇女，欲火中烧，并且不顾伦理道德奸污了骗来的表妹。但是，由于在性能力方面与几个和尚相比已经走向衰败，为此经常受到奚落，加上表妹的嘲弄谴责，忽然意识到性欲与性命之间，已经到了该抉择的时候了，于是就放了表妹。这种文学形象的出现，说明文化思潮已经开始出现向传统的回归。

小说也写了几个类型的女人。可成夫人是主动与净海苟合的，因为可成不在家，一个人受不了孤独。在乔装的净海的诱导下——“奶奶有所不知。嫁个丈夫，若是撞着知趣的，不用说朝欢暮乐，同衾共枕，是一生受用；倘若嫁着这村夫俗子，性气粗暴，浑身臭秽，动不动拳头、巴掌，那时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岂不悔之晚矣”——有些心动。当失身以后，“千金躯，一旦失守，如今也顾不得许多了”，遂沉溺欲海。田氏是寡妇，则是进香时被和尚迷奸的：“师父，我多年不曾如此，今日遇着你这般有趣，怪不得妇人家要想和尚，你可常到我家走走。”她可以自主地搬到寺庙里和和尚住在一起。花二娘是坚贞不屈的。为了打动老和尚放她走，不惜用放肆的手段让老和尚高兴，但是，愤怒和智慧使她选择了一步步刺激老和尚醒悟的做法，使其大彻大悟，唤回云海梦中人：

净心言道：“今夜你弄我个快活，我便做主放你。”花娘听了，喜不自胜，便道：“我一身被你淫污已久，不知弄尽多少情形，我还有甚么不愿意处﹖任凭师父所为便了。”净心道：“春宫上写着有一故事，俗家若是做来，就叫倒浇烛，僧家做骑木驴。我仰在这里，你上在我身上骑着，若弄得我的出，便见你是真情。”花娘笑道：“如此说，师父就是一个七岁口的葱白大叫驴。这驴物又是倒长着，我若骑上去，你可别大颠大跳的，将我跌将下来，再往别处咬群去。叫人家喂草驮的见，一顿棍子打伤了骨头。那时卖到家房里，一天上五斗麦子，三斗红粮，二斗小米，半夜里把眼子一卸，卸下来，别说没有麸料，连青草不管你吃个饱，可就终无出头之日期了。”净心道：“你那里懂这些。不要紧的，我劲的慌了，快快上来罢!”花娘道：“你先说骑木驴，我想这驴老了，多半是送到磨房头里的，师父你不要怪我，我越说闹，你才越的高兴哩!我再问一声：在家我与丈夫干事，他那阳物是个圆的，你这怎么却是方的哩﹖想来是人不一样人，木不一样木，阳物也不是一样的吗﹖不就是你化了四方施主的钱粮来，诸日酒山肉海，吃的熊攻了脑子了吗﹖你也闷杀我了!”净心道：“你俱不曾猜着，我这原是父母遗体胎里带的。”花娘说：“是了!是了!你父母遗留下你这异种，在市街上作贱人家良妇，污辱大家眷夫妇，准备着恶贯满盈，死无葬身之地。我劝你早早回头，痛改前非。今夜将我送出寺去，后来我自有好处到你，如不然，奴即死在九泉之下，我也必不与你干休。”

小说还塑造了一个狠毒的男子形象，有一定的批判意义。可成根本不从一个女人的心理和难处去考虑，只是知道“绿帽一顶难除下”，干脆“王八也会用火攻”，惩罚偷情的夫人，将她与无辜的丫鬟一起放火烧死。故作者也让他受到了报应。

小说性爱趣语、恶嘲较多，也是特点。如：

净海道：“此物古怪，有两不可看：白天里不可看，灯火之下不可看。”夫人笑道：“如此说，终不能入人之眼了。”净海亦笑道：“惯能入人之眼。”夫人道：“我说的是眼目之眼。”

田氏见了一笑，把和尚秃头打了一扇子，道：“看你这般用心，是个久惯偷妇人的贼秃。”绿林亦笑道：“大娘子倒也是，是个惯养汉的婆娘。”田氏道：“放你的驴花，你娘才养汉哩!”绿林说：“既不惯养汉，为何方才将扇子打和尚？”

第四节 文言艳情小说的再度繁盛

受《聊斋志异》的影响，清中叶文言短篇小说集陆续出现，比较著名的有《子不语》(一名《新齐谐》)、《阅微草堂笔记》、《谐铎》、《夜谭随录》、《萤窗异草》等。其中有大量的艳情故事的短篇。

一、《子不语》里的艳情篇目

《子不语》是清代作家袁枚的作品，为笔记体小说集。全书24卷加续编10卷，共34卷。《清朝续文献通考经籍考》著录。书名本《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名。书成，发现元人新部中已有此书名，遂改为《新齐谐》，本于《庄子·逍遥游》“齐谐者，志怪者也”之意。

《子不语》乃袁枚戏编，在自序中，他说：“文史外无以自娱，乃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以妄驱庸，以骇起惰。”这是创作主旨。这是一部具有广泛内容和进步思想的作品。书中从各个方面反映了社会的种种弊病，提倡尊重人性，特别是不少民风民俗的篇目，表现了作者反对迷信的思想，在志怪小说中尤为难能可贵。

《子不语》中有内容淫秽、下笔轻率的篇目，故遭到禁毁；现行的版本也多抽出其中的《急淫自缢》、《控鹤监秘记二则》这些篇目。特点是：

其一，对性爱行为的宽容。这也看出清中叶以后民主思想、反对禁欲主义的抬头。例如，作者对对女子进行性迫害的人非常反感：《平阳令》写平阳令朱铄，性惨刻，所宰邑，别造厚枷巨梃。案涉妇女，必引入奸情讯之。杖妓，去小衣，以杖抵其阴，使肿溃数月，曰：“看渠如何接客!”以臀血涂嫖客面。妓之美者加酷焉，髡其发，以刀开其两鼻孔，曰：“使美者不美，则妓风绝矣。”逢同寅官，必自诧曰：“见色不动，非吾铁面冰心，何能如此!”最后为妖鬼所弄，杀了其妻妾子女。《凤凰山崩》写有美女艳装从山洞奔出，役夫数千人，皆出洞追而观之，老成者不动心，操作如故。俄而山崩，不出洞者压死矣：“人之不可不好色也，有如是夫。”对于动物的性爱，作者也提出无须大惊小怪：《羊践前缘》写山东巡抚李树德撞破了两白羊跪而人淫，便昏迷仆地，以手自批其颊，骂曰：“老奴可恶!我与谢郎生死因缘，隔四百七十年方得一聚，谈何容易!又被汝惊散。破人婚姻，罪不可饶。”尽管作者也是反对淫乱的，但是，他还是强调人欲的需求。《妓仙》说：“惜玉怜香而心不动者，圣也；惜玉怜香而心动者，人也；不知玉不知香者，禽兽也……淫虽非礼，然男女相爱，不过天地生物之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比人间他罪难忏悔也。”

作者还借阴判表达了对男欢女爱的宽容。《淫谄二罪冥责甚怪》写托生鬼中有一女子有淫行，判官曰：“某妇甚孝，故托生山西贵人家为公子。”原因是“男女帷薄不修，都是昏夜间不明不白之事，故阳间律文载：‘捉奸必捉双。’又曰：‘非亲属不得擅捉!’正恐黯昧之地，容易诬陷人故也。阎罗王乃尊严正直之神，岂肯伏人床下而窥察人之阴私乎？况古来周公制礼，以后才有‘妇人从一而终’之说。试问未有周公以前，黄农虞夏一千余年史册中，妇人失节者为谁耶？至于贫贱之人，谋生不得，或奔走权门，或趋跄富室，被人耻笑，亦是不得已之事。所谓‘顺天者昌’，有何罪过而不许其托生善地哉？况古人如陈太丘吊张让而解党祸，康海见刘瑾以救李崆峒，贬其身而行其仁，功德尤大，上帝录之入菩萨一门，且有善报矣。至于因淫而酿成人命，因谄而陷害平人，是则罪之大者，阴间悬一照恶镜，孽障分明，不特冤家告发也。”

《清凉老人》竟然对于如此淫乱的人，也如此宽恕：“男欢女爱，无遮无碍。一点生机，成此世界。俗士无知，大惊小怪。”写清凉老人托生为佛，长大到五台山，遍召山下淫妪与少年貌美阴巨者终日淫乱，自己作女子妆，红肚抹，裸下体，使一男子淫己，而己又淫一女，其旁鱼贯连环而淫者无数。

但是，作者对于采战，却进行了激烈的批判：《采战之报》写京师人杨某，习采战之术，能以铅条入阴窍而呼吸进退之，号曰“运剑”。一鼓气，则铅条触壁，铿然有声；或吸烧酒至半斤。妓妾受其毒淫者众矣。忽自悔非长生之道，乃广求丹灶良师。在白云观求一美尼，尼与丹粒二丸，曰：“二月望日，候我于某所。此二丹与汝，可先吞一丸，临期再吞一丸，便可传道。”

至期，吞丹而往，尼果先在一静室，弛其下衣曰：“盗道无私，有翅不飞。汝亦知古人语乎？求传道者，先与我交。”杨大喜，且自恃采取之术，耸身而上。须臾，精溃不止，委顿于地。尼喝曰：“传道传道，恶报恶报。”大笑而去。五更苏醒，乃身卧破屋内，闻门外有买浆者，匍匐告以故。舁至家中，三日死矣。

对于男女权利，作者也提出了全新的观念。《地藏王接客》借王口说：“夫为妻纲，人间一切妇人罪过，阴司判者总先坐夫男，然后再罪妇人。”

其二，记述了大量的艳情故事。这些故事，有的主题明确，有的反映了一定的世风，有的则就是作为奇闻而随手记来。例如，《风流具》表现的是惩淫的主题：长安蒋生为贵公子，风流自喜，见车上妇美，就随其车而尾之，跟入洞天仙子府，见一麻黑大胡，责其妄想吃天龙肉，见其阴茎细如小蚕，皮未脱棱，胡者搔其面曰：“羞!羞!挟此恶具，而欲唐突人妇，尤可恶。”掷小刀与两僮曰：“渠爱风流，为修整其风流之具。”僮持小刀握生阴，将剥其皮。《夜航船二则》则反映了杭州时下的淫风：

杭州夜航船，夜行百里，男女杂沓，中隔以板。仁和张姓少年，素性佻，以风流自命，搭船将往富阳。窥板缝，有少艾向渠似笑非笑，张以为有意于己也。夜眠至三鼓，众客睡熟，隔板忽开，有人以手摸其下体。少年大喜过望，挺其阴使摸，而急伸手摸彼，宛然女子也。遂爬身而入，彼此不通一语，极云雨之欢。鸡鸣时，少年起身将过舱，其女紧抱不放，少年以为爱己，愈益绸缪。及天渐明，照见此女头上萧萧白发，方大惊。女曰：“我街头乞丐婆也，今年六十余，无夫无子女无亲戚，正愁无处托身，不料昨晚蒙君见爱。俗说，一夜夫妻百夜恩，君今即我丈夫，情愿寄托此身，不要分文财礼，跟着相公，有粥吃粥，有饭吃饭，何如？”少年窘急，喊众人求救。众齐起欢笑，劝少年酬以十余金，老妪始放少年回舱。回看彼少艾，又复对少年大笑。

另一则则反映了戏子调戏老翁，趁黑夜奸污其后庭的故事。

书中记载了很多关于性爱的奇异故事：《人虾》写前明逸老某欲殉难，而不肯死于刀绳水火。念乐死莫如信陵君，以醇酒妇人自戕。仿而为之，多娶姬妾，终日荒淫。如是数年，卒不得死，但督脉断矣，头弯背驼，伛偻如熟虾，匍匐而行。人戏呼之曰“人虾”。《急淫自缢》写淫乱公案，为乾隆丙午刑部福建司承审事，笔触恣意：

京师香山某兵妻，嫂姑同居。嫂素淫，于后门设溺桶，伺行路之来溺者，其阴可观，即招入与淫。如是者有年矣。

一日，嫂姑同伺门隙，有屠羊者推小车过巷，就桶而溺，其阴数倍于昔之所御者，嫂狂喜，迎入至卧榻，即解屠者下衣而俯就之。姑旁坐，视其事毕，即欲往就。而屠性耐久，自午至未甫了事，腹中饿甚，索饭。急饭毕，姑以为将及己矣，亦弛下衣，摩屠者之具，为之吮咂，屠具复举。嫂曰：“屠性猛，汝恐不胜，宜再让我。”姑许之，同入床，嫂颠狂不休，姑情急，水流至踵，怒嫂之诳己也，往别户自缢。于是姑之夫家讼于官，以为被嫂折磨故死，而不知其事之可丑也。

还有的篇目揭露了借妖术骗人钱财的勾当，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有一定的价值。如《妖术二则》记述的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招人术，即招仙女来供人淫乐。其一说：“江阴有士人学法于茅山，有术能致妇人。用乌龟壳一个，书符于上，夜拥之而卧，少顷，即见一舆舁一少妇至。或平昔有属意者，皆可召来。其妇不言，与交媾无异生人，天将明乃去。其去时，必反系其裙以出，未知何故。据言此乃所召之生魂也。”其二说：“娄县有道士善致天女，有求其术者，必令其人备衣裙钗钏之属，须极华丽珍贵，乃可为天女服饰，言着天宫衣不能履凡世故也。其来必在初更，须先扫净室，屏绝人迹，道人入，书符步咒，则天女始至，色果殊丽，异香袭体。人与交合，与世人无异，亦不言笑。天未明，道士来，又屏人书符送天女去，则衣饰皆带去，无一遗存。与天女交者皆无后祸，故其术颇为豪富家所重，即耗其资亦不惜也。”然后作者揭露其秘密：“其常通妓女为之。道士素颀而长，将女裸缚于怀，以袍袭之。昏黑人莫能辨，屏人而出诸怀，服其衣饰，伪为天女绐客。将晓，仍束而去，以此分肥其衣饰。盖死后其徒言于人云。”

其三，小说将人与动物的交合也作为怪异，记述了不少。如与獭淫、与狐淫、与鬼交等等。其中《斧断狐尾》写河间府丁姓者以狎邪为事，闻某处有狐仙迷人，以名帖投之，愿为兄弟。狐魇迷良家妇李氏女，将小袄着其身入李家登床与女交。女为狐所染，气奄奄矣，忽近人身，酣畅异常，病亦渐愈。女则乐丁厌狐。丁问其故，狐曰：“凡男子之阴，以头上肉肥重为贵。年十五六，即脱颖出，皮不裹棱，嗅之无秽气者，人类也。皮裹其头不净，棱下多腐渣而筋胜者，兽类也。弟不见羊马猪狗之阴，非皆皮裹头尖而以筋皮胜者乎!”出其阴示之，果细瘦而毛坚如锥。狐妒丁夺妇宠，取小袄归，并大书一纸贴丁门曰：“陈平盗嫂，宜有此报。从此拆开，弟兄分灶。”

其四，关于《控鹤监秘记二则》。按照袁枚的说明，《控鹤监秘记》为唐人张垍所纂，京江相公曾孙张冠伯家有抄数十页，皆载唐宫淫亵事，与世所传《武后外传》有很大不同。但是这是孤证，难辨真伪。一般人以为是袁枚的假托，实为袁枚杜撰。这些作品中的性爱细节多半出于作者的想象或生活中性爱经历及见闻。

小说写则天、上官婉儿等性事，主要的秽笔在于描写男性器官。千金公主就小宝一事劝告则天，广选男妃自应择公卿旧家子弟，置床笫间，足以游养圣情，捐除烦虑，不能幸市井无赖之徒。然后推荐凤阁侍郎张九成从子昌宗，并说自己已遣侍儿实验过。然后就是一大段则天论男性器官的议论。我们从这段议论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就是袁枚自己对于男子之“才”的看法。下面写则天常含昌宗阴而睡，或口含易之而以下体受昌宗，以及诛二张、宫女于残骸中收得茎头半段手持献后，后曰“朕万年后，以此为殉”等的情节都很荒秽。其二写上官婉儿见昌宗醉眠阴软，后与为戏而心动裙湿，不觉手近昌宗，后大怒，取金刀插其髻曰“汝敢近禁脔，罪当死”的事做引子，引出婉儿对两后选男方法的介绍。所以，与其说是艳情小说，不如说是袁枚的一篇奇异的“龟论”或者“论男才”的文章恰如其分。

二、《阅微草堂笔记》的性爱观念

《阅微草堂笔记》为笔记体小说集，作者纪昀(1724—1805)字晓岚，直隶献县(今河北省)人，乾隆时进士，后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四库全书》总纂。小说是他晚年之作，成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至嘉庆三年(1798)间，分滦阳消夏录、如是我闻、槐西杂志、姑妄听之、滦阳续录五部分、24卷，有1208则。

《阅微草堂笔记》在文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蔡元培把它和《石头记》、《聊斋志异》并称为清代最流行的小说。多奇闻异事，以妖狐鬼怪为主。虽然看似消遣之作，实际上表现了很明确的创作主旨，有很强烈的劝诫主题。它不光是被动地对社会上诸类丑恶黑暗现象进行谴责，更重要的是积极思考这些问题，站在回归传统的立场上提出一些看法，体现了作为太平盛世的知识分子的责任和道德理想。另外，小说记述了丰富的官场及民间的掌故、民俗趣事和里巷异闻，具有历史、文学及社会文化价值的内涵。故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论：“纪昀本长文笔，多见秘书，又襟怀夷旷，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固非仅藉位高望重以传者矣……然较晋宋人书，则《阅微》又过偏于议论，盖不安于仅为小说，更欲有益人心，易堕为报应因果之谈也。”

在许多的艳情篇目里，作者的劝惩主旨很明确，看出作品对社会性道德问题的忧虑和矫正，体现了明确的性道德教育理念、教育思想。与同时期其他的小说相比，作者是有意而为小说，强化小说的劝诫功能。这说明当时统治阶级对于社会道德、秩序的整治。《滦阳消夏录》开篇就说：“乾隆己酉夏，以编排秘籍，于役滦阳。时校理久竟，特督视官吏题签庋架而已。昼长无事，追录见闻，忆及即书，都无体例。小说稗官，知无关于著述；街谈巷议，或有益于劝惩。聊付抄胥存之，命曰《滦阳消夏录》云尔。”所记述的性道德劝诫故事，“大凡风流佳话，多是地狱根苗”，真实、震撼，使人对淫乱的结果担忧、害怕，望而却步，与《聊斋志异》对性爱美好的虚幻描写与赞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一，作者清醒地认识到，性欲是人的本能，要想纳入到传统道德的范畴，规范社会性行为，是一项艰巨的工程。这与那些理学先生们的无欲、禁欲论是有本质区别的。作者以为“饮食男女，人生之大欲存焉。干名义，渎伦常，败风俗，皆王法之所必禁也。若痴儿呆女，情有所钟，实非大悖于礼者，似不必苛以深文”，以为“某公于孩稚之时，即先定婚姻，使明知为他日之夫妇。朝夕聚处，而欲其无情，必不能也”。以此明确反对假道学，作者还用这样一个故事反对假道学者——一儒生颇讲学，平日亦循谨无过失，然崖岸太甚，动以不情之论责人。其妇归宁，约某日返，狐狸乃先期一日回，假形摄其精，一夕所耗已多，日渐尪瘠，因以成痨，可见其恣情纵欲之甚。作者甚至提出，人的色欲之大，死而不已：

康熙中，枫泾一太学生，尝读书别业。见草间有片石，已断裂剥蚀，仅存数十字，偶有一二成句，似是夭逝女子之碣也。生故好事，意其墓必在左右，每陈茗果于石上，而祝以狎词。越一载余，见丽女独步菜畦间，手执野花，顾生一笑。生趋近其侧，目挑眉语，方相引入篱后灌莽间。女凝立直视，若有所思，忽自批其颊曰：“一百余年，心如古井，一旦乃为荡子所动乎？”顿足数四，奄然而灭。方知即墓中鬼也。

作者借蔡季实的嘴感慨道：“古称盖棺论定。观于此事，知盖棺犹难论定矣。是本贞魂，乃以一念之差，几失故步。”晦庵先生诗曰：“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

作者也意识到克制性欲之难。孝廉某尝游嵩山见女子汲溪水，共坐树下语，疑为狐魅，爱其娟秀，且相款洽。女子忽振衣起曰：“危乎哉!吾几败。”怪而诘之。赧然曰：“吾从师学道百余年，自谓此心如止水。师曰：‘汝能不起妄念耳，妄念故在也。不见可欲故不乱，见则乱矣。平沙万顷中，留一粒草子，见雨即芽。汝魔障将至，明日试之，当自知。’今果遇君，问答留连，已微动一念；再片刻则不自持矣。危乎哉!吾几败。”作者借狐能换形一事，用狐的口气，说出了易与难的道理：“然既换人形，即归人道，不复能幻化飞腾。由是而精近，则与人之修仙同，其证果较易。或声色货利，嗜欲牵缠，则与人之惑溺同，其堕轮回亦易。故非道力坚定，多不敢轻涉世缘，恐浸淫而不自觉也。”也在于说明克制货色之欲的难处。

作者还清醒地认识到性爱问题的复杂性，决不可以简单地以淫与不淫论。作者指出，在很多不得已的情况下，如在孝与贞节之间，要分开评说功过。郭六是淮镇农家妇，岁大饥，母皆老病，夫托付于她，离家而去。妇故有姿，里少年瞰其乏食，以金钱挑之，皆不应，惟以女工养翁姑。既而必不能赡，则集邻里叩首曰：“我夫以父母托我，今力竭矣，不别作计，当俱死。邻里能助我，则乞助我；不能助我，则我且卖花，毋笑我。”邻里趑趄嗫嚅，徐散去。乃恸哭白翁姑，公然与诸荡子游。阴蓄夜合之资，又置一女子，然防闲甚严，不使外人觌其面。越三载余，其夫归，寒温甫毕，即与见翁姑，曰：“父母并在，今还汝。”又引所置女见其夫曰：“我身已污，不能忍耻再对汝。已为汝别娶一妇，今亦付汝。”夫骇愕未答，则曰：“且为汝办餐。”已往厨下自刭矣。作者以为节孝并重、节孝不能两全，不能妄加评论、指责。作者还通过神的口，对妇至孝而至淫的处理，说明孝为重：“阳律犯淫罪止杖，而不孝则当诛。是不孝之罪，重于淫也。不孝之罪重，则能孝者福亦重。轻罪不可削重福，宜舍淫而论其孝。”“以淫而削孝之福，是使人疑孝无福也；以孝而免淫之罪，是使人疑淫无罪也。相抵恐不可。”“以孝之故，虽至淫而不加罪，不使人愈知孝乎？以淫之故，虽至孝而不获福，不使人愈戒淫乎？相抵是。”另外，宗教的一些道与色之间也存在着对立的矛盾。有浙僧立志精进，誓愿坚苦，尽管有艳女窥户虽蛊惑万状终不能近禅榻；但当女提出要考验他如敢容一近是否真空不染时，他在女子偎倚抚摩下，竟毁戒体，懊丧失志，侘傺以终。

第二，作者反对婚外性关系。对于婚前幽会、私奔、偷情，作者用神报的故事来警戒：有涉元稹会真之嫌者，女有孕，为母所觉。是夜恒有巨人来，压体甚重，面色黝黑。母曰：“是必土偶为妖也。”授以彩丝，于来时阴系其足。女窃付所欢，系关帝祠周将军足上。母物色得之，挞其足几断。后复密会，忽见周将军击其腰，男女并僵卧不能起。

要敬重婚姻。作者以为，冶荡之事应该发生在夫妻之间。一个农家少妇平时性轻佻，随其夫操作形影不离，恒相对嬉笑不避忌人，或夏夜并宿瓜圃中，人们皆薄其冶荡。然对他人则面如寒铁，或私挑之，必峻拒；后遇劫盗，身受七刀，犹诟詈，卒不污而死，人们又皆惊其贞烈。对于这件事，作者借老儒之口大加赞赏：“此所谓质美而未学也。惟笃于夫妇，故矢死不二。惟不知礼法，故情欲之感，介于仪容；燕昵之私，形于动静。”作者还以赞颂的语气叙述了这样一件事：

乡有人夜行，月下见墓道松柏间，有两人并坐：一男子年约十六七，韶秀可爱，一妇人白发垂项，佝偻携杖，乃七八十以上人。倚肩笑语，意若甚相悦。窃讶何物淫妪，乃与少年儿狎昵。行稍近，冉冉而灭。次日，询是谁家冢，始知某早年夭折，其妇孀守五十余年，殁而合窆于是也。《诗》曰：“榖则异室，死则同穴。”情之至也。《礼》曰：“殷人之袝也离之，周人之袝也合之。善夫!”圣人通幽明之礼，故能以人情知鬼神之情也。不近人情，又乌知《礼》意哉!

还有更加怪异的事情——即使与狐狸成婚，也是合情合理的，别人无法干涉。有罗生者娶狐女三秀为妻，叩谒如礼，凝眸侧立，妖媚横生，远行别宿，亦复相随，惟性饕餮，家中食物，多被窃。稍谯责之，则媚态柔情，摇魂动魄，低眉一盼，亦复回嗔。又冶荡殊常，蛊惑万状，卜夜卜昼，靡有已时，尚嗛嗛不足。以是家为之凋，体亦为之敝，日不聊生。延一真人劾治，狐女现形抗辩曰：“始缘祈请，本异私奔；继奉主命，不为苟合。手札具存，非无故为魅也。至于盗窃淫佚，狐之本性，振古如是，彼岂不知？既以耽色之故，舍人而求狐；乃又责狐以人理，毋乃悖欤？即以人理而论，图声色之娱者，不能惜蓄养之费。即充妾媵，即当仰食于主人；所给不敷，即不免私有所取，家庭之内，似此者多。较攘窃他人，终为有间。若夫闺房燕昵，何所不有？圣人制礼，亦不能立以程限；帝王定律，亦不能设以科条。在嫡配尚属常情，在姬侍尤其本分。录以为罪，窃有未甘。”真人俯思良久，顾罗生笑曰：“君所谓求仁得仁，亦复何怨。老夫耄矣，不能驱役鬼神，预人家儿女事。”后罗生家贫如洗，竟以瘵终。由此看来，作者特别看重婚姻。

要重视贞节。作者告诫人们，冥界、人界都尊重贞节：“冥司重贞妇，而亦有差等：或以儿女之爱，或以田宅之丰。有所系恋而弗去者，下也；不免情欲之萌，而能以礼义自克者，次也；心如枯井，波澜不生，富贵亦不睹，饥寒亦不知，利害亦不计者，斯为上矣。如是者千百不得一，得一则鬼神为起敬。”

在这个问题上，作者还提出对于再婚的不认可观点。当然，这里没有“饿死是小，失节是大”的观念，而是设身处地为再嫁女子的处境和心境考虑。作者以为：“余谓再嫁，负故夫也；嫁而有贰心，负后夫也。此妇进退无据焉。”但是，作者的劝诫有些是愚昧的。如让死的丈夫化为精魄，鞭笞改嫁他人的爱妾。更有甚者，妻子还一直受到鬼丈夫的控制。还借狗的力量维持女人的贞节——“里有姜某者，将死，嘱其妇勿嫁。妇泣诺。后有艳妇之色者，以重价购为妾。方靓妆登车，所蓄犬忽人立怒号，两爪抱持啮妇面，裂其鼻准，并盲其一目。妇容既毁，买者委之去。后亦更无觊觎者。”

第三，作者强调淫报，反对强行的性关系，以为这种色是软刀子，可以导致杀身之祸。说有凌虐其仆夫妇死而纳其女者，“女故慧黠，经营其饮食服用，事事当意。又凡可博其欢者，冶荡狎媟，无所不至。皆窃议忘其仇。蛊惑既深，惟其言是听。女始则导之奢华，破其产十之七八。又谗间其骨肉，使门以内如寇仇。继之说《水浒传》宋江、柴进等事，称为英雄，怂恿之交通盗贼。卒以杀人抵法。抵法之日，女不哭其夫，而阴携卮酒，酬其父母墓曰：‘父母恒梦中魇我，意恨恨似欲击我。今知之否耶？’人始知其蓄志报复。”有的是现世报。沧州无赖吕四见一少妇，避入古庙中。吕语诸恶少曰：“彼可淫也。”吕突入，掩其口。众共褫衣沓嬲。俄电光穿牖，见状貌似是其妻，急释手问之，果不谬。吕大恚，欲提妻掷河中。妻大号曰：“汝欲淫人，致人淫我，天理昭然，汝尚欲杀我耶？”有的是来世报，即使入地狱，来生还要得到怨报：

济宁一童子为狐所昵，夜必同衾枕。至年二十余，犹无虚夕。或教之留须，须稍长，辄睡中为狐剃去，更为傅脂粉。屡以符箓驱遣，皆不能制。后正乙真人舟过济宁，投词乞劾治。真人牒于城隍，狐乃诣真人自诉。不睹其形，然旁人皆闻其语。自言过去生中为女子，此童为僧。夜过寺门，被劫闭窟室中，隐忍受污者十七载，郁郁而终。诉于地下主者，判是僧地狱受罪毕，仍来生偿债。会我以他罪堕狐身，窜伏山林百余年，未能相遇。今炼形成道，适逢僧后身为此童，因得相报。十七年满自当去，不烦驱遣也。真人竟无如之何。

有些报应超出了性报应本身，有着更为宽广的社会意义，更有警世意义。说河间一妇，性佚荡。“然貌至陋，日靓妆倚门，人无顾者。其夫作官豪夺巧取，岁以多金寄妇。妇借其财，以招诱少年，门遂如市。迨叶飞获谴，其夫遁归，则囊箧全空，器物斥卖亦略尽，惟存一丑妇，淫疮遍体而已。”这是警告不要作官巧取豪夺、搜刮民膏的。还有一个故事，说薄行受到报应的：

甲与乙望衡而居，皆宦裔也。其妇皆以姣丽称，二人相契如弟兄，二妇亦相契如姊妹。乙俄卒，甲妇亦卒，乃百计图谋娶乙妇，士论讥焉。纳币之日，万事有声，登登然如挝叠鼓。却扇之夕，风扑花烛灭者再。人知为乙之灵也。一日，甲妇忌辰，悬画像以祀。像旁忽增一人影，立妇椅侧，左手自后凭其肩，右手戏摩其颊。画像亦侧眸流盼，红晕微生。谛视其形，宛然如乙。似淡墨所渲染，而绝无笔痕，似隐隐隔纸映出，而眉目衣纹，又纤微毕露。心知鬼祟，急裂而焚之。然已众目共睹，万口喧传矣。异哉!岂幽冥恶其薄行，判使取偿于地下，示此变幻，为负死友者戒乎？

第四，作者集中了许多民间关于狐狸的故事。笔下的狐狸，也是现实的狐狸、民间信仰中的狐狸，表现的是民间对狐狸的崇拜与禁忌，不是文人书生的慰藉。物化的狐，低劣、丑陋、可怕，为了采补，为了报应，作者借此来表达一定的思想。与《聊斋志异》的狐尚美、可爱，为了缘分，为了书生的落魄，并且能够由欲转化为情有着根本的不同。

作者笔下的狐狸传说，有着浓厚的民间味道，展现了民间性爱风俗的丰富多彩的画面。如狐多为采补，非渔色。说有少年为狐所媚，日渐羸困，狐犹时时来。后复共寝，已疲顿不能御女。狐乃披衣欲辞去，少年泣涕挽留，狐殊不顾。怒责其寡情，狐亦怒曰：“与君本无夫妻义，特为采补来耳。君膏髓已竭，吾何所取而不去!此如以势交者，势败则离；以财交者，财尽则散。当其委曲相媚，本为势与财，非有情于其人也。君于某家某家，昔向日附门墙，今何久绝音问耶？乃独责我？”其音甚厉，侍疾者闻之皆叹息。还有的故事代表了民间对狐狸形象的种种猜测，说一妇年二十余，为狐所媚，病甚，乃言狐初来时为女形，自言新来邻舍也。留与语，渐涉谑，既而渐相逼，遽前拥抱，遂昏昏如魇。自是每夜辄来，来必换一形，忽男忽女，忽老忽少，忽丑忽好，忽僧忽道，忽鬼忽神，忽今衣冠，忽古衣冠，岁余无一重复者。还写了一些不堪丑事，颇为奇异。如狐狸嫖妓，见小妓颇壮盛，因化形往宿，冀采其精。不虞妓已有恶疮，采得之后，毒渗命门，与平生所采混合为一，如油入面，不可复分。遂溃裂蔓延，达于面部，耻见故人。

有的狐女伤人。作者以为凡狐之媚人有两途：一曰蛊惑，一曰夙因。蛊惑者阳为阴蚀，则病，蚀尽则死；夙因则人本有缘，气息相感，阴阳翕合，故可久而相安。然蛊惑者十之九，夙因者十之一。其蛊惑者亦必自称夙因，但以伤人不伤人知其真伪。有的写出狐狸本相，苍毛修尾，鼻息咻咻，目睒睒如炬，使人淫念顿消。也有贞节之狐，拒绝男子的挑逗：

束州邵氏子，性佻荡。闻淮镇古墓有狐女甚丽，时往伺之。一日，见其坐田塍上，方欲就通款曲。狐女正色曰：“吾服气炼形，已二百余岁，誓不媚一人。汝勿生妄念。且彼媚人之辈，岂果相悦哉，特摄其精耳，精竭则人亡，遇之未有能免者。汝何必自投陷阱也!”举袖一挥，凄风飒然，飞尘眯目，已失所在矣。

有的女人竟假装狐狸行淫乱之事：

京师一宅近空圃，圃故多狐。有丽妇夜逾短垣，与邻家少年狎。惧事泄，初诡托姓名。欢昵渐洽，度不相弃，乃自冒为圃中狐女。少年悦其色，亦不疑拒。久之，忽妇家屋上掷瓦骂曰：“我居圃中久，小儿女戏抛砖石，惊动邻里，或有之，实无冶荡蛊惑事。汝奈何污我？”事乃泄。

所以，作者也让狐狸加入了惩罚淫行的行列，成为作者维持社会秩序的一种武器。说有士人倩画书室一壁，置酒邀社友共赏。“方攒立壁下，指点赞叹，忽一友拊掌绝倒，众友俄亦哄堂。盖松下画一秘戏图，有大木榻布长簟，一男一妇，裸而好合；流目送盼，媚态宛然。旁二侍婢亦裸立，一挥扇驱蝇，一以两手承妇枕，防蹂躏坠地。乃士人及妇与媵婢小像也。哗然趋视，眉目逼真，虽僮仆亦辨识其面貌，莫不掩口。”原来是狐狸作怪，让其丢丑。

第五，可贵的是，作者提出了一些避免犯色情错误的积极的办法。一要看透情色。说纪生尝暮遇女子独行，泥泞颠踬，扶掖而行，念此必狐女，姑试与昵，夜半果至书斋，狎媟者数夕，觉渐为所惑，因拒使勿来。狐女怨詈不肯去。生正色曰：“勿如是也。男女之事，权在于男。男求女，女不愿，尚可以强暴得；女求男，男不愿，则心如寒铁，虽强暴亦无所用之。况尔为盗我精气来，非以情合，我不为负尔情。尔阅人多矣，难以节言，我亦不为堕尔节。始乱终弃，君子所恶，为人言之，不为尔曹言之也。尔何必恋恋于此，徒为无益？”狐女竟词穷而去。纪生靠自己的清醒，割断情缘，避免了蛊惑缠绵至死的结局。看透情色，就心正辟邪：

三妇魂为众鬼摄去，拥至空林，欲迭为无礼。一妇俯首先受污。一妇初撑拒，鬼揶揄曰：“某日某地，汝与某幽会秫丛内。我辈环视嬉笑，汝不知耳，遽诈为贞妇耶!”妇猝为所中，无可置辩，亦受污。十余鬼以次媟亵，狼藉困顿，殆不可支。次牵拽一妇，妇怒詈曰：“我未曾作无耻事。为汝辈所挟，妖鬼何敢尔!”举手批其颊。其鬼奔仆数步外，众鬼亦皆辟易，相顾曰：“是有正气，不可近，误取之矣。”乃共拥二妇入深林，而弃此妇于田塍。

二要适时而婚嫁。说狐狸将良家婢子作倡女侑觞，主人责备老狐狸管教不严。老狐狸鞭笞了小狐狸，然而，告诉主人，也有主人的责任：“此婢先探手入门，作谑词乞肉，非出强牵。且其月下花前，采兰赠芍，阅人非一，碎壁多年，故儿辈敢通款曲。不然，则某婢某婢色岂不佳，何终不敢犯乎？防范之疏，仆与先生似当两分其过，惟俯察之。”主人曰：“君既笞儿，此婢吾亦当痛笞。”狐哂曰：“过摽梅之年，而不为之择配偶，郁而横决，罪岂独在此婢乎？”主人默然。次日，呼媒媪至，凡年长数婢尽嫁之。

三是提出了用联想死者恐怖可憎等四者定性的办法，克服心中的种种魔障：

邪念纠结，如草生根，当如物在孔中，出之以楔，楔满孔则物自出。尔当思惟。此童殁后，其身渐至僵冷，渐至洪胀，渐至臭秽，渐至腐溃，渐至尸虫蠕动，渐至脏腑碎裂，血肉狼藉，作种种色。其面目渐至变貌，渐至变色，渐至变相如罗刹，则恐怖之念生矣。再思惟此童如在，日长一日，渐至壮伟，无复媚态，渐至鬑鬑有须，渐至修髯如戟，渐至面苍黧，渐至发斑白，渐至两鬓如雪，渐至头童齿豁，渐至伛偻劳嗽，涕泪涎沫，秽不可近，则厌弃之念生矣。再思惟此童先死，故我念彼。倘我先死，彼貌姣好，定有人诱，利饵势胁，彼未必守贞如寡女。一旦引去，荐彼枕席，我在生时对我种种淫语，种种淫态，俱回向是人，恣其娱乐；从前种种昵爱，如浮云散灭，都无余滓，则愤恚之念生矣。再思惟此童如在，或恃宠跋扈，使我不堪，偶相触忤，反面诟谇；或我财不赡，不餍所求，顿生异心，形色索漠；或彼见富贵，弃我他往，与我相遇如陌路人，则怨恨之念生矣。以是诸念起伏生灭于心中，则心无余闲。心无余闲，则一切爱根欲根无处容著，一切魔障不祛自退矣。

