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地理志书研究（清史研究丛书）
Author: 华林甫 邹逸麟
Date: 2014-05-19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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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研究丛书”重启说明
“清史研究丛书”总序
序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始末及其学术意义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清时期)陕西省修订意见

将军大臣所统曰城——清代乾隆以降东三省、新疆地方行政区划的名称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小序诠
《清史稿·地理志》安徽部分纠谬
《清史稿·地理志》广西部分校误

《清史稿·地理志》专题校正之二——分防佐贰、首领官项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两幅清代台湾地图考

“林爽文事件”前的台湾边区图像：以乾隆四十九年台湾番界紫线图为中心

文献与分析：清代西藏历史地理研究的相关问题——以重新绘制清代西藏地图为中心

新疆乡土志在历史地理学上的史料价值研究(续)
日本见藏稀见 （康熙）《镇江府志》考述
《清史稿·地理志》正误一则
”题新见明末清初彩绘本《阅史津逮》
“石浦厅”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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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地理志书研究/华林甫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2(清史研究丛书)

ISBN 978-7-300-18563-7

Ⅰ.①清…Ⅱ.①华…Ⅲ.①地理志-研究-中国-清代Ⅳ.①K290.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9551号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定 价 54.00元

本书系《清史地理研究》第一集，获得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出版资助，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清史地图集》(批准号：12&ZD146)阶段性科研成果。

本书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地理学丛书”丙种第壹号。

“清史研究丛书”重启说明

“清史研究丛书”原由戴逸先生发起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从1988年开始至2001年，它曾推出《清前期天地会研究》、《戊戌思潮纵横论》、《四库全书纂修研究》、《清代八卦教》、《明清农村商品经济》、《革新派巨人康有为》、《晚清乡土意识》、《清代族田与基层社会结构》、《乾隆帝及其时代》、《洪亮吉评传》、《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与《晚清讼狱制度的社会考察》等13部力作，在清史学界产生过重要影响。但由于种种原因，该丛书的出版一度中断。现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协商，决定从今年起将其恢复起来。

清朝是中国君主专制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在其统治的近三百年时间里，中国不仅经历了由强盛到衰弱的转折，也经历了社会性质从传统到近代的深刻变革，这就决定了这段不寻常的历史里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同今天国人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必然发生着多方面的密切关联。人们常说，“中国今日之疆域版图和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人口基数即奠定于清朝，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和民族问题，许多也都由清朝演化、延伸而来”，这的确是对清史研究之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极好概括。我们之所以致力于推动这套丛书继续编辑出版，其宗旨和动力来源也正在于此。

“清史研究丛书”是发表高水平清史论著和重要清史文献的专业学术平台。它强调学术的前沿性和国际性，提倡严谨、扎实的学风，崇尚史学的综合功夫，鼓励跨学科视野和方法创新。就研究内容而言，它则坚持清代前后期历史的一贯性和统一性，反对将其前后人为加以割裂的做法。

本丛书仍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负责组稿和审稿。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正式成立于1978年，其前身为1972年组建的清史研究小组。三十多年来，清史所的成员们在学术研究和教学方面均做出了积极努力，并得到国内外同行的宝贵支持、帮助和认可。2000年12月，它被教育部批准为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一。编辑和出版这套丛书，乃清史研究基地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们期盼本丛书的出版，能够继续得到广大清史学界同人的大力支持。

“清史研究丛书”编委会

2010年7月

“清史研究丛书”总序

“清史研究丛书”问世了，这是值得庆贺高兴的一件事。这套丛书以推动清史的研究和写作为主旨，希望能为我国历史科学的繁荣发展尽一点力量。

清史是个辽阔宽广的研究领域，上起16世纪末满族的崛起，下至本世纪初辛亥革命的爆发，清帝逊位。时间跨度大，内容丰富，问题繁多。离我们今天的时间较近，与现实息息相关，研究这段历史十分重要，这三百年，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巨大转折。清代前期和中期，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经历了康雍乾盛世，我国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封建专制体制日益严密，国力强大，秩序稳定，版图辽阔巩固，文化事业兴旺，达到了封建王朝所能攀登的高峰。但是，如果拿中国封建末期的成就同正在经历产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西欧历史作比较，则相形见绌，中国已落后于世界发展的先进潮流并且正在拉开越来越大的差距。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终于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武装侵略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赔款割地，国势凌替，危机四伏，民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由此而爆发了反帝反封建革命，许多革命志士前赴后继，斗争绵延不绝，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帝制。人民冲破了黑暗，历史微露出晨曦，迎来了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三个世纪的清代历史经过了由盛转衰、由衰而复的漫长曲折过程。这一过程至今还没有终结，中国已经从沉睡的酣梦中苏醒，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正在大踏步前进。祖国的建设、民族的复兴、“四化”的重任落在我们及以下几代人的肩上，必须团结一致，努力不懈，长期奋斗，才能使古老的中国重新焕发出青春。

历史是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当人们为了改造现实而迈步前进的时候，经常会回顾全民族刚刚走过的路程，从中汲取力量，获致教益。人类有回忆往事的爱好，有总结过去的习性，有从自身成功或失败中学习的潜力，有寻根的愿望，这是推动人们进步的力量。谁忘记了过去，谁就容易重犯过去的错误；而谁更多地理解过去，谁就有了更好的准备去迎接和建设未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清史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它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清史研究的领域十分宽广，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外交、思想文化等许多方面。为了掌握中国的国情，全面、正确地了解中国的过去，我们必须在漫长广阔的历史领域中艰苦探索，观其大局，提其纲领，揭其规律；又要在具体的历史问题上踏实钻研，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索隐探微，释疑抉奥，作认真细致的整理和剖析工作，即把综合和分析结合起来，把宏观的研究和微观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再现清代三百年历史的真实面貌。

清史资料浩如烟海。档案、官书、文集、方志、野史、笔记、传记、谱牒、契据、报刊，种类繁多，数量浩瀚。汉文以外还有大量少数民族的文字记载和外文资料。任何才人智士，穷毕生之力也只能在浩浩茫茫的清史资料的汪洋大海中窥其一角，要凭借这样繁多而杂乱的历史资料来展现漫长的清代历史画卷，这既给研究者充分发挥才智、大显身手提供了用武之地，也要求全体研究者有组织、有计划地分工合作，潜心沉思，锲而不舍，把毕生精力奉献于钻研和阐扬祖国历史的壮丽事业。

尽管近年来清史研究队伍日益壮大，著作和论文的数量、质量有了明显的增长、提高。但它相对于其他断代史而言，起步较晚，清史领域仍然有很多空白、薄弱的部分急需填补和加强，研究工作者只要奋发努力，辛勤耕耘，必能得到丰厚的收获。“清史研究丛书”将为一切研究工作者提供发表成果的园地。我期待着：在若干年以后，这片园地将是姹紫嫣红、百花齐放，成为绚丽多彩的盛大花圃。

戴 逸

1988年1月

序

邹逸麟

清代是我国最后一个传统的专制主义王朝，也是我国从传统社会开始走向近代化的转折时期。在这268年期间，中国地理环境的发展和变化，可视为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在传统王朝政治体制下，为生存和发展而形成的各种地理要素布局的最终沉积。

对清代地理环境的研究，具有许多此前各历史时期所没有的优越条件。以文献资料而言，除了《实录》、正史、会典等等官方典籍外，在故宫档案里还保存了乾隆元年(1736)至宣统三年(1911)176年的洪涝档案，而现存八千多种的传统地方志中，大部分是清代修撰的，还有大量私人文集、笔记、日记的存在，这就为研究清代自然和人文环境变迁提供了此前任何时期都不能比拟的丰富资料。以研究的内容而言，清代前期统一帝国疆域形成，是两三千年来农耕、畜牧、狩猎采集三大经济区的民族长期相互交流、融合的自然结果，是多元一体政治格局的最终表现，也为今天的中国疆域奠定了基础。19世纪中叶以前，清王朝对边区的统治基本上是稳定的，其在边区内地化进程方面，采取了改土归流、边区建省等许多措施，无疑是总结了两千多年来历代中原王朝在边区统治问题上所采取的对策，这些措施对祖国统一疆域的巩固究竟起过怎样的作用，是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

清代地方行政区划基本上沿袭明制，但也有不少改制，如道制的变化、厅制的创建、卫所设置的改变等等，还有从康熙至乾隆年间逐渐完成的从内地总督、巡抚到府厅州县，以及边疆地区的军政合一的整个地方行政管理制度。我们仔细寻循，就会发现它是总结了从秦代以来历代地方行政制度的利弊得失，最后形成一套将不同民族、不同自然和经济条件的区域统一于一个政权下的完整的地方行政管理体系。在当时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其作用如何是今天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

清代是我国历史上人口猛增的时期，从乾隆时期的2亿增至晚清的4.5亿。这种人口增长的速度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口的骤增，在非机械化的农耕时代，必然要求扩大耕地，开伐山林、围湖造田成为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经济发展的模式，其造成环境的恶化也是必然的。清代已经有人提出人口问题，但是我国地域辽阔，区域差异很大，不同地区的人口载负量有很大的不同，有的地区人口密集，有的地区则仍是地广人稀，土地利用和发展模式也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关于不同区域对环境变迁不同应对的研究，将是我们今天认识地域差异历史背景的重要途径。

清代又是我国传统政治和经济体制下，商品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我国历史上所谓“十大商帮”，都是在这个时期发展到了顶峰，这也奠定了传统封建社会晚期的经济格局。1840年后西方经济势力入侵，此后晚清70年是我国社会体制处于“千年大变局”的转型时期。起先是对沿海地区港口城市和商品经济产生了极大影响，以后随着清王朝自身近代化意识的形成和某些近代工业及铁路交通有关设施的产生、生产力的提高以及先进技术的引进，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较前更为多元，传统社会城市与乡村经济格局发生显著变化，其影响直接延续至上世纪30年代。这种变化过程的历史地理背景是我们研究当代经济地理格局形成的前提。

由此可见，清代的地理环境，不仅较前代任何时期更为丰富多彩，而且与当代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清代亡于1912年，新中国成立于1949年，在其间38年内，除了1927至1936年间有一定的经济建设外，大部分时间处于战争状态。新中国成立至今60余年，前30年社会动荡还比较多，直至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才大规模搞经济建设。可以说，在上世纪70年代前，我国的地理环境基本面貌还是清末的延续。因此，对清代地理问题的研究，其学术和现实意义是十分明显的。

《清史地理研究》系列书稿的出版，就是为历史地理学界的同行们提供一个平台，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支持，并不断提供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在此展示，以推动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始末及其学术意义注1

邹逸麟

编者按：本文由杨伟兵副教授根据邹逸麟先生于2010年4月7日在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演讲录像、录音整理，业经邹先生本人审阅、定稿。参加演讲会的华林甫教授、段伟副教授，曾对整理初稿提出过个别修改意见。

首先，请允许我向黄所长和范先生表示感谢(按：指史语所所长黄进兴院士、演讲会主持人范毅军研究员)，让我有机会在这里向在座各位请教和交流。范先生提出来要我将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过程以及这部地图集的学术价值作一番介绍，我虽然参加过地图集的编绘工作，但限于个人水平，只能简单讲一讲，有些看法也不一定对，敬请各位批评。

一、缘起

首先，我想介绍一下这个工作的缘起。

这项工作发轫于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休息期间毛泽东和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一次谈话，毛泽东说他在读《资治通鉴》时，没有一部详细的历史地图参阅，很不方便。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亚新舆地学社曾出过几本历史地图，但都很简单，一个朝代就这么一幅，很小的一幅，地名很少，不解决问题。所以毛泽东希望有一部好的详细的历史地图集，一有利于阅读《资治通鉴》，二也为研究二十四史提供便利。吴晗就和他介绍，说晚清湖北宜都的杨守敬编过一部《历代舆地图》，内容很详细，正史地理志里县以上的地名基本上都有。这个图集共34册，内容丰富，而且是朱墨套印、古今对照，红色为今地名，黑色为古代地名，一看就明白，可以参考。但这个图也有不理想的问题，第一，它是线装图，分成34册，携带不便；第二，它把全国分成多少格，以北京为“中中”，北京以北为“中一北一”，北京以南为“中一南一”，东面为“中一东一”，西面为“中一西一”，每页分幅即由此依次来排列，查起来很不方便。比如你要查“成都”所在的一幅，你晓得查哪里呀？要前后、前后不断地翻，才会翻到，所以在实际使用上很不方便。当时吴晗就建议，是否可以拿今天就是1954年的地图作为底图，把杨守敬图上的古地名搬到这个底图上，按照现在的制图方法把它印出来。当时毛泽东也同意了这个做法。毛泽东说这个事情就交给你办了。这就确定了。

二、经过

确定以后，吴晗就找了一些专家，成立了一个机构，叫做“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委员会”。同时还成立了另一个“标点《资治通鉴》、二十五史委员会”，大家都知道我们大陆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都是标点过的。当时就成立了这两个委员会，都是由国内一流史学家组成，一套班子两个招牌。“杨图委员会”由范文澜、吴晗领衔，尹达、侯外庐、翦伯赞、刘大年、金灿然(时任文化部出版局局长)以及高教部、地图出版社负责人等组成，委员会设在中国科学院下面的学部，当时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学部。

那么具体工作由谁来做呢？吴晗就建议谭其骧来做。吴晗和谭其骧在30年代清华、北大、燕京时候是老朋友，吴晗还是30年代顾颉刚、谭其骧先生组织禹贡学会的成员，大家都是很熟的。他知道谭其骧是搞历史地理的，就请谭其骧来主持这项具体工作。那时候谭其骧先生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当教授，1951年前是浙大史地系的教授，浙大史地系撤掉了，他就调到复旦历史系任教。于是通过高教部把谭其骧调到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进行这项工作，那是1955年初。调的时候是讲好调一年，当时以为把杨守敬图的地名搬过来，简单得很。不料谭其骧先生在工作中发现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因为杨守敬图的底图用的是同治年间《大清一统舆图》，与1954年的今图地形出入很大，每搬一个古地名，都要重新考订，否则无法上图，根本不可能在一年以内完成。结果到了1956年冬天，已经两年了，只搞了秦和西汉两个朝代的图，还没搞干净，就是有些小问题还没弄清楚。但是复旦大学方面催着要谭其骧回去，说你是复旦的教授，不能长期不教书呀，别的教授会有意见的。科学院和高教部商量是不是再留段时间，高教部不同意。没办法，只好回复旦了。那时候历史所所长名义上是郭沫若，具体管事的是常务副所长尹达，所以谭先生在临走时对尹达说，我要回复旦了，没有办法，但我一个人到上海上课的同时，这个图还是要做的啦，你是不是派给我两个助手，协助我搞图的工作。也巧，我是1956年山东大学毕业分配在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还有一位王文楚先生，也是复旦大学毕业分配来的。我们都是上海人，北京不大愿意呆，想回上海去，就打报告看有没有机会到上海去。尹达看了以后，就对谭其骧说，这两个年轻人刚刚来，也没干什么事，就跟你去吧。那时我们真是很开心！于是我们就只在北京呆了半年，1957年1月来上海报到，跟谭先生参加了这个工作。

那时候到上海还是一个独立的编图工作小组，由地图出版社(当时还称新华地图社)管这个事情。当时讲好这个地图最后由地图出版社出版。因此地图出版社就在苏州河北岸河滨大楼里租了一套房子给我们几个人工作。那时候参加编图工作的实际上就5个人，一个是谭先生；一个是章巽先生，可能大家都知道章丹枫先生，搞中西交通史的；一个是吴应寿先生，老浙大史地系毕业，他和我讲他做过张其昀先生的几天助手，毕业后，因浙大史地系撤销，到了复旦；一个王文楚先生，复旦56年毕业的；一个是我，还有几个绘图人员。

1957年7、8月份，大陆就发生了“反右”斗争，当时学校里有人提出来，说在上海河滨大楼的编绘“杨图”那个组里没有一个共产党员，不行，是“资产阶级独立王国”，不能让他们在这个地方干，要我们回复旦，由党组织来领导。谭其骧没办法，我们这个工作组9月份迁至复旦校内，在历史系领导下工作。1958年“大跃进”开始，各项工作都要快，特别是我们这个任务是毛泽东交下来的，那就不得了了，是“圣旨”的任务，更需要快。我们一共5个人，快不起来呀！谭先生要上课，章巽先生、吴应寿先生身体又不好，有糖尿病、高血压，我们两个年轻人身体是好的，但业务水平不够，快不起来。复旦党委为了加强编稿力量，就调来了历史系三年级10个学生和1位青年教师参加我们的工作；当时复旦想发展历史地理学科，就由这批人于1959年成立了历史地理研究室，同时还要办历史地理本科专业，因为需要为历史地理专业开地理课，还于1959、1960年从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西北大学调来十几位地理系毕业的青年教师。后来因为编图任务重，1962年专业停办，这些年轻人就全部参加历史地图集工作，到这个时候有20多个人参加。

1959年开始，主要工作发生了变化，什么原因呢？大家知道，那时候中苏、中印发生了边界问题。我们也不了解国外情况，但据说国外有许多学者写文章说中国历史上的疆域主要限在长城以内，长城以外的蒙古、新疆和西藏历来不是中国的。当时学术界传出有这么一个消息，“杨图委员会”和谭先生认为，在这样形势之下我们还是遵循杨守敬图的编图原则恐怕不行了，为什么呢？

第一，“杨图”只画历代中原王朝疆域，只画中原王朝的直属版图，有时甚至连中原王朝的版图都没有画全。而当时我们认为中国是多民族共同缔造的国家，少数民族在历史时期建立的政权和活动的范围，也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怎么可以不画呢？所以不行，不能完全按照“杨图”来，“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委员会”原来定下的规矩是不行的。

第二，杨守敬是清朝人，他画历史地图当然没有清朝，我们今天画历史地图就不能没有清朝。

第三，“杨图”的古今对照底图是1863年同治年间的《大清一统舆图》，离开当时已一百年了，近代测绘技术的地图和《大清一统舆图》已大不一样，所以简单地理解把杨守敬图幅上的地名搬过来根本行不通，山水地形都不一样，没办法搬的，每个地名都得重新考证，才能上图，所以原来估计的工作量完全不合适。

第四，杨守敬图的主要资料根据是历代正史地理志。正史地理志有的地名它就画，没有它就不画。大家知道正史地理志断代很不严格，因此杨守敬地图没有一个标准年代，有时候一朝代不同时期的地名都混了画在一起，这是不科学的。现代编地图需要有一个行政建制标准年代，比如我这个地图是反映2007年行政建制的，还是2005年行政建制的，否则人家翻你的地图代表什么时代不知道，显然是不科学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讲的，“杨图”是以北京为中心将全国疆土分成一块一块的，东一块西一块，查起来太不方便了。这34本图实际上是专为搞沿革地理提供资料的，读史是没办法用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读《资治通鉴》前一条史实发生在成都平原，后一条史实发生在南京，你怎么查阅呀？所以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实际上是无法供读史时查阅的。按照现代制图方法，应该按照行政区划来分幅，或者按照省，或者按照区，这样就容易查阅。所以我们认为要重新改编，我们不能采用杨守敬这一套规格和方法，我们要重新编绘一部我们当代人认可的中国历史地图集。

这在“杨图委员会”里取得一致意见了，于是有一个重大的问题提出来，什么叫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具体而言，什么是“历史上中国的疆域”的范围?你写文章好写，中国古代某朝代疆域东到哪里，西到哪里。你要画地图的话，得有一个框框、一条边界线。那么这个框框画在哪里？这是非常伤脑筋的事。因为过去从来没有一个人对这方面做非常明确的论述。当时大陆史学界(我们对台湾史学界不是太了解)就有两种观点，这倒不是为我们这个图发表的观点，刚才讲了，当时国际上有许多学者说历史上的蒙古、新疆不是中国的疆域，于是国内有些学者针对这些论点写了文章。

当时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为范围，以这个疆域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疆域范围，在这块土地上往上画。但这里有很大的毛病，那就是承认1840年以后割给沙俄、割给日本的领土从来就不是中国历史上的领土。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外蒙古土地，没有过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没有过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土地。历史上从来就不是我们中国的，如果本来就不是你的，那怎么叫不平等条约呢？所以这样的观点，对我们学术也好、外交也好都不利。所以这个观点行不通。

第二个观点，以历史上中原王朝的疆域为范围，汉朝疆域范围怎么样就怎么样，唐朝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也不行。为什么不行呢？历史上很多中原王朝疆土是没有直接统治到西藏的，西藏入中原王朝的版图是元朝，元朝以前没有一个王朝直辖过西藏，历史上很多王朝就没有直接统治过黑龙江下游，没有直接统治过蒙古。因此这也不对。同时也有一个论点站不住脚，就是我们不是汉朝人，我们不是唐朝人，我们不是宋朝人，我们不能以唐朝、宋朝人的中国为中国呀，我们是今天的中国人，所以我们应该以今天中国人的观点来讲历史上的中国。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办呢？你总得有一个框框，没有框框你没办法画图呀。谭先生就写了一篇文章，在当时边疆史地刊物上发表，题目是“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我只能简单介绍一下，他的观点是这样：我们今天的中国人画历史地图应以我们今天的中国人的历史疆域观点出发。这个疆域是什么呢？他认为1840年以前中国乾隆年间定的疆域是中国历史上的疆域范围。为什么这么讲呢？他认为(文章大意)：清朝到乾隆年间定的疆域，是中国历史上两三千年来不断的民族交融、民族汇合的最后结果，是自然形成的。中国地理的情况本身是封闭式的，北方蒙古高原，西面青藏高原，东面是大海，这个封闭式自然环境里头实际上形成三个自然区，一个是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区，一个是青藏高原高寒区，还有一个是东部季风区。这三个自然区在历史上形成三个经济区，游牧、农耕和采集游耕经济区，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变化实际上就是三个经济区的互相交融。前期从匈奴一直到突厥，中期的契丹和女真，后期的鞑靼、瓦剌，那个时期就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相互交错，你进来我出去，实际上也就是三个经济区的交融。在不断的交往中有进有退，有时候游牧民族打到长安，有时候农耕民族一直打到贝加尔湖。唐朝的安西都护府，一直管到葱岭以西。谭先生认为这个就是两三千年来三种经济民族不断的交融，有好、有和、有战，最后形成的这么一个清代的疆域，这是自然形成的，这个形成才是中华民族长期斗争、融合形成的结果。因此他认为以这个范围作为中国历史的疆域范围，往上画，才是最科学的。当时经过学术界讨论，认为谭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们不敢说谭先生的观点是绝对科学的，但它是可操作的，可行的，因为除此之外你没办法可以操作。谭先生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是，中原王朝要和中国分开，历史上的中国和历史上的中原王朝是两件事情。起码我们大陆学者认为谭先生的观点是站得住脚的，可以操作的。我们就按照这个观点来做。

所以从1962年开始，中国历史地图的范围完全重新设计，有很大突破。

第一，在各个历史时期增加了蒙古、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和东北三省等边区的少数民族政权的地图，比如说匈奴、突厥、南诏、大理、吐蕃画了，渤海也画了，一直到西辽都画了。这些杨守敬图都没有的。还加了原始社会、夏、商、周和清。我们认为既然叫《中国历史地图集》，不仅仅是“历代”要和中国历史系统相符合，所以要有原始社会，要有夏商周，最后当然要有清代。

第二，我们不像“杨图”一样根据正史地理志把不同时代的地名都混在一起，而是按照现代地图要一个朝代有一个标准年代。我们画唐图，唐朝近三百年，疆域政区变化很大，你取哪一年呢？你得有个标准。宋朝、明清都一样的。怎么取标准年代呢？这个标准年代的疆域要比较稳定，能够代表这一朝代的基本面貌，比如唐朝我们就取了开元二十九年，天宝以后唐朝就乱了。太早期唐朝的疆域还没有稳定，制度也不稳定。贞观年间全国州县多得不得了，没有稳定。所以要取比较稳定、能够代表一个朝代的疆域政区基本面貌的标准年代，各个朝代都有这样的一年，这里不必详细讲了。有这个标准，我们要画出来，就知道这一年的情况，不能乱七八糟的。

第三，刚才也讲了，开始时这个图集是由地图出版社要负责印制出版的，当时地图出版社是一个商业机构，是由解放以前许多私营地图出版社联合起来的，制图方法比较落后。当我们的地图集完全由一个新的面貌出现时，就觉得这个地图的印制仍然交给旧式制图的地图出版社有些不合适了，应该交给在印制方面比较专业的单位，于是就联系了武汉测绘学院来负责制图，真正由测绘地图专家来搞。武汉测绘学院印制技术当然好了，都是专家、教授来搞这个工作。但后来又发现武汉测绘学院是教学机构，他们将此工作作为学生实习的任务，不可能全力以赴。而我们这项任务是赶时间的，不能这样做。最后还是交给国家测绘总局来搞。这对图集的制图方面当然是很好的，但是同时也产生很多麻烦，因为他们从测绘制图角度出发，认为图集的今底图非常重要，随着我国测绘事业的发展，他们要不断地换底图，前后换了4次底图，我专门为这个写了一篇文章，说“谭图”为什么搞30多年，当然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换了4次底图。每换一次底图，古地名就要“搬家”一次，“搬家”一次每个古地名要重新考订，非常之麻烦，花了不少时间。但是不换又不行，底图不科学的话，画出来的历史地图也不科学。

第四，由于图幅的增加，内容的扩大，历史时期主要河流、湖泊、海岸线也要根据最新的考古和研究成果进行绘制，杨守敬图是没有这么详细的。这样工作量大大增加，我们复旦30几个人负担不了的，从历史所调了不少年轻同志参加了我们的工作。同时我们这些人里面对边疆史地没有专门研究的，于是就邀请了很多单位共同协作。邀请了中央民族学院傅乐焕先生承担东北部分，这里我插一句，傅乐焕先生是傅斯年先生的侄子，1951年刚刚从英国回来，年纪很轻，和他一起开会看上去大概就40岁出头，但傅先生胆子太小，“文化大革命”一开始8月份他就自尽了。后来我问中央民族学院原因，说“文革”一开始并没有斗他，他年纪轻，在中央民族学院还不算是非常大的目标，那时候有费孝通、吴文藻等老先生。可能因为怕牵连到傅斯年的关系受到批判。他胆子小，非常可惜。还有请南京大学韩儒林先生负责蒙古地区，大家知道韩儒林先生是国内蒙元史专家了，他与翁独健、邵循正是中国仅有的三位伯希和的学生。冯家昇先生负责西北地区，他大家肯定都知道。近代史所请王忠先生负责西藏地区。云南大学方国瑜先生负责云南地区，方国瑜先生我们开玩笑说他是“云南王”，龙云时期他就住在龙云家里修云南方志。当然都是专家。考古方面原始社会请夏鼐先生，那当然不用说了，绝对权威了。这些先生参加地图集工作，在当时真是盛极一时呀，我因为参加了这个工作，有幸认识了很多史学界老前辈，否则我们没有机会认识的，潘光旦先生、聂崇岐先生、向达先生，都是那时工作开会时候认识的。由于这样的情形，图名也改了，不叫《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叫做《中国历史地图集》。

从1962年开始，就这么定了，以后当然开了很多次会，协调工作，大家知道这么多的专家的图要拼在一起，要平衡，要交接，例如蒙古和东北怎么分工、蒙古和新疆怎么分界，体例要讨论一致。我们内地十八省的是比较简单，到了新疆、蒙古、西藏，那就非常复杂，你得要讨论大家怎么样画法，体例如何统一，要求怎么样。所以开过不少次会，差不多每年都开，有时一年开两次，不断地开，当然工作也不断地推进。到了1966年5月份的时候，绝大部分的图稿已经完成，对历史图的编绘方法也有了一定经验，也培养了一些年轻人。我们那时候57年进去的时候完全不懂的，一窍不通，到66年都多少也知道一点了。料想不到8月“文革”开始，工作停掉了。

我们还算是很幸运的，因为这个任务是毛泽东交下来的，所以只停工了3年，1969年6月份就恢复了工作。当时上海的领导是“四人帮”的张春桥，毛泽东的任务张春桥当然要抓这面旗帜的。所以这个工作恢复后，当时的市委拨了很多钱。那时候谭其骧和我们都在乡下劳动，工宣队说你们回来搞图，我们都开心得不得了。可是回来也遇到新问题，那时候大学由工宣队领导，所谓工人阶级“上、管、改”大学，制图业务他们当然不懂，但他们知道这是毛泽东交代下来的任务，当然也是非常重视的。不过当时在极左思想指导下，说现在不能用“文革”以前一套制度了。“文革”以前有这么一个规定叫主编负责制，就是和出版社讲好的，所有图稿最后由主编谭其骧签字才可付印，没有谭其骧签字他们是不印的，所以叫主编负责制。他们(工宣队)说这个不行，主编负责制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要打破这个资产阶级的专政，将权夺过来，搞无产阶级专政“民主集中制”。要掺沙子，就派了好几个红卫兵参加我们的工作。红卫兵都是一年级、两年级的学生，我们当然也没办法。谭其骧用还是要用的，但不是主编而是专家，当时提出来的口号针对谭先生这位“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是“一批二用”，第一要批，第二才是用，所以不断地边工作、边开批判会。在这么一个“左”的影响下，对图集的工作也有很大影响。当时就是反对搞烦琐哲学，要简单，当时我们都没办法反对。

到1973年开始，工作基本上完成了，所有的地图统一要由外交部审查，主要是边疆问题。外交部的领导工作极忙，稿子一拖再拖，很长时间都不能定下来。谭先生也和外交部为此有很多矛盾，谭先生讲科学，坚持实事求是，一来一往也搞了很长时间。从1974年开始，用中华地图学社的名义出版了8册，封面咖啡色，那时叫内部本，又叫试行本。事先发行一下，看看社会反应。讲是讲内部本，但实际上都流传出去了，所以到了1980年的时候我们听到这么一个消息，说是香港有关方面想要把我们这个图稿印制出版，当时我们在国际上也没有什么版权的，这使我们大为紧张，我们搞了几十年的成果你香港拿去出版，这还了得？！所以谭先生立刻打了报告给中央，说是我们要立即修订出公开本。所以从1981年开始，在谭先生主持下，用了一年多时间，以内部本为基础，进行一次较大的修改和增补。因为我们在修订增补以前就知道图集哪些有问题，当时为了急匆匆出版，顾不了啦，这次增订修补我们要好好搞一下。终于从1982年分册出版，到1987年8册出齐。

在这个过程中，我想有一点要特别强调的，就是我的老师谭其骧先生真正是个学者，他将大半辈子的精力花在这本图集上，我1957年开始在谭先生领导下工作，他天天来上班的。他是复旦大学二级教授，其他教授根本不来上班的，一直上班到1978年他小中风一次，那就没办法天天来上班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青年人开“夜班”，白天他天天都来的。但更值得学习的是，他对科学的实事求是态度，他一直和我们讲搞学术求真是唯一目标，只有实事求是，符合历史事实，才是最科学的，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如果暂时符合某些政治需要，篡改或违背历史，最后还是站不住脚的。

第一，比如说在旧版上有一个问题，当时极左思想，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疆域画得越大越好，这样才是爱国主义。结果唐朝的一幅疆域图东面到平壤，西面到帕米尔高原，其实历史上唐朝从来没有一天是这么一个疆域的，西面扩至葱岭时东面还没到平壤，东面到平壤时西面疆域已内缩，实际上没有这么一个事情，根本是不科学的。但当时就觉得这个好，历史上中国疆域越大就越是爱国主义。谭先生说这样拿出去国际上要笑话的，你唐朝哪一年有这么一个疆域的？这些问题修订本都改过来了。

第二，谭先生还有这么一个观点，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历史上疆域的一部分，但不是中原王朝疆域的一部分，这是两个概念。当然这个观点台湾学者是不是接受，我们不讨论，我们当时是这样认为的。凡是历史上中国的疆域都是着色的，非中国疆域是不着色(白色)的；而台湾地区在清代前虽也着色，但不与大陆福建着一色；清康熙后才与福建着一色，因为此后台湾为福建省属下的一个府。但有人提出来，台湾自古以来就应和福建画成一个颜色，三国吴、隋朝有人去过，说明我们就控制到了。谭先生说你去几个人怎么就说控制到这个地方呢？这是说不通的，所以不能这样画。当时大陆学界有一种叫“台、澎一体论”，就是说南宋在澎湖设巡检司，说明就已经管到台湾了。这是没有根据的，不能那样画。他还是认为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事实。这个问题一直和大陆有关部门纠缠了两年多，一直不同意谭先生的这个观点，因此也没办法出版。但谭先生非常坚持的，他说：最后只能有两个结果，一个结果就是不出版，我不管了，不出我也无所谓；还有一个结果就是出版可以，但要把我谭其骧主编名字删掉，我不负责任。谭先生对这事态度是很硬的。最后报告打到大陆当时管思想意识形态的最高层胡乔木那里，胡乔木最后批示了，他说尊重专家的意见。最后还是根据谭先生的意见出版了。

当然，图集今天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等一会儿还要简单讲一下，但毕竟是我们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的一部巨著。一共8册，20个图组，304幅图。大概7万多个地名，每幅图有山川城邑大概是上百上千。

历史图从开工到完成，前后经历了33年之久，前后参加者有100余人，可见工作之艰巨。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赞誉，曾经说这个是1949年以后大陆社会科学方面最大的成果之一。两个最大成果，一个历史地图集，一个是甲骨文合集。汇编甲骨文也是个大工程，但学术影响没有历史地图集大，因为能够去看的都是甲骨文专家，我们这些人也不会去看，也看不懂。历史地图集，反正搞历史的都要去看，所以影响比较大。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访问复旦，我们就送了他这套图，当时只有5册，还有3册没有出齐，现在还保存在美国总统的办公室内。

三、学术贡献与不足

这套图，我刚才讲了编纂的大致过程和内容，那么究竟有哪些贡献，我想简单地讲一讲，讲法不一定正确，大家可以研究批评。

第一，大大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这一点我想不必去详细讲了，有这么一部详细的地图，无论如何对搞历史研究的学者太方便了。我们前辈史学家讲过，地理是研究史学的一把很重要的钥匙，你完全不懂地理，没有空间概念，历史是没办法研究的。有空间有地图，特别是边疆这些地图，不是专家是画不出来的，你仅仅读历史文献，怎么知道这些地名在哪里？7万多个历史地名对历史学家讲起来太有用了。有了这部地图，等于有了一个研究历史的平台，其他的任何历史课题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做工作。研究历史经济，研究历史人口，研究历史战争，你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反映，没这个平台，你就很不方便了。所以大大推进历史学发展，我想大家都能够理解的。

第二，是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里程碑意义的著作。这个不是因为我参加过才这么说，我只是很小一分子。这是史学界的评价。为什么这样？我从几个方面讲：

一是总结了我国传统的沿革地理学。我们都知道我们近代历史地理学源于我国传统的沿革地理学，沿革地理学有两千多年历史了。班固写《汉书·地理志》就讲沿革。沿革地理学到清代乾嘉年间发展成为一门显学了，登峰造极，出了很多名家，钱大昕、王鸣盛、洪亮吉，一直到最后集大成的杨守敬，专家辈出。但是沿革地理学有它的局限性，首先，沿革地理学的研究结果如果不画在图上，很难知道是对是错；只有落实到地图上，你才知道这个考证结论是对还是不对；以往沿革地理学者大多没有画过历史地图，所以他们的考订结论没有经过地图的检验。其次，过去沿革地理专家都有这样的传统，他们往往是有选择性地考订，这个问题我有兴趣就搞一下，没有兴趣就不搞；搞得清楚就搞，搞不清楚我就不搞，所以没有能够将历史上所有沿革问题做过全面的研究。其三，以往沿革地理学者因为不画地图，所以只关注各级政区的统隶关系，而不注意政区的界线。如今画我们历史地图可不行了，一个朝代两千多个地名，不能说这个搞得清楚就搞，搞不清楚就不搞，那是全都要画的。两千多个县都要画的，没有一个县可以不画的。当然实在画不出可以叫“无考”，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没有一个沿革地理问题是可以逃避的。所以一定要把以往的沿革地理的东西重新清理一遍。哪些是对的，我们就继承；哪些不对，我们还要考证，要讲出道理的。前人的考订结论为什么不用？你要讲得出他错在哪里。大家都知道，清朝人搞过很多东西，《二十五史补编》里都有，我们都要一一去查考。还有，清朝人讲的都是清朝地名，你要翻译到你今天的地名，到底还有一百多年变化。我们可以说是清理和总结了沿革地理学，清理和总结必然有一部分是往前推进的。所以我们把两千多年的历史沿革总结下来画成地图，还有一个发展，就是历代二级政区的界线。我们历史上专家考订这个郡、这个府管多少县，这个你好弄的，画在地图上，这条线府界怎么画，那非常伤脑筋的。历史上基本没有这么一个界线明确的记载，因此还得专门对政区的界线进行考订。所以说是总结清理了沿革地理学。这是一个大贡献。

二是大大丰富和推动了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我们大陆一般这样看，所谓现代地理学，与沿革地理学有两个方面的差异，一是沿革地理学主要限于政区的变化、名称、方位和隶属关系的变革，还有一部分水道的变革。历史地理学要和现代地理学相结合，要包括自然，气候、沙漠、海岸、湖泊、河流等等都要作为研究对象。二是沿革地理只讲“然”，不讲“所以然”，现代历史地理学要讲“所以然”，为什么这样变化，所以我们画历史地图集的时候，你不能只画政区，还要画自然，主要山川框架你得有啊，所以我们花很大的功夫把历代的主要河流的变迁考订出来，并在图上显示。比如说最大的是黄河，大家都知道黄河历史上变迁很大，每幅图都要有黄河，你必须把历代黄河变迁理清，糊里糊涂还不行，为什么？我刚才讲过，每个朝代都有一个标准年代。唐图是开元二十九年，宋图是政和元年，元图是至顺元年，明图是万历十年，那你画黄河要画开元二十九年的黄河画唐图上，政和元年的画宋图上，你不能笼笼统统地画，所以一定要把黄河整个变迁弄清楚了，再把你适合的年代配进去，所以必定要搞非常详细的研究了。如果你随便画，将来发现你画的图是万历十年的，你画的黄河是弘治年间的，那就被别人笑话了。画长江也是如此，历史上长江流域的湖泊变迁是很大的，洞庭湖不是现在这样子的，历史上洞庭湖是宋朝以后慢慢扩大起来的，古代洞庭湖很小的。古代在洞庭湖北面江汉平原还有一个云梦泽，怎么样从云梦泽演变为洞庭湖的？彭蠡泽原来在长江北岸的，怎么样从彭蠡泽演变为鄱阳湖的？这些变化一定要搞清楚，最后你才能在不同时期的图上表现出来。还有我们画这么详细的图，没有海岸线不行，古今海岸线不可能完全一样呀，大家都知道苏北范公堤是宋朝的海岸线，那么宋朝以后海岸线到今天怎么涨出去的？所以你必须搞清楚宋朝以前的海岸线到范公堤是怎样发展的，到了南宋时怎么样，元朝怎么样，明朝怎么样，清朝怎么样，到现在怎么样，要把不同时期的海岸线弄清楚，画在图上的就站得住脚了。又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华北平原上的河流，如永定河、滹沱河、漳河，在历史上变迁大得不得了，那么你也得把它的历代变化搞清楚，如要画清朝嘉庆二十五年漳河该怎么流，你得将康熙年间以来一段一段的变化理清楚，最后知道这条嘉庆二十五年的漳河是这样的，画在图上就靠得住了。我们为了画历史地图集，把这些主要的自然环境的变化都搞清楚了，确实是不容易的。当然我们搞的不是很细，我们的图比例尺还是几百万的，再细的话也没用处，所以总的说来，真正是把历史地理学发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1982年中国科学院出了一本《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那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没有这个工作，这本书写不出来。所以我们说这部图集大大推动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并非虚言。

三是推动和发展了清代以来的边疆史地之学。大家都知道，晚清以来中国兴起了西北史地之学、边疆史地之学，那时候很多学者啦，我也不多介绍。因为主要是晚清以来国土沦丧，很多爱国知识分子认为要研究边疆史地，还有很多到边疆去做官的，也注意边疆史地。所以边疆史地之学在晚清是一门显学，出了不少成果。但是这些成果基本上是文献的，地图也有，但是很简单。秦汉以来，我国东北、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地区的政区、民族分布情况怎样，从未有详细的地图。所以我们这次画，边疆那些专家接下来这个任务感到很为难，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参考，前人没什么成果留下来，内地毕竟还有杨守敬图可以考察，而边疆地区却没有什么可供参考的。新疆除了冯家昇先生主编的有关维吾尔的一些史料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参考的;吐蕃地区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参考。所以他们查阅了大量资料，画出汉代的匈奴图、鲜卑图，唐代的突厥图、安西都护府图、南诏图、渤海图，宋代的西辽图、西夏图、吐蕃图、大理图，元朝的岭北行省图，明朝的奴儿干都司图。明朝奴儿干都司的384个卫都画出来，那个多不容易呀。查阅这类资料，还需要十分详细地与地图对照，而且光懂汉文不行，还要懂蒙古文、满文，去核对。负责西藏图的王忠先生懂一点藏文的，但是不专，还专门请了两位懂历史的喇嘛来参加，搞西藏图。吐蕃图搞出来，非常详细。清朝的西藏图也搞出来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详细的西藏地区历史图，真是花了心血的。现在研究边疆史地都以这些图作为它的基础。也就是说，趁编历史地图集机会才能够做到，假如没有这个历史地图集的话，不会有人花这么大的功夫去做的。当然我们也借助一些政治优势，因为这个是毛泽东交下来的任务，调动人员很方便，叫怎么干就怎么干，经费充足，参加者也很愿意。尤中先生搞云南图，他告诉我，云南边界上不能随便去考察的，他也因为有了这支“令箭”，找了军区，由军区派了个吉普车，云南边界上每一个界碑都去跑过。他说一辈子从来没有这么仔细研究过，今后也不可能这么研究啦，谁可能有这么多钱，部队里头让你坐吉普车边界上一个个这样去看？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工作不敢说是绝后嘛，肯定是空前的、伟大的，很多专家通过这个工作把这件事情做出来了。确实是功德无量！

当然，这件工作也奠定了现代历史地图编绘的设计和制图方法。因为编历史地图我们都没经验，地图出版社也没经验。我们地图要求古今对照，古今两种颜色套起来，现在当然电子画图，方便多了，当年是没有的，50年代、60年代用的还是老的方法，当时印地图最好的是(上海的)中华印刷厂，北京也不行。中华印刷厂机器并不怎么先进，是老师傅技术高明，老中华厂从30年代印地图印到现代，有丰富的经验。我知道当时的方法是制作两块图版，一个古地名版，一个今地名版，把它套起来，要套得好、准，因为古今相同两个圈刚好套在一起，套得差一点分开一点，读者会以为古今不一样，实际上是古今一样的。河流也是这样，两条河流古今一样的话要套在一起，差一点读者以为古今变化了，不行呀。所以做了很多实验，不断地反复，最后套出来比较好的，也就是说印制地图的水平也提高了。

还有呢，培养了一批历史地理工作者。我可以说大陆七十岁以上的现在还在搞历史地理工作的，大多参加过这个任务。包括我在内的复旦一批搞历史地理的，云南大学尤中，还包括南京大学的陈得芝，包括中央民族学院的陈连开，搞太平天国的郭毅生等，都参加过这个工作，现在都已七老八十了。

那么我讲了半天这么多好处，这个图集有没有不足呢？有不足。这个不足还不是很小。

首先，由于“文革”期间这个“左”的思想干扰，也造成了不少的损害。举个例子，因为当时有这么一个论点，中国历史上统一时期是光明的、进步的，分裂时期都是黑暗的、反动的，因此我们要强调统一，不要强调分裂，因此统一王朝要画得详细，分裂王朝只画简图、画得简单，所以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都变成简图了。所谓简图，只画府级，没有县一级。当时我们原稿都有的，县级、府级都画好了的，由于工宣队、极左思想影响，认为历史上分裂时期的图幅比统一时期的还多呀，所以不行。这个政治倾向不行，要简化，结果分裂时期的图都变成简图。太可惜了！这些1981年修订的时候谭先生讲了，工作量太大，无法恢复了。这是一大损失，这就是我们始终感到遗憾的事情。我们心里想有没有机会搞这个工作，当然这个工作可能性已经不大了，因为规模太大。这是一个不足的地方。其实反过来讲，越是分裂的时候读史越需要呀，读魏晋南北朝史的时候，地名很混乱，应该有详细地图，结果没有。这应该是当时极左思想影响下的一个不足。

其次，历史地图当然有它的特点，它不像文字，一个地名、一个政区的考订不一样，有三种看法，我们只好画一种，不像文字，这个地名在哪里，一说在哪里，又一说在哪里，都可以反映出来。地图没办法，你不能三种地名都画进去，只好取其一，这种取择只好由作者来判断，作者判断是不是很准确，也很难说，这是没办法的。

还有，我们所谓历史图只能表现一个时代的基本面貌。在封建社会里全国的统治不像现在每个村落都统治到，当时有些地方中原王朝根本管不到的，比如说贵州，可能清朝以前很多地方中原王朝管不到，但贵州当然要画在中原王朝里头。但这个里头大家知道内地很多土司，四川大小凉山地区一直到国民党时期中央政权势力还没到这些地方，但我们画起来要做中原王朝一块来画，这个没办法，我们也不清楚它到底多少范围是“独立”的。这个当然和历史事实有出入，但这个我想读者都可以理解。

还有随着学科的发展，我们不断地发现我们的图有一些错误。大家都知道大陆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修方志，一个地方修它地方上的方志时，对本地的古迹非常认真，有的实际跑去考察，拍照片，那我们当时搞全国的当然不可能这样了，只能吸收人家的成果，人家不讲我们也没办法，只能根据文献记载来考订。现在有一些读者反映我们图里头哪个地方画错了，哪个地方画得不对，完全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当时关在房间里，不可能像县里编方志这样来搞啦，有不少错误、缺点，这个恐怕是不能避免的。希望后来者，我们后代的历史地理学工作者能够有机会把它修订，把它再改过来，我们这一代人是没有办法了。

这个图集出版已经20多年了，图集主编谭其骧先生和一批老专家都已先后去世了，当年的一批所谓青年助手像我们这样的也都过了古稀之年了。那么这项工作的学术意义是十分明显的，我想从中国历史学研究发展的角度视之，这个意义恐怕能够永留人间。

我今天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清时期)陕西省修订意见注2

许 鹏

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注3(以下简称《图集》)确实是中国历史地理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推动了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也为其他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依据。注4《图集》的编绘是一项大型科研工程，是众多科研单位、广大专家学者集体合作的成果，但由于当时各种条件的影响，一些问题未能很合理地解决。注5所以在《图集》出版之后，谭其骧先生就诚恳地希望随着图集的广泛流布，能够获得广大读者的批评改正，以使这部史无前例的巨著更完美。注6

笔者因工作需要，经常参考《图集》第八册陕西省分图，受益匪浅。但在充分查阅和对照各种史志资料后，发现其也有少许错讹不确之处。截至目前，只有耿占军一篇关于《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陕西省的校误(两则)。注7因而有必要将这些错误或更为完善之画法列出，以利修订。

一、因对文献、方志等史料缺乏精心比勘而致误

1.富平县：邸店，应为“底店镇”

《图集》西安府富平县北有“邸店”。注8其文献依据为《秦陇回务纪略》卷4、《大清帝国全图》。注9

据《雍正陕西通志》注10卷16《关梁一·富平县》：底店镇在县北六十里。《光绪富平县志稿》卷1《形胜·疆域图》、《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富平县·乡镇》注11，俱作“底店镇”。另：今《陕西省地图册》注12渭南市富平县北有“底店”。

2.三原县：红水镇，应为“洪水镇”

《图集》邠州直隶州淳化县东南有“红水镇”，其依据为《平定关陇纪略》卷5。

而据《雍正陕西通志》卷16：洪水镇在(三原)县北四十里。《光绪三原县新志·全图·县境总图》，标有“洪水镇”。《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三原县》：图上标有“洪水镇”。另：今《陕西省地图册》咸阳市三原县东北有“洪水村”。

“红水镇”当为“洪水镇”，属三原县。

3.郃阳县：露井镇，应为“路井镇”

《图集》同州府郃阳县南有“露井镇”，依据是《平定关陇纪略》卷4。

据《雍正陕西通志》卷17：路井镇在县西南四十里。《清国史·地理志》卷63《陕西二(上)·同州府·郃阳》、《清史稿·地理志·陕西同州府·郃阳》：有路井镇。另：今《陕西省地图册》渭南市合阳县西南有“路井镇”。

4.澄城县：交道岭，宜为“交道镇”

《图集》同州府澄城县南偏西有“交道岭”。

据《雍正陕西通志》卷17《澄城县》、《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44《陕西省·同州府·关隘》、《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澄城·乡镇》、《清国史·地理志》卷63《陕西二(上)·同州府·澄城》，俱作“交道镇”。另：今《陕西省地图册》渭南市澄城县南亦有“交道镇”。

依《图集》体例，重要的地名、名山大川才画入，而“交道岭”名不见经传。相反，“交道镇”倒是澄城县西南一方重镇。此处宜作“交道镇”。

5.凤县：唐藏，应为“唐仓”

《图集》汉中府凤县北有“唐藏”，依据是《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卷6。

据《读史方舆纪要》注13卷56《陕西五·汉中府凤县》：唐仓镇，在县北三十里。《关中胜迹图志》注14卷21：唐仓城在县北。《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38《陕西省·汉中府二·古迹》：唐仓城，在凤县北。《清国史·地理志》卷65《陕西四·汉中府·凤》：唐仓城在县北。

另据郦道元《水经注》卷20：北川水出北洛川山南，南流迳唐仓城下。《资治通鉴》卷292，五代周显德二年：蜀李廷珪遣先锋都指挥使李进据马岭寨，又遣奇兵出斜谷屯白涧，又分兵出凤州之北唐仓镇及黄花谷，绝周粮道。闰月，王景遣裨将张建雄将兵二千抵黄花，又遣千人趣唐仓，扼蜀归路。蜀染院使王峦将兵出唐仓，与建雄战于黄花，蜀兵败，奔唐仓，遇周兵又败。《太平寰宇记》卷134：梁泉县有唐仓栅，旧立仓廪，至今谓之唐仓栅。

6.安康县：衡口镇，应为“恒口铺”

《图集》兴安府安康县西北有“衡口镇”，盖据续修《大清一统志》卷188《兴安府》、《雍正陕西通志》卷17：衡口镇在州西七十五里，盖衡水合月河之口，即今之恒口铺(州册)。西城县有衡口镇(九域志)。

然《大清一统志》乃据宋朝《九域志》，该书为避宋真宗赵恒讳，改“恒”为“衡”。《雍正陕西通志》之衡口镇在“附州境古关隘”条目下，且已说明“即今之恒口铺”。《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安康县·乡镇》，则作“恒口铺”。另：今《陕西省地图册》安康市西有“恒口镇”。

7.紫阳县：楮河，应为“渚河”

《图集》兴安府紫阳县西有“楮河”。其依据是《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41《兴安府一·山川》：楮河在紫阳县西二十五里，东流入任河。

而据《雍正陕西通志》卷12：渚河，渚一作褚，在县西二十五里，东流合任水。《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41《兴安府图》作“渚河”。《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兴安府·紫阳县·水道》、《皇朝地理志》、《清国史·地理志》卷66《陕西五·兴安府·紫阳》俱作渚河。另：今《陕西省地图册》紫阳县下亦作“渚河”。

此处应系字形相近之误，可见《图集》没有仔细勘对其他史料。

8.汉阴厅：越河，应为“月河”

《图集》兴安府汉阴厅东南境有“越河”。

据续修《大清一统志》卷188《兴安府》：月河源出安康县西北，东南流入州西，入汉江。《水经注》：月谷口山有阪，月川于中，黄壤沃衍，桑麻列植，佳饶水田，故孟达与诸葛书善其川土沃美也。《元和志》：月川水出汉阴县东梁门山，水出麸金。《通志》：月河源出月岭山。旧《汉阴县志》：月河自县西分水岭发源，合县西诸小水，环绕县城形如半月，流九十里入州界。《州志》谓之越河。

月河之得名大概因为发源月岭山或“环绕县城形如半月”，作“越”者，乃仅见于“旧州志”。且《关中水道记》卷4、《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41《兴安府一·山川》、《清国史·地理志》卷66《陕西五·兴安府·汉阴厅》、《清史稿·地理志》卷63《陕西省·兴安府·汉阴厅》及今《陕西省地图册》安康市汉阴县下亦作“月河”。

《图集》元时期，亦作“月川水”。清图当据改。

9.宜川县：孟门山，应在汾川水(今云岩河)入黄河处

《图集》延安府宜川县东(丹水入黄河处)、山西省平阳府吉州西有“孟门山”。

据《乾隆宜川县志·图考·壶口图》：孟门去壶口一里，属下流；同书，卷1《舆地·山川》：孟门山属平佐里，在县东北一百里黄河中。《关中胜迹图志》卷23《延安府疆域图·壶口图》：孟门山、壶口相邻，在汾川水入黄河处。《嘉庆会典舆图·延安府图》，同。《水道提纲》卷5：黄河……又南为宜川县东境，东岸吉州西境之孟门山，山在宜川东北，临河，其东岸即吉州之西北，山不断；南为壶口山，河中有滩，山在吉州西北，其西岸山即宜川孟门南寿峰也。又南经西岸老吉堡东；又南，有汾川水自西北来，合银川、丹阳诸水东注之。《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延安府全图》：壶口在汾川水入河处。《清国史·地理志》卷67《陕西六·延安府·宜川》：孟门山在县东北百十里。《雍正山西通志》卷177《壶口·龙门辨》：县西北二十五里有龙门山，即壶口之南支，而孟门即龙门之上口，在隰州大宁西南，与陕西宜川相对。另：今《陕西省地图册》延安府宜川县“壶口瀑布”约在仕望河北二十里处。

可知孟门山在宜川东北、山西吉州西北，壶口在孟门山上游一里。此《乾隆宜川县志》专门有考证，而《图集》未采纳。且壶口、孟门之位置因黄河的水流下切而不断移动注15，应全面考证各个朝代史料，画出其准确位置。

10.乾州：陆柏镇，应为“陆陌镇”

《图集》乾州东北有“陆柏镇”。依据是《大清一统志》卷193：陆柏镇在州东十五里。

而据《雍正乾州新志》卷3《镇堡》、《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乾州直隶州·乡镇》俱作“陆陌镇”。《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47《乾州直隶州·山川》：有“六陌”，在州东。《州志》谓之“陆陌”，在州东十五里，有镇。《清国史·地理志》卷68《陕西七·乾州直隶州》：六陌镇。

《图集》没有对照其他志书，误作“柏”。

11.山阳县：银花落，应为“银花寨”

《图集》商州直隶州山阳县东南有“银花落”。依据是《平回志》卷4。

据《康熙山阳县初志》卷2《市镇》：银花寨在城东南八十里。《雍正陕西通志》卷17：银花寨在县东南八十里。《乾隆直隶商州志》卷5《关梁·山阳县》：银花寨在县东南八十里。《清国史·地理志》亦作“银花寨”。

另：今之《陕西省地图册》商洛市山阳县有“银花镇”。

12.邠州：大峪镇，应为“太峪镇”

《图集》邠州直隶州南有“大峪镇”。

据董恂《度陇记》作“太峪镇”注16。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邠州直隶州·乡镇》：州有镇七，高村、龙马、太峪、拜家河、史店、白吉、永乐。民国《邠州新志稿》卷2《疆域》镇凡八：有太峪、永乐诸镇。又卷3地理，河流下有“太峪河”。

另：今之《陕西省地图册》咸阳市彬县南有“太峪(镇)”、“太峪河”。

13.留坝厅：柴官岭，应为“柴关岭”

《图集》第七册(明时期)，汉中府凤县东南、留坝西北有“柴关”，而第八册(清时期)汉中府留坝厅西北作“柴官岭”。

据《秦蜀驿程记》注17、《精华录》注18、《雍正陕西通志》注19俱作“柴关岭”。《图集》元时期，凤州下作“柴关驿”。笔者遍查文献，未见有改名的记载，清图应误。

二、因字形、读音相近而致误

14.咸宁县：坝水，应为“灞水”

《图集》西安府咸宁县东北有“坝水”自蓝田县入渭水。

据《汉书·地理志》卷28：“霸水亦出蓝田谷，北入渭。古曰兹水，秦穆公更名，以章霸功，视子孙。”后世有“霸”、“灞”两种写法，却从无“坝(壩)水”之名。另：《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27《陕西省·西安府·山川》、《关中水道记》注20卷3、《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西安府·咸宁县·水道》、《清国史·地理志》卷62《陕西一(上)·西安府·咸宁》，俱作灞(霸)水。

《图集》应误。

15.鄠县：崂峪口，应为“涝峪口”

《图集》西安府鄠县南有“崂峪口”。

据《雍正陕西通志》卷9：涝峪在县西南二十里。《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27《陕西省·西安府·山川》：涝谷，在鄠县西南。另：《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鄠县》、《清国史·地理志》卷62《陕西一(上)·西安府·鄠县》、《民国鄠县志》卷1《山谷·河渠》，俱作“涝峪”。另：今《陕西省地图册》西安市户县南有“涝峪河”。

16.盩厔县：黄柏源，应为“黄柏塬”

《图集》西安府盩厔县西南角有“黄柏源”。

据《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汉中府·佛坪厅》、《民国佛坪县志》卷上《地理志·壻水河》，应作“原”或“塬”字，二字形异义同。另：今《陕西省地图册》宝鸡市太白县东南有“黄柏塬”。

《图集》作“源”，则误。

17.平利县：沛河，应为“柿河”(南江河)

《图集》兴安府平利县南有“沛河”。

据《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41《兴安府·山川》：南江河在平利县南四百一十里，接四川夔州府大宁县界，其上源曰小源溪、母猪峡，东流迳湖北郧阳府竹溪、竹山二县界入汉。《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兴安府·平利县·水道·镇坪分县水道附》：大榆河出治城西南七十五里之韩婆垭，东北行六十二里至中茅坝，又北行十三里至治城南，又西北行十里，又北行五里至□子城，又北行二十五里至古渡，又北行二十八里至乾坪，又四里……又东北行十五里过千山峡，入平利之洪石河。《光绪续修平利县志》卷2《地理志·山川》：南江河在镇坪，源出鸡心岭，北流二十五里至中茅坝，又北流十三里，又西北流十里，又北流五里，又北三里……又北流二十二里至古□里渡，又北流二十八里至乾坪，又北流四里过回龙寺，又北流十五里至千山峡，洪石河注之，又东北流至洋溪界牌沟，入湖北竹溪。《清国史·地理志》卷66《陕西五·兴安府·平利》：南江水在县东南，上源曰小源溪、母猪峡，东北流迳县境，又东入湖北竹山界。《清史稿·地理志》卷63《陕西省·兴安府·平利》：东南，南江河，东入湖北竹山。

从流路上看，大榆河就是南江河。此处南江河当入湖北竹溪县。《图集》将此河作“沛河”，未知所据。查续修《大清一统志》卷272：柿河在竹山县西南，源出竹溪县。《湖广通志》卷10《山川·竹溪县》：柿河，在县东南百二十里。《清史稿·地理志》卷67《湖北省·郧阳府·竹溪县》有“柿河”，为堵水一上源。

“沛”显系“柿”之误，而南江河即柿河上源之一。

18.洛川县：黄莲河，应为“黄连河”

《图集》鄜州直隶州洛川县东南有“黄莲河”。

而《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49《鄜州直隶州·山川》、《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洛川县·水道》、《清国史·地理志》俱作“黄连”。

另：今《陕西省地图册》延安市洛川县东南境依然有“黄连河”。《图集》应误。

三、因简化字不对应而致误

19.蓝田县：泄湖镇，应为“洩湖镇”

《图集》西安府蓝田县西北有“泄湖镇”。

据《雍正陕西通志》卷16、《嘉庆蓝田县志》图、《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蓝田县·乡镇》，当为“洩湖镇”。且今《陕西省地图册》西安市蓝田县东北亦作“洩湖镇”。泄、洩虽读xiè时通用，但此处“洩湖”之“洩”应读作yè，盖与渏水(一名白牛河)注21经过此地有关。

20.同官县：陈镇，应是“陈罏镇”

《图集》西安府同官县东南有“陈镇”。

据《乾隆同官县志》卷2《建置志·市镇》、《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29《陕西省·西安府·关隘》、《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同官县·乡镇》，俱作“陈罏镇”。另：《中国历史地图集》繁体字版注22也作“陈罏镇”。“”非“罏”之对应的简化字。《汉语大字典》注23“罏”通“壚”(垆)。

21.洋县：水，应为“灙水”

《图集》汉中府洋县北有“水”。

而据《关中水道记》卷4《东汉水》、《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37《陕西省·汉中府·山川》、《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洋县·水道》、《清国史·地理志》卷65《陕西四·汉中府·洋县》，俱作“灙水”。

查《汉语大字典》“灙”字无对应的简化字。

22.安康县：付家河，应为“傅家河”

《图集》兴安府安康县北有“付家河”。

据《雍正陕西通志》卷12、《关中胜迹图志》卷28、《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41 《兴安府·山川》、《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兴安府·安康县·水道》、《清国史·地理志》卷66《陕西五·兴安府·安康》，俱作“傅家河”。

查《汉语大字典》“傅”与“付”作“交给”意讲时才可通用。此处作为地名，不当更改。

23.清涧县：石咀驿，应为“石嘴驿”

《图集》清涧县北有“石咀驿”。

据《雍正陕西通志》卷36《驿传》、《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50《绥德直隶州·关隘》、《道光清涧县志》卷2《建置志·驿递》、《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清涧县·乡镇》，俱作“石嘴驿”。

“嘴”与“咀”并非一字，不可混淆。另：今《陕西省地图册》榆林市清涧县北亦作“石嘴驿镇”。同理，《图集》宝鸡县南之“咀头”当作“嘴头”。

四、河流发源、流路等地理错误

24.蓝田县：缺灞水正支，误将蓝水作灞水正源

《图集》西安府蓝田县：灞水发源于蓝桥镇东南。

据《关中水道记》卷3《霸水》：霸水出陕西西安府蓝田县东南蓝田谷，今谷在县东南五十里，亦名倒回谷，水出而西流，霸水又西，蓝水北注之。《长安志》：蓝田县蓝谷在县东南二十里，蓝谷水南自秦岭西流，迳蓝关、蓝桥，过王顺山下，西北流入霸水者也。《关中胜迹图志》卷1《西安府疆域图·蓝田县》东南标有“蓝水”、“辋川”。《商洛行程记》注24：蓝桥，蓝水所出也。《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蓝田县·水道》：灞水出县东北倒谷中，西南流二十里至大龙庙，折而西北流二十五里经黄沙岭下，始出谷口，又西北十里许至屏峰镇东，又折而西南流，又十八里，蓝水自东南来流入之，又十里抵县治南，以北三小水入之，以南辋水自南来流入之，复折而西北绕治城西南，迳白鹿原下三十五里，猗水、注水及山麓诸小水递次入之，至咸宁县蒋村入咸宁县境。蓝水出县东南五十里商州界，西北流十里经新店铺，有营，又十里经蓝桥镇，又十里绕蓝关，迳元象山，出悟真谷口，又八里过普化镇，入灞水。辋水二源，一出县东南六十里秦岭，是为东源，西北流十里迳葛牌镇，又二十里至两河街西，与西源合。一出县南五十五里甘家坪，是为西源，北流二十里迳四女沟口，折而东北流十里至富家川东，与东源两水相合，北流十五里迳鹿苑寺，折而西北流十六里出辋谷，又八里入灞水。《光绪蓝田县志》卷6《土地志·山川》，同。

另：今《陕西省地图册》蓝田县灞水上源有三支，其最北为正源(今名灞河，发源处有“灞源镇”)，西南过蓝桥镇者为蓝水(今名蓝桥河)，最南过葛牌镇者是辋谷水(今名网峪河)。与《关中水道记》、《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光绪蓝田县志》流路同。且《图集》元、明时期两图中蓝田县下，霸水俱发源于蓝田县东、蓝田山东北。

可见，灞水与蓝水乃二水也。《图集》不仅没有认真分析文献，也没有前后比对不同时期的图幅。此处竟缺灞河正支，误将蓝水作正源。

25.岐山县：湋水，谭图作“水”，应在岐山县东，东南注雍水，其通名宜用雍水

《图集》凤翔府岐山县东南有“水”，依据是《大清一统志·凤翔府一》。

据《关中水道记》卷3《雍水》：雍水又迳虢王镇北，又东入岐山界。雍水又东，湋谷水南注之，雍水自下通有湋水之名。《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35《陕西省·凤翔府·山川》：雍水在凤翔县西，东南流迳岐山、扶风二县南，又东流入乾州武功县界。湋水在岐山县东，东南流至扶风县西入雍水。按：湋水在岐山县东、扶风县西，今已淤塞。道光《陕西志辑要》卷4《岐山县·山川》：岐水在县南三里，自凤翔入境，东流达扶风，与湋水合。《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岐山县·水道》：湋水即雍水之下流，自凤翔县界河北村南入境，东南流屈曲十五里至交河，又十里至枣林镇，折而北流八里至鲁班沟，又四里……又转而南流，迂回十里至庄子头入扶风县境。《岐山县乡土志》卷3《地理·水·雍水》，同。《清国史·地理志》卷64《陕西三(上)·凤翔府·岐山》：湋水在县东，一名白水，一名围川，唐以此名县，东南流合雍水。

所以，湋水当在岐山县东境，东南注于雍水。雍水在扶风县西合湋水后，才有湋水之名。后湋水淤塞，所以此处宜用雍水作河名。《图集》第七册(元明时期)元、明图，即以雍水作河名。

26.南郑县：老渚河，应为“冷水河”

《图集》汉中府南郑县南有“老渚河”，发源于县南青石关之南，北流入汉水。依据是《大清一统志·汉中府一》。

据《关中水道记》卷4《汉水》：汉水又东迳(南郑)县境南，池水北注之，今有水出县南百九十里王女山，俗称老子河，老、獠，声之误耳，北流。冷水河源出汉山，又红花水亦出汉山，合流东注之。今按：冷水河则池水东与獠子河合者也。《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南郑县·水道》：冷水河源出小南海，北流二十里至牟家坝，又北流十五里至祖师殿，东开复润堰，西开隆兴堰，又北十三里，开芝枝堰，又东北流十八里入汉。《民国南郑县志》卷1《舆地志·川道》：冷水古名池水，其源有二，一出县南龙头山之喷水岩，一出县南青石关北山穴池中，俗名小南海，二源相会，水势始壮，又北流十五里迳牟家坝东，又北流三里至两河口，冷水又北流十七里至曲水坝东，又北流五里至祖师殿，红花河一名老子河，又名老溪，又名老猪河，自青山沟东北流来会，又北流八里至塘坎子西，又北流二里至庐家沟，又十里至渔营东南，入汉水。另：今《陕西省地图册》则发源于青石关之河流为冷水河，其北流而纳“老渚河”。

可知老渚河仅为冷水河一支流，《图集》误。

27.宁羌州：汉水正源不确切

《图集》汉中府宁羌州北有汉水，源出嶓冢山而南流至大安驿，折而东流。

而据《雍正陕西通志》卷8《汉水》：按汉水出宁羌州北嶓冢山，初名漾水，导漾东流，西受五丁峡水，又东，大安河南流入之，又东，濒仓河一名三泉水自铁佛铺来南流入之，又东至金堆铺南，入沔县界。《关中水道记》卷4《东汉水》：东汉水出陕西汉中府宁羌州，东汉水屈东，大安河水南注之，汉水又东，三泉河水南注之，汉水又东入沔县。《关中胜迹图志》卷28《汉江图一》也作汉江，发源于大安驿西偏南。《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37《陕西省·汉中府一·山川》：汉水在宁羌州北，源出嶓冢山，东流迳沔县南。《光绪宁羌州志·舆地志·山川》：漾水出州北九十里嶓冢山，常璩曰汉水。其水自山洞涌出，东流，受五丁峡水，又东，大安河南流注之，又东，濒仓河自铁佛铺来注之，又东至金堆铺南，入沔县界。《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宁羌州·水道》：漾水源二，一出甘肃之嶓冢山、一出州北嶓冢山；《禹贡》“嶓冢导漾”，此其东源也。东行十里至烈金坝，五丁峡水南来注之，又东行十里至大安驿，黄铜铺水北来注之，又东行二十里至金堆铺出境，由沔县合沮水，是为东汉江。

据以上志书则知汉水出嶓冢山南、大安驿西约二十里，汉水出而径直东流至大安驿，北纳大安河(亦作“黄铜铺水”)。《图集》则作水出而稍东，折而南流，至大安驿又折而东。是误将大安河作汉水正源。《图集》第七册(明时期)《陕西一·宁羌州》的画法则较准确。

28.西乡县：木马河，误将“左西河”作主源

《图集》汉中府西乡县西南有木马河，在大巴关北纳自城固县西来一水。

据《雍正陕西通志》卷8：木马河即《舆地纪胜》之马源水，源出巴山，东北流，左合私陀河水，右合左西河水，又东北合□莒河水，又左得三里河水，又东迳西乡县南。左西河在县西南六十里，源出巴山，西北流入木马河。《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西乡县·水道》：牧(一作“木”)马河，源出城固凉水井，东流三十里至县西南入境，又东流纳旧私河水，又东北流十八里过罐子山，左西河水南来注之。左西河，源二，一出侯家坡，东北流九里；一出庙垭，北流四里；同至麻柳坝，又东北流三里至阴司河，又东北流一十六里至峡口，名平地河，又西北流四里入木马河。

《雍正陕西通志》、《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所叙木马河源起、流路均与今《陕西省地图册》同。《图集》误将左西河(今经“左溪”镇之“峡河”)作为木马河之源，而将主源标为现代之河流。

29.镇安县：大任河源头，应在杨泗庙南；入洵河当在洵阳县任河口

《图集》商州直隶州镇安县西南有大任河，发源杨泗庙西北，东南流，入洵河。

据《雍正陕西通志》卷12：大任河在县南百里，源出张家坪，流入洵阳界入洵河。《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镇安县·水道》：大任河出镇安县西南延安岭(在杨泗庙南约三十里处)，又东南迳穆王坪、狮子口，至红庙出境，由洵阳县之任河口入洵河。

据《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则发源于杨泗庙稍南者，乃小任河。今之《陕西省地图册》镇安县达仁河、小仁河与洵河之水道亦如此。

五、取舍不当致不同朝代地名混杂等

30.沔县：青羊驿，应为“青羊(驿)镇”

《图集》汉中府沔县西南有“青羊驿”。

而据《雍正陕西通志》卷16：青羊驿镇在县西六十里。《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38《陕西省·汉中府二·关隘》：青羊驿，在沔县西六十里，南接大安，西通阳平，今裁。《清国史·地理志》卷65《陕西四·汉中府·沔县》、《清史稿·地理志》卷63《陕西省·汉中府·沔县》，俱作“青羊镇”。

可见“青羊驿”最迟在雍正时已经裁撤驿站，仅是一个“镇”了。《图集》仍作“青羊驿”，不准确。

31.三水县：应补“太羽镇”

《图集》邠州直隶州三水县北有“椒村”，却无“太羽镇”。

据《雍正陕西通志》卷17《三水县》、《大清一统志》卷194、《乾隆三水县志》卷1《乡镇亭堡寨三》、《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48《陕西·邠州直隶州·关隘》、《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三水县·乡镇》，俱载有：太羽镇在县北二十里。而《图集》仅画一“椒村”，据《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三水县·乡镇》，则“椒村”甚至在县境57个大村之中都算不上数。

类似的取舍不当在《图集》中还有多处，恕不能一一列出。

六、其他错误

32.保安县：西南境洛水流域应属陕西延安府

《图集》延安府保安县西南境有洛水自甘肃庆阳府流入。《清时期全图(一)》同。而《清时期全图(二)》则将洛水全流域画在延安府。

另：《图集》第七册(明时期)《陕西省一》，则洛水流域全在延安府境。笔者遍查清代各有关志书，有清一代未发现洛水流域疆界有变化。

据《雍正陕西通志》卷8：按洛水源出庆阳安化县北白于山，东南流合白豹川水，入保安界，至金汤城，又东南迳金鼎山；卷10《洛水》：在县西古金汤城下，流入安塞县；卷16《关梁·保安县·金汤城》：在县西北一百二十里，即宋金汤城(府志)。河套有警为戍守要地，今基址犹存，与庆阳黑水接界(县志)；卷37《保安县·社仓》：金汤城十二间，雍正八年建。《乾隆甘肃通志》卷5《山川·庆阳府·安化县》：洛河在县东北二百五十里，源出白于山，经延安府保安县界。《关中胜迹图志》卷23《延安府疆域图》将洛河流域画在保安县下。《咸丰保安县志·古迹》：金汤寨故城在县西北一百二十里。《光绪保安县志略·舆幅篇·沿革》：又西北一百二十里为金汤镇；同书《疆域》：(保安)西界甘肃安化县，由县城山行迳九吾山，由旦八里渡洛，沿曹家河至安化之石佛寺交界，一百二十里。《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保安县》，则洛河流域全属保安县。

《图集》将洛河流域包括所经之“金汤寨”画在庆阳府境，或从《乾隆甘肃通志》：洛水源出庆阳府安化县白于山。然“白于山在故洛源县北三十里”注25，洛源县在吴旗镇(今吴起县)西北境。注26齐召南《水道提纲》：白于山在边城宁塞堡南、靖边营之西南。注27《图集》所画误差太大。

总之，从以上各条来看，《中国历史地图集》在文献使用中缺乏精心比勘、对古今方志不能全面借鉴，其在地名沿革考证上也出现少许的新旧地名混杂、地名取舍不当及以非对应的简化字代替某些繁体字地名，造成误解等错误。特别是后者，笔者以为地名作为历史及事件载体，使用时应精细、准确，不可做无依据的简化或替换。当然，《图集》中的一些失误乃是由于编绘时所处的时代原因造成的。注28

以上《图集》中的这些不确之处，虽然大多数都是当时县级政区以内的小地名，但许多小地名往往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有的小地名在以前或是一方重镇，有的在后来可能发展得极具战略地位。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地名一时的“级别”而忽略它，造成使用、研究上的麻烦。

另外，《图集》所依据的一些史料，如《秦陇回务纪略》、《平定关陇纪略》、《嘉庆川湖陕靖寇记》、《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要》、《平回志》等，虽然有助于结合历史事件理解某一地名的历史存在意义，但这些著作并非专门的地理志书，在地名的考证方面较粗浅甚至付阙，其利用的价值不大，仅可参考，不可为据。

以上意见只是笔者的肤浅认识，抛砖引玉，聊作参考。

将军大臣所统曰城——清代乾隆以降东三省、新疆地方行政区划的名称注29

傅林祥

乾隆年间，清兵平定准噶尔部，统一天山南北，建成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的国家。清朝因地制宜，在不同区域实行不同的地方行政制度和区划。那么，乾隆以降，在盛京、吉林、黑龙江、伊犁这四个将军辖区(以下称为“东三省”、“新疆”)实行的地方行政区划(不包括府厅州县，下同)，它的正式名称是什么？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清时期)，反映了嘉庆二十五年(1820)全国各地的地方行政区划。在该册的分幅图中，盛京(奉天)幅画出府州县，吉林、黑龙江两幅画出各副都统辖区，表面注记为“某某副都统辖区”，说明编绘者认为这两地的八旗驻防区域具备一定的地方行政区划意义，同时又认为各副都统管辖区域缺少专名，因而用当代的“副都统辖区”这一称谓进行代替。新疆幅画出了伊犁将军及乌鲁木齐都统和各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的辖区与驻地，表面注记有专名而无通名。近年任玉雪发表的《从八旗驻防到地方行政制度——以清代盛京八旗驻防制度的嬗变为中心》一文，认为盛京地区“在近三百年的时间里，驻防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有些地区的驻防制度向地方行政制度转化。长期以来，这种转变显然被忽视了”注30。作者从盛京将军辖区行政组织及其层级、行政机构及其职能、行政区划的形成及其边界等要素着手，对盛京八旗驻防制度进行了深入的考察，认为“驻防旗官从行政、司法、经济诸领域渗入地方社会的管理，专城旗官职能的增加，使在清中期以后，盛京八旗驻防制度逐渐成为带有八旗制度色彩的地方行政制度”；“康熙中期以后，盛京将军辖区的租赋征收区一直保持在15个左右，与规模较大的城守尉、防守尉驻防区重合，即经济区划与较大的军政区划重叠，这种重叠的区域，在清代被约定俗成地称为‘城’。这种状态相当稳定，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可以看出，盛京将军辖区的‘城’已经成为清代东北八旗驻防区约定俗成的行政区划，虽然清朝官书并没有给予承认”注31，该论文极大地推进了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本文试图在此基础上，探讨东三省、新疆这两大区域，自乾隆以降至光绪年间改设行省以前，地方行政区划的正式名称。

一

东三省和新疆的地方行政区划的正式名称，或者说盛京将军辖区的“城”是否是正式称呼，尚未见有谕旨、奏折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明确的讨论或规定，《清实录》中亦无相关的记载。由此，必须查考清代政书中对此有无记载。

