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绵厚　朴文英　201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东北与东北亚古代交通史 / 王绵厚, 朴文英著.—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205-07995-6

Ⅰ. ①中…　Ⅱ. ①王…　②朴…　Ⅲ. ①中外关系—交通运输史—研究—东北地区、东亚　Ⅳ. ①F5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56054号

出版发行：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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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刷：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185mm×260mm

插　　页：8

印　　张：35.5

字　　数：600千字

出版时间：2016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那荣利　常　策　冯　莹

特约编辑：马千里

装帧设计：丁末末

责任校对：吴艳杰 等

书　　号：ISBN 978-7-205-07995-6

定　　价：98.00元

王绵厚，男，1945 年 5 月生，辽宁鞍山海城人。1969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1983年—1984 年就读于吉林大学古文献研究班。历任辽宁省博物馆馆长、辽宁省博物馆学会理事长。曾兼任东北师范大学、辽宁大学、大连大学兼职教授，东北师范大学“东北民族与疆域研究中心”特聘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中国辽金史学会副会长、辽宁省区划与地名学会副会长、辽宁社会科学院特聘研究员、沈阳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辽宁省文物保护专家组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作为多年来从事东北历史考古和古民族研究的专家，王绵厚尤致力东北历史地理、交通史、秦汉史和高句丽边疆民族考古及长城研究。在“七五”至“十二五”的期间，共完成国家和省重点课题规划 8 项，出版专著十余部。其中主要有：主编《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辽海印信图录》，总撰《辽宁省长城资源调查报告》两部。著有《东北古代交通》《秦汉东北史》《东北古族古国古文化研究》（中卷）《高句丽古城研究》《高句丽与濊貊研究》《辽宁文化通史》（秦汉卷）《中国东北与东北亚古代交通史》《中国长白山文化》（考古编）等。参与编著国家重点项目《中国古代地图集》《中国城市地图集》《中国地域文化通览·辽宁卷》《东北古代民族研究论纲》等专著、专集多部 , 并在国内外发表专业论文 120 余篇。其中，《高句丽古城研究》和《辽宁文化通史》（秦汉卷）曾获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首届政府一等奖和二等奖。

朴文英，女，1966年生，朝鲜族。1988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历史系历史学专业，同年到辽宁省博物馆工作。1996年考入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院，研究方向为民族文物鉴定，1999年获得硕士学位。

现为辽宁省博物馆艺术部研究员，主要从事古代纺织品、服饰类文物的展览设计和研究，尤其对古代缂丝、刺绣工艺有较深入的研究。有《中华锦绣·缂丝卷》（苏州大学出版社）《华彩若英》（辽宁人民出版社）等学术著作以及多篇论文。

■2004年,李健才（右）、王绵厚（左）最后一次共同考古调查

■《东北古代交通》出版后李健才给王绵厚的信

■1994年11月，本书作者在韩国庆州考察新罗“天马冢”

■1999年，王绵厚考察奈良东大寺

■1997年，王绵厚在韩国京畿道博物馆作学术报告（左）

■2001年，王绵厚在海参崴博物馆重修永宁寺碑记前

■2010年1月，王绵厚考察营口石棚峪石棚

■1984年，在金上京遗址阿骨打墓考察（从左至右：黄凤岐、冯永谦、郑绍忠、孙进己、王绵厚）

■1985年，王绵厚在松花江考察水道交通

■辽阳棒台子汉墓车骑出行壁画（局部）

■集安“国内城”西墙

■辽阳燕州城石墙一段

■平壤“安鹤宫”城墙

■平壤“长安城”一段石墙

■日本奈良唐招提寺金堂

■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

■辽祖州石房子

■辽中京大明塔

■北镇双塔

■元上都遗址

■辽中京南墙远眺

■辽庆州白塔

■吉林叶赫古城遗址

■永安石桥

序言

数月前，接到学兄王绵厚先生的电话，请我为他与朴文英合著的《中国东北与东北亚古代交通史》写序言，接着就收到了寄来的打印书稿。望着眼前厚厚的一摞书稿，颇为踌躇忐忑 ：一是王绵厚学兄学养深厚，多年笔耕不辍，著述颇丰，学术造诣非我所及，为其力作写序，感到汗颜；二是我对于古代历史地理特别是我国东北和东北亚的历史地理，完全是门外汉，为这样的学术著作写序，无异于班门弄斧。但学兄之命难违，只能在拜读两遍书稿之后，以感言强充为序。

《中国东北与东北亚古代交通史》全书共50余万字，按时代顺序清晰详尽地论述了我国东北与东北亚地区，从上古至清王朝的海陆交通发轫、发展、繁荣的历时过程。虽然王绵厚先生在“自序”中谦逊地表示，这部著作是对20世纪他与李健才合著的《东北古代交通》的修订，是对“旧著的某些补充、拓展和完善”，但新著无论在研究所涉地域跨度、内容深度，还是在学术信息量和文字数量上，都远远超过旧著，可称是一部全新的学术著作。

综观全书，可以明确看出作者撰写理念的四大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体例严谨，论证严密，图文并茂。全书按时代顺序共分11章，体现了这一地区古代交通，从“自然交通”向“部族交通”再向“社会交通”的历史发展演变顺序。而第三章之后各章，即秦汉以后的社会交通，无疑是作者研究和论述的重点，全书的精华点也正在这些章节中。正如作者所说，其中的“每一节都可以成为东北亚古代交通史的独立专题”，可当做独立的学术论文来阅读。在重要章节的后面，都附有绘制精美的交通路线图，使读者可以图文对照，一目了然。在论述各时期主要海陆交通路线的章节中，条分缕析，章法森严。一般是先确定其始点和终点，阐释其意义和价值，然后将交通路线上重要节点的郡县城邑和关隘山川等逐一确定地望，考订建置时间，最后再利用发生在这条交通路线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和《行程录》加以论证。辽代以前的交通路线，多以正史中记载的军事行军路线为证；辽金以后的交通路线，多以使节的《行程录》、地方官吏的《行部志》和帝王东巡记载为证。使人在读每一章节时，都像是随着作者的笔触而穿山涉水。

第二个特点是充分利用了考古学的成果。历史地理学离不开文献，但仅依赖文献恰恰是历史地理学的大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地理学越来越成为一门实证的学科，而为其提供科学支撑的正是日益发达的当代考古学。通观全书，作者几乎对每条古代交通路线上的郡县城邑、山川关隘和古道港口，都利用考古学成果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论证，其中多处纠正了文献记载和前人研究中的讹误。一部边疆地域交通史著作能够融会、吸收如此巨量的考古学成果和信息，在当代史地著作中堪称独步。

第三个特点是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对交通史的贡献。我国东北地区古代少数民族众多，社会发展极不平衡，表现在交通史上，是郡国交通与部族交通的长期共存和互补。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不仅通过对“朝贡路线”的考订，清晰、准确地勾勒出早期部族交通概况，而且对古代少数民族政权的交通文化进行了系统阐述。汉魏晋以后，东北地区先后出现了高句丽、三燕、渤海、辽、金、蒙元等少数民族政权，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北魏、辽、金、元等起源于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北方王朝的重要领地。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的东北与东北亚交通文化按时代展现在不同的章节中，其中辽、金、元时期设专章作了详述，而对于影响巨大的渤海国的交通文化，虽没有设置专章，也在第五章用两节的篇幅进行了论述，并附表详列了渤海国与日本的交聘往来。全书鲜明地展示了古代东北各少数民族对交通文化的重大贡献，揭示了它们融入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

第四个特点是重视与交通史迹相关的社会人文内涵的发掘和阐释。在论述重要的交通史迹时，将相关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一并进行介绍，使文化遗产与鲜活的人的历史活动水乳交融，凸显了交通史迹的重要作用。对于与东北亚古代交通史相关的重大历史文化事件，如骑射文化和佛教文化的东传，也进行了翔实的论证。这种重视历史与文化的编写理念，极大地丰厚了全书的人文内涵。

通过这部著作，两位作者全方位地向我们展现了我国东北与东北亚古代交通史迹和交通文化，使我们深切感受到从这一地区各条古交通线上传来的行政、军事、经济和文化的强烈历史脉动。诸多重大学术悬疑的破解，使这部著作成为我国东北与东北亚古代交通的一部信史。就笔者陋见，这是目前所见中国边疆史地专著中学术含量最高的一部著作。当然，这是两位作者特别是王绵厚先生多年学业积累和辛勤学术耕耘的结果。

王绵厚先生勤勉好学，敬业笃诚，沉毅多思，敏于行而慎于言，有恂恂君子之风。早在大学期间，就被师友们期以日后必有大成。观其学术之路，顾炎武先生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风范，实为其成功的秘诀。从著作中，读者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他深厚的历史学、考古学和民族学素养，体味到他“读书破万卷”的苦读精神。但他绝非书斋学者，而是一位善于和爱好“行万里路”、跋山涉水去实地进行考古调查的实践型学者。在北京大学通过考古学训练所养成的专业兴趣，成为他实践考古调查的驱动力；而东北地域交通史的重大学术课题，又为他的考古调查实践提供了宽阔的用武之地。从书后附录的他的历年主要业务活动大事记可以看到，这种针对交通史迹的考古调查，从其大学毕业就职开始直到本书完稿，40余年间从未中断过。他曾坦言考察过长江以北所有各代古都，而中国东北地区与交通史迹有关的重要郡县城邑、山川关隘、古道港口等遗址，几乎都留下了他考察的足迹，甚至俄罗斯远东地区和朝鲜半岛、日本的一些重要交通史迹，他也进行了实地学术考察。令人敬佩的是，大部分考察，是他在辽博研究室的十年和担任辽宁省博物馆馆长时及退休后，利用个人休假和各种专业工作会议期间抽空完成的。这种郦道元、徐霞客式风格的实地考察，使这部著作完全超脱了咬文嚼字的陈词滥调，带有一股亲历实证的泥土清香；偶尔又穿插几句实地考察中的精美诗文，使人又有如身临其境。这部著作成为信史，其原因正在于此。在这部著作中，他紧扣学术难题，意气风发，文献学和考古学证据如探囊取物般地信手拈来，挥洒自如而又游刃有余，在对各条古交通线的探索中都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在此仅举他对两晋南北朝时期高句丽“南北二道”的考订为例，以视其对破解学术难题的锲而不舍和用力之深。高句丽“南北二道”，南道又称“南陕”，北道又称“北置”。由于对文献记载的理解不同，百余年来国内外学界对“南北二道”聚讼纷纭，三说并存，莫衷一是。为了破解这一学术悬疑，他自20世纪80年代起的30年间，会同李健才、姜念思等同仁五次跋山涉水进行实地踏察。通过对文献记载的梳理和实地踏察的研判，他认定已有的三说缺乏文献和考古学的依据，不足凭信。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南北二道”均应在当时的高句丽境内，其西部发轫点应在汉代“第二玄菟郡治”，即今辽宁省新宾县永陵南。其“南道”从新宾永陵南汉城出发，沿二道河子东南行，经桓仁县桦尖子、二户来、四道河子到达高句丽早期都城五女山城，再东行到达今吉林集安的高句丽都城丸都城。其“北道”亦由新宾县出发，沿苏子河北岸东行，经汪清门到达吉林通化县城（快大茂），再南行过浑江，沿苇沙河越老岭到达集安的高句丽都城丸都城。两条路线中，南道山高谷深，险狭难行，而北道相对平阔易行，与文献记载完全相合。更重要的是，在这两条线路上，分布着多处重要的高句丽的山城和关隘遗存，证明这两条路线确实是当时高句丽境内的通衢。一个学术难题的破解历时30余年，可以想见，整部著作融注了他的多少心血！他自己也无限感慨地说，这部著作的完成，“占去了（他）最宝贵的黄金岁月”，“庾信文章老更成”。这部著作，是王绵厚先生厚积薄发、凝聚毕生心血和才华的学术结晶。

还应指出的是两位作者磊落坦荡的学者风范。书中凡涉及前人的学术成果，必注明出处，对其价值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毫不掠人之美。在回忆自己的学术历程时，王绵厚先生念念不忘李文信、阎万章、李健才三位前辈的扶掖和指导，怀念和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在学风浮躁、急功近利的当下，这种学者风范是值得大力提倡的。

当然，著作中也有美中不足之处，如最后两章的叙述体例与前面各章略有差异，最后一章中应补充重大历史事件如《尼布楚条约》和《瑷珲条约》对东北亚交通的影响等。但白璧微瑕，毫不影响这部著作的重要学术价值。我想，这部著作的出版，不仅对学术界有所裨益，对于今后我国东北和东北亚地区的交通建设和相关文化遗产保护，也将起到推动作用。这部炉火纯青之作正式出版之际，正值王绵厚先生70周岁寿龄之时。我祝愿学兄老当益壮、学术之树常青。

信立祥

2014年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自序

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里的又一个悄然而至的枫红秋华时节，我与朴文英合著重修的《中国东北与东北亚古代交通史》面世了。回顾上一个世纪我与李健才先生合著国家“七五”规划项目《东北古代交通》时，是从1982年启动编写提纲，至1990年正式出版，出版至今已20余年。20余年对于宇宙来说只是弹指一挥间，而对于一个人的学术生命来说，却是当中最宝贵的黄金岁月。掩卷伏思，当我在灯下重撰这部新著的前言时，想到李健才先生驾鹤已近十年，而我也已从与先生初次合作时的将临不惑之岁，到而今已届古稀。古人常有“青灯风雨多离梦”之叹，回顾自己几十年的探学历程，我亦有同感。为了向读者介绍本书的编写原委和内容概要，特草撰数言，弁诸卷首。

一、书名题解

《中国东北与东北亚古代交通史》，是2008年由辽宁省博物馆和辽宁省文物局推荐申报国家文物局文化遗产研究项目时，批准立项的研究课题。这一命题的确立，不是我随意性的思考，而是在旧著《东北古代交通》的基础上，认真思考了如下几个有关联的问题：其一，本书的研究视野和地域覆盖，是“中国东北”与“东北亚”地区的结合，其中东北亚地区，在自然地理上应包括中国东北，所以二者之间的关联词用“与”而不用“和”，以示二者的内在联系和地域上的交叉；其二，本书命题的前后顺序，“中国东北”在前，“东北亚”在后，在这里二者并非是区域地理的主从关系，这种先后顺序只是本书内容的表述方式，即每一章的顺序均从中国东北开始，然后按交通路径所及，依次涉论东北亚各边域地区；其三，“中国东北与东北亚”，体现了

本书内容含量的主从关系，即本书立足于现今中国东北，外延扩展到东北亚各地，这既是受本书作者专业研究范围的优长所限，也反映了历史上东北亚古代交通文化的发展始终以中国东北为龙头的历史实际；其四，中国东北和东北亚的“古代交通史”中“古代”的下限，本书定在清末辛亥革命以前，这既与旧著《东北古代交通》一致，也符合交通史有别于一般社会政治史，而更具有依托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形成的时代特征。

另一个应当向读者阐明的重要问题是“中国东北”一词的引用，这个词并非本书对现代地理概念的套用，而是有深邃的历史渊源。这个词非来源于中国学者，而是出自近千年前王氏高丽时代的著名学者金富轼所编撰的《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中的一段论语：“高句丽自秦汉以后，介在中国东北隅，其北邻皆天子所司。” 金富轼是11世纪末至12世纪上半叶学贯古今的朝鲜著名学者，他是在他所处的时代东北亚诸国中，唯一可以与比他稍早的北宋司马光比肩的世界级学术大师。他对“中国东北”概念的诠释和理解，可以作为本书命题的最好注脚。

二、关于笔者在中国东北与东北亚古代交通史研究方面的回顾

我与东北古代交通史研究结缘，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这有内、外两个动因。其内在动因，是20世纪70年代初，我刚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从教时，出于专业的熏陶与追求，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曾经以一个“业余爱好者”的身份，钟情于乡邦史迹（特别是古城址）。其后几十年，这种发自内心的专业动力，并未因外部工作条件和环境的变化而稍有减退（见本书附录“本书作者历年考察交通史迹和考古调查等主要业务活动大事记”）。特别是1982年末，我应《辽宁省公路交通史》编委会之邀首次撰写完成了《辽宁古代交通地理述略》以后，进一步萌生了研究整个中国东北古代交通的念头，并着手资料准备工作。其外在动因，是从业后受三位先生的影响：其一是李文信先生，我虽然不是他的“入门弟子”，但自认可忝列为先生的门外弟子和笃诚的后学践行者，30多年前，正是在他那里，我平生借读过第一本有关高句丽的专著《三国史记》，随即又借一部《辽海丛书》，并在东北交通史、历史地理和高句丽民族考古等领域的研究中得到他的最先支持和指点迷津；其二是阎万章先生，在我们有幸于辽博研究室共事的十年中，他以师友之情，深深引导和影响着我的东北历史考古研究，并在其花甲之年，两次与我共同进行考古调查，是我在辽史、契丹史和东北历史地理研究方面的启蒙者之一；其三是李健才先生，虽然我们分别工作在辽、吉两省，但他生前是我在东北历史地理、高句丽史、交通史、民族史研究中的忘年之交和学术知音，他亦是与我兼有师友之情，最早赞同和支持我研究东北古代交通，并在辽、吉二省开始共同考古调查的第一个合作者。本书的重修和完善，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还债工程”。如同我们当年在《东北古代交通》一书的前言中所说：“未尽部分，容作者在可能的条件下……增补于修订本，以期完成中国东北古代交通史的研究。” 本书的出版，如果能够在内容上体现了对旧著的某些补充、拓展和完善，可以算作我们对当年承诺的兑现和本人对健才先生的告慰。

回顾我在东北古代交通史方面的研究历程时，还应当告知读者的是：几十年来我一贯秉持着将文献记载、考古发现和亲自考古调查“三位一体”的研究方法，这从本书的内容表述和附录可见。依托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是全书理论框架和诸多立论的基础；重视山川地理和各代名城史迹的考索，是支撑本书交通地理点、线结合的重要坐标；坚持数十年不断的直接或间接的考古调查，是本书将历史文献学、考古学和历史地理学、民族学结合的主要治学手段。

三、本书对旧著内容的深化与延展

本书对旧著《东北古代交通》内容的深化与延展，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其一，研究所涉地域范围的扩大。旧著以《东北古代交通》为限，其地域除了现今东北三省外，只少量涉及今内蒙古“东三盟”地区（赤峰、通辽、海拉尔三市）和河北省北部。而新著所涉除上述范围外，更扩大到朝鲜半岛，中国河北、山东一部以及东蒙古草原（北至和林），俄罗斯远东滨海和日本海两岸。本书内容涉及，从地理范围看：南启河北易县燕“下都”和秦汉“幽州”（今北京）；北抵白令海峡以南的外兴安岭和黑龙江入海口鄂霍次克海；东达朝鲜、韩国、俄远东和日本；西止和林。其襟带环抱燕山南北、蒙古草原、辽海渤碣、白山黑水与日本海东岸。尽管由于资料掌握所限，本书对日本本土的交通路线涉论较少，但从整个东北亚大区域的古代水、陆交通所涉及的范围看，新著的地域跨度，应超越旧著三倍以上。

其二，本书在旧著主要记述交通地理和史迹的基础上，依托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重在全方位反映东北亚古代交通史的全貌。其内容除交通路线和交通史迹外，更增加了城市建置、交通工具、骑射马具、佛教东传、交通文化、聘使往来等专节。新著的内容包含、学术信息和文字含量，总计亦超出旧著三倍。

其三，作为国家文化遗产研究项目，本书保留了《东北古代交通》重视对山川地理和名城史迹记述的特点，突出了交通史迹和交通地理这些最具人文意义的“线形文化遗产”。但这种记述，不是游离在交通路线以外的独立历史地理考证，而是作为交通史迹的载体纳入各个章节中。对与交通史迹有关的各时代史事、人物等，也一并纳入交通史表述体系，以突出交通史迹和交通文化的丰富社会人文内涵。同时在宏观理论上又把握和论证了东北亚古代交通与整个人类交通史一样，曾经历了“自然交通”、“部族交通”和“社会交通”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并将东北亚古代交通与这三个历史阶段对应考察。

其四，对章、节等框架结构的进一步调整与充实。新著在旧著9章32节的基础上调整充实为11章60节。其中，先秦时代的古代交通调整为3章，依托突出秦和秦以前夏、商、周三代东北亚古代交通在世界交通史上的发轫轨迹和独特区位优势。前三章内容的调整，不但着眼于文字的数量，而且着眼于历史奠基意义。第四章汉魏以后各章节内容在修订扩充后，每一节都可以成为东北亚古代交通史的独立专题。这样做可以使无暇通读全书的读者，即便从章、节、目中，也可对东北亚古代交通“窥一斑而知全豹”。

其五，研究内容的深化与延展。新著与旧著相比，除了地域的扩大和文字容量的增加外，更吸收了近30年来国内外的重要考古新发现和研究成果，在研究的视野、研究深度和交通史的内容表述上，拓展了涵盖内容。其中个别章节，以近年深入研究和考古资料的新发现，对旧著（包括主编的《东北历史地理》）的观点有所细化或修正。同时重点增加了对交通制度、交通工具和交通文化的解读，辽、金、元、明以来重要《行程录》的专题考实，重要交通史迹的考证追踪和与交通史有关的骑射文化、佛教东传、部族兴替及山川史迹的考索等，力图使一部以交通地理为依托的东北亚古代交通史更凸显出社会人文内涵的丰厚。

其六，新著对某些热点和难点学术问题进一步进行了思考和提炼。东北亚古代交通以及涉及的考古、疆域、民族、地理、文化诸问题，一直是东北亚历史与考古研究中的前沿和焦点，其在古今学术界和社会的影响，已具有超出东北亚区域的世界意义。新著在旧著基础上，吸收了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对诸如远古时期的白令海峡和“胶辽古路”、先秦“箕子东迁”及“岛夷皮服道”、汉魏晋之东北部族交通和“卢龙三道”、秦开却胡“戍边道”与隋唐东征“北趋甬道”、高句丽的起源和“南北二道”、辽西大凌河古道和曹操北征三郡乌桓的交通地理、隋唐渤海之四至交通及东征之“辽泽”三道、辽金“四时捺钵”的行营交通和几部《行部志》及五国部“鹰路”、元代的站赤和岭北行省交通，以及明清两代“燕行录”、清帝东巡中涉及的古今众说纷纭的诸交通问题等，都提出了作者的独到见解，或对前贤的成果重新评述。尽管诸如上述有些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取得完全共识，但作者的这种潜思和探索，可以为有志于此的后来者提供深入研究的引玉之石。

最后应当诚告读者的是，本书的重修出版，得力于国家文物局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项目组和辽宁省文物局、辽宁省博物馆等相关部门领导和诸同仁、师友的大力支持与合作。特别是北大同窗、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著名考古学家信立祥先生，在百忙中为本书赐序，勖勉有加。还有朴文英同志，不仅接续、丰富和增补完成了旧著中原由李健才先生执笔的明清二章文稿，而且在韩文和日文资料的收集、翻译、整理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本书在这方面信息的采集上比旧著有较大的提高。在这部书稿即将付梓之际，我们向多年来所有关心、支持这一研究的同仁和师友们表示衷心感谢。并请他们与读者诸君，对因学识浅薄和时间短促而造成的本书中的诸多缺憾和纰漏予以斧正。

王绵厚

2014年10月记于辽宁省博物馆

目　录

序言

自序

第一章　远古时期中国东北与东北亚自然交通的滥觞

第一节　远古时期的“胶辽古陆”

第二节　远古时代东北亚大陆北部与“白令海峡”的古代通道

第三节　新石器时代东北亚环黄、渤海北岸古代交通的史迹考察

一、考古学文化编年中环黄、渤海两岸考古学遗存具有相同内涵的对应发展

二、辽东与山东半岛古代考古遗存反映出的古人类文化的交流

三、黄、渤海两岸古代交通史迹的当代考古发现

四、发端于早期新石器时代的从自然交通向部族交通和社会交通的历史演变

第二章　夏商周至战国燕时期（前2000—前300年）中国东北与东北亚的古代交通

第一节　商周时期东北亚南部濒海及内陆部族交通的发轫

一、沿黄、渤海北岸傍海东行的令支、山戎、孤竹、屠何、无虑、濊貊、青丘道

二、岛夷、箕子由“辽东”进入黄河的部族古道

第二节　“不咸山”南北高夷、濊貊、北发、肃慎方国的入贡之道

一、“高夷”的地望及其入贡之道

二、由“高夷”北行“北发”“北濊”和“肃慎”之道

第三节　战国燕时期（前6—前3世纪）环黄、渤海北岸东北亚古道上的重要城邑

一、上谷郡

二、右北平郡

三、渔阳郡

四、辽西郡

五、辽东郡

第三章　秦代立国前后（前226—前207年）中国东北与东北亚的交通史迹

第一节　秦代对东北交通地理和交通制度的新开拓

第二节　秦代辽海“戍边道”上的重要交通史迹

一、辽西地区燕秦戍边道上的障城与秦陶量的发现

二、辽东地区燕秦长城“戍边道”上的重要史迹

第三节　秦始皇父子东巡辽海“碣石”的交通道及重要史迹发现

第四章　汉魏时代（前2—3世纪）中国东北与东北亚古代交通的开拓和发展

第一节　由幽州北出燕山进入长城内外的边塞之道

一、幽州

二、蓟

三、古居庸关的左右交通道

四、密云

五、古北口南北之交通关隘

第二节　两汉时代环黄、渤海北岸东北亚前沿的郡县与郡国间的交通道

一、辽东郡及其属县

二、辽西郡及其属县

三、右北平郡及其属县

四、玄菟郡及其属县

五、西汉昭帝时代以后的玄菟郡高句骊诸县

第三节　幽州东北郡国县邑间的陆路交通道及重点史迹

一、辽东、玄菟郡境内的陆路交通道

二、玄菟郡北行扶余、肃慎道

三、辽东、玄菟郡的戍边之道

四、辽西、右北平郡的陆路交通道与大凌河流域古交通道

第四节　东汉末曹操北征“三郡乌桓”的交通地理与交通文化

一、曹操北征乌桓的历史文化背景

二、曹操北征乌桓的辽西交通史迹考探

三、曹操北征乌桓的社会人文意义

第五节　鸭绿江左岸朝鲜半岛上乐浪、真番至“三韩”、日本的诸交通道

一、汉武帝时“朝鲜四郡”的设立

二、“朝鲜四郡”的中心与交通枢纽“乐浪郡”及其属县

三、由“列口”南行“三韩”的汉魏古道

四、“乐浪”东北行“第一玄菟郡”沃沮故地之“东部都尉”的濒日本海古道

第六节　汉魏时期渤海与黄海两岸的东北亚水路交通

一、由山东“齐郡”跨海行入辽东的“乌石津”和“沓津”道

二、由山东“东莱郡”和“齐郡”东北海行入“安平口”和“列口”道

三、由山东海行入“辽口”至“襄平”水道

第七节　两汉时期东北亚早期交通制度和交通工具的发展

一、两汉交通驰道的进一步开拓与交通制度的形成

二、汉代东北亚交通工具的发展与在辽海的史迹发现

第五章　两晋南北朝时期（3—6世纪）中国东北与东北亚的古代交通

第一节　由中原北出塞外的卢龙塞陆路三道

一、卢龙中道—平刚道

二、卢龙西道—“蠮螉塞道”

三、卢龙东道—徒河道（傍海道）

第二节　以“龙城”为中心的辽西诸交通道

一、大凌河上游之“白狼道”

二、大凌河中下游东南之“汝罗道”

三、大凌河西北出营州大青山关隘的草原陆路

第三节　以辽东“平州”（古襄平）为中心的陆路干线

一、南行建安、平郭、沓县道

二、平州东北行新城、木底、丸都道

三、东北行之新城—南苏道

第四节　两晋南北朝中国东北边郡的部族交通道

一、勿吉的方位和向中原朝贡道

二、黑龙江中游和松花江下游的豆莫娄朝贡之道

三、乌洛侯向中原王朝的贡使往来路线

四、失韦的位置和朝贡路线

五、辽东高句丽的“南北二道”及重要史迹

第五节　以鸭绿江东朝鲜半岛为中界的高句丽、百济、新罗、日本道

一、朝鲜半岛上的“三国时代”与辽东至平壤的交通干道

二、由平壤东北行故“沃沮”至日本海西岸的濒海交通道

三、由平壤南行百济汉城、熊津、泗沘、伽耶渡海至日本道

第六节　幽、平二州与高句丽、百济、新罗和日本往来的正史文献摘要

一、《晋书》卷九十七《四夷传》

二、《晋书》简文帝咸安二年

三、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

四、《宋书·夷蛮列传》“高句骊”条

五、《南齐书》“高丽国”条

六、《梁书·诸夷》“高句骊”条

七、《魏书·高句丽传》

八、《周书·异域上》“高丽”条

第七节　幽州和平州东行朝鲜半岛和日本的重要交通史迹

一、平州

二、龙城与朝阳北塔之“思燕浮图”

三、北魏营州之元景造像和万佛堂石窟题记

四、集安“国内城”与东台子遗址

五、集安“国内城”的好太王碑

六、黄海北道冬（佟）寿墓

七、平安南道江西郡德兴里“幽州刺史墓”

八、高句丽后期都城平壤

九、百济古都“尉礼城”（汉城）

十、南汉山城与北汉山城

十一、熊津古城

十二、公山城、泗沘城与“躭罗”

第八节　两晋南北朝东北亚大陆鲜卑、高句丽的骑射文化与马具的东传

一、骑射文化传统是独特的交通文化载体

二、东北亚草原民族“三燕”马具的发达及其重要遗存

三、三燕马具对高句丽、新罗的影响和向日本的传布

第六章　隋唐五代（含渤海国）时期（8—10世纪）中国东北与东北亚的古代交通

第一节　由幽州渔阳北出卢龙塞的边道

第二节　隋唐两代东征辽东之陆路交通道考实

一、营州至安东之南道—燕郡、汝罗、辽队道

二、营州至安东之中道—怀远、襄平道

三、营州至安东之北道—通定、玄菟（新城）道

第三节　以唐代“安东都护府”为中心的辽东诸交通道

一、南行安市、建安、卑沙城道

二、东行乌骨、泊汋、平壤道

三、东北行新城—木底—丸都道

第四节　唐代渤海的四至交通与高丽、新罗、日本的水陆交通道

一、鸭绿朝贡道

二、长岭—营州道

三、扶余—契丹道

四、南海—新罗道

五、龙原—日本道

六、渤海上京北行黑水靺鞨道

第五节　东北亚地区唐与渤海、高丽、新罗、日本古道上的重要史迹

一、幽州北行“长岭—营州道”上的重要史迹

二、“龙原—日本道”与“南海—新罗道”转日本海路的交通史迹

第七章　辽代（10—12世纪）中国东北与东北亚的古代交通

第一节　辽代四时捺钵的地址和行营交通路线

一、春捺钵的地址与交通路线

二、夏捺钵的地址与交通路线

三、秋捺钵的地址与交通路线

四、冬捺钵的地址与交通路线

第二节　宋、辽交聘之南京至中京、上京的草原之道

一、古北口—松亭关路

二、居庸关与石门关路

第三节　宋《武经总要》中的辽东京至中京道

第四节　辽初中原出渝关及晋帝北迁之古道交通

第五节　辽代上京通往宁江州和五国部道的东北陆路

一、上京通往宁江州的陆路

二、辽上京至五国部道——“鹰路”

三、黑龙江下游“鹰路”所及之东北亚极边交通道

第六节　辽代的车舆骑射等交通工具和驿传制度

一、契丹族的交通车帐制度

二、辽代交通文化中的契丹族马具和马具文化

三、宋人笔下的契丹族的车舆、骑射与草原交通

第八章　金代（12—13世纪）中国东北与东北亚的陆路交通

第一节　金代中国东北和东北亚交通地理的基本情况

第二节　金上京会宁府直趋燕京的陆路干道——金初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的北行交通地理

第三节　金上京会宁府的其他四至交通道

一、从上京经济州、沈州、“辽泽”等到燕京的交通史迹

二、从上京经春、泰诸州到燕京的路线

三、从上京到东京的南北交通干线

四、从上京通往其他所属各路的路线

第四节　东京路所属州县的各辽东交通道

一、东京南行金、复濒海道

二、东京东行婆娑府路和高丽、日本道

三、沈州西北行懿州、兴中府道

第五节　金王寂两部《行部志》交通地理考实

一、《辽东行部志》

二、《鸭江行部志》

第九章　元代（13—14世纪）中国东北与东北亚的区域交通与站赤分布

第一节　元代岭北和辽阳行省的站赤和驿道开设

第二节　元代由大都通向岭北行省和林的草原交通道

一、元大都之析津府

二、京北双塔铺与新店驿

三、南口与居庸关

四、八达岭与北口

五、榆林驿

六、雷家店

七、怀来县

八、宣德州

九、宣平驿

十、得胜口与扼胡岭

十一、孛落驿与元上都

十二、抚州

十三、昌州

十四、沙陀四驿

十五、鱼儿泊

十六、鱼儿泊外一十五驿

十七、驴驹河

十八、黑山

十九、防州及其西北三驿

二十、和林

第三节　由大都东北行辽阳行省的诸条干线

一、从元大都通往大宁的道路

二、从大宁通向“阿木哥大王府”和“驿安”道

三、以“西祥州”为中转的北行诸交通道

第四节　元代辽阳行省的其他诸路交通道

一、黑龙江下游东征元帅府与奴儿干边域交通道

二、辽阳行省内其他诸支线

三、辽阳府东行“东宁路”至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水陆交通道

第五节　元代辽阳和岭北驿站的管理制度与交通工具

第十章　明代（14—16世纪）中国东北与东北亚交通的发展

第一节　明初的辽东卫所屯田制与向东北边域的交通漕运

一、辽东都司和卫所的建立与登莱跨海通辽东交通的重新开启

二、辽东屯田制与向东北边域的交通漕运

第二节　明代辽东都司的交通驿道分布

一、辽阳南行到旅顺的驿道

二、辽阳北行到开原的驿道

三、辽阳西南到山海关的驿道

四、辽阳东南行到凤凰城、镇江城的驿道

第三节　以开原为中心的“海西”水陆城站

一、开原东陆路至朝鲜后门

二、纳丹府东北陆路

三、开原西陆路

四、开原北陆路

第四节　开原以北奴儿干都司境内“海西”“苦夷”等水陆交通道

第五节　“兀良哈”与蒙古草原之道

第六节　明代东北驿道上的递运所与铺舍的设置

一、递运所

二、急递铺

第七节　明代东北海河运输航线的进一步开辟

第八节　明代中国东北与李朝和日本的水陆交通道

一、明朝与朝鲜的陆路交通

二、明朝与朝鲜的海路交通

三、明朝与朝鲜的贸易通道

四、明朝与日本的水路交通

第十一章　清代（17—19世纪）中国东北与东北亚交通网的进一步形成

第一节　清代中国东北与李朝、日本和俄远东滨海交通的进一步开辟

一、清朝与李朝的交通

二、清代中国东北与日本的水陆交通

第二节　盛京驿道的开设与分布

一、盛京—山海关线

二、盛京—开原线

三、盛京—凤凰城线

四、盛京—兴京线

五、辽南地区的急递铺

六、盛京—法库线

第三节　吉林驿道的开设与分布

一、以宁古塔为中心设置的四条路线

二、以吉林为中心设置的四条路线

第四节　黑龙江驿道的开设与分布

一、瑷珲至茂兴的驿道

二、墨尔根至雅克萨的驿道

三、齐齐哈尔至呼伦贝尔（今海拉尔）驿道

第五节　清帝历次东巡的交通路线

一、康熙东巡路线

二、乾隆东巡路线

三、嘉庆东巡路线

四、道光东巡路线

第六节　明、清两代的东北交通驿传制度与路桥关隘设施

一、明清时期的交通驿传制度

二、明清驿站的使用和管理

三、明、清两代辽东交通桥梁关隘设施

附录　本书作者历年考察交通史迹和考古调查等主要业务活动大事记

后记

渤海大学“东北亚走廊与丝绸之路研究丛书”

第一章　远古时期中国东北与东北亚自然交通的滥觞

作为人类社会生活和早期活动史迹的重要组成部分，交通地理和交通文化一直是衣、食、住、行中最基本社会活动的重要载体之一。而这一载体，与人类的文明起源一样，与早期人类的迁移与种族交流相始终。因此，研究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东北和东北亚古代交通史，也应当从远古时代的东北亚古代部族的自然交通形成时期来追溯。

第一节　远古时期的“胶辽古陆”

在溯及中国东北和东北亚远古人类往来的历史时，尽管还不具备文明时期具有社会规范意义的人文交通制度形成的含义，但自从世界五大洲上有人类活动和繁衍以后，其间为生计所迫的相互往来已势在必行。就中国东北和东北亚这一区域地理来说，当代考古和人类学家对其早期人类活动和交往的关注，最早集中在东北亚前沿的环黄海、渤海两岸的“胶辽古陆”，以及沿日本海西岸与鄂霍次克海东北的“白令海峡”地带。本书的开篇第一章，也正是首先以远古时期的“胶辽古陆”和“白令海峡”的古代自然交通，来追述东北亚（含中国东北）古代交通的历史沧桑。

本书所说的东北亚远古时期的“胶辽古陆”，主要指今辽东半岛、与之相隔海上的庙岛群岛和与之遥相互望的山东半岛这三者相对应的“古辽东”与“古胶东”。其东连朝鲜半岛的窄长“陆桥”，而伸向太平洋与日本海之间的诸日本列岛，南有黄海区域的江淮地区。当代地质学和海洋学的研究证明，在距今300万年以前的地质学上的第三纪中晚期，全球范围发生了较大规模的海陆变迁。位于太平洋西北岸东亚濒海地区的“胶辽古陆”局部下沉，乃形成了今日渤海湾的地貌[1]。考古工作者从渤海和黄海交界的辽东和山东两半岛间的“陆脊”上发现了大量属于更新世到第四纪的猛犸象、披毛犀、河套大角鹿、肿骨鹿等古陆生物的化石。说明这些曾与旧石器时代人类共存的生物，曾经活动在几万年前的黄海和渤海湾之间的“陆桥”地带或沿海岛屿上。它们生存的地质学和海洋学条件：到了更新世的“冰河时期”，渤海湾水面平均下降高度约100米。辽东与山东两半岛之间的“陆脊”突出一片，使海陆再次相连。正如现代海洋地质学研究证明，距今7万年至1万年前，地球上发生了最后一次冰期——大理冰期。这次冰期有两个高峰，一次是在6万年前，一次是在1.5万年至1.2万年前，海平面下降百余米[2]，使胶辽古陆成为事实上的陆桥——因为黄海和渤海湾间的平均深度为44米至20米之间，冰期海峡的陆脊相连是十分现实的。这应是第四纪前后一批陆地古生物的化石埋藏在渤海湾海底陆脊的客观地理条件。1975年，位于千山山脉腹地的辽宁海城发生里氏6.5级地震。震后辽宁地震局的地质专家在考察震中海城孤山乡时，发现从山上滚落的石头中有中更新世的肿骨鹿化石，这种化石也曾发现在渤海湾的海底。这些史前考古发现，也应是当时人类可以经海峡陆脊往来于两半岛间的人文地理条件的古生物学佐证，为史前时期东北亚黄、渤海两岸自然交通的初始提供了科学依据。

从地貌上看，上述这条跨黄渤海海峡的胶辽古陆的形成也具有自然地理基础。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在古代的地质构造和山脉走向都是相同的。两半岛的地貌，皆为东北至西南走向，在地质学上称为东北亚的“华夏式山脉”。辽东半岛上的山脉，以长白山余脉千山为主干，从太子河上游以南纵贯辽东半岛。其南北走向沿黄海和渤海东、西两岸南下，集聚在半岛南部的大黑山和老铁山入海。值得注意的是，辽东半岛旅顺老铁山以南伸入渤海的部分，不仅岩石和地质结构与老铁山相同而连为一体，而且呈间断性地突出海面，形成了具有“陆脊”形式的连接胶东蓬莱等地的庙岛群岛。这条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在山东半岛登陆后，仍按照同一地质结构走向，形成沂山、蒙山和泰山等山脉。黄、渤海南北两半岛间的自然地理和地质结构的一致性和延续性，构成了古代人类相互往来的海脊陆桥的自然地理基础。如上述，自最后一次冰川期以后的距今8000年至10000年前后，渤海和黄海水域，逐渐回升到接近现今的海平面高度。其下限，正与考古学上的辽东和山东半岛上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早期相当。而正是由新石器时代起，人类驾驭交通工具的能力和交通管理能力进一步提高。自此以后，辽东和山东半岛上的“胶辽古陆”摆脱了自然交通，开始进入了真正人文意义上的半岛间的部族交通和社会交通发展的历史阶段（详见本章第三节）。

第二节　远古时代东北亚大陆北部与“白令海峡”的古代通道

对远古时期东北亚大陆与北美的交通往来的研究是进入近代以来随着现代体质人类学和考古学的发展而被提出来的课题。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著名人类学教授唐那曾经说过：“北美印第安人的亲代种属居住于中国北部和蒙古一带，属于同一种群。……他们大约在2万年前作为地理上相互孤立的渔猎部落而离开中国，分别取道白令海峡陆桥来到阿拉斯加。由于环境变化，有些群落继续向南迁移，大约在1.2万年前在美国的西南部出现了最早的古印第安人。”[3]美国学者这里提到的“白令海峡”，是因18世纪中叶受俄皇彼得大帝之命探险的丹麦航海家白令最先考察其地而得名的。

进入20世纪，美国人类学家从北美印第安人起源的角度，进一步提出了东北亚历史上的一个值得思考的人类古代交通问题：迄今已经被世界学术界基本公认的连接东北亚北纬70度北极圈一线的“白令海峡”，与北美大陆“阿拉斯加”之间的“陆桥”，有人类往来究竟开启在什么时代？前苏联学者N.N.戴克尔对此曾作过研究：“在东亚这个广大区域内，有许多旧石器时代的遗存。……它们往往同美洲的最初居民密切相关。堪察加半岛上的乌施基（Ushki）遗址便是这一类遗存之一。……（其中）发现了一处有100多平方米的旧石器时代居住址（笔者注：距今14300年±200年）。此居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石制品：有茎投枪头、矛头和石刀（主要是双面石刀），还有刮削器、半棱柱形石核、穿孔石珠和石硾饰……这些物品暗示着乌施基旧石器文化所展现着原始印第安人的文化特征。”[4]

东北亚北部与北美阿拉斯加地区留下的几万年前人类活动的文物史迹，向人们揭示了东北亚东北极边的远古时代重要的人文交通信息。在这一几乎全年冰封的北极圈地区，几万年前人类的活动遗迹，尚透过冰冷的雪域大地留下了供当代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民族史学家可以据以考察东北亚地区与早期人类迁徙和远古交通有关的重要线索。中国著名民族文化史学者张碧波先生曾著文《两千年前中国人笔下的白令海峡》，指出“白令海峡陆桥是亚洲与美洲的古人类文化交流的大通道”[5]。他主要是从文献学角度追溯远古时期的东北亚古人类和古部族的迁徙与文化交流的，他举先秦以来的中国文献，如《尚书大传》中已经记载：“北方之极，自丁令北至积雪之野，帝颛顼神玄冥司之。”[6]而美国地质学家汤姆斯·卡比和尼克尔斯等，则更多地从地质学和人类学的角度记述人类遗存的发现：“从阿拉斯加到育空地区，沿落基山脉东坡的圣劳伦斯湖冰川未曾与雁列冰川合拢，形成了一条长达数千里的狭长地带……这条通道被北美的考古界看作是东北亚原始人类经由白令海峡进入北美后，继续向较温暖的南方迁移的通道。”[7]汤姆斯形象地描述：“一些食草动物首先进入这里，后面跟随着追逐的猎手。”[8]

美国自然地理学家尼克尔斯则从民族语言学角度对东北亚大陆北部与北美古代部族的交往进一步提出补证。他认为“美洲西海岸各族语中有少数语族的类型与仅见于太平洋沿岸国家的一些语族的类型相似”[9]。中外学者从地质学、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诸领域对东北亚大陆与北美洲北部之间的远古人类迁徙和远古“陆桥”交通的推断，可谓殊途同归。正如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在北极圈以南的北纬地区，即北亚和北美，已经存在有广大的文化聚集区，这一文化区大致可称为萨满教区。”[10]同样，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历史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也认为，亚洲与美洲存在一个“马雅—中国文化连续体”[11]。张光直教授所指的“马雅文明”，主要指中美洲和北美洲的4000年前古代印第安族的“马雅”部族的早期文明。他把“马雅文明”与“中国文化”，看成这两个东西文明形成的一个“连续体”的人文交流载体。在远古时期显然离不开交通的往来，尤其是水陆部族交通的往来。因为“文化”作为一种人文意义上的社会产物，它不会如同空气、水甚至自然物种天然流传，而必须有人文意义的直接或间接交往。而这种交往，在古代若舍弃人文交通（无论是初始的、自然的或社会的）则一事无成。以中外学者论定的，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的东北亚大陆与北美洲之间，跨越“白令海峡”的人文交通、文化传播和交流路线，无疑是远古时代东北亚古代交通史上重要人文活动的滥觞。

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中国东北与东北亚大陆与北美洲北部的远古交通或部族往来，虽然由于古代地理观念的落后和东北亚极边的荒远，尚不能如考古、人类学那样举出交流的实证，但有关文献的记载，也可以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包括中国东北在内的东北亚北部部族及其活动的粗略认识。

如前引秦汉之际的学者伏胜（伏生）在《尚书大传》中说：“北方之极，自丁令北至积雪之野，帝颛顼神玄冥司之。”[12]

西汉淮南王刘安在《淮南子·时则训》中也记载：“ 北方之极，自九泽穷夏晦之极，北至令正之谷。有冻寒积冰、雪雹霜霰、漂润群水之野。”[13]此“北方之极”应指今东北亚之北部极边，与《尚书大传》同义。而“令正之谷”显系《尚书大传》中的“丁令北至积雪之野”的“漂润群水之野”，即今白令海峡。伏胜和刘安是当时著名学者。特别是伏胜，曾为“秦博士”，为秦汉时学贯古今的大儒，其深谙先秦经典，有对最早的《尚书》解读的《大传》之作。他记载的“丁令北至积雪之野”，显然指中国东北极边的冰雪之地。虽然将“丁令”极北都纳入先秦“颛顼”的管辖之内，难免套用了中国传统的“三皇五帝说”，但“丁令”为东北极边的“东北夷”的一支，系史有确载。高诱注《淮南子》：“丁令，北海胡地。”[14]此“北海”或指今呼伦湖或今勒拿河上游的贝加尔湖。故汉代苏武被流放至“丁灵”牧羊，“既至（北）海上，……丁令盗武牛羊” [15] 。《汉书·李广苏建传》中的“丁令”，又称“丁零”，即指从呼伦贝尔或贝加尔湖东北至白令海峡的部族。《淮南子·坠形训》在记载“丁令”之谷的同时，又记载“令正（丁令）之谷”为“北方有不释之冰……幽晦不明，天之所闭也”[16]，形象地记述了远离中原的中国北方“丁令”部族当时所居的东北亚大陆极边的自然地貌与气候。以上述自然地理记载的地貌特征和气候特征来印证中国先秦古文献看，“北方之极”、“不释之冰”，即指东北亚极边的白令海峡地区，其地气候严寒，全年平均气温为零下10℃，冬季可降至零下40℃以下，为永久性冻土地带；其夏季南部平均气温亦只有零上4℃，称其“幽晦不明”确为真实。根据海洋地貌和地质学的研究，今日白令海峡为太平洋北部的浅海区，水深一般在40—50米，海峡平均宽度不到100公里（90公里左右），最窄处只有35公里。这个跨海距离，甚至远远小于东北亚南部辽东和山东两半岛间的距离。晴天时，白令海峡两大陆洲可遥相互望。特别是由于白令海峡特殊的酷寒气候条件，每年10月至次年3月，几乎有半年时间海平面为结冰状态，这种如中国文献中所称“有不释之冰”的天然条件，为远古时期长于流徙转移的古人类利用“冰桥”或浅海木筏等交通工具往返两大陆间，提供了自然依托的条件。唯其如此，北美印第安人祖先有一支可能跨越白令海峡来到东北亚大陆北部，在北美和东北亚大陆间，古生物学显示了另一种“逆向”流动的现象。如在新石器中期的山东半岛“大汶口文化”的百余座墓葬中，有十余座墓中发现了“地平龟”的龟甲。而这种古地平龟的早期物种化石，经生物学家研究证实，只存在（产生）于北美大陆：“所有地平龟属的化石种都只限于北美，现生种则分布于北美、中美两处。美洲以外的其他大陆上，从未有过化石种或现生种的记录。……很可能，地平龟自中新世在北美发生以后，通过上新世的演化发展，到更新世达到了全盛时期。由于当时北美与亚洲大陆之间白令海峡的连接，使得陆地生活的该类动物能有机会通过陆桥而进入亚洲。”[17]考古发现及其分析判断，尽管在有些环节还需要补充完善，但这些发现与上述民族学、地理学和文献记载可以印证：在远古时代（至少旧石器晚期以来），东北亚北部与北美之间的“白令海峡”之“陆桥”已经存在。这是世界范围的古人类交通史上重要的“文化滥觞期”的亮点之一。当然，人类历史的发展，往往有一种奇特的现象：远古人类文化发育最早的地区，不一定是中古和近古时代人类文明的繁衍区。如最早发现古人类的非洲大陆，除了靠近地中海南岸的埃及外，大部分地区并没有形成近古文明的中心。同样，地处北极圈附近的白令海峡南北，由于气候严寒、植被缺乏而人迹罕至，从旧石器晚期以来的近万年间并没有形成东北亚的文明中心。但这一地区在东北亚古代与北美大陆远古交通上的特殊地位，却应当被突出地记录在历史的一页。

第三节　新石器时代东北亚环黄、渤海北岸古代交通的史迹考察

如上所述，自更新世以来辽东和山东半岛间，含东延朝鲜半岛，已经有人类往来活动的基础。进入1万年以后的新石器时代，东北亚环黄、渤海北岸的部族交通又取得进一步发展。尽管从全新世开始，由于最后一次冰河期结束后海平面回升，形成了辽东与山东半岛间的水路阻隔，但随着新石器时代以后人类生产、生活能力的提高，以至新石器中晚期后，人类对舟楫等交通工具的掌握和陆路交通工具（如马的饲养）的不断完善，受人口的繁衍、部族共同体聚落的兴旺等多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交通作为原始部族、部落交往的必然形式，在当时没有文献记载的考古学文化史迹中，可以从多层次的人文交往中反映出来。这种古代交通文化在考古学上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考古学文化编年中环黄、渤海两岸考古学遗存具有相同内涵的对应发展

20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证明，普遍发现于中国北方的“细石器文化”，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等延至燕山山脉北缘至大兴安岭南北，并一直向东延续到西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医巫闾山以东的“新乐文化”、“偏堡文化”、“丹东后洼文化”，乃至朝鲜半岛靠近黄海沿岸的“平安南道弓山遗址”等遗存中都有发现。其脉络可以勾勒出两条：其一，新石器时代的东北亚北方“细石器文化”传播路线，是从黄河以北的坝上草原，一直向东北延伸至黄、渤海沿岸，它贯穿中国东北和东北亚腹地，可被定位为最早的东北亚东西横向的古代文化交通线路之一；其二，从仰韶、山西陶寺、东下冯等文化，沿汾河和桑干河北下，至少在5000年前，已与上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笔者考证为“燕亳”部族）等形成南北互动交流。其中著名的红山文化 “牛河梁遗址所在的辽西努鲁尔虎山谷，正处于红山文化分布区中央部位而偏向于靠近华北平原的西南一侧。……（红山人）把牛河梁遗址选择在具有这种地理优势的位置，显然与充分发挥和延伸最高层次中心邑落的汇聚力和控制力有很大关系”[18]。即在新石器时代“古国”阶段的部族，已经从文化的交流中凸显出不具备现代交通制度意义的古代“自然交通”或“文化交通”的人文内涵。

至于在黄、渤海前沿的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南部，新石器时代文化由于相互交流而形成的对应发展则更加直接而明显。如辽东半岛的旅顺小珠山下层文化和郭家村下层文化，与山东半岛的长岛县大黑山北庄一期文化、大汶口晚期文化相对应，其年代都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面貌雷同。其后辽东半岛小珠山上层文化和郭家村上层文化，又与庙岛群岛上长岛县的大黑山北庄文化、北长山岛的北城遗迹以及遍布山东半岛的龙山文化晚期及“岳石文化”相对应。其文化类型和时代，均属于距今4000年前后的一种由新石器时代向早期青铜文化的过渡阶段。这种文化遗存反映出来的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乃至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古代文化，从文化内涵、相对年代和地缘接壤上等综合因素来看，应当是东北亚环黄、渤海前沿部族往来和文化直接交流在远古时代交通史中的文化表征。正如日本著名学者井上清早在20世纪50年代指出的那样，（日本）列岛上的最初居民，“很可能是在距今五千年以前，或者是七八千年以前——从居住在现今中国东北的滨海省一带，使用新石器的移住于这一列岛上的人，才是最初的列岛上居民”[19]。

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延至整个青铜时代，即从公元前3000年前后开始，在整个东北亚地区与素面印纹或刻划纹夹砂褐陶共存的“半月形石刀”等典型磨制石器，是在环黄、渤海沿岸至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东西文化交流中，又一有标志性的交通往来物证。这种半月形石刀，连同长方形石斧等，在辽西、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都有多处发现。其中最集中的是在山东半岛的龙山文化晚期，特别是在“岳石文化”中，“石器以半月形双孔石刀、三面（或四面）有刃、中间为长方形孔的石镢和扁平石铲独具特色” [20]。这种兴起于东北亚南部的距今4000年前后的半月形双孔石刀，跨越新石器晚期和整个青铜时代早中期，其地域在东北亚的环黄、渤海两岸，以上述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最为集中，其文化传续东延至日本列岛。这三个半岛间的此类遗存，沿黄、渤海沿岸两岸中，在山东半岛以“岳石文化”为代表；在辽东半岛则与早期石盖墓、石棚、积石墓、贝丘遗址共存为代表；在朝鲜半岛则有平安北道“新岩里下层”、平安南道弓山遗址，黄海北道凤山郡智塔里遗址、大同郡林原面清湖里遗址，黄海南道海州郡南山遗址，汉城（首尔）寺岩里遗址等。它们的横向分布面，基本沿东北亚前沿的“东夷文化圈”环黄、渤海两岸展开，影响东及日本列岛。其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东北亚人文交通史和文化传播史上应具有特定的文化坐标意义。

二、辽东与山东半岛古代考古遗存反映出的古人类文化的交流

与如同上举的以“双孔半月形石刀”为代表的生产工具一样，两半岛间的陶器制作工艺和造型装饰，也表现为文化同源或长期交流的特征。如山东半岛包括庙岛群岛上的从大汶口、龙山到早期岳石文化普遍流行的盆形鼎、实足陶鬶以及肩腹部有直线三角纹、弧线三角纹或双涡纹等图案的，红陶黑彩的彩绘陶等典型陶器，在辽东半岛的旅顺小珠山中、上层，郭家村下层遗址、吴家村遗址等均有发现。特别是庙岛群岛上较多发现的一种圜底、敞口、口沿外侈、肩腹部有附加堆纹、下部有长锥形三足的“盆形鼎”，在普兰店以南的辽东半岛南部普遍发现。而众所周知，“无三足器”的文化传统是中国东北内地陶器的土著特色，“三足盆形鼎”应属典型的文化交流产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3年在岫岩县西北营村发现了面积为40万平方米的“北沟遗址”，其中出土了山东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特有的“三环足器”。这种为当地所不存在的典型器物应来自胶东半岛遗存。同样，由于古代半岛两边部族往来频繁，辽东半岛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对山东半岛亦有逆向影响。其中最明显的是，在辽东地区和鸭绿江两岸的新石器时代（乃至青铜文化）普遍存在一种具有土著特征的夹砂（含滑石粉）红褐陶“筒形罐”和压印蓖纹直腹罐等，在山东庙岛群岛乃至大黑山北庄和诸多“岳石文化”的遗址中亦多有发现。这些都呈现了出了几千年前两半岛间（东延至朝鲜半岛），部族先民通过黄、渤海海峡和半岛沿岸，频繁交往和流徙的人类历史印迹。

三、黄、渤海两岸古代交通史迹的当代考古发现

在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以后，即距今4000年至6000年前后，东北亚环黄、渤海沿岸古代交通的发展，除了表现为上述的古地理、古文化的多种联系外，在古代交通工具和物产特征上也有充分的反映。其中为考古发现证实的是位于黄海之滨的辽宁丹东后洼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6000年前），以及位于黄、渤海交接处的旅顺郭家村遗址（距今5000年前），两处都发现大量海上作业的巨型石网坠和一种“舟形”陶器，它同浙江滨海“马家滨文化”航海工具木桨的发现具有相同意义，证明了在进入新石器中晚期，沿黄、渤海沿岸的东北亚先民，已经具备与渔猎经济并存的海上生产和交通往来能力。泛舟入海，从内河和陆行，发展到舟楫海行，这是东北亚古人类交通史上的巨大进步。如上节所述，从山东半岛的长岛县庙岛群岛，东北向渡海，其间至辽东半岛老铁山一带，绵亘纵列诸岛间的海路，不过百余海里；而从北隍城岛到旅顺老铁山的直线距离，只有40公里。这实际上使几千年前具有原始航海能力的两半岛“东夷”族居民，可以借助绵亘两半岛的天然导航目标，利用简陋的航海工具，通行于两半岛间。在环黄、渤海两岸新石器末期以“东夷”部族为主的东亚先民的跨海往来，为东北亚古代诸民族文化的相互传承和早期文明的跨区域传播，带来了划时代的历史性飞跃，构成了东北亚古代交通史上继旧石器时代末的滥觞期，进入了具有部族文化双向互动交流的开启阶段——“文化交通”时代。

这种文化交流的第一标志表现在早期的物产资源方面。20世纪80年代，在东北亚前沿地区的辽宁大连大嘴子等地，在相当于“双砣子文化”和“大嘴子文化”的距今3000多年的青铜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中国东北和东北亚地区迄今最早的稻谷作物[21]。从中国先秦文献记载的相对年代看，3000年前辽东半岛的部族应该属于华夏北方的“东夷”民族的“青丘部族”[22]，即《尚书·禹贡》中所记的“海岱惟青州”——黄、渤海沿岸的以“青州”命名的古“青丘”部族。农业考古学家的研究表明，这一中国东北暨东北亚大陆最早的稻作农业实物的发现意义重大。它不仅可以把包括中国北方在内的东北亚种植稻作的历史，与黍、粮等种植一样，提早了约1000年，而且证明，从约6000年前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到5000年前良渚文化发现的稻作文化，经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跨海向辽东半岛的纵深传播，有了明确的立足点和文化地理坐标。从农业文化起源的角度证明了东亚和东北亚环太平洋区域早期南北文化的纵向交流，为历史时期的东北亚人文交通历史奠定了基础。其东传进而影响着东北亚大陆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乃至远东地区的早期“稻作文化”的发展。正如日本学者冈村秀典所言，开启于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的史前时期，“稻作农业北传，通过朝鲜最终到达了日本”[23]。从文化史的角度看，新石器时代以来，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古文化（包括稻作农业）向东北亚地区的传布，反映了中原与中国东北和东北亚地区早期人文交流从水陆两端开始的初兴和完成了滥觞期，并由此奠定了进入夏商周以来的文明国家时期中国东北和东北亚地区早期人文交通进一步发展的历史基础。

▲含胶东因素的小珠山中层文化　▲含胶东因素的小珠山上层文化　●含辽东因素的紫荆山下层　■含辽东因素的北庄二期　◆含辽东因素的龙山文化
（引自郭大顺、张星德：《早期中国文明：东北文化与幽燕文明》，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76页）

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新石器时代文化交流关系图

四、发端于早期新石器时代的从自然交通向部族交通和社会交通的历史演变

东北亚古代交通地理和交通文化的发展，与这一区域的文明起源有着相似或相近的发展轨迹。即从近万年的文明起步开始，东北亚古代交通文化应经历了“自然交通”、“部族交通”和“社会交通”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所谓“自然交通”，是指从旧石器时代起，为满足生存需要和趋利避害，原始人以群体或个体的形式，完全依托自然山川地理的原始部落流徙往来。所谓“部族交通”也可称为“文化交通”,是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但尚未形成“文明国家”时期的各部族，基于其农业、渔猎、游牧等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人群，以带有固定聚落或聚邑形式，并产生了原始的交通工具（如野马的驯养）后形成的部族交通文化往来。从当代文化人类学和历史考古学上看，这一阶段的族团或氏族部落，因其社会经济、生计的联系或人际交往，均以“文化积淀”的方式或早期文化传袭和互渗的形式在历史上传承下来，充分体现了包括交通文化在内的“史迹是一种凝固的文化”[24]。故本书将这一主要体现新石器文化阶段的早期古代交通称为“部族交通”或“文化交通”。所谓“社会交通”，是进入历史时期的文明国家后，以交通设施（如道路、关隘、桥津）、交通工具（如车、马、船）和交通制度（如律令、传驿、管理）等代表的、具有成熟社会人文意义的社会交通文化。本书重点记述的，正是由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交通”（部族交通）的起步到历史时期的“社会交通”时代。故本书记述其“文化交通”的代表区域，除上述黄、渤海两岸的古代文化交流外，在燕山南北、上辽河流域当以距今5000年前后，从中原河南、山西的陶寺、东下冯等“夏墟”，经汾河北上跨越燕山，连接桑干河流域，进入辽河上游的老哈河（古紫蒙川）和西支大凌河（古白狼水）的古代辽西交通“文化走廊”。这是开启于考古学上“仰韶—红山”和“夏墟—夏家店下层文化（燕亳）”的“古国”至“方国”时期，也是中国北方和东北亚古代交通的文化奠基期。它的“交通文脉”，持续发展在以后数千年的东北亚各个历史时期交通地理和交通文化的演变中（分见以后各章）。

[1]详赵希涛、耿秀山、张景文：《中国东部20000年来的海平面变化》，《海洋学报》1979年第2期，第269—281页。

[2]详赵希涛：《中国东部20000年来的海平面变化》，载《中国海岸演变研究》，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28—30页。

[3]转引自文韬：《试论与北美印第安人起源、迁徙有关的几个问题》，《北方文物》1990年第4期，第104页。

[4]［苏］N.N.戴克尔著，贾伟明译：《古印第安人和原始爱斯基摩——阿留申人在堪察加半岛的遗存》，《北方文物》1990年第4期，第98页。

[5]张碧波，王绵厚，王禹浪：《东北古族古国古文化研究》（上卷），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99页。

[6]陈寿祺辑：《尚书大传》卷四，《四部丛刊》本，上海涵芬楼据陈寿祺校本影印。

[7]张碧波：《两千年前中国人笔下的白令海峡》，载张碧波，王绵厚，王禹浪：《东北古族古国文化研究》（上卷），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年2000版，第398页。

[8]张碧波：《两千年前中国人笔下的白令海峡》，载张碧波，王绵厚，王禹浪：《东北古族古国文化研究》（上卷），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年2000版，第398页。

[9]张碧波：《两千年前中国人笔下的白令海峡》，载张碧波，王绵厚，王禹浪：《东北古族古国文化研究》（上卷），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年2000版，第398页。

[10]张碧波：《两千年前中国人笔下的白令海峡》，载张碧波，王绵厚，王禹浪：《东北古族古国文化研究》（上卷），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年2000版，第398页。

[11]张光直：《中国古代文明的环太平洋的底层》，收录于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版，第275页。

[12]《尚书大传》卷四，《四部丛刊》本，上海涵芬楼据陈寿祺辑校本影印。

[13]《淮南子》卷五《时则训》，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本，第7册，第85页。

[14]《淮南子》卷五《时则训》，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本，第7册，第85页。

[15]《汉书》卷五十四《李广苏建传》“苏武”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2463页。

[16]《淮南子》卷四《坠形训》，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本，第7册，第59—61页。

[17]叶祥奎：《我国首次发现的地平龟甲壳》，载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附录二，文物出版社1974年版，第159、163页。

[18]郭大顺、张星德：《早期中国文明：东北文化与幽燕文明》，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09—210页。

[19]［日］井上清著，阎伯纬译：《日本历史——国史批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2页。

[20]文物出版社编：《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页。

[21]详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大嘴子：青铜时代遗址1987年发掘报告》第四章“结语”第三节“社会经济形态分析”中相关内容，大连出版社2000年版，第270—271页。

[22]王绵厚：《浅论“双砣子三期文化”和“双房类型”与辽东古“青丘”部族》，《大连文物》，2007年。

[23]冈村秀典：《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史前文化的交流》，载《环渤海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页。

[24]王绵厚：《辽宁文化通史》（秦汉卷）导言，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第二章　夏商周至战国燕时期（前2000—前300年）中国东北与东北亚的古代交通

从古代文献和当代考古发现看，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中国历史进入了奴隶制逐渐发展成熟的夏、商、周三代。在黄、渤海北岸的东北亚前沿，则进入了与黄河流域大体同步的青铜时代的部族“方国”阶段。这些方国具有地缘关系与族源关系相结合的青铜时代北方民族的部族政权性质。《吕氏春秋·先识览》说：“周之所封（国）四百余，服国八百余。”[1]其中所谓“所封四百”，主要指周王室封域“邦畿”内的宗族封国、封邑和诸侯领地；而“服国八百”，则指周的四方“蛮夷之臣”的“五服”方国。即《荀子·正论》篇所谓：“故诸夏之国同服同仪，蛮夷戎狄之国同服不同制。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2]

这是指从夏、商以来，与夏、商、周王室一直保持着“通贡”关系的“五服”之国。《左传·襄公四年》引西周《虞人之箴》说：“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3]这是泛指禹平九州之后，已有交通之开辟。而在与夏、商、周“通贡”的先秦“五服”之国和西周时“经启九道”中，在中国北方，首举缘黄、渤海沿岸的东北亚前沿即今辽海地区的“幽州之道”。它应当是其中最主要的古幽州之境，连接黄河中下游与东北亚纵深区域的中国东北的部族方国，是通向夏、商、周中州之地的交通干道之一。《尔雅·释地》云：“燕曰幽州。”[4]是谓《周礼》中的“东北曰幽州”之地，地据古燕地至辽海渤碣。从交通地理上综观当时地处东北亚的南部最核心区域，这一先秦东北亚的部族方国通向黄河流域的古交通道，主要应分布有四个方向：其一为由古幽州之境，北出燕山山脉，沿太行山和桑干河北上，进入辽河流域的燕山以北和坝上草原，考古学上或称为早期青铜文化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及后续“魏营子类型”（距今4000年—3000年），这一土著文化在先秦文献记载中应相当于“夏商北土”的辽河上游（医巫闾山以西）的“燕亳文化”[5]；其二为沿黄、渤海北岸东北行的“傍海道”，由幽州渤碣之间的无终、孤竹、屠何、青丘道至辽东；其三为由此继续东行朝鲜半岛之“岛夷”的“箕子”方国道；其四为东北行转松花江和长白山南北的高夷、濊貊、肃慎至日本海沿岸的“荒服”之道。这一东北亚早期部族方国之交通道，从商、周至战国前后，延续千余年。因第一条北行草原之道缺少明确文献记载，主要可参见上章新石器时代篇。本章仅以有文献记载可循的第二、三、四等三条东北亚古代部族交通的走向和交通史迹，分节记述如下。

第一节　商周时期东北亚南部濒海及内陆部族交通的发轫

一、沿黄、渤海北岸傍海东行的令支、山戎、孤竹、屠何、无虑、濊貊、青丘道

在先秦时代的东北亚古代陆路交通中，黄、渤海北岸的“东夷文化圈”北缘，一直是开发较早的活跃地带。这一古代交通连接的部族方国名称和地望，自然成为这一时期交通枢纽中的重要坐标。从中国先秦文献记载的先后顺序看，应依次有令支、山戎、孤竹、屠何、无虑、濊貊、青丘等部族方国分布在这一交通古道上。以下按与交通地理衔接的方位坐标，厘定如次。

（一）令支

从先秦文献看，“令支”之地，应在“幽州”（今北京为中心）之镇的东北，世为“山戎”或“北戎”部族的故地。

《管子·封禅》记载：“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过孤竹。’”[6]又《管子·小匡》记载：“（桓公）北伐山戎，制泠支（令支），斩孤竹，而九夷始听。海滨诸侯，莫不来服。”[7]《管子》一书，是春秋前后管仲的弟子收集的言行实录，其中对齐桓公北征山戎而过令支、孤竹、屠何等的记载，具有方国和部族交通地理的实证性质。其中方国的大部分所经交通地名，可与后来战国和秦汉时期的建置地理和民族地理相印证，具有较强的可信性。其中如“泠支”者，在《汉书·地理志》中设为“令支县”。《汉志》“令支县”条：“令支，有孤竹城，莽曰令氏亭。”[8]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濡水）东南流迳渔阳白檀县故城……又东南流迳令支县故城东……南流注迳孤竹城西，右合玄水。”[9]《水经注》中“濡水”即今滦河，其水道地理的确定，可以比定古“令支”，应在今河北省卢龙县西北的滦河右岸。其地先秦为燕山以北的“戎狄”系统古部族方国，汉代增设为县。王莽改设“令氏亭”，亭者，交通障亭也，其自古应为由燕山南北傍海通向东北亚的部族交通枢纽和交通要途。

（二）孤竹

这一“令支”至“无终”故地，应正处在秦汉之后“渔阳”与“辽西”之间，襟带山海、内河，在古代燕、蓟之间的交通地理上亦十分重要。

该地从《管子》中记载看，与“令支”相临，同在燕山东北的渤海湾西北岸的濒海要道上。从前条《汉书·地理志》可知，从先秦至两汉之“孤竹城”，都应在“令支县”境。前即考之汉令支县，在今卢龙县西北，则按《水经注》记载，古代“孤竹城”更应在“令支”东南的滦河下游东岸，其地名缘出商末周初之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故城。而从“濡水”（今滦河）东南流过“孤竹城西”，又“右合玄水（青龙河）”来看，孤竹故城的大方位，应在滦河和青龙河交汇以北的二河之间，《中国历史地图集》置于今卢龙西北彭店子一带。该地已处青龙河口的燕山东北交通孔道。其东北经今抚宁县已接近古“渝关”，即今山海关和河北“榆关镇”。由古“渝关”进入辽西，即进入了《管子》中记载的“北伐山戎、制泠支、斩孤竹”而到达的辽西“屠何”等故地。

（三）屠何

“屠何”方国与“孤竹”相同，俱应处于渤海湾西北的辽西交通孔道上。而从春秋时期齐桓公北伐山戎所经部族交通地理看，其方位应在“令支”、“孤竹”以东。惟“屠何”不如“令支”和“孤竹”有《水经注》中的“濡水”（滦河）和“玄水”（青龙河）为准确自然地理坐标，古今不易确指。近代学术界，多以“无虑”为“医巫闾”之音变，而持“屠何”与汉“徒河县”亦同为相谐音比证。以此可知先秦之“屠何”方国方位，应在今辽西小凌河和女儿河下游的锦州之西境台集屯一带的战国以前古邑[10]。此地亦为古今辽西走廊的部族古国和交通冲要。

（四）无虑

由先秦辽西“屠何”至黄、渤海北岸再东行的“无虑”地名，应源于辽西医巫闾山。其山古称“无虑山”，应系先秦之东胡语（一说濊貊语）的地名。作为秦汉以前的先秦地名，“无虑”最早无疑是以山川地理，特别是以“北镇”医巫闾山得名。《周礼·职方氏》载：“东北曰幽州，其镇山曰医巫闾。”[11]《尔雅·释地》也有“东方之美者，有医无闾之珣、玗、琪焉”[12]。这是明确用幽州北镇之镇山和辽西特产的“珣、玗、琪”美玉而命名古地名。至《汉书·地理志》中，则明确标注以医巫闾山之地设为“无虑县”。《汉书·地理志》“无虑县”条唐颜师古注：“即所谓医巫闾。”[13]《后汉书·安帝纪》更记载，元初二年（115）“八月，辽东鲜卑围无虑县”。李贤注：“属辽东郡，虑音闾。有医巫闾山，因以为名焉。”[14]

由上可知，先秦之北镇名山“无虑”（医巫闾）在前，而汉县“无虑”在后。而从辽西鲜卑“围无虑”看，其军事地理和交通地理地位都十分重要，自先秦以来垂数千年，素为以医巫闾山为标志的交通冲要。汉县中的“无虑”，历来有今北镇县“亮甲山”和黑山县“蛇山子”诸说，今重新考定应在辽西黑山县西南蛇山子一带（详见本书第四章）。而两地均在医巫闾南麓，与古部族交通走向不悖。

（五）青丘

先秦时期，由幽州东北，傍海进入辽西、辽东的古代交通，在经过了医巫闾山南麓的“无虑”之后，即跨越“辽泽”进入辽东。在公元前3世纪燕国在辽东设郡前，这一黄、渤海北岸的古代建置中尚无郡县之设而只有部族之名。故见于明确记载的商周之际，可以引为东北亚交通地理坐标的，在辽东除上述部族外，为先秦辽东秽濊族系统的南支滨海的“青丘”部族。

《逸周书·王会解》：“周公旦主东方，……（东北）青丘（国）狐九尾。”[15]《山海经·海外东经》：“青丘国在其（汤谷）北，其狐四足九尾。”[16]《史记·司马相如传》中引《子虚赋》则有：“秋田乎青丘。”[17]直至《旧唐书》仍记载，贞观二十二年（648）薛万彻任“青丘道行军大总管”，由山东登莱，乘海至辽东伐高丽，沿黄海而至鸭绿江口百里的“泊汋城”[18]。由上可知，从先秦文献的“青丘”部族，其中心活动区，应在辽东半岛的濒海之地、千山以南。当代考古发现亦证明，距今3000年前的辽东半岛“双砣子三期文化”和“贝丘”遗址等，正是辽东半岛的土著文化——前已考证，应为古辽东“青丘部族文化”。先前日本等学者有考“青丘”在朝鲜半岛者，与方位和考古文化特征不符。这一辽东统属古“东夷”系列的民族文化，与山东半岛的东夷文化关系密切。

（六）濊貊与朝鲜

先秦时期，东北亚前沿的环黄、渤海北岸交通，在由辽东并进入朝鲜半岛后，先后历经有“濊貊”、“朝鲜”及“真番”部族方国。《史记·朝鲜列传》：“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障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19]司马迁的这一记载非常重要：其一，记“全燕时”，指燕国中兴（昭王）的秦以前时期的东北部族；其二，当时已在朝鲜半岛有“真番、朝鲜”之地，并“置吏筑鄣塞”；其三，秦时仍属“辽东外徼（边）”，即由秦辽东郡南北可达的边塞外朝鲜半岛之部族方国，其中先秦之“濊貊”，即汉以后的扶余、高句丽等。东晋郭璞注《山海经》“貊国”：“今扶余国即濊貊故地，在长城北，去玄菟千里。”[20]其东北亚极边交通地理的指向已十分明确。

以上对先秦时代沿黄、渤海北岸东北行朝鲜半岛的古代交通和部族方国的定点考察，限于先秦文献的缺乏和当时无建置之设，只能概记如上。然其详确交通方向，则可见于本书汉代以后由辽西、辽东而指向鸭绿江之东的东北亚纵深各区域交通。

二、岛夷、箕子由“辽东”进入黄河的部族古道

先秦时期，沿黄、渤海北岸东行的东北亚古代交通，经上述令支（山戎）、孤竹、屠何、无虑、濊貊、青丘（辽东）后，继续东行，则越过今鸭绿江（古马訾水）而进入朝鲜半岛，再进至日本海沿岸。在先秦文献中称为“岛夷道”或“箕子东迁道”。这是东北亚古代交通中最早开辟的经朝鲜半岛的“陆桥”，是连接日本列岛的东亚部族、方国通道。记述这一古道的先秦文献主要有：

《尚书·禹贡》：“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21]

《逸周书·王会解》：“周公旦主东北，……良夷在子。”（晋）孔晁注：“良夷（岛夷），乐浪之夷也。”[22]

《尚书·尧典》：“乃命羲和……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其《注疏》云：“东表之地称嵎夷。旸，明也，日出于谷而天下明，故称旸谷”。[23]

《尚书大传》：“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24]又记“东方之极，自碣石东至日出榑木之野。”[25]

在这一由上节辽东“无虑”（今医巫闾）、“濊貊”、“青丘”（辽东半岛）东行的先秦交通中，有记载的明确史迹，是上举“碣石”、“岛夷”、“箕子”、“朝鲜”以及见于汉代文献中的“古辰国”。以下这五点连线，可基本划定这一先秦东北亚古代交通的走向。

（一）“碣石”

在上引先秦文献中的 《周易》 和 《尚书大传》 中两次提到， 其方位在由“黄河”向“东极”的方向。证以当代考古发现，碣石故迹应在今山海关外的辽西绥中县万家镇“墙子里”海滨。其方位正在出古“渝关”（山海关），沿渤海东行辽东、朝鲜的古今交通孔道上。证明从先秦时代起，今山海关内的“右碣石”左右，自古为东北亚渤海北岸沿海交通的要隘和廊道。

（二）岛夷

《周易》中又称“明夷”，如前引《尚书·禹贡》有“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此应即《尚书·尧典》中的“嵎夷”。《后汉书·东夷传》说东夷有“九种”，其“嵎夷，曰旸谷，盖日之所出也”[26]。“岛夷”的方位，因为属东方“日出之地”的泛指，所以一般不被具体定点。但以《易经》与《尚书》“禹贡”和“尧典”等相互对照看，“岛夷”，应即《尧典》注疏中的“嵎夷”，即“旸谷”之地。以其地位于海外“东辰日出之地”，即当今朝鲜半岛之地，与《尚书大传》中的“东至日出榑木之野”异曲而同工。而“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河”中的“皮服”，即东汉王充《论衡》中的“辽东、乐浪，周时被发椎髺，今戴皮弁”[27]之属；故古“岛夷”，汉以后又称“乐浪夷”，即位于今朝鲜半岛的汉“乐浪郡”之土著部族。“右碣石”，则指经由渤海湾之辽西“碣石”而进入黄河的“乐浪夷”，向关中周室的入贡之道。与“右碣石”相对的“左碣石”，则在朝鲜半岛的乐浪郡南之“遂成县”（见汉代一章）。

（三）“朝鲜”和“箕子”

前已指出“箕子”和“朝鲜”，是有历史渊源的两个历史名称。《尚书·微子》注：“箕，圻内国名；子，爵。”[28]而将“箕子”与“朝鲜”相联，则见于前引《尚书大传·洪范》：“武王胜殷……释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从地理上看，《史记·朝鲜列传》张晏集解曰：“朝鲜有湿水、洌水、汕水，三水合为洌水。疑乐浪、朝鲜取名于此也。”[29]在这里的“洌水”（列水）指今朝鲜大同江下游。而汉武帝以后的“乐浪郡”正在大同江下游。

《史记》集解虽为晋人所释，但其释洌水、乐浪、朝鲜等，均为见于汉武帝和汉武帝以前的秦汉早期地名。其地名渊源俱可追溯至战国及其以前。如果从《尚书大传》看，商末周初已有“朝鲜”地名；而从出土文物看，早在20世纪30年代，西汉“乐浪郡”治之“朝鲜县”（今平壤南土城洞古城）也明确出土有西汉早期的“乐浪礼官”与“朝鲜右尉”等封泥，证明在今大同江流域的乐浪故城“土城洞古城”一带，早在汉以前已先有“朝鲜”、“真番”等部族在“辽东外徼”一带活动。其朝鲜半岛故地更有早于秦汉的土著民族文化遗存青铜时代“支石墓”等，而这种支石墓与辽东的青铜时代貊族的“大石盖墓”应有渊源关系。

将西汉时代的明确建置地理、文献记载和乐浪郡出土文物上溯至先秦文献，先秦时之“箕子”方国、秦汉之际燕人卫满的“卫氏朝鲜”和汉武帝所设之“乐浪郡”之“朝鲜县”的先后继承关系，已经昭然天下。尽管少数国外学者，近年来妄以后来的“檀君朝鲜”的神话来代替从先秦“箕子朝鲜”到秦汉之际的“卫氏朝鲜”再到汉武帝“乐浪朝鲜（县）”的信史，但传承有序的中国先秦和西汉史籍，与大同江下游早在20世纪初就已出土的青铜时代遗物和汉陶、封泥、墓葬、玺印等，已经确认了“古朝鲜”方国的存在及其与汉武帝时“乐浪郡”的先后继承关系。从东北亚古代交通史的角度重新审定朝鲜半岛的交通地理主线：在秦汉之际的“卫满朝鲜”以前，确实存在由大同江下游为中心的“古朝鲜”（箕氏朝鲜），继续循大同江、载宁江、汉江南行，其在汉江以南已至“古辰国”，再继续南行，由今韩国全罗南北道的“古辰国”渡济州海峡即有可通向日本的古道交通（见下章）。

燕秦时代箕氏由辽东东迁至古朝鲜之地后段交通路线示意图

（四）朝鲜半岛上的“古辰国”与“古真番”、汉“乐浪”间的交通道

朝鲜半岛南部的“古辰国”，是中国正史中记载的秦汉之际和秦汉以前，与大同江流域的“古朝鲜”和“乐浪郡”鼎立在半岛上的重要青铜时代方国之一。它在东北亚古代交通史上，同样占有重要历史地位。

《三国志·东夷传》记载：“韩在带方之南，东西以海为限，南与倭接，方可四千里。有三种：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韩。辰韩者，古之辰国也。”[30]

又记 ：“（箕）侯准既僭号称王，为燕亡人卫满所攻夺，将其左右宫人走入海，居韩地，自号韩王。”[31]《后汉书》记载：“其北与乐浪，南与倭接，辰韩在东。”[32]晋人《三国志》记载的“古辰国”，不是指两汉时代的“辰国”，而是先秦时已有之“三韩”古方国。“三国”中以“辰韩”最早，即至少在“箕侯准”在位的秦汉之际，就早已称王“三韩”。蒙文通先生在《周秦少数民族研究》中指出：“辰之名，古未他见，而国则最古。考左氏以宋为大辰之虚，卫为颛顼之虚，郑为祝融之虚，陈为大昊之虚，鲁为少昊之虚，晋为夏虚。大辰比于祝融二昊，则是亦有国者之号。宋鲁亦曰商鲁（吴语），商而曰辰，亦犹参辰即参商乎。”[33]由上可知，以《三国志》代表的正史文献明确记述，当战国末的秦汉之际，与“箕侯”南北并立，在朝鲜半岛已有“三韩”之属。张碧波先生曾著文追述考定，“商人以之为海外属地，并为之命名——辰国”[34]，是有见地的。所以西汉时，高句丽欲通古之“辰国”，而由于中间阻于“真番”而“拥阻不通”。古“真番”与“辰国”一样，亦是至少在西汉以前已见于文献的朝鲜半岛上部族方国之一。而“古真番”的地望，从后来在“真番故地”设立“带方郡”来看，以“带水”名地的“带方郡”，应在今朝鲜半岛的载宁江上。带方故城，已发现在载宁江下游坛山里。载宁江（古带水）为汉江重要支流，是由汉和汉代以前“箕子朝鲜”和“乐浪郡”南通“三韩”（古辰国）的必经之地。秦汉以前的朝鲜半岛的陆路交通干线，必先由青铜时代的辽东古“濊貊”、“高夷”（浑江流域）、“青丘”（辽东半岛），东渡鸭绿江后，先抵朝鲜半岛北部的“箕氏朝鲜”的大同江下游，然后东南经载宁江流域的“真番”部（汉带方县），再南行至今全罗南北道的“三韩”故地“古辰国”。由“三韩”舟行渡海经济州海峡，方可到达日本，即《三国志》中记载的所谓“三韩”“南与倭接”的日本列岛上（同见前图）。关于战国末、秦以前，从青铜文化反映出的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通过人文交通等发生的文化传布，除了中国学者的论著外，一些有识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学者也有精准的论述 ：“在韩半岛内，平壤、春川、全南、高兴郡等地都有辽宁式的铜剑出土。这种辽宁式铜剑一直分布到韩国的西南端，有着非常巨大的意义。在辽宁和朝鲜半岛发现上述铜剑，暗示我们在种族和文化上关系非常密切。”[35]而由朝鲜半岛南部跨海通日本的交通史迹，以实物见证者，则有1984年在根岛县斐川町出土的中国式铜剑和1986年佐贺县吉野里发现的“丁字把铜剑”。而早在20世纪初，日本学者梅原末治在《由考古学上考察出来之古代日鲜关系》中指出：“在畿内大和发掘之铜铎形状，颇类似先秦时代之古钟。……与大正七年（1918）在大和国葛城郡吐里乡发掘之遗物，实属相同。且其制造术均受中国文化之影响。恐此先行于辰韩，然后传至于日本。”[36]中、日、韩权威学者的近百年论述，是对中、朝（韩）、日早期交通和文化交流的历史认同。而佐贺、出云（羽）等，正是汉代以后经由韩半岛对马海峡抵日本的东北亚重要港口通道。

第二节　“不咸山”南北高夷、濊貊、北发、肃慎方国的入贡之道

在先秦时代的中国东北和东北亚古代交通中，与沿黄、渤海北岸并行的交通几乎同时见于文献记载者，还有一条由中州大地，经幽燕之黄、渤海沿岸，再向长白山南北（古称不咸山）的另一条部族交通道。先秦文献中，这条部族方国的南北交通道，主要连接有濊貊系统的“高夷”“北发”和通古斯语系的“肃慎”。

一、“高夷”的地望及其入贡之道

“高夷”，首见于《逸周书》：“周公旦主东方……正北方稷慎大麈……北方台正东，高夷嗛羊。”孔注：“高夷，东北夷高句骊。”[37]孔晁生时，是高句丽立国于鸭绿江右岸的今吉林集安“国内城”的鼎盛时期。从文献记载和当代考古发现看，西汉末方迁都“国内”的高句丽，在西汉和汉以前，长期活动于鸭绿江最大支流浑江流域，其立国都城则在今浑江中游的辽宁省桓仁县五女山山城，史称“纥升骨城”[38]。从《逸周书》中“高夷”在商、周之际，已与“北方”的“稷慎”（即肃慎）等，以“嗛羊”进献周公旦来看，“高夷”至少在3000年前的商、周之际已为周之东北的部族之一。而从晋朝著名学者孔晁的记述看，至少在魏晋时代，当世人已认定，古濊貊系统的“高夷”应即汉魏以来辽东“高句丽”的重要族源之一。笔者著《高句丽古城研究》，以当代考古发现印证，在辽东“二江”（鸭绿江、浑江）和“二河”（苏子河、太子河）上游广泛发现的青铜时代的石棚、大石盖墓和积石石盖墓等，即直接演变为后来汉以后辽东高句丽的“积石墓”。前者辽东的石棚、石盖墓从考古学同系类型上看，应即“南貊”系统的貊族遗存。而其中心区域，应在高句丽始兴的中国辽东鸭绿江和浑江、富尔江流域。而浑江、富尔江流域的高句丽“五部”中最早兴起的浑江流域“涓奴部”，亦应是先秦古“高夷”的中心区域。这是西南接新宾、抚顺的“小辽水”（今浑河），北去通化、吉林而接“北濊”的夫余先人“西团山文化”。在先秦时代中国东北交通史上，亦为中国东北“长白山南系”的区域地理中，由辽海腹地的辽河、浑河（古称大、小辽水）谷道，走向东北的浑江和富尔江流域，然后再北转越过龙岗山脉和吉林哈达岭，进入长白山“西系”和“北系”，即北流松花江和东流松花江（古弱水）的“北濊”（汉代夫余）和“肃慎”（牡丹江流域）故地的一条重要古代部族通道。（详见第四章）

二、由“高夷”北行“北发”“北濊”和“肃慎”之道

由上节的以浑江、富尔江为中心的古“高夷”再北行，在龙岗山脉南北，已进入松花江上游的辉发河、柳河流域的“北发”之地，即“北貊”。此“发人（北发）”同样见于前引《逸周书·王会解》：“发人（献）麃。麃者，若鹿，迅走。”晋孔晁注：“发亦东夷。”[39]在《逸周书》中，“发（北发）”排在向周公旦献贡的“稷慎”（肃慎）、“濊人”（北濊）、“良夷”之后。从孔注“亦东夷”来看，可联系《大戴礼记·少闲篇》：“（商周之际）海之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来服。”[40]此条之“来服”，与上述《逸周书》中的“献麃”意义相同。证明当商周之际，“北发”也是地处辽东“高夷”之北、又在“肃慎”以南的向周室通贡的东北亚方国之一。近代史家多释为“北发”即“北貊”，其通假可据。从东北古代交通地理上看，“北发”地域应在松花江上游的辉发河上源至浑河上游的辽、吉交界古今交通孔道上。从考古学文化上看，“北发（貊）”应是以辽北、吉南地区为中心，以手制夹砂红褐陶的“高把豆”和石盖墓（或石棺墓）为文化特征的青铜时代的辽东北部部族。吉南地区的“宝山类型”和辽北的“凉泉类型”为其代表。

与“北发”同见于《逸周书》中的“濊人”，实为后来松花江流域的“北濊”。从汉代以后的正史来看，先秦东夷之“濊人”和“濊城”，均为后来汉代“扶余国”的先世。据《后汉书·东夷列传》“夫余”条：“夫余国，在玄菟北千里，南与高句丽，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濊地也。”[41]《三国志》则更具体记载：“夫余在长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其）国有故城名‘濊城’，盖本濊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42]这里的长城正是燕秦汉辽东长城。

文献中记载的汉代和汉以前的“扶余”及其先世“濊人”和“濊城”，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调查，结合当代吉林地区考古发现，已确认在松花江中游今吉林省吉林市东团山、西团山、南城子和龙潭山一带（西团山文化）。其地正在由辉发河流域的“北发”沿松花江东北行至古“北濊”和“肃慎”的古道上。

上述由辽东浑江、富尔江上的先秦“高夷”，到松花江上游的“北濊”，再至松花江中游的“濊城”，正是先秦由黄、渤海北岸，经辽东继续北行至牡丹江、黑龙江流域古“肃慎”的东北亚腹地。凡此进入了先秦时期长白山南北的古代部族交通道，此道亦即中国先秦时代东北亚腹地长白山南北纵贯数千里的古代“部族交通道”。

第三节　战国燕时期（前6—前3世纪）环黄、渤海北岸东北亚古道上的重要城邑

前6世纪至前3世纪，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战国时代。《史记》太史公追记“六国归一”时指出：“（战国）所亡于秦者，山南山北（正义：华山），河内河外，大县数十，名都数百。”[43]此时，小于县的“都”指封国之“都邑”。其间郡、县、邑之间的交通，应主要继承开辟于燕国的由幽、蓟进入右北平和辽西、辽东的古道，其尤发达于先秦“三代”时期。

这一时期的中国东北和东北亚交通史的发展，从有文献记载的人文活动和交通史迹看，主要围绕环黄、渤海北岸的中国东北地区近海的东北亚南部，最早由燕、秦两代开拓郡县后，引起的郡县之间的交通地理、交通制度和交通工具的发展。其中有明确文献记载而有交通史迹寻证的，首推燕昭王以后开设的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交通道。

因为继夏、商、周三代中国东北和东北亚的部族、方国间的交通之后，至前4至前3世纪的战国末期，东北亚古代交通史和行政建置史上，又进入了一个划时代的阶段——从分散的部族“方国”交通，向地域相对集中、管理范畴明确的“郡、国、县（邑）”体制的“社会交通”历史转变。反映在交通史迹的分布上，该阶段成为方国部族交通与郡县交通并行，而以郡县交通开始引领东北亚古代交通主线的历史时期。

这一时期建置开始的标志和“五郡”交通的奠基，首先见载于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於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当世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44]

《史记》中开拓于前3世纪“秦开却胡”时代的北方“五郡”，是中国东北和东北亚最早的郡制体系。这一体制，沿袭至中国东北的“秦承燕制”和“汉承秦制”两代。其中与交通史迹相关的燕国早期“五郡”治地，可考略如下。

一、上谷郡

上谷郡始设于燕昭王时代，为前3世纪燕将秦开却胡所筑“五郡”长城的西部起点，今犹存上谷地名。据《史记》载：“燕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韦昭注“造阳”：“地名，在上谷。”[45]参证《汉书·地理志》上谷郡治在“沮阳”而无“造阳”，则“沮”、“造”盖一音之转。则长城西端起点的“造阳”，与东端的“襄平”，均应指郡治所在，这佐证了“造阳”即“沮阳”的推断。燕秦上谷郡治城所在，经近年河北省考古发现，其故城应在今河北省怀来县东南10公里的“大古城村”[46]。

二、右北平郡

右北平郡，是燕秦辽西长城塞内的又一交通要镇和军事重镇。其城址众议纷纭，历来诸家殊无定论。计有宁城黑城子说、锦西台集屯说、建昌东大杖子说、凌源安杖子说等。

综合辽西郡望建置，特别是大凌河上游通向“上谷郡”（河北怀来大古城子）的交通地理，本书持大凌河西源安杖子古城说。

1984年秋，笔者曾赴辽西考古调查，经凌源市城西去约4公里即至安杖子古城，转经由喀左山嘴子乡黄家店“土城子”。2014年9月再次复查安杖子古城并采集到云纹瓦当。其城位于大凌河西源凌源南大河谷南岸的台地上，有东西二城。西城南北328米，东西150米；东城南北123米，东西76米。夯筑土城，宽8米，存高1米。1979年发掘出土了从战国时期到西汉时代的刀币、布币、铁工具，以及绳纹、方格纹筒瓦、板瓦、云纹瓦当和燕秦时代的树枝纹半圆瓦当、云纹瓦当，并有“广成之丞”、“白狼之丞”、“泉州丞印”等标志古代传驿制度的19方封泥出土，突显其中心城邑的重要性。

如前述，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21世纪第二个10年，笔者曾三次考察今凌源、喀左等右北平郡境的大凌河古道。在喀左县境平房子和山嘴子一带曾出土商周青铜器窖藏地的“土城子”一线，观察其山川地理，应是从先秦由“幽州”卢龙塞，沿青龙河和大凌河上游进入东北辽西的大凌河古道。联系后来东汉末曹操征乌桓亦经由此道，推测从商周时“箕子”东迁到战国燕王喜避秦逃往辽东，都应经由此道。而辽西大凌河古道上的商周青铜器窖藏中，因有西周“燕侯盂”等重器出土，其史因很可能与后来战国末燕王喜为躲避强秦而东迁辽东途中的战乱或埋藏、祭祀活动有关[47]。

三、渔阳郡

渔阳郡亦为燕秦时连接幽州出塞北的交通要镇。秦末陈胜、吴广首举义旗，正是兵起屯戍渔阳的赴边道上。直至汉初，据《史记·匈奴列传》，渔阳仍是由塞外入汉郡的关镇冲要，该书记（汉文帝时）“匈奴数入盗边，渔阳尤甚。汉使将军韩安国屯渔阳备胡”[48]。

渔阳郡是燕秦所设北方幽州五郡中最靠南的一个郡城，在沿渤海沿岸的滨海道开通以前，渔阳郡治（今北京密云县西南）和郡领“蓟镇”是幽州的中枢之区。《水经注》“湿水条”：“湿水又东北迳蓟县故城南。……秦王政二十三年（前224）灭燕，以为广阳郡，汉高祖以封卢绾为燕王，更燕国。”[49]是燕秦北出边塞的重要交通孔道之一，故地应即今天津蓟县，亦为先秦沿渤海湾的古代交通要地。

四、辽西郡

燕秦之辽西郡，在《汉书·地理志》中列有首县“且虑”。《汉志》本条下颜师古注：“且虑，有高庙，莽曰鉏虑。”[50]按照汉代礼制，在郡、国一级设立“高庙”，是具有郡望标志的礼制建筑，非郡、国之治不能逾越，所以“且虑”为早期辽西郡城无可置疑。后来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卷十四“濡水”条中追述：“阳乐，故燕也，辽西郡治，秦始皇二十二年置。”[51]应指东汉后迁至“阳乐县”的新郡治。故从《汉书·地理志》之载，“且虑县”当为自燕秦以来的辽西郡治。其故址按《辽史》“兴中府”闾山县本记“闾山县，本汉且虑县”，应在朝阳一带。1982年后在辽西两次文物普查中，于朝阳市区和西北召都巴都发现有汉代古城，夯筑土城均有汉城特点。其位置正处在由“柳城”中部都尉西北，北出大青山关隘的古代交通孔道上。其南接柳城、白狼、广成，出大凌河上游，接河北青龙河北支，则在辽西境有建昌县碱厂乡东大杖子重要遗址（或即城址）和战国墓葬群。其向北控燕秦汉辽西长城，其地处襟要，当为辽西和右北平郡交界地的交通重镇。

五、辽东郡

燕秦辽东郡治“襄平”，即今太子河南岸的古城辽阳，已为古今诸家公认。辽东郡在东北亚古代交通史上的地位，尤以居辽东半岛中心腹地而成为交通枢镇要衢。其南通“新昌”“平郭”“沓氏”；北通“高显”“候城”“望平”；东通“玄菟”“武次”“番汗”；西接“险渎”“无虑”“交黎”，其交通辐集重地，在燕秦早期直至汉魏，亦为中国东北和东北亚之第一要镇（详见第四章）。

由辽东郡“襄平”北行和东行，则过汉郡境，可直达燕秦“辽东外徼”之地的朝鲜半岛中南部。这正是司马迁《史记·朝鲜列传》引述的“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浿水为界属燕”[52]。这里所指“浿水”以西属战国燕之辽东郡，浿水即今清川江，为西汉武帝以后辽东郡与乐浪郡的分界线。

在燕、秦、汉三代，与中国东北和东北亚古代交通关系最重要的是辽东郡之最东部一县“番汗县”。该县在《汉书·地理志》中记：“番汗，沛水出塞外，西南入海。”[53]从“番汗”地处鸭绿江以东的地望看，该县境的“沛水”，应指西南入海的今朝鲜半岛之清川江支流，即史称燕秦汉之际之“沛水”——燕、秦、汉辽东郡东段长城所起的今大宁江及其支流昌城江。这里也是燕秦汉古长城的东部起点。

战国燕、秦以后的辽东郡之“番汗县”，即上节先秦之“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干河”的古“真番”部族之地。燕、秦直至两汉的“番汗县”，不过是在先秦真番部族旧地，析置郡县，以统夷汉诸族。如同在玄菟郡的“高句丽（古高夷）”地区，设置有“高句丽县”；在“沃沮（东濊）”地区，设置“沃沮县”一样。不过设置县制以后的“番汗”，比“真番”部族的领地方位更加准确，从而为燕、秦、汉以来，由“幽州”东北经陆路，经上述“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地，一直沿黄、渤海北岸和医巫闾山、长白山以南，进入朝鲜半岛上的古“真番”之地，提供了准确的交通地理坐标。从20世纪初发现于朝鲜平安北道博山郡“坛山里”的战国时的战国“燕式”半瓦当等建筑构件看，大宁江和清川江下游之博山郡坛山里遗址，应即燕、秦、汉时代的古“真番”部族北缘的“番汗县”旧地。典型的燕国刀币在朝鲜半岛中北部出土即是明证：“明刀钱作为战国时代燕国的货币分布在辽东半岛和韩半岛北半部，解放后还在继续出土。从明刀钱的分布来看，可以知道（古）朝鲜和燕在地理位置上很接近，而且在文化上关系也很密切。”[54]东北亚古代交通在鸭绿江以东，由这里延向朝鲜半岛之汉江、载宁江以南，继续达日本海沿岸而通向日本列岛。至于战国末至秦汉之际中国东北经朝鲜与日本的早期海上交通，由于文献记载的罕见，还较难描绘出明确轨迹。但中外有识之士从东北亚人文交流史的角度，已经把日本“弥生时代”（始于前3—3世纪）与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传播关系作了明确的肯定：“青铜器和铁器的传入、使用，水稻耕作技术和主要农用生产工具的传入，某些手工业的发达等等，却无一不与中国及朝鲜的移民有关，尤其是中国移民。因为这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都是先由中国大陆传到朝鲜半岛，然后再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列岛。”[55]这种考古学现象可详见于以下诸章。而在辽东郡属境的医巫闾山以东，从秦开却胡后的战国燕、秦以后，更有一条沿长城沿线的“戍边道”历代相沿。这条横亘辽东（含辽西）郡北缘的“长城戍边道”，经当代考古发现其重要史迹分布，自西而东有：今朝阳、北票的古长城遗迹以及阜新彰武的高林台、团山、后冈遗址；东至新民高台山、公主屯、乌尔汉，沈阳北全胜堡、新乐和旧城“宫后里”，以及沈抚间的东陵区青桩子古城、刘尔屯、李石寨东至东洲一线[56]；西南则进入今本溪市和宽甸县北部。其辽东“戍边道”上的交通史迹详见下一章。

[1]《吕氏春秋》卷第十六《先识览》，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本，第6册，第181页。

[2]《荀子》卷十二《正论》，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本，第2册，第220页。

[3]《左传·襄公四年》，中华书局影印清阮元主持校刻《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版，第1933页。

[4]《尔雅·释地》，中华书局影印清阮元主持校刻《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版，第2614页。

[5]详王绵厚：《再论夏家店下层文化与“燕亳”》，载辽宁省博物馆编：《辽河寻根　文明溯源：中华文明起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

[6]《管子》卷十六《封禅》，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本，第5册，第273页。

[7]《管子》卷八《小匡》，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本，第5册，第126页。

[8]《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1625页。

[9]《水经注》卷十四“濡水”条，王国维校本，引自《王国维全集》第十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80—483页。

[10]详王绵厚：《关于锦西台集屯三座古城的历史考察——兼论先秦“屠何”与“汉徒河”》，《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3期，第213—218页。

[11]《周礼》卷三十三《职方氏》，中华书局影印清阮元主持校刻《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版，第863页。

[12]《尔雅·释地》，中华书局影印清阮元主持校刻《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版，第2615页。

[13]《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1626页。

[14]《后汉书》卷五《安帝纪》并注，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第223页。

[15]《逸周书》卷七《王会解》，《四部备要》本，中华书局据乾隆五十一年刻本排印。

[16]郭璞注：《山海经·海外东经》，《四部丛刊》本，涵芬楼据成化六年刊本影印。

[17]《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3015页。

[18]《旧唐书》卷六十九《列传第十九》“薛万彻”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2518页。

[19]《史记》卷一百一十五《朝鲜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985页。

[20]郭璞注：《山海经·海内西经第十一》，《四部丛刊》本，涵芬楼据成化六年刊本影印。

[21]《尚书·禹贡》，中华书局影印清阮元主持校刻《十三经注统》疏，1980年版，第147页。

[22]《逸周书》卷七《王会解》，《四部备要》本，中华书局据乾隆五十一年刻本排印。

[23]《尚书·尧典》，中华书局影印清阮元主持校刻《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版，第119页。

[24]《尚书大传》卷四，《四部丛刊》本，上海涵芬楼据陈寿祺辑校本影印。

[25]《尚书大传》卷四，《四部丛刊》本，上海涵芬楼据陈寿祺辑校本影印。

[26]《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 第2807页。

[27]《论衡·恢国篇》，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本，第7册，第193—194页。

[28]《尚书·微子》注文，中华书局影印清阮元主持校刻《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版，第177页。

[29]《史记》卷一百一十五《朝鲜列传》张晏集解，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985页。

[30]《三国志·魏志·东夷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版，第849页。

[31]《三国志·魏志·东夷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版，第850页。

[32]《后汉书·东夷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 第2818页。

[33]转引自罗继祖：《辰国三韩考》，《北方文物》1995年第1期，第73页。

[34]张碧波：《辰国小考》，载张碧波、王绵厚、王禹浪：《东北古族古国古文化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7页。

[35]［韩］金贞培著，高岱译：《韩国民族的文化和起源》，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页。

[36]转引自王辑五：《中国日本交通史》，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6—7页。

[37]《逸周书》卷七《王会解》及孔晁注文，《四部备要》本，中华书局据乾隆五十一年刻本排印。

[38]王绵厚：《高句丽古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44页。

[39]《逸周书》卷七《王会解》及孔晁注文，《四部备要》本，中华书局据乾隆五十一年刻本排印。

[40]《大戴礼记》卷十一《少闲》，《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93页。

[41]《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第2810页。

[42]《三国志·魏书》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841—842页。

[43]《史记》卷四十四《魏世家》，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1860页。

[44]《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885—2886页。

[45]《史记》卷一百《匈奴列传》并注文，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876—2877页。

[46]王绵厚：《秦汉东北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8页。

[47]详王绵厚：《辽西傍海道和大凌河古道的交通地理与相关史迹考察——兼论大凌河古道上商周用青铜器窖藏的史因》，渤海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48]《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906页。

[49]《水经注》卷十三“湿水”条，王国维校本，引自《王国维全集》第十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58页。

[50]《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文并颜师古注，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1625页。

[51]《水经注》卷十四“濡水”条，王国维校本，引自《王国维全集》第十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83页。

[52]《史记》卷一百一十《朝鲜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985页。

[53]《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1626页。

[54]［韩］金贞培著，高岱译：《韩国民族的文化和起源》，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55]汪向荣：《古代中日关系史话》，时事出版社1986年版，第38页。

[56]王绵厚：《关于辽沈历史上“北趋甬道”交通地理的考察——辽宁地域文化交通地理在沈阳地区的一段历史个案解析》，《辽宁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第28—32页。

第三章　秦代立国前后（前226—前207年）中国东北与东北亚的交通史迹

继战国燕之后，前226年（燕王喜二十九年）据有中国东北南部和朝鲜半岛清川江以北的秦帝国，在统一战国五国疆域的基础上，为报荆轲刺秦之仇，派李信率军攻燕王喜于辽东，实现了对东北疆域的重新经略。《史记·刺客列传》记载：“诏王翦军以伐燕，十月而拔蓟城。燕王喜、太子丹等尽率其精兵东保于辽东。秦将李信追击燕王急，……其后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今太子河）中。燕王乃使使斩太子丹，欲献之秦，秦复进兵攻之。后五年，秦卒灭燕，虏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1]至此，秦继承燕已统有东北和辽东。

秦并天下后，在实现“车同轨、书同文”等改制的同时，集中开设“驰道”之制。《汉书·贾邹板路传》记载：“（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2]《汉书》所载，当指当时以秦都咸阳为中心通行36郡的国家干道即“驰道”。在中国东北，实际上应是继承燕国开设的幽州“五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之古道。但因为秦之短祚，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不可能全面开辟新的驰道。所以秦驰道的开设，应如“筑长城障塞”一样，多因六国之旧；在东北地区，应多因燕国之旧。故在中国东北的古代交通史和长城修筑史上有一个突出现象：在有秦文物出土的地点多同时有燕、秦、汉遗物并存，凸显了“秦承燕制”的特点。

第一节　秦代对东北交通地理和交通制度的新开拓

立国短暂的秦王朝，虽然无暇对东北交通地理在广度上更多开辟，但如同其“开郡县”“车同轨、书同文”和统一度、量、衡等确立封建制的措施一样，在交通制度体制的开发深度上，却有荜路蓝缕之功。如上举《汉书·贾邹枚路传》等记载，秦代实开创了中国交通史的新时代。就交通制度的建设来说，秦的开拓之举，有如中国封建郡县体制的最后形成在秦一样，其交通体制的完善，亦应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中国历史上（及世界交通史上）真正实现了从“部族交通”向“社会交通”过渡的奠基期和确立期。

其一，秦驰道制度的开拓意义。早期交通制度的初步形成，在中国当至少在夏商时代，如前举《左传》等记载的“茫茫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但显然，既然“茫茫禹迹”，其“经启九道”，也只能史迹茫茫，即三代和三代以前的交通制度，在分封制的“邦畿”内外，主要应以通达部族、方国形式形成的分散的、局部的“部族交通”。实际上不可能形成像秦统一六国后的国家统一规范的“社会交通”制度。所以秦代“驰道”等交通制度的形成，不是孤立的社会人文现象，而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即“秦直道”和“秦驰道”的开拓，与“开郡县”“筑障塞”“书同文”“度同量”“俗同归”等一样，都是秦帝国开创了一个历史时代的文化标志。

其二，秦驰道所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是指驰道的分布，因“天下会同”而广达内郡和边域。而众所周知，秦代是一个以武力定天下，又是一个以武功治天下的封建帝国。从商鞅变法开始即推行“以民于战”的“军功爵制”。至始皇嬴政时，更成为“上首功之国”，即以斩获敌首晋爵的“先军”政策的国家，致使“丁男被甲，丁妇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 [3]。

可以说，秦代举国男妇丁壮都被卷入包括长城戍边和修驰道等军役中，这不能不是短暂“亡秦”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秦代对长城的修筑和“驰道”的开设，其历史功过得失，古今亦众议纷纭。其实际上的历史作用，应是一柄双刃剑。就秦一代的历史兴亡来说，它在耗费了大量国力和涂炭百姓的同时，也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前所未及的文化遗产。

其三，在“驰道”的设施和管理制度等方面，秦亦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所谓“驰道”者，应是列入国家管理体制的交通干道。《说文》在解释“驰”字说 ：“驰，大趋也。”[4]这应指供车马疾行的大道。而《汉书·贾山传》所说的“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的规格，更应当主要指由秦都咸阳北行五原郡（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西北麻池古城）的由蒙恬戍边时“堑山湮谷”所开辟的大“直道”，即秦代当时的“高速公路”。它南起陕西咸阳，北经淳化县云阳，直达今包头市麻池古城（秦九原郡、汉五原郡），全长700多公里。而在其他四隅和边郡地区，从当时秦的国力和建国时间看，恐怕不能都建有这样高等级的“直道”。但秦代在遍及全国的列郡和边地，应都建立了与“驰道”并行的“亭障”制度，却有信史可证。《史记·蒙恬列传》记载了司马迁巡边亲见：“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湮谷，通直道。”[5]显然，司马迁见到的“秦筑长城、亭、障，堑山湮谷，通直道”，是与集交通屯戍为一体的戍边设施。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将修驰道与城、障、亭、燧戍边统一纳入军政交通的管理体制。这一历史现象的史迹遗存为近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所证实：在陕西富县等地已有秦“直道”遗迹发现，发现过与秦代交通戍边有关的“咸阳亭印”封泥等亭、障遗物，在西北等地的秦汉简牍和东北的秦汉城址中，也有类似的交通文物史迹。与此对应，如在辽海地区，也有明确标志秦汉交通戍边史迹的秦代刻款陶量和秦半两钱等发现。

第二节　秦代辽海“戍边道”上的重要交通史迹

如上节所述，在秦代的中国东北主要是环黄、渤海北岸的辽海地区，秦代交通史迹的考古，除发现其继承了燕国的“五郡交通”外，最集中的发现是与燕秦早期长城戍边有关的“戍边道”遗迹。这些戍边交通史迹具有两个特征：其一是具有突出的军事性质，多分布在燕秦长城沿线上；其二是燕秦遗物和遗迹并存（晚至西汉早期），有些在同一地点很难将燕、秦遗迹分开。故本节将具有明确燕秦遗物和绝对年代文物出土的燕秦交通戍边遗址地，扼要简述如下。

一、辽西地区燕秦戍边道上的障城与秦陶量的发现

（一）奈曼旗沙巴营子古城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奈曼旗南湾子乡沙巴营子屯东200米、大凌河北支流牤牛河东岸，北临辽西燕秦古长城线30余公里。现存城址发现于20世纪70年代，夯筑土城周长约1350米。城中最重要的燕秦标志性遗物是发现刻有秦始皇“廿六年”（前221年）诏书文字的秦陶量，曾经一次就出土秦陶量5件，其容量为商鞅方升10倍，为燕秦长城戍边辽西道的实证。

（二）朝阳县大庙镇土城子

位于朝阳县西北约20公里、大庙镇土城子村北大庙河右岸。北临由“柳城”（今朝阳十二台营子），西北出大青山关隘去往辽西燕秦古长城的戍边道旁。20世纪80年代辽宁省第二次文物普查发现。经笔者两次实地调查，城址紧靠朝阳西北几十公里大青山南麓长城戍边古道上，纵横约100米至80米。城址中散布战国至西汉早期的绳纹加断弦纹陶瓮、陶罐等，并有灰陶板瓦和筒瓦残片等，具有明显的战国燕秦戍边古城特点，为辽西长城燕秦戍边道上的又一交通镇城[6]。

（三）赤峰市蜘蛛山遗址

这是燕秦古长城线上的重要遗址之一，位于燕秦长城沿线的赤峰市松山区大营子段的燕秦长城线上。遗址出土的秦陶量，经复原容量31100毫升，相当于秦制15斗5升。类似的戍边遗址，在赤北地区尚有数十处，应同为沿燕秦戍边道上的重要历史遗迹。

（四）阜新市阜新县上新丘古城

位于燕秦辽西古长城，由赤峰经敖汉旗和朝阳北票境进入阜新县的长城线内，具有明显的长城戍边性质。遗址在阜新县化石戈乡上新丘南。呈平面方形，南北112米，东西85米，属燕秦长城的戍边障城规模，其所在应为长城戍边道所经。城址中发现的战国和早期汉代遗物丰富，相邻左右尚有同县境的北沟城址和张吉营子城址等，均在长城沿线内，具有相同的戍边交通障城性质。

（五）新民市公主屯遗址

位于新民市辽河西公主屯后山，发现于20世纪70年代。经实地调查，在青铜时代的古遗址上，尚存战国（燕秦汉）古城址。1984年经勘探，在纵横200—300米城址内有两处建筑遗址发现。这是辽河西岸有明确战国文物和城址发现的重要遗址。考察其位置，应在由上述阜新进入沈北的燕秦古长城沿线，而其城址规格较小，且地势不宜为郡县城址，故可推定为燕秦长城戍边道在辽河以西的重要城障之一。类似遗址还

有紧靠辽河西岸的新民乌尔汉遗址、沈北新区全胜堡遗址和全胜堡烽火台等。

二、辽东地区燕秦长城“戍边道”上的重要史迹

（一）铁岭市邱台遗址

位于铁岭市新台子镇，沈阳、铁岭交界处的万泉河北岸。遗址分布面积9万多平方米，20世纪70年代发现。早年即出土有战国燕秦时代的半圆形瓦当和千余枚燕刀币、秦“半两”、汉“五铢”钱，为沈、铁交界地带燕秦古长城经由的重要遗址。以有瓦当出土当为重要障城。其南北尚有阿吉镇红山嘴、沈北全胜堡战国、西汉烽燧址等，均为辽东北部燕秦汉古长城“戍边道”上的重要考古遗迹之一。

（二）沈阳市东郊东陵区“青桩子城址”

位于沈阳市东陵区牤牛河东“青桩地”。遗址发现于20世纪80年代。2014年4月，经作者实地调查，在被掘开的筑公路基槽深沟处50厘米以下文化层中，发现有战国和汉代的灰绳纹板瓦、筒瓦和陶器残片。后经试掘，发现有战国时期的夯土城墙和秦“半两”钱。城址每边长370米和340米。早年在其西临牤牛河沿岸，曾出土秦始皇“廿六年”印款的秦陶量残片。

沈阳市东陵区青桩子古城文化层中陶片（2013年4月4日 王绵厚摄）

这一重要古城址的考古发现证明，该城址与东、西相邻的东陵东山烽火台和抚顺地区的营盘顶烽火台等连线，是辽东燕秦长城在沈阳和抚顺交界处的重要镇城，有可能是屯戍燕秦辽东郡之“中部都尉”的早期候城重地。这是秦代戍边辽东古道——在浑河流域后来的“玄菟—新城道”上，是早于西汉的燕秦时的重要军事和交通镇城。

（三）抚顺市李石寨“吕不韦铜矛”发现地

青桩子遗址西临牤牛河沿岸出土的秦代“廿六年”陶量残片

位于与“青桩子古城”东南相邻的浑河北岸抚顺市李石寨村。1993年，在浑河沿岸发现了秦“相邦吕不韦造”等铭文的铜矛。吕不韦为辅佐秦始皇父子两代的重臣，被秦始皇遵为“仲父”。能携带吕不韦矛戍边的，绝不是一般校尉，而其地点又距青桩子古城不到千米，故应为同属秦代屯戍青桩子古城（辽东郡“中部都尉”）的秦代高级将领的重要戍边遗物。

（四）本溪市威宁营遗址

位于本溪市明山区高台子镇威宁营村，是辽东燕秦长城由抚顺东南过浑河后，进入其支流拉古河流域的重要戍边地。经近年调查，其南北分布有燕秦汉早期墩台址，为早期长城墩台线上的重要遗址。经1980年笔者首次调查和2014年夏复查，发现在太子河（古大梁水）北岸明代边墙“威宁营堡”遗址近处几十米，尚保存有战国和汉代重要遗址。现场即采集有战国（燕秦）和西汉陶片及绳纹板瓦残片等，显示该地应是燕、秦汉早期重要长城戍边地（障城址）。经后续调查，其早期遗址上尚有战国瓦当发现。说明在这辽东早期长城屯戍的遗址上存在过重要建筑。

本溪威宁营堡遗址出土战国瓦当（梁志龙摄）

其重要性在于：这是在辽东明边墙边堡下部最早确认存有燕秦遗址和建筑遗物的重要地点，是辽东地区太子河流域早期燕秦汉长城障塞与明边墙在一些地段重合沿用的明确例证。而且此段障塞，正经由威宁营等地，由塞外穿过太子河而进入辽东郡，与《水经注》记载古大梁水（今太子河）“北出塞外，西南流迳至辽水”[7]完全相合。这是对颇有争议的辽东燕秦汉障塞线和“戍边道”经由今本溪太子河段的明确地理坐标，它为燕秦辽东古长城由抚顺、本溪地区继续向东延向宽甸北部等地的论断，提供了重要考古学实证。

（五）宽甸老地沟窖藏址

位于宽甸县下露河乡连江村老地沟东50米台地上。20世纪70年代取土发现，有几十斤燕刀币和秦“半两”共存。它进一步证明：在辽东地区，燕秦障塞线重合并都经由今宽甸县北境，与下条的“李斯戈”发现地连线。

（六）挂房子“李斯戈”出土地

位于宽甸县太平哨镇二龙渡村挂房子屯东北500米。20世纪90年代，在半拉江北岸公路边缘石堆中，村民取石发现带秦相“李斯”刻款的铜戈。秦相李斯是继吕不韦，在秦统一（前221）后由“廷尉”升为“丞相”的。所以“李斯戈”的出土在辽东宽甸县境，也不可能是普通戍边士兵遗物。它是秦立国后，在鸭绿江右岸的辽东宽甸的高级将领戍领、经营辽东障塞的铁证，也是燕、秦、汉辽东长城“戍边道”必经由宽甸鸭绿江右岸的明证。本节介绍的从浑河流域的抚顺沿岸发现早期秦“吕不韦矛”，到浑江支流半拉江流域宽甸发现其后秦“李斯戈”，在燕秦时代，特别在秦统一后不到20年的秦代戍边中，具有重要意义证明短暂的秦朝在辽东长城戍边和“戍边道”存在无疑。

（七）双岭子窖藏

同在半拉江上游，位于宽甸县石湖沟乡双岭子村唐家崴子东南1200米河边。曾发现大量战国时期的燕刀币，是一处与上述燕秦长城戍边有关的又一重要地点。

（八）团山子遗址

位于宽甸县宽甸镇东5公里欢喜岭村团山子。该地为一馒首状的小山丘，面积数百平方米，高10余米，凸起于四周，形成高耸的丘台。今人在台上建有水塔。水塔施工时，工人在台址发现两把青铜戈。其1号戈，通高11厘米，阑宽0.6厘米，阑内三穿，具有战国戈特征。2号戈，通高11.5厘米，戈横宽21厘米，内长7厘米，内一穿，阑三穿，亦具战国（燕秦）时期特征。2013年5月，辽宁省长城资源调查专家组曾赴此地复查，现场即于台地夯土中发现青铜文化的夹砂红褐陶片。其台址北临山上，据当地文管所人员讲，有古代烽燧址。综合以上重要发现，此高台应是燕秦时期辽东障塞上的重要屯戍地之一。台址北面的河谷平川当为重要的长城戍边道。

（九）白菜地障墙遗址

位于宽甸县大西岔乡白菜地村东沟，当地俗称黄家大院。经2009年和2013年两次实地调查，现存一段石墙长300—400米，呈西北—东南走向。墙体以自然石块修筑，存高3—4米，筑法具有原始性（石材无人工加工痕迹）。经后续调查，在西北墙体上行800米的山上，尚有古代烽燧遗址。墙体面向鸭绿江方向，约3公里即达江边（右岸）。对岸即朝鲜半岛北部昌城江地区，亦即20世纪80年代调查的“大宁江长城”经由区域。

综观白菜地遗址，其地理位置在辽东明边墙之北，而且石墙并不是封闭式山城，具有控制山谷通道的“障墙”性质。联系其西北即有早期烽燧址，而对岸即为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朝鲜“大宁江”上游“昌城江东侧山麓”的古长城的特殊区位，所以白菜地遗址及其西部连线的燕秦史迹，应是迄今最靠近鸭绿江西岸的辽东地区重要的有墙体可寻的古长城遗迹，是燕秦早期长城在鸭绿江右岸的一处重要的戍边道节点。它同朝鲜半岛的“大宁江长城”一起,同为燕秦长城的组成部分。燕秦的“辽东故塞”戍边道过鸭绿江以东，则与上节的古“朝鲜”和“真番”等相连，而进入朝鲜半岛的古代东北亚部族交通地区。

燕秦汉“辽东故塞”走向与重要史迹分布图

第三节　秦始皇父子东巡辽海“碣石”的交通道及重要史迹发现

短暂立国的秦代在中国东北和东北亚历史上，具有国家意义人文交通的重大史事，当首推秦始皇和秦二世父子两代的陆路东巡。这是前3世纪，东北亚历史上第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秦国，以“览省远方”、“宣威圣德”为目的，以举国之力进行的交通举措。在东北亚交通史上，秦与同时代大部分处于部族和方国阶段、以“部族交通”方式进行的东北亚地区其他部族、方国间的交通往来，无论在交通动员的人力和物力、交通设施的先进、交通管理制度的完备还是交通活动产生的影响等诸方面，都占有翘楚地位。

秦皇父子东巡的基础，除了锐意雄图的“宣威武功”的政治企图外，在交通条件上，是在六国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和完善了以军事目的为主的“驰道”制度。诚如前引《史记·蒙恬列传》司马迁所追述的：“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湮谷。”另有唐《通典》记载：“秦制，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蔷夫游徼。”[8]秦代之乡、亭，既是郡县以下的地方行政机构，也是交通驿传的管理单位。这是秦代把交通制度纳入军政管理体制的创制。故秦《行书律》有：“行命书及书署急者，辄行之；不急者，日觱。勿敢留，留者依律论之。”[9]即紧急军令、政令，必须立即传送，一般的令件，也需在一日内送达，否则依律问责。考古发现的《云梦秦简》中的“秦律杂抄”，即有专门管理“乘舆车马”的简牍，可见唐《通典》的追记有史可据。

在秦立国的十余年中，牵动全国郡县的交通史迹，无疑当属“东巡郡县”。从史籍中看，经临今东北地区的辽西和辽东，主要有三次。

其一在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秦始皇继二十六年（前221）“定天下为三十六郡”和二十七年（前220）“治驰道”以后首次东巡：“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刻碣石门。”[10]五年后即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再次东巡：“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自琅邪北至荣成山。”[11]

绥中“碣石宫”遗址出土大瓦当

其二，秦二世元年（前209），二世胡亥又有东巡之举：“春，二世东巡郡县，李斯从。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遂至辽东而还。”[12]《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也有“二世元年，东巡碣石”[13]的记载。此条的“碣石”亦即辽西傍海道上的碣石。

秦始皇父子两代东巡郡县，两次赴辽西、辽东至“碣石”而尽有刻石的事迹，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有最高统治者陆巡黄、渤海北岸的辽东、辽西的重要史事，也是前3世纪末东北亚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以最高规格的一国之尊水陆兼行万里的交通壮举。认证这次划时代东北亚交通历史真实的，主要有三项史迹发现。

其一，是原竖立在山东省胶南县海滨、今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始皇父子所刻“琅邪石”残石。

其二，今山东省荣成县成山头海滨有始皇时所刻“天尽头”文字的残碑刻石。

其三，是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在河北省秦皇岛和辽宁省绥中县万家镇墙子里先后发现的秦始皇东巡“行宫”遗址。

这三处重要史迹，印证了当年秦始皇、秦二世所东巡的基本经由，是应沿黄、渤海沿岸，从辽西循行山东和江苏沿海的重要交通轨迹。

尤其需要介绍的是，经辽宁省考古工作者近30年的连续考古工作，在辽西山海关外10公里的“墙子里”遗址，发现了堪称“地下书卷”的重要遗址。这一遗址位于绥中县万家镇墙子里渤海湾北岸。以“墙子里”为中心，东西分布有“止锚湾”和“黑山头”3处，连同瓦子地、周家南山共5处建筑址，与大金丝屯秦汉陶窑址一起，共同组成了一个占地面积15万平方米的“行宫”及其附属建筑群[14]。其中在“墙子里”的中心遗址，是一处布局严整、规模宏大的建筑址。其中心建筑台址，临海高出12米，每边长40余米，夯土层坚实、清晰。在现存台址上，尚保存有大型柱础石和建筑构件筒瓦、版瓦等。在台址东南附近的地层中，发现的秦代巨型夔文瓦当，径宽约50厘米。浮雕典型的秦式夔龙纹，堪比秦咸阳阿房宫的建筑构件，凸显出该处行宫遗址建筑规格之高和地位之重要。

从遗物时代和建筑等级上，印证了秦始皇东巡“行宫”的特殊性质。该中心台址的主体为秦代建筑，前半部有汉武帝继续利用的痕迹。围绕这一中心建筑址的周围建筑遗址呈层级式院落分布。有规整的夯土城墙围绕和带回廊式的建筑遗址，南北长500米，东西宽300米，以连续墙基组成10个相对独立的建筑。在建筑址中，有成排列倒塌的秦汉筒瓦和瓦当，以及大型陶制“浴盆”、下水管等遗构，凸显该“行宫”建筑设施的完备。而中心台址北部存有两组大型殿址。东西对称排列，每处殿址平面呈曲尺形，残基高约1米，南北各有1门，以陶制大型空心砖砌成踏步，台基外有檐廊和散水。它是具有高等级的宫室建筑规格，是秦汉“行宫”建筑的罕见考古遗存，在秦汉皇家“行宫”建筑史和交通史上具有圭臬性标志。其正南数百米，正面对海中3块耸立高约20米的高大礁石，是为史书中记载的秦始皇东巡的“沧海碣石”。与“墙子里”建筑址同位于海滨面向“碣石”，西去1500米有“黑山头”遗址。此处遗址在突出海岸的一个约5000平方米的海岬高台上，排列着三重汉代建筑址。经清理发掘，现存建筑址东西长50米，南北宽40米。仅主体建筑的基础即长45米，宽25米。建筑遗址上，发现有成排的柱础石、井窖和残破的陶排水管。周围散布大量汉代早期灰绳纹板瓦和筒瓦，是又一处重要“行宫”建筑，很可能是继秦始皇后，汉武帝再次东巡时所建“汉武台”的独立建筑址。黑山头崖下的海滨，至今有两块对峙如双阙的兀立礁石，状如门阙，或为史书上记载的“龙门石”。

在“墙子里”以东约1公里的止锚湾，还有一处秦汉建筑遗址。因现村落人口密集、开发较早破坏严重，但应是秦汉东巡时的又一重要的配属建筑遗址，总体上形成了“石碑地”“止锚湾”与“黑山头”三者“一宫两阙”的布局。而从近临金丝屯的大型陶窑址看，秦汉东巡“行宫”的建筑材料就是在当地烧造的。这是迄今为止，具有皇家等级的“行宫”建筑和配属窑业建筑在辽海地区的首次发现。

上述发现于辽西绥中县墙子里、黑山头、止锚湾等地的滨海大型秦汉建筑遗址和遗物，布局完整、时代明确。在今山海关东西百里渤海（古称北海）湾，可谓得天独厚，真正秦汉时代最后登临的海上“碣石”于此独观。因此，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认证，这里正是当年秦始皇、汉武帝（包括后来曹操）东巡“道碣石并海”所建的“碣石宫”和“汉武台”所在地。它和秦皇岛金山嘴一带的秦汉遗址，在“辽西傍海道”上共同构成当年秦皇、汉武东巡“辽海渤碣”的重要“行宫”遗迹[15]。

秦始皇父子开创的东巡辽海、登莱等交通史迹，历时有年，行程万里。不仅是前3世纪中国和东北亚历史上的开创之举，也是有文献记载和史迹可寻的当时世界交通史上的盛事。如同司马迁《史记》所记，当年秦二世追寻始皇东巡御路时，“尽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从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16]。秦始皇父子两代，立国不到20年，其帝业的建树，遑论“盛德”。因就在秦二世东巡后几个月，即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天下响应，秦祚终尽。如《史记·李斯列传》记载，“（二世）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众。……于是楚戍卒陈胜、吴广等乃作乱，起于山东”[17]。但秦代开辟的“筑障塞”“修驰道”“建行宫”和陆路巡行的创制，却在东北亚和世界交通史上留下了彪炳史册的名篇。如同对整个秦王朝的历史功过评价应有全面多元认识一样，秦朝在中国历史上开创的交通“驰道”等制度，如同“设郡县”“车同轨、书同文”等创制是中国包括东亚地区在世界社会文化史和政治制度史上有深远意义一样，不应以秦之短祚而淹没其长远的历史影响和文化价值。

[1]《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536页。

[2]《汉书》卷五十一《贾邹枚路传》“贾山”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63年版，第2328页。

[3]《史记》卷一百一十二《平津侯主父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958页。

[4]《说文解字》卷十“驰”字条，中华书局据陈昌治刻本影印，1963年版，第201页。

[5]《史记》卷八十八《蒙恬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570页。

[6]详李向东、王绵厚主编：《辽宁省燕秦汉长城资源调查报告》第二章，文物出版社2015年版。

[7]《水经注》卷十四“小辽水”条，王国维校本，引自《王国维全集》第十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92页。

[8]《通典》卷三十三《职官》“乡官”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88年版，第922页。

[9]张政烺、日知编：《云梦秦简·秦律十八种·行书》，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82页。

[10]《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49页。

[11]《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校本，1982年版，第263页。

[12]《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校本，1982年版，第267页。

[13]《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1370页。

[14]文物出版社编：《新中国考古五十年·辽宁省考古工作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页。

[15]1984年秋，业师北大教授、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来辽西考察并讲学，笔者赴兴城、绥中看望。遂再次登临辽西“碣石”，感怀秦皇、汉武东巡之功，曾有咏史习作：“烟波浩渺忆秦皇，胜迹流年绽耿光。碣石重观惊巨浪，龙门高阙映斜阳。雄图汉武边关肃，伏骥曹公剑珮彰。寻道求仙音讯杳，山河永驻势苞桑。”

[16]《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67页。

[17]《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553页。

第四章　汉魏时代（前2—3世纪）中国东北与东北亚古代交通的开拓和发展

中国东北和东北亚汉魏时期的古代交通，其时段应指从燕秦之后，从前2世纪初西汉开始，到3世纪中叶三国时代结束，约400年。本节称为“汉魏时代中国东北和东北亚古代交通”，之所以把以曹魏代表的三国时代划在两汉时段内，主要从中国东北和东北亚交通制度、交通地理和交通史迹的实际出发。如魏武帝曹操北征“三郡乌桓”的交通地理和交通史迹，无论从历史沿革、建置名称、郡县城邑分布，还是民族体系的源流，都根植在两汉时代，而与西晋联系较少。因此将历史连续性（包括交通路线、交通地名、交通制度）较强的交通史时段的本书第四章划定在“汉魏时代”，对于中国东北和东北亚地区来说，都切合当时历史发展的实际。以东北亚汉魏时期位于中国东北和日本海沿岸交通枢纽的朝鲜半岛而论，东汉末至三国时代的“乐浪平壤”和“带方郡（县）”仍因袭汉制，并地处大同江和载宁江流域直至西晋中叶（313）才为高句丽所据，此后在建置地理和交通地理上发生较大变化。而这一时期的日本列岛也正处于“弥生文化时代”。所以汉魏4个多世纪的中国东北和东北亚古代交通，应是一个以中国两汉统一帝国体制为中心的东北亚交通史上真正的开拓期和奠基期，这也是东北亚古代交通史上，与朝鲜半岛和日本有文献记载的真正文化交流期和第一个以郡县体制为基础的东北亚区域交通的开拓发展时期。

第一节　由幽州北出燕山进入长城内外的边塞之道

汉魏交通体制的发展，亦与汉初帝国的政治体制一样，即所谓“汉承秦制”。这一体制历史延脉的主要表征，是郡县政体的继承和郡、国、县、邑间的交通路线、交通管理体制和交通工具的发展多一脉相承。特别在西汉立国初期至汉初“复修辽东故塞”前后，中国东北和东北亚的南部统属于“十三州刺史部”的幽州统辖，因此在交通地理上，首先发生了由“幽州”腹地的燕山以南向北通向燕、秦、汉长城障塞边郡的交通道，其方向主要有东北和正北两条。

其一，两汉时由中原出塞的边域诸交通道。其在幽州境内的起点，南部大体起于与右北平、渔阳郡接壤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右北平“无终”一带。由此进入长城塞外草原和“右北平、辽西和辽东诸郡”环黄、渤海北岸的东北沿海交通古道。这条东北亚南部古道，大都经过燕山北麓的张北草原、青龙河谷和西辽河、大凌河上游，过医巫闾山和“辽泽”，东延至鸭绿江流域和“浿水”。这条古道如前章所述，至少从商周之际“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开始，经春秋战国之际齐桓公“伐令支、斩孤竹”而“救燕”，以至秦开“却胡千里”开置“五郡”时就已经开通。而至汉魏时，史籍中已明确记载有“出塞三道”。这就是后来宋《太平寰宇记》卷四十九引古《冀州图经》中追述的汉代由“幽州”出塞北行的陆路三道：

“其中道，正北，发太原，经雁门、马邑、云中，出五原塞，直向龙城，即匈奴单于十月大会祭天之所也。一道东北，发向（自）中山，经北平、渔阳，向白檀、辽西、历平刚。出卢龙塞，直向匈奴左地，即左贤王所理之地”[1]（笔者按 ：是所谓辽西“平刚道”）。一道西北，发自陇西，经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历伊吾塞，（至）匈奴右地，即右贤王所理之处。

其二，上述汉代出塞北行之三道，均出长城塞而以塞外匈奴驻地为坐标。其中东北即出“右北平道”，而西指“中道”者，即发自晋中太原、出“五原塞”向匈奴“龙城”故道，应是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出长城北行巡视“上郡”“五原”的故道。这条北行匈奴“龙庭”的古道，《史记》和《汉书》中又称为“光禄塞”，是以著名的西汉北出匈奴的光禄勋徐自为的出边行迹而著称于世。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太初三年（前102），“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至庐朐”[2]。这条“光禄塞”驰道，南起“居延”，北达“龙庭”。

《汉书·地理志》“五原郡稒阳”条有注云：“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又西北得虖河城，又西得宿虏城。”[3]

《史记》《汉书》所记汉武帝太初三年光禄勋徐自为北出五原塞“筑城障列亭”，实际上是当时一道通向匈奴“龙庭”的交通障堠之设。即《汉书·王莽传》所谓“北出者，至匈奴庭”。其中“卢朐河”，即今克鲁伦河；卢朐山应即狼居胥山；“头曼城”即匈奴单于所居汗庭。可知这条由“五原”出塞，北行千里至“卢朐河”“卢朐山”的汉代出塞之道，一直达于今东北西北境的草原地区，到黑龙江上游克鲁伦河一带的今蒙古国东境，是为汉魏时北出边塞的重要孔道之一。因其以西匈奴之地大部不在东北亚区域内而考述从略。

汉代北出匈奴左部的另一条“北道”：发自“中山”（今河北定县故中山国），经“渔阳”，出今古北口经辽西，“历平冈”，直向匈奴左部之道。应是经由今中国东北西部的大凌河谷和内蒙古东部的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及其以北地区的草原之道，即所谓“平刚道”。《汉书·匈奴列传》记载：“汉使博望侯及李将军广出右北平，击匈奴左贤王。……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数万骑，杀略千余人。”[4]即指此道。其“汉使博望侯”，指西汉通西域“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博望侯张骞，今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博望镇”尚存出土有“博望造”封泥。而“李将军广”，即指北驱匈奴的飞将李广。

这条由“右北平郡平刚”北出长城直捣匈奴“左贤王”（左部）的“草原之道”，即是汉魏时由“幽州”北行“上谷”“右北平”而达匈奴“龙庭”的中国东北和东北亚地区的主干线，其连接北起“卢朐河”和大兴安岭南北的今呼伦贝尔之“丁零”和“匈奴左部”，南逾嫩江、洮尔河、西拉木伦河、老哈河进至大凌河西源的“右北平郡”境，系南北纵贯二千余里的重要草原交通道。从其发轫之地开始的重要经由地点有：

一、幽州

中国东北和东北亚古代交通史在进入秦汉以后的历史时期，从中原与东北亚区域的自然历史地理和州郡建置地理看，其起点坐标可以定在“幽州”。因为继夏、商、周三代以后，幽州横跨燕山南北、“渝关”内外。在汉武帝设州治“幽州刺史部”于今“蓟城”（今北京西南）以前，实际上沿袭了西周以来的 “燕国”封地，其东北统辖包括清川江和汉江以西的东北亚前沿地区。所以北宋沈括在《熙宁使虏图抄》中仍追述：“绝水（卢沟河）而东，小（稍）北三十里至幽州。幽州西南距良乡六十里。”[5]

宋人笔下的 “幽州”，追记汉魏之古幽州即今北京，时称“燕京”或“南京”。在汉代是汉武帝始设的统辖东北诸郡县的“十三州刺史部”之一。“绝水”，仍指过北京西南的“卢沟河”（永定河）。“良乡”在今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汉时属幽州渔阳郡。自此北行即到达今北京以北的昌平“南口”“北口”，达古长城“居庸关”边塞，是为东北亚古代交通从幽州东北行燕山南北的起点标志。

二、蓟

蓟，又称“蓟城”，战国以前为燕都，其后为两汉幽州之治。其最初治地，应沿袭了“燕国”早期都城，在今北京西南房山琉璃河至永定河（桑干河）流域的故燕上都之地，后故地应以今蓟县为中心。该地从汉武帝正式设立州境开始，经魏晋之“蓟城”、隋代之“涿郡”，唐代之“范阳郡”，历来为由中原连接东北的枢纽要镇，可以称为中国东北和东北亚古代交通史上划分黄河下游与“渝关”（今山海关）内外的重要交通起点。自先秦“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黄河）”以来，成为东北亚前沿环渤海沿岸最具人文意义的交通地理坐标和文化坐标之一。

三、古居庸关的左右交通道

汉代由幽州北行出塞，以古北口和居庸关为东西（左右）出塞两道。其中出居庸关的西路，经今北京昌平的“南口”和“北口”，直抵燕山隘口，过居庸雄关，直接与上谷郡（今河北怀来大古城子）相接。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十二“圣水”条：“圣水出上谷（郡），故燕也，秦始皇二十三年，置上谷郡，王隐《晋书·地道志》曰：‘郡在谷之头，故因以上谷为名焉。’” [6]该条“圣水”，原书注记为今北京琉璃河，在燕国古都故地。可知汉代北出居庸关的上谷郡，确在今北京琉璃河上游（源头）的河北怀来县境，与县境的怀来大古城子战国和汉城址相合。出上谷郡后经今河北宣化、赤城等，可达内蒙古闪电河上游的正蓝旗（元上都）和沽源等，已接续汉代北匈奴“左贤王”所居的呼伦贝尔南北“草原之道”。

另一条路，则东北出密云趋古北口，越高岭直达汉代渔阳和右北平郡地。这是与“卢龙塞道”相连可达辽西的出塞之道，详见于下述的“密云”和“古北口”条。

四、密云

出京东顺州北行，过今潮白河（古称白河），先抵汉代之渔阳郡境之密云县，此县境有古“密云山”。《晋书·石季龙载记》：“季龙（石虎）将伐辽西鲜卑段辽，……辽惧，弃令支奔于密云山。”[7]此两晋时代的“令支”和“密云”，均源自战国两汉的地名。后来顾炎武《昌平山水记》下云：“（密云）县南一十五里为密云山，一名横山，郡所以名也。”[8]可见汉魏密云县和密云山均在渔阳境，为由“幽州”出东北边关的重要交通孔道。由密云东北行，缘辽西沿海“徒河道”，东经滦河下游的“孤竹”“令支”，可以直达“渝关”（今山海关）而进入辽海腹地；而由密云出古北口，进入燕山以北的右北平郡和上谷郡边塞，又可与汉代的匈奴左部和“丁零”部族（今呼伦贝尔草原极北）的大兴安岭以西的草原之境相连接。

五、古北口南北之交通关隘

古北口即幽州东北之古长城隘口，汉代长城和其后北出长城边塞都必经由此地。至北宋时，沈括奉命出使契丹，在其《熙宁使虏图抄》中记载，“自（望京）馆东行少（稍）北十里余，出古长城”[9]。宋人眼中的 “古长城”。指当时幽州（今北京）东北15公里的“望京馆”（今北京东北25公里顺义之孙侯村），再东北行至密云县之古北口长城。《辽史》中即记载“顺州南有齐长城，齐长城，天宝中所筑”，可知在宋辽之际，该段古“幽州”东北的古北口段北齐长城仍清晰可见。2006年春，笔者应聘供职于国家文物局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前期项目组，曾与荣大为、魏正瑾、杨志军等，实地考察过北京密云古北口一段明长城。在其南邻数公里山上，又亲见北齐之石筑长城一段。其地当为宋人笔记中记载的 “古长城”遗迹之一。而此处南北朝时期的古北口南北之长城隘口，可远追至秦汉，当时已经是由幽州北出边塞的交通孔道。过古北口即到达今河北省滦平、承德境，汉代均为上谷郡之东部属县，其东北经河北承德、平泉境，可以连接秦汉的“右北平郡”境，进入今辽西大凌河上游和赤峰、宁城一线。而此道由右北平郡的“无终”（今玉田一带）东行“卢龙塞”，可进入本书记述的中国东北古代交通史中的汉代辽西郡、辽东郡、玄菟郡诸地，其经由郡县地可以详见下节郡县交通。

第二节　两汉时代环黄、渤海北岸东北亚前沿的郡县与郡国间的交通道

从前206年西汉立国到汉武帝以前的汉初60余年间，东北亚交通和建置地理，基本上继承了战国燕、秦两代。西汉初期，东北南部的燕、秦故地，曾一度为项羽所封的“辽东王”韩广所据，并设都于辽西古“无终国”（今河北玉田境）故地以统辽西、辽东地。不久，藏荼击破韩广而归附于刘邦。刘邦乃封藏荼为“燕王”，仍兼领东北南部辽东、辽西等燕、秦旧壤。直至汉高祖刘邦遣大将周勃击灭“燕王”卢绾，“定上谷十二县，右北平十六县，辽东二十九县”[10]，方归辽东燕地于汉廷。这是汉初重新恢复自燕昭王以来在东北南部的建置制度，与《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汉代辽东、辽西二郡共32县稍有出入。由《汉书·地理志》考见，西汉前期东北南部郡县建置的确立和交通地理的进一步开辟，应在汉武帝平定“辽东外徼”的濊貊、朝鲜而进一步统一东北边域以后，即《汉书·地理志》著录的辽东郡18县、玄菟郡3县、辽西郡14县、右北平郡16县。四郡当时俱统于幽州刺史部。因此，记述和考察汉代的中国东北和东北亚郡、国、县、邑之间的古代交通，必须首先厘定汉代幽州所属的东北亚南部的郡县分布及其地望，以确定其交通坐标。