四戒放纵。要戒助淫物品，如写有人藏雕牙秘戏像一盒，腹有机轮，自能运动。恒置枕函中，时出以戏玩。常在茵席之间，也得人精气，久而幻化作怪。要戒媚药。说二鼠腾掷相逐，直到七窍皆血流，原来误吞媚药，狂淫无度，牝不胜嬲而窜避，牡无所发泄，蕴热内燔以毙也。要戒近妖童倡女。作者借一宦家子被无赖诱以冶游饮博歌舞不数载炊烟竟绝顑颔以终、托梦语其妻子的话，道出了沉痛的教训：“妖童倡女，本捐弃廉耻，借声色以养生；其媚人取财，如虎豹之食人，鲸鲵之吞舟也。然人不入山，虎豹乌能食？舟不航海，鲸鲵乌能吞？……惟淫朋狎客，如设阱以待兽，不入不止；悬饵以钓鱼，不得不休。”所以作者劝人远离妓女。献县吏王某，工刀笔，善巧取人财，可为一小妓翠云耗所蓄八九，又染恶疮，医药备至，比愈，则已荡然矣。并且反对娈童。作者借某公眷一娈童的慨然说：“吾日日荐枕席，殊不自觉。昨寓中某与某童狎，吾穴隙窃窥，丑难言状，与横陈之女迥殊。因自思吾一男子而受污如是，悔不可追，故愧愤欲死耳。”并惊醒娈童：“凡女子淫佚，发乎情欲之自然。娈童则本无是心，皆幼而受绐，或势劫利饵耳。相传某巨室喜狎狡童，而患其或愧拒，乃多买端丽小儿未过十岁者。与诸童媟戏时，使执烛侍侧。种种淫状，久而见惯，视若当然。过三数年，稍长可御，皆顺流之舟矣……若处心积虑，凿赤子之天真，则恐干神怒。”要严禁恶淫采补。媚人取精，所伤害多，最终自戕。作者还叙说了这样一个故事：狐狸采补了人，而道士又搜索狐狸供其采补。

五要注重细微。有住店者不管主人屋中有魅的劝告，自以为“是男魅耶，吾与尔角力；是女魅耶，尔与吾荐枕。勿瑟缩不出也。”但是，他能战胜强力，战胜不了荐枕者。当魅化为女子探手抚其面，指纤如春葱，滑泽如玉，脂香粉气，馥馥袭人的时候，心知其意不良，爱其柔媚，遂引之入衾，备极缱绻。至欢畅极时，忽觉此女腹中气一吸，即心神恍惚，百脉沸涌，昏昏然竟不知人。故作者警告说；“力能胜强暴，而不能不败于妖冶。”并引欧阳公的话：“祸患常生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用以告诫。

三、《萤窗异草》的宽容与鞭挞

《萤窗异草》，3编12卷共138篇，署名清代长白浩歌子撰。长白浩歌子生平事迹不详，据今人考证是清尹文端的六公子庆兰所撰。戴不凡在《小说见闻录》中说，有一个待刻的清稿本，名《聊斋剩稿》，说从纸色来看，当不晚于乾隆，篇目和内容正好与《萤窗异草》吻合。看来，也是清中叶文言小说最盛时期的作品。

小说继承了《聊斋志异》的传统和风格，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艺术表现手法上，都刻意模仿《聊斋》。故事内容多涉及男女风情，主人公多为神怪狐仙，而作者对此持宽容、欣赏的态度；作品还写了大量的纳妾、狎妓、一夫多妻故事，有很多属于艳情故事，且艳情描写明显。

第一，用宽容的态度对待性爱。这种宽容不是表现了作者进步的性爱观念，而是带有明显的劝诫主旨。《温玉》中的狐女给我们树立了一个不毒不淫的正面女子形象。孝廉大胆赴两个狐女的约会，先与柔交合，然后狎玉：“虽故处子，而枕席之情，颇为流动，抑且温软如拥絮，柔腻若涂脂，容则满月生辉，态亦名花敛蕊。”后二女同时荐席。不久，温玉以为这样两斧伐孤木，约五夕一会；但是柔仍然每夜必来，孝廉憔悴不胜。原来柔是女鬼，温玉约她一起来，指责柔：“妹谓我为狐，妹独非鬼耶？何事人以色，而不爱人以德也!”但是孝廉不听，终致病。温玉治疗，病愈。后孝廉娘子以生产病逝，温玉就借人女的身体，托为人，与孝廉结缡之夜，宛如处子，并且燕尔情浓，夕无虚度。并赧颜说：“今非昔比也，鬼与狐皆异类，五夕且不堪，况源源而来乎？今以人身事巾栉，则坎离交济，虽少过不伤也。”15年后又接纳了托生的柔。

《固安尼》从人的天性、性欲的自然发生角度，否定了僧尼禁欲的制度。有一妾，丈夫死去，知道在大妇手里难以逃脱，就请求出家，主妇为其建庵，改名静定。谁知她不甘寂寞，招收女徒数人，与旁边的寺僧往来绸缪，日无虚夕。汪县宰察之秽声，捉拿尼与僧，剥其衣服，与僧裸体捆一大布焚烧。作者一方面赞同其肃清淄尼，另一方面也说“忍尽有情”、“谁能无欲”。

作者甚至容忍一些与非类的“婚姻”。如《犬婿》写一妇人年二十，家无丈夫只有一犬，吃饭妇人让其上座，犬饱自己才吃。晚上就寝，“见妇人白身偃卧，犬如人形俯伏其上，绝类交媾者……旋闻妇作颤声曰：‘毛参参，刺入肌肤，颇不可耐。’又曰：‘予倦矣，若何未餍耶？’遂寂然。”原来是夙孽——生病时犬附身说前世为人妇曾与之私，利尽交疏，乃与夫谋，置其于死。故阎王判托生于其家做犬，与其为偶。犬果然跟随十几年，对别的男人气势汹汹，无从嫁出，干脆事犬如夫：“与犬寝处，初在病中，昏然罔觉。及愈，更蒙面受辱。久而相习，始得其乐，谅壮男子不过如是，因而爱恋弗舍。”作者还赞其能事犬如夫，比之世上以犬待夫的女人强多了。

第二，与《聊斋志异》不同的主旨是，歌颂了苦节的女性，反映了康乾盛世时期道德的强化。《苦节》写守寡女子面对其姑的淫乱和其奸夫的利诱，不为利所动，不为“若具粗壮如萝卜，其乐真难言状”的挑逗而动情，不为其姑与奸夫的暴力而屈服，并且忍受着不白之冤，后假手屠仇。《崔十三》则写了抗击男性同性恋和玩弄男性的三个办法。李念一喜欢南风，诱惑同乡男孩崔十三一起到南方做买卖。崔十三第一夜灌酒使其沉醉，第二夜趁其不备以短梃击之使其受伤，然后把胶放在竹筒里使其粘在生殖器上出丑，并义正辞严地鞭挞他的丑恶，使其引起民愤，从而保护了自己的清白。

同时，也鞭挞了许多淫毒者和无耻者。《田再春》写其善于房中术，“纵一人之淫欲，玷污百十人之家声”，从来不泄给所欢点滴，他怕报应，就决定不要妻室。有一天梦见受到道人谴责，并且将他反绑，去其生殖器，成为女人，成了妓女，被人杂沓交合，小腹涨满，口喘目张，“向不欲以涓滴与人，今则欲减其涓滴而不可”，吐故纳新，接踵而至，蹂躏之惨，不可名状。直至目闭头眩，汗淫舌冷，奄然垂毙。以男子的心理、梦中经历去体验感受妓女的苦难，可谓批判力大。

第三，小说多明末清初的异闻奇事，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特别是中下层市民的生活状况。如《缝裳女》写女子单行，遇到一恶少拦路强奸，多亏女子机智，假装羞涩，到僻静之地，让男子仰卧，自己坐而抿弄，以纤指把握，待少年情焰高涨的时候，悄悄拿出剪刀，齐其因而剪之，由于激愤用力猛烈，血直溢而出。

《古冢狐》写女子在墓前撒尿，亵衣向日，星月露秽，都可能引起神灵、狐鬼的讨厌。都可以看出民间的禁忌。

《杜一鸣》则是当时一部商人淫乱史。杜一鸣是哑巴，随商人一起南下，遇到风浪葬身河底，是一位道人将其救起，并且赠送给他一本素女经，要他好好学习，“与汝卫身，非诲淫也，须慎用之”，到时候会有用途的。他向南走了一段路，见到一座豪宅，就在旁边的园蔬树下休憩，忽见几个女子，请其进入豪宅，与一位美人吃饭、性交。他虽然听不懂南音，知道没有性命之虞，就欣然就之。美女以手探其私，笑曰：“君貌绝文雅，是物何其武耶？”美女多年未经过性爱，非常尽兴，感叹道：“使侬株守鸡皮，罕识此乐矣。”原来她是一个老商人的妾，老商人已经没有性能力了，她们五六个妻妾寂寞难耐。可是事情被老翁发现了，本来非常愤怒，但一看是个哑巴，就将他装扮成第六妾，叫他与几个妾性交，以接种传代。老翁告诉妾们：“有此好替身，不须怨我老悖矣。”并命依次当夕，不要争端。女子们高兴至极：“代耕人至，黍稷可艺矣!”后得五男二女。老翁死后，家族怀疑，上告官吏。官吏审讯，真相大白。判令老翁家产归其族，五妇及子女归一鸣。

《田一桂》反映的是惧内，这在许多世情小说里都有同样的主题。但是作为艳情小说，作者主要写了一个恶夫人的形象。她叫卢四娘，先以色淫拴住丈夫，使丈夫陶醉其中，投丈夫年轻好色的心理；然后虐待婢女，以雄狸猫放在婢女裤裆里痛殴；使丈夫不敢近身；再给丈夫娶妾，而使妾下身如鲍鱼之臭，难以接近；最后诬陷妾与小叔通奸，离间兄弟。结果就是丈夫郁郁而死。

第四，描写了民间的风土人情。如《李念三》不但写了民间的五通之神的毒淫，还写了“娶空房”之陋俗——晋人商贩于外，辄数年不归，其父母也不等子返，就替他纳妇于家。《胎异》写粤东地区女子喜欢结闺阁之盟，姊妹中忽然有人怀孕，原来是二女同居，其中一个情窦已开，与女伴经常效仿男女性交，感而有孕。《蛇媒》记述的是一种媚药，就是两蛇相交的时候，其精就是媚药，取之点滴，能致夫人情不自禁。《惜惜措措》和《笑案》还展现了少数民族性爱的风土民情。

第五，文笔华艳流畅。写女子情态“如出水之莲，风神婉丽，涓涓动人”、“酥乳轻圆，麝脐微露”、“腻肌如雪，妖脸若桃，纤乳酥胸，麝脐粉骨”、“其软若绵，其腻如脂，狂荡不可名状”、“柔肌腻骨，着手欲融”、“白身如玉，恍然落叶之花，随风摇动，四肢无着”；写情爱活动“手解己衣，熄火就枕，暗中摸索，手战情炽”、“香肌流溢，口脂俯吹”、“罗襦偷解，化烛羞吹”、“缓松绣带，既云已低，及解里裳，不禁玉软”、“肌骨柔靡，意态颠狂”。并且特别欣赏处女。什么“交合之际，闺体宛然”、“不胜凿纳之苦，腥血流丹，娇啼婉转”、“豆蔻票箱，杜鹃啼血，绸缪娇怯”、“潦草成欢，海棠红褪”、“海棠枝上，试的新红”之类，比比皆是。

第五节 大量融入神魔小说

清代小说发展到这个时期，因为不是直接面对现实，不会招致严酷的文字惩罚或者无碍道德秩序的整治，神魔小说渐渐表现出了优势。如《女仙外史》、《绿野仙踪》、《禅真逸史》、《绣戈袍》等。这种发展机遇，也使得这种小说体式广泛吸收所有小说体式的长处和优点，形成了一种新的小说创作思想：一是用小说表达作者对宗教文化、历史文化的重新认识，这是继承上一个阶段《禅真逸史》、《禅真后史》的路子；如专门描写、歌颂白莲教的《女仙外史》，并且多因此而被查禁。二是用神道来展示自己的才华，就像《女仙外史》，以才情为重，“明悟禅玄，以达圣贤”；而《野叟曝言》则直接卖弄才学。三是拓宽了神魔小说的描写题材，多直接将神魔世界与红尘世界、现实社会的芸芸众生结合起来；四是引入了大量的艳情描写，并且由于与邪魔的结合，超出了人间正常的性爱，描写得非常奇异，触目惊心，刺激性特别强。

一、《女仙外史》的艳情描写

《女仙外史》为康熙五十年(1711)左右刊刻。作者吕熊，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布衣不仕，性情孤冷，举止怪僻。《女仙外史》100回，其创作主旨，作者开篇写道：“女仙，唐赛儿也，就是月殿嫦娥降世，当燕王兵下南都之日，赛儿起兵勤王，尊奉建文皇帝位号二十余年。而今叙他的事，有乖于正史，故曰《女仙外史》。”可见是为唐赛儿翻案的。

作为艳情描写，第一，小说写了一个淫荡公子的艳情故事。林公子是第一个性中好色的，从小来穿衣洗脸，吃饭出恭，都要丫鬟伏侍，十一二岁上就偷了一个翠云、一个红香，自后不论好的丑的，都要尝些滋味，因此上把身子弄坏了。父母只道是读书心苦，延请名医，修合红铅紫河车等丸药，人参当作果子吃，也自支持不来。

作者重点描写的有三个内容：一是他常看小说上有采战之法，就痴想要得此诀窍，第四回写他要求裴道人秘授真春丹，选取了“上等是脱胎换骨，白日升天。次等是辟谷餐霞，延龄长寿。又次等是金丹采战，夜御十女，永无泄漏”中的第三种道术，拜师，找到清净地方，次第传授，如何禁锁元阳，如何采取真阴，一一指明玄窍。用功九日，服金丹一粒。炼了九九八十一日，果然不同凡响。二是写其嫖妓。第六回“嫁林郎半年消宿债，嫖柳妓三战脱元阳”写与大同府妓柳非烟嫖，连住两宵，三战三捷，交拜了兄妹。而妻子是性冷淡，新婚之夜，“正如酗酒的恶少，拿住了个从不饮酒的孩子，生生灌他，就呷了半口，也是件最苦毒的事”。为了让妻子有性趣，他在妻子面前与丫鬟翠云大战，要动赛儿的心，仍无结果，便想起柳非烟来，想娶她回家，与夫人同床而睡，便可以化了贞性。故有了第二次与柳非烟的交合。结果公子大叫“快哉乐杀”，元精狂奔如泉涌，走阳而死。

第二，小说还描写了一个喜欢性爱的女子柳非烟。曾有一胡僧嫖过她，教她采阳补阴之术，其玄牝奥窍，可以含吐开合：“其术有三种，一曰锁阳，二曰攫阳，三曰吸阳。锁者，制之以机，如以含桃饵，猴儿来偷，猝然锁住以驯之，令其屈服。攫者，诱之以诀，如以燕脯饵骊龙，因其善嗜之际，而攫取其珠也。吸者，感之以气，如磁之铁，有自然相感之理，唯出一法，则有丹药以助之，锁而不伏者，则用揽攫，而不获者，则用吸。而用吸之法，又必须先锁而后攫，攫而后吸，纵使仙真，亦不能脱其牢笼者。”其一，写与公子的淫情，第一夜先用锁阳之法，第二夜用攫阳之法，至第三夜则用吸阳，公子竟死在牡丹花下。其二，第十二回柳非烟舍身赚鹿怪，写她为了立功，动用性交能力，假作娇声，软迷道者，套取了秘密制服了妖怪。其三，第七十回“逞神通连黛统妖兵，卖风流柳烟服伪主”写卖风流柳非烟服伪侍主，显出伎俩，刘通大酣趣味，即册封柳非烟为天开小文后。

第三，小说还写了伪主刘通的荒淫：“古来史传上载的嫪毐以阳具关车而行，薛敖曹挂斗粟而不垂，较之刘通可以为弟兄。而连黛之阴器，又可与秦襄后、唐武后为姊妹。自古及今，此三阳三阴者，真可足鼎立称雄，无敌天下。”

也有女子被强暴致命的恶淫的情节。

小说表现的性欲思想很简单，并没有和一些宗教观念结合起来，显示了艳情描写在小说中调节气氛的作用。作者通过一男林公子、一女柳非烟的描写，和唐赛儿对待性爱的态度作了鲜明的对比，像是在表达什么思想观念或者宗教内涵。但是，作者的用意似乎不在这里，就是让林公子走阳，来完成唐赛儿的出家；让柳非烟用女色，来帮她克敌制胜。别无他意。另外，小说描写艳情，多加上一些分析，跳出艳情。如写柳非烟服伪主一段：“要知道善饮酒的，一戒十余年，忽而遇着了泰和烧，凭你大量，不几杯，也就十分酩酊。非烟自从修道以来，淫火已熄，少时这些风流解数，久矣生疏。而且刘通是员猛将，按着兵法，以前矛之锐，直捣中心。继以后劲，不怕你不披靡狼藉。虽然，究竟娘子军，三战三北，少不得显出伎俩，一朝而大捷的。这也是柔能克刚，水能制火，自然之理。”

同时，借助词来进行艺术描写。如写林公子与妓女非烟：“凤蜡荧荧吐绛焰，瑞脑凝香篆。金楼枕纤腰，搅乱佳人，髻散钗抛燕。春风脉脉春波艳，飘渺香魂颤。菡萏倒垂心，浓露全倾，细把灵犀玩。”与丫环翠云：“轻解绡裙，小怜玉体横陈夜。脸晕潮红，不禁双鬟卸。活现春宫，颠倒谁能画。娇羞怕，香魂欲化，滚滚情波泻。”

二、《绿野仙踪》的艳情描写

小说题“百川李先生著”。李百川(1720—1771)，江南人，生平不详。《绿野仙踪》存世的有抄本与刻本两种。抄本为大型本，计有100回，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及美国印地安那图书馆。刻本80回，有道光十年(1830)刊本、艺林山房刊本、武昌聚英堂本及光绪年间上海书局石印本。

小说为伦理说教，属于神魔小说，但反映了很多世情世态，书中不少人物形象，特别是一些下层人物，描写得很生动感人。

小说能将艳情故事和艳情描写融入到小说的主题里去，明确地表现了作者的一些宗教观念，即证明情是不可靠的，没有男女之间的真情，色即是空。告诫人们，红尘如梦，应该迷途知返，悟道修行。

小说用了大量的篇幅叙述一个艳情故事，并且有详细的性爱描写内容。三十六至六十回写温如玉事，但实际上就是一部艳情小说。写金钟儿的出场：“四人正在说笑中间，觉得一阵异香吹入鼻孔中来。少刻，见屏风后又出来个妇人，年纪不过二十岁上下，身穿红青亮纱氅儿，内衬着鱼白纱大衫；血牙色纱裙子，镶着青纱边儿；头上挽着个盘蛇发卷，中间贯着条白玉石簪儿；鬓边插着一朵鲜红大石榴花；周周正正极小的一双脚，穿着宝蓝菊压海棠花鞋；长挑身材；瓜子粉白面皮，脸上有几个碎麻子儿；骨格儿甚是俊俏；眉梢眼底，大有风情。看来是个极聪明的人。”温如玉便卖房充浪子。这金钟儿，是个最有性气、可恶至极的婊子。第一爱人才俊俏，第二才爱银钱。她要拴住如玉，和火炭一般逐日讲论你娶我嫁，盟山誓海。温如玉看见这种情意，越发热得天昏地暗。当中也有摩擦，就是金钟儿有时候陪客人，如玉就生气，可是，当她把舌头塞到他嘴里，说“你别要心上胡思乱想的，我爹妈开着这个门儿，指着我们吃饭穿衣，我也是无可如何。像这等憨手儿，不弄他的几个钱，又弄谁的？今弄他的几个钱儿，就省下你的几个儿了。你在风月行，还是一年半载的人，什么骨窍儿你不知道”的时候，又堕入温柔乡了。至于温如玉与金钟儿二人淫情描写，活脱脱就是一个西门庆与潘金莲的翻版，甚至连金钟儿情急之时的叫声“我的亲达达”都一样。

小说第七十九回到八十七回还写了周琏与齐惠娘偷情一段，也是才子佳人情节模式的重现。先写蕙娘偷窥周琏，周琏见其肩若削成，腰若约素，罗袜生尘，凌波微步，神不守舍：“我从今后，活不成了!”并决心把她弄到手：“我父母止生我一个，家中现有几十万资财，我便舍上十万两银子，也不愁这女儿不到我手!”接下去便是“买书房义儿认义母，谢礼物干妹拜干哥”，写蕙娘心情：“妇人家生身人世，得与这样个男子同睡一夜，死了也甘心!”周琏见蕙娘上下通是布衣裙，便大不快活道：“岂有那样丽如花、白如玉的人儿，日夜用粗布包裹？可惜将极细极嫩的皮肤，都被粗布磨坏？”涌起了深情爱意。蕙娘穿戴了周琏送的衣服、首饰，更是粉妆玉琢。接下来便是“跳墙头男女欣欢会”：

见一妇人走入来，乌云乱挽，穿着一件蓝布大棉袄，下身穿着一条红布裤儿，走到毛坑前，面朝南，将裤儿一退，便蹲了下去。周琏看得清清白白，是蕙娘。不由的心上窄了两下。先将身子往墙上一探，咳嗽了一声。蕙娘急抬头一看，见墙上有人，吃一大惊。正要叫喊，看了看，是周琏，心上惊喜相半，急忙提起裤儿站起来，将裤儿拽上。只见周琏已跳在炭上面，一步步走了下来。到蕙娘面前，先是深深一揖，用两手将蕙娘抱住。说道：“我的好亲妹妹，今日才等着你了!”蕙娘满面通红，说道：“这是甚么地方？”话未完，早被周琏扳过粉项来，便亲了两个嘴，把舌头狠命的填入蕙娘口中乱搅。蕙娘用双手一推，道：“还不快放手!着我爹妈看见，还了得!”周琏道：“此时便千刀万剐，我也顾不得。”说着，把蕙娘放倒在地，两手将裤儿乱拉。蕙娘道：“你就要如此，你也将门拴儿扣上着。”周琏如飞的起去，把门拴儿扣上，将蕙娘裤儿从后拉开，把两腿一分。蕙娘含着羞，忍着疼，只得让周琏欺弄，濡研了十数下。蕙娘疼痛的了不得，用两手推着周琏道：“我不做这事了，饶我去罢。”周琏也不言语，先将自己的舌尖送入蕙娘口中，随即缩回。蕙娘也将舌尖送入，让他吮咂。蕙娘初经云雨，觉得里面如火烧着的一般，甚是难忍难受。只因心上极爱周琏，便由他行凶。将两腿夹的死紧，口中乱说“罢了，罢了”!堪堪的日色出来，蕙娘道：“使不得了。”周琏道：“你只将两腿放开些，我立刻完事。”猛听得门儿外有人说话，周琏也顾不得蕙娘痛苦，连连的大肆抽提。少刻，周琏春透心胸，将蕙娘舌根狠命的吸在口中乱咂，把一只金莲用力握的死紧。自和妇人们有此事至今，总不如此次极美，皆因他心上爱到无以复加。事完之后，便软瘫在蕙娘肚上。蕙娘见周琏双眼紧闭，扒在他身上，微风不动，把个脖项也歪在一边。做女儿的从没经见过，只当周琏死了。心上害怕起来，连连的用手推摇了十几下。只见周琏将头抬起，微笑了笑，吃了蕙娘的一个嘴。见蕙娘袄底襟上早弄下两三处新红。忙将蕙娘扶起，还欲说话，蕙娘道：“你不看是甚么时候，有话再说罢。你快快的过去。”周琏又搂住粉项，连连的吃了几个嘴，道：“我今日才完了心愿了。你若是可怜我这一片赤心，明日务必早些来。我五更天就在此等你。”蕙娘点了点头儿，一边系裤子，一边站起来，着周琏扒过墙去，然后才将门拴儿取开。开门一看，见院中无人。回头看来，见周琏在墙那边，还露着半截身子，在上面看视。蕙娘朝着他笑了笑，才走出门儿去。这一笑，又把周琏心上笑的发麻痒起来，恨不得又跟随了过去。

这种深情蜜意，超越了中国古代任何一部小说的描写，可谓透骨彻髓。可见作者的用意良苦。

至于翠黛与色空羽士，则是冷于冰的幻想，纯粹斗法，如同《昭阳趣史》里的燕精与狐精斗采阴采阳法力一样，全是道教的畸形变种。从这一大段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性爱描写得出神入化，确实高人一筹。

小说在描写艳情故事过程中，还保留了一些俚曲。如金钟儿唱的《林梢月(丝弦调)》：“初相会，可意郎，也是奴三生幸大。你本是折桂客，误入章台，喜的奴竟夜无眠，真心儿敬爱。你须要体恤奴怀。若看做残花败柳，岂不辜负了奴也。天呀，你教奴一片血诚，又将谁人堪待？”《天下乐》：“你把全副精神伴着他。学生待怎么，他是跌破的葫芦嚼碎的瓜。谎的你到口苏，引的你过眼花。须提防早晚别你，把征鞍跨。”温如玉唱的《混江龙》：“俺言非夸大，却九流三教尽通达。论韬略孙吴无分，说风骚屈宋有华。人笑俺挥金掷玉贫堪骂，谁怜我被骗逢劫命不佳。俺也曾赴棘闱，含英咀华；俺也曾入赌局，牌斗骰挝；俺也曾学赵胜，门迎多士；俺也曾仿范公，麦赠贫家；俺也曾伴酸丁，笔挥诗赋；俺也曾携少妓，指拨筝琶；俺也曾骑番马，飞鹰走狗；俺也曾醉燕氏，击筑弹铗；俺也曾效梨园，涂朱傅粉；俺也曾包娼妇，赠锦投纱；俺也曾搂处子，穴间窃玉；俺也曾戏歌童，庭后摘花；俺也曾弃金帛，交欢仕宦；俺也曾陈水陆，味尽精华。为什么牡丹花，卖不上山桃价？龟窝里遭逢淫妇，酒席上欺负穷爷。”

三、《野叟曝言》的艳情描写

《野叟曝言》20卷，154回。大概为乾隆晚期的作品，作者夏敬渠(1705-1787)，博通经史，旁及诸子百家、礼乐兵刑、天文算数之学，为饱学之士；但是一生屡困科场，直至白头还是个秀才，于是便把自己的理想写进了《野叟曝言》，塑造了文素臣这个理想人物。文素臣文武双全，品学兼优，是极度有血性的真儒，不识炎凉的名士；他不但斩妖除邪、天下无敌，还与众多妻妾经历了离合悲欢的传奇故事。小说围绕文素臣的发迹展开情节，熔古今中外、天文地理、医卜星象、帝王将相为一炉，历史小说、精魔小说、艳情小说、侠义小说为一体，可谓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封建社会百科全书。故小说有天下“第一奇书”之称。其中艳情性质的东西很多，但是，与艳情小说的创作主旨和审美情趣不同。(图56)

第一，小说使用了艳情小说艳遇式的情节模式，但是，在创作思想上却是反才子佳人倾向。一是不淫，二是解救与施舍。作者塑造的是全知全能的素臣，是世界的拯救者，自然不是一般的人、一般的男人，所以，在女子的诱惑面前，也能控制性欲，在女子的肚皮上画三角，大谈勾股定理，或者对女子身体百般地抚弄，却不动情。有时候甚至表现得让人难以忍受——素娥服了淫药去就素臣，春兴横生，卸却衣服，抱住素臣，乞求救命。素臣也情不自禁，但却只将腿放在素娥股中磨擦，弄得素娥兴发如狂，泪流满面。这里，才子的浪漫与淫情化为救世主的理智和文功武略的理想化。纵欲享乐的思想和克己复礼、守心持正、奋力进取的精神，泾渭分明。

图56　《野叟曝言》插图

第二，小说用荒唐的行为抵消艳情的诱惑。如，男主人公用流氓手段扯脱女孩子的纱衫在抵死反抗中来给女孩子治病；让全村的妇女脱光了衣服，在胸上画符题字保护她们不受五通淫神的迫害；皇宫闹妖怪，他就在宫妃们的乳房上写上“文白”两个字来镇邪。

第三，小说将采战之战写得惊心动魄，空前绝后。其一，李又全惑于韦半仙之言，教之食精，特派心腹家人设店临歧，遍置尿桶，紧对门楼，以观男子物事大小。其方法是先让他的宫姬们与大阴的男子交合，若不交合，兴不能发，周身阳精不能总聚到一处来，所吸有限，就没甚补益。素臣就被又全当作精药吞食过。其中情景，写得污秽不堪。而回后评论却视此偏高：“设局骗人，食精采战，微特天壤不容是人，即十六姨娘与歌姬、丫鬟一辈人物，要他聚在一处做一日把戏，也觉无此情理。作者特地拈此数回，淫亵极矣!然十六姨中偏有一贞烈之三姨，与九姨同为又全心上人之随氏为素臣感化，则辟邪崇正本旨自在言外，不比金瓶等书专描淫亵，不愧第一奇书之目。”“写春红、凤姨之淫，正以表璇姑之烈；写松庵地窖中嬉戏，正以见石氏之贞。”其二，借要引得素臣兴动的机会，又全宫姬们讲了许多的荤笑话和唱了很多的艳曲，作为酒令，保留了清代民间荤口歌谣。其三，女子们献艺，讨得素臣欢心，好给又全培养好精药。整个第六十九回“男道学遍看花蕊，女状元独占鳌头”和第七十回“白昼压妖狐忽呈玉面，深宵论活宝尽洗尘心”写得极其糜烂淫荡，连回后评论都说“此回淫亵极矣”，“淫人取乐有两男奸一女、数女戏一男者，丑态尽露已不可掩。此书而有此回，奇想奇文”。但仍然说，这是作者的良苦用心：“别家小说专弄淫秽笔墨，使人读之心花怒放，诱少年子弟堕入畜生道中，不知造下几许罪孽。此书开卷揭出崇正辟邪之旨。”作者如此花样翻新，把交媾变作把戏，专在牝户上设色，让肚踢毽，怒出花心，可见艳情小说融入到神魔小说去之后，是怎样的邪淫与荒唐。

另外，小说蔑视女性的地位，女性的地位荡然无存，表现了作者的女性观念和时代的女性意识。以又全为代表的男性社会，对女性的性压迫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女人们在他眼里就是泡药的酒水，如果完不成任务，就加以斥责和处罚：把四姨鞭二十，一个月不许值宿；二姨鞭四十，两个月不许值宿；大姨鞭八十，四个月不许值宿。鞭毕，三人还磕头谢打，女性的地位、尊严丧失殆尽。

第八章 逐渐收敛，走向涅槃——清代后期艳情小说衰落时期

嘉庆中后期到光绪年间(约1821—1900)属于艳情小说的衰败期，出现了新的分化现象。

分化的直接原因，就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中国的经济结构无法由自然经济向资本主义演进，中国开始由封建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基础上，又增加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从鸦片战争开始，到1857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4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中日战争，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清朝节节败退，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另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也在艰难地探寻中国的出路，“更法”、“改制”、“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直到“变法”、“维新”，并引进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揭露批判封建主义的精神和哲学思想。这些社会动荡和文化思潮，都给小说以巨大的影响。如《镜花缘》就表现了乌托邦式的理想，特别是表现了尊重妇女地位的民主思想。演义小说、侠义小说、谴责小说、公案小说、狭邪小说大盛。如《万花楼》、《五虎平西前传》、《五虎平南后传》、《绿牡丹》、《粉妆楼》、《施案奇闻》、《三侠五义》、《七侠五义》、《小五义》、《彭公案》、《永庆升平》、《雷峰塔奇传》、《希互梦》、《飞跎全传》、《燕山外史》、《夜雨秋灯录》、《淞滨漫录》、《淞滨琐话》、《青楼梦》、《海上花列传》、《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等。

在这种情况下，艳情小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进入了衰退期。除了个别篇目之外，艳情小说的思想观念没有和时代结合起来，没有思想的、代表不了下层民众愿望、思想的和知识分子价值、观念的小说体式，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一部分继续与其他小说融合；一部分艳情小说向狭邪方向转化。狭邪小说由写所有女人专写妓女，由满足性心理专写男子玩弄女性。它偏离了大众文化土壤，变态的嫖妓、戏子之情，不是大众所关心的。

第一节 艳情小说的衰退

一、融入时代大潮的《蜃楼志》

中国由封建社会转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着的是一场时间长、任务重、情况复杂的社会大变革。文学渐渐关注社会变革和变化，对文化反思、民族精神反思，社会小说、政治小说成为热点；艳情小说有的增加了许多社会内容，融入时代大潮，反映时代新的思想、观念与生活特色，时代特色鲜明。《蜃楼志》虽然按照艳遇的写法，但是主要反映的是广东洋行商人和海关官吏的生活，这是以前的白话小说没有接触过的题材。

《蜃楼志》24回，题庾岭劳人说、愚山老人编，插图16幅。有嘉庆十二年丁卯(1807)原刊本，现藏日本广岛大学中文研究室，由王孝廉提供；另一本则为上海通记书局印行的石印本绘图蜃楼志，有插图16幅，由胡万川提供。戴不凡《小说见闻录》对其评价颇高：“自乾隆后期历嘉、道、咸、同以至光绪中叶这一百多年间，的确没有一部小说能超越它。”郑振铎《蜃楼志》附录里称，它开创了后来谴责小说的先河。

《蜃楼志》故事情节仿照《红楼梦》，主要是铺陈男主人公淫荡的经历，写苏吉士与多名女子淫乱事。只不过男主人公不再是才子钟情的形象，而是顽劣酒色之徒。虽然主要内容是反映世情的，但是它的艳情小说的性质没有改变。

小说塑造了一个不好好读书、偷情纵欲、不把礼教放在眼里的新的男性形象。这个男性形象就诞生在中国最早开放的海岸广东地区，代表着一定的时代精神和地域文化特征，就像罗浮居士的《序》中所说的：“不过本地风光，绝非空中楼阁也。”这个形象，已经接近于晚清狭邪小说中的青楼狎士。作者欣赏他的，就是“嗜酒而不乱，好色而不淫，多财而不聚”。

小说描写到了艳情小说该有的内容，有很多艳情小说没有过的内容，这里也写到了，可谓是艳情描写自《金瓶梅》、《姑妄言》以来的又一次集大成者，也算是给艳情小说画了一个寿终正寝的句号。

其一，小说以铺叙艳情经历为主线。吉士不用心读书，勾搭未婚妻的姐姐素馨，后素馨与乌代云偷情，疏远吉士。吉士又勾引了乌代云之妹小乔，可是小乔却被海关关差赫广大看中娶去。这个艳遇结束了。然后又开始了与小霞的艳遇故事。中间得到和尚的金丹，与小霞淫乐，又插入与蕙若的完婚。再娶到小乔、小霞、巫云，生下儿子。然后又包养了茹氏、冶容等女人，三人一床，轮流酣斗，一起纵欲无度。后来，淫过的女子多归于其门下。如果把各个部分抽出来稍加整理，就是多部相当不错的艳情小说。

其二，具体内容无所不有：写龙阳，老赫淫任鼎；写女子性器官，如蕙若的“嫩乳菽发，娇蕊葩含，细腻温柔”，“火齐外吐，珠光内莹”；写到乱伦之事，如必元的儿子与其父妾偷情；写到女人媚术，必元娇妾阿钱年方十六，色艺过人，晓得许多闺房媚术；写到了粗暴性交，老赫趁着酒兴将小乔不管死活，弄得一片狼藉；写到了金丹，和尚于囊中取出丸药三枚给笑官，说服之不但为闺房良将，并可却病驻颜，小霞试之，较前加倍，已成伟男；写到了和尚传授房中术、种子术、淫乱官员后宅；写到了缩阳之术，摩刺平时吸入阳物，与女子交媾则突出，谓之“纳龙妙法”；写到了连床大会、阴阳大战；写到了寺庙和尚淫窟奸淫妇女，智行、智能见了冶容魄荡魂飞，引诱前来看活佛，强行奸污，主持空花又一次摧残；写到了饮酒时的淫秽笑话和荤酒令，什么“可惜我那阴户死了，若还在此，我家的阴户比你家的盘篮还要大些呢”之类；写到了捉奸要挟以得钱财；写到了口交；写到了女人的性饥渴，妃嫔一多，自然出墙，老赫拥有多女，品娃等四人便与强人淫僧奸淫并私奔。

一般艳情小说没有的，这里也有了。如写到了孕妇做爱；写到了性虐待；写到了使用淫床奸淫幼女，致人毙命。

其三，一些艳词俚曲，很有风韵。如写到笑官与素馨第一次交合时：“轩幽人悄月正斜，俏多才，把奴浑爱煞。双蓓蕾吐芽，豆蔻含葩，怎禁他浪蝶狂蜂，紧啃着花心下。奴又恋他，奴又恨他。告哥哥，地久天长，今宵将就些儿罢”；妓女唱的小曲：“两个冤家，一般儿风流潇洒，奴爱着你，又恋着他。想昨宵幽期，暗订在西轩下，一个偷情，一个巡查。查着了，奴实难回话。吃一杯品字茶，嬲字生花，介字抽斜，两冤家依奴和了罢!”并且模仿《红楼梦》，出一句“女儿怕、女儿喜”的酒令：“女儿怕，金莲忽坠秋千架，女儿喜，菱花晨对看梳洗；女儿怕，两行花烛妆初卸；女儿喜，绣倦停针看燕子；女儿怕，女伴更阑谈鬼怪；女儿喜，妆台侧畔翻经史；女儿怕，肚里私胎栲栳大，女儿喜，嫁个丈夫好像你。”

其四，小说描写素馨的性萌动到偷情到选择非人遭受虐待，非常细腻真实，对研究女性性爱心理很有借鉴意义。素馨因此也成了艳情小说中引人注目的人物形象之一。她的性心理是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一步步展示的：和笑官两人调笑，被丫鬟送茶打破；笑官再三的央告，先要亲一亲，素馨真个由他噙着樱桃，试其鸣咂，又伸手去胸前细细的抚摩了一会儿；笑官将这些淫词艳曲来打动她，不但《西厢记》一部，还有《娇红传》、《灯月缘》、《趣史》、《快史》等类。素馨视为至宝，无人处独自观玩，因偷看《酬简》，提起崔、张会合一段私情，又灯下看了一本《灯月缘》真连城到处奇逢故事，看得心摇神荡，春上眉梢，做起了春梦。被笑官一手紧紧搂住，魄荡魂飞，已入情乡，却被小丫头来请吃饭打断。二人终于有机会得手了，笑官不由分说，一把拖到坞中，双手抱住，推倒在榻。素馨道：“使不得的。”笑官也不做声，扯下她的裙裤，自己也连忙扯下了，可又担心丫鬟来，遂罢。直到月下相约，笑官带好被子，好好地褪下小衣，她玉软香温，娇羞百态，蹙着双眉，颤笃笃承受，才了了心事。作者很清晰地表现了一个青年女子由性萌动到被调戏直到偷情的心态，可以说是正常的性心理。可是，在以后的心理发展中，她却进入了一条把持不住自己的性欲、被性欲牵着鼻子走的邪路上去了。在后来的一系列描写中，一是她怕妹妹知道，竟然提议要笑官奸淫自己的妹妹；二是温素馨自与笑官连夜欢娱，芳情既畅，欲火难禁，自从先生到来，不见笑官的影子，晚上难眠，挑灯静坐，辗转无聊，只得拿《浓情快史》从头细看，见六郎与媚娘初会情形，又见太后乍幸敖曹的故事，就想敖曹一样之物；三是这时遇到了笑官同学乌代云，强迫性爱，她竟然半推半就，觉得津津有味，比笑官大不相同；四是把性欲的满足当作自己选择爱人的条件，竟然以为乌代云面貌虽不如苏郎，若嫁了他，倒是一生适意，遂决定嫁他。以致导致了自己受虐待的悲惨命运。性欲，葬送了她的一生。