清代最重要的政书为《清会典》。在近代法律体系传入以前，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五朝《清会典》，以及乾隆《清会典则例》和嘉庆、光绪《清会典事例》，是清朝基本的制度典籍。关于《会典》的性质，清朝皇帝和大臣屡有言及。康熙六年(1667)，内弘文院侍读熊赐履上奏请求修纂《会典》：“一曰政事纷更而法制未定。我国家章程法度，其间有积重难返者，不闻略加整顿，而急功喜事之人，又从而意为更变。……伏乞皇上敕下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将国家制度详慎会议，凡沿革损益，参以古制，酌以时宜，勒成《会典》，颁示天下，则上有道揆，下有法守，垂裕无疆之业在此矣。”注32熊赐履认为《会典》所载是“国家制度”，是天下都要遵守的典籍。康熙九年，礼部奏请纂修《会典》：“江南道御史张所志疏言《会典》一书，一代制度攸关，理应编辑，昭示中外。应如所请。令各部院衙门将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世祖章皇帝时定例及见行事宜，查明送内院纂修，颁行天下，永远遵行。从之。”注33礼部从“一代制度攸关”层面请求重修《会典》。康熙二十九年(1690)《清会典》修成时，皇帝为此撰序：“用是特命儒臣纂辑《会典》，纲维条格，甄录无遗，终始本末，犁然共贯。庶几大经大法炳燿日星，而遵道路者咸得有所据依矣。”注34由此可见，在康熙年间，皇帝和大臣们认为《会典》记载的是“国家制度”，是“大经大法”。乾隆十三年(1748)重修《会典》时，大学士又提出更改纂修义例：“各衙门事例时有损益，数年必当变通。若一概登载，恐刊行未遍，更制已多。应请总括纲领载入，或有疑似阙略，尚须斟酌者，恭请睿裁。至吏、兵二部各有《则例》，礼部现纂《通礼》，刑部旧有《律例》，皆可随时修改。其余各衙门未有《则例》者，即交纂修分门编辑，每修成《会典》一卷，即副以《则例》一卷。”注35将原先的《会典》分析成《会典》及《会典则例》。乾隆二十九年(1764)修成的《清会典》，在《凡例》中有明确的规定：“《会典》以典章会要为义，所载必经久常行之制。兹编于国家大经大法，官司所守，朝野所遵，皆总括纲领，勒为完书。”注36由此可见，乾隆朝将《会典》视为国家典章制度中“经久常行之制”，与前引康熙年间礼部希望《清会典》“颁行天下，永远遵行”之理念相同。由此，《会典》所载者为国家制度中“总括纲领”的一部分，日常行政中经常变更的部分归入《会典则例》。如此拆分，更加彰显《清会典》的重要性。嘉庆《清会典》之《凡例》认为：“《会典》一书，别为体裁，如周六官、《唐六典》，以官举职，以职举政。而凡圣明作述之大经，朝野率由之定则，即备见于设官分职之间。《会典事例》一书，如唐、宋《会要》，以官司所守，条分件系，析为门目，按年编载。俾一事一例，原始要终，用资考核。”注37同样强调《会典》所载为“大经”、“定则”。由此可见，五朝《清会典》是清朝的基本制度典籍，地位远远高于《清朝通典》等其他清代所修政书。而且《清会典》历经五次修纂，更能反映出清朝不同时期的制度特点。

皇帝、大臣在处理一些具体政务时，也会参考《清会典》的规定。嘉庆六年(1801)六月，京师持续下雨，永定河漫溢成灾，嘉庆帝“宵旰焦思，倍增悚惧。稽之《会典》，只有亲诣社稷坛祈雨之礼，祈晴未有明文”注38。清代华北地区经常干旱，较少发生大水灾，因而《清会典》只载有遇到大旱时皇帝须到社稷坛祈雨的制度。但是这次水灾严重，嘉庆帝在查阅了《会典》的制度后，不得不打破常规，亲自到社稷坛祈晴。光绪二十四年(1898)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相关事务如何归并，具体经办该事的李鸿章等官员也是查阅了《会典》的记载：“谨按《会典》内载：詹事府掌文学侍从，拟请归并翰林院；通政司掌纳各道题本，拟请归并内阁；光禄寺恭办典礼，鸿胪寺掌朝会燕飨，拟请归并礼部；太仆寺掌牧马政令，拟请归并兵部；大理寺掌天下刑名，拟请归并刑部。”注39《清实录》中类似记载数量不少。

地方官员亦有以《会典》规定作为行为准则的：

谕内阁。严烺奏，参不遵定制、藐抗道员之都司一折。山东运河道兼兵备衔，各协营都司以下应听节制，乾隆年间久经部议通行。乃济宁城守营都司徐万荣坚执远年未经修改《会典》，内有“掌印佥书都司见各道平行”一语，辄与运河道文移抗不相下。经该署河督查明新修《会典》，发给阅看，并面为开导，犹复盛气相向，藐抗不遵。实属蔑视上官，故违定制。徐万荣著先行撤任，交部严加议处。注40

徐万荣只是绿营中下级武官，知道要按《清会典》的规定行事，但其所依据的是已经过时的旧《会典》，因而行为规范与现行制度不合。署河道总督严烺劝说徐万荣，依据的是记载现行制度的新《会典》。道光皇帝最终处罚徐万荣，一是因其所依据的是过时的旧《会典》，二是因徐在署河道总督的劝说下“犹复盛气相向”、“蔑视上官”。

综上所述，从皇帝和大臣对《清会典》的认识、编纂义例的改变(由一部《清会典》析分为《清会典》和《清会典则例》)，都说明《清会典》是清朝的“国家制度”，是“大经大法”、“定则”。在清朝近代法律产生之前，《清会典》是记载国家基本典章制度的政书，皇帝和各级官员遇到相关问题也需参考或依据《会典》的有关记载。因此，研究乾隆以降东三省和新疆的地方行政区划是否有正式名称，应以《清会典》所载为准。约定俗成的名称如果被《清会典》载入，就完成了由惯例转变为法律的过程。

二

嘉庆《清会典》卷10《户部》中明确记载有全国各地的地方行政制度：“凡尹与总督、巡抚所统曰府厅州县……将军、大臣所统曰城(城统以将军，分属于大臣、副都统、总管、城守尉、防守尉)。”注41光绪《清会典》卷13的记载完全相同注42，说明此制度延续到光绪年间。

“尹”即顺天府尹与奉天府尹，总督、巡抚所辖即十八省区域，这些地区实行的是府厅州县制度。清朝在东三省和藩部各地驻有多员将军、大臣。除东三省和新疆以外，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库伦、西藏等地也分别驻有将军、大臣等大员，但在该卷分述各个地方的行政区划建制时，这些地区并无关于“城”的记载。因此，“将军、大臣所统曰城”这一条制度所实施的区域，专指东三省和新疆。四员将军所辖各城如下表。

嘉庆《清会典》卷10、光绪《清会典》卷13所载各城表

同一时期纂修完成的《清会典图》中的东三省和新疆的地图，更能说明这些城不但是指物理空间的城——该官员的治所，也是指该官员的行政空间，即行政区划。嘉庆《清会典图》卷91之《吉林、伯都讷、阿勒楚喀图》，在东侧界线之外标有“宁古塔城界”、“三姓城界”，北侧标有“黑龙江所属呼兰城界”、“郭尔罗斯后旗界”、“杜尔伯特旗界”，西侧标有“科尔沁左翼中旗界”、“盛京界”、“盛京围场界”。同卷之《宁古塔城图》，北侧标有“三姓城所属贡貂各族界”、“三姓城界”、“阿勒楚喀城界”，西侧标有“打牲乌拉城界”、“吉林城”，南侧标有“朝鲜国界”。卷117之《伊犁图一》，在地图南侧自左往右标注有“乌什界”、“阿克苏城界”、 “库车城界”、 “喀喇沙尔城界”；《伊犁图二》南侧标有“叶尔羌城界”、“和阗城界”，北侧标有“伊犁城界”、“库尔喀喇乌苏城界”；《伊犁图三》北侧注有“阿克苏城界”。在文字说明中，吉林“西南至盛京、奉天府界，北至黑龙江城、呼兰城界，西至内蒙古之郭尔罗斯前旗、后旗、科尔沁左翼中旗界，南至朝鲜，东及东北俱至海”注43。这些“某某城界”，说明“某某城”指的是区域。

光绪《清会典图》，进一步详细记载了当时各城相邻的区域：

宁古塔城：城东及东南界海，西界五常厅，南界珲春城，北及东北界三姓，西南界吉林府，西北界宾州厅。

珲春城：城东及东南界海，西及西北界吉林府，南及西南界朝鲜，北及东北界宁古塔城。

三姓城：城东及东北界海，北界黑龙江，西及西南界宾州厅，南及东南界宁古塔城。

齐齐哈尔城：城东界呼兰城，西至东北界布特哈城，南界内蒙古哲里木盟。

黑龙江城：城东及东北界吉林三姓城，西界墨尔根城，北界外兴安岭，南界布特哈城，东南界呼兰城，西北界喀尔喀车臣汗部、呼伦贝尔城、俄罗斯。

呼伦贝尔城：城东及东南界布特哈城，西至南界喀尔喀车臣汗部，东北界黑龙江城。

呼兰城：城东界吉林、三姓城，西界内蒙古哲里木盟，北界黑龙江城，南界吉林宾州厅，西南界吉林双城厅，西北界齐齐哈尔城、布特哈城。

布特哈城：城东界黑龙江城，西至北界呼伦贝尔城，南界齐齐哈尔城，东北界墨尔根城，西南界内蒙古哲里木盟。

墨尔根城：城东至北界黑龙江城，西至南界布特哈城。

根据上述嘉庆、光绪《清会典》及《清会典图》的记载，可以明确在这一时间段内，东三省和新疆的地方行政区划的正式名称是“城”。从地方行政制度角度来说，也可以称之为“城制”。正如任玉雪所指出的，东三省的八旗驻防制度在此之前经历了长时期的演变，逐渐成为地方行政制度，并被约定俗成地称为“城”。到嘉庆年间，这项制度被《会典》载入，正式成为国家的一项制度。

从《清会典》和《清会典图》的规定可以看出《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相关各幅地图存在的问题。一是各“副都统辖区”均应标注为“城”；二是吉林和黑龙江将军直接管辖的地方为“本属城”，吉林幅的“吉林副都统辖区”和黑龙江幅的“齐齐哈尔副都统辖区”的行政层级均误。盛京幅未标注各城治所和未画出各城界线，是可以的，《清会典图》也只是画出各府，未画各城，这与清朝将府厅州县作为主要的地方行政制度有关。

三

嘉庆《清会典》卷10除了在制度层面明确记载东三省、新疆的地方行政区划称为“城”外，在东三省、新疆的行政区划表中，也记载有各城名称，吉林、黑龙江的山水方位也是以城界作参照物。吉林的小白山，“在吉林城东北，与阿勒楚喀城接界”；扎木兰呼勒山“在宁古塔城东，与三姓城接界”；混同江亦曰松花江，“折而东流，南纳出伯都讷城与阿勒楚喀城接界之接林河。东流，北纳出黑龙江境之呼兰河、呼兰城与三姓城接界之布雅密河”；图们江“经宁古塔城境，南与朝鲜接界”注44。黑龙江的内兴安岭“绕墨尔根城，城东之兴安岭与黑龙江城接界，城西之兴安岭与呼伦贝尔城接界”；佛思亨山“在呼兰城东，与三姓城接界”注45。

清代其他文献中的一些记载，亦可佐证“城”也指区域。任玉雪的论文已经对有关盛京的“城”的史料作了较多的引用，下面所引为吉林、黑龙江、新疆三地。

吉林境内的“混同江又东北入三姓城界。……又东北受南来小水一。又折而东，北岸属黑龙江。又东迳殷达穆卡伦入富克锦城界”注46。

黑龙江城“疆域：西南至齐齐哈尔城八百余里，东至外兴安岭兴安河二千六百里宁古塔界，西至内兴安岭一百五十里岭西墨尔根界，南至内兴安岭喀穆尼峰七百里齐齐哈尔城界，北至外兴安岭二千五百里俄罗斯界，东南至毕瞻河一千二百余里宁古塔界，西南至内兴安岭一千一百里齐齐哈尔城界，西北至吉尔巴齐河一千七百九十里俄罗斯界”注47。

喀尔喀四部“八十六旗东至黑龙江呼伦贝尔城界”注48。

“嗣后奴才即将该制兵分扎省城及要紧处所，并于墨尔根、布特哈城界择要缉匪。”注49

光绪年间成书的《黑龙江舆图说》，作者屠寄用经纬度描述了黑龙江六城的范围。例如呼兰城：“全城辖境起东经八度五十二分东暨十六度，北纬四十五度四十五分北暨四十八度四分。南北径一百二十六里，东西广四百九十里。东南至西北袤一百九十六里，西南至东北袤一千有十里。东至松花江会西林河口三百五十八里吉林借设之崇古尔库站界，南至松花江二十八里吉林阿勒楚喀城界，西至札喀和硕台北六十里内蒙古郭尔罗斯后旗界，北至呼兰河通肯河会口齐齐哈尔城界，东南至松花江会呼兰河口二十四里吉林阿勒楚喀城界，西南至松花江二十八里吉林拉林城界，东北至松花江黑龙江会口九百三十二里黑龙江城及吉林三姓城界，西北至通兴屯百四十九里齐齐哈尔城界。”注50此处的“全城”，显然指的是该城的行政区域。

新疆“如本城人运至各城界上买卖，亦凭经纪而不征其税”注51。

此外，《清实录》中的一段记载，向我们展示了嘉庆年间吉林城界的变动状况，全文如下：

谕内阁。据宜兴、穆克登额奏，吉林与伯都讷地界相连，其界址必须清楚，庶沿边地亩，旗民等不致有侵占影射情弊，请将两城鄂博之间，其荒隔处所，加立鄂博，开挖深沟，划定通长界限，俾免混淆，并请添界官以专责成等语。吉林与伯都讷地界毗连，两城界址不清，以致沿边地亩，奸民等常有侵占影射情弊。现在即查有民人张兆清等在吉林界内私开地亩，往伯都讷首报纳粮，以致难于查察，自应划定界址，永杜混淆。所有沿边一带应如何添立鄂博、开挖深沟、划定通长界限，并酌添界官稽查约束之处，著该将军、副都统即会同勘办，妥议具奏。至鄂博以南吉林界内私开地亩，现已清理。其鄂博以北伯都讷民地，据称亦有私开，并著该将军、副都统一并查勘，以杜欺隐。寻议，由巴延鄂佛啰边门至黄山嘴子十五处地方，由四道梁子至老河身周围六十处地方，从前于此定界，设立鄂博。惟黑林子以南，地势稍曲，应行筑直。至开挖深沟一事，若令民办，则妨碍农功，若由官雇夫，则工段绵长，费用甚钜。不若将旧有鄂博另行筑高，每五里设一界石，共设十二界石，以垂永久而辨疆界。即交法特哈边门旧设章京管理，毋庸另设管界章京。从之。注52

由此可见，由于吉林地广人稀，一些城之间最初立有鄂博，作为两城之间界线的标志。由于鄂博数量较少且高度不够明显，因而相关城界仍较模糊。随着田地的开垦，涉及国家赋税的征收，因而地方政府不得不增立界石，以明确“两城界址”。

黑龙江的布特哈城，虽然嘉庆《清会典》已经明确载入，但其界线并不十分明确，屠寄在《黑龙江舆图说》之《凡例》中有所说明：

黑龙江本极边防戍之地，自国初以来，分设将军、都统、总管、城守尉，大抵有分兵无分土。而布特哈专辖牲丁，其牲丁所至之地，皆布特哈总管应巡察之地，故外兴安岭鄂博，向归布特哈巡查，而逊河等处鄂伦春亦归管辖，故布特哈旧日所辖之地最广，与各城本无一定之界。自光绪间，改总管为副都统，其旧辖之鄂伦春，分隶黑龙江、墨尔根、呼伦贝尔三城，于是六城分地稍有界限，今图所定者是也。注53

由上述史料可知布特哈城的特殊性，由于其管理对象——鄂伦春族为游猎民族，因而难以定界。光绪二十一年(1895)升总管为副都统，并改变鄂伦春族的管理办法，布特哈副都统由管人改为专管地方，城界才得以明确。

综上所述，根据嘉庆、光绪《清会典》的记载，清代乾隆以降东三省、新疆各将军所辖区域的地方行政区划称为“城”。城与府厅州县同为清代地方行政制度的组成部分，实施区域各有不同。吉林、黑龙江两地部分城的界线，在耕地开垦、管理制度改变等因素的影响下，逐步明晰。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小序诠注注54

华林甫

《四库全书总目》于经、史、子、集之下，分44个小类，四部之首均有总叙，各小类之首则冠以序文(俗称“小序”)，统摄全书。因清儒惜墨如金，字数无多，导致难读。于地理类小序而言，仅268个字，提纲挈领地梳理了地理类书籍的缘起、发展和收录思路，分成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纪10类，外加存目，非常简洁明了。然则细读之下，或可疏、或可补，甚或可纠其谬。职是之故，分小序为八段，撰成诠注，以明地理典籍之学术源流，求正于学界同行。

古之地志［1］，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其书今不可见［2］；然《禹贡》、《周礼·职方氏》，其大较矣［3］。

［诠注］

［1］ 从下文看，此“古”字所指相当于今天概念中的上古，比《尚书·禹贡》还要早。可是，这么早的典籍在哪里呢？“地志”是指记舆地的书，即地理志书之谓，笔者查到最早出现“地志”二字的典籍是西晋《太康地志》一书，恐怕不一定是最早的。注55

［2］ “方域”一词产生的时间，保守的说法是南朝时期，意思大约相当于四方疆域的概念。《后汉书》卷42《东平宪王苍传》：“今方域晏然，要荒无儆。儆，备也，音警。”注56《昭明文选》“乐湑衎其方域，列仙集其土地”句六臣注：“夫土地险固以致强，丰沃以致盛，而天下之美皆归焉。”据笔者陋见，“山川”一词始见于《尚书·舜典》、《诗经·小雅》；“风俗”一词始见于《荀子·强国》、《史记·乐书》、《汉书·平帝纪》元始四年下；“物产”一词始见于《文选》左思《吴都赋》、《北史·新罗传》等。地志实际记载方域、山川、物产的，早见于《尚书·禹贡》、《周礼·职方》；“风俗”一项则已见于《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既然说“其书今不可见”，作者怎么知道它记载了“方域、山川、风俗、物产”四种内容？逻辑不通，颇不可解。

［3］ 《尚书·禹贡》、《周礼·职方》是该篇小序推崇“古之地志”的遗存。《禹贡》记载的门类有九州、导山、导水、五服制，各州记载了山、水、土壤、田、赋、物产、贡道。《周礼·职方》记载的门类有州、山、薮、川、寖、经济作物、性别比、农牧产品。若按照这位小序作者的观点，《尚书·禹贡》、《周礼·职方》大致反映了“古之地志”的门类，则尚缺“风俗”一项，可见其内在逻辑小有失察。

《元和郡县志》颇涉古迹，盖用《山海经》例［4］。《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5］，又偶及艺文［6］，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7］。

［诠注］

［4］ 《元和郡县志》门类中，没有“古迹”类，但具体行文中提到了不少古迹。六朝地志当中也有古迹的内容。《山海经》有古迹吗？笔者读《山海经》未见，即使有个别的，也是上古传说之类，与后代理解的古迹不一样。这句话说《元和郡县志》记载古迹的做法承袭了《山海经》，令人费解。究其实，《元和郡县志》之前的地理志书也多有记载古迹的，《元和郡县志》体例多沿用《汉书·地理志》、南北朝地志。为了说明问题，列表如下：

表1唐初以前地志记载古迹举例

续前表

［5］ 人物被写入地志，始于五代之前。例如，隋代《宣州图经》曰：“宛陵管氏女，名瑶，年十七，与母同寝。母为虎所负去，瑶哀叫随之，因咬虎耳，堕，方舍其母。瑶即负母归家，气绝。武帝表其门，以旌孝行。”注57唐朝《莫州图经》记载：“郝姑祠在莫州莫县西北四十五里。俗传云，郝姑字女君，本太原人，后居此邑。魏青龙年中，与邻女十人，于沤洟洩水边挑蔬。忽有三青衣童子至女君前云：‘东海公娶女君为妇。’言讫，敷茵褥于水上，行坐往来，有若陆地。其青衣童子便在侍侧，沿流而下。邻女走告之，家人往看，莫能得也。女君遥语云：‘幸得为水仙，愿勿忧怖。’仍言每至四月，送刀鱼为信。自古至今，每年四月内多有刀鱼上来。乡人每到四月祈祷，州县长吏若谒此祠，先拜然后得入。于祠前忽生青石一所，纵横可三尺余，高二尺余，有旧题云：‘此是姑夫上马石。’至今存焉。”注58巴黎庋藏敦煌文书《(沙州)都督府图经》(伯希和敦煌文书第2005号和第2695号)的类目，有名人、忠臣孝子、节妇烈女三项，也是人物入地志之明证。小序作者说“《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容易让后人产生人物入志始于乐史《太平寰宇记》的误解。

人物一项系统地写入地志，则自乐史《太平寰宇记》始。《四库全书总目》之《太平寰宇记》提要：“于列朝人物一一并登，至于题咏古迹若张祜金山诗之类，亦皆并录。后来方志必列人物、艺文者，其体皆本于史。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至是而大变。”例如《太平寰宇记》卷25雍州，记载的人物有：苏武、史丹、陈遵、宋引、第五伦、杜预、刘文静、杜如晦、颜师古、姚思廉、苏世长、苏良嗣、乐彦祎、韦安石、韦陟、韦斌、安金藏、韦见素、苏瓌、苏颋、韩休、第五琦、崔沔、崔佑甫、杜黄裳、牛僧孺、韦处厚。它州仿此，例繁不备举。

［6］ “艺文”是指收录能够系地的诗、文，记载该类事项者如《太平寰宇记》卷25雍州长安县：“潘岳《关中记》云：长安地皆黑壤，赤城今赤如火、坚如石，父老所传云：凿龙首山土以为城。”又如卷96越州剡县：“天姥山在县南八十里，《名山志》曰山上有枫千余丈，萧萧然；后《吴录》云：剡县有天姥山，传云登者闻天姥歌谣之响。谢灵运诗云‘暝投剡山中，明登天姥岑；高高入云霓，还期何可寻’，即此也。”再如卷105池州青阳县：“九华山在县(西南)二十里，旧名九子山，李白以有九峰如莲花削成，改为九华山，因有诗云：‘天河溢绿水，秀出九芙蓉。’今山有李白书堂，基址存。”

［7］ “州县志书”，是指地方志。“滥觞”，指事物之开始。意思是说，从《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之后，类目逐渐完备，州县志书因以日益发展和完善。这里容易引发一个误解，就是州县志书之祖好像是《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其实，地方志脱胎于六朝地志、隋唐“图经”，与地理总志既有区别，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最早的地方志是哪部？有学者认为是《越绝书》，而有的认为是《华阳国志》，均非《元和郡县志》或《太平寰宇记》。张舜徽先生认为最早的方志是三国吴顾启期的《娄地记》注59，可备一说。

元、明以后，体例相沿［8］，列传侔乎家牒，艺文溢于总集，末大于本［9］，而舆图反若附录［10］。其间假借夸饰以侈风土者，抑又甚焉［11］。

［诠注］

［8］ 就《元和志》、《寰宇记》等地理总志而言，体例一直延续至清。地理总志著录的门类，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据笔者考察，隋唐“图经”佚文的类目，由前述《(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来看，包括了渠、壕堑水、驿、堰、故堤、殿、盐池水、泊、州学、县学、医学、社稷坛、杂神、异怪、庙、冢、堂、土河古城、祥瑞、歌谣20类，以及本地所无但应设的门类：监牧、羁縻州、江河淮济、海、沟陂、宫、郡县城、关铲津济、岳渎、铁、碑碣、名人、忠臣孝子、节妇烈女、营垒、陵墓、台榭、御亭、矿窟、帝王游幸、名臣将所至、屯田，合计共42项。很可能，唐时官方曾统一颁发过修纂体例，故从现存的全部佚文看，“图经”包含的类目有政区沿革、治所、境界、里距(含水路)、户口、古迹、古国、废墟、宫、城、山、岭、丘、冈、谷、石室、关、水、溪、池、津、潭、沟、洲、泽、淀、湖、海、濑、滩、湾、陂、井、泉、寺、园、苑、亭、台、门、物产、交通、人物、烈女、封爵、传说、民族、陵、墓、冢、祠、庙、属县，共50余项。何况，佚文并不完整。

比照明、清，《大明一统志》有建置沿革、郡名、形胜、风俗、山川、土产、藩封、公署、学校、书院、宫室、关梁、寺观、祠庙、陵墓、古迹、名宦、流寓、人物、列女、仙释21类，而最为完善的清朝《嘉庆重修一统志》于“府厅州”政区所包括的地理要素，即有25门类：疆域、分野、建置沿革、形势、风俗、城池、学校、户口、田赋、税课、职官、山川、古迹、关隘、津梁、堤堰、陵墓、祠庙、寺观、名宦、人物、流寓、列女、仙释、土产。从隋唐“图经”内许多类目已经具备这一点可以看出，“图经”为以后总志与方志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注60

［9］ “侔”，等同的意思。“家牒”指家族世系的谱牒。“总集”，《四库全书总目》卷86集部总集类：“文集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本”指树的底部，“末”指树梢。地志本来是记载某地地理状况的，结果列传、艺文占据了大量篇幅，所以被讥为“末大于本”。

［10］ “舆图”系“舆地图”的简称。这里的本意是，舆图应该是地志的主体内容，实际上反而成了附录。佚失了的汉唐“图经”文献中，“图”是指地图，“经”是对地图的文字说明，或说“经”是对地图所绘地域的文字说明。注61地图保存不易，许多地图如荆轲的督亢地图、裴秀《禹贡地域图》18篇、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之图等都失传了。现存最早带有地图的方志，已是南宋典籍了(《严州图经》)。我们今天看到的明清方志，不少附有地图，但似乎没有以地图为主的方志。

［11］ 这里指出的是方志记载的一个陋习，尤以“形胜”、“风俗”一类为甚。

王士祯称《汉中府志》载木牛流马法、《武功县志》载织锦璇玑图［12］，此文士爱博之谈，非古法也［13］。然踵事增华，势难遽返［14］。

［诠注］

［12］王士禛(1634—1711)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县(今桓台县)人，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官至刑部尚书，门生多、影响大，故其著作《池北偶谈》、《居易录》、《香祖笔记》、《蜀道驿程记》、《渔洋诗话》、《分甘余话》、《古夫于亭杂录》均被收录于《四库全书》中。卒后因避雍正帝名讳，追改为“王士祯”。查《香祖笔记》卷12，原文为：“予见康对山《武功志》前幅载织锦璇玑诗图，刘九经《郿志》前幅载武侯木牛流马图，殊有别趣，但如此佳料不易得耳。”《居易录》卷19：“康修撰对山作《武功志》，文古事核。厥后秦中士大夫撰郡邑志，率矜式之，故陕西诸志多可观。户部主事叶晟，以郿县知县入为郎遗。嘉靖中，刘御史九经字豫吾所撰《郿志》凡八卷，训词尔雅，有对山之风。《武功志》列璇玑回文诗图，《郿志》列武侯八阵图、流马法，尤可玩。”小序作者的转述过程中，存在信息失真，王士禛原意是指刘九经《郿志》注62，此小序却作《汉中府志》。即使去掉《汉中府志》的书名号，也不成立，因为无论明、清，郿县均属凤翔府，不属汉中府。《郿志》8卷修纂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今国图藏有万历原刻本。至于《汉中府志》是否记载了“木牛流马图”，则待查证。

又，《四库全书总目》“《武功县志》提要”：“王士祯称《武功志》载璇玑图，而此本无之。考海孙吕赐尝刻璇玑图，读前有题识云：‘余录先太史县志真本，悉依原编，惟苏氏诗未录，非敢轻有变置，故附数语，录本之末，述先太史之意，冀来者之鉴余志也。’然则此本乃吕赐所刊除矣。明人好改古书，乃至祖宗著作，子孙亦必变乱之。”康海注63《武功县志》，初刊于正德己卯年(1519)，万历间重刻，至清初俱已散佚，故今日所见只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重刊本，该刊本不见“织锦璇玑图”。

［13］ 这段话中，作者观点与王士禛正好相反。王士禛说这样的“佳料”是“殊有别趣”，而作者却认为“此文士爱博之谈，非古法也”，表示不认同。张舜徽先生认为，方志记载社会生活事物，足以裨益国史，有何不可！以文士爱博之谈斥之，非也。注64笔者以为，这需要先弄清四库馆臣提到的事物究竟是什么。“木牛流马”恐怕是科技史上的难题，“织锦璇玑图”是回文诗(陶宗仪《说郛》卷78有3个图)，均离地理主题甚远。

［14］指地方志收录这类材料已形成风气，一下子难以改变。“踵事增华”是指继承前人事业，使它更加完善，或指过分注重前人遗规，这个成语大概产生于南朝，《昭明文选Wingdings^B@序》：“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

今惟去泰去甚［15］，择尤雅者录之［16］。

［诠注］

［15］ “去泰去甚”为去其过甚之意，出典于《老子·无为第二十九》：“圣人去甚、去奢、去泰。”《韩非子·扬权第八》作“去甚去泰”。《文选》左思《魏都赋》：“匪朴匪斲，去泰去甚。”去泰去甚的目的，以使轻重合宜。

［16］ 尤：格外、更加。雅：正。

凡芜滥之编，皆斥而存目［17］。

［诠注］

［17］ 存目的地理类典籍，有7卷，分8类，共392部，详见下表：

表2四库存目地理类的统计

这些典籍，并非如四库馆臣所说的尽是“芜滥之编”，里面有我们很熟悉的非常有价值的书，如旧题苏轼撰《历代地理指掌图》注65，黄汴《图注水陆路程途》，郭子章《郡县释名》，曹学佺《舆地名胜志》、《蜀中名胜记》，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昌平山水记》、《山东考古录》、《京东考古录》，何景明《雍大记》，何乔远《闽书》，林谦光《台湾纪略》，印光任与张汝霖同撰《澳门纪略》，徐贞明《潞水客谈》，黄宗羲《今水经》，郑若曾《万里海防图说》，谭吉璁《延绥镇志》，不著撰人《秦边纪略》注66，张岱《西湖梦寻》，徐崧《百城烟水》，刘侗《帝京景物略》，孙承泽《天府广记》，李麟光《台湾记略》，王士性《广志绎》，巩珍《西洋番国志》，马欢《瀛涯胜览》，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罗曰褧《咸宾录》，李来章《连阳八排风土记》等。

具体典籍之价值，可以举较为生僻的《郡县释名》为例。《四库全书》不仅将其放入存目，而且评价说：“其书以郡县地名一一诠释其文义，文义可通则略为训诂，如福州则云取百顺之名、永清则云取边境永清之类，皆固陋之甚；至不可解者，则置而不言，亦何取于释名乎？”这种指责是言过其实的。

对于一些不得其解的地名，郭子章宁付阙如，在《郡县释名》中直言“义未详”。郭子章曾说，若碰到“域殊而名杂”的疑难地名,“予半释之、半置之,以俟博雅君子”。比如山西大同府广昌县“义未详”，类似的说法在全书中大约有一百多处。不妄下断语，不望文生义，也是该书的优点之一，这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态度，是值得称道的。

关于这些不知名义的地名，郭子章有时还能提供一些线索，为进一步的探索提供方便，如浙江绍兴府新昌县：“义未详。岂以新立，故云新昌，抑亦十三乡之中有新昌耶？”陕西巩昌府：“义未详……河南巩县取四山巩固为义，岂巩昌亦巩固之义耶？”河南怀庆府武陟县：“唐武德四年改修武为武陟。陟义未详。近南兖陈学士序邑志曰：‘武陟覃怀望邑，盖武王耆定大烈，自兹起’云，想当有据。”广西梧州府：“杨升庵慎曰：广南以刺桐为苍梧，因以为地名，亦意之耳。予读《路史》，苍吾，梧之苍吾，县元鼎六年开。苍吾郡地广，东至湘潭皆是。据此，则吾讹为梧，非梧桐之梧也。似涉太奇，恐当再考。”这些都是半释之、半置之的典型事例。

郭子章在《郡县释名》中下不了结论时，往往将诸说罗列，让读者自己去判断。例如湖广黄州府黄梅县：“《一统志》云邑西有黄梅山，多梅，隋以此山名县。乃总志、郡志又云：李愬赴淮，驻兵蕲东，师还，以梅实黄，故名。未知孰是”。该府麻城县：“后赵石勒将麻秋，或因麻姑而名。”又如四川成都府安县：“治北有龙安山，隋开皇间蜀王秀立亭馆于此避暑，安县之名起于龙安，或曰取安抚西羌之义也。”还如陕西临洮府金县：“应劭曰：初筑城得金，故名；薛瓒曰：金者取其坚固，故墨子有金城汤池之言。按通志：金城县土城在安塞县城南一百三十里，形如金字，故曰金城，是又一义也。或曰金以国号名州也。”这里，郭子章一下子列出了关于金县得名的四种说法，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郡县释名》一书即使在郭子章着笔“义未详”的情况下，仍能提供考察的线索，罗列前人诸说，价值是不小的；四库馆臣讥之“置而不言”、“固陋之甚”是片面的、夸大其词的，因而也是不公允的。郭子章宦辙半天下，以数十年之功著成了26卷《郡县释名》，不仅全面地诠释了他生前1411个政区地名，涉及了自然地理、人文地理20多个方面的内容，而且对区域地名特征、因水为名、地形地名、物产地名、美愿地名、人物地名、避讳地名、国号地名、地名通名、异地同名等传统地名学内容均有独到的见解，某些方面的创见已上升到地名学理论的高度，因而我们可以说：郭子章是明代杰出的地名学家，他撰的《郡县释名》是继承《汉书·地理志》以来地名渊源解释衣钵的传统地名学集大成之作。

地理类其他存目典籍，也多有学术价值，可列表说明如下：

表3《四库全书》地理类存目书籍举隅

续前表

续前表

续前表

其编类，首宫殿疏，尊宸居也［18］；次总志，大一统也［19］；次都会郡县，辨方域也［20］；次河防、次边防，崇实用也［21］；次山川、次古迹、次杂记、次游记，备考核也［22］；次外纪，广见闻也［23］。［24］

［诠注］

［18］ 《宫殿疏》，原为书名《汉宫殿疏》(《太平御览》引)，这里借用为宫殿疏这一类的典籍。《宸居》，帝王居处，《文选》班固《典引》：“高光二圣，宸居其域。”颜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诗序》：“皇上以叡文承历，景属宸居。”李善注：“蔡邕曰：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一类收录书籍有《三辅黄图》、《禁扁》两部。

［19］ 总志系全国性地理志，记述范围包括了该朝代或政权的全部疆域。这一类收录书籍有《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方舆胜览》、《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七部。其中，清朝尝初修、续修、重修《大清一统志》，《四库全书》所收为乾隆二十八年(1763)至四十八年续修者。七部均为现存之书，不含辑本(全国性地理总志之已佚而有辑本者，计有：《舆地志》、《隋诸州图经集》、《括地志》、《大元大一统志》等)。所阙甚多，如下：

不见《舆地纪胜》。此书清初尚有流传，钱曾见过宋本(钱曾《读书敏求记》卷2之下)；但钱大昕求之四十年而未得，仅向钱塘何梦华家借阅过影宋钞本，缺32卷。注67四库馆臣没见到《舆地纪胜》，于《舆地碑记目》之提要云：“宋王象之撰。象之金华人，尝知江宁县，所作有《舆地纪胜》二百卷，今未见传本，此即其中之四卷也。”今人所见惧盈斋刻本之祖本，即何氏影宋钞本，刊刻过程中钱大昕、阮元的贡献巨大。注68

不见《寰宇通志》。该书为明朝代宗所修，119卷，景泰七年刻成，英宗复辟即遭毁版，清人能见原刻本，却连存目都不入。1947年收入《玄览堂丛书》续集，今人始得一见。

不见《读史方舆纪要》。顾祖禹原稿本今存上海图书馆。顾祖禹卒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该书成于康熙中期之前，虽迟至嘉庆十六年(1811)方有龙万育敷文阁刻本，但康、乾时代抄本很多注69，前9卷《历代州域形势》亦较为流行注70，理应纳入四库馆臣的视野。

［20］ 这些基本上是以首都、古都、地方高层政区和个别县为单位编纂的地方志，收录了《吴郡图经续记》、《乾道临安志》、《剡录》、《至元嘉禾志》、王鏊《姑苏志》、《钦定皇舆西域图志》、《雍正畿辅通志》、《历代帝王宅京记》等47部，其中北宋1部，南宋11部，元6部，明7部，清22部。我们都知道，宋、元方志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是《四库全书》收录的并不全，可列表说明如下：

表4关于宋元方志

续前表

续前表

现存宋代方志30部，《四库全书》仅收录15部；现存元代方志12部，《四库全书》仅收录4部。可见，《四库全书》失收宋元方志一半以上。这个数字是相当惊人的。

又，张舜徽先生主张将总志与都会郡县合并为方志类，与地理类并列，认为前贤未能将方志单独列出是缺陷，说明前人不重视方志。愚以为，此言不甚确切。首先，总志是全国性地理志书，方志是地方志；方志之所以称为方志，就是相对于总志而言的，总志与方志是地理志书的两个系统，越到后来分野越清楚，那种将《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也称作方志的说法注71，是不妥当的。其次，无论总志与方志，都属地理志书，岂有儿子脱离母胎而要与父母并列之理？近代目录的做法，将四部扩充为经、史、子、籍、丛、志，乃现势使然。

［21］ “河防”为“河渠”之误，否则与本小类末尾“右地理类河渠之属”之言不对应，存目也作“河渠”；该类收录《水经注》至《水道提纲》的典籍，共23部。“边防”收录了《筹海图编》、《郑开阳杂著》两部。

［22］ 山川小类收录典籍7部，古迹小类收录典籍14部，杂记小类收录典籍28部，游记小类收录典籍3部。

［23］ 外纪小类收录典籍16部。

［24］ 史部地理类典籍，它总共分了10小类。

若夫《山海经》［25］、《十洲记》［26］之属，体杂小说，则各从其本类，兹不录焉［27］。［28］

［诠注］

［25］ 《山海经》，《汉书·艺文志》入形法类，《隋书·经籍志》入史部地理类，《郡斋读书志》入地理类，《直斋书录解题》亦入地理类，《四库全书总目》入子部小说家类。

［26］ 《十洲记》系《海内十洲记》的简称，旧题汉东方朔撰，实为六朝人所假托，故《汉书·艺文志》无。《隋书·经籍志》入史部地理类，《郡斋读书志》入传记类，《直斋书录解题》列入小说家类，《四库全书总目》入子部小说家类。

［27］ “本类”，指小说家类(子部)。《四库全书总目》凡例：“……《山海经》、《十洲记》，旧入地理类；《汉武帝内传》、《飞燕外传》，旧入传记类；今以其或涉荒诞，或涉鄙猥，均改隶小说”。《山海经》提要：“诸家并以为地理书之冠，亦为未允，核实定名，实则小说之最古者尔”。《海内十洲记》提要：“诸家著录或入地理，循名责实，未见其然，今与《山海经》同退置小说家焉。”《四库全书总目》将这些典籍列入子部小说家类，自然就不属于史部地理类了。但是，我们今天来看它的分类，仍有可商榷处，《山海经》毕竟有地理成分，划入地理类亦无不可。

［28］ 关于《四库全书总目》的研究，论著宏富，参见甘肃、天津两家省级图书馆合编的《四库全书研究论文篇目索引》(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关于某一类典籍提要的阐发或纠谬，成果也多。对于小序(或称序文)的研究，最值得称道的是张舜徽著《四库提要讲疏》，其次是张子开《〈四库全书总目〉小序述评》(载《渝州大学学报》，1997(2))、钟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序案散论——兼及古代目录中的学术问题》(载《广州大学学报》，1994(2))，其他还有刘海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小学类小序注析》(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5))、张进德《〈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序文发微》(载《晋阳学刊》，2012(1))等。关于史部目录的研究，则有林璜《论〈四库全书总目〉解题的体例：考证与评论——以史部编年类解题为例》(载《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8(1))、史丽君《浅析〈四库全书总目〉的考据——以史部提要为中心》(载《图书与情报》，2005(2))等；但对于史部地理类小序的研究，仅有张舜徽上述著作涉及。

又，这篇小序的实际作者是谁？待考。笔者查阅翁方纲、姚鼐、邵晋涵等四库提要初稿注72，未见；又查了余嘉锡、胡玉缙、张舜徽、崔富章、李裕民、杨武泉、司马朝军的一系列著作注73，一无所获。注74

另外，李元度《与郭筠仙中丞论通志体例书》注75有云：“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物产而已，《元和县郡志》颇涉古迹，盖用《山海经》例，《太平寰宇记》始及人物、艺文，皆由舆地推广及之者也。”李元度(1821—1887)为晚清人氏，此文明显模仿了史部地理类小序。

《清史稿·地理志》安徽部分纠谬注76

段 伟

《清史稿》成于民国初年，错讹较多，学界早有定论。其《地理志》虽几易其稿注77，但舛讹亦不少。谭其骧先生曾撰有《〈清史稿·地理志〉校正》，订直隶、奉天部分。注78佟佳江在其《清史稿订误》中，对《地理志》部分做了大量考订，但仍有部分讹误没有被发现，特别是安徽部分仅13条，遗漏较多。注79台湾“国史馆”《清史稿校注》，对其地理志部分也有大量校注注80，惜很多讹误仍未校出。近来华林甫就直隶部分做《清直隶省地理沿革考辨释例》注81，指出《清史稿·地理志》直隶部分很多错讹之处。胡恒有专文指出《清史稿·地理志》关于巡检司项的错讹。注82另有学者指出《清史稿·地理志》的零星错误。注83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清史稿·地理志》安徽部分尚未引人注意的地方以五个方面为主题再加以订正，以求教于方家。佟佳江、胡恒和《清史稿校注》已经订正的地方本文不再涉及。其他讹误暂不在本文考察范围，祈请谅解。

一、政区沿革讹误

《清史稿·地理志》安徽部分注84政区沿革讹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区置废年份讹误，二是佐贰官驻地讹误。

政区置废年份讹误：

1.原文“清顺治二年，改江南省，置凤阳巡抚及安庐池太巡抚，兼理操江军务，并统于淮阳总督。六年，俱罢”。案淮阳总督应为淮扬总督，佟佳江对此有考证，并由上述原文认为顺治六年(1649)裁淮扬总督注85，并不确切。近年，姜涛对此有新的研究，认为淮扬总督即漕运总督，《清实录》中担任该职者，或称“淮扬总督”，或称“漕运总督”，无论是称“漕运总督”或是称“淮扬总督”，都是以偏概全，其全称应是“总督淮扬等处地方提督漕运海防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注86实际上，因此官职自顺治六年至十六年兼凤阳巡抚事，官职全称有一些变化，之后官职全称复旧。另顺治四年设有江南江西河南总督，六年改为江南江西总督，此官职逐渐主职漕运，故淮扬总督作为简称很少出现在清代文献中，漕运总督成为通行的简称。笔者对此有《清初淮扬总督名实考》一文注87，此处不再详述。因淮扬总督是“总督淮扬等处地方提督漕运海防军务兼理粮饷”一职的简称，此职甚至到清末仍存在，故不存在顺治六年罢淮扬总督事。

2.原文“(顺治)十八年，设江南左、右布政使”。佟佳江已考顺治二年即设江南左、右布政使。注88康熙《江南通志》卷26《职官》“布政使”条：“国初，藩列左右，并驻省城。顺治十八年，以吴省钱粮，分驻左右。右移苏州，管江宁、苏、松、常、镇五府。”《清朝文献通考》卷275《舆地七·江苏省》：“(顺治)十八年移右布政使司驻苏州府，辖江、苏、松、常、镇五府，其左布政使司仍寄治江宁，辖安、徽、宁、池、太、庐、凤、淮、扬九府，徐、滁、和、广德四州。”此处《清史稿》本意应是指分驻江南左右布政使司，原文可改为“(顺治)十八年，分驻江南左、右布政使司”。

3.原文“康熙元年，始分建安徽为省治，复置巡抚，驻安庆”。“始分建安徽为省治”语句有问题，可分两层解读。其一，“省治”是指省的治所即首府，必然是某府，而不应是“安徽”。其二，如果理解“始分建安徽为省”，即认为康熙元年安徽建省。关于安徽何时建省的问题近年来讨论颇多，多数学者认为是康熙六年(1667)建省。而实际上安徽、江苏作为两省是逐渐形成的，笔者有详文探讨注89，此处不缀。原文删去“始分建安徽为省治”即可。

4.原文“雍正元年，以两江总督统治安徽、江苏、江西三省”。两江总督是江南江西总督的简称，江南江西总督置于顺治六年(1649)注90，两江总督作为简称在康熙时就已出现注91。据《江南通志》：“雍正元年三月，吏部复议，两江总督统理江苏、安徽、江西三处巡抚事务，地阔兵多，与川陕总督俱实授兵部尚书职衔，著为例。”注92则雍正元年实际是授两江总督兵部尚书衔，非指此年才统治安徽、江苏、江西三省。故原文可删，也可改为“雍正元年，授两江总督兵部尚书衔统治安徽、江苏、江西三省”。

5.原文“(庐州府)顺治初，因明制，改二州、六县，属江南左布政使司”。《清朝文献通考》卷275《舆地七·江苏省》：“(顺治)十八年移右布政使司驻苏州府，辖江、苏、松、常、镇五府，其左布政使司仍寄治江宁，辖安、徽、宁、池、太、庐、凤、淮、扬九府，徐、滁、和、广德四州。”则顺治十八年，江南左、右布政使司才分辖。故应改为“顺治初，因明制，改二州、六县，属江南布政使司”。其他类此处不再订正。

6.原文“(凤阳县)国初废临淮县，省入”。《清高宗实录》载：“吏部等部议覆前任两江总督鄂容安等疏称，凤阳府向未建城，于体制未协，应请添筑，于凤阳县城内外旧存废砖、拆运建造。又临淮县频遭水患，城署冲坍，请归并凤阳县辖。其临淮县知县、县丞、教谕、训导、典史五缺应裁。添设巡检一员，驻临淮旧城，专司递解拨护及稽查地方。……从之。”注93乾隆十九年(1754)省临淮县入凤阳县，已是清代中期，则“国初”不妥，应直书时间。

佐贰官驻地讹误：

1.凤阳府怀远县：原文“上窑龙元集有主簿一”。光绪《凤阳府志》：“(怀远)主簿署旧在大堂左粮马厅县丞署，县丞裁，主簿居之。后移驻龙亢。”注94光绪《安徽舆图表说》卷7《凤阳府》怀远县：“主簿一员，驻龙亢镇。”则“龙元”应为“龙亢”之误。怀远县另有上窑镇。《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36《凤阳府二》：“上窑镇在怀远县南五十里。”光绪《江南安徽全图》注95怀远图龙亢镇在怀远县西北，上窑镇在县南。《清史稿》在此标点有误，在上窑和龙元集之间应该有断句。

2.凤阳府寿州：原文“正阳关、瓦捣汛有汛，凤阳通判驻”。从文意来看，凤阳通判应驻瓦捣汛或驻寿州城。但光绪《凤阳府志》载：“通判一人，正六品，驻寿州正阳镇。”注96《宣统三年冬季职官录》“安徽省凤阳府”条载：“驻正阳镇通判。”注97则凤阳通判应驻正阳镇。

3.凤阳府宿州：原文“南平集，凤颍捕盗同知一，州判一”。光绪《凤阳府志》：“(宿州)州判署旧有二，一在大堂东南，一在堂后西北。乾隆二十三年裁留一员，移临涣集。”注98《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26《凤阳府二》：“临涣镇在宿州西南，本朝乾隆十九年设州判驻此。”《安徽舆图表说》卷7《凤阳府》宿州：“州判一员驻临涣。”《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26《凤阳府二》：“南平集在宿州。本朝嘉庆八年添设抚民同知并设照磨驻此。十三年改为凤颍捕盗同知，照磨裁。”光绪《凤阳府志》：“凤颍捕盗同知署在州西睢溪口。同治四年知州张云吉禀请移驻。”注99光绪《宿州志》：“分防千总署在南平集，分防千总署在百善集。把总署一在睢溪口，一在夹沟集。”注100可见，南平集在清末仅有分防千总一员，凤颍捕盗同知已经移驻睢溪口，而州判本就驻临涣集。

4.凤阳府灵壁县：原文“双兴镇州同一”。《安徽舆图表说》卷7《凤阳府》灵壁县无载，也无双兴镇。《皖政辑要》也无载。注101乾隆《灵璧志略》：“双沟集，城北百二十里黄河滨，与铜山连界，亦名双兴，管河主簿驻扎于此。”注102《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26《凤阳府二》：“双兴集一名双沟集，在灵壁县北一百二十里黄河南岸，与徐州府接界，有管河主簿驻此。”又《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63《吏部》：“(道光)二十九年，江南裁汰丹阳县县丞、灵壁县主簿、铜山县吕梁巡检各缺。”疑《清史稿》误“主簿”为“州同”，但清后期主簿已裁，故“州同一”应删，也不需添加“主簿一”。

5.颍州府阜阳县：原文“王家集，通判一，县丞一”。《宣统三年冬季职官录》：“驻王家集粮捕通判文元。”注103《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28《颍州府一》：“方家集在阜阳县西南一百二十里汝河北岸，接河南息县界，县丞驻此。”道光《阜阳县志》：“县丞署在县南一百二十里方家集。”注104《安徽舆图表说》卷8《颍州府》阜阳县载：“捕盗同知一员驻驿口桥。粮捕通判一员驻叶家集。”《清宣宗实录》载道光三年：“移安徽颍州府驿口桥捕盗同知驻艾亭集，作为抚民总捕同知。”注105但道光九年(1829)纂修的《阜阳县志》载：“分防府驻驿虎桥。嘉庆八年奉请以池州府同知改为颍州府捕盗同知驻今地，请修建衙署”注106，并未提到移驻艾亭集事。疑捕盗同知改驻艾亭集并未施行或改驻后未改名，故道光《阜阳县志》、《安徽舆图表说》皆载其驻驿口桥，而《宣统三年冬季职官录》虽未言驻地，但著录其官职为捕盗同知。注107结合以上史料，故应改为“驿口桥(亦名驿虎桥)，同知一；方家集，县丞一”。另需在“霍邱县”条下补“粮捕通判驻叶家集”。

二、治所方位里距

1.安庆府桐城县：原文“府东北百二十里”。《安徽舆图表说》卷1《安庆府》桐城县：“南少东至府一百二十里”。宣统二年《安徽省全图》注108桐城在安庆北少西。《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13《舆地考九·安徽省》：“桐城县在府东北一百二十里”，但又载怀宁县经纬度为“北纬三十度三十七分，东经三十四分”，桐城县经纬度为“北纬三十一度八分，东经三十分”。则桐城县在怀宁县北少西。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也为府北少西。故应改为“府北少西百二十里”。

2.安庆府太湖县：原文“府西北二百二十里”。《清国史·地理志》卷34《安徽一》太湖也为“府西北二百二十里”。但《安徽舆图表说》卷1《安庆府》太湖：“东少北至府一百八十里”。《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13《舆地考九·安徽省》虽然载“太湖县在府西北二百二十里”，但根据其所载太湖县的经纬度为“北纬三十度三十一分，西经七分”，太湖应该在怀宁县西少南。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也为府西少南。原文应改为“府西少南一百八十里”。

3.安庆府宿松县：原文“府西南百六十里”。《清国史·地理志》卷34《安徽一》宿松：“府西南二百六十里”。《宣统三年冬季职官录》“安徽省宿松县”条：“府西南二百六十里”注109。 《安徽舆图表说》卷1《安庆府》宿松：“东北至府二百六十里”。故应改为“府西南二百六十里”。

4.庐州府巢县：原文“府东北百八十里”。《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22《庐州府一》：“巢县(在府城东一百八十里)。”《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13《舆地考九》：“巢县在府东南一百八十里。北纬三十一度四十二分，东经一度十九分”，而 “合肥，附郭。北纬三十一度五十六分，东经四十七分”。故原文应改为“府东南一百八十里”。

5.颍州府亳州：原文“府北百八十里”。《宣统三年冬季职官录》“安徽省亳州”条载：“府北一百八十里。”注110《安徽舆图表说》卷8《颍州府》亳州：“南至府一百八十里。”但乾隆《颍州府志》：“(亳州)南到府城二百四十里。”注111光绪《亳州志》卷1《疆域》：“至颍州府城二百四十里”。民国《阜阳县志续编》：“自县城至亳县治二百四十里。”注112案《江南安徽全图》，亳州距离阜阳比蒙城等县距离阜阳都远，故二百四十里较确。

6.颍州府涡阳县：原文“府东北二百七十里”。《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13《舆地考九》也载：“在府东北二百七十里”。但民国《阜阳县志续编》载：“自县城至涡阳县治一百八十里。”注113由清末以来的各种地图可知，涡阳县、蒙城县距离阜阳县相当，而亳州距离阜阳县较远。故涡阳县在府东北一百八十里较确。

7.宁国府：原文“西北距省治四百三十里”。《安徽舆图表说》卷3《宁国府》宣城：“西南至省四百三十里。”据《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13《舆地考九》，怀宁县经纬度为“北纬三十九度五十七分，东经二度四分”，宣城县经纬度为“北纬三十一度二分，东经二度十六分”，宁国府实际在省治东北。故应改为“西南距省治四百三十里”。

8.宁国府宁国县：原文“府东北九十里”。《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15《宁国府一》：“宁国县在府城东南九十里。”《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13《舆地考九》载宣城县经纬度“北纬三十一度二分，东经二度十六分”，宁国县经纬度“在府东南九十里，北纬三十度四十四分，东经二度三十分”。故应改为“府东南九十里”。

9.宁国府泾县：原文“府南百里”。《安徽舆图表说》卷3《宁国府》泾县：“东北至府一百里。”《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13《舆地考九》：“府南一百里。北纬三十度四十八分，东经一度五十七分。”据其所载宣城经纬度，泾县应在府西南。故应改为“府西南百里”。

10.太平府：原文“西南距省治一百九十里”。《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13《舆地考九》：“太平府在省治东北四百九十里。”《安徽舆图表说》卷5《太平府》当涂：“西南至省四百九十里。”民国《当涂县志》：“西南至省城怀宁陆三百六十里，水三百六十里。”注114疑《清史稿》误四百九十里为一百九十里。

11.滁州直隶州：原文“西南距省治五百五十里”。《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30《滁州直隶州》：“滁州直隶州在安徽省治东北六百五十里。”光绪《滁州志》：“由州治……达安庆六百五十里。”注115《安徽舆图表说》卷9《滁州直隶州》：“省东北六百五十里。”故应改为“西南距省治六百五十里”。

12.六安直隶州：原文“东南距省治四百四十里”。《安徽舆图表说》卷10《六安州》：“东南至省城三百六十里。”同治《六安州志》卷1《舆地志二》：“南至安庆省城三百六十里。”注116故应改为“东南距省治三百六十里”。

13.泗州直隶州：原文“东北距省治七百六十里”。《清史稿·地理志》一般以本府、州、县为基点叙述方向。安庆府在泗州西南。《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13《舆地考》：“泗州徙治废虹县，在省治东北八百四十里。”《安徽舆图表说》卷10《泗州》：“西南至省八百八十里。”故应改为“西南距省治八百四十里”。

三、山名方位讹误

1.安庆府潜山县：原文“北：潜山，一曰皖山，又名天柱”。《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09《安庆府一》：“皖山在潜山县西北。”《江南安徽全图》潜山图，皖山与天柱峰相连，皆在县西北。故潜山应在潜山县西北。

2.安庆府太湖县：原文“南：新寨，香茗”。《〈清史稿〉校注》指出应为“新寨山，香茗山”注117。原文未加“山”字，与《清史稿》体例有关，主要错误在于弄错了新寨山的方位。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09《安庆府一》：“新寨山在太湖县西十里。”《地理志》卷34《安徽一》太湖：“新寨山在县西十里，壁立险阻。”注118《清国史·地理志》卷34《安徽一》太湖：“新寨山在县西十里，壁立险阻，元末尝立寨其上。”故原文应改为“西：新寨山。南：香茗山”。

3.安庆府宿松县：原文“东北：严恭、烽火”。《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09《安庆府一》：“严恭山在宿松县北。”《江南安徽全图》宿松图，严恭山在县北。民国《宿松县志》卷2《地理志·山川》：“严恭山，县北三十里，为县治祖山。”注119 故应改为“北：严恭山，东北：烽火山”。

4.安庆府望江县：原文“西：麒麟山”。乾隆《望江县志》载：“麒麟山，邑西北二十里。”注120《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09《安庆府一》：“麒麟山在望江县西北二十里。”《江南安徽全图》望江图，麒麟山也在西北。故应改为“西北：麒麟山”。

5.凤阳府凤阳县：原文“北：凤凰山，府以此名”。光绪《凤阳府志》卷9《山考》：“凤皇山，在府北县东，府治之主山也。”注121凤阳是府县同城，在凤阳县境内描述山方位，则应以县治为参照，故应从《凤阳府志》为府北县东或县东。

6.凤阳府凤阳县：原文“东北：乌云山，出钟乳”。《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25《凤阳府一》：“乌云山在凤阳县东南七十里，与定远县接界，一名乌雾山，以山多蒙雾故名。”光绪《凤阳府志》卷9《山考》：“乌云山在故临淮县东南六十里，亦名乌雾山……与定远接境。”注122则乌云山应在凤阳县东南。

7.凤阳府灵壁县：原文“西：凤凰山”。《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25《凤阳府一》：“凤凰山……又灵壁县西北五里亦有凤凰山，旁有洞曰老君洞。”《安徽舆图表说》卷7《凤阳府》灵壁县：“凤皇山、龙车山、三注山，以上诸山在城北。”据今当地人记载：“凤凰山，位于县城西北郊，走向北北东，长4公里，面积3平方公里。”注123故应改为“西北：凤凰山”。

8.颍州府阜阳县：原文“西：七旗岭、金牛岭”。《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28《颍州府一》：“七旗岭在阜阳县南七十五里，北临谷河。……金黄岭在阜阳县南一百二十里淮水北岸，与河南光州固始县朱皋镇，相近又呼金牛岭。”乾隆《颍州府志》卷1《山水》：“七旗岭，郡城南七十五里……金牛岭，郡城南一百二十里淮水北岸。”注124道光《阜阳县志》卷2《山水》：“七旗岭，县南七十里……金牛岭，县南一百二十里淮水北岸。”注125故应改为“南：七旗岭、金牛岭”。

9.颍州府涡阳县：原文“北：石弓山”。《涡阳县志》：“县北六十里曰齐山……齐山东南十二里曰嵇山，县北迤东六十三里。……嵇山之南五里曰石弓山，县北迤东六十里，三峰弯曲如弓，石质坚莹，一曰石公山，黄石公盖尝隐焉，上有祠，温泉出其右入苞。石弓山南三十五里曰龙山，县东北二十五里。”注126《江南安徽全图》涡阳图石弓山也在东北。故应改为“东北：石弓山”。

10.徽州府休宁县：原文“西北：率山”。《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12《徽州府一》：“率山在婺源县西北，接江西浮梁县界，一名大鄣山，又名张公山，脉由五岭而北，重冈复岭，周百余里，高千四百余仞，东北界休宁，西北界祁门，西界江西之浮梁。”《江南安徽全图》休宁图率山也在西南。故应改为“西南：率山”。

11.宁国府宁国县：原文“南：巃丛山”。《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15《宁国府一》：“笼丛山在宁国县西南一百三十里，其南属绩溪县界，峻壁崇关，宣歙扼塞处也。”民国《宁国县志》载：“笼丛山县西南百五十里。”注127故应为“西南：巃丛山”。

12.宁国府太平县：原文“西：龙门”。《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15《宁国府一》：“龙门山在太平县西北四十里，高五百仞，周三十里，岩壁峭拔。”嘉庆《太平县志》：“龙门山在龙门岭西北，县西北四十里。”注128《江南安徽全图》太平图龙门山也在西北。故应改为“西北：龙门山”。

13.池州府贵池县：原文“西：乌石”。乾隆《池州府志》：“乌石山在城西南七十里。”注129《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18《池州府一》：“乌石山在贵池县西南七十里。”《江南安徽全图》贵池图乌石山也在西南。故应改为“西南：乌石山”。

14.池州府东流县：原文“南：马当山”。《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18《池州府一》：“马当山在东流县西南七十里，横枕大江，为至险要区。安庆之宿松，彭蠡之九江，皆以此为界，详见江西彭泽县。”嘉庆《东流县志》：“马当山，《大清一统志》马当山在东流县西南七十里，横枕大江，为古今至险。安庆之宿松，彭蠡之九江，皆以此为界。按今县境与彭泽接壤处距马当山麓尚五里，故旧县志不载。”注130马当山在彭泽县境，东流县不应载，仅从方位而言，马当山也应在东流县西南。

15.太平府芜湖县：原文“东北：赭山”。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20《太平府一》：“赭山在芜湖县西北五里，周九里。又西北有小赭山。”民国《芜湖县志》：“赭山，在县西北四里，高三十丈，周九里。”注131故应改为“西北：赭山”。

16.太平府繁昌县：原文“南：磕山”。《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20《太平府一》：“磕山在繁昌县西北二十五里。”《繁昌县志书》：“大磕山，高一百五十丈，周一十五里，在县北三十里延载乡。山上有龙池。”注132《江南安徽全图》繁昌图大小磕山在西北。故应该为“西北：磕山”。

17.广德直隶州建平县：原文“西北：凤栖山、五牙山”。《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32《广德直隶州》：“凤栖山在建平县东北三十里，世传曾有凤栖其上……伍牙山在建平县东北四十里，为金陵诸山之祖。”《江南安徽全图》建平图凤栖山、伍牙山皆在东北。光绪《广德州志》：“凤居山，《通志》作凤栖山，县东北三十里……伍牙山，县东北四十里。”注133故应改为“东北：凤栖山、伍牙山”。

18.滁州直隶州来安县：原文“东：五湖山”。《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30《滁州直隶州》：“五湖山在来安县北十里，接泗州界，下有五湖，因名。”《江南安徽全图》来安图五湖山在东北。故应改为“东北：五湖山”。

19.六安直隶州英山县：原文“南：密峰尖、三吴山”。《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33《六安直隶州》：“密峰尖山在英山县东南三十里，山峰错列，以形似名。”同治《六安州志》：“密峰尖山，县东三十里。”注134，《江南安徽全图》多云山在县北偏东，皆未载岐岭。则岐岭属湖北罗田县，英山县不应载，如果著录，则方位也应在英山县北，不应在县西。

21.泗州直隶州：原文“东：秦桥山”。《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34《泗州直隶州》：“盘龙山在州北二十里，亦名秦桥山，有石蟠伏如龙，鳞甲皆具尝，有云气凝聚。山东有双泉，同源分派，左清右浊。”《江南安徽全图》蟠龙山在州北偏东。乾隆《江南通志》卷17《舆地志七》凤阳府：“秦桥山在虹县东北二十里，有秦氏所造桥，下有泉，两派分流，左清右浊。”光绪《泗虹合志》：“秦桥山州北二十里。”注135故应改为“东北：秦桥山”。

22.泗州直隶州盱眙县：原文“南：宝积山”。《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34《泗州直隶州》：“宝积山在盱眙县西南三里，与都梁山相接。”王锡元等纂《盱眙县志稿》：“宝积山，治西南三里。”注136故应改为“西南：宝积山”。

23.泗州直隶州盱眙县：原文“北：陡山、龟山”。《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34《泗州直隶州》：“斗山在盱眙县东北五里。”王锡元等纂《盱眙县志稿》：“斗山，治东北五里……俗谓之陡山，一曰客山。”注137又载：“龟山，治东北三十里，一曰下龟山。”注138故应改为“东北：陡山、龟山”。

24.泗州直隶州天长县：原文“南：横山、冶山”。《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34《泗州直隶州》：“横山在天长县东南五十里……冶山在天长县南四十五里。”《江南安徽全图》天长图，横山在东南，冶山在南。故应改为“东南：横山，南：冶山”。

25.泗州直隶州五河县：原文“西：卧龙岗”。《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34《泗州直隶州》：“卧龙冈在五河县南七里，下有龙潭，故名。”光绪《五河县志》：“卧龙冈，在县治西南七里。相传旧有龙潜潭内，故有是名。今浍已北徙，潭亦淤平，惟冈下尚留遗迹耳。”注139故应改为“西南：卧龙冈”。

四、巡检司讹误

1.安庆府望江县：原文“有巡司。雍正中自杨湾改”。没有著录巡检司名称或驻地。乾隆《大清一统志》卷76《安庆府》“华阳镇巡司在望江县南门外，旧设杨湾口巡司，雍正四年移驻今地”。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10《安庆府二》：“华阳镇巡司(在望江县南门外，旧为杨湾口巡司，雍正八年移)”。《清世宗实录》载：“移江南望江县杨湾河巡检驻华阳镇。从原署两江总督范时绎请也。”注140《清国史·地理志》卷34《安徽一》望江：“有华阳镇巡检司”注141。宣统三年夏季《大清搢绅全书》“安徽省望江县”条载：“华阳镇巡检谭德森”。故应改为“华阳镇有巡司，雍正八年自杨湾改”。

2.徽州府歙县：原文“阮溪司、黄山、街口渡巡司三”。《清国史·地理志》：“有阮溪、街口渡二巡检司”注142。《地理志卷三十四安徽一》“歙县”条：“有阮溪、街口渡二巡检司”注143。《宣统三年冬季职官录》“安徽省歙县”条：“阮溪司巡检滕楷……街口司巡检冒树谷”注144。光绪《安徽省志》卷37《公署》：“黄山巡检署在县北阮溪，距城六十里。街口巡检署在县南一百里。”则黄山巡检司即阮溪巡检司，二者是同官异名，这一点胡恒已经指出。注145民国《歙县志》：“黄山巡检司……清初复设，因廨宇被水冲毁，乾隆十三年改驻潜口，距城三十里。街口巡检司，明初置，在县南一百里。”注146《安徽舆图表说》卷2《徽州府》歙县：“巡检二员，一驻潜口，一驻街口。”但乾隆《歙县志》：“县西北一百二十里曰黄山巡检司，东南一百里曰街口巡检司。”注147《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13《徽州府二》：“街口镇巡司在歙县南一百里……黄山巡司在歙县西北百二十里”。道光《徽州府志》：“黄山巡检司署在县西北一百二十里”注148，皆未言黄山巡司改驻潜口。另据户科题本，道光十五年(1835)仍有黄山巡司注149，则黄山巡司即使改驻潜口，但仍名黄山巡司。则清末歙县应仅有巡检司二，为黄山(或潜口)、街口。

3.六安直隶州：原文“钱家集有汛。和尚司、马头汛二。巡司一”。此处语意难解。如果和尚司与马头汛皆有汛，则应与钱家集合写为“钱家集、和尚司、马头有汛”。《安徽舆图表说》卷10《六安州》：“外委千总一弁驻钱家集汛。外委把总二弁，一存营，一驻金家寨汛。额外外委三弁，一存营，一驻马头集汛，一驻青山镇汛”，并载：“巡检二员，一驻和尚滩，一驻马头汛”。则和尚滩、马头汛有巡检司，但和尚滩并无汛。《清国史·地理志》卷39《安徽六》六安直隶州：“和尚滩巡检司驻麻埠镇，又有马头汛巡检司。”注150故应改为“钱家集有汛。巡司二：和尚滩、马头汛”。

五、驿站讹误

1.安庆府怀宁县：原文“一驿：练潭”。练潭驿，康熙时靳辅上《节省钱粮疏》：“查安属练潭一驿，见系怀宁县县丞兼理，然该县丞有催粮之责，不便久令兼摄，应请以所裁雷港驿驿丞古必达改为练潭驿驿丞，以专职守。”注151康熙《江南通志》卷22《驿传》将练潭驿归于怀宁县，但同书卷26《职官》桐城县载：“练潭驿、吕亭驿、陶冲驿，驿丞各一人。”乾隆《江南通志》卷98《驿传》也将练潭驿归怀宁县，同书卷109《职官志》怀宁县：“练潭驿驿丞一员，康熙十五年添设。”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卷2《田赋》载：“新设练潭驿，康熙十一年起原系桐城县盖厂练潭腰站，至康熙十五年内奉安抚靳于敬陈减差等事案内题定改属怀宁县练潭驿。”注152则可知练潭驿虽在桐城境，但属怀宁县管理，直到清末亦是如此。故光绪末纂修的《皖政辑要》载有怀宁县驿，另练潭驿：“在桐城县境，至县驿六十里，桐城县吕亭驿八十里。”注153民国初年《怀宁县志》卷12《兵事》：“怀宁驿，附县署东偏，县摄驿务。额马四十五匹，马夫旧四十五名，后裁为三十六名，差夫二十名”，同书载：“练潭驿，在桐城境”注154。故原文可改为“驿二：怀宁、练潭在桐城境”。当然，仅从地理的角度来看，则应将练潭驿在“桐城县”条著录。如此，则原文应改为“驿一：怀宁”，并将“桐城县”条改为“驿三：练潭、吕亭、陶冲”。

2.安庆府望江县：原文“一驿：雷港”。乾隆《望江县志》：“雷港驿，在邑东三十里……康熙十五年缺裁，遗址存。”注155《嘉庆重修一统志》、《皖政辑要》及《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656《兵部》等未载望江县有驿。故应删去。

3.庐州府舒城县：原文“驿二：三沟、梅心”。《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23《庐州府二》：“三沟驿在舒城县东十五里，道出合肥。又有梅心驿在县南，道出桐城。本朝乾隆五十五年添设登云驿。”《皖政辑要》：“舒城县三沟驿、梅心驿、登云驿”注156。《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656《兵部》：“舒城县三沟驿，马五十四匹，马夫三十四名，差夫二十四名；梅心驿，马五十四匹，马夫三十四名，差夫二十四名；登云驿，马二匹，马夫二名。”故应改为“驿三：三沟、梅心、登云”。

4.凤阳府定远县：原文“驿三：定远、张桥、永康镇”。《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656《兵部》：“定远县：定远驿，马五十五匹，马夫三十四名，差夫二十四名；池河驿，马四十一匹，马夫二十四名，差夫二十名；张桥驿，马五十五匹，马夫三十五名，差夫二十四名；永康镇驿，马三匹，马夫二名。”《清国史·地理志》：“有池河、张桥、定远三驿”注157。《皖政辑要》：“定远县定远驿、池河驿、张桥驿、永康镇驿”注158。光绪《凤阳府志》也载有定远、池河、张桥、永康镇四驿。注159则清末定远县应有“驿四：定远、池河、张桥、永康镇”。

5.凤阳府凤台县：原文“驿二：太行、丁家集”。《皖政辑要》：“凤台县丁家集驿”注160。光绪《凤阳府志》也仅载丁家集驿。注161《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45《泽州府》：“太行驿在凤台县城东南，旧有驿丞，本朝雍正七年裁。”太行驿为山西泽州府凤台县驿站，《清史稿》作者误为安徽凤台县。故应改为“驿一：丁家集”。

6.凤阳府寿州：原文“驿四：正阳关、安丰、姚皋店、瓦埠”。《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656《兵部》：“寿州：州驿，马四匹，马夫三名；正阳关驿，马三匹，马夫二名；姚皋店驿，马二匹，马夫二名；瓦埠驿，马二匹，马夫二名。”光绪《凤阳府志》：“寿州州驿……正阳关驿……姚皋店驿……瓦埠驿”注162。《皖政辑要》：“寿州州驿、正阳关驿、姚皋店驿、瓦埠驿”注163。故应改为“驿四：寿州、正阳关、姚皋店、瓦埠”。

7.凤阳府灵壁县：原文“驿一：灵壁”。《清史稿校注》作“灵璧”注164，误。《皖政辑要》：“灵壁固镇驿”注165。光绪《凤阳府志》：“灵璧县固镇驿，旧设驿丞，乾隆十九年裁归县辖。”注166《安徽舆地表说》卷7《凤阳府》灵壁县载：“固镇驿，在县西南九十里之固镇，东南至凤阳县王庄驿六十里，西北至宿州大店驿七十里。”故应改为“驿一：固镇”。

8.颍州府阜阳县：原文“驿一：桥口”。《皖政辑要》：“阜阳县县驿、六十里铺驿”注167。《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656《兵部》：“颍州府阜阳县：县驿、六十里铺驿”，也无桥口驿。查其他清代史料，也无阜阳县有桥口驿之记载。而阜阳县另有驿口桥铺，不仅捕盗同知驻此，也是驿铺。注168疑《清史稿》作者误将“驿口桥”当作“桥口驿”。故应改为：“驿二：阜阳、六十里铺”。

9.颍州府颍上县：原文“驿一：甘城”。乾隆《颍州府志》：“甘城驿……今废。”注169《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28《颍州府一》：“明时置甘城驿于此。”《皖政辑要》：“颍上县县驿”注170。故应增“驿一：蓼城”。

11.颍州府亳州：原文无驿站记载。《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656《兵部》：“亳州州驿，马二匹，马夫二名；龙王庙驿，马二匹，马夫二名。”《皖政辑要》：“亳州州驿、龙王庙驿”注171。故应增“驿二：亳州、龙王庙”。

12.宁国府宣城县：原文“一驿：宣城”。《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691《兵部》：“宣城县宣城驿，二名；青弋江驿，二名。”《皖政辑要》：“宣城县驿、青弋江驿”注172。故清末宣城应有二驿。故应改为“驿二：宣城、青弋江”。

13.宁国府宁国县：原文“一驿：宁国”。《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691《兵部》未载宁国有驿。《皖政辑要》卷95《驿传一》宁国也无驿。乾隆《江南通志》卷98《武备志·驿传》：“宁国县，原设马三匹、马夫二名，后于题明请将等事案内裁减马一匹、马夫一名，雍正六年全裁。”故应删。

14.宁国府南陵县：原文“一驿：公馆”。民国《南陵县志》：“安设县城、公馆两驿。雍正九年添设驿丞一员，乾隆二十一年裁。”注173《皖政辑要》：“南陵县县驿、公馆驿”注174。《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691《兵部》：“南陵县县驿，马十四匹，马夫九名，差夫十二名；公馆驿，马十四匹，马夫九名，差夫十二名。”故应改为“驿二：南陵、公馆”。

15.池州府贵池县：“一驿：池口”。《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691《兵部》：“池州府贵池县县驿，马十五匹，马夫十名，差夫十二名，船五只，水手十四名，水驿夫十六名；贵池驿，船五只，水手二十五名。”乾隆《江南通志》卷98《武备志·驿传》只载贵池县驿、水驿，无池口驿。光绪《贵池县志》：“马驿原设马四十八匹……现额驿马一十五匹，马夫十名……水驿原设差红船九只……现额差马船十只，水手三十九名，水夫六十名。”注175《皖政辑要》仅载：“贵池县县驿”注176。水、陆驿皆载，则应改为“驿二：贵池、水驿”。

16.池州府建德县未载驿站。《皖政辑要》：“建德县县驿”注177。《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656《兵部》：“建德县县驿，马五匹，马夫四名，差夫十名。”宣统《建德县志》：“尧城驿，棚厂在县治后，嘉庆九年知县田均晋题额尧城古驿。”注178故清末建德县有县驿，应增为“驿一：建德”。

17.太平府当涂县：“一驿：采石”。《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656《兵部》：“太平府当涂县县驿，马十四匹，马夫九名，差夫十二名；采石驿，船三只，水手十五名，水驿夫十六名。”《皖政辑要》：“当涂县县驿”注179。民国《当涂县志》：“当涂县驿……光绪末因邮政发达遂渐次裁撤。采石水驿……清末裁撤。”注180则清末有县驿、采石驿。应改为“驿二：当涂、采石”。

18.太平府芜湖县：“一驿：鲁港”。《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656《兵部》：“芜湖县县驿，马十四匹，马夫九名，差夫十二名；橹港驿，船五只，水手二十五名，水驿夫十六名。”《皖政辑要》：“芜湖县县驿”注181。民国《芜湖县志》：“芜湖县县驿……澛港水驿原设红船五只……光绪之季因邮政发达遂渐次裁撤。”注182则清末有县驿、澛港驿。应改为“驿二：芜湖、澛港”。

19.滁州直隶州全椒县：“驿二：大柳、滁阳”。州条下无驿。《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656《兵部》：“滁州直隶州滁阳驿，马四十三匹，马夫二十七名，差夫二十名；大柳驿，马四十三匹，马夫二十五名，差夫二十名；全椒县县驿，差夫八名。凡滁州直隶州属三驿。”《皖政辑要》：“滁阳驿、大柳驿……全椒县驿”注183。故滁州直隶州下应增“驿二：滁阳、大柳”，全椒县改为“驿一：全椒”。

20.和州直隶州未载驿站。《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656《兵部》：“和州直隶州州驿，差夫八名。”《皖政辑要》载有“州驿”注184。故应增“驿一：含山”。

22.六安直隶州：“驿二：六安、椿树岗”。《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656《兵部》：“六安直隶州州驿，马二匹，马夫二名；椿树冈驿，马六匹，马夫二名；钱家集驿，马三匹，马夫二名。凡六安直隶州属三驿。”《皖政辑要》：“州驿、椿树冈驿、钱家集驿”注185。故应改为“驿二：泗州、旧虹县”。

24.泗州直隶州盱眙县：“驿二：淮原、都梁”。《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34《泗州直隶州》：“淮源驿(在盱眙县西南三十里，为凤庐二府之通道。今裁)”。王锡元等纂《盱眙县志稿》卷6《军制》：“旧有都梁、淮源二驿，额设差夫八名……淮源驿在治西南三十里，往濠、寿要道，后裁撤。”注186《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656《兵部》：“盱眙县县驿，马三匹，马夫二名，差夫八名。”《皖政辑要》：“盱眙县县驿”注187。故应改为“驿一：天长”。