如第二章所述，从前3世纪开始，在燕国中兴的燕昭王时代，中国东北开始有行政建置，这也是东北亚地区真正开始郡县建置的时代。它在建置史上和交通史上的划时代意义在于：从先秦时期的以“血缘政治”为纽带的各部族“方国”或建立在部族联盟基础上的高级“聚落”，发展到以“地缘政治”为中心的郡国城邑时代。经过秦朝立国在中国东北“秦承燕制”郡县设立的短暂20年，从前2世纪初的西汉始，“汉承秦制”，真正进入了中国东北的郡县时代。按照《汉书·地理志》记载的环黄、渤海北岸的郡县分布，由“幽州”北缘自西往东的五郡，有上节《冀州图经》中的三条“出塞道”，东北则进入古“渝关”的东北交通史范畴。其中涉及的幽州五郡中，除上谷、渔阳、右北平三郡交通已经略见上节，其他最重要的当属沿黄、渤海北岸与东北亚古代交通直接相关的辽西、辽东、玄菟和进入朝鲜半岛的乐浪、真番诸郡。因此，汉魏时代以后，东北亚古代交通与先秦时代交通的最大区别，是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以秦汉“幽州”与域外方国、属国和邦国、部族为相互关系的“郡国交通”时代。因此，扼要简述环黄、渤海北岸的郡、国、县、邑分布，对考察这一时期交通地理的基础及其经由路线意义尤为重要。从两汉当时的行政建置分布看，“右北平郡”与“辽西郡”的分界，应在努鲁儿虎山东西；而“辽西郡”与“辽东郡”的分界，应在医巫闾山两侧。只有“玄菟郡”与“辽东”“乐浪”二郡的分界在西汉时代屡经变迁。但“玄菟”的基本方位，先在大同江流域的“乐浪郡”（今属朝鲜平壤南）以北的狼林山脉以东。昭帝始元年间以后，始内迁至鸭绿江以西的“辽东郡”东北的今新宾、桓仁、集安、通化境。所以除了“乐浪郡”全境曾在黄海北岸的今朝鲜半岛北部外，自汉昭帝以后的西汉之“辽东、玄菟、辽西、右北平”四郡，其地域均可纳入辽河流域的东北地区前沿。本节拟从记述东北亚古代交通史的大背景下，先通观黄、渤海北岸的郡、县分布和地理坐标，并以此作为详述汉魏时期中国东北和东北亚诸交通道的地理坐标基础。以下分记各郡之属县及其方位。

一、辽东郡及其属县

辽东郡按《汉志》记载有18县。

（一）襄平

自燕秦以来素为辽东郡治，两汉皆因之。古今各家均定置于今辽宁省辽阳故城。明《辽东志·古迹》更明确记有“襄平城，辽阳西北隅”。《辽东志》中的“辽阳城”，指明以前的辽、金、元辽阳府治。从文献记载方向和近代考古勘察，古襄平城应在今辽阳旧城区东部。汉末新莽时托古改制，曾一度改辽东“襄平”为“昌平”。故两汉之际，襄平又有昌平之称。20世纪50年代，在辽阳西郊三道壕汉代村落遗址中发现的陶器，底部印有“昌平”字款，其与辽阳发现的大量汉墓群一起，进一步确认了今辽阳城乃2000多年前的古“襄平”（昌平）无疑。而“襄平”取名的文化内涵，本身就具有古代襄理、襄助边郡之兴的含义。

辽阳白塔（辽代）

（二）新昌

新昌县故址久湮。据《资治通鉴》记载，晋咸和九年（334），慕容仁自辽东平郭“遣兵袭新昌，督护新兴王寓击走之，遂徙新昌，入襄平”[11]。又据《后汉书》，安帝建光元年（121），“夏，（高句丽）复与辽东鲜卑八千余人攻辽队，杀略吏人。（辽东太守）蔡讽等追击于新昌，战殁” [12]。

从上两条看，慕容仁从平郭由南而北袭新昌，遂徙新昌县入襄平，新昌应在平郭、襄平之间。又辽东太守蔡讽由辽东郡治出发，由北而南救“辽队”县，战殁于“新昌”，继知新昌又应在襄平与辽队之间。以此析定，汉代新昌县的方位，必在“平郭”“辽队”以北和“襄平”之南。而且就随时可以“徙新昌入襄平”来看，新昌应更近距襄平。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初不曾亲自调查今鞍山南汉新昌县旧址，在1985年《两汉时期辽宁建置述论》中，已初定汉新昌县在今鞍山市南杨柳河北岸旧堡古城（今属千山区）。其主要依据是：

两汉东北南部郡县分布及交通略图

近年考古发现，在鞍山市南约5公里的原旧堡三队杨柳河北岸，有面积约2万平方米的大型汉代遗址。在此南、北的海城大屯镇和鞍山沙河堡等地，20世纪50年代以来已发现有大量汉墓和遗物。其中在旧堡汉城东西宽约250米、南北长约300米的断崖文化层中，发现有绳纹板瓦、筒瓦、汉“五铢钱”等具有汉城标志的遗物，证明今鞍山市区南北在汉代确为重要的邑镇聚落。再从汉、魏之际辽东交通看，旧堡汉遗址，北距古襄平（今辽阳）仅六七十里，古今为辽南孔道。由此南行可通“安市”“平郭”，西南趋辽水可抵“辽队”。遗址东南的东、西鞍山之间，更为军旅要隘。这些与史籍所载的汉代“新昌”与“襄平”“平郭”“辽队”的相对地望俱勘合，因定鞍山南旧堡之汉代遗址为辽东郡“新昌”县故地。

（三）辽队

又作“辽坠”。前、后汉和三国魏时均属辽东郡。《汉书·地理志》“辽队”条注：“莽曰顺睦。（颜）师古曰，队音遂。”[13]可知“辽队”与“辽遂”，古音同而字通。故《荀子·天论》篇说：“星队（坠）木鸣。”这里“队”通“坠”和“隧”字。所以汉辽东“辽队县”，应地处辽水下游交通要“隧”之地。王莽时改“辽队”为“顺陆”，亦取其便捷之意。汉末司马懿攻辽东公孙氏，从辽西渡“辽泽”进趋“襄平”和“首山”，必先围堑“辽队”，足见辽队县亦应在由辽西取南路逼近襄平郡的交通道上。旧志多据此，定汉辽队县于今海城市西三叉河和牛庄或四方台一带。《中国历史地图集》重新审定在今海城西北温香镇高坨子。但上述均缺少明确古迹可寻。近年《鞍山市文物志》记载，20世纪50年代张喜荣先生等曾调查的海城市西南10余公里，在与笔者故乡相邻的海城感王镇上夹河东芦屯西、太子河东北1.5公里的新开河北岸，有一高出地面约1米的汉代大型台地遗址。其东西约1000米、南北约500米的新开河断崖处，有2米多厚文化层，出土有汉式绳纹板瓦、布纹瓦等，并有红烧土。访查当地老乡，20世纪70年代初，此处地下还出土过青铜短剑，当为“辽泽”以南的重要古城邑区。该遗址由于正处辽河以东交通孔道的“上夹河”所在，正是太子河和新开河汇通的古今“辽隧”和“辽口”重地，应为汉县“辽队”之取名由来。其地在“襄平”西南、“新昌”县之西境。故今海城西上夹河村芦屯古城，可比定为汉代辽东郡辽水下游的“辽队县”故址。

（四）安市

安市县两汉至三国时均属辽东郡。其取名“安市”本身，与“襄平”、“新昌”等文化意韵相通，有“安邦定郡”之意。关于安市故城的地望，古今论著主要有四说：

其一，辽宁省营口汤池堡或英守沟古城说。《辽史·地理志》“东京铁州”条：“铁州，建武军，刺史。本汉安市县。高丽为安市城，……统县一，汤池县。”[14] 20世纪60年代，在汤池堡北英守沟汉城发现后，多以英守沟古城为安市县。拙著亦曾沿袭此旧说。而明《辽东志》和清《盛京通志》等同承《辽史》之说：“安市废县，在盖州城东北七十里，汉置。唐太宗征高丽，攻之不下。薛仁贵白衣登城，即此。渤海置铁州，金改为汤池县。属盖州，元省。”又说：“汤池县，盖州东北七十里。辽置铁州建武军，今为汤池堡。”本条是将汉和高句丽之“安市”均置今营口汤池堡辽之“铁州”。

其二，今海城南英城子。此说主见于《奉天通志》：“近日本岛田好氏踏勘今海城南十五里之营（英）城子，即《辽东志》所载海州南二十里之南古城。《盛京通志》所载海城东南十三里之赢（英）城山，以为即汉、唐之安市。”此说把汉代“安市县”等同于高句丽之山城，时代有误。

其三，汉、唐安市为辽东城（辽阳）说。这一说因“辽东郡”治的确认，已经为中外学者否认。

其四，海城东南析木古城说。

通观古今各说，其地理位置最为适中者，当为作者20世纪80年代调查过的今海城东南20公里之古今要镇析木城。该地为辽金铜州析木县“故城”，海岫公路穿城西而过。城东2.5公里有青铜时代“姑嫂石”，城南有“鸡山”。近年在辽金古城下，又发现有析木村汉代城址。其城夯筑土城，南北约360米，东西320米，城基8米。20世纪80年代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其西南角保存尚好，地表4米以下即为汉文化层。曾出土有汉代窖藏中西汉早期“半两”钱2800余枚及陶器建筑遗物等。从历史沿革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进一步勘定的文化堆积看，后来的析木县古城应该建在汉代的辽东郡“安市县”之上。

（五）平郭

平郭县前、后汉均属辽东郡。曹魏时曾封辽东公孙度为“平郭侯”，驻节平郭城，其地为汉魏时辽东南境的重镇。《汉书·地理志》“平郭”条注“有铁官、盐官”[15]。古今据此多推断汉代平郭应在辽东郡南部的今盖州、熊岳一带濒海地。古今这一带素有渔盐之利，而且在今盖州市东北亦有铁冶生产，如辽代“铁州”即建在今盖州市东北35公里汤池堡，其东古代即有铁矿。但古今对汉代平郭的具体方位无确指。史书中最早见著的唐贾耽《道里记》称，自安东都护府“西南至建安城三百里，故平郭县也” [16]。以唐贾耽所示里距，平郭县在安东都护府（即今辽阳）西南150公里，当置于今盖州市一带。而唐代“建安城”，正在今盖州市东北7.5公里青石关高句丽山城。以贾耽所指，汉代“平郭”应在今辽南盖州市寻证，这与《晋书》载记相合：咸康二年（336），前燕慕容皝东征慕容仁，“正月十二日躬征平郭……凌行海中三百余里，至历林口……军去平郭七里，（仁）候骑乃告，仁狼狈出战，为皝所擒”[17]。

当年慕容皝居辽西“昌黎”，即今大凌河下游近海地。故由大凌河口，东行践冰“凌行海中三百余里”，到达“历林口”即今营口“辽口”。再东袭平郭，也大约在今营口东南盖州一带海滨。就此，明清以来学者如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说：“平郭城在盖州（今盖县）南。”这一方位得到了当代考古发现的证明。1972年秋冬在盖县南九垅地海滨，发现了数百座汉墓群。笔者1980年赴辽南考古调查，访盖县、熊岳等城。据当地文管所介绍，盖州城下发现有汉代城址和遗物，熊岳河北也有汉遗址。综合考核唐贾耽《道里记》等记录，今盖州的位置适为汉代的“平郭县”。“平郭县”的起名，则重在凸显古盖州一带，素为辽南水陆要冲的平地为城。其南熊岳温泉一带大型汉遗址，或为《汉书·地理志》记载的汉代平郭县之“盐官”驻地。

（六）文县

文县在东汉以后又称“汶县”，从以后汉文县加“水”旁推断，该县当面临一水，县或以水得名。另据前引《三国志·三少帝纪》所载，正始元年，“以辽东汶、北丰县民流徙渡海，规齐郡之西安、临菑、昌国县界为新汶、南丰县，以居流民” [18]。以此推知，汉辽东汶县与三国魏置北丰应同在辽东半岛近海地，与跨海山东齐郡有海路便通。又《资治通鉴》载，东晋咸和八年（333），慕容皝兄弟争雄辽东，“以高诩为广武将军，将兵五千与庶弟建武将军幼、稚，广威将军军、宁远将军汗，司马辽东佟寿共讨仁。与仁战于汶城北” [19]。《中国历史地图集》说明书，曾据此把“汶城”置于“平郭”以北，今辽宁营口市汤池堡英守沟古城。然如前条“安市”所考，营口市北英守沟古城应为汉辽东郡“铁官”故城。如定汶县在英守沟古城也与汶县和北丰地处辽东半岛南部临海的地理条件相悖。近年崔德文先生等在辽宁省营口大石桥南15公里的永安村，调查发现“土城子”汉城，该城一边约200余米，有夯土墙并出土汉式板瓦等。经实地勘查，其城南距离盖州“平郭县”约40公里。城临博洛铺河（汶水），其地应为古“汶水”之北的“汶县”，即后来的“汶城”。

（七）沓县

沓县又称“沓氏”。前、后汉均属辽东郡。沓县的名称与方位，向来说法纷争。东汉应劭注《汉书·地理志》说：“（沓）氏，水也。”同时代的许慎作《说文解字》“沓”字附文云：“辽东有沓县。”应劭与许慎为当代人记当世之地理，当为可信。所以古今认定辽东郡之“沓县”“东沓”“新沓”，均以沓水为名。其县治名称，由朝鲜平壤市古“乐浪郡”遗址出土的“沓丞之印”的封泥来看，应本称“沓县”。古代以水名地，不乏其例。

辽东沓县的地望，旧著多引证《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景初三年……六月，以辽东东沓县吏民渡海居齐郡界，以故纵城为新沓县，以居徙民。”[20]同书《魏武帝纪》“建安十二年”又有辽东沓县、北丰、汶居民渡海奔齐郡的记载。

另据《三国志·虞陆张骆陆吾十一朱传》记载：“瑁上疏谏曰：……今（公孙）渊东夷小丑，屏在海隅……且沓渚去渊，道里尚远。”[21]

由以上诸条分析，汉魏时辽东沓县县境必与汶、北丰等同居辽东濒海之地，有渡海奔齐郡的海道之便。而且以陆瑁所谏“沓渚去渊，道里尚远”来看，沓县不仅为海渚要津，而且距当时雄踞襄平“平州牧”的公孙渊道里尚远。故史书中的“沓津”之地，应为辽东半岛南端的水路要冲之县。《尔雅·释水》：“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以是考之，旧说如《大清一统志》定沓氏于今辽阳附近，吕吴调阳又定沓氏在辽东凤城县等，均与史籍中记载的辽东“沓渚”、“沓津”相去甚远。唯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定沓氏在金州卫（今大连金州）境地望相近。

综考历年考古发现，在今辽东半岛南部的普兰店、金州等今属大连市的滨海之地，发现有明确的汉魏古城址有旅顺牧羊城、金州大岭屯汉城、金州马圈子汉城和普兰店花儿山古城。从建置规模看，前三城均不及普兰店花儿山古城。该城地处今普兰店北花儿山普兰店湾东北张店村，城址保存清楚，历年多出战国至汉魏陶片及建筑饰件。1983年于城内东南出土有汉代“马蹄金”。古城西南临普兰店湾，为渤海的内海出航码头，海湾内多有小岛形成“海渚”，城址东临沙河，地处交通冲要。1981年与阎万章先生首次赴辽南考古调查，曾踏勘张店汉城，观其西南临海，地居要津，与《三国志》之“沓津”地势相似。2009年秋，大连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笔者再次与省专家组亲往勘察，在张店汉城周围又发现和发掘大量汉墓，而这些均与古代沓县称“沓渚”“沓津”的地理条件相合。因在《秦汉东北史》中已考定普兰店花儿山张店汉城应为辽东郡沓县，其西南临海的“五壶嘴海湾”，应即古辽东出海口“沓津”所在[22]。

（八）候城

候城西汉时为辽东郡“中部都尉”治。东汉时与辽阳、高显改属玄菟郡，三国以后废候城县。关于候城的故址，过去多以辽东郡之“中部都尉”和后汉时划属玄菟的建置推断，在今辽宁省沈阳一带。如清末吴廷燮作《东三省沿革表》、杨同桂作《盛京疆域考》等，均考定候城在“今开原东南”。汪士铎谓“候城，承德（今沈阳）南”。李兆洛认为，“候城在沈阳北”。近年《中国历史地图集》定候城于沈阳东南古城子。

从候城的地名文化内涵分析，该县应在辽东郡的边塞障候之地。《汉书·武帝记》颜师古注：“汉制，每塞要处别筑为城。置人镇守，谓之候城。”[23]据此，“候城”之本义应为边塞障堠之镇。考古发现早期汉代以前候城故址应在燕、秦、汉的“都尉障城”，即应在今沈阳东“青桩子古城”。后在此基础上，又设于今沈阳市沈河区故宫东路南北的古城址。今沈阳市旧城区内以沈阳故宫为中心，包括南、北数十米范围内的汉城遗址，当为汉代的辽东郡“候城”所在。候城县在两汉之际不仅是辽东郡的北部屏镇“中部都尉”西境，而且在交通地理位置上很重要。它与今沈阳东浑河南岸的上伯官屯古城、青桩子和抚顺东洲古城，同处于浑河古道上，有唇齿相依之势。其中，近年沈阳市东陵区青桩子古城附近出土有秦陶量和“相邦吕不韦造”铜矛。其地当为最初的燕秦之辽东郡“中部都尉”障城（堠城）。

青桩子古城内地层堆积解剖点

当后汉时，汉室衰弱，121年，当高句丽攻略“玄菟”时，沿浑河谷道顺势内侵焚烧过“候城”，也正因为汉时“玄菟”与“候城”相毗邻，所以东汉和三国魏以后，并候城县而入“玄菟郡”（今沈阳东上伯官屯古城）治。

（九）高显

高显前汉属辽东郡，后汉时与辽阳、候城俱改属玄菟郡。对高显故址，古今一直无确考。旧说如清末著名地理学家杨守敬《三国疆域图》等，多置于今沈阳北铁岭、开原之间。《中国历史地图集》即定点于今辽宁省铁岭市。由此近年来“高显铁岭说”在学术界被视为通说，广为引据。然审读史籍和诸家考论，“高显铁岭说”古今都是推论，尚缺乏充分的文献根据和考古资料证明。其中值得深入探证的有以下诸点。

其一，若定汉代高显在今铁岭，则今铁岭一带不仅应该有汉代城址，而且于铁岭以北更应有汉代辽东边塞遗迹或遗物，但考古发现证明，迄今在辽东郡境的汉代遗址和遗物，特别是墩台、烽燧遗迹只发现于铁岭以南，很少见于铁岭以北者。即今铁岭北和法库县所在地均在燕秦汉“辽东障塞”以外，不应设有郡县。

其二，今铁岭西距辽河东岸仅5公里左右，即使汉代“大辽水”（今辽河）稍有河道变迁，今铁岭也应在辽河左岸的县境无疑。从古今辽河水系的流向看，如定铁岭为“高显”，当时应是“大辽水”由塞外地南流首先经过的县城之一。但在详细地记载大辽水流程水道地理的《水经》和《水经注》中，大辽水由塞外南流，沿途所经的辽东郡诸县，依次有“望平”“襄平”“安市”“房”等，而独没有“高显”。这并不是北魏郦道元等人疏漏，而是汉代辽东“高显县”并不靠近大辽水岸边的证明。这在地域上，也与铁岭濒临辽河东岸的方位不符。

如上分析，笔者在1985年撰《两汉时期辽宁建置述论》时，在亲自调查基础上，综合古今辽东自然地理及有关考古资料，已将汉代辽东郡之“高显县”定置于今沈阳南苏家屯区魏家楼子汉城。当时确认这一在中国东北建置史和交通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县城，其主要依据是：

魏家楼子古城，经多年考古勘察，确系一战国至汉代夯筑古城。城址地处今沈阳市苏家屯区沙河镇东4公里沙河南岸的高岗台地上。魏家楼子村东即有烟龙山，地势高亢，俗称为万宝山，再东则连接陈相屯塔山。今魏家楼子村附近万宝山一带，为沈阳南郊的高阜之地，古城址所在正是一突出丘岗台地。西望平川，北屏沙河，其东北交通要道可通向候城、玄菟。1982年在魏家楼子村调查，古城略呈方形，残长约140米。乡民出示城址出土的“明刀币”、汉代“半两”“五铢”和王莽“货泉”等。从综合出土文物和地势条件看，与汉代“高显县”的地名和时代勘合。

（十）辽阳

辽阳故县，西汉属辽东郡，东汉安帝以后与候城、高显二县俱改属玄菟。汉辽阳故县，当以辽水得名。审此条辽水究指大辽水或小辽水，是确定辽阳地理位置的关键所在。古今考辽阳所至异说纷纭者，多误辨于此。对此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详确，可作为考定辽阳方位的重要资证。《水经注》“小辽水”条：“水出辽山，西南流迳辽阳县，与大梁水合。”[24]《水经注》中发源于“辽山”西南流的“辽水”，从其主源的源头和干流的流向看，正是《汉志》中出高句骊县境的“小辽水”即今浑河。与其对应的“大辽水”则指今辽河。由此可知，汉代辽东郡之辽阳县，当以位于小辽水即今浑河之阳得名。《汉志》中的“大梁水”（今太子河）西南至辽阳入辽的“辽水”，指今太子河汇入的辽河。王莽时改“辽阳”为“辽阴”是点睛之笔，说明汉代“辽阳县”，本在“大辽水”之“阴”（南岸）和“小辽水”之“阳”（北岸）。这样汉魏史籍实际上已把辽阳县的位置定置于今浑河以北、辽河以南的准确坐标内。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辽宁省考古工作者在辽中县茨榆坨乡浑河北岸的偏堡子村，发现了一座重要的汉城址，经多年来的多次调查，汉代遗物仍保存丰富。2010年6月12日，辽宁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专家组一行再次实地调查了茨榆坨偏堡子汉城。观其城址在浑河（小辽水）北岸，今偏堡子村南，城址中心和北缘高出四周台地清晰，目测边长应在200—300米。其地表汉代陶片和绳纹板瓦等遗物丰富，城址北偏堡子村有汉墓群，为汉代重要县邑明确可证。而其方位又正位于浑河（小辽水）之“阳”和辽河（大辽水）之“阴”。与汉志和《水经注》记载的“辽阳”完全相合，并在今辽阳城西北约35公里，地理坐标为北纬41°30′，东经122°50′。故可勘定为汉代辽东郡之“辽阳”故县无疑。其地望正当浑河与大辽河交汇以前的交通要冲之地。至10世纪后契丹人建立的辽代，方将“辽阳”地名南迁今辽阳市，改称“辽阳府”。

（十一）望平

望平故县，两汉均属辽东郡。约当三国魏明帝时改属玄菟郡，两晋皆同。据《汉书·地理志》“望平县”条注：“大辽水出塞外，南至安市入海。”另据《水经注》“大辽水”条：“辽水亦言出石山，自塞外东流，直辽东之望平县西。……屈而西南流，迳襄平县故城西。”[25]

据上考知，汉魏时望平县应有如下地理条件：其一，县境有大辽水自塞外折而南流，县城应北靠边塞，为“大辽水”入塞南流所经的第一县；其二，望平县应在“襄平”以北，因大辽水经“望平县西”后，又“屈而西南流，迳襄平县城西”；其三，望平县应在南流大辽水（今辽河）之东岸；其四，县境平阔，为辽河左岸的平衍之地，故称“望平”。

以如上地理条件，厘定汉之望平县，必定寻其于今辽宁北部沈阳和铁岭之间的辽河东岸。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沈阳北和铁岭南，先后发现有新台子镇“邱台遗址”和沈阳市新城子区全胜堡汉遗址，两地都有西汉遗物发现。从地望看，二者相临在辽河左岸，都有汉代辽东“望平县”地理优势，其中辽东长城障塞内的沈北新区“全胜堡”汉城址的位置，更应与辽东“望平县”适中。2008年秋，笔者亲自考察全胜堡101国道旁之汉代遗址（城址）和墩台遗址，见其遗迹和遗物比“邱台”更明确，可进一步据其考古发现来确定望平县的古城方位。

（十二）无虑

汉代无虑县，以先秦以来东北名山北镇医巫闾山得名，本为幽州之镇。《汉书·地理志》记前汉时无虑为辽东郡“西部都尉”，后汉时改属“辽东属国”。《后汉书·安帝纪》李贤注：“（无虑）属辽东郡。虑音闾。有医巫闾山，因以为名。”《尔雅·释地》晋郭璞注亦云：“医巫闾，县名，今在辽东。”从汉晋时代的史家明确著录看，汉、魏、晋以来的辽东“无虑县”应以北镇医巫闾山得名，已为定论，“无虑”即“巫闾”之异音。故古今寻证汉无虑故县，无不置于今辽宁省北镇市境的医巫闾山附近。自20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者调查黑山县西南蛇山子汉代城址、1962年辽宁省博物馆考古工作者在今北镇市东南廖屯镇大亮甲村都发现一座汉城址后，学术界亦有认为两地或即汉代辽东郡无虑县治。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以来，在黑山县蛇山子汉城又有重要考古发现。以其方位和遗迹重要性，应考定为无虑县治。

（十三）险渎

险渎故县，前汉属辽东郡，后汉时划归“辽东属国”。以后汉时辽东属国分领的原辽东郡之险渎、房、无虑三县均在辽河以西析定，险渎县位置必在辽河西岸和医巫闾山以东地区的“辽泽”之中交通险阻之地。

黑山县蛇山子古城附近汉墩台出土陶片（吴鹏摄）

据《晋书·载记》，东晋咸和八年（333），前燕慕容氏兄弟相争，慕容仁“劝昭举兵废皝。皝杀昭。遣使按检仁之虚实，遇仁于险渎，仁知事发，杀皝使，东归平郭”[26]。从此条看，险渎应位于前燕慕容皝所都之“昌黎”（今凌海北）东至“平郭”的交通线上。从古字音、义释读，“渎”者，本义为沟渠。“险渎”依其原意应在古辽河下游“辽泽”中的险阻之地。故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追记前燕事：“（慕容皝）遣使按验，仁兵已至黄水。”元胡三省注 ：“黄水当在汉辽东郡险渎县。”[27]胡注颇有见的。所谓“黄水”，辽、金二史又称“潢水”，原指辽河上游西支西拉木伦河，宋元史籍中有时也沿称整个辽河干流为“黄水”。由此进一步可以认定，汉“险渎县”应在今辽河下游西岸。证以当代考古发现：在今辽宁省台安县东南10公里、辽河西岸约4公里孙城子，发现有“孙城子”汉代古城址。从20世纪50年代调查发现，在孙城子村东有凸起土岗，乡人称“城子岗”，东西约270米，南北180米。城子岗北有土丘“沙岗”，东1000米有“东坨子”，两地都出土过汉代绳纹砖。城址文化层70厘米，出土有汉代板瓦、筒瓦。城址内还出土大量秦和汉代“半两钱”、“五铢钱”以及汉绳纹砖瓦、铁器等遗物。2009年秋“三普”时再次实地调查，其地在新开镇李窑村孙城子村东400米，处辽河、柳河之间，以其遗存特点及地理位置，可定为汉魏晋时代辽东郡“辽泽”中的“险渎县”无疑。

（十四）房县

房县从地境看，应与“险渎”相近，并处辽河以西。前汉属辽东郡，后汉时划属辽东属国，三国魏以后不载于正史。《水经注》“大辽水”条：“过辽东襄平县西，又东南过房县西。”[28]以《水经注》为据，旧志多考汉代房县在辽河以东。如《盛京通志》将房县列入辽河以东海城县“古迹”条。杨守敬《前汉地理图》亦置房县于辽河以东今海城牛庄一带。然而自清末以来，治东北史地学者已对旧志提出辨疑。首倡者为《清一统志》，其主要理由：今海城县境应为汉代辽队县地，不宜复置房县；又房县与无虑、险渎二县，后汉俱划为“辽东属国”，而属国之其他诸县应均在辽水之西。

清代学者的考辨是精审的。从郦道元《水经注》的另一条注文“白狼水东南流至房县注于辽”看，白狼水为今辽西大凌河，注位辽河以西南入海，旧时二水下游或有别出之水相合流。说明既有“至房县入辽”的白狼水，则房县必应在今大凌河与辽河之间。如从东汉“辽东属国”所领六县之地域看，也均应分布于今辽河以西和大、小凌河下游的濒海之地。故应从《清一统志》之说——“（汉）房与险渎皆辽水西滨河海之地” 。

参以当代考古发现：近年“三普”调查，在今辽河下游以西和大凌河以东的北镇市南闾阳镇下，发现有较大的汉代城址。其地理位置在大凌河下游的濒海之地，盖与《水经注》“白狼水”条记载相符，因初定为汉代之“房县”故地。

（十五）居就

居就县前汉为辽东郡属县，后汉时废。晋时复置，仍为辽东郡属县。据《汉书·地理志》“居就”注：“室伪山，室伪水所出，北至襄平入梁也。”[29]

《汉志》“居就县”条中的“襄平”和“梁水”的位置是明确的。前者为今辽阳，后者为今辽阳北太子河，这为确认“居就”县址提供了准确的坐标。察古今太子河水系内，在“襄平”境内由南至北汇入太子河的，只有汤河和沙河两条较大河流。今据考古发现，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辽阳东南约45公里的今汤河东岸的亮甲山，发现一座汉代古城。城址傍临汤河，居丘岭台地中，至今堆积有厚达4米的汉文化层，为一明确的汉代古城。从其位于“襄平”东南，又有汤河（室伪水）“北入梁”的地理位置看，为汉代辽东郡之“居就县”无疑。

（十六）武次

武次县为汉辽东郡“东部都尉”治所。《汉书·地理志》“武次”条：“东部都尉治，莽曰桓次。”[30]其地近“浿水”和卫氏朝鲜。《史记·朝鲜列传》载，武帝元封二年（前109），“汉使涉何谯谕（卫氏朝鲜）右渠，终不肯奉诏。何去至界上，临浿水……拜何为辽东东部都尉。朝鲜怨何，发兵袭攻杀何”[31]。由此条卫氏朝鲜王右渠渡“浿水”随近可袭杀汉“东部都尉”长官来看，汉辽东郡之武次县当隔“浿水”与朝鲜接临。古今据此，多置武次在今辽东凤城境。如《满洲历史地理》定武次县在“今凤凰城”。《中国历史地图集》说明书，定汉武次县在“辽宁省凤城县东北三十五里大堡古城”。

丹东叆河尖古城现状

但以武次为汉辽东郡治“襄平”东去“西安平”和“浿水”界上的都尉治所核定，大堡古城偏离古代辽东交通路线稍北，而且汉城遗迹并不明显。据1972年在辽宁省凤城县凤山乡刘家堡村南发现的一座大型汉城看，城系土筑，坐北朝南。城垣多已夷平，唯西墙可见高出地面有一条土垄。经勘查城垣遗迹和遗物分布：城为方形，南北约500米，东南宽亦500米。城址地表分布大量的汉代绳纹瓦片及铁器、刀币、云纹瓦当等战国至汉代遗物。从其遗址规模和遗物分布，可判定刘家堡古城为辽东凤城县境内叆河中下游的一座较重要的汉代古城，其所处衢要位置，可当辽东郡“东部都尉”武次县地。

（十七）西安平

汉西安平故县，晋以后史书中又称“安平城”，世为辽东郡东部靠近“马訾水”（今鸭绿江）下游的重镇。《汉书·地理志》“玄菟郡西盖马”条注：“马訾水西北入盐难水，西南至西安平入海。”[32]唐《通典》释曰：“马訾水一名鸭绿江……西南至安平城，入海。”[33]

由于唐以前马訾水即今鸭绿江的确认，古今学界已认定，汉代之辽东郡“西安平县”应置于“马訾水”，即今鸭绿江下游西岸的入海之地。因之鸭绿江入海口，史书中或称为“安平口”。唯缺乏实地的考古资料，以往或比定西安平在今鸭绿江右岸支流“大浦石河口”，或定西安平在清“辽阳州（今辽阳市）东”。近代以日人《满洲历史地理》为代表，考西安平为今“安东市东北九连城”。但诸说均缺乏实据。自1961年于鸭绿江下游西岸今辽宁省丹东市东北叆河尖发现汉代古城，并陆续出土带有“安平”字款的陶文以来，学术界已公认为其即汉代“西安平”县。

（十八）番汗

番汗故县，两汉俱属辽东郡，魏晋时废。从地境上看，应为辽东郡的东陲县镇。关于番汗的考说，古今亦众议纷纭。《汉书·地理志》“番汗”条注：“沛水出塞外，西南入海。”古今建置易变而山川难移。以《汉志》注文，“沛水”应是确定番汗县的重要地理坐标。清末杨守敬《前汉地理图》和吴承志《汉志水道图说补证》，以东辽河当沛水，因置“番汗”于今辽宁昌图县境。汪士铎《汉志释地略》以复州河为沛水，谓“番汗今复州”。吕吴调阳《汉书地理志详释》则附会谓：“番汗今界蕃城，在浑河与苏子河会口之东。”诸说皆离“番汗”县位置较远。

“满番汗”，据金毓黻先生考证，应即《汉志》中的“番汗”。其中“满”字，旧志多费解，应指汉初曾称王于“朝鲜”的燕人“卫满”。由此，番汗县的地理位置，当在汉辽东郡的最东境和卫氏朝鲜的西境。以该地境核准，位于上述地区的“出塞外，西南入海”的“沛水”。当以清代陈澧《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中位于今鸭绿江以东、平壤城（古朝鲜王险城）和清川江（古浿水）以西的“大宁江”为《汉志》中的“沛水”为是。如陈说“今朝鲜国博陵城大宁江（即沛水）西南流入海”。同时以大宁江左岸上的博川城南之古“博陵城”为汉之“番汗县”。近年在朝鲜大宁江发现“大宁江长城”，而大宁江（古沛水）下游平安北道博山郡更有“坛山里遗址”，出土有燕国形制的兽面纹半瓦当等。可证该地在燕秦汉建置地理上的重要，其应为战国至汉代的辽东郡最东部的“番汗县”之故地。如上章考证，其县境今朝鲜“大宁江长城”，应是早期燕秦汉“辽东故塞”的组成部分。

二、辽西郡及其属县

汉代之辽西郡，为沿袭燕秦初置辽西郡而来。郦道元《水经注》引东汉应劭《地理风俗记》称 ：“阳乐故燕地，辽郡治，秦始皇二十二年置。”这是东汉以后学者以“阳乐”县为辽西郡治的记载。但西汉时辽西郡治所应在“且虑”，因《汉书·地理志》中列“且虑”为辽西郡首县（详见下节），并依次领有以下14县：且虑、海阳、新安平、柳城、令支、肥如、宾从（徒）、交黎、阳乐、狐苏、徒河、文成、临渝、絫。以下按顺序将有考古遗迹发现的辽西汉城略予比定。

（一）且虑

且虑为《汉志》中的辽西郡之首县。《汉志》本条下注曰：“且虑，有高庙，莽曰鉏虑。”按汉代礼制和建置规律，一郡之首县并立有“高庙”（祖庙）者，应为郡、国治。后代学者或以东汉人《地理风俗记》所载“阳乐，故燕也，辽西郡治秦始皇二十二年置”[34]，多认为阳乐一直为汉辽西郡治。殊不察前、后汉辽西郡治已有建置变迁：前汉时辽西郡治“且虑”；后汉以后方迁至“阳乐”。应劭所记和《水经注》所引，乃指东汉以来辽西郡治所“阳乐”。

根据近年考古发现，可以为辽西首县“且虑”地望提供地理坐标。1982年在辽西考古调查中，于朝阳市西北发现有召都巴和大庙乡土城子两处汉城址。两城相距10余公里，均处于由朝阳西北出大青山隘口的交通线上。其中，召都巴古城纵横各300余米，为夯筑方城，其城内遗物均为西汉时期。从遗存性质和方位看，有指为辽西郡之“且虑县”。近年又有指第三次文物普查发现的朝阳市龙城区西城子汉代城址和葫芦岛市台集屯汉城为“且虑”县者。从最新考古发现看，朝阳市西城子汉城址的地理方位和遗存规模，或更切近辽西郡之早期且虑县。

（二）海阳

海阳故县，当因地处“北海”（今渤海）之阳得名。《汉书·地理志》记载：“海阳，龙鲜水东入封大水。封大水、缓虚水皆南入海，有盐官。”[35]从《汉志》记载海阳县境有龙鲜水、封大水和缓虚水“皆南入海”，并“有盐官”的地理条件看，海阳确应在渤海北岸的近海之地。唯龙鲜水、封大水和缓虚水俱为较小河流，古今水道难于寻定，需借助《水经注》濡水条进一步比定。《水经注》载：“濡水从塞外来，东南过辽西令支县北……又东南过海阳县，西南入于海。”[36]濡水为今滦河，则海阳县应在汉“令支县”东南的滦河入海地。以是推定，《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中，定汉海阳县境、今滦河以西的古龙鲜水指陟河西支流，封大水当指陟河东支，缓虚水当指沙河。县境的陟河和沙河“皆南入海”，因此比定汉代辽西郡“海阳”县，当在今滦河以西和沙河以东的滦县西南至滦南县境内。

（三）新安平

新安平故县在两汉时仅见于《汉书·地理志八》：“新安平，夷水东入塞外。”至《后汉书·郡国志》中已不见著录。但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濡水条”中复出：“合封大水，谓之交流合。水出新平县，西南流迳新平县故城西……与缓灵水会……水出新安平县东北……”[37]可见南北朝时已称“故城”。

从上述《汉书·地理志》和《水经注》两条记载比较来看，两处“新安平”显然有较大出入。汉志的新安平县有“夷水东入塞外”；而《水经注》中新安平县没有“夷水东入塞外”，却有“濡水”“封大水”“缓虚水”等皆南流入海。与上条考证中的辽西郡之“海阳”“令支”应相邻。《汉书·地理志》和《水经注》的记载差异，说明了历史上的“新安平”曾有地望变迁。清代学者吴卓信在《汉书地理志补注》中，虽然没有考出前汉之“新安平县”，但已注意到《水经注》无“夷水”。然此说并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从清末以来直至近年《中国历史地图集资料汇编》等东北史地著作，仍因袭《水经注》记载的把变迁后“新安平”作为前汉之新安平，并置于今山海关以西河北省迁安县西馆山。

本书则证以考古发现：近年吉林省考古工作者在教来河上游东南数十里发现一汉代古城。古城位于奈曼旗南湾子乡沙巴营子村，夯筑方城周长1350米。城址内出土战国至西汉时期的绳纹板瓦、筒瓦、瓦当等大量遗物，并有西汉官印等发现。发掘证明该城当始建于战国燕，秦和西汉继续沿用，古城未见东汉时代遗物，表明该城在东汉时已被废弃。以沙巴营子古城的遗存特点和断代，以及地处教来河（古“夷水”）上游的地理位置分析，该城均与前汉辽西郡“新安平”县相合。故应考定，此即《汉书·地理志》中的靠近边塞的西汉“新安平”县。

（四）柳城

朝阳十二台营子出土“柳”字陶片

柳城为汉辽西郡“西部都尉”治所。《汉书·地理志》记载：“柳城，马首山（在）西南。参柳水北入海。”[38]古今史家均考汉柳城原在今辽西朝阳南。其中以唐李贤《后汉书》卷八十一注最明确：“（汉）柳城县，属辽西郡，故城在今营州南。”[39]唐代“营州”在今朝阳市区已为史家和史迹确证。“营州南”的柳城，则在20世纪70年代末得以确认。

1979年开始，辽宁考古工作者在朝阳市南12.5公里的十二台营子袁台子，调查发掘了一处战国至汉代大型遗址，总面积约6万平方米。其中虽城垣为河水冲刷殆尽，但在袁台子砖厂附近的一处古窑址内发现有带“柳城”印款的陶器残片。

1984年秋，笔者在朝阳博物馆邓宝学馆长陪同下，曾对袁台子村东台地周围进行踏勘，见有分布密集的遗址和战国至汉魏墓群。1979年在一处战国墓中曾出土刻有“酉城都”字样的陶罐。在袁台子村东南公路两侧大凌河右岸有高耸的柏山，当即《汉书·地理志》中柳城南的“马首山”。柳城境内的“参柳水北入海”，当指北流之大凌河一段。这一切证明，今朝阳南袁台子一带当为汉辽西郡“柳城”无疑，其地在战国（燕）时曾被称为“酉城”。

（五）令支

汉代令支县为古“孤竹国”故地。第二章第一节中曾引述，《汉书·地理志》载：“令支，有孤竹城，莽曰令氏亭。”《水经注》卷六“濡水”条亦有明确记载：“濡水东南流迳令支城故城东……南流迳孤竹城西，右合玄水。”

“濡水”为今滦河，“玄水”为今青龙河。以此可确定“令支”的地理方位应位于濡水（今滦河）下游西岸，古“孤竹城”之西北；当玄水（今青龙河）汇入濡水稍北之地。据此可推定汉代令支县，应在今河北省卢龙县西北、迁安县西南。当滦河和青龙河交汇的左岸，古为辽西交通孔道，故王莽改设为交通之“亭”。

（六）肥如

肥如故县，在《汉书·地理志》中与“海阳”相近，而同位于“玄水”和“濡水”流域。《汉志》“肥如”条：“肥如，玄水东入濡水。濡水南入海阳。又有卢水，南入玄。”[40]这里的濡水和玄水前者已知即滦河和青龙河。卢水应即今卢龙县杨各庄以北的冷口沙河。据此推知“肥如”县应在海阳县之北、孤竹城东北。《水经注》“濡水”条详记肥如方位，其引《魏氏土地记》曰：“肥如城西十里有濡水，南流注迳孤竹城西，右（左）合玄水也，谓之小濡水，非也。（玄）水出肥如东北玄溪，西南流迳其县东，东屈南转西回，迳肥如县故城南，俗又谓肥如水，非也。故城，肥子国。应劭曰：‘晋灭肥，肥子奔燕，燕封于北，故曰肥如也。’”[41]

《水经注》的记载十分详确。肥如县，当建于战国时燕侯所封“肥子国”故地。入两晋后，曾为“平州”治所，地据滦河下游。其境应在濡水与玄水之间，而故城更应在今青龙江（肥如水）西岸汇滦河之北，西去湾河约十里。今约定在河北省卢龙县至迁安县一带。

（七）徒河

汉代辽西郡徒河县，当以水得名。《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徒河”条注：“莽曰河福。”[42]这里的“福”通“副”或“附”，应有临河之意。所以确认汉辽西郡之徒河县，应首先审定徒河水。清代以来学者，多以辽西小凌河为徒河，因置徒河县于辽西锦州一带。笔者前在《秦汉东北史》中曾提出徒河县应在葫芦岛台集屯古城。唯近年在锦州市区和凌海市内，确有汉代古城址发现。如以小凌河为徒河，则“徒河县”还应设于今锦州市或凌海境内的汉城址为宜，而台集屯应为另一县城。

（八）宾徒

宾徒县前《汉书·地理志》作“宾从”（從）今从《后汉书·郡国志》作“宾徒”。前汉时属辽西郡，后汉时属辽东属国。从宾徒县的地名和后汉时的建置变迁看，宾徒应靠近徒河县。古今诸家对宾徒多无确考。清末杨守敬作《历代疆域图》，在汉、晋各图中对宾徒皆无考。《满洲历史地理》第二篇“汉代の满洲”亦注云：“此县位置未详。”[43]近年《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引《奉天通志》，定宾徒县今辽宁省锦州市北“营城子”。《汇编》所指与历史上的“宾徒”与“徒河”的关系相近，但缺乏考古学的证明。《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以近年考古发现与文献印证，亦定宾徒县在今凌海市娘娘宫镇高山子汉代古城址，其城位于小凌河（古唐就水）和女儿河（古徒河支流）汇合后的西岸，地近于“徒河”，应为辽西郡之“宾（滨）徒”县地。

（九）交黎

前汉之辽西郡之交黎县，后汉称“昌黎”，为前汉辽西郡“东部都尉”和后汉“辽东属国”首县。《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后汉）昌黎，汉之交黎县，属辽西郡。后汉属辽东属国都尉。”[44]《汉书·地理志》“交黎”条 ：“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45]《汉志》中的“渝水”指今牤牛河和南流大凌河下游，“白狼水”指牤牛河入大凌河以前的东北流大凌河中上游。以《汉志》中的此条推定，交黎县应在南流大凌河下游以东。故《晋书》载，咸康二年，前燕慕容皝伐慕容仁率三万众“自昌黎东，践冰而进”[46]往击平郭，亦说明昌黎在大凌河下游近海地。结合往年考古发现，前在笔者主编之《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中，定前汉辽西郡“交黎县”在今辽宁凌海市北大凌河右岸的大业堡乡汉魏古遗迹。但经近年“三普”考古发现，与其相邻的今凌海市北白台子镇大凌河东岸的大王家汉城址，在地望、交通上更适为“交黎县”。该城址南北500余米，东西300米，具有辽西郡和属国“东部都尉”规模。其正在大凌河下游，与由“昌黎”出海赴辽东“平郭”的交通方位相合。

（十）阳乐

阳乐故县，从前述“且虑”县可知，前、后汉应有建置变迁。旧志中所以多定“阳乐”为前汉辽西郡治，多据郦道元《水经注》所引应劭《地理风俗记》云：“阳乐，故燕也，辽西郡治，秦始皇二十二年置。”据本章辽西郡第一条“且虑”县考辨，东汉应劭所指的“辽西郡”是东汉以后内迁的“辽西郡”；而前汉的“阳乐”，从《汉志》排列的顺序看，前汉时只不过是辽西郡的一个近海之县。参证1984年以来的考古调查发现：在辽西绥中县北4公里的高台堡乡腰古城寨村东六股河西岸，发现在北纬40°25′、东经120°20′有汉代古城址。近年第三次文物普查，于其旧城范围内发现丰富的汉代遗物。其城址略作方形，东北角被六股河冲去，南壁东西约250米。城墙断面可见夯土层厚10—15厘米，夯楼孔径10厘米，孔洞横距离80—100厘米。城址内出土有大量灰绳纹瓦片、陶片和“五铢钱”等。以其在“北海（渤海）之阳”的位置，可初定为“阳乐县”。

（十一）狐苏

狐苏县仅见于《汉书·地理志》。《汉志》“狐苏”条：“唐就水至徒河入海。”[47]由第七条“徒河”县考知，狐苏县必应求证于小凌河中、上游，其下游则为徒河县境。《满洲历史地理》据此置“狐苏县在锦州府西北”[48]。今以《汉志》中所示狐苏县方位，参考考古发现，在小凌河中上游共发现有汉代古城有朝阳县南瓦房乡马家台子、黑牛营子乡黑牛古城、羊山镇五佛洞古城和东大屯乡松村嘴古城。其中以后二者规模较大，正当小凌河中游、靠近“徒河”之境。后两处又因五佛洞古城多有魏晋遗物，与前汉的狐苏建置时代不符。唯有松树嘴汉城，汉代遗物较为单纯，城垣傍临小凌河北岸，残存城垣一面约300米，城内发现有汉式板瓦、筒瓦等建筑构件。前著《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中，从其遗存和在小凌河（古唐就水）流域的位置看，已考为应即前汉辽西郡“狐苏”县。

（十二）临渝县

临渝故县，前、后汉亦曾发生过较大的建置变迁。《汉书·地理志》“临渝县”注：“渝水首受白狼，东入塞外。又有侯水，北入渝。”[49]

《汉志》中的“渝水”“白狼”和“侯水”，成为古今确定前汉时临渝故县方位的重要地理坐标。于一县之境汇有三水之地，在《汉书·地理志》“辽西郡”中，只有海阳、絫县和临渝三县。而前两县都地濒滨海之地，靠近辽西之“碣石”。只有前汉时临渝县，以地临“渝水”得名，当偏跨辽西郡北境。所以确定了临渝县境的“渝水”“白狼”和“侯水”的水道方位及其关系，就基本上确定了前汉临渝县的地理位置。

《汉志》中的“白狼水”，古今学术界已公认为今辽西大凌河。即《水经注》云：“黄龙城西南有白狼河，东北流，附城东北下即是也。”[50]郦注中的黄龙城，又称龙城，即今辽西朝阳。今东北流的大凌河，正从朝阳市以西来。附城之东北而下，经凤凰山（古龙山）西麓继续东北流，与郦道元《水经注》的记载相合。可见古今黄龙城（朝阳）与白狼水（大凌河）的相对方位无异。今大凌河南源从建昌土心塔附近发源北流，直至今辽西朝阳的一段水系，古代一直称为“白狼水”。白狼水既定，与此关联的应是“渝水”和“侯水”。渝水干流在《水经注》“大辽水”条中也有明确的记载。郦注云：“又东北出，东流为二水，右水疑即渝水也。”[51]

郦道元考注精审，但古今对郦注缺乏详解。如《中国历史地图集》资料汇编的临渝县条，考大凌河为“白狼水”，定牤牛河为“侯水”。但对郦注的“右水疑即渝水”并无确指。因为如以《水经注》与《汉书·地理志》相印证，对古今“白狼”“渝水”“侯水”三条水道的关系已经比较清楚。其实今大凌河上游北流段至朝阳（古黄龙城）的一段，古称“白狼水”。白狼水经黄龙城东北流以后，依次有左、右二水汇入白狼水：其一为郦道元所说“右水疑即渝水也”；其二即《汉书·地理志》“临渝”县注“又有侯水，北入渝”的“左水”即侯水。

参证考古发现，在今辽西义县东北的九道岭乡复兴堡附近，近年调查发现了一座汉城。姑名“复兴堡汉城”。这座汉代古城，南距大凌河（古白狼水）古道5公里余；西北距今牤牛河入大凌河汇合处，即“渝水首受白狼”的起点30多公里；东南距北来南流入大凌河的细河即古代“北入渝”的侯水，亦仅10多公里。从地理位置看，复兴堡汉城与三水同在一县之境，地处由大凌河（古白狼水）、牤牛河（古渝水）和细河（古侯水）交汇构成的三角形地带。

这些条件和考古遗存与《汉书·地理志》所记载临渝县境有“渝水首受白狼……又有侯水，入北渝”的诸地理因素无不勘合。故前已考定，义县复兴堡汉城为西汉时辽西郡之临渝故县址。东汉以后，由于乌桓入塞，汉辽西边塞的弃守，方迁“临渝”等县至今山海关以南河北省抚宁地区原“絫县”境内，其后方有以“临渝县”得名的古“渝（榆）关”（山海关）之名。

（十三）文成

汉辽西文成故县城，古今无确考。从文献中看，除汉志本条外，仅见于《辽史·地理志》“京道松山州”条：“松山县，本汉文成县也。”[52]清代学者杨守敬著《前汉地理图》、日人著《满洲历史地理》时，均未详其所在。《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考定文成县在今辽宁省建昌县巴什罕古城。近些年考古工作者在建昌县二道湾子乡后城子和碱厂乡东大杖子等地，也都发现有战国至汉代古城遗址，二者或可考虑为辽西“文成”故县地。

（十四）絫县

辽西郡絫县，仅存于《前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中已不见记载。故《汉书》卷六《武帝本纪》东汉文颖注曰：“（碣石）在辽西絫县。絫县今罢，属临榆，此石（碣石）著海旁。”[53]文颖以当代之人，明确指出了前汉之“絫县”境内著于海旁的“碣石”；至后汉时，因临渝县的西迁，罢絫县入临渝县（见前条临渝县考证）。因之，当后汉时，“絫县”已不著于《郡国志》，而“碣石”也由原属絫县而改属临渝县。因此，考证前汉时“絫县”之地望，应首先确定“碣石”的位置。

关于辽西“碣石”所在，古今计有“幽州蓟县说”“北平卢龙说”“河北昌黎说”和“北戴河秦皇岛说”等。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辽宁省考古工作者的多年工作，在绥中县万家乡墙子里村石碑地海滨，发现了规模宏大秦的汉建筑遗址。遗址已调查和探掘的部分南北长500多米，东西宽260余米，占地面积约15万平方米。东、西、南三面都发现了原来的围墙基址，墙宽1米至2.8米。中心建筑为一座坐北朝南面海的大型宫室建筑。至今仍存夯土台高8米，边长40余米。一半在地下，方向南偏西5度，正对着海上由三块高大礁石组成的“姜女石”。

上述辽西绥中县“姜女石”海岸的大型秦汉建筑址，遗址明确，遗物丰富，而且建筑基址所面对的海中高大“姜女石”，是渤海北岸山海关内外数百里独有的奇观。它为寻证文献中记载的秦皇、汉武以来东巡海上的“碣石”和“碣石宫”，提供了重要考古确证。也为寻找县境有“碣石”的淹闻多年的前汉辽西郡“絫县”，提供了重要地理坐标。结合近年山海关内外的考古发现，位于绥中县“碣石”西南数十里的今山海关西南4公里河北省抚宁县境的古城子村有汉代古城址，当为前汉之辽西郡絫县治，东汉后改称为“临渝县”。其东距今辽西绥中县的“碣石宫”遗址不过20公里，与《汉书·武帝纪》的文颖注正好相合。

三、右北平郡及其属县

右北平郡与前述辽东、辽西二郡，俱属于战国燕秦时代，为燕将秦开却胡以后首置北边五郡之一。当战国燕秦时，郡治在“无终县”，为燕都之北方屏障，也为扼守燕秦边塞、北通匈奴的重要边郡，其地境跨今辽西、河北北部和内蒙古东部。至西汉时，右北平郡移治“平刚”，郡下领有16县。《汉书·地理志》载，右北平郡有“平刚、无终、石成（城）、廷陵、俊靡、薋、徐无、土垠、白狼、夕阳、字、昌成、骊成、广成、聚阳、平明”等16县。今以与辽海地望有关者，略记如下。

（一）平刚

又作“平冈”。该城始设于燕，秦时设置于右北平郡，是燕秦至两汉数百年间控制燕山北趋草原的门户、据险出塞道的重要边城。前据《太平寰宇记》引《冀州图经》说：“入塞三道，自周秦汉魏以来，前后出师北伐，唯有三道：……一道东北，发向中山，经北平、渔阳，向白檀、辽西，历平刚，出卢龙塞，直向匈奴左地，即左贤王所理之地。”此条的“北平”即“右北平”。

从汉魏及其以前的交通地理看，由汉“中山国”（今河北定县）东北出塞，经渔阳、白檀、辽西，历“平刚”出卢龙塞道，正是北出匈奴的必经之道。而“平刚”适位在要冲，西汉设为右北平郡治。以往学术界考证“平刚”所在，亦多引据汉魏典籍，分别有河北省平泉说和辽西凌源市安仗子古城说。已故考古学家李文信先生尝著文，以为在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西南60公里的“黑城子”古城，为战国燕秦到前汉之右北平郡治“平刚城”。该城至今尚无定论。唯20世纪80年代后发掘的凌源市西“安仗子古城”，以其“历平刚”而至“柳城”的位置和城址规模、城内遗物看，其中发现10余处辽西、右北平郡属县封泥，而独无“平刚”封泥。笔者从20世纪80年代中叶与孙进己先生编著《东北历史地理》时即已关注“右北平郡”治平刚，曾沿用李文信先生的黑城子说。其后两次亲临凌源市安杖子古城调查后，方悟到安杖子古城从其规模和出土文物看，亦有郡治规范。特别从地理位置看，安杖子古城更有曹操北征“历平刚”的交通地理条件。所以据其地望和封泥分析证明，认定该处适为郡治辐集之地，更有右北平郡治之地理优势。旧说其北百公里的“黑城子”或辽西“平泉”或台集屯诸说，疑与方位不合。

（二）无终

右北平郡无终县，在《汉书·地理志》中著为“无终（县），故无终子国”。汉初之“燕王”韩广曾都于古“无终”而统有东北边地。《汉志》中记载无终县境有“灅水”，其过“二郡”至“雍奴”入海。此二郡应指灅水上游“无终县”所在的右北平郡和下游“雍奴县”所在的渔阳郡。关于无终县及其境内灅水，需考于《水经注》“灅水”条：“灅水又东南流，谓之北黄水，又屈而为南黄水，又西南经无终山……蓝水注之，水出北山，东流屈而南流，迳无终县故城东，……水又南入灅水。”[54]《水经注》中的“灅水”“蓝水”和“无终山”，今经审定在今河北玉田、蓟县、遵化三县的古今水道地理，兼考“灅水”上游之“无终”和下游之“雍奴”的位置，今初定“灅水”应即发源于今遵化与迁西县交界处的黎河；其西南所经的古“无终山”，应指今玉田县境北之凤凰顶一带；而过“无终山”，“灅水”（黎河）所北会的“卢河”，应即今沙河。古“灅”与“黎”，当一音之转。由此观之，右北平郡之“无终县”（古无终国），应在沙河入黎河以前的今河北省玉田县西北和天津市蓟县东北处的于桥水库以东。今玉田、迁安二县应均属汉代“无终境”。玉田北境的凤凰顶诸山，应即为古“无终国”得名的古“无终山”。

（三）石城

右北平郡石城县，《汉书·地理志》中又作“石成县”。城以“石城川水”得名。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石城与广成、白狼南北并列，其书“白狼水”条：“水出右北平白狼县，东南（迳）广城县北流，西北屈，迳广成县故城南。……又西北，石城川水注之，水出西南石城山，东流迳石城县故城南。”[55]

从《水经注》的记载看，“石城川水”应是古白狼水上游（今敖木伦河）的一条支流。从古今水道上看，笔者在《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中已考为今辽西喀左县境的渗津河，清代又称“生机河”，即古“石城川”的异称。以“石城川水”之水道，推论“石城县”的方位，参考笔者20世纪80年代初的调查和近年辽西考古发现的汉城遗址，右北平郡之石城县故址，应在今喀左县山嘴子镇黄家店“土城子”遗址。该地自“夏家店下层文化”以来，已是大凌河上游的重要聚邑区，为辽西大凌河上游古道的重镇。

（四）廷陵

廷陵故县，古今无征。1979年在凌源市安仗子汉城发掘时，于城址内曾发现有“廷陵之丞”封泥。从安杖子古城发现的封泥和上述关于右北平郡境诸汉城位置排比看，廷陵县应是与安杖子相临并处于右北平郡北出塞外边道上的重要县城。结合近年考古发现：在今赤峰市南约20公里秦汉古长城线内的三眼井乡，发现有秦汉古城，其规模较大，地理位置重要，并且无东汉以后遗物存在，与“廷陵”县在后汉时已经废置的情况相合。据此，笔者在《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中已将赤峰南三眼井古城比定为前汉右北平郡廷陵县，兹不赘述。从青铜时代，沿至战国、汉魏，该地俱为大凌河谷重要城邑。

（五）俊靡

《汉书·地理志八下》“俊靡”条：“灅水南至无终（县）东入庚。莽曰俊麻。”[56]再考于《水经注》记载：“（灅水）水出右北平俊靡县，王莽之俊麻也。东南流……与温泉水合。”[57]

综合《汉书·地理志》和《水经注》记载可知，右北平郡之俊靡县应在“灅水”发源之上游、“无终县”以北，与无终当为南北毗邻。而据本章无终县条考证，“灅水”应即今黎河。则俊靡故县，应置于今河北省遵化县以东黎河上游地。故城需待考古发现确指。

（六）薋县

右北平之薋县古今亦无考。《满洲历史地理》中作不定点处理。笔者在1985年撰写《两汉辽宁建置述论》时，已考为今建平县西胡素台古城。今仍复述如次。

据《汉书·地理志》载：“薋，都尉治。莽曰裒睦。”[58]从《汉志》看，右北平郡只有一个都尉治在薋县，证明薋县在右北平郡内的军事重镇意义。以右北平郡所处边郡的地望条件看，这唯一的“都尉”重镇，应处在屏障都城北境的重要交通与关隘之地，为北拒匈奴左部的要镇。据1981年辽宁省考古工作者调查，在建平县老哈河东岸的西胡素台村发现有古城址。古城位于土城子东南约250米、当地称为“城子里”的一处河川地上。城址基本呈方形，方向正南北。城垣轮廓尚依稀可辨。长、宽约为300米。城墙为夯土筑成。现存仅东墙尚残存，一段约有10米，其余多夷为平地。1975年秋，当地村民在城址北墙附近搞农田基本建设时，曾在断崖土层内发现汉代“安乐未央”瓦当，但城内绝少东汉及后代遗物。

综合考核建平县西胡素台古城的地理条件，其地处右北平郡的东北，东傍努鲁儿虎山，西临老哈河干流，古今均为沿老哈河谷道而北出边塞通向草原的襟要重镇。加上城址内遗物丰富而时代特点明确，与右北平郡前汉时的“都尉”重镇“薋县”诸条件相合。

（七）字县

《汉书·地理志》“字”条注：“榆水出东。”[59]此条应是考定右北郡字县的重要地理条件。考《汉志》中的“榆水”，从古今水道地理上看，应指今辽西大凌河上源西支。因为从自然水系考察，今大凌河上游今为东、西二源。东源即南源，在前“石城”“广成”县条中已考为今敖木伦河，古称“白狼水”，则大凌河西源今凌源南大河应即古“榆水”。以古榆水之坐标探求汉代字县，应求证于今凌源南大河流域。

（八）白狼

汉右北平郡之白狼县，应以“白狼山”和“白狼水”得名。《汉书·地理志》唐颜师古注：“有白狼山，故以名县。”[60]白狼水，前已确考即今大凌河上游南源及其中游部分。以“白狼水”水道，参证《水经注》之记载，可考知“白狼山”应即今辽西喀左县南的“大阳山”。

由于白狼水和白狼山地理坐标的确定，以其山、水同名的白狼县必位于今喀左县境大凌河上游西岸。1984年，笔者与朝阳邓宝学先生首次调查喀左县西南大凌河左岸的平房子乡黄道营子村这一新发现的较大汉城。这一战国至汉代古城，正处于大凌河源和西大川交汇形成的交通要途。城址在黄道营子村东北“晓莹子”、大凌河西岸，大部夷为平地。地表遗存汉代陶片、铜镞、五铢钱。1976年，村民在城址内挖出“千秋万岁”瓦当一件。

2008年4月，笔者在朝阳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培训班授课之暇，再次考察了位于喀左、建昌公路旁的这座古城。观其遗迹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其方位与《水经注》中记载的“白狼水”“白狼山”和“白狼县故城”三者的位置无不堪合，故学界已公认其为右北平郡之白狼县故城。

喀左县黄道营子古城出土“千秋万岁”瓦当拓片（1984年邓宝学赠）

四、玄菟郡及其属县

玄菟郡为汉武帝所置“朝鲜四郡”中的重要边郡之一。“玄菟”一词的涵义，国内外学术界素有争议。有释“玄（北）菟（虎）”为“北方之虎”，或俗称不咸山（今长白山）的“长白之虎”；有指为“沃沮”部族的濊貊语之“夭沮”民族语言的称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玄菟”初设于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时，应在朝鲜半岛北咸兴一带，即狼林山脉之东的“沃沮”部族之地是无疑的。公元前82年（汉昭帝始元五年），内徙玄菟郡治于辽东“句骊西北”之今新宾“高句骊县”。《后汉书·东夷列传》“濊”条：“至元封三年，灭朝鲜，分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至昭帝始元五年，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菟。玄菟（郡）复徙居句骊。”[61]

自此，“玄菟郡”迁至辽东苏子河上游的“句骊”部族地区以后，凡有“三迁而四治”。关于玄菟郡及其属县，在设立和命名中的突出文化蕴涵，是凸显其地理方位的个性。如“玄菟”，尽管有多方解释，但笔者认为“玄”应指北方，而“菟”应指北方（不咸山）之虎。“高句骊县”之“高”为方位，而“句骊”是借用濊貊语之“勾娄”。至于“上殷台”之“上”，显为方位，而“殷”有繁茂之象，或与今通化“快大茂”地貌有关；“西盖马”之“西”显为方位，而“盖马”指盖马大山。由此可见，玄菟郡及其三县，首先在郡县文化命名中就具有民族地理、区域地理和社会民族文化的多元内涵。

以下对经考古发现印证的汉昭帝后内迁辽东玄菟郡治之首县，比证如下。对其他两县，分见下节。

五、西汉昭帝时代以后的玄菟郡高句骊诸县

内迁辽东的玄菟郡治高句骊县，据《后汉书》等记载，为迁治辽东“句骊”地区的郡城。20世纪初以来，国内外学者力图在浑江（佟佳江）和苏子河上游寻找昭帝时的辽东“玄菟城”。至20世纪80年代，方在苏子河上游的新宾县境有所突破。由“沃沮”城西迁的玄菟郡第一迁址“高句骊县”故城，发现于辽宁省新宾县永陵东南苏子河南岸500米二道河子西岸。1985年，笔者与徐家国、孙力等首次亲往调查。城址位于新宾县城西23公里、距永陵东南1公里处。城址四周群山环绕，面向由苏子河谷东西驰行的交通孔道上。经考古调查和勘探，城址为长方形，当时仅存高出地面1—2米，东、西、南三面城垣南北100余米，北面城垣被苏子河支流二道河子冲毁，残存的城垣呈“U”形。位于南墙正中探知有一处长29米、宽8米的缺口，应为当时古城的南门。从当时城址内采集和发掘的遗物看，有汉代的云纹半瓦当、绳纹板瓦、筒瓦以及稍晚的文字瓦当、花瓣纹瓦当、素面方砖和陶瓮、陶釜残片等，并有西汉“五铢钱”。2006年至2008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新全先生等再次发掘，更发现了较大型带础石建筑址和包括汉代云纹瓦当、汉魏“千秋万岁”瓦当和“五铢钱”等大量重要文物。这是迄今苏子河流域最大的最重要的汉城址，经考证应为汉昭帝时玄菟郡由“沃沮”第一迁的第二个治所“高句骊县”。其东30公里，亦经勘定的有当时“玄菟郡”东境的新宾县旺清门以东的白旗堡古城（详见下章）。

新宾县白旗堡汉城出土云纹瓦当（1985年调查时徐家国提供照片）

上述地处辽东苏子河上游的永陵南二道河子汉城，即西汉“玄菟郡”治高句骊县。其郡城虽然没有如辽西宁城黑城子汉城那样复杂的建筑和里坊布局，但其发掘出土的大型础石建筑址、高等级的“千秋万岁”瓦当和云纹瓦当及“五铢钱”等，均体现了汉代郡县城邑文化在辽海边郡民族地区也达到了“趋同汉制”的程度。这是西汉时期，以郡、国、县、邑为主的辽河流域交通和城市规制发展进入成熟阶段的文化标志之一。它连同上述城市的宗庙、礼制建筑，郡国“举孝廉”、设官制中心、立太学、开学庠等，在辽海早期城市和交通文化发展中，几与十三州刺史所辖的中原其他郡县同步，具有当时社会文化标识的典型意义。

汉昭帝后与“高句骊县”同时内迁所设“上殷台”“西盖马”县，应在今吉林通化快大茂子和集安汉城。

第三节　幽州东北郡国县邑间的陆路交通道及重点史迹

汉魏时期幽州东北的诸郡，指东北亚环黄、渤海北岸自前3世纪开始，由燕昭王开始创置的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和汉武帝以后增设之“朝鲜四郡”中的玄菟、乐浪、真番、临屯四郡。本节从东北亚和中国东北交通史分布的中心区域，即古代中国东北和东北亚自然地理范围，包括东部蒙古四盟、东北三省及其东临的远东、朝鲜半岛和日本为基本区系，拟从燕山余脉、七老图山以北的赤峰以东地区起，涵括汉魏时代的右北平、辽西、辽东、玄菟、乐浪五郡地及真番、带方以南部分。对于七老图山以南的上谷、渔阳二郡，其“北出边塞之道”，因已见于本章第一节，故省略。对真番、临屯短期设置的两郡则一并列在“乐浪”和“朝鲜四郡”专节中。以下试依次分别概述之。

一、辽东、玄菟郡境内的陆路交通道

汉魏时代东北亚地区交通地理的发展首先集中反映在东北地区南部。其中尤以辽东郡首府襄平和辽西郡首府且虑、阳乐，以及右北平郡治平刚等郡城为中心，形成了纵横交错的陆路交通孔道。汉魏时代以辽东郡治襄平为中心，形成了南通海渚至平郭、沓津，西逾辽水而达辽西郡“柳城”，东接“玄菟”“乐浪”，北通扶余的东北四至交通[62]。《汉书·王莽传》记载：“其东出者，至玄菟、乐浪、高句骊、夫余。”[63]《汉书》所记是由当时燕地东出的交通，实际上包括两个方向：其一，正东出玄菟、乐浪郡；其二，东北出扶余、高句骊故地。这些陆路交通干线，均以辽东郡治“襄平”为中心。20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辽阳（古襄平）北郊的三道壕等地，发掘了西汉时期的大型村落遗址。在位于襄平城郊三道壕村落遗址的北侧，发现了一条长约120米的河卵石铺筑的古道。这条古道宽约7米，以卵石铺筑三四层，厚约35厘米，路心稍高，两侧略平。道路两侧设有水沟、壕棱等附属设施，且路面仍留有明显的并行大车辙痕。古襄平城郊发现的这条石筑路面，是东北地区迄今为止最早的石铺大道，它在我国古代鲜于文献记载的东北亚道路建筑史上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至于从汉代开始由襄平重镇通往各地的陆路交通线，其干线按通行方向主要可分列如下诸条。

（一）襄平南行平郭、沓县道

由辽东郡治襄平南行陆路，从汉魏东北交通地理来看，主要连接今辽阳以南之新昌、安市、汶、平郭、沓氏诸县而达海渚。这条南北干线的主要经站，可确定如下诸点：

新昌县：该县其大的方位应在襄平南。《晋书》记载，咸和九年（334），前燕“慕容皝自征辽东，克襄平。仁所署居就令刘程以城降，新昌人张衡执县宰以降”[64]。

上述记载的“新昌”位于襄平以南和平郭以北的位置，笔者著《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时，考定汉新昌应在今辽阳（古襄平）南30多公里的鞍山市南郊原旧堡乡三队（今属千山区）杨柳河北岸。这里适为汉魏以至两晋时辽东“新昌”故地，其地古今为辽南孔道。县地与交通相合，其南经平郭、文、沓县，可去山东齐郡。

安市县：安市故县位居新昌南。据汉、唐史籍记载，其地亦在辽东襄平、新昌以南和平郭以北的交通线上。古今诸家考安市地理主要有两说：其一为海城县南“英城子”说，以清《盛京通志》和《奉天通志》相沿此说——“海城东南十三里（一说十五里）之英城山，即汉、唐之安市”；其二为今辽宁大石桥县北“汤池堡”说。本章据近年考古发现，取诸家之说，重新厘定安市县应为今海城东南析木城古城。该古城自秦汉起为辽南交通重镇。由今析木城西南行，经营口汤池一线过大石桥南“汶县”南行，可达盖州（汉平郭）。

平郭县：平郭在前、后汉至两晋时，均为辽东郡南部控制海、陆孔道的交通重镇和军事要地。由于汉魏辽东交通地理上“襄平”“新昌”“安市”诸点的确定，可排定平郭县方位，应位于“安市”以南的今辽宁省盖州市的盖州古城。该地汉代即为铁、盐重地，也为濒海交通枢要。据实地踏查[65]，由今大石桥南之永安村“汶县”，南过大清河北岸的盖州古“平郭”，进入大清河流域的盖州平原（平郭城由来）。沿旧沈大公路东侧南行，过太阳升、上屯、芦屯、胜台，古道由熊岳（古盐官城）东之望儿山和馒首山之间，穿越狭长的熊岳盆地，过熊岳河南归州、吴屯、石棚山下，再南至复州河上游之花儿山张店汉城（沓县）。此为其基本方向。

汶县：又作“文县”。陈寿《三国志》记载，正始元年（240），“辽东汶、北丰县民流徙渡海”。据此，汉魏时辽东郡汶县，应在辽东半岛近海之地。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载，东晋咸和八年（333），前燕慕容皝和慕容仁曾会战于辽东“汶城之北”。从当时辽西慕容皝进击慕容仁所据“平郭”，而又战于“汶城之北”看，汶县即“汶城”，当在“平郭”稍北，今大石桥市南永安村“土城子”汉城当为“平郭”之北的汶县所在。该城地处“平郭”（盖州）北去“安市”（析木）的傍海要冲。

沓县：一称“沓氏”。《汉书·地理志》应劭注：“氏，水也。”可知县治当靠沓水。沓氏县以靠近海路，故汉、魏史书中或称“沓津”。《三国志·魏志》：“贼众本号万人。舒、综伺察，可七八千人，到沓津。…… （度）遣将军韩起等率将三军，驰行至沓。”[66]同书“陆瑁”条又作“沓渚”。可见汉魏之际沓氏县，当在辽东半岛南行近海至沓津的交通方向，沓津或沓渚均应在今渤海湾内。参证考古发现，在今普兰店花儿山张店村已发现了战国至汉代古城。故20年前已考知位于沓津之口的今普兰店花儿山张店汉城应即古沓氏县。襄平南陆路抵沓津已临海渚，再前行则跨海至山东登莱诸郡县之地。

（二）襄平西行“辽队”“险渎”道

从汉魏时起，由辽东郡治襄平，西行医巫闾山东南的“西部都尉”无虑县和辽西郡各地，必经过古“辽泽”即辽水下游绕阳河、柳河诸支流汇成的泽沼之地。所以地处“辽泽”之中的汉代辽东郡之“辽队”和“险渎”二县，遂成为辽东和辽西古代交通道上的重镇。从建置和交通方位上看，“辽队”偏南而“险渎”偏北。由辽东襄平西行，分途道经“辽队”和“险渎”二县，可殊途同归，总会于“无虑县”，然后过医巫闾山至辽西及右北平诸县。渡辽泽的古道主要有三条：

1. 汉魏时在这条交通路线上发生的战事，在魏景初元年毌丘俭首战“辽队”失利后的第二年，即名将司马懿征辽东之役。《通鉴》记载，魏景初二年（238）夏，司马懿陆路之师自幽燕傍海东北出卢龙塞，“遂进师孤竹、越碣石”而涉辽郡。“六月，司马懿军至辽东，公孙渊使大将军卑衍、杨祚，将步骑数万屯辽队，围堑二十余里。……（司马懿）乃多张旗帜，欲出其南，衍等尽锐趣之。懿潜济水，出其北，直趣襄平，衍等恐，引兵夜走。诸军进至首山，渊复使衍等逆战，懿击，大破之”。[67]由当年司马懿攻辽东公孙渊，虚张旗帜“欲出西南”，却进逼“辽队”，而潜兵北袭“直趣襄平”“进至首山”来看，“辽队县”应在辽阳、首山以南的辽河东岸。其地处于辽河、太子河下游今牛庄至盘山古城子间东西交通孔道，位置当为《通鉴》记载的“辽东南界”，故初定为今海城西北为汉辽东郡之渡“辽泽”之险后“辽队”县故交通道。从古今由“辽队”渡辽河，经辽阳西南“唐马寨”而东北至“首山”为古今要途。直至司马懿征辽东和唐太宗征辽东，其“南道”渡“辽泽”，均应由此东进襄平（今辽阳）。

司马懿平灭辽东公孙渊之战，是继秦将李信追燕太子丹于古“衍水”（今太子河）上之后辽东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其取道襄平至辽队之道，正是汉魏时由“辽东南界”西渡辽水去往医巫闾山以南的辽西大凌河流域的重要干线之一。这条交通线，从襄平起步，应经由今辽阳西南行“首山”，由首山南行“新昌”（鞍山南旧堡）西南行海城西之“辽队”县（今海城西卢屯古城），过牛庄而渡辽水。

2.除上述南线外，汉魏时，由襄平西行渡辽水的北路要镇尚有“险渎”县。该县西汉时属辽东郡，东汉以后划归“辽东属国”。从文献记载看，属国六县都在交通道上，其地均应在辽河西岸的交通要隘之地。考“渎”者，沟渠也。“险渎”县应在古代辽东陆路险途，即“辽泽”中的险阻之地。《汉书·地理志》“险渎”条应劭注：“县以水险，故曰险渎。”《晋书》记载，咸和八年（333），前燕慕容氏兄弟争雄，“皝杀昭，遣使按检仁之虚实，遇仁于险渎。仁知事发，杀皝使，东归平郭”[68]。从此条记载，汉晋之“险渎”，亦应地处古辽河之险的东、西交通线上无疑，应在“平郭”（今盖州）西北之“辽泽之险”处。

上述汉魏以来由辽西渡“辽泽”东趋襄平、平郭的陆路，实分南、北二道。南道经“辽队”，北道则经“险渎”。20世纪60年代初，在辽宁省台安县东南10公里“孙城子”发现有面积约4.2万平方米的汉代古城址。城址东距辽河干流仅4公里，为古“辽水”下游的重要交通汉城可定为汉、魏辽东郡“辽泽”交通道中的“险渎”县治。

3.从古代辽东陆路方面考察，由襄平辽阳西行，渡“辽泽”北去今北镇市“西部都尉”汉“无虑县”境，还有一条应经由今黑山、新民境的古道。早年佟柱臣先生考察东北史迹时，在黑山县蛇山子村发现有汉代村落遗址。在数百平方米范围内，分布着密集的汉式绳纹简瓦、板瓦和卷云纹瓦当等遗物。其东部山地又有汉墓群发现。因定蛇山子为汉代交通线上又一重要邑镇，从交通方位看，黑山县蛇山子不仅有汉代遗物，而且位于今高山子车站之北。其地正当台安县孙城子古“险渎县”西、北镇东南亮甲山古城和闾阳正东，古代当为辽东和辽西的交通要冲。当地密集的汉代遗址，应视为汉代辽东郡西部交通地理的遗迹。这是汉魏辽东、辽西郡间之重要通道。而黑山县蛇山子一带，不仅汉代遗址墓葬密布，而且有标志交通枢纽的封泥发现，应为交通重镇。当时由辽西“交黎”（今凌海大王家古城），西渡大凌河可至辽西柳城和右北平；过黑山县蛇山子东行“辽阳”（今辽中县茨榆坨），可分途别至“襄平”和“候城”（辽东郡中部都尉）。

曹魏司马懿征辽东公孙氏行军线路图

（三）襄平东行“武次”“西安平”去鸭绿江左岸“乐浪”和“真番”道

汉魏时，由辽东郡襄平东行陆路，可连接鸭绿江东岸之“乐浪”等“朝鲜四郡”，亦为东北亚地区的边郡要途之一。

这条交通线的走向：由“襄平”（今辽阳）出发东南行，溯太子河、汤河古道，经亮甲、安平而进接叆河、草河上游，直入今辽宁省凤城市境的汉代“武次”县和丹东境的鸭绿江西岸“西安平”（叆河尖古城），而进入鸭绿江东岸。在这条交通线上，经迄今为止考古发现，主要的汉代城址在今鸭绿江以西和太子河以南。有4座古城连成一线：其一，位于汤河中游的“居就县”址；其二，位于叆河支流草河右岸的凤城县凤山乡“武次县”址；其三，位于鸭绿江下游西岸的“西安平县”址；其四，位于太子河中游本溪小市附近的汉代城址。在鸭绿江东岸，则有平安北道坛山里、博陵城、平壤古城洞（乐浪郡治）和百济都城“尉礼城”（今首尔南）等汉城。以上诸汉城间连接的东北亚陆路交通，即为汉魏时期辽东与乐浪两郡间鸭绿江东西的重要军旅通途。其南行至“三韩”故地，跨海通日本。在这条由辽东襄平连接朝鲜半岛的古道上，前述其主要经站有：

1.居就县

该县在汉襄平东南，循太子河、汤河谷道可达。其地临古“室伪水”，为前汉辽东郡之县，后汉时省废。《汉书·地理志》“居就”注：“室伪山，室伪水所出，北至襄平入梁也。”[69]梁水即今太子河。查太子河水系，源出“室伪山”，由南来北流“至襄平入梁”的古“室伪水”，只有今太子河以南支流汤河当是其水道。在汤河中游今辽阳东南45公里的“亮甲山”有一座汉代古城，地理坐标为东经123°20′、北纬40°稍北。亮甲山汉城，地居汤河左岸台地上，城址中汉代遗物丰富。从“襄平”东南的交通道看，该地正处于由今辽阳东南经汤河上游之亮甲山，再东过“甜水”“连山关”去往凤城的古今孔道上。在亮甲山汉城稍东的蓝河上游之水泉村，近年文物普查亦发现有汉代遗址，为由古“襄平”（今辽阳）东南经汤河、蓝河上游交通道，去往草河流域汉代“武次县”的又一史迹证明。

由辽阳亮甲山汉“居就县”正东，沿太子河南岸陆行，在今辽阳市东葠窝水库南的孤家子，近年考古调查也发现了汉晋时代的古遗址，出土有汉瓦及陶片。由孤家子沿太子河谷东行，经今本溪小市，至太子河上游的新宾县下夹河乡，又发现有“太子城”。该城或为汉代“梁貊”故城，遗存有早期“梁貊”和高句丽早期遗物。这条溯太子河东行的陆路，不见于文献记载，但从考古遗迹和近年文物普查发现的山谷中的古车辙看，应是一条辽东古部族通道。早在20世纪80年代，笔者已与李健才、孙力等先生调查过该交通道，认定应为汉和汉以前已由辽东襄平溯“梁水”出东，去往今太子河上游“梁貊”地区的故道。再往东则陆路连接叆河和鸭绿江下游古代交通而通向鸭绿江左岸之“番汗县”和“乐浪郡”。

2.武次县

《汉志》中武次县为辽东郡“东部都尉”治，在居就县东南今叆河流域，地近“马訾水”（今鸭绿江）而东通“番汗”、“乐浪”。从汉魏时期辽东郡东部的交通地理看，由“居就县”东南行，经过今连山关，过摩天岭以东，即连接草河、叆河流域的凤城市地。近年在凤城市凤山镇刘家堡子发现了一座汉城址，以其地望推定，已定为西汉辽东郡“东部都尉”武次县所在。“武次”故县，是由汉代“辽东郡”东至“浿水”的要镇和都尉屯守重地所在。

3.西安平县

该县在武次县东南的交通枢要地区。县临“马訾水”下游，马訾水为今鸭绿江。《汉书·地理志》“玄菟郡西盖马”条注：“马訾水西北入盐难水，西南至西安平入海。”[70]盐难水即今浑江（一称佟佳江）。故考汉代之辽东郡“西安平县”，应在鸭绿江与浑河合流后的下游地区。故唐《通典》记载：“马訾水一名鸭绿江……西南至安平城入海。”自从鸭绿江和叆河口交汇的辽宁省丹东市北叆河尖汉城被发现，并随着古城内印有“安平”字样陶片的出土，鸭绿江畔汉辽东郡交通重镇“西安平”县的位置已经为中外史家公认。这是鸭绿江右岸之交通重镇。

4.浿水、沛水和乐浪郡

从汉代辽东郡东行过鸭绿江以东的交通地理看，过“西安平”和“马訾水”后，可至当时辽东郡与乐浪郡的界河“浿水”。关于古浿水，当今学术界有鸭绿江、清川江和大同江三说。因鸭绿江为“马訾水”已经确知，故浿水应在另两水中求之。《史记·朝鲜列传》说：“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满）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71]卫满在汉初东迁所渡的“浿水”，正是前章燕、秦、汉初辽东郡与“朝鲜”（汉乐浪郡）方国的分界线。由于辽东郡最东部一县“番汉县”，考古发现已确知在今朝鲜平安北道博川郡“坛山里”古城。所以汉“辽东郡”与“乐浪郡”的界河“浿水”和“番汗县”的“沛水”，如早年韩国学者考证，前者应即今清川江，后者应即今大宁江，即“辽东故塞”的起点。而“浿水”以东的故“朝鲜”方国，即汉武帝所置之“乐浪郡”。旧城在大同江下游“土城洞”，据早年考古发现正在今大同江之南。不仅今朝鲜平壤对面大同江流域发现有平安南道大同江郡（面）“土城里”古城，而且早在20世纪初，于平壤西南2公里大同江南岸的“土城里”古城就已发现“乐浪太守”和“朝鲜右尉”官印，继之又发现了“乐浪大尹章”封泥。由此确认了汉武帝所置之“乐浪郡”，应即朝鲜平安南道大同江南的“土城里”古城，而大同江应即古“列水”。由此推定，位于“马訾水”和“列水”之间的汉辽东郡与乐浪界河的“浿水”，亦应置于今清川江上。这既是汉代辽东、乐浪交界处，也是从辽东郡通向乐浪、真番的交通枢纽。

5.乐浪南北之朝鲜半岛与交通有关的古城

在乐浪郡南北的西北朝鲜地区，除乐浪土城外，据1989年平壤出版的《朝鲜遗迹遗物图鉴》等记载，经历年考古发现，还有黄海道凤山郡文井面土城、平安南道龙岗郡海云面于乙洞土城、黄海道信川郡信川古城、黄海南道殷栗郡云城里土城等。这些都是乐浪郡境内的与两汉时代朝鲜半岛交通关系尤重的古城址。

6.乐浪南之“真番”、带方及百济“汉城”和“三韩”之道

汉代的朝鲜半岛古代交通较燕秦时的重要发展，是越过“乐浪朝鲜”向南抵达“真番”、带方和“百济”“三韩”。真番故地以及后来首县“带方县”故址，考知在载宁江和礼成江下游。而百济“汉城”即马韩的古“百济国”，正当今汉江流域的首尔南的汉城即“慰礼城”[72]。至此，汉魏东北亚的古代交通已沿黄海北岸，南达朝鲜海峡的日本海交界处。马韩所属的“伯济国”和“辰韩”所属的今庆尚南道之“庆州”，古“辰韩六部”之地，即《汉书》中的“古辰国”。由此舟行穿过对马海峡，即可东达日本列岛的北部今福冈一带诸“倭国”。

上述这条由辽东郡治襄平东去“西安平”，并渡“马訾水”和“浿水”，连接“乐浪郡”和“真番”的故道，从文献记载追溯至少拓行于先秦“箕子之明夷”（古朝鲜）时，其后又继续拓行于战国燕秦时秦开却胡建立辽东等五郡“至满番汗为界”。以后2000多年间，一直为辽东与朝鲜半岛及海上日本列岛的重要交通桥梁。这条东北亚古代经朝鲜半岛，沿黄海北岸过朝鲜海峡，通向日本列岛的交通，在汉代是继承了先秦的“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的古道。经过大同江下游“乐浪郡”以后，东行载宁江下游之“真番”、汉江之“百济”，直抵今庆尚道和全罗南道的“三韩”故地。这是古今一条总贯东北亚腹地连接中国东北和朝鲜、韩国、日本间的海陆要衢，实有环黄、渤海北岸的古代“陆桥”之誉。

二、玄菟郡北行扶余、肃慎道

汉魏时期东北古代交通，除了辽东、辽西、右北平、乐浪间的郡际交通外，北行干线，以出“玄菟郡”通往“扶余”、“肃慎”的交通地理最为重要。这条北行交通道，分见于《史记》《汉书》《三国志》和《晋书》等。

《史记·货殖列传》：“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貊、朝鲜、真番之利。” [73]

《汉书·王莽传》：“其东出者，至玄菟、乐浪、高句丽、扶余。”[74]

《后汉书·东夷传》：“夫余国，在玄菟北千里。南与高句骊，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濊地也。……二十五年（49），夫余王遣使奉贡，光武厚荅报之，于是使命岁通。”[75]

《三国志》和《晋书·东夷传》所记略同：“夫余在长城之北，（北）去玄菟千里，南与髙句丽，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76]

上列史书中，以司马迁《史记》为最早。所谓“燕北邻乌桓、夫余，东绾朝鲜、濊貊、真番”，当指汉初辽西“燕王”之四至。燕北邻之乌桓、扶余二部族，前者在辽西塞外“白狼水”（今大凌河）以北。后者则在辽东长城以北“玄菟郡”之北千余里的“濊地”（今北流松花江中游）。

《史记》以下的两《汉书》《三国志》和《晋书》所记略同，盖各书相沿而记。其中关于“扶余国”的方位，俱记在“玄菟北千里”和“弱水”之南。

以汉、魏之“玄菟郡”和“弱水”为坐标，寻其“玄菟北千里”的扶余史迹，当置于今吉林省中部松花江中游一带。近年一些史地研究者，用考古发现印证文献史料，将吉林市松花江东岸之“龙潭山山城”或东团山“土城子”，比定为汉代“扶余王城”。笔者20世纪70年代曾考察龙潭山和东团山一带，确有汉代遗迹和遗物发现。其中包括早年在吉林市郊东团山遗址由李文信先生发现的西汉“五铢钱”、青铜镜、三棱铜镞及汉式“长乐未央”瓦当，印有“五铢钱”纹的汉代陶片等。并在由吉林东团山到龙潭山的铁路路基两侧，发掘有汉墓，出土有陶灶、耳环等汉墓中常见之明器。

特别是近年来于吉林市郊东团山发现有“南城子”古城，从其的延续时代看，其上限起于汉和“扶余”以前，下限可沿至高句丽。参证文献记载，以汉时扶余地处“玄菟北千里”并“北有弱水”的地理方位看，东团山“南城子”应即汉代“扶余部”的中心。吉林市东郊的龙潭山或东团山一带，应即《通鉴》中记载的扶余早期故地“鹿山”所在。

汉代之“玄菟”和“扶余”方位的确定，使汉魏之际由辽东、玄菟北行扶余的东北交通道可以进一步界定。从古代陆路多沿河谷穿行的地理条件看，这条交通道，当由辽东郡治（今辽阳）东北行，经过汉代“高显县”（今沈阳南魏家楼子汉城），沿浑河东北陆行，至浑河南岸今抚顺市“玄菟郡”境，然后溯浑河上游，跨分水岭后进入今吉林境柳河、辉发河谷道。然后古道沿松花江上游西岸诸支流的交通道，径直北行至今吉林市东郊，松花江右岸之东团山、龙潭山一带。20世纪80年代笔者曾调查过该交通道，在吉林龙潭山、东团山一带，汉代古城址等所经史迹历历在目。

过“扶余”部故地。由“扶余”部北行，过牡丹岭，则进入了牡丹江流域和黑龙江以南“三江平原”的古“肃慎”之道。关于两汉时古“肃慎”故地，在两晋以后的史书和唐人墓志中，多记为地临“忽汗海”（今镜泊湖）的渤海“上京龙泉府”，即今黑龙江省牡丹江上游的宁安一带。这一地区及“三江”平原发现的汉魏古城，大部分应该属于魏、汉、晋“肃慎”“挹娄”和“豆莫娄”时代。因为这一黑龙江下游地区的交通史迹，拟详述在晋、唐时期，故在汉魏一章从略。

三、辽东、玄菟郡的戍边之道

汉魏时期的辽东陆路，除由“襄平”四至的郡、县间路线外，尚需考察的还有戍边之道。这些戍边道史籍罕记，从上一章辽东郡一节的记述看，应开启并继承于燕秦时期的“长城戍边道”。综合考察大体可知，从辽东郡城出发，主要有三个方向：其一，从襄平东北行经高显、候城趋玄菟之道；其二，由玄菟郡继续东北行趋高句丽故都之道；其三，由襄平西北行“辽阳”“望平”出辽东边塞之道。以下亦分记如次。

（一）高显、候城、玄菟戍边道

该道是汉时由辽东襄平通往玄菟郡的主要戍边之道。其干线所经，除襄平、玄菟（高句骊县）两郡城外，主要有高显和候城二县。

高显故县前述旧志多定于今辽宁开原、铁岭境。近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定置于今铁岭市。然征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并不足据。今辽北铁岭、开原间既无汉、魏古城址和遗址发现，又与郦道元《水经注》记载古“大辽水”（今辽河）由塞外南流，历经“望平”“辽阳”“襄平”“安市”诸县，独不经“高显”的交通地理位置不符。故前已定汉代高显故县，在今沈阳市南苏家屯区魏家楼子汉城。其地为高阜台地，西望平川有“高显”之势。并因东临“玄菟”，北近“候城”，故东汉时乃将辽东郡之“高显”和“候城”均划归玄菟郡统领。

候城故县西汉时亦为辽东郡“中部都尉”，前一章已考即早期今沈阳市上伯官屯东“青桩地”古城。由青桩子沿浑河东去，进入抚顺、新宾境的“玄菟道”则开启在汉昭帝的时期。

连接以上辽东郡襄平、高显、候城、玄菟间的戍边之道，开启在燕秦时期，终汉、魏至晋唐，一直为辽东北部的重要军旅要途。笔者近年来在沈阳以东沿浑河北岸至抚顺高尔山一带，先后参与调查发现有汉代至魏晋时代的墩台遗址。在沈阳、抚顺间浑河沿岸，亦有大量汉魏遗物和墓群发现。其中最明确的发现，是分布于浑河南岸青桩子、刘尔屯一带遗址和抚顺等地的汉代墩台遗址。经考古勘察，早在高句丽时代以前这里已有屯兵驻防。浑河北岸的燕秦汉代墩台遗迹，既是军事驻防的标志，也是戍边交通的标志。这与在辽西汉边塞线附近考古发现的汉墩台、城址等兼有“路台”“亭堠”等具有相同的意义。它从古代辽东、辽西障塞和交通地理两个方面，反映了靠近辽东沈抚间边塞内的“中部都尉治”及其傍临的“小辽水”谷地，应是汉代辽东边塞的重要屏障和戍边要途之枢纽。这一戍边道东、西延长千余里，沿袭了燕秦时代的戍边古道。

（二）由汉玄菟郡东北趋向高句丽故都之南、北两条戍边道

汉魏之际，由襄平、高显、候城东行玄菟的戍边之道，是离候城以后，沿浑河谷道，继续出塞东行的要道，也是出辽东边塞道，去往汉代东北高句丽部族都城的重要部族边道。这条戍边之道，从考古发现的古城遗址看，应由辽东郡至“玄菟”（今新宾二道河子汉城）境内分途：向北行可出边塞通往“扶余”境；向东行经“梁口”，则深入汉代高句丽故地。特别当高句丽琉璃王二十二年（公元3年、汉平帝元始三年），高句丽王闾达由“纥升骨”迁都于“国内城”（今集安）以后，这条由玄菟东行之道，更成为由“玄菟”东去高句丽古都国内城的重要边腹干线。从汉代开始在玄菟和高句丽间可分南、北二道。其中据《三国志》，魏正始五年（244），毌丘俭“督诸军步骑万人，出玄菟，从诸道伐之”。其中一路即由辽东郡治襄平东北，赴“高显”“玄菟”（内迁今沈阳东上伯官屯），沿浑河、苏子河谷道的“北道”，经富尔江而直达“丸都”。另一路则由襄平沿太子河，出“梁口”，而东北进至“丸都”（亦即今集安国内城），南北诸军殊途而同归。当时高句丽东川王王宫率步骑二万，与俭“进军沸流水上……俭遂束马县车，以登丸都”[77]。当时这“南北二道”在苏子河上的分途重镇，即在今苏子河上游的新宾县“二道河子”玄菟郡城。

故高句丽境内此南北二道，在汉代也可以称为由“第二玄菟”至高句丽的郡国交通道。至魏正始中毌丘俭此役所循之交通道，亦应是由辽东郡东北通向玄菟郡至“高句丽”的戍边军旅之道的北道部分。其中毌丘俭兵出玄菟，战于“沸流水”和“丸都”，前已经确知为今浑江、富尔江及其东北集安县高句丽故都。从自然交通地理上看，实际上是连接今浑河、苏子河上游及富尔江、浑江，直接鸭绿江“国内城”的最早河谷通道。这条“北道”在20世纪内先后发现了重要的汉和汉以前的古城址，按由西而东的顺序有：沈阳北全胜堡、旧城宫后里、东陵区上伯官屯、青桩地，抚顺东洲、劳动公园，新宾二道河子、白旗堡，通化赤柏松和集安等地。其中20世纪80年代后最重要的考古新发现，是在浑河南岸沈阳东陵区上伯官屯及东邻“青桩子古城”（辽东郡中部都尉），还有在苏子河上游的二道河子（玄菟郡）和今新宾县东升镇西约2公里白旗堡村发现的汉城遗址。后者城在东距白旗堡50米的低矮台地上，地势开阔，控扼苏子河东西谷道，有东西横长100米的乡民称为“罗锅地”的汉城遗址，出土有与二道河子古城相同的典型汉陶片[78]。1985年经实地考察，可以推定为玄菟郡东去高句丽的“帻沟娄城”。而由“第二玄菟郡”——今新宾县二道河子古城发轫，东南沿着二道河子进入浑江支流六道河子、四道河子，经榆林乡桦尖子、华莱镇、二户来，直至桓仁五女山城和“下古城子”，是为玄菟至高句丽的“南道”。该二道在两晋以后史书中称为“高句丽南、北二道”。开辟在西汉时代，经由苏子河、浑河、富尔江的南北二道地区，正是高句丽起源的核心地区。

三国魏毌丘俭征高句丽王进军路线示意图

（三）襄平、辽阳、望平之北行戍边之道

汉际由辽东郡治“襄平”，西北行经“辽阳”“望平”出塞，是辽东郡北境的另一条戍边之道。这条交通道上的“辽阳县”和“望平县”在今辽宁省沈阳市境内。

这条交通路线的主要走向是：由襄平西北行，先后沿辽水左岸经辽阳和望平故县，可至塞外扶余、鲜卑诸部。这条边塞道上的汉代“辽阳县”，前考以地处“小辽水”（今浑河）之阳得名，东南靠近襄平。20世纪6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今辽宁省辽中县茨榆坨偏堡子村，多次勘查了一处汉代古城址。该城地处浑河北岸，在汉代正所谓是“小辽水”之阳，而且东南去襄平仅数十里。以此位置析定，应即汉辽东郡之“辽阳”故县。

由襄平西北经过辽阳到达边塞的汉代“望平县”，可考见于《汉书·地理志》和《水经注》。《汉志》“望平”注：“大辽水（今辽河）出塞外，南至安市入海。”[79]郦道元《水经注》“大辽水”条：“自（辽东）塞外东流，直辽东之望平县西。”[80]

从《汉志》和《水经注》的记载分析辽东郡望平县的地理位置，“望平县”应在今沈阳北和铁岭南的交界地带。考今沈阳沈北新区财落堡之“全胜堡汉代古城”可当其地，其地正在辽河以东和长城障塞之内。

上述以襄平、辽阳、望平三县南北连接成的汉代辽东郡北境的这条戍边道与郡、县之间的古交通道，主要是傍辽河（大辽水）左岸河谷地而行。但因其近“辽泽”之北而又多通行于辽河谷地平原，常遭水患，故其在交通地理上的重要性，常常让位于上述由辽东郡襄平东北经“高显”“候城”，直趋“玄菟”的另一条重要的部族、属国之陆路戍边交通道。

汉魏晋之高句丽南、北二道走向示意图

四、辽西、右北平郡的陆路交通道与大凌河流域古交通道

秦汉时期东北南部的陆路交通，东部以辽东郡治襄平为中心，东通濊貊、朝鲜、高句丽，北接玄菟、扶余、挹娄，成为汉魏时期东北陆路交通的辐集之区。而西部则以“辽西郡”和“右北平郡”治为中心，以大凌河和老哈河谷为交通干道，成为沟通幽燕腹地诸郡与塞外各部族的重要桥梁。

（一）北出卢龙向右北平郡治平刚的古城戍边道

汉魏时由辽西北出“卢龙塞”，通向右北平郡治“平刚”之道，是战国以来已开辟的出入塞北向匈奴左部之道。如《冀州图经》追记曰：“自周秦汉魏以来，前后出师北伐，唯有三道。……一道东北，发向中山，经北平、渔阳，向白檀、辽西，历平刚，出卢龙塞，直向匈奴左地。”

前已考《冀州图经》所追述的周秦汉魏东北行出匈奴左地之道，是东北地区最早开辟的塞外交通干线之一。其中发自“中山”，指今河北省定县古“中山国”之地。北经“北平”和“渔阳”者，分别指今河北卢龙县和蓟县境。笔者尝考北宋元符年间（1098 —1100）刊石的《禹迹图》上标注的古“北平”（平州），即在“卢龙”东南今滦河下游。《隋州郡图经》亦载：“渔阳有北平故城，即汉将军李广为郡守。”证以《史记·卫将军列传》：元狩二年（前121）“其夏，骠骑将军与合骑侯敖俱出北地，异道；博望侯张骞、郎中令李广俱出右北平，异道；皆击匈奴”[81]。《史记》中记载汉武帝元狩二年李广等出“右北平”北击匈奴之道，即是上述周秦汉魏出塞三道中经过今东北西部地区的主要北行干道之一。

这条发自“中山”，经“北平、渔阳”，再所经之汉、魏“白檀”，其地据《水经注》记载：“（濡水）东南流，迳渔阳白檀故城。”可见出卢龙向右北平郡道上的白檀县在汉代为渔阳郡地，位置应在今滦河（濡水）流域的河北省卢龙西北迁安县境。

上述这条周秦汉魏以来的辽西、右北平郡内的古交通道，除文献记载外，从考古遗迹和古今自然交通地理上也可以据实考察。其交通路线的走向基本是：由今河北省定县古“中山”国地出发，过北京以东通县和河北天津蓟县、玉田、卢龙，然后进入滦河下游。自此古道避开辽西傍海道，稍转西北行：溯滦河谷地而上，越古“白檀”山地，由滦河支流青龙河溯源北行，再出青龙河或瀑河河口上游进入今辽宁省西部青龙河上游建昌大杖子或凌源刀尔登一带——这一带已勘查有汉代古城遗迹。由刀尔登再西北行经河北平泉，转而进入老哈河上源五十家子河畔的“黑城子”，过“平刚”沿老哈河继续北行，出塞进入大兴安岭南北山地草原，即到达秦汉时东胡和匈奴左部之地。其后即为两晋南北朝的辽西鲜卑之草原之道（详见下章）。

上述这条历行于周秦汉魏的经由辽西和右北平郡的重要古道交通，堑山堙谷，经久而不衰。它也是后来魏武帝曹操北征三郡乌桓，长驱五百里取“卢龙塞道”而进入白狼山和柳城军旅交通中的重要一段。本章以下诸节，即要述这段辽西古道的重要交通史迹。

（二）辽西、右北平境内大凌河南北古道交通的形成及重要史迹

辽西“大凌河古道”，是东北地区古代辽西与中原文化交流和民族迁徙的重要交通孔道，其命名源于1982年笔者所著《辽宁古代交通地理述略》。考古发现证明，分布于大凌河两岸台地的早期青铜时代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应属“燕亳”族团）的居落遗址，其分布的密度甚至不亚于当代村落点。说明大凌河谷道是一条至少开辟在“部族交通”时期的古道。至前3世纪的战国燕秦以后，由于东北地区建置和交通制度的臻于完善[82]，大凌河古道的郡县交通方见于史籍，并成为辽西南北的主要交通。从目前大凌河流域的交通考古遗存看，战国至汉代的遗址（包括城址），在北票、朝阳以南的大凌河中上游，其分布的密度居东北和东北亚之首。而主要分布有如下各沿山川分布点：

其一，北起大凌河北支流牤牛河上，有靠近辽西边塞的奈曼旗“沙巴营子”和“土城子”两座秦汉古城，由此沿牤牛河往南，在牤牛河汇入大凌河干流的东岸，有义县东北九道岭镇复兴堡汉代古城和今北票市南章吉营子古城（古“大棘城”）。而在牤牛河以西的今北票市北大黑山的“炮章沟”隘口，则有北出东官营子的又一条古长城戍边道。

其二，从义县大凌河中游西南行，在大凌河左岸（北岸），先后有朝阳县召都巴乡召都巴村和大庙乡“土城子”两座汉代古城，亦在出大青山口关隘的古交通要道上。

其三，溯大凌河曲折西南而上，在今朝阳以东、沿凌河右岸过凤凰山以南的大凌河东岸北纬4l°32′、东经12°25′处，有朝阳南十二台营子袁台子战国至汉代古城址和古墓群。大凌河东岸的袁台子一带，为战国时“酉城”，即汉代的辽西郡“西部都尉”柳城县。

上述辽西“柳城”以南，是大凌古道的南行枢纽重镇。以柳城为辐集点，辽西大凌河古道又可分为以下两个方向：

其一，由柳城东南，过松岭山脉，经大凌河曲折南流的下游西岸义县大王屯一带，即汉代辽西郡“昌黎县”境。由此东渡大凌河再渡辽河，经医巫闾山东南的“无虑县”（今北镇县东南和黑山县、台安县一线），可东去辽东郡“襄平”（今辽阳）。这是燕秦至两汉从辽西郡腹地通往辽东郡首府的陆路干道，其基本方向为东南行，沿医巫闾山南麓进入辽东郡。

其二，由朝阳南袁台子“柳城”正南，过大柏山隘口，沿大凌河右岸南行有古道。据《晋书·慕容皝载记》，前燕时段氏将攻慕容皝，“段兰拥众数万屯于曲水亭，将攻柳城。……（皝将）封奕率骑潜于马儿山诸道”[83]。《晋书》中的“马儿山”，即《汉书·地理志》柳城县条中的“马首山”。从汉晋时代史书记载的方位勘定，“马首山（马儿山）”实应在“柳城”之南。经1984年秋笔者与邓宝学先生实地考察，所谓“马首山”，应即今朝阳南袁台子汉“柳城”遗址之南的大柏山。其山西傍大凌河，古今为交通要途，其一直延续至“三燕”和辽金元。

古今交通从今朝阳南大柏山隘口，沿大凌河谷东南行陆路，在袁台子“柳城”以南的考古发现，经历年考古调查还有如下诸项史迹：

其一，在朝阳县南双庙子镇大凌河东岸，有分布密集的汉魏古墓群。再往南经双庙镇以南单家店乡水泉村、兴隆沟村和薛家沟村，亦均发现有从春秋到战国时期的山城遗址。这些山城谷道的排列均为南北方向，位置大体分布在由袁台子柳城以南，以大凌河东岸进入小凌河北支流羊山河，再连接小凌河上游交通线两侧的山顶上。由朝阳南双庙子一带，进入小凌河谷道后的古城遗址，则发现有朝阳南羊山乡五佛洞古城、建昌县瓦房乡马家台子古城和黑牛营子古城。过黑牛营子，然后连接绥中县六股河上游今绥中县北“古城寨”古城等交通道。这是标示古代大、小凌河和六股河之间古今辽西交通建置地理相接的重要考古遗迹。

其二，由袁台子汉“柳城”西南行，溯大凌河干流两岸的古交通。其考古遗迹依次还有：大凌河东岸朝阳周杖子、召山嘴遗址，又西南有胜利乡汉魏古遗址，从胜利乡缘大凌河东岸至喀左县东北羊角沟有纵横300余米的大型汉代遗址。遗址西距大凌河干道仅5公里，又南在小黄杖子村有一座战国至汉代古城。另与河东小黄杖子村对，在大凌河西岸，则有卧虎沟乡“后城子”古遗址。两城隔河对峙，控制着大凌河古道交通线。这些城址有些属交通城站。

其三，由羊角沟和卧虎沟再南行，则至今喀左县城大城子。自此大凌河上游古交通道，沿大凌河干道开始分为东、西两条 ：一是东路或称南路，沿大凌河南源“敖木伦河”，由新开岭而连接青龙河谷；二是西路沿大凌河西源“凌源南大河”，西出努鲁儿虎山南麓而接青龙河和瀑河上源进入河北。

以大凌河主河道划分，大凌河上游的沿河古道交通，也缘大凌河东、西两源而分途。这两条古道上的古代遗迹，近年来也愈加明确，其主要方向是：

其一，沿敖木伦河而上的南道：由喀左县大城子凌河西岸南行，有缘大凌河左岸大道。经过南哨子，首先到达的是喀左县平房子镇小营子村南1公里的“黄道营子”古城。该城地处大凌河上游左岸险要的谷地平原中，周围群山环峙，形成天然屏障。城南有大阳山和影壁山形成的隘口，大凌河从中间流过。城西北有双尖山和关大海南山形成的隘口，城址东北仅2.5公里处就是南哨山口，陡险峻峭的王子山和南山分立在大凌河两边，形成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之地。从地理地貌和大凌河古水道的考证看，今敖木伦河即古“白狼水”的上段。今大阳山，即古“白狼山”。位于白狼水西岸和白狼山北麓的这座著名的黄道营子战国至汉代古城，正是名噪古代辽西的历史名城和交通军事重镇“白狼城”。

其二，沿大凌河南源古道西行，从今喀左至凌源间，亦为古道交通。而过“白狼城”再南行，至今喀左县平房子镇北洞村和山嘴子村，曾都出土有商周时期青铜器。这证明先秦时这里已是人类繁衍的交通要途。在山嘴子南约5公里的今海岛营子村马厂沟南台地，1957年一次即发现商周铜器16种。过马厂沟西南，经过喀左大阳山（古白狼山）和黑头山形成的隘口，已进入大凌河左岸支流渗津河流域谷道，是大凌南源西支的又一交通枢纽。另一沿凌源南大河西行，又有安杖子等重要汉代古城，为经今凌源连接河北平泉的又一古道。

上述这条沿大凌河和渗津河西南进入河北青龙河上游的古道，从沿河诸考古遗迹看，应是远开拓于燕、秦以前的重要孔道之一。喀左境内的商周青铜器窖藏，前已指出，很可能与燕王喜当年为避强秦东走辽东，取辽西大凌河古道，途经此地埋藏或祭祀有关。这也是后来东汉末曹操北征三郡乌桓奔袭“白狼山”下的通衢要隘。其中喀左县山嘴子镇“土城子”古城，是重要地点。这是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至21世纪初，笔者多次重点考察过的辽西大凌河南北通向青龙河和瀑河谷道，是由从青铜时代起历数千年辽西趋古“幽州”的重点交通古迹[84]。

其三，在大凌河南源的交通孔道上，于大凌河东岸，则有今喀左、建昌之间的南公营子镇小店村和铁沟村战国至汉遗址。南行至建昌县西碱厂镇大杖子遗址和二道湾子镇“后城子”，都发现有汉代和汉以前古城。经西大杖子、魏家岭南渡大凌河与青龙河上游分水岭北麓的建昌县南之“要路沟”，则进入了卢龙塞道北端的“青陉口”，即今青山之口，向南连接渔阳诸郡地。由建昌县大杖子一带，进入崇山峻岭间的大凌河上游古“要路沟”，是从先秦至汉魏以来山戎北出长城的重要部族通道。“要路沟”形象地概述了大凌河南源的古今交通冲要。近年大杖子更有重要战国遗址发现[85]。

其四，需要重点记述的是辽西大凌河上游古道沿凌源的西路，即由今喀左县大城子街道沿西支大凌河（凌源南大河）西南行。经20世纪80年代和2014年笔者两次亲临安杖子等地考古调查，其古道一路所经有如下诸点：大凌河南大城子有洞上战国遗址；河北岸有六官营子镇春秋战国墓群和大营子镇蔡家沟古城；凌源宋杖子镇山嘴子北山遗址（汉墩台），其地有从红山、夏家店到战国秦汉建筑址。进一步证明了这条古道同喀左山嘴子“土城子”一样，至少开通于青铜时代早期。由此西行经喀左西部进入今凌源市南境。先后经凌北街道三官甸子村“城子山”，有战国至汉代遗址；又三官甸子村“小城子”有汉遗址；又有城关街道安杖子村大型战国至汉代古城址，这处安仗子古城发现有汉代封泥十数块，可辨识者有广城之丞、当城丞印、夕阳丞印、昌城丞印、白狼之丞、廷陵丞印、无终丞印、泉州丞印、薋丞之印等[86]。

安杖子古城出土的封泥，是古代邮驿交通和军事交通的明确信物。参证以前些年甘肃河西走廊敦煌和瓜州间秦汉“悬泉置”驿城出土的简册等，同是当时以竹木简册通达军令、政令而加以印缄泥封的实物遗存，在辽海交通史上意义重大。

凌源市安杖子城内大量封泥的发现，说明位于大凌河西支上的安杖子一带确为古代的交通冲要。从交通地理看，过安杖子古城，沿大凌河西支折而南渡，经宋杖子、刀尔登等地，渐与今河北省青龙河谷瀑河古道相接。在这条南北衔接的交通线上，已发现的古代史迹尚有凌源市三十家子镇北宫村汉代遗址和大河北镇大窝铺汉代遗址。由凌源大河北镇南行进入青龙河上源，又有凌源市刀尔登镇营子汉代遗址、头道河子汉代古城址。另外，在青龙河上游刀尔登以北的三道河子乡五道河子有战国墓群。墓地在青龙河右岸交通要道，南距刀尔登古城仅5公里。而刀尔登和五道河子在交通地理上，正位于青龙河上游、东支三道注子河分叉处，是东北去安杖子古城的必经之路。由此南行循青龙河，即至今河北省青龙县和宽城县地，已进入了汉魏时古“卢龙塞道”的北段和西段，并属汉代“上谷”“渔阳”郡境。此段古道，成为辽西丘陵与燕山南北交通古道的枢要经地，在辽西部族方国和秦汉郡县、属国交通史上，均具有连接中原与东北亚纵深区域的重要意义。以考古学文化反映出来的“部族交通”看，这一陆路，至少从红山文化的“古国”到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方国”（辽西古“燕亳”）时代已经奠基。它历经数千年，与“榆关”（今山海关）道并行，是与傍海陆路的汉魏和汉以前的东北古代交通南北并存的主要干线。

第四节　东汉末曹操北征“三郡乌桓”的交通地理与交通文化

在中国东北和辽海汉魏之际的交通史和民族关系史上最具历史震撼力和影响力的事件，是东汉末建安年间，曹操策马辽西“白狼山”，大破三郡乌桓后，从柳城旋师辽西“碣石”以观沧海的历史传奇。本节专门记述这一历史名篇中的交通史迹和交通文化。

一、曹操北征乌桓的历史文化背景

东胡后裔的辽西乌桓，是继东胡、匈奴之后，与辽西鲜卑先后兴起在“匈奴故地”的草原民族。当汉武帝北却匈奴后，乌桓与鲜卑最先进入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对汉廷时降、时叛。汉朝为稳固北边计，既设有“护乌桓校尉”和“鲜卑校尉”于边地。东汉安帝建光元年（121），辽西鲜卑首领其至鞬（置鞬）叛汉，先攻蓟北居庸关，云中太守成严战殁；接着又攻汉“护乌桓校尉”徐常于马城。度辽将军耿夔、幽州刺史庞参等发兵助战“护乌桓校尉”，稍宁汉边。127年，耿晔重任“护乌桓校尉”，乌桓首领戎末磨等一度内附，并助汉防备鲜卑。133年其至鞬卒，数年内，乌桓、鲜卑稍匿犯郡。

约20年后的桓帝永寿元年（155），环居辽东塞外的乌桓又叛汉。桓帝迁“汉阳太守”种暠为“辽东太守”，又加任为“度辽将军”，专防塞外的乌桓与鲜卑。种暠不辱使命，先抚而后兵，使乌桓、鲜卑等威服，边郡在十数年内安宁。

桓帝永寿二年（156），著名鲜卑首领檀石槐被推为“鲜卑大人”，建汗位在“弹讦山”，尽有匈奴故地。自此进入了五郡塞外的鲜卑与乌桓的强盛期。从当时的两部分地看，鲜卑檀石槐部主“弹讦山”至“云中山”之间的西部之地，而东部乌桓主要分布在右北平、辽西、辽东等塞外，即史称“三郡乌桓”。汉廷则设抚安乌桓、鲜卑的“辽东属国都尉”于辽东“无虑城”以镇抚之。

至东汉末年建安中，在“三国”“四方”（魏、蜀、吴和辽东公孙氏）并立的情况下，盘踞于辽西、辽东、右北平的“三郡”塞外的部族中，以乌桓酋长丘力居部最为强大。其部众数万骑，“承天下大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当时继其父总摄三郡乌桓的首领蹋顿，本为辽西乌桓大人丘力居从子。当其登上三郡乌桓的单于地位后，从自己的部族利益出发，参与中原各诸侯的争据斗争，曾与河北袁绍联合，攻灭了割据右北平和辽西一部的公孙瓒，成为威胁曹魏中心所在邺城、许昌和幽、冀二州的主要北方部族势力。

官渡之战后，曹操占领今河北地区的幽、冀二州地。袁尚等人投奔蹋顿，并希望依靠乌桓的兵力重建自己的势力，不断南下侵扰。曹操为安定后方，欲进讨乌桓。但诸将都说，袁尚只是败军之将，夷狄贪而无信，又怎能为他所用。现在如果率军远征，刘备必然劝说刘表袭击许昌，情况如有变将无可挽回。独谋士郭嘉力劝曹操北征乌桓。他认为辽西遥远，胡人毫无防备，派兵突袭就可一战而下。而幽、冀民心尚未归附曹氏，袁绍曾有恩于乌桓，如果先南征刘表，得乌桓相助的袁尚就会乘机进攻河北，冀州会得而复失。魏武帝曹操审时度势，采纳了郭嘉建策，于是决定北征乌桓。当时汉献帝已将都城迁至今河南许昌（后继为曹丕受禅定都之地）。

为保证军队、粮草的顺利运输，曹操首先在河北开凿了“平虏”“泉州”二渠，然后发兵河南许昌，北顺澽沱河，经“平虏渠”再转接渔阳郡之“泉州渠”，一路水陆兼行而过幽蓟。当到达到滦河下游的河北省蓟县和玉田的古“无终国”境后，郭嘉又谏言：千里远袭、兵贵神速，军中辎重多而难以速行，不如留下辎重，率领轻兵走捷径，以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这时正值雨季，渤海湾滦河下游泥泞不堪，乌桓派兵镇守险要地带，曹军不能顺利通过。曹操向当地名士田畴问计，田畴认为，这一带秋、夏两季常有水患，水浅不能通车马，水深不通载舟船。他向曹操献计北出卢龙，经“平冈”到达“柳城”。他分析：建武以来，这条道已有200年断绝不通，可能还有“微径”遗迹可寻。乌桓认定我必由无终进入辽西，一旦受阻我军就会退兵，所以他们一定松懈无备。如果就势回军，北出卢龙塞经白檀绕行到平冈，再从平冈东进柳城，则路途便捷，蹋顿可不战而擒。曹操于是采纳田畴之计，率军返回，他立大木于水边，上面刻字：“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复进军。”[87]乌桓看到后误认为曹军已经返回，不为戒备。

从“无终”回军北上，曹操让田畴部众前导，堑山填谷五百里，率军北走徐无山（今河北迁安的黄太山）。曹军北出西卢龙塞（河北喜峰口西5公里多的潘家口关），绕过白檀（河北宽城县药王庙古城）、平冈（辽西凌源市境），东指柳城（辽宁省朝阳市南袁台子古城）。行军途中历经艰难，曾方圆二百里找不到水，后挖地三十余丈才找到水源；军中缺粮，杀马数千匹充作军粮。距柳城还有二百里的时候，乌桓听到消息。袁尚、袁熙与蹋顿、辽西单于楼班、右北平单于能臣抵之等率数万骑迎战。八月，曹军登白狼堆（辽西喀左县大凌河西岸的大阳山）与乌桓军相遇，乌桓人数众多，曹军重甲军尚未赶上，前军都是轻骑兵，左右都非常畏惧。曹操登高远眺，发现乌桓军阵容不整，他于是令张辽为先锋率军进攻，在“白狼山”下大破乌桓。曹军斩杀乌桓首领蹋顿及各部大王，胡、汉20万人先后投降。乌桓苏仆严和辽西、右北平部落诸首领从袁尚、袁熙等，均投奔辽东公孙氏。此战曹军获全胜。

回师途中，南下途经辽西之“碣石”，曹操写下了千古名篇《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是为与北征乌桓同誉辽海的咏传千古的“碣石篇”。

本节以下内容，则拟对曹操北征辽西三郡乌桓的交通史迹据实考察。

二、曹操北征乌桓的辽西交通史迹考探

汉末曹操北征乌桓，是一次由中原集军出塞的大规模行动，因而在汉魏辽海渤碣间军事交通地理上占有特殊地位。记载这次集军出塞的，以《三国志·魏武帝纪》和《田畴传》最为翔实，后代史书如《资治通鉴》等也间有追述。

《三国志·魏武帝纪》：“（曹操）将北征三郡乌丸，诸将皆曰：……今深入征之，刘备必说刘表以袭许。……惟郭嘉策表必不能任备，劝公行。夏五月，至无终。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畴请为乡导，公从之。引军出卢龙塞，塞外道绝不通，乃堑山湮谷五百余里，经白檀，历平冈，涉鲜卑庭，东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虏乃知之……八月，登白狼山，卒与虏遇……公登高，望虏陈不整，乃纵兵击之，使张辽为先锋，虏众大崩……九月，公引军自柳城还……”[88]

以往治东北史地者，多引据《三国志》以上诸文。然而对曹操北征三郡乌桓之交通地理的考证，古今多有歧义。本节以史书记载参证历年考古发现的交通史迹，对曹公北征三郡乌桓的辽西道重为考察。并以曹操出师和班师之不同路线，试分别述之。

（一）曹军出师之道

曹操出师之道，据《三国志》记载，是建安十二年（207）春发自河南许昌，夏五月“至无终”，即今河北省玉田县古“无终国”地。夏七月，至傍海之卢龙道，“司军出卢龙塞”。曹师至卢龙后，本拟出卢龙塞傍海道趋柳城。但因“塞外道绝不通”，方有无终豪士田畴者献策：“旧北平治在平冈（刚），道出卢龙，达于柳城，自建武以来，陷坏断绝，垂二百载，而尚有微径可从……若嘿回军，从卢龙口越白檀之险，出空虚之地，路近而便。”[89]于是曹操乃采纳田畴之策：“令畴将其众为乡导，上徐无山，出卢龙，历平刚，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余里。”[90]

曹操北征乌桓交通示意图

按《三国志·田畴传》，畴为右北平郡无终当地名士，深谙卢龙塞一带古道傍海交通。其所谓“旧北平郡治在平刚，道出卢龙，达于柳城”，是指汉魏时出卢龙塞，经右北平郡境，到达辽西柳城的古道交通。

所谓“自建武以来，陷坏断绝，垂二百载，而尚有微径可从”是指东汉初建武以来，因塞外乌桓近塞和水患断绝，使“出卢龙、达于柳城”的辽西古道，“陷坏断绝垂二百载”。但仍有“微径可从”，这微径，正是指田畴率众为向导，引曹师“从卢龙口，越白檀之险，……上徐无山，历平刚，登白狼堆”的堑山湮谷五百里的山间小道，即所谓“卢龙西道”。

考察曹操率军北行的这条辽西古道，其交通变迁，实际上在《汉书》卷二十九《沟洫志》中已见记载：“大司空掾王横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于韩牧所欲穿处。往者天尝连雨，东北风，海水溢，西南出，寖数百里，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矣。”[91]《汉书》所记“往者”辽西等地的“海浸”现象，据现代科学研究，至少发生在西汉以前的战国前后。其海浸应有多方面的地理和气候原因，直至东汉末尚未恢复。而曹操当时所经辽西傍海道的走向，即历经白檀、徐无山、卢龙口、平刚和白狼堆、凡城等，以下可分考其史迹如次。

1.白檀

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汉魏白檀县应在濡水（今滦河）流域。《水经注》卷十四之“濡水”注：“又东出峡，入安州界，东南流迳渔阳白檀县故城。”[92]可知白檀应为汉代渔阳郡故县，地当濡水东南流的下游。《汉书·地理志》“白檀县”注有“洫水”，应指濡水。故白檀故县应在滦河中下游。今据河北省考古工作者的调查考证，汉代白檀县城，应在今河北省兴州河南岸之滦平县小城子。则曹师所经之“白檀之险”，应指今河北滦平县境东南的滦河支流，非仅指经白檀县城；“白檀之险”应指经由白檀县境的山险之道。

2.徐无山

古徐无山应为今燕山余脉，东连渔阳密云山，西连居庸口。从历史记载上看，应为今玉田县之东、青龙县西，建置应属古“平州”北平郡境。《晋书·地理志》记北平郡下领四县：“徐无”“土垠”“俊靡”“无终”。其首县“徐无”当在今河北卢龙县和青龙县境。该徐无山，以汉魏地理比定，当近卢龙塞道的今河北省青龙县与宽城县交界的“都山”。这里正是青龙河与瀑河的分水岭，是当年曹师转路所登之“徐无山”一线。

3.卢龙口

卢龙口当指古卢龙塞隘口。郦道元《水经注》载：“濡水又东南迳卢龙塞。塞道自无终县东出，渡濡水，向林兰陉，东至清陉、卢龙之险……”[93]

郦道元所记为汉魏出卢龙塞的故道东段。从《水经注》的记载看，“卢龙塞”作为出“无终”的塞道，并非一条交通隘口。而由今玉田县古“无终”东出，渡“濡水”（今滦河）达于卢龙塞为干道。再溯其支流青龙河东北，至今长城桃林口即古“青陉口”。这正是《水经注》中“卢龙东越青陉至凡城二百里许”的古道。

但田畴导引曹军“回师”，“从卢龙口越白檀之险”。这里的“卢龙口”，非“青陉口”。因此时青陉口已“陷绝垂二百载”，而应是今卢龙西北的青龙河西支或瀑河上的卢龙道西塞道上的路口，即田畴所说的“尚有微径可从”。这出“卢龙口”，取“微径可从”，应指经过“徐无山”之险，沿青龙河西支，道出河北省迁安县北的建昌营、七道河隘口，或更稍西的瀑河交通隘口，即成为“林兰陉”， 然后东北行转向右北平郡大凌河上游的“白狼县”（喀左黄道营子）之白狼山及“白狼道”（大凌河南支上游古道）。

4.平刚

平刚为西汉右北平郡治。考察曹军北征三郡乌桓的行军路线，其中“历平刚”很值得审读。从田畴引军“出卢龙口”“历平刚”“登白狼堆”直指“柳城”的方向看，曹师实际并未达到“平刚”，只是途经“平刚县”界（南部）。

从古今自然交通地理看，由今河北建昌营一带出卢龙口（青龙河隘口），经青龙县和宽城县，北行首县进入了辽宁省凌源市西南青龙河上游的刀尔登一带。而刀尔登，是连接青龙河谷上游与大凌河西支上游“沟门子”一线和北出三十家子一线的古今交通枢纽，在汉魏时代的右北平郡内的交通地理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往北已连接辽西大凌河上游古道。在这条古交通道上，从当代考古发现看，在枢纽地区的刀尔登一带南北有多处汉魏城址或遗址发现。其中主要有凌源市北营子汉代遗址，头道河子汉魏古城等。特别是刀尔登镇头道河子村小河西的青龙河左岸台地上，经勘察至今有周长约500米的古城址。其遗物时代从战国到汉魏时期，延续较长。其城址虽规模不大，但雄踞在青龙河西转折之处。由此北行可达汉右北平郡治“平刚”，其间离仅75公里。由此东行，进入大凌河支流渗津河谷道（古称石城川）的渗津下游与大凌河交汇处，即达古“白狼山”（今喀左县大阳山）。可见这座雄踞古“卢龙口”北端，位于“平刚”“白狼”之间的交通重镇，应是古代沿青龙河、瀑河北行，而又东入渗津河和大凌河谷道的三条古交通枢纽之一。故知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乌桓途中的“历平刚”，当指溯青龙河上游至今凌源南一带，历“平刚”县之南境，然后东沿渗津河谷道，直驱今喀左县“大阳山”（古“白狼山”），最后终至“柳城”（今朝阳南）。而所谓“历平刚”，即经过大凌河上源的渗津河谷。此亦为商周时经由的大凌河古道。

5.白狼

当年“历平刚”、“登白狼堆”，正是沿青龙河上游，过凌源市刀尔登，东入渗津河谷道，再东行登大阳山（白狼山）之行。也是“白狼山之战”的曹军进攻方向。

田畴引导曹师在“白狼堆”阵斩乌桓蹋顿单于以后，东北行直趋柳城的故道，即“大凌河古道”的北段。据《三国志·魏武帝纪》所载，曹操出师之道的行程为：夏五月至无终，七月至卢龙塞，八月登白狼堆，秋九月“引军白柳城还”，冬十月“登碣石、观沧海”。自卢龙北行柳城，先后历时百余日，驱五百余里。其军旅所经交通，以今日地理考察实为：从“卢龙口”，沿青龙河西支而上，经今辽西凌源市南，再由青龙河谷入渗津河谷道，然后东行登今喀左县大阳山（白狼山），阵斩乌桓蹋顿后，又沿大凌河古道东北行，最后到达辽西朝阳南袁台子古城，即汉魏之“柳城”。以上是为曹操北征乌桓的出师之道的基本交通地理实况。这也是当年《后汉书》记载辽西太守赵苞“垂当到郡，道经柳城”的白狼水古道。

6.凡城

从靠近“白狼山”北的大凌河古道推断，又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实地考古发现看，凡城应在今喀左县山嘴子镇黄家店村古城（土城子）。古城靠近“白狼城”（黄道营子），并出土有汉代筒瓦和板瓦。该城纵横200余米，地控大凌河南源古道，应为故“石城县”地。是从战国至汉魏时期的战略和交通重镇。

（二）曹操回师之道

建安十二年秋九月，曹操平讨三郡乌桓后“引军自柳城还”的交通路线，史书中记载较少。可借以考察的文献记载，主要有《三国志·魏武帝纪》：“九月，公（曹操）引军自柳城还。”另外散见于《魏武帝集》中《碣石篇·冬十月》亦有文：“孟冬十一月，北风徘徊，天气肃清，繁露霏霏。”同集《步出夏门行》《观沧海》记载了东汉建安十二年孟冬十月，曹操征乌桓回师途中，确实有“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仆仆征行。与出征时出卢龙历平刚的古道，显然是两条不同路线。

关于曹操北征乌桓的回师交通路线，尽管史籍阙如，但参证近代考古发现资料，迄今已有可能寻迹其基本交通走向。其中最明确的地理坐标，可根据考古发现确认如下各点。

1.柳城与马首山

柳城故县是曹操北征三郡乌桓出兵的终点，也是回师的起点，前已指出在今朝阳南袁台子。由柳城溯大凌河南行，过“大柏山”（马首山）而至建昌境的敖木伦河上游，经“要路沟”和建昌大杖子南行要路，而进入建昌县和绥中县六股河上游交接的辽西之“碣石道”。“大柏山”在辑本《元一统志》卷二记载在“兴州（朝阳）南三十里”，古今地名相传。

2.由柳城南下碣石与碣石道

“碣石”为辽西著名古迹，以秦始皇、汉武帝和曹操之名而蜚声海内。唯其如此，对碣石古今考索纷繁。经近年考古发掘，辽宁省考古工作者提出秦汉辽西“碣石”，应在今辽宁省绥中县万家乡墙子里村南海中之“姜女石”。此说其实早在明清游记中已有人提及，唯不为时人所重。清初谈迁《北游录》记载：“过（山海关）八里则欢喜岭，孟姜女石在岭南二里。远见天桥柱者，汉武帝登碣石望海。”[94]谈迁《北游录》的记载说明，早在300多年前，清人已指称山海关外八里的“欢喜岭”南之“姜女石”为古“碣石”。通过古“碣石”的傍海道即为“碣石道”。该“碣石宫”所在，已详述于第三章，故不赘述。

3.由“柳城”南行辽西“碣石”古道上的现代考古发现举要

汉代辽西郡“柳城”故址和秦汉“碣石宫”遗址的确认，为曹师北伐乌桓交通地理的考察提供了重要依据。在由辽西“柳城”南至“碣石”即绥中县海滨的交通线上，历年来发现的文物古迹也为具体确认这条古道交通的走向提供了实证。

从辽西陆路看：由朝阳十二台营子镇南袁子村汉“柳城”出发，南行有陆路两个方向分途：

一是西南溯大凌河干流，可至喀左行至大凌河上游的“白狼山”和“白狼县”。这是曹操出师征乌桓时，“登白狼堆”“直指柳城”的出师之道。

二是由袁台子东南行，缘大柏山东麓，离开大凌河谷，沿八道河子南下，去往辽西滨海“碣石”之道，是为曹操回师之道。这一路上的考古遗迹，已经勘查的依次有：

（1）袁台子以南双庙子汉墓群，南至单家店乡水泉村、兴隆沟村，均发现有春秋、战国之际的古山城址。这一路古代城址，多分布从十二台子河，南行小凌河支流羊山河的沿河交通道两侧。其中单家店子公路西侧既有海拔407米的“城子山”，山上有战国至汉魏古城址。

（2）城子山往南行，这条古代交通线进入羊山河流域。其交通道上的最大古城，是今羊山河西岸朝阳县羊山镇五佛洞汉魏古城。这座古城，位于羊山河右岸交通要道，地理坐标为北纬40°10′、东经102°20′。城址内出土有汉至晋代的绳纹板瓦、筒瓦等建筑遗物，它显然是古今由大凌河南支十二台子河去往小凌河北支流羊山河谷道的又一交通重镇。

（3 ）由羊山镇五佛洞古城溯小凌河上游西南行约15公里，在小凌河西岸，有“黑牛营子”古城。该城址紧靠小凌河左岸，现仅存纵横150米，但遗布有汉魏至辽代的绳纹板瓦等大量遗物。由黑牛营子古城再南行瓦房子镇，至下平房一带，古道交通过小凌河谷，然后翻越小凌河与六股河上游分水岭——海拔800余米的石家梁山，西南沿六股河上游陆行，古道到达今建昌县娘娘庙乡。

在这段由小凌河上游黑牛营子进入六股河上游的古道上，最明确的古城址是建昌县二道湾子乡“后城子”遗址。其地望正在小凌河与六股河上游的交通衔接地带，在古代交通地理上的地位尤为重要，应当是一座交通城镇。

（4） 由后城子稍南，则为建昌县巴什罕乡“土城子”古城。该城时代较早，为一处战国至汉代古城。“后城子”和“土城子”均地控古今六股河上游交通孔道，西边靠近辽西著名的“黑山”。黑山为松岭余脉，自古为辽西两大河流大凌河上游与六股河的天然分水岭，古时也应是两河流域交通孔道的天然分界线。黑山之西侧为出青龙河口（古“青陉口”），进入大凌河上游交通的古“卢龙道”的北端；黑山之东侧为沿六股河和小凌河上游，是由辽西傍海北去“柳城”的另一沿河重要陆路交通。

（5） 在这条古交通道上，靠近傍海处最重要的考古遗存和交通地理坐标，是发现于今辽宁绥中县北六股河下游的古城寨汉城址和石河下游的山海关西南八里抚宁县之古城村古城址。

前者地处辽宁省绥中县六股河西岸崔家河沿附近。古城寨汉城残存南北长约250米，东西宽200余米。经20世纪60年代发现和1984年实地考古调查，夯筑土城墙高2米，城内已辟为耕地，但遗布大量汉代的灰陶和红褐陶绳纹陶片和砖瓦，是迄今为止在六股河下游傍海交通道上发现最大的一座汉代古城。从自然地理上看，古城寨东临六股河，北靠龙王山，南濒大海，是汉魏时期控扼辽西傍海陆路交通道的枢要地区。经由其古城西南行数十里，即可到达上述辽西古“碣石”“临渝”等傍海交通重镇[95]。

后者地处今辽宁绥中万家乡古“碣石”西南约10公里的河北省抚宁县境。古城地处今山海关西南八里的古城村东北，城址下临沙河即石河故道西岸。石河应即东汉以后的古“渝水”，则古城当为后汉“临渝”。经考古调查，在古城村东北一处叫“城子里”的台地上，仍遗布大量卷云纹圆瓦当和菱格几何纹空心砖残块等东汉遗物。城址呈方形，四周夯土墙俱在，直径300米。从其地理位置和有出土遗迹考察，该城可能是东汉以后的辽西郡“临渝县”城，亦即后来隋唐时的“临渝关”和“榆关守捉”驻地。汉魏时期，由柳城南至辽西“碣石”后，再傍海道西南行，至卢龙以前的首关、应即今山海关西南八里的临渝县故城，即后汉西迁的“临渝县”治。

总之，上述这条汉魏时期的由“柳城”至傍渤海碣石道，以考古发现连线：开始于朝阳南袁台子，沿十二台子，进入大、小凌河上游和六股河上游的巴什罕古城。顺六股河而下，经绥中古城寨后，西南到达山海关外9公里的万家镇金丝屯古城和“姜女坟”（碣石）。过碣石后，则经过今河北抚宁县古城村古“临渝县城”。这条古交通线上的诸古城遗址连接不断，从时代上，上起战国，中经汉魏，下至隋唐，在辽西古代交通史上，具有承汉魏古道，开契丹、奚、室韦等草原之道的意义。其交通文化的流绪，在东北亚前沿的辽西环渤海湾辽西走廊交通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三、曹操北征乌桓的社会人文意义

曹操北征乌桓的交通史迹，在秦汉时期辽海交通地理、交通文化和民族关系史上的意义，可总称为社会文化意义。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三点：

其一，曹操北征三郡乌桓，重新开启了卢龙塞“堑山湮谷五百余里”古道，继承和进一步开拓了由“渔阳”“无终”至辽西郡和右北平郡这先秦以来的古代交通。特别是进一步打通了从“卢龙塞”“平刚”至“白狼”“柳城”之间，“堑山湮谷五百余里”的辽西交通孔道。在中国东北，特别是辽海交通历史上，树立了重新开拓“自建武以来，陷坏断绝，垂二百载”而沮洳不通的辽西古交通地理的阶段性人文丰碑。直至三燕时慕容皝伐后赵蓟城，仍取此出古北口历平刚道，亦称“诡路出其不意”[96]。

其二，曹操北征三郡乌桓的行动，从民族关系的层面上，在汉末边域诸侯迭起、部族纷争的形势下，稳定了右北平、辽西边郡，解救了陷入东胡境的汉人20万。魏武帝在扫平“三郡乌桓”后，审时度势，未发兵辽东公孙氏，而是“率众从柳城还”。这一决策在当时，无论从对汉边的稳固，还是对北方民族文化的进一步交融方面，都发挥了超出“白狼”“柳城”之战本身的历史意义，并为扫除袁绍、袁尚地方割据势力，重新统一北方，并开启曹魏和西晋的多民族统一奠定了基础。

其三，曹操北征乌桓虽然时间只有数月，但它在辽海地域文化的影响中却留下了不朽的篇章。在传世的东汉末的文学作品中，称雄一时的“建安文学”的名著，至少有两位代表人物在辽海留下遗作。而这两位作者的遗作，都与北征三郡乌桓和辽东直接有关。而建安名著传布辽西，更是汉末与平定三郡乌桓并重的辽海文化的盛事。其一是北征乌桓前，曹操之子曹植留下的《谏伐辽东表》，其二是曹操平定三郡乌桓，“还自柳城”后留下的《碣石篇》和《请封田畴表》。其中曹植的《谏伐辽东表》首次提出“辽东负阻之国，势便形固，带以辽海”[97]。其“势便”者，多指辽海水陆交通之便；而“带以辽海”，更是第一次将辽河流域地域冠以“辽海”形胜之区。这比后来素为学术界引为圭臬的《魏书·库莫奚传》中“乃开辽海，置戍和龙”[98]的历史记载，要早上3个世纪，实为“辽海”文化冠名的先河。至于北征乌桓征途中，魏武帝曹操写下的《碣石篇》，更是“建安文学”在辽海咏传千古的最早名篇。其“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已成为中华文化翘楚之一的“东临碣石有遗篇”的代表之作。它们同考古发现重见天日的辽西“碣石宫”遗址一样，成为秦汉时期辽海历史文化的珠联双璧而饮誉海内外。也是辽海交通文化中，独领东北亚大区域之风骚的佼佼之篇，在中国东北和东北亚交通文化史上可彪炳千秋。

第五节　鸭绿江左岸朝鲜半岛上乐浪、真番至“三韩”、日本的诸交通道

在汉魏时期的东北亚交通史上，“幽州”所辖域内的中国东北和东北亚古代交通，在燕秦之设立辽东、辽西、右北平、上谷、渔阳五郡，至汉武帝元封年间设立“朝鲜四郡”以后，其郡、国、县、邑间的陆路交通，又越过鸭绿江以东和长白山，至狼林山脉以北和东北，从纵横两个方向延向朝鲜半岛中南部和狼林山脉及东北的日本海沿岸。其东西向的交通，横越鸭绿江（马訾水）、清川江（浿水）、大宁江（沛水）先抵乐浪郡治“平壤”，然后南下经载宁江（带水）、礼成江、汉江（列水），而达“马韩”“弁韩”“辰韩”等“三韩”故地。而其另一路由乐浪郡向东北纵向交通，越朝鲜半岛西北江南山脉、狼林山脉、盖马高原，沿着清川江、大同江上游诸古道，而可行达日本海西岸之咸镜南、北道，并跨海通日本。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朝鲜半岛的古“乐浪”（今平壤），是从先秦开始，经幽州辽东郡转向东北亚边域的文化重镇。从汉武帝以后，先后有400余年的建郡历史。从“箕子东迁”“卫氏朝鲜”到“乐浪四郡”，一脉相承的“汉郡文化”，使两汉时代的“乐浪文化”毫不逊色于中土。20世纪下半叶，笔者曾先后三次造访韩国国立博物馆和日本东京博物馆，观其藏汉代乐浪郡文物丰富已有切身感受。今从东北亚交通史的角度，对两汉时代经“乐浪”“真番”，东传半岛腹地和“三韩”、日本的相关史迹，试分述如下。

一、汉武帝时“朝鲜四郡”的设立

从汉武帝元封年间，将军杨仆等率军5万，从山东汉“齐郡”渡渤海至辽东，又遣左将军荀彘领陆军出辽东，水陆并进合力攻“卫满朝鲜”之“王险城”（今平壤）。此战由太守公孙遂和左将军荀彘统一指挥。在汉军强大攻势下，“朝鲜王”相夏尼谿杀卫满孙右渠降汉。汉武帝遂在与辽东郡“番汉县”隔“浿水”（今清川江）相望的“卫氏朝鲜”故地设置“四郡”。《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元封三年（前108），灭朝鲜，分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99]

26年后的汉昭帝始元五年（前82），调整合并“四郡”设置：“昭帝始元五年，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菟。玄菟复徙居句骊。……复分岭东七县，置乐浪东部都尉。”[100]

上述始置于汉武帝元封年间的“乐浪”等四郡，不仅是汉魏时代中国东北和东北亚最早设置的统属于西汉“十三州刺史”的郡县建置，而且是东北地区由部族、方国间的邦国、部族交通，进入郡、国、县、邑之交通的重要奠基。自此朝鲜半岛上及东行日本的古代交通，方真正进入汉帝国郡县体制中管理，即进入了“汉郡文化”深入传播至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历史时期。如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韩国儒学史》记载 ：“从汉朝传入的经学思想，使韩民族受到中国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不只在政治原理方面，另外对礼俗、法制等整个三国时代的社会生活，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01]

由辽东郡番汗东南行乐浪、真番、带方和“三韩”、日本的古道真正开辟于汉武帝时。由以上诸节可知，西汉时代的辽东郡“番汗县”，是最早在前3世纪的燕秦时代已远设在今朝鲜半岛北部的内郡属县。其故址，经文献记载印证当代考古发现，已知在清川江下游平安北道博川郡坛山里古城。这是燕、秦、汉、魏各代幽州“辽东郡”的最东部边县。《汉书·地理志》记载“沛水出塞外，西南入海”[102]。该“沛水”，应即古“浿水”支流即西南入黄海的大宁江。而其县故境，应为朝鲜半岛上的古朝鲜真番部族，也是燕、秦、汉辽东郡长城的东部起点。即《汉书》卷九十五《朝鲜传》所称，汉初卫满时“真番、临屯皆未服属”。由此辽东郡之番汗县，东渡清川江（汉浿水）后，即可进入汉武帝以后的“朝鲜四郡”之首“乐浪郡”。从东北亚古代交通史的角度，连接“乐浪郡”至“真番”“带方”和“三韩”及日本诸地，其经由的重要交通城邑有下列。