二、缺乏创新的艳情小说

这个时期的纯粹艳情小说，多数作品庸俗，没有生气。较有代表性的和出色的，是道光年间的《空空幻》，显示了纯粹游戏之作的特点。其他的则多模仿、抄袭、拼凑。

1.《空空幻》

共16回。存世有本衙藏板本，辽宁省图书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资料室有藏。扉页有一横行“新镌鹦鹉赋”题于上方，下有三栏文字，右上栏刻“李卓吾刻”，中行题“醒世奇言”，左偏下行镌“本衙藏板”，书先有序言，序尾题“梧岗主人”识。故又叫“鹦鹉唤”。“李卓吾刻”显然伪托。人们根据清道光年间的《梅兰佳话》的文字风格与本书相仿，人物的命名也多以草木，推断为这个时期的作品。

借梦中遭遇而警醒世人，叫人梦中醒来才领悟人生的真谛。这也是一种现身说法。

其一，它使用的是十美的才子佳人模式——《空空幻》按照入梦、梦中艳遇十美、最后梦醒的故事模式写。利用进入梦境的手法写僧人给了花春一只鹦鹉，观赏久之，倦而入梦。在梦里，先后与十位女子的艳遇与苟合。第一回总写十美梦，以下每回写与一个女子的梦。第二回与日葵小姐月下连诗开始，拜月盟誓，相约百年，然后花春想立即一夕之欢，而女婉拒，婢女情愿先通，然后小姐相通，作爱也连诗。第三回写与戏子紫荆，也是先以诗词相调，然后做爱后诗词相和。第四回与素馨。第五回与群尼。最后写阴判，以醒梦。

其二，是为了让丑陋的人安于现状，不要再想入非非。主人公花春十分丑陋而又淫欲浓烈，梦中让他遇到道士给改换了容颜，成了大靓哥，才有吸引力吸引了这么多的女子，可是，后来这些女子都因为种种原因烟消云散，自己还为了淫欲而杀死了妻子，后事败被杀，魂归地狱。那些女子的灵魂在地狱里纷纷责怪花春的喜新厌旧，逼他投身女胎，回阳间堕落为妓女，受尽凌辱。这就是一个漂亮男子的所作所为。鹦鹉一唤，梦中惊醒，花春淫欲顿消，安于丑陋，最后荣登仕途。它告诉人们，丑人有福。这也是李渔等写烂的主题。

其三，作者的爱情观，就是不能喜新厌旧，更不能为了纵欲而害死妻妾。所以他刻画了花春这一个负心汉的形象。可见，它没有提出有价值的时代观念。在具体情节描写上，也是丫鬟帮助通情，会试途中与店主女私合，宿恶霸家与其抢来的女子交媾，逃难途中也是进入尼庵与众尼淫乱，甚至被强人劫持而与其妹成亲，最后又通过考诗才而与小姐成亲，凑成十美。当然，作者为了表现主题，也是为了创新，让男主人公再次回访所交合的女子时，她们已经或死或嫁人了，有的成了淫乱失节女子。

2.《欢喜缘》

《欢喜缘》，12回，不题撰人，《思无邪汇宝》言此书全称为《第一奇书欢喜缘》，此本原为吴晓铃所有，无刊本行世，为手钞孤本，且可能为原稿本。从书中出现“钟头”看，应是晚清作品。

《欢喜缘》题记云：“寄侬读书之暇，好为无稽之谈，而花月因缘，风流韵事，尤多属意。无如有情者难成眷属，佳丽者难聚一堂。奇想所幻，遂成是篇。纵笔直书，只图酣畅，间涉淫亵，所不计焉。世之旷达君子，自能谅之。冬烘腐儒，庸免唾弃乎哉。”不用托词什么报应，可见晚清时期作者的坦诚，也见确实是宣淫之作，已经没有什么思想和观念了。全书关注的，就是淫乱，以四个人的淫行为线索组织文章，一是可儿，先妓院，后和尚，再后按察小妾，偷马夫被赶到破庙与乞儿奸淫，后来被杭州贵公子到苏州选美买下；二是崔隆，娇妻、美妾、丫鬟、娈童、亲妹妹，轮番淫乐或者长枕大被同床合欢；三是强盗刘钊、苏斌，抢女淫乐，攻城奸淫；四是陈将军，平定贼乱，得到众美人淫乐。作者就是杂凑了一些艳情小说情节，将有情者成眷属，将佳丽者聚一堂，将性与一切的关系脱离开来，性与人物命运、性与社会道德、性与人性，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甚至功名也可以在床笫间求得。

3.《碧玉楼》

《碧玉楼》，6卷18回，署竹溪修正山人编次，台北台湾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1955年版《思无邪汇宝》用的是存积善堂刊本，原为马廉旧藏，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积善堂为清末书坊。又，本书不见于道光十七年(1839)苏部设局收毁淫书目，也未见于《清末民初小说目录》。

小说叙富豪王百顺，风流超逸，妻碧莲嫌其阳物细小，百顺友吴能教他去北京求医。吴能便与碧莲通。吴能仇人胡山知其私通碧莲事，乃于捉奸时将他杀害。碧莲后改邪归正。百顺后来成功，回程中梦与美女交合。返家后，百顺与少妇玉楼通。后遇梦中美女，又与之成亲。美女实为狐精，有难，求百顺救之，百顺许诺，但却食言。狐女因而致死，其魂魄幻化为玉楼，引百顺至黄德家，黄德把他杀了，逃至广东，碧莲后来成为黄德妾。据与此情节几乎一样的《欢喜浪史》序与《换夫妻》、《风流和尚》前的小序相同这一点来看，大概著于清中叶。

小说拼凑、模仿痕迹明显。一是富豪王百顺为了满足妻子对阳物的需求，按照吴能的指教，到京城遇到一老者，使他变成了巨阳，并赠给他异药。情节完全和《肉蒲团》相同。二是夹杂了狐报情节。有狐狸精迷住王百顺，请求他庇护，结果王百顺反而借雷击除掉了狐狸精云英。后来狐狸魂魄设计让玉楼的丈夫黄德杀死了百顺。这些情节又与《聊斋志异》相似。三是报应主题。吴能淫王百顺妻，自己的女儿被王百顺淫；王百顺淫黄德妻，自己的妻子后来给黄德做了老婆。这些巧合与情节、结局、主题，则与《肉蒲团》的内容相似。

《欢喜浪史》是它的改写版。只是将人名改动了一下。王百顺成了曹百昌，碧莲成了媚娘，吴能成了平常，玉楼成了秀娘。但有的情节稍有不同。

《春情野史》也有和前面两书相似的地方。开始也是点子汉满足不了妻子巧云娘的性欲，借口外出贩卖珍珠，将妻子托付给自己的龙阳洞房生。洞房生遂与巧云娘淫乱。只是后来的情节融入了一些仇家错杀等情节。

4.《百花野史》

又名《百花魁》，4卷12回，署一笑主人编，《思无邪汇宝》用的是初醒斋藏板，此书现有孤刻本，藏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故事绝大部分采自《欢喜冤家》，并且改动最少，连人名都没更动。书叙僧人了然，迷恋妓女李秀英，命徒弟梵空约秀英，而陈龙也私约秀英。后秀英遭杀害，官府以为系陈龙所为，逮之入狱。张专吉出巡，再审此案。张氏令妓云奴扮秀英，夜捉了然。了然招认，后被处死，而陈龙遂判无罪获释。又府主白公辞职回乡，有六美妾。夫人劝其以养侄白云为继子，聘侯山为师。一日，白公往游西湖，侯山见第六妾新姨，作联请白公送之，新姨拒收。白公第三妾楚楚闻知，后与侯山私通，又赠新姨鞋子及房中之物。侯山之友史江盗新姨之鞋，又闻知侯山偷情之事，寄鞋与白公。后楚楚病死，侯山被解聘病死。二人死后均投胎为猫狗。

5.《换夫妻》

又名《颠倒姻缘》、《谐佳丽》，4卷12回，署回云游道人编，《思无邪汇宝》说此书冰雪轩藏板，云游道人生平无考，此本为现存孤刊本，齐如山原藏，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此书故事取自《欢喜冤家》一回半。叙吴胜于战场中收得阵亡者财物，途经江西新城县，为陈小二所杀。15年后，一日，小二醉后痛骂陈三元，提及15年前吴胜被杀事，三元告至县府，小二遂被判死刑。原来三元是吴胜转世。吴胜生前的未婚妻张氏在吴胜死后，一直守节。后陈三元访得张氏，二人遂完婚。

6.《两肉缘》

《两肉缘》，4卷12回，不题撰人，《思无邪汇宝》言此书现存写刻孤本，为齐如山原藏。书末有齐氏跋，谓“各禁书目亦皆未载”，此书现藏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缺15及39页下半页。故事采自《欢喜冤家》第十二回首段、第十五回及第五回。叙冯德为人悭吝，后娶柳春之妹玉兰，夫妻和顺。佳节间二人外出，柳春趁机与丫环兰香私通，并偷出家中细软逃离。北直隶监生卞鸿巧遇玉兰，甚是爱慕。其家人吴才在冯德、玉兰回家后趁夜间强抢玉兰下船。卞鸿逼之跟他成亲，时玉兰已怀身孕，无可奈何，只得从之。冯德四处寻找玉兰，不果。卞鸿携带玉兰抵家成亲，二人婚后颇相得。卞鸿的元配瑞娘非常愤恨，遂与家中小使宝玉通。玉兰生子三元，卞鸿通其侍婢、吴才妻全香。6年后，三元入学，玉兰找张铁嘴算命，方知张铁嘴曾为冯德算命，知其潦倒，托张铁嘴带信通报。柳春与兰香在杭州坐吃山空，兰香终以卖淫为生。卞鸿与全香的奸情被吴才发现，吴才杀卞鸿然后自尽。冯德前来祭卞鸿，与玉兰恢复夫妻关系，再娶瑞娘、全香。

7.《巧缘艳史》

《巧缘艳史》，4卷12回，署江海主人编，醒醉轩刊本。故事采自《欢喜冤家》之第四回、第十一回及第十五回之前半。据《思无邪汇宝》言，此书现只见排印本，不着撰人，亦不署出版者及日期。《艳婚野史》书末标明“上接《巧缘浪史》”，可知所接者实为此书，既称《巧缘艳史》，又称《巧缘浪史》，或为一书两名，或为排印者改易，也可能为刊刻之误。

三、改编说唱的《桃花庵》

《桃花庵》又名《桃花庵鼓词》，2卷24回，不题撰人，此本首叶有“民国9年”(1920)，“绘图桃花庵”字。次叶有“新编桃花庵目录”，分上下两卷，共24回。此书有光绪己亥年(1899)刊本，可能是原刊本。为鼓词改编。

写张才年方16岁，娶妻窦氏，守制三年，孝服已满，日日家中诵读诗书。时值三月，闻听虎丘山迎春大会，在会上遇见桃花庵中少尼陈妙禅与师父前来观游。两人搭上线，张才随妙禅师徒回桃花庵中，妙禅瞒过师父老道姑，将张才打扮成女尼，要求老道姑收其为徒。尔后两人行影不离，夜日不分地行欢作乐，张才留于庵中三月有余，终病恹缠身，未几去世。妙禅怀孕在身，待产，后生一子，托付媒婆王三思将遗孤送回松竹庵窦氏夫人处抚养。后来就是儿子荣华富贵到庵里认母。

淫秽描写都在前半部分，就是在张才与陈妙禅淫媾的情节里。由于是鼓词，显示了艳情描写的两个明显特征：

第一，庸俗的大众审美趣味。描写人物用的是相面语言，大众耳熟能详：“二目清秀，清秀处两道春山，动波流晖，看人处目中会情，动人心意唇红齿白，红白处两行碎玉，丹珠包藏。言语间辞句清新，清新处可人意怀。天庭饱满，饱满处有福有缘多富贵。地阔方圆，方圆处有子有孙裕后昆。”二人的对诗调笑，也充满了民间荤话的情趣。公子捏着尼姑的外阴：“玉山古洞半空悬，日望僧人至门前；有时请得小僧至，碧色流来向里钻。”尼姑也捏着公子唱和：“小小风僧目倒悬，双携木鱼到房前；一朝得入僧舍里，出来进去钻又钻。”公子还连声叫和得好。作者还叫耳聋眼花的老尼姑在二人之间，特别是性爱活动中的插科打诨，更是充满了市井趣味：

话说妙姑正到了羞处，老道姑手端斋饭，进了禅房，叫道：“徒儿用斋罢!”妙姑闻言，即忙直起身来，还是坐在公子玉股身上。老道问道：“徒儿，这又是学得个什么故事？”妙姑说：“这叫菩萨坐莲台。”老道姑说：“我见那塑的菩萨，端坐莲台以下，端端正正的坐，你怎么坐在这里，如同发昏的一样。”妙姑答道：“那又是一个故事。”老道问道：“那又是什么故事？”妙姑道：“那叫神女巫山梦。”老道闻言一神女巫山梦：“徒儿，我也学学罢!”妙姑说：“你有了年纪学不得了。你快去用斋罢!”老道闻言，一行向外走着说道：“这人老了，就无用了，连个巫山梦也不能做了。”

第二，通俗的语言效果。一是口语化。如叙述语言的口语化：“那春思一动，经也不念，香也不烧，逐日里茶饭懒用，闷坐无言。”对话的口语化：“我儿身体不是小了，与相公坐在一处，一来曲尊相公；二来外人若是看见，惹得那年小的，放些闲屁。”再如老道姑说：“徒儿坐的虽是受用，但恐不大长久。”妙禅笑道：“坐一时，是一时的。”二是渲染氛围的语言。如：“徒儿，今日有虎丘山迎春大会，高扎彩楼，歌舞演戏，四面看戏的，车马如云而集。那公子王孙，士庶男女，装模作样，穿红的挂绿的，或十个一群，或八个一群，前者呼，后者应，来往不绝，皆来游会。还有那些买卖客商，各样的杂行，招聚一处，还有许多的说笑场的、耍把戏的、唱小曲的，还有许多的西洋景、中原景、山景、水景，又打上三月三春日的佳景，徒儿何不穿起来，前去观一观景，乐一乐花景，看一看人景，消一消胃中闷景，心中就会是一番光景。”三是说唱并用。唱的内容重复说的关键情节，加深印象，也增加了趣味：“张公子伸手来把柳腰揽，妙禅女杏眼迷缝心里昏，不由得粉颈一转回过那，张公子口吐丁香将嘴来。其先是玉股双排并肩坐，次后来连衣倒挂公子身，张公子双抱柳腰背行揽，妙禅女玉股双压不觉沉。他二人同偎同靠滋味美，可就是阳物不曾入花心。妙禅女玉露下坠湿了裤，如同是细雨来把小僧侵。这一个低声来把哥哥叫，那一个口对香腮叫美人。”四是不管书中哪个人的语言，都是说书人一个特点、一个语气。如妙禅说道：“师父，咱在此饮一杯茶，歇息歇息何如？”也是老气横秋。五是语言具有动感，声情并茂：“他将那身体全角出来了，将那一双小小金莲，放过去了，一只搁在楼窗以外，将手中的麈尾，插在那脖子以后，一手拿着汗巾，将那绣花底马鞋上的产土，轻轻的扫打了打扫好，又将那瓜子儿放在手，小食指尖尖放在那樱桃口内，朱唇启动，碎玉密排，一行呵着瓜子。一双秋波射定在公子眼内，转上转下，往来送情。”

可以看出，“淫词”确实很淫，只要艳情小说描写到的什么性交姿势、辅助工具、脱阳而死，它都有，并且说唱出来，这该是个怎样的演出效果？对听众应该有个怎样的负面影响？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在民间市井的说唱文学里是如何描述和表达艳情内容的，又具有什么样的特点，与刊刻的文人创作的艳情小说有什么不同；为什么清政府一直在禁止淫词小说。这正是我们看重《桃花庵》的原因。

四、《红楼梦》的艳情续书

这个时期，续《红楼梦》成风。一类接在《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回之后，一类接在《红楼梦》第九十七回之后。它们都是想要改变《红楼梦》的结局，让贾宝玉和林黛玉来一个大团圆。

所谓艳情续书，指在这些续书里，作者把笑笑生的思想拿来写《红楼梦》的故事，情节以《红楼梦》中人物为主，并渲染色情场面，语言淫秽，对两性关系津津乐道，故一经刊出，立遭禁毁。

这些作品主要有《红楼幻梦》、《绮楼重梦》。前者写宝玉与钗、黛之间的相处，多涉及房帏中事，乃至试用春药、谈论妻妾衾枕欢情，沦入艳情淫秽之流，与原作迥不相侔。

《绮楼重梦》48回，不题撰人，据《古本小说集成》言，内封题记“是书原名《红楼续梦》，因坊间有《续红楼梦》及《后红楼梦》二书，故易其帧曰《绮楼重梦》”。卷首有序。据嘉庆四年(1799)写刻本目录，题“西泠兰皋居士戏编”，末回又云“兰皋主人搁笔而笑，不复再续”，可知作者为兰皋居士。据《福建通志》和《无稽澜语》(乾隆五十九年刊)知兰皋主人即王兰疢，杭州人，书殆其60岁时所作。版本有嘉庆四年至十年瑞凝堂、文会堂等刻本等。

书上接《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写宝玉离世后，私探绛珠，同寻警幻仙子，至月老处赤绳系足，宝玉投胎为宝钗子，妻妾成群：宝玉被一僧一道引去，又投生在贾府，为宝钗之子，取名小钰；黛玉则投生为湘云之女，名舜华，并同邢岫烟之女彤霞、宝琴之女碧箫、李纹之女妙香、李绮之女瑞香等相聚一处，姐妹情好。适倭寇侵扰，山东巡按全军覆没，济南被围，边关告急。朝廷乃开场选士，将自幼好武又得天书的小钰选为文、武状元，命其同碧箫、蔼如共同征倭，得胜回朝。后又平定广东乌龙党之乱。奏凯之日，钦赐小钰与五女完婚。

以上可看出其杂凑各种小说体式的特点。其一，既仿《红楼梦》，又仿《金瓶梅》，集二书之大成。描写性爱，审美情趣、性爱内容、笔法都模仿《金瓶梅》。如果说《金瓶梅》中西门庆是一个大淫棍的话，那么小钰就是一个小淫虫。他只是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却家花野草都喜欢，与下三烂敬皮杯，向跑解女子请教房中术，一夜连续和6个女子淫乱。而小说布局、结构、语言则模仿《红楼梦》。情节却又杂糅了艳情、神魔、世情等多种小说体式。其二，把给读书人看的小说情趣与风格，转化为给大众看的情趣和风格。作的最大改动就是：把意淫变成了实淫；把闺阁大家女子变成了世俗市井女子，打情骂俏，倒也热闹。

第二节 走向狭邪与文言余波

一、《品花宝鉴》的狭邪

狭邪小说以《品花宝鉴》的出现为标志。该书刻于咸丰二年(1852)，叙乾隆以来北京优伶。“自谓伶人有邪正，狎客亦有雅俗，并陈妍媸，固犹劝惩之意”。作者是落魄名士陈森。他用缠绵的笔调写优伶与狎客，开了清代狭邪小说的先河，反映着才子佳人小说、艳情小说开始合流，而向狭邪小说转变。狭邪小说主人公不是一夫多妻，而是嫖客和妓女。融入了情与欲、利等世态炎凉。这是这个时期艳情小说的流变特点。

小说描写官绅名士与梨园童伶的丑恶性关系，作者却将他们当作才子佳人的理想爱情来歌颂，假男伶为女色，其颓废猥亵令人惊悚。所以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以《品花宝鉴》为清末“狭邪小说”的始作俑者。但是，这恰恰反映了在时代巨变中有些人的沉沦。一些达官名士、富商与纨绔子弟沉溺于梨园名旦往来中，不乏玩弄、奸污优伶的丑恶行径，而作者却企图通过对“情之正者”与“情之淫者”的对比描写，来划分情之邪正，寓劝惩之意。

小说由于描写邪淫的人玩弄娈童戏子，所以污秽不堪。如关于与娈童性快感的技巧：“瘦宽肥紧麻多粪，白湿黄干黑有油。最妙的是油，其次为水。至于内里收拾，放开呼吸之间，使人骨节酥麻，魂迷魄荡。船之妙处，全在筛簸两样。不会筛簸的，与挛橼无异。若车一轩一蹬，则又好于船之一筛一簸，其妙处在紧凑服贴。”作者对这些低级趣味的描写还振振有词：“此回书何以纯叙些淫亵之事，岂非浪费笔墨么？盖世间实有些等人，会作此等事。又为此书，都说些美人、名士好色不淫。岂知邪正两途，并行不悖。单说那不淫的不说几个极淫的，就非五色成文、八音合律了。故不得已以凿空之想，度混沌之心，大概如斯，想当然耳，阅者幸勿疑焉。”

其后《花月痕》、《青楼梦》、《海上花列传》等，均以妓女为主角，表现和反映当时的妓院生活。《海上花列传》又名《青楼宝鉴》、《海上青楼奇录》、《海上花》，韩邦庆著。最初发表于光绪壬辰(1892)，把清末上海租界畸形社会的多方面活动，如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张春帆的《九尾龟》被鲁迅定为“溢恶”之作，胡适、阿英也把它说成是“嫖界指南”。

二、文言艳情的余波

文言艳情小说承继着《聊斋志异》等前期作品的余波，以《夜雨秋灯录》为代表，但多了劝惩。

《夜雨秋灯录》载230则故事。作者宣鼎(1832—1880？)，字瘦梅，安徽天长县人。他从过军，在山东兖州府、济宁州等当过幕僚以及教书、卖字、售画等事，一生穷愁潦倒。前人评该书写奇事则可愕可惊，志畸行则如泣如诉，论民故则若嘲若讽，摹艳情则不即不离。《夜雨秋灯录》所述多是神奇怪诞、扑朔迷离的故事。通过这些故事反映现实，描摹人情世态，劝善化俗，成为文言短篇小说的压卷之作。

小说写了许多报应，对女性的报应或者惩罚总是有关性的或者性器官部位的。如《银雁》：“妇即抱女，哭失声；旋又自击，以木杵捣阴户，血淋淋流出窍外。禁止之，力猛于虎。”原因就是她对待儿媳妇银雁狠毒，不让礼佛。对男子的报应也是如此。有无赖发现野合者，胁淫其偶，又诈取其金，被神灵脱布裤，宫之；血淋漓满地，昏而复苏。

小说写了不少妓女、嫖客的故事。《珠江花舫》写妓女之术，男子不觉落入彀中。怎样与丈夫的嫖娼斗争，小说《卓二娘》提供了一个案例，可见本书的劝惩很有实用价值。宋景玉，字东墙，好狭邪游。家富有，日掳金钱为锦缠头。少娶吴氏，貌美，结缡二三月，颇静好；旋就荡妇宿，稍讽之，即拂袖起，誓以黄泉始相见。吴郁郁忧愤死。人问：“夫人貌端好，较章台柳色高百倍，是何心性，舍珍珠而嗜疮痂？”生太息曰：“风月膏肓，烟花痼疾耳。”并且又打死了一个劝他戒嫖妓的妾。卓二娘新寡，貌仅中人，体复羸弱，愿嫁生。枕上情浓时，不问意中人若何，袖与金帛，逼令往。生由是益放纵。妓院新进三女，二曰巧云，三曰倩云，四曰停云。二稳重，三风骚，生沉溺更不可自拔。鸨母遣婢索夜合资，惟以片纸画押，谕仆归索；二娘如数与之，甚捷。三年余，偶归，不常见卓，传语，家中产已罄，孑然一身，实不能作娼饱郎欲。无已，寄古寺宿。久之，为乞于村郭，悬鹑百结，呼号两年。风雪将毙之时，卓二娘偕三女出现。原来都是二娘欲擒故纵的教育手段。生痛改前非。这些在当下都是很热点的问题，可从中看出男子的一些性心理。

小说也反映了一些性风俗。如《麻疯女邱丽玉》说麻风过人的方法就是通过性交。一生落入圈套，娶了麻风女。女不忍心，告之：“妾麻疯女也。此间居粤西边境，代产美娃，悉根奇疾，女子年十五，富家即以千金诱远方人来，过毒尽，始与人家论婚，觅真配。若过期不御，则疾根顿发，肤燥发卷，永无问鼎者。远方人若贪资误接，三四日即顷有红斑，七八日即遍体瘙痒，年余拘挛拳曲，虽和缓，亦不能生。”《假五通神》说南人之崇奉五通，犹北人之信狐也。其名四郎，一近女身，一缕幽香，透入鼻观；又舌入己口，搅扰吮咂，女心遂大动，听其所为。而黑白小花犬四也冒名占得诸妾。

《淞滨漫录》、《淞滨琐话》等则描写的重点已不是狐鬼，而是烟花粉黛之事了。

三、全身而退

此后，是谴责小说的天下。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

谴责小说的登场，给这个时期的小说增添了光彩。代表作为《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等。艳情小说创作绝迹，只有极少的书局在印制少量前人的艳情小说。

第九章 复杂的客观与主观表现——明清艳情小说的价值判断

社会上有很多人把艳情小说简单地说成是等而下之的宣淫之作，是淫词艳语，是垃圾，是魔鬼，必须禁毁；有的人不承认它们是文学，仅仅提供一些历史上的性文化现象，毫无文学价值可言。也有人以为是一种正常的性释放，满足人们的性幻想，有一定的存在理由和存在空间；或者以为不必大惊小怪，它毕竟是一种文化现象，何况已经过去至少百年了。

艳情小说的价值是什么呢？我们从哪些角度去认识这些价值呢？这是本章要解决的问题。我们以为，艳情小说作品在明清两代大量出现，并且拥有这么多而复杂的读者群，说明它确实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和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从本质上看，正像薄伽丘的《十日谈》等作品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出现一样，是对中世纪性禁锢的反动。不少性小说有它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从而直至今日对社会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即使是性爱描写，有的服从于主题需要，因而也是必要的；有的哗众取宠，发泄畸形心态，也不是毫无价值的。不能一概而论，一概全盘肯定，虚无主义的态度是不科学的。从文学的意义上看，它完善了古代小说的体式，和其他小说体式一起，将中国古代小说推向了高峰。只是很多人出于传统观念的影响，不愿意正视这些价值。

我们的研究思路是，以客观的心态，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认识，借鉴国内外人类学家、性学家、文学家对性的本质、性的作用、文学如何反映性爱问题的探讨和经验教训，把它放到一个民族的特定历史时期、特定文化阶段、特有的审美特征和道德标准的环境里，与中国古代性文学艺术的其他形式相结合，与中国古代其他史料相印证，进行分析；从文化价值、文学价值、负面影响三个方面论述这个问题，进行文化、文学的反思与批判。

第一节 艳情小说的文化价值

艳情小说全面地、细腻地和全景式地、个案式地描述了明清两代中国的性文化，也反映了明清两代的一些社会问题，为性科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民俗学等相关研究的领域提供了一定的资料，具有一定的价值。

一、艳情小说描述了明清两代中国性文化的状况

性学专家明确指出，研究中国古代性文化，有两个时代必须注意，一个是盛唐时代，在观念方面很开放，产生了许多性学著作；一个是明清时代的市井性文化，这和当时早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萌芽有直接的关系。在明中叶以后300年间，人们写作、出版、发行了大量的艳情小说，来反映性爱，有不典型的《金瓶梅》、《红楼梦》、《蜃楼志》，还有典型的《肉蒲团》、《株林野史》、《绣榻野史》之类的作品，仅就幸存下来的，就约一百二十多种。

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无性的文化；有人认为中国人的性等同于繁殖；有人认为中国女性的性角色仅是性载体而已；也有人对中国人强盛的繁衍后代能力与性封闭之间的矛盾难以理解。看了艳情小说就知道了，这其实是对中国古代性文化的一种片面认识。

艳情小说以它独到的关切视野和描写领域，全面地、细腻地和全景式地、个案式地描述了明清两代中国的性文化。与其他小说体式或者文学体裁相比较，它更直接、更具体、更形象。因为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生产、生活、感情，都是以两性关系为基本表现形式的，每个时代的风俗行为、风俗观念、规范并制约性生活的种种规定，最典型最鲜明地表现了各个时代的精神。每个历史时期、每个民族和每个阶级的本质都在其中得到最真切的反映。性生活揭示了生活的重要规律、基本规律。即使是学者指出的所谓性交肉欲没有爱情、几美连床、房术畸形、同性恋等色情狂、病态性欲，也是明清两代社会存在的性文化现象，其中也包括性心理文化想象。

1.从性爱的角度全面、真实、深刻地反映了明清时期的性文化

我们说从性爱角度，意思是，反映男女性别文化的内容很多，如体质方面的、心理方面的、社会交际方面的、日常生活方面的、性爱的等等。艳情小说是以描写性爱为中心内容的小说，它反映的男女性别文化观念，也是在性爱的描写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全面、真实、深刻，是说没有哪种小说体式、文学形式这么集中力量从性爱角度去关注、反映男女性别文化，只有艳情小说挖掘得最深透，反映得最全面。

(1)首先，它反映了性爱生活的真实。“人类的所有性行为，无论多么奇特和罕见，与人类的其他任何社会行为都是一样的；不仅仅是跟吃喝拉撒睡一样，而且跟每天在社会上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一样。它们之所以会发生，主要原因并不是生物本能(而且也不存在这样的东西)而是人所处的社会使然。”艳情小说做的是第一步工作，就是像描写人类其他行为一样，描写了人类的性行为。

中国是文明古国，道德传统根深蒂固，对性的禁忌特别森严，拒绝有如实描写性生活的文章出现，所以作者一般没有勇气像描写人们的其他行为一样坦然真实地去描写性行为。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是，如果没有艳情小说的描写，我们就觉得，中国古代的性文化是单调枯燥的，只剩下“床上夫妻，床下君子”、“饿死事小，失节是大”、“男女授受不亲”，似乎人们做的只是与性爱的实质内容没有任何关系的人类自身的生产活动，没有一点性爱的含义和内容。而艳情小说给我们展现的是一个五彩缤纷的性爱世界，给了我们完全不同的历史感受和历史知识。有的艳情小说不但真实地反映，而且对中国传统两性生活及性风俗的描写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姑妄言》全书长达百万言，它对中国传统民间社会生活及性风俗的描写就达到了这样的境界，里面几乎囊括了明清两代大众性爱内容的全部。

第一，艳情小说真实反映了大众层面的性文化。阶层上的区别，在我国历史上特别明显，一般分为统治阶级、士大夫、市民和乡民这几个层面。阶层不同，它所形成的文化，也是多元的、多层面的。对社会起控制作用、引导作用的，自然是统治阶级文化；对社会进行反省、接受新的思想、掀起新的思潮来的，自然是士大夫知识分子层面上的精英文化。它一头连着统治阶级，一头关切着民间大众的生存。大众文化就是民间的大众生活状态，它既是精英文化、统治阶级文化产生的原生态文化和基础文化，又受到这两种文化的支配、左右。大众文化层面，指的就是后者。一般见于经传的，通常只是统治阶级、士大夫的性文化观，大众的性文化观或可见于小说和野史，或保存在口头文化遗产小曲、民间故事、笑话、谚语等之中。而艳情小说作为大众通俗文学的体式之一，它恰恰是容纳了市民、乡民性文化的基本内容。它以丰富的生活内容形象地告诉我们，所谓夫为妻纲、多子多福的正统文化，所谓老庄道家的无欲论或者后来的养生思想，所谓佛教的色即是空的禁欲主义，只是种种宗教式的理想，其真正实施效果如何，则要看大众的实践活动。所以我们说，这些文化不是历史真实，或者至少不能代表历史的全部真实。在真实反映性文化这个问题上，有发言权的，是艳情小说。

第二，它反映了时代真实的性观念。一提起统治阶级的性控制，特别是宋明理学的统治，我们就感到明清时期女子沦为男子的掌上玩物，根本没有爱情可言，根本没有性爱的享受。似乎在中国古代一直实行性禁锢和性封闭。但是，读了艳情小说，一个明显的结论就是，这未必真实。现实生活是个什么样子的，没有人去讲，但是有当代的小说等来反映；过去什么样子呢？艳情小说提供了一个化石。它描绘了形形色色的性观念的冲突，令人刻骨铭心的两情缱绻，令人发指的罪与恶……这一切，勾勒出一幅幅复杂纷纭、多彩多姿的历史画卷。它告诉我们，古代人们一方面强化性道德和性控制，另一方面是追求性愉悦，女性也不例外。

离开艳情小说反映的性观念，去谈中国古代性观念是不完整的。古代哲学是在大众意识形态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表现在性问题上，最主要的是阴阳天命观。它认为性行为是符合天地阴阳变化规律的大事，是每个男人和女人的神圣职责。如《周易》有“一阴一阳之谓道”，“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的说法；《老子》有“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法自然”等论述；孔子《论语》也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上述这些论述构成了中国古代性的基本观念。

艳情小说反映了一定的性观念，更重要的是，它颠覆了很多传统观念。明清艳情小说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现象。在三百多年间，前人写作、出版、发行了大量性小说，而且几乎全是极通俗的白话文。最少说，它是一种思潮的表现形式。通过这种形式，我们比较形象地感知人们的性观念。如，艳情小说塑造了许多“淫女”形象。在以往或以后的小说中，“淫女”往往是最坏、最脏、最无耻的女人，而明末清初的小说中，作者们却大量描写了女性性欲高涨、主动追男人、主动通奸等，而且恰恰把她们描写得比较美好。如我们所熟知的《聊斋志异》，其实按传统道德来看，《聊斋》里面的那些狐仙们，应该是一些道德败坏、浪荡的女人，而作者不但将其写得美丽动人，而且公然地喊出：男人可以嫖妓，女人为什么不能？

再如，关于性爱的功能问题。我们从历史课本上学习到的，是古代的以生殖为主的观念。其实，艳情小说告诉我们，性爱即使在明清，也是以快乐为主要功能。人类性活动的一贯观念——快乐，是性爱的第一功能。这个观念并没有因为理学的强化而改变多少。我们知道，哺乳动物性交时，采用雄性面对雌性的背部，即所谓“后入位”；人通过劳动的实践完成了直立行走的飞跃，这样就腾出了双手，可以面对面地性交，即所谓“前入位”。这种历史性转变，使女性同样出现和体验到性高潮。在长期前入位的实践中，女子除了阴道前三分之一内壁的感受能力极大地增强外，还出现了高度发达的首要性刺激感受器官──阴蒂。阴蒂与女性性高潮互为因果、互相促进，人类可以面对面的观察和感受，增进了感情的交流，加进了手的爱抚，使两性性生活形成了平等、亲密和深刻的性关系，从而改变了以往雌性消极被动、听凭摆布的状态。只是当他们把性和生育联系在一起后，发现血缘相近会使后代的质量下降、使种族退化时，才产生了血亲不能联姻的性的禁忌。父系氏族社会取代母系氏族社会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私有制的萌芽出现，家庭关系由不稳固的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过渡，性的关系与财产的继承发生了直接的联系，因此，一夫一妻制的婚姻不但成了性的对象上的固定性要求，而且影响着私有制的基础──以家庭为其基本单位的社会结构。婚姻之外的性关系，不再只是一种纯自然的关系，而是关系社会稳定与否的一种行为。统治阶级所控制的，就是这种婚外性行为，并不是反对一切性快乐。

所以，艳情小说对于真实地了解判断明清时期的性文化，提供了一些帮助。我们在概括中国古代各个历史阶段的时候，都说唐代是封建社会的盛世，空前繁荣与强大，统治者相对地比较开明；宋代以后封建社会由盛转衰，而明、清则是封建社会的后期与末世，对性的控制竟严酷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其实这未必是真实。男女间性关系的无序将是一种巨大的破坏力，它必须受到一定社会规范的制约。明清统治者确实实行了一些制约措施。但是，实际情况是，明到清中叶是我国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时期。尽管一方面统治阶级对具有先进思想的性关系进行了严格的控制，但是，那只是表面文章，现实则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例如对于娼妓问题，从宋代就开始了某种程度的查禁，元明两代继续查禁，清初更是大张旗鼓，但愈禁而娼风愈炽。又如查禁“淫书”、“淫画”，反而促进了这些东西的繁荣。从艳情小说里，我们知道，春宫图与秘戏蜂拥上市，春宫写意，秘戏写实，不仅诗画相配，书夹插图，有不少人看“春意儿”，可见绝非一小撮人在享用。

第三，艳情小说多是男作家，站在男性欣赏角度来描写的女性心理和性行为，离性爱本身应该说有很大一段距离，不能完全如实地反映生活。这也是我们在认识艳情小说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的时候，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

(2)其次，艳情小说中对男性角色文化有深刻的反映。

第一，鲜明的男权意识。艳情小说反映出来的最明显的性文化特征就是男权意识。表现在性爱活动中，为明显的“淫痴”特征，与才子佳人小说的“情种”、“情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类的性行为，就其本质来说，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男性和女性经由此一方式相互占有，从而在彼此的融合中获得对自我的肯定，实现自己的价值。满足是朴素的，也是自然的。在男权社会中，男性的自我肯定尤其要通过与女性的比较来完成。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在床上征服女性，是男性征服世界、征服自我的一种仪式化的体现；从这一角度看，色情小说就是这种愿望在现实中无法满足时，借助于幻想的一种虚拟化表达。“梦是愿望的达成”，色情小说就是这么一个近乎畸形的白日梦。我想得出的结论是，假如不能改变这种男权社会的性质，男性就不能克服这种心理障碍——其实这同样也是女性的心理障碍；如不能克服这种心理障碍，色情小说就没有绝迹的可能。

一是在与女子的性爱中实现自身价值，平衡自卑心理。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一般性能力极强，几乎都可以一当十，而且昼夜不息，随叫随到，随到随用。他们都是疯狂的情欲追求者，作者也总是不遗余力地对他们的性能力作耸人听闻的描写。通常的套路是夸张性器的伟岸、时间的延长、对象的众多。比如，《肉蒲团》中的未央生，曾经通宵轮番应付4个女人，绰有余力，似乎是值得骄傲了，但与《杏花天》中的封悦生相比，那是小巫见大巫，因为后者是整天对付12个。但封悦生若见了《浪史奇观》中的浪子，不免又要拱手称臣：浪子占有两个夫人、7个美人、10个侍妾。征服了这么多女人，即使没有考入仕途，即使仕途坎坷，也应该心满意足了。这反映了下层社会男性的性心理——穷书生的白日梦，满足了社会低层次知识分子和大众的心理需求，特别是艳遇和多妾。所表现的文化心理与《聊斋志异》是一致的。只不过后者主要是通过花妖鬼狐形象来展示的，附着了一层梦幻。

艳情小说用案例的形式说明了中国古代一夫一妻多妾婚姻制度的合法性，可是，也透露了在这种制度下，做个男人还真是很辛苦的。所以，给我们的信息是：男人们对女子性欲怀有深深的恐惧。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大都淫荡不堪，似乎这辈子要是少了男人就无法活下去。她们的欢娱完全是男人赏赐的。而男子如果没有强大的性交能力，就很难满足女子的性欲。支持色情小说创作动因的，正是男性对于性行为的极度恐惧和对于自身性能力根深蒂固的自卑。久而久之，形成了这么一条快乐原则：让自己的女性伴侣在性交中达到高潮，欲生欲死，就是自己最大的性快乐。

