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史稿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Author: 林剑鸣
Date: 2009-12-01
Publisher: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Rights: 亚马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秦史稿/林剑鸣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ISBN 978-7-300-11419-4

Ⅰ.①秦…

Ⅱ.①林…

Ⅲ.①中国-古代史-秦代

Ⅳ.①K2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08474号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秦史稿

林剑鸣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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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刷　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5 mm　16开本　版　　次　2009年12月第1版

印　　张　24.75插页2　　　　　　　　印　　次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398 000　　　　　　　　 　 定　　价　4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出版说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革波澜壮阔，学术研究的发展自成一景。对当代学术成就加以梳理，对已出版的学术著作做一番披沙拣金、择优再版的工作，出版界责无旁贷。很多著作或因出版时日已久，学界无从寻觅；或在今天看来也许在主题、范式或研究方法上略显陈旧，但在学术发展史上不可或缺；或历时既久，在学界赢得口碑，渐显经典之相。它们至今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有再版的价值。因此，把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作为一个大的学术系列集中再版，让几代学者凝聚心血的研究成果得以再现，无论对于学术、学者还是学生，都是很有意义的事。

披沙拣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人文学科的学术著作没有绝对的评价标准，我们只能根据专家推荐意见、引用率等因素综合考量。我们不敢说，入选的著作都堪称经典，未入选的著作就价值不大。因为，不仅书目的推荐者见仁见智，更主要的是，为数不少公认一流的学术著作因无法获得版权而无缘纳入本系列。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分文学、史学、哲学等子系列。每个系列所选著作不求数量上相等，在体例上则尽可能一致。由于所选著作都是“旧作”，为全面呈现作者的研究成果和思想变化，我们一般要求作者提供若干篇后来发表过的相关论文作为附录，或提供一篇概述学术历程的“学术自述”，以便读者比较全面地了解作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至于有的作者希望出版修订后的作品，自然为我们所期盼。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是一套开放性的丛书，殷切期望新出现的或可获得版权的佳作加入。弘扬学术是一项崇高而艰辛的事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出版园地上辛勤耕耘，收获颇丰，不仅得到读者的认可和褒扬，也得到作者的肯定和信任。我们将坚守自己的文化理念和出版使命，为中国的学术进展和文明传承继续做出贡献。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的策划和出版，得到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学术机构的学人的热情支持和帮助，谨此致谢！我们同样热切期待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与厚爱！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目　录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出版说明

第一章　绪　论

一、秦史的对象和分期

二、关于秦史的年代问题

三、研究秦史的主要资料

第二章　秦人早期历史探索

一、远古时代的传说

二、秦人来自东方

三、夏、商、周时代的秦人

第三章　秦的建国及其领地的扩展

一、艰苦的建国过程

二、由失败走向胜利

三、“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第四章　奴隶制在秦国的发展

一、奴隶制经济的高度发展

二、秦国奴隶社会的阶级结构

三、秦国奴隶制土地国有的特点

四、奴隶制国家机器的逐步强化

五、文化、科学和宗教、哲学

六、秦国奴隶制的几个特点

第五章　秦同各诸侯国间的关系

一、春秋时期各国斗争形势

二、秦同楚国的关系

三、秦同晋国的关系

第六章　秦国奴隶制的衰落

一、奴隶制出现危机

二、奴隶制衰落时期的对外战争

三、春秋末年形势的变化

第七章　战国初期的秦国

一、封建制姗姗来迟

二、被动挨打的秦国

三、秦国内部的矛盾和斗争

第八章　秦献公时期的改革和商鞅变法

一、秦献公时期的改革

二、商鞅变法的准备

三、商鞅变法的实施

四、封建制的初步胜利

第九章　封建制在秦国的确立

一、秦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

二、封建政权的完善和强化

三、兵制和军队

四、法律制度

第十章　秦国的飞跃发展

一、秦惠文王时代的胜利

二、从武王继位到昭襄王称“帝”

三、秦国与齐、楚、赵的战争

第十一章　封建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

一、农业生产的发展

二、手工业的发展

三、商业、货币和城市经济的发展

四、文化方面的成就

第十二章　统一中国的最后胜利

一、战国末期的阶级斗争

二、吕不韦和秦王嬴政

三、秦国的最后胜利

第十三章　秦王朝的建立

一、进一步统一边疆，建立多民族的封建国家

二、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

三、巩固统一的其他措施

四、秦始皇的残暴统治

五、秦始皇巡游全国

第十四章　农民大起义和秦王朝的灭亡

一、农民大起义的前奏

二、农民大起义的爆发和反秦战争的初步胜利

三、起义军的凯歌行进和暂时失利

四、反秦浪潮的再度兴起和秦王朝的灭亡

结束语

附录一　秦世系表

一、建国以前秦世系表

二、建国以后秦世系表

附录二　秦史大事年表

附录三　林剑鸣教授主要论著目录

附录四　林剑鸣教授学术传略

后　　记

再版后记

第一章　绪　论

当春秋战国的历史帷幕刚刚拉开的时候，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秦，还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小诸侯国。但是，经过三百余年，到战国后期，秦国竟成为当时中国境内最富强、最先进的封建割据大国之一。到公元前221年，秦国最后终于消灭了其他割据政权，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王朝。

秦王朝建立后，虽然只有十五年就在农民大起义的风暴中覆亡了，但是，它在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上影响是十分深远的。研究秦如何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后统一中国、又如何迅速灭亡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不仅有助于对我国封建社会规律和特点的认识，而且对于了解我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过程，有重要作用。因此，有必要把秦从历史上出现，到秦王朝的灭亡这一段历史，做专门的研究。

本书就是在这方面的一次初步尝试。

一、秦史的对象和分期

为了使读者对本书有个轮廓的了解，首先有必要说明秦史的对象和分期。

秦史的对象　历史科学的每个领域都有其特定的对象和研究范围，秦史当然也不例外。这里要说明的是：一般地说，中国古代史所谓的“秦汉”，是指公元前221年至前206年的秦王朝及其随后的汉王朝。但这本书所要叙述的“秦”，则不仅仅是统一中国以后只有十五年历史的秦王朝，而是从春秋以前、尚未立国时秦人祖先开始，直到公元前206年秦王朝灭亡为止，包括了秦人在记载中出现以后的漫长而久远的历史。

然而，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作为秦史研究的对象，其范围是有变化的：春秋以前是我国古代居民中很小的一部分——秦人；春秋战国时期是众多的诸侯国之一——秦国；至秦王朝建立后则是指当时我国疆域内的全部居民。因此，这部秦史既不同于一般意义的断代史，也不同于一般的民族史、地域史，而是循着“秦”这一条线索，由氏族部落到诸侯国、至一个朝代的建立和灭亡。这样的考察，可以使我们从纵的方面对秦的历史有一个较系统的了解。

明确了秦史的对象，就要求研究秦史的时候，必须时刻注意到：秦史既是中国古代史的一部分，又具有其自身特点。这样，一方面不能脱离整个中国古代史的一般规律去研究秦史；另一方面也不能用中国古代史的一般规律去代替秦史。

因此，在研究秦史分期问题时，必须注意到上述关系，这样才能更深刻地反映历史发展的本质。

秦史的分期　根据上述看法，可以将秦史划分为四个时期，六个阶段：

（一）春秋以前，秦尚未建国，秦人处于原始社会时期。这一时期历史资料十分缺乏，只能做一点轮廓的探索，所以不能再划分阶段。

（二）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年至前476年），是秦国奴隶制建立和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

（1）自秦建国至秦穆公统治时期（公元前770年至前620年），是秦国奴隶制确立和发展阶段。

（2）自秦穆公以后到春秋末年（公元前619年至前476年），为奴隶制在秦国衰落阶段。

（三）战国时代（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是秦国封建制确立和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战国初年至秦孝公统治时期（公元前475年至前338年），为秦国奴隶制崩溃和封建制确立阶段。

（2）自秦惠文王统治时期至战国末年（公元前338年至前221年），是秦国封建制巩固和发展阶段。

（四）统一中国后至秦王朝的灭亡（公元前221年至前206年），是统一的秦王朝建立和灭亡的时期。它的时间很短，可不再划分阶段。

从以上分期中，可以大体看出秦的历史发展的一般轮廓。

二、关于秦史的年代问题

历来研究秦史首先碰到的一个困难，就是年代问题。

秦史的年代有三个问题：

秦侯以前无准确纪年　秦史的资料是很缺乏的，而春秋以前秦的历史资料更是缺乏。除《史记•秦本纪》外，这一段历史几乎没有其他材料可以参证。在《史记•秦本纪》中，对秦人的先世，只写出了一个零零乱乱、断断续续的线索，根本没有一个准确的年代。只有到秦侯以后，才有一些可寻的年代线索。如记载：秦侯立十年传公伯，公伯立三年传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于戎，庄公继位，庄公立四十四年卒，襄公代立。襄公八年，平王东迁即公元前770年。这样，向前逆推，可知秦侯即位时为公元前857年。依这样办法推算出的年代没有旁证，虽然很难说十分准确，但在缺乏更多资料的情况下，也只好如此。而在秦侯以前，就连这样推算的根据都没有了，因为《史记》中留下的世系不仅断断续续，而且各代的时间也没记载。治史重征信，没有根据当然不能任意乱说，所以这部《秦史稿》自公元前857年以前，就不能确切地指出每件史实发生的年代，只能大略地将那一段历史勾画出一个轮廓。

秦侯以后的年代也大成问题　自秦侯以后，秦国历史年代虽然有了记载，但是，也存在着问题，主要是各种文献记载不一致。过去的一些史家，为此曾大伤脑筋。如自襄公至秦灭亡，到底有多少年？《史记•秦始皇本纪》云：“秦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岁。”而《史记正义》计《秦本纪》“自襄公至二世，五百七十六年矣”。又《史记正义》计《年表》“自襄公至二世，五百六十一年”。而《史记•秦本纪》《索隐》计：“秦自襄公至二世，凡六百一十七岁。”这样，就有了四种说法：六百一十岁、五百七十六岁、五百六十一岁、六百一十七岁。

但是，还不仅于此，若把各代君主在位年数相加，不仅与此四种说法任何一种都不相同，而且从《秦始皇本纪》和《秦本纪》以及《年表》中统计得来的数字也都不一样：

《秦始皇本纪》各君在位总年数为：五百七十二岁。

《秦本纪》各君在位年数相加，得：五百七十七岁。

《年表》则为五百七十一岁。

显然，以上年代数字是不能作为依据的。因为其中不仅有所谓“篆隶递变，简素屡更”的“传写乖误”（梁玉绳：《史记志疑》），而且，几种文献对某些事实的年代记载也有出入，所以依据不同的文献所累计起的年代，互相之间不能一致。我们今天计算秦史总的年代，可以先不去理会上述记载，因为经过推算，在今天起码有两个年代可以确定：（1）秦统一中国在始皇二十六年，即公元前221年；（2）秦立国在襄公八年，即周平王东迁的公元前770年。这样，就可以准确地算出，秦襄公八年为公元前770年，而秦王朝灭亡的时间——子婴元年为公元前206年。若照这个年代计算，自襄公至秦亡共五百七十一年，与《年表》的累计年代相同。若自秦侯算起，秦史可计算的年代为六百五十一年。这就是我们可以断定的自秦侯以后秦史的确切年代。

虽然秦史总年代可以用上述简便办法推算出来，但是却无法解决几种文献对同一史实记载的年代不一致的问题。如有几代秦君在位年数，《秦始皇本纪》和《秦本纪》以及《年表》记载就有出入：

又如，有些事件《史记•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同其他一些纪、传记载有出入。像秦昭襄王三十八年“中更胡伤攻赵阏与”（《史记•秦本纪》），而在韩、赵、魏《世家》中都早一年。这类的例子是很多的。

还有，近年新出土的有关秦的史料，与以前的文献记载有些年代也不一致。如云梦秦简《编年纪》中的许多事实，与《史记》记载皆有一年之差。这也造成秦史年代方面的混乱。

秦史年代混乱的原因　造成这种混乱的原因有三：（1）文献记载有字误。如灵公在位时间，参考各种记载皆应为十年，而《秦本纪》却记载：“十三年，城籍姑”，显然，这里“三”乃衍文。（2）改元的时间同年代的混乱。在新、旧君位交替之年往往会出现年代上的混乱。因为有的国君在即位的当年就改元；有的在继位次年才改元，而古籍又并未具体记载，致使后来计算发生错误。比如《秦始皇本纪》：“九年……王冠”，《集解》徐广认为：当时秦始皇的年龄应为二十二岁，《正义》却“按：年二十一也”。这种分歧就是由于对秦始皇改元的时间推算的不一致。如以始皇元年，就是庄襄王死的当年（即当年改元），是年为甲寅年，始皇十三岁，则“九年”秦始皇就是二十一岁。如始皇元年为庄襄王死之次年（即次年改元），则秦始皇十三岁时就为乙卯年，而九年的秦始皇已经二十二岁了。可见，确定新、旧君继位改元的时间是很重要的。然而，这个问题是很难确定的。一般地说，前一个国君被杀，后来继位的国君就在当年改元，不是被杀的就次年改元。但是，这也不能一概而论，只能根据各种资料反复进行考证，才能推算出较准确的年代。

关于秦史年代方面造成混乱的第三个原因，就是秦国同别的诸侯国采用的历法不同。近来的一些学者研究证明：至少到秦昭襄王时代，秦国已采用颛顼历，即以十月为岁首，而其他国则不用颛顼历，不是以十月为岁首。这样，发生在十月到十二月的事件，秦与他国的记载，往往相差一年。如上述《编年纪》中所记的事同《史记•秦本纪》记载的出入，大部分是由此而造成的。

上述三种原因，使秦史的有关资料在年代的记载方面，出现许多混乱，所以对于年代的考证，始终是秦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若稍有疏忽，就会在史实方面造成颠倒错乱。本书对年代的考证，将分别在各个史实后加以注释。

三、研究秦史的主要资料

秦史的资料主要有三部分来源：

旧有的文献资料　秦史的资料十分零散，在以往的文献中，与秦有关的除《史记》、《竹书纪年》以外，在《诗经》、《尚书》、《战国策》、《商君书》、《吕氏春秋》、《汉书》、《三辅黄图》、《左传》、《国语》中也保存了许多秦的资料。除此，如果细心剔梳，从以下各书中也能发现有关秦的历史资料：《荀子》、《韩非子》、《墨子》、《尉缭子》、《楚辞》、《山海经》、《后汉书》，等等。以上列举各种文献，均为人们所熟悉的、常见的古籍，也是研究秦史最重要的资料。

但是，仅仅靠这部分资料是远远不够的。

新发现的秦国史料　随着近年来考古事业的发展，秦的文物不断出土，同时也有一些埋藏在地下数千年之久的书简被发现，这对秦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其中最主要的有：

（一）云梦竹简

1975年12月，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十一号秦墓中，发现了秦代竹简一千余枚。经过整理，共有十种秦代文献，其主要内容有：

（1）《南郡守腾文书》，南郡原是楚国地（在今湖北江陵一带），秦昭襄王二十八年，命白起攻楚，次年在新占领的楚国北部地区设置了南郡。《南郡守腾文书》就是秦始皇二十年（公元前227年）当时任南郡守腾所发布的法律文书，是研究秦王朝建立前这一段历史的重要资料。

（2）《秦律》，包括秦朝的二十几种法律部分条文，以及《为吏之道》、《法律答问》、《治狱程式》等数种法律文书。这是研究秦朝法律和社会情况的最新、最丰富的资料。

（3）《编年纪》又称《大事记》，记载了从秦昭襄王元年至秦始皇三十年秦国的历史大事。这九十年中的大事在《编年纪》中有简括的逐年记载。其中包括：（a）秦统一六国的历次战争所攻打的城邑；（b）墓主人（也是本简的主人）喜的生平经历及其亲属的生卒等；（c）其他大事。

云梦竹简的发现，大大丰富了秦史的史料来源，使我们得以纠正过去文献记载中的谬误，补充以前不曾知道的史实。它的价值是应充分估计的。

（二）银雀山竹简

1972年4月，山东省博物馆和临沂文物组在临沂银雀山发掘的一号和二号汉墓里，和一些随葬器物一起，出土了四千九百多枚竹简，其中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墨子》、《晏子》等大量秦汉以前的古籍。这些书有的早已佚失，有的与现在流传的内容不大一样。尤其是《孙膑兵法》一书，失传已一千七百多年，这次已发现竹简有四百四十多枚、字数在一万以上，是研究战国时期军事的重要资料，为秦统一中国过程中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尉缭子》一书的出现，使我们有可能进一步了解秦国著名军事家尉缭同《尉缭子》这部书的关系。

（三）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

1973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大批帛书，也为秦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其中除《老子》、《经法》、《十大经》、《称》和《道源》等哲学著作外，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战国纵横家书》这部重要古书。

《战国纵横家书》共二十七章，三百二十五行，一万一千多字，其内容主要记载了战国时代著名的纵横家苏秦的一些谈话和书信。除其中有十一章内容与《战国策》、《史记》有关部分大体相同外，另外十六章，是久已失传的佚书。它不仅可补充过去史书记载的不足，而且纠正了许多重要史实的错误，是战国中期以后秦国同各诸侯国间政治、军事关系方面的宝贵资料。

文物、遗迹和遗址　秦遗留下来的文物不多，最早的有秦襄公时代的石鼓。青铜器方面有秦公和秦公钟（见《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释文）。此外还有传世的矛、戈、戟、权、量、瓦当等器物。这些文物虽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但除了石鼓和秦公、秦公钟以外，铭文都很少，所能提供的史料有限。

近十年来，我国考古事业有了较大发展。尤其在陕西地区出土了大批秦的文物，其中有许多文物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如1978年初在阳平出土的秦钟、镈，被断为武公或出子时器物，不仅是至今发现的秦国最早的青铜器，而且上面留有大段的铭文，为秦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在遗址和遗迹方面的重要资料也不应忽视，如现在还在继续发掘的凤翔秦国雍城遗址以及秦公大墓，咸阳宫殿及城市遗址等，都是研究秦史的可贵资料。

举世闻名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发现，更为研究秦的军事制度和社会生活，提供了空前丰富的实物材料。

秦史的资料来源正在逐渐扩大，这就使研究工作有了较为扎实的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开始对秦的历史进行新的探索。

第二章　秦人早期历史探索

为了弄清秦的来源，首先有必要把春秋以前、当秦尚未建国时的历史做一番探索。

关于秦人从远古至春秋以前的这一段漫长的历史，当时没有留下文字资料，现有的只是后来的文献中一些零星记载。就是这一点简略的材料中，还有相当大的部分属于神话传说的性质。因此，研究这一段历史，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细密地考证现有资料，透过那些糅杂着事实与神话的记载，才能勾画出秦人早期历史的一个轮廓。

一、远古时代的传说

历史的长河奔腾呼啸，飞驰向前。自从人类出现在地球上三百多万年以来，在历史舞台上，演出过多少威武雄壮的场面。然而，在那遥远的过去，当人们还不会使用文字记事的时候，那些生动的历史情节，大部分都随着悠长的岁月流逝，在人们的记忆中泯灭了。流传下来的，只是一些神秘而离奇的故事……［1］

母系社会的传说　我国古代曾经流传着这样一个神话故事：从前有一位名叫女脩的姑娘，有一天她正在纺织，看见一只燕子掉下一个卵，她就拿来吃了。谁知道吞下这个卵后，女脩竟生了一个男孩，这男孩取名大业，他就是秦人的祖先。［2］

一个姑娘仅仅因为吞吃了燕卵，就生了孩子，这当然是绝不会有的事。但是，我们也决不要把这类神话传说看做与历史真实毫无关系。它虽荒诞，但之所以能够产生，也是与一定现实相联系的。赫胥黎曾经说过：“古代的传说如用现代严密的科学方法去检验，大都像梦一样平凡地消逝了，但是奇怪的是，这种像梦一样的传说往往是一个半醒半睡的梦，预示着真实。”（《类人猿的自然史》）因此，如果我们用现代严密的科学方法，细心地剥去其神秘的外衣，透过怪诞不经的神话传说，仍然可以看到它所反映的某些历史事实的影子。

像女脩吞玄鸟卵而生大业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古书中是有不少类似记载的。［3］而这些类似的故事，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故事的主人生下来后，都“知其母，不知其父”。这绝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在远古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母系社会阶段。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在原始社会曾存在过群婚，“在一切形式的群婚家庭中，谁是某一个孩子的父亲是不能确定的，但谁是孩子的母亲则是确定的。即使母亲把共同家庭的一切子女都叫作自己的子女，对于他们都担负母亲的义务，但她仍然能够把她自己亲生的子女同其余一切子女区别开来。由此可知，只要存在着群婚，那么世系就只能从母亲方面来确定，因此，也只承认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38页）秦人的祖先，流传下来最早的一个名字就是女脩。根据民俗学，这是因为秦的后人追溯他们祖先世系，从传说中一直追到母系时代便无法追下去，于是就产生了“吞玄鸟卵”而生子的神话。

因此，从有关秦国历史的第一个动人传说中，可以肯定这样一个事实：秦人是祖国土地上最古老的居民之一，他们在遥远的母系氏族社会末期，就在漫长的历史道路上，留下了自己模糊的足迹。

由母系氏族进入父系氏族社会　从传说中的大业以后，秦人的祖先就由母系氏族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从文献记载的秦人先祖世系中，可以看出这一重要的变化：

“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大费以“姚姓之玉女”为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其玄孙曰费昌”。“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其玄孙曰中潏……生蜚廉。蜚廉生恶来。”“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史记•秦本纪》）

这里明确记载，至蜚廉时则相当于商王朝末期（蜚廉“事殷纣”）。根据以上仅有的断断续续的记载，试将秦人祖先排列如下一个世系：

从以上世系表中可以看出两个问题：（一）自女脩以后再也没有“吞玄鸟卵”而生子之类的记载。可证明这时已由“神”的传说，进入到人的传说，自此开始有了可供研究的历史资料；（二）上述记载除大业之妻女华和大费之妻姚姓之玉女外，再也没有留下女人或母亲的名字，传说的这种变化，暗示着当时女人社会地位下降。恩格斯在谈到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变革时指出：“……随着财富的增加，财富便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据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增强了的地位来废除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原动力。但是，当世系还是按母权制来确定的时候，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废除母权制，而它也就被废除了。”“这样就废除了按女系计算世系的办法和母系的继承权，确立了按男系计算世系的办法和父系的继承权。”（《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53页）在秦人的传说里暗示出女人的地位逐渐下降，从始祖女脩到女华和姚姓之玉女为止，她们的名字终于在世系上消失了。这就反映：自大业、大费以后，秦人的祖先就由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

秦人的祖先从何时起由母系氏族进入到父系氏族的？现已无法考察，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这一革命在文化民族中是怎样和在何时发生的，我们毫无所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53页）但如果把关于秦人祖先的传说，同夏、商、周人祖先的传说相比较，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发展程度相距并不太远。现仅根据《史记》一书中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和《秦本纪》有关世系的记载，试排出下列世系表，便可一目了然［4］：

一看上表便可知道《史记》中记载的这一套世系有许多矛盾：唐代司马贞早就提出，“按：鲧既仕尧，与舜代系殊悬。舜即颛顼六代孙，则鲧非是颛顼之子”。谯周认为契也不是帝喾之子：“契生尧代，舜始举之，必非喾子。”（《史记索隐》）其实类似的问题还可以提出很多，如秦的大业距少典至少悬隔五代，说“大业娶少典之子，曰女华”（《史记•秦本纪》），焉得令人相信？尽管历代都有人对这一套混乱的世系进行研究、考证，但至今也没有清理出一个头绪来。其实，对于这种传说没有必要进行烦琐考证，然而也绝不能把它们视为荒诞无稽，于历史研究毫无作用。以上的世系表有两点值得注意：（一）在秦和夏、商、周人的祖先传说中，都有“知其母，不知其父”的人，说明他们都经历过了母系社会阶段；（二）夏、商、周和秦人的祖先世系都能联系在一起。这也是中国古史中长期争论未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司马迁主观有意编排的，还是反映了中华民族祖先同源的实际？这一点暂存而不论。意味深长的是：秦的大业，同殷契、周弃这几位“知其母，不知其父”的人物，相距不过一代。司马迁这样记载不能说毫无根据，至少它们反映了：秦的祖先同夏、商、周人祖先在由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的相对时间，大致是相近的。根据当前史学界公认的看法，我国黄河和长江流域的一些氏族部落，大约在四五千年以前，就进入了父系氏族公社时期（见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秦的祖先同夏、商、周的祖先一样，都是属于较早地融为华夏族的许多氏族部落中的一个。［5］

二、秦人来自东方

六七千年以前，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诸氏族正处在繁荣的母系氏族社会。有许多氏族部落分别从东、西两个方向，逐步向肥沃富饶的黄河中游黄土平原移动。后来，他们终于在中原地区汇合，并同当地的部落集团融合，而成为历史上进入文明时代最早的华夏族。

在这些部落集团中，以后建立商王朝的商人，最初活动于东方；以后建立周王朝的周人，最初活动于西方。他们原是分别来自我国境内不同方向的氏族部落，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秦同殷一样，都来自我国的东海之滨。［6］有什么证据呢？

共同的“图腾崇拜”　首先，从观念信仰方面考察，秦人同殷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奉“玄鸟”为祖先。前面已经提到：秦人祖先女脩，是因吞玄鸟卵而生的大业。而关于殷人祖先的传说也非常类似。据说从前有一个名叫简狄的女人，在洗澡的时候，见玄鸟生下一个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史记•殷本纪》）。这个契，就是殷人的祖先。在远古各氏族关于其始祖产生的各式各样神话中，唯有秦和殷的传说如此相近，这决不是偶然的，也不可能是哪一个人任意编造出来的。那么，它说明什么问题呢？

秦和殷都留下与玄鸟有关的祖先产生的传说，反映了他们的祖先曾经有过共同的“图腾崇拜”，其共同崇拜的图腾，就是燕。

原来古人所说的“玄鸟”就是燕，《吕氏春秋•仲春纪》高诱注：“玄鸟，燕也。”吞玄鸟卵而生子的传说，反映了秦人和殷人都把玄鸟即燕视为自己的祖先。他们都是把燕作为图腾而加以崇拜。

秦和殷的祖先都以燕为图腾，有很多事实证明，如直到以后，他们都对燕表示极大的崇敬，以致把想象中的祖先名字，同燕联系起来。殷人是十分迷信的，他们动不动就占卜问吉凶，在占卜的甲骨中，留下这样的字迹：

“吉燕”

“贞惠燕”

“贞惠吉燕”（《殷墟书契》前编卷六）

将“燕”同“吉”与“惠”这样的好字眼联系起来，并卜而祀之，可见其崇敬的程度。殷人还把自己的祖先称为“玄王”，如《国语•鲁语》记载：“自玄王以及主癸莫若汤。”《诗经•商颂•长发》中也有“玄王”的称呼。“玄王”就是殷人的祖先契，《荀子•成相》说：“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这表明殷人把燕——玄鸟用来做自己祖先的名字。

这种情况在世界各民族的历史中，是普遍存在的。恩格斯在征引摩尔根所调查的塞讷卡原始部落的氏族时曾经指出：“这个部落内有八个氏族，都以动物的名称命名：（1）狼，（2）熊，（3）龟，（4）海狸，（5）鹿，（6）鹬，（7）苍鹭，（8）鹰。”接下去，恩格斯写道：“氏族有固定的人名或几套人名，在全部落内只有该氏族才能使用这些人名，因此，氏族个别成员的名字，也就表明了他属于哪一氏族。氏族的人名一开始就自行带来氏族的权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84、86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殷人和秦人都把他们传说中的祖先——尽管是个别成员——称为玄鸟或燕，这里就正与恩格斯指出的情形一样，表明了他们都是属于以玄鸟——燕为名字的那一氏族。

从秦人和殷人的共同的图腾崇拜中，可以推断他们所属的这一氏族，最初可能活动于我国东方：

《吕氏春秋•音初》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当殷契的母亲简狄还是个姑娘的时候（有娀氏之女），上帝派一只燕子去看她，简狄见燕十分喜爱，后来燕遗下卵就飞走了，从此再不回来。在这个记载中，说这只来探望简狄的燕鸣的声音为“嗌嗌”。从这个记载中可知：秦人的祖先称为“伯益”，可能与燕鸣的声音“嗌嗌”也有关系，因为“嗌”和“益”两个字在古代是通用的。而在古代我国东部地区的一些部落，正是把燕直呼为“益”或“乙”的。《说文》中有：“乙乙，玄鸟也，齐鲁之间谓之乙乙，取其名自呼。”这就证明前面的那个故事，是流传于“齐鲁之间”的。当然，这里所谓的“齐鲁之间”不可能是十分精确的地域概念，但却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方位的线索，至少在当时中原地区的东方，或者说是黄河、长江下游。也就是说，由玄鸟的崇拜而将自己祖先称为“益”的，当是我国古代东方的某些部落集团。

以玄鸟为图腾的部落早期活动的地方，可能就在山东半岛的齐、鲁一带，还可以找到许多证明：《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鲁叔孙昭子问郯子，少昊氏以鸟名官之故，郯子说：“吾祖也，我知之。……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爽鸠氏，司寇也……”这个郯子就是与秦人同源，也为嬴姓，其所说的爽鸠氏、少昊就是在齐鲁。《左传》昭公二十年载晏子与齐景公谈到齐的早期居民时，曾这样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蒲姑氏因之，而后大公因之。”鲁的曲阜是少昊之虚，可见爽鸠氏居地就在曲阜，后来的蒲姑氏也是殷的同盟，亦当为鸟图腾部落，所以秦人的祖先最初活动于东方，大致是可以肯定的。［7］

从秦人崇拜句芒，也可以证明他们同殷人的关系，《墨子•明鬼下》记载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秦穆公在庙中见到一个穿黑衣服的神，他十分害怕。谁知这个神说：你不要恐惧，我是上帝派来护佑你的，能使你的国家昌盛，子孙繁茂。秦穆公感激涕零地问道：神是什么名字？神说：“予为句芒。”据专家们研究，原来这传说中的句芒神就是由人们对玄鸟崇拜而演化来的，所以句芒乃是古代东方之神，在东方的一些部落都崇拜句芒。像秦穆公遇到句芒的故事，就反映了秦对句芒的信仰，殷人当然自不待言。［8］句芒是他们共同信仰的大神。

从对祖先来源的传说中，以及崇拜、信仰等观念方面考察，可知秦人同殷人祖先原系东方之氏族。

经济生产的共同性　在经济生产方面，秦人祖先与殷人祖先也是最为接近的。殷人早先本是以狩猎、牧畜为主的游牧氏族，这从他们在商汤以前频繁迁徙［9］，以及有关商人祖先事迹的记载中都可以得到证明，无须赘述。

秦人祖先也是以游牧、狩猎为其经济生活主要内容的，如柏翳（伯益）能“调驯鸟兽”（《史记•秦本纪》），不少古籍还记载他是“虞官”（《国语•郑语》注），专管“草木鸟兽”（《史记•五帝本纪》）。伯益以后秦人祖先的事迹，都与牧畜、狩猎有关，如费昌、孟戏、仲衍等都是以能“御”而出名。还有恶来、飞廉也具有猎人的特点：“恶来有力，蜚廉（即飞廉）善走。”（《史记•秦本纪》）还有一些资料记载费仲能“足走千里”（《太平御览》引《墨子》佚文），恶来能“手裂兕虎”（《晏子春秋》）。在战国时代的诗人屈原的《离骚》中也提到飞廉。从流传下来的这些事迹，可窥知秦人祖先的生活与游牧、狩猎是分不开的。直到以后，在秦人的习俗中，还长久地保持着游牧的传统，如周孝王时，秦的非子“好马及畜，善养息之”，并为周孝王养马，使“马大蕃息”（《史记•秦本纪》）。秦人长于牧畜，故古代流传着善相马者皆出于秦、赵。赵本与秦为同族：“自蜚廉生季胜已下五世至造父，别居赵。”（《史记•秦本纪》）这是赵人的祖先。所以，秦、赵均有善相马者，这正是保持本族牧畜生活传统的重要反映。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往往保持着很长时间尚不泯灭。到春秋初期，秦人的某些生活习惯还遗留着早先游牧人的传统，《史记•秦本纪》的一段记载，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

秦文公一次游猎就率领七百人的队伍，持续达一年之久，其规模已相当可观。更可异者，竟在游猎中由原居甘肃东部，移至汧渭之会（今陕西眉县）“即营邑之”。这在当时各诸侯国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件事正说明秦人在当时还保持着狩猎、游牧民族的古老传统。

从经济生产的特点看，秦同来自东方的殷人，显然有极为重要的共同性。

墓葬材料的证明　在墓葬材料中，也可找到秦与殷人祖先关系十分密切的证明。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陕西省地区陆续发掘的近千座秦墓来看，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墓葬，与殷商时期墓葬有不少相关之处，例如殷制天子墓为亚字形，诸侯墓为中字形，有严格等级界限。而在陕西省凤翔南指挥发现的秦公大墓，虽然有的规模较殷王墓大得多，但在七个秦公陵园二十二座大墓中，只有中字形墓、甲字形墓，而绝无亚字形墓。这表明秦国陵墓形式仍遵循着殷制，秦公仅以诸侯自居，而不敢僭越。在1976年至1977年发掘的陕西省临潼县上焦村秦始皇陵陪葬墓，已清理的八座，也均为甲字形。其他像墓壁、殉葬等方面，秦墓与殷墓也有惊人的类似之处。随着这些秦墓发掘报告的公开发表，可以找出更多的考古材料证明秦同殷人的密切关系。

综观上述，可以断定秦人的祖先与殷人祖先，最早可能同属一个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既然殷人早期活动于我国东方已成不疑之论，那么秦人的祖先最早也应生活在我国东海之滨，大约在今山东境内，这也是可以肯定的。［10］

这里应当顺便指出：有些外国学者曾经极力鼓吹，古代的居住在黄河流域的民族乃是从中亚甚至欧洲迁来的，也就是说“华夏”族是由西方迁移过来的居民融合而成的，而“西戎”和秦便被认为是西来的人种。对于西戎的研究因超出本书的范围，暂存而不论；对秦的来源，通过以上论证，则足以驳倒“西来说”的谬论。总之，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中国古代形成的族（“华夏”共同体），其成分主要是黄河流域的居民，在人种学上为太平洋蒙古人种，首先是统称为东亚（远东）种族的北方集团。就连一些外国学者也不能不承认：“欧罗巴人种比较明显的混入是在现今中国的西北和西部出现的，看来其实很晚，很可能不早于公元前第一千年。”（刘克甫、索弗罗诺夫、切博克萨罗夫：《古代中国人民的民族起源问题》）秦人是较早地融入“华夏”族的一部分，他们是从东方来的，因此在人种上与欧罗巴是绝对没有关系的。

三、夏、商、周时代的秦人

从公元前21世纪开始，在中国土地上相继建立了夏（公元前21世纪至前17世纪）、商（公元前17世纪至前11世纪）和西周（公元前11世纪至前770年）三个奴隶制王朝。在夏、商、周时代秦的祖先情况如何呢？

夏王朝时期的秦人祖先　从记载中的夏启开始，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奴隶制的国家。当夏王朝统治时期，“秦人”或“秦族”这个名称实际并未出现，因为将这一部分人称为“秦”还是以后的事情。不过，为了照顾习惯，这里仍把他们的祖先称为秦人。

在夏王朝建立前夕，秦的祖先伯益曾帮助过禹治水，并为舜驯服鸟兽，舜因此而“赐”秦人“姓嬴氏”（《史记•秦本纪》）。秦人的姓是否系舜所“赐”，虽仅属传说，但他们为“嬴”姓，确是无疑的。直到以后秦国的宗族始终自称姓“嬴”，如秦文公说：“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史记•秦本纪》）秦国女子出嫁他国者姓名中皆有“嬴”字：襄公妹嫁丰王称“穆嬴”（《史记•秦本纪》）；穆公时秦宗女嫁与晋公子重耳者称“怀嬴”（《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和“辰嬴”（《左传》文公六年）；秦女嫁与楚平王者称“伯嬴”（《列女传》四）；秦女嫁与鲁文公者称“敬嬴”（《左传》文公十八年、《史记•鲁世家》）。此外尚有《左传》昭公十九年：“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左传》襄公十二年：“秦嬴归于楚”，等等，不胜枚举。所以司马迁说：“秦之先为嬴姓”（《史记•秦本纪》），既非神话，也不是传说，这已为事实所证明。但秦何以姓“嬴”？确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这一问题虽被尧、舜的传说弄得神秘化了，然而若联系秦人早期历史，自不难找到科学解释。原来“嬴”姓与秦人对玄鸟的图腾崇拜有关，玄鸟就是燕，而据刘节先生研究：“燕、赢，实为同类双声”，刘先生这里提出的“赢”就是“嬴”，从他文章的引文中就可证明：“文公六年贾季曰：辰赢嬖于二君。杜预云：辰嬴，怀嬴。”（《释嬴》，载《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研究集刊》第一册）所以“嬴”也就是“燕”，嬴姓即燕姓。把祖先崇拜的图腾名称作为自己的姓，这是中国姓氏的重要来源之一。了解秦人祖先是以燕为图腾，对于秦人何以姓“嬴”的问题就不难理解了。

据《史记•夏本纪》载：舜死后，禹即位，“举益，任之政”，禹死时“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这一段有关夏代奴隶制国家起源的重要资料，反映了什么问题，这里先不讨论，仅就传说中秦的祖先伯益（即文中的“益”）同禹的关系来看，这一支游牧于东海之滨的氏族部落，在夏王朝建立前夕（即公元前21世纪）已经同居住于中原的部落有所接触，在夏代，杼（或作帝予）曾“征于东海”（《古本竹书纪年》），其势力达到遥远的东方。那么，秦人的祖先已经同夏奴隶制政权发生联系，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了。

由于夏代历史至今仍不十分清楚，所以秦人祖先在夏代时的情况也不可能有更具体的资料。随着夏代历史研究的深入，相信会有更多的材料出现，使秦人祖先的历史更加清楚。

商王朝时期秦人的祖先　公元前17世纪，商灭夏，从此商王朝代替夏王朝，在中国建立了第二个奴隶制国家。由于秦人的祖先同商人的祖先为近族，故秦人同殷人政治上的关系亦非常密切。从文献记载来看，夏以后秦人的祖先始终为殷奴隶主忠心效劳。如夏末，秦人“去夏归商”，在推翻夏王朝的战斗中，他们发挥了自己的特长：“为汤御”，“御”就是“驭”，从《大盂鼎》铭文“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可知：“驭”是属于“人鬲”的一种，而人鬲在商周奴隶制时代的身份是奴隶。因此“驭”的身份也无疑是奴隶（参见郭沫若：《奴隶制时代》，92～93页）。不过“驭”是奴隶——“人鬲”中最高的一级，加之秦人的祖先在助殷灭夏的过程中有功：“败桀于鸣条”（《史记•秦本纪》），所以得到殷商统治者的另眼看待：大廉的玄孙孟戏、中衍不仅为帝太戊御，而且“使御而妻之”，得到宠幸。至中衍以后，因“遂世有功，以佐殷国”，秦人的不少首领被殷商奴隶主提拔起来，成了殷王的大臣。这从“嬴姓多显，遂为诸侯”（《史记•秦本纪》）的记载就可得到证明。

秦人由奴隶的地位，而有部分人进入统治者之列，在古代并不奇怪。据郭沫若考释：“臣民均古之奴隶”，“臣民字均用目形为之”，如臣字作（见《周公》），而民字作（见《盂鼎》）。臣字是以竖目表示顺从的奴隶，民字则以横目并被一物穿刺表示不顺从的奴隶。于是，统治者对于他们给予不同待遇：“其柔顺而敏给者则怀柔之，降服之，用之以供服御而为臣。其愚戆而暴戾者初则杀戮之，或以之为人牲，继则利用其生产价值，盲其一目以服苦役，因而命之曰民。”（《释臣宰》，见《沫若文集》第十四卷，348～354页）郭沫若的这个论断是颇有见地的，这也说明：为什么商周时代的奴隶称为“驭”，而高级大臣中也有“御”这一职位。事实上，并不矛盾，秦人祖先的历史就进一步替这一论断作了证明。从古代文献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在殷商奴隶制王朝统治时期，秦人的首领确实顺从商王朝，尤其是到中衍以后，更为清楚：中衍之玄孙中潏“在西戎，保西垂”（《史记•秦本纪》）。这个“西垂”以前曾被误解为某个具体地名，实际“西垂”乃是“西陲”，“垂”与“陲”通。如秦泰山石刻“陲于后世”（《金石索》），《史记•秦始皇本纪》作“垂于后世”。所以，郭沫若指出：西垂，“乃泛指西方边陲”（《两周金文辞大系•秦公铭文考释》）。也就是说，中潏曾率一部分秦人替殷商奴隶主保卫西方的边陲。这时商王朝的边界大约是：天邑商即商王畿西界北段以太行山为界，西南界为沁水，而商王朝的外服范围，“其西界达渭水之中游”（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这一部分秦人在渭水中游保卫着殷王朝的西部边界，因这里乃西戎之地，故《史记•秦本纪》记曰：“在西戎，保西垂。”很明显，这时在中潏率领下的部分秦人是在保着殷商的“西垂”。但后来在周孝王时，秦的申侯却对周孝王说：“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史记•秦本纪》）从这段话来看，中潏似乎在保卫着周人的西陲。这完全是申侯为讨好周孝王而故意混淆事实的说法。因为当时已至殷末，殷、周对立已经十分尖锐，若中潏在周之西陲，则与殷的本土相隔很远，往来决非容易。但中潏之子蜚廉、蜚廉之子恶来都是效忠于殷王朝的有名人物：“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史记•秦本纪》）许多古籍都记载了他们“助纣为虐”的事。《荀子•成相》：“世之灾，妒贤能，飞廉知政任恶来。”《吕氏春秋•当染》：“殷纣染于崇侯、恶来。”可见恶来、飞廉事纣之记载决非虚妄。既然如此，中潏也决不可能远离殷商而去周的西陲，所以申侯对周孝王说的话是不能完全相信的。

殷末，除一部分秦人在殷王朝西陲的渭水中游以外，大部分则仍留在殷的东面，而他们的首领则忠实地为殷商奴隶主效劳。自中衍以后“嬴姓多显”，表明秦人内部已开始了阶级分化，当殷商被周人灭亡之际，秦的首领也同殷纣王一起被杀：“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史记•秦本纪》）恶来之父蜚廉也为殷人殉死，《史记•秦本纪》这样记载：“是时蜚廉为纣石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铭曰：‘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死，遂葬于霍太山。”《孟子》记载稍异：“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11］

总之，在殷商时期，秦人的祖先属于对殷商奴隶主统治驯顺的一个氏族部落。

西周初期的秦　公元前11世纪，突起于西方的周人一举灭殷。周人原居于渭水流域，当他们在灭殷前，还处于氏族社会末期，总人口只有六七万人。［12］周人灭殷以后，就把殷人变为自己本族的氏族奴隶，原来顺服于殷的各族当然也成了周人的奴隶。这样，在殷商时已开始阶级分化的秦人祖先，此时则全族皆变为周人的氏族奴隶。

周初，当武王死后，成王继位时，商纣的儿子武庚曾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反周叛乱。这次叛乱有居于周人统治东方的不少氏族和诸侯国参加，居留在东方的秦人祖先嬴姓氏族也参与了叛乱。据《逸周书•作雒解》云：“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畔。”这里说的“徐”、“奄”都是嬴姓，而“盈”就是“嬴”。［13］可见，这些嬴姓之人此时尚坚决与西周统治者为敌。当时，辅佐成王的周公姬旦毅然调动大军举行东征，平定了叛乱。

叛乱平定后，周族奴隶主阶级对参与叛乱的人们予以残酷的镇压，除大量杀戮以外，对剩下的“顽民”，就采取强迫迁出原地的办法，如对“奄”，就“迁其君薄姑”（《史记•周本纪》）。嬴姓氏族被迁往各地，一部分迁往黄、淮流域，这些嬴姓氏族后来在那里建立了一些小国，到春秋时有的还存在着。［14］还有一部分参与叛乱的嬴姓氏族则被迁往西方。原来在殷商西陲的一部分秦人祖先，因西周占据了殷人统治地区，已被赶向更西的西周边陲。这时，又有被从东方迁来的部分嬴姓氏族，两部分加在一起，就成为最大的一股嬴姓氏族，他们被西周统治者赶向西方边陲，踏上了那遥远的、荒凉的黄土高原。这些人就是秦人的直接祖先。

秦人的祖先被赶往遥远的西方，他们居住在西陲，随着周王朝的边境扩展得愈来愈大，这个西方的边陲则愈来愈远。最后，秦人来到今甘肃天水附近。

西周初年，由于整个氏族都沦入周人的奴隶地位，所以秦人内部的阶级分化也暂时停滞下来。直到周穆王时代，才有造父替周穆王赶车，充当“御”的职务。［15］此时，他们最多也只是周奴隶主贵族的高级奴隶。因此，在当时留下来的历史文献中，没有关于秦人的记载，这就不难理解了。

西周末年的秦　大约到公元前890年，秦的历史脱离了神话和传说的时代，开始有了可靠的记载。

在周孝王时，秦人的祖先仍旧过着游牧生活，养马依然是他们的特长：“好马及畜，善养息之。”（《史记•秦本纪》）此时他们居住的地方叫“犬丘”（在今甘肃天水地区）。［16］首领叫非子。由于非子善于养马，后来被周孝王召至“汧渭之间”（在今陕西扶风和眉县一带），叫他负责给周王室养马。随着周王室的衰落，秦的地位和作用也愈加受到周王室的重视。后来，周孝王封秦为“附庸”，并准许他们在秦这个地方建筑城邑——“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从此定居下来。从这时候起，“秦”才成为他们的正式名称，嬴秦真正登上历史舞台了。

秦，这个地方在今天的甘肃省清水的秦亭附近。这里土地肥沃，一直是农业区。（秦）字，像手舂禾，表明“其地宜禾”。秦人定居在这里，反映了游牧经济开始向农业经济转变。

秦人由游牧转向定居，还意味着：原来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社会开始解体，代之而起的是以地域划分国民的阶级社会，国家即将出现。这在秦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自从秦被赶向西陲以后，在周人的眼里，他们就同戎、狄无异。随着秦的发展、壮大，又被封为“附庸”，表明周奴隶主已开始把秦同戎、狄区别开来。这时，秦人大约已有数万人之众［17］，他们已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了。

西周奴隶制的崩溃和秦奴隶制的产生　早在西周中期，封建的经济因素就在王畿附近出现了，奴隶制开始动摇。到周孝王、夷王，特别是周厉王统治时期，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就连平民阶级——国人也对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不满，于公元前841年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国人暴动，揭开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社会大转变的序幕。

与此同时，西周四围的一些方国也加强了对周王室的反抗和进攻，其中对周威胁最大的，是以狁为首的戎、狄部落，这些戎、狄部落在关中地区抢掠，甚至侵扰到周国都的丰、镐附近，使周王朝的统治阶级惶惶不可终日，加速了奴隶制的崩溃。

这时，秦人虽已在周孝王时就“分土为附庸”（《史记•秦本纪》），但其本族之人仍有被西周奴隶主掠去当奴隶的。1959年6月在陕西蓝田发现的《询簋》铭文中有：

今余令女（汝）、商宫（司）邑人先虎臣后庸：西门夷、京夷、夷、师笭侧薪、□（此处原文为方框“□”）华夷、由□（此处原文为方框“□”）夷、人、成周走亚、戍秦人、降人、服夷……

据郭沫若考释：此器作于周宣王十七年（公元前811年）［18］，其铭文内容“先虎臣后庸”与《大盂鼎》的“自驭至庶人”的意思相仿，“庸与佣通，即是奴仆，庸字统括‘西门夷’以下至‘服夷’。”（《弭叔簋及询簋考释》，载《考古》，1960（2））可见：“秦人”在这里同“服夷”、“西门夷”一样，是当做奴隶被征戍去替西周奴隶主服役的，在过去流传下来的《师酉》中也有类似的铭文：

王乎（呼）史（墙）册师酉：乃且（祖）啻官邑人，虎臣、西门尸（夷）、尸（夷）、（秦）尸（夷）、京尸（夷）……（《两周金文辞大系•师酉》释文）

这里也出现了被作为奴隶看待的“秦夷”。郭沫若根据“询之祖为乙伯，酉之父为乙伯”，断定“酉与询为父子”，因将原来被认为系懿王时代的《师酉》，改置为宣王元年。从以上两件铜器的铭文来看，在西周末年，尽管秦人已有“分土”，但仍有部分人当做奴隶被西周奴隶主役使。

不过，对于大部分秦人说来，西周的统治阶级已无法把他们当奴隶役使。随着周王室的衰落，整个秦这一附庸，在西周统治者眼中的地位，则愈来愈高。因为戎、狄的进攻，周王室甚至也不能不向人数不多的秦求援。所以当周宣王在内外交困之际，就封秦的首领“秦仲为大夫”，叫他率领秦人去打戎、狄，大夫总比附庸的地位高了一点，秦仲也就不惜为周宣王卖命。公元前825年，秦仲奉周宣王之命伐西戎，但毫无所获，最后连秦仲自己也在公元前822年的伐戎中送了命。

秦仲死后，周宣王又召秦仲的大儿子庄公昆弟五人领兵七千同西戎作战。这一次取得很大胜利，夺回了被西戎占去的犬丘。从此，秦开始强大起来，于是秦庄公被封为“西垂大夫”。以后，秦人的头目更加卖力地替西周王室打仗。庄公的大儿子世父发誓赌咒要“杀戎王”，并将继位的机会主动地让给他的弟弟襄公，自己率人去与戎作战。

公元前777年秦襄公即位。这时戎、狄势力更加猖獗，竟围攻犬丘，并虏走世父，一年多后才将他放回。秦在戎、狄进攻面前采取两个措施，一方面秦襄公将自己的妹妹嫁给西戎中的丰王为妻，以便分化戎人［19］；另一方面迁都于汧邑，节节向东逼进。当时秦的地位在东方许多统治者的眼中迅速上升，公元前773年（秦襄公五年），司徒郑桓公曾问史伯说：“姜、嬴其孰兴？”史伯对曰：“夫国大而有德者近兴。秦仲、齐侯，姜、嬴之隽也，且大，其将兴乎！”（《国语•郑语》）这时秦仲已死，当为襄公之时，而史伯则以秦与齐并论，认为它们是大国，且“将兴”。由此可见秦的势力在襄公时已有很大增长。

然而，西周王朝的统治则愈来愈衰落。周幽王（公元前781年至前771年）末年，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更加残酷，从而使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在西周王室统治范围内，奴隶的反抗更加猛烈，连平民阶级也对腐朽的朝廷不满意了：“国人皆怨。”趁这样的机会，在公元前770年，戎、狄又大举向西周都城进攻。周幽王召集诸侯救援，但“兵莫至”（《史记•周本纪》），表明西周奴隶主的集权统治已经瓦解。在这种情况下，尽管秦襄公曾尽力帮助周王室的军队抵抗戎、狄的进攻，也挽救不了它的灭亡。戎人终于攻入镐京，周幽王被杀死在骊山。从此结束了西周的统治，历史进入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年至前476年）。

从西周末年开始，一方面是周王室势力一天天衰落；另一方面则是秦的地位一天天上升，他们在帮助周王室抵御戎、狄的过程中，由附庸而大夫。这种变化正反映了长期被压抑的秦，在周王室衰落的情况下，得到了发展的机会。秦人首领地位的提高，显示了内部阶级分化已趋于完成。长期徘徊于阶级社会门槛之外的秦，趁着西周的灭亡，就要跨进奴隶社会的大门了。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中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后来，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又加的注：“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史，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哈克斯特豪森发现了俄国的土地公有制，毛勒证明了这种公有制是一切条顿族的历史起源的社会基础，而且人们逐渐发现，村社是或者曾经是从印度到爱尔兰的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最后，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绝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72页）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说明，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一著作问世以前，很少有人了解阶级社会以前的历史，而关于那个时代的具体情况，由于没有文字记载，当然没有人知道了。所以留下来的只是一些神话和传说。

［2］《史记•秦本纪》云：“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按：玄鸟即燕。见《吕氏春秋•仲春纪》高诱注：“玄鸟，燕也，春分而来，秋分而去。”陨，《说文》：“从高下也。”清人洪亮吉认为：秦人祖先传说与殷人传说相似，就断定“此乃因简狄事附会，不足信”，这种说法未免武断。

［3］如：燧人之氏，“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宓牺”（《太平御览》七十八引《诗•含神雾》）。

“黄帝……母曰附宝，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明郊野感，附宝孕廿四月，生黄帝于寿丘。”（《绎史•帝王世纪》）

“少典妃安登，游于华阳，有神童感之于常羊生神子，人面龙颜好耕，是为神农。”（《路史•后纪三》注引《春秋元命苞》）

此外还有：颛顼母见摇光之星生颛顼（见《今本竹书纪年》、《山海经》等引），帝喾母不觉而生帝喾（见《帝王世纪》），庆都与亦龙相配而生尧（见《含神雾》、《初学记》及《太平御览》引），舜母见大虹而生舜（见《今本竹书纪年》引），枞华感枢星而生舜（见《尚书帝命验》引），女嬉得意苡吞而生高密（见《吴越春秋》），女节接大星而生朱阳（《帝系》），等等。殷人的祖先契，是因母简狄吞玄鸟卵（见《史记•殷本纪》及《诗经•商颂•长发》），周人的祖先弃，也是因其母姜原“践巨人迹”而怀孕的（见《史记•周本纪》）。

［4］有关远古时代传说的记载，在《史记》中还有《三皇本纪》，系唐司马贞补作。我们在这里只是将司马迁写《史记》时取的传说材料做一个比较，所以对于唐人补写的《三皇本纪》和其他材料则不涉及。

《史记•五帝本纪》：“黄帝者，少典之子……生二子……其一曰玄嚣……其二曰昌意……昌意……生高阳……是为帝颛顼也……帝颛顼生子曰穷蝉……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父曰极，极父曰玄嚣，玄嚣父曰黄帝。……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勳。娶娵訾氏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而弟放勳立，是为帝尧。”

《史记•夏本纪》：“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

《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

《史记•周本纪》：“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

［5］从大业、大费以后秦就进入父系氏族时期，这一点从《史记•秦本纪》中可以得到确凿的证据，也为一般学者所公认，

但是，据蒙文通先生研究：“《秦本纪》称申侯言‘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仲潏，保西垂’。班固《律历志》称张寿王治黄帝《调历》，言‘化益为天子，代禹。骊山女亦为天子，在殷周间’。仲潏生蜚廉，善走，以材力事殷纣。则郦山之女，固在殷周间，当即张寿王所谓骊山女为天子者也。”（《周秦少数民族研究》，22页，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照上述说法看：秦的祖先中又有“郦山之女”曾在“殷周间”“为天子”，这似乎也是母系氏族社会的反映。好像至殷周间，秦的祖先仍停留在母系氏族社会的阶段。