二、“朝鲜四郡”的中心与交通枢纽“乐浪郡”及其属县

元封年间汉武帝所设“朝鲜四郡”，既是对“箕子朝鲜”和“卫氏朝鲜”方国政权地域范围的扩大，又是将西汉幽州刺史监领的郡县体制，延伸至大同江、汉江流域的发展。而“四郡”的中心和交通枢纽，是从公元前1世纪设定，一直延续至4世纪初的乐浪郡治。自从20世纪初日本学者在平壤发现“乐浪太守”印以后，已确知其在平壤西南1公里古城洞土城。此外早年在大同江流域的平壤一带，又曾经发现前41年（西汉元帝永光三年）铸造的“汉孝文庙铜钟”。其铭有“孝文庙铜钟容十升重卅斤，永光三年六月造”[103]。这当是武帝开“四郡”后，经辽东流传至半岛的汉代重要“高庙”祭器。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乐浪郡，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开……县二十五：朝鲜、邯、浿水、含资、黏蝉、遂成、增地、带方、驷望、海冥、列口、长岑、屯有、昭明、镂方、提奚、浑弥、吞列、东暆、不而、蚕台、华丽、邪头昧、前莫、夫租。”[104]这是从元封年间始设“朝鲜”等11县到昭帝始元五年（前82）撤“真番”“临屯”二郡，乐浪郡扩辖原真番郡“南部都尉”的“含资”“带方”等7县和临屯郡的“东部都尉”的“东暆”“不而”等7县后，合计为极盛时期的25县。至此，乐浪地区成为东北亚地区、汉幽州刺史下领县最多和交通地理最为枢要的边郡地区。而乐浪郡扩展的原真番郡“南部都尉”7县和临屯郡的“东部都尉”7县，正是由乐浪郡治通向朝鲜半岛南部和半岛东北部日本海沿岸的两条重要交通路线。乐浪郡境故县有史可稽者可分列如次。

（一）屯有县和黏蝉县

该二县两汉均属乐浪郡。关于屯有县的地望，古今有三种说法，即黄海南道黄州、黄州东南的凤山郡和京畿道之丰德。三者均在平壤以南的交通孔道。今采多数中外史家的黄州说。其主要依据有：其一，据《三国志·魏书》“韩”条记载，“建安中，公孙康分屯有县以南荒地为带方郡”[105]。这说明在东汉末，“屯有县”与“带方郡”不仅地境相接，而且“屯有”应在“带方”之北。“带方”故地，应在载宁江下游（见下条）。所以，其南的“屯有县”，应置于载宁江以北今黄州川上的今黄州枢要之地。其二，在今平壤南约40公里的黄州郡黄州邑东得月山上，至今仍有周长4000米的高句丽重要古城。城居黄州川北岸古今交通孔道，俗称“南平壤城”[106]。该城现存归属虽然为高句丽时代，但从该地与汉代“带方”“乐浪”（平壤）南北居中的交通地理形势看，亦适为高句丽以前乐浪郡之“屯有”故县之地。而关于黏蝉县，应在今平安南道龙冈郡城岘里（一称于乙洞土城）。因城址东北发现有东汉元和二年（85）“黏蝉神祠碑”而确知其地。其遗址现存东西约1500米，南北约1300米，当包括县城及周边的聚落区。

（二）海冥县

在由乐浪平壤南行百济“汉城”的汉代交通古道上，过今黄海道黄州（屯有县地）后，在经由“带方郡”和“含资县”的同时，又有通向海州湾而沿礼成江和汉江入海口，靠近百济汉城的重要古镇古“海冥县”。该县在西汉时属乐浪郡“南部都尉”，入两晋时属“带方郡”七县之一。考其县名“海冥”者，应有近海“溟茫”之义。《汉书·地理志》班固自注：“海冥县，莽曰海桓。”海冥县在晋代即属“带方郡”，亦当在载宁江及其以南地区。杨守敬在《汉志释地驳议》中，将“海冥”置于“真番”近海之地。据此多数史家厘定“海冥县”于今朝鲜黄海南道载宁江右岸的海州首阴山一带，这与朝鲜半岛上“乐浪”“带方”和“真番”诸郡的相对交通方位吻合。

（三）含资县

《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均载其属乐浪郡。《晋书·地理志》系于“带方郡”下。《汉志》班固注：“含资，带水至带方入海。”[107]带水，从20世纪初在黄海南道凤山郡文井面昭封里一号汉墓发现“带方太守张抚夷”铭文砖后，可确知为今境内之月唐江，下游称宁江。按照《汉书·地理志》班固的自注“含资（县），带水至带方入海”的水道地理方位，含资县境应有“带水”，其水下流又“至带方入海”。此条的“带方”，指设郡治以前的带方县。由此观县的位置，应在“带方县”入海处以北的宁江上段月唐江一带。据此，多数中外史地名家，如韩国学者李丙焘在《真番郡考》中论及今月唐江（一名瑞兴江）为汉时“带水”，考含资县应在今黄海南道凤山郡东南瑞兴郡[108]。其后金毓黻《东北通史》、杨昭全《中朝关系史》等，皆从此说。从带方县位置的确认和班固《汉书·地理志》的明确记载看，黄海南道凤山郡为含资县地当无疑。

（四）带方郡与带方县

带方县与带方郡，是两汉时代至三国辽东公孙氏和两晋时期的同一县城而不同建置名称的变化。后者“带方郡”始设三国魏时辽东公孙康时，其后兼领乐浪郡“南部都尉”7县，而郡治仍在“带方县”。由上条“含资县”可知，“含资”与“带方县”，应南北相邻，同在月唐江即瑞兴江流域。由前述黄海南道凤山郡文井面昭封里发现的“使君带方太守张抚夷”铭文砖和古墓旁发现的东汉灵帝“光和五年韩氏造宅”的方砖，可以确认此处为“带方”之汉魏墓群。而在此处近邻发现的黄海南道凤山郡“石城里”，正是带方县和带方郡所在地无疑[109]。其城址略呈长方形，东西556米，南北730米，其规模大于当时一般县城。带方郡和带方县与乐浪郡平壤一样，是朝鲜半岛上有明确考古发现可以认定的汉代重要郡县城址和交通枢纽。二者与百济首都“汉城”，共同构成了从汉魏至隋唐以来东北亚古代交通史上，以朝鲜半岛中部为“陆桥”的黄海和日本海之间的交通大动脉。

（五）昭明县

旧属“真番”，昭帝以后的两汉属乐浪郡，三国和晋以后属“带方郡”。20世纪初日本占领朝鲜时，在黄海南道信川郡北部西湖里发现遗迹，一称“土城里”和“青山里土城”。有古城址呈长方形，东西约500米，南北200米。城址附近发现有“太康四年昭明王长”等铭文砖。太康四年（283）为西晋年号，晋时仍称两汉旧县名。根据墓葬铭文砖一般距县城颇近的汉晋旧制，韩国学者李丙焘已将昭明县定位于黄海道信川群西湖里土城里[110]，此论可据。这是由“乐浪郡”平壤南行“汉城”和“列口”的滨海重镇。

（六）列口县与“列口”

列口县，《史记》《汉书》中均有记载，当以“列水”（今大同江）得名。《汉书·朝鲜列传》记载，楼船将军杨仆，自山东齐郡过海征朝鲜，“坐兵至列口”。宋《资治通鉴》卷二十一记汉武帝元封三年事，在“列口”下胡三省注：“班志，列口县属乐浪郡。……余谓其地当列水入海之口。”《通鉴》及胡三省注极精审。自日本学者今西龙在朝鲜半岛发现东汉时“黏蝉长”所立“平山神祠碑”以后，已经确知“列口”当在大同江口。而汉杨仆征朝鲜“王险城（平壤）”时，“坐兵列口”，即应在平壤以南的江口外。日本学者今西龙在考证“列口”为大同江口的同时，引《三国史记·地理志》“‘栗口’以云栗川，今殷栗县”，认为“栗口”应即“列口”，即今黄海南道殷栗郡。据1974年平壤出版《考古学资料集》（4）“云城里发掘报告”，汉“列口县”当今殷栗郡出土有“千秋万岁”汉瓦当的“云城里土城”。高句丽时期一称“栗口”。

（七）长岭县

位于黄海南道信川郡凤凰里。因该地发现有魏正始九年（248）“守长岭县王君”碑。亦为由载宁江南通开城和汉城的汉魏时代的历史名城和交通重镇之一。其南则进入“三韩”境。

三、由“列口”南行“三韩”的汉魏古道

（一）在“乐浪”（平壤）以南的基本交通走向

汉代由大同江下游之“列口县”到今黄海南道“栗口”即殷栗县，继续南行“百济”和“三韩”古道，过“列口”以后，首达重镇有两处，即黄海北道之黄州城和瑞兴郡。前者位于“乐浪郡”治南百里的黄州川上，古今为交通要道，至今得月山上有高句丽古山城（黄州城）。后者瑞兴郡前已考为古“带方郡”之“含资县”，是古“乐浪”（平壤）至“汉城”（今首尔）间最重要的交通要镇。其地亦有古高句丽“大岘山城”（大鲜山山城），今地为“瑞兴郡古城里”[111]。出瑞兴郡古城里东南行百公里，沿着礼成江至汉江即到达百济“汉城”王都尉礼城。

（二）百济“汉城”与獐项口

这是汉魏时期由“乐浪”“真番”南行“三韩”的必经都邑。其故址与燕秦的“上獐”有关。汉城其故址已经确知在汉江流域，今首尔市区南之古“尉礼城”，即《三国史记》中所记百济的古都。而古“獐项口”，应即古“辽东外徼”的障塞之地，即今韩国京畿道的安山。在《三国史记》中记载，与汉代的百济古都“汉城”相对，在汉江右北汉山上，还建有“北汉山城”。高句丽灭亡百济后，603年，“（高句丽）王遣将军高胜攻新罗北汉山城”[112]，就是原百济古都，后属新罗的古“汉山城”。这是从两汉到“三国时代”朝鲜半岛中部最重要的交通重镇。乐浪南行

“三韩”的古道，由乐浪郡南之“含资县”

和“列口县”，过上述百济“汉城”后，有南、东二路可分别到达朝鲜半岛南部“辰韩”的“廉斯部”和古“弁韩”及“伽耶”诸部。

北汉山城城墙一段（冯永谦摄影并提供）

（三）由百济南行陆路

其南路大体由汉城，中经水原、乌山、天姿、公州（旧扶余），沿锦江南下全州、潭阳，然后抵达光州而至全罗南道的罗洲、木浦、宝城等，多为全罗南道的海诸要津和交通重镇。

（四）由百济汉城东行陆路

其东路，由汉城经今利州、镇州、清州，东出沃川、金泉、倭馆，而南行伽耶和东行庆州，到达新罗腹地。再经巨济岛等渡对马海峡，则可以东渡日本列岛上的北九州诸岛之“倭国”。今韩国庆尚北道的“倭馆”，即因古日本商旅驻地得名。

（五）由百济以南至汉代的“三韩”故地

当时尚处于汉百济郡县以外的部族聚落，很难如“乐浪”、“带方”二郡确置郡县，但在汉城（今首尔）西南的京畿道安山，却有重要古城。李朝《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九“安山郡古迹”条：“獐项废县，在郡西十五里。古城，在郡西二十五里，土筑，周九千五百六十五尺。”这个早于《三国史记》中“獐项废县”的古城，应与燕、秦、西汉有关的《史记》和《汉书》中的“上獐”遗址有关。出“上獐塞”即进古“辰国”。在此以南交通，此可引《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裴注引《魏略》的一段信史文字，以作为窥见东汉以前朝鲜半岛中南部地区从“獐项口”（燕秦“上獐”）以南半岛的交通状况。

《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引《魏略》曰：“初，（朝鲜）右渠未破时，朝鲜相历谿卿以谏右渠不用，东之辰国，时民随出居者二千余户，亦与朝鲜贡番不相往来。至王莽地皇时，廉斯鑡为辰韩右渠帅。闻乐浪（郡）土地美，人民饶乐，亡欲来降。出其邑落，见田中驱雀男子一人，其语非韩人。问之，男子曰：‘我等汉人，名户来。我等辈千五百人伐材木，为韩所击得，皆断发为奴。积三年矣。’……因将户来等出诣含资县，县言郡，郡即以鑡为译，从芩中乘大船入辰韩，逆取户来。降伴辈尚得千人，其五百人已死。”[113]

分析这段难得的信史记载，可以为荒芜飘渺的两汉时代朝鲜半岛上的东北亚古代交通史迹，梳理出以下诸条结论。

其一，从汉武帝设置“汉四郡”前后，直至安帝时，在朝鲜半岛先后有“卫氏朝鲜”“乐浪郡”和“三韩”之属。从《魏略》记载看，乐浪居西北，而“辰韩”居南。乐浪与“三韩”的分界，大体在礼成江下游黄海道以南。而在汉初卫氏“右渠”未亡时，即汉武帝以前已有与东部“辰国”的交通往来。这是秦汉之际朝鲜半岛上的早期交通。

其二，在卫氏朝鲜时，“百济”之“汉城”尚未立国，所以由右渠之“王险城”，即后来乐浪郡之“朝鲜县”，南出或东出“上障”至“真番”故地后，当时即为古“辰国”的三韩之地。故乐浪朝鲜的“东之辰国”，很可能在当时经过“真番”之地的含资县，过“带水”（载宁江），即抵达的汉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这是秦汉及其以前汉江以南朝鲜半岛陆路交通的基本走向（参见第二章23页交通图）。

其三，至王莽时代的西汉末，“三韩”之一的“辰韩”仍有“右渠帅”的官职，可见当时“辰韩”为“三韩”中之势大雄厚者。但其部仍无郡县之设，而仍为“出其邑落”之制。故此时的“三韩”诸部的交通地理，连去海上“倭人”（今日本）的交通，仍属处于中原先秦以前的古代部族“邑落”间的自然交通阶段。

其四，当时出“辰韩”之“邑落”北趋“乐浪”时，竟有被掠的乐浪汉人在“辰韩”断发为奴3年，而且辰韩一次可掠去乐浪郡1500人，说明当两汉之际，不仅乐浪等“汉郡文化”发达，有汉城址和大量汉代“人口”流入为证，而且在乐浪南部之“三韩”地区，亦有很多汉郡流民。这些汉郡流民与三韩部众，共同为开拓东北亚的边郡和交通助力尤多。因此在汉文化的覆盖下，当时朝鲜半岛南部的“三韩”部族交通亦达到了空前发达。

其五，朝鲜相廉斯鑡与汉人降者户来等，由“辰韩”北归“乐浪郡”，所诣的第一县“含资县”，即今黄海南道瑞兴郡。是知含资县应为西汉时由乐浪郡“南部都尉”南行与“辰韩”的相邻之县。由此以东的“芩中”，可“乘大船入辰韩”。为当时与乐浪、“含资”相邻的礼成江中下游的大河畔乐浪南部之交通重镇。当时越过礼成江以南、以东的开城东南的汉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已属于由乐浪南行至两汉时代的“三韩”之古代交通地带，由此赴海即可东达日本北九州诸地。

四、“乐浪”东北行“第一玄菟郡”沃沮故地之“东部都尉”的濒日本海古道

汉魏时代由古“朝鲜”之都即汉武帝以后的“乐浪郡”，东北行日本海沿岸的古代交通，在汉初是通向“苍海郡”和“临屯郡”的边郡交通，汉昭帝以后则称为乐浪郡通向“东部都尉”七县的部族交通。这一濒日本海西岸的交通，主要经由如下。

（一）东暆县

该县为临屯郡治和后来乐浪郡之“东部都尉”第一县，因此确定其县地，应首先索证设置仅20余年的“临屯郡治”。此条最有力的证据是《高丽史·地理志三》：“溟州，本濊国，汉武帝遣将讨右渠，定四郡时为临屯。”此条可印证于更早的唐贾耽《古今郡国志》：“今新罗北界溟州，盖濊之古国。”[114]所谓从唐贾耽所记的“新罗北界溟州”，到王氏高丽时代的正史《地理志》，都记载“溟州”为“濊国”，即“东濊”之地。此条在《三国史记》卷一《新罗本纪》中又有明确记载，新罗王南解次次雄十六年（王莽天凤六年，公元19年），“北溟人耕田得濊王印，献之”。[115]可见地处“北溟”（今日本海）的西汉时，已有东夷“濊王”或“濊君”无疑。今发现此“濊王印”的古“溟州”，应即今朝鲜半岛东北部，其地也是汉魏以后由朝鲜半岛去日本的发轫点之一。今江原道北部尤山郡和安边郡近海（溟州）地区的东朝鲜湾近海平原地，即古“溟州”，也是当时由新罗跨海通日本的边海要镇。

（二）不而县

不而县为乐浪郡“东部都尉”七县之一，《三国志》中称“不耐城”。其地应为旧“玄菟郡”之“沃沮”部族地。《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载东沃沮：“汉以土地广远，在单单大岭之东，分置东部都尉，治不耐城，别主岭东七县。” [116]

据《三国志》记载，不而县（不耐城）应有三个重要条件：其一为乐浪“东部都尉”之重镇，与前条“临屯郡”方位比较，应在其稍北；其二，故地属“沃沮”故地，与故“玄菟”相近；其三，其地大方位在“单单大岭”（狼林山脉）之东，靠北部朝鲜的日本海西岸。

以上述地理条件厘定，不而县（不耐城）应在今朝鲜咸镜南道狼林山脉以东日本海西岸。从《三国志·王毌丘诸葛邓钟传》记载，当年玄菟太守王欣，应熟谙朝鲜半岛古交通，从其追击高句丽位宫，“过沃沮千有余里，至肃慎氏南界。刻石纪功，刊丸都之山，铭不耐之城”[117]。当为日本海西岸的南北陆路。

从当年王欣追高句丽赴“玄菟千里”而“铭不耐城”看，汉代不而县（不耐城），应在今咸兴北之咸镜南道北青古城南北一带。

（三）华丽县

华丽县原属临屯郡，后并入乐浪郡，属“东部都尉”的“岭东七县”。所以其地境应在狼林山脉以东、“玄菟”（沃沮县）以南的日本海西岸。《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 》记载，昭帝内徙玄菟郡合并临屯于乐浪后，“汉光武六年，省边郡，都尉由此罢。……不耐、华丽、沃沮诸县皆为侯国”。是知“华丽县”亦应属“东濊”沃沮故地的“县侯”之一。以其居“沃沮”以南的故“临屯郡”属县推定，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和箭内亘等在《满洲历史地理》中，定临屯郡华丽县在今咸镜南道永兴一带[118]。它是由汉武帝时的第一“玄菟郡”连接“临屯郡”和“乐浪”“真番”四郡间的重要交通城站之一。

（四）夫租县

夫租县，一称“沃沮”，为汉武帝元封年间“第一玄菟郡”治。是汉代在东北亚大陆最东北部族地区建立的边郡。其地当为设郡前“沃沮”部族的聚居地。其部族分布应在朝鲜半岛东北、狼林山脉以东和日本海西岸频海。这既符合《三国志》中“沃沮还属乐浪，汉以土地广远，在单单大岭东，分置东部都尉”的条件，也符合乐浪“东部都尉”在“单单大岭”（狼林山）以东的方位。唯沃沮故地汉城设置短暂，且部族聚邑之间久远，郡县城址颇难索证。自清代著名地理学家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八推“沃沮城”为朝鲜咸镜南道之咸兴东北以后，日本东洋学派的白鸟库吉等，亦在《满洲历史地理》中等多沿袭咸兴说[119]。笔者在《高句丽古城研究》第五章中，提出今朝鲜半岛东北日本海西岸的重要古城——咸镜南道之“北青古城”，亦极可能为古“沃沮城”[120]。这一系列朝鲜半岛东北沿纵向狼林山脉与日本海西岸之间南北纵行千余公里的山海间东北亚交通道，自两汉以来，贯通“乐浪”“东濊”和“沃沮”，北接“肃慎”（挹娄）南界。其后又正为渤海“五京”中，由“上京龙泉”、“中京显德府”至“南京南海府”的故道。由这一濒海古道出日本海上，便有水路浮海通向今日本列岛上的诸“倭国”。20世纪30年代王辑五先生著《中国日本交通史》称：“盖日本海海流，缘由间宫海峡寒流与对马海峡暖流两者。由间宫海峡发源之寒流，沿俄领东海滨省东岸及朝鲜半岛南下，适与由南而北之暖流冲突于对马海峡……这种具有左旋之日本海流，遂为中华民族由（朝鲜）半岛东渡之最古海流。”[121]从汉和汉以前开辟的这条“对马海峡航道”，数千年经久不衰。从前一章记战国前后的中国式青铜剑出土在与朝鲜半岛南部隔对马海峡可至的日本北九州佐贺等地看，由对马海峡海路通日本，应是开辟于先秦时期的东北亚古代交通的滥觞期。但限于古代的航海技术，其真正的开拓期在汉魏以后。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在日本九州之志贺岛“筑前”出土有金质“汉委（倭）奴国王印”[122]。其阴刻白文篆体，与汉代对方国、属国颁赐的冠以“汉”字头的部族王国印信形制皆同。是《后汉书·东夷列传》所记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57）赐予“倭奴国”印信的直接物证，也是志贺岛为汉魏时由汉廷经朝鲜半岛达日本北九州的交通史迹的圭皋标志。而以日本学者福冈人青柳种麻吕考证，“倭奴国王”金印发现时在“田中巨石”，“其下有三石侧立，似围绕一物”。由此其出土地并非随意不慎弃之，而很可能为日本早期“支石墓”一类的重要贵族墓葬。如是，则筑前在东北亚交通史和“倭国”早期的历史地位和意义将尤为重要。

其详述见本书以下晋、唐诸章。

第六节　汉魏时期渤海与黄海两岸的东北亚水路交通

在汉魏时期的东北亚古代交通史上，除以上诸节记述的各陆路干线外，见于文献记载的早期海上交通及内河漕运，亦空前发达。由于古代自然地理的条件，汉魏时期东北亚与中原的海上交通，主要是以东北南部的辽东郡和乐浪郡为主，并且主要是由环辽东半岛濒海的县镇出发，南渡今渤海海峡或沿黄海沿岸，通往山东半岛汉代“齐郡”和“东莱郡”之地。过鸭绿江口以东，则连接“乐浪郡”的浿水和列水。从历史记载中考察，当时东北亚南部的海路交通主要有三条：

其一，由山东登莱入海，经庙岛群岛北路海道，至今辽东半岛南旅顺老铁山一带，然后北行登陆的古“乌石津”和“沓津道”。

其二，由山东汉“齐郡”和“东莱郡”入海，东北海行，沿黄海海岸，入自鸭绿江口的“安平道”；再转渡朝鲜湾海域，由大同江口（古称“列口”）或清川江口（古称“浿水”）登陆的入“列口”和“三韩”“日本道”。

其三，由山东“东莱郡”或“渔阳郡泉州”（今天津一带），渡渤海入自“辽口”，然后溯大辽水和梁水至“襄平”“辽阳”和“望平”“高显”诸道。

以上诸水路交通道，试分别记述如下：

一、由山东“齐郡”跨海行入辽东的“乌石津”和“沓津”道

这一条便捷的海上交通道，在第二章“先秦时期的东北亚古代交通”中已经指出，早在新石器时代，已有海路往来两半岛间。唯这条海上交通道明确见诸文献记载，则在汉魏时期。此时两半岛间的海路往来，主要已不是民间的自然流徙和商旅交流活动，而主要是政治原因引起的泛海交通和舟楫往来，并且规模宏大、历久经航。举汉末文献数条如下：

《后汉书·逸民列传》：“逢萌字子康，北海都昌人也。……时王莽杀其子宇，萌谓友人曰：‘三纲绝矣！不去，祸将及人。’即解冠挂东都城门，归，将家属浮海，客于辽东。”[123]

《后汉书》“逢萌条”所记王莽之事，当在西汉末年。其故里“北海都昌”，指汉北海郡都昌县。按《汉志》，北海郡置于西汉景帝中元二年（前148），故郡为山东“营丘”故地，首县“营陵”，今为山东省昌乐县地。当西汉末逢萌为避王莽酷政，从汉“东都”洛阳东赴今山东半岛“北海郡”，然后漂渡北海（今渤海），“浮海客辽东”。此行应是取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间海路。继其后，汉魏之世，因政治原因，由山东北海和齐郡地涉海路避地辽东者不乏其人。如《三国志·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管宁字幼安，北海朱虚人也。……天下大乱，闻公孙度令行于海外，遂与（邴）原及平原王烈等至于辽东。”[124]

《后汉书·独行列传》记王烈说：“王烈字彦方，太原人也。……遭黄巾、董卓之乱，乃避地辽东，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孙度接以昆弟之礼，访酬政事，欲以为长史。……曹操闻烈高名，遣征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终于辽东，年七十八。”[125]

《三国志》又引《先贤行状》曰：“（王烈）会董卓作乱，避地辽东，躬秉农器，编于四民。……太祖（曹操）累征召，辽东为解而不遣。以建安二十三年（《后汉书》作二十四年）寝疾，年七十八而终。”[126]

上如管宁、邴原、王烈等于汉季由山东海行入辽东者，显然非独个别之士。这是汉末辽东太守公孙度及其子孙能够自立辽东、雄张海外的人际条件之一。至于当时辽东公孙氏与中原吴地之间的官方海路往来，其规模更非避地辽东的泛海流民可比。

如《三国志·吴主传》亦记载，嘉禾元年“三月，遗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海之辽东。……冬十月，魏辽东太守公孙渊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孙综称藩于权，并献貂马。权大悦，加渊爵位”[127]。说明在汉魏不仅有山东齐鲁之地的流民跨海辽东，也有江吴之地北行之民。

汉末三国魏时，远处江陵一带的孙吴政权，为了通过海路，暗结盟辽东公孙氏，以牵制曹魏，于孙权嘉禾元年三月、公孙渊遣使“称藩于权”的翌年，复遣太常张弥等，牵庞大船队乘海赴辽东。同书载，嘉禾二年“三月，遣舒、综还。使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等将兵万人，金宝珍货，九锡备物，乘海授渊” [128]。

从《三国志》和《后汉书》中记载的汉末时代，孙吴政权既可集“将兵万人”的庞大船队，“九锡备物”重舳巨帆，由江浙吴地数千里海道至辽东“襄平”公孙氏之间，可见汉魏时东北南部与中原及江淮间海上交通的盛况。同时该庞大船队，亦可由“辽口”而行至“襄平”（今辽阳）。这样万人乘海的水上交通道，在3世纪前后，不仅在中国航海交通史上，而且在当时的亚洲和世界，也应视为规模空前的海上交通往来。

关于汉魏时期由中原经海路渡往辽东的水道方向，在汉魏以来的史籍中也间有记载，可稍为索证。其从南至北，从山东齐郡北行，主要经由交通地点有三山岛、马（乌）石津、沓津等。

前引《三国志》“邴原”条，原避地辽东，“后原欲归乡里，止于三山”。《三国志》中的“三山”，当指由今辽东半岛南行海路至山东半岛间的三山岛，亦称“三山浦”。据《新唐书·高丽传》，唐贞观中，为从海路征高丽，“诏储粮械于三山浦”。宋《太平寰宇记》亦记云：“三山（浦）在掖县北五十里。”

《三国志》中邴原渡海所指的“三山”，应即《新唐书》和《太平寰宇记》中的“三山浦”，其位置在今山东半岛掖县（古登州）以北25公里海中。由此确知，汉魏至隋唐，由山东半岛的“北海郡”渡海赴辽东，必先经莱州湾之“三山”岛水上交通枢纽。然后由三山浦舟横北行，在今辽宁省旅顺口老铁山一带登陆。老铁山即晋人所称之“马石津”者，实为“乌石津”，即以老铁山一带乌黑的山岩命名的出海码头。《资治通鉴》据《晋书》的《载记》《编年》，咸和九年八月（334年9月），“拜慕容皝镇东大将军、平州刺史、大单于、辽东公，持节，承制封拜，一如廆故事，船下马（乌）石津”[129]。

汉魏时辽东半岛南端海路上的港湾“马石津”，据金毓黻先生在《东北通史》中已考证：“马石津即马石山之津口，今称旅顺口。愚谓‘马、乌’二字形似，马石山应作‘乌石山’，今为老铁山，其石色焦黑，因以得名。”[130]金毓黻之说颇有见地。汉魏以来从山东北海诸郡渡海向辽东的海路，应发自掖县北之莱州湾之“三山浦”，向北舟行经庙岛群岛海峡，到达辽东旅顺口老铁山渡口登陆，是为“马石津”实即“乌石津”。

由乌石津（老铁山）登陆北行，先到达辽东半岛南端之“沓津”，即沓县境。《三国志》“公孙度”条引《魏略》载公孙度表文：“贼众本号万人，舒、综伺察，可七八千人，到沓津。……遣将韩起等，率将三军，驰行至沓。”[131]《三国志》中的“沓津”，指汉魏时辽东郡之“沓县”海口，亦称“沓渚”。《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七“金州卫”条：“沓氏城……西南临海，谓之沓渚。”根据前对“沓津”的地望考察，沓氏县应指今辽宁省普兰店北花儿山张店古城。该城有战国至汉魏时期重要遗迹、遗物。其西南为今渤海普兰店湾沙河口，古今为辽东海陆津要，至今仍为辽东南部港湾之一，故可确定为汉代“沓津”之地。汉魏时由北海诸郡北渡渤海，至辽东“乌石津”和“沓津”后，即可缘陆路直趋“平郭”“安市”“襄平”。亦可从“辽口”溯大辽水舟行至辽东郡城。由于当时辽河水运尚在“辽泽”形成以前，由辽河口（今牛庄）入至“襄平”，继续沿小辽水（今浑河）而上，首先可到达“辽阳”（今辽中县茨榆坨偏堡古城）。继续北上辽河干流，则可到达辽水左岸之辽东边塞第一县“望平县”。这条从汉魏以来开辟的辽东海路通往山东“北海”“登”“莱”的水路交通，经汉、晋、唐、辽、金、元各代，直至明清的大规模海上和内河漕运时，垂两千余年，历久而不衰。直到明末清初辽河航道才渐淤塞。

二、由山东“东莱郡”和“齐郡”东北海行入“安平口”和“列口”道

汉魏时东北南部海路交通，除发自北海郡、东莱郡，经“三山”至辽东“乌石津”和“沓津”外，稍东北航行，又可入自鸭绿江口的“安平口”和今朝鲜大同江口的“列口”。这是汉魏时期由中原海道通往高句丽、古“朝鲜”和“乐浪郡”“真番郡”的重要水路交通线之一。

《汉书·武帝纪》，元封二年“遣楼船将军杨仆、左将军荀彘将应募罪人击朝鲜”[132]。以“楼船”冠以水师将军的杨仆等，汉初以庞大船队，横渡渤海和黄海，远征朝鲜、乐浪郡地，则见汉初水军之盛和水陆交通之发达。杨仆率水师去往汉初卫满“朝鲜”大同江的津口，古时称“列口”或“冽口”。故《史记·朝鲜列传》载：“楼船将军亦坐兵至洌口。”[133]

“列口”为汉武帝以后乐浪郡境之“列水”之口。列水以乐浪郡治“王险城”（今朝鲜大同江下游的平壤旧城），从地理位置看，应指今朝鲜半岛之大同江。如《汉书·地理志》云，列水“西至黏蝉入海”[134]。1913年日本学者今西龙，根据发现认为朝鲜平安南道龙冈郡于乙洞古城，应即汉代乐浪郡“黏蝉县”旧城[135]，而今日大同江正流经于乙洞古城左岸入黄海。由此可进一步认定汉代乐浪郡之“列水”为今大同江。汉魏进取“卫满朝鲜”和乐浪水路要津的“列口”，即大同江口。则知汉魏时期由山东沿海舟行东北路应先至“安平口”（鸭绿江口），再东越朝鲜湾，舟行至大同江之“列口”，以连接当时北海、东莱、齐郡、辽东、乐浪诸郡之海上交通。至于汉代由江吴或山东齐郡、东莱郡，东北海道入自“安平口”之水路，史籍中记载更为明确。安平口，指鸭绿江下游的汉代辽东郡西安平县海口。而汉代西安平县，已确知在今辽宁省丹东市北鸭绿江西岸之“叆河尖古城”[136]。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记载，嘉禾三年（234），孙权遣谢宏、中书陈恂封高句丽王宫单于。谢宏等曾乘海舟行至“安平口”。高句丽送“上马数百匹”，“是时宏船小，载马八十匹而还”[137]。

由汉末三国时代的江陵孙吴之地，乘海至辽东“安平口”，应发自长江下游的孙吴政权中心的“建康”（今南京），舟行至长江口，再渡东海和黄海，方可沿辽东黄海沿岸入自鸭绿江口。这条南北海道可达数千里，可见东北亚边海之当时海运之盛。而由列口登陆至南部“三韩”，则可渡对马海峡去日本。

三、由山东海行入“辽口”至“襄平”水道

汉魏时期，由中原向东北的海路，除上述两条外，还有由山东海行入“辽口”，溯“大辽水”和“大梁水”（今太子河）舟行至“襄平”道。这条水路交通俱在辽东郡腹地，主要经由大辽水的“辽口”和“辽队县”境入内河航道，再溯“大梁水”（太子河）可径至辽东郡首府“襄平”。可称为辽东郡的内河航运。

发生在这条水道上的著名事件，是前述魏景初二年（238）六月的司马懿征辽东公孙渊之役。司马氏兵分两路：一为陆行，公孙渊则由大将军卑衍、杨祚等将步骑数万人，由陆路屯于“辽队”、围堑二十里迎击司马懿；另一水路则由海道舟行至渤海湾，先进至“辽队”，然后溯辽河（大辽水）而上，经今海城三岔河牛庄，抵“辽队”，然后舟行抵“襄平”。《三国志》卷八“公孙度”条：“（景初）二年春，遣太尉司马宣王征渊。六月，军至辽东。渊遣将军卑衍、杨祚等步骑数万屯辽隧，围堑二十余里。……宣王令军穿围，引兵东南向，而急东北，即趋襄平。衍等恐襄平无守，夜走。诸军进至首山，渊复遣衍等迎军殊死战。复击，大破之，遂进军造城下，为围堑。会霖雨三十余日，辽水暴涨，运船自辽口径至城下。……八月丙寅夜，大流星长数十丈，从首山东北坠襄平城东南。……城破，斩相国以下首级以千数，传渊首洛阳，辽东、带方、乐浪、玄菟悉平。”[138]

同条史事复见于《资治通鉴》，景初二年，“秋七月，大霖雨，辽水暴涨，运输自辽口迳至（襄平）城下。雨月余不止，平地水数尺，三军恐，欲移营，懿令军中敢有言徙者斩”。此战中舟行曾“运船自辽口（今辽河入牛庄即古“辽隧”海口）迳至（襄平）城下”，这是开辟于汉魏时期的辽东内河航道。这条入自“辽口”，直趋“襄平”（今辽阳）的数百里辽东内河水运交通，直至明末清初时仍可以往来通航，其明代停泊处即今海城西四乡“布花堡”。明末清初以后，由于辽河下游河道的不断淤塞，中游泄流缓慢，这条通航了2000多年的东北亚南部最大的内河航道才最终废弃，而成为历史的陈迹。

第七节　两汉时期东北亚早期交通制度和交通工具的发展

一、两汉交通驰道的进一步开拓与交通制度的形成

西汉时代东北亚早期交通的进一步开拓，是对应于夏、商、周（含燕秦、战国）三代，辽河流域更早期部族方国间“方国交通”的奠基时期。其开始的重要标志，是从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统一全国伊始，即与开边郡、修障塞并行实施的“治驰道”工程。《汉书》追述：“（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139]其“东穷燕齐”，当包括今辽海地区的燕地东北诸郡。又东汉时张衡作《东京赋》，记有“经途九轨，城隅九雉”。其虽然记述的为都城之制，但说明两汉继承秦以前旧制，对“途”（道路定制）已有明确规范。从《汉书》等的简略记载看，秦汉时所谓驰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证明开“驰道”，在东北方，已达今辽海、渝关（今山海关）内外；而北方，已达“五原”、“云中”。前者东北亚地区秦代驰道的开设，由于古代交通地理的特殊性，往往世代沿袭而设，并较少有遗物遗存，所以很难把“秦驰道”与汉魏及后代交通史迹在史迹遗存的时代上明确分开，但二者时代衔接却史有明证。

此证于前节秦时车马东巡：发现在辽东沈、抚间浑河古道沈阳上伯官屯附近的“青桩地”李石寨有秦“相邦吕不韦”的铜矛，这应为燕秦于辽东却胡“戍边道”上的重要遗存。因为“上伯官屯东青桩子古城”，应即燕秦汉辽东之“中部都尉”，而在辽西沧海“碣石道”上的“行宫”遗址，已经有考古发现。秦始皇的时代，从“五原”至“云中”之“驰道”的“堑山湮谷”，也已经为近年陕西富县等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重要发现所证实。近年考古发现，已经把“秦驰道”的陕西富县段长125公里的典型路段昭揭于世。其“中心区揭露出道路总长71米。路面车辙均呈放射状分布。……为了加强路面强度，一些辙梁上还铺垫有经过加工的礓石碎块。不少辙梁上还残存累死马、牛的蹄印，以及用金属工具铲挖的痕迹。……当时的车轮距离有1.1米、1.3米和1.4米三种”[140]。这是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关于“秦驰道”的重要发现。推测，类似的“驰道”，亦应存在于“东巡”的辽西地区及其他辽海主要戍边经地。如有陶量和“相邦吕不韦”铜矛等出土的辽东郡“中部都尉”的浑河沿岸青桩子等和本溪太子河谷地。经实地勘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于辽东太子河流域亦发现山谷中基岩上遗有车辙痕深几厘米的古道（轨距1.2—1.3米）。

所以秦汉的“驰道”之设，应当是先秦文献《周官》中所记的“道路之制，其别有五”，即所谓“径、畛、道、路”等“五涂（途）”基础上，最早开拓的“国道”之制或“官道”之制，最宽的车轨应属1.4米。故汉武帝时太史令司马迁在《史记·蒙恬列传》中亦追述秦代的交通之制：“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湮谷，通直道。”[141]当汉兴以后60余年的汉武帝时代，秦蒙恬所修的“亭障，堑山湮谷，通直道”遗迹尚宛然可见，并为汉所继承。故直至唐杜佑《通典》亦追溯说：“秦制，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佚、啬夫。”《后汉书·光武帝纪》亦说：“（建武十二年）春，遣骠骑大将军杜茂将众部施刑屯北边，筑亭候、修烽燧。”唐李贤注：“前书曰：秦法十里一亭，亭有长，汉因之不改。”[142]这是秦汉相因服务于军事的交通亭候制度。秦汉郡县之下乡、亭、里之各级政权机构，与交通障、亭之总于一体，主要服务于政令民治和军事目的。反映在前引秦代《行书律》上规定：“行命书及书署急者，辄行之；不急者，日觱，勿敢留，留者以律论之。”这是有秦一代，大修“驰道”，设障、亭与《行书律》并举，从服务于军政目的出发，最早在国家层面上把交通驿传制度和交通设施（机构）的设置纳入法制规范的创制。秦的交通制度应继承了“三代”以来的某些旧制。如《墨子·非攻》中有“北而攻齐，舍于汶上，战于艾陵”。其“舍”可作动词的“驻”，亦可释为行军的“馆舍”（古以30里为舍）。其制又为汉晋所继承，对以后的中国古代交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继秦之制，汉代的交通障亭制度和郡、国、县、邑的交通开拓，在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有所发展。《史记·司马相如传》有：“相都住舍都亭。”《后汉书·皇后纪》注：“凡言郡亭者，并城内亭也。”亭既为交通设施。从交通制度上看，秦汉时代东北诸边郡的交通设置，已同中原列郡一样，进入封建国家的统一管理体制。《续汉书·百官志》刘昭注引《风俗通》说：“汉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盖行旅宿会之所馆。”同书引《汉官仪》说 ：“设十里一亭，亭长、亭候，五里一邮。”可见《汉官仪》中的“亭长”“亭候”“亭邮”一类官职，均为当时的专门交通官制。著名学者王毓铨先生在考证秦汉交通之制，谓秦汉之“十里一亭”，非单独行政区划之职，而兼当时的交通亭、候之设。所以《汉书·黄霸传》之“邮亭”条唐颜师古注：“邮行书舍，谓传递送文属所止处，亦如今之驿馆矣。”即汉代之“亭”已经有交通“亭馆”的意义和社会功能。

上述《汉书》之颜师古注文极其精审。所谓汉魏之交通亭、邮、书舍，实际与隋唐之交通驿馆功能相同，均为国家在郡、国、县、邑所设交通专设机构，这一机构确立于秦汉，而延续至隋唐以后。虽然各个时代的交通邮传设置，其功能辐射略有不同，如汉代之“亭”，兼有地方捕盗治安等管理职能，但其在主体上服务于交通亭候制度，是有目共睹的。秦汉时期的交通亭、邮等管理机构及其遗迹、遗物，在中原列郡，如今江苏连云港市尹湾汉墓简册和西北“河西四郡”的甘肃和居延等汉简中，已经有明确记述，这是秦汉时期十三州刺史各列郡通行的明确交通史迹。

在辽海地区，虽然尚无如居延等秦汉之际交通亭、候一类史迹文物发现，但根据史书中的记载，却可以窥见当时的辽海汉郡中，也已经通行了中原的交通亭候等制度。如《汉书·地理志》中记载，西汉末王莽改治理“四夷”边略，除了罢“王国”为“侯国”外，改“玄菟郡”为“玄菟亭”。显然是针对“玄菟”为辽东边郡中直接通向高句丽、扶余的交通重镇，所以改设“亭”以利交通。而至今在山东省博物馆收藏的汉代“玄菟太守”铜虎符，显然是汉代辽东玄菟郡的调遣兵符制度和军旅交通发展的实证之一。而见于辽西名城汉“柳城”之后的三燕之一“龙城”（今朝阳）中的两晋时代，仍“道有黄龙亭”，其必然沿袭了汉魏时期辽西“大凌河古道”上的交通驿亭制度。如上节介绍的，今朝阳西北大青山南的大庙乡两处“土城子”遗址，很可能就是当时“柳城”西北出大青山关隘的重要交通亭障兼戍城。又如至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大辽水”仍记：“（汉）辽东属国都尉治昌黎（交黎），道有黄龙亭，魏营州刺史治。”郦道元所记有“黄龙亭”的两晋之“龙城”，源于汉右北平郡之“柳城”。而“柳城”故道，前已指正是北通燕秦汉长城，南向为曹操北征三郡乌桓等辽西交通要衢。其晋代的“黄龙亭”之设，显然其制度可追溯至汉魏时代。所以在207年曹操北征三郡乌桓后，曾封有功的田畴为“亭侯”，虽为田氏婉拒，却可以视为以“亭”为封的交通之制沿袭着汉魏两代。仅就上述汉代辽海边郡的东西两缘交通，即由“玄菟”到“右北平”的交通亭候之设的蛛丝马迹，应可见辽河流域秦汉时期交通走势之一斑。

二、汉代东北亚交通工具的发展与在辽海的史迹发现

两汉时代除了重视交通制度和四夷边郡的交通地理开辟外，也十分重视交通工具的发展和完善。《后汉书·西域传》所记在边域“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旧日”的交通之盛，亦通行于辽海边郡。正如宋杨侃《两汉博议》所称，秦汉之时，“军书交驰而辐辏，羽檄重迹而押至”。至少反映了服务于军政“羽檄重迹”的秦汉交通之重，可以从现代考古发现中窥其大略。在辽东边郡，早在20世纪70年代的辽东古“襄平”（今辽阳）出土的可能为辽东郡贵族的一座战国木椁墓中，已见有了木车模型。模型虽然只相当于真车的六分之一，但按其轮距推算则与秦制相当。尤其车前木衡上有5个等距铜环和4个车轭等构件，其遗构和乘驾方式，已经同完整的陕西秦兵马俑古墓出土的铜车马等秦汉早期车制，以及与河北满城西汉“中山王墓”的双轮、独辕西汉“双轭式”或四乘的早期车马驾乘方式相同，为秦汉时辽东地区继承了战国燕秦旧制的辽东交通工具的圭皋标志。而辽东郡襄平城南出现的石铺甬路的作用，与考古发现陕西富县秦“直道”的建筑工艺有异曲同工之妙。更多的秦汉、魏晋之际辽海地区交通、驿道方面的实物和史迹发现，则首推辽西右北平郡之凌源“安杖子古城”“黑城子古城”和辽西郡“台集屯古城”等地发现的大量封泥。参之玄菟郡之新宾“二道河子”古城、沈阳上伯官屯和青桩地古城等的出土文物和传世的山东博物馆藏汉代“玄菟太守”铜虎符等印证，以及为世人瞩目的辽阳、旅顺、大连等地汉魏古墓群中发现的大量“车骑出行”的真切壁画[143]，其车骑装束、乘驾形式和车舆种类，如有盖车、征车，以及大量车軎、车辖等实物发现，车制已宛如中原郡国交通之制无异。

上述凸显了秦汉时期辽海汉郡中交通制度和交通设施及交通工具的完备，其已趋同中原汉郡的发展情况。它为晋唐以后中国东北和东北亚古代交通制度、骑射马具和交通工具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详见下章）。开启于 “三代”以前、奠基于秦汉时期的中国东北和东北亚古代交通，同整个中国和东亚地区的人文交通历史一样，在东亚社会文化史上是具有标志性历史进程意义的文化载体。正如有的专家指出，它体现了“交通文化”在人类历史发展史中的普遍意义：“交通系统和制度的完备程度，决定古代国家的领土规模、防御能力和行政效能。交通系统是统一国家维持生存的首要条件。……从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来看，交通的布局、密度及其通行效率，决定了文化圈的范围和规模，甚至交通的速度也对社会生产和生活节奏有重要的影响。”[144]以中国东北为中心，汉和先秦东北亚古代交通地理、交通工具、交通制度和交通文化的发展也是如此。它对这一古代文明中心之一的东亚大陆的历史进程的推动和影响，不仅体现在国家和部族间的政治交往和交通往来，也体现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和传播，后者有时更超过前者。正如《后汉书》卷四十八“应劭”条记载，汉与鲜卑“唯至互市，乃来靡服。苟欲中国珍货，非为畏威怀德”[145]。交通文化的多元社会功能古今一理。

[1]《太平寰宇记》卷四十九《河北道》，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1987年版，第421页。

[2]《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916页。

[3]《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1620页。

[4]《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3769页。

[5]转引自贾敬颜：《熙宁使契丹图抄疏证稿》，《文史》第二十三辑，第130页。

[6]《水经注》卷十二“圣水”条，王国维校本，引自《王国维全集》第十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18页。

[7]《晋书》卷一百零六《石季龙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767页。

[8]《昌平山水记》卷下，北京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第27页。

[9]转引自贾敬颜：《熙宁使契丹图抄疏证稿》，《文史》第二十三辑，第131页。

[10]《汉书》卷四十《张陈王周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2053页。

[11]《资治通鉴》卷九十五《晋纪十七》，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2999页。

[12]《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高句骊”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第2815页。

[13]《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辽队”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1626页。

[14]《辽史》卷三十八《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7页。

[15]《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1626页。

[16]《新唐书》卷四十三《地理志》引《道里记》，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1147页。

[17]《晋书》卷一百零九《载记九》，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817页。

[18]《三国志》卷四《魏书·三少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119页。

[19]《资治通鉴》卷九十五《晋记十七》，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2990页。

[20]《三国志》卷四《魏书·三少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118页。

[21]《三国志》卷五十七《吴书·虞陆张骆陆吾朱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1337—1338页。

[22]王绵厚：《秦汉东北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37页。

[23]《汉书》卷六《武帝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202页。

[24]《水经注》卷十四“小辽水”条，王国维校本，引自《王国维全集》第十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92页。

[25]《水经注》卷十四“大辽水”条，王国维校本，引自《王国维全集》第十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88页。

[26]《晋书》卷一百零九《载记九》，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815页。

[27]《资治通鉴》卷九十五《晋纪十七》“成帝咸和八年”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2990页。

[28]《水经注》卷十四“大辽水”条，王国维校本，引自《王国维全集》十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88—489页。

[29]《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1626页。

[30]《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武次”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1626页。

[31]《史记》卷一百一十五《朝鲜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 第2986—2987页。

[32]《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玄菟郡西盖马”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1626页。

[33]《通典》卷一百八十六《边防二·东夷下·高句丽》，中华书局标点本，1988年版，第5015页。

[34]引自《水经注》卷十四“濡水”条，王国维校本，引自《王国维全集》第十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83页。

[35]《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1625页。

[36]《水经注》卷十四“濡水条”，王国维校本，引自《王国维全集》第十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79—484页。

[37]《水经注》卷十四“濡水条”，王国维校本，引自《王国维全集》第十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85页。

[38]《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1625页。

[39]《后汉书》卷八十一《独行列传》“赵苞”条并注，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第2693页。

[40]《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1625页。

[41]《水经注》卷十四“濡水”条，王国维校本，引自《王国维全集》第十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82—483页。

[42]《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徒河”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1625页。

[43]稻叶岩吉：《满洲历史地理》第二篇“汉代的满洲”，东京丸善株式会社昭和十五年（1940）版，第138页。日文原文为：“此縣の位置はまた詳かたァぉ。”

[44]《资治通鉴》卷八十一《晋纪三》“武帝太康二年”条胡三省注文，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2577页。

[45]《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交黎”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1625页。

[46]《资治通鉴》卷九十五《晋纪十七》“咸康二年”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3005页。

[47]《汉书》卷二十八《地理治》“狐苏”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1625页。

[48]稻叶岩吉：《满洲历史地理》第二篇“汉代的满洲”，东京丸善株式会社昭和十五年（1940）版，第145页。

[49]《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临渝”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1625页。

[50]《水经注》卷十四“白狼水”条，王国维校本，引自《王国维全集》第十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91页。

[51]《水经注》卷十四“大辽水”条，王国维校本，引自《王国维全集》第十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91页。

[52]《辽史》卷三十九《地理志》“松山县”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485页。

[53]《汉书》卷六《武帝本纪》文颖注文，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192页。

[54]《水经注》卷第十四“灅水”条， 王国维校本，引自《王国维全集》第十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76—477页。

[55]《水经注》卷第十四“白狼水”条，王国维校本，引自《王国维全集》第十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89页。

[56]《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俊靡”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1624页。

[57]《水经注》卷十四“灅水”条，王国维校本，引自《王国维全集》第十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75页。

[58]《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薋”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1624页。

[59]《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字”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1624页。

[60]《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白狼”条颜师古注文，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1624页。

[61]《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濊”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第2817页。

[62]详王绵厚、李健才：《东北古代交通》第三章，沈阳出版社1990年版。

[63]《汉书》卷九十九《王莽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4115页。

[64]《晋书》卷一百零九《载记九》，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816页。

[65]关于辽南古道，笔者自1980年至2013年的30余年间，多次对其经由古城址等确认调查如上。

[66]《三国志》卷八《魏书·二公孙陶四张传》注引《魏略》载渊表，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版， 第256页。

[67]《资治通鉴》卷七十四《魏纪六》，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2335页。

[68]《晋书》卷一百零九《载记九》，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815页。

[69]《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居就”条注文，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1626页。

[70]《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盖马”条注文，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1626页。

[71]《史记》卷一百一十五《朝鲜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985页。

[72]详［韩］李亨求：《汉城凤那土城（百济王城）之实测调查研究》，百济文化开发研究院报告，1997年。

[73]《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3265页。

[74]《汉书》卷九十九《王莽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4115页。

[75]《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第2810—2812页。

[76]《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841页。

[77]《三国志》卷二十八《魏书·王毌丘诸葛邓钟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762页。

[78]白旗堡汉城出土的“云纹瓦当”已见前“玄菟郡”条下。

[79]《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望平”条注文，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1626页。

[80]《水经注》卷十四“大辽水”条，王国维校本，引自《王国维全集》第十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88页。

[81]《史记》卷一百一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930页。

[82]王绵厚：《秦汉东北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4页；另见《辽宁文化通史》（秦汉卷），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5页。

[83]《晋书》卷一百零九《载记第九》“慕容皝”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817页。

[84]王绵厚：《大凌河水系历史地理考辨——兼与张博泉同志商榷》，《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第200—203页。关于“土城子”和商周青铜器埋藏的性质见另文。

[85]《辽宁建昌大杖子战国墓地》，《中国文物报》2012年4月15日 “十大考古新发现”。

[86]《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册》（下），西安地图出版社2009年版，第401页。

[87]《三国志》卷十一《魏书·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342页。

[88]《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9页。

[89]《三国志》卷十一《魏书·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342页。

[90]《三国志》卷十一《魏书·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342页。

[91]《汉书》卷二十九《沟洫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1697页。

[92]《水经注》卷十四“濡水”条，王国维校本，引自《王国维全集》第十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80页。

[93]《水经注》卷十四“濡水”条，王国维校本，引自《王国维全集》第十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81页。

[94]《北游录·纪邮下》，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03页。

[95]王绵厚：《秦汉东北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3页。

[96]《晋书》卷一百零九《载记第九》“慕容皝”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821页。

[97]引自赵幼文：《曹植集校注·谏伐辽东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08页。

[98]《魏书》卷一百“库莫奚”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223页。

[99]《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817页。

[100]《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817页。

[101]柳承国：《韩国儒学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1页。

[102]《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1626页。

[103]朴真爽：《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

[104]《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乐浪郡”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1627页。

[105]《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韩”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851页。

[106]王绵厚：《高句丽古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107]《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含资”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1627页。

[108]详［朝鲜］李丙焘：《真番郡考》，周一良译本，《禹贡》（半月刊），1934年12月1日第二卷第七期，第28页；1935年1月16日第二卷第十期，第31页。

[109]［日］朝鲜总督府昭和五年度《古迹调查报告》第一册附录《乐浪带方郡朝鲜时代纪年铭砖集录》。

[110]（朝鲜）李丙焘：《真番郡考》，周一良译本，《禹贡》（半月刊）1935年1月16日第二卷第十期，第37—38页。

[111]王绵厚：《高句丽古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134页。

[112]［高丽］金富轼著，孙文范等校勘：《三国史记》卷二十“婴阳王十四年”（60）条，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244页。

[113]《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引《魏略》，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851页。

[114]［高丽］金富轼著，孙文范等校勘：《三国史记》卷三十五《杂志第四·地理二·新罗》引贾耽《古今郡国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433页。

[115]［高丽］金富轼著，孙文范等校勘：《三国史记》卷一《新罗本纪第一》“南解次次雄”条，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116]《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846页。

[117]《三国志》卷二十八《魏书·王毌丘诸葛邓钟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762页。

[118]白鸟库吉、箭内亘：《满洲历史地理》第一篇“汉代の朝鲜·临屯郡”，东京丸善株式会社昭和十五年（1940）版，第12—16页。

[119]白鸟库吉、箭内亘：《满洲历史地理》第一篇“汉代の朝鲜·玄菟郡”，东京丸善株式会社昭和十五年（1940）版，第16—26 页。

[120]王绵厚：《高句丽古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 第251页。

[121]王辑五：《中国日本交通史》，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化史丛书”本，1998年重印本，第5页。

[122]同上书， 第23—25页。

[123]《后汉书》卷八十三《逸民列传》“逢萌”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第2759页。

[124]《三国志》卷十一《魏书·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管宁”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354页。

[125]《后汉书》卷八十一《独行列传》“王烈”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第2696—2697页。

[126]《三国志》卷十一《魏书·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王烈”条注文，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356页。

[127]《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吴主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1136页。

[128]《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吴主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1138页。

[129]《资治通鉴》卷九十五《晋纪十七》“晋咸和九年”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2996—2997页。

[130]金毓黻：《东北通史》卷二，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1年重印本，第109页。

[131]《三国志》卷八《魏书·二公孙陶四张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56页。

[132]《汉书》卷六《武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194页。

[133]《史记》卷一百一十五《朝鲜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989页。

[134]《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1627页。

[135]《朝鲜总督府古迹调查特别报告》第二册，大正八年（1919）六月。

[136]《辽宁史迹资料》（内刊本），1962年版，第53页。

[137]《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吴主传》注文，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1140页。

[138]《三国志》卷八《魏书·二公孙陶四张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54页。

[139]《汉书》卷五十一《贾邹枚路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2328页。

[140]《中国文物报》，2010年6月11日第7版。

[141]《史记》卷八十八《蒙恬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580页。

[142]《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下》并注文，中华书局点校本，1965年版，第60页。

[143]本书前彩页有“辽阳棒台子汉墓车骑出行壁画”，可参见。

[144]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

[145]《后汉书》卷四十八《杨李翟应霍爰徐列传》“应劭”条，中华书局点校本，1982年版，第1609页。

第五章　两晋南北朝时期（3—6世纪）中国东北与东北亚的古代交通

两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东北断代史上，指从3世纪中叶，三国鼎立和公孙氏政权割据辽东结束，由西晋统一，其后经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在北方先后有“三燕”（前燕、后燕、北燕）和北齐、北魏，至隋唐重新统一的581年。其间东北亚大陆，经历着两晋、高句丽、“三燕”、“北魏”等政权南北分立，与朝鲜半岛的“百济”、“新罗”、“伽耶”诸国及日本列岛上的“古坟时代”（3—7世纪）的“倭国”并存。其间，自3世纪初开始，汉魏晋的航海和造船技术和骑射文化与佛教文化，进一步东传高句丽、百济、“三韩”和日本列岛。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和日本列岛的“古坟时代”的水、陆交通，亦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其中高句丽，是源出中国东北辽东“二江”（浑江、鸭绿江）流域的古代部族，5世纪前期（427）其迁都平壤后，遂与以汉江流域为中心的“百济”和洛东江流域为中心的“新罗”，称为“三国时代”。而日本列岛从“弥生时代”后期，在两汉的影响下，航海术也很发达。魏景初二年（238）“倭国”诸王之一“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曾赴海遣大夫难升米等，经朝鲜半岛载宁江下游的“带方”，求诸魏都洛阳，被三国魏明帝封为“亲魏倭王”，授予金印。自此标志着曹魏后的两晋南北朝时期，东北亚诸部族、方国间水、陆交通的进一步拓展。由此开启了中古时代东北亚古代水陆交通新的历史篇章。

第一节　由中原北出塞外的卢龙塞陆路三道

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中原北出塞外至辽西“渔阳”“上谷”“右北平”诸郡的交通道，多继承于两汉时代。由“幽州”北出长城边塞的“古北口”，系前章所记古《冀州图经》中的“东北道”。其“向中山，经（右）北平、渔阳，向白檀、辽西，历平刚，出卢龙塞，直向匈奴左地”[1]。只不过进至两晋南北朝时期，其“东北道”，在越过燕山以北后，史籍中更明确地记载有西、中、东三条陆路出塞干道，史书中或称为辽西傍海“卢龙三道”。

《辽史·营卫志》追述 ：“元魏末……北齐文宣帝自平州三道来侵，虏男女十余万口，

分置诸州。”北魏时的“平州”，设置于天赐四年（407），治所在“肥如”。《魏书·地形志》：“平州，晋置，治肥如城，领郡二县五。”所以北魏在两晋基础上重新设置的平州在今河北省卢龙县北。《魏书·地形志》记载其州境“有孤竹山祠、碣石、武王祠、令支城、黄山、濡水”。其中旧“孤竹”“令支”“濡水”，从前章引《水经注》等可知，均在今滦河下游南北交通道上。所以治在“平州”境内的北魏之辽西陆路“三道”，均应经滦河下游之卢龙境内。如宋《资治通鉴》追记，东晋永和六年（350），前燕慕容皝亦曾分“三路”攻后赵：“东道出徒河；慕舆于自西道出蠮螉塞；自中道出卢龙塞以伐赵。”[2]《通鉴》中前燕出兵“三路”中的“中道出卢龙塞”，正是后来北齐文宣帝出征契丹的“平州”之“中道”。如以此为坐标，两晋南北朝时由中原古“幽州”经卢龙塞“平州”进入北方草原和辽西诸郡，确有以“卢龙塞道”为中心的以下陆路三道。

一、卢龙中道—平刚道

卢龙中道即史书记载的“卢龙塞道”，其由幽州东北的关键交通枢纽标志是两晋以后的“平州卢龙县”。

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中原幽、蓟诸州北出塞外的陆路交通道中的“卢龙中道”，即汉魏时由“渔阳郡”（今北京密云）通向右北平治“平刚”的中心交通道。在前引《三国志》卷十一中记载了这条“卢龙塞道”的基本走向：“旧北平治平刚，道出卢龙，达于柳城，自建武以来，陷坏断绝，垂二百载。”陈寿《三国志》中所记，多系西晋以前的两汉史事。所谓“旧北平治平刚”，应指西汉时的右北平郡，该郡是“卢龙中道”的所经枢纽。“道出卢龙”，则指该道的险关“卢龙塞”；而“达于柳城”，是指该道经右北平郡“平刚”后，所指向的辽西郡“西部都尉”柳城县（今朝阳南十二台营子）。所以两晋以后，这条汉魏时代的“卢龙古道”，仍应以“卢龙塞”得名。其并行的东、西二道，各称为“蠮螉塞道”和“徒河道”。北魏延和元年（432）六月拓跋焘伐冯文通，“秋七月乙未，车驾至濡水。庚申，遣安东将军宜城公奚斤发幽州民密云丁零万余人，运攻具，出南道，俱会和龙”[3]。其中出幽州、密云、濡水（今滦河）而俱会和龙（今朝阳）的干道，即“卢龙中道”，而“出南道”即其南的傍海道。本章以“卢龙塞”的“中道”为主干，左、右两道亦各称为“卢龙西道”和“卢龙东道”。这条自先秦、汉、魏、晋、唐以来的辽西交通孔道，从自然地理上，连接幽、平二州的桑干河、海河、滦河与大凌河、西拉木伦河、老哈河的千里边塞要途；从建置地理上，连接幽州的渔阳、右北平和辽西三郡。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明确记载了进入两晋南北朝以后，这条“塞道”从“无终县”开始的五百里走向：

魏晋中原出塞之陆路三道（东、中、西）

“塞道自无终县东出，渡濡水，向林兰陉，东至青（清）陉、卢龙之险。……卢龙东越青（清）陉，至凡城二百里许，自凡城东北出，趣平罡故城，可百八十里。向黄龙（城）则五百里。”[4]

《水经注》中记载的这条重要交通道的所经山川、关隘、名城多可确指。其中自“无终”东出主要经濡水、林兰陉、青陉、凡城、平刚、柳城诸地。其中之“濡水”即今滦河，已为史家公认。由今河北省玉田县境的古“无终”，东出“濡水”之“卢龙塞道”，正是经现在河北玉田、丰润、榛子岭、沙河驿、卢龙诸地，东北出塞的汉魏故道，即两晋以来之“卢龙中道”。其交通要津可考者经由如下各地。

（一）林兰陉和青陉

卢龙塞道东渡濡水后，主要的交通关隘有“林兰陉”和“青陉”。“陉”者，山间之隘口也。“林兰陉”史无确载，但从其位于古卢龙道上、“东出，渡濡水，向林兰陉”的方位看，其故址应在滦河东北，经由今河北卢龙县东北出长城“桃林口”左右一带塞口，即上指经由今卢龙县境古“濡水”（今滦河）段的北行干道。

《水经注》中“向林兰陉，东至青陉”的一段古“卢龙塞道”，以古今地理核定，应是循滦河上游青龙河东北出塞。其中“青陉”，就指青山之陉，即今“青山口”。宋《太平御览》引《三国典略》记载，北齐文宣帝北讨契丹，“司徒潘相乐率精骑五千自东道趣青山，向白狼城”[5]。此出青山之白狼城道，应即出“青陉口”北行的塞道。其“青山”，今日仍位于河北省青龙县和辽西建昌县交界处，即青龙河与建昌县南源大凌河分水岭处。故魏晋以来古“卢龙道”上的“青陉”，应指青龙河穿越青山谷道的交通隘口。《读史方舆纪要》记载：“青陉，旧志在龙城西南四百里‘亦曰青岭’。”[6]从青龙河古道的走向看，龙城（今朝阳）西南有四百里的“青陉”，应指由今河北卢龙县出桃林口、溯青龙河到辽宁建昌县新开岭一段山间古今谷道。

（二）青龙河上游与南源大凌河之间的古“要路沟”

在这段由青龙河谷通往辽西大凌河南源上游的古代交通线上，至今仍有交通遗迹可寻。据20世纪70年代朝阳考古工作者调查，在大凌河上游谷道中于今建昌县土心塔附近，仍有地名“要路沟”者，南接青龙河（古“玄水”）上游今青龙县木头登镇一段山谷。要路沟，地处建昌大凌河南源，为连接大凌河和青龙河上游“青陉”古道的要冲。以其地位于古“青陉口”去“白狼城”的要道得名。在今日“要路沟”一带山上，仍遗有古道留下的深深的车辙磨痕，在山石古道上最深处竟有七八厘米。从“要路沟”南下入青龙河谷，即可到达古代所称之“青陉口”，其连接古“卢龙塞道”上的各关隘，而进入古“无终”县诸地。

（三）白狼、凡城与广城

此卢龙古道北出“青陉”后再东北行“广城”（广成）、“凡城”、“白狼城”等大凌河上游古道，已见述于第四章，并得到了考古发现和研究的确认。其中凡城，在曹操北征三郡乌桓的交通地理考证中，已指出应与“白狼山”相近。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十二年八月，曹操“登白狼山……斩蹋顿及名王已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7]。同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则记载，建安十一年魏武帝曹操，与乌桓蹋顿单于“将众逆战于凡城”[8]。以《三国志》同书两条互证，建安十二年，曹操破乌桓单于蹋顿于“白狼山”和“凡城”，实为一次战役，故二者必地境相同。由第四章考知，汉魏之辽西“白狼山”即今喀左县西南之“大阳山”，则见载于《三国志》、与白狼山同在一地的“凡城”，据实地调查，结合当代考古发现看，应是今喀左县西南大阳山北侧、位于县境内的山嘴子乡“土城子”古城遗址[9]。其地理坐标为北纬44°55′、东经119°40′。

白狼城和凡城的确定，为古卢龙塞道出“青陉”北行路线所经，提供了重要的交通地理坐标。从《水经注》记载 “卢龙塞越青陉至凡城二百里许”看，青陉应位于今长城桃林口一带。以里距计，今由河北省卢龙桃林口一带出塞，东北至辽西喀左大阳山北麓的“凡城”土城子遗址，实有80多公里。这条古道应是由青龙河上源支流清水河进入凌源南渗津河东北行至喀左县，与汉魏时“二百里许”距离大体相合。在这条由“青陉”东北至“凡城”的古道上，还途经汉代故右北平“广成”县，两晋以后又称为“广都”。《晋书》载，前燕时“（石）季龙又使石成入攻凡城，不克，进陷广城”[10]。

石季龙北攻前燕之役，正是循青龙河和大凌河上游的“卢龙道”向东北行进。其路线所经的“广城”，已考在今大凌河上游敖木伦河东岸之建昌县南公营子镇铁沟村“后城子”古城[11]。其西北数十里，顺大凌河古道，即到达以上所述的“白狼山”和“凡城”。

这条大凌河南源的古道，经过“白狼山”和“凡城”以北的“白狼城”，即汉代一节中的辽西郡之“白狼县”（今辽西喀左县平房子镇黄道营子古城）。黄道营子位于大凌河西岸北纬41°21′、东经119°39′左右。东至大凌河（古白狼水）仅500米，与郦道元《水经注》记载“白狼水北经白狼县故城东”的方位完全相合。这是开辟于先秦时期的“山戎”—“东胡”的北行大凌河部族通道，而“凡城”（土城子）为枢纽重镇。

从古代辽西交通地理的形势看，在大凌河南源古道中，与青龙河上游衔接，实际上有建昌县“要路沟”、东大杖子和凌源南渗津河下游至喀左平房子两条通道。而后者由黄道营子“白狼城”往南，有以大阳山和影壁山形成的隘口。出隘口南行可通向“石城”、“广城”进入卢龙塞内；由喀左黄道营子“白狼城”往西北，通过大凌河西支河谷平原约10公里，又有双尖山和关大海山形成的北路隘口，为沿大凌河西支去往汉右北平治“平刚”的戍边之道；由“白狼城”往东北，沿大凌河南源谷道行2.5公里，有南哨山口。这一带险峻的五子山和南山分列大凌河古道两侧，形成雄关拱卫之势。过喀左大城子后，这里便是由白狼城去往辽西重镇西部都尉“柳城”的交通孔道。东汉末曹师由“白狼山”直指“柳城”东北二百里，正是经由此道奔袭乌桓至柳城。

（四）“卢龙塞道”上的柳城和龙城

汉魏晋时期卢龙道在辽西的结点“柳城”，在汉代一章中已确考在今大凌河中游的朝阳南十二台营子。只不过至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前燕”，北迁10公里在今朝阳重设“龙城”，在郦道元《水经注》中亦称“黄龙城”，为辽西最重要的古都和交通重镇。

从上述自然交通地理看，辽西喀左县之古“白狼城”和“凡城”，可谓一城控三源：大凌河南源、西源和渗津河上游；又一城连三路：南行“广都”，东北行“柳城”，西北行“平刚”道。该城是古“卢龙道”东北出塞后，右北平郡内最重要的两处交通和军事重镇。它与其东北约100公里的辽西郡西部都尉治“柳城”，南北夹峙大凌河中上游的辽西古道。中经战国、汉魏，以至晋、唐以来的千余年。尽管辽西建置屡迁，部族迭兴，但雄踞于白狼水中、上游的这两座交通重镇，却历久而不弃，成为大凌河谷联系古代东北与中原陆路交通的历史名城和交通纽带。

二、卢龙西道—“蠮螉塞道”

两晋以来的卢龙西道，史书中记载较少。见著史籍，主要有《晋书》《北齐书》和《太平御览》等。前引《晋书》和《北齐书》记载了东晋鲜卑慕容氏与后赵石虎之争时，军旅曾出“卢龙西道”。《北齐书》和《太平御览》则记为北齐文宣帝北伐契丹，亦曾取东、西两道。

《晋书》载，咸康六年（340）冬十月，“皝将图石氏（石季龙），……于是率骑二万出蠮螉塞，长驱至于蓟城，进渡武遂津，入于高阳，所过焚烧积聚，掠徙幽、冀三万余户”[12]。

《资治通鉴》卷九十八中还记有晋永和六年（350）慕容皝遣兵三路攻赵，“东道出徒河”，“中道出卢龙塞”，“西道出蠮螉塞”南进。可见东晋时出“蠮螉塞，长趋至于蓟城”之道，是为当时中原出塞之“西道”无疑。《通鉴》卷一百零六《晋纪二十八》载，太元十年（385）后燕王慕容垂“遣慕容农出蠮螉塞，历凡城，趣（趋）龙城”[13] 。

辽西龙城遗址发掘、勘查图

这条西道，在《北齐书》和《太平御览》中，又称为辽西“长渐（堑）”。《北齐书·文宣帝纪》载，天保四年（553）北伐契丹，“东道趣青山……西道趋长堑”[14]。长堑，应指山谷之道也。其后《太平御览》更明确记载：“齐主（文宣帝）以契丹犯塞亲征，至于平州。取其西道，直指长渐（堑）。司徒潘相乐率精骑五千自东道趣青山，向白狼城。”这也是出“青山口”经渗津河向“白狼城”古道。

《晋书·载记》中西道“出蠮螉塞，长驱至于蓟城”，《北齐书》中文宣帝高洋发平州，“取其西道，直指长堑”，二者虽相隔200余年，而实际所取都是两晋以来，由“平州”（今河北卢龙）或“蓟城”（今河北蓟县），趋行“长堑”过“蠮螉塞”，从长城喜峰口而进至辽西的卢龙塞西道。

这条晋时卢龙西道追溯至汉魏之际辽西交通地理看，应是当年曹操引田畴之众，由卢龙古塞回军，“堑山湮谷五百里”的迂回之道。故《北齐书》中称此西道为“长堑”。宋《武经总要》亦称，平州卢龙郡，《三国志》“曹公北伐乌丸，田畴从卢龙道引军……（堑山湮谷）即此路”[15]。证以前《晋书》慕容隆曾兵出“蠮螉塞，历凡城，趣龙城”。说明前燕慕容隆出辽西“蠮螉塞”，“历凡城，趣龙城”之道，亦即是曹操北征乌桓经战过的“凡城—柳城”之道。因汉时“柳城”，在今辽西朝阳南10多公里袁台子，而前燕之“龙城”，北迁至今朝阳市区。故由“白狼”“凡城”取“柳城”和“龙城”的故道，汉晋之际实际上是同一条大凌河谷道。

从两晋以来的古代自然地理上看，辽西之“蠮螉塞”道之所以称为“西道”，是指在方位上位于“卢龙中道”之西。即由今河北卢龙古“平州”开始，堑道转向西北行，经今青龙河西支瀑河，越迁安县北境，再过建昌营、青龙县、偏崖子、汤道河，然后连接辽西凌源市南之刀尔登。由此而东北行，进入渗津河上游古道，或正北进入大凌河西支凌源南大河北行。前者进入渗津河古道，即进至今喀左“大阳山”—古“白狼山”和“凡城”，东北可取至“柳城”和“龙城”。

这条古道与上节的“卢龙塞中道”平行而偏西，故传称“卢龙西道”。为晋唐以来，由中原出卢龙古塞，取西道通往辽西和塞北的重要陆路孔道之一。《晋书》所谓出“蠮螉塞，长驱于蓟城”，和《通鉴》所谓“慕舆于自西道出蠮螉塞”[16]，指的都是由今青龙河西支，越都山隘口，进至喜峰口路，直通今遵化、蓟县的通道。隋唐以后，在此卢龙“西道”的基础上，开辟了由滦河上游以北的“喜峰口”北出瀑河流域之“宽城、永安、平原”，而进入辽西老哈河上游之“黑城子”，即进至辽代“中京”（今内蒙古宁城县“大明城”）。是为宋辽之际著名的“松亭关道”而北至辽上京（详见第七章辽代）。

三、卢龙东道—徒河道（傍海道）

两晋以来辽西之“徒河东道”，与上述之“中道”与“西道”，同载于《晋书》诸记载及《资治通鉴》、《太平御览》等书中，实际上是由古代的辽西傍渤海东行的陆路。

《晋书》卷一百零九载，段辽分兵两路夹击前燕故都辽西“棘城”：一路发棘城西北之“柳城”；一路来自棘城东南之“徒河”[17]。后者即指“徒河道”。

《晋书·穆帝纪》载，永和五年（349），慕容皝次子慕容“嗣燕王位”。《通鉴》载，次年（永和六年）“燕王使慕容霸将兵二万自东道出徒河，慕舆于自西道出蠮螉塞，自中道出卢龙塞以伐赵”[18]。此条记徒河正在卢龙之“东道”上。

其后宋《太平御览》引《三国典略》亦曰：“齐主以契丹犯塞，亲征，至平州，取其西道，直指长堑。司徒潘相率精骑五千自东道趣青山，向白狼城。”[19]

上述史载这条由中原出塞北行的“东道”，即俗称的“徒河道”。从交通地理上看，其主要的方向是指向辽西的“徒河”和“棘城”。“徒河”，为故汉辽西郡县。据本书第四章引《汉书·地理志》：“唐就水至徒河入海。”唐就水为今小凌河。其下游近海的“徒河”，以水道论，当指其支流女儿河。考古调查证明了，以水名地的汉“徒河”故县，应在今辽西锦州或凌海境女儿河下游汉城。

但汉代辽西“徒河”至前燕时曾有地域变迁。《十六国春秋》记载，前燕主慕容皝时，曾“东徙徒河县置营丘北镇”[20]。新徙的“徒河”方位，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白狼水”条，应在“渝水”下游左岸，就是今天大凌河下游东岸今辽宁凌海市东花一带古城[21]。

两晋时经“徒河东道”所经之“棘城”，为342年，前燕慕容皝迁都“龙城”以前的故都。《魏书》卷九十五载，前燕主慕容皝“始建国于棘城之北”。《晋书》亦记载，慕容皝“自征辽东，克襄平。仁所署居就（县）令刘程以城降，新昌（县）人张衡执县宰以降。于是斩仁所置守宰，分徙辽东大姓于棘城”[22]。是时鲜卑慕容氏以辽西“棘城”为中心，故史称慕容皝为“昌黎棘城”人。而以魏晋时“昌黎”与“棘城”多并称可知，棘城应与汉辽西“昌黎县”北毗邻。考昌黎为汉代辽西郡“东部都尉”治。据《水经注》记载，汉代辽西昌黎故县，应位于“渝水”（今大凌河）之下游西岸，故址考定为今辽宁义县西南、凌海市以北的大王家古城[23]。而与昌黎毗近的棘城，应位于昌黎以北今北票南章吉营子。唐《通典》记其方位：“（棘城）在郡城（今朝阳）东南一百七十里。”[24]方位不甚准确而里距基本相合，这应是大凌河北曲南岸的古“棘城”。根据上述史籍所载方位和考古遗迹，经田立坤先生考证，当时位于汉代“昌黎”故县稍北，并在“郡城（柳城）东南一百七十里的”的“棘城”，应置于今辽西义县以西大凌河南岸的北票市章吉营子三官营一带古城。这里正是古柳城之东、渝水下游和汉代昌黎县北境的重要的东西交通孔道之一。

徒河东道上的“徒河”“昌黎”和“棘城”定点后，这条出卢龙道东行的交通路线即可大体上确定。以地名勘定，这条“徒河东道”的基本走向有三：

一是发自“渔阳”（今北京附近），经由今河北省玉田、蓟县，古“无终”境东北陆行，至滦河下游的古“海阳”“平州”（卢龙）。至此陆路分途：其中卢龙“中道”和“西道”分别沿青龙河两分支北上。而“东道”者，则由今滦县正东行经昌黎、卢龙县境，至海岸傍海行。《通鉴》记，东晋永和六年二月，“慕容霸将兵二万自东道出徒河。……霸军至三陉”。元胡三者注云：“魏收《地形志》：海阳县有横山，盖即三陉之地。”[25]晋时辽西“海阳县”，今为河北滦县西南兴隆庄[26]，可见当年慕容霸取徒河东道所至“三陉”，正经过今滦县东至昌黎、卢龙之道。此“东道”的走向，由此出卢龙塞后，又东渡“渝关”，即今河北省抚宁县山海关西南八里的古城子。然后傍海东北陆行，经汉以前的辽西“碣石道”，而到达今六股河下游。这条傍海之卢龙“东道”，在六股河入海口以西的一段，经由今黑山南麓沿海陆路。黑山为今燕山余脉，是今辽西大凌河上源敖木伦河与六股河及其支流的天然分水岭，其东支也是辽西小凌河和女儿河上游的分水岭，古时则成为沿六股河和大凌河谷分别出塞的天然分界线。黑山以南，为傍海之“徒河东道”，亦称“渝关道”。黑山以北则为沿青龙河、大凌河出塞的“卢龙中道”，即古“卢龙—白狼道”。“中道”以东傍海则进入今辽西的“徒河东道”。

二是此徒河东道，由六股河溯流而上，经今绥中县北之龙王山附近“腰古城塞”，应即东汉辽西郡治“阳乐”[27]。这一古城地处绥中县北六股河右岸“腰古城寨村”。城址内，汉晋直至辽金遗物都很丰富，附近有汉和汉以后墓群，为东出“榆关”后傍渤海西北岸的重要郡县和交通镇城。然后又沿六股河上游，经建昌大杖子、二道湾子乡“后城子”汉魏古城后，即分为东、北二途。北途即进入小凌河上游，一直去往辽西“柳城”故地，即第四章曹操北征三郡乌桓时由柳城回师之道。由“柳城”沿大凌河谷，继续东北行，则到达前燕古都，今北票南章吉营子之“大棘城”。东行则进入大、小凌河下游以东去往古“无虑县”。

三是由六股河上游东道则转入女儿河上游。经今二道湾子、三道沟、黄土梁子，而进入女儿河谷，即古“徒河道”。在这条交通路线上，据1984年秋实地调查，沿女儿河谷的陆路交通，近海阶地平原平坦如砥。特别是女儿河北岸葫芦岛台集屯，发现有大型汉代古城，再由台集屯东行30多公里，即达今小凌河下游重镇锦州。由锦州东北更有大道直通今大业堡、王民屯、七里河和义县、黑山。这条现代交通路线也应是为古代连接辽西“徒河”、“昌黎”间的交通干线基本走向。它与其偏西的“白狼—柳城道”一起，并为汉晋以来辽西交通干道枢纽。因两道相邻而进，故晋咸和九年（334），“（慕容）皝遣其司马封奕攻鲜卑木堤于白狼……段辽遂寇徒河”[28]。特别在汉魏以后，由于辽西海侵的平复，这条傍海陆路在辽西交通地理上的重要性日渐突出。以至在隋唐以后，由于滨海“榆关”道的开通，这条傍海交通逐渐取代了北线大凌河谷的古“白狼道”，而成为由幽燕经辽西走廊去往辽东的主要交通干线。

第二节　以“龙城”为中心的辽西诸交通道

342年，前燕慕容皝择“柳城之北、龙山之西”的“福德之地”，建立“龙城”，史称“和龙城”。“柳城”，指汉辽西郡“柳城县”故地，今朝阳南袁台子；“龙山”，指今朝阳市东之凤凰山。这“柳城之北、龙山之西”的“龙城”，即今朝阳市区。晋咸康八年，慕容皝迁其父慕容廆故居“棘城”，于西北在今朝阳“龙城”立都。从此，龙城即取代汉代柳城，成为“三燕”（前燕、后燕、北燕）在辽西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北魏时则为辽西首镇“营州”治所。

“龙城”政治地位的确立，使其同时成为东晋至元代辽西地区的军事重地和交通重镇。从两晋至南北朝，以“龙城”为中心的辽西陆路，可分为南向、北向和东向三条：南行大道，主要顺大凌河谷道西南行经“白狼城”入汉魏之“卢龙塞道”；东行大道，经大凌河下游之“汝罗城”，为东去“平州”（古襄平）的汉魏辽西和辽东郡之间交通的继续；北行大道，为通向今大兴安岭即“大鲜卑山”南北的部族通道。现将两晋南北朝以龙城为中心的辽西诸道分述如下。

一、大凌河上游之“白狼道”

这条陆路，经过汉以来右北平郡境的辽西重镇“白狼”、“广成”等县。是东汉辽西边塞弃守以后，连接中原出塞的主要陆路孔道之一。

《十六国春秋·后燕录》：“建兴五年，北平吴柱聚众千余，攻破北平，转寇广都（广成），入白狼城。”[29]

前引《北齐书·文宣帝纪》：天保四年（553），“冬十月丁酉，帝至平州，遂从西道趣长堑。诏司徒潘相率精骑五千自东道趣青山。辛丑，至白狼城，壬寅，经昌黎城。……癸卯，至阳师水”。

《十六国春秋》与《北齐书》所记后燕时吴柱寇“白狼城”和北齐文宣帝北征契丹所行，应为同一条大凌河上游古 道。所不同的是，由于时代的变迁，当道的某些交通地名有所增异。其中互见于诸书中的主要交通经地有“北平”“广都”“白狼”“石城”“昌黎”“阳师”“营州”等。其在交通线上的位置如下：

（一）北平

即古“平州”。宋《太平寰宇记》记载：“卢龙县，本汉肥如县地属辽西郡。……唐武德三年，省临渝，移平州置此。”[30]唐武德三年以前的北魏之“平州”，一称北平，治在“肥如县”，即今河北卢龙县西北卢龙塞道上[31]。

（二）广都

《汉书·地理志》中右北平郡之“广成”县。慕容燕时“析置广都县，属右北平郡”。郦道元《水经注》记载：“（白狼水）水出右北平白狼县，东南迳广成县北流，西北屈，迳广成县故城南，王莽之平虏也，俗谓之广都城。”[32]从《水经注》记载看，“广成”故县，应在“白狼水”（大凌河）上游的东北岸，前燕时析置为“广都县”。故址应在今大凌河上游东北岸建昌县二道湾子乡“后城子”遗址。

（三）白狼

汉魏至两晋时不易。唯北燕时“以白狼城为重镇，置并州及建德郡治焉”。故址即第四章所考，在今大凌河上游喀左县西南之黄道营子古城。东晋以来以置“建德郡”治。

（四）石城

即汉右北平郡石城故县。该城以古“石城川水”得名。石城川即今渗津河。位于渗津河下游喀左县山嘴子镇黄家店村“土城子”。其地理坐标为北纬4°55′、东经119°35′。

（五）昌黎

《北齐书》中的“昌黎”，已非《汉书·地理志》中的辽西郡“东部都尉”治昌黎县，而是前燕迁治于今朝阳西南部“白狼水”东岸之“昌黎”。故北魏郦道元称“昌黎故城”。据《水经注》记载，白狼水会“方城川水”，“又东北经昌黎故城西，……高平川水注之”。经考证，高平川即今叶柏寿河[33]。位于“高平川”入“白狼水”稍南的大凌河东岸前燕至北魏之“昌黎”，应置于今喀左县东北“马家营子”一带古城，或朝阳西南黄花滩一带（后辽代建州）。

（六）阳师

由前燕以后“昌黎”的位置析定，北齐文宣帝北讨契丹，经过“昌黎”后一日程，所经之“阳师水”，实际上应即大凌河支流叶柏寿河，古称“高平川”。因南北朝以后于水上置“阳师镇”得名。故知文宣帝所经“昌黎”以北去“营州”路上的“阳师”镇，当在今叶柏寿河（牤牛河）下游汇入大凌河处的喀左县公营子和水泉之间“前城子遗址”，古今为沿大凌河交通必经之地。

（七）营州

即“三燕”时期的辽西“龙城”。北魏以后改置为“营州”治所。故址仍治今朝阳。《北齐书》中之“营州”，应指北魏时之建置今辽西朝阳。

上述这条由“广都”至“营州”的由辽西入中原的大凌河上游古道，继汉魏辟行以后，在两晋以后因到达“龙城”为中转，故史书中亦称为“黄龙道”。《隋书》“长孙晟”条载，开皇元年（581），“授晟车骑将军，出黄龙道，赍币赐奚、霫、契丹等，遣为向导，得至处罗侯所，深布心腹，诱令内附”[34]。时人称长孙晟深谙四夷道里形胜，“口陈形势，手画山川，写其虚实，皆如指掌”[35]。可见两晋至隋初，这条通过大凌河谷的“黄龙道”，一直是由中原出塞通向辽西以北奚部和契丹的要途。《北方文物》1986年第2期载隋韩暨墓志又记载：“韩暨‘昌黎龙城人也，开皇四年，君与北平总管府参军事刘季略往契丹诸部’。”而隋韩暨墓志中的“昌黎”，在南北朝以后至隋唐之际，改设在今朝阳西南大凌河中游。今黄花滩一带的新“昌黎”，亦即唐韩愈祖籍“韩昌黎”故地。而《隋书》中的“处罗侯所”，应即《晋书》中的塞外乌丸（桓）“悉罗侯”。治所在辽西“平刚”一带，今老哈河上游之宁城县西南“黑城子”至凌源市“安杖子”之间。这是从汉魏以来北出“平州”塞外的重要通道。进入大凌河（白狼水）上游后，称为故“黄龙道”，应为当时连接大凌河、老哈河西北行契丹草原陆路的枢干，历经千年而不衰，所以直至隋唐辽金，仍是中原向北经略契丹的必经之路。这条自汉魏晋以来出“柳城”、“龙城”北去塞外草原的古道，在今朝阳西北最重要的关隘是大青山关口。经笔者20世纪80年代实地调查，今在大庙河谷的朝阳县马迷水村西大青山下的大青山南、北二城，应为古关城遗址。

二、大凌河中下游东南之“汝罗道”

两晋南北朝时期，由辽西“龙城”东南经大凌河中下游东南的“汝罗城”再东行辽东的陆路，实际是汉魏时期由“柳城”东南经“昌黎”、“无虑”通往辽东郡的故道。此道上的第一交通重镇，在晋唐时期是坐落于大凌河下游的古“汝罗城”和“营丘”。

关于晋以后辽西“汝罗城”的地理位置，首见于郦道元《水经注》：“渝水（大凌河下游）又东南迳一故城东，俗曰女（汝）罗城。又南迳营丘城西。”[36]

其后，唐贾耽《郡国县道记》又记载：“炀帝八年，为置辽西郡，以突地稽为太守，理营州东二百里汝罗城。”[37]

又《元和郡县补志》记载：“营州东有镇安军，本燕郡守捉城。……又有汝罗、怀远、巫闾、襄平四守捉城。”[38]

从上述史籍看，“营州”（今朝阳）以东的“汝罗城”，因在《水经注》中已称“故城”，所以至少在北魏郦道元以前的晋代，与前燕设立的“燕郡”，已成为大凌河下游的交通和关防重镇。中经南北朝至隋唐，仍不失为辽西军事重镇的地位。在唐代，它与“营州”以东的“燕郡守捉”及“怀远、巫闾、襄平”三守捉城，共为由“营州”通往“安东都护府”（襄平）的军旅重镇。从隋、唐二朝史籍看，营州至襄平间的汝罗、燕郡、怀远、巫闾诸“守捉城”，均为历次东征的屯军集粮之所，兼有交通和军事的双重意义。晋唐间大凌河下游的交通重镇“汝罗城”的方位，应在“营州”东南、古“营丘”（今凌海境）以北。据郦道元《水经注》和唐贾耽《道里记》记载，在营州以东的“渝水”（今南流大凌河）西岸，“营州东（南）二百里”有“汝罗城”。以营州为坐标，其东南里距今折合为80公里左右。以此为对应坐标，今朝阳（营州）东南80多公里的大凌河下游西岸的“汝罗城”应置于今义县南、凌海市以北的大凌河右岸之王民屯和开州城一带。2008年至2009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在义县南大凌河两岸开州城、王民屯等地均发现有汉魏至辽金时期的重要遗址。从由朝阳东南80余公里的大凌河下游发现的古迹看，古今义县王民屯、七里河镇开州城遗址等大凌河右岸的交通要地，应为晋唐之辽西“汝罗城”和“汝罗道”经由所在。“汝罗城”南临的“营丘”，应在今大凌河下游凌海市境。

三、大凌河西北出营州大青山关隘的草原陆路

上已指出，由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辽西“龙城”和“营州”，北出西北之大青山隘口（今朝阳西北大庙镇卧佛沟村土城子遗址）[39]，是继汉魏时期由“柳城”北出燕秦汉长城，去往东胡、匈奴和鲜卑的古戍边之道。至两晋以后，由于东部鲜卑入塞，并在辽西建有“三燕”政权，这条北上草原陆路成为南接“卢龙塞”沿努鲁儿虎山和老沿河、西拉木伦河诸支流，北行大兴安岭以南、以西的鲜卑拓跋部和室韦、乌洛侯的草原通道。由于在隋唐和辽金以前，鲜卑、室韦、乌洛侯等草原骑射民族，多以毡帐、茅庐转徙于草原山林中，缺少城郭建设，所以辽西大凌河以北的草原陆路，历史上经行路线和文献记载中，多以自然地理的山川方位为坐标。举其有代表性的文献《魏书》“乌洛侯传”和“室韦传”可见一斑。

如《魏书》卷一百《列传八十八》“乌洛侯”条称：“乌洛侯国，在地豆于之北……其国西北有完水，东北流合于难水。”又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40]

同卷“失韦”条又称，“失韦（室韦）国，在勿吉北千里，去洛六千里。路出和龙北千余里，入契丹国；又北行十日至啜水。……又北行五日到其国。有大水从北而来，广四里余，名水。”[41]

从《魏书》记乌洛侯和失韦看，在两晋南北朝（含隋唐早期），二部族无疑都在“营州”（今朝阳）以北约千里的大兴安岭南麓相邻而居。其中乌洛侯“其国西北有完水，东北流合于难水”；而失韦“有大水从北而来，广四里余，名水”。“水”者，早在一个世纪前，中外史地家已考辨即“难水”的音转，即今源出大兴安岭北麓的黑龙江支流嫩江[42]。则乌洛侯与室韦北境，必应在松花江支流嫩江（难水）流域。

由上可知，在两晋南北朝时，“营州”北千里的乌洛侯和室韦二部，都居在大兴安岭南麓的嫩江左右，其相对方位，应是乌洛侯稍处嫩江东南，在“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即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黑龙江省鄂伦春自治县阿里镇西北10公里（今属内蒙古）的北魏先祖“嗄仙洞石室”[43]。乌洛侯，又称“乌罗浑”“乌罗护”，应为汉魏之东胡后裔乌桓支系，北徙大兴安岭西南嫩江上游。而“室韦”故地，应为蒙古族的主要发源地，略居其西北部，“其国有大水……名水”，即今嫩江中上游。当时由辽西“营州”（今朝阳），北行“千余里”，适抵大兴安岭南麓呼伦贝尔草原中南部和嫩江中下游的室韦和乌洛侯之地。从“营州”北行的这条“草原陆路”，实际上是东北亚古代草原交通中最早开拓的西北部大通道之一。在汉魏时，它应是由“幽州”过燕山、七老图山、鲁努儿虎山，北行匈奴左部和室韦之先“丁零”的最早草原上通向黑龙江上游“卢朐河”（今克鲁伦河和鄂尔古纳河）的极边之道。进入两晋南北朝以后，根据《魏书》《北史》等记载，它的主要草原陆路，如从辽西“营州”发轫，其主要经由从今朝阳西北大青山隘口、大青山古城，北经“契丹衙帐”（今老哈河与西拉木伦河交汇处），过西拉木伦河至“啜水”（今洮儿河）、“盖水”（呼尔达河），翻“犊儿山”（努鲁儿虎山余脉），再北渡“屈利河”（绰儿河），又北行“刃水”（二根河或雅鲁河），而终抵“水”即嫩江中上游齐齐哈尔至嫩江市一带，在辽代称为于厥里部的“庞曷城”。在《北史》卷九十四“勿吉”条中则记载：勿吉向中原洛阳朝贡，进至辽西“营州”（和龙城）后北行，“自和龙北二百余里有善玉山（大青山），山北十三日至祁黎山（努鲁儿虎山），又北行七日至洛环水（西拉木伦河），水广里余；又北行十五日至太岳鲁水（洮儿河），又东北行十八日到其国。国有大水，阔三里余，名速末水（松花江）”。这里明确记载，当时“勿吉”（挹娄）进入中原先西经松嫩平原，转辽西“龙城”的必经之路。因上述由“营州”北行“乌洛侯”和“室韦”以及“勿吉”的草原部族交通，在本章以下第四节部族交通中有专门详述，本节不繁赘。

第三节　以辽东“平州”（古襄平）为中心的陆路干线

两晋南北朝后，汉代辽东郡治“襄平”改设为“平州”，但仍为东北中南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汉末公孙度据有辽东后，于襄平先置“平州”，不久废入幽州。西晋泰始十年（274）复于襄平置“平州”。晋永嘉以后，方迁辽东之“平州”于辽西境。其后襄平作为“东夷校尉”治所仍为辽东的军事和交通重镇。《晋书·地理志》“平州”条：“后汉末，公孙度自号平州牧。……魏置东夷校尉，居襄平，而分辽东、昌黎、玄菟、带方、乐浪五郡为平州。咸宁二年（276）十月，分昌黎、辽东、玄菟、带方、乐浪等郡国五置平州。”[44]其后大兴二年（319），“平州刺史崔毖遣别驾高会使来献肃慎氏之弓矢”。直至4世纪末，高句丽好太王占有辽东，改称为“辽东城”，但仍为交通重镇。以“平州”为中心的四至交通如下。

一、南行建安、平郭、沓县道

此道为继汉魏以来，由辽东郡襄平南行辽东海渚的干道。东晋以来，由于辽西陆路的阻隔，更使由襄平南行必经的平郭成为控扼辽东海、陆要津的腹里重镇。史载，前燕慕容皝、慕容仁兄弟争夺辽东，曾于“平郭”、“汶城”一带多次争战，终以慕容皝最后据有辽东而告结束。两晋时，由平郭往南，除继汉代以来经“沓氏”外，又增有“力城”和“北丰”。据《好太王碑》著录：“永乐五年……因过襄平道，东来□城、力城、北丰。王备腊，游观土境，田猎而还。”[45]高句丽好太王碑旋师取“襄平道”，而东来“力城、北丰”以前，碑文中失载的“□城”，笔者考为“汶城”[46]。可见三城应为并临的东晋时辽东名城。其“北丰”始见于《三国志·魏志》，正始元年（240），“辽东汶、北丰县民流徙渡海，规齐郡之西安、临菑、昌国县界为新汶、南丰县，以居流民”[47]。从三国魏时，辽东民能经“汶”和“北丰”县渡海徙山东齐郡的地理条件看，汶和“北丰”应置于辽东半岛南部的近海之地。“汶城”，即汉代的“汶县”，故址在今辽宁省大石桥南永安镇“土城子”古城。与此相应，据《魏书》记载，北燕时冯文通（冯弘）赴辽东，“高丽乃处之于平郭，寻徙北丰”[48]。冯跋建北燕时，辽东已为高句丽所据。高丽先处燕使冯文通于“平郭”，寻而又“徙北丰”。也说明平郭与北丰不仅地境相临，而且又应同在辽东半岛的近海处，方可有流徙渡海之便。而从高丽为避辽西北燕之扰，寻徙冯文通由“平郭”至“北丰”看，北丰更应在平郭稍南。以汉代“平郭”县为今盖州市古城度之，其稍南近海的“北丰”，应初置于今辽宁省普兰店东北的魏霸山城[49]。魏霸山城，又称“吴姑城”，是魏晋以来，由“平州”（襄平）南经“平郭”而通海隘去山东齐郡的交通镇城之一。高句丽占有辽东后于此改建为山城。

另一座始见于东晋以后与“北丰”并书于《好太王碑》中的“力城”，史书中也记载较少。仅见于《晋书·地理志》平州“辽东国”所属八县的“力城”。从东晋以来辽东建置地理来看，它应是高句丽在据有辽东以前的旧城的基础上，后在交通关隘处所建的又一新城。从东晋以后“汶城”、“北丰”与“力城”并存于辽东的情况分析，“力城”亦应在辽东南部。并应是与交通地理有关的高句丽山城。以此推定，两晋以来之辽东“力城”，姑置于今瓦房店境内的“得力寺山城”，又称“龙潭山山城”。今龙潭山山城中的得力寺，或源出晋代的“力城”。其地不仅有晋唐高句丽遗物，而且南通普兰店“吴姑城”（北丰）；再南行则是渤海普兰店湾的张店汉魏古城，即汉魏晋初之“沓县”。在高句丽占据辽东、封闭辽东边海并在金州东修筑大黑山山城以前，沓县之城一直是辽东出海的水陆要津，史称“沓津”，由此东北则通往黄海西岸的大庄河河口。不仅在由龙潭山城东北去庄河谷道的沿线所经，已发现有诸多古遗址，而且在今庄河市西北五十里交通孔道上的城子山上，也发现了高句丽山城。从考古遗迹上看，大体为我们勾画了一条由今瓦房店市龙潭山山城（力城）和普兰店张店古城（沓津），东北至庄河河口，又中经城子山山城，自渤海岸东至黄海沿岸的东西交通孔道。这条考古遗迹的连线，与当年高句丽好太王以鸭绿江中游的“丸都”为中心，南下沿小辽水（今浑河）和“梁水”（太子河）“襄平道”，然后东南过“汶城”（今大石桥南永安村“土城子”）、“力城”、“北丰”，最终经由辽东半岛折而东北去鸭绿江口并返回“丸都”（今集安山城子）的游猎东巡路线和旋师之道，在交通地理上应基本相合[50]。

丸都山城内瞭望台（2004年未修复前考察摄）

二、平州东北行新城、木底、丸都道

两晋南北朝由辽东“襄平”东北行去往高句丽故都，是另一条开辟于汉魏时代的重要部族交通道。这条交通路线以辽东“新城”为转折，可分为前、后两段：前段由襄平东北经“盖牟”至“新城”，是为汉代由辽东郡至玄菟郡间的戍边之道 ；后段由“新城”沿浑河东抵“木底城”，溯苏子河经“苍岩”至“丸都”之道，则是东向高句丽故地的“南陕”之道。在这条著名的交通线上，以“盖牟”“新城”“木底”“丸都”等名称出现于史籍中的重要交通城镇，均见于东晋以后。从辽东建置历史和考古资料考察上看，以上诸城均属两晋以后辽东高句丽所建的山城之一[51]。唯以“木底城”，地处由浑河和苏子河组成的“南陕”之道的枢纽，交通地理的位置十分重要。而“丸都”更是汉晋时代高句丽的故都。在198年即高句丽山上王二年（汉献帝建安三年）于“国内城”东北筑“丸都城”，至343年（东晋康帝建元元年）迁都平壤（国内）的140多年间，“丸都”在东北部族交通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两晋南北朝时期，由辽东“新城”东行“丸都”的陆路，干道主要循今浑河、苏子河而进。经苏子河中上游山地，进入浑江西支富尔江的山谷、隘口，东南穿越浑江古道，最后再到达今鸭绿江中游的吉林省集安县，即高句丽古都“丸都”和“国内城”。然后渡鸭绿江以东，可达朝鲜“平壤”以南诸高句丽腹地。史载，这条沿江穿谷的陆路，主要经由如下要镇。

（一）盖牟城

盖牟为东晋以后由辽东“襄平”东北去“玄菟”和“新城”的首镇。从史籍中考察，它的建置出现较晚，最早见著两《唐书》，应是高句丽据有汉魏辽东郡以后最后建有的一批山上城。《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由“安东”去往渤海王城之道：“自（安东）都护府（今辽阳）东北经古盖牟、新城，又经渤海长岭府，千五百里至渤海王城，城临忽汗海。”[52]又《旧唐书·韦挺传》记载，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统兵“破盖牟城，诏挺统兵士镇盖牟，示渐用之也。挺守城去大军悬远，与高丽新城邻接，日夜战斗，鼓噪之声不绝”[53]。

从《新唐书》所记称“古盖牟、新城”看，盖牟与新城至少建于隋唐以前。其相对方位，据两《唐书》的明确记载，两城相邻并依次排列于“安东都护府”东北的交通要道上。由于晋唐辽东“襄平”和“新城”位置的确认，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今沈阳苏家屯区陈相屯塔山山城的发现，把位于“安东都护”和“新城”之间交通道上的古“盖牟城”，定置于今沈阳市苏家屯区塔山山城无疑。该城经笔者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多次调查确信无误[54]。

20世纪40年代的抚顺高尔山山城东门

（二）新城

新城始见于3世纪的晋咸宁年间，为高句丽西陲重镇。入唐以后为唐代“安东都护府”以下所置“九都督府”之首。唐总章以后称为“新城州都督府”。《旧唐书·东夷》“高丽”条记载：“新城是高丽西境镇城，最为要害。”以新、旧两《唐书》和贾耽《道里记》记载，由“安东都护府”东北过“盖牟”后即达“新城”。这是唐代“长岭营州道”上的枢纽重镇之一。由新城南去“盖牟”，东去“木底”，北去“南苏”，皆有干道。城临之“贵端水”即今浑河[55]。参以近代考古发现，现代学者已确考，今辽宁省抚顺市浑河北岸之高尔山山城即晋唐之辽东“新城”。由于新城为唐时高丽西境的交通要镇，故通过“新城”的唐代辽东陆路，史籍中多称为“新城道”。

（三）木底城

该城为这条交通道上出浑河河谷干道，东南转入今苏子河谷道的第一座交通重镇。因地控晋、唐时由“新城”去往“丸都”的“南陕”之口，故史书亦称该道为“木底道”。关于木底城的位置，旧说多定于今辽宁省新宾县之木奇镇[56]。据近年考古调查，在新宾县木奇镇当地，并无晋、唐时代古城，木奇镇当明清驿站。唯有位于木奇镇西北7.5公里的新宾县上夹河镇五龙河，发现了一座较大的高句丽山城[57]。该城控扼苏子河左岸五龙山下的古今交通孔道，地理坐标为北纬41°52′、东经124°35′。从古今交通地理和考古遗存看，上夹河镇五龙山城，应即由“新城”过“南陕”通向高句丽故都“国内城”和“丸都”之间交通路线上的“木底城”[58]。由此进入这条沿苏子河谷东行丸都的故道，故又俗称为“新城—木底道”。

（四）新宾县永陵北之头道砬子山城

该城位于新宾县永陵北苏子河北岸约5公里，西北距上夹河古“木底城”沿河，逆行约40公里。东南沿苏子河南支流，进入今苏子河谷道上的横道河子隘口，约30公里。其也应是古代由“木底城”东南沿苏子河入浑江谷道通往高句丽故都的又一险要关城。

（五）苍岩城

与木底并称的苍岩城，古今亦无确指。近年在辽宁新宾县得胜堡和浑河上游清原县苍石村“苍石站”附近分别调查发现两处高句丽山城 ：前者位于苏子河与“木底”相近，有相邻“苍岩城”之地缘优势 ；后者位于高尔山城东北的浑河北支交通孔道上，但有以“苍石”与古“苍岩”地名相近。将其二者之一定为史书中与“木底”并连的“苍岩城”，与地望和地名渊源上较为合适。

（六）横道河子隘口

该地位于今新宾县永陵东南苏子河支流岔路沟与桓仁县浑江支流横道河子之间的交通隘口处，地理位置约位于北纬41°30′、东经125°，隘口西去海拔1041米的罗圈沟主峰仅5公里。通过苏子河上游“岔路沟”的山间孔道，古今均为由苏子河谷道东南进入浑江谷道的重要交通路线。穿过横道河子隘口东西行，至今仍有大道经过辽宁省新宾县永陵镇、榆树，东南去往桓仁县铧尖子、二户来和四道河子一带。而过今桓仁四道河子，一直往东南沿浑江及东支流横道川，过桓仁县城，东南经四道岭子、棚甸子、五里甸子，可由南路通往吉林省集安县，即到达本节所记“木底—丸都”之南道的终点。

上述这条由辽东“新城”出发，先后沿今浑河、苏子河和浑江东、西支流，穿行于溪谷之间的古代交通道，一路历经“新城”“木底”“苍岩”“丸都”等名城。从古今交通地理和史籍中综合考察，应是继汉以后晋唐期间由辽东、玄菟去往高句丽古都“国内城”和“丸都城”的“南陕”之道。

三、东北行之新城—南苏道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辽东古“襄平”，东晋以后高句丽又称为“辽东城”。晋唐间由辽东城北行陆路，史书中有所谓“南苏道”的记载。

《隋书·段文振传》：“及辽东之役，授左候卫大将军，出南苏道。在道疾笃……后数日，卒于师。”[59]

唐《翰苑·蕃夷部》“高丽”条：“南苏城在国（高丽）西北……城在新城北七十里山上也。”[60]

《十六国春秋·前燕录》：“慕容皝十二年，遣度辽将军慕容恪攻高丽南苏，克之，置戍而还。”[61]

欧阳修《新唐书·高宗本纪》载，总章元年二月“壬午，李勣败高丽，克扶余、南苏、木底、苍岩城”[62]。

以上诸史所载，经由“新城”以北去“南苏”的陆路孔道，应即晋唐以来辽东之“南苏道”。

此“南苏道”地名应来源于古“南苏水”和“南苏城”。《汉书·地理志》“玄菟郡高句丽县”注：“又有南苏水，西北经塞外。”这条古交通道更因经由“南苏城”而著称于晋唐史籍。

关于“南苏水”和“南苏城”的地理位置，古今中外学者众议纷纭。摘引诸家主要有以下几说：

一是苏子河说[63]；二是东辽河（赫尔苏河）说[64]；三是松花江上游辉发河说[65]；四是北流松花江说[66]。

由于对“南苏水”的故道考证古今众说纷纭，致使对“南苏道”交通路线的考证亦成为千古之讼。考察晋唐以来史料，并参证考古发现，如据唐张楚金所撰《翰苑》中雍公叡注引《高丽记》云：南苏“城在新城北七十里山上也”[67]。由于“新城”已确认为今辽宁省抚顺北浑河北岸之高尔山山城，推知“新城北七十里山上”，正值今抚顺高尔山以北的铁岭市南凡河流域。特别是近年凡河北岸的铁岭催阵堡北山上和河南青龙山上，发现了周长约5公里和2.5公里的两座重要高句丽山城。其城雄踞凡河南北岸之山脊，南距高尔山城恰30公里。城内散有大量晋、唐高句丽时期的遗物。其建置方位、地理坐标与道里远近，或与《翰苑》中记载的建于“新城北七十里山上”的“南苏城”相合。而如以传统的“南苏水”即今苏子河，又与《汉书·地理志》“玄菟郡”境“又有南苏水西北经塞外”方向相合。如是则南苏城又有苏子河流域的萨尔浒山城或新宾县五龙山城或得胜山城等，仅姑备其几说，以求深研。但本节可进一步肯定，古“南苏城”所指的今辽东苏子河流域，应即为古“南苏道”的东西必经交通之道。

南苏水故道的基本确定，使古今湮闻的晋、唐间的辽东“南苏道”得以指证。自前燕慕容皝东渡辽河征高丽破“南苏”以来，以至隋、唐东征，所奔袭之“南苏城”，均应沿“新城道”以进，即从辽西渡辽河，再由浑河（新城道）高尔山以北进入汛河河谷或苏子河谷陆路。从交通自然地理上看，今凡河与浑河平行西流入辽河，两河道间的平行距离在抚顺高尔山以北的位置上正当30多公里。而由浑河北岸之高尔山城隘口，东北行通往苏子河，古今也一直有大道相通，至今陆路按验有证。以古今交通地理排定，由此道西去辽河可进入今法库县境而通向辽西“营州”（今朝阳）。由此道南行至“新城”，经“盖牟”，又可达“辽东城”（今辽阳）。而由凡河谷道东行，接浑河上游之今南杂木或经苏子河，可由北路东行集安，会途于高句丽旧都“国内城”和“丸都城”。晋唐以来，上述这条经“新城”道和古“南苏水”和“南苏城”上的辽东陆路，应即史书中屡屡提及的古“南苏道”。这是进入“高句丽南北二道”的发轫点前，即在到达“玄菟郡高句丽县”（今新宾南二道河子古城）以前的辽东重要部族古交通道之一。这也是开辟于汉魏时代的辽东之“候城”—“玄菟”戍边道。

第四节　两晋南北朝中国东北边郡的部族交通道

420至581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两晋和南北朝时期。这一期间，由于中原王朝不断更替，各族间的战争和迁移不断进行，中原王朝和东北各族的兴替也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除继汉魏以来的建置与交通外，汉初以来在今东北松花江流域的吉林、长春地区建立的扶余王国，以及从东晋到南北朝时代在西部慕容氏建立的前燕、后燕和东部高句丽兴衰交替。此时在辽西发展壮大起来的慕容燕和在辽东浑江、鸭绿江流域兴起的高句丽，亦都将其势力扩展到汉郡地区。在慕容燕（前燕、后燕）和高句丽争夺辽东地区的斗争中，高句丽终于获胜，5世纪占领了整个辽东地区，并向北扩展到今第二松花江以南一带，和北方兴起的勿吉（隋唐时称靺鞨）接壤。勿吉兴起后，逐渐南下，驱逐了扶余，将其势力推进到速末水（粟末水）即今第二松花江流域。而南北朝时期，居住在今黑龙江、嫩江以及第一松花江以西的失韦（室韦）、乌洛侯、豆莫娄等族，也相继发展壮大起来，并且和中原王朝（北朝）开始了频繁的贡使往来，形成了中国东北历史上部族交通发展的新时期。

现将两晋和南北朝时代的东北勿吉、豆莫娄、乌洛侯、失韦（室韦）、高句丽等各部族与中原王朝的贡使往来交通路线分述如下。

一、勿吉的方位和向中原朝贡道

勿吉之名，始见于前引《魏书》卷一百“勿吉”条：“勿吉国，在高句丽北，旧肃慎国也。邑落各自有长，不相总一。其人劲悍，于东夷最强，言语独异。常轻豆莫娄等国，诸国亦患之。去洛五千里。自和龙北二百余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三日至祁黎山，又北行七日至如洛瑰水，水广里余，又北行十五日至太鲁水，又东北行十八日到其国。国有大水，阔三里余，名速末水。”同书又云，延兴（471—476）中，遣乙力支朝献，“初发其国，乘船沂难河西上，至太鲁河，沉船于水，再南出陆行，渡洛孤水，从契丹西界达和龙”。这里明确指出延兴年间的勿吉在难河东部，即在太鲁水东北行十八日的嫩江（难河）下游以东。关于延兴年间的勿吉所在，由于对东北诸山川的认定不同，其说不一。有的认为当在今北流松花江（即今第二松花江）东岸不远东流松花江（即今第一松花江）的南部[68]；有的认为在今松、嫩合流处附近[69]；有的认为在今吉林市[70]；有的认为在今阿城一带[71]……古今出现这些不同看法的原因，主要是对难河（难水）当比定今哪一条河流的看法不同。因此出现对勿吉的定位不同，但有一点学界一致肯定，勿吉西南行进入中原必“沂难河”（今嫩江）。

上述各说，除阿城说以外，均认为难河当为今嫩江。本书认为北魏时代所说的难河，不仅指今嫩江，而且还应包括今第一松花江（东流松花江）一段。据前引《魏书·列传八十八》“乌洛侯”条载：“其国西北有完水，东北流合于难水，其地小水皆注于难，东入于海。”完水指今额尔古纳河和黑龙江上中游。所谓完水“东北流合于难水”，应是指今黑龙江汇合于今第一松花江。如难水仅指今嫩江，则和完水“东北流合于难水”的记载不符。又“其地小水皆注于难，东入于海”，更是指居住在今嫩江上游的乌洛侯所在地的众水皆注入难水，即今嫩江。“东入于海”，更是指难水从今松花江东入于海。这是推定难水指今嫩江并第一松花江的黑龙江下游部分的根据。难河到唐代则称为“那河”。据《旧唐书·北狄》“室韦”条载，唐代的那河指今嫩江和第一松花江。因黑龙江下游在唐代称为“黑水”，已和南北朝时代的难水包括嫩江及黑龙江中段不同。确认了南北朝时期的“乌吉”故地和“难水”所在，方可详考勿吉诸“朝贡道”的交通道——实际上也是汉魏以前的古“肃慎”朝贡道之一。

（一）由勿吉故地至辽西“和龙”向中原的朝贡道

从北魏延兴年间的勿吉信使乙力支来往中原乘船所走的水路行程方向来看，从太鲁水（今洮儿河）东北行十八日到达的难水，不仅指今嫩江，还应包括今第一松花江中段。因为如果难水仅指今嫩江，则从今洮儿河下游（今洮南市一带）乘船顺流而下到松、嫩合流处才四百里，不应用十八天的时间。故延兴年间勿吉的所在地，应在今洮儿河下游东北行十八日的地方，当在今第一松花江下游一带。从乙力支回国时从太鲁水、难水顺流而下，十八日才到其国的行程来看，勿吉在阿城东北的今通河或依兰一带，即牡丹江中下游。而如上举不可能在今松、嫩江流处，更不可能在扶余的故地今吉林市第二松花江（古速末水）一带。

两晋南北朝由幽州东北行诸部族交通示意图

考勿吉在今松花江以北的牡丹江和东流松花江流域的依据是：从太鲁水（洮儿河）“又东北行十八日到其国。国有大水阔三里余，名速末水”。速末水即“粟末水”，今第二松花江，因此推定勿吉国当在今吉林市松花江以北的中游。但乙力支“初发其国，乘船沂难河西上至太鲁河”，以及从太鲁水“又东北行十八日到其国”，是方位不同的记述。延兴年间，如乙力支的勿吉在今吉林市松花江一带，则必沿速末水乘船顺流而下西北行，然后再“沂难河西上至太鲁河”。但文献记载只有“初发其国，乘船沂难河西上”，而没有“初发其国，顺速末水西北行”的记载。而且乙力支回国时，是从太鲁水即太鲁河（今洮儿河）东北行十八日到其国。从今吉林市松花江东岸龙潭山一带出土的高句丽红色方格纹板瓦，以及高句丽荣留王十四年（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到宝藏王五年（贞观二十年，646）用了16年的时间修筑的“东北自扶余城，西南至海，千有余里”[72]的长城来看，从南北朝到唐总章初，今吉林市松花江一带还属于高句丽的势力范围，而不是北魏延兴年间的勿吉住地，故“勿吉”当在吉林以北东流松花江中游的依兰南北，即“挹娄”故地。

《魏书》卷一百《列传八十八》“勿吉”条又载：“延兴中，遣使乙力支朝献。”[73]所谓延兴中，为北魏孝文帝延兴五年（475）。这一年正是高句丽大举进攻百济，攻陷百济王都尉礼城（今首尔）之时。勿吉这次遣使乙力支到北魏的目的，除朝贡外，可能主要是请求北魏支持勿吉联合百济进攻高句丽。北魏朝廷没有同意勿吉的密谋，而是劝告“三国同是藩附，宜共和顺，勿相侵扰”[74]。但是勿吉乘高句丽南下进攻百济、无暇北顾之机，南下攻占了“高句丽十落”[75]，并在494年，先攻灭了“西徙近燕”[76]的扶余国，进入扶余故地。其后方形成了“勿吉七部”，即后来的“靺鞨七部”。隋唐时代的粟末部即其中的一部，其居住在今粟末水（速末水）即今第二松花江一带。在今永吉县乌拉街镇杨屯大海猛，先后三次清理发掘了第三期文化遗存即粟末靺鞨人的遗存[77]。但它不是南北朝时代勿吉人的文化遗存。因为勿吉到北齐河清二年（563）始称靺鞨[78]，故《北史》卷九十四《列传八十二》“勿吉”条云，勿吉“一曰靺鞨”。南北朝时代的勿吉，到隋唐时又南下占据了高句丽和扶余的一些地方。所以不能用隋唐时的粟末靺鞨的居地来推定南北朝时代勿吉的居地。因此，以今吉林市北流松花江（粟末水）以北和东流松花江以南，为南北朝时代勿吉的中心所在地，方和文献记载南北朝时后期（494）“高句丽西徙近燕”以前勿吉的地理方位以及考古资料相符。

如上所述，南北朝时代延兴年间，勿吉的中心必在今第一松花江下游的通河或依兰一带。当时北魏的都城还在平城（今山西省大同），494年方迁都洛阳。所以北魏孝文帝延兴年间（471—476），勿吉遣使乙力支到北魏朝贡，是从今第一松花江下游出发，“乘船沂难河西上，至太鲁河，沉船于水，南出陆行，渡洛孤水，从契丹西界达和龙”。然后由和龙（今朝阳）到平城。南北朝时代，勿吉的南部有强大的高句丽，西南还有新兴起的契丹，因此，勿吉使者只有从高句丽、契丹的西部进入中原。从勿吉的中心到和龙的路线，据《魏书·列传八十八》“勿吉”条载：“初发其国，沂难河西上，至太鲁河。”即从今第一松花江下游出发，乘船沂流西上，到洮儿河（当在今洮南市一带），然后舍舟陆行南下，“渡洛孤水，从契丹西界达和龙”。洛孤水即如洛瑰水，一称“顾洞河”，即《水经注》中的“白狼水”（今大凌河）支流“滥真水”。“洛孤”和“滥真”，都是与“顾洞”一样，为古阿尔泰语的汉语谐音。按照《蒙古游牧记·土默特右旗下》的记载，明清时期其水为今辽西凌源东北二百余里的顾洞河。和龙即今辽宁省朝阳市，这里先后为汉代辽西郡柳城县、前燕的都城龙城（又名和龙城）[79]。后燕慕容垂前期的都城在中山（今河北省定县），后回迁到龙城。北魏灭北燕后，改置为营州，仍治和龙城[80]。所以此时的勿吉朝北魏，必经辽西营州（今朝阳）而入“平城”（今大同）。

朝阳北塔

本书作者从20世纪70年代始，即多次踏临这座辽西历史名城。1972年春在朝阳北票考古发掘，首经朝阳，初观其南北二塔雄峙在凌河左岸。其后1985年，在辽宁省考古会议期间，再访龙城和凤凰山，曾有《龙城怀古》习作：“龙城旧迹傍凌川，故垒何寻慕氏燕。渝水滔滔染碧血，狼山漫漫走泥丸。营州犹见浮图远，魏阙但闻剑珮寒。南北英杰同驻马，遥望大棘此雄关。”古城在东北交通中的锁钥地位可见一斑。

《北史》亦曾记载“及开辽海，置戍和龙，诸夷震懼，各献方物”[81]。当时东北各部“皆得交市于和龙，密云之间，贡献不绝”[82]。可知和龙城是南北朝时代东北的军事重镇和各族贸易场所，其地处大凌河上游，是由中原通往东北的“草原丝路”交通要冲。南北朝时代东北北方和各族通往中原王朝的朝贡道，多经由和龙而进入中原。延兴年间的勿吉使臣乙力支，从和龙到太鲁水（太鲁河，即今洮儿河）的陆路交通线自古相传，其走向是：“自和龙北二百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三日至祁黎山，又北行七日至如洛瑰水，水广里余，又北行十五日至太鲁水。”善玉山、祁黎山当今何地，虽难以确指，但从上述南北朝时代的契丹在和龙西北的方位，以及古今辽西城镇间的交通路线可以推知，应属努鲁儿虎山。这条陆路交通线，当是从今朝阳市北行出大青山关隘，经敖汉旗、奈曼旗（即当时的契丹界），然后沿教来河到通辽市，过西拉木伦河，经科尔沁左翼中旗、通榆到洮南市附近的洮儿河。然后改由水路乘船沿洮儿河、嫩江下游汇合处，转第一松花江东北行，顺流而下，到达当时乙力支“勿吉部”的所在地。其后这条草原交通延续至隋唐和辽金元以后。

（二）由辽西龙城进入北魏平城的交通史迹

从龙城到北魏都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的路线，由于缺乏文献记载，亦难以推定。可能还是沿着汉魏以来从东北通往中原的古道，即沿今大凌河西南行，经今凌源、平泉、宽城，过喜峰口，又经遵化、蓟县、北京、怀来、宣化、张家口、怀安到大同市。494年北魏迁都洛阳以后，由大同南下，经太原、临汾、侯马、垣曲，再过黄河东行到洛阳的入函谷关之道。

如前述，从勿吉的中心出发，乘船沿难河西上南行到太鲁河，然后陆行南下到达和龙这条通往中原的路线，是东北各族通往中原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交通路线。这条交通路线，使东北北部的勿吉、豆莫娄、乌洛侯、失韦等部族和中原王朝在政治、经济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对东北北部和中原各族在经济文化交流方面，以及在促进各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方面都有重要作用。

据前《魏书》卷一百《列传八十八》“勿吉”条等文献记载，勿吉向中原王朝北魏、东魏、北齐派遣的贡使往来频繁。延兴五年（475），遣使乙力支朝贡。太和九年（485），复遣使侯尼支朝献。十年（486），复来朝贡。十二年（488），遣使贡楛矢、方物于京师。十七年（493），遣使婆非等五百余人朝献。景明四年（503），复遣使俟力归等朝贡。自此到正光年间（520—525），勿吉派往北魏的“贡使相寻，尔后中国纷扰，颇或不至”。到东魏时代，天平三年（536）、兴和二年（540），又遣石久云等贡方物。兴和三年（541），武定二年（544）、四年（546）、五年（547），勿吉继续遣使朝贡。到北齐河清二年（563），勿吉改称“靺鞨”，又以靺鞨的名义到北齐朝贡。河清三年（564），天统元年（565）、二年、四年，武平元年（570）、四年（573）、六年（575）均朝贡不绝。所以南北朝的勿吉等朝贡道，不过是汉晋时辽西转嫩江东行草原道而通向东北松花江流域的交通拓展，其部族交通延续千年传承不息。

二、黑龙江中游和松花江下游的豆莫娄朝贡之道

豆莫娄之名，始见于《魏书》卷一百《列传八十八》“豆莫娄国”条。豆莫娄亦即同书卷“勿吉”条中的“大莫卢”、《新唐书·流鬼传》中的“达末娄”。《魏书》谓豆莫娄：“旧北扶余从简也。”《新唐书·流鬼传》谓：“达末娄自言北扶余之裔，高丽灭其国，遗人度（渡）那河因居之。”从历史的记载来看，高句丽后改称高丽，高句丽对扶余最大的一次战争，是高句丽好太王二十年（410）对东扶余所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战争。这时高句丽和慕容燕（前燕、后燕）争夺辽东、玄菟二郡已获胜利，完全占据辽河以东之后，便北上进攻扶余。据《好太王碑》载，这次战争“凡所攻破城六十四，村一千四百”。高句丽占据东扶余的大片领土以后，好太王便派牟头娄为“北扶余守事”[83]，以统治北扶余。从好太王攻占东扶余以后，派牟头娄为“北扶余守事”，以及南北朝时代高句丽的疆域“北至旧扶余”的记载可知，所谓东扶余即指原来的北扶余，亦即汉魏以来的古扶余王国。大部分领土被高句丽占领以后，扶余的一部分人逃亡到第一松花江以北之地，分布在以今黑龙江三江平原为中心的地域（今凤林古城一带）。至南北朝时代则称为“豆莫娄”，所以史载豆莫娄自谓其族源主体为“北扶余”遗民。

关于豆莫娄的地理位置，由于对原始文献记载的理解不同，亦出现不同说法。据前引《魏书》载：“豆莫娄国，在勿吉北千里，去洛六千里，旧北扶余也。在失韦之东，东至于海。”这一段记载，明确指出了豆莫娄的地理位置。其下所载：“方二千里。其人土著，有宫室仓库。多山陵广泽，于东夷之域最为平敞。地宜五谷，不生五果。”完全抄自《三国志·魏书·夫余传》，是豆莫娄的前身为北扶余的情况。故《魏书》所谓“旧北夫余也”，是指豆莫娄之先出自北扶余，即旧北扶余北迁以后的住地。

以豆莫娄“去洛六千里”，勿吉“去洛五千里”所记，豆莫娄应在勿吉稍东，这和豆莫娄“在勿吉东北千里”的记载相符。由此可知，豆莫娄的中心地带，当在勿吉中心之东北，豆莫娄的南界为勿吉。其西接失韦，东至海。南北朝时代的失韦，在今黑龙江上游的呼玛河流域，则豆莫娄当在今黑龙江中游东，东南到今日东海的北部鞑靼海峡一带，今黑龙江下游地区三江平原以南当是其地的中心地带，其北临当为后来萝北一带的南北“黑水靺鞨”的故地。经2008年实地调查，今黑龙江省双鸭山市的魏晋“凤林古城”一带，应是古“豆莫娄”部族的中心（王城）。

关于豆莫娄的分布，据《魏书》载，近临勿吉的“大莫卢”有“豆莫娄”等12国，前后各遣使向北魏朝贡。其朝贡路线当和勿吉相同。是应从今黑龙江中下游的依兰、宾县等，先西行勿吉等地而转“难水”到“和龙”。到北齐后主高纬时，大莫娄（豆莫娄）于天统三年（567）和天统五年（569），先后两次入贡[84]。直到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4），还有“达莫娄大首领诺皆诸来朝，并授折冲，放还藩”的记载[85]。由此可知，“豆莫娄”从5世纪初到8世纪，存在达3个多世纪之久。据2008年夏至七星河流域的“凤林古城”等地进行专门考古实地调查，其晋唐时期的古城独具特色，考其地望和文物史迹应为魏晋时代“豆莫娄”的遗存。它的中心地区，当在今黑龙江省三江平原七星河流域的“凤林古城”一带。其向中原的朝贡道，基本与勿吉西行的路线相同。

三、乌洛侯向中原王朝的贡使往来路线

“乌洛侯”之名亦始见于《魏书》卷一百“乌洛侯”条。其先祖应为松花江中下游和嫩江流域，即后来建立北魏政权的“拓跋鲜卑”的先民。其朝献中原的“草原之道”已略见上节。关于乌洛侯的地理位置，历来亦众说不一，1980年7月，米文平先生等在大兴安岭北部鄂伦春自治旗阿里镇西北10公里处的嗄仙洞，发现了北魏祖先的旧墟石室及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中书侍郎李敞等在洞内石壁上刻的祝文[86]，为考证乌洛侯和失韦的方位提供了可靠的根据。其志文有：“维太平真君四年癸未岁七月廿五日，天子臣焘使谒者仆射库六官中书侍郎李敞……敢昭告于皇天之神：启辟之初，祐我皇祖，于彼土田。历载亿年，聿来南迁。应受多福，光宅中原……”这里明确记载了拓跋鲜卑先祖“启辟之初”的兴王之地。印证前引《魏书》“乌洛侯”条载：“乌洛侯国，在地豆于之北，去代都四千五百余里，其土下湿，多雾气而寒。……其国西北有完水，东北流合于难水；其地小水皆注于难，东入于海。……世祖真君四年来朝，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民多祈请。世祖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又据《魏书·礼志》的记载：“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石室南距代京可四千里” [87] ，“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88]。嘎仙洞鲜卑先祖“旧墟石室”的发现，为荒渺的大兴安岭南北鲜卑先祖驻地、乌洛侯的位置，以及从汉晋南北朝以来黑龙江上游与嫩江流域向中原南进的草原交通，提供了重要坐标。由此可知，乌洛侯应当在今嘎仙洞（石室）的东南250公里的地方，当今嫩江上游的支流甘河与嫩江汇合处一带。又从“其土下湿，多雾气而寒”“其地小水皆注于难”，以及嫩江的支流多在嫩江以西的情况来看，乌洛侯的中心当在今嫩江上游以西的甘河下游一带和嫩江流域。

乌洛侯与北魏的通贡更早，自北魏世祖太平真君四年（443）通贡以来，“历北齐、周、隋及唐武德后，朝贡不绝”[89]。

北朝时乌洛侯的具体朝贡路线史亦无详细记载，但从其地理位置来看，应与鲜卑等前后代相传，亦沿着汉以来出幽州居庸关、石门关北行，经辽西西拉木伦河、洮儿河北上嫩江流域的呼伦贝尔南北草原之路。

四、失韦的位置和朝贡路线

南北朝时代的失韦，隋以后称“室韦”或“蒙兀室韦”。关于南北朝时代失韦的族源和地域分布，史学界亦意见不一。据前引《魏书》卷一百《列传八十八》“失韦”条载：“失韦国，在勿吉北千里，去洛六千里。路出和龙北千余里，入契丹国，又北行十日至啜水，又北行三日有盖水，又北行三日有犊儿山，其山高大，周回三百余里，又北行三日有大水，名屈利，又北行三日至刃水；又北行五日到其国。有大水从北而来，广四里余，名捺水。”由于对其中的山川位置当今在何地的看法不同，因此对失韦方位的推定学界也各有不同。前已考“水”，亦称啜水，即今嫩江。日人白鸟库吉认为捺水指今黑龙江上游，故推定失韦在今黑龙江上游[90]。津田左右吉和方壮猷等则认为捺水当今嫩江，故认为失韦当在今嫩江上游[91]。20世纪80年代大兴安岭北魏祖先的旧墟石室嘎仙洞的发现，明确了鲜卑和乌洛侯在今嫩江上游以西的方位以后，失韦的方位也渐趋明朗。从和龙到失韦所经山川一路有啜水、盖水、犊儿山、屈利、刃水，其国内有捺水。这些山川当今何地，众说纷纭。其中唯啜水、刃水、捺水为当今哪些条河流推定后，失韦的方位方可求出。啜水为当今哪一条河流，史学界的意见分歧亦较大，有当今绰尔河、霍林河、哈拉哈河、西拉木伦河等说。笔者认为，啜水即明代福余卫住地的“戳儿河”[92]，亦今之绰尔河。古代山川地名，有的后来改称他名，有的一直沿用至今。其啜河、戳儿河、绰尔河或洮儿河，则是自古至今一直沿用而未改的嫩江支流。刃水为当今哪一条河流，其说亦不一。但从《魏书》所记，“刃水”是从和龙（今朝阳）北行失韦去的最北的一条河流。而失韦国又在刃水北五日行程的地方，即《旧唐书·室韦传》所说的室韦“居猺越河北”的地方，则刃水应即猺越河。有的人认为“猺越河一谓为嫩江别名，一谓为嫩江支流之绰尔河”[93]；也有人认为是当今洮儿河北源的陀喇河[94]；更有人认为是当今结雅河（精奇里江）[95]。这些说法，除结雅河说外，皆失之偏南，和《魏书》“失韦”条所载失韦在刃水北行五日的地方，以及《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北狄》“室韦”条所说的室韦“居猺越河北”的记载并不相符。如前所述，乌洛侯当在今嘎仙洞（石室）的东南地方，当今嫩江上游的支流甘河与嫩江汇合处一带。失韦则当在乌洛侯北，即从刃水“又北行五日”的地方，正当今黑龙江上游及其支流的呼玛河流域。故刃水应即猺越河，这是从南往北行到失韦去的嫩江上游最北的一条河流，这一河流当在今嫩江支流中最北的一条河流中求之。从语言学的情况来看，有的把刃水（猺越河）推定在清初所说的嫩江江源之一的纳玉尔河，也称纳约尔、纳裕尔，亦即今之二根河。二根河发源于伊勒呼里山南麓，东南流入今南瓮河。而“南瓮河”即“那河”的上源，与《旧唐书》“室韦”条所说的“室韦者，契丹之别类也，居猺越河北”、“其河东南流，与那河合”的记载相符。由此可知，把“刃水”即“猺越河”推定在今之嫩江支流二根河，比推定在其他河流更符合实际。这里是当时室韦故地的中心。今黑龙江上游支流“刃水”（二根河）流域及其南北，正在大兴安岭以西、呼伦贝尔草原北部的森林草原地带，地处《史记》《汉书》所述的苏武牧羊“北至丁零”之地，也是魏晋以后“失韦”（室韦）和金元以后蒙元帝国的始兴之地。在东北亚草原文化和草原交通中，其雄踞北疆草原交通地理的位置尤其重要[96]。

其次还有关于失韦境内的水，前已简述史学界多数认为当今嫩江上游，并以此为根据，把失韦推定在今嫩江上游。如具细考察，当时居住在嫩江流域的古代居民，并没有衣以鱼皮的记载。由此可知，失韦即北室韦并不全在今嫩江上游。失韦境内的水，也不一定单指难水或那河即今嫩江。从失韦的位置及其境内有广四里余的水以及失韦“衣以鱼皮”的记载来看，日人白鸟库吉认为失韦境内的水为当今黑龙江上游的说法是有些道理的。因此，笔者认为南北朝时代的失韦，即《北史》“室韦”条所说的“北室韦”，当在今嫩江上游包括黑龙江上游的支流呼玛河流域的大兴安岭西南部，即上述论定的蒙元兴起故地呼伦贝尔草原东西。

据前引《魏书》“失韦”条载，东魏孝静帝武定二年（544）四月，“始遣使张焉豆伐等献其方物。迄武定末，贡使相寻”。《北史》“室韦”条亦载：“及齐受东魏禅，亦岁时朝聘。其后分为五部，不相总一，所谓南室韦、北室韦、钵室韦、深末怛室韦、大室韦，并无君长。”室韦诸部过着游牧生活，“至夏则移向北”，“移则载行”，“渡水则束薪为栰，或有以皮为舟者”。到隋唐时代，室韦到中原王朝的朝贡使臣较前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唐玄宗开元时，室韦不但遣使朝贡，而且还接受了唐朝的册封，由唐朝授以将军、郎将、大都督等官职，成为唐朝的北疆藩国，交通往来日加频繁。

从南北朝失韦的地理位置，以及从和龙一直北行所经的山川地理的记载可知，当时失韦的朝贡路线，是沿今嫩江的西部，经今嫩江以西的各条支流南下到和龙（今朝阳），再由和龙经渔阳进入卢龙塞而通中原王朝，与乌洛侯等同经西部纵贯蒙古草原东缘的草原之路，过燕岭南下而达中原。

上述南北朝时代，中原王朝虽然不断更替，但东北北方各族和中原王朝的贡使往来却一直没有间断。两晋南北朝时代，东北各族开辟的通往中原王朝的朝贡道，不但使远在数千里外的东北北方各族和中原王朝在经济、政治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也促进了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为隋唐以后东北亚北方各部族交通的发展奠定了历史基础。

五、辽东高句丽的“南北二道”及重要史迹

高句丽的南北二道，如第四章所述，应开辟在汉魏时代。是由幽、平二州通向辽东“玄菟故府”和“国内城”的重要通道。早在近百年以前，日本学者箭内亘[97]、津田左右吉[98]、今西春秋等，都发表过专题论文。其后，中、日、朝学者在有关著作中又提出过自己的看法。综合古今各家所论，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看法：

其一，认为南道从今沈阳出发，沿今浑河、苏子河，经通化到集安[99]；北道则认为自开原沿清河东行，经辉发河上游[100]；有的又认为南道发自辽阳（辽东郡）沿浑河东北行到辉发河上游[101]。

其二，认为高句丽的南、北道都从今辽阳出发。认为上述的南道正是北道；而南道则沿今太子河溯流而上到新宾，又经通化到集安[102]。

以上两说是所谓传统旧说，认为高句丽的“南北二道”，都是从辽阳或沈阳南北东行通往高句丽“丸都城”的两条道路。这些推论多是根据文献记载提出的，缺乏实地考古调查资料的证实，故多不能切合实际地指出一条令人信服的古道来。

其三，近年还有人认为高句丽的南北道是从今集安通往浑江的两条道路。南道从今集安出发，经麻线沟越老岭，沿双岔河、新开河西北行到浑江；北道从今集安出发，越老岭，沿苇沙河到浑江[103]。作者认为这两条道路仅是高句丽南北道的一部分，而非全部。上述各说均未提及关键定点所在应是高句丽“南北二道”的西部发轫点“玄菟”[104]。本节在《东北古代交通》一书中已初考“玄菟”在辽东新宾县境的基础上，对高句丽之“南北二道”进一步考实如下。

（一）高句丽的南北二道应是继承汉代从“玄菟”通往“丸都”的两条古道

关于高句丽的南北二道，虽然其形成较早，但见于文献却在晋唐以后，并主要见于《资治通鉴》卷九十七《晋纪》《晋书》卷一百零九《载记第九》“慕容皝”条等。

《资治通鉴·晋纪》“咸康八年（342）冬十月”条载：前燕慕容皝“将击高句丽，高句丽有二道，其北道平阔，南道险狭，众欲从北道”。《晋书·慕容皝载记》将咸康八年记为七年（当以八年为是），又将南道记为“南陕”，北道记为“北置”。《晋书》所说的慕容皝“率劲卒四百入自南陕”，以及“遣长史王寓等勒众万五千，从北置而进”，即《通鉴》所说的“皝自将劲兵四万出南道，以慕容翰、慕容霸为前锋；别遣长史王寓等将兵万五千出北道，以伐高句丽”。由此可知，“南陕”即南道，“北置”即北道。《通鉴》所说的“其北道平阔，南道险狭”[105]，是对“南陕”“北置”原义的正确解释。北置即北道平阔；南陕即南道险狭的略写或简称。《通鉴》胡三省注云：“北道从北置而进；南道从南陕入木底城。”有人以南陕、北置为地名，认为是南、北道的起点，与正文原义不符。因在其他文献中并不见南陕、北置的地名，故不可取。旧说认为高句丽的南北道，应从南陕、北置分途，亦当为误解。其真正的起点当在第二“玄菟郡”。

需要指出《资治通鉴》所说的“高句丽有二道”，必是当时（咸康八年，342年）辽东高句丽辖境内的南北两条道路。东晋咸康八年（342），高句丽的势力虽已到达今抚顺市浑河一带，但辽沈一带还没有被高句丽占据，还不在高句丽辖境内。当时高句丽西部的边防重镇是“新城”，即今抚顺市浑河北岸的高尔山城。高句丽和前燕、后燕争夺辽东、玄菟二郡，并完全占有这两郡，还是在东晋安帝义熙元年（405）的事情[106]。因此，咸康八年时所记的高句丽的南北道，不可能是从今辽阳或沈阳汉郡地区分途。高句丽的南北道必应在当时高句丽辖境内求之，以往的失误在于由高句丽辖境外的“辽东郡”地求之。高句丽的南北道，是当时高句丽境内的两条主要交通道，它是指从“国内”（今集安）出发，通往新城和玄菟郡（第二玄菟郡）的两条道路。据《旧唐书·东夷》“高丽”条载，唐朝将领李勣说：“新城是高丽西境镇城，最为要害，若不先图，余城未易可下。”可知新城是高句丽西部的边防要塞，是从辽东、玄菟进入高句丽境内的西大门。前燕慕容皝[107]、后燕慕容盛[108]，以及隋、唐进攻高句丽（高丽）时[109]，都在高句丽西部的军事重镇新城等地经过激烈的战斗获胜以后，才长驱直入丸都。所以高句丽的南北道和新城及“玄菟”有密切的关系，是通往新城的必经交通道，同时也是后期由“丸都”向西通往玄菟郡（今沈阳市上伯官屯汉、魏、晋古城）的重要交通道。高句丽建国后归汉代玄菟郡管辖，“汉时赐鼓吹伎人，常从玄菟郡受朝服、衣帻，高句丽令主其名籍。后稍骄恣，不复诣郡”[110]。指玄菟郡在前82年西迁辽东以后[111]，高句丽王在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仍“遣使贡献，求属玄菟”[112]，但同时，又不断进攻玄菟、辽东等地。因此高句丽和玄菟郡的密切关系，是其南北二道形成的历史基础。不可离开“第二玄菟郡”而求其南北道。此交通道经笔者20世纪中叶以来的多次实地考古调查可索证如次。

（二）新城、南苏、木底诸城，均在高句丽“南北二道”的起点以西

关于浑河、苏子河沿岸的新城、南苏、木底等城，是在高句丽的南道还是北道上的问题，中外史学界亦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是南道[113]，有的认为是北道[114]。认为是南道者，是将北道推定在这条道路以北的从辉发河上游东行，经柳河、通化到集安这条道路。认为是北道者，则将南道推定在这条道路以南的太子河流域。

从辽沈地区通往集安各条公路沿线上的汉魏古城、古墓和高句丽古城、古墓的分布情况来看，浑河、苏子河沿岸的新城、南苏、木底各城，既不是在高句丽南道上，也不是在北道上，而是从辽东郡或玄菟郡进入高句丽南、北道以前的一段“玄菟—新城”的辽东汉魏古道上。这就是如前所述，前燕慕容皝、后燕慕容盛、隋朝王仁恭、唐朝李勣等进攻高句丽（高丽）时，都先经过新城、南苏、木底等城，而后才进入高句丽腹地的原因。其交通也是汉代辽东、玄菟郡的戍边古道之一。

笔者分析，由新城、南苏进入“木底”东行后才进入高句丽的南北道，其主要根据是：第一，前燕慕容皝和高句丽王钊（故国原王）都是南道军队的统帅，慕容皝的前锋军“（慕容）翰与钊战于木底”[115]，慕容皝“入自南陕”，“战于木底”。则木底当在南道前。因为木底是当时高句丽的西部边防重镇，两军必然首先在这里进行遭遇战，只有在这里打败高句丽军的抵抗以后，才能长驱进入丸都。所以，准备从南路进攻和防御的两军先遣部队先战于木底，并不能证明木底在南道上。第二，《魏书》“高句丽”条载：“建国四年（341。按：实为咸康八年即342年之误），慕容元真（慕容皝字元真）率众伐之，入自南陕，战于木底，大破钊军，乘胜长驱，直入丸都。”[116]单纯从“入自南陕，战于木底”这条记载来看，似乎木底当在南道上。但细读《资治通鉴》卷九十七“咸康八年（342）十一月”条“慕容翰等先至，与钊合战，皝以大众继之”等记载可知，《魏书》“高句丽传”条的这一简略记载是不确切的。所谓“慕容翰等先至”，实际是两军的先遣军在进入高句丽南北道以前，在高句丽西部边防城的一次战斗，并不是进入南道以后战于木底。《晋书·慕容皝载记》载，慕容皝“入自南陕，以伐宇文、高句丽”[117]。慕容皝是从辽西经“南陕”进入高句丽的，但不能孤立地从“入自南陕，战于木底”这一记载来推定“木底”在南道上，而只能证明木底在“南陕”上。隋唐军队进攻高句丽时，经过木底等城，但都没有记载木底在南道上。据《隋书·炀帝纪》“大业八年正月”条载，隋军进攻高句丽的各路中有南苏道、玄菟道、辽东道等。又《新唐书·高丽传》载，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将李勣“率营州都督兵，由新城道以进，次南苏、木底”。《旧唐书·张俭传》载，唐军进攻高丽（即高句丽）时，“诏俭率兵自新城道邀击之”。新城在抚顺市浑河北岸的高尔山城，木底在今新宾县的木奇镇五龙山城，南苏在新城之东、木底之西，或正当今新宾县上夹河乡得胜堡的高句丽山城。所以新城、南苏、木底地处浑河、苏子河流域，是东晋和隋唐时代从辽东或玄菟进入高句丽南北道以前的必经之路。因此，东晋和隋唐时代进攻高句丽的军队都经过这三座城镇进入丸都。这是在进入高句丽“南北二道”以前的辽东、玄菟之古道，晋以后又称“新城道”。