二是必须想方设法形成并保持强壮的性交能力。从先秦开始，在中国人的性观念中，就认为男人的性能力有限而女性的性能力无穷，男子要满足女子的欲望，维持男子的统治地位，就必须有实现、满足欲望的本钱，就是强壮的阳具。器具也好，药物也好，功法也好，手术也好，必须具备这个条件。正如《金瓶梅》里王婆所说的，当今偷情，男子必须有潘、驴、邓、小、闲。驴，就是像驴那样的大阳物。艳情小说所津津乐道的，就是所偷的妇人是如何因为强壮的阳具而心醉神迷、心甘情愿、心悦诚服。艳情小说中西门庆等男主角都是大阴者，他们有的是天然，有的是后天改造。似乎这是满足女性的法宝，也是吸引女性的主要原因。人类学专家指出，人类的阴茎有四大特点。一粗大，大猩猩比人体格大，阴茎却只有指头粗细；二没有骨头，猿猴的阴茎里都有阴茎骨；三勃起后没有伸缩性，只能由全身运动来带动。四是泄精以后萎缩。如果有一个能自由伸缩的、能够持续性交的，自然能强化作为男子汉的心理。《肉蒲团》中，未央生不惜冒险听任一位道士用一条正在交配中的狗鞭，切成四缕，趁热敷在未央生的“本钱”之内，经过三个月后，凭此物而横行天下。以异术改变其原貌，使之变得伟岸壮大。《金瓶梅》中，西门庆常以自己的阳具壮观引以为荣。他勾搭武大郎之妻潘金莲，也是凭藉此物而自信十足。我国古代房中术的诞生，都是为了要弥补此一不足。它导致了许多方法与技巧的发明，如《金瓶梅》中，西门庆借助于缅铃、颤声娇、相思套子等器具，服用春药，乃至因此而暴亡；多部小说写遇到神仙、道士、和尚异人的传授，通过类似练习气功的方法控制性器，使之伸缩自如、百战不殆；更为荒唐的是像《肉蒲团》中未央生所接受的手术。

医学研究者证明，在单位时间内，在自然状态下，一个成年男人的阴茎勃起次数是固定的，而一个成年女人所可能接受的性交次数远远多于男人所能进行的次数。在具体的性交活动中，男人只要一射精，就达到了性高潮，而女人必须受到充分刺激才能达到性高潮。从单位时间性交次数和每次性交满足程度两个角度看，一个男人的性能力是远远低于一个女人的性潜能的。一妻多夫优于一夫一妻，更优于一夫多妻；女大于男优于男女同龄，更优于男大于女。而我国的古代婚姻制度，特别是后宫制度恰恰违背了这一基本规律。这大概就是艳情小说写男性性能力恐慌的社会原因。

三是自卑和恐惧的恶性发展，形成了男子的色情狂和性变态心理。士子无德，是封建时代理想与意志沦丧的表现，也是古代士大夫知识分子的一个阴暗面。始自唐宋之后，士人才子虽都是读圣贤之书，但他们出入勾栏、挟妓唱酬、眠花宿柳而自命风流。表现在性爱活动中，有很多就是色情狂、虐待狂。《玉楼春》的主人公皆不务正业，四处拈花惹草，以道家房中术折磨摧残青春女性，品行极其恶劣，是封建男性歧视女性、虐待女性的一部活证。《肉蒲团》中描写的未央生，每次偷情幽会，广猎群芳，都必然施以疯狂的性暴虐，凭借他那畸型的阳器伤害女性，制造女方的身心痛苦，以获得自身比性快感更大的满足，竟然让花晨三四天起不了床。《绣榻野史》里的大里，让金氏不能走路；《禅真后史》里的嵇西化和尚，竟然让沈氏断送了性命。《金瓶梅》里的西门庆用粗暴的作爱来惩罚潘金莲的放肆，说：“我把这小淫妇，不看世界面上，就日死了。”玩弄潘金莲，先将脚指挑弄其花心，挑得淫津流出，如蜗之吐涎；一面又将妇人红绣花鞋儿，摘取下来戏，把她两条脚带解下来，拴其双足，吊在两边葡萄架上如金龙探爪相似。先是投壶，后是粗暴性交，硫磺圈子都折在了她的阴道里。这些都是较为典型的例子。

第二，新的性爱平等思想。艳情小说提出了一些性爱活动中男女平等的现代民主思想。主要表现在性爱的权利上。这客观反映了当时的文化思潮。

男子和女子一样，权利是平等的。《水浒传》第二十四回写潘金莲勾引武松，可以作为一个发端。《姑妄言》写卜通的女儿是个丑女，名叫多银，才13岁，她先是趁家中无人，与一个卖花的小伙子挑逗成奸；后来又看上了一个摇鼓卖绒线的，也是毛遂自荐，那人口称不敢，她就威胁说：“你要同我弄弄就罢了，不然我就吆喝起来。”于是真的大声叫道：“救人！”急得那人马上应从，任其摆布。她得意地笑道：“我当你不怕，你也怕么？早这样说，省多少事。”接着书中有如是评语：“从来皆是男子强奸妇人，他竟是强奸男子，也是罕见奇闻。”

当然，作者也注意到了女子性心理的一些极端表现。《载花船》第五至八回写廖元显、倪大奎、茹文芳三家是世交，三人约为兄弟，合开客店。倪妻芸娘勾引廖元显，遭拒后，便与茹成奸。廖夫妇避而还乡后，不久金兵南下，茹倪两家逢兵乱分散，芸娘被金兵污辱后卖掉。她不但不感谢费尽辛苦将她寻回的廖元显，反而诬陷廖。本来，遭拒后芸娘与茹文芳通奸，合谋算计廖家，已经算是报复了，可是她仍不放过，得到了廖的再生之恩也未能抵消心头之恨，最后终于因为陷害不成而羞愧自杀。

妻子和妾和其他女人一样，权利是平等的。妻靠的是正统的地位，妾只能靠美貌和性能力去和妻竞争。《金瓶梅》里的妻妾之争就很有代表性，特别是潘金莲靠性魅力争宠。

第三，男性的审美视觉。艳情小说里，男性的目光贪婪，总是渴望、期待于观看覆盖在衣服下的女性身体。文字描写则抽丝剥茧，像脱衣服，皮肤雪一般白、镜一般光、粉一般细，一双小脚还没有三寸，一双手臂全然现在外边，连胸前双峰也嫩到极处。《金瓶梅》中西门庆能隔着衣服看到潘金莲的生殖器：“黑鬓鬓赛鸦翎的鬟儿，翠湾湾的新月的眉儿，清冷冷杏子眼儿，香喷喷樱桃口儿，直隆隆琼瑶鼻儿，粉浓浓红艳腮儿，娇滴滴银盆脸儿，轻袅袅花朵身儿，玉纤纤葱枝手儿，一捻捻杨柳腰儿，软浓浓白面脐肚儿，窄多多尖脚儿，肉奶奶胸儿，白生生腿儿，更有一件紧揪揪红绉绉白鲜鲜黑裀裀，正不知是什么东西。”这说明，艳情小说中男子的审美，多集中在女子身体本身，而不是其内心世界。人们在情欲世界中的冲动，除了生理反应外，很大部分来自想象。引起男性视觉冲击和想象刺激的，首先是女体的重要性征，包括乳房、阴部等，此外就是按照作爱的过程进行想象。这些审美视觉，都具有更多的主动性与侵略性。他通过各种手段靠近她，最后，总是冲击他视觉的女子，就成了他的性爱对象。

一些有经验的女子，也能够抓住男子审美视觉的特征。如《肉蒲团》里，权老实偷看玉香沐浴，无心中咳嗽一声，玉香知道是他，要引他看看肌肤，好动淫兴，起先是背脊朝外，胸膛朝里的。此回就掉转身来，好等他细看，还怕要紧的私处浸在水里看不分明，又把身子躺倒，两脚张开，让他一览无遗。

第四，对女性形象的想象。一般小说描写女人，带了一种偏见，表现的是“惟小人与妇人难养”的主题，夸大渲染女子的阴毒，如古代小说中每每有这样的套语：“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针。两般尤未可，最毒妇人心。”或者将女子写成淫欲的化身，“暗地教人骨髓枯”，反映“女子祸水”的基本观念。在男女两性的非正常关系——婚外恋(或婚姻外的性关系)上，舆论对男性较之女性要宽容得多。艳情小说却欣赏女子的淫欲、放纵，即“情”。《肉蒲团》里的未央生娶到了艳妻，却是性冷淡，所以他便煞费苦心，引导她的性欲，把她培养成一个会淫欲的女人。《巫梦缘》中，不少女子也放荡不羁。姑嫂两人都中意于三拙，并留下了他，一连四夜，百战不休，使王子嘉好生没趣。

(3)再次，艳情小说中对所塑造的女性角色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第一，艳情小说塑造了许多理想的女子形象。这些女子形象，都是按照男子性爱心理去进行描写的。一是美丽，花容月貌，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二是风骚蚀骨，有本事有才气，特别是性能力突出，会拴住男人；三是不嫉妒，可以几女共事一男，并积极为所爱的男人牵线搭桥引诱更多的女子；四是为了偷情和淫荡，可以不顾一切，什么私合、好淫乃至残忍、谋杀亲夫、淫荡无度、私奔、连床欢爱、乱伦。这些形象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中国，女人自古以来就属于卑贱的地位，以女人为主人公的作品真是少之又少。女人被认为是红颜祸水，女人是玩物，是一个个行尸走肉，是男权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一个个驯服者。她们的思想是社会灌输的，她们的行为是男人们给规定好了的，稍有出格，就会遭到社会的唾弃，因此女人不是人，是一个个被驯化的高级动物。她们没有自由活动的舞台和空间，没有舒展个性的天地和条件。在性爱中，只能被男人爱，若是主动爱男人，就是淫妇。所以，女人在这种文化熏陶下，只能严守“三从四德”。假如男人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身子，万口訾议；男人丧了妻子，却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女人房室之中稍有外情，便是老大的丑事，人世羞言。

但是，我们在艳情小说里看到了许多自己支配自己性权利的女子形象。《痴婆子传》的阿娜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尽管她出生在一个严守儒教的家庭，自幼受到性压抑。但是她从小就对风情之事比较注意，七八岁时就吟咏“不从雪后争娇态，还向月中含丽情”诗句，至十二三岁时已春心萌动，于是偷读《诗经》。遇到疑惑，便向善弄风情的北邻少妇求问，少妇实告她男女交合之乐。自此阿娜情不可耐，跃跃欲试。先与表弟共寝行欢，后挑逗家仆人俊于夜暮在曲廊作乐。不久，阿娜出嫁为人妻，又先后与年轻奴仆、家仆、和尚以及公公、小叔子、妹婿、戏旦等乱伦和偷情。年轻的阿娜，已与13个男子贪享了肉欲。39岁时，又与私塾先生谷德音纵情泄欲，被其夫察知，遭毒打后遣送母家。

她们都有很深的才子情结。《巫梦缘》中王嵩是神童，不但文采出众，在性爱方面十分早熟。王嵩就像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个又一个的美女，诸如卜氏、顺姑娘、鲍二娘、王三娘、露花、汪存姐、罗奶奶、王媚娘、桂姐等等，这些美女都是不请自来，送花上门，有的甚至带有强奸书生的嫌疑。美女们的主动积极，除了王嵩容貌姣好、麈柄巨大等艳情小说常见的原因外，相当重要的因素是，王嵩是一个大名鼎鼎的才子。卜氏看中王嵩后，要存儿牵线搭桥，存儿问道：“你为何知道他？”卜氏答道：“一向知道十三岁的小官儿，肚子里文章好，考了三个头名，做了秀才。”然后才夸奖王嵩标致等。其他女子也莫不对这位头名秀才格外垂青。于是，佳人与才子两相般配，共效于飞。可见女子对“白面书生”、“小白脸”是主动选择的，不喜欢粗鲁的男子。

她们特别崇拜强壮的阳物。这种崇拜滥觞于《如意君传》。武则天先与冯小宝、薛怀义，后与张昌宗、张易之兄弟行奸作乐。书中对武氏与其他四人的交媾描写着笔较少，而以三分之二篇幅写她与后得宠男薛敖曹的淫乱行为，细腻地描述他们的床笫细节与男女交合的对话、动作与淫态，看出她对薛敖曹的特别属意，如获至宝，并赐给如意君称号。以后的小说常有这个主题。《杏花天》中的雪妙娘，本是扬州妓院中的当红名妓，见多识广，能征惯战，寻常男子，很少假以辞色。可是与封悦生公子春风一度之后，就死心塌地，身心相许。终日闭门索居，痴痴地盼着封悦生来娶她为妻。苍天不负有心人，数年之后，雪妙娘终于带着她辛辛苦苦挣下的万贯家财，嫁与封悦生为妾。从良以后，仿佛是久旱逢甘霖，渴龙得江河，雪妙娘夜以继日地寻欢作乐，不到一年，便精竭髓枯而亡。

我们也看到许多女子的平常生活状态以及喜怒哀乐，特别是她们旺盛的情欲和性交能力。作者在书中不惜浓墨重彩去描绘的，往往是女性的情欲。《肉蒲团》写玉香被卖进了京师的妓院，改名花妙，拜风尘奇才顾仙娘为师，细心揣摩，尽得其传。由于姿容绝世，又有“俯阴就阳”、“耸阴接阳”、“舍阴助阳”三项绝技，很快便声誉鹊起，门庭若市，以至于连不知真相的未央生竟然也慕名来嫖。

在这些小说里，女性的情欲被看作是驱动她们一切行为的最重要的力量。甚至可以说，在作者的笔下，获得性的满足是女性唯一的、生死以之的追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她们从来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但是，之所以要这样写，未必是因为作者确实这样想，而是因为要迎合男性读者的口味：一个古今通行的常识是，女性旺盛的情欲，是对男性最强烈的刺激。因为艳情小说的读者，多假设为男性。

如果没有艳情小说里这些女人的欲望、命运的展现，我们仅凭孔子的“女人难养”，几部《烈女传》、《水浒传》等小说里的“女人是祸水”，以及各地的贞节牌坊，真难以准确地把握中国明清五百多年中国女性的思想观念、生活理想、婚姻状况、日常娱乐、性的活动。

第二，我们看到了作者对于女子形象的态度。封建社会妇女地位低下，社会给予女性获得舒适生活环境的唯一手段便是其美貌及肉体。文人笔下的女性形象也不能超出现实和历史阶段多远。另外，是对宋明理学的下意识的反动。宋代以后，理学思想对妇女的压迫加大，达到最高峰，世俗对婚姻、性道德的约束达到非常严酷的程度。许多女性深受其害，成了封建礼教的牺牲品。从而引起文人的不满，于是塑造了许多幻想中的女性形象。她们貌如天仙，不追求名利地位，只追求才子的性能力；她们不嫉妒，容忍才子风流成性，甚至帮助才子得陇望蜀。

艳情小说把淫荡的社会风气的罪责，不是千篇一律地归结为女子，而是责任共担。《灯草和尚》从内容上来看也是写和尚淫行的，也是惩罚和尚淫行的。报应的内容却是杨官儿，就是因为为官者有罪恶。只不过错了报复对象，女人还是成了牺牲品。有很多小说，妻子被奸淫，丈夫不再仅仅惩罚妻子，而是连同惩罚奸淫者。如“二拍”中的卷之六“酒下酒赵尼媪迷花，机中机贾秀才报怨”，妻子中计被和尚奸淫，丈夫不但没有提出休掉，还和她一起惩罚了和尚。再如《醉春风》中的顾三娘，丈夫沉痛地认识到自己的罪恶，多次原谅妻子的淫乱。

还有的小说揭示了女性悲惨的生活状况。《玉闺红》中的描写极为凄苦，生动真实，下等妓院生活真是人间地狱。《昭妃趣史》前半部分写飞燕姊妹艰苦的民间生活也叫人心酸。

(4)此外，艳情小说反映了当时复杂的性关系。

第一，婚姻内性关系。中国古代的婚姻形式，呈历史性和区域性差异的特点，大致上有群婚与杂交、血缘、多夫制、多妻制、一夫一妻单偶制、劫夺婚、聘娶婚、离婚、早婚、典妻、童养媳、走婚、公房等多种形式。

人类自进入私有制社会以后，一夫一妻制似乎就成为普遍的合法的婚姻形态，但实际上并没有严格执行，即使是基督教，除僧侣及教会执事外，并没有明确地禁止一夫多妻。古籍记载，所罗门拥有王妃七百、妾三百。艳情小说描写的婚姻形式，则主要是一夫一妻制。对一夫一妻制的理解，首要的一条，就是并不是一个男子只能和一个女人结婚。他可以娶一个妻子，但是还可以娶妾，妾的数量没有规定。所以，历代律法所说的禁止重婚，指的是禁止娶多个妻子，而不是多个女人。《元史·刑法志》载：“诸有妻妾，复娶妻妾者笞四十七，离之。”这就是重婚罪。也就是说，男子虽然只能有一妻，但可以以妾来满足。实行的是事实上的一夫多妻制。准确地说，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它是我国古代男权社会为了保障男子性权利而变通的一种婚姻形式。在古代社会中，男性的性能力是力量和地位的象征，诸侯要“一娶九女”，天子则有“三宫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平民纳妾虽然有限制，“民年四十以上无子者方听娶妾”之类，但是大量的历史记载乃至小说、戏剧等，所反映的明清时代社会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人将这类规定认真看待。相反，妻妾成群的有钱人家，在中国历代繁荣富庶地区都随处可见。文人们纳“小星”，富人纳侧室、娶“外宅”、收“通房丫头”，乃至姨太太成群，都是司空见惯之事。所以色情小说里描写的性关系是真实的。即使是现在的一夫一妻，也不是绝对的单偶制。西方社会虽然在法律上是一夫一妻，但照样可以有情妇、婚外恋、妓女之类的办法来“补救”。正如恩格斯所说，这种一夫一妻制是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我们今天在法律上告别一夫多妻也接近一个世纪了，但上面那些办法一样也不少。尤其是“婚外恋”、“红颜知己”，还是十分盛行。当然，这个性关系虽然以一夫多妻为其模式，但是主要还是为了作者有个好的着眼点，有利于描写更为曲折复杂的性爱。

可贵的是，艳情小说描写的婚姻内性关系，有它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独到的思想。它反映出在男权社会中男子统治、压迫、玩弄妇女的社会现象——男子可以更多地满足自身的性欲需求和多生育子女的需要。

一个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男人在婚姻框架下可以拥有三种类型的多个女人：一是妻子。妻子是明媒正娶的。按照要求，必须门当户对，是为了家庭的社会地位和影响而娶的；必须能够生殖，以保证男人能够传宗接代、男人的家族能够生生不息为目的；必须贞节无瑕，不至于玷污门风；必须贤惠，就是俯首帖耳，维系父权制的家庭制度。于是，娶妻就不是什么爱情，什么当事人。它与当事人本身没有什么瓜葛，“婚姻”一词指的是儿女亲家，结婚是父母之命或者奉旨完婚。如果妻子不生育，不管多么恩爱，也要休掉，“无后为大”。为了测试贞洁，严禁婚前发生任何性质的性关系，需要用“初红”来验证纯洁。必须容忍丈夫的娶小，保障丈夫的其他性权利。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妻子的标准，就不能以爱情的标准去衡量。年轻美貌不仅毫无必要，反而容易招灾惹祸，红杏出墙，丑妻是福；不讲究性能力、性诱惑力，只要能生出孩子，尤其是生出儿子来才是真本事，才是真功劳，否则，一旦妻子欲火攻心，夫将不夫，家将不家；感情丰富更无必要，容易水性杨花；知识才学也没有必要，女子无才便是德。二是妾，即小老婆，是男人专门娶来或者买来用作性享受、性快乐的。她们的条件首先要年轻美貌，以便满足男人对性的需求；其次要有性趣、情趣，打情骂俏，撒娇弄情，满足男人的性生活要求；再次，有点坏，有点乖，以满足男人玩女人的心态。在这种标准下，选择的标准就是不顾出身贫寒、缺乏文化教养，只要有女人的情趣就好。三是婢，即丫鬟。她们是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女奴，但也可以满足主人的性欲。因为主人性交的时候，她们多在旁边伺候，又加上主人的利诱，很容易成为主人的盘中餐。但是，要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必须经过主人的收用，民间叫“上头”，才可以加入到妾的队伍里来；但她们在其中的地位是最低的。这在《金瓶梅》的孙雪娥身上，我们能看得出。有的男人连收房都不肯，半强奸半诱奸。

艳情小说不满足于属于自己的合法女人不是心爱的女人。所以，在后两种人身上，我们看到的几乎和婚姻制度下的女性情况差不多，顶多就是在所有妾的身上，加上了才情，加上了容貌。理想化、变化最大的是妻子。这一点上，与才子佳人小说的要求有很大的一致性；比才子佳人小说多的，就是妻子都应该风情万种，特别喜欢性交。(图57)

与此相对的，是女子的地位和性权利被严重地剥夺。她们一生下来，就注定了自己的命运。最幸福的女人就是作一个明媒正娶的妻子。“宁当鸡头，不做凤尾”，坚决不当小老婆；但是，老公是不是漂亮、是不是性格好，自己没有选择的权利，很多人甚至是和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过一辈子，特别是那些残疾的、性能力丧失的，或者年龄很小的、很老的；还要容忍丈夫的好色之心，只要理家，不要性爱；如果丈夫去世，那就要为他守节。妾可以放纵自己的性爱，有一个家、有一个稳定的生活，而且还有一线希望：只要在老爷那里得宠，自己的实际地位和待遇不会比妻子低多少；如果有幸遇到大老婆死掉的机遇，自己就很可能上升为正妻。但是，要讨得正妻的欢心，还要有福气遇到一个不吃醋的正妻，还要承担狐狸精的罪名。如果男人是年老的，或者是早死的，结局会很惨。轻者根本享受不到性爱，重者自己的孩子是庶出，自己也有被卖掉的危险。做婢女的是卖身或者半卖身的，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由主人决定，把自己嫁给一个同样身份的男仆，成为一个正妻；还有的被主人转卖掉，甚至卖到低等娼寮里。被主人看中的婢女，真还是幸运的呢！

图57　调情(明代春宫画)

具体来说，一是描写一夫多妻，多为一男多女的性爱。对封建的一夫多妻制持肯定与赞美态度。一般模式是，开始是与女主人公和她的丫环同时作爱。《春灯秘史》中当男主人公与女主人公性交时，她的丫环在一旁偷偷观看。为了防止事情败露，男女恋人与丫环妥协，让对方加入他们的偷情。女主人公邀请丫环也来参与，首先向丫环描述这一切是多么快乐，以此诱发她对此事的兴趣：“只觉得神情飘飘，魂魄迷迷，有欲仙的光景一般。”(第四回)接着，在女主人公的暗示催促下，男主人公又将另外一个或者几个女主人公弄到手，然后是在一起作爱，长枕大被，连床共欢。几个女人共同拥有一个男人，还坚信他会忠于她们，因为他是个读书君子。

由此看来，艳情小说欣赏的是多美。并且没有世俗中几美的嫉妒与矛盾，多个女人全将心放在一个书生身上，互相间毫无妒意、毫无矛盾和冲突，还相互帮助、支持、慰问和团结一致，爱慕一个男人。也没有妻妾名分上的争吵纠纷，也没有把女人分为明显的妻或者妾，男主人公也能应付自如，将她们间的关系处理得均衡妥帖，毫不厚此薄彼。

这深刻地揭示了男性在男权社会制度下强烈的占有欲。《盐铁论》卷六说：“古者夫妇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后士一妾，大夫二，诸侯有侄娣九女而已。今诸侯百数，卿大夫十数，中者侍御，富者盈室。”“女或旷怨夫时，男或放死马匹。”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中说汉光武刘秀“得圣人之时，臣妾亿兆”。“当今之君，其畜私也，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这些帝王、贵族肆无忌惮，与艳情小说书生之欲望大致相同。他们都揭示了一个规律：男人好色，永不满足。

二是它主张婚姻自由、性爱自主。艳情小说很少在家庭框架内描写性爱。大多是先通后娶，主要描写的就是婚娶之前的性爱情景。如果说《金瓶梅》里面用了大量篇幅描写结婚以后与妻妾们的性行为，那么，后来的小说主要描写婚前的性行为。从而提出了不少有违传统的观念。它的思想就是，男女恋人是天作之合，私下滥交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没有什么大惊小怪。《春灯迷史》中两位女主人公因私情而未婚先孕，这在通常情况下会被视作天大的丑事，但在这部小说里却未遭谴责，因为男主人公以及两位女主人公的父母都在梦中确知，这三位青年恋人的结合并无不当之处。甚至根本就没有让男女主人公的父母出面，一切的问题，包括结婚，都是他们自行处理的，没有遇到任何干涉。这种文化的意义在于，违反了程序，先交合后完婚。这就破坏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规矩，表达了性爱主体双方的甘心情愿，而不再受其他因素支配。尽管我们说，这些男女主人公的结合，谈不到爱情这个高度和意义，主要表现在男女外貌体态的互相取悦，如《绣屏缘》中五位美人，几乎都长得花容月貌、风情绰约，云客看中的就是这点；而她们看中云客的，也都是因为他长得英俊潇洒，貌似潘安。驸马之女季苕，甚至因为她只不过从小立志要找个状元郎作夫婿。前一次状元是个老头，这次她看到云客中状元后游街时的相貌，于是不管他已有两个夫人及与玉环订亲，一心一意要嫁给他，以免再次错过机会。一见钟情后，也没有多少笔墨写他们之间的情感交流，至多只是在生活遭遇上的某些关心，主要描写的还是性的吸引以及赤裸裸的性爱活动。这些在今天看来真有点可悲可笑。但是，这比起传统婚姻制度下挑起红盖头才第一次见面的情形，不知道要好多少倍，显然是进步得多。

很多学者觉得艳情小说有性无爱，情只是淫情，一见钟情让人不可思议。这就忽视了一夫多妻的现实，忽视了旧时男女交往极少的现实，只能是一见钟情式的以气质、地位、容貌、家庭等爱情以外的东西取人，甚至一见许身。有人可能这样说，《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怎么被作者描写得那么痴情呢？一是他们耳鬓厮磨，有的是机会，二是作者在塑造一个理想，表达更为进步和民主的思想。即使如此，作者也没有忽视现实，写了他与袭人等人的性行为、甚至同性恋倾向，也没有忽视他与林、薛以及多个女子的暧昧关系。贾宝玉也是一个花花公子，并且是一个浪荡子、败家子。这就是说，我们不能站在今天的文明高度去看待那个时代的婚姻自主观念。性爱自主，在那个时候就是最大的进步；一见钟情，就是充分利用男女难得的交往机会自己选择婚姻的最好的、效率最高的方式；按照自己的标准，见了就不放手，就以身相许，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总比任人宰割好多了。

三是也写出了女性追求多配偶倾向，向往多夫的也大有人在。在这个问题上，男女同样应该是平等的。如《如意君传》、《痴婆子传》、《醉春风》里面的女主人公，都有许多个异性伴侣。

四是写了一夫多妻制度下女子因为性欲得不到满足而发生的大量偷情事件。有的是因为夫年老丧失了性能力。在艳情小说里，经常有年老男子无法满足女子性欲，而女子红杏出墙的故事，如《欢喜冤家》、《一片情》里的许多篇章；也有很多嘲笑性能力衰退的描写，如《续金瓶梅》。有的是因为丈夫雨露不均或丈夫缺乏性趣而发生婚外情，如和奴仆、伙计。《欢喜冤家》中有大量的描写。

第二，更多的是写婚外性关系。婚外性关系在艳情小说里主要有三种：一是狎妓；二是偷情，包括与婢女、尼姑淫乱，与其他女性发生性行为；三是龙阳。

狎妓。在男性社会，女子的社会地位低下，难免不成为男性的玩偶。随着统治的日益巩固，随着商人的出现，权力和财富日益集中，使一些人迷恋声色犬马、耽于享乐成为可能。城市的出现，商业的发展，使得人员流动增加，有不少军人、商人、游士、手工业者离开家庭外出谋生，他们要解决性欲问题，这就增加了对妓女的需要。同样的原因，有些妇女无以为生，使她们不得不以肉体来换取金钱，并成为可能。明清两代，理学特别加强了对于性行为的控制，使得男女性欲被抑制到了严酷的程度，男子们便到妓院发泄。这样，就出现了礼教与娼妓并行于世的社会怪现象。同时，政府禁止和革除了地方官妓，而市妓和私娼却代之而起，日益蔓延。明代中叶以后，娼妓越来越繁盛。特别是明朝后期，人的思想十分解放，社会上提倡奢靡、纵情声色，进而发展成反传统和追求个性的倾向，挑战宋元理学的禁欲主义。文人嫖妓也成为时尚。娼妓符合上层男性的社交、消闲、调情、性交四大需求，可以使男人合理合法地尝一尝偷情的鲜，过一过通奸的瘾，玩弄一下狎妓的高雅情趣，或者满足最基本的性发泄。青楼女子也成了当时天下女人里最有才艺修养、最温文尔雅、最善解人意、最善于社交的女子，成为唯一能够吸引文人学士、士大夫情感的女子。

《金瓶梅》里反映的是西门庆等新兴的商人加小官吏的嫖妓生活，其中包括争风吃醋闹娼门，还反映了妓女与恩客的家人、特别是与大娘和所宠爱的妾金莲之间的关系，也写到了娶妓女为妾。一些白话小说的艳情篇目，反映下层市民与妓女的题材尤为生动，如《卖油郎独占花魁》。到了晚清，竟然专门把嫖妓与狎优作为一种题材去反映，如《九尾龟》、《品花宝鉴》。

艳情小说不但反映了嫖妓，而且还说明了妓女的来源，描写了妓女的生活，歌颂了她们的爱情。《玉闺红》中的刘小姐流落下等妓院，“刘姑娘痛哭跳骂，誓死不从，惹得张小脚性起，吩咐小白狼将刘姑娘绑了，撕下裤子，顺手抓过一把小笤帚柄向□□里一塞，只见鲜血直流，女红已破”。然后遭到几个流氓的轮奸，才洗剥干净了，又给裹脚睡鞋，又涂了满脸的白土粉，两块红胭脂，先打五十下马威鞭子，然后送到窑子里，去做那送旧迎新磨皮擦肉的勾当。女主人公闺贞小姐也是如此，粪夫作乐强梳拢，小姐受苦，然后又是三个流氓的轮奸。并给起名浪姐，绰号大白羊，天天遭人奸淫，一天就接了26个人。其情形令人发指。

宿尼。尼姑没有丈夫，没有合法的性伴侣，但是，有些没有摆脱红尘的尼姑，就把男性当作了性伴侣，使男性多了一种性关系，如《桃花庵》。

艳情小说还写了大量的同性恋，如《龙阳逸史》。

这些性关系的描写，是大众文化得以倡扬的时代的真实反映。在元朝异族统治的冲击下，大批的文人流落到民间，推动了大众文化的发展，培育了大众文化消费形式和消费市场，也提升了大众文化消费档次。到了明朝，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社会的富裕和大众文化消费。一方面道德秩序有所松弛，社会风气相当开放，朝廷也生活在一片糜乱的氛围里。艳情小说所表现的性爱故事在民间蔚为大观，有的表现了男女的性欲望、性心理。今天一些人的纳妾、嫖娼、傍家儿、情人、小蜜、三陪，与明清艳情小说所描写的追求肉欲的主人公没有什么两样，并且增加了卑鄙的成分。因此，艳情小说对男人的肉欲的反映是相对真实的，既有历史的真实，又有文学的真实。

2.从文学角度客观上真实、全面地反映了我国古代的性爱文化

艳情小说既然是小说，就难免有虚构，哪些描写是历史的真实，哪些描写是虚构的，能不能达到艺术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标准又是什么，值得研究。所以，判断它的历史文化价值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要观照分析，不能一一还原。说它是客观的，是因为其中很多作品不是有意识反映现实生活，而是以性爱描写作为兴奋点，有很多还是夸张的、虚构的、不自然的。只是在无意识中展现了那个时代的一些生活场景。

我们以为，文学作品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与生活现实有一定差距，不去原本地摄取，而是根据自己的创作主旨去选择、提升、改造生活素材，这正是文学作品的特点。因此，我们也不能将小说中描写的性爱文化当成了现实中的真实，而忽视了小说的艺术真实。把小说中描写的性爱还原为现实中的性爱的做法，是可笑的。如艳情小说里经常遇到的情况就是纵欲亡身：“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掖剑斩丈夫”。现代相关理论就推翻了这种说法。据专家介绍，阴茎中存在自动跳闸机制，使男人不可能在性活动中花费更大体力。所以，一个男人，只要阴茎勃起就可进行性交，这无损于身体。所以，男人不可能因纵欲而伤及自身。但是，如果假以外力，吃了春药，人为地强化性能力，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翻开历代性生活指导书籍，大多是这样的内容：一是想尽一切办法延长性交时间，即所谓的“前戏”和春药；二是增加阴茎的长度和肥度；三是探讨其他性交形式，如口交；四是借用其他性交器具，如角先生。艳情小说的意义在于，这些做法都违背了人类性能，最终导致男人的毁灭。如西门庆，借助于春药和辅助工具，还是满足不了这么多女性的性需求，特别是潘金莲的性需求，于是，兰陵笑笑生给西门庆安排了脱阳而死的结局，训诫之意振聋发聩。

我们可以根据作者的创作意图、创作主旨，去捕捉一些信息，研究作者使用的是什么素材，他进行了哪些加工；还需要我们参照有关的史料，或者旁证一些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以此来分析艳情小说性描写所反映的性文化真实。

(1)首先，艳情小说是对中国特殊历史时期特殊意识形态和社会性控制严酷的一种反叛。

第一，它反映了形形色色新旧性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对于研究明清文化冲突、文化思潮，特别是性文化，具有一定的史料性质。

艳情小说性观念讲究性交对象多，有的三美、五美、八美、十二美，甚至二十美；讲究性交形式多种多样，还可以使用性器具，仅在《金瓶梅》一书中，就提到了银托子、相思套、琉黄圈、药煮的白绫带子、悬玉环、封脐膏、缅铃等多种；讲究性愉悦，与生殖毫无关系。艳情小说的这些性观念都与所有的宗教文化有冲突。

与基督教的冲突。在西方社会，开始，性活动也具有原始崇拜的性质。西方文明对性的不包容的转折点，在原始社会后期。玛格丽特·米德在她的《生长在新几内亚》一书中，描述了新几内亚北部爱德默群岛上的曼奴斯人，说他们有清教徒式的严格。他们厌恶性所涉及的内容，蔑视性的排泄物，压抑和避免性的表现，竭尽全力寻求这方面的保密。伊尼斯比格是一个爱尔兰小岛上的社区，伊尼斯比格人把性的各种表现以及月经、排尿之类的自然现象统统置于神秘之中。更产生了对裸体的憎恶，以至于一个男子因在公共场合赤脚而羞愧。婚后性关系是唯一被认可的性欲满足途径，但内衣不能脱去，不能有前奏，只能采取男子在上的方式。但也还有宽松的表现。在萨摩亚的文化中，由于主要是过集体生活，从童年起，人们有各自的性生活。太平洋中心的波利尼西亚群岛在未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之前，对男女青年和少年来说，手淫和婚前性行为均被鼓励，婚后和婚外性行为既可以自由地进行，也可以公开地讨论，村社的生活、审美标准、歌曲与舞蹈均充满了情欲色彩。

随着基督教的不断扩散，对性的负面看法逐渐加大。人的欲望是罪恶，性欲是主要的欲望，也是最大的魔鬼，从而主张禁欲。另外，它极力反对引诱性欲的一切行为，特别是黄色内容的文艺。以为子女自十三四岁至十七八岁这一时期中，实为最可怖的时期。做父母的必须特别留意，防止他们犯手淫。并认为犯手淫是由于看了艳情小说、淫戏、淫曲、淫画引起的。从而提出了“谨慎你的眼睛”、“不许奸淫”、“男不近女”的口号。即使夫妻，也规定了繁琐的禁忌日，夫妻在这些日子性交是犯罪的，将在阴间受到烈火和毒蛇的严厉惩罚；发现不是为了生育的性交，可以向神父告发，由神父对当事人进行公开审判。在《创世纪》第三十八章中，上帝要求俄南与兄媳发生关系，以达到传宗接代的目的，俄南却执意在性高潮来临时，拔出阴茎，将精液洒在地上，上帝因此将他处死。在中世纪，圣托马斯·阿科拉斯认为性行为不能超出伦理的秩序和风尚，那些从根本上背离了导致生育的最终目的的性活动，都是罪恶。就是到了20世纪末期的1993年，梵蒂冈在发表的正式文书中，仍然将手淫、同性恋、人工流产等列为道德原罪，连使用避孕套都被认为不当。

与佛教冲突。佛教讲究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要想到极乐世界，必须放弃色，过好“色戒”关。佛教为了防止女性诱惑而提出以“九想”来排斥“六欲”，六欲是指男性对女性肤色、形貌、仪态、语言、细滑、人相六方面的欲望；“九想”是膨胀想(想象人是膨胀的尸体)、青淤想(想象人是遍体青淤)、坏想(想象人是坏烂的尸体)、血涂想(想象人体血肉涂糊)、脓烂想(想象人体浓烂腐臭)、嘬想(想象死后鸟兽来嘬咬尸体)、散想(想象被嘬咬后尸骨散乱)、骨想(想象人是一堆白骨)、烧想(想象人死后火化成骨灰)。有了这“九想”，女人就成了极其丑陋不堪的东西，情欲自然就会消失。佛教讲“极乐”，艳情小说讲眼前的极乐。如袁枚说：“惜玉怜香而心不动者，圣也；惜玉怜香而心动者，人也；不知玉不知香者，禽兽也。”其性爱思想观念南辕北辙，相差甚远。但是，艳情小说却借用了佛教的报应观念，可见佛教影响之深。

与道教的关系。真正的道教，是讲究成仙的。早期的道家文化体系不仅不禁欲，而且创造过房中术，以精致的性交技巧规范，来实现“合阴阳、延天命、通神明”的文化理想。它要求个人的性行为首先要服从养生和得道成仙的根本目标，其他都是次要的。在房中术里讲究挑逗技巧，因为只有女人也达到性高潮，才能释放出保质保量的阴以供男人来采补。但是，世俗化的道教却在成仙的方式、途径上堕入歧途，有了变相淫乐的倾向。总之，房中术是彻底地把性当作一种工具。艳情小说从这些误入歧途的道教思想里吸取了不少东西，写了一些道教的旁门之术，把工具变成了享受、快乐。《昭阳趣史》就写了道教的吸精补精术。