蒙先生提出的资料是值得重视的，但仔细研究则大成问题。首先，这个“郦山之女”曾“为天子”之事不见于《史记•秦本纪》。在《史记•秦本纪》中只是通过申侯倒叙的口吻说出：“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这里并没有提到胥轩之妻“郦山之女”曾为天子。请注意：申侯说这段往事的目的在于强调与戎族的关系，以便达到“不废申侯之女子为骆适者”（《史记•秦本纪》）。如果郦山之女果真曾有过“为天子”的事，申侯不会不提。此其可疑者一。其次，据申侯言：“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则郦山之女即为中潏之母。然而，《史记•秦本纪》在叙述秦之世系时，只提到：“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其玄孙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这里，根本没提中潏之母，连胥轩亦未提到，如果郦山之女果真曾“为天子”，在这里决不会连提都不提。此其可疑者二。蒙先生说：“（太史公）乃于仲衍至仲潏之世系不能言，又不纪戎胥轩事。”（《周秦少数民族研究》，24页）但太史公何以宁付阙如而不纪郦山之女以及胥轩事？回答只有一个，就是司马迁认为申侯所说的这段历史是不可信的，更不用说连申侯提都没提到的“为天子”事了。

至于《汉书•律历志》所载“骊山女亦为天子”，也有以下两个问题：首先，这个“为天子”的骊山女何以证明就是申侯提到的郦山之女呢？蒙先生仅因其“在殷周间”就断定申侯提到的郦山之女“当即张寿王所谓骊山女为天子者也”。其实，如上所述，申侯的话是很难当做信史看待的。而且，张寿王所说的这一段话可靠程度，也应画问号。《汉书•律历志》是把张寿王的言行当“作祅言欲乱制度”的内容记载下来的：“寿王及待诏李信治黄帝《调历》，课皆疏阔，又言黄帝至元凤三年六千余岁。……寿王又移《帝王录》，舜、禹年岁不合人年。寿王言化益为天子代禹，骊山女亦为天子，在殷周间，皆不合经术。”由此可见，汉代人就已不相信张寿王这一套虚妄不实之词，后因其“诽谤益甚，竟以下吏”。现在看来，张寿王所言，确也有不少荒诞不经之处。因此，仅凭一句“骊山女亦为天子，在殷周间”的话，就断定此其为申侯所说的真伪难辨之“骊山之女”，显然是很难令人相信的。

因此，蒙先生的推论是不能成立的，秦之祖先郦山之女“为天子”是不可信的。秦人由母系社会转入父系社会是在大业、大费时期，而不在“殷周间”。这一结论是不能动摇的。（蒙先生上述论证并不在于说明秦人于殷周间存在母系，而在于说明秦人祖先系戎族。因涉及这个问题，故附证于此。至于秦人祖先来自西戎的说法，蒙先生的重要根据就是这一条，所以此说亦不攻自破了。）

［6］殷人来自东方，这种看法现在已为大多数史学家所公认，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107～108页，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155～156页，以及李亚农的《李亚农史论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中对此均有论述，故不需在此赘述。唯金景芳先生在《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说》（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中提出“商文化起源于辽水发源处”，即今内蒙古昭乌达盟一带。这种说法确为一种新颖见解，颇值得注意。不过，金先生的论点，目前尚缺乏根据，在该文中提出的最重要根据仍是对“砥石”一地位置的确定。金先生认为：“《荀子•成相》说：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这个“砥石”就在“辽水发源处，今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的白岔山。正是我国的北方。证据就是《淮南子•坠形训》说：‘辽出砥石。’高诱注说：‘砥石地名，在塞外，辽水所出，南入海。’惜前人多不注意及此。”这种论点之所以难于成立，主要是仅仅据一个高诱的孤证，就否认过去一切人的研究成果是比较困难的。其实，关于砥石的地望，自古就有种种不同说法，除王国维考证为沩水流域外（参见《观堂集林》），还有另外的一些说法，如《荀子》杨倞注以为砥石即砥柱，而砥柱则在黄河中游，今河南境内。《水经•河水注》云：“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当水者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过，山见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也。”显然，这不可能当做商人起源的根据。此外尚有其他的种种说法，不能一一列举。总之，拙见以为：金先生提出殷人起源地望的新看法，是值得注意的。但就目前提出的根据来说，还不足以改变一般看法。因此，本书采用通行的论点，坚持殷人来源于东方。

［7］参见徐中舒：《殷商史中的几个问题》，载《四川大学学报》，1979（2）。

［8］参见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社稽五祀”、“句芒即玄鸟”一节，48页。

［9］关于盘庚以前殷人迁徙的次数有几种不同的记载：《尚书•盘庚》序：“盘庚五迁。”孔氏传：“自汤至盘庚凡五迁。”马融曰：“五迁，指商立、亳、嚣、相、耿。”但一般认为自契至汤共十四代八迁，即：由亳居蕃一迁；蕃迁砥石二迁；砥石迁商三迁；商迁泰山之下，复又迁商四迁、五迁；商迁殷六迁；殷又迁商七迁；商迁亳八迁。（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二）不论五迁、八迁，殷人在盘庚以前迁徙较频繁是毫无问题的。

［10］过去，有的研究者根据后来秦人居于周人之西，从而断定秦人原系西方的氏族部落，乃羌人的一部分，甚至认为同周人原属同一氏族。如吕振羽在《中国原始社会史》一书中写道：“商族自东来”，“夏族自西来”，后来夏族“向东南者便发展为后来的周族，留在关中一带者，便又形成后来的秦国”。这是没有什么材料证明的，事实上，从各方面考察，秦人同周人毫无共同之处，他们决不会来自同一氏族部落。如关于始祖的传说，周人后稷（即弃）乃其母姜原“见巨人迹”，“践而身动”（《史记•周本纪》）生出来的，与殷人、秦人传说的吞玄鸟卵生子不相干。神话传说的不同，反映了产生这些神话传说的氏族经济和文化生活各异。玄鸟、驯兽一类的神话，产生于狩猎、牧畜发达的氏族，而有关周人祖先的传说，几乎与狩猎、牧畜根本无关，却与农业种植有密切联系。如：“弃为儿时……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史记•周本纪》）以后关于周人祖先的传说均与农业生产有关，甚至后稷这个名字本身，也是农业经济现实的反映。事实证明：在经济生活方面，周人与秦人没有丝毫共同之处；在政治关系方面，从文献记载来看，至少在西周以前，秦人同周人没有发生过任何联系，就是在周武王灭商时，他们联合起西方、南方一切能联合起来的人：“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尚书•牧誓》）其中并没有秦，证明秦此时确是站在殷商一方的，现有的一切材料都记载着秦人始终把自己的命运同殷人联系在一起，而同周人为敌。

另外，蒙文通先生也认为：秦原系西方戎族。但蒙先生的根据主要是申侯所言：“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以及张寿王言“骊山女子亦为天子”这两条材料，猜测：“殷周之间，中国安得有天子曰骊山女，斯其为西戎种落之豪欤？”由这一猜测而推出：“胥轩曰戎，自非夏族，此秦之父系为戎也。”又进一步推出：“则申侯之先，骊山之女，亦当为戎，此秦之母系亦为戎也。”（《周秦少数民族研究》，22～23页）但是，蒙先生所根据的这两条材料是成问题的（在本章注［5］已经详加论证），所以秦系来自西戎的说法很少为人们所接受。

蒙先生认为秦系来自西戎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一些古籍称秦为“狄”或“戎狄”，如《春秋公羊传》：“秦者，夷也。”《春秋穀梁传》：“狄秦也。”商鞅也说：“始秦戎狄之教。”（《史记•商君列传》）其实这些皆不足以证明秦系西戎，因为像《公羊传》、《穀梁传》这些书的作者，说秦是“夷”、“狄”，乃是一种鄙薄、蔑视之意，说秦“戎狄之教”，也最多表明秦的风俗习惯和教育同戎、狄一样，亦不能说明其民族来源。即便是由于秦人久处西方，后来有不少人与西戎人融合——这一点，《史记•秦本纪》已写清：“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也不能说秦系西戎族。因《史记•秦本纪》记载得十分清楚：秦为颛顼之后，其原非西戎乃毫不含糊。至于长期同西戎接触，甚至染上戎狄风习，或自称为“戎”，也不能据此而断定秦系西戎族。拙作有《秦人早期历史探索》一文（载《西北大学学报》，1978（1）），对此有较深入论述。

［11］在古籍中经常出现“蜚廉”一名，但它在不同时期有不同意义：蜚廉（或写作飞廉）本来是“风”字的古音。秦人的祖先有取名为蜚廉的，这是因为“蜚廉善走”，形容其疾走如风。这个善走的蜚廉因效忠于殷纣王，而为人们所恶。因此，后来人们就把想象中的一种凶恶的野兽称为“飞廉”，所以到汉代，“飞廉”就成了一种兽名。《淮南子•俶真篇》：“若夫真人，则动溶于至虚……骑蜚廉而从敦圄，驰于外方，休乎内宇。”东汉高诱注：“蜚廉，兽名，长毛有翼。”由于这种野兽实际并不存在，因此，人们就把它想象为神兽。《史记•封禅书》记述了好神仙之术的汉武帝在长安作“蜚廉桂馆”。《汉书•武帝纪》：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夏四月……作甘泉通天台、长安飞廉馆。”尽管被视为神兽，但人们把它的样子想象得十分难看：《汉书•武帝纪》注引鲁灼：“身似鹿，头如爵，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所以，在汉代以后的许多画像石、砖以及壁画、帛画中经常出现飞廉。如河南密县打虎亭2号东汉墓的券顶上“藻井”旁，就画有许多飞廉，其形状怪异，相貌狰狞，反映人们视飞廉为恶兽。

［12］参见李亚农：《李亚农史论集》，667页。

［13］奄，一作、盖，它就是《史记•秦本纪》说的嬴姓的奄运氏。徐，也为嬴姓，见《左传》昭公元年：“周有徐、奄。”杜注：“二国皆嬴姓。”又《汉书•地理志》：“临淮郡徐县”下自注“故国盈姓”。而“盈”即“嬴”，这两个字通用，如楚大夫贾字伯嬴，《吕氏春秋》作“伯盈”，可证：徐、奄、盈均为嬴姓氏族。

［14］如：徐国（《左传》庄公二十六年），在今安徽泗县附近。

穀国（《左传》桓公七年），在今湖北穀城西。

黄国（《左传》桓公八年），在今河南潢川西。

江国（《左传》僖公二年），在今河南正阳县东南。

葛国（《左传》桓公十五年），在今河南睢县北。

梁国（《左传》桓公九年），在今陕西韩城西南。

［15］据《史记•秦本纪》云：造父“以善御幸周穆王”，“为穆王御”。

周穆王以秦人祖先造父为驭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周穆王曾经“周行天下”（《左传》僖公二十年）。《史记•秦本纪》及《列子•穆王》都记有此事。《穆天子传》还记载了他从昆仑往西三千余里，到“西王母之邦”，折而北行约两千里，到“飞鸟之所解羽”的“西北大旷原”。这虽是小说的写法，也反映了周穆王时周的统治深入到宗周以西很远的地方，徜徉于这里的秦人祖先，自然免不了要为周族奴隶主效劳的。

［16］古代人没有把犬丘地位弄清楚。如《史记•秦本纪》《集解》、《正义》引《括地志》和《汉书•地理志》等，都认为犬丘即汉代槐里，其地在“雍州始平县东南十里……周曰犬丘，懿王都之，秦更名废丘，高祖三年更名槐里”。按槐里就在今陕西兴平县，以后的著作都沿袭了这个错误说法。其实，犬丘本有东犬丘、西犬丘两地，东犬丘即槐里，非子所居乃西犬丘。《史记•秦本纪》说得很清楚：“庄公居其故西犬丘。”西犬丘在何地？《史记•秦本纪》有：非子居犬丘，周孝王“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下注云：“今天水陇西县秦亭也。”很明显，“犬丘”是较大的地名，其中包括“秦邑”，即“陇西秦谷亭”（见明人董说：《七国考•秦都邑》），其地在今甘肃境内，而秦始皇时的废丘（即槐里）乃在今天的陕西境内，二者不可混为一谈。非子所居乃犬丘，而非后来的废丘。这一点，王国维早已指出（参见《观堂集林•秦都邑考》）。但王氏认为“犬丘、西垂本一地”、“西犬丘为西垂”则不确。前面已经指出：“西垂”乃泛指西方边陲，而“犬丘”则指具体固定的地区，其地望相当于秦之陇西郡，汉以后又别置天水郡，以后历代屡经变更，到清代为“秦州”（见光绪十五年重纂《秦州直隶州新志》卷一，《沿革》）。而清代的“秦州”下辖五县：秦安、清水、礼县、徽县、两当县。考其州界约相当于现在的天水专区而略小。因此，说“犬丘”在今天水境内，则是正确的。

至于后来“邑之秦”的“秦”，则是在上述地区范围内的较小地点。《史记•秦本纪》徐广注云：“今天水陇西县秦亭也。”此地至清代则为秦州清水县，《秦州直隶州新志》卷二十四《附考》四有明确记载：“……非子所封之秦亭，则在清水县东四十里，俗名亭乐山，李吉甫曰：周孝王邑非子于秦邑，今天水陇县秦亭、秦谷也。乐史曰：清水地即秦仲所封……”从上述记载可知：秦在唐代的天水陇县，清代改为清水县，现在甘肃省天水专区仍有清水县，“秦”当在此。

［17］秦的人数是根据以下材料推测的：周代分封制规定：“天子之制，地方千里（按：周代千里约合现在七百二十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孟子•万章下》）所谓“附庸”其占地一般不超过五十里。《商君书》对战国时期的土地和人口比例曾作这样的估计：“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以此食作夫五万。”（《商君书•徕民》）以这个标准推测春秋以前秦国的人口，至少也有二三万之众。当然，这也只能是一般的推测而已。

［18］关于询簋的年代共有宣王、康王、厉王及穆王四种说法，见段绍嘉：《蓝田出土弭叔等彝器简介》（载《文物》，1960（2））、王祥：《说虎臣与庸》（载《考古》，1960（5））、容庚：《弭叔簋及询簋考释的商榷》（载《文物》，1960（8）～（9））、黄盛璋：《关于询簋的制作年代与虎臣的身份问题》（载《考古》，1961（6））、李福泉：《訇铭文的综合研究》（载《湖南师院学报》，1979（2）），以及日本学者樋口隆康：《西周铜器的研究》（见《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七辑，1963）等。但笔者认为：上述研究文章在关于询簋年代方面的考证，皆无郭沫若《弭叔簋及询簋考释》一文中提出的论据精当，容庚的文章也基本上同于郭说，故本书采郭说，而断定询簋为宣王时所作。

［19］《史记•秦本纪》：“襄公元年，以女弟缪嬴为丰王妻。”这个丰王就是：“戎人之号，荐居丰岐，周称丰王。”（《史记会注考证》）

第三章　秦的建国及其领地的扩展

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我国历史进入了社会大变革的春秋时期。

春秋是我国奴隶制开始向封建制过渡的时代。这时，历史舞台上出现空前绚丽多彩、生动壮观的场面：一种在当时是最先进的生产力——铁工具，开始被人们使用。新的生产力呼唤着新社会制度的产生，而愈来愈激烈的奴隶们的反抗斗争又加速了旧制度的灭亡。在动乱、变革和“礼崩乐坏”的形势下，奴隶社会迅速崩溃；封建社会即将在中国大地上出现。

然而，就在这样的历史潮流下，却有一个诸侯国刚刚诞生，而且还在发展着自己的奴隶制。这个诸侯国就是秦。

进入春秋以后，秦才正式建国。但是，当奴隶制的秦国一旦建立，它就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在不到一百二十年的时间里，就由一个后起的奴隶制小国，一跃而为奴隶制的强国，在当时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艰苦的建国过程

秦的奴隶制政权，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起来的。所以，它在建国初期面临着十分严重的斗争任务，经历了艰苦的过程……

秦国的建立　公元前770年（秦襄公八年），幽王死后，各个诸侯共同把周幽王的太子立为天子，这就是周平王。周平王继位以后，猖獗于周王畿和关中地区的戎、狄势力有增无已，西周奴隶主阶级在这里再也呆不下去了，周平王于是决定将国都迁往雒邑（今河南洛阳附近）。所谓“迁都”，实际上是被戎、狄赶走，当周平王仓皇逃走时，秦襄公率领秦兵也参加了护送队伍。因此，周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把“岐以西之地”“赐”给秦，并准许与其他诸侯“通聘享之礼”。这样，秦就由“大夫”上升为与齐、晋等国地位平等的诸侯。从此，建立了秦国。

秦国虽然建立，但首先面临着能不能存在下去的问题。

周平王虽“赐”给秦以“岐以西之地”，让它在这里建国，但在这一带几乎布满了戎人和狄人。在今陕西北部的陕北高原，分布着被称为“白狄”的部落（参见马长寿：《北狄与匈奴》，1～21页，北京，三联书店，1962），在陕西关中、甘肃、宁夏、内蒙古及其以北的地区，就有绵诸、翟、、邽、冀、大荔、乌氏、朐衍等戎、狄部落。［1］此外，在关中东部还有西周留下来的梁、芮等小诸侯国。这么多的戎、狄部落和小诸侯国在这里，使秦国无驻足之地。这些戎、狄部落大部分尚处于“游牧生活向定居的农牧生活转化”（马长寿《北狄与匈奴》，14页）阶段，社会经济较为落后，他们长期以来就是以富庶的关中地区为目标，或掠夺、或骚扰，使居于这里的、以农业生产为经济生活主要内容的人民，在生产上和生活上都受到极大的影响，而西周的统治阶级也不能在这里继续统治，因此才东迁的。所以周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的时候，就说得很清楚：“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史记•秦本纪》）就是说：秦能将戎、狄从这里赶走，就可在此建国；若不能也只好听其被戎、狄赶走或被灭亡。

这样，秦在“立国”之后，能否存在下去，尚是个未知数。

秦襄公伐戎的失败　公元前770年，秦襄公被封为“诸侯”以后，就不能不承担历史赋予他的使命：同戎、狄斗争。秦襄公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统治者，他上台以后一直在整顿武备，“备其甲兵：以讨西戎”（《诗经•驷》毛氏传）。因而秦国出现了用于作战的兵车：“小戎收，五楘梁辀”，“文茵畅毂，驾我骐”（《诗经•小戎》）。兵车上配备着各种毛色的骏马：“四牡孔阜，六辔在手。骐骝是中，骊是骖”（《诗经•小戎》）。有的马身还著以甲衣：“驷孔群。”（《毛氏诗传疏》云：“：浅也，谓以薄金驾介之札。介，甲也”）同时还制造了各种锐利的武器，如有锋利的三锋矛，“厹矛鋈”；以朱羽为饰的盾，“蒙伐有苑”；以虎皮为室的弓，“虎镂膺，交二弓”（《诗经•小戎》）。在秦人自己看来，这种阵容已是够强大的了：“车既工，马既同，车既好，马既。”（《石鼓文•车工》）武器和战士也相当多：“弓矢孔庶。”（《石鼓文•而师》）这些确实反映了襄公时期，秦国的武装力量有极大的增长。但即使如此，在秦建国的最初几年，它的武力仍不足以将戎击败。从襄公八年（公元前770年）秦被封为“诸侯”以后，一直到襄公十二年（公元前766年）的四年中，秦同戎、狄斗争取得的成果几乎等于零：周平王封给秦的“丰岐之地”仍在戎、狄控制之下，而秦人依旧只能活动于他们的故居“西垂”。尽管秦人把他们自己的武装形容得那样威武、雄壮，然而也只是到了公元前766年（秦襄公十二年）才“伐戎而至岐”（《史记•秦本纪》）。岐，就是岐山［2］，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宝鸡以东。就是在这次东征中秦襄公死去，继位的秦文公（公元前765年至前725年）又退回到西垂故地，秦的中心仍在这里。据《史记•秦本纪》载，文公仍“居西垂宫”，又从传世的景公时制造的“秦公”上，可以看到如下铭文：

虔敬祀，乍（作）宗彝，邵皇且（祖）。

据郭沫若考释：铭文证明为秦文公宗庙之祭器，再从“秦公”器盖上刻有“西”字铭文看，其宗庙仍在西垂。（见《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这就证明：秦襄公临死前虽然东伐戎人至于岐，但秦人并未在此地停留下来。一直到公元前762年（秦文公四年）以前，秦国人活动的中心仍在如今甘肃天水专区清水一带，他们还不能实际控制关中的丰岐之地。

秦以一个新起的小国，欲战胜战斗力十分强的戎、狄，并不是轻而易举的，所以建国初期秦与戎、狄的斗争成果甚微。但秦襄公确有夺取丰岐之地的决心，以致死于伐戎之役。正因如此，在秦国历代的君王中，襄公是有较大影响的一个。

二、由失败走向胜利

秦建国七八年以后，才开始有一点发展。

初步取得胜利　秦襄公死后，文公的最初几年也没有什么进展。至公元前763年，继位已经三年的秦文公率兵七百人“东猎”。这时，秦从游牧转向定居的时间不久，仍然保持着游牧民族的传统习俗，所谓“猎”，就是在不断的战斗中扩大领地，同时还有迁徙的意思。所以，这次“东猎”进行了将近一年，至公元前762年（秦文公四年），才到达汧水和渭水会合的地方——“汧渭之会”（今陕西眉县附近）。秦人的祖先非子曾经在“汧渭之会”养过马，不过，那时的秦还是周奴隶主贵族的氏族奴隶，这次秦重来，地位已经不同，秦国奴隶主决心要把奴隶制诸侯国的势力扩展到这里：“即营邑之”，表示要在这里定居。公元前750年（秦文公十六年），秦国取得了第一次伐戎的胜利：“地至岐。”当时，在这一带的戎族首领是“丰王”（顾颉刚：《史林杂识》，57页），秦文公给丰王以打击，这时才真正控制了岐以西的地区。［3］然而，在以后的五十年中，秦的领地仅仅维持在这个范围之内，没有什么扩展。可见，斗争是十分艰苦的。

“收周余民”初步奠定国基　秦文公率兵至岐以后，虽然在五十年内领地没有显著扩大，但这个时期却是秦国发展史上的关键时刻。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秦国取得了发展经济的两个重要条件——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充足的劳动力：

岐是周人的故居，那里是关中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周原。古代的周原，不像现在这样干旱，气候比现在暖和、湿润。（见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载《考古学报》，1972（1））当时，这里不仅有数不清的河流溪涧，而且有星罗棋布的水泉泽薮：渭水的支流纵横蜿蜒，千河和漆河分别由东西两侧缓缓流过。那时这里的河谷也不像如今这样深达九十多米，而是最多不超过四十米，取水相当方便，河水和泉水都十分充分。（见史念海：《河山集•古代的关中》）在那潺缓流动的河水里，鳣、鲔、鲦、鲿、、鲤等各种鱼类在游动；河面上一群群白鹭在飞翔。（见《诗经•周颂•振鹭》）野地里生长着吃起来甜丝丝的堇荼，郁郁葱葱的森林里有各种树木，其中的漆树早已被人们所利用，是生漆出产最早的地区。（见拙作《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对生漆的发现和利用》，载《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78（1））总之，这里是我国农业生产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这在客观上为秦国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但是，还不仅如此。秦至岐后，就将原来在这里而没有随平王东迁的“周余民”接收过来。这些“周余民”的加入，对秦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周本是一个农业民族，相传其祖先后稷就“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史记•周本纪》），周人的祖先从公刘时代起，就到岐山之下“修后稷之业”，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所以这里的人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汉书•地理志》）。到秦建国前夕，周人的农业生产水平是相当高的。在生产工具方面，仅据《诗经》出现的名称就有：耒、耜、钱、镈、铚、、殳、斧，等等。农作物的种类已经有：黍、稷、秬、糜、芑、禾、穋、植、穉、稻、莱、菽和麻、瓜、瓞、桑等，以及杏、梅、棘等果树。秦在这个农业发达的地区建国，又将具有较高生产技术水平的周人接收过来，就很快地放弃了原来的以游牧为主的生活方式，而接受较高文明，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768页）。

这样，秦至岐的五十年，正是他们由游牧经济最后完全转入农业经济的关键时期，也是秦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历史阶段，它为秦国以后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继续巩固领地　取得岐地的秦，虽具备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但它当时仍在戎、狄的包围之中，在其东西均有戎、狄族占领的许多据点，必须消灭或制服这些戎、狄人，秦国才能发展。

公元前716年秦文公死后，由秦宪公继位。［4］为主动向戎人进攻，宪公二年（公元前714年），秦将国都由汧渭之会徙往平阳（在今陕西宝鸡县东阳平村），使国都距前线更近。这里临近的一支戎人在“荡社”，其首领自号为“亳王”。关于“荡社”的情况，各种文献记载很不一致，其具体地望，有的说在始平（今兴平）（《史记•秦本纪》《正义》引《括地志》）；有的说在“三原”（史记•秦本纪）《正义》；还有的说在今陕西长安县的东南当时称之为“杜”的地方（见《史记•秦本纪》《索隐》引徐广云），因此又称为“汤杜”。以当时形势推断：戎人往来不定，或许其活动范围就在今三原、兴平和长安县间，其邑则在杜附近。这股戎人自号为“亳”，并命其居地曰“汤”，有“汤杜”（即荡社）、“汤台”、“汤陵”等名称。可见他们与殷商有很大关系（商的首领有汤，都邑有亳）：可能是其所居之荡社原为商人后裔所建之邑，戎人来后仍袭用其号；或是因商汤之子孙有散在西戎者，虽已融于戎族，但继续以“汤”为号。总之，荡社（或叫汤杜）是临近秦国的一个戎人的据点，是毫无疑问的。公元前713年（秦宪公三年），秦发兵进攻荡社，一举取得胜利，占领其邑，亳王逃往西戎。秦国的势力向东方大大地扩展了一步。

灭掉荡社以后，在黄河以西至渭水流域上游，还有不少股戎人的据点，如在秦的东方，有彭戏氏，这支戎西周时称为“狁”（王国维：《鬼方昆夷狁考》，见《观堂集林》），春秋以来占领郑国故地，居于彭衙（今陕西白水县东北），其势力自洛水西岸达于华山脚下。在秦国的西方有邽、冀戎，邽戎据今甘肃天水县南，冀戎在今甘肃甘谷县南。再向西北更有多得数不清的大小股戎人。就在秦国国都附近，即今陕西宝鸡县境内，还有一个戎人的据点——“小虢”。秦国面临的斗争任务，仍然是十分艰巨的。当时的形势要求秦国不停顿地向这些戎族势力进攻，以便巩固其领地。

秦国的内乱和武公时代的胜利　但是，刚刚取得一点胜利以后，秦国就发生了内乱。原来，秦宪公娶鲁姬，生武公和德公；娶王姬，生出子。鲁姬是鲁君之女，王姬乃周王之女，地位当在鲁姬之上。但宪公死前立长子武公为太子，这就种下了争夺君位的祸根。宪公一死，大庶长弗忌、威垒、三父（按：人名）废太子而立年仅五岁的出子为国君。五岁的出子主国，不能从政，只好由母后王姬临朝。出子立五年，至十岁时，又被三父等所杀，复立武公为国君。

关于这一段内乱的史实，《史记•秦本纪》有所记载，但十分简略而又有缺漏，只说：

宁公（按：乃“宪公”之误）生十岁立，立十二年卒，葬西山。生子三人，长男武公为太子。武公弟德公，同母鲁姬子。生出子。（按：这里有缺字，断句也有问题。暂依通行本断句。）宁（宪）公卒，大庶长弗忌、咸垒、三父废太子而立出子为君。出子六年，三父等复共令人贼杀出子。出子生五岁立，立六年卒。三父等乃复立故太子武公。

1978年1月在陕西发现的秦公钟、镈铭文（释文见本章注［4］）中，在历数秦公世系时，只说“文公、静公、宪公”，又有“公及王姬曰”的提法。可以证明作此铭文之“秦公”乃宪公之后的一“公”，即出子，“王姬”显系出子之母。这就证明《史记•秦本纪》中的一句应作：

武公弟德公，同母，鲁姬子。□□（此处原文为方框“□”）生出子。

其中□□（此处原文为方框“□”）缺漏之两字，依铭文证明应为“王姬”。这样，《史记•秦本纪》全文即豁然贯通，不明之史迹也得到补充。

如上所述：经过一番动乱，武公于公元前697年登上君位。三年后，武公将三父等三个庶长杀死，并夷其三族，其罪名就是因其诛出子。宪公以后秦国的动乱说明：庶长的权力同国君发生冲突，至武公杀死三父等以后，权力才又集中于王室，中央集权得到加强。

武公时代（公元前697年至前678年）由于中央集权的加强，秦国更有能力向外推进：公元前697年（武公元年），秦向居于彭衙（今陕西白水县内）的戎人彭戏氏进攻，取得胜利。公元前687年（武公十一年），在杜（今陕西长安县东南）、郑（今陕西华县北）两地设县。原来这里的地方是西周的封国，后为戎族占有，即上述“荡社（汤杜）”和“彭戏氏”所居。消灭了这些戎族势力后，在这里设县，就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县的原意为“悬”，即“系而有所属”（许慎：《说文解字》），也就是在距国都较远的地方设立的军事、行政统一的组织，即边境的城邑，这是县的最初意义。武公时在杜、郑设县，说明当时秦国的势力范围已达到这里。

在西方，公元前688年（武公十年），秦征服了邽、冀戎，并开始设县。这是中国史书上关于设置县治的最早记载。［5］武公十一年（公元前687年），即在杜、郑设县的那一年，秦又灭小虢。将小虢消灭后，西起甘肃中部，东至华山一线，整个关中的渭水流域，基本上为秦国所控制。

领地的迅速扩展　秦国的领地，到德公时（公元前677年至前676年）已经十分稳固，从德公时迁都于雍（在今陕西凤翔县）。迁都的原因十分明显：因为不论是“汧渭之会”，还是平阳，都在周原之下的河谷地区，这里回旋余地狭小，向东向西发展，都显得很不方便。这就促使秦向广漠的周原另寻新都会。雍位于河上游的雍水附近，这里是周原最富庶的地区。尤其重要的是：雍又位于地势较高的周原，为陇山以东的门户，无论是向东发展，还是防御西方的戎人，地理位置都是十分有利的（见史念海：《周原地理与周原考古》，载《西北大学学报》，1978（2））。秦都雍后，开始在这里建筑规模宏伟的城邑和宫殿，此后的数百年，这里始终是秦国的政治中心。

秦国的统治日趋巩固。公元前677年（德公元年），梁伯、芮伯前来朝秦。梁在今陕西韩城南，芮在今陕西大荔境内，为靠近黄河西岸的两个小国。他们前来朝秦，说明秦的影响已达到黄河西岸。从秦宣公（公元前675年至前664年）以后，秦就以主要力量向东发展，与当时中原的大国，主要是晋国，开始争夺土地。

不过，这时的秦国仍然需要用很大的力量来消灭周边境的戎、狄势力，否则就很难向东方迈进一步。

三、“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自德公迁雍以后，历经宣公（公元前675年至前664年）、成公（公元前663年至前660年），在十五六年的时间内，秦国对戎、狄的斗争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

扫清周围和境内的戎狄势力和其他割据势力的是秦穆公。

秦穆公名任好，在他统治时期所进行的战争，除同晋国争夺土地以外，主要的就是消灭边境和境内的戎、狄势力。

伐茅津戎，迁陆浑戎　在今天的山西和陕西交界之处、山西省平陆附近，当时散布着许多戎人，他们被称为“茅津之戎”［6］。在秦国的东面，就是这些“茅津之戎”阻挡着秦国向外发展的去路。当秦国在关中初步稳固之后，就开始向茅津之戎进攻。公元前659年，秦穆公即位后第一年，他就亲率大军“伐茅津”（《史记•秦本纪》）并取得胜利。以后，秦的军事斗争集中于同晋国打仗，但也随时扫荡一些小割据势力。公元前640年（秦穆公二十年），秦同晋在韩地战争刚一结束，就顺便将边境上的两个小国——梁和芮消灭了。

在戎族中，有一支称为陆浑之戎，他们又被称为允姓之戎或姜戎。［7］这一支戎人原居住在瓜州。据《左传》襄公十四年及昭公九年杜预注云：瓜州地在今敦煌。长期以来没有人对此提出疑问。但是，经近人顾颉刚考订，证明陆浑的故居在“中南”即终南，就是今天的陕西武功县（见《史林杂识》，46～53页）。在秦国的肘腋间还有这样一股戎族势力，当然不能为秦国所容许。公元前638年（秦穆公二十二年），秦国用武力将陆浑之戎赶走，这时晋国却将这些戎人“诱以来”，将他们安置于荒凉的伊川。伊川本是富庶、繁华的地区，西周末年以后，由于人民逃亡以及灾荒、兵祸，使这里变成狐狸出没、豺狼嗥叫的荆棘之地。［8］陆浑之戎被迁往伊川以后，瓜州就为秦所有。晋国将陆浑之戎迁来后，就迫使他们服役，在以后的许多次战争中，都有不少戎人被征发去打仗。

伐茅津戎和迁陆浑戎，只是秦穆公大举伐戎的前奏，当做好充分准备以后，秦就向威胁最大的西戎进攻了。

西戎包括的各国　所谓“西戎”，乃是泛指秦国西方散布于广大地区的许多戎族。这些戎人聚散无常，居处不定，究有多少，确实难以计算。据《史记•匈奴列传》云：“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各分散居各谿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这里说戎国的数目上百，其中较大的有八个。而“陇以西”的四个戎国，大约就是西戎中主要的几个。

所谓“陇以西”，主要指今天的陕西以西、甘肃的陇南及陇西广大地区。据考证：这一片地区的戎人原系西周时的“犬戎”或“狁”，经过流动，融合、分化而演变为名称不同的戎族。《史记•匈奴列传》所举的“陇以西”的四个戎国：绵诸在今甘肃天水附近；绲戎在今陕西凤翔一带；翟居于今甘肃临洮县，在今甘肃陇西县北。这四支乃是西戎中较为强悍的，而其中以绵诸为最强。秦穆公时，西戎派到秦来的使者由余，可能即是属于绵诸之戎。从由余这个名字可以看出一点端倪：由余很有可能就是绵诸的一音之异译。《汉书•艺文志》有《由余》三篇，又有繇叙。繇叙当即是由余。《史记•六国年表》有“繇诸、绵诸、诸繇”之国，而《山海经•海内东经》又将诸繇写作居繇，当是繇居之误。可见，繇居——居繇——繇叙——绵诸——由余，乃是同一个名字的异译。戎使被称为“由余”，或许就是因为“以国为氏”而来，即他所在的“国”就叫做“由余”（绵诸）。这里所谓“国”，实际只是原始社会的氏族，因为当时的戎、狄还没有发展到奴隶社会，所以这种“以国为氏”的习惯并不奇怪。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根据摩尔根提供的资料，叙述易洛魁氏族的习俗时，就举出下列一条：

氏族有固定的人名或几套人名，在全部落内只有该氏族才能使用这些人名，因此，氏族个别成员的名字，也就表明了他属于哪一氏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86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由余这个名字，或许正表示他所属的氏族就叫“由余”，也就是绵诸吧！

绵诸等“西戎”，在秦穆公时代，仍保持着较为强大的国势（见《吕氏春秋•壅塞》），大概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由于西周末年戎、狄部落进入中原，中原地区的一些具有较高文明的人民融入戎族，这对提高西戎落后的经济、文化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如著名的政治家由余原来就是晋人，后来“亡入戎”（《史记•秦本纪》）的。其次，处于较为落后社会形态的戎、狄本来是极为强悍、善战的，西周末年的周王室就无法阻挡戎、狄的进攻。但是，一当他们进入中原地区定居以后，就逐渐丧失了原来的战斗力，从陆浑之戎毫无抵抗地被秦赶走，以及至伊川以后处处仰晋人鼻息的事实来看，可以证明许多民族皆不能避免这一下场，正如元末的蒙古骑兵和清末的八旗子弟一样。然而，绵诸等则不然，它虽有中原人民融入，却未沾染上这里的奴隶主阶级骄淫的生活习气，仍然保持着淳朴、善战的社会风习。这或许是由于绵诸等戎没有进入原来西周统治中心、受孱弱的西周统治阶级的影响较小的缘故。秦穆公曾经问过由余：“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由余的回答是令人深思的，他说：“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史记•秦本纪》）这里，由余认为“戎夷”正是因为没有“诗书礼乐法度”才保持了“圣人之治”，是其强大的原因，这当然并不完全正确。不过，一些原始部落往往比文明较高的民族具有更加淳朴的社会风习和较强的战斗力，这是可以相信的。恩格斯在描写尚未进入到阶级社会的氏族制状况时这样写道：

而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呵！没有大兵、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

凡与未被腐蚀的印第安人接触过的白种人，都称赞这种野蛮人的自尊心、公正、刚强和勇敢……

恩格斯对这些野蛮人的勇敢行为，曾作如下的描述：

不久以前，我们在非洲看到了这种勇敢的例证。祖鲁卡菲尔人在数年前，也像努比亚人在数月前一样，——两者都是至今还保存着氏族制度的部落——曾做出了任何欧洲军队都不能做到的事情。他们没有枪炮，仅仅用长矛和投枪武装起来，在英国步兵——在密集队形战斗上被公认为世界第一——的后装枪的弹雨之下，竟然一直向前冲到刺刀跟前，不止一次打散英军队伍，甚至使英军溃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95页）

像绵诸等这样的戎族部落，虽被称为“国”，但从由余所叙述的情况来判断，其社会性质也只不过是处于氏族制末期阶段。由余所说的“圣人之治”正是上述恩格斯描绘的氏族制社会状况。

在秦穆公时代，进入关中的其他戎、狄，虽然也可能仍处于氏族制阶段，但由于受中原文明的影响，其社会性质正在迅速起变化，至少是使原有的战斗力逐渐丧失，如陆浑戎就是典型。但包括绵诸在内的“西戎”，一方面虽有中原人民融入，另一方面却并未因此使本族丧失其善战的传统。他们受文明社会的影响较小，更多地保持着氏族制具有的较强的战斗力。这就是秦穆公在伐西戎之前不能不做长时间的、充分的准备，以及不得不采取特殊的手段征服它的原因。

“益国十二”，“开地千里”　最初，戎王派由余到秦国来观察国情。由余来到秦国以后发表的一些见解，切中秦之时弊，如对穆公的穷奢极侈很不以为然。秦穆公得知由余竟有如此之远见卓识，大为惊异，没料到戎、狄中还有这样的“贤”人。他忧心忡忡地同臣下商量的结果，决定设法使由余降秦，迫使他为己所用。于是，秦穆公采用内史廖的计谋：首先向由余打探西戎的“地形与兵势”，以了解戎情；同时又利用戎王的猜忌心理，离间戎王同由余间的关系，穆公不断地说由余一些好话，并散布出去，使戎王得知。又在由余应当离秦归去之际，故意将他“留而莫遣”，使之耽误归期。这样一来，当由余回至戎王身边之时，戎王已经对他产生怀疑。接着，秦穆公又将秦国的一些年轻、貌美能歌善舞的“女乐”，送给戎王。戎王欣然领受，终日沉醉于酒食声色之中，逐渐将戎马之事抛在九霄云外，“设酒听乐，终年不迁”，甚至“马牛羊半死”（《说苑•反质》），他都不顾。由余见此情况，非常忧虑，数次向戎王直谏，戎王不仅不听，最后竟宣布：谁若敢说秦兵来攻西戎，立即将谁射死。由余见事已至此，自忖西戎无望，只好前来降秦。秦穆公见设计的圈套成功，对由余优礼倍加：“以客礼礼之”（《史记•秦本纪》），并询问灭戎之策。结果，通过由余，穆公对西戎的山川形势、内部情况了如指掌。进攻西戎的条件已经成熟。

公元前623年（秦穆公三十七年），这时秦在东方已取得一系列的胜利，领地扩展至黄河西岸。秦穆公为巩固后方，取得独霸西戎的地位，决定“用由余谋”，突然向西戎发动进攻。长期解除武装的西戎，在秦兵突然袭击下，根本无法抵抗；沉溺于酒色的戎王，当秦兵到来之际，酒醉尚未醒。秦穆公就这样打败了西戎，为患多年的西戎从此被平定下来。秦穆公使用女色腐化戎人首领，使他们“淫于乐，诱于利”，从而丧失其战斗力。这是战胜强悍的、处于氏族阶段的西戎重要的策略。正如古人所说的：戎“亡其国，由离质朴也”（《说苑•反质》）。落后的氏族部落，一旦失掉其质朴本色，也就失掉了其坚强的战斗力，秦穆公的灭戎策略是有效的。

自打败西戎以后，东面从陕西、山西的交界处黄河起，一直到遥远的西方，都为秦国所控制。那些自西周以来长期在泾河、洛河以及渭水流域和丰、岐之地耀武扬威的戎、狄，未被秦消灭或制服的，皆遁向遥远的西方和北方去了。因戎、狄当时尚处于较为落后的社会阶段，聚分不定，所以，究竟有多少国被秦消灭？各种文献记载颇不一致，或说“益国二十”，或说“十二”，或说“八国”［9］。总之，在秦境内必然留下许多戎、狄人，但他们不仅不能构成对秦的威胁，而且成为促进秦国发展的重要劳动力。因此，出现了秦穆公时代“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的局面。（以上过程见《史记》、《战国策•秦策》、《墨子•节葬》、《韩非子•十过》、《左传》文公十三年及《说苑》、《吕氏春秋》等）

秦霸“西戎”的历史意义　秦穆公时代，黄河以西的广大地区，统一于秦国一个政权之下，是有进步意义的。穆公作为秦国奴隶主阶级代表人物，同戎、狄以及其他小割据政权进行长期战争，其主观愿望，无非是扩大土地，掠夺财富，占有劳动力，争夺对劳动人民的统治权力。但是，在客观上，秦国独霸西戎对社会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首先，它使长期以来被众多戎、狄蹂躏的广大地区，得以恢复生产，结束支离破碎的割据，在局部地区实现了统一，为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在统一的政权之下，加速了民族融合，这种融合不仅促进了戎、狄落后的社会形态向进步的社会形态发展，同时也为秦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极大好处。而上述两个方面共同的结果是：为战国末年整个中国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由于秦穆公灭西戎，秦国直接统治的地域，其西方至少达到今甘肃中部以至更远的地方。而秦国的声威则必于此时远扬于域外，因为自关陇以西的辽阔土地，自古就有人来往于今日欧洲和亚欧之间。（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二至七节）《穆天子传》虽系小说性质，但也反映了某些真实的历史情况。著名的历史学家顾实曾考证过周穆王由中原抵达波斯和欧洲的道途。（见《穆天子传西征讲疏》）。岑仲勉也认为，周穆王的行迹，远达于今乌兹别克斯坦以及中亚一带。（见《中外史记考证》）。这种看法虽不一定正确，但总可以看出，中原地区自古以来就与遥远的西方有交通往来。而穆公在这里“称霸”以后，“秦”的声名就随着戎、狄的流动，向西方传播。于是，“秦”就成为域外民族对中国的称呼。成书于公元前四、五世纪的古波斯弗尔瓦丁神赞美诗称中国为“赛尼”。古代希伯来人的圣经《旧约•以赛亚书》中有这样词句：“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来、从西方来，这些从希尼国来。”上述古文献提到的“赛尼”、“希尼”就是“秦”的音译（有些中文译本《旧约》就径将“希尼”译为“秦”），后来这一词由西方传向印度，则变成“支那”。如两部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其梵文定本均成于公元1世纪左右，其中出现了“支那”的称呼。许多国家称中国为“支那”、“China”，这就是“秦”的音译。

过去，有些学者认为，“支那”或“China”源于“秦”字，是由于秦始皇逐匈奴，而使秦名远扬域外，如薛福成说：“欧洲各国，其称中国之名：英曰采依那，法曰细纳，意曰期纳，德曰赫依纳，拉丁之名则曰西奈。问其何义，则皆秦之音译……揆其由来，当由始皇逼逐匈奴，威震殊俗，匈奴之流徙极远者，往往至今欧洲北土……彼等称中国为秦，欧洲诸国亦相沿之而不改也。”（《出使日记》）这里说是由始皇逼逐匈奴才使“秦”的名声传出，显然太晚。观西方古文献，早在公元前四、五世纪就已经出现“赛尼”一词。弄清春秋时期秦国发展的历史，可以初步推测，在秦穆公时期，戎、狄的流徙，使“秦”成为域外诸民族对中国的称呼，则是很有可能的。

总之，穆公时代秦在西方强大起来，并在这里建立了统一的政权，不仅对以后的秦王朝统一中国，有积极作用，而且对世界历史也有一定影响。“支那”或“China”之所以成为中国的称谓，先与穆公时代的秦国，后与统一中国以后的秦王朝，都有密切的关系。［10］这充分表明秦穆公“霸西戎”的重要意义。

注释

［1］《后汉书•西羌传》云：“平王之末，周遂凌迟，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于是渭首有狄、、邽、冀之戎，泾北有义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骊戎……”

［2］岐，一般来说指岐山，其地在今陕西省岐山境内，如《史记•周本纪》：“止于岐下。”《集解》引徐广曰：“山在扶风美阳西北，其南有周原”，就是指这里。因此，一般的历史地图都标明岐即岐山，这是正确的。但古籍中也有以“岐”为岐山周围的广大地区，如封秦之“丰岐之地”。这里自然不是仅指丰镐和岐山两地，而是指丰水流域和岐山周围，实际是指整个关中西部。这样，有时岐山以西的广大地区可称岐，如清代乾隆年修的《凤翔县志》，也把德公时的雍（即今陕西凤翔）说成“岐地”。可见，自今岐山、眉县一线以西之地皆可称为“岐地”。襄公时“伐戎而至岐”的岐，当指前一个意义。

［3］《史记•秦本纪》有“岐以东献之周”的记载，似乎此时岐以东之地也为秦国所有。但从以后的历史事实看：至武公时秦的势力才达到华山脚下，而文公以后又不断同戎、狄斗争，所以在文公十六年前后，秦国的势力是不可能达到岐以东的。虽然平王东迁时，襄公曾护送平王达到岐以东之地，但并没有在那里停留下来。因此在文公十六年，秦国地至岐的时候，绝不会包括岐以东之地的。“岐以东献之周”只是一句空话：就是到了武公以后，当秦的势力真正控制了岐以东地区时，秦也并没有把它“献之周”。

［4］秦文公死后，继位者是谁？《史记•秦本纪》作“宁公”，而《史记•秦始皇本纪》作“宪公”。究竟应是宁公还是宪公？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史记志疑》的作者梁玉绳认为：“宪公是，宁字以形近致讹。”按谥法：“博文多能曰宪。”而无谥宁者，应作宪公为是。但这种意见一直未被重视，因此在一般世系表上均写作“宁公”。就连1979年第一版《辞海》中也作“宁公”，这种意见似乎已成定论。

但是，考古新发现的材料推翻了过去的结论。1978年1月，在陕西宝鸡杨家沟公社太公庙大队发现秦公钟五件、镈三件，均有铭文。钟、镈铭文相同，包括重文、合文在内共一百三十五字。镈铭各自成篇，而钟则连缀成文：一组合两钟为一篇，一组合四钟为一文而缺其一钟（见《文物》，1978（11））。因这篇铭文的出现，不仅解决了“宁公”这一记载是否正确的问题，而且为秦国早期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现将释文抄录如下：

秦公曰：我先祖受天命，赏宅受或（国）。刺刺邵文公、静公、宪公不于上，邵合皇天，以事方。公及王姬曰：余小子，

余夙夕虔敬朕祀，以受多福，克明又心。盭龢胤士，咸畜左右，允义，冀受德明，以康奠协朕或（国），百，

具即其服，乍氒龢钟，音，以匽皇公，以受大福，屯鲁多釐，大寿万年。秦公才（在）立（位），（膺）受大命，眉寿无疆，匍有四方，康宝。

对铭文中的字句如何解释，作者有一些个人见解，现简注如下：

【秦公】有人认为系指出子，有人认为系指武公。当以前者为是，理由如下：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文公生静公，“静公不享国而死”，“生宪公，宪公享国十二年”，“生武公、德公、出子”。宪公死后并非武公即位，而是由“大庶长弗忌、威垒、三父废太子而立出子为君”《史记•秦本纪》。可见，秦的国君世系乃是：襄公——文公——静公——宪公——出子。铭文中的“秦公”历数“先祖”世系时，只说：“刺刺（烈烈）邵文公、静公、宪公不于上”。到宪公为止，可证明作器的“秦公”即“宪公”以后的一公。从《史记•秦本纪》上对照，此“公”即出子。

再据铭文中“公及王姬曰”一句推测，“王姬”应是周王之女下嫁于秦国君者，因周人姬姓故曰王姬。但王姬是谁的妻？有人认为是本铭文中“秦公”之妻，这种解释是很难成立的。照春秋时的礼制，国君与王后不可能相提并论。在西周、春秋的金文中也找不到这样的先例。而这里“公”和“王姬”并列，显然因“王姬”的地位很高，她只能是“秦公”的母亲。据《史记•秦本纪》载：出子被立时只有五岁，被杀时只十岁，这样年幼的国君，由母后临朝也是十分自然的。因此，这个“王姬”肯定是宪公的夫人，出子之母。而只有国君同母后才能与“公及王姬曰”的口气相吻合。在宪公以后，只有出子才有母后临朝的可能。故此钟、镈上的铭文“秦公”即为出子无疑。器物也应为出子时作（即铸于公元前703年至前698年）。

如果认为“秦公”系武公，则不仅与文献记载之世系不符，而且无法解释“公及王姬曰”一语的意义。因武公系宪公长子，在宪公死后，出子为国君六年，以后才被三父等立为国君。武公为国君后三年又杀三父等。可见他决非像出子一样为一幼童。种种迹象表明：武公为国君时，决无母后临朝之必要。况且武公之母也非王姬，而是鲁姬。《史记•秦本纪》记得很清楚：“武公弟德公，同母鲁姬子。”（通行标点本有误）可见铭文中“秦公”决非武公。

【先祖】指秦襄公。

【赏宅受国】秦襄公时被赐以岐以西之地并封为诸侯，从此秦始立国。

【静公】《史记•秦本纪》及《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均写为“竫公”，据此铭文证明应为“静公”，是为文公子。

【宪公】原文作“”。很明显，这是“宪公”二字，而决非“宁公”。这就解决了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证明《史记•秦本纪》及以后的史书写作“宁公”是错的，而《史记•秦始皇本纪》作“宪公”是正确的。

【虩】音“朔”，敬畏谨慎之意。

【公】即前面出现的“秦公”。

【王姬】周人姬姓，周王室之女下嫁与诸侯者称王姬，此“王姬”指谁？有二说。一为武公夫人，一为出子之母即宪公夫人。作者认为后说为是。

【又心】有心，相亲有之心。《左传》昭公二十年，“若不获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杜预注：“相亲有。”

【盭龢】盭即利，龢即和。《国语•周语下》：“人民龡（和）利。”

【胤士】父子相承袭之官，说见下一章注释。

【咸畜】咸，皆也、悉也；畜，积也。

【】有二说：孙诒让认为是“遏”之异文；于省吾认为即“蔼蔼”，形容“臣尽力也”。

【允义】信义。《说文》：“允，信也。”

【】从血声，借作延，引的意思。“百（蛮），具即其服”，即引百蛮就其服。

【】借作灵字。

【】敲钟的声音。

【屯鲁】即纯嘏，阮元说。纯，大也。受福曰嘏。

从以上铭文中除证明“宁公”系“宪公”之误外，还提供了不少史料，在本书有关部分将随时引用。

［5］有许多学者认为：中国最早出现的县是在楚国，如阎铸《郡县制的由来》（载《北京师院学报》，1978（3）～（4））和美国的顾立雅《中国官僚制度的开始：县的起源》（见《亚洲研究》杂志创刊三十周年论文集《中国》，译文载《中国史研究动态》，第一期）。但提出这种看法的根据是不够充分的，如说楚武王时灭权国“使斗缗尹之”（《左传》庄公十八年）。说者以为这里出现的“尹”就是“楚国县的主官名称”，这样的结论未免太武断。另外的一个重要根据则是清人洪亮吉的考证，他提出：“考楚文王县申在鲁庄公六年”，这就是中国出现于记载的最早的县（见《更生斋文集•春秋时以大邑为县始于楚论》）。然而，洪亮吉的这一考证是很成问题的：查鲁庄公六年即公元前688年，《左传》只言“楚文王伐申”，并未明言“县申”。洪亮吉仅根据楚文王立申俘彭仲爽为令尹，并申、息二国为县之事下的结论。这只是从“伐申”而推测出的年代，并没有明确的记载。而秦国在秦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伐邽、冀戎，初县之”，以及十一年（公元前687年）“县杜、郑”，均于《史记•秦本纪》中有明确记载。因此，有明确记载的最早的县，出现于秦而不在楚。

［6］《史记正义》引刘伯庄云：“戎号也。”《括地志》云：“茅津及茅城在陕州河北县西二十里。《注水经》云：茅亭，茅戎号。”

［7］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陆浑之戎又分为允姓之戎和姜戎两支（见《左传》襄公十四年杜注。顾颉刚也持此说，见《史林杂识》，51页）。不过《左传》襄公十四年载，晋国的范宣子曾经对迁往伊川的允姓陆浑之戎的后人戎子驹支说过：“来，姜戎氏……”可见姜戎氏即允姓之戎。已故史学家李亚农说：“瓜州有允姓之戎……又叫姜戎。”（《李亚农史论集》，631页）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8］《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载：“秋，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左传》襄公十四年载：陆浑之戎的后人戎子驹支在回顾这一段往事的时候说：“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惠公（指晋惠公——笔者注）……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诸戎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晋国的范宣子对戎子驹支也这样说：“来！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乃祖吾离被苫盖、蒙荆棘以来归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与女剖分而食之……”可见，戎子驹支和晋的范宣子都说戎人离开瓜州之后来到晋地，晋就将“狐狸所居，豺狼所嚎”的“南鄙之田”，安置给戎居住。

［9］《新序•善谋下》：“秦穆公都雍郊，地方三百里，知时之变，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国十二，陇西、北地是也。”

［10］“支那”之为“秦”的音译，经中外许多学者研究，已成定论。但最近又有人另立新说，言“支那”乃“荆”之对音，从而断言“支那”一词乃由楚国影响而产生。（见《论“支那”一词的起源与荆的历史和文化》，载《历史研究》，1979（4））尽管该文以大量篇幅论述楚国的久远历史和高度发展的古代文化，但却没有能解决一个关键问题，即人们习惯的称谓是“楚”，而不是“荆”，何以“荆”的名声反扬于域外？若此问题不能解决，则“支那”一词源于楚的观点不攻自破。因为“楚”字无论从音、形、义哪个方面看，均与“支那”一词联不到一起。虽然该文作者不惜违背人们习惯，在全文中硬把“楚”均改称“荆”，以“点清问题，避免歧意”，仍不足以说服人，而只见其牵强附会而已。