以往因将苏子河流域木底推定在南道，有与“新城道”相接的“南陕”，即在今新宾木奇镇一线，所以将“北道”推定在苏子河以北之地，即由开原沿清河东行到辉发河上游，或由辽阳浑河东北行到辉发河上游，然后由辉发河上游（今柳河）的海龙山城镇即北山城子等地东行，经柳河、通化到集安这条道路。但这条道路，一是去高句丽的丸都城绕道较远，二是现存高句丽的古城、遗址、墓葬较少，难以连成一线勾勒出一条令人信服的古道来。更重要的是，这条道路通过的地区今海龙、柳河一带，在东晋咸康八年（342）以前，还不在高句丽的辖境内，而是扶余的辖境。高句丽占据这一地区，是在东晋穆帝永和二年（346），扶余“为百济（应为高句丽之误）所侵，部落衰散，西徙近燕”[118]以后。因此准确地考察历史背景，今松花江上游和辉发河一线，不可能是从汉时已形成的高句丽的“北道”经由。直至近年有的论著仍持高句丽的“北道”经由北部松花江、辉发河一线说，应予勘正。

（三）从辽东“玄菟郡”发轫的高句丽南北二道的交通地理考实

如上述，经笔者几十年反复调查，汉晋以来高句丽之“南北二道”，从辽东、吉南东部山川的地理形势、交通路线、文物古迹的分布情况来看，从今辽沈通往集安的道路看，自古至今，按其山川经由不外有以下三条重要通道：

五女山山城现存东门

其一，是从沈阳出发，东行沿浑河、苏子河到新宾县永陵镇。在永陵至旺清门一线可分为南北两路。其南路：沿二道河子南下，过榆树、铧尖子至桓仁五女山城和下古城子，由桓仁再越老岭石庙子沿麻线沟到集安；其北路：从旺清门东沿河流北行到通化县城（快大茂），然后折南行过浑江、富尔江，沿苇沙河、清河山谷地南行，越老岭以后，再沿通沟河山谷地到集安“国内城”。这条由汉代“第二玄菟郡”（今新宾二道河子古城）南、北行，分别沿二道河子和苏子河上游东至集安的古道，即本书所说的高句丽的“南北二道”（见前附图）。

其二，是旧说从辽阳出发，沿太子河山谷地东行，经本溪、新宾或桓仁到集安，是为古太子河上游的“梁貊道”。今日乃是溯太子河（古大梁水），经本溪去往桓仁和新宾、集安的山区公路。

其三，亦是旧说，从沈阳出发的北道，沿浑河东北行，先到辉发河上游（今柳河）山城镇，由此东行，经柳河、通化到达集安。此道已指出，咸康年间根本不在高句丽境。

高句丽的“南北二道”，如从以上三条古道路中求之，显然主要应看哪两条道路是由辽东通往集安比较近而易行的道路，而且哪条道路上的高句丽古城、关隘、古墓葬比较多，方能明显地证明出是一条古今相沿、令人信服的古交通道。

前已指出，据历年实地调查，参证已发表的考古调查、发掘资料可知，上述第二、三条道路，不仅绕道较远，而且路经高句丽古城、古墓较少。只有第一条古道中的南北两条，不但从辽沈地区去往集安较近而易行，而且汉代古城、古墓和高句丽的古城、古墓较多，交通城站相连，肯定是古道交通。因此将第一条道路中的南北古今两条道路推定为高句丽的南北二道，更符合考古资料的实际和交通地理的实况。

现将第一条道路上的汉代和高句丽古城、古遗址、古墓葬的分布和作者亲临调查情况简述如下，以作为考证高句丽南北道的根据。

1. 南道：前段由沈阳沿浑河南岸东北行20公里到上伯官屯汉魏时代的古城（第三迁玄菟郡址）。古城附近有汉魏时代的大量墓群[119]。从上伯官屯古城东行五六十里，到抚顺市高尔山城（新城）、抚顺市东西浑河沿岸一带，汉代和高句丽的墓葬亦较多[120]。从高尔山城以东沿苏子河东行，到新宾县上夹河乡五龙村山城和得胜堡高句丽山城，木奇镇亦有高句丽遗址。此段即所谓“南陕”。由此沿苏子河东行二三十里到下房子汉城，今已无城址，但有灰色绳纹瓦。由下房子东行二三十里则到永陵镇南二道河子汉代古城（第二玄菟郡址）[121]，这里是汉昭帝的“第二玄菟郡”治，也是高句丽南北二道的真正西部发轫点和南北二道的分途点。（同见前附图：高句丽南北二道）

其南路的发轫起点是新宾永陵南汉城（第二玄菟郡高句丽县）。由此东行沿二道河子东南行，在永陵东南约15公里，到新宾县响水河子乡转水湖山城（高句丽山城），过榆树乡彭家石盖墓群，又东南行约25公里到新宾县红庙子乡四道沟黑沟山城（周长1.5公里）。这是高句丽的早期山城，东距富尔江六里，南距沸流江四里[122]。又再东南行约25公里到桓仁县尖子、二户来等。此南道上的尖子（来镇）、二户来、四道河子等，为山谷要道。据亲自踏查，浑江支流头道河至六道河子东西干道，从铧尖子、拉古、四道河、下古城子过浑江，经四道岭、二棚甸子到沙尖子一线，汉魏以来为辽海交通要道。其中沙尖子东北的城墙砬子山城，同时具有交通要镇的功能。上述南道由铧尖子、二户来至下古城子和五女山城，其沿线近年来不仅发现有青铜时代石盖墓、战国汉代古墓，也有高句丽山城和墓葬遗迹，是高句丽时代早期“玄菟”和“纥升骨城”（五女山城）间来往的交通要道，也是由南路桓仁东南经沙尖子镇和五里甸子北北沟关隘，去集安（丸都）最近的道路。过今桓仁县城，东行进入麻线河谷，过大板岔、石庙、头道阴岔、麻线，即东北至集安（高句丽中期都城）。

高句丽“南北道”上历年出土的汉“半两钱”（徐家国提供）

2. 北道：高句丽在“玄菟郡”发轫的北路，亦为古道。即由今新宾二道河子汉城（高句丽县）出发，沿苏子河南岸东行。先经过新宾旺清门以东苏子河上游之第二大汉城址新宾镇东“白旗堡汉城”。这座“北道”上距“二道河子古城”（玄菟郡）东约30公里的小汉城，应即《三国志》中记载的玄菟东界“帻沟娄城”。该城址发现于20世纪70年代末。据1985年5月，笔者与抚顺博物馆徐家国先生等实地调查得知，早在1978年当地农民旱田改水田前，尚存高2米、东西长百余米的高台地。推土机推出地下一二米深地层中，出土有绳纹板瓦、筒瓦、汉“半两钱”“五铢钱”等，该城应为苏子河南岸一重要戍边道（北道）上的古城。2001年再次调查时旧址已被夷平。由白旗堡古城，再过旺清门孤脚山墩台后，东临通化最重要的今吉林省通化县西南快大茂镇赤柏松古城。该城西距永陵南汉城（第二玄菟郡）60公里，东距“国内城”百余里，为高句丽“北道”上的重镇。笔者自20世纪80年代至2008年6月先后三次调查该处。后经吉林考古工作者近年再次调查、发掘，收获巨大。从其在“北道”上的位置看，应为重要县城（上殷台县）。东行首达富尔江上之“梁口”之地，当即今富尔江上江口村一带[123]。从江口村过浑江到集安市财源镇霸王朝高句丽山城，山城周长1260米，在市西北100公里处，居新开河口右岸，是沿新开河这条道路上的咽喉，也是北路通往集安这条道路上的第一道重要关口[124]。由霸王朝山城，沿新开河山谷地南行10公里到财原镇，这里有高句丽古墓群。又东南行10公里到花甸镇，这里也有高句丽古墓群[125]。由花甸镇沿新开河山谷地东行到台上镇，由台上镇沿新开河山谷地南行到荒崴子，这里有高句丽的“望波岭关隘”。这一关隘在新开河峡谷中，峡口宽不及百米，通道在半山腰。关隘系石筑城墙，残高1.5米—2.5米，全长750米，现已被三家子水库淹没一部分。据1987年李健才先生的实地考古调查得知，在通往集安各条道路的险要处，都有石筑关隘以扼通道，而望波岭关隘是各路现存关隘中最大、最险要的一处关隘。这里形势险要，距集安市50多公里，是通往丸都的第二道关口。在望波岭南山坡上，残存十余座高句丽积石墓，并出土过许多铁马镫、铁箭头等[126]。从望波岭关隘沿新开河上源（双岔河）山谷地南行到天沟门，1963年修公路时，在天沟门发现了大量的铁矛、铁箭头、马镫、四齿兵器、铁刀等[127]。由天沟门沿双岔河到双岔村，这里有高句丽墓群。由双岔村沿双岔山谷地东南行过老岭，这一段山谷地，山高路狭，最为险要难行。过老岭后，又沿麻线河上游东行到小板岔。光绪三十二年（1906）筑路时，在小板岔西北天沟山坡上（即小板岔岭）发现了曹魏毌丘俭丸都山纪功石刻（残）[128]，这是研究高句丽历史和南北二道的重要实物资料。这一石刻的发现，明确了毌丘俭的进军路线。由小板岔沿麻线沟东行约2公里到石庙子，这里又有高句丽墓群。由石庙子沿麻沟河东南行约1公里到二道阳岔，从这里沿山谷地东北行，越过山岭即到丸都山城。从二道阳岔到丸都山城这一段山道，通道险狭。从文献记载“俭追至岘，悬车束马登丸都山” [129]可知，“岘”当在丸都山附近的石庙子乡。这里不但较为宽阔，而且距丸都山城也不远。由此经二道阳岔到丸都山城不能通车，只能步行，必须在这里“悬车束马登丸都山”。有人把岘推定在石庙子西2公里的小板岔村或石庙子东南1公里的二道阳岔。据实地调查，小板岔和二道阳岔地方狭小，难以容纳大批车马，故把岘应推定在较为宽阔的石庙子乡河谷较为实际。由此证明当年毌丘俭攻下“丸都”时，亦是主要经过第二“玄菟郡”后取其“北路”而进。

上述从新宾县永陵南，沿二道河子东行过浑江，然后沿桓仁东北山路到集安的这条道路现在虽然不是主要公路，但仍是县级公路。在桓仁县城东北去集安的山路险恶，其当为史书中“南道险狭”的高句丽“南道”。而其北过旺清门东经“白旗堡汉城”（帻沟娄）的古道则为“北道”。

上述这条由旺清门孤脚山，沿苏子河谷东北行的“北道”，山上尚有汉代墩台址。2006年夏，笔者与姜念思、荣大为等沿古道驱车再次亲自调查。由此然后转东行到通化县城（快大茂子赤柏松古城），再南行过浑江，沿苇沙河过老岭到集安，这条道路至今仍是主要公路。在这条公路线上的高句丽古城、古墓群也比较多，显然是一条重要古道。据《吉林省文物志》等记载，由旺清门孤脚山高句丽山城，沿河流山谷地北行转东行10公里，到通化县三棵树镇石庙沟南有土城。又东行到英额布镇，在镇北小倒木沟附近亦有高句丽山城。又沿河流山谷地东行到通化县城（快大茂子），在县城西南赤柏松屯附近有汉代古城，周长约1公里，此城建在山坡上，在山城内地表上散布着许多汉代灰色绳纹板瓦。由赤柏松汉城南下，经大都岭（有高句丽墓群）、繁荣（旧名高句墓子，有高句丽墓群）到江沿村（有高句丽墓），再由通化江沿村过浑江，然后沿集安市境内的苇沙河南下，经头道、清河、大川等地，都有高句丽墓群。在这条道路上，也有两道关卡，即大川哨卡和关马墙。大川哨卡在清河镇东南2公里、大川村后山（北山）。大川哨卡是周长153米的小城堡，是从北道控制敌人入侵丸都城的第一道重要城堡。在大川哨卡的东南原热闹镇上围子村南、清河（北流入大苇沙河）左岸、通（化）集（安）公路两侧，现有三道石筑城墙，即俗称“关马墙”。城墙均修筑在高山深谷中通道的两侧，确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形势，是从丸都北百里处防御敌人入侵的第二道关口。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笔者亦曾经先后三次通过关马墙山城。观其控扼老岭（丸都山）以北的山路，古今为交通要隘。由关马墙沿清河南下，过老岭，然后又沿通沟河山谷地（有大量的高句丽古墓群）南下到集安（丸都城）。上述从旺清门经通化到集安的这条公路，虽然也多沿山谷地而行，但较上述南道相比相对易行。因此，它当为文献中记载“北道平阔”的高句丽古道无疑。

上述南北两条道路，如果从东向西逆向追索，从集安方向出发可分南北两路，到新宾永陵合二而一，均沿苏子河西行通往辽沈地区。因此，苏子河沿岸的古交通线，是高句丽南北道出入必经之地。上述第一条道路中的南北两道，是从集安到辽沈地区的最近道路，其他道路不但绕道较远，而且多深山峡谷，难于通行。其次是在上述第一条道路中的南道，每隔10公里到25公里，都有汉代和高句丽的古城、墩台、古墓群，可谓城站相连，这是其他道路所没有的。尤其是这两条道路距集安（丸都）北百余里的峡谷险要处，都设有城堡和关隘，是防御敌人入侵的第一、二道关口。从上述道路上分布的汉代和高句丽古城、古墓群来看，可以肯定是一条古道。这条古代交通线，应最早开辟在西汉中期，即汉昭帝始元年间，内迁“玄菟郡”于新宾县永陵南二道河子以后，由当时“玄菟郡”高句丽县，向东通向高句丽第一都城“纥升骨城”（今桓仁五女山城）和第二都城“国内城”（今集安）的南北二道。这条古道到达高句丽故都“国内”（丸都）后为重要节点，其向北溯鸭绿江上游，可至集安良民遗址（古盖马部）；向东过鸭绿江左岸，可至朝鲜“江界”而达半岛腹地古乐浪、真番。前已指出，在其北道上新宾县城东10公里左右，有白旗堡汉城，为当时玄菟郡受汉王诣令，向高句丽王颁授“朝服衣帻”的东部界城“帻沟娄城”[130]。上述高句丽之南北二道，笔者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多次调查过。30余年间先后5次亲临部分段落实地踏查。2004年，曾专门驱车由沈阳出发，经抚顺到新宾木奇（新城—木底道），东南经由二道河子古城（玄菟）取桓仁县的“南道”，过五女山城经麻线沟至集安。然后由集安经通化快大茂一线“北道”返旺清门，全程走完了“南北二道”。1985年春，当沿此古道首次踏临鸭绿江畔高句丽故都集安“丸都”和“国内城”时，即被它的恢宏所震撼。特别是2004年秋，应辽宁社科院历史所廖晓晴所长邀请再次考察“申遗”成功后高句丽史迹，曾感怀而记：“不咸山下绿江长，往事千秋在此乡。灵庙清风思骏业，高陵晓日忆封疆。丸都北国声名振，华夏东方雅韵香。源出轩辕本一体，共筹兴运起宏纲。”其间不断加深了对这条辽东高句丽重要古交通道和古迹的了解和认识，是笔者几十年来致力关注东北亚古代部族交通和古城址研究用力最勤的段落之一。

第五节　以鸭绿江东朝鲜半岛为中界的高句丽、百济、新罗、日本道

两晋南北朝时期，与中国东北的鲜卑、高句丽、契丹、勿吉（挹娄）、乌洛侯等南北民族政权并起而先后活跃于东北亚大陆的，还有朝鲜半岛上的百济、后期高句丽、新罗、伽耶，日本列岛上“古坟时代”的诸倭国，以及西北部草原上的室韦部落。这是一个中古前期东北亚大陆诸部族古国、方国、属国与各部落联盟形成的各分散的部族政权，先后迭兴、错综分布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反映在东北亚古代交通史上，也是一个长达4个多世纪的部族、方国、属国、邻国交通往来频仍、争据与睦邻并行、经济文化与信使交往密切，在东北亚大范围内，形成新一轮东方民族文化圈的重要时期。本节记述的重点，则在由中国东北涉及鸭绿江以东南的高丽、百济、新罗和日本的古代交通。这些交通多起于汉魏时代，并以城邑、山川等交通史迹为依托展示了各交通路径。至于涉及西部草原民族的室韦等交通道，已一并在上节东北各部族交通中述及。

一、朝鲜半岛上的“三国时代”与辽东至平壤的交通干道

在东北亚古代史上，朝鲜半岛上的“三国时代”，最先由12世纪朝鲜学者金富轼的第一部史书《三国史记》的著述而得名。从考古学上看，主要指高句丽于313年攻陷朝鲜半岛汉魏西晋时代的“乐浪郡”，进入大同江流域，与大同江以南的百济和新罗三国在半岛并存时代开始。而其主要强势标志，应是从4世纪末（391）高句丽第十九代王好太王即位后，向辽东、北扶余和朝鲜半岛三个方向实施的开拓政策。396年，好太王即位第五年，即入侵百济，迫近其都城汉城。三年后（399），海上“倭国”侵新罗，新罗请日益强大的高句丽援助，高句丽遂乘势南进朝鲜半岛北部。由此在朝鲜半岛上，真正形成了高句丽、百济、新罗并立的“三国时代”。427年，高句丽第二十代长寿王，将首都由集安“国内城”正式迁都平壤，则标志高句丽民族从发源、兴起于中国东北辽东“二江”（鸭绿江、浑江）和“二河”（太子河、苏子河）上游的近500年后的民族政权，最后定都于大同江流域的平壤[131]。至此朝鲜半岛上“三国时代”的历史格局和交通布局形成。

“三国时代”朝鲜半岛上的古代交通，从以高句丽后期都城“平壤”和百济首都“汉城”为中心的大同江和汉江下游为中心，是建立在汉魏以来的“乐浪”“真番”和“临屯”（苍海）三郡交通的基础上。两晋南北朝时期仍主要有东西两个方向。

西行：这是汉魏时代，由乐浪郡治平壤向西行汉代辽东郡和乐浪郡界河“浿水”（今清川江）后，通向辽东郡治“襄平”（今辽阳）和“玄菟故府”（今辽宁新宾永陵南二道河子古城）的古代陆路。其具体交通走向和重要地点，已见于汉魏时代的乐浪—辽东之古代交通。

东行：在进入两晋南北朝时代的前期，即从313年（西晋永嘉七年）高句丽攻陷“乐浪郡”后。这一古道东行由平壤至汉城（见下节）。

而西行古道上的交通城站，以高句丽的诸名城为标志。它们依次为（由东至西）：平壤大城山山城—黄龙山城（平安南道龙冈郡玉桃里）—纥骨山城（平安南道成川郡成川邑）—安州城（平安南道安州郡安州邑）—龙吾里山城（平安北道来川郡龙祥里）—凌寒山城（平安北道郭山郡郭山邑）—白马山城（鸭绿江左岸平安北道义州郡白马山南）。由白马山城以西15公里，即渡鸭绿江到达辽宁省丹东虎山山城，即高句丽时代的“泊汋城”。由此西行，过凤城市凤凰山城（乌骨城）和“连山关”，可到达“辽东城”（今辽阳）。而由平壤东行或南行的古道，则见于下节的朝鲜半岛平壤至汉城南行交通。

二、由平壤东北行故“沃沮”至日本海西岸的濒海交通道

两晋南北朝时，由平壤北行沃沮至日本海西岸的交通道，实际上是汉代由乐浪郡通向汉武帝所置沧海郡（前128）和临屯郡（前107—前82）的傍日本海古道。当313年高句丽攻取“乐浪郡”以后，这条交通线成为高句丽境内出乐浪以北，由平壤东北行“不耐城”的滨海要路，其北达“肃慎南界”的牡丹岭以南长白山北麓，然后可通黑龙江下游的“挹娄”和“勿吉”。《三国史记》卷三十七记载，高句丽东川王二十年（216），幽州刺史毌丘俭攻下“丸都”，高句丽王率余众北逃。仓促中，“王欲奔南沃沮，至于竹岭。……（魏军）遂自乐浪而退”。东川王北行所经行的军旅之道，即由南、北沃沮通向乐浪郡的古道。

鸭绿江左岸朝鲜半岛高句丽山城分布与交通示意图

在这条古道上，其一路所经的当时重要城邑有：

青龙山城：又名慈母山城。位于平安南道平城市御垂里。西望朝鲜湾，靠山面水，其北有大同江上游铁原山城，俱为交通要地。

纥骨山城 ：位于平壤东北40公里的平安南道成川郡成川邑、大同江支流沸流江东岸。这是一座高句丽后期，由平壤通向旧都“国内城”和“沃沮”（古玄菟）故道上的交通枢纽。其西北溯大同江入清川江上游，可通今集安“国内城”。其东北过大垂峰溯沸流江入日本海西岸龙兴江北上，即可到达咸镜南、北道的诸交通历史名城。

北青古城：又称青海古城，位于咸镜南道南大川下游的左岸平原上，西北距今北青郡14公里。青海古城为南大川下游沿日本海西岸南北海岸交通的重镇，其城土筑，周长2132米，至今可见长方形城垣残高2—3米。从城内出土的文物看，当始于高句丽时代而以渤海的遗物为主，有学者推为后来渤海“南京南海府”。

加应山城 ：位于咸镜南道北青古城北10公里、北青郡端川市东北8公里华藏庄里。为道内最北境日本海西岸的重要古城。

不耐城：亦称“不而县”。为汉武帝所置“第一玄菟”沃沮故地的重要汉魏晋古城。故地在今咸镜南道之永兴郡顺宁面所罗里古城。是当年毌丘俭征东川王到达的最北部名城[132]。

三、由平壤南行百济汉城、熊津、泗沘、伽耶渡海至日本道

两晋南北朝时期，正相当于东北亚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和日本列岛的“古坟时代”前后。这一时期，以朝鲜半岛为“陆桥”，东北亚地区濒黄海和日本海南北岸，连接中国北方汉郡地区，与高句丽、扶余、百济、新罗、伽耶，经对马海峡，跨海通向日本列岛的古代交通，是该区域跨国、跨民族区域海上交通的重要动脉。这是在汉魏基础上，真正贯通朝鲜半岛、东北亚远东陆路边海和日本群岛交通的历史奠基期和交通开拓期。它的人文历史基础，是从中国东北的辽东开始，中经朝鲜半岛“三国时代”的以平壤为中心的高句丽、以汉城为中心的百济，以泗沘、庆州为中心的新罗及滨海南端的伽耶诸国的兴起，及其与海上倭国频繁往来而形成的陆海衔接的东北亚跨国区域中的交通道。这一由朝鲜半岛跨海通往日本的古道交通，在进入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和日本列岛的“古坟时代”之后（相当于中国的两晋南北朝时期），其交通路线的辟行，与由乐浪至辽东的交通一样，是在汉魏高句丽、百济、三韩基础上，多以高句丽、百济、新罗（伽耶）以及海上日本的同时代古城连线为标志。如果从高句丽后期都城平壤算起，由北至南，其交通干道所经由的沿线主要有以下各城镇或名邑组成交通网络。

（一）平壤城

427年后的高句丽旧都，原汉代乐浪郡治。城址跨大同江南北，含平地平壤城与大城山山城。两晋南北朝时代，是连接中国东北和东北亚滨海区的枢纽重镇。其考古遗址，至今在大同江下游，尚存在着“三城一宫”遗址。

（二）太白山城

位于朝鲜半岛黄海北道平山郡山城里，一名城隍山城，为重要高句丽土城。地处礼成江西岸，控制由平壤南行长寿山山城的交通要路。

（三）黄州城

位于黄海北道黄州郡黄州邑得月山上。为平壤南去开城和汉城的交通重镇，俗有“南平壤”之称。其位置为平壤南去往汉城的门户，是高句丽、百济间的交通要镇。

（四）长寿山城

位于黄海南道新院郡峨洋里、载宁江上游长寿山上。南行50公里为首阳山和海州湾，控扼经海州湾进入汉江流域的重要交通孔道。其城规模宏大（周长4700米），有内外二城。在高句丽时代较为重要，亦有“别都”之称。

（五）百济首都“汉城”（尉礼城）

位于汉江流域今汉城（首尔）南之汉江南岸凤纳古城。从汉魏之百济第一都城，到晋唐之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其地均为朝鲜半岛之腹部都邑和交通重镇，为南行熊津和伽耶诸地的中枢之地。在朝鲜半岛的古今政治史、交通史、文化史上，与大同江流域的平壤城，素为朝鲜半岛上南、北两大中心都邑。

（六）熊津

熊津古城位于朝鲜半岛中南部的忠清南道公州，地处古熊津川流域。其故城为475年百济从汉城南迁的又一都城。1987年本书作者二人应韩国国立博物馆邀请，共同赴韩业务考察。在韩国同行的盛情陪同下，先后由汉城驱车东南行，经水原、公州、全州、光州、伽耶、扶余、庆州诸地考察。其中在公州实地考察了百济首都武宁王陵和当时正在发掘的一处同时代的考古遗址。对百济第二古都“熊津”及相邻的“泗沘”（扶余）城及相关史迹，感悟甚深。这是百济后期与新罗、日本毗邻的重镇。

大同江下游平壤“三城一宫”示意图

（七）庆州与伽耶

庆州与伽耶是朝鲜“三国时代”新罗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自然还是半岛南部的交通中心。《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的作者武斌先生写道：“新罗是由辰韩的斯卢部发展起来的。辰韩初统六国，后为十二国，新罗即其中之一。公元前一世纪时，新罗逐渐强大，统一十二国，据有辰韩之地。因此，古今又以辰韩即新罗。”[133]这是指统一“三国”时的高丽、百济以前的早期新罗。其中心在洛东江流域，位于朝鲜半岛南部跨海通向日本列岛的东北亚大陆的“路桥”之前沿。特别是由半岛南部，经马山、镇海、釜山等，跨对马海峡浮海直通日本北九州的福冈（唐渤海时期为筑紫），一直是朝鲜半岛南部去日本的最便捷的东北亚海上交通线。见于以后盛唐和渤海时期的文献中的“龙原—日本道”和“南海新罗日本道”，其实早期已奠基在汉魏时，特别在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中原两晋南北朝中后期）已经初具规模并历久不衰（详见下章）。这是从汉魏之“三韩”，到晋唐之新罗、伽耶、耽罗（济州岛），跨海去日本列岛的重要东北亚交通。在7世纪初的隋唐以前，由中原幽、平二州，经朝鲜半岛的“三韩”故地，渡对马海峡抵日本北九州和本州下关等地，可径至当时“倭国”的腹地今大阪等地，再沿下关以东的濑户内海而至本州。在隋唐后即转至京都、奈良等地。（详见下一章）

第六节　幽、平二州与高句丽、百济、新罗和日本往来的正史文献摘要

两晋南北朝时代，由幽、平二州地区的右北平、辽西、辽东、玄菟、乐浪诸郡旧地，直至朝鲜半岛的高丽、百济、新罗并跨海传向日本，是从3世纪末开始，具有东北亚晋、唐以来的重要文化交流和交通历史的时代特征。它伴随着公私商旅往来、信使传驿、封贡修好、部族迁徙、战争进取和文化交流等，留下大量文献记载和交通史迹，由此构成了这一时期东北亚交通史上最富社会人文价值的历史新时期。把东北亚古代交通的发展，从先秦和秦汉以来更多依托部族往来、郡县开拓和戍边屯守等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的需要，进入文化交流和传递的“文化交通”阶段。从中国现存的正史文献看，其集中记载在诸史“四夷传”和本纪中。本节作为交通文化的背景摘录之。

由幽、平二州东行“三国时代”的高丽、百济诸国的主要正史文献如下：

记载两晋南北朝时与“高丽”等往来的文献，与记载其他社会活动的历史一样，在部族与方国、属国纷争的两晋南北朝时代，从来都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多元综合的历史过程，所以本节记载的两晋南北朝以来的佛教东传等文化交流，只是本时期多元社会交通文化史的一个侧面。根据传统的正史记载，中原以贡使和“佛法”东传为主，通向辽东和高句丽、百济、新罗，直达日本的文化交流。从汉魏《三国志》以后，主要有如下文献。

一、《晋书》卷九十七《四夷传》

《晋书》与《三国志》《后汉书》不同，在《四夷传》中未列“高句丽”和“百济”而有“韩”“倭人”诸传。尽管两传比较简略，但亦为了解两晋时代中原幽、平二州与朝鲜半岛及日本的往来提供了简洁的信史资料。其《四夷传》云：

“韩有种三：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韩。辰韩在带方南，东西以海为限。马韩居山海之间，无城郭。……武帝太康元年、二年，其主频遣使入贡方物。七年、八年、十年，又频至。太熙元年，诣东夷校尉何龛上献。咸宁三年复来，明年又请内附。”[134]

“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中。……至魏时，有三十国通好。……泰始初，遣使重译入贡。”[135]

从《晋书·四夷传》可知，其“三韩”和“倭人”条，盖多取源自更早的陈寿《三国志·东夷传》而翔实不如。如《三国志》记：“韩在带方之南，东西以海为限，南与倭接，方可四千里。有三种，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韩。辰韩者，古之辰国也。”并逐一记述了“三韩”各自的方位及“五十余国”的名称，而均为《晋书》阙载。

故《晋书》对“倭人”的记载亦实源于前《三国志》记：“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余国，汉时有朝见者，今译使所通三十国。从郡至倭，循海岸水行，历韩国，乍南乍东，到其北岸狗邪韩国，七千余里，始渡一海，千余里至对马国。”以下并详细记载了“倭国”的诸岛国及行程、方位。

比较《三国志》与《晋书》的记载，显然前者详实明确，而后者仅录如“倭国”的“至魏时有三十国通好”等片语。故欲考汉魏晋时代的中原与“幽”、“平”二州与“三韩”和“倭”（日本）的往来交通，必须由《三国志》等厘定如下诸条：

其一，当时由幽、平二州和登莱、辽东至“三韩”和“倭”，必先至“带方郡”，即乐浪郡之南的载宁江（带水）和月唐江流域。然后“循（东南）海岸水行”，即可先抵“三韩”的“马韩”和“辰韩”。然后主要经“辰韩”而至日本北九州的“筑紫”（福冈）等地。

其二，“三韩”之相对方位，“辰韩在马韩之东”，而“弁韩与辰韩杂厝……其渎卢国与倭接界”，“辰韩”和“弁韩”各分“十二国”。从今朝鲜半岛南部的自然地理看，以光州和全州以南的全罗南北道，当时应主要为“马韩”诸部；而以庆州和大邱、伽耶为中心的庆尚南北道，应主要为“辰韩”和“弁韩”诸部。

其三，从《三国志》载，由“（日本海）北岸狗邪韩国”渡海，先至“倭”之“对马国”看，汉魏晋时，由“三韩”海行日本（倭），其最便捷海路，亦应在今釜山海峡和对马海峡之间。所谓“弁韩”的“渎卢国与倭接界”，就是指今庆尚南道釜山、巨济岛一带，与对面日本对马海峡内的北九州、福冈等古“对马国”的跨海交通水路相接（见附图）。

二、《晋书》简文帝咸安二年

“二年春正月辛丑，百济、林邑王各遣使贡方物。二月，苻坚伐慕容桓于辽东，灭之。……六月，遣使拜百济王余句为镇东将军，领乐浪太守。”[136]

汉至两晋时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和日本水陆交通图

同年，收复辽东的前秦苻坚，特遣送佛经、佛像及僧人至高句丽。史载这是佛法由中州传入高句丽、朝鲜半岛和日本之始。两年后，高句丽始创建佛寺之建以居僧人。其后，有关由两晋时代的“十六国”或南北朝的“北齐”、“北魏”等中原王朝，经汉魏“幽州”之境或晋以后分置的“平州”之境，东行朝鲜半岛的高句丽、百济、新罗，以及远达“倭国”（日本）的文献记载，除《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魏书》等，尚有以下《水经注》等多条记载。

三、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

其卷十四记“大辽水”水系中的“白狼水”条说，“（白狼水支流）高平川水，水出西北平川，东流迳倭城北，盖倭也人从之”。王国维校注云：“《水经注》中此句末六字费解，疑为‘人’‘地’‘徙’三字。”如此校读，“流经倭城北”之后，六字当为“盖倭地人徙之”。其文义可通，勘为精审。新版《万有文库》本即采此说。

考《水经注》的“白狼水”（今大凌河）支流“高平川水”，按其流向应为今建平境内之叶柏寿河。其距北魏“营州”西南数十公里，故辽西“倭城”必与“营州”（今朝阳）交邻而往来频繁。北魏冯太后之营州“思燕浮图”应影响至“倭城”与“倭人”。联系到早在东汉桓帝时，已有鲜卑首领檀石槐东击倭国，“徙倭人千余家置乌侯秦水上”。乌侯秦水，据白鸟库吉考即今老哈河，亦即“吐护真”水的异音。以此与辽西结缘的又一部“倭人”，或早在汉末已徙居辽西，实为辽海营州与日本的早期往来之明证。所以东汉以来已迁居辽西老哈河流域的“倭人”和建立的“倭城”，在东北亚早期交通史上意义重大。

上举北魏郦道元之《水经注》记载的辽西“倭城”或“倭人”，虽其成书在北魏中期，但如上分析，早在东汉桓帝时，已有鲜卑檀石槐“徙倭人千余家置乌侯秦水（辽西老哈河）上”。这应是自汉魏以来，成部落建制由东北亚边海的日本列岛或朝鲜半岛迁徙辽西的最早文献记载。《水经注》中的“倭城”，很可能即东汉檀石槐所徙“倭人”之聚居城邑。它同《三国志》引《魏略》记载，在朝鲜半岛上的“带方”，西汉即有被掠徙的“汉户”1500余人一样，都是当时东北亚的幽、平二州除部族征战和官方信使往来之外，由辽海之地大规模举族迁移的交通盛事。二者比《史记》中传说的“徐福东渡”是更有考古可证的东北交通史迹。因此本节特将其列于当时东北亚交通往来之文献记载的历史名篇之一。

四、《宋书·夷蛮列传》“高句骊”条

“高句骊王高琏，晋安帝义熙九年，遣长史高翼奉表献赭白马。”以琏为使持节、都督营州诸军事、征东将军、高句骊王、乐浪公。高祖践祚，诏曰：“使持节、都督营州诸军事、征东将军、高句骊王、乐浪公琏，使持节、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将军、百济王映，并执义海外，远修贡职。”[137]“（元嘉）七年，百济王余毗亦复修贡职，以映爵号授之。”[138]

此条记载了从东晋安帝司马德宗到南朝宋武帝刘裕，近十多年间，中原与当时尚未迁都平壤的高句丽长寿王高琏和百济第十八代腆支王的关系。从东晋到刘宋，封高句丽长寿王为“高句骊王、乐浪公”，到“百济王映，执义海外，远修贡职”，并同镇营、平二州事。可证从东晋末到南北朝初期，幽、平二州与辽东高句丽与朝鲜半岛上的“百济王”仍保持着近在提封和督领州郡的内属关系。幽、平二州与朝鲜半岛上“三国”的交往，宛同内郡。

五、《南齐书》“高丽国”条

“东夷高丽国，西与魏虏（北魏）接界。……太祖建元元年，进号骠骑大将军。三年（481），遣使贡献，乘舶汎海，使驿常通。……建武二年，（百济）牟大遣使上表曰：臣自昔受封，世被朝荣，忝荷节钺，克攘列辟。……诏可，并赐军号。”[139]

此条《南齐书》记载的是南朝刘宋政权约30年的史事。其间太祖建元元年，指南齐太祖萧道成立国的479年，三年指481年。这一年开始高句丽“遣使贡献，乘舶汎海，使驿常通”。其时正当高句丽长寿王迁都“平壤”以后，高句丽由大同江上的平壤，隔北魏而南通齐都“建康”（今南京）的南齐，必“乘舶汎海”。同时该书又记载，在当时北朝最强大的北魏（书称魏虏）时，“虏置诸国使邸，齐使第一，高丽次之”。这同时说明，当时朝鲜半岛上的后期高句丽，不仅同时通贡中原南、北朝，而且在北魏的外交规格中，高句丽是除“南朝”齐使外最为重要的部族属国。其间的行旅往来，亦达到了空前时期。它说明交通文化的发展不同于民族政权的更替，受政治的影响巨大。而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交通地理和交通文化，即使民族政权发生变化，其作为社会不可或缺的经济文化和人文交往，会继续发挥其社会功能的连续性。

六、《梁书·诸夷》“高句骊”条

“天监七年，诏曰：‘高骊王乐浪郡公云，乃诚款著，贡驿相寻，宜隆秩命，式弘朝典。可抚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持节、常持、都督、王并如故’。十一年、十五年，累遣使贡献。……中大通四年、六年，大同元年、七年，累奉表献方物。”[140]

《梁书》“高句骊”条记天监七年（508）以后事，是在南梁武帝时，高句丽第21代王文咨明王继其父长寿王，继续与中原南朝通好“贡驿相寻”。这种状况一直保持到文咨明王（罗云）519年卒，其子安臧王（兴安）即位直至高句丽第23代王安原王（宝延）即位的公元531年以后。其中大通四年（532）、六年（534）、大同元年（535）、大同七年（541），均有“累奉表献方物”。

纵观从高句丽文咨明王至安原王三代50年间，不仅与北朝贡使不断，而且与南梁二帝亦驿使不断、奉表不绝。

七、《魏书·高句丽传》

“高句丽者，出于夫余，自言先祖朱蒙。……世祖时，钊曾孙琏始遣使者安东奉表贡方物，并请国讳。世祖嘉其诚款，诏下帝系名讳于其国。遣员外散骑侍郎李敖，拜琏为都督辽海诸军事、征东将军、领护东夷中郎将、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敖至其所居平壤城，访其方事，云：‘辽东南一千余里，东至栅城，南至小海，北至旧夫余，民户参倍前魏时’。” [141]

又“至高祖时，琏贡献倍前，其报赐亦稍加焉。……太和十五年，琏死，年百余岁。高祖举哀于东郊。……正始中，世宗于东堂引见其使芮悉弗，悉弗进曰：‘高丽系诚天极，累叶纯诚，地产土毛，无愆王贡。但黄金出自夫余，珂则涉罗所产。今夫余为勿吉所逐，涉罗为百济所并。国王臣云（高云）惟继绝之义，悉迁于境内。’”

“神龟中，（高）云死，高太后为举哀于东堂。……正光初，光州又于海中执得萧衍所授安宁东将军衣冠剑佩。……太平中，诏加延侍中、骠骑大将军，余悉如故。延死，子成立。迄于武定末，其贡使无岁不至。”[142]

《魏书·高句丽传》是北魏太学博士魏收，除本朝之外，为诸部族方国独撰“国史”的首篇。其传文记载从西汉元帝建昭元年（前37）高句丽始祖朱蒙建国，到北朝东魏孝静帝武建末年（高句丽阳原王时），约近600年的高句丽与中原关系史。其中除与汉郡、鲜卑、扶余等争据辽东、玄菟外，在北魏的近一个半世纪的建国历史中，与中原王朝有近百年的睦邻友好往来。这在中古时代中原幽、平诸州与高句丽、百济、新罗及海外日本的关系史上，是亮点频现、彪炳史册的佼佼之篇。本节摘录的北魏百余年间与高句丽等朝鲜半岛的交往史，仅节选从北魏世祖（太武帝）时高句丽长寿王高琏始，到高句丽第24代王阳原王（平成，书称成）时，百余年的“贡使无岁不至”的中原元魏与高句丽等朝鲜半岛上“三国”之关系史。

八、《周书·异域上》“高丽”条

“高丽者，其先出于夫余。自言始祖曰东蒙，……土于纥斗（升）骨城，自号曰高句丽，仍以高为氏。其孙莫来渐盛，击夫余而臣之。莫来裔孙琏，始通使于后魏。其地，东至新罗，西渡辽水二千里，南接百济，北邻靺鞨千余里。治平壤城。其城，东西六里，南临浿水。城内唯积仓储器备，寇贼至日，方入固守。王则别为宅于其侧，不常居之。其外有国内城及汉城，亦别都也。复有辽东、玄莵等数十城。”

“琏（长寿王）五世孙成，大统十二年（546），遣使献其方物。成死，子汤立。建德六年，汤又遣使来贡。高祖拜汤为上开府仪同大将军、辽东郡开国公、辽东王”[143]。上述《周书》“高句丽”条，为“异域”首篇，内容主要节录简述自《三国志》以来的各代信史。略记朱蒙至好太王的前19代王历史，而主要记述自第20代长寿王（高琏）以来，“始通使于后魏（北魏）”的高句丽鼎盛后期——迁治“平壤城”，至平原王（559—590）的近200年历史。大统十二年（546），这在高句丽历史上，是“东至新罗，西渡辽水，南接百济，北邻靺鞨（肃慎）”的封疆极致时期，也是高句丽与百济、新罗，与以北魏（含北齐、北周）为代表的北朝，交通文化往来和贡使往来最为频仍的时期。自长寿王以后的六世孙平原王“阳成”，在隋唐二史中载其名曰“汤”，唐令狐德棻撰《周书》中沿用其称。平原王卒年（590）已是隋文帝杨坚立国后开皇十年。其跨越“北周”和隋二代。另据《北史》“高句丽”条记载，“隋文帝受禅，汤（平原王）遣使诣阙，进授大将军，改封高丽王。自是，岁遣使朝贡不绝”。是知终南北朝至隋初，中原王廷与朝鲜半岛等“三国”，奉使和贡驿不断，成为东北亚古代交通史上最具人文胜迹的中古时繁盛期之一。这是以往记述东北亚古代交通和人文历史鲜为人知的重要一页，故一并作为东北亚古代交通史的背景资料简录于上。

第七节　幽州和平州东行朝鲜半岛和日本的重要交通史迹

两晋至北朝时期，从中原幽、平二州，经辽东通向东北亚的朝鲜和日本的交通史迹，除上述正史文献记载外，作为交通史的重要考古学载体，迄今有历史遗迹可寻证者，主要有如下各处。

一、平州

两晋以后的平州，如前节考述，为分汉魏之幽州而设，治于“肥如”（今河北卢龙县境）。前引《晋书·地理志》记载，“咸宁二年（276）十月，分昌黎、辽东、玄菟、带方、乐浪等郡国五置平州，统县二十六，户一万六千一百”。《晋书·武帝记》：“泰始十年（274）……十月，分幽州五郡置平州。”《晋书》本纪和地理志中，设“平州”的时间相差二年。参证《资治通鉴》卷八十晋武帝泰始十年记“分幽州置平州”。应以《晋书·武帝记》为准。

西晋武帝司马炎刚刚立国10年，即“分幽州置平州”，反映了晋初两方面的情势：其一，经汉末和公孙氏平灭后，“辽东”等五郡地处东北边域，地境和人口远不如前。这从“平州”五郡当时的统县只有26个，户口仅有一万六千，几乎和西汉时的“乐浪”一郡相仿（25县），可以看出其分地以求恢复边郡意图。

其二，“平州”虽地域收缩，但历史地位和交通地位凸显其重要。它西连乌桓和鲜卑“校尉”，南出“卢龙三道”入幽州，东接高句丽、扶余、百济、三韩诸部，为东北边域枢镇，故析“幽州”而独设“平州”于东北边州势关重要。

二、龙城与朝阳北塔之“思燕浮图”

由两晋南北朝的“平州”，进入辽西的第一重镇为“营州”，即“三燕”之古都“龙城”（今朝阳）。《晋书》卷一百零九《载记九》记，“（慕容皝）使阳裕、唐柱等筑龙城，构宫庙，改柳城为龙城县。……咸康七年（341），皝迁都龙城”[144]。北魏灭亡北燕后，太武帝太平真君五年（444），改“龙城”为“营州”。“龙城”和“营州”境内最重要的、标志着晋唐时期佛教东传的交通史迹，当首推至今屹立的“思燕浮图”旧址——朝阳北塔。此塔的始建应在北魏太和九年至十四年间（485—490）。《魏书》卷十三《皇后列传一》记载，文成文明太后冯氏，系北燕末帝冯弘之孙，秦、雍二州刺史冯朗之女，在北魏孝文帝时曾临朝听政25年。其笃信佛教，曾“立文宣王庙于长安，又立‘思燕佛图’于龙城，皆刊石立碑”，是十六国时期推动佛法东传的重要历史人物。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1986）开始，考古工作者连续十余年勘探和发掘了朝阳北塔从北魏经隋唐到辽金各代的建筑遗存。发现北魏时期的“思燕佛图”旧址，建造在已经废弃的“三燕”（前燕、后燕、北燕）宫殿建筑的夯土基础上。整个台基规模巨大，纵横各约90米，分作3层。第3层长约40米，宽31米，台上原建有主体建筑。台基四角发现4块巨大的柱础石，每块长达1.2米左右，柱窝直径约0.6米（可见当时梁柱的恢宏）。其中一件柱础石为覆斗式。覆斗之侧面、斜面及上面四角，均用减地平镌浮雕法雕刻龙、虎、朱雀、玄武等四神及四蒂、云纹等。龙纹皆有翼如鸟翅，头向外尾向内，作反向腾奔状，有较浓厚的汉晋风格。其他三件为覆盆式，形制、纹饰皆同。方座上四角刻四蒂纹，两侧刻雀、兔，覆盆部位浅浮雕双龙，各首尾相接，盘绕一周，上下边缘刻云纹。从文化地层和出土遗物的时代特征看，可以确定这四块柱础石与夯土台基，均是三燕时代遗物[145]。

根据朝阳北塔的位置、地下发现遗物和《晋书》“慕容皝”条等文献记载，考古工作者确认，朝阳北塔下的夯土台基，就是344年前燕慕容皝建造的龙城内“和龙宫”基址的中心。436年，北魏攻陷龙城，北燕末帝冯弘东逃高句丽，北魏“焚宫室，火一旬不灭”。所以至北魏在龙城设“营州”时，三燕宫室已是一片废墟。北魏冯太后选择三燕“和龙宫”旧址，启建“思燕佛图”，即是对“三燕”冯氏先祖的怀念，也借助了“和龙宫”旧基的宏大建筑基础。而三燕“龙城”到北魏营州皇家规格“思燕佛图”的相继建立，使辽西朝阳无论从两晋南北朝时期作为“三燕”古都的政治、经济、民族关系的北国重镇，还是从“佛教东传”为标志的文化交通史来看，辽西朝阳都是幽、平二州与辽东和东北亚中古时期的东、西、北交通枢纽中的第一重镇。此外，北票金岭寺遗址也是魏晋时由辽西大凌河流域的重要交通史迹之一。北票金岭寺遗址，是魏晋时期早期慕容燕定都“龙城”以前的重要建筑遗址。有研究者认为其是前燕开国者慕容廆的“宗庙”，它与前燕第一都“大棘城”在两晋辽西交通史上的地位同样重要，在慕容皝迁都“龙城”以前，不亚于和龙城。

三、北魏营州之元景造像和万佛堂石窟题记

两晋南北朝后期，东距“三燕”之龙城和北魏营州百余里，在辽海交通史和文化传播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是大凌河北岸的北魏义县“万佛堂石窟”。

万佛堂石窟开凿于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以前、营州刺史元景在位的494年至499年间，有窟内著名的《元景造像题记》（一称《太和碑》）为证。当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四月八日，石窟刚刚完工，营州刺史元景题刻时，北魏孝文帝刚刚驾崩7天。帝崩于谷塘原行宫，秘讳至鲁阳方发布。所以一生致力改革，推进北魏政治和文化发展、力倡佛教文化的孝文帝，并没能亲历营州万佛堂石窟的完工。而在当时的条件下，营州刺史元景更无法获悉北魏帝殇，故在镌碑题记中仍写明“为皇帝陛下敬造石窟一区”。该碑凸显其辽海营州石窟在中国北方乃至东北亚历史、文化地位的重要。

义县万佛堂石窟

在万佛堂石窟的另一处题记中，还有与辽西“营州”和契丹等部族往来的明确交通史迹。这就是东区第六窟景明三年（502）“韩贞题记”。韩贞时任北魏“慰喻契丹史”，其人出自辽西昌黎韩氏。据题记云，景明三年（502）五月九日，“慰喻契丹使员外散骑昌黎韩贞、前建德郡承沃连戍军主吕安辰”等74人，在窟内建私窟一处。

韩贞与吕安辰等奉诣“慰喻契丹”，是北魏交邻诸部往来的国家行为。当时的契丹，应远在西拉木伦、老哈河以北的“二河”塞外。另一通使契丹的“前建德郡承沃连戍军主吕安辰”，系中下级军官。“建德”为北魏“营州”属下名城之一。《魏书·地形志》：“建德郡……治白狼城，广都县真君八年并白狼、建德、望平属焉。”可知建德和白狼、广都诸地，北魏时仍分布在南源大凌河通向中原的交通孔道。其北行为由幽、平二州，北出“营州”而往契丹的必经之路。由此，北魏万佛堂题记在中国东北古代交通史和佛教文化传播路线史上的意义不可低估，是这一时期东北亚古代交通史的重要地标之一。当时继“龙城”之后的“营州”（今朝阳），北出大青山古关隘可至西拉木伦河南北的契丹诸部，东出医巫闾山和辽河以东，则为高句丽、扶余，其地仍是当时辽海地区“草原文化”和“佛教东传”的交通枢纽重镇。

四、集安“国内城”与东台子遗址

高句丽400多年的中期都城集安“国内城”，在前1世纪至5世纪的中国东北和东北亚地区，不仅是立国700余年的高句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也是当时由幽、平二州和辽东去往“扶余”“百济”“沃沮”“带方”的交通枢纽重镇。“国内城”及其周围分布的大量高句丽贵族墓葬、山城遗址、宗教建筑址等，在东北亚诸郡县、方国和部族政权的文化交流史和人文交通史上，是极其丰富的文物史迹。国内城周围诸多高句丽壁画墓保留着幽、平诸州与“东夷”文化融合的文化史迹，有著名的城市文化和战迹中的交通史迹的内涵，其与碑刻等文物，都见证了“交通文化”在东北亚的发展。其中集安东台子遗址是4世纪高句丽迁都平壤前后，“国内”地区的重要祭祀或宗教建筑址。有学者推断，集安东台子建筑址“很可能是故国壤王九年（392）春三月兴建的王室社稷和宗庙”[146]，也有可能是一具有国家祭祀功能大型宗教（如佛寺）建筑址。由于它地处“国内”城东郊的鸭江右岸，在高句丽迁都“平壤”后仍为“别都”重地，所以在东北亚文化交流史和交通史上意义更突出。

五、集安“国内城”的好太王碑

海内外闻名的高句丽故都——今吉林省集安市“国内城”的高句丽第十九代王“好太王碑”，不仅是高句丽国史的重要文物，也是3—5世纪间，有关东北亚交通，特别是高句丽与辽东“汉郡”和“百济”“扶余”“新罗”等军旅交通的重要史迹。《好太王碑》记载有“永乐五年（395）”讨辽东至“盐水”（衍水）、“永乐六年（396）”率水师伐“百残（百济）五十八城”“永乐八年（398）”抄百济“莫斯罗城、加太罗谷”“永乐九年（399），与倭和通，巡下平壤”“永乐十年（400）往救新罗”和“永乐十四年（404）……（倭）侵入带方郡界”等十余年间的军旅战事。特别是碑文中“倭以辛卯年来渡海破百残□□新罗以为臣民”的重要记载，证明好太王碑立碑时（414）以前的“辛卯”，即391年，日本（倭）跨海与高句丽、百济和新罗的交通往来，是金石碑志中最早有绝对年代的东北亚交通记事。碑中涉及的从汉魏晋辽东“襄平”、“盐（衍）水”、“北丰”、“力城”、“汶城”到“扶余”王城，乃至朝鲜半岛的“平壤”、“带方郡”、“百济”、“新罗”及“倭奴”（日本）等数十处交通史迹，是记录东北亚交通史证中的金石瑰宝。

好太王碑亭

六、黄海北道冬（佟）寿墓

1949年在朝鲜黄海北道安岳郡发现的冬寿墓，一称佟寿墓，是具有公元4世纪墨书题记的重要墓葬。在其前室左壁的墨书题记中有“使持节都督诸军事、平东将军护（东）夷校慰、乐浪（公），昌黎、玄菟、带方太守，□□幽州辽东平郭□乡敬上里冬（佟）寿”等字样。这一重要发现，印证文献记载，其墓主人为《晋书·载记九》“慕容皝”条中的咸康二年（336）投奔高句丽、永和十三年（357）即高句丽故国原王二十七年卒于黄海北道安岳郡的佟寿。其驻籍辽东“平郭”（今盖州市）。佟寿的行迹是4世纪中叶辽东与朝鲜半岛古代交通和民族关系的又一重要实证。

七、平安南道江西郡德兴里“幽州刺史墓”

幽州刺史墓，朝、日学者亦称德兴里壁画墓。以1976年12月发现于朝鲜平安南道江西郡大安市德兴里舞鹤山南麓而得名。其墓前室北壁中央，有十四行竖书题字。其文有：“（安平）郡信都县都乡□甘里释加文佛弟子□□氏镇仕位建威将军（兼）小大兄左将军龙骧将军辽东太守使持节东夷校尉幽州刺史镇年七十七甍□以永（乐）十八年太岁在戊申十二月辛酉朔廿五日……”[147]

该墓从其丰富的墓志题书，包括壁画上绘有幽州十三郡守“参见幽州刺史图”及其文字，以及死亡在永乐“戊申”年可以考知，墓主人死于好太王永乐十八年“戊申”年（408）。其生于东晋初，生前历任幽州刺史、辽东太守、东夷校尉等。其祖籍安平郡信都县都乡（今河北省冀州）。以77岁高龄，卒于朝鲜半岛德兴里。其历经幽州安平、燕郡、范阳、渔阳、上谷、广都、代郡、北平、辽西、昌黎、辽东、玄菟、乐浪（以墓壁题字为序）诸郡，是由燕地幽蓟，跨辽海而至朝鲜“乐浪”的封疆重吏。他在辽西、昌黎、辽东、玄菟、乐浪均有履历，在东北亚交通史上，可称为跨越东晋、北朝和高句丽历任十余望郡的幽州刺史第一人。其履职地本身就构成一条交通轨迹。这第一手题记资料，证明好太王时代，朝鲜半岛仍通行有“汉郡”的建置，这在东北亚建置史、民族史和郡国交通史上均具有重要价值。

八、高句丽后期都城平壤

高句丽后期都城平壤及别都汉城，在前节朝鲜“三国时代”的半岛交通中已涉及。平壤为故汉乐浪郡治，427年长寿王迁为高句丽都。其故城平壤大城山山城等史迹在其他章节中已详为考述，恕不重复繁赘（见卷首彩页图版）。

九、百济古都“尉礼城”（汉城）

百济古都“尉礼城”，即前述自汉以来百济古都“汉城”，亦即高句丽的“别都汉城”。其故址即在今首尔（汉城）东南的风纳古城。经20世纪60年代发掘和其后韩国学者李亨求等的调查研究，其城址为长方形。20世纪60年代报告称，现存东壁1500米、北壁300米、南壁200米，西壁被汉江及支流冲毁。从其东壁残留的长度看，其颇具都城规范[148]。 这是百济温祚王于前18年定都汉江流域时的最早都城。它兴筑于西汉晚期，正当中原王朝的西汉成帝时，而废止于百济文周王迁都“熊津”的475年。所以是跨两汉、两晋和南北朝的朝鲜半岛上重要部族都城和交通镇城。 《三国史记·百济本纪》记载：“（西汉鸿嘉三年）遂至汉山，登负岳，望可居之地。沸流欲居于海滨。十臣谏曰：惟此（汉江）河南之地，北带汉水，东接高岳，南望沃泽，西阻大海，其天险地利，难得之势，作都于斯，不亦宜乎。……温祚都河南尉礼城，以十臣为辅翼，国号百济。是前汉成帝鸿嘉三年也。”[149]由此可知，百济汉城无论在东北亚交通史、民族史、文化史上，都是与平壤并列的半岛重镇，据《三国史记》“百济枕流王元年”（384）记，“秋七月，遣使入晋朝贡。九月，胡僧摩罗难陀自晋至，王迎之致宫内礼敬焉，佛法始于此” [150]。百济汉城是继高句丽后最早接受佛法东传之地。其亦是连接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古今交通枢纽重镇和朝鲜半岛“三国时代”的历史名城。

十、南汉山城与北汉山城

从上条看，南、北汉山城均为百济后期和高句丽时代的汉江流域重要山城。其早期应为拱卫汉江平原的百济之古都“尉礼城”的重要军事镇城，也是“三国时代”最早接受中原佛法东渐的半岛交通文化名城。同上引《三国史记》卷二十四《百济本纪第二》“枕流王”条：“二年（385）春，二月，创佛寺于汉山，度僧十人。” 475年百济迁都熊津城后，其主要成为高句丽南部的重要军事和交通要镇。《三国史记》卷二十三《百济本纪第一》“始祖温祚王”条下亦记载：“（温祚王十三年）夏五月，王谓臣下曰：‘……观汉水之南，土壤膏腴，宜都于彼，以图久安之计。’秋七月，就汉山下立栅，移尉礼城民户。八月，遣使马韩，告迁都。遂定疆场（编者按：“疆场”当为“疆埸”之误，吉林文史版排印本有误），北至浿河，南限熊川，西穷大海，东极走壤。九月，立城阙。”从此条看，早在尉礼城平原城（汉城）修筑前，盖已先有汉山上的“尉礼城民”。它是朝鲜半岛中南部早在中国的西汉末“百济”立都时已最早出现的重要山城。

十一、熊津古城

熊津古城，地处朝鲜半岛中南部的今韩国忠清南道公州。这是475年百济南迁后的又一重要都城。现存史迹以百济武宁王陵和公山城蜚声于世。在“三国时代”的百济境内，是仅次于汉城的重要都邑。在《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中，高句丽与百济、新罗争据半岛中南部，有十余次战于熊津城和熊津江流域。

十二、公山城、泗沘城与“躭罗”

公山城在古“熊津城”（公州）以北的熊津江北岸公山上。该山城实际上应继承了“三国时代”的高句丽南界之一百济的古“熊津城”的山城，与公州古熊津平地城具有拱卫形势。

现以公山城为中心，在熊津江流域，西有熊津洞山城、丹芝里山城；东有月城山城、凤谷里山城；北有粟亭里山城、松亭里山城；南有龙城里山城、中壮里山城[151]。这些山城，与“三国时代”的高句丽和百济诸多山城一样，既是军事守备城堡，也兼具交通镇城意义，是朝鲜半岛中南部，由百济汉城，南去新罗、伽耶的重要枢纽分途重镇。其南行论山、全州、光州、罗州，俱为重要城邑。特别是全州和光州，是古“扶余”和新罗的重镇。其东行大田、沃川、金泉、倭馆、大邱，可直达新罗古庆州、伽耶，为由庆州、伽耶出济州过对马海峡，通往日本的重要门户。其中“庆州”即古称“新罗”、“躭罗”、“鸡林”，一直为“辰韩六部”之一新罗的都城和交通要镇。在传世的唐代《大唐牟平县昆嵛山无染院碑》中，已有韩僧来自“鸡林”（躭罗）的记载。其中今庆尚北道洛江流域，其地名“倭馆”者，应即缘自古代倭使赴新罗的馆站交通地名而来。洛江出海口今釜山一带，古今亦为由韩半岛南端，出海去日本九州和本州的最便捷海路交通道。

公州（熊津）及稍南的“泗沘城”，为百济于538年（高句丽安原王八年）南迁的最后一个都城，也是本书作者1994年亲临考察的重要古城之一。该城位于今忠清南道扶余郡，故亦称“南扶余”，为汉江南部六郡之一，也是朝鲜半岛南部百济和新罗的交通重镇和重要历史名城。汉以后直至两晋至隋唐，由朝鲜半岛南端海路通日本，亦多途经此城一线而渡对马海峡通往日本。

第八节　两晋南北朝东北亚大陆鲜卑、高句丽的骑射文化与马具的东传

两晋南北时期是中国东北与东北亚同时出现诸民族集团，此起彼伏，交相兴衰、发展的中古时代。在中国东北，这一时期主要以西部的草原民族乌桓、鲜卑，东部的山林民族高句丽和北部的林泽地带扶余、挹娄等为主要部族集团；在朝鲜半岛上，主要有后期高句丽与新罗、百济并峙的“三国时代”；而日本列岛上则分布着诸多倭族的部落。

在这些跨区域的部落、方国与民族政权的交往中，影响深远和具有普遍文化价值的，是骑射文化传统及其衍生的马具、车具等。

与上述部族、方国之间交通往来和交通工具攸关的，是这一时期东北亚大陆的骑射与马具文化。其中“骑射文化”及其衍生出来的中古时代的马具，是东北亚古代交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节作为两晋南北朝古代交通史第五章的结束篇，拟对这一时期东北亚诸部族间，特别是游牧民族“朝发穹庐，夕至城郭”的相互间与交通往来有关的骑射文化与马具的传布，从交通文化史的角度略予考察。

一、骑射文化传统是独特的交通文化载体

骑射文化是人类依托“群牧”的经济形态之一，至少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从游猎发展到牧猎结合的生产方式，由此产生了由野马驯化的“牧马”或“战马”，而成为人类的重要代步工具。在东北亚，它的起源应主要在中国北方。最早的文献记载，是土方及山戎、东胡、匈奴等骑射近塞。战国初，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即近在长城内外的游猎部族。在中国北方（含东北亚大陆），迄今考古遗迹证明，其应当起源于北方以射猎和游牧为主要生业的“北戎”和“东胡”部族。东北亚考古遗物中最早的马具，出现在距今3500至3000年前的燕山以北、上辽河流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其代表性的考古发现为刻于骨板上的东胡族“髡发”的游猎部族形象和以宁城县南山根等地发现的属于“东胡”系统的游牧部族的车、马具等交通工具。

处于青铜时代晚期和中国秦汉时代的北方草原部族的原始马具，更多地带有以射猎和群牧为主的生业工具性质，较少反映在交通文化中。但交通文化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衣、食、住、行中最具活力和动态载体的物质文化。所以马具和车具一出现，其本身就具有“交通文化”的属性。而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马具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期和成熟期。其标志是从汉代及以前的前后两端翘起、当中鞍座凹下的“高鞍桥”无蹬马鞍，发展到长柄环镫的单镫和双镫马鞍[152]。这种马镫与辔具、当卢、车饰等配套，标志着骑射文化的渐趋成熟，也为中国东北和东北亚地区交通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影响甚巨的新文化内涵。

英国著名科技专家怀特曾说过，“很少有发明像马镫那样简单，而又很少有发明具有如此重大的历史意义”。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也指出，“（在中国）只有极少的发明像马蹬这样，在历史上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催化影响”。从世界交通史的角度观察，马镫发明对交通史和交通文化发展的影响，不言而喻，是与骑兵、骑战并重的重大历史变革。而从当代考古发现看，马镫是在中国最早发明的，而且在中国北方民族中广泛地被应用和传播。而且它的最早使用和演变功能的完善，很可能在中国东北的东胡、山戎系统及其后裔如辽西慕容鲜卑，在3—4世纪即本章记述的两晋十六国时期完成的[153]。

二、东北亚草原民族“三燕”马具的发达及其重要遗存

从337年到436年的近一个世纪中，以辽西“龙城”（今辽宁朝阳）为都城，慕容鲜卑和鲜卑化的汉人（如北燕冯氏），先后建立了前燕、后燕、北燕，史称“三燕”。

三燕时期是中国东北和东北亚地区射骑文化和马具特别发达时期。仅这一方面是由于鲜卑源出“北狄”和“山戎”的东胡系统，世代枕戈射骑，造就了其骏骑精射的草原民族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三燕是两晋时代首先跨越长城地带进入黄河流域的勃兴部族，前燕一度定都邺城（河北临漳），毗邻洛邑。其广泛接受了中原先进的冶铸工艺、锻造工艺、金银加工技术和北方民族的制革、弓矢技术，成为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复合式文化的代表者。所以三燕的骑射文化和马具，可称作3—4世纪东北亚骑射和交通文化的先行者。当代考古发现，最早的东北亚地区的马具，是1965年在辽宁省北票县西官子冯素弗墓出土的二件木芯鎏金铜皮的马镫及铁马甲等。20世纪70年代后，又相继在北票县房身北沟、朝阳市袁台子、十二台子乡砖厂等地，发现有相关马具的墓葬20多个[154]，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如下各种：

北票房身北沟8号墓出土椭圆形板状铁镳1副2件、上宽下窄的素面鎏金铜鞍桥包片1副2件、木芯外包鎏金铜皮的长柄镫2件，以及铜当卢、摇叶、带扣、杏叶等。

朝阳袁台子壁画墓，亦出土有椭圆形板状鎏金铜镳1副2件、上宽下窄的木芯外包皮革髹漆的鞍桥1副2件、木芯外包皮革髹漆的长柄镫1副2件，以及杏叶、球形銮铃、柱状有盖銮铃、带扣等。

还有朝阳十二台乡砖厂1号墓，出土有花瓣形板状鎏金铜镳1副2件、上宽下窄的鎏金铜鞍桥包片2副4件、翼形铜鎏金片2件、长柄板状鎏金铜镫1件，以及铜当卢、杏叶、摇叶、球形銮铃、带扣等。

特别其后20世纪90年代，北票喇嘛洞贵族墓地，共发掘墓葬410座，虽然被盗扰，仍出土各类文物3100件（套），其中也有马具。特别是西区266号墓，出土了铁贴金镂孔鞍桥包片1副2件和翼形片、木芯包铜条镫1副2件等，亦应视为功能完备的马具。其年代下限不晚于前燕迁都龙城时的342年，为三燕早期完整并可以复原的东北亚早期马具的实物代表。

三燕的马具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不仅种类多，而且制作精良，工艺流行铜鎏金和錾刻、镂孔技术，呈现出强烈的民族风格，并且呈现由西向东传播的趋势。

作为这一时期代表北方骑射交通文化三燕的马镫，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马镫实物，其形制既有单镫，也有双镫。材质有木芯外包鎏金铜片的、木芯外包皮革的和铜铸的三种。形制有两种：一种为长柄环镫，镫柄与镫环相交处成折角近90度；另一种柄上窄下宽，与镫环没有明显的分界。目前年代最早的是北票房身北沟8号墓出土的木芯外包鎏金铜皮长柄双镫，约在4世纪初叶；而朝阳十二台乡砖厂和河南安阳孝民屯出土的鎏金铜单镫，年代要稍晚于上述两墓。说明在双镫发明之后，单镫应与双镫并存过一段时间。从无镫、单镫到双镫，应是古代马具文化的演变历史过程。考古发现，这些马具“有鞍、镳、杏叶、銮铃、带扣等，大体包括了全套马具”[155]。

另外，在三燕墓葬中，还发现了铁人甲、头盔、马甲和马胄，此即中国古代所谓的“甲骑具装”。

从古代交通文化的角度看待这些马具的演变，包括马镫在辽西三燕文化中的发展成熟，应是东北亚骑射文化和交通文化中的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标志之一。

三、三燕马具对高句丽、新罗的影响和向日本的传布

考古学发现，辽西慕容鲜卑马具对高句丽马具的影响，最早在4世纪后半叶至5世纪初，当以吉林集安万宝汀78号墓和七星山96号墓为代表。万宝汀78号墓所出整套马具包括鞍桥、衔镳、马镫、杏叶、带扣等。七星山96号墓出土的马具有鞍桥、马镫、杏叶、云珠、带扣等。两者马具皆多为铜制鎏金，马镫则为木芯外包青铜鎏金铜片。这个时期的马具中铁制或木芯包铁皮者开始增多，这与高句丽时代大量墓葬和山城中出土的铁器具有同样的时代特征，属高句丽中兴时代，也是进入马具文化由辽西、辽东经朝鲜半岛东传的成熟期。

将高句丽的马具与三燕的马具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二者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马具皆由鞍桥、辔具、镫、杏叶、云珠、鞧饰等构成；鞍桥皆为直立式高桥鞍，形制相似，有的透雕纹饰；均流行圆板状马镳和十字或X形透孔环形镳；马镫均为轮镫，镫环呈圆形或椭圆形；两者均有饰于网状鞧带上的銮铃和附叶鞧饰。特别是高句丽的早期马具，与三燕的马具不仅种类相同，而且形制十分相似，这说明二者当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从时间顺序上看，目前三燕成套马具的出现年代可上溯至3世纪末至4世纪初，而高句丽成套马具出现的年代不早于4世纪中叶，略晚于慕容鲜卑马具。因此，有理由认为，辽东高句丽鼎盛阶段的马具的发展，曾受到辽西三燕马具的直接影响。

三燕马具通过高句丽对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新罗也具有影响。朝鲜半岛南部诸国也都出土了数量不等的马具。如5世纪中叶之前，百济的熊津等地马具主要流行木芯外包铁皮的轮镫和带有机质辔的镳具。5世纪后半叶，F形镳、剑菱形杏叶等青铜鎏金马具也在半岛南部出现。

而新罗马具，据作者考察，主要出土于庆州地区5世纪的王陵和贵族墓葬中。马镫多为轮镫，多有木芯外包铁板或鎏金铁板，亦有铸造的青铜镫和铁镫。鞍桥皆为直立式高鞍桥，有铁皮包边和青铜鎏金包边两种。马镳可分为有机质镳和椭圆形镳两种，以后者居多。

另外，据中外考古学家研究，4—5世纪的朝鲜半岛南部的伽耶马具，不仅出土的数量多，而且种类丰富。镳的形制多样，既有圆形、椭圆形，也有心叶形、卷云形、F形等；马衔则皆用铁丝拧卷而成；马镫多为轮镫，也发现了壶镫，年代更早的多系木芯外包铁皮片。5世纪末之后，铁制镫逐渐取代了木芯包铁皮镫，鞍桥包边亦多为青铜鎏金。

将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新罗和伽耶的马具，与三燕和高句丽等马具比较，不难看出，它们与高句丽马具在种类及形制方面的相似性，更多于同三燕马具的相似性。这说明它们更多地受到了高句丽马具的直接影响。而朝鲜半岛诸国与高句丽在马具方面的这种相似性又以新罗最为突出。这是因为新罗自4世纪建国后不久，便慑于高句丽的军事压力而向高句丽称臣朝贡。且高句丽向新罗派驻军队，将其作为自己的附属国。因此，新罗在各个方面文化都较多地接受了高句丽文化的影响。两晋南北朝时代，中国东北最早发现的鲜卑、高句丽马具、骑射等“交通文化”，对朝鲜半岛及其日本的影响，从文化遗产传播的角度，标志着两晋南北朝与汉魏相比，东北亚古代骑射文化和交通文化又发展进步到一个新阶段。

据考古学家杨泓等人研究，三燕马具不仅影响了4—7世纪的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而且从考古遗迹看，也跨海对日本有所影响。日本列岛“古坟时代”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马具，其种类和数量均居东北亚诸国之首。目前所发现年代最早的马具出土于福冈县老司古坟和池上6号坟，其年代为4世纪末至5世纪初。在5世纪中叶之前，日本马具多为素面，主要是辔具和木芯外包铁皮片的轮镫，镳以有机质为主。5世纪后半叶，F形镳和剑菱形杏叶以及木芯包铁片轮镫构成了日本马具的主流；同时，也出现了少量铁制轮镫和木芯包铁片壶镫。进入6世纪以后，日本的铁制轮镫和木芯包铁片壶镫逐渐取代了木芯包铁皮轮镫。有机质镳逐渐消失，F形镳和圆板状镳占据了马具的主流。

日本“古坟时代”马具的最大特点是其来源的多样性。各种各样的日本马具中都可以在百济、新罗和伽耶的马具中找到相似者，说明日本古坟时代的马具应直接受到朝鲜半岛南部诸国的较大影响。而这种影响又以伽耶最为明显，因为日本的马具与伽耶的马具具有更多的相似性。这种现象说明，日本古坟时代的马具特别是5世纪以后的马具，有相当一部分可能是出自伽耶等朝鲜半岛南部的工匠之手。而伽耶马具，如上指主要传自4世纪以前的鲜卑、高句丽。这种联系反映了在4世纪到6世纪的中国东北“三燕”和北朝时期，以骑射、马具文化反映出来的交通文化的发展，最终体现出骑射文化和交通文化，是从汉晋以来蕴涵在东北亚各民族多元交流中的一种复合式、递进式的动态的物质文化。正如考古学家杨泓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总结的那样：总的看来，从长沙永宁二年墓到孝民屯154号墓，到朝阳袁台子墓，再到冯素弗墓出土品，大致显示出马镫产生到初步成熟的过程，由初起的单镫发展到完备的双镫。集安高句丽墓葬中所出土的几套马具与孝民屯、袁台子墓出土者基本相同，其年代是从4世纪后半期到5世纪，它们明显地接受了中原地区流行的马具的形制。而在朝鲜南部庆州市皇南洞“天马塚”（相当于5世纪末到6世纪初）中出土的马具，也都具有集安高句丽墓出土者的相同特点，而类似的马具在日本也有出土[156]。至2012年初，杨泓先生在《中国文物报》上再次撰文《中国古代皮甲》指出：“（韩）公山城遗址出土的贞观十九年铭髹漆皮甲……百济当时虽使用汉字，但从未有奉用唐代年号的记载。公山城出土甲片上的铭文及纪年与唐代有关 ，因此很难排除（公山）皮甲为唐代皮甲的可能性。”[157]

杨泓先生在间隔近30年中先后发表的论文中指出，中国“三燕”时期直至隋唐时的马具在朝鲜半岛的流传，其历史背景复杂。但有一个条件是共同的，即高句丽、百济、新罗（乃至日本）启于晋唐时期的马具流传，与中国大陆（特别是中国东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十分巧合的是，关于后者韩国新罗、百济时期的庆州、公州、光州一带，正是1994年秋本书两位作者赴韩考察过的半岛故地之一。其城址中出土的贞观十九年（645）的唐代皮甲，很可能与唐太宗第一次（贞观十九年）东征及其以后，联合新罗攻打高句丽，进入新罗、百济的联军有关。这些晋唐马具（含三燕）不论因什么渠道流传东土，从东北亚交通史上看，都是交通史迹的“文化再现”。综上所述，东北亚马具文化在东北亚交通史上的多元意义正在于此。它同“佛教文化”东传一样，在中国东北和东北古代交通史上是颇具研究潜力、值得独书一笔的重要文化篇章。

[1]前引《太平寰宇记》卷四十九引《冀州图经》，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1987年版，第469—470页。

[2]《资治通鉴》卷九十五《晋记十七》，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3102页。

[3]《魏书》卷四《帝纪·世祖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 年版，第81页。

[4]《水经注》卷六“濡水”条， 王国维校本，引自《王国维全集》第十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82页。

[5]《太平御览》卷三百二十六《兵部》引《三国典略》。

[6]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八。

[7]《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9页。

[8]《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835页。

[9]“要路沟”和“凡城”，均经喀左县博物馆刘新民先生亲自调查，在1985年曾当面奉视其调查材料。 其后又经实地调查。

[10]《晋书》卷一百零九《载记第九》“慕容皝”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818页。

[11]孙进己、王绵厚：《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第二章“右北平郡广城县”条，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20页。

[12]《晋书》卷一百零九《载记第九》“慕容皝”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821页。

[13]《资治通鉴》卷一百零六《晋纪二十八》“孝武帝太元十年”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3349页。

[14]《北齐书》卷四《文宣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72年版，第57页。

[15]《太平御览》卷二百二十六。

[16]《资治通鉴》卷九十八《晋纪》“穆帝永和六年”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3102页。

[17]同前引《晋书》卷一百零九《载记第九》“慕容皝”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821页。

[18]《资治通鉴》卷九十八《晋纪二十》“穆帝永和六年”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3102—3103页。“赵”指后赵石遵。

[19]《太平御览》卷三百二十六《兵部》。

[20]《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一《河北道》引《十六国春秋》。

[21]详王绵厚：《两晋南北朝辽宁建置地理述要》，《东北地方史研究》1985年第3期。

[22]《晋书》卷一百零九《载记第九》“慕容皝”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816页。

[23]参见本书第四章。

[24]《通典》卷一百七十八《州郡八》“柳城郡”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88年版，第4716页。

[25]《资治通鉴》卷九十八《晋纪二十》“穆帝永和六年”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3102—3103页。

[26]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资料汇篇》（内刊本）， 第2页。

[27]王绵厚：《东汉辽西郡治“阳乐”新探》，《辽宁省博物馆学术论文集》（第二辑），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249页。

[28]《晋书》卷一百零九《载记九》“慕容皝”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816页。

[29]《热河志》卷九十八“古迹条”引《十六国春秋》。

[30]《太平寰宇记》卷七十《河北道》。

[31]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中国历史地名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213页。

[32]《水经注》卷十四“白狼水”条，王国维校本，引自《王国维全集》第十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89页。

[33]详参王绵厚：《大凌河水系历史地理考辨——兼与张博泉同志商榷》，《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第200—203页。

[34]《隋书》卷五十一《列传第十六》“长孙晟”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版， 第1331页。

[35]《隋书》卷五十一《列传第十六》“长孙晟”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版， 第1331页。

[36]《水经注》卷十四“大辽水”条，王国维校本，引自《王国维全集》第十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91页。

[37]引自《汉唐地理书钞》，光绪十八年辑本。

[38]《元和郡县补志》卷三《河北道》“营州”条。

[39]《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册》（下），西安地图出版社2009年版，第433页。

[40]《魏书》卷一百《列传八十八》“乌洛侯”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224页。

[41]《魏书》卷一百《列传八十八》“失韦”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221页。

[42]［日］津田左右吉：《室韦考》，《满鲜历史地理研究报告》第一册。

[43]米文平：《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文物》1981年第2期，第99页。

[44]《晋书》卷十四《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427页。

[45]引自王健群：《好太王碑研究》第五章“好太王碑文中几个重要问题的考释”，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7页。

[46]王绵厚：《好太王碑永乐五年诸城及交通地理再探考》，《纪念好太王逝世1600年学术讨论会文集》，通化·2012年。

[47]《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齐王芳”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119页。

[48]《魏书》卷九十七《列传八十五》“海夷冯跋”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128页。

[49]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

[50]详王绵厚：《好太王碑永乐五年东征“出襄平道”地理考探》，《高句丽与东北民族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页。

[51]孙进己、王绵厚主编：《东北历史地理》第二卷第三章“辽东高句丽山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3页。

[52]《新唐书》卷四十三《地理志七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1147页。

[53]《旧唐书》卷七十七《韦挺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2671页。

[54]王绵厚：《高句丽古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

[55]《辽宁史迹资料》“新城”条，1962年内刊本。

[56]《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区部分资料汇编》，第80页。

[57]详王绵厚：《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第四章“木底城”条，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58]详王绵厚：《隋唐辽宁建置地理述考》，《东北地方史研究》1986年第1期。

[59]《隋书》卷六十《段文振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版，第1459—1460页。

[60]《辽海丛书》第四册《翰苑·蕃夷部》，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2702页。

[61]《辽海丛书》第四册《翰苑·蕃夷部》引《十六国春秋·前燕国》，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2702页。

[62]《新唐书》卷三《高宗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6页。

[63]《大清一统志》卷三十六《兴京山川》“苏子河条”，《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引此条。

[64]《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

[65]《满洲历史地理》（上）第三篇“南苏水”条。

[66]郭守敬：《前汉地理图》第1图。

[67]《辽海丛书·翰苑·蕃夷部》卷三十“高丽”条，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2702页。

[68]［日］津田左右吉：《勿吉考》，《满洲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15册。

[69]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第208页。

[70]金毓黻《东北通史》：“勿吉之国都应在今吉林之北部。”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翻印本，第170页。

[71]［日］池内宏：《勿吉考》，《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15册。

[72]《三国史记》卷二十《高句丽本纪》，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252页。

[73]《魏书》卷一百《列传八十八》“勿吉”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220页。

[74]《魏书》卷一百《列传八十八》“勿吉”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220页。

[75]《魏书》卷一百《列传八十八》“勿吉”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221页。

[76]《资治通鉴》卷九十七《晋纪十九》“穆帝永和二年正月”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3069页。

[77]《永吉县文物志》第74—79页。

[78]《北齐书》卷七《武成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72年版，第92页。

[79]《十六国春秋·前燕录》载：前燕皝改柳城为龙城，遂迁都，号曰和龙宫。

[80]《魏书》卷九《肃宗纪》“熙平二年（517）九月”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26页。

[81]《北史》卷九十四《列传八十二》“奚”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3126页。

[82]《北史》卷九十四《列传八十二》“契丹”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3127页。

[83]参《集安牟头娄墨书墓志》，载武田幸男著，刘力译：《牟头娄一族与高句丽王权》，《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1986年4期，第11—30页。

[84]《册府元龟》卷九六九《外臣部》朝贡二。

[85]《册府元龟》卷九七五《外臣部》二十《襄异第三》。

[86]米文平：《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文物》1981年2期，第1—7、99页。

[87]《魏书》卷一百零八《礼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738—2739页。

[88]《魏书》卷一百《列传八十八》“乌洛侯”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224页。

[89]《唐会要》卷九十六《室韦》。

[90]详白鸟库吉著，方壮猷译：《东胡民族考》下册《失韦考》，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25—56页。

[91]［日］津田左右吉：《室韦考》，载《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一册；方壮猷《室韦考》，刊《辅仁学志》第二卷第二期。

[92]《明太宗实录》卷五十五“永乐六年三月壬申”条：“戳儿河女直野人头目忽失歹、安若等来朝，命勿失歹为福余卫指挥佥事，安苦等为千百户镇抚，赐钞币有差。”明代福余卫，居住在以今嫩江上游为中心南到洮儿河，东到乌裕尔河的广大地区。

[93]金毓黻：《东北通史》（上编），《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1年翻印本，第174页。

[94]曹廷杰：《东三省舆地图说·嫩江陀喇河喀鲁伦河黑龙江考》，《辽海丛书》第四册，辽海出版社1984年版，第2253页。

[95]［日］白鸟库吉著，方壮猷译：《东胡民族考》，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25—56页。

[96]详王绵厚：《略论呼伦贝尔草原南北古代交通——远溯从“丁零”、“室韦”到蒙元的族系演变》（未刊）。

[97]［日］白鸟库吉、箭内亘等：《满洲历史地理》第一卷， 第347—356页。

[98]［日］津田左右吉：《安东都护府考》附录一，见《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一册，1915年版。

[99]其以今沈阳为第三玄菟郡所在，实际应在今沈阳市东20公里的上伯官屯汉魏古城。

[100]《满洲历史地理》第一卷，第347—356页。

[101]［日］津田左右吉：《安东都护府考》附录一：《关于高句丽时期的新城、木底城及南苏城》，原载《满洲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一册，1915年版。《民族史译文集》（第十三辑），1985年版，第234—238页。

[102]［日］今西春秋著，高洁等译：《高句丽的南北道和南苏、木底》，见《民族史译文集》（第十三辑），1985年版，第217—226页。原文见《青丘学丛》第22号，1935年10月。

[103]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集安县文物志》，1984年版，第53—55页。

[104]王绵厚：《西汉时期的玄菟郡“帻沟娄”城与高句丽早期“南北二道”的形成——关于高句丽早期历史文化的若干问题之六》，《东北史地》2008年6期，第50—53页。

[105]《资治通鉴》卷九十六《晋纪十八》“成帝咸康五年（339）九月”条胡三省注：“新城，高句丽之西鄙，西南傍山，东北接南苏、木底等城。”《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高丽传》：“新城是高丽西境镇城，最为要害，若不先图，余城未易可下。”

[106]《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四《晋纪三十六》“安帝义熙元年（405）正月戊申”条。

[107]《资治通鉴》卷九十六《晋纪十八》“咸康五年（339）九月”条：“（慕容皝）击高句丽，兵及新城。”

[108]《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一《晋纪三十三》“安帝隆安四年（400）二月”条：“燕王盛自将兵三万袭之，以骠骑大将军熙为前锋，拔新城南苏二城。”

[109]《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二，隋大业九年随征高丽，仁恭进军至新城。《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东夷传》“高丽”条：贞观二十一年三月，李勣“率营州都督兵，繇新城道以进，次南苏、木底”。同书乾封二年正月：“（李）勣引道次新城。”

[110]《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高句丽”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843页。

[111]《后汉书》卷二十三《郡国志》“玄菟郡”条，刘昭注引《东观书》：“安帝即位元年（107），分三县。”

[112]《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句骊”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第2814页。

[113]［日］白鸟库吉等：《满洲历史地理》第一卷，第347—536页。

[114]［日］津田左右吉：《安东都护府考》附录一：《关于高句丽时期的新城、木底城及南苏城》，原载《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一册，1915年版。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社会历史室资料组编译：《民族史译文集》（第十三辑），1985年版，第234—238页。

[115]《晋书》卷一百零九《载记第九》“慕容皝”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822页。

[116]《魏书》卷一百《列传八十八》“高句丽”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214页。

[117]《晋书》卷一百零九《载记第九》“慕容皝”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822页。

[118]《资治通鉴》卷九十七《晋纪十九》“穆帝永和二年”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3069页。

[119]沈阳市文物工作组：《沈阳上伯官屯汉魏墓葬》，《考古》1964年11期，第532—557页。

[120]徐家国等：《辽宁抚顺县刘尔屯西汉墓》，《考古》1983年11期，第989—991页；王增新：《辽宁抚顺市前屯、洼浑木高句丽墓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10期，第529—542页。

[121]徐家国：《汉玄菟郡二迁址考略》，《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3期，第116—117页。

[122]佟达、张正岩等：《辽宁省新宾县黑沟高句丽早期山城》，《文物》1985年2期，第46—51页。

[123]吉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吉林通化市江口村和东江村考古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7期；中央民族学院编写组：《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地区资料汇编》， 第34页。

[124]方起东：《告林安高句丽霸王朝山城》，《考古》1964年2期；《集安县文物志》，第69—71页。

[125]《集安县文物志》1984年内刊本（下同），第55页。

[126]《集安县文物志》第76—78页。

[127]《集安县文物志》第54页。

[128]《集安县文物志》第193页，实物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129]《北史》卷九十四“高句丽”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3112页。

[130]王绵厚：《西汉时期的玄菟郡“帻沟娄”城与高句丽早期“南北二道”的形成——关于高句丽早期历史文化的若干问题之六》，《东北史地》2008年6期，第50—53页。

[131]王绵厚：《辽东“二江”与“二河”上游青铜文化与高句丽起源》，载《高句丽与濊貊研究》，哈尔滨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

[132]以上诸城多考见王绵厚：《高句丽古城研究》第五章，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

[133]武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第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页。

[134]《晋书》卷九十七《四夷传》“马韩”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 第2533页。

[135]《晋书》卷九十七《四夷传》“倭人”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 第2535—2536页。

[136]《晋书》卷九《帝纪九》“简文帝”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 221—223页。

[137]《宋书》卷九十九《夷蛮列传》“高句骊”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392页。

[138]《宋史》卷九十七《武夷列传》“百济”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393页。

[139]《南齐书》卷五十八《东南夷》“高丽国”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2年版 ，第1009—1012页。

[140]《梁书》卷五十四《诸夷》“高句骊”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版，第803—804页。

[141]《魏书》卷一百《列传八十八》“高句丽”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213—2215页。

[142]《魏书》卷一百《列传八十八》“高句丽”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216—2217页。

[143]《周书》卷四十九《异域上》“高丽”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1年版，第884—885页。

[144]《晋书》卷一百零九《载记九》，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821页。

[145]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古塔博物馆编：《朝阳北塔：考古发现与维修工程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

[146]详方启东：《集安东台子高句丽建筑遗址的性质和年代》，《东北考古与历史》1982年1期。

[147]刘永智：《幽州刺史墓考略》，《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第87页。

[148]李亨求：《汉城风纳洞百济王城之发现及其历史的认识》（据作者2001年亲赠打印稿）。

[149]《三国史记》卷二十三《百济本纪第一》“温祚王”条，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274页。

[150]《三国史记》卷二十四《百济本纪第二》“枕流王”条，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296页。

[151]东潮、田中俊明：《韩国的古代遗迹》，中央公论社1995年版，第120页。

[152]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奈良文化研究所编：《东北亚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0页。

[153]详林声、彭定安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辽宁卷）第四章第一节“骑射文化”，中华书局 2013年版，第2002页。

[154]详徐基：《关于鲜卑慕容部遗迹的初步考察》，载《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155]详田立坤、李智：《朝阳发现的三燕文化遗物及相关问题》，《文物》1994年11期。

[156]详杨泓：《中国古代马具的发展和对外影响》，《文物》1984年第9期。

[157]杨泓：《中国古代皮甲》，《中国文物报》2012年3月2日第5版。

第六章　隋唐五代（含渤海国）时期（8—10世纪）中国东北与东北亚的古代交通

隋唐两代是东北亚和我国中古时期历史疆域和交通地理进一步开拓发展时期。隋初结束了东晋以来250多年的分裂局面，恢复了南北交通因政权分立而阻隔的状况。至唐代统一全国以后，从唐太宗时开始，又在全国完善了“道、府、州、县”四级中央集权的行政建置。交通制度的完善，亦有逾于前代。此外，在盛唐200年间，与朝鲜半岛的新罗和日本诸地并列的中国东北，又有靺鞨族建立的“海东盛国”渤海国的水陆交通道，是这一时期东北亚古代交通上最新开拓的环日本海和渤海北岸的重要交通道，它开启了东北亚地区交通地理的新阶段。唐代交通制度和交通文化的臻于完善，是建立在8—10世纪盛唐文化处于当时世界文化格局高峰的历史背景下。如贾耽所说“殷周以降……声教所及，惟唐为大”。特别在东北亚地区的唐代中前期，高丽、百济、新罗乃至日本，其文化实际上均在盛唐文化的覆盖或影响之下。直至10世纪的朝鲜半岛的“王氏高丽”时代，在太祖王建的《训要十条》中，仍昭告“唯我东方，旧慕唐风”。这一真确的记载仅就交通文化看，主要是两《唐书》（《旧唐书》和《新唐书》）。

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唐诸道节度使下各设馆驿巡官四人；诸州都督、刺史亦各置分掌邮驿交通的官员。按唐制，腹里州县和边州所辖之地，“凡三十里有驿，驿有长。举天下四方之所达，为驿千六百三十九”[1]。在唐代广袤的蕃夷边州之地，亦“举兵以七寸金箭为契，百里一驿”[2]。唐代之交通驿制，在当时著名学者和政治家柳宗元的《馆驿使壁记》中有更明确记载：“凡万国之会，四夷之来，天下之道途，毕出于邦畿之内。……故馆驿之制，于千里之内尤重。”[3]

地处东北亚中心的今东北地区，为唐代属地处边州的“安东都护府”以及辽西“营州上都督府”所辖。安东都护府为唐代“安东”“安西”“安南”“安北”“北庭”“单于”等六大边镇都护府之首。其境内驿道的通达亦称边域之盛。所以唐代东北亚大区域范围的水陆交通道，则真正实现了跨海交通的发展。据唐代著名地理家贾耽《皇华四达记》中记载的《边州入四夷》之七道中，头两道首先涉及中国东北和东北亚地区：其一为“营州入安东道”，其二“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4]。这两道亦称“长岭营州道”和“鸭绿朝贡道”。

上述两条“边州入四夷”之道，为唐代东北陆路交通的主要干线。除此之外，隋唐两代由中原北出室韦、契丹和历次东征辽东时，军旅发幽蓟诸地，北出临渝关，越营州，东渡“辽泽”而至“辽东城”，进而直达鸭绿水以东的“平壤城”和朝鲜半岛及日本的数条干道，在东北亚古代交通史上亦素为史家瞩目。比如《新唐书·渤海传》中又称，“龙原，东南濒海日本道也。南海，新罗道也”。这是指当时渤海东京龙原府（今珲春八连城）东南去往日本和由渤海南京南海府（今北青）南去往新罗的两条东北亚古代交通。发生在这条古道上的逸闻轶事，不仅见于中国文献，而且在著名的朝鲜史籍《三国史记》中亦有生动记载。仅举与唐代新罗有关的《三国史记·列传六》“强首”条：“（新罗）斌王曰：‘强首文章自任，能以书翰致意于中国及丽、济两邦，故能结好成功。我先王请兵于唐，以平丽、济者，虽曰武功，亦由文章之助焉。则强首之功，岂可忽也！’……《新罗古记》曰：‘文章则强首，帝文、守真、良图、风训、骨番。’帝文以下事逸，不得立传。”[5]这段文字记述了新罗斌王（661—681）追述先王联合唐军征灭高丽、百济时强首的文功。而且其传文所引《新罗古记》，当为信史有据。据考证，强首也是671年新罗斌王《答唐行军总管薛仁贵书》的作者，在唐与高丽、新罗的关系史上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亦可称为东北亚古代交通史上，唐与高丽和新罗关系史中的著名人物之一。尤其在7世纪的中国盛唐与新罗交通史上，此诚为点碧成辉之篇，故追记数言如上。本章以下将隋唐东北亚的主要交通记述如次。

第一节　由幽州渔阳北出卢龙塞的边道

隋唐时期，由关中长安入中原，再北出塞外的故道，基本是继承了汉晋南北朝以来由中原北行的“出塞三道”。惟稍有不同者，是前代出塞北行，多至匈奴左部及鲜卑诸部，而至隋唐两代，东北出塞所达重要的为契丹、奚部和室韦诸地。隋唐由中原北出边塞的故道，见于《唐书》中记载的，主要从蓟州渔阳郡东北出塞的至奚、契丹和室韦“衙帐”之道。见于《新唐书·地理志》“蓟州渔阳郡”条：“渔阳……东北九十里有洪水守捉，又东北三十里有盐城守捉，又东北渡滦河有古卢龙镇，又有斗陉镇。自卢龙北经九荆岭，受米城、张洪隘度石岭，至奚王帐六百里；又东北行，傍土护真河五百里至奚、契丹衙帐；又北百里，至室韦帐。”[6]这是《新唐书》记载北出渔阳至契丹、室韦的草原陆路。

以上《新唐书》中记载的由蓟州渔阳郡北出边塞的交通道，为汉魏以降，多历世北行的故道。以隋唐两代的交通地理厘定，其基本走向：由今天津市蓟县即古“蓟州渔阳郡”，东北至滦河下游的古“卢龙镇”，然后陆路分途。

其一，为北行去往奚王衙帐：全程从卢龙镇至奚王帐约300公里。这条交通线以今日地理勘定，主要所经路线是由蓟县东北经石门、遵化，沿蓟运河北支出长城喜峰口。再北行沿滦河支流武流河，翻越七老图山，进入锡伯河，到达今赤峰宁城境的唐代奚王帐。其北行终点即上一章中《魏书》“失韦”条：“路出和龙（今朝阳）北千余里，入契丹国。”然后继续北行至“水”（难水）即今嫩江流域，到达大兴安岭西南的草原之道。其中在辽西营州西北进入“契丹国”的重要关隘，是前指“营州”（今朝阳）西北大青山关隘，在辑本《大元一统志》中称为“青峦岭”。而由营州东北出塞，则是由大凌河北出“大黑山”关隘（今北票市炮章沟山口，笔者曾亲自考察），而北行今敖汉、赤峰的又一草原之道。

其二，由古“卢龙镇”东北行，经河北滦河下游的汉魏古道。即由今滦河而进入瀑河河谷，东北经平泉，沿七老图山南麓北行，进入老哈河谷道。这条隋唐时由卢龙镇东北，“傍土护真河（老哈河）五百里至奚、契丹衙帐”的故道，正是前章汉魏晋时期，由卢龙塞，北行“平州”的故道。唐代所称之“和龙”以北之“土护真河”，又称“土河”即今老哈河。沿老哈河到达今赤峰市宁城县境的努鲁儿虎山西北麓，亦由大青山口出塞，即到达唐代的奚部和契丹衙帐所在。当时的“白狼水”（今大凌河）以北的奚部和契丹部，正是以努鲁儿虎山和大青山，与唐代“营州”（今朝阳）为分界。前章已记述的今朝阳西北大庙镇马迷水村约2.5公里、大青山主峰南麓的南北两座小型古城（纵横40—100米），应即由“营州”北出大青山关城。出大青山关城，即进入契丹界。城址中的唐代遗物和辽代遗物，见证了该关城的延续性。而西由宁城县境南去滦河下游的“卢龙镇”，亦与《新唐书》中记载的“傍土护真河五百里至奚、契丹衙帐”里距、方向相合。

按照《新唐书》的记载，唐时傍“土护真河”（老哈河）东北行的草原之道，所经五百里至“奚和契丹衙帐”，两地虽同处北边但亦应有地境之别。因为奚与契丹，在唐代虽然都在卢龙塞东北和白狼水塞外，但毕竟奚与契丹为两部，“衙帐”中心也不应在同地。证以《旧唐书·契丹传》记载：“贞观二十二年十一月庚子……以契丹部为松漠都督，以奚部置饶乐都督。”《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七又载：“贞观二十二年十一月……以契丹部为松漠都督府，拜窟哥为使，持节十州军事松漠都督。……以奚部置饶乐都督府，拜可度为使，执节六州诸军事饶乐都督。”

以上述引《旧唐书》和《册府元龟》相印证，唐贞观中之奚部和契丹部，确为归附唐朝的二部，并分别被册拜为“饶乐都督府”和“松漠都督府”。从本书上引的《新唐书·地理志》中，从卢龙镇“东北行，傍土护真河五百里至奚、契丹衙帐”的交通方向看，所谓“奚衙帐”，当指奚部所设之“饶乐都督”，而所谓“契丹衙帐”，当指以契丹部所设之“松漠都督”。而且就记载的顺序看，“奚衙帐”应在南，而“契丹衙帐”应稍在东北。但二者均可傍“土护真河”（今老哈河）东北行到达其“衙帐”。

以上述史籍中记载的交通地理方位推定，由滦河下游的“古卢龙镇”而东北行，傍土护真河五百里，应先至“奚衙帐”，即唐代于奚部所设的“饶乐都督府”。以里距推定，“奚衙帐”当在大青山以西，今老哈河中游的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境。宁城为辽代中京所在地，这与《辽史·地理志》所记中京大定府“奚长可度率众内附，为置饶乐都督府……故奚王衙帐地”[7]勘合。所以可以考定，唐时由“古卢龙塞”，傍土护真河东北行五百里所至的“奚王衙帐”，即“饶乐都督府”所在地，应在今辽西朝阳西北出大青山和努鲁儿虎山西部、建平以北及宁城县境的辽代中京大定府一带，适在老哈河与西拉木伦河交汇以南的奚族故地。

奚王衙帐的地域确定，为地处同一条交通道上并方向相同的唐代“契丹衙帐”提供了可以进一步考证的地理坐标。根据晋唐以来的文献记载，漠北之奚与契丹两部居地，一直为奚在西，契丹在东，并均在“白狼水”或“营州”（今朝阳）西北。《旧唐书·北狄》“契丹”条：“契丹，居潢水之南，黄龙之北，鲜卑之故地。……东与高丽邻，西与奚国接，南至营州，北至室韦。”[8]在同书“奚”条中亦记载，奚位于“京师（长安）东北四千余里。东接契丹，西至突厥，南拒白狼河，北至霫国。自营州西北饶乐水以至其国”[9] 。

据上述《旧唐书》中分别记载的唐代契丹与奚族的四至地理，可将契丹位置大体析定如下：所谓“潢水”，指今西拉木伦河。“黄龙之北”与“南至营州”方位含义相同，都是指契丹故地，在唐代位于西拉木伦河以南和今朝阳（古“黄龙城”“营州”）以北。如以东西方向排定，唐代契丹“西与奚国接”“东与高丽邻”，则其西界当在今宁城县境以东“黄龙”（今朝阳）之北。如以《新唐书·地理志》中“傍土护真河五百里至奚、契丹衙帐”的前后顺序看，笔者推定，唐时“契丹衙帐”应在奚族“衙帐”之东北。以今日地理区域划定，应在朝阳正北大青山北麓的内蒙古自治区赤峰敖汉旗和翁牛特旗东部。其自然地理位置，则应地处老哈河下游至西拉木伦河以南的唐代契丹居地，即巴林左旗辽代之“祖州”和“祖陵”南至“永州”南北为其故地。这里正在唐代“奚部”东北。沿古“土护真河”（老哈河）东北行，过宁城县境的“奚衙帐”后，正好继续沿老哈河谷道，东北到达“契丹衙帐”，即今赤峰市翁牛特旗和其北巴林左旗、巴林右旗的辽上京和祖州、祖陵一带，也是契丹始兴的“永州木叶山”（今翁旗海金山）所在。永州适为唐代营州以北的“契丹衙帐”区。

这条“傍土护真河”东北行的塞外交通，唐时过契丹衙帐后，“又北百里，至室韦帐”。从上述奚部和契丹的位置甄定，室韦帐显然应在洮儿河以北、大兴安岭以南地区。即唐代由西拉木伦河北行洮儿河以北的室韦故地。早在公元5世纪中叶的南北朝时期，室韦部已开辟了通往中原的朝贡交通道（见第五章）。当时活动于东北西部大兴安岭南麓的室韦及其先世乌洛侯等，多次遣使沿上述西部草原交通，向北魏都城洛阳和北齐都城“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朝贡。到了唐代，室韦通往中原之道，应即是汉、魏、晋以来鲜卑、乌洛侯朝贡中原之道。在这条古道上，从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到懿宗咸通年间的200余年间，仅见于记载的室韦朝唐既达20多次。唐中宗时北伐突厥，唐玄宗时东平渤海之叛乱，地居契丹衙帐以北的室韦部都曾出兵助唐。进一步证明了终唐之世，这条古老的东北偏西部沟通中原与塞北的“草原之道”，在历代的基础上继续发挥着南北交通动脉的作用，在唐代东北亚部族交通史上继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条由卢龙出塞，至唐代奚、契丹、室韦的“草原之道”，是汉魏晋、南北朝以来“卢龙塞道”的继续。只不过由于部族名称的变迁，其塞道所达，由鲜卑、乌洛侯、失韦而变成奚、契丹与室韦。其草原塞道所经，因已详见于汉魏晋的两章，而其基本行程和方位无大异，本节不予赘述。

第二节　隋唐两代东征辽东之陆路交通道考实

隋唐东征，是隋唐两代历史上具有全局影响的大事。史载，从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直到唐高宗总章元年（668）的70年中，大规模的东征高句丽先后计十余次。隋唐历次东征，从东北古代交通地理上看，主要分为水、陆两个方向。其水路军主要集船只于山东“东莱海口（今山东掖县）”，然后北经“三山浦”，过渤海海峡，至辽东半岛南端海渚，先抵“卑沙城”（今金州大黑山城）或旅顺老铁山等辽东半岛南端津要，而后沿黄海北岸趋鸭绿江口的汉魏晋之“安平口”即今鸭绿江口，进入朝鲜半岛北部，亦可陆行北进鸭绿江流域和长白山南北，进入咸境南、北道。如欲东过鸭绿江再去大同江口，则沿黄海西岸，舟行进至“安平口”“泊汋口”，然后至“列口”和“平壤城”。以上是为《新唐书》中记载的当时“登州海行入高丽、日本道”的水路前一段。

隋唐东征陆路，则从隋东都洛阳出发，东出潼关经幽州燕、蓟之地，傍海出“临渝关”，然后转北行辽西“营州”，再东渡“辽泽”而至“安东都护府”所在地“辽东城”。如《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记载，贞观十九年（645）九月首次亲征班师，“冬十月丙辰，入临渝关，皇太子自定州迎谒。戊午，次汉武台，刻石以记公德。十月辛未，幸幽州。”唐太宗走的此段，应即当年秦皇、汉武的东巡“碣石台”之道，而且其不忘先帝功德，于进入临渝关前先“次汉武台，刻石以记公德”。其间步秦皇、汉武之后，驰行数千里，从关中腹地通往东北边陲。其征程之远、征发人马数量之巨及交通之艰难，实属空前。如隋大业八年（612），隋炀帝第二次诏二十四军出辽东诸道讨高句丽。当时征发人数达113万，“号二百万，……旌旗亘千里，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10]。

隋代虽以倾国之师先后三次东出辽左，但终因国力不达和杨玄感等人的内部变乱，以无功而终。唐朝立国以后，吸取隋征辽东的历史教训，集军队储粮秣于水、陆两道，从唐太宗贞观年间开始，继续进行统一辽东的战争。据新、旧两《唐书》中记载，唐代东征的主要战役计有以下9次：

1.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亲统六军发洛阳。……夏四月癸卯，誓师于幽州城南。……五月丁丑，车驾渡辽。甲申，上亲率铁骑与李世勣会围辽东城”[11]。

以后在两《唐书》记载的主要东征战事有：

2.贞观二十一年（647），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李勣出“新城道”；牛进达出“青丘道”，二路并行进攻辽东高丽。

3.贞观二十二年（648），青丘道行军总管薛万彻，以楼船战舰由海路征高丽，兵“次鸭绿水，以奇兵袭大行城”。

4.永徽六年（655），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出“营州”，取北路攻辽东，破高丽于“贵端水”（今浑河）。

5.显庆三年（658），程名振与薛仁贵渡辽河出兵辽东。程名振与高丽战于“赤峰镇”；薛仁贵与高丽大将温沙门会战于“横山”“石城”。

6.显庆五年（660）,左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和苏定方等分道征辽东，攻下高丽之“新城”“南苏”等名城。

7.龙朔元年（661），唐高宗遣兵，分“扶余、浑弥、辽东、平壤、镂方、沃沮”等六道东征高丽。

8.乾封元年至乾封二年（666—667），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大总管兵以伐高丽”。又有薛仁贵、契芯何力等分道集军东征。

9.总章元年（668），李勣、薛仁贵等统诸路军，终于攻下平壤城，执高丽王高藏，高丽遂平，以其地置为“安东都护府”。

上述隋唐时的历次东征，除水路舟师以外，陆路之师，均由“幽”“平”二州，东北出“渝关”傍海道，然后北指“营州”（今朝阳）而东趋“辽东城”（今辽阳）。其中辽西“营州”以南的“临渝”“平州”之傍海陆路，汉晋以来历世通行，已详见于以上各章，古今经行路线无大异，不详述。唯由唐代“营州”至“安东”的陆路交通，唐代以后有所新拓。唐代著名地理学家贾耽在《皇华四达记》中记载有当时“边州入四夷七道”。其中第一条道即为“营州入安东道”[12]，这是横贯辽东腹地的陆路干道。考于《隋书》和新、旧两《唐书》及《资治通鉴》等，以隋唐时历次东征的军事交通地理考察，隋唐时由辽西“营州”，渡“辽泽”，东行“辽东城”一线，可分为南、北、中三道。最先明确提出这一问题的，是已故著名东北史专家金毓黻先生。他在《东北通史》中说，唐征高丽“其陆路之师，盖分三路：其一为北路，由李勣统之，自通定镇济辽水，通定镇者，盖即今新民县境之辽滨塔……其一为中路，太宗自统之，由怀远镇逾辽泽，以度辽水，经马首山，造辽东城下……其一为南路，由张俭统一，自今海城牛庄，渡辽水之下游，以至趋建安城”[13]。金先生对唐代东征之南、北、中三道的地理考证，多为研究者引据。但对三道中的诸交通城站及其经行走向，古今殊无定论，而又多存悬疑。本章以下诸节在1990年著《东北古代交通》的基础上，再试分别重新考定之。

一、营州至安东之南道—燕郡、汝罗、辽队道

隋唐时由辽西“营州至安东”之南道，史籍记载语焉不详。参证隋、唐二史和有关碑志等材料，可知这条南道是由营州东南陆行，经大凌河下游的“燕郡”“汝罗城”，绕行“辽泽”之南，再经古“辽队县”，去往“安东都护府”（今辽阳）的古道。以其交通路线经行地名为序，可称为“燕郡、汝罗、辽队”道。

传世的“唐左监门大将军樊兴碑”记载：“公讳兴，字积庆，安陆人也。……（贞观）十九年，銮舆东指，袭行辽隧。”[14]其碑文所指应即渡“辽泽”而至辽东郡“辽队县”的汉魏古之“南道”。在汉魏时为由“交黎”过辽泽，趋向“辽队”和“安市”“平郭”古道。其中过“辽泽”所经的汉代“辽队”是“南道”重要坐标。

又《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记：“营州都督张俭，将胡兵为前锋，进渡辽水，趋建安城。”其建安城，正是汉“平郭”（今盖州）之北今青石关山城。

唐贞元年间，著名地理学家贾耽在《道里记》中，也明确记载这条唐代由辽西“营州”渡辽水东行“安东都护府”的南道：

唐营州至安东陆路三道示意图

“营州东百八十里至燕郡城。又经汝罗守捉，渡辽水至安东都护府五百里。府，故汉襄平城也。” [15]

上述史籍中所指的由“营州”东经“燕郡”“汝罗”，至“安东都护府”（汉襄平），南至“辽队”“建安”故城的陆路交通，是为唐代东征时的“南道”。确定这条陆路道为营州至安东之南道的重要的交通地理坐标，是这条交通线上的如下交通要镇即“燕郡”、“汝罗”和“辽队”“建安”诸城的地理位置。此分记如下。

（一）燕郡城

燕郡在宋《太平寰宇记》中，记载在唐代“燕州辽西郡”以南。《太平寰宇记》“燕州”条：“（燕州）今理辽西县，……乃燕郡之北，炀帝大业八年（612），为置辽西郡，并辽西、怀远、泸河三县以统之。”[16]

此条之唐代“燕州辽西县”，至辽代继续设为“辽西州”。据宋曾公亮《武经总要》记载，辽代辽西州应在“显州西五十里”“宜州南六十里” [17]。经考古调查，辽代“显州”在今北镇庙前古城；“宜州”为今辽西义县城。以如上二州为基本坐标，可审定隋、唐之“燕州”（辽西县）即辽代之“辽西州”,应置于今大凌河下游东岸义县以南、北镇以西的王民屯一带。近代于王民屯曾出土一方金代的“辽西镇”石碑，进一步确证了隋唐之“燕州辽西郡（县）”，应即辽代“辽西州”和金代“辽西镇”，同应在今义县东南大凌河下游的王民屯之地。其地理坐标为东经121°20′、北纬41°25′。其前身应是前燕时慕容廆创立的大凌河下游的“燕郡”。

唐代“燕州辽西郡”确定在今义县王民屯一带以后，以《太平寰宇记》所载（唐）辽西郡“乃燕郡之北”的方位看，唐代辽西交通重镇“燕郡”城，其相对位置应在王民屯稍南。参据唐贾耽《道里记》说，“营州（今朝阳）东百八十里至燕郡城”,则可将唐代“燕郡”置于今义县南大凌河下游七里河镇一带。考今义县七里河镇东北“开州城”村，有辽代“海北州开义县”古城遗址，七里河一带又多次有汉至隋唐文物出土。其开州城西北距朝阳为80多公里，折合《唐书》中记载“营州东百八十里至燕郡”，于方位和道里亦基本相合。另外，辽代“海北州”之地，古今素为大凌河下游交通孔道。唐末五代时，晋少帝重贵为契丹北掳，即曾由“锦州”，经“海北州”，由南道东渡大凌河与辽河，过“十三山”后、东至“海州” [18]（今辽宁海城）。所以综合考察，初定唐代由“营州”东行南道首镇之“燕郡城”，置于义县七里河镇的辽代“海北州”，即今义县“开州城”村故城。这适与隋唐、五代和其后辽金时期的三道交通地理方向吻合。

（二）汝罗城

汝罗地名在史籍中始见于北魏以前。唐代设为“汝罗守捉城”，亦为辽西交通和军事镇城之一。前以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渝水（大凌河下游）又东南，迳一故城东，俗曰女（汝）罗城。”[19]

郦注说明至少在北魏时期，今辽西大凌河下游西岸已有“女（汝）罗”城。其后在唐贾耽《郡国县道记》中亦有明确记载：“炀帝（大业）八年为置辽西郡，以突地稽为太守，理营州东二百里汝罗城。”[20]可知唐之汝罗城是继承魏晋而设的“守捉”城。

贾耽《郡国县道记》的著录，以当世人记当代史事，具有较重要的史料价值。他既明确记载汝罗城在“营州东二百里”，如与前条“营州东百八十里至燕郡”比较，汝罗故城更应在“燕郡”以东约二十唐里的大凌河西岸。这一方位与里距，可把唐代辽西之“汝罗故城”推定在今辽宁义县南开州城村以东大凌河西岸的老君堡一带。义县老君堡一带，早在战国时即有人聚居。《东北通史》曾记此地文曰：“观老君堡大凌河岸，早年出土有数座战国初至汉代的‘明刀’钱和‘安阳币’。足证这一带早在燕秦时，也有人聚邑……”[21]这条由辽西东渡大凌河，进入辽河下游的“辽泽”，再通向辽东的陆路孔道，在隋唐两代即称为营州之东的“燕郡—汝罗道”。而“汝罗城”可置于大凌河下游义县老君堡。

上述这条经由“营州—燕郡—汝罗”，东渡大凌河下游和“辽泽”，往趋辽东城的故道，从历史上看，应是前章记述的汉魏时由辽西“柳城—昌黎—辽队”至辽东“襄平”的古道。这条古道中渡大凌河下游，绕辽泽之南，先抵“辽队”城，而后再东北趋“襄平”，正是当年魏司马懿、毌丘俭兵发辽东的“南道”。因为此道需绕道辽泽之南曲行至襄平，故从营州（今朝阳）东至辽阳全程约七百里。宋曾公亮在其军事地理著作《武经总要》中记载：“按《皇华四达记》，营州东百八十里，凡九递至燕郡城。自燕郡东经汝罗守捉，渡辽州（河）十七驿，至安东都护府五百里。今以契丹地图校，至东京五百二十里。”[22]

盖州青石岭山城（建安城）山上石墙

从《武经总要》引据的唐代著名地理学家贾耽《皇华四达记》来看，这条“南道”应是隋唐至宋辽时的东北南部干线之一。审定从“燕郡”东至“安东都护府”共十七驿，凡“五百二十里”的里距看，唐代每驿距约合三十余里，恰与《旧唐书·百官志》记载驿传“凡三十里有驿，驿有长”的著录相合。证明了当时这条辽东陆路之“南道”，实为唐代东北地区南部“营州”至“安东”境内的标准驿道。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宋人曾公亮以“契丹地图校”“燕郡至东京五百二十里”，加上贾耽所记由“营州东百八十里至燕郡”的里程，从“营州”东至“安东”合计恰为七百里。这与后代《明一统志》及清初《朝鲜八道记》中记载的由今朝阳（古营州）经义县、广宁、南盘山、高平、沙岭、牛庄，然后东北至辽阳七百里的干道，古今道里恰好勘合。它进一步证明，这条自汉魏隋唐以来的辽东“南道”，尽管古往今来历代建置多变，但在交通地理上并无大的变异。它保持着历久千年不衰的相对稳定性，由此形成了这条东西横向的陆路干线，使其在古代东北南部交通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这种地位延至明、清两代。

（三）辽队县与建安城

这两处交通故城，均是唐代继承了汉晋时代的东征名城旧称。前者“辽队”，在辽河下游今海城西下夹河卢屯古城，地处“辽泽”之险；后者“建安城”在今盖州境北。

二、营州至安东之中道—怀远、襄平道

唐代营州至安东的中道，即发自“营州”，经“怀远镇（县）”，东至“襄平”的干线。这条陆路史籍中屡有记载，如《通鉴》所记：

隋大业八年（612）三月“癸巳，上（炀帝）始御师，进至辽水。众军总会，临水为大陈，高丽兵阻水拒守，隋兵不得济……帝命工部尚书宇文恺造浮桥三道于辽水西岸，既成，引桥趣东岸……二日而成，诸军相次继进，大战于东岸，高丽兵大败，死者万计，诸军乘胜进围辽东城，即汉之襄平城也”[23]。

大业十年（614），“秋，七月，癸丑，车驾次怀远镇。时天下已乱，所征兵多失期不至。高丽亦困弊”[24]。

隋朝时三出辽东，均以无功而还。至唐时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首次亲征辽东，亦曾取此道：（贞观）十九年三月，“李世勣进至辽东城下。庚午，车驾至辽泽，泥淖二百余里，人马不可通，将作大匠阎立德布土作桥，军不留行。壬申，渡（辽）泽东。……丁丑，车驾渡辽水，撤桥，以坚士卒之心，军于马首山……上自将数百骑至辽东城下，见士卒负土填堑”[25]。

同年九月，太宗由辽东“安市城”班师途中，“乙酉，至辽东（城）。丙戌，渡辽水。辽泽泥潦，车马不通，命长孙无忌将万人，剪草填道，水深处以车为梁，上自系薪于马鞘以助役。冬，十月，丙申朔，上至蒲沟驻马，督填道诸军渡渤错水”[26]。

上述隋炀帝和唐太宗两次亲征辽东，取由的这条发自“营州”，经“怀远镇”、渡“辽泽”，而军于马首山，最后抵达“辽东城”下的干道，应即隋唐时由“营州至安东”（辽东城）的陆路中道。此道中古今著名的经行地，除“营州”（今朝阳）和“辽东城”（今辽阳）以外，尚有“怀远镇”“辽泽”和“马首山”等。以下按交通顺序试依次考述。

（一）怀远镇

该镇始设于隋代，初为怀远县，应设汉魏旧城上。《太平寰宇记》引《北蕃风俗记》云：“炀帝大业八年（612），为置辽西郡，并辽西、怀远、泸河三县。”[27]大业八年隋炀帝所置辽西郡“怀远县”，即后来东征交通地理中的“怀远镇”之地。因其地有兵家之重，所以唐代于怀远旧镇又置有“怀远守捉城”[28]。

从隋、唐两代东征所记录的交通地理看，“怀远”应在“通定镇”西南，“汝罗城”稍东北的中道上。《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载，唐贞观十九年（645），“李世勣军发柳城，多张形势，若出怀远镇者，而潜师北趋甬道，出高丽不意。夏四月，戊戌朔，世勣自通定镇济辽水，至玄菟。高丽大骇，城邑皆闭门自守。壬寅，辽东道副大总管江夏王道宗将兵数千至新城”[29]。

从《通鉴》著文看，贞观十九年“李世勣军发辽西柳城（营州治），多张声势，若出怀远镇”为虚；而“潜师北趋甬道……自通定镇济辽水”为实。证明该战役中的怀远镇必在北趋甬道的通定镇之西南。以往史家或多定唐“怀远镇”在今辽宁省辽中县辽河西岸辽中境，但多未能提出确证[30]。笔者认为唐代“怀远”应置于今黑山县境西南之“蛇山子古城”。此地为见于前章的自汉魏以来的辽西重镇。

因为根据对隋、唐两代多次相继东征的交通地理分析，本书以为定怀远镇在辽河以西的辽中县境殆失之偏东。因为以隋、唐两代史籍中看，怀远与辽西、泸河二镇，俱设于大凌河流域及其毗邻地区。如大业七年（611），隋炀帝曾为东征下诏令：“其所役夫匠，至柳城以西者，复（免役）四年，至泸河、怀远以西者复五年。”[31]

隋唐时“柳城”即在今辽西朝阳市。“泸河”当以平泸水得名，故地应在小凌河（平泸水）下游今辽西锦州北一带。而与“泸河”相邻、排列在泸河稍东，同时可“复五年”工役的“怀远”之地者，也必应在近邻小凌河下游和大凌河下游以东，而不可能东至辽河西岸的今辽中县境。从当时准备东征的军事地理上看，当年隋炀帝及其谋臣，亦绝不会不顾基本军事常识，把东征的“屯粮之所”怀远镇设置在紧靠辽河西岸、距离高句丽的“武厉逻”城近在咫尺的今辽中或新民市境。因此本书综合审定，隋唐东征之“辽西、泸河、怀远”相邻三县（三镇），都应设在靠近“营州”而远离辽东城的辽西为宜。故三县之地，都应分布在辽西大、小凌河流域及以东。如以三地均作为东征的屯兵储粮之所，又同在一条相邻的交通线上排定：“泸河”应在今锦州一带；“辽西”应在大凌河下游义县之南；“怀远”应在凌海市稍东北的今北镇以东的黑山县西南蛇山子一带[32]。这样排定方与汉唐以来由辽西“柳城”出发，东渡大、小凌河，经“无虑”（北镇南）、渡“辽泽”东至“襄平”的古道交通相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在黑山县西南蛇山子，再次复查，早在20世纪40年代已经发现的重要城址，有汉唐至辽金遗物丰富。2010年，在赴黑山县等地检查验收“三普”文物资料后，笔者更加勘信“蛇山子”古城应是继汉代以后的“无虑县”，亦即后来唐代的辽西交通重镇中道之“怀远镇”。

（二）辽泽

隋唐东征时的“怀远”中道，需要横渡辽泽达于辽东，史有确载。新、旧两《唐书》和《资治通鉴》屡次记载隋、唐两代东征，都曾跋涉于“泥淖二百余里”的辽泽之险。关于“辽泽”的地理位置，古今论者颇多，但亦多不能确指其地。其原因是，“辽泽”并不专指一具体地名方位，而应泛指渡大凌河东行，过北镇医巫闾山南北分水岭以后，由今北镇市闾阳以东，进入西沙河、绕阳河直至辽河右岸诸支流汇成的约100公里低洼泽沼之地。从《资治通鉴》中记载渡“泽东”而过“辽水”的方位看，准确地理意义上的古代“辽泽”，应指由辽河以西至西沙河下游约二百里泥淖之地。这一地区自古以来为辽河、绕阳河下游的沮洳泥淖之地，故称为“辽泽”，古今谓为险途。前章东晋咸和八年（333，前燕慕容皝欲东攻割据辽东的慕容仁，两军曾会于“险渎”。险渎者，为汉代辽东旧县，故址已知在今辽河西台安县孙城子古城。2010年6月，笔者偕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专家验收组，亲赴该城实地又一次考察，仍可见其地高出河岸数米的城垣台地及散布的汉陶片，城址明确。今台安县境，古时正在“辽泽”东境，数有辽水之患。“险渎”正是以古“辽泽”之险得名。故知由大凌河东渡辽泽，古来已有军旅通行。但因困于盛夏之际辽水下游以西“辽泽泥潦”“人马不可通”，军旅多选择春、秋少雨之际或冬季通行。即使如此，交通亦备受其难。古往今来，涉渡辽泽打通辽西陆路，成为东北古代道路交通史上的专门之篇。隋唐东征陆路之师，横渡“辽泽”，越“中道”天险，更采取了辽东交通地理上有史以来第一次采用的两项措施：一是“布土为桥”和“剪草填道”；二是建造浮桥以车梁渡辽泽之上，以越天险。

其一，如前引《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贞观十九年，“车驾至辽泽……将作大匠阎立德布土作桥，军不留行。壬申，渡（辽）泽东”。同书卷一百八十二：“辽东久不拔，（炀）帝遣造布囊百余万口，满贮土，欲积为鱼梁大道。”

其二，如《通鉴》卷一百九十八：贞观十九年十月唐太宗回师渡辽泽“车马不通，命长孙无忌将万人，剪草填道，水深处，以车为梁”。

上述隋、唐两代东征中，进军途中多为夏历四月初。时辽泽之地，表土解冻，气候干燥，而下部冻土尚未化通，有一定承载能力，故可采取“布土为桥”。作法当在软泥上以布袋装土，逐次摆放，以形成如隋炀带渡辽泽时的“鱼梁大道”。在这样的道路上行走，所以要求“军不留行”，是防止由于人、马的通行震动，使新的“布土为桥”因失去承载能力而下沉。这是唐军出师途中大队人马迅速渡辽泽的成功尝试。

至唐军回师途中，再路经“辽泽”时，适逢农历冬深十月，这时的辽泽之地应已有薄冰履道。但下部并未封冻仍泥淖松软，故采取了“剪草填道”和“以车为梁”的办法。广阔的辽泽之地，秋冬有丛生的苇茅长成，割草填道，可就地取材既方便又适用。而“以车为梁”，是解决较深水段的应急措施，它与架浮桥有异曲同工之效。隋唐东征时古代渡辽泽的这些办法，时至今日，在紧急处理陆路交通沼泽地段的松软路基时，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措施，是中古时期东北亚陆路交通史值得记述之篇。

其三，所谓隋炀帝第一次东征，“阻于辽水，命工部尚书宇文恺于辽水西岸造浮桥三座”，仍是抢渡水深浪急之辽河的良策。由于辽水为辽泽中的干流，河宽水深，无法“布土为桥”和“以车为梁”。故隋军采取架浮桥，由西岸引渡东岸的办法。这种方法是古代交通技术上的又一创造，至少在东北亚古代交通史上尚属第一次出现，对古今交通设施的建设都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以浮桥跨渡辽河这条天然防线后，“马首山”（今首山）和“襄平城”（今辽阳）就在隋唐将士的控弦之下了。

（三）“唐寨馆”与马首山

隋唐东征时，由“中道”过辽泽渡后，过今黑山县“怀远镇”首抵太子河流域的“唐寨馆”，在宋曾公亮《武经总要》中记为辽阳西六十里的“唐叶（葉）馆”，应为以隋唐东征驻寨得名的“唐寨馆”之误。经1982年实地调查，应在今辽阳西南“唐马寨”。由唐马寨东北行25公里之“马首山”，即今辽宁省辽阳和鞍山之间的首山。从交通地理看，渡辽河以东唐马寨，抢占首山，是攻取辽阳即古“襄平”城的战略要领。从战国时秦将李信追燕太子丹，到汉末司马懿攻辽东公孙氏，历次征辽东，欲下“襄平城”无不如此。而由辽河东趋首山（马首山）之道，古今有必经之路。这条路走向为：先经辽水西今台安县东南“险渎”，次渡辽水东，再经今辽阳西南约30公里的太子河东岸唐马寨一带。该地据笔者20世纪80年代实地考察，至今仍有辽金古城，应是在“唐寨”上建的辽代“衍州”故地[33]。“衍州”得名于古“衍水”即今太子河。过唐马寨然后渡太子河（古梁水）可直达辽阳。自此，隋唐时东征的“中道”即“怀远—辽泽—马首山”之道的东西经行路线，已逐一指证、昭然若揭。这是从汉唐以来，由辽西通往辽东的陆路交通干线之一。

三、营州至安东之北道—通定、玄菟（新城）道

位于隋、唐两代由营州东行安东都护府的“南道”和“中道”以北的“北道”，史称为“通定—玄菟道”。因此道东渡辽河后，可直达“新城”，故又可称为“通定—新城道”。宋《册府元龟》记载，唐贞观十九年“四月戊戌朔，李勣师自通定济辽水，至玄菟。……壬寅，江夏王道宗率众数千至新城”[34]。

这条由通定镇渡辽水，直趋玄菟、新城的陆路交通，从史籍中看，应开辟于长城戍边道而继承于隋代。据《北史》和《隋书》记载，大业七年，“于辽水西，拔贼（高丽）武厉逻，置辽东郡及通定镇而还”[35]。《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元胡三省注：“通定镇在辽水西，隋大业八年伐辽所置。”《北史》和《隋书》中的“通定镇”，即后来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北趋甬道……自通定济辽水，至玄菟”交通路线，而“通定”是关键。

从上述史书中记载的方位看，“北趋甬道”上的通定镇，应位于辽水（今大辽河）西岸。是隋唐之际，由辽西“营州”（今朝阳）通往古“玄菟”的重要交通枢纽。古今据此，如《东北通史》[36]和《奉天通志》《满洲历史地理》等多推定通定镇在今辽河西岸辽宁省新民辽滨塔古城[37]。但从现代考古发现和自然地理诸条件审定，旧说定新民辽滨塔为隋唐时“通定镇”，主要因为辽滨塔者，系辽代“辽州辽滨县”治所。但从多次实地调查考古遗迹看，该城址上限始于辽，并仅存辽金古城址而非隋唐以前古城。另外辽滨古城，紧靠辽河西岸，地势平沃，这里纵有交通之便，但无山险之利。而隋唐时的“通定镇”，本建于高句丽“武厉逻”旧址上。按一般规律，作为辽河西岸屯兵戍守的高句丽“武厉逻”城，一般都建于据山险或高地上。这一点与“通定镇”应当具备的地理条件相差较远。近年有的研究者考“通定镇”在今新民巨流河。其失误在于混淆了隋唐“北趋甬道”和清代“大御道”的区别。审定隋唐二史中，辽东“北道”上的通定镇，似应有如下地理条件：一应是交通要冲，东临辽水又为师旅进出便途；二应是辽河西岸的高阜之地，有屯兵戍守的地利之险。以此寻证“通定镇”的地理位置，本节认为应置于辽河西岸、今新民市境公主屯后山附近以东的“乌尔汉”遗址。理由如下：

其一，新民“乌尔汉”正在地处紧靠辽河西岸的古今交通孔道上。20世纪80年代到2013年3月，笔者偕李健才和沈阳市考古所李晓钟先生等，先后多次赴法库、新民考察叶茂台、辽滨塔等和辽河西岸新民市东蛇山子乡乌尔汉遗址。该遗址地处紧靠辽河西岸乌尔汉村西南的高丘台地上，为现今101国道旁的一处临河重要聚落址。据李晓钟先生介绍，在“二普”中，该处即有晋、唐及早期遗物发现，并出有高句丽时代陶瓦，应为重要古城遗址或渡口驿城。考其为“通定镇”遗址，于交通地理和考古遗存均可据。

其二，从自然地理上观察，乌尔汉遗址正好位于紧靠辽河（一称巨流河）西岸的平原高处，地理坐标为北纬42°5′、东经122°5′左右。东距辽河干流不到10米，控制着辽河要冲的三角地带，有得天独厚的交通地理和军事地理的优越条件。由这里渡辽河，去往今沈阳、抚顺一线的古“玄菟”和“新城”，比其南的辽滨塔更有便捷之径。而且这一段巨流河，是新民境内最险窄的段落。今101国道，即明清以前的辽河渡口古道。所以古今此地为兵旅必由之地。不仅古代兵家多由“通定镇”渡辽水，就是近代的郭松龄反奉之战，郭、奉两军也曾会战于新民高台山一带。现经过乌尔汉的101国道，正是沈阳西通向古“营州”（朝阳）的北路干道。2013年春，笔者又与张福有再次实地调查，可确认今新民“乌尔汉”遗址应为“通定镇”。其文物史迹和古道方位历历可证[38]。

从乌尔汉遗址俯瞰辽河（左上为现代建筑）

其三，据《盛京通志》记载，通定镇“在广宁县东一百八十里”[39]。明清广宁城，即今辽宁省北镇县城。清人记载通定镇方位竟如此翔实，不知其所据如何。但从今天的实地方位看，今新民乌尔汉遗址（城址）正在北镇东北约200里，这与《盛京通志》中的“东百八十里”基本相合。如以旧说“辽滨塔”为通定镇，与北镇相距约250里，与史志中记载相差更远。因定新民市西北辽河西岸的新民市东蛇山子乡乌尔汉遗址为隋唐之“通定镇”，正与古今辽东交通地理和古迹遗存相合[40]。其后至辽金时，在此处交通要津西南10多公里处重建辽州“辽滨县”[41]，亦符合古今地理条件。

至于“北道”上过辽河东的“玄菟”和“新城”，前者为东汉、三国以后玄菟郡的第三迁旧址。至高句丽据有辽东以后，废郡制而称为“玄菟城”。故址详情见于本书第四章，确知应在今沈阳东陵区上伯官屯古城。而与玄菟旧城隔浑河相望的“新城”，以对应于玄菟旧城得名，考古发现和历史记载中，均确知为今抚顺市北高尔山山城。两城之间隔“小辽水”（唐又称“贵端水”）相望数十里，为唇齿相依拱卫之城。玄菟郡城始建于汉末，而新城则应始建于东晋以后，高句丽据有辽河左岸之后。两城在辽东交通和军事地理上，均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故《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东夷》“高丽”条记载：“新城为高丽西境镇城，最为要害。”隋唐历次东征，由“新城”或“新城道”（浑河谷道）以进，计有五六次。自晋唐以来，由辽东“新城道”以进，东行沿苏子河可抵“木底”“苍岩”，去往高句丽古都“丸都”；东北可行“南苏”“扶余”诸城；东北行经渤海“长岭府”，可至渤海国国都“渤海王城”；东南沿浑河经“盖牟”城，可到达辽东城（今辽阳）。可见，辽东之“新城”实为晋唐时期东北南部的交通枢纽和军事重镇。

该道在前章两晋南北朝时代的“三燕”与高句丽争据辽东的交通地理中已经详述过。上述隋唐东征时的辽东陆路三道，基本上沿袭了汉魏晋时期古道。只是在“中道”和“北道”的交通地名上，隋唐时明确增加了“怀远”“汝罗”“通定”等新地名。这是隋唐收复辽东过程中对辽东陆路交通地理和建置的重新调整。这也为其后辽代的东京至中京的交通地理打下了基础。

第三节　以唐代“安东都护府”为中心的辽东诸交通道

隋唐时期，以古襄平为治所的“安东都护府”，是唐总章年间以后于“辽东列为州县”的政治中心。尽管都护府治一度迁置顺北“新城”，但史籍中直至贞元时贾耽著《道里记》，仍称“汉襄平”为唐安东都护府。故以今辽阳为中心的古襄平，隋唐之际一直是东北南部的交通枢纽重镇。

当时以“安东都护府”为中心的东北南部（主要是辽东）的陆路交通道，除由“营州”东行“安东”的陆路三道（见上节）和由“营州”至“渤海王城”的朝贡道外（详见下节），在辽东及其周边境内，尚主要有三条，即由今辽阳南行安市、建安道，东行乌骨、泊汋道，东北行新城、木底、丸都道。以下逐节分记。

一、南行安市、建安、卑沙城道

隋唐时由辽东“安东都护府”南行安市、建安城的交通道，是继前汉魏以来，由辽东郡治“襄平”南行“新昌”“安市”“平郭”的故道。该道上的唐代著名交通城镇安市城和建安城，亦分别设于汉代安市县境和平郭县境。

（一）建安城

这段陆路在唐贾耽《道里记》中记云 ：“自安东都护府（襄平）……西至建安城三百里，故平郭县也。”[42]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胡三省注亦记云：“自辽东城（今辽阳）西南行三百里至建安城，汉平郭县也。”[43]

唐《道里记》和《资治通鉴》注文中的“安东都护”和“辽东城”俱指今辽阳，唐总章年间以后，改置为辽城州。以辽东城为坐标，从《道里记》记载，辽东城（安东都护府）西南三百里至“建安城”。以古今里距推断，“建安城”应在今辽东半岛南部盖州境内。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今辽宁省盖州市7.5公里的青石关堡已发现一座高句丽山城。经笔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阎万章先生等多次实地考古调查，山城位于盖县东北高丽城村。城址随山起伏，周约5公里。环城辟有东、西二门，门址面对南北通道，为一重要的高句丽时期山城。这处盖州青石关高句丽山城，从里距上看与《道里记》中著录的唐“安东都护府”至“建安城”的方位相合。以今日里程核算，辽阳南去盖州青石关约125公里，如折以唐代里距，恰为“三百里”之数，可见，唐贾耽《道里记》所记准确。也证明今盖州东北青石关山城确为唐代之“建安城”无疑。

在由辽阳南行的汉唐古交通道上，和建安城南北相邻，又各有“安市”和“平郭”二城，亦为辽东南部的交通和军事要镇。

（二）安市城

唐代安市位于汉魏时辽东郡安市县故地。东晋后高句丽扩据辽东以后，在汉代安市故县境重置“安市城”。唯高句丽之辽东安市城，只是沿用汉代辽东郡安市县的地名，二者并非同治一地。后人因不辨于此，多将二者混同。从唐代辽东南部的交通地理看，安市城应在辽东城（今辽阳）和建安城（盖州北）之间的今海城和营口境。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记，贞观十九年夏六月，唐太宗攻辽东，“丁未，车驾发辽东城，丙辰，至安市城”。这条记载的是征辽唐军，先下辽东城后，由辽东城南下的路线。故同书记秋八月，当唐太宗围攻安市城时，李世勣献策说：“建安在南，安市在北，吾军粮皆在辽东。”[44]

从唐代安市城位于辽东城和建安城之间的交通孔道上推断，并以辽东城和建安城的位置考定，旧有考唐代安市城应即今辽宁省海城东南7.5公里的英城子屯高句丽山城。该城建于海城南英城子（营城子）东山上，城墙沿山脊用土筑城，周围约4公里，环城四门，其地理坐标为北纬40°48′、东经122°50′。山城北距辽阳（辽东城）、南距盖州青石堡（建安城）各60多公里，适在辽东城与建安城中间的交通孔道上，与史籍中记载的唐代辽东、安市、建安的位置较勘合，故以往史志已定为隋唐时的辽东城以南的重镇安市城[45]。

近年营口市崔德文先生等调查高句丽山城，提出大石桥市东北海龙川山城为“安市城”。二城与汉代“安市县”（海城析木城境）相邻，一南一北。后者海龙川经实地调查，山城外东南角现仍保存《唐书》记载为攻城所堆人工“土山”遗存，其遗迹明显，更符合唐代东征之“安市城”的诸项地理条件。

（三）卑沙城

隋唐时由辽东城南行安市、建安的陆路，至辽东半岛近海处有卑沙城，又称“毕奢城”。该城位置应在辽东半岛最南端海陆要津。

《资治通鉴》记载隋、唐两代水师征辽，均先登陆抵卑沙城。其一为隋大业十年，“七月癸丑，（炀帝）车驾次怀远镇。……来护儿（水军）至毕奢城”[46]。其二为唐贞观十九年四月癸亥，“张亮帅舟师自东莱渡海，袭卑沙城”[47]。

《册府元龟》帝王部亦载，贞观十九年“五月乙己，张亮与将程名振拔卑沙城。……是日，李勣进军于辽东城下”[48]。

前述及隋唐征辽，均分遣水、陆二军。隋军来护儿与唐军张亮水师所至“毕奢城”与“卑沙城”系同地。唐贞观十九年（645），水军由张亮率舟师，由登莱渡海至辽东半岛南端登陆，取海渚要镇卑沙城，然后北趋建安、辽东城。陆路则由李勣统领，“车驾渡辽……甲士六万营于马首山”。攻下辽东城后，又南攻安市、建安，以形成水、陆南北呼应之势。由此可知，张亮水师首先登临的卑沙城，应在今辽东半岛南部的海路要津。据当代考古发现，作者曾会同大连市刘俊勇先生等于1999年春实地调查，该城控扼辽东半岛金州湾水、陆交通冲要，地在辽宁省金州东7.5公里的大黑山上，为著名的高句丽古山城。“山城城墙沿山脊用石块砌成，蜿蜒起伏，周围约10里。负山面海，扼水陆要冲。”[49]从金州大黑山城的地理位置审定，明代人已推定为即隋唐时的卑沙城（或书为沙卑城）。

如明《辽东志》“古迹”条：“大黑山城，金州城东十五里。山顶有古城，在凤凰山之左，方约二里。内有二井，四面悬绝，惟南一门可上，不知何代垒砌。唐张亮帅舟师渡海攻沙卑城，获男妇人千口，意即此。”[50]明人当时已认定，大黑山城即为沙卑城。

上述这条由辽东城南行安市、建安、卑沙城的隋唐南征路线，应是继承汉魏以来辽东南部的旧道。即第四章中所记由汉代之襄平城（辽东郡），南行“新昌”“安市”“平郭”、“沓氏”的陆路交通。只是由于汉、唐相隔数百年间，辽东建置多变、部族政权更替，反映在交通地理上的经站地名略有变异。诸多的汉魏古城，代之以高句丽山城，但交通干线的主要走向并无大异。晋唐以来的辽东高句丽镇城，南北向主要分布在辽河左岸冲积平原东部或渤海东岸平地与辽东山地的接壤地带。取进可以趋辽东沃野，退可以守山城自卫。因此这些山城一般分布于南北交通干线的东侧山地边缘地带。这条纵贯辽东半岛的南北陆路，迄辽、金、元、明以来，一直为辽东南部通往海、盖、金、复诸州的陆路大动脉，直至近代公路、铁路开辟以来，其主要经由路线历久而不衰。

二、东行乌骨、泊汋、平壤道

隋唐时由辽东城东行乌骨城，渡鸭绿水去往平壤的陆路交通道，亦可溯迹于汉魏古道。即由汉代辽东郡“襄平”，东行居就、武次、西安平，渡“马訾水”（鸭绿水）去往乐浪郡的郡际交通线。至隋唐时代，这条交通线上的重要交通城站，在鸭绿水以西的辽东部分，主要有黎山、乌骨、泊汋诸城。

（一）黎山城

隋唐时由辽东城东南去鸭绿水两岸古道上的第一座关城应为黎山城。以往对唐代辽东黎山城多不能确指。《东北历史地理》第二卷隋唐建置部分，曾考证高句丽黎山城即唐代之黎山州，应即今辽宁省本溪境之“连山关”。“连山”乃“黎山”之音转[51]。它是自隋唐以来，由辽东城东行鸭绿水的首关。直至元明时代仍称为“连山关”，为辽阳东南的重要门户和关隘。而出连山关东南最大的高句丽山城，属今草河西沟山城。它是连山关和凤凰山（乌骨城）之间的又一高句丽山城，抑或“黎山城”真正治所。

（二）乌骨城

位于连山关以东的“乌骨城”为高句丽名城之一。该城当以乌骨山和乌骨水得名。乌骨之山，在唐张楚金撰《翰苑》中引《高丽记》云：“焉（乌）骨山在国（高丽）西北，夷言屋山，在平壤西北七百里。东西二岭壁立千仞。自足至巅，皆是苍石，远望巉岩，状类荆门三峡……高丽于南北峡口，断筑为城，此即夷藩枢要之所也。”[52]

唐代当世的《翰苑》所记之“焉（乌）骨山”，为陈大德亲自出行辽东后所见记录，其方位十分详确。以其位于“平壤西北七百里”的位置勘定，应在今辽东凤城市境。考察里距，从今平壤西北沿古道行至鸭绿江畔的新义州和隔江的丹东市，约为250公里（500里）。而从鸭绿江再西北至今辽宁省凤城市亦近100公里（200里），两段合计恰为近“七百里”之数，与唐《翰苑》记载“平壤”至“乌骨”的里距相符。而且在今凤城市东南5公里的凤凰山上，确有一大型雄峙的高句丽山城。其地理坐标为北纬40°25′、东经124°5′。经考古勘证，凤城凤凰山山城，是迄今为止东北地区已发现的高句丽山城中规模最大的一处。城墙环凤凰山东、西两侧壁围砌，总长约15公里。城内居一谷地，两旁高山夹峙，确有“壁立千仞”之势。1980年夏，笔者亲赴该山城考古调查所见，山城南门遗址尚存，尤在北壁山口（门址）的巨石叠筑的城墙，尚有一段砌石70余层，高10余米，为山城北面通往山下交通所筑之主城门。

凤凰山山城城墙一段

现至南面山口处，仍可辨认壁立两旁的山门断崖。山门控扼凤凰山城的南面谷口，经通由凤凰城东行鸭绿江畔丹东的古今交通要冲。是所谓《高丽记》中山城的南面峡口。这一切遗迹，与唐人记载“高丽于南北峡口，断筑为城”的史文无不相合。可见虽经千余年的风雨剥蚀，这座当年“夷藩枢要之所”,仍可窥其一斑面貌。至于山城坐临的“乌骨水”，从古今辽东水道地理看，显然指今凤凰山下的叆河。早在唐贾耽《道里记》中已记载，由登州海行入鸭绿口后，又有支流“乌骨江”。在今鸭绿江右岸河口，由西来汇合入海的最大河流，只有叆河。清吴承志《贾耽边州入四夷道里考实》中已考定于此。今凤凰山上乌骨城，正傍临叆河（乌骨江）西岸，当以水为名。过“乌骨城”东南百余里，即到达鸭绿江和叆河入鸭绿口以北的“泊汋城”。“泊汋”者，水（江）湾停泊处也（虎山山城）。