结 语

上文从五个方面分析了《清史稿·地理志》安徽部分中的各类错讹有77处之多，仍不全面，并且已经剔除一些前人发现的错讹。限于主题，其他若干错讹之处更未在列。从中可以看出，《清史稿·地理志》安徽部分用错漏百出来形容并不过分。另外，其书内容不完整，形式不统一，也是不足。特别是作者在著录各项事物时没有选定一个统一的断代，不少清末已经裁废的要素仍著录，笔者也就很难断定其著录事物是否错误，无法对其进行统一删改。《清史稿·地理志》迫切需要高质量的《地理志》来代替。

《清史稿·地理志》广西部分校误注188

郭 红

有关广西一地的清代地理，传世的历史文献除《大清一统志》、《清史稿》、《清国史》等书的广西部分外，还有康熙、雍正、嘉庆、光绪时所修《广西通志》及各地的方志。清代广西方志就数量及分布地域来看，是无法同其他内地省份相比拟的。时间上，广西在道光朝之前所修的方志数量有限，许多县志都是光绪朝所修。地域上，集中在东部桂林府、南宁府、柳州府、梧州府的府、州、县，西部及南部土州、土县、土司方志甚少。《嘉庆重修一统志》只反映到嘉庆朝的变化，而且其中对于广西有关的记载多沿袭乾隆《大清一统志》及雍正《广西通志》。这就使得《清史稿》、《清国史》地理志成为研究清代、尤其是清末广西地理的珍贵资料。在1993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清国史》之前，《清史稿·地理志》更为人们所重视。

《清史稿·地理志·广西》、《清国史·地理志·广西》二者相比较而言，各有所长。《清国史》其优在山，对于山的描述多且详；《清史稿》所优在水，对于各河位置及所纳支流记载翔实。虽然《清史稿》在纂修的过程中曾参考《清国史》，但其主要资料来源却不是《清国史》。《清国史》广西部分受雍正、嘉庆《广西通志》以及《嘉庆重修一统志》的影响较大，而《清史稿》对各府州县里距、山、水等方面的记载与《清国史》明显不同，许多说法不同于《广西通志》和《大清一统志》，显然另有资料来源。

一、《广西舆地全图》与《清史稿·地理志·广西》

光绪二十一年(1895)刊行的《广西舆地全图》，由巡抚张联桂审验，北洋机器总局图算学堂编制，它是广西历史上第一份省级实测地图集，有各分县(州、土州、土县、土司)细图，每图配有图表一页，列其沿革、疆域、天度、山镇、水道、乡镇、职官七项明细资料。将《清史稿》与《广西舆地全图》相比照，前者除政区等级、营汛、巡检司、驿站及光绪二十一年(1895)之后的变动未参考《广西舆地全图》，其占篇幅最多的山峰、河道及里距、经纬度都来自于《广西舆地全图》。

《广西舆地全图》对广西各地“水道”有详细描述，就笔者研究，除一些偏远的土州、土县、土司的河道描述与今地图有出入外，对大部分地区的主要河道及其支流记载都非常详细、清晰，是清末对广西河流进行描述的最高成果。《广西舆地全图》中对主要的河道及其较大、著名的支流采用通用的称呼，对许多较小的河流则用其流经地或与主流的交汇地做名称，其中许多是当时人对该河的称呼，这就使得《清史稿》中出现的许多河流名称与《大清一统志》、诸本《广西通志》、《清国史》有着较大的差异，但是更符合清末广西各地的实际情况。由于《广西舆地全图》在描述河道时，是以主流带支流的形式，如“怀远县水道”条描述融江“自贵州永从县东流入县西北境，又东经梅寨司，蔡江自东南来注之，又东北经沈口汛……大年河自南来注之……又东南至敲头塘，南江自北来注之，又东经梁口塘，腮江自北来注之，又东，孟团江自北来注之，又屈而南，与浔江会……又经标口塘，田寨江自西注之，又南至县治北，左右分流，绕至治南复合，入融县境”，浔江“自龙胜厅西流入县西北(应为东北)境，又西南至斗江塘，斗江自南来注之，又屈西北，石眼江自西北来注之，又屈西南经古宜主簿南，又东南至四里塘，四里江自东南来注之，又东南至老堡塘与溶江会”，这种叙述方法与《广西通志》、《大清一统志》等将主流与支流分别记述的方法不同，使读者更容易理解各河流的主、支之间的关系及流向。因为《广西舆地全图》对河流描述甚细，《清史稿》并不是全文照抄，而是有所取舍，但是除却省略文字外，其余文字并无太大差异。《广西舆地全图》对各河流向、支流与主流交汇点的地名多有详细记载，《清史稿》可能为节省篇幅，大多省略。

对于山峰的记载，《清史稿》只取《广西舆地全图》所记部分山脉名称与方位，而不录里距。由于《广西舆地全图》所反映的是光绪时期各地的山峰名称，许多与《大清一统志》、《广西通志》等相互因袭的文献中的名称差别较大。对于同一座山峰的里距，《广西舆地全图》所录有一特点，即离城较近的山峰与《大清一统志》、《广西通志》等的相同程度较高，而离城较远的则与传统记载差距较大，且大部分是传统记载的一半。是传统记载有误，还是《广西舆地全图》所记为直线距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虽然《广西舆地全图》对于偏远地区的记载也有错误之处，但是它毕竟代表着清末至民国初年广西地理学上的最高成就，所以《清史稿》以其为主要资料来源，还是非常正确的。自从雍正《广西通志》问世之后，其中关于山川的几卷便成为《大清一统志》、《清国史》以及清代中后期广西各地方志因袭或参考的对象，直到《广西舆地全图》出来，才真实地反映了晚清广西的自然地理实况，就此而言，《广西舆地全图》尤显珍贵。

从当时的各地方志来看，只有民国《荔浦县志》等极少数提及《广西舆地全图》，大部分方志在作“山川”这一部分时，或是据当地实况而记，或是引《大清一统志》和诸《广西通志》的资料，可以看出《广西舆地全图》问世以后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笔者认为这与广西的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光绪至民国初年，广西地方志等地方文献中对统治比较成熟、经济和人文较强的桂林府、平乐府、梧州府、柳州府、浔州府、南宁府的大部分地区的自然地理已经有了一定的可靠认识，这些认识要比《广西舆地全图》中的文字详细得多。对于那些其他史书上记载非常少的太平府、庆远府、思恩府等地大量的土州、土县、土巡检司而言，到民国初年，人们对这些地区的地理的认识进展并不快，《广西舆地全图》的记载仍是很简陋，所以《广西舆地全图》被后人所忽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直至今天，《广西舆地全图》对于研究清末广西地理，仍然是最重要的参考文献。

二、《清史稿·地理志·广西》校误

本部分以中华书局《清史稿》为底本。

1.卷首“宣统三年……土州二十四，土县四”应改为“宣统三年……土州二十六，土县四”。

按：《清史稿》卷73《地理志·广西》卷首作“土州二十四”，应是不计东兰土州同及恩阳州判，但其后二者都有单独的条目。《清国史》卷135《广西一(上)》作“土州二十七”，是计东兰土州同、恩阳州判及未改为厅时的凭祥土州。为与其后所列具体条目相当，《清史稿》这里应改为“土州二十六”。

2.卷首“铁路：自龙州出镇南关达安南谅山”，至宣统三年(1911)，该线并未修成。

按：《清史稿》卷73《地理志·广西》记“铁路：自龙州出镇南关达安南谅山”，在清末，龙州铁路实际一直未建成。可参考王晓军《近代龙州铁路筹建始末述略》(载《广西社会科学》，2005(8))。

3.“桂林府”、“平乐府”、“梧州府”条“隶桂平梧郁道”应改为“隶桂平梧道”。

按：光绪《广西通志辑要》卷1《省总·文职官·盐法道》“按光绪十二年以郁林州改隶左江道”。《清史稿》卷73《地理志·广西》“郁林州”条作“光绪十三年，改隶左江道”。三府及郁林州原隶桂平梧郁道，郁林州另属后，称为桂平梧道。

4.“桂林府”条“提督徙驻南宁”，此句放置于此有误。

按：广西提督原驻于桂林府城，康熙元年(1662)已移驻柳州府城注189，光绪十二年(1886)移驻龙州，光绪三十二年(1906)移驻南宁府。注190《清史稿》这一句置于“龙州”条下更合适。

5.“桂林府”条“领厅一，州二，县七”应改为“领厅二，州二，县七”。

按：宣统三年(1911)桂林府下有龙胜、中渡二厅。龙胜厅，乾隆六年(1741)置；中渡厅，光绪三十二年(1906)置，对此，《清史稿》“桂林府”条下二厅条目中都有记载。

6.“临桂”条“漓水……屈而东南，右受灵建水”应改为“漓水……屈而东南，右受小东江”。

按：雍正《广西通志》卷13《山川》“弹丸江……西南流经弹丸山下，合灵建江，绕七星岩，会小东江，经月牙、龙隐，至穿山入漓江”，故漓水所合应为小东江，而非灵建水。

7.“阳朔”条“漓水……兴平、熙平二水西流注之”应改为“漓水……兴平、熙平二水合，西流注之”。

按：《清史稿》卷73《地理志·广西》作“兴平、熙平二水西流注之”，查《广西舆地全图》“阳朔县水道”条“兴平、熙平二水合，自东北来注之”，并绘北支为兴平水，南支为熙平水。《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61记为“熙平水……亦曰兴平水”，雍正《广西通志》卷13《山川》只记兴平水，《清国史》卷135《地理志·广西一(上)》沿用《大清一统志》之言“兴平水，旧名熙平水”。民国《阳朔县志》卷1《地理》记“兴坪水……经兴坪墟小河背入桂江”。

8.“阳朔”条“安乐、归义二水东北流注之”应改为“安乐、归义二水合而东北流注之”。

按：雍正《广西通志》卷13记“归义水，在县西二里，发源古归义县，由田家渡合桂水东注”，《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61作“归义水，在县西二里，源出古归义县”，诸史书对归义水的走向并无明确记载，也未言明其与安乐水之关系。《广西舆地全图》“阳朔县水道”条“又屈东经田家渡，安乐、归义二水合，自西南来注之”，其书地图以今金堡河为安乐水，以今遇龙河为归义水。但民国《阳朔县志》卷1《地理》对安乐水走向的描述及所绘《阳朔县山脉河流图》中的安乐水为今阳朔县遇龙河，与《广西舆地全图》所记不同。

9.“义宁”条“西南：华岩山、灵”应改为“西南：华岩山、灵鹫”。

按：《清史稿》卷73《地理志·广西》作“灵”。道光《义宁县志》卷1《山川》、《清国史》卷135《地理志·广西一(下)》、雍正《广西通志》卷13、《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61俱作“灵鹫”。

10.“全州”条“驿一：零凌”应改为“驿一：城南”。

按：《清史稿》卷73《地理志·广西》、《清国史》卷135《地理志·广西一(下)》均在全州下记有零陵一驿，按嘉庆《广西通志》卷174《经政二十四·邮政一》、《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61《关隘》均记当时全州下存在的为城南驿。嘉庆《广西通志》卷174《经政二十四·邮政一》记载“城南驿，即清湘驿”，《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61《关隘》记“城南驿，在全州北”，均未及零陵驿，今从之。

11.“龙胜厅”条“西南：大罗山”应改为“东南：大罗山”。

按：《清史稿》卷73《地理志·广西》作“西南：大罗山”，《清国史》卷135《地理志·广西一(下)》、《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61《山川》、道光《龙胜厅志·山》中俱作“东南”，今从后者。

12.“平乐府”条“宣统三年，析贺县、怀集及广东开建地置信都厅”应改为“光绪三十二年，析贺县、怀集及广东开建地置信都厅”；“信都厅”条“光绪三十四年，析贺县、怀集及广东开建地置信都厅”亦应改为“光绪三十二年，析贺县、怀集及广东开建地置信都厅”。

按：《清史稿》卷73《地理志·广西》“平乐府”条下作“宣统三年，析贺县、怀集及广东开建地置信都厅”，而在“信都厅”条又言“光绪三十四年，析贺县、怀集及广东开建地置信都厅”，按民国《信都县志》第一编《地理·疆域沿革考》作“光绪三十二年改信都乡为信都厅。民国元年改厅为县”，今从其说。

13.“平乐县”条“水驿三：昭潭、昭平、龙门”，误。

按：光绪《平乐县志》卷2《驿递》只记载昭潭驿、广运驿，二驿下均记“今废”，至清末平乐县已无驿。

14.“富川县”条“钟山……通判驻焉，宣统元年废”应改为“钟山……通判驻焉，宣统二年废”。

按：《清史稿》卷73《地理志·广西》作“宣统元年废”，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录副奏折宣统朝内政类 553号 7447—135号《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广西巡抚魏景桐拟裁官缺由》：“前抚臣张鸣岐督同三司详加体察，将请柳州府通判，郁林州州判，布经历，按经历，各府经知事，各土州土县所设州同、州判、吏目、典史，龙胜厅之龙胜巡检等三十缺先行裁撤……自应随时察看办理，并查有平乐府钟山通判、浔州府木梓通判、太平恩顺道库大使、按察司司狱、桂林府司狱……应裁，以节糜费……朱批：照所请，该衙门知道，钦此。”应以“宣统二年废”为妥。

15.“桂林府”条卷首“光绪三十二年，桂平梧郁兼管盐法道，徙驻梧州”应改为“光绪三十年，桂平梧兼管盐法道，徙驻梧州”。

按：《清德宗实录》光绪三十年正月壬午：“自梧州设洋关通商，以盐法道兼该关监督，应即饬该道移驻梧州，督率水师员弁。”《清史稿·地理志·广西》在“梧州府”条下亦记“三十年，由桂林移驻”。郁林州已于光绪十二年(1886)改隶左江道。

16.“镇边”条“三十一年改流官。通判驻辖曰小镇安厅”。

按：应断为“三十一年改流官通判驻辖，曰小镇安厅”。

17.“藤县”条“驿四：双兢、黄甲、金鸡、藤江”，误。

按：《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69 《关隘》“藤江驿”条下记载，“又双兢驿、金鸡驿、黄甲驿，俱久废”。同治《藤县志》卷6《建置志·公署》记藤县、双兢、金鸡、黄甲四驿都已废，藤县驿应即藤江驿。

18.“容县”条下“有自良墟、粉壁寨二巡司”应改为“有自良墟巡司”。

按：据光绪《容县志》卷7《建置志·公廨》“粉壁寨巡检司……今废”，至清末应只余自良墟巡检司。

19.“容县”条下“驿二：自良、绣江”，误。

按：据光绪《容县志》卷10《经政志·邮政》“县境旧于城东北七十里置自良驿，西三里置绣江驿，二驿久废”。

20.岑溪“洋罗隘水”应改为“罗洋隘水”。

按：《清史稿》卷73《地理志·广西》所记“洋罗隘水”，据乾隆修民国重刊本《岑溪县志》所附《岑溪县新区乡地图》所绘，应为“罗洋隘”，位于县东南边境。

21.马平“驿二：雷塘、穿山”，误。

按：《清史稿》卷73《地理志·广西》、《清国史》卷136《地理志·广西二》记雷塘、穿山二驿，《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63《关隘》只记雷唐驿，并言“今裁”。嘉庆《广西通志》卷174《经政二十四·邮政一》也引“府志”，提到“二驿久废，穿山驿改巡检司”。乾隆《马平县志》卷2《驿站》言“县旧设雷塘、穿山二驿，顺治年间裁”。故此处不录二驿。

22.“怀远”条“驿一：在城”，误。

按：《清史稿》卷73《地理志·广西》记有在城一驿。《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63《关隘》、嘉庆《广西通志》卷174《经政二十四·邮政一》、《清国史》卷136《地理志·广西二》俱未记怀远县下有驿站。

23.“来宾”条“驿一：在城”，误。

按：《清史稿》卷73《地理志·广西》、嘉庆《广西通志》卷174《经政二十四·邮政一》记有来宾县在城一驿，《清国史》卷136《地理志·广西二》来宾县下有鼎城一驿，应为在城。《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63《关隘》下未记。按民国《来宾县志》下篇县之《政典四·兵防与驿传》“宣统元年秋，来宾县始设邮政司”，此时驿站当已废。

24.“象州”条“驿一：象台”，误。

按：《清史稿》卷73《地理志·广西》、《清国史》卷136《地理志·广西二》记有象台驿，《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63《关隘》未记，查乾隆《大清一统志》卷357言象台驿“今废”，嘉庆《广西通志》卷174《经政二十四·邮政一》亦引此言。

25.“庆远府”条“土州二”应改为“土州三”。

按：《清史稿》卷73《地理志·广西》记为“土州二”，当未计东兰土州同，但其下沿革部分又将东兰土州单独列出，此处改为“土州三”。雍正《广西通志》卷六《沿革》记为“土州三”，是将东兰土州同算作一土州。

26.“宜山”条“水驿二：大曹、宜阳。马驿：德胜”，误。

按：《清国史》卷137《地理志·广西三》亦记有三驿，但《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64《关隘》未记。按嘉庆《广西通志》卷175《经政二十五·邮政二》中引雍正《广西通志》言“宜阳驿……久废”，又引《县册》言大曹、德胜“已上二驿久废”，可见至嘉庆时，三驿已不存。

27.“河池州”条“金城江……右合秀水，经治南，伏而复出，东入宜山”应改为“金城江……右合秀水，东入宜山”。

按：《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64《山川》记“秀水，在河池州南一里，自州西南白崖有泉，自半岩挂下，形如匹练，东北流经州治南，又东流十余里，伏入髙山下，至六甲里复涌出，入金城江”。雍正《广西通志》卷16《山川》亦记“秀水，在州治前，东流绕十余里，伏高山下，至六甲里复涌出，合金城江”。《清史稿》卷73《地理志·广西》作“金城江……右合秀水，经治南，伏而复出，东入宜山”，金城江主流并不经州治南，《清史稿》显将秀水的伏流与金城江混为一谈。

28.“东兰土州”条“东：十八鹤。东北：九曲”，误。

按：《清史稿》仍沿用雍正《广西通志》的错误记载。雍正《广西通志》卷16《山川》东兰土州下记“十八鹤山，在州东三十里。九曲山，在州东三十五里。”该书卷5《舆图》东兰土州图、光绪《广西通志辑要》所附庆远府图十东兰土州图均绘九曲山于城东，并标为九曲水之源，与《嘉庆重修一统志》、《清国史》卷137《地理志·广西三》所记源于东兰州南之九曲水不同。《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64《山川》“九曲山，在东兰州南八十里……又南十里有十八鹤山”，“九曲水，在东兰州南四十里，源出九曲山，绕银海池，下合乌泥江”，又记“银海池，在东兰州南八十里”，九曲水应是在州南由北向南流，即今过东兰县城之九曲河，东北流入红水河。《读史方舆纪要》卷109东兰州下记“又州西有九曲水，流经州南，合于隘洞江”，亦是指今九曲河。今东兰县南武篆镇西有银海洲。《嘉庆重修一统志》的记载当是正确的。

道光《庆远府志》卷1《地里疆图》“东兰土州地图”，仍将九曲山、银海池绘于东兰土州东北，是仍沿袭雍正《广西通志》之说，亦误。

29.“东兰州”条“左合平江”应改为“左合平细江”。

按：他史关于东兰州无“平江”，据雍正《广西通志》卷16《山川》“那地土州”下有“平细江，出翠灵山，合乌泥江”，《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64《山川》载“巴罗江，在那地州西南，源出巴罗山。又平细江，源出翠灵山，俱东南流入乌泥江”。此处当作“平细江”。

30.“南丹土州”条“劳村江自贵州荔波入州东北，东南流，右受金城江”应改为“劳村江自贵州荔波入州东北，东南流，入河池州为金城江”。

按：《清史稿》卷73《地理志·广西》在宜山县又记“龙江上源曰劳村江”，《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64《山川》载“龙江……在河池州者别名金城江，以宋置金城州而名”，可见劳村江、龙江、金城江皆指一条河流。

31.“桂平”条“有南北河水汛”应改为“有北河水汛”。

按：嘉庆《广西通志》卷171《经政二十一·兵制五》记浔州协左营下有“北河汛”，《清史稿·地理志·广西》中的“南”应为衍字。

32.“平南”条“左受秦川河、白沙江自桂平东北流注之，东入藤县”。

按：应改为“左受秦川河。白沙江自桂平东北流注之，东入藤县”。

33.“平南”条“有大同乡、秦川乡二巡司，因明旧置”应改为“有大乌墟、秦川乡二巡司”。

按：《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70《关隘》记“大乌墟巡司，在平南县东南五十里。旧有大同乡巡司，在平南县东北八十里，本朝雍正十二年裁改”，可见大同乡巡司早已废。嘉庆《广西通志》卷124《关隘四》引“档册”亦记“大乌墟……雍正十二年设巡司”。

34.“平南”条“水驿：乌江”，误。

按：雍正《广西通志》卷20《驿站》“乌江驿……顺治十六年裁”。

35.“贵县”条郁江“左纳思缴江”应改为“右纳思缴江”。

按：今武思江与思缴江均位于郁江右岸，今贵港市即清朝贵县东南。但是关于武思江与思缴江的位置史书有不同记载，雍正《广西通志》卷15《山川》“武思江，在县西六十里，自合浦来，流入于郁。思徼江，在县南三十里，源出兴业县，即西江下流，北入郁江”，言武思江在“县西”是不正确的，但是关于两江源头的记载无误。光绪《广西通志辑要》所附贵县图则据“县西”二字绘武思江于贵县西境、郁江左岸，及至民国欧阳卿所修《贵县志》贵县图亦沿袭之。光绪《广西通志辑要》所附贵县图、民国欧阳卿所修《贵县志》贵县境郁江及支流图中思缴江均位于江右，其位置是正确的，《清史稿》卷73《地理志·广西》“贵县”条下却言郁江“左纳思缴江”，实误。在民国欧阳卿所修《贵县志》贵县境郁江及支流图中，今武思江标为“怀江”。

民国《贵县志》卷1《地理·诸川》“马英江，一名黎村江，又名思缴江……发源于贵县兴业交界之葵山……经瓦塘入于郁江”，“怀江，又名武思江”。今贵港市南郁江右岸有瓦塘乡。

36.“贵县”条“水驿二：东津、香江”，误。

按：据嘉庆《广西通志》卷176《经政二十六·邮政三》、雍正《广西通志》卷20《驿站》所记，二驿久废。

37.“武宣”条“又东南，右受古豪江、武赖水，左受阴江、新江水，入桂平”应改为“又东南，左受新江，右受古豪江，左受阴江，右受武赖水，入桂平”。

按：《清史稿》所言各水次序有误。按雍正《广西通志》卷15《山川》“新江，在县东，源出北乡小村，南流八十里，出口，入潭江；又东为阴江口，源出东乡大流村，南流百余里；又东为东乡江口，源出东乡里猺地，西南流经一百二十里，并入潭江”，则潭江左岸支流顺序应为新江、阴江、东乡江。嘉庆《武宣县志》卷3《山川》记“新江，在县东，源出北乡古远村……又东为阴江口，源出北乡木楼村……由旧县入潭江”。今古远在武宣县北，新江由古远至武宣县城东入潭江；阴江即今在旧县入潭江之河。

嘉庆《武宣县志》卷3《山川》记“古豪江，在县西南，源出县西二十里古豪里，东南(应为东北)流入潭江。又有武赖水……源出县西南六十里，东流合焉”，古豪江即今濠江；武赖水应即今武宣东南过桐岭镇境东北入江之河。

按今武宣地图，各河入江顺序为：左纳新江，右纳古豪江，左纳阴江，右纳武赖水。

38.“武宣”条“驿一：仙山”，误。

按：雍正《广西通志》卷20《驿站》所记“仙山驿，在县西门外，明万历间裁”。

39.“隆安”条“右江……右受佛子溪、曲霞溪，经治北，东南流，绿绛水”应改为“右江……经治北，东南流，右受绿绛水、慕乌溪、桥峻溪”。

按：《清史稿》关于诸河入水顺序有误，据民国二年修《隆安县志》卷1《舆图·县境全图》及刘振西等修民国《隆安县志》卷3《地理考·水利》，右江应是在纳绿水江后再纳曲霞溪、佛子溪。且曲霞溪先注入慕乌溪，才入右江。绿绛水即绿水江。

刘振西等修民国《隆安县志》卷3《地理考·水利》“曲霞溪，源出同正，经马村……下游为慕乌溪，至那桐入大江”，即今东北流至那桐镇入右江之河；“佛子溪，源出同正……下游礼梁村……”，礼梁村今尚有，在曲霞溪东，可知佛子溪尚在曲霞溪东。据民国二年修《隆安县志》卷1《舆图·县境全图》，佛子溪同周边诸水相汇，下游为桥峻溪。

《清史稿》卷73《地理志·广西》对支流的错误记载来源于光绪《广西舆地全图》“隆安县水道”条。

40.“隆安”条“左江镇左营分防汛驻城。西北有果化卡”，误。

按：民国二年修《隆安县志》卷4《建置考·兵防》只记有隆安在城一汛，并言“光绪二十九年裁隆安汛把总及汛兵一十二名”，并未记载果化卡汛。

41.“横州”条“水驿二：乌蛮、川门”，误。

按：嘉庆《广西通志》卷176《经政二十六·邮政三》，“川门”当为“州门”，且“二驿久废”。

42.“果化土州”条“右界归德，入隆安”应改为“左界归德，入隆安”。

按：右江东流，归德在果化东北右江北岸，也就是左江左侧，“右界”应为“左界”。

43.“永康州”条“康熙三十八年，陀陵县并入州”应改为“康熙二十八年，陀陵县并入州”。

按：雍正《广西通志》卷8《沿革》“太平府”条“康熙二十八年陀陵县土官黄姓故，绝，省入永康州”。乾隆《大清一统志》卷365《太平府·古迹》记“陀陵废县……本朝康熙二十八年并入永康”，四库本《皇朝文献通考》卷288亦为“二十八年”，当为是。《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72《太平府·古迹》误为“三十八年”，《清史稿》卷73《地理志·广西》“永康州”下沿袭了这个错误。

44.“左州”条“驿一：驮林”，误。

按：嘉庆《广西通志》卷177《经政二十七·邮政三》引《州册》言“久废”。

45.“宁明州”条“康熙五十八年改流官”应改为“康熙六十年改流官”。

按：《清圣祖实录》卷292康熙六十年五月乙亥：“广西太平府思明土知州黄而芸贪残不法，已参革论绞，请改土归流，其所辖地方归并太平府知府管理……从之。”

46.万承土州“绿降水，一曰玉带水，出州西南玉屏山，经州署南，东北入隆安，注右江”，误。

按：其说源自光绪《广西舆地全图》“万承州水道”条：“绿降水，一名玉带水，一名连珠水，源出州西南玉屏山，东北流经州署南，合咘黎水，又东北右经新墟、平良墟、霸亚村，又东南入隆安县境。”而《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72《山川》则作“咘黎水……源从州西北来，历九潭，穿山而出，合玉带水。一名连珠水”、“绿降水，在万承州西南十里，源出州东南境，环绕州前，又西入养利州界，合通利江，亦名玉带水”，和《清史稿》卷73《地理志·广西》所言完全不同。《清国史》卷145《地理志·广西十一》“万承土州”条下采用《一统志》说法，并在“养利州”下言“州前江，上流即玉带水”。今据广西省地图，清朝万承州一地有二水，一水源自州治东，伏流而出，绕城西南流，入养利州界，当为《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72《山川》所记之咘黎水，南流合绿降水；一水亦源自州东，东北流，入隆安境，应即《清史稿》卷73《地理志·广西》、光绪《广西舆地全图》“万承州水道”条所谓入隆安之绿降水。按南宁府隆安县下有绿水江，即龙床江上游，源自万承州，北流入右江，《清史稿·地理志·广西》、光绪《广西舆地全图》“万承州水道”条当将其与绿降水混为一谈。

平良墟今名平良。

47.“镇远土州”条“磨水出东南，入结安”应改为“岩磨水出东南，入结安”。

按：雍正《广西通志》卷15《山川》、光绪《广西通志辑要》所附镇远土州图俱做“岩磨水”。

48.“思陵土州”条“角硬山，角硬水所出，东流，右受板邦隘、叫荒隘二水，又东北，折西，经东陵山南麓，又西南，经州署南，入越南”，误。

按：其说源自光绪《广西舆地全图》，书中“宁明州水道”条详细记为“角硬水，源出州南角硬山，东南流，至那驮村北，受板邦隘小水，又东南迁东北，经北佩村东，受叫荒隘小水……北流……屈而西……至东陵山南麓，又西南经思陵州署东……至隘店隘与越南境”。流向及支流参考光绪《广西舆地全图》所附地图。光绪《广西舆地全图》是清末的测绘地图，但所绘思陵土州的河道与今地图差距较大。今地图上思陵水出桐棉乡南，东北流，折而西流，过思陵南，折而西北流，入派连河(即清代的交趾河)，其源头尚在板邦东(即清朝板邦隘东)。

雍正《广西通志》卷15《山川》“淰削水，在州治前，流入思州界。角硬水，源出角硬山，北流三十里与淰削水合”，《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72《山川》“淰削水，在思陵土州东二十二里，源出那河隘。又角硬水，在州南，源出角硬山，北流二十里与淰削水合”。按那河隘在角硬山东南，今地图上过那河(即清代那河隘)的水道西南流入越南。

49.“迁江”条“经县东，北流入来宾”，断句有误，应为“经县东北，流入来宾”。

按：《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65《山川》记“北三江，在迁江县东北五十里，有二源，合流东南下”，即今来宾县青水河，应是东南流入来宾。

50.“迁江”条“北四墟，西洛洞有汛”，将“北”断为方位，“四墟”断为地名，误，应以“北泗墟”为地名。

按：光绪《迁江县志》卷1 《建置·廨署》、民国《迁江县志》第三编《政治·廨署》记为“北泗汛”。

51.“万承土州”条“西南：云门、紫洞”应改为“西南：云门紫洞”。

按：雍正《太平府志》卷8《山川》，嘉庆《广西通志》卷106《山川十三·山十三》、《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72《山川》均记为“云门紫洞”。

52.“上林”条“驿一：思陇”，误。

按：嘉庆《广西通志》卷175《经政二十五·邮政二》引《县册》记“思陇驿，久废”。

53.“宾州”条“驿二：在城、清水”，误。

按：嘉庆《广西通志》卷175《经政二十五·邮政二》引《县册》记清水驿“驿久裁”，嘉庆《广西通志》也未提到宾州在城一驿，应是也早已被废除。

54.“定罗土司”条“架溪出旧城土司，东南流”应改为“架溪出旧城土司，东北流”。

按：架溪是由旧城土司界东流入定罗，后折而东北流，《清国史》卷140《地理志·广西六》即言“架溪自旧城流入，折而东北……”。

55.“镇安府”条“十年，思恩府属之奉议土州，改设流官州判，又南宁府属之下雷土州并来属”应改为“七年，思恩府属之奉议土州，改设流官州判，来属。十年，南宁府属之下雷土州来属”。

按：《清国史》卷144《地理志·广西十》记“雍正七年……又改思恩府所属之奉议土州为流官，设州判……均来属”。《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73《建置沿革》作七年；雍正《广西通志》中既有七年之说，又有十年之说；光绪《镇安府志》卷2《沿革表》采用十年之说。据《清世宗实录》卷86雍正七年九月戊子“改广西思恩县(应为府)属之镇安土府为流府，设知府一员，裁原设通判缺，留知事一员，管辖归顺、上映、都康、向武、小镇安五土属、奉议州一州”的记载，以及雍正《广西通志》卷113《艺文》所录雍正七年鄂尔泰《镇安升流府疏》，奉议州当在镇安升流府之时改隶。

《清世宗实录》卷122雍正十年八月丁巳：“改广西右江道原辖之镇安府归左江道管辖，南宁府原辖之湖润寨及下雷土州，俱归镇安府管辖。”

56.“泗城府”条“顺治初，为泗城土府。十五年为府”应改为“顺治初，为泗城土州。十五年为府”。

按：雍正《广西通志》卷6《沿革》“本朝统一区宇，广西郡邑初皆仍旧，顺治十五年泗城土官岑继禄以从征镇黔功升为军民府”，则在顺治初应依明旧为泗城直隶州。《清国史》卷138《地理志·广西四》亦作“国初因明制为泗城土州，顺治十五年升为府，寻改为泗城军民府，属思恩府”。《清会典事例》卷32顺治十四年记：“升广西泗城州为军民府，改设土知府一人”。

57.“泗城府”条“乾隆五年，置凌云县为府治”应改为“乾隆三年，置凌云县为府治”。

按：《清会典事例》卷153乾隆三年记“改理苗同知所驻为凌云县(附郭)隶泗城府，设天保县(附县)，隶镇安府”。《清高宗实录》卷81乾隆三年十一月己巳亦记“广西泗城，镇安二府，应各添设附郭知县一员……其泗城府原设同知……请裁汰，驻扎夫峨之泗城府经历撤回府治，改设县丞一员。……命泗城县名曰凌云，镇安县名曰天保”。设凌云县当在乾隆三年(1738)。《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66《建置沿革》即作“乾隆三年裁同知，置凌云县”。

58.“西林”条“驮门江”应改为“驮闷江”。

按：《清国史》卷138《地理志·广西四》、《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66《山川》、雍正《广西通志》卷17《山川》均为“驮闷江”，今从之。

59.“北流”条“东北：句漏山，山脉自越南来，东入广东境，郁江南岸一大系也，东会灵山”，误以灵山为地名，其断句有误，“东会灵山”应作单独一句“东：会灵山”。

按：《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74《山川》、雍正《广西通志》卷17《山川》等均作“会灵台山”。

60.“归顺直隶州”条“龙潭水出城东北里许，南流经治东”应改为“龙潭水出城西北里许，南流经治东”。

按：道光《归顺直隶州志》卷2《地舆·山川》“龙潭水，城西北五里，源自山下……绕州而南”。

61.“上思直隶厅”条“平弄隘、平寨隘二水合会迁隆峒、板蒙隘水北流注之，西北入迁隆”应为“平弄隘、平寨隘二水合，会迁隆峒板蒙隘水，北流注之，西北入迁隆”。

按：据光绪《广西舆地全图》“上思直隶厅水道”条记载流向与各支流情况及所附地图，《清史稿》断句有误。

62.“百色直隶厅”条记磺桑河与隆溪二河“并注右江”，误。隆溪所注为红水江。

按：雍正《广西通志》卷17《山川》记“隆溪，源出隆里山，东流注于红水河”，《清国史》卷147《地理志·广西十三》也记隆溪“自凌云流入厅东北境，东南流经岜律墟，又南入思隆界，注红水河”，查光绪《百色厅志》百色厅图及百色厅城厢附近图中隆溪位置，应即为过今巴马县西、田东县北的灵岐河，确为注入红水江，《清史稿》卷73《地理志·广西》的记载有误。磺桑河即今磺桑江，光绪《百色厅志》百色厅图及百色厅城厢附近图中绘，与磺桑河相汇入右江的当为练溪，即今百东河。雍正《广西通志》卷17《山川》田州土州下记“练溪，源出武龙山，绕州治西北注于右江”。

63.“恩阳州判”条“厅西南水程七十里”应改为“厅东南”。

按：《清史稿》卷73《地理志·广西》、《清国史》卷147《地理志·广西十三》作“厅西南”，应是指州判在清末准备迁而实未迁之禄丰墟。查二书关于恩阳州判的山川等记载，实以位于百色厅治东南的原阳万州判署为恩阳州判署，并不是朝廷所令为州判署的位于百色厅治西的禄丰墟，故此处仍应用阳万州判署的方位：“东南”。光绪《百色厅志》恩阳分州全图说：“恩阳州判定议设置于禄丰墟累岁，迄未举行，仍以土司故署为治所”。

64.“上林土县”条“小溪水出旧城南流”。

按：应断为“小溪水，出旧城，南流”。

65.“茗盈土州”条“通利江自都康东流入州，西北，左受……”。

按：应断为“通利江自都康东流入州西北，左受……”。

《清史稿·地理志》专题校正之二——分防佐贰、首领官项注191

胡 恒

《地理志》是新修《清史》典志项目之一。要编纂一部充分吸收现有研究成果、代表新世纪研究水平的《清史·地理志》，必须对清代有关地理沿革的文献进行系统的梳理。《清史稿·地理志》虽成于众手，成书仓促，质量难尽人意注192，但毕竟对有清一代的地理资料作了整理、排比，采辑宏富，兼征集地方咨送材料，至今仍是研治清史必备的参考书之一，故对其进行注释、疏通、校正仍具有学术意义。台北“国史馆”集众人之力所编《清史稿校注》一书，对“关于清史稿之取材、撰写、印校等方面，有待检校、查考、补注、订正之处”进行校注，仅“地理志”部分就出注3124处注193，嘉惠学林不浅。《清史稿订误》及其他一系列考史札记，或针对整部“地理志”注194，或集中于某一省区注195，或聚焦某一具体专题注196，甚至只是一处地名注197，对所涉政区沿革、地名用字、等第缺分、经纬度值作出大量精详的考订，使《清史稿》得到相当程度的修订和完善，但其中仍存在较多疏误亟待校正，尤其是关于分防佐贰、首领、杂职官的记述，因官职卑微，少人关注，前人考订多未寓目。笔者曾对其中的巡检司项作过专题校正，校得111条。注198今接续前作，对佐贰、首领官项作一系统校正，共得33处，依其致误缘由略分为五类，另指陈点校本标点失误2处，以裨学界参考。

本文所涉及的佐贰、首领官分别指府佐贰——同知、通判，首领官——经历、照磨；州佐贰——州判、州同，首领官——吏目；县(含直隶州亲辖地、散州、散厅)佐贰——县丞、主簿等。注199这些佐贰、首领官，或与正印官(知州、知县)同城，或分防于治所之外；其中分防地方者依惯例是《清史稿·地理志》需记述的，也正是本文所要校正的对象。

一、清末已废而误为仍存

1.卷54直隶赤峰直隶州：“县丞驻西北大庙镇”。按：清末该县丞改置为乌丹城州判。《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辑《官制》载光绪三十四年(1908)热河都统廷杰奏改升赤峰县为直隶州，“该州所属之乌丹城在州治东北一百八十里，东连开鲁，西接林西，为来往通衢，一切递文解犯均以该城为适中之地，亟应扼要设官，以资佐理。赤峰县原有分防大庙县丞一缺，拟将该县丞改升为赤峰直隶州州判，移驻乌丹，而大庙地方，亦该州扼要之区，拟改设巡检一员，分防驻扎”注200。《宣统政纪》卷4“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条注201、《清朝续文献通考》卷135亦记此事。《大清新法令》所收录之《民政部议覆热河都统奏赤峰直隶州乌丹城州判大庙巡检管理事宜折》还明确记载了民政部所批复的乌丹州判、大庙巡检的辖境。注202《清史稿》当改为“州判驻乌丹城、巡检司驻大庙”。

2.卷56吉林长春府：“朱家城照磨，光绪十六年由农安徙”。按：宣统二年(1910)三月初九日吉林巡抚陈昭常《奏为吉林添设绥芬厅等缺酌情更易名制并请添设双阳德惠两县事》“又长春一府之区域，其宽广虽逊于吉林府，而繁盛过之。光绪十六年间已有分防朱家城照磨之设。迄今生聚教养又二十年，人民富庶，较昔为倍，且其地形狭长，东西四百六七十里，府治偏于西南，宜于东面分沐德、怀惠两乡与东夹荒之地，以为县治，即名曰德惠县。而原有朱家城照磨一缺，即可裁撤”注203，政务处议覆的结论是“按之地势，察之民情，非此不足以裨治理，并应准如所请办理”注204。该照磨于设德惠县时裁去。《清史稿》既已列“德惠县”条，此处当云“朱家城照磨，光绪十六年由农安徙，宣统二年废”方妥。

3.卷58江苏扬州府东台县：“水利同知驻东台场”。按：该水利同知系雍正八年(1730)添设注205，驻扬州府泰州东台场，乾隆三十三年(1767)时裁，设东台县。注206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5《沿革》东台县：“先是(乾隆)三十二年两江总督高晋等奏扬州所属之泰州地方濒海襟江，民繁事剧，请增设一令以资分理，上允其请，裁水利同知改设县治”。嘉庆《东台县志》卷6《建置沿革》：“雍正元年置水利同知，驻东台镇。乾隆三十三年省东台同知，析泰州地置东台县，与分司同治，属扬州府，隶江宁布政使司”所记同。又据咸丰《续纂扬州府志》卷6《秩官》、光绪《江苏全省舆图》东台县、《宣统三年冬季职官录》注207，知此同知自裁汰后未曾复置，《清史稿》当删此条。

4.卷60山西太原府阳曲县“王封镇，同知驻”、汾州府介休县“张兰镇，同知驻”、泽州府阳城县“东冶镇，同知驻”、蒲州府永济县“同知驻永乐”。按：该四同知均于光绪末新置归绥诸厅时裁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理藩院档：“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当饬照该司等所请，以太原府同知移驻归绥道属丰镇厅治东一百八十里之二道河，拟名兴和厅……以汾州府同知移驻归绥道属萨拉齐厅治西三百六十里之大余太，拟名五原厅……以泽州府同知移驻归绥道归化厅治北二百一十里之翁滚旧城，拟名武川厅……以蒲州府同知移驻宁远厅，拟仍名宁远厅”注208，《清朝续文献通考》卷135《职官二十一》亦载此事，宣统三年夏季《大清缙绅全书》、《职官录》均不载此四同知官缺，《清史稿》当尽数删去。

5.卷65浙江湖州府安吉县：“乾隆十七年移州判驻南溪”。按：清初安吉为州，设州判一员。乾隆十二年(1747)移驻梅溪镇注209，乾隆三十九年(1774)降安吉州为县，州判改为县丞，仍驻梅溪镇。注210乾隆《湖州府志》卷2《官署·安吉州》：州判署，旧在州厅西，今移驻梅溪镇。由上，《清史稿》三误：一是据乾隆《湖州府志》等文献，该州判仅移驻梅溪镇，更无乾隆十七年移驻南溪之事，且乾隆三十九年安吉州降为县时，州判仍驻梅溪，故知《清史稿》所言之“南溪”实是“梅溪”之误；二是移驻时间有误，当为乾隆十二年；三是该州判既已改为县丞，应不写或加“乾隆三十九年裁”，否则易造成该州判清末仍存在的误解。

6.卷65浙江处州府龙泉县：“安仁庄，县丞驻”。按：清末该县丞已移驻青田县。处州府青田县旧设县丞一员，乾隆二十六年(1761)移驻龙泉县安仁庄。注211光绪十一年(1885)时又移驻青田县黄坛镇。注212《清史稿·地理志》此条当删，并于青田县补“县丞驻黄坛镇”句。《清国史·地理志》既于青田县下书“县丞分驻黄坛”，又于龙泉县下书“县丞分驻安仁庄”注213，二者实为同一官缺，当删去龙泉县下条。

7.卷68湖南宝庆府邵阳县：“通判驻桃花坪”、城步县：“乾隆六十年置长安营，同知驻”。按：宣统二年(1910)湖南巡抚杨文鼎《酌裁同通佐贰各缺由》：“又宝庆府长安营同知、宝庆府桃花坪通判、桂阳州州同三缺，名虽佐理分防，实则无所职掌，在昔固称繁要，近今已成闲官。……应请分别裁撤” 注214，《清朝续文献通考》卷135、《宣统政纪》卷42宣统二年九月己未所载杨文鼎奏裁各缺，全同此注215，《职官录》亦不载桃花坪通判、长安营同知，均当删。

8.卷69四川保宁府南部县：“县丞、巡司驻富村驿”。按：佐贰、杂职官同驻一地较为少见。查南部县于乾隆三十二年裁西河口盐大使缺，改设县丞驻富村驿，兼理盐务。注216道光四年(1824)移县丞驻新镇坝，同时为保持对富村驿的控制，改保宁府广元县朝天镇巡检驻此。注217《清史稿·地理志》实际上是把不同时期的佐杂分防混在一起，当改作“县丞驻新镇坝，巡司驻富村驿”。

9.卷69四川泸州直隶州：“州判驻九姓乡”。按：此说误。该州判系道光十二年(1832)移设注218，清末该地改设古宋县时裁去，清末民初人周询在《蜀海丛谈》一书中记载，“清末，九姓乡改设古宋县治，州判即裁撤”注219。即以《清史稿·地理志》本文证之，古宋县下载，“旧泸卫。明设九姓长官司，属永宁卫，后属泸州。顺治四年归附，仍明制。康熙二十四年并入泸州。雍正四年设州同，后改州判，光绪三十四年裁，升县改今名”，知该州判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改置古宋县时裁去，九姓乡一地也不再属泸州管辖，《清史稿》此条当删。

10.卷72广东肇庆府高要县：“县丞驻金利墟”、潮州府海阳县：“县丞一，治庵埠镇”。按：海阳县县丞于乾隆十五年(1750)移驻安埠镇，高要县县丞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移驻金利墟。注220光绪三十四年，“两广总督张人骏奏广东雷州府海防同知及望江、高要、海阳、归善等县县丞应请一并裁撤，以昭核实。依议行”注221。宣统《高要县志》卷14《职官篇》：“嘉庆二十一年以县丞分防金利，光绪三十四年裁”，至民国初广东编查清末财政时所列全省《各州县及佐杂各官衙门经费》已无高要、海阳县丞注222，《清史稿》均当删。

二、同一官缺误置两处

1.卷59安徽池州府铜陵县：“池太分防同知一”、太平府当涂县：“池太分防捕盗同知一”。按：该同知分处两县，必有一误。据两江总督沈葆桢、安徽巡抚裕禄光绪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奏请将太平府同知移设和悦洲事》：“现查太平府江防同知向驻芜湖县，事务既简，应请将该同知即移设和悦洲，改为池太二府江防捕盗同知，专司巡缉稽查”，和悦洲属池州府铜陵县大通镇地方，该镇“仅隔箭许之江面，旧有芦洲一片，地段较宽，四围皆水，俗呼荷叶洲，所居洲户，初不过是土著，寥寥数家。迨至水师入江，先清江路，即就此洲屯扎，以为水营，贼不敢犯，于是，四处商民亦纷纷避居于此，贸易其间，遂名之曰和悦洲”注223，《清国史》卷35《地理志·安徽》池州府铜陵：“和悦洲镇在县西南，本名荷叶洲，向系芦厂，咸丰间商贾辏集，遂成巨镇。池太分防同知旧驻芜湖，今移于此”，《清史稿》当删当涂县下“同知”条。

2.卷75贵州贵阳府定番州：“大塘、长寨州判二”，广顺州“长寨州判一”。按：长寨州判同见定番州、广顺州，必有一误。《贵州全省地舆图说》定番州：“按原设州判二，一驻大塘，一驻罗斛，光绪六年以长寨同知改设罗斛，罗斛州判移驻长寨，隶广顺州”，广顺州“州判一：分驻长寨”，广顺州下附《长寨州判分辖地》注224，故知长寨州判实隶广顺州，定番州下当删去。

3.卷75贵州黎平府：“洪州吏目一。有黎平汛。东南洪州、北潭溪、欧阳、湖耳司正副长官一。……同知及理苗照磨驻古州。通判驻下江。吏目驻洪州。泊里长官司”。按：一句之中，“洪州吏目一”、“吏目驻洪州”重复，当删其一。

三、官缺名称误

1.卷59安徽泗州直隶州：“双沟镇，同知驻”。按：泗州本设州同一员，乾隆二十六年(1761)州守王如玖以州境辽阔，双沟镇控扼淮、湖，奏请移建州同署于双沟镇。注225成书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的《安徽舆图表说》卷10《泗州直隶州》“州同一员，驻双沟集” 注226，光绪《安徽通志》卷38《舆地志·公署》泗州“州同署在双沟镇”。《清国史·地理志》、宣统三年夏季《大清缙绅全书》、《职官录》均作双沟州同而不载同知，《清史稿》误州同为同知。

2.卷66江西南昌府义宁州：“查津，同知驻”。按：义宁州原名宁州，乾隆五十年(1785)移宁州州同驻渣津。注227嘉庆六年(1801)，宁州改为义宁州注228，宣统三年(1911)曾拟裁此州同注229，但《职官录》仍有“渣津州同”一员，或是迟至清末仍未施行。《清史稿》误州同为同知。

3.卷54直隶易州直隶州：“二驿：清苑、上陈。有丞，兼巡司。又州判驻”。按：《清史稿》误有二：一是驻上陈之佐贰当为州同而非州判，据道光五年(1825)六月初三日直隶总督蒋攸铦《奏请宣化等县驿丞分别添改裁汰事》“其易州上陈驿应添文职。查易州州同、州判均在同城，应办事件无多，应请即将该州同移驻，作为分驻上陈州同。至上陈既设州同，原设驿丞并无所事。……应请即行裁汰”注230，《清宣宗实录》卷87“道光五年八月丙寅”条记“改直隶易州州同，为分驻上陈州同”，光绪《畿辅通志》卷130《经政略·公署》“州同廨在州城西北六十里上陈镇”；二是道光五年，裁上陈驿丞改置州同，据光绪《畿辅通志》卷130《经政略·公署》、宣统三年夏季《大清缙绅全书》、《职官录》，直至清末易州并无上陈驿丞，更不能兼管巡司。

四、漏载、误字

1.卷59安徽六安直隶州缺州同。按：六安直隶州州同旧驻州城，光绪八年(1882)始移驻金家寨注231，《清国史·地理志》六安直隶州“州同驻金家寨”注232，宣统三年夏季《大清缙绅全书》、《职官录》均载有该州同，《清史稿》当补入。

2.卷61山东兖州府滕县：“泇河，通判驻”，阳谷县下无通判。按：据宣统《山东通志》卷38《建置·衙署》兖州府仅一通判建置，即阳谷县“运河通判署在县东二十里张秋镇，即安平镇，为东阿、阳谷、寿张三县交治之地”，而滕县“泇河通判署，今废”，宣统《滕县续志稿》卷2《职官志》总捕分府注233列最后一任为苏龙瑞，“光绪三十一年任，三十二年缺裁”，《职官录》亦仅列“驻张秋镇粮捕水利通判”，故《清史稿》当删“滕县通判”条，并于阳谷县下补“张秋镇，通判驻”。

3.卷62河南许州直隶州缺州判。按：乾隆六年(1741)降许州府为直隶州时，添设州判，与知州同城注234，光绪末始分防地方。据《清德宗实录》卷536光绪三十年“吏部奏议覆河南许州州判移驻繁城镇。依议行”注235，《职官录》许州下有驻繁城镇粮捕水利州判一员，《清史稿》当补“州判驻繁城镇”。

4.卷67湖北安陆府缺同知。按：安陆府同知于雍正七年(1729)移驻沔阳州黄蓬山注236，乾隆十一年(1746)移驻荆门州沙洋镇注237，五十七年(1792)时荆门州升直隶州，同知改驻钟祥属臼口。注238民国《湖北通志》卷26《建置二·廨署》安陆府“同知署在臼口镇，旧在府署东北，清雍正七年移驻沔阳州黄蓬山，乾隆十一年移驻荆门州沙洋镇，五十六年总督毕沅题请升荆门州为直隶州，同知遂移今地”，同《实录》所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安陆府同知盛勋还曾因擅受纵役被革职注239，《职官录》中安陆府也载有该同知，《清史稿》当于钟祥县下补“同知驻臼口镇”句。

5.卷67湖北宜昌府归州缺同知。按：据光绪《归州志》卷3《职官表一》称“宜昌府同知虽驻新滩，非州所得辖，不著录”，虽该同知属府的官员而《归州志》不载，但赖此可确知该同知之存在，且驻于归州新滩。该同知系嘉庆十五年(1810)添设，该年正月十八日湖广总督汪志伊、湖北巡抚常明奏：“现查归州新滩最为要隘，且滇黔等省运铜铅必由此处起剥，该处仅有州判，职分较小，办理每有掣肘，必须移驻郡佐以资稽查照料，查宜昌府同知分驻长乐县海洋关……自应因地制宜，量为改移。”注240《清国史·地理志》卷110《宜昌府·归州》“分防同知驻新滩”注241，民国《湖北通志》卷26《建置二·廨署》宜昌府归州“分防同知署，旧在长乐县海洋关，嘉庆十五年改驻归州新滩”，《职官录》宜昌府有驻扎归州新滩分防同知一员，当补。

6.卷67湖北汉阳府下缺通判。按：民国《湖北通志》卷26《建置志·廨署》汉阳府“通判署旧在府城西，清雍正十二年建，后移建汉镇公迎巷，八年由善后项下拨款协建。二十四年移驻蔡甸”，宣统三年夏季《大清缙绅全书》、《职官录》均有汉阳府驻蔡甸通判一员，当补入。

7.卷67湖北汉阳府沔阳州：“州判驻仙桃镇”。按：当另补“州同驻新隄”句。乾隆三十年(1765)，“吏部议覆……请将新设文泉县裁，新隄等处，仍隶沔阳。即移该州州同驻扎”注242，是为州同分防新堤之始，至清末仍驻。光绪《沔阳州志》卷3《建置·公署》“州同署旧在州署左，后移驻新隄河岸”，民国《湖北通志》卷26《建置·廨署》汉阳府沔阳州“州同署在新隄”，《职官录》沔阳州下有“驻新隄州同”。

8.卷67湖北汉阳府夏口厅缺县丞。按：当补“县丞驻刘家庙”句。光绪二十六年(1900)十月十九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汉阳县丞为夏口厅分防县丞事》：“查汉阳县县丞向系要缺，自将县境分拨厅治以来，事务较简，且该县丞本与汉阳府县同城，即以该县丞之事由府县就近督令汉阳典史经历，足资兼顾。拟即援照河南淅川厅县丞、广东阳江厅县丞之案办理，相应请旨准将汉阳县丞移设刘家庙，改为夏口厅分防县丞，由部另颁夏口厅县丞条记，所有通济门外地方，统归该县丞汛地，饬令遍查保甲、实力弹压巡稽，仍作为要缺，由外拣选调补”注243，十一月“从之”注244。厅辖县丞较为特殊，夏口厅为其中一例。民国《夏口县志》卷4《职官志·县丞》称光绪二十五年“由汉阳移驻刘家庙”，微误，当为光绪二十六年。

9.卷68湖南靖州直隶州缺州判。按：据清末《湖南全省舆地图表》靖州直隶州《表·职官》“州判一员，驻洪江。其署系洪江驿故址”注245，《职官录》亦有移驻洪江州判一员，洪江系属会同县注246，《清史稿》靖州直隶州会同县下当增补洪江州判一员。

10.卷69四川重庆府涪州缺州同。按：民国《涪陵县续修涪州志》卷9《秩官志·文职》记载了自嘉庆七年(1802)后任涪州州同一职的人员，其中光绪三十一年(1905)署任的是史悠彦，其后几任是高应枢、良俊、程杏书、杨承纶、张望龄，因衙门文卷损失，故记载缺略甚多，仅有名姓而无署任之年，但即便是每任任期一年，宣统三年(1911)时仍有较大的可能在任，宣统三年夏季《大清缙绅全书》、《职官录》涪州均有“分驻鹤游坪镇州同”，时任州同正是张望龄。又据同治《重修涪州志》卷3《建置志·公署》“州同署在治北百五十里鹤游坪保和砦”，民国《涪陵县续修涪州志》卷5《建置志·廨署》“州同署在州治北百五十里鹤游坪保和寨”，和上述史料正相印证，《清史稿》宜补“州同驻鹤游坪”句。

11.卷69四川成都府简州缺州判。按：光绪《简州续志》卷上《人物志·职官》列有石桥州判一员，《职官录》简州有驻石桥井州判，民国《简阳县志》卷6《官师篇·职任》列清朝简州属州判91人，自乾隆元年(1736)首任至宣统三年最后一任李雨仓，《清史稿》当补“州判驻石桥”句。

12.卷71台湾台湾府云林县：“林圮埔，县丞驻”。按：该县丞驻地当作“林圯埔”，《清史稿·地理志》形近而讹。据连横《台湾通史》卷29《林圯、林凤列传》，林圯为郑成功参军，郑经治台时，率所部赴斗六门开垦屯田，被土番杀害，故命“林圯埔” 名以志纪念。注247该参军事迹见于《台湾雾峰林氏族谱·林氏仕籍续考》，内称“圯公，福建同安人。延平郡王部将，累功至参军，死于水沙连番变，民人至今祀之，易其地名为林圯埔”注248。该地原为光绪十三年(1887)设云林县时县治，十九年时县治迁斗六门，二十年添设县丞驻于此地。据台湾巡抚邵友濂光绪二十年(1894)四月十九日奏《林圯埔添设县丞以资分防由》：“臣查林圯埔地方空虚，既据该府查明，拟请添设县丞一员，分防缉捕，实为因地制宜起见，似应准予所请”注249，《清德宗实录》卷341光绪二十年五月丁酉：“福建台湾巡抚邵友濂奏：请添设云林县林圯埔分防县丞一员，下部议行”，均作“林圯埔”。检索台湾瀚典《台湾文献丛刊》所收录的309种文献中，“林圮埔”仅出现14次，分别见于《台湾采访册》、《台湾诗乘》、《无闷草堂诗存》、《新竹县采访册》、《雅言》、《雅堂文集》、《台湾诗钞》、《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台湾府舆图纂要》、《台湾通志》等10种文献中，“林圯埔”则出现高达102次，且《清高宗实录》、《清宣宗实录》、《清德宗实录》、《清朝续文献通考》、《清会典事例》、《光绪朝东华录》、录副奏折均用“林圯埔”，权威可靠。《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清时期)台湾1894年图作“林圮埔”，亦误，均当改从“林圯埔”。

五、标点错误

上世纪70年代，中华书局以“关外二次本”为底本、以分段和标点为工作重点出版的点校本《清史稿》，是目前最权威的版本。该书初版印行后，香港学者汪宗衍曾对标点方面提出一些意见，重印本已参考他的意见作了若干修改，但仍存在一些原文无误，但由标点问题而产生的新的错误。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作业已启动并接近尾声，笔者就《清史稿·地理志》中两处标点提出修改意见，供学界参考。

1.卷62河南开封府祥符县：“吹台，县丞驻。陈桥镇”。按：据《清高宗实录》卷1199乾隆四十九年(1784)：“至祥符县县丞，移驻北岸陈桥，改设兰阳县县丞，应驻扎北岸铜瓦厢，从之”注250，祥符县丞驻地为陈桥镇。《职官录》开封府祥符县下仍记“驻陈桥县丞”。至于吹台，相传此地乃是师旷吹律之地，故名吹台，上建六贤祠，祭祀李白、杜甫、高适等文人注251，清时已为古迹，乾隆帝曾驻跸开封府，“上幸古吹台”注252，故馆臣记此，非谓此为县丞驻地，当标点为：“吹台。县丞驻陈桥镇”。

2.卷74云南广西直隶州：“五嶆，州判驻白马嶆”。按：该官缺旧为五嶆通判，雍正五年(1727)设注253，属广西府。乾隆三十五年(1770)，广西府降为直隶州，五嶆通判改属曲靖府注254，四十一年时又改为州判，仍隶广西直隶州。据《清高宗实录》乾隆四十一年“吏部议准，署云贵总督图思德奏称曲靖府属五嶆通判，向隶广西府。因广西改州，通判归曲靖府管辖，五嶆距曲靖八站，查察难周，请裁通判，改直隶州判，隶广西州。从之”注255；光绪《云南通志》卷40《建置志·官署》五嶆州判署“通判署原在府署内……乾隆三十五年裁归曲靖府，四十二年改为直隶州判，仍归广西州统辖”；《清国史·地理志》广西直隶州“五嶆通判”条“州南一百五十里，驻白马嶆，乾隆三十五年置”注256，可见该通判名为五嶆，驻地为白马嶆，当标点为“五嶆州判，驻白马嶆”。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两幅清代台湾地图考注257

金卫东

北京故宫博物院古书画部收藏有两幅清代台湾地图：一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绘制的《台湾田园分别垦禁图说》(本文中以下简称“《恳禁图》”)；一是同治十三年(1874)至光绪元年(1875)绘制的《台湾全图》(以下简称“《全图》”)及附属的《台湾风俗图》册(以下简称“《图册》”)。前者与乾隆四十八年的“林云案”和乾隆五十一年的“林爽文事件”有关；后者源起于同治十三年的“牡丹社事件”。其时间跨度很大，内容异常丰富，对于研究清代历史尤其是台湾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兹分上、下两篇，分别对这两幅地图绘制的时间、背景及作者等做一考证。

上篇 《垦禁图》考一、《垦禁图》的来源与现状

《垦禁图》目前的文物号为“资新73960”。其档案记载为“1957年局拨”，其包首上贴有“购6985”的标签(图1)。故知其原为国家文物局所购；1957年拨交北京故宫博物院；1962年故宫重新清理文物，登记入账时始得今号。

《垦禁图》为手卷形式，纸本设色，纵62cm、横657cm。无包装。包首上旧笺题“台湾田园分别垦禁图说”(图2)。该图画心前端已残损，残损了多少不得而知。据图中所绘内容查证，其残损的部分至少应包括“凤山县图说”的贴签及“南势湖新界”、“ 加洛堂”、“ 南势湖”、“ 东势湖”等处“请禁”的相关图说文字(图3)。但考虑到该图重在表现番界沿线的土地状况，而番界业已画全；再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乾隆二十五年(1760)《台湾番界图》卷相比(图4)，二者相差亦不多，故推测其所缺损的部分至多也应只是“武力溪”至“沙码矶头”的一小段画面。

图1 《垦禁图》文物局购字号

图2 《垦禁图》笺题

图3 清人画《垦禁图》卷(凤山县)局部

图4 台湾“中央研究院”藏《台湾番界图》卷(凤山县)局部

二、《垦禁图》的内容

该图的方位为上东下西、左北右南。画法为传统的山水画法。其从南部凤山县开始，向北依次画了台湾县、诸罗县、彰化县、淡防厅的行政区划图。在四县一厅的西部平原与东部山区间画有标志“番界”的界线。界线有红、蓝、紫三种颜色。其中紫线由南而北，贯通全台四县一厅，距东部山区最近，沿线标有新界碑址，线内外的田地分别注有“请垦”或“请禁”字样。蓝线自彰化县始，向北贯穿淡防厅，在紫线之西，沿线标有旧界碑址。红线自凤山始，向北贯穿台湾县、诸罗县，至彰化县北之校栗林止，在紫线和蓝线之西，沿线标有旧界碑址。图上方留白处分别写有与地图所画县厅“请垦”或“请禁”田园相应的说明文字，共有文字125段，约15000字。其中《凤山县图说》23段，《台湾县图说》10段，《诸罗县图说》15段，《彰化县图说》19段，《淡防厅图说》53段，台湾府总计1段；又图中注明番社名称文字4段。(有关文字见文后附录)

从该图的名称“台湾田园分别垦禁图说”和图中所画内容及说明文字来看，该图的要旨有三：一是规划新的紫色番界的确切位置，二是统计新番界附近田园的数字并制定垦禁与否的政策，三是设计“请垦”田园收成的分配方案。而重新划定番界是三者的核心，其他两项皆由此而发。

也正因如此，该图虽冠以“台湾”这一全称，但并未将同样隶属于台湾府的澎湖厅包括其内。因为澎湖厅没有“番界”，也不存在土地重新分配的问题。

三、《垦禁图》的绘制时间和作者

“番界”是清廷在台湾西部平原地区的汉人、熟番(亦称“化番”)与东部山区生番之间划定的界线。目的是隔离二者，勿使争斗。有清以来，汉人在台人口不断增加，而台岛地域有限，故为争夺土地，汉汉之间、汉番之间的争斗愈演愈烈，层出不穷。汉汉之争尚可由官府平抑，而生番不归官府管辖，故汉番之争尤为棘手。官府只能以划定界线、使之隔离的方法来免其争斗。但随着汉族人口的繁衍增殖，土地需求越来越多，其开垦的土地不断突破原有的界线，向北、向东推延，这就使得官府每隔一段时间，少则十数年，多则二十几年，就要重新划定一次番界，以缓和汉番矛盾。清代台湾番界肇自康熙，而后雍正、乾隆直至清末，始终在不断地调整。本图中的红、蓝、紫三色线即分别为乾隆朝三个不同时期的番界。

对于台湾舆图，两岸学者已研究有年，且硕果颇丰。尤其是台湾学者的研究更为精到。学界大都认为乾隆舆图中的红线时代最早，为乾隆十五年(1750)的番界。但也有不同意见。许维勤先生在其《新发现乾隆时期台湾彩绘地图之考证》一文中就认为红线是乾隆十一年的番界。注258学界公认蓝线时代次之，为乾隆二十五年的番界，对此素无异议。那么紫线又是何时规划的番界呢？该图图说中提及的两个人为我们了解其绘制背景和时代提供了线索。

其一，翁云宽。《诸罗县图说》第8段曰：“大草埔连小地名小草埔、南势坑、跌死猴、九芎坑、大湖内、尖山坑、新庄、黄竹坑等处共丈田六十九甲四分二厘九毫，园一百零六甲三分三厘二毫。查于康熙、雍正年间未定界以前，经曾郭张垦升，卖给翁应瑞，旋又垦辟，先后报升。前数现在已于翁云宽抄封案内入官估变。”其中的“翁云宽抄封案”是指发生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八月至十一月间的一场汉民之间的大规模械斗。械斗波及诸罗、彰化两县，祸连三月，受害民庄二百余，参与的彰州籍与泉州籍台民达万余众，事后被刑拿的要犯亦有二百余人，史称“彰泉械斗”。

此次事件表面上看是由赌博争执、误伤人命而引发的，但实际上彰泉两籍不同群体的垦民在土地开发中长期摩擦而积累的怨恨与愤懑才是事件的深层原因。究其原本，还是土地问题。

彰籍地主翁云宽为要犯之一，于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获罪入狱，并“于乾隆四十八年九月十二日中风监毙”注259。其田地家产于乾隆四十八年正月初六日被抄封。注260翁氏死时其罪尚未定谳。故其田产被“入官估变”，应在乾隆四十八年九月十二日之后。

其二，林云。《淡防厅图说》之第32、33、34、35、36、37段均提到林云。如第32段曰：“武陵埔、马陵埔现丈社番和生等垦耕田七分六厘八毫，园四十甲一分八厘八毫，原勘未垦荒埔二百甲一分五厘，又续勘未垦荒埔五百零七甲九分九厘九毫六丝。该处系霄里社番地，离生番尚远，系属应垦。于南巡捕崁一带立定为界。前因林云等滋事案内业经奏请入官，应请入官报升，另行招佃，照例纳租，除完粮外，分别充公、赏番。”文中所谓的“林云等滋事案”是继“翁云宽案”之后不久即发生的又一起恶性闽粤械斗事件。乾隆四十八年七月十八日，闽籍民人林云等因与粤籍民人张昂等争夺宵里社番凤生土地的承租权，杀死粤籍民人张昂等四人，并焚戮其尸体以图灭迹。福建巡抚雅德接报后，“接阅之下，不胜发指”，并曰：“海外地方，岂容刁民肆行无忌！且彰化、诸罗二县，漳、泉匪徒械斗焚杀，甫经惩创，乃淡水复有焚抢杀命之事，实属愍不畏死，尤当严予重惩，以儆匪恶。”注261同年十一月初九日，林云被判凌迟处死、斩首示众；其兄林淡及同伙或斩首示众，或绞决。粤籍参与械斗者则多被判“照台湾聚众杀人放火例量减一等，杖一百、流一千里，仍从重改发厄鲁特为奴，均刺字”注262。此次参与械斗者约五十人，其所垦占土地均被籍没入官。

为清厘引发此次械斗的土地情况，时任福建分巡台湾兵备道的杨廷桦“于十一月十二日……亲赴犯事地方查勘埔地情形”，并提出了解决方案。他在给乾隆帝的奏折中曰：

臣廷桦随于十一月十二日自郡起程，亲赴淡水查勘案内垦埔情形，会同北路副将左瑛并带代理淡水同知台湾县知县程峻到地确勘。查该处垦地，共有武陵、马陵等埔十二处系在界外。

再奴才廷桦会同北路协副将左瑛现勘武陵埔等处离乌树林十余里不等，由乌树林转入生番地界亦有十余里不等。访之土人，其出住居巢穴尚离百余里。垦成田园，新旧不一，勘丈共五百四十七甲零。社番因有界外荒埔听番民佃垦以资生计之例案，又因番少地多，不能通垦，因招佃无业贫农合力认垦，冀分余润。内有番自垦成及垦限已满、届满抽租、已未、未收之别。在番自垦种者，似应仍归番管。武陵、马陵二处，既有先后举垦，抽租之际，未便给垦，再滋事端。黄泥塘一处，距生番较远。现在民居稠密，足可防备，不必再设乡勇。且张昂等械斗滋事，俱已分别究办，所有垦成各田园，应请一并入官，另行召佃输租升科，永折后衅。原给垦字，饬追缴销。其余已垦田园，给番殊觉太优，逐佃恐致失所，可否再饬请丈，入官给垦升科，查明水旱田园，仿照官庄之例定额输租。所有未垦荒埔，一并入官，不准番民私垦。其番众口粮，可否于现收麦租内酌量赏给，均出自皇上格外天恩，非臣等所敢擅便。另绘图说并开田园甲数清单，恭呈御览。

再查淡属界外垦成田园，如蛤仔市、外尖山、大姑陷等处尚多，现饬淡水同知潘凯分处勘丈。俟勘覆到日，酌量情形，分别应禁、应垦，交督抚臣核明奏办在案。注263

奏折中所涉及的地名、田亩数字和处理方案与《垦禁图》《淡防厅图说》之第32、33、34、35、36、37段的内容十分吻合，故可断定，折中所谓“另绘图说并开田园甲数清单”，即是《垦禁图》之《淡防厅图说》。

此后，乾隆四十九年(1784)二月十三日，闽浙总督富勒浑又给乾隆帝上折，请求全面清丈台湾番界周边土地。其折曰：

臣查，台湾各属，在壤接生番，向虽定有界址，内外类皆荒埔，因生齿日繁，每缘争垦滋事。即如林淡等一案，是其明验。海洋重地，不可不亟为清厘……兹据杨廷桦具禀，现将淡水一带查丈，其余各厅县民番交错之处，自应一体勘查，酌定界限，以杜争衅。唯办理此等事件，必须明白详慎、熟悉地方之员责成经理，方不致草率从事，滋生事端。查杨廷桦于台地情形颇为谙悉，现虽降调奉旨留台帮办，沐恩深重，自应倍加出力。臣现将勘丈事宜咨会抚臣雅德，札饬杨廷桦会同总兵柴大纪，实心实力，带同妥员，逐一亲诣各处勘明量丈，酌量情形，分别应禁、应垦，绘图册报。仍先将如何筹办缘由确切具覆，容臣核明，另行恭奏。至杨廷桦系卸事之员，呼应恐有不灵，并严饬新任台湾道府永福、孙景燧，随同心妥办。倘稍有颟顸诿卸，查出立即严参。注264

于是，台湾府其他各县的清厘行动亦随即分头展开。《台湾县图说》第1段中“现在奉文清厘”之语，即此之谓也。

不久，《淡防厅图说》、《凤山县图说》、《台湾县图说》、《诸罗县图说》、《彰化县图说》陆续绘成并汇集至台湾府，再由台湾府将四县一厅图说整合为一，定名为“台湾田园分别垦禁图说”。

然而这卷绘制于乾隆四十九年的《垦禁图》仅是个初稿，图中规划的新番界、统计的垦禁田园数字以及分配方案还未及核准施行，就因乾隆五十一年(1786)相继发生的“杨光勋案”和“林爽文事件”而被迫搁置了。图中的构想是在乾隆五十三年“林爽文事件”平复后，又作了一些修改才得以施行的。

乾隆五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福康安等为“林爽文事件”善后事宜给乾隆帝的奏折中曰：“台湾东界内山本多旷土，乾隆十五年暨二十三年，节经勘定界址，奏请禁民越垦，准令熟番等打牲耕种，以资生计。无如游民聚处日多，越界佃耕，渐成熟业，以致争夺滋事控案甚多。前经富勒浑奏明，专委镇道，确切勘丈，尚未勘明详报，即值逆匪滋事。现经臣等提卷核查，共计丈出已垦埔地一万一千二百甲，每田一甲合内地民田十一亩三分一厘，均应查明民垦、番垦，分别升科办理。此外尚有未垦荒埔五千四百四十一甲。又四十八、五十一等年漳泉械斗及互控结会案内抄没翁云宽、杨光勋等入官埔地三千三百八十余甲，统计抄没未垦及入官荒废埔地八十八百余甲，均属界外之地，逼近内山，任其荒废地利，既属可惜，而愚民趋利如鹜，亦难保无越境私开情弊。应请将新设屯丁四千名每名拨给埔地二甲，千总每员十甲，把总每员五甲，外委每员三甲。令其自行耕种，责令地方官勘定界址，造册绘图，载明四至段落，通报立案，以备稽查。”注265

对此，乾隆五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闽浙总督伍拉纳的奏折中说得更加明白。其曰：“查台湾一厅、四县，南北一带绵亘千有余里。西临大海，东傍内山，界外旷土甚多，番民争相垦种。自乾隆十五年及二十五年节经勘定界址，禁民越垦。复于四十九年，经前督臣富勒浑奏明清丈，共据丈报已垦田园一万一千二百四甲零，未垦荒埔五千四百四十一甲零。每甲合内地民田十一亩三分一厘，分别番民，归官经理。旋值台匪滋事，尚未定案。兹据该府等周历界外，挨庄按户，逐段督丈，将已垦、未垦分别划清。内已垦者，以乾隆四十九年查明一万一千二百四甲零之数为原额，遇有不符之处，逐加更正。”又曰：“查台湾地土膏腴，易于谋食，无藉民人，愈聚愈多，往往深入内山，垦越滋事。虽于乾隆十五及二十五等年两次立碑，并于淡、彰二厅设立土牛以分界限，因阅年既久，日渐废弛，自应遵奉部行，划定界址，庶可束边境而杜争端。兹据台湾镇、道等请，以此次清查归屯地段为准，或抵山根，或傍坑崁，令地方官拣用坚厚石料，竖立碑界，详开年月地方，大书深刻。并称存档原图，从前以红、蓝、紫色画线为界，今即添画绿线，以别新旧。”注266

又，成书于嘉庆十二年(1807)的《续修台湾县志》(谢金銮纂)《屯田》一节亦言及此事。曰：“台地东倚内山，多旷土，民与番并垦焉。乾隆四十九年，总督富纲(按：应为富勒浑，此误)奏明清丈；凡所丈报田园荒埔，计田论亩，籍已具而案核未定。林爽文之乱，诸社番随官打仗，出力有功；钦差将军公福康安、巡抚徐嗣曾奏准，募番民为屯丁，设立屯所，给与近山埔地，以资久计。乃以前所丈报田园埔地，复加丈量多溢额，于是台邑原报番民所垦田园一千三百九十六甲三分六厘一毫，至是更丈得溢额二百六十五甲单四厘八毫……。”

福康安奏折中的已垦田园数为“一万一千二百甲”，伍拉纳奏折中的已垦田园数为“一万一千二百四甲零”，二者稍异；但二者“未垦荒埔五千四百四十一甲”之数则一致。《垦禁图》后之《总计》曰：“以上一厅四县共计丈出界外垦成田六千二百九十二甲二分三厘七毫二丝；界外垦成园五千零八十九甲二厘六毫一丝九忽。界外未垦荒埔五千二百五十一甲二分七厘六毫一丝五忽；界外未垦沙石埔一百九十甲二分六厘六毫八丝八忽。”其田园相加为一万一千三百八十一甲强，比上述二折之数稍多；但其未垦荒埔、沙石埔相加为五千四百四十一甲，与上述二折之数完全相同。又《续修台湾县志》曰：“台邑原报番民所垦田园一千三百九十六甲三分六厘一毫”，《垦禁图》《台湾县图说》后《小计》曰：“以上台邑共丈过界内应归业户报升田九十二甲三分七厘七毫六丝八忽，园三百五十甲零三厘二毫二丝九忽；……以上共丈过界外应归番分别报升田二百甲零六分四厘六毫三丝二忽，园七百五十三甲三分四毫九丝一忽。”四数相加为一千三百九十六甲三分六厘一毫二丝，与《续修台湾县志》之数极其接近。《垦禁图》中的行文也完全是向上汇报、请示的态度。各段图说中充斥着“请……”、“应……”、“应请……”、“应照……”等字句，说明其的确是个呈送待批的文献，尚未被批复执行。由此可知，《垦禁图》即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奏明清丈……籍已具而案核未定”的“存档原图”。

从实物来看，《垦禁图》也只是一个稿本。首先，图中的四县一厅分别是由各县厅独立绘成然后再裱接在一起的。其接驳处手法粗糙，痕迹明显。图说的文字书写风格也不统一。如果是定本，通常会以初稿为蓝本重新绘制。可以先将纸接好再绘；即便是接纸而绘，也应充分利用纸张的尺幅，减少接驳，以求一气贯之，不露痕迹。其次，图说文字刮改痕迹甚多。即便如此，文中还是有明显的硬伤。如《淡防厅图说》第46、47两段结尾处均有衍句。46段曰：“以赤涂崁崁下立界。以赤涂崁崁下立界。”(图5)47段曰：“即于崁下立碑为界。即于崁下立碑为界。”(图6)又如《凤山县图说》第18段，图说中作“刣犬坑”(图7)，而图中作“刣大玩”(图8)。这些都是稿本中常见的失误。