与儒教观念水火不容。儒教实际上奉行的就是一种精神禁欲主义。在我国历史上，儒家最通行的原则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唯生殖目的论”是儒家的重要思想，生娃娃的性行为才是合情合理的。《聊斋志异》把一个替恩人生子的未婚女性表扬为侠女，而现在很多农村中，至今也不认为“借种”为多大的罪过，可见儒家思想的影响之深。这个原则提倡夫妻的性生活，但是排斥性交的感官快乐，接吻、爱抚、裸体，都被视为淫荡。朱熹对此解释是“闺房之乐，本无邪淫；夫妻之欢，亦无伤碍；然而纵欲生患，乐极生悲”。“一日夫妻百日恩”，有“恩”就行了。自由恋爱不行，私订终身不行，应该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应该三媒六证。(图58)于是，“棒打鸳鸯”、“捆绑夫妻”的悲剧比比皆是。夫妻间既然无爱情可言，自然也就无性的乐趣，性权利被残酷地剥夺了。这个原则拒绝婚外性关系。《二十五史演义》载，通奸“沉潭”。与此同时，讲究贞节，用“骑木驴”惩罚失贞女。此外，对于女人，讲究“女为男用”。讲治国之道时女人是祸水狐狸精；讲传宗接代时女人又是生殖工具；讲婚姻时女人就应是贤内助；玩腻了另寻新欢时，女人就应有“不妒之贤”。道学家竟然提出了“万恶淫为首”，宣扬女子“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在意识形态和大众生活领域提倡“风化”。还特别严格限制异性接触。强调“男女授受不亲”，男女“不同席”、“不共食”、“不杂坐”、“不同枷”、“不同中栉”、“不亲授”、“叔嫂不通问”、“诸母不漱裳”、“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刘达临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儒教全面剥夺大众的性教育权、性文艺欣赏权。甚至《西厢记》、《红楼梦》等都被加上“诲淫”的罪名遭到严厉的查禁。

图58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清代年画)

与在儒教影响下大众所形成的性观念既有共通处，又有差异处。这也是吸引大众的主要原因。大众观念是受统治阶级思想的强烈影响，被封建统治阶级整合了的观念，与统治阶级的观念极其相近。大众的性观念，首先认为性生活必须发生在男女两性之间，除此之外的其他性活动，比如男性与男性、女性与女性之间的性活动，自身性活动如自慰、性幻想、性梦等均遭到严厉贬斥；必须以生殖为最终目的，性成了实现传宗接代的工具；必须限于婚姻范围之内，只有婚内的性才是合法的、才是道德的，婚外性活动，如婚前性生活、婚外恋情，是社会打击、谴责的对象；夫妻恩爱是性生活唯一的调节方式，使用性工具、读艳情小说，都为正人君子所不齿；老人、少儿谈性或某些涉性行为，是“将来没有出息”的预兆，是“老不正经”、“为老不尊”；对性生活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不能开性玩笑，哪怕在夫妻之间也常常如此；深刻的贞节观，如处女情结，结婚必须有落红，在婚床上铺一张白布，看妻子在性生活之后在白布上有没有染红，有红就报喜，给新娘家送猪头，广东叫“烧猪头”，如果没有出血，就说明不是处女，要被休掉的。强调“一夜夫妻百日恩”，就是新婚洞房的乐趣，给了他们深厚的感情。艳情小说对新婚描写得很多，体现了这种观念。现在中国人的性观念，包括对性的一些生理认识，很大程度上跟中国古代性文化的传统影响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想，像现在很多的人，特别年龄比较大的人，说男女授受不亲、男女有别，实际上都是封建礼教思想的潜移默化影响。另一方面是对人的生理、心理方面的影响，比如说，很多人认为，精液是很珍贵的，叫一滴精十滴血，这也是中国古代性文化的影响。

艳情小说的观念，接近于新兴的市民阶层、商业主阶层，反映的是他们的性观念和思想意识；也表现了一般人潜在的性意识，如特别强调性爱自主、欣赏欲望满足。所以才有了广泛的大众接受群，甚至士大夫及统治阶级集团里也有人喜欢。《金瓶梅》“云霞满纸”的评价，《红楼梦》的满文译本，以及上百种流传下来的艳情小说，都说明了这个问题。

有很多思想与我国古代性医学是既相通又相别的。其一，都认为夫妇间的性事活动是一种自然的、健康的行为，是人类生理、心理不可避免的需求，强调性生活男女双方同享快感，共同受益，男欲求女，女欲求男，情投意合，俱有悦心；都讲究性爱的不同体位和方法，即所谓龙翻、虎步、猿搏、蝉附、龟腾、凤翔、兔吮毫、鱼接鳞、鹤交颈等九法。但是艳情小说也有与中国古代医学思想不完全一致的地方。医学以为，正确地掌握性事活动中的原则和方法、步骤和宜忌等，就可以通过性生活起到补益身体、祛病延年的作用；房事生活中一定要学习和掌握一定的原则和法度；能够补益生命的是饮食物质，而损伤寿命的是色欲。不是只跟着感觉走，以满足肉欲为目的，以获得最大的快感为目的。其二，都反对禁欲主义，认为长期禁欲，对身体有一定的危害作用。凡健康的成年人，都必须有正常的性生活，并通过性生活以达到养生。如果长期禁欲，违背了人的生理之常，则不仅能引起疾病，而且还会损伤寿命。但是，医学强调固护精液，在性交快感最强的时候也不泻精，动而少泄，还精补脑；而艳情小说追求的则是“一泄如注”的快感享受。其三，医学是将性事活动与优生优育即“种子”结合起来的，认为开始性生活的年龄必须适当，胎儿的生成在于父精母血的凝聚，故应做到男子惜精、女子益血，方能通过性交而达到孕育的目的。古人还认为，为孕育计，男女交合应掌握适当时机，所谓“欲种子成孕，贵在有时”。当女子达到性欲高潮时，即“美快之极”，表现出“五候”的形态时再射精。而艳情小说从来就不是为生育、优育性交的，它只是为了快感，单纯的肉欲享受。再如，医学讲究性保健及防治疾病。古人强调，在性交活动时结合气功导引浅入而微有摇动，这样既可增进对方的性兴奋，又可使双方情趣相感应。夫妇间的某些疾病，通过性生活予以预防和治疗。艳情小说讲究的是纵欲，欲生欲死的纵欲，故有很多是亡身的，它的名言就是：“宁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艳情小说专门描写人们在这种复杂的明清文化压抑下的反弹。正如凌濛初在《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四“任君用恣乐深闺，杨太尉戏宫馆客”中所说的：“纵有家法极严的铜壁铁墙，提铃喝号，防得一个水泄不通，也只禁得他们的身，禁不住他们的心。”宣泄，追求享乐，反抗行为自然发生。其中有很多是对于传统封建礼教的叛逆，本身就带着一定的进步因素。这种对封建统治阶级文化的否定与对宗教文化的背叛，可以说是艳情小说主要的社会价值。当然，由反叛堕落至精神扭曲，或者是由经济利益的原因而毒害民众，就是以动物性质的性爱来刺激读者，是艳情小说的畸形发展。

第二，以性当情，突出肉体的快感，与明清封建统治阶级文化发生强烈的对抗。理学讲究“去人欲，存天理”。性交，道学家所谓“为后也，非为色也”。《十戒功过格》的规定说：“遇美色流连顾盼：一过；无故作淫邪之想：一过；淫梦一次：一过；淫梦而不自刻责，反追忆摹拟：五过；有意与妇人接手，心里淫淫者：十过。”张咏知益州时悦一姬，中夜心动，绕屋而行，但云“张咏小人，张咏小人”，始终没有越轨，表现出人生的苦行。历代《烈女传》有很多保持情操的女子。这些都是明清统治阶级津津乐道的。但是，这无疑是压抑了正常的人性。另一方面，人的欲望不是压抑就能解决得了的，性欲求也是不可遏抑的，这就和现实的表现形成矛盾。朱熹不仅“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偕行”，并且“冢妇不夫而自孕”。因此，叶绍翁强烈要求皇帝治朱老夫子的罪。宋徽宗暗通妓女李师师，宋理宗爱幸名妓唐安安，南宋末年的贾似道“进娼优奉帝为游宴”，更有甚者，竟发生宋徽宗和周邦彦君臣同嫖的事。据《宋史纪事本末》等载，宋代的一些权臣，如王黻、秦熺、贾似道等几乎无不狎妓淫乐，腐化已极；到了南宋，是一派“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此外，南风盛行。周密的《癸辛杂识》云：“吴俗此风尤甚，新门外乃其巢穴，皆敷脂粉，盛装饰，善针指，呼谓亦如妇人，比比求合，其为首者，号‘师巫”、‘行头’。凡官家有不男之讼，呼使验之。”故社会上有些反对派把程、朱之学斥为“伪学”，实在是有道理的。压抑人性，是宋明理学对社会张扬个性的反动。政治文化的禁压，必定导致文化、文学特别是大众文化、文学上的逆反。

宋明理学抹杀人生的快乐，要人们遵守各种礼教的约束，妇女遭受到空前绝后的压迫，所以，到了明清，放荡不羁的文人如唐寅、李渔等开始通过春宫画和色情小说、风情剧进行调侃和发泄。而市民文化的反弹比这个要激烈，向着反叛封建礼教正统文化的道路发展，并且由于缺乏理性，又是在压抑中扭曲出现，向着极端发展，其后果是道德的沦丧、社会风气的败坏。艳情小说本身就是对宋朝理学桎梏的有力反弹，它也具有扭曲的性质。明清小说有很多反映寡妇守节之苦和描写寡妇偷情、再嫁的。她们都没有抵挡得住性欲的诱惑，作了性欲的俘虏。小说通过对她们性爱愉悦陶醉的描写，张扬了人性，将守节踩在了脚下，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艳情小说以性快感作为描写的中心，以宣淫相抗，甚至以淫乐为特征，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中国古代文学一向以含蓄雅致为美，从《诗经》到唐诗宋词，一代又一代的诗人、作家无不自觉地追求着文本艺术的诗意美与含蓄美。明清时代的艳情小说，则对此进行了彻底的反叛。如《金瓶梅》、《肉蒲团》在大量露骨的两性性行为及性心理描述中，对于女子性压抑、性饥渴的描写，对男子的性放荡及变态性心理的行为，特别是对两性接触的细节，都有如身临其境的描绘；还特别细腻地刻划女性交媾时的情态、心理，用性的快感以反抗理学的禁欲。大量的艳情小说将心目中的女性和理想的性关系流诸笔端，展示在世人面前，或才子神童，巧遇美貌佳人，于是一见钟情，进而翻云覆雨，后遇风波而得人相助，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或官宦商人整日花天酒地，日夜宣淫，其老婆必然也与人相通，最后均遭受报应而死等等。它的反传统思想，主要是反对对人欲的压抑，无疑是好的，但鼓吹肉欲、煽动本能、抹杀文明，又是极其不健康的、有害的，是扭曲的。

艳情小说中的性爱描写重视性而少写情，与才子佳人小说重情不写性，同样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其实艳情小说也有情，只是不很符合精英文化、正统文化对于情的理解，没有达到《红楼梦》等优秀作品的高度。《红楼梦》的那个爱情高度，只有宝玉和黛玉达到了，古典小说中那么多人物形象、现实生活中那么多的芸芸众生，达到的很少。而这恰恰是艳情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重性轻情，所以它尽管有时候也表明“风流才子，岂可草草的苟合”！但更注重的是“天遣缘分，岂可当面错过”！正是这样，它在明清小说史上才有了一定的描写领域，成为独立的一个体式，有了一定的文学地位。

张扬了性的快乐，无疑就是对理学的反弹。这是当时不少文学形式所表现的思潮。如，同是大众文化的民歌，表现的主题与艳情小说就完全相同：“情人爱我的脚儿瘦，我爱情人的典雅风流。初相交就把奴家温存透……象牙床上，罗帏悬挂钩，哎哟咱二人今晚早成就。舌尖嘟着口，哎哟情人莫要丢，浑身上酥麻，顾不的害羞，哎哟是咱的不由人的身子往上凑。凑上前！奴的身子够了心不够！”具体描写女性的情态都如出一辙。艳情小说塑造的这些淫妇女子形象，与朱熹疾呼的“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与“革尽人欲，尽复天理”形成了强烈的抵触，就是对理学的强劲的反弹。

艳情小说还描写了女道学即传统女人的令人不可忍受。《肉蒲团》第三回写到初婚的玉香时，有一个十分传神的描写：“却说玉香小姐姿容虽然无双，风情未免不足”，“只因平时父训既严，母仪又肃，耳不闻淫声，目不睹邪色，所读之书不是《烈女传》，就是《孝女经》”，所以，即使丈夫对她说些调情的话也会满面通红，到了“夜间干事，虽然承当”，“行房套数只好行些中庸之道，不肯标新立异。要做‘隔山取火’，就说是犯了背夫之嫌。要做‘倒浇蜡烛’，又说倒了夫纲之礼。”

艳情小说张扬性的快乐，还具有进化意义和现代意义。(图59)生物进化规律告诉我们，生物越是低级，追求生殖的本能就越强烈。有些低级生物甚至根本没有实质性的性活动，而是通过体外排精、排卵来完成其繁殖过程。相反，越是高级的动物，性敏感区就越大，也就越追求性的快乐。人类尤其如此。在19世纪，弗洛伊德提出了“唯乐原则”这一人类性行为的动机。他在《精神分析引论》中写道：“我们整个心理活动似乎都是在下决心去求取欢乐，避免痛苦，而且自动地受唯乐原则的调节。”近年来，有些专家也支持这种观点：“快感是历史最大、最终的动力——不管是有关善的快感还是关于恶的快感。”“而在获得快感的众多方式中，毋庸置疑，性快感差不多是最重要的方式之一。”钱钟书也说：“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更像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的电兔子。几分钟或者几天的快乐赚我们活了一世，忍受着许多痛苦。我们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来——这三句话概括了整个人类努力的历史。”20世纪末期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人们从繁重的劳动中摆脱出来，开始拥有更多的闲暇，追求生活的快乐，包括性快乐。避孕措施及其工具的精益求精，使得人们在尽情享受性的欢乐之后，不必有生理和社会责任方面的后顾之忧。而伴随妇女社会地位的普遍提高，女性在性活动方面也大大减轻了对男人的依附感和从属感。其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这样的观点——性快乐是性生活的直接目的，充分发泄、享受性快感是性生活的直接追求。艳情小说追求性快感，如果单从观念上说，确实是具有一定的现代意义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艳情小说性快乐的现代意义突出表现在男女双方的快乐观念上。在艳情小说里，女性也是快乐的积极追求者，女性就要为争取自己的快乐而有所行动，不仅可以采取主动，向男性提出要求，还可以与男性共同进行性生活中的创造。可以这样说，只有当女性以平等的身份与男性共同参与性活动，只有男女两性只是为了快乐而没有其他企图和附加条件的性活动，性生活才能进入真正的理想状态。所以，艳情小说很少写到日常生活、家庭事务、金钱利益，就是追求赤裸裸的性爱满足。

图59　帏中之乐(明代春宫图)

如果像有些人指出的，小说不必多描写或根本就不该描写人类的性爱活动，或者把这个任务交给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性学家，那么，我们的文学大概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了，我们也就无法了解明清两代如此丰富多彩的性文化，就无法全面、客观、深刻地把握当时的社会思潮、文学思潮和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情况。文学是艺术化了的个案，它具有比其他任何学科都不可能具有的描述特长。艳情小说就是这样带着俗不可耐的男欢女爱，加入到明清滚滚的文化思潮中去，而又受到统治阶级、世俗文化的强烈排斥。像那些违规的青年男女，尽管在私下相会，或有沉河、挂破鞋游街的惩罚，但是，他们毕竟换来了今天的婚姻自主、性爱自主，偷偷摸摸在无意中成了人类历史进程的一股动力，成了记载这段历史的可贵的化石。

第三，艳情小说折射的是中国古代特别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文化的许多缺憾，昭示了新的文化思潮的活力。这无疑给统治阶级很深刻的警示。其一，禁欲主义是反动的。明清程朱理学的抬头，王阳明所倡心学，“破心中之贼”禁锢性欲，在中下层社会大肆宣扬去情欲、远声色、三从四德、失节事大等，违背了基本的人性。中国古代医学应该是最能体现阴阳之道的，万全《妇人秘科》中，论述了女性强抑性欲的危害，“愆期未嫁之女，寡居之妇，庵院之尼，欲动而不能遂，感愤而不得言，多有经闭之疾。含羞强忍，不欲人知，致成劳瘵之病，终不可救”。说明女性由于性紧张而未能解决性欲，可导致经闭或为虚劳。寡妇守节显然有违生理。所以，《闹花丛》的作者就认为，男女情欲是人之常情，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私情是顺理成章的事，应该“律设大法，理顺人情”，让他们婚配。其二，性教育的缺失。性的教育被扭曲的妇道教育、禁欲教育所替代，连传统的道家、医学养生中的性心理、性技巧也不被传承，大量的医学著作多讲禁忌。人类的性教育权利也如同人有其他方面的受教育的权利和获得生存、生产技能的权利一样，人人都应该有享受或者获得性知识、教育及生活的权利，以协调人类自身的科学生活方式。艳情小说就是在理学压抑下，利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小说形式，进行的具有隐私性质的一种畸形的教育形式。与春宫画、压箱底等相比，更具有普遍性和日常性。其三，及时因势利导。艳情小说以宣泄性欲为快，但是忽视对大众文化的导向和提升，或者导向和提升理想化，脱离大众生活实际，导致大众文化和统治文化水和油的不融合，走上了一条邪路，没有发挥应有的效用，或者在起到一定效用的同时，带来了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所以遭到民众乃至统治阶级的反对和查禁。假如从一开始就充分重视，因势利导，除弊兴利，大概就不是防不胜防、愈禁愈烈的情形了。其四，根本的问题是统治阶级没有与时俱进。明清两代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特别是清中叶以后，由于中国和西方国家通商、交往的扩大，一些新兴的有进步意义的思想和理论逐渐影响中国，首先被一些知识分子所接受、所宣传，在婚姻和两性关系的观念上产生了很大变化。而封建统治阶级还是竭力推行封建礼教，摧残人性，必然要受到新兴的市民阶级和一些具有进步思想者的反对与批判。从明末到清朝，所谓“异端”之说纷起，两种思想的斗争显得十分激烈。一方面，统治者更加强调“男女婚配”的“教化大伦”，并把这视为“正治教”的重要内容之一；另一方面，反对束缚个性、主张男女平等的“异端”思潮已经露头，他们以市民的大量的小说娱乐消费作为突破口，反映、理解、支持市民的私欲和利益，倡导市民的价值观念和生活理念，倡导具有现代意义的婚姻性爱观和民主思想，是势在必然的事情。统治阶级的这些做法，不光使艳情小说畸形发展，给社会风气推波助澜，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更断送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致使中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徘徊，延误了中国发展的时间，导致了中国的落后挨打，导致民族的灾难。

(2)其次，艳情小说描写了那个时代形形色色的性爱，提供了许多有典型性的研究个案。

艳情小说描写多涉男女之情，或少女思春，或少妇偷汉，或两男相狎，或二女相恋。有的表现的是纯粹的性欲，有的表现的是复杂的性爱，也有很多写得很优美，双方能达到性欲和爱情两方面的最高境界，两情相悦，双飞双宿。按照内容性质划分，可分为婚恋内容的小说；狭邪内容的小说；淫行内容的小说，包括通奸、奸污、偷情；变态内容的小说，包括同性恋、性虐待等。每一种类型里面，艳情小说都写了许多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

①偷窥。指的是从窥探他人的交媾中获得快感的一种行为。偷窥心理是人们常有的一种心理，所以，在这里我们不再把偷窥当作一种变态性行为。艳情小说本身就是满足了人们的偷窥心理。人类的性活动具有隐秘性，艳情小说却把它张扬出来，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来满足偷窥的欲望。韩进廉先生干脆用偷窥去作为研究艳情小说的书名，来评价、介绍、分析中国古代艳情文学的源流及其社会背景，可谓抓住了一个准确的角度。

《桃花影》对偷窥的描写细致入微。一是点明偷窥是极大的引诱，堕落就是从偷窥开始的。魏玉卿看山茶与褚贵夫妇的交合；非云看母亲与魏玉卿的交合。二是把女子偷窥细节、心理描述得很贴切。非云“年才三五，性颇贞闲，柔姿慧质，天付情根，晓花欲开，常攒眉不语，若有所思，其意盖欲得一有才有貌的儿郎。中秋之夜，月光照入，辗转无聊，忽听得隔壁恍若二人步响，帐钩摇动，笑声吟吟，知母亲有情人”，于是第二夜潜步出房，穿过前庑，只见西轩榻上，有一年少书生与母嘴对嘴，搂做一处时，“便把身儿闪在一边，细看那生”；不多时又见二人脱去衣服时，“非云看了一眼，急忙转身就走，走不数步，却又立住了脚”；再回头看见性交如醉如痴时，“非云顿足道：‘羞人答答的，亏我母亲肯做这般勾当。’”但是，还是呆了脸，看到出神，并且身体不由自主地有了反应。《巫梦缘》也以相当的篇幅写了窥浴、窥房、窥手淫等窥视活动。

还有很多写窥阳物的。《野叟曝言》写李又全让女人设置马桶，看男子小解时阳物是不是够大；《续金瓶梅》写金桂姐恨自己的丈夫小，不能满足，就去偷窥大的，结果太恐怖了，便知难而退。《金瓶梅》第八、第十三、第二十三等回中，都有用舌头舔破窗纸以窥淫色、听淫声的情节。

偷窥从性心理角度看，能激发偷窥者的性欲；从叙事角度讲，是一个新鲜的方式。其描写模式，多先是男子按不住欲火，女子也情不能禁。接着就是或加入到性爱里面来，或另寻找性爱对象，或自慰。艳情小说中津津乐道的那些偷情、私窥、艳遇、交媾的情节，看似离奇古怪，却反映了人们比较普遍的性心理，能满足人们的性幻想和性满足，起到调节心理和精神自慰的目的。

②口交。中国古代把女性为男性口交叫吹箫，而把男性对女性进行口交叫品玉。前者在《金瓶梅》里有描写，王六儿在这一方面是行家。其他艳情小说多在男子阳具萎缩而女子淫情大炽时使用。后者在《玉闺红》里描写张小脚的淫滥，多让流氓帮闲舔刮。

③春宫图。明、清两代的春宫图，常被制成画册或者雕刻在牛骨上。典型的春宫画册通常取二十四或三十六幅之数，每幅各表现一种性交姿势或场景，一般每幅都配有一首香艳的诗、词或小令作为题辞。

晚明著名的春宫画册有《花营锦阵》、《鸳鸯秘谱》、《风流绝畅》、《江南销夏》、《繁华丽锦》等多种。春宫图也被用作小说中的插图，崇祯年间刊刻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中的200幅插图中就有几十幅是春宫图。《素娥篇》就是对春宫画的诗解。

艳情小说描写的春宫，是专门用来引发性情趣的，作为煽情手段。比如夫妇两人在作爱之前，或作爱过程中，可以一同观赏春宫画册。《肉蒲团》中有位名叫花晨的女人，曾授予未央生真传：“要先看书，接着一面行阴阳之道，一面要读书和听声音。”《金瓶梅》十三回叙西门庆从李瓶儿处得到的春画，系李瓶儿丈夫之叔花太监从内府画出来的。大致情况小说有词描述：“内府衢花绫裱，大青大绿细描金，镶嵌斗方干净。女赛巫山神女，男如宋玉郎君，双双帐内惯交锋。解名二十四，春意最关情。”从原文看，为手卷形式，西门庆“因赶着夺那手卷……潘金莲道：‘你拿了来，我方与你这手卷。’”八十三回西门庆死后，女婿陈经济与潘金莲、春梅幽会，又说是“春意二十四解本儿”。据刘达临先生分析，可能明朝流行一种有二十四解的春宫画，既有手卷，也有本儿，即册页。在《醒世恒言》“金海陵纵欲亡身”中也提到有“《洞房春意》一册”。《鼓掌绝尘》写丑梅香看的也是这类玩艺儿。《肉蒲团》中未央生却是用成册的春宫画来启发妻子的。

其实，一般民间的春宫图是用来宣示性知识、性技巧，进行性教育的。如春钱，背面铸有男女交媾秘戏图像，间有文字如“风花雪月”等。旧时由长者授予新婚子媳，或作传授房事促其多子多孙用，寓祈子。如春宫瓷塑叫“压箱底”，外型一般呈水果状、船状或孩儿状，一分为二，揭开看，内为裸体男女交合，平常放置在家中的箱底，辟邪用；女儿出嫁前夕，母亲才会私下交给女儿，告之夫妻之道。如年画，女儿出嫁时，把画放在嫁妆中，新婚之夜挂在帐中，新婚夫妻跟着做就行了。嫁妆画的性教育，在《同声歌》中有所反映。那个女子在洞房花烛之夜所见的“列图”，就是展示各种性交姿势和体位的春宫图。《红楼梦》中的绣囊，是由宫廷流落到民间的春宫仿造。但是，作用是复杂的，可能作为情物，可能是作为房中用品使用。另外两种用途，艳情小说没有写到：一是妓院用品，用来烘托淫荡气氛，增加嫖客性趣的。主要是鼻烟壶。除了吸闻鼻烟有避孕作用外，还用来盛放赠送给客人的鼻烟。铜盒的顶端铸有一个精美的蝙蝠；用手轻轻一按，套筒退下，露出内层。内层两面分别刻着两幅春宫图。二是辟邪。如年画中的避火图、护书，以保佑家宅平安。清末叶德辉藏书甚多，相传他就在书中夹着春宫图，谓火神系女性，见春宫图则羞而却步，故可防火。此外，就是作为清玩，在各种日常用具上饰以春宫图，如碗、药盒、烟盒、鼻烟壶、铜镜的背面，或案头之物如笔筒、镇纸、葫芦等。

与此相关的，就是描述了艳情小说的影响。《闹花丛》写文英忽一日揭开《西厢记》，见莺莺给张生的诗道：“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遂大笑道：“张君踹跳粉墙，至今传为风流美谈，我那刘小姐亦曾订我佳期，云是九月中旬，捱到此际，做一番佳会。”《刘生觅莲记》写刘赴约不爽，索然沮兴，即弃钓归室，将爱童而睡。闻扣门声，放之入。乃金友胜，因至书坊，觅得话本，特持与生观之。见《天缘奇遇》，鄙之曰：“兽心狗行，丧尽天真，为此话本，其无后乎？”见《荔枝奇逢》及《怀春雅集》，留之。私曰：“男情女欲，何人无之？不意今者近出吾身，苟得遂此志，则风月谈中增一本传奇，可笑也。”《红楼梦》、《蜃楼志》也有多处描写，写到艳情小说对性爱的启发、引导。

④性器具。艳情小说中的性器具，多为女性所用，作用多为鳏寡孤独、少女情怀者提供一种性满足的途径，或是性关系双方性欲强弱有较大距离，一方不能满足时，使用性辅助品可以克服双方性欲差距导致的不和谐。

据刘达临先生考证，为了得到性快感，在六朝时代女子已懂得制造与使用与阴茎相似的代用物，例如用薄象牙或长麻袋装面粉扎成阴茎状。在性禁锢严酷的时代，女子和男子接触的机会少，性苦闷加剧，则这类物品被用得越多。可是，现在很难发现古书上对这种物品的详细介绍。在艳情小说里，我们很容易找到对其形状、功能和用法的具体描写。这是艳情小说的文化价值之一。大致有广东人事、景东人事、藤津伪器、角帽、角先生、触器等。

《醒世姻缘传》第六十五回写到广东人事：“又将那第三个抽斗扭开，里面两三根明角先生，又有两三根广东人事。”可见角先生与广东人事等并非一物。《肉蒲团》第十五回：“竟像是个极大的角先生，灌了一肚滚水，塞进去一般”；《姑妄言》卷十三：“有一个《西江月》赞他的形状：腹内空空无物，头间秃秃无巾”。《姑妄言》中，铁氏看那童自大购回的物事，“上面还有些浪里梅花”。《一片情》第九回中为尿胞皮儿；《姑妄言》卷十五中则是牛尿脬缝制，寻常可贴身携带，用时吹胀了以绳带将根处扎牢。

《株林野史》第七回中有所谓“广东膀”。仪行父拿出一个东西，有四五寸长，与阳物无异，叫作“广东膀”，递与荷花，说道：“我与你主母干事，你未免有些难过，此物聊可解渴。”荷花接过来道：“这东西怎样弄法？”仪行父道：“用热水泡泡它就硬了。”小说又插写荷花在仪行父的指导下，如何使用它以发泄性欲。

藤津，见于《聊斋志异》。《狐惩淫》一文记某生赴试归，携藤津伪器一事，“水浸盎中”，却为痴妇脔切与菱藕并出饷客，肴中“黑条杂错，举座不知何物”。至于景东人事，《型世言》中说它“甚黄黄这等怪丑”。《金瓶梅》第七十九回又记西门庆麈柄上带着，可见与“角帽”类似，同为男性套用。但《浪史奇观》中又有双头角帽，供二女共享，则是与角先生相类了。李零《中国方术考》说，角先生，则系女子自慰用具。角先生多为腔体，中空处可注水加温。在其他小说里，它叫“藤津”、“触器”、“角先生”。

艳情小说多写宫女、女尼、节妇之间以此自慰与互慰。从中了解女子所受的性禁锢和性压迫、在这种禁锢与压迫下的呻吟，以及所采取的一些没有办法的办法。这种做法既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性要求，又可保存“名节”，这就是当时在女子中此物颇为流行的原因。

用于男性的性器具，则主要是帮助提高性交能力或者增强性快乐。用在男女交合的场合，主要是为了女子性高潮和性满足的。使用性的辅助工具最有代表性的是西门庆的“淫器包儿”。西门庆到处寻花问柳随身携带的“淫器包儿”，里面有“药煮白带子”，用绢带束固茎根，有“悬玉环”，套在根部，用一条白绸带绕过两腿，绑在腰上来固定它。

⑤春药。是古代用于增强性功能提高性快感的药物或处方。艳情小说中所写春药，也主要是为了纵欲，首推《飞燕外传》中的“春恤胶”，然后是《金瓶梅》中的胡僧丸，都可以使男主人公乐不可支，精尽而亡。其他小说里也各色各样，五花八门，男用和女用，内服和外用，一应俱全。要表达的思想是，春药是维持一男与多女性关系的保障；春药都是致人于死地的不祥之物，是对纵欲的惩罚，如《金瓶梅词话》中的“西门庆贪欲得病”，《二拍》中“甄监生浪吞秘药”，指出所谓“春药”，充其量只能增加人的性欲望，而不能增加人的性能力，“扶强不扶弱”。

⑥手淫。艳情小说里描写男性手淫的比较少，可能与中国传统性观念有关系。《西厢记》里“指头儿告了消乏”，《红楼梦》也有。《金瓶梅》几乎把各种性活动描写得淋漓尽致：从性交、肛交、口交到性虐待和性工具，无不面面俱到，唯独对手淫这一普遍存在的现象没有涉及，只有一处，说王六儿喜欢男人干她的后庭花，自己在下面揉着自己，才能达到高潮。

其他艳情小说，则把男子的手淫或者当成是青少年的集体“游戏”。这种情况多见于艳情话本小说集子。如《一片情》第十二回“小鬼头苦死风流”中有一段描写，写馆中几个小朋友赌“勒罐”，以射得远为胜。《别有香》第四回“泼秃子肥战淫孀”也有一段类似的描写。看来，当时的青少年对手淫这件事看得很是“无所谓”，就和在一起玩耍、作游戏差不多。或者男子用以发泄性欲。《巫梦缘》第八回叙述了小说主人公王嵩因许久未见女色，用手淫发泄性欲，是通过露花的窥视描写的。离家在外或独身无妻，尤其是未婚青年，性欲正处在旺盛时期，通过手淫发泄实属自然。或是受外部刺激如观淫、听淫等所左右而手淫的。如《绣榻野史》东门生促成其契弟赵大理与金氏通奸，自己在窗外窃看时，忍不住进行了手淫。《欢喜冤家》第二十三回“梦花生媚引凤鸾交”，花生听到王国卿与姐姐巫娘上床云雨，“不免五姑娘一齐动手”。《巫梦缘》第三回“娇娘大战少年郎”中，描写了小仆人偷看娇娘的两次手淫。《二刻拍案惊奇》第二十九卷“赠芝麻识破假形，撷草药巧谐真偶”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小说的主人公蒋生与牝狐室内行淫，几个同伴在窗外窃听了，各自归房，有的放了手铳。有的甚至见了女人就受不了。《照世怀》卷二“百和坊将无作有”写光棍老童生欧醉见到屠老爷的小妾缪奶奶十分美貌时，虚火发动，弯着腰告辞出来，回到寓中忍耐不住，关了房门手淫。或者借助手淫增加交合情趣。《春灯迷史》写金华与娇娘的交合就是如此。或者写和尚和同性恋者。《肉蒲团》第二十回写到手淫是和尚的主要发泄办法：“谁想少年出家，到夜有些不便，随你强制，淫心硬挠欲火。在日间念佛看经自然混过，睡到半夜，那孽物不知不觉就要磨起人来，不住在被窝中碍手绊脚，捺又捺他不住，放又放他不倒，只得要想个法子去安顿他，不是借指头救急，就是寻徒弟解纷，这两桩事是僧家的方便法门。”《拍案惊奇》卷十七“西山观设录度亡魂，开封府备棺追活命”中，描述宋时西山观内的道士黄妙修用手淫与两个道童进行性活动。男子以手淫发泄性欲，还多保存在民间荤故事里，《笑林广记》(清初本)里有两则笑话，一则是“蜈蚣咬”，说坐馆先生靠其发泄；一则写有无妻者靠放手铳解决问题。其他还有什么“捋管儿”、“五姑娘”等等。

艳情小说写手淫的意义，表现在女子手淫描写上。艳情小说对此没有明显的贬责，把它看成是发泄性欲的自然手段。说明当时社会对女子手淫的态度是比较宽容的。《肉蒲团》第二十回就说，手淫本来是女性的专利：“不犯条款，不失名节”，“手铳即房事之媒，男风乃妇人之渐”。即使在今天，这种现象也很突出。据潘明绥先生的报告，在北京市有过自慰的女大学生，达到三分之二弱。首先，艳情小说多对女子手淫抱着谅解的态度，同情女子的特殊处境。在一夫多妻的婚姻框架下，女子的性权利被严重剥夺。其次，展现了女子手淫的情形。一是手淫多用性器具。二是多在性欲被激发后选择手淫。三是作为特殊群体用的多，如尼姑、丫鬟、寡妇、丑女、同性恋者。

在艳情小说里，我们看不到什么手淫禁忌。很明显，它告诉我们，手淫有害观念的形成主要是两个渠道：一是道家的保精理论。中国古代性学认为，精液是人体的精华，故精液有“元阳”、“真元”、“至宝”之称，“一滴精十滴血”，因而把男子失掉精液看作是对身体有害的事，如果发泄多了，即所谓“纵欲伤身”、“戕伐太过”、“暗泄至宝”。性交保精御多少女子而不泄，被看成是成仙的一条渠道，所以，性活动中“戏道”、“动而少泄”、“御而不泄”、“还精补脑”、“七损八益”、“九浅一深”、“十节”、“九法”等等，都成为了房中术的主要理论。另一个渠道就是现代西方医学，它是建立在宗教基本精神之上的。中国现代医学吸收了西方的观点，渲染手淫有害。正如有的医学专家所说：“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把手淫看作是多么危险的事，然而在西方则不同。遗憾的是有些人至今仍大肆宣扬手淫有害，以拾西方陈腐观念的牙慧为荣。”

⑦梦遗。《春灯迷史》写金华的仆人原子，年已23岁，在偷窥金华幽会后一夜何曾睡着，只是长吁短叹，里边睡也不是，外边睡也不是，辗转反侧，直到五更才睡着。在性梦之中遗精。这是实写。描写最优美的是《红楼梦》中宝玉的第一次遗精，是在缥缈的幻境里完成的；描写最恐怖的也是《红楼梦》，贾瑞陷入凤姐的恶毒阴谋，梦遗而死。

⑧贞操。贞操是全世界范围内从古到今都一直关注的问题。男子对女子贞操的要求，包括婚前贞操、婚后贞操、寡妇节操和妻妾殉葬制度等。婚前贞操指女子在出嫁前必须是处女，否则就要受严酷的惩罚。为了防止少女婚前失贞，有些民族还用阴唇闭锁法。婚后贞操指防止妻子和其他男子发生私通行为。在欧洲中世纪，丈夫如出门远行，还有强迫妻子戴上铁制的贞操带的做法。非洲的某些民族中还有“割礼”的做法，即将已婚女子的阴蒂等性敏感部位割掉，使她们不能感受到性交的快感刺激，从而为丈夫守贞。世界上许多民族对失贞妻子的处罚都是十分残酷的。我国历史上则采取骑木驴、沉潭、活埋或以乱石砸死等方式进行惩罚。寡妇不能再嫁，更不能和别的男子私通。从宋代到民国初期，无数女子从年轻时就守寡，一辈子受尽性的煎熬，青春虚度。

我国古代重视处女贞操、嗜好处女的习俗在《周易》中已有所表露。秦、汉以后，开始崇尚女子贞节，对女子婚前守贞的要求和处女嗜好的心理一步步强化。到了宋代，尤其是明清之际，由于讲贞节之风大盛，中国人对女子的童贞就产生了近于病态的偏好。在男人们看来，失去童贞的女子不论具体情况如何，都是跳进黄河洗不清的破烂货，受到众人所弃。而检验是否处女的办法，是根据初夜性交是否见红。古代还流传一种检验处女的技术，即“守宫砂”。说是用丹砂喂养蜥蜴，然后把它捣烂，这就成为一种红色颜料，点在女子手臂上，就终年不褪。如果她与男人性交了，这红色就会褪掉，所以蜥蜴又名守宫。当时，封建统治者养婢纳妾都要求是处女，即使在民间，男子择偶时，是否处女也成为首要条件。

奇怪的是，艳情小说并不十分欣赏处女的贞操。它让几乎全部的处女，在未婚之前都已经委身于男主人公，经历了性爱的种种快乐。人们选择老婆，似乎也不是过分追究贞操，典型的例子就是《金瓶梅》里西门庆除了早死妻子不知道是不是处女以外，他所有的女人，除了收用的春梅，没有一个是处女。这很能说明一些问题。至少它宣示了一个新的理念：处女膜不影响性爱。《如意君传》就把一个久经性场的则天写得如同处女一样；《昭妃艳史》则凭着所谓的“内视”工夫，竟然让尝遍了宫内无数处女的帝王，感觉到赵飞燕比处女还有滋味。当然，艳情小说也反映了处女交合特殊的性快感，是否处女也决定一个女人的命运。大多妻子必须是处女，其他无论；而丫鬟多为主子或者偷小姐的才子所破身。由此，也多写丫鬟帮凑或者是丫鬟窥视。古代有随嫁丫头，是大家陪送给女儿嫁妆的一部分。她主要服务于女主人的室内生活，包括伺候与姑爷的性爱。在中国古代，只有不正当的男女性爱才叫作偷情，需要避人耳目；而正当的夫妇性爱是可以正大光明的——丫鬟等人在一旁侍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这不光在艳情小说里，在春宫画里也有大量的描绘。

对于守节，或者是空帏孤影，作者更是寄予了同情，写了大量寡妇偷情、再嫁，以及孤身在家的女子和男主人公的偷情。

⑨女子的性反应。艳情小说描写的女性性反应，基本本着《素女经》之五征、五欲、十动。大致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一开始勉为其难，后来渐得佳处，如《闹花丛》这多为处女；一是上来就如饥似渴、迫不及待，痛快淋漓，则多为怨女。惯用的经典词语是“头目森森”，出自《如意君传》，《金瓶梅》多次用到。《闹花丛》中小姐挣出一身冷汗，吁吁发喘道：“头目森森然几欲晕去，姑且饶我。”还写了叫床，多用“达达”，源于《金瓶梅》，多反应接近或达到性高潮时的迷乱。