从当时交通地理上看，乌骨城正在由辽东城东行鸭绿水和平壤的交通要道上。《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记贞观十九年唐太宗围安市，高丽降将高延寿上言：“乌骨城耨萨老耄，不能坚守，移兵临之，朝至夕克。其余当道小城，必望风奔溃。然后收其资粮，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53]

上述这条由唐代辽东城（安东都护），东行黎山、乌骨、渡鸭绿水直趋平壤的交通道，正是当年由汉魏之辽东郡城襄平，东行辽东郡东部都尉武次县，渡马訾水（鸭绿江）和浿水（清川江），进抵乐浪郡治——今朝鲜大同江下游平壤城的古时交通干线之一。过平壤南行，则可到达百济旧都“汉城”“熊津”“泗沘”等地，而至朝鲜半岛中南部。然后由半岛南过对马和济州海峡，可抵日本北九州的筑紫（今福冈）。完成了自两晋南北朝、隋唐以来，由辽东经朝鲜半岛去往日本的水陆之行。

三、东北行新城—木底—丸都道

隋唐之际，由辽东城东北行新城、木底、丸都之道，也是继两晋以来，由辽东进趋高句丽故都的古道。这条古道的前一段，即由安东都护（辽东城）东北至新城的路线，在《新唐书·地理志》所引贾耽《边州入四夷道里记》中有较明确的记述：“自（安东）都护府东北经古盖牟、新城，又经渤海长岭府，一千五百里至渤海王城……”[54]

《道里记》中记载的这条交通路线，在唐代称为“长岭—营州道”。从安东都护至新城的一段，不过是其中较短的一程。这条“营州道”至新城后，又分为东北和东南两个方向。其东北行经“长岭府”，可去渤海王城；东南行则经木底、苍岩诸城而通“丸都”。

这两条古道的交通枢纽和会集点是位于小辽水（今浑河）北岸的新城，即今辽宁抚顺北高尔山山城。由“新城”分途：

东北行，溯浑河而入松花江上游辉发河谷道，经渤海长岭府（今吉林桦甸苏密城）750公里可至渤海王城，即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东京城所在的渤海镇。

东行如由新城溯浑河而东南进入苏子河谷道，则进入了通向高句丽古都“丸都”和“国内城”的“南陕”之道。在这条交通道上，到达“丸都”以前的重要交通枢镇有木底、苍岩、哥勿诸城。具体方位依次如下：

（一）木底城

木底城从前章考见，以往多定于今辽宁省新宾县苏子河下游的木奇镇。从古今交通地名的推断排列看，古木底城在今新宾木奇镇一带，方位大致不误，但审察考古遗迹和文物特点，苏子河畔的木奇镇并无高句丽古城址和文物遗存；而在距木奇镇西北约15华里的上夹河乡五龙村，发现有一座较重要的高句丽山城。该山城地理坐标为北纬41°50′、东经124°30′，控扼着苏子河谷北侧五龙山下交通道，与史书中记载的木底道应为通向高句丽的“南陕之道”相合。因定上夹河五龙山城为晋唐时由新城通向木底、丸都道上的重镇木底城，唐总章年间收复辽东以后，改置为木底州。为高句丽“新城—木底”道上的重镇。

（二）苍岩城

苍岩与木底一样，为由南道去往高句丽故都丸都城的又一交通要镇。据两《唐书》记载，以辽东新城为基点，木底与苍岩二城离新城应同在一条交通线上，并依次渐远。以此为据，前考木底城在今新宾县上夹河五龙山城，则位于苏子河谷道上偏东（离新城较远）的苍岩城，参考当代考古发现，暂定于距木底（木奇）以北10多公里的清原县苍石乡山城。唐收复辽东后，改为“苍岩州”。

（三）哥勿城

哥勿城在《唐书》中记为安东都护府之下的“哥勿州都督府”。《新唐书》卷一百一十“泉男生”条：“（男生）举哥勿、南苏、苍岩等城以降。”[55]可知，哥勿城当与南苏、苍岩二城为地境相接或相近的辽东诸高句丽名城之一。另据朝鲜古籍《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始祖东明圣王二年”条，“松让以国来降，以其地为多勿都”。《三国史记》中的“多勿都”，应即《新唐书》中的“哥勿城”的异音。哥勿都以前的“沸流国”，则以古“沸流水”即今浑江支流富尔江得名。依此可知，古沸流国和哥勿城，都应在今富尔江流域，并应是富尔江谷道上的重要高句丽山城。此地为高句丽“五部”中的“西部”重地。

以上述文献记载参考近年考古发现，在辽宁新宾县红庙子乡勘定了一座“黑沟”高句丽山城。其城位于富尔江干流西岸和支流北岸。西去连接苏子河上游孔道，可出木底、新城；东出可接往富尔江、浑江孔道，通往今集安县的高句丽古都丸都和国内城。这座雄踞苏子河和富尔江交接处分水岭交通要隘上的高句丽山城，具有极为重要的交通地理意义。前考富尔江即古“沸流水”，古沸流国都则应建于富尔江流域。哥勿城既然是“沸流国”的故都，则亦必应置于今富尔江畔。唐收复辽东，并纳降高句丽哥勿城后，乃置为“哥勿州”。以上述地理方位和自然地理坐标分析，可初定今辽东新宾县黑沟高句丽山城，应是由辽东新城、木底，东北去往丸都、国内城交通线上的重镇之一“哥勿城”，即始建于汉代的古“沸流国”王城。

本节记述这条经由浑河、苏子河、富尔江和浑江（佟佳江）的河谷陆路，由辽东腹地新城，直通高句丽古都的东西之交通道，在晋唐史书中或称为“南北二道”。它在西汉末（汉平帝元始三年）高句丽迁都鸭绿水上游的集安“国内城”后，直至427年（长寿王十三年）再迁都平壤的400多年间，曾经是东北南部的重要部族交通道。5世纪中叶，高句丽迁都平壤以后，该道在高句丽的西部仍不失为重要的交通道。隋唐时东征辽东的军旅行程，在苏子河、浑江和鸭绿水上游诸役中，仍多经由此道。可见直至8世纪前后，这条沿浑河、苏子河、浑江、富尔江而至鸭绿水的河谷陆路，仍是东北亚南部部族四至交通中的主要干线之一。由此东北行，溯鸭绿江可至渤海“西京鸭绿府”（今吉林临江市），然后转陆行去长白山以北的渤海上京。

（四）“丸都”与“国内城”

这两处古城是由辽东“新城”和“木底”通向高句丽中期都城的重要结点。在从公元3年高句丽迁都“国内”（今集安）后，至427年迁都“平壤”以前的4个多世纪中，是中国东北腹地的重要交通线。由此过鸭绿江东，亦可到达朝鲜半岛北部的狼林山脉以东的“不耐城”（今北青古城南）和南下大同江流域的“平壤城”。因“丸都”和“国内城”，前已知毫无异议的在今集安，故不赘述。

第四节　唐代渤海的四至交通与高丽、新罗、日本的水陆交通道

渤海是唐代由中国东北靺鞨族建立的国家。其建国后，南临新罗，北略诸部，疆域扩大。“南与新罗，以泥河为界，西南以鸭绿江泊汋口，及长岭府之南境，与唐分界，东际海，西界契丹，东北至界黑水靺鞨，西北至室韦”[56]。其“地方五千里，户十余万，胜兵数万”[57]。置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二十余县。境内物产丰富，交通发达，“遂为海东盛国”[58]。渤海的交通文化与盛唐的渊源甚深，正如晚唐诗人温庭筠《送渤海王子归本国》一诗中所写：“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

渤海以上京龙泉府为中心，开辟了通往唐朝以及邻族、邻国的五条交通道。按照《新唐书》记载，即“龙原东南濒海，日本道也；南海，新罗道也；鸭渌，朝贡道也；长岭，营州道也；扶余，契丹道也”[59]。其中，以“鸭绿朝贡道”和“长岭营州道”在东北交通中最为重要。唐朝的使节和渤海的贡使往来频繁，对渤海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重大影响。该道并由渤海可转南行新罗和日本。

现将渤海通往唐朝和邻族、邻国的东北亚六条水陆交通道分述如下：

唐渤海“鸭绿朝贡道”和“长岭营州道”后段

一、鸭绿朝贡道

这是一条水陆兼行的交通道。关于这条道路所经过的城镇和路线，据《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道里记》载：“登州东北海行，过大谢岛、龟歆岛、末岛、乌湖岛三百里，北渡乌湖海，至马石山东之都里镇二百里。东傍海濡，过青泥浦、桃花浦、杏花浦、石人汪、橐驼湾、乌骨江八百里。……自鸭渌江口舟行百里，乃小舫泝流，东北三十里至泊汋口，得渤海之境；又泝流五百里，至丸都县城，故高丽王都；又东北泝流二百里，至神州；又陆行四百里，至显州，天宝中王所都；又正北如东六百里，至渤海王城。”[60]这条鸭绿朝贡道即贾耽在《道里记》中所说的“登州海行入渤海道”，可考略如下。

（一）这条道路首先由唐朝的首都长安东行到登州。登州，唐如意元年（692）置，当时州治在登州之“牟平”[61]。神龙三年（707），州治移至今山东蓬莱。由此航海东北行到辽东半岛南端，这是一条自古以来的航道。唐平卢淄青节度使兼押新罗、渤海两藩使李正己割据山东时，在登州城内设有“渤海馆”和“新罗馆”与渤海贸易。《新唐书》记载这里“货市渤海名马，岁岁不绝”[62]。唐文宗至宣宗年间，出使唐朝的日本僧人圆仁在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亦明确记载，“（登州）城南街东有新罗馆、渤海馆”。由此可知，登州不但是出海口，也是和渤海进行贸易的地方。自登州（今山东省蓬莱）渡海东北行，过大谢岛（今长山岛）、龟歆岛（疑为今之砣矶岛或今之钦岛）、末岛（今庙岛）、乌湖岛（今隍城岛）——这几座岛屿均为山东省渤海湾辖境内庙岛群岛中的岛屿，再北渡乌湖海——当过今渤海海峡，由此至马石山东之都里镇。马石山一称“乌石山”，应指岩石乌黑的山，即今旅顺口之老铁山；都里镇即今之旅顺。唐玄宗先天二年（开元元年，713）立于旅顺口黄金山麓的《崔忻井题名刻石》，亦名《鸿胪井刻石》，就是唐和渤海来往必经之地的有力物证。由今旅顺口沿辽东半岛东海岸东北航行，过青泥浦（即青泥洼，为今大连之旧称），由此再沿辽东半岛东岸东北行，经“桃花浦、杏花浦（金州杏树屯）、石人汪（长海石人岛）、橐驼湾（大北岛）而到乌骨江”。从乌骨城在今叆河上游凤凰山山城（在凤城市东南5公里）的情况来看，前已考证乌骨江即今之叆河[63]。叆河入鸭绿江口即“泊汋口”。从泊汋口距鸭绿江口百余里的记载来看，泊汋口即今叆河与鸭绿江汇流处。所谓“乃小舫泝流，东北三十里，至泊汋口，得渤海之境”的记载，是指从今叆河口溯流而北上，因江面狭窄，所以换成小船、东北行三十里到泊汋口，由此进入渤海境内。这里所说的“泊汋”不仅指今叆河口，也是指10公里外的泊汋城。“泊汋城”，即今丹东市东北之虎山山城。文献所载“乃小舫泝流，东北三十里，至泊汋口”，是指泝鸭绿江和今叆河而上。同时，从乌骨江口即今叆河口，泝流东北行三十里，即今丹东市东北10公里的叆河尖古城。这一古城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作者即多次调查。曾出土过汉代绳纹瓦、五铢钱[64]、“安平瓦当”[65]。从出土的汉代文物，尤其是从出土的“安平瓦当”来看，与泊汋口鸭绿江北汉代“故安平县”[66]的记载相符。这里所说的泊汋口之泊汋城，亦即汉代安平县故址北今丹东虎山山城。《汉书·地理志》所谓“马訾水……西南至西安平入海” ，即指至安平县辖境内入海，亦指安平城入海口。因此，有的外国学者认为古今河道有变迁，乌骨江即今叆河与鸭绿江汇流处，泊汋口当为唐代鸭绿江入海口的说法，是没有考古学根据的臆断[67]。因为和“自鸭绿江口舟行百余里，乃小航泝流，东北三十里，至泊汋口”的记载不符。今丹东叆河尖古城，经多次实地勘查，不但出土过汉代文物，还出土过高句丽和辽金时代的陶片[68]。和文献所载高句丽的“安平城”（平地）及后来金代婆速府、元代婆娑府治所的方位和史迹均相符。“婆速、婆娑”当即古“泊汋”的音转。前已释读“泊汋”，乃指河（海）湾停泊处。今丹东市叆河尖古城即西汉安平县、高句丽之安平城、唐代渤海泊汋城之平地城、金代婆速府、元代婆娑府故地。这里正当辽东城（今辽阳）到平壤之间的交通要冲，地处鸭绿江口，也是古今兵家必争之地。对于当年“鸭绿朝贡道”在连接中原与中国东北暨东北亚的重要性，南宋诗人陆游曾写道：“鸭绿桑干尽汉天，传烽自合过祁连。功名在子何殊我，惟恨无人快著鞭。”可见在宋朝诗人笔下，鸭绿江与桑干河，自古已是华夏的名川和交通要冲。

由泊汋城又溯鸭绿江而行250公里至丸都城，即今集安县城。又东北泝流100公里至神州，即今吉林省浑江市临江镇。今临江镇北文成街中部，原有一段城墙，残长30米左右，高出地表半米左右，并有素面布纹、绳纹等筒瓦，具有渤海文物特点[69]。从出土文物和文献所载西南距丸都（今集安）200里的情况来看，渤海之“神州”亦即“西京鸭绿府”的所在地，当在今临江镇内的渤海古城。此西京鸭绿府，也是唐与渤海和渤海与高丽之间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重镇。从这里开始，弃“鸭绿水路”，取陆路北行“中京显德府”去渤海上京；南行则进入朝鲜半岛北部高丽、新罗之境。

（二）由神州（今临江镇）东北改为陆路，经显州到上京龙泉府。过去多误以今桦甸县苏密城为“中京显德府”即显州的所在地。据近年来的考古调查资料证实，今延边和龙县西古城子，应即渤海中京显德府的所在地[70]。由神州到显州的陆路交通线，亦从渤海古城的分布情况来看，从神州（今临江镇）应当是东北行到今抚松县城，然后再东行。今抚松县为一大盆地，松花江从北、西两面流过，在县城原汽车站油库院内曾发现过渤海时代的遗址。据1977年7月李健才等人亲自调查，当时还能看到红褐色和黄褐色布纹瓦片以及红褐色和灰色的细泥陶片。据寻访当地老人讲，过去在这里曾挖出过渤海莲瓣纹瓦当和铁镞。在抚松县城西、松花江西岸，过去亦曾有许多积石墓。此外，在抚松县城西5公里多的靖宇县榆树川乡有两座渤海古城：一座在松花江南岸，称为榆树川城，周长约为1.5公里，出土过渤海泥质灰陶和筒瓦残片[71]；一座在松花江北岸，在抚松县松郊乡新安村内，称为新安城，亦出土过渤海莲瓣纹瓦当等文物[72]。两山城隔松花江南北相对，皆在江岸峭壁上。从这一带的山川地理形势以及渤海古城和交通路线来看，从临江镇到抚松都是崇山峻岭，只有沿河流两岸的平地和现在的铁路、公路交通路线通行，古今别无其他道路可行。抚松县城的渤海遗址，周围环山，北、西两面临江，中间为一广阔地的盆地，地理环境较榆树川两座古城更优越。尤其从丰州东行到显州的路线来看，当从今抚松县城，而不是从今抚松县城西的两座山城东行。因此，推定今抚松县城的渤海遗址，当为渤海的“丰州”所在地。榆树川乡的两座山城，当为丰州的卫城或所辖县城的所在地。从丰州即今抚松县城东行，完全是高山地区，只有沿今河流两岸或今铁路、公路沿线东行，别无道路可行。由抚松县东行，经今泉阳、露水河东行，到安图县二道乡西北6公里的报马城（又书宝马城）。古城在宝马屯东南500米，周长468米，城内有大量的砖瓦，内有辽金和清代瓦片，并在城内曾采集到一片渤海指压纹板瓦。据“兴州”在中京（今和龙西市古城子）西南150公里的方位来看，宝马城及其北三四十里的仰脸山城（亦出土过渤海指压纹板瓦）[73]，当为渤海中京所辖兴州州治的所在地。据当地人介绍，从今露水河或报马城到仰脸山城，虽有山间小道，但极为难行。因此，由露水河只有东行到二道白河的报马城，再由报马城东北行到安图县城的道路，才是古今比较平坦可行的。由安图县城西北行，经永庆乡到柳树屯，由柳树屯沿富尔河西北行到大蒲柴河，然后由此北行，沿牡丹江可到达敦化（渤海旧国）。开元元年（713），唐玄宗派郎将崔忻赴渤海时，当时的渤海王都尚在“旧国”（今敦化北）。因此，上述这段路线当即崔忻所走的北段陆路交通线。而去显州即中京显德府的路线，当即从今安图县永庆乡柳树屯，沿古洞河东北行，经万宝古城到新合乡，由此沿古洞河折向东南行，然后沿海兰江的支流，经卧龙乡和西城乡之间的獐项古城（渤海城）,又东行到达今和龙县西古城子，即渤海显州之“中京显德府”。

据1977年和1979年《东北古代交通》两位作者等先后对吉、黑两省渤海古道的调查，参证《吉林省文物志》等资料，进一步明确了由西古城子到东京城的渤海镇，即由渤海的“中京”到“上京”之间的若干渤海古城的分布情况。把这些渤海古城相连起来，显然是一条古代的交通道。从渤海中京到上京，即由和龙西古城子到渤海镇，无疑首先是沿海兰河东行，到延吉县（即龙井），这里有渤海古城和墓群。由今延吉县城东北行到延吉市，再由延吉市北行，沿嘎呀河流域的一些渤海古城到达渤海镇。从延吉市到渤海镇之间的渤海古城，有汪清县仲坪乡高丽城、安田古城堡、仲安乡兴隆屯古城、大兴沟乡庙岭屯南十里的半城（周长880米，矩形城，无瓮城、马面），再经汪清天桥岭（曾出土过渤海莲瓣纹瓦当），由天桥岭北行到春阳乡阳光屯所在的小城子（出土过渤海板瓦），再由春阳乡西北行一直到渤海镇（在东京城西），即达渤海的上京龙泉府。这些渤海古城都分布在今河流或公路、铁路附近，从实地勘查可知古今这条交通路线沿山川走向基本相同。

笔者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多次实地考核古今交通地理基础上，参证吉、黑二省《文物志》，于1990年所著《东北古代交通》中已对渤海从“安平口”至中京、西京、上京的方位进一步确认，并将《文物志》记载与考古发现结合，进一步明确了唐代渤海从“安平”北行“神州”和“显州”到达渤海“上京”这段陆路朝贡道。这些经实地踏查与文献印证的交通史迹，有别于单纯的文献推考，对澄清古今素有争议的唐代渤海的“五京交通”及历代东北三省沿黄、渤海北上鸭绿江口，又溯江而上进入长白山南北的渤海国境内，并由渤海进入今俄远东滨海地区，以及南行朝鲜半岛的相关交通地理，都有其重要实证意义。

二、长岭—营州道

这条道路，是当时从唐朝首都长安到营州（今辽宁省朝阳市），再从营州经辽阳（安东都护）转到渤海的上京路线。其中唐都长安（今西安）作为中亚“丝绸之路”的中心，西出阳关连接“安西都护府”（今吐鲁番交河古城），东出洛阳、幽州、辽西营州，连接“安东都护府”，是横贯中亚和东北亚地区真正的万里“丝路”。据《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道里记》云：“营州东百八十里至燕郡城，又经汝罗守捉渡辽水，至安东都护府五百里。府，故汉襄平也……自都护府东北经古盖牟、新城，又经渤海长岭府，千五百里至渤海王城。”[74]营州（今朝阳）是唐朝经略东北诸蕃的重镇，又是唐朝平卢节度使的驻地。前考燕郡城即汉辽西郡，在今义县南七里河镇开州城村古城。“隋于营州之境汝罗故城置辽西郡”。这一辽西郡在今义县东南大凌河东岸的王民屯，汝罗城在今大凌河西岸[75]，则汝罗城正与辽西郡隔大凌河东西相对。从营州经燕郡、汝罗东渡辽水，到安东都护府的道路即隋唐时代的南道[76]。再自安东都护府（今辽阳）经古盖牟、新城、长岭府到渤海上京龙泉府。古盖牟前已知为当今沈阳陈相屯塔山山城[77]。长岭府即今吉林省桦甸县苏密城。从山川地理形势以及渤海古城和历代交通路线来看，从今辽阳沿浑河东北行，过分水岭以后，再沿柳河、辉发河沿岸东北行，然后再沿牡丹江东北行，经旧国到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省宁安县渤海镇）（同见“朝贡道”图）。

营州道在“安史之乱”以前已是通往东北的主要交通道之一。其后由于“安史之乱”和契丹之兴起，营州道多次被阻，故多走“鸭绿朝贡道”即登州入海道这条水、陆交通道。因此，鸭绿朝贡道成为中后期渤海和唐朝来往的主要交通道。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时代，当时的首都长安（今西安市），不但是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世界上特别是东北亚诸国中的首屈都邑和著名的繁华城市。正如唐太宗诏令中说：“前王不辟之土，悉请衣冠；前史不载之乡，并为州县。”[78]在盛唐“海宇会同”的形势下，国内边疆各族的贡使和外国使者、商人往来不绝，唐朝的册封使和渤海的朝贡使就是通过这一系列朝贡道进行频繁的往来，并经辽东和渤海两路通向高丽、日本。

唐玄宗开元元年（713），特遣郎将崔忻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经登州渡海至辽东旅顺黄金山海岸，再转“鸭绿道”去渤海，并在其统治地区置忽汗州加授大祚荣为忽汗州都督，“自是始去靺鞨号，专称渤海”[79]，并每岁遣使朝贡。归来在今辽东旅顺黄金山凿井以为记验。从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到唐昭宗乾宁元年（894），唐派遣册封使达13次之多[80]。渤海遣使朝贡者，玄宗时29次，大历时25次，建中、贞元间4次，元和时16次，长庆时4次，宝历时2次，太和、开成时12次，会昌时4次，咸通时3次。其间并“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81]，有些学生就在唐朝参加科举考试，进士及第者亦有不少。开元二十六年（738）,“渤海遣使求写《唐礼》及《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许之”。由此可知，在唐代，中原文化已大量经此诸交通道辗转传入东北。

渤海和唐朝的贸易往来也是比较频繁的。前指唐在山东登州置“渤海馆”，专管渤海贸易，平卢淄青节度使李正己“货市渤海名马，岁岁不绝”[82]。渤海向唐朝输出的有马、虎皮、海豹皮、熊皮、貂鼠皮以及人参、麝香等各种名贵药材。从唐朝输入的有帛、锦、绢、粟、金银器皿等。频繁的贸易往来，丰富了国内各族人民的生活，加速了各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在渤海第十代宣王大仁秀（820—830）统一海北诸部以前，居住在今黑龙江下游的黑水靺鞨，以及居住在渤海北部和今乌苏里江东西一带的拂涅、铁利、越喜、虞娄等部，向唐朝进贡也经由渤海境内的朝贡道。所谓“黑水入唐，道由我（渤海）境”[83]。不仅指黑水靺鞨的朝贡，其他“海北诸部”的朝贡，也经由渤海境内的朝唐道路。渤海王城“其北经德里镇，至南黑水靺鞨千里”[84]。德里镇（当今牡丹江下游）是渤海与黑水靺鞨来往必经之地。其路线当是从渤海王城沿今牡丹江北上到牡丹江口，然后沿松花江到黑龙江。如开元十三年（725），“渤海武王仁安六年（编者按：应为七年）正月，黑水靺鞨遣其将五郎子来贺正，且献方物，授将军，赐紫袍、金带、鱼带，放还蕃”[85]。开元十六年（728），“其都督赐姓李氏，名献诚，授云麾将军兼黑水经略使，仍以幽州都督为其押使，自此朝贡不绝”[86]。其他如“拂涅，亦称大拂涅，开元、天宝间八来，献鲸睛、貂鼠、白兔皮；铁利，开元中六来；越喜，七来，贞元中一来；虞娄，贞观间再来，贞元一来。后渤海盛，靺鞨皆役属之，不复与王会矣”[87]。高度发展的唐代经济文化由朝贡道输入渤海以及黑龙江下游、乌苏里江东西各地，对渤海以及东北靺鞨各部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其中由渤海上京龙泉府，再北行黑龙江流域的“黑水靺鞨道”，继承了汉晋之北行肃慎、挹娄诸交通道。迄今在黑龙江省牡丹江、松花江和黑龙江交汇的三江平原地区发现的大量从1世纪至七八世纪的古城址，即该地区的交通和社会发展的明证。

三、扶余—契丹道

扶余—契丹道，亦是古今未能确指的渤海西行契丹的交通古道。《新唐书·地理志》仅记“扶余契丹道也”。扶余府是渤海西部的边防重镇和交通要冲，“常屯劲兵扞契丹”[88]，由此道通往契丹必发自古扶余。渤海扶余府的故地，过去多从金毓黻先生的推论认为，“当在今农安城的西南百里之外求之，则今长春县之西南隅怀德、梨树等县地”。并认为“古扶余国当在是处”[89]。但从《辽史·地理志》“东京道通州条”和“龙州黄龙府”条的记载对照来看，辽初的渤海扶余府，为扶余国后期的王城。而辽初的黄龙府才迁置在今农安。辽景宗保宁七年（975）南迁，仍名黄龙府。辽圣宗开泰九年（1020），又迁回原地，即今农安。黄龙府迁回原地后，将南迁的黄龙府改名为通州。经实地考察可知，扶余王国后期的王城和渤海的“扶余府”，均不应在农安县城，今农安只是辽代黄龙府的所在地。辽初继承的渤海“扶余府”，经调查应在今松花江畔的龙潭山城或上游辉发河流域的柳河县罗通山城[90]。这是沿浑河上游和松花江上游诸川（扶余川）通向古扶余的重要东北亚古代交通。其中该道上确认的“长岭府”（桦甸苏密城）和“扶余府”（罗通山城）以及“扶余川”应是其重要的地理坐标。

关于从渤海扶余府通往契丹的路线，因缺乏记载，亦众议纷纭。据《辽史·太祖本纪》载，天赞四年（925），契丹太祖从上京出发，在木叶山、乌山、撤葛山祭祀后进攻渤海，十二月“次商岭，夜围扶余府”[91]。商岭当今柳河罗通山一带，从松花江上游的山川地理形势、古今交通道路以及古城分布的情况可以推知，从渤海之上京龙泉府（今宁安），西南去“契丹道”，应循牡丹江上游“旧国”敦化境，过牡丹岭而进入扶余故地今松花江中游吉林市，故史称“扶余契丹道”。由古“扶余城”，沿松花江上游至桦甸苏密城即“长岭府”。过长岭府，经柳河、东丰后，应进入开原、西丰境的寇河或清河一线。再西过辽河新民北，经彰武、阜新塔营子西行，经今医巫闾山北麓的“牵马岭”，至“兴中府”（朝阳）和辽“中京”。沿大凌河西北上，出大青山关隘。最后沿乌尔吉木伦河到达“永州”或巴林左旗辽“祖州”契丹故地，为基本的“扶余—契丹道”走向。按上述路线推定，以当代考古发现的扶余、渤海和其后辽代古城址的连线，可确定其大体走向：发自“扶余川”上的吉林龙潭山或南城子（古扶余城）—西南桦甸苏密城（长岭府）—柳河罗通山城—东丰山城镇—开原东（八棵树古城）—老开原（咸州）—康平小塔子（祺州）—法库四家子古城（熊山县）—彰武苇子沟（洪州）—阜新塔营子（懿州）—阜新红帽子（成州）—兴中府（营州）。然后由朝阳西北出大青山（青峦岭）关隘，至今赤峰宁城以北的古契丹部族之境。是为从古“扶余故地”到“契丹故地”的唐代渤海与契丹间的“扶余契丹道”草原交通的基本走向。

四、南海—新罗道

《新唐书·地理志》记“南海，新罗道也”。南海即渤海“南京南海府”。关于南海府的位置历来有咸兴、镜城、北青三说[92]，今以北青为是。北青古城位于今朝鲜半岛北部咸镜南道北青郡土城里古城，在汉魏晋时，为东沃沮重镇，至隋唐以后为渤海滨海交通重镇“南京南海府”。它比以往认定的咸兴、镜城等说的优势，是具有明确的渤海古城和遗物，而且地控由渤海南入新罗和日本的要途。南海府是通往新罗的重要城镇。《三国史记》卷三十七引贾耽《古今郡国志》云：“自新罗泉井郡至栅城府，凡三十九驿。”[93]新罗泉井郡[94]在今朝鲜咸镜南道的德源，其古今南北经由德源、咸兴、北青、定州、昌城，而至镜城、清津、庆兴，可达图们江下游的珲春、栅城一带渤海古都。而南京南海府正是这条陆路交通道上必经的重镇。这条陆路交通道从今德源到咸兴，沿朝鲜、日本海东海岸陆行北行到珲春，基本上当和现在的交通道一致。其中“栅城”旧为高句丽，后为新罗道的北境重镇，在今珲春市萨其城。而南海府（北青古城）居中，为沿日本海西岸南行至新罗的“躭罗”（济州岛和庆州）等的交通要镇。由此跨海经对马海峡去往日本，可达日本北九州等地。

20世纪上半叶的农安古塔

五、龙原—日本道

《新唐书》记：“龙原东南濒海，日本道也。”龙原即渤海“东京龙原府”，故址在今珲春县八连城。龙原府是通往日本的重镇，从渤海上京龙泉府到东京龙泉府，然后东南行到盐州出海到日本。关于渤海与日本交往的基本情况，据王侠先生考证，渤海使者访日共35次。渤海政权成立不久，于武王时期的仁安八年（727），即派高仁义、高斋德为使者共24人，携带渤海武王给日本天皇的国书前往日本。首次抵达日本的地点在日本东北部的出羽。当时出羽一带居住着土著虾夷人。渤海人中有16人被虾夷人杀害，只有8人到达日本京城平城京（奈良）。渤海使者最后一次访日的时间是922年，距渤海灭亡仅有4年[95]。

日本使者访问渤海共13次。自728年引田虫麻吕为送渤海使始，迄811年林东人为止，历时80余年。其中送渤海使出访9次，遣渤海使出访4次。从渤、日交往的基本情况看，全部交往的200余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727年渤海使者访日始，到818年第18次渤海访日使慕感德时为止，历时近100多年。后期自819年第19次渤海访日使李承英始，到922年渤海最后一次（第35次）访日为止。也历时100多年。日本使者访问渤海的截止时间为811年，正好包括在前期之内。前期渤海使者和日本使者归国到达日本的时间绝大多数在夏历九月以前。登陆的地点在日本中部的能登、加贺以及东北地区的出羽等地。后期渤海使者到达日本的时间绝大多数在十一月以后，登陆地点有能登、加贺、隐岐、但马、长门、出云、伯耆和若狭[96]。近年日本学者又提出渤海通日本的“北方海路说”，值得关注。

这一通往日本的陆路、海路交通道，史统称龙原—日本道。其主要经行地可考略如下。

（一）从渤海上京龙泉府到东京龙原府和盐州的道路

此道与今从宁安渤海镇到珲春八连城的路线基本相同。即从今宁安渤海镇（上京）沿上马河南下，过哈尔巴岭，再沿吉林省汪清县嘎呀河流域的渤海古城和遗址南下，经汪清县春阳乡石城村西北的石湖古城、大兴沟镇庙岭南八里的半拉城、汪清镇东北1公里的河北古城、新兴乡龙泉坪古城，到图们市石岘镇东南1公里的东兴村渤海遗址、曲水菜队渤海遗址、石岘镇河北渤海遗址、原红光乡碧水村西的渤海遗址。再由图们市沿今图们江东行，经凉水镇北11公里的亭岩村北山上的亭岩山城、密江古城，到珲春八连城（龙原府）。从上述渤海古城、遗址分布的情况来看，古今道路基本相同。从上京龙泉府到东京龙原府的路线，和现在铁路、公路的路线亦基本相同。即由珲春八连城沿石头河子东行，经石头河子渤海古城再东，过长岭子山口进入今俄远东境内。再沿车鹿河东行到波谢特湾北岸岩杵河口的毛口崴（俄国改名为“克拉斯基诺”），此即渤海东京龙原府所辖四州之一的古“盐州”所在地。由此出海到日本北九州的福冈（筑紫）一带，自汉晋以来为通“倭国”的海路。《日本书记》载，479年（高句丽长寿王六十六年，日本雄略天皇二十三年），助新罗，命“筑紫安致臣、马饲臣等，率师以击高句丽”。筑紫即今日本北九州岛的福冈。当时由筑紫率众赴海上大军行击朝鲜半岛之高句丽，非有庞大舰船和航海交通绝不可为。可以窥见当时日本与朝鲜半岛海上交通规模之盛况。

（二）从渤海盐州出海，在日本九州北端的“筑紫”（今日本九州福冈）登陆，则可从南道进入日本

日本主管对外事务的“太宰府”即设在筑紫。其附近的港口大津浦即“博多”，是外来船舶的指定停泊港口。此处在唐代日本高僧圆仁（794—864）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即由日本九州筑紫（福冈）之“博多”出发，经过朝鲜半岛赴唐。历经近十年，于唐宣宗大中元年十二月（843年1月）辗转再返日，经九州之“博多湾”回转日本。他留下了著名的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齐名的东北亚古代的礼佛求法的交通游记。但地处东北北部的渤海，从南道到日本的航程相对较远，而从北道直接到日本较近，故渤海使者也多走日本海之北道。故多在本州的出羽（今山形、秋田县）、佐渡（今名）、越前（今福井）、加贺（今新潟）、能登（今石川）等地登陆。渤海使者和随员少则数十，多则二三百，日本则在能登修造客院接待渤海使者。

（三）渤海使日者除主要经“东京龙原府”，从“盐州”（今俄属克拉斯基诺港）取北道渡海到日本以外，有时也从南京南海府的“吐号浦”出海到日本

如文王大钦茂宝历三年（776），派史都蒙等一行166人出使日本，即从吐号浦出发，十二月因遇风浪，120人遇难，仅史都蒙46人幸免。在第二年四月抵越前、加贺登陆进入日本本州的京都、奈良。

唐代渤海和日本的海上交通，是在南北朝以前，经高句丽和新罗至日本列岛的基础上，进入8世纪后，更是“沧波虽隔，不断往来”[97]。从大武艺仁安九年（727）第一次通聘日本，到大諲譔十三年（919），裴璆最后一次出使，在漫长的近200年间，渤海访问日本计35次，日本访问渤海计13次。渤海和日本使者，历尽艰险，多有海难发生，为两国的睦邻友好和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附表：渤海与日本交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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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参据马兴国等《中日关系研究的新思考——中国东北与日本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所附《渤海、日本通骋年表》，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唐代渤海与新罗、日本海上交通示意图（一）

（四）由日本九州北端的“筑紫”（今福冈），沿日本海西侧北行，连接渤海“盐州”（今毛口崴），北行至东京龙原府的“龙原日本道”

日本奈良招提寺宝藏

这是9世纪渤海立“五京”后新开辟的跨渤海、新罗、日本的东北亚跨日本海两岸的重要水陆两栖交通。据《三国史记》卷三十七引贾耽《古今郡国志》云：“渤海国南海、鸭渌、扶余、栅城四府，并是高句丽旧地也。自新罗泉井郡至栅城府，凡三十九驿。”[98]泉井郡是新罗统一半岛后，设在今咸镜南道德源郡的傍海重镇。由此北行三十九驿至渤海之“栅城”（今珲春市萨其城），正是唐代渤海国沿日本海西北岸通向新罗和日本的主要路线[99]。它与故渤海“南京南海府”（今朝鲜咸境道北青古城），经“吐号浦”至日本的“南道”，共同构成了唐代渤海与日本的两条海上交通道。该“南道”，陆行辟行较早，从文献记载看，应开辟在汉武帝以后设立“朝鲜四郡”中的“临屯”和“玄菟”二郡。早在汉魏时代，由“汉四郡”经“三韩”海上通日本之道，即有“辰韩”六部南之滨海经对马海峡的“南道”和“玄菟”东之“沧海道”即出吐号浦之“北道”，分别通日本。至7世纪盛唐和渤海立国后，加上由新罗南通日本道和渤海东京龙原府，东行“盐州”出海去日本的“龙原日本道”，实际上在东北亚大陆地区，从朝鲜半岛南北海岸，已有环日本海西岸的南、中、北三道可通日本的九州、京都、奈良诸地。

这是近代远东日本海新航道开辟前东北亚大陆与日本列岛海路交通的极盛时期。其中由日本九州北部的“筑紫”（今福冈）的博多港登陆后，即可转向东北陆路，经今日本的北九州、山口、神户、广岛、冈山、京都、奈良、名古屋，穿越飞驿山脉，至关东而达东京及以北诸府州。其中奈良平城京，更是日本神户时代政治文化交通中心，留有唐代高僧鉴真等重要史迹。1999年秋作者再访“平城京”遗址，观其仿唐长安城等市井里坊遗迹和著名的招提寺等遗址犹存。

六、渤海上京北行黑水靺鞨道

该道是渤海境内的重要部族通道，虽不载于新、旧两《唐书》的“边州入四夷七道”中，但它不仅实际存在，而且在中国东北交通中极其重要。因为它实际上继承了古扶余—肃慎—挹娄的东北亚古道。1990年夏，笔者应时在渤海上京工作的张泰湘先生特邀，首次赴渤海上京博物馆考察期间，曾偕泰湘先生沿宁安县境牡丹江北行段，考察过少量渤海史迹。2014年春，又二次亲赴黑龙江省鹤岗市萝北县考察“黑水靺鞨”史迹。今结合历年国内外同仁的考察研究成果，对松花江和牡丹江中、下游的相关靺鞨交通史迹，略记如次。

（一）黑水靺鞨道是唐代“长岭—营州道”的北延

前引《新唐书》卷四十三《地理志》记载：“自都护府（辽阳）东北，经古盖牟、新城，又经渤海长岭府，千五百里至渤海王城。城临忽汗海，其西南三十里有古肃慎城。其北经德理镇至黑水靺鞨千里。”该书记载的由“安东都护府”至“渤海王城”的一段一千五百里的计程，是前述“营州—长岭道”的后段。而由渤海王城，“其北经德理镇至黑水靺鞨千里”的续段，可称“营州—长岭道”的北延。在《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北狄传》中又记载：“黑水靺鞨最处北方，尤称劲捷。……（望建河）其河源出突厥东北界，俱轮泊，屈曲东流，经西室韦界，又东经大室韦界，又东经蒙古室韦之北，落俎室韦之南，又东流与那河、忽汗河合，又东经南黑水靺鞨之北、北黑水靺鞨之南，东流注于海。”[100]这一条记载，对“望建河”“东西室韦”“那河与忽汗河”及“南、北黑水靺鞨”等都提出了重要坐标。其中“望建河”即今黑龙江上源；“室韦”前已考应在今呼伦贝尔南北的嫩江流域；“那河”即今嫩江；“忽汗河”即今牡丹江。而《旧唐书》记“望建河”（黑龙江）东流段，与“忽汗河（牡丹江）”汇合处所经的“南黑水靺鞨”和“北黑水靺鞨”，显然应以今黑龙江为界。即黑龙江以南的称为“南黑水靺鞨”，黑龙江以北的称为“北黑水靺鞨”。可见当时的黑水靺鞨，是一个分布在从松花江和黑龙江中游东至日本海广阔领域的部族。金毓黻先生在《渤海国志长编·丛考》中，对《三国史记》卷十一《新罗本纪》“宪康王十二年”本条有“宝露国与黑水国人共向新罗和通”14字解读说：“黑水国者，黑水部也，在渤海之北。宝露为勃利之对音。唐玄宗拜黑水酋倪属利稽为勃利州刺史，是勃利与黑水初为一部，后或分立。”

先贤考论极其精审。其一说明，黑水靺鞨部，确在“渤海（上京）之北”，与《新唐书》之“其北至黑水靺鞨千里”勘合；其二说明，“宝露”应即“勃利”，为定位黑水靺鞨方位提供了坐标；其三，宝露（勃利）与黑水二部，在唐时俱与新罗“共和通”，这是盛唐东北亚古代交通史上的又一重要信息。 但是还应指出，隋唐时期的南、北黑水靺鞨，其“南黑水靺鞨”，主要分布于与渤海（粟末靺鞨）相邻的经考古发现的“牡丹江边墙”以北至黑龙江南岸；而“北黑水靺鞨”，则分布在黑龙江以北至外兴安岭以南、东至日本海的广阔地域。这是考察隋唐及其以前“黑水靺鞨”民族地理和交通地理的基本方位的基础。

（二）由渤海上京北行“黑水靺鞨道”的重要史迹和交通走向

由上考知，唐代由渤海上京北行南、北黑水靺鞨的交通道，从文献记载看，应有如下三个地理和民族要素。

其一，黑水靺鞨应在渤海上京北千里，其经行应沿牡丹江中下游，由今宁安渤海镇（上京）北行至牡丹江下游与松花江汇合后的黑龙江两岸。

其二，由渤海上京北至黑水靺鞨，经由首镇为“德理镇”，该镇应是由渤海上京北行黑水靺鞨途中的一交通要镇。

其三，与北行黑水靺鞨相邻，这条交通道上亦应有渤海“勃利州”，应为“南黑水靺鞨”境内之重要边州。

以上交通地理要素，经近年黑龙江省学者刘晓东等先生研究，其由上京北行黑水靺鞨的“德理镇”，应在今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北20公里桦林镇的“南城子古城”。该城西临牡丹江干流，与上京龙泉府同处牡丹江右岸，控扼牡丹江水路，城址略呈南北向长方形，南北长580米，东西宽450米，周长2060米。城址内遗有建筑基址和残断的渤海时期筒瓦、版瓦和陶片。1990年夏，笔者偕张泰湘先生踏察时，仍见其有渤海遗物散布。该城南距渤海上京90公里，恰在由“渤海王城”北行“黑水靺鞨”的交通孔道上。在其城址相对的牡丹江左岸（西岸），自江西屯西沟北山峰向西北延伸至海林县交界处，又发现了一段长约50公里的“牡丹江边墙”。研究者推断，应是当时渤海靺鞨防备“黑水靺鞨”的边塞[101]，其与渤海上京与黑水部的交通尤重。从“南城子古城”再东北行约百公里至林口县三道通渤海古城及墓葬群，又至勃利县西北15公里的大四站渤海古城和兴农古城等，应都是“黑水靺鞨”的重要史迹[102]。有人推证：“德理镇”（南城子）古城，亦应是渤海上京龙泉府所领的龙、湖、渤三州中的“渤州”，并进而考证，“渤州”即唐玄宗以黑水靺鞨酋长所设之“勃利州”[103]。而由“渤州”（德理镇）沿牡丹江再北行数百公里，则到达勃利县西北与依兰交界处的勃利县大四镇渤海古城西北一线。至此，殆为距渤海上京北千里的南黑水靺鞨故地。由此继续东北可达唐代黑水靺鞨属地的东北边地库页岛地区，已经为当时东北亚交通所达之东北极边黑龙江下游部族地区。

唐渤海与黑水靺鞨交通略图

（据魏存成：《渤海考古》，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

需要指出的是，在今黑龙江境内的松花江以北，黑水靺鞨的重要考古发现，是以20世纪80年代龙江考古工作者发掘的“同仁遗址”和“萝北团结墓葬”等为代表。近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由萝北博物馆邓树平等同志调查发现的黑龙江右岸萝北“江岸古城”,其地理方位和考古遗存都非常重要（材料未正式发表）。经2014年春二次实地勘查，可与《旧唐书》印证，它不仅是由渤海北行“南黑水靺鞨”古交通道上的又一重要坐标，而且在今后研究隋唐及其以前，黑龙江流域的“黑水靺鞨”（包括“黑水靺鞨都督府”治）的地理位置和“黑水靺鞨”民族文化源头，都有着重要意义。因为在此处遗址（城址）中，有更早于隋唐时期的当地土著民族“夹砂红褐陶”片发现。而由萝北县“江岸古城”，继续东北行“北黑水靺鞨”部落，则到达黑龙江下游的隋唐时期东北亚部族交通的最北部边地。以萝北为中心的“南黑水靺鞨”故地，在隋唐东北边城交通地理和民族地理上的重要性，将随着考古新发现而凸显。

第五节　东北亚地区唐与渤海、高丽、新罗、日本古道上的重要史迹

盛唐与渤海，以及经辽东和渤海通往高丽、新罗、日本诸海、陆交通道，不仅是中古时期东北亚跨区域、跨国水陆交通的全面开辟期，也是东北亚古代跨国交通的成熟期。其后辽金元时代与王氏高丽和日本、明清二代与李氏朝鲜和日本的交通，多奠基于此。近百年来，现代考古发现的这一时期先后的重要交通史迹，是东北亚古代交通史上值得独书的重要篇章。本书重点记述两《唐书》（《旧唐书》《新唐书》）中贾耽《道里记》中涉及的东北亚地区，主要是“长岭—营州道”“鸭绿朝贡道”和渤海至新罗、日本道中的重要史迹。其中“鸭绿道”除“泊汋口”以北间有陆路外，多经由水路，其史迹前已略举。故本节重点记述的是唐代“长岭—营州道”和“南海新罗道”转行日本道间的一段陆行中的重要史迹。

一、幽州北行“长岭—营州道”上的重要史迹

由隋唐幽州（旧为渔阳郡）东北行的“长岭—营州道”，实际是高句丽灭亡后，唐与辽海和海东盛国渤海陆路交通的唯一通道。它与另一条由山东登莱跨海至鸭绿江口的水路，构成了盛唐以后，中原与东北亚往来的南、北两条交通动脉。在这条北行陆路的交通干道上，关山万里，险阻重重。其基本走向，在上节“营州道”中已略有记载。本节据迄今可考察的明确史迹，将汉晋至隋唐期间地控交通枢要者列举如下。

（一）蓟州渔阳郡

唐代的蓟州渔阳郡，是继汉魏以来，由幽州（今北京）东北出边的关镇要衢。前已考故地在蓟县（今属天津市），这是北出幽州长城关塞、东北向交通的首镇。

（二）卢龙塞与平州

唐代卢龙塞与平州，前者与汉魏、两晋时代相同，即仍是今滦河上游北出塞外的“卢龙三道”。不过唐代，由渔阳郡发向“营州”（今朝阳）的陆路，主要为“卢龙中道”，即出今长城桃林口的卢龙塞道。而唐时“平州”，已迁至今河北省卢龙县。由卢龙出塞向辽西，唐代有南、北二道。其南道经昌黎、抚宁出“榆关守捉”，至锦州一线，为傍海沙碛道。其北道为正途，即由“卢龙塞”进至辽西“营州”（今朝阳）。其途经建德、广城等大凌河流域，多与前代无异。这一交通道的关键地理坐标，是前考的“卢龙塞”和“渝（榆）关”。

（三）营州柳城郡

营州柳城郡是继“龙城”以后的隋唐重镇。当代考古发现，可以确证的史迹，有今朝阳北塔和北塔南北的朝阳北大街的压在“三燕”龙城南门上的南门址及两侧建筑址；有北塔以北的营州北门址和一段旧城“遗迹”以及围绕朝阳旧城的大量唐代墓群。这应是唐玄宗开元五年（717），契丹内附后，由御史中函宋庆礼督修的“营州”旧城遗迹，其遗迹已详见于前一章。

（四）汝罗城与怀远镇

汝罗城与怀远镇是前节记述隋唐东征的两处交通重镇。二者均地处营州东南的交通冲要，前者地在今义县南，凌海之北的开州城村。后者在黑山县西南蛇山子。在唐代的“营州道”上，二地是过大凌河经医巫闾山，东渡“辽泽”的河险要途之一。在唐代其专设“汝罗守捉”城以控其地。其东行黑山县蛇山子之“怀远镇”，为汉“无虑县”地，古今均为医巫闾山以东的东西交通要冲。

（五）辽泽东之河险要途

辽泽为从汉魏至隋唐、辽金时，由营州东行的二百里泥淖交通。由于其跨越绕阳河、辽河等多处河网地带，具体交通走向较难确指。但从营州至“安东”（今辽阳）的中路交通看，今辽阳西南太子河畔的“唐马寨”，应为隋唐、辽金时要镇。1982年笔者调查该古城，观其在明代长勇堡下有辽金遗物。而且地控太子河西岸东西要道，东北20公里即至辽阳“首山”。其“唐马寨”者，当即源于唐代东征交通地名。唐时由“怀远镇”（蛇山子）东行百里即达今辽阳唐马寨，可径达“辽东城”。

（六）安东都护府（辽东城）

唐代中期（太宗以后）的安东都护府，即辽东郡故城，地在今辽阳市。该城为“营州—长岭—渤海道”上的中心枢纽，在以上据《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道里记》中已有明确记载和考述。

（七）盖牟城

盖牟城为同见于《新唐书》地理志中的营州道上的重镇，唐平高句丽后，置为盖牟州。故城在辽阳东北百里，有沈阳南塔山山城旧迹。其城内唐与高句丽遗迹宛然，并有辽代塔基遗址。

（八）“玄菟”故城

唐代玄菟故城，为高句丽占据辽沈以后的最后一个“玄菟郡”废城，但其交通地理尤关重要。地在今沈阳东20公里浑河南古道上之上伯官屯古城。隋唐东征过“通定镇”（今新民乌尔汉）过辽河首达的“玄菟”，即指已废弃的玄菟郡址上伯官屯古城一带浑河沿岸交通古城。

（九）新城

新城常与旧“玄菟”对应，为高句丽在辽东所设“西陲重镇”，同时为“长岭—营州道”上的重镇。其方位和史迹明确，即今抚顺市浑河北高尔山山城。其遗迹与文献记载一一印证无疑。

（十）扶余城

唐代扶余城，应继承了高句丽的旧扶余城而为渤海沿用。其故地应在今抚顺高尔山山城东北百余公里的吉林省柳河县罗通山城，该城正在由“新城”（高尔山城）东北由浑河进入辉发河的古道上，东北行有渤海“长岭府”（今桦甸苏密城）。近年考古发掘，其东西两城，在高句丽旧城基础上，均有渤海遗物。这一切与唐代“长岭—营州道”的走向勘合。

（十一）长岭府

长岭府，是唐与渤海间陆路交通道上的重镇，元明时称“纳丹府城”，故《新唐书》中称为标志性的“长岭—营州道”。所以长岭府的确认，同“盖牟”“新城”一样，是确定“朝贡道”走向的基本坐标。经近年考古发现确认，长岭府旧址即今吉林省桦甸苏密城。该城位于桦甸市区东3公里辉发河南岸，外城大体呈南北向长方形，周长2600米，每边共设四门。内城方形，周长1400米，设东、西二门。城内现存红色素面纹板瓦和灰莲花瓦当及辽金遗物。该长岭府故址，历经唐与辽金元明各代，是“扶余—契丹”道上的又一重镇。

（十二）龙潭山山城和东团山山城

龙潭山山城和东团山山城，俱为扶余和高句丽时代的古城，而为渤海沿用。其中尤以笔者两次调查过的吉林市东郊龙潭山山城较为明显。其山城内除遗有高句丽时代的绳纹红瓦残片外，也有渤海时期的拍印方格纹和渤海式瓦当。而且从该城址所处的松花江中游的交通枢纽地位（吉林市明代称“船厂”）看，这是一座军事与交通兼重的跨时代古城。从汉魏起始，一直到晋唐、辽、金、元、明、清，一直是“扶余川”（松花江）上的重要城站，也是唐“长岭—营州道”上必经要地。

敦化城山子山城

（十三）“旧国”都城遗址

渤海“旧国”都城遗址，指渤海大祚荣迁都上京前的渤海旧部。《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北狄传》记载：“祚荣遂率其众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104]其后《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北狄传》，记其“旧国”方位：“天宝末，钦茂徙上京（龙泉府），直旧国三百里忽汗河之东。”[105]参证两《唐书》可知，“旧国”之都应在渤海上京以南150公里的牡丹江（唐书称忽汗河）东岸。以此为线索，历年探寻渤海“旧国”者，有吉林敦化敖东城说和城山子山城说等。综合考察牡丹江上游渤海史迹，位于今敦化市西南12公里的海拔600米的城子山山城，与牡丹江以东的永胜渤海遗址，隔江仅5公里相望。二地包括稍北的“敖东城”和“二十四块石”，均应属渤海早期遗存。其中永胜遗址，更位于牡丹江（忽汗河）东岸，或为大祚荣东迁“旧国”之初都，如同高句丽始祖朱蒙南下“忽本川”（今浑江）先居平地城，三年后始创山城。牡丹江西岸的城山子山城，即应是渤海旧国的东牟山山城。

（十四）二十四块石和石湖古城

牡丹江上游的渤海交通史迹，除城子山山城、永胜遗址和敖东城等以外，以沿江分布的南北纵向的二十四块石遗址最为引人注目。二十四块石遗址，沿渤海交通道分布在牡丹江、图们江和咸镜北道，其在牡丹江上游东岸最集中。以纵向分布，依次有（敦化）城郊江东二十四块石，官地二十四块石、海青房二十四块石、腰甸子二十四块石等，计12处。对其功能，自20世纪50年代发现以来，学术界颇有异议。但从大部分二十四块石都位于沿牡丹江和图们江的交通要道，各遗址近处并无大型城址看，学术界基本公认，二十四块石遗址应是《新唐书·百官志》中的“凡三十里有驿”的渤海国时期古驿站的建筑基石遗迹。

（十五）渤海湖州

渤海之湖州，属上京龙泉府管辖，因其在上京以南的“忽汗海”（今镜泊湖）得名，所以在渤海上京的诸州中，与“长岭—营州道”关系尤重。从上述渤海“旧国”今敦化一带北行，必先经镜泊湖畔的湖州，而北上渤海上京、东京诸地。湖州在渤海灭亡后的《辽史》卷三十八《地理志》“东京道”条下有追记：“渤海置。兵事隶东京统军司。统县一：长庆县。”[106]

关于湖州故址，学术界公认“当在忽汗海（镜泊湖）附近，盖州因水得名者也”。故多寻证于镜泊湖沿岸。《宁安县志》记载，在镜泊湖北岸“土名真味门及平房店北山上，距县一百四十里（距上京渤海镇七十里），城周围约十里。为东西长方形，西门遗有墙基二丈许，城内有井三眼”。据传民国元年（1912）城内发现有“忽汗州兼三王大都督之印”。该地俗称“城墙砬子”，为渤海重要古城无疑。20世纪80年代末，吕遵录先生在《镜泊湖周围山城遗址调查》中专门报道了城墙砬子古城[107]。1990年夏，笔者应时任上京博物馆筹备负责人之一张泰湘先生之邀，考察渤海上京和上京博物馆，在他陪同下，专赴镜泊湖考察史迹，亦亲自踏察过该城。观其在牡丹江上游和镜泊湖北岸的地理位置，当系渤海交通道上的“湖州”，应无疑义。

（十六）渤海上京龙泉府

该城已无争议。故址在今黑龙江省宁安县南东京城渤海镇。20世纪90年代初笔者第一次踏察该城，即为其恢宏震撼，亦曾有怀古记游：“初观北国赴龙泉，荷夏镜湖日正炎。牟岭清风连粟水，烟波瀚海漫松原。唐家驿馆今何觅，大氏宫庭旧迹妍。贡道车书传异域，星移斗转记流年。”至此“长岭—营州道”已达终点，而由上京龙泉府发轫的“龙原—日本道”和“南海新罗道”等犹为起点。

渤海上京龙泉府南门

二、“龙原—日本道”与“南海—新罗道”转日本海路的交通史迹

唐代渤海国诸四至交通道中的所谓“南海新罗道”，从实际上的交通走向看，是从渤海上京出发经中京、东京、南京，与域外交流的主干道。因为从唐代渤海与新罗、日本的交通看，沿牡丹江上游的嘎呀河和海兰河，经今汪清县和延吉、图们市境，傍图们江“几”形折曲的南行陆路，实际有两个发轫的重镇，即中京显德府（今和龙西古城址）和东京龙原府（今珲春八连城址）[108]。

但由中京显德府沿海兰河上溯图们江，山势较险峻，故交通不便。而由东京龙原府，沿图们江下游滨海平原，道路少险阻而且可以与海路相接，所以自汉以来，为“玄菟郡”至“北沃沮”之南北部族故道（回见本书第四章）。在唐时，则为渤海上、中、东、南四京，通向新罗和日本的主要干道。所以渤海的南行之“龙原（东京）—日本道”和“南海（南京）—新罗道”，从自然交通地理上看，均是沿图们江下游南行的濒日本海西岸之傍海道。此道南行至大同江下游之平壤后，回归至汉魏以来的高句丽、百济、新罗、伽耶，赴日本之海路。故检索此交通道上的交通史迹，至日本海西岸的“南京南海府”以后，基本上合为一条交通走向。现一并将日本海两岸两道的交通史迹略记于下。

（一）中京显德府

中京显德府，前述故地在今图们江中游吉林省和龙西古城，是由渤海上京去往新罗、日本的重要中转站。经显德府东行嘎呀河、图们江，先至渤海东京龙原府（珲春八连城），后至咸镜道的南京南海府（北青古城）。

（二）温特赫城

位于珲春河下游图们江东南珲春市三家子乡，在渤海东京珲春八连城西南7.5公里。城址呈不规则长方形，南北长710米，东墙长468米，西墙381米。从交通地理看，为由图们市东行龙泉府交通道上的又一重镇。

（三）东京龙原府

东京龙原府，是由渤海内陆东出日本海沿岸的要镇之首。《新唐书·北狄传》：“濊貊故地为东京，曰龙原府，亦曰栅城府。……龙原东南濒海，日本道也。”[109]龙原府故址，已确知在今珲春八连城。所谓“东南濒海”，指珲春八连城东南临日本海。在渤海居“旧国”和迁都上京龙泉府后，东南去日本都必经东京龙原府。只不过早期居“旧国”（敦化）时去龙原府，自敦化东溯沙河，穿哈尔巴岭，经安图福兴河流域，逾英额岭入海兰江下游，东行珲春江之八连城。后期则直接由嘎呀河入布尔哈通河沿图们江东行，经珲春的凉水乡至八连城，经“盐州”出海赴日本。

（四）克拉斯基诺古城（渤海盐州）

该城为渤海通往日本的水、陆衔接的海港城市，即渤海之“龙原—日本道”的出海口“盐州”。该城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被中、俄、日等考古学者调查、发掘认定的东北亚重要边海交通港口。2011年9月，吉林省考古学者与俄罗斯考古学者联合勘查，并取得了重要的渤海古城址的新发现（见《中国文物报》2011年12月9日“文物考古”版）。该地清代称“毛口崴”。《据珲春乡土志》载，毛口崴“原系我国领土，为吉林省半壁入海之门户”。西北距八连城约百里，地处今俄罗斯远东图们江下游北岸的珲春东南出海口——波谢特湾内，俄语称“克拉斯基诺（HpacuguH）古城”。渤海与日本有记载的30次往来，多发轫于此地。地在今俄属滨海边疆区南部的楚卡诺夫卡河右岸河口[110]。

渤海与新罗、日本海上交通示意图(二)

当时渤海出东京龙原府，东南行日本的陆路，在到达“盐州”后，实际上从交通方向看总的可分南、北两路。其南路，即由克拉斯基诺古城南行，沿朝鲜半岛东海岸南下，先抵达渤海之“南京南海府”（今咸镜南道北青古城），然后由外港“吐号浦”渡海至九州“筑紫”。这是渤海使者第14次通日本以前，按照日本的要求，所选择的所谓“筑紫线”。该条交通，显然与“南海—新罗道”大部分陆路重复，只是终达的目的地不同。如果由南京南海府进入新罗境，则仍可纵贯朝鲜半岛，由“伽耶”“躭罗”渡对马岛至日本。

其北路，即由“盐州”的波谢特湾直接赴海，向东南横渡日本海，直接到达日本本州岛西海岸，即所谓“北路”。在这一北路抵日本的海路中，据统计有6次在日本本州“出羽”（今秋田）登陆，3次在“熊登”（今石川）登陆。6次在“越前”加贺府（今福井）登陆[111]。可见，由渤海龙原府或南海府出海比较固定。而由于海行险恶，当年的“南路”尤险阻，故史载只通行2次。其余的多由北路（毛口崴）出海。但在日本的登陆点仍多漂泊难定，分散于九州与本州各港。

（五）长岭子山口与石头城

由珲春八连城（龙原府）东行波谢特湾的克拉斯基诺古城（盐州）间，在图们江北，横亘一条由珲春东15公里至海湾的山岭，其控扼海湾的出海口有一山口要隘，称长岭子山口。这是屏护海湾交通出海口的唯一要隘，在渤海时，亦应为“龙原—日本道”上的滨海险途。在这处关隘，近年发现了位于珲春县报石乡太阳村一处渤海古城址，号“石头城”。该城与波谢特湾的另一座古城东、西相对，应为该交通道上的重要城址[112]，也是由渤海东京龙原府，东出日本海西岸的一处关隘城镇。

（六）北青古城

北青古城位于朝鲜咸镜南道北青郡东南14公里南大川左岸的近海平原上。现存城址有西墙、北墙和南墙。2002年出版的《朝鲜东海岸一带渤海遗迹研究》介绍，其东西长342米，南北为724米，周长2132米。城址的布局内部为十字大街，将城内分为4个区域。从出土的瓦当样式看，多为渤海式的六瓣莲花瓦当。是迄今为止，在咸镜南、北道地区最大的渤海古城。其城西南10公里有新浦市梧梅里渤海时期的仿唐式四角佛塔基址。北青古城，经近年研究，其位置正当渤海“南京南海府”故地。城址所在方位和城内出土文物也印证了其为渤海南京南海府的可靠性。北青古城南临日本海新昌港，古今为出海要地，北青古城东北的端川市华藏庄里，还有一座周长1250米的渤海古城。这是继汉魏的东海“沃沮道”后，当时渤海“南海、新罗道”上，沿日本海西岸南北相邻的又一座渤海重要古城。

（七）二十四块石遗址

前已指出，在唐代渤海与新罗、日本的古代交通中，“二十四块”是较早引起人们关注的重要交通史迹。1992年《东北古代交通》合作者李健才先生著有《二十四块石考》一文[113]。当时他指出，“二十四块石遗址已发现8处，在吉林省敦化市境内牡丹江上游发现4处（江东乡、官地镇、海青房、腰甸子），在图们市境内发现2处（月晴乡石建坪、马牌），在黑龙江省宁安县牡丹江中游镜泊湖东岸弯沟内的北坡发现一处。另外在今朝鲜咸镜北道渔郎郡会文里发现一处”。21世纪初，魏存城先生在《渤海考古》一书中记为共发现12处[114]，并列有《二十四块石遗址统计表》，其中增加了宁安县房身沟、汪清县百草沟兴隆村、咸镜北道金策布东兴里、咸镜北道清津布松坪里四处。

综观上述二十四块石遗址的分布，研究者的共识是：“二十四块石建筑址与交通有关，属于驿站性质的建筑。”而对于其建筑结构的合理性，也逐渐得以解答[115]。总观从牡丹江、嘎呀河、图们江到咸镜北道傍海交通线上二十四块的分布，提供了以下重要信息：

其一，其分布交通走向明确，为由渤海“旧国”，北经上京，东转“龙原府”和“南海府”的干道之间。

其二，其建筑规制相同，都具有纵横三行各八块础石结构，凸显其交通规制的完善和统一性。

其三，从迄今的遗址分布看，都应在渤海的“三京”（旧国、东京、南京）范围内。这与《三国史记》卷三十七《地理志》引贾耽《古今郡国志》云“渤海国之南海、鸭绿、扶余、栅城，并是高句丽旧地。自新罗泉井郡至栅城府，凡三十九驿”相符。新罗井泉郡即今咸镜南道德源，而“栅城府”亦即龙原府地。所以咸镜北道以北的二十四块石遗址，应即泉井至栅城间驿站遗迹之一。

（八）《大藏经与佛骨舍得》

在唐与渤海和新罗、日本的古代交通路线上，于今朝鲜半岛的开城和汉城以北的重要史迹，见于13世纪的朝鲜《三国遗事》记载，有唐贞观十七年（643）春三月，高丽僧人慈藏等，曾赴唐取《大藏经》四百余函，并舍利佛骨等，藏于江原道金刚山之“乾凤寺”。而金刚山乾凤寺，正是北汉江支流上的重要东朝鲜湾内侧的南北往来要地，于朝鲜半岛中部的濒海交通史迹尤其重要。

（九）多贺城与多贺碑

在唐代渤海与日本的古代交通史上，发现于日本本州东部仙台平原多贺市的“多贺碑”具有海路里程碑的意义。其碑文有：“多贺城，……去靺鞨国界三千里。”在这块碑记的末端有“天平宝字六年十二月一日”题字。日本天平六年，值渤海文王大钦茂大兴二十六年，即公元762年冬月。当年渤海王大钦茂第六次派出赴日本使团，“王新福以下二十三人于越前国加贺郡安值”[116]。此加贺即多贺，此碑系为此次渤海出使日本的记事贞石之证。其记载的多贺城距“靺鞨三千里”，从多贺至渤海的海路看，应指由渤海之“南海府”（今北青古城）的咸镜南道，横渡日本海，在本州之佐渡岛对岸新潟登陆至“多贺城”的距离，这是传世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东北亚海路石刻记载。

（十）平城京（奈良）

平城京是日本奈良时代的重要古郡。也是当时日本与渤海和新罗往来的重要都邑。当时在平城京内，专门设有接待渤海使者的驿馆和官邸。1986年，在奈良平城宫东南的长屋王官邸附近出土了230板木简，其中有一板记有“渤海使”等文字。根据这批木简的年代范围（715—729）。日本学者酒寄雅志等研究，应是公元728年渤海出使日本的官方信物[117]。

平城京距渤海通日本“北路”的能登、加贺均较近。公元804年（日本桓武天皇二十三年）下诏：“勅比年渤海使者来者，多在能登国，停宿之处，不可疏陋。”[118]所以平城京是当时渤海信使的重要终达点和交聘的第一重地。1999年秋，笔者应日本东洋文库东亚研究所之邀赴日讲学和考察期间，曾专赴平城京，亲见保存完整的“平城京”遗址及招提寺和馆藏中日交流等重要文物，凸显唐代中日间古代交通之盛况。

（十一）平安京（京都）

平安京亦是与平城京并列的奈良时代的日本古都之一，俗称京都。在中国盛唐和渤海时代，由渤海之东京龙原府（珲春八连城），横渡日本海去日本的海上交通，经“北路”至日本本州之加贺、福井（越前）登陆，特别在福井登陆的到达平城京（奈良）的交通往来，必先经奈良西北，由若狭湾一带登陆至京都（平安京）。所以唐代的日本本州上的平安京与平城京一样，是与中国的都城长安，经辽西“营州”东进“平壤”，或经渤海之上京龙原府、新罗之汉城等，俱为当时东北亚环日本海交通史、文化史的重要都邑，遗存和演绎着公元8—10世纪东亚交通史和文化史上的诸多人文胜迹。在1200年前的东北亚古代交通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十二）留存于日本仁明天皇皇宫内的“渤海国中台省致日本国太政官牒”

该官牒复写本，应原存于日本仁明天皇承和八年（渤海大彝震咸和十一年，唐武宗会昌元年）即公元841年的官邸。因系渤海大彝震于咸和十一年遣使日本的官牒，故习称“咸和十一年渤海国中台省致日本国太政官牒”[119]。这是渤海国第十一代王大彝震（830—857）第一次遣贺福延出使日本，亦是渤海国第24次出使日本的重要遗物。

官牒首见于1950年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出版的 《图书寮典籍解读》卷头的照片。牒文中有“渤海国中台省碟上日本国太政官/应差人觐贵国使政堂省左允贺福延并行从壹佰伍□/一人使头政堂省左允贺福延”，以下105位同行者名录，其中除28名艄公外，在“政堂省”随行官员中，尚有“六十五人首领”。据著名渤海史考古学家王承礼、魏存成等先生考证，这65人可能包括代表渤海62个行政州和3个独奏州的地方部族首领。反映了当时渤海与日本间官方往来的规格之重和信使频繁。其中，官牒中记载：“日城（域）东遥辽阳，西阻两邦，相去万里。”该“辽阳”，当指辽代在今辽宁省辽阳市（古襄平）建立“辽阳府”以前的“旧辽阳”，即汉魏晋之辽东郡之“辽阳县”，即今辽中县茨榆坨镇偏堡子古城。而“两邦”，盖指当时的新罗、百济（高丽）。“官堞”所记均涉及9世纪中叶以前东北亚古代交通史的诸多史事，是中唐时期中国东北之“海东盛国”渤海与日本官方交通往来的原始信物，弥足珍贵。

[1]《新唐书》卷四十六《百官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1198页。

[2]《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072页。

[3]《柳河东集》卷二十六。

[4]《新唐书》卷四十三《地理志》，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第1146页。

[5]《三国史记》卷四十六《列传第六》“强首”条，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527页。

[6]《新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1022页。

[7]《辽史》卷三十九《地理志》“中京道”，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481页。

[8]《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北狄》“契丹”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5349页。

[9]《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北狄》“奚”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5354页。

[10]《隋书》卷四《炀帝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2年版，第81—82页。

[11]《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57页。

[12]《新唐书》卷四十三《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1146页。

[13]金毓黻：《东北通史》，《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1年翻印本，第216页。

[14]引自《八琼室金石补正》，清陆增祥辑本。

[15]《新唐书》卷四十三《地理七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1146页。

[16]《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一“河北道”条。

[17]《武经总要》前集卷二十二《北蕃地理》。

[18]详王绵厚：《后晋末帝北迁经行地名考》，《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6期。

[19]《水经注》卷十四“大辽水”条， 王国维校本，引自《王国维全集》第十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91页。

[20]《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一“河北道”条。

[21]金敏黻：《东北通史》卷四，《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1年翻印本，第62页。

[22]《武经总要》前集卷二十二《北蕃地理》。

[23]《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隋纪五》“炀帝大业八年”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5661—5662页。

[24]《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二《隋纪六》“炀帝大业十年”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5691页。

[25]《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唐纪十三》“太宗贞观十九年”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6219—6220页。

[26]《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十九年”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6230页。

[27]《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一“河北道”条。

[28]《新唐书》卷四十三《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1023页。

[29]《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太宗贞观十九年”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6219页。

[30]中央民族学院编写组：《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地区资料汇编》，第69页。

[31]《太平寰宇记》卷七十。

[32]王绵厚：《隋唐东征“泸河”“怀远”“通定”三镇考》（未刊）。

[33]详王绵厚：《辽代衍州与“鹤野”探考——兼论东京曷术馆女真部》，载《辽金史论集》（第三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

[34]《册府元龟》卷一百一十《帝王部》。

[35]《北史》卷九十四《列传八十二》“高丽”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3117页；《隋书》卷八十一《东夷列传》“高丽”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版，第1817页。

[36]金毓黻：《东北通史》，《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1年翻印本，第20页。

[37]《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地区资料汇编》引《奉天通志》说，第69页。

[38]详王绵厚：《关于辽沈历史上“北趋甬道”的交通地理考察》，《辽宁大学学报》2013年2期。

[39]《盛京通志》卷一百零一《古迹》。

[40]详王绵厚：《关于辽沈历史上“北趋甬道”的交通地理考察》，《辽宁大学学报》2013年2期。

[41]《辽史》卷三十八《地理志二》“辽州”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467页。

[42]《新唐书》卷四十三《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1147页。

[43]《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唐纪十三》“太宗贞观十九年三月”条注文，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6219页。

[44]《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十九年八月”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6228页。

[45]《辽宁史迹资料》，1962年内刊本，第57页。

[46]《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二《隋纪六》“炀帝大业十年”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5691页。

[47]《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唐纪十三》“太宗贞观十九年”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6220页。

[48]《册府元龟》卷一百一十《帝王部》。

[49]《辽宁史迹资料》，1962年内刊本，第58页。

[50]《辽东志》卷一《地理志》，《辽海从书》第一册，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413页。

[51]详孙进己、王绵厚主编：《东北历史地理》第二卷第四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52]《辽海丛书》第四册《翰苑·藩夷部》，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2702页。

[53]《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十九年”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6229页。

[54]《新唐书》卷四十三《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1147页。

[55]《新唐书》卷一百一十《列传三十五·诸夷蕃将》“泉男生”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4123页。

[56]金毓黻：《东北通史》上编，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6年翻印本，第27页。

[57]《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北狄》“渤海”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180页。

[58]《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北狄》“渤海”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182页。

[59]《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北狄》“渤海”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182页。

[60]《新唐书》卷四十三《地理志七》，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1147页。

[61]《新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二》，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994页。

[62]《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四《列传七十四》“李正己”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3535页。

[63]《辽宁史迹资料》，1962年内刊本，第63页。

[64]《辽宁史迹资料》，1962年内刊本，第53—54页。

[65]详曹汎：《叆河尖古城和汉安平瓦当》，《考古》1980年6期。

[66]《新唐书》卷四十三《地理志七》引贾耽《道里记》载，[自安东府（今辽阳）]“南至鸭绿江北泊汋城七百里，故安平县也”，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1147页。

[67]《满洲历史地理》第一卷，第385页。

[68]《辽宁史迹资料》，1962年内刊本，第53—54页。

[69]《浑江市文物志》第24—29页（本书所引辽、吉、黑三省“文物志”多系内部出版）。

[70]李健才：《东北史地考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41—45页。

[71]《靖宇县文物志》第45—49页。

[72]《抚松县文物志》第40—48页。

[73]《安图县文物志》第56—57页。

[74]《新唐书》卷四十三《地理志七》“营州”条注，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1147页。

[75]《水经注》卷十四：“渝水又东南，迳一故城东，俗曰汝罗城。”

[76]详王绵厚：《唐营州至安东水陆交通地理考定》，《辽海文物学刊》1986年创刊号。

[77]《辽宁史迹资料》，1962年内刊本，第56页。

[78]《唐大诏令集》卷十一《太宗遗诏》。

[79]《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北狄》“渤海”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180页。

[80]引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七《大事表第三》。

[81]引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十“诸臣”条。

[82]《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四《列传七十四》“李正己”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3535页。

[83]《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唐纪二十九》“玄宗开元十四年”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6774页。

[84]《新唐书》卷四十三《地理志七》引贾耽《边州入四夷道里记》，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1147页。

[85]《册府元龟》卷九十五《外臣部·褒异第三》。

[86]《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北狄》“靺鞨”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5359页。

[87]《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北狄》“黑水靺鞨”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179页。

[88]《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北狄》“渤海”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182页。

[89]《渤海国志长编》下卷，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78年翻印本，第301页。

[90]王绵厚:《高句丽扶余城与渤海扶余府》，载《高句丽与秽貊研究》，哈尔滨出版社2005年版，第309页。

[91]《辽史》卷二《太祖本纪》“天赞四年闰十二月”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1页。

[92]中央民族学院编写组：《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地区资料汇编》，第103页。

[93]《三国史记》卷三十七《杂志第六·地理四》引贾耽《古今郡国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452页。

[94]《三国史记》卷三十五《杂志第四·地理二·新罗》：“井泉郡，本高句丽泉井郡。文武二十一年取之。景德王改名。”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432页。

[95]详王侠：《珲春的渤海遗迹与日本道》，《学习与探索》1982年第1期。

[96]详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东北亚考古信息》1993年1期。

[97]《续日本纪》卷十。

[98]《三国史记》卷三十七《杂志第六·地理四》引《古今郡国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452页。

[99]王绵厚：《高句丽古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218页。

[100]《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北狄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5358页。

[101]详刘晓东、祖延苓：《南城子古城、牡丹江边墙与渤海的黑水道》，《北方文物》1988年第3期。

[102]王禹浪：《高句丽渤海古城址研究汇编》，哈尔滨出版社1994年版，第734页。

[103]王禹浪：《高句丽渤海古城址研究汇编》，哈尔滨出版社1994年版，第734页。

[104]《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北狄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5360页。

[105]《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北狄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181页。

[106]《辽史》卷三十八《地理志二》“东京道湖州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471页。

[107]吕遵录：《镜泊湖周围山城遗址调查》，《北方文物》1989年第1期。

[108]魏存成：《渤海考古》，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页。

[109]《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北狄传》“渤海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182页。

[110]魏存城：《渤海考古》，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151页。

[111]魏存城：《渤海考古》，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151页。

[112]详王侠：《珲春的渤海遗迹与日本道》，《学习与探索》1982年第1期。

[113]详李健才：《二十四块石考》，《北方文物》1992年第2期。

[114]魏存成：《渤海考古》，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185页。

[115]魏存成：《渤海考古》，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185页。

[116]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总略》。

[117]详［日］酒寄雅志著，王培新译：《平城京出土的渤海木简》，《东北亚考古资料译文集》第4辑，2005年。

[118]金敏黻：《渤海国志长编·总略》。

[119]魏存成：《渤海考古》，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161页。

第七章　辽代（10—12世纪）中国东北与东北亚的古代交通

从10世纪初开始，兴起于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两河流域”的契丹族，以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南波罗城之“上京”为中心，建立起以契丹族为主体的“大契丹国”，亦称“大辽”。从此，在中古时代的中国北方和东北亚历史上，经历了辽、金、元三个以少数民族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国家。契丹国家的兴起，在中国北方（包括东北亚）的建置历史和交通地理的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随着辽代在北方草原地带普遍建立府、州、县和头下军州城，使它的北部疆域空前广袤，囊括今中国东北全部、南至白沟拒马河和山西大同，东及滨海，西尽蒙古草原，版图大大超越了唐代“海东盛国”渤海的建置。由此奠定了近千年来东北亚地区建置与交通地理的基础。但是由于传世的辽代史籍鲜见和元修《辽史》记载的疏略，致使对有辽一代交通地理的考察，主要依赖同时代或稍后（涉及金初）宋人留下的笔记或北行记录。这些史录流传至今举其要者有以下诸种：

1.宋欧阳修：《新五代史·晋家人传》

2.《王沂公（曾）上契丹事》（见《辽史》卷三十七和《契丹国志》卷二十四）

3.宋绶：《使辽行程录》

4.沈括：《熙宁使虏图抄》（《永乐大典》卷一〇八七七）

5.洪皓：《松漠纪闻》

6.《薛映记》（《契丹国志》内“富郑公行程录”）

7.路振：《乘轺录》（商书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

8.陈襄：《使辽语录》

9.《张舜民使辽录》

10.胡峤：《陷辽记》（《五代史·四夷附录》）

11.赵彦卫《御寨行程》

12.王易《燕北录》（《辽史拾遗》引）

审读比较上述史籍，参证正史和历年来中国东北和东北亚地区的考古资料，可以发现，辽代的中国东北和东北亚交通地理和交通文化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辽代陆路交通地理的通达范围，在东北亚地区，超出了汉唐而达到了空前的广袤领域。其南起幽燕，北达黑龙江以北黑水靺鞨故地和克鲁伦河南北的于厥里等部 ；东及日本海西岸，而通高丽、日本；西越呼伦贝尔草原，而达今内蒙古和外蒙古草原纵深腹地。

其二，草原城市的崛起，使辽代道、府、州、县间的交通进一步发达。其中以“五京”为中心的交通干道，形成了包括整个中国东北、旁及大部分东北亚邻国之间纵横四至的新的交通网络。

其三，独具特色的辽代“四时捺钵”交通，是契丹贵族占统治地位的草原帝国将逐牧游猎和横帐行宫化于一体的特殊的交通载体。它对后世的金元草原交通的形成和发展，亦具有深远影响。

其四，依托游猎、群牧的车马驼等交通工具的发展，开辟了东北亚中古时代交通制度与交通文化的新时代。特别是“捺钵交通”和“骑射文化”独具特色。

其五，辽代以草原民族建立的具有“南北官制”的草原帝国，重视草原和内陆的州县建置和交通发展，而对边海、边域经略衰弱，尤其与高丽、日本诸国，采取相对封闭的政策，加之对汉文典籍限制，往来交通史籍罕见。故本章不单列辽代与高丽、日本之东北亚交通，而将相关内容一并追述在第八章金代。

第一节　辽代四时捺钵的地址和行营交通路线

辽代契丹族地处大漠草原之间，“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1]。他们“以驰骋为容仪，以弋猎为耕钓。栉风沐雨，不以为劳；露宿草行，不以为苦”[2]。这是契丹人自古以来的生活方式。契丹的居行方式决定和影响了契丹的交通文化和交通制度的特点。契丹建国后在本土仍是过着以畜牧射猎为主的游牧生活，因此辽帝的“四时捺钵”正是契丹这种传统生活习俗的反映。“捺钵”乃契丹语，其意为“行在”“行营”“行宫”“住坐处”“衙帐”，即辽帝出猎时居住的帐幕。“行宫”之制并不始于辽代，但把“行宫”作为理政的中心，与“北面官”一样，则是契丹族的创制。由于辽代诸帝在例行“四时捺钵”理政的同时，又有登山、祭水、射猎的游猎传统，造就了一代草原帝国与北宋王朝之间特殊的交通关系。关于辽帝“四时捺钵”之地，《辽史·营卫志》和《辽史·本纪》以及宋使记录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营卫志》所谓“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出有行营，谓之捺钵；分镇边圉，谓之部族”[3]。在宋使行程录中所见，则为：“行营到处即为家，一卓穹庐数乘车。千里山川无土著，四时畋猎是生涯。”（苏颂《契丹帐》）。关于辽代的“行营”制度，傅乐焕先生等对辽代四时捺钵已有比较深入的研究[4]。现在前贤研究基础上，将辽帝“四时捺钵”的地望、走向，以及从辽上京到四时捺钵的各条重要交通路线，结合笔者历年部分实地考察和已发表的考古资料再扼要分述如下。

一、春捺钵的地址与交通路线

《辽史》记载，辽帝春捺钵之地，主要在“长春州”境内的鱼儿泺、鸭子河等地进行钩鱼、捕鹅等春季行猎。所以“春捺钵”是辽代捺钵交通之首。

《辽史·地理志》“上京道”载 ：“长春州，韶阳军，下节度，本鸭子河春猎之地。”《辽史·营卫志》又载，春捺钵之地在“鸭子河泺”。鸭子河泺“在长春州东北三十五里”。《辽史拾遗》卷十三引王易《燕北录》载：“春捺钵多于长春州东北三十里就泺甸住坐。”此“泺甸”或即“鸭子河泺”。《辽史》明确记载鸭子河泺为春捺钵之地，而《辽史》的“本纪”中只有到长春州、鸭子河、混同江、挞鲁河、长春河、鱼儿泺等地进行春猎的记载，而独不见“鸭子河泺”春猎的记载。但从“长春州，本鸭子河春猎之地”分析，据《辽史·本纪》所载“鸭子河春猎”的记载可知，辽代“鸭子河春猎”，当即指包括“鸭子河泺”之地在内。《辽史·圣宗本纪》载，太平四年（1024）二月，“诏改鸭子河曰混同江，挞鲁河曰长春河”[5]。可知，辽帝春捺钵之地，主要应在长春州境内的鸭子河（混同江）、挞鲁河（长春河）、鸭子泡、鱼儿泺（月亮泡）一带。

关于长春州，在《辽史·圣宗本记》载，太平二年“三月甲戌，如长春州”[6]。证明早在圣宗太平二年（1022）就已有长春州的建置。《辽史·圣宗本纪》载，太平二年（1022），首次“如长春州”，是长春州第一次见诸《辽史》。其后终圣宗一代，凡七次来长春州捺钵。可见长春州之地，应是始创于圣宗时代的捺钵行营重地，它与辽代泰州（泰来县塔子城）和肇州（前郭县他虎城），共同构成松嫩交汇处屏蔽和防御“金源”女真故地的东北部要镇。而《辽史·地理志》载，长春州“兴宗重熙八年置”。《辽史·兴宗本纪》亦载，重熙八年十一月己酉，“城长春”[7]。重熙八年（1039）城长春州，应是由“行帐”改建为州城。这当是指长春州城的正式行政建置年代。因此太平四年（1024）时，“诏改挞鲁河曰长春河”，是河因州而改名，即先于长春州处设“衙帐”。《辽史》的“本纪”中经常出现到“春州”鸭子河、混同江春猎的记载，说明“长春州”在“捺钵”中的重要性。可见“长春州”是主要因为辽帝“春捺钵”而增设的州城。其在辽代的“捺钵制度”和“捺钵交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

关于长春州的古今地址问题，史学界有不同意见。但应先有捺钵“行营”，后有州城确是事实。其地址过去主要有白城市城四家子古城和他虎城说。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编写《东北古代交通》时，笔者与李健才先生在这一地区的实地考古调查，结合文献记载，李健才先生曾著文考证，长春州应在今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前郭县）北上台子村的“他虎城”。认为他虎城北距嫩江下游5公里，东距松花江曲折处约25公里，西距月亮泡约40公里，南距查干泡约10公里，东北距肇源县茂兴泡17.5公里。这一带为松嫩两江汇合处，多江河湖泊，不但盛产鱼类，而且也是野鸭子、鹅、雁群集之地。从长春州与“鸭子河泺”的相对方位看，其中心应在今洮儿河下游会嫩江查干湖（见其《吉、黑两省西部地区辽金古城考》）。

但根据近年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古城村城四家子古城附近发现的金代文字砖，学术界确证了白城市城四家子古城应为辽代“长春州”、金代“新泰州”[8]。经笔者2014 年7月再次亲自踏查，其城址周长5700余米，是辽代松嫩平原上的最大的因“春捺钵”兴起的州城。

以《辽史》所记，“鸭子河泺”即在长春州东北三十五里。“长春州”即今城四家子古城，故其东北三十五里，正当今城四家子东北的穆家店一带。当然，也可泛指今“日月泡”或“查干湖”为鸭子河泺。但如以确认的城四家子古城为长春州看，其东北三十五里，当以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的穆家店为主甸合适。在辽代的“四季捺钵”行营“捺钵州”中，长春州居“行营”之首。因为松嫩交汇处古今这一代河泡密布，以一处自然河湖泡泽定其位，“鸭子泺”方位难寻。而确认有辽代古城城四家子为“长春州”后，寻定“鸭子泡”方位则较相对准确。

“鱼儿泺”是辽帝春猎的又一主要地区。据《辽史·本纪》的记载，鱼儿泺常与长春州、长春河（挞鲁河）连在一起。如辽圣宗太平五年（1025）三月，“如长春河鱼儿泺”。长春河即挞鲁河，亦即今洮儿河和嫩江下游。而据实地勘查，今日月亮泡一带正在洮儿河和嫩江汇合处。洮儿河下游与嫩江汇流处，以及嫩江下游和东流松花江北岸，湖泊较多，其中以日月泡产鱼最多，为东北著名的产鱼区之一，经实地考察，以今月亮泡为辽代长春州境内的“鱼儿泺”是符合实际的。

另需指出，《辽史》“本纪”中常见辽帝“如春水”的记载。辽金时代所说的春水，并不是专指一条河流的名称，而是泛指春猎之水。如《金史》载“次济州春水”[9]“如长春宫春水”[10]“前往安州春水”[11]“爻剌春水”[12]等。

所以上述辽帝春捺钵主要地点，在长春州境内的鸭子河（混同江）、挞鲁河（长春河）和鱼儿泺，即今东流松花江的西段的嫩江下游查干湖、茂兴泡、日月泡一带。这一带是洮儿河、嫩江、松花江汇流处，湖泊较多，自古以来就是著名的产鱼区和鹅、雁、野鸭子群集之地，是进行渔猎的理想地带。

至辽圣宗时代，和北宋战事、交涉较多；而天祚帝末，因女真兴起凶悍，东北多事，因此辽帝春猎也常迁在西南境的“延芳淀”（今北京通州附近）、“鸳鸯泺”（今河北尚义东北之昂古立诺儿湖，亦即安固里淖）、“长泺”（今奈曼旗工程庙泡子，一名乌兰浪泡）等地进行。故辽中期以后特别是天祚帝后期的春猎捺钵处殊无定所。

关于辽帝从上京到长春州春猎的交通路线，史无确载。但从已知的辽代古城和遗址分布以及现今交通路线的情况来看，其北上的路线当循草原故道，从今巴林左旗林东镇（上京）出发，沿乌尔吉木伦河东行到阿鲁科尔沁旗和乌力吉木仁（梅林庙），然后北上到扎鲁特旗、科尔沁右翼中旗、突泉县双城子古城，再东北行到洮安县，沿洮儿河东行到城四家子古城（辽代长春州）。然后再沿洮儿河到月亮泡、嫩江，最后到前郭县他虎城（辽代肇州）东北之嫩江下游转松花江。这条交通路线也是辽代以前，由老哈河和西拉木伦河，北行松、嫩二江，通往“黑水靺鞨”居地等黑龙江下游南北的部族古道。

二、夏捺钵的地址与交通路线

据《辽史·营卫志》和《辽史》“本纪”的记载，辽帝夏捺钵“无常所”。其主要在“庆州”境内诸山。其次为怀州西山之“清凉殿”、归化州的“炭山”等地。辽帝在夏捺钵时，主要是纳凉、游猎，同时与北、南臣僚共议国事，接见使臣，称为实际上的理政“衙帐”。

夏捺钵的首选地庆州，在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白塔子乡古城，因城内西北隅有一八角七层的辽代白塔，故名白塔子。《金史·地理志》“庆州”条载：“城中有辽行宫。”据笔者亲自调查，今白塔子城尚有内城、外城，平面呈“回”字形，有角楼、瓮城，马面，内城偏北正中的高台遗址，或当即辽代的“行宫”。白塔子城（庆州城）

正建在查干木伦河（辽代黑河）的冲积平原上，北、东、西三面环山。《辽史·地理志》卷三十七“上京道庆州”条所说的“黑山、赤山、太保山、老翁岭、馒头山”，以及吐儿山、永安山等均在庆州境内。此即包括今巴林右旗和巴林左旗北部诸山。庆州东北15公里的山沟中为庆陵的所在地，当地群众称之为“王坟沟”，为辽圣宗、兴宗、道宗三陵的所在地。庆陵附近的高山即“庆云山，本黑岭也”。黑岭即黑山，黑河（即今查干木伦河）即发源于此[13]。据《辽史·地理志》“庆州”条载，庆州一带“本太保山黑河之地，岩谷险峻”，“风景”奇秀，其“地苦寒”。1987年5月和2010年9月，时跨23年，《东北古代交通》作者二人先后曾在辽上京和庆州、祖州一带做两次实地考察。得知这一带地处大兴安岭高寒山区南端，山川秀丽，地多禽兽，既有郁郁葱葱的原始大森林，又有水草丰茂的大草原，山水悠深、气候清朗，确是多山宜猎和避暑的胜地。因此辽帝的夏、秋捺钵多选在这里。又《辽史·营卫志》记载，夏捺钵“无常所，多在吐儿山”，“吐儿山在黑山东北三百里，近馒头山”[14]。吐儿山亦即兔儿山，犊儿山，其地应在今巴林左旗北境的乌兰哈塔山。据亲到此地的宋使沈括当年在其《熙宁使虏图抄》中关于犊儿山方位的记载说，当时辽主的临时衙庭（即夏捺钵）在犊儿山南，即“其北山，庭之所依者，曰犊儿。过犊儿北十余里，曰市场，小民之为市者，以车从之于山间”[15]。据今人考证：“这个市场与东乌兰坝（大兴安）岭南、岭北的交通要道密切相连。……至今赤峰地区人民食用盐仍依赖（锡盟东乌珠木沁旗）达布苏诺尔盐池所产之岩盐。可想而知，辽代上京道居民，为了得到生活中需要的食盐，必须要在交通要道的关口设置市场。而“乌兰坝（乌兰达坝）林场处，恰好是南北交通要道，此地出现市场，实行物资交换，互通有无，就不足为奇了”[16]。由此可知，辽代“夏捺钵”之一的犊儿山即吐儿山，亦应在今巴林左旗西北浩尔图乡乌兰达坝林场附近的高山地带。这里是古代的狼河，即今乌尔吉木伦河北源的发源地。据《赤峰风情》的记载，乌兰达坝（蒙古语，红色隘口）位于巴林左旗浩尔吐（即浩尔图）乡政府驻地加拉嘎村西北约30公里处，海拔1362米。此即《辽史·地理志》记载的“赤山”、《蒙古游牧记》记载的乌兰岭。山峰有巨大的红色石崖，故称乌兰达坝。此坝列为巴林左旗自然保护区。贾敬颜先生认为“《辽志》庆州下有赤山。岂赤山与犊儿山为一山耶？一言其颜色，一言其形状。又彦吉戛庙西南有乌兰哈塔山，亦译‘红峰’也，或者此乃《辽志》之赤山”[17]。其所言极是。可知，辽代赤山当指犊儿山（吐儿山）或其附近的山峰，皆以自然地貌命名。

又据《辽史·游幸表》，圣宗“太平六年五月，避暑于永安山之凉陉”。王易《燕北录》则称，辽帝“夏捺钵多于永安山住坐”。而据前引北宋沈括《熙宁使虏图抄》载：“帐之东南有土山，痺迆盘折，木植甚茂，所谓永安山也。”又记曰：“自馆北行数里，有路北出走上京，稍西又数里，济黑水，水广百余步。绝水有百余家，墁瓦屋相半，筑垣周之，曰黑河州。过州西北行十余里，复东北行……道西一里许庆州。塔庙廛庐，略似燕中。”辽圣宗太平三年七月，“赐缅山名曰永安”，为辽圣宗“新添帐处”。今人按沈括《图抄》记载的方位，里程、地形查找，当在今巴林左旗浩尔吐乡所在地之西富山村、南台子一带。在这个方位上有一处丘陵山区，可谓辽史中的“土山”，永安山当在此处[18]。近年金永田先生考察认为，“永安山”为今上京西北100公里的西乌旗境之朱日河山，“凉淀”在其南老爷洞。这里是乌尔吉木伦河发源地之一，即乌尔吉木伦河的西源。蒙语“乌尔吉”为黑，“木伦”为河。此正是沈括《图抄》中的“黑水”。

上述辽代夏捺钵之地，除主要在庆州以外，有时还在怀州西山之“清凉殿”和炭山的“凉陉”（永安山和炭山都有“凉陉”）等地。而怀州则在今巴林右旗幸福之路乡岗庙村内，俗称“岗岗庙”。村址即建在辽代怀州古城内，但古城今多已被破坏，城内原有布局已无法弄清。怀州故城也是北、东、西三面环山，中间为敖尔盖河冲积平原，这里也是草原高寒山区，为避暑之胜地。《辽史·地理志》“上京道怀州”条云，辽代怀州“有清凉殿，为行幸避暑之所，皆在州西二十里” 。《辽史·营卫志》亦云：“怀州山西有清凉殿，亦为行幸避暑之所。”怀州以西10公里的西山清凉殿，以州城地望推定，当在今怀州故城（岗岗庙村）西方的群山中。当代考古研究者据实地调查，确认作为辽代四处帝陵（祖、怀、乾（显）、庆）之一，“怀陵”应在今怀州故城北3公里的床金沟，“夏捺钵”的“清凉殿”，亦当在岗根苏木西山中[19]。

又宋《薛映记》亦云：“临潢西北二百余里，曰凉淀，在馒头山南避暑之处，多丰草，掘（地）丈余即有坚冰云。”此“馒头山”即“永安山”。可知辽上京西北100多公里处皆为高寒山区，亦适于避暑。还有辽帝有时也多到炭山之“凉陉”避暑，如《辽史·圣宗本纪》载，多在四月至六月间，“清暑炭山”。而“炭山”在燕山北麓，当时“炭山在归化州，又谓之陉头，有承天后凉殿”。故炭山、凉陉（陉头）均应在今滦河上游闪电河（金代称之为金莲川）。滦河上源的闪电河一带，遍地生金莲花，金莲川因此而得名。1998年10月，笔者与参加北方十省区博物馆馆长业务会议的同仁，曾专程考察位于今内蒙古闪电河流域正蓝旗境内的元上都遗址和“金莲川”故地等草原交通。亲感这里气候凉爽，水草丰茂，禽鸟众多，是古今避暑游猎的好地方。故辽、金、元皇帝多在此避暑射猎，且对其后蒙元的北行交通亦有深远影响。公元13世纪初成吉思汗攻金时，也曾在恒州之“凉陉”避暑[20]，此地正是辽帝“夏捺钵”所行在的重要经地之一。

三、秋捺钵的地址与交通路线

《辽史·营卫志》记载，秋捺钵在伏虎林，“七月中旬，自纳凉处起牙帐，入山射鹿及虎”。伏虎林“在永州西北五十里” 。此处的永州当为庆州之误，已为傅乐焕先生的精确考证所纠正[21]。因为除了文献记载外，现存方位明确的“庆州”“庆陵”及其所在的首位名山“黑山”的方位，都可确认辽代黑山“伏虎林”应在上京西北。至今在辽上京西北百余里的辽庆州东北、巴林右旗岗金苏木床金查村北14公里处尚有面积约3000平方米的辽代“罕山乐祈建筑址”和刻有“崇善祈福”的辽代祭祀碑[22]。此“罕山”为《契丹国志》中的“黑山”，即在今辽上京西北的庆州境内。故《契丹国志》卷五《穆宗天顺皇帝》载：“如京东北，有山曰黑山，曰赤山，曰太保山，山水秀艳，麋鹿成群，四时游猎、不离此山。”[23]此处的“京东北”应即“上京西北”之误。古人史书记边远地理，因缺少先进测绘技术和亲自勘查，方位往往出现偏差。上述这些山都在当时辽上京西北的庆州境内，亦即今巴林左旗和巴林右旗北部境内的高山。在辽代统称为“黑山”（罕山）诸地。这些山均在今林东镇（辽上京）的西北，这里当时“山水秀艳，麋鹿成群”，故辽帝秋季入山射鹿及捕虎多在庆州境内诸山进行，是为秋捺钵的行营中心所在。

此外，前指《辽史》“本纪”还经常出现“如春水”“如秋山”的记载。“春水”为春猎之水，指鸭子河、挞鲁河；“秋山”为秋猎之山，指黑山、赤山。“春水秋山”，不仅是指某一水、某一山，而是春猎、秋猎的代名词。前述辽帝春猎之地，主要在长春州境内的挞鲁河（长春河）、鸭子河（混同江）；秋猎之地，则主要在庆州境内罕山诸山。此外还有“平地松林”和“炭山”等地。上述庆州、怀州诸山，以及闪电河一带和炭山，均是夏、秋捺钵之地。

关于辽帝到庆州、怀州诸山避暑和秋猎的行营路线，史亦无详载。但从庆州、怀州及其境内山川的位置也可以推定出从辽上京到庆州、怀州的基本路线。古今城镇和交通离不开河流，尤其古代更是如此。因此，根据山川、古城、古遗址分布的情况，寻求古代的交通路线是不会有大的出入的。据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的先后多次调查，从辽代上京到庆州，即从今巴林左旗到白塔子（庆州）,古今草原交通道路走向基本相同：其一，从辽上京到庆州的一条主要行营道路，是从上京（今林东镇）沿今沙里河南行，到今巴林左旗的白音宝力格，又西北行到今巴林右旗查干勿苏，然后再沿今敖尔盖河西北行，经今巴林右旗的岗岗庙（岗根庙）即“怀州”，由此再到庆州（今白塔子）。当年沈括使辽时，自“保和馆”到“庆州”即走这条路。其二，另一条道路是从上京沿沙里河西南行到查干勿苏，再西南行到大板，然后再沿今查干木伦河（黑河）直到“庆州”，再沿黑河北上到庆陵的黑山。其三，另一条是由上京到“吐儿山（犊儿山）”和“永安山”的道路，则是从今林东镇沿乌尔吉木伦河（狼河）北上，直到其发源地的吐儿山（狼河的北源）和永安山（狼河的西源）。以上是为诸辽帝夏、秋捺钵几条草原之道的基本方向。

四、冬捺钵的地址与交通路线

《辽史·营卫志》记载，冬捺钵之地“曰广平淀。在永州东（应为西误）南三十里，本名白马淀。东西二十余里。南北十余里。地甚坦夷，四望皆沙碛，木多榆柳。其地饶沙，冬月稍暖，牙帐多于此坐冬，与北、南大臣会议国事，时出校猎讲武，兼受南宋及诸国礼贡”[24]。据傅乐焕先生的考证，广平淀即藕丝淀，“藕丝淀实契丹本名，广平淀则其译称也” 。据近人研究，冬捺钵的“广平淀”（藕丝淀），应在今原属建平县，今为敖汉旗境的“菱角泡子”（藕丝淀）一带[25]。其地正在辽代冬捺钵衙帐所在地“永州”（今翁旗白音他拉古城）西南三十余里，旧时有“周广二十余里”的“菱角泡”。《辽史·地理志》载，冬捺钵在永州，“东潢河，南土河，二水合流，故号永州。冬月牙帐多驻此，谓之冬捺钵”[26]。冬捺钵之地在永州。已无疑义，故城即今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汇流处的翁牛特旗白音他拉古城。据当代考古工作者实地调查：“当地群众介绍，此地冬季气候较暖，低纬度的乌丹每年秋季树已落叶，而这里还是绿叶满树。” [27]这和文献所载“其地饶沙，冬月稍暖”的情况完全相符。辽代虽有五京，但政治中心常在夏、冬捺钵之地。春捺钵主要从事钩鱼、捕鹅；秋捺钵主要是射鹿打虎；夏、冬捺钵则主要是“与北南大臣会议国事，时出校猎讲武，兼受南宋及诸国礼贡”。因此，夏、冬捺钵之地也是辽国实际上的政治中心所在地，而“永州”则成为地处辽代上京和中京之间，以辽帝“冬捺钵”为政治中心和交通行帐的二河间之重镇。

辽上京遗址城墙一段

从辽上京到永州，当沿今乌尔木伦河东南行，到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汇流处的翁牛特旗白音他拉古城，即辽代冬捺钵的“衙帐”所在的驻地“永州”之地。

永州之地，在辽代政治史和交通史上的重要地位，突出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永州的所在“二河”交汇之地，为契丹族始兴的故地。其城西北有契丹的圣山“木叶山”。宋《武经总要》记载，永州“在木叶山之阳，一路西北至上京三百里”。其二，永州地处二京之枢纽，是上京和中京之间的战略结点。永州和其西的木叶山，西南距中京（宁城）大明城约250公里，西北距上京（巴林左旗南波罗城）约150公里，为两京400公里间的枢纽重镇，故《辽史·地理志》中称为太祖之“南楼”。是辽代南控奚族故地，西南通松、泽、幽燕的腹里重镇。而永州之圣山“木叶山”，即今日翁牛特旗海金山。其三，永州所处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汇合处，古今为从赤峰南北行的草原交通孔道。其南行，经老哈河250公里可至中京。由中京再南行，经“松亭关路”可达“燕京”，而永州正地处襟要处。如《辽史·营卫志》记载：“今永州木叶山有契丹始祖庙，奇首可汗可敦并八子像在焉。潢河之西（南），土河之北，奇首可汗故壤也。”[28]由此北行，经翁旗山嘴子乡辽代头下州丰州，过林西县双井店乡西樱桃沟西拉木伦河北岸的辽代“饶州”（唐代为营州属饶乐都督府）和松漠都督府，约西北行150公里，可转赴辽上京和祖州、祖陵所在地。所以辽“冬捺钵”交通的主线，实际上是由上京南行“永州”和“木叶山”的始兴故地，辽圣宗以后则为连接中京—永州—祖州—上京的草原故道。

辽代冬捺钵的行营地是契丹皇族耶律氏的发祥重地和辽帝捺钵游猎横帐必经之所。它应是《新唐书》等记载的唐和唐代以前“营州”西北早期契丹先人的始兴之地。故“永州”和后来的辽“上京”和“祖州”“祖陵”诸地，在辽代契丹兴起和辽代三京（南京、中京、上京）之间的交通地理中尤关重要。

第二节　宋、辽交聘之南京至中京、上京的草原之道

辽代东北亚的陆路交通，除辽帝“四季捺钵”的营卫、出猎之上述交通路线外，在州县间，其首要者当为由辽代“上京临潢府”，南行至“中京大定府”和“南京（燕京）析津府”的宋、辽间信使和军旅干线。这是一条继汉魏、晋唐以后，出“卢龙塞”延向北方草原的部族千年通道。

宋辽在“澶渊之盟”以后，南以今河北省中部的白沟河（又称白沟拒马河）为界。从王曾和路振的记载，宋、辽分界启“雄州”（雄县），过白沟河北行。入辽界首先是“祁沟关”。《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八“祁沟关”元胡三省注云：“祁沟关在涿州南，易州拒马河之北，自关而西（南）至易州六十里。拒马河东至新城县四十里。”[29]此条的“涿州”即今河北涿州市，“易州”即今河北易县（北京南）。

以宋人所记，祁沟关城应位于白沟拒马河以北约六十里的涿州（今涿州市）之南。辽时其关址筑有可容万人屯驻雄兵的庞大关城，是辽与北宋间的要塞，同时也是宋、辽通旅入境的首要关隘。辽于其地置“兵马都监”。早年在辽宁省喀左县大城子利州故城西发现的辽代王悦墓志中记载，王悦曾“充祁沟关兵马都监”。作为宋、辽间的军旅首关，祁沟关南阻白沟拒马河为堑，北接当时辽代南境的涿州和易州，实为燕京的门户。宋《武经总要·北蕃地理》“涿州”条：“祁沟关，东北至涿州四十里，西北至易州六十里。”[30]

《武经总要》中的祁沟关，故址在今河北省新城市西北境。前指涿州为河北涿县（今属北京）；易州为今易水北岸的河北易县。从宋、辽间交通地理上看，由易州祁沟关东北四十里至涿州为正途，过涿州东北行百里，即到达辽代的南京，又称燕京今北京。赵彦卫在《御寨行程》中记载，由“涿州本道馆，六十里至良乡县，六十里至燕京永平馆”，即指此道。这是契丹从后晋手中夺取的“燕云十六州”之南部重镇，地控幽燕诸州，也是交通枢纽重镇。在宋、辽间，由南京（燕京）北行中京和上京的交通干线，见著于王曾《上契丹事》、陈襄《使辽语录》、沈括《使虏图抄》和路振《乘轺录》《薛映记》诸书，古今诸家亦多有考证[31]。然而对这条交通道上的走向和馆站，仍多存歧义。本节拟博采诸家之说，并以近年考古资料参证文献，将宋、辽间出河北“祁沟头”经“燕京”北行之道，在继承晋唐卢龙三条古道基础上，除已知的傍海“榆关古道”之外，将石门道、古北口和松亭关道三条考述。其中傍海榆关道，即古卢龙—徒河东道。本书已考见于第四节辽初晋帝北迁之道。而“古北口—松亭关路”东西二途合于滦河上游瀑河上的“路口村”，直赴辽中京。从燕京正北，出石门关和独石口至宣府（今宣化）独成一线，辽代称“石门关路”。本节将除已考明的“榆关道”以外的由燕京北出草原之古北口—松亭关道和石门关二道，分别记述如下。

一、古北口—松亭关路

这是宋、辽南京—中京—上京间的主要干道。《辽史·地理志》引王曾《上契丹事》记曰：“出燕京北门，至望京馆。五十里至顺州，七十里至檀州，渐入山。五十里至金沟馆。将至馆，川原平旷，谓之金沟淀。自此入山，诘曲登陟，无复里堠，但以马行记日，约其里数。九十里至古北口，两傍峻崖，仅容车轨。又度德胜岭，盘道数层，俗名思乡岭，八十里至新馆。过雕窠岭、偏枪岭，四十里至卧如来馆。过乌滦河，东有滦州，又过摸斗岭，一名渡云岭、芹菜岭，七十里至柳河馆。松亭岭甚险峻，七十里至打造部落馆。东南行五十里至牛山馆……八十里至通天馆。二十里至中京大定府。”[32]

辽燕京北出古北口和松亭关至中京东西二路交通图

对上述燕京（南京）至中京道，《契丹国志》卷二十四所引《王沂公行程录》[3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九引王曾的《行程录》、路振《乘轺录》等所记略同，可互为参证。以诸书所载，王曾以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冬十月，“以主客郎中知制诰”充任“贺契丹主生辰使”，出使辽土。他所循行的由燕京北出古北口，过松亭（关）岭，至中京的大道，与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出使辽国的翰林院侍读学士沈括所著的《熙宁使虏图抄》中所记的诸馆站地名，可相互检证。其中沈括之《使虏图抄》，即在《永乐天典》卷一〇八七七收录沈存中（括）《西溪集》之《使虏图抄》。《图抄》记载沈括于宋神宗熙宁八年使辽，议代北争地之事。

沈括博闻强记，其行程中“凡山川之夷险，远近、卑高、纵横之殊。道途之陟降、纡曲、南北之变……靡不毕记”。因此他的《使虏图抄》，成为一部11世纪中叶记载北方辽境最详审的交通地理著作之一。其图抄曾存于“国信馆”，成为宋、辽间驿使相通的重要档案资料。特别重要的是，《图抄》中记载的过辽之“中京”后，北行七日程，“渡潢水石桥”，又北行七日程，至辽之“庆州”东北约二百三十里之“犊儿山”的交通路线，为王曾行程录等所不载，成为有辽一代，由“中京大定府”北渡“潢水”，至契丹的衙帐和上京、庆州故地的唯一行程记录，在辽代交通史上尤具重要的史料价值。这条路线在宋辽间的实际走向，是南起雄州，北行辽中京和上京。其中雄州至辽中京设22驿，至辽上京设32驿。

对上述王曾和沈括的行程录，近年贾敬颜先生等又详为疏证[34]。本节拟以王曾《行程录》和沈括《图抄》、路振《乘轺录》互相参证，参考贾疏等考证，并补以笔者有限的调查考订，对辽代由燕京北出中京至上京的干道的经行顺序，由南及北，以经地为坐标，重为厘定之。

（一）燕京

古称幽州，即今北京。燕京之名为辽太宗开幽州为南京后所俗呼。燕京旧有驿馆名曰“永平”。即王曾《上契丹事》书：“（幽州）（北）门外永平馆，旧名碣石馆。”燕京城南距良乡六十里。王曾行程录：“良乡县，度卢沟河，六十里至幽州，号燕京。”沈括《使虏图抄》亦记云：“幽州（燕京）西南距良乡六十里。”路振《乘轺录》记：“自良乡县北行，至幽州六十里。”[35]

辽代卢沟河，即今北京西南的永定河，古称卢沟。由宋易州良乡县渡卢沟六十里至辽境的幽州，时亦称燕京，为燕山南“襟带八州”之首镇。

（二）望京馆

该馆名以南望燕京北门得称。《使虏图抄》记云：“望京馆西南距幽州三十里。”参以王曾书和《契丹国志》记载，“孙侯馆后改望京馆”。出“（燕京）北门……四十里至孙侯馆，改为望京馆”。此馆址在今北京市东北郊通往顺义县的“孙侯屯村”，今村名仍源于千年前之辽代驿站“孙侯馆”的谐音，古今可证。路振《乘轺录》亦记载：“自幽州北行，至孙侯馆五十里。”其里距记述虽略有出入，但馆址相同。

（三）顺州

据王曾所记，“望京馆……五十里至顺州”。路振记“顺州古城周约七里”。以行程记录计算，顺州西南距燕京近百里。其方位适为今北京东北郊区顺义。今北京“顺义县”和“牛栏山”等地名，皆缘于古顺州古道，古今亦一脉相传。

（四）檀州

州治密云县。沈括《图抄》云：“檀州西南距顺州七十里，古密云之区。”所谓古密云之区，系指自北魏起，在汉代白檀故地析置之密云郡。《辽史·地理志》“檀州密云县”条：“密云县，本汉白檀县，……元魏置密云郡，领白檀、要阳、密云三县。”[36]顾炎武《昌平山水记》说，密云县“辽为檀州武威军”。

州境地当今京北密云县城关镇地。由燕京东北行至此，则进入山险崎岖之途。故明万历时刑部尚书刘应节说：“夫密云西拱金陵，与居庸、紫荆相为犄角，北临古北，东控渔阳，西南则为潞河。”[37]古今向为由京北出古北口的交通要镇。

（五）金沟馆

王曾《上契丹事》记载，由檀州密云县渐入山，自此“五十里至金沟馆”。沈括《图抄》亦记载，“金沟馆西南距檀州五十里”。以二书方位考定，辽时金沟馆，应在檀州密云县东北五十里的潮河右岸，今为东各田庄稍西的密云水库一带，在水库建成前，县城东北约20公里有金沟屯。清高士奇著《塞北小钞》载：“金沟驿，古名金沟馆，契丹主常于此过冬。”现存“金沟屯”是为当时馆站地名。

（六）古北口

据王曾记载，由金沟馆“自此入山，九十里至古北口”。路振《乘轺录》中称“虎北口”。沈括《使虏图抄》又说，由金沟馆“济栾水”“通三十余里”至所谓“古北口”也。栾水指今潮河。渡潮河东北行，有古长城隘口，此即古北口，此关古今为兵旅要途。从今日交通地理上看，该道应是渡潮河后，沿东岸穿山谷溯河道而行，即沈括在《图抄》中所谓“钩折投山隙以度”。宋叶隆礼《契丹国志》亦记载，古北口“两旁峻崖，中有路，仅容车轨，口北有铺，毂弓连绳，本范阳防扼奚、契丹之所，最为隘束”[38]。可见古北口自唐时已为范阳节度使控扼北方奚和契丹部的重要关防要路。2006年春，笔者在京与国家文物局长城资源调查项目组荣大为、魏正瑾、杨志军等一行，曾考察京北密云和古北口一线明长城。观其经由从辽、宋以来至元明，一直为从幽州北行的重要关城隘口。据早年承德考古工作者调查，其辽代遗址应即今古北口北关门下南菜园子。

（七）新馆

新馆在王曾《行程录》和《契丹国志》中，均记在古北口以北。路振《乘轺录》记，“自虎北（口）馆东北行至新馆六十里”。按王曾记过古北口，渡“得胜岭，八十里至新馆”。沈括《图抄》记载，“新馆西南距古北七十里”。三者记载基本相合。其中得胜岭，沈括记为在古北口东北二十里，山势“险丽雄峭” 。按，此山从距古北口的距离推算，当为今出古北口北行潮河与滦河的分水岭中十八盘大岭。近年在由这条古交通线上的拉海沟至十八盘大岭间的道旁，发现了辽大康八年九月十日“通行官”的题名石刻一方。从而更证明由拉海沟逾十八盘大岭（得胜岭）为北行道。其新馆故址亦经承德地区考古工作者的调查，在今平坊碱厂沟东辽代遗址。

（八）卧如来馆

该馆又称“卧如馆”。王曾记载，由新馆“过雕窠岭、偏枪岭，四十里至卧如来馆”。沈括《图抄》和路振此段记载相同。由馆名考知，卧如来馆址近处，当有卧佛之处。检按今日地理，过河北省兴州河北岸滦平县境有喇嘛洞者，其高18米，宽五六米。洞壁有残存的卧佛之痕迹。喇嘛洞遗址以宋人所记方位及里距推之，当为卧如来馆所由得名的卧佛处。近年河北省承德市文物工作者在与喇嘛洞相邻的兴州河南岸张百湾附近，发现有辽金遗址，当即“卧如来馆”旧址卧如来的地理位置。

据沈括《使虏图抄》记载：“馆宅川间，中有大水，曰霫水，乃故霫之区。”霫水即指今兴州河。古馆址正设在兴州河的两条支流之间的谷地、兴州河南今喇嘛洞南沟窑岭小岭，盖与文献记载方位相合。

（九）滦州

王曾记其行程，“过乌滦河，东有滦州，因河为名”。乌滦河在沈括《图抄》中记为“滦水”。这条水自辽代以后一直称滦水，即今滦河。以王曾所记行程校之，位于乌滦河以东的滦州，应在今滦河沿以东下店子一带。

（十）柳河馆

王曾记行，由卧如馆过滦州东行，逾“摸（墨）斗岭，一名度云岭……七十里至柳河馆”。此条与沈括记载“柳河馆西距卧如馆七十里”相同，馆址当以柳河得名。比定滦河以东的柳河，当即今发源于七老图山南流汇入滦河的伊逊河。柳河馆的方位，应在伊逊河东岸的小营（红旗村）一带，驿道北行并经半峦子沟进入今隆化县境。

（十一）打造部落馆

沈括《图抄》记载，“逾度云岭，三十五里至打造馆”。参以王曾记程，由柳河馆至打造部落馆之间站距为七十里。可知“度云岭”正位于两馆之中顿。贾敬颜先生考定为今荞麦梁大山[39]。近年经承德市考古工作者的实地调查，其馆址应在韩麻营一带。《契丹国志》等明确记载，该地“惟有番户百余，编荆为篱，锻铁为军器”。这应是“打造部落馆”名称之来源。

（十二）牛山馆

该馆以牛山得名，《武经总要》记载，辽代北安州有“牛山”。苏颂《和宿牛山馆》诗云：“夷音通夏楚，汉地接平营。”说明该地为平、营二州衔接之地。王曾记载，由打造馆“东南行五十里至牛山馆”，可知驿道至此稍转而东南行。经实地调查，牛山馆应置于今河北承德玉带河南岸头沟一带。驿路由打造部落馆东南向牛山馆，路有“会仙石，山下大川流水”。陈襄《使辽语录》说：“往返皆过会仙石。”过会仙石的山下大川，当指今河北省隆化县武烈河上游，山则是于家店东沟西南之山。会仙石应是由打造部落馆至牛山馆之间的中顿，故陈襄使辽往返皆经过会仙石。牛山馆故址应在今承德北30余公里的三块地大沟（岔沟）处。

（十三）鹿儿峡馆

王曾《行程录》记由牛山馆“八十里至鹿儿峡馆”。路振记“自牛山馆东北行，至鹿儿馆六十里” 。陈襄又作“鹿夹馆” 。沈括《使虏图抄》中说“鹿峡馆东北距牛山馆六十里”，又说由牛山馆至鹿峡馆，需度过“松子岭”。以驿道方向考之，松子岭应为今河北省承德县境西部之黑山，海拔1276米。过松子岭以东的鹿峡馆，根据当地考古调查，应在今承德市东山嘴乔麦地沟门台子地。

（十四）路口村及松亭关歧路

出古北口北行中京的驿道，过鹿峡馆再东行今河北平泉县境，即到达所谓古北和松（又作崧）亭两路的交点“路口村”。

此路口村，在沈括《图抄》中记载：“有歧路，西南出幽州。”又说“自幽州由歧路出松亭关，走中京五百里”。根据沈括《图抄》的明确记载，所谓歧路者，应是指与出古北口通幽州的道路并行的又一条道路，即另一“松亭关路”。核定由鹿儿峡馆东行的方向，路口村应在今河北省平泉县西坝附近的“岔路口”,古今地名相传。这里即是出古北口和松亭关两路去往辽中京的分岔处。在这段驿路上翻越的古“松亭岭”，即今之承德境荞麦岭。

关于出幽州古北口路和松亭关路交会的“路口村”分途情况，宋曾公亮《武经总要》“松亭关”注下有明确记载：“自幽州东趋营、平，路甚平坦。自古匈奴犯边，多由此路。幽州东北四百八十里，北趋泽州路，至中京四百五十里。”

《武经总要》中所记载的幽州东北四百五十里之路，应即本节上述论列的由幽州东北出“古北口”趋辽中京之道。而“北趋泽州，至中京四百五十里”，则指出“松亭关”即北趋辽中京的“歧路”。二路皆会于今河北省平泉县境的路口村（今仍名岔路口）。关于古北口路，本节上述已重点逐站记述。对于另一条“松亭关路”亦可略记如下，以作比较。

据《武经总要》记载，幽州东北，北趋泽州之路，至（辽）中京四百五十里，这是指出幽州北行，过今长城喜峰口，经古“泽州”，去往辽中京之路。这条交通路线上的关键城站是所谓“松亭关”和“泽州”。

其一，松亭关。为宋人的称呼。宋刘敞使辽至中京铁桨馆途中，曾作“稍出卢龙塞……别道入崧亭”之诗。可知此道是继晋唐之“卢龙古道”而东行（别道）入“松亭关”。北宋时大中祥符元年（1008），路振出使契丹，在其所撰《乘轺录》中亦记载：“每欲南牧，皆集于幽州。有四路：一曰榆关路；二曰松亭路；三曰虎（古）北口路；四曰石门关路。”

刘敞所指稍出卢龙塞别道入松亭，即指路振所列的第二条松亭路。在辽代由幽州北行或东北的四道交通中，榆关（今山海关）最东，为傍海道，金初许亢宗使女真即取此道（详第八章）。石门最西，为北出大漠之道（详下节）。只有松亭与古北口并行居中。而从路振的东西排列顺序看，显然松亭路偏东，而古北口路偏西。这与沈括《使虏图抄》及《武经总要》等记载的从“路口村”分途“有歧路，西南出幽州’相吻合。考察古今地理，这两条位于古北口路以东、分歧路出幽州的松亭关路，正是沿今老哈河上游，过平泉进入瀑河河谷，再出喜峰口而西南通幽州之路。特别是经近年河北省考古工作者的实地勘查，宋、辽之间幽州至中京的东路“松亭关”旧址，应在今河北省宽城县南瀑河东上石梯子村“土城子”遗址。即今日由宽城南经椴木峪至喜峰口的古道，元、明以后即称为京北喜峰口路。

其二，泽州。泽州据宋人记载，应是松亭关路上的重镇。《辽史·地理志》“泽州”条：“本汉土垠县地。……开泰中置泽州。有松亭关、神山、九宫岭、石子岭、滦河、撒河。”[40]据《辽志》记载，泽州境内的首关即为松亭关。泽州应以泽水得名。泽水即今滦河北支流瀑河。金、元两代改泽州为“惠州”，又作“会州”，故址已勘定在今瀑河西岸平泉县西南12.5公里之会州城村。其城正处在沿瀑河而上的交通孔道，南行近百里即为松亭关。由此入松亭关，可沿左、右两翼进至古北口、喜峰口和居庸关。《辽史》卷二十九《天祚皇帝三》：“保大二年（1122）春正月乙亥，金克中京，进下泽州。上出居庸关，至鸳鸯泺。”[41]这是辽末金人攻下“中京”泽州后，天祚帝避开“松亭关”路，向西取出居庸关而逃向西京（今大同）的古道。

上述这条出“松亭关”北趋“泽州”去中京之道，其基本走向为：出幽州东北，经通州（今通县）、三河县、蓟州（今蓟县），复东北行，经石门、遵化、喜峰口、宽城、松亭关、椴木峪、泽州、平泉县，然后沿老哈河直趋辽中京大定府（今宁城大明城）。在去中京大定府的驿路上，“古北口”和“松亭关”（喜峰口）二路会合后，东北行可接续以下去辽中京和上京各站。

（十五）铁桨馆

铁桨馆是宋、辽间由“路口村”分歧路又合而为一条后，继续东北去往中京的首站。其馆址所在，按王曾记载，“鹿儿峡馆，过蝦蟆岭，九十里至铁桨馆”。沈括《使虏图抄》更详载：“过路口村东北行，十里至铁桨馆。”以路口村在今河北平泉西坝之岔路口为基准，其东北十里的铁桨馆，应在平泉街东北的罗杖子一带。

（十六）富峪馆

王曾记富峪馆在铁桨馆东北七十里，路振《乘轺录》记“自铁桨馆东北行，至富峪馆八十里”。道途中经石子岭，沈括《图抄》中称为“痺岭”，考今地为乌呼马梁，是瀑河与老哈河上游的分水岭之一。关于过石子岭所至的富峪馆，早年闵宣化定在河北平泉县洼子店东南沙坨子。贾敬颜又考定于今平房子西北高家沟。经近年冯永谦、姜念思调查并经李文信先生考定，应在老哈河上游之宁城县西南甸子乡“黑城子”古城址附近，即辽之劝农县和“富峪馆”站，元明以后相沿设为站地[42]。而考其具体馆址，则应在宁城北五十家子乡高家沟之辽代遗址。

（十七）通天馆

通天馆，王曾记其地为：“富峪馆……八十里至通天馆，二十里至中京大定府。”路振亦记载，“自富峪馆东北行，至通天馆八十里”。唯沈括《使虏图抄》和陈襄《使辽语录》中记为“长兴馆”，并说“长兴馆西距富谷（峪）馆七十里” 。以诸行程录的方位校订，长兴馆应即通天馆。这是沿老哈河东行中京之路。《契丹国志》记载，由富谷（峪）馆“正东望马云山”。这是指由今黑城子（富峪馆）东望中京道上的海拔1185米的金顶山。古今驿道经山之北麓东行宁城县大明城。以上述交通地理方位勘定，辽代之“通天馆”，应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八里罕甸子一带。

（十八）中京大定府

辽中京学术界已确认无疑，即今宁城县西约15公里的老哈河北岸之大明城，一称大名城，又称为“大宁城”。这是因为自元明以后，于辽中京故地曾设置“大宁路”和“大宁卫”。

在宋、辽间由燕京北行契丹上京的交通道中，中京大定府为重要枢纽。由中京启程继续北行上京的“辽主衙庭”，失载于王曾《上契丹事》。今可据的文献史料，以沈括的《使虏图抄》和陈襄的《使辽语录》较为翔实。对中京以北至辽上京各站今据以继续考订如下。

1.临都馆

沈括《图抄》记载：“临都馆南距中京七十里小（稍）西。”馆名以靠近中京之契丹故都得名。馆址以其相对中京的方位推定，应在今喀喇沁旗西桥镇坤兑河流域一带。

2.缸窑馆

馆名在金毓黻先生辑本《大元一统志》中又称“官窑馆”。据陈襄《语录》和薛映《行程录》记载：“临都馆又四十里至官窑馆。”沈括《图抄》则记载“崇信馆南距临都馆四十里小（稍）东”。以薛映与沈括的记载比较，二人记官窑馆和崇信馆均以临都馆为坐标，里距又都为四十里，其行程方向又都在临都馆之北。故知两行程录中的“官窑馆”和“崇信馆”实为一馆。辨其馆名，崇信当为正式馆站名称，官窑馆应为该地设有辽代官窑而兴的俗称。其方位适在今赤峰西南的楼子店一带。据笔者1977年与冯永谦等先生实地调查，该站应以赤峰西“缸瓦窑”得名。

3.松山州与松山馆

馆名源于辽代中京道松山州松山县。据陈襄《语录》和薛映《行程录》分别记“又四十里至官窑馆，又七十里至松山馆”[43]，“中京正北八十里至松山馆”[44]。以馆名考察，站地应在辽代松山州松山县故地。考松山州，元代又称松州。近年有人考在巴林右旗布敦化故城，但方位偏北。在今赤峰市西北30公里土城子村，一古城建在半支箭河北岸，周长约3000米。按《辽史·地理志》记松山州有“松山川”，其水应指今英金河。该村有辽代土城和古塔塔基遗址。《大元一统志》记载：“松州西二十里有瓷窑。”《元志》所指正是今土城子村西约10公里的猴头沟乡缸瓦窑址。据1977年亲赴调查，至今缸瓦窑址遗存丰富，当场采集到辽代白釉剔花黑彩大陶罐（今藏辽博）。以古今地理与文献印证，辽代松山馆址，应即今以“松州”命名的靠近缸瓦窑的今赤峰市松山区穆家营子镇下洼村古城址。

4.高州

由松山馆北行，首站应为高州。唯诸行程录有缺载，但可考见于《辽史》 《大元一统志》与《武经总要》诸书。

由松山州（松山馆）北行高州之路，是沿老哈河支流北行。据考古发现，其故址应在今赤峰市哈拉木头城，即辽代高州故地。

5.广宁馆

沈括《使虏图抄》记载：“广宁馆南距麃驼帐九十里少西。”贾敬颜先生著《沈括〈熙宁使契丹图抄〉疏证稿》，考定沈括记行之广宁馆在今赤峰北翁牛特旗的台沟或山嘴子一带。以沈括《图抄》中下条记载“自（广宁）馆东北行，五里至澄州”（丰州）的方位比定，贾说基本得当。

6.丰州

沈括《使虏图抄》记丰州为“澄州”。以沈括记载，出广宁馆北行上京，“路由（澄州）西门之外” 。是知辽代澄州（丰州）在当时并不是中京至上京交通干线中的馆站。故陈襄《语录》曰：“至广宁馆，道过小城（丰州）之西，居民仅二百家。（萧）好古云：‘此丰州也。’”考于《辽史·地理志》，丰州为上京道头下军州之一。《辽志》：“丰州，本辽泽大部落，遥辇氏僧隐牧地。北至上京三百五十里。”[45]至金代改置为“全州盘安军节度使” 。元大德元年，又改金代全州为全宁府，大德七年开全宁路。在明代“兀良哈”三卫弃为边外以前，曾为全宁卫治所，故址即今赤峰市翁牛特旗首府的乌丹城。并有泰定二年（1325）《全宁路新建儒学记碑》为证。

7.会星馆

沈括《使虏图抄》记载：“会星馆南距广宁馆五十里。”以上条广宁馆在今翁牛特旗乌丹城西南五里的坐标比定，会星馆应置于今翁牛特旗西北的乃林沟一带。

8.咸熙馆

咸熙馆又称咸熙毡帐。沈括《图抄》记载，“咸熙毡帐东距会星馆七十里小（稍）南”。可知该馆当无土城而置以毡帐，并在会星馆西北七十里。如按《图抄》所记由咸熙馆“稍西北过大碛，二十余里至黄河”的位置勘定，黄河又称“潢河”，指今西拉木伦河。古中京至上京之道的潢水渡口应指今“潢水石桥”。在饶州西南有饶州故城。经冯永谦、姜念思先生调查，认定在今赤峰北林西县小城子乡南西拉木伦河北之英桃沟古城[46]。以此为坐标，由咸熙馆西北二十公里即至“潢河”的推定馆址，应在今克什克腾旗西塔拉一带。

9.黑水馆

黑水馆，又称黑崖馆。当以辽黑水州得名。黑水州经考古发现，亦知在今巴林右旗都希木苏乡友爱村查干木伦河东岸辽代“黑河州”古城[47]。陈襄《语录》记，由咸熙馆过黄河“将至黑（水）崖馆” 。黄河既知为西拉木伦河，则过西拉木伦河以北的黑水馆，当以黑水得名。黑水以水道比定，应即今西拉木伦河以北的查干木伦河。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有“（黑）水出庆州下，所谓黑水也” 。以黑水得名的黑水馆，大体应在查干木伦河东岸黑水州。其为傍黑水之城。

10.庆州与黑山

沈括所记黑水所出的庆州，前已指出为辽代庆陵的奉陵州。故址已确知在今巴林右旗白塔子。正是辽代“黑水”（今查干木伦河）的发源之地。故《辽史》中又号“黑河州”[48]。黑水上游的黑山，一称庆云山，应为今巴林右旗境内的乌图山（汗山）。有传世的“黑山崇善碑”为证[49]。所谓黑水馆和黑崖馆，均当以黑水和黑山得名。

11.保和馆

沈括《图抄》记载，“保和馆西南距咸宁馆九十里”。从沈括的记行看，由中京至上京的驿道，过潢水石桥以后，已转向东北行。而以薛映记载，过“潢水石桥……五十里保和馆，度黑水河”。如薛映所记，渡潢水以后的首站为保和馆，馆址应在黑水河南岸。这与上条过潢水后至黑水馆的方位相合。故疑保和馆与黑水馆实为一馆。中京至上京驿道渡潢水至保和馆后，始分为两条：

其一为北行庆州道。这一路为沈括所记渡黑水（查干木伦河）北行今巴林右旗白塔子一带辽庆州和庆陵之地，是为辽帝每岁射虎障鹰行驻之所和捺钵行营期间的祭陵之地。

其二为东北行上京临潢府路。这一路据薛映记载：“度黑水河，七十里宣化馆，五十里长泰馆。馆西二十里有佛舍、民居即祖州。又四十里至临潢府。”

以薛映《行程录》核定，去往上京的陆路，过黑水河（查干木伦河）以后东北行。七十里所至宣化馆，应即今白音他拉古城。又五十里至长泰馆，应为查干哈达一带。又西二十里的祖州，则是在上京城西四十里的西哈达英格——辽代祖州和祖陵所在地。此路笔者曾三过其地，过祖州之哈达英格，则东北距辽上京临潢府仅数十里，可谓近在咫尺之间，其交通史迹明确。

12.上京临潢府

上述辽代驿道，按照宋人的行程记录，由中京北行，渡潢水石桥以后，趋上京的干道应当循沿今查干木伦河（黑水河）之北支流而行。经今巴林右旗东南之白音汉和白音他拉乡，连接乌尔吉木伦河西支，然后经由查干哈达乡，再经西哈达英格，即辽代“祖州”和“祖陵”所在地，最终抵达辽代上京临潢府，即今乌尔吉木伦河上游的巴林左旗治所林东镇南约1公里的“波罗城”。20世纪70年代以来，笔者曾先后3次实地踏查史迹。由“中京”以北这条通往辽上京的陆路，在今巴林右旗大板镇；通向巴林左旗林东镇的一段，至今仍是公路干线。可见自辽代开辟的中京通往上京的草原之路以后，虽历久千年，而逾世为通衢，成为沟通东北亚西北草原地区南北交通的要途。1975年秋，当笔者第一次踏临这座辽代上京“西楼”故城时，惊见乌尔吉木伦河支流沙里河北岸的“皇城”夯土墙仍高耸数丈。不禁驻足感叹这一代千年王都：“西楼访古踏林泉，墟壤临潢松漠间。炭壑幽深葬辽主，木华流汇构奇观。残垣断碣思故国，凄雨悲风泣流年。我自来寻秋渐晚，抚今怀古续文编。”驻墟北望，在这条通向辽代上京的交通古道上，自汉晋唐以来，已是北出卢龙塞通向鲜卑、契丹、室韦的草原古道。10世纪后辽代对这条草原之道的新的开拓，是将古代部族中的自然交通道开辟为南北连接燕山以北，经燕北坝上草原，以新兴的草原州县遗址，连接滦河、老哈河、西拉木伦河（辽河）、洮儿河和松花江诸支流嫩江等系源出大兴安岭诸草原水系的重要州

县之交通道。这是中古时期的辽、金两代对东北亚古代交通史的历史性贡献。

二、居庸关与石门关路

石门关路，是辽代由燕京北出燕山之居庸关去往漠北之草原之道。前引北宋大中祥符元年路振出使契丹，称幽州北出契丹有“四路”，其四即曰“石门关路”。947年胡峤《陷辽记》即由此路北行。这条草原古道，比当时的出“顺州”（今北京顺义）之“望京馆”，东北行的古北口和松亭关去辽中京的二路，均山险阻塞而关隘雄峻，故史事意义尤其突出。当汉时，这是由幽州北出匈奴的草原之道，故在汉魏一章已考“南口”“北口”“居庸关”“石门关”等，俱为汉晋、隋唐以来重要幽北关险和交通孔要。

进入辽、金、元、明以来，这条经独石口出宣化塞的古道仍有较详细的追述。考见于著名的胡峤《陷辽记》，即有“幽州”“居庸关”“石门关”“可汗州”诸地。到了明代《九边图》和《九边图考》仍记载，元明北出北京百里，先至昌平之“南口”，然后过军都山（燕山支脉）之居庸关、北口，翻越蓟州镇之八达岭长城隘口，北行之“岔道城”和“榆林驿”。然后北行河北赤城县之“石亭”。再过边墙以北样田屯、猫峪、半壁店诸堡，出“独石口”之蓟北长城关隘，可达妫州，即今河北省怀来县怀来镇。辽金时为“可汗州”重地。由妫州北行，则先至辽代“归化州”（今河北宣化）。继续北行进入草原，抵达元明之故“上都”（今正蓝旗上都镇东20公里金莲川上）的草原重镇和辽金之“恒州”（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黑城子）故地。出恒州北行，可至辽代祖州木叶山和上京。最北部到达黑龙江上游的辽代乌古、敌烈部所在的“于厥里”。这条由幽州正北行居庸关、石门关，通向妫州和归化州的辽代草原塞道，是汉魏时由幽州北行上谷郡（今怀来大古城子）的古道。

只是至辽代，在这条古道上建立了若干草原州、县城址。本节参证贾敬颜先生所著《胡峤〈陷辽记〉疏证稿》等前人著述和部分实地考察所见，对这条草原之道的主要经地，再比证如下：

（一）幽州

即辽代燕京和南京，前已确知为今北京，不赘述。

（二）居庸关

一称军都关，古今地名不移，即今北京北百余里昌平北军都山的重要雄关。《水经注》“湿余水”条：“其水历山南，迳军都县界，又谓之军都关。”宋《太平寰宇记》卷六十九昌平县条：“军都山又名居庸山，在昌平县西北十里。”可知居庸关和军都关仍一地，均以山得名，在昌平北十里。其地至少在秦汉时已为幽州北锁钥，代代相沿。这一京北险关，至辽初已是契丹进取中原的交通要路。《辽史·太祖本纪》“神册二年”（917），“三月辛亥，攻幽州。节度使周德威以幽、并、镇、定、魏五州之兵拒（辽）于居庸关之西，合战于新州东，大破之，斩首三万余级”[50]。此战即辽太祖取居庸关路南征，大败南汉于居庸关西的今涿鹿县境之“新州”（辽改奉圣州）。直至辽、金、元、明、清各代，均为京北雄关。

（三）石门关

位居庸关之北，幽州北约90公里。路振《乘轺录》：“石门关在幽州西（北）一百八十里，其险绝悉类虎北口（古北口）。”故地即今长城八达岭一线。出石门关、石门岭，可直赴元上都所在的“金莲川”（闪电河）草原。

（四）妫州

始置于唐，在胡峤《陷辽记》中称为“可汗州”。《辽史·太祖本纪》载，“神册元年”（916），“改唐之妫州为可汗州”。故地在今河北省怀来市（故怀来县），汉魏属上谷郡。

（五）奉圣州

胡峤《陷辽记》称“新武州”。仍以治于今河北宣化的唐代旧“新州”得名。《辽史》卷四十一《地理志》载，奉圣州“本唐新州……东南至南京三百里”。其首县永兴县，“本汉涿鹿县”，地在今河北省涿鹿县西南。

（六）归化州

前引《辽史·太祖本纪》，神册元年改武州为归化州。其州境有“桑干河”（永定河），故地在今河北宣化。

（七）黑水与汤泉

此二处在胡峤《陷辽记》中，由归化州（今宣化）北行转辽上京之路，北行约10日，迨近千里之遥。故临近辽上京的“黑水”，必为今查干木伦河，辽代设有“黑水州”。而“汤泉”，据《辽史》卷十四《圣宗本纪》，统和十八年秋七月，“驻跸汤泉，九月驻跸黑河”。可知“汤泉”和“黑河”，都是契丹王“秋捺钵”的佳处。其故地在本章第二节辽帝秋捺钵的上京沿沙里河至查干苏，其他沿查干木伦河（黑水）到庆州和庆陵的草原之道已述及。2010年9月，笔者偕省辽金史学会同行张力等，再次专赴查干木伦河的“黑水”“庆州”和“祖州”至辽上京一段草原之路考察史迹。验当年契丹南北行的古道之“汤泉”，必在被称为“平地松林”的查干木伦河流域，这是由归化州通向辽上京的必经之路。

（八）仪坤州

仪坤州为胡峤《陷辽记》中上京西北的最大州城。过仪坤州后，进入草原，“幽州至此无里候（堠），其所向不知为南北”。据《武经总要》卷十六《北蕃地理》记载：“（恩州）西北至曼头山三十里，山北至宜（仪）坤州五十里。”则恩州北至仪坤州适为八十里。恩州故址，应在今林西镇西南10公里之土城子。以此坐标，则仪坤州应在查干木伦河流域西侧林西县境。仪坤州是辽上京道的重镇。《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记载：“仪坤州，启圣军，节度。本契丹右大部地，应天皇后建州。” 1972年辽宁省阜新知足山娘娘营子曾出土仪坤州“启圣军节度使之印”，今藏于辽宁省博物馆[51]。其故址以“恩州”所在位置，并参考早年调查和《内蒙古文物地图集》推定，应在今林西县西北四方城辽代古城[52]。

（九）辽代上京临潢府

辽上京临潢府，古今地理明确，即上节已记今巴林左旗南之波罗城。在胡峤《陷辽记》中称，由潢水石桥以北的祖州木叶山（胡记称扑马山），“又行三日，遂至上京，所谓西楼也”。考察古今由潢水（西拉木伦河）石桥和祖州（今巴林右旗白塔子）至上京的里程、路线，胡峤所记与实地相符。《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七下元胡三省注：“祖州东至上京五十里。上京，西楼也。”今祖州城东北距上京恰近五十里许，古今交通里距相合。

（十）于厥里部

这是由辽上京临潢府，继续北行过洮儿河到达室韦、乌洛侯诸地的最北部边州，在《辽史·地理志》中称为“静边城”之北邻“羽厥（里）”之部。胡峤《陷辽记》中记为“西北至妪厥律”。此“妪厥律”，即辽代西北“于厥里”部。《契丹国志》中言，于厥里镜有“乌古镜内于谐里河”。《契丹国志》中的“乌古”，即辽西北之“乌古敌烈部”；而“于谐里河”，应即“于厥里河”。该水古今有喀尔喀河、海拉尔河、克鲁伦河诸说。其中克鲁伦河，前已考为卢朐河。其他二水，以2004年笔者与李健才等在嫩江一带实地调查，应为“乌古敌烈部”的中心。如以今嫩江上游齐齐哈尔市的“庞葛城”为坐标，于厥里河当是以今海拉尔河为主的嫩江支流。则辽代“于厥里部”，应在今呼伦贝尔草原的“乌古部”旧地。这是辽代东北亚古代交通中，继晋唐以来，深入乌洛侯和室韦诸部的西北之极边草原之路。其再西北已接近中亚贝加尔湖的边域，达到了辽代东北亚古代草原交通的最西北境。

第三节　宋《武经总要》中的辽东京至中京道

辽代由东京辽阳府向西行中京大定府的陆路，中经兴中府霸州，即今大凌河中游的朝阳古“龙城”和“营州”之地。这是自汉、唐以来，横贯东北南部辽东至辽西间的横向干线。成书于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并有仁宗亲题“御序”的曾公亮主纂的《武经总要》一书，从军事地理的角度，对当时《北蕃地理》，即辽的东京和中京间的州郡建置及四至交通，都有扼要而具实的记述。其中对由东京辽阳府西行中京大定府的交通路线、所经历各馆站记程如下。

东京“西六十里至鹤柱馆，又九十里至辽水馆，又七十里至闾山馆，馆在医巫闾山中。又九十里至独山馆，又六十里唐叶馆，又五十里至乾州，又五十里至辽州，北六十里至宜州，又百里至牛心山馆，在牛心山北中，又六十里至霸州，又七十里至建安馆，又五十里至富水、会安，至中京三驿程，各去七十里”[53]。

《武经总要》中的这条东北南部东西横向交通路线，由于文献记载比较疏略，在方位、里距上不甚明确。参证其他史籍和考古发现，其交通路线的走向，可分为南北两条 ：

其一为南路。为由东京辽阳府西南行经鹤柱馆、辽水馆，而至闾山馆的一条。此道中主要经四站，除东京有明确定点外，其他鹤柱馆、辽水馆和闾山馆，多以山水命名。须以文献记载与实地考察相印证如下。