第四章　奴隶制在秦国的发展

随着领地的扩展，至穆公时代，秦国奴隶制的经济、文化和政治，都发展到了最高峰。

一、奴隶制经济的高度发展

自立国以后，秦国的经济飞速发展，仅用了一百二十年的时间，到穆公时代，秦就由一个落后的诸侯国，跃进到当时最先进的国家行列之中。

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　秦在立国以前，还是一支游牧部落，建国以后的一段时期，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各方面，还明显地保持着游牧民族的特点，比如，秦国把祀神之地称之为“畤”，秦襄公时“祠上帝西畤”（《史记•秦本纪》），后来又建立有“鄜畤”、“密畤”、“上畤”等等。畤与埘、时字在古代通用，如《石鼓文•车工》中有“即即时”句，这里的时就是埘。埘的原意是兽畜栖止之处，如《诗经•王风•君子于役》有“鸡栖于埘”句。古代的游牧民族往往在兽畜栖止的地方祀神，秦国将祀神之处称为“畤”，正是游牧民族生活习俗的反映。襄公时代《石鼓文》中描绘的大规模狩猎场面［1］，以及文公四年还在进行远距离的迁徙，这些事实都说明，秦在建国之初的经济生活距游牧民族尚不太远，比起齐、晋、楚等国落后得多。

但是，自秦文公四年秦国的势力发展到“汧渭之会”以后，经济上就发生了根本变化。

首先，农业生产代替畜牧业成为经济中的主要部门。正因为如此，秦定居在关中以后就再没有进行较大的迁居了。自定居以后，秦国的农业生产水平提高得十分迅速，到穆公时代，秦国的农业生产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东方诸国。仅以粮食产量而论，秦国本国生产的粮食，不仅可满足其迅速增长的人口食用，而且有一部分还用来酿酒，以致从国君到奴隶皆能饮酒。（见《史记•秦本纪》、《吕氏春秋•爱士》）

由于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在秦国奴隶主的国家仓库里，积贮着大量的粮食。公元前648年（秦穆公十二年），晋国发生饥荒，晋君无法，向秦国借粮。秦穆公君臣经过一番激烈争论以后，决定给晋国输粮。这一次秦国拿出多少粮食来支援晋国，史无明文记载，但历史文献中留下了当时运粮的壮观场面：在从秦都雍到晋都绛的路上，载粮食的车船绵延不断（《史记•秦本纪》）。其规模之大，真像是进行一场战争，因此历史上将这次输粮称为“汎舟之役”（《左传》僖公十三年）。如果没有巨量的粮食生产和储备，是决不会出现“汎舟之役”的。

农业成为经济生产中主要部门以后，畜牧业在秦国逐步退居次要地位。不过，春秋时代秦国仍保持着养马的传统，传说中的一些善相马的专家，均出自秦国。如有名的能识千里马的伯乐，就是“秦穆公之臣”（《吕氏春秋•精通》高诱注）。在穆公时代秦国还有一个九方皋，也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相马专家。［2］这些善相马的人恰恰出自秦国，绝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养马仍是秦人的一项专长。

秦国的手工业生产，自建国以后也是飞跃式的发展。从目前考古发现的材料来看，秦国的手工业在春秋前期就达到很高的水平，这显然是进入关中后直接继承周人的技术和经验的缘故。在青铜的冶炼和铸造技术方面，秦国的青铜器与西周的同类器物毫无逊色。1978年1月，在陕西宝鸡县杨家沟公社太公庙大队，发现了秦国的大型的铜器八件，其中镈三、钟五。经过各方面研究断定，为秦出子时制造（见本书第三章注［4］），这是截至目前发现的秦国最早的铜器。从这两组铜器来看，秦国的青铜冶炼技术与同时代的其他诸侯国没有区别；器物的制作、造型也可与西周、春秋时代的著名青铜器相媲美，如钟、镈的制造皆是按照一定规格，型制大小不等配为一套，甲钟高为48厘米；乙钟高为47厘米；丙钟高为45.5厘米；丁钟高为38.5厘米；戊钟高为27.6厘米。钟的大小虽不等，花纹却是一致的，其上有小龙纹、变形雷纹、环纹、夔纹、凤鸟纹，等等。镈的制造也不亚于钟。从这两套青铜器就可看出武公时代秦国青铜制造和冶炼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1973年至1974年陕西省考古工作者在凤翔县秦国的雍城遗址，先后发掘出三批大型青铜建筑构件，将这样大型的青铜构件用在房屋建筑上，乃是春秋时期秦国仅见的。1974年陕西文管会在户县宋村发掘的春秋早期秦国墓葬中，也有壶、盘、匜等青铜器，都是日常的实用器物，这些器物的器壁较薄，制作精美，反映了秦国青铜手工业的发达和青铜器使用的普遍。

春秋时期秦国大型建筑构件

宫殿、陵墓和城市的建造　秦建国后陆续修建的宫殿、陵墓和城市，也集中地反映了当时经济发展的水平。

据《史记•秦本纪》载：文公居西垂时，有“西垂宫”，《三辅黄图》载：在关中地区修筑有许多宫观，这些宫观修筑的情况如何，至今不得其详。武公时居平阳，那里有封宫（见《史记•秦本纪》）和羽阳宫（见《汉书•地理志》），羽阳宫还有遗物留下来，宋代就曾发现有“羽阳千岁”篆文瓦当（见陈直：《秦汉瓦当概述》）。秦德公时（公元前677年至前676年），秦迁都于雍（今陕西凤翔西南）。这是一座恢宏、壮观的城市，自德公时开始，陆续修建了不少宫殿，形成一组组的建筑群，如德公时有大郑宫（见《史记•秦本纪》），宣公时有阳宫（见《史记•秦始皇本纪》），穆公时在城内外大兴土木，大事营建。除鳞次栉比的宫殿建筑以外，秦国在雍还修建了台、观、馆舍，如穆公时曾经让戎使由余参观的“三休台”（《七国考》）。秦国还修建了专为招待宾客的馆舍，如秦穆公将晋惠公俘虏回国后，待以上宾之礼，就将其安置于“上舍”（《史记•秦本纪》）。舍也称为馆（见《左传》僖公十五年），是秦国首都内的重要建筑。在首都，秦国统治者还为自己修建了贮藏冰的凌阴（即冰窖）。1976年至1977年，考古工作者在雍城遗址发现了春秋时期秦国的凌阴一处，仅这一处凌阴，就能藏冰达190立方米之多。（见《文物》，1976（3））从以上列举的各种建筑，就可想见秦国的雍城是个规模相当可观的首都。难怪秦穆公时戎使由余见到秦国的“宫室积聚”之盛，竟发出“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史记•秦本纪》）的感叹。直到今天（1979年），在陕西省凤翔县原雍城遗址附近，数里之内，秦国的砖、瓦残片俯拾即是，偶尔还能拣到玉器的碎片。不难想见，春秋时期的秦都雍城，是多么雄伟和富丽。

经济的发展还反映在秦君陵墓的修建方面。据记载：仅在雍一地，就有高寝、受寝等专门安葬国君的陵寝（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春秋时期至少就有十个至十五个秦国的国君埋葬在这里。其中有的墓葬规模是相当惊人的：1977年初，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在距雍城十五华里的三畴原上，勘探出一座秦公大墓。这座大墓的陵园，东西长400多米，南北宽500多米，总面积就有21万多平方米（见《凤翔春秋秦公陵墓钻探记》，载《文物通讯》，1977（5））［3］，其中一号中字形墓，全长300米，墓室长60米，宽40米，深24米，总面积4391平方米，土方量约8万立方米。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秦汉以前最大的墓葬，比起安阳武官村的商王陵墓面积大15.4倍，土方量多46.8倍（见《凤翔发现春秋最大的墓葬》，载《文物通讯》，1977（4））。［4］除一号大墓外，尚有二、三号大墓及陪葬坑、车马坑等多处。在已发掘的墓葬中，清理出了金、铜、铁、玉、石等类文物1000多件，经碳14测定，判断该墓至少为春秋时期所修建，距今已有2000余年。这就说明，在春秋时代秦国奴隶主阶级的陵墓建筑已经相当奢华。

在穆公时代，秦都雍城不仅有巍峨的宫殿建筑，而且有繁华的商业区。这时已出现了经营商业的“贾人”：“秦穆公使贾人载盐，征诸贾人。”（《说苑•臣术》）商业集中活动的场所称为“直市”，其地在“富平津西南二十五里”，“物无二价，故以直市为名”（《三辅黄图》）。城市的兴建和商业经济的发展，正是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水平提高的结果。当然，秦国在春秋时代，自然经济在整个社会中仍占主导地位，商品经济只居次要地位。但是，有一些生活必需品，又不是人人可以自己生产的，就必须通过市场，以商品形式获得。由于城市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在秦穆公时已经出现，据记载：百里奚向秦穆公推荐了一个“贤”人，名叫蹇叔，于是穆公就“使人厚币迎蹇叔，以为上大夫”（《史记•秦本纪》）。不过，这时的“币”，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的范围还十分有限，可能还停留在自然形态阶段，固定的、统一形态的货币，当时尚未出现。

总之，到穆公时代，秦国的经济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经过一百余年，它已由落后的游牧部落，跃进到先进的诸侯国行列之中。

铁工具的出现和使用　春秋时期秦国生产发展之所以出现飞跃式的进步，除了其他原因外，可能比较早地使用当时最先进的铁工具，是重要条件之一。

早在3300多年前，即殷商时期，我国劳动人民就已经懂得用铁。1931年在河南浚县曾出土铁刃铜钺、铁援铜戈各一把，经研究，断定其制造年代为殷末周初。这两件器物在民国时期被盗卖，流入美国，现存华盛顿的弗里尔艺术馆。1972年在河北藁城又出土一把铁刃铜钺，据测定其年代约为公元前14世纪前后。这几件器物上的铁均为陨铁锻造而成，证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早在殷商时期，就已认识铁，并掌握了锻铁技术。

秦国在春秋初就可能已经有铁。《诗经•秦风•驷》中有“驷孔阜”句，其中“”就是“铁”字，见孔颖达《毛诗正义》：字径作铁。据《诗经•秦风•驷》毛注：“美襄公也。”在这里，用铁来形容襄公的马的颜色。可见，在春秋初期铁已成为人们日常习见之物。但是，有些同志至今不承认“”与“铁”字有必然联系，否认“”字为“铁”字。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分歧，就是在一些同志的头脑里，先装进了一个“秦国落后”的观念：既然秦国落后，当然不可能在这里最先出现铁，既然东方各诸侯国均没有铁出现，《诗经》上尽管出现“”也决不能认作“铁”。这种看法之不能成立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以前由于没有更多的根据，对这个问题一时也不能得出定论。最近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在凤翔发掘的秦公大墓中，曾发现过铁器。据《凤翔发现春秋最大的墓葬》一文（载《文物通讯》，1977（4））报道：在该墓的发掘过程中，出土了许多小件铁器和三件铁工具（铲，或称为镈）。虽然该墓的发掘工作尚未结束，不宜过早地下结论。但是，根据考古工作者有计划地科学地发掘所作的初步判断：这些铁器和铁工具很可能是在春秋晚期以前被埋入地下的。［5］

迄今所知，出土的铁工具最早的是在楚国境内，如在长沙楚墓和常德楚墓中都曾出土过铁臿、小铁镢等物（见《长沙楚墓》载《考古学报》，1959（1）及《常德德山楚墓发掘报告》载《考古》，1963（1））。有些同志便据此下结论说，楚是使用铁工具最早的地方。但这却无法解释为何“”字最早出现于《诗经•秦风》上的问题。于是，只好以否认“”之为“铁”字来解决。然而，事实上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现在，秦公大墓中发现了铁器，在没有更有力的材料否定它以前，我们只能承认在春秋晚期以前秦国就可能使用了铁。这也为有关“”字的争论提出了重要的佐证，事实说明“”是与“铁”有密切关系的。因为无论从文献上，还是从考古资料方面，都证明秦国可能是使用铁工具较早的地方。

秦是我国较早使用铁工具的地方，并不奇怪，而且是必然的。问题是某些历史学家被“秦国落后”的传统观念所束缚，而不敢承认事实。秦在建国前，确实落后，但建国以后，秦全盘接受了西周的生产技术和文化，而秦国所居住的西周故地，曾经是全国生产和文化最先进的地区。虽然西周灭亡了，但那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并没有灭亡，秦国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实际是西周的继续发展。所以，秦在建国以后社会经济出现迅速飞跃，也决不是偶然的。在西周时代虽然还没有出现铁工具，但是并不能据此断定周人就不曾发现和学会使用铁，有的资料表明，在建国以前，周人在岐山、周原一带就可能会用铁了：《诗经•大雅•公刘》中有“取厉（指砺石）取锻”的诗句，《尚书•费誓》有“锻乃戈矛，砺乃锋刃”。这里说的“锻”和“砺”、“厉”，就可能是锻炼铁工具和兵器。为什么周人早期就已经有可能锻制铁器？杨宽教授从地理条件加以说明，他根据古文献指出：古代的铜和锡多产于南方，周人原居的渭水流域，很难取得较多数量的铜和锡，而这一带又有很多铁砂铁矿，如《汉书•地理志》说：“漆”有“铁官”，“漆”就在今陕西邠县。《山海经•中山经》说：岐山“其下多铁”。《续汉书•郡国志》：“美阳有岐山。”注也说：“《山海经》曰：其上多白金，其下多铁。”这种说法是可信的。据地质学家张伯声教授讲：沿今陕西铜川至岐山一带，有较为贫瘠的铁矿，但开采较为容易。这就证明在青铜铸造业尚未发展起来之前，公刘时代的周人在周原、岐山一带首先发现和使用铁，完全是有可能的。那种认为只有在青铜器以后才可能出现铁器的形而上学的看法，是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检验的。

至于周人为什么早期使用铁工具和铁器，后来又长期放弃不用？杨宽在《中国古代冶铁技术的发明和发展》一书中有详细的论述。（见该书17～1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笔者同意杨先生的意见，这里就不重复了。

既然“周人在西北很早发明了冶铁术，铁在西北早就出现了”（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的发明和发展》），那么，几百年以后来到周人故地的秦人，在同样地理条件下为什么不可以发明——实际是接受——和使用铁呢？依靠地下出土的实物证明，固然重要，但这方面的资料发现毕竟有极大的偶然性。因此，即使没有考古资料的新发现，就是根据文献的材料，也应当相信春秋时期秦国较早使用铁，这并不是不可能的。

秦国可能较早地使用了铁工具，使秦国的农业、手工业能够在短期内得到高速的发展，这是秦国奴隶社会经济得以飞跃前进的重要原因。

二、秦国奴隶社会的阶级结构

自建国以后，秦正式进入阶级社会，其阶级结构反映了奴隶社会的特点。

秦国内部的阶级关系　奴隶主和奴隶，这是秦国奴隶社会中的两个主要的阶级：“前一集团不仅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即土地和工具，尽管当时工具还十分简陋），并且还占有人。这个集团就叫作奴隶主，而从事劳动并把劳动果实交给别人的人则叫作奴隶。”（列宁：《论国家》，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37卷，64页）

秦国最大的奴隶主无疑是国君。同其他诸侯国的国君一样，秦君名义上仍然是周天子属下的诸侯。但实际上，在春秋“礼崩乐坏”的局面下，周天子早已失去权威，秦国的国君也不把天子放在眼里，他们不承认统治权力是来自周天子。在出子时代的钟、镈铭文中写道：“我先祖受天命，赏宅受国”，公开宣布其统治权力是受命于“天”的。这就表明，秦国的国君也自认为是这一块土地上的最高的统治者。秦国的国君统治着全国的臣民，这些臣民除大部分是从事农业和手工业劳动的奴隶以外，还有许多人直接服侍国君，为“侍御”（《诗经•车邻》的《毛诗序》），这些“侍御”有的叫“寺人”（《诗经•车邻》），有的叫“著人”（《史记•秦本纪》），或是“宁人”（《七国考》），还有其他种种名称。国君还有众多的姬、妾、媵，如秦穆公一个人就有四十个儿子（见《史记•秦本纪》），可知其姬、妾之多。这些奴隶和“侍御”以及姬、妾、媵、臣和全国的百姓，都是在国君统治之下，因此国君是全国最大的奴隶主。

在国君之下，还有大大小小的奴隶主，这些奴隶主称为“君子”，或者“百姓”（一部分平民也称为“百姓”）。反映秦国奴隶主阶级出现大小不同等级的，是规定奴隶主阶级内部关系的“礼”的出现，在《诗经•蒹葭》的《毛诗序》中提到：“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可见，在襄公时代就需要周礼来规定奴隶主阶级内部的界限。1974年在陕西户县秦岭脚下发掘的春秋早期部分墓葬中，三号墓主人生前系一卿大夫，其随葬礼器中就有五鼎、四、二壶、一盘、一匜（见《陕西户县宋村春秋秦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5（10））。这同奴隶社会规定的“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礼制正相符合。在1976年发掘的凤翔八旗屯春秋秦国墓葬中，大、中、小奴隶主的随葬礼器，大多数与墓主人生前的身份地位相适应。［6］这就证明，那些奴隶主在生前的身份地位是有严格规定的，反映了奴隶社会的等级制在秦也是相当森严的。

奴隶主阶级生前过着不劳而获、荒淫腐朽的生活，死后还用大量财物、车马和奴隶殉葬。如今陆续发掘出秦国奴隶社会的许多墓葬，就是对奴隶主阶级生前和死后残酷压榨、屠杀奴隶的揭露。在凤翔秦公大墓中，不仅有金、铜、铁、玉、石类数量繁多的随葬品，而且另有车马坑和殉人坑（见《凤翔春秋秦公陵墓钻探记》，载《文物通讯》，1977（5））。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君以人殉葬是从公元前678年开始的，“武公卒，葬雍平阳。初以人从死”。一开始就以六十六人殉葬，后来这种殉葬的人数愈来愈多，至穆公死时竟用了一百七十七人殉葬。在殉葬者中不仅有奴隶，有时也有平民和为国君服役的小奴隶主，如为秦穆公殉葬的奄息、仲行、虎，就是“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史记•秦本纪》），《左传》杜预注：“子车，秦大夫。”可见，这三人并非奴隶。包括大夫之家也要为秦君殉葬，显示出作为秦国最高的奴隶主的权威。大奴隶主如此，中、小奴隶主也同其他诸侯国同一阶层的奴隶主情况相仿。在墓葬中，同样反映了他们的生活状况和身份地位，如宋村春秋秦墓三号墓中，殉葬品不仅有符合卿大夫墓主人身份的礼器，而且有生活用具：甗、甑，有车马器：车辖、马辖、马衔等等。同时也有车马坑和殉葬的奴隶。仅这样一个中等奴隶主，就有殉葬奴隶四人（见《陕西户县宋村春秋秦墓发掘简报》）。这些具体材料，充分表明奴隶主阶级的残暴和奢侈荒淫的生活状况。

与奴隶主阶级对立的是广大的奴隶。在秦国有被奴隶主驱迫从事农业和手工业劳动的众多的奴隶，他们被称为“野人”（见《史记•秦本纪》、《吕氏春秋•爱士》等），或是“徒”（见《左传》文公七年、《石鼓文》等）。

“野人”的身份是奴隶，这是有许多材料可以证明的。所谓“野人”就是“氓”，《战国策•秦策》：“不忧民氓”，高诱注：“野民曰氓”；《淮南子•修务训》：“以宽民氓”，高诱也注曰：“野民曰氓”；杨雄《方言（三）》：“氓，野人之称。”而氓和盲、民是通用的，郭沫若早有“民”为奴隶的见解（见《甲骨文字研究•释臣宰》），无须赘述。在奴隶社会，有“国”和“野”的区别界限，奴隶主阶级和平民居于国中，他们称为“君子”或“国人”，奴隶居于“野”，所以称为“野人”。因此，在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中正确地指出：“国都和鄙野的对立，实质上反映了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矛盾。”（第一册，278页）从先秦的许多典籍中常常把“野人”与“君子”对称，也可看出他们是属于两个对立的阶级。如《孟子•万章上》：“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而《孟子•滕文公上》：“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更明白地记述了“君子”、“野人”的阶级地位。“君子”既是奴隶主的称谓，“野人”则必为奴隶，这已是史学界绝大多数同志公认的事实。至于“徒”，一般地说，可以是刑徒，也可以是徒隶。不过，从春秋时期秦国出现的“徒”来看，他们应是徒隶，也就是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奴隶，从《石鼓文》残存的一些字句可以看出，当时的统治者对于拥有“徒”的数目之多，是感到十分自豪的：“徒驭汤汤”（《霝雨》），“徒驭孔庶”（《敕》），这是只有把“徒”视为一种财富，才会出现的口气。而“（吾）徒如章”（《敕》）的口吻，更清楚地说出了这些“徒”是《石鼓文》主人的私人财富。我们知道，刑徒，不仅无论在何时也不能被视为私人财富，而且从来没有一个统治者炫耀刑徒的众多，他们总是以“无或刑人杀人”（《尚书•康诰》），或“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史记•周本纪》）自我标榜。由此证明：文献中出现关于秦国的“徒”，决不是刑徒，而是奴隶。

奴隶仅仅是奴隶主的财富，他们没有任何人身自由，而可以像牲畜一样被买来卖去。如秦穆公的媵臣百里奚，开始是晋国的俘虏，后被作为媵送往秦，百里奚又“亡秦走宛”，被楚人捉住，成为楚人的奴隶。“穆公闻百里奚贤……乃使人谓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请以五羖羊皮赎之。’楚人遂许与之。”（《史记•秦本纪》）这五张羊皮就是一个奴隶的价格。

奴隶不仅可以被买卖，而且常常被奴隶主屠杀。殉葬就是屠杀奴隶的重要方式。秦被殉葬的奴隶同其他诸侯国一样，有生殉、杀殉种种办法，如在宋村春秋秦墓中，就有随同奴隶主殉葬的奴隶墓葬，这些奴隶被生殉和杀殉的痕迹十分清楚。奴隶殉葬的情形在某些方面也反映了他们生前受压迫的真实情景：在一个奴隶主墓葬中，可以找到许多殉葬奴隶的尸骨，如凤翔八旗屯秦墓，在一块殉葬奴隶墓葬的五分之一地段，就挖出二十名殉葬奴隶的尸骨。这些奴隶一般无殉葬品，其尸骨有的以薄棺盛殓，放置于奴隶主墓内的小龛中，小龛开在奴隶主棺椁外的墓壁上。值得指出的是，这些殉葬奴隶都采取屈肢葬式：下肢骨相并，胫骨向后弯曲，并与股骨重合在一起，脚跟紧贴臀部，类似于跪坐的姿态。这种姿态，在先秦的文献中称为跽，《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索隐》：“跽者，长跪而两膝枝地”，这也是奴隶侍候主人的姿态。奴隶们以这种姿势殉身于奴隶主墓室之外，正是春秋时期秦国社会中奴隶地位的真实反映。在前述尚未发掘完的陕西凤翔一号秦公大墓中，就已发现了六具殉葬的尸骨。这六具尸骨的情况列表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尸骨埋葬位置均分布在墓主人之四周，性别则男女均有，年龄及葬式能判断者均系成年、曲肢，说明了这些殉葬者生前的身份乃是墓主人的奴隶。如果一些同志认为这些殉葬的资料还不足以证明其身份是奴隶的话，这里只好借用郭沫若的话作为回答：

要说殷墟的殉人“全不是奴隶”，实在是没有办法来说明。是氏族社会的成员吗？当然不会拿这么多的成员来牺牲。是别民族的俘虏吗？这俘虏是临时去拉来的呢？还是平时养畜在那儿的？临时去拉那么多俘虏来殉葬，道理说不通。平时养畜在那儿的，谁生产来养畜他们？（《申述一下关于殷代殉人的问题》，见《奴隶制时代》，95页）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表五号殉奴的头下还发现有一铁镈（见本章注［5］），这就进一步证明了这些殉葬者的身份。埋在他头下的铁镈可能就是他生前用的工具。郭沫若以殷墟人殉为根据，论证殷代为奴隶社会的一段话，在这里真是适合极了，还是听听他的意见吧：

奴隶社会里面，工农兵是没有十分分工的，耕田时是农，服役时是工，有事时被坚执锐便是兵。所以这些带武器的殉葬者也可能都是生产奴隶。即使是已经脱离了生产的，有如此多的脱离生产者拱卫死的国王，必然还有更多的脱离生产者拱卫活的国王。靠谁的力量来养活这些脱离生产者呢？当然要靠从事生产的人。脱离生产者都还是这样毫无自由的奴隶，从事生产者应该更贱，难道还不会是奴隶吗？因此，这一段史实，正说明殷代是奴隶社会，又有何可疑呢？（《读了〈记殷周殉人之史实〉》，见《奴隶制社会》，86页）

现在，在秦公大墓中直接发现了带有生产工具的殉葬者，难道还不是奴隶吗？因此，这一些材料，正说明秦国在当时已是奴隶社会，又有何可疑的呢？

不言而喻，在奴隶社会中，除奴隶主和奴隶两大阶级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平民，这是各国均无例外的，秦国当也如此，无须赘述。

秦国奴隶的来源　春秋初期，秦国内部除少数奴隶主外，绝大部分人是奴隶。这些奴隶是从哪里来的呢？

秦国的奴隶大致有三个来源：

（一）秦人本族内部的阶级分化，使一部分人沦为奴隶。这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早在秦立国以前，其内部就逐渐出现阶级分化，如殷商时期，中衍之后“嬴姓多显”（《史记•秦本纪》），出现了显贵。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通过世袭贵族和王权的最初萌芽的形成，对社会制度发生反作用，奴隶制起初虽然仅限于俘虏，但已经开辟了奴役同部落人甚至同氏族人的前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106页）在西周初期，秦人内部分化虽暂时停止，但至周末，这种分化又明显地加速了。周宣王时，秦人的首领秦仲被封为大夫，显然他已成为本族内的大奴隶主，《诗经•车邻》《毛诗序》云：“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焉。”一个人成为“大夫”，更多的人则沦为“侍御”或其他奴隶。当然，这些人中也可能有外族俘虏，但“侍御”中绝大多数应为本族人。就是在这种阶级分化的基础上，秦人才进入奴隶社会。

（二）占领西周故地后，“周余民”以及原属于西周人的奴隶，自然也都变为秦国奴隶主阶级的奴隶。

（三）秦国奴隶最大的来源，是同西戎战争中俘获的戎、狄俘虏。秦从建国开始，到穆公“霸西戎”止，同戎、狄的斗争构成秦国历史的重要内容。自从平王东迁以后，关中地区布满了戎、狄，秦国不断地同他们斗争，并取得一系列胜利：“伐戎”、“伐荡社”、“灭荡社”、“伐彭戏氏”、“伐邽、冀戎”、“灭小虢”、“伐茅津”、“伐戎王”，等等，尤其是在秦穆公战胜西戎以后，大批的戎、狄就成了秦国的俘虏。对于这些俘虏如何处理呢？史书并无明确记载，但在春秋战国时代，战胜国对战败国人民一般的处理办法都是拉去当奴隶，这在《墨子》一书中有具体的记载。秦国也不例外，据《后汉书•西羌传》载：“羌无弋爰剑者，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战国时代的秦厉公尚把捉来的羌人当做奴隶，那么春秋时代的秦国奴隶主，当然更会把戎、狄俘虏当成奴隶的主要来源了。在秦建国后的百余年间，伐戎次数很多，因此在秦国社会中的奴隶来源，也应以戎、狄俘虏为最广。

秦人内部分化，“周余民”和戎、狄俘虏，这是秦国奴隶社会中奴隶的三个主要来源。

奴隶们的伟大贡献　秦在未到关中以前人数很少，经济十分落后。自从定居关中以后，社会发展异常迅速，这是与拥有大量奴隶分不开的。

在春秋时期，虽然就整个中国来说，奴隶制已开始崩溃，但对于刚刚脱离氏族制的秦来说，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524页）。这种制度在秦国还是具有生命力的。而上述三种来源构成的秦国的奴隶阶级，对改造秦国的经济结构、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

由“周余民”变来的奴隶，一般具有较高的生产技术水平和丰富的经验，尤其擅长于农业生产。秦在关中建国后，经济生产由游牧转向农业，主要是这一部分奴隶的功绩。

戎、狄俘虏转化来的奴隶，是秦国奴隶中的主要部分，也是秦国劳动力的主要来源。秦国经济之所以能迅速发展，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源源不断的奴隶补充到劳动大军之中。秦在戎、狄包围中建国，造成它发展上的困难，但这个环境又迫使秦必须奋力同戎、狄斗争，于是困难条件又转化为有利条件：当其他诸侯国由于奴隶来源枯竭，致使奴隶制发生危机的时候，秦国却在同戎、狄斗争中得到大批俘虏，从而使奴隶制发展起来。

至于秦人本族内部分化出的奴隶，随着民族融合，他们同前两部分奴隶一样，在改造和推动秦国经济发展方面，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

正因如此，春秋时期当其他诸侯国奴隶制已经开始崩溃的时候，奴隶制在秦国却显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那些默默无闻的各族奴隶，推动了秦国社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辉煌璀璨的文化，是秦国社会得以跃进的根本动力，他们是永远值得纪念的。

三、秦国奴隶制土地国有的特点

中国奴隶社会土地所有制的特点是土地国有，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所有权集中于奴隶制的国家，也就是集中于最大的奴隶主——国王手中。秦自建国以后其土地所有的基本形态也是如此，在名义上，秦的领地都是周天子“赐”给的，秦国的奴隶主只是占有这一片土地，土地所有权仍集中在周天子手中，这正是奴隶制土地国有的特点，秦国同其他诸侯国在这一点上没有区别。

但是，秦国的奴隶制是在当时奴隶制开始崩溃的总趋势之下，才确立起来的，所以它又具有一些别的诸侯国所没有的特点：

井田制的界说　研究秦国土地所有制的“个性”，必须首先对中国奴隶社会土地国有的“共性”有统一的认识。而现在国内史学界一般地都是把井田制和奴隶社会土地所有制当做一回事，似乎奴隶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就是井田制。但是，井田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土地制度，又是众说纷纭。所以，这里不能不先对井田制作极为简略的研讨，确定其界说，然后才能看出秦国土地所有制的特点。

目前，大家讨论井田制主要的材料，还是《孟子•滕文公上》记载的553个字。下面把这段材料的主要部分摘录于后：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籍也。

《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

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这一段杂乱无章的话涉及的问题很多：有田块的划分，贡、赋的形式，公、私田的划分，等等。既然我们把井田制作为生产关系的一种形式来研究，首先就应当从人与土地的关系去分析：

从“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可知：“野人”就是在土地上胼手胝足劳动的奴隶（当然，如果有人根本不承认西周和春秋是奴隶社会自当别论，事关历史分期问题，不在本书内讨论）。那么，毫无问题，“君子”就是奴隶主和平民了，这是无须论证的。准此，可知“野九一而助”和“国中什一使自赋”是说的奴隶制国家加在“野”和“国”不同区域的两种不同负担。前者指奴隶从事劳动的“野”，这里是“九一而助”。所谓“九一”，就是“井九百亩”中的“八家皆私百亩”，即每一井田中的九分之一。所谓“助”，孟子说得也很清楚：“助者，籍也。”《周礼•匠人》郑玄注：“莇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敛焉。”这就是上面说的八家“同养公田”的意思，很明显，这是一种劳役形式的剥削。这里，奴隶们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是分得十分清楚的：在“私田”上干活是为延续劳动者生命的必要劳动；在“公田”干活是为了养“君子”的剩余劳动。“公田”和“私田”的明确划分，这是“野”的第一个特点。

《孟子•滕文公上》说的“国”中的负担，这里“什一使自赋”，说的是出军赋。《周礼•大司马》注云：“赋，给军用者也。”《小司徒》注：“赋谓出车徒，给徭役也。”古代的所谓“赋”，即自备甲兵并亲服兵役，所以叫“使自赋”。这是说的“国人”——平民和奴隶主，有参军作战的权利和义务。反之，“野”中的人，即“野人”，则不准参加军队。《孟子》的这种说法是符合实际的。在古籍中可以看到不少这样的材料，如《国语•齐语》载管仲制订的“参国伍鄙”制，其中“参国”就是把国中士乡十五分为三个五乡，士兵三万人，由齐国国君和国、高两卿各帅一军；而所谓“伍鄙”，就是将“野人”分为五属，由五大夫、五正掌其行政和司法，这里没有军政，因为“野人”是不服兵役的。对于这一问题，前人论证得很多，如朱大诏《实事求是斋经义•司马法非周制说》就证明：野人不当兵。江永《群经补义》还举一例说：“（鲁）士卒车乘皆近国都，故阳虎欲作乱，壬辰戒都车，令癸巳至。可知兵常近国都，其野处之农固不为兵也。”这都是十分正确的。

野人不准当兵，不仅仅是因为古代把当兵作为一种光荣的权利，主要的还是与井田制实行的剥削方法有关。因为“助”这种剥削方法，其剥削量与劳动者在田间干活的时间成正比，奴隶主宁可把作战的负担加给平民和中小奴隶主，也不愿让奴隶们去打仗，而影响自己的剥削收入。

可见，《孟子•滕文公上》的记载，与“野”有关的制度才是井田制，与“国”有关的是说的另外之事。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确定孟子说的井田制应有如下特点：

（一）有“公田”与“私田”之区别。

（二）奴隶主对劳动者进行剥削的形式是“助”，即劳役剥削。

（三）为了尽量多地榨取奴隶的剩余劳动，缩短劳动者往来于“私田”与“公田”之间的距离，最合算的配置就是把“公田”放在“私田”中间，这就出现“井”字形的土田划分。

（四）为了同样的理由，井田制下的奴隶是不准当兵的。

以上四条或可作为井田制的界说，这是笔者个人的意见，提出来与史学界的同志们商讨。

秦国不实行井田制　本来，对秦国是否存在过井田制的问题，国内史学家一直有两种不同意见。［7］对这个问题之所以长期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双方在讨论问题时没有一致的界说。假如笔者提出的上述界说可以成立，并用以考查秦国的土地制度，那么就可以说秦不存在井田制。

在现有的资料中，既找不到秦国土地制度有“公田”、“私田”的划分，也看不见“助”的剥削方法在秦国如何实行，更没有井字形土田划分的资料。可以说，这里找不到井田制的痕迹。如果说，这些还仅仅是秦国无井田的默证的话，那么请看下面的一段资料：

（十五年）九月壬戌，（秦）与晋惠公夷吾合战于韩地。晋君弃其军，与秦争利，还而马。穆公与麾下驰追之，不能得晋君，反为晋军所围，晋击穆公，穆公伤，于是岐下食善马者三百人驰冒晋军，晋军解围，遂脱穆公而反生得晋君，初，穆公亡善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余人，吏逐得，欲法之。
穆公曰：“君子不以畜产害人。吾闻食善马肉不饮酒，伤人。”乃皆赐酒而赦之。三百人者闻秦击晋，皆求从，从而见穆公窘，亦皆推锋争死，以报食马之德……（《史记•秦本纪》。此外，在《吕氏春秋•爱士》中也有类似记载）

这一段资料十分重要，所以把原文摘录于此。

从这段资料可以看出什么问题呢？

首先可以看出秦国“野人”的一般状况，秦国的野人竟能将国君的善马杀来吃掉，而且参加这一行动的竟有三百人之多。据考古工作者最近调查：今陕西凤翔县城东之义坞堡，即春秋时的野人坞，是穆公时野人食善马肉处的遗址，而这里距秦穆公所居的太寝并不太远（以上皆据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雍水队1959年至1963年在凤翔发掘、调查材料），在王宫附近的“野”间，就有这样大的活动。这个事实至少说明奴隶主对奴隶的监督和看管并不十分严密。但重要的还不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野人”竟能参加对晋军作战，并表现了很高的积极性，这在井田制下是绝对不可能的。

不仅从一些资料中透露出来的一鳞半爪的情况不符合井田制的特点，从秦国所在的地区历史发展方面考察，井田制在这里也是不可能在春秋时继续存在着的。

秦国所在的“丰岐之地”，原是西周的王畿，而这里是封建制因素出现得最早的地区之一。早在西周中期，土地交换的现象就在这里出现（见《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西周铜器窖穴发掘报告》，载《文物》，1976（5））。据最近发掘的考古资料证明：西周中期，在王畿地区就出现了类似于封建社会中的土地交易或租田、典田现象（见唐兰：《用青铜器铭文来研究西周史》，载《文物》，1976（6））。到西周末年，“宣王即位，不籍千亩”（《国语•周语》），这已经是“井田制在王畿内开始崩溃的标志”（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288页）。后来，周宣王又“料民于大原”（《国语•周语》），反映了奴隶主已无法控制人丁了。平王东迁以后，周王畿又为戎狄所占，“卤获而居于泾渭之间，侵暴中国”（《汉书•匈奴传》），井田制自无法维持下去。因此，到春秋初，在秦国占领的原来的周王畿——“丰岐之地”，井田制已荡然无存。秦立国后，既然无法把从井田制上逃亡的奴隶一一都抓回，自然就不可能恢复这种已经崩溃了的制度。

因此，应当看到秦国奴隶社会的土地制度，是在西周井田制已崩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就不难理解，在有关秦国的记载中，为什么没有一点井田制的影子，甚至连《商君书》中，都看不到有井田的记载，而使我们看到的反倒是否定井田存在的一些材料。

问题很清楚，秦国根本不曾实行过井田制。

那么，秦国实行的是什么田制呢？

秦国实行爰田制　秦国实行的田制称为爰田。［8］所谓爰田，就是奴隶制国家定期将土地按上、中、下三等分配给奴隶耕种，不分“公田”、“私田”，劳动者将产品以“彻”的形式上缴给奴隶主。而奴隶主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充分发挥土地的肥力，就采取“爰土易居”（《汉书•地理志》注引孟康曰）的办法，定期更换每个劳动者的土地和居住地，这就叫做“爰田”，也称为“辕田”。爰、辕、三字在古代可通用（见《说文》“”，段注），爰田就是易田、换田的意思。古代著名学者孟康说过：“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末世侵废。商鞅相秦，复立爰田……不复易居也。”（《汉书•地理志》）可见“爰土易居”这种“古制”，一定在秦国历史上实行过，否则“商鞅相秦”之时，也不会偏偏“复立爰田”。秦在建国之初，奴隶制刚刚发展，尚未至“末世”，这种制度还没有“浸废”，当它每占领一片土地以后，就将当地的人民和奴隶按军队方式编制起来，分配给每个人一定土地，并按规定“爰土易居”。这些劳动者平时是奴隶主的农业奴隶，战时就要替奴隶主去打仗。“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611页）秦国早期的官制正是其土地所有制具体形式的反映，如秦国出现最早的一个重要官职，就叫庶长，以后发展为大庶长、左庶长、右庶长、驷车庶长等，均为统兵武官，但庶长之名称则源于对庶人的统治。《续汉书•百官志》刘昭注：“自左庶长已上至大庶长，皆卿大夫，皆军将也。所将皆庶长、更卒也，故以庶更为名。”可见，庶长是因对庶人统治而得名的。但庶长其实是军事首领，他不仅要统兵打仗，而且负责修城之类的事务，如“（厉公）二十六年，左庶长城南郑”（《史记•六国年表》）。这就证明：民政和军事皆由庶长一人负责，这一职务类似于军事屯田的首领，而这种统治形式正是建立在爰田制基础之上的。

因此，毫无疑问：秦国所实行的是带有军事屯田性质的爰田制。

爰田制是如何实施的？《周礼》中有较详细的记载：

遂人掌邦之野……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地，夫一廛（居屋），田百亩，莱五十亩，余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亩，莱百亩，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二百亩，余夫亦如之。（《遂人》）

这就是说，将土地分为上、中、下三等，在这些土地中，每年有若干休耕地——“莱田”。为了“同美恶”，就使“三年一易”（《汉书•地理志》引张晏说），这样就能使得“肥饶不得独乐，埆不得独苦”，“财力均平”（《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负担相等。

那么，这种爰田制与井田制究竟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第一，剥削的方法不同。本来，按《孟子•滕文公上》的记载：“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井田制是实行“九一而助”的。但现在的“野人”不“助”“公田”了，这当然就不需要区别“公田”与“私田”。没有“公田”和“私田”的区别，也就无须以“方里而井，井九百亩”这种形式划分土地了，于是，井田的形式也不存在了。但这仅是表面的变化。取消“公田”、“私田”的区别以后，土地仍然必须由劳动人民耕种，奴隶主仍要取得剥削收入，但剥削方法则不得不加以改变。因无“公田”，不能用“助”的形式剥削，奴隶主阶级就采取“彻”的办法。“彻”也就是“使自赋”的“赋”。这种“赋”同封建制确立以后，商鞅变法时“初为赋”的“赋”不同，那时的“赋”是向小农、无地商工和游民征收人头税，是属于封建性质的制度。（见本书第八章第三节）而奴隶社会中在秦国推行的“赋”则以土地为征收单位，因为这时的劳动者还是奴隶，他们没有独立人身地位，在奴隶主看来，他们仅仅像工具、牲畜一样，只有和土地结合起来才能产生财富。因此，他们计算剥削收入的时候是以地亩，而不是按人数。所以称之为“彻”者，就是计算土地的意思，《诗经•大雅•崧高》：“彻申伯土田。”郑氏笺：“‘治’者，正其井牧，定其赋税。”《诗经•公刘》：“彻田为粮。”毛氏传：“度其隰与原田之多少，彻之使出税，以为国用。”就是说，奴隶主将土地“授”给奴隶，然后根据土地多寡，以“彻”（或称“赋”）的形式征收劳动产品。这就与井田制下的“助”有所不同。

这种“彻”（或“赋”）虽与“助”的剥削方法不同，但在性质上，它仍属于奴隶制的剥削。因为：一、劳动者对于土地没有所有权；二、连劳动者本人也还是奴隶主的财产。这两点从“三年易土爰居”、“三年一易田”这样不断地将劳动者迁来迁去的规定中，就可得到证明。这些劳动者同奴隶主的工具和牲畜一样，牵过来，拉过去，可见他们的人身是属于奴隶主支配的，他们的身份仍然是奴隶。

不过，爰田制毕竟不同于井田制，“使自赋”、“彻”的方法同“助”的方法到底有所区别，相对说来，“彻”的剥削较之“助”要轻一些。这就是井田制崩溃，但封建的土地私有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奴隶主所采取的一种妥协的办法，以维持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总之，井田和爰田都属奴隶社会土地国有的性质，但前者用“助”法，后者用“彻”法。后者比起前者来，是向封建制方向迈进了一步。这就是两者的第一个区别。

井田制和爰田制的另一个区别，就是劳动者——奴隶的社会地位有了一些变化。在井田下和爰田下的劳动者的身份虽均是奴隶，但由于前者行“助”法，奴隶主对奴隶采取劳役形式的剥削，所以他们要尽一切可能迫使奴隶将全部劳动力和时间用于生产更多的财富，决不愿意把奴隶用于作战。而爰田制下采用“彻”（或“赋”）法，奴隶主就可以让奴隶“出车徒，给徭役”，甚至直接参加军队作战。如晋国在进入春秋以后，井田制彻底崩溃，晋惠公战败于韩地，为秦所虏，晋国甲兵丧亡殆尽。于是国内诸大臣于公元前645年“作爰田”，接着又“作州兵”；不久，就出现了“群臣辑睦，甲兵益多”（《左传》僖公十五年）的局面。之所以在“作爰田”之后就“作州兵”，从而“甲兵益多”者，正是因为爰田制“使自赋”，奴隶也可当兵，改变了井田制下“野人”不准当兵的旧制，才开辟了充分的兵源。秦国的“野人”能参加对晋国作战，正是秦国实行爰田的证明。奴隶可以参军作战，这是爰田制同井田制的第二个区别。

《孟子•滕文公上》有：“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从这里说的“夏后氏”、“殷人”、“周人”中就透露出：贡、助、彻代表了古代三个不同时期的剥削方法。现在，至少弄清这一点：助，是在井田上实行的；彻，是在井田制崩溃后爰田上实行的。秦国在西周井田制崩溃的“丰岐之地”建国，它所实行的只能是这种爰田制。

四、奴隶制国家机器的逐步强化

“到目前为止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都需要有国家，即需要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以便维持它的外部的生产条件，特别是用暴力把被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下（奴隶制、农奴制或依附农制、雇佣劳动制）。”（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755页）随着经济的发展，领地的扩大，秦国奴隶制的国家机器，也逐渐强化起来了。

军事中央集权的统治形式　西周和春秋时期，秦以外的各诸侯国，都实行分封制的统治，即天子把王畿以外的土地以“授民授疆土”的形式分给诸侯，作为他们的领地。诸侯又以“锡田锡邑”的名义，将一部分土地分给卿、大夫作为采邑。这种层层分封的制度，构成了西周和春秋奴隶制的主要统治形式。

然而，秦国却不实行这种分封制。

在秦国奴隶社会的历史上，找不出像西周时期那种“裂土封疆”的事实，秦国国君子弟及王族贵戚，皆无尺土之封。如宣公有九子，成公有七子，穆公有四十子，均莫立，也未见被封于何地，说明秦国确实没有实行分封制。

这里有两条资料需要研究：《史记•秦本纪》载：“武公……有子一人，名曰白。白不立，封平阳。”《国语•楚语》中又有：“晋有曲沃，秦有征、衙。”韦昭注：“征、衙，桓公之子、景公之弟公子之邑。”从这些记载的文字来看，白和似乎都曾被分封，但仔细考索，大成问题。首先，白封平阳就是不可能的，因为早在武公之前，宪公之时，平阳就成了秦的国都。武公时，秦都仍在平阳，《史记•秦本纪》云：武公“居平阳宫”，这时如何能把首都封给白？其次，征衙之于后子，也决不会是分封的领地。从《史记•秦本纪》载：景公三十六年：“景公母弟后子有宠，景公母弟富，或谮之，恐诛，乃奔晋。”这里仅记之“富”，而未提及有封地。《左传》昭公元年载：“秦后子有宠于桓，如二君于景。其母曰：‘弗去’惧选。癸卯，适晋，其车千乘……后子享晋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车，自雍及绛。归取酬币，终事八反。”从这条史料来看，公子有危难，宁去投奔晋国，也未有眷顾征衙的表示。可见，征衙之于后子，尚不如商邑之于鞅。商鞅所封之商地，仅系“衣食租税”之“职田”性质，即使如此，当其被秦惠文王追捕时，尚能“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史记•商君列传》）。可见，不论是白，还是后子，均没有奴隶社会的那种严格意义的、“裂土封疆”的封地，充其量不过“食邑”，而食邑制是与分封制不同的。金景芳指出：“分封制度的原型是‘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受封的对他所分得的土地都有直接统治权。食邑则不然，只是指定某一地的赋税作为某人的收入。至于此地的统治权，仍由君主派人去执行，食邑者不得干涉。”（《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下）》，载《历史研究》，1979（3））这种分析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秦国不实行分封制，古人也曾经指出过，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卷二六五中写道：“按古时所谓爵者，皆与之以土地。如公侯伯子男以至附庸及孤、卿、大夫亦具有世食禄邑也……盖秦之法未尝以土地予人，不待李斯建议而始罢封建也。”秦“未尝以土地予人”，这是问题的实质。

秦国不实行分封，如何进行统治呢？

秦奴隶制国家一建立，就实行中央集权的统治，全国土地皆由国君直接控制。随着军事斗争的胜利，每占领一地都设立由国君直接任命长官的县，或其他行政机构，称之为“置官司”。或者由国君委派的庶长对该地区进行军事统治，如：公元前688年（秦武公十年）消灭邽、冀之戎以后，就在当地设县（见《史记•秦本纪》）；公元前687年（秦武公十一年）又在郑、杜设县（见《史记•秦本纪》）；公元前645年（秦穆公十五年），秦国占领河东，次年就在这里“置官司”（《左传》僖公十五年）。可见，秦国不实行分封，各地统治权均直接操在国君手中，国君通过军队对各地实行控制。这就使秦国奴隶制国家的统治形式，具有军事中央集权的特点。

秦国的官制　秦的奴隶制国家官制，是随着领地逐渐扩展而一步步地健全起来的。虽然在襄公时期秦就开始建国，但尚未在关中定居下来，国家官制也不可能十分完备。公元前762年（秦文公四年）进入“汧渭之会”以后，奴隶制的国家机构才逐步在秦国健全起来。

公元前753年（秦文公十三年），秦国“初有史以记事”，这不仅标志着秦国文化的进步，更重要的是表明奴隶制国家机构的健全。“史”既指史册，也指史官。史官的职务是记载最高统治者的重要言论和国家大事。有左史和右史之分：“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玉藻》）其实左、右史分工不一定那样明确。［9］事实上，史的名称很多，其职务相当于国君或某一主管长官的僚属：“既立之监，或佐之史”（《诗经•小雅•宾之初筵》），所以古代“史”、“吏”通用，史即属吏。春秋时，在秦奴隶制国家机构中，史也是最早设立的一种官职，且不止一个，如作为国君近侍的有“内史”，其职司不仅限于记言、记事，而且常常向国君提供各种建议，或解决、回答国君提出的各种问题。如穆公时有内史廖就曾向国君献计：给戎王送“女乐，以夺其志”（《史记•秦本纪》），并离间戎王与谋臣由余的关系，这个计策得到穆公的采纳，从而取得对西戎战争的胜利。又如秦文公曾经梦到黄虵（即蛇），疑神疑鬼，不知如何解释，就问于“史敦”（敦是人名，见《史记•封禅书》）。可见，史是秦国奴隶制国家机构中出现最早的，也是最接近国君的一种官职，其职责颇近似于后来的相和供咨询的博士。

在国君左右，还有一些专司宗教、祭祀的官职，称为卜、祝。秦穆公时有卜，《左传》僖公十五年载：“秦伯伐晋。卜徒父筮之，吉。”杜预注：“徒父，秦之掌龟卜者。”同殷、周时期卜人在奴隶制国家中的地位一样，秦国的卜人在解决国家疑难问题时，起着重要作用，如上例：秦伐晋是否开始，很大程度以卜人筮之结果如何为转移。可见，卜人在秦国也很重要。

同其他诸侯国一样，在秦国君属下有不少卿、大夫。卿，有上卿、亚卿之分：如“秦穆公见百里奚……知其君子，以为上卿”（《说苑•臣术》），而晋国的公子雍“仕诸秦”，则“为亚卿焉”（《左传》文公六年）。显然，亚卿要比上卿稍低一点。大夫也有不同，如上大夫、右大夫等：“秦穆公使人厚币迎蹇叔以为上大夫。”（《虞氏春秋》，见《玉函山房辑佚书》）上大夫属于最受国君宠信一类的僚属，地位较高；还有右大夫，地位稍次，如“秦右大夫詹帅师从楚子”（《左传》襄公十一年）。再低一点的则仅称“大夫”，如“秦穆公许诺，反使者，乃召大夫子明”（《国语•晋语二》），“颜卸字伯仲，秦大夫”（《图书集成》一二四引《陋巷志•宗子世表》）。还有一些特殊称号如称百里奚为“五羖大夫”（《史记•秦本纪》）。这里“五羖”只是绰号性质，并不表示官阶的高低。总之，卿、大夫在秦国国家机构中为数是不少的，他们的作用是辅佐国君治理国政，其较高的卿大夫，平时的职责类似于相，战时又可率兵作战，成为将。

秦国还有“行人”这一职称：“秦行人夜戒晋师”（《左传》文公十二年）。据《周礼》记载：有“大行人”、“小行人”，前者“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仪，以亲诸侯”；后者“掌邦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者”。春秋战国时，各诸侯国均有“行人”，如晋有“子员”、“子朱”（《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赵、郑等国也有“行人”（见《战国策》、《论语》）。秦国的“行人”同其他国一样，专司与其他诸侯国交涉之事。

另外，在秦朝廷中，还有太医令丞“主医药”（见《通典•职官》）。此官虽不知确设于何时，但从春秋时期有名的医生均由政府控制这一事实看，可能此时已有这一类官。

在秦国奴隶制国家机构中，设立最早、最重要的、也是为秦国所特有的官职，就是庶长。庶长是秦国建立不久就出现的一个官职，原为武官，因秦国系在不断同外部进行武装斗争中扩展的领地，所以新拓出的土地即由统兵武官管理，他们要管理庶民，故称为“庶长”（《续汉书•百官志》刘昭注）。由于庶长既率兵，又负责地方统治，逐渐成为除国君以外权力最大的官，有的庶长竟能废立国君，如公元前704年，秦宪公死后，大庶长弗忌、威垒、三父三人竟将原立的太子废掉，另立出子为国君（见《史记•秦本纪》）。庶长官职无定员，有庶长和大庶长，后又发展为左庶长、右庶长、驷车庶长等。在整个奴隶制时代，秦国的庶长都拥有最重要的权力，他们在秦国政治生活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军队中还有各级军官，“不更”就是其中之一。晋在同秦国作战中曾俘获“不更女父”（《左传》成公三年），据杜预注：“不更，秦爵。”实际上春秋时期秦国的官、爵不分，“不更”显然系军职。至于其他军职都有什么名称，现尚不能详考。

从春秋时期秦国官制的初步考察中，可以看出下列三点：

（一）到秦穆公时代，秦国就已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统治机构。组成这一机构的官制，有的系秦所固有，如庶长。这是其他诸侯国所没有的。有的则是仿照周或其他奴隶制诸侯国而建立的，如大夫、史等。这就形成了秦国独特的一套官制系统。在春秋时期，秦国和楚国的官制与其他诸侯国皆不相同，这是同它们各自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有关的。

（二）各种官职皆无定员，不仅庶长、大夫不只一人，将军也同时可有数人。如秦攻郑时，穆公任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人为将。可见，秦的各类官职，皆由国君根据需要给以任免。这样，官职名称尽管不多，其数目并不一定太少，而且各个时期官职名称、数目、权力大小，都不可能一样。

（三）同其他诸侯国一样，秦国也实行世卿世禄的世袭制。如秦国大夫百里奚和蹇叔，他们的儿子西乞术、白乙丙、孟明视［10］三人出征时皆为统兵大将，显系因父辈爵禄而致。这种世袭制从秦建国一直延续到战国，如出子时的“秦公钟”、“秦公镈”和景公时的“秦公”（见《两周金文辞大系》下编）的铭文中，均有“咸畜胤士”或“胤士咸畜”的字句，它的意思就是宣布要维持有爵禄的世家绵延不绝。［11］可见，世袭制仍为秦国奴隶制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时代的潮流，原封不动地维持奴隶社会的世袭制度，对统治阶级说来也不利了，所以秦国的国君——特别是像秦穆公这样较有远见的国君，常常打破界限，在奴隶主贵族以外选拔人材。因此，秦国的世袭制不像其他诸侯国那样严格，这也是其官制特点之一。

刑罚和军队　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的工具。秦国奴隶制政权在逐步发展中，建立了一整套阶级压迫的工具。如在秦文公十三年（公元前753年），秦国开始有“三族之罪”（《史记•秦本纪》），所谓“三族”本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三族指“父母、兄弟、妻子”（《史记•秦本纪》《集解》如淳曰），一种则认为是“父族、母族、妻族也”（张晏曰）。不论怎样，这是一种很残酷的刑罚。而这种刑罚并非秦国独创，各奴隶制诸侯国均有此刑，如齐国：“宰予与田常之乱，夷三族”（《孔子家语》），楚国：“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饷王从王者，罪及三族”（《史记•楚世家》）。因此，后来有人说：“古有三族。则知三族，是古军法，非始于秦。”这是正确的。秦国的“三族之罪”，既然是各奴隶制政权都实行的，那么，其他的一些刑罚，秦国也必然模仿搬来实行。见于记载的，有厉公时受过劓刑的“劓女”（《后汉书•西羌传》）。