⑩交合姿势描写。具有性教科书的意义。如《闹花丛》写了顺水推船、倒浇蜡烛、隔山取火等。

非正常性活动，艳情小说写得很多，也是其被诟病的所在。如连通多女。《闹花丛》中文英之母李氏六十寿辰，李氏接其外甥女亦即文英之表姐桂萼至家。桂萼年轻美貌且又寡居，见到文英神魂已荡，文英见桂萼则缠绵不舍，十分怜爱。桂萼归，遣人接文英妹娇莲玩耍，娇莲患思病不能前往。文英貌酷似娇莲，便央求母亲，男扮女装至桂萼家，与桂萼私通，被桂萼之小姑琼娥及丫鬟圣女发现。文英私通圣女且意欲通琼娥，琼娥虽已配于陈家，但见文英貌美年少，便两下成其好事。然后便是连床欢会。反映封建婚姻制度和伦理道德观念所允许、纵容的男性对众多女性的疯狂追逐和贪婪占有，以及被封建制度、观念扭曲的女性对男性的媚从和甘愿献身。如奸朋友之妻女。一种情况是朋友性能力低下或者兴趣不在于此。如《浪史》中浪子钱塘秀才梅素先到故友司农丞铁木朵鲁家，铁木妻安哥及妾樱桃、文如为浪子的风流所动，四人相继勾搭成奸。后铁木入山修道，将妻妾、家产委于浪子。二是由于商人出外经商时托妻于朋友，导致艳情的发生。故有“朋友妻不可欺”的警戒，如《欢喜冤家》的一些篇目，如以妻妾换龙阳等。《闹花丛》中琼娥在家时就通文英，嫁于陈次襄，被陈瞧出破绽，便道出实情。次襄有龙阳之好，便令设计招文英至，琼娥以思念并教子为名，将文英招至。次襄备酒招待，醉而奸之。此后，文英以教子为名居于陈家，三人常同床淫乐。《浪史》中梅素先不仅与同性伴侣家仆陆珠有染，且让妻子与之交合。如纵欲身亡。《金瓶梅》中让西门庆死在潘金莲的腹上。之后，还写到了西门庆的阳物魂归西天，第八十回中，水秀才做了一篇悼念西门庆的祭文：“维灵生前梗直，秉性坚刚，软的不怕，硬的不降。常济人以点水，恒助人以精光，囊箧颇厚，气概轩昂。逢乐而举，遇阴伏降。锦裆队中居住，齐腰库里收藏。有八角而不用挠掴，逢虱虮而瘙痒难当。受恩小子，常在胯下随帮。也曾在章台而宿柳，也曾在谢馆而猖狂。正宜撑头活脑，久战熬场，胡为罹一疾不起之殃？”这种结局，含义是很明显的，就是对纵欲的惩罚，表现了作者对男性的悲哀。如迷恋小脚。多部艳情小说写到主人公喜欢小脚。在女性形象描写中，小脚是必须写到的，正如春宫画里的女子都是阴无毛、缠足、柳腰又娇弱的形态。《金瓶梅》中潘金莲即以“三寸金莲”闻名。潘金莲第一次被安排与西门庆在隔壁王婆家会面时有意拂落一双筯到桌下，然后拾筯时在她脚上捏一捏，如果她哭闹起来，则此事便收了，若是她不做声，则“她必然有意”。可见“金莲”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禁忌的、是隐私的、是审美的标准。西门庆和惠莲交往的情节里，惠莲仗着比潘金莲的脚还要小，年纪也小了两岁，便炫耀张狂；西门庆也特别喜欢。张竹坡曾在眉批中仔细数过鞋字出现的次数，共有79次。

同性恋也是艳情小说反映的一个主要方面。我们这里只是笼统地用“同性恋”这个通用词汇称呼。实际上，我们通过艳情小说知道，中国古代的男子同性恋，多为娈童、龙阳现象，是统治阶级、富有人家对同性的性剥削，即玩弄男童。很少有平等意义上的同性恋。

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说“娈童始于黄帝”，《史记》中说“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故辟《佞幸列传》；在《晏子春秋》、《韩非子》、《战国策》、《汉书》、《晋书》、《宋书》、《南史》、《北史》、《陈书》等古籍中，也都有男性同性恋的记载，即所谓余桃之癖、余桃断袖、龙阳之好之类。明清之际，还有一本《断袖篇》，专门记载了约50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同性恋事例。《情史》、《艳异编》也专门列男色一章。

真正的同性恋的大量出现，是在明清时期。明代经商、读书人多起来，男子之间由于种种原因，容易发生同性恋。故有了《石点头》里的故事。集中表现同性恋的，是《弁而钗》。《情贞纪》写赵、林两男子始以情合，终以情全，两相提携保护而解灾疏难，讴歌了男同性恋。《情侠纪》叙张、钟两男子情重意深，双方在建功立业前后始终相思缠绵。《情烈纪》赞美两同性恋者的情感知遇、生死不易、为情而死的忠诚。《情奇纪》讲李又仙不得已卖身入同性恋妓院充当男妓，受尽苦难，被匡时救出。后匡家落难而李尽力图报，终成道人悄然离去。其他《宜春香质》两部，则是玩弄男性与男妓的，不具有同性恋性质。

到清乾隆、嘉庆时期，相公业盛行。相公的本义是指上层社会中的年轻男子，在清朝也用以称扮演女人的男演员，后来则成为男伶乃至同性恋对象的一种称呼，指的就是供男性作为性爱对象的男人。在北平，相公业一度很盛，他们营业的地方称“相公堂子”，南风、北风相互呼应。在这种背景下，《品花宝鉴》出现了。作者通过书中人物田春航之口，对性爱传统提出了挑战：“我最不解今人好女色则以为常，好男色则以为异，究竟色就是了，又何必分出男女来？好女而不好男，终是好淫而非好色，彼既好淫便不论色，若既重色，自不敢淫。”

我国古代女子倒有真正的同性恋行为，《续金瓶梅》里有详细描写。“拉枯桩双妪夹攻，扮新郎二女交美”一回中细致地描写了女性同性恋，写金桂、梅玉二小姐伏在门外听父母三人行事，学他们做个干夫妻，轮流妆新郎。如此，夜夜二人轮流，每夜弄个不了。看来，二女的性行为主要是肉欲的渴望。但是，后来难舍难分，终于到了烧香疤的地步。其他艳情小说则作为六婆或者乔装为女性而勾引寡妇、久旷少妇的一个情节去表现。或者当女子兴致勃勃的时候，换了偷情男子进入；或者当女子情不可待意乱心迷时点明自己是男子。如“三言二拍”、《欢喜冤家》等的一些篇目。

对于乱伦，言情小说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蜃楼志》、《红楼梦》都有此类描写。艳情小说的性关系，特征是每个人都只有性的自然属性，而丢失了人的社会性。这些性关系具有原始性。艳情小说描写的这种乱伦关系，在古代也存在过。原始的杂婚就是这样，性行为随意、杂乱没有固定配偶的婚姻形式，“圣人无父，感天而生”。“昔太古常无群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男女杂游，不媒不聘。”“昔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无有夫妇配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还有后来的血缘婚，即同辈兄弟和姊妹之间婚配为基础的婚俗，一群兄弟与一群姐妹之间共夫或共妻，子女自然为集群共有。艳情小说的乱伦，反映的是在性问题上的返祖现象，是一种扭曲的性爱。

3.满足男权社会性爱扭曲的需求

这是艳情小说的严重负面影响。艳情小说的负面影响，在于它破坏了社会良好的风俗。人们认为，性活动是人类隐秘的活动，具有隐私性；人们觉得这样做是普遍认可的，是良俗。所以，作为保护良俗的法律，作为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统治阶级，都把艳情小说当作是破坏良俗的妖孽，口诛笔伐。艳情小说有很多都是有悖于性活动的社会约定性，追求低级趣味，迎合部分大众心理、兴趣，失去了精神美。英国美学家休谟在《人性论》一书中指出，性爱包括三种情感：由美貌发生的愉快感觉；肉体上的生殖欲望；浓厚的好感或善意。性爱中的精神美正是由其中的好感和善意形成的人性特质。文明人类的性爱基础不仅在双方对肉体的依恋吸引，还在充盈两颗心灵间自觉的相互奉献和怜恤照护精神。性爱中一旦失去精神美，两性关系就成了单纯的肉体关系，或加上物质利益的权衡，爱就成了虚空的抽象。当然，不管什么时代，生活中某些男女间的无爱之性都是如此，具有共性。

假如说明清两代艳情小说是对理学的扭曲的反弹，其进步意义不可忽视的话，而艳情小说的观念，在今天看来，已经失去了对理学反动的进步意义，它违背了性行为准则，特别是性行为的社会约定性。性行为准则是指一定社会条件下评价和指导人们性行为的准则。这些准则既包括人们在长期生活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应当与不应当的客观要求，也包括一定社会或阶层以戒律、格言等形式自觉概括的善恶标准和规范。符合这些性行为准则的思想和行为就是善的，而违背这些性行为准则的思想和行为就是恶的。性行为准则是性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性道德是一种特殊的规范调节方式，是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内心信念维系并发挥作用的性行为原则和规范的总和。性道德作为一种观念、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表现在禁忌、婚姻、性爱、生育、审美等方面，都是要求人们去遵守，触犯它，就是对社会的反动。自然的，艳情小说要受到社会的惩罚，包括法律的惩罚、道德的声讨、文化上的批判。

依照今天的性观念，在国家精神文明、婚姻法律框架下，只有夫妻之间的性关系才合乎规范。两性之间若未经结婚就不应该发生性关系。可是，在宽松的社会里，婚姻对性行为的约束力有弱化倾向，所以婚前及婚外性关系逐渐增多。而那些性解放、一夜情、包二奶、三陪、嫖娼、网上夫妻等，其观念就是及时行乐，就是与婚姻脱节，就是追求纯娱乐，这都是法律和社会良俗、先进文化所不能容忍的。

性行为美感是性行为快感的升华。性行为快感是生理体验，而性行为美感是一种高尚的心理体验。对性行为美感的追求会提高人们的性生活质量，创造健康向上的性生活。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一夜情”、“试婚”、“同居”、多性伴等思想和做法，是典型的封建男权意识在作怪，是那个已经被消灭了的时代的产物，而不是什么人性化、性解放、个性自由。在今天，是应该彻底抛弃的。

二、艳情小说反映了明清两代其他一些社会问题

1.有些艳情小说反映了市民的新生活、新观念，具有强烈的时代性

明代艳情小说特别是一些拟话本艳情短篇小说，是早期启蒙思潮的产物，它一改以往小说创作以盖世英侠、帝王将相为主要描写对象，而将创作的笔锋直接深入到社会的底层，通过塑造有情有性、有血有肉的普通人物，反映市民的新生活、新观念，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研究意义。例如“三言”中的艳情短篇，多反映市民的婚姻、爱情观念。《欢喜冤家》则通过女子的出格与回归的形象塑造和矛盾的性格刻画，反映了明末人们注重自然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轻视道德礼仪，或者道德礼仪已经彻底松弛，妇女有权利追求从男子身上得到一些安慰和满足，已经不再是伤风败俗的事情。但是，女人的性格也就复杂起来、丰满起来——既要性，又要在本质上善良。作者对女人的败俗，表现得非常宽宥。对于这样一些道德意识异常淡薄的“失节”女性，作者不仅未予严厉指责，反而深切地同情她们的坎坷经历和不幸遭遇，有时甚至不加掩饰地赞赏其中某些人果断泼辣的行为方式，显示出不同寻常的情感态度。这说明，作者认为，首先，个体生命神圣不可侵犯，不得以任何理由随意剥夺；其次，女性的“失节”由多方面的原因所致，诸如生理需要、迫于情势、上当受骗，等等，“并不意味人性的堕落与毁灭”。这些小说观念，都是时代观念的反映。

2.艳情小说反映了许多大众性爱生活事象，有助于了解丰富多彩的大众性爱生活

艳情小说中，一般把男女相会、一见钟情放在民间一些集体活动的场合，如元宵节——《灯月缘》就是以此来构思整个故事情节的；看大戏——《桃花庵》里的小尼姑，就是在看戏的时候遇到了情郎的，作者难免对这些场合、情景作描述。

对于民间的一些性爱风俗，也有所反映。《醉春风》描写了不少当时的风俗：望门寡；暖房；眼底青为纵欲过度；走阳而亡。《一片情》还写了捉奸风俗，叫“捉贼见赃，捉奸见双”；同学性游戏，叫“赌勒罐儿”；同性恋变态性爱乐趣；市民普遍的性观念——“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人骨髓枯”；引用小曲嘲笑女性失贞；夫病体沉重过门冲喜习俗；北方叫床习俗；等等。

《金瓶梅》简直就是一幅幅民间市井风情画，大的方面不用说，就是小如民间性爱信仰方面的内容，都有详细的描写。如用巫术拴住男人。其中提到一种“回背”的媚术，即女人使男人回心转意之术。失欢于西门庆的潘金莲请江湖术士刘理星替她“回背”，其方法是用柳木一块，刻上当事男女的模样，写上两人的生辰八字，用七七四十九根红线扎在一起，上用红纱一块蒙在男子眼上，用艾草塞其心，以针钉其手，以胶粘其足，暗暗地放在变了心的男子枕中。这男子睡了几天，自然会回心转意。潘金莲打鞋卦看能不能等到心上人。西门庆经不住妓女李桂姐的要求，回家骗了潘金莲的头发给李桂姐，李桂姐“背地里把妇人头发早絮在鞋底下，每日践踏”。自此之后，潘金莲就每天“头疼恶心，饮食不进”了。

艳情小说描写了与民间性爱活动紧密相关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反映了各色人等的社会生活状况。如《一片情》第三回“憨和尚调情甘系颈”中的牵头：“南门外华家，自六和出了家，已无了人，止有一姑娘，嫁与肖歪头。歪头生意不济，全靠华氏过活，这华氏绰号叫做肖花嘴。却说肖花嘴有一身本事，做媒，收生，做马泊六，兼卖花翠，为佛总家，专走大户人家，并夫人奶奶没她不说话，是个女帮闲。”“浪婆娘送老强出头”中的篾片：“举荐一人姓牛，插号叫做六头。为何叫做六头？一坐在横头。二吃的骨头。三跟在后头。四看的眉头。五睡的是丫头。六奉承的是鼻头。这牛六头帮闲称最，蔑片居先。”“待诏死恋路傍花”中的待诏：“有个待诏，姓贾名空，是个钻头。凡人家妇女端正的，不端正的，初开门的，半开门的，吃一钟的，不吃一钟的，没一个人不在肚里。遇着那爱风月的寻着他，他就做牵头。把个待诏来做名色，好去人家里寻根觅迹。且又一件受用，邬镇乡风，恁你美貌的佳人，妖娆的女子，要他开脸。被他对了脸儿看，眉儿娘儿，口儿齿儿，好不看得亲切哩。”

艳情小说反映了一部分特殊群体——宫廷宫女、瞎子、尼姑、和尚、寡妇、才子、官员、奸夫淫妇、妓女、龙阳等等的生活。在主要写他们性生活的同时，也对他们的其他方面有所表现。《玉闺红》反映明末北京下层社会的窑子情况，怵目惊心，其性虐待之描述，亦为明清艳情小说所仅见。

一些僧尼偷情、淫乱类的艳情小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佛教的世俗化倾向。佛教本土化的标志，就是世俗化和本民族化，所以，佛教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吸收融合了很多中华民族的文化，将佛教世俗化的功能之一，定位于谁都要关注的大事——担当性教育的角色，帮助人们生育后代，或者担保所生育的子孙长命百岁。那么，有些佛教人员难免在不断与世人接触当中红尘念头复萌，偷情淫乱变态发泄成为世俗化的主要负面影响。佛教寺庙中供奉着欢喜佛及送子观音，许多没有生育或希望生子的妇女主动入寺供奉许愿。许多妇女得到亲属的默许，在参神许愿时入密室抚佛根，即玉或檀木雕刻成的男性生殖器，还有请僧人来家或者是去庙里讨教种子之方，不少妇女因此与僧侣有私，从而得孕，还反过来感谢神恩。有了孩子，有的寄在庙中抚养，有的居家但是拜和尚为干爹。还有一项重要的世俗化工作，就是超度或者宣经。和尚尼姑利用这些机会，接触男女，自然风流之事频出。这些描写，在《金瓶梅》里，在“三言二拍”里，在几乎每一部艳情小说里都有。还有很多艳情小说，甚至写和尚为了帮助世人提高性兴趣、提高男人的性交能力，而到处出卖番僧药、教导导引吸气法。这些描写，我们在宗教文献、图案、雕塑中都能得到证实。敦煌佛教石窟中，伯2702写卷背面有4幅男女做爱图，画面十分粗俗。第一幅是卧交，第二幅是坐交，第三幅则是站着性交，第四幅则是女子跪着，男子从背后交媾，旁边有另一男子，露出生殖器在观看。有学者认为，这4幅性交姿式图，正是表现敦煌伯2539《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之内容的。在雕塑方面，以供奉欢喜佛为其特征，“北京的雍和宫，以雍正帝皈依喇嘛教赐名，奉有欢喜佛，或妇人裸体与鳏鱼交媾，或作恶鬼状裸体屹立拥抱美妇人，或形似牛，其上有露出阳根之菩萨骑之，或妇人裸体自背割开，注以马尾，如是之佛像七八体。又鬼神殿中奉有恶魔，长丈三尺余，人身狗面有角，与美貌女神作淫状，又有恶鬼手持凶器，闪闪有光，足下踏有裸体男女”。《元史》中叙述西天僧传授给顺帝的御女之术“演揲儿法”，趁机淫乱宫闱，与皇帝的老婆淫乱。《续金瓶梅》第三十一回亦有记载：“这金国喇嘛教中有一胡姑姑，年纪六十余岁，名号百花宫主……他的一个法术，名曰演揲操法儿，又曰大喜乐禅定，专以讲男女交媾，为阴阳秘密之法……供奉一尊铜佛，俱是二身，男女搂在一处，交嘴咂舌，如画的春宫一样，号曰极乐佛。”

艳情小说提供的这些大量的僧尼淫乱的案例，告诉我们，明清时期佛教世俗化以后，导致了许多教义的嬗变，教徒由此也成为一个复杂的矛盾体：和尚是六根尽除、清心寡欲、不沾女性的，但是，有些和尚成了性事的高级专家，提供性药物、传授性技巧、改造性器官，是民间的生育主宰，甚至成为需要强大性力的皇帝的老师。由此，我们看出这一个时期，世风的混乱到了何等的程度，而统治阶级的统治能力又是到了多么弱化的地步。

3.艳情小说提供了许多性心理、性问题研究个案

《如意君传》、《昭妃艳史》、《醉春风》、《痴婆子传》等，无疑对研究女性性心理、性问题，是非常好的案例。

所以，我们应该站在今天文明的高度，不带任何偏激的、狭邪的眼光，客观地、认真地对待艳情小说，把它当作中国古代一个文化现象、社会现象去研究，以此反观今天社会存在的一些不健康的性爱行为和性爱时尚，为社会引导、控制性爱行为、性犯罪提供一个视角和借鉴。

我们以为，这些露骨的性交描写，诱导青少年产生错误的性观念，甚至诱导一些性犯罪，败坏社会风俗。但是，我们也看到历史发展到了今天，面对着成千上万个黄色网站、无数的新新代女性体验文学、数不尽的日本黄色卡通、没完没了扫不尽的当代淫秽小说、已经在国外很多地方分级观赏的三级片五级片，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看法：重视这一部分文化遗产的研究，以古知今，博古通今，也是求得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思考角度。

第二节 艳情小说的文学价值

艳情小说对明清文学乃至中国古代文化的贡献是很大的。艳情小说的确有不少糟粕，但是如果说它们没有一丝文学意味，甚至说它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没有任何地位，对后代的文学创作没有一点文学启发意义，那是不客观的，或者是偏见。我们主要从艳情小说本身的文学因素如人物形象塑造、故事情节构思、语言运用等方面分析这个问题；从对小说这种大众通俗化艺术的发展完善，从对戏剧等的影响，从人们对它们的接受、熏陶和批判来评判这个问题。

我们的结论是：艳情小说的出现，丰富了小说的题材和体式，使明代各种类型的小说体式达到了完善的程度，与演义小说、世情小说、神魔小说、公案小说共生互动，而且给世情、演义、神魔等小说体式增加了新鲜内容，更加现实化、大众化、趣味化。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从内容到形式，到了明代已臻于成熟。多种形式的小说，在文学的园地中争芳斗艳。它们各自以丰富的思想蕴含和艺术魅力去感染、影响、渗透读者的心灵。艳情小说提出了自己的小说思想、创作主旨和审美观念，出现了一些有艺术性的文学作品。故在西方汉学界，人们评价最高的中国古典小说不是《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也不是《金瓶梅》，而是《肉蒲团》和《好逑传》。艳情小说对性爱的表达作了可贵的探索，对《红楼梦》这样伟大的著作的出现，也提供了借鉴。艳情小说满足了一部分人的文化心理需求，成了成人的白日梦和童话。

一、艳情小说文学价值的评判标准及其类型划分

文学价值一要看作品本身的文学含量；二要看它在艳情小说以及明清小说、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影响和地位；三要看它与社会性价值的结合。根据这些标准，我们作如下类型的划分：

第一类，文学性与社会性俱佳。如《金瓶梅词话》、《玉闺红》等，虽然用的是艳情小说的形式，但是内容却比一般艳情小说丰富得多。一是借儿女艳情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现实，二是把握住了性爱描写与人的社会性的关系，不是一味地宣淫。三是文学品位很高，文学贡献很大，有一定的文学地位和影响力。

第二类，文学味极浓，而社会内容单薄。其中有很多艺术性很高的文学作品。如《肉蒲团》，虽然所写的内容与其他艳情小说并无多大的差别，但其结构布局工巧缜密，情节设置不枝不蔓，叙事如丸走坂，语言佻达、议论风生。在这个意义上，确实可以说《肉蒲团》是中国古代小说的出类拔萃之作。《姑妄言》则对章回小说体制有所创新，一是各回回目，二是批注。批者还常引用笑话入批语中，粗略统计，不下50则，为此书批语又一大特色。

第三类，用一个简单的故事框架，来详细描述男女之间的淫秽行为。如《浪史奇观》、《绣榻野史》、《欢喜缘》等。其中也要具体分析：有的情节曲折，丰富了艳情小说的情节模式；有的语言人物化、口语化；有的主题矛盾化、复杂化；有的保存了许多民间俚曲。即使是宣淫的小说，也应该看成是艳情小说整体的一部分，显示了它在艳情小说发展阶段中的集体文学特征。

二、小说思想、创作主旨和审美情趣

1.艳情小说改变了文学的旨意和文学传统

文学，包括它的各种形式，都是宣德扬教的工具，这是我国古代文学的精神和传统。明清时代的艳情小说，对此进行了彻底的反叛，将它变成了民间市井文化的一部分。其实，文学本来是以三条腿走路的：一条是民间，真情在民间；一条是被改造了的教化文学；还有一条就是二者的融合。前者的作者是大众，或流落民间的文人，注重娱乐性和刺激，是消遣性质的，即使如《金瓶梅》也还是在宣言善恶佛理，其主要人物因为没有遵循人的道德约束，而成了恶的典型和淫的典型。但是，那只是很勉强的一个“尾巴”，就是整篇宣淫而结尾报应。后二者的作者是文人，多是功名仕途中的文人，其创作是有功利性的，是说教性质的，或者强调个体体验与心理历程的叙述，以含蓄为美。读禁书、写禁书，艳情小说完成了由著书立言、劝诫述怀向娱人自娱的转变、由士大夫文学向大众文学的转变。

这种转变，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动力的。嘉靖、万历时期，由于新兴阶级与文化传统的冲突，社会生活中违禁、逾制、奢侈之风大炽，而在观念形态上，王守仁“心学”和泰州学派的安身立命等学说又有意拉开了思想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传统文人找不着方向了，安身立命的传统，被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打碎了，最后还是做了现实的俘虏，表现了对世俗生活的热望和渴求。于是，小说创作从“述怀类”、“借喻类”、“劝诫类”里另生出第四种小说——解颐类，以博人之欢、释人之闷，用作消遣娱情。《春灯闹》说的“从来正史取义，小说取情……使观之者如入金谷园中，但觉腻紫娇红，纷纷夺目而有丽人在焉，呼之欲出。且又洞房乐事，俱从灵腕描来，锦绣春风，尽属情根想就，方足以供闲窗娱览”，正是艳情小说由传统的劝诫述怀向娱人自娱转变的表白。

就创作心态而言，艳情小说与历史演义、英雄传奇、才子佳人之作迥然相异。它表现的是文人对功名成就和婚姻完美的追求，在现实中遇到了抑制、阻隔，便以艳情小说为载体宣泄。里面的主人公也是将现实中失落的东西幻化为梦想，将落拓忧郁的情结转向情欲的放纵。“不是爱花如欲死，只恐花尽老相催”，性欲的享乐，成了书中主人公的追求；让人生享尽快乐，欲望充分满足，“用意所在，专在性交”就成了艳情小说的主旨。而这么多的美女，偏偏只喜欢男子的性爱，而不再要求男子去追求功名富贵。作者在这里，已经将其他的社会生活内容基本剥离殆尽，剩下的就是性爱生活、肉体享受，将精神寄托指向本能，将社会的人还原为一个纯粹的自然人。

艳情小说的作者都是男性。大部分小说的主人公是男性，所展示的人物精神世界的社会价值取向也是男性化的。即使有极少数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小说，其精神实质和社会价值取向仍是以男性为中心，它所体现出的思想观念、人生情感、社会心态并不是以女性的角度来切入叙述的。女性形象，即使是主人公，也是男性的代言人，一切社会人生或行为规范，甚至连性活动，都受着男权文化的制约。它也是站在男性的欣赏角度来描写的女性心理和性行为，离性爱现实本身应该说有很大一段距离，既反映了生活，又不能如实反映生活。

给男性一个白日梦，是艳情小说的创作主旨。现实得不到的，它给你；现实没有条件拥有的，它送到你面前。洞房花烛不止一次的要你拥有，金榜题名也是囊中之物，来得全不费工夫。要发泄对女子的情绪，它就给你一个泄愤的机会，一个个女子，不管是闺秀，还是寡妇、尼姑，都置社会、家庭、伦理、道德、舆论于不顾，这么俯首帖耳地在强壮阳物面前称臣纳降；如果你好色，它就让你通过一系列巧合的情节安排，有一连串的艳遇，并且每个女人对于做爱是那么痴迷，如痴如醉，拿出姿势、情态、浪声亵语，满足于男主人公的听觉、视觉、触觉；它还会给你拥有一个或几个美人的梦。这些美人都才色兼备，娇态艳姿，且只忠诚于男主人公。主人公可以在这样一个意境里偷情、私窥、艳遇、交媾。穷书生的白日梦，也满足了社会底层知识分子的心理，特别是艳遇和多妾。所表现的文化心理与《聊斋志异》是一致的。只不过后者主要是通过花妖鬼狐形象来展示的，附着了一层梦幻色彩。

从这样的创作主旨中，我们看到了文人的风流本性。在明清理学统治严酷的时代里，就表现为严重的人格危机和人格缺陷。“好色”与读书、饮酒成为文人生活的三大乐趣，那么，他们享乐的对象，也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首先，有才有容；其次，要有淫情，是个荡妇；此外，就是不妒，并且经常发现并牵头和别的女人偷情，甚至经常一起连床欢会，为了丈夫的后庭之乐，还要和丈夫的娈童性交，更不论什么妻、妾大小之分，都是同等的性伴侣、性奴隶。所以，在艳情小说里，经常是荡夫与淫妇打个平手，谁也不用妒忌谁，谁也不用挑剔谁。另外，他们只要想得到的女人，也没有一个能逃出他们手心的，不管是处女、寡妇、尼姑还是有夫之妇，不管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不管是母女还是姊妹，统统搞定。他们靠诗句调戏，靠无赖手段硬缠，靠“迷魂散”强奸，靠嵌了狗阴茎的阳具诱惑。正像西门庆的名言：“就是和奸了嫦娥，也减不了我泼天富贵。”甚至后来都成了神仙，风流超越了生命。文人风流和恶趣，昭然若揭。“从本质上看，艳情书作者根本不是出世主义者，而是热衷于人间社会，特别是热衷于男女情欲的。”

艳情小说也建立起了独立于历代其他小说之外的美学观、文艺观。首先，艳情小说的美学观、文艺观是在“尊情”思潮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明代后期，由于资本主义的萌芽，新的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化，社会新思潮涌起，加之朱明统治的腐朽，因此封建纲常名教、“礼义”、“天理”大大削弱了，人性获得一定程度的解放，世风佚荡，许多文人学士自称是“有情人”，其宇宙观、人生观、政治观、伦理观、教育观等都有了尊情的色彩，并由此建立起尊情的美学观、文艺观。其次，它的情，就是性欲。所以，它的情是剥离了社会性的性快乐。男女主人公都是以沉浸在肉欲的快乐之中来表现情的，是淫情，是色情，是滥情，但是，也有对完美的性爱的渴望。《桃花影》有一段描写就很有代表性。他们各自发掘了对方最大的性爱潜能，共同创造了性爱的快乐，性爱的快乐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了。

这种美学观、文艺观在具体的创作中，有一定的模式可寻。一是创作所立的“主脑”就是女人的情欲最真，女人的性欲往往难以控制。因为女人最容易有“青春错过，诚难再得”、“人非草木，岂独无情”的想法。《浪史》中寡妇赵大娘劝亲生女儿妙娘与自己的姘夫相交时说的话，就很有代表性：“你两个年纪又相仿，容貌又相配”，“有甚羞处？做了女子，便有这节。你娘先与他干了……叫你却不爱这标致书生，却不错过？”“天下惟闺房儿女之事叙之简策，人争传诵，千载不灭。何为乎？情也。盖世界以有情而合，以无情而离……盖忠臣孝子未必尽是真情，而儿女切切，十无一假。”(《叙》)这就是作者的审美观。既而延伸为文艺观。创作要达到的目的是以女子之真情，寓人间真情、君臣真情：“情先笃于闺房。扩而充之，为真忠臣，为真孝子，未始不在是。”(《叙》)

作者为了满足女子这样的真情，塑造了一个这样的男性世界：首先，男子应该让女人痴迷；其次，男子应该满足所有女子的所有淫心淫情。《浪史》中梅素先就满足了女子的这种“情”：作为丈夫的梅秀才撮合妻子李文妃与宠奴陆珠滥交，妻子道：“今教我如何做人？……这不是妇人家规矩，你恁地却不怪我？”丈夫却回答说：“三人俱是骨肉，有甚做人不起？……你便恁地容我放这个小老婆？我怎不容你寻一个小老公？”这就是之所以全书写淫人淫事，未有一言贬词，甚至对公认的乱伦灭理之事视若等闲，并给主人公成仙的结局的原因。

这就将性爱快乐从人生的快乐、烦恼，从社会的道德、法律，从复杂的人的社会性中抽离出来了。这样做的结果，很明显既张扬了人性，又违背了人性，它在写情欲、批判封建禁欲主义时也展示了情欲的放纵，不能作为大众读物传播。所以，它从产生的那天开始，几百年来，一直在地下、在暗中，悄悄地传播。

2.艳情小说有复杂的创作动机

一是齐家治国。以家比之为国，家齐则国治。《肉蒲团》日刊本的序说：“夫男子不走邪路，则女子亦从而重节操，自然夫妇和谐，而齐家治国之妙训。”从这点看，似乎还是传统的劝诫述怀，属于古代小说文以载道的观念反映。可惜这种创作主旨的艳情小说太少了。

二是寓意说，为警世之作。古代有借小说表达寓意的创作动机，实际上小说的萌芽之一就是诸子散文中的寓言故事，即借一个假托的故事隐含一个道理。艳情小说也难免有这种创作动机。与之不同的是，其寓意往往是以淫戒淫，主要为了宣传因果报应，感化世人。《肉蒲团》日刊本柳花亭漫叟题的跋说：“野史稗官皆寓言，而要不过劝惩世间子弟之婆心也。其既曰寓，则自徒为摊繁孝忠节义而倦眼引胜之事，不如布列风流谐谑之话，而看者皆津津有味之时，忽下针砭点化之语，以醒心耳之胜也。”第一回用了整整一回篇幅来发议论，从性的享受为人生极乐谈到“女色”如人参附子只可长服不可多服；接下去谈到享受“女色”应限于妻妾始有益于宗祧，若纵欲无度，便会伤精耗血，淫人妻女，则有损阴德，必遭报应；最后又强调作者写这部书以淫止淫、为世人说法的一片婆心。

《金瓶梅》、《痴婆子传》也是此类作品中的优秀代表作。《金瓶梅》欣欣子序说：“房中之事，人皆好之，人皆恶之。人非尧舜圣贤，鲜有不为所耽。富贵善良，是以摇动人心，荡其素志。观其高堂大厦，云窗雾阁，何深沉也；金屏绣褥，何美丽也；鬓云斜亸，春酥满胸，何婵娟也；雄凤雌凰迭舞，何殷勤也；锦衣玉食，何侈费也；佳人才子，嘲风咏月，何绸缪也；鸡舌含香，唾圆流玉，何溢度也；一双玉腕绾复绾，两只金莲颠倒颠，何猛浪也。既其乐矣，然乐极必悲生。如离别之机将兴，憔悴之容必见者，所不能免也。折梅逢驿使，尺素寄鱼书，所不能无也。患难迫切之中，颠沛流离之顷，所不能脱也。陷命于刀剑，所不能逃也；阳有王法，幽有鬼神，所不能也。至于淫人妻子，妻子淫人，祸因恶积，福缘善庆，种种皆不出循环之机。”

三是宣淫娱情，为游戏之作、宣淫之作。有些为“少年游戏之笔”。这类作品中以《绣榻野史》为代表。《国色天香》(全称《新锲公余胜览国色天香》，又名《幽闲玩味夺趣群芳》)中的中篇文言小说都属于这种情况。再如《妖狐艳史》、《两肉缘》、《欢喜浪史》，不管是比较文雅的，还是宣扬恶淫的，都笔涉淫秽，格调不高。

四是表达宗教观念。有的倡扬道教思想，将房中术通俗化、文学化。如《素女经》，就是用春宫图画、诗词和注解，来解说、欣赏性交姿势。明清艳情小说与道教房中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者为前者提供理论上的依据，前者为后者作形象化的诠释。故艳情小说中常见的是遇仙遇艳、纵欲成仙；或者性器崇拜、鼓吹于男有补，看重性能力，欣赏性能力。如《杏花天》、《巫梦缘》等。

五是反映现实的倾向明显。有的以现实原型为视角，如根据当时的艳情花案撰写的《梧桐影》，反映妓女悲惨生涯的《玉闺红》；或者以历史史实为脉络，以当时的思想观念为标准编写的史料题材的艳情小说，如《如意君传》宣扬的女性快乐，《株林野史》宣扬的采战成仙。

六是男性的性心理满足与男权扩张。艳情小说的叙事模式存在着以阳具为中心的男性性别取向，尽管也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女性的性心理特点，但从整体上无疑体现出对男性性心理满足与男权的扩张。如《浪史》、《绣屏缘》，女主人公们都是拜倒在男性性能力之下的。

七是明显的愤世之作。大批落魄文人借此类小说发泄心中郁闷，按照个人对传统的和当代文化的反动，书写个人的性体验与性欢乐，以此对抗和宣泄对统治阶级性压抑的不满。

八是明显的趋利性动机。艳情小说的刊行，其商业操作的动机不可忽视。很多艳情小说都是在书商的组织下炮制出来的，目的是违法赢利。现在的色情卖点与古代的书商牟利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九是艺术之作。此类小说不满艳情小说的庸俗与粗糙，将艳情小说写成真正的艺术作品。如《红楼梦》里多次对那些才子佳人小说表示不满，《肉蒲团》也觉得一般艳情小说在创作动机、创作思想、艺术性上不上档次。这些小说借鉴了艳情小说创作的经验和教训，从艺术、文化、语言、诗词等角度均有拔高之处，将性爱描写融入到人物性格刻画、人物形象塑造里，描写的笔墨也具有美感。

十是成人童话。艳情小说反映的是基本的、原始的、本能的、自然的、低级的性爱，就是所谓“赤裸裸”的性描写。我们可以称之为“返祖现象”，缺少人和性的阶级属性与社会属性。以此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和性欲发泄，成为成人的童话。

另外还有复合型的动机。有的艳情小说的创作动机不是单一的，而是交叉渗透的。有的表现为显性，有的表现为隐性。如以“劝惩”为表层框架，以“解颐”为内驱动力，以“泄愤”为深层意蕴。如《续金瓶梅》，其回目就有明确的分别。

3.艳情小说主题的特点鲜明

艳情小说在标奇立异、充分地展现发泄和满足性爱快乐的主题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自觉不自觉地表现了一些反理学、反宗教，揭露社会丑恶和虚伪道德，同情平民等副主题。有些主题具有一定的特点和深刻性。与其他类小说的主题有明显的不同特点。

(1)主题雷同化。艳情小说的主题，大致上归为这么几种类型：

一是性惩罚主题的小说。善恶相报。有的是以淫报淫，淫人妻女，妻女被淫，如《肉蒲团》最为典型；有的是纵欲亡身，《金瓶梅》里的春梅、西门庆都是这样；有的被蹂躏而死，如《醉春风》里的顾三娘；有的被审判，犯了什么罪就判什么刑，如《风流和尚》中的3个恶僧犯了奸淫罪，被判斩首。

总之，这类主题所要表达的思想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以淫止淫，人们应该引以为戒。《欢喜浪史》叙就说：“余观小说多矣，类皆妆饰淫词为佳，陈说风月为上，使少年子弟易入邪思梦想耳。惟兹演说十二回，名曰《谐佳丽》，其中善恶相报，丝毫不紊。足令人晨钟警醒，暮鼓唤回，亦好善之一端云。”《梧桐影》反复申明贪淫纵欲绝无好下场。第二回描写苏州华山寺普占和尚诱骗、强奸良家女子花氏，又将其丈夫叶心安私自囚禁，恰逢海公出游至寺，察觉此事，救出叶氏夫妇，将普占等淫僧斩首处决。第三回叙述明代天启年间憨道人在雍熙寺内，教汪乙采战御女之术，汪乙恃技纵欲，终于得色痨而死。“作这部小说的人，原具一片婆心，要为世人说法，劝人窒欲，不是劝人纵欲；为人秘淫，不是为人宣淫，看官不可错认他的主意。”所以最后主人公淫乱的和尚和滥淫的戏子，都死于非命。

这类主题的深刻含义，就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些风气，特别是人性的压抑与罪恶，阐发了人欲泛滥、人之恶带来的毁灭性灾难性后果。但是，报应主题多还是对女子的惩罚。未央生淫人妻女，作者就让他的妻子偿还，这是最不公平的。