图5

图6

图7

图8

至此，《垦禁图》绘制的前后情况就大致清楚了：乾隆四十七年(1782)的“彰泉械斗”和四十八年的“林云案”所暴露出的长期积累的诸多土地问题急需整顿，构成了《垦禁图》绘制的背景。尤其是林案还涉及界内外番地，直接导致了《垦禁图》的绘制。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福建分巡台湾兵备道杨廷桦、北路副将左瑛、代理淡水同知台湾县知县程峻赴淡防厅，并同淡水同知潘凯开始主持重新勘查番界、统计田亩，绘制《淡防厅图说》。乾隆四十九年二月十三日，闽浙总督富勒浑奏请依《淡防厅图说》例勘绘全台图说，杨廷桦与台湾镇总兵柴大纪带员主任其事，新任台湾道府永福、孙景燧协办，同年《垦禁图》成。图成尚未报批，即因乾隆五十一年相继发生的“杨光勋案”和“林爽文事件”而被搁置。乾隆五十三年，“林爽文事件”平复后，平台钦差福康安在《垦禁图》的基础上对番界、田亩重新勘查。乾隆五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闽浙总督伍拉纳奏请再绘新图，于《垦禁图》红、蓝、紫三色番界线外添画绿线，以标识新番界；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批复，准奏。据台湾2006年发现的乾隆五十六年二月所立之彰化县清水沟番界碑看，绘有红、蓝、紫、绿四色番界的新图其时已经完成。注267

四、《垦禁图》的史料价值

《垦禁图》图文并举，内容丰富，可供学界做多角度的研究。究其要者，其史料价值有如下三点：

(一)研究乾隆时期台湾番界最重要的舆图资料

此前，已知的乾隆时期绘有番界的台湾舆图传世者有两件，即同属乾隆二十五年(1760)的《台湾番界图》卷(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和《清厘台属汉番边界地图》卷(西北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注268二者均为乾隆早期的舆图。《垦禁图》绘制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它的面世填补了过去乾隆晚期绘有番界的台湾舆图付诸阙如的空白。

尤为可贵的是，《垦禁图》在绘制了乾隆四十九年番界的同时，也保留了乾隆十五年和二十五年的番界，完整地展示了乾隆时期台湾番界的三次变迁过程，既为乾隆早期的番界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后续史料支撑，又为乾隆晚期的番界研究拓展了一片崭新天地。比如，前述伍拉纳曾于乾隆五十五年在《垦禁图》的基础上绘制四色番界新图，其图距《垦禁图》时间很近，改动之处亦不甚大。其图至今尚未面世，很可能已经毁灭。果如此，那么《垦禁图》就成为研究伍拉纳四色图的最全面也最可信的史料。以《垦禁图》为核心，辅之以其他材料，完全有可能揭开四色图的神秘面纱，窥得其真相。

所以，《垦禁图》是研究乾隆时期台湾番界最重要的资料。其在乾隆时期台湾番界的研究中，占有不可替代的、承前启后的中坚位置。

(二)记录了台民开发台湾的进程

既然《垦禁图》中红、蓝、紫三色番界线兼有指示时间和方位的双重作用，那么根据这三条界线的变化，就可以清楚地了解乾隆时期台民开发台湾的进程。比如，根据图中的红线，可以了解乾隆十五年以前，台民的活动主要集中于台岛南部和中部的沿海一带，即凤山、台湾、诸罗、彰化四县。蓝线则显示，至乾隆二十五年，台民的垦殖已沿西部海岸发展到台岛的北端，即淡防厅之辖地。紫线所及，揭示了乾隆二十五年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期间，台民在贯通了西部平原、盆地后，又不断向东部丘陵、内山挺进的情形。红、蓝二线由南而北，紫线则自西向东。台民开发台岛的进程跃然纸上，一目了然。

(三)反映了清廷的台湾理番策略

清廷治理台湾番族的策略有生、熟之分，对于生番主要用隔离的政策，对于熟番主要用安抚的政策。这在《垦禁图》中有充分的体现。

隔离生番采用以番防番的方法。即令熟番各社在番界沿线隘口处搭建隘藔，拨派隘丁守护，以防生番出山滋扰。每隘番丁20余至40余不等。又据隘丁人数多寡分给土地若干，约合每丁土地1甲余，以资守隘口粮。如《凤山县图说》第2段曰：“埔姜林原设隘藔一座，派拨放索社番隘丁四十二名，拨给园地四十七甲二分，以资守隘口粮。其地俱在隘藔后及左右两旁界内，应请照番地番耕免其升科。”全图沿紫线共设隘藔63座。其中凤山县红线旧隘11，全为被紫线沿用；台湾县新隘3；诸罗县旧隘1，新隘9；彰化县旧隘2，新隘10；淡防厅旧隘12，新隘15。这说明以番防番的做法早在乾隆十五年以前就已施行了。乾隆五十三年，福康安以番丁屯田守界并规定“每名拨给埔地二甲”注269的方案并非新创，不过是将过去行之已久的方案略加改变，并使之公开化、制度化罢了。

安抚熟番则重在保护番地权益和免征地租。图说有关土地垦禁的116段。其中应禁者28段，应垦者88段。应垦者中又分为四种情况：(1)纯属番地番耕者16段，约占18%，一律免其升科。(2)民耕番地与番耕番地混杂者62段，约占70%，一律划为番业，番耕番地免其升科，民耕番地归该管番分别报升。(3)罚没入官者9段，约占10%，由官报升，另行招佃，照例纳租，除完粮外，分别充公、赏番。(4)纯属民地民耕者1段，约占1.1%，照例升科。所有确权番地约占应垦土地的88.6％。番地番耕不纳租赋，民耕番地则民需向番交租再由番向官报升。同时罚没入官的土地收获还要拿出一部分赏给番众。可见乾隆时期对台湾熟番的安抚政策是比较优厚的。

结束语

《垦禁图》是目前仅见的画有三色番界并写有大量文字的乾隆时期的台湾舆图。其图文所记包罗甚广又具体而微，内容极其丰富。大而观之，山川溪流、海岸岛礁、府县辖制、道路交通、汛塘防务、番社民庄、番界隘藔，历历在目；细察之下，田园丈量精确至“忽”、“微”，民番登记具体到姓名。该图的面世无疑是学界的一大幸事，其弥足珍贵的史料必将在台湾史研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附录 《垦禁图》图说文字录

(一)凤山县图说(按：原笺缺。又，图说文字中未涉及图中绘出的“南势湖新界”及加洛堂、南势湖、东势湖等处“请禁”的文字记载，由此推断，凤山县一段图说除缺“凤山县图说”题笺外，还应缺上述有关文字。)

1.横山头、大茅埔二处现丈园二十八甲一分四厘九毫七丝六忽。该处深透山根，逼近生番，仍应照旧禁垦。

2.埔姜林原设隘藔一座，派拨放索社番隘丁四十二名，拨给园地四十七甲二分，以资守隘口粮。其地俱在隘藔后及左右两旁界内，应请照番地番耕免其升科。

3.横山庄现丈园六甲二分七厘。该处深透山曲，生番时常出没，应请仍照旧界禁垦。(按：“□”内之字原残，或缺，系作者据文意后补。下同)

4.粪箕湖原设隘藔一座，内派拨茄藤社隘丁二十一名，拨给园地二十二甲六分，以资守隘口粮。其地俱在隘藔后及左右两旁界内，应请照番地番耕免其升科。

5.碎石岗边现丈荒埔一十四甲九分六厘□丝六忽，又丈毛狮狮隘丁越垦界外园一□。该处逼近山根，接连生番，应请照旧界禁垦。(按：“□”表示原字残缺，又无法补写者。下同)

6.毛狮狮原设隘藔一座，内派拨茄藤社番隘丁四十二名，拨给园地四十六甲六分，以资守隘口粮。其地在隘藔后及左右两旁界内，应请照番地番耕免其升科。

7.加匏朗原设隘藔一座，内派拨力力社番隘丁二十一名，拨给园地二十四甲八分，以资守隘口粮。其地俱在隘藔前后左右两旁界内，应请照番地番耕免其升科。

8.万巾庄原设隘藔一座，内派拨力力社番隘丁二十一名，拨给园地二十四甲二分，以资守隘口粮。其地在隘藔前后左右两旁界内，应请照番地番耕免其升科。

9.新东势原设隘藔一座，内派拨下淡水社番隘丁二十一名，拨给园地二十四甲六分，以资守隘口粮。其地在隘藔前后界内外毗连处所，应请照番地番耕免其升科。

10.新庄仔庄后现丈园一十九甲八分四厘。该处直透南坪，逼近生番，应请仍照旧界禁垦。

11.南坪溪墘现丈埔地四十三甲二分一厘一毫一丝。该处生番不时出没，应请仍照旧界禁垦。

12.南崁林口现丈埔地一百二十三甲六分零二丝。该处生番不时出没，其地俱属硗确沙砾，社番零星栽种，多无收成，应请仍照旧界禁垦。

13.双溪口原设隘藔一座，内派拨阿猴社番隘丁四十名，拨给园地四十六甲二分，以资守隘口粮。其地在北坪溪墘圳内、隘藔前后及左右两旁界内，应请照番地番耕免其升科。

14.大路关原设隘藔一座，内派拨阿猴社番隘丁二十名，拨给园地二十三甲二分，以资守隘口粮。其地在隘藔前后界内外毗连处所，应请照番地番耕免其升科。

15.加腊埔原设隘藔一座，内派拨武洛社番隘丁二十名，拨给园地二十二甲，以资守隘口粮。其地在隘藔后及左右两旁界内，应请照番地番耕免其升科。

16.六皆藔连小地名狮仔头、盐仔林、大坪顶、番仔园、溪西等处现丈田二百三十一甲六分四厘九毫八丝一忽，又丈园一百二十四甲二分六厘四毫六丝二忽。该处离内山只隔一溪，生番时有出没，应请禁垦，仍于旧界立碑示禁。

17.毒口隘(按：图中作“毒口溪隘”)原设隘藔一座，内派拨搭楼社番隘丁二十二名，拨给园地二十五甲，以资守隘口粮。其地在界内龙肚口，应请照番地番耕免其升科。

18.竹仔门、上坑仔、刣犬坑(按：图中作“刣大玩”)、北埔、柳树潭、龙角塘、下坑仔等处现丈田四十三甲四分九厘八丝。该处透入内山，生番不时出没，应请仍照旧界禁垦。

19.龙肚埔现丈萧绍勋等民耕田九十一甲九分七厘三毫七丝五忽。该处离生番尚远，应请准予垦耕。今于狮仔头山脚立定界碑，以山根为界，归武洛社番报升。

20.糟坑现丈田二甲八分四厘五丝八忽。该处透入内山，应剔出界外禁垦。今于大坪匠藔(按：图中作“大坪山匠藔”)后立定禁碑，以山根为界。

21.月眉庄连小地名寨仔脚、六张犁、莿仔藔、莿桐坑等处现丈陈敬、陈宁光、曾升生、黄岑等共耕田三百零七甲九分八厘六毫二忽，内民耕田二百六十七甲三分四厘九毫四丝九忽，又黄忍等番耕田四十甲六分三厘六毫五丝三忽；又丈郑林、陈福如等民耕园七十四甲二分一厘二毫四丝七忽。该处离生番尚远，以莿桐坑山脚新碑为界，应请准垦，归搭楼社番报升。

22.秀彰坑现丈园一十六甲三分六厘三毫一丝九忽。该处透入内山，应请禁垦。

23.大蓝庄现丈林侦、薛韬等民耕园四十六甲三分九厘八毫七丝一忽。该处离生番尚远，以溪墘为界，应请准垦，归搭楼社番报升。

以上凤邑丈过应归番报升田三百九十九甲九分五厘九毫七丝七忽；共丈过归番报升园一百二十甲六分一厘一毫一丝八忽；共丈过应禁田三百七十二甲八分九厘三毫九丝七忽；共丈过应禁园二百四十一甲三分二厘五毫五丝六忽；共丈过应禁埔地一百八十一甲七分七厘七毫八丝六忽。另丈过原拨给十隘隘丁园地三百零六甲四分，系毗连界内外隘番自耕之地，请免升科，仍给番耕，以充口粮，以资守御。

(二)台湾县图说

1.太平庄即林凌欧连小地名王登界、上北势、下北势、檨仔脚等处现丈李祖等民垦田九十二甲三分七厘七毫六丝八忽，民耕园三百五十甲零三厘二毫二丝九忽；未垦荒埔六十一甲八分七厘二毫五丝五忽。该处原系界内荒埔，毗连界外，开垦未成，现在奉文清厘，请就现佃丈寔甲数照例升科。

2.六张犁连小地名东方木、烧羹藔、中隘、口隘等处现丈张奇求等耕田五十九甲一分六厘九毫三丝一忽，内民耕田二十九甲五分零五毫，番耕田二十九甲六分六厘四毫三丝一忽；园三百五十一甲五分二厘七毫八丝五忽，内民耕园二百二十三甲九分三厘零七丝九忽，番耕园一百二十七甲五分九厘七毫零六忽；未垦荒埔九十一甲六分一厘八毫二丝二忽。该处离生番尚远，应予垦耕。以淡水溪边为界，归大杰巅社番报升。

3.田螺堀连小地名梨仔坑、白树林、柑仔林、红花园等处现丈陈笨等民耕田八甲九分九厘二毫八丝七忽；园一百二十五甲九分三厘三毫三丝四忽，内民耕园一百二十甲七分四厘五毫五忽，番耕园五甲一分八厘八毫二丝九忽。该处离生番尚远，应予垦耕。今以淡水溪边为界，归大杰巅社番报升。

4.民安坡即金交倚一处现丈李煜等民耕田七甲零四厘一忽，民耕园三甲三分七厘七毫零八忽。该处离生番尚远，系属应垦。今以金交倚山根为界，归大杰巅社番报升。

5.龙潭口一处现丈姚惠等民耕田一十四甲四分二厘八毫七丝三忽，民耕园一十甲六分零一毫五丝四忽。该处离生番尚远，系属应垦。今以龙潭口山根为界，归大杰巅社番报升。

6.东方木山前一处现丈蔡院等民耕田四十七甲九分九厘四毫六丝四忽，民耕园三十八甲一分零三厘七毫五丝五忽。该处离生番尚远，今以东方木山根为界，归大杰巅社番报升。

7.石门坑隘一处现丈郭子勇等民耕田一十一甲零八厘零二丝五忽，民耕园三十一甲九分零九毫四丝。该处离生番尚远，系属应垦。今以石门坑山脚为界，归大杰巅社番报升。

8.头重埔、二重埔、三重埔等处现丈新港社番大里挠等垦园五十七甲八分。该处离生番尚远，系属应垦。今以各该处山根为界，归新港社番耕管。

9.寻仔藔连小地名苦苓脚、南庄、北庄等现丈林叚等民耕田五十一甲九分四厘五丝一忽，园一百三十四甲零一厘八毫一丝五忽。该处离生番尚远，系属应垦。今以各该处山根为界，归新港、卓猴二社番报升。

以上台邑共丈过界内应归业户报升田九十二甲三分七厘七毫六丝八忽，园三百五十甲零三厘二毫二丝九忽；未垦荒埔六十一甲八分七厘二毫五丝五忽。以上共丈过界外应归番分别报升田二百甲零六分四厘六毫三丝二忽，园七百五十三甲三分四毫九丝一忽；未垦荒埔九十一甲六分一厘八毫二丝二忽。

(三)诸罗县图说

1.山衫林、粪箕湖、旧匠藔、大杰岭、新庄等处现丈张甫等垦田一百零五甲四分二厘七毫二丝八忽，内民耕田九十八甲六分二厘二毫四丝八忽，番耕田六甲八分零四毫八丝；园七十六甲零九厘二毫七丝八忽，内民耕园三十七甲七分零二毫三丝八忽，番耕园三十八甲三分九厘四丝；未垦荒埔一十六甲三分四厘六毫四丝。该处离生番尚远，应请准垦。以大杰岭山脚设立新界，归内优社番分别报升。

2.邦蔚口现丈田一甲二分二厘七毫三丝六忽，园一十三甲五分九厘六毫，未垦荒埔三十四甲四分四厘。该处逼近内山，生番出没，应划出界外，永远禁垦。以大杰岭山脚为界。

3.白水磜、十张犁、八张犁、蜈蜞潭、匏仔藔、芎蕉脚等处现丈徐标等垦田三十四甲四分三厘五毫三丝九忽，内民耕田二十四甲八分八厘八毫八丝三忽，番耕田九甲五分四厘六毫五丝六忽；园五十四甲零九厘一毫五丝八忽，内民耕园四十甲零二分三厘三毫六忽，番耕园一十三甲八分五厘八毫五丝二忽；未垦荒埔五十八甲七分四厘。该处离生番尚远，应请准垦。以芎蕉脚山脚立碑，归内优社番分别报升。

4.竹头崎、南藔即五埔(按：图中作“五埔即南藔”)、北藔即四埔(按：图中作“四埔即北藔”)、三埔即头二重埔(按：图中分作“头埔”、“二埔”、“三埔”。疑原文应为“三埔即头二三重埔”，漏书“三”字。或将其“即”字改为“及”字，作“三埔及头二重埔”亦通。)等处现丈赖振等垦田三十八甲一分七厘八毫六丝二忽，内民耕田三十四甲八分二厘九毫八丝二忽，番耕田三甲三分四厘八毫八丝；园一百三十八甲三分六厘八毫六忽；未垦荒埔二十六甲三分七厘三毫三丝一忽。该处离生番尚远，应请准垦。以头埔山立为新界，归内优社番分别报升。

5.茄茇后现丈田五甲二分三厘八丝，园四甲五分五厘四毫四丝，荒埔三甲二分六厘七毫二丝。该处逼近生番，应请永行禁垦。以茄茇后旧界碑为界。

6.姜母藔连小地名社藔前(按：图中作“社前”)、社藔后(按：图中作“社后”)、竹林脚、崁仔脚、番仔坑、陈臣崎、新庄、坛水溪等处现丈杨接兰等垦田七十九甲七分一厘八毫一丝，园一十八甲一分八厘八毫六丝三忽。该处离生番尚远，应请准垦。以姜母藔山脚立为新界，归阿里山社番报升。

7.密机庄连小地名大埔庄、石头埔、番仔路、埔尾(按：图中作“埔尾庄”)、啄口、白狗藔、桃仔园、金交倚(按：图中作“金交倚庄”)、金狮藔、阿□泉、山猪塭等处现丈罗剑等垦田五十七甲五分三厘五毫八丝四忽，园七十七甲零六厘五毫八丝一忽，未垦荒埔四十五甲零六厘八毫八丝。该处离生番尚远，应请准垦。归阿里山社番报升，于大埔庄后立定新界。

8.大草埔连小地名小草埔、南势坑、跌死猴、九芎坑、大湖内、尖山坑、新庄、黄竹坑等处共丈田六十九甲四分二厘九毫，园一百零六甲三分三厘二毫。查于康熙、雍正年间未定界以前，经曾郭张垦升，卖给翁应瑞，旋又垦辟，先后报升。前数现在已于翁云宽抄封案内入官估变。

9.中坑庄、直坑后等处现丈薛文玑垦田三甲五分八厘七毫，园一分五厘六毫。该处离生番尚远，应请准垦。归阿里山社番报升，均以大草埔山脚为界。

10.军工藔现丈田二十二甲六分五厘五毫，园二十甲零八分七厘八毫，未垦埔地二十一甲五分二厘五毫六丝。该处逼近生番，应请禁垦，以大溪为界。

11.熬酒桶头(按：图中作“熬酒桶庄”)、炭窑(按：图中作“炭窑庄”)、溪洲(按：图中作“溪洲庄”)、芊蓁仑、过溪(按：图中作“过溪庄”)、木瓜潭、诏安藔、湾角潭、东势坑等处现丈许赞等垦田六十三甲二分四厘二毫二丝四忽；园六十三甲六分一厘九毫三丝二忽，内民耕园六十三甲一分二厘九毫七丝二忽，番耕园四分八厘九毫六丝；未垦荒埔五甲五分零八毫四丝。该处离生番尚远，应请准垦。以三坪山根为界，归阿里山社番分别报升。

12.不知春连小地名柴藔(按：图中作“柴藔庄”)、泉州藔、田仔内、德化藔、柯仔坑、鲤鱼尾等处现丈江敏等垦田五十三甲八分四厘五毫六丝八忽，园三十七甲五分四厘五毫五丝八忽，未垦荒埔一十九甲七分九厘八毫七丝二忽。该处离生番尚远，应请准垦。以鲤鱼头山根为界，归阿里山社番报升。

13.加走藔连小地名二坪、三坪等处现丈田二甲二分一厘六毫八丝，园一十甲零三分九厘六毫八丝。该处逼近生番，应请于三坪山脚立新界，界外永行禁垦。

14.南势坑连小地名湖山岩、枋树湖、何全藔等处现丈颜青等垦田三十一甲九分零六毫三丝七忽，园一十二甲七分九厘六毫一忽，未垦荒埔二分五厘一丝八忽。该处离生番尚远，应请准垦。亦以鲤鱼头山脚为界，归阿里山社番报升。

以上诸邑共丈过界外应准垦田五百三十七甲三分零五毫五丝二忽，应准垦园五百八十四甲二分五厘五毫七丝七忽，未垦荒埔一百七十二甲零八厘五毫八丝一忽，内除大草埔等处未定界前已经报升田六十九甲四分二厘九毫、园一百零六甲三分三厘二毫、现在已于翁云宽抄封案内入官估变毋庸再请升科外，寔共丈过界外应归番分别报升田四百六十七甲八分七厘六毫五丝二忽，共园四百七十七甲九分二厘三毫七丝七忽，未垦荒埔一百七十二甲零八厘五毫八丝一忽。以上应禁田三十一甲三分二厘九毫九丝六忽，应禁园四十九甲四分二厘五毫二丝，应禁荒埔五十九甲二分三厘二毫八丝。

(四)彰化县图说

1.清水沟现丈吕叶等民耕园四甲一厘六毫六丝。该处离生番尚远，系属应垦。以东势草凹溪为界，系水沙连社番业，应归番报升。

2.广盛埔现丈汤迪英等民耕田二百七十七甲六分八厘三毫三丝六忽，民耕园四甲九分四厘五章二丝二忽。该处离生番尚远，系属应垦。以集集山根为界，系水沙连社番业，应归番报升。

3.广盛埔连小地名军工藔现丈曾赐麟民耕田二分三厘一毫，园四甲二分五厘六丝五忽，荒浦五厘一毫二丝。该处离生番尚远，系属应垦。以集集山根为界，系水沙连社番业，应归番报升。

4.八娘坑现丈陈华等民耕田一十九甲五分九厘四毫八丝，园一十甲七分七厘二毫七丝二忽，荒埔六十甲六分八厘一毫六丝。该处离生番尚远，系属应垦。以第二重牛相触口山山根离旧界五里许为界，系水沙连社番业，应归番报升。

图中贴纸曰：水沙连二十四社内，吷裡社、毛椊社、猫丹社、社仔社、木扣社、木武郡社、子黑社、子希社、倒咯社、蛮恋社、田仔社、猫兰社、田头社、思顺社、挽兰社、埔里社、外斗截社、水眉里社、内斗截社、内眉里社、平来万社、致雾社、哆咯唧社、福骨社。

5.虎仔坑现丈社番潘子政等番耕田二十甲八分五厘六毫，园三十二甲四分六厘六毫七丝八忽，荒埔一甲一分二厘。该处离生番尚远，系属应垦。以虎仔坑山根为界，系南投社番业，应归番报升。

6.永平坑现丈杨友等民耕田五分六厘，园二十甲八分六厘八毫八丝，荒埔三十九甲二厘四毫。该处迫近内山，生番出没，应划界外，永行禁垦。以万丹坑山根为界。

7.圳头坑现丈社番洪保等番耕田二十六甲七分二厘。该处逼近内山，生番出没，应请将现丈田甲划出界外，永行禁垦。仍照原定界址，以内凹庄后山根为界。

8.内木栅连小地名生牛埔、匏仔藔等处现丈社番吴光斗等田四十六甲二分五厘三毫八丝四忽，内民耕田三甲二厘九毫九丝二忽，番耕田四十三甲二分二厘三毫九丝二忽；又园四百零九甲四分六厘五毫九丝六忽，内民耕园五十二甲六分七厘三毫七丝一忽，番耕园三百五十六甲七分九厘二毫二丝五忽；荒埔一百七十七甲九厘八毫四丝，石埔五甲一分二厘。该处离生番尚远，系属应垦。以东势乌溪为界，系北投社番业，原建隘藔一座，该社番在地守隘，应归番招垦，分别报升。

9.万斗六现丈社番怀仔等田共七十三甲九分八厘四毫六丝六忽，内民耕田三十甲九分七厘二丝，番耕田四十三甲一厘四毫四丝六忽；又园二甲一分九厘四毫六丝二忽，内民耕园一甲八分三厘二毫三丝，番耕园三分六厘二毫三丝二忽；荒埔六十一甲六分一厘五毫九丝二忽，石埔二十二甲二厘一毫四丝四忽。该处离生番尚远，系属应垦。以万斗六山山根为界，系猫罗社番业，应归番分别报升。

10.黄竹坑连小地名北势车笼埔现丈林石等园一百二十八甲三分七厘八毫七丝七忽，内民耕园七十四甲五分六厘九毫四忽，番耕园五十三甲八分九毫七丝三忽；荒埔二百零六甲六分七厘二毫，石埔二十甲八分八厘。该处离生番尚远，系属应垦。以黄竹坑山山根为界，系柴坑仔社番业，原建隘藔一座，该社番把守，应归番分别报升。

11.眉目义现丈林石等民耕田一百四十六甲四厘八毫四丝，园一十二甲六分八厘二毫八丝八忽。该处离生番尚远，系属应垦。以黄竹坑山山根为界，系柴坑仔社番业，原建隘藔一座，该社番把守，应归番报升。

12.大姑婆现丈林芳等民耕一百一十甲八分三毫七丝五忽，园二十五甲五分五厘九丝五忽，荒埔二百六十八甲八分六毫七丝二忽，石埔七十四甲一分二厘八毫。该地离生番尚远，系属应垦。以大姑婆山山根为界，系大肚社番业，应归番招垦、报升。

13.校栗林现丈林沩等民耕田一百零九甲一分八厘五毫一忽，园二十九甲五分五厘四丝二忽，荒埔二十九甲九分三厘七毫六丝。该处离生番尚远，系属应垦。以虎头山山根为界，系阿里史社番业，原建隘藔一座，该社番在地守隘，应归番招垦、报升。

14.沙历巴来积积现丈阮教等民耕园二百三十九甲九分一厘六毫四忽，荒埔二百三十三甲七分五厘三毫六丝，石埔八甲二分三厘五毫二丝。该处离生番尚远，系属应垦。以东势山脚为新界，系阿里史社番业，应归番招垦报什。

15.阿里史埔现丈赖振等田二十七甲三分七厘八毫，内民耕田二十三甲六分四厘二毫六丝，番耕田三甲七分三厘五毫四丝；又园三百八十甲三厘零五丝八忽，内民耕园一百七十四甲五分七厘五毫五丝八忽，番耕园二百零五甲四分五厘五毫；石埔三十六甲五分三厘五毫四忽。该处离生番尚远，系属应垦。以阿里史山根为界，系阿里史社番业，应归番分别招垦、报升。

16.土牛角现丈柯六院等田七十二甲一分九厘八毫零三忽，内民耕田六十甲零三厘八毫零三忽，番耕田一十二甲一分六厘；荒埔四甲三厘二毫，石埔二十三甲二分五厘七毫六丝。查该地系一件遵札饬知事乾隆三十二年间奏明台地攸武乃社十三社生番向化，每社岁输纳鹿皮四张、小米四石，折征纹库银四十三两六钱八分。据屋鏊、未毒等社番呈请，前项埔地垦种小米纳税，应请准其垦种，仍旧输饷，免其报升，再纳供课。查该地倚山傍溪，地势平坦，浮松硗确，贴近原筑沟牛界限，今立定以向东溪坝为界。

17.东势角现丈邱礼万等田一百零一甲九厘七毫六丝，内民耕田一甲七分三厘七毫六丝，番耕田九十九甲三分六厘；又园二十五甲九分四厘七毫零四忽，内民耕园二十四甲九分九厘六毫六丝四忽，番耕园九分五厘零四丝；荒埔二百八十五甲四厘九毫六丝，石埔八厘九毫六丝。该处逼近内山，生番出没，应划出界外，永禁私垦。以大甲溪溪坝为界。

18.水底藔现丈荒埔三百一十甲。该处逼近生番，应请禁垦。亦以溪坝为界。

以上彰邑通共丈过界外应归番分别报科(按：“科”应为“升”字之误)田九百零四甲二分一厘六毫八丝五忽，内除土牛角一处民耕田六十甲零三厘八毫三忽另条请免升科外，寔垦田八百四十四甲一分七厘八毫八丝二忽，园一千二百八十四甲二分二厘二毫一丝九忽；共丈过未垦荒埔一千四十三甲八分四厘九毫四忽，石埔一百九十甲一分七厘七毫二丝八忽；以上共丈过界外应禁田一百二十八甲三分七厘七毫六丝，共应禁园四十六甲八分一厘五毫八丝四忽，共应禁荒埔六百三十四甲零七厘三毫六丝，应禁石埔八厘九毫六丝。

(五)淡防厅图说

1.火焰山脚连小地名柯仔林、九层头、月眉崁共丈社番淡仔、伊目等番耕田九十二甲六分八厘四毫三丝，番耕园一十一甲零一厘八毫九丝一忽，未垦荒埔一十甲九分五厘二毫。该处离生番尚远，系属应垦。今以火焰山山根为界，德化社番自耕番业，应归该番耕管。

2.四张犁尾现丈番淡眉等番耕田三十六甲八分四厘四毫七丝二忽，番耕园三甲九分三厘六毫二丝四忽，乃毗连界内外埔地。该处离生番尚远，系属应垦。立定以溪为界，德化社自耕番业，应归该番耕管。

3.日北山脚连小地名芎蕉坑现丈番武葛等番耕田五十二甲六分零七毫七忽，番耕园一十甲零五分九厘三毫八丝，未垦荒埔二分一厘一毫二丝，乃毗连界内外埔地。该地离生番尚远，系属应垦。今以芎蕉坑东南山根为界，德化社自耕番业，应归该番管耕。

4.宛里坑现丈陈城等共田四十一甲零九毫一丝，内民耕田三十九甲四分四厘四毫一丝，番耕田一甲五分六厘五毫；番耕园二甲七分一厘八毫一丝二忽，乃毗连界内外埔地。该处离生番尚远，系属应垦。今以宛里坑尾山根为界，房、吞二社番业，应归番分别报升。

5.吞霄内湖(按：图中作“吞霄湖”)现丈李文等民耕田八十甲三分二厘一毫一丝；共园一十六甲七分二厘四毫一丝九忽，内民耕园一十二甲四分八厘九毫一丝二忽，番耕园四甲二分三厘五毫零七忽；未垦荒埔三甲八分八厘，乃毗连界内外埔地。该处离生番尚远，系属应垦。今以枫树坑山脚为界，吞霄社番业，应归该番分别报升。

6.三湖现丈番打那尉等番耕田八十六甲五分七厘一毫六丝，原系业户吴文龙先向后垄社番给垦，后因生番戕杀抛荒，奉文划为界外。今查明三湖尚在四湖、五湖之内，民居稠密，生番远隔；该通土合欢等陆续给番开垦成田，系属应垦。今以靠西山脚为界，后垄社自耕番业，应归该番耕管。

7.四湖、五湖现丈黄贤书等共田一百零七甲四分六厘八毫四忽，内民耕田一百零三甲五分五厘零五丝二忽，番耕田三甲九分一厘七毫五丝二忽；共园三甲五分零八毫八丝二忽，内民耕园二甲七分零三毫三丝三忽，番耕园八分零五毫四丝九忽；未垦荒埔二分七厘二毫。该处离生番尚远，系属应垦。今以倚西山脚为界，后垄社番业，应归该番分别报升。

8.五湖尾即吞霄埔现丈徐熊凰等民耕田三十七甲六分八厘三毫七丝二忽，民耕园八甲二分六厘七毫五丝六忽；未垦荒埔二十八甲八分三厘一毫八丝。该处毗连四湖、五湖，离生番尚远，系属应垦。今以吞霄埔山脚为界，吞霄社番业，应归该番报升。

9.玖力林(按：图中作“九力林”)连竹仔林现丈连登等民耕田五十三甲一分八毫二丝二忽；共园一十二甲九分二厘八毫零二忽，内民耕园一十甲零八分一厘一毫二丝二忽，又番耕园二甲一分一厘六毫八丝；未垦荒埔四甲八分。该处离生番尚远，系属应垦。立定以东南山脚为界，日北社业户系米干番业，应归番户分别报升。

10.铜锣圈现丈吴文统等民耕田六十二甲九分五厘八毫三丝四忽，未垦荒埔一十六甲三分一厘零五丝六忽，与蛤仔市、芎蕉湾毗连，民居稠密，田已垦成，应仍开垦。今以靠东鸡笼山下绕南山根为界。该处原系后垄社辖，从前分给岸里社带管，被奸民私卖，民垦难免彼此争占，应请入官报升。即以现在佃户承充官佃，照例纳租，除完粮外，分别充公、赏番。

11.蛤仔市现丈刘及生等共民耕田七百三十三甲六分零四毫三丝五忽，共丈民耕园三十二甲一分九厘三毫三丝二忽，未垦荒埔九甲五分三厘五毫二丝，因近番界，历禁垦耕。但现在居民已成村落，田连阡陌，难以禁逐；且生番久已绝迹，应请准垦。以东南大溪口为界。该处原系后垄猫阁社番地，但番少地广，佃民繁多，该番未能管业，应请入官升科。即以现佃承充官佃，照例完租，除完粮外，分别充公、赏番。其靠南一带，有荒埔一片，透入内山，应永行禁垦。

12.中心埔现丈谢光荣等共民耕田九十九甲七分二厘零五丝，民耕园一十八甲零九厘零三丝三忽，未垦荒埔二甲五分三厘九毫二丝。该处原系后垄猫阁社番地，因分给岸里社带管，以致社番私行卖，民人占垦；且该地东接蛤仔市，西南连芎蕉湾，界址毗连，形势相同，应请入官，一律升科办理。

13.芎蕉湾现丈候秀等民耕田一百七十二甲七分四厘三毫零五忽，民耕园一十四甲六分三厘二毫八丝七忽，未垦荒埔三十八甲五分四厘二毫五丝六忽。该处原系后垄猫阁社番地，因分给岸里社带管，以致私行卖，互相占垦；且该地毗连蛤仔市、中心埔，形势悉与二处相同，今以铜锣圈山后立定界址，应请入官报升，一律办理。

14.西山尾连南势坑现丈杨等民耕田四十五甲五分二厘六毫三丝，民耕园三甲六分八厘二毫三丝五忽。该处毗连界内外，离生番尚远，系属应垦。今以南势山根为界，归后垄社番报升。

15.西潭现丈番加希等垦耕田一十五甲一分零六毫，园八甲六分九厘八毫，未垦荒埔一甲二分九厘六毫，系迫近内山，生番出没。应将西潭一带划出界外，永行禁垦。于后垄溪墘立碑为界。

16.马陵潭现丈陈朝等共田三十甲三分一厘八毫九丝二忽，内民耕田二十七甲三分五厘一毫八丝四忽，番耕田二甲九分六厘七毫八忽；共园一十甲二分九厘二毫六丝六忽，内民耕园九甲四分三厘八丝二忽，番耕园八分六厘一毫八丝四忽；毗连界外埔地，离生番尚远，系属应垦。以倚东山脚为界，后垄社番业，应归该番分别报升。

17.狗辣林连风车钮现丈王畏等共田二十六甲五分一毫二丝，内民耕田一十甲零二厘八毫一丝六忽，番耕田一十六甲四分七厘三毫四忽；共园一十五甲九分八厘二毫六丝一忽，内民耕园五甲六分七厘四毫五丝四忽，番耕园一十甲三分八毫七忽；未垦荒埔二甲五分五厘。该处离生番尚远，系属应垦。今以倚东南山根为界，中港社番业，应归该番分别报升。

18.淡纹湖(按：图中作“淡汶埔”)连中州(按：图中作“中洲”)、九车笼现丈王位等共田二甲六分八厘六毫六丝，内民耕田二分六厘四毫九丝六忽，番耕田二甲四分二厘一毫六丝四忽；共园三十六甲八分六厘八毫九忽，内民耕园二十六甲五厘八毫八丝二忽，番耕园一十甲八分九毫二丝七忽；未垦荒埔三分八厘四毫，毗连界内外埔地。该处离生番尚，系属应垦。其地接近狗辣林等处，亦以倚东南山根为界，中港社番业，应归该番分别报升。

19.南港仔连鹿厨坑、柳仔湳共丈林西等民耕田九分八厘三毫五丝二忽；共园一百零三甲三分八厘二毫七丝二忽，内民耕园九十二甲九分六厘四毫五丝四忽，番耕园一十甲四分一厘八毫一丝八忽；未垦荒埔四十二甲八分四厘四毫。该处离生番尚远，系属应垦。立定以靠东南山根为界，中港社番业，应归该番分别报升。

20.茄冬沟(按：图中作“茄苳沟”)现丈徐明桂等民耕田一十六甲三分一厘八毫八丝，民耕园二十九甲三分零二毫五丝六忽。该处离生番尚远，系属应垦。其西毗连原筑沟牛，今以绕东旋南山脚为界，中港社番业，应归该番报升。

21.牛栏场连斗换坪现丈连中和等民耕田五十甲五分七厘四毫六丝九忽，民耕园一百七十四甲三分四厘八毫七丝二忽，未垦荒埔一甲九分七厘。该处离生番尚远，系属应垦。其靠西原筑沟牛，今立定以绕东南山脚为界，中港社番业，应归该番报升。

22.中港内湾即头湾现丈何丹九等民耕田三十四甲七分六厘一毫九丝六忽，民耕园七甲三分八厘九毫四丝，未垦荒埔一甲五分三厘六毫。该处离生番尚远，系属应垦。今以山脚为界，中港社番业，应归番报升。

23.中港二湾、三湾现丈垦园二甲八分零九毫六丝，未垦荒埔七甲七分四厘四毫。该处虽与头湾接连，但渐次透入内山，应请划出界外。即于头湾山脚为界。

24.盐水港共丈何福生等民耕田二十甲零九厘七毫七丝；共园二十八甲九分四厘九毫七丝，内民耕园一十七甲七分九厘七毫九丝四忽，番耕园一十一甲一分五厘一毫七丝六忽；未垦荒埔二十九甲八分零八毫。该处离生番尚远，系属应垦。今以居中高自南而北立碑，划定为界，系中港社番业，应归该番分别报升。

25.盐水港中仑以外现丈垦田一十五甲二分二厘八毫八丝，垦园一十七甲四分七厘零四丝，未垦荒埔二十八甲九分六厘。该处渐次透入内山，应请划出界外，永远禁垦，以示限制。

26.香山坡现丈荒园一分二厘，未垦荒坡二甲四分，系畸零荒埔，为数无多，难以耕管。应请将香山坡一带仍旧定为界外，永行禁垦。以旧筑土牛为界。

27.缺仔口现丈张宿南民耕田一甲四厘七毫七丝三忽，民耕园四甲三分一厘五毫六丝，荒埔一十六甲一分八厘四毫。该处离生番尚远，系属应垦。今立定以自南至北山为界，系竹堑社业(按：“业”应为“番”字，此处原误)业，应归该番报升。

28.员山仔现丈蔡成等共田三十一甲三分九毫二丝，内民耕田二十四甲八分七毫六丝，番耕田六甲五分一毫六丝；共园七十三甲八分五厘八毫二丝六忽，内民耕园一十四甲二分三毫九丝八忽，番耕园五十九甲六分五厘四毫二丝八忽；未垦荒埔一十六甲一分八厘四毫。该处离生番尚远，系属应垦。今以自南溪崁抵北近九芎林一带为界，竹堑社番业，应归该番分别报升。

29.竹堑九芎林现丈番耕园八甲五分四厘，未垦荒埔一百一十四甲八厘。该处逼近内山，生番出没，应将九芎林溪墘立界，永远禁垦。

30.犁头山嘴、枋藔现丈什班必抵等田一百零二甲一分零九毫二丝一忽，内民耕田六十甲零一分三厘七毫二丝，番耕田四十一甲九分七厘二毫零一忽；共园四十五甲四分零八丝七忽，内民耕园四甲四分三厘一毫七丝八忽，番耕园四十甲零九分六厘九毫零九忽；未垦荒埔九十五甲。该处离生番尚远，系属应垦。其倚西毗连原筑沟牛，今以枋藔尾北溪崁(按：图中作“枋藔尾溪崁”)为界，竹堑社番业，应归该番分别报升。

31.大溪墘后土名杨梅埔现丈未垦荒埔一百二十甲。该处离生番尚远，系属应垦之地。今以靠东奶姑山根为界，系霄里社番业，应归该番招垦、报升。

32.安平镇(按：图中作“安平镇庄”)现丈刘宏章等垦耕田一十八甲一分七厘五毫，未垦荒埔二十甲，又续勘未垦荒埔六十一甲九分八厘零六丝七忽，系陈蔡恩于雍正三年给垦，后卖业户郭郑报升；园九甲五分，乾隆二十五年奉文划出界外，系霄里社番地，早经社番招垦，陆续成田。该处离生番尚远，系属应垦。以山根为界。前因林云焚杀案内业经附奏入官，应请入官报升。即以现在佃户承充官佃，照例纳租，除完粮外，分别充公、赏番。

33.东势、南势、山仔顶、番仔藔、淮仔埔、山坑仔、黍仔园七处现丈叶奕明等民耕田一百八十二甲七分八厘七毫，园一百九十二甲九分一厘六毫四丝，未垦荒埔一百八十甲六分八厘五毫六丝，又续勘未垦荒埔五百二十四甲七分九厘六毫二丝。该处系霄里社番地，离生番尚远，系属应垦。以打山山根为界。前因林云等滋事案内业经附奏入官，应请入官报升。即以现在佃户承充官佃，照例纳租，除完粮外，分别充公、赏番。

34.乌树林现丈田三十五甲，原系给该处乡勇口粮，纳霄里社番租谷；未垦埔地九十甲。该处迫近生番，业于林云案内附奏请禁，应请于崁顶隘藔下崁脚立界，永行禁垦。

35.黄泥塘现丈林保等民耕田六十二甲七分七毫，未垦荒埔一百三十甲，又续勘未垦荒埔一百六十六甲五分四厘九毫一丝。该处系霄里社番地，离生番尚远，系属应垦。以崁脚为界。前因林云等滋事案内业经附奏入官，应请入官报升，另行招佃，照例纳租，除完粮外，分别充公、赏番。

36.武陵埔、马陵埔现丈社番和生等垦耕田七分六厘八毫，园四十甲一分八厘八毫，原勘未垦荒埔二百甲一分五厘，又续勘未垦荒埔五百零七甲九分九厘九毫六丝。该处系霄里社番地，离生番尚远，系属应垦。于南巡捕崁一带立定为界。前因林云等滋事案内业经奏请入官，应请入官报升，另行招佃，照例纳租，除完粮外，分别充公、赏番。

37.马陵埔尾番园现丈番阿生等自耕园二十甲六分二厘四毫，未垦荒埔一十甲，又附近小地名四方林丈过未垦荒埔六十一甲。该处系霄里社番地，离生番尚远，系属应垦。以山根为界。前于林云案内奏请给番，应请归该番耕管。

38.捌张犁(按：图中作“八张犁”)连猫合、大坪埔现丈佃民彭阿罗等民耕园五十七甲一分四厘二毫八丝八忽，未垦荒埔二十一甲六分六厘七毫八丝六忽。该处离生番尚远，系属应垦。以山脚为界，霄(按：此处原漏一“里”字)社番业，应归该番报升。

39.粟仔园现丈民耕田一十九甲六分四厘一毫六丝；共园三十五甲一分九厘六毫八丝七忽，内民耕园三十二甲三分零一毫六丝七忽，番耕园二甲八分九厘五毫二丝；未垦荒埔七甲零六厘八毫。该处离生番尚远，系属应垦。以靠东山脚为界，霄里社番业，应归该番分别报升。

40.南兴庄尾贴近沟牛边现丈洪开生等民耕田五十二甲一分三厘一毫九丝，民耕园一甲零八毫，未垦荒埔一十五甲一分一厘零四丝。该处离生番尚远，系属应垦。查系业户薛启龙即黄燕礼自霄里社番耕贴租，仍应归该番报升。以崁脚为界。

41.大姑陷庄(按：图中作“大姑陷”)现丈廖沛等共田三百二十九甲八分一毛(按：“毛”应是“毫”字之误)四丝四忽，内民耕田三百二十二甲五分九厘二丝八忽，番耕田七甲二分一厘一毫一丝六忽；共园八甲一分二厘七毫五丝，内民耕园七甲三分四厘一毫二丝六忽，番耕园七分八厘六毫二丝四忽；未垦荒埔四十七甲三分一厘九毫六丝。该处离生番尚远，系属应垦。以葫芦脚迤北直至石墩山立界，乃霄里、龟二社番业，应请归番分别报升。

42.尖山脚现丈戴元觉等民耕田三百零九甲四分六厘一忽，民耕园七十九甲六分一厘三毫三丝。该处离生番尚远，系属应垦。以靠东自南边石墩山脚近溪抵北一带山脚为界。乃董再兴买自萧大有、萧大有上手给自萧里、龟二社番业，仍贴番租，应仍请归该番报升。

图中贴纸曰：崇爻社、芝宝兰社、盖疾摆社、奇密社、猫雍社、龟栗社、毛老啯垅社、麻丹社、礁巴朗社、竹脚宣社、薄泊社、觔爷爷社，以上十二社俱系山后生番。

43.福安埔即三角湧连小地名广福庄、横溪南、横溪北现丈杜丕等民耕田一百一十甲七分一厘八毫九丝，民耕园一百零八甲二分一厘二毫九丝九忽，未垦荒埔五十八甲一分八厘六毫二丝二忽。现在民居稠密，已成村落，且离生番尚远，系属应垦。以孔明碑南为界，乃霄里、龟仑、摆接、武湾四社番业，应归该番报升。

44.拾叁添(按：图中作“十三添”)现丈民耕园二甲四分七厘，未垦荒埔七甲一分二厘。该处透入内山，应请划为界外，永行禁垦，以示限制。即(按：此处漏书一“于”字)孔明埤南立界。

45.大安藔连玖芎林(按：图中作“九芎林”)现丈吕惟生等民耕田七十三甲六分四厘三毫八丝；共丈园一十四甲四分三厘七毫五丝七忽，内民耕园一十三甲八分二毫五丝三忽，番耕园六分三厘五毫四忽；未垦荒埔一十四甲三分二厘三毫二丝。乃业户林成祖买自摆接社番业。乾隆二十五年划出界外禁垦，堆筑沟牛；迩来民居稠密，生番匿迹，该社番续垦田园，系属应垦。立定以山脚为界。此系禁垦后该番另行召佃，仍为番业，应归摆接社番分别报升。

46.暗坑仔连小地名内外挖庄(按：图中作“内凹庄”、“外挖仔”)、外五张现丈张观连之共田四十二甲二分三厘一毫三丝二忽，内民耕田四十一甲一分九厘四毫五丝，番耕田一甲零三厘六毫八丝二忽；共园四十五甲四分七厘八毫九丝七忽，内民耕园三十六甲四厘六毫三丝，番耕园九甲四分三厘二毫六丝七忽；未垦荒埔一甲五分三厘九毫二丝。该处离生番尚远，系属应垦。乃秀朗社番业，应归该番分别报升。以赤涂崁崁下立界。以赤涂崁崁下立界。(按：原文衍一句)

47.赤涂崁、内五张二处现丈田五甲二分八厘，园一十八甲二分七厘，荒埔三十六甲八厘八丝。透入内山，应请划出界外，永行禁垦，以示限制。即于崁下立碑为界。即于崁下立碑为界。(按：原文衍一句)

48.狮头山脚下七张仔(按：图中作“七张仔即五块厝”)现丈钟兆梅等民耕田八十二甲七分四厘六毫九丝，民耕园三甲五分一厘一毫三丝四忽，系拳头母山庄界内田业。乾隆二十五年奉文就山下旱沟划为界外禁垦，嗣因秀朗社番召充乡勇，复又给佃耕种。该处离生番尚远，系属应垦。以狮头山山根为界。此系禁后续垦，仍属番业，应归秀朗社番报升。

49.内湖中洲(按：图中作“雾里薛埔即内湖中洲”)连阿泉坑二处现丈高□等民耕田三十六甲三分九厘四毫七丝，民耕园二甲二分五厘四毫四丝九忽。该处离生番尚远，系属应垦。以内湖溪为界，秀朗社番业，应归该番报升。

50.顶石厝即万顺藔现丈过许三合等垦耕田九甲一分四厘，园二十四甲八分八厘，未垦荒埔一十四甲七分七厘。该处透入内山，应请划出界外，永行禁垦，以示限制。即于内湖溪尾立碑为界。

51.峰仔峙连小地名樟树湾、梭老准(按：图中作“梭栳准”)、保长坑、油蚋坑、乡长厝、北港仔、玛瑠坑、康诰坑、五堵南北、六堵、七堵南北、八堵南北、田藔港等十五处现丈陈佛助等共田二百甲零六分八厘七毫二丝二忽，内民耕田一百八十二甲九分四厘一毫八丝一忽，番耕田一十七甲一分四厘五毫四丝一忽；共园一百七十八甲五分七厘七毫二丝二忽，内民耕园一百六十三甲二分五厘一毫三忽，番耕园一十五甲三分二厘六毫一丝九忽；未垦荒埔七十五甲三分五厘四毫。该处离生番尚远，系属应垦。今以八堵北山脚立碑为界，乃南港、北港二社番业，应归该番分别报升。

图中贴纸曰：奇武留社、巴劳辛也社、猴猴社、礁笠完社、猫劳武演社、触龟满社、污泥肴社、陈炉女简社、武罕武罕社、礁密社、削骨削骨社、安仔猫社、征也难懒社、歪也歪也社、巴老欎社、兵也知懒社、沉美阁社、脾厘社、奇直拔社、礁老猫社、八陈雷社、辛也罕社、须老员社、抵密抵密社、麻里丹辘社、奇武煖社、辛也罕社、其踏社、礁仔垅岸社、奇密丹社、奇美立社、奇班女懒社、八知买驿社、牧丹社、宇马氏社、八厨美简社，以上三十六社俱系山后生番。

52.港仔内连小地名鱼坑、四脚亭、石定内、暖暖庄、蛇仔形、粗滩头等处现丈民耕田三甲九分二厘，民耕园一百二十甲一分，未垦荒埔一十六甲八分七厘。该处迫近蛤仔烂生番，应请划出界外，永行禁垦。于八堵南山脚立界。

哆啯满社、哆啰满社、礁辘轩社、攸武乃社，俱系蛤仔烂内山生番。

以上淡防厅共丈过界外入官充公田一千三百三十三甲四分六厘三毫二丝四忽，共丈过入官充公园二百九十八甲零二厘零九丝二忽，共丈过入官充公未垦荒埔一千八百五十九甲零八厘八毫六丝九忽；以上共丈过界外应归番分别报升田二千二百零七甲九分九厘一毫四丝九忽，共丈过应归番分别报升园一千一百五十七甲六分五厘四毫三丝三忽，共丈过应归番招佃未垦荒埔八百二十八甲三分五厘六毫七丝八忽；以上共丈过界外应禁田八十三甲六分七厘四毫八丝，共丈过应禁园二百零三甲三分五厘八毫，共丈过应禁荒埔三百一十九甲三分二厘零八丝。

以上一厅四县共计丈出界外垦成田六千二百九十二甲二分三厘七毫二丝；界外垦成园五千零八十九甲二厘六毫一丝九忽。界外未垦荒埔五千二百五十一甲二分七厘六毫一丝五忽；界外未垦沙石埔一百九十甲二分六厘六毫八丝八忽。内应除已升免升项下田一百二十九甲四分六厘七毫三忽、已升科园一百零六甲三分三厘二毫。应禁项下田六百一十六甲二分七厘六毫三丝三忽、园五百四十甲九分二厘四毫六丝、荒埔一千一百九十四甲三分一厘五毫四丝六忽、沙石埔八厘九毫六丝；共应禁荒埔、沙石埔一千一百九十四甲四分五毫六忽。共应报升田五千五百四十六甲四分九厘三毫八丝四忽，内除社番自耕田五百八十三甲五分九毫七丝五忽请免报升外，寔在应分别报升田四千九百六十二甲九分八厘四毫九忽。共应报升园四千四百四十一甲七分六厘九毫五丝九忽，内除社番自耕园一千一百二十一甲五分六毫二丝一忽请免报升外，寔在应分别报升园三千三百二十甲二分六厘三毫三丝八忽。应招垦报升未垦荒埔四千五十六甲八分七厘一毫九忽。应招垦报升未垦沙石埔一百九十甲一分七厘七毫二丝八忽。

下篇 《全图》及《图册》考

一、《全图》与《图册》的来源与现状

(一)《全图》

《全图》目前的文物号为“故8776”。原号为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登字827”(图9)。故知其原为清宫旧藏；1925年被北平故宫博物院接收；1928年被分配到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1949年被北京故宫博物院古书画部接收；1962年故宫重新清理文物，登记入账时始得今号。

图9 《全图》827

《全图》为单张地图，绢本设色，纵102.5cm、横262cm。现状大体完好，绢的个别处因长期折叠略有折断。其外包装有一木匣，匣盖已失(图10)。匣内有一面黄绫裱糊的上下夹板一对，其中一夹板内侧贴有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的号签一个，号为“登字827、828”(图11)。故知匣内内原应有两件文物。《全图》黄绫包首笺题栏内无题字，那么其图名由何而来呢？笔者推测，原匣盖上刻写有“台湾全图”或“大清台湾全图”等字，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据此将其定名、存档；1962年故宫重新清理文物，登记入账时又沿用了旧档的名称。

图10 《全图》包装

图11 《全图》号签

(二)《图册》

《图册》现存36开，纸本设色，纵38.5cm、横41.3cm。画面保存完好。无外包装。

《图册》目前的文物号为“资1132”。原号为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登字828”(图12)。其档案载：“与登827盛一匣。”故知其亦为清宫旧藏，在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时与《全图》同盛一匣内。《全图》匣内的夹板应是它的夹板。1962年故宫重新清理文物，登记入账时，将其定为绘画资料并与《全图》分开，这就使其与《全图》失去了联系；加之其本身又没有题写图名，遂据所画内容，被定为“台湾风俗图”。既然如此，就应拨乱反正，重新将其与《全图》合装一匣并配装夹板。同时，也应将其文物号改为“故”字号。至于其名称，据主持其绘制的沈葆桢奏折言，《图册》是绘“番族状貌、风俗以及出产花果”注270，故其原名似应为“台湾番族图”，或“台湾番族情状风俗图”。

图12 《图册》828

二、《全图》的内容与画法

《全图》有“罗经定向”，上东下西，左北右南，画台湾岛全景。绘图走向先西部而后东部。其西部由南而北，依次画“新设恒春县”(图13)、“凤山”、“ 台湾府及台湾县”、“嘉义县”、“彰化县”、“淡水”；其东部由北而南，依次画“噶玛兰”、“岐莱”、“泗波澜”(旁注“土名秀姑峦”)、“埤南”。山脉、河流贯穿全图，庄社、汛塘各依府县。在台岛西部平原与东部山区之间，还绘有一条横亘南北的红色“番界”。其画法中西掺和。比如画山用传统山水画法造型，用色亦注重写实。最明显的是图中有两座雪山，一在台湾中南部，曰：“雪山。土名玉山，长年积雪。”一在台湾北部，曰：“能高山。土名玉山，山上长年积雪。”为表现积雪，山顶部均涂有白色。又台湾南部的火焰山山顶涂红，以表现其土壤特点。但其用色又掺有西洋的透视法，以表现山峦的明暗向背。图中的海岸、浅滩的画法与现代地图很相似。图中由南而北纵向画有四条纬度线，分别注曰：“北极出地纬线二十二度，每度二百里”(即比例尺1：200000，图14)；“北极出地纬线二十三度”；“北极出地纬线二十四度”；“北极出地纬线二十五度”。其纬度和比例尺与今台湾之纬度和实测面积基本相同。又由西向东横向画有两条经度线，分别注曰：“京师偏东经线四度”，“京师偏东经线五度”。“经纬度”和“比例尺”是西方近代测绘科学的概念。该图中使用了经纬度比例尺，说明该图是在使用西方测绘学实测的基础上绘制的。而该图经线以“京师”(即北京)为本初子午线，又带有鲜明的大清特色。虽然该图还保留了一些中国古地图画法和封建王朝唯我独尊的元素，但瑕不掩瑜，总体而言，其绘制是建立在科学测绘的基础上的。事实上，《全图》也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一幅以近代测绘科学方法绘制的台湾地图。其真实性、全面性、精确性大大超越了以往的台湾地图。

图13 新设恒春县

图14 经纬线

当时，中国已经掌握了西方近代测绘学的知识，完全可以用科学的方法绘制地图。《全图》所以还保留有旧的元素，没有完全采用科学的方法绘制，实在是囿于时代限制。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需要说明的是，该图虽名为“台湾全图”，却只画了台湾本岛，并未将当时台湾府所属之澎湖列岛、钓鱼岛等附属岛屿画入图内。这也是基于传统的做法。目前存世的清代以“全图”为名的台湾地图：如乾隆十三年(1748)巡台御史白瀛进呈的《大清台湾府地舆全图》注271、北京国家图书馆藏乾隆晚期的《台湾地理全图》、嘉庆八年(1803)的《大清国台湾府地舆全图》注272等等，均是只画了台湾本岛，未将附属岛屿画入其内。不仅如此，上述“全图”均采用平视画法，即便是台湾岛也只是画了其西部的沿海和平原地区，而其东部沿海和山区则绘焉不详，故其虽名为“全图”，实则都是“半图”。本文所述之《全图》则首次采用俯瞰的视角，将台湾岛及周围沿海全面绘出。因此，它才是一幅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台湾本岛全图。

三、《全图》与《图册》的绘制时间和作者

恒春县之设置缘于“牡丹社事件”。同治十三年三月至十月(1874年5月至12月)，日本以台湾东南部的牡丹社番民杀害琉球难民为借口出兵台湾，占领台湾南端的恒春半岛达7个多月，史称“牡丹社事件”。此次事件影响甚大，研究者颇众，本文不再赘述。本文想说明的是，《全图》与《图册》正是此次事件的产物。

原船政大臣沈葆桢被清廷授为钦差办理台湾等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全权负责“牡丹社事件”的处理事宜。沈葆桢自同治十三年五月四日抵台，至光绪元年(1875)七月二十二日离台，在台时间一年余，其间开山抚番，巩固海防，苦心经营，巧妙应对，最终逼退了入侵的日寇，较好地解决了此次事件；同时，也初步达成了其台湾全岛防御的战略构想，为台湾地区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尔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贡献至巨。在沈葆桢给清廷的一份奏折中，对《全图》与《图册》的完成情况有所披露。其文如下：

进呈台湾全图并各番族形状风俗折。光绪二年三月初六日，奏为遵旨详绘台湾全图并各番族形状、风俗，分装成帙，派员恭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代呈御览，伏乞圣鉴。窃臣于光绪元年五月二十三日，以船工告成会奏奖励、提调等员一片，七月初八日，准兵部递回原片，奉旨：“张斯桂、张斯栒均著饬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长听候考察等因。钦此。”是年七月初八日，在台湾奉六月十三日上谕：“沈葆桢等奏台南番社输诚各折片览奏均悉。福建内地并台湾所属各县及各番社著详细绘图呈览，并著将各种番族形状另行详绘成帙，一并呈进等因。钦此”时原任福建抚臣王凯泰业已东渡，准称福建内地各图曾饬地方官详绘，将来绘毕，当由督抚臣汇进。台湾全图及蕃族情状由臣葆桢绘呈。适船政委员张斯桂随臣驻台，曾派往南北各路番社，全台地势情形颇为熟悉，因令其督率船政艺生等按道里，考山川，略照西法测量远近，分别向背，内极番寮，外周海口，区分界画，旁注地名，凡数阅月而全图成。复将南、北、中路各番族状貌、风俗以及出产花果详细分图，凡三十有六幅，每幅俱缀说其旁。誊写甫毕，臣适赴往江南新任，因携至上海装裱。今年竣工，即派张斯桂恭赍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代进。图中形势有笔墨所不及详者，可否即由总理各大臣传询该员之处伏候圣裁？尽先选用同知张斯桂及候选通判张斯栒应请总理衙门遵旨考察。兹谨将进呈台湾全图及番社各图并送张斯桂等到京听候考察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再，此折交张斯桂敬谨赍呈。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图留中。钦此。”注273

据上所述：光绪元年(1875)七月初八日，沈葆桢在台接到六月十三日上谕，命绘福建、台湾地图并台湾番族图。沈葆桢遂令其幕僚张斯桂率熟悉西方测绘学的福州船政学堂的艺生在台岛展开全面测绘，历数月图成，名“台湾全图”；同时又绘各番族情状等图36幅。光绪元年十月，沈葆桢赴任两江总督，将《全图》与《图册》携至上海装裱，于光绪二年初竣工。是年二月初六日，沈葆桢上折具奏，言明委托赴京候选的张斯桂将《全图》、《图册》及奏折送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代为进呈御览。那么，《全图》与《图册》绘制时间就应是光绪元年七月至九月；其主持为沈葆桢，总管为张斯桂，具体测绘者为船政学堂艺生(又称“艺童”，即学生)。

这个结论大体是正确的，但细算一下，又有疑问。沈葆桢在接到上谕后，不足半月，于七月二十二日就已离开台湾，饬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听候考察的张斯桂、沈氏麾下的测绘骨干团队即船政学堂的外籍教员和艺生亦随其返闽，他们怎么能又在台岛进行了“数阅月”的测绘呢？

其实，沈葆桢主持的台岛测绘工作早就开始了。针对日方提出的台湾东部番族不属清朝管辖的谬论，沈葆桢主张台湾的全岛防御。而这就必须开山抚番，打破自清康熙以来施行了150余年的横亘于台岛东西部之间、隔离平原汉族与山地原住民的番界，将原本封闭、自治的台湾东部的广大山区及罗布其间的诸多番社置于清廷的实际有效的控制之下，使之前分割的台湾形成一个整体。而清晰掌握原本陌生的台湾东部沿海、山区及番族分布情况就是重中之重。为此，沈葆桢赴台之前就为测绘台岛地图做了充分的人才准备。在其率领的由15艘舰船组成的援台舰队中，有一个由船政学堂洋教习和艺生组成的庞大的精于测绘的团队，甫一抵台，便迅速展开了测绘工作。同治十三年(1874)五月初四日，沈葆桢抵台南之安平，遂“饬长胜轮船同通晓算法之艺生转入后山周围，量水浅深，探其形势。……五月二十一日……长胜轮船测量水线归。据称，后山除苏澳外，并无深稳海口可泊巨艘，而短艇小船则随地可以来往。其对准牡丹社山后之海口，已望见倭兵营帐等语”注274。在随后进行的开山抚番的各支队伍中，也都安排有专职测绘的洋教习与艺生。如“(同年六月)十一日，臣霨留曾元福、薄郎等于凤山，募勇练军，躬驰归郡，将所勘营地绘图贴说带归，与臣葆桢商酌”注275。又如“(同年六月)查办倭人刘穆斋失银一案，通判洪熙恬、委员张斯桂、李彤恩及税务司好博逊等，十六日船至花莲港勘视……十七、十八等日，附近社番，闻有官至， 俱陆续前来。十九日，别有加冬社番目带子四人叩谒。该员均加慰谕，各欣跃而 归……委员张斯桂同艺童将该处地图连日画毕，遂于二十一日同好博逊、李彤恩先归苏澳”注276。同年八月，法国工程师帛尔头、鲁尔二人，枪炮教习都布阿等四人勘绘并完成了《安平炮台图》。注277

光绪元年(1875)，洋教习日意格等又与艺生们测绘了《台湾府城街道全图》和《台湾府城并安平海口图》。该二图纯用西方测绘学方法绘制。前者图右侧有中文记注“尺寸折五千分之一”(即比例尺1∶5000)，图下方有法文说明是法国军官和福州船政学堂学生所测绘；后者图右侧下方有“光绪纪元船政学生魏瀚、郑清濂、林庆升、郭诚、陈兆翱、林日章仝测绘”字样，图正下方有法文图例说明，谓比例尺为1∶10000。二图的测绘者应为同一批人。二图的具体绘制时间虽未标明，但可以推算出其完成时间应不晚于光绪元年四月。因为当年四月，借日意格赴西洋购买工程机械之机，沈葆桢命时在台湾参与测绘的艺生魏瀚、陈兆翱、陈季同、林泰曾、刘步蟾5人随行，以广见闻。注278同年五月二十二日，日意格一行已达伦敦。注279六月十二日，沈葆桢致电清廷：“台湾城图一分、安平海门图一分，系前学堂艺生按西法量绘者。其形势、道里尺寸，据西人云均无舛误。谨以呈电。”注280

上述图纸均是在光绪元年四月前完成的。据此，笔者认为：《全图》与《图册》正本的完成时间最迟不应晚于光绪元年五月。沈葆桢在五月二十三日为张斯桂等人请求嘉奖、提调的奏折中，应该已经提到了绘图之事；七月初八日，其在台湾接到六月十三日的上谕后，并非才开始进行测绘，而是开始了对正本的复制；其在十月携至上海装裱的《全图》与《图册》应即是奏折中所谓“誊写甫毕”的副本。而副本的“誊写”地点应在福州船政学堂。

现存的《全图》确实也是个副本。图中各行政区划间绘有红色界线并以文字标识界线名。如台湾与凤山之间的“台湾凤山交界”、嘉义与彰化之间的“嘉义彰化交界”等等。而彰化与淡水之间虽画了红色界线，却漏书了“彰化淡水交界”的标识文字(图15)。这是《全图》为副本的明显例证。因为，这种疏漏在正本中是不应发生的。

图15—1 《全图》台湾凤山交界局部图15—2 《全图》嘉义彰化交界局部

图15—3 《全图》彰化淡水交界局部

沈葆桢所以另绘副本进呈清廷，一方面是正本在实际工作中还需继续使用；另一方面是凡入宫呈送御览之物在装潢上有更高的要求。《全图》与《图册》的装裱材质和样式确是晚清宫廷的风格。

在《全图》与《图册》绘制者中，有两个人比较突出。一是张斯桂。张斯桂字景颜，号鲁生，嘉庆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1816年1月31日)出生于宁波马径村(清属慈溪县，现为宁波市江北区庄桥街道马径社区)。《张鲁生太守传》(陈培源撰)曰：“少为诸生，以文章有声于时，然非其所好也，读书之余，留心时务。当西人启衅，迭犯海口，宁波亦遭陷沦。公目击焉，以为此后之军政，当改弦更张无疑也。于是，讲求西学，凡水陆行军之制、炮火测量之术，竭十余年心力，深窥奥邃。识者已知其可施诸实用矣。”又习轮船驾驶，咸丰五年(1855)，曾被聘为中国引进的第一艘轮船“宝顺”轮的第一任船长，以民间身份协助清廷打击海盗，战绩卓著。同治十年(1871)冬，被时任福建船政大臣、主办福州船政局的沈葆桢聘为幕僚，“先委阅海图局，继则仿造水雷、电信”。同治十三年五月，以船政委员身份随沈葆桢赴台，协助处理“牡丹社事件”。沈葆桢令其总管《全图》与《图册》的测绘，可谓知人善任。张斯桂以其丰厚的西学知识，在协调洋教习与船政艺生、汇总各路分图方面，实为不二人选。他参与了《全图》与《图册》绘制的全过程。光绪二年(1876)，他进京候选，并将《全图》、《图册》送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年十二月，奉旨，赏加三品顶戴，充出使日本国副使。”注281他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外交家之一。

另一个是刘步蟾。刘步蟾(1852—1895)，字子香，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同治六年(1867)，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入后学堂，学习驾驶。十年，与同学18人上“建威”号练船实习，南至厦门、香港、新加坡、槟榔屿，北上渤海湾、辽东等地，途中测量日度、星度，操练驾驶，见识大为增进。事后，船政大臣沈葆桢称赞说“其精于算法量天尺之子者，则闽童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为之冠”注282。十一年，刘步蟾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为福州船政学堂首届毕业生。十三年五月，以艺生身份随沈葆桢赴台，参与地图测绘。《清史稿·刘步蟾传》曰：“幼颖异，肄业福建船政学堂，卒业试第一。隶建威船，徼循南北洋资实练。同治十一年，会考闽、广驾驶生，复冠其曹。自是巡历海岸河港，所莅辄用西法测量。台湾地势、番部风土尤谙习，为图说甚晰。”注283他是艺生中最精通西方测绘学的人。“牡丹社事件”中参与测绘的艺生为数甚众，而事迹见于《清史稿》记载的仅其一人，可见他在《全图》的具体绘制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为图说甚晰”之“图说”应即指《图册》，故知其也参与了《图册》的绘制。光绪元年(1875)夏四月，他随日意格赴英国游历，学习海军知识，回国后，历任“镇远”、“定远”舰管带。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八月十八日，他率“定远”舰与日本舰队在黄海激战，重创日旗舰“松远”号；二十一年一月，在威海保卫战中，临时接替受伤的丁汝昌为总指挥，与日军决战。在“定远”舰被日军鱼雷重创后，刘步蟾命将舰炸沉，遂服毒殉国，是受后人景仰的著名北洋爱国将领。

四、《图册》的内容与排序

(一)内容

《图册》的36开对折画页左边为图画，右边为小楷书写的图名和说明文字。所有图名均以“图说”二字为后缀。如《台南生番归化图说》、《番女嫁汉图说》、《台南北番社种薯图说》等等(图说全文见附录)。36幅画页名称如下表1。

表1 《图册》排列顺序表

续前表

《图册》采用中西融合的画法。以中国画法造型，而设色有西画之明暗凹凸感。其以画技而论，水平确不甚高，仅达观而已；但就内容而言，极具史料价值。

目前，传世的描绘台湾番社风俗的图册笔者有所见闻的不下10余种。其篇幅或多或寡，但内容基本相近，均是描绘番社淳朴风俗的，如筑屋、婚嫁、娱乐、耕种、狩猎、纺织等，另外还附有台湾物产的内容。以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台湾内山番地风俗图》为例，该图册共36页，正图24页分别为《乘屋》、《牵手》、《种园》、《馌饷》、《获稻》、《禾间》、《夜舂》、《渡溪》、《会饮》、《斗捷》(图16)、《游社》、《书塾》、《赛戏》、《互市》、《文身》、 《纺织》、 《捉牛》、《射鱼》、《捕鹿》、《猱采》、《哨望》、《树宿》、《浴儿》、《迎妇》；附图12页绘台湾花卉、蔬果等物产。《图册》亦有与其相近的内容。如第11《番社饮食图说》，第19《番社射兔图说》至36《台南番社杂果图说》，共计19图。但《图册》是配合《全图》的开山抚番的宗旨而绘的，其与前述那些描绘一般番社风俗的画册又有显著的不同。

图16 《台湾内山番地风俗图》斗捷

首先，《图册》具有很强的纪实性。其第1、2、3图真实地绘记沈葆桢等在台抚番的场景。

第1《台南生番归化图说》绘记台南抚番之事(图17)。其文曰：“台南附近，瑯一带生番七十余社。社各有长，而牡丹社为之首。群听其号召，以其族大人众也。自倭兵攻破石门后，牡丹一社被焚，各番逃匿。经福建布政司潘霨、台湾道夏献纶驰抵柴城，饬通事分往各社晓谕，乃相率来归。其来时共一百七十余人，以百六十人驻扎十里外，入柴城见官者男女十余人。各持枪刀弓箭，不肯释手。头目胸前悬大银牌一面，则乾隆年间大将军福康安所赏者，甚以为荣。该藩司等宣朝廷德意，谕以剃发。咸首肯。赏以红羽毛马褂及银牌，各欢然而去。倭人见之，为之气夺。”据罗大春《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载：“潘炜如方伯于(同治十三年)五月初八日，偕夏观察及随员张斯桂，洋将日意格、斯恭塞格抵琅。次日，诣倭营，晤其中将西乡从道。持沈星使照会及过沪时携彼公使柳原前光一函，与之反复辩论；理屈词穷，托病不见。传生番头目至百五、六十人，大意谓受日本欺凌，恳求保护。”注284该图即绘其事。而“倭人见之，为之气夺”，应是指罗文所说的西乡从道“理屈词穷，托病不见”的窘态。

图17 《图册》1《台南生番归化图说》

第2《台北凶番归化图说》绘记台北抚番之事。其文曰：“台北与台南相隔千里，声闻不通。先是倭人尝往来新城一带，饵诱番众，分旗寄炮于其地，台南戕牡丹社，彼不知也。迨官兵抵苏澳，彼从山顶遥望，犹以为汉人迎神，何久未散也。官饬通事入各社，遍谕附近者，乃稍稍来见。其凶顽之状，一望而知。人皆裸体，一无掩饰；有一二用布围腰以下者。各持火枪，刻不释手，且装药燃火以待。赏以衣服，各喜而去，犹周围四顾焉。”据罗大春《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载：同治十三年(1874)十月“十八日……连接星使书，以倭奴既退，请余早竟开山事……余因遍谕陈光华、陈辉煌等……生番之可抚者，亦趁此广为招徕。新军一到，即当乘破竹势而进也。各军之在新城者，言数日前各以其所部十之六前诣奇莱南四社相度地势，以睹番情向背；番见其来者，皆罗拜欢迎入社，杀羊豕具饭以待，愿请归化。周副将犒以银牌等物，欢欣鼓舞而去。谕李阿隆：以新城民番杂处，一切物价必公平如向时乃可”注285。该图即绘其事。

此三图分别绘记了“牡丹社事件”中的3个重要史实，属历史纪实类画作。图中绘记的史实可与文献相互印证和补充。其中，有些细节甚至可以揭示出重大的历史真相。比如“红羽毛马褂”。抚番通常有两个程序：一是令其剃发，二是赏给番族首领银牌和红羽毛马褂。银牌是首领之信物、凭证，红羽毛马褂是首领之礼服。赏银牌乾隆时已有先例，赏红羽毛马褂则是清廷此次抚番的特殊做法。

红羽毛马褂即以红色羽毛纱裁制的马褂；有防水、通气的特质。台湾番族喜尚红色，但以土法无法炮制出纯正的红色颜料，所需红色颜料或红布均从山外得来。他们甚至不惜以山珍土产向山外换取红羽毛。《图册》第23《番社贸易图说》曰：其“其所需者，以火枪、腰刀、火药、铅弹四者为贵；余则食盐、火石、针线、布幅、红羽毛等类”(图18)。清廷在西北、西南等地抚番时，也有赏其首领马褂的惯例，但赏红羽毛马褂的做法仅见于台湾一地。它是清廷根据台地多雨、番族尚红的特点，因地制宜，投其所好，而制定的一项特殊政策。目的是博取番族的信任，使其归顺。

图18 《图册》23《番社贸易图说》

除《图册》外，有关赏红羽毛马褂之事，笔者目前在其他文献中尚未见有记载。

《台湾私法物权编》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第一○移交册

钦加同知衔、办理台南招抚局委员、即补县正堂周，为移交事。兹将敝局所存各物并收发各垦民农具、牛只等项，开造四柱总册，移交贵县，请烦查收。须至册者，计开

旧管各件项下：

一、银牌七十面；一、红羽毛马褂一十六件……

开除项下：

……一、赏给随同拏获要犯王马守之勇丁周庆升等三十名，每名银牌一个，共三十个……

实在项下：

一、存银牌四十面；一、存红羽毛马褂一十六件……

光绪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册。注286

据此账册所记可知，赏银牌和红羽毛马褂的做法光绪五年(1879)时仍在施行。银牌的赏赐比较宽泛，甚至可以赏给有功的勇丁；红羽毛马褂则不轻易赏给，受赏者需有相当的地位。

《图册》中纪实类的画作还有：第4《台南生番状貌图说》、5《台北凶番状貌图说》(图19)、6《卑南生番状貌图说》，画番人男女半身肖像，十分写实；第7《台南番目眷口图说》、8《台北番目眷口图说》(图20)，绘记番酋家庭人口状况；第9《卑南生番围居图说》、10《台北凶番穴居图说》(图21)，绘记番族居住状况。

图19 《图册》5《台北凶番状貌图说》

图20 《图册》8《台北番目眷口图说》

图21 《图册》10《台北凶番穴居图说》

像这种纪实性内容的画作，在以往描绘一般番社风俗的画册中是从来没有过的。

其次，《图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其中不少画作是针对当时开山抚番中出现的实际情况而特意绘制的。如第12《番社凶杀图说》、13《番社互斗图说》，绘记番族喜酒轻生、剽悍嗜杀的性格；第14《生番伏崖侦杀图说》、15《生番杀人耀武图说》、16《生番沥头庆饮图说》(图22)、17《生番悬头卜猎图说》、18《生番归猎祭头图说》，以一组图画绘记生番猎人头的风俗及其全过程。在当时的开山筑路过程中，汉人被生番狙杀、猎头之事屡有发生，令主事者备感棘手。沈葆桢在同治十三年(1874)七月给罗大春的信中特叮咛曰：“生番向以伏路狙杀为长技……不容大意。”注287又，光绪元年(1875)六月复函李次青曰：“生番蠢动，与东西人无涉。彼自以杀人为祖训，谓非此则不为天所佑。故所杀之人，身上虽有银钱，亦弃而不取。所酷爱者，首级也。”注288

图22 《图册》16《生番沥头庆饮图说》

血淋淋的画面所揭示的杀人陋习毫无淳朴可言，倒令人惊悚怵惕。绘此意在使官民了解番俗，加强防范，规避危险，对当时进行的开山抚番有指导意义。而这类画作也是以往描绘一般番社风俗的画册中从来没有过的。