鹤柱馆：馆名较为费解。参证《辽史·地理志》，该馆或应以辽代东京西南的“鹤野县”得名。按《辽志》记载，鹤野县以传说的丁令威化鹤归来“集于华表柱”得名[54]。这个地名传说应是“鹤柱馆”名称之由来。而辽代东京鹤野县址，已据实地考察，定于今辽宁省鞍山市南旧堡之驿堡古城[55]。此城东北距今辽阳市60余里。与《武经总要》记载，“东京（今辽阳）西南行六十里至鹤柱馆”吻合。馆舍正在今东、西鞍山之间的隘口，古今均为交通孔道。

辽水馆：馆址既以辽水（今大辽河）得名，应在辽水之畔。由《武经总要》记载，从鹤野县西行九十里至辽水馆。以鹤野县（鹤柱馆）在鞍山旧堡核定，西行九十里，恰在今辽河东岸的海城西南感王芦屯江“辽队”旧址或今大洼县“古城子”一带。其地应是辽时辽水馆故地，明代亦为边堡。

闾山馆：馆名以“北镇”医巫闾山得名，馆址当靠近医巫闾山。据《武经总要》著录，由辽水馆“七十里至闾山馆”。考核今日地理，由辽水右岸西去医巫闾山，最近便途也需150华里。这与《武经总要》中记载的辽水馆西至闾山馆“七十里”相差殊甚。故疑《武经总要》中的“七十里”，应为“百七十里”，这与今辽河左岸的芦屯或“古城子”西北距医巫闾山南的旧“闾阳驿”的距离相合。闾阳自汉以来向为交通干线之一。则南路闾山馆，当在今闾阳驿一带。

其二为北路。从《武经总要》的行文考察，由东京西“九十里至独山馆”，过独山馆历经乾、显、辽、宜诸州，再西行霸州和中京道。这是辽代继承了隋、唐东征时的陆路中道（详见第六章）。其全程所经的重要馆站为：唐叶馆、独山馆、乾州、辽（西）州，宜州、牛心馆、霸州、建安馆、富水馆、会安堡、中京。依次可索定如下。

（一）唐叶馆

在《武经总要》中唐叶馆排在“独山馆”之后，并注明独山馆在“辽阳西九十里”。从今日辽阳西行90里的范围看，已在辽河、浑河、太子河之间，根本无“独山”之处。所以考辨《武经总要》中唐叶与独山二馆的位置顺序，应是唐叶在前，独山在后。但“唐叶”者颇为费解，故疑“唐叶馆”应为“唐寨馆”之误［叶（葉）应书为“寨”］。即“唐王寨馆”的简称。考核今日地理，在辽阳西南约80里仍有地名为“唐马寨”。旧志中一直书为“唐王寨”，俗传此地系唐王征东驻马之处。至辽代在这里建有“衍州”，为辽阳西南的交通要镇[56]。经1982年5月实地调查，至今仍有辽金和明代古城遗迹。古今为控制太子河与辽河之间的通衢重镇，至今仍为东西交通枢纽，而且与从辽阳府西行的里距和方位符合，因定为辽代由东京辽阳府西南行首站之“唐叶（寨）馆”。

北镇庙

（二）独山馆

以辽阳西南行首站应为唐寨馆的位置勘定，过唐寨馆以西“九十里”的“独山馆”，应在由今辽阳唐马寨西去往北镇乾州和显州之间的高阜之地。以里距推定，适在今饶阳河下游西岸古“辽泽”之中的最高之处黑山县蛇山子。此道自辽金以至元、明、清以来，一直为过辽泽东西必经孔道，而唯有高山子和蛇山子一线，方有交通道上的“独山”之峙的地貌，可当古代驿站。

（三）乾州

辽代由东京西行中京道上的乾州，位置已经考古发现确定，即今北镇市北镇庙前辽代古城，以辽景宗乾陵得名。《武经总要》“乾州”条下记载，“（州）在医巫闾山之南，古辽泽之地，虏（契丹）主景宗陵寝在焉”。辑本《大元一统志》记“乾州故城在广宁府西南七里”。辽代景宗“乾陵”，应在其州北十余里的今龙岗二道沟“琉璃寺”。

义县奉国寺

（四）辽州

由辽代东京西行中京过乾州以后的辽州，以实际方位校之，应为“辽西州”。因为据《武经总要》记，“乾州西至辽（西）州六十里”。按此条位置，“乾州西六十里”，绝非《辽史·地理志》中的“辽州辽滨县”。因为辽州辽滨县故城，考古发现已确认为今辽宁省新民市辽滨塔古城，该城不仅不在由辽阳西去经乾州的交通上，而且与“乾州西六十里”南辕北辙。但在辽代当时，于乾州西确有“辽西州”，治“长庆县”，并隶属于“显州”[57]。降至金代后，辽西州又改为辽西镇[58]。早年在今义县东南的大凌河东岸王民屯一带，已发现了金代的“辽西镇”石碑。这进一步确认了义县王民屯一带应为辽、金两代的辽西州和辽西镇所在地。王民屯东距北镇庙前辽乾州故址恰为60里左右，与《武经总要》中记载的交通里距方位俱相合。

（五）宜州

由辽阳西行乾州之路，至辽西州稍西北行。《武经总要》记载，辽西州“北六十里至宜州” 。此辽代宜州即金代以后的义州今辽西义县。《金史·地理志》： “辽宜州，天德三年更州名（义州）……有凌河。”[59]至今辽宁省义县县城内仍保存完整的辽代古建筑大奉国寺。寺中的金明昌三年（1192）碑刻记有“宜州大奉国寺圣贤题名记”。证明辽代宜州和金代义州，都在弘政县今义县县城。古宜州在交通地理的位置，也正在沿大凌河谷道，由北镇乾、显诸州去往今朝阳（辽兴中府）的古今交通道上。辽代经宜州（今义县）由“北路”去往“霸州兴中府”（今朝阳）的交通道上，重要交通关隘是今义县东北医巫闾山北缘之“牵马岭”。其地笔者曾驱车考察，地控山谷冲要。至迟自隋唐，辽金至元、明、清，素为交通孔道。明、清方志中多记有义州“牵马岭”通道，而其实开辟在辽金以前。至今在《宜州大奉国寺续装两洞贤达圣题名记》中仍有：“自燕而东，列郡以数十，东营为大。其地左巫闾，右白霫，襟带辽海，控引幽蓟，人物繁夥，风俗淳古。”[60]过义州“牵马岭”即入兴中府界。

（六）牛心馆

此馆地名不见于辽、金二史。按《武经总要》记载，以其距“宜州西百里”的方位认定，应在今由义县至朝阳的中间地带。在今义县西约百里之地，有地名仍称牛心山和牤牛营子。其中尤以牛心山以北，当今义县至朝阳道途之冲，或为古牛心馆站名所由也。即宋、辽时之“牛心馆”，当今义县西之牛心山之地。

（七）霸州

霸州在辽代为兴中府治所，故址即为朝阳，古今无争议，为汉、唐以来历代辽西地区的交通枢纽和历史名城。城内设有“长春路钱帛司”“辽西路钱帛司”“平州路钱帛司”。

（八）建安馆

馆站的名称应以辽代建州得名。辽代有前、后两个建州。前期建州在大凌河南木头城子，后期建州在大凌河北朝阳黄花滩古城。以辽代行程方向和《武经总要》的成书分析，这里的建州，应指辽圣宗以后迁于大凌河北的建州。州治在今朝阳西南30多公里的黄花滩古城，也就是建安馆的所在地，方位与《武经总要》中去中京方向的记载相一致。

（九）富水馆

《武经总要》记载，由建安馆（建州）西行五十里至“富水馆”。这段行程从馆站方位看，是沿大凌河左岸西行。位于建安馆以西五十里的富水馆，从里距看应在今喀左县境的叶柏寿河汇大凌河处。在今喀左县东北、公营子镇土城子村，发现一座辽金元时代的土城。纵横400米，位于交通沿线，顺交通方向辟有东、西二门，东距黄花滩辽建州“建安馆”恰为50华里左右。从交通地理的方位和里距看，适为《武经总要》中的富水馆。又据《元一统志》记载，建州西五六十里有“富庶县”,经考察，县址即公营子镇土城子。因此推断，辽代由建州去往中京道上的“富水馆”，与后来的元代“富庶县”，当有地名渊源关系。

（十）会安馆

《武经总要》记载，“富水、会安、中京”连续三站间的距离“各七十里”。以这样的站距排列，离富水馆后，驿道已离开大凌河左岸，而沿其支流叶柏寿河西行方至中京。因此位于富水馆和中京之间“各七十里”的会安馆，虽馆址尚未最后寻定，但其位置应在今辽宁省建平县西北的沙海镇一带。这里是由富水西行中京的适中必经之地。

（十一）中京

《武经总要》中的这段驿道的终点中京，古今学者已考定无疑，即前指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西南四十里老哈河北岸之大明城旧址。辽代之中京大定府，是仅次于上京临潢府的都城。它不仅在辽代历史上为衔接腹心南北的重镇，而且在金、元两代和明初，都是关系塞北出入、得失的名城和交通重镇。

上述《武经总要》中记载的东京至中京之路，无疑主要是着眼于当时军事地理的。这条交通道，东起高丽和渤海东丹旧地的东京，西至辽代腹里重镇中京，在辽代当时有举足千钧之重。其东转，由当时的东京辽阳府沿太子河东行，在辽代过汤河、蓝河接叆河谷道交通，经连山关，而至保州（凤城）和金婆娑府（丹东九连城）诸地，跨江可去鸭绿江以东的高丽。不仅如此，辽、金、元三代都是在北方草原地区兴起的强大封建国家，军事地理和交通地理本来就是不可分的，后者往往主要是为前者服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经过审慎考订后的《武经总要·北蕃地理》，确不失为一部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宋辽时期交通地理著作。

第四节　辽初中原出渝关及晋帝北迁之古道交通

在五代和辽代初年的东北陆路交通中，见于宋人的著录，除前节由燕京出古北口和喜峰口之松亭关路北行辽中京和上京道，以及《武经总要》中记载的东京至中京道以外，推其时代较早者，当属《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中记载的后晋太后李氏与末帝石重贵于天福八年（辽太宗会同六年，943）被契丹掠而北行的行程路线。新、旧《五代史》中记载的这条晋帝北迁路线，正是隋唐以后的五代时（辽初）由幽州（今北京）东北行，傍海路出榆关，经由辽西锦州，东行辽代乾、显二州，再东出辽阳府北行的东北陆路干道。它有别于汉、唐以来出卢龙古塞北行营州的大凌河古道。开辟了继汉魏海浸平复以后，从辽代开始近千年来，经辽西走廊傍海，至辽阳东京和东北北部的新的陆路干线。

宋薛居正著《旧五代史·少帝纪第五》：“癸卯（943）帝与皇太后李氏……俱北行……过蓟州、平州至榆关沙塞之地。……又行七八日至锦州……又行十数程。渡辽水至黄龙府。”[61]

另据欧阳修《新五代史·后晋高后李氏传》记载，晋天福八年（辽会同六年，943），后晋末帝石重贵偕后妃被契丹掳而北迁，其行程：“自幽州北行十余日，过平州，出榆关，行砂碛中……又行七八日，至锦州……又行五六日，过海北州，至东丹王墓，遣延煦拜之。又行十余日，渡辽水，至渤海国铁州。又行七八日，过南海府，遂至黄龙府。”[62]

上述新、旧《五代史》中记载的这段行程，南起于幽州，北止于“黄龙府”。但据1998年朝阳博物馆征得出土于朝阳黄道营子村的《石重贵墓志铭》记载，“遂迁王（石重贵）于辽左之东京，暨天授皇上，帝徙居建州而居之”（墓志原石今藏辽宁省博物馆）。当年后晋石重贵并未到达黄龙府，而是辽太宗时先抵“东京”（今辽阳），后至辽世宗（天授皇帝）时被西迁至“建州”（今朝阳西南黄花滩古城）。其后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亦误记：“契丹以晋主为负义侯，置于黄龙府。黄龙府，即慕容氏和龙城也。”[63]

司马光考定晋帝北迁之辽代黄龙府为慕容氏之和龙城，难免亦有千虑一失。从《五代史》记行的路线看，说晋帝北徙之黄龙府有误，说“黄龙府”为慕容氏之“和龙城”显然更有误，如指后来的“建州”靠近“和龙”则大体相合。对此，元代胡三省注《通鉴》时已指出：“今晋主陷蕃，渡辽水而后至黄龙府，又其地近混同江，疑非慕容氏之和龙城。”胡三省的注疏是有见地的。由于近代考古学的发展，不仅辽代“建州”可以确指，就是由幽州北行辽东京之间的平州、榆关、锦州、海北州、显州、铁州、南海府诸地，也可以从东北古代交通地理的角度依次考列如下。

（一）平州

唐代于平州设卢龙军。《旧唐书·地理志》载，平卢节度使“统平卢、卢龙二军，榆关守捉，安东都护府”[64]。平卢军治下的“营州”即今朝阳。卢龙军即治“平州”，今河北卢龙县。故《旧唐书》注云：“卢龙军在平州城内，管兵万人、马三百匹。”唐书中的治于平州的卢龙军，即今河北卢龙镇。前已考古今亦为幽州东北傍海出榆关的交通重镇之一。

（二）榆关

榆关史书中又称“临榆（渝）关”，以东汉以后南迁今山海关附近的辽西临渝县得名，辽代沿用之。《契丹国志》记载：“幽州北七百里有渝关，下有渝水通海。”其后《千顷堂书目》引《大元混一舆地要览》亦记载：“离营州东行六十里至渝（榆）关……三百八十里至锦州。”这里的营州指唐万岁通天元年因契丹攻陷辽西营州（今朝阳）而迁州治于今河北昌黎县的新“营州”。由河北昌黎“东行六十里”的渝关，其位置应在今抚宁县之榆关镇。今学术界有人把唐代及辽代榆关定于今山海关，与上述史籍记载的实际道里有差，因今山海关应是明代重修蓟州和辽东长城衔接处的关城。至于欧阳修《五代史》中所记“出榆关，行砂碛中”，正是指这条傍海之道行抵渤海西岸的沙碛之路。此道所以在辽代仍是沙碛盈途，可能是自汉末海浸以后，重新逐渐恢复沿海交通而留下的退海之沙砾地区（详见第四章）。这条榆关道上的榆关地名，自隋唐以后，古今相沿，直至明代方迁关城于今山海关，古榆关之地仅存旧名。

（三）锦州

锦州自辽代以来，一直为辽西傍海重要关城，古今地名无异，不赘考。

（四）海北州与东丹王墓

辽代海北州治开义县。《辽史·地理志》记载，海北州“地在闾山之西，南海之北，初隶宜州，后属乾州”。此条中之闾山即今医巫闾山，南海即今渤海。根据考古调查，在今辽宁义县南20公里的七里河镇开州城村，确有一座辽金古城址。城址正位于大凌河西岸和医巫闾山之西、渤海湾之北。今村名开州城，应缘以辽代海北州治开义县得名。早年在开州城村一古祠中仍保存一座金代章宗泰和元年（1201）的“开义县净胜寺碑”。其碑文记载开州屯有古钟一口，“得之于宣和玉宇之间，诚寺之镇也”。由此证明，开州城村古钟，应为北宋宣和年间徽、钦二帝被掳北行经由该地而留下的遗物。可见海北州所治的今开州城村不仅为晋帝重贵北行所经之地，也是宋徽、钦二帝被金人掠北迁黄龙府的经由之地。二者离榆关东渡，被掠所行为同一条交通路线。

在这段行程中，过海北州后，再东行即有“东丹王墓”。这是指由海北州东行渡大凌河后，所至今北镇市东南的医巫闾山中的辽代东丹王耶律倍之显陵。《辽史·地理志》“显州”条：“世宗置，以奉显陵。显陵者，东丹人皇王墓也。”[65]因为当后晋末帝重贵北行路过此地时为辽太宗会同六年，当时在闾山之南只有东丹王墓，既无世宗时所立之显州，也无“显陵”之称，所以《旧五代史》中亦记载，过海北州后“至东丹王墓”，这证明《五代史》中记载的辽代早期史料是可信的。从当时交通路线的实际情况看，从锦州出发，东经海北州至东丹王墓所在的“显陵”，即今北镇市西医巫闾山中被称为“三道沟”的桃园乡董家坟地一带（显陵）。其行程约二百里，共行五日。这与当时重贵携眷属同行并逼留于海北州，又拜东丹王墓，以至平均每日行约四十里的道途里距基本相合。

（五）铁州

欧阳修记载，晋帝过海北州和东丹王墓，“又行十余日，渡辽水至渤海铁州”。明确指明铁州应在辽水（今辽河）之东。《辽史·地理志》“铁州”条：“本汉安市县，高丽为安市城。……统县一：汤池县。”[66]

重贵所行之辽水东铁州，从方位排定，应指辽代初年统有渤海国旧地的“东丹王”耶律倍所迁建的辽东铁州，州既非唐渤海之境，也非渤海之州，而是由渤海南迁的铁州。从《辽史·地理志》记载的情况看，辽代铁州为汉安市县地，应在襄平（今辽阳）之南无疑。以往考铁州主要有两说：一谓在今辽宁省大石桥市（旧营口县）之汤池堡，以《明一统志》为代表：“安市县，在盖州东北七十里，故（辽）铁州，金为汤池县。”[67]一谓在今鞍山南驿堡古城，以《辽宁史迹资料》等为代表[68]。

综合考察应以前说为确、后说为误。辽南之汤池堡地名，应源于辽代铁州之汤池县。1980年夏，笔者专程赴辽南考古调查，在今盖州（明盖州卫）东北35公里的汤池堡确有一辽金古城遗址。经当地乡民介绍，当地还曾出土一方带有“铁州”字样的刻石（可惜失传），在汤池堡以东早年亦产铁矿。故在1990年所著《东北古代交通》时，已考定辽初之铁州，在今大石桥市（营口县）北汤池堡，其附郭为“汤池县”。于汤池堡北2.5公里的英守沟又有汉城发现，或即汉代之平郭“铁官城”（详见第四章）。说明汤池堡自古以来，已是辽东南部的交通冲要之地。

（六）南海府

欧（阳修）史中所记晋帝由铁州北行的“南海府”，非渤海南海府。从交通路线的方向看，应指辽代东京道所属的“海州南海军节度使”的治所今海城市。以往论史者有的认为是渤海之南海府，实因《辽史》之误以讹传讹。按《辽史·地理志》“海州南，海军……渤海号南京南海府”[69]。由于《辽史》中记载的混淆，后代的方志中多误以为今海城即唐渤海之南海府。这不仅被今日考古发现所纠正，而且渤海之南京南海府，已经确知在今朝鲜半岛北部之北青一带。从《五代史》记载的行程路线也可以看出，晋帝过铁州北行所经“南海府”然后去黄龙府，显然无论如何也不会去朝鲜半岛北部。所以《五代史》中的“南海府”，应是“南海军”之误，即辽代之“海州南海军节度使”治所今海城市。直至明以前，这里一直称海州，为辽阳以南海、盖间一重要都会和交通城市。

（七）建州

晋末帝北迁的行程路线，在新、旧《五代史》中，于“海州南海军”至“东京”以后转行建州的西行里之道，史文有缺佚。今据其墓志记载应是一条继汉魏，至少是隋唐以来的“东征三道”中的一路，即纵贯东北南部辽、海腹地的东西干道。参证考古发现和实地调查，辽代建州有前后二处：前期建州在今大凌河右岸朝阳南木头城子古城；后期建州则迁至今朝阳西南大凌河左岸，今朝阳市龙城区大平房镇黄花滩古城。石重贵墓志的发现地证明，今朝阳县乌兰和硕蒙古族乡黄道营子村，正在辽代古“建州”南，此地应是石重贵的终死之地。

第五节　辽代上京通往宁江州和五国部道的东北陆路

一、上京通往宁江州的陆路

辽代宁江州在军事上归东北统军司，辽代“东北统军司”驻在长春州。宁江州在行政上归东京道管辖，辽道宗清宁年间（1055—1064）建置的宁江州初为防御，后升观察，辽代混同军驻地，辽末女真人在涞流水（今拉林河）起义时，天祚帝立即派军增援宁江州镇压起义，可知宁江州距女真居地和起义地点（今扶余县徐家店乡石碑崴子屯）不远，是辽代控制东北女真各部的军事重镇。

辽在宁江州设有榷场，“女真以北珠、人参、生金、松实、白附子、蜜蜡、麻布之类为市，州人低其直，且拘辱之，谓之打女真”[70]。

又据洪皓之《松漠纪闻》载，宁江州一带“每春冰始泮，辽主必至其地，凿冰钩鱼，放弋为乐”。

由上述可知，辽代宁江州不但是辽代的军事重镇，也是各部族进行贸易和辽帝的春猎之地。

关于宁江州的位置问题，历来亦众说纷纭。李健才先生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调查资料考定辽代宁江州在今扶余县西部的伯都讷古城[71]。

从辽上京到宁江州的道路，当和前述从辽上京到长春州的道路相同。从萧兀纳在宁江州一战中败走，“自以三百骑渡混同江而西”的记载可知，由长春州东行过混同江可到宁江州[72]。这是一条由辽上京去往金初上京的草原之道。

二、辽上京至五国部道——“鹰路”

《契丹国志》卷十载：“女真东北与五国为邻，五国之东邻大海。”辽代五国部居住在今依兰东北、松花江和黑龙江下游东到海滨一带。辽帝经常派使臣到五国部索取海东青，给女真和五国部带来很大的骚扰。据《三朝北盟会编》卷三载：“海东青者出五国，五国之东接大海，自海而来者谓之海东青。小而俊健，爪白者尤以为异。金则更不现，必求之女真，每岁外鹰坊子弟趣女真发甲马千余入五国界，即东海巢穴取之，与五国战斗而后得，女真不胜其扰。”“又有使者号天使，佩银牌，每至其国，必欲荐枕者。则其国旧伦中下户作止宿处，以未出室女侍之，后使者络绎，恃大国命，惟择美好妇人，不问其有夫及阀阅高者。”又据《契丹国志》卷十载：“及天祚嗣位，责贡尤苛，天使所至，百般需索于部落，稍不奉命，召其长加杖，甚者诛之，诸部怨叛，潜结阿骨打，至是举兵谋叛。”阿骨打乃“集女真诸部兵，擒辽障鹰官”[73]起义。因此辽代通过女真到五国部的道路也俗称“鹰路”[74]。

前已考长春州、宁江州是辽朝在女真居地的西部建立的军事重镇，而黄龙府则是在女真的西南部建立的又一军事重镇。黄龙府控制着当时的“生女真”和“五国部”。后来五国部圣宗时来附，归“黄龙府都部署司”管辖。“重熙六年，以越里吉国人尚海等诉酋帅浑敞贪污，罢五国酋帅，设节度使以领之”[75]。越里吉，即辽、金二代北宋徽、钦二帝被契丹北掳的最后葬身地五国部中的“五国头城”，即在今依兰。当年徽、钦二帝被掳至此时，面对关山万里的故国残园，曾留有《北上题壁》诗：“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南天无雁飞。”披露了亡国之君在“萧条孤馆”中一路北行的悲凉心境，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北国塞外的交通荒渺和人迹罕至的状况。这是辽代由上京通往松花江下游的重要交通枢纽，其东北行可达当时东北亚的日本海西岸。1988年夏秋，笔者在当时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泰湘先生陪同下，首次寻迹考察依兰古城。驻足在古城仅有的一段残毁石墙前，感念这座千年名城残垣断壁的历史沧桑，感怀当年徽、钦二帝之悲境。曾赠同行泰湘诗一首：“城依粟末赴东流，弱水碧透日当秋。汴上沉沉思故国，黄沙漫漫陷虏囚。可怜良士空扼腕，徒有御毫画金钩。含辱沉尸五国部，何寻荒塚剩泥丘。”

考当时从辽上京通往“生女真”和“五国部”的道路主要有两条：一是东北路，从辽上京北经长春州（城四家子古城），渡嫩江到生女真和五国部；二是东南路，从辽上京沿西辽河、东辽河东行，经信州、黄龙府（农安）东北到“生女真”和“五国部”。从辽上京到长春州的道路已详见前述，即从辽上京到春捺钵（长春州）的路线。从辽上京经信州到黄龙府的道路，亦详见于前述渤海扶余契丹道，今不重述。前者从长春州东行渡江先到宁江州，再可沿第一松花江直到黑龙江下游“五国部”之地。后者另一路从黄龙府北行，然后亦沿今第一松花江直到黑龙江下游“五国部”之地。辽代通往“五国部”的道路，多为后来金、元、明、清时通往黑龙江下游的道路所沿用，成为后来由东北腹地的辽河和松花江中游（包括伊通河）通向松花江下游及其黑龙江下游滨海地的重要交通水、陆交通城站的基础。

三、黑龙江下游“鹰路”所及之东北亚极边交通道

辽代黑龙江、松花江下游之“五国部”通向东北亚远东区的陆路交通，在《辽史》和《契丹国志》中称为“鹰路”。这条东北交通，是以依兰为中心的“五国部”通向黑龙江下游滨海的山林草泽之路，在唐以前为南北“黑水靺鞨”的东北极边道，在辽金两代则为“生女真”海东部和东北部“乌吉”（窝集）的故地。在元明以前以部族自然交通为主。在辽代，这一东北亚极边的“鹰路”，主要指继承了隋唐时期南北“黑水靺鞨”的“黑水道”。至辽代为“五国部”的女真人（黑水靺鞨后裔）向契丹皇室、横帐贡献“海东青”（猎鹰）的滨海渔猎部族的山川、森林之“猎路”。其地夏行舟车，冬行冰雪爬犁。从黑龙江流域可直达远东滨海。从辽金以后的元明史籍中可知，其远行至少可达今俄罗斯境内的“恤品”（双城子）、哈尔芬等，是辽、金两代东北亚古代交通的人迹可达的最东北极边的部族交通道（详见以下元、明二章）。

第六节　辽代的车舆骑射等交通工具和驿传制度

辽朝是以契丹和奚族为主体的草原帝国。10世纪初的东北亚交通史，是以契丹辽王朝与刚刚建立的朝鲜半岛王氏高丽东西并立为主要背景。而在交通文化上，又以契丹族的车舆制度和骑射文化最具特色。

一、契丹族的交通车帐制度

契丹和奚族的交通车帐制度，与契丹和奚族的生产方式和社会习俗息息相关。辽代全盛时，其疆域“东至于海，西至金山（今阿尔泰山），暨于流沙（阿尔善沙地），北至胪朐河（今克鲁伦河），南至白沟（拒马河），幅员万里”[76]。可以说是当时东北亚地区版图最辽阔的草原帝国。在如此广阔的辽代疆域内，契丹贵族对外要开辟通向“五京”和邻国的交通道，连续征伐渤海、高丽、北宋、西夏；对内要每年发“横帐”设“行宫”于“四季捺钵”转徙之地，于平时更有“逐水草而居”的民生需求，所以其交通车帐等制度，必顺应这一基本社会功能而设定其不同层次的需求。

（一）如前节记述的“四季捺钵”行帐交通制度

这是辽代国家等级的交通行帐制度。《辽史·营卫志》：“有辽始大，设制尤密。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出有行营，谓之捺钵。”[77]可见，在辽代“捺钵行营”已是一种国家制度。其表现为具有相对固定的行帐路线、固定的行帐时间和特定的行帐礼仪。以辽帝“夏捺钵”的庆州、怀州和归化州（今宣化）等地的行帐活动为例：三地大都有辽帝捺钵行驻的“行宫”，如怀州西山有“清凉殿”，庆州城中“辽行宫”[78]。据20世纪70年代和2010年秋两次实地调查，庆州（今巴林右旗白塔子）城内城中偏北居中的大型建筑址，应即辽帝“夏捺钵”至庆州、黑山一带的行宫所在遗址。这种固定的专设行宫遗址，反映了辽代捺钵制度在辽代交通行帐上的独特性。恰如前引沈括《熙宁使虏图抄》记所云，（由中京北）“复逾沙陁十余叠，乃转趋东北，道西一里许庆州。塔庙廛庐，略似燕中。过庆州东北十里，经黑水镇，济黑河，至大河帐。帐之东南有大山，曰黑山，黑水之所出也”。

从沈括的详细记载来看，设有辽帝“行宫”的庆州东当有“草原御路”。而庆州内的“塔庙廛庐，略似燕中”，可见其行宫驻地的繁盛。出庆州东北十里有“黑水镇”，当即行帐转移的又一交通重镇，一称“黑水州”。而过黑河的“大河帐”以后，其东西有黑山，一称炭山，乃辽代圣山。宋张舜民《使辽录》亦记载，北狄（辽）黑山“犹中国之岱宗……云虏人死，魄归此山……非祭不敢进山”。可见，辽代“夏捺钵”的行帐驻地之一庆州及其黑山在辽代契丹人心中的特殊地位，以及辽代行帐交通与众不同的文化意义。因此，庆州所在的“黑山”，正是辽代中兴的圣、兴、道之“庆陵”和“奉陵邑”所在地，也是辽代行帐制度的典型区域之一。而辽代“春捺钵”行营的“长春州”（城四家子古城）更是辽代“五京”以外专设的最大“行营”驻地。

（二）为服从于争战和信使往来的草原交通制度

这一制度从根本上讲，是服务于军事角度和政治角度的车帐、骑射文化。骑兵和骑射，是辽人的文化传统。如圣宗统和二十八年（1010）至二十九年（1011）正月，辽征高丽，“冬十月丙午朔，女直进良马万匹，乞从征高丽，许之。……二十九年春正月乙亥朔，班师，所降诸城复叛。至贵州南峻岭谷，大雨连日，马驼皆疲，甲仗多遗弃”[79]。此段辽兵偕女真骑兵数万攻袭高丽，曾渡鸭绿水以东攻高丽“西京”（今平壤），“围之五日不克，驻跸城西”，又攻至“开京”（朝鲜开城）而还，可谓长袭千里的长途之战。一路所经的辽东铜、霍、贵、宁和来远诸城，俱辽东京去高丽的军旅之道的实际经由。

再如重熙十八年（1049），辽征西夏。当契丹铁骑逼近西夏大营时，为不暴露军情，驸马都尉萧惠令“既入敌境，侦候不远，铠甲载于车，军士不得乘马”[80]。而与契丹毗邻而居的奚族，其衙帐制度亦很发达，甚至远传唐时京城。“奚车，契丹塞外用之，开元、天宝中渐至京城”[81]。至辽代契丹之“奚车”当更精进。

以上举两次大举攻高丽、西夏之役，不仅骑兵千里奔袭，而且有车马随行运载辎重、粮草，可谓辽代从军事交通史上反映出来的行旅盛况。如同《辽史·萧惠传》所载：“明年（重熙十八年），帝（兴宗）复征夏国。（萧）惠自河（拒马河）南进，战舰粮船绵亘数百里。”[82]足见辽代军旅交通的盛况。

至于服务于信使往来的交通馆、站，在上述宋人使辽的行程录中，亦有具体记载。如前引沈括《熙宁使契丹图抄》记载，出古北口“过顿，东北十余里，乃复钩折而南，数里至卧如馆。卧如馆西南距新馆四十里。……二十余里至中顿。……过顿，济滦水，东出度摸斗岭。三十五里至柳河馆”。可见在辽国境内的主要驿路干道上，为供行旅驻行，均有馆、顿一类驿站之设。馆者设于部落或州、县关要处，多有城寨一类建筑以居行旅；而顿者，为行旅的中食或停歇处，在契丹和奚族地区，多为临时的“毡帐”。如沈括行至“临都馆”与“崇信馆”之间，“自馆稍西北行，路小（稍）平，二十里至中顿毡庐”。这种适合于草原交通的馆驿制度，实效法中原的驿传制度，而又辅以独特的部落营寨和中顿毡庐，是中古时期以来东北草原民族传统的具有独特民族形式的交通管理制度。

（三）为服务于本族民生的逐水草而居的群牧制度

辽代服务于契丹族民生的以“群牧”为标志的居行制度，是契丹人以群牧经济为依托的基本经济形态。无论官私，均以养马为多，辅以牛、羊、骆驼。如《辽史·食货志》所说，“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83]北宋苏颂在使辽诗《契丹马》中亦云：“边城养马逐莱蒿，栈阜都无出人劳。用力已过东野稷，相形不待九方皋。人知良御乡评贵，家有材驹事力豪。略问滋繁有何术,风寒霜雪任蹄毛。”[84]即辽代社会不仅以养马为富国强兵的要务，而且以拥有马、牛等为财富和地位的象征。与此相应，其除国家层面的对外争战和聘使往来外，普通部落和牧民间的往来，则以良驹和牛、驼车为盛。

为经略好具有国体经济形态的“群牧”制度，辽代与重视“四时捺钵”一样，重视生产方式的管理。契丹王族选择最好的草场，建立国家牧场，称为“群牧”，并在中央设一统一管理群牧的最高机构——“总典群牧使司”。其主官为“总典群牧部籍使”和“群牧都林牙”等。在地方州府，分设某路“群牧司”，设有“群牧使”等专司官员。这是中国历史上，在国家层面的最高官制中，专设管理各级“群牧”的开创之制。它不仅在民生和经济上推动了辽代畜牧经济的发展，而且在推动马、驼、牛、羊饲养，车具、马具和骑射文化的发展过程的同时，引发了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变化。

二、辽代交通文化中的契丹族马具和马具文化

契丹人的车马具（含驼具）是辽代交通制度和交通文化的重要载体。作为草原民族的契丹人，其交通工具中的马、牛和骆驼，主要用于战时驰骋和平时转徙、驮运及牵引车辆等。如《辽史》所言，“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所以考古发现墓葬壁画中的马具、驼具多与射猎、出行、毡帐并存，具有实用兼形象性；而墓室中的马具，则多具有陪葬的礼俗性和真实性。如内蒙古敖汉旗北三家子一号辽墓壁画上，画有一匹全鞍辔的枣红色配辔马。鞯为灰黄色并绘有虎斑纹，为虎皮彩饰，绿釉马鞍、辔勒皆为白色，勒头打花结，绕脖子后系成一圆套，有黑灰色眉和镫（应为铁镫）。在该墓东壁壁画上又有一匹黄色公马，灰色鬃尾，全鞍辔，绛色辔勒、白色带饰、淡红色鞍轿，马颈下垂一黄色花状铃，马头向前扬起，目前视，嘴张开，似呈奔走状[85]。

再如：20世纪70年代作者曾经亲自借展到辽博、现藏于赤峰市博物馆的克什克腾旗二八地辽墓壁画和石棺上，都有驮马、毡帐和前有人牵引的马背挂鞍的形象图案。在邵国田先生主编的《敖汉文物精华》中，更有辽代披甲执锐的《鹰军图》。其画面的战马披铠束尾、前导鹰旗，凸显了契丹人铁骑方阵和驰马猎战的壮阔场面[86]。

上述略举的辽代壁画和石刻上的马与马具的最大特色是艺术的真实性。与发现的实物相比，在辔具的形制、色彩，配饰部位和系结方式，以及材质方面都具有写实性。如黑色的乌镫，显示铁马镫的乌黑锃亮；黄色玄铃，则与出土的鎏金黄色辔饰、花铃等相证无误。而灰黄色中深外浅的带有虎斑纹的鞍鞯（马鞍下垫子的花边），可能是仿虎皮图案（真正的虎皮鞍极少）的鞍饰。诸如此类，反映了辽代交通文化中马具、车具和马具文化的成熟和先进。如同本书第五章第八节“两晋南北朝时期东北亚大陆鲜卑、高句丽的骑射、马具与马具文化的东传”所说，如果说在中国北方和东北亚地区，奠基于山戎、东胡、匈奴的骑射文化到东汉后期和两晋南北朝的乌桓、鲜卑、高句丽时代，马具的发展（以鞍、镫、勒代表）达到了第一个高峰，那么以契丹兴起为标志，10至14世纪的辽、金至蒙元前期，马具和马具文化，应当在前代基础上达到了真正的成熟期和黄金时代。几个世纪后满洲射骑文化的兴起，不过是对契丹、蒙古、室韦和女真骑射文化的继承，而终究是强弩之末。中国北方和东北亚历史上，四次骑射文化和马具文化（汉以前、两晋南北朝、辽金元、清初）的发展，尤以两晋南北朝和辽、金、元三代为中兴之骄，这是与东北亚古代交通史关系尤重的两个重要时期。曾经风靡世界的所谓“骑马民族”与“骑射文化”，作为东亚和东北亚历史上的瞩目话题，尽管对它定义的准确性的理解，可以仁智互见，但它在广义的东北亚古代交通史和民族文化史上的广泛影响，却是深刻而真实的。正如北宋文人苏颂在《观北人围猎》一诗中写道：“莽莽寒郊昼起尘，翩翩戎骑小围分。引弓上下人鸣镝，罗草平芜兽轶群。画马今无胡待诏，射雕犹惧李将军。山川自是从禽地，一眼平芜接暮云。”

引马图局部（敖汉南塔乡北三家子1号墓墓道东壁）

三、宋人笔下的契丹族的车舆、骑射与草原交通

辽代契丹族的骑射文化与草原交通，在北宋的诸多北使行程录和诗文中多有记载。如北宋苏辙在出使辽国时曾留有诗云：“燕疆不过古北阙，连山渐少多平田。奚人自作草屋住，契丹骈车依水泉。橐驼羊马散川谷，草枯水尽一时迁。”[87]此句的“古北阙”即古北口。他在《魏公集》中还记述，“契丹马群动以千数，每群牧者才二三人而已。……蕃汉人户以羊、马多少定其贫富等差”。

亲历契丹和奚族腹地的北宋文人苏辙已经将辽代北国的骑射习俗和居行交通文化跃然纸上：宋朝的燕云地区，与契丹的接界，北不过“古北阙”即古北口关隘。自此北去，进入契丹、奚族所居草原。连山渐少而多属平地松林草原。奚人之居，多依茅草屋，殆多指辽中京一带“奚王”属境已有田园耕牧之事。而其北的契丹族，则“骈车依水泉”和“橐驼羊马散川谷”，完全是一派游牧景象。其“骈车”，当为一种游牧时临水而居的草原放牧时的行舆。如同内蒙古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毡车出行图》中的“毡车”——长辕、高轮，车上前后有彩色车棚。车棚用四根细木立于辕和车厢之上，上有轿顶盖。一般的放牧骈车或装饰较为简便，但其遮风挡雨以利草原流徙居行的功能不可或缺。这是契丹和奚族依托游牧经济的重要交通工具之一。

由奚族和契丹人制造的草原上的车舆和马具，早在契丹国建国前已见诸中原记载。唐代李商隐的《为荥阳公贺破幽州奚寇表》中已记载，幽州刺史张仲武奏，破奚人部落，其战利品中竟有“奚车五百辆”。而从南北朝以来，奚与契丹一直毗邻在“二河”（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同种、同源而习俗尽同。而北宋著名学者沈括在《熙宁使契丹图抄》中，更形象地目睹了契丹的“辎车”：“其辎车之制如中国，后广前杀而无般，材俭易败，不能任重在利于行山。长毂广轮，轮之牙其厚不能四寸，而轸之材不能五寸。其乘车，驾之以驼，上施。惟富者加毡文绣之饰。”[88]

这种契丹车帐，广义上称“辎车”，而基本形制类同，唯材质优劣和装饰以贫富、等级稍有别。其“材俭”者“易败”，显为沈氏所指途见中京“打造部落”普通牧民所用。而辽墓壁画中发现的“青驼车”应是较好的一种。如赤峰敖汉旗高家窝铺乡韩家窝铺三号辽墓墓道壁画上即绘有双辕驼车。辕旁卧双驼，车前立一契丹男子，外侧立侍女二人，车后有持骨朵的侍卫，其显系贵族辎车。其仪卫森严而车制大体相同，为长于草原山地行使的以驼车为主的辽代辎车的典型形象[89]。在其他一些辽墓壁画中，也有少量牛车的形象。总之，从辽代皇族的“四时捺钵”，到一般部落的群牧生活，都应了元人所著《辽史》营卫志中所说，契丹人“转徙随时，车马为家”的真实写照。这是辽代中国东北和东北亚地区交通文化史和民族文化史上独具特色的社会历史真实写照。在10世纪前后的东北亚交通史上，契丹族的车舆、骑射和马具文化，是上承鲜卑、下启女真、蒙古的独具特色的草原交通文化载体。

[1]《辽史》卷三十二《营卫志中》，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373页。

[2]《宋史》卷二百七十三《何承矩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版， 第9330页。

[3]《辽史》卷三十一《营卫志上》，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361页。

[4]傅乐焕：《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6—172页。

[5]《辽史》卷十六《圣宗本纪七》，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192页。

[6]《辽史》卷十六《圣宗本纪七》，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190页。

[7]《辽史》卷十八《兴宗本纪一》，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22页。

[8]宋德辉：《白城历史文化之旅》，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0页。

[9]《金史》卷四《熙宗本纪》“皇统五年二月乙未”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 第81页。

[10]《金史》卷八《世宗本纪》“大定二十四年正月戊戌”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186页。

[11]《金史》卷九十二《曹望之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2037页。

[12]《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上京会宁府”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550页。

[13]沈括：《熙宁使虏图抄》：“（大河）帐之东南有大山，曰黑山，黑水之所出也。”引据自贾敬颜：《〈熙宁使契丹图抄〉疏证稿》，《文史》第二十三辑，第150页。

[14]《辽史》卷三十二《营卫志中》，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374页。

[15]转引据自贾敬颜：《〈熙宁使契丹图抄〉疏证稿》，《文史》第二十三辑，第152页。

[16]玛希：《沈括〈熙宁使虏图抄〉所记赤峰地名考》，《松州学刊》1987年4—5期专号。

[17]贾敬颜：《〈熙宁使契丹图抄〉疏证稿》，《文史》第二十三辑，第152页。

[18]玛希：《沈括〈熙宁使虏图抄〉所记赤峰地名考》，《松州学刊》1987年4—5期专号。

[19]张松柏:《辽怀州陵调查记》,《松州学刊》1987年4—5期专号。

[20]详陈得芝：《元察罕脑儿行宫今地考》，《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21]傅乐焕：《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6—59页。

[22]详《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下），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23]《契丹国志》卷五《穆宗天顺皇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4页。

[24]《辽史》卷三十二《营卫志中》，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375页。

[25]详胡廷荣：《辽中京至广平甸捺钵间驿馆考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1期。

[26]《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一》“永州”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 第445页。

[27]姜念思、冯永谦：《辽代永州调查记》，《文物》1982年第7期，第34页。

[28]《辽史》卷三十二《营卫志中· 部族上》，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378页。

[29]《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八《后梁纪三》“太祖乾化元年”条注文，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8750页。

[30]《武经总要》卷二十二《北蕃地理》。

[31]详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中华书局2004年版；承德地区文物局《辽中京至南京口外驿道调查》，《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1期；孙冬虎《宋使辽境经行道路地理和地名学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卷4期，2004年。

[32]《辽史》卷三十九《地理志三》，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 第485页。

[33]《契丹国志》卷二十四《王沂公行程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30页。

[34]详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中华书局2004年版。

[35]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中华书局2004年版。

[36]《辽史》卷四十《地理志四》，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 497页。

[37]《密云县志》卷七。

[38]《契丹国志》卷二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31页。

[39]详贾敬颜：《〈熙宁使契丹图抄〉疏证稿》，《文史》第二十三辑，第136页。

[40]《辽史》卷三十九《地理志》“中京道泽州”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484页。

[41]《辽史》卷二十九《天祚皇帝三》，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342页。

[42]详李文信：《西汉右北平郡治平刚考》，《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1期。

[43]《契丹国志》卷二十四《富郑公行程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32页。

[44]《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 第441页。

[45]《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一》，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450页。

[46]详冯永谦、姜念思：《辽代饶州调查记》，《东北历史与考古》（第一辑），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47]《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下），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页。

[48]《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一》“庆州”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444页。

[49]杨森（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16页。

[50]《辽史》卷一《太祖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12页。

[51]王绵厚、郭守信：《辽海印信图录》，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

[52]《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上），西安地图出版社 2003年版，第148—149页。

[53]《武经总要》前集卷二十二《北蕃地理》。本节所引《武经总要》，系以明万历廿七年金陵富春堂刻本为底本，一般不具体标注页码。

[54]《辽史》卷三十八《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457页。

[55]详王绵厚：《辽代衍州与鹤野探考——兼论东京曷术馆女真部》，载陈述主编：《辽金史论集》（第三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56]详王绵厚：《辽代衍州与鹤野探考——兼论东京曷术馆女真部》，载陈述主编：《辽金史论集》（第三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57]《辽史》卷三十八《地理志二》，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464页。

[58]《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五》，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560页。

[59]《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五》，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559页。

[60]赵振新、吴玉林主编：《锦州市文物志》，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90页。

[61]《旧五代史》卷八十五《少帝纪第五》，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1126—1127页。

[62]《新五代史》卷十七《晋家人传第五》，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178页。

[63]《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六《后汉纪一》“高祖天福十二年”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9329页。

[64]《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一》，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1387页。

[65]《辽史》卷三十八《地理志二》，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463页。

[66]《辽史》卷三十八《地理志二》，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460—461页。

[67]《满洲源流考》卷十一引《明一统志》。

[68]详《辽宁史迹资料》，1961年版，第70页；冯永谦：《辽代部分州县所在地考证》，《博物馆研究》1992年1期。

[69]《辽史》卷三十八《地理志二》，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461页。

[70]《契丹国志》卷十《天祚帝纪》“天庆四年”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2页。

[71]详李健才：《东北史地考略》（一），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76—91页。

[72]《辽史》卷九十八《萧兀纳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102页。

[73]《辽史》卷二十七《天祚皇帝本纪》“天庆四年七月”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329页。

[74]《金史》卷一《本纪第一》：“既而五国蒲聂部节度使拔乙门叛辽，鹰路不通。”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5页。

[75]《辽史》卷三十三《营卫志》“五国部”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392页。

[76]《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一》，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438页。

[77]《辽史》卷三十一《营卫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361页。

[78]《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上》“庆州”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562页。

[79]《辽史》卷十五《圣宗本纪六》，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版，第168—169页。

[80]《辽史》卷九十三《萧惠传》，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版，第1375页。

[81]《旧唐书》卷四十五《舆服志》，中华书局校点本，1975年版， 第1957页。

[82]《辽史》卷九十三《萧惠传》，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版，第1375页。

[83]《辽史》卷五十九《食货志》，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版，第923页。

[84]蒋祖怡等：《全辽诗话》，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304页。

[85]详邵国田：《敖汉旗北三家子辽代壁画墓》，《松州学刊》1987年第4—5期。

[86]邵国田主编：《敖汉文物精华》，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第249页。

[87]《辽史拾遗·附录》卷二。

[88]引自贾敬颜：《〈熙宁使契丹图抄〉疏证稿》，《文史》第二十二辑，第131页。

[89]邵国田主编：《敖汉文物精华》，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第242页。

第八章　金代（12—13世纪）中国东北与东北亚的陆路交通

第一节　金代中国东北和东北亚交通地理的基本情况

12世纪初叶，女真人灭辽，逐渐统一了中国北方，建立了金朝。金太宗天会三年（1125），金灭辽以后继续攻宋，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缔和，宋、金以淮水和大散关为南北分界。女真人肇兴于今黑龙江省阿什河流域的“金源”之地，建立了比辽的疆域更广阔的版图。其120余年间，全国南以淮水与南宋分界，东至日本海和黄海水域，西至大散关（今陕西省宝鸡市西南），北逾外兴安岭。幅员万里，襟带大江以北、长城内外。据《金史·地理志》记载：“金之壤地封疆，东极吉里迷兀的改诸野人之境，北自蒲与路之北三千余里，火鲁火疃谋克之地为边，……袭辽制，建五京，置十四总管府，是为十九路。”[1]可以说其北部疆域囊括了除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以外的东北亚大部分地区。

在金代广袤万里的版图之内，能否开辟陆路交通网是其驾驭宇内的关键所至。所以金人继承前代，十分重视交通地理的开拓。在女真人始兴之地的东北地区，从金初立国时已有驿站交通之设，《金史·太宗本纪》，天会二年（1124）春正月丁丑，“始自京师至南京，每五十里置驿”。金太宗时的“京师”，在今黑龙江省阿城白城“上京”。南京又称“燕京”，即指今北京。这条长达近三千里的驿道，纵贯东北松辽、渤碣之间直至幽燕，成为金代东北陆路的干线。同年三月，又“命置驿上京、春、泰之间”。其后进取辽东京诸地，继承了辽代的东北南部交通城站，奠定了金代东北陆路交通网的形成基础。

金代中国东北的陆路交通，是以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白城）和东京辽阳府（今辽阳市）为中心通往各地。金代东北亚的交通路线，上承辽代，下为元、明、清所沿用。所以搞清金代东北亚的交通路线，不但有助于了解金代东北的疆域，而且对研究整个东北亚金代诸部族、属部的历史地理和金以后历代的交通路线都是有意义的。

据文献记载，从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白城）到燕京（今北京）主要有两条路线 ：一是从上京会宁府经济州（即黄龙府，今农安县城）、沈州（今沈阳）、显州（今北镇）、润州（今临榆县之海阳镇，在山海关西）等地到燕京；二是从上京会宁府西南经长春州（今吉林省洮南县城四家子古城）、泰州（此为辽代和金初的泰州，即旧泰州，在今泰来县塔子城）、临潢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大定府（辽中京今宁城大明城）到燕京。金代由“上京”会宁府至东京辽阳府的交通，则是纵贯东北南北的干线。而金代东北亚区域中，由金上京另一条经“恤品路”到达朝鲜半岛北部“溟州”的交通路线，以及由东京辽阳府东行宣州、婆娑府东渡鸭绿江通往高丽腹地和东渡日本的海路，基本继承了渤海和辽代的基础。故本章将金代中国东北通向高丽、日本的水、陆交通，一并附列在第三节中的“东京辽阳府东行婆娑府和高丽、日本道”中。

第二节　金上京会宁府直趋燕京的陆路干道——金初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的北行交通地理

宋徽宗宣和七年、金太宗天会三年（1125年），因金太宗吴乞买即位，许亢宗以“贺大金皇帝登宝位国信使”，奉命出使金上京，这是北宋最后一个奉诏出使北国的信使，也是辽灭亡后，第一个奉使赴金并走完了从燕京到金上京会宁府全程的重要使臣。他的《行程录》在中国东北和东北亚古代交通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宋史·徽宗本纪》记载，宣和六年（1124）“秋七月戊子，遣许亢宗贺金国嗣位”[2]，此为北宋闻金太祖于天辅七年（1123）八月崩于行宫后所颁诏。据《金史·交聘表上》记载，天会三年（宣和七年六月）辛丑日，“宋龙图阁直学士许亢宗等贺即位”。许亢宗一行，从宋都汴梁启程，在宋境内“一千一百五十里，二十二程”，至宋、辽旧界“白沟河”。《行程录》即从河北“雄州”白沟拒马河记起，凡39程，详述纵贯燕京至会宁府的3000余里东北古代交通。本节即以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奉使金国行程录》为依据，参考贾敬颜先生《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以许亢宗行程为序，从南至北，对《行程录》中的重要交通地理和相关史迹、史事，按行程序列重为考订如下。

“第一程，自雄州六十里至新城县。离州三十里至白沟拒马河。”

此为许氏一行离北宋界进入辽（契丹）界的第一站。雄州为宋代河北道属州，即今河北雄县。白沟拒马河，一称白沟河，是“澶渊之盟”后的宋、辽分界。在金初尚未攻下宋汴京（今开封）前，亦为宋、金分界。

“第二程，自新城县六十里至涿州。”

新城今属河北省新城市，其县与同处易水上的易县，古今为燕赵门户，从战国燕秦起，这里就是渡易水来往于“燕都”南北的交通襟要。“荆轲刺秦王”的史事肇于此。唐骆宾王的诗“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即觅古怀英的交通史诗。涿州，即旧河北省涿县，今属北京市涿州，为过白沟河入辽金境第一州。《宋史·徽宗纪四》记，以宣和四年（1122）九月，郭药师以宋涿州地降契丹。《行程录》称“昔为契丹南寨，边城楼壁尚存”，这是辽与北宋界边的军事前沿。

“第三程，自涿州六十里至良乡县。……离河三十里过卢沟河，水极湍激。”

良乡县，即今北京、天津间的良乡。后唐庄宗时赵德钧筑垒阎沟，以戍兵守之，因名良乡县。距良乡“三十里”的卢沟河，即今北京西南房山区永定河，古今为交通、军事要地，至今仍有卢沟桥驰名中外。赵彦卫《御寨行程》亦记：“涿州本道馆，六十里至良乡县。”

“第四程，良乡六十里至燕山府。府乃冀州之地，舜以冀州南北广远，分置幽州……自晋割赂北虏，建为南京析津府。”

《行程录》中的燕山府，即指宋辽时代的“燕京”，即下文的“南京析津府”。北宋宣和四年十月，改“燕京”为“燕山府”。许氏追述的舜置“幽州”，乃袭先秦传说。而在北京地区置幽州统领东北地域，至少在秦汉以后已成定制。幽州燕京之地，古今为交通和军事重镇。汉唐幽州、范阳节度使、辽金之南京，均置于此。这也是本书中国东北和东北亚古代交通史的南界发轫之地。

“第五程，自燕山府八十里至潞县。……潞河在县东半里许。曹操征乌丸蹋顿、袁尚等，凿渠自滹沱河涿水入潞河，即此地。”

此行燕山府至潞县“八十里”，应为东北行。洪皓《松漠记闻》等记为“六十里”。潞县以潞河得名，地当今北京东北之通州（通县），以实际里距计算，当以《行程录》为确。许氏追述由燕京至潞县水路，应为曹操当年“自滹沱由涿水入潞河”的古道，古今相合。《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十年（205）秋八月，凿渠“自呼沲入泒水，名平虏渠；又从泃河口凿入潞河”[3]的水路中，呼沲河即“滹沱河”，泒水即“涿水”，潞河即今北京通州西的潮白河。此一路交通，千年史迹历历可寻。

许亢宗《奉使行程录》北行交通路线图

“第六程，自潞县七十里至三河县。”

此段交通地名，亦千年不易。三河县即今河北三河县。其地在唐为幽州属县，三河县为北京东北之交通要镇。《御寨行程》记：“潞县，九十里至三河县。”

“第七程，自三河县六十里至蓟州。蓟州，乃渔阳也。”

《行程录》记载明确。辽金之蓟州，古称渔阳郡，即原河北省蓟县（现已属天津市），明代以后为九边之“蓟州镇”，古今为幽北重镇。周、秦、汉以来，由幽州东北行，必经此咽喉门户。

“第八程，自蓟州七十里至玉田县。县之东北去景州一百二十里。”

此行离蓟州（蓟县）东北“七十里”至玉田县，今仍旧名。玉田之境，古为燕属“无终国”之地，古今亦为交通要地。当年齐桓公斩孤竹和曹操北伐乌桓，都经由古“无终国”地。其县东北的“景州”，为今地河北遵化，亦为蓟北要镇。

“第九程，自玉田县九十里至韩城镇。”

此行由玉田县“九十里”至韩城镇之“韩城”，在《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引《陷燕录》记，“燕山以东，以韩城镇为界，东北以符家口为界。韩城、符家，去燕山皆四百余里”。以《行程录》里距参证《三朝北盟会编》，燕山（北京）东北四百里的“韩城”，约在今玉田北百里唐山以西的丰南县北。这亦是东北出古卢龙塞必经的交通要道。

“第十程，自韩城镇五十里至北界清州。”

此行的“北界清州”，指金初迁都燕京前与北宋末年的临时分界处“北清州”。《三朝北盟会编》卷八十三引《宣和录》：“自阳武九十里渡黄河，入北清州，径趋金国。”宋以前阳武县，治今河南原阳县（旧称阳武），此是指由宋都开封经阳武渡黄河北至金国的路线，在宣和年间，适为宋、金交界。清州故地即今河北青县，地名传袭。

“第十一程，自清州九十里至滦州。……东行三里许，乱山重叠，形势险峻，河经其间，河面阔三百步，亦控扼之所也。”

此行之滦州，即今河北滦县。从其记行的地貌看，城东“三里”之山为卢龙山，河为滦河。《辽史》卷四十《地理志四》：“滦河环绕，在卢龙山南。”《行程录》记，在辽、宋、金时，“临河有大亭，名曰‘濯清’，为塞北之绝郡”。可见此处古今为交通要隘。

“第十二程，自滦州四十里至望都县。”

滦州东北“四十里”之望都县，即今河北卢龙县南。《辽史》卷四十《地理志》记载：“望都县……在（平）州（今卢龙）南三十里。”

“第十三程，自望都县六十里至营州。”

此行之营州，即今河北昌黎县。隋唐以前其治所在“龙城”（今朝阳），万岁通天元年陷入契丹后，侨置渔阳。后辽太祖以定州户重置营州在今河北昌黎，即今昌黎县。

“第十四程，自营州一百里至润州。离州东行六十里至渝关”。

此行之“营州”（今昌黎）东北百里的润州治“海阳县”，即今山海关以西秦皇岛西北之海阳村。离州东行“六十里”的“渝关”，即今靠近山海关的河北抚宁县榆关镇，在唐时为“榆关守捉”重地。《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城（营州）西四百八十里有渝关守捉城。”此地正当此榆关镇的古“渝关”（明代后指山海关）。

“第十五程，自润州八十里至迁州。”

此行以润州（今海阳镇）东行“八十里”至迁州计，辽迁州（治迁民县）应在今河北临渝县之山海关附近。证以下一程“迁州东门外十数步，即古长城所筑，遗址宛然”，显然辽金时之“古长城”，非明以后的今山海关长城，而应为唐时的“榆关守捉”长城或更早的“北齐长城”。因为除这两代长城外，秦汉等早期长城，均在更北的辽西塞外。故辽时迁州即在今榆关镇以东北齐长城以西的今山海关西南。

“第十六程，自迁州九十里至来州。”

此行据贾敬颜先生《行记十三种》参证其他行程录，应调整来州与习州先后顺序。宋赵彦卫《御寨行程》亦明确记载：“来州八十里至隰州。迁州东北九十里的来州，治来宾县。”故地在今辽西绥中县前卫镇。旧说多以明代前屯卫为来州[4]，此地应为辽西交通道上的“来州来宾县”。其确切证据之一，是20世纪60年代辽宁省博物馆收集的出土于绥中县沙河西村的金代“来宾县里堠碑”。其记曰：“西至州西单堠三十五里。”[5]其州即来州，今绥中县前卫城。

“第十七程，自来州九十里至习州”。

此行由来州东行“九十里”的习州，治“海滨县”。前条《里堠碑》记：“东至海滨界刘兰头庄州五里。”以里程计，正是今兴城市西之东关站所在。明《辽东志》卷一“古迹”条已记“海滨县今东关驿”。在今东辛庄镇东关站村内，至今已有辽代重要遗址（城址）发现。其文化层堆积0.5米，出土有辽金布纹瓦及陶瓷残片，一次出土北宋钱币50公斤[6]。这一重要辽金遗址，应为辽、宋、金辽西道上的“习州”海滨县所在。

“第十八程，自习州八十里至海云寺。……望海东有一大岛，楼殿，窣堵波，之上有龙宫寺。”

此行离习州，许氏沿海岸东行。所谓海云寺“去海半里，寺后有温泉”，当指今兴城温泉。而“大岛者”，则指今兴城西南菊花岛。《御寨行程》中称“淘河岛”。金王寂在《辽东行部志》中亦称，辽东行部途中，明昌元年春二月“癸卯（十九日），是日得《海山文集》，乃辽司空大师居觉华岛海云寺时所制也”。以此印证许亢宗《行程录》，“觉华岛”即今兴城西南菊花岛，海云寺为与岛同名的海岸佛寺，在辽时也为名刹，至今菊花岛上仍有“龙宫寺”遗址。许氏当年行程，盖循海陆行，驻临岛岸的“望云寺”而并未登临岛上。

“第十九程，自海云寺一百里至红花务。此一程尽日行海岸。”

此行由兴城菊花岛海云寺继续东行海岸约百里（洪皓《纪闻》记八十里稍确），应至今兴城东之盐场，即许亢宗《行程录》记“红花务乃金人煎盐所，去海一里许”。此站因盐场地近海，史迹难寻。但由方向和里程推定，应在今兴城东葫芦岛市龙港区牛营至东山一线海滨。

“第二十程，自红花务九十里至锦州。自出榆关东行，路平如掌，至此微有登陟。经由十三山下”。

此行之锦州，古今地名不易，为辽西交通冲要。《行程录》记“出榆关东行，路平如掌”，诚千年辽西走廊交通之真况。至此，从红花务离海岸东北行锦州，进入“微有登陟”的辽西丘陵地。其“经由十三山”者，即今凌海境之十三山，亦称“石山站”。《五代史·四夷附录》引辽胡峤《陷虏记》亦记，“东行过一山，名十三山，云此山西南去幽州二千里”，即同指此山，为辽金以来锦州东北的交通要镇，至元明时仍称“十三山站”或“石山站”。

“第二十一程，自锦州八十里至刘家庄。”

此行锦州东北之“刘家庄”，在胡峤《陷虏记》中一称“刘家寨”。从《行程录》的“锦州”至“显州”（今北镇）行程为“八十里”来看，“刘家庄”应在今凌海市东北与北镇闾阳驿相临的望山铺至三台子镇之间。

“第二十二程，自刘家庄一百里至显州。……离州七里，别建乾州，以奉陵寝，今尽为金人毁掘。”

此行之显、乾二州，以辽代耶律倍和景宗、天祚帝的奉陵邑而驰名。其乾陵应在今医巫闾山二道沟的“龙冈”北端琉璃寺；显陵应在三道沟的桃园。二地俱在医巫闾山东南的今北镇境。当时在乾、显二州和医巫闾山不仅有显陵和乾陵，还有耶律倍的读书之所和辽代奉祭佛法的皇家寺院。辽道宗寿昌六年（1100年）“十一月丙子，召医巫闾山僧志达设坛于内殿”。今北镇市和北镇庙前，均存有辽代“乾州”州城史迹。其古今无异议，乾州在北镇庙前，显州在北镇县内，可肯定为许氏《行程录》中的显、乾二州所在。

“第二十三程，自显州九十里至兔儿涡。”

此行之“兔儿涡”，在《金史·地理志》“广宁县”（今北镇）条有“兔人窝寨”，当系此地。以里程计，故地当在北镇以东去往“梁鱼务”（姜屯土城子）的中顿，今羊肠河中游要镇黑山县蛇山子一带。蛇山子一带，向有战国、汉至辽金遗址，在汉为“无虑县”，唐为“怀远镇”。古今为辽西交通要途上的重镇。

“第二十四程，自兔儿涡至梁鱼务。”

此行未记里程，但记“离兔儿涡东行，即地势卑下……是日凡三十八次渡水，多被溺，名曰辽河”。可知由羊肠河东去，已涉古“辽泽”之地。王寂《辽东行部志》记，金代“望平县……本广宁府倚郭山东县，治‘梁鱼务’”。故知“梁鱼务”者，应是渡羊肠河、沙河、绕阳河诸水网地带，而至今绕阳河右岸之黑山县姜屯镇东北土城子遗址。其地至今尚存横500米、纵400米的辽金古城址，此处当为被俗称“梁鱼务”的金代望平古县城所在。

“第二十五程，自梁鱼务百单三里至没咄寨。没咄，小名孛堇。”

此段记行里程和地名有传误。《御寨行程》记载，“梁虞（鱼）务，六十里至辽河大口平津馆，七十三里至广州”，比较符合实际里距。由“梁鱼务”到“广州”之间的“平津馆”，当在今辽中县满都户镇古城村南古城城址。其地在辽河西岸，出土有辽金时代的瓷片、马具，尚存土墙一段50米，当为辽金时“辽河大口”上的驿站[7]。参以《金史·地理志》和洪皓等记载，自“梁鱼务”至“孛堇寨”（广州）当为百三十里，贾敬颜先生在《疏证稿》中已指出。以由“梁鱼务”（姜屯土城子），至下程“沈州”（今沈阳）的里距和方位考定，所谓“孛堇寨”（没咄寨），实应辽代“广州章义县”（今沈阳西南高花堡）的女真语异名。

“第二十六程，自没咄寨八十里至沈州。”

此行距离沈州距离，在《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引洪皓等记为“七十里”。今沈阳市于洪区高花堡辽“广州”（即女真称没咄寨）东北距沈阳旧城适60余里，与宋金时《行程录》“七十里”相合。彰义（高花堡）自辽金以来为沈州东南的交通冲要，至今京沈高速公路仍经由此地。因宋金里距稍少于现代，故当时“七十里”基本为今60里。

“第二十七程，自沈州七十里至兴州。”

北行之沈、兴二州地址明确。《金史·地理志》“挹娄县，辽兴州兴中军常安县”。则金之“挹娄县”乃辽之《行程录》中“兴州”。今地为沈阳北30多公里之懿路镇。辽、金、元、明以来，素为沈北交通要地。

“第二十八程，自兴州九十里至咸州。”

此行亦地理明确，唯里距有误。以洪皓《松漠记闻》等考之，“兴州五十里至银州（今铁岭）南铺，又四十里铜州南铺，又四十里咸州南铺”，合计百三十里，与今由“兴州”（懿路）、银州（铁岭）、铜州（中固新屯）、“咸州”（老开原）的里距勘合。故考许氏《行程录》此段记里程有脱误，而咸州则今开原老城无疑。

“第二十九程，自咸州四十里至肃州。又五十里至同州。”

此行“肃州”亦书“宿州”。“同州”应为“通州”。贾敬颜《疏证稿》考为今昌图县。但昌图非辽金古城，而且里距亦与“自咸州四十里至肃州”不合。笔者20世纪70年代初在供职开原县（古咸州）教育系统期间，夜宿过今昌图县马仲河镇，后考察其南粮库旧址有一辽金遗址（或城址），其地当为古今交通道上之辽代“肃州”。

由肃州北行五十里之“同州”（通州），在《御寨行程》中记为“杨八寨通远馆”。由下条《行程录》记“自同州三十里至信州”勘定。此“同州”，绝非“咸州”（老开原）南之“同州”（今中固新屯），而是“通州”之误。通州故城，旧说在今吉林省四平市西南之“一面城”古城[8]，但铁岭学者考察“一面城”非辽金古城。从“通州”与“咸州”和“安州”里距看，应在今昌图县曲家店乡辽金古城[9]。

“第三十程，自同（通）州三十里至信州。回程锡宴于此。”

此程通州北之信州，当代考古发现确知在吉林省怀德县（公主岭）西南15公里之秦家屯古城（一称偏脸城）。地名旧称“新集”，当为古“信州”传讹。

“第三十一程，自信州九十里至蒲里孛堇寨。”

此行之“蒲里孛堇寨”，又简称“蒲里寨”、“小寺铺”。《松漠记闻》：“信州北四十里至威州，又五十里至小寺铺。”合计90里程，可知“小寺铺”应即“蒲里孛堇寨”。以里程计，该站应在今怀德县东北的女真猛安寨。

“第三十二程，自蒲里四十里至黄龙府。”

此行之黄龙府，为辽金塞北名城。馆驿在《御寨行程》中称“龙骧馆”。后世称隆安城或龙安城，即今吉林省农安古城。笔者与李健才先生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即调查此城，并确认为黄龙府旧址（见前考）。

“第三十三程，自黄龙府六十里至托撤孛堇寨。”

此行谓“自此东行”，即由黄龙府（今农安）转东行金上京路。据清曹廷杰《东三省舆地图说》，金代之农安东北“托撤孛堇寨”，应为猛安、谋克官寨，其地应在农安城东30公里之万金塔。《御寨行程》记：“龙骧馆六十里祥州常平馆。”此或“托撤孛堇”亦系祥州地，近年此地有辽金旧城址发现。

“第三十四程，自托撤（寨）九十里至漫七离孛堇寨。道旁有契丹旧益州、宾州空城。”

当代考古发现，在今农安东北万金塔（祥州）东北5公里处有“西小城子”，其应为金时“托孛堇寨”以东的古“益（易）州”所在。由益州再东行35公里可至宾州“混同馆”，已地近混同江（今松花江）。宾州为今农安东万金塔东北“东小城子”，在辽时与“西小城子”（益州）均为交通重地，其近处为女真“离孛堇寨”。入金以后，因二座旧城均已被毁为“空城”，所以许亢宗奉使行程时，暂驻女真之猛安、谋克诸寨如“托撤孛堇寨”等，而其经由的辽金古道交通基本不变。

“第三十五程，自漫七离孛堇寨一百里至和里间寨。离漫七离行（孛堇）六十里即古乌舍寨，寨枕混同江湄。”

此行之“和里寨”与“乌舍寨”俱临混同江，而先后顺序之和为百里。以《行程录》下文称“古乌舍寨，寨枕混同江湄”，知乌舍寨应在临江的今伊通河汇入松花江左岸（西岸）的德惠县红石垒地方。而“过江四十里宿和里间寨”。可知过红石垒渡松花江东“四十里”的和里间寨，应在今吉林省扶余县弓棚子乡滕家店一带。

“第三十六程，自和里间寨九十里至句孤孛堇寨。”

此行之“句孤孛堇”，《松漠纪闻》中记为“阿里铺”。考古调查证明，其故地应在今距拉林河20公里的黑龙江省双城县之石家崴子古城[10]。

“第三十七程，自句孤寨七十里至达河寨。”

此行之“达河寨”，据上条句孤寨同时调查，应在今双城县青岭乡万斛古城[11]。其地已临近金上京会宁府（阿城）不及百里。“达河寨”应指靠近阿什河得名。

“第三十八程，自达河寨四十里至蒲达寨。是日，金使前来排办祗候。第三十九程，自蒲达寨五十里至馆（会宁头铺）。”

此最后二程，已地接金上京会宁府之“头铺”。再转进“二十里”，进驻金完颜希尹的“兀室郎君宅”。最后信使一行至“皇城”（会宁府），进谒金太宗在“乾元殿”。完成了宣和奉使贺辰之行。1973年11月，笔者与学兄姜念思在魏国忠先生陪同下，冒雪第一次踏临金上京古城时，即为这座“金源”故地的名城所震撼。亦曾赋诗小赞：“八千云水括金源，北国雄奇一柱天。帝业百年兴弱水，天骄绝代属完颜。萧萧故垒秋风里，落落新城晓日前。驻立荒城心绪涌，松江嫩水共潺涓。”

考上述许氏《行程录》，凡三十九程，历历在数。其经行南起由中州汴梁，经燕京而东北行至黄龙府和今阿城白城金上京，一路俱为辽金旧城站。唯金初少量地名为女真新寨之称，然俱离旧站不远相临的驿路。这一辽、金两代纵贯燕云、东京和上京会宁府三千里之“官道”，在东北亚古代交通史上千年传续，史迹昭然。

第三节　金上京会宁府的其他四至交通道

一、从上京经济州、沈州、“辽泽”等到燕京的交通史迹

金上京境内各交通路线及其所经州县城站的方位、距离，宋人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如上举许亢宗的《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洪皓的《松漠记闻》、张棣的《金虏图经》、赵颜卫的《御寨行程》等，都是考证这条路线和沿线州县城站的重要史料。这条路线上州县城站的位置，根据这些文献记载和已知辽、金古城的分布情况，基本上可以确定。今主要以洪皓《松漠记闻》等所载这条路线为据，见本节附图所示。

图上所示从上京会宁府（今阿城白城）经济州（今农安县城）等地到燕京所经州县城站的距离、位置，和今辽、金古城间的距离、位置基本相符。这条路线是宋、金使臣和商旅来往的主要交通道。

关于这条交通路线的情况，上引许亢宗之《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已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俱不重述。需要指出的是，《行程录》中谈到“第二十四程，自兔儿涡[12]六十里至梁鱼务。离兔儿涡东行，即地势卑下，尽皆萑苻，沮洳积水。是日凡三十八次渡水，多被溺，名曰辽河”。这一带“秋夏多蚊虻，不分昼夜，无牛马能至，行以衣被包裹胸腹，人皆重裳而披衣，坐则蒿草熏烟，稍能免。（梁鱼）务基依水际，居民数十家环绕，弥望皆荷花，水多鱼，徘徊久之，颇起怀乡之思”。可见自兔儿涡至梁鱼务这一段路程是低洼的沼泽地带，泥泞难行，且多蚊虻，即古称“辽泽”之险。而“第十八程，自习州八十里至海云寺”，“行人皆野盘”。“第二十一程，自锦州八十里至刘家庄。是后，行人俱野盘”。野盘即露宿。当时金为接待宋使派有接伴、馆伴、送伴、客省使等服务人员。各州都设有接待使臣的馆舍，如信州有彰信馆、济州有龙骧馆、祥州有常平馆、宾州有混同馆等。“每遇馆顿或止宿，其供应人并于所至处，旋于居民汉儿内选衣服鲜明者为之。每遇迎送我（宋）使，则自彼（金）国给银牌入，名曰银牌天使”。银牌天使至，必提供食宿和交通工具。另外，关于沿路驿馆的情况也有记述。第三十九程，自蒲达寨五十里至馆，“馆惟茅舍三十余间，墙壁全密，堂室如帘幕，寝榻皆土床，铺厚氈褥，及锦绣貂鼠被，大枕头等。以女真兵数十人佩刀执弓矢，守护甚严”。其他关于沿路州县城站的历史地理情况，以及风俗民情都有记述。这为鲜于正史记载的辽金交通制度提供了真实的记录。辽、金二代从燕京到金朝京师这条道路，宋、金使臣、商旅来往不断。辽、金以后的元、明、清，从关内通往东北的主要交通道也是沿用这条路线。自从近代修筑铁路以后，有些远离铁路沿线的古代城镇逐渐失去昔日的重要地位，铁路沿线的新兴城镇代之而起，逐渐发展成为较大的城市。因其详述已见于上节，不再赘述，而辽金的交通“驿牌”管理制度等，亦多为元明所继承（见下章）。

金上京通往各路交通四至古今地名图

二、从上京经春、泰诸州到燕京的路线

金太宗天会二年（1124）正月，“始自京师至南京，每五十里置驿”。闰三月，“命置驿上京、春、泰之间”[13]。这里的京师是指辽上京，即今巴林左旗。因为这时金代尚未建立五京，所以这里所说的南京亦指辽代的南京析津府（今北京）。金太祖天辅四年（1120）攻陷辽上京，天辅六年攻陷辽中京、西京、燕京。金在攻陷燕京，即辽代南京析津府的第二年天会二年（1124），便开始修建从金朝的京师到南京即燕京的驿站，以便为进驻中原铺平道路。从辽上京到南京，以及从辽上京到长春州的驿站在辽代就已建立，这次只是修复而不是新建。从金代上京城到长春州、泰州之间的驿站，当是新建的驿道。金太宗时的京城即政治、经济的中心在今阿城白城，而不是辽上京临潢府。因此，这里所说的闰三月“命置驿上京、春、泰之间”的上京，是指辽上京。金熙宗天眷元年（1138），始以京师为上京会宁府（今阿城白城）。但在《金史》中，有时对天眷元年以前的京师也称“上京”，撰史者用改易后的名称来称呼改易前的地名，这在《金史》中屡见不鲜。所以要根据具体情况来断定《金史》中所说的天眷元年以前的上京是辽上京，还是金上京，不能一概论定天眷元年以前的上京都是指辽上京。特别是从“命置驿上京，春、泰之间”的春州、泰州的方位来看，这里的上京应是辽上京。春州即长春州的简称，长春州的州治在今吉林省城四家子古城，泰州在今泰来县塔子城古城。金主完颜亮从天德四年（1152）二月到贞元元年（1153）三月，由上京会宁府（今阿城白城）迁都燕京（今北京）时，曾经路过泰州（旧泰州），经临潢、中京到达燕京[14]。走的也是从金上京经“泰州”去“中京”的草原之道。这条路线所经州县城站的名称、方位，由于缺乏详细记载，仅知中间所经重要府州县城镇，如长春州、泰州、临潢府、中京等，其他地方则不确考。但从已知辽上京、长春州、泰州、临潢府、中京、南京（今北京）的方位和其间的辽、金古代古城和遗址，可以推知这条路线的基本走向。其经站主要有如下诸地：

（一）从今阿城白城（金上京会宁府）沿阿什河北行，经哈尔滨市东郊，然后又沿第一松花江北岸西南行，渡嫩江到城四家子古城（长春州）。另一条路线，是从阿城白城出发西南行，然后又沿拉林河西行到第一松花江，渡江到前郭县他虎城（肇州）。从阿城白城到他虎城之间，沿拉林河、松花江有许多辽、金古城遗址，很明显是一条古道。据《大安县文物志》的记载，由他虎城（肇州）西行，依次有大安县联合乡前二龙山屯南80米的古城（周长750米）、大安县两家子乡同兴村金善屯南1.5公里的古城（周长约500米）、大安县新荒乡屯南50米的新荒古城（周长约750米）、大安县古城乡古城屯内的古城等辽、金古城到泰来县塔子城（泰州）。从今他虎城（肇州）到城四家子古城（长春州）之间的辽、金古城的分布情况来看，都是较小型的辽、金古城，周长多0.5公里左右，其间的距离都是在20~25公里（40~50华里）之间，与金太宗天会二年（1124）“每五十里置驿”，以及“命置驿上京、春、泰之间”的记载相符。很明显地可以看出这些小型古城都是具有金代当时建置的交通驿站性质。

（二）由城四家子古城（长春州）西行，经突泉县宝石乡双城子古城，然后又西南行到科右中旗的吐列毛杜古城，由吐列毛杜古城沿现在的公路南行，经扎鲁特旗到巴林左旗林东（上京临潢府），再由临潢府南行，经今赤峰、宁城县大明城（辽中京，金代北京）到河北省平泉县南（辽之路口村）[15]。据前章沈括之《使虏图抄》和宋绶之《契丹风俗》的记载，由此亦分两路：一路过喜峰口，经遵化、蓟县到北京；一路过古北口，经密云、怀柔到北京。这条路线后段完全继承了辽代的上京、中京至燕京道。因其经站已详见于前章考证，不赘述。今仅将这条路线所经的金代州县和重要古城名称简列如下：

上京会宁府（阿城白城）—长春州（城四家子古城）—二龙山古城—金善屯古城—新荒古城—古城屯古城—泰州（泰来县塔子城）—突泉县双城子—科右中旗吐列毛杜古城—扎鲁特旗—临潢府（巴林左旗辽上京）—赤峰县城子乡城子屯古城（松山州松山县）—中京（宁城县大明城）—宁城县甸子乡黑城屯古城（辽代富峪馆旧址）—平泉县河北省宣化古城（辽金归化州）—燕京（今北京）。

上已指出，当年金代海陵王（完颜亮）由上京会宁府迁都燕京时，就是走的这条路线。其后金正隆、大定年间（1161—1162），窝干领导的起义军进攻临潢府后北上围攻泰州时，也是走这条由金上京去长春州、泰州、肇州的路线，可见这条古代草原交通的历代演变和传续。

三、从上京到东京的南北交通干线

从金上京会宁府到东京辽阳府的路线和驿站，其西南经黄龙府（农安）至沈州，已考见于前许亢宗《奉使行录》，按其主要地点，可较为确切地勾勒出这条路线和所经州县城站的名称。但从今阿城白城（金上京）到辽阳（东京）之间辽、金古城的分布情况来看，也可以推知从上京会宁府向南到东京辽阳府境的路线，应基本沿辽代东京、沈州、黄龙府北去济州的路线。在这条路线上的除辽、沈诸州县外，根据东北三省《文物志》和考古调查报告，由金上京东南经松花江流域南北，现存重要的辽、金古城驿道连线有：

阿城白城（金上京会宁府），南17.5公里至黑龙江省五常市兴隆乡古城，25公里至五常市南土城子，20公里至吉林省榆树市新庄镇南2.5公里的永和城（城子古城），20公里至榆树市城发乡屯内的城发古城，20公里至榆树市新立镇附近的古城，25公里至榆树市大坡古城，25公里至舒兰县原红旗乡附近的古城，35公里至永吉县乌拉古城，35公里至吉林市，再50公里至永吉县双河镇苇子沟屯辽、金遗址和墓葬。15公里至永吉县黄榆乡西二里的西山上金代遗址，15公里至永吉县后虎嘴子山城，10公里至磐石市安乐乡大马宗岭山城，25公里至磐石市宝山乡大锅盔山南侧城子沟坝城和纸房沟坝城，20公里至海龙镇辽、金古城，百里至海龙山城镇山城（北山城子），再百里至辽宁省清原县城，转西南百里南杂木，百里抚顺市，40公里至沈阳市（沈州），南60公里辽阳市（东京辽阳府）。其南则连接金、复、辰、海各州。上述的古城和遗址连线，可勾勒出当时基本交通路线。根据历年辽、吉、黑三省考古发现和《文物志》等记载，其古城遗迹除州县外，其他经站亦多斑斑可寻。

应该指出，从今辽阳北沿浑河、柳河、辉发河、温特河两岸的辽、金古城，到松花江中游吉林市，这也是一条古道。在吉林哈达岭和龙岗山之川谷间，其间古城、古遗址、古墓葬亦较多。早在汉魏隋唐时代是“扶余—契丹道”的后段。在汉代就是由辽东玄菟郡到扶余王城（前期王城在今吉林市）的路线（详第四章）。到渤海时代，又成为营州道东北的一部分。到辽代则是从东京辽阳府东北行到回霸部（回跋、恢八）的路线。到金代则是从上京会宁府到东京辽阳府的东部通道。这条路线和所经州县城站的名称，史载较少，但从上列沿河流两岸分布的辽、金古城和古遗址一般都在20—50公里（40—100华里）之间的情况来看，显然是一条重要古道。这条古道20世纪80年代笔者编著《东北古代交通》以来，也已经多次勘查，并考见于前章从隋唐以来的“扶余—契丹道”的一部分。

四、从上京通往其他所属各路的路线

金朝对汉人设置州县，对女真人置路下属猛安、谋克来管辖。金在女真地区的曷懒、婆速二路置总管府，恤品、胡里改、蒲与三路置节度使专管女真猛安、谋克户，不领民户。故在这些地区只设路，而不设州县。曷懒（合懒）、恤品，胡里改、蒲与四路，是金代上京路管辖下的专管女真旧部的“二级路”。金贞元元年（1153），自上京会宁府迁都燕京（辽代的南京析津府，即今北京）以后，上京仍为一路的中心，从这里通往所属各路的交通，多分布于今吉、黑二省境内，以加强同这地区女真猛安、谋克户的联系。以下分述如次。

（一）从上京会宁府通往蒲与路的北行路线

金代蒲与路的路治，考古发现在今黑龙江省克东县金城乡古城村。古城在克东县西北7.5公里乌裕尔河东岸。古城为椭圆形，周长2892米，有南瓮门，城内出土过“蒲峪路印”和金代兽面瓦当、北宋铜钱等。据《金史·地理志》载，蒲与路“南至上京六百七十里，东南至胡里改一千四百里，北至边界火鲁火疃谋克三千里”。从金蒲与路路治以北1500公里，已到达今俄罗斯境内外兴安岭的东北亚西伯利亚地区，为金代东北亚交通的极北边。

据《金史·地理志》载蒲与路“南至上京六百七十里”，可知从上京到蒲与路开设了一条驿道和驿站。从上京会宁府到蒲与路的路线和所经州县城站的名称，由于缺乏文献记载已无法详考，但上京会宁府和蒲与路路治的位置，以及两城间的距离明确以后，再参考吉、黑两省《文物志》，各城间金代古城的分布情况以及参考河流、公路的走向等情况，也可以推知这些路线的基本走向。

从阿城白城（上京会宁府）沿阿什河西北行，经今哈尔滨香坊区幸福镇莫力街屯内的古城、哈尔滨市黄山南北二城（在阿什河入松花江处），在这里渡松花江，然后又沿呼兰河左岸北上，经呼兰县乐业镇裕丰村古城（在镇西南10公里处）、兰西县太阳升镇临安屯古城（在镇东3.5公里）、兰西县郊区发展村屯内的古城、兰西县朝阳镇朝阳屯内的古城（西北距镇4公里），然后沿通肯河左岸北上，经青冈、明水、拜泉等地，由拜泉再北行到克东县城，由克东县城西北行7.5公里，到乌裕尔河东岸的乌裕尔古城，即金代“蒲与路”遗址。这条由金上京北行蒲与路的交通城站中，在金代属女真故地，少有州县而如上举皆“猛安谋克”城寨，如《金史·地理志》称“边界火鲁火疃谋克”，其同时也是北行交通的驿站。

自青冈以后到克东之间的古城分布情况不明，这段路线是根据现在公路的路线推定的。今将这条路线所经由的辽金古城和各城间的距离亦简列如下：

阿城白城（上京会宁府）30公里至莫力街古城，20公里至黄山城，20公里至呼兰县乐业乡裕丰村古城，25公里至兰西县太阳升临安屯古城，25公里至兰西县郊区发展大村古城，20公里至兰西县朝阳村内的古城，30公里至青冈，60公里至明水，50公里至拜泉，55公里至克东县西城北7.5公里的乌裕尔古城（蒲与路路治）。

以上推定的从阿城白城到乌裕尔古城这条路线共计约335公里（670华里）。和《金史》中记载蒲与路“南至上京六百七十里”的记载完全相符。由此可以与古今走向和里距相证，这条路线的推定，基本上是符合金代由上京会宁府北行蒲与路以北的北疆交通（同见“金上京通往所属各路交通图”）。

（二）从上京会宁府东行通往合懒路的路线

关于金代“合懒路”的路治，史学界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在今朝鲜咸镜南道的咸兴[16]；二是认为在今朝鲜咸镜北道的镜城[17]；三是认为在今朝鲜咸镜北道的吉州。本书认为金元时代的“合懒路”（元代后废路改合兰府）应都在今吉林海兰河流域，因“合懒”即“海兰”的女真语。在辽金时代，这是由金上京会宁府东南通向海兰河和图们江流域的高丽王朝北部、元明时称“朝鲜后门”的东北亚古代交通要道。东行可至日本海西岸南下咸镜道诸地。

关于金代从上京会宁府到合懒路的距离，据《金史·地理志》载，合懒路“西北至上京一千八百里”。这条路线因缺乏金代文献记载，沿路所经州县城站已不可确考，但因元代驿道多沿用金代的驿道，所以可根据元代从建州（今吉林市）经唆吉（今敦化）、南京（今延吉市东20里的磨盘山山城）、瑞州（当端州之误，今朝鲜端川）、青州（今朝鲜北青）、洪宽站（今朝鲜洪原县）到合懒府（即金代的合懒路）的路线[18]，以及历年调查金、元二代古城的分布情况来探讨从金上京到合懒路的路线。这条路线上的主要古城有：

由阿城白城（金上京），东南225公里至吉林市（建州），75公里至蛟河，85公里至敦化（元代唆吉），由敦化沿布尔哈通河流域的古城而行[19]，125公里至南京（延吉市东10公里的磨盘山山城），20公里至钟城，25公里至会宁，100公里至镜城，75公里至吉州，75公里至端川，55公里至北青，55公里至洪原，35公里至咸兴（辽金时为合懒与高丽溟州交界）。以上从阿城白城到咸兴为950公里（1900华里）。和《金史·地理志》记载合懒路“西北至上京一千八百里”记载的古今基本里距和方向相符。这是一条从金上京南行松花江，转图们江而至朝鲜的古道。其中图们市西磨盘山城正是金末东夏国都“南京”，只是一路多经山川，多有站地缺载。

（三）从上京会宁府通往恤品路的路线

金代恤品路故城应在今绥芬河流域的双城子（今俄远东境内的乌苏里斯克）。2001年夏，笔者曾从绥芬河出境，专门踏查过这远东古城。据《金史·地理志》“上京路”、“恤品路”条的记载，恤品路“西北至上京一千五百七十里，东北（应为西北之误）至胡里改一千一百，西南至合懒一千二百，北至边界斡可阿怜千户二千里”。其中西北至上京，指金上京会宁府；东北至胡里改，指辽代“五国部”今黑龙江省依兰。而西南至上条“合懒”，一称“合兰府”，即通高丽之北界。其主要经行，从阿城白城（上京会宁府）沿阿什河东南行，到今尚志市，然后沿蚂蚁河上游东南行，到亚布力和牡丹江市，由牡丹江市东行过穆棱河，又东行沿绥芬河东南行到乌苏里斯克（双城子）。据已发表的考古调查资料知道，这一路线附近，辽、金古城和遗址较少，尤其这条路线从阿城白城到双城子（恤品路）仅有500多公里（1000多华里），和恤品路（今俄属双城子）“西北至上京一千五百七十里”的记载不符，可能中道有折曲。由于从金上京到恤品路通向高丽的路线和驿站缺乏文献记载，仅可从《析津志》所载元代驿站和金代古城的分布情况来大体推知这条路线的基本走向为：

从元代“尚京”（金上京会宁府）东南下经今五常市兴隆乡古城等辽、金古城约200公里（400华里），到建州（今吉林市）。据《析津志·天下名站》载，由建州东行经“石敦，百里散迭，正东百里阿忽百里、禅春百里、阿母一百二十里、阿刺百二十里唆吉”。唆吉即今敦化。由此分两路：一路正东微北行，经开元等地永明城；一路东南行，经南京等地到合懒府。而由吉林敦化到双城子的路线，可从元代由唆吉（今敦化）正东微北行到开元的路线求之。这里的开元即“旧开原”或“东开原”，并非今日辽北开原，而是在今俄罗斯境内乌苏里斯克（双城子）附近的“克腊诺雅尔山城”[20]。从阿城白城南下到今吉林市（古建州），再由吉林市又东行经敦化到双城子，这条路线上有许多辽、金古城。从元代驿站所经辽、金古城可以推知，这条路线在辽、金、元时代是相同的。以《析津志》所载，由上述元代从“建州”到“峻吉”，又从“唆吉”到“开元”的路线，是推定从金上京会宁府到恤品路的根据。从唆吉到东洋州，即今吉林省汪清县蛤蟆塘乡西南7.5公里的东洋古城（今改称东阳，周长约500米）。其北5公里有山城（周长约3公里）。山城内出土过天显通宝、开元通宝、大定通宝各代铜钱。这是金代古城被元代沿用的证明。据《析津志》所载，从唆吉到东洋州，以及从东洋州到开元的方向距离，和从今吉林敦化到东阳（称巨阳）古城，以及从东阳古城到绥芬河流域的双城子的方向距离基本相符。这是辽、金、元三代从中国东北松辽地区，向东通向今日本海西岸和俄远东滨海区的重要部族交通。据当代考古发现和《文物志》记载，其在金代从“上京会宁府”到“恤品路”的路线和古城点分布是：

由阿城白城（上京会宁府）东南17.5公里至五常县兴隆乡古城，25公里至五常县南土城子，20公里至榆树市新庄镇南2.5公里的永和城（城子古城），20公里至榆树市城发乡屯内的城发古城，20公里至榆树市新立镇附近的古城，25公里至榆树大坡古城，25公里至舒兰县红旗乡附近的古城，35公里至永吉县乌拉古城，35公里至吉林市。然后（由此东行）75公里至蛟河，85公里至敦化，140公里至东阳古城，20公里至汪清县双河乡东北2.5公里的半拉城，20公里至汪清县鸡冠乡东北1.5公里的鸡冠山城；东50公里至罗子沟古城，80公里至东宁大城子，60公里至双城子（恤品路）。参据元《析津志》的记载：从唆吉（今吉林敦化）分东南行到合懒路和正东微北行到开元应有两条路线。东南行到合懒路的路线，是从今敦化东行，然后沿布尔哈通河东南行到合懒府。正东微北行到开元的路线，是从今敦化东行，又沿沙河正东微北行过哈尔巴岭，然后沿汪清县境内的前河东行，过嘎呀河又东北行，再沿绥芬河西行到“双城子”（恤品路）。这样从阿城白城经吉林市、敦化到双城子共计752.5公里（1505华里），和文献中从恤品路“西北至上京一千五百七十里”的记载基本里距相符。而从其间山川河流和现在公路以及辽、金古城的分布情况来看，这应当是基本上继承了唐代渤海国的中京至东京的后段。至金代又成为“上京会宁府”转到边海“恤品路”的交通路线。（以上所引古城资料，多参据历年吉、黑二省文物志和地图集）

（四）从上京会宁府东北到胡里改路的路线

金代胡里改路的路治在今黑龙江省依兰。据《金史·地理志》载，胡里改路“西至上京六百三十里，北至边界合里宾忒千户一千五百里”。“合里宾忒”即元代的“合里宾”、明代的“哈尔芬”，在今黑龙江下游俄境内的阿纽伊河口。由此可知，金代胡里改路的北境，应到今黑龙江下游俄远东境内。从上京会宁府到胡里改路以及黑龙江下游，有水、陆两路：水路是由松花江顺流而下直抵胡里改路（今依兰）和黑龙江下游；陆路则是沿松花江和黑龙江下游两岸的许多辽、金古城直到胡里改路（今依兰）和黑龙江下游一带。这条水、陆交通线，是辽代经营“五国部”、金代经营“五国城”和黑龙江下游的交通路线；到元代又是通往“斡朵里”等5个军民万户府、经营黑龙江下游的交通路线；到明代又成为通过“海西东水陆城站”经营黑龙江下游奴儿干都司的重要交通路线（见第十章）。

上述由金上京东北溯松花江入黑龙江下游，直至今俄属远东地区的阿纽河口地区（哈尔芬）是辽、金、元文献中明确记载的东北亚10至13世纪古代交通的东北极边。殆哈尔芬以北的外兴安岭以北和黑龙江入海口以北，多为自然地理上古今西伯利亚的北缘的苦寒终冰之地。因其地人迹罕至而交通荒僻，在现代交通工具和通信设备发明以前，足称不毛之地，在古代东北亚交通史上，可略记云。这一交通路线至当时的“恤品路”，即今俄属远东滨海区的乌苏里斯克（双城子）后，即达日本海西岸。恤品路是渤海、辽、金、元以来日本海西岸南北的交通枢纽。其北行沿日本海沿岸，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俄远东考古工作者麦德维杰夫等，已先后发现了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的贾里古城、霍尔河右岸古城、克德罗沃古城等，俱有女真遗迹。在双城子以南，2001年夏亲往出绥芬河口岸，远赴双城子和海参崴等俄远东城市调查时，其古今交通轨迹尚依稀可辨。从金“恤品”（双城子）沿日本海岸南行，即可达元、明史籍中的“朝鲜后门”——由“恤品”沿图们江（豆满江）进入朝鲜半岛北岸“咸镜北道”之镜城、北青。由此南经罗津、青津、咸兴等，即可由北路进至大同江流域的西京（今平壤）——在金代，属王氏高丽的“西京”重地。由此进入高丽境的朝鲜半岛中南部，经黄州、汉城、熊津、庆州、釜山等而越海趋日本。是为辽、金、元以来，由中国东北的南北二路，即南路由东京辽阳，至平壤、北路由上京会宁府，分别转道“恤品”至王氏高丽平壤（西京），然后而南合通汉城、熊津等古道，跨海可赴日本的10至14世纪以前东北亚东部傍日本海和黄海东行的交通古道。

第四节　东京路所属州县的各辽东交通道

金代东北陆路交通，除上述北部以上京会宁府为中心通往燕京的南北干线和上京诸路州际交通道以外，在南部的东京所属境内，尚有干道三条：由东京辽阳府南行金、复诸州的辽代故道，由东京西北经沈州、懿州等地的草原之道和由东京东行鸭绿江畔的婆娑府并渡过鸭绿江去高丽的古道。可分记如下。

一、东京南行金、复濒海道

金代由东京辽阳府南行金、复、海、盖诸州之道，主要是继承于辽代。这一路交通路线，开拓较早，城郭辐集，并多有古城遗迹可寻。可分述如次。

（一）鹤野县

辽金时东京鹤野县，以传说的丁令威化鹤而归的故事得名。在交通地理上地居辽阳以南的首镇。《金史·地理志》“鹤野县”条，有“镇一。长宜，曷苏馆在其地”[21]。《辽史》则记载，鹤野县“本汉居就县地”。以辽、金二史记载，鹤野县应在东京辽阳之南。曷苏馆者，应指辽代迁熟女真于辽阳南以铁冶部族所建之馆。根据考古调查，在今鞍山南5公里的旧堡（今属千山区）明鞍山驿堡下，压有辽、金古城，其城地控东、西鞍山间的南北孔道，位于辽阳城南约35公里，辽、金两代为辽阳府辖地。这一古城应是辽、金两代辽阳之南的鹤野旧县地[22]。

（二）澄州

辽代为海州。《金史·地理志》：“澄州，南海军刺史下，本辽海州，天德三年改州名。”[23]考察金代改海州为澄州于天德年间，完全是为避金海陵王完颜亮“海”字之讳。故金亡以后，元明仍恢复海州地名，直至今日未改，即今辽宁省海城市。

（三）汤池

前章已证在辽代为铁州州治汤池县，金代属盖州。《金史·地理志》“盖州汤池县”条：“辽铁州建武军汤池县。镇一神乡。”[24]故地自金代设汤池县以来一直未改，元代一度为大宁镇，明代设汤池堡。今为大石桥市东北汤池堡所在。

（四）耀州

辽代属海州支州，《辽史·地理志》：“耀州，刺史。……隶海州，东北至海州二百里。统县一 ：岩渊县。”[25]辽代旧耀州，至金代已经废置，但作为交通线站，直到明代仍设有耀州驿。其故城在今大石桥市北三里之岳州城村。

（五）盖州

金代盖州，即辽代辰州奉国军节度使治所。《金史·地理志》“盖州”条：“盖州，奉国军节度使下。本高丽盖葛牟城，辽辰州。”[26]辽、金亡后，盖州同汤池一样一直沿用旧名，明代设为盖州卫，今为盖州镇（盖州市治所），其旧城犹存，古今为辽南傍海之交通要镇。

（六）熊岳县

熊岳辽代为卢州治，金降为县。《辽史·地理志》“卢州”条：“卢州玄德军，刺史。……统县一：熊岳县。西至海一十五里，傍海有熊岳山。”[27]熊岳地名亦古今无异。据实地考察，今盖州南30公里之熊岳城，仍有辽金至明代古城址，其西去海5公里余，城东有望儿山，古或称为傍海之熊岳山。该城明代设有熊岳驿，古今均为海陆要津。

（七）复州

古今地名亦不易。《金史·地理志》：“复州……辽怀远军节度，明昌四年降为刺史。”[28]从辽、金两代交通路线上看，金复州即复县（今瓦房店）西之老复州镇，自辽金以来千年地名相沿。

（八）金州

金州在金代治化成县。即辽代之旧苏州。《金史·地理志》“复州化成县”：“辽苏州安复军……（金）皇统三年降为县来属。贞祐四年五月升为金州。”[29]金州地居海隘，自汉、唐以来即为东北南部的海陆交通衔接要冲，至辽金之际更是如此。《三朝北盟会编》记载赵良嗣《燕云奉使录》：“宣和二年春三月二十六日，……自登州泛海，由小谢、驰碁、末岛、棊子滩、东城会口、皮囤岛，四月十四日，抵苏州关下。”[30]北宋宣和年间的“苏州关”，即指辽代“苏州”（今金州南关岭）。

赵良嗣记载的由登州（今山东掖县），北行渡海抵苏州关之道，正是汉、唐连接辽东和山东两半岛间的海路要途。苏州关即今金州以南大连南关岭一带，辽金时又称“哈思关”“曷苏关”，今关墙尚存。关北之辽代苏州和金代金州化成县，即今金州县城。作为辽南濒海的关城，金州城千余年来一直是东北交通的南部门户。

二、东京东行婆娑府路和高丽、日本道

金代由辽阳府东行婆娑府的交通路线，亦继承了辽代以前故道。这条交通线，由辽阳出发，向东南行主要经由岩州（燕州）、连山关、开州和婆娑府等直达鸭绿江畔。其陆路所经，是沿太子河、汤河河谷东南行，然后穿越兰河、细河，而进入草河上游，再东南汇叆河谷道而至鸭绿江左岸，在辽阳以东所经有如下诸城。

（一）岩州

岩州地处汤河下游，治安东县。《金史·地理志》“石城县”条：“兴定三年九月，以县之灵岩寺为岩州，名其倚郭县曰东安，置行省。”[31]以《金史》记载，金代石城县即岩州，辽代又称为“燕州”[32]，故址在今辽阳以东城门口村故燕州城村。据考古调查，今辽阳东南汤河右岸的安平镇旧有金代古城。《奉天通志》记载，辽阳东南八十里之安平，早年有“行省碑”发现。以此可进一步证明安平应即金代岩州治所。辽、金两代，这里为由东京辽阳府东南行抵鸭绿江畔的首关。王寂明昌二年鸭江之行，曾路过于此（见下节）。其南10公里的汤河东岸亮甲山一带，即有汉居就县旧址，为古代交通必经之地。

（二）开州

辽、金两代辽阳东南陆路，过安平镇沿汤河谷道，则进入细河流域，再过连山关南下草河即达开州城。《辽史·地理志》：“开州，镇国军，节度……圣宗伐高丽还，周览城基，复加完葺。”[33]

以《辽史》记载分析，开州应置于由东京辽阳府东行高丽的交通要道上。经考古调查，辽、金两代之“开州开远县”，应即今辽宁省凤城县城。该地在汉代为辽东郡东部都尉“武次县”，唐为高句丽西部重镇“乌骨城”，至辽代则设有“开州镇国军”，并领有盐、穆、贺三州，为东京去往鸭绿江交通线上的最大州城。

（三）婆速府

金代婆速府设于鸭绿江下游，“婆速”地名，盖源于唐代“泊汋城”而来。据《元一统志》“大虫江”条：“（江）在辽阳路。发源龙凤山分水岭下，东南流经废婆速府南，合于鸭绿江。”[34]又朝鲜史籍《高丽史》亦记载，高宗四年九月辛巳，“西北面兵马使报，女真黄旗子军自婆速府渡鸭绿江，来屯古义州城”[35]。元代发源于龙凤山的大虫江，即今之辽东叆河和草河上游。从《元一统志》和《高丽史》记载可知，金代婆速府应在今叆河北岸汇入鸭绿江处附近。经20世纪80年代实地考察，金代婆速府旧址，应在今叆河入鸭江北岸的丹东市九连城故址。由此过鸭绿江，即达今鸭绿江东岸朝鲜义州，即所谓旧义州。元人阎长言曾有《婆速道中书事》诗云：“泉源疏地脉，田垄上山腰。败石平危径，枯柴补断桥。”[36]据旧志记载，“该城基址，北面靠山，前临安邑大路，东瞰朝鲜，西顾贡道，久为中外往来扼要之区。”[37]笔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多次调查此地，深谙史乘记载真切。

丹东九连城遗址

上述这条由辽阳东南行往鸭绿江的古道，开辟于第三章所记的先秦和汉代辽东郡。在辽、金两代，其东渡鸭绿，先抵“旧义州”，再南行王氏高丽之“西京”（今平壤）。在辽金时代，尽管与高丽、日本的往来不如唐和渤海时繁盛，但文化的交流仍有史迹可寻。如辽圣宗时幽州僧人行均曾“寓居金河寺”（今河北蔚县小台山），并编有辽代第一部佛学字书《龙龛手镜》。这部标志着辽代后期举国崇佛的重要字书，早在辽道宗时已经流传至高丽，并有“罗州牧”刻本传世[38]。而过平壤“西京”东南历经黄州、瑞兴、开城、汶山、汉城（高丽王都）、水原、公州（熊津）、全州，又西南行木浦、光州和东南行顺天、丽水、釜山，均可南渡日本。在这条古道上，两千多年来，历来为由辽沈腹地去往朝鲜半岛和东渡日本的主要陆路干线，虽历尽沧桑，却逾世通达，从燕秦、汉魏起，经晋唐、辽金元明清，至今仍为中、朝鸭绿江左岸间公路和铁路交通的主干线。

三、沈州西北行懿州、兴中府道

金代由沈州西北行懿州道，与沈州北行银州、咸州、信州的干道相并行，为进入辽代契丹故地特别是头下州比较集中的北部的交通道之一。这条交通路线在金代由东京辽阳府出发，西北行主要经站有灵源县、辽滨县、灵山县而终抵懿州，再由懿州西行缘北路，先抵兴中府，后抵金代大定府。这条北行草原道，连接辽代诸头下州地区与中京、上京间的干道，在金代头下州制废除后，即成为沈州西北去往懿州和兴中府的北路干线。其中以交通顺序排定，主要有沈州、灵源县、辽滨县、灵山县、懿州（顺安县）、同昌县、义州、兴中府和中京。

（一）灵源县

灵源为沈州（今沈阳）属县之一。《辽史·地理志》：“灵源县，太祖俘蓟州吏民，建渔阳县，后更名。”[39]灵源县的方位辽史无征。但综合考察沈州所属的几座辽、金县城位置，从考古遗迹上看，今沈阳市西北15公里余的马三家子镇辽金古城址，殆为灵源县。经实地调查，今马三家子古城纵横均约在300米以上，城垣虽毁平，但遗布辽代砖瓦、瓷片丰富，可勘定为辽金古城址。该城的位置正在沈阳西北去往新民、阜新的交通孔道上。1986年于沈阳西北部塔湾舍利塔基出土的辽代石函上，也有“灵源县主簿”字款。因定马三家子古城，应即沈州西北的辽、金两代灵源县治。

（二）辽滨县

辽滨辽代为“辽州”，金代降为县，古今地名不变，今为新民市东北30公里的辽滨塔村。经实地调查村内至今有辽、金古城并古塔一座，村名即得于辽滨县和辽塔。金代由沈州西北去往懿州，必渡辽河经辽滨县。

金天胜号石桥

（三）灵山县

此县为金代懿州属县。《金史·地理志》：“灵山，本渤海灵峰县地。”金明昌年间王寂《辽东行部志》记载，明昌元年三月“丁巳，晨发懿州……是夕宿于灵山县之佛寺”。王寂此行所宿之灵山县应在懿州之东。李文信先生考灵山县“在懿州、庆云县之间”。据此，金代灵山县约在今阜新塔营子（懿州）以东的彰武县韦子沟乡土城子或法库县五城子村辽金古城址。两城均地处懿州东和“庆云”（康平小塔子）间一日行程，方位、道里与王寂《辽东行部志》记载相符。

（四）懿州

辽、金两代懿州，有地境变迁。辽代懿州头下州先设塔营子，后迁治“宁昌县”，故址在今辽宁省阜新县东北平安地镇东“土城子”。金代懿州治南迁回“顺安县”，故址在今阜新东北50公里左右的塔营子辽金古城。两城南北相临10余公里，均为辽、金时的交通镇城[40]。自辽、金以来，懿州一直为自沈州和咸州西行，由北路通往宜州（今义县）、兴中府（今朝阳）、辽中京大定府（今宁城县大明城）的重要交通枢镇。直至元代，懿州路治所，仍是大都东北至大宁路后经驿安站东行咸平府，再北行农安古城的东北交通干线（详见第九章）。这条由辽沈诸州县西北通向懿州和兴中府及中京的交通道，终辽、金、元三代历久而不衰。此条交通道过懿州后，在兴中府和中京城之间的路段，依次所经还有：同昌县（今辽宁阜新西北红帽子古城）、义州弘义县（今辽宁义县）、咸康县（今辽宁北票市八家乡四角板古城）、兴中州（府）（今朝阳）、建州永康县（今朝阳西南黄花滩古城）、富庶县（今喀左北公营子土城子）、中京（今宁城县大明城）。因以上大部分交通地名在辽代一章和诸宋人《行程录》中已有记述，故不再分条重述。而由兴中府南行大凌河古道，在辽、金两代，又经建州（黄花滩古城）、利州（喀左大城子）、龙山县，可循大凌河南源，进入燕京诸州县。20世纪80年代第二次文物普查时发现的龙山县境凌源市天胜号金大定年间的石拱桥，即东北地区现存保存完整的最早的金代交通桥梁建筑遗构。

第五节　金王寂两部《行部志》交通地理考实

在金代东北南部交通地理上，为史家推重的著述，除正史地理志和几部宋辽和宋金信使的行程录外，当首举金章宗明昌年间王寂之《辽东行部志》和《鸭江行部志》两部著作。王寂祖籍河南（一谓河北蓟州），生于金太宗天会六年（1128）。从其父辈起即仕任于辽东，其父曾为皇统年间辽东“析木令”（今海城东南析木镇）。其本人从金世宗“甲午（大定十四年，1174）抵今（明昌元年，1190）凡十有七年”，曾两度行使辽东。在此前，尝于天德三年（1151）承海陵王殿试，从关内千里迢迢赶赴尚未迁都北京的金上京会宁府（今阿城白城子），即明昌年间其在《辽东行部志》中自题云：“余壮岁（时年23岁）献赋上都，尝出此途，今四十矣。”是金代唯一的3次亲赴辽海的著名学者和官员。特别是金章宗明昌元年和明昌二年，王寂以“提点辽东路刑狱”之职，巡行于辽东各地，其深谙辽东史地和民情留下的《辽东行部志》和《鸭江行部志》，在研究金代东北南部东京路所属的诸州、县间之交通地理中，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一、《辽东行部志》

《辽东行部志》记载的是明昌元年，王寂出辽阳之瑞鹊门（北门），历行沈州、章义、望平、广宁、闾阳县、同昌、宜民、胡士虎寨、懿州、灵山、庆云、荣安、柳河，韩州、南媒寨、叩畏、和鲁徒、清河、咸平、清安、铜山诸州、县及猛安谋克驻地的交通路线。从以上经行的地点看，王寂明昌元年的辽东之行，旨在巡察各州、县刑狱事，全程并非都是辽东干道，而是州、县间之陆路交通道。古今诸家对《辽东行部志》的交通路线多有考证。其中早期代表性的著述有丁锡田《辽东行部志地理今释》（载于1922年《地学杂志》第11期）；又有日本学者岛田好氏《辽东行部志研究》（载于1932年《满洲学报》）。近年则有国内学者继续疏证考论其行迹和诗文。但诸家对王寂的巡行路线仍有分歧，而且以往疏证，多缺乏考古资料证明。本节兼承诸家之说，并参证当代之考古发现，拟以王氏行迹和记录为顺序，从交通史的角度，重为《行部志》逐次考实如下。

1.《行部志》文：“明昌改元，春二月十有二日丙申，予以使事出按部封，僚吏送别于辽阳瑞鹊门之短亭。是夕宿沈州。”

明昌元年二月，王寂启东京辽阳出按辽东，僚友送别于“瑞鹊门”，以其行程方向必为辽阳之北门。当夕宿于沈州即今沈阳。其间为一百二十余里，适为马行一日行程。

2.《行部志》文：“丁酉（二月十三日）次望平县。望平本广宁府依郭山东县也。朝廷以广宁距章义三百余里，路当南北之冲，旧无郡邑，乃改山东为望平，治梁鱼务，以适公私之便。”

王寂此段行程从方位看， 应为离沈州西南行。丁酉所至望平县， 按《金史·地理志》载：“（望平）大定二十九年升梁鱼务置。”[41]可见金代望平县即旧梁鱼务。许亢宗《奉使行程录》中，亦曾行抵“梁鱼务”。从历年考古发现和交通路线的适中位置看，梁鱼务（即金代望平县）应在今辽宁黑山县东之姜家屯古城。近年一说望平应在黑山县芳山镇公敖村[42]，但其地失之偏北，并非广宁至章义间必经交通冲要。而据笔者亲历今姜家屯古城，西距广宁（北镇）东距章义各约75公里，位置适为两地间之交通冲要。其间在沈州与望平间的“章义”，即今沈阳西南30公里的章义站，旧为辽代广州（今高花堡古城）章义县地，诸站地与古今交通相合。

3.《行部志》文：“戊戌（二月十四日）次广宁，宿于府第之正寝。”

按《行部志》载，以戊戌、己亥至癸卯的6天中，王寂均留住于广宁府并游医巫闾山。金代广宁即今辽宁省北镇。自金、元以来广宁地名相沿，明代设为广宁卫治，近代方改称北镇县，自古为辽西交通枢纽和军事重镇。

4.《行部志》文：“甲辰（二月十九日），次闾阳新县。闾阳，辽时乾州也。……本朝以其县去广宁府五里，改州为县。去岁又以县非驿路，移东南六十里旧南州寨为县治。”

王寂此段路程记载颇详。金代闾阳县仍降辽代“乾州”改名，故址在今北镇庙前古城。王寂《行部志》中的“闾阳新县”，乃是明昌元年的前一年（去岁）即大定二十九年，移闾阳县于广宁府“东南六十里”的南州寨重建。其地正当金代驿路之冲，故址即今北镇市东南30多公里的闾阳镇。该地自汉代设“房县”至金代设县以来，一直为辽西交通重镇，至今仍为沈阳、山海关和海城、锦州间之交通枢纽。

5.《行部志》文：“乙巳（二月二十日）次同昌县，旧名成州长庆军节度使。”

王寂此段记行应离闾阳新县折向北行。次日所抵之同昌县，辽代为成州旧治。阜新西北红帽子古城发现的金代《同昌县里堠碑》已确证金代同昌县即今阜新西北红帽子古城无疑，州县当交通冲要。经实地调查，今红帽子古城保存完整，东西城门并有大道通往阜新与北票黑城子（川州）之间。

6.《行部志》文：“丙午（二月二十一日）次宜民县，宿福严院。宜民旧号川州长宁军节度使。或谓白川州，故至今地名白川。”

王寂离同昌县所至之宜民县，即辽代白川州治。宋《武经总要》记载，白川州“西至中京百三十里，东南至宜州百里，西南至霸州七十里”[43]。《武经》中的宜州即今义县，霸州即今朝阳。以此定方位，并证以考古发现，金代宜民县和辽代白川州均应在今北票市东北黑城子古城。

7.《行部志》文：“戊申（二月二十三日）次胡土虎寨。胡土虎，汉语浑河也。”可知当时“胡土虎寨”，应即女真语称“胡土虎猛安”（千户长）所在地。

从王寂《行部志》记行的方向看，由宜民县至胡土虎寨之路，是由西折转东北行。按次日王寂记载胡土虎寨距懿州四十里的方位推定，“胡土虎”故址应在今阜新塔营子（金懿州）以西20公里左右的务欢池一带。近年在务欢池附近的旧庙镇他不郎发现有辽、金古城址，应为“胡土虎寨”所在。而务欢池所在的绕阳河支流或即《行部志》所谓“浑河”（胡土虎）。已故贾敬颜先生在《疏证稿》中，已考为绕阳河，其方位基本得实，唯未确认“胡土虎寨”方位。

8.《行部志》文：“己酉（二月二十四日）（离胡土虎东）行约四十里。……是日宿懿州宝严寺。懿州宁昌军节度使，古辽西郡柳城之域。辽圣宗女燕国长公主初（槊）古所建。”在这段行程中，王寂故地重游，感念万千。尝有诗云：“断桥环曲水，萧寺枕横波。佛壁书蜗篆，僧窗网雀罗。天高延月久，地阔得春多。粥饭催行李，驱驰奈老何。”生动记述了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重巡辽东山川、人文胜迹的情思。

这段行程中的“白川州”（黑城子）下一站的“胡土虎寨”，经近年“三普”调查，应在阜新县旧庙他布朗辽金古城。而辽西懿州，前节已考论，为辽、金两代辽西重镇，地控要冲，商旅辐集。王寂从“己酉”至“乙卯”在懿州留驻7日。唯各家对懿州方位，仍素有争议。日人岛田好氏研究王寂《行部志》，定懿州在今彰武县城南四方城，当代考古证明实为误断。近年学人多定王寂《行部志》中之懿州为今阜新塔营子古城，似为定论。但审读《行部志》原文，王寂说“予尝两过宁昌（县），皆宿于此”。故又考王寂曾两次巡行的懿州，非公主私城懿州之“顺安县”（今塔营子），而应是辽代迁治的北懿州治“宁昌县”。因该城是“懿州”由公主的“私城”头下州，改置为行政州后，北迁20里后所设“宁昌节度使”和“宁昌县”所在地，故称“北懿州”。所以《行部志》中王寂所行之懿州“宁昌县”，应在今阜新塔营子以北10余公里的平安地东土城子。其地西去他布郎古城约20公里（40华里）。与《行部志》中记金代“胡士虎寨”距懿州40里相合，也与下文“东北山下”的方位相合。

9.《行部志》文：“丁巳（三月三日）晨发懿州。是日大风，飞尘暗天，咫尺莫辨，驿吏失途，至东北山下横流汹涌，深不可济……是夕寄宿于灵山县之佛寺。”

王寂丁巳行，以其离懿州东北行的地貌观察，“东北山下横流汹涌”，应指平安地东土城子北（懿州宁昌县）东北约2.5公里的满海山及山下绕阳河上游河水。当夕所宿之灵山县佛寺，寺址虽不可寻，而灵山县，从当代考古发现看，应是今彰武县韦子沟乡西北土城子。灵山县前此诸家均无确考。该城址纵横300—400米，东南临马鞍山（灵山）[44]。其方位和自然地理，均于懿州东北一日行程的“灵山县”相合。

10.《行部志》文：“戊午（三月四日）早解鞍于庆云县，县本辽之祺州，皇统间始更今名。”

王寂由灵山县东行至庆云县，即辽代之祺州，所记甚明。经考古发现，祺州庆云县即今康平县东南郝家屯乡辽河西岸小塔子古城。王寂行抵庆云县当晚，有献鲜鱼者，王氏“乃命持送于辽河之中”。据亲自踏勘，今辽祺州庆云县小塔子古城，正在郝家屯小塔子辽河西岸仅数百米处，方位、道里与史文记载勘合。

11.《行部志》文：“己未（三月五日）晚达荣安县，昔在辽为荣州。”

据《金史·地理志》记载，荣安县“东有辽河”。前条庆云县已在辽河西岸康平小塔子。“己未”经一日行，王寂抵达的荣安县仍在辽河之西。所以分析己未日此一程应是沿辽河西岸北行。以一日行约百里的里程计算，王寂己未晚所达之荣安县（即辽代荣州），应即早年发现于康平县以北45公里许的四家子乡古城[45]。

12.《行部志》文：“辛酉（三月七日）次归仁县，宿南城道院。归仁在辽时为安州，本朝改降为县。”

王寂辛酉所行之“归仁县”，辽代为辽州所属的“安州”。归仁故址应即今辽宁省昌图县北20公里之二十家子乡四面城。据1982年春笔者与阎万章先生首次调查认定，该城址至今保存完整，地处二十家子河南岸。参证《金史·地理志》归仁县境“北有细河”[46]，可知今二十家子河当为金代细河。故当时即勘定，细河之南的四面城，纵横长均在300米左右，在辽、金时应为“安州归仁县治”，至元、明时，则为咸平府（开原）以北的“归仁站”（见1990年出版的《东北古代交通》第238页）。昌图四面城旧亦有考为“扶余府”，已为上述考古调查所勘误。

13.《行部志》文：“癸亥（三月九日）次柳河县，旧韩州也。”

王寂此行记载极确。金代柳河县即辽代旧韩州州治，故址在今昌图县北八面城古城。1982年调查四面城后，曾踏寻八面城辽、金古城，其遗迹尚存。唯辽代韩州先后有三迁，八面城的柳河县址当为辽代第二迁之韩州治。因金明昌元年，韩州已北迁至“九百奚营”，故王寂由归仁县行至柳河县时，说是“旧韩州也”[47]。

14.《行部志》文：“乙丑（三月十一日）次韩州，宿于大明寺。……以（旧）州非冲途，即徙于旧九百奚营，即今所治是也。”

王寂记载由柳河县北行韩州的交通地理沿革详确。所谓“旧韩州”指柳河县治今昌图八面城。逾二日再北行之“韩州”，则应指迁至“九百奚营”的金代韩州，其故址也已确知在今吉林省梨树县偏脸城。该城地处辽金时咸州至黄龙府的南北交通孔要。据可恭《宋俘记》等记载，天会六年（1128），北宋徽、钦二帝被金人掠而北迁。当年十二月，被“安置韩州”（四面城），“八年七月，流五国城”。故辽金两代韩州屡见于辽、金两代诸行程录。

王寂行达韩州后，历“丙寅、丁卯、戊辰”三日住韩州稍憩。至庚午（三月十五日）方启行于“胡底千户寨”。从《行部志》中以下地名译音看，多为女真猛安、谋克城寨，而且行程方向当由韩州东行今东辽河和松花江东岸。由于这些女真地名的方位、里距不如韩州以前的州、县城址明确，前《东北古代交通》记有缺失。本节再重为以次序索证如下。

15.《行部志》文：“己巳（十六日）次胡底千户寨。……胡底，汉语山也，以其寨居山下故以为名。”

王寂己巳和庚午两日离韩州东行于山寨之间。“千户寨”当指女真地区的猛安千户长治所。《金史兵志》：“猛安者，千夫长也。”千户寨应为猛安千户长所居要寨。金代猛安之治有别于州、县，仅以营寨名之，然仍是金代女真地区的交通要地。“胡底千户寨”和下一程“南媒千户寨”，丁锡田将前者置于梨树县靠山屯，后者置于今西丰县。但审读王寂行程路线，由韩州东去沿今招苏台河北岸东行，两日程方向应分别到今梨树县十家堡小城子（胡底千户）和同县石岭子山城[48]。后者正在松辽分水岭上，即“南媒千户寨”[49]。因《行部志》中始终未记渡过如东辽河或松花江这样的大河，故推断当时王寂明昌元年的巡行，仅限于东辽河以南和松花江上游以西的陆路交通。只有这样离韩州（梨树县偏脸城）东行三日后，方可先抵“松瓦千户寨”，然后转而西行。

16.《行部志》文：“辛未（三月十八日）次松瓦千户寨。松瓦者，城也。”

松瓦千户寨当以松瓦江（松花江）得名。从地名和离“南媒千户寨”（石岭子）的行程看，“松瓦千户寨”以下应大体在今东辽河上游至辉发河流流域的辽源、东丰、海龙县一带古城。因王寂记载“松瓦，城也”，可知松瓦千户寨应有城郭建筑。从下一站到“清河（叩畏千户）”方向看，松瓦千户寨至叩畏千户寨，应是从今吉林省辽源、东丰县一带，沿寇河古道西行，而进入今辽宁省西丰县或开原县东部，终返至咸州之境。

17.《行部志》文：“甲戌次叩畏千户营。叩畏，汉语清河也。”

这段行程中的清河即“叩畏千户营”，应地指今开原、西丰县境的辽河支流大小清河上游。周向永先生考为今“寇河”，极有见地[50]。寇河古道自辽金以来，在辽代一章中考知，一直为由咸平（开原老城）东行今吉林一带的交通要道。笔者早年供职开原，在今开原东北曾过威远堡、八棵树走西丰县，踏勘过少量辽金古城。这一带或为王寂所行“叩畏千户寨”，即“寇河千户”女真语所在。由叩畏千户再西行沿寇河古道，过“和鲁徒”、“鼻合里图”千户，即可达咸平即今辽宁省开原老城（辽为咸州）。以此交通方位和辽源、西丰、开原境内的山川地理和古城分布，近年周向永先生考证的“松瓦千户寨”应在今辽源市西安区灯塔乡高古城址；“叩畏千户”应在西丰金星山城；“鼻里合土千户”在开原威远堡南城子等地，与其交通方位勘合。

18.《行部志》文：“丙子，次鼻里合土千户营。鼻里合土，汉语范河也。”次日由“鼻里合土千户营”出发，“丁丑次咸平，宿府治之安忠堂”。

金代咸平府即辽代咸州，故城古今无异争，即今开原老城镇。老城西北之辽代崇寿寺古塔，至今亭亭玉立。这正是当年王寂所谓“丙戌复旧咸平，路经西山崇寿寺”的古迹。王寂巡行由辽阳出瑞鹊门，周行以上十几个辽东州县至咸平，到达巡行的最后中心地点。然后由咸平乙酉巡“清安县”，复南巡“铜山县”,俱在咸平府辖境内。其中开原东北“鼻里合土千户营”，即今威远堡南城子所在的“范河”，并非今铁岭南之汎河（通作“凡河”）。而是南城子附近寇河支流。清安县，辽代为肃州，故址即今开原以北15公里的昌图县马仲河车站南辽金古城，20世纪60年代初已被发现。后者铜山县，在辽代为铜州，故址即今开原南三十里的中固南。以上诸城在笔者20世纪70年代初供职开原时已多有访查。其多载于宋辽间诸行程录，此不赘述。

王寂明昌元年的辽东之行，至咸平后，又北巡清安县，南巡铜山县，经银州（今铁岭）终转回沈州和辽阳。至此方完成了其环辽西、辽北，直至松花江和寇河上游的全部行程。翌年以其锐意治辽之志，又有鸭江之行。

二、《鸭江行部志》

王寂在明昌元年先有辽东之行后，第二年又有鸭江之行。据《辽海丛书》内金毓黻所作《鸭江行部志叙》载，“辽东、鸭江两行部志皆非足本。”此行是由辽阳望海门出发，南巡海、盖、金、复及大宁镇，最后转赴鸭绿江流域，因名其行程录为《鸭江行部志》。作为《辽东行部志》的姊妹篇，《鸭江行部志》与《辽东行部志》一样，历来被学者称重。清末民初朱希祖曾撰有《鸭江行部志地理考》，其节本载于《地学杂志》，后经金毓黻先生收入《辽海丛书》。但前贤考证多引据史志，而很少实地履察。自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30余年间，笔者曾多次循《行部志》踪迹亲履调查。今《鸭江行部志》传世的较早版本，以清人由明《永乐大典》中传抄出来的本子较为完备。本节拟以《鸭江行部志》原抄本的著文为序，参厘诸家考证，并证以亲临调查和考古发现，重为考实如下。

1.《行部志》记：“明昌辛亥岁二月己丑，予以职继鸭江之行。僚属出饯于（辽阳）望海门，会食于白鹤观之鹤鸣轩。”

王寂开卷称“明昌辛亥岁己丑”，指金章宗明昌二年二月初十日（1191年3月5日）。王寂因供职辽东路刑狱，故明昌元年先有《辽东行部志》之后，次年仲春复继有鸭江之行。当日僚友饯行于辽阳“望海门”，即指辽阳南门。这是在后金于1621年修建辽阳“东京城”以前明确记载的辽金城门。其“望海门”与“白鹤观”，盖均与辽阳南面海和“鹤野县”的丁令威化鹤的华表山有关。出望海门白鹤观南行海、盖、金、复诸州，即可环顾翰海而转鸭绿江口。

2.《行部志》记 ：当日“东南望华表山，云烟出没，顾揖不暇。……是夕宿灵岩寺”。这是王寂离辽阳后的第一站，宿旧“白岩州（金代岩州）”所属之“灵岩寺”。

王寂出辽阳望海门东南所望之“华表山”，以往学者亦所议纷纭。从自然地理方位看，应以位于辽阳东南约百里的千山山脉为宜[51]。王寂由辽阳南去华表山途中所宿之“灵岩寺”，即上节中所考《金史》中的岩州东安县治。因为巡按故，其取东南古道入海州。《金史·地理志》“辽阳府石城县”条：“兴定三年九月，以县之灵岩寺为岩州。名其倚郭县曰东安，置行省。”[52]其后《元一统志》和明《辽东志》都记载，辽阳东南八十里的安平旧有“行省碑”。元、明时所记安平所立行省碑，为金代于灵岩寺即今安平置行省的证明。可见王寂当年出辽阳东南所宿的“灵岩寺”，即今安平镇。近年第三次文物普查，进一步印证了古安平镇确有辽金遗址。而且辽阳东南之安平，是出南门向东南行的交通孔道。而且在安平近年又发现了明、清两代所立的“朝鲜贡道”碑刻，进一步证明安平一带确为古今交通道所至。历金明昌二年王寂巡行时，尚无岩州之设而只有石城县灵岩寺，所以王氏记载当夕宿于灵岩寺，即兴定三年后之“岩州”。当时的“石城县”，源于唐代之“石城”。其东出本溪连山关可去朝鲜，南下鞍山可抵“澄州”（今海城）。

王寂《鸭江行部志》交通路线示意图

3.《行部志》记：“庚寅（十一日）游上方。辛卯（十二日），复登此山（华表山）之正观堂。壬辰，游龙泉谷，谷去寺三里而近。”

王寂离灵岩寺，越一日沿汤河左岸西南行，不过数十里即可达华表山（今千山）北麓，故上方和九圣殿均应在今千山地区。所谓“此山之正观堂”，应指华表山中金睿宗之后、世宗之母贞懿皇后所建的禅寺。《金史·后妃传》：“贞懿皇后，李氏，世宗母，辽阳人……天会十三年睿宗薨……后乃祝发为比丘尼，号通慧圆明大师，赐紫衣，归辽阳。营建清安禅寺，别为尼院居之。”[53]

王寂所记明昌年间华表山之正观堂，或即为贞懿皇后所建的“尼院”。越一日，王寂壬辰冒雪扶仗龙泉寺谷，应在今千山北沟龙泉寺一带。寺去谷三里，证明贞懿皇后所建正观堂亦应在千山龙泉谷附近的无量观或龙泉寺一线。

旧考华表山龙泉谷，其说不一，或定于辽阳安平东南汤河沿岸。但从当年王寂在游“龙泉谷”时所作的七绝诗看，华表山龙泉谷还应指千山北麓：“我来连日苦风霾，不见千峰剑戟排。要识玉山真面目，雪晴明月射苍崖。”王寂诗中的“千峰”，已喻指千山，因今千山之名，本源于“千华山”，以山峰近千座竞秀得名。“千华山”以前或称为古华表山。20世纪80年代初，笔者偕阎万章先生赴辽南考古调查。为追寻史迹，曾从辽阳经鞍山，转千山龙泉寺而赴鞍山南驿堡，又经海城东南20公里析木城。此行或当年王寂《行部志》经由至古途，由此可转行南下金代澄州（今海城）和“曷苏馆”诸地。

海城析木城石棚

4.《行部志》文：“癸巳（十四日）次澄州。甲午（十五日），发明秀亭。”

王寂离华表山南行，经癸巳、甲午二日，仍在当年其父亡故的析木所在的澄州。澄州即辽代海州南海军节度使，前章已考知即今辽宁省海城市。王寂《行部志》云：“今辽左纵横数千里，共指澄州为望郡。”可知金代澄州为东京所属的交通枢镇，地处襟吭，为辽东望郡。明日王寂会故友登澄州明秀亭，并记曰：“此亭盖完颜信之参政大定癸卯为郡时经创也。”大定癸卯为金世宗大定二十三年（1183），时完颜信为澄州参政。金代的明秀亭今已无存。

5.《行部志》文，乙未（十六日）、丙申（十七日）、丁酉（十八日）三天王寂居澄州，并聚会故友李之安子李翌等。当时偕故友追念其先父于皇统元年（1141），曾仕“析木县令”。其后至“戊戌（十九日），宿析木之法云寺”。

戊戌日王寂行至澄州（海州）东南四十里之析木县，并宿于法云寺。析木为金代澄州属县，在辽代属海州。《金史·地理志》载，澄州析木县“辽铜州广利军附郭析木县也。皇统三年废州来属，有沙河”[54]。

从《金史·地理志》可知，析木县辽代为铜州附郭县，千年来地名不改，即今海城东南四十里之析木城。至今在析木城，仍有辽金时代的铁塔和银塔。而从考古调查看，析木城下犹有汉代遗址，故城或为汉代之“安市县”址。其县境之沙河，盖指流经析木城西北的今海城河上游，西流入太子河。因当年王寂先父王础金皇统元年曾为析木县令，其有故土情怀，而至明昌二年再巡析木城时已四十有九年。故王寂当年驻析木旧城而感念万千，曾作诗以记其行曰：“父过鸡山每驻鞍，思亲诗句苦悲酸，而今却是鸡山下，白发孤儿泪不干。”其“鸡山”或为“析木”南龙凤峪一带诸山。笔者少时生于斯邑，于海州有怀乡之情，对其周边地理亦熟记心中。故1981年重访析木城石棚时，亦曾感怀故乡，仿当年王寂驻海邑时诗韵之作：“重返海州未驻鞍，思亲别绪少悲酸。而今竟至鞍山下，游子离人忆华年。”

6.《行部志》文：“己亥（二十日）宿汤池县护国寺。汤池，本辽时铁州，以其东有铁岭，故名之。”

王寂己亥行驻之汤池县，即辽时铁州，应在今汤池堡。据1981年春与阎万章先生实地调查，在今大石桥市东北30公里今汤池堡确有辽、金古城址，可确认“汤池”地名古今相沿。后晋石重贵北迁，曾道出辽代“铁州”附郭县，即后来金代汤池县。这里古今为辽南交通孔道。辽之铁州、金之汤池县，元、明之汤池堡，俱一脉相承。辽海旧著多有考“铁州”在今鞍山市者，乃不查古今地理，以今日之鞍山为钢城附会辽代古“铁州”使然。

7.《行部志》文：“辛丑（二十二日），次辰州。”

庚子与辛丑二日，王寂出汤池县城东，继续南行，经刘家沟西南行至辰州。辰州即今盖州，辽时为旧辰州，金代称“盖州”。考《金史·地理志》“盖州”条：“（金）明昌四年罢曷苏馆，建辰州辽海军节度使。六年，以与‘陈’同音，更取盖葛牟为名。”[55]因金代明昌二年王寂行至盖州时，尚未改州名，故因辽代旧名仍称辰州。辰州为辽南交通枢纽，金明昌以前曾为“曷苏馆”治。其西南的“镇海府”，为辽、金两代辽东海路和陆路的关隘之一。关于辽东半岛上的辽代之“镇海府”和“镇东海口”长城，已初考在今金州南关岭之“哈斯关”，不赘。

8.《行部志》原文中，于“壬寅”（二十三日）至“癸卯”（二十四日）记事残缺。

考其行程，这两日当驻留于辰州，至“甲辰（二十五日），次熊岳县”的途中。按《金史》地理志：“熊岳，辽卢州玄德军熊岳县。辽属南女直汤河司。”[56]熊岳地名古今不易，今为盖州（古辰州）南30公里熊岳镇。1980年笔者曾亲赴辽南考古调查，寻见熊岳旧城之明代北门犹存，其下部应为辽、金古城，有辽代砖瓦和瓷片散布。熊岳亦为傍海要津，2000年前汉时已设为“平郭县”境之“盐官”城。至今熊岳温泉内有汉代古城。2010年省文物“三普”验收时再去熊岳温泉，其汉城遗址犹存。其古今均是辽南交通枢镇。2013年秋，应熊岳旅游局原局长陈振裕之邀，再访盖州、熊岳古城和石棚山石棚等辽南史迹。重验当年金王寂巡行之路仍历历在目：盖由今盖州南行，过太阳升、上屯、芦屯、胜台、取望儿山和馒头山之间的沿海古道，西南行数里即达古“熊岳县”。再从熊岳城以南过熊岳河，到达今五美房村古城，即王寂《行部志》中所记述的“曷苏馆”（宁州）故地。

9.《行部志》记：“乙巳（二十六日）次龙门山云峰院。龙门之南，有大山焉，崇高峻拔，诸峰环列，皆北面事之。”

王寂由熊岳县再南行之龙门山云峰院，从其行程方向看，结合20世纪80年代笔者亲自考察古今地理，应指今熊岳城南15公里多之龙潭山古城。又次日记行：“丙午（二十七日）游北岩。曷苏馆节度使距此不及一舍。”丙午日所行北岩应指龙门山北麓，一舍古约30里，龙门山者（龙潭石城）正位于熊岳和曷苏馆之间各30里，与王寂记载龙门山“北岸”距曷苏馆不及一舍相合。另据《盛京通志》记载：“龙门汤山，在盖平城南一百里。”清人记载的盖平（今盖州市）南百里的龙门汤山，与熊岳南30里的龙门山位置正相合。因盖州南至熊岳30公里（60华里），熊岳南30里许至龙门汤山，可进一步证明，金代熊岳南之“龙门山”应即清代龙门汤山。如《东三省古迹遗闻》续载：“盖县南九十里有帽儿山……山下有龙潭三，山之口有南山、北山，以峙若门焉。”这盖县南九十里之“龙潭山”，即古之“龙门山”，有当年王寂所驻“云峰院”。

10.《行部志》记：“丁未（二十八日），次曷苏馆。”

王寂由熊岳南之龙门山南行所至“曷苏馆”，应指金代天会时南迁“宁州”之曷苏馆路。《金史·地理志》：“曷苏馆路置节度使。天会七年，徙治宁州。”[57]明昌二年在天会七年以后，可知当年王寂所行之曷苏馆应已迁治在宁州，其故址已发现在今熊岳南之土城子村。土城子村北距龙门山约15公里（30华里），与《行部志》所记一舍的方距相合。旧说金代曷苏馆在今永宁涧或永宁城[58]，虽方位相近，但无考古遗迹，不足为据。《行部志》中之“西山石棚”，经多次实地考察，即今盖县南二台子农场石鹏山石棚，俗称“西山石棚”。古今里距以此为坐标，考金代之“宁州”（新曷苏馆），应在今熊岳城河南、浮渡河北岸九寨乡五美房村之辽金古城“土城子”无疑。

石棚山石棚

11.《行部志》文：“戊申（二十九日）”、“己酉（三十日）”至“庚戌（三月初二）”、“辛亥（三月初三）”数日间，王寂留居曷苏馆治所宁州（今五美房古城），于宁州留有诗文并有游西山石棚之行。

按王寂，其留居曷苏馆时，曾往宁州城西游，观西山有“土人谓之石棚”。考核古今地理，应指今熊岳南五美房西之石棚山大石棚。其地貌虽逾七八百年，尚无大变。因其西距海岸甚近，故王寂当即诗云：“此去东溟都咫尺。”以今日地理地貌核证王寂之《行部志》，可进一步证明，他巡行的交通道，是沿今辽东盖州、熊岳、龙门山、五美房土城子、老复州镇南行的傍海之大道，由此西南去复州。

12.《行部志》文：“三月壬子（初四日），行复州道中。”

此行正是由曷苏馆宁州傍海南行，去往今老复州镇即辽、金之“复州”故城。老“复州”为辽、金以来千年古城，地名不易。明《辽东志·沿革》：“复州卫，在辽阳城南四百二十里。”可见，辽、金之“复州”城，明代之“复州卫”，俱为今瓦房店西北之老复州镇。辽、金两代，由“宁州”（曷苏馆）南行复州，再东南至金州化成县之“化成关”，素为傍海要道。

13.《行部志》文：“癸丑（初五）”、“甲寅（初六）”和“乙卯（初七）”三日，王寂驻游复州。

金明昌二年（1191）三月初五日“癸丑”，为是年清明节。王寂即兴赋诗云：“去岁清明过广宁，今年投宿水边城。”“去岁”指一年前《辽东行部志》中明昌元年二月丁酉（清明节），王寂由沈州至广宁（今北镇市）。“水边城”指一年后王寂又复有鸭江行，驻于濒海复州古城，地临渤海湾的“水边”。

14.《行部志》记：“丙辰（初八日），自永康次顺化营。中途望西南两山，巍然浮于海上。访诸野老云：‘此苏州关也’。辽之苏州，今改为化成县。”

此行王寂所记，是由复州郭县“永康”，东南行“顺化营”之道。考顺化营，辽代为“顺化城”，兵事隶“东京统军司”[59]。金代方改城为“顺化营”。其故址应今瓦房店东南去往金州东北30公里石河驿东之“土城子”。明代在这座辽、金旧城址附近建有“石河驿”，即今金县石河镇，古今为由“复州”至“金州”间的重要驿站。

当年王寂由“永康”次“顺化营”（土城子）道中，西南所望两山，应为“苏州关”，即今大连市甘井子区南关岭一带，俗称“哈斯罕关”。“苏州”为辽代州城，金代降为“化成县”，后升为“金州”。《金史·地理志》“复州化成县”注：“辽苏州安复军，……兴宗置。（金）皇统三年降为县来属。贞祐四年五月，升为金州。”[60]是知金代“化成县”即辽代的“苏州”，故址即今金州镇，金、元以来其地名不易。金代“化成关”一称“哈思罕关”，应在今金州城南9公里之“哈思罕”（南关岭）。从王寂记行看，从“永康顺化营”行至“化成县”，是访诸野老耳闻，并未到达“化成关”。其所记“化成县南去百里，有山曰铁山，常屯甲士千人以防海路”，正是指化成关南今之旅顺“老铁山”，方位与道里古今勘合。哈思罕关和老铁山，自古以来为辽东半岛南端的水陆交通咽喉和关防重地。至今在南关山岭的南北海路要地仍有10余华里的“哈思罕关”长城，为辽、金、元、明以来的海防要地和关隘[61]、为辽东半岛南端孔道。从《行部志》记载看，王寂到“顺化营”后没去“化成县”（金州），而是南返巡行“新市”。

15.《行部志》记：“丁巳（初九日），次新市。”

当日王寂行驻之“新市”，诸史籍中不见记载，从投宿民家看，应是小地名。考核次日王寂宿于“龙岩寺”的行程看，王寂此行当由化成县（金州）转而东北行。故新市，当在由今金州至龙岩寺的途中。从下节龙岩寺（今得利寺）逆推一日程，“新市”应在今普兰店（旧新金县）和瓦房店之间交通道上。

16.《行部志》记：“戊午（初十日），宿龙岩寺。西去龙岩一舍而近，有山崛起，笔立五千尺，秀出诸峰，望之如浮图焉。予怪而问之，路人云：‘此速鲁忽山也。’速鲁忽乃‘尖刃’之意。……山之绝顶有池，方丈。”

此行王寂所住龙岩寺，西距不足一舍有山崛起，俗谓“尖刃”山，此山耸秀而高不可及。贾敬颜先生在《鸭江行部志疏证》中，考定为复州东南二十里之尖山，当岚崮山北麓。是说虽地名相近，但此山不仅与王寂记行由“新市”东北行“岫岩”的路线相悖，而且既无“笔立五千尺”，更无“山之绝顶有池”之地势。如果从王寂记云“山之绝顶有池”的山势地貌看，此山应是今瓦房店北之“龙潭山”，该地至今仍有小地名称“龙潭后”，盖“龙潭”之名，始源于辽、金以来“龙岩”而来。此山不仅高峻，而且控制复州西北去往盖县（今盖州）、新金（今普兰店）、岫岩之交通要道，山之西南侧不远即有汉代“陈屯”古城。特别重要的是，今龙潭山上除有从高句丽时代起，以至金、元、明时期的古山城外，在山巅“城内山谷中，有亚腰形水池，周围砌有巨石，叫作龙潭，这就是龙潭山得名的由来”。这些地貌及方位与当年王寂行至“龙岩寺”所闻“山之绝顶有池，方丈”完全相合。20世纪80年代，笔者赴辽南考古调查时，经盖县、熊岳后，访故当地耆老，皆云其南瓦房店北有“龙潭山”，为古今要途。该地应是当年王寂由复州东北行“宿龙岩寺”以西的“尖刃山”。当时王寂留宿的“龙岩寺”，据其说西距山不及一舍（不到30里）。该寺庙应在今龙潭山以东的今沈大铁路和公路东侧的“四平”和台岭子古城一带。今四平往北有“天城”地名者，疑为其地。这里正是由今瓦房店市，东北去往东海岸庄河、岫岩的陆路干线。从王寂“鸭江之行”的方向看，过“龙岩寺”后，应循复州河东支，进入碧流河、英那河和大洋河上游的东西孔道，然后而行抵“大宁镇”（今岫岩），再东北百余公里即至鸭绿江口下游，方终“鸭江之行”。

17.《行部志》记：“己未（十一日），发龙岩山前数十里，北望大山，连延不绝，数峰侧立，状如翠屏。”

这段路从龙岩寺起东行数十里“北望大山，连延不绝”的自然地理看，唯由今沿龙潭山东北复州河上游的河谷陆路，经行安波、天元一线，一路方可北望连亘起伏的老帽山、步云山等岫岩境内的崇山峻岭。今大连市普兰店北部的安波镇一线，古今为辽南交通要道，南望海岬，北顾群山，山地西南侧则为复州河谷的东西陆路。由此东北行至碧流河和大洋河上游直至东海岸，古今为辽东半岛渤海和黄河沿岸间的陆路交通孔道。安波一带高山，为千山南支峻岭，适在由辽东半岛东北行鸭绿江口的交通险扼之地。