司法审判制度也建立起来，秦穆公十分重视“听狱”，据记载：“秦穆明于听狱。断刑之日，揖士大夫曰：‘寡人不敏，使民入于刑，寡人与有戾焉。二三子各据尔官，无使民困于刑’。”（《太平御览》卷六三六引《尸子》）当然这是出于后来人的记载，其可靠程度似成问题。不过，它说明在穆公时代审判和刑罚必有一定程度的加强，这是毫无问题的。

军队是国家政权的重要支柱。在秦国政权中，军队始终占有重要地位。

春秋以前，各封国没有专门的正规军，进入春秋以后，各诸侯国先后建立脱离生产的专门的正规军，大国有三军，即上军、中军和下军，小国则只有一军。秦国自襄公开始“修其车马，备其甲兵”（《文献通考•兵考一》），也建立常备武装，到穆公时代又“作三军，设三帅”（《史记•秦本纪》）。秦国的三军有着自己的特点：春秋时期，其他奴隶制诸侯国的军队，多以车兵为主，每车七十二人，作战时有三人乘车，其余徒步随在车后，排成兵阵，然后交战。秦国的军队除车兵外，步兵、骑兵也很多，如秦穆公时，有车“三百乘”，同时又置“陷阵”（《文献通考•兵制》），“陷阵”就是步兵。车三百乘需二三万人，而步兵的数目也与此相近，“秦置陷阵三万”（《吴子•图国》）。秦国的骑兵数目不详，但公元前631年（秦穆公二十九年），秦国就派了“革车五百乘，畴骑二千，步卒五万”，护送晋国公子重耳归国（见《韩非子•十过》），说明秦国拥有大量的骑兵和步兵的队伍。

秦国拥有相当数量的步兵和骑兵，比起单纯以车兵作战的其他国军队，具有很大优越性。因为车战的行动很不方便，而且装备所需甚贵，所以随着武器的改进，锐利武器和远射程的弩发明以后，战车无从发挥其冲锋陷阵的作用，至战国期间终于被步兵和骑兵所代替。秦国从建军一开始就有一定数量的步兵和骑兵，这就为其他诸侯国所不及。当然这并非由于它们武器先进，最主要原因还是秦国实行爰田制，奴隶可参加军队；而这些“野人”肯定无力置备车马，所以只能成为步兵。另外，秦原系游牧民族，养马为其特长，发展骑兵也是十分自然的。

秦国的军队随着领地的扩大不断增加，按当时的制度，上、中、下三军每军最多一万人，则秦国军队总数应为三万人，但实际后来远远超过此数。如公元前630年秦袭郑，过周北门时，仅不遵守队列次序“超乘者”就有“三百乘”（《国语•周语》）。可见，若将秦国车、步、骑兵总数加起来，早已超过规定的数目。

奴隶社会的各种制度，到秦穆公时，基本已经建立起来了。这种制度在春秋前期的秦国还有一定生命力，因此，秦穆公时秦国发展到最强盛的时期，出现“称霸”的局面。

五、文化、科学和宗教、哲学

随着奴隶制经济的飞跃发展，春秋时期秦国的文化科学水平也有迅速提高，在某些方面还留下重要的成就；在宗教哲学方面，也充分显示出秦国奴隶制独有的特点。

文化方面的进步　在一百多年间，秦国文化方面也有突飞猛进的发展。

秦国在建国以前相当落后，没有文字，没有自己的典籍。立国之初，秦文公十三年（公元前753年），才“有史以记事”，从而“民多化者”（《史记•秦本纪》）。可见，在此以前，秦既无“史”，民也未“化”。其文明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自从秦文公十三年以后，秦国的文化发展很迅速，尤其是在文公十六年（公元前750年），有大批“周余民”被秦接收过来，其中自有不少作策的太史等文人，这对于改变秦国文化落后的状况，具有决定意义。

秦国奴隶主阶级当时还是一个新生的阶级，在接受周人先进的文化方面，也表现出一股生气勃勃的精神。如现存有一件青铜器“鼎”，原是西周奴隶主为自己监制的，周人东迁后将它留在关中，后为秦文公所得。文公得到后，就将原器上再加刻新铭文，死后作为葬品埋入墓中。（见《西周“鼎铭”研究》，载《考古》，1963（12））鼎的经历，象征性地说明：秦国奴隶主阶级对周人的文化相当珍视，当然就会尽可能地吸收过来的了。

秦国直接从周人那里吸取当时最先进的文化，就使它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达到较高的水平。春秋以前秦国没有文化典籍，但秦国建立以后出现的文化典籍，从内容到形式竟与东方各个文明发达较早的诸侯国无异。在《尚书》中有《秦誓》一篇，为秦穆公时作品。《诗经》中有《秦风》十篇，也是春秋时期秦国的诗歌。无论从文字方面还是从思想方面，这些作品较《尚书》、《诗经》中其他作品均毫无逊色。如《秦风•蒹葭》是一首情诗，作者这样写道：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从思想感情的表达方式到文字的运用，很难看出秦仅仅是一个有数百年文明史的诸侯国。如果说《诗经》上的文字可能经过后人润饰的话，那么，青铜器上的铭文则无可怀疑。即以最近发现之出子时代镈、钟铭文而论，其文字典雅、书法古朴，与周代其他青铜器上的铭刻毫无区别。秦国的文化能够突然达到这样高的水平，除了全盘接受西周先进的文化以外，不可能作其他解释。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春秋时期秦国发展起来的文化，正是秦国政治、经济跃进到奴隶制的反映。穆公时代，秦国的奴隶主阶级与周奴隶主阶级一样，俨然以深通“诗书礼乐”自居。有一次，秦穆公对西戎派来的使节由余说：我们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你们戎、狄没有这些东西，“何以为治？”（《史记•秦本纪》）实际上，到穆公时，秦国奴隶主阶级确实已经精通“诗书礼乐”。如西周奴隶主贵族，就常在宴会中，用赋诗的办法表达自己意见，以显示高雅。秦穆公也颇精于此道。有一次，他约请晋国逃亡至秦的公子重耳赴宴，晋国大臣狐偃本应陪同重耳一起来，但狐偃深知穆公十分讲究礼仪，喜欢赋诗，就对重耳说：我在文的方面不如赵衰，还是让赵衰陪你去吧。于是就改由赵衰陪重耳赴宴。会上，秦穆公以国君之礼招待重耳，赵衰应付得十分得体。次日，穆公又宴请重耳。宴席间，穆公赋《采菽》［12］，赵衰就教公子重耳赋《黍苗》［13］，穆公赋《鸠飞》［14］，公子重耳就赋《河水》［15］，穆公又赋《六月》［16］。通过这些诗表达了他们双方的想法：重耳希望秦穆公帮助他夺取晋国君位，秦穆公则慨然允诺，并预言重耳必能称霸。这样，一场政治交易便在堂而皇之的赋诗奏乐中完成了。（见《国语•晋语》及《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秦国下层劳动人民的文化也应有所提高。不过，这方面的资料留下来得更少，现仅能见到一首歌谣。据说：百里奚被任命为上卿，以前穷困时的妻子在秦听说百里奚已富贵，就到他堂下为澣妇。一日，百里奚坐堂上，她“抚弦而歌”。这首歌的歌词是：

百里奚，五羊皮。忆别时，烹伏雌，炊扊扅（扊扅，户牡，即门闩，用以上扉之物）。今日富贵忘我为！

百里奚，初娶我时五羊皮，临当相别烹牝鸡，今适富贵忘我为！

百里奚，百里奚。母已死，葬南溪。坟以瓦，覆以柴。舂黄藜，扼伏鸡。西入秦，五羖皮。今日富贵捐我为。（此首歌谣在许多文献中均有载录，但个别字句有一些出入，本文录自《春秋别典》卷三）

这首歌谣声调悲凉，语言流畅，情感动人。不失为一首优秀的民间歌谣。

春秋时秦国所流传下来的民谣——或者说是歌词，虽只有这一首，但其文学价值是很高的。因为，古代的民间文学，本来保存下来的就很少，就先秦整个时期说，现在能见到的总共只有零句片语、不能成篇的十几则，如：“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孟子•离娄》引）以及：“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等等。但这些均不如秦国的那一首篇幅长而内容生动、丰富。当然，流传至今的这支歌词，肯定是经过后人加工、润色了的。不过，无论如何加工，总脱不出其最初的原型。这首歌词不仅语言朴实感人，而且内容较其他歌词生动得多，甚至还包含了一些情节，近乎一篇曲折的故事。能创造出这样歌谣的人民，在文化领域的其他方面，必定还有许多创造。可惜，这方面的资料缺乏，使我们无法窥其究竟，只好付之阙如了。

科学技术的发展　随着文化的提高，春秋时期秦国的科学技术，也有显著的发展。

春秋时期，秦国科学方面突出的成就主要在两个领域：医学和天文历法。

秦国的医学是在官府直接控制之下的，有名的医生均由政府支配。在春秋初期，秦国的医学尚未显出有何特点。但至穆公以后，在这一领域中，秦国后来居上，在各诸侯国间居于先进的行列。尤其至春秋末期，秦国成为当时医学科学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许多名医均出自这里，一些诸侯国统治者患病还要到秦国请医生。秦国医生的一些研究发明，在医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而其发现的病理，至今尚有一定影响。

如秦桓公时（公元前603年至前576年），有名医缓，为秦的“良医”，他不仅在秦国被誉为“良医”，而且在其他诸侯国也有很大影响。公元前581年（秦桓公二十三年），晋景公得重病，在本国无人医治，就“求医于秦”，秦桓公派医缓去晋为景公医病。医缓至晋为景公诊断后，向他指出：你的病已到“膏肓”——古人认为在人的胸、腹之间有个地方叫膏肓——这里“攻之不可，达之不及”；用药无济于事，治疗已经迟了。果然，不久晋景公吃饭时突然感到腹胀，赶紧跑到厕所，还没来得及排泄，就掉在厕所里死去。（见《左传》成公十年）医缓虽没把晋景公治活，但他能十分准确地提前判断出不治之症，所以连晋景公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他是“良医”。由于医缓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膏肓”这个词，所以后来人们把“病入膏肓”作为形容不治之症的一句成语。医缓不仅有高超的技术，而且具备科学家的实事求是精神，绝不因病人是国君而曲意逢迎，这一点在科学史上也是一种优良传统。

在缓以后，秦国还有一位著名医生叫和。同缓一样，历史文献上也只留下和的一个字的名字，但他在医学上的贡献却一直流传到今天，仍被人们享用。医学家和，较缓略晚，是秦景公时代（公元前576年至前536年）的人。公元前541年（秦景公三十六年），晋平公有病，也派专人到秦来请医生，和便被派往晋国。经过诊断，医和对晋平公说：你的病既不是饮食上的问题，也不是鬼怪缠身，而是贪恋女色，纵欲过度所致，医药根本无效。若长此下去，早则三年，迟则十年，必死无救。诊断后，晋国大臣也称他为“良医”，并“厚其礼而归之”（《左传》昭公元年）。

医和在医学上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提出了一种致病的理论。他认为：人身上有阴、阳、风、雨、晦、明六气。这六气不调和，就招致疾病。所谓：“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菑，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左传》昭公元年）一切疾病皆可以这六气的相互关系进行解释，如晋平公的病乃由荒淫无度、贪恋女色所致，医和就向他指出：“女，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左传》昭公元年）这种“六气失和”而致病的理论，虽然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这也是中国传统医学的特点），但其精神实质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并具有辩证思想。医和的这一基本理论，经过后来许多医学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发展，成为风、寒、暑、湿、燥、火这六气，是我国古代著名医学经典《内经•素问》的重要病理依据之一。直到今天，这种理论在我国传统医学中仍有其重要地位。

秦国的医缓、医和是我国春秋时代著名的医学家，他们同当时的齐人扁鹊（秦越人）一样，在医学成就上，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

在天文历法方面，秦国显然接受了周的遗产。古代天文学的知识，多与卜、筮有关，秦国来到西周故地后，也出现了专司龟卜、占筮的人，而且在社会上据有重要地位。如《左传》载：“秦伯伐晋，卜徒父筮之，吉。”杜预注云：“徒父，秦之掌龟卜者。”（僖公十五年）证明秦国对卜、筮也极为重视。而与卜、筮一起的天文学自然也传入秦国。

不过，秦的天文历法并非完全继承周人，也有自己的发明。《史记•秦本纪》载：德公二年（公元前676年）“初伏，以狗御蛊”，又《史记•封禅书》：“作伏祠。磔狗邑四门，以御蛊菑。”服虔注云：“周时无伏……秦始作之。”孟康注：“六月伏日初也。周时无，至此乃有之。”这些记载都指明：“伏日”在秦以前是没有的，至秦才注意到并立了这一节令。这标志着秦国在天文、气象方面是有一定研究的。伏日在后来的历史上是受到极大重视的，因为它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具有很大的影响。《初学记》卷四引《阴阳书》：“从夏至后第三庚为初伏，四庚为中伏，立秋后初庚为后伏，谓之三伏。”伏天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史记•秦本纪》引《正义》注解：“伏者，隐伏避盛暑也。”所以历代对这个日子很注意：《汉书•高帝纪》记载：刘邦专门下令，要各地“自择伏日，不同于风俗也”，也就是要求根据各地气候不同确定伏日。《岁时广记》二五：“后汉（和帝）永元六年六月己酉，初令伏闭尽日。”《汉官旧仪》云：“伏日万鬼行，故尽日闭，不干它事。”这是说因盛暑天热，易生疾病（厉鬼所行），符合客观实际。由于盛暑大河上游冰凌融化，往往造成河水泛滥，因此有“伏泛”之名。《宋史•河渠志一》：“朔野之地，深山穷谷，固阴沍寒，冰坚晚泮，逮乎盛夏，消释方尽，而沃荡山石，水带礬腥，并流于河，故六月中旬后，谓之‘礬山水’。”这都是从长期的观察、研究得出的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结论，如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六月初六（癸酉），黄河决商胡埽，就在三伏期内；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八月，河决阳武，也在伏后。可见人们对“伏”日的重视，决不是无因的。而秦国在德公时代就已开始注意到“伏”，正是他们对气象天文历法方面的重要贡献。

秦国“初伏”，表明他们在这一点上超过了周人，并非仅限于继承。秦国在这方面的科学水平之所以能如此迅速提高，与他们进入关中地区后，经济生活由畜牧转入农业为主有关。过去有些学者不承认秦国自己的创造，认为立伏日乃是从伊兰（即伊朗）传入秦国的（见岑仲勉：《三伏日纪始》，见《两周文史论丛》；《我国上古的天文历数知识多导源于伊兰》，载《学原杂志》，第一卷，1947（5））。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秦在建国前虽游牧于“西垂”，但也决不会越出葱岭以西，至秦穆公时“开地千里”，亦不会达于今伊朗境内。而德公时代“初伏”，早在公元前7世纪，而伊兰建国则在公元前559年。显然，秦的“初伏”与伊兰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总之，到春秋中期以后，秦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也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有了迅速的提高。

宗教信仰和哲学　古代的中国同世界其他各国一样，科学、宗教和哲学往往是糅杂在一起的，秦国当也不例外。不过，春秋时期秦国在宗教和哲学方面留下的资料较别的诸侯国更少，使之对这些领域的探索更为困难。

秦在立国以前，其宗教信仰与殷、周人有所不同。殷人崇拜“帝”＝祖先的一元神宗教观念，和周人关于“天”的观念（见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64～95页），在秦人中是没有多少影响的。那时，秦人除长期保留着的原始氏族社会的图腾崇拜以外，主要是信奉着原始的、多元的拜物教。这种习俗在建国以后还长时间地保存着。本章第一节中提到：秦人将祭祀之处称为畤，而畤就是埘，其意为鸡兽栖止之处。游牧民族的鸡兽栖止之处当然没有一固定的方向与固定地点，亦不一定仅有一处，所以祭祀的对象亦决不只一个。这是属于一种多神论的拜物教。秦建国后仍旧维持着他们的这种传统宗教，据《史记•封禅书》载：

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暤之神，作西畤，祠白帝。

秦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鄜衍……于是作鄜畤……郊祭白帝焉。

秦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

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

栎阳雨金，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故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

作“畤”为秦国所特有，仅以上记载就有西畤、鄜畤、密畤、上畤、下畤、畦畴。虽然顾颉刚先生曾对秦国是否曾有这样许多畤，表示过怀疑（见《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但是有更多的人用大量的史料证明其确实可信（见《古史辨》，第五册）。因此，秦国曾不断地立畤，是可以相信的。除此而外，秦还有“祠”，如：

作鄜祠后九年，文公获若石云，于陈仓北阪城祠之。

作鄜畤后七十八年……作伏祠。（《史记•封禅书》）

另外还有：秦文公立的“怒特祠”（《水经注》引《列异传》），以及“凤女祠”（《水经注》）、“虎侯山祠”（《长安志》），等等。从上举的资料看，秦作的“畤”、“祠”很多，而这些“畤”、“祠”并非祭祀一个祖先或一个上帝，而是各样的“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畤”、“祠”之作，什么理由皆有：文公梦黄蛇可作畤，栎阳雨金也可作畤，得到一块石头可作祠，祭伏日也可作祠。这种多神的宗教，正是游牧民族的特点。世界各地大致如此，如布尔亚特人（阿尔泰的游牧民族）所崇拜的天神就有九十九个。再从秦的祭祀多用牛、羊、狗、马这些牲口有时多至三百牢来看，证明了秦国建立后在长期以来还维持其多神崇拜的较为原始的宗教。

但周的宗教观念对秦也是有影响的。首先“帝”这一偶像被搬过来，这是秦人原来没有的。不过，在殷、周人那里“帝”只有一个，为至高无上的主宰，而秦人搬过来后，就成了“白帝”、“青帝”、“炎帝”、“黄帝”等几个。这种现象的发生，一方面是由于秦国在“丰岐之地”接受了西周的思想文化，如秦文公梦黄蛇以后，曾“问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征，君其祠之。于是作鄜畤。”（《史记•封禅书》）可见，秦文公接受了“上帝”这一观念；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使“上帝”分为几个，以适应本族原来多神宗教的传统，这就形成了秦国宗教的独特形式。其次，秦在关中立国后，周人的卜、筮也被秦所接受。在立国前，秦也曾多次迁徙，并“邑之秦”，但无论迁徙还是营邑，均不见占卜。然而，文公四年秦人至“汧渭之会”后，“乃卜居之，占曰吉”（《史记•秦本纪》），才“营邑之”。显然，这是受到周人的影响，往后卜、筮的作用在秦国愈来愈大，凡大事必须问卜。如公元前645年（秦穆公十五年），秦穆公伐晋之前，就使“卜徒父筮之，吉”，然后才开战，待“涉河，侯车败”之后，又要问卜徒父，于是卜徒父“对曰：‘乃大吉也，三败必获晋君。其卦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夫狐《蛊》，必其君也。《蛊》之贞，风也；其悔，山也。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实落、材亡，不败，何待？’……”这样，秦穆公才放心，结果“三败及韩”（《左传》僖公十五年）。从这里看出：卜、筮的作用在秦国已经同在齐、晋等国一样大了。

总之，秦国的宗教信仰，一方面保持着原来固有的传统，同时也接受了周人的许多影响，而后者的比重愈来愈大。这就形成了秦国独特的、混合的宗教形式，它与殷、周人的宗教形式不同，与东方的晋、齐和南方的楚国亦不同，而这种宗教形式也正是秦国当时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反映：秦国一方面与戎、狄和中原各诸侯国斗争；另一方面又吸收了周人和东方各诸侯国的经济、政治成果，使自己迅速发展起来。适应这种客观的需要，于是，就出现了秦国宗教信仰的独特形式。

作为万物有灵论的多神教，在秦国居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当然是唯心主义的。但是，在同客观世界斗争的过程中，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在秦国也得到了发展，如医和提出的“六气”说，就含有唯物主义因素，而“六气”互相间的制约关系说，也正闪烁出辩证法的光芒。这些都是我国古代思想库中的精华，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阐发。

六、秦国奴隶制的几个特点

国人、奴隶的反抗斗争对秦国社会的影响　春秋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奴隶的逃亡和暴动，“国人”的起义，从西周末年就此起彼伏，构成这一伟大时代波澜壮阔的历史潮流。而当时社会各个阶级、各种制度无不受到这一历史潮流的推动和制约。

奴隶是反抗奴隶主斗争的主力军，各个诸侯国的奴隶和平民都展开了对奴隶主的阶级斗争，最主要的形式就是逃亡，如公元前660年，邢国发生大规模的逃亡和溃散：“邢人溃”；公元前657年，蔡国也出现了同类性质的斗争：“蔡溃”。公元前646年，齐国筑城的奴隶“役人”因不堪残酷的虐待，而发生骚动；公元前641年，梁国也发生暴动——“民溃”；公元前624年春，当鲁国联合一些诸侯伐沈国时，沈国民众已不愿为统治者卖命，而发生“溃散”。随着奴隶制的腐朽、没落，这种斗争规模愈来愈大。

秦国的奴隶制发展较晚，阶级矛盾还没有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但奴隶逃亡的现象也已出现，如百里奚为晋国送至秦的媵（陪嫁的男奴），但他到秦国后就逃亡至楚。（见《史记•秦本纪》）这是仅见于记载的一例，没有记载下来的当然更多。

在风起云涌的奴隶和国人反抗斗争历史潮流下建立的秦奴隶制政权，不能不受到这一伟大历史潮流的影响和制约。除了在秦国各种制度上（如上述爰田制）明显地反映出时代的烙印以外，秦国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统治策略，也因而表现出一些突出的特点。

有哪些特点呢？

缺乏严格的宗法制　宗法制是西周奴隶社会的重要制度，到春秋时期，其他各诸侯国仍然继续维持着宗法制。但是，由于从西周末年起，社会大变动，使宗法制发生动摇，“礼崩乐坏”就反映了宗法制不能按照原样维持下去了。因此，春秋时期发展起来的秦国，就不可能像其他诸侯国那样严格地实行宗法制。

宗法制的主要内容是实行嫡长子继承制。春秋时代各诸侯国的国君以及卿、大夫的世袭地位，均按嫡长子的身份继承。但是，秦国却并非一定如此，继承国君的地位往往不分嫡庶。据记载：秦伯卒，《公羊传》曰：“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何注：嫡子生，不以名，令于四境，择勇猛者立之。）其名何？嫡得之也。”这就是说，秦国的君位并不一定传给嫡长子，而是“择勇猛者立之”。因此，《公羊传》的作者，站在宗法制贵族的立场上，把秦斥为“夷”。从秦国君位继承的事实来看，确是如此：庄公卒，长男世父不立，让其弟襄公；武公卒，立其弟德公；宣公有子九人，均莫立，而立其弟成公；成公卒，子七人莫立，立其弟穆公。又出子以宪公之孙而被立为国君。总计自襄公建国以后，至穆公以前，共九代国君：襄公、文公、宪公、出子、武公、德公、宣公、成公、穆公。计兄终弟继者三人（德公、成公、穆公），以次子立者一人（襄公），以孙立者二人（宪公、出子），不明嫡庶者一人（文公。《史记•秦本纪》仅云：“穆公……生文公”，而未云嫡庶）。以长子身份继位者仅二人（武公系宪公长子，宣公系德公长子）。就是到了穆公以后，秦国的君位继承，也无定制。如躁公卒，立其弟怀公，灵公卒，子献公不得立，随后由简公、惠公、出子继位，最后才立献公。可见，嫡长子继承制在秦国并未成为定制。

嫡长子继承制的不确立，反映秦国没有严格的宗法制，这就使秦国在许多政策和措施方面，显出与其他诸侯国不同之处。

主要的有什么不同呢？

选拔人才的标准　宗法制的作用在于维持奴隶主贵族的社会地位。《通志》：“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所谓氏族即贵族。这种宗法制在用人方面十分强调“亲亲贤贤”，若违反甚至招来杀身之祸，如“周巩简公弃其子弟而好用远人”（《左传》定公元年），终于被贵族所杀。“单献公弃亲用羁。冬十月辛酉，襄、顷之族杀献公而立成公”（《左传》昭公七年）。即使在楚国也不例外，“声子通使于晋，还如楚。令尹子木与之语……对曰：‘……楚虽有材，晋实用之。’子木曰：‘夫独无族、姻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另外，楚国的申无宇说“亲不在外，羁不在内”（《左传》昭公十一年），证明宗法制的原则在楚国也是相当严格的。

正是由于这种宗法制，各国执政者，大半以宗族任之，宗族以外的人，很少受到重用，偶然有重用者，也不会长久，宗法制限制任用宗族以外的人材，这也是春秋以后各国一天天衰落下去而不能强盛的原因。

秦国由于没有严格的宗法制，同族人被重用的不多，外国的有用人材却能在秦得到重用。秦国宗族同姓见于记载的，在春秋时只有公子挚、公子、公子，而秦国以外的人却有：百里奚、蹇叔、由余、丕豹、公孙枝、内史廖、随会、白乙丙、西乞术、孟明视等。这些人中有来自敌国晋的，如丕豹、随会；有戎人，如由余。由余“其先晋人也，亡入戎，能晋言。闻穆公贤”，故特来“观秦”。当秦穆公发现由余“贤”后，“因与由余曲席而坐，传器而食，问其地形与其兵势”，并利用反间计，终于使由余“降秦，穆公以客礼礼之，问伐戎之形”。后来“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记•秦本纪》）。又如百里奚为晋献公的俘虏，“既虏百里奚，以为秦穆公夫人媵于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执之。穆公闻百里奚贤，欲重赎之，恐楚人不与，乃……以五羖羊皮赎之，楚人遂许与之。当是时，百里奚年已七十余。穆公释其囚，与语国事……语三日，穆公大说，授之国政，号曰五羖大夫。”（《史记•秦本纪》）这在别的诸侯国是不可想象的事。

从以上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秦国的宗法制影响不深，所以穆公才能突破“亲”、“贵”的界限，而以是否能维护奴隶制的统治为“贤”与“不贤”的标准。这显然是较为进步的。

秦穆公的思想　秦国的奴隶制到穆公时代达到极盛时期。这是与秦穆公实行的较为符合客观规律的政策有关的，而他之所以能这样做，不是没有原因的。

首先，秦穆公较为正视现实：

这主要表现在对“民”的认识。“民”在奴隶社会的西周，就是奴隶。郭沫若说：“殷周之盛”的所谓“民”，就是奴隶（《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见《奴隶制时代》，98～115页）。虽然有许多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但在还没有什么更充分的根据之前，这里只能暂依郭说，民是奴隶。在奴隶主眼里，“民”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同牛马是一样的：“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凡卖者质剂焉。”（《周礼•地官》）可见：“人民”和牛马等一样是可以买卖的。但是，从西周末年开始了愈来愈激烈的阶级斗争，在奴隶们的铁拳打击之下，奴隶主也不能不对“民”产生畏惧心理。所以，至春秋初年，在奴隶主眼中，“民”已经不像从前那样无足轻重了。有人说：“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史嚚语）；有人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季梁语）；还有人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引《大誓》）。这表明：一些正视现实的剥削阶级人物，开始对“民”有了新的认识。

在这样的条件下，秦穆公也懂得重视“民”心的向背。在他继位后的十二年，公元前648年，晋国发生饥荒，向秦国求援。对于这一问题，在秦国君臣中间发生了一场争论：公孙枝（子桑）和百里奚主张“输粮”与晋，但丕豹却认为：趁晋有灾之际，正是进攻的好机会，主张不“输粮”。最后，秦穆公采纳了公孙枝等人的意见，向晋国送去了大批粮食，这就是前面提到的“汎舟之役”。

穆公为什么愿意向晋国送粮呢？他自己说：我虽同晋君有仇，但那里的民无罪，况且，天灾的发生在各国是常有的事，帮助受灾的人解除饥荒是“道也，不可以废道于天下”（《国语•晋语三》）。秦穆公在这里把“民”看得很重，他这样考虑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从统治阶级利益出发的。公孙枝讲得很清楚：“重施而报，君将何求？重施而不报，其民必携；携而讨焉，无众，必败。”（《左传》僖公十三年）就是说：秦给晋输粮，若晋报偿，目的即已达到。若晋忘恩负义，则会失去民心，晋失民心，秦军伐晋，则必能取胜。他们能看到：战争之所以胜、败，与民“携”与否，和“众”之有无关系十分密切，为了战胜敌国，必须争取“民”心。因此，穆公和公孙枝等，实际是把争取民心作为战胜晋国的一种斗争策略。公孙枝甚至这样明确地说：秦给晋送去粮食，以激起晋国人民对晋君的不满，而使他们对秦国产生感激之情。那时，秦出兵讨晋，晋国人民就不抵抗了。［17］尽管秦穆公等人争取民心只是一种斗争策略，但他们毕竟较为重视“民”的作用了。这虽是十分有限的，然而有些奴隶主连这一点尚且认识不到，秦国的丕豹就是其中的一个，晋国的君臣中更不乏这样的人。在晋国向秦“乞籴”的公元前646年，秦又恰巧发生灾荒［18］，也“乞籴”于晋，晋惠公却听从了虢射的意见，拒绝给秦粮食。虽然当时晋国的庆郑曾指出：这样做，“背施、幸灾，民所弃也”（《左传》僖公十四年），最后是不会有好结果的。［19］但晋惠公根本不听，坚持不给粮。果然，在下一年（公元前645年）秦与晋在韩地大战，秦军人少，但士气高昂，晋军人多，但人心涣散。结果晋军大败，连晋惠公本人也成了秦国的俘虏。

从对比中可以看出：无论出于什么动机，秦穆公对民的作用是较重视的。

正因秦穆公懂得“民”的作用，所以在他统治期间能够实行一些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如对于食“善马肉”的野人所采取的处理方法，表现了他是一位有远见的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人物。

秦穆公较为进步的思想和主张，正是当时奴隶和广大劳动人民斗争的结果。

注释

［1］关于《石鼓文》的来历、年代考订及内容，现简介如下：

石鼓为十个形似大鼓的刻石，每面石鼓上均刻有文字，称为《石鼓文》。此物初不见称于世，隋以前未见记载，唐贞观中，吏部尚书苏勖纪其事，当时石鼓在天兴县（今陕西凤翔县）二十几里之野地中。（见《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后郑余庆将其迁于凤翔府夫子庙。经五代之乱，又复失散，宋司马池复置于府学。北宋大观（1107年至1110年）中，自凤翔迁于东京（今开封）辟雍，后入保和殿。金人破宋，又运至燕京（今北京），后一直放于北京。抗日战争时期，由故宫博物院运往西南。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

秦石鼓

《石鼓文》字体为籀文，文体为诗。司马池移置时失掉一个石鼓，北宋仁宗皇祐年间（1049年至1054年）向传师在民间求得，但已被人当作石臼而将刻文破坏。因此，现存十石鼓中，有一鼓残缺特甚。

石鼓文

关于石鼓的年代，有好几种说法：韦应物认为乃周文王时之鼓，周宣王刻诗；韩愈则以为周宣王时之鼓（见欧阳修：《石鼓文跋》）。宋代学者郑樵则以为乃秦之物，因《石鼓文》中“殹”字仅见于秦权、秦斤（现“殹”字又见于云梦秦简）。所以，石鼓为秦物已为多数学者公认。

但石鼓为秦时哪一代的作品，目前看法尚不一致：有的认为当在惠文之后、始皇之前；巩丰认为在献公之前、襄公之后；清末人震钧认为乃秦文公之物，近人马叙伦也同意此说；马衡则认为在秦穆公时所作；郭沫若则认为是秦襄公时所作（参见《石鼓文研究》，见《沫若文集》第十六卷）。本书采用郭说。

关于《石鼓文》的内容，由于年代久远，自唐代人就已经“忽开满卷不可识”（韦应物：《石鼓歌》）了，就连有名的学者韩愈，面对石鼓也叹息：“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词严意密读难晓，字体不类隶与蝌。”“嗟予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石鼓歌》）宋代大诗人苏轼，见到《石鼓文》同样难以辨识，他这样形容道：“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箝在口，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石鼓》）可见《石鼓文》之难懂。经历代研究，至近人郭沫若根据数种拓片，将石鼓存留之残文，加以辨识、考释，并排列次序。从残存的《石鼓文》字句中，可以看出有许多是描写狩猎场面，现将《石鼓文》之释文照录如下，供读者参考：

《汧沔》第一

汧殹（猗）沔沔，烝皮（彼）淖渊。

鲤处之，君子渔之。

澫又（有）小鱼，其斿。

帛鱼，其氐鲜。

黄帛其（），又（有）鳑（鲂）又（有），

其孔庶，脔之，

。其鱼隹（惟）可（何），

隹隹鲤。可（何）以之，

隹杨及柳。

《霝雨》第二

□□□（此处原文为方框“□”）癸，霝雨□□（此处原文为方框“□”）。

流迄滂滂，盈济济。

君子即涉，涉马□（此处原文为方框“□”）流，

汧殹洎洎。□□（此处原文为方框“□”），

舫舟囱逮。□□（此处原文为方框“□”）自，

徒驭汤汤，隹舟以（行），

或阴或阳，极深以□（此处原文为方框“□”），

□（此处原文为方框“□”）于水一方。勿□□（此处原文为方框“□”）止，

其奔其敔，□□其事。

《而师》第三

□□□□□□□□□□（此处原文为方框“□”）而师。

弓矢孔庶，□□□□□□□（此处原文为方框“□”）以。

左骖□□（此处原文为方框“□”），滔滔是□□□（此处原文为方框“□”）不（否），

具旧□（此处原文为方框“□”）复，□（此处原文为方框“□”）具来。

□□（此处原文为方框“□”）其写，小大具□□□（此处原文为方框“□”）来乐，

天子□（此处原文为方框“□”）来。嗣王始□（此处原文为方框“□”），

古（故）我来□（此处原文为方框“□”）。

《作原》第四

□□□（此处原文为方框“□”）猷，乍（作）原乍□（此处原文为方框“□”）。

□□□□（此处原文为方框“□”），导我。

□□□（此处原文为方框“□”）除，帅皮（彼）阪□（此处原文为方框“□”），

□□□（此处原文为方框“□”）草，为卅（三十）里。

□□□（此处原文为方框“□”）微，逌罟。

□□□（此处原文为方框“□”）栗，柞棫其□（此处原文为方框“□”），

□□（此处原文为方框“□”），鸣□（此处原文为方框“□”）。

□□□□（此处原文为方框“□”），亚箬其华。

□□□□（此处原文为方框“□”），为所斿，

□□□□（此处原文为方框“□”），□□（此处原文为方框“□”）盩导。

二日□（此处原文为方框“□”），□□（此处原文为方框“□”）五日。

《吾水》第五

（吾）水既瀞，道既平。

□（此处原文为方框“□”）既止，嘉树则里，

天子永寍。日隹丙申，

昱昱薪薪，其□（此处原文为方框“□”）道，

□（此处原文为方框“□”）马既迧，□□（此处原文为方框“□”）康康，

驾□（此处原文为方框“□”），左骖□□（此处原文为方框“□”），

右（骖），□□□□（此处原文为方框“□”），

毋不□□（此处原文为方框“□”）。四，

□□□□（此处原文为方框“□”）。公谓大□（此处原文为方框“□”），

□（此处原文为方框“□”）及女（汝）□□（此处原文为方框“□”），害（曷）不余□（此处原文为方框“□”）。

《车工》第六

车既工，马既同。

车既好，马既。

君子员邋（猎），员邋员斿，

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角弓，弓兹（巳）寺，

欧其特，其来。

，即即时。

麀鹿速速，其来大次（恣）。

其朴，其来，

射其蜀。

《田车》第七

田车孔安，鋚勒□□（此处原文为方框“□”），

四介既简。左骖旛旛，

右骖，于原。

戎止矤，宫车其写，

秀弓寺射，麋豕孔庶，

麀鹿雉免。其又，

其□（此处原文为方框“□”）夜，四出各亚。

□□（此处原文为方框“□”）旲□（此处原文为方框“□”），执而勿射。

多庶，君子逌乐。

《》第八

□□（此处原文为方框“□”）銮车，□□（此处原文为方框“□”）。

□（此处原文为方框“□”）弓孔硕，彤矢□□（此处原文为方框“□”）。

四马其写，六骜□（此处原文为方框“□”）。

徒驭孔庶，□（此处原文为方框“□”）宣搏。

眚车，□（此处原文为方框“□”）徒如章，

原濕阴阳。趍趍马，

射之。□（此处原文为方框“□”）如虎，

兽鹿如□（此处原文为方框“□”）。□□（此处原文为方框“□”）多贤，

迧禽□□（此处原文为方框“□”），获允异。

《马》第九

□□□（此处原文为方框“□”）天□（此处原文为方框“□”）虹□（此处原文为方框“□”）皮□□□（此处原文为方框“□”）走，

马，。

雉血，□（此处原文为方框“□”）心其一。

□□□□□□□□□□□□□□（此处原文为方框“□”）之

《吴人》第十

吴人怜亟，朝夕敬□（此处原文为方框“□”）。

西北，勿（忽）竈勿代。

□（此处原文为方框“□”）而出□（此处原文为方框“□”），□（此处原文为方框“□”）献用□（此处原文为方框“□”）。

□□□□（此处原文为方框“□”），□□（此处原文为方框“□”）大祝。

□（此处原文为方框“□”）曾受其，□□（此处原文为方框“□”）寓逢，

中囿孔□（此处原文为方框“□”），（麀）鹿□□（此处原文为方框“□”）。

其□□（此处原文为方框“□”），□（此处原文为方框“□”）。

大□□□□□□（此处原文为方框“□”）求又□□□□□□□（此处原文为方框“□”）是

以上十鼓中，可以看出第五、六、七、八数鼓所载均与游猎有关。

［2］伯乐善相马已为人所熟知，九方皋的故事则知道的人很少。现将有关资料摘引于下，《淮南子•道应训》载：

秦穆公谓伯乐曰：子之年长矣，子姓有可使求马者乎？对曰：良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马者，若灭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马者，绝尘弭辙，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马，臣有所与供儋缠采薪者九方堙，此其于马，非臣之下也，请见之。穆公见之，使之求马，三月而反报曰：已得马矣，在于沙邱。穆公曰：何马也？对曰：牡而黄。使人往取之，牝而骊。穆公不说，召伯乐而问之曰：败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马之能知！伯乐喟然大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万臣而无数者也。若堙之所观者，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而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贵乎马者。马至，而果千里之马。……

这里记载的九方堙即九方皋，堙或作歅、堙，见《广韵•十七真》：“秦穆公时有九方堙，一名皋，善相马也。或作。”《列子•说符篇》记载与《淮南子》同。

［3］《文物通讯》为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博物馆合编的刊物。

［4］安阳武官村商王陵墓全长90米，墓室长14.2米，宽12.3米，深7.3米，总面积约350平方米，土方量约1710方。

［5］关于陕西凤翔秦公大墓发现的铁器问题。由于目前发掘工作尚在进行中，故详细的发掘报告还未见到发表。但是，陕西省文管会和陕西省博物馆编发的《文物通讯》第4、5期中，已发表了《凤翔春秋秦公陵墓钻探记》和《凤翔发现春秋最大的墓葬》两篇报道。在这两篇报道中，先后提到该墓经碳14测定的年代为公元前870±150年，以及出现铁工具的消息。据此，可以初步判断该铁工具最晚也应是春秋晚期以前埋入地下的。

据悉：在秦公墓中出土的三件铁镈，其中有一件是在五号殉奴凹内发现的，铁镈就在殉奴尸骨的头下。该铁镈示意图见下：

目前，考古工作者在凤翔秦墓中不断有新发现，相信将来有关资料发表后，必然有助于铁器出现的年代问题的解决。

［6］据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八旗屯秦国墓葬发掘报告》。

［7］认为秦国有井田的同志，只不过是根据商鞅变法时有“废井田”之说从而逆推出来的结论而已，这个问题本书以后还要论及。认为无井田的同志也没有专门作详细的论证，如范文澜不仅否认秦国有井田，而且根本不相信中国历史上存在过井田制，早在1941年他就明确指出：“井田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无法证明其存在。从金文以及经典比较可靠的材料看来，两周的田用一田、十田、五十田、一百田、六十田计算；亩用百亩、千亩、十万、七十万、一百万计算。并没有井田的形迹。”（《中国通史简编》，53页，1941）在1964年修订版的《中国通史简编》中，范文澜还坚持认为“周土地法以一田为单位”，“田与田中间，一大片田与一大片田中间，必须划分各种疆界，疆是通车的大路，或人行的小路，如大路通南北，则小路通东西……大小路交错，像无数井字”，“人住邑中必须饮水，因此邑必有井”。“井与邑关系如此密切，所以一邑也得称一井，但不是孟子所说的井”（第一编，第三章，142、143页）。他还明确指出：“说井田废于商鞅，是腐儒的谬说”（第一编，第五章，234页）。可见，范文澜是根本否认秦国存在井田的。徐中舒教授也在《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一文中提出“秦无井田”（《中国奴隶制和封建社会分期问题讨论集》）。

［8］以前有不少学者都对爰田进行过研究，并作出有益的贡献，但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爰田只是一种定期分配份地的制度，属于井田制的范围，也就是说爰田只是井田制的一种实施办法。这种解释似乎有一定道理，但有许多矛盾无法解释：如爰田制的基本内容“三年一换土易居”（《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为何“换土易居”呢？因各家所耕的土地质量不一样，有“上田”、“中田”和“下田”之分，“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汉书•食货志》）。这也是《周礼•大司徒》记载的：“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显然，爰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每家（室）所耕的土地质、量均不一样，因此才有必要定期换田。而井田制则完全不同，那是“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八家皆私百亩”。这里根本没有注意到土质的好坏，因而没有数量多少的区别，所以也不需换田。很明显，在有关井田的记载中，是与换田的内容不相容的。硬要把这两种田制扯在一起，必然有许多矛盾无法解释，这也是井田制问题长期弄不清的原因之一。

首先把井田和爰田看成两种田制的，是徐中舒教授。徐先生在《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一文中，得出了十分重要的结论：“《周礼》中原有三种不同的田制：一种是属大司徒所掌的不易、一易、再易的爰田；一种是属遂人所掌的，‘三年一换土易居’的爰田，还有一种是属于小司徒所掌的井田”（《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论文选集》，479页）。徐先生的这种明确论断将有关井田、爰田以及古代土地制度的一切混乱记载，钩稽出清晰的线索，这是理解《周礼》和《孟子》有关田制记载的一把钥匙，用这把钥匙去开古代土地制度迷宫之大门，许多问题会迎刃而解。

不过，徐先生的解释也有两点不足：一、所谓“《周礼》中原有三种不同的田制”，实际只是两种：井田和爰田。这一点，徐先生文章本身已说得很清楚，不必解释。二、徐先生把这两种田制当成平行的，它们是同时存在的，井田与爰田的区别只在于实施的地区不同：“井田是从高地农业基础上，在肥沃低地上逐渐发展起来的田制。”“换耕制的爰田，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普遍存在的制度。从欧洲到亚洲都是存在的。井田，只是适合于中国东方低地的田制，不是普遍存在的。西周生产力，就是以爰田制的三田制，和年年耕种的井田制，作为最高指标”（《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论文选集》，460～461页）。徐先生的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如说：“秦晋高原的耕地，必须有休耕的换田制，不像井田可以年年耕种”（487页）。把换田的原因归结为“高原”。如果是这样，那么在秦、晋这一高原地区则应根本不曾存在过井田。但是，实际上在秦建国以前的西周，以及公元前645年作爰田以前的晋国，同样也实行的是井田。可见，井田和爰田的实施，原因不在于地的高低，而在于生产关系的变动，爰田是井田制崩溃以后出现的一种田制，这种田制对井田制的生产关系作了某些调整（如剥削的形式和奴隶地位的改变），虽然这种调整没有根本改变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但它确是对井田制的一种改良，是属于奴隶制土地国有这个范围内的改革，如秦的爰田就是在西周井田制崩溃以后建立的，晋国“作爰田”也是在原来本国井田制已不能维持的时刻出现的。因此，爰田制是井田制的发展，虽然它没有改变奴隶制土地国有的性质，但奴隶制国有土地本身也有发展、变化，不承认这一点是不客观的。

井田和爰田的关系，是古代土地制度史上的大问题。因本书内容所限，不可能全面阐述。但因笔者提出的看法又与当前流行的观点相左，故不得不在此作一些说明。另外，笔者专门写了《井田与爰田》（载《人文杂志》，1979（1））一文，论述这一问题，以就教于各方面专家和广大读者。

［9］最近，有人对古来左、右史分职的说法提出质疑，指出“左、右史分职之说是毫无根据的臆断”（《左右史分职说质疑》，载《历史研究》，1979（1）），与笔者意见正相一致，而其考证甚为精当，读者可参考。

［10］关于西乞术、白乙丙、孟明视谁是百里奚之子，谁是蹇叔之子的问题，各个文献记载不一致。如《吕氏春秋•悔过》：“蹇叔有子曰申与视。”（高诱注：“申，白乙丙也；视，孟明视也。”）《公羊传》云：“百里奚与蹇叔哭其子，然则孟明视为百里奚子。”《穀梁传》同。《本疏谱》云：“或以为西乞术、白乙丙为蹇叔子。”《史记•秦本纪》云：“遂发兵，使百里奚子孟明视、蹇叔子西乞术及白乙丙将兵。”可见，这些记载是十分混乱的。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他们皆因世袭而为将，这也是那些记载的共同点。

还有一种看法，亦不可不提及，即认为百里奚与孟明视实为一人：“大概百里奚，是姓百里名视字孟明。其所以又名奚者，考奚之本义为隶役……百里奚最初是一个卖身的奴隶。所以后来的人，就以奚称之。”（马元材：《秦史纲要》，29页）不过，这种看法实属勉强。若按这样说法，不仅把百里奚和孟明视两人中要否定掉一个，而且要把《史记•秦本纪》所载的许多事实都视为虚构。如百里奚为秦穆姬之媵，如穆公访蹇叔与百里奚，如蹇叔与百里奚哭阻秦师，以及率秦师的三员大将为西乞术、白乙丙和孟明视等等。几乎等于说司马迁所写的这一段全系伪造，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诚然，《史记》关于这几个人的记载与《左传》、《吕氏春秋》等书有些地方小有出入。如《左传》无百里奚之名，只有百里（僖公十三年），孟明和百里孟明视（僖公三十二年及文公元年、二年），孟明视（文公二年）。但这并不能证明“百里奚孟明视即是一人”，因为何以见得不是《左传》有疏漏呢？而《史记》的记载正可补充《左传》记载中上述几个人名的混乱。至于《吕氏春秋》、《战国策》中的记载，以及李斯《谏逐客书》中提到的诸人名，与《史记•秦本纪》所载均有不一致之处，也并不奇怪。因为这些书均非史书，作者引史的目的在于发挥某一种论点，并不拘于严格的史实。这一点，从最新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与《战国策》的对照中，就可得到证明。总之，古代史籍记载的混乱，确是事实，但因此而认定百里奚或孟明视中有一个是不存在的，其理由是不充分的。

［11］关于“咸畜胤士”或“胤士咸畜”这四个字的理解，是有不同意见的。郭沫若认为：“‘咸畜胤士’，钟铭作‘咸畜百辟胤士’，晋公言‘咸畜胤士’。孙诒让云：胤士之义以声考之，当读为尹士。《广雅•释诂》：尹，官也，尹士犹言官士矣。余意胤殆叚为俊，《礼•王制》：‘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书•皋陶谟》：‘俊义在官’语义相近。”（《两周金文辞大系•秦公考释》）然而，陈直先生与孙诒让和郭沫若的意见均不一样，他认为：“胤，士谓父子承袭之世官，《说文》：‘胤，子孙相承续也。从肉、从八，象其长也，从幺，象重累也’。又《说文》训‘咸，皆也’，训‘蓄，积也’，本铭谓悉积官职子孙继续相承，秦国如百里奚有孟明视，蹇叔有西乞术、白乙丙，皆相继为卿士之证。桓公葵丘之会，令士无世官，足证世官在春秋时已成为一种普遍制度。”（《读金日札》上册）

笔者以为陈先生的看法是较为正确的，因为铭文本极流畅；若以孙诒让之解法，认为“胤”乃“尹”之转音，反而十分费解。陈先生的解法与秦国历史事实也十分符合。

［12］《采菽》，这是《诗经•小雅》中的一篇，诗曰：“君子来朝，何锡予之？虽无予之，路车乘马。”

［13］《黍苗》也是《诗经•小雅》中的一篇，诗曰：“芃芃黍苗，阴雨膏之。”重耳赋此诗是希望得到秦穆公的援助。

［14］《鸠飞》是《诗经•小雅•小宛》之首章，诗曰：“宛彼鸣鸠，翰飞戾天。我心忧伤，念昔先人。明发不寐，有怀二人。”穆公赋诗的意思是表示一定要帮助重耳回国抢夺君位。

［15］《河水》诗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意思是流水归大海。这里重耳表示当上晋君以后定要朝事秦君。

［16］《六月》诗云：“王于出征，以匡王国。”“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共武之服，以定王国。”这是穆公预言重耳将来必成大业的意思。

［17］《国语•晋语三》：“公孙枝曰：‘君有施于晋君，晋君无施于其众。今旱而听于君，其天道也。君若弗予，而天予之，苟众不说，其君之不报也则有辞矣。不若予之，以说其众。众说，必咎于其君。其君不听，然后诛焉。虽欲御我，谁与？’”

［18］公元前646年秦国发生灾荒时，《左传》仅书“秦饥”，而公元前647年晋国的灾荒《左传》却记“晋荐饥”（僖公十三年、十四年），据杜预注：“荐者，重也。”（《春秋左传集解》）可见，秦、晋两国灾荒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19］《左传》载庆郑的原话是：

背施无亲，幸灾不仁，贪爱不祥，怒邻不义。四德皆失，何以守国？

弃信背邻，患孰恤之？无信患作，失援必毙，是则然矣。

背施幸灾，民所弃也。近犹仇之，况怨敌乎？（僖公十四年）

《国语•晋语三》记载庆郑的话是：

已赖其地，而又爱其实，忘善而背德，虽我必击之，弗予必击我。

这些言论，充分说明统治阶级一些人物懂得民心向背与战争胜负的关系。

第五章　秦同各诸侯国间的关系

一、春秋时期各国斗争形势

周王室的地位　自平王东迁以后，周天子虽然依然保持着天下“共主”的名义，但实际上已经降低到与其他诸侯国同样的地位。而且愈往后愈衰落，大的诸侯国简直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周王畿在春秋初还据有以今洛阳为中心的河南西北部地区，到后来，各诸侯国不断侵吞周王室的土地，致使周境东不及虎牢；南仅达伊、汝二水之间；西不到殽、函；北距黄河，全境不过一二百里。而这样一块地方，也维持不住，在王畿以内常常遭到诸侯的抢掠，甚至连周天子有时也被赶出雒邑。因此，春秋以前周王室集权的统一局面早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各个诸侯国的割据称霸。而周王室之所以还能苟延残喘地保留下来，只是由于在各个大诸侯国争霸的过程中，还可以把周天子作为一面旗帜来利用，随着这面旗帜的作用愈来愈小，周王室也就接近最后灭亡。

秦的立国，虽由周平王封赐开始，但由于周王室地位一天天下降，以致无足轻重，所以进入春秋以后，秦与周几乎毫无关系了。

各诸侯国的位置　随着周王室的衰落，各个诸侯国一天天强大，在全国形成大大小小数十个割据政权，其中有广袤数千里的大国，也有截长补短不足五十里的小国。还有一些戎、狄、蛮、夷部落散布其间。这些诸侯国的分布位置大致如下：

秦的东方，在今山西省的西南部是晋国。在黄河中游有郑、卫、宋、陈、蔡等国，其中郑国是比较强盛的。在今山东省境内，有西周始封的两个大国——鲁、齐。鲁国在春秋时发展不大，齐国则吞灭了周围的一些小国而强大起来。北方较大的有燕国。南方的楚国占地最广，今湖北、湖南及安徽、四川等七八个省的部分地区，都是楚的势力范围。长江下游，在春秋末年有吴、越两国迅速发展起来。

这些诸侯国中，春秋时期与秦关系最密切的为晋、楚两国。因秦地处西方，同许多诸侯国均未直接发生过战争。

大国称霸的局面　统一的奴隶制周王朝分裂为诸侯割据的局面，是奴隶制向封建制社会形态大变革的反映。由于新、旧政治经济因素的矛盾斗争，不仅在各个诸侯国内部出现激烈的阶级斗争，而且在各个诸侯国之间也出现了连绵不断的战争，这种战争以几个大国为首，互相争夺土地，夺取霸权。于是，在春秋时代出现了几个大国相继称霸的局面。在争夺霸权的过程中，首先称霸的是东方的齐国。齐桓公即位（公元前685年）以后，任用管仲改革内政，又以“尊王攘夷”（即拥戴周王，驱逐戎、狄）相号召，联络许多诸侯国，打败了一些戎、狄小国，并侵蔡伐楚，几次大会诸侯，这样就成了中原霸主。

当齐国在中原称霸的时候，秦国主要力量尚在关中一带与戎、狄争夺土地。因此，齐国在称霸之际，与秦尚无直接接触。

继齐之后，晋、楚、秦相继在中原争夺霸主地位。其中秦国势力虽始终没有越出关中，但是同东方的晋国处于长期的战争状态，实际也参加了中原的争霸。

春秋末期，吴、越两国在长江下游争霸，同秦国也没有直接的接触。［1］

大国争霸的过程，是封建的经济、政治因素不断增长的过程，同时也是民族间大融合的过程。因此，对大国争霸历史的研究，有助于对春秋时期社会形态的转变和民族融合过程的认识。

下面仅就奴隶制发展阶段的秦国（公元前770年至前620年），在诸侯割据、大国争霸的形势下同各诸侯国的和、战关系做专门叙述，从而了解秦国在这社会大变革中的发展、变化和作用。

二、秦同楚国的关系

楚国的崛起　楚是一个古老的民族。［2］楚同秦也有着类似的历史命运：在殷商时期，楚为商的与国。商亡后，同秦人一样，楚被周人排挤于汉水之南，被斥为“南蛮”，且时常加以翦伐。也正是在西周衰亡之后，楚国才在长江、汉水一带强大起来。春秋初期，楚国征服了周围的许多戎、蛮小部落和小国，继而又打败了北面周人建立起的一些姬姓小国，并把矛头指向中原。不过，在齐桓公称霸中原的时候，楚国尚不能与齐国抗衡。齐桓公死后，楚国就把锋芒指向北方，这时在中原足以与楚对抗的只有宋国。宋襄公想继齐而称霸，公元前638年，宋襄公出兵攻郑。郑为楚的盟国，为了同宋争夺霸权，楚成王（公元前671年至前626年）决定出兵伐宋救郑。是年冬十一月初一，楚、宋两国军队在泓水（河南柘城县西）展开大战。当宋军已摆好阵势时，楚军正在渡河。宋国的司马子鱼劝宋襄公趁机下令进攻，宋襄公说“不可”。待楚师渡过河但尚未摆好阵势，子鱼促宋襄公下令进攻，宋襄公仍说“未可”。等到楚师摆好阵势，宋襄公才下令开战。结果由于楚师人多，宋军数寡，被楚打败，宋襄公自己也被打伤，第二年就死去（见《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泓水之战”。由于楚国在“泓水之战”大败宋襄公，从而控制了黄河流域中许多中、小国，原来是齐国盟国的鲁、宋、郑、陈、蔡、卫、许、曹等小国，都成了楚的盟国。从此楚国代替齐国，以“霸主”自居，在中原称霸。