再次，《图册》具有很强的地域性。36幅画的名称中有18幅冠有地名，如“台南”、“台北”、“卑南”、“台东”。如此强调画作的地域性，这在以往的番社风俗图中也不多见。这样做的好处是明显的。观者若将《图册》与《全图》配合观看，《图册》中所绘记的人物、事件，番族及其风俗、物产等，均可很容易地在《全图》中找到其所处的方位，使观者在对台湾形势总体认知的同时，又对其有一个形象生动、具体而微的了解。具象的《图册》为抽象的《全图》做了很好的补充和诠释。

总之，《图册》是配合《全图》而绘制的，与一般番社风俗图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与《全图》都是“牡丹社事件”的产物。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二)排序

排序是指《图册》36开画页的排列顺序。由于《图册》早年已被拆开，画页的原本排列顺序已被打乱，那么，前文表1中的《图册》排列顺序又是根据什么得出来的呢？本节即回答这一问题。

《图册》前后各有两开洒金笺衬页。36开画页后均有墨笔书写的苏州码子(以下简称“苏码”)和铅笔书写的阿拉伯数字(以下简称“阿码”)两种顺序号。“苏码”是起源于苏州一带、后流行于广大江南地区的速记数字号码，至今仍在南方一些地区被使用。其与阿拉伯数字的对应关系如下：

“苏码”的写者可能是绘制者，也可能是装裱者。《图册》的装裱形式为“蝴蝶装”，“苏码”粘在两开册页之间，原本是看不见的。“阿码”是近人拆开册页后为防止其顺序混乱而写的。其时间可能是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时期，也可能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时期。但无论“阿码”是何时写的，写者显然对“苏码”毫不知情，其“阿码”顺序与“苏码”完全不相吻合。如“苏码”“〣”(3)“阿码”作“13”(图23)，等等。

图23

《图册》中“苏码”与“阿码”的对应情况如下表2：

表2 《图册》苏码阿码对照表

续前表

据表2可知，36开画页中，“苏码”全者27个；残损者4个；全缺者5个。“阿码”的编号为1~38，其中“1”、“2”写在两开衬页后，想必写者的初衷是为区别4开衬页的前后顺序。

“苏码”是原始码，毫无疑问，36开画页的排列顺序应以其为根据。而根据现有27个“苏码”全者，再结合画页间内容的逻辑关联，就可以推断出“苏码”残损者与全缺者的顺序。兹分析如下：

《番社凶杀图说》的“苏码”残损较重，其十位数已缺，个位数也仅保留了上部的很少一部分(图24)，但根据其保留的一小部分，仍可看出其“苏码”个位数是“〥”，再根据全册的叙事顺序，可断定其原“苏码”应为“〡〥”(15)。

图24

《生番伏崖侦杀图说》和《生番归猎祭头图说》 “苏码”均缺，《生番悬头卜猎图说》 “苏码”个位数残，但“侦杀”、“耀武”、“庆饮”、“卜猎”、“祭头”5图的内容次第承接，为一单元，故知其原“苏码”分别应为“〡〧”(17)、“〢十”(20)、“〢一”(21)。同理，亦可知《生番炙鹿图说》、《番女嫁汉图说》、《台南番社杂果图说》原“苏码”分别应为“〢〤”(24)、“〢〨”(28)、“〣〩”(39)。

《番社射兔图说》、《生番坑熊图说》的“苏码”十位数均缺，分别仅存个位数“二”和“三”(图25)。已知“苏码”的2和3分别作“〢”和“〣”，“二”和“三”只能作个位数写在十位数后而不能单独使用，而册中已有“〡二”(12)、“〡三”(13)、“〣二”(32)、“〣三”(33)，故可断定该两图的原“苏码”应为“〢二”(22)和“〢三”(23)。

图25

据表2所示，36开画页中，“苏码”序号应为3~39，共36个，其中缺14，在表2中显示为13与15之间的空格；“阿码” 序号为3~38，亦为36个，中间无断码。已知“阿码”是在《图册》拆开后写的，其排序虽有倒错，总数却与“苏码”相同。这种现象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苏码”原本就没有14这个序号，其编码者在13之后漏书了14，直接跳到了15，结果其最终序号就成了39，比“阿码”的38多出了一位数字。如果将“苏码”自15以下的序号均向前提一位数字，那么不会出现断码，其最终序号也就成了38。笔者认为这个解释是合理而可信的。前文表1《〈图册〉排列顺序表》即据此而来。

另外，依照常理，“苏码”原本还应有第1、2两个序号，其起始号不应该从3开始。换言之，《图册》原编码为第1、2的两开册页今已缺失。但《图册》现存之36开画页与沈葆桢奏折中“凡三十有六幅”之数相合，可知画页并无缺失，缺失的第1、2开可能是“总论”或“前言”之类的文字页。由此推论，《图册》原本至少有38开，其第1、2开为文字页，第3至38开为画页。

五、《全图》与《图册》的价值

《全图》与《图册》是“牡丹社事件”的产物与见证，从中可以看到沈葆桢开山抚番、全岛防御的策略及部分实施过程，是研究“牡丹社事件”的最重要的图像史料。

《全图》是为打破自康熙六十年(1721)划定的番界而绘制的最后一幅画有番界的地图，在研究台湾番界变迁的诸多史料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

《全图》是中国近代海军以西方测绘科学方法绘制的第一幅真正意义上的台岛全图，在研究中国近代海军史、测绘学史及台湾地图史方面，均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其后，夏献伦等完成于光绪六年(1880)的《台湾舆图并说》，在很多方面都有脱胎于《全图》的痕迹。

《图册》是《全图》的重要补充。它与《全图》的结合开创了地图绘制的新样式。其中绘记的人物、事件，番族及其风俗、物产等，形象写实，内容丰富，可供学界做多方面的研究。

综上所述，《全图》与《图册》是一份相当完整和可信的史学材料。与那些吉光片羽、散篇单什的史料相比，其可谓是包孕深闳的鸿篇巨制。二者的发现，为早已成为热门课题的“牡丹社事件”等的研究，平添了一份生动而珍稀的史料，必将受到有关学界的重视与喜爱。

附录 《图册》文字录

1.台南生番归化图说

台南附近，瑯一带生番七十余社。社各有长，而牡丹社为之首。群听其号召，以其族大人众也。自倭兵攻破石门后，牡丹一社被焚，各番逃匿。经福建布政司潘霨、台湾道夏献纶驰抵柴城，饬通事分往各社晓谕，乃相率来归。其来时共一百七十余人，以百六十人驻扎十里外，入柴城见官者男女十余人。各持枪刀弓箭，不肯释手。头目胸前悬大银牌一面，则乾隆年间大将军福康安所赏者，甚以为荣。该藩司等宣朝廷德意，谕以剃发。咸首肯。赏以红羽毛马褂及银牌，各欢然而去。倭人见之，为之气夺。

2.台北凶番归化图说

台北与台南相隔千里，声闻不通。先是倭人尝往来新城一带，饵诱番众，分旗寄炮于其地，台南戕牡丹社，彼不知也。迨官兵抵苏澳，彼从山顶遥望，犹以为汉人迎神，何久未散也。官饬通事入各社，遍谕附近者，乃稍稍来见。其凶顽之状，一望而知。人皆裸体，一无掩饰；有一二用布围腰以下者。各持火枪，刻不释手，且装药燃火以待。赏以衣服，各喜而去，犹周围四顾焉。

3.卑南生番归化图说

卑南生番虽未经兵燹，自闻牡丹社为倭人所戕，颇惊恐。同知袁闻柝饬通事传谕招抚，辄相率来归，导我军开路入山驻扎。其性颇愿朴，汉人之在其地者，未尝戕害。头目胸前亦悬大银牌，但有上衣而无下裤，皆以布或皮围之。谕以剃发归化，无不乐从。赏以红羽毛马褂、银牌，尤欢忻鼓舞。

4.台南生番状貌图说

台南生番状貌犹汉人，惟不剃发耳。男以绳束发垂于后，女结瓣(辫)盘额。其瓣(辫)线用红绳，或麻丝染红以系之。耳穿大窍，以牛骨为两圆饼塞之，大几及寸。头目有衣裤，项挂珠一串。头目之妻若女亦衣裤，且有短裙；肩垂红丝网络上缀小铜镜累累，腰以下如之；头上各盘花枝草叶，以饰观且蔽日也。

5.台北凶番状貌图说

台北生番素称凶悍，所谓王字凶番是也。然细观之，实非王字，不过雕题处多横纹耳。女则两颐皆涅。其涅法以针锋刺破皮面，涂以青黛，即久不脱。汉人视之如鬼，彼自以为美也。人皆裸体，无衣裤。男腰系布带一，以挂腰刀、药袋、铅弹等物。女以幅布围下体而已。隆冬之夜，煨火御寒。其头目额上嵌牙骨如牌为饰，项挂珠一串，以表异于众。耳亦塞骨饼，较卑南之番则尤小焉。

6.卑南生番状貌图说

卑南生番别有一种，肌肤皆黑，或披发，或断发，形略异而色同。耳亦穿孔，塞以圆骨饼，但稍小耳。其状略与书所绘赤道下之人相似，闻系巫来由种类漂流至此者。然性尚朴愿，不嗜杀，汉人之入其地者，未尝加害。卑南之北秀姑峦一带生番尤良善，故汉人之航海往垦者，亦成小村落焉。

7.台南番目眷口图说

台南番目眷口有妻无妾，生育不蕃，家约七八人，役使余丁不过数人。井臼、炊爨及樵采、耕猎自任之，亦分任之。入则聚处，出不偕行。遇械斗则留少者守家，其妻女子妇能胜兵者，相率偕往焉。

8.台北番目眷口图说

台北番目眷口不多，家无余丁。其炊爨、井臼、樵采、耕猎等事皆自任之。出必以族行，虽幼孩亦襁负之，恐邻社之杀之也。

9.卑南生番围居图说

卑南地处台东。其居处筑土为围，四周遍栽刺竹，深林密菁，苍翠可爱。内盖草屋数十百间，聚族而处。汉人之居其地者亦然。

10.台北凶番穴居图说

台北凶番居处与台南不同。屋居者只用长木一根横柱其本于山腰，以两小木支其末为架，上披茅草，略蔽风雨而已。穴居者则踡伏岩洞间，穴口编茅为门，以避风雨。路径尤崎岖难行。

11.番社饮食图说

番社饮食南北大同而小异，俱以蕃薯、鸱芋为常食，谷米、瓜菜惟台东、台南有之，台北仅有黍与蕃薯、萝葡，间有米麦，亦从汉人互市得之，非所产也。其器用台东、台南偶有陶器，余皆刳木为之，群席地而食焉。

12.番社凶杀图说

生番性喜酒而艰于得饮。台东、台南有嚼米为酒者，或以供客，或于岁时祭献而会饮。饮辄醉，醉后一言之忤便逞刃寻仇，多有因酒而杀人者。

13.番社互斗图说

番社多械斗，或两社互斗，或数社群斗，日自戕其类，故族不藩。其兵器以火枪为上，弓箭次之，刀矛为下。视火枪尤贵，所用之枪磨擦毫无锈蚀。无力购枪者乃习弓箭刀矛，一得火枪则弃之矣。枪不妄发，发必中的。以火药难得，故练习务精，使药无浪费也。

14.生番伏崖侦杀图说

生番嗜杀，能得汉人首级者则群推为头目。往往伏于崖侧丛莽中，伺汉人孑身入山者，从后骤以火枪中之，突割其首而去。

15.生番杀人耀武图说

生番既获汉人首级则急归，将近社藔，划然长啸，各番出而聚观，彼乃就地仰卧，若甚惫然，群番女俱来舁之以行，遍游各藔以耀武。

16.生番沥头庆饮图说

生番既获首级归藔后，即将首级撬开其口，以酒灌入，从食管琉下，其类各坐地仰承而饮之，如承檐溜然。以示庆贺之意。

17.生番悬头卜猎图说

生番之得汉人首级也藏于藔，或洒金以饰之，以数多者为雄。出猎则悬而卜之，视其旋转之向而趋焉。

18.生番归猎祭头图说

生番归猎，必陈所获献于首级，以示报。无所获，则抛掷之，践踏之，谓其不佑己也。

19.番社射兔图说

番地冈峦重复，草木繁秽，孕育其间者鹿与兔尤多，生番肉食赖之，故日出猎。然不敢孑身入山，虑熊豹之噬也。往往伏丛莽中，伺兔、鹿之自出者而猎之。

20.生番坑熊图说

熊之皮坚而毛厚，枪弹滑不易入，击之不中即反扑人，故生番见熊不敢轻于一试。惟侦其往来之处，掘一深坑，上覆茅草，系小犬或羊为饵，以诱之。熊每堕入坑中，不能出，乃得而毙之。食其肉，寝其皮，更取其掌其胆以货汉人。

21.生番炙鹿图说

生番获鹿，群剥而烹食之。惟台北生番无釜甑，先聚石烁之使热，以所剥之鹿覆石而炙之。

22.番社焚猎图说

冬尽，草木稍黄落，则约会群社，山中合围。纵火逼之，持火枪、弓矢以待。兽逸出则群击之，乃有大获。

23.番社贸易图说

番社之货有熊掌、熊胆、鹿皮、鹿筋、鹿茸、鹿角、鹿胎、鹿脯、鹿肚石、鹿肚草、麂皮、薯莨、茯苓、麻及生鹿、兔、猴等物。其所需者，以火枪、腰刀、火药、铅弹四者为贵，余则食盐、火石、针线、布幅、红羽毛等类。惟台东南番社不需食盐也。贸易时，惟以所有易所无，不知有金币也。以贵物易贱物，亦不甚知计较。

24.番社踏歌择配图说

每逢社会之时，男女群集，相与跳舞，自为择配。以歌相诱，两相得意者即负之而去，归告父母而俪焉。犹猺獞跳月之俗。

25.番女嫁汉图说

番妇多作苦，故番女皆喜嫁汉人。时有亲挟其女出山择配者。卑南秀姑峦一带皆然。上户聘物火枪两杆、腰刀两把及豕、酒、红布等件；下户无之。但成婚之次日，必将其女之衣饰尽索而去，不留一线也。

26.化番形貌图说

化番南北皆有之，大约皆居近汉人者。其初必嫁女于汉，往来习熟，且能贸易，以致小康，而后归汉，服食、器用与汉人同。上户衣履颇修洁；下户亦具草笠、芒鞋，无魋结徒跣者。惟其妇女俱不裹脚，且盘发于额以为饰，戴物于头而行，不事提挈为小异云。

27.化番嫁娶图说

化番与汉人通，婚嫁礼俗亦大概相同，惟衣服朴陋耳。男子虽冬月亦以白葛衫为吉服，新妇无簪珥，山花盘髻而已。贺客至，则新妇手进槟榔，以示敬。

28.番妇纺织图说

番妇亦能纺织，取木芙蓉花之皮缕析为线，杂以麻缕。其法用藤萝或木匡为猿，周扎经线，以长针穿纬线而织之。再以竹蓖扣紧之，必数日而后成匹。闽人呼为芙蓉布，或呼为台湾葛。颇费功，故值昂。夏日以作里衣，汗不外渍。

29.台东番社捕鱼图说

番社捕鱼，男女俱能入水。法先用镖枪刺之，随没水中捉之。其渔舟之式，大木刳其腹，以桨掉(棹)之而行。每船容二三人，名曰蟒甲，亦曰艋舺，与琉球小船相似。或云此种其先为琉球人漂洋至此者。

30.台南北番社种薯图说

台南生番知种五谷、薯、芋、瓜、蔬；台北生番惟知种薯，麻、黍间有之。地多山猪，故薯园不在平地，转在峻岭，以为山猪所不到也。所种亦不多，足一年之食而已。未熟则食叶，既熟乃食薯。

31.台南番社畜牧图说

台北番社无畜牧，惟台南及台东之秀姑峦卑南一带有之。以其地稍平旷，水草俱便，故水牛、黄牛、猪、羊、鸡、鹅、鸭之类价值俱贱。

32.台南番社老树图说

台地重冈叠岭，树木蓊翳。台北多樟，台南多榕。榕树枝上生根，垂垂倒悬，一著土即成大干，故一树而成数树，于夏日尤宜。又有加冬大树，与红木无异，台人用作秤杆及细巧器用。又有白藤，其用尤广。

33.台南番社杂木图说

台南离赤道仅二十二度，气候与内地迥异，树木亦与内地不同。有菻、椰子、红蕉、番木瓜、管仲、槟榔、霸王鞭等物，皆内地所罕觏者。

34.台南番社花卉图说

番社花卉台北少而台南多。木本有贝多罗、七里香、木兰花、佛桑花、刺桐花、仙丹花；草本有优昙花，若参三七花则介木本草本之间者。

35.台南番社果窳图说

番社果窳大者为波罗蜜，剖之得实十二三枚，大如皂角子，色白，剥去薄膜，蒸而食之，味如莲子。椰子大如碗，皮为□壳，内层白膜中有浆数勺，味微甘，性凉。芭蕉果一枝数十颗，剥去皮可生食可熟食，味不甚佳。黄梨一名土波罗蜜，味甜多津，可以止渴。

36.台南番社杂果图说

台南多杂果。有干仔茇者，即番石榴，其臭恶。有苹婆者，其荚如皂角子，色红紫，剖之，中有实三，色黄，蒸食之味如莲子，俗名凤皇卵。有洋桃生而有棱，熟则色黄。有释迦果，色绿微黑，中有白肉如浆。有染雾者，状如无花果，其色黄白青红不一，味如林檎。有檨子者，色初绿而后黄，大如鹅卵，核颇大，肉丝丝附于核，味甜而微酸。

“林爽文事件”前的台湾边区图像：以乾隆四十九年台湾番界紫线图为中心注289

林玉茹 畏 冬

摘要：康熙二十三年(1684)，台湾纳入清朝版图之后，汉人大举来台拓垦，并逐渐侵入原住民的生存空间。番、汉之间的纠纷和冲突不断，甚至重大的社会动乱或抗清事件也牵连生番(未归化的原住民，高山原住民居多)地域。清廷为了巩固统治和维护社会秩序，逐渐采取划定番界政策，以限制汉人拓垦，并区隔汉人与生番的活动地域。

在乾隆十五年(1750)、二十五年(1760)、四十九年(1784)以及五十五年(1790)，清廷曾清厘界外土地四次，并绘出红、蓝、紫以及绿色四张番界图。其中，一般以蓝线图为现存唯一的番界图，番界的相关研究也大概以其为基础来重建或论述。不过，此图地名缺漏和错误不少，或是空有图形而未注记，其他番界图的发掘，当有利于还原乾隆一朝台湾的边区图像。

北京故宫博物院现藏一张乾隆朝的大型山水画地图，原题名为“台湾田园分别垦禁图说”。此图绘有红线、蓝线以及紫线，加以着重于描述沿山番界地区，因此在地图绘制脉络上，应是乾隆四十九年绘制的“台湾番界紫线图”。更特别的是，图上方有约15000余字的四县一厅图说，详述各地界外土地开垦、请禁状况，弥足珍贵。

本文即以此图为中心，分别从番界紫线的划定、乾隆四十九年(1784)定界前的边区以及定界后的番界和新垦区等面向，说明该图所反映的乾隆末年帝国的领土政策和边区图像。

一、前言

康熙二十三年(1684)，台湾纳入清朝版图之后，汉人大举来台拓垦，并逐渐侵入原住民的生存空间。番、汉之间的纠纷和冲突不断，甚至重大的社会动乱或抗清事件也牵连生番(未归化的原住民，高山原住民居多)地域。清廷为了统治和维护社会秩序，逐渐采取划定番界政策，以限制汉人拓垦，并区隔汉人与生番的活动地域。不过，这一条边界并非一开始即划在山地与平原的交界，而是随着汉人的侵垦，逐渐进逼山地。清廷则在这个过程中扮演抑制、防堵的角色。注290

康熙六十年(1721)，“朱一贵事件”爆发，清廷平乱过程中的最大困扰是无法掌握沿山地区及生番情势。注291翌年，事件后，闽浙总督觉罗满保遂施行封山划界政策，并自南而北立石54处，首度确立番界。从雍正初年至乾隆年间，清廷又多次划定“生番界址”，有时并立石开沟，形成所谓的“土牛沟”。注292另一方面，进入乾隆朝，清廷对汉人移民开垦熟番(已归化的原住民，平埔族居多)草地的态度明显转变，由雍正朝的鼓励开垦，变成护番禁垦。注293乾隆十年(1745)，福建布政使高山更提出“使生番在内，汉民在外，熟番间隔于其中”的族群统治策略。注294番界的性质也由原来隔离汉人和生番，逐渐转变为区隔汉人、熟番及生番的族群三层制空间布局。注295

乾隆年间，清廷的族群政策不但日趋成熟，也因现状多次更动番界，并直接形之于全台舆图。乾隆五十五年(1790)，闽浙总督伍拉纳即指出，由于“界外旷土甚多，番、民争相垦种”，乾隆十五年(1750)、二十五年(1760)、四十九年(1784)以及五十五年曾清厘界外土地四次，以“勘定界址，禁民越垦”注296。在地图上则先后以“红、蓝、紫色画线为界”，乾隆五十五年又在存档原图上新添绿线。注297进言之，乾隆时代台湾的番界图至少应有四张。其中，蓝线图现藏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乾隆二十五年闽浙总督杨廷璋、分巡台湾道杨景素清厘番界又全面堆筑土牛时所制。该图绘有红线和蓝线，经施添福考订后，定名为“清乾隆二十五年台湾番界图”注298。他同时也指出紫线图和绿线图尚未得见。注299

乾隆朝时期，国力鼎盛，各种类型的地图均衡、稳定而蓬勃地发展，大型的山水画绘图极为盛行，大幅的主题地图也最多，如番界图、军备图以及望楼图。注300其中，乾隆二十五年的台湾番界图，一直是台湾史学界公认的唯一一张番界图。过去番界的相关研究大抵以其为基础来重建和论述。注301不过，该图不少地名误植，错误相当多，或是仅绘图形而未注明村庄或地名，增加判图的困难。前述几张番界图如能面世，当有助于厘清乾隆年间番界的政策、变化及边区的拓垦趋势。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张乾隆朝的大型山水画地图，原题名为“台湾田园分别垦禁图说”。注302这张地图南起下苦溪(今屏东县士文溪)北迄三貂社(今新北市三貂角)注303，绘制方式采取传统的上为东、左为北“横轴式”的山水画画法。注304该图很明显是一张主题全图注305，虽然以台湾西部为描写范围，但是强调沿山界内和界外地区。更特别的是，图上方有约15000余字的四县一厅图说，详述各地界外土地开垦、请禁状况。

由于此图绘有红线、蓝线以及紫线，加以着重于描述沿山番界地区，经过比对，实以乾隆二十五年(1760)的台湾番界图(以下简称蓝线图)为底本，显然如闽浙总督伍拉纳所言，应是依据存档原图新绘紫线。因此，该图虽有原题名，但在地图绘制脉络上，应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闽浙总督富勒浑清厘界外埔地之后，绘制的“台湾番界紫线图”(以下简称紫线图)。

此次清丈，如柯志明所指出，因乾隆四十八年在淡水厅发生“林淡案”，而于翌年全面清厘界外土地，然未及定案，即发生“林爽文事变”。注306乾隆五十五年“林爽文事件”善后时，始正式认可此次查明的 11204 甲，并分别民、番产业，民产则“饬令报升”，番业则“免其科赋”，余则纳入未垦数内一律归屯。注307因此，尽管紫线图尚未完全取得清廷认可而定案，且犹有各厅县图仓促拼接成草图的痕迹，但该图是乾隆五十五年施行番屯制前的蓝图，不但清楚析分界内外土地，而且详细说明其垦、禁地区和理由，仍可以重现闽省和台湾地方官员对于边区和帝国领土政策的构想，并显现乾隆二十五年至四十九年之间蓝线界外土地拓垦状况。此外，界外私垦土地是林爽文阵营的根据地注308，本图也反映乾隆五十一年(1791)“林爽文事件”爆发前的沿山土地开垦趋势和番界界线。

此外，清代地图大多未注明绘制时间和脉络，过去判图往往根据其官治变迁而定。不过，本图重点在番界内外的清丈，又有底图，因此沿海和平原地区大多沿袭乾隆二十五年(1760)的地图，描述简略或不够正确。举例而言，本图并未正确绘出乾隆二十六年移驻的斗六门巡检、乾隆三十一年已由八里坌移驻新庄的新庄巡检。注309尽管如此，由于蓝线图画工相对粗糙、潦草，错误或疏漏不少，紫线图反而相当仔细而正确，可以补充或修正乾隆二十五年未注明的庄名或误谬注310，而进一步还原乾隆二十五年从红线到蓝线的界外开垦状态。另外，紫线图也更详细地注明沿山的界址和变动，可以说是乾隆末年边区图像的具体反映，研究价值非凡。

本文即以《台湾田园分别垦禁图说》为中心，以下分别从番界紫线的划定、乾隆四十九年定界前的边区以及定界后的番界和新垦区等面向，大概说明该图所反映的乾隆末年边区图像。不过，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仅是拋砖引玉之作，要更细致地考证各地的开垦状态或是番社活动，则仍需要配合古文书及其他相关文献进一步申论。

二、“林淡案”与台湾番界紫线

从康熙末年开始，沿山丘陵地区逐渐成为清廷治理台湾的死角，不断爆发各种抗官事件和民、番之间的纠纷或冲突。朱一贵崛起的罗汉门和杜君英起事的下淡水槟榔林即均位于边区的新兴开垦区。注311另一方面，番害常导致地方官员被牵连处分。清厘划界的理由，往往是为了杜绝汉人侵垦和番害注312，以巩固统治和维护社会秩序。

乾隆朝为汉人移垦台湾的高峰期注313，移民更进一步向沿山侵垦。清廷虽然改采护番禁垦政策，但又因番害、治安以及福建米谷供需之需要，常摇摆于封禁和开发之间，番界也不断向东移动。注314乾隆十五年(1750)，确定彰化县以南的红线番界注315之后，民番纠纷却更加频繁。翌年，水沙连社和北投社先后发生熟番社与汉人界内争垦冲突，后者更酿成重大的“内凹事件”，北投社还引出生番来杀死内凹庄(今台中市雾峰区)汉人22人，柳树湳汛兵7人。事件后，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唯恐界外私垦成为治安上的大问题，通令台湾地方官彻底清查及勘定边界，并“严檄禁逐”私垦者。这次的全面清厘，因人事更迭，直至乾隆二十五年才完成注316，并重订番界蓝线。

蓝线主要确立虎尾溪以北至八连港(今汐止八连)之间彰化县到淡水厅的番界界址，然而这次定界反而导致人们确认界址的要求，民番纠纷和冲突也逐渐往北延伸。乾隆朝第二个十年的民、番冲突大多发生在彰化县，第三个十年逐渐移转到中北部的淡水厅地区，且由界内私垦转为界外私垦纷争。乾隆三十一年(1766)，在今苗栗县西湖乡，即因界外私垦而发生攸武乃生番杀死鲎壳庄民事件；另一方面，抗官事件仍在沿山地区引爆，乾隆三十三年黄教即在彰化县到凤山县沿山起事，造成很大的治安问题。注317沿山边区不断产生的纠纷或冲突，则往往成为界外土地清厘和重划番界的契机。乾隆四十九年，全面清厘界外埔地，并新定番界紫线，事实上也肇因于乾隆四十八年七月在今桃园县龙潭乡发生的“林淡案”(又称“林云案”)。

“林淡案”的发生地点是蓝线界外的黄泥塘、乌树林(今桃园县龙潭乡)、马陵埔以及武陵埔。乌树林和黄泥塘两地，由于“逼近内山，生番出没堪虞”，乾隆三十三年(1768)淡水厅同知段玠注318招募乡勇40人，“分隘防守”，并给予“牌戳”，允许乡勇在就近荒埔开垦，以作为口粮。邻近乌树林的武陵埔和马陵埔则是霄里社通事凤生和番阿生的土地或番社共有地。注319乾隆四十三年(1778)，凤生招揽林淡等三位汉人合股开垦马陵埔，“议明限年成熟，定额纳租”。乾隆四十五至四十六年(1780—1781)，林淡等又陆续招揽20人分股承垦。乾隆四十六年，阿生也将武陵埔招林淡、赖力认垦。林淡一股又另招7人分股承垦。然而，在乌树林守隘的乡勇首张昂以先前其叔已经向凤生父亲知母六认垦武陵埔地，且已出压地银30圆，而不肯退地，并迳赴淡水厅呈控。淡水厅同知李俊民却断定张昂应将埔地交还凤生另招垦佃开垦，乡勇口粮则由邻近埔地拨捕。注320由上可见，乾隆朝第三个十年起，淡水厅沿边守隘工作，已不再仅委由熟番负责，而开始另募汉人乡勇担纲。另一方面，自乾隆十一年(1746)定例，将界外平埔拨归熟番自耕之后注321，此地域界外土地显然保留给霄里社注322，因此淡水厅针对乡勇和番通事的土地纠纷，仍站在护番保产的立场上，将土地断予原住民。霄里社番则大多招汉佃开垦。这些垦佃往往采取合股开垦模式，甚至群聚至20余人，足以与守隘的乡勇相抗衡，而成为此地边区两股不稳定的势力。

然而，地方衙门的裁定，并无法让守隘的乡勇服气，而进一步引爆乡勇和番地垦佃之间的械斗、毀屋杀人事件。乾隆四十八年七月十六日，汉垦佃群聚武陵埔分地，张昂借口守隘，拟向其抽分口粮，垦佃却不予理会，双方叫闹而散。七月十七日，林淡等汉佃趁乡勇护卫庄民入山樵采之时，伙同股伙15人，持械棍到隘寮拆寮闹事。之后虽有乡保“喝散”，但张昂等人回寮后，即邀集乡勇18人，向垦佃理论，打伤垦佃而赴竹堑巡检禀验。七月十八日，以林云、林淡为首的垦佃股伙共21人注323，与乡勇展开集体械斗，结果乡勇张昂等4人被林云、林淡等杀害焚尸。淡水厅同知马鸣镳据报，“到地相验，拿获首伙要犯”，开庭审讯，确认林云、林淡等犯案事实。注324

“林淡案”显然仅是淡水厅界外地区乡勇和垦佃之间的争垦仇杀事件，全案虽牵连42人，但为时甚短，并未蔓延，只是地方的小械斗，何以会导致闽浙总督富勒浑决定全面清厘台湾界外土地和划定新界呢？其应与乾隆皇帝此际对于闽省和台湾官员的极度不信任及严刑峻法的对台政策有关。乾隆四十七年(1782)，彰化地区爆发大规模的漳泉械斗，影响甚巨，被直接就地正法者多达200余人。注325福建巡抚雅德、台湾道穆和蔺、台湾镇金蟾桂均因没有亲往查办，仅委任知府、副将负责，而遭到乾隆帝一再申饬或“交部严加议处”注326。台湾府知府苏泰更因采取“劝谕和息”方式，未迅速擒捕相关人犯，被乾隆帝视为“罔顾大体、姑息养奸”而参革，“交刑部治罪”；其余知县、一干武职人等均被革职查办。注327乾隆皇帝认为械斗的发生即因“文武各官平日废弛玩纵，以致酿成事端，又不立即擒灭”注328，因此对于台湾各种治安事件，力主从最高的台湾道、镇到知县、都司等文武官均应据报后亲自查缉，且采取严刑峻法，肇事首犯就地正法，“俾奸民知所儆畏”。乾隆四十七年九月，甫上任的闽浙总督富勒浑也被乾隆三令五申，必须“驰赴闽省实力整顿”。十月，原福建布政使杨廷桦因“在闽年久，台地情形素所熟悉”，而被委任接台湾兵备道，并兼按察使衔，继续查办械斗余犯，且直接向皇帝奏事。注329然而，之后，又陆续出现彰化王爷会、小刀会；凤山县小冈山地方“有匪徒竖旗”等风闻，使得乾隆帝一再重申“台湾诸事废弛，刁风未息，不可不严拏究办、从重惩治，以靖海疆而安良善”注330。乾隆四十八年(1783)十月又再度强调：

台湾民俗健悍，易于聚众滋事，自上年大加惩创之后，朕以为其风可以稍戢；乃现在此案人犯又有如许之多，可见该郡孤悬海外，距省遥远，政务废弛已久，非竭力整顿，难以绥辑。注331

在这种雷厉风行的气氛下，多次遭到申饬的闽省官员即使对于小规模的械斗也神经绷紧，决定予以严惩。福建巡抚雅德即呼应乾隆帝主张，针对“林淡案”指出：

查海外地方，岂容刁民肆行无忌？且彰化、诸罗二县，漳、泉匪徒械斗焚杀，甫经惩创，乃淡水复有焚抢杀命之事，实属愍不畏死，尤当严予重惩，以儆匪恶。注332

基于上述严刑峻法方针，“林淡案”的处置方式也完全仿效一年前的“彰化械斗案”，不但首犯被就地正法“枭示”，而且台湾道杨廷桦、淡水厅同知马鸣镳、北路协副将左瑛都因办案不力或是拖延甚久才禀报而遭到参革。注333特别是台湾道杨廷桦因据报后，没有“亲往督拿，上紧究办”，仅由同知马鸣镳自行查报，被“交部议处”，台湾道一职也于十一月十七日改由漳州知府李浚原接任。注334

不过，杨廷桦于十一月十二日已亲自到淡水厅查勘“林淡案”内垦埔情形，并于十二月七日上奏给乾隆帝。注335乾隆帝收到奏折之后，改变主意，以杨廷桦“在台湾年余，于该处情形自更熟悉”，而令其留台帮办，“实心出力，以赎前愆”注336。换言之，因林淡案被降调的杨廷桦，是以戴罪立功的身份，协助新任台湾镇总兵柴大纪继续处理善后事宜。这也造成他在日后的清厘划界上态度甚为积极，紫线图也比蓝线图更加正确和翔实。

“林淡案”的善后，除了首从42犯“从重定拟”及私相授受的番通事凤生因病故“免议”外，番阿生和汉佃则“各杖责二十板”，更重要的是纷争地的处分和重新配置问题。乾隆四十八年(1783)十一月，杨廷桦和北路协副将左瑛到乌树林至武陵埔一带界外地区现勘，发现“垦成田园，新旧不一”，勘丈共得547甲。注337对于这些土地的处置，如同过去一般，除了阿生自垦的马陵埔尾番园，仍由其耕管之外注338，不是入官，即列为禁地。乌树林隘仍“设乡勇二十名，以资防御”，其已垦田和未垦埔地，因“该处迫近生番”，于“崁顶隘寮下崁脚立界”，永行禁垦。至于安平镇(桃园平镇)至黍仔园一带，即今平镇乡、龙潭乡境及大溪镇内，原属于霄里社的偌大番地，不论已垦、未垦，均“附奏入官”，原垦佃成为官佃，或是“另行召佃”，“照例纳租，除完粮外，分别充公、赏番”注339。纷争地之外的安平镇等界外土地，此时一并入官，这是因为杨廷桦认为这些已垦或未垦田园，“给番殊觉太优，逐佃恐致失所”，因此采“仿照官庄之例，定额输租”，“不准番民私垦”注340。进言之，由于“林淡案”，原来霄里社所有的界外番地，都被充公入官，成为汉佃与乡勇械斗下最大的牺牲者。注341界外番地入官充公，似乎也变成清廷对番社连带惩罚的主要模式。至于汉佃，则仍维持其垦佃身份，只是由番业汉佃变成官庄之佃，变化的仅是业主权，耕作权并未受到影响。

另一方面，闽浙总督富勒浑为了力求表现，在与深受乾隆帝赞赏的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针对“林淡案”交换意见之后注342，认为事件起因在于界外土地争垦，而先委任杨廷桦清丈淡水厅；乾隆四十九年(1784)二月十三日，更正式奏请全面清厘界外土地。他指出：

臣查台湾各属，在在壤接生番。向虽定有界址，内外类皆荒埔。因生齿日繁，每缘争垦滋事。即如林淡一案，是其明验。海洋重地不可不亟为清厘。……茲据杨廷桦具稟，现将淡水一带查丈，其余各厅县民番交错之处，自应一体勘查，酌定界限，以杜争衅。注343

由上可见，清厘全台界外埔地和重订番界紫线的确因“林淡案”而起。闽、台官员也一致认为，由于人口压力逐渐升高，番界附近土地争垦成为导致边区不稳定的关键，有必要清厘划界，“以杜争畔”。换言之，紫线番界的划定起因于边区土地之争垦，而非仅是康、雍年间强调的番害问题。

不过，办理清丈和重新划界事务，涉及土地所有权的厘清，因此如同富勒浑所言，“必须明白详慎、熟悉地方之员，责成经理，不致草率从事，滋生事端”。因此，仍责成“奉旨留台帮办，沐恩深重，自应倍加出力”的杨廷桦负责。杨廷桦即会同新任台湾镇总兵柴大纪，“带同妥员，逐一亲诣各处，勘名量丈，酌量情形，分别应禁应垦，绘图册报”注344。《台湾田园分别垦禁图说》即是乾隆四十九年为了杜绝界内外争垦纠纷，全面清厘定界的成果。

此次清丈定界的执行模式，根据乾隆五十年一月杨廷桦的奏报，是由他偕同台湾镇柴大纪、台湾道永福查办。然而，由于全台四县一厅，“地方辽阔”，所以分饬各厅县“各于所辖界外，逐一先行查丈”，柴大纪和永福再“各分赴北路检阅营伍，巡查地方”，并“随地查勘”；杨廷桦也“亲至各处，覆加勘丈，赶紧核办，分别应禁、应垦，以冀妥速竣事”注345。进言之，清丈和定界虽由杨廷桦总其成，但其实是由各厅县分头进行，勘丈“界内、界外已垦未垦荒埔，并垦成田园，逐一绘图，造具甲数、耕佃花名册”，再向上“呈缴详报”注346。因此，由紫线图和图说可见，各厅县拼接痕迹明显，彰化县以北图说字体和以南诸罗县各县明显不同。亦即本图实为当时清丈后之草图，尚未经宫廷画师重新绘制和定稿。而且，由于此次绘图定界因淡水厅“林淡案”而起，杨廷桦又先行亲自履勘清丈肇事地点，“另绘图说并开田园甲数清单”，淡水厅同知潘凯也同时清丈淡属界外垦成田园注347，因此淡水厅特别是台北盆地的人文景观，绘制最为详细，连蓝线界内的地名也新增许多。相对地，彰化县以南界内则大致沿袭蓝线图，变化不大。不过，紫线图虽以蓝线图为底本，但画工不但不相同，且更为细致。彰化县地区有不少地区字体倒置，则显现当时实地勘丈时由内山往海面的视察者角度，也体现该图经过实际而切实的勘丈和绘制的过程(图1)。本图的价值和代表性因而更加突出，以下透过该图及图说来进一步说明。

图1 《台湾田园分别垦禁图说》中“彰化县图说”之局部

三、番汉越界混耕、守隘的边区

乾隆二十五年(1760)，闽浙总督杨廷璋奏准清厘彰化县和淡水厅边界，并“挑沟堆土”作为番界；翌年，由福建分巡台湾道杨景素“驰赴彰化、淡水，亲率厅、县，督理工所匝月”注348，形成北台地区一条绵延的土牛沟。注349番界蓝线确立之后，高山的三层制族群统治策略获得落实；亦即由熟番扮演外御生番内防汉人的角色。注350番界之外则成为禁地。

然而，乾隆年间，汉人和熟番事实上不断违禁越界私垦界外地区；乾隆中期之后，部分沿海平原的熟番社开始向东迁徙注351，边界地区景观变化甚巨。乾隆一朝，虽在乾隆六年(1741)、十二年(1747)、二十七年(1762)分别三次重修《台湾府志》注352，但是村庄番社表记大多延续乾隆六年刘良璧的《重修台湾府志》，或是记载太过简略，无法突显边界实际拓垦成果及村庄大幅扩展的状况。另外，这些府志或是描述局部地区的县志注353，都在乾隆朝第三个十年以前编修，之后则完全无可参考。因此，要重绘此际台湾边区开垦的实态舆图，特别是大型山水画式的全台舆图，成为重要的素材。紫线图及其图说，刚好可以展现从乾隆二十五年(1760)蓝线确立之后，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全面清厘界外时，蓝线界外土地拓展之样貌。另一方面，也可以修正过去对各地土地开发史的误解。注354

根据《台湾田园分别垦禁图说》(以下简称《图说》)，乾隆四十九年清厘全台界外土地共16823.0422甲。对照乾隆五十五年闽浙总督伍拉纳所指出，乾隆四十九年清丈结果，土地总甲数共16645甲，其中田、园11204甲注355，图说却记为11381甲，互有出入，未垦荒埔则均是5441甲。注356再比对图说中的几个数据，由表1(图表附于文末，下同)可见，各厅县图说的数据，与图说末总数据差距更大。两者除了请禁田和园、“已升免升”田园与总数相符之外，其他数字大多无法比对。以总清丈甲数而言，根据各厅县图说加总仅15459.6351甲，短少 1363.4071 甲。即使一一加总各笔田园荒埔清丈数据，往往也与各厅县总计有所差错。由此可知，尽管此次清丈比乾隆二十五年更谨慎而全面，但除了紫线外新禁的田、园数据相当确实之外，新界内土地却有图末总数据、各厅县数据以及各笔加总数据等三种不同数据；各厅县已垦或拟开禁且由番社报升的土地甲数和总数据出入也不小。注357显然，图说末的总数并非按照各厅县提供的数据来加总，这也反映清丈当时可能太过匆促注358，并没有订定统一准则，主其事的杨廷桦和各厅县对蓝线界外土地的计算和认知上又有些不一致，清廷和地方官因此无法确实做好数字管理，图说中的数字也只能当作参考。另一方面，从台湾道到地方官均强调确查紫线新界外土地甲数，以达到当时禁垦划界的目标，然而对于蓝线到紫线内新垦区土地数字的计算，却较为宽松。此现象不但充分反映乾隆末年台湾地方官清丈边区领土的政策，同时也凸显他们认知到新垦区田园面积将随着开垦进程而不断变化的事实，展现了他们务实的边区治理精神。

尽管本文很难利用清丈数据精确地做量化，但是仍可以一窥乾隆二十五年(1760)至四十九年(1784)之间蓝线界外土地拓垦的样貌及趋势。首先，由各厅县界外土地清丈数目来看，凤山、台湾以及诸罗三县大概均在1500甲上下，彰化县有3000余甲，淡水厅高达8000余甲(表1)。这个数字大致上也确实反映中北部的彰化县、淡水厅为乾隆中末叶台湾土地拓垦的主力区域，特别是淡水厅新垦地几乎占了清丈总数的一半。

另外，乾隆四十九年蓝线界外16000甲左右的土地，分成四种土地性质来丈量，包括：田6292.2372甲(37%)、园5089.02619甲(30%)、未垦荒埔5251.27615甲以及未垦沙石埔190.26688甲(32%)。注359很明显，在乾隆二十五年至四十九年短短24年之间，界外土地已经大半垦成田园。垦成的田地主要分布在淡防厅，约占47%，之后依序是彰化县21%，凤山县15%、诸罗县11%以及台湾县4%。园则是淡防厅和彰化县平分秋色，各是29%和28%；诸罗县、凤山县以及台湾县大概在13%到16%之间。注360由此参照比例来看，大甲溪以北的淡防厅界外平原地区显然正积极进行水田化，成田甲数也几乎是园的两倍左右；凤山县尽管红线番界始终维持不变，但是越界开垦严重；彰化县的开垦则逐渐进入到沿山丘陵地带，开垦成园的土地也较多。

再由边区的拓垦型态来看，乾隆二十五年(1760)，清廷确立由熟番社负责防守生番的隘番制之后注361，陆续在番界沿线设立隘寮。熟番隘丁也可以借守隘之便，合法地拓垦隘边的土地，甚至越过番界私垦。由紫线图可见，彰化县以南的红线和彰化县以北的蓝线沿线，共设有34个隘寮防守。注362其中，凤山县丈出土地约25笔注363，沿边的隘防图像和图说则最特别、细腻。该县在番界沿线事实上共设立11个隘(表2)。其中，除了枋寮隘较类似望楼之外，有10隘在隘周边有隘丁自耕的隘丁园注364，由凤山八社负责守隘工作。注365各隘派有20名至40名隘丁不等，而且保留20甲至46甲不一的园地，作为“守隘口粮”。这些隘丁也利用守隘之便，越界开垦，例如毛狮狮隘丁即私垦碎石冈边的荒埔近15甲；南崁林口也有“社番零星栽种，多无收成”注366。

彰化县和淡防厅也设有隘寮。乾隆二十五年，闽浙总督杨廷璋奏准在彰化县设立隘寮10处，派拨熟番217名；淡防厅18处，派拨熟番720名防守，并准各社开发未垦的“番旷埔”，作为隘丁口粮。注367这些隘寮原来应由熟番守隘，但如前所述，乾隆三十三年(1768)，淡防厅同知却将黄泥塘和乌树林两隘改募乡勇守隘，“准其就近垦种，给予腰牌，搭寮驻守”注368。乾隆四十八年(1783)，“林淡案”发生之后，黄泥塘隘因“距生番较远。现在民居稠密，足可防备，不必再设乡勇”，而遭裁撤注369；紫线图也仅剩旧隘17处。彰化县则由10隘增为11隘。图说中却仅提到北投社番把守的内木栅隘、柴仔坑社的眉目义隘、黄竹坑隘以及阿里史社的校栗林隘4隘。除了校栗林隘之外，社番均乘守隘之便开垦邻近土地，内木栅的北投社熟番即垦成田园多达400甲。注370

另外，此际全台各厅县边区均有汉人和熟番同时越过番界大幅侵垦，甚至远及康熙六十一年(1722)已遭封山划界的枋寮以南地区。乾隆二十五年(1760)下苦溪南侧已经出现加洛堂庄(屏东县枋山乡加禄)，乾隆四十九年该庄尚在，显然汉人仍偷越南部番界底线，持续向南进垦。注371从下苦溪、枋寮庄以北一直至台、凤交界的二层行溪(二仁溪)界外，大概今日屏东县枋寮乡到高雄市美浓区近山地区，也出现一些新地名注372，或已经形成聚落如新庄后庄和横山庄。汉、番均参与凤山县界外土地开垦，且相对于其他厅县，熟番显然在该县界外土地的拓垦扮演与汉人旗鼓相当的角色。注373至于凤山县内最大批的新垦地是沿旗山溪深入今日高雄市杉林区的月眉地域。注374这里汉人和熟番各自开垦，共垦成田308甲，其中汉人267甲，熟番41甲；汉人园74甲(表3)。亦即高雄市杉林区大概在乾隆中末叶进入积极拓垦时期，而且是汉、番共同开垦，汉人则居优势。

在台湾县，汉人和熟番也同时开垦界外，大概垦成民耕田171甲，民耕园563甲，共734甲；番耕田30甲，园191甲，共220甲(表4)。由此可见，虽然汉番同时向边界进垦，汉人在台湾县边区仍取得绝对优势，垦成田园大约是熟番的3倍有余。台湾县的开垦已经全面进入沿山丘陵地带，大概是今日的高雄市旗山区、内门区以及台南市南化区。在边区开垦的熟番番社和社番则以大杰巅社和新港社两社为主，且集中于六张犁(高雄市旗山区)、头重埔、二重埔及三重埔(今高雄市内门区木栅)一带。

从诸罗县到淡防厅由于有大量的界外已垦田园和荒埔被清廷禁垦注375，因此无法像台湾县一般，精算汉人和熟番在蓝线界外的开垦实绩。不过，由之后的准垦地域可以略窥一斑。诸罗县准垦的民耕田园共949.74038甲，番耕田园却仅72.4423甲(表5)。汉、番拓垦土地比例差距13倍，显现出诸罗县界外土地的拓垦由汉人主导。在沿边开垦的熟番社则是内优社和阿里山社。但是，阿里山社仅开垦园0.4896甲，该社可能不重视边区土地的拓垦。注376内优社则主要在今高雄市杉林区、甲仙区、台南市南化区、玉井区浅山丘陵地带开垦。注377过去研究一般认为在1760年代原来居于玉井、楠西、南化、大内及左镇的大武垅社群已进入高雄市甲仙、杉林等原来内优社归化生番的生活领域。注378然而，由紫线图说可见，直至1780年代，在楠梓仙溪(旗山溪)拓垦的主力番社似乎仍是内优社。

彰化县和淡防厅界外土地拓垦的特色是，除了上述民、番同时进垦部分地区之外，有一些地方纯粹由熟番开垦，或是熟番为主力开垦者，其垦成田园比汉人还多。以彰化县而言，在清查的18段土地中，虎仔坑(南投县名间乡)专由南投社番垦成田园53甲，圳头坑则由北投社番垦成田27甲。内木栅和阿里史埔虽然各有汉人和熟番入垦，但是前者北投社借守隘之便，开垦田园400甲，汉人仅垦成53甲；后者由阿里史社社番垦成田园210甲，汉人198甲，略胜一筹(表6)。淡防厅则清查出52段界外土地，数量最多，表明其不仅是乾隆中末叶台湾界外拓垦的主力地区，而且纯番的拓垦地域也更多。例如，火焰山脚德化社番已垦成田园104甲；四张犁尾(台中后里区)亦由德化社垦成田园41甲；日北山脚由德化社垦成田64甲；三湖(苗栗西湖乡西湖)为后垅社自耕，垦成田园87甲；西潭由后垅社番垦成9甲；马陵埔由霄里社番垦成田园41甲；马陵埔尾也由霄里社番垦成21甲。狗辣林由民、番混耕该地，但是中港社番垦成田园28甲，稍高于汉人的17甲；员山仔由竹堑社番垦成田园67甲；犁头山嘴、枋寮由竹堑社番垦成83甲(表7)。注379由上可见，乾隆二十五年(1760)至四十九年(1784)之间，中北部部分番社已极力向界外拓垦土地，并在部分地域形成纯番或是以熟番为优势的拓殖空间。

又由于紫线图是因淡防厅的“林淡案”而产生，因此该厅界外土地的调查和描述也最仔细，可以看到不少土地的垦拓过程。举例而言，三湖原来是由业户吴文龙向后垅社给垦，却因“生番戕杀拋荒，奉文划为界外”，乾隆四十九年时已是“民居稠密”，而且由后垅社自耕。尖山脚(桃园龟山乡)乃由萧大有向霄里、龟仑两社取得开垦权，并贴纳番租，后卖与董再兴。大安寮(新北市土城大安寮)连九芎林地区，早在乾隆二十五年以前台北盆地的大垦户林成祖已向摆接社买得此段番业注380；并鸠佃筑成大安陂，以“灌溉大安寮至港仔嘴庄等田一千余甲”注381。但是乾隆二十五年清厘边界时又被“画出界外禁垦，堆筑沟牛”，至乾隆四十九年已是“民居稠密”，民、番混耕此地，垦成田园88甲，荒埔14.3甲。注382汉人向番社取得开垦权再贴纳番租，也是淡水厅界外拓垦的重要模式。

究竟哪些人在界外开垦土地，也值得一观。早在乾隆20年代的界内外清查时，福建巡抚钟音即已清楚掌握汉人豪强、通事与熟番土目私垦彰化沿边的情形。注383由紫线图所概记的界外开垦者或活动者，也可以发现这个现象。由表8可见，乾隆四十九年(1784)在界外开垦土地的业户，汉人有83人，熟番有18人。注384其中，汉人中不乏有力的士绅阶层、豪强及长期投入边界土地经营的大地主，而并非如闽省官员所言为“游民”、“贫民”。注385举例而言，诸罗县大草埔地区于康熙、雍正年间未定界之前，先“经曾郭张垦升”，之后卖给翁应瑞(？—1744)，至乾隆四十九年翁家在大草埔已垦成田园175.7甲报升。注386翁应瑞是漳州龙溪县人，于康熙末年来台，最先在诸罗县边界叶仔林(嘉义县民雄乡叶仔寮)地区开垦。注387叶仔林直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重订番界时，仍被划出界外，立有叶仔林生番界碑。注388乾隆中末叶，其子翁云宽(1716？—1783)已住在诸罗县城内，不仅“家道富足”，有田庄16处，并捐例贡生，晋身士绅阶层注389，且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如乾隆二十七年独力重建铁线桥。注390翁家显然是第一代在边区开垦致富之后，逐渐由豪强转为城居士绅。不过，在乾隆四十七年“漳泉械斗事件”中，翁云宽却因“纵佃焚抢”被捕，乾隆四十八年12月在狱中“中风监毙”注391。界外的大草埔土地最后也被抄封，“入官估变”注392。又如雾峰林家的开台祖林石(1729—1788)，于乾隆十八年(1753)二度来台，后来选择初辟的大里杙(台中大里)定居注393，并持续越界开垦彰化县界外田园，乾隆四十九年是黄竹坑和眉目义的业户代表。注394 林石可以说是因勇于向边界开垦而致富之典型。

熟番部分，如在虎仔坑开垦的潘子政，是南投社的甲头注395；德化社通事淡眉则在淡防厅内四张犁尾拓垦田园40甲。注396引发“林淡案”的霄里社通事凤生也在武陵埔、马陵埔有自耕田园62.5甲。霄里社的番业户黄燕礼则持续承买和承继薛启龙的产业。乾隆二年(1737)以来，薛启龙在今桃园地区购买大租权，包括奶笏仑庄(今桃园市大桧溪)、虎茅庄(桃园县龟山一带)、霄里庄(八德市霄里)注397，之后显然又进一步越过霄里社向南进垦南兴庄(大溪镇)。乾隆20年代黄燕礼陆续购买薛启龙所属虎茅庄、霄里庄的大租权。注398乾隆30年代至40年代他逐渐成为桃园地区最有势力的番业主，乾隆三十八年(1773)又在霄里社创建三官祠、四十四年(1779)兴修茄苳溪桥，至乾隆四十九年清丈时，原来属于薛启龙的南兴庄也已经转移到黄燕礼手中。注399业主权由薛启龙到黄燕礼的转移过程，凸显了熟番在北部土地开发中也扮演重要角色，甚至承接汉人开发成果，位居地方领导阶层。

总之，由紫线图及其图说可见，首先，在界外土地侵垦中，汉人仍是主力，但是他们并非如官员所指出是游民或贫民，不少是长期经营边界土地开垦的大业户、豪强以及士绅阶层。其次，在边区土地开发中，熟番也不缺席，他们既通过在边界守隘的隘丁身份越界开垦，又与汉人同时入垦界外地区。熟番甚至成为部分地域的主力拓垦者，形成了纯番或熟番优势垦殖空间。少数番业主，如黄燕礼更成为桃园地区最有势力的番业主。

四、乾隆四十九年的番界与新兴开发区

乾隆四十九年的《台湾田园分别垦禁图说》中，另外一个重要的图像是番界的厘定及其所展现的界外禁垦地和界内新兴开发区。番界既是地表的界线、族群的分界注400，也凸显熟番和汉人如何逐渐越界扩张，在界外生活的人又如何纳入界内，进而反映清朝帝国的领土政策和边区政策。

从乾隆十五年(1750)至四十九年(1784)，诚如前述，清廷共三次划订番界，分别为十五年的红线、二十五年的蓝线以及四十九年的紫线。乾隆十五年是局部调整康熙六十一年(1722)的界址，亦即红线局限于大甲溪以南的彰化、诸罗、台湾、凤山等县，淡水厅则仅增加6处界址，并未更动注401，亦未画线。乾隆二十五年，因主要清厘彰化县和淡水厅，呈现在地图上的是彰化县以北新画蓝线，而凤山县至彰化县仍有红线。然而，不论是红线或蓝线都是局部地区绘线，相对地，紫线则是从南到北重新绘制，可以说是第一条纵贯西部台湾的番界线。

这条新番界从南边凤山县的下苦溪到最北淡防厅的八连港，重新规制化清廷认定的界内和界外地区。除了在地图上由南到北绘制紫线之外，实体是沿着边界设置界碑和隘寮。相对于蓝线图的界碑和界址绘制不够清楚或不完整，紫线图则相当仔细地一一画出新、旧界。由表9可见，紫线图共绘有乾隆二十五年蓝线旧界47处，乾隆四十九年紫线新定界81处。新定界则以彰化县和淡防厅最多，特别是淡防厅增加30余个，不仅反映该厅为主要新垦区，也隐含清廷新厘定的番界对于界外侵垦仍采取宽容态度，以承认既有事实居多。

沿山隘寮也被大幅调整。由紫线图可见，新番界厘定之后，已有 34个旧隘划入界内，因此又在紫线重新配置46个隘。其中，除了凤山县因番界未变动，仍维持原来的11个隘之外，从台湾县到淡防厅沿边番界则设了35个新隘(表2)。这些新隘分成两类，一是将原来的隘移往新番界，如台湾县注明“田螺堀等处移设隘寮”和彰化县的“虎仔坑隘寮移在此处”。二是重新于新地点设置隘寮。诸罗县和淡防厅即全部为新隘，显然其番界向东大幅移动，而非仅微幅移设隘寮。新置隘寮也以诸罗县和淡防厅最多。

紫线番界的确立，无疑地将沿山地区分成界外禁垦区和界内合法的新垦区两个地域。紫线外以东地区即为界外，所有已垦田园或是未垦荒埔，一律被弃置禁垦。番界的界线则仍依赖山或溪水等地形特征，或以山脚、山根、大溪、溪埧、旧筑土牛为界，或于崁下、溪墘、溪尾立碑，或于崁脚立界。被划出界外的理由，主要是：“该处深透山根，逼近生番”、“该处深透山曲，生番时常出没”、“该处离内山只隔一溪，生番时有出没”、“该处逼近内山，生番出没”。较特殊的理由，如“香山坡现丈荒园壹分贰厘，未垦荒坡贰甲肆分，系畸零荒埔，为数无多，难以耕管。应请将香山坡一带仍旧定为界外，永行禁垦。以旧筑土牛为界”注402。由此可见，除了香山坡是因为“难以耕管”而划出界外之外，仍以距离生番社远近、隔绝生番为划界准则。即连淡水厅大溪墘后的杨梅埔(杨梅镇)，完全未开发，丈出荒埔120甲，也因“该处离生番尚远，系属应垦”，而纳入界内。进言之，从康熙年间以来为了防止番害、隔离生番而设置番界的隔离主义，仍是此次清厘划界的准则，但是对于距离生番远近的判定则更加务实而有弹性，将大量荒埔直接纳入了新垦区，并非仅是承认既有事实而已。

由于番害往往导致地方官被连带处分，因此各厅县界外地区的调查和禁垦也特别审慎和准确。乾隆四十九年(1784)，全台共有29笔已垦或开垦中的土地被划出界外，应禁的田有616.3甲，园540.9甲，荒埔1194.3甲，共2351.5甲(表1)。其中，凤山县请禁田园614.2甲，占总禁田园的一半。很明显地，尽管凤山县番界早在乾隆十五年(1750)已经定界，但是熟番和汉人却仍不断越界开垦番界到山脚地带之间的荒埔，也一次次地因为清厘边界而受阻。其次，各地禁垦面积大概几甲到几十甲，仅有3笔多达上百甲，如凤山县的六皆寮地区(大概今荖浓溪东岸的六龟乡附近)，已开垦355.9甲；彰化县的东势角(今台中东势)由番、汉共同开垦127甲；淡防厅的港仔内(从汐止到石碇、四脚亭、暖暖)则有123.9甲(表3、6、7)。换言之，从乾隆二十五年至四十九年，高雄六龟和茂林、台中东势、北部的暖暖、瑞芳及深坑、石碇均已进入积极拓垦状态，但因这些地区深入内山地域，尽管开垦已达规模，仍被划入禁区。其也意味着乾隆四十九年(1784)地方官员虽考量边区拓垦现状，大多承认既有事实，却有明确的边界底线，不容汉人和熟番越雷池一步。这些新划出界外的地名，除了少数地方之外，大多无法还原；相对地，蓝线到紫线的新界内地区则因被正式纳入版图，地名大抵上保留至今。清廷的禁垦措施对于边区土地的拓垦，似乎一时之间仍有其效力，更延缓了界外地区的开发。

除了少数禁垦地之外，乾隆四十九年的清丈更多的是承认现状，将大部分乾隆二十五年(1760)以来蓝线外的土地新划入紫线界内。清厘番界显然并非要处分违法侵垦的人而恢复原本的界线，而是承认既垦事实，将边区民人与田园纳入清廷的统治范围内。注403特别是“居民已成村落，田连阡陌”的地区，地方官认知到“难以禁逐”，不得不将其划入界内。注404新界内土地的处置则大概采取两种方式，一是延续过去惯例，将纠纷地一律充公入官。注405二是透过清厘划界规制化原来蓝线界外的土地，将其正式纳入版图，升科纳税，而成为新垦区，并进一步确立了边区的熟番地权及番社与社番、汉人的租佃关系。因此，正如邵式柏指出，边区政策的形成是清廷因应台湾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不断估量国防策略、控制成本以及税收潜能，而理性计算的结果。注406

充公入官的土地仅有诸罗县1笔，淡防厅8笔。诸罗县被充公土地位于大草埔。其原为城居绅士翁云宽所有，但在乾隆四十七年因“漳泉械斗案”而全部被抄封，“入官估变”注407。淡防厅的入官地分布在今苗栗县和桃园县两地。前者包括铜锣圈(苗栗县铜锣乡铜锣)、蛤仔市(苗栗县公馆乡公馆)、中心埔(铜锣乡)以及芎蕉湾(铜锣乡)等地。这些地区位于后龙溪上游两岸，原来属于后垅社或后垅猫阁社的番地，后来分给岸里社耕管，却“被奸民私卖”，民人互相占垦，且“番少地广，佃民繁多，该番未能管业”，基于治安考量，只好充公入官，将现佃收为官佃，“照例纳租，除完粮外，分别充公、赏番”注408。也就是说，原属于番社的土地，由于社番无法管理，又有汉人互相侵垦，只好充公入官，以免再引起争端，危害社会秩序。后者则为安平镇、东势、黄泥塘、马陵埔等地区，大概是今桃园县平镇乡、大溪镇地带，如同前述，因乾隆四十九年(1784)的“林淡案”而充公。不过，很明显地，充公入官地，除了业主权改变之外，其实仍援用原佃，整体变化应不大。

入官的充公地之外，由界外禁地划入界内的地域，则全部重新配置给熟番社。亦即如柯志明所言，清廷是将沿边的土地重新配置给熟番，而不是确认和保护其在西部海岸平原界内的原领地。注409不过，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福康安奏准划界外地区为番屯地之前，早在乾隆四十九年，清廷已考虑将乾隆二十五年至四十九年之间开垦的蓝线界外地区，分配给熟番社，而草拟出以熟番居间的族群三层制统治布局。尽管这些番社的配置是否完全可以反映当时的实际状况，有待古文书的进一步对照，但本图仍反映乾隆四十九年闽省和台湾地方官员对于沿边地区番社及其社域的理解。另外，各地按照其升科与否以及租佃关系，大概可以分成作为番守隘的口粮地、番业番佃、番业汉佃三种类型。

各厅县的新垦区也规模不一，性质不同。凤山县共准垦13笔土地，其中有10笔是保留22甲至47.2甲给沿界守隘的隘丁做为口粮，并“照番地番耕，免其升科”。这10隘沿着红线边界配置，从乾隆十五年(1750)以来并未更动，亦即自今日屏东县枋寮乡力里溪南岸的玉泉村，经新埤乡、万峦乡、内埔乡到高树乡沿山地区，早在乾隆十五年以前已经开垦到山脚近山地带，边界自此定制，红线和紫线也重叠。直至龙肚埔(高雄市美浓区龙肚)，紫线才与红线分开，向东移动。新准垦的龙肚、月眉(高雄市杉林区月眉)以及大蓝(高雄市旗山区大林)等地区，则分别归属武洛社和塔楼社社域，为番业汉佃地或番业番佃地(表3)。这也意味着今日美浓溪上游和旗山溪上游地带最后偌大的谷地注410，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全面开禁准垦。

台湾县的番界大幅向东边移动，从六张犁到浔仔寮，新垦区共8笔。大概从高雄市旗山区北边至台南市南化区，今日的台21线和台3线沿线聚落此时已经出现。注411这些新垦地中，偏东边内山的旗山溪流域上游、沟坪溪流域，即高雄内门区南部和东部、旗山区北部、杉林乡等6笔新垦区，全属于大杰巅社社域；二仁溪上游，即高雄市内门区的头重埔、二重埔、三重埔及南化区，则为新港社社域。其中，已垦民耕田园是番耕田园的3倍多，且除了六张犁、田螺堀等地之外，汉人都是主力拓垦者。新港社的大里挠则开垦内门区内的头重埔至三重埔一带，为番业番佃的纯番地权垦地(表4)。

诸罗县的番界，从噍吧哖街(今玉井)边的刣仔六坑(玉井区坑口)生番界碑到哆咯啯社附近的九重溪界碑之间，红、紫两线重叠，并未变化。不过，该县南边和北边的番界则大幅向东移动。南边由山杉林到芎蕉脚一带，即今杉林乡的杉林、粪箕湖、新庄，沿台21线一路往北，有不少新兴开发区。注412亦即旗山溪上游及后堀溪上游地带，均为新垦区，并划入内优社社域。诸罗县北边的新垦区则划入阿里山社域，即由今嘉义县中埔乡，经番路乡、竹崎乡、梅山乡、云林县古坑乡至斗六镇，沿着台3线两边的聚落，大多已经出现。注413直至南投县竹山镇清水溪流域两岸聚落，北由柯子坑、鲤鱼尾南至过溪，全面开禁准垦。诸罗县新垦区以汉人为拓垦主力，民耕田园为番耕田园的十余倍，特别是阿里山社社域内的垦区，几乎均变成番业汉佃地(表5)。

彰化县的番界，从诸、彰交界的虎尾溪到浊水溪一带红、蓝线及紫线交叠，并未变化。过了浊水溪之后，从清水沟(南投县鹿谷乡)至集集埔(南投县集集镇)、广盛埔(集集镇隘寮埔？)注414及八娘坑均划入界内，属于水沙连社社域，由汉佃开垦。由集集到湳仔(彰化县名间乡名间)番界未变，至虎仔坑(名间乡)则归属南投社社域，为番业番佃型态。由虎仔坑以北，过南势坑(名间乡)之后，蓝线、紫线重叠，直至匏仔寮，番界才变动。此时，界外开垦虽然已经越过集集，往北进入永平坑(中寮区)，却因靠近内山而被划出界外，并设立新定界，亦即今日的中寮乡仍属于禁垦区。从匏仔寮(草屯区)、牛屎崎(草屯区)、生牛埔(草屯镇牛埔头庄)，即草屯镇东边进入积极拓垦阶段。本地域为北投社社域，不但还有180余甲荒埔未垦，而且已垦番耕田园最多，大概400余甲，占总垦田园的88%。显然，北投社借守隘之便，大量垦耕界外土地，而形成一个熟番优势垦地。过万斗六溪(乌溪)之后，万斗六(台中市雾峰区万丰)地区新入界内，为猫罗社社域，仍处于开垦状态，有荒埔70余甲。阿罩雾(台中市雾峰区雾峰)一带边界不变，至黄竹坑(台中市大里区)、眉目义(雾峰区桐林里)，原均有隘寮，由柴里坑社守隘，划归其番业；大姑婆(太平区大湖内巷)、车笼埔(台中市太平区)为大肚社社域。校栗林(太平区坪林里)、沙历巴来积积、阿里史埔三大埔地均为阿里史社域，其中阿里史社并在校栗林隘守隘。阿里史社所拥有的新垦区为彰化县内各社之最，大概头汴溪以北，纵贯太平区北边、台中市东边军功寮、潭子区、丰原市等地区，且仍有不少荒埔，尚处于积极拓垦时期。位于东势口外的土牛角(台中市石冈区土牛)新被纳入界内，为攸武乃社社域，仍有荒埔待垦(表6)。大抵上，越过乌溪之后，今日雾峰区、大里区的边区、太平区西边平原及石冈区东边，深入到北沟溪、草湖溪、头汴溪、大里溪及大甲溪上游等流域之谷地均已划入界内。

淡防厅共清厘土地51笔，其中新垦区有42笔，准垦率高达82%。因此，过了大甲溪之后，除了加志阁隘、香山口隘、婆老粉隘三处蓝线和紫线重叠、边界不变之外，番界大幅向东移动，中北部仅剩的平原大多进入最后一波的拓垦阶段，部分地区甚至已经进逼浅山丘陵地带。

从大甲溪以北，番界穿过今台中后里区、苗栗苑里镇、通宵镇、西湖乡、铜锣乡、公馆乡、苗栗市、造桥乡、竹南镇、头份镇、新竹市，新竹县竹东镇、新埔镇，桃园县的杨梅镇、平镇乡、龙潭乡、大溪镇，新北市的三峡区、土城区、新店区、木栅区、内湖区及汐止区。新请垦区南起台中后里的月眉崁，北至基隆田寮港，共准垦42处，81个地点(表7)。注415很明显地，大甲溪以北至台北盆地之间，除了苑里、通宵、头份、造桥、新埔镇等地的东边以及头屋乡、宝山乡之外，北部平原地带大多划入界内；台北盆地除了深坑、土城东部等平原地带尚在界外，从今日的汐止、五堵至七堵之间已经全面准垦，最远至基隆田寮港，但瑞芳镇、暖暖以东等则仍属于禁地。

这些新垦区，除了前述入官的纠纷地之外，由南而北，分属于德化社、房里社、吞霄社、后垅社、日北社、中港社、竹堑社、霄里社、龟仑社、摆接社、秀朗社以及南港社、北港社等社番业。其中，中港社和霄里社分别有7笔和6笔，土地最多。也就是说，从后龙溪以北到盐水港之间的新垦区，纵贯苗栗造桥、竹南镇、头份以及新竹市地区，均属于中港社社域；大溪墘(桃园县杨梅镇)到尖山脚(龟山乡)之间界内土地，即包括杨梅镇、平镇市、八德市、大溪镇至龟山乡新垦区则属于霄里社社域。但是部分新垦区因范围较大，横跨数个番社传统领域，因此分属两社以上共有，如福安埔(三峡)，为霄里、龟仑、摆接以及武湾四社共有；苑里坑为房里社和吞霄社、大姑嵌(桃园县大溪镇)和尖山脚属于霄里和龟仑两社共有；峰仔峙(新北市汐止区)则是南港社和北港社所有(表7)。

上述请垦地点，大多早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至四十九年(1784)之间已经陆续开垦。除了社番自耕之外，不少是汉人直接向番社请垦。此外，乾隆四十九年全面重新在沿边分配番社社域，确立番业，大多依据守隘或尊重原来番社领域原则来配置，但有时似乎有错置番社的现象。例如，汐止的保长坑，原来是峰仔峙社和塔塔攸社的传统领域注416，但是清厘时却归为南港社和北港社所有。换言之，乾隆四十九年清厘时沿边番社的配置状况，仍有待于古文书或其他文献相互参照，才能进一步了解和厘清其缘由或意义。乾隆四十九年提出的方案，是否在“林爽文事件”善后时完全落实，也必须透过各地逐一而细致地解图，才能解明。

五、结论

康熙末年以来，拓垦中的边区常常是台湾社会治安的死角。清廷因此采行封山划界政策，隔离生番与汉人。然而，番界的划定，并无法阻挡汉人与熟番越界拓垦。直至乾隆五十一年(1786)“林爽文事件”爆发之前，仍一再发生民、番纠纷和冲突，甚至酿成抗清的重大事件。

清初台湾地方官员为了化解边区的紧张和危机，不断采取清厘划界的措施以因应。乾隆一朝，即曾经画出红、蓝、紫以及绿色等四条番界，番界也不断向东边移动。因此，清厘划界虽然再度强调隔绝生番的隔离主义，却并非要处分越界开垦者，反而是承认既垦事实，将边缘模糊地带明确化，将界外新垦地全面纳入正式版图内。同时，每一次划界，也让在边区活动的民、番确立其土地所有权或垦耕权，由界外正式而合法地进入界内。边区拓垦显现的庞大利益，遂成为游民、隘丁及有力之士争相竞夺的场域，纷争不断。

乾隆四十八年，淡防厅即发生在番界守隘的乡勇与界外开垦的汉佃之间争垦仇杀的“林淡案”。尽管其只是地方小规模的械斗案，却在乾隆皇帝严厉查办的指示之下，闽浙总督富勒浑于翌年通令全台一厅四县进行清厘划界，而完成台湾西部第一条从南到北的紫线番界，绘制《台湾田园分别垦禁图说》。

透过台湾番界紫线图及其图说可见，乾隆中末叶，除了熟番透过守隘之便，越界开垦之外，汉人和熟番同时入垦蓝线界外。边区遂出现汉、番混耕的图像，甚至部分地区以熟番为拓垦主力，而变成纯番或熟番优势地域。特别是凤山县边区的越界拓垦，熟番与汉人几乎旗鼓相当。

在边区开垦者也并非如同清朝官员所言，均是“贫民”或“游民”。事实上，汉人不乏长期在边区经营的地主、豪族及城居士绅；熟番则不少是通事、土目，霄里社的黄燕礼甚至不断承接汉垦户的大租权，成为桃园地区举足轻重的番业主。

乾隆四十九年(1784)，除了在地图上绘制紫线之外，实体上则在沿界设立界碑，移设或重设隘寮。番界的划定则根据离生番远近、生番是否逸出为害为准则。换言之，紫线番界仍遵循康熙末年以来隔绝生番的隔离主义精神，但是界线的判定却更为宽松而务实，大幅纳入未垦荒埔，而并非仅是承认既垦事实而已。

这条新番界，除了凤山县南部仍延续乾隆十五年(1750)以来的番界之外，大多进行微幅或巨幅的调整，尤以彰化县、淡水厅变化最剧，也反映两地为乾隆中末叶主力拓垦区。划界的结果，无疑地将乾隆二十五年以来蓝线到紫线之间的界外地域，纳入国家统治范围。其中，诸罗县和淡防厅内的纠纷地全部入官充公，其余成为新垦区，正式升科纳税，并规范了汉人、熟番与番社之间的租佃关系。亦即新划入界内的土地，除了纠纷充公地之外，全部配置给各熟番社。因此，以熟番介于汉人和生番之间的三层制族群空间布局，早在乾隆四十九年已经拟定草案并企图实行，却因“林爽文事件”而暂时搁置。事件之后，福康安则将番业改以番屯制取代。

此外，紫线的划定，也将大甲溪以北地区大半的平原地带划入界内，而进入全面开垦状态，部分地区甚至已经进逼浅山丘陵地。台北盆地除了东缘的深坑、暖暖、瑞芳之外，大多收入版图。其余各县，均已朝向浅山丘陵地带，或是沿着溪流进入到各流域上游谷地拓垦。不过，各地实际的开垦状况或是番社社域、汉番间的租佃关系，仍有赖搭配地图、古文书以及相关文献进一步比对和深究。

表8乾隆四十九年台湾界外土地开垦业户

表9乾隆四十九年台湾番界紫线图的界碑

续前表

文献与分析：清代西藏历史地理研究的相关问题——以重新绘制清代西藏地图为中心注417

孙宏年

清代西藏的历史地理研究是中国历史地理区域性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包括西藏的沿革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文化地理等许多方面，与今天重新绘制清代西藏地图关系密切。这些研究都要依据丰富可靠的史料展开，目前相关档案、文献的整理，包括藏、汉、英文以及其他语种的档案、文献的整理、翻译都已取得一定进展，中外学术界也发表了一些重要的成果，这些都为今天深化清代西藏历史地理研究、重新绘制清代西藏地图创造了有利条件。笔者拟从重新绘制清代西藏地图的视角出发，对清代西藏地理的文献、西藏区域的变动等进行简要论述，恳请方家指正。

一、信息与认识：关于清代西藏地理的中外文献、 资料的简要评述

清代西藏地理研究可资使用的中外文献、资料非常丰富，根据语言种类，大致包括汉、藏、英、俄、法、日等语种的资料，但是总体上看较为分散，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藏文史籍

清代的藏文史籍与地理研究关系较为密切的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志书类著作，其中又多是以宗教为主题的著作。《后藏志》，全名为《年楚河上中下流域稀有善言·学者津梁》，又简称《年地佛教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了铅印藏文版，1994年又出版余万治译、阿旺校订的汉文版。著者觉囊达热那特(1575—1634)，本是觉囊派的一位大师，1614年由藏巴汗资助在觉囊寺附近兴建达丹彭措林寺，同年赴蒙古地区传法，蒙古人称为“迈达理活佛”，后又尊称他为“哲布尊丹巴”，他圆寂后转世为蒙古土谢图汗之子，即为哲布尊丹巴一世。此书记载了年楚河流域的100多处佛教寺庙、圣迹，又重点记载了江孜、白朗和日喀则等地的重要寺庙、物产、历史，其中对白居寺、乃宁寺、扎什伦布寺记载尤为详细。此书虽然成书于明末，但对于研究清代后藏地区的寺庙、撰写西藏的寺庙地理分布有重要价值。同样值得重视的是：智悲(1820—1892，今甘孜州人，1840年入敏珠林寺受戒)的《卫藏圣迹志》，较全面地叙述了卫藏地区的宗教地理情况；敏珠尔呼图克图(1789—1838，青海人，大通县广惠寺活佛，1799年驻京)的《瞻部洲广说》，是一部介绍世界地理的著作，成书于1820年，较为全面地叙述了整个藏区的宗教地理情况。