18.《行部志》记：“庚申（十二日）赴大宁镇。中路乱山重复，人迹仅通。……又东行四五十里，南望层峦叠障。”（以下原文失录）

考《鸭江行部志》的几种传本，记王寂自三月戊午（初十日）宿龙岩寺，至庚申（十二日）东行大宁镇间三日之行程，均不见详载。或因其行程道途崇山歧路，极少大市镇而不详记，或因原文佚失。直至庚申（三月十二日）“赴大宁镇”，方至“要镇”，也是残辑本《鸭江行部志》的记载终点。

按金代“大宁镇”，见于《金史·地理志》“盖州条”：“秀岩县……本大宁镇。明昌四年升（县），泰和四年废为镇，贞祐四年复升置。”[62]据《金史》记载，盖州秀岩县和大宁镇建置有变迁。但在明昌二年王寂巡行此地时，该地称为大宁镇，至明昌四年方升为秀岩县，《行部志》的记载恰与史文相合。金代明昌四年以前的辽南“大宁镇”即后来的“秀岩县”，这一地名亦沿传至今。据《岫岩县志》记载：“今城东偏有旧城遗址。……有旧土城，在城之北，周八里，土基约略可寻。”[63]县志所载旧城北周长八里的土城，观其规模大于明代堡站，应即辽、金时期的“大宁镇”，即盖州“秀岩县”（岫岩）治。2010年春，辽宁省第三次文物普查专家组再次赴岫岩县考察史迹，了解到近年于岫岩城南2.5公里之兰旗堡和岫岩城内建设银行工地，均发现过金代建筑遗址和遗物。说明今岫岩城周围，在辽、金时期，广布有市镇居落。金明昌年间王寂赴鸭江之行，在过了大宁镇（秀岩县）以东四五十里，一路“南望层峦叠障（嶂）”，必指今岫岩城以东南的大洋河和哨子河两岸诸山。道过此山沿大洋河、哨子河谷道东行，方可至今鸭绿江口下游西岸，王寂当年也至此完成了他的“鸭江之行”。从“大宁镇”以东至鸭江口诸地，其古代交通，应循黄海沿岸东北行。这是唐代“鸭绿朝贡道”的沿海陆路之一。在金代按照古今由岫岩去往沿黄海岸东北的鸭绿江口方向交通地理排列，大体应经由岫岩以东山谷，沿大洋河以南的小洋河进入东港市（原东沟县）的沿海交通重地孤山镇，再折而东北沿古今之黄海西岸至东港市，直达鸭绿江下游的“安平口”和金、元时期的“婆娑府”（今丹东九连城一带）等。2010年夏，笔者偕同省第三次文物普查专家组和大孤山古建群保护课题组，又先后两次赴东港市大孤山镇考察。进一步得知，其地不仅有辽金史迹，而且古今为辽东边海交通重镇。由岫岩“大宁镇”以东经地，因在《行部志》原书中记载脱佚，故多不可具体赘考。而其基本行程，则应沿今岫岩—孤山镇—东港（旧东沟县），而北行鸭绿江口右岸之九连城（婆娑府）一线。由金、元婆娑府（旧泊汋口）东渡鸭绿江，经朝鲜“旧义州”，则可进入朝鲜半岛，连接当时王氏高丽时代的“西京”（今朝鲜平壤）的陆路交通。金代的王氏高丽继承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其也继承了朝鲜半岛“三国时代”就有的由中国东北渡鸭绿江至平壤（高丽西京），再南行经汉城，最后经马海峡海路通往日本的交通古道。

[1]《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上》，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 第549页。

[2]《宋史》卷二十二《徽宗本纪四》，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414页。

[3]《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8页。

[4]详贾敬颜：《五代宋元人边疆行纪十三种疏证稿》，本节笔者所引论述出自该书者，未免繁复，不标页码。

[5]详冯永谦：《辽宁绥中县金代“来宾县里堠”碑考》，《考古》1983年第3期。

[6]《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卷》（下），西安地图出版社2009年版，第585页。

[7]《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卷》（下），西安地图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

[8]《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通州条”，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45页。

[9]详周向永、史宇辉：《辽代通州考》，载《辽金历史与考古》（上），辽宁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

[10]详《松花江地区1981年文物普查报告》，《黑龙江文物丛刊》1981年第1期。

[11]详《松花江地区1981年文物普查报告》，《黑龙江文物丛刊》1981年第1期。

[12]今黑山县芳山镇公敖村古城（梁鱼务）西25公里，即“兔儿涡”所在。

[13]《金史》卷三《太宗本纪三》“天会二年春正月丁丑闰三月辛巳”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49—50页。

[14]《金史》卷五《海陵纪》：“天德四年二月戊子，次泰州，四月壬辰，上自泰州如凉陉。九月甲午，次中京，贞元元年二月庚申，上自中京如燕京。三月辛亥，上至燕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98—100页。

[15]承德地区文化局辽驿调查组：《辽中京到南京口外驿站调查》，《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1期，第198—206页。

[16]丁镛《大韩疆域考》卷六《北路沿革考》，以咸兴为曷懒路路治，元为合兰府治所。

[17]［日］松井等以今镜城为合懒路路治，详《满洲历史地理》第二卷，第179—180页。

[18]《析津志》“天下站名”，《永乐大典》卷一九四六，中华书局新印本，第175册。

[19]详杨在林：《布尔哈河流域古调查记》，《博物馆研究》1987年2期。

[20]详张泰湘：《试论元初开元城的位置》，《学习与探索》1982年1期。

[21]《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555页。

[22]详王绵厚：《辽代“衍州”与“鹤野”探考——兼论东京曷术馆女真部》，载陈述主编：《辽金史论集》（第三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

[23]《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555页。

[24]《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556页。

[25]《辽史》卷三十八《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462页。

[26]《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556页。

[27]《辽史》卷三十八《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460页。

[28]《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556页。

[29]《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556页。

[30]《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555页。

[31]《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556页。

[32]《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556页。

[33]《辽史》卷三十八《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458页。

[34]《元一统志》卷二，赵万里辑本。

[35]《高丽史》卷二十二《高宗纪》。

[36]《辽东志》卷七《艺文》。

[37]《安东县志》卷一《古迹》。

[38]详王绵厚：《辽代佛学字书（龙龛手镜）考略》，《社会科学辑刊》2001年第6期。

[39]《辽史》卷三十八《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466页。

[40]详王绵厚：《辽、金、元懿州豪州建置考——兼论元代“洪州”的来源》，《地名学研究》（第二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1]《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560页。

[42]详刘谦：《金代行政建置义州锦州、广宁等县城址考》，《辽金史研究动态》1984年第3期。

[43]《武经总要》前集卷二十三《北蕃地理》。

[44]《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册》（下），西安地图出版社2009年版，第282页。

[45]《东三省古迹遗闻续编》“康平县”条，辽宁省博物馆藏。

[46]《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554页。

[47]《辽宁史迹资料》“韩州”条，辽宁省博物馆1962年印本，第69页。

[48]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梨树县文物志》，1983年内刊本，第114页。

[49]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梨树县文物志》，1983年内刊本，第71页。

[50]周向永：《辽东行部志涉女真营寨地望研究》，载《辽宁省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会议论文集》，2013年。

[51]详阎万章：《金代华表山为千山考》，《地名学研究》（第二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52]《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555页。

[53]《金史》卷六十四《后妃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1518页。

[54]《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555页。

[55]《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556页。

[56]《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557页。

[57]《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553页。

[58]《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地区资料汇编》，第167页。

[59]《辽史》卷三十八《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474页。

[60]《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557页。

[61]详王绵厚：《辽金元三代哈斯关与哈斯关长城》，《旅顺博物馆学苑》，2009年。

[62]《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第554页。

[63]《岫岩县志》卷二。

第九章　元代（13—14世纪）中国东北与东北亚的区域交通与站赤分布

13世纪兴起于呼伦贝尔草原南北的蒙元帝国，是承鲜卑、契丹、室韦之后，疆域极盛的东北亚草原帝国。

元代继承的辽金时代发展起来的中国东北与东北亚的城镇、交通制度和交通路线，经过蒙金战争，遭到了严重破坏。《明一统志》记云，蒙元初期“城皆渤海、辽、金所建。元废，城址犹存”[1]。可见辽、金古城多在元初废弃。元朝建立后，建置州城，移民屯田，奖励农耕，开辟驿道，在广阔的蒙古汗国和元朝各行省地区，经济又逐渐恢复发展起来，民族迁融进入一个新时期。尤其是东北和岭北驿站的设立，对北部边疆的建设、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变迁都有重要意义，并为明、清两代东北亚地区政治、经济的开发以及交通、建置地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在元代的中国东北和东北亚地区，其陆路交通的分布，大都以北，以岭北行省为蒙元故地，连接由大都、上都和林汗城为主线的草原交通，这是元代的北方交通干道；东北则集中于辽阳行省的路、府、州、县；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水、陆交通，则基本上继承了辽、金两代的基础。在元代由大都北行元上都开平府和蒙古汗国和林的草原之道，则是新拓展的东北亚西部纵贯草原南北、岭北行省之南北通道。所以岭北和辽阳二行省，代表着14世纪东北亚交通的中心区域。本章在辽、金两代基础上，重点记述元代的岭北行省和辽阳行省，并涉及俄远东、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东北亚古代交通。

第一节　元代岭北和辽阳行省的站赤和驿道开设

有元一代“海宇会同”、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为了统驭边域，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在全国各地设立驿站，其星罗棋布，四通八达。元朝的驿站制度，始于太祖、太宗而完成于世祖时代。元朝的驿站（站赤）管理制度，是元朝统治机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担负着“通达边情，布宣号令”的重要任务。从站赤的分布看，元代北方交通主要是通向岭北行省的蒙元故地北方草原地区和东北方向的辽阳行省，而通向东北亚腹地的白山、黑水和朝鲜半岛的交通城站，也是当时东北亚核心区域的主要干线。

元代驿站详载于元文宗至顺年间（1330—1332）编纂的《经世大典》“站赤”部分，以及元顺帝至正年间（1341—1368）熊自得所撰的《析津志》“天下站名”部分。这两部书均已失传，所幸明初编《永乐大典》时，将这两部书部分收录下来[2]，为研究元代东北亚驿站提供了可靠的根据。

据元《经世大典·站赤》和《析津志·天下站名》记载，在岭北地区和辽阳等处行中书省范围内就各设立站赤120处。元代站赤之设，与历代相比，有如下历史特点：

其一，驿站开辟较早。成吉思汗时代的耶律楚材《西游录》记载：“戊子（1236），驰传来京。……道从以驰驿故，先给牌符。”此处的“驰驿”当指有站驿的交通。从其后《元史》中记载看，早在蒙古汗国的太宗窝阔台时期，已开始正式筹立驿传。其后站赤驿道的完善更成为庞大的蒙元帝国的基本国策。所谓“元制站赤者，驿传之译名也”。

其二，站赤种类齐备。元代把辽金以来的馆站、急递铺与站赤结合起来。元代站赤以其交通路线所经和交通工具的不同，分别称为陆站、水站、牛站、马站或狗站。即所谓“凡站，陆则以马、以牛，或以驴，或以车，而水则以舟。其给驿传玺书，谓之铺马圣旨”[3]。可见元代交通站赤设立之齐备，足称历史上的极盛时期。

其三，元代站赤和驿道分布的地域范围广泛。除京师往各行省主要干线外，“内而各卫，外而行省……遍设陆水站赤”[4]。终元一代，见于史籍，在元代“四汗国”以外，仅在元帝国本部疆土上，即设有“站赤一千四百九十六处”[5]，是历史上设立站赤最多的朝代。驿道的通达几乎遍及边隅海角和各个汗国。

其四，元代站赤连接边腹要镇，主要服务于军事。其中以大都为中心通向东北者，主要是三个方向：一是通向“岭北行省”；二是通向辽阳行省“大宁路”和全宁路以北的元代初兴之地；三是通向以辽阳、咸平为中心的辽金始兴“东京”之地，以控制女真、高丽。

其五，元代站赤和驿道的管理制度渐趋完备，是历史上邮驿制度的集大成时期。当时在军情和驿务繁忙的大都（燕京）和上都（开平）等地，还专设“急递铺”制度，对明、清两代均有影响。《元史》卷一百零一《兵志四》记载：“世祖时，自燕京至开平府，复自开平府至京兆，始验地里远近，人数多寡、立急递站铺。”站赤网络和急递铺等，将宋、辽、金的旧馆站与元代驿传制度结合在汗国的广阔区域内。

综上，从终元一代约一个世纪的交通地理来看，以北方而论，当时从元大都（今北京）通往岭北“和林”，有蒙古汗廷、上都和大都的草原驿道；东北方向的各条驿道和站赤，从建置上多是沿用辽、金以来旧道。在辽金故道不达的地区，又开辟了一些新驿道。《经世大典》“站赤”部分所载驿站只有各站所置的车马数，而无各站间方位里数，而《析津志·天下站名》所载的驿站，虽无车马数，但有各驿站间的方位里数，因此二者可互为补充。今据元人诸北行记录和《析津志》“天下站名”部分所载的各路驿站情况分述如下各节。

第二节　元代由大都通向岭北行省和林的草原交通道

元代岭北行省的草原之道，实际上是在元建国前由辽、金燕京（今北京），北出石门关（今八达岭北口），通向宣府（今河北宣化）、归仁和恒州，延向“西北路招讨司”等北行干道。元迁都北京后，则是由元大都北行元上都开平府和汗廷和林（元代和林宣尉司和岭北行省治所）的草原之道。在辽代燕京和金中都基础上建立的元大都（今北京）是13世纪以后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也是当时东北亚地区诸国的经济、文化、金融中心和交通辐集中心。在中国东北，其交通的干道，则以岭北和辽阳行省为主要方向。

今据元人王恽《开平纪行》和张德辉《岭北纪行》等文献[6]，在诸先贤已为疏证的基础上，专就这一交通地理的经由，以北行城站为序，参证古今交通地理，略索记其北行驿道经地。

一、元大都之析津府

这是辽、金、元以来由中原北出草原的千年古道的发轫和枢纽。在汉魏时为“幽州”故地，进至辽、金以后，则为燕京和金中都所在，元代称“析津府”。元文宗至顺年间编纂的《经世大典·站赤》中，详记《析津志·天下站名》，就是以元大都为中心的元代交通城站的集大成之作。当时大都（今北京）也成为元代北出岭北和辽阳二行省的发轫重地和全国交通站赤辐集的中心。

二、京北双塔铺与新店驿

元代北京以北的双塔铺和新店驿，均在今北京昌平地界。张德辉《岭北记行》记，由燕京“居旬日而行，北过双塔铺、新店驿”。清《顺天府志》记载“昌平县急递铺”中有“双塔铺”，古迹有双塔，为京北第一急递铺站。而“新店驿”，一称京北“龙虎台”。元顺帝至元年间，周伯琦扈从顺帝北巡上都时称，“龙虎台在昌平县境，又名新店”。故地应在昌平西南沙河新店附近，据周伯琦记“距京师仅百里”。今昌平南沙河，适在京北百里，其地正位于由北京进入居庸关的南部隘口，当为元代“新店”驿站所在。

三、南口与居庸关

南口即居庸关南口，今地名不易，仍称京北昌平“南口”，为昌平北行第一大站铺。其北十余公里之居庸关，古今为京北锁钥、交通要隘。20世纪60年代中叶，笔者就读北京大学，曾驻读昌平分校附近太平庄数月。其间周日闲暇，曾与同窗遍游昌平、南口、居庸、十三陵等诸地。时在南口、居庸关一带尚存有明城墙遗迹。当时虽尚未以交通史迹观之，然观其雄峙京北百里门户之要冲，今实可联想起宋、元人记录之京北《行程录》之交通真切。“南口”者，则为由古代京北出关之交通隘口也。自汉魏以降，至元、明、清素为京北出居庸关的钥匙之地。1966年早春，笔者与北大同班同学覃圣敏，过北京南口赴居庸关观游，曾赠圣敏《居庸关》即兴诗作：“渡罢南口到居庸，蓟北天堑古今同。燕岭之巅望残雪，北顾雄关接苍穹。”当时第一次亲观南口以北长城的第一雄关——居庸关，其气势磅礴、古今实为京北险隘，在元代其关城亦相当雄峻。故元代诗人萨都剌在《过居庸关》诗中即有“关门铸铁半空倚”，可见其雄关之势。出居庸关以北则到达延庆县之八达岭。

元大都北行岭北行省和林草原交通示意图

四、八达岭与北口

由居庸关北行十余里，则至八达岭元明长城隘口要地，今为京北名胜。张氏《岭北纪行》谓，“出（居庸）关之北口则西行”。此“北口”即今八达岭之北岔道口，今称“岔道城”，以与居庸关南之“南口”相对应。此北口，今属北京市延庆县地。其出八达岭之“北口”，由“岔道城”分途，可有东、西二途北行：其东经怀柔、密云北境入潮白河出古北口；而西北行经河北榆林驿、怀来县，赴元上都以北。本节所记，则为后者，即由北口出三堡岔道，西北行元上都与和林的故道。两条交叉路南距居庸关七八里，史称“上关门”，因其古道亦称上关古道。

五、榆林驿

出八达岭西北行之首站“榆林驿”，亦为古驿。《辽史》“西京道东胜州”条：“隋开皇七年置胜州，大业五年改榆林郡。”[7]其下属之“榆林县”当为古站地。王珲《开平纪行》亦记出八达岭后，“午饭榆林驿”。周伯琦至此的《纪行诗》则有：“此地名榆林，自汉相传旧。”故地当为今居庸关西北25余公里，北出八达岭西北12.5公里之旧榆林站，地属今怀来县境。在汉代则为北出幽州、去往怀来之上谷郡、赴匈奴左部之旧道，故在元人的《纪行诗》中谓“自汉相传旧”，即从汉代以来已经是通往漠北的古道。

六、雷家店

以榆林驿北行之里程计雷家店，当在榆林驿之北，今地当为河北省旧涿鹿县附近。旧时亦属怀来县。此地为出长城去张北的交通与军事重镇。其站地距新保安附近，应在今桑干河南下花园站东南。

七、怀来县

怀来为旧县，千年来地名传续至今。辽以前称“怀戎县”，辽太祖将“怀戎”改名“怀来”，见于《辽史·地理志》。金一度改名“妫川县”。王恽《开平记行》，过榆林驿后，“举目已莽苍沙碛，盖古妫川也” 。元复旧名，故地在今怀来县西南怀来镇。出怀来镇经“鸡鸣山”北行今宣化，一路均为辽、金、元、明以来之京北交通要衢。

八、宣德州

辽时为旧“归化州”。《金史》卷二十四“西京路宣德州”条：“辽改晋武州为归化州雄川武军，大定七年更为宣化州，八年复更为宣德（州）。”可知张德辉北行时，此地仍称为宣德州。该“归化州”和“宣德州”，屡见于宋、元人北行记录，古今为燕北重镇，明代尝为“九边”中之“宣府镇”，故地即今河北宣化。

九、宣平驿

元代宣平驿，明代为蓟镇边墙上“宣平堡”。《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同引上条“宣德州宣平县”条：“承安二年以大新镇置，以北边用兵尝驻此地也。”可见宣平为去北虏必经之地。驿当以县得名，故地在今张家口西北之宣平堡。

十、得胜口与扼胡岭

《岭北记行》中称“出得胜口，抵扼胡岭”，又称“野狐岭”。故地当在今张家口西北约15公里翠屏山关口。《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抚州柔远县”条注：“得胜口旧名北望淀，大定二十年更。”故地为明万全右卫。永乐八年明成祖北伐故元顺帝余部，亦经由此关隘。出得胜口之扼胡岭，则在今张北县南约25公里，接万全县庙儿沟长城之险隘关口，为历代北出蒙古草原的必经之地。

十一、孛落驿与元上都

张德辉《岭北纪行》谓出扼胡岭“下有驿曰孛落。自是以北，诸驿皆蒙古部族所分主也，每驿各以主者之名名之”。可知“孛落驿”应即以蒙古部落首领得名的驿站。其站地过扼胡岭，向西北去往和林和东北去往开平府的分途点，故地应在今张家口35公里张北县南。由此分途，其东北路可至元“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则转至今内蒙古自治区闪电河流域之正蓝旗境内的“金莲川”，可至元上都旧地“开平府”，即当年忽必烈最早称汗的上都故地，其站道在元代《经世大典·站赤》中称为“孛老站道”。

元代从“孛落驿”正北行，可通向岭北行省的和林。应当指出，大都北行至此的草原交通，如转而东北则至闪电河上的元上都开平府、这是从忽必烈称蒙古大汗前，已于蒙古宪宗六年（1256）修建的草原名城，初名开平府。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在此即蒙古汗位，1264年改开平府为上都，在元代是仅次于大都、与和林并重的草原名都。1275年（元世祖至元十二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随父亲不远万里，从水城威尼斯来到亚洲腹地的元上都谒见忽必烈。他当年在游记中记载“终抵一城，名曰上都，现在位大汗（忽必烈）所建”[8]，即指该城。故址位于今正蓝旗五一农场、滦河上游闪电河北岸。元上都不仅是蒙元时期的中兴之都，也是迁都大都北京后的重要“陪都”和元帝盛夏避暑行幸的“行宫”所在地，在终元一代具有重要历史地位。

1998年晚秋，笔者在参加北方十省区博物馆馆长业务会议期间，曾亲自考察过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闪电河（古金莲川）上的这座800年前草原名都。观其在秋风败草中隐见残垣断壁，仍有王都葱茏之气。时乃触景生情：“荒城大漠驻雕鞍，古垒依稀傍莲川。北渐朔风浸草木，南归雁阵恋排班。龙冈远眺风云暗，虎骑遥思岁月还。世祖彫弓今安在，长弦力挽定江山。” 草罢七言以后，俯瞰这草原上之名城残迹，愈感到这座蒙元草原古都和东亚交通重镇的人文胜迹之丰厚。如今元上都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地。

上述七八百年来连接元大都、上都的草原干道，一直是继汉唐、辽金以来，东北亚草原地区的南北枢纽交通。元时由上都北行辽中京、上京，可赴和林，进入大漠草原；西行归化（宣化）、大同（辽金西京）、丰州（呼和浩特）、九原，可接西域沙州（今敦煌）；东经围场、宁城（辽金中京）、兴中府（朝阳），可去辽海和朝鲜半岛，实为古代东北亚万里“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长城塞外的真正交会点和北方草原上的交通枢纽。

元上都遗址（引自《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分册》）

十二、抚州

离“孛落驿”北行的草原抚州，原为辽代头下州之一。《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辽秦国大长公主建为州。……承安二年升为节镇，军名镇宁。”其首县柔远境有双山、鸳鸯泊、得胜口等，亦曾为辽金“捺钵”故地。故址即今河北省张北县，蒙语音为“哈剌巴尔哈孙”。

十三、昌州

《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上》，昌州“明昌七年以狗泺复置”。其地为临金界壕之地。按《金史·地理志》，“（界壕）而西历临潢、金山，跨庆、桓、抚、昌”诸州，其首县（唯一属县）宝山“有狗泺，国言曰押恩尼要”。遗址在今内蒙古太仆镇西南九连城（今属沽源县），其地又名黑城子之地。其地自辽、金、元以来，为燕、蓟北部边州，与蒙古（室韦）草原的分界带有金界壕。也是由元大都北京，分别向北通向岭北行省和林和东北去元上都的重要岭北草原重镇，亦为辽金“捺钵”旧地之一。

在昌州之北，张德辉《岭北纪行》又记，“州之北行百余里，有故垒隐然” 。此当为金代西北界壕遗迹。王国维先生《金界壕考》之谓“桓、抚、昌三州以北界壕，并西北路界壕”[9]。这是当时金与蒙古的西北分界，亦证“昌州”必在今内蒙古太仆镇黑城子之南境[10]。

十四、沙陀四驿

此行即《岭北纪行》过金界壕后，沿今正蓝旗和正镶白旗以北的浑善达克沙地东缘，“始入沙陀”的“无块石壤”的草原古道。正如清人张穆在《蒙古游牧记》自序中说，“（蒙古）以畜牧为业，不常厥居，且译语多歧，无从考证”。所以此“凡经六驿”而出陀，应旬日西行至“鱼儿泊”。此行当在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境内西北的草原之道。其一路经由，应至今锡林浩特市南的乌日图塔拉苏木东北一线，向北而达“鱼儿泊”以西。近年在内蒙古文物“三普”中发现的锡林郭勒盟太仆寺镇的“宝日浩特”古城址[11]，应即元代岭北沙陀“六驿”中的重要驿城之一。

十五、鱼儿泊

张德辉《岭北纪行》记：“泊有二焉，周广百余里，中有陆道，达于南北。泊之东涯有公主离宫，宫之外垣高丈余。”

从《纪行》可知有此二泡，其一鱼儿泊有“公主离宫”，应即辽代的“达里淀”，今称达里诺尔湖，为克什克腾西北草原最大的湖泊。20世纪70年代，克旗属辽宁境，笔者时在辽宁博物馆从事考古工作，曾亲赴赤峰左、右旗和克旗一带考古调查，初踏草原道途迷茫，尝访诸草原牧民。言克旗境内的达里诺尔湖畔有应昌路古城。其地位于今克什克腾旗西百余里达里诺尔湖西南，靠近正蓝旗元上都以北，又在锡林浩特以南的草原古道枢纽，至今有元“应昌路新建儒学记”碑。而《岭北纪行》中的“公主离宫”，应即至元七年鲁国大长公主也速不花所建私城。元世祖前至元二十三年升为应昌路。元顺帝北败漠北时，亦尝暂居于此，为草原重镇。由应昌城达里诺尔湖西北行四驿，即至金界壕界。

十六、鱼儿泊外一十五驿

《岭北纪行》谓：“自（鱼儿泊）之西北行四驿，有长城颓址。……前朝所筑之外堡也。自外堡行一十五驿。”此“前朝外堡”，必指金代西北界壕。考察古今史迹，此行是由今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湖西北行出金代界壕，西北再去和林道。据王国维《金界壕考》（见《燕京学报》一期）考证和现存遗迹看，这一段金界壕，即在今内蒙古锡林浩特盟阿巴嘎旗西北巴颜图嘎苏木甘珠庙等，北至蒙古国苏赫巴托尔省内一段金界壕。在今锡盟境内尚存165公里[12]。自锡盟境内的这段金界壕“外行一十五驿”，皆草原之道，必有千里之程。其西北行草原大漠中，因少有城郭里距，而以驻帐“馆驿”名之，方位不可确指。但当年张德辉在《岭北纪行》中云，终抵一河，曰“胪朐河”。可知由“鱼儿泊”北行千余里至此“胪朐河”，必在今蒙古国境内之黑龙江上源之克鲁伦河为是。

十七、驴驹河

《岭北纪行》曰：“此语云翕陆连，汉言驴驹河也。”其水早见于汉魏史籍，又称“卢朐河”或胪朐河。即今黑龙江上游注入呼伦池的克鲁伦河。早在成吉思汗时期，长春真人丘处机参谒大汗曾道出“胪朐河”。其《游记》载，壬午（1222）年五月“抵陆局河。……行十有六日，河势绕西北山去，不得穷其源，西南泊驿路”[13]。此处的“陆局河”即“胪朐河”谐音。其西北行，则去克鲁伦河上游，终达蒙元时代的蒙古汗廷之“和林”城。城即在克鲁伦河上游西南萨里川和西北支“和林川”上，当时亦有“驿路”。

十八、黑山

《岭北纪行》曰：“（驴驹河）河北有大山，曰窟速吾，汉言黑山也。”

此黑山，非辽代上京道所在的黑山，唯见于宋元以后或指北边之山。从在卢朐河（克鲁伦河）以北的方位看，应主要指今蒙古国境内之肯特山及余脉，汉以前古来即为塞外草原大漠之名山“卢朐山”。草原民族向来以北方之“黑山”为圣山，如辽代称祖陵之炭山亦为“黑山”，此处乃泛指蒙元之圣山矣。

十九、防州及其西北三驿

《岭北纪行》云：“遵（胪朐）河而西，行一驿，有契丹所筑故城。……由故城西北行三驿……又经一驿，过大泽泊。”

此行虽无地名，但“契丹故城”和“大泽泊”的地理坐标明确。前者当王国维先生考证之“防州”。《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上京道”所辖之“防边城”中说，“辽国西北界防边城，因屯戍而立，务据形胜，不资丁赋”[14]。故防、维二州条，其下无细文，乃独屯戍之城也。至此《纪行》云：“行不过一舍，止不过信宿，所过无名山大川，不可殚记。”其故址当在蒙古国温都尔希勒特以东的乌兰巴尔哈逊古城（俗称红城）一带古城遗址。茫茫草原，唯以山川记行程，止不过信宿而山川不可胜记，乃草原古今交通之真况。后者应即离“防州” 三驿程的“大泽泊”，地应即今鄂尔浑河上游之“额归泊”，其西行百里即至和林，到达了从窝阔台、蒙哥汗、贵由三代汗廷，直至忽必烈初期的漠北汗城。这是从辽代西北之“防州”到达蒙古汗国时期的西北边域的草原之道。

二十、和林

《岭北纪行》之目的地为和林，此为蒙古草原中北部最重要的草原都邑。蒙古窝阔台汗七年（1235，宋端平二年）汗国建都于此。忽必烈迁都北京后，改设为和林宣慰都元帅府，大德十一年（1307）又设“岭北行省”。故当1247年时，仍为蒙古汗国都城。此行张德辉亲记：“自（额归泊）泊之南而西，分道入和林城，相去约百里。……泊之正西有小故城，亦契丹所筑也。”

此行坐标记载明确。由“乌盖依诺尔泊”（额归泊）西南百里即至“和林城”，一称“哈剌和林”。城在和林川上，古今为漠北重镇。其故城在今蒙古国乌兰巴托西北之鄂尔浑河（和林川）上游东岸。这是东北亚古代交通史上，实际意义上的西北极边的元、明以前的草原第一重镇，也是本书记录的东北亚最西北部的最大交通都邑坐标。

而所谓泊之西的“契丹故城”，以王国维先生考见，“今泊西有湖名Tsaidam者，其旁有废城，《苾伽可汗》及《阙特勒》二碑，皆在其左右”[15]。

上述先贤考证及碑志所在史迹明确。此处和林附近的“额归泊”之西的“故城”、“故碑”，乃唐代之“安北都护府”与“瀚海都督府”之北廷所在地，亦是辽、金、元以来，元大都（辽金燕京）西北草原漠北之边境与交通重镇。至此可窥见从唐代之“安北都护府”、辽代之“防州”至元代“岭北”的古道相沿。至此完成了元代的草原大漠间岭北之行，亦为张德辉等《岭北记行》之终点。

第三节　由大都东北行辽阳行省的诸条干线

元大都东北行，主干道有大都至大宁、大都至阿木哥大王府和开原北西祥州诸道三条，以下分述之。

一、从元大都通往大宁的道路

大都即今北京。而“大宁”元初称北京，即辽、金之中京，是元代北京路总管府的所在地。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改为大宁路，即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城（天义）西20公里老哈河左岸大明城。从大都到大宁有两条道路，即从大都东行，经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区）到蓟州（原河北省蓟县，今属天津市），由此可分两路可通往大宁路。根据《析津志·天下站名》等记载，此北行的两路是：

元代辽阳行省交通路线图

其一路，是从蓟州“东北行八十里遵化，九十里东北滦阳，六十里富民，百二十里宽河，一百里神山，一百里富峪、北京（今大宁）”。“神山”即辽代泽州神山县故址，在今河北省平原县城东南12.5公里的会州古城（周长3500余米），后来金元惠州、明代会州卫均治于此。会州城在盆地中四周环山，是南经喜峰口到北京，北沿瀑河到大宁城必经之地。“富峪站”在今宁城县甸子乡黑城村古城，在黑河与老哈河汇合处北岸。黑城元时又称新城，在旧城西南。这条路线是辽金以来从今北京出发，经通县、蓟县到遵化，由遵化东北行过滦河、喜峰口，然后沿瀑河（即辽代的陷河，在今宽城、平泉两县境内）北行，经宽城、平泉，到老哈河与黑河汇合处的富峪（新城），然后沿老哈河北行到宁城县大明城（大宁）。这条道路也是辽代从南京（今北京）出“松亭关”，东北到中京（今宁城县大明城），以及前章所述金代从“中都（今北京）”到“北京大定府”（今宁城县大明城）的故道[16]。已考见于辽、金两代，不详述。

另一路是从“蓟州东南一百二十里玉田，正东八十里丰润、七崮岭，八十里永平，正东五十里建昌，四十里上滦，八十里大姑，九十（里）新店，七十里木思，六十里甜水，六十里家店，七十里城子，八十里大部落、北京，至此分二路”。此路其一北行过西拉木伦河至辽上京故道；其二东行经建平则至今朝阳进入辽西。这条路线也是从今北京出发，东北到蓟县，然后从蓟县东南行，经玉田、丰润过滦河，沿青龙河北上，经凌源、建平（叶柏寿）到宁城县大明城。辽、金、元初时代，大宁城仍称“北京”，是辽西交通枢纽重镇。在渝关以北，大宁也是东北西南地区的交通重镇和经济、文化中心，从这里延伸可通往东北各地。

二、从大宁通向“阿木哥大王府”和“驿安”道

据《析津志》记载，从大宁可分途两路：“一路正北至阿木哥大王府；一路正东行至驿安。”

（一）从大宁北行的道路和驿站

“大宁北京八十（里）正北恩州，八十里花道，八十里狗群，东北三十里高州，正北阿木哥大王府。”

大宁一称“北京”，即今宁城县西20公里的大明城。恩州本汉新安平县地，辽太宗建恩州于此。金废恩州设为恩化镇入大定县，其故城立为传舍。故址在今赤峰市喀喇沁旗西桥镇西七家子村南古城。据实地考察，古城内既有汉代绳纹瓦，也有辽代兽面瓦当。花道、狗群两站当今何地不详。但“高州”应在大宁之北、松山州之东[17]，故址即今赤峰市东元宝山区兴隆坡村东北哈拉木头古城（周长2500米）。古城在英金河与老哈河汇流处的老哈河左岸。从高州北行到阿木哥大王府之间的驿站《析津志》中失载，因此，这条路线难以确指。但从高州北行应走辽金以来的旧道，即从大宁沿老哈河北行到高州，然后从高州北行到临潢府（今巴林左旗）[18]。由此再北行，经今扎鲁特旗、突泉县双城子（辽金古城）、科右中旗吐列毛都古城（辽金古城）到科右前旗公主岭古城（辽金时代的金山县）。然后沿洮儿河西北行，过金界壕，沿哈拉哈河到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左旗阿木古郎镇，由此沿乌尔逊河，即吾失温河，北行到新巴尔虎左旗吉布胡郎图苏木乡内的“甘珠花古城”，即终到元代“阿木哥大王府”。此路之“阿木哥大王府”是重要节点坐标。另一条路，走的是从呼伦贝尔南行、经蒙古草原进古北口以达北京的道路。即从元代“阿木哥大王府”沿乌尔逊河、哈拉哈河南下，经蒙古大草原，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西乌珠穆沁旗的东部东南行，越过大兴安岭以后，沿乌尔吉木伦河到达巴林左旗（上京临潢府）。由此南下经高州到大宁。从高州到阿木哥大王府的驿站《析津志》中亦失载，但从上节张德辉《岭北纪行》看，应是从元上都开平府，北行过辽上京以北的呼伦贝尔草原故道，即元代“岭北行省”中由“上都”正北通向呼伦湖畔甘珠花古城（阿木哥大王府）的草原古道。

（二）从大宁东行到驿安的道路和驿站

《析津志》记载是：“大宁北京……正东一百里叉（义）道，一百十里西部落，七十五里桥子站，东南七十里鹿窖，一百二十里柳树部落，一百二十里驿安。”[19]至此分两路。从大宁东行六百里到驿安的方向里程来看，这条路线当是从今宁城县大明城（大宁）出发东行，经建平（叶柏寿），沿大凌河东北行，经朝阳（金、元兴中府）、北票黑城子（金、元川州城）到今阜新境内的红帽子古城（即“成州”驿安站）[20]。

（三）由辽西驿安东行驿道：驿安是元代辽西驿站的枢纽

《析津志》记载，由驿安转行“至此又分二路：一路东北行至西祥州（原作西洋州）；一路南行转东南至沈州”。

其东北行的路线是：“驿安东北百五十里洪州，百二十五里宁昌，百二十里庆云，正东偏南（脱里数）咸（原误作成）平府大安。正北一百十里贾道铺，正东微北（为正北微东之误）一百一十里韩州，（脱里数）信州、大水滦。正东百二十里十八里（十八里为地名），九十里胡里出，东北百二十里至西洋州（应即西祥州）。”由此可转向北金上京会宁府的故道。

在这条由驿安东北行辽金两代黄龙府的故道，其发轫站为元代懿州境内的驿安。驿安在洪州西南“百五十里”，洪州在宁昌西南“百二十五里”，而宁昌又在庆云站（今辽宁省康平县辽河西岸小塔子村古城）的西南“百二十里”处。据《辽东志》卷九“开原西陆路”条载，大致为庆云站—熊山站—洪州站—懿州。由此可知，熊山站和洪州站，当在庆云站和懿州（今辽宁省阜新县北54公里的塔营子古城）之间，当今法库县和彰武县境内。因此，推定在洪州西南“百五十里”的驿安，当在今阜新县境内的红帽子古城（辽成州）。元明时代的熊山站，应即辽代“熊山县”的所在地，在开原城“西北一百九十里，在辽河西岸”[21]。庆云县即元代庆云站，在“开原城西八十里，有塔存焉”[22]。由此可知，“熊山站”应在今康平县小塔子村古城之西110里（55公里）处，当今法库县的西部。以《析津志》记载距“庆云站”（康平小塔子）西“一百一十里”，参证考古发现当在今法库县西八虎山下的城四家子古城。其西去彰武苇子沟古城（洪州站）恰好一日程。“洪州”在熊山之西，经调查则当在今法库县的西部、今彰武县苇子沟古城。“宁昌站”在庆云站之西南“百二十里”处，正当熊山站之西附近，当今阜新塔营子以北。而上述“咸平府大安站”应在今开原老城镇。由咸平府沿着辽金以来的旧道北上。经“贾道铺”（今辽宁省昌图县此路镇四合屯古城）、“韩州”（今吉林省梨树县偏脸城）、“信州”（今怀德县秦家屯古城）、“大水滦”（今农安县境内的波罗泡子）东北行，最后到“西祥州”，即今农安县城东北30公里的万金塔古城。这是辽金时由黄龙府去往会宁府的古道，在前章许亢宗《奉使行程录》中，则为由黄龙府到金上京的后段交通，已详述于前。元代应沿用了这条古道。

（四）《析津志》中记载的另一路，是从驿安东南行转东到沈州的路线

“驿安正南百二十（里）懿州熊山，百一十（里）驿昌，一百（里）崖头，正东百二十（里）彰义。自此分二路：一路正东至沈州；一路正东偏南至洞仙。”从上述熊山和洪州的方位来看，这里所说的“驿安正南百二十（里）懿州熊山”和“驿安东北百五十里（到）洪州”的记载有矛盾，当属误记。“驿昌”当在今鸭绿江右岸；崖头当今何地不详，应在新民东南。而崖头以东的“彰义”方位明确，辽代为沈州西南六十里的“广州”，金代降为彰义县，故地确知在今沈阳市西南30公里彰驿北之大高花堡古城。古今为沈州西南交通要路。从彰义一路东北六十里到沈州（今沈阳），另一路从“彰义正东沈州，正南百二十（里）东京，东南六十（里）头馆，正东六十五（里）甜水。正东微南六十（里）连山，七十（里）龙凤，七十（里）斜烈，七十（里）开州，六十（里）汤站（原作阳，今汤山城），四十（里）驿昌站”。《析津志》上述记的是从沈阳（彰义）、辽阳（东京），东南过鸭绿江去高丽的故道，故“驿昌”必在鸭绿江西岸。从“驿昌”过鸭绿江东方到“东宁路”（今朝鲜平壤）、洞仙等地，亦为辽金以前由辽东通往朝鲜半岛的古道。

此路之“彰义”，前已指为今沈阳市西南彰驿北之大高花堡古城 ；则东京之辽阳“头馆”，应在今辽阳东南汤河下游安平一带；“甜水站”在今辽阳东南一百余里之本溪甜水镇；“连山”在甜水站“东南六十里”即今本溪的连山关。“龙凤”站以龙凤山得名。《盛京通志》记，龙凤山“在辽阳城西北八十五里” ，今为凤城城北的通远堡镇。“斜烈”站位于“凤凰城西六十里”，今为薛礼站，清代亦书“雪里站”[23]。“开州站”，应以辽代旧开州得名。明《辽东志》：开州城“即今凤凰堡”，今地为今凤城市。“汤站”今凤城南之汤山城。驿昌站即东驿昌站，应是元代“婆娑府”的所在地，在今丹东北的九连城。[24]辽阳路是元代辽阳行省的所在地，这里四通八达。元代从东京辽阳通往驿昌即婆娑府的道路，金代从东京辽阳府通往婆速府、明代从辽东都司（今辽阳）通往镇江城（今丹九连城古城）的道路，与当代从辽阳通往丹东去朝鲜的铁路、公路线基本相同。过“驿昌”（九连城）渡鸭绿江东，即进入朝鲜半岛之元代“东宁路”，而至王氏“高丽”的“西京”（今平壤）。

三、以“西祥州”为中转的北行诸交通道

元代东北从西祥州出发，有北行、东南行、东北行的三条道路，可分列如次：

（一）从西祥州（今农安东北30公里的万金塔古城）北行经肇州（今黑龙江省肇东市四站镇八里城），又西行转北行到吉（今齐齐哈尔）

《析津志》记：“西祥州正北斡母，百二十肇州，正东北（正西或西北之误）三十（三百里之误）塔鲁，东北（西或西北之误）百四十（里）泰州，百二十（里）离帕合，一百迪失吉，正北一百吉答。至此分二路：一路东行（实为东北行）至失宝赤万户；一路西行至吾失温。其西接阿木哥。”这其中所载驿站间的方向、里数有明显的错误，今据金元古城的分布情况予以改正。这条路线当是从今农安万金塔古城（西祥州）正北行，经斡母（今扶余县境内）到肇州（今肇东八里城）。从肇州西行到塔鲁（今前郭县八郎乡他虎城）、泰州（今泰安县塔子城）。由泰州正北行到吉答（今齐齐哈尔），金代则为东北路招讨司乌古、敌烈部“庞葛城”所在。元代基本上亦沿袭辽金故道。

（二）从“吉答”又分东北行到“失宝赤万户府”和西行到“阿木哥大王府”

这是从嫩江中游通向黑龙江下游和西行呼伦贝尔蒙古草原的两条元代站道，是通向蒙元故地的重要交通道。

第一，《析津志》记从吉答到失宝赤万户府的道路是：“吉答正东牙剌，百二十（里）撚站，百二十（里）苦怜，八十（里）奴迷，百三十（里）失怜，百四十（里）和伦，百一十（里）海里、揑耒，一百（里）阿余站，失宝赤万户。”“吉答”已知即今齐齐哈尔市旧站。“牙剌”今富峪县塔合；“撚站”今富峪县友宁乡富宁屯“粘年驿”；“苦怜”今讷河县布拉哈；“奴迷”今讷河县；“失怜”今嫩江县南依拉克驿；“和伦”今嫩江县科洛；“海里”今嫩江县东北喀尔尼里吉（四站）；“揑耒”今嫩江县木古穆里，又作库穆尔或“三站”；“阿余站”今爱辉（瑷珲）西南额余尔。以上俱元代蒙古语。关于“失宝赤（又书昔宝赤、屯宝直）万户府”的位置，一说在今黑龙江省孙吴县霍尔莫津屯[25]；一说在今黑龙江东岸俄罗斯境内的海兰泡（江东六十四屯）西普奇屯附近的古城[26]。《清一统志》记载，这一古城“周九百四十步，门四，不知何国所筑，本朝康熙二十二年初复修筑此城”。此应即指旧瑷珲城[27]。在新瑷珲城（今黑河市南30公里的爱辉镇）东北10公里、黑龙江的东岸。在这一古城北附近直到清代还有“西普奇”（亦称塞布奇、色不气）的屯名，“西普奇”即“失宝赤”的转音。元世祖命博尔术追击乃颜余党的叛乱时，其中谈到“追及两河”和“乃倍道兼行过黑龙江，捣其巢穴”，“夷其城，抚其民而还”[28]。又据《元史·口儿吉传》载，口儿吉“子的迷的儿，由玉典赤改百户，领阿速军，从指挥玉爪失（即玉哇失）征叛王乃颜，却金刚奴军（即金家奴军）于失宝直（赤）之地，降哈丹秃鲁于，累以功受赏”[29]。从“却金刚奴军于失宝直之地”的记载可知，“捣其巢穴”“夷其城”是指失宝直即“失宝赤”万户府的所在地，亦即今黑龙江东岸的瑷珲旧城。元朝从“吉答”通往失宝赤万户府的道路，与后来清朝从齐齐哈尔通往瑷珲的道路基本相同，即沿嫩江北上通往黑龙江中游黑河（瑷珲）的戍边交通道古今相沿（同见元代辽阳行省站赤图）。

第二，从吉答西行到吾失温、阿木哥大王府的道路。《析津志》记载的是：“吉答，正西吾怜、谋丹、招安、啖鲁、斜鲁、唆吉、纳的、移里迷、桓端吉、回引、忙剌、吾失温，其西阿木哥。”这一段道路没有各驿站间的距离里数的记载。其中的“啖鲁”，应即今雅鲁河；“移里迷”，即今伊敏河；“回引”，即今呼伦贝尔盟鄂温克旗辉河大桥东岸附近。以下的“忙剌”，即今呼盟新巴尔虎左旗东乡茫来屯。而“吾失温”是这条路线的终点站，该城在今新巴尔虎左旗吉布胡郎图苏木乡内的古城，即“甘珠花古城”。城内有辽代和金元代文物，应即“吾失温站”地界。在吾失温河即兀儿失温河口（今乌尔逊河口）东岸，除甘珠花古城外，曾发现“祥州站印”一方[30]。一般来说，驿站均在州县城镇附近，因此，新巴尔虎左旗甘珠花古城（城东）的“祥州站印”出土的地址，应即“吾失温站”的所在地。其站西接“阿木哥大王府”，所以“吾失温站”西之今甘珠花古城，前已考当为元代“阿木哥大王府”的所在地。在甘珠花古城及附近的那木古尔庙一带，已地处呼伦湖东岸、乌尔逊河口，自古以来就是呼伦贝尔草原集市贸易的中心。有人以今新巴尔虎左旗阿木古郎镇或其南四十里哈拉河北岸的元代遗址为“阿木哥大王府”的所在地，但这里在吾失温站之南，与站道其西接阿木哥大王府的记载不符，并且这里站道既非终点，也没有元代古城址和古印出土，故不应是阿木哥大王府的所在地。而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新巴尔虎左旗的吉布胡郎图苏木甘珠花村，有边长240米的辽、金、元古城[31]。其遗物和方位明确，当为有站印佐证的元代北边重要的交通重镇、“阿木哥大王府”所在地。

从上述所载驿站的方位来看，这条道路是从大兴安岭东部嫩江流域通往大兴安岭以西呼伦贝尔地区的草原古道。与从今齐齐哈尔市沿雅鲁河西北行，过大兴安岭，然后沿海拉尔河西行，到（博克图）、牙克石、海拉尔、陈巴尔虎旗的交通路线基本相同。其西行即至呼伦湖以西的蒙元始兴故地，从汉魏以降，历经千年，向来为黑龙江上游蒙古草原交通的重要路段。

（三）从西祥州东南行到唆吉的道路

据《析津志》记载：“（西祥州）正南八十（里）特甫、建州，东南一百（里）石敦，一百（里）散迭，正东一百（里）阿忽，一百（里）禅春，一百（里）阿母，一百二十（里）阿剌，一百二十（里）唆吉。至此分二路：一路正东微北至永明城；一路正东南至合懒丹（丹应为府之误）”。

从西祥州 （今农安东北30公里万金塔古城）经建州（今吉林市一带）到唆吉（今敦化），这段路线的驿站方位，有一些目前还难以推定。但建州和唆吉两地的方位明确后，再参考现存金、元古城的分布情况，可以推定其基本走向。从其间金元古城的分布情况来看，当和今从吉林到敦化的铁路线基本相同。《析津志》从西祥州和建州的方位来看，从西祥州到建州的方向里数记载有明显错误。从今农安万金塔古城到吉林间的古城分布情况来看，从西祥州到建州的路线，当是从今万金塔古城东行，到德惠县夏家店城子下古城，然后再东行，经德惠县朝阳乡双城子、榆树县大坡古城，由此南下，经舒兰县红旗古城到吉林市。这条路线也是现在从万金塔经德惠、舒兰到吉林市的公路干线。元代由建州到唆吉，即从今吉林东北行，沿今铁路沿线附近的金代古城，东行到敦化等牡丹江上游，亦是一条古道。2012年8月，作者再次与省辽金史学会同仁，经由黑龙江省依兰沿牡丹江驱车南下，过牡丹岭经敦化，而至松花江流域的吉林市；再西南沿柳河、辉发河，过龙岗取沈吉路返回沈阳。其现代公路的方向，除凿山开路段外，其他山川道亦基本为上述古道。

另一路从“唆吉”（今敦化）正东微北行到“永明城”和正东南行到“合懒府”。古今亦有两条路线。

第一，唆吉“正东微北百二十里石迪，正东北五十甫丹，百一十东洋州，百二十土罗火，百三十希田，百二十开元，正东孛迷、樑母、孛吾、阿失吉、舍站、永明城”。从“唆吉”即今敦化到开元，（元初“开元”城）、今俄境内的乌苏里斯克（双城子）南面的克拉斯诺雅尔山城（金元古城）。从吉林敦化到双城子这段路线附近分布的金元古城来看，这段路线的走向，当从今敦化沿沙河（牡丹江支流），亦即今铁路沿线东行，过哈尔巴岭到汪清县境内的前河流域。再东行经汪清县境内的东四方台山城（山城周长3公里，在嘎呀河支流的前河与后河之间的山上台地上）。在“东四方台古城”内出土过宋、金铜钱和金代六耳铁锅，此即“东洋州”（东祥州）故址。由此东行5公里，到汪清县蛤蟆塘镇新兴村广兴山城（周长2250米），城内出土过宋钱和金代官印[32]。由广兴山城沿前河东行过嘎呀河到半城。半城在汪清县城北、前河与嘎呀河汇流处的东岸。由半城又沿河流东行到鸡冠山城（渤海城，周长1750米）。由此又东行到汪清县的罗子沟古城（在绥芬河西岸，为金代古城，周长1000米）。由罗子沟金代古城沿绥芬河东行，进入了黑龙江省东宁县境内的道河镇红石砬子古城（周长2000米）。由此又沿绥芬河东行到东宁大城子。最终又沿绥芬河东南行到俄远东的乌苏里斯克（双城子）南面的山城（周长8公里）。这处较大的金元时代的山城，前已指出，当为旧“开元城”故址。在李朝时代的《东国舆地胜览》中称为“巨阳”古城[33]。从开元城又沿日本海西岸西南行，经“孛迷、樑母、孛吾、阿失吉、舍站”五站到永明城。从开元经五站到永明城以及永明城至“其东海”的记载来看，元、明之永明城，当在今俄罗斯境内的克拉斯基诺雅尔古城，在日本海西岸。此即唐代渤海时代出海口的“盐州”所在地。过去有的认为今海参崴为永明城。据作者亲临其地，海参崴至今还没有发现明以前古城，而且海参崴不是东面临海，而是三面临海地势。金、元、明三代，从永明城南行则进入高丽之北境咸镜南、北道，直达朝鲜半岛腹地。其交通城站傍日本海西岸，可溯自唐代渤海，延至辽、金、元、明。故今厘定渤海古“盐州”之地，应为后来元明之世的“永明城”，其为日本海西岸的重要千年交通重镇。

第二，从唆吉东南行到合懒府的路线。

《析津志》在“永明城”下记：“（唆吉）东海东南百一十（里）谋丹，百一十南京，百一十蛮出海（温），七十蓬苦，百三十毛怜苦，百二十木吉，百一十迭甫，百四十阿剌可失列，百四十瑞州，百二十青州，百一十洪宽，百二十合懒府，高丽后门，其东海。”从目前所知该交通线上金元古城的分布情况来看，这条道路应是从唆吉（今敦化）沿今布尔哈通河两岸的辽金元古城东南行、经南京（今延吉市东20里的城子山山城）通往合懒府的古道。这与辽金时从上京通往合懒路的路线基本相同。元代的合懒府，已近高丽北部海岸，故站道称至“高丽后门”。

（四）从西祥州东北行经塔海万户、哈里宾至奴儿干东征元帅府的道路

这是元代通往东北黑龙江下游奴儿干“东征元帅府”的一条重要干线。《析津志》中仅记载了从西祥州到忽帖罕之间的驿站，即“西祥州正东（东北之误）宾州，一百一十韦口（第四）铺，百二十斡木火，百一十上京、海哥，七十鹿鲁，八十撚站，七十不牙迷，一百撚站，百八十哈散，百七十吾纳苦，百三十忽帖罕。塔海万户。”“忽帖罕站”，即明代的克脱亨、胡特亨站，亦即塔海万户府的所在地，在今黑龙江省通河县大古洞河口东岸的大古洞村。胡帖罕站以下，到末鲁孙站之间的驿站，《析津志》与《经世大典》“站赤”部分均失载。可参照明《辽东志》所载“明代海西东水陆城站”部分补上。上述驿站多在今第一松花江下游沿岸。《经世大典·站赤七》又记载了末鲁孙站以下到末末吉站的15个狗站，即“末鲁孙、拔鲁温、甫打怜、末里合温、胡怜、胡鲁八兴、斡孙、别烈可、哈剌马苦、拔儿滨、赵斤、佛朵火、卑里真、可烈儿、末末吉”。这些狗站都在今黑龙江下游沿岸。其中末鲁孙站是狗站的第一站，约在今俄罗斯库契河入黑龙江的河口附近。末末吉站，即《辽东志》记明代的“满泾站”，在亨滚河入黑龙江处的北岸。其他站地因地处边缘荒莽山林江河之中，难以确指。但元代从西祥州通往黑龙江下游的道路，是辽、金、元、明连续四代经黑龙江下游地方的重要交通干线，历久千年通向日本海西北岸，渡日本海可通日本北九州等地，其站名除个别译音不同外，亦应基本旧址相沿。

元忽帖罕站以下至末鲁孙站，在《析津志》和《经世大典》亦均失载。据《永乐大典》收录的《经世大典》载，至元二十九年（1292）十月，辽阳行省咨准：“庆云至哈里滨（哈尔芬）之地，酌量可立二十八驿。”由此可知，忽帖罕站以下已建置了驿站。《析津志》和《经世大典》虽均有脱漏，但可参照明代《辽东志》卷九“海西东水陆城站”的记载补入。末鲁孙站至末末吉站间的主要城站，今据《经世大典》所载驿站名称，参考《辽东志》仅补入并列两表如下。因元、明两代黑龙江下游驿站相沿，其详细经行路线待见下章明代奴儿干都司的交通城站。

附：西祥州至末末吉站的驿站参考表《析津志·站名》当今地名备 考西祥州吉林省农安县城东北30公里万金塔古城辽金旧城

宾州站农安县靠山乡新城村广元店古城辽金旧城

韦口铺（第四铺）黑龙江省双城县兰陵乡石家崴子古城

斡木火站双城县单城子古城

上京海哥站阿城县海沟镇

鹿鲁站宾县蜚克图附近

甫丹迷站宾县西北乌河口古城

不牙迷木兰县白杨木河东的五站

撚站木兰县东浓河镇附近

哈散站通河县东三站

吾纳苦站通河县东祥顺

忽帖罕站通河县大古洞河口大古河村

忽帖罕站以下至末鲁孙的驿站失载。以上今中国境

《经世大典·天下站名》当今地名备 考

末鲁孙站黑龙江下游库契河口附近　　以下在今俄远东境内黑龙江下游地区拔鲁温站萨尔干湖畔萨尔布屯

甫打怜站右岸共青城南帖达利屯

末里合温站共青城右侧梅勒奇屯

胡怜站格林河口北侧忽林屯

胡鲁八兴站格林河口与库穆苏之间

斡孙站清代台伦下三十里库穆苏屯别烈可站库穆苏下别烈尔屯

续表

第四节　元代辽阳行省的其他诸路交通道

元代辽阳行省的其地诸路交通道主要涉及东北行奴儿干“东征元帅府”、北行咸平府至吉林、东行朝鲜半岛至东宁路和高丽的交通路线。以下分段记述。

一、黑龙江下游东征元帅府与奴儿干边域交通道

元朝在世祖至元八年（1271），在黑龙江口的奴儿干地方置“东征元帅府”。为了加强中央和边疆地方的联系，开辟了通往黑龙江下游东征元帅府的这条驿道。这条古道，实际上是隋唐时期的“黑水靺鞨道”和辽金时五国部“鹰路”的历史延续。史称“东征元帅府道路险阻，崖石错立。盛夏水活，乃可行舟；冬则以犬驾耙（即爬犁）行冰上。地无禾黍，以鱼代食。乃为相山中形势，除道以通往来，人以为便”[34]。乃颜叛乱时，水达达女真等站水陆城站皆废。元世祖平定乃颜叛乱后，为了加强对黑龙江和松花江下游一带水达达女真的管理，便于他们缴纳土贡、海东青，又恢复了松花江下游至黑龙江下游这一地区的驿站。

元代奴儿干地方也是流放犯人的地方，元朝派驻奴儿干地方的官吏和军队以及囚犯等人所需粮布等，全靠辽东地区供应。元朝“征东行省每岁委官至奴儿干，给散囚粮，须用站车，每车以四狗挽之”[35]。可见从西祥州到黑龙江下游奴儿干地方的交通驿站，不但担负着“通达边情，布宣号令”的任务，而且还担负着运送官吏、军队粮饷、土贡及放遣流人的繁重任务。至大德七年（1303），辽阳行省奏准：“重（罪）者发奴儿干地，轻（罪）者于肇州从宜安置，屯种自赡。”此举减轻了一部分极远边城运输供应的负担。关于东征元帅府的奴儿干诸交通道，在上举“西祥州至末末吉”站表中已列，亦待详见下章明代一节，其站赤地名多为东北亚边临日本海的吉里迷等部落居地。

二、辽阳行省内其他诸支线

元代东北辽阳行省各路驿站除上述外，在《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三“站赤”条，还记载了以下四条主要驿道。

（一）从肇州（今黑龙江肇东市四站乡八里城）到甫丹迷（今黑龙江宾县北乌河口古城）的驿道

据《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三“站赤八”引《经世大典》载，至元三十一年（1294）咨准，“从不答迷（甫丹迷）至赵（肇）州交立三站”。这是沿今第一松花江两岸建立的驿站。今哈尔滨西南四方台金元古城（在松花江南岸），正在两站之间，当为三站中的一站。三站各有船只，却无车马，说明是水路运输。

（二）从咸平府至聂延的驿道

平定乃颜之乱以后，“至元二十六年（1289）正月二十八日，通政院钦奉圣旨……咸平府至聂延立十五站”[36]。咸平府即今开原老城镇，“聂延”即乃颜异音。据《黑龙江外记》卷二和屠寄《黑龙江舆地图》右一幅所注“乃颜故城”的位置来看，“乃颜城”当在今黑龙江省拜泉县西南20公里之毕剌河畔的乃颜古城。元世祖忽必烈平定乃颜哈丹的叛乱以后，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设置了15个驿站，但其驿站名、里程、方位皆失载。推断这条路线应当从咸平府（今开原）北上，经西祥州到肇州，再由肇州沿松花江东北行，沿呼兰河、通肯河北行到拜泉县东南的三道镇南西行到乃颜城。此为元初平定乃颜叛乱后临时增设的东北戍边交通城站路线。

（三）从咸平府到宋瓦江的驿道

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八月，“拟于咸平府至宋瓦江（今松花江）斟酌安立五站”[37]。又《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二十五年六月丁卯”条载：“复立咸平至建州四驿。”[38]这里的“宋瓦江”与“建州”系同一地名的不同称谓。这是元世祖忽必烈平定东北乃颜叛乱之后，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为加强东北边务而恢复的由咸平至建州的驿道。咸平府即今辽宁开原老城镇，宋瓦江即今吉林市松花江一带，这里正是元明时代的旧“建州”所在地。两者所载一为五站，一为四驿；一为至元二十七年（1290）立，一为至元二十五年（1288）立。从《元史》看此四驿站道为“复立”，应是继承了辽金旧道。而五驿站道，是元代于咸平至宋瓦江间新立的驿站。关于四站、五站的站名和路线史书亦均失载。但从咸平至建州，即从今开原老城镇到今吉林市松花江一带，考察古今不外有以下两条道路：第一，从今开原老城镇东北行，经今吉林叶赫、双阳、蒐登等站到吉林。这是元、明、清三代从开原到吉林的老驿道。第二条道路，是从开原老城镇沿今清河东北行入辉发河，经山城镇古城，海龙古城、盘石县城古城、又由海龙古城经柳河罗通山城和桦甸苏密城到吉林。这条古道既是唐代渤海的“扶余—契丹道”，又是辽金二代的沈州、咸州东北行“坊州”至“扶余府”的古道，也是后来明代《辽东志》中所记由开原东行“坊州、纳丹府、奚官”的一条古道。元代从咸平府到建州、松花江的驿道不外乎这两条道路。上述这两条驿路，其起点站都在辽北重镇“咸平”（老开原），元、明皆然。可见辽金故城开原在辽、金、元、明驿道中的重要。其北行和东行二路，皆可会于今吉林古城（古扶余、渤海重地，元明为建州、船厂）。

（四）至元三十年（1293）设从肇州到懿州的驿道

其间置七个驿站，站名亦失载[39]。但从其方向看，这条元代交通道，应是辽、金时期已开拓的西部草原故道。即由辽金时的春、泰二州，南过农安黄龙府（龙州），南行今阜新塔营子“懿州路”的古道。

综上所述，现将《析津志·天下站名》所载从大都（今北京）通往东北的各路驿道方向，总列示意表如下（详示可见元代辽阳行省交通图）。

三、辽阳府东行“东宁路”至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水陆交通道

元代由辽阳行省所在地辽阳，东行过婆娑府再过鸭绿江而去“东宁路”的交通主线，继承着辽、金两代由东京辽阳府，东行保州、谊州、婆娑府，去往高丽“西京”的千年古道，在前节辽阳东行鸭绿江的东行陆路已有简述。《元史·地理志》“辽阳等处行中书省东宁路”条：“本高句骊平壤城，亦曰长安城。……至王建以平壤为西京。元至元六年，李延龄、崔垣、玄元烈等，以府、州、县、镇六十城来归。八年，改西京为东宁府。十三年，升东宁路总管府，设录事司，割静州、义州、麟州、威远镇隶婆娑府。”[40]其中元《经世大典》中所记“东宁路所辖马站一十处”，为辽阳行省东行的重要驿途之一。

从《元史·地理志》著录的东宁路所属诸府州看，由辽阳东至东宁路境至王氏高丽和日本的陆路城站关隘，与交通要道有关可考者，有如下诸地。

（一）辽阳府

古今地名明确。辽金为东京，元代为辽阳行省治所，是元代东北地区统辖“七路、一府、十二州，属县十”之重镇。其境北达外兴安岭以南，南至渤海，东北抵鄂霍次克海和库页岛，西达岭北行省，亦为当时东北亚交通的中心区域和大都连接高丽、日本的腹里行省重镇。

（二）辽阳东南甜水站

地处辽阳西南百里今辽阳县甜水满族自治乡。为太子河支流兰河上游交通孔道。至今甜水站古城仍在兰河东岸，自辽、金、元、明、清以来，一直是由辽阳东南去凤凰城的必经之地。

（三）连山关

连山关为古今沿辽阳太子河，进入叆河的辽东交通险关。地在今本溪县太子河南支流细河上游连山关镇。连山关站遗址，即在由辽阳通往凤城关要之路的连山关镇棒棰岭村。现存明清两代驿城址下应有辽金元驿道遗迹。

（四）保州

辽、金、元三代保州隶有“来远县”。《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记“来远州”旧“来远城”。故地都应在今辽东凤城境。《辽史》中记载的保、定二州和来远城，在元代均为由辽阳东出连山关通向东宁府平壤的交通要镇。

（五）婆娑府

《金史·地理志》称“婆速府路”。婆娑、婆速，俱为一音之转，其可上溯自高句丽、渤海之“泊汋口”和“泊汋城”。辽、金、元三代其地在今丹东市九连城和叆河尖一线，为鸭绿江右岸的军事和交通重镇。

（六）义州

即今与丹东九连城和虎山相对的鸭绿江南岸旧义州，在今朝鲜新义州之北。元明时为由“婆娑府”和镇江城（九连城）渡江进入朝鲜的第一交通重镇，在元时为东宁路之沿江要镇之一。

（七） 铁州

或即“铁山镇”。在义州与平壤之间。李朝取代王氏高丽后，改为铁山府，一称铁岭。明洪武后期迁至今辽北银州（今铁岭市）。故自明初，地名已迁辽北。但在朝鲜半岛仍有旧交通地名。

（八）东宁路治

即今平壤。为朝鲜半岛北部大同江流域的古今要镇。汉晋之乐浪郡、隋唐之高丽旧都长安城、王氏高丽之“西京”皆治于此。

（九）黄州

今平壤南黄州川上的古黄州城。自晋唐以来为由平壤南行要镇。至今在黄州邑仍有从高句丽，到辽金元（高丽）的古城。

（十）南平壤

一说在黄州，而最大山城为平壤南长寿山山城。这是王氏高丽时代守护“西京”平壤的门户，是“西京”与“东京”（汉城）和开城、熊津间的重要枢镇。由此过开城、汉城，则通向旧百济、新罗南部诸地的“躭罗”。与前几章之半岛之南北主要交通干线一致，也是元代由东宁路去往高丽、日本的陆路必经之地。

（十一）王氏高丽故都汉城（今首尔）

这是从汉魏以来的百济故都和后来高句丽与新罗的“旧京”之一。至元代仍为王氏高丽末期的中心城市。

（十二）新罗古都“躭罗”（今庆州）

这是自两汉以来，经隋唐（渤海）、辽金以来，由朝鲜半岛，去往日本的便捷海路重镇起点。以其靠近对马海峡，南有釜山、东莱等良港和巨济岛、对马岛等中转港湾，为古今与济州海峡并称的东渡日本北九州和本州岛的首选之地。元季仍为半岛通日本交通枢纽。在这一由辽阳行省辽阳东渡鸭绿江至元季“东宁路”（平壤），再南行半岛王氏高丽都城汉城以南的交通，在世祖忽必烈的至元初年，已经开辟了水、陆兼行的东北亚东部交通道。见于《元史·本纪》，当元世祖至元初年，已经有经朝鲜半岛南北，跨海通日本的记载。至元十年（1273）和至元十八年（1281），元世祖两次由朝鲜半岛南部屯兵以伐日本。其中更以至元十八年第二次东伐日本的交通地理和战迹始末较为明确。

据《元史·本纪》，世祖至元十八年春正月，“命忻都洪茶丘军，陆行抵日本，兵甲则舟运之。所过州县给其粮食用” 。同书《本纪》又载，“二月乙亥，以躭罗新造船，付洪茶丘出征。”至同年五月，“日本行省臣遣使来言，（洪茶丘）大军驻巨济岛至对马岛”。

《元史·本纪》的这一记载，虽言简意赅，却传递了元初通向“躭罗”（新罗）和日本的重要史实：

其一，至元十八年第二次征日本，“陆行抵日本，兵甲舟运之” 。专指是役军马取陆路，而兵甲、辎重以水运抵征日本的前沿“躭罗”（王氏高丽之古“新罗”，今庆州一带）。这与《元史·本纪》“二月乙亥，以躭罗新造船，付洪茶丘出征”印证。即此次东征日本，经朝鲜半岛南部的“躭罗”，是赴海征日本的最后兵马集聚地和后方屯蓄粮草、辎重和战船之地。

其二，元代和元代以前（至少隋唐以后）由中原经辽东去往高丽、新罗和日本的水、陆交通，从前几章的记述看，其水路，多发自山东登莱（在唐时已有“新罗馆”和“高丽馆”），然后渡渤海“三山蒲”，跨庙岛群岛，至辽东老铁山和金州等，再海行或陆行，进入朝鲜半岛。

而如单取陆路，则必经辽东。其捷径是由辽东经鸭绿江下游“安平”（今丹东）和朝鲜“义州”，东南直趋“平壤”、“汉城”、“躭罗”。另一东北陆路，则由辽东经松花江上、中游，转抵长白山北之“恤品路”（今双城子）和“双城”（今咸镜南道“永兴”），然后沿日本海西岸的泥城（昌城）—定州（定平）—咸州（咸兴）—三撒（北青）一线，由北路进入朝鲜半岛。此路在元代《析津志·天下站名》记载中称为“高丽后门，其东海”。其后在《辽东志》等志书中 ，仍记其路线（详下章）。此路所谓的“高丽后门”，即对应由辽东渡鸭绿江的“前门”，意指由图们江北口入朝鲜；“海”则专指北日本海。

其三，从《元史·本纪》看，元初通向高丽、日本的交通完全继承了唐渤海和辽金的故迹。其中，至元年间洪茶丘所领“东征军”之陆路主力，即由辽东渡鸭绿江至“东宁路”（今平壤）。此路为元初安定新附高丽地和东征计，于至元八年（1271）高丽元宗二年）于高丽旧“西京”置。由东宁路，南过高丽都城“京师”（今首尔），即至东征的前沿重镇“躭罗”，跨海即通日本。

考“躭罗”，一作“暹罗”，即古新罗首都“金城”，又名“鸡林”。故地在今朝鲜半岛南济州岛包括韩国庆尚北道之庆州一带，为古“辰韩六部”之地。《三国史记》卷一《新罗本纪》记载，在西汉宣帝五凤元年（前57）已经有“辰韩六部”。其后从王氏高丽直至明初洪武十年，仍有“暹罗斛王遣其世子昭禄群膺来朝”。在元初东征时，躭罗（庆州）及近海渡口，不仅是元军众军集结的前沿重镇，而且是由对马海峡直接东渡日本的第一良港。故至元十八年五月，“日本行省臣遣使来言，（东征）大军驻巨济岛，至对马岛……高丽国王王睶言，本国置驿四十，民畜凋敝，敕并为二十站”。此条的“日本行省”为东征时临时设置，而在高丽所置“四十驿”多为东征专设。

由上可知，元代由高丽海行日本的航道，主要仍由庆州南釜山一带，跨巨济岛至对马岛的对马海峡，由九州登陆日本。尽管元初的两次东征均以失败告终，为东征所设的“日本行省”也于至元十八年十二月罢废，但此二役对元初辽阳行省与高丽、日本的水陆交通认证却尤有历史价值。

第五节　元代辽阳和岭北驿站的管理制度与交通工具

蒙元汗国和元朝的驿站（站赤）管理制度比较完备，对巩固元朝的统治、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元代驿站，在中央初归诸路“都统领使司”管辖汉站，后改归“通政院”管辖蒙古、汉人水陆城站。后来通政院一度罢废，又改为兵部管辖。后不久又恢复了通政院，但只管辖达达站。到延祐七年（1320）又兼领汉人站赤。元代地方行政机构，除中书省腹里外，一般由路、领州、县三级管理驿站，后又改为由各路总管直接管辖站赤，不许州县官过问。最后又两次恢复、两次取消了州县官管理驿站之权。元季管理驿站的机构从中央到地方屡次变更的原因，不外乎是因为内外情势所由，为了加强管理、改革弊端。

元代驿站（站赤）总的分陆路和水路两种。陆路一般用车马传递，故亦称“马站”。陆站中亦有少数用牛、驴、骡等传递者，称“牛站”、“驴站”、“骡站”。在黑龙江下游还有用狗传递者，称为“狗站”。每站间的距离，平均为七八十里至一百里之间。辽阳行省所辖陆站，总计120处，其中陆站105处，马6515匹，车2621辆，牛5259头，平均每站有马62匹，车25辆，牛50头。狗站15处，站户300，狗3000只。狗站平均每站有站户20，狗200只。在北边的“水达达”地区，每“万户内，拔一十五户”设站。每站置有“驿令”或“提领”与“脱脱禾孙”管理驿站事务。驿令或提领为驿站的主职官员，“脱脱禾孙”是蒙古语，为驿站的监察官员，检查来往使臣官员所带牌符、使命的真伪，维持站务和地方秩序。至元九年规定，“无脱脱禾孙之处，令总管府验之”。各驿站除设官员管理外，还有为驿站服务的站户。每站都有一定数量的站户，由民户服役。按规定站户领种一定数量的土地，每户限田四顷，免岁赋。其收入除自给外，还担负着来往使臣、官员的食宿费用和喂养马匹的繁重劳务。驿站马匹病死或损伤，亦概由站户赔偿。后来来往使臣官员索扰频繁，如强要铺马，对食宿经常提出许多无理要求，这些额外盘剥也由站户负担。由于站户负担过重，至元末逃亡日多。所以在元、明之际，辽阳、岭北行省站赤，特别是地处北边驿道多有弛废。

元朝统治者为了保持驿道的畅通，对驿道的管理非常重视。如有损坏及时修整，地方官对驿道保护不善影响驿传工作者要受处罚。为了加固道路，竖立标志，以防驿传者昼夜不致迷路，要求在驿道两旁植树、竖标，以示引导。

从蒙元时期开始驿传制度，来往使臣、军吏官员使用驿传者必须持有牌符。这一制度早在太祖成吉思汗时已施行。如耶律楚材在《西游录》中记载，“道徒以驰驿故，告给牌符”[41]。使臣无牌符而给驿马者，驿官及元差官皆处罪；有文字牌面，而不给驿马者亦论罪。若系紧急军事情况或向朝廷进贡者，虽无牌面文字也要给驿马。元朝的牌符有金虎符、金符、银符、海青符、圆符、驿券等，不同的牌符表示职位权力的大小、官员品位的高低。金虎符又称虎头金牌，只有第一等贵臣和在战争中立有特大功勋者才能佩带。金符、银符又称金、银牌，只有使臣、中下军官才能佩带，民官亦有佩带者，但为数甚少。海青符又名海青牌，有金、银、铁三种，只有在发生紧急军事情况时才能佩带。圆符也有金、银两种，也是用于紧急军事情况时佩有。驿券是用纸做的多，多是下级官吏乘驿传时使用的证件。各个驿站根据牌符所示官品的高低、权力的大小，按规定提供不同的乘传和食宿标准。如官品高的给的马匹多，低的给的少。官品高的，给以酒食，随从只给吃的，而不供给酒。元朝官员贵族有的不遵守规定的制度，常提出苛刻的要求，多索酒食，多要乘马，对驿站骚扰频繁，使站户不堪重负，故中后期站户破产、逃亡者日多。

元代与驿站相辅而行的也有“急递铺”。这是专为传递朝廷和地方州郡的军政紧急文书而设置的。什么文书由急递铺递送，都有明确的规定，除规定者外，其余官府文书不得由急递铺传送。前引《经世大典》记载，“大德十年五月十八日，奏准圣旨，非军情钱粮急务必合乘驿者，其余勿得滥给，呈奉省准，钦依施行”。在所设各急递铺驿站之间，每隔十里、十五里，最多至三十里，便有急递铺站。急递铺设铺兵五人，十铺设一邮长，京师设总急递铺提领所。如在《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中收录的《经世大典·站赤》中记有，“世祖时女直（真）哈里宾（哈尔芬）、水达达等处，每年进送鹰鹞给驿”。这应是继承辽金时代的松花江、黑龙江下游的“鹰路”交通传统。至元二十四年（1287），东北边州遭到乃颜叛乱后，大部分站赤驿路废弛。如上平定乃颜叛乱后，在辽阳行省至元大德十五年（1311）五月十八日奉准“军情钱粮急务者，可乘驿传递”。这种驿卒传递紧急文书时，需将文书放在绢囊中，再以木板外包漆绢，以防雨雪，传递文书如有磨损，铺兵和有关官员要受处分。驿卒带文书夹，腰系皮带，带上系铜铃，手持防身武器，乘马急驰。夜晚则持火炬以行，行路人闻铃声即远远躲避，下一站听到铃声，便备马等候，待驿卒将文书交接完毕，便继续前行。急递铺的铺兵（驿卒）规定一昼夜急行四百里，换马而不歇人。这是在古代“快驿”制度基础上，东北亚和中国东北古代交通管理中最早明确定制里程的快递驿传制度，它一直传续至明清。

由于元朝疆域辽阔，中央与地方的行省联系成为一个重大问题，因此对驿站的设立和管理成为元朝的一项非常重视的政务。在以岭北行省和辽阳行省为中心的东北亚腹地和边州，南有“辽东宣慰司”，北有“征东元帅府”，西有“和林宣慰司”，东有“东宁路”，分别统辖各路驿站事务。其中辽阳等处行中书省，所辖总计站赤120处；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和、林宣慰司统辖站赤119处，并辅以辽阳和岭北屯田。终元一代，在广阔的元代北疆，驿站普遍设立，虽然给广大站户带来了繁重的负担，但它加强了中央与地方的联系，促进了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东北边疆地区的开发，使辽阔的元朝版图内驿路与站赤能指臂自如，并为明清两代的东北亚交通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

[1]《明一统志》卷二十五《辽东都指挥使司·古迹》“开元城条”。

[2]《永乐大典》第十八函第一七四至一七五本卷一九四二〇至一九四二三、一九四二六“站赤”，中华书局影印本。

[3]《元史》卷一百零一《兵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2583页。

[4]《元史》卷一百零一《兵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2583页。

[5]《经世大典·站赤·总序》（引据上《永乐大典》影印本。以下凡本章引《析津志》等均据此本）。

[6]《开平纪行》和《岭北纪行》二书的原文，多引据《姚丛吾先生全集》第七册（台北正中书局1982年版）和贾敬颜先生《五代宋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中华书局2004年版）录文，文内不再逐一加详注。

[7]《辽史》卷四十一《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514页。

[8]《马可·波罗游记》，中华书局1956年版， 第85页。

[9]详王国维：《金界壕考》，《燕京学报》第一期，1927年。

[10]《内蒙古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53页。

[11]《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下》，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年版，第479页。

[12]《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下），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年版，第479页。

[13]李吉常：《长春真人西游记》，《丛书集成初编》本。

[14]《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一》“防边城”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450页。

[15]王国维：《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

[16]详承德地区文化局辽驿调查组：《辽中京至南京口外驿道调查》，《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1期。

[17]《热河志》卷六十引《元一统志》云：“高州南至大定县，西至松山州。”

[18]《元史》卷一百五十《石抹也先传》：“命从太师，国王木华黎取东京。师过临潢，次高州。”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3541页。可知从高州到临潢府有一条古道。此道与“上都”西北去“和林”东、西并行。

[19]《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〇至一九四二六引《析津志》“辽阳行省站赤”条。

[20]详王绵厚：《跋三方元代官印》，《辽宁文物》1982年第2期。

[21]《辽东志》卷一“开原山川”条。

[22]《全辽志》卷四《故迹志》“开原山川”条。

[23]《明实录》“成化十七年六月”条。

[24]崔玉宽、孙力：《凤城县出土“两方金、元铜官印”》，《辽海文物学刊》1986年2期。在凤城县刘家河乡卫国村薛礼站南2.5公里的大山里发现一方元代八思巴文“斜列站印”。

[25]中央民族学院编写组：《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地区资料汇编》， 第212—213页。

[26]刘振和：《关于元代昔（失）宝赤万户府的初步考证》，《黑河学刊》第3期。

[27]《大清一统志》卷四十八“黑龙江”条。

[28]《元史》卷一百一十九《博儿术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2947—2948页。

[29]《元史》卷一百三十五《口儿吉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3278页。

[30]详张泰湘、程道宏：《从“祥州站印”的出土看古代松嫩平原通往呼伦贝尔草原的交通线》，《学习与探索》1984年4期。

[31]《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分册》（下）“甘珠花古城”，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年版，第474页。

[32]背刻“贞祐三年造、金字号”的“行军万户所印”，见王绵厚、郭守信：《辽海印信图录》，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186页。

[33]详王绵厚：《寻迹觅史话“开原”》，《理论与实践》1980年9月号。

[34]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五《鲁国公札剌尔公神道碑》。

[35]（元）陶宗仪《辍耕录》卷八“狗站”条。

[36]《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八《站赤三》，至元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八日。《元史》卷十五《元世祖本纪》、《蒙兀儿史记》、《忽必烈可汗本纪》，立咸平至聂延十五驿。

[37]《永乐大典》十八函卷一九四二三；《经世大典·站赤八》。

[38]《元史》卷十五《世祖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313页。

[39]《永乐大典》十八函卷一九四二三；《经典大典·站赤八》。

[40]《元史》卷五十九《地理志》“东宁路”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1398页。

[41]耶律楚材：《西游录》卷下，中华书局本1981年版，第15页。

第十章　明代（14—16世纪）中国东北与东北亚交通的发展

1368年元朝灭亡。从洪武四年（1371）始设置“定辽都卫”，至洪武八年（1375）改设“辽东都司”，全称为“辽东都指挥使司”。直至洪武二十年（1387）大将冯胜扫除故元势力。明朝进军东北，铲除纳哈出等残元势力，又招抚女真各部，建立了辽东都司和奴儿干都司统辖东北后，又在都司辖区内陆续建立卫所，完善了地方行政机构，使东北地区政局趋于稳定。为了加强对东北边疆的管理，明政府在元代岭北和辽阳行省站赤的基础上广设驿站，建立东北地区交通驿路。站点数量和线路总长虽不如元代，但是线路有所调整，并开辟了几条新的线路，使东北地区的交通布局更加合理。明代东北亚交通相比元以前的重大进步，是海上和内河漕运能力明显加强、港口和航线的进一步开辟，以及与朝鲜、日本交流的加强。此为清中叶以后和近代中国北方和东北亚区域的海、陆交通的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一节　明初的辽东卫所屯田制与向东北边域的交通漕运

一、辽东都司和卫所的建立与登莱跨海通辽东交通的重新开启

（一）辽东都司的建立

明朝建国后在内地设“布政使司”以掌管行政；设“按察使司”以掌管刑狱；设“都指挥使司”以掌管军事，合称“三司”。而在东北地区只设“都司”，没有另外设立布政使司，统归山东布政司。这种管理体制，不仅与明代东北地区的特殊情况有关，而且从明初开始，就凸显出从山东登莱跨海至辽东的海上漕运交通的重要。《辽东志·书序》载：“圣朝肇造区宇，抚御万方。……元季时有元平章刘益、高家奴分据是方。洪武初，上遣使谕以天时人事，益等于是奉表来归。上复遣使诏谕益等授职有差，设卫治于盖州。洪武四年，以都指挥使马云、叶旺率兵渡海，自金州而抵辽阳。”[1]据上可知，明初由山东登莱先赴辽东金州、盖州的卫所定制，系先由海路交通而定鼎辽左。溯其历史根源，因为东北地处边疆，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地。东北历代少数民族政权实行“军政合一”的地方统治制度，如辽代的部族军州制、金代的猛安谋克制，以及后来清代的八旗制度。另外明代初期东北地区实行屯田制，军户数量较多，内地的行政制度不适合东北的实情。都司下设置“卫”和“所”，代替内地的府县，“悉更郡县以为军卫，华人十七，高丽土著、归附女直野人十三”[2]。与内地都司、卫所只管军事、不管民政的情况不同，东北地区的都司和卫所集军事和民政于一体。

洪武四年（1371）二月， 先置辽东卫于 “得利赢城”（今辽宁省瓦房店市北得利寺山城，亦称龙潭山城），是明朝第一个在东北设治的开始。七月在辽阳设立“定辽都卫指挥使司”。洪武八年（1375）十月改“定辽都卫”为“辽东都指挥使司”（简称辽东都司），治所仍在辽阳，下陆续设立二十五卫、二州，是明朝经营东北的基地。辽阳的历史悠久，从战国时期一直是东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洪武时期辽东都司统辖东北全境，永乐七年奴儿干都司建立后，辽东都司的辖境缩小到东北的南部：南起旅顺口，北至开原，东临鸭绿江，西至山海关，相当于今辽宁省大部，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也是通往奴儿干、朝鲜的必经之路[3]。所以明代的东北交通，继承了元代辽阳行省站赤的基础，仍以都司辽阳和北路开原为枢纽重镇。在蒙元重镇的辽西北地区，明初的重要交通，主要是出喜峰口北行大宁并东转兴中和广宁道。其中洪武二十年（1387）在喜峰口以北增筑“大宁、宽河、会州、富峪四城，留兵居守”[4]。同年九月，在这条交通置“马驿”[5]。洪武二十七年（1394）只在“大宁至广宁东路四百八十五里，置十驿”[6]。以上驿城多因金元之旧，直至正统辽东边墙分隔边内外前，一直是明初辽西北与蒙古三卫的重要交通。

（二）辽东卫所分布

明朝宣德以后撤错元代行省州县制度，在全国设立两京十三布政司与边域的卫所制度。卫所是军政合一的地方基层政权机构，根据当时东北地区的具体情况设置。东北地广人稀，居民大多为军队或其家属，另外少数民族经常南下骚扰，需要以兵守卫。为了便于管理，将原有的氏族部落组织改编为卫所。明军在向辽东地区深入的过程中，自南向北，自东向西逐步设置卫所。卫所一般设置于地方政治、军事和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从东南向西部、北部推进，在辽东按地区可以划分为辽南四卫、辽沈七卫、辽北三卫、辽西十一卫和两个自在州。辽南四卫是辽金元以来辽南地区的重镇，政治、经济、交通发达，尤其是海上交通的要地。辽北三卫完善了东北地区的防御体系，也为开拓、经营奴儿干地区创造了条件。

辽东都司辖区卫、州表

续表

以上行政机构的建立不仅是为了封疆治理，还为东北各地交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重要的行政治所往往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多有较好的交通基础，并为附近交通和经济的扩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辽东志》与《全辽志》中记载的辽东驿道如“海西东水陆城站”和“海西西水陆城站”，大都依托卫所形成交通管理体系。

二、辽东屯田制与向东北边域的交通漕运

（一）明初屯田政策的实行与效果

军屯是明代前期辽东农田开发和屯守的主要形式。明政府根据在辽东地区的统治特点，从洪武十五年开始制定屯田：“储支动计数千艘，供费浩繁，冒涉险阻，始制屯田法。”[7]经过10多年的试行，从洪武二十八年开始，辽东、定辽等二十一卫军士屯田自食[8]。洪武初年，以戍卒十分之三屯田，七分戍边[9]。随着东北各地逐渐稳定，屯田的比例逐年增多。一般是“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10]。到正统年间辽东、广宁等五屯卫是“二分守城，八分屯田”[11]。

种地的军士称为“屯田军”，父死子继，世世代代被束缚在屯田上，身份类似农奴。每名屯军限田50亩，纳粮15石，分夏、秋两季缴纳[12]。屯田军一般是官给耕牛和农具。洪武十八年从朝鲜购入耕牛500头，二十年又购入5700头，供屯田军耕种。屯田军虽然分散，但是采取军事组织管理，命卫所指挥、千百户为田官，指挥和都指挥为总田官，统一管理。

除了军屯，还有商屯和民屯，是军屯的补充形式。商屯是商人自行招募无地农民到卫所边地去垦荒，主要在广宁卫、广宁中卫、广宁左卫、广宁右屯卫、宁远卫等地。民屯是移民，或招募、或徙罪囚到辽东屯田，多集中在铁岭卫。

实行屯田制的结果，人口和耕地面积逐渐增加，粮食产量空前提高，带动了辽东地区经济的繁荣。当时“以四方之民，来实兹土”[13]，“徙江淮齐鲁之民居之。而高丽、女直等夷之土著者不易其处”[14]。其中辽东都司管辖境内，汉人占七成，高丽土著、归附女真人占三成[15]。辽东二十五卫，二州，“户口二十七万五千一百五十五”，“寄籍民七千一百零九名”，“马步额军、招集军、屯田军、煎盐军、炒铁军，共十二万四千七百二十九名”[16]，军队所占比例很大。

辽东地区的土地得到广泛开发，“数千里内阡陌相连，屯堡相望”。洪武、永乐、宣德时期大兴屯田，到正统初期上升为三万一千六百二十顷[17]。到洪武三十年辽东全体官军的粮食已经自给，“颇有盈余，今后不须转运”[18]。“自洪武至永乐为田二万五千三百余亩，粮七十一万六千石有奇。当时边有积储之饶，国无运响之费，诚足食足兵之要道也”[19]。

军民屯田的结果，使辽东地区的农业生产得到极大的发展。屯田前辽东官兵的粮食由朝廷用海运供应，动以数千艘。屯田后，自给自足，朝廷不再运粮到辽东，粮食充足，洪武二十四年收粮53万余石，永乐十年达到71万石。辽东10余万军丁全靠屯田自足[20]。农业的发展，使区域实力增强，人民生活安定，带动了其他行业。冶铁业得到发展，辽东每年额贡铁达39万5700斤。辽阳、盖平、金县、宁远是当时煮盐业发达的地区，辽东每年额盐达377.473万斤。贸易的发达推动了交通运输业的振兴，辽东地区正德年间“海运复通，商贾骈集，贸易货殖，络绎于金、复间，辽东所以称乐土也”[21]。

永乐末年辽东军屯出现了衰弱的迹象，而宣德到正德年间开始走向衰弱，而到成化至正德年间军事屯田大量转化为民屯。

（二）东北地区的交通漕运

洪武初年，辽东军队的粮饷从江南、山东登莱由海路运到东北，一直延续到洪武三十年[22]。明朝初期东北地区政治尚未稳定，经济条件薄弱，军队需要的粮食、布匹、棉花、武器等绝大部分从山东登州和长江下游运至辽东地区，运输船的规模相当大。洪武年间仅《明实录》记载的海运粮饷次数计有9次，包括粮食、布匹、棉花、军服、钱钞等物品。粮食的规模最少一次有10万石，一般在60万石，布匹也有30多万匹。今海城西牛庄镇之西四乡“布花堡”，就是当时停泊处之一。

辽东军屯发展，粮食基本能够自给，所以永乐以后运往辽东的粮食数量大减，只是在遇灾之年运粮赈济。但是山东供应的布花等仍然大多从登州运送给辽东军士[23]。正德初年前往辽东的海船大多损坏，山东布花“不能转运”，遂“暂解折色”。

明洪武时期辽东军队所需要的粮饷取自太湖流域，所以运粮海船多自长江口附近的刘家港（即今江苏太仓东浏河镇）等地出发，北上进入渤海湾。为便于辽东各卫就近领取和转运，分三处停卸，即“定辽、三万、沈阳、海、盖诸卫于牛庄（布花堡），广宁、义州诸卫于凌河，金、复二卫于旅顺口”[24]。其中在海州“牛庄港”还采取了海河联运方式。如在海州牛庄北“布花堡”开凿50余公里的“路河”，直通“广宁”（今北镇）的二十里堡，由三岔河直通广宁重镇，将海上漕运与内河漕运结合起来，这种现象直到明末清初。

第二节　明代辽东都司的交通驿道分布

明代东北交通以大宁、广宁、辽阳、开原和海西为中心四通八达。辽东都司的政治中心在辽阳，因此以辽阳为中心形成了向四周辐射的交通网络并通向北边的奴儿干地区和东边的朝鲜。在辽东都司管辖下，明政府还设有“夷人馆”“朝鲜馆”，专管朝鲜和少数民族驿务。明成祖永乐年间，派太监亦失哈在奴儿干地区设立了水陆联运驿路，打开通往奴儿干地区的交通线路。

另外，明朝开国初期，辽东地区物资缺乏，屯田军所需要的粮食和日用品多从内地支援。装满物资的船舶大多停靠旅顺口，再从这里沿着驿路向北运输到辽阳。这条路线上的重要城镇有金州、复州、盖州、海州四卫，俗称“南四城”，是从海路到辽东都司的必经之地。

一、辽阳南行到旅顺的驿道

辽阳在城驿（今辽阳，在都司城西）。

鞍山驿（今鞍山南千山区旧堡附近的驿堡古城），辽金为“鹤野县”地，由此西行牛庄驿可至辽西。

海州驿（在海州卫城西，今海城市），因辽金海州、澄州旧城。

明代辽东都司与奴儿干都司交通路线图

耀州驿（今大石桥市岳州城村），辽金时旧“耀州”，尚存北墙遗址。

盖州驿（在盖州卫），辽金为“辰州”治，明代置卫。熊岳驿（今熊岳城），辽金为辰州熊岳县，明代专设驿城。

五十寨驿（今盖州南百五十里李官河北岸的土城子），又称“五十里寨”，在老复州东北五十里。

复州驿（今瓦房店复州卫城南），辽金时旧“复州”，为临海交通重镇。

岚古驿（今瓦房店南岚崮河南岸的岚崮村），尚存南北500米、东西450米的古城址。

石河驿（今普兰店石河镇），今属大连市金州区石河镇，尚存东西280米、南北350米古城址。

金州驿（在金州卫城南），辽代为苏州化成县，其南有驿道上的“南关岭”（哈斯罕关）。

木场驿（在今金州南30公里，旅顺口区西北、大连甘井子区前牧城驿），尚存南北540米、东西210米古城址。

旅顺口驿（今大连旅顺口区）[25]，其南临海有老铁山和黄金山港口。

二、辽阳北行到开原的驿道

辽阳北虎皮驿（今沈阳南十里河站）。

沈阳驿（今沈阳），辽金元沈州，明沈阳中卫。

懿路驿（今沈阳北懿路城），辽金为“挹娄县”。

汛河驿（今铁岭南15公里的凡河镇），明代为千户所城。

中固驿（今开原南中固），辽金为“肃州”，旧有古城，今已毁。

银州驿（今铁岭），源于辽金之“银州”，明代为铁岭卫。

开原（今开原老城镇），“三万卫”“辽海卫”治，“北路参将”驻地。

这条路线上的辽阳、沈阳、铁岭、开原四卫，俗称“北四城”，是从辽阳到开原以北各路驿站必经之地。

辽阳东京城

鞍山驿堡

盖州驿遗址

三、辽阳西南到山海关的驿道

鞍山驿（是由辽阳通往辽南、辽西的重要中转驿站）。

广宁（今北镇）。

小黑山驿（今黑山县）。

闾阳驿（今北镇南闾阳镇）。

十三山驿（今凌海东北石山镇）。

小凌河（今锦州城南小凌河畔）。

杏山驿（今锦州城西南30公里的杏山堡）。

连山驿（今兴城东北双树堡一带）。

宁远卫（今兴城）。

曹庄驿（今兴城西南之曹庄）。

东关驿（今兴城西30公里的东关站）。

沙河驿（今绥中县西南沙河站）。

高岭驿（今绥县西南和山海关之间的高岭镇）。

山海关（今山海关市，由此进入顺天府境）。

这一条交通路线，是明代由辽阳经广宁、宁远（今兴城）、广宁右屯卫（今锦州东南的右卫）、广宁前屯卫（今绥中县西南的前卫）等重要城镇，通往山海关到北京的重要交通干线，有两大交通节点：其一的广宁尤为重要，驻有辽东巡抚、辽东太监、辽东总兵官，是管辖东北的三大官员。他们的官衙称“镇东堂”或“会府”，均设在广宁城内。“辽之广宁，尤北虏要冲，复设广宁等五卫，与各都司并宁夏咸号重镇焉”[26]。广宁也是辽东马市之一，是和兀良哈三卫互市的地方。广宁是军事重镇，也是东北各族人民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繁华城镇。辽东总兵官的官衙称镇守总兵府，初设于广宁，隆庆以后，移驻辽阳。另一交通中转地，为广宁东南的黑山，清代设有“小黑山站”。在明代，过广宁至黑山，东南行可至鞍山驿和首山、辽阳；东北行可至彰义和沈阳。在明辽河套边墙修筑前，与南路牛庄—西平堡至鞍山驿，并列为重要枢纽。在辽海衔接处，则以“牛庄驿”为辽南孔道。

兴城古城南门

四、辽阳东南行到凤凰城、镇江城的驿道

这条路线沿袭元代从辽阳通往今朝鲜东宁路的故道。今丹东九连城是金代婆速府路、元代婆娑府的故址，明代称九连城。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在此增筑镇江城，并改长奠堡备御为游击，移驻镇江，是辽东东南边境上的军事要地，也是中朝使臣来往必经之路。

从辽阳东南行，沿汤河右岸陆行，先经由今弓长岭地区的“大石关”（今石门岭），以下此路经过的驿站有：

甜水站（今辽阳东南兰河西岸的甜水）。

连山关（今本溪南连山关镇）。

雪里站（斜烈站，亦称薛礼站，今仍旧名）。

凤凰城（今丹东凤城）。

汤站（今凤城东南汤山城）。

镇江城（今丹东九连城）。

以辽阳为中心的驿路除上述路线外，还有继承了汉魏以来由辽东通往“玄菟郡”和高句丽的古道。从辽阳沿浑河东北行，经沈阳、抚顺，再沿苏子河东行，经木奇镇到新宾县永陵镇的旧老城和老城，即明末建州女真努尔哈赤根据地的虎拦哈达城和赫图阿拉城。还有一条从辽阳沿太子河东行，经本溪、清河城出鸦鹘关（清河城东35公里）到新宾县永陵镇旧老城和老城的道路。这两条道路就是明末由辽东通往建州女真的道路，也是在1619年萨尔浒决战时，明军分四路向后金都城赫图阿拉进攻中的两条主要进军路线。 据辽阳出土明王祥墓志记载，景泰元年建州首领李满柱亦经由此路过辽阳向明廷朝贡。在明代由辽阳经甜水站去往凤凰城和鸭绿江的干道上，今本溪境内的“连山关”尤为重要。其东行凤城、鸭绿江，为去往朝鲜的辽东险关；西行出石门岭可直达辽阳；其西北行则可达沈阳中卫转开、铁诸卫。实为辽东之交通枢要关隘。

第三节　以开原为中心的“海西”水陆城站

在辽东都司境内，除了辽阳，开原也是重要的中枢城站。安乐州和自在州的治所在此，三万卫和辽海卫的卫址也在开原。因此开原是仅次于辽阳的东北政治中心。元代开原设置咸平府，开辟了开原到聂延（今黑龙江省拜泉县西南20公里之毕剌河畔的乃颜古城）以及到宋瓦江（今松花江）的驿道。明代以此为基础，以开原为中心，向东开辟“开原东陆路至朝鲜后门”，连接开原至朝鲜东北地区；向东北开辟“纳丹府东北陆路”，连接女真族的交通线；向西开辟“开原西陆路”，一直到懿州今阜新地区，连接兀良哈等福余卫的游牧民族；向北开辟“开原北陆路”，连接奴儿干都司的今吉林、黑龙江地区。

一、开原东陆路至朝鲜后门

这条路线从开原出发，东行到坊州城，然后再沿辉发河流域的“纳丹府城”（桦甸苏密城）、富尔河流域的费尔忽、古洞河或海蓝江流域的弗出，到达南京，然后由南京东渡图们江，进入朝鲜的东北部。从这条路线所经过的驿站和建州左卫的位置来看，这是明初通往建州左卫的路线，也是建州左卫的朝贡道[27]。这条驿道上的主要经站有：

（一）坊州（今海龙山城镇）

从开原（今开原老城镇）出发向东，第一站到坊州城。《辽东志》卷首“开原山川地理图”称，开原“东到坊州三百里”。从今开原老城镇东行到今海龙县山城镇恰为150公里，故推定坊州即今山城镇。今山城镇西北2公里的山上，有山城镇山城（北山城子），周长1.5公里，从城墙的马面来看应该是辽金元古城。山城镇东门外，仅有东山城子的名字，已无城址遗迹。据清《盛京总图》，由开原到坊州的路线和现在的公路路线相同。即从今开原老城镇出发，沿今寇河东行，经今西丰县和清原土口子一线到海龙山城镇，即明代的坊州城。

（二）奚官

因缺乏文献记载，奚官当今位置不详。据《辽东志》等记载奚官在坊州城和纳丹府城之间来推断，奚官可能即今海龙镇古城。古城周长1.5公里，出土过宋代铜钱，为辽金元古城。又据《龙飞御天歌》一卷第四章注：“奚关城东距薰春江（今珲春河）七里，西距豆满江（今图们江）五里。”据此可知，奚关在今珲春县西南图们江畔，为元代奚关总管府的所在地。这是图们江流域的又一个奚关城，而不是元明辽东“奚官城”。

（三）纳丹府城（今桦甸县苏密城）

考《盛京通志》和《清一统志》载，“那丹佛勒城”即今桦甸苏密城。《吉林通志》关于那丹佛勒城的记载是从 《盛京通志》 抄来的，又根据当地采访，将苏密城的情况记入，把同一城误记为两城，此后史学界一直误认为两城。《吉林通志》所载两城的形制完全相同，即有内城、外城、两道护城河。这样形制的古城，在桦甸县境内并没有第二个。关于那丹佛勒城的大小规模，《盛京通志》《嘉庆重修一统志》以及《吉林通志》的记载都不一致。其所载那丹佛勒城的位置即今苏密城的所在地。经李健才先生实地调查考证，认定“那丹佛勒城”即“纳丹府城”，亦即今苏密城。苏密城是唐渤海的“长岭府”旧址，有内、外两城，外城周长2.5公里，城墙有瓮城、角楼，而无马面，出土过莲花纹瓦当[28]。其后古城一直延续到明代。

（四）费儿忽（今敦化县富尔河流域的大蒲柴河乡才浪村建设林场古城）

据《东北古代交通》作者之一李健才先生1978年10月的调查，古城在敦化县大蒲柴河乡才浪村建设林场。古城的西、南、东三面紧临富尔江，有角楼、瓮城而无马面，周长1250米，在城内采集到“崇宁元宝”一枚。据调查访问，古城出土过许多宋代铜钱，也有明、清铜钱。据《额穆县志》载，富尔江流域曾发现过古印，“长三寸，宽二寸，铜铁相杂，仅认出‘卫印’二字，盖明时卫指挥之印也”。在古城之东，大蒲柴河乡出土过金代“副统之印”（现藏延边州博物馆）。《嘉庆重修一统志》卷六十七：富勒呼河“南流入赫通额河（今安图县古洞河）”，富勒呼即费儿忽的音译，亦即今富尔河。费儿忽站当在今富尔河流域的建设林场古城。

（五）弗出

因无史料可考，位置不详。从在费儿忽和南京之间的位置来看，故地可能在今安图县古洞河畔的万宝古城或海兰江畔的东古城子。

（六）南京（今延吉市东10公里的城山子山城）

今吉林省延吉市东10公里的城山子山城，周长3公里，为椭圆形山城，是金末蒲鲜万奴所建立的东夏国都城之一的南京所在地。该城出土“天泰八年二月分四品印二寸三分二厘五毫”18个字的青铜印函盖和宋金时期的铜钱。据1978年10月李健才等人的考古调查，山城的东南三四里的平地上，即在今延吉县长安乡河龙村屯内有渤海古城一座。周长1250米，有饔城而无马面，发现了渤海莲花纹瓦当和手指斜押纹板瓦。《朝鲜太祖实录》卷一载：“南京之东亦有大土城，其北七八里又有大石城。”此处所说的大土城可能即今河龙古城，大石城即今城山子山城。因为在图们江流域还没有发现其他所谓南京大石城。

这条路线，从南京东渡图们江进入朝鲜的东北部，经随州（今朝鲜咸镜北道钟城）[29]、海洋（今朝鲜咸镜北道吉川）[30]、秃鲁（今朝鲜咸镜南道端川西6.5公里的古城）[31]到终点站散三（今朝鲜咸镜南道北青）[32]。元代设置唆吉东南行到合懒府的路线，从南京万户府（今延吉市）沿着东海岸合懒府（又称哈兰府，今咸兴市）设置11个站赤。这条路线应该是在元代基础上设立的，但是终点站不到咸兴，只到其北部的北青。16世纪李氏朝鲜扩张到图们江以南地区后，沿着东海岸修筑有“吉州道”，即沿袭这条古道。

二、纳丹府东北陆路

从纳丹府（今桦甸苏密城）东北行，经那木剌等7站到达终点站毛怜。沿途驿站：那木剌站—善出—阿速纳合—潭州—古州（北接斡朵里）—旧开原—毛怜（旧开原南）。这是明初通往建州卫、毛怜卫的路线，是明初建州卫、毛怜卫的朝贡道。其经站如下：

（一）那木剌站（在今桦甸县的暖木，或称暖木条、暖木桥子）

从纳丹府（今桦甸苏密城）东北行，第一站为那木剌站。日本学者箭内亘认为那木剌即今那木窝集，在今厄黑木驿东十里、拉筏驿（今拉法站）西八十里。善出即今色出窝集，在拉筏驿（今拉法站）东一百里，俄莫贺索落驿西十里[33]。这样从纳丹府去潭州（今敦化），不是东北行，而是绕道北行，这和东北行到潭州、古州的路线不符。由纳丹府东北行去潭州的路线，那木剌站应为今桦甸县的暖木。

（二）善出和阿速纳合

今位置不详，应位于“暖木”东北，去牡丹江上游敦化西南小黄泥河和江源一线。

（三）潭州（今敦化）和古州（今牡丹江市西南）

《辽东志·地理志》“开原山川”条：忽儿海河（今牡丹江）在开原“城东北一千里，源出潭州城东诸山，北流谷州城东，经斡朵里城北入松花江”[34]。从忽儿海河（今牡丹江）源出潭州城东诸山来推断，潭州当在今吉林敦化。从牡丹江“北流谷州城东”的位置和1990年王绵厚、张泰湘调查后推断，“古州”当在今牡丹江西岸牡丹江市西南的渤海古城。日本学者和田清认为古州系渤海旧都，今东京城[35]。但牡丹江（忽儿海河）在东京城之西北，与忽儿海河“北流谷州城东”的记载不符。《元一统志》载，开元城“正西曰谷州”[36]，《辽东志》卷九“古州”条下注称“北接斡朵里”。今牡丹江市正当开元城（今俄罗斯境内的乌苏里斯克，即双城子）之西、斡朵里（今依兰）之南，故当以今牡丹江市西南现存的渤海古城为谷州（古州）的所在地。

（四）旧开原（在今双城子南部的山城）

关于开元（即旧开原、东开原）所在地的问题，过去中、日学者都进行过考证，约有八九种说法。有认为“元之开元路，初治于石墩寨，继则移于黄龙府故地，最后则移于咸平移”[37]。还有认为在今依兰[38]、双城子[39]、东宁大城子[40]、珲春以东古城[41]、宁安城子后山城[42]、金上京会宁府（今阿城白城）[43]、宁古塔城东北50里的刻印城（今牡丹江和海浪河汇流处）[44]等说。近年张泰湘又提出在双城子南面的克拉斯诺雅尔山城[45]，今采其说。这一“旧开元”，是对应南迁今辽北开原的元以前的图们江流域的古“开元”，为金元以来“恤品路”辖境（日本海西岸）。

（五）毛怜（今图们江北珲春县境内）

《辽东志》卷九“毛怜站”注称：“旧开原南。”[46]前述旧开原即迁至辽东以前的开元，在今绥芬河流域的双城子南面的克拉斯诺雅尔山城。毛怜站当在今绥芬河流域之南，正当今珲春河流域。又从“兀良哈指挥阿古车居处豆门”[47]的记载来看，阿古车为毛怜卫头目之一，豆门即土门，“在豆漫江（今图们江）之北”[48]。可知毛怜卫应在今图们江以北。又载：“毛怜卫在古庆源、斡木河之间……其地距新庆源三日程也。”[49]由此可知，毛怜卫初在今图们江北的珲春河流域，后来又南迁到今朝鲜会宁（斡木河）和庆兴（古庆源）之间，为明代通向“朝鲜后门”的重要通道。

三、开原西陆路

由开原出发，西行经庆云站到今绕阳河上游阜新县境内的塔营子（懿州），这是通往福余卫等西北蒙古游牧人的路线[50]。沿路驿站有：庆云站—熊山站—洪州站—懿州。

（一）庆云站（在今辽宁省康平县东南小塔子村）

辽代的祺州州治在庆云县，金代废州存县，“元废县为庆云驿”[51]，明代因之。庆云县在“开原城西八十里，有塔存焉”[52]。据20世纪80年代初笔者亲自调查，今康平县东南25公里小塔子村东辽河西岸的古城，应即辽代祺州州治所在地的庆云县。在古城西有辽金砖塔一座，俗称小塔子，和庆云县有塔的记载相符。《金史·地理志》 载：“庆云，辽祺州祐圣军……有辽河。”金代明昌年间王寂到此地时，从者得鲜鱼，王寂命持送辽河中，有“持送城东纵急流”等诗句。由此可知，庆云县当在辽河西岸附近今康平县小塔子村古城正在辽河西岸。故以今康平县小塔子村古城为辽代之祺州、金代庆云县、元代庆云驿、明代庆云站无疑[53]。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谓，旧祺州庆云县，即今开原西南40里（20公里）的庆云堡。后人多引此说。但是庆云站在“开原城西八十里”，而庆云堡则在开原城西40里，两者并不在同一地，《方舆纪要》是误将辽、金、元、明之庆云县（站），与明边墙上的开原庆云堡混为一谈。

（二） 熊山站

《辽东志》卷一“开原山川”条：“熊山，城西北一百九十里，在辽河西岸。”[54]庆云县在“开原城西八十里”，由此推算熊山应该在庆云县（今康平县东南小塔子村）西北100里（50公里）。前章已经指出，根据里距和当代考古发现，该站当以《辽史·地理志》的“宗州”条“辽东石熊山”得名[55]。以此地望推定，故址应即今法库县西四家子古城（元明改驿站），该地曾经出金代“宣差都提控印”，系辽金元明故城。

（三）洪州站

前引《析津志》天下站名：“驿安东北百五十里洪州，百二十五里宁昌，一百二十里庆云，正东偏南咸平府大安。”庆云西南“一百二十里”处的宁昌正当熊山（庆云站西南60公里）四家子附近，当今彰武县四合城子。在宁昌西南的“百二十五里”的洪州，当在今四合城子西南125里（62.5公里）处，今彰武县的西部一带。按交通方位，应即今彰武县苇子沟乡“土城子”古城。

（四）懿州（在今辽宁省阜新县城东54公里塔营子古城）

据《辽东志》卷首，开原“西到懿州三百七十里”。经本书作者多次调查，阜新县东北54公里的塔营子古城和这一记载的方向距离相符。塔营子城南出土的元代懿州城南学田碑，肯定了塔营子古城即元代的懿州城遗址。懿州城为辽建，金、元沿用。但辽代有南、北两处懿州，懿州顺安县在今塔营子，而懿州宁昌县在北土城子。[56]金代的懿州州治在顺安县，亦即今塔营子古城。元、明两代驿路上的“懿州站”当指塔营子。

四、开原北陆路

这是一条从开原出发，北行经龙安站到海西的路线。这也是辽金元以来连接东北南北交通的古道。沿路驿站：贾道站—汉州站—归仁县—韩州—信州城—斡木城—龙安站—海西宾州站—弗颜站。这些驿站都是辽金元以来的州县城站。

（一）贾道站

贾道站即《松漠记闻》和《御寨行程》所说的“贾道铺”，《经世大典》作“夹道站”，《析津志》作“贾道铺”。据《析津志》载：“咸平府大安站正北百一十里贾道铺。”《御寨行程》所记咸州至贾道铺的里程与《析津志》相同，而洪皓《松漠记闻》则为“一百三十里”。从咸平府（即咸州，今开原老城镇）到贾道铺的距离来看，贾道站当在今昌图县此路树镇四合屯古城。

（二）汉州站

其站应在今昌图四合屯以北。

（三）归仁县（今开原老城镇北50公里、昌图县北20公里四面城）

《元一统志》：“归仁县，故城在咸平府北。旧安州，金皇统三年改为县，后废，城址犹存。”[57]安州即归仁县。安州与咸平府的距离，据张棣《金虏图经》：“咸州南铺至宿州北铺四十里，宿州北铺至安州南铺四十里。”咸平府咸州即今开原老城镇。宿州即肃州，为今昌图县马仲河古城。由此可知，安州即归仁县，当在今开原老城镇北约百里，在昌图马仲河古城之北20公里。《金史·地理志》“归仁县北有细河”，而“细河（在开原）城北八十里，源出那木川西石岭山，西流循归仁县北，入小创忽儿河”[58]。可知安州（归仁县）当在今开原老城镇北40公里细河南岸的一座古城，即昌图县四面城。据1982年5月实地调查，已认定此城为辽金古城。其周长近5公里，在开原老城镇西北约百里，又在二道河（即小创忽儿河）支流“细河”的南岸，与有关安州即归仁县位置的记载相符，故以“四面城”为辽代安州、金元明的故“归仁站”的故城遗址[59]。

（四）韩州（今吉林省梨树县偏脸城）

前金王寂《辽东行部志》载：“韩州，辽圣宗时并三河、榆河二州为韩州，三河本燕之三河县，辽祖掠其民于此置州，故因其旧名。而改（故）城在辽水之侧，常苦风沙，移于白塔寨。而后为辽水所侵，移于今柳河县。又以州非冲途，即徙于旧九百奚营。”由此可知，韩州州治有4处，迁移3次。第一次的州治是辽圣宗时（983—1030）在辽水之侧建立的韩州，据调查其州治可能即今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左后旗浩坦乡的城五家子古城。由于“常苦风沙，移于白塔寨”，即第二次的州治所在地。“后为辽水所侵，移于今柳河县”，即今昌图县八面城，为第三次州治的所在地。白塔寨当在辽河附近，在今城五家子古城和八面城之间，可能在今吉林省双辽县郑家屯南的双城[60]。后来又以韩州（柳河县）“非冲途”，而移到旧九百奚营，即第四次州治的所在地。奚营的位置，据洪皓《松漠记闻》记载，南至“杨柏店四十五里”，而杨柏店即《御寨行程》中的“杨八寨通远馆”，为辽代通州通远县的所在地，经考证在今四平市的一面城[61]。则韩州（奚营）应在今四平市北45里（22.5公里）处。而今梨树偏脸城（周长4公里）正在今四平市北四五十里之处。又韩州的倚郭县为临津县，故州城当在河畔。而今偏脸城又正在今招苏太河的北岸。其位置正当《辽东志》所载的大创忽儿河北岸的韩州。据《松漠记闻》和《金虏图经》的记载，从奚营到咸州的距离为“二百一十里”，这和从偏脸城到今开原老城镇为200里的距离相符；从奚营到信州为“一百五十里”[62]，有的记载为一百二十六里[63]，这和从今偏脸城到怀德县秦家屯古城间的距离为130里的情况相符。这是推定秦家屯古城为信州城，偏脸城为奚营即第四次韩州州治所在地的根据。明站继承辽金元。

（五）信州（今吉林省怀德县秦家屯古城）

《辽东志》卷首“开原山川地理图”载开原“北到信州三百一十里”，和从开原北到今秦家屯古城的方向里程相符。秦家屯古城，过去叫新集城，即信州城的音转。曹廷杰《东三省舆地图说》：“今怀德县治即故信州城也。”其所谓怀德县治系指旧怀德县治，即今怀德镇，旧名八家镇。光绪三年（1877）改怀德县治，始筑城。

（六）斡木城（其位置应该在伊通河上游西支龙王镇一带）

（七）龙安站（今农安县城）

即辽代黄龙府、金代济州，大定二十九年（1189）改为隆州，宋末徽、钦宗二帝曾被掳迁徙至此，贞祐初升为隆安府。据20世纪70年代李健才、王绵厚首次调查，确认辽黄龙府应即今吉林省农安古城。元代仍名黄龙府，元代开元路曾一度徙治于此。到明代又为“开原北陆路”中的一个重要驿站——龙安站。

（八）海西宾州站

《辽东志》 和 《全辽志》 第七站为海西宾州站， 置于龙安站之前，系误。 《松漠记闻》：“宾州州近混同江。”可知应置于龙安站之后，第八站应为海西宾州站。前考许亢宗《行程录》所说的乌舍寨“寨枕混同江湄（滨）”，即《松漠记闻》所说的“州近混同江”的宾州。据《行程录》载，许亢宗自南向北行，到乌舍寨（宾州）过江，“寨前高岸有柳树”，可知乌舍寨即宾州在江南，寨前临江为一高岸。今农安县东北靠山屯北松花江和伊通河汇流处的广元店古城，即一般所说的红石垒一带，在松花江和伊通河汇流处，居高临下，和“寨前高岸”的自然环境完全相符，故宾州站应置于广元店古城。

（九）弗颜站

从它在海西宾州站的下一站来看，当在今黑龙江省扶余县境内。

第四节　开原以北奴儿干都司境内“海西”“苦夷”等水陆交通道

元朝在奴儿干地区设置“东征元帅府”，管辖黑龙江下游地区的女真族和库页岛（即苦夷）。辽东都司建立后，这一地区的女真族陆续归附明朝政府。永乐二年（1404）开始陆续在鄂嫩河、嫩江、松花江、黑龙江、精奇里江、格林河、亨滚河、乌第河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设置了130多个卫所。永乐七年（1409）闰四月明政府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后任命康旺为都指挥使同知，王肇舟为都指挥佥事，钦差内臣亦失哈一同前往就任。奴儿干都司的治所在黑龙江下游西岸、亨滚河附近的特林（今俄罗斯蒂尔）。明朝在特林江边修建永宁寺，并在寺旁竖两座立碑：一座由亦失哈于永乐十一年立，称“永宁寺碑”；宣德八年（1433）亦失哈见永宁寺碑倾塌，委托官员重建永宁寺碑，又名“宣德碑”。

奴儿干都司的辖境，北到黑龙江口，南连海西地区，与辽东都司连接，是军政合一的地方政权机关，直接受明朝政府的管辖。明代奴儿干都司所辖384个卫，以海西地区设立的卫所最多。

其中“海西东水陆城站”，是由开原以北经海西女真去往奴儿干都司境内主要的交通线路。在明代永乐以后，由京师北京出山海关进入辽东都司辽阳；或由山东登莱跨海至辽东，再由辽阳北行至开原三万卫，出辽东边墙“镇北关”和“广顺关”（今清河），东北均可经“坊州”（今海龙山城镇）和“纳丹府”（今桦甸）而沿松花江北至吉林“船厂”（今吉林市），进入此线。而吉林船厂是明代辽东都司与奴儿干都司之间的水、陆交通枢纽。至今在今吉林市郊江南乡阿什村临松花江的绝壁上，仍有两块摩崖刻石，称为“阿什哈达摩崖”[64]。其一有三行竖刻31字题字：“甲辰丁卯癸丑骠骑将军辽东都司指挥使刘（清）大明永乐拾玖年岁次辛丑正月吉。”距此西侧约40米，还有刘清刻永乐十八年、洪熙元年、宣德七年重至“船厂”刻字。是时任辽东都指挥使、“钦委造船总兵官”刘清多次督军于此造船的重要交通史迹。笔者曾于20世纪70年代亲临调查，实地踏勘了这里是由辽东开原东北，经“坊州”转松花江中上游，溯松花江、拉林河，东北抵奴儿干都司“底失卜站”的中转重镇。在明迁都北京后，明成祖永乐七年（1409）又开始在元代基础上建设城站，永乐十年（1412）竣工。《明实录》记载：“置辽东境外满泾等四十五站，敕其提领那可、孟常等曰：朝廷设奴儿干都司并各卫，凡使命往来、所经之地，旧有站赤者复设，各站头目悉恭命，勿怠。”[65]这四十五站，指陆路从今黑龙江省双城市拉林河北岸的石家崴子古城出发，沿松花江和黑龙江沿岸东北行，共设45站，到达今俄罗斯境内亨滚河北岸的莽阿臣噶山，即莽阿禅屯。这条交通线南接上述“开原北陆路”，北到黑龙江口今俄罗斯境内，与库页岛隔海相望。水路则从今吉林市“船厂”松花江出发，顺江而下，再进入黑龙江直达奴儿干地区。即《辽东志·外志》云：“国朝（明朝）征奴儿干，于此（今吉林市）造船，乘流至海西，装载赏赉 ，浮江而下，直抵其地。”[66]吉林船厂以下的海西东水陆城站，是明朝管理女真人的主要交通路线，也是明代松花江、黑龙江下游的海西女真、野人女真进京朝贡的路线。这条路多沿用辽金元以来的古道，是辽代通往五国部，金代通往五国城、吉列迷，也是上章听述元代通往奴儿干、东征元帅府的路线。现将吉林“船厂”以下的经站，略述如次。

（一）底失卜站（今黑龙江省双城市拉林河北岸的石家崴子古城）

底失卜站是“海西东水陆城站”的第一站，即《经世大典》中的“第四铺”、《析津志》中的“韦口铺”、《松漠记闻》中的“第四站”、许亢宗《奉使行程录》中的“句孤孛堇寨”。据《析津志》载，从韦口铺（即第四铺，亦即底失卜）到上京（今阿城白城）为“二百三十里”。这与从今双城市大半拉子城（曹廷杰所说的拉林河畔的花园屯古城）到阿城白城上京的距离基本相符。

日本学者和田清，把底失卜站推定在京哈铁路拉林河处的珠尔山（在今吉林省扶余县拉林河南岸）附近。但这里并没有元明古城和古遗址。据最近考古调查资料，在珠尔山之北，即拉林河的北岸双城县兰陵乡有石家威子古城，因此，有的把底失卜站推定在这里[67]，距金上京的里数也大体相符，并且也比较顺路。大半拉子城和石家崴子古城都在拉林河北岸，两城都已被拉林河冲毁一部分。经大半拉子城去阿城（金上京）绕道较远，因此把底失卜站（即句孤孛堇寨）推定在石家崴子古城比较可信。

（二）阿木河站（双城县青岭乡的万斛古城）

阿木河站《经世大典》作“斡木火站”，《析津志》作“幹木火站”。“幹木火”当为“斡木火”之误，斡木火即阿木河的别译。其位置在上京和底失卜站之间。《析津志》的幹木火即“斡木火”，距韦口铺即第四铺亦即“底失卜站”为“百二十里”，距上京为“百一十里”，相当于金许亢宗《奉使行程录》第三十八程的蒲达寨。据近人调查考证，当今双城市青岭乡的万斛古城[68]。《双城县志》卷二载：“城东南六十里，三合店东，有古城二，南城周三里，北城周里许，俗呼双城子，双城即由是得名，实为金达河寨及布达寨故址。”但达河寨距蒲挞寨（布达寨）为40里（20公里），故址推断有误，应以万斛古城为是。以下站地有：

（三）尚京城、海胡站（今阿城白城与海沟镇）

（四）扎剌奴城鲁路吉站（今黑龙江省宾县西蜚克图附近）

（五）伏答迷城站（松花江南岸，乌尔河入松花江附近）

（六）海留站［今黑龙江省宾县东北40里（20公里）的海狸红河口］

（七）扎不剌站（今宾县东北枷板河畔的枷板站，今又名宾安镇）

（八）伯颜迷站（今木兰县以东的五站）

（九）能站（今木兰县东浓浓河口东岸的浓河镇）

（十）哈三城哈思罕站（今岔林河口的通河县城东的三站）

（十一）兀剌忽站（今通河县东大乌那深即乌拉荤河东岸的祥顺附近）

（十二）克脱亨站（今通河县大古洞河口东岸的大古洞村）

（十三）斡朵里站（今依兰西马大屯）

（十四）一半山站（今依兰县东北舒乐河镇附近）

（十五)托温城满赤奚站［今汤原县香兰东北6里（3公里）的固木纳城］

（十六）阿陵站（在今佳木斯市西附近）

（十七）杜邦站（在今桦川县西方的堆峰屯）

（十八）弗思木城古佛陵站（今桦川县东北宛里城即万立霍吞）

“诧温至佛思木隘口一百八十里”[69]。“诧温”即“托温”的异音；佛思木隘口，即佛思木城。从两者的距离来看，当即今万立霍吞（宛里城）。

以上诸城，多为元代旧站，明代继行之。

（十九）奥里迷站（今绥宾县城西9公里的奥里迷古城）

今黑龙江省绥滨县城西9公里，南距松花江1.5公里。敖来河自西北向东南流入松花江，古城在今敖来村之西，周长3224米，有角楼、马面、瓮城，在敖来河的北岸，出土文物均为金代文物[70]。河名和村落名称至今仍然没有变更，绥滨县初建时，仍称敖来密，即奥里迷的音转。因此，可以肯定今敖来城即金代五国城之一的奥里米城址，亦即明代的奥里迷站。

（二十）弗踢奚城弗能都鲁兀站（今富锦北七十里的黑通、大桦树屯）

（二十一）考郎古城（今松花江和黑龙江合流处三江口上方的松花江南岸突斯克古城）

据曹廷杰《东三省舆地图说》“五国城考”，今同江县黑龙江南岸，“额图地方有古城一”为考郎古城（即考郎兀城）。“可木”即今同江县东的黑龙江南岸额图附近的“科木”，故将考郎古城和可木站并为一地，明永乐六年设立的考郎兀卫即在此，过去史学界多采此说。今据近人调查，把考郎古城推定在今“黑龙江省同江县乐业乡，即今松花江与黑龙江合流处三江口上方的松花江南岸”突斯克地方的古城[71]。

（二十二）乞勒伊城、乞列迷站（今抚远县西喜鲁林即秦得力古城）

（二十三）莽吉塔城药乞站（今黑龙江省抚远县东黑瞎子岛上的木克得赫屯）

《辽东志》《全辽志》在莽吉塔和药乞站之间有狗站，注云：“狗站，夏月乘船，小（应为水之误）可乘载，冬月乘爬犁，乘二三人，行冰上，以狗驾拽，疾如马。”可知明代药乞站以下为狗站。而元代则以末鲁孙以下15站为狗站。明代在元代东征元帅府之地建立奴儿干都司的同时，为了便于使命往来，运送贡赋，恢复了元代的站赤，设立了狗站[72]。“莽吉塔城”即《明会典》卷一百二十五《奴儿干站七》所说的“黑龙江地方莽亦帖站”，亦即康、乾时代舆地图所说的“木克得赫噶山”。术克得赫（穆克德赫）即莽吉塔。药乞站当在今抚远县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合流处的黑瞎子岛上的一个村落——木克得赫屯附近。明代从莽吉塔城、药乞站到满泾站，即从乌苏里江口到亨滚河口，设有23个驿站。这一段路程因夏乘船，冬乘狗爬犁，故名。直到清代，黑龙江下游的赫哲、费雅克人还是“畜养惟狗”，使用狗爬犁和木马（今之滑雪板）作为冬季交通工具。

（二十四）奴合温站（今俄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即伯力附近）

（二十五）乞里吉站（今俄远东库尔河口南岸原乞林屯）

（二十六）哈剌丁站（今黑龙江左侧俄远东境内库尔河下活隆屯）

（二十七）伐兴站（位置不详）

（二十八）古伐替站（今俄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即伯力东北黑龙江南岸的古发廷屯即古发潭）

（二十九）野马儿站（今俄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即伯力东北伊儿库争屯即伊斯克里附近的野马儿屯）

（三十）哈儿芬站（元代称哈里宾站，今黑龙江口右岸俄远东境内的阿纽伊河口，即敦敦河口北岸敦敦庄）

（三十一）莫鲁孙站（今黑龙江右岸俄远东境内的库契河口附近，是元代女直水达达路所辖15个狗站的第一站）

（三十二）撒鲁温站（今黑龙江右岸俄远东境内的萨尔布湖畔的萨尔布屯）

（三十三）伏答林站（今黑龙江下游俄远东境内的帖达利即傅达里湖畔的帕达勒屯）

（三十四）马勒亨古站（今黑龙江下游左岸俄远东共青城附近梅勒奇屯即莫儿乞屯）

（三十五）忽林站（今黑龙江下游左岸俄远东格林河口即格林河的忽林屯）

（三十六）虎把希站（位置不详）

（三十七）五速站（即库穆苏屯，亦即五如吉屯）

（三十八）哈剌马古站（今俄远东境内奇吉湖对岸的哈兰屯）

（三十九）卜勒克站（位置不详）

（四十）播儿宾站（位置不详）

（四十一）沼阴站（今俄远东境内卡达湖畔的沙文斯克）

（四十二）弗朵河站（今黑龙江下游俄远东境内的付答哈河口）

（四十三）别儿真站（位置不详）

（四十四）黑勒里站（今黑龙江右岸俄远东境内特林南赫勒里河口附近）

以上狗站各屯名，参见清康熙《皇舆全览图》和乾隆《皇舆图》原著名。

（四十五）满泾站（今俄远东境内亨滚河口北岸的莽阿臣噶山即莽阿禅屯）

满泾站是“海西东水陆城站”的终点站。明代满泾站，元代《经世大典》中作“末末吉站”。1885年（光绪十一年），曹廷杰在黑龙江下游特林地方发现《永宁寺碑》和《重建永宁寺碑》以后，不但明确了明代的东北疆域已达黑龙江口，也确定了明代奴儿干都司和满泾站的位置。据《永宁寺碑》：“奴儿干西，有站满泾。”可知满泾站在奴儿干（今特林地方）以西不远的地方。据辽博等藏清康熙《皇舆全览图》三，黑龙江口图、亨滚河口北岸有“莽阿臣噶山”的屯名，即《盛京、吉林、黑龙江标注战迹舆图》五排一的“莽阿禅屯”，在明奴儿干都司城以西，亨滚河口的北岸。“莽阿臣”“莽阿禅”即“满泾”的满语音转。噶山亦为满语，即屯之意。满泾的位置，既有明代碑文可证，又有清代舆图可考，可谓肯定无疑。明朝在其版图内设立的驿站，统归兵部管辖，是明朝政府统治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一条终元、明、清三代，由黑龙江下游通向日本海西北岸的东北亚远东地区的重要边域水、陆交通。在17世纪末，俄罗斯人进入亚洲之前，它是从晋唐和渤海开始，直至明末清初，中国东北和东北亚环日本海西岸的重要部族交通道。

明朝在永乐至宣德的20多年间（1409—1432），曾派亦失哈等率领军队和带着赏赍物资，不畏艰苦，长途跋涉，沿着“海西东水陆城站”，10次往奴儿干和苦夷（今库页岛）等地巡视。明朝在库页岛设置三卫，虽然没有设置驿站，但与黑龙江下游和库页岛地区的少数民族“苦夷”等进行贸易。开拓了元明清之际东北亚极边的“北方丝绸之路”。

第五节　“兀良哈”与蒙古草原之道

1388年北元灭亡后，蒙古分裂为鞑靼、瓦剌、兀良哈三部。鞑靼部在今鄂嫩河、克鲁伦河以及贝加尔湖一带，瓦剌部在今科布多河、额尔齐斯河及其以南的准噶尔盆地；兀良哈三卫，明初居住在今兴安岭以东、海西江（今松花江）以西、北海之南、潢水（今西拉木伦河）之北[73]。

明灭元后，洪武二十到三十年，东部地区重要的故元势力基本清除，为了防止兀良哈三卫和鞑靼联系，使其成为明朝的屏障，“东捍女直，北捍蒙古”[74]。洪武二十二年（1389）五月，“置泰宁、朵颜、福余三卫指挥使司于兀良哈之地”[75]。兀良哈三卫也叫朵颜三卫，其头目多故元宗族，明初隶属于大宁都司，故亦称“大宁领朵颜诸卫”。永乐元年（1403）大宁都司内迁到保定，永乐七年建立奴儿干都司，兀良哈三卫隶属奴儿干都司。明初由京师北通兀良哈三卫，主要是出喜峰口北行大宁以北道。

泰宁卫指挥使司设在泰宁，这是泰宁卫名称的由来。明朝任命故元辽王阿札失里为泰宁卫指挥使，阿札失里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季弟铁木哥斡赤斤的后裔。泰宁卫在今洮儿河流域。《元史·仁宗本纪》“延祐二年（1315）八月庚子”：“改辽阳行省泰州为泰宁府。”“四年（1317）二月癸亥”： “升泰宁府为泰宁路，仍置泰宁县。”[76]元代的泰宁府、路，即辽金时代的泰州。泰州是辽金时代控制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重镇，在今吉林省泰来塔子城。元延祐七年（1320），设石州等处怯怜口千户所，石州恐为台州、泰州之误。台州、泰州，也是明代“海西西陆路”的第五站——台州。

明初福余卫的辖境在以嫩江流域为中心，东到瑚裕尔河流域，西到绰尔河流域。绰尔河流域的绰尔城，是辽金时代的重要城镇，元明时期也沿用。在黑龙江省泰来县西北45公里古城出土了辽、金、元、明的文物[77]。元代在灰亦尔等处设怯怜口千户所，明代的福余卫指挥使司也可能设在这里。

朵颜卫的根据地在朵颜山，这是朵颜卫名称的由来。位置在今洮儿河上游和归流河以及索岳尔济山一带，地势险要。兀良哈秃城或是朵颜卫指挥使司的所在地，即今乌兰浩特东北12.5公里的古城。这里有两座辽金古城，据考证为辽金时期的边防重镇金山。兀良哈三卫的主要根据地是洮儿河和归流河流域，范围在今兴安岭以东、松花江以西、西拉木伦河（潢水）之北、北海（今呼伦湖）以南。

兀良哈三卫向明朝定期朝贡，贡品为马和驼[78]。“朵颜、泰宁、福余等三卫，每岁两贡（纳贡日期为圣节和正旦），贡各百人”[79]。其朝贡路线：“自永乐以来，俱从喜峰口入。”[80]前已考喜峰口位于河北迁西县与宽城县接壤处，是燕山山脉东段的隘口，古称卢龙塞，路通南北。由此出山海关向东为大凌河流域，北上通西辽河上游及蒙古高原东部，是通往东北地区的重要门户。其主要陆路明代称“海西西陆路”。

明代，以海西（今阿什河和松花江下游）为中心的水陆城站，主要分为东、西两条。向东为“海西东水陆城站”，向西则为“海西西陆路”。西路由肇州出发西行，经洮儿河、台州等站到达终点站——兀良河。这是明初通往兀良哈三卫的路线，其驿站有肇州—龙头山—哈剌场—洮儿河—台州—尚山—札里麻—寒寒寨—哈塔山—兀良河，共10站。其西北连鞑靼。以下分记各站：

（一）肇州（今他虎城）[81]

金元明时代的肇州都在今他虎城。今黑龙江省的肇州、肇东、肇源三市均置于金元肇州故地，此即“三肇”地名的由来。

（二）龙头山（当在肇东八里城西南，今大庆市老山头一带）

（三）哈剌场（位置不详）

（四）洮儿河

从前后站的位置来看，当在今洮儿河下游。

（五）台州

应即古金元泰州境。从台州站在洮尔河站的下一站来看，台州当即泰州，即辽代的泰州、金代的旧泰州，今为泰来县塔子城。

（六）尚山（今白城市金祥乡蒙古屯南）

（七）札里麻（今白城市永胜乡黄家堡）

（八）寒寒寨（今洮南市海城子）

（九）哈塔山（今洮南市岭下乡小城子）

上述四站的位置，因缺乏文献记载又在草原中，地点难以确定。但把终点站“兀良河站”的位置搞清后，根据现在已知古城分布的情况也可以推定这一路线的基本走向和驿站的大概方位。

（十）兀良河（在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科右前旗即乌兰浩特东北12.5公里乌兰哈达乡前公主岭古城）

关于明代“海西西陆路”的终点站——兀良河的位置，原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在今满洲里附近[82]；另一种认为是在今归流河（洮儿河的支流）上游的乌兰灰河（乌兰古衣河）[83]，即今乌兰河。根据最新的考古资料，《东北古代交通》作者之一李健才认为应该在今乌兰浩特市东北12.5公里的前公主岭古城[84]。理由如次。

从台州（泰州）到终点站兀良河仅有4个驿站，古代站与站之间的距离一般都是50—80里，最少为20—30里，最多的为100多里。从今泰来县塔子城（台州、泰州），到满洲里约为1600—1700里，两者相差悬殊。如此，则每站间的距离为300多里。每站间这样长的里程是不可能的，并且明初兀良哈三卫的北界到今呼伦湖，而满洲里又在呼伦湖以北。所以明初通往兀良哈三卫的“海西西陆路”的终点站，不可能在今满洲里附近。同时满洲里附近也没有什么明代的重要卫所，在今满洲里的西部虽有明代的斡难河卫，其北部有明代的根河卫，但这两卫距今满洲里都有400—500里之远。所以明代“海西西陆路”的终点站——兀良河不可能设在今满洲里附近。日本学者和田清把兀良河推定在今归流河上游的乌兰灰河（乌兰古衣河），即今乌兰河。从已知的考古调查资料看，这里至今也没有发现什么重要古城，兀良哈三卫的指挥使司也不在这里。从历史上看，乌兰河在金代界壕边堡外，这里也不是重要州县的所在地，所以明代兀良河站也不可能在今乌兰河。满洲里开辟为黑龙江上游城站，应在清代以后。

《大明一统志》“女直山川”条：“兀良河在开原西三千三百余里，源出沙漠，南流河州与洮儿河、脑温江合流入混同江。”[85]只有归流河和蛟流河，而归流河上游至今仍称乌兰古衣、乌兰灰或乌兰河。因此，乌兰河当指今归流河。“海西西陆路”的终点站——兀良河站是地名，不是河流名。这里所说的兀良河当指在兀良河（今归流河）流域的兀良哈秃城，它是朵颜卫指挥使司的所在地。归流河流域最大的古城和古代遗迹遗物比较多的地方，是在今乌兰浩特市东北12.5公里的前公主岭的两座相距150米的一、二号古城，位于今洮儿河和归流河会流处的东北部。一号古城为长方形，周长1824米，有两道护城河，有角楼、马面、瓮城。二号古城为正方形，边长675米，周长2700米。两城皆为辽金古城，是辽金时代金山县的遗址，元明时代亦沿用。这两座古城东南距离泰宁指挥使司的所在地即辽代泰州、金代旧泰州所在地，今泰来县塔子城古城，约为100公里，西北距金界壕边堡有50多公里。在城四家子古城和前公主岭古城之间，有4座小型辽金古城：其中有3座辽金古城都在洮儿河左岸，其间的距离为35公里，正是一站的距离；另一座小型辽金古城在洮儿河右岸。这4座小型辽金古城的位置是从洮南市城四家子古城沿洮儿河左岸西北行三四十公里，第一座古城即蒙古屯古城（周长900米），在洮南市金祥乡蒙古屯西南、西洮儿河5公里，当为“海西西陆路”的第六站尚山站的所在地。第二座古城是土城子古城，在洮南市永胜乡黄家堡屯内，西距洮儿河3公里。第三座古城为海城子古城，在洮河儿西岸、蛟流河东岸兴业乡附近，和土城子古城隔洮儿河东西相邻。这两座古城可能是“海西西陆路”的第七站“札里麻”和第八站“寒寒寨”的所在地。第四座古城为小城子古城（周长500米），在洮南市岭下乡两家子屯南750米，西距洮儿河1公里。由此西北行三四十公里便到达乌兰浩特市东北12.5公里乌兰哈，达乡前公主岭古城。小城子古城东部有一高冈，小城子古城可能即第九站的“哈塔山站”。哈塔山的下一站，即终点站兀良河。从小城子古城到乌兰浩特市东北12.5公里的前公主岭古城为30—35公里，正是一站间的距离，因此推定兀良河当在今前公主岭古城。前公主岭古城是辽金时代的金山县、明代朵颜卫指挥使司兀良哈秃城的所在地，“兀良哈秃城”即为“兀良河站”。前公主岭古城不但地处边防要地，而且也是交通的中心。从前公主岭古城北通扎赍特旗的塔子城，东南通洮南市城四家子古城，西北沿洮儿河谷通好田古城，沿归流河谷通哈拉根台古城。因此，把兀良河站推定在今前公主岭古城，比推定在金代界壕边堡之外的归流河上游的乌兰灰河（即今乌兰河），更符合元明古城分布的实际。这是蒙古草原地区千年相沿各交通驿站间距离的实际，并有上述当代考古发现的佐证，可为辽、金、元、明各代，大兴安岭以南从“兀良哈”到“鞑靼”的草原交通考索出一条实际经由方向。

第六节　明代东北驿道上的递运所与铺舍的设置

除了上述线路和驿站外，明代在东北地区还补设“递运所”和“铺”两种交通机构，主要是递运官方物资及军需用品，作为驿站的补充形式。

一、递运所

递运所是在一般的递和驿之外，明朝专门运送军需物资和上贡物品的运输机构。“洪武九年始置，先是在外多以卫所戍守军士，传送军囚，太祖以其有妨练习守御，乃命兵部增置各处递运所，以便递送”。[86]这种机构也分陆运和水运两种，始设于明初洪武年间（1368—1398）。运输任务陆驿由军卒承担，水路则有各地船户负责。递运所根据运输任务的不同，“每所设置车辆不等，如大车一辆载米十石者，人夫三名，牛三头，布袋十条。小车一辆载米三石者，人夫一名，牛一头，每夫一名，办牛一头”[87]。递运所有专门负责的官员，“递运所设大使一人，副使一人，掌运递粮物”[88]。根据《辽东志》记载，辽东地区设置递运所33个，集中在辽南和辽西地区[89]。

辽东地区递运所设置表

续表

二、急递铺

明代各卫所急递铺沿用于元，多以卫所城为中心，向四周辐射，连接周边邻卫所，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快速邮递网络。根据《明会典》记载，“凡十里设一铺，每铺设铺长一名。铺兵要路十名，僻路或五名或四名。于附近有丁力田粮一石五斗之上，二石之下点充。须要少壮正身”，“各州县于额设司吏内，选充铺长一名专一巡点，所辖铺分督令各铺司兵如法走递，亲临府州县，提调官常加检点，铺长失于整点，随即问罪”，“无印信文字不许入递”[90]。《辽东志》卷首各地“山川地理图”上标注急递铺的名称和位置[91]，共55铺，分布不均。如辽阳、海州、盖州、复州最为密集，而锦州至山海关之间没有铺舍。

辽东各地急递铺表

续表

东北各地水陆驿站的建立，对加强明代在东北的经营管理有着重要的作用。东北蒙古、女真各部卫所官员进京朝贡的人数逐年增多，朝贡者“络绎不绝，动以千计”[92]。通过朝贡，蒙古、女真各卫头目获得大量的赏赐，同时也买入大量的所需物品，满载而归，“行李多至千柜，少亦数百”[93]，可知明代东北各路驿站担负着繁重的接待和运输任务。东北蒙古、女真各地的土产，如马、失剌孙（土豹）、貂鼠皮、金钱豹、阿胶、人参、东珠等，通过各路驿站源源不断地输入到内地。内地汉族的先进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如铁铧、铁锅、铁铲、瓷器、绢、布、米、盐等，也通过驿站大量地输入到东北蒙古、女真各地。

由此可知，明代东北水陆交通驿站的建立，不但加强了明朝对东北的经营管理，也促进了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开发祖国北部边疆的历史中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七节　明代东北海河运输航线的进一步开辟

明代建国之初为巩固内部稳定，防止北元势力再起，实行了海禁政策。禁止私人出海贸易，也禁止外商来华贸易，并作为基本国策，长期保持不变。永乐时期一方面继续实行海禁，另一方面实行比较开放的政策，如派遣郑和下西洋，为后来的开放打开窗口。中期以后海禁时紧时松，嘉靖年间出现倭患。隆庆以后部分地区开放海禁，私人贸易发展，海禁政策基本瓦解。

辽东海上运输事业主要是为了满足军事运输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由于明朝军事形势的变化和“海禁”的实行与开放，海运的规模变化较大。明朝初期东北地区政治尚未稳定，经济条件薄弱，军队需要的粮食、布匹、棉花、武器等绝大部分从山东登州和长江下游运至辽东地区，运输船的规模相当大。永乐以后辽东军屯发展，粮食基本能够自给，所以运往辽东的粮食数量大减，只是在遇灾之年运粮赈济，但是山东供应的布花等大多仍然从登州运送给辽东军士。上举海城牛庄附近的西四乡“布花堡”地名，正是由明代河海码头得名。正德初年前往辽东的海船大多损坏，山东布花“不能转运”，遂“暂解折色”。嘉靖初年沿海倭患猖獗，明朝政府实行海禁，辽东海运几乎完全停止。嘉靖三十七年到三十八年，辽东地区发生大饥荒，政府暂时开海禁几个月，又因为倭患再行海禁。到万历时期辽东官军不堪忍受艰苦的条件逃亡内地，海上交通线路是他们主要的逃亡路线，由此政府实行海禁封堵。万历十四年辽东水灾，政府正式解除海禁。