秦同楚国的战争　楚国同秦国很少发生正面冲突。这是因为在秦穆公统治以前，秦国无力向关中以外的地区发展，而秦穆公统治的时期，向东发展首先遇到的则是晋的阻碍，所以秦的劲敌是晋，而不是楚。

春秋前期，秦国同楚的战争只有两次：

第一次在公元前635年（秦穆公二十五年），这一年秋，秦派兵攻打秦楚间的鄀国（鄀，在今河南内乡附近）。鄀为楚国保护下的小国，楚国的申公子仪（斗克）和息公子边（屈御寇）率申、息之师，驻扎于鄀国商密（今河南淅川西南）。因此，秦攻鄀，实际是与楚交战。秦军在商密附近的析地，暗暗将赶车的“舆人”捆绑起来，冒充楚兵俘虏，并扬言析已降秦，在析驻扎之楚军已与秦结盟。消息传至商密楚军中，军心动摇，于是向秦军投降。秦军兵不血刃生俘申公子仪和息公子边，胜利而归。当楚国国内得知此消息后，派令尹子玉率兵追秦师，但早已追之不及了。（见《左传》僖公二十五年）［3］这一次秦国取胜，主要是谋略成功，双方军队并未展开激战。

第二次是在公元前632年，晋、楚间发生“城濮之战”时，秦国站在晋国一方，派人至晋师参加对楚作战。关于此次战争的详情将在下面叙述，这里从略。［4］

春秋前期，秦楚之间只有以上两次冲突。

秦同楚国的联盟关系　春秋时期，绝大部分时间秦国同楚国保持着联盟关系，以共同对晋。因为，自秦穆公以后，秦国积极向东发展，首先碰到的阻碍就是晋。这一点同楚的利益一致，自然就结成同盟关系，秦穆公曾经同楚成王联姻、结盟：“绊以婚姻，袗以斋盟”（《诅楚文》），并发誓：世世代代永远不相互攻击，“叶万子孙毋相为不利”［5］。事实上，秦、楚两国确实维持着长期的联盟关系，在春秋时期很少发生战争。

三、秦同晋国的关系

秦同晋的关系相当复杂，下面按时间顺序分阶段叙述。

晋惠公继位前的秦晋间关系　晋原与周同族。周初，成王灭掉唐国，将其幼弟虞封在那里，称为“唐叔虞”，这就是晋国的始祖。唐叔的儿子晋侯燮父迁到晋水之旁，才改国号曰“晋”。（见《国语•晋语》、《史记•晋世家》）进入春秋后，晋国曾长期发生内乱，共闹了六七十年，至公元前678年，才由曲沃武公将晋统一起来。当晋国内乱时，秦国的统治阶级也正忙于在关中地区同戎、狄作战，无暇外顾。因此，那时秦与晋没有直接接触。

晋国统一以后国势日强，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借道虞伐虢，虞君因贪晋国的“屈产之乘”和“垂棘之璧”，又轻信“晋我同姓，不宜伐我”，而让晋借路。结果，晋灭虢后，回过头来就把虞灭掉。（见《史记•晋世家》、《左传》僖公五年）晋国吞灭虢、虞两个小国，在当时似乎与秦无关，但是，虢、虞所处的方位，正是秦国东向的出口：虞扼茅津，虢据函殽，皆在咽喉之地，也是秦国出关的重要孔道。晋国趁秦国还未能东顾之时，抢先占领这里。这对此后秦晋长期的斗争，有着重要影响。

这时，在秦国，虽然秦穆公（公元前659年至前621年）已经即位，但关中基业未固。在晋国，晋献公（公元前676年至前651年）也刚刚平定内乱不久，所以两国间基本上保持友好往来，没有发生战争。［6］

公元前656年，秦穆公娶晋献公的女儿穆姬为夫人。［7］这位穆姬是晋国当时的太子申生的姐姐，也是后来相继为晋君的惠公夷吾、文公重耳的异母姐。晋献公灭掉虞国后，又特地将从虞国掳来的百里奚，作为秦穆公夫人穆姬的媵送至秦国。从这些关系来看，在秦穆公和晋献公统治的时代，秦晋两国的统治阶级都极力促进双方之间的友好关系，而通过联姻，确也使它们的关系密切起来。它们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因为两国当时都需要巩固内部统治，加强在国内的统治地位。所以，当国内统治稳固之后，需要向外扩展势力之时，这种密切的关系，也恰好成了互相干涉的最方便的口实。

秦穆公开始向晋国伸手　作为奴隶主阶级代表人物，秦穆公是一个抱有称霸野心的国君，他将兴修的宫殿称为“霸城宫”（《史记•高祖本纪》《正义》引《三秦记》），又将关中的雍水改名霸水，“以章霸名”（《汉书•地理志》）。这样热切地向往称霸的秦穆公，当然不会满足于局限在关中地区“称霸”。所以，当晋献公一死，晋国出现内乱之际，秦穆公就插手晋国事务了。

公元前651年，晋献公死后，献公的宠姬——骊姬生的儿子奚齐继位。晋国大夫里克、丕郑等联合起来杀死奚齐，准备立献公的另一子——重耳为国君。但另一大夫荀息，则将骊姬生的另一子——卓子立为君。于是，里克等又把卓子和荀息杀死，晋国暂时出现了混乱无君的局面。这时，晋国公子夷吾逃亡在外，秦穆公应夷吾之请，将其护送回国，是为晋惠公。晋惠公夷吾在请求秦穆公援助时，曾许诺：若能立为晋君，就将晋国的河西八城割给秦。（见《史记•秦本纪》）秦穆公一方面贪图河西八城，重要的还在于：他了解到夷吾同晋国当权的大臣里克不合，这样对秦是很有利的：“忌多则怨”，“是吾利也”（《左传》僖公九年）。秦穆公很希望晋是一个君臣不合、内乱迭起的邻国。因此，积极地护送夷吾回国。

但夷吾回国取得君位后，立即背约：不给秦河西八城，仅仅派丕郑去秦致谢。丕郑至秦后，却向秦穆公献策：杀死为夷吾出谋划策的大臣吕甥、卻芮，扶植晋国的另一个公子重耳归国。秦穆公采纳了这个计谋，但不料丕郑回去后事泄，被晋惠公杀掉。丕郑之子丕豹怀着仇恨逃至秦国，鼓动秦穆公攻晋国，他说：“晋君无道，百姓不亲，可伐也。”但穆公认为：晋国的形势还没达到“百姓不亲”的程度。他说：“百姓苟不便，何故能诛其大臣？能诛其大臣，此其调也。”（《史记•秦本纪》）他能看出：晋惠公能杀死丕郑，说明还是有人拥护他，所以他还没有“失众”，“失众，焉能杀？”（《左传》僖公十年）基于这样的判断，秦穆公决定暂时先不出兵，等待时机。

这样，在几年之内，秦晋之间没有发生战争。公元前649年，当伊雒之戎向周王室进攻时，秦晋还能联合起来救周。（见《左传》僖公十一年）直到公元前647年（秦穆公十三年），晋国发生饥荒，秦国还给晋运去粮食，尽管这样做是为了争取晋国民心（见本书第四章第六节），但毕竟没有发生战争。次年（公元前646年）秦国发生灾荒，向晋国“请粟”，虽然晋国的大臣虢射极力主张趁秦国灾荒之际出兵伐秦，但并没有在当年出兵。［8］不过，这一切都表明秦晋之间的战争已经是一触即发了。

秦晋战争的爆发——大战韩原　就在秦国发生灾荒的次年，酝酿已久的秦晋之间大战终于爆发了。

公元前645年，晋准备出兵攻秦，但还没等晋国出兵，秦穆公就主动率兵迎击，深入晋国的韩（在今山西河津、万荣间）。［9］晋惠公也率师来到韩地，双方摆好阵势，就要进行一场决战。这时，秦国军队人数虽较晋少，但同仇敌忾，将士一心，斗志高昂；而晋国的军队内部矛盾重重，人数虽多，但士气低落。

九月的一天，秦晋两国军队在韩原展开了一场激战。一开始，由于晋军兵多将广，将秦军团团围住，连秦穆公都被包围。晋大夫梁由靡等截住秦穆公的去路，眼看穆公就要被擒。就在这危急时刻，突然从秦军中出现了一股生力军，奋勇向晋军冲杀。结果，不仅救出秦穆公，而且将晋军杀得落花流水，并生俘晋惠公，秦军大获全胜。（见《史记•秦本纪》、《史记•晋世家》、《吕氏春秋•爱士》、《淮南子•氾论训》、《左传》僖公十五年、《国语•晋语》等）

韩原大战，秦能取胜，可以看出秦国实行的爰田制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据记载：使秦军转败为胜，在危急关头出现的生力军，就是曾经受到秦穆公“赐酒”的“岐下野人”。（见本书第四章第三节）秦国实行爰田制，所以“野人”才得以参加同晋国作战。其次，还由于秦穆公在国内统治的措施和策略是成功的，使下层群众能够为秦国作战。《史记•秦本纪》说：那些“野人”“见穆公窘，亦皆推锋争死”。《吕氏春秋•爱士》记载：“尝食马肉于岐山之阳”的“野人”，“毕力为穆公疾斗”。这些记载，都把秦国战士英勇奋战的原因，归结为“报食马之德”（《史记•秦本纪》），这当然不能令人完全相信。不过，总可以证明秦穆公对本国实行的政策和措施，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秦国下层群众同敌国作战的热情。因此，下层群众能在战争中表现出较强的战斗力。韩原之战秦国得胜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秦穆公善于抓住作战的有利时机：当晋国发生灾荒时，以及晋君杀死大臣丕郑时，都曾有人鼓动秦穆公出兵伐晋。但秦穆公却认为时机不成熟，而暂时未动。在这次战前，晋国内部君臣之间的矛盾已经十分明显，如晋国大臣庆郑、韩简等就一直反对晋国同秦国作战［10］，晋国的士兵斗志不高。［11］在这种形势下，秦穆公果断地出兵，以少数兵力深入晋地，结果一举取得对晋作战的胜利。

秦晋和解及晋国的改革　晋惠公被俘后，晋国内部一片混乱。狄人又乘晋国失败之际，夺取狐厨、受铎两地，渡过汾水，一直打到昆都。这时，晋国的一些大臣，为了挽救国势日削的危机，决定改革早已腐朽的旧制度。他们首先从田制开始：公元前645年晋国“作爰田”，这就意味着正式宣布废除井田制；同秦国一样实行爰田制。由于爰田制下奴隶的地位有一定提高，扩大了当兵的来源，所以紧接着就“作州兵”，以两千五百家为一州，由州长统率，自备兵甲，一到战时就按这样编制出征。由于晋国实行了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生产关系，缓和了阶级矛盾，也使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有所缓和，奴隶制的危机暂时得到解决。

在秦国，晋惠公夷吾的姐姐、秦穆公的夫人穆姬听到俘虏了惠公以后，就穿上丧服，以死来威胁秦穆公，扬言：若晋君早晨到来，我就晚上死；若晋君晚上被押来，我就早上死。要挟秦穆公放回晋惠公。更主要的是：秦国的统治阶级估计，此时秦尚无力完全吞掉晋国，“晋未可灭”，若在此时杀掉晋君，只能进一步激起晋对秦更大的仇恨，“祇以成恶”（《左传》僖公十五年），对秦不利。于是，秦穆公决定释放晋惠公回国，与晋讲和。

当年十一月，晋惠公被放回晋国。至此，秦晋间的战争暂告一段落。就在这一年，晋国又发生灾荒，秦国再次给晋运去粮食。从此两国又重归于“好”。

秦企图控制晋国　秦虽与晋暂时和解，但实际并未放弃控制和操纵晋国的企图。秦放回晋惠公是有条件的：（1）以晋惠公的太子圉为人质，留在秦国；（2）割河西八城给秦。［12］秦国得到了晋国的河西八城，其领地就扩展至黄河西岸，在地势上更易深入晋国内地。太子圉在秦为质，秦穆公为了牢固地控制他，还给他在秦娶妻。这样，在晋惠公归国当政的数年中，秦对晋的威胁更大了。

公元前638年晋惠公在国内病重。在秦为质的圉听到消息后，就私逃归国，准备继承君位。秦穆公没想到圉竟敢私逃回国，这样的晋君当然不能为秦所容。秦穆公就立即从楚国迎来了晋献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重耳，“益礼厚遇之”（《史记•秦本纪》），给以隆重的接待，并将包括曾给圉作妻的怀嬴在内的秦女五人，送给重耳。秦国这样在重耳身上下工夫，自然有其目的。因为公子重耳也早就觊觎着晋国的君位，他在外流亡了十几年，具有较为丰富的阅历，在周围又集聚了一批谋臣，当时唯有他才有力量同圉争夺君位。所以秦穆公的赌注就下在重耳身上。

公元前637年，晋惠公病死，子圉在国内继位，是为怀公。这时，在秦的重耳向秦穆公保证：取得君位后，要像流水朝东海一样，朝事秦君。（见《国语•晋语》及本书第四章第五节）于是，秦穆公就派兵护送重耳回国抢夺君位。

重耳回国后，在一些大臣支持下，将怀公赶跑，夺得了君位，是为文公。文公继位后，又派人把逃在高梁地方的怀公杀死。这时，惠公的旧臣吕甥和郤芮却密谋害死文公，幸有寺人披向文公告密，文公估计自己在国内实力尚不够充足，就偷跑出国，在王城与秦穆公相会，以求得庇护。吕甥、郤芮等这时尚未发现文公已逃跑，就放火烧掉王宫，待到得知文公并不在宫内之后，吕甥、郤芮等就追至河上。秦穆公用计把这二人诱来并杀死，才重新派兵三千护送重耳回国。这一次，由于除掉了重耳的政敌，国内较为安定，所以秦穆公就把在秦为重耳娶的夫人也一并送回。从此以后，在晋国就开始了文公的统治（公元前636年至前628年）。

从晋国不断的内乱中可以看出：秦国极力干预晋君的废立，其目的无非是通过由秦扶植起来的国君而控制晋国，这就充分表现了秦国奴隶主阶级称霸的野心。

晋国的称霸和秦晋联合　秦穆公扶持重耳夺取君位，原是企图使晋受控于秦。然而，事与愿违，在晋文公重耳统治晋国的时期，秦国却不得不追随晋国，充当为晋国助威的角色。

晋国自“作爰田”、“作州兵”之后，奴隶主统治的政治、经济制度有了一定改善。晋文公即位以后，又任用赵衰、狐偃等，进一步整顿内政，“救乏振滞，匡困资无，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穑劝分，省用足财”（《国语•晋语四》），实行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政策。这样，很快地使“政平民阜，财用不匮”（《国语•晋语四》），为晋国的霸业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公元前635年，周襄王被狄人赶出国，跑到郑国避难，并派人到鲁国、秦国和晋国告难。这正是抢“勤王”旗帜、捞取争霸的政治资本的好机会。秦穆公听到消息后，立即派兵等在黄河岸边，准备将周襄王接来。（见《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但晋文公听从大臣狐偃的建议，亲自率兵直接帮助周襄王复位，远远地抢在秦的前面。这样，晋文公就把“勤王”的旗帜抢到手。襄王复位后，文公去朝见。周襄王以异常隆重的礼仪接待文公，并赐给晋以阳樊、温、原、茅之田。从此，晋国在中原称霸就取得了政治资本。

随着晋国一天天强大，秦国不仅再不能插手晋国内部事务了，反而时常不得不为晋国争霸而呐喊助威。在晋、楚争霸的一次决战——“城濮之战”中，秦国就充当了这样的角色。

“城濮之战”是晋、楚两国在中原争霸的一次决战。自公元前638年以后，楚国代替宋在中原称霸。晋国的势力发展起来后，首先就同楚发生冲突。公元前634年，楚国应鲁国之请进攻齐国；同时为了阻止晋国的势力向南发展，就对倒向晋国的宋进攻。晋国借口救宋也向南进军。这样，晋楚之间非打一场大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了。

在晋楚决战之前，晋文公为了争取秦、齐两国站在晋国一边；就接受先轸的献策：叫宋国用财货去运动齐、秦两国，请齐、秦两国向楚请求撤退围宋之兵。同时，晋国却把楚的两个盟国——曹、卫的土地分给宋。这样一来，楚当然不答应撤兵之请，而齐、秦两国又贪图宋的财货，也就站在晋国一面与楚国为敌了。后来，晋文公又采纳先轸的建议：私下答应恢复曹、卫两国，使这两国又同楚断绝了关系。

公元前632年，晋、楚之间的大战开始了。最初，晋国根据楚军急切求战、傲慢轻敌的特点，先主动从阵地上后退九十里，以避其锋芒。四月初三，晋军进驻城濮（今山东濮县有临濮故城）。这时，秦国派公子小子慭作为盟国代表，也随晋军来到这里。小子慭是秦穆公之子，秦国派他为代表，说明秦晋关系十分密切。同来的还有齐国的大夫归父和崔夭以及宋成公。

四月初四，晋楚在城濮展开决战。由于晋国使用了巧妙的战略战术，将楚国杀得大败，晋国大获全胜。（见《史记•楚世家》、《史记•晋世家》及《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战后，公元前632年冬，晋文公在践土（今河南原阳西南）会盟诸侯，周天子也被召来参加，并册命晋文公为“侯伯”。从此，晋国取代楚国而称霸中原。

在城濮之战中，秦国实际是被利用来替晋文公争霸效力的。尽管当时秦国的统治者还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但是，后来秦穆公很快地就意识到了，而不愿再为晋国效力了。

城濮之战的次年，即公元前631年，晋国的狐偃、宋公孙固、齐国归父、陈辕涛涂，和蔡国的代表，以及周天子的卿士王子虎分别代表本国和周天子，在翟泉（洛阳城内）会盟，小子慭也代表秦参加了这次会盟。这次盟会，晋国策动与会各国共同伐郑，以扫除称霸中原的障碍。明年，即公元前630年（秦穆公三十年），秦穆公按照盟约，率兵配合晋文公向郑国进攻。借口是当年晋文公出亡过郑时，郑国对他招待不周：“无礼于晋”，而且对晋的敌国楚表示友好，“且贰于楚”（《左传》僖公三十年）。问罪之师浩浩荡荡向郑开来，九月，秦晋大军迫郑境，晋军驻函陵（河南新郑县北），秦军扼汜南（河南中牟县南），郑国的形势十分危急。这时，郑国派谋臣烛之武出城与穆公相见，晓以利害。烛之武对秦穆公说：秦、晋联合来攻郑，把郑灭亡是不费什么力气的。但是，消灭郑国以后，将要得到好处的是晋国，而不是秦国。郑距晋近而离秦远，秦助晋灭郑，是“亡郑以陪邻”。晋国强大起来后，对秦国是很大的威胁，因为晋今天图郑，明天就会攻秦。所以，秦助晋攻郑的结果，就是使秦受到损失而让晋国从中取利，“阙秦以利晋”（《左传》僖公三十年）。烛之武对于秦晋两国间的矛盾了解得比较透彻，所以能从秦国统治者的立场出发分析形势，这就有力地打动了秦穆公。秦穆公听了烛之武一番游说之后，决定不再替晋国当马前卒，下令单独撤兵，同时与郑国结盟，并派攻郑的杞子等三大夫率兵帮助郑国守城。攻郑之举就此结束。

晋文公见秦穆公单独撤兵，也无可奈何，他估量晋军暂时无法灭亡郑国，也不得不随之撤兵而去。

综观在晋文公一代（公元前636年至前628年），由于晋国逐渐强大，以至称霸，使秦无力控制晋国，反而不得不追随晋国。这就形成了数年之内秦晋联盟的“和好”局面。

秦晋大战的再次爆发：殽之役　公元前628年，晋文公刚去世，秦晋就爆发了大战。

公元前628年，郑国掌北门的人［13］至秦，鼓动秦穆公派兵去偷袭郑国，他说：我掌城门，若秦兵偷袭，可唾手而得。（《史记•秦本纪》）秦穆公为利所动，派大将西乞术、白乙丙和孟明视于公元前627年率兵袭郑。秦军至滑（河南偃师南），碰到郑国商人弦高。弦高见秦军压境，而郑国毫无所闻，就将准备贩至周的牛送到秦营，诡称奉郑君命前来犒军，同时又急派人向郑国君报告秦军进犯的消息。当时的郑国国君穆公兰（公元前627年至前606年）得知此消息后，立即派人对秦国派来的杞子等人下逐客令。［14］孟明视等秦将见此情形，认为郑国早有准备，偷袭无望，只得班师回国。但秦军又不甘心空手返回，就顺便把姬姓小国——滑灭掉。当时滑国已属晋，成为“晋之边邑”（《史记•秦本纪》），而晋国正要寻机打击秦国，以剥夺其优势，除数世之患。其时正值晋文公新丧，晋国主战派将领原轸、先轸等人就借口：“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秦则无礼。”（《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于是，晋就联合姜戎［15］之兵，大兴问罪之师，于当年四月，与秦兵大战于殽（即殽山，在今河南洛宁县西北）。这场大战结果是晋军大胜，秦军全军覆没，西乞术、白乙丙、孟明视三员大将被俘。秦国失败的原因十分明显：首先，秦在政治上和战略上都十分被动，正如晋国原轸所说：“秦违蹇叔而以贪勤民”（《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出师无名。因此，开始希冀偷袭郑国成功，把希望建筑在敌国无准备的前提下，当认为郑国有准备时，立刻丧失信心。最后无理取滑，更是心虚理亏，士气自然不振。其次，秦军此次出师，抱有侥幸心理，傲慢轻敌，军纪松弛［16］，也种下失败的种子，所以在晋军的打击下一触即溃。在晋军方面，则选择了一个很有利的时机，又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晋襄公穿着凶服从戎，“墨染其衰而加绖”（即墨染的麻衣），以激起对秦军的仇恨。这就使晋军在政治上和战略上都处于主动地位。因此，殽之战秦败晋胜，绝非偶然。

秦国的三员大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被俘后押在晋国。晋襄公的嫡母——也就是晋文公的夫人，是秦穆公的女儿文嬴，她向襄公求情，诡称秦穆公对孟明视等三人恨之入骨，劝晋国将他们放回，让秦穆公“烹之”。晋襄公听从文嬴的话，释放三将。先轸听到此消息后，气得在襄公面前大发脾气，说这样做就是“堕军实而长寇仇”（《左传》僖公三十三年），纵敌为患，离灭亡不远了。襄公一听也立即醒悟过来，马上派阳处父将此三人追回。追至河边，阳处父见三人已上船，便将为自己驾车的一匹马解下，声称奉晋襄公之命，向孟明视赠马，以引诱他们上岸。但孟明视等并未中计，仅在舟中拜谢道：蒙贵国君主不杀，我们归秦后，若被处死，死后也不忘晋国恩德；若被赦免，三年后将向贵国君拜赐。孟明视等回国后，秦穆公在郊外素服迎接，向着秦军痛哭，承认自己不听蹇叔劝阻，招致失败，将责任都归结到自己身上，并仍命孟明视等三人复“官秩如故”（《史记•秦本纪》）。秦穆公勇于公开承认自己不听劝谏，不将失败的罪责推在臣下身上，这就显示出他同那些昏庸的君主的区别。这一篇在秦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罪己诏”，就是流传至今的《尚书》中的《秦誓》。［17］《秦誓》的作用，不仅在于穆公自己总结失败的教训，而且在于笼络人心，把秦国统治阶级中发生的裂痕重新弥合起来。因为，早在秦穆公开始决定派兵袭郑时，秦国的谋臣蹇叔就反对这样轻举妄动。他曾劝穆公说：郑距秦很远，劳师远征，郑国人不可能不发觉。郑国有所防备，秦军偷袭无功，军心就会动摇。但是，秦穆公不听劝阻，贸然派蹇叔、百里奚之子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人帅师出征。当秦军整装待发之际，蹇叔对孟明视哭道：我能见到秦军出征，但再也见不到他们回来了。穆公见此状十分生气说：“孤发兵而子沮哭吾军，何也？”（《史记•秦本纪》）他甚至粗暴地骂道：“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左传》僖公三十二年）意思是说：你这个老朽知道什么，等着进你的棺材吧！秦穆公如此骄横武断，当然使秦国君臣之间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所以，在殽战败后，穆公极力想缓和这种关系，他主动承担失败的罪责：“邦之杌陧（杌陧，不安定的意思），曰由一人”，表示今后要虚心纳谏，并责备自己以前不能信用良臣：“询兹黄发，则无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违，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谝言，俾君子易辞，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尚书•秦誓》）穆公说这一番话，一方面固然是发自内心的懊悔，另一方面也是向蹇叔等人表示的姿态，让他们放弃前嫌，仍旧同过去一样忠实地为自己效力。

殽之役失败后，公元前625年（秦穆公三十五年），秦穆公又派孟明视率兵攻晋。这一次，晋襄公亲自领军迎战，双方激战于彭衙（陕西白水县境内）。秦军虽系主动进攻，但晋国军队士气高昂，将士协同一致，在战斗紧张之际，晋将狼瞫率所属部队带头向秦军猛冲，在这种勇敢无畏的精神鼓舞下，大队晋军也随后跟着杀过去，秦军犹如被潮水所席卷，溃不成军，又一次遭到失败。［18］

彭衙之战实际是殽之役的尾声。虽然在殽之役以后，秦穆公下决心改善国内政治，但由于具体的作战准备不够充分，所以同样遭到失败。殽之役后，孟明视等曾说要向晋君“拜赐”，故晋嘲讽这次秦军进攻为“拜赐之师”。

第三次大战：王官之役　在殽和彭衙两次失败后，秦国内部政治统治有很大改善，秦穆公仍然不动摇地信任孟明视，让他放手对政治统治进行改革，“增修国政，重施于民”（《左传》文公二年）。秦国内政经过一番整顿，颇见成效，晋国的赵衰说：秦国的军队“惧而增德，不可当也”，秦国的将领“念德不怠，其可敌乎”（《左传》文公二年），可见秦军的战斗力倍增。这样，在公元前624年（秦穆公三十六年）夏，穆公亲率秦军大举伐晋。这一次，秦军准备同晋军决一死战，渡过黄河后就将船烧掉，表示义无反顾。晋人见秦军来势凶猛，不敢出击，采取守而不战的战略。秦军占领王官（今山西闻喜县西）及临晋、平阳间的小邑郊（又作鄗）。然后从茅津渡河，到三年前战败的殽地，“封殽中尸，为发丧，哭之三日”（《史记•秦本纪》），才班师回国。［19］

王官之战以后，时隔一年，晋国又出兵攻取了秦国边境的刓（即元里）之新城［20］，但并没有改变晋国的劣势。

综观秦国自穆公统治以来（公元前659年至前621年）晋与秦的关系，可以看出这样的趋势：在晋文公（公元前636年至前628年）统治以前，秦穆公力图控制晋国。晋文公统治晋国时期，晋国势日强并称霸中原，秦不能操纵晋，反而为晋所利用。在晋文公去世后，晋国势日衰，秦又逐渐有压倒晋国之势。秦国在穆公统治后期，极欲向东方扩展势力。但是，由于早在秦晋正式发生武装冲突之前，晋国就占领了被称为“桃园之塞”的秦国门户，这也是晋国最初灭掉虞、虢两个小国的战略意义。在春秋数百年中，尽管秦国势力有时很强大，并曾经数次战胜晋军，但其基本势力范围，始终没有越出函殽以西。

秦穆公死后，秦国奴隶制迅速衰落，于是在对晋国的战争中，失败的次数就愈来愈多了。

注释

［1］过去一般史书中有“春秋五霸”之称，但这“五霸”究竟指哪五个，说法颇为不一。如有的书记载五霸为：齐桓、晋文、宋襄、秦穆、楚庄（见《左传》成公二年杜氏注、《孟子•告子下》赵岐注、《史记•诸侯年表》、《索隐》、《风俗通》）；有的还把齐桓、晋文、秦穆、楚庄以及吴王阖闾称为“五伯”（见《孟子正义》引《白虎通》）；又有把五霸列为：齐桓、晋文、宋襄、秦穆及吴王夫差的（见《淮南子》高诱注、《汉书•诸侯年表》颜师古注）；还有将越王勾践列为五霸之一的（见《荀子•王霸》及《史记•货殖列传》）。

上述记载之不同，可以证明自古以来对春秋时究竟哪些国可称霸主并无定论。之所以没有定论，皆因后世对“霸”的标准理解不一致。如有的以成败而论，邵雍说：“宋襄图霸而力微，卒为楚所败，此不足论。”（《观物外篇》卷下）有的则以尊王攘夷为标准，如有的人说：“率诸侯而朝天子，天下化之兴复中国，攘除夷狄，故谓之霸。”（《白虎通》第一卷“号”）其实，所谓“霸”无非是较强的诸侯国而已。而在春秋时期，这种斗争不仅受着各国之间的力量相互消长的影响，而且最重要的受着本国内部矛盾斗争的影响。所以，在整个春秋时期，没有一个诸侯国能始终维持霸主的地位。不过齐桓、晋文等称霸时间较长，在历史上影响较大而已。因此，在这里没有必要一定确认某几个诸侯国在何时称霸，也没有必要追究到底是“五霸”还是“四霸”之类的问题。

［2］楚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它最早大约来源于和秦同一个东方的氏族部落。从现有文献资料，可看到如下线索：

（1）秦和楚都奉颛顼为祖先：

《史记•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

《史记•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

战国时楚国诗人屈原也自称“帝高阳之苗裔”（《离骚》）。

（2）秦楚姓名有相同之处：

秦为嬴姓。

楚人祖先以“熊”命名的很多，古代“嬴”、“熊”通用。

（3）远古“熊”、“盈”族均在东方：

《令》铭文有：“隹王于伐楚伯在炎”。“炎”即为嬴姓的“郯”国，可见“郯”同楚相邻。《左传》闵公二年：“封卫于楚丘”，这就是楚人故地，它与秦人祖先居住的并不远。《逸周书•作雒解》：“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畔。周公……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这里“熊”即楚人祖先，“盈”即“嬴”，乃秦人祖先，可见，在周初时他们相邻不远。楚人、秦人的祖先在殷、周时期的遭遇非常相似。从以上种种线索断定：秦、楚最早源于一个氏族部落或部落集团，这是有可能的。

［3］有些史书认为这次战役是秦晋两国联合去进攻鄀，如已故教授童书业《春秋史》说：“晋文公勤王之后，积极向外发展势力，先联合秦国去打近楚的鄀国。”（《晋楚争霸》，开明书店，178页）这是错误的，之所以出现这个错误，可能是作者主要根据《左传》的如下记载：“……秋秦晋伐鄀”，这里的“晋”字实为衍文。因为当时晋文公刚继位一年，无暇西顾。鄀地距晋遥远，且《左传》下文叙记作战经过全不涉晋国。过去已有人对此提出疑问，如洪亮吉云：“按鄀在秦、楚界上，与晋地悬隔，且晋文方启南阳、围樊、围原，何暇会秦远伐小国？传中无一语及晋，可见晋字为衍文。”可证此役纯系秦与楚之间的战争，与晋无涉。

［4］见本章第三节中的“晋的称霸和秦晋联合”。

［5］秦、楚两国长期联合以对付晋，这是历史事实。至于秦穆公同楚成王结盟、联姻的史实未见其他文献记载，只见于《诅楚文》。现将文中有关的这一段摘录如下：

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戮力同心，两邦若一。绊以婚姻，袗以斋盟。曰叶万子孙，毋相为不利，亲卬大沈厥湫而质焉。（根据郭沫若：《诅楚文考释》）

其中提到“绊以婚姻，袗以斋盟”，当是可信的。唯在穆公及成王之何年，文中无线索可寻。考秦穆公在位39年，即由公元前659年至公元前621年，楚成王在位46年，即由公元前671年至公元前626年。他们俩同时在位的时间，是从公元前659年至公元前626年，也就是说有33年的时间，楚成王和秦穆公同时在位。究竟在哪一年结盟，确切时间无可考。但“城濮之战”时，秦国尚参与晋国一方与楚为敌。可见，若有盟誓必在公元前632年晋楚城濮之战以后。由此，可以大致断定：《诅楚文》中所说秦、楚间立盟誓的时间，必在公元前632年至公元前626年这八年的时间内。

［6］《史记•秦本纪》有：秦宣公四年（公元前672年），秦“与晋战河阳，胜之”。此事在《左传》、《国语》、《史记•晋世家》及《史记年表》等文献均无记载。考此时晋国刚刚统一数年，其势力还仅局限于今山西的西南一隅，至十余年后的公元前655年灭虞、虢以后，才将领地伸至今陕西、河南交界处，而秦国此时的力量也还没有达到这里。所以，秦与晋在河阳发生战争是不可能的。

［7］因周代有“同姓不婚”的规定，所以对妇人、女子称姓而不称氏：《礼记•丧服小记》：“复与书铭……男子称名，女子称姓与伯仲。”《亭林文集》卷一《原姓》：“男子称氏，女子称姓……古者男女异长，在室也称姓，冠之以序，叔隗、季隗之类是也。已嫁矣，于国君则称姓，冠之以国，江芉、息妫之类是也。于大夫则称姓，冠之以大夫之氏，赵姬、蒲姜之类也……”这里，秦穆公娶晋献公的女儿，因晋姓姬，故称为穆姬。

［8］公元前646年秦发生饥荒时，晋仅仅没有给秦输粟，并未发兵攻秦。但有的历史书却说是年晋即攻秦，如章嵚：《中华通史》第一册307页写道：“秦饥，乞籴于晋，晋转不与，且伐秦。”这是不符合史实的。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错误，根源于《史记•秦本纪》如下一段记载：“（穆公）十四年，秦饥，请粟于晋。晋君谋之群臣。虢射曰：因其饥伐之，可有大功。晋君从之。”从最后一句“晋君从之”判断，似乎晋国在秦向其籴粮之时就立即伐秦，这是不对的。“秦饥”在秦穆公十四年（公元前646年），秦晋间开战在秦穆公十五年（公元前645年），时隔一年之久。文献上记得很清楚，《史记•秦本纪》：“十五年，兴兵将攻秦”。《国语》、《左传》都将此事系于这一年。可见，虢射鼓动晋惠公趁秦饥荒之际伐之，当时并未成现实，庆郑等人的反对当是起了作用的。

［9］韩原在何处？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在古韩国境内，即今陕西韩城县之西南；一种意见认为在河东。后一种意见以清代学者江永为代表，他指出：“韩城地在河西，然秦、晋战韩原获晋侯非此地也。韩原当在河东，故《传》云：涉河，侯车败，谓秦军涉河而晋侯车败。又，晋侯曰：寇深矣。其不在河西可知。《姓氏书》韩为晋灭，至韩万复采韩原。盖在山西河津、万泉之间也。”这种意见是符合实际的。按万泉现属山西万荣县，笔者曾于1968年到过该地，其形势确与书中记载相似。

［10］庆郑当秦国向晋乞粮时，就反对晋惠公“背信弃邻”的作法，反映出同晋君的矛盾。在韩原之战的过程中，晋国的庆郑始终对晋国这一方抱幸灾乐祸的态度，如秦进军韩地，惠公问庆郑：“寇深矣，若之何？”庆郑却回答说：“君实深之，可若何！”在战争的过程中，“晋戎马还泞而止。公号庆郑。庆郑曰：愎谏违卜，固败是求，又何逃焉！”

韩简则在战前就断定秦国必胜，晋国必败。他说：“出因其资，入用其宠，饥食其粟，三施而无报，是以来也。”因而他早就打算要当秦军的俘虏了：“吾幸而得囚。”（以上《左传》僖公十五年）由此可见晋国一部分大臣的态度。

［11］“晋侯逆秦师，使韩简视师，复曰：师少于我，斗士倍我。”（《左传》僖公十五年）可见晋国的士兵斗志也不高。

［12］《史记•秦本纪》只记：“献其河西地”，而未说明几城。《史记•秦本纪》《正义》注云：“晋河西八城入秦。”但《左传》僖公十五年则记：“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考夷吾请秦援助其归晋时曾说：“诚得位，请割晋之八城与秦。”（《史记•秦本纪》）据此，当以八城为是。

［13］这个掌北门的人是什么人？有两种说法：一是公元前630年秦国派到郑去的杞子，《左传》僖公三十二年杜注：“三十年，秦使大夫杞子戍郑”；另一种说法是“郑人”自己（见《史记•秦本纪》）。后一种说法较为可信，因为据《史记•郑世家》云：“初，往年郑文公之卒也，郑司城缯贺以郑情卖之，秦兵故来。”《史记•晋世家》也记有：“郑人或卖其国于秦。”可见，说秦国的杞子为郑掌北门并卖郑，资料并不充分。

［14］《左传》僖公三十三年：“郑穆公……使皇武子辞焉，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资、饩牵竭矣，为吾子之将行也，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间敝邑，若何？’”这里，郑一方面向杞子等人表示：早已洞悉秦国的预谋，透露郑国有准备。另一方面也是向他们下逐客令，结果“杞子奔齐，逢孙、扬孙奔宋”。

［15］姜戎即姜戎氏，本姜姓之戎，在晋南鄙，为戎子支驹之先。

［16］《左传》僖公三十三年：“秦师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孙满尚幼，观之，言于王曰：‘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这里，王孙满虽然从“礼”的标准去衡量秦军，但也可反映出秦军傲慢、轻敌和军纪松弛的实际情况。

［17］关于《尚书•秦誓》作于何时，《书》序谓：“秦穆公伐郑，晋襄公帅师败诸崤，还归作《秦誓》。”《史记•秦本纪》则云作于王官之役后：“封殽中尸，为发丧，哭之三日，乃誓于军。”这两种说法究竟哪一种看法更接近事实？笔者以为《书》序的说法较为可信，因为从《秦誓》内容上看：“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反映了作誓者心情十分沉重，并多所自责之辞，与殽失败之后的心境是一致的。若说在王官之役秦大获全胜后，才发表这样痛悔的言论，是很难令人相信的。所以，大多数学者认为《秦誓》作于败于殽之后。笔者也同意这一看法。

［18］此次攻进的时间，《史记•秦本纪》谓在穆公“三十四年”，即公元前626年，《左传》记在“文公二年”，即公元前625年，秦穆公三十五年。又《史记•晋世家》在殽之役“后三年”，记有“秦果使孟明伐晋，报殽之败，取晋汪以归”等语。考《史记•晋世家》记的“后三年”，即公元前625年，与《左传》记载的“文公二年”相符。唯《左传》无晋取汪之事。（《史记•晋世家》《索隐》谓：“……其年冬，晋先且居等伐秦，取汪、彭衙而还。则汪是秦邑……或者晋先取之秦，今伐晋而收汪，是汪从晋来，故云取晋汪而归也。”此说颇可信。）再证之以穆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27年）孟明视等被俘释放后，对晋阳处父说：“若从君惠而免之，三年将拜君赐。”而彭衙之战，“秦师败绩，晋人谓秦拜赐之师”。此战役若在穆公三十五年则恰好三年，若在穆公三十四年则距殽之役不足三年，“晋人谓秦拜赐之师”等语即不确。故彭衙之战的时间，当以《左传》记载较为可靠，在穆公三十五年（公元前625年）。

［19］关于“封殽中尸”的记载，自古以来有一种错误理解。杜预在注《左传》时，曾释“封”为“埋藏也”。因此不少人认为“封殽中尸”，就是将战死在殽地的秦军尸首埋藏起来。直到现代还有人持此说，如童书业《春秋史》中说：“……从茅津渡河，封埋了死在殽地的秦国战士尸首……”这种解释是值得商榷的。殽之战是在秦穆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27年）四月，秦军封殽尸是在秦穆公三十六年（公元前624年）五月，中经三年之久。岂有战死三年尸首尚在之理？其实所谓“封殽中尸”者，无非是在殽地树立标志而已。“封”乃封识之意，例如《乐记》“封比干之墓”注云：“积土为封识”，故《史记•秦本纪》《集解》引贾逵曰：“封识之。”又最近出土之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中有：“盗徙封，赎耐。”这里说的“封”就是田间的标志。可见，正确理解“封殽中尸”，就是在殽地积土为封识，以纪念在这里战死的秦军。

［20］《史记•秦本纪》无晋取刓新城之记载，《左传》文公四年秋，仅有“晋侯伐秦，围刓新城，以报王官之役”的一句记载。对“围刓新城”一句话，近人有许多误解，以为“刓”与“新城”为两个地名，如黄灼耀《秦史概论》中说：“晋伐秦，围刓、新城。”童书业《春秋史》中说：“……但是，晋国并不屈服，隔了一年，又起兵伐秦，围困刓和新城两邑……”他们都把“刓”和“新城”当做“两邑”，这是不对的。“围刓新城”乃是围困在刓地新筑之城的意思。《史记•晋世家》记载此事时只说：“五年，晋伐秦，取新城”，而不提“刓”，《集解》引服虔云：“秦邑，新所作城也。”据此可知刓与新城实为一地，其地就是同州东北之元里，秦人于此边境地区新筑城邑，故称“新城”。从《左传》对此役仅略提一句，而《史记•秦本纪》则根本未提这一情况看，围刓新城之役并不是什么重要战役，它与王官之役、殽之役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即使把“刓”和“新城”说是“两邑”，也不过是“围”而已。所以事实上并不像某些书上所说的：“隔了一年，（晋）又起兵伐秦，围困刓和新城两邑，报复了王官之役的仇恨。可见在春秋时，晋秦的国际交涉，总是晋占上风的。”（童书业：《春秋史》，187页）仅据“围刓新城”四个字，就得出“总是晋占上风的”结论，未免有点操之过急了吧！

第六章　秦国奴隶制的衰落

秦国的奴隶制，到秦穆公统治时期（公元前659年至前621年）发展到了顶点。自穆公以后，就迅速走向衰落阶段。

秦国奴隶制衰落，是全中国奴隶制迅速崩溃的历史潮流冲击的必然结果，也是这个历史潮流中的重要部分。

从西周末年开始的社会大变革，到春秋中叶以后更加急剧起来。铁工具和牛耕在先进地区已经普遍推广；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奴隶的逃亡、暴动和国人的反抗斗争比前一个时期更加频繁、激烈［1］；井田制瓦解的速度在许多诸侯国中达到高潮［2］；在一些先进国家和地区新旧势力的斗争即将达到决战的阶段。［3］总之，奴隶制已经走到最后灭亡的时刻。

在这样时代浪潮的冲击下，秦国的奴隶制也维持不住了。

一、奴隶制出现危机

人殉制受到谴责　公元前621年，秦穆公走完了他东征西伐的一生，在临死时还用了177个人殉葬，其中包括国人子车氏的三“良人”（奄息、仲行和虎）。当时就有人写诗，用哀悼三“良人”的形式，表达他们对人殉制的不满。诗中这样写道［4］：

往来飞翔的黄鸟啊，落入了荆棘丛里。［5］

是谁随从穆公殉葬的呢？

是子车家的奄息。

就是这个奄息，一人能与百夫敌。

瞧他临穴时战战栗栗的神态啊，

老天爷！为何把这样的好人都杀死呢？［6］

如果允许的话，

用一百个人代替他们都可以。

往来飞翔的黄鸟啊，落到了桑树上。

是谁随从穆公殉葬的呢？

是子车家的仲行。

就是这个仲行，一人能把百夫抵挡。

瞧他临穴时战战栗栗的神态啊，

老天爷！为何把这样的好人全都杀死呢？

如果允许的话，

用一百个人代替他们都可以。

往来飞翔的黄鸟啊，落到了楚木。［7］

是谁随从穆公殉葬的呢？

是子车家的虎。

就是这个虎，一人能抵御百夫。

瞧他临穴时战战栗栗的神态啊，

老天爷！为何把这样的好人全都杀死呢？

如果允许的话，

用一百个人代替他们都可以。

这首诗虽然没有直接反对殉葬制，但从哀怨声中可以听到对殉葬制的不满，而且还大胆地质问“为何把这样的好人全都杀死”（“歼我良人”），这实际是对殉葬制的谴责。秦国自武公（公元前697年至前677年）开始，就实行奴隶社会普遍实行的殉葬制，到穆公死时，就已经有人敢于对这种制度提出谴责了，表明了人们对这种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开始有怀疑了。

秦国人对用三“良人”殉葬表示不满，不是偶然的。因为，到春秋中期以后，人殉的现象在各诸侯国普遍地遭到指责，如宋襄公祭社时要杀人，就有人提出反对。［8］晋国的大夫魏武子死时，曾命他的儿子魏颗将他的爱妾殉葬，而魏武子死后，魏颗根本不听他那一套，竟把那个爱妾嫁了，还说魏武子说要殉葬是昏话。（见《左传》宣公十五年）齐国的陈子车死后，其妻和家宰要用人殉葬，其弟子亢极力反对，说如果一定要人殉葬，唯有“妻与宰”最合适，那二人一见不妙，只好作罢。（见《礼记•檀弓下》）这种反对殉葬的行为，反映了奴隶制度走向崩溃。尽管秦国的奴隶制发展得比较晚，但在这种历史趋势之下，到穆公死后，也不能不开始衰落下去。

当然，反抗殉葬制最坚决的应当是广大奴隶，因为他们是这种残酷制度的直接受害者，虽然历史上没有留下记载他们愤怒呼声和强烈反抗的资料，但从国人大胆的抗议中，可知广大奴隶的反抗斗争必定是很激烈的。

穆公死后秦国的内部矛盾　秦穆公死后，康公继位（公元前620年至前609年）。从各种资料来看，康公是一个好大喜功而又昏庸无能的君主。他穷兵黩武，“好攻战，亟用兵而不与民同欲”（《诗经•无衣》毛氏传）。康公还穷奢极欲，曾经以三年时间筑台，当时就有人向他指出：“饥召兵、疾召兵、劳召兵、乱召兵”（《韩非子•说林》），这样劳民伤财必然引起兵祸。康公以后的共公（公元前608年至前604年）、桓公（公元前603至前577年）、景公（公元前576年至前537年）、哀公（公元前536年至前501年）、惠公（公元前500年至前491年）、悼公（公元前490年至前477年）的统治时期，秦国的统治者一代不如一代，致使秦国内部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一天比一天激烈起来。

劳动人民反抗奴隶主统治的斗争，常常以“盗”的形式出现。在秦国的历史上，自穆公以后，出现了“盗”的记载：公元前593年（秦桓公十一年）“晋国之盗逃奔于秦”（《左传》宣公十六年），从而证明秦国境内已经有“盗”——也就是反抗奴隶主统治的革命人民。这不仅是因为自公元前593年这一年晋国的“盗”来到秦国，才使秦国有“盗”，更重要的是它证明在此之前秦国就有“盗”。就在《左传》上述记载后面，紧接着就有羊舌氏说的这样一句话：“吾闻之：禹称（举的意思——著者）善人，不善人远。”这就证明了，“盗”之所以逃向秦国，那里必然有“不善”之人，而统治者视为“不善”者，自是不服从统治的劳动人民了。关于“盗”的记载，反映了秦国劳动人民反抗斗争的日趋激烈。

统治阶级内部的重重矛盾，在穆公以后也公开暴露出来。有一些人对国君不满意，公开讥讽最高统治者，据说《诗经》中的《权舆》、《无衣》、《晨风》等诗都是“刺康公”的（《诗毛氏传疏》）。他们认为秦国的统治江河日下，是由于后来的国君“忘穆公之业”（《诗经•秦风•晨风》郑笺），所以有的人哀叹：看不到穆公那样好的国君，怎不叫我忧心忡忡，现在的国君啊，简直把我们都忘光了。［9］有的人以怀恋过去的方式，表达对现实的不满，他们说：从前住的房子多么宽敞高大：“夏屋渠渠”；那时每餐至少有四个菜：“每食四簋”；而如今简直快饿肚子了，“每食无余”，“每食不饱”［10］。从统治阶级中间发出的这些哀鸣，反映了奴隶主阶级有一部分人，已因奴隶制衰落而开始破落。一些奴隶主的生活不那么保险了，说明整个奴隶主的统治已走下坡路，奴隶制发生了动摇。

至秦景公时，连统治阶级中的最高层也发生了分裂：景公之弟后子，因同景公的矛盾，竟逃往晋国，并在晋国公开咒骂“秦公无道”（《史记•秦本纪》、《左传》昭公元年、《国语•晋语》）。可见，旧的统治已经难以维持下去了。

二、奴隶制衰落时期的对外战争

秦国奴隶制虽然日趋衰落，但对外战争——主要是对晋国的战争，仍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这些战争由于双方国内形势的变化，相互间力量的消长，而互有胜负。不过，随着晋国新兴势力逐渐在国内取得优势，对比之下，秦国的军事实力就一天天显得江河日下了，反映出奴隶制日薄西山的景象。

令狐之役　秦晋之间的战争往往与晋国内政有直接关系。公元前621年秦穆公死的那年，晋襄公也死了。因襄公太子夷皋（后为灵公）年少，晋国统治集团内部在拥立何人继位的问题上发生矛盾。以赵盾为首的一部分贵族，主张立晋文公重耳之子、襄公的庶弟雍。以贾季为首的一部分贵族，则主张立公子乐。这时，公子雍在秦，公子乐在陈。晋国内部两派争执不下，赵盾即派先蔑、士会至秦迎公子雍；贾季也派人去接公子乐。但公子乐在回来途中就被赵盾派人在郫（在晋国境内）杀死。贾季又派续鞫居杀死支持赵盾的大夫阳处父，接着又有人杀死续鞫居，贾季见此情况就逃至狄。这时，晋襄公的夫人穆嬴听到大臣们不立夷皋，而准备立雍，就抱着太子夷皋“啼于朝”，并对掌权的赵盾一面进行威胁，一面又哀告。［11］在穆嬴软硬兼施之下，赵盾只得让步，不顾已派到秦国迎公子雍的先蔑、士会，而在国内立夷皋为君，是为晋灵公。这就种下与秦战争的祸根。

公元前620年，秦康公已派人将公子雍送往晋国，行至令狐（今山西临猗西），碰到赵盾率领的晋军。赵盾为了麻痹秦军，扬言前来迎公子雍。实际早在未至令狐前，当兵到堇阴（今猗氏东）时，赵盾就作好击秦的准备。所以，遇秦兵以后，趁其毫无准备之时，“秣马蓐食，潜师夜起”，半夜偷袭，把秦军击溃。秦军一直退到刳首（今临猗西），晋国取得胜利。

就是在“令狐之役”晋国取胜之后，晋国的先蔑和士会因赵盾背约，而毅然投奔秦国。（见《史记•秦本纪》、《史记•晋世家》及《左传》文公七年）

“令狐之役”以后的几次战争　在秦康公统治的年代里，秦晋也多次交兵，其中较大的有四次：公元前619年（秦康公二年）即“令狐之役”的次年，秦派兵攻晋，攻占了武城（在华县东十七里）；公元前617年（秦康公四年）春，晋伐秦，夺取秦的少梁（在韩城县南二十里）；就在当年夏天，秦实行报复性进攻，占领晋地北征（澄城西）；第四次战役在公元前615年（秦康公六年），这一次战役有必要做一点论述：

公元前615年，秦康公决定伐晋。在进攻之前，秦先派西乞术到鲁国进聘礼，并将伐晋的计划告诉鲁国，以取得鲁的声援。是年冬，秦攻占了晋的羁马（今山西永济南），晋军由赵盾统率迎击秦军，双方对峙于河曲（黄河自永济折而东入芮城之地）。秦师早有准备，故急于求战。但晋将臾骈向赵盾献策“深垒固军”，以逸待劳，消耗秦军实力，赵盾接受臾骈建议，拒不出战。这时从晋国投向秦的士会向秦康公指出：这样的妙计必是臾骈所出，非去此人不能得胜。晋国有赵盾叔父赵武子之子赵穿，此人不懂军事，又狂妄骄横，只会纸上谈兵，又嫉妒臾骈。若派人去向晋挑战，赵穿必定逞其好勇得宠而出战。康公采纳士会的计谋，十二月，秦军出兵偷袭郤缺和臾骈统率的晋国上军，上军按兵不动，果然只有赵穿受激，出兵追击。但秦军早已远遁，赵穿追之不及，收兵后怒责军士“敌至不击”。旁人劝他要等待时机，赵穿坚持要出击，竟率其私属单独向秦进攻。赵盾闻赵穿单独出战，忙下令出兵接应，结果双方胜负未分而争相退兵。当夜，秦派人向晋师传言：约定明日继续交战。臾骈看出其中有诈，指出：“使者目动而言肆”，神色慌张，语无伦次，说明秦军恐惧，必定要逃跑，若待其渡河之时趁机进攻，秦军必覆灭。但赵穿等反对这样做，愚蠢地提出：“死伤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险，无勇也。”（《左传》文公十二年）结果，眼睁睁地看着秦军撤兵。这次战役本来晋国可以取胜，只是因为赵穿采用了错误的战术，而贻误了战机。［12］

不久，秦又出兵攻占晋国的瑕（在今河南陕县西南）。但这里是秦国向东进攻的咽喉之地，晋国是不会放弃的。在下一年，瑕又被晋国夺回，并派大夫詹嘉在这里率兵驻守，紧紧地扼住“桃林之塞”，堵住秦的出路。［13］

综观康公一代与晋国的战争，表面虽旗鼓相当，实际秦国已逐渐走下坡路。

康公以后秦晋战局　自秦康公以后，秦国历经共公（公元前608年至前604年）、桓公（公元前603年至前577年）、景公（公元前576年至前537年）统治时代。秦晋在多次交锋中，秦国胜少败多，逐渐处于劣势。［14］

在此期间，秦晋最大的一次战役是“麻隧之战”。

公元前580年（秦桓公二十四年），秦晋两国在令狐订立盟约，双方表示要停战。但就在这次会上，双方都各怀鬼胎，互不信任。［15］果然，不久，晋厉公就为攻秦大造舆论，同时进行了外交活动，争取了楚国的中立。公元前579年（秦桓公二十五年），晋楚召开“弭兵之会”，订立休战盟约，共同约定：彼此不动刀兵，信使往来，并联合讨伐不听命的第三国。晋国解除了后顾之忧，争取了多数国家支持，就联合了鲁、齐、宋、卫、郑、曹、邾、滕，连周王室也派刘康公、成肃公参加，组成十国的攻秦之军，开始向秦大兴问罪之师。

公元前578年（秦桓公二十六年），晋国派吕相［16］至秦宣布绝交书，这实际是一篇伐秦檄文。文中历数自晋献公、秦穆公以来秦国的“罪恶”：从晋文公死时秦国不派人参加葬礼，一直到秦晋两国发生过的大小战争，把一切罪责都加到秦国名下，尽其夸张之能事，将晋国形容为被欺侮与被损害的角色，这就为伐秦找到冠冕堂皇的借口。当年五月，阵容强大的晋军同秦军战于秦国的麻隧（陕西泾阳北）。晋师将士协同一致、斗志高昂，“晋帅乘和”，秦军大败。秦将成差及不更（官名）女父（人名）被俘，晋师渡过泾水，至侯丽（泾阳县境）而还。晋厉公亲自到新占领的秦地——新楚（陕西大荔、朝邑境内）迎接凯旋的晋军。这是自秦康公以后晋军第一次大败秦军，并深入秦国的腹地。（见《史记•晋世家》，《史记•秦本纪》及《左传》成公十一年、十三年）