对于上述藏文地志，西方学者的译注本同样值得重视。根据我的同事房建昌研究员介绍，为《卫藏圣迹志》作译注的代表性著作有：意大利费拉丽(Alfonsa Ferrari，1918—1954) 用法文作了译注(Mk'yen brtse's guide to the holy places of Central Tibet，罗马,1958)。她通梵、藏文，但没有到过西藏，亦不通汉文，该译注只是搭起了大致的架子，实际并未完成。意大利著名藏学家伯戴克(Luciano Petech，1914—2010)用英文作了译注。英国外交官黎吉生(Hugh Richardson)也作了注释，书后附有两幅用拉丁字母转写的藏文地图。为《瞻部洲广说》作注释的有美国学者威利(Turrell V.Wylie，1920—1987)的《西藏地理·据瞻部洲广说》(The Geography of Tibet.according to the Dzam-gling-rgyas-bshad，罗马，1962)。威利没有到过西藏，但通汉、藏文，书后附有两幅用拉丁文转写的包括了整个藏区的藏文地图，他又把《瞻部洲广说》的藏文地名同《卫藏通志》、《大清一统志》的汉文地名作了比勘，反映了20世纪国外藏学界在这一领域的最高水平。

二是一些重要的藏文传记，其中包含着重要的地理信息。首先就是《西藏王臣记》和历世达赖喇嘛、历世班禅额尔德尼的传记。《西藏王臣记》，全名《西藏王臣记·圆满青年喜宴·杜鹃歌音》，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著，成书于1643年。此书记述了西藏地方有史以来至顾实汗时期的大事和王统传承，其中也包含明末清初的地理信息。

历世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都有藏文传记，其中包含着清代西藏历史地理的重要信息。近年来，陈庆英、马连龙等学者把第一世到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藏文传记翻译成为汉文，如他们所译的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著《一世—四世达赖喇嘛传》、《五世达赖喇嘛传》，记述了从第一世至第五世达赖喇嘛的生平、活动和功业，同时记录了明末清初的重大事件，为研究当时西藏的地理状况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和信息。对于历世班禅额尔德尼的藏文传记，2013年起西藏社会科学院与扎什伦布寺及相关机构合作，正在着手出版《历代班禅大师传记》(藏文版)，还计划将第四、六、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的藏文传记译成汉文。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两大活佛，他们的活动与清代以来西藏的历史发展关系密切，因此他们的藏文传记的陆续出版、翻译将为清代西藏历史地理研究提供非常丰富、重要的信息和资料。

此外，清代西藏一些重要王公、官员的传记中也包含着重要的地理信息，如颇罗鼐是清代西藏的重要历史人物，曾被封为郡王，藏文本的《颇罗鼐传》(多卡夏仲·策仁旺杰著，汤池安译汉文本，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是清前期藏文史籍的重要代表作，记述了颇罗鼐的生平、事迹，其中就包含着一些重要事件及相关的地理状况。比如说其中就记载了康熙十八年(1679)颇罗鼐率蒙藏军队平定拉达克，控制拉达克首府列城，拉达克王乞降，设堆噶尔宗，统辖阿里，并征收拉达克贡赋等情况。

2.汉文的档案、政书、史籍、方志、游记等文献

有关的汉文资料种类较多，情况各异：(1)清代的实录、奏牍、档案和官修政书等，如《清实录》、《理藩院则例》、《大清会典》、《大清会典事例》和《清代藏事奏牍》(吴丰培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等，其中包含的地理信息非常丰富，对于研究清代西藏地理、撰写《地理志》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2)汉文的地方志类文献。除了《嘉庆重修一统志》卷547为《西藏》外，专门的西藏汉文地方志数量有限，清代的方志更是无法与其他省区相比，吴丰培先生认为雍正年间成书的《藏纪概》(李凤彩撰)是“藏地志乘之首”，而后较为重要的有松筠的《西藏图说》、《西招图略》、《卫藏通志》，佚名撰《西藏志》，马揭、盛绳祖的《卫藏图识》，黄沛翘的《西藏图考》，李梦皋的《拉萨厅志》等。注418此外，还有少量抄本，如佚名撰《西藏志考》(乾隆元年(1736)成书，为清代抄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收入《国家图书馆藏清代边疆史料抄稿本汇编》，第25册，线装书局影印本)。民国时期，刘赞廷所编著的《科麦县志略》、《察隅县志略(附原梯县、归化州)》，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进藏官员的游记、笔记和其他各种专门著述，如周霭联的《西藏纪游》(张江华、季垣垣点校，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姚莹的《康纪行》，张其勤的《炉藏道里最新图考》，何翔藻的《藏语》，陶思曾的《藏随记》，傅嵩秌的《西康建省记》等，都包含着作者所经历地方的信息，往往对某些具体地点的研究有独特的价值。

3.民国以来的研究成果

1912年以来，有关西藏研究的论著非常多，其中不少是对清代西藏地理进行的专门研究，如《清史稿》卷80的《西藏》、任乃强教授的《西康图经》等，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列出。

4.中外地图

清代和民国时期，我国和英、俄等国的机构及相关人士绘制、出版了不少西藏地图，对于我们研究西藏历史、地理和重新绘制清代的西藏地图有重大的参考价值。这些地图保存在国内外的图书馆和一些收藏者、研究者手中，有的是包括卫、藏、康、阿里等地的西藏全图，有的是局部地图。比如，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所藏舆图中就至少有清代西藏地图12幅、民国时期西藏地图5幅注419，有的对今天绘制清代西藏地图有很大的参考价值。限于篇幅，这里仅介绍其中三种：(1)《西藏全图》，彩色摹绘本，未注比例，47cm×90cm。该图是作者根据同治三年(1864)湖北官书局刻本《皇朝直省地舆全图》中“西藏全图”摹绘，并加色标示全藏范围，但个别字有误。(2)《卫藏全图》，清代人肖绍荣绘制，彩色，未注比例，完成于光绪十二年(1886)，62.5cm×108.4cm，附有里程的详细说明。(3)《西藏全图》，原图由法国人窦脱勒依绘制，清代外交官胡惟德翻译，为彩色摹绘本，未注比例，77cm×152cm，附有《西藏印度通道图》。该图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川制造局绘图所据胡惟德译图摹绘。这一地图绘成后就发给西藏官员参考，比如对于胡惟德翻译《西藏全图》，驻藏大臣有泰在《驻藏日记》第8卷第21页上记载，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靖西送到驻俄胡馨吾(惟德，浙江归安人)星使咨送具奏西藏彩印图八份”注420。这里的“靖西”应当是指设在今天亚东的靖西同知，胡馨吾(惟德)“咨送具奏”的“西藏彩印图”就是法国人绘制、胡惟德翻译的《西藏全图》。

5.英、日、俄、法等外文的笔记、游记及其他文献

这些文献主要由17世纪以后进入西藏的西方传教士、探险家、侵略者、情报人员以及日本僧人河口慧海等撰写，数量庞大，这里不再一一列出。虽然他们前往西藏的目的各不相同，在当时起到的作用也有很大差异，但他们留下的各种记述对于我们研究清代西藏的地理仍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比如荣赫鹏率英军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他在《英国侵略西藏史》中就记录了自己在西藏的侵略活动，其中记述称1904年7月21日率军沿羊卓雍湖前进，22日“行经康巴列岭(Kamgla)，高凡一万五千尺，是为拉萨道上最后之界岭”注421。他所说的“康巴列岭(Kamgla)”为“甘不拉”的音译，即为今“岗巴拉山”，清代的“噶木巴拉岭”。

上述中外文献、地图，无疑为研究清代地理、重新编制清代西藏地图提供了丰富、宝贵的材料，但是这些材料又各有特点，今天不能盲目信从，下面举两个例子：

一是《嘉庆重修一统志》中的卷547《西藏》，该卷反映了清代前期对于西藏地理的基本认识，其参考价值不容置疑，但也有不足：一方面是出现了同一地名写法不同的情况，如噶木巴拉岭为卫、藏之界，《西藏》卷称“噶穆巴拉岭在楚舒尔城西南三十五里，为卫之西界、藏之东界”；在说明卫、藏区域四至时又称：卫“东自木鲁乌苏西岸，西至噶木巴拉岭藏界……藏，东自噶穆巴拉岭卫界，西至麻尔岳木岭阿里界”。当然，这里在指明此山为卫、藏之界的同时，又出现了同一山岭的名称在同一篇中译写不同的错误，因为从逻辑上可判断，“噶木巴拉岭”与“噶穆巴拉岭”本为同一山岭，只是汉字的译写未作统一，但在同一篇中同时出现，当为译写或缮录时出现的失误，这一失误出现在《嘉庆重修一统志》，显系该地志明显之瑕。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社会活动、测绘技术的限制，文中对东部、东北部、中部、南部的山川走向、河湖源流等记述较为准确，但对于西部、西北部、西南部的记载就有许多失实之处。如文中记载：“打鲁克雨木摄池，在藏之者巴部落西北五百五十里，池广二百八十余里，东有水名那绥行五百余里，南有诸中所出十余水，皆汇流入此池。”按：马品木达赖池、朗噶池即今西藏普兰县境内的玛旁雍错、拉昂错，《嘉庆重修一统志》、《西藏志》、《卫藏通志》都认为二池相连，马品木达赖池为冈噶江(今朗钦藏布，又名象泉河)源头，朗噶池水西流为狼楚河(即今朗钦藏布)，但是此二池在冈底斯山及其主峰冈仁波齐峰东侧，朗钦藏布的源头在其西侧，并不相通。当时之所以出现这一错误认识，主要因为清代撰写者很少有人到当地考察过，地理知识有限。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清时期)在西藏图中也未将此二池与狼楚河相连，对今天撰写西藏地区的《地理志》有指导意义。

二是《清史稿》卷80《西藏》是在吴燕绍先生初稿基础上改订而成的。最初，清史馆请他撰写宗教志，因此初稿是政治与宗教并重，交稿后改为西藏，内容也有删动。注422《清史稿》刊出的《西藏》大致按卫、藏、康、阿里和重要的区域为序进行介绍，有其合理之处，但总体上看所包含的地理要素非常单薄，尤其是未能说明清代西藏辖境的变动和清末西藏新政实践中出现的新要素。不仅如此，文中对于英国侵略引起的变化记载为“近因藏民不遵光绪十六年与英所定条约，辱其边务大臣，致英兵入拉萨，要挟西藏立约十条，主权尽失。光绪三十一年，特派员至印度与英协商，其新改条约：(1)西藏路矿电线，由中、英两国妥议办理，他国不得干预；(2)西藏用人权，概归英员与驻藏大臣会议办理；(3)西藏有乱，中政府须与英协商后派兵弹压；(4)西藏增设商埠，由中、英两国会同办理；(5)西藏土地，非得中、英两国承办，不得租借转卖。据条约观之，西藏盖为两属之国矣”。这一说法显然颇为荒谬，一是不辩英人侵藏、逼签不平等条约与驻藏大臣苟安妥协之非，仅仅责怪西藏军民不遵条约、辱边务大臣；二是无视中国人民与清廷极力维护在藏主权，无视光绪三十一年(1905)中英续约中承认中国在藏主权之事实，讲“据条约观之，西藏盖为两属之国”。这对于清末西藏疆土、主权归属显然有影响，需要予以专门辨析。

二、境域的变迁：清代西藏管辖区域的变动

清代的文献、地图等都表明，在地域的概念上，清代的“西藏”包括卫、藏、喀木、阿里四大区域，其中“喀木”又作“康”。清代史籍对此有较多记载，尤其是在乾隆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松筠撰《卫藏通志》、《嘉庆重修一统志》等官修史志、文献中有清楚的记述，如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柔远清吏左(前)司上·疆理》称西藏“其地在四川、云南徼外，东西距六千四百余里，南北距六千五百余里，东至四川界，东南至云南界。南至功布部落，西至大沙海，北至青海界。其地有四，曰卫，曰藏，曰喀丰［木］，曰阿里”；“西藏，分藏、卫、喀木、阿里四部落，不设旗”注423。《嘉庆重修一统志》对此记载更为明确，内载：西藏分四部，即卫、藏、喀木、阿里。卫，一曰前藏，即明之乌斯藏，在四川打箭炉西，居诸藏之中，又名中藏，东自木鲁乌苏西岸，西至噶木巴拉岭藏界，一千五百三十三里。南至鄂木拉冈冲岭，北至牙尔佳藏布河，二千二百余里。藏，在卫西南五百余里，东自噶木巴拉岭卫界，西至麻尔岳木岭阿里界，一千八百八十二里。南自帕里宗城之毕木拉岭，北至者巴部落之北打鲁克雨木摄池，一千三百余里。康，一曰喀木，在卫东，近云南丽江府之北，东自雅龙江西岸，西至努卜公拉岭卫界，一千四百余里。南自噶克拉冈里山，北至木鲁乌苏南岸，一千七百里。东南自云南塔城关，西北至索克宗城西海部落界，一千八百五十里。阿里，东自藏界麻尔岳木岭，西至巴第和木布岭，二千一百余里。南自匝木萨喇岭，北至乌巴拉岭，一千三百余里。注424

上述区域与分界是如何确定的？实际的管辖区域是否一成不变呢？有清一代，西藏的实际辖区多次发生变化：

1.明末清初，顾实汗帮助黄教上层清除西藏的反对力量后，控制了今天青海、西藏地区和四川巴塘以西的地区，三藩之乱时吴三桂之子吴世璠又把今天云南西北部的中甸、维西赠送给西藏以期求援，因此蒙藏贵族联合控制的西藏地方政权基本上管辖着《嘉庆重修一统志》所描述的卫、藏、康(喀木)、阿里的范围。但是，这一区域是在西南边疆地区政局多变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维持的时间也很短，康熙、雍正两朝数度用兵西藏之后，对西藏与邻近的云南、四川、青海的行政区划进行调整，并在雍正年间确定了西藏东部、东北部的辖区界线。注425

西藏与四川、云南界线的勘定首先起于雍正三年(1725)。这年十一月，川陕总督岳钟琪奏：“打箭炉界外之里塘、巴塘、乍丫、叉木多，云南之中甸，叉木多之外罗隆宗、嚓哇、坐尔刚、桑噶、吹宗、衮卓等部落，虽非达赖喇嘛所管地方，但罗隆宗离打箭炉甚远，若归并内地，难以遥制。应将原系内地土司所属之中甸、里塘、巴塘，再沿近之得尔格特、瓦舒霍耳地方，具归内地，择其头目，给与土司官衔，令其管辖；其罗隆宗等部落，请赏给达赖喇嘛管理，特遣大臣前往西藏，将赏给各部落之处，晓谕达赖喇嘛知悉。”议政王大臣等议复“俱应如所请”，雍正帝谕令派遣鄂齐、班第、周瑛等办理勘定界址、晓谕达赖喇嘛事。乍丫、叉木多、罗隆宗，清代史籍中又写作“察雅”、“察木多”、“洛隆宗”，分别是今西藏察雅县、昌都县、洛隆县。得尔格特，清代史籍中又写作“德格”，该土司驻今四川德格县，当时辖境地跨金沙江两岸。翌年定西藏与四川、云南之界，立碑于宁静山，以西之地属西藏，以东之里塘、巴塘、打箭炉(今康定)等地归四川，以南之中甸、阿墩子、维西诸地归云南；察木多之外洛隆宗、嚓哇等部落，以前均非西藏所辖，亦划归西藏。注426雍正十年(1732)，勘定西藏、青海、四川分界，霍尔七十九族中近西藏者三十九族暂隶西藏。注427

对于上述情况，清代史籍论述各不相同，松筠撰《卫藏通志》对此论述较为清晰，而《嘉庆重修一统志·西藏》仅言藏地分四大区域，甚至记载“喀木诸城”时把巴塘、中甸等一并列入，且未讲明1727年前后管辖上的变动，会使不知其详情的人误以为巴塘、中甸等等地方嘉庆时仍属西藏管辖。

2.乾隆时期，确定了中国与廓尔喀(今尼泊尔)、布鲁克巴(今不丹)、哲孟雄(今印度锡金邦)等的国界，从而使西藏地方政府辖地的南界也得到明确。

乾隆五十六年(1791)，廓尔喀侵藏，乾隆帝派福康安率大军入藏，次年廓尔喀投降，五十八、五十九年，设鄂博，确定西藏与廓尔喀、布鲁克巴的分界。哲孟雄、作木朗、洛敏汤等部要求归属中国，清廷拒绝，并在边境地区设鄂博，确定了它们与中国西藏的分界。对此，《卫藏通志》中保存了乾隆五十七年至五十九年间的上谕和福康安、和琳等的奏报，并且有如下记载。

西藏“西至廓尔喀部落为界”，按照“新定界址，自札什伦布西行，由拉孜至胁噶尔、定日、宗喀、萨喀，通狭巴岭山、锅拉纳山、毕都纳山、朗古山顶、纳汝克喀山顶、朗杂山顶，均设立鄂博，此内为唐古忒境，此外为洛敏汤、作木朗二部落境。又自宗喀通济咙，至热索桥，设立鄂博，此内为西藏境，此外为廓尔喀境。又自定日通聂拉木，至铁索桥，设立鄂博，此内为西藏境，此外为廓尔喀境。又自拉孜通绒辖，至波底山顶，设立鄂博，此内为西藏境，此外为哲孟雄境。又自定结至萨热喀山顶、卧龙支达山顶、羊玛山顶，设立鄂博，此内为西藏境，此外为哲孟雄境。又自干坝至洛纳山顶、丈结山顶、雅纳山顶，设立鄂博，此内为西藏境，此外为哲孟雄境。又自帕克哩至支木山顶，臧猛谷山顶，日纳宗官察［寨］，设立鄂博，此内为西藏境，此外为哲孟雄、布噜克巴二部落境。又臧曲大河南，本系哲孟雄地界，被廓尔喀侵占已久，臧曲大河以外俱系廓尔喀境”注428。

3.道光时期，锡克土王入侵本来属于中国的拉达克地区，而后由于英国对克什米尔的侵略，事实上非法控制了拉达克地区，使中国西藏西部阿里地区领土大大缩减。

阿里三部，古为羊同国，后归属吐蕃，9世纪中叶吐蕃分裂后，王室的一支西迁至此，三个儿子分别在玛域(今列城)、古格(今札达)、普兰(今普兰)建立政权，自号阿达(意为领主)，这一地区便称为阿里，通称为阿里三部土王。到了蒙元时期，成吉思汗招降三土王，仍各领其地，后宣政院置乌斯(前藏)、藏(后藏)、纳里速古鲁孙(阿里三部)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在列城设常驻蒙古军，设都元帅二员。明代于此地分封其首领，置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属乌思藏都指挥使司。明朝末年，拉达克灭了古格，康熙十八年(1679)蒙藏军队攻入拉达克首府列城，拉达克王投降，在阿里地区设堆噶尔本，并征收拉达克地区的贡赋。注429到了道光十四年(1834)，克什米尔地区的锡克王国查谟土邦头目古拉伯·辛格侵拉达克地区，拉达克王求救于西藏，驻藏大臣未予援助，第二年战败，臣属于查谟土邦。二十一年，锡克土王又入侵西藏，占据阿里地区的则布龙城、茹妥及堆噶尔宗、达巴喀尔营、补人营等地，驻藏大臣派军防范、抵御，次年双方停战，这就是“森巴战争”。道光二十五年(1845)，英国殖民者又入侵锡克，第二年逼迫它割让克什米尔、查谟，又向清政府要求划定拉达克与西藏边界，清政府拒绝了这一要求。但是，此后阿里三部之一的拉达克地区就被英国殖民者长期控制，西藏与拉达克的边界也成了悬案。注430

4.光绪时期，英国两次派军入侵西藏，又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使中国西藏南部、西部的领土主权受到侵害，在中锡边境地区的辖境内缩。

光绪十四年(1888)，英军第一次侵藏，十六年逼签《藏印条约》，不仅规定中国藩属哲孟雄由英国“保护”，而且重新划定西藏与哲孟雄的边界，割占中国西藏南部隆吐、捻纳至则利拉一带领土。三十年(1904)，英军第二次侵藏，侵入拉萨，强占亚东的春丕谷地区，三十二年签订《续订藏印条约》，开放亚东、江孜、噶大克为商埠，在西藏开始出现英国租界。不仅如此，英军占领亚东后，直到光绪三十四年才撤走。

5.光绪、宣统之际，设置川滇边务大臣，在今天四川、云南、西藏的交界地区进行改土归流，雍正时期划入西藏的察木多等地划归川边，成为清末在边疆民族地区新设置的特别行政区域，西藏东部的辖区有所收缩。

川边与西藏的辖区划界问题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设置川滇边务大臣后就出现了，到宣统元年(1909)驻藏大臣联豫奏请将察木多、乍丫两呼图克图地划归川边。第二年，川边军队护送川军进藏，入驻江达，收复了原桑昂曲宗、波密土王辖地及杂瑜等地，赵尔丰奏请以江达为界，划分西藏、川边界址，又奏请设昌都府、恩达县、波密县、科麦县、冬九县、察隅县、原梯县及归化州、江达理事官，白马岗设治局。但是，清政府并未全部批准，宣统三年(1911)，川边把波密、三十九族等地交还西藏，代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嵩秌还请求在川边设“西康省”，但也只是在察木多、乍丫各设理事官，江卡、官觉、桑昂曲宗、杂瑜、三岩各设委员。对此，各种文献记载不同，近一百年来学术界也有不同看法，又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三十九族地区在清末是否归属西藏辖区。这一地区东邻四川德格等土司，北近青海玉树、果洛等部落，南邻察雅，西接卫属喀喇乌苏，有纳书克贡巴族、毕鲁族、奔盆族、达格鲁族、拉克族、色尔札族等30多个族群，今天主要在丁青、比如、巴青、聂荣、索县境内。雍正年间划归西藏，乾隆二十八年(1763)命令驻藏大臣直接管辖三十九族。注431光绪三十二年(1906)，霍尔王及其幼子为所属差员杀害，驻藏大臣联豫派人究办，翌年告破，由藏中调兵三棚合为一排，派员统率驻扎其地。注432此后，川边、西藏为管辖问题进行了微妙的争夺，宣统元年，新军四川调拨新军入藏，由三十九族地区间道入藏，次年正月进驻拉萨。新军进藏期间，三十九族支应差役，颇为恭顺，又请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赏给执照”。赵尔丰经与驻藏大臣联豫咨商，发给其头目执照，又奏请撤去藏方所派喇嘛，仍将三十九族之地归驻藏大臣管辖。注433就在这一年，联豫奏请设委员一员，掌管刑名，清查赋税，筹办学务工艺、招商、屯垦等。注434

近年有学者认为清末三十九族曾隶属川边，如有著作认为“清末赵尔丰进入本区，对原有各世袭土职一一加封，属隶川边”，又有著作称“清末曾隶属川边”注435。这些说法主要是依据赵尔丰曾发给三十九族头目“执照”，但据此认为这一地区已经归川边管辖，则颇有可商榷之处。因为即使是在宣统二年(1910)前后赵氏锐意改土归流之时，他也认为尽管川边军队为护送新军进藏，但是三十九族仍属驻藏大臣管辖，川边不愿接管。这也与联豫不让赵氏过多干预藏事，致使他们关系恶化有关。如在宣统元年十一月初九日，赵尔丰就强调联豫要求川边军队护送新军经类乌齐、三十九族入藏，而“三十九族明系驻藏管辖，而欲诿之于边，有是理乎！”他还说联豫“忌我已深”，有“藏番递禀，不令察(木多)属我，否则将撤彼站。于察彼且不愿，况于类乌齐、三十九族耶！弟若干涉及此，藏必惊疑，将更多事”。由于赵氏态度明确，联豫只得表示“调三十九族兵接应”接近类乌齐的新军。新军进藏后，川边军队实际上有能力控制三十九族地区，其头目又呈递禀文要求赵氏给予加封，但他仍在与联豫咨商之后给予“护照”，又电奏请清廷将三十九族仍归驻藏大臣管辖，察木多、江卡、乍丫归川边管辖即可。这些都说明在当时三十九族仍归驻藏大臣管辖，川边并未真正管辖过这一地区。注436

二是川边改土归流期间在今天昌都地区是否设过昌都府、察隅县、波密县、科麦县、冬九县、原梯县及归化州、江达理事官。《示谕察木多等地僧俗人等改流设官》中明确记载为“尔察木多呼图克图愿将所辖地方献于国家，改土归流，设为汉官。奉旨：将察木多改为昌都府，恩达、八宿合并设为恩达县。现经本大臣已委员前往查粮定赋、划界分疆，恐尔等不知，特此晓谕”。据此推断，清政府已经在宣统二年批准设立昌都府、恩达县。但是，到清朝灭亡之前是否真正设了呢？傅嵩秌在其《乍丫察木多改流记》载：宣统元年春，“驻藏兼边务大臣赵尔丰奏请销去驻藏之任，专任督办边务，奉旨允准。驻藏大臣联豫将察木多、乍丫奏归边务大臣管辖”。这年冬，川边军队护送川军进藏，进驻江达，“番人畏赵之威，八宿、三十九族、波密来投，类伍齐、硕搬多、洛隆宗、边坝四部落用兵讨降，均愿改流”。宣统二年(1910)春，“赵奏请于江达划分边藏界线，奉旨饬驻藏大臣联豫查覆”。三年春，“始奏设乍丫、察木多理事官，奉旨允准。是年夏，西康各土司全体改流，代理边务大臣傅嵩秌檄饬乍丫、察木多两处呼图克图缴印，因验印文每阐讲黄教，故发还之，但饬理事官清查丁粮，将每年征入之款分一半给呼图克图，以一半作行政官经费，其呼图克图仍准转世，届时具奏永免朝贡”。这表明，察木多最终并未设府，仅仅是设了理事官一员。不仅如此，他在《三岩投诚记》、《江卡贡觉桑昂杂瑜收回记》、《边务大臣办事记》、《代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嵩秌奏请建设西康省折》中也都否认清朝灭亡前设立过察隅、恩达等县，并且《西康郡县记》仅载宣统三年设察木多、乍丫两地的理事官和江卡、贡觉(官觉)、桑昂(曲宗)、杂瑜、三岩五地的委员。笔者认为，傅嵩秌一直是赵尔丰改土归流的助手，宣统三年一度代理川滇边务大臣，这些记述应当更为可信。因此，设昌都府、恩达县即使获得了清政府批准，但最终并未设置，而波密县、科麦县、察隅县、冬九县、原梯县及归化州，西藏、川边军队进驻后只是计划改设流官，尚属奏请设治、清廷均未批准状态，最多称为“议设”。注437

在上述变化发生的同时，西藏四大区域之间的部分界址没有大的变化，如噶木巴拉岭为卫、藏之界，又作噶穆巴拉岭、甘不拉、西昆仑山、甘巴拉、康巴拉山口，这是一座有通道的山，所以在藏语中被命名为“拉”。噶穆巴拉岭，见《嘉庆重修一统志》卷547《西藏》。甘不拉、西昆仑山，见《西藏志·山川》，内载：“甘不拉，即西昆仑山，路崎难行，途长九十里。”注438噶木布拉山、甘不拉、西昆仑山，均见《卫藏通志》卷3《山川》，内载：“噶木布拉山，俗称甘不拉，前藏西，行一百七十里至曲水，渡藏江，通后藏大道，即西昆仑山。”注439还需要说明的是，在《卫藏通志》卷3《山川》中又出现了“冈巴则山，离曲水五十里，由沟内登陟过岭，南即西海子，亦颇侧难行”和“甘坝山，过巴则岭”及“洋卓雍错海，下甘坝山”的记述，且卷4《程站》中记述前藏至后藏的程站，其中“曲水至冈巴则尖，白地宿，计程一百四十里”，内称从曲水过雅鲁藏布江后，“三十五里至冈巴则，有房舍、柴草。又过巴则岭，危峰岌嶫，即甘坝山。下山，沿洋卓雍错海北岸纡折而行，柴草稀少，沙路平坦，五十里至白地”。离开白地之后，再向前走一百零五里就到了浪噶子(今浪卡子)。注440这里的“冈巴则”当为今贡嘎县江塘镇的岗巴；“白地”在《嘉庆重修一统志》卷547《西藏》中称为岳吉牙来杂，汉字曾译为拜的、巴德、博得、配对、羊卓白地等，就是今浪卡子县白地乡的白地村，2013年6月中旬笔者曾对此地进行考察，清代白地宗的宗山遗址就在白地村南面的小山上，山不太高，但南临羊卓雍错，处在从曲水至浪卡子的重要通道之上，而宗山遗址南北约长20米，东西约宽15米，仅存土石结构的地基，局部地段很像当时城堡的出入口。“冈巴则”、“白地”两地均为前藏与后藏往来道路的重要地点，且两地之间须跋涉岗巴拉山脉和羊卓雍错，因此可以推断这里所说的甘坝山即甘不拉山、噶木巴拉岭的同名异译。

对于前藏、后藏以此山为界，后世也有认同，如1946年3月班禅堪布会议厅致电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请求中央允许前后藏实行划区分别自治”，强调“前清初叶，为便于治理，即由达赖、班禅二佛分驻前后藏，统治政教，转化承继，历三百年”，认为前、后藏地方自治地区“按照地理历史及实际情形，以康巴拉山以东为前藏自治范围，以康巴拉山以西为后藏自治范围。前后藏划界，以康巴拉山山口南北直线为标准”注441。这里所说的康巴拉山即噶木巴拉岭，今名为“岗巴拉山”，位于西藏贡嘎县驻地以西，汉字曾译为噶木巴拉岭、甘不拉、西昆仑山、冈巴拉、康巴拉，海拔4797米。注442

对于这座界山的军事战略意义，清代中外都有记载。如英军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后，荣赫鹏率侵略军在光绪三十年(1904)7月沿羊卓雍湖北上，22日经过此山。他在记述中称，1904年7月21日率军沿羊卓雍湖前进，22日“行经康巴列岭(Kamgla)，高凡一万五千尺，是为拉萨道上最后之界岭”注443。他所说的“康巴列岭(Kamgla)”为“甘不拉”的音译，即为今岗巴拉山。旅日华人施玉森先生曾于1984年、2000年两次考察荣赫鹏侵略军进藏路线，对于羊卓雍湖、岗巴拉山口都有记述，他称岗巴拉山“海拔4795米，从这里远望羊卓雍湖，会给人以脱离尘世、融入自然的感觉”，但是“从羊卓雍湖往北越过岗巴拉山，就到了雅鲁藏布江畔的曲水县。当年英国侵略军攻打到这里，拉萨就无险可守了”注444。施先生这一论述是有一定道理的， 2013年6月中旬笔者在西藏考察期间两次经过这里，岗巴拉山以北为雅鲁藏布江，南面是羊卓雍错(湖)，又是今天从江孜县、浪卡子县前往贡嘎、曲水、拉萨的必经之路。由于岗巴拉山峦起伏，连绵数十里，高耸在浪卡子、贡嘎、曲水三县之间，成为天然的分界点，而且今天的公路仍然是弯道很多，难以行驶。在清代，这里自然地成为以日喀则为中心的“藏”地(后藏)和以拉萨为中心的“卫”地(前藏)的天然分界点，该山口也成为连接卫、藏的重要通道，在1904年英军入侵时又是具有战略性影响的重要地带。

三、自然与人文：清代西藏地理要素的变化及其 对地图绘制的影响

清代，西藏的地理状况有过一定的变化，这种变化在自然地理的认识和人文要素的变动两方面都有体现，并且对当时地理志书的撰写已经产生影响。对此，今天我们重新绘制清代西藏地图时也要给予充分的关注。

在自然地理方面，人们对西藏自然地理状况的认识逐步加深，使当时各种文献中的自然地理要素不断丰富。换言之，这些自然地理的要素在西藏地区长期存在，甚至存在了千百万年，由于地处高原，人迹罕至，或者到过的人没有留下相应的记载，长期未被人们“发现”。到了清代，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加，人们逐步地认识、“发现”了这些地理要素，并且在各种文献中有了越来越清晰的描述和记载。

从总体上看，清前期各种文献关于西藏自然地理的记载的特点是：

1.汉、藏文文献中关于西藏自然地理的记载主要集中在西藏北部、东部和雅鲁藏布江的中、下游地区以及中国与廓尔喀、布鲁克巴、哲孟雄的边境地区，主要是今天的拉萨市和日喀则、那曲、昌都、山南地区，而对于西部、西北部、东南部以及边境地区的记载较为模糊。比如《西藏志》、《卫藏通志》等汉文文献都对从青海、四川进入西藏沿途的山川形势描述得非常清楚，《卫藏通志》对中国与廓尔喀、布鲁克巴、哲孟雄边境地区的记述极为清晰，其中绝大部分记载与事实相符，但对于西部、西北部、东南部以及其他边境地区的山川形胜或者语焉不详，或者仅仅简要叙述边境地区一些部族的情况，有的记述甚至与实际不符。究其原因，从顺治到乾隆时期，西藏政局多变，又多次发生外患和内乱，清王朝多次派军从青海经喀喇乌苏(今那曲)、从四川经昌都进藏，乾隆朝又派军驱逐廓尔喀的入侵，而且在中国与廓尔喀、布鲁克巴、哲孟雄边境设立鄂博、划定边界，因此对于这些地区的山川形势的了解，要比对西部、西北部、东南部以及其他边境地区清楚，记述自然更为准确详尽。比如说禄马岭，或作鹿马岭、六马岭，山颇平坦，不甚高，上山、下山约四十余里至磊达塘站，是川藏官道上的咽喉之地。对于鹿马岭，《西藏志》等清代文献和入藏官员的笔记中记述颇多，如周霭联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参与驱逐侵略西藏的廓尔喀军的战争，先驻打箭炉，后入拉萨，往返之间历时八个月。他在嘉庆九年(1804)完成《西藏纪游》，卷1就详细记载：“鹿马岭山不甚高，绵亘百余里，四时积雪兼有烟瘴。凡边地太热则有烟瘴，谓瘴起如烟也。藏地无冬夏皆积雪，亦有烟瘴，此理殊不可解，大约无人居之故耳。予经过六次，天气阴惨，非雾非烟，苔厚尺余，并无路径，似鸿荒以来从未开辟之地，人迹未尝一至者。时胡雪方云：幸有吾两人同行，否则疑入冥间矣。此语酷肖。度岭而西至西藏，约七日程。至工布江达地方，约二日程。闻岭北有敌工隘，以拒准噶尔。因山设险，立桥为防，为西藏咽喉之地”，而此岭东麓为鹿马塘，“凡西行过岭者于此小憩焉”注445。

2.康熙时期在西藏的测绘为了解该地区的总体地理状况提供了重要资料。康熙五十六年(1717)，遣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和理藩院主事胜住等，绘画西海、西藏舆图，测量地形，所勘测的数据后来成为制作《皇舆全览图》的依据，并对珠母拉木山——今称珠穆朗玛峰，为世界第一高峰——有了清楚的记述。而且，这次测绘及其数据影响了有清一代官方对于西藏地理状况的认识，总体上受到了今天学术界的肯定。注446

对西藏的这次测量及其勘测的数据极为重要，今天应给予充分的肯定，但是同时不得不指出，这次测量认为冈底斯山“为天下之脊，众山之脉由此而起”，又作为康熙帝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谕令的内容，并把冈底斯山视为佛经中的“阿耨达山”，后来的《卫藏通志》、《嘉庆重修一统志》等官修志书记载西藏地形地貌时也认为冈底斯山是“天下之脊”。清代史志中对冈底斯山极为重视，所述颇多，且称此山为“阿耨达山”，为四大水源出之地，笔者认为，这与康熙帝的谕旨有很大关系。如《卫藏通志》卷3《山川》中也记述了康熙帝在康熙六十年(1721)二月关于西藏山川的上谕，其中主要涉及雅鲁藏布江、冈底斯山，冈底斯山“即大雪山地，阿里地方之东北，周一百四十余里，峰峦陡绝，积雪如悬崖，山顶百泉聚流，至麓即伏，实诸山之祖脉，梵书所谓阿耨达山也”。《嘉庆重修一统志》卷547《西藏》也引述了康熙四十九年“谕大学士九卿等”的上谕，并强调：此山在阿里之东北，横亘西藏西南部，高出众山百余丈，山脉蜿蜒，西北为僧格喀巴布山、冈木里孙诸山，绕阿里而北二千五百余里，入西域之和阗南山、葱岭诸山；东北接年前唐拉山、巴颜喀喇山诸山，环卫地，竟青海，连绵六千余里，至陕西、西宁等处交界之地；东南为达木楚克喀巴布山、噶尔沙弥山、弩金冈苍山诸山，历卫、藏、康七千余里；西南为闷那克尼尔山、萨木泰冈诸山，横亘阿里之南两千余里。注447需要说明的是，经与《清圣祖实录》核对，这两处所称康熙六十年、四十九年的上谕内容都与康熙五十九年的相同，《实录》中这两个年份又未见同样内容的上谕，因此这两处所标称的上谕发布年份都有错误，都应更正为“康熙五十九年”。

冈底斯山为内陆山系与印度洋水系的分水岭，对于西藏乃至中国西部、亚洲中部的自然地理固然有重大影响，但是否就是佛经所言阿耨达山仍待探讨，称其为“诸山之祖脉”更有可商榷之地，但是在清代中期以后此说颇盛，又有其原因，即当时对佛经的解释的关注和对清朝威德、君主“圣言”的推崇，正如《嘉庆重修一统志》卷547《西藏》所称,自从佛经提及“阿耨达山”，我国古代不少地理经典，如郦道元《水经注》和李泰主修、萧德言等人编撰的《括地志》都把昆仑山视为“阿耨达山”，但因“地远莫考，转相附会，荒怪不经”，而“圣祖威德广被，薄海内外莫不臣服，西南徼外穷荒不毛之土尽隶版图”，而康熙帝在五十九年(1720)的圣谕一出，更是“圣言煌煌，始知宇内众山水皆导源于冈底斯山，自是而载籍所传或有或无，皆可按图以辨”。

而且，《嘉庆重修一统志》卷547《西藏》中称冈底斯山“在阿里达克喇城之东北三百十里，西宁府西南五千五百九十余里，其山高五百五十余丈，周一百四十余里，四面峰峦陡峭，高出众山者百余丈，积雪如悬崖”。根据其位置的记载，笔者以为这并非对整个冈底斯山脉的记载，而主要是对其主峰冈仁波齐峰(即冈底斯峰)的记载。该山位于今西藏西南部普兰、仲巴、昂仁、南木林等县境内，其主峰为冈仁波齐峰，在今普兰县境内，位置与此记述相符，所述情况也相近。

3.《颇罗鼐传》等藏文文献和传教士留下的一些西文文献对于阿里地区的地理状况有所描述。颇罗鼐曾经指挥过康熙二十年(1681)蒙藏军队对拉达克的战争，多卡夏仲·策仁旺杰所著藏文传记《颇罗鼐传》中有相关的记述，其中包含的地理信息成为撰写西藏地方史志的重要依据。注448西方传教士自17世纪20年代起前往古格传教，他们留下大量的记载，其中不少可以供今天研究阿里、西藏地区的地理状况参考。注449

4.英国派遣乔治·波格尔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进藏以后，不断派人进藏，又派间谍进藏侦察，尤其是乔治·波格尔和1783、1811年先后进藏的撒缪尔·特纳、托马斯·曼宁，对从印度、锡金到中国西藏日喀则、拉萨沿途的情况记载很多，英文文献中关于西藏地理的情况更为清晰。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情报人员、探险家纷纷入藏，英国两次派军入侵西藏，亚东、江孜、噶大克先后开埠通商，内地官员又经过亚东入藏，各种文献中关于西藏的记载更为全面：汉文文献除了对西藏北部、东部和雅鲁藏布江的中、下游地区以及中国与廓尔喀、布鲁克巴、哲孟雄的边境地区记载较多外，对于亚东、噶大克乃至阿里地区等的记载也明显增多；英、日、俄、法文等文献中关于西藏西部、南部、东南部的记载都明显增多。比如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8月，日本僧人河口慧海在冈仁波齐峰、玛旁雍错朝圣时就经过“吉亚尼马”，即姜叶马。姜叶马，意为“大太阳”，在今普兰县，靠近札达县，位于交通要道上，是中国西藏与印度、尼泊尔等国的边民进行贸易的边境贸易点。他记述道：“这个市场是夏季两个月的市场，阳历的7月15日至9月15日间进行交易，交易的双方，一边是印度的喜马拉雅人，一边是西藏人。看样子交易规模很大，集中了150~160顶帐篷，做生意的人约有500~600人。交易最多的货物有羊毛、酥油和牦牛尾，而西藏的本地人买的东西仍然是布类、砂糖和毛织物。”注450

在人文地理方面，由于清代西藏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尤其清初的政局多变、鸦片战争后的英国入侵、清末的新政，西藏的设官置守、行政区划、驿站、营汛、台塘、商埠等都有所变化，又主要是在清末新政时期增加了许多新的地理要素。

1.西藏在设官置守、行政区划方面

清崇德、顺治年间是由顾实汗及其子孙经朝廷封授，扶助甘丹颇章政权统辖西藏。康熙、雍正年间西藏政局多变，雍正四年(1726)勘定西藏与四川、云南之界后又分属不同系统管理：一为噶厦辖地，即为达赖喇嘛直辖之地；二为班禅额尔德尼直辖之地；三为驻藏大臣直辖之地，即蒙古三十九族地区、达木蒙古八旗；四为诸呼图克图、法王辖地，即昌都呼图克图辖地、类乌齐呼图克图辖地、乍丫呼图克图辖地、济隆呼图克图辖地、止贡呼图克图辖地、萨迦法王辖地、波密土王辖地、拉加里土王辖地。这种格局相沿至光绪末期，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就记载：“西藏达赖喇嘛所居曰布达拉，是为前藏。班禅额尔德尼所居曰札什伦布，在布达拉西南，包于前藏境内，是为后藏。前藏东与四川边外土司接界，东北与西宁大臣所属土司接界，北与卓书特部落接界，西北逾戈壁与和阗、叶尔羌接界，西与拉达克汗部落接界，西南与廓尔喀接界，南与哲孟雄部落接界，东南与云南维西厅接界。其余各喇嘛，皆属于达赖喇嘛。东起乍雅呼图克图，与四川边外土司接界。其西为察木多帕克巴拉呼图克图，又西为硕般多喇嘛，又西为类乌齐呼图克图”，硕般多、类乌齐之北，“皆与西藏大臣所属土司接界。硕般多之南为八所喇嘛，又南为工布硕卡喇嘛。类乌齐之西为墨竹宫喇嘛，又西为噶勒丹喇嘛。类乌齐之西北为赞垫喇嘛，介居西藏大臣所属土司、各族之间。其西为哷徵喇嘛。噶勒丹之西为色拉喇嘛，西与布达拉接界。噶勒丹之南为琼科尔结喇嘛。琼科尔结之西为文札卡喇嘛，又西为松热岭喇嘛，又西为邦仁曲第喇嘛。又西为乃东喇嘛，北与布达拉接界。乃东之西为琼结喇嘛。布达拉之西北为布勒绷喇嘛，又西北为羊八井喇嘛。羊八井之西为朗岭喇嘛，西与札什伦布接界。朗岭之南为仁本喇嘛，其西南为江孜喇嘛，又西南为岗坚喇嘛。岗坚之西为协噶尔喇嘛，协噶尔之西为聂拉木喇嘛。朗岭之西逾后藏为撒噶喇嘛。又西为杂仁喇嘛”，而达木蒙古八旗，“四旗在札喜汤，二旗在汤宁，一旗在五佛山，皆北依拉干山，南与前藏接界。一旗在格拉，东北滨哈拉乌苏，西与后藏接界”注451。

光绪、宣统之际，由于英国加紧侵略西藏，西藏的驻藏大臣衙门及所设职官进行改革，所属地方的行政建置也有所变动，光绪十六年(1890)，亚东设靖西同知，又把帕克里宗营官一员移驻亚东。注452三十二年(1906)，置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任之，于西藏、四川、云南交界之地改土归流，德格土司、巴塘土司部分辖地及三岩地区，或设府、州、县，又合四川西部诸土司之地，为川滇边务大臣辖地。光绪三十三年(1907)，裁察木多、拉里、前藏、后藏粮员，改理事官。早在光绪三十二年，驻藏大臣联豫奏请裁察木多、拉里、前藏、后藏粮员，设理事官，靖西同知也改称理事官。三十三年，度支部、民政部等议奏，批准裁察木多、拉里、前藏、后藏粮员，改为理事官，靖西同知仍然保留。注453宣统元年(1909)，驻藏大臣联豫奏请将察木多、乍丫两呼图克图地划归川边。二年，经联豫奏请，裁驻藏帮办大臣，置左、右参赞，设驻曲水、喀喇乌苏、江达、山南、硕般多、三十九族地方委员各一员。三年，驻藏大臣衙门又分科办事。

至于西藏的土司、部落，清前期西藏辖境有者巴部落、萨噶部落、卓书特部落，康地大部为土司、呼图克图之辖地，有德格土司、纳夺土司、察木多呼图克图、类乌齐呼图克图、乍丫呼图克图、止贡呼图克图、济隆呼图克图辖地，西北有类伍齐诸部落；南又有波密土王辖区，又南为察隅部落；西南为工布、门隅、白马岗、噶克卜、罗克卜诸部落。察木多附近又有小部落数十，东有黑帐木噜巴敦、楚林度图，北有常川中、仓竹黑巴上卡，西北有巴树、纳粗、押结、列玉，东北为杂楮、竹拉石、布拉乌、布龙、腊枯、称多、谷咱、竹巴、当窝、赤巴、拉济、般石，北、东方向之部落在青海、西藏、四川交界处，称多等属青海。注454这些土司、部落中，除了三十九族地方设一名委员外，西部、中部仍归西藏的变化不大；划归川边的都经历了改土归流的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宗、谿是卫藏地区的基层行政单位，宗辖地较大，谿之辖地稍小。宗意为“城堡”、“碉堡”，一般是各地大、小酋长的驻地，元代西藏已有设置，此后更为广泛，宗之驻所多傍山而建，或称为“宗山”，或称“官寨”。注455宗设营官一人或二人，宗之营官又称“宗本”，谿则称“谿堆”，一般宗本品级较高，谿堆品级较低。营官又分边营、大营、中营与小营四类，边营营官为五品边缺，大营营官为三品或五品大缺，中营营官为六品中缺，或俗官一人，或俗官二人，抑或僧、俗营官各一人；小营营官为七品小缺，一般为俗官或僧官一人，亦少数设置喇嘛营官二人。营官初由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自署，乾隆五十九年(1794)后确定官制：七品以上营官均给顶戴，由喇嘛充任者则不予顶戴；前藏官缺出，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选补，后藏官缺会同班禅额尔德尼选补；俗官给顶戴，僧官不予。注456嘉庆时，营与营官已成定制，相沿至光绪末年。前藏，置边营十四，营官为五品边缺；大营十，营官均为五品大缺；中营四十三，营官为六品中缺；小营二十五，营官为七品小缺。后藏，置大营三，营官为三品大缺；中营十四，营官为六品中缺；小营十五，营官为七品小缺。注457卫藏共有宗谿124个，前藏五品边缺宗谿14个，五品大缺宗谿10个，六品中缺宗谿43个，七品小缺宗谿25个；后藏三品大缺宗谿3个，六品中缺宗谿14个，七品小缺宗谿15个；共设营官163名，其中俗官96名，僧官67名。

对于这些宗谿的驻地及辖区，学术界一直在进行研究，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绘制又大大推进了这一研究，此后30多年间的成果主要反映在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清时期)的西藏地图中。此后，相关研究仍在继续，并取得许多新成果，如格桑卓嘎、洛桑坚赞、伊苏编译的《铁虎清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对相关的宗谿今天的地望进行了考证，多杰才旦主编的《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对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所列前后藏124个宗谿的藏语地名及地望作了考证，这些都较为集中地反映了20世纪80、90年代的研究成果。今天，这些宗谿的驻地及辖区的考证工作仍需要进一步深化，一方面需要把中外地图、文献结合起来，进行相应的考证，比如汉文文献中对阿里地区的宗谿的驻地及辖区记载很少，可以利用西方传教士、探险家留下的地图、文献进行考证；另一方面，学术界需要发扬历史地理学前辈们实地考察、认真求证的优良传统，通过实地考察阐明一些宗谿的驻地、辖区及其变动情况。比如，帕克里(帕里)宗是清代西藏边境地区非常重要的宗，是清代西藏地区前往哲孟雄、印度通道上的重要城镇和县级政区，20世纪初期外国侵略者曾经拍摄过帕克里宗山的照片，但是这个宗的驻地在哪里？是否仍有遗迹可寻？2013年6月中旬，笔者到西藏的亚东县考察，为此专门向帕里镇的居民询问，经他们指引，我在该镇驻地帕里村北面的一座小山上找到了帕克里宗山的遗址。该宗山土石结构的地基现在清晰可见，东西大约长30米，南北约宽20米，部分地段保存着残垣断壁，还有城堡西南门和东北射击口的残迹。这些都说明：在清末亚东开关之前，边境重镇帕克里宗的驻地就在今天的帕里村北面，如果我们绘制清代西藏地图，这个宗的标注位置是有据可依的。当然，清代卫、藏共有宗谿124个，实地考察的工作仍需要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

2.在驿道、台站方面

从清前期的以驿站为主改为议设川藏车路，并有部分台塘，20世纪初亚东到江孜一线又有英国非法设立的驿站。

西藏驿路最早设于元朝，清代有驿路多条。康藏驿道，自打箭炉至拉萨，计程四千九百八十里，设台站84处，设汛之台站13处。青藏驿道，自西宁至拉萨，计程四千一百二十里，设台站68处。滇藏驿道，自云南中甸至西藏洛隆宗，计程三千零八十里，设38站，而后由洛隆宗沿康藏驿道至拉萨。拉萨至日喀则驿道，计程七百八十五里，设站18处。拉萨至青海玉树驿道，计程二千二百七十里，设站38处。日喀则至江孜、聂拉木，拉萨至达旺、克什米尔等处，也有驿道可通。重要台站又设塘兵驻守，清朝末年曾议修川藏车路，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月，所议修路线经波密总管及攸如、甫龙、许木宗、群多等地。宣统二年(1910)，川边、西藏间裁折多、东俄洛、八角楼、麻盖宗、西俄洛、火竹卡等台塘，撤其塘兵；新置提茹塘、卧龙石、河口、剪子湾、咱马纳洞、里塘、拉耳塘、三坝、大朔、巴塘十台，中经9站，由巴塘粮员、官觉委员、乍丫委员、察木多粮员管理其马匹、粮饷诸事。注458此外，光绪三十年后，英国又于江孜、亚东间设12处驿站。注459

3.营汛、驻防方面

西藏在清初额设蒙藏马兵、步兵64000余名，后多次派军进藏平定变乱，雍正十年(1732)驻藏绿营兵2000名，这一年撤1500名。注460乾隆年间又确定藏军、绿营营制，光绪、宣统年间有所变动。藏军兵丁3000名，前藏、后藏各1000名，定日、江孜各500名，共设戴琫6名、如本12名、甲本24名、定本120名。绿营兵丁1200余名，察木多、前藏、靖西置游击各1员，后藏置都司1员，前藏、定日守备各1员，察木多、硕般多、前藏、靖西千总共6员，察木多、拉里、前藏、后藏、定日、靖西把总共6员，恩达、边坝、江达、前藏、后藏、定日、靖西外委共13员。光绪三十二年(1906)后，驻藏大臣练土兵1营。宣统二年(1910)，新军自四川入藏，兵1000余人，计分步队3营、马队1营、炮队1队、军乐1队，与土兵1营统筹派驻全藏各地，步队1营驻东路拉里、江达、工布等处，步队2队驻西路曲水，步队2队驻北路喀喇乌苏，步队1营驻后藏札什伦布，步队1队驻三十九族地方，其余驻前藏训练。注461三年，裁绿营，仅留前藏、靖西游击各1员，以下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外委均准开缺，分别留藏回川，酌加录用；兵丁1000余人，精壮者仍令投充陆军、编入巡警，老弱者酌给恩饷，听其自谋生业。注462

4.清末新政时期增加的机构、设施

主要有巡警总局、兵备处、学务局、印书局、报馆、商品陈列所、初级小学堂、蒙养院、陆军小学堂、商埠、海关、邮局等。这些机构、事物都是清末出现的，其中既有外力迫使下开设的商埠、海关，均于光绪年间设置；又有督练公所、巡警总局、印书局、报馆和各类学堂等新政机构，均为清末联豫在西藏实施新政时期奏请设置，多见于联豫在光绪三十年(1904)至宣统三年(1911)的奏牍，均载入吴丰培先生编的《清代藏事奏牍》。

新疆乡土志在历史地理学上的史料价值研究(续)注463

刘超建

形成于清末民初的新疆乡土志，是当时教育改革背景下的产物，就其对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史料价值问题，目前来看，学者对其关注很不够。注464前不久，笔者对其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完成了一篇以《新疆乡土志在历史地理学上的史料价值研究》为题的论文。注465在这篇文章中，笔者主要就新疆44部乡土志在历史民族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农业地理及历史商业地理研究方面的史料价值，做了较为系统的归纳和整理，对其他方面仅仅做了简要的概括和总结。但近期重新研读《新疆乡土志稿》注466时，发现乡土志对历史地理学的史料价值很大，仅仅梳理上述几个方面仍然很不够，尤其在历史政区地理、历史聚落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及历史军事地理等方面，也很有必要做进一步归纳和整理。

一、历史政区地理

周振鹤先生在《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中提出，行政区划研究所包括的几个要素，如层级、幅员、边界、形状和地理位置注467等，在新疆各政区乡土志中大都有记载，而且有的记载尤详。经过整理，《新疆乡土志稿》所收入的44部乡土志中，除《镇西厅乡土志》无政区记载外，共记载了5府、7直隶厅、2直隶州、1分防厅、1州、20县、2分县，计38个行政区。由于迪化府、疏附县和霍尔果斯分防厅三地乡土志尚付阙如，故无记载，其余府、厅、州、县政区的幅员和边界都有历史记载。新疆乡土志在历史政区地理研究上的史料价值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能够反映出府、厅、州、县等政区的历史沿革

新疆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古代西域素有五十五国、三十六国之称，行政区划也十分复杂。而且，汉朝以降，新疆纳入了中原王朝的版图。随后历经各朝，中原王朝与西域之间的关系时断时续，其行政区划也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有清一代也是新疆行政区划变动较为频繁的时期之一。清朝统一新疆之初，政府根据当时的民族情况，在一区之内，实行了伯克制、州县制和扎萨克制，而且还保留了传统的基层政权。新疆乡土志对这种政区划分的沿革大都有记载。譬如《呼图壁乡土志》中载，“……唐属北庭府，元回鹘地，明准部四卫拉特蒙古和硕特游牧。国朝乾隆二十二年，平定准部，以洛克伦河设洛克伦巡检，驻呼图壁。二十九年建城曰景化，为呼图壁巡检治。光绪十一年，新疆改设行省，巡检仍旧。二十九年，南北两路增设郡县，改升县丞辖景化驿，与呼图壁守备同驻”注468。短短数语，就把从唐到清末呼图壁的政区沿革记载得十分清楚。也有的乡土志根据古籍资料考证本地的政区变迁，然后进行记载，“考焉耆府，自古名焉耆国，为三十六国之一，见于《汉书·西域传》，博望侯张骞奉使西域时，始通中国。黄河导源星宿海其地，即今罗布淖尔，往事不备论，谨就国朝之事言之。乾隆二十二年两次平定准回后，始隶版图，设喀喇峡办事大臣一员。同治年间，关外逆回叛乱，至光绪三年，南北两路肃清，开办喀喇峡善后局。十年，新疆建省，设喀喇沙尔直隶抚民同知，兼理事衔，暨照磨佐职分防布告尔巡检等官。二十四年，将喀喇沙尔厅改升为焉耆府，在罗布淖尔新设新平县，卡克里克新设分防县丞。二十九年，因府境幅员辽阔，实有鞭长莫及之势，不足以资治理，又将卡克里克县丞改升为婼羌县，布告尔巡检改升为轮台县，均隶焉耆府辖属。现焉耆府领县三，府经历一，典史三”注469。从这条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焉耆地位的变迁，国都—都护—镇—府。这对我们研究一个地区的政区地理变迁有着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有些乡土志对政区沿革的记载更为详细，像《塔城直隶厅乡土志》、《于阗县乡土志》等。在一些记载中，也反映出了新设的县或区，譬如柯坪分防县丞设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新平县设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等。虽然它们历史较短，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历史背景，对整个政区的变迁研究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当然乡土志中也有些记载存在错误。如“黄河导源星宿海其地，即今罗布淖尔”，存在明显错误，因此我们在利用时，要参考其他志书进行认真的辨析和鉴别。

(二)政区层级变迁的反映

有清一代，由于人口众多，疆域辽阔，三级化的行政区划一般来说仍然表现出管理范围过大，尤其是在地广人稀的新疆地区。所以通常在省以下、府以上设立道。但是道只作为省的派出机构，不作为一级行政单位。新疆建省以后，其设置与内地同。全省分为镇迪、喀什噶尔、阿克苏及伊塔四道。此外，新疆地方的行政区划也处于动态之中，往往根据实际需要不断进行调整，有时这种调整是局部性的，但有时也带有全局性。

新疆统一之后，其政区的设置也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乾隆二十四年(1759)，新疆再一次纳入了祖国的版图，回疆地区普遍采用传统的伯克制，在基层政权中设置了各级伯克；而哈密和吐鲁番，采用了扎萨克制；天山北路东段的迪化州和镇西府实行州县制，行政上归甘肃省管辖(军事上归乌鲁木齐都统管辖)，主要原因是考虑其移民大部分是从甘肃移入的汉、回农民；伊塔地区主要采用军府制和扎萨克制。直到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全省统一实行州县制，即省—府(州、厅)—县三级行政体制。譬如迪化府下辖迪化、阜康、昌吉、绥来和奇台五县。而有些直隶厅或州设置之初并没有所辖之县，只是到新疆设立行省后，根据实际治理的需要，添设了较多的州县。其发生的时间应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至清末，以至于到民国，政区的设置仍然不断变化。如库车厅改直隶州后，“至光绪二十九年因地势广袤，实有鞭长莫及之势，不足以资治理，将库车厅改升为直隶州，分沙雅尔境，新设沙雅县，仍隶库车州辖属。现库车州领县一，吏目一，典史一”注470，这也是库车行政区划的一大变革。光绪二十八年，镇迪道的行政区划也发生了较大变化，迪化府、镇西厅、哈密直隶厅、吐鲁番直隶厅都隶属于镇迪道。此外，在阜康县中增设孚远县，迪化府所辖由五县增为六县注471；光绪二十九年，增设鄯善县，隶属于吐鲁番直隶厅。注472可见，各州县之间的隶属关系也在不断发生变迁。“光绪十一年，新疆设立行省，库车设厅驻同知一员，遂裁撤伯克改放乡约。”注473自此，乡约这个基层政权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杨增新主政新疆时，“各地都有乡约，乡约大都由巴依或巴依的代表们充当，遵照县知事的意旨办事”注474；民国初年，谢彬沿路经过伊犁、疏勒、英吉沙尔、库车、温宿、莎车、婼羌、和阗等地，每到一处都有本地乡约在道旁设茶尖或备饭招待注475；即使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在吐鲁番县还“令乡约查禁种烟苗案”注476。综观这个时期，可以说，这是新疆各地的行政区划变动较为频繁的时期。喀什噶尔、阿克苏、乌鲁木齐等地，随着政治形势的不断变化，其辖区和行政级别也不断被调整。譬如喀什噶尔，“国朝二十四年，诛大小和卓木，平定回疆，隶入版图，经画善后，分建八城，遂于回城西七里，添筑徕宁汉城，文武官员驻焉。道光六年，张格尔叛，城毁于贼……光绪三年，回疆荡平，大学士左公宗棠建议改省……九年，署理钦差大臣刘公锦棠奏，以本境治州，设直隶州牧一员，驻汉城，领疏附一县，二十八年增改新疆郡县，又改本境为府，加领伽师一县，划从前州属之排素巴特、雅素里克、玉带里克各庄分隶伽师，又以英吉沙尔厅所属之别什干大庄划归本境……然昔之疏勒即喀什噶尔之别名，今之疏勒，乃喀什噶尔之分地也”注477；阿克苏，“考本境自光绪九年置州，原领县一，巡检一。二十八年改州为府，将巡检改为温宿县，并添设县丞。至是领县二：曰拜城，曰温宿，曰温宿县柯坪县丞”注478；乌鲁木齐，“乾隆二十八年改归郡县，赐名迪化，别于巩宁城，北建迪化新城。二十八年改设直隶州，驻分巡镇迪道于此，嗣后回逆扰乱，一律肃清。于光绪十二年，蒙前新疆巡抚部院刘(锦棠)奏请改设行省，升迪化直隶州为迪化府，增置迪化县知县为附郭首县，迄今相沿，并无更改”注479。新疆建省后，尤其在1840年以后的政区设置，也为今天新疆的政区格局奠定了基础，这些资料都是我们研究新疆政区变迁所不可缺少的。

(三)政区的幅员和边界

幅员和边界作为历史政区地理研究的两个主要因素，在新疆乡土志中的记载颇多。《新疆乡土志稿》所收集的44部乡土志中，有边界和幅员记载的有38部，其中有20部不但对整个政区的边界给予记载，而且，对本区域所辖各乡、区、庄的方位和范围都有较为详细的说明。譬如，《迪化县乡土志》就对本境的边界和幅员都有记载，“查迪化自县城至磨河，距城一百二十里，与阜康所属博克达山接界。西自头屯河，距城八十里，与昌吉县接界。南自阿勒塔其河源，距城一百四十里与喀喇沙尔接界。北自白家海子，距城二百一十里与科布多所属大戈壁接界。东北与沙梁，距城二百三十里与阜康县接界。东南至雅儿岩，距城四百一十里与吐鲁番厅接界。西南至绣沙达坂，距城一百一十里与朱勒都斯并昌吉县接界。西北至沙梁，距城三百里与昌吉县接界。东西距城二百里，南北距城三百五十里”注480。这条关于迪化的四至八到的记载，不仅说明了当时迪化县的边界，而且通过距离也给我们提供了其幅员。尤为难得的是，它还用经纬度对其幅员进行了说明：“经度自二十六度至二十七度五十四分，纬度自四十三度五分至四十四度五十五分。”与今天的经纬度表示相比虽有一些误差，但在当时以封建知识分子为主导的乡土志的编撰中，已实属难能可贵。也有的乡土志仅仅说明了边界，并没有说明其幅员情况，如《吐鲁番直隶厅乡土志》：“厅在省治东南五百里，东至京师七千九百三十里，东界鄯善县，东南界甘肃敦煌县，南界罗布淖尔，西南界库车州，西界焉耆府，西北界迪化县，北界阜康县，东北界奇台县。”注481这样并不能具体说明其幅员，对其边界也只是一个大概的描述，所以，我们在研究吐鲁番直隶厅的历史政区幅员时，还需要结合其临近县区的幅员及其地图，只有这样才能确定其具体的管辖范围。还有的政区在记载时，通过所管辖区域和四至八到的距离来说明当时的幅员情况，如《奇台县乡土志》的记载就尤为详细，不但记载了整个县政区域的边界，而且就所辖村庄的区域范围也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说明。

尽管如此，各乡土志对政区的幅员和边界的记载，仍然存在一些欠缺。一是记载仅有文字说明，致使区域界线仍处于一种模糊的状态；二是政区所辖区域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在乡土志中没有得到反映。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研究该时期各政区的幅员和边界时，要结合各政区地图，只有这样才能很好地理解其变迁过程，并纠正错误认识。

二、历史聚落地理

“聚落是人类各种形式聚居地的总称。古代指村落，近代泛指一切居民点。它是由各种建筑物、道路、绿地、水源地等物质要素组成，其结构和形态受经济、社会、历史、地理诸条件的制约。”注482一般来说，聚落包括乡村聚落和城市聚落，我们主要研究其类型、形成、发展及分布规律。注483聚落地理的研究，在新疆有重要的意义。一是可以揭示出天山南北疆聚落的形成历史、分布、民族性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二是聚落的形成、发展、变迁及分布规律研究可以反映当时新疆的社会状况。此外还可以反映出南北疆社会差异及民族生活等方面所具有的特征，甚至民族的迁徙情况。更为重要的是，新疆乡土志不仅记载了聚落的名称和分布，而且就其基层政权管辖范围的记载也尤为详细。这就为我们研究清代新疆聚落地理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史料。

(一)乡村聚落的名称及其分布

就聚落名称而言，南北疆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同。北疆的聚落居民大部分是从内地迁移过去的垦户，其村名仍保持原来的命名方式，主要根据河渠、屯垦、粮储的顺序、地形、驿站、村落最早的家族大姓及最初的人户数目等。如阜康县：“在县境之内略分二十八区：曰甘泉铺，曰九运街，曰兵户，曰头工，曰五运，曰七运，曰十运，曰东八运，曰五工梁，曰土墩子，曰滋泥泉，曰商户沟，曰中沟，曰梭梭沟，曰八户沟，曰东泉，曰西泉，曰南泉，曰二道河，曰东渠，曰西渠，曰四十里先子，曰黄山街，曰黄土梁。堡渠街梁义皆易明，考运之由名则曰犹之乎村庄耳，诸父老皆能言其义，而不能道其详。”注484其中的头工、五工梁就是驻军屯田储备粮食的地方，日久聚成村落，按顺序依次称之；西泉、二道河、东渠等，实际上就是把水源地作为村名。其实这也意味着该村落对水权的占有，也就是说通过塑造聚落名称，以构建水权；梭梭沟、土墩子、黄土梁等，根据村落所在地的地形而命名。

北疆地区，大部分乡村聚落的名称都是如此，如昌吉：“七工庄在城东五里。三屯庙在城西七里。新户梁、广东户、亨三工、河州工均在城西二十里。夷户、十四户、亨二十五户、亨六工均在城西二十五里。新二庄、三畦均在城西三十里。头畦在城西四十里，五畦在城西四十五里。亨十三户、军户均在城西六十里。八工庄在城南五里，小三工、十二庄均在城南六里。大三工庙、二十户均在城南二十里。下营盘在城南二十五里。屯田、破堡、头工庄、三工庄、小军户均在城南三十里。左营屯田在城南四十里。贞一庄、贞二庄均在城北十里。小西庄、利十三庄均在城北十五里。下六工、下三庄、十三庄、利十四庄均在城北二十里。上垫坝在城北五十里。下泉庄在城北三十五里。二十四户在城北五十里。芨芨槽在城北九十里。新渠村在城北一百二十里。南五工在城东南五里。上六工在城东北六里。东七工庄在城东北七里。东三庄在城东北十里。冯家坝、五十户均在城东北七十里。贞下庄在城西北二十里。凉州工、利十五中庄城西北二十五里。下垫坝在城西北三十里。亨三十户在城西北六十里。”注485此记载不仅说明了聚落的名称，而且对其分布也做了详细介绍。其命名方式也更为复杂，如用方位来区别的上垫坝和下垫坝；亨十三户、亨二十五户、十四户、五十户等用聚落开始形成时的户数来命名；还有的以聚落形成时最早的民户移出地命名，如广东户的居民大多来自于广东，凉州工多为来自凉州的军户，在古牧地西北十五里的西宁大庄子则由清末青海省西宁一带移民在此建庄注486等等。对聚落名称的研究，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隐含信息。而且，这对我们研究本地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历史文化地理也是不可或缺的史料。

更有意思的是，在昌吉地区四乡中，聚落名称采用了《周易》卦辞之记事总称符号，表示宇宙法则的元、亨、贞、利。“四乡庄田向分元、亨、利、贞四大庄，每庄又分上元、下元、南亨、北亨、东利、西利各小庄，民房四乡里星散向，无大堡耳。”注487采用这样的聚落命名方式和分布形式，其用意还是很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与迪化府对聚落的详细记载相比，伊塔道所属的绥定、宁远二县及精河和塔城两直隶厅则要简略得多。绥定和塔城无记载，宁远县乡土志则记载：“属四乡共五十七庄，俗呼为圩子道里，远近不一，有离城远在一百三四十里者，有离城近在二三十里者”注488；“……良田地瘠民稀，故皆零星散处，未分团区，亦无村镇名目，四境皆以乡称。一东乡，即本城一带，东界桦树林止，西界十里桥，南界南山，北界郑家庄。北乡在城西北二里，东界头道渠，西界八家户，南界周家庄，北界沙泉；一体仁乡在城西二十里，东界十里桥，西界永集湖，南界三个庄，北界新草湖；一同仁乡在城西四十里，东界二十里桥，西界黄土岗，南阻草湖，北界察哈尔游牧之地；一里仁乡在城西一百二十里之大河沿……东界松树林，西界托霍穆图，西行四十里石碑，北界博罗塔拉河，南界土尔扈特游牧之地，其各乡方向，四界于此”注489。当然，该地区聚落稀少，也与沙俄持续十多年占领伊犁地区有很大的关系，原有聚落多被毁坏，虽经过大力招垦，但新的聚落尚未形成。

相对于北疆，南疆地区聚落形成的历史较长，其命名的方式也比较简单，大多依据本地的自然特征、水源名称或发生的历史事件。如于阗县的阿羌庄，维吾尔语意为“分岔”，阿羌河于此分流，故名；疏勒县阿拉甫庄，维吾尔语意为“驻兵打过仗的地方”；裕民县江克斯庄，位于江克斯河的下游，取河名；叶城县的江格勒斯庄，维吾尔语“江格勒艾斯克”的转音，意为“寸草不长的荒漠”等等。注490新平县，“本境分十八庄，克宜尔庄在治西北四十里，穷可力庄、河拉庄、特一斯上下庄、克拉庄、英格可力庄、乌鲁可力庄、古斯拉克庄、浦昌庄，以上各庄在治东五百里。铁干里克大小五庄，在治东北五百里。东湖滩所属满加庄、拉日立庄、沙罗达庄、卡哈免庄、苏及克庄、均在西南六百里”注491。其分布大都依河而据。而拜城县的记载则更为详细，不仅记载了距治的距离、方位，而且就其归属和管辖也都有十分明确的记载。可见乡土志的记载除了为我们研究聚落名称来源提供很好的信息外，对我们研究聚落的空间分布也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为了便于说明，笔者根据乡土志的记载进行整理，现以奇台县和拜城县为例，列成表格，加以分析。

表1奇台县聚落点分布表

资料来源：《奇台县乡土志》，《地理》，见马大正等：《新疆乡土志稿》，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1990。

表2拜城县聚落点分布表

资料来源：《拜城县乡土志》，《地理》，见马大正等：《新疆乡土志稿》，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1990。

从上面所列两个聚落点分布表可以看出，尽管南北疆的聚落在形成历史、民族构成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总体来看，仍然存在一些相同和相似的特点：聚落相对数量少，密度低。奇台的聚落密度为每1000平方公里2个；叶城为每1000平方公里约1.6个。由于1864—1878年间的阿古柏战乱，新疆农业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天山北路尤甚，可以说近百年的屯垦成果毁于一旦，聚落点的分布也不得不进行重新整合。虽然经过二十余年的恢复，但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本地区地广人稀的特点。此外，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对于聚落点的分布，水资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且在北疆地区，聚落点的选择也受到清政府的重视，清政府起到了重要作用。对每一个屯址，政府必定派人“勘明地脉厚薄，考验天时寒暖，较量收成分数”，然后再根据面积大小确定屯址、移民的数量和开垦规模，“绘图贴签，恭呈御览”注492。

(二)市镇的分布

新疆乡土志对于市镇的分布记载较少，在马大正先生收集《新疆乡土志稿》的44部乡土志中，据统计共12部中有关于市镇的记载。并且南疆和北疆市镇的形成和发展也存在较大差异，总体上看，市镇的发展并未成熟。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当时的商业并不是很发达，市镇的发展在现实生活中不占有重要的地位；二是在南疆地区，有集市的地方，其商品交易一般采用流动的巴扎，固定的商铺并不是主要的交易方式，所以造成了有市无镇的商业景观。

北疆的市镇，各乡土志的记载也详略不一。在库尔喀喇乌苏，乡土志只是对本地市镇变迁做了简要的说明，而对当时市镇的发展却没有给予介绍，“查本城北关市镇原在关庄，光绪十六年迁徙此地，约有二百余户。又金屯普尔塔、四棵树、固尔金及金沟等处，原均有合面街道，今废”注493。相比之下，绥来县对市镇的记载则比较详细，“谨考本境南城大街通南北者，南有铺户三十余家。而东西贸易亦属寥寥，北关久城枯肆，惟中关东西而(二)街，市井稠密，贸迁颇旺。再东至包家店、乐土驿，西至石河子乌兰乌苏、安集海等处，均有市镇，铺户市渐有起色矣”注494。这可能与当时素有“银绥来”之称的绥来县发达的商业有关系。而昌吉县不仅记载了市镇的分布，而且还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其销售的商品种类及各种作坊，“一城内自南至北正街一道，内南半街合面门市。一南关合面街市一道，又东西街市各一道。右城关街市五道，仅小京货铺、小当铺十数家，杂货铺五十余家，洋货铺二十余家，粮食店、磨坊、烧坊、油坊三十余家。汉回缠酒饭馆、糖面铺二十余家。宰牲坊十数家，硝坊、皮毛、绳毡、靴鞋、裁缝、剃头铺三十余家。铜铁铺七八家，车马客店二十余家”注495。这对于我们了解当时市镇的空间分布及商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南疆，市镇的形成与巴扎并没有很大的关系。主要是由于巴扎贸易具有流动性，虽然巴扎贸易相对比较繁荣，但大多数是有市无镇，或者即使有镇，一般规模也比较小。南疆7部乡土志的记载都说明了巴扎贸易大多具有流动性强、分布零散、固定商铺较少的特点，从而不能形成大的市镇。譬如“西北乡距城七十里之哈拉哈什城、小如堡城，内外人烟颇繁，此外皆零星八扎(巴札)，无大市镇”注496。并且，即使是当时商业比较发达的疏勒府和温宿府，其乡土志的记载也没有说明大市镇的存在，“北关外迤东而行，有街市，有八札”注497。“查本城北关市镇约二百户，又阿音柯、暨浑巴什、阿瓦堤等庄均有合面街道，人烟甚稠。”注498这一方面说明了当时商业并不发达，其程度还不足以促成较大市镇的形成，另一方面也表明了维吾尔族商业流动性的特征。

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1757—1911年间，作为新疆聚落形成的重要时期，其聚落的分布与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移民屯垦、军事驻防以及政府行政管理政策有很强的联系。而如今，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员流动的加速，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导致了农村人口急剧减少，空心村、老龄村在新疆地区也大量出现。而且有些地区为了便于行政管理，聚落合并经常发生，因此造成了一些古文化村落的消失。所以各乡土志及其记载的史料价值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三、历史文化地理

(一)宗教

1759—1911年是新疆历史上民族流动较为复杂的时期之一。清政府通过大量的移民，尤其是汉族、满族、锡伯族、达斡尔族等的大量移入，不但给新疆地区增添了新的民族成分，而且增加了宗教和民间信仰种类。“统环球五大洲之地，宗教多端，支派纷别，难更仆数。”注499尤其到了晚清，西方势力对新疆的渗入，也使外来宗教在新疆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播和发展，这样就使新疆地区的宗教更为多样化，这些在新疆乡土志的记载中也有所反映。宗教是新疆乡土志的重要记载内容，并且，有的记载还较为详细。如《迪化县乡土志》、《绥定县乡土志》、《吐鲁番直隶厅乡土志》等，不仅记载了宗教的种类、信仰的变迁，而且还体现出了宗教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当地官员的宗教平等思想。如“我朝录其人才，准其仕进，而僻处关外者，又复为之兴养立教，曲尽官师父母之心，以示无外，亦谓彼即非我族类，但能通我声教，服我田畴，输将我赋税，是夷狄也而进于中国矣，安得以其教之不同而歧视哉？”注500

从新疆乡土志的记载中还可以看出，汉族的宗教和信仰的标志，即各种祠庙，无论在北疆的迪化和伊犁，还是南疆的喀什和阿克苏，都有分布。这一方面说明了汉族民众已遍布全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清朝中后期民族隔离政策的改变。如迪化“城内设文武庙、火神庙、城隍庙、文昌宫、定湘王庙、刘猛将军庙。暨敕建左文襄祠、刘襄勤祠、陶勤肃祠、平襄忠祠、万寿宫金忠介祠、昭忠祠、景建威将军祠各一座。城外设先农社稷坛、玉皇阁北斗宫、地藏王庙、红山庙、财神楼各一座。另建回民清真寺二十一座”注501。伊犁从事祀典用所建“一文庙、一武庙、一文昌庙、一社稷坛、一先农坛、一祈谷坛、一神祇坛、一龙神祠、一昭忠祠”注502。阿克苏的温宿县治建有万寿宫、文庙、社稷坛、神祇坛、武庙、城隍庙、龙神祠、刘猛将军祠、方神庙等。疏勒府城“西南隅有城隍庙，西北隅有文庙、武庙、忠义祠、方神庙、观音阁等”注503。即使在农村，也都建有一些祠庙，以满足当地汉族、满族乡民宗教崇拜的心理和对故乡的思念。镇西厅的四乡建有南山庙、花庄子庙、大黑沟庙、三塘湖庙、头渠庙、源泉庙、玉门县庙等。

由于各民族相互杂居，宗教和信仰也出现了相互融合的现象。部分汉族由于长期在南疆居住，改信伊斯兰教的记载也多有出现。如“汉、缠回皆宗玛哈墨特教。自新疆改设行省，因其教不易其俗。复于各府厅州县创立义学，圣教始行于西城，然其信孔教也，终不如其信回教之笃焉。本境学堂林立，大都诵习回文。光绪二十九年，改升县治，设蒙养学堂于鲁克沁城。三十三年，由于本城添设蒙养学堂一所，此外无教”注504。