二是性享乐主题的小说，肯定、赞赏性爱。它大多继承了《西厢记》的主题，宣扬男女私合的合理性，强调男女之间的情应该善始善终，走向婚姻，并且“大团圆”。这里的大团圆，本身就是对自由婚姻、自由性爱的肯定，以此来反对封建礼教下的婚姻制度。如《桃花影》第一回：“只因佳人所以难遇，空里相思，写出一种深怜极慕之情。然这痴心妄念，不但作词的有此想头，凡世人不至于蠢庸如木石，谁不思量那云鬓花容，与他同床共枕。只是世间女子，虽有几分姿色，无非涂朱抹粉，岂云倾国倾城，必须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方足以入我辈之想。试想那蝉鬓低垂，黛眉轻扫，凌波三寸，面似梨花；又想至小肚之下，两股之间，其软如绵，其白如玉，丰隆柔滑，干而且紧者，能不令天下有情人尽作痴中想。只是人人有此艳思，未必人人遂意。乃有一个书生，也因一念痴狂，竟有许多奇遇，又容容易易，得个绝色佳人，做了百年伉俪。”《绣屏缘》原序说：“晋人有言，情之所钟，正在吾辈。顾言情，而不悉情之所由始，则流而为放荡，为妖孽，为因果报应。甚至山魈木魅，得探花月之权；村妇田夫，竞效江皋之赠。任情之误，等于无情，是岂人之所为哉!”所以作者“怜才好色，自有其真”，在性爱活动中写出“玉环之情而正也，季苕之情而顺也，素卿之情而侠，绛英之情而节，蕙娘之情而智”。

这类一见钟情、以身相许、私定终身的主题，无疑有很大意义。它是对人性美的倡扬，是对理学、道统的叛逆。

三是成仙类的主题。这类作品，作者对性爱的张扬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不但让他们充分享受到性爱的快乐，还要给他们一个成仙的结局，让他们的性爱永葆青春。显然，这是受了道教思想和神魔小说主题的影响而形成的。这类主题，一般放在了前世姻缘的故事框架里，最后才得到点化。如《浪史》，写浪子钱塘小秀才梅素先游春时路遇王监生妻李文妃，惊其美艳，设计通情；李也有意，遂相约成奸。后来，浪子又与李家后门的赵大娘、妙娘母女、文妃婢春娇、文妃义姊潘素秋等交好。而其妹也和梅之跟随及同性恋者陆珠有私，后嫁出。王监生死，梅正式娶李为妻。梅、李、陆及众婢乱交无度。梅幼年好友、现为司农丞的铁木朵鲁来信相请，梅即离家去濠州。在铁木家，铁木的樱桃、文如二妾及夫人安哥动情相就。铁木入山修道，将所有家财及妻子安哥等一并交付浪子而去。浪子登黄甲，赐进士出身，但不听选，告病在家，受用7个美人、两个夫人与11个侍妾，后携女人成仙。

这类主题多写艳遇、多妻、几美，没有脱离才子佳人的主题，给书生们圆一个美梦，也深深地影响了《红楼梦》的创作。

四是宣淫的主题。带有明显的游戏娱乐性质，描写直露化，在“醒世”的名义下，展览与挑动淫乱，表现了文人的恶趣。《碧玉楼》原序坦然表白：“尝观淫词诸书，多浮泛而不切当，平常而不惊奇。惟有碧玉楼一书，切实发挥，不但词藻绚烂，而且笔致新鲜，真足令阅者游目骋怀，解其倦而豁其心。其尤有可取者，劝人终归于正，弗纳于邪，殆警半之奇文也。”《载阳堂意外缘》的《辩》说：“此书虽蹈于淫，然由于缘动于情，即蹈于淫，犹可说也。夫缘也者，合之端也。情也者，理之用也。有是缘有是情，然后通乎阴阳之气，谓之和，可也；目之淫，非也。况天下之淫事何日无之？亦何处无之？人非贤圣，谁能免此？试问天下希贤希圣者，能有几人终之？此书断不可经两种人之眼，若与冬烘头脑先生见，恼文理不通淫行可秽而已。不审其故，是以文害志也。之但与荡检逾闲之徒见之，固不问文理不通，亦不理书中之本意，但将床笫之事回环笑阅，以为醋葫芦之外书云。余更憾焉。绕屋循思，欲藏鸠拙，不如卷而怀之，火而除之，为尤得也。吾将请自斯语矣。”《秋斋自序》还念念有词：“虽近淫淫，而章法、笔法、句法、字法，无一不足启发后人。因悟圣叹批《会真记》、《金瓶梅》诸书，曰淫者见之谓之淫；文者见之谓之文；而先生传《意外缘》之笔亦近乎是。虽云前法实出新裁，显微拗折，跌宕淋漓。不特冷韵晚香袭袭动人，更一种意在笔先、神游境外之妙，真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矣。”

这类主题，多为人性的扭曲表现。

五是寄托孤愤的主题。这个主题，来源于张竹坡评《金瓶梅》。张竹坡认为《金瓶梅》是作者宣泄愤情之作，《竹坡闲话》云：“《金瓶梅》，何为而有此书也哉？曰：此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于时，上不能问诸天，下不能告诸人，悲愤呜唈，而作秽言以泄其愤也。”张竹坡《皋鹤堂批评第一书金瓶梅》第七回总批云：“盖作者必于世亦有大不得意之事，如史公之下蚕室，孙子之刖双足，乃一腔愤懑而作此书，言身已辱矣，惟存此牢骚不平之言于世，以为后有知心，当悲我之辱身屈志，而负才沦落于污泥也。”《聊斋志异》大部分描写艳情的短篇，也都是作者借鬼狐花妖故事寄托“孤愤”的作品。

这种寄托孤愤的主题，是作者创作的内在动力，小说家借作品而排泄愤懑，以此构成了作品的真正生命。

(2)主题的复杂化。就是主题具有复合型的特点，这多在一些上乘之作里表现出来。以《金瓶梅》、《蜃楼志》、《痴婆子传》等为代表。相关分析见以上的有关章节。

(3)主题的矛盾化。这在《欢喜冤家》中表现得很突出。没有欢喜就不能成为冤家，有了欢喜，最终变成了冤家。欢喜，只是满足情欲；冤家，就是受到惩罚。一边是张扬，一边是批判与回归。再如《僧尼孽海》，表面看来，就是辑录了僧尼艳事，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的主题，只是庸俗的兴趣。因为以和尚、尼姑的性禁锢、性变态、性欲望，容易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也在诗文、小说、笑话、戏曲、变文中屡见不鲜。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一方面表现了僧尼作为正常人的性压抑的痛苦。《僧尼孽海》中的部分和尚、尼姑思春偷淫是性压抑的爆发与变形，是对禁欲主义的反叛。尽管作者给他们受惩的结局，但在具体描写上又往往持同情态度。如《望海寺僧》叙元至正年间，望海寺和尚与傅某的妻子应氏勾搭成奸，后傅某自京归来，发觉了这事，鞭打妻子，溺死女儿，两个和尚也忧郁死亡。特别是那些描写尼姑的篇目，更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尼姑寂寞难熬，或于庵中留宿男子，或与庵外男子相通。如《麻姑庵尼》叙麻姑庵中有尼姑六七人，庵主年才三十，一幼尼年仅二八，皆有姿色。有一俊美的小和尚来到庵中，先是庵主与小和尚偷情，次则幼尼与之交合，终则众尼皆与淫乐。《明因寺尼》叙明因寺知客尼性空，生于豪门，貌美性慧，徽州人黄某，一见倾心，由另一尼姑传诗递简，二人终成好事。另一方面，编者又揭露了宗教的虚伪与荒淫。按理出家人应该六根已除，摒弃情欲，却往往道貌岸然，振振有词，所以这些人大多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多有丧命之报。如《水云寺僧》叙洪熙年间，闽中水云寺和尚设置密室，诱远近妇女前往求子，假扮神佛，夜来趁机奸淫。因和尚年轻精壮，又修合丸药，所以多有妇女因此得子。闽中蔡知府闻之，买嘱二妓入寺求子，和尚来行奸时，妓女用胭脂涂于肘腋之下，终于破案，惩办了和尚。

这种矛盾的主题，是明末清初人们对于明中叶后期张扬的人欲解放所导致的社会淫荡风气的反思，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认识价值。

4.艳情小说取材广泛

艳情小说的题材来源，主要有三种类型：

(1)原创型的。有的取材于现实生活。这里面又有多种情况，作者编造的或者是渲染的，在群众中流传的，属于材料改编类型的等。

作者编造的故事，大多是才子佳人模式的，或者是正常人的偷情、艳遇模式的。这类题材，有的是张显人性而歌颂赞扬的，有的是进行批判而写报应的。这些题材的选取，有一个标准，就是看是不是符合大众的审美情趣。满足了大众文化需求，那么书商其他利益也就实现了。《桃花庵》就是根据群众喜欢的戏剧故事，粗略改造成小说的：“张才可为风流男，忽遇窈窕陈妙姑。少年难禁原心乐，张才理当泄黄泉。妙姑虽为淫荡女，一生恩爱无二男。庵中产下状元子，母子见面十五年。苏门教子成名早，窦氏可为女中贤。志在张门留根业，得收夫骨张家还。可算一部勋烈传，提笔写在桃花庵。”故事性强，情节曲折；讲究巧合，编造性强。这些，都符合大众审美情趣。

除此之外，作者还喜欢写一些特殊群体的性爱生活，商人、书生、妓女、僧尼、寡妇、小姐、丫鬟、龙阳、地痞流氓，有很多是社会边缘人。这些题材，人们特别感兴趣。和尚是出家修行者，理当六根皆净，清心寡欲；可是，正因为他们不得近女色，缺乏正常的性生活，长期的性压抑使他们对性爱的渴求远胜于俗人。所以，它成了“三言二拍”等拟话本小说、神魔小说等关注的对象，也是艳情小说所感兴趣的题材。如《巫梦缘》取材于一个真实的花案故事——康熙间岐山左臣所编《女开科传》也记载了这件事。

道家强调修炼，动辄成仙，百岁几百岁的，对世人来讲是很神秘的；特别是他们的采阴补阳，练习内丹，更能引起读者的窥视欲望，因此，“二拍”拟话本小说有专门的篇目述说其欺骗性，《昭妃艳史》等专门描写采阴采阳大战。

在封建社会，男女授受不亲，一般彼此很少有机会接触。可是，妓女可以合法地接触许多的男人，并且能和多个男人发生性关系，她们有什么心态？对感情怎么认识？是不是真的“婊子无情”？她们的生活情景又是怎样？戏子可以在舞台上眉来眼去，甚而做出种种不堪的动作，以此来换取金钱，同样是牺牲色相，难免弄假成真，或者利用色相勾引观众，尤其是有钱人家。还有龙阳、同性恋生活，都是大众感兴趣的。到了《品花宝鉴》等狭邪小说，竟专门选取妓女、戏子、同性恋作为题材描写。这些取材的倾向，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关注的焦点、热点。

对于作者来说，写这些方面的题材，一般都是表现惩戒性质的主题。例如《巫梦缘》，作者就以为天下最无耻者，莫如俳优；最淫毒者，莫如贼秃。整个社会风气就是被这两种人搞坏的。所以，清除了这些人，“江南风俗毕竟渐渐变好了，乡宦人家，规矩严肃，戏子娈童，只在前厅服役，没酒席的日子，并不许私自出入”，世风顿变。

有的则利用神仙怪异或者前世姻缘来反映现实题材，以《聊斋志异》里面的艳情篇目和《红楼梦》为代表。

(2)史传型的。历代宫闱艳情，不管是史记还是传说、野史资料，都引起了创作者的极大兴趣。他们一般选取以女性淫乱者为主的题材，在皇妃这些高不可攀的女性身上，显示出更为淫荡不堪的个性特征，拉近与大众消费者的距离。主要选取的是赵飞燕、杨贵妃、武则天、夏姬。选取的帝王，都是因为荒淫而致国破人亡的，主要有隋炀帝、金海陵王、唐明皇。作者在处理这类题材的时候，注意到了创作思想和创作主旨的变化，主要是不再去讨论沉溺于淫乱而亡国的教训，而是把他们都当成了才子佳人一样，风流放荡，淫欲无度，和一般的淫夫荡妇没有什么区别，作者也就没有必要对他们淫乱造成的严重恶果指三道四了。有的甚至把他们的结局写得很完美，如夏姬就成了神仙。

男性题材，海陵王系列有《海陵王荒淫》(不题撰人)、《金虏海陵王荒淫》(冯梦龙)、《海陵佚史》(无遮道人编次)。主要情节相同，都是《金史》后妃列传、海陵妃嬖诸传的拼合，说他营造宫殿，强合重节、杀害阿里虎和私通耶律弥勒的迪辇阿不，下令灭宋后观宋贵妃的尸体。后海陵南侵，万民怨恨，群臣立鸟禄为帝，贬海陵为王。

在写女性题材时，作者一般增加了她们没有进宫以前或者后来流落民间的一些杜撰的故事。这样一来，更使她们民间化、平民化。如《昭妃艳史》前半部分写父亲中尉赵曼早死，母女三人从姑苏一直流落到京师长安，住在城郊的陋室之中，靠替人作女红为生。赵母在贫病交加中撒手人寰后，赵氏姐妹便寄托在同里的赵翁家中，成为赵翁的义女，寄人篱下。赵翁加意教养，赵氏姐妹有了大家闺秀的风范，便被有钱有势的富平侯张放罗致府中，充任歌舞姬，开始卖笑生涯。《如意君传》也杜撰了媚娘在进宫以前的民间生活状况。《株林野史》则在后半部分写了夏姬流落到其他地方时的淫乱，如换妻游戏等。而后面的宫廷淫乱生活，则多有所本。《昭妃艳史》下半部分写赵飞燕充当了待诏宫女，入侍皇帝，给皇帝处子的感觉，使之大喜过望，封为婕妤。半年之后，赵合德也被引进宫来，受到汉成帝的宠幸。赵合德丰满的身躯，粉妆玉琢，着体便酥，被皇帝称作“温柔乡”，也被封为婕妤，两姐妹轮流承欢侍宴，终于飞燕被册立为皇后，赵合德也被封为昭仪。后来耐不住寂寞，又多次与人相通。这些事情，多见于班固《汉书·外戚传》。也承继了《飞燕外传》、《赵飞燕别传》、《西汉演义》。

这类题材，有的只欣赏性爱的快乐，如《昭妃艳史》中赵飞燕的放荡、与诸少年之淫行；有的还表现了新的观念和思想，如则天题材共有6部小说——《控鹤监秘记》、《如意君传》、《媚娘艳史》、《则天外史》、《浓情快史》、《武曌传》，都肯定了则天的性欲满足。

(3)拼凑型的。拼凑与抄袭、改名不同，它仍然是一种创作。这种取材模式，多发生在清初以后。我们在前面相关章节里，已经有详细分析。但作者似乎还不愿承认，编造理由说是自己的杜撰。《闹花丛》作者在《自跋》中称：“今岁孟秋，友人有以庞刘事请予作传，予遂援笔草创而为句才就其事。”看似真有其事，实则是抄袭《鼓掌绝尘》雪集之故事框架，将原主人公文荆卿与李若兰改成庞文英与刘玉蓉，又加进桂萼、琼娥与美娘等人及后成地仙的事，地点由苏杭改为应天府上元县。另有文英乔装一节也借鉴了《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文英与次襄、琼娥之关系明显受《桃花影》、《浪史》等小说人物的影响，全书拼凑之痕迹亦很明显。最明显的要数《风流和尚》，竟然是几个拟话本小说的剪贴组合，并且故事情节连接得还很巧妙紧凑，也算是很不容易的了。

有的作者就是想把所有艳情故事都融合到一部小说里，集艳情小说之大成。成功者如《姑妄言》。其他小巫，则有的只是拼凑的基本故事框架，有的则是拼凑的具体描写内容。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扩写，根据前人的一些话本小说、拟话本小说或者其他戏曲、史料、笔记甚至是短篇小说的艳情故事作为框架，扩展故事情节，里面再充塞大量露骨的性爱内容。《巧缘艳史》、《艳婚野史》、《百花野史》、《两肉缘》几部书均取材于《欢喜冤家》，是其故事的扩写。

此外，还有剽窃、抄袭类型的小说，鉴于艳情小说刊刻的非法，我们把它不当作一般意义上的剽窃、抄袭，而是改头换面，为的就是使之能够刊行于世。还有就是续书类型的小说，接续或者拦截原小说，或是反弹琵琶，或是狗尾续貂，主要有两大系列，一是《金瓶梅》系列，一是《红楼梦》系列。

5.艳情小说叙事模式多样

艳情小说的叙事呈现出模式化的特点，这也是大众文化普遍的特点。我们基本上把它们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第一，才子佳人式的叙事模式。即巧与缘的叙事特征。故事编排精巧，艳遇故事不断，人物关系微妙，是这类艳情小说普遍的叙事特征。“见多少女貌郎才，遭磨难，不自在，结成夜夜烟花债。犹想起，痛伤怀，到几时托云翻雨，十分恩爱。必须是受怕担惊，漫漫夜，总要忍，好容易风平浪静，苦尽甜来。”一是安排大众喜欢的离奇故事情节。艳情小说多把艳情故事编排得非常精巧，表现了曲径通幽、曲尽其妙的艺术特色。情节关目侧重于巧合，叫“无巧不成书”。如《绣屏缘》，很多情节安排出人意料，离奇古怪。赵云客追王家船到扬州，想通过做仆人来接近玉环，但没成，就暂住蕙娘处，没想到与蕙娘发生了恋情。故事进行得也一波三折，“好事多磨”。云客和绛英幽会后的被打、被监、又被保、解京、收留、取中、入赘等经历，真正体现了“文似看山”。二是在婚姻性爱问题上，迎合大众心理。大众多讲究“缘法”，相信缘分，以为“不是冤家不碰头”，“不是你的你枉费心机也得不到，属于你的老天爷送到你面前”，“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艳情小说深谙其妙，人物关系安排表现在一个“缘”字上，光看题目就知道：《绣屏缘》、《狐狸缘》、《灯月缘》、《欢喜缘》、《巧缘艳史》、《两肉缘》、《巫梦缘》、《意外缘》。小说几美之间的关系以及她们与男主人公之间的瓜葛，都可以说是一种情缘，由“缘”而聚，由情而合。其深刻含义就在于说明“有情人终成眷属”。在这一点上，艳情小说和才子佳人小说是相通的。例如《闹花丛》，承袭了才子佳人小说的基本模式：相爱——波折——大团圆。从文英与小姐私定终身，到刘天表等人对两人爱情婚姻的干涉、扰乱，及至文英科举得名、状元及第、全家团圆。尽管小说最后是以庞文英等8人的成仙作为结束，但并未突破这一基本的格套。

第二，男子艳遇式的结构模式。它来源于刘阮入天台，成形于《游仙窟》，发展成熟于《天缘奇遇》。写主人公到处有艳遇，最后拥有多美，享尽艳福。包括帝王的性爱故事模式。后宫佳丽，是民间津津乐道的艳事。帝王的性爱，无疑是最豪华奢侈的，也是一个男子的梦想。男子艳遇式的结构模式，不能不与宫廷艳事有关系，不能不和男子的性心理有关系。我们在中国古代房中术的多多御女多多为善的观点里，已经看到了男子所向往的性爱生活影子。历史上历代帝王的后宫生活也给人们以实现的可能性。平常的书生文人不能像皇帝那样后宫佳丽三千，但是可以拥有三美、五美呀!况且，作者可以把我们的主人公写成真神仙。《闹花丛》序就这样明言：“予作《庞刘传》，以为庞生天缘奇遇，凑合颇多。然尤不若祁羽狄之佳遇甚多也。殊不知世间奇奇怪怪，如才子名媛无端而邂逅，投契便咏诗唱和，暗订姻盟，真乃巧遇。今岁孟秋，友人有以庞刘事请余作传，予遂援笔草创而为句才就其事。虽与祁生仿佛，然以庞生看榜为由，突会佳人，订约赴期，殊出望外。至于寡居之桂萼，处子之琼娥，一旦乔扮贺喜，两人而为淫污，则桂萼、琼娥之遇，尤为奇艳。后来小姐相思，全仗假医生之挑病。后来全愈间，母氏之酬愿，适叔子之归家而捉奸鸣法，官判脱罪，子民是有念于王学宪之恩深且大也。假使按律正法，则庞生无所用其施为，信乎？天付良缘，不容人所不肯尔。乃世固有志读书求一人眼，卒不可得者。文英以十四游泮，而鼎甲争先。官居尚书，为之身登仙府，即云赤松点化，然其前生固是仙君也。”真是比皇帝还幸福。

《巫山艳史》继承了明中篇文言小说《天缘奇遇》的风格，书中的一些情节又与《桃花影》、《浓情快史》有相合之处，可以算作这一方面的代表作品。少年文士李芳遇见美女罗翠云，两相有意。回程遇一道人，赠九转金丹一粒，又送锦囊三个，云急难时开，自有妙用。从此有了艳遇的本领和条件，开始了艳遇的历程——先与秋兰苟合，与罗翠云及丫环小娟成就姻缘，与新寡表姐闻玉娥成奸，与世交公子梅悦庵妾萧月姬、妹素英有染，与盗贼女飞瑶成姻缘；赴京考试与店主江婉娘缱绻。最后李芳以翠云为妻，以玉娥、素英、月姬、飞瑶、婉娘、小娟、秋兰为妾，造大屋，与八美欢聚。后经道人及伍雄、梅悦庵点化，携八美入山，不知所终。

第三，淫乱模式的小说。即宣淫、奸淫式的故事模式。借一个简单的故事框架，装最污秽不堪的性爱活动。《欢喜缘》就是这样。故事情节很简单，以可儿的遭遇为线索，串联起了作者感兴趣的什么柳巷、佛寺，什么失身贱奴，遭奇辱，奸幼女，探后庭，弄娈童，兄妹骨肉乱伦，表叔嫂亲戚交欢，云雨遭大创，恣宣淫，乔装折柳，易服寻花，夸采战游穷巫峡，赌胜负捣碎后庭，极荒淫兰汤大战，穷肉欲除夕恣欢，就是性爱大展览。没有什么道德教训之字眼，没有因果报应的结局，只有赤裸裸的纵欲情节。这里面还包括僧尼奸淫故事模式——和尚奸淫，都只是在骗取或拉扯妇人入门的情节上有点花样变化，其余的基本是直来直去，千篇一律。宫廷淫乱故事模式——皇帝稀奇古怪的性爱，既豪华奢侈，又触目惊心；皇妃的宫闱之乱，更是淫秽不堪。

此外，还有几种模式：个人性史传记性质模式的小说——从性萌动到性的尝试，到一发不可收拾，到执迷不悟，最后或者忏悔，或者下场可悲。如《痴婆子传》、《醉春风》。前世姻缘式结构模式——如《红楼梦》、《桃花艳史》等。灾难式结构模式——如《玉闺红》、《初刻拍案惊奇》中的《姚滴珠避羞惹羞》等。梦境式结构模式，如《两肉缘》、《空空唤》。

6.艳情小说人物形象塑造鲜明

艳情小说为我们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丰富了我国古代小说的艺术。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类型化——尽管各类艳情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共性与个性各有特色，但是，人物类型化特征也很明显。

第一，男性形象。艳情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大致有这么几个类型：

一是书生浪子。在明清的色情小说中，男主人公多是书生浪子，他们毫无例外，都以多美为人生目标，都是疯狂的情欲追求者，作者也总是不遗余力地对他们的性能力作耸人听闻的描写。通常的套路是夸张性器的伟岸、时间的延长、对象的众多。如《肉蒲团》中的未央生，通宵轮番应付4个女人；《杏花天》中的封悦生，要整天对付12个；《浪史奇观》中的浪子，则占有两个夫人、7个美人、10个侍妾，可谓是个典型。浪子与20个美人每日饮酒赋诗，调情作欢，快活无比，人称他为“地仙”——一个本来西门庆式的人物，只不过是书生身份，便享尽无边风月，只写其一泄如注的快感，而不再写其精尽而亡的结局。

二是淫僧淫毒。淫僧一般具有淫毒的特点。首先是淫。《风流和尚》中的5个和尚，净海是骗淫，虚空是嫖淫，绿林和红林是强淫，净心是借淫。其次是毒。《僧尼孽海》专叙僧尼孽迹，突出了“不秃不毒”的群体特征。他们或出入宫廷，或主持寺院，专事勾引，独思淫乐。无论当朝公主、官宦妻妾，还是良家妇女、平民闺秀，都逃不出他们的魔掌。僧尼为患，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现象。

三是商人性爱生活。反映商人形象的艳情小说是认识价值最高的小说。从《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到拟话本小说《欢喜冤家》、“三言二拍”、《一片情》，到《蜃楼志》，都表现了这个新兴群体的性爱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

四是官员、皇帝等统治阶层的糜烂。一般来铺陈他们的荒淫和奢靡。

还有一大批地痞流氓及社会边缘人，三教九流、五花八门，包括小贩、强盗、拐匪、龙阳、篾片、戏子、侠客等，往往了了几笔，原形尽现。

第二，女性形象。艳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大致有这么几个类型：

一是淫荡女人。艳情小说以为，对女人淫荡的评价是男权社会对女性不公平所造成的：“女人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丑事，人世羞言；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贪淫好色，宿娼养妓，无所不为，总有议论不是的，不为十分大害。所以女子愈加可怜，男子愈加放肆。”所以，女人性欲强，或主动袒露自己的性欲，不以为这是淫荡，而是女性最富有魅力的表现。因此，在艳情小说里女人都是反传统的，都是愿意接受和配合男子的爱慕和追求的。

有的表现为私会，一般为处女，是以婚姻为指归的。她们多在强大的攻势面前委身于男主人公，并且帮助男主人公诱惑其他女子加入到婚前性行为群体里来。这种小家碧玉、大家闺秀的越轨行为，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不能与今天的女子婚前性行为相提并论。

有的表现为偷情。有的是寡妇偷情，《桃花影》中的二娘守寡7年，第一次与玉卿交合是那么的急切、主动、痛快，明确宣示喜欢性爱：“郎君嫩质轻躯，此物独粗大如此，能不令人爱杀。”有的是丈夫不在身边，或者丈夫性能力不强而与人偷情。如“三言”中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任君用恣乐深闺》等。

有的表现为淫乱。最为典型的，一个是迷恋的形象，如《如意君传》中则天追求肉欲的快感。一个是翻悔的形象，就是《痴婆子传》里的痴婆子，被逐出以后，回头是岸。宫廷题材多写淫乱。除了则天系列、飞燕系列之外，还有《玉妃媚史》——据资料说，是写唐明皇与杨贵妃荒淫故事的。在艳情小说里，杨贵妃肯定也是一个淫乱的形象。

偷情和淫乱，作者给予了女性形象一定的理由。《如意君传》发出了“禽兽尚且如此，何况人乎”的感叹，闪烁着人性的光芒；《春楼艳史》里的“你找小妇人，我就偷汉子”，马熊志妻吴春华报复性地与男仆偷情，以及《醉春风》的顾三娘，都是通过这种行为来反抗丈夫的浪荡行为。

寡妇偷情的，作者多给予好下场，就是加入到男主人公的妻妾队伍里去。但是，也有惩戒主题的。《八段锦》第八回写的3个寡妇的命运，就很悲惨，她们为偷情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也可以反馈出当时社会理学统治的严酷。沛县有寡妇索氏、余氏和丁氏，都极美艳。一日俊生华春经过，被她们的娇美所动，索氏首先勾引他来，他还想着谋到另两个。索娘与他云雨后，又设法将余氏和丁氏都引到房中，与华春轮流寻欢作乐。他们的行径被索氏小儿看见，他以为老虎咬人，便告诉了婆婆。婆婆将她们另嫁出去。索氏成了娼，余氏被丈夫弄死，丁氏嫁了个赌棍，华春为流贼所杀。

艳情小说的价值之一，就是塑造了许许多多的这样的淫女形象。在一般文学作品里，淫女往往是最坏、最脏、最无耻的女人，得到的下场，都是悲剧的，如《水浒传》里的阎婆惜、潘金莲、潘巧云。而在明末清初的小说中，作者却大量描写了女性性欲高涨、主动追男人、主动通奸等，而且把她们描写得很美好，把女子的情欲、肉欲当作审美的主要对象。如我们所熟知的《聊斋志异》，其实按传统道德来看，《聊斋》里面的那些狐仙们，应该是一些道德败坏、浪荡的女人，作者不但将其写得美丽动人，而且公然宣称：“男人可以嫖妓，女人为什么不能？”客观上表现了男女平等的性爱观。当然，它的男女平等是建立在男权社会性的快乐至上主义之上的，除了一些一流的作品如《红楼梦》、《聊斋志异》之外，都是不平等的。这说明，艳情小说的性爱观念没有超出作者生活的时代，因为它本身就是为了娱情的，所谓的男女平等等思想，都是它的副产品。

丑女形象，则多为游戏之笔，起到插科打诨的作用。《姑妄言》写卜通的女儿是个丑女，竟然强奸男子；《鼓掌绝尘》中的丑丫头春花，则假惺惺地接受性爱。

有的直接将狐狸精搬了出来。狐狸在先秦两汉时期本为吉祥物，与金乌、玉兔并列。到了明清艳情小说，却全然蜕变为“淫”的化身。即使蒲松龄笔下之狐，虽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却也不乏《伏狐》中妖狐之流，逼得太史某不得不服春药与之鏖战。其他如《绣屏缘》之玉环、《昭阳趣史》之九尾狐精、《妖狐艳史》之月素仙子，都是淫荡娇娃。

艳情小说用了大量的艳词来描写女子的淫荡。一是淫荡的体态，如“云鬓”、“蛾眉”、“杏眼”、“樱唇”、“桃面”、“霞腮”、“玉臂”、“雪胸”、“柳腰”、“冰肌”等，“三言”、“二拍”、《金瓶梅词话》里面的女人都这样具有性的诱惑力。其后艳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也都是“如花之容，似月之貌”、“面如白粉团，鬓似乌云绕”、“目如秋水，眉似远山”、“脸衬桃花，身如弱柳”。即使是《红楼梦》也是落入窠臼，写宝玉眼中黛玉“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如弱柳扶风”；写警幻仙姑是“靥笑春桃兮，云髻堆翠；唇绽樱颗兮，榴齿含香”；写宝钗“脸若银盘，眼如水杏”。《聊斋志异》中的那些花妖狐魅们尽管风姿绰约、情态撩人，但是容貌还是“娇波流慧，细柳生姿”、“肌映流霞，足翘细笋”、“发多敛雾，腰细惊风，玉蕊琼英，未足方喻”。二是吟诵淫荡的诗词。三是欣赏淫荡的话语。四是淫荡的性行为。五是欣赏性爱过后的昵情。所以，艳情小说排斥了女子好淫而残忍、谋杀亲夫、淫荡无耻等内容。

艳情小说真正谴责的荡妇形象很少，《醉春风》里的顾大姐，算是这方面的典型形象。顾大姐从小立志贞节，严拒哥哥的强奸；嫁给张财主第三子张监生为妻，谁知张监生好色贪淫，常留连花柳丛中，婚后仍借口到馆读书，偷情徐家诸女。顾大姐劝其改邪归正，张监生不但不听，反嘲笑她不解风情，没人喜欢，并公然在虎丘包下名妓张三，整月不归。于是，顾大姐走上了报复之路：先与阿龙苟合，并让阿龙到处寻找标致男子，日夜宣淫，甚至招3个男子同睡，还倒贴银两给姘夫，成了远近闻名的百花张三娘。丈夫劝大姐改过从善，她反而变本加厉，更为放纵，与一帮浮浪子弟在游船上公然淫荡。被张监生休掉后，干脆当了妓女。后嫁给黄六秀才为妾，为另一小妾所嫉，被黄六安置到朋友邹四家寄住。大姐又看中邹四，与之通奸，引起黄邹两人争讼公堂，被判官卖为妓。大姐当官妓受尽侮辱，最后沦落街头，腹痛而死。在这个人物身上，作者揭示了女人堕落的原因，有深刻的社会意义。所嫁非人，丈夫是个流氓、淫棍，报复之心油然而生，随着丈夫的屡教不改，报复心也越来越强烈。在失望之余，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她尝到了性的滋味，她便毫不犹豫地堕落了。另外，作者也表现了肉欲毁害一个人的生命的可怕。自作孽，不可活，顾三娘完全被性欲摧毁，不可救药，只能得到一个辗转倒卖、沦落风尘、最终死于非命的悲惨下场。为了进一步在这个人物身上表达这个主题，作者特意又塑造了另一个女性形象——从良妓女赵玉娘。赵玉娘孤身独居，肉欲难熬，但她宁可手淫或以淫具来解决性的需要，也不去重操旧业。尽管顾大姐是一个可悲的人物形象，但是她说：“你偷了婆娘，不要我管；假若我也偷了汉子，你管也不管？”张监生道：“羞羞羞!你面庞虽好，又不会骚，只怕也没人喜欢你。”只这一句话，便伤了她的心，嚷起来道：“你偷了婆娘，又躲去了许多时，你还说我不会骚，没人要我，看我有人要没人要!”以淫抗淫，在这里闪烁着女性反传统、反压迫的光芒。

二是矛盾的女人。这些女人既是现代的，又是传统的。当现代与传统发生矛盾的时候，她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传统。她们都失过节，可是又都回归了道德。这在《欢喜冤家》、《一片情》里有群体的表现。

《欢喜冤家》中的女性形象都很感人。一方面写了她们享受肉欲的欢乐，另一方面又写了由此带来的复杂严重的家庭和社会灾难，使得这些挣扎在肉欲享受与社会规范矛盾的漩涡中的女性，经过这些变故，逐渐成熟起来。第一回中的花二娘不仅“生得十分美貌”，而且胆识过人，因丈夫花林整日酗酒赌博，不在温柔乡里着脚，她便不甘虚度年华，与年青俊雅、举止风流的任龙相好。为了摆脱因奸情败露所面临的困境，她不惜与素日憎恶的无耻小人李二白发生性关系。后来丈夫痛改前非，二娘也收了心。第三回中的李月仙在丈夫王文甫出外经商不久，即与伙计章必英勾搭成奸，两人就是夫妻一般，行则相陪，坐则交股。章必英色迷心窍，与李禁子狼狈为奸，买通死囚宋七将王文甫扳入强盗一案，企图谋夫夺妻。月仙被骗改嫁章必英，虽然获得了性满足，爱得如鱼得水，如胶似漆，但在知悉事情的原委后，即往官府首告，救出了在狱中苟延残喘的丈夫，使用心险恶的好色之徒落入法网。正义和良心，化作浓浓的感情，使其作出了义无返顾的选择。

《一片情》“陈之美巧计骗多娇”中的狄氏形象也很典型。小说写富商陈彩看上穷邻居潘璘之妻狄氏，刻意以银钱结交，并出资怂恿潘璘出门做生意，趁机将其谋害，然后屡次接济陷于困顿中的潘家。在陈的暗示下，狄氏的公婆商议将狄氏嫁与陈为妾。狄氏起先并不情愿，可为了借过的银两、两个孩子的抚养、公婆的照料，还是改嫁了陈彩。她没有体验到第一个丈夫给她的性的满足，却在陈彩身上体验到了。作者通过大篇幅的性爱描写，来表现她对第二次婚姻的满意。10年过去了，狄氏40岁，与陈彩已是有子有孙，但一次性交时，陈彩无意泄漏了谋害潘璘的经过，狄氏立即喊来潘家的儿子，带着陈的诗作凭证告官，陈被判斩决。这种复杂丰满的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她既与理学家号召的“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格格不入，又有传统的责任感，毅然为前夫报仇。

作者在刻画这些人物形象时，表现了很强的文学修养，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如《欢喜冤家》第三回，作者极写李月仙与章必英偷情时的淫兴，篇幅很长。透过细腻的心理刻画，笔下的女子，一方面抵挡不住淫欲的诱惑，一再在矛盾中尽兴，另一方面又始终考虑事理，备受道德力量的煎熬。所以，她的偷情，既是时代变化的结果，又是在道德沦丧的时代人性的复归，人物形象卓然而立。

7.艳情小说语言表达通俗

艳情小说语言也体现了大众化的特点，平俗鲜活。

第一，方言俗语多。一是使用大量的口语。如《一片情》中肖花嘴道：“你且不要忙，这事是一锹掘不得井的。除了死法，是有活法。”“水中月，镜里花。须知可望不可拿。”其他如“瞅蛋”(盯着长时间地看)、“老柴根”(贬称老年男子没有活力)、“骨头没有四两重”等，比比皆是。《醉春风》也使用了很多俗语：筋节在行、饿鹰见了麻雀儿；没鞍子的马，满天满地，凭他去跑；虎丘山吊桶，一上一下，好不热闹；舍了黄金抱绿砖；无丝也有线。二是多俏语、趣话。如《一片情》第九回“多情子渐得佳境”写小儿趣语；《风流和尚》多趣语、恶趣、警语，如净海化装成尼姑进入邬家，与夫人借“三十六宫都是春”即性器具时的调笑，写和尚虚空嫖妓，丑陋不堪，也很有趣。艳情小说的性爱表达，最成功的是韵文，特别是那些拟话本小说里的韵文，生动活泼、轻佻幽默、含蓄委婉，体现了诗情画意的美感，如《欢喜冤家》里的一些表达。三是多隐语、市语。如《一片情》第三回：“一日，六和令道人将玉版师烂焐些倚栏菜，与桂香同饮般若汤。却原来僧家有许多讳：酒呼为般若汤，肉呼为倚栏菜。鸡呼为钻篱菜，鱼呼为水梭菜。羊呼为膻篱菜，笋呼为玉版师。袈裟名无垢水，离尘服忍辱铠。瞧妇人则呼为饭锅焦。”

第二，引用了大量的民间文学，如俚曲、酒令、荤故事、小调、打油诗、笑话等。《风流和尚》中虚空和尚与艳丽妓女秀容作爱时，小说不仅露骨地写了秀容帮助虚空顺利进行性爱的情节，而且还用了两句所谓诗来形容此情景：“大光头小光头一齐都动，上花心下花心两处齐亲。”《闹花丛》写请来一个瞎子并让其请神替小姐治病，送神时用打油诗“这把剪刀，好象如今的生青毛，口快舌尖，两面刀”；“这只玉蟹，好象如今做戏的人，妆成八脚是为尊，两只眼睛高突起，烧某浇水就横行”；“这朵纸花儿，好象如今的老骚头……”用轻蔑、嘲弄之笔，写庄重严肃的送神场面，很滑稽。许多民间小曲尖刻、轻佻，如《一片情》唱娼妓者的小曲；《巫梦缘》用诗句唱赞女子；《醉春风》多用民歌。

第三，脏话、粗话多。主要是为了塑造荡妇形象，以提高男主人公的兴趣。《金瓶梅》里写男女在性交过程中，有不少的脏话和粗俗话。性学专家分析，妓女、荡妇的撒娇、讲性粗话、毫无顾忌地挑逗等行为，男性理智上厌恶、感性上却向往。

艳情小说在文学方面的研究价值，除了以上七个方面以外，还有很多值得研究的东西。如艳情小说包含的一些文学研究信息，包括对小说年代的考证资料；重要的刊刻作坊；主要的作家如徐震；中外比较研究；传播方式和传播渠道；受众心理；等等。再如它的影响，如对性爱的文学表达作了可贵的也是失败的探索，对《红楼梦》这样伟大的著作的出现提供了借鉴；对其他同时期不同体式的小说创作影响也很大。另外，艳情小说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些方面的问题，都值得深入细致地研究探讨。