麻隧之战以后，秦国组织了几次反攻，取得了一些微小的胜利：

公元前564年（秦景公十三年），秦楚联合伐晋，这时晋国正发生饥荒，无力反击，秦国因而取得胜利。但是，次年即公元前563年（秦景公十四年），晋国的荀罃又率兵伐秦，给秦以回击。（见《左传》襄公十年）公元前562年（秦景公十五年），秦国的庶长鲍率兵进攻毫无防备的晋军，在栎取得胜利。（见《左传》襄公十一年）

从秦晋双方总的力量相比较，这个时期晋国仍占优势。同时，它还能够常常把一些小国联合起来共同对秦。公元前559年（秦景公十八年），晋悼公会合齐、宋、卫、郑、曹、邾、滕、薛、杞、小邾等共同伐秦。这次战役是在秦国境内泾河岸边进行的，当晋军将要渡河时，秦国军队在泾河上游施放毒药，毒死了许多晋国将士，但这并没有能够阻止晋军的进攻，在鲁人、郑人及莒人勇敢精神的带动下，晋方的军队冲过泾河，一直攻到棫林（陕西华县附近）。在这次战役中，晋军抱定绝不后退的决心，他们在进攻之前填塞了取水的井，拆毁了做饭的灶，表示不取胜就要战死，再也不会回到原地吃饭了（见《左传》襄公十四年），结果取得胜利。晋国这次又深入秦国腹地，是继麻隧之战后晋对秦战争中的第二次重要的胜利。

秦晋两国内部统治情况对比　两军相争，一胜一败，所以胜败，皆决于内因，胜者或因其强，或因其指挥无误；败者或因其弱，或因其指挥失宜；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自秦康公以后，秦晋两国战争虽互有胜负，但总的趋势是：秦由胜而败、晋由败而胜。之所以出现这种趋势，除了其他原因外，最根本的原因是由秦晋两国内部政治统治情况所决定的。

春秋中期以后，秦晋两国的奴隶制度都处于衰落阶段，但其衰落的速度和程度又有所差别：晋国从春秋开始就动乱不止，奴隶制已经崩溃；秦国则从春秋开始才进入奴隶社会。然而秦国的奴隶制自康公以后就一蹶不振，并且没有进行任何改革的迹象。晋国自惠公以后，“作爰田”、“作州兵”，晋文公又继续进行改革，使奴隶社会的生产关系不断得到调整。因此，虽然从总的历史潮流来看，秦晋两国的奴隶制都在走下坡路，但在一个阶段中，即康公以后的秦，国内统治每况愈下，而晋国却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政治统治的稳定，这就是秦败晋胜的根本原因。

以人殉葬这样具体的制度为例，在秦国虽自穆公死时它就遭到诅咒和谴责，但在数百年内仍旧维持不变，既没有任何一个国君发布过改革的诏令，也没有个别奴隶主实行过改革，一直到秦献公上台以后，即公元前384年，才废除了人殉制——“止从死”。由此可见，穆公以后的秦国统治，改变是极少的。在晋国则不然，自春秋中期以后，新旧势力斗争逐渐剧烈。虽然这种斗争在当时尚未足以改变政权性质和社会性质，但在新形势下，统治阶级内部已经有一部分人主动改变不合时宜的旧制度了，像魏颗拒不执行其父遗言，断然将其父魏武子准备用以殉葬之妾嫁出去（见本章第一节），就是一例。这种改革虽不是通过法令形式进行的，但事实上它已改变了奴隶社会的殉葬制。当然，这种一点一滴的改变是不可能彻底的，不过它对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统治还是起着一定作用的。据记载：公元前594年（秦桓公十年），秦军向晋国进攻，晋国的魏颗率兵迎击，在辅次大败秦军，并俘获秦国的大力士杜回，取得胜利。在这次战斗中，晋国就有人自动参战，帮助晋军捉拿杜回。而这个主动帮助晋军捉住杜回的人，就是曾经被魏颗释放的妾之父，他因感激魏颗，而在危急关头自愿参战。（《左传》宣公十五年）这件事充分反映：对奴隶社会的旧制度进行的任何一点改革，均有其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晋国自文公以后，尽管无重大改革，但在统治政策方面较为清明，所以在一个时期内国内政治形势比较稳定。公元前564年，楚国的大臣子囊就向楚共王指出，当前晋国的卿、大夫都尽职奉公，“其庶人力于农穑，商工皂隶不知迁业”（《左传》襄公九年）。可见晋国内部是较稳定的，连子囊也不能不承认当时楚国不是晋国的对手：“当吾今不能与晋争”（《左传》襄公九年），这也确是事实。

秦国政治腐朽，除前面列举的几方面外，国君的昏庸无能，也是其中原因之一。自穆公死后，秦国再也没有出现过比较有作为的君主。像秦穆公那样有雄才大略、能知人善任的统治者没有了，有的只是政治上毫无远见的一些国君，在这样的君主手下，一些有才干的大臣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甚至由于是非颠倒、忠奸不辨，往往使忠于秦国的智谋之士遭到杀害，致使秦国对内对外的政策屡遭失败。

如公元前620年令狐之役时，晋国的士会（又称随会）因不满晋君的背信弃义而投奔秦国。士会是个十分重要的谋臣，到秦后曾为秦国出谋划策。公元前616年，秦晋两国大战河曲时，就是因士会献计诱晋国的赵穿出战，才使秦免遭失败的。但是，士会同当时的许多谋士一样，常常是朝秦暮楚，他们肯为谁出力，往往决定于某个君主是否会用人。由于士会投奔秦国对晋的威胁很大，晋国的六卿经过筹划，决定派魏寿余诈降于秦，以诱回士会。公元前615年（秦康公六年），晋国佯将魏寿余妻子执拘，寿余“逃”奔秦国，向秦君表示要将私邑献给秦国。他骗取秦君信任后，又策划鼓动士会归晋。他向秦君请求：选一在秦的晋人与自己一道回河东，以取得归秦之私邑。很明显，这是要士会去，康公果然中计，立即派士会与魏寿余同往。士会却故意推辞说：“晋人虎狼也。”意思是说：晋国讲话是不算数的，我若去后得不到土地，又不能回秦，那时在秦的妻子儿女恐被杀戮。此时康公仍执迷不悟，指河发誓说：即使晋人食言，你不得归秦，我也决不会拘留你的妻子。士会取得康公的保证后，安心地回到晋国。（《左传》文公十三年）

其实早在魏寿余来降时，秦国大臣中就有人看出其中有诈。绕朝曾向康公指出，魏寿余是为士会而来的：“魏州（即寿）余来也，台（殆）□□（此处原文为方框“□”）随会也”，并建议：“君弗许也。”（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晋献公欲得随会章》）但是，这种正确的意见不仅没有得到秦康公的重视，他反而轻信士会散布的谣言，怀疑绕朝有私，并把绕朝杀掉。士会归晋后，果然再不回秦，秦康公又只得按照前约将士会妻子送去晋国。［17］就这样，绕朝、士会等有才干的谋臣被杀的被杀，放走的放走，充分说明了秦康公的愚蠢。仅此一事，就可看出康公及其以后的国君，与秦穆公比较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

正因为秦国政治江河日下，到公元前575年时，它的军事实力已不能与晋、楚两大国相抗衡了。前面指出过：楚国人此时已公开承认不能与晋匹敌，说明晋强而楚弱。但秦连这样的楚还不如，在晋国看来，秦已经不在话下了。晋国的范文子就说过：“吾先君之亟战也，有故。秦、狄、齐、楚皆强，不尽力子孙将弱，今三强服矣，敌楚而已。”（《左传》成公十六年）他说现在三强都服了，晋国人的心目中只剩下一个楚国。可见，这时的秦积弱到何等地步！

秦国之所以屡遭失败，正是国内奴隶制已经衰落，而又无丝毫改革的必然结果。

三、春秋末年形势的变化

春秋末年，各国之间的争霸趋向缓和，这是因为各诸侯国内部新、旧势力的斗争，阶级斗争一天天更加尖锐，甚至包括像晋国这样的曾经实行一些改革的诸侯国，也不能以个别制度的改革来维持整个奴隶社会了。因而，到了春秋末年，秦国同各国之间的关系又有一些新的变化。

秦楚联盟的加强　春秋以来，秦楚之间虽有过数次战争，但基本上仍然保持着联盟关系。秦康公时代，为了对付晋国，就加紧拉拢楚国。楚国的国势也一天天下降，当然也需秦国的支援。在公元前611年（秦康公十年），当楚国正闹饥荒的时候，楚的附庸小国——庸（在今湖北竹山）也趁机向楚进攻。这时，正在楚庄王（公元前613年至前591年）即位之初，楚国边境的“群蛮”和戎族也不停地骚动。在楚国陷于困境之际，秦国出兵帮助楚国消灭了庸国，解救了楚的危难。

秦国助楚灭庸，对此后的斗争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因为庸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秦楚两国必争之地。秦国占领庸，如站到楚的背后，楚国得庸，就像“窥秦之腹”。然而，秦国取得庸却还给楚，是有其深谋远虑的。其目的就是：一方面加强与楚的联盟，以安定后方，另一方面则利用楚直接牵制晋。所以说，秦国助楚灭庸，实际上是在制晋。当然，秦与楚的矛盾只是暂时隐伏起来，一旦强大的晋国衰落下去，秦与楚之间更剧烈的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不过，在春秋时期，秦、楚之间都需对方的支持，所以暂时还保持联盟的关系。

以后，楚国逐渐强大，不断与晋、郑、陈等国进行战争，公元前597年，楚国大败晋国于邲（今河南荥阳北），又称霸中原。公元前589年，楚为对付晋国，就在蜀（山东泰安）召集齐、鲁、宋、卫、郑、陈、蔡、许、曹、邾、薛、鄫诸国会盟，秦也派大夫说参加。自麻隧之战以后，争霸的形势又发生变化：公元前575年（秦景公二年），晋、楚发生鄢陵之战，楚被晋所败。不久，晋国悼公（公元前572年至前558年）即位。在晋悼公统治时期，内政和军事都取得很大成就。晋国的国势超过楚国。晋国的强大，对秦和楚都是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秦、楚两国更是一致同晋斗争了。

公元前564年（秦景公十三年），秦准备攻晋，在出兵前先派人向楚国乞师，得到楚国允诺后，才于是年秋出兵伐晋。这次战争，楚国军队果然在武城支援秦军。公元前562年（秦景公十五年），楚国派子囊向秦乞师，秦派右大夫詹帅师和楚军伐郑，郑向秦楚联军投降，联军转而伐宋。晋闻郑归顺秦、楚，就出兵伐郑。是年冬，秦国庶长鲍、庶长武伐晋救郑，结果将晋军打败。下一年，即公元前561年（秦景公十六年），秦、楚为向晋国报复，又联合伐宋。公元前547年（秦景公三十年），秦、楚又联合向吴国进攻，后闻吴国有备，乃转而攻郑，将郑军打败。（以上见《史记•秦本纪》，《史记•楚世家》，《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左传》襄公九年、十年、十一年、二十六年）

秦、楚间的联合愈来愈紧密，正是两国日趋衰弱的反映。它们之中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对付晋都是困难的。两国的统治者面对着晋国的威胁，觉得仅仅在军事上的联盟还不可靠，就用和亲的办法，巩固他们之间的联盟。秦景公让自己的妹妹秦嬴嫁给楚共王，楚国专门派司马子庚到秦国答聘，并举行隆重的归宁礼，以示重视。他们和亲的目的无非是互相利用罢了。

晋国的衰败和“弭兵之会”　但是，晋国的强盛也没有长期保持下去。就在子囊称赞晋国政治清明、楚不敌晋的二十余年后，晋国的大臣叔向也承认晋国衰落了：“宫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仇。”（《左传》昭公三年）晋国的变化如此之大，正是当时社会剧烈的阶级斗争和新旧势力斗争的反映。晋国如此，其他国当更是如此。其实，早在叔向谈到如上情况以前，各国统治阶级就都感到有暂时息兵的必要，要集中全力维持国内的统治，代替了各大国之间的“争霸”要求。这就出现了春秋末年的“弭兵之会”。

公元前546年，宋国的向戌约合晋、楚等国“弭兵”，并约了十四个诸侯国在宋国召开“弭兵大会”。秦国也欣然参加了这次大会。

其实，秦与它的宿敌晋国已有十多年之久没有发生战事了，这主要是由于晋国内乱，“公室卑而六卿强，欲内相攻”（《史记•秦本纪》），无暇外顾，而秦国也无力攻晋，所以“久秦晋不相攻”。在公元前549年（秦景公二十八年），晋国还派韩起到秦，秦国也派后子到晋国互相试探，以求得媾和。晋国对同秦国媾和相当重视，叔向特别嘱咐行人子员对后子要接待好，他强调：秦晋媾和成功，对晋国非常重要。但是，由于当时媾和的时机尚不成熟，所以双方试探一番以后，就搁置起来。这次宋国积极鼓吹“弭兵”，晋、秦当然十分愿意，所以都欣然赴会。

不过，晋、楚这两个大国，一方面不愿再打仗，另一方面又不愿放弃霸主的地位。就是在这次谈判息兵休战的会上，他们为争当盟主，还不免出现刀光剑影：晋国本以盟主自居，但参加会盟的楚国人决心在会上争做盟主，就在外衣里面穿上铠甲，准备动武。晋国人见这种形势，争之不利，只好把盟主的位置让给楚。这样的“弭兵之会”，其效果如何，也就不问可知了。

会上约定：各个小诸侯国对晋、楚两国均须同样朝贡，而齐、秦与晋、楚则保持同等地位，齐和晋保持着联盟，秦仍同楚联盟。这也就是说，“弭兵之会”实际上承认了晋、齐、楚、秦为势均力敌的头等大国。从此，各国奴隶主统治集团间，达成了暂时的妥协，停止了较大规模的战争。

吴攻郢都秦兵救楚　在“弭兵之会”中，没有长江下游的吴国参加。吴为什么没有参加“弭兵之会”呢？这一方面是由于吴地处东南一隅，距各国争霸的中心地区较远；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晋国有可能故意不让吴国参加，以便利用吴牵制楚国，从而削弱楚国。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

原来，春秋末年，长江下游的吴、越两国相继壮大以后，晋国就极力拉拢吴国，以便和秦楚同盟相对抗。早在公元前584年（秦桓公二十年），楚国的申公巫臣，因和当权的子重、子反不和，逃到晋国。子重、子反就将申公巫臣全家杀光。巫臣怀着刻骨之仇向晋国国君献策：利用吴国以“罢（疲）楚”。他还主动请求去吴，说服吴国与楚为敌。当时的吴国还比较落后，没有车乘，也不懂战阵和射御之法，巫臣就担任教练，训练兵士，并将自己带去的车、马和御夫、射手留给吴国一部分。从此，吴国迅速强盛，同晋的关系亲密无间，常常在楚的后方侵扰，形成与晋国的呼应配合。尤其在公元前583年（秦桓公二十一年）马陵之会以后，吴和晋相配合，给楚国以重创，致使子重、子反一岁七奔命，楚国属下的蛮夷，皆为吴国所降服。吴国成了晋国削弱楚国的一支重要的力量。所以吴不参与“弭兵之会”，或许与晋有意让吴留在会议之外，以便不受约束地继续“罢楚”有关。

在楚平王统治时期（公元前528年至前516年），楚国的政治更加腐败。昏庸的平王信任奸佞，谗杀忠臣。谋臣伍子胥在公元前522年怀着杀父之仇投奔吴国，鼓动吴国向楚进攻。吴、楚关系紧张，对秦也存在着间接的威胁，不过这时秦、楚两国对吴均无可奈何，楚平王死后，昭王即位（公元前515年至前489年），楚国政治毫无起色，令尹囊瓦贪财纳贿，内部矛盾重重。而新起的吴国却蒸蒸日上，在生产上和军事上均有惊人的进步。楚国在“弭兵之会”后，虽基本上停止了对北方诸国的战争，却不得不同吴国进行不断的战斗。吴国没有参与“弭兵之会”，毫无约束，又有伍子胥等楚国亡臣鼓动，始终以同楚国斗争为职志。恰巧这时楚的两个属国唐（湖北随县、枣阳间）和蔡（河南新蔡）也与楚国发生矛盾，吴王阖闾就联合唐、蔡两国，于公元前506年（秦哀公三十一年）向楚进攻。结果五战五胜，最后攻进楚国都城——郢（湖北江陵北），楚昭王狼狈地逃往随国（在湖北随县）。楚国大夫申包胥到秦国去求救兵，他向秦哀公说：吴国狠如野兽，向中原伸手，我国国君已守不住国了，逃避在外。吴国是贪得无厌的，攻楚国之后，秦国跟着就要受害。若是秦国出兵帮助楚恢复国土，楚国将世代事秦。这一番话虽说得恳切，无奈秦国也自顾不暇，秦哀公只是推托、拖延而不答应出兵。申包胥就站立宫廷号啕大哭，七日七夜哭声不绝，连一口水也不喝。果然，这哭声感动了秦哀公，秦决定派子蒲、子虎率兵车五百辆救楚。

次年，子蒲、子虎率军至楚，在稷地与楚军会合，大败吴人于沂（楚邑，今河南正阳）。七月，子期、子蒲指挥的秦、楚联军灭唐。后来吴军在雍澨这个地方打败楚军；秦军又打败吴军。接着，在公壻之谿交战，吴军大败，撤退回国。

这次秦军出兵帮助楚复国抗吴，使楚免遭灭亡，却挽回不了楚国的颓势，连同秦国本身的奴隶制度，也已经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了。

注释

［1］据《左传》、《国语》及《史记》等记载：在春秋中后期，各国人民群众骚动、起义和逃亡的很多，重要的有：公元前583年（秦桓公二十一年），莒国的“莒溃”；公元前549年（秦景公二十八年），宋国的“民散城不守”；公元前519年（秦哀公十八年），“王子朝之师攻瑕及杏，皆溃”；公元前514年（秦哀公二十三年）的“郓溃”；公元前530年（秦哀公七年）楚“师及訾梁而溃”；公元前550年（秦景公二十七年），陈国的“役人”暴动，愤怒的“役人”杀死贵族庆寅、庆虎；公元前520年周的“旧百官工之丧秩职者”，包括手工奴隶“作乱”；公元前478年和前469年，卫国发生手工业奴隶暴动等等。在郑国，公元前522年有大批民众集聚在“萑苻之泽”进行武装斗争；公元前506年，楚都郢的武装民众“以戈击王”。

“国人”的斗争也很激烈，公元前660年，卫懿公被狄人杀死，就是因国人拒绝为统治者卖命；公元前633年，卫国的国人赶跑卫侯；等等，都是著名的例子。宋国的华氏贵族、莒国的贵族、楚国的贵族和齐国的贵族，有的被国人赶跑，有的因国人反对而使战争失利。

［2］井田制的瓦解，指实行井田制地区和国家而言，如秦国根本没有实行井田（或者说井田制已在秦建国前瓦解），当然无所谓“瓦解”。这里主要指齐、鲁等国，晋国在“作爰田”以后也不存在井田制了。

［3］最典型的地区和国家就是齐、晋和鲁。如齐国，在齐景公时（公元前547年至前490年），新旧势力的斗争，表现在田氏和“公室”争夺民众的斗争。由于田氏采用新的封建制剥削，使民众“归之如流水”。至公元前489年，田氏的田乞夺得了齐国的相权，从此齐国的军政大权掌握在田氏手中。至公元前475年，田氏消灭了齐国剩下的、有势力的旧公族——鲍氏、晏氏、监止。到战国初期，田氏终于代替姜氏，成为齐的国君。

在晋国，至春秋中期，新起的贵族如韩、赵、魏势力迅速扩大，他们采取笼络民众的办法，扩大私家势力，使“政在家门”，到公元前539年，晋国大臣叔向慨叹“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政在家门”，表明新兴势力已经在晋国有相当大的势力。到战国初，韩、赵、魏果然把晋国瓜分，成立了三个封建诸侯国。

鲁国封建制因素也出现得很早，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即按田亩抽税，表明鲁国的统治阶级不得不承认私田的合法性。后来，鲁国的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相继采用封建制剥削，逐渐壮大势力，在鲁国掌握了政权。（参见郭沫若：《奴隶制时代》，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总之，各国的新兴势力大多都是由奴隶主转化而来，他们采用封建式剥削，扩大私田，壮大“私门”势力，同“公室”斗争，最后战胜“公室”而掌握国政。这是各国封建制在奴隶制内部发生、发展的一般途径。（参见《中国史稿》，341～3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4］这首诗是《诗经•秦风•黄鸟》，原文如下：

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慄！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维此仲行，百夫之防。临其穴，惴惴其慄！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楚。谁从穆公？子车
虎。维此
虎，百夫之御。临其穴，惴惴其慄！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5］“交交”，有的人将其释为鸟鸣声（如北京大学中文系编《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65页），不确，此乃鸟飞往来的形象，见朱熹《诗集传》：“交交，飞而往来之貌”，故此处译作“往来飞翔”。

［6］“歼我良人”中的“歼，尽杀曰歼”。这里总子车氏之三子而言，故曰歼，所以译成“全死”。（见《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66页）

［7］楚，灌木的一种，《说文》：“楚，丛木，一名荆也，从林疋声。”

［8］见《左传》僖公十九年，司马子鱼曰：“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

［9］“
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如何如何，忘我实多。山有苞栎，隰有六
。未见君子，忧心靡乐。如何如何，忘我实多。山有苞棣，隰有树檖。未见君子，忧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实多。”（《晨风》）

［10］“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无余，于嗟乎！不承权舆。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饱。于嗟乎！不承权舆。”（《权舆》）

［11］“（穆嬴）顿首于宣子（赵盾）曰：先君（指晋襄公）奉此子也而属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赐；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虽终，言犹在耳，而弃之，若何？”（《左传》文公七年）

［12］《史记•秦本纪》对此次战役的记载为：“战于河曲，大败晋军。”《史记•晋世家》及《年表》也记“大战”云云。但考之《左传》，实际是并未交战，而秦师夜遁，绝无“大败晋军”之迹象，只是晋国的赵穿贻误战机，未能取胜而已。

［13］晋国夺回瑕，史书并未明确记载，但观《左传》文公十二年记：“秦师夜遁，复侵晋，入瑕。”《左传》文公十三年又有：“春，晋侯使詹嘉处瑕，以守桃林之塞。”可知瑕已被晋夺回。

［14］这个时期，晋国曾多次向秦进攻，如公元前608年（秦共公元年），晋伐秦，攻秦之与国崇（在今陕西户县）。公元前601年（秦桓公三年），晋会白狄攻秦，这次战役，晋国俘虏了秦将赤，并杀了秦的间谍。秦国有时也向晋进攻，如公元前607年（秦共公二年），秦围焦、瑕；公元前594年（秦桓公十年），秦伐晋，这一次战役的结果，是晋国的魏颗在辅氏（今陕西大荔朝邑北）将秦军打败。（见《左传》宣公十五年）可见，这些战斗大多数以秦的失败而告终。

［15］《左传》成公十一年：“……晋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颗盟晋侯于河东，晋郤犨盟秦伯于河西。”

［16］吕相，晋武子魏锜之子魏相，食采邑于吕，故曰吕相，又称吕宣子。

［17］这段史实以前始终弄不清楚。《史记•秦本纪》仅记云：“晋人患随会在秦为乱，乃使魏雠余详反，合谋会，诈而得会，会遂归晋。”《史记•晋世家》也只记到这样的程度：“（灵公）七年，晋六卿患随会之在秦，常为晋乱，乃详令魏寿余反晋降秦，秦使随会之魏，因执会以归晋。”《左传》文公十三年记载此事也只是这样讲：“……乃使魏寿余伪以魏叛者以诱士会，执其帑于晋，使夜逸。请自归于秦，秦伯许之。履士会之足于朝。秦伯师于河西，魏人在东。寿余曰：‘请东人之能与夫二三有司言者，吾与之先。’使士会。士会辞曰：‘晋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为戮，无益于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归尔帑者，有如河。’乃行。绕朝赠之以策曰：‘子无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也。’既济，魏人而还。秦人归其帑，其处者为刘氏。”究竟这个绕朝有何“谋”而不被用？没有一点资料。过去作注解要作推测，如刘文淇编的《春秋左传旧注疏证》就作这样的推测：“盖绕朝曾言于秦伯请留之”，可见刘氏也无根据。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之帛书《春秋事语》，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文中所摘引：绕朝十分明确地指出：“魏州余（即魏寿余——笔者注）来也，台（殆）□□（此处原文为方框“□”）随会也”，并直接提出：不能允许他们走：“君弗许也。”但就是这样的警告，也并未引起秦君的注意，因此才有“子无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也”之叹息。（《左传》文公十三年。《春秋事语》记为：“吾（赠）子，子毋以秦□□（此处原文为方框“□”）人，吾谋适不用……”大意相仿）后来绕朝被杀，原有材料也无记载，只有《春秋事语》有如下材料：“……会果使（谍）（谗）之曰：‘是知余事，将因我于晋’，秦大夫信之，君杀绕朝。”原来是秦君听信谗言，而把绕朝杀掉。这就可以了解《韩非子•说难》中说的：“故绕朝之言当矣，其为圣人于晋，而为戮于秦也。”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把绕朝这样一个具有卓见的政治家杀掉的秦康公，是多么昏庸而无能。

第七章　战国初期的秦国

从公元前475年（秦厉公二年）开始，中国历史进入了战国时期。春秋战国之交，社会生产力有相当的发展，铁工具和牛耕已经在广大地区使用，水利灌溉事业也有迅速发展，结果就使农作物的产量显著提高，如粟的产量每亩（约合今三分之一亩）可产一石半（约合今三斗），遇到好的收成每亩产量可达六石（约合今十八斗），生产的发展反映了社会历史在前进。

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和劳动人民阶级斗争的推动下，奴隶社会已经瓦解，封建土地所有制在中原地区初步确立起来，新兴的地主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并在一些重要的诸侯国内掌握了政权。那些新兴的地主阶级掌权后，在各诸侯国里，都先后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政治改革，建立了封建国家。由于新旧社会交替，战国初期社会矛盾呈现出非常复杂的现象：有新兴地主阶级同旧奴隶主贵族之间的矛盾；有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另外还有旧奴隶主之间以及新兴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构成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内部人民群众同统治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内部的各种形式的矛盾斗争。至于上述诸矛盾何时、何地以何者为主，还要作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由于社会大变革，引起思想领域里的空前活跃。自春秋末年以来，在文化思想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和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出现最早，战国初期正式出现了法家学派，除此之外，道家、名家、兵家、阴阳家、纵横家等，都在战国时期各自形成独立的学派，利用各种形式宣传自己的主张。

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剧烈变化，正是社会性质发生根本改变的反映。在这风云激变的时代，整个中国的政治形势也发生着迅速的变化，各诸侯国内部的斗争则直接推动各国不断前进。然而，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战国初期，秦国却远远地落在其他诸侯国的后面了。

一、封建制姗姗来迟

如果说在春秋末年，当各国奴隶制都在衰落过程中，秦国同其他诸侯国的差距还不算太大的话，那么，到了战国初期，当封建制在许多诸侯国已经出现了的时候，秦国就十分明显地落在后面了。

战国初期的形势　经过春秋时期长期的斗争，到战国时期全国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封建因素在各先进诸侯国内增长，最终取得统治地位，出现了由封建主掌握政权的几个国家，如韩、赵、魏三家，通过长期的斗争，控制了晋国政权。公元前453年形成了三个独立的封建政权，公元前403年又正式列为诸侯，从此成了三个封建诸侯国。韩国占据今河南中部及山西东南部，国都阳翟（河南禹县）；赵国在今河北中部及河南北部，并占有山东部分地区，国都邯郸（河北邯郸）；魏国在今陕西东部、山西西南及河南北部地区，国都安邑（山西夏县）。韩、赵、魏三家分晋后，都先后不同程度地推行封建改革。东方的齐国，新旧两种势力经过一系列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斗争，也在战国初年由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田氏掌握实权。其疆域有今山东省偏北的大部地区，以及今河北省的西南部，国都仍在临淄（山东临淄）。南方的大国——楚，在春秋末年，也发生了新兴的封建阶级夺权的斗争。公元前479年，白公胜发动武装夺权斗争。由于旧贵族势力太大，这场革命为反动贵族所镇压而最后失败。战国初年，其疆域占有今四川东端、湖南东北、湖北全部，以及江西、安徽、河南、陕西的一部分地区。在北方有燕国，据今河北北部，以及山西和东北地区一部分，国都蓟（北京市）。在长江下游，吴国已被越国灭掉（公元前482年越攻进吴都），越国的疆域相当于今苏北的运河以东地区，以及全部的苏南地区，并兼有今江西、安徽、浙江的一部分。以上是几个大国，以疆域而论楚为最大，以下的次序是：越、赵、齐、燕、魏、韩。

除了这几个大国以外，春秋时代幸存下来的一些小诸侯国如郑、鲁、宋、卫、莒、邹、杞、蔡、郯、任、滕，等等，大体上仍旧分布在原来的领地上，不过更加衰落而已。

在这些大大小小的诸侯国间，还分布着许多戎、狄部落，如匈奴、东胡、楼烦、林胡、中山，等等，但与秦国关系较大的是下述几个：

（一）繇诸。本书第三章中已经讲过，繇诸就是秦穆公所伐“西戎”中主要的一支。从文献记载来看，繇诸被穆公征服后，其种族并未绝灭，战国之初这支部落又渐渐壮大起来，所以历史上又出现繇诸这个名称。

（二）义渠。他们也是原来被称为“西戎”中的一支，在秦穆公霸西戎后，长时期未见于历史记载，说明已归服于秦。但在战国初期，义渠戎又出现于秦国的北地郡。这支戎族对秦国影响很大，以致后来秦国不得不用极大的力量来对付他们。

（三）翟、
。这也是曾被穆公制服的两个戎族部落，但到战国时期又出现在秦国西边陇以西的地区。

（四）大荔。这是战国时期较强的一支戎族，曾经在临晋（陕西大荔朝邑一带）筑城“称王”（《后汉书•西羌传》），是秦国东面的一股劲敌（见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此外，《后汉书•西羌传》还记有“羌人”。不过，“羌”可能是对秦国西方诸戎的一种笼统的称呼。居现在四川成都平原的蜀，在战国时代也开始与秦发生关系。这些戎、狄少数民族与秦国的发展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进入战国以后，秦虽国势日弱，但开始时其疆域还是比较大的：西面自秦的故居，今甘肃的东南部，东达黄河沿岸——即河西之地。有一部分土地还伸入今河南灵宝一带，也就是说：整个渭河流域及关中平原均为秦的领土。它的东面毗邻韩、魏，中间夹有大荔之戎；南面的与国是楚，但中间有山河阻隔；西南方向越过秦岭则为蜀，西方有翟、
、繇诸等戎族。以土地面积相较，秦在各大国中，小于楚、赵、越、齐，但比韩、魏大，同燕相仿。

但这只是战国初期的形势，以后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秦国仍旧维持着奴隶制　进入战国以后的历史，犹如加足马力的列车，飞快地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但是，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地区，各地发展是不平衡的，当战国初期有的诸侯国内封建制已经确立、有的开始进行封建改革的时候，在秦国国内仍旧维持着奴隶制的旧制度。尽管从秦穆公以后奴隶制就在秦国开始衰落，但在战国开始之时，秦国似乎置于当时社会变革的激流之外，反倒显得十分平静。

“国”和“野”的严格界限是奴隶社会阶级对立的反映。战国初，由于奴隶制的崩溃，在许多先进的诸侯国内，这种界限已逐步消失。但在秦国，“国”、“野”的界限还是十分明显的。在战国初，“秦之野人”成为当时形容野蛮落后的一句成语。《吕氏春秋》引墨子［1］说过的这样一段话：“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狱，亲戚相忍，今可得其国，恐亏其义而辞之，可谓能守行矣。其与秦之野人相去亦远矣。”（《吕氏春秋•高义》）秦被视为落后，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当其他诸侯国已经进行封建制革命的时候，秦国依然维持着旧的奴隶制，所以一些国家的旧奴隶主贵族在本国被新兴势力赶跑以后，就纷纷逃往秦国。特别是晋国的旧贵族，不少都逃往秦国避难，如公元前453年，当韩、赵、魏三家将晋国的旧贵族智伯消灭之后，智伯之族智开于次年“率邑人”逃往秦国。（见《史记•秦本纪》）公元前448年（秦厉公二十九年），晋国旧贵族智宽“率其邑人”也逃至秦国。这些丧家的奴隶主旧贵族都把秦国当做逋逃薮，也就反映了秦国在社会发展程度上落后的状况了。

从生活习俗上，也可以看出秦国落后的状况：一直到商鞅变法之前，秦国仍是“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史记•商君列传》），“与戎翟同俗”（《战国策•魏策三》）。

当然，这里所谓的“戎翟之教”、“与戎翟同俗”，无非是形容秦国落后。实际上，秦与戎、狄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早在秦穆公时期，秦国的经济、文化发展就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并以“诗书礼乐法度”之国自居，这时当已不同于戎、狄。不过，后来由于其他诸侯国又继续前进，而秦国仍停留在原处，就显得秦无异于戎、狄了。总之，在春秋战国这样一个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当其他诸侯国向封建制转变的时候，秦国却停顿在奴隶制，就显得它落后了。

秦国封建制之所以出现较迟，除了因为奴隶制在这里发展较晚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秦国奴隶制独特的经济结构和政权形式。秦国由于不实行分封制，土地占有权集中于王室，在政权形式方面又是高度的中央集权的军事专制。这个特点，对于秦国奴隶制建立、巩固和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但是，当奴隶制发展起来以后，又是这种特点阻碍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也就是说，秦国奴隶制的经济结构和政权形式，对于封建因素的产生和发展，比起一般的奴隶制诸侯国的那种经济结构和政权形式来，所起的阻碍作用要大得多。

具体地说，在其他诸侯国内，由于实行分封制，土地由国君、卿、大夫、士等层层下分，形成土地占有的等级结构。与此相适应的政权组织形式乃是诸侯国内有卿、大夫封地、采邑，形成了大小割据的政权。这种经济结构和政权形式，在奴隶制发生危机的时候容易瓦解，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土地占有的等级结构，当奴隶的反抗威胁着奴隶社会的土地所有制的时候，首先感到这种威胁的不是土地最高的占有者——国君，而是下层奴隶主。所以往往由那些中下层奴隶主首先改变剥削方式：放弃奴隶制的剥削方式而采取封建制的剥削方式，再进一步就发展到国君以外的奴隶主贵族都改变剥削方式，并同国君所代表的“公室”，展开争夺劳动力和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这就是各诸侯国在春秋战国之际出现的“公室”和“私门”的斗争，因“公室”高居于宝塔式的经济结构和政权统治形式之上，顽固地维护旧奴隶制的土地所有制和剥削方式，所以它们往往是奴隶制的代表；而“私门”的奴隶主阶级，从奴隶的斗争中切身感到：旧制度已不能维持下去，为了能够继续剥削劳动人民，它们不得不采取新的剥削方式——封建的剥削方式。于是各诸侯国内，有些奴隶主贵族在“公田”之外大量开辟“私田”，并吸引逃亡的奴隶在私田上劳动，以租、税的形式进行封建剥削。由于“私门”首先改变剥削方式，因此它们就代表了新兴的封建制。这样，各诸侯国内“公室”同“私门”的斗争，就反映了奴隶制的旧势力同封建制的新势力之间的斗争。如晋国的韩、赵、魏三家，鲁国的三桓，以及齐国的田氏等都是这种新势力的代表。而斗争的结果，代表新势力的“私门”取得胜利，封建制就此确立下来了。像齐、鲁、晋等国都是循着这样一条由“私门”开始向封建制过渡的道路，而完成这一次社会大转变的。

但是，在秦国却不能不另辟一条途径。因为在秦国不实行分封，这里没有像齐国的田氏，晋国的韩、赵、魏氏和鲁国三桓那样有自己世袭领地的卿、大夫。虽然秦国也出现过专权的庶长，一些大庶长的权力超过王室，甚至可以废立国君，但不论他们的权力有多大，却没有分封土地。所以，不论奴隶社会的土地制度发生了多么严重的危机，秦国的庶长也不会像齐国的田氏那样，首先放弃奴隶制而采用封建的剥削方式。这样，秦国虽然也有“公室”和“私门”之间的斗争，但“私门”并不代表新兴封建势力。同时，由于秦国的奴隶制度确立的毕竟较其他诸侯国晚得多，所以奴隶制危机在这里出现也相对地说要晚一些。而当春秋末、战国初奴隶制崩溃的潮流已威胁到秦国奴隶主阶级统治的时候，却又是庶长擅权、内乱迭起的年代：自秦厉公起（公元前476年至前443年），庶长在秦的权势日重，渐成尾大不掉之势，以后国君废立，几乎都由庶长一手操纵，这种情况直到献公即位（公元前384年）才停止。在此期间——正是东方各国迅速向封建制转变的时期——秦国以庶长为代表的“私门”不愿改变旧制度，以国君为代表的“公室”又无力进行彻底的改革。因此，当进入战国以后的历史列车向前加速飞奔的时候，秦国却像一个被丢下的旅客，目瞪口呆地望着别的国家前进，惊慌而又焦急地等待着一个使自己迎头赶上去的时刻。

封建制姗姗来迟　尽管秦国的政治制度和历史特点不利于实现封建改革，但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中国奴隶社会崩溃的历史潮流，也终于波及秦国。像在其他诸侯国发生的奴隶逃亡和反抗使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不能维持，从而使一些人开辟“私田”并采用新的、封建的剥削方式这样的过程，在秦国也发生了。其明显而重要的证据，就是公元前408年（秦简公七年）的“初租禾”（《史记•六国年表》）。“租”，就是土地税，“禾”，就是粮食。“初租禾”，就是头一次按土地亩数征收租税。它的意义和186年以前鲁国的“初税亩”一样，反映了有人已将属于奴隶制国有的“公田”据为己有，或者另外开垦“私田”，出现了封建的生产方式。面对着这种情况，统治者也不得不宣布“私田”的合法性，即“合法地承认公田和私田的私有权，而一律取税。这就是地主制度的正式成立。经过这一合法承认，土地私有权是被确定了，但私田却不能免税了”（郭沫若：《奴隶制时代》，35页）。社会的发展并不以统治者个人意愿为转移，尽管这时的秦国正是庶长等权臣专政时期，但客观现实强迫他们不得不采取这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政策，这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动荡的剧烈程度。

由于同样的理由，可以从一些制度的微小变化，看到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就在“初租禾”前后，秦国“简公六年（公元前409年）令吏初带剑”（《史记•秦本纪》及《史记•六国年表》），这样一件事情，司马迁竟在《史记》中的两个地方——《秦本纪》和《六国年表》——极其郑重地记载下来。另外，在《史记•秦始皇本纪》后附的《秦纪》中又有“其（简公）七年（公元前408年）……百姓初带剑”。可见“吏”和“百姓”“带剑”这件事决非寻常小事。原来，剑不仅是一种护身武器，西周、春秋以来更是表示身份的一种标志。因此，佩剑也是奴隶主阶级的特权。从现在出土的西周、春秋时代许多“名剑”可知，那时的剑都比较短，如1956年至1957年在陕西张家坡西周墓里出土的一把青铜剑，全长只有27厘米。后来在北京附近的琉璃河发现的一把青铜剑才有17.5厘米，其有效使用的锋刃部分当然更短一些。（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及琉璃河考古工作队：《北京附近发现的西周奴隶殉葬墓》，载《考古》，1974（5））有名的越王勾践剑也只有55.7厘米。（见《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载《文物》，1966（5））在以战车为主的西周、春秋时代，“两军对阵，首先用远射的弓矢，待到战车错毂格斗时所用的武器就是长柄的戈、戟和矛、钺了。只有双方战士扭打在一起时，仅有十几厘米锋刃的短武器才会起作用，但在车战的条件下，这种机会是不多的”（杨泓：《剑和刀》，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1））。但是，当时的许多剑都制作得相当精美，如上述越王勾践剑，出土时：“柄上缠丝绳，剑格两面有花纹，嵌以蓝色琉璃，整个剑身满饰菱形暗纹。靠近格处有‘越王鸠浅（勾践）自作用鐱（剑）’八字鸟篆铭文。保存完好，刃薄而锋利。出土时剑身插于素漆木鞘内”（《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其他如1964年在山西原平峙峪出土的吴王光剑（见《原平峙峪出土的东周铜器》，载《文物》，1972（4）），以及1973年在湖北江陵藤店一号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见《湖北江陵藤店一号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3（9）），和1976年分别在湖北襄阳、河南辉县出土的两把吴王夫差剑（见《襄阳蔡坡十二号墓出土吴王夫差剑等物》、《河南辉县发现吴王夫差铜剑》，均载《文物》，1976（11））。其制造的精致华美，每一件都堪称精美的工艺品。奴隶主阶级之所以在这个实用价值不大的剑上，花费如此大的代价，就是因为剑是高贵身份的重要标志，春秋时代“季札挂剑”和“屦及剑及”的史实，就证明了这点。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季札之初使（中原），北过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徐君是徐国最大的奴隶主，吴国的贵族季札明知他喜欢自己的剑，但因为“使上国”也不能以此相赠，待到出使任务完成后，才将这把剑系到已死的徐君冢树上。由此可见，季札的剑与其出使有多么重要的关系。又据《左传》宣公十四年载：公元前595年，楚庄王因宋国杀了自己的使臣，气得“投袂而起，屦及于窒皇，剑及于寝门之外”，跑到寝门之外，随从人员还追上去把剑送上。可见，对贵族来说：“剑”和“屦”一样，乃是须臾不可离开的必需品，而剑之所以必需就是因为它是身份地位的一种标志。

正是因为剑是表示高贵地位的装饰，所以从前只有贵族才有权佩剑，一般的“吏”和“百姓”是不能佩剑的。但是，战国以来由于奴隶社会的旧制度被新的社会势力冲破，许多人不顾身份限制，连身为“吏”和“百姓”的人也竟然佩起剑来了。《史记》所记载的这段材料其重要意义，有的同志已经正确地指出：“实际上是社会上早有佩剑之风，秦国政府敢于下令叫不能跻入奴隶旧贵族圈子里的‘吏’公开带剑，确是一个破旧立新的大胆举动，所以史书上才特别写上这一笔”。而这种举动，正是“奴隶制日益土崩瓦解，封建制开始建立”（白化文：《关于青铜剑》，载《文物》，1976（11））的反映，这种分析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

“令吏初带剑”和“百姓初带剑”乃是奴隶社会等级制开始被封建制所代替的表现之一。因此，这种现象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它的出现与“初租禾”的时间相近，也决不是偶然的：这两件事反映了封建制终于也在秦国出现了。

但秦国毕竟还是落后的，许多因素妨碍着它的封建制迅速发展。在等待了一百多年以后（与“初税亩”比），秦国的土地上才现出这一点点曙光。而这姗姗来迟的封建制要发展壮大起来，其困难是十分大的。其中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政权仍然操在旧贵族手中。在没有改变这种形势之前，秦国的封建制就不能顺利发展，也就不能彻底改变落后的地位。

二、被动挨打的秦国

由于奴隶社会的旧制度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在战国初期，秦国在和其他诸侯国（主要是晋和后来的魏）以及戎、狄的斗争中，显得愈来愈弱，最后形成被动挨打的局势。

厉公时期尚能保持优势　秦国的军事实力，是逐渐走下坡路的，当战国开始的时候，在秦厉公统治时期（公元前476年至前443年），秦国在同东方的晋国和戎、狄军事斗争中，还未显出明显的颓势，在一定时期尚能保持军事上的优势。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秦国奴隶制本身的实力尚未耗尽，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何况秦国还没有“死”，所以在军事上保持着相当的“余威”。另一方面由于秦的主要敌国——晋，这时正在进行封建制革命，新的封建割据诸侯国韩、赵、魏已经基本形成，但内部斗争仍在继续激烈地进行着。这就显得秦国似乎很强大。尽管其社会经济实际是处于落后状态，但在军事上却仍能处于优势。

这个时期，南方的楚和西南方的蜀，都主动地与秦国表示友好。在公元前475年（秦厉公二年）、前472年（秦厉公五年）、前463年（秦厉公十四年），都曾有楚人或蜀人前来朝贡献礼（见《史记•秦本纪》及《史记•六国年表》），表明秦在这些国家中尚有威力。公元前471年（秦厉公六年），义渠之戎也“来赂”，亦即献礼之意。同时另一个戎族繇诸也来“乞援”（见《史记•六国年表》），证明秦国在周围诸国和部落中尚属强大。公元前461年（秦厉公十六年），秦又出兵伐另一个戎族——大荔，结果占领大荔的王城。公元前444年（秦厉公三十三年），秦又伐义渠，并俘虏了义渠王。公元前451年（秦厉公二十六年），秦取得楚国的南郑，并在这里筑城。（见《史记•六国年表》）

同东方的晋国（后来是魏）的战争。公元前467年（秦厉公十年），秦国庶长曾攻占了魏城。（见《史记•六国年表》）公元前456年（秦厉公二十一年），晋曾攻取秦的武城。这时，秦本来已无力敌晋。不过晋也在这期间发生长期内乱，公元前453年，智伯被杀，韩、赵、魏三家分晋，封建主在晋国忙于夺权斗争，无力与秦争锋。因此，秦、晋之间还处于势均力敌的地步，晋国被打倒的奴隶主纷纷逃往秦国，以求得保护，就证明了秦还能够与晋国较量。

厉公以后秦国屡败　自秦厉公以后，即躁公（公元前442年至前429年）、怀公（公元前428年至前425年）、灵公（公元前424年至前415年）和简公（公元前414年至公元前400年）、惠公（公元前399年至前387年）、出子（公元前386年至前385年）几代国君统治时期，秦国日趋削弱，不断遭到外部打击，军事上屡次失败。这就是后来秦孝公说的“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史记•秦本纪》）。

“不宁”首先从秦国的侧面和后面开始。公元前441年（躁公二年），刚刚在那里筑过城不久的南郑叛乱。戎族也向秦国进攻，原来主动献礼修好的义渠戎，在公元前430年（躁公十三年）向秦进攻，一直打到渭水。［2］

但这仅仅是开始，随后更大的威胁在秦国东方出现了：

公元前453年，秦国东方的晋国发生内乱：韩、赵、魏三家灭掉智氏，并瓜分了智氏的领地。虽然至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正式被列为诸侯以前，晋国的名义还存在，但实际上与秦为敌的就已经是魏和韩了，而在韩、魏两国中，尤以魏国对秦的威胁最为严重。

正当秦国奴隶制江河日下之时，魏的封建制已经得到初步的发展。自公元前455年魏文侯即位以后，就在国内实行变法，进行封建改革。他先后任用翟璜（名触）、李悝（又作李克）、魏成子（文侯弟，名成）为相，取得很大成绩。如李悝为魏创建了许多有利于封建经济发展的制度，实行“尽地力之教”，使魏迅速富强起来。他还著有《法经》，内分《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六篇，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封建法典，不论对当时还是以后，都有深刻影响。魏文侯时，著名的军事家吴起也在魏国，他首先在魏推行征兵制，并训练了一支战斗力较强的军队，称为“武卒”。这些武卒能够“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戟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汉书•刑法志》引孙卿语）。成为当时最强的武装力量。吴起还根据不同的敌国，制定不同的战略战术。对于秦国，他认为：“秦性强，其地险，其政严，其赏罚信，其人不让，皆有斗心，故散而自战。”针对这一特点，吴起提出：“击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贪于得而离其将，乘乖猎散，设伏投机，其将可取。”（《吴子•料敌》）以后的事实证明：吴起制定的战略、战术是成功的，有效的。

面对这样一个壮大起来的敌国，秦国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从公元前413年（秦简公二年）起，秦国就受到魏的攻击。这一年魏大举进攻秦国，一直打到郑（陕西华县）。次年，魏国军队又占领秦的繁庞（陕西韩城东南）。公元前409年（秦简公六年）到前408年（秦简公七年），魏将吴起率兵攻取秦国的临晋（陕西大荔东）、元里（陕西澄城南）、洛阴（陕西大荔西）、郃阳（陕西郃阳东南）等城。［3］在这些战斗中，吴起身先士卒，与战士同甘苦，甚至亲自给负创的士兵吮脓，使一些士兵甘心“不旋踵而死”（《说苑•恩复》），因此而取得一系列胜利。

魏国取得河西数城后，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原来，秦和魏本以黄河为界，在河西，魏只有少梁（陕西韩城县西少梁村）一城。但魏国取得上述一系列胜利后，河西之地就全部归魏占有了。魏在这里设河西郡并筑城，派吴起为河西守，成为插入秦国领土内的一把利剑。据记载：吴起“守西河。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钧解。辟土四面，拓地千里”（《吴子•图国》）。在这种形势下，秦国只能退守洛水，沿河修筑防御工程，建重泉城（陕西蒲城县东南之重泉村）固守，与魏军对峙。

秦国对于魏据河西，始终视为心腹之患，但由于魏国军事实力蒸蒸日上，秦亦无可奈何。对于韩国，秦还能取得小胜，如公元前391年（秦惠公九年），秦从韩国夺取了六邑。但在魏国军队面前，秦则显得十分虚弱，不堪一击。吴起曾使用各种办法鼓励魏国人民杀敌立功，如他告诉魏武侯：要达到“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必须“举有功而进飨之，无功而励之”。魏武侯按照吴起说的办法，就在庙廷上举行隆重的宴会，有大功的士大夫坐在前席，享用着头等的美味和餐具；次一等的居中间，食具和馔肴稍次；无功者坐后行，待遇又次。同时又使这些士大夫的父母、妻子立于门外，以其功劳大小给予赏赐。这样一来，使人人以杀敌立功为荣。公元前389年（秦惠公十一年），秦国出兵进攻魏国的阴晋（《史记•六国年表》），魏国战士主动进行抵抗：“不待吏令，介胄而奋击之者以万数”（《吴子•励士》）。于是，吴起专门挑选原来未曾立过功的战士五万人前去迎击秦军。这些战士受到刺激和鼓舞，人人奋勇，个个当先。结果仅以五万之众“兼车五百乘，骑三千匹，而破秦五十万众”（《吴子•励士》），秦国的进攻以失败而告终。［4］

厉公以后，秦国屡遭失败，决不是偶然的。其根本原因在于秦国旧制度已经衰落，而新制度又未出现。所以，面对着新兴的魏国，就只有挨打的份了。

三、秦国内部的矛盾和斗争

外部斗争失败的同时，秦国内部的矛盾斗争也加剧起来。

这个时期，秦国内部矛盾斗争，可分为剥削阶级内部即剥削阶级中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和劳动人民对剥削阶级之间的斗争两种。前者斗争的性质，是进步与落后，后者斗争性质，是剥削和反剥削。这两种性质的斗争交织在一起，使秦国出现动荡的政治局面。

新旧势力之间的斗争　秦国统治阶级中，新旧两种势力一直在进行着明争暗斗。不过，这种斗争在战国初期尚未公开激化，到秦献公（公元前384年至前362年）即位以前，终于以废立国君的形式爆发出来了。

公元前428年，秦躁公死，这时，秦国的大权操在以庶长为代表的守旧势力手中。守旧派的贵族们立躁公之弟怀公（公元前428年至前425年）为君，但是不到三年，大庶长竈和其他贵族们一起逼死怀公，于公元前424年，立怀公之孙灵公（公元前424年至前415年）为君。这时，由于秦国国内封建因素的增长，在统治阶级内部也出现了一部分主张改革旧制度的进步势力，这一部分势力是以灵公之子公子连为其代表的。正因为这样，在灵公死后，控制政权的守旧势力坚决反对立公子连为君，却从遥远的晋国接回灵公的叔父悼子，立为国君，这就是秦简公（公元前414年至前400年）。

秦简公时代，秦国内部反对封建改革的守旧势力仍占统治地位，而主张进行封建改革的进步势力则被排斥打击，不久，公子连就从秦国出走，流亡到其他诸侯国。但是，随着社会的变化，秦国的封建因素也缓慢地增长起来，代表这种因素的新兴地主阶级力量也不断发展、壮大。不过，由于旧势力太大，新兴的地主阶级在长时期内仍得不到掌权的机会。简公在位十余年，国内政治形势和制度基本上没有任何改变。公元前400年简公死后，秦惠公（公元前399年至前387年）又在守旧势力扶植下即位。秦惠公统治的年代中，剥削阶级内部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所以当惠公一死，长期酝酿中的斗争，也就公开激化了。

公元前387年，秦惠公去世。为易于控制，秦国守旧势力把年仅两三岁的惠公之子——出子推上君位。出子当上国君后，其母小主夫人当政，小主夫人代表旧的奴隶制维护者，反对任何一点改革，她的做法引起国内新兴势力的反对。代表新势力的大臣和不满旧制度的“百姓”，公开攻击小主夫人的统治，文献记载说：“群贤不说（悦）自匿，百姓郁怨非上。”（《吕氏春秋•当赏》）反映了当时小主夫人统治的不稳定。

正当国内开始骚动之际，一部分反对小主夫人的新兴势力，拥戴着流亡在魏国的公子连，准备奔回秦国夺权。他们开始从郑所之塞（陕西华县东）进入秦国，但被守塞官吏阻住，不能入境。这时，国内的一部分新兴势力作了一系列准备之后，从翟地进入焉氏塞（宁夏固原东南），将公子连接入秦国。小主夫人得到公子连入境消息后，慌忙发兵并宣布要在国境上讨“寇”。但是，由于秦国的新兴封建势力的强大，连讨“寇”的部队也不满当时的统治，在进军途中，秦军的部队竟决定与“寇”联合，于是讨“寇”的队伍变成拥护“寇”的力量。浩浩荡荡的部队将公子连迎回秦国的首都雍。小主夫人见众叛亲离，旧势力已不堪一击，遂绝望而自杀，公子连就这样取得君位。他就是开始在秦国实行封建改革的秦献公。

秦国自怀公至献公间数十年的纷争，反映了维持奴隶制的旧势力同主张进行封建改革的新势力之间的尖锐斗争。公元前384年公子连取得君位，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劳动人民对剥削阶级的斗争　当新旧势力在秦国正在进行紧张、激烈的夺权斗争之际，秦国内部劳动人民对剥削阶级的斗争，也在十分剧烈地进行着。

秦国的劳动人民，包括奴隶、由奴隶转化而来的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他们的斗争一般是逃亡反抗，最高形式则是武装斗争。在战国时期曾经发生过长期的、规模巨大的武装起义，这场起义的领袖是后来人们传颂的跖。关于跖的起义，由于年代久远，资料缺乏，而不可得知其详细过程，留下来的只是一些传说式的记载。但从这些记载中，也可看出它同秦国的密切关系。从各种记载来推断：跖的起义发生在墨子之后，而在《孟子》成书之前［5］，这正是秦献公统治前后。跖与秦国的关系，可以从古代文献中说他是“秦之大盗”（《汉书•贾谊传》注引李奇解）这一重要线索中窥得一点蛛丝马迹。这一记载至少说明秦国曾经出现过引起统治者惶恐的武装斗争，所以才把他们诬为“大盗”。也正是由于跖的起义同秦国的关系如此密切，才产生了以后有关跖在秦国境内活动的种种传说［6］，虽然传说不能视为信史，但它确实反映了当时的一定情况，却是毫无疑问的。

进入战国时期，正是这种剧烈的矛盾和斗争推动着社会前进，也推动着秦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缓慢地过渡。