关于外来宗教，乡土志中也有记载，但比较简略，只在《绥定县乡土志》中记载有传教的情况，“近又有法国教士高日升，于县城购置房屋，设立天主教堂。自光绪八年法人石天基来伊创始，迄今越二十年，入教者仅以十数计，足见民心牢固，不惑歧趋。我皇上一视同仁，谕令妥为保护，用夷变夏之道，隐寓其中，安知异日不同归圣教也”注505。其他地区没有传教的记载。如《焉耆府乡土志》载“天主耶稣等教尚未流传”；《新平县乡土志》载“天主、耶稣、红黄教均无”；《和阗直隶州乡土志》载“喇嘛黄教红教人，无；天主教人，无；耶稣教人，无”。但根据魏长洪先生的研究，天主教在1882年、耶稣教在1877年在伊犁、喀什等地已开始传播。注506“清末新疆有天主教神父3人，男传教士2人，女传教士1人，教徒约246人；耶稣教牧师1人，男传教士4人，女传教士4人，医生2人，教徒约36人。”注507由此可见，新疆乡土志中的一些记载与同时期其他史料的记载还是有一定的出入。所以，我们在引用时应该与同时期的相关史料相互印证。

(二)教育

清代，新疆的教育事业本身就比较落后，乡土志的记载也不多，较为详细的记载更是屈指可数，据统计仅有7部记载周详。可令人称奇的是，根据其记载，回疆和东疆地区的汉语教育却比北疆发展得好。对哈密及和阗两则比较详细的记载现摘引如下，并予以分析说明：

汉城左文襄祠右侧官立初等小学堂一处，教习一员，学童十八名。新城内官立初等小学堂一处，教习一员，学童十三名。东新庄官立初等小学堂一处，教习一员，学童十三名。蔡湖庙官立初等小学堂一处，教习一员，学童十八名。沁城官立初等小学堂一处，教习一员，学童十三名。以上各学堂，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就义塾改办，岁支各教习薪水银共九百两，柴炭银共三十两，另设管理兼劝学一员，就本地文学中察其品行端正，足孚众望者，选充薪水与教习同。得胜街民立初等小学堂一处，教习一员，学童二十名，光绪三十四年开办，教习薪水由众户集款按送。城治南文庙内忠爱小学一堂，教习二员，学童汉缠互肆，如各学堂子弟稍佳，提人此学，款费由回王捎给。注508

近来倡设汉语学堂，冀开风气。光绪三十四年，本城设官立汉语学堂二堂，设汉总教习一员，缠副教习二员，学生四十名。西乡伯尔藏明设官立汉语学堂一堂，汉教习一员，缠教习一员，学生三十六名。设官立初等小学堂二堂，共设堂长一员，以第一学堂教员兼充教习二员，司事一名，学生三十六名，客籍汉童居多，缠童仅数名。此堂原设西门外，以规模狭隘，改建城内西隅。拟将原立小学堂房舍改修艺徒学堂，北门外有蚕桑学堂，规制尚未大定。拟添实业学堂，尚待筹议。至各明学区以附郭图萨拉明为中学区，东乡伊里齐明为东学区，西乡伯尔藏明为西学区，南乡卡浪古明为南学区，北乡素巴尔明为北学区。西北乡六明分六区次第编列，以巴尔玛斯雅明为西北第一学区，哈雅什明为第二学区，玛库雅明为第三学区，奎雅明为第四学区，布花明为第五学区，哈拉沙尔明为第六学区。本城立劝学所，设总董一名，宣讲员兼管所中事务一名。东西南北中五区及西北第一区第四区各设劝学员兼宣讲员一名，第二第五区第三区第六区则两处共设一员，又州视学一员，稽查学务。一切学费概系自行筹备。注509

从以上两处记载可知，虽然哈密、和阗处于东疆和回疆，但教育发展在新疆已经走在前列。根据当时该地人口，入学人数亦占有相当的比例。学堂分布亦都有其合理性，以官立为主、民立为辅也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在哈密，学校不仅在城里设立，而且在农村中也已经发展起来，并且教育发展也得到了回王支持。难能可贵的是，和阗不仅设立初等小学堂、中学堂、汉回合堂的双语教育，而且职业学堂也得以设立和筹备，开了新疆职业教育的先河。这些较为详细的史料，无疑对我们研究该时期的历史文化地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当然，也有一些记载较为简略的乡土志，但其史料价值也是不容低估，如“查本境自光绪二年克复后设立学校，广旋教育。四年开课取士，每届取文童八名，迄今三十二年计附生八十余名。土著甚少，寄籍者约有四十余名，又定廪额二名，此绥来士类之大较也”注510。其记载虽简略，但却给我们提供了十分丰富的信息。此外，除官立和民立学堂外，义学在新疆各地也有发展，“光绪八年，古城满营协领魁庆系正红旗人，捐廉创建六旗义塾，立惜字社”注511。“光绪二十四年，知县黄廷珍官绥来，廉明正直，民之爱戴不忘者约有数端，一捐廉以设义学，一筹款以建文庙，一劝户民以修龙神祠。”注512

(三)风俗及民族文字

风俗在新疆乡土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民族众多、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特征，也决定了新疆民族风俗的多样性。其风俗大多在“人类”目中给予记载，但也有单独成目的，如《哈密直隶厅乡土志》、《新平县乡土志》等。其记载大都比较详细，但重复记载较多，如维吾尔族的婚姻、丧葬等，不过就同一民族而言，也有一些特有的记载，如维吾尔族民间在治疗疾病和破除灾咎时，“疗病改用毛纳，念经持刀扎身谓之禳祲。大年以前十五日谓其主下降，察人善恶，举家不寝，诵经达旦，悬葫芦灯于树头，油尽灯落则踏破，以为破除灾咎，而又为回俗所无”注513。这只是昌吉地区维吾尔族的独有风俗，其他地区则无载。而且风俗可以反映出居民组成、习性、文化教育、社会状况及民族之间的关系等信息，“哈密汉回杂处，习尚不一，近城流寓侨寄半出，无赖罔知教化，逞刁健讼，习以为能，导之以礼仪，冥然罔顾，惩之以刑法，恬不知耻。沁城距城穹远，民风强悍，桀骜不顺，藐没法纪，动以小嫌，互相斗殴，幸村户农氓各生安业，颇觉淳朴，惟文教尚浅，往往视读书为畏途。缠民专务耕牧，别无嗜好，不与汉人通力合作，俗尚质实，男戒为盗，女耻为淫。但回王世受国恩，并不令其解读汉书文义，以至圣教儒经不能普及，殊可憾耳”注514。同时，这一记载也一改其他地区风俗记载的通式。

在《新平县乡土志》的“礼俗”目中有一种被称作“偎浪”的娱乐方式的记载，“宴会时多邀聚年少妇人弹琴击鼓，令妇手舞足蹈，按板歌唱，名曰偎浪，即汉人演戏之意也”注515。目前这种娱乐方式仍然存在，不过已成为年轻人聚会、娱乐、结识的一种方式。维吾尔族是一个能歌善舞、性格奔放的民族，素有“只要能说话的人就会唱歌，只要能走路的人就会跳舞”之谚。除民族节日外，他们也有很多的娱乐方式，如“每岁春和男妇老少各携酒食馔具，齐集平原旷野，作灶为炊，歌谈欢饮，必醉乃已，亦如内地踏青之意”注516。此外，还有一些服饰方面的记载，如“惟缠俗大小剃发，十余岁留须，女子则发垂数辫，富者束发缀以珊瑚细珠之类，出门复以绸花巾或白洋布。男服敞衣圆领小袖，前襟里以花布，表则朱绿不一，无扣绊，腰系以带，女子则否。凡袜屐男女皆以牛马皮为之，此又缠俗独异之大略也”注517。如今，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员的流动性加强，城乡一体化进程以及文化交流加快，这些因素无疑加快了社会发展和变迁，但也加速了一些民族风俗习惯的消亡，这些都应引起我们的关注。可见，乡土志的记载给我们保存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在《新疆乡土志稿》所收集的44部乡土志中，《洛浦县乡土志》是唯一载有维语字母与汉文字母之关系的资料，其史料价值更弥足珍贵。这则史料不仅说明了缠文与汉文字母源流殊途同归，而且还就其发音、翻译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对于我们今天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历史军事地理

根据战争发生的次数，清代新疆期间(1757—1911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757—1820年，社会基本处于稳定期，战争发生的次数较少；1821—1911年间，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的70余年间，新疆共发生战争84次，在数量上仅次于广东和江苏注518，平均每年约1.2次。从新疆历史上看，这是战争的高发期。并且这一时期的战争，具有战争次数多、持续时间长、外患和内乱交织进行、破坏空前严重、清政府机构甚至处于瘫痪状态、发生的区域广等特点。新疆乡土志对一些战争事件的过程、性质、影响也都有所记载，为我们研究该时期的军事地理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料。

(一)战争事件及城镇的军事设施

新疆乡土志中对于战争事件的记载，大都归于“历史”目和“兵事”目中，其中“历史”目中记载清朝前的战争事件尤多，如“太宗贞观十四年，侯君集讨高昌，欲谷设屯，浮屠城与高昌对应，及高昌平，即其地置庭州、立金满、轮台二县。……肃宗上元中，军阵多陷，北庭李元忠独为唐守，德宗建中元年，以元忠为北庭都护。贞元五年陷于吐蕃，懿宗咸通七年，仆固俊自北庭取西州复通于唐，自后合于西州，称西州回鹘”注519。在回疆地区，一些乡土志还记载了地方政权的战争情况，“东汉建武中，莎车王贤势方强盛，数攻车师、鄯善等十八国，嗣以请汉都护不许，遂以兵击破鄯善，杀龟兹王。以今考之，车师、鄯善等十八国，轮台当亦在内”注520。其记载的多是前代之史事。而“兵事”目大多记载本朝的军事情况，对有些事件的起因、经过记载尤详。“光绪三十二年昌吉屯官，以中秋之夕，犒诸流人，置酒山坡，男女杂坐，醉逼流妇使讴，诸流人故悍，又皆使酒，俄顷激变，戕屯官，劫军器，据城叛。”注521虽短短数语，却把发生在清代昌吉较大规模的流变起因、经过，记载得十分清楚。当然，有些方志还保留了一些鲜为人知的记载，如“译考回书云，回教之祖摩哈默特无子，以女妻同祖兄子儿札提阿里生二子，曰亦麻木玉逊，亦麻木艾山玉逊。异母兄玛哈麦特儿尼白，生子玛哈麦特阿札里。由本国麦德拿纠合塔什干、浩罕等处之兵，征服喀什噶尔、阿克苏各城转战和阗。在克里雅河岩战败，兵溃身死，遂葬其处。缠语谓此为博，谓战败为瓦子，因名其地为博瓦子，犹言此系战败之地也。后修卡房，缠语呼为阑干，又名博瓦子阑干，年久遂成村落，今县南有博瓦子阑干庄并阿札里之墓，即其地也”注522。尽管其记载并不是历史事实，甚至可能是一种传说，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为我们了解这里发生的军事情况及地名的考证提供新的视角。

统一之初，为了保持西北边疆的稳定，清政府在北疆分别以伊犁和乌鲁木齐为中心建立了两大军事城市群，在回疆和东疆地区建立了大量的汉城和满城。注523晚清，有些城市毁于战争或汉回城合并，重建后其军事功能明显减弱，但城市的军事设施仍得以保留，这在乡土志中也有部分记载，如奇台城“统计共有六门，共安炮洞四十有九，三方角，两钝角，各置暗炮台一座”注524。这些对我们研究当时城市军事设施空间分布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二)军事的布设，卡伦、牌博及驿站

城内军事的布设

记载军事布设最为详细的应该是《镇西厅乡土志》，巴里坤“其南大街东西小巷各有八道，皆官修兵房。路西以南小巷四道，系右营兵房百余所。路东以南小巷四道，系左营兵房百余所。以北小巷四道，系中营房百余所。其东西北三大街均系民房，东南隅演兵操场，广袤半里许。西北隅多有空隙，筑修火药局四街，均有堆房，营汛夜巡令房。咸丰以前，营制正盛，其地又当通衢，除在城官兵一千七百余，计满汉军民男妇大小约有三万余人”注525。当时，县、村也有军事人员驻防，“县驻分防守一员，千总外围各一在城东郊，把总一员驻滋泥泉，均济木萨参将属。光绪三十一年，已革巡抚潘效苏以北境空虚，于县东百里之滴水沟，北六十六七里之高湖浪，各设卡房一，卡弁外委一，兵十，两卡西于梭梭堆东北，于五个泉会哨，以资巡防而卫地方”注526。

卡伦、牌博及驿站

作为军事驻防重要地区，卡伦、牌博和驿站也是军事设防的主要措施。对于卡伦、牌博和驿站的研究也是历史军事地理的主要内容。新疆处于西北边疆，在陆路上与沙俄有很长的边界线，设有不少的卡伦。这些仅在《伊犁府乡土志》、《乌什直隶厅乡土志》和《英吉沙尔厅乡土志》中有所记载；《哈密直隶厅乡土志》和《镇西厅乡土志》对本境的驿站名称、数量、军事配置、供给、装备和经费等方面给予了记载，其余无涉及。《伊犁府乡土志》载有12处卡伦的名称及相互间的距离，但对其经纬度、军事情况却没有说明；而《英吉沙尔直隶厅》的记载则更为简略，“西四成各有卡伦附城，或百数十里，或二三百里，卡伦外则布鲁特部落错杂而居，葱岭介支干之中，逾山而东，乃达喀城，本中外天然界线，若南自英吉沙尔，北自布鲁特界，按照卡伦地址，改筑边墙，于冲要处间以碉堡，则长城屹然，形势顽固，界限分明，尤为百世之利”注527。在《伊犁府乡土志》中，还有关于牧界、牌博、驿站等的记载。“一牧界在府西博罗塔拉一带，系察哈尔营左右两翼游牧地方；一牧界在府东喀什河北一带，系额鲁特营右翼游牧地方；一牧界在府南特克斯川一带，系额鲁特营左翼游牧地方。”此外，对与沙俄边界所设立的33号牌博和13处驿站的地理位置也给予了记载。注528《乌什直隶厅乡土志》记载了与沙俄共立界牌5处：齐恰尔大坂、库喀尔塔、别叠里大坂、贡古鲁山、乌鲁山，记载了13处卡伦的名称及方位。注529虽然其记载较为简略，但对我们研究当时的卡伦分布、界碑设立及游牧情况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信息。总之，通过这些资料，再参照乾隆年间所设立的卡伦史料，二者加以对比，对研究清代西北边疆盈缩也具有比较重要的价值。“按伊犁舆图，自光绪九年与俄罗斯勘定界务，西边界连俄国。经前将军金忠介公奏请，新设沿边卡伦三十处，从前旧卡伦大半废弛或划入俄境。”注530可见，新疆乡土志对于研究西北边疆军事地理的变迁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五、几点应注意的问题

乡土志的撰写是在清末新政的大背景下进行的，“采辑各乡土志以为小学课本”注531，以培养国民的爱国之心为目的。但客观上，各乡土志的编撰不仅仅弥补了该时期地方志的缺乏，而且成为保留地方史料的重要载体，其史料价值也为学者所推崇。然而，乡土志的编撰者均为本地官员、乡绅，由于本身的史学素养、阶级局限和政治等方面的影响，导致乡土志也存在不少的错误与不足。注532因此，我们在利用时应该注意以下两点：

首先，对一些史料的利用，我们要进行认真的辨析和鉴别，并且要和同时期成书的其他志书的相关史料互相印证，此外还应与实地考察相结合。

其次应注意史料所隐含的信息。如回疆各乡土志记载了与英、俄等国的皮毛、棉花、土布、毡子等贸易的贸易数额。毫无疑问，这为我们研究19世纪晚期新疆地区的边贸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同时我们更应该注意到，边贸对新疆地区的农作物种植结构优化、各民族人口变化及高产作物玉米的加速推广产生了促进作用，这些都对提高新疆地区的粮食商品化程度等其他方面有积极影响。

总之，作为成书于百余年前的新疆乡土志，其史料价值，尤其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上的价值，很值得我们重视并做进一步的探讨。

日本见藏稀见(康熙)《镇江府志》考述注533

巴兆祥

地方志作为中国“地方知识”的重要载体，以其重要性和源远流长的历史而闻名于世，成为历代收藏家、藏书家收集的重要对象。江苏自古是人文渊薮，历史上曾编纂了大量的地方志。同样，江苏地方志流传日本的历史也很悠久，至少可以追溯到唐代。据《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当时有《扬州图经》、《海州图经》等江苏志书在日本流传。此后，也始终不绝于记载。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日本现存江苏1949年前编纂出版的地方志约有288种注534，其中不乏珍稀版本。这里择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藏(康熙)《镇江府志》予以考述，以求教于学林。

一、编纂过程与修志群体

(康熙)《镇江府志》，《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康熙)镇江府志五十四卷首一卷，(清)高得贵修，张九征等纂，清康熙十三年(1674)刻本。……注：日本内阁文库藏有清康熙二十四年刻本。”注535《江苏旧方志提要》著录：“［康熙］镇江府志五十四卷首一卷，(清)高得贵修，张九征等纂。康熙十三年(1674)刻本；二十四年重刻本。……此志始修于康熙十一年高得贵任内，至十三年后任知府刘鼎任内初刻，二十四年高龙光任内因康熙南巡而重印。”注536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汉籍分类目录》：“镇江府志五十四卷首一卷，何洯等，清康熙二四年序刊。”注537

镇江是江苏修志发达的地区，早在南朝刘宋时期就修有《京口记》、《南徐州记》，至宋代至少七修志书，如《祥符(镇江)图经》、《嘉定镇江志》、《嘉定镇江续志》、《咸淳镇江志》等。全国现存宋元志书约有37种注538，基本都属于千古名志，仅镇江就占据其中的两种：《嘉定镇江志》、《至顺镇江志》。明清是镇江地区旧志编纂的兴盛时期，(康熙)《镇江府志》就是当时修志盛况的一个缩影。

顺治二年(1645)清廷将江南纳入版图，江南各地的修志陆续开展起来。顺治三年，六合县开始修志。顺治十二年，清廷令各地修志，溧水知县闵派鲁主修《溧水县志》，高淳知县纪圣训主修《高淳县志》。镇江府地区修志则始于康熙朝。康熙十一年(1672)，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上疏奏称：“各省通志宜修，如天下山川、形势、户口、丁徭、地亩、钱粮、风俗、人物、疆域、险要，宜汇集成帙，名曰《通志》，诚一代之文献。然迄今各省尚未编修，甚属缺典，何以襄我皇上兴隆盛治乎？除河南、陕西已经前抚臣贾汉复纂修进呈外，请敕下直省各督抚，聘集夙儒名贤，接古续今，纂辑成书，总发翰林院，汇为《大清一统志》。”注539为编修《大清一统志》准备资料，康熙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诏天下直省、府、州、县咸修辑志书，于是直省有司各设馆，饩集高才生以从事”注540。(康熙)《镇江府志》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编纂的。

内阁文库藏(康熙)《镇江府志》卷前有五篇序：

1.康熙十三年岁甲寅七月中浣通议大夫知镇江府事三韩高得贵《重修镇江府志序》。序曰：“癸丑(注：十二年)，皇帝爰咨廷臣汇修《统志》，用彰同文之化。又念金匮石室天府之藏，必先取材于郡邑，分条别类，井然粲然，而后可以备太史氏之采择。于是先命各省会下檄郡邑，聘集宿儒名贤，共相纂辑。维时贵承乏南徐，欣逢巨典……乃亟敦请乡先生，暨明经诸生中之夙负文誉者，从事焉。咨于郡人，佥曰允当。于是设局月观，互相稽讨。越岁甲寅，厘然成书。大约从旧志，加大增汰，而助以史志、图经、子集诸书，参订异同，考镜得失。文献昭，劝诫备矣。……夫剞厥之费，贵敬偕僚属捐俸鸠工，诸荐绅共助以成。”

2.康熙十四年岁乙卯四月之吉奉政大夫镇江府同知三韩孙汝谋《重修镇江府去序》。序云：“镇江志不修者，凡数十余年。人往事湮，考求匪易。以岁壬子(注：十一年)天子谕辅臣请，命各省分纂郡邑志，类呈史馆，汇为《一统志》，用昭一代同文之盛。前太守高公于是设局万岁楼，延请乡先生及郡中名士，矻矻搜校，不遗余力。有条有理，裒萃而为是书。今太守刘公莅润，踵成盛典，郡志蔚然告竣。谋以佐郡亦从两公后，得与厥事。窃于成帙后，亟取诵之。见其广征博取，汇为巨观。”

3.康熙十四年岁乙卯二月之吉中宪大夫知镇江府事金台刘鼎《重修镇江府志序》。序称：“乙卯(注：十四年)仲春，鼎来守是邦，方阖郡之荐绅名宿，举数十年之事与人，旁搜博访，参订厘定，一一汇集而补缀之。功已竣矣，因请鼎言以弁其端。”

4.康熙十四年乙卯春仲郡人张九征选甫《重修镇江府志序》。序曰：“镇江府旧有志，已历八十年，则增续而重修之，凡若干卷。……旧志修于正德六年，主之者为杨邃庵少师；再修于万历之二十二年，主之者为王方麓总宪。今太守高公以命征。征，郡人也……其可当吾郡而忽之。是志之成，将以考求经世之学，而不欲徒视为一郡掌故之书也。是以不敢以不敏辞，而谨述其旨于篇首。”

5.康熙二十四年岁在乙丑春王之吉赐进士出身中宪大夫特简知镇江府事、特简山西提调通省学政按察使司副使闽山紫虹氏高龙光《重修镇江府志序》。序云：“镇江府自有明正德以来，重修者三。其间叙封域、形胜、井亩、户廛，以及山川之壮丽，人文之蔚起，忠孝、贞烈之大节，草木禽鱼之细类，前人述之备矣。龙光奉简命承乏兹土，岁癸亥(注：二十二年)，天子允辅臣，诏天下直省府州县咸修辑志书，汇为《一统志》。惟时乡先生、郡名贤，咸珥笔从事焉。龙光愧不文，不敢掠前人之美而袭其说，思以树千秋得失之林，着将来法戒之规。……夫志成，恭遇圣驾巡幸，警跸所至，在润州独详，览其山川胜概、民俗风土，咸啧啧称善。……他日贡之轩，登之禄阁，于以仰慰圣怀，永为不朽成书，此龙光之志也。夫若夫摭实剞劂之言，流连光景之语，则龙光谢不敏。”

按：高得贵，字崇吾，沈阳人，监生，曾任兵部督捕副理事官，后升江西分守饶南九江道参议，“康熙十年改补镇江府知府”。刘鼎，字衡调，满洲人，荫生，以工部都水司员外郎升刑部山西司郎中，“康熙十三年升镇江知府”注541，十四年仲春到任。注542高龙光，字紫虹，福建长乐人，顺治十六年(1659)进士，历任台州推官、茂名知县、户部主事员外部、礼部郎中、山西学政按察副使等职。康熙十九年(1680)升任镇江知府，“多惠政，尤能谕劝兵民，使不相扰”注543。孙汝谋，字韦庵，奉天人，举人，康熙十年(1671)由惠来知县升任镇江府同知。注544张九征，字公选，丹徒人，顺治四年(1647)进士，历任吏部主事员外郎、郎中、河南提学道佥事、参议等职。注545

从上可见，康熙十一年(1672)知府高得贵奉诏主修府志，聘请丹徒人张九征编纂，府同知孙汝谋参与其中。到康熙十三年七月成书，集资付梓。康熙十四年二月新知府刘鼎到任，完成刊刻。康熙二十二年，朝廷再次诏令修志，知府高龙光再次启动修志工作。修志完成后，恭逢康熙南巡，而非“因康熙南巡而重印”。

又，日藏(康熙)《镇江府志》卷首有《续修镇江府志姓氏》：监修：镇江知府高龙光；提调：镇江府同知杨滋夔、通判赵琦、丹徒县知县鲍天钟、丹阳县知县朱丕承、金坛县知县刘茂位；总裁：镇江府在籍乡官张九征；订正：镇江府在籍乡官笪重光、孙允恭、贺宽、储士、卞士弘、张仕可；纂修：镇江府诸生何洯、贺国璘、程世英、姜文灿。(乾隆)《镇江府志》也同样记载了这一修志的人员构成。

杨滋夔，字舜臣，奉天人，荫生，曾任山东济宁兴安知州，康熙二十一年(1682)升任镇江府同知。赵琦，字又韩，奉天义州人，曾官浙江严州府通判，康熙十九年转任镇江府通判。注546鲍天钟，字子龙，辽东人，曾任广东南海知县，康熙二十二年任丹徒知县，“邑志失修，与邑人何洯等讨论纂修。之后，又聘修府志”注547。朱丕承，山东聊城人，荫生，康熙二十二年任丹阳知县。注548刘茂位，镶黄旗人，康熙二十三年任金坛知县。注549笪重光，字在辛，丹徒县人，顺治九年(1652)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员外郎、监察御史等职，编有《茅山志》十卷、《书筏》一卷、《画筌》一卷。注550孙允恭，字尧表，丹阳县人，进士，授户部主事，累官分守金衢严道、浙江提刑按察使、四川提督学政等，著有《孙水部文集》、《菽园集》。注551贺宽，字瞻度，号拓庵，顺治九年进士，官潮州推官、大理寺评事等。后以母老告归，闭户著书，至老不倦，著有《五礼辑要》、《山响斋集》等。注552储士，字亦士，金坛县人，顺治十五年进士，授贵州铜仁府、平越府推官。注553卞士弘，字宜重，丹徒县人，康熙十八年进士，官广西融县知县等。注554张仕可，字惕存，丹徒人，张九征之子，康熙十五年进士，累官礼部主事、郎中、吏部文选司郎中、提督河南学政等，著有《愓存文集》。注555何洯，字雍南，丹徒县人，“事亲以孝称，力学以诗古文词自鸣，所交多一时名士”，著有《晴江阁集》等，与程世英同修《江南通志稿》及县志、府志。注556贺国璘，字天山，以诗名，刊有《天山文集》。注557程世英，字千一，祖上原籍安徽歙县，流寓丹徒，“肆力于学，与董文友、邹吁士、陈其年辈相友善，声誉大起，尤与邑人何洯以文章行谊相砥砺……故论京口之文者，必曰何、程，可以知其学识矣。尝应聘修邑志及镇江府志”，著有《晓山诗集》。注558姜文灿，字我英，号玉封，丹阳县人，贡生，“与贺国璘友善，纂修邑志”注559。

上述修志组织架构中，镇江知府是修志活动的组织领导者，所属知县担任协调的角色，而实际从事编纂工作的则是当地的士绅。德高望重的地方名宿张九征起到主纂的作用，何洯、贺国璘等四位地方小知识分子承担了具体的编纂工作。同时，为保证志书质量，又请当地的名士进行审核。镇江府志纂修的组织体系完备，分工明确。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修志中担任总裁的张九征还出现在该志的名臣传中：“岁甲子(注：康熙二十三年)七月卒，年六十有八。……著有《闽游草》、《艾衲亭稿》若干卷，《文陆堂文稿》若干卷。尝一修《丹徒县志》，两修《镇江府志》，一修《江南通志》。逝之日，合郡无不人人垂涕，诸生数百人，里民千人相约举酒以奠。”注560张九征是在该志尚未修完的情况下去世的。从现有资料看，也未见另有人选充任总裁，故而该志的后期纂修应是在何洯等四人的努力下大功告成的，该志的编纂者著录为“张九征、何洯等纂”比较适宜。

二、体例与内容

内阁文库藏(康熙)《镇江府志》分春、夏、秋、冬四函。各函题签，上书“镇江府志”，下记“春”或“夏”或“秋”或“冬”。每函8册，共32册。高25.9cm，宽16.5cm。

第一册封面题“镇江府志 序 姓氏”。其他类推，如第二册题“镇江府志 目录 卷首 图经 卷一”。版框高22.2cm，宽14.8cm。单框，左右双边。白口,上单黑鱼尾。每半叶10行，行21字。注文双行小字, 行20字。上书口题“镇江府志”，中书口书卷次，下书口标页次。每卷首行顶格书“镇江府志卷之×”，次行低一格题“建置沿革”、“山川”类目等标题。序首页右上方，盖有阳文“秘阁图书之章”方印一枚。

方志的体例是在长期的修志实践中逐步形成并发展的，到明清已非常成熟，较流行的体例形式为平目体、纲目体和纪传体。为便于考察《镇江府志》体例的变化情况，这里做个类目比较表：

(万历)《镇江府志》、(顺治)《河南通志》、(康熙)《镇江府志》类目比照表

续前表

据上表，现存明代镇江府志是王应麟主修的(万历)《镇江府志》，该志采用纲目体，层级分明，隶属关系清晰。(顺治)《河南通志》为清初最著名的通志，其体例乃平目体，平行排列了图考、建置沿革、疆域、山川等30目，各目下基本无有统属。(康熙)《镇江府志》弃(万历)《镇江府志》体式，而仿(顺治)《河南通志》体式，将(万历)《镇江府志》属于第二层次的宰贰、学校、古迹、寺观、宫室、祥异等提升到第一层级，将方技改方伎、释道改仙释、文翰易名艺文、隐德易名高隐作为一级类目，并将祠祀分设为秩坛、庙祠，官守分拆为刺守、参佐、师儒、军镇等类目，同时又新设了国系、名宦、恤政、津梁等目。(康熙)《镇江府志》之所以改变体式，主要是遵守朝廷的命令。前文提到的康熙十一年(1672)诏令修志的同时，朝廷还要求各地以贾汉复所修(顺治)《河南通志》、(康熙)《陕西通志》为样板，“其成式一以贾中丞秦、豫二《志》为准”注561。所以，(康熙)《镇江府志》更类似(顺治)《河南通志》的体式，只是个别类目不同，或分目更细些罢了。

内容是衡量一部方志质量水平的重要标准，明清方志于一个地方的历史与现状大多有较全面的反映。通览这部志书，其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其卷首之历代分隶沿革世表，从虞、夏、商一直记到清，镇江府领丹徒、丹阳、金坛三县。卷1疆域，除叙四至八到外，增记“坊市、乡都、沙镇”三项内容，如丹徒镇“在县东十五里，宋雍熙四年置”。卷2山川，丹徒县记有北固山(山上有甘露寺、凤凰池、试剑石、天津泉等)、金山、焦山、月华山、日精山、寿丘山等70座山(包括冈)，大江、海潮(每天潮汐升降时刻)、漕渠、关河以及其他河、澳、湖、浦、汐、港、潭、塘、池、泉、井。丹阳县记有陈山、沈山等53座山、冈、墩，练湖、漕渠、新开运河、转河、市河等水。卷5户口，从宋太宗时记起，明户口多据黄册、旧志，还记载里甲设置、里甲职责。清户口中顺治初年、顺治十五年(1658)、康熙元年(1662)、康熙六年(1667)、康熙十一年(1672)、康熙十三年(1674)的数据沿袭康熙十三年本《镇江府志》，新增康熙十四年、康熙十五年、康熙二十年、康熙二十一年的数字。如康熙十五年，丹徒人丁 42630、 户42525，丹阳人丁17610，金坛人丁18490。官户59，丹徒、丹阳16。康熙二十年，丹徒人丁42988，户42619。康熙二十一年，金坛人丁18522。清代人口记录较全面，不仅分人丁、户，而且还分记官户(宦户)、儒户、军户、僧道户、阴阳户、医户、匠班、杂役等。卷6至9赋役，记载了洪武初年、永乐十二年(1414)、成化十六年(1480)、正德六年(1511)、嘉靖十六年(1537)、万历十七年(1589)等年份的夏税、秋粮、官民田地、征课、盐钞、丝价、军运、民运、匠班，以及驿传、兵饷、公庄。卷15学校，分府学、县学、学田、社学、圣庙、书籍以及宋贡院、蒙古学来记述，并记有丹徒县宋淮海、明清风、清三山，丹阳县宋濂溪、练湖，金坛县宋茅山、申义等书院。卷17秩坛、庙祠，记述本府社稷坛、山川风云雷雨坛、厉坛、里社、乡厉坛，并对丹徒县城隍忠祐庙、白龙庙、汉荆王庙、焦光祠等62座祠庙，丹阳县城隍庙、善利庙、慈感庙、东岳庙、陈少阳祠等16座祠庙，金坛县城隍庙、灵济庙、侯处士庙、袁太守庙、关帝祠等14座祠庙进行了较详细的记载。卷18津梁，丹徒县记有千秋桥、绿水桥、嘉定桥等121座桥，西津渡、石公渡、大港渡、韩桥渡等16处渡口，以及闸、函。卷20寺观，仅丹徒县下就记载有金山寺、焦山寺、甘露寺、鹤村寺、招隐寺、竹村寺、圆觉庵、白莲庵、学竹庙、悬妙观、道冲观等85座寺、庵、观。卷23刺守，清镇江知府在康熙十三年(1674)任刘鼎之后，新增于纪龙(康熙十七年任)、蔡灿(康熙十八年升任)、高龙光(康熙十九年升任)。卷24参佐，其中镇江府同知增补许天荣(康熙十八年任)、杨滋夔(康熙二十一年升任)，船政同知增补任道立(康熙十五年任)。卷25宰贰，其中丹徒县清知县新增姚祖颛(康熙十五年任)、李贶(康熙十六年任)、徐炜(康熙十八年任)、鲍天钟(康熙二十二任)，丹阳知县清朝新增张琳(康熙十六年任)、卞三锡(康熙十八年任)、鲍如鹏(康熙十九年任)、吴之彦(康熙二十一年任)、朱丕承(康熙二十二任)，金坛县清知县新增周臣、刘茂位等，惜未记任职年月。卷26师儒，镇江府学教授新增范勰(康熙二十年任)，府学训导新增王大经(康熙十六年任)、章应立(康熙二十一年任)，丹徒县儒学教谕新增余潜飞(康熙十九年任)，儒学训导新增张机(康熙十六年任)，丹阳县儒学教授新增过于飞(康熙二十年任)，金坛县儒学教谕新增程之望(康熙十六年任)、吴宋仔(康熙二十年任)，儒学训导新增程励(康熙十六年任)、胡爱社(康熙二十二年任)。卷29进士，新增康熙十五年丙辰科：张仕可(丹徒)、刘镳(丹徒)、荆元实(丹阳)，康熙十八年己未科：卞士弘(丹徒)、荆希锡(丹阳)，康熙二十一年壬戌科：王之瑚(丹徒)、于汉翔(金坛)。卷34名宦，增加王之鼎、石珍等人事迹。卷43祥异，增记康熙十六至二十三年发生的旱涝、霜雪等自然灾害。艺文分诗、文两大类，文类按记、序、书、启、题跋书后、辨、考、说、赞、颂、碑、墓志铭等体裁，诗以五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排律分，收录唐李华《练湖颂》；宋沈括《自志》(自撰铭传)，陆游《镇江府城隍忠祐庙记》；明宋濂《拙庵记》、《玉堂轩记》，唐顺之《镇江丹徒县洲田记》、《答茅丹徒鹿门书》、《唐郎中默庵墓志铭》，王樵《金坛县保甲乡约记》，杨士奇《玉雪斋诗序》，王守仁《恩寿双庆诗后序》，顾清《京口三山志序》，何景明《送申伯温令丹阳序》，茅坤《丹徒县洲田志序》，李开先《吕江峰集序》，屠隆《三山志序》；清何洯《上郡侯钱公正风俗书》等诗文。

从上叙述可见，这部志书是在康熙十三年(1674)版的前志基础上发展、增补而成，内容细致具体。《江苏旧方志提要》在提要(乾隆)《镇江府志》、订正《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的错误时认为，康熙二十四年(1685)高龙光是重印张九征志，“既未增补，也未重修”注562。这个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值得进一步商榷。

三、内阁文库藏本与人大本的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本，《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为康熙十三年刻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版《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著录为：(清)高德贵修，高龙光增修，张九征纂，清康熙二十四年刻本。这里的“德”明显是“得”字之误。

首先，从版式上看。人大藏本高25.6cm，宽16.6cm。版框高22.7cm，宽14.2cm。其边栏、版心、行款与内阁文库本同。下书口是否镌刻有内容标题尤当引起注意。如卷4，内阁文库本第3~6页下书口镌有 “一城隍”、“二城隍”、“三城隍”、“四城隍”，第7~9页镌刻“城隍”，第10~15页刻有“—风俗”、“二风俗”……“六风俗”；人大本第3~8页、第12~17页同，但第9~11页无镌字。卷15学校，卷16公署、武卫，卷17秩坛、庙祠，卷20寺观，卷21陵墓，两个本子均镌有“学校”、“学”、“斈校”、“校”、“斈”、“公署”、“署”、“武卫”、“武”、“一秩坛”、“二秩坛”、“三秩坛”、“四秩坛”、“一庙祠”、“三庙”、“四庙”、“五庙祠”、“七庙祠”“八庙祠”、“九庙祠”、“十一庙祠”、“十二庙祠”、“十三庙祠”、“十四庙祠”、“庙”、“十六庙”、“寺观”、“寺”、“寺额”、“陵墓”等字。

其次，从体例上看。分卷与各卷类目名，无凡例，每类目前有小序，正文叙事先府后丹徒、丹阳、金坛县，人大本与内阁文库本相同。但人大本卷首序为刘鼎序、张九征序、孙汝谋序、高得贵序，与内阁文库本排列依次稍异，也无内阁文库本的高龙光序、续修镇江府志姓氏、历代分隶沿革世表。人大本还增加了溧阳县，但极不平衡。从理论上讲，既然溧阳已是镇江府的一部分，理当统一谋篇布局，各类目均应当记有溧阳县的内容。可从文本分析，除建置沿革、城池、山水、户口、赋役、遗事外，学校、公署、秩坛、庙祠、津梁、宫室、寺观、陵墓、古迹、宰贰、师儒、军镇、封爵、举辟、进士、乡贡、国系、 名宦、列女、祥异等类目，基本上都没有设置溧阳县。

又次，从内容上考察。其一，人大本沿袭内阁文库本的占大部分。如卷1疆域下之沙镇，内阁文库本记载了丹徒县开沙、当江沙、吴家沙、商家沙、小沙等7个沙，江口镇、丹徒镇、新丰镇、大港镇、丁甪镇、高资镇等6个镇，丹阳县张珏沙、仁济沙等2个沙，延陵镇、吕城镇、丁桥镇、珥村镇、埤城镇等5个镇，金坛县郭下镇(今废)1个镇；卷10赋役，五国朝新制：府田地大总、丹徒、丹阳、金坛田地、府户口人丁大总、府田地人丁银两大总、府属本色麦米大总等；卷24刺守，内阁文库本从晋记到清，单清知府有赵廷祯、涂廓、李芝茂、赵士冕、刘芳烈、郝应第、高龙光等17人；卷24参佐，内阁文库本记载的人数、页码；卷26师儒，内阁文库本所记府学、丹徒、丹阳、金坛县学教授、教谕、训导等等，上述几项记载与人大本完全相同。其二，人大本在沿袭基础上有所调整与增补的也占一定比例。如卷首图经，内阁文库本包括郡属总图、郡城总图、郡署总图、三景图；人大本将郡属总图易为郡属四邑总图，图中增加了溧阳县，有两幅郡署总图，第一幅当为郡城总图之误。内阁文库本缺人大本之宸翰，可能是散佚掉了。卷1建置沿革，内阁文库本记府“仍领三县，名如旧”。人大本第2页沿袭，然第5页之后半页及“六一”、“六二”增记溧阳县，但仍写顺治二年(1645)属江宁府，未写何时改属镇江府。卷1疆域，人大本以第10页之后半页及页“又十一”增记溧阳县四至八到。其页“二十三一”、“二十三二”至“二十三十四”增记溧阳县之乡都。卷3山川，人大本第41~60页增记溧阳山水。卷4，内阁文库本第3~9页为城池，第10~15页为风俗；人大本第3~11页为城池，其中第 9~11页记溧阳，字体明显不同，属抄配，为新增内容，第12~17页为风俗。卷5户口，人大本第1~9页沿袭内阁文库本宋至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户口内容，第10页增加溧阳县宋至明万历的户口及清新增人丁。卷27军镇之城守参将，人大本仅记载吴标(康熙四年任)、向文奇(康熙十一年任)，未记内阁文库本中的李惟杰(康熙十五年任)、尹震(康熙二十年任)。

最后，从叙事的下限比较。内阁文库本的断限，各类目不太一致，最晚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如刘茂位于康熙二十三年任金坛知县，张九征康熙二十三年七月卒。卷43祥异记到“康熙二十三年春正月八日，雷电时雨雹大雪，雪后雷复鸣”。人大本有些与内阁文库本相同，如学校、恤政、刺守、宰贰、进士、乡贡、祥异等，然也有部分向后延伸，如卷4城池中有关溧阳县治，记有乾隆九年(1744)溧阳知县吴学濂详请动币修城之事；卷41列女中毛一驹妻唐氏，家贫矢节，教子有方，“康熙四十二年奉诏阐扬”；卷46艺文三收录康熙四十七年(1708)十一月镇江知府冯庭棠《于大中丞捐普生庄田记》。

又按：溧阳县原属于江宁府，雍正八年(1730)改属镇江府。注563乾隆八年(1743)，知县吴学濂纂修《溧阳县志》梓行，九年二月卒于任上。注564人大本府志记乾隆九年吴学濂详请修城，而(嘉庆)《溧阳县志》卷1则在乾隆三年，当以县志为是。人大本府志卷5载溧阳县明代户口、清新增人丁，如“康熙十五年审增三百一十六丁。康熙二十年审增一百五十三丁”，显然来自于县志。乾隆十五年(1750)，镇江知府朱霖“以原板之磨灭不可复识，与夫溧邑之所应入者，纂序编辑，汇成一书，付之剞劂”注565。溧阳县内容按照府志类目依次编入。将人大本与朱霖(乾隆)《镇江府志》对勘，后者对溧阳县的反映要全面得多。

据上所述，人大本应当是内阁文库本的增补本，补刻时间当在乾隆八年之后、十五年之前，估计在九年左右。人大本的著录拟为：(清)高得贵修，高龙光增修，张九征、何洯等纂，清乾隆初增补康熙二十四年刻本。

四、历史价值

(康熙)《镇江府志》是镇江方志史中于原本基础上增修较频繁的一部，(乾隆)《镇江府志》实际上也是(康熙)《镇江府志》的续修，只有部分内容的增加。此后，尽管道光年间知府赵光禄有意聘请丹徒籍学者陈宗其重修，然未能付诸实施，致使镇江府志编修出现中断，如此一来，(康熙)《镇江府志》的价值就不言而喻了。

1.见证清代中日书籍交流的历史。自明末清初至道光年间(日本江户时代)，中日间有一段兴盛的书籍贸易史。贸易的基本形式是中国商人(俗称唐商)在从事一般货物贸易的同时把汉籍带到日本长崎注566，其中就有大量地方志被持渡到日本，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约有1245部。注567当时的赴日商船，从船籍上看，有南京船、宁波船、舟山船、福建船、广东船，其中，见诸于记载、较多运送方志的主要是南京船、宁波船。内阁文库本(康熙)《镇江府志》序首页钤印“秘阁图书之章”。按：“秘阁图书之章”是日本江户幕府御文库红叶山文库的藏书印，红叶山文库为江户时代日本进口方志的主要收藏地。雍正十二年(1734，日享保十九年)，长崎奉行漥田肥前守整理历年为红叶山文库所购方志，并报告：“以上标朱印的二京、十四省通志，合计十六部，皆于享保七年、八年两年间奉上。诸省之府州县……其中标有朱印的三百八十二部志书，于享保七年至十九年间陆续持渡来奉上……另外，《永定卫志》一部，《九溪卫志》一部，《永宁志》一部，《建武志》一部，亦属府县志之类，于同年间持渡来呈上。”注568日《商舶载来书目》记载，(康熙)《镇江府志》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日享保七年)东传日本。笔者又在日本尊经阁文库发现一本《秘库书目》，著录方志233种，标识“享保年中长崎奉行相纳”，其中就有该志书。可见，红叶山文库藏(康熙)《镇江府志》来自于赴长崎的唐船，系中日唐船书籍贸易的结果。明治维新时，红叶山文库易名为内阁文库，1971年国立公文书馆成立，内阁文库并入，(康熙)《镇江府志》等大量地方志便成为国立公文书馆的藏书特色之一。

2.清代修志公文流转的例证。宋元以来我国的官修志书形成总志、通志、府州县志三个层次，府州县志属基层志书，主要为通志打基础，通志与府州县志为总志积累资料，三者形成了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到了清代，修志制度进一步完善，如修志申请批报与下达制度、审查制度、官定体例格式的制度等都得到了较好的执行。(康熙)《镇江府志》的卷首完整地收录了《江南江苏等处布政司修志宪牌》，这是篇非常有价值的修志文献：康熙十一年(1672)七月初一日，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上疏，请求敕下各省编修通志，上呈翰林院，汇总编纂《大清一统志》。七月初六，皇上朱批。七月十一日，“到部(注：礼部)”。七月二十四日，礼部再奏：“查直隶各省通志，关系一代文献，除河南、陕西二省已经前抚臣夏汉复纂修进呈外，其余直隶各省通志，请敕下各该督抚详查山川、形势、户口、丁徭、地庙、钱粮、风俗、人物、疆圉、险要，照河南、陕西通志款式纂辑成书。到部之日，送翰林院，汇为《大清一统志》，恭进睿览，可也。” 七月二十七日，“奉旨依议”，“钦遵抄部，送司”。 下发各省督抚。闰七月十五日，两江总督部院麻、江宁抚院马“为遵谕条奏事”，向江南江苏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发出修志宪牌：“钦遵转行所属府州县，详查山川、形势、户口、丁徭、地亩、钱粮、风俗、人物、疆圉、险要，汇集成帙，汇送该司，照河南、陕西通志款式纂辑成书。呈送本部院暨抚院，查核订政，以凭咨送礼部，毋得迟延玩视，速速。须至牌者。”江南江苏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在接到两江总督部院麻、江宁抚院马的修志宪牌后，于闰七月二十四日再向府州县全文转发该宪牌，并重申“该府照河南、陕西通志款式纂辑成书，呈送本司，以凭转送督抚、部院，查核订政，咨达礼部，勿得迟延，玩视取咎”。这件文书，一方面很清晰地展现了总志编修与通志、府州县志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也帮助我们了解了清代修志公文的流转程序。

3.呈现镇江修志历史。 仓修良先生曾指出：“编纂的连续性是方志这种著作又一个显著特点。……最能体现出这种著作编修连续性，以《镇江府志》最为典型。”注569 镇江尽管修志事业发达，但流传至今、康熙以前的志书也只有《嘉定志》、《至顺志》、《万历志》三种。(康熙)《镇江府志》在卷首设置旧序类目，全文收录《咸淳志序》、《成化志序》、《正德志序》、《万历志序》。方逢辰《咸淳志序》：“景定癸亥之冬，逢辰问戍来润。……府卿陈公均……一日命逢辰曰：郡有志，嘉定七年史贰卿昇校官重修，今余四十年，若军若府之事，革去旧者固多，更而新者亦不少，子曷为我网罗而辑续之。逢辰答，以图志盍属郡博士，赘丞非所职也。纂修宜择大手笔，浅陋非敢当也。辞再至弗获，则俾与淮海书院山长永嘉黄君国用共之。求乡士之齿宿而闻见博者，得二人焉。前鄱阳县丞艾君庆远、府学正黄君开，皆逾八帙，庞眉皓首。及亲前辈典刑［型］，其谈乡井事具有本末，则又从而延致之。……始甲子春，至夏四月亦既草创，而公自润易苏，则以是属兼府饷使赵卿汝模，稿脱矣。是秋逢辰获试，而山长黄君以校文岀。赵公且归，束高阁者一年。都丞陈公梦斗来，适时多事，有所未暇。今王人赵公与可兼郡组，而府卿兼庾节，亦乐闻之，于是命工锓梓，始遂初志。”丁元吉《成化志序》：“国朝永乐中，先伯考兰室先生续修之者，于兹百年，卷帙亦散逸矣。虽元吉少从乡里耆年所闻国初时事，今后生辈亦渐不获知，深惧一郡可传之事泯灭，于编残简脱风声消歇之余，慨然欲续先人之遗书而未及也。去年冬，适归自京师，郡守博兴熊公良佐政平讼理之暇，文献是征，惟新旧作，偕贰守荆郡伍侯廷玉、判府云中孙侯大用、永嘉陈侯宁之、南安刘侯朝宗，而属元吉以草创，其参校则委诸节推孙侯文冕。元吉虽有志，姑欲述先业以俟君子，岂敢当此寄哉！辞不获，乃假馆寿丘僧舍，取旧本证以史志、图经、传纪、文集诸书，旁摭断碑残碣，询于父老。为复位其凡例，提其纲要。繁者芟之，阙者补之，讹者正之。增其新事，参以异闻。仍严其去取，门分类别，又为附录于后。总若干卷，录以归于公。公重加精校，以成是书。”林魁《正德志序》：“正德七年壬申八月，予以户曹属被命知镇江府。维时，其府推官史君宗道，考绩寓京师，归《府志》一册。阅之所载，视旧录甫什一。盖先是史君尝重纂此书，至是以所脱稿就正于郡先达冢宰邃庵杨公、宗伯介庵靳公。二册首刻也。无何，史君擢给事中南京。予至郡忽半载，邃庵公以书督予，曰：郡志盛举也，无因循废阁，以委劳于后之人。且恐愈远愈失，文献将无所于征矣。乃就史君请故草全帙，命工足之。自疆域至函管，凡九卷，为旧刻。自学校至杂纪，凡二十三卷，为今刻。其文惟人物卷，予尝与今推官黎君乾德间有补拟，余则皆因其旧也。”据此，镇江历史上还有：宋陈均、赵汝模、赵与可修，方逢辰、黄国用纂(咸淳)《镇江志》；明丁礼纂(永乐)《镇江府志》；熊佑修，丁元吉等纂(成化)《镇江府志》；史宗道纂修，林魁、黎乾德等增修(正德)《镇江府志》。

4.保存丰富的地方史料。(康熙)《镇江府志》取材广泛，诚如孙汝谋《重修镇江府志序》所云：“穷经史之源流，罗古今之事迹，发皇忠孝，阐着幽潜，令读者可感可劝。下至诠注山水，笺疏禽鱼，亦莫不援据详赡，足以为闳览博物之助。”镇江地处宁镇丘陵与太湖平原西部边缘地带，开发历史较早，物产丰富。该志物产记载就比较仔细，仅水稻的品种就记载：“稻有秔，有□杭之种。又有大小，土人谓大稻、杭小稻。籼大稻之种十六：曰香子，曰鲫鱼，曰灰鹤，曰时里，曰八月白，曰芦花白，曰浪里白，曰白莲子，曰红莲子，曰早红芒，曰晚红芒，曰青川黄，曰秆川黄，曰马尾乌，曰老丫乌，曰下马看。今又有块红芒、靠山黄、白芒、黄芒、别煞天数种。小稻之种有六：曰白尖，曰红尖，曰晩籼，曰六十日，曰八十日，曰一百日。百日种自占城来。《宋会要》：大中祥符五年，遣使取占城禾，给江淮、两浙分种之。今又有观音籼、银条籼二种。糯之种亦有九：曰芒，曰香，曰晩，曰抄社，曰羊脂，曰牛虱，曰虎班，曰栢枝，曰长秆。今又有黄皮、矮箕、早白、中广、马骔、雀嘴、称钩红、芒麻肋、早秋风、堆子红、壳鳖六升十二种。”水稻品种的众多与新增，说明镇江农业经济在康熙年间获得了较快发展。农作物的种植离不开水利，镇江的水利设施比较多样。练湖是镇江非常著名的水利工程，具有济运、灌溉和防洪等功能，到唐代已有被围垦的现象。“唐时，近湖民筑堤，横截一十四里，取湖下地作田，遂分上下二湖。”注570唐李华《练湖颂》：“幅员四十里，菰蒲菱茨之多，龟鱼螺鳖之产，餍饫江淮，膏润数州。其旁大族豪家，泄流为田，专利上收，亩收倍钟，富极淫衍。”注571此后历代不断疏浚，置斗门，修岸埂，建立管理制度。万历十三年(1585)，知府吴谦重立湖禁，加强管理。“知府吴谦条议，练湖上收长山八十四汊之水，下通运河，周回四十余里，分上下二湖。界以中埂，见有石闸三座，盖以上湖之水，以渐达之下湖。更有石闸三座、石□一座，则引下湖之水以渐达之运河。又有函洞一十二处，则引上下湖之水以达之田间。函洞以时启闭，则民间之旱涝无虞；闸座以时启闭，则运河之蓄泄有备。行令该县水利官，每年春初督修湖堤，以防冲决，着为令。其费取之湖中鱼课，不足则以修河米银益之。本府水利通判不时查阅，一应启闭事宜悉听经理。若有侵业挠法者，恭呈究治。”注572 金坛县在低洼地区还修筑圩田。该志津梁就记有：北圩、黄圩、陈公圩、金山圩、保平圩、马庄圩、东寿圩、官田圩、庙下圩、庵下圩、学田圩、旧斗圩、湖荡圩、芦荒圩、芦庄圩、戴圩、西畴圩、朱家圩、伏草圩、周家圩、西费圩、东费圩、草圩、三千圩、永丰圩、仙林圩、建昌圩等27圩及其修筑情况。这些措施对维护民众利益、保障农业生产颇有成效。正由于镇江经济发达，又处交通要道，商业就较繁荣。该志风俗记载：“京口为舟车络绎之冲，四方商贾群萃而错处，转移百物以通有无。此一郡之大利也。”中国历史上时有禁酒、弛酒，这都与粮食的增产、减产有关。明代放开酒禁，“今则酒酤相望于道。京口以酒名擅利者滋众，每当岁歉，二麦不登，则官禁造曲，而富家之违禁造曲也如故”注573。说明镇江饮酒已成习俗，酿酒业经久不衰。镇江有著名的三山(金山、焦山、北固山)与茅山，该志在山川中详尽记载了三山与茅山的形胜及其古迹、景观，并在艺文中收录了诸如谢灵运《从游京口北固应诏》、简文帝《侍武帝登北固》、孙万寿《和张丞奉诏于江都望京口》、储光羲《游茅山》、《泛茅山东溪》、李白《焦山望松寥山》、王□《冬日泛舟焦山》、吴筠《登北固望海》、苏轼《甘露访古有怀》、秦观《游金山》、曾巩《游金山》、苏舜钦《金山寺》、王存《登北固山》《游焦山》、朱熹《金山》、萨都剌《焦山方丈》、姚广孝《金山》、杨一清《金山寺》、王宠《登焦山作》、汤格《过茅山藏真观旧址》与《游茅山记》、贺宿《游焦山同王北山给谏文友雍南千一诸子》、王日高《游焦山记》、陈玉璂《北固山图记》等诗文，为研究镇江旅游史提供了珍贵史料。

总之，康熙间镇江府修志活动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高得贵修，张九征纂，康熙十三年(1674)刻本；第二次为高龙光主持，著录为高得贵修，高龙光增修，张九征、何洯等纂，康熙二十四年(1685)刻本；人大本为康熙二十四年刻本的乾隆初增补本。(康熙)《镇江府志》内容全面，资料丰富，既体现了《大清一统志》纂修对方志的影响，又反映了清代地方官绅对“本土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视。

《清史稿·地理志》正误一则注574

施 剑

中华书局标点本《清史稿》卷65《地理十二》浙江镇海县下云：“又东迳招宝山，抵钳口门，道光二十一年英兵舰由此登岸，其东蛟门，西虎蹲，并称天险。又东穿山所，临黄歧洋。又东崎头角，临崎洋。头长、跳嘴山扼其口，并为郡东要害。”注575此处“临崎洋”与“头长、跳嘴山扼其口”中的“崎洋”、“头长”、“跳嘴山”三处之断句不仅可资商榷，且原文之次序亦有倒置。笔者检阅有关《清史稿》地理志部分的研究论著，发现这些论著对此皆未有指正注576，而由台湾学者集体完成的《清史稿校注》对此也未能纠谬注577，今笔者结合相关地理志书、古舆图等史料对这一段文字的倒置、标点拟作订正。

依《清史稿》原文之意，浙江宁波府下镇海县境东部近海水域(即今宁波市北仑区穿山半岛东部洋面)称“崎洋”，陆上崎头角(或称崎头山)与之直接相对，但笔者检核诸多有关镇海县疆域境界、山川岛屿类的史志、舆图等史料注578，皆不见有“崎洋”之名，与“崎头角”相对之“崎头洋”却多处可见，如《国榷》卷60云：“杭州卫指挥陈善道、吴懋宣击倭于赭山，败死。又陷昌国卫，杀百户陈表。观海卫指挥张罗追之崎头洋，斩五十级。”注579《读史方舆纪要》卷92浙江宁波府下云：“霩守御千户所，定海县东南百二十里。西去府城百八十里。洪武二十一年建，城周三里。所滨海孤悬，其东南为梅山港，东至崎头大洋，南至双屿港俱约五十里，西至大嵩港约百里。”注580《天下郡国利病书》浙江备录中有三处作“崎头洋”：“初哨三月三日，二哨以四月中旬，三哨以五月五日。由东南而哨，历分水礁、石牛港、崎头洋、孝顺洋、乌沙门、横山洋、双塘、六横、双屿、乱礁洋，抵钱仓而止……由舟山之南，经大猫洋，入金塘、蛟门，则竟趋于定海城下；过穿鼻港，入黄崎港，则犯穿山，过崎头洋、双屿，入梅山港则犯霩……贼或流突上界，则总兵官自烈港督发舟师，北截于七里屿、观海洋，而参将自临山洋督兵船为之应援；南截于金塘、大猫洋、崎头洋，而石浦、梅山港兵船为之应援，则沿海可以无虞。”注581

不过因“崎”、“旗”音同，部分文献中的地名用字也常以“旗头洋”代指，但依其地望而定，二者实为同一地物，如雍正《浙江通志》卷3《疆域》引《定海县志》云：“若西南之梅山、青龙港、穿鼻港、崎头洋则属镇海县”，同书卷95《海防一》亦有“崎头洋”，而同书卷97《海防三》又作“旗头洋”注582。光绪三十三年(1907)《定海厅洋面岛屿表》之《定海全境舆图》中作“旗头洋”注583。宣统二年(1910)《宁波府全图》注584之镇海县境图中作“旗头洋”。另外，也有史料称其为“崎头海洋”，如雍正《宁波府志》卷7《山川下》云：“黄崎江，县东南一百十里自崎头海洋分派为支江，西北流约半潮至蛟门出大海。”注585《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91浙江宁波府下云：“梅山港在镇海县东南十里霩所西，亦名梅山江，自崎头海洋西北，流经乌崎山下，又经大嵩所，通于海港口。有梅山隘，为戍守要地。”注586民国《镇海县志》卷4《山川下》亦作“崎头海洋”注587。

由此可见，上述有关该水域名称的史料记载，虽有因音同所致的用字方面的差异(如称“旗头洋”、“崎头大洋”、“崎头海洋”等)，但这并不影响其主体性认识，有清一代时人对这一水域的地名记载可谓一脉相承，镇海县境东部穿山半岛崎头角所对之近海水域之名应称“崎头洋”注588，《清史稿》原文作“崎洋”，中间之“头”字被倒置于后，误。

又，此处“跳嘴山”勉可理解为控扼崎头洋与崎头角之山峰，然“头长”实不知为何物。经查诸种地理志书与舆图资料(上述所引文献以外，笔者还一一检阅了雍正《宁波府志》卷7《山川》、《嘉庆重修一统志》、光绪《浙江全省舆图并水陆道里记》卷4《宁波府镇海县水路道里记》、宣统二年《宁波府全图》、《清国史·地理志》浙江镇海县注589、民国《镇海县志》、《镇海县新志备稿》注590等多种地理志书、舆图)，“头长”、“跳嘴山”两地名皆不见于文献记载，而光绪《浙江全省舆图并水陆道里记》卷4《宁波府镇海县水陆道里记》中则明确作“长跳嘴山”注591。《清史稿》原文中因“头”字倒置于“崎洋”之后，而点校者不明此处有倒置，故断句之时，在“头长”、“跳嘴山”之间点断，从而导致了地名不确，让读者倍感困惑。

综合上述分析来看，中华书局标点本《清史稿》卷65《地理十二·浙江·宁波府》下原文“临崎洋。头长、跳嘴山扼其口”处存在倒置及标点讹误，此处行文应更正为：“又东崎头角，临崎头洋。长跳嘴山扼其口，并为郡东要害。

”题新见明末清初彩绘本《阅史津逮》注592

胡 恒

《阅史津逮》，不分卷，明末清初人朱约淳所撰。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是书由江西巡抚采进，列入《存目》。20世纪90年代，大陆整理编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时，将藏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清初彩绘本全文以黑白形式影印出版，使世人初识该书之庐山真面。今所见私人收藏家李勇先生所藏本，为该书新发现之另一重要版本。

关于朱约淳本人，目前学界所知不多，仅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知其字博成，浙江余姚人，清顺治十八年(1661)进士，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朱约淳位列该年进士第三甲。后任甘肃秦安县知县(多有误作泰安知县者，如光绪《余姚县志》卷19《选举表》、《清朝文献通考》卷223《经籍考》)，在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卷7《官师》、道光《秦安县志》卷6《官师》中均有载，但甚为简略。其生平事迹罕见于记载，清初章大来所编诗文集《后甲集》中收录了章氏在朱约淳去世后所写祭文，名《祭朱博成先生文》(见《丛书集成初编》本，卷上)，赖此端知其人其事之一二。该祭文作于丙子岁，即康熙丙子年(1696)，据章氏称，该祭文乃是其“为念鲁代草一祭”，“念鲁”即浙江余姚邵念鲁先生(后又云念鲁“其子刻思复堂集”，《思复堂集》正是邵念鲁著述文集也)，可见该祭文是邵念鲁先生意为朱约淳所写，而由章大来代笔。祭文中曾言及“寇起滇中，震惊秦川，守臣登陴，雀鼠是餐。公无动容，家国两完，完城归君，完节归身”事，所论乃康熙初年三藩叛乱事，可见朱约淳在秦安任上似亦有功绩，惜道光《秦安县志》竟无载。

该彩绘本共收地图66幅，可谓部头巨大，依其种类可分为三类：一为读史地图，包括《禹贡图》一、《历代图》十一、《历代割据图》八；二为分省地图，包括所载政区为明代的《舆地总图》及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图，其中陕西又分作两图，共17图；三为专题地图，包括《九边图》十一、《镇番图》二、《镇蛮图》三、《漕河图》一、《海运图》一、《黄河图》一、《域外图》九、《天文图》一。每幅地图之后均附有图说，其中读史地图20幅主要介绍各个历史时期的国都、官制、兵制、田赋、漕道、边界、行政建置等类项及各朝重要史事。分省地图及专题地图则多对地势之分布、山川之走向、关隘道路等险要之处加以评论，颇有军事地理的色彩。

综而论之，该彩绘地图继承了中国地图编绘的两个传统：一是自裴秀《禹贡地域图》以降编纂历史地图的传统，将有明之前历代行政建置、山川走向、关隘险要标绘在明代的底图上，最晚至《元代割据图》，以辅助读史之用，也即是《阅史津逮》“阅史”一词功用的体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其制图目的，称“是书以阅史不谙地理，无由识其形势，乃考订往牒，正其舛讹，各绘以图”；一是当代地图的编绘，尤其是直接继承了明代罗洪先《广舆图》编绘分省地图集的传统，将有明一代各分省县级以上的行政区划及关隘、山川标绘出来，并将关乎明代军政大典的黄河、漕运、九边、海运绘以专题图，辅以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等藩属国及部分域外地图。事实上，该部分《阅史津逮》的图幅设置除了将《广舆图》中的“华夷总图”舍弃而更绘一《天文分野图》外，其他是极为近似的，只有若干图幅，出于需要，《阅史津逮》将其分作两图或三图。将《阅史津逮》称作《广舆图》系统的地图当非虚言。详见下表：

《阅史津逮》分省图与专题图部分与《广舆图》(万历七年钱岱本)图幅比较

续前表

其中犹可注意的是，不仅《阅史津逮》在图幅设置上多参考《广舆图》，就连图幅内容也与《广舆图》基本相同。以比例尺而言，《阅史津逮》采用了计里画方的绘图方法，其中大致分为四种标准，一是总图和《西域图》为每方五百里，如《舆地总图》、《天下边镇总图》；二是其他专题图中的陆图包括《安南国》、《朝鲜国》大多是每方百里，只有《蓟州边图》因分作两幅，故改作每方四十里，《黄河图三》、《朔漠图一》、《朔漠图二》因所绘地域辽阔，改为每方二百里；三是海图如《东南海国图一》、《西南海国图二》明确记载“界内每方四百里，界外海中风迅不常，难以里载”；四是《日本图》、《琉球图》不载比例尺。这与《广舆图》各图幅比例尺是基本相同的，尤其是其中每方百里之外的特例部分，如《蓟州边图》为每方四十里，《朔漠图》每方二百里，《东南海国总图》、《西南海国总图》标注“界内每方四百里，界外海中风迅不常，难以里载”，《琉球图》、《日本图》不载比例尺，皆同于《广舆图》，很典型地证明了两者之间的承继关系。具体到图幅内容上，经初步比对，在地名的选择上，两者高度相似，略举一例，在《广舆图·舆地总图》的图名之后、图幅之前注明编绘原则，“每方五百里，止载府州，不书县，山止五岳，余别以水，不复概书”，《阅史津逮》在舆图右下角作了相同内容的标注。当然，就图幅而言，《阅史津逮》继承自《广舆图》，属同一系统，但在文字说明上，两者则绝不相类，朱约淳的贡献也主要体现于此。作者亟言险要关隘及当政者宜措置之处，如《宁夏固兰边图》则云“塞梁家口之路则河套之兵不能入，扼雪山水沟之险则山后之兵不能侵，似亦保障之一策也”，《庄宁凉永边图》言“北有石门，西有者撒口，乃海套必经之路，若诸卫声势联络，则凉州安枕矣”，极有军事地理的色彩，概与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之用意相近。

《广舆图》版本甚多，任金城先生已列表予以标示，兹不赘言。注593那么《阅史津逮》是依据《广舆图》哪个版本摹绘的？大致而言，《广舆图》有嘉靖年间的数个版本及万历七年(1579)钱岱刊刻本。万历年间的版本与嘉靖年间的版本在个别地名标注上有较明显的差别，如今北京市域的延庆县，在嘉靖本上本标注“隆庆”，明穆宗继位以后，改元“隆庆”，为避讳计，改隆庆州为延庆州。今《阅史津逮》标的正是“隆庆”，可见非摹绘的万历本《广舆图》。《西南海国图》中，该彩绘本在紧邻非洲东海岸的一个岛屿上标注有“娣八奴”一名，或即今天的马达加斯加岛，在《广舆图》嘉靖四十年(1561)胡松刻本中，该地名亦作“娣八奴”，万历七年《广舆图》钱岱刻本中，该地名已改作“桑骨双”，可见其摹绘的对象应是嘉靖年间诸版本中的一个，具体是哪个版本，还需集齐众版本细加比对方可知晓。从图幅文字上可见的最晚的年代也是嘉靖，在《湖广舆图》图幅中，朱氏写道“郧则流民所聚，古为弃壤，嘉靖中始设郡焉，亦荆楚之殷忧焉”。更加有趣的是，有些嘉靖本中标错的地名，《阅史津逮》也继承了。今《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有国家图书馆藏明罗洪先绘、胡松增补的嘉靖四十年刻本，将其与《阅史津逮》部分内容比对，山西布政使司所属太原府的“清源”县两图均错标为“清原”，“祁”县两图均错标为“祈”，“岢岚”县两图均错标为“苛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阅史津逮》“盖成于明之末年，入国朝未及改修云”，将其视作朱约淳的新绘，是未意识到《阅史津逮》与《广舆图》之间的密切关系。

约略言之，该图仍不失为明末清初一份重要的地图材料，其意义与价值体现在：

首先，于中科院《阅史津逮》版本之外提供了另一重要版本，且为彩绘本，十分精美。中科院《阅史津逮》彩绘本前有序，称该本原为清初汤斌家藏本，光绪末年汤斌后代家势中落，流入易水张守痴之手，其源流甚为清楚。汤斌曾任《明史》纂修，又与朱约淳大概同时，或为朱氏赠阅抑或纂修《明史》时征集欤？本彩绘本与中科院本有较大的区别，如本彩绘本有《舆图序》，而中科院本则缺之；图例中，本彩绘本作“历代图”，中科院本则作“历代疆域图”；在《日本国》图中，中科院本明确写出“昆山郑若曾”，可见该图来自《郑开阳杂著》，而本彩绘本则未标。因此，两本之间是何种渊源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两者共同构成了《广舆图》在嘉靖以后的传播系统中较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其次，将读史地图与当代地图并书，可谓在体例上的创新。绘图者在《阅史津逮·目例》中较为简练地介绍各图的绘制缘由，在“历代图”中，不仅标绘各统一王朝的疆域与政区建制，而且特意为中国历史上割据时期专立专门图幅，体现出绘图者“汇通”的史学观。在读史地图后附当代地图，其目的亦是为读史服务，如《海运图》，绘图者称“沿于江海，肇自禹贡，元人祖之，大辟海道，作海运图一”，作者企图以当代地图表现元代以降海运发展的形势，体现了绘图者“知古须知今”的历史观。

再次，图例符号方面有所创新。学界通常认为系统使用图例符号当始自元代朱思本《舆地图》，可惜该图早已散佚。现存较早的是明《杨子器跋舆地图》及罗洪先《广舆图》，尤其是后者，使用“省文”(即图例)达24个，是中国古代地图发展史上一个重要事件。《阅史津逮》使用的“省文”多达30个，较《广舆图》尚多。其中专设黄河与湖的符号，将计里画方中的方格视为“省文”之一。绘图者有感于过往图形中对边墙材质未作区分，称“王公设险，首重边陲，或方城千雉，或土堞万浔，或垒石为防，或因山为限，不特观其形势，亦且识其疏密，各为绘形以别之”，又特设了“石城”、“土垣”、“石垒”三种地图符号。符号使用之多，运用之娴熟，分类之细致，在当时大概是最先进的。

最后，对海疆的重视及海岛地名的书写，为我国最早发现、开发、命名钓鱼岛及南海诸岛增加了一份地图证据。明代从《广舆图》到《郑和航海图》，都较为重视对海洋的绘制，尽管这种绘制较为粗疏。《阅史津逮》中《西南海国图》已描绘出非洲南部及好望角区域，其中标注的一条大河，名“哈纳赤思津”，这当然是直接摹绘《广舆图》的结果，李约瑟在《中华科学文明史》(《中国科学技术史》巨著的简编本)中曾推断该河或许就是尼罗河。在《琉球图》中，标绘了明朝藩属国——琉球国及其附近的岛屿，包括中国去往琉球的使者沿途所必经的岛屿，在小琉球岛(应即今台湾岛)北标绘出瓶架山、彭家山、鸡笼屿、花瓶屿、钓鱼屿、黄茅屿，在黄茅屿和谷米山之间还着重注明“此山下水急，礁多”，可见这一带海域早已为中国人所熟知。《东南海国图一》将今东南亚诸国及附近海域标示于上，尽管仍然是示意性质，位置关系又多有错讹，但其中标绘的“石塘”一名，据吴凤斌先生对《广舆图》相关图幅的研究，应泛指东沙群岛，“长沙”一名应泛指中沙和西沙群岛注594，可为我国最早发现、经营南海诸岛提供古地图方面的坚强证据。

(感谢汪前进先生的版本提示)

“石浦厅”质疑注595

华林甫

刘铮云先生《〈清史稿·地理志〉府州厅县职官缺分繁简订误》：“案：据《综表》(页139)引《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52)，道光三年，移宁波府海防同知驻石浦，为石浦厅。《清史稿》遗漏此厅全部资料，当补。”注596进而，刘铮云先生还补充了《清史稿·地理志》遗漏的石浦厅之地理状况。注597其所引《综表》乃牛平汉先生编《清代政区沿革综表》，所引见该书第139页，原引为《光绪事例》卷152。

笔者按：今查光绪朝《清会典事例》第2册(936页下)卷152云：“(道光三年)移宁波府海防同知驻石浦，为石浦厅。”此处明言“石浦厅”，遂为后出各家以为有此政区之论据，故陈桥驿先生主编《浙江古今地名词典》第174页、史为乐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之“石浦厅”条(上册595页，由笔者20年前撰写)，均源出于此。

笔者又按：这条史料是错的。何以见得？

第一，《清实录》中之石浦仍属象山县。《清宣宗实录》卷70道光四年(1824)七月丙寅改铸浙江宁波府石浦厅同知关防，并象山县石浦巡检司印信。注598可见尽管石浦有“厅”，其地仍属象山县。

第二，地理志书没有石浦厅。无论《清朝续文献通考》还是《清国史·地理志》，以及台北故宫《皇朝地理志》，均无著录。进呈本、定本《皇朝地理志》卷89宁波府：象山县“(县)东南五十里，有昌国卫城；又东南八里，有石浦城；有赵岙、石浦二巡检司”。《皇朝地理志》成书于光绪末年，不载宣统元年(1909)始设的“南田厅”自然解释得通，但没有记载“石浦厅”只表明实际上无此政区。

第三，牛平汉、刘铮云两先生所引文献《清会典事例》的卷27中，尚有另一段话：“(道光三年)移浙江宁波府海防同知驻石浦，作为宁波府海防总捕同知”(《清会典事例》第一册，346页上)。并无置石浦厅之言。

第四，厅为清代知府佐贰官同知之驻所名称。浙江设海防同知的还有乍浦，但没人认为乍浦也是与县平行的厅级政区。故石浦厅只表明宁波府海防同知之驻所，并非独立之政区。

第五，《宣统三年冬季职官录》内，浙江宁波府下有象山县、南田厅，而无石浦厅；并且在象山县下，列有石浦巡检叶恩溥。反之，光绪三十四年(1908)《大清搢绅全书》内，宁波府下有石浦厅，注明“新设”，要缺，冲繁难，“府南二百里，专管南山禁止，稽查海口”；宣统三年夏季《大清搢绅全书》内，宁波府下仍有石浦厅，注明“新设”，要缺，冲繁难；均未能列出具体人名，可见“石浦厅”非政区。

第六，道光十二年(1832)《象山县志》之《象山县城南下乡各村图》、《象山县海防营汛图》，于象山县南部都标出了“石浦所”；并且，该县志还有《象山县石浦所图》、《象山县南田图》。可见，道光时石浦地方属于象山县，不是独立的县级政区。

第七，金兆丰《清史稿·地理志》初稿(台北“故宫”文献编号205000674)宁波府下，并无石浦厅，并且在象山县下记载了石浦的内容：“明为所，道光三年移府海防同知驻”。王树楠《清史稿·地理志》修正稿(丁卯年，台北“故宫”文献编号205000012)同。另据台北“故宫”文献编号205000468的稿本《地理志》卷89宁波府，象山县“东南五十里有昌国卫城，又东南八里有石浦城。有赵岙、石浦二巡检司”。可见清末石浦之地，仍属象山县。

第八，假设石浦厅如果有置，则日后必有废。然文献未见其废也。

所以，尽管文献上有“石浦厅”的记载，但作为县级政区的石浦厅(散厅)是不存在的。《清史稿·地理志》没有著录石浦厅并非遗漏，而是与《皇朝地理志》、《清国史·地理志》一脉相承的。

注1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注2 作者单位，国家电网报。

注3 本文所引用之《中国历史地图集》除特别说明外，均为中国地图出版社1987年版。

注4 参见林：《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17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注5 参见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前、后)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000。

注6 参见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后记。

注7 参见耿占军：《〈中国历史地图集〉校误二则》，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1)。该文指出《图集》凤翔府汧阳县之“碧草镇”应为“草碧镇”；鄜州直隶州洛川县、中部县间之“永乐镇”应为“永乐村”。笔者赞同其结论。

注8 本文除特别标明图幅外，所列地名俱为《图集》第八册之陕西省图。

注9 《中国历史地图集》所依据之文献史料现有“释文表”存于复旦大学。蒙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傅林祥老师代为查阅，深表谢忱。

注10 (清)刘於义修，沈青崖、史贻直纂：《雍正陕西通志》，见《四库全书·史部十一·地理类三》。下同。

注11 (清)魏光焘编修：《陕西全省舆地图》，光绪二十五年石印本，见《中国方志丛书》第287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下同。

注12 《陕西省地图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1。下同。

注13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北京，中华书局，2005。下同。

注14 (清)毕沅著，张沛校点：《关中胜迹图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

注15 参见史念海：《河山集(二集)》，“壶口位置的推移”，172页，北京，三联书店，1981。

注16 (清)董恂：《度陇记(十四)》，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六帙。道光二十九年(1849)，董恂因公务亲过其地，作记。

注17 (清)王士正：《秦蜀驿程记(八)》，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七帙。康熙三十四年(1695)，王士正因公务亲过其地，作记。

注18 (清)王士祯：《精华录》卷2，见《四库全书·集部七·别集类六》。

注19 《雍正陕西通志》卷11《山川四·凤县》。

注20 (清)孙彤：《关中水道记》，见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下同。

注21 参见《关中水道记》卷3，霸水：“霸水又西北，白牛谷水西南注之……今俗称渏水也”，48~49页。《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清史稿·地理志》作“猗水”。

注22 指香港三联书店1992年版。

注23 李格非主编：《汉语大字典》(简编本)，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96。下同。

注24 (清)王昶：《商洛行程记(一)》，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六帙。作者于乾隆丙午年(1786)因公务亲历西安府至商州一路，作记。

注25 《甘肃通志》卷5《山川·庆阳府·安化县》。

注26 参见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下，198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注27 参见《水道提纲》卷6《入河巨川·洛水》。