附录 一个特殊的任务——中国古代艳情小说史的借鉴意义

所谓“淫书”在中外历史上都有，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现象。即使在今天也没有销声匿迹。我们研究中国古代艳情小说的成因、发展、价值、负面影响，目的就是研究它们到底为什么出现、背离了哪些审美原则、为什么禁止它，对今天的创作、大众文化发展和国家的有关政策提供了什么借鉴，我们怎样对待这一部分文学遗产。如果说明清的一批艳情小说张扬了人性，是那个独特时期的一些文化现象的话，那么目前一批批体验小说、身体小说、新艳情小说的现身，从纸质的到音像的，再到网络的，则与传统道德、精神文明发生着激烈的冲突。我们面临的任务，不光是给民众的精神生活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还要密切关注、研究这些现象，看其是否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看社会是否有更加宽泛的底线允许这类现象存在，看与市场经济下文化的扭曲承受力有多大，看我们的文化政策、市场的导向在其中的调解、改造、提升中能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研究这些问题，是《中国古代艳情小说史》这个课题的一个特殊任务和落脚点。

一、提升性爱描写的品位

我们必须破解这样一个难题：如何对待这种文学现象，怎样引导反映性爱问题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欣赏和大众文化、大众审美健康地发展。即文学中的性，怎样写才能体现出它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文学价值来。

1.性爱是文学反映的主要对象之一

性爱是人生的主要内容之一，文学既然以反映生活为己任，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性爱内容。世界上许多伟大的小说家，都写过许多被人目为色情文学的作品。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萨德的《贾丝廷》、劳里的《著作选》、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罗伯特·库维的《鞭仆》、简·吉纳特、乔治·巴泰勒《眼的故事》和《中午的蓝色》，等等，这些作品向人展示最低级的一些东西，从而使生命得到升华。这一努力的目的是拯救生命，避免性爱的异化。

现实生活的压力很大，有很多欲望无法满足。文学给了永不满足的饮食男女们一种虚拟实境的机会。在这个梦境里，你可以找到十全十美的标准情人，你可以滥爱多个情人；你可以夸大你的性能力，永远不用为肾功能衰竭而担忧。所以，艳情小说根据层次不同、需要不同，描写了各式各样的艳情故事，满足了自己，也满足了和自己差不多身份地位和心境的读者。在这个意义上说，歌颂爱情的《红楼梦》和描写一个暴发户淫欲一生的《金瓶梅》以及其他所有的艳情小说，都没有什么本质差别。因为他们都是利用了文学的个体满足特征。只不过歌颂性灵多于肉欲的爱情文学给人的是一种崇高的美感，描写肉欲多过性灵的色情文学，则给人的是一种满足本能、恶趣的猎奇，是一种丑恶。

真善美是崇高的审美对象，恶俗丑也是审美对象。但是美感的性质不同。美感是一切文学作品存在的基本要求，也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作品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美感，一个时代也有与其他时代迥然不同的审美风尚。但是，不管什么人，不论哪个时代，作为人的本能的、本性的和基本特征的东西——性是共同的。尼采就说：“兽性快感与渴求的细腻神韵相混合，就是一切艺术中美感的状态。”从历史进程来看，美感确实是从最原始的兽性需要中演化而来。但是，人类的性爱，却是人类美好感情的集中表现。凡是热爱生活的人，对美和爱都会有热烈的追求和向往，它又超越了人的物质本能。所以，爱和美能统一起来，性和人性能融合起来，欲望和时代精神能合拍，是处理好这个问题的理想境界。我们应该把性升华到美的境界。把性的美化程度提得越高，则性魅力就越大。民众对美的深刻领悟，将会重新塑造自己的性爱观。

2.跳出性爱写性爱

性爱的美，涉及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人体的性征美。男女性的第一性征是外生殖器的差异；第二性征中女性的赤膊、露颈、露乳、亮脐、赤足和显露肥臀等以及男性阴茎具有生殖能力和性交功能是突出的特征；第三性征以表情、服饰和姿态为特点，成为社会特征。二是宗教崇拜的美。原始宗教把性和生殖作为敬祭神灵的手段，甚至把勃起射精与传导给女性的极大快感作用看得非常神秘而且神圣，认为人类繁衍后代为神所赐。三是爱情。所有以爱情为指归的人类性行为、性心理、性观念，都是崇高的，因为爱情是为他的、是有责任的。四是性行为的美。一般情况下，在法律、文化和宗教允许的范围内的性行为，是得到保护的；但是，在与这三个方面抗争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前提下，性爱又显示出了社会的极大推动力。五是文学艺术的表现美。性爱的表现形式有多种，对性的理解程度，决定了表达者对表达方式的选择。

这五个方面的审美，都要求文学创作要跳出性爱写性爱。

我们从明清艳情小说对当时小说创作的影响(各种类型的小说如世情、神魔等都夹杂一些性描写)，对《红楼梦》、《聊斋志异》等伟大作品的出现的借鉴意义上，已经看出来了，艳情小说曾经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一方面，没有泛滥的肉欲描写，也就没有含蓄的、崇高的、进步的性爱的表达。所以，有些学者的观点比较宽容，以为文学载负着深沉的人生意识及使命感，也不妨用“爱”、“情”、“性”来实践与体验人生规范。另一方面，艳情小说的审美观念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违背了善良的风俗，突破了人们文化承受的底线，遭到了很多人的抵制、禁毁。其中的教训，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

首先，性爱描写要具有时代意义，就是它要有一定的社会性和进步性。潘铭绥从性的社会学角度提出文学中的性应该怎样去表现：“我们在判断一个作品、一段文字的时候，就不应该仅仅看它的细节程度；不应该仅仅看它美不美、自然不自然；也需要看看，它是把性行为描写成纯粹生物现象，还是描写成社会行为。这是因为，如果是前者，我认为还不如去读性生理学的实验报告或者性行为学的调查报告，例如《海特性学报告》，那里的细节描写更多、更细。这样的文学恐怕是钻了无性可看的空子，或者是趁了人们不知道还有性学报告之机。这显然并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文学，而且，不管它黄不黄，注定是长不了的。反之，如果把性行为按照社会行为来描写，那么细节再多，也仍然是在文学的范围与功能之内的，仍然是文学与学术之间最主要的相通之处。对于这样的文学的非难，其实仅仅是一个可以给什么样的人看的问题，并不是因为它本身有什么不够文学的地方。”《红楼梦》对两性关系的描写进行了艺术处理，是因为作者不仅仅是在进行性的描写，也是在表现自己的思想观念，体现了社会性和进步性。性的欲望本来应该生机勃勃，可是就是没有阳光雨露，有的只是急风暴雨，它当然要有本能的反抗，表现为偷情、私会、淫乱，这就有了一定的时代意义了。这就是大部分艳情小说的价值所在。到了今天，性爱更多的是被当事人的物欲、心理等主观的东西所左右，而这些东西又不能代表着时代的主流，如果再像艳情小说那样宣淫，只能说是毫无意义。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部分文学作品中开始涉及有关“性”的内容，张贤亮、苏童、贾平凹、王小波等一批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作家们用“性”来表达三十多年来国民永远无法磨平的伤痕，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而贾平凹《废都》中的性，虽然刻意模拟明清艳情小说，但是由于缺乏时代精神，便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与《金瓶梅》不可同日而语。

其次，艳情小说描写性爱应该反映特定历史时期人的本质。文学作品具有人性的震撼力，并不在于表现的人性之恶还是人性之善，而在于是否反映了所描写的时代的人的本质。《金瓶梅》在性爱描写中把握了对主人公性欲深层次的人性的挖掘，挖掘出主人公性欲背后隐含的动机，揭示出这些动机带来的后果和影响。西门庆诱引潘金莲，使得她本来是为了反抗命运却演变成参与谋杀亲夫的犯罪。在这里，作者是把情欲当成丑恶之物，当成犯罪的因由写的，根本没有宣淫的意思。一大批报应式的艳情小说，就是朝着这个目标做的，让性欲动机影响到所塑造的人物的性格、命运；遗憾的是，它们做得不好，只不过缀上了一个报应的尾巴，而没有揭示出人物内心世界的本质的东西。

再次，应该歌颂、赞扬那些平等的、和谐的、美好的性爱，即爱情。《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的成功，就在于此。艳情小说中的许多篇目非常感人，也在于它歌颂的是震撼人心的爱情的欢娱。《金瓶梅》以及许多艳情小说的失败的地方，就在于它们描写的不是爱情，而是男权社会对女人的性权利的剥夺，性爱的条件是不平等的。他们把女人当作发泄肉欲的工具，或者当作肉欲的象征物，建立在自己的需求基础上，以纵欲为标准，而不是尊重的、平等的。西门庆就是凭着自己的潘、驴、邓、小、闲，将他想霸占的女人霸占过来，他不是爱，是霸占。女人情欲觉醒，从完全被动变为主动，并在文学作品里得以张扬，是伴随着反封建的妇女解放运动开始的晚近文学的任务了。

此外，应该艺术地表现性爱。平时我们习惯于说艺术性，就是要含蓄；其实，还有一层意思，就是用性爱作为象征或者表象，反映的是人们的潜意识或者什么思想。外国一些描写性爱的优秀作品一般具有这样的品质。这也是中外性爱描写的不同之处。《北回归线》有多处阴毛、精液等字眼，但那是对人生哲理的痛苦思考；巴泰勒《眼的故事》也有西蒙私处的毛、一滴一滴的尿液、一阵一阵的抽搐等的描写，但表现的是人类作为一种逝去不再的失望，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也就是说，这些优秀作品多反应人性、探讨人的性心理以及社会影响，艳情小说则重在消遣、娱乐，满足刺激、偷窥心理。

3.引导读者提升欣赏趣味

在性描写这个问题上，文学创作要思考怎样在反映客观、张扬个性、满足读者需求的同时又要高于生活、坚持正确的审美方向，引导读者提升欣赏趣味。《红楼梦》的成功就是一个典范。贾府淫滥之事很多，应该说是艳情小说的最好素材。但是，作者并没有大肆渲染、夸张贾珍的乱伦、贾琏的偷情等两性关系，也没有抱着欣赏的态度去展开描写，而是作为贾宝玉纯情的性爱观念的对立面去处理，是作为鞭挞对象处理的。

二、控制、引导与适当的宽松

1.艳情小说的泛滥与控制规律

兼顾是控制的前提。我们从一些史料里可以看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对于性问题，从天理、人情、国法三者的兼顾上，也是采取了灵活的政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于男性实行的是一种有限的性自由。男子只能在婚姻之内进行性爱活动，一个拥有相当的财产和社会地位的男人，在家里完全可以除了妻子以外，再拥有妾、婢。他可以跟妾过性生活，也可以与婢发生性关系。在家庭以外，不能与任何女性通奸，换来的是允许娼妓的存在和男人有限度的嫖妓。相反，如果一个男人沉迷于嫖妓之中，甚至连老婆也不要了或者不娶了，社会也会严厉谴责他。二是设置了很多的节日和很多的娱乐活动，可以男女混杂。如在上元灯节，可以行歌游乐。

艳情小说的泛滥有三种情况：一是统治阶级开始腐朽，国运衰败，或者新旧交替，新的思想形成思潮，大量的被社会严格控制的东西就会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统治阶级也顾不过来，如明末清初艳情小说的狂潮；一种是在统治阶级比较自信，容忍新兴阶级的思想文化思潮，容忍一些人性的东西，如明中叶后期艳情小说的横空出世；一种是压抑得太久，必然会有一个反弹。

艳情小说被严格控制，也是封建统治如日中天的时候，它不允许任何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异端邪说。如在明初百年和清中叶康乾盛世。明显的例子就是《红楼梦》的收敛和提升，让人感到明显的对以性为主题的小说的区别——贾宝玉是有性能力的，偏偏他只能和女孩子们调情，而没有一点生理反应。

2.政策制定的几个关键因素

(1)与时俱进，重新认识文学的功能。需要对文学的作用进行新的认识。文学是人学。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曾经把文学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或者无限扩大文学的教化功能，对文学功能有异化和泛化的倾向，而对文学的娱乐功能认识不足。这种认识，特别是对于大众喜闻乐见的小说、戏曲，尤其要改变。

小说、戏曲的教化功能是相当弱化的，除了那些名著，由于其历史的认识价值比较高，对历史进程和人生命运有所影响以外，一般的作品主要是陶冶情操、消遣娱乐，补充人生体验，满足人的精神需求。

我们要大胆地承认两个问题：一个是我国古代文以载道的文化传统，到了明清，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随着市民阶层的崛起，新的文化思潮、文学热潮的高涨，戏剧、小说取代诗词，占领了统治地位，文学成为市民大众的消遣娱乐品，具有了大众文化消费的意义。一个是近二十年以来，文学已经走过了政治化的岁月，从政治的附属物又回到了民间，成为大众参与创作、欣赏的一种娱乐形式。所以它必须反映大众的思想观念、感情生活，必须体现大众对文学的认识和解读习惯。

我们必须与时俱进，直面文学功能的转换，转变文学观念，实事求是地看待文学的创作和影响，让文学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积极的做法是通过正确引导，让文学创作走上一条健康的大道。这是解决矛盾的积极态度。

(2)理智把握、正确认识色情文学的负面效应。一是深刻认识色情文学的危害。色情文学对于文化、对于风俗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色情文学对社会的冲击可能未必是性诱惑，而是由于它过分强调人对性欲的渴望，对社会基本道德伦理的蔑视，而带来的道德观念的极度沦丧。比如，《灯草和尚》中的父女二人交媾，《浪史》中的浪子同时奸污母女二人，《桃花影》中的夏非云目睹了母亲和魏云卿通奸后，却发誓非此人不嫁。更为过分的是《痴婆子传》中的上官婀娜。婀娜在13岁的时候，受邻居少妇的启蒙而初通人事，遂即与其表兄偷尝禁果，其后一发而不可收拾，先后私通者有奴仆、公公、大伯子、小叔子、优伶、和尚、家庭教师等，丈夫之外，总共12人。这些观念，都是对社会伦理道德的极大冲击，也是对统治阶级文化的蔑视与反叛。所以，色情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为了获得对方的肉体，可以强奸，可以诱奸，可以欺诈，可以下迷魂药，甚至可以杀人放火，即使让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名声扫地也在所不惜。小说写到这个程度，它对于人心所起的毒化作用，当然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从清代以来，社会就对色情小说有着深深的恐惧，把《金瓶梅》、《西厢记》、《牡丹亭》、《肉蒲团》等戏剧小说当作亵渎天理、违碍三纲五常的祸害，多次下令禁毁。

二是正确评估色情小说的危害。色情小说果真能够“诲淫”，把无数青少年引向犯罪的道路吗？有人指出了色情文学另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那就是将性满足等同于性暴力，色情文学是具有侵略性的性暴力文学，是永无止境的性获得文学，是机械性质的性关系文学。这就与犯罪挂上了钩。但是，直到现在，只是见到罪犯的个别案例，社会学、心理学、犯罪学还没有、也无法提出有力的证据来支持这一假定。在许多阅读色情文学者的故事里，只有当事人的好奇、激动的心灵感受、心理路程，没有看到其犯罪倾向。真正的危害，不在于诱导犯罪，而在于它和社会良俗的矛盾，在挑战着人们的文化心理底线。如果我们允许色情文学到处泛滥，那么，人们在性的方面会变得越来越粗鲁、野蛮、忧虑、冷漠、非个性化、贪图享受，严重的话，可以导致社会的精神素质发生变异。

三是不能忽视它的经济效益问题。色情小说是一种有别于其他印刷物的特殊商品。清初顺治、康熙年间苏州书坊啸花轩组织了一批艳情小说出版，包括《梧桐影》、《灯月缘》、《恋情人》、《巫梦缘》、《一片情》、《自作孽醉春风》、《巫山艳史》、《杏花天》、《玉楼春》、《浓情快史》等十多种，镌刻十分精致，销路也非常好，不仅文人士大夫大加赞赏，甚至于流入闺房，成为闺中消闲的秘本，足见其流传的广泛。这说明艳情小说是一系列的商品生产。

(3)有所控制，加强引导。禁毁不是最好的办法。艳情小说并没有因为清政府二百多年的禁毁而消亡，不是靠禁毁就能灭绝得了的。不用说民间，就是统治阶级中的管理者，也对艳情小说有一定的阅读欲望，他们就保留下许多来。据清昭梿《啸亭续录》卷一翻书房记载，清王朝定鼎后，“设翻书房于太和门西廊下，拣旗员中谙习清文者充之……有户曹郎中和素者，翻译绝精，其翻《西厢记》、《金瓶梅》诸书，疏节字句，咸中綮肯，人皆争诵焉”。对那些王公贵族、八旗子弟来说，《金瓶梅》并非禁书，而且可以“人皆争诵”。《红楼梦》在清代也是作为淫词小说而遭到禁毁的。但在清宫内府，《红楼梦》故事的插图公然可以画在墙壁上，慈禧太后就是一个地道的“红楼迷”。而在民间，市肆更是屡禁不止。《红楼梦》里的焙茗不就给宝玉弄来了许多艳情小说吗？甚至一些女孩子，也很容易弄到大量的艳情小说。如《桃花影》写玉卿心心念念，只要娶个美丽妻房。虽有做媒的，日逐到门，只是不肯轻允，每当独坐无聊，便把那《会真记》、《杨玉奴外史》、《武则天如意君传》，细细咀嚼。

对健康的需求要满足，对于畸形的需求要引导。这就需要一方面加紧生产满足民众精神生活的产品，一方面控制精神垃圾与精神污染。艳情的、黄色的东西究竟有什么吸引力？哪些人们在欣赏？在欣赏什么？答案无非就是性禁忌下形成的对性的神秘、性的刺激的好奇和快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考虑，一定要重视引导。一是需要开展性教育，让人们在正常的性教育过程中接受正确的性观念；二是引导阅读欣赏，引导批评、扬弃，避免其危害社会、败坏道德的负面影响。

这就需要我们对待一切涉及性的文学作品有一个端正的态度：既不要像丹麦人那样，鼓励色情文学的发展，让这些文字垃圾供应者赚大钱；也不要只是一个劲地堵。要走第三条路，就是承认它的存在，一边加大法律的惩罚力度，同时毫不留情地进行严肃的文学批评。这是最好、最理智的方法。当我们承认色情文学的存在之际，也是它逐渐消亡的时候。

当前重点要做的，首先是管理。既然历代禁毁、多次扫黄都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就要在管理上想办法。我们在具体的管理制度、措施上，可以借鉴国际上一般的经验，如分级管理。在前几年召开的十四次人大会议上，许多代表就提出了这个建议——参照西方制度、港台制度进行管理；网络、音像、影视、出版物分性教育读物与成人欣赏两大类；成人内容可以在一定的时段、通过一定的方式去传播。

三、正确对待明清艳情小说

明清时期的艳情小说是历史的产物，承载了一定的历史文化，与今天的淫秽小说、色情读物不是一个概念。我们要区别对待这一部分文化遗产。

它们是特殊社会形态下的产物。明清极度的欲望压抑，致使人们选择了极度的文学放纵这种形式。压抑和放纵，本就是对立转化的两极。这样的性关系，自然是缺乏美感的。这是一段不可回首的历史。怎样对待这段历史，我们已经有了共识；怎样对待这段历史的文学载体，我们现在还没有清晰的思路。

1993年5月20日新闻出版署颁布的《关于部分古旧小说出版的管理规定》，一方面承认“中国古代小说源远流长”，“古旧小说中确有文学价值，可供学术研究工作参考”；一方面对“但有较多性描写内容，不适合青少年阅读的”实行严格的审批，这应该说是一个很理智的做法。

参考文献

一、小说文本

1.兰陵笑笑生：《金瓶梅》、《金瓶梅词话》及其续书系列，刘辉汇校汇评本；梦梅馆本；齐鲁书社本；人民文学出版社本。

2.曹雪芹：《红楼梦》及其系列，人民文学出版社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3.西周生：《醒世姻缘传》，齐鲁书社本。

4.蒲松龄：《聊斋志异》，上海古籍出版社本；人民文学出版社本。

5.《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本：续金瓶梅、广艳异编、燕居笔记、欢喜冤家、赛花铃、五美缘全传、醒名花、燕居笔记、十二笑、绣谷春容、国色天香、鸳鸯针·辜生钟情丽集、鼓掌绝尘、隔帘花影、三续金瓶梅、红楼幻梦、天凑巧、八段锦、贪欣误、幻缘奇遇小说、绮楼重梦、意外缘、风流和尚、隋炀帝艳史、灯月缘、归莲梦、狐狸缘全传、艳异编、绣屏缘、万锦情林、锦绣衣、换夫妻。

6.侯忠义：《明代小说辑刊》，巴蜀书社本，一片情、八段锦、谐佳丽、宜春香质、弁而钗、贪欣误、天凑巧、艳史、如意君传、玉楼春、欢喜冤家。

7.《大连图书馆藏孤稀本明清小说丛刊》本：金瓶梅、浪史、隋炀帝艳史、鼓掌绝尘、贪欢报、鸳鸯针、一枕奇、赛花铃、梧桐影、归莲梦。

8.《中国古艳稀品丛刊》，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本(所见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其实为深圳盗版)：第一辑房术玄机中萃纂要，附媚药考，不分卷；春脔拆甲一卷，日本旧刊本；闺艳秦声一卷，民国排印本；桃花庵鼓词四卷二十四回，石印本(以上一册)欢喜奇观六卷二十四回，石印本；痴婆子传上下二卷，日本明治间刊本(以上一册)；汉宫春色一卷，民国排印本；汉武帝内传一卷，旧刻本；杂事秘辛一卷，旧刻本；大业拾遗记一卷，旧刻本；迷楼记一卷，旧刻本；焚椒录一卷，旧刻本；飞燕外传一卷，旧刻本；赵后遗事一卷，旧刻本；杨太真外传一卷，旧刻本；则天皇后如意君传，日本旧刻本(以上一册)。第二辑隔帘花影，湖南刊大字本(以上二册)；绣榻野史四卷，民国四年上海图书馆排印本；株林野史六卷十六回，上海小说社排印本(以上一册)。第三辑说林摘艳(绿野仙踪第四十二、四十三、六十二-六十四、七十七回；东游记第二十七、二十八回；瑶华传第二十三回；女仙外史第六回；禅真后史第一、十四回；禅真逸史第五-七回)(以上一册)；肉蒲团二十回，日本刻本(以上一册)；蜃楼志二十四回，台北广雅出版有限公司精校排印本(以上一册)；白雪遗音续选集，民国排印本；美人诗二卷；情海奇缘八回，民国初年石印巾箱本(以上一册)。第四辑花阵绮言十二卷(三奇合传、花神三妙传、天缘奇遇、钟情丽集、娇红双美、金谷怀音、觅莲雅集)(以上三册)；怡情阵十回，旧抄本；桃花艳史十二回，原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合影楼刊小本(以上一册)；春灯迷史四回，旧抄本；金虏海陵王荒淫一卷，民国排印本；修真演义一卷，明刻本；既济真经一卷，明刻本；最新百美艳影大观，民国五年上海宏文阁发行本(以上一册)；昭阳趣史上下二卷附图三十三幅，旧刻本(以上一册)。第五辑新辑出像批评僧尼孽海，旧抄本(以上一册)；杏花天，旧刻本；巧缘艳史，排印本(以上一册)；浪史奇观，民国排印本；浓情快史，民国排印本(以上一册)；说林摘艳续选集(拍案惊奇卷六、二十六、三十二、三十四；醒世恒言卷八；警世通言卷三十八；禅真后史第四十九-五十五回)，明刊本(以上一册)；山歌十卷，民国五十一年台湾中华书局校刊本；夹竹桃，民国五十一年台湾中华书局校刊本(以上一册)；思无邪小记(艳海)，姚灵犀撰，民国三十六年天津书局排印本；御睡录(天香笑话集)，附村谈解颐、御眠槠、续御眠槠，民国三十六年韩国正音社排印本(以上一册)。

9.陈庆浩、王秋桂：《思无邪汇宝》收录明清艳情小说45种，凡39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台湾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出版本。自1994年9月开始陆续出版，至1997年8月全部出齐：为姑妄言、海陵佚史、绣榻野史、昭阳趣史、浪史、玉闺红、龙阳逸史、弁而钗、宜春香质、别有香、载花船、欢喜冤家、巧缘艳史、艳婚野史、百花野史、两肉缘、换夫妻、风流和尚、碧玉楼、欢喜浪史、一片情、肉蒲团、梧桐影、巫梦缘、杏花天、浓情秘史、桃花影、春灯闹、闹花丛、情海缘、巫山艳史、株林野史、浓情快史、灯草和尚传、怡情阵、春灯迷史、妖狐艳史、桃花艳史、欢喜缘、如意君传、痴婆子传、僧尼孽海、春梦琐言，另附《花营锦阵》一种、续金瓶梅、三续金瓶梅。外编所收书目为游仙窟、赵飞燕外传、赵飞燕别传、武曌传、控鹤监秘记、大东闺语、三山秘纪、春脔拆甲、枕藏史、花影隔帘录、素娥篇。

10.《海内外珍本藏秘本》，盗版，标青海人民出版社本，56册：如意君传、昭阳趣史、杏花天、欢喜冤家、株林野史、痴婆子传、绣戈袍、隋炀艳史、灯草和尚、肉蒲团、五美缘、双凤奇缘、浓情快史、无声戏、八段锦、醋葫芦、灯月缘、绣榻野史、好逑传、巫梦缘、风流和尚、绣屏缘、国色天香、锦香亭、闹花丛、风月鉴、飞花艳想、禅真后史、禅真逸史、僧尼孽海、怡情阵、情梦柝、龙阳逸史、桃花艳史、绣球缘、空空幻、天豹图、寿杌闲评、巫山艳史、一片情、桃花影、金石缘、五凤吟、蜃楼志、妖狐艳史、载花船、醉春风、欢喜缘、宜春香质、桃花庵、弁而钗。

11.亢继军：《民间秘藏绝世孤本》，延边人民出版社2002年本，包括《玉香金鉴》、《风同春情》等10套21种艳情小说。

12.王钟翰，陈思编：《四库禁毁书丛刊》，远方出版社1999年本，包括《春灯传奇》、《宜春香质》等4套12种艳情小说。

13.《京本通俗小说》，文学古籍刊行社1984。

14.李剑国辑校：《宋代传奇集》，中华书局2001。

15.鲁迅辑校：《唐宋传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二、参考书目

1.章培恒：《中国禁书大观》，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

2.李梦生：《中国禁毁小说百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古亦冬：《禁书详解——中国古代小说卷》，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4.萧相恺：《稗海访书录》，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

5.李时人：《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漫话》，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9；《中国古代禁毁小说大全》，黄山书社1992。

6.曹萌：《明代言情小说创作模式研究》，齐鲁书社1995。

7.袁世硕：《文学史学的明清小说研究》，齐鲁书社1999

8.向楷：《世情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9.《漫话明清小说》，中华书局1991。

10.于平：《明清小说外围论》，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11.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汇编》，齐鲁书社1990。

12.陈益源：《小说与艳情》，学林出版社2000。

13.马克梦：《吝啬鬼、泼妇、一夫多妻者》，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14.王增斌：《世态人情小说史稿》，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

15.方志远：《明代城市与明代文学》，中华书局2004。

16.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见《鲁迅全集》第九卷。

17.李贽：《藏书》，中华书局1974。

18.孙楷第：《沧州后集》，中华书局1985。

19.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20.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

21.孙述宇：《〈金瓶梅〉的艺术》，香港明报出版部1983。

22.侯忠义等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23.黄霖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

24.高罗佩(R. H. VanGulik)著、杨权译：《秘戏图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

25.浦安迪(AnderwPlaks)著、沈亨寿译：《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

26.林辰：《明末清初小说述林》，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

27.李汉秋等：《清代小说》，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

28.谭正璧编：《三言两拍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9.程毅中：《唐代小说史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

30.阿英：《小说三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31.王利器辑：《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2.《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33.王平：《中国古代小说文化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34.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上海书店1984。

35.陈东友：《人欲的解放》，江西高校出版社1996。

36.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37.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中国文学史新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38.袁行霈主编、聂石樵、李炳海、罗宗强、莫砺锋、黄天骥、黄霖、袁世硕：《中国文学史》，高教出版社1999。

39.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40.潘铭绥：《神秘的圣火》，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41.李敖：《中国性研究》，台湾李敖出版社1990。

42.宋兆麟：《共夫制与共妻制》，上海三联书店1990。

43.刘达临：《性社会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世界古今性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99；《中国古代性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中国性史图鉴》，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

44.程德祺：《原始社会初探》，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

45.张敏杰：《贞操观》，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8。

46.宋书功：《中国古代房事养生集要》，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1。

47.《古代礼制风俗漫谈》，中华书局1983。

48.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商务印书馆1928。

49.王书奴：《中国娼妓史》，上海生活书店1934。

50.武舟：《中国妓女生活史》，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

51.江晓原：《“性”在古代中国》，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

52.贺兰特·凯查杜里安：《人类性学基础》，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

53.O·A·魏勒：《性崇拜》，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54.Harry Cotner：《性崇拜》，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

55.马林诺夫斯基：《野蛮人的性生活》，团结出版社1989。

56.聂鑫森：《红楼梦性爱揭秘》，漓江出版社2005。

57.王平、李志刚、张廷兴编：《金瓶梅酒食文化研究》，山东音像出版社1998；《金瓶梅文化研究》(第二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金瓶梅文化研究》(第三辑)，华艺出版社2000；《金瓶梅文化研究》(第四辑)，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金瓶梅文化研究》(第五集)，群言出版社2007。

58.张廷兴：《中国古代艳情歌论稿》，海天出版社1999。

59.董国炎：《荡子·柔情·童心》，北岳文艺出版社1992。

60.赵合俊：《伊甸审判》，花城出版社1993。

61.《海特性学报告》，未来出版社1998。

62.《性文化探秘》，作家出版社1988。

630《金丹》，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

64.《新金赛性学报告》，明天出版社1993。

65.张国星编：《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性描写》，百花出版社1993。

66.爱德华·得克斯：《欧洲风化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67.戴忠：《中国性艺术》，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

68.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69.许玉乾、崔文良：《走向女人深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70.杨荫深：《中国文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5。

71.潘铭绥：《中国性现状》，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

72.莫达尔：《爱与文学》，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73.史楠：《中国男娼秘史》，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

74.东郭先生：《太监生涯》，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

75.陈益源：《小说与艳情》，学林出版社2000。

76.瓦西列：《情爱论》，三联书店1987。

77.尹恭弘：《金瓶梅与晚明文化》，华文出版社1997。

78.王彬：《清代禁书总述》，中国书店1999。

79.安平秋、章培恒编：《中国禁书大观》，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

80.孔令境：《中国小说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81.林辰：《明末清初小说述录》，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

82.钟雯：《四大禁书与性文化》，哈尔滨出版社1993。

83.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84.李明军：《禁忌与放纵——明清艳情小说文化研究》，齐鲁书社2005。

85.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86.程国赋：《隋唐五代小说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87.韩进廉：《隐秘的窥破——艳情小说通观》，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

三、书目、辞典

1.《中国古代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江苏省社科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

2.《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刘辉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3.《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藏中国明清通俗小说书目提要》(辜美高、李金生主编)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汉学研究中心1998。

4.《五百种明清小说博览》(张兵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四、插图

1.张兵主编：《五百种明清小说博览》，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2.刘达临著：《中国情色文化史》，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

3.刘达临著：《中国性史图鉴》，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

4.陈崎编选：《元明清戏曲故事集》(古本插图)，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5.周芜编著：《金陵古版画》，江苏美术出版社1993年版。

6.李时人等著：《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漫话》，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9。

7.《吴友如画报》，中国书店1983。

Table of Contents

序论

- 一、研究现状及前人的研究成果
- 二、本书的选题意义及其着眼点
- 三、基本观点和基本内容
- 四、研究方法、研究基础和存在的问题
- 五、需要特别说明的几点

第一章 概论

- 第一节 艳情小说的定义

- 一、前人的提法

- 二、我们的看法

- 第二节 艳情小说的特征

- 一、艳情小说以描写性爱为中心
- 二、艳情小说以感官刺激为主旨
- 三、艳情小说以文学方式来表现
- 四、艳情小说以商品效益为目的
- 五、艳情小说具有严重的负面影响

- 第三节 艳情小说的范围限定

- 一、时限的确定
- 二、作品的确定
- 三、作品的类型

第二章 艳情小说的源头——先秦至汉魏时期的性哲学与艳情文学

- 第一节 中国古代的性哲学

- 一、原始宗教的性崇拜
- 二、文化原典的阴阳之道
- 三、道教养生与变异
- 四、佛教思想及其俗化

- 第二节 先秦文学中的艳情描写

- 一、《诗经》里面的艳情诗歌

- 二、《楚辞》里面的人神艳遇

- 第三节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艳情文学

- 一、乐府诗里面的艳情诗歌
- 二、其他文学作品里面的艳情描写
- 三、史书里面的艳情故事
- 四、《杂事秘辛》
- 五、志怪小说中的人神艳情

第三章 艳情小说的发端——传奇、话本小说中的艳情篇章

- 第一节 唐艳情传奇的特点

- 一、明显的风流主题
- 二、艳遇模式的成型
- 三、淫荡的女性形象
- 四、宫廷淫乱的艳情小说
- 五、人神艳遇的作品

- 第二节 开放的国度与俗雅文学的交汇

- 一、绮丽的艳情诗歌
- 二、柔媚婉约的五代词
- 三、坦荡的《大乐赋》
- 四、宗教文化的影响

- 第三节 宋元艳情文学的延伸

- 一、宋元的艳情传奇
- 二、宋人的艳词
- 三、宋元的艳情话本
- 四、元曲的俗艳情趣

第四章 社会思潮的畸形儿——明清艳情小说蔚为大观的原因

- 第一节 艳情小说与明清政治的关系

- 一、影响艳情小说发展的三个政治因素

- 二、明清政治统治与艳情小说发展的基本情况

- 第二节 艳情小说与明清经济的关系

- 一、两个基本判断
- 二、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明清婚姻观念的变化
- 三、市民阶层壮大是艳情小说的接受者基础
- 四、明清艳情小说是市民阶层的文化消费选择

- 五、印刷技术的进步和商业操作等因素推动了艳情小说的传播

- 第三节 艳情小说与明清文化的关系

- 一、宋明理学对性的压抑和扭曲
- 二、道、佛二教世俗化的影响
- 三、市民的性观念与性精神的释放

- 第四节 艳情小说与文学自身发展的关系

- 一、前代风骚给艳情小说以深刻的影响

- 二、文学素材的不断扩展给艳情小说发展创造了机遇

- 三、审美情趣的世俗化选择了艳情小说

第五章 顺势爆发，惊世骇俗——明代中后期艳情小说成熟时期

- 第一节 成熟的特征

- 一、基本情况

- 二、分段及其代表作品

- 第二节 “剪灯二话”中的艳情传奇

- 一、《剪灯新话》中的艳情传奇

- 二、《剪灯余话》中的艳情传奇

- 第三节 文言中篇艳情传奇小说

- 一、文言中篇艳情传奇小说的特点
- 二、《龙会兰池录》
- 三、《花神三妙传》
- 四、《寻芳雅集》
- 五、《天缘奇遇》
- 六、《钟情丽集》

- 第四节 浅近文言中篇艳情小说

- 一、《如意君传》

- 二、《痴婆子传》

- 第五节 白话长篇章回艳情小说《金瓶梅》

- 一、《金瓶梅》的版本与作者
- 二、《金瓶梅》代表着艳情小说的成熟
- 三、《金瓶梅》性爱描写的典型意义
- 四、《金瓶梅》的续书

- 第六节 白话中篇章回艳情小说

- 一、《绣榻野史》
- 二、《素娥篇》
- 三、《浪史》
- 四、《僧尼孽海》
- 五、《昭阳趣史》
- 六、《浓情快史》

- 第七节 拟话本中的艳情小说

- 一、基本情况
- 二、“三言”中的艳情篇目
- 三、“二拍”中的艳情篇目
- 四、《石点头》中的艳情篇目

- 第八节 编刊的艳异小说总集

- 一、《艳异编》
- 二、《情史》
- 三、《万锦情林》
- 四、《国色天香》

第六章 全面开花，应接不暇——明末清初艳情小说高潮时期

- 第一节 高潮期的特点

- 一、体式独立
- 二、艺术成熟
- 三、主题复杂
- 四、作品众多

- 第二节 白话中篇章回艳情小说

- 一、《肉蒲团》
- 二、《隋炀帝艳史》
- 三、《灯草和尚传》
- 四、《载花船》
- 五、《玉闺红》
- 六、《梧桐影》
- 七、《桃花影》
- 八、《灯月缘》
- 九、《绣屏缘》

- 第三节 艳情话本小说集

- 一、《欢喜冤家》
- 二、《一片情》
- 三、《八段锦》
- 四、《十二笑》
- 五、《弁而钗》
- 六、《宜春香质》
- 七、《龙阳逸史》

- 第四节 短篇艳情小说

- 一、世情拟话本小说中的艳情单篇
- 二、《聊斋志异》中的文言艳情短篇
- 三、《春梦琐言》

- 第五节 融合于其他小说体式

- 一、与世情小说的融合

- 二、与神魔小说的融合

第七章 融入名著，进入末流——清中叶艳情小说的流变时期

- 第一节 集艳情小说之大成者——《姑妄言》

- 一、《姑妄言》的主旨
- 二、《姑妄言》的性描写的特点
- 三、《姑妄言》的地位

- 第二节 《红楼梦》中的艳情成分

- 一、《红楼梦》性爱描写的主旨
- 二、《红楼梦》的艳情因素
- 三、《红楼梦》中艳情描写的升华

- 第三节 一批缺乏创意的中篇艳情小说

- 一、基本特征
- 二、《闹花丛》
- 三、《巫梦缘》
- 四、《巫山艳史》
- 五、《杏花天》
- 六、《催晓梦》
- 七、《桃花艳史》
- 八、《醉春风》
- 九、《株林野史》
- 十、《春灯迷史》
- 十一、《妖狐艳史》
- 十二、《风流和尚》

- 第四节 文言艳情小说的再度繁盛

- 一、《子不语》里的艳情篇目
- 二、《阅微草堂笔记》的性爱观念
- 三、《萤窗异草》的宽容与鞭挞

- 第五节 大量融入神魔小说

- 一、《女仙外史》的艳情描写
- 二、《绿野仙踪》的艳情描写
- 三、《野叟曝言》的艳情描写

第八章 逐渐收敛，走向涅槃——清代后期艳情小说衰落时期

- 第一节 艳情小说的衰退

- 一、融入时代大潮的《蜃楼志》
- 二、缺乏创新的艳情小说
- 三、改编说唱的《桃花庵》
- 四、《红楼梦》的艳情续书

- 第二节 走向狭邪与文言余波

- 一、《品花宝鉴》的狭邪
- 二、文言艳情的余波
- 三、全身而退

第九章 复杂的客观与主观表现——明清艳情小说的价值判断

- 第一节 艳情小说的文化价值

- 一、艳情小说描述了明清两代中国性文化的状况

- 二、艳情小说反映了明清两代其他一些社会问题

- 第二节 艳情小说的文学价值

- 一、艳情小说文学价值的评判标准及其类型划分

- 二、小说思想、创作主旨和审美情趣

附录 一个特殊的任务——中国古代艳情小说史的借鉴意义

- 一、提升性爱描写的品位
- 二、控制、引导与适当的宽松
- 三、正确对待明清艳情小说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