注释

［1］关于墨子的生卒年代，历来有各种不同说法，在汉代人们就已弄不太清楚了。司马迁说：墨子“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得含含糊糊。近人梁启超的《墨子年代考》认为墨子生于周定王初年（公元前468年至前459年），卒于周安王中叶（公元前390年至前382年）。侯外庐教授酌定其生年为周敬王三十年（公元前490年），卒年为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这即是说，墨子与曾子（公元前505年至前436年）、子夏（公元前507年至前420年）等所谓孔门后辈弟子，相差约十岁至二十岁，大体与孔门的再传弟子同时”（《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192～193页）。这些说法虽有分歧，但都同下列记载相吻合：《汉书•艺文志》：墨翟“在孔子后”；《后汉书•张衡传》注：公输般“与墨翟并当子思时，出仲尼后”。

但其生卒年代究竟以何时较为可靠，笔者以为墨子生年不会晚于孔子卒后十年，即周元王时代（公元前475年至前469年），其卒年不出孟子生前十年，即周安王十年（公元前392年）左右。其理由如下：

（一）战国之初，儒、墨并称为“显学”（《韩非子•显学》），可见，墨家兴盛时儒家尚未衰，其他如法、道、名、兵等各家尚无儒、墨两家那样大的影响。

（二）《淮南子•要略》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这里是说墨子初年，正当孔门盛时，故墨子能“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从这里可看出：墨子虽非亲受业于孔子，但距孔子在世时必不甚远。

（三）《墨子•耕柱》：“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仲尼对曰……子墨子闻之曰：叶公子高未得其问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对也。”这里虽记载墨子得之传闻，但距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之当时必不甚远。

（四）考证墨子生卒年代最可靠的根据是墨子止楚攻宋之事。据现在公认之看法，止楚攻宋一事约发生于楚惠王四十四年（公元前445年）后至五十年（公元前439年）前，当时的墨子有三十余岁。由此上推，可知其生于周元王之时，墨子年寿超过八十，则其卒年正当周安王十年左右。

总之，墨子生活于孔子之后，孟子之前，故其所说的当世情况，可反映战国初期的社会实际。

［2］《史记•秦本纪》：“十三年，义渠来伐，至渭南。”这里记载为渭南，但《史记•六国年表》却记为“渭阳”，按：水北为阳。究竟至渭南还是渭北，这里的两处记载不一致。但到达渭水则是肯定的。

［3］吴起攻取秦临晋等城的时间，《史记》记载有误：“（魏文侯）十六年，伐秦，筑临晋元里。十七年……西攻秦，至郑而还，筑洛阴、合阳”（《史记•魏世家》）。这里记的是魏文侯十六年、十七年，相当于秦躁公十三年、十四年，即公元前430年、前429年。但《史记•六国年表》却将魏文侯十六年、十七年，列为与秦简公六年、七年同年。而秦简公六年、七年，则为公元前409年、前408年。显然，《史记•六国年表》是有错误的。但吴起取秦临晋等数城应在秦简公六年、七年呢，还是在魏文侯十六年、十七年？笔者考证应在秦简公六年、七年，即公元前409年、前408年，其证据是：《说苑•复恩》云：“吴起为魏将，攻中山，军人有病疽者，吴子自吮其脓，其母泣之，旁人曰：将军于而子如是，尚何为泣？对曰：吴子吮此子父之创，而杀之于注水之战，战不旋踵而死。今又吮之，安之是子何战而死，是以哭之矣。”这里说的“注水之战”当系上述战役，因洛阴、郃阳等城均在注水附近。《史记正义》：“雒，漆沮水也，城在水南。郃阳，郃水之北。《括地志》云：郃阳故城在同州河西县南三里，雒阴在同州西也。”考其地望，正当注水附近。而《水经注•河水》云：“河水又迳郃阳城东，周威烈王之十七年，魏文侯伐秦至郑，还筑汾阴、郃阳，即此城也。”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周威烈王之十七年”，而周威烈王十七年则相当于公元前409年，是年恰为秦简公六年。可见，吴起取秦数城，应以秦简公六年、七年之记载为准，而《史记•魏世家》及《六国年表》记载之魏文侯十六年、十七年，显然是周威烈王十七年之误。

［4］《史记•六国年表》在秦惠公十一年下《魏表》中记有“秦侵阴晋”（《魏表》将此年记为文侯三十六年，误。应为魏武侯七年。这是《六国年表》排列的错误，以下不再说明），但“侵”的结果如何？《表》上没有说明。《吴子•励士》中记吴起建议武侯赏军功事，有“行之三年，秦人兴师临于西河”等语。考吴起于楚悼王二十一年（公元前381年）死于楚，其在楚曾为令尹一年。（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及《韩非子•和氏》）任令尹之前又为宛守一年以上。（见《说苑•指武》）依此推算，吴起离魏至楚，当在楚悼王十七年、十八年左右。即魏武侯十一年、十二年。而《吴子•励士》记吴起大战秦军事之前，有“行之三年”等语。可见，此事至少发生在魏武侯三年以后。查魏武侯四年至十年（即公元前392年至前386年），秦国侵魏的记载，只有公元前389年（魏武侯七年）这一次。因此，《吴子•励士》的记载，即可视为《史记•六国年表》“秦侵阴晋”的补充。这次大战，秦国以失败而告终是可以肯定的。

［5］《孟子》是战国中期作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似乎《孟子》一书乃孟轲自著。但实际上，《孟子》成于孟轲死后，乃其门人所著，崔述指出：《孟子》七篇中“称时君皆举其谥”，可见写于孟轲之后，七篇中于孟子门人多称“子”（表示尊敬），而于万章、公孙丑则不称“子”，二人问答之言也很多。由此崔述断定《孟子》是其门人公孙丑、万章等追述孟轲言行的著作。这种看法是比较可靠的。据多数学者考证：孟轲生年大约在公元前389年（周安王十三年、秦简公十一年），他享年甚高，估计有八十余岁，这样推算《孟子》一书可能作于公元前300年前后。

［6］关于跖的传说很多，后来发展成为各种文艺题材的也不少，如元人杂剧中有《临潼斗宝》，内容是讲跖在临潼奋战十八国诸侯大军。从这些文艺作品中可以反映出古代民间必定流传着不少关于跖在秦国境内活动的传说，可惜它们都没有能够被记录下来。

第八章　秦献公时期的改革和商鞅变法

秦献公（公元前384年至前362年）即位，意味着新兴地主阶级取得政权。但是，秦国的旧制度在很多方面都不适应于封建制的发展。必须对奴隶社会的旧制度进行彻底改革，才能使封建制确立下来。秦国这一改革，由献公开始，经过秦孝公（公元前361年至前338年）用商鞅变法，前后共四十余年，才最后完成。

一、秦献公时期的改革

秦献公的统治共二十三年，在他即位之初，就对旧制度进行了改革。其中主要有以下几项：

正式废除人殉制度　残酷的人殉制，在秦穆公死时（公元前621年）就已遭到人们谴责。但是，在二百余年内，这种野蛮的制度，并没有被废止，说明秦国旧势力的顽固。秦献公刚一即位，在公元前384年（献公元年）就宣布“止从死”（《史记•秦本纪》），正式明令禁止人殉制，从此才以法令的形式正式废除殉葬制。［1］

编制户籍——“为户籍相伍”　在奴隶社会里，奴隶居在“野”，平民和奴隶主在“国”，两部分人的界限是十分清楚的。随着奴隶制崩溃，要求按照阶级变动的新情况，重新编制户籍。公元前375年，秦献公即位后十年，将全国人口按五家为一“伍”的单位编制起来，称为“户籍相伍”（《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一编制的意义在于：取消了“国”和“野”的界限，凡秦国统治下的人民一律被编入“伍”，实际就等于在法律上承认原来的“野人”与“国人”处于同样的地位。提高了“野人”的身份，也就是承认奴隶们经过斗争取得的成果，这是积极的、进步的一面。

统治阶级实行“为户籍相伍”，还在于把秦国控制下的人口统统编制于军事组织之中，以便于征兵作战和加强互相间的监视，其目的就是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镇压。

迁国都、推广县制　秦的国都原在雍（陕西凤翔）。［2］秦献公即位后，于公元前383年就将国都从雍迁往栎阳，迁都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同东方的魏作斗争。这时，关中东部的黄河西岸已为魏所占。秦的雍，远在关中西部，有鞭长莫及之感。栎阳在今陕西省临潼县栎阳镇东北12.5公里的武家屯附近，这里距魏很近，又是个商业贸易繁盛、往来要冲之地，“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史记•货殖列传》），是战略要地。秦献公毅然将国都从雍迁到这里，表明了秦国统治者经营东北的决心。秦都迁来后，就在原有建筑的基础上，围筑一圈夯土城郭。［3］可见，献公从雍迁都到栎阳［4］主要是军事方面的需要，反映了恢复河西之地的决心。

早在春秋时期，秦国就在边远地区设置带有军事性质的县。战国初期，随着领地的变化，秦国不断增置县，如公元前456年就设频阳（陕西富平东北）县，公元前389年又在陕（河南三门峡西）设县。到秦献公时，又集中地设了数县：公元前379年（秦献公六年）把蒲、蓝田（陕西蓝田西）、善明氏改建为县，特别是公元前374年（秦献公十一年）在栎阳设县，更有其特殊的意义。本来，县是设于新夺得来的土地，或是边远地区，现在竟在首都也设置县这一级军政合一的组织。这一方面表明当时的首都栎阳处于军事争夺的要冲，地方行政组织也必须适应战争的需要；同时也为秦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县制（统一以后为郡县制）进一步作了准备。所以说，秦献公在推行郡县制方面是有贡献的。

允许商业资本的活动　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商业贸易和交换就有一定的活动。根据这种形势，秦国于公元前378年（秦献公七年）“初行为市”，明令允许在国都内进行商业活动。封建经济下的商业，与奴隶制社会“工商食官”的制度下的商业活动，当然有本质的不同。这是封建经济初步发展的结果，“初行为市”，又给刚刚发展起来的商业资本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而它的发展无疑会加速旧生产方式的分解。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商人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现在商人来到了这个世界，他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但是，他并不是自觉的革命者；相反，他与这个世界骨肉相连。”（《资本论》，第三卷，1019页）商业资本的发展，对奴隶制的生产方式进一步瓦解，起着加速的作用。这是秦献公不曾料到的。但在他统治时期，秦国能够“初行为市”，当然也不是偶然的。总之，秦献公时期进行的一些改革虽然很不彻底，但它却是以后大规模封建改革的先导，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而且，这些改革对秦国的富强，起了重要作用，并很快地就在军事斗争中反映出来。

军事斗争上的初步胜利　由于秦献公实行了一些改革，国内实力增强，在他统治的后期，秦同韩、赵、魏的军事斗争，由失败开始转向胜利。

秦献公时期首次得胜，是在公元前366年（秦献公十九年）。这一年，魏与韩两国国君在宅阳（在荥阳县东南）相会。（《史记•魏世家》）秦国出兵向韩、魏联军进攻，大败韩、魏联军于洛阴。［5］接着，于公元前364年（秦献公二十一年），秦军深入到河东，在石门（山西运城西南）［6］和魏大战，斩首六万级，取得对魏国进攻的胜利。这一仗，在当时的震动很大，就连那个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周显王，也赶紧前来向秦祝贺。（《史记•秦本纪》、《史记•周本纪》）秦献公竟自称为“伯”，表示自己的身份地位提高了。（《史记•周本纪》）

公元前362年，魏国和韩、赵两国发生大战，并在浍大败韩、赵。正当韩、赵同魏鏖战之时，秦国又趁机向魏进攻，在少梁大败魏军，并俘虏了魏将公孙痤。［7］此役秦取得庞城。

秦献公的改革，虽仅仅是开始，但也显示出巨大的作用。然而，秦国军事上取得的初步胜利，并不足以表明秦国真正强大起来了。因为在秦国最根本的社会制度还没有得到改革。这个任务并没有在秦献公统治时期完成，在伐魏并取得胜利后不久，年迈的秦献公就死去了［8］，秦国的封建改革只能在他的儿子秦孝公统治时期去完成了。

二、商鞅变法的准备

秦国大规模进行封建改革，是在秦孝公统治时期（公元前361年至前338年）实现的。这场改革是秦孝公依靠商鞅进行变法来完成的，故习惯上称之为“商鞅变法”。在没有正式进行变法以前，秦国作了一系列的准备：

秦孝公及其主张　秦献公死后，子渠梁继位，是为孝公。当公元前361年秦孝公上台时，他已经二十一岁了。这时秦国虽经过献公的改革，取得一点胜利，但总的形势较秦穆公时代还差得很远。献公时期那些改革，也遭到旧势力的抵抗，而不能全部贯彻到底。［9］所以秦国同东方诸侯大国相较，仍处于劣势。河西之地仍在魏国控制之下，各诸侯大国早就把秦视为“戎、狄”，甚至会盟都不要秦参加。这些客观现实对年轻的秦孝公刺激很大，他认为秦国这样的地位“丑莫大焉”（《史记•秦本纪》），于是决心变法图强。

孝公同一些有远见的统治者一样，懂得民心的重要，因此首先采用笼络民心的方法加强统治：“布惠，振孤寡”，同时又增强军事实力，“招战士，明功赏”。并且宣布：“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史记•秦本纪》）。为证明图强的决心，孝公还出兵向东围陕城，向西讨伐戎族，斩“戎之獂王”。由于取得初步胜利，次年，周天子也来“致胙”，表示祝贺。

在秦的历史上，孝公不失为一个有为的君主。不过，秦孝公最初的愿望，无非也同献公一样，仅是“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而已，也就是企图恢复一个强大的奴隶制政权。但是“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在历史上，凡是不懂得、不认识自己真正的实质，即不了解自己实际上（而不是凭自己的想象）倾向于哪些阶级的人们、集团和派别，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二十五卷，335页）。时代的潮流不允许秦孝公走回头路，在封建制确立的时代，要使秦由弱变强，只能进行封建制的改革，而不是恢复秦穆公时代的奴隶制。尽管秦孝公主观上以穆公为标准，但客观上却不能不采取否定奴隶制的具体做法，像“与之分土”以奖励“出奇计强秦者”，正是为封建制的土地私有发展大开方便之门。这样，以秦孝公为代表的一部分秦国统治阶级人物，从巩固自己的统治的“贪欲和权势欲”（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237页）出发，就不能不站在新兴的封建主的立场上实行改革，从而成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10］

在秦孝公以土地和官爵为诱饵，发出求贤的号召以后，有一个人急急忙忙从魏国赶来。这个人就是商鞅。

商鞅入秦　商鞅原是卫国国君的后裔，所以他的名字原叫做“卫鞅”或“公孙鞅”［11］，因为他到秦以后，被封为商君，这样历史上就习惯地称为“商鞅”。

商鞅从少年时代起就“好刑名之学”（《史记•商君列传》），所谓“刑名之学”，是指建立和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一套法家学说。不过，他也曾经向鲁国人尸佼学习过，尸佼是个杂家［12］，因此，商鞅对战国时各派的理论主张均有所涉猎。

公元前365年，商鞅来到魏国。魏国是战国时期进行封建改革比较早的一个诸侯国。尤其是在魏文侯时期（公元前445年至前396年），这里是法家思想影响很深的地区。当商鞅来到魏国时，虽然那些著名的法家如李悝等已经不在世，但他们的“余教”尚在。商鞅来到这里，对于进一步研究法家思想，完善他自己的法家理论主张，有很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李悝所著的《法经》对商鞅的影响尤大。不过，商鞅在魏并没有得到重用，仅在魏相公叔痤的门下当一名被称为中庶子的家臣。

这样，当秦孝公下令求贤的时候，在魏国不得志的商鞅，就怀着求富贵的目的，带了李悝的《法经》，从魏来到秦国。

商鞅到秦国后，通过秦的大臣景监去见秦孝公，第一次见到孝公时，商鞅向孝公说以“帝道”。这是属于“道”家学派的一种政治学说。秦孝公对这一套毫不感兴趣，商鞅边讲，孝公边打瞌睡。第二次商鞅又求见孝公，这一次向孝公说以“王道”。这是儒家的学说。孝公仍然不愿听，并十分生气地责备景监竟给他找来这样一个无用之人。商鞅第三次求见孝公，说以“霸道”，这是法家的学说。这一回孝公才对商鞅重视起来，开始有用他的意思。于是，商鞅又一次同孝公谈话，向他鼓吹“强国之术”。孝公对此特别有兴趣，听着听着不觉凑到商鞅面前，一连数日也不厌倦。商鞅的“强国之术”，就是法家的一套政策和主张，孝公觉得这一套是有效的。因此，相信了商鞅的学说［13］，准备按照这样的学说，对秦国的制度进行改革。

变法前的一场争论　秦孝公虽相信商鞅的法家理论主张，准备进行变法，但仍有些犹豫：他顾虑“变法”、“更礼”改变旧的制度会遭到守旧势力的反对，一时下不了决心。

依照秦国的惯例，凡国君一时不能决断的大事，允许在朝廷上争论。［14］于是，秦孝公便召集反对变法的两个代表人物——甘龙和杜挚，在朝廷上和商鞅展开辩论：“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商君书•更法》）。这对商鞅来说，实际上是为变法扫清思想障碍的一场理论斗争。

在辩论中，商鞅首先针对孝公思想状况，直截了当地指出：“疑行无成，疑事无功”，若要变法，就不要怕别人反对，而要强国必须变法。这种言论得到了孝公支持，但遭到甘龙和杜挚的反对，一场激烈争论就此展开。

这场争论集中在应不应当改变旧制度的问题上。

商鞅认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他是以“强国”和“利民”为最终目的，他认为：为此目的，不用拘泥于过去的习惯和制度。这实际是以封建政权的“国”，和新兴地主阶级的“民”的利益为最高准则，要求改变一切不适应封建制发展的旧制度。因此，他提出：“当时而治法，因时而制礼”，要根据已经变化了的形势改变制度和政策。这种革新的主张，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建立和巩固封建制度的进步思想。

甘龙、杜挚站在旧制度的维护者的立场上，极力反对变法。他们认为：“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只能按照旧制度、旧规矩去进行统治。也就是说：奴隶社会的一切制度都不能变。他们说：“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他们理想中的“圣人”和“知者”，无非是古代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因此，古代的一切万万动不得：“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显然，在战国时代，当社会制度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刻，维护旧制度、反对变法，这正是代表即将被历史淘汰的、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利益的思想。

在批判这种思想的过程中，商鞅提出了进步的历史观，他认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前世不同教”，“帝王不相复”。各个时代是不同的，历史总是在变动的过程中前进。从这一观点出发，他主张“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这种进步的历史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改革主张，是有利于新兴的封建制确立、适应历史潮流向前发展的，因而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在辩论过程中，也暴露了作为地主阶级代表的商鞅，其思想、理论上有反动的一面。他始终把人民群众称为“愚者”、“不肖者”，而以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为“圣人”、“智者”、“贤者”。那些“愚者”、“不肖者”是不配同他们讨论什么问题的，他们只能俯首帖耳地顺从地主阶级的统治：“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关于变法的问题，更不需要考虑人民群众的好恶：“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成大功者不谋于众”。这些观点充分反映了地主阶级代表人物敌视人民的反动性。商鞅是先秦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就其对人民群众的态度来说，与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观点是一致的。由此可见，儒家和法家，作为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即使在先秦时期也有其共同的一面。

由于商鞅的理论、主张，适应了秦国的新兴地主阶级需要，迎合孝公“图强”的愿望。经过辩论，秦孝公终于下定决心，任用商鞅实行变法。（本节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商君书•更法》）

徙木之行必信［15］孝公任用商鞅决定进行变法以后，商鞅就制定改革秦国旧制度的法令。在这些改革法令没有公布以前，商鞅曾做过这样一件事：

一天，商鞅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放到国都的南门，并宣布：有能将它移至北门者，赏十金。当时，人民莫明其妙，没有人敢动。接着，商鞅又宣布，能移去者赏五十金。果然，有一人将它移去，商鞅立即赏此人五十金，“以明不欺”（《史记•商君列传》）。

这就是人们熟悉的“徙木赏金”的故事。可是，奇怪的是在商鞅之前，吴起在魏国时，也干过类似的事。据记载：吴起在魏国变法时，就曾在国都北门放车辕一根，并宣布：能将它搬至南门者有赏。后来有人搬了，吴起就按原宣布的办法给赏。［16］这两个记载如此之类似，以致有一些历史学家对它们的可靠性产生怀疑，其实，商鞅和吴起都有可能这样做过。因为，它体现了先秦法家的两个很重要的思想：“明法”和“壹刑”。所谓“明法”，就是要把法令公之于众，并让人们相信：此法必定执行，这就是后来韩非总结的：“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韩非子•定法》）。所谓“壹刑”，就是“刑无等级”，“无贵贱”（《商君书•赏刑》）。这些虽然都是后来才总结出来的，但都是早期法家的经验，如商鞅在秦国变法后，由于“明法”，使得“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战国策•秦策一》）。而且，在实际执法过程中，做到“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战国策•秦策一》），这就是“壹刑”。商鞅在变法以前，用实际行动宣传“明法”和“壹刑”的主张，让人们对新法相信，从而建立起法的威信。所以采取“徙木赏金”的办法，是完全有可能的。

对于商鞅的这种做法，后世的一些进步思想家和政治家认为是可取的。唐代著名的诗人、参加过中唐时期的“永贞革新”的进步思想家刘禹锡，针对中唐时期政治腐败、法令混乱、执法官吏贪赃枉法、贿赂公行的状况，就曾经大声地疾呼：“徙木之行必信，此政之始也”（《答饶州元使君书》，见《刘梦得文集》）。以商鞅曾经使用过的“徙木”的办法为譬，强调法要“明”、要“平”（即壹刑），这样才能达到建立法的威信的目的，使其“必信”，并指出这是“政之始”。由此可见，商鞅变法之前做的这件事，决不是无关紧要的，它是关系到以后的变法能否成功的大问题，如果能贯彻“徙木赏金”所反映出的“明法”和“壹刑”的原则，变法就能胜利。否则，就难免失败。

三、商鞅变法的实施

在做好各方面准备以后，秦国的封建改革就开始了。

发布垦草令　秦孝公的决心一下，立即根据商鞅的意见，发布了变法的首道政令——“垦草令”。［17］

“垦草令”就是开垦荒地的命令。由于奴隶制的崩溃，在奴隶主国有土地上劳动的奴隶纷纷反抗、逃亡，使许多土地荒芜了。另外，因为秦国地广人稀，有大片土地没有开垦。为了增加剥削收入，必须设法发展农业生产，所以秦国的改革，首先从发布“垦草令”开始。

“垦草令”的原文现已佚失，其内容不能确知。不过在《商君书》中的第二篇有《垦令》，这可能就是商鞅向孝公提出的方案。从中可以大体推知“垦草令”的内容。

《商君书•垦令》对于如何促使人们耕垦土地，提出二十种办法。这二十种办法可归纳为下列四个方面：

（1）实行封建制的租税制

商鞅提出：“訾粟而税，则上壹而民平。上壹则信，信则臣不敢为邪。”这就是说：朝廷计算农民收入的粮谷多少来征收地税，那么，国君的地税制度就统一了，农民的负担就公平了。税制统一，有信用，百官就不敢作弊了。这虽然是出于为统治者自己打算，但实行按田亩和粮谷的收入征税，这已是封建性质的剥削，比起奴隶制的剥削来，是重要的进步。对农业生产在客观上起了促进作用。

（2）统一制度，整顿吏治

“百县之治一形，则从迂者不敢更其制，过而废者不能匿其举”。也就是说，政治制度要统一，则官吏不敢胡作非为。商鞅还提出，对官吏要求他们不许拖延政务：“无宿治”，有了错误不能掩盖：“过举不匿。”用这些办法来加强地主阶级国家机器的效能。

（3）压制商人和商业活动，鼓励农业生产

法家对商人一贯主张采取抑制政策，在《垦令》中商鞅提出，朝廷应禁止商人卖粮米。这样，商人就不能趁丰年、荒年粮价涨落之机，进行投机活动。又提出，“重关市之赋”，对商人多征赋税，压制商业活动，以便强迫所有的人都参加农业生产。

（4）实行愚民政策

商鞅提出，不能让农民掌握文化知识，使他们处于愚昧状态，只知种地干活，国家就能安宁：“民不贵学问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安而不殆”，这样就“草必垦矣”。

除上述四项外，还有一些办法，其目的无非均系强迫人民进行农业生产劳动。这些措施，一方面具有促进封建经济发展的进步作用；同时也暴露了其压迫人民的本质，是地主阶级在上升时期两面性的一种反映。

《商君书》中的《垦令》，虽不是孝公发布的“垦草令”，但从后来实行的有关变法措施来判断，其精神是一致的。它实际是商鞅在秦国变法关于农耕政策的一个纲领，以后陆续颁发的，就是根据这个纲领而制定的具体改革办法。

秦国的变法虽自公元前359年就开始了，但由于在这期间商鞅仅系客卿的身份，没有实权，所以一切变法措施仍是由孝公推行。到公元前356年（秦孝公六年），即商鞅入秦后三年，孝公拜商鞅为左庶长。（见《史记•秦本纪》）孝公既将实权交给商鞅，就在这一年，商鞅实施了大规模的改革。

再次编造户籍实行什伍连坐　将人民用军事的组织形式编制起来，并登记在户籍之上，这本来是献公时就已经推行的制度。商鞅在公元前356年，又公布了这样的法令：“令民为什伍。”表明献公时这个制度贯彻得不够彻底，或者是由于旧势力的反对而遭到破坏。商鞅再次将全国人民编入户籍，且较献公时更为严密：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如果一家“犯罪”，其余四家就要连坐。其具体办法是：五家相互监视，发现有“奸人”，应向官府告发，告奸者可以得到同在前线斩得敌人首级一样的奖赏。如果隐瞒而不告发，就要受到同“奸人”一样的处罚；若藏匿“奸人”，就要受到和投降敌人一样的刑罚，这就是什伍连坐法。

由于全国人民都编制于伍什之中，实行什伍连坐法，所以较远的往来和留宿客舍（旅馆）均须有凭证。没有凭证者，客舍主人不得收留。否则，客舍主人就要同罪连坐。

这种什伍连坐的统治方法，是秦镇压人民的重要手段。它愈到后来发展得愈加严密，根据最近出土的云梦秦简可知，秦的法律规定：伍，有“伍老”（《法律答问》第二十一条），系什伍组织的基层负责人。编入什伍组织的人民称为“伍人”，一伍中的其余四家称为“四邻”。什伍之上又有“里”，里有里典，即相当于后世的保甲长。（见《法律答问》第二十一、九七、九八、九九等条）不仅隐匿“奸人”要遭到同罪连坐的处罚，就是在“伍人”中有报告不实者，也要受到惩罚。

奖励军功禁止私斗　商鞅推行新法的第二个方面，是奖励为封建政权作战，而严格禁止私斗。

奖励军功的办法是：凡有军功者，均可得到赐爵、赐地、赐官等奖赏。根据各种资料记载有下列几项具体规定：

（1）凡在战争中能杀得敌人甲士一人、并取得其首级者，赐爵一级（见《史记•鲁仲连列传》《集解》引谯周云），并且还赐田一顷，宅九亩（见《商君书•境内》）。

（2）得一甲首者，若为官者可当五十石俸禄之官，得二甲首者可为百石之官。（见《韩非子•定法》）也就是说，一爵相当于五十石之官。

（3）斩得敌一甲首者，还可役使一人（或一家）为自己的农奴，“除庶子一人”（《商君书•境内》），得到五个甲首的即可“隶五家”（《荀子•议兵》）。

与奖励军功紧密关联的是爵制。在商鞅变法以前，在秦国也有官爵，如上造、大夫、庶长等，但并不细密。商鞅变法的过程中，对秦的爵制进行系统整理，并明确规定了二十等级。这二十爵是：

（1）公士；（2）上造；（3）簪袅（又称谋人［18］）；（4）不更；（5）大夫；（6）官大夫；（7）公大夫；（8）公乘；（9）五大夫；（10）左庶长；（11）右庶长；（12）左更；（13）中更；（14）右更；（15）少上造；（16）大上造；（17）驷车庶长；（18）大庶长；（19）关内侯；（20）彻侯。

与爵相适应，还有一定特权和待遇，如前述：得爵一级的就可役使农奴性质的“庶子”（又称“弟子”［19］）一人之类。爵至九级五大夫，就可“税邑三百家”，即坐食三百家的税收。七级公大夫，就可以得到同县令相等的待遇。若犯罪，爵高的可以用爵抵罪。（见《商君书•境内》）还可以用爵为亲属中有奴隶身份的求得赎免，如云梦秦简的《秦律》规定，“欲归爵二级以免亲父母为隶臣妾者一人；及隶臣斩首为公士，谒归公士而免故妻隶妾一人者，许之”（《军爵律》）。

商鞅变法时规定：无军功者虽然是宗室贵族，也不得超越规定的标准占有田宅、臣妾。连穿衣着屦都有限制，不得任意铺张。

这一切，无非是鼓励人们为秦国的封建政权去作战。由此途径产生了大批的自耕农和地主。

与此同时，商鞅变法时还制定了禁止私斗的刑罚条款。（《史记•商君列传》）这是针对当时的形势而提出的措施。所谓“私斗”，并非一般人之间的打架纠纷，而是指“邑斗”。（见《商君书•战法》）“邑”在奴隶制时代被大大小小的奴隶主占据着。这些奴隶主们为争夺土地、财产，经常发生争斗，这在春秋战国时代是普遍现象。所以《韩非子•八奸》中就有“邑斗之勇”的提法。秦国也不例外。商鞅严厉禁止邑斗，违犯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史记•商君列传》）。其目的在于消除奴隶主的势力，加强封建中央集权，是与奖励军功相辅相成的办法。

这一方面法令实施的结果是：“乡邑大治”，“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史记•商君列传》），使奴隶主的势力削弱，加强了封建政权的武装力量。

鼓励耕织，发展封建经济　秦国变法时还规定：凡由耕田和纺织而生产粟帛多的人，可免除自身的徭役；凡经营商业及怠惰而贫困的，要连其妻子儿女一同没入官府为奴。

当时，将农业称为“本业”，将从事商业称为“末业”，重本抑末从此成为秦国的传统。商鞅变法时推行的这一政策，对发展封建经济有着积极作用：它使更多的劳动力投入到农业生产上来。但由此途径也造成了一批地主，因为法令规定“致帛粟多者，复其身”，帛粟愈多者，负担愈轻。［20］其结果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造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这也是封建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

制定严厉的法令　商鞅还制定了严厉的法令以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这些法令制定的原则是“轻罪重刑”，即使犯了很轻的“罪”，也要处以极重的刑罚。据说连“弃灰于道者”（即将灰倒在路上），也要处以黥刑。［21］因为先秦的法家都有这样一个理论：认为只有对轻罪处以极重的刑罚，人们才不敢犯更大的罪，“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商君书•赏刑》）。由于民不敢犯“罪”，则“国无刑民”，这叫做“以刑去刑”。［22］

当然，事实上“国无刑民”是不可能的。因此，“以刑去刑”，只不过是地主阶级为掩盖其残酷本性的一块遮羞布而已。

商鞅变法时所制定的法令，除了前面举出的一些以外，其余的还有些什么，现已不得而知。后来陆续完成的《秦律》可能包括了商鞅变法时的某些法令，从那里也可看出商鞅所制定的法令是极为严厉的。

为加强思想统治，商鞅也曾将不符合地主阶级利益的某些诗书烧掉。“燔诗书”（《韩非子•和氏》）表现了地主阶级一开始登上统治地位，就十分重视思想领域内的专政，同时也表现了他们的愚蠢和反动。

以暴力推行新法　“商鞅变法”改革的对象，是旧奴隶制度。所以它首先遇到的是旧制度的代表——奴隶主贵族们的拼命反对；由于变法的实质是建立地主阶级专政，所以它也必然会遭到被压迫阶级——农民和劳动人民的反抗。这两个方面性质是不同的，前者是反动的，后者是进步的。但是，地主阶级无论对旧奴隶主贵族，还是对广大劳动人民，都是采用暴力的办法来进行镇压。不过，这种暴力的矛头开始侧重于打击奴隶主贵族，当封建政权稳定以后；则主要对准广大劳动人民。所以对地主阶级专政的暴力性质，只能作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商鞅变法，首先遭到秦国旧贵族势力的反对。新令一公布，以太子驷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为首的一部分旧势力代表人物，就故意违犯法令，阻挠新法的推行，商鞅就将公子虔处刑，将公孙贾黥面；还有许多人认为新法“不便”，议论纷纷。在商鞅的严厉镇压下，这些人都再不敢说话，就是用这样的暴力推行了新法。

当然，在地主阶级专政的确立过程中，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也随之展开了。据《史记•商君列传》载：新法“行之十年”，“山无盗贼”。可见，至少在最初“盗贼”（也就是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还是有的。

总之，商鞅使用严厉的镇压手段推行新法，将议论法令的人均“迁之于边城”，将触犯法令的人处以酷刑。据说，一天就在渭河边上杀死七百余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史记•商君列传》《集解》引《新序》）。结果，新法得以推行，“秦人皆趋令”，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公元前352年（秦孝公十年），商鞅又被升为大良造（又称大上造）。为了进一步保护封建制，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十二年），商鞅又颁布了深入封建改革的法令：

进一步废除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　继公元前408年，秦简公时代“初租禾”承认封建土地私有之后，商鞅又于公元前350年宣布：“开阡陌封疆”（《史记•商君列传》），即把标志着国有土地的阡陌封疆去掉，所以也称为“决裂阡陌”（《史记•蔡泽列传》）。这就彻底地废除了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23］

与此同时，商鞅又“制辕田”（《汉书•地理志》）。“辕田制”本是奴隶社会土地国有的一种形式，随着封建制的产生，这种制度到春秋战国之交已经崩溃了。所以《汉书•地理志》引孟康说：“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末世侵废，商鞅相秦，复立爰田。”不过商鞅“复立”的爰田，不是旧的国有土地的恢复，而是“爰自在其田，不复易居也”。也就是说：这种爰田制不再像从前那样，到一定时期将土地交还国家，劳动者重新根据国家分配的土地“易居”。而是仅限于在自己的土地上轮换耕作，再也不将土地交还国家，因而也就不需要“易居”了。显然，这种爰田制，只是在私有土地上轮换耕作的制度，与从前的那种属于奴隶制土地国有的“爰土易居”的爰田制，有着根本性质的不同。

商鞅取消了标志着国有土地的“阡陌封疆”，又承认私有土地爰田，这就使封建的土地所有制顺利地发展起来。这一措施对封建制的确立和发展，具有很重大的意义。

普遍实行县制　县，本来是秦国原来就存在的一级行政组织机构。不过，在以前它只设置于个别地区。商鞅在变法时，将县制普遍在全国推广，于是，那些奴隶制的邑、聚等组织都合并为县。开始共设县三十余个，以后随着土地的扩展逐步增加［24］，成为封建地方政权的基本组织形式。每县设县令和县丞，县令是全县最高地方长官，县丞是他的助手。后来，到公元前349年（秦孝公十三年），秦在各县设置了定额俸禄的官吏。（见《史记•六国年表》）满万户以上的县设县令，不满万户的设县长，俸禄由三百石至一千石不等。县令、县长之下设丞和尉，尉负责全县的军事，他们的俸禄有二百石到四百石。还有一些百石以下的“少吏”（《汉书•百官公卿表》），相当于县长的六百石以上俸禄的官吏，称为“显大夫”（云梦秦简《法律答问》），斗食以下的低级官吏，称为“有秩之吏”（《秦律•仓律》）。这些官吏领取封建朝廷的俸禄，而国君则可随时任免他们，与奴隶社会的世卿世禄制完全不同，是属于封建性质的行政机构和官僚制度。这一套行政组织，为以后数千年的封建国家机器最初的雏形。

迁都咸阳　第二次大规模进行变法的时候，秦还将国都从栎阳迁到咸阳。［25］

迁都的目的是十分明显的：秦国的统治阶级急欲向东发展，原来的国都栎阳位于关中平原中部，处于同魏斗争的重要位置上。由于秦献公晚年同魏斗争取得一系列的胜利，迫使魏在公元前361年将国都由安邑（山西夏县）迁往大梁（河南开封）。［26］这时，河西之地部分已为秦收回，斗争中心转移至函谷关以东，秦的视线就扩展至更远的东方。这样，栎阳就显得偏北了，这里不是去函谷关的大路，而咸阳（在咸阳市窑店东）北依高原，南临渭河，适在秦岭怀抱，既便利往来，又便于取南山之产物，若浮渭而下，可直入黄河；在终南山与渭河之间就是通往函谷关的大道。这对向东发展是极为方便的，真所谓“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秦迁都至咸阳，是有其战略意义的。秦在这里“筑冀阙宫廷”（《史记•商君列传》）并非权宜之计。最近考古发掘的资料证明，其建都之初，规模就十分宏大，据调查：其遗址东到今咸阳市红旗公社柏家嘴，西到窑店公社，与汉长安城西墙相对，南临渭水，北城遗址在二道原上，形势居高临下，气魄雄伟。城内建筑有南门、北门、西门，冀阙是类似城门的建筑，用来发布教令。由商鞅监修的咸阳宫，在城内，是由众多的宫殿连接在一起组成一座宫殿群，豪华瑰丽，1975年考古工作者曾在这里发掘出大量文物，其中有壁画残片四百多片，陶文七十多种，从这些实物可以推测建都时的规模。［27］商鞅变法时迁都咸阳，十分清楚地反映了秦国地主阶级要向更大范围发展的勃勃雄心。

“初为赋”及其意义　在公元前350年以后，商鞅又陆续颁布了许多改革的法令。

公元前348年（秦孝公十四年）“初为赋”（《史记•秦本纪》），是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来“赋”这个名称并不是从秦孝公十四年才出现，早在西周实行井田制时，就在国中“什一使自赋”。井田制崩溃后，实行爰田的地方，行“彻”法，也称为“赋”（见本书第四章第三节），但那时所谓“赋”，所征发的根据是土地，即按照一定的土地向在这一块土地上的人征收实物，或征发军役。所以说：“‘治’者，正其井牧，定其赋税”（《诗经•大雅•崧高》郑氏笺），也就是由于土地而产生出的负担。在秦国“初为赋”以前的“赋”，都是这个意思，因为以土地为征收单位，所以统治者十分重视对土地的调查：“度其隰与原田之多少，彻之使出税。”（《诗经•公刘》毛氏传）这种制度反映了奴隶主土地国有的特点。

但是，公元前348年秦国“初为赋”的“赋”却与以前不同，它是以人口为计算对象，即按人口征收赋，也就是人头税。何以见得呢？《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实行的许多改革中有这样一条：“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现在，大多数史学家都认为这条法令是在“初为赋”以后，至少是和“初为赋”同时公布的。从这条材料可以看出“倍其赋”的根据是人口，而不是由于土地。这也就证明：这时所征的“赋”不同于以前根据土地所出的“赋”了。这是在中国历史上出现最早的人头税，也就是后来董仲舒说的“至秦……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汉书•食货志》引）中的“口赋”。

“赋”的性质变化，正是当时社会性质变化的反映：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土地由奴隶主土地国有变为封建土地私有，一方面由于土地“民得买卖”，使有的人“贫无立锥之地”，另一方面则出现了一些富商大贾。这两部分人均与土地无关，若仍继续采取以前的那种根据土地征收税赋的办法，对封建国家显然是不利的。因此在“初租禾”以后，又出现了“初为赋”的记载，也就是除以田亩收“租”外，还要以人头征“赋”。从此“田租”（土地税）和“口赋”（人头税）成为封建社会两种重要的赋税制度。它们像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一样，是封建政府财政收入不可少的两部分。

“初为赋”在当时也有一定积极作用，如利用“倍其赋”的办法，迫令家有“二男”以上者分家。这就有利于改变秦国以前“聚族而居”的落后习惯，发展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而这种小农经济正是整个封建制度的基础。其次，征收人头税，对于没有土地的商工也起到一定压制作用，是“重农抑末”政策的体现。因为按人头征赋，使负担不至于全部落在耕种土地的农民身上，这就在客观上为农民带来一点好处。这种赋制又迫令劳力多的家庭分居，又强制个人必须奋发活动，不能吃“大锅饭”，这对于农业发展、土地开垦和生产的进步，都是有好处的。当然，它也是广大人民身上的一个负担。

统一度量衡　公元前344年（秦孝公十八年），秦国政府又下令统一度量衡，这也是改革中的一个重要内容。［28］

统一的办法，一是规定全国的度量衡都必须统一进位制度，即把升、斗、权、衡、丈、尺作划一规定，据说六尺为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步过六尺者罚”（《新序》）；二是制造统一的标准度量衡器，发到全国各地，例如流传至今的“商鞅方升”，原来就是作为标准器而造的。秦国政府还不断下令用标准器检验和校正各地的度量衡。在最新出土的云梦秦简中，就有这样的律令：“县及工室听官为正衡石赢（累）、斗用（桶）、升，毋过岁壶〈壹〉。有工者勿为正。叚（假）试即正。”（《工律》）可见，秦国政府对统一度量衡这件事，是十分重视的。

商鞅变法中统一度量衡，其目的无非是加强对人民的剥削。但是，这种统一对当时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也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统一度量衡奠定了基础。所以，这一措施对全国的统一起了积极作用。

四、封建制的初步胜利

商鞅变法是对旧制度的改革。革除了奴隶社会的旧制度，封建制就在秦国确立起来。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进步，新兴的封建制对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是起着促进作用的。因此，经过变法后的秦国“兵革大强，诸侯畏惧”（《战国策•秦策一》），“家给人足”（《史记•商君列传》）。其后，随着封建制在秦国的确立，在商鞅变法过程中，就逐渐改变了落后、衰弱的状况，一步步地强大起来。

秦国的地位逐步提高　由于在变法过程中，秦国日益富强，对外战争也逐渐由败而胜，使秦在各国间的地位步步提高。

在秦孝公实行变法以前，魏对秦的威胁是很大的，虽然在公元前362年前后，秦国夺回河西一部分地区，并迫使魏迁都大梁。但河西大部分仍在魏国控制之下。公元前358年，在秦国将要大规模变法之前，魏国派大将龙贾沿洛水修了一道长城，从郑向北，将河西、上郡等广大地区圈在长城以内，虎视眈眈地伫立在秦的侧翼。

在商鞅变法最初几年，秦国无暇外顾，魏国也新迁大梁，双方没有发生大战。但各国都在进行着紧张的外交活动。开始，魏先对宋、卫、韩、鲁等国威胁和拉拢，使这些诸侯国的国君于公元前356年（秦孝公六年）入朝魏惠王，与魏结成盟国。同年，赵成侯和齐威王、宋桓侯也在平陆（山东汶上北）相会。然后又同燕文公在安（河北安新西南安州）相会。这些新兴的封建主代表频繁地相会，都是准备扩大自己的势力，企图兼并别国。在此期间，秦国也开始了大规模的封建改革，并初步显示了成效。公元前358年（秦孝公四年），秦在西山打败韩国军队。（见《史记•六国年表》）见到秦国开始强大，魏也不敢再把它当做“戎狄”看待了。公元前355年（秦孝公七年），魏惠王与秦孝公在杜平（陕西澄城东）相会。从此结束了中原各国长期以来不与秦国会盟的局面，显示了秦国地位的提高。

大败魏国的元里之役　公元前354年（秦孝公八年），秦国趁魏、赵交兵之际，取得了对魏国的一次大胜。

公元前354年，赵国进攻卫国的富丘和漆两地（均在河南长垣），企图迫使卫国朝赵。卫原来是朝魏的，赵国此举自然引起魏国的干涉。魏派兵包围赵国都邯郸，赵派人向齐、楚求救。但齐、楚均未直接救赵：齐威王派田忌率兵向魏的襄陵进攻（《水经注》引《竹书纪年》），楚国则抱观望态度。［29］赵国危急万分，大臣麛皮主张“列（裂）地以和亲于魏”（《战国纵横家书•麛皮对邯郸君章》），但赵君不听，魏国则加紧向赵进攻。

正当魏国集中兵力向邯郸进攻之际，秦国却从后面上来了。秦军出兵攻魏，在元里一战大获全胜，斩首七千级，攻取了魏国的少梁，取得变法后第一次对魏的胜利。

出兵河东围攻安邑　秦国在元里取得胜利之时，魏赵齐楚之间的大战还正在激烈地进行着。秦孝公九年（公元前353年）十月，魏军攻克了赵的国都邯郸。但这时楚军却出兵攻魏（见《战国纵横家书•麛皮对邯郸君章》），因此魏军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在桂陵（河南长垣西北）被齐军打败，魏国大将庞涓被擒（见银雀山竹简《孙膑兵法•擒庞涓》）。公元前352年（秦孝公十年），进攻襄陵的齐、宋、卫联军，被魏、韩两国联军打败。

当这几个大国正在酣战之际，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已取得初步成果，商鞅本人也升为大良造，控制着秦国的军政大权。趁魏军的主力在东面与齐、赵等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魏国后方空虚之机，商鞅率秦军向魏猛攻，他们穿过河西，直奔魏国过去的国都安邑，迫使安邑投降。这一年，魏国虽在固阳继续修筑长城，也依然没有能阻止住秦国的进攻。

魏国处于三面受敌的地位，齐国也在襄陵遭到失败，双方都感到不能再战下去。于是，在公元前352年（秦孝公十年），由齐威王请楚国的景舍出面与魏讲和，下一年（公元前351年），赵国在漳水之上与魏结盟，魏军退出邯郸。至此，齐、楚、赵同韩、魏之间的数年大战始告一段落。

但是，秦国向魏国的进攻并没有停止。公元前351年（秦孝公十一年），商鞅率兵围攻固阳。魏国的固阳守军，在强大的攻势面前只好投降，秦国取得再次的胜利。

秦魏暂时休战　公元前351年以后，魏国同齐、楚、赵等国的战事暂告结束，能抽出更多的兵力同秦较量。而秦国这时的国内改革尚未最后完成，不能进行大战，只好与魏暂时“修好”讲和。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十二年），秦孝公和魏惠王在彤（陕西华县西南）相会，两国至此暂时休战。

秦魏两国暂时休战，酝酿着更大的战争。在秦国的统治者看来，秦魏是绝对不能两立的。商鞅在公元前340年就曾对秦孝公说：“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领阨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史记•商君列传》）可见，秦是绝不甘心居于当时的地位的，不过由于暂时无力攻魏，只好暂时休战，并将已经取得的河东之地和河西部分地区退还给魏，以换取充分的准备时间。

公元前344年（秦孝公十八年），魏国联合宋、卫、邹、鲁等小国，企图以朝见周天子的名义，向秦进攻，秦国见势不利，就派商鞅去魏进行游说。商鞅迎合魏君一心想称王的心理，对魏惠王说：“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后图齐、楚”（《战国策•齐策五》），劝说魏君自己先称王，再去进攻别的国家。魏君果然中了商鞅的缓兵之计，打消了对秦进攻的计划，而去准备称王的典礼。不久，魏惠王就约集诸侯至逢泽（河南开封南），秦也派公子少官率军队参加。会上，魏惠王自称“王”，满足了虚骄的欲望，会后，他还带领诸侯去朝见周天子。

由于秦国灵活的策略，避开了过早地同魏进行正面的大战，从而赢得了时间，在国内改革的基础上，做好同魏决战的必要准备。

同魏决战“东地渡洛”　公元前342年（秦孝公二十年），魏国又卷进同齐、赵、宋等国的大战之中。这一年，齐、魏两国在马陵（河南范县西南马陵）大战。齐国以田忌、田婴为将，孙膑为师，率兵攻魏，魏国的太子申率兵十万迎敌。［30］双方在马陵展开激战，至次年（公元前341年），魏军被打败，太子申被俘。是年五月，齐、宋又联合向魏进攻。这时，魏国因在马陵战败，实力大损，又遭齐、宋进攻，自然十分狼狈。商鞅见有机可乘，就向孝公提出：如果趁此机会伐魏，魏必支持不住，只能东徙，秦将魏赶走，“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史记•商君列传》）。可见，秦国统治者的目标已经不仅是魏地了。孝公当然同意商鞅的看法，九月，派他率兵伐魏。正在秦国向魏进攻之时，十月，赵国也出兵攻魏，魏国两面应敌，力不能支，被秦打败。

公元前340年（秦孝公二十二年），齐、赵两国又一次向魏进攻（《史记，魏世家》），魏国形势危急。商鞅则率领秦兵继续攻魏之西鄙，魏国派公子卬率兵抵抗秦军。以当时秦魏双方兵力而论，秦很难迅速取胜，商鞅自忖正面交战不行，就写信给公子卬。原来商鞅在魏时，曾与公子卬有旧交，商鞅假意表示念旧，愿意罢兵和好，并约公子卬前来饮酒会盟。魏国正处于几面受敌之际，公子卬接商鞅来书，自然欣喜异常，信之不疑，并应约前去会盟。不料会盟刚一结束，正待饮酒之际，商鞅早已埋伏好的甲士突然出现，公子卬立即成为秦国的俘虏。而秦军则趁势进攻魏军，魏军毫无防范，又失去主将，被打得落花流水。商鞅就是采用了这样不光彩的手段，取得了一次巨大的胜利。

由于魏国连年对外作战，屡遭攻击，损兵折将，国内空虚，不敢再战，只得将河西一部分土地割给秦讲和。秦国战胜魏国，并取得河西的部分土地。从此，在军事实力方面超过了魏国，改变了劣势的地位。

商鞅的被杀　对外战争的胜利，反映了秦国内部变法的成功。经过近二十年的时间，封建制终于在秦国确立起来。秦国封建制的胜利和领地的扩大，也给商鞅带来了高官厚爵。商鞅作为大良造，已经相当于其他诸侯国相的职位，且国相无权率领军队，而商鞅则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孝公对其言听计从。公元前340年（秦孝公二十二年），秦打败魏、俘虏公子卬后，商鞅又被封以於（河南内乡县东）、商（陕西商县东南）之地十五邑，因而号为商君。至此，商鞅的权势已达无以复加的程度。

商鞅采取暴力手段，镇压奴隶主贵族的反抗，因而遭到旧势力的代表人物攻击和反对，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如在商鞅相秦十年以后，有一个名叫赵良的人，就代表“宗室贵戚”去见商鞅。开始，赵良劝说商鞅让位，继而又劝商鞅放弃“骏刑”，最后直接攻击说商鞅你不得好死。这个赵良对商鞅的诅咒，确实是代表了旧贵族对新兴封建制的仇恨。商鞅遭到他们的攻击，也是不难理解的。

但是，商鞅在秦执政后期，不仅打击了奴隶主贵族势力，同地主阶级内部的一些代表人物也发生了利害冲突（同人民群众的对立自不待言）。由于商鞅拥有炙手可热的权势，早就在统治阶级中间引起一部分人的不满。从赵良攻击商鞅所举出的事实就可以看出：他“相秦不以百姓为事”，“百姓”在当时指地主阶级（详说见本书第九章），“残伤民以骏刑，是积怨畜祸也”。反映商鞅的酷刑所及，已不限于奴隶主贵族，以致积怨甚多。商鞅自己也了解这种处境，所以也十分害怕，处处严加防范。每次出门，必有“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并使武装卫士“旁车而趋”，才敢出行。（见《史记•商君列传》）这表明，商鞅在地主阶级内部也有很多仇敌。

孝公二十四年（公元前338年）五月，秦孝公卒，太子驷继位，是为秦惠文王（公元前337年至前311年）。公子虔之徒诬告商鞅准备反叛，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闻讯后立即出逃，至关下，见天色已晚，准备投宿客舍，但客舍主人拒绝收留他这样没有凭证之人，并告诉他：这是“商君之法”。商鞅无奈又企图奔魏，但魏国早对商鞅恨之入骨，将他赶回秦国。商鞅归秦后，奔回自己的封地——商邑，并把徒属组织起来进行负隅顽抗，但惠文王派大军粉碎商鞅的抵抗，终于在郑之渑池将商鞅俘获，除将商鞅本人处以车裂之酷刑外，还将商鞅全家族灭。［31］

商鞅未死以前，封建制已经在秦国确立起来，秦惠文王及公子虔等杀死商鞅，仅系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他们并不想在秦恢复旧制度。所以商鞅虽被处死，而“秦法未败也”（《韩非子•定法》）。秦国的封建制在商鞅死后继续发展、巩固起来。

商鞅的功过是非　“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列宁：《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见《列宁选集》，第一卷，286页）商鞅就是秦国这一场封建制改革运动的政治代表，由于他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使封建制度终于在秦国取得胜利，他不愧为当时处于先进地位的地主阶级的杰出代表人物，其历史功绩是应当肯定的。

当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代，历史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面貌，刚刚产生的与即将灭亡的、新与旧的事物在进行着剧烈的搏斗，有时它们又交织在一起，使人难以分辨。在这个历史时期，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改变旧的制度，改变旧的不适合生产力向前发展的一切旧的上层建筑，是地主阶级的先进代表人物的要求。商鞅就是站在这个新生的阶级方面，为新社会的诞生而坚决主张“变”的，他敢于蔑视传统势力和习俗的见解，大声疾呼：“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他敦促孝公进行改革不要动摇：“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商君书•更法》）坚定了孝公变法的决心，也表明商鞅对变革所采取的进步立场。

在变法过程中，商鞅吸取了此前各国变法的经验教训，尤其是魏国李悝等提出的一套法家的主张，提出了适合于秦国具体情况的变法措施。他在秦国制定的改革方案，并非照搬李悝等人的蓝图，而是有进一步的发展：如耕战政策，当时许多政治家在不少诸侯国都提出并实行过，然而唯独秦国的成效特别显著。其中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商鞅根据秦国的特点，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办法。古人早就已经指出这一点，班固以赏战功一事为例说：“秦人，其生民也狭阨，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阨，狃之以赏庆，道之以刑罚，使其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战无由也。功赏相长，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有数，故能四世有胜于天下。”（《汉书•刑法志》）这种分析虽不尽正确，但可以反映商鞅采取赏战功的具体办法，并非完全照搬魏国的办法，而是考虑到秦国特殊条件的。因此，改革易于见效。

在推行新法过程中，商鞅敢于同旧势力作斗争，为维护封建制不动摇、不徇情，表现了地主阶级在上升时期生气勃勃的精神：“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战国策•秦策一》），这是新法得以贯彻的根本原因。这种“守之以公”（《新序•善谋》），严厉推行法治的精神，是历代许多改革成功的关键，后世有不少次改革就是由于缺乏这种精神，而致使失败。历史上有不少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虽然能提出一些理想的社会改革方案，但一触犯“亲”、“贵”的私利和特权，往往就无法推行下去，致使改革不能彻底，甚至使旧势力更加嚣张，社会腐朽和黑暗变本加厉，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商鞅能以极大的勇气坚决推行新法，不畏权贵，不徇私情，当然主要还是由于有秦孝公的支持，但与商鞅个人的胆识与魄力也是分不开的。

正是由于商鞅在秦国变法的成功，才使得秦国“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史记•李斯列传》）。因此，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历史上，在秦国发展的历史上，商鞅有着重大的历史功绩，他的作用是不可抹煞的。