注28 参见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后记。

注29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批准号12YJA770014。

注30 任玉雪：《从八旗驻防到地方行政制度——以清代盛京八旗驻防制度的嬗变为中心》，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3)。

注31 任玉雪：《从八旗驻防到地方行政制度——以清代盛京八旗驻防制度的嬗变为中心》，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3)。

注32 《清圣祖实录》卷22，康熙六年六月甲戌。

注33 《清圣祖实录》卷33，康熙九年五月丙子。

注34 《清圣祖实录》卷145，康熙二十九年四月丁亥。

注35 《清圣祖实录》卷315，康熙十三年五月辛亥。

注36 乾隆《清会典》卷首，《大清五朝会典》本，第10册，3页，北京，线装书局，2006。

注37 嘉庆《清会典》卷首，《大清五朝会典》本，第12册，1页。

注38 《清仁宗实录》卷84，嘉庆六年六月甲子。

注39 《清德宗实录》卷424，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丁卯。

注40 《清宣宗实录》卷114，道光七年二月戊申。

注41 嘉庆《清会典》卷10，《大清五朝会典》本，第12册，108页。

注42 参见光绪《清会典》卷13，《大清五朝会典》本，第16册，109页。

注43 嘉庆《清会典图》卷91，《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影印本，第707册，3176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91。

注44 嘉庆《清会典》卷10，《大清五朝会典》本，第12册，111~112页。

注45 嘉庆《清会典》卷10，《大清五朝会典》本，第12册，112页。

注46 光绪《吉林通志》卷22，第3册，1698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

注47 乾隆《盛京通志》卷24，《四库全书》本，第501册，422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注48 张穆：《蒙古游牧记》卷7，《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第731册，7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注49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卷11，《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第446册，893页。

注50 屠寄：《黑龙江舆图说》，见李兴盛、马秀娟主编：《程德全守江奏稿(外十九种)》，2354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

注51 《清朝文献通考》卷33，《万有文库》本，第1册，516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注52 《清仁宗实录》卷169，嘉庆十一年十月辛卯。

注53 屠寄：《黑龙江舆图说》，见李兴盛、马秀娟主编：《程德全守江奏稿(外十九种)》，2299页。

注54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注55 清张华《博物志》卷1：“余视《山海经》及《禹贡》、《尔雅》、《说文》、《地志》，虽曰悉备，各有所不载者……诸国境界，犬牙相入，春秋之后，并相侵伐，其土地不可具详”(北京，中华书局，1985)。此亦西晋典籍。

注56 《后汉书》卷42，《东平宪王苍传》，14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

注57 《太平御览》卷415/3a·人事部五六·孝女类引。此《宣州图经》成书于开皇九年(589)置宣州之后、大业初改宛陵县为宣城县之前。其中的“415/3a”表示该书中华书局1960年缩印本的卷415的第3叶正面(a正、b背 )。

注58 《太平广记》卷60/374～375·女仙五“郝姑”条引《莫州图经》。

注59 参见张舜徽：《四库提要讲疏》，71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

注60 参见拙作《隋唐“图经”辑考》，载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7、28期。

注61 北宋李宗谔《祥符州县图经·序》载：“图则作绘之名，经则载言之别”(《玉海》卷14引)。

注62 刘九经，郿县人，明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官至御史。整部《明史》仅一语及之(参见卷241《孙玮传》)。清宣统元年(1909)《郿县志》目录之后，附录八景有“武侯阵法”，案语谓：“八阵碛，不闻在五丈原，刘志已涉附会；今五丈原隶岐山，亦不隶郿也。”

注63 康海，字德涵，别号对山，武功人，明弘治十五年(1502)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所撰《武功县志》3卷，仅7篇，言简意赅。传记附见《明史》卷286《李梦阳传》。

注64 参见张舜徽：《四库提要讲疏》，73页。

注65 其实，作者为税安礼。

注66 其实，作者为梁份。

注67 参见(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14“《舆地纪胜》”条。

注68 参见邹逸麟：《〈舆地纪胜〉的流传及其价值》，见《椿庐史地论稿》，536~558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注69 例如，有职思堂5卷自刻本，总论不分卷之翁曾源抄本，130卷足本的清初抄本2种、清抄本6种，残缺的清抄本4种。见《中国善本书目》史部(上)，737~73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注70 另外，武汉大学图书馆藏有通志堂刻本《读史方舆纪要·陕西》一书，当为徐乾学所刻(说见顾廷龙：《顾廷龙文集》，82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上海，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2)。

注71 方志学界普遍将一统志纳入方志系统。例如陈光贻著《中国方志学史》讲到方志总类时，有“总志”一类(19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甚至刘纬毅著《中国地方志》还有“地方总志”这种莫名其妙的说法(93页，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1)。反观晚清张之洞《书目答问》卷2史部地理类将《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称为“总地志”，把《吴郡志》、《咸淳临安志》、《朝邑县志》等称为“志一隅”，较为得当。

注72 参见(清)翁方纲等纂，吴格、乐怡标校整理：《四库提要分纂稿》，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注73 分别是：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北京，中华书局，1980)；胡玉缙撰，王欣夫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北京，中华书局，1964)；张舜徽：《四库提要叙讲疏》(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崔富章：《四库提要补正》(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李裕民：《四库提要订误》(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初版，增订本由北京中华书局于2005年出版)；杨武泉：《四库全书总目辨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与《〈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注74 为此，还特向崔富章先生、吴格先生请教，均答曰：小序作者难以一一认定。

注75 收入光绪石印本《清经世文编》卷4，又见清光绪六年刻本李元度《天岳山馆文钞》卷36。

注76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注77 参见胡恒：《〈清史稿·地理志〉纂修考》，载《文史》，2011(1)。

注78 参见谭其骧：《〈清史稿·地理志〉校正》(一、直隶；二、奉天)，见《长水集》(上)，191~2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注79 参见佟佳江：《清史稿订误》，1~193页，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

注80 参见台湾“国史馆”：《清史稿校注》，第三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99。

注81 参见华林甫：《清直隶省地理沿革考辨释例》，见《谭其骧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506~52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注82 参见胡恒：《〈清史稿·地理志〉巡检司项校正》，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3)。

注83 参见吴云廷：《〈清史稿·地理一〉订误》，载《河北学刊》，1988(1)；孟令宏、周艳芳：《〈清史稿·地理志〉勘误一则》，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学舟：《〈清史稿·地理志〉标点正误一则》，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3)。

注84 此处以中华书局1976年版为研究对象，凡引用此版本，下文皆不再一一出注。

注85 参见佟佳江：《清史稿订误》，33~34页。

注86 参见姜涛：《清代江南省分治问题——立足于〈清实录〉的考察》，载《清史研究》，2009(2)。

注87 《历史地理》第28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注88 参见佟佳江：《清史稿订误》，38页。

注89 参见段伟：《俗称与重构：论安徽、江苏两省的逐渐形成》，载《白沙历史地理学报》第11辑，139~178页，2011。

注90 《清世祖实录》卷45，顺治六年八月辛亥。

注91 《清圣祖实录》卷271，康熙五十六年三月辛未。

注92 乾隆《江南通志》卷105《职官志》，《四库全书》本。

注93 《清高宗实录》卷477，乾隆十九年十一月丙申。

注94 光绪《凤阳府志》卷11《官署》，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32，401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注95 (清)刘筹总纂：《江南安徽全图》，光绪二十二年(1896)印本。以下引用本图不再出注。

注96 光绪《凤阳府志》卷6下《秩官表三》，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32，215页。

注97 《宣统三年冬季职官录》，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90册，746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

注98 光绪《凤阳府志》卷11《官署》，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32，402页。

注99 光绪《凤阳府志》卷11《官署》，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32，402页。

注100 光绪《宿州志》卷7《官署》，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28，98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注101 参见(清)冯煦主修，陈师礼总纂：《皖政辑要》卷8《编俸》，仅载灵璧县知县、教谕(拟裁)、训导、固镇巡检、典史5项，77页，合肥，黄山书社，2005。“灵壁”、“灵璧”在清代文献中凡两见，本文所引保留文献原貌。

注102 乾隆《灵璧志略》卷1《市集》，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30，23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注103 《宣统三年冬季职官录》，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90册，749页。

注104 道光《阜阳县志》卷3《官廨》，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23，56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注105 《清宣宗实录》卷55，道光三年七月戊子，“移安徽颍州府驿口桥捕盗同知驻艾亭集，作为抚民总捕同知”。

注106 道光《阜阳县志》卷3《官廨》，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23，57页。驿虎桥又作驿口桥，59页。

注107 参见《宣统三年冬季职官录》，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90册，749页。

注108 指商务印书馆1910年发行版。

注109 《宣统三年冬季职官录》，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90册，735页。

注110 同上书，750页。

注111 乾隆《颍州府志》卷1《舆地志》，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24，49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注112 民国《阜阳县志续编》卷1《道里》，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23，452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注113 同上书，452~453页。

注114 民国《当涂县志(一)》卷1《舆地志》，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39，4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注115 (清)熊祖诒等纂修：《滁州志》卷3《疆域》，99页，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据光绪二十三年刊本影印。

注116 同治《六安州志(一)》卷1《舆地志二》，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18，28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注117 台湾“国史馆”：《清史稿校注》，2293页。

注118 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文献编号20500459，“太湖”条，10页。

注119 民国《宿松县志》卷2《地理志·山川》，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14，39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注120 乾隆《望江县志》卷2《地理·山川》，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13，315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注121 光绪《凤阳府志》卷9《山考》，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32，359页。

注122 同上书，360页。

注123 灵璧县商务局：《灵璧县山丘、河流》，宿州市灵璧县商务之窗http：//lingbi.mofcom.gov.cn/aarticle/subject/lbxswj/locald/200808/20080805723447.html，2008-08-14。

注124 乾隆《颍州府志》卷1《山水》，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24，52页。

注125 道光《阜阳县志》卷2《山水》，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23，36页。

注126 黄佩兰修，王佩箴等纂：《涡阳县志》卷3《山川》，见《中国方志丛书》第91号，62~63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民国十四(应为十五)年铅印本影印。

注127 杨虎修，李丙麢纂：《宁国县志》卷1《舆地志上·山名》，见《中国方志丛书》第243号，138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影印。

注128 嘉庆《太平县志》卷2《山川》，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62，48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注129 乾隆《池州府志》卷7《贵池山川下》，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59，106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注130 嘉庆《东流县志》卷7《山川》，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62，372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注131 余谊密等修，鲍实等纂：《芜湖县志》卷3《地里志·山》，见《中国方志丛书》第88号，58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民国八年石印本影印。

注132 (清)曹德赞纂，张星焕增纂：《繁昌县志书》卷1《舆地志·山川》，见《中国方志丛书》第249号，107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据道光六年增修、民国廿六年铅字重印本影印。

注133 光绪《广德州志》卷3《山川》，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42，83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注134 故应改为“东：密峰尖山，南：三吴山”。20.六安直隶州英山县：原文“西：岐岭”。《嘉庆重修一统志》卷340《黄州府一》：“岐岭在罗田县东北一百三十里，接多云山，实为天险，上有四关，北越光汝，南岀蕲黄，东走淮西，此为径道。”同治《六安州志》：“多云山，县北一百二十里，接罗田界”同治《六安州志(一)》卷3《山水上》，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18，55页。

注135 光绪《泗虹合志》卷1《山川》，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30，387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注136 (清)王锡元等纂：《盱眙县志稿》卷2《山川》，见《中国方志丛书》第93号，113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据光绪十七年刊本、二十九年重校本影印。

注137 同上书，98页。

注138 同上书，100页。

注139 (清)赖同宴修，俞宗诚纂：《五河县志》卷2《疆域志·山川》，见《中国方志丛书》第223号，124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据光绪二十年刊本影印。

注140 《清世宗实录》卷94，雍正八年五月己丑。

注141 《清国史·地理志》卷34《安徽一》“望江”条，10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影印嘉业堂钞本。

注142 《清国史·地理志》卷34《安徽一》“歙县”条，109页。

注143 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文献编号20500459，16页。

注144 《宣统三年冬季职官录》，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90册，736页。

注145 参见胡恒：《〈清史稿·地理志〉巡检司项校正》，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3)。

注146 民国《歙县志》卷2《公署》，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51，51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注147 (清)张佩芳修，刘大櫆纂：《歙县志》卷2《公署》，150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据乾隆三十六年刊本。

注148 道光《徽州府志》卷3之4《公署》，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48，289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注149 文孚《题为遵议安徽歙县巡检吴德进完解部养廉银两准开复原参处分事》，道光十五年四月十四日，户科题本，档号：02-01-04-20733-005，原档号：02-230-20733-005，缩微号：02-01-04-09-154-0074。

注150 《清国史·地理志》卷39《安徽六》“六安直隶州”条， 121~122页。

注151 (清)靳辅：《文襄奏疏》卷8，《四库全书》本。

注152 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卷2《田赋》，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12，302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注153 (清)冯煦主修，陈师礼总纂：《皖政辑要》卷95《驿传二》“练潭驿”条，879页。

注154 朱之英等纂修：《怀宁县志》卷12《兵事》，见《中国方志丛书》第732号，738页，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据民国五年铅印本(实为民国四年)影印。

注155 乾隆《望江县志》卷2《地理》，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13，327页。

注156 (清)冯煦主修，陈师礼总纂：《皖政辑要》卷94《驿传一》，870页。

注157 《清国史·地理志》卷37《安徽四》“定远”条，116页。

注158 (清)冯煦主修，陈师礼总纂：《皖政辑要》卷94《驿传一》，871~872页。

注159 参见光绪《凤阳府志》卷14《兵制考》，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32，486页。

注160 (清)冯煦主修，陈师礼总纂：《皖政辑要》卷94《驿传一》，872页。

注161 参见光绪《凤阳府志》卷14《兵制考》，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32，487页。

注162 同上书，487页。

注163 (清)冯煦主修，陈师礼总纂：《皖政辑要》卷94《驿传一》，872页；同书卷95《驿传二》，“姚皋店驿”作“姚家店驿”，881页，应误。

注164 台湾“国史馆”：《清史稿校注》，2298页。

注165 (清)冯煦主修，陈师礼总纂：《皖政辑要》卷94《驿传一》，873页。

注166 光绪《凤阳府志》卷14《兵制考》，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32，488页。

注167 (清)冯煦主修，陈师礼总纂：《皖政辑要》卷94《驿传一》，874页。

注168 参见道光《阜阳县志》卷3《驿铺》，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23，59页。

注169 乾隆《颍州府志》卷2《公署》，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24，75页。

注170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693《兵部》：“颍上县驿，增马三匹，马夫二名。”可见，明置甘城驿，但清时已废，清末只有颍上县驿，应改为“驿一：颍上”。10.颍州府霍邱县：原文无驿站记载。《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693《兵部》：“(同治十三年)霍邱县添设蓼城驿，增马六匹，马夫四名。”《皖政辑要》：“霍邱县蓼城驿”

注171 (清)冯煦主修，陈师礼总纂：《皖政辑要》卷94《驿传一》，874页。

注172 同上书，866页。

注173 余谊密修，徐乃昌等纂：《南陵县志》卷9《武备志·驿传》，见《中国方志丛书》第95号，134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民国年间铅印本影印。

注174 (清)冯煦主修，陈师礼总纂：《皖政辑要》卷94《驿传一》，867页。

注175 光绪《贵池县志》卷12《武备志》，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61，232~233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注176 (清)冯煦主修，陈师礼总纂：《皖政辑要》卷94《驿传一》，867页。

注177 同上书，866页。

注178 宣统《建德县志》卷8《驿传》，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63，278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注179 (清)冯煦主修，陈师礼总纂：《皖政辑要》卷94《驿传一》，868页。

注180 民国《当涂县志(一)》卷1《舆地志·交通·邮政》，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39，89页。

注181 (清)冯煦主修，陈师礼总纂：《皖政辑要》卷94《驿传一》，869页。

注182 民国《芜湖县志》卷29《政治志·交通》，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38，106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注183 (清)冯煦主修，陈师礼总纂：《皖政辑要》卷94《驿传一》，875页。

注184 。故应增“驿一：和州”。21.和州直隶州含山县未载驿站。《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656《兵部》：“含山县县驿，差夫八名。”《皖政辑要》：“含山县县驿”同上书，876页。

注185 。故应改为“驿三：六安、椿树冈、钱家集”。23.泗州直隶州：“驿二：泗水、龙窝”。《明会典》卷119《驿传》泗州载有“泗水驿、龙窝驿”。乾隆《泗州志》卷2《马递》载：“泗无驿，止棚马五匹候递紧要公文”，说明清代中期已无泗水驿、龙窝驿。《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656《兵部》：“泗州直隶州州驿，马五匹，马夫三名，差夫八名；旧虹县驿，马二匹，马夫一名。”《皖政辑要》：“州驿、旧虹县驿”(清)冯煦主修，陈师礼总纂：《皖政辑要》卷94《驿传一》，876页。

注186 (清)王锡元等纂：《盱眙县志稿》卷6《军制》，见《中国方志丛书》第93号，349~350页。

注187 。故应改为“驿一：盱眙”。25.泗州直隶州天长县：“一驿：安淮”。《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34《泗州直隶州》：“安淮驿在五河县北一里。明洪武十四年迁于县左，嘉靖末裁。”《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656《兵部》：“天长县县驿，差夫八名。”《皖政辑要》：“天长县县驿”(清)冯煦主修，陈师礼总纂：《皖政辑要》卷94《驿传一》，877页。

注188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历史系。

注189 参见《广西大事记·清之二》(《广西地方志》，2002(2))“(康熙元年)是年……广西提督移驻柳州府城”，此前提督应驻桂林城。

注190 参见《清德宗实录》卷231，光绪十二年八月丙子：“广西边陲……酌移提督驻所，另设柳州总兵官，并拟添边关道员，允之。”即指提督驻所移龙州。《清德宗实录》卷562，光绪三十二年七月丁未：“将广西提督移驻南宁，原驻之左江道即改为关道。并如石长信等奏，于南宁添设督抚行署。”

注191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批准号：12CZS077)阶段性成果之一，并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史地图集》项目资助(批准号：12&ZD146)。

注192 前后参与《地理志》修纂、校订的至少有20人。纂修过程及其经验教训，可参见笔者《〈清史稿·地理志〉纂修考》一文，载《文史》，2011(1)。

注193 参见张玉兴：《评〈清史稿校注〉》，载《清史研究》，2003(1)。

注194 参见佟佳江：《清史稿订误》中的《地理志订误》。

注195 参见谭其骧：《〈清史稿·地理志〉校正(直隶、奉天)》，原载《禹贡》半月刊第3、9期，后收入《长水集》；华林甫：《清直隶省地理沿革考辨释例》，见《谭其骧先生百年诞辰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吴声军：《〈清史稿·贵州地理志〉校勘举要》，载《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1(7)；马国君编著，杨庭硕审订：《清史稿·地理志·贵州 研究》，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

注196 主要有李世愉：《清代土司制度论考》第4章，《〈清史稿·地理志〉中关于改流建置时间之订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刘铮云：《〈清史稿·地理志〉府厅州县缺分繁简订误》，见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5本第3分，1994；刘铮云：《〈清史稿·地理志〉失载厅县补遗》，载《大陆杂志》第87卷第4期；杨曾辉：《〈清史稿·地理志〉所载经纬度数据偏差成因分析》，载《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2)等。

注197 参见王社教：《〈清史稿·地理志〉校补一则》，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2)；学舟：《〈清史稿·地理志〉地名勘误一则》，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1)。

注198 参见拙文《〈清史稿·地理志〉巡检司项校正》，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3)。

注199 参见嘉庆《清会典》卷4《吏部》，见《中国近代史料丛刊三编》第631辑，115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90。

注200 《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辑《官制》，61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6。

注201 参见《宣统政纪》，7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注202 参见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点校本，何勤华等点校，第10卷，476~47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注20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宣统二年三月初九《吉林巡抚陈昭常奏为吉林添设绥芬厅等缺酌情更易名制并请添设双阳德惠两县事》，档号：03-7442，件号：03-7442-006。引文中“□”表示无法辨识之字。以下所引档案均为该馆所藏，兹不重复标明收藏单位。

注204 《政治官报》第32册宣统二年四月分第922号，《会议政务处奏议覆吉林巡抚陈昭常奏酌易吉省添设民官各缺并请添设双阳德惠两县折》，308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

注205 参见《清世宗实录》卷99，雍正八年十月癸亥。

注206 参见《清高宗实录》 卷817，乾隆三十三年八月己卯。

注207 《宣统三年冬季职官录》，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90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该书记载了宣统三年冬季时全国职官设置情况，本文中以下简称《职官录》。

注20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理藩院档，第187号。

注209 参见乾隆五十年八月二十四日《暂署江西巡抚舒常奏请移驻巡检州同事》，档号：03-0197, 件号：03-0197-015；《清高宗实录》卷302，乾隆十二年十一月壬辰。

注210 参见《清高宗实录》卷952，乾隆三十九年二月乙酉。

注211 参见《清高宗实录》卷648，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壬寅。

注212 参见录副奏折：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浙江巡抚刘秉璋《奏请将龙泉县安仁庄县丞改为原设仍驻青田县为分防县丞事》，档号：03-5093，件号：03-5093-013。

注213 分见《清国史·地理志》，282、283页。

注214 内政类553号，7445—40号，宣统二年九月十九日。

注215 参见 《宣统政纪》，762~763页。

注216 参见录副奏折：乾隆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四川总督阿尔泰《奏请将西河口盛家池盐大使裁汰事》，档号：03-0122-043；《清高宗实录》卷798，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丙申。

注217 参见《清宣宗实录》卷77，道光四年十二月戊寅；道光《南部县志》卷2《公署》；又见南充市档案馆所藏《南部档案》，Q1-4-368。

注218 参见光绪《泸州九姓乡志》卷1《沿革》。

注219 周询：《蜀海丛谈》，127页，成都，巴蜀书社，1986。

注220 参见《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40《广东统部·文职官》，《四部丛刊》本。

注221 《清德宗实录》卷586，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己酉。

注222 参见《广东全省财政说明书》，26页，民国四年(1915年)印行。

注223 档号：03-5749，件号：03-5749-051。

注224 参见《贵州全省舆地图说》上册《府州县分图表》，宣统元年，国家图书馆藏。

注225 参见光绪《泗虹合志》卷2《公署》。

注226 《安徽舆图表说》， 1896年印行，国家图书馆藏。

注227 参见《清高宗实录》卷1243，乾隆五十年十一月庚午；《嘉庆重修一统志》卷307《南昌府·关隘》亦作“渣津”。虽未知其与“查津”究系何种写法更为妥当，但所指显系一地。

注228 参见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52。

注229 参见录副奏折：宣统三年闰六月二十六日《江西巡抚冯汝骙呈拟裁藩司属官并各属同城佐贰佐杂教职各缺清单》，档号：03-7440，件号：03-7440-063。

注230 档号：03-2503,件号：03-2503-017。

注231 《清德宗实录》卷143，光绪八年二月丙戌。

注232 《清国史·地理志》，121页。

注233 通判、同知均称分府。此处即指泇河通判。

注234 参见《清高宗实录》卷157，乾隆六年十二月丁未。

注235 《清德宗实录》卷536，光绪三十年十月丁未。

注236 参见《清世宗实录》卷88，雍正七年十一月丁亥。

注237 参见《清高宗实录》卷259，乾隆十一年二月乙丑。

注238 参见《清高宗实录》卷1396，乾隆五十七年二月庚戌。

注239 参见《清德宗实录》卷446，光绪二十五年六月辛巳。

注240 录副奏折：嘉庆十五年正月十八日湖广总督汪志伊、湖北巡抚常明《筹办改移盐捕各员扼要折》，档号：127-1341。

注241 《清国史·地理志》，322页。

注242 《清高宗实录》卷729，乾隆三十年二月壬寅。

注243 档号：03-5094，件号：03-5094-004。

注244 《清德宗实录》卷475，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辛巳。

注245 《湖南全省舆地图表》系光绪二十二年绘，国家图书馆藏。

注246 参见《清国史·地理志》，344页。

注247 参见《台湾文献丛刊》第128种，757~758页，台北，台湾银行经济室。

注248 《台湾文献丛刊》第298种，57页。

注249 庄吉发：《从故宫档案看清代台湾行政区域的调整》所附录副奏折及录文，见《清史论集》第十四，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4。

注250 《清高宗实录》卷1199，乾隆四十九年二月癸未。

注251 参见光绪《祥符县志》卷14《古迹志》。

注252 《清高宗实录》卷374，乾隆十五年十月戊寅。

注253 参见光绪《续云南通志稿》卷13《舆图表·广西州》。

注254 参见《清高宗实录》卷852，乾隆三十五年二月庚戌。

注255 《清高宗实录》卷1020，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丙申。

注256 《清国史·地理志》，453页。

注257 作者单位，北京故宫博物院古书画部。

注258 参见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台湾研究集刊》，2008(4)。

注259 《台案汇录己集》卷7，九六、刑部《为议覆内阁抄出闽浙总督富奏》残折，见《台湾文献丛刊》第191种，308页。

注260 参见《台案汇录己集》卷6，八NFCA1、兵部《为内阁抄出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奏》移会，见《台湾文献丛刊》第191种，263页。

注261 《台案汇录己集》卷6，八九、刑部《为福建巡抚雅奏》移会，见《台湾文献丛刊》第191种，285页。

注262 《台案汇录己集》卷7，九五、户部《为内阁抄出福建台湾镇总兵柴大纪等奏》移会，见《台湾文献丛刊》第191种，305页。

注263 《台案汇录己集》卷7，九五、户部《为内阁抄出福建台湾镇总兵柴大纪等奏》移会，见《台湾文献丛刊》第191种，301~307页。

注264 《奏为台湾连界埔地现饬上紧清厘恭折奏请圣鉴事》，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59辑，308~309页，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1987。

注265 《奏为台湾熟番募补屯丁悉心酌议章程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68辑，85页，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1988。

注266 《闽浙总督伍拉纳奏为筹议台湾新设屯所分拨埔地事宜折》，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86册，285页，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9。

注267 参见黄素真：《清代番屯政策与鹿谷乡清水沟溪下游的区域性》，载《地理研究》(台湾)第44期，2006年5月。

注268 参见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台湾研究集刊》，2008(4)。

注269 《奏为台湾连界埔地现饬上紧清厘恭折奏请圣鉴事》，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59辑，308~309页。

注270 《沈文肃政书续编》，见《沈文肃公牍》(钞本)第3册，收入《台湾文献汇刊》第四辑第五册，516页，北京，九州出版社；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

注271 藏所不明。见北京保利2007秋季拍卖会之乾隆艺术夜场拍卖品。

注272 藏所不明。见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2002春季拍卖会拍卖品。

注273 《沈文肃政书续编》，见《沈文肃公牍》(钞本)第3册，515~517页。

注274 (清)王元稚辑：《甲戌公牍钞存》，钦差大臣沈葆桢等奏，见《台湾文献丛刊》第39种，73页。

注275 同上书，104页。

注276 同上书，113页。

注277 参见蔡义南：《沈葆桢闽抚驻台政策之研究》，台湾“国立”成功大学硕士在职专班论文。

注278 参见《清德宗实录》卷7：(光绪元年)“夏四月……督办船政大臣沈葆桢奏：派艺童随同日意格出洋游历，允之。”又，罗大春《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前奏饬洋将日意格归国采购挖土机船等件，重洋万里，前导有人。往时本有遣发艺童出洋之议，乘此遴选生徒，偕同涉历欧洲，开扩耳目；既可以印证旧学，又可以增长心思，于船政未必无益。经星使于船厂前学堂内选出魏瀚、陈兆翱、陈季同等三人，后学堂内选出林泰曾、刘步蟾等二人，随同日意格游历英吉利、法兰西等国，俟机船铁胁新机购便时，仍随日意格同归，亦一宗妙举也。”(见《台湾文献丛刊》第308种，50页)。

注279 参见贾熟村：《赫德与日意格》：沈葆桢奏准派日意格赴法购挖土机船等，并带船政学堂学生出洋游历。6月25日(光绪元年五月二十二日)，中国海关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干向赫德报告说：“日意格来过这里——我指的是伦敦。”载《东方论坛》，2009(3)。

注280 《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台湾海防档》《丁、电线》(上)169，见《台湾文献丛刊》第110种，183页。

注281 张斯桂的详细情况见龚缨晏：《张斯桂：从宁波走向世界的先行者》，载《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6)。

注282 沈葆桢：《沈文正公政书》卷4，《续陈轮船工程并练经历南北洋各情形折》，转引自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六辑。

注283 《清史稿》卷460，127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注284 (清)罗大春：《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见《台湾文献丛刊》第308种，16页。

注285 。该图即绘其事。第3《卑南生番归化图说》绘记卑南抚番之事。其文曰：“卑南生番虽未经兵燹，自闻牡丹社为倭人所戕，颇惊恐。同知袁闻柝饬通事传谕招抚，辄相率来归，导我军开路入山驻扎。其性颇愿朴，汉人之在其地者，未尝戕害。头目胸前亦悬大银牌，但有上衣而无下裤，皆以布或皮围之。谕以剃发归化，无不乐从。赏以红羽毛马褂、银牌，尤欢忻鼓舞。”据罗大春《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载：同治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牡丹社之北可通卑南觅，其番社七十有二，约丁壮万人。闻倭将暗遣人勾卑南番目陈安生，因立派袁同知闻柝招之。立(即)剃发来郡；赉以银牌、衣物，以原船遣归。其地正对凤山，膏腴远过琅，正倭奴所垂涎”(清)罗大春：《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见《台湾文献丛刊》第308种，33页。

注286 《台湾私法物权编》，见《台湾文献丛刊》第150种，1712页。

注287 《致罗军门景山》，见《沈文肃公牍》(钞本)第1册，181~182页。

注288 《复李次青》，见《沈文肃公牍》(钞本)第1册，400页。

注289 作者单位，林玉茹，“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畏冬，北京故宫博物院古书画部。本文的完成，特别感谢“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档案馆及刘淑慎小姐之协助。又本文曾于2011年11月25日，于“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动委员会主办的“2011明清研究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宣读，与谈人李文良教授及与会来宾、《台湾史研究》的两位匿名审查人均给予诸多中肯而精辟的建议，谨此致谢。

注290 参见柯志明：《番头家：清代台湾族群政治与熟番地权》，1页，台北，“中研院”社会所，2001。

注291 参见王慧芬：《清代台湾的番界政策》，38页，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2000。

注292 参见施添福：《清代台湾的地域社会：竹堑地区的历史地理研究》，68~69页，新竹，新竹县立文化中心，2001。

注293 参见上书，131页。

注294 参见《清奏疏选汇》，《陈台湾事宜疏》，见《台湾文献丛刊》第256种，41页。

注295 其演变过程参见施添福：《清代台湾的地域社会：竹堑地区的历史地理研究》， 65~116页；柯志明：《番头家：清代台湾族群政治与熟番地权》，第一部，33~275页。

注296 《台案汇录甲集》，《闽浙总督伍拉纳奏为筹议台湾新设屯所分拨埔地事宜折》，见《台湾文献丛刊》第31种，1页。

注297 参见上书，15页。

注298 施添福：《红线与蓝线：清乾隆中叶台湾番界图》，载《台湾田野研究室通讯》19(1991年6月)，49页。

注299 参见上文，47页。

注300 参见夏黎明：《清代台湾地图演变史》，100~101页，台北，知书房，1996。

注301 例如柯志明的《番头家》一书；孟祥瀚则据之来讨论中部地区的番界(《清代台中盆地东侧阿拔泉沟沿岸番界的研究》，收入“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文化资产总管理处等编：《第四届台湾古文书与历史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5~236页，台中，逢甲大学出版社，2010)；杨胜杰：《清乾隆二十五年至五十三年间番界外之开垦》(“国立”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10)，以蓝线图为中心，分成北部、中部以及南部地区分别讨论乾隆二十五年至五十三年之间界外土地开垦状况。

注302 本张地图，横657cm，纵62cm，原为国家文物局所购藏，1957年拨交给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现藏号为：资新73960。

注303 比对乾隆二十五年(1760)的台湾番界图，这张地图似乎缺漏南台湾的加洛堂到沙码矶头一段，凤山县原图说亦少了南势湖到东势湖一段。

注304 山水画法是以“身体—主体”的角度鸟瞰周遭环境的感官经验，采取逼真的写景式符号的经验制图法，其几何形状正确性普遍偏低。参见夏黎明：《清代台湾地图演变史》，42页。

注305 主题全图定义，详见夏黎明：《清代台湾地图演变史》，10页。

注306 参见柯志明：《番头家：清代台湾族群政治与熟番地权》，248页。闽浙总督伍拉纳也说此次清丈，因“旋值台匪滋事，尚未定案”。参见《台案汇录甲集》，《闽浙总督伍拉纳奏为筹议台湾新设屯所分拨埔地事宜折》，见《台湾文献丛刊》第31种，1页。

注307 参见《台案汇录甲集》，《闽浙总督伍拉纳奏为筹议台湾新设屯所分拨埔地事宜折》，见《台湾文献丛刊》第31种，1~2页。

注308 参见柯志明：《番头家：清代台湾族群政治与熟番地权》，248页。

注309 清代台湾官治的变迁，参见施添福：《清代台湾市街的分化与成长：行政、军事和规模的相关分析》(上)、(中)，载《台湾风物》39(2)(1989年6月)，1~41页、40(1)(1990年3月)，37~65页；张胜彦：《清代台湾厅县制度之研究》，台北，华世出版社，1993。

注310 例如大加腊庄，乾隆二十五年蓝线图已经画出村庄，并未注明庄名。比对紫线图，则可以确认乾隆二十五年大加腊庄已经出现。

注311 参见王慧芬：《清代台湾的番界政策》，37页。

注312 参见王慧芬：《清代台湾的番界政策》，45~46页。

注313 参见黄富三：《雾峰林家的兴起》，39页，台北，自立晚报，1987。

注314 参见柯志明：《番头家：清代台湾族群政治与熟番地权》，150~153页。

注315 红线涵盖范围包括凤山、台湾、诸罗以及彰化四县，即南自下苦溪北至大肚溪校栗林附近，大肚溪以北则仍沿用康熙六十一年的界址，仅新增几处界址。

注316 参见柯志明：《番头家：清代台湾族群政治与熟番地权》，163~170页。

注317 参见上书，238~241页。

注318 段玠，山西人，于乾隆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担任淡水厅抚民同知。参见陈培桂：《淡水厅志》，见《台湾文献丛刊》第172种，208页。

注319 由相关奏折来看，这些土地可能包括番社共有地或番通事、社番私有地。

注320 参见《台案汇录己集》，刑部《为本部议覆台湾道杨廷桦奏》移会，见《台湾文献丛刊》第191种，297页；《台案汇录己集》，户部《为内阁抄出福建台湾镇总兵柴大纪等奏》移会，见《台湾文献丛刊》第191种，301~302页。

注321 参见柯志明：《番头家：清代台湾族群政治与熟番地权》，156页。

注322 由《台湾田园分别垦禁图说》可见，蓝线外的土地全部属于霄里社社地，即使乡勇就近开垦乌树林，也需“纳霄里社番租谷”。

注323 林云为林淡之兄。

注324 参见《台案汇录己集》，刑部《为本部议覆台湾道杨廷桦奏》移会，见《台湾文献丛刊》第191种，298~299页。

注325 乾隆四十七年，漳泉械斗事件，林伟盛称作“谢笑案”，其蔓延彰化、诸罗以及淡水等二县一厅。该案详见林伟盛：《罗汉脚：清代台湾社会与分类械斗》，29~35页，台北，自立晚报，1993。

注326 福建巡抚雅德遭到申饬，台湾镇、道则分遭革职查办。参见《清高宗实录选辑》，见《台湾文献丛刊》第186种，261~267、282页。

注327 同案被革职的武官，除台湾总兵之外，包括副将、护副将、都司、守备等。参见《清高宗实录选辑》，见《台湾文献丛刊》第186种，276、278页。

注328 《清高宗实录选辑》，见《台湾文献丛刊》第186种，280页。

注329 参见《清高宗实录选辑》，见《台湾文献丛刊》第186种，261~262、275页；《台案汇录乙集》，见《台湾文献丛刊》第173种，166页。

注330 《清高宗实录选辑》，见《台湾文献丛刊》第186种，272、280~281页。

注331 同上书，285页。

注332 《台案汇录己集》，刑部《为福建巡抚雅奏》移会，见《台湾文献丛刊》第191种，285页。

注333 参见《台案汇录己集》，兵部《为内阁抄出闽督富奏》移会，见《台湾文献丛刊》第191种，283页。

注334 乾隆四十九年九月，降调杨廷桦为山东按察使。参见《台案汇录己集》，刑部《为福建巡抚雅奏》移会，见《台湾文献丛刊》第191种，285页；《清高宗实录选辑》，见《台湾文献丛刊》第186种，287、291页。

注335 参见《台集汇录己集》，户部《为内阁抄出福建台湾镇总兵柴大纪等奏》移会，见《台湾文献丛刊》第191种，301页。

注336 事实上，新任台湾道李浚原尚未到任即因漳州府任内审转案件太迟，十二月五日被革职，改以永福调补台湾道。参见《清高宗实录选辑》，见《台湾文献丛刊》第186种，289~291页。

注337 参见《台案汇录己集》，户部《为内阁抄出福建台湾镇总兵柴大纪等奏》移会，见《台湾文献丛刊》第191种，306~307页。

注338 参见上书，307页。

注339 其包括：安平镇(今桃园县平镇)、东势(龙潭乡)、南势(龙潭乡)、黄泥塘(龙潭乡)、山仔顶(平镇市)、番仔寮(大溪镇)、淮仔埔(龙潭乡)、山坑仔、黍仔园、武陵埔及马陵埔等地。参见《台湾田园分别垦禁图说》之《淡防厅图说》。

注340 《台案汇录己集》，户部《为内阁抄出福建台湾镇总兵柴大纪等奏》移会，见《台湾文献丛刊》第191种，307页。

注341 虽然霄里社纳入官庄的土地，写明“分别充公、赏番”，但是仍与原来归属霄里社社有地有所区别。由杨廷桦所言，将这些已垦或未垦田园“给番殊觉太优”，即可突显其仍有惩罚性效果。

注342 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因乾隆四十七年漳泉械斗带兵来台，表现良好，深得乾隆嘉许，乾隆四十八年冬天回北京陛见。参见《清高宗实录选辑》，见《台湾文献丛刊》第186种，267~269页。

注343 《奏为台湾连界埔地现饬上紧清厘恭折奏请圣鉴事》，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59辑，308~309页。

注344 同上书，309页。

注34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69册，416页。

注346 例如，乾隆四十九年四月十日和二十六日，鹿港理番分府唐镒因岸里社不遵照谕饬配合清厘，隐匿佃名，要求差役到岸里社拘提通事及若干汉人等。参见岸里大社文书出版编辑委员会编：《“国立”台湾大学藏岸里大社文书》(三)，1227页，台北，“国立”台湾大学，1998。

注347 参见《台案汇录己集》，户部《为内阁抄出福建台湾镇总兵柴大纪等奏》移会，见《台湾文献丛刊》第191种，307页。

注348 《清高宗实录选辑》，见《台湾文献丛刊》第186种，126页；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杨观察北巡图记》，见《台湾文献丛刊》第121种，813页。

注349 土牛沟的构筑和考证，参见施添福：《清代竹堑地区的土牛沟和区域发展：一个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载《台湾风物》40(4)(1990年12月)，1~68页。

注350 参见柯志明：《番头家：清代台湾族群政治与熟番地权》，25~26页。

注351 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台湾文献文刊》第121种，80页)记载诸罗县番社此时期往东迁徙。又如乾隆十二年，部分竹堑社社番迁进吧哩啯(新埔田心仔)，乾隆十四年竹堑社也往东迁移。参见林文凯：《清代熟番地权的创设与流失》，收入詹素娟编：《族群、历史与地域社会：施添福教授荣退论文集》，144页，台北，“中研院”台史所，2011。

注352 这些府志依序是刘良璧的《重修台湾府志》(1741)、范咸的《续修台湾府志》(1747)以及余文仪的《续修台湾府志》(1762)。

注353 乾隆朝修订的县志有乾隆十七年(1752)王必昌的《重修台湾县志》和乾隆二十九年(1764)王瑛曾的《重修凤山县志》。

注354 例如，吴进喜《台湾地名辞书：高雄县篇》(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2000)，以地契为证，指出高雄市内门区的牛稠仑于嘉庆八年由新港社始垦(278页)。然而，比对蓝线图和紫线图，乾隆二十五年至四十九年之间，牛稠仑已经开垦，且设立望楼。又如蓝线界内的草鞋墩(草屯)地名来源，连雅堂的《雅堂文集》记载：“草鞋墩在乌溪之南。林爽文既败，欲解其兵，众脱草鞋于此，积之似墩，因称草鞋墩”(《台湾文献丛刊》第208种，211页)。然而，在乾隆二十五年蓝线图和乾隆年间的方志均尚未出现该地名，紫线图却已标注村庄。显然，草鞋墩大概在乾隆二十五年至四十九年之间开垦，地名早在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事件”之前已经出现。

注355 田、园的判定，尹士俍《台湾志略》(25页，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载：“其地”平坦者，则开筑埤圳，引水灌溉，栽插稻粟，乃谓之“田”；其地高阜，圳水难引者，则种植钟麻、麦、豆、小米、糖蔗、番薯、靛青、落花生等类，乃谓之“园”。田园等则的详细区分，可以参考周钟瑄：《诸罗县志·赋役志》“户口土田考”。

注356 乾隆五十五年，未垦荒埔之计算已将未垦沙石埔一起纳入。参见《台案汇录甲集》，《闽浙总督伍拉纳奏为筹议台湾新设屯所分拨埔地事宜折》，见《台湾文献丛刊》第31种，1~2页。

注357 各厅县加总与最后总数字之差距，例如应报升田，各厅县加总后是4120.65292甲，但是图说末的总计却是4962.98409甲，各厅县显然有低估应报升田之嫌。但是在应报升园部分，各厅县加总共3793.71638甲，反而高出总数的3320.26338。见表1。

注358 以彰化县为例，鹿港理番同知唐镒即指出，“奉宪檄委勘丈，彰属界内界外田园统限十日内绘图造册详覆”。参见岸里大社文书出版编辑委员会编：《岸里大社文书》(三)，1227页。

注359 此比例是未垦荒埔和未垦沙石埔加总计算。

注360 以上数据是根据表1各厅县数字加上请禁田园，再分别除以加总数而成。尽管各厅县加总与原报总数差距颇大，田是4866甲对6292甲，园是4747甲对5089甲，但是从相对比例来看，仍有参考价值。

注361 隘番制的演变过程，参见柯志明：《番头家：清代台湾族群政治与熟番地权》，184~196页。

注362 这是乾隆四十九年清丈时数字，但是乾隆二十五年至四十九年之间，应有些隘已经被撤掉，如黄泥塘原设隘，后来因“林淡案”裁撤。

注363 现存凤山县图说仅有土地23笔，但是因其佚失了南势湖、东势湖、大茅埔一带以及下苦溪以南图说，估计至少还有2笔。

注364 然而，究竟凤山八社负责哪10个隘，施添福和柯志明的说法不完全一致。由紫线图可见，施添福所还原的隘是比较正确的，仅少列了由力力社防守的加匏朗隘、下淡水社防守的新东势隘，又无杜君英隘；双溪口隘是由阿猴社派拨隘丁40名来守隘，而非原来的上淡水社。(参见施添福：《国家与地域社会：以清代台湾屏东平原为例》，收于詹素娟、潘英海编：《平埔族群与台湾历史文化论文集》，42~43页，台北，“中研院”台史所，2001)基本上，一个番社大概负担一至两个隘的守隘工作。但乾隆四十九年上淡水社并未守隘。如果从乾隆五十五年番屯定制时，上淡水社仍设屯丁，并给垦南坪顶荒埔来看(参见《台湾私法物权篇》，见《台湾文献丛刊》第150种，414~419页)，很可能紫线图有所误植。

注365 参见施添福：《国家与地域社会：以清代台湾屏东平原为例》，9~10页。

注366 《凤山县图说》。

注367 参见《清高宗实录选辑》，见《台湾文献丛刊》第186种，127页。

注368 《台案汇录己集》，刑部《为福建巡抚雅奏》移会，见《台湾文献丛刊》第191种，284页。

注369 参见《台案汇录己集》，户部《为内阁抄出福建台湾镇总兵柴大纪等奏》移会，见《台湾文献丛刊》第191种，307页。

注370 参见《彰化县图说》。

注371 参见《乾隆二十五年台湾番界图》。

注372 南势湖、东势湖、大茅埔、横山庄、碎石冈、新庄仔庄、南崁林、竹仔门、上坑仔、刣犬坑、北埔、柳树潭、龙角塘、下坑仔。这些地名，大多无法还原确切地点。

注373 由表3可见，虽然界外禁垦土地无法区分番、汉所有，但是如仅就新划入界内的土地来看，番347甲，民479甲，差距相对较小。

注374 包括寨仔脚、六张犁、莿仔藔、莿桐坑等地，大概均在杉林乡境内。

注375 这些乾隆四十九年(1784)被划出界外禁垦的地域，仅注明田、园、荒埔性质及其甲数，而未描述开垦族群属性。另一方面，大部分的地名也无法还原其确切所在位置。

注376 阿里山社包括阿里山顶四社和下四社，其传统生活领域由今南投县竹山镇，经云林县古坑乡，到台南市白河区和楠西区。参见洪丽完：《嘉南平原沿山地区之族群关系：以“阿里山番租”为例》，载《台湾史研究》18(1)(2011年3月)，41~102页。

注377 参见《诸罗县图说》。

注378 参见洪丽完：《清代楠仔仙溪、荖浓溪中游之生、熟番族群关系：以抚番租为中心》，载《台湾史研究》14(3)(2007年9月)，59页。

注379 参见《淡防厅图说》。

注380 参见《淡防厅图说》。

注381 陈培桂：《淡水厅志》，见《台湾文献丛刊》第172种，75页。

注382 参见《淡防厅图说》。

注383 参见柯志明：《番头家：清代台湾族群政治与熟番地权》，173页。

注384 图说可能仅列举重要或是最大垦户，而未全部列出所有垦户名。

注385 参见《台案汇录甲集》，《附台湾府知府杨廷理等会稟》，见《台湾文献丛刊》第31种，30页。

注386 参见《诸罗县图说》。

注387 翁应瑞家族在诸罗县的发展过程，参见吴俊蔚：《番界与诸罗山区的开发：以翁云宽家族为例》，第4章，嘉义大学史地系暨研究所硕士论文，2009。

注388 《乾隆二十五年台湾番界图》作筑仔林生番界，但根据紫线图应是叶仔林。

注389 参见《乾隆上谕档》，第12册，乾隆四十九年四月九日；《台案汇录己集》，《为议覆内阁抄出闽浙总督富奏残折》，见《台湾文献丛刊》第191种，309页。

注390 参见《福建通志台湾府》，见《台湾文献丛刊》第84种，127页。

注391 《台案汇录己集》，《为议覆内阁抄出闽浙总督富奏残折》，见《台湾文献丛刊》第191种，308页。

注392 《诸罗县图说》。

注393 参见《林石的事迹》，见黄富三：《雾峰林家的兴起》，28~32页。

注394 参见《彰化县图说》。

注395 参见《观音亭香灯碑记》，收于何培夫编：《台湾现存碑碣图志：云林县、南投县》，224页，台北，“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1996。

注396 参见《台湾私法物权篇》，见《台湾文献丛刊》第150种，333页。

注397 奶笏仑庄于雍正年间开垦，虎茅庄雍正年间由周添福承垦，之后将业主权陆续卖给薛启龙。参见《清代台湾大租调查书》，见《台湾文献丛刊》第152种，65、72~73、338~339、537~538、817页。

注398 参见上书，72、544页。

注399 参见陈培桂：《淡水厅志》，见《台湾文献丛刊》第172种，65、151页；又见《淡防厅图说》。

注400 参见孟祥瀚：《清代台中盆地东侧阿拔泉沟沿岸番界的研究》，198页。

注401 参见施添福：《清代台湾的地域社会：竹堑地区的历史地理研究》，69页。由紫线图来看，例如康熙六十一年的东岸庄界和巴阳庄界碑，乾隆十五年已经距离红线甚远，划入红线界内。

注402 《台湾田园分别垦禁图说》。

注403 参见王慧芬：《清代台湾的番界政策》，49页。

注404 参见《淡防厅图说》。

注405 例如乾隆十五年，水沙连界外地区因发生冲突，但“民居已成”，而充公入官。参见柯志明：《番头家：清代台湾族群政治与熟番地权》，164页。

注406 参见John R.Shepherd,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p.5，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注407 《诸罗县图说》。

注408 《淡防厅图说》。

注409 参见柯志明：《番头家：清代台湾族群政治与熟番地权》，24~27页。

注410 即杉林乡的寨子脚、莿仔寮、莿桐坑等地。

注411 如旗山区的六张犁、口隘、中隘；内门区东半部的金交倚(金交椅)、龙潭、东方木、石门坑、莱子坑、白树林(宝林)、田螺堀、沟坪、金瓜寮(安定)；南化区的浔仔寮(心仔寮)、苦苓脚及南化。

注412 有白水泉、十张犁、八张犁、蜈蜞潭、匏子寮；南化区的竹头崎、南寮、北寮以及玉井区的头重埔、二重埔(二埔)以及三重埔(三埔)。

注413 如中埔乡的坛水(澐水)、崁脚、石头厝；番路乡的番仔路(番路)；竹崎乡的阿拔泉、金狮寮；梅山乡的南势坑、大草埔、九芎坑；云林县古坑乡的大湖、古坑；斗六的湖山岩、枋树湖(枫树湖)。

注414 无法确定现今地名确切位置的用“？”代替。下同。

注415 详细地点依序是月眉崁(后里区月眉)、四张犁尾、柯子林、九层头；苗栗苑里镇的火焰山脚(火焰山)、日北山脚、芎蕉坑、苑里坑；通霄镇的吞霄内湖；西湖乡的三湖(西湖)、四湖、五湖、吞霄埔；铜锣乡的铜锣圈(铜锣)、竹仔林(竹森)、九力林(？)；苗栗市的南势坑、西山尾(西山)；造桥乡的风车纽(？)、狗辣林(？)、马陵潭(大潭？)、九车笼、中洲；竹南镇的淡汶埔(谈文)、柳仔湳、鹿厨坑；头份镇的南港仔(南港)、茄苳沟(？)、牛栏场、中港内湾、斗换坪；新竹市的盐水港、缺仔口(？)；竹东镇的员山仔；新埔镇的犁头山嘴(犁头山)、枋寮；桃园县杨梅镇的杨梅埔(杨梅)；龙潭乡的猫合(大庄？)、八张犁、四方林(上林村)、马陵埔尾番园(？)、大坪埔(大坪)、番仔寮、山坑仔；龟山乡的尖山脚；大溪镇的南兴庄尾(南兴庄)、粟仔园、大姑崁(大溪)；三峡区的福安埔(三峡)、广福庄(土城广福里)、横溪南(三峡区横溪)、横溪北、九芎林(坪林？)、黍仔园(麦子园)；土城区的大安寮(土城区)、外五张、内五张、外挖仔(新店区)、暗坑仔(新店区安坑)、七张仔(新店区七张)、阿泉坑(台北市文山区)、雾里薛埔(即内湖中洲)；汐止区的樟树湾、康诰坑(白云里)、梭老准(保长坑溪上游鹄鹄仑，东山里)、北港仔(烘内、烘北里)、八连港(八连里)、峰仔峙南势、峰仔峙新社、乡长厝、玛瑠坑、保长坑、油蚋坑、五堵、六堵、七堵南北、八堵南北以及基隆的田寮港。

注416 参见高贤治编：《大台北古契字三集》，261页，台北，台北市文献会，2005。

注417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注418 上述汉文文献，吴丰培先生大多进行了介绍，参见马大正、吴锡祺、叶于敏整理：《吴丰培边事题跋集》，58~146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

注419 参见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舆图组编：《舆图要录：北京图书馆藏6827种中外文古旧地图目录》，495~497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注420 (清)有泰著，吴丰培整理：《有泰驻藏日记》卷8，21页上，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影印版，1988。

注421 ［英］荣赫鹏著，孙煦初译：《英国侵略西藏史》，179~180页，拉萨，西藏社会科学院资料情报研究所，1983。

注422 参见吴丰培：《吴燕绍先生与他的蒙藏史研究》，见马大正、吴锡祺、叶于敏整理：《吴丰培边事题跋集》，400~407页。

注423 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柔远清吏左(前)司上·疆理》，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代理藩院资料辑录》，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1988。

注424 参见《嘉庆重修一统志》卷547《西藏》，《四部丛刊续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清史稿》卷80《西藏》中记述略同。又，《嘉庆重修一统志》卫“在四川打箭炉西北三千余里”，藏“在卫西南五百余里”，康“在卫东南八百三十二里”，均为当时之官方认识。而今观之，拉萨与打箭炉(康定)同在北纬30度，当时所言卫所在地域仅仅是在打箭炉以西，故此处不从其卫“在四川打箭炉西北”之说。作为一个区域，藏在卫以西，康在藏以东，并非仅仅是藏“在卫西南五百余里”，康“在卫东南八百三十二里”，故不从其说。

注425 参见李凤珍：《清朝对西藏与四川、青海、云南行政分界的勘定》，载《西藏研究》，2001(1)。

注426 参见《清世宗实录》卷38，雍正三年十一月乙未；卷43，雍正四年四月癸亥。

注427 参见《西藏志·外番》，《卫藏通志·部落》，见《西藏志·卫藏通志》合刊本，41~42、505~509页，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

注428 《卫藏通志》卷2《疆域》，见《西藏志·卫藏通志》合刊本，194~197页。

注429 参见(清)多卡夏仲·策仁旺杰著，汤池安译：《颇罗鼐传》，9~21页，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恰白·次旦平措、诺章·吴坚、平措次仁著，陈庆英、格桑益西、何宗英、许德存译：《西藏通史——松宝石串》，679~682页，拉萨，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

注430 参见(清)黄沛翘撰，李宏年、李文江校：《西藏图考》，185~186页，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陈庆英、高淑芬主编：《西藏通史》，435~441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3。

注431 参见《清高宗实录》卷700，乾隆二十八年十二月丙申。

注432 参见(清)联豫：《联豫驻藏奏稿》，《夥尔总百户被匪戕害派员驰往查办折》(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四日)，《讯明夥尔戕官一案分别拟结折》、《达木设小学堂三十九族派员住扎片》(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初七日)，见吴丰培编：《清代藏事奏牍》，1488~1495页，拉萨，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注433 参见(清)赵尔丰：《致军机处请饬撤回管理三十九族之喇嘛将江卡乍丫归川边管辖及派温宗尧专任开埠事宜电》及附《噶鲁土百户丹真汪都请赏执照由其管理禀》，《咨驻藏大臣由同前》、《发给丹真汪都护照文》、《札复三十九族土千户等赶紧来辕禀见》、《札复丹真汪都侦藏情形》及附《丹真汪都藏中情形禀》，见吴丰培编：《赵尔丰川边奏牍》，457~469页，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

注434 参见(清)联豫：《联豫驻藏奏稿》，《西藏地方择要酌设委员折》(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见吴丰培编：《清代藏事奏牍》，1539~1540页。

注435 《西藏自治区概况》，318页，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多杰才旦主编：《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384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

注436 参见《赵尔丰电复赵尔巽三十九族属驻藏大臣管辖应由藏接应川军》、《赵尔丰、赵尔巽电复军机处、外务部藏中阴谋反叛即此声罪致讨以保藏疆》，见《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486~49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清)赵尔丰：《致军机处请饬撤回管理三十九族之喇嘛将该地归藏臣江卡乍丫归川边管辖及派温宗尧专任开埠事宜电》，见吴丰培编：《赵尔丰川边奏牍》，457~459页。

注437 参见(清)赵尔丰：《察木多、乍丫、类乌齐三呼图克图情愿改流设治折》(宣统二年五月)、《示谕察木多等地僧俗人等改流设官》(宣统二年六月)，见《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677~705页。(清)傅嵩秌：《三岩投诚记》、《江卡贡觉桑昂杂瑜收回记》、《乍丫察木多改流记》、《边务大臣办事记》、《代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嵩秌奏请建设西康省折》，见《西康建省记》，四川官印刷局民国元年九月排印，41~61页。傅嵩秌：《西康郡县记》，《西康建省记》下册，四川官印刷局民国元年九月排印，9~13页，转引自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合编：《近代康藏重大事件史料选编》第二编，68~73页，拉萨，西藏古籍出版社，2004。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川边改土归流期间实际设置的州府县，学术界已有较多研究，较为重要的是任乃强：《西康图经》(境域篇)，南京，新亚细亚学会，1933；马菁林：《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考》，成都，巴蜀书社，2004。这两部著作都列表说明了当时设置的府、县、委员名称，《西康图经》(境域篇)第六、七部分《清末改流时之川边部分》、《西康县份》认为：宣统三年，清政府核准察木多理事官改设昌都府，乍丫理事官改设察雅县，江卡委员改设宁静县，官觉委员改设贡觉，桑昂委员改设科麦县，杂瑜委员改设察隅县，三岩委员改设武成县，而波密拟设三县未成，三十九族拟设二县未成。《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考》则依据《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和王勤堉著《西藏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认为察木多、乍丫在宣统三年春各设理事官，秋改为乍丫县、昌都县，江卡、官觉(贡觉)、桑昂、杂瑜、武成(三岩)宣统三年各设委员。

注438 《西藏志·卫藏通志》合刊本，13页。

注439 同上书，203页。

注440 参见上书，203~241页。

注44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蒙藏委员会档案：《班禅堪布会议厅为建议前后藏划区自治事致蒙藏委员会电》(1946年3月31日)，见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3011~3013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注442 参见武振华主编：《西藏地名》，158~159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

注443 ［英］荣赫鹏著，孙煦初译：《英国侵略西藏史》，179~180页。

注444 施玉森：《英国入侵西藏战争和藏族风情》，62~65页，东京，雏忠会馆，2002。

注445 《西藏志·山川》，见《西藏志·卫藏通志》合刊本，10~11页。(清)黄沛翘撰，李宏年、李文江校：《西藏图考》，143页。(清)周霭联撰，张江华、季垣垣点校：《西藏纪游》，31~32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

注446 参见《清圣祖实录》卷290，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辛巳。冯立升：《中国古代测量学史》，290~327页，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5。孙冬虎：《清代对西藏地理的考察与记载》，载《测绘科学》，2004年29卷B12期。

注447 参见《卫藏通志》卷3《山川》，见《西藏志·卫藏通志》合刊本，199~203页；《嘉庆重修一统志》卷547《西藏》。

注448 参见《颇罗鼐传》，9~21页；《西藏通史——松宝石串》，679~682页。

注449 参见伍昆明：《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

注450 ［日］河口慧海著，孙沈清译：《西藏秘行》，102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

注451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63《理藩院·疆理》。该书成书于光绪二十五年。

注452 参见(清)升泰：《升泰驻藏奏稿》，《由岭回边妥筹布置折(附条陈四则)》(光绪十六年四月初一日)，见吴丰培编：《清代藏事奏牍》，782~784页。按：这一奏折是升泰从英属印度的大吉岭返回亚东仁进冈(即今亚东县仁青岗)之后呈奏，强调确定西藏与英国控制的哲孟雄边界后，“仁进冈、春丕实为西藏边疆第一紧要之区，亟宜于未议通商之前先筹防范”，并提出“修建关隘以重边防”、“分设驻边汉番文武以资控制”、“布坦、廓尔喀两部宜令藏番亟修邻好以期相助”和“酌留官兵驻边暂资巡查”四条建议。这些建议都得到了清政府的认可，六月二十九日就奉到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其中，升泰提到由于布鲁克巴、哲孟雄被英国控制，又“值议办通商，则关隘之事日紧，断不可不设官分治，始可察看边情，亦藉以抚绥弹压”，因此建议“在仁进冈以内之吉码桥(即吉玛桥，又作吉玛，即今亚东县的切马)地方设立驻边同知一员，管理汉番事务地方，兼管军粮、关务、边情。该处距离仁进冈三里，距关不过六里，与春丕亦极相近”；帕克里宗“营官二员，移驻一员于吉玛，番员似可无须另增”；“同知署内酌给巡拦、差役数十名，庶汉番声势联络，消息灵通，整理关务，探哨洋情，边事庶可无虞矣”。

注453 参见(清)联豫：《联豫驻藏奏稿》，《详陈藏中情形及拟办各事折》(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度支部遵旨议奏驻藏大臣联豫详陈藏中情形及拟办各事折》(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初十日)，见吴丰培编：《清代藏事奏牍》，1475~1482页。

注454 参见《卫藏通志》卷15《部落》，见《西藏志·卫藏通志》合刊本，503~522页。按：这些土司、部落中有很多是清代以前就有的，如萨迦呼图克图、德格土司、波密土王等，也有一部分是清代形成的，如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将八宿宗划为功德林济隆(吉仲)呼图克图辖地，将洛隆宗之巴、堆巴等谿卡划为丹吉林第穆呼图克图之属地，由其派喇嘛管理，权力类似宗本。

注455 按，宗又写作“纵”，因宗驻所往往建于山上，有文献称之为宗山；卡又或作“噶”，亦是与宗、谿同类的行政单位，只是辖地小于宗、谿。如不著撰人、吴丰培先生整理的《西藏志·疆圉》称：“至德庆有纵。凡所谓纵者，系傍山碉房，乃其头目牒巴据险守隘之所，俱是官署。其平地无隘之官署，名曰噶”(《西藏志·卫藏通志》合刊本，7页)。清代文献对此记载颇多，但文字略有不同，如《西藏志考》之《四至疆界》中称：“至德庆有纵。凡所谓纵者，系傍山碉房，乃头目牒巴居隘守险之所。官署名噶。至墨竹工皆平川，俱设有纵，设官守隘”；其《寺庙名色》中又称“桑鸢寺，在拉撒南行二日……其地有渣洋宗山，山上有寺”(见佚名：《西藏志考》，乾隆元年成书之清代抄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收入《国家图书馆藏清代边疆史料抄稿本汇编》(25)，线装书局影印本)。又如乾隆五十六年随孙士毅入藏的周霭联氏亦称：西藏“凡官舍在平地者，番民噶，碉房傍山者，番名纵，碉房为碟巴、头人据险之所”((清)周霭联撰，张江华、季垣垣点校：《西藏纪游》卷3，94页)

注456 嘉庆《大清会典·典属清吏司·驻藏大臣》载：“置驻藏大臣，以统前藏、后藏，而理喇嘛之事……乃正其官族，前后藏唐古特官喇嘛，初由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自署，其大者如噶布伦，亦由达赖喇嘛选定后，始移交驻藏大臣具奏。乾隆五十九年乃定官制，自三品至七品给予项戴，前藏官缺出，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选补，后藏官缺会同班禅额尔德尼选补”。前藏“分理地方之官，五品边营官二十三人，大营官十九人，六品中营官七十人，七品小营官二十五人”，后藏“唐古忒官，有三品大营官四人，六品中营官十七人，七品小营官二十五人。以上各唐古忒官内，亦有以喇嘛充补者，则不给顶戴”。

注457 参见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77《理藩院·设官》。

注458 参见(清)赵尔丰：《札打箭炉厅、阜和协、巴塘粮员、都司及里塘守备裁撤塘兵改设台站》(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见《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826~827页。

注459 张荫棠氏曾就修路事“札复波密总管等”，参见张荫棠：《札复波密总管等谕以修路利益》(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二日)，见吴丰培编：《清代藏事奏牍》，1366页。张氏在札文中称“波密总管噶朗巴及攸如、甫龙、许木宗、群多各寺院呈具夷禀，内称波密系仙境福地，从无开辟之事，而且路险水恶，只有朝佛尚可勉强来往，惟祈照旧仍行大道。此地修路，万难承担各等情”。张氏则在札文中喻以修路之利，并表示“再由藏札委额外马朝阳驰往硕板多一带，由大道绕入波密，详细委婉开导”。按：攸如，即今波密县玉仁乡；许木宗，即今波密县许木乡；群多，即今波密县倾多镇。宣统三年春，赵尔丰又奏请兴修四川、川边、西藏之川藏大车路，拟分段勘测，分期动工，就地取材，或架要梁，或修桥，以利转输，并得清廷谕准。事见(清)赵尔丰：《分段兴修川藏车路以利转输折》(宣统三年三月初一日)，见《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889页。

注460 参见《西藏志》之《兵制》、《边防》，见《西藏志·卫藏通志》合刊本，34~36页。

注461 参见《卫藏通志》卷12《条例》，见《西藏志·卫藏通志》合刊本，340~341页。(清)联豫：《编练新军现筹布置情形折》(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见吴丰培编：《清代藏事奏牍》，1540~1541页。

注462 参见(清)联豫：《裁撤制兵改设员缺添练新军折》(宣统三年元月十九日)，见吴丰培编：《清代藏事奏牍》，1570~1571页。

注463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本文为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编号2012CXB007)。

注464 关于新疆乡土志史料价值的专题研究并不多，王连芳《新疆乡土志中的石油资料》一文对塔城直隶厅、库尔喀喇乌苏直隶厅、精河直隶厅、绥来县、迪化县以及叶城县、疏勒府和于阗县乡土志中关于石油的资料进行了梳理(载《新疆乡土志》，1993(4))；戴良佐《新疆乡土志淘金》一文，对乡土志的补史之缺、纠史之误、沙俄侵华史实、开发经济的历史史料，文物古迹旅游资料等方面给予总结(载《新疆地方志》，2005(4))；胡正华在《新疆的乡土志》中，对乡土志与《新疆图志》二者之间的史料价值关系、人物褒贬及乡土志的特点略作说明(载《新疆地方志》，1989(1))。总体来看，大部分学者对乡土志在经济史、社会史及政治史上的史料价值关注较多，就其在历史地理学上的史料价值目前还没有专题论文发表。

注465 参见刘超建、冉超：《新疆乡土志在历史地理学上的史料价值研究》，载《中国地方志》，2013(10)，56~64页。

注466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中心编,由马大正，黄国政，苏凤兰整理，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1990。全书共收入了44部(其中哈密、昌吉、婼羌、沙雅、和阗均有两个版本)乡土志，包括了当时新疆省建置中的6府、8直隶厅、2直隶州、2分防厅、1州、21县、2分县，合计42个地方政权中的39个(迪化府、疏附县和霍尔果斯分防厅尚付阙如)。目前来看，其所收集的新疆乡土志是最全的，也是研究新疆乡土志比较权威的版本。

注467 参见周振鹤：《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9~10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注468 佚名：《呼图壁乡土志·历史》。

注469 (清)张铣：《焉耆府乡土志·沿革》。

注470 佚名：《库车直隶州乡土志·历史》。

注471 参见佚名：《孚远县乡土志·历史》。

注472 参见(清)陈光炜：《鄯善县乡土志·历史》。

注473 (清)张绍伯：《沙雅县乡土志·风俗地理》。

注474 包尔汉：《新疆五十年》，81~82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

注475 参见谢彬：《新疆游记》，90、88、201、184、166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

注47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政M16—7—6026。

注477 (清)蒋光升：《疏勒府乡土志·历史沿革》。

注478 佚名：《温宿府乡土志·历史》。

注479 佚名：《迪化县乡土志·历史》。

注480 佚名：《迪化县乡土志·道路》。

注481 (清)曾炳熿：《吐鲁番直隶厅乡土志·地理》。

注482 《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卷，255~256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

注483 参见何仁伟、陈国阶等：《中国乡村聚落地理研究进展及趋向》，载《地理科学进展》，2012(8)。

注484 (清)巨国柱：《阜康县乡土志·地理》。

注485 佚名：《昌吉县乡土图志·地理》。

注486 参见冯志文等：《西域地名词典》，514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

注487 佚名：《昌吉县乡土志·舆地》。

注488 (清)李方学：《宁远县乡土志·地理》。

注489 (清)曹凌汉：《精河直隶厅乡土志·地理》。

注490 参见冯志文等：《西域地名词典》，1、3、181页。

注491 (清)周芳煦：《新平县乡土志·地理》。

注49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业屯垦类》，乾隆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德昌奏。

注493 佚名：《库尔喀喇乌苏直隶厅乡土志·地理》。

注494 (清)杨存蔚：《绥来县乡土志·地理》。

注495 佚名：《昌吉县乡土图志·地理》。

注496 (清)易荣鼎：《和阗直隶州乡土志·地理类》。

注497 (清)蒋光升：《疏勒府乡土志·地理》。

注498 佚名：《温宿府乡土志·地理》。

注499 佚名：《迪化州乡土志·宗教》。

注500 (清)曾炳熿：《吐鲁番直隶厅乡土志·宗教》。

注501 佚名：《迪化县乡土志·地理》。

注502 (清)许国桢：《伊犁府乡土志·人事类》。

注503 (清)蒋光升：《疏勒府乡土志·地理》。

注504 (清)陈光炜：《鄯善县乡土志·宗教》。

注505 (清)萧然奎：《绥定县乡土志·宗教》。

注506 参见魏长洪：《近代西方传教士在新疆》，载《新疆大学学报》，1989(3)。

注507 袁大化、王树楠：《新疆图志》，卷58。

注508 (清)刘润通：《哈密直隶厅乡土志·学校》。

注509 (清)易荣鼎：《和阗直隶州乡土志·人事类》。

注510 (清)杨存蔚：《绥来县乡土志·实业》。

注511 (清)杨方炽：《奇台县乡土志·政绩录》。

注512 (清)杨存蔚：《绥来县乡土志·政绩录》。

注513 佚名：《昌吉县乡土图志·人类》。

注514 (清)刘润通：《哈密直隶厅乡土志·风俗》。

注515 (清)周芳煦：《新平县乡土志·礼俗》。

注516 (清)易荣鼎：《和阗直隶州乡土志·人事类·杂俗》。

注517 佚名：《温宿府乡土志·人类》。

注518 参见施和金：《中国历史地理研究》,348页,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注519 佚名：《迪化州乡土志·历史》。

注520 (清)顾桂芬：《轮台县乡土志·兵事录》。

注521 佚名：《迪化州乡土志·兵事》。

注522 佚名：《于阗县乡土志·兵事录》。

注523 以伊犁为中心的惠远、惠宁、绥定、瞻德、拱宸、熙春、广仁、宁远、绥靖、肇丰；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巩宁、靖宁、孚远、景化、迪化、宁边、会宁等城，在南疆的徕宁、新州、辑远、普安、巩平、嘉义、广安、永宁等城，在初期都只是著名的军城，后来由于屯垦的发展和行政制度的进一步完善，逐渐由军城至屯城再转变为治城，但其军事功能仍然得以部分保留，且在同光期间又有所强化。

注524 (清)杨方炽：《奇台县乡土志·历史》。

注525 (清)阎绪昌等：《镇西厅乡土志·城池》。

注526 (清)巨国柱：《阜康县乡土志·兵事录》。

注527 (清)黎炳光：《英吉沙尔直隶厅乡土志·兵事录》。

注528 参见(清)许国桢：《伊犁府乡土志·地理·牧界》。

注529 参见佚名：《乌什直隶厅乡土志·地理》。

注530 (清)许国桢：《伊犁府乡土志·地理·国界》。

注531 (清)曾炳熿：《吐鲁番直隶厅乡土志·序》。

注532 参见马大正：《新疆地方志与新疆乡土志稿》,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中心编：《新疆乡土志稿》, 777页。

注533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系。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上海社科基金、复旦大学“985工程”、复旦人文基金(批准号：11BZS004/20008BTQ002/07FCZD007/2011RWXKZD017)的资助。

注534 参见巴兆祥：《中国地方志流播日本研究》，27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注535 庄威凤等：《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3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注536 徐复、季文通：《江苏旧方志提要》，707~708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注537 日本内阁文库：《内阁文库汉籍分类目录》，111页，内阁文库，1956。

注538 参见庄威凤：《〈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编著辑要》，载《汕头大学学报》，1994(4)。

注539 (清)万邦维修，卫元爵等纂：康熙《莱阳县志》卷首，《奉上修志敕文》，清康熙十七年刻本。

注540 (清)高得贵修，高龙光增修，张九征、何洯等纂：康熙《镇江府志》卷首，《张九征序》，清康熙二十四年刻本。

注541 康熙《镇江府志》卷23。

注542 参见康熙《镇江府志》卷首，《刘鼎序》。

注543 (清)何绍章等修，吕耀斗等纂：光绪《丹徒县志》卷21，清光绪五年刻本。

注544 参见(清)朱霖等纂修：乾隆《镇江府志》卷24，清乾隆间刻本。

注545 参见康熙《镇江府志》卷29。

注546 参见乾隆《镇江府志》卷24。

注547 乾隆《镇江府志》卷25；光绪《丹徒县志》卷21。

注548 参见(清)刘诰等修，徐锡麟等纂：光绪《丹阳县志》卷13，清光绪十一年刻本。

注549 参见冯煦等纂修：民国《金坛县志》卷5，民国十五年铅印本。

注550 参见光绪《丹徒县志》卷26。

注551 参见光绪《丹阳县志》卷35。

注552 参见光绪《丹阳县志》卷19。

注553 参见乾隆《镇江府志》卷29。

注554 参见光绪《丹徒县志》卷22。

注555 参见光绪《丹徒县志》卷26。

注556 参见光绪《丹徒县志》卷33、46。

注557 参见光绪《丹阳县志》卷20。

注558 参见张玉藻等修，高觐昌等纂：民国《续丹徒县志》卷13，民国十九年刻本。

注559 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整理研究所：《江苏艺文志·镇江卷》，539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注560 康熙《镇江府志》卷36。

注561 (清)胡淦等纂修：乾隆《沧州志·凡例》，清乾隆八年刻本。

注562 徐复、季文通：《江苏旧方志提要》，709页。

注563 参见(清)李景峄等修，史炳等纂：嘉庆《溧阳县志》卷1，清嘉庆十八年刻本。

注564 参见嘉庆《溧阳县志》卷9。

注565 乾隆《镇江府志》卷首，《朱霖序》。

注566 日本江户时代习惯称清朝赴日商船为唐船、清朝商人为唐商、汉籍为唐本。有关江户时代日本的汉籍输入总况，可参见［日］大庭修著，戚印平等译：《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

注567 参见巴兆祥：《中国地方志流播日本研究》，35页。

注568 《舶载书目》第二十七册卷40，吹田市，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1972。

注569 仓修良：《方志学通论》(增订本)，9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注570 康熙《镇江府志》卷2。

注571 康熙《镇江府志》卷49。

注572 康熙《镇江府志》卷2。

注573 康熙《镇江府志》卷4。

注574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注575 《清史稿》卷65《地理十二》，2135页。

注576 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如佟佳江：《清史稿订误》(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其中第1~193页集中对地理志部分的错误进行纠正(第79~82页为浙江部分的讹误指正)。另外，也有多篇论文、札记等对地理志进行订误、校补等，如徐泓：《〈清史·地理志〉初校》，载《台大文史哲学报》，1977(26)，251~355页；吴云廷：《〈清史稿·地理一〉订误》，载《河北学刊》，1988(1)；王社教：《〈清史稿·地理志〉校补一则》，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2)；陈延亮：《〈清史稿·地理志〉辨正二题》，载《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李大海：《〈清史稿·地理志〉脱漏补缺一则》，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学舟：《〈清史稿·地理志〉地名勘误一则》，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1)；学舟：《〈清史稿·地理志〉标点正误一则》，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3)等。

注577 参见台湾“国史馆”：《清史稿校注》，2406页。

注578 关于舆图也是史料的理念，参见华林甫：《英国国家档案馆庋藏近代中文舆图》，22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

注579 (明)谈迁：《国榷》卷60，嘉靖三十二年四月乙酉，3814页，北京，中华书局重印本，2011。

注580 (清)顾祖禹著，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92，《浙江宁波府》，见《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426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5。

注581 (清)顾炎武撰，黄坤等点校：《天下郡国利病书·浙江备录下》，2506~250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注582 雍正《浙江通志》卷3《疆域》、卷95《海防一》、卷97《海防三》，分见259页、1715页、1745页，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3~8，分见259页、1715页、1754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注583 (清)钱增勋：《定海厅洋面岛屿表》之《定海全境舆图》(光绪三十三年)，8页，见国家图书馆特色资源数字方志检索(URL：http：//mylib.nlc.gov.cn/web/guest/mylibrary，检索日期：2013-05-05)。

注584 原图为民间私人收藏，现为浙江宁波天一阁博物馆藏。

注585 雍正《宁波府志》卷7《山川下》，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30，417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注586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91《浙江宁波府一·山川》，见《四部丛刊》续编史部第32册，上海，上海书店，1985。

注587 民国《镇海县志》卷4《山川下》，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34，186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注588 按：今地该水域称“峙头洋”(参见《浙江省地图册》修订本，33页，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12)。

注589 参见《清国史·地理志》，268页。

注590 参见民国《镇海县新志备稿》，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34，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据上海蔚文印刷局铅印本影印，2000。

注591 (清)宗源瀚：《浙江全省舆图并水陆道里记》卷4,《宁波府镇海县水路道里记·大浃江》(光绪二十年)，61页，见国家图书馆特色资源数字检索(URL：http：//mylib.nlc.gov.cn/web/guest/mylibrary，检索日期：2013-05-05)。

注592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注593 参见任金城：《广舆图在中国地图学史上的贡献及其影响》，见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

注594 参见《古地图记载南海诸岛主权问题研究》，见吕一燃主编：《南海诸岛 地理·历史·主权》，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

注595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注596 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5本第3分，592页，1994。

注597 参见《〈清史稿·地理志〉失载厅县补遗》，载《大陆杂志》第87卷第4期。

注598 参见《清实录》34册，110页下，北京，中华书局，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