明代辽宁地区主要的海河港口有三个，即牛庄、凌河和旅顺。牛庄和凌河是河口港，容易浅滩河淤，所以旅顺港的使用率最高。当时海运的成本相对低，但受造船技术的限制和倭寇侵扰，风险较高。陆运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但是费用较高，所以采取了海运、陆路联运的办法。

明洪武时期辽东军队所需要的粮饷取自太湖流域，所以运粮海船多自长江口附近的刘家港（今江苏太仓东浏河镇）等地出发，北上进入渤海湾。为便于辽东各卫就近领取和转运，分三处停卸，即“定辽、三万、沈阳、海、盖诸卫于牛庄；广宁、义州诸卫于凌河；金、复二卫于旅顺口”[94]。在牛庄港还采取了海、河联运方式。清康熙时，王一元在《辽左见闻录》中说：“辽左海禁既驰，百货云集。海艘自闽中开洋十余日即抵牛庄。一切海货有更贱于江浙者。”清初的这种海运盛况，实奠基于明代。

当时一部分粮谷“由直隶太仓海运至牛家庄（今辽宁省昌图县昌图镇）储支”[95]。即逆辽河而上，再进入其支流亮子河，以达牛家屯。后来河运终点改为从辽河进入清河，到开原，即所谓“宣德年间……海运直通辽阳、铁岭，以达开原”[96]。海运辽东的辽河口，明代称“梁坊口”，《全辽志》“山川”条记载，梁坊口在“海州（今海城）西南七十里”。故地应在今营口高坎南浑河入海口。在辽河由双台河入海前的明代，这里是辽东河、海转运的重要港湾。由此溯辽河，至“开原城西有老米湾，即其卸泊处也”[97]。老米湾，在今开原西兴隆台辽河岸边的丈沟子村，“古为商船停泊之所”[98]。但是，正统年间筑起辽东边墙后，这段内河航线被放弃。

永乐末至洪熙年间，海船三处停卸一度改为集中停卸于旅顺，因一些卫转运不便，又改为分别停卸于小凌河、六州河、旅顺、牛庄等处。景泰三年（1452），因小凌河等处滩浅河淤，无法停泊，海船再度改为集中停卸于旅顺[99]。

明代通往东北的路线较多，利用率较高的是山东与辽东之间的交通线，其中有两条路线利用最多：

第一条是登州至辽河口转广宁线。这条线海船将粮谷运至牛庄附近东昌堡18里的布花堡，再沿路河水运至广宁制胜堡之东卸载。景泰年间，山东登州“岁运粟一万石赴辽东广宁饷军”[100]。永乐年间，巫凯主持沿路河“备筑泊岸，更设闸几处，时其收泄，庶河道不淤，河水不涸”。后来由于年久失修，河道多淤塞，遂将山东所运布花等改为停卸于广宁前屯（绥中前屯），再由陆路“转至广宁城给军”[101]。嘉靖年间曾两次疏浚路河，试图恢复登州至广宁间的海上与内河联运，但河道很快又淤塞，未获成功。

第二条是登州至旅顺线。旅顺在卑沙城南（今金州大黑山城）120里，“海运舟至此登岸”。从登州至旅顺，“南岸达北岸，共五百五十里水程，两日内风力顺可到”。这条线上，历经羊埚、黄城、钦岛、鼍矶、井岛、沙门等岛，“各岛相接如驿递”，为海运船只提供了很大方便[102]。

另外有几条航线或为辅助，或为临时开辟，利用时间较短。

第一条是登州至大凌河口附近的宁远线，这条航线大约开辟于后金进入辽东之后。史载：“明末征辽海运粮舶皆于宁远登岸，今州南犹存海防五城，即屯粮之所。”[103]据《大明一统志》记载，宁远城南桃花岛（觉华岛）为“登莱海运泊船处”。

第二条是登州至盖州水路。万历四十六年（1618）为辽东用兵，需饷甚急，大开登莱至辽东海运。登州之粮海运盖州套停卸，盖州套离盖州城20里，但“盖州套窄小，浅滩形如半碗，而碗口礁岈，势同攒剑，必小船方可进入，而所泊仅可二十数只，必坚厚小船方可冒险而入”，每当“秋冬风逆，水落潮低露礁，断乎难行”[104]。由于盖州套较小、路险，所以海船有时又经由盖州套北上120里，至海州娘娘宫停卸[105]。此处的“海州娘娘宫”，即今海城牛庄娘娘庙。

第三条是莱州至三犋牛线。三犋牛距金州城18里，三犋牛港湾较盖州套为宽阔，可泊较大船只，但“地方旷野，并无官民房屋可以积贮”，需要再“自三犋牛剥运旅顺，复转西北，而后至盖套”，往返多走很多里程，而且“自旅顺至三犋牛一带海山险恶，运道险塞”。所以，不久又改为至距复州30里之北信口停卸，“此口稍宽，可容船百余只，而泥底无礁，可以避风”[106]。

第四是天津至辽东的航线。这条航线沿渤海西侧向北行，可以避免风波盗贼，途中可以停泊曹泊店等几个岛，比较安全。嘉靖年间这条航线的重点，最远到达广宁右屯卫的通河泊，卸载后，由陆路到辽阳[107]。嘉靖三十八年（1559）辽东大灾，遂截留通仓漕粮停泊天津的部分，“由天津水运蓟州以达山海”，然后“雇脚陆运至各地方散给”[108]。到万历四十七年（1619），天津运往辽东的粮食增至30万石，多运抵永平（今河北省长城以南的陡河以东地），由永平陆路运至宁远的芝麻湾，再从芝麻湾海运到三岔河等地[109]。今天津市博物馆即收藏明万历年间由天津卫至辽东牛庄的“海运图”。

第五条是成山角（今山东省东端）到辽东的路线。一条是锦州—菊花岛—天津—庙岛列岛—成山角。另一条是金州—旅顺口—庙岛列岛—登州—芝罘岛—成山角。

第六条是长江口的刘家港到辽河流域的牛庄、凌河口和旅顺口。

以上所述虽为明朝政府运粮辽东的海上航线，但当时商民和行旅海船所使用的也大体是这些航线。

第八节　明代中国东北与李朝和日本的水陆交通道

1368年明朝建立，并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东方中心，洪武三年（1370）与高丽国建立宗藩关系，“元旦及圣节皆遣使朝贺，岁以为常”[110]。由于明朝建国不久，高丽处于即将灭亡的末期，政局动荡，北元残余势力与高丽的纠结，明朝与高丽的关系没有正常化，直到洪武十八年（1385）走入正轨。

1392年李成桂建立的李氏朝鲜代替了王氏高丽，并力图与明朝建立友好关系。朝鲜建国初期，由于辽东地区和女真等问题与明朝稍有误解，但从太宗开始两国关系好转，交流非常活跃。通过以朝贡关系为基础的“事大政策”，朝鲜接受明朝的先进文化，在经济上收获颇丰，并在国际上确保了朝鲜王朝的权威和安定。

明朝和朝鲜的交流主要通过朝贡进行。朝鲜派往中国的使行可以分为必须派遣的定例使行和非定期派遣的别行。朝鲜每年派遣三次定期使行，即正月初一的“贺正使”、祝贺明皇帝生日的“圣节使”和皇太子生日的“千秋使”，另有冬至季节派去的“冬至使”。别行如明朝皇储继位、皇帝驾崩或册封妃子等大事时派去的“进贺使”“谢恩使”“奏请使”“进献使”等。除了明初期的南京和清初期的沈阳外，都派往北京，所以朝鲜多称为“燕行使”，其留下的行程记录多称为“燕行录”。使节朝贡有马匹、人参、皮毛等，明朝又回赏丝绸、瓷器、药材、书籍等。朝鲜通过使节除了进行经济贸易，还在学术、文化交流上倾注心力。如今韩国崇实大学基督教博物馆，与辽宁省博物馆藏有同一刻版的利玛窦《两仪玄览图》，就是1620年（明万历四十八年）朝鲜使臣黄中允出使北京时，途经辽沈带回李氏朝鲜的[111]。

根据韩国东国大学林基中教授的统计，朝鲜向明清派遣使节共579次，其中明代82次，清代497次。《燕行录》是朝鲜使臣来到中国把所看到、所想到的事情的记录。题材有日记、诗歌、杂录等，作者既有官员，也有文人。朝鲜通过使臣朝贡土产品，明朝也回赐朝鲜需要的物资。因此《燕行录》是明清之际代表官方信使真实记录的重要的中朝间交通史籍。

明朝也派遣“敕史”到朝鲜，次数相对少，一年不到一次。《皇华伺候录》（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是1598年明朝杨嵩、万世德一行到朝鲜时作为纪念制作的契帖。由此可以看出朝鲜派“远接使”到义州，一直护送到汉城，在汉城设置“迎接都监”，有“接伴使”专门负责接待任务；在鸭绿江东岸义州设有“顺义馆”接待。明朝敕史被称为“天使”或“诏使”，得到最高规格的款待。

通过使臣的派遣，两国不仅在政治、经济上有广泛的合作，还在经济、文化、艺术领域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交流。被派往明朝的朝鲜使臣往往是学术造诣深厚、社会影响大的官员和学者，他们到明朝不仅与官方，还与明朝的有识之士广泛接触，带回先进的治国之道和科学技术，还有大量图书、书画、地图等资料。

朝鲜使团由正使、副使、书状官、通事（翻译官）、军官、医生等正官和马夫、奴婢等侍从组成。朝鲜初期正官一般为八九人，后来逐渐增加到40多人，加上侍从总共有70多人。另派遣300—400人的护送团，从义州护送到辽阳。其主要交通有如下几条。

一、明朝与朝鲜的陆路交通

朝鲜和明朝的交流大部分由陆路进行，陆路有两条：一条是两国自古以来使用的辽东—义州—开京（后来迁都汉阳）线，两国之间的交流主要通过此路；另一条是吉林东部图们江两岸珲春—庆源的路线，在此暂定为珲春至朝鲜东北线，此路主要为明代居住在图们江北岸的满族进行互市之用。

（一）汉阳到北京的路线

这条路线分为汉阳—义州—辽阳—山海关—北京等四段，沿着义州大道到达义州后，在义顺馆整理行装，休息几天，准备进入中国国境。

汉阳至义州为朝鲜境内路段。1394年朝鲜政府迁都至汉阳（今首尔），原来以开京为中心设置的交通路线逐渐调整为以汉阳为中心的全国交通网。随着与明朝关系的逐渐稳定，靠近中国的平安道地区交通的军事功能逐渐削弱，驿站的设置和管理为接待往来的两国使节服务。如取消主要用于防御外敌入侵、海拔近500米的“慈悲岭驿站”，设置凤山和棘城。里程虽然稍远，但是道路平坦、安全。把汉阳至平安道义州路线中的“驿”改为“馆”。“馆”之称呼在高丽时期已经存在。与“驿”的独立行政单位性质不同，“馆”是属于各个郡县的附属机构，主要功能为迎送往来使节。从义州向汉阳的道路上经过10站，即所串（安宁）、良策（龙川）、东辇（铁山）、林畔（宣川）、云兴（郭山）、新安（随川）、嘉平（嘉山）、安兴（安州）、肃宁（肃川）、安定（顺安）[112]。

明代义州到辽东都司的辽阳要路过“东八站”，辽东地区山川多，道路崎岖，后来又有女真人的侵扰，所以是朝鲜使臣最担心的路程。

景泰元年（1450）倪谦出使朝鲜，撰《朝鲜纪事》。计自鸭绿江至汉城王城，凡历公馆28处，共1170里。倪谦景泰元年正月辽东启程。自辽东抵鸭绿江旧有8站，今废。过高丽冲、头馆站、东岭至浪子山，过背阴山、盘道岭至新寨，过高岭至连山东关口。东关系华夷界线。过分水岭至龙凤山，过八度斜列岭至凤凰山下营。凤凰山起程，过开州，汤站起程，过鸭绿江到达朝鲜境内义州的义顺馆，四十里至所串馆，五十里至良策馆，四十里至东辇馆，五十里至林畔馆，四十里至云兴馆，五十里至新安馆，七十里至嘉平馆，五十里至安兴馆，七十里至肃宁馆，六十里至安定馆，六十里至西京平壤府，至大同馆。西京启程，六十里至生阳馆，六十里至黄海道黄州，七十里至凤山郡，三十里至剑水馆，三十五里至龙泉馆，四十里至安成馆，三十里至宝山馆，三十里至兴义馆,三十里至金郊馆,三十里至开城府,三十五里至东坡馆，五里至临津江,二十五里至原平府,四十里至碧蹄馆,四十里至接官厅，导入城。至景福宫门东南，退就太平馆。此路与《世宗实录·地理志·平安道》的驿路相同。可远追溯至高句丽、百济和王氏高丽时期。

辽阳为两国使节必经之路，在辽阳安定门外东南设有“朝鲜馆”，供朝鲜使节住宿休息[113]。朝鲜和辽东之间的贸易，尤其是辽东屯田所需要的马、牛等，直接从义州渡过鸭绿江运送辽阳等地，朝鲜使臣也经过义州—辽阳路去京师[114]。但是由于高丽辛禑王与明朝政府之间的矛盾，明朝阻断朝鲜通往京师的辽东路，辛禑十三年1387年）“十一月张方平等行至甜水站，都司使千户王成钦录圣旨以示之曰：‘今后高丽国使臣来者，于一百里外止回，不许入境。亦不许送赴京师……’”后来李成林、郑梦周等人也被拒绝入境[115]。说明在此前两国间经常经金元以来的“东八站”。出辽阳安定门之“东八站”之第一交通关隘，即前述汤河“大石关”（今辽阳弓长岭区石门岭）。

由辽阳西南到山海关经有鞍山、海州、牛家庄、沙岭、高平、盘山、广宁、闾阳、十三山、小凌河、杏山、连山、曹庄、东关、沙河、高岭驿站。基本亦为元明旧驿。

过山海关后还要经过滦河驿、抚宁县、永平府、七家岭驿、丰润驿、玉田县、蓟州、三河县、通州等地区才到达北京。

到北京的朝鲜使节得到礼部的接待，在会同馆滞留40天左右。入馆后的第二天换上公服，到礼部尚书那里传达咨文，再到仪制司向皇帝献表文。

这个时期的朝鲜驿路，在朝鲜人崔溥（1454—1504）的《漂海录》中也有详细记录。崔溥于朝鲜成宗十九年、明弘治元年（1488）正月初三赴济州奉差中突闻父亲去世，渡海回乡途中遭遇海难，与铜川42人从济州岛漂至中国浙江省台州府临海县地，被怀疑为倭人，后经审核排除倭嫌，走水路沿着大运河到达北京，再走陆路至鸭绿江回国。回国后整理行程，进献给国王，后整理为《漂海录》。全书用5万余字记述明朝弘治初年社会情况，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通以及市井民情等。详细叙述了由北京经过辽东回国的路程：四月二十四日从北京会同馆启程，二十五日到白檀，二十七日渔阳驿，二十九日玉田。五月初一滦州，初二永平府城南，初三滦河驿，初四抚宁卫，初五过榆关驿，初六石河，初七过山海关，初八前屯卫，初九张公墓，初十过曲池河铺到大沙河，十一日宁远卫，十二日过五里河到塔山所城，十三日凌河驿，十四日小凌河，过荆山铺到左屯卫，十五日闾阳驿，十六日广宁驿，十七至十八日在广宁驿站逗留，二十日盘山驿站，二十一日沙岭驿站，二十二日新关门，二十三日辽阳驿，二十七日总兵官云，出骑马四十三匹、驮载马十五匹，用于遣送一行，二十九日从辽东启程。六月初一白家庄，初二分水岭，初三过斜哨山岭至八渡河，初四过鸭绿江。崔溥记述山海关内每隔十里设烽火台，关外隔五里设有标记里数的小墩[116]。有人统计，去除特别逗留时间，崔溥从北京到鸭绿江行速每天69公里[117]。这条明清时期的朝鲜去京师的陆路，其承接了千年以上的环黄、渤海古道。

成化年间以后，由于女真人经常南下骚扰这条交通路，为了两国使节的安全，明朝政府增设堡台，增加军队以加强防御。但是女真人的骚扰没有停止，以至于朝鲜使臣到辽阳后，改走南线，即经鞍山、海州、牛庄、沙岭、高平、盘山、广宁，从辽西进入北京[118]。

天启元年（1621）后金占领辽沈之后，东八站交通线被放弃。同年八月两国使臣利用海路，即走海路到山东登州，再从陆路转到北京。

（二）珲春至朝鲜东北线

明朝在开原到图们江流域设置有“开原东陆路”，渡过图们江直通今朝鲜“后门”东北部。这条路线从开原出发，东行直到南京，然后由南京东渡图们江，进入朝鲜的东北部。这条路线，从今延吉市东渡图们江进入朝鲜的东北部，经随州（今朝鲜咸镜北道钟城）、海洋（今朝鲜咸镜北道吉川）、秃鲁（今朝鲜咸镜南道端川西13里的古城）到终点站散三（今朝鲜咸镜南道北青）。

朝鲜在西北地区增设新的驿站。这里的“站”源自元代的“站赤”，因为这里曾经在元辽阳行省开元路管辖范围内，元代从南京万户府（今延吉市）沿着东海岸哈兰府（又称合懒府，今咸兴市）设置11个站赤。

朝鲜在15世纪，在平安道内陆边境新扩张的领土上设置了“合排”临时驿站，承担传送公文、接待使节的任务。合排多在鸭绿江中下游，如在介川—江界段设置9个，闾延、泰川、碧潼、理山、云山段设置27个。这些站点在15世纪后半期转变为驿站。

15世纪中叶，朝鲜政府不断向图们江南岸扩张领土，并在元代图们江南岸原“开元路”辖内设置六镇，即会宁、庆源、庆兴、钟城、稳城和富宁，从此以图们江称为两国国界。为了加强图们江地区的边防，明太祖派遣李芳远和李之兰到图们江下游的庆兴筑城，建设防御设施，任命郑道传为“东北面都宣抚巡察使”，管理东北地区的行政事务。另一方面又设置新驿站，连接新都汉阳和西北地区的交通线。从咸兴（今咸镜南道咸兴市）沿着东海岸向北一直到与明朝边境会宁和庆源地区，设置了39个驿站[119]。实际上是继承了高句丽、渤海时期的古驿道。明初以慈悲岭至铁岭（今高山）为界线，以南经过咸兴直接到达汉阳，以北地区直通六镇。北部庆源府有江阳站、翁秋站、时原站，镜城郡有富家站、龙城站、吾村站和朱村站[120]。世宗时期在东北边境增设新驿站，即庆源增加马乳、阿山、燕基，镜城增加输城，会宁增加怀绥、丰山、宁安、栎山，钟城增加钟庆、抚安、鹿野、时反，稳城增加抚宁驿站。

这是朝鲜为了连接汉阳与西北边境地区的交通线路，也是为了加强与明代海东女真族的贸易往来。

二、明朝与朝鲜的海路交通

朝鲜和明朝的海路交通，随着辽东地区政治局势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

明初期元代残余势力割据辽东，通往朝鲜半岛的陆路交通被阻隔，所以不得不利用海上交通。明朝初期辽东仍为元朝残余势力所控制，因此去高丽的使臣只能走海路。如洪武元年明朝派遣符宝郎偰斯去高丽，赐其王玺书及纱罗缎匹。明初定都南京，与高丽的往来通过海路。明朝初期开科取士，诏准高丽等赴京会试。由于海路曲折艰险，海难事故频发。洪武五年高丽派遣150人奔赴南京国子监留学，途中遭遇海难，溺死39人。洪武皇帝得知命令：“入学固美事，但涉海远，不欲者勿强。”并嘱咐勿频繁入贡，后规定“三年一聘”[121]。《明史·朝鲜传》，洪武七年（1374）朝鲜使臣要求“每岁一贡，贡道从陆，由定、辽、毋涉海”。此时朱元璋基本控制了辽东地区，并在凤凰城设立定辽右卫（1373），辽阳有辽东都司，但是元残余势力，尤其是纳哈出经常南下侵扰辽东，因此这条陆路还没能使用。辽东和辽南地区建立卫所，控制局势以后，高丽使节改走辽东陆路，“十三年辽东送高丽使谊至京师”[122]。

（二）第二阶段

永乐定都北京后，辽东局势稳定以后主要通过陆路交往。其干线继承了由古“渝关”（今山海关）出行的傍海陆路。

（三）第三阶段

万历以后女真族兴起，势力不断南下，侵扰辽东地区，对明朝和朝鲜的陆路交通路线形成威胁。明朝政府在义州和辽东之间增设驿站，即凤凰城、斜烈站、镇宁（东）堡、宁夷堡（镇夷堡、通远堡），并派遣士兵驻守。后来不仅是辽东，连辽西地区，即辽阳以西的线路也经常受到干扰。朝鲜使臣苏光震于万历十七年赴明，记述了这段路程的艰险[123]。1620年后金攻陷辽东都司所在地——辽阳，通往朝鲜的陆上交通被阻隔，从此两国不得不改走海路。“我朝自永乐七年（1409）从陆朝天，至天启元年（1621），辽沈路梗，复从海路”[124]。

鉴于后金政权的步步紧逼，明政府派遣翰林院编修刘鸿训到朝鲜商议对策，天启元年（1621）四月回国时辽阳已经陷落，只得造船走海路，走到旅顺口时遇上狂风，九艘船只全部沉没，随行人员大部分溺水而死，在海上漂泊三天，六月才从山东登州上岸。但是经过这次航行，两国找到了海上交通路线。同年八月明政府将朝鲜朝贡的路线改为“自海至登州，直达京师”[125]。但是由于航海技术和航线生疏，海难屡屡发生，尤其是朝鲜的船只损失严重。事故多发生在旅顺口附近的铁山[126]。起初从安州（今朝鲜平安南道清川江下游安州市）乘船出发，沿着海岸线向辽东半岛。辽路被阻断后主要在宣川（今朝鲜平安北道宣川）、铁山（今朝鲜平安北道铁山郡）的宣沙铺乘船。

1627年后金军入侵朝鲜，冬至使宋克请求明朝政府允许从石多山出港：“陆路自平壤至石多山则不过一日程，水路由大同江回转于海口，则甚险且远。请依前例，乘船于石多山。”[127]到第二年经过明朝政府的许可，谢恩使李恺、冬至使安国驰则从石多山出港。

朝鲜洪翼汉、金湜、金尚宪走这条贡路，并分别写下《花浦航海路》（航行时间19天）、《槎行路》（航行时间29天）、《朝天录》（航行时间12天）的旅行日记。1624年洪翼汉去北京的海路记载于《花浦先生朝天航海录》。首站从平安北道郭山“旅槎浦”（义州南港口）出发，从海路到达毛文龙驻屯的椴岛，到辽东半岛沿岸的大鹿岛、石城岛、长山岛、黄鹿岛和渤海海峡的庙岛列岛，到山东半岛的登州（今蓬莱）港。再从陆路经过山东、河北进入北京。从平安南道郭山的宣沙铺（旋槎浦）（天启丁卯以后从甑山县石多山出发）出发，60里到达铁山府椴岛（即皮岛），140里到车牛岛，500里到鹿岛，600里到石城岛，300里到长山岛，200里到广鹿岛，260里到三山岛，200里到平岛，1000里到皇城岛，200里到鼍矶岛，200里到庙岛，800里到达登州。再从陆路经过山东和河北到达北京。此路水路部分3700里，陆路1900里，与辽东都司贡道相比时间长、道路远、风险大。

因为季节、天气条件以及人为因素等具体情况的不同，所花费的航行时间也有差别。总之航行时间没有陆路准确稳定。从登州走陆路，经过东莱、青州、济南、德州、景州、河间、涿州到达北京。

崇祯初年袁崇焕任辽东督师，为了限制毛文龙势力的发展，提出改变贡道。此条线路在平岛（今普兰店皮口镇西南1.7海里处）不南下，而一直向东，经过旅顺口，再沿着海岸线向北经过双岛，向北到南北信口（今大连长兴岛对岸），横穿辽东湾，经过觉华岛（今菊花岛），在宁远卫（今兴城）登陆，再由陆路南下至山海关。

这条路线海路风险大，陆路从宁远卫到北京的路上也经常受到后金军队的袭击[128]。因此朝鲜屡屡派遣使臣要求恢复登州线路。朝鲜使臣愚优在请求恢复登州旧路的奏文：“臣等一行，乘船五十日，始到觉华岛，得达广宁。海程之险，有难尽陈，自平岛至登州，风便一日程，而至觉华岛，则殆将倍之。”[129]但是崇祯四年孔有德等在登州叛乱，持续一年多，延误了登州线路的恢复。

萨尔浒之战后，后金军乘胜追击，1621年3月先后攻破沈阳和辽阳，次年又攻打辽西，占领广宁城。从此明朝军队在山海关只有少量残兵把手，关外只有觉华岛还有万余军队。1622年袁崇焕被任命为“宁前道兵备副使”，他主张守护宁远城，次年大修宁远城垣，1625年以宁远为基地向北收复了锦州、松山、杏山、大小凌河等地区。1626年努尔哈赤进攻宁远失败。之后到1643年后金进军北京前，明朝和后金政权处于相持阶段，双方几次议和，但是双方冲突不断。因此宁远城、觉华岛、山海关地区是当时政治上最敏感、军事上最不安全的地区。朝鲜使臣从开始就不想走此路，只是迫于明朝的压力，不得不遵命。

1627年皇太极率领大军征服朝鲜，与朝鲜订下城下之盟，约为兄弟之国。但是朝鲜仍与明朝保持交往。1636年皇太极第二次出征朝鲜，彻底征服朝鲜，朝鲜和明朝的关系从此结束，开始与清朝的朝贡关系。1638年，清朝规定朝鲜朝贡的道路，由凤凰城进入沈阳，并订立互市条约，凤凰城官民每年可以去两次朝鲜鸭绿江边的义州进行贸易，即春、秋两季，每次贸易时间为20天，由朝鲜通事官前往监督。

三、明朝与朝鲜的贸易通道

明朝与朝鲜的贸易在明与周边国家中占据第一位，贸易量大，而且长期没有间断。正式贸易主要通过贡赐活动实现。高丽和李朝遵循传统每年派使臣祝贺正旦、圣节、千秋节，一年三贡，明朝廷给予等价或优厚的回赐。根据《李朝实录》和《明会典》记载，朝鲜主要向明朝贡金银器皿、苎麻细布、人参、花席、香料、螺钿梳函以及马匹等，朝鲜可以交换到纱罗绫缎等织物、药材、书籍等[130]。明朝廷也经常遣使到朝鲜进行赏赐。另外李朝以各种名目派遣使者进行贸易。明廷为朝鲜使臣公贸提供一切方便条件，朝鲜商品也受到中国商人的欢迎。

两国之间的官方贸易主要通过义州—辽阳—山海关—北京线进行。

明初期为了扶持和开发辽东地区，从高丽和李朝购买战马和耕牛，为东北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资。洪武二十六年二月，明政府根据辽东都司实际收过高丽节次解到马数9880匹，每匹给纻丝绵布各一匹，差官共运至辽东各色纻丝9880匹、绵布9880匹，李朝遣官至定辽领取马价[131]。

建文年间马价：“上等马，缎子则四匹，绢则十匹；中等马绢则八匹，绵布则十二匹。以白花蛇、木香、乳香等诸般药材并给之。”[132]

朝鲜使臣把马送到辽东都司收储，户部把马价布绢等运到辽东，朝鲜可领取[133]。

走私贸易。明朝对朝鲜的贸易主要由太监进行。在朝鲜京都开设市场，如黄俨曾请朝鲜政府准许“置市于崇礼门”，购买朝鲜禁贸商品，如细麻布、马匹、纸张等。如朝鲜的细麻布本来不能公开买卖，在明太监的要求下不得不投放市场。

太监在朝鲜的贸易量大，太监黄俨在朝鲜京城秘密建有私人仓库，运送商品所用“输转之丁至于千余”。

朝鲜权贵参与走私，走私人次之多，货物量之大，致使朝鲜驿站无力承担。这种情况也发生在中国：“中原驿路，调发车辆，多至三四十，邮卒难于充数，以至倾产鬻子，怨苦日甚。每遇使臣之至，指而言曰：‘朝鲜贾胡来。’”[134]

辽东和朝鲜之间互市。洪武十七年（1384），辽东定辽卫奉朱元璋之命，渡鸭绿江与高丽互市，主要购买马牛、金银和苎麻布。但是由于这些物质在高丽供不应求，所以高丽政府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禁止与辽东互市。但是两国政治交往密切，贡赐活动频繁，辽东与李朝的贸易必然发展起来，从朝鲜的义州渡江到镇江城（今丹东市九连城），经过定辽右卫的所在地凤凰城，到达辽东都司的所在地辽阳，这条线路应该是辽东与朝鲜之间的主要贸易路线。辽东都指挥使司在辽阳城外盖造屋一所，专供朝鲜国使臣食宿停歇，此即怀远馆。

民间贸易。朝鲜义州到辽阳之间的交通驿站特别繁忙，辽东商人和朝鲜商人大量涌入鸭绿江沿岸进行贸易。辽东边民“结一周便民往来买卖”，而朝鲜边民也“潜入汤站之地，诱引汉人，带引货物，转卖图利者络绎不绝”[135]。两国边民互相进入到距离边境较近的义州、镇江城以至汤站等地。交易的品种有马匹、耕牛、缎布等纺织品和人参、貂皮等土特产。

除了义州—辽阳—山海关—北京线，明代女真与李朝的贸易则在北部图们江流域进行。明朝在开原到图们江流域设置“开原东陆路”，渡过图们江直通今朝鲜东北部。朝鲜在东北地区新设置驿站，并进行移民。在图们江流域两国边境之间，满族和咸吉道朝鲜人进行贸易。图们江、绥芬河流域和鸭绿江沿岸的女真人早在明朝永乐年间已经与朝鲜进行贸易活动。庆源是最早出现的市场，永乐元年（1403）明政府设立建州卫以后，朝鲜政府一度取消庆源互市，引起女真人的不满，“建州人又激之，乃入庆源界抄掠之”[136]。永乐四年（1406）朝鲜政府重新恢复了与女真的互市，“命置贸易所于镜城、庆源”，“令彼人得来互市”[137]。朝鲜与女真正式互市，并扩大到“六镇”地区。因为铁器、耕牛流出太多，朝鲜政府曾经多次关闭互市，但实际上双边贸易一直延续到清代。

四、明朝与日本的水路交通

明朝与日本于洪武初期互派使者进行往来，洪武后期有所疏远，往来绝少。永乐初年规定日本10年一贡，人不超过200，但是往来人数和物品越来越多。明初在宁波设市舶司，日本商人必须持有明朝政府发给的“勘合”（即凭证）贸易。

（一）海上交通

明代与日本的正式外交主要通过海路进行。日本派遣明朝的使臣从兵库出发，通过濑户内海，寄港于博多，经过五岛，抵达宁波。再沿运河而上，走余姚、绍兴、萧山、杭州、嘉兴、苏州、常州、扬州、镇江、淮安、彭城、沛、济宁、天津至北京。

明代与日本的海上贸易主要走福建漳州—长崎线。日本进行锁国政策，向明朝和西方国家只开放长崎港。中国则从南京、宁波、普陀山、温州、福州、台湾、厦门、漳州以及广东通往长崎，进行贸易。

（二）日本与中国东北地区的交通

明代中国东北与日本的交通有两条：一条是通过“海西东水陆城站”与库页岛连接；另一条是通过朝鲜半岛间接交流。明政府为了管理黑龙江、乌苏里江和图们江流域的各个民族，于永乐九年（1411）设置奴儿干都司，下设卫所。其中在黑龙江下游、黑龙江口以及今库页岛也设置卫所管理。

在库页岛设置三卫。“囊哈尔卫”于永乐十年（1412）设置[138]，在今黑龙江口对岸、库页岛的西北部朗格里[139]。明政府派遣官员，颁赐印信。依兰县出土了“囊哈尔卫指挥使司印”。“兀列河卫”于永乐八年（1410）十二月设置[140]，在今库页岛东北部奴列河流域[141]。“波罗河卫”在正统以后设置，在今库页岛中部地区[142]。明朝政府的势力达到库页岛地区，交通驿站设置到黑龙江口，与库页岛隔海相望。在奴儿干都司境内的交通线路“海西东水陆城站”，是松花江、黑龙江下游的海西女真、野人女真进京朝贡的路线。这条交通线南接“开原北陆路”，北到黑龙江口今俄罗斯境内，与库页岛隔海相望。永乐皇帝讨伐元朝残余势力，曾远征黑龙江下游以及库页岛。永乐年间海西女真人内官亦失哈，曾经多次巡视奴儿干地区，为东北边疆建设和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发展做出贡献。永乐十年（1412）第二次出巡到达黑龙江下游口和库页岛地区：“自海西抵奴儿干及海外苦夷诸民，赐男妇以衣服、器用，给以谷米，宴以酒馔。”[143]

明代北海道西北部的阿依努人到黑龙江下游与使犬鄂伦春(即满珲人)进行交易。库页岛各族称这些母民族为“山丹人”。这条路线是明朝东北与日本北部经济文化交流的渠道。服装和布匹是女真人的主要交易品种。明朝政府为了招抚奴儿干地区的女真人，赏赐女真人粮食、服装布匹以及器用等生活用品。女真人用这些物品与北海道人带来的海产品在库页岛进行交换。黑龙江口和库页岛地区的交通路线从海西东水陆城站的终点站“满泾站”，渡海连接囊哈尔卫、兀列河卫、波罗河卫、白主和宗谷。这种状况沿袭到明、清两代。

东北与日本的海上交通没有正式开通，只是永乐年间倭寇也侵入到辽东湾。永乐十七年倭寇侵入辽东，总兵官刘江歼灭于“望海埚”（金州卫金线岛西北）[144]。

明朝与日本的交流间接通过朝鲜进行。明朝相当于日本的室町幕府（1336—1573）和德川幕府（也称江户幕府，1603—1867）前期。这个时期的政治中心在今京都。朝鲜和日本的交通从韩国的釜山经过对马岛，到达下关，再从下关航行濑户内海，直达京都。

朝鲜和日本在壬辰倭乱（1592）前就已经互相派遣使者进行政治、经济上的交流。1607年恢复建交，并12次派遣通信使[145]。日本去往朝鲜的使节种类多，中央和地方都有派遣，次数远远超过朝鲜。除了外交事务，经济贸易占主导地位。日本带来金、银、铜、硫磺等矿物及药材、香料、海盐，朝鲜向日本输出的品种有谷物、棉布、绸布、麻布和文房用具、书籍、大藏经、帆钟和佛像。朝鲜通信使的规模一般在四五百人，从汉阳出发，直奔釜山。汉阳到釜山的道路有多条，使节一般走“良才道”，即经过汉阳渡（沙平渡）、良才驿、龙仁、阳智、竹山、清州，再向西南的釜山。在釜山乘船经过对马岛，从这里由对马岛的领主与通信使同行，经过壹岐、蓝岛、赤间关、上关、蒲刈、牛窕、室津、兵库到大阪。再换船沿着淀川而上，在淀城登陆，再从陆路用两周时间抵达江户。朝鲜通信使乘船从本国出发，最后从日本返回，前后一次至少需要5个月，有时长达七八个月。

明代朝日海上交通，还有康应元年（1389）年足利义满以考察严岛（今广岛）为名游览濑户内海，随行的大名将此行记录成《鹿苑院殿严岛参诣记》。应永二十七年（1420），朝鲜使臣宋希璟回访日本时的路线记录在《老松堂日本行录》。从上述两个纪行录可以了解这个时期濑户内海的航线。

日本镰仓时期重点修筑的从京都到镰仓的陆路交通，沿着东海道沿线设置驿站，全长120多里，最快3天至4天到达。基本上与今天的东京—静冈—名古屋—京都线相同。当时陆路的交通工具仍然以马匹为主，《吾妻镜》记载，为了便于镰仓到京都路的畅通，源赖朝颁布法令向东海道沿线的庄园主征收马和粮食用于沿线。

当时朝鲜在釜山还设立“倭馆”，允许与日本的产品交易。朝鲜人从中国带来的商品再转卖给日本商人，间接实现了明朝与日本的海上贸易交通。这种状况沿袭至清代和近代。

[1]《辽东志·书序》，《辽海从书》第一册，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 第376页。

[2]《辽东志》卷一《地理志》，《辽海丛书》本，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408页。

[3]详《辽东志》卷一《地理志》，《辽海丛书》本。

[4]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二《喀喇沁》。

[5]《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八十五“洪武二十年九月庚寅”。

[6]《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三十三“洪武二十七年六月乙酉”。

[7]《全辽志》卷六《外志·史考》。

[8]《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三十三“洪武二十七年六月”条。

[9]《辽东志》卷九《杂志》；《全辽志》卷六《外志·史考》。

[10]《明史》卷七十七《食货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1884页。

[11]《明英宗实录》卷二十四“正统元年十二月”条。

[12]详《明宪宗实录》卷二十四“成化十九年九月”条。

[13]《辽东志》卷四《风俗志》。

[14]《全辽志》卷一《地理志·风俗》。

[15]《辽东志》卷一《地理志·风俗》。

[16]《辽东志》卷三《兵食志·武备》。

[17]《辽东志》卷三《兵食志·财赋》。

[18]《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二十五“洪武三十年十月月戊子”条。

[19]《明宪宗实录》卷二十四“成化十九年九月戊申”条。

[20]《全辽志》卷六《外志·史考》。

[21]《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四十三“万历四十四年三月戊子”。

[22]《明太祖实录》卷六十九、七十一、八十一、一百一十二。

[23]《明英宗实录》卷十三“正统元年正月壬申”。

[24]《明宣宗实录》卷二下“洪熙元年六月壬午”。

[25]《寰宇通志》卷七十七《辽东都司指挥使司·馆驿》。

[26]马文升：《抚安东夷记》。

[27]《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八十八“洪武二十一年二月庚午”。

[28]详李健才：《桦甸苏密城考》，《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年第2期。

[29]随州县，据《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五十“钟城府建置沿革”条。

[30]海洋，据同上书卷五十“吉城县建置沿革”条。

[31]秃鲁（亦称秃鲁兀），据同上书卷四十九“端川郡沿革”条。

[32]散三，据《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四十九“北青府建置沿革”条。

[33]箭内亘：《元明时代的满洲交通路》，《满洲历史地理》第二卷，丸善株式会社1940年版，第439—440页。

[34]《辽东志》卷一《地理志》，《辽海丛书》本，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406页。

[35]和田清：《开原、古州及毛怜》，《东亚史研究·满洲篇》，第242页。

[36]《大元大一统志辑本》卷二《辽阳行省》“开元路古迹”条，《辽海丛书》本。

[37]金毓黻：《东北通史》上编，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翻印本，第440页。

[38]箭内亘：《满洲的元代疆域》，《满洲历史地理》第二卷，第397—399页；池内宏：《元代地名开元的沿革》，《东洋学报》第十二卷第十三号。

[39]徐中舒：《明初建州女真居地迁徙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本第2分册。

[40]郭毅生：《明代建州卫新探》，《北方论丛》1979年第3期。

[41]孟森：《建州卫地址变迁考》，《国学季刊》第3卷第4号。

[42]景爱：《关于开元路若干问题的探讨》，《学习与探索》1979年第3期。

[43]柯劭忞：《新元史》卷一百三十四《蒲鲜万奴传》；屠寄：《蒙兀儿史记》卷四《太宗本纪》。

[44]冈田英弘：《开元城新考》，载《和田博士古稀纪念东洋史论丛》，日本讲谈社昭和三十五年（1960）十一月版。

[45]张泰湘：《试论元初开元城的位置》，《学习与探索》1982年第1期。

[46]《辽东志》卷九《外志》，《辽海丛书》本，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521页。

[47]《李朝太宗实录》卷十九“太宗十年三月乙亥”条。

[48]《龙飞御天歌》卷七第五十三章。

[49]《李朝世宗实录》卷五十三“世宗十三年八月己亥”条。

[50]《明神宗实录》卷四十六“万历四年正月丁未”条。

[51]《嘉庆重修一统志》十九册卷六十《奉天府二》“庆云县”条。

[52]《全辽志》卷四《故迹志》“庆云县”注。

[53]金殿士《辽祺州访察记》，《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2期；冯永谦《辽代祺州探考记》，《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

[54]《辽东志》卷一《地理志·山川》，《辽海丛书》本，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405页。

[55]《辽史·地理志》卷三十八“宗州熊山县”，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64页。

[56]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谓广宁卫：“宁昌城在懿州北二十里，辽为懿州治。”今塔营子古西北10公里北土城子，考当为辽代懿州所在的宁昌县。详王绵厚：《辽金元懿州、壕州建置考》。

[57]《大元大一统志辑本》卷二《辽阳行省·咸平府·古迹》“归仁县”条。

[58]《辽东志》卷一《地理志·山川》，《辽海丛书》本，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405页。

[59]王绵厚、李健才：《东北古代交通》，沈阳出版社1990年版，第238页。

[60]详段一平：《韩州四治三迁考》，《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

[61]详郭毅生：《辽代东京道的通州与安州城的考察》，《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3期。

[62]《松漠记闻》和《金虏图经》。

[63]《御寨行程》（以上注引三书，均引见辽、金两章）。

[64]董学增：《阿什哈达摩崖碑》，《历史知识》1983年第3期。

[65]《明太宗实录》卷八十五。

[66]《辽东志》卷九《外志》，《辽海丛书》本，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518页。

[67]松花江地区文物管理站：《松花江地区1981年文物普查简报》，《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年第1期。

[68]张泰湘、王禹浪：《金代交通站铺考》，油印稿（1982年赠阅）。

[69]《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二“洪武十五年二月壬午”。

[70]黑龙江省文物工作队：《松花江下游奥里米古城及其周围的金代古城》，《文物》1977年第4期。

[71]赵振才：《松花江畔的突斯克》，《求是学刊》1980年第4期。

[72]《明实录》卷六十二“永乐七年闰四月乙酉”；同书卷八十五“永乐七年冬十月丁卯”。

[73]郑晓：《皇明四夷考》卷上《兀良哈》；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十三《兀良哈》；《寰宇通志》卷一百一十九《兀良哈》。

[74]《明世宗实录》卷一百四十六“嘉靖十二年正月戊辰”。

[75]《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九十六“洪武二十二年五月辛卯”。

[76]《元史》卷二十五《仁宗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570—578页。

[77]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黑龙江省古代文物》，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62页；《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118—119页；泷川正次郎：《辽金的古城》（第一辑）五《塔子城》。

[78]《大明会典》卷一百零七《礼部》六十五“朵颜卫、福余卫、泰宁卫朝贡”条。

[79]《明神宗实录》卷三百七十三“万历三十年六月戊申”。

[80]《明英宗实录》卷二百八十五“天顺元年十二月庚戌”；同书卷二百六十二“景泰七年春正月辛卯”。

[81]详李健才：《金、元肇州考》，《北方文物》1986年第2期。

[82]箭内亘：《元明时代的满洲交通路》，《满洲历史地理》第二卷，丸善株式会社1940年版，第449页。

[83]和田清：《关于兀良哈三卫的根据地》，《东亚史研究·蒙古篇》，第120—123页。

[84]王绵厚、李健才：《东北古代交通》，沈阳出版社1990年版，第290—293页。

[85]《大明一统志》卷八十九“兀良河在开原西三千三百余里”，应该是“一千三百里”之误。

[86]《明史》卷七十五《职官四》，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1851页。

[87]《明会典》卷一百二十一《驿传三·递运所》。

[88]《明史》卷七十五《职官四》，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1851页。

[89]《辽东志》卷二《建置·驿传》，《辽海丛书》本，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427页。

[90]《明会典》卷一百二十一《驿传三·急递铺》。

[91]《辽东志》卷一《地理》，《辽海丛书》本，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381—397页。

[92]《明宪宗实录》卷七“天顺八年冬十月乙巳”。

[93]《明神宗实录》卷四百九十六“万历四十年五月壬午”。

[94]《明宣宗实录》卷二下“洪熙元年六月壬午”。

[95]《全辽志》卷六《外志》。

[96]《全辽志》卷五《艺文》。

[97]《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卷三百一十四陈天资《海运议》。

[98]《奉天通志》卷七十四“山川”。

[99]《明英宗实录》卷二百一十七“景泰三年六月戊子”。

[100]《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八“景泰元年闰正月辛酉”。

[101]《明孝宗实录》卷七十三“弘治六年三月丙戌”。

[102]《明孝宗实录》卷七十三“弘治六年三月丙戌”。

[103]《沈故》卷二。

[104]《海运摘抄》卷一、卷二。

[105]《全辽志》卷一“山川”。

[106]《海运摘抄》卷二。

[107]《明世宗实录》卷四百七十九“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乙丑”。

[108]《明世宗实录》卷四百七十“嘉靖三十八年九月丙子”。

[109]《海运摘抄》卷三。

[110]《明史》卷三百二十《朝鲜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8280页。

[111]王绵厚：《利玛窦和他的两仪玄览图简论》，《辽宁省博物馆学术论文集》，1984年；黄时监、龚缨：《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页。

[112]《世宗实录》卷一百五十四《地理志·平安道》。

[113]《辽东志》卷二《建置·驿传》。

[114]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一册“高丽史辛禑世家”，第76页。

[115]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一册“高丽史辛禑世家”，第77页。

[116]崔溥：《漂海录》第三卷，载弘华文：《燕行录全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17]约翰·迈斯凯尔：《锦南漂海录译注序》，载葛振家主编：《崔溥漂海录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118]《通文馆志》卷三“中原进攻路线”。

[119]《世宗实录》卷一百五十五《地理志》“咸吉道”。

[120]《太祖实录》卷十三“太祖七年二月庚辰”。

[121]《明史》卷三百二十《朝鲜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8280页。

[122]《明史》卷三百二十《朝鲜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8281页；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一册 《高丽史·辛禑世家》，第54页。

[123]苏光震《朝天录》。

[124]《通文馆志》卷三《事大》。

[125]《明熹宗实录》卷十二“天启元年八月甲午”。

[126]《光海君日记》“十三年十月戊子”“五月庚午”“十四年五月丁酉”“十三年四月甲申”。

[127]《朝鲜仁祖实录》“仁祖六年六月辛亥”。

[128]金堉：《朝京日录》。

[129]《愚优先生文集》。

[130]《李朝实录·太宗》卷二十九“十八年四月庚午”；《明会典》卷一百零五《礼部》六十三《朝贡一·东南夷上·朝鲜国》。

[131]《李朝实录·太祖》卷三“二年六月庚辰、甲申、辛卯”。

[132]《李朝实录·太宗》卷二“元年九月丁亥、辛丑”“十月戊午、辛未”“十一月戊申”。

[133]《李朝实录·太宗》卷十四“七年九月庚申”。

[134]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四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85页。

[135]《朝鲜李朝实录》卷八“宣祖七年四月丁未”。

[136]《朝鲜太宗实录》卷十一“太宗六年二月乙卯”。

[137]《朝鲜太宗实录》卷十一“太宗六年五月乙亥”。

[138]《明太宗实录》卷八十四“永乐十年八月丙寅”条。

[139]杨旸：《明代东北疆域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4页。

[140]《明太宗实录》卷七十三“永乐八年十二月丙午”条。

[141]中央民族学院：《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编)；杨旸：《明代东北疆域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4页。

[142]谭其骧、田汝康：《“新土地的开发者”，还是入侵中国的强盗？》，《历史研究》1974年第1期。

[143]引自《永宁寺记》。

[144]《明史》卷九十一《兵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244页。

[145]李勋：《韩国史》三十二“与日本的关系”，韩国“国史编撰委员会”1997年版。

第十一章　清代（17—19世纪）中国东北与东北亚交通网的进一步形成

第一节　清代中国东北与李朝、日本和俄远东滨海交通的进一步开辟

中国东北是满族的发源地，南望山东登莱，东接朝鲜，北连远东俄罗斯，西临蒙古草原，因此清朝政府格外重视对东北地区的经营、管辖和交通开设，先后设置盛京将军、吉林将军和黑龙江将军，统治今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仅在明朝的基础上补充和调整驿站，使东北地区的交通四通八达。其中从北京经过山海关，连接盛京、吉林乌喇、齐齐哈尔、瑷珲的南北线最为繁忙，也是清朝政府最用心经营的线路。在清代东北，驿站的设置主要为政治和军事的需要，并增强了各地区经济文化联系，促进东北各民族之间的往来。东北地区驿站的设置，保证了“三将军”之间和北京间的联系，各军事重镇、边防要塞和将军地区之间的联系，也为连接朝鲜、日本的东北亚水陆交通提供了方便条件。

一、清朝与李朝的交通

后金兴起以后，由于朝鲜毗邻中国东北，区位重要，后金与明朝都曾竭力结好朝鲜。后金的目的是切断朝鲜与明朝的往来，而明朝的意图是联络朝鲜牵制后金。但是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朝鲜初期仍和明朝合作。故1627年和1636年后金两次进攻朝鲜。此后朝鲜与明朝断交，结束往来聘使的关系，成为清朝的藩属国，保持朝贡关系。从1637年到1850年的213年间，李朝向清朝共遣使615次，年平均达2.84次；同时，清朝向李朝亦遣使160次，平均每年0.74次。

清朝派往朝鲜的使者称为“敕使”，奉命到朝鲜办理各种外交事务。早在崇德年间英俄尔岱、马福塔即出使朝鲜[1]，之后陆续有满、汉官吏派去进行交流。朝鲜得知清敕使到来，设置“迎接都监”。敕使渡江前，朝鲜政府派遣使臣前去迎接，一般在汉城逗留时间较短，但是得到最高的礼遇。贡路与明代海、陆两行不同，只走陆路。因陆路距离近、时间短、费用少，路线与明代大致相同。

清朝东北与李朝的交通陆路主要延续明以来的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辽东—鸭绿江—义州—汉阳路线；二是北路，吉林东部宁古塔—珲春—图们江—朝鲜庆源的驿路，后者可称为两国间的北路又一重要通道。两者均为千年古道，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主要依靠此路。故此南路亦称“贡道”。清康熙年间，曾旅居辽东沈阳、铁岭的著名学者王一元在《辽左见闻录》中记载：“朝鲜贡道从鸭绿江、凤凰城取道辽沈，如山海关而至京师。”当时在盛京（今沈阳）设有“高丽馆”，在朝鲜义州设有“顺义馆（凤顺馆）”。后者的北路主要为图们江流域的满族和咸镜道地区的朝鲜人互市提供了条件。以下分述如次。

（一）辽东路

主要地点从朝鲜“贡道”方向算起，是从李朝的汉阳、西京、义州，西过鸭绿江，路过今辽宁地区的镇江城、凤凰城、连山关、辽阳、沈阳、广宁（北镇）、宁远、沙河，进入山海关，至抚宁、滦州、玉田、蓟州、通州、北京，总里程为3100里，需要40天。朝鲜的《通文馆志》，是1708年由朝鲜司译院译官金指南和金庆文父子编纂的，书中详细记述了朝鲜后期对清以及对日本外交关系的所有礼仪规范的沿革和史略。书中记述了去往清朝的朝贡路线，自义州凤顺馆至镇江城、汤站、凤凰城、镇东堡、镇夷堡、连山关、甜水站、辽东、十里堡、盛京、边城、巨流河、白旗堡、二道井、小黑山、广宁、闾阳驿、石山站、小凌河、杏山驿、连山驿、宁远卫、曹庄驿、东关驿、沙河驿、前屯卫、高岭驿、山海关、滦河驿、抚宁县、永平府、七家岭、丰润县、玉田县、蓟州、三河县、通州，进入北京。自鸭绿江至北京计2047里，28天日程。与明以前由北京经辽东去朝鲜的路线和馆站基本相同。

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西北彼我交界图》[2]，成书于18世纪，其中鸭绿江、图们江以北与中国交界地段的部分，应该是一种军事地图。中国部分地段如宁古塔、吉林乌喇、盛京、兴京以及山海关用红笔涂染，用红线标注从朝鲜义州经过辽东向山海关的路线，并注明各驿站。宁古塔到朝鲜稳城也用红笔标注，但没有注明具体驿站。另外，从辽东向朝鲜碧潼有红线标注，说明此路也有使用。地图空白部分有注释，注明驿站或地区之间的里程数，或说明某地区的地理状况。地图又用红线标注宁古塔、吉林乌喇、盛京、山海关之间的交通路线和驿站，并加以文字说明。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自朝鲜至北京路程记》（作者不详）一书，亦记述了19世纪朝鲜至清朝首都北京的行驶路线：“自义州凤顺馆至镇江城二十里，汤站七十里，凤城四十里，镇东堡四十里，镇夷堡六十里，连山关七十里，甜水站三十里，辽东九十里，鞍山六十里，海州卫五十里，牛家庄四十里，沙岭六十里，高平驿六十里，盘山驿四十里、广宁五十里，吕阳驿三十里，十三山四十里，小凌河六十里，杏山驿四十里，连山驿五十里，宁远卫五十里，曹庄卫五十里，关东驿五十里，沙河驿三十六里，前屯卫五十里，高岭驿五十里，山海关五十里，滦河驿六十里，丰润驿百里，玉田县八十里，蓟州八十里，三河县七十里，通州六十里，北京四十里，合一千九百七十九里。”此路在辽东以北不走盛京，而改走南路鞍山、海州、牛庄，又西北渡辽河“三叉河”一带回到广宁县，经闾阳、锦宁、山海关进入北京。这是取辽东南路去北京。其辽海间经站与明代基本相同。

清朝与朝鲜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非常繁荣，辽东是重要的贸易中转站。中江岛（今鸭绿江下游威化岛）是鸭绿江流域两国贸易的重要地点。中江开市始于1627年，16世纪末中断几次，一直到1700年[3]。原为官市，每年二月和八月各开一次。康熙后期私商参加互市，官市之后两国私商进行交易。朝鲜使臣由此出栅门（凤凰城柳条边门），经辽东去往北京。朝鲜商人亦有混入其中，与凤凰城附近的清朝边民进行交易，朝鲜人称为“栅门后市”。乾隆以后边贸发展，栅门后市空前繁荣，范围逐渐扩大，辽南地区、沈阳地区乃至山东、北京的商人也赶来交易（《通文馆志》卷三“开市”记载）。

（二）宁古塔—珲春—朝鲜东北线

在明朝“开原东陆路至朝鲜后门线”已经开通，连接吉林东部到图们江流域的中朝两国边境地区。清朝吉林将军境内设置宁古塔—珲春线，朝鲜初期在咸吉道咸兴（今咸镜南道咸兴市）沿着东海岸向北，一直到明朝边境会宁和庆源地区，设置新驿站，连接新都汉阳和东北地区的交通线。清朝珲春地区和图们江南岸的朝鲜“六镇”之间交通仍然畅通，这条路线主要为宁古塔—珲春地区的女真人和咸镜道地区的朝鲜人的经济贸易提供便利。“雅克萨之战”前后，朝鲜出兵黑龙江，帮助清朝抗击沙俄的军旅交通线也利用此路。其后成为北边戍边道之一。

16世纪80年代开始，俄国势力逐渐向东扩张威胁清朝边境。顺治十一年（1654）在清朝政府的要求下朝鲜出兵征战，要求朝鲜“选鸟枪善手一百人，由会宁府听昂邦章京率领”，[4]朝鲜军队“奉命出征宁古塔，自会宁北行八日至宁古塔，又行百里至忽可江”[5]。顺治十五年清政府再次要求朝鲜协助作战，参战人员从咸吉道，尤其是朝鲜六镇选出：“精抄道内炮手：吉州二十五名，明川十六名，富宁十三名，会宁二十六名，钟城二十五名，庆源二十三名，稳城三十名，庆兴十名，合二百名。”[6]这些参战的朝鲜军队均取图们江“北路”进入中国东北而转黑龙江流域。

作为贸易地点的北路，主要在图们江流域原属“开元路”的会宁和庆源。会宁和庆源市场主要针对女真人、朝鲜咸镜北道各郡人与来自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市）、乌喇（今吉林省吉林市）的商人进行。只在会宁开始曰单市；会宁、庆源同时开市称双市。单市时由礼部派遣朝鲜语通事二员，宁古塔派遣章京一员，笔帖式、骁骑校各一员，以及随从人员到会宁管理相关事物。双市时礼部往庆源派遣朝鲜语通事二员，珲春则派佐领一员，盛京派笔帖式一员。朝鲜方面则由咸镜道守直接管理。

天聪二年（1628）二月，皇太极要求朝鲜政府在会宁开市[7]，九月、十二月开市[8]。顺治年间会宁互市发展迅速，如顺治二年“开市清差一百六十八人，马二百四十匹出来于会宁府”[9]。到顺治十三年“清人之开市于会宁者，人马之数逐年增加，今年则马畜至于八百有余。所索之盐，亦至于二千五百石”[10]。

满族人主要出售的货物是皮张，朝鲜人则以耕牛为主。清朝入关之初，在会宁通常在十月后、冬至前，后逐渐固定为冬至以后。礼部通官从北京出发，经盛京出边到吉林乌喇城，再率领商人们到额穆赫索罗（今吉林省敦化市额穆乡），在这里过图们江到今朝鲜北部会宁[11]。会宁贸易分公市、私市和马市，采取“以物易物”的形式。公市交易在先，主要货物是盐、犁和牛；私市上满族人用皮袄、布匹换取朝鲜人的牛、马、纸、布、瓮和盐。马市上满族人用“胡马”换取朝鲜的“北马”。

庆源与珲春仅隔一江，两地间的互市早在明朝永乐年间开始（见前一章），明末因为战争暂时停顿。1714年（康熙五十三年）设立珲春八旗驻防，由八旗官员与礼部通事前往庆源监督贸易。贸易每两年一次，珲春商人用鹿皮等土产换取朝鲜的牛、犁、铁锅等物品。这条沿图们江进入黑龙江的贸易通道自然也成为中朝间文化、部族通道。

二、清代中国东北与日本的水陆交通

清代中国东北地区与日本的交往，除经李氏朝鲜半岛转达外，主要在明代“海西东水陆城站”的路线上继续沿行。吉林将军下属的“三姓副都统辖区”“东至东海滨，库页岛海域均在内”[12]。清政府对黑龙江、松花江下游和乌苏里江以及沿海地区和库页岛地区的赫哲族、鄂伦春族、费雅喀、奇勒尔库页等少数民族实行“贡貂和赏乌林”制度。乌林，满语，意为财帛。少数民族向朝廷供奉特产紫貂，由于此地的纺织业落后，政府赏赐他们服装、织物等生活用品。每年五月到八月政府在宁古塔、三姓设置临时衙署，各少数民族带着狩猎的貂皮，换取各种财帛。这一制度既满足了少数民族的穿着需要，也为东北亚地区的丝绸贸易创造了条件。为了照顾远地的库页岛居民，在靠近库页岛的普禄乡（今俄罗斯境内伊尔库特斯耶附近）又专设立收贡和贸易地点。《满洲源流考》记载：“居住甚远不能至宁古塔之库页一部，每年六月遣官至离宁古城三千里之普禄乡，收贡颁赐。”[13]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嘉庆八年（1803）亦记有“应领三姓地方颁赏赫哲费雅喀、库页费雅喀人等乌林诸物清册”的记载。赏赐给赫哲费雅喀、库页费雅喀人的丝织物品种和数量相当多，如女齐肩朝褂6套，无扇肩朝衣22套，朝衣188套，缎袍107套，蓝毛青布袍2075套，彭缎225匹，妆缎80匹，各色绢584匹，服装用蓝毛青布等合计18877匹，还有棉线、棉花、针、纽扣等服装材料。这个数量足够两地少数民族的需要，剩余的物品与邻近的各个民族进行交换。与日本交易的场所在北海道北部的宗谷，日本宽正二年（1790）桦太商场建立后，中国产品的输入口便由宗谷转移到桦太商场设有征税机构的白主[14]。日本《松前志》记载：“女真锦，其实就是当今在北京制作的清朝官服，由北鞑满洲传乳山丹，又经山丹传入北虾夷地萨哈林岛（库页岛）。”[15]库页岛的丝织品传到日本北海道地区。现藏北海道开拓纪念馆等单位收藏的“虾夷锦”，证明中国内地袍服和丝织品通过库页岛，进入北海道和日本内地的普遍性[16]。这就是被当代学者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东北亚“虾夷道”。

第二节　盛京驿道的开设与分布

雍正四年（1726）前，由盛京将军和两名副都统直接统辖全区十三城八旗。雍正五年由3个副都统各自分管一片。即原盛京副都统管辖牛庄以北至开原、铁岭地区，锦州副都统管辖辽河以西，熊岳副都统管辖鸭绿江至辽东半岛地区。明代辽东以辽阳和开原为中心设置驿站，清代东北中心转移到盛京，交通线路以盛京为中心，通向四面八方，开辟7条线路。其中山海关—盛京—开原线最为繁忙，因为它是通向吉林、黑龙江的必经之路。

一、盛京—山海关线

这是盛京将军境内的主要干线，也是东北地区连接北京的主要道路，崇德年间“大御道”修筑后，更被称为“御路”。其在盛京站，过永安石桥，六十里老边站（今沈阳西北老边乡三台子），四十里巨流河站（今新民县城东北辽河右岸的巨流河站），七十里白旗堡（今新民县城西南大红旗堡），五十里二道井站（今黑山县二道乡），五十里小黑山站（今黑山县城），七十里广宁站（今北镇南二十里的广宁），八十里十三山站（今凌海市东北石山站），五十四里小凌河站（今锦州城南小凌河畔），五十四里高桥驿（今葫芦岛东北高桥镇），六十二里宁远站（今兴城旧县城），六十二里东关站（今绥中县城东关站），六十三里凉水河站（今绥中县西南凉水河），七十五里山海关[17]。“以上共十三站，旧设关防官一员，康熙五十九年准于盛京五部司官内选能员管理，一年一换，雍正元年定例，三年一换”[18]。

清代黑龙江、吉林、盛京三省将军辖区交通图中国东北部分

二、盛京—开原线

起盛京站（今沈阳），七十里至懿路站（今铁岭西南的懿路镇），七十里至高丽屯（今铁岭北部平顶堡附近），七十五里至开源站（今开原东北老开原站）。在清代盛京北出铁岭、开原的驿道中，出盛京承德县东北，除上述五站外，尚有“大洼”和“蒲河城”“范河城”等交通必经要地。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在沈北新区的蒲河支流上，即发现有道光五年（1825年）“重修大洼永宁桥碑记”。其碑志记述，今大洼址“永宁桥”为清代经蒲河北行铁岭、开原的重要津梁。证明今102国道的方向，应即是明清二代由沈阳以北去铁岭、开原和吉林叶赫的主要干道。其辽北重镇开原，在辽、金、元明各代都是东北地区交通中心。清代虽转移到盛京，但是开原仍然是连接吉林、黑龙江地区的主要交通枢纽。其中开原东北的“威远堡”，不仅是“盛京边墙”的重要关门，也是去往叶赫、乌拉、吉林城的通衢。

三、盛京—凤凰城线

元明时期这条线路从辽阳直通鸭绿江边的镇江城，清代连接到沈阳。清代启盛京站，六十里至十里河（沈阳南十里河，一称虎皮驿），七十里至迎水寺（辽阳城东北东京陵西迎水寺），七十里至浪子山（辽阳城东南亮甲山），五十里至甜水站（辽阳东南兰河西岸的甜水站），四十里至连山关（今本溪细沙河上游西岸连山关），五十里至通远堡（今凤城大黑山附近的通远堡镇）、四十至里雪里（今凤城草河西薛礼站）、四十里至凤凰城（今凤城）。向东至鸭绿江至丹东九连城（清代镇江城），一路亦为千年古道。

四、盛京—兴京线

兴京，即今新宾老城镇，是努尔哈赤初期政权的根据地，这里还有努尔哈赤的四世祖的陵墓（永陵）。康熙、乾隆皇帝东巡都来此拜祭祖先，多走此路。这条道路是汉魏以来从辽东郡（今辽阳）通往第二玄菟郡（今新宾县永陵镇老城附近的汉城）的古道。此路从沈阳沿着浑河向东北行，经过抚顺章党、南杂木，又沿着苏子河东南行到新宾城西三十里的永陵镇东南老城，中间设置3个驿站。即盛京站（今沈阳），七十里至葛布花林（今抚顺西葛布街），七十里至萨尔浒（今抚顺东大伙房水库区内），八十里至穆奇（今新宾苏子河中游新宾县木奇镇），四十里至兴京站（今苏子河上游新宾老城）。这是清代专设的辽东地区两京之间（盛京与兴京）的东巡“御道”，继承了古“新城—玄菟道”。

五、辽南地区的急递铺

清代辽南地区没有设置正式的驿站，以地区性的急递铺代之，包括辽阳、海州、牛庄、盖州、金州、复州。明代从辽阳到旅顺口设置驿站，但清政府觉得“盖邑非往来之冲，而前代置驿皆省、檄书传送一二铺司事耳”[19]。因此从辽阳到旅顺的道路上始终没有设置驿站，而“凡往来公文俱由铺兵传递”[20]。吉林、黑龙江境内没有设置急递铺，而盛京将军境内急递铺的设置比较普遍。辽南盛京—金州线上的各个在城铺外，各个城市之间还设置了18个急递铺，即十里河、烂泥铺、沙河、鞍山驿、甘泉、塔山、耀州、铁州、博罗、簸箕寨、头台子、李官坟、永宁监、核桃、麻河、栾古、长店、三十里铺（金州）。此路大部分为辽金元明以来的“南四城”（海、盖、金、复）的古道交通。而由海路出牛庄（没沟营）的海河连运交通，在明代基础上，基本在今海城牛庄三叉河南的“耿龙屯”辽河口出行。

道光二十年（1840）为了改变辽东南部没有驿站传送公文不便的状况，盛京将军还在辽南的辽阳、牛庄、熊岳、复州、金州、岫岩设立10个腰站，盖州设立一个腰台[21]。

清代盛京将军境内急递铺表

续表

续表

此表据乾隆四十九年《盛京通志》[22]。

六、盛京—法库线

该道起盛京站，七十里至严千户屯（今沈阳北严千户村），六十里至法库站（今法库北）。出法库门则去往吉林和黑龙江。清代由盛京北到吉林、黑龙江城有三条驿道：一由盛京东北出威远堡边门，经叶赫至吉林为东道；二由盛京西北出法库门，经蒙古草原为北道；三由盛京出法库门，转经伯都讷（今扶余）为中道。东道称“御路”，是清廷东巡时官用驿道；北道和中道是普通人使用的驿道。

在记载清代出盛京法库边门西北出草原之道时，还应追记顺治柳条边修筑前，清初（后金）出盛京西北，经“都儿鼻”（今彰武南）和科尔沁草原，进入喜峰口南进的草原之道。《满文老档》中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天聪三年（1629）后金征明时的这次行军路线。其历经“沈阳、都儿鼻、养息牧河、辽河、喀喇城、布尔噶苏台、上都河、老河、喀喇沁部乾霍洛、龙京口、洪山口、汉儿庄城”等地近抵京北[23]。以上大部分为满文或蒙古文谐音的地名，有的不可确考。但从一些可以考证的交通地点坐标，如沈阳、都儿鼻（今彰武县五锋镇高台村）[24]、养息牧河、辽河、喀喇沁、老河（老哈河）、青城（今宁城黑城子）等由塞北入关的地名看，这条草原交通的基本走向，仍然是出京北喜峰口，北行大宁，然后东转建平、朝阳、北票、彰武、法库而至清初盛京（沈阳）的千年古道。亦即1625年努尔哈赤议定迁都沈阳时所说的“西征明由都儿鼻渡辽河”的西征蒙古路线[25]。这条古交通道在辽河以西的北路，经由今101国道的一部分，曾经是隋唐东征时经新民乌尔汉（通定镇）“北趋甬道”的一段，已考见于隋唐一章。

第三节　吉林驿道的开设与分布

清朝初期宁古塔地区统辖于盛京，顺治十年（1653）独立设置，当时所辖包括整个黑龙江流域。康熙元年（1662）盛京昂邦章京改称辽东将军，宁古塔地区改称“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驻宁古塔；康熙十五年（1676）移驻吉林乌拉；乾隆二十二年（1757）正式改称吉林将军。吉林将军辖区包括五大部分：吉林副都统辖区、宁古塔副都统辖区、三姓副都统辖区、阿勒楚喀副都统辖区和伯都讷副都统辖区。历代交通中心都随行政中心转移，清代吉林地区的驿站主要以宁古塔和吉林为中心，并向四周扩散，共开辟了八条驿路。其中连接盛京和齐齐哈尔的南、北两条路线最为繁忙。

一、以宁古塔为中心设置的四条路线

早在顺治九年（1652），清朝政府为了加强东北边防，在旧宁古塔（今黑龙江省海林县旧街）驻守军队，任命梅勒章京（后称“副都统”）沙尔虎达、甲喇章京海塔、尼噶礼等就任。顺治十年梅勒章京沙尔虎达升为昂邦章京，镇守宁古塔。康熙元年改昂邦章京为“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后迁宁古塔于今黑龙江宁安，成为东北北部的政治、军事中心。以宁古塔为中心的东北北部交通，主要有以下几条路线。

（一）宁古塔—鹦哥关—盛京线

这条路线是唐代渤海“营州道”和元、明两代“纳丹府道”的一段。清初开辟此路，是宁古塔连接盛京以至北京的唯一交通路线。后金天命年间已经有军队驻扎，顺治十年（1652）派驻章京，这条线路最迟在此时已经修建。但是这条线路穿行于崇山峻岭、茂密的森林和诸多河流之间，路途艰险，耗费诸多时间。康熙九年（1670）盛京至开原、开原至吉林驿路开通；康熙十六年（1677）宁古塔至吉林驿路开通以后，此路逐渐被废弃，只是在康熙、乾隆东巡时走过此道。关于这条线路的记载，最早见于方拱乾《绝域纪略》（又名《宁古塔志》）。方拱乾 （1596—1667）因受江南科场案株连，于顺治九年（1652）被流放宁古塔，顺治十一年（1654）赦归故里。《绝域纪略》中叙述前往宁古塔时经过的驿站：“自鹦哥关，凡一千八百里而始至。中惟三屯，一曰灰扒，一曰多洪，一曰株龙，多洪各屯庐屋不满十行，差卒换马之地。多山、多水、多蝦荡（沼泽地）者淖也，淖不可渡，中有结草如珠，车马履之而渡，失足则倾掀焉。冬则冰。”[26]鹦哥关至盛京路段也有180里（90公里），其间肯定设置了驿站。

鹦哥关，位于今清原满族自治县英额门镇，“英额”与“鹦哥”为同名，鹦哥关即英额门，为盛京柳条边十六边门之一。该站在凤凰城和威远堡之间，盛京兵部所辖，也是盛京和宁古塔两将军之间的边界，因此鹦哥关是这条交通线上的重要驿站。

宁古塔站，今黑龙江省海林市长汀镇古城村，为宁古塔将军迁驻宁安前的驻地旧城。

株龙，即株龙多洪，今吉林省敦化市雁鸣镇杨木村。

多洪，即昂邦多洪，今吉林省蛟河市前进乡。

灰扒，今吉林省通化市辉南镇，“灰扒”今音转为“辉发”。

鹦哥关，今辽宁省清原满族自治县英额门镇。

沙儿浒，今抚顺市大伙房水库旁，一称萨尔浒。

葛布花林，今抚顺市顺城区戈布新村。

盛京站，今沈阳市旧城。

（二）宁古塔—珲春线

这主要是一条清代军事戍边路线。光绪六年（1880）前，从宁古塔到珲春没有设置驿站，康熙五十三年（1714）珲春置办协领后，设置“卡伦”六处传递公文。向东南方向，有玛勒呼哩（宁安石岩乡风水山）、萨奇库（珲春汪清县春阳乡石头河子村）、噶哈哩、哈顺（珲春市西北汪清镇）、穆克德和（今珲春凉水乡南大村），到图们江边的密占（今珲春密江乡密江村）。

卡伦，满语，意为哨探，亦有哨所之意。在东北地区是城镇驻防、边门驻防外的军事巡查、管理手段。由于任务、作用、设置地点和条件不同，有多种形式。有些卡伦常年设置，驻地不变；有些卡伦虽然常年设置，但驻地随季节变更。

为了加强边防，光绪七年（1881）清政府在原有卡伦的基础上设置了宁古塔到珲春的驿站[27]，共设10站。

这条驿站和旧唐代渤海上京龙泉府到东京龙原府的沿图们江东至日本海的古道路基本相同。

这条道路促进了两国之间的边境贸易。朝鲜东北部咸镜北道的会宁和庆源市场在17世纪30年代出现，并一直延续。会宁位于图们江南岸，在密占的南部。庆源则在珲春的对岸。两市场主要针对女真人和朝鲜咸镜北道各郡人。女真人多来自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市），与朝鲜的商人进行贸易。每年八月开始准备，十到十一月出发，十二月到达会宁；或在五六月到会宁互市。每次交易有20天时间。早起由礼部派通官，宁古塔派骁骑校、笔帖式各一人，率领领催、甲兵前去。康熙十一年开始改由宁古塔、吉林乌喇轮流派遣官员和士兵等，规模有一两百人。宁古塔人“多以羊皮袄、布匹，往易牛、马、纸、布、翁、盐”[28]。贸易的数量逐年增加，顺治十七年（1660）宁古塔人到会宁互市的人数达到594人。庆源市场主要针对恰喀啦族，于顺治四年正式开市[29]，每隔一年的八月或正月开市。与会宁市场相比贸易的范围和数量比较少。

（三）宁古塔—三岔口线

三岔口在黑龙江省东宁县城东南10公里的今三岔口乡政府驻地。光绪七年修筑这条驿路。这条驿道亦是开辟在明以前的古道，明崔源墓志等即有“征进三岔路”。

（四）宁古塔—三姓线

三姓，即斡朵里、胡里改和托温三个万户府之意。宁古塔和三姓都是吉林将军境内的重要边境城市，也是副都统辖区的行政机构所在地，因此连接两个地区的交通驿路有着重要的军事意义。此路从宁古塔沿着牡丹江顺流而下，三姓在牡丹江和松花江交汇处的今黑龙江省依兰。该路站序如下：

宁古塔站，一百四十里鳑头岔（今海林市柴河镇江东村），四十里沙河子（海林市二道镇江东小屯），五十里细鳞河（海林市二道镇三站村），六十里三道河（海林市三道镇振兴村），六十里莲花泡（林口县莲花镇莲花村），八十里小巴彦苏苏（林口县三道通镇江东村），五十里乌斯浑（林口县掉翎镇乌斯浑村对岸），七十里太平庄（今依兰县江湾镇江湾村），五十里至三姓（今依兰县）。

二、以吉林为中心设置的四条路线

吉林明代旧称“船厂”，为中国东北辽河和松花江通向黑龙江的重要河运交通枢纽。顺治十八年（1661）在今吉林市建立水师营，并在吉林市西门外松花江北岸建设造船厂。康熙十年（1671）为了加强吉林地区的防御力量，从宁古塔移一名副都统进驻吉林。康熙十二年（1673）开始建城，当时称“吉林乌拉城”，吉林逐渐发展为政治、经济、军事重镇。康熙十五年（1676）宁古塔等处将军移驻吉林，改名“吉林乌拉城”。“吉林乌拉”为满语，意为沿江，后来去掉乌拉，简称“吉林”。乾隆二十二年（1757）“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改称“镇守吉林乌拉等处将军”，简称“吉林将军”。将军驻地转移，交通中心也从宁古塔转到吉林。其中城东十里的“尼什哈站”，为驿路起点，其驿路如下。

（一）吉林至开原线（南路）

开辟时间为康熙九年（1670），驿站有：

吉林乌喇城，十里尼什哈站（今吉林市东龙潭山站，此站还有渡船，为吉林各驿路总站），七十里叟登站（今永吉县搜登站镇），七十里伊勒门站（今永吉县西南一百四十里的伊尔门站），五十五里双羊河站（即刷烟站，今双阳区），六十里一巴丹站（今伊通县伊丹），六十里大孤山站（即阿勒坦鄂黑勒，今伊通西南大孤山），六十里黑尔素站（即克尔素站，今东辽河右岸赫尔苏边门里），八十里野黑站（即叶赫站，今梨树县东南叶赫镇），四十里至棉花街站（今开原东北叶赫河东岸的莲花街）。八十里至开原（今开原老城）。向南经过高丽屯和懿路站即可到达盛京。每个驿站配备壮丁40到50人，马牛各40到50头[30]。

（二）吉林至宁古塔线（北路）

开辟时间为康熙十六年（1677），全程635里，乾隆元年《盛京通志》设置7个驿站[31]。乾隆九年（1744）《盛京通志》则多三站：吉林乌喇城，九十里厄黑木站（今蛟河县天岗），九十里拉法站（今蛟河县拉法站），六十五里意气松站（今蛟河东北义气岗子），五十里图依屯（今蛟河东北前进），额摩和素罗（今珠尔多河下游额穆），一百一十里塔拉（今敦化东北部塔拉河畔塔拉站），七十里鳖尔汉鳖腊（今宁安西南尔站河中游的尔站），七十里沙兰站（今宁安县沙兰镇），八十里宁古塔站（今黑龙江省宁安县城）[32]。

此路十分艰险，清康熙时杨宾记载，过乌喇城后，“色齐窝稽”山区“纳木五十里，颇极登顿苦，色齐林更深，未入心已阻”[33]。每个驿站配备壮丁20到30人，马、牛各20到30头。

（三）吉林—伯都讷线

伯都讷是伯都讷副都统的行政中心，位于连接吉林将军和黑龙江将军的重要路口上，故地在今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纳尔浑”古城。

此路为当时盛京三将军境内东北南北干线的中段，北部终点站伯都讷站与黑龙江将军境内的中心站——茂兴站相接。

起吉林乌喇城“尼什哈站”。五十里金珠鄂佛罗（今永吉北部金珠河南之金珠乡），六十里舒兰河站（今舒兰溪河镇北的舒兰站），四十五里法特哈站（今舒兰东北部的法特镇），四十五里腾额尔哲库站（今玉树的秀水镇），四十五里盟温河站（今榆树东南解放河北岸盟温站），四十五里图赖昭站（今扶余东南的陶赖昭），四十五里逊扎布站（今扶余南部五家站镇），三十五里蒿子站（今扶余南部新站），六十里锡伯舍里村（今扶余西南的社里），七十里伯都讷（今扶余西部伯都乡），每站安排壮丁30人，牛、马各30头[34]。

（四）吉林—三姓线

三姓，即今黑龙江省依兰，雍正七年（1729）在三姓设副都统驻守，其辖境“东至东海滨，库页岛海域均在内……东西数百里，皆满洲所居”[35]。该道从隋唐前“黑水靺鞨道”开始，一直为松花江古道。延至清代其地北至北海，东至库页岛，皆属其领地。地理位置上，牡丹江和松花江在这里汇集黑龙江，顺江而下到黑龙江口，是通往俄罗斯、库页岛的重要水陆交通中转站。三姓副都统开始以卡伦代替驿站交通。吉林到三姓的驿站从乾隆九年开始从吉林向北设置，一直到光绪七年（1881）完成。

乾隆九年（1744）设置三站，其他地方仍用卡伦递送本报。

腾额尔哲库站（今榆树秀水镇），此站是吉林到伯都讷线上的一个驿站。线从吉林经过五十里锦州鄂佛罗（今永吉北部金珠河南之金珠乡）、六十里舒兰河站（今舒兰溪河镇北的舒兰站）、四十五里法特哈站（今舒兰东北部的法特镇）到达腾额尔哲库站，再向东北。

蒙古卡伦站（今榆树大荒沟中游的太安）。

八十里拉林多观站（今五常拉林镇西南的多欢站）。

乾隆二十四年，从拉林多观站向东北建立了三站，即七十里萨库里（今阿城南双丰乡双兰村，在当时阿勒楚喀副都统驻地阿勒楚喀的南边），八十里费克图（今阿城东北蜚克图），一百里塞勒佛特库（今宾县枷板河中游的宾安镇）。

乾隆二十七年又建立五站，四十里佛斯亨（今木兰东南的五站）、五十里富斯浑（今通河四站大河下游的四站），五十五里崇古尔库（今通河城东三站）、八十里额尔图木逊（今通河的清河），一百一十里庙屯（今依兰县的迎兰）。至此吉林到三姓之间的驿道完全接通。庙屯还是水站，配有渡船和水手。

道光五年（1825）增设双城站（今哈尔滨市西南30公里的双城市，设置于拉林多观站和萨库里站之间）。

光绪七年（1881）补充五常站（今黑龙江南部五常市，设置于蒙古卡伦站和拉林多观站之间）、苇子沟站（今宾县境内，设置于费克图站和塞勒佛特库站之间）[36]。

此路从吉林出发经过伯都讷副都统辖区和阿勒楚喀副都统辖区，再向东北沿着松花江两岸到达三姓。每站配置壮丁10人，马、牛各10头。

第四节　黑龙江驿道的开设与分布

黑龙江将军原设在瑷珲，城在黑龙江东岸，今为俄属阿穆尔州，历史上称为“瑷珲旧城”。为黑龙江第一任将军萨布素于康熙二十三年（1683）建城，又称“黑龙江旧城”。康熙二十九年（1690）移驻墨尔根（今嫩江县城），康熙三十年（1691）再移驻齐齐哈尔。所以在清代黑龙江将军下辖齐齐哈尔、墨尔根、黑龙江城三个副都统衙门，呼伦贝尔、布特哈两个总管衙门。各路驿站分为南、北、西三路，其中最重要的是南、北两路，即从瑷珲经过齐齐哈尔到茂兴的驿路。此路与吉林将军、盛京将军连接直接通往北京，称为“御路”。

一、瑷珲至茂兴的驿道

由于齐齐哈尔成为黑龙江地区的政治中心，自然成为交通中转站。以齐齐哈尔为中心，向北到瑷珲的路线称为北路，向南到吉林将军辖地——茂兴的路线称为南路。为了修筑这条线路进行了三次勘测，提出三个方案，从中可以看出严密的态度。考察由户部郎中包奇进行，第一次于康熙二十三年，提出从吉林乌喇城至黑龙江城，共1195里，设置14个驿站。九月第二次考察后又提出1340里路段、19个驿站，并将配置的人力和交通工具的数量也设计好：“每驿设壮丁并并拨什库三十名、马二十匹、牛三十头。”[37]但是这个方案没有包括墨尔根和齐齐哈尔这两个重要城市。康熙二十四年包奇第三次勘测，将线路西移，路红墨尔根、齐齐哈尔，全长1711里，设25个驿站。而且从墨尔根分两路，一路通向西北，一路通向东北到黑龙江城。

其中6站属于吉林将军范围。康熙二十五年驿路开通，以齐齐哈尔为中心，向北设置12个站，称为北路，驿站多在山岭上，因此路途比较艰险。归驻在墨尔根城的北路总站官管辖，设站丁200多人，车29乘，马100匹，牛270头[38]。

1. 起里塔哈尔（今富裕县西南塔哈镇）

2. 七十五里宁年（今富裕县友谊乡富宁村）

3. 八十里拉哈尔（今讷汗伊拉哈站）

4.六十里博尔多站（今讷河县老城）

5.四十三里喀末尼喀（今讷河县老莱镇）

6.四十二里伊拉哈（今嫩江县伊拉哈镇）

7.七十里墨尔根（今嫩江县城）

8.七十五里科洛尔站（今嫩江县科洛镇）

9.七十六里喀尔塔尔奚站（今嫩江县塔奚镇）

10.八十五里枯木站（今瑷珲县西南三站）

11.三十五里额雨尔站（今瑷珲县西南二站）

12.七十八里黑龙江城（即瑷珲，今黑河市南60里的爱辉镇）

从齐齐哈尔向南设置6站，后补设一站，称为南路，共设站丁342人，车42乘，马320匹，牛338头[39]。归驻在齐齐哈尔城的南路总站官管辖。

1.齐齐哈尔布克村（今齐齐哈尔市曷布村）

2.特穆德赫站（今齐齐哈尔昂昂溪区东南头站）

3.温托浑站（今名二站，泰来县大兴镇时雨村）（以下为吉林将军辖区）

4.七十五里多耐站（今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巴彦查干乡太和村）

5.七十五里塔尔哈站（今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南200里的他拉哈乡）

6.六十七里古鲁村（今肇源县西北古龙村）

7.五十五里乌兰诺尔站（因古鲁到茂兴间相距遥远，雍正五年设置，今肇源县新站）

8.四十五里茂兴（今肇源县茂兴镇）

二、墨尔根至雅克萨的驿道

雅克萨位于黑龙江上游左岸，地踞今漠河县境内的额木尔河口对岸，居水陆要冲。此路为清代黑龙江最早开发的驿路。为了抗击侵入雅克萨的俄国军队，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政府派驻军队于黑龙江城（瑷珲城），并设立驿站便于传送军报[40]，沿着嫩江上游左岸及大兴安岭北坡建立了墨尔根至雅克萨的驿道。墨尔根为头站，依次取名为二站、三站、四站……直到雅克萨斜对岸的额木尔河口，共1400多里，设25站。第25站即今漠河县兴安乡南40里的二十五站。光绪二十年（1894），为了开发漠河、呼玛一带的黄金，清政府又向漠河老金方向增设了6站，向额尔古讷河东南岸的西口子增设两站，共计33站，至今这些站名仍在使用。清代墨尔根至雅克萨驿路的新开辟，是在魏晋以来，大兴安岭南北草原部族交通道的基础上，在大、小兴安岭之间开辟的又一条纵贯南北的千里山川之路。它在开发东北亚北部疆土中发挥了划时代的作用，是清代对中国东北边疆开发、经营的重要交通举措。

三、齐齐哈尔至呼伦贝尔（今海拉尔）驿道

雍正十年（1732）设置呼伦贝尔总管衙门，雍正十二年（1734）开辟了齐齐哈尔到呼伦贝尔的驿路，设为10站，由呼伦贝尔副统领管辖。这条路线是黑龙江将军境内的通往呼伦贝尔地区的西部路线，与今齐齐哈尔—海拉尔铁路线基本相同，也是辽金以来的草原古道。

1.齐齐哈尔城

2. 八十五里西勒图（亦称希尔忒，今甘南东南部音河西岸）

3. 七十里葛奇克（亦称黑纳齐希，今甘南旧县城）

4. 七十里蒙古乌尔楚克（今布特哈旗东50里的达斡尔）

5. 七十里额赫昂阿（今布特哈旗卧牛河东岸）

6. 六十五里巴林（今喜桂图旗巴林林场东北约10里处）

7. 七十五里雅尔博克多（亦称延博霍托，今喜桂图旗境内雅鲁车站附近）

8. 八十里和罗奇（亦称霍洛奇，今喜桂图旗哈拉沟旧驿站）

9. 七十里乌苏里（亦称们都克依，今免渡河附近）

10. 六十五里雅克萨，（今牙克石镇境内）

11. 八十里集尔玛太（今海拉尔市扎罗木得车站）

以上各站原来由齐齐哈尔、布拉特、呼伦贝尔三处拨兵值班，雍正十二年从博尔多兵中抽出，每站安排10人值班，并给马20匹、牛30头。

清代在东北把宁古塔、吉林、齐齐哈尔、墨尔根、伯都讷、瑷珲、依兰（三姓）称为“边外七镇”。吉林和黑龙江境内的交通驿路将此七镇连接起来，既能有效地保护边疆、抵御外族入侵，又促进了地方之间、民族之间的交流，为这一地区的经济繁荣，尤其为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第五节　清帝历次东巡的交通路线

清代有4位皇帝共东巡10次。东巡以恭谒祖陵为主要目的，也有巡视边防、加强军备、奖励农垦、安抚周边少数民族的政治意图。东巡期间几位皇帝除了祭拜永陵、福陵和昭陵，还举行了多项活动。如接见各地地方官员，进行鼓励和颁赏，在盛京旧宫举行庆典，到山林行围以及巡游东北各地胜景等，既有政治意义，也达到消遣娱乐的目的。

一、康熙东巡路线

康熙先后在康熙十年（1671）、二十一年（1682）、三十七年（1698）3次出行东北。

第一次康熙皇帝行走的路线是北京一直向东，到达山海关，再沿着海岸线向北，经过辽西到达盛京。再北上经过开原抵达吉林今梨树县境内，回返。大体上走的是盛京将军境内的山海关—盛京—开原—吉林线。但是皇帝为了狩猎，常常离开大路走小路。根据《清圣祖实录》记载，具体行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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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东巡共用60天时间，住宿46处。

第二次东巡在二十一年（1682）春二月，康熙年方29岁，三藩之乱已经平息，欲“特行遍祀山陵之礼，用告成功”[41]。第二次东巡与第一次相比，时间长、路程远，活动内容丰富。如北上永陵，祭拜祖先，抵达吉林，视察松花江水师战舰和军备。另外，带领王子大臣进行了频繁的狩猎活动。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被邀请一同前往，并常伴皇帝左右，据他撰写《鞑靼旅行记》，第二次带着年仅9岁的皇太子胤礽、3位主要后妃以及朝廷贵族、各级官员和随从，一行共有7万人[42]。沿途城镇无法安顿这么多人的住宿和食物，因此帐篷、寝具、食具和食物等都由车辆、马、骆驼和骡载着或抄近道先行或跟在队伍后面。

东巡前从北京到东边道的终点铺设新路和新桥。路宽10英尺，尽量修筑笔直，道路两旁堆成1英尺高的土墙，立有标注，标示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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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是康熙三十七年（1698），与前两次的路线不同，走承德，进入蒙古地区。即经顺义、密云出古北口，越长城，经承德进入蒙古。为上几章记载的京北出长城的辽金元明故道之一。然后经过喀喇沁、翁牛特旗、敖汉、奈曼旗、科尔沁旗。再转南向施尔惠、乌楚滚，进入吉林境内。由此南下，到兴京永陵祭拜祖先，直奔盛京，再回到北京。皇长子多罗直郡王允褆、皇三子多罗城郡王允祉、皇五子多罗贝勒允祺、皇七子多罗贝勒允祐、皇九子允禟、皇十三子允祥等随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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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乾隆东巡路线

乾隆分别于乾隆八年（1743）、十九年（1754）、四十三年（1778）、四十八年（1783）4次东行盛京，祭拜祖先。

乾隆帝首次东巡盛京谒陵，在乾隆八年（1743）七月，选择的是祖父康熙帝第三次东巡时的路线，但是经由地点有所不同。

首先经怀柔、密云，出滦平后，向东进入承德避暑山庄，再经过隆化、围场，进入赤峰地区。再向东北的敖汉旗、奈曼旗、通辽，从科尔沁左翼中旗进入吉林地区。从长岭向南，走双辽、怀德、海龙、柳河进入辽宁清原境内。到永陵祭拜祖先，经过抚顺，进入沈阳。由此向北京南下的道路与康熙走的路线相同。和康熙皇帝一样主要目的是祭拜永陵、福陵和昭陵。七八月，北京酷暑难耐，蒙古和东北三省正是避暑的好地方。避暑山庄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经过10年的修建，到康熙五十二年（1713）时已经粗具规模。乾隆六年（1741）开始第二次的大规模增建，到乾隆十九年（1754）基本建成。乾隆第一次东巡时的1743年，增建工程正在进行。皇帝一行在避暑山庄修养4天，并询问行宫工程进度。

乾隆皇帝此次东巡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狩猎活动。满族是善于狩猎的民族，狩猎也曾经是其主要的谋生手段，清历代皇帝认为行围练武是满族的本色。康熙皇帝于1681年在今河北东北部与内蒙古草原接壤的地方开设围场，皇帝每年率领王公大臣和八旗精兵到这里举行盛大的狩猎活动。乾隆皇帝离开避暑山庄，进入围场开始，一直到永陵前的路段经常狩猎，即在内蒙古、吉林西部路段极其频繁。为了狩猎要离开大路到山林中去，如在围场，行围于永安莽喀、巴颜喀拉、爱里、锡拉诺海[43]。

第二次东巡在乾隆十九年（1754）五月，经由今内蒙古、吉林、辽宁地区，但是具体路线有所不同。到避暑山庄前的路线与第一次大致相同，北上到围场后，是向东进入喀喇沁境内，经过敖汉、土默特、科尔沁地区，与首次路线相比稍南移。除在敖汉噶察南大营开始行围活动，但是与第一次相比次数明显减少，只是在吉林南部永吉县地区连续行围十几天。出了科尔沁，向东进入吉林地区，由此南下回返，经过永吉、磐石、辉南县，从海龙线开始与第一次的路线基本相同。在永陵祭拜，巡阅兴京城后南下到盛京，祭拜福陵和昭陵，在盛京故皇宫接见朝鲜使臣和地方官员，并休息数日。南下回京的路上，走白旗堡—广宁路，在北镇庙行礼，遣官祭辽东丹王（乾、显）陵。此次东巡时间前后长达153天，驻跸84处，是4次东巡中时间最长的一次。

乾隆帝的第三次东巡，乾隆四十三年（1778）七月二十日，由北京出发，不走蒙古路线，而是经过河北进入山海关，沿着海岸线向东北，再经北镇、盛京直接去兴京永陵。首先祭拜祖陵，由此南下至盛京祭拜福陵和昭陵，驻跸盛京皇宫。此次东巡，乾隆皇帝走山海关—盛京路线，主要目的是祭拜三陵一宫，也无行围活动，仅用66天，驻跸地33处。

乾隆帝四次东巡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这次东巡的目的，是为了盛京存放《四库全书》的文溯阁建成后，举行庆祝活动。此时皇帝已经是73岁高龄，因此选择近路，驻跸地也多为行宫或庙宇。五月二十四日从北京出发，经过河北，月底到达避暑胜地——承德，在这里休息两个多月。八月十六日出发，直接进入今辽西平泉、凌源、建平、朝阳，经过义州、沈阳，先入兴京祭拜永陵，再返回盛京祭福陵和昭陵。查看修好的文溯阁，并题诗写联。此次东巡，在承德逗留时间长，共61天，驻跸44处。此次乾隆东巡，从承德经围场进入辽西，实际上是通行的清代“柳条边”修成后的由辽西进入燕北的草原之道。如清乾隆年间李调元从“古北口”辽金古道进入承德府后段的平泉、建昌、凌源、朝阳诸地，写下《出口记行》中的一般辽西古道。

三、嘉庆东巡路线

《清仁宗实录》记载，嘉庆皇帝分别在嘉庆十年（1805）和二十三年（1818）两次回归故里拜祭祖陵。与前两位皇帝不同，嘉庆皇帝两次东巡不举行围猎，也不携后妃，以节省开销。两次出巡路线也与康熙、乾隆皇帝不同，出北京直奔山海关至兴京，再回盛京祭拜两陵，直接回到北京。嘉庆皇帝没有远涉吉林、蒙古，行色匆匆，马不停蹄。第一次用65天，驻跸33处；第二次73天，驻跸32处。

四、道光东巡路线

根据《清宣宗实录》记载，道光九年八月十九日出发，继其父走山海关—沈阳—兴京线，原路返回。共用66天，驻跸地32处。

第六节　明、清两代的东北交通驿传制度与路桥关隘设施

一、明清时期的交通驿传制度

明、清两代特别重视东北地区的交通管理，东北属于边疆省份，东有朝鲜和日本，北有俄罗斯，而且少数民族遍布边疆地区，其中女真、蒙古族的势力强大。因此东北地区驿传的军事性质非常突出。驿传的主要目的是为军事服务，尤其是开国之初建立的驿站重点将边防重镇连接起来，以保证公文传递的畅通和军队、军需物质的迅速调动。

（一）管理机构

明代“凡邮传在京师曰会同馆，在外曰驿，曰递运所，皆以符验关券行之”[44]。中央由兵部车驾清吏司管理，地方驿站设置驿丞，递运所设置大使。内地“驿丞典邮传迎送之事，凡舟车、夫马、廪糗、庖馔、裯帐视使客之品秩、仆夫之多寡，而谨供应之”[45]。而在东北设置驿站的目的主要是传军令、运输军需品。东北等边境地区的驿站军事色彩浓厚，与内地迎来送往的主要任务不同。由于东北地区的特殊地位，明代驿站有都指挥使司及卫所直接管理。地方由百户所的百户带管，不再另设驿丞和大使等职。《辽东志》载：“各处例有驿丞递运所大使，惟辽东驿递以本百户所军充役。”[46]根据驿站的大小灵活配置，如辽阳、沈阳、广宁等驿各设带管驿递百户一员，而较小驿站则两三驿设带管驿递百户一员。

当时政府关注北方的形势，从北直隶到辽东，沿线的驿站作为军用交通路，运输军饷等。“洪武二十四年正月辛亥”条：“北平布政使司左参议周倬言：大宁、会州、山海三卫所属驿马皆屯田军士牧养。……北平之遵化、石门、泺阳三驿，北接大宁要道，使客络绎，驿置马十匹。而永平府榆关、迁安、庐峰口三驿惟往辽东一路，驿置马十七匹。”

（二）驿夫的管理

驿夫为卫军或余军。在驿站地屯田，补充驿夫生活。一般设军队100人，由百户统领。一般站户世袭、父子相承。

辽东地区的驿站中最繁忙的要数辽西地区，通向山海关、北京方面去的高平、沙岭、盘山、连山、杏山等驿站属于交通要道，非常繁忙，所以人丁不足。所以把金州、复州、盖州等地区和海州、锦州等富庶地区的部分驿夫、士兵轮流调拨过来进行协助[47]。

山海关至辽东的驿夫由囚犯担当，并屯田：“命左军都督府，自山海卫至辽东，置马驿一十四，驿各给官马三十匹，以赎罪囚徒，为驿夫。驿百二十人。仍令田其旁近地。以自给。”[48]

洪武年间各驿站均以“谪戍者递送”，即将罪犯充当驿夫。驿夫逃亡接踵，到宣德初年已经是“旗军逃亡者十率八九，供具之物日渐减损，以至于无”[49]，维持交通往来已经非常艰难，因此常常临时从其他驿站调拨以解燃眉之急。

逃亡的驿夫多，故从山东等地卫所调军担任防御和运输任务。《明实录》“宣德二年三月丁未”条：“辽东总兵官都督佥事巫觊奏：自山海关外辽东所属凡二十四驿，其十八驿，俱在极边。洪武中，以谪戍等递送。今四十余年，逃亡者多。凡外夷朝贡使臣及公差往来，于各卫队伍中，摘军协助递送。及秋冬。又调内地马步官军分隶诸驿防御胡寇，兼运粮积草，以备军储。今朝廷调青州中护卫官军及其诸属于辽东诸卫……”

（三）马匹的管理

明代辽东地区的各个驿站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马和驴。根据驿站的大小分配不同数量的马和驴：“凡马驿设置马驴不等。如冲要去处或设马八十匹、六十匹、三十匹。其余虽非冲要，亦系经行道路，或设马二十匹、十匹、五匹。大率上马一匹，该粮一百石。中马一匹，该粮八十石。下马一匹，该粮六十石。”[50]水驿：“凡水驿设船不等，如使客通行，正路或设船二十只、十五只、十只。其分行偏路亦设船七只、五只。大率毎船该设水夫十名于有司。人户纳粮五石之上，十石之下。”[51]辽东半岛的驿站交通负担较轻，马畜配置相对少，其余驿站则在20—30匹[52]。

一般站赤需要的牲畜和饮食都由站户负担，根据地区配备数量有所不同。所需马匹由各站驿夫准备，如有缺失，驿夫赔补，成为驿夫们沉重的负担。因为往来官员“公差私遣”，或以官贸为名进行走私贸易，马匹死亡现象日益严重。辽东地区配置战马，“弘治十六年正月辛卯”：“又辽东所属各驿马少，每拨战马摆堡递送。马多倒死，累军赔偿。”

北方驿站忙碌，马匹不足。“隆庆元年八月庚子条”：“辽镇驿递原系各卫所额设军户，与内地徭边者殊。又不给月粮，比大祲之后耗减七八。诸夷入贡，动满千人，一年数过，诛所无厌，马羸不足，借堡马以充，死则粥赏。故驿递日惫。而行五日虚，请以犒军余银。量发五十两济之。禁勿复借官马，重累堡军，而以辽镇市课买马分俵。”

辽东地区各个驿站马驴设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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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资料来自《辽东志》卷三《兵食》[53]。

二、明清驿站的使用和管理

明清时期继承元，使用驿站的人必须持有“符验关劵”等凭证才可以通过驿站，包括符验、勘合和火票三种。符验由兵部发给，所差人员填好姓名、官职亲自领取，完事后缴回[54]。“自京师达于四方，设水马驿，并递运所，以便公差人员往来。其间有军情重务必给符验，以防诈伪。”[55]勘合，也称半印勘合，是政府防止利用文书作弊而实行的制度。古时符契文书上盖印信、分为两半，当事双方各执一半，用时将二符契相并验对骑缝印信作为凭证。凡调遣军队﹑车驾出入皇城﹑官吏驰驿等均须勘合。驿传勘合上填写乘驿人的姓名、职务、到达地点、往返日期以及应得的马匹、车船、廪给数量。火票，亦名火牌，是军务紧急情况下使用的凭证。

每个站赤提供食宿，每日定量提供柴米油盐等物质：“凡经过使客，正官一名支分例米三升，从人一名支米二升。宿顿使客，正官支米五升，从人支米三升。水路俱支经过分例，陆路遇晩关宿顿分例。”[56]

除了军事任务，东北的驿站也成为贩运商品的交通路。由于往来商旅逐渐增多，加重了驿站的负担：“……远人辎重太多，则驿路与马太费，是疲中国之力，添远夷之壑也。今辽东有开原、永奠之市，宣大有新平、得胜、张家口之市。……三卫、女直、回夷，独不可仿而行乎。议在本镇领赏，亦在本镇开市。计其所需，不过布绢瓷器之类，募商与卖。则省夷人跋涉之劳。又免驿递支应之苦。”[57]

马市贸易的发展有赖于驿路的完备，反过来增加了对各路驿站的负担。明朝东北各个地区和民族的生产发展不平衡，各族人对互市的要求特别强烈。尤其是兀良哈三卫和女真各部迫切要求与辽东地区进行互市。明政府于永乐三年（1405）任命马市管理官员，正式开辟了广宁、开原两处马市，自此以后到万历年间沿着辽东边墙的兴城、锦州、义州、辽阳、抚顺、清河、宽甸等城堡附近开设马市或木市，为汉族与女真、蒙古族等民族商品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马市多分布在民族居住区的分界线上，而且位于重要的交通要道上，以开原为分界点，西边的八市主要与蒙古族、东边六市与女真族贸易。马市贸易以马为主，也有土产品在马市交易，尤其后期土产货物的交易更加活跃：兀良哈人带着马牛羊皮，女真人带着貂皮、人参、蜂蜜、木耳、蘑菇、松子等与汉族交易布匹、丝绸、陶瓷器、米、盐、铁锅等生产生活用品。

清代驿站中央统一归兵部车驾清吏司，地方则由各州县管理。东北地区与内地有所不同，三地之间也有差异。

盛京驿传初期隶属盛京将军，康熙后期改由盛京兵部侍郎管辖[58]。侍郎下设关防官管理具体事务，康熙五十九年（1720）开始在盛京五部司员中选正、副监督各一名[59]，在沈阳设立驿站监督衙门。康熙前期每个驿站的管理人员因地域不同或由汉军千总或由旗下章京管理。如盛京至山海关线的巨流河至东关站，每站委任汉军千总人管理；而盛京至凤凰城线的各站由旗下章京管理[60]。康熙后期开始统一设置驿丞一人，每年由盛京兵部会同锦州副都统对各个驿站的驿丞进行考核。交通工具主要用马匹，根据站务需要分配不同数额，如盛京至山海关线、盛京至开原线运输任务繁重，安排50匹；而盛京至凤凰城线、盛京至法库县以及盛京至兴京线比较轻松，只安排10—15匹马。

吉林将军境内驿传直接“统于将军”[61]，将军衙门兵司管理各个驿站的工费银两、买补牛马以及勘合火牌的领取和使用等事物。康熙三年增设驿站监督一人，康熙二十五年增为两人[62]，监督由八旗协领兼任，下设两名总站官。吉林境内驿站分两部分管辖，即北路和东、西路。北路即吉林北部的金珠鄂佛罗站（哲松）以北的20大站，由驻在金珠鄂佛罗关防公所的总站官管理；以吉林为中心的东、西两路18大站，由吉林东北的厄黑木关防公所总站官管理。大站设笔帖式、领催各一人，配备壮丁25—30人，马、牛各30—40头；小站由邻站笔帖式兼管，配备壮丁10—15人，马、牛各10头。另外在尼什哈、佛斯亨、妙屯等站配有渡船和水手。

黑龙江境内驿站也由将军统管。将全部驿站分三部分：北路由墨尔根总站官管理；南路由茂兴总站官管理；西路齐齐哈尔至呼伦贝尔线由呼伦贝尔副都统管理[63]。各总站官下设笔帖式二人，每个驿站设笔帖式、领催各一人。齐齐哈尔至黑龙江城线、齐齐哈尔至茂兴线上安排壮丁26人，马、牛各20—30；齐齐哈尔至呼伦贝尔线上安排兵丁10人，马20匹，牛30头。

驿站的任务：在战争时期传递情报，运送物资；平时迎送往来官吏、少数民族和邻国朝贡、押送人犯等[64]。《清会典·兵部车驾司》：“凡驿递，验以火牌，定其迟速之限。”通常传递文书，以日马行240里为度；如遇军事上紧急文书，规定日行400里至600里的，要由经办机构签明。此急递制度元、明、清三代相沿。

驿路虽然是官用运输线路，但也为民间往来和商业贸易创造了便利的条件。各驿站只供官员食宿休息，商旅们则借住民宅。乾隆、嘉庆时期东北地区人口增加，往来行旅逐渐增多，驿站附近出现了旅店。旅店的兴起弥补了驿馆的不足，并为民间交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三、明、清两代辽东交通桥梁关隘设施

（一）明代辽东地区桥梁和关隘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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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资料来自《辽东志》卷二《建置》。

清代盛京桥梁关隘表（根据《盛京通志》乾隆四十三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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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初—1972年春

由北大考古专业毕业后分配至辽宁省开原县。先后在上肥地中学和县教育局（当时称县革委会教育组）工作。其间利用公余先后调查过开原老城、西丰县城子山山城、开原县威远堡、龙潭寺山城、马家寨山城等。其中1971年秋首赴马家寨高句丽山城调查。38年后（2008年12月26日），铁岭市博物馆副馆长周向永先生在《辽沈晚报》上著文称其为“第一个以专业的文化工作者调查发现该山城的人”。

1972年

4—7月，调入辽宁省博物馆后，参加北票县丰下“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的全程发掘工作。其间首次体察朝阳、北票等辽西地区的出土文物和部分交通史迹。

1973年

夏，短期参加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古人类研究所张淼水先生主持的朝阳鸽子洞的发掘工作。小住喀左平房子半月，往返大凌河谷。初步了解“大凌河古道”的交通。

11月，在魏国忠先生陪同下，与馆长张坤生和姜念思首次赴黑龙江省阿城考察金

[1]《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九册“仁祖十六年正月”条，第3616页。

[2]载《高丽朝鲜的对外交流》，《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展览图录》，2002年版，第112页。

[3]《万机要览·财用编五》“中江开市”。

[4]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九册“孝宗五年二月”条，第3835页。

[5]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九册“孝宗六年四月”条，第3843—3844页。

[6]李澍：《朝鲜文献中的中国东北史料》，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22页。

[7]《朝鲜仁祖实录》卷十九“仁宗六年九月甲申”。

[8]《朝鲜仁祖实录》卷十九“仁宗六年十二月庚戌”。

[9]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九册“仁祖二十三年六月”条，第3749页。

[10]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九册“孝宗七年十二月”条。

[11]《北略纪略》，载《朝鲜文献中的中国东北史料》，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12]《依兰县志·形胜门》。

[13]《满洲源流考》卷八。

[14]日本北海道开拓纪念馆等：《关于山丹交易问题》，《北方文物》1996年第3期。

[15]［日］矢岛睿著，晓辰译：《关于虾夷锦的名称与形态》，《北方文物》1994年第3期，第110页。

[16]［日］佐佐木史郎：《北方来的交易民——绢和毛皮与山丹人》，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6年版；［日］小林真人：《松前藩与山丹交易》，《山丹交易与虾夷锦》，北海道开拓纪念馆1996年版。

[17]乾隆元年《盛京通志》卷十七《驿站》。

[18]乾隆元年《盛京通志》卷十七《驿站》。

[19]康熙二十一年《盖平县志》卷上。

[20]康熙二十年《辽阳州志》卷十。

[21]《盛京通鉴》卷八。

[22]乾隆四十九年《盛京通志》卷三十三《关邮》。

[23]《满文老档》，第940—945页。

[24]《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册》（下），第294页。

[25]《清太祖实录》卷九“天命十年三月”，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版。

[26]方拱乾：《绝域纪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重印本。

[27]《吉林通志》卷五十七；《吉林外纪》卷三。

[28]《柳边纪略》卷三，《辽海丛书》本。

[29]《通文馆志》卷三“事大”。

[30]乾隆四十九年《盛京通志》卷三十三《关邮》。

[31]乾隆元年《盛京通志》卷十七《驿站》。

[32]乾隆四十九年《盛京通志》卷三十三《关邮》。

[33]杨宾：《柳边纪略》卷五。

[34]乾隆四十九年《盛京通志》卷三十三《关邮》。

[35]杨步螇：《依兰县志·形胜门》。

[36]《吉林通志》卷五十七“驿站”条。

[37]《清圣祖实录》卷一二一“康熙二十四年七月壬申”，卷一二二“康熙二十四年九月甲申”。

[38]《黑龙江述略》卷二；《黑龙江外纪》卷二；《柳边纪略》卷二。

[39]《黑龙江述略》卷二；《黑龙江外纪》卷二；《柳边纪略》卷二。

[40]《清圣祖实录》卷一二二“康熙二十四年十月庚寅”。

[41]《清圣祖实录》卷一百零一。

[42]南怀仁：《鞑靼旅行记》，载铁玉钦、王佩环主编：《清帝东巡》，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42—654页。

[43]《清高宗文皇帝实录》卷一百九十七。

[44]《明史》卷七十二《职官一·兵部》，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1753页。

[45]《明史》卷七十五《职官四》，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1852页。

[46]《辽东志》卷五《官师》“吏目”条，《辽海丛书》第一册，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472页。

[47]《明世宗实录》卷五百四十六“嘉靖四十四年五月戊午”。

[48]《明实录》“洪武二十年七月丙戌”条。

[49]《明宣宗实录》卷五十八“宣德四年九月壬戌”。

[50]《明会典》卷一百一十九《马驿》。

[51]《明会典》卷一百一十九《水驿》。

[52]《辽东志》卷三《兵食》“走递马驴”条，《辽海丛书》第一册，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457页。

[53]《辽东志》卷三《兵食》，《辽海丛书》本，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407页。

[54]《明会典》卷一百二十一《符验》。

[55]《明会典》卷一百一十九《兵部四·驿传》。

[56]《明会典》卷三十一《户部十六·廪给》。

[57]《明实录》“万历四十年五月壬寅”条。

[58]《嘉庆会典事例》卷三十九。

[59]乾隆四十九年《盛京通志》卷三十三。

[60]《锦州府志》卷四；《辽阳州志》卷二。

[61]《嘉庆会典事例》卷四。

[62]《吉林外纪》卷五。

[63]《黑龙江志稿》卷十一；《黑龙江外纪》卷三。

[64]《清史稿》卷一百四十一。

附录　本书作者历年考察交通史迹和考古调查等主要业务活动大事记

上京会宁府，初步了解“金源文化”与金代交通。

1974年

5月，借回开原探亲休假一周期间，考察了《辽宁史迹资料》中提到的开原老城、庆云堡、中固和昌图马仲河等地辽金时代的咸、铜、肃诸州遗址和交通史迹。补充在开、铁工作时的初步踏查。

1975年

9月，为考察敖汉旗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文物，与研究室杨仁恺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观民先生等，赴赤峰、敖汉等地实地考察敖汉大甸子出土文物。这是继1972年北票丰下发掘3年后，又一次专门赴辽西考察史迹文物。出发时由北票下火车，搭汽车北出东官营子大黑山炮仗沟隘口，经贝子府至敖汉。归途经赤峰北上，首次考察了辽代祖州和上京等契丹始兴地区的部分史迹与古道交通。

1976年

6月，为撰写《明代管理奴儿干的历史新证》，专程赴吉林长春拜会李健才先生，并与李健才先生一起首次考察吉林“船厂”旧址和阿什哈达摩崖等松花江水道，为其后二人合著《东北古代交通》打下基础。

1977年

5月，时任研究室副主任。与冯永谦等赴当时归辽宁所辖的昭乌达盟（今赤峰）各旗县考察史迹并商借出土文物以作展。其间，先后考察辽上京、赤峰缸瓦窑和巴林右旗、左旗、阿鲁克尔沁旗、翁旗、林西、克什克腾旗等诸多博物馆和文物点。是第一次较系统地考察赤峰和辽西地区的县际交通和文物古迹。

1978年

春，为修改《明代管理奴儿干的历史新证》（《文物》1978年第11期），赴辽阳、鞍山两地考察所藏明代碑志和相关史迹。亲录油印本《辽阳碑志》，并考察千山、旧堡、东京城、东京陵等史迹。

6月，与副馆长郝汇川和研究室杨仁恺、刘忠诚等，考察河南、陕西、山东文物古迹。在河南博物馆安金槐先生陪同下，首次参观河南郑州商城、登封考古工地。后又考察了九朝古都洛阳、汉唐长安城、岐山、乾陵和山东齐鲁故城等重要史迹。

1979年

5月，约李健才先生首次调查吉林省农安古城，确认其为辽金之“黄龙府”。由李健才推荐读《奉使行程录》和元《经世大典》《析津志》。归来乘车由吉林农安返沈阳。一路经由当年金许亢宗《奉使行程录》所经之“沈州”至“黄龙府”故道中的沈州、兴州、咸州、肃州、通州、信州、黄龙府诸地。归后撰有《寻迹觅史话“开元”》。

1980年

6月，为修订《辽宁史迹资料》，与徐秉琨先生赴凤城县凤凰山山城、丹东市叆河尖古城、丹东市九连城和东沟县大孤山古镇、大鹿岛等地考察史迹。重点考察了凤凰山山城和叆河尖古城及由沈阳至凤凰城、丹东，转向鸭绿江口至东沟县一线的交通史迹。

7月，与何蒲莹赴本溪、抚顺两地考察史迹。重点是两地的博物馆馆藏文物和本溪湖等地的明清碑刻。其后回馆请教李文信先生，又复查了本溪县威宁营战国、汉代遗址和明代边堡。在本溪威宁营，首次调查确认在明边堡旁确有战国、汉代重要遗址（障城）。

10月，为补充《辽宁史迹资料》的调查，再赴鞍山驿堡、盖州、辽阳唐马寨、海城析木城、营口等地考察，实地调查了相关城址和交通史迹。归来曾撰有《辽代衍州与鹤野探考》（收入1985年《辽金史论集》第三集）。

1981年

春（5月），为修订《辽宁史迹资料》，与阎万章先生再赴辽南考古调查。主要是复查20世纪60年代由李文信、阎万章先生曾调查过的汉代和高句丽古城及相关交通史迹。先后调查了沈阳南塔山山城、辽阳燕州城，海城析木城、英城子山城，盖县青石岭山城、熊岳古城和营口县汤池堡、英守沟古城等。

同年，发表首篇东北交通史论文《张成墓碑与元代水达达路》（《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5期）。

1982年

4月，与阎万章先生赴铁岭等地考古调查。重点调查了辽北昌图四面城、八面城，铁岭催阵堡山城、小屯李成梁家族墓和明边墙遗迹等。其间对辽北之铁岭—开原—昌图—四面城—八面城一线的古交通，有切身体察，萌生编写《东北古代交通》的想法。

6月，邀请李健才先生来沈，共同商议编写《东北古代交通》，得到李先生赞同。议定由王绵厚先拟订提纲初稿。同时共同调查了金王寂《辽东行部志》中记载的沈州、懿州（阜新塔营子）、成州（阜新红帽子）等史迹。

年底，应辽宁省公路交通史编纂委员会之邀， 完成撰写 《辽宁古代交通地理述要》（发表于该机构内部刊物1984年第1期），并与该委员会同志考察了省内沈阳、新民境内的高台山、辽滨塔、永安桥、马三家子等交通史迹。自此集中精力思考《东北古代交通》研究。开始系统收集东北交通史迹资料。

1983年

秋，李健才先生来辽宁抚顺参加学术会议。与其议定由王绵厚草拟的《东北古代交通》的编写提纲和书稿撰写分工。第1—6章（先秦至辽金）由王绵厚执笔；第7—9章（元明清）由李健才执笔。李并提供部分北部部族交通的考古调查资料。同时与李健才先生和地名办薛作标共同考察了新民辽滨塔、巨流河、公主屯等史迹。

同年8月至1984年7月，由辽宁省博物馆和省文化厅推荐，离职入吉林大学古文献研究班，师从著名历史学家金景芳先生学习。暂停《东北古代交通》写作。1984年夏结业时，由吉林大学组织，赴长春、沈阳、大连、天津、北京、承德、太原、大同、洛阳、西安、成都等地考察史迹。其间行程近万里，正值《东北古代交通》启动时，重点记录了经由地区的古城址、博物馆和交通史迹。

1984年

8月，参加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金史会议。会后与王承礼、王侠、干志耿、孙秀仁、王禹浪等赴宾县庆华古城考古调查。归后撰有《东北古代夫余部的兴衰及王城变迁》。首次提出黑龙江省宾县庆华古城应为北“扶余先世”的北夷“橐离国”王城（索离沟文化）、“掩淲水”为今拉林河的观点。

9月，吉林大学学习后，任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同年秋，与王明琦先生赴锦州、葫芦岛等地考古调查。重点考察了辽西“碣石宫”、山海关、朱梅墓、崔家河沿、兴城和锦西台集屯古城等重要遗址及“辽西走廊”古代交通。10月，赴朝阳与邓宝学馆长共同考察十二台营子、安杖子古城等大凌河古道遗址和大庙乡“土城子”等战国秦汉史迹。

年底，应邀与阎万章先生代表辽宁省博物馆赴北京参加由曹婉如、葛剑雄等先生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地图集》编辑委员会。会后应约执笔撰写了辽博藏“九边图”和“两仪玄览图”等论文（见文物出版社《中国古代地图集》第二辑，1991年）。

1985年

5月，与在抚顺发掘高尔山山城的孙力、徐家国先生，结合山城发掘，重点调查了高尔山山城、新宾永陵南汉城、白旗堡和本溪边牛山城等高句丽山城。归后草撰《辽东梁貊与貊城》初稿。这是20世纪80年代在考古调查基础上较早提出：高句丽的“主源”应出自辽东汉以前的“貊”族（大石盖墓文化）、太子河上游晚期青铜时代的“马城子上层文化”应为先秦之“梁貊”遗存（后修改稿发表于《中国考古学会第14次年会论文集》）。

7月，参加在吉林市召开的全国辽金史学术讨论会。会间与李健才、王侠先生共同调查了龙潭山山城、东团山山城等史迹。同月，基本完成了与李健才合著的国家“七五”规划项目《东北古代交通》的提纲细目和分工资料收集工作。

1986年

5月，与孙力等再次调查新宾县太子城山城、杉松山城。

6月，与《东北历史地理》编写组李健才、孙进己、冯永谦先生等，专赴辽、吉二省和东南三省（江、浙、沪）考察史迹。其间在上海拜访了《东北历史地理》总顾问谭其骧先生，讨论书稿事宜并合影留念。

1987年

4月，邀李健才先生在辽、吉两省交界地带的新宾、通化等地考察交通史迹。研讨交流辽代“四时捺钵”交通和唐代渤海国交通诸问题相关资料。

夏，与李健才、何明、孙力、魏海波等再次考察辽东本溪桓仁五女山山城、下古城子等史迹与太子河、浑江流域的古今交通。

1988年

5月，为筹备辽宁省博物馆建馆40周年文物展，赴赤峰和省内朝阳、锦州、阜新等博物馆考察业务。同时重点考察辽西地区的相关古城和交通史迹。

夏，随文化部副部长王济夫率领的“中国文物代表团”访美，考察了华盛顿、纽约、洛杉矶、西雅图、旧金山等地的博物馆和重要史迹。

秋，应张泰湘先生之邀，首访黑龙江依兰古城，探寻唐代“靺鞨”和辽代“五国部”之“鹰路”等黑龙江流域古代交通史迹。

1989年

夏，与房果大先生等随辽宁省文物展代表团首次访日。重点考察了东京、冈山、富山、京都等地的史迹与交通。

秋，为编写《东北古代交通》，再次考察隋唐东征之“唐马寨”“首山”“辽泽”等史迹。

同年，参与主编的第一部国家“七五”规划项目《东北历史地理》前二卷正式出版。

1990年

夏，应张泰湘先生邀请，为庆祝渤海上京博物馆落成，首次赴黑龙江省宁安渤海上京。考察了渤海古城、镜泊湖等牡丹江流域史迹和北邻“黑水靺鞨”的古道交通。

9月，参加大连召开的第三次环渤海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考察岗上、楼上、双房、老铁山等处青铜时代遗址、墓葬。体察秦汉以前辽东半岛的“巨石文化”墓葬以及与山东半岛有文化交流的海上自然交通情况。

同年，《东北古代交通》由沈阳出版社出版。

1991年

8月，为编写《关东文化大辞典》，与李治亭、孙玉良、干志耿等，集中在吉林市考察史迹、审定书稿。

10月，去北京出差,与北大学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杨虎、马洪路等，专程考察了北京琉璃河古城和燕下都，探求燕国古史与古燕赵交通。

1992年

9月，参加在石家庄召开的“第四次环渤海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会间与林沄、田广金等与会学兄，共同考察邯郸赵国故城、中山国故城、刘胜墓等史迹。再次驱车历经燕、赵古道交通。会上提交论文《关于汉以前东北“貊”族考古学文化的考察》（收入该会议论文集）。从考古学上提出，西汉以前青铜时代的辽东“貊”族的大石盖墓等“巨石文化”“是辽东高句丽文化的先基”。

1993年

为编写国家文物局边疆考古项目《高句丽古城研究》提纲，先后复察了省内燕州城山城、塔山山城和高尔山山城、下古城子等，并去抚顺、本溪、桓仁等地博物馆考察高句丽文物。

1994年

4月，时任辽宁省博物馆党委书记。参加国家文物局在山东泰安举办的中国博物馆中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班。结业后统一组织考察齐国故城、曲阜、大汶口、临淄、邹县等史迹。归途由烟台赴大连海路，体察古登莱与辽东间的海上交通。

夏，王绵厚著辽宁省“八五”社会科学重点规划项目《秦汉东北史》出版。

秋，应韩国国立博物馆邀请。王绵厚、朴文英同赴韩考察，专门考察了汉城、光州、扶余、全州、庆州等地博物馆和古汉城、熊津、扶余、泗沘、庆州等地高句丽与新罗部分史迹及相关古代交通。

1995年

春，为编写《高句丽古城研究》，就近再次踏查塔山山城、边牛山城、石台子山城等，系统整理辽、吉两省高句丽山城文物档案和考古简报。

1996年

夏，参加在阜新举行的全国辽金史学术讨论会。再次考察塔营子、红帽子等地辽金古城和“懿州路”上的交通史迹。参与编辑（副主编）的《高句丽渤海研究集成》（六卷）出版。

1997年

夏，应韩国京畿道博物馆邀请，与由智超先生赴韩进行业务考察。专门考察了韩国国立博物馆、汉城大学博物馆和京畿道博物馆及汉山城等。同时应邀作《关于高句丽后期都城平壤“三城一宫”地理考证》的专题学术报告。

1998年

5月，应辽宁省社科联和新疆社科联邀请，与吴世良等赴乌鲁木齐参加中西文化学术讨论会。考察天山南北、吐鲁番、交河古城、沙州、甘肃敦煌等中西“丝绸之路”交通史迹。

6月，应邀参加在吉林省通化召开的全国首届高句丽学术研讨会，提交名为“关于确认高句丽历史地位三要素”的论文。

11月，与副馆长马宝杰等参加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召开的北方十省区博物馆馆长业务交流会。其间，途经京北居庸关、北口、宣化、张北等古道，专程考察了内蒙古正蓝旗滦河上游闪电河流域的元上都等遗址。

1999年

5月，参加在旅顺召开的辽宁省博物馆学会代表大会，并被选为该学会理事长。会间与刘俊勇、周向永等先生，考察了金州博物馆、营城子汉墓和大黑山山城等地，对辽东半岛南部的滨海交通和文物古迹进一步了解。

11月，应日本东洋文库东亚研究所邀请，赴日讲学和考察。先后在东京、大坂等地作名为“高句丽古城研究的相关问题”的讲座。其间由日本友人和徐光辉先生陪同，先后考察了东京、京都、奈良、平城京等日本古都和大阪、“鬼城”等重要古城。考察了日本从“关东”到“关西”部分交通史迹和重要文物点，并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等处，参观考察了早年汉代乐浪郡和奈良、京都等地出土文物。

2000年

春夏，先后赴阜新、朝阳、锦州等地参加学术活动，再次有重点地考察辽西各地与交通史迹有关的闾阳、蛇山子古城址等。计划为修订和进一步补充《东北古代交通》一书作前期准备。

秋，参加中国历史地理学会在昆明大学召开的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会间重点考察了大理、丽江、长沙源头等西南文物古迹。

同年，专著《东北古族古国古文化研究》（中）出版。

2001年

6月，在哈尔滨阿城参加全国金史学术会议后，与参加会议者专赴俄远东地区考察。从绥芬河出关，先后考察了双城子、海参崴等地史迹和博物馆。第一次亲自考察了俄远东滨海区的部分交通史迹。

8月，应台湾大学邀请，与孙守道、周晓晶等，经香港赴台北参加“海峡两岸玉文化学术讨论会”，其间考察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地文物古迹。

同年，《社会科学辑刊》第6期，发表作品《辽代佛学字书〈龙龛手镜〉考略》。是国内第一篇研究这一名著的论文。

2002年

春，赴吉林通化师院参加高句丽学术讨论会。再次途经考察通化、集安等地“丸都城”“关马墙”等高句丽史迹。

秋，为筹备新馆《辽河文明》展览，与徐秉琨等驱车专赴辽西朝阳、建平、喀左、凌源等地考察文物史迹。重走辽西“大凌河古道”。

12月，承担的国家文物局“九五”边疆考古规划项目《高句丽古城研究》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后被《中国文物报》列为当年文博考古“十佳图书”提名。

同年，作为评审专家之一，应邀为吉林大学魏存成教授的博士研究生王培新的博士毕业论文《乐浪墓葬研究》提评阅终审意见。

2003年

春，与省长城学会吉长胜、冯永谦等，专程考察阜新、沈阳、抚顺、新宾一线古长城和交通史迹。同年夏，应邀参加吉林省“纪念高句丽迁都国内2000年学术讨论会”。与会期间，再次考察集安、通化、长白等地高句丽史迹和相关交通路线。发表《论辽东“二江”与“二河”上游貊系青铜文化与高句丽起源的关系》论文。

4月，应邀为大连大学博物馆鉴定文物。归途中与孙守道、徐秉琨先生专门考察了“大嘴子遗址”。

8月，应东北师大刘厚生先生邀请，参加担任副主编的《中国长白山文化》书稿讨论会，驻吉林松花湖一周。其间再次考察了松花江中游相关史迹和交通路线。同时应聘为该校“东北民族与疆域研究中心”特聘专家委员会委员。

同年，申报的国家“东北工程”项目《高句丽的族源与疆域》正式被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北工程”批准立项（2003—2006年已完成）。

2004年

3月，为五女山山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受省文化厅委派，与梁志龙等踏雪考察桓仁五女山山城。

4月，为筹备辽宁省博物馆新馆“辽河文明”展览，与纪兵、蔺新建等，专赴山西、河北、北京等地考察。主要考察了新建的山西博物院及晋祠、华严寺、应县木塔、大同、云冈等史迹。驱车重沿太原—大同—宣化—承德—居庸关—北京等张北古道，实际体察古今文物史迹和燕山南北交通。

5月，与辛占山先生在沈阳接待联合国考察高句丽等世界遗产专家——日本著名考古学家西谷正。

7月，应海拉尔市邀请，参加“北方草原文化学术讨论会”。其间重点参观考察了海拉尔博物馆、黑城子、呼伦池和满洲里等，赴行草原之道数千里。

8月，应齐齐哈尔市政协邀请，参加齐市城市史讨论会，与李健才、齐心、孟广耀等共同考察金代“庞葛城”和金代西北界壕等史迹及嫩江流域古代交通。

9月，应内蒙古社科院邀请，赴呼市考察并参加“草原文明”学术讨论会，会上作重点发言。后《论草原文明形成的三个标志》登入2005年1月25日《光明日报》（理论版）。

同年秋，应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廖晓晴等之邀，专赴桓仁、集安二地考察“申遗”成功后的高句丽史迹。专门驱车经桓仁的“南道”至集安；回转经通化“快大茂子”和新宾旺清门的“北道”两条高句丽—玄菟交通古道，重访相关史迹。

同年，专著《高句丽与濊貊研究》由哈尔滨出版社出版。

2005年5月—2008年初

应聘参与国家文物局第三次文物普查前期项目组和长城资源调查项目组工作。近三年间，结合项目考察，先后赴全国10余个省、市、区（北京、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重庆、宁夏、甘肃、湖南、浙江、广西、福建）等实地考察文物史迹、培训普查人员。对经由省区的重要史迹和古今交通进一步亲有体察。至此，除西藏以外的全国30个省、市、区和长江以北的历代古都，都留下了考察的足迹。

2006年

5月，在京参与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业务指导组期间，与北大学兄魏正瑾、杨志军，专赴河北易县清西陵等地考察史迹。再次体察古代燕、赵交界的易水河及燕云地区的交通史迹。

6月，《辽宁日报》专题报道：“长城脚下是故乡——辽宁博物馆学会理事长王绵厚专访。”提出重视辽海“长城史迹”与“长城文化”。

8月，应黑龙江省文物局和中央电视台专题组邀请，与徐秉琨、魏存成、朱国忱等赴渤海上京考察、专题报道相关重要发现，再次考察渤海史迹。

同年，专著《高句丽古城研究》获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首届政府奖一等奖。

2007年

5月，在京项目组赴河南郑州，为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培训班学员授课。同时参与郑州、新政等地的文物调查试点。回京途中，与魏正瑾等专程参观考察河南登封和安阳殷墟等文物史迹。

6月，奉国家文物局“三普”项目组委派，赴广西南海为该区“三普”培训班讲课，同时参与南海地区汉代窑址的调查，并考察了右江流域旧石器时代遗址。

8月，应陕西省文物局邀请，与国家文物局第三次文物普查项目组侯石柱一同赴西安为陕西省文物普查培训班学员讲课。同时再次考察了阳陵和汉长安城等古迹。

9月，应重庆市文物局邀请，与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项目组吴峰云为该市培训班学员讲课。其间考察了大足石刻和钓鱼城等史迹。

10月，应东北师大刘厚生先生邀请指导该校博士研究生实习。回沈赴朝阳、赤峰两地，系统考察了龙城遗址、辽上京、祖州、庆州、牛河梁、中京、敖汉、赤峰红山后和“夏家店文化”等重要史迹。重走辽代“二京”（中京、上京）之草原古道。

2008年

3月，经辽宁省博物馆和辽宁省文物局推荐，国家文物局批准，与朴文英申报的“中国东北与东北亚古代交通史”获国家文物局“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课题”正式立项。该项目也是辽宁省文物局和辽宁省博物馆“十一五”期间研究规划项目之一（2012年完成）。

4—5月，应邀参与国家文物局长城资源调查专家验收组。先后赴山西、陕西、青海、宁夏、甘肃、内蒙古六省区考察和验收明代长城资源调查。

春，参加省“三普”培训班，在喀左县为学员授课。与辛占山、徐英章驱车再次考察该县境出土有商周青铜器窖藏一线的“土城子”和“黄道营子”等重要古城。

5月，应大邱博物馆的邀请，朴文英到韩国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考察。在大邱国立博物馆、庆州国立博物馆、国立中央博物馆参观大量考古、历史以及美术展览，接触到考古界、历史界的同行，互相交流学术动态和思想，并得到不少相关资料。

6月，回沈，与辛占山、李向东等，考察北镇医巫闾山辽陵。归后撰有《北镇龙岗“琉璃砖辽墓”考古学稽探》，考证该墓应为“乾陵”（琉璃寺）南的辽圣宗胞弟耶律隆庆的陪葬墓。并推证医巫闾山龙岗的“二道沟”应是“乾陵”及其陪葬陵的中心。

7月，应大连市考古所邀请，又与郭大顺、辛占山先生考察金州“哈斯关长城”等辽东半岛古长城关隘和交通史迹。

8月，应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文物局邀请，参加“三江平原”早期古城学术讨论会。会间与张碧波、朱国忱、魏国忠等先生重点考察了黑龙江三江平原地区相当于汉魏至两晋时期的古城数座。对松花江、牡丹江下游的凤林古城等遗址和挹娄、豆莫娄、靺鞨诸史迹和交通地理有了更切身了解。

同年，被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推荐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

2009年

5月，与沈阳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宋淑华及张志强、齐守成等，赴山东泰安、济南、曲阜，河南郑州、开封、云台、洛阳等地考察相关史迹，重踏齐鲁、中州诸名城和龙门石窟等。

9月，应呼伦贝尔学院邀请，与辽宁社科院彭定安、曲彦斌等，赴海拉尔市参加“草原游牧民族草原文化”学术会议。其间再次考察了大兴安岭和呼伦贝尔草原一带的文物古迹和草原古交通道。

10月至2010年9月间，参加辽宁省第三次文物普查和长城资源调查专家验收组。历经近一年，先后赴全省近100个区县，再次实地考察了全省各地的文物古迹情况。其间正是《中国东北和东北亚古代交通史》的编著时期，故有目的地重点考察记录了辽海各地区的古城遗址和交通路线。

2010年

7月，应邀主持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古代史和考古博物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自1995年以来，已经10余年担任该校历史学院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主任委员。

8月，与辛占山、姜念思先生等一起，陪同国家文物长城项目组专家，考察辽宁、内蒙古二省区燕秦汉早期长城对接点，历经朝阳、建平、赤峰、敖汉诸地多处文物史迹考察。

9月，偕辽宁省辽金史学会同仁及各市博物馆共20余人，再次专程考察朝阳、赤峰一带史迹。途经朝阳、赤峰、宁城、敖汉、左旗、右旗、翁旗、林西诸地。其间再路经辽上京、中京、祖州、祖陵和庆州。其中上京与庆州、祖州间，上京与永州（今翁旗白音他拉）间，均为30年前作者考察过的辽帝“四时捺钵”的重要古交通道。

11月20日，偕国家文物局长城资源调查项目组检查验收组专家吴加安、荣大为、杨招军一行，再次实地考察沈阳北全盛堡、沈阳东陵东山汉代至明代烽燧遗址和沈阳市东陵区上伯官屯古城。这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近30年间，第四次亲自调查沈、抚之间相关汉代长城烽燧遗址和交通史迹。

12月，应大连考古所邀请，为该所考古文集提交《再论千山和龙岗山脉在辽东考古学文化的分区意义与高句丽起源》。提出东北考古文化和地域文化，应重视文化分区的“两纵”“两横”山系标志与高句丽早期文化的关系。

同年底，承担的辽宁省“十一五”重点文化工程《辽宁文化通史》（秦汉卷）由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成果获省政府二等奖。

2011年

6月，为担任总撰稿的《辽宁明长城资源调查报告》做最后审定。

7月，与田立坤、吴炎亮、梁志龙、李新全等赴桓仁，考察论证高句丽古墓保护状况。其间，驱车再次经沈阳、抚顺、新宾、桓仁，由桓仁南路经本溪雅河、太子河上游的八里甸、八盘岭等古道，实地考察史迹，重走太子河上游的古“梁貊之道”。

9月18日，参加在沈阳召开的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后，偕北京考古研究所原所长齐心先生，在沈阳市考古研究所李晓钟同志陪同下，赴法库、新民等地考察叶茂台辽墓和辽滨塔（辽州）等。途经101国道上的今新民市辽河西岸“乌尔汉”村隋唐东征时“通定镇”遗址。重寻认证隋唐东征之“北趋甬道”的辽河渡口古道。

12月，《中国东北与东北亚古代交通史》书稿通过国家文物局项目专家组结项验收。

同年，应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四次年会之邀，整理20年前的旧稿《从辽东“梁貊”故城到高句丽早期山城的考古调查与思考》。担任总撰稿的《辽宁明长城资源调查报告》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2012年

4月28日，赴京参加母校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系）成立60周年庆典。

5月，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办公室委托，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辽西走廊——文明起源、民族迁徙与文化交流》一书提出函件评审意见。

6月，应邀赴通化参加“纪念好大王逝世1600年”学术讨论会。会后与张福有、肖景全、孙仁杰等，专题考察柳河罗通山城、集安良民古城和沿鸭绿江右岸的交通古道。

8月，与省辽金史学会刘宁、张力等，再次考察金上京、依兰、渤海上京等史迹。

同年，《从辽东梁貊故城到高句丽早期山城的考古调查与思考》收入《中国考古学会十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2年）。

2013年

3月，在沈参加省文物局召开的《辽宁早期（燕秦汉）长城调查报告》编务会，再次被聘为总撰稿人（主编之一）。

4月4日，应邀与吉林省高句丽研究中心主任张福有和抚顺博物馆原馆长肖景全一起，赴新民市“乌尔汉”（隋唐通定镇）和沈阳市东陵区“青桩子”调查史迹。在“青桩子”发现正遭破坏的战国和汉代古城址。

5月，为编撰《辽宁燕秦汉长城资源调查报告》，与郭大顺、姜念思、田立坤、李向东等，专赴宽甸、本溪考古复察。重驱车经辽东连山关、通远堡、碱厂堡、凤凰城和沿鸭绿江古交通道。

7月，赴吉林通化参加“高句丽与东北民族研究年会”。再次考察古丸都山城和麻线“高句丽碑”出土地。

8月，为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公室完成通讯鉴评《昂昂溪考古文集》的出版评审意见。

9月，与王雅轩等赴盖州、熊岳，考察金王寂《行部志》行迹和石棚山石棚等。

10月，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中心和吉林省社科院邀请，赴长春参加《地域文化与生态文明高峰论坛》，发表专题论文。

2014年

年初，《东北史地》2014年第1期，发表《沈抚交界处青桩子古城的发现及其考古学意义》。考证了“青桩子古城”是沈抚间最早的古城，应为燕秦汉辽东郡之“东部都尉”治所。

4月和6月，两次应萝北县邀请，赴黑龙江考察邓树平等新发现的黑龙江右岸“江岸古城”等隋唐黑水靺鞨重要史迹。驱车经松花江和黑龙江中下游古交通道。

6月，赴通化参加“好大王碑1600年学术讨论会”。发表《从集安高句丽碑的命名论及内容补释》。提出高句丽早期的“国内”地名，应源出古“盖马国”旧部；北部“盖马部

”的中心即今集安北良民遗址。

7月初，《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7期将作者列为当代“学术名家”。同期刊有都惜青撰《探索中国东北“三古研究”四十年——简记著名东北史专家和考古学家王绵厚》。

7月中旬，与沈阳市文史研究馆许光明、孙丕任等，赴山西太原、大同、平遥、云冈、五台和陕西西安等地考察史迹。著有《秦晋行》10首。

7月30日，应齐齐哈尔社科院等邀请，再赴鹤城考察、研讨黑龙江省与内蒙古交界处的甘南县境内音河北段金长城。重寻嫩江流域诸古城址和古代交通。

8月，赴吉林大安参加中国辽金史会议。重新考察城四家子古城和他虎城以及嫩江、洮儿河流域的史迹和交通。

9月中，应邀考察辽西凌源等地“红山文化”玉料产地和汉城址。归后撰文初步认为，红山玉器的玉料产地，不应如以往传统的“岫岩玉说”，应主要产自辽西（载《中国文物报》2014年12月19日）。

同年，与刘厚生先生等合著的《中国长白山文化》（执笔“考古篇”）出版。

2015年

年初，被渤海大学“东北亚走廊与丝绸之路研究院”特聘为研究员、“东北亚走廊与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特约编委。

4月，受市文史馆委托审读《盛京福陵》一书，由儿子驾自家车再次考察东陵和沈、抚间古道、史迹。

5月12日—13日，与齐心、冯永谦等，应邀赴黑龙江佳木斯、萝北考察史迹和博物馆。

12月，与朴文英合著的《中国东北与东北亚古代交通史》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同年，担任主编之一和总撰稿的《辽宁省燕秦汉长城资源调查报告》，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后记

历时6年，从立项到正式出版，《中国东北与东北亚古代交通史》终于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中的乙未之岁与读者见面。感谢国家文物局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项目组和辽宁省文物局、辽宁省博物馆的领导和同仁在本书立项和编写过程中的大力支持与指导。

本书是在国家“七五”规划1990年出版的《东北古代交通》基础上，将所涉地域和编写内容，从“中国东北”扩大到“东北亚”跨国区域。同时被渤海大学列为“东北亚走廊与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第一部。

此次编写由我重新拟订编写提纲，分头撰稿。其中第一章至第九章由我执笔，第十章和十一章由朴文英执笔。最后我负责全书的总纂和图表内容，朴文英承担了全部外文资料的编译工作。

本书在编写和出版过程中，承蒙辽宁省文物局、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文物保护中心、抚顺博物馆等单位的马宝杰、李向东、田立坤、吴炎亮、陈述实、肖景全、梁志龙、刘蕴、林力等同志大力支持与合作。特别是肖景全、陈述实、林力、熊增珑和郭明同志，在图片提供上着力尤多。我的助手和学生都惜青、温科学帮助查询了部分资料。全书的插图，则由辽宁省博物馆艺术部王忠华同志清绘。

特别要感谢北大同窗、著名考古学家、国家博物馆考古部原主任、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专家、中国考古学会秦汉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信立祥研究员在百忙中为本书赐序。其点睛之笔顿开茅塞，为拙作增辉；而其过誉之言，权当以后不断学习的诫勉。当此本书出版之际，向几十年来所有帮助过我的师友深表谢忱。

王绵厚

2015年5月记于辽宁省博物馆

渤海大学“东北亚走廊与丝绸之路研究丛书”

1.中国东北与东北亚古代交通史

2.东北亚走廊与丝绸之路论集

3.辽西走廊：文明起源、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

4.诗书之路：辽西走廊与汉文化东传

5.一路向东：藏传佛教东传与文化流布

6.中国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研究

7.胶辽海上走廊：中原与东北亚古代文明交流

8.东北移民文化资源开发与传播研究

9.东北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

10.东北老字号研究

11.东北民族文化与民俗

12.东北亚海上丝绸之路与海洋文化

13.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社会研究

14.东北亚走廊与中外经济文化双向交流

15.东北亚走廊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

16.东北亚国际关系史

17.东北亚走廊与丝绸之路线性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与设计

18.辽宁省历史文化遗产与文化资源调查与评估报告

19.东北亚走廊区域旅游格局优化与合作发展研究

20.东北历代边疆经营与民族政策

21.东北移民与东北方言

22.交通与东北近现代社会变迁

23.东北亚走廊、丝绸之路与民间信仰

24.东北亚港口业合作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25.东北亚地区经贸合作问题与对策研究

26.辽西走廊旅游空间多维建构与融合路径研究

27.东北亚丝绸之路艺术史

28.东北地区语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29.历史的地理枢纽：东北亚走廊与丝绸之路研究

30.民族走廊与丝绸之路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