商鞅在对历史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当然还有其残酷镇压人民的一面。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的商鞅，将人民群众视为草芥，他露骨地鼓吹愚民政策，并使用最残暴的方法进行统治，这种统治当然加深了人民的痛苦，如“商鞅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淮南子•泰族训》），“峭法长利，秦人不聊生”，以致“造诽谤，增肉刑。百姓斋栗，不知所措手足也。赋敛既烦数矣，又外禁山泽之原，内设百倍之利。民无所开说容言”。“无恩于百姓，无信于诸侯”（《盐铁论•非鞅》）等都是事实。这充分暴露了地主阶级就是在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对人民的统治和压榨也是血淋淋的，绝不能以其进步的一面掩盖其反动的一面，也不能据其反动的一面而否认其进步的历史作用。

至于商鞅个人品质及其为人，如司马迁指出的“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史记•商君列传》），都是事实。在前文叙述中已随时给予批判，这里不再重述。

最后还应指出：商鞅虽然对秦国的变法以至后来的富强，有着重要作用，但绝不可把秦国变法成功的原因，完全归结为商鞅个人。秦国之所以在战国时期出现改革的客观形势，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变法之所以能够彻底，则是因秦国历史的发展为商鞅准备了变法有利的条件。这些条件是在秦国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如秦国奴隶社会实行的爰田制，政权组织形式的高度中央集权，以及缺乏宗法制等特点，都是使商鞅变法得到成功的有利条件。因此，秦国变法的成功是有其必然因素的，它们是前提，没有这一前提，任何人也不可能得到成功。正如列宁指出的：“在评价个人的社会活动时会发生的真正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保证这种活动得到成功？有什么保证能使这种活动不致成为孤立的行动而沉没在相反行动的汪洋大海里？”（《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见《列宁选集》，第一卷，26～27页）只有在上述前提和条件下，商鞅才得以发挥其应有的历史作用，也只有在肯定上述前提和条件下评价商鞅的功过、是非，才能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注释

［1］秦虽自献公时就已宣布“止从死”，但实际上，到战国末年，殉葬制度在秦国仍没有绝迹，从陕西境内战国时期秦墓的发掘中，仍不断有人殉的尸骨出现，就可得到证明。

［2］据记载，秦历世所居之地有：西垂、犬丘、汧渭之会、秦、平阳、雍、泾阳、栎阳、咸阳。这里记的有的是地名，有的是国都。如西垂、汧渭之会等仅泛指一处地方，并非国都。

［3］据《秦都栎阳遗址初步勘探记》（载《文物》，1966（1））报告：栎阳城遗址东西宽1801米，南北长2232米，城内有正街三条，东西向两条，南北向一条，有城门六座。在原建筑外围筑有一圈外城郭。据初步判断，系献公迁都栎阳时修筑。

［4］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末段记载：灵公“居泾阳”，似乎在秦献公迁栎阳之前，国都已从雍迁到泾阳。按秦自厉公时，方趁晋国不宁而向东发展，同时伐大荔。至灵公时与魏战于少梁、城籍姑，此时灵公由雍至泾阳是可能的。因泾阳在栎阳之西，泾水入渭之处；东距三晋较近，便于向东发展。但作为国都，此时仍在雍城，并未迁于泾阳。《史记•秦始皇本纪》后附《秦纪》云：灵公陵墓在“悼公西”，而悼公葬雍，则灵公亦葬雍，以后简公、出子亦葬雍。可见，王国维所说的“灵公虽居泾阳，未尝定都也”（《秦都邑考》，见《观堂集林》）是可信的。又，泾阳遗址至今未有任何发现，估计这里不可能有较大的建筑。这也可作为秦未尝在此定都的证据之一。

［5］据《史记•魏世家》记：“五年，与韩会宅阳。城武堵。为秦所败。”又《史记•六国年表》云：“败韩、魏洛阴。”可见，此次当是秦主动出兵向韩魏联军进攻，并在洛阴战胜两国联军。

［6］石门，《史记•六国年表》《集解》徐广曰：“一作（石）阿。”其地有两种说法，一说在三原县西北，一说在山西运城西南。查此次战役，秦国斩首六万，同年赵曾出兵至石门救魏，当以山西之石门说为是。

［7］《史记•秦本纪》及《史记•魏世家》均记为：俘虏魏将公孙痤，而《史记•六国年表》则记为“虏其太子”，《史记•赵世家》更记为：“虏其太子痤”（或作“虏其太子、痤”）。考魏太子申于惠王三十年（公元前340年）尚率兵迎击齐军。（见《史记•赵世家》）在此之前，亦未见有立太子之记载，故太子被虏之记载不确。日人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云：“太子非申。申太子见虏，代立也”，无证据，不可信。

［8］秦献公为秦灵公之太子，公元前415年灵公死时，就应由献公继位。但由于种种原因（见前一章内容），却由简公当了国君。简公统治十五年，又由简公之子惠公继位。惠公统治十三年，至公元前387年，又由出子继位，时已至公元前385年，距惠公死时已二十年。此后，才由献公继位，献公统治共二十三年。因此，至其死时定已年迈。

［9］献公时的一些改革措施，因遭到旧势力的反对，并未能贯彻到底，如户籍制，献公时虽实行“为户籍相伍”，但商鞅变法时又“令民为什伍”。可见，这种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必定很不彻底，才出现商鞅时期重申旧令的现象。

［10］中国的奴隶制如何转变为封建制的，这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大问题。过去有一种说法，认为只能是由封建领主“领导”奴隶进行推翻奴隶制的斗争，才“符合”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原理。这种理论没有证据。事实是：最初的封建主都是由奴隶主转化而来。这种过程正如李亚农描述的那样：由于奴隶的反抗斗争，“奴隶制变成无利可图的制度，精于盘算的剥削者们发见了不改变剥削方式是不行了，他们宁愿将自己占有的广大的土地，分成小块作为份地交给奴隶们，使其有自己的经济，自己的生产工具……于是奴隶主蜕变成了封建主，奴隶蜕变成了农奴，奴隶主们就是这样解放了奴隶，不，这样说，还不够正确，应该说奴隶主们就是这样抛弃了奴隶”（《李亚农史论集》，994页）。笔者以为，李亚农的上述分析是符合中国历史事实的。秦国的事实正是如此，以国君为代表的奴隶主阶级转化为地主阶级，也并不意味着反动阶级可以“自愿退出历史舞台”。恰恰相反，这种转化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实现的，没有奴隶和广大劳动人民长期的、英勇的斗争，使奴隶制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全面崩溃，奴隶主阶级是绝不会抛弃旧的剥削方式的。促成奴隶制向封建制必然转变的主力军是奴隶和广大的劳动人民，而统治者为了自己的“贪欲和权势”，不得不转变其立场，这一转变无非是由一个剥削阶级转向另一个剥削阶级，因而与“和平过渡”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

［11］“卫”、“公孙”、“商”是古代的氏。卫鞅之“卫”即氏於国，商鞅之“商”即氏於居或氏於官（见《风俗通•姓氏篇》）。又“诸侯之子曰公子，诸侯之孙曰公孙，公孙之子以王父之字为氏。”（陈世崇：《随隐漫录》卷四）卫鞅之祖为卫国君，故又称公孙鞅。

［12］关于尸佼的理论、主张和生平事迹今虽不可考，但《汉书•艺文志》将《尸子》二十篇列为杂家类，这绝不是毫无根据的。杂家的特点是：“兼儒、墨，合名、法”，“漫羡而无所归心”（《汉书•艺文志》）。《后汉书•宦者列传》注：“（佼）作书二十篇，十九篇陈道德仁义之纪，一篇言九州险阻，水泉所起也。”这里记载的尸佼著作近于儒家。而刘向则谓尸子“非先王之法，不循孔氏之术”（《荀子叙录》），又显然是法家。这些记载分歧如此之大，只有一个解释，即尸子的思想主张，儒、道、名、法各家均有，乃属杂家一类。从后来商鞅入秦时，曾先后向秦孝公说以“王道”、“帝道”和“霸道”这一事实来推测，商鞅的老师尸佼是杂家，是可以肯定的。钱穆之《先秦诸子系年•尸佼考》谓：“尸子之学，固当与李悝吴起商鞅为一脉耳”，仅系根据“同时学风以为推测”。杨宽《商鞅变法》中说：“尸佼所著《尸子》，宋代已散失，但从清代辑本来看，所说和法家学说不合。”他们都首先肯定尸佼为法家，然后再设法将与法家抵触的证据加以否认，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13］商鞅先后四次晋见秦孝公，分别进献不同的统治策略，最后才被采用，此事见于《史记•商君列传》。有人根据“王道”、“霸道”并提出现较晚，和说以“王道”、“帝道”与商鞅主张的法家思想不一致，从而否认《史记》的记载。笔者认为《史记》的记载是可信的。因为：一、虽然“王道”、“霸道”并提出现较晚，但主张“王道”的儒家学派和主张“霸道”的法家学派早在商鞅入秦以前就存在，这是众所周知的。就是所谓“帝道”，也并非出于后人虚构，这就是“黄老之学”中的“黄帝之学”。1973年底，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发现的帛书中，有《经法》、《十大经》等四篇古佚书，共一万一千多字。这就是所谓“黄帝”之书，这些著作的写作时间，大约在战国初期，最迟“不会晚于公元四世纪中期”（唐兰：《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研究》，载《考古学报》，1975（11））。从“黄帝”之书的内容看属于道家；在商鞅同时代的人中，许多人都明确标榜祖述“黄老之学”，如申不害：“本于黄老而主刑名”（《史记•申不害列传》），“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可见宣扬“帝道”的“黄帝之学”，实际就在“黄老之学”内容中。因此，尽管“王道”、“帝道”、“霸道”并提可能后来才出现，但作为一种主张，早在商鞅之前就存在，此其一。二、先秦思想家各派之间的斗争虽十分激烈，但他们在斗争中也相互吸取对方的思想资料和理论观点，如李悝鼓吹法家主张，同时也具有儒家气息（见《吕氏春秋•恃君》），兵家吴起鼓吹法家学说，但也曾师过儒家的曾参、子夏（见《史记•吴起列传》）。商鞅本人就曾以杂家的尸佼为师，而杂家的特点是“漫羡而无所归心”。作为剥削阶级的一员，商鞅同先秦时代的其他“士”一样，到处游说，他鼓吹政治主张的目的，无非是求得个人富贵。商鞅来到秦国为投秦孝公所好，以各种学说向孝公试探，是完全有可能的。因此，《史记》所载商鞅先后四次，分别以不同策略说秦孝公之事，是不可轻易否定的。此事也恰恰说明先秦“士”的特点。杨宽在《商鞅变法》一书中，断然否定商鞅曾向孝公作过各种试探，恐怕是出于对商鞅过分“偏爱”。

［14］如公元前645年（秦穆公十五年）在韩地之战俘虏了晋惠公后，秦穆公对如何处理晋惠公一时拿不定主意，于是就召集公子挚、公孙枝等在朝廷上讨论。（见《国语•晋语》）又如秦惠文王时，对是否伐蜀的问题“犹豫未决”，也令代表两种意见的司马错和张仪在朝廷上争论。（见《战国策•秦策一》、《新序•善谋》）在统一中国以后，是实行分封制，还是实行郡县制，秦始皇也曾令群臣在朝廷上展开争论。（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可见，秦国有这样的传统。

［15］“徙木之行必信”，是唐代诗人刘禹锡在《答饶州元使君书》中的一句话。在这里他称赞商鞅取信于民，以树立法的威信的做法。

［16］《吕氏春秋•慎小》云：“吴起治西河，欲谕其信于民，夜日置表于南门之外，令于邑中曰：‘明日有人偾南门之外表者，仕长大夫。’明日日晏矣，莫有偾表者。民相谓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试往偾表，不得赏而已，何伤？’往偾表，来谒吴起。吴起自见而出，仕之长大夫。夜日又复立表，又令于邑中如前。邑人守门争表，表加植，不得所赏。自是之后，民信吴起之赏罚。”另外《韩非子•内储上》也有相同记载。

［17］许多史书记述商鞅变法说是从公元前356年才开始的，也就是商鞅至秦后三年才开始。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事实是，当孝公决心变法以后，立即就下了垦草令。（见《商君书•更法》及《史记•商君列传》）在《商君书》中第二篇《垦令》，就是商鞅向孝公提出的方案，“垦草令”当系根据这篇“垦令”拟成。（见高亨：《商君书注释》）

不过《史记•商君列传》载：在公元前359年商鞅刚一入秦时就被任命为左庶长，而《史记•秦本纪》则记：在商鞅入秦后三年，即公元前357年才被任命为左庶长。从左庶长这样高爵，以及在公元前356年以后又大规模进行改革的历史事实来判断，当以《秦本纪》的记载为可信。即最初孝公仅仅根据商鞅的建议，颁布了改革的法令，三年后才正式任命他为左庶长，由商鞅直接推行变法改革。

［18］云梦秦简《秦律•传食律》：“不更以下到谋人，粺米一斗，酱半升，采（菜）羹，刍各半石。”这里的谋人就是簪袅。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102页注①。

［19］庶子又称弟子，见云梦秦简《秦律杂抄•除弟子律》。

［20］“复其身”，有人认为“复”是解除奴隶身份。这种说法不确，从所有史料中找不到因耕织而免除奴隶身份的。在云梦秦简中也找不到类似材料。《汉书•高帝纪》五年诏，颜注“复其身及一户之内皆不徭赋也”。因此，“复其身”的“复”只能作免除徭役解。

［21］《史记•商君列传》引《新序•佚文》及《史记•李斯列传》、《汉书•五行志》、《韩非子•外储》，均记有此事。

［22］《史记•李斯列传》：“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彼惟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汉书•五行志》师古注引孟康曰：“商鞅为政，以弃灰于道必坋人，坋人必斗，故设黥刑以绝其原也。”同书引臣瓒曰：“弃灰或有火，火则燔庐舍，故刑之也。”《韩非子•内储说上》：“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于道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斗必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也，虽刑之可也。’”

［23］因秦国没有井田，故商鞅变法中，并没有“废井田”之举。历来人们相信秦国也有井田，唯一的根据就是商鞅变法时，有“废井田”之说。其实，认真地查一下这个说法的来源，就要对它打上一个问号了。

在现存的关于商鞅变法的第一手资料中，根本没有“废井田”的记载。现在，我们把《汉书》以前有关商鞅变法开阡陌的全部资料摘录如下：

1．《史记•秦本纪》：“为田开阡陌，东地渡洛。十四年，初为赋。”

2．《史记•商君列传》：“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

3．《史记•六国年表》：“十二年，为田开阡陌。十三年，初为县，有秩史，十四年，初为赋。”

4．《战国策•秦策三》：“夫商君为孝公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教民耕战……”（蔡泽语）

5．《史记•蔡泽列传》：“夫商君为秦孝公明法令……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劝民耕农利土，一室无二事。”

另外：《史记•秦始皇本纪》又有“（昭襄王）四年，初为田开阡陌”。

这里，虽然年代的记载有误，但也只提到“开阡陌”，而无“除井田”之类的话。

可见，在《汉书》以前的记载中，没有材料说明商鞅变法有“除井田”之举。

将“除井田”同商鞅的“开阡陌”联系起来的第一个记载是《汉书•食货志上》：“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仟佰，贫者无立锥之地。”此说一起，在有关的著作里，才把商鞅“坏井田，开阡陌”当做一回事，加以评述，尤其是杜佑的《通典》以及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也跟着这样写下来，于是遂成历史定论。

很明显，成书于《汉书》之前的《史记》等书均无“除井田”之说，唯独《汉书》中才出现此说。因此，《汉书》的说法是不能作为商鞅变法时曾有“废井田”之举的根据的。

至于《汉书•食货志》中为什么会出现“除井田”的记载，那是与汉代的董仲舒有关的问题，不能在此细论。笔者另有《试论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载《西北大学学报》，1978（2））一文，专有论述。

［24］《史记•六国年表》说建二十个县；《史记•商君列传》说建三十一个县；《史记•秦本纪》则说建四十一个县。应当是随着土地扩大逐步增设的。

［25］《史记•商君列传》载：“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这里说是从雍徙都咸阳，误。早在秦献公时，秦都已从雍徙往栎阳，《秦本纪》：“（献公）二年城栎阳。”（徐广曰：“徙都之。”）因此，应当是由栎阳徙都咸阳。

［26］关于魏迁都于大梁的时间，《史记•魏世家》及《史记•商君列传》均认为在魏惠王三十一年，而《史记•魏世家》《集解》和《孟子正义》引《竹书纪年》说：“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当以《竹书纪年》的记载为是，其理由在钱穆著的《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中已有详细论证，不需要在这里重复（杨宽著的《战国史》142～143页的注②基本采钱说）。

［27］参见《秦都咸阳第一号宫殿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载《文物》，1976（11）。

［28］秦国商鞅统一度量衡是在公元前344年（秦孝公十八年），有现存的青铜器“商鞅方升”为证。这件器物上铭文有：“十八年（即秦孝公十八年），齐
（率）卿大夫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即‘寸’字）五分尊（寸）壹为升。”《史记•商君列传》将“平斗桶权衡丈尺”同“为田开阡陌封疆”记在一起，只是叙述上的方便，实际上这些法令不可能在同年发布。

［29］在过去的许多有关著作中，对于楚国何时出兵救赵的问题搞错了。因为以前关于这一段历史较为详细的记载，就是《战国策•楚策一》如下的文字：

邯郸之难，昭奚恤谓楚王曰：王不如无救赵……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赵。邯郸拔，楚取睢、之间。

这段资料，可以解释为在邯郸破之前救赵，也可以解释成邯郸破之后才救赵的。所以许多著作都把楚救赵说成是在邯郸攻破之前。但最近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中有《麛皮对邯郸君章》，记载了一段珍贵的资料，它告诉我们：在邯郸最危急的时刻，楚国始终没有发兵，而是抱观望态度，待邯郸陷落后，“楚人然后举兵，兼为正乎两国”。这一段材料十分重要，纠正了多年的一种错误记载，现将这段资料附后，供研究者参考：

……邯郸君榣（摇）于楚人之许已兵而不肯和。三年，邯郸
。楚人然后举兵，兼为正乎两国。若由是观之，楚国之口虽□□（此处原文为方框“□”），其实未也。（《战国纵横家书》，121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

［30］据《史记》中《魏世家》、《田敬仲完世家》及《孙子吴起列传》记载，此次魏国统兵的还有庞涓。但最新出土的史料否定了这一记载：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发现的失传了一千余年的《孙膑兵法》，其中第一篇就是“擒庞涓”，本文详细记述公元前353年齐、魏桂陵之战时，孙膑如何俘获庞涓的经过。明确地记载了庞涓在此役就被齐国生擒（见《孙膑兵法》，31～35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因此，在十余年后的马陵之战时，庞涓又突然出现于魏国，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除非有资料证明庞涓被俘后，又设法回到魏国，或者证明《孙膑兵法》记载是错误的。在没有这样的资料之前，是不能相信马陵之战有庞涓参加这样的记载的。

［31］商鞅处死之地有几种不同的记载。

《盐铁论》：“商君困于彭池。”

《史记•六国年表》：“死彤地。”

《史记•商君列传》：“杀之于郑黾池。”

按：《史记集解》徐广曰：“黾，或作‘彭’”，黾池在郑确有其地。《史记正义》云：“黾去郑三百里。”彤正是在郑附近，在西周时为彤伯封邑。因此，说商鞅死于郑之黾池，与各记载都是相符的。

第九章　封建制在秦国的确立

商鞅变法以后，地主阶级政权确立起来，秦国正式进入封建社会。

一、秦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

地主和农民，是封建制确立以后，秦国社会中的两个主要阶级。除此而外，还有奴隶、手工业者、游民和商人。因各个阶级所处的地位不同，它们各自的作用以及相互间矛盾斗争的性质也不尽一样。

封建地主阶级　地主阶级，这是秦国封建生产关系的主导方面。

商鞅变法使封建生产关系在秦国得到正式承认和保护。田间的“阡陌”成为私有土地的标志，而秦国政府明令要维护这个标志，政府要求官吏把维护“阡陌津桥”（《为吏之道》）作为重要职责。在秦律中规定：对擅自移动阡陌标志的人，要处以“耐”刑。（见《法律答问》）正是由于封建国家保护土地私有，所以商鞅变法以后，就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书•食货志》）的社会现象。在秦国，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对立是十分鲜明的。

在地主阶级中，有大地主与中小地主之分。

（一）大地主

国君王室是全国最大的地主。除对无主荒地拥有所有权外，他们还占据大片土地修建宫殿，划为苑囿。仅供国君游猎之用的苑囿，就有“具囿”（又名“具圃”，见《淮南子•地形》）、“五苑”（《韩非子》）和“上林苑”（《史记•秦始皇本纪》）。苑囿中的禽兽是禁止人民捕杀的，连犬入其中也要遭到呵禁。（《田律》）在王室的苑囿里，有不少劳动者被驱迫进行生产，如“王苑”就出产“蔬菜、橡果、枣栗”（《韩非子•外储右》）。在秦国的法律中还规定着每亩地应下的各种作物种子的数量（《仓律》），还有考核耕牛饲养情况（《田律》），以及舂粟为米的标准比例（《仓律》）。这些规定，只有耕种王室土地，直接受国家剥削时才有必要。因此，它证明国君王室拥有大量的私有土地，用来直接剥削劳动者。

除国君外，秦国还有一些封君列侯：如商鞅封为商君，樗里疾为严君，张仪为武信君，白起为武安君，蔡泽为纲成君。另外，昭襄王时还有泾阳君、高陵君、华阳君、阳泉君、安国君。封侯的有：魏冉为穰侯、范雎为应侯、嫪毐为长信侯、吕不韦为文信侯，等等。这些封君列侯也是一批大地主。

国君王室和封君列侯之所以为“大”地主，不仅因为他们占有的土地多，还因为他们在秦国中享有特权，取得剥削收入的方式也同中小地主不一样：如国君不仅能从王室私有土地上取得剥削收入，更主要的是以封建国家的名义向全国收取税赋和征发徭役。封君列侯则享有食邑租税之权：“秦汉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汉书•货殖传》）。所以，他们与普通的中小地主不同，他们是封建国家的代表，是“最高的地主”（《资本论》，第三卷，894页）。

这样，秦国的大地主实际上对于所有权属于中小地主和自耕农的私有土地，也能以国家的名义进行干预，以保障其赋税和徭役的来源。如秦国政府规定：各地必须将土地上的降雨量、灾害以及农作物生长情况，及时向官府报告。（《田律》）对于土地利用等各方面的问题都有法律条款，如在《田律》中竟规定：“百姓居田舍者毋敢
（酤）酉（酒）”，说明对土地利用的干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这一切措施无非是保障封建国家的赋税和徭役。而这些，正是一切大地主剥削收入的主要来源。

（二）中小地主

中小地主是地主阶级中的大多数。因秦制规定：凡得敌甲首者，均可得到爵位和土地。但这并不是无限制的，实际上秦国决没有按“赏爵一级，益田一顷”（《商君书•境内》）的比例，实行赏军功。因为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直到统一之前，有记载可考的斩首数就达一百六十余万。如果真按前述的规定赐田，将有多少大地主？但事实上并没有太多的大地主，还是中小地主占地主阶级的大多数。

中小地主与大地主的最大区别，就是他们不仅没有大地主享有的那么多的特权，而且还要将剥削收入的一部分，以赋税的形式奉献给封建国家——也就是“最高的地主”。秦律规定：无论是自耕农还是中小地主，必须以“受田之数”（《田律》）缴纳赋税。尽管中小地主缴纳的赋税最终还是出自农民，然而，由于这一规定，他们也不能不把剥削收入的一部分分给大地主。这样，大地主和中小地主之间就产生一定的矛盾。中小地主和下层官吏，常常以隐匿田地租税收入来逃避封建国家的征收，而大地主则通过国家政权制定法令，严禁这种隐匿行为。（见《法律答问》）在秦国，“匿田”和反“匿田”的斗争是十分尖锐的。

一般中小地主、下层官吏也没有免除徭役的特权。按秦规定：只有爵至不更（第四级爵）以上，才能免除更役。最近发现的云梦秦简《编年纪》其主人喜曾为小官吏，其地位相当于中小地主（见《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发掘报告》，载《文物》，1976（7）），然而他也曾三次服军役（《编年纪》）。可见，中小地主和下层官吏也必须按规定服役。

在统治机构内的小官吏，虽也属于地主阶级，但他们是统治阶级中的下层，在秦国极端的中央集权统治下，他们往往动辄得咎：如百姓饲养耕牛不善，要惩处田啬夫（《田律》）；仓库粮食受损失，要惩处官啬夫，并要赔偿损失（《仓律》）；度量衡不准、官府收藏之皮革生虫，要惩处官啬夫（《效律》）；发弩啬夫发弩不中者，也要受到惩处（《除吏律》），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按秦制：“命都官曰‘长’，县曰‘啬夫’。”（《法律答问》）从这里可以看出：秦国的小官吏地位十分脆弱，严厉的刑罚动不动就要加在他们头上，这也加深了大地主同中小地主之间的矛盾。

随着封建制的确立，秦国中央集权愈加强，大地主同中小地主的矛盾就愈大。中央集权的特点，使秦国统治权控制在有限的几个大地主阶级代表人物手中，这就使中小地主的地位距大地主愈来愈远。不承认大地主同中小地主之间这一重要区别，就无法解释以后历史发展的许多重要现象。

当然，大地主同中小地主之间的矛盾，归根结底还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这个矛盾比起整个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矛盾来，是极为次要的，非本质的。中小地主不仅可以将一切负担都转嫁到农民身上，而且大、中、小地主在剥削压榨人民这一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因此，社会基本矛盾仍是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矛盾，地主阶级共同的剥削对象，主要的还是农民。

农民阶级　站在地主阶级对面的一个主要阶级，就是农民阶级。

秦国的农民大部分由奴隶转化而来，商鞅变法使许多奴隶成为农民。变法以后，秦国仍实行奖励军功的政策，农民逐渐成为秦国的主要劳动阶级。

农民处于地主阶级剥削、压迫之下，生活极端贫困，从受压迫、受剥削的程度、方式区分，秦国的农民有两部分：

（一）自耕农

自耕农是农民中主要成分，他们被称为“士伍”。因为“无爵为士伍”（《汉官旧仪》），他们没有取得爵位，又有独立的户籍，并非依附农民，也不是奴隶，所以一般应称为自耕农。

但是，自封建土地私有确立以后，土地“民得买卖”（《汉书•食货志》），有些自耕农就可能上升为地主。如秦国的法律文书中所举的案例，就有一个“士伍”，既有“家室、妻、子”，又有“臣妾、衣服、畜产”（《治狱程式》）。可见，这个无爵的“士伍”，经济地位早已超过自耕农，至少成为了一个小地主。“庶人之富者累巨万”（《汉书•食货志上》），正是这种情况。

但绝大部分自耕农则愈来愈贫困，甚至有重新恢复到奴隶地位的可能。因为封建制的秦国一切沉重负担，主要地都压在他们身上。

自耕农所受的剥削压迫，主要来自封建国家，他们直接承担封建国家的赋税和徭役。秦国的赋税和徭役，大致有四种：一、以人头取税的“口赋”；二、按田亩收税的“田租”；三、军役；四、各种杂徭。这些负担是十分沉重的。所谓“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汉书•食货志上》）。到底多少财富被“敛”去？从“收太半之赋”（《淮南子•兵略训》）这样记载，可以推知：每个自耕农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劳动产品，被封建政府以“赋”的形式掠夺而去。

其实，封建政府的赋税徭役剥削决不仅限于上列几项，各种各样名目的苛杂赋税是很多的。在秦律中可以看到各种名目的罚款：“赀一盾”、“赀一甲”等等。这一切负担都落在自耕农身上。

（二）依附农民

农民中另一部分是依附农民，其地位比自耕农还低。这部分农民包括“耕豪民之田”，并将收获量一半以上奉献给地主——“见税什五”（《汉书•食货志》）的佃农，和“为人佣耕”（《史记•陈涉世家》）的雇农。但不论前者和后者，他们都直接受着大大小小的地主剥削，比起自耕农来，他们对地主必须具有更多的人身依附。因此，可以笼统地称他们为依附农民。

比起自耕农，依附农民所受的剥削压迫更深。《商君书•境内》有下面一段资料：

其有爵者乞无爵者以为庶子，级乞一人。其无役事也，其庶子役其大夫，月六日。其役事也，随而养之军。

这里说的“庶子”，就是依附于地主的农民，他们平时每月要为地主服役六天，有事时则随时供驱使。他们虽有自己的经济，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某一个地主支配，类似地主家中的奴仆，因此，又称为“弟子”。秦国法律规定：一为“弟子”便不得随意改籍（《秦律杂抄》），只能世世代代地作为依附农民。他们所受的剥削压迫，是无法用田租、口赋或者徭役的数量来表示的，他们实际就是农奴。

以自耕农和依附农民相比较，前者主要直接受封建国家压榨，后者主要直接受个别地主压榨。尽管封建国家实质也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但它的剥削、压榨毕竟由制度和法令所规定，而后者的压榨则没有任何规定限制。所以，依附农民比自耕农所受的“超经济强制”要重得多。正如列宁指出的：虽然人身依附乃是封建经济关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但是“从农奴地位起，一直到农民等级没有完全的权利为止”，超经济的强制，“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和不同的程度”（《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三卷，162页）。整个农民阶级都处于地主阶级压榨之下，而依附农民更在最下层。这也是后来，首先起来发动推翻秦王朝的农民起义领袖，正是一个“为人佣耕”的雇农的根本原因。

奴隶阶级　除地主和农民两大阶级以外，一直到战国末期，秦国社会上还存留着大量的奴隶。

秦国的奴隶最重要的来源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还没有解放的奴隶后代

秦律规定：没有军功者不得改变身份，奴隶的后代仍为奴隶，若隐瞒身份，要受到严厉制裁。（《法律答问》）这样，就仍然有许多奴隶保留下来。

（二）被镇压的人民和战争中的俘虏

秦国法律：“寇降，以为隶臣。”（《秦律杂抄》）这里的“寇”，无非是两部分人：一是反抗统治者的人民，二是敌对国家的军队。“隶臣”是官奴隶。对于降“寇”，秦国政府把他们收为官奴隶。

（三）捕捉少数民族人民为奴隶

秦律中专门有规定：“道相输隶臣妾、收人，必署其已禀年日月……”（《属邦》）“道”是当时少数民族聚居的县，从这里送来的“隶臣妾”，无疑就是由那里捕捉来的人民。这种情况一直到汉代还存在，从西南少数民族弄来的奴隶称为“僰僮”（《史记•货殖列传》），可证明这是秦国奴隶来源的一部分。

（四）“罪犯”及其家属被罚为奴

秦国规定了严刑峻法，不少条款皆可使“罪犯”变为奴隶，或其家属也收为奴隶。（详见本章第四节）

以上四个原因，使秦国社会上充斥着大量的奴隶。

秦国的奴隶分私奴和官奴两种。

私奴主要是地主、贵族和商人私家役使的奴隶。如《商君书•垦令》中说：“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徒、童者必当名。”这里举的“厮、舆、徒、童”皆为商人家的各种奴隶，相国吕不韦就有“家僮万人”，嫪毐也有“家僮数千”（《史记•吕不韦列传》）。有些中小地主家也有奴隶，如秦律规定：“徒”、“舍人”在主人死亡后，应代替主人服徭役。（《工律》）私家奴隶不仅用来进行家务劳动，而且用来进行农业生产，秦律中有这样一个案例：

丙，甲臣，桥（骄）悍，不田作，不听甲令。谒卖公……（《治狱程式》）

这里举例说：甲的“臣”丙，因不服从甲的役使，“不田作”，所以甲请求将丙卖给官府。可见，有些“臣”是用来进行农业生产的。

除私家奴隶外，秦国政府还役使着大量的官奴隶。

男官奴称“隶臣”，女官奴称“隶妾”，未成年的称“小隶臣妾”［1］。这些奴隶从事各种劳动：从修城、舂米、田作到手工业生产，都有他们参加，而其待遇是十分恶劣的。秦律中规定的每个奴隶的口粮，每月不得超过二石半，隶妾一石半，劳动量减少时，口粮也要减少。秦汉时一般丁男的口粮皆在三石左右（见《盐铁论》），汉代的戍卒口粮尚有三石三斗多（见《居延汉简考释》）。秦国隶臣妾的口粮标准如此之低，其生活艰苦之状况，是难以想象的。

官奴隶还可借给民间役使：“百姓欲有叚（假）者，叚（假）之”（《仓律》），以便使奴隶主最大限度地榨取奴隶的血汗。

刑徒如城旦（男刑徒）、舂（女刑徒）等，也是秦国政府的官奴隶，其状况同隶臣妾相似。

还有一种“更隶臣妾”，他们既不同于隶臣妾，也不同于农民：“更隶臣妾节（即）有急事，总冗，以律禀食；不急勿总”（《仓律》）。其地位介乎“隶臣妾”与“庶子”之间，基本上还是奴隶。

奴隶是秦国社会最底层，他们的地位较农民更为低下。这就不难理解：何以秦末农民起义过程中，奴隶以及苍头军等成为反秦最坚决的力量。

当然，封建制确立以后，秦国的奴隶不可能同奴隶社会中的奴隶一模一样。他们是有一些变化的：首先，不经官府允许是不准屠杀奴隶的。其次，奴隶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赎免为庶人，如以“冗边五岁”即可免家庭成员中有奴隶身份者一人为“庶人”（《司空律》），又如“归爵二级”也可以“免亲父母为隶臣者一人”（《军爵律》），如此等等。总之，奴隶的地位与封建制确立以前是有些改变的，显示了社会的进步和奴隶们斗争的伟大成果。

手工业者、游民和商人　在秦国社会中，还有一部分手工业者、游民和商人，他们分属不同的阶级。

手工业者，这是指独立的手工劳动者，所谓“技艺之士资在于手”（《商君书•算地》），他们依靠自己的“技艺”为生，这在秦国是有一定数量的。据考古发掘证明，在秦都咸阳就有不少私家手工业作坊，如咸阳遗址发掘出的陶器残片上，凡制造者姓名上冠以“咸里”等里居字样的，皆为私家作坊制造，而这样的残片已发现很多（《秦都咸阳遗址勘探简报》，载《文物》，1976（11）），可以看出这里已有不少独立的手工劳动者。手工业者的地位与农民相似，同样遭受地主和封建国家剥削压榨，是被压迫阶级。

游民，这部分人成分很复杂，秦国统治者将他们称为“游惰之民”（《商君书•垦令》）或“游士”（《法律答问》）。他们中间有“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失掉土地、到处流浪的农民，也有散兵游勇和失掉财产和地位的旧贵族。秦国政府对这部分人采取严厉镇压的政策，秦律规定：“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卒岁，责之。”（《游士律》）因此，游民也是被压迫者。

商人，在秦国已为数不少。这些“商贾之士”（《商君书•算地》）在城市中已经组织了起来（《金布律》）。秦国政府基本上采取抑商政策。但是，经济的发展并不以统治阶级的意志为转移，也同汉代一样，“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汉书•食货志》）。到战国末年，秦国已出现了一些大商人，如乌氏倮等。对于这种现实，秦国统治者则采取拉拢大商人的政策，如秦始皇“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史记•货殖列传》）。

商人中的下层，在秦国处于被压迫地位，其上层则与大地主阶级结成联盟，是秦国的统治阶级。

综上所述：地主阶级是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因秦国极端集权的统治特点，控制全国政治、经济权力的主要是少数大地主的代表。农民、奴隶则是受压迫最深的阶级。手工业者、游民、商人中的下层，也是被压迫阶级。从各个阶级的关系来看，秦国政治统治中集权的特点是十分显著的，这种特点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曾起过积极作用，但统一以后，正是这一特点对阶级矛盾的激化起了加速作用，促使了秦朝的灭亡。

二、封建政权的完善和强化

从商鞅变法以后，秦国不断完善和强化封建政权，到统一前夕，已建立起从地方到中央的一整套封建国家机构，为统一的新王朝奠定了基础。

封建国家的中央统治机构　秦国在商鞅变法时，在中央统治机构的官职方面没有改变，如国君以下的官职最高的是大庶长、大良造。而其他一些诸侯国已在国君之下设相。因此，秦国的官制与别的诸侯国不大一样。

商鞅死后，秦惠文王继续健全封建制，首先模仿其他国，在国君之下设相：公元前328年（秦惠文王十年）任张仪为相（《史记•秦本纪》），这是秦国第一个相。至秦武王时，又分设左、右相，以樗里疾为左丞相、甘茂为右丞相。不过，在以后秦相有时也不分左右，至秦昭襄王时代，穰侯魏冉又称相国。从此，君下置相乃成秦国定制，庶长仅成为爵位名称。丞相、相国或左、右相是封建官僚系统中最重要的官职，在政权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秦国自惠文王设相以后，至秦灭亡为止，先后曾担任过相的人，初步考证有以下诸人：

不过，统一全国前后的相权大小尚略有不同：统一前的相，不仅是最高行政官，也可率兵打仗，如张仪、樗里疾、甘茂等皆曾率兵作战，所以，相乃为军政之最高长官。统一后则略有不同。

统兵武将称为将军。以前，秦国将军并非固定官职，只在出征时临时任命。自秦昭襄王时命魏冉为将军，从此将军才成为秦国固定官职。

尉也是统兵武将，相当于大将军。（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引《正义》）原为大良造以下一级的武官，后去大良造，尉就成为最高的武官。秦昭襄王时白起曾为国尉。（《史记•白起列传》）公元前237年（秦始皇十年），“以尉缭为秦国尉”（《史记•秦始皇本纪》）。

战国时期的秦，还有御史（《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郎中令（《战国策•韩策三》）、谒者（《史记•范雎列传》）、卫尉（《史记•秦始皇本纪》）、太仆（《韩非子•说林上》）、廷尉（《史记•李斯列传》）、内史（《史记•秦本纪》）、少府、佐弋（《史记•秦始皇本纪》）、尚书（《战国策•秦策五》），等等。这些官职在战国时期虽尚未固定下来，时常改换名称和职权范围。不过，已为统一以后的“三公”、“九卿”的封建官僚制奠定了基础。

地方的统治机构和官制　继续完善郡县制。商鞅变法时，只在全国实行县制，尚无郡一级组织。郡制最初设立在三晋诸国，出现较县为晚，开始设于边境，地位较县低，后来边地扩大，各国先后形成郡下辖县的郡县制。秦国自孝公死后才开始设郡，最早建立的一个郡是公元前328年（秦惠文王十年）建的上郡。以后就随着土地扩大，陆续在各地设郡。从此，郡县两级的地方行政组织，遂成为秦国定制。

郡的首长称郡守，因郡多设于边地，故常以武官充任，如南郡守腾原来即为武官，公元前230年他曾率兵灭韩，俘获韩王安，后来才被委任为南郡守（云梦秦简《编年纪》；《南郡守腾文书》）。

郡以下的县，县以下的乡、里、聚各级组织如旧。不过机构愈来愈严密，如商鞅变法时，最初设县只有县令（长）以及县令（长）以下的丞及尉，分管民政及军事；自公元前349年（秦孝公十三年）以后，又设秩、史（《史记•六国年表》），到后来又发展为专司各种职务的史，如令、丞、尉下都有史，称为令史、丞史、尉史（《汉旧仪》），为具体办事人员。云梦秦简《编年纪》之主人喜，就曾任过令史。此外还有狱史，乡有秩、佐史等。其下又有斗食、官掾史、幹小史，最小为书佐与循行。县丞、尉为县的长史，有秩、斗食、佐史等称为少吏。这些官吏又统称为啬夫，如县令（长）称为县啬夫，管理田事的官吏称田啬夫（云梦秦简《田律》、《仓律》）。

封建中央政权对地方政权的控制，主要通过上计制度。上计制是战国时期赵、魏等国都实行的制度。秦国也实行上计制：每年，地方官吏事先把赋税收入的预算写在木“券”上，送交朝廷。年终时，地方官吏必须把实际情况（收入、开支、损耗等），向朝廷报告，谓之上计。秦国中央政府就通过这种办法考核地方官吏的成绩，掌握各地情况，控制全国的剥削收入。

秦国封建政权这一套行政统治机构，并不是一次建立起来的，而是从商鞅变法开始，至统一前夕，才陆续完成。

三、兵制和军队

“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547页）秦国的军队对于封建政权的巩固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兵役制度　秦国实行郡县普遍征兵制。据以前的文献记载：男子至二十三岁以后就要服兵役，一人一生须当兵两次，一次叫“正卒”，守卫首都一年；一次叫“戍卒”，戍守边疆一年。另外，还要在本郡、县内服役一月，称为“更卒”。（见《汉书•食货志》引董仲舒语）过去，一直认为秦国的服役制度就是如此。

但这仅仅是规定，实际执行往往超过规定。

据云梦秦简有关材料证明，秦国的男子自十五岁傅籍以后，随时皆有被征调入伍的可能。何时服兵役以及当兵时间长短，均视当时需要而定。如云梦秦简《编年纪》中记载，喜这个人在秦始皇三年、四年、十三年曾三次参军。可见，秦国的每个男子一生服兵役决不止一次，当兵的年龄也绝非自二十三岁开始，如“长平之役”，“年十五以上悉发”（《文献通考•兵考一》）。服兵役的还不仅限于庶人，而且包括小官吏，如公元前236年（秦始皇十一年），大将王翦攻阏与、橑阳，“斗食以下，什推二人从军”（《史记•秦始皇本纪》）。“斗食”是小吏，在小吏中也要有十分之二的人参军，《编年纪》中记的喜在参军前也是小官吏，证明小吏也需服兵役。只有爵位较高的官才可免役，按秦爵“第四级为不更”，“不复与凡更卒同也”（《后汉书•百官志》引刘劭《爵制》）。也就是说，到不更以上才有可能不服兵役。

材料证明，秦国兵役制度凡爵自不更以下、十五岁以上的男子，随时皆有被征调当兵的可能。正是由于这样的兵制，才保证了秦国有源源不绝的兵源，使秦国的军队数目最多达到“带甲之士百万”、车千乘、骑万匹（《战国策•秦策一》及《韩策一》、《楚策一》），为统一中国准备了重要条件。

秦军的编制和统辖　秦国的军队分正规军与地方武装两部分。正规军包括边防、野战及首都的警卫部队，均直接由朝廷掌握，地方军队由郡县尉统率。在统一中国的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正规军，战士们称为“锐士”（《汉书•刑法志》），或是“奋击”（《战国策•秦策一》）。地方武装作为正规军的补充和预备队，也是一支重要力量，所谓“材官蹶张之士”，均属傅籍之后在郡县经过一定训练的武装战士。郡县的武装随时可调归中央，派出作战或是守边以及保卫首都，所以郡、县武装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战国末期，秦国军队的兵种已有步（徒）、弩、车、骑之分。秦军兵阵是将这几个兵种混合编队，而以步兵为主，以便发挥各种兵器的作用。这种混合编队的兵阵，从现在还在继续发掘的始皇陵秦俑从葬坑展示的场面，就得到具体的证明：在一个六千人的方阵里，战士驱车策马，徒兵结队蹲射，或挽弓挟箭，或执矛秉钺，车、骑、步、弩相互配合。这是战国时期较为先进的阵法。（见《秦俑坑兵马俑军阵内容及兵器试探》，载《文物》，1975（11））

由于同楚及巴蜀作战的需要，秦还建立水军。水军的关键在于船，秦国的战船，一舫可载五十人，装三月之食，顺水而下一日行三百里。（见《战国策•楚策一》）从秦国的蜀地沿汉水下长江，五天就能至楚国都郢。（见《战国策•燕策二》）秦将司马错在伐楚时，曾率十万大军，乘大船万艘，载米六百万斛，沿江而下。（见《华阳国志》三及《初学记》）可见，秦国的“楼船之士”（《汉书•主父偃传》）数目也相当可观。

秦国军队调动大权完全操在国君手中，就是征调县卒，也要有国君的命令，并盖上御玺才有效。战国时，各国调发军队都用虎符，国君委任统兵大将时，将左半个符交与主帅，右半个符由国君掌握，凡用兵五十人以上必须有国王的一半虎符来会合，否则任何人均不得擅自调动军队。秦国的制度也是如此，调动军队以虎符为据，过去就曾发现过统一以前的秦“新郪”虎符。（见《秦汉金文录》）1978年西安市南郊丈八沟农民在翻地时，又发现另一秦符，符上铭文曰：“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凡用兵兴士被甲五十人以上，必会符，乃敢行之。燔之事，虽毋会符，行殹（也）。”此符经考证为秦统一全国以前之物，称为“杜符”。（见陈直：《秦兵甲之符考》，载《西北大学学报》，1979（1））杜符的铭文内容与新郪虎符基本相同，证明军队由国君直接控制。

秦虎符（1978年西安市丈八沟出土）

秦国军队的战斗力　秦国的军队，自商鞅变法以后愈战愈强。随着生产的发展，秦军的武器和装备不断得到改进。至战国末期，在秦国的军队里使用着从镖、殳、钺、钩到戈、矛、剑、箭等各式各样的武器。尤其是战国时期才普遍采用的先进武器——弩机，在秦军的兵器中占有显著地位。秦国对弩机进行了改进，小弩射程为150米，大弩射程竟可达到900米。（见《秦兵和秦卒》，载《西北大学学报》，1978（1））对矛和剑这两种传统武器，秦国也做了改进。据《考工记》载，矛一般不过三寻，约合5.54米，而在秦俑坑发现的秦矛竟达到6.3米。春秋时代的剑一般都在30厘米左右，至战国时发展至六七十厘米，而秦俑坑出土的三把秦剑，却分别为81、89和91.3厘米，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光耀夺目，闪烁泛青，锋利如新。

秦国正规军战士均身着铠甲。甲衣由金属扎叶制成。因兵种及地位不同，而有不同形式的甲衣，表示秦军的组织和装备已经相当完善。

恩格斯说：“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509页）。秦国精良的武器和装备，反映了秦国封建经济的迅速发展。

正是因为秦国有雄厚的封建经济基础，加上封建中央集权强有力的统治，以及军队组织、战略战术恰当、武器精良等条件，尤其是统一战争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奖励军功又能在一定程度上调动起一般士兵作战的积极性，这就使秦兵愈战愈强，到战国末期，成为一支所向无敌的军队。

本来在战国末期，韩、魏两国军队的战斗力是很强的，韩国的武器优良，所谓“强弓劲弩皆在韩出”（《战国策•韩策一》），“天下之宝剑韩为众”（《史记•苏秦列传》《索隐》引《太康地记》）。尽管这样，韩军在秦军面前却不堪一击，在六国中，韩是首先被秦灭掉的一个。魏国的武卒，在装备和训练方面也是驰名的：“衣三属之甲（即全身上下都有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汉书•刑法志》）。这样的战士，到战国末，遇到秦军也望风败北。所以有这样说法：“齐之技击（齐军战士谓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锐士”（《汉书•刑法志》）。秦军在作战时所向披靡的情景，战国时曾有人做过这样的描述：“……虎挚之士，跿跔科头、贯颐奋戟者，至不可胜计也。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趹后，蹄间三寻者，不可称数也。山东之卒，被甲冒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裎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夫秦卒之与山东之卒也，犹孟贲之与怯夫也；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儿也。夫战孟贲、乌获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国，无以异于堕千钧之重，集于鸟卵之上，必无幸矣。”（《战国策•韩策一》）这样的描述尽管有些夸张，但从战国末期秦军战无不胜的历史事实看，它确实是七国中最强的一支劲旅。

四、法律制度

随着封建制的发展，至统一前夕，秦国已经制定出一套较为完整的法律制度。

秦国立法概况　秦国封建的成文法，创始于商鞅变法时代。商鞅以李悝《法经》为基础，“改法为律”，成为“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六律”（《唐律疏议•序》）。自商鞅以后，秦国统治阶级根据需要，不断创制出新的法律，以维护新的封建生产关系。这一立法过程，一直延续到统一中国以后。［8］经过一百余年的补充和发展，至秦统一前夕，秦国的法律已有好几种形式，据现在见到的，至少有以下四种形式：

（一）律，这是在“六律”的基础上，经过补充和增加，由中央政府发布的法律条文，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二）对律的解释，如《法律答问》，它是对秦法的主干——律的具体解释和补充，实际与律具有同样效力。如“律曰：‘斗夬（决）人耳，耐。’今夬（决）耳故不穿，所夬（决）非珥所入殹（也），可（何）论？律所谓，非从珥所入乃为夬（决），夬（决）裂男若女耳，皆当耐。”这里虽解释律文，但实际已超出律的本身内容，因此，这种解释就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而其中所举的例也就成为判案的根据，具有汉代“比”的性质。［9］

（三）关于审理案件的准则和法律文书程式的规定。如秦国的法律文书《治狱程式》就是这种性质，它具有行政法规的作用。

（四）地方政权发布的文告。除中央政府统一发布的法律外，各地方政府也可以根据当地情况发布文告，它是对秦律的补充和具体发挥，当然也同样具有法律效力，如云梦秦简《南郡守腾文书》就属于这种性质。

秦国法律形式虽尚无汉代的“科”、“比”、“例”和唐代的“律”、“令”、“格”、“式”那样繁多的名称，但已经具备了它们的雏形。

云梦秦简

秦律共有多少章？至统一前夕早已突破商鞅时的六章，据新发现的云梦秦简的材料，仅“律”就有：

《田律》六条

《厩苑律》三条

《金布律》十五条

《关市律》一条

《仓律》二十六条

《工律》五条

《工人程》四条

《均工》三条

《徭律》一条

《司空律》十三条

《军爵律》二条

《置吏律》三条

《效律》二十六条

《传食律》三条

《内史杂》十条

《尉杂》一条

《行书》二条

《属邦》一条（以上见《秦律十八种》）

以上共十八种一百二十五条。但在《秦律杂抄》中，尚有《除吏律》、《游士律》、《除弟子律》、《中劳律》、《藏律》、《公车司马律》、《牛羊课》、《傅律》、《敦表律》等九种，另外在法律条文中曾提到过的还有以下律目：《戍律》、《捕盗律》（《秦律杂抄》），《厩律》［10］（《内史杂》）、《赍律》（《工律》）。见于其他文献记载的还有《挟书律》（《汉书•惠帝纪》）。总计以上所见到的律目就有三十余种，其内容已经包括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各方面。当然，在律文中并没有区分得这样清楚，而且主要还是刑法。不过，早已不是《唐律疏义》说的秦只有六律，这是肯定的。

总之，到战国末年，秦国的法律制度，从形式上，法律条目上和内容上，都已有大大的丰富和发展，使封建法制趋于完善。

秦律的阶级实质　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法权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秦国的法律制度就是秦国地主阶级意志的集中表现，它所反映的是封建的生产关系。尽管秦律有五花八门的名称，但它的作用无非是下列几个方面：

（一）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

秦律在《厩苑律》、《田律》中有许多条明确规定，封建土地所有制不容破坏。在《法律答问》中这一条表明了封建法律保护土地私有：

“盗徙封，赎耐。”可（何）如为“封”？“封”即田千（阡）佰（陌）。顷半（畔）“封”殹（也），且非是？而盗徙之，赎耐，可（何）重也？是，不重。

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目的，在于保障封建国家和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因此，秦国法律有关这方面的规定反映了封建法律的本质。

（二）保护私有财产

秦律的基础——盗、贼、囚、捕、杂、具六律，以“盗”、“贼”置于六律之首，表明秦国的法律对私有财产是保护的。除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是秦律首先维护的对象外，举凡一切私有财产，秦国的法律都是保护的，例如桑叶、系羊的绳索被盗如何处理，都有具体规定：

或盗采人桑叶，臧（赃）不盈一钱，可（何）论？赀
（徭）三旬。

士五（伍）甲盗一羊，羊颈有索，索直（值）一钱，问可（何）论？甲意所盗羊殹（也），而索系羊，甲即牵羊去，议不为过羊。（均见《法律答问》）

姑不论处理的轻重，仅就其对不盈一钱的桑叶和仅值一钱的索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就可以说明秦律维护私有财产的作用，而在封建社会拥有私有财产最多的当然是地主。这样，秦律的阶级实质是十分明显的。

（三）保障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

在《田律》、《徭律》、《仓律》、《工律》、《工人程》、《金布律》、《关市律》等律中，对劳动人民缴纳田租、赋税、服徭役以及手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活动都有明确规定和限制，违反者处以严厉的刑罚，如征收饲草和柴禾的数目，在《田律》中有“顷入刍（饲草——笔者注）三石、稾（禾秆——笔者注）二石”，甚至连刍、稾的质量都有规定：“刍自黄
（指干草）及
束以上皆受之。”仅刍、稾一项就有这样具体，其他可想而知。秦法的这方面的作用，在于使地主阶级剥削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成为“合法”行为。

（四）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秩序

封建制的法律是特权法，它公开肯定封建等级制，如对于标志着等级身份的爵制，在秦律中具体规定不得破坏，各级爵之间的界限不能逾越，如“大夫寡，当伍及人不当？不当”（《法律答问》）。“大夫”相当于中小地主，“伍人”乃指一般无爵的人民，这两个阶级的界限，是不能混淆的。另外，秦法对“宦大夫”等地主阶级、“隶臣妾”等被压迫阶级的身份、地位以及户籍等都有明确规定，不得任意变更。

在《置吏律》、《效律》、《传食律》、《行书》、《属邦》及《治狱程式》中，对秦国封建社会的各种制度，都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其作用就是维护封建的等级制和统治秩序。

以上各个方面，最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地主阶级对广大人民的统治，秦国法律的实质就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

秦国法律制度的特点　作为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秦国的法律制度和以后的汉代、唐代的有什么不同呢？

（一）法网严密，条目繁杂

法网严密是封建社会一切法典所共有的，不过，秦律更为突出。作为封建社会早期的一部系统的成文法，秦律包括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上至军国大事，下至人民日常生活，都有法律的限制，如“毋敢履锦履”，何谓锦履？这也在律中有具体规定：“律所谓者，以丝杂织履，履有文，乃为‘锦履’，以锦缦履不为。”（《法律答问》）像这类琐事也在律中详细规定，其他则可想而知。这正是所谓“事皆决于法”（《史记•秦始皇本纪》）的秦国的特点。

正因为“事皆决于法”，所以秦律内容相当多，而从法律系统方面比较，秦律不如唐律那样形式整齐，条目简明，有些律的条目不甚清晰，有些律的内容范围不明，有些重复、烦琐，这反映了封建法律初创时的特点。

（二）“轻罪重刑”的立法指导思想

先秦法家主张“轻罪重刑”，从秦律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主张在立法中得到贯彻。十分轻微的罪，都要处以严厉的刑罚，如“五人盗，臧（赃）一钱以上，斩左止”、“甲盗不盈一钱”，乙见而弗捕，“当赀一盾”（《法律答问》），等等。这种“轻罪重刑”的指导思想，同唐以后的不同，《唐律》将触犯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谋反”等列为“十恶”，列为突出大罪，处以重刑，因为立法者认为：“五刑之中，十恶尤切。亏损名教，毁裂冠冕，特标篇首，以为明诫”（《唐律疏议》），而秦律的立法者则认为：“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由至矣”（《商君书•说民》），这显然是两种不同的立法思想。

“轻罪重刑”的意思，不能理解为“重罪轻刑”。轻微的小罪就加以严厉的刑法，较大一点的罪所处的刑罚则更加严厉，这就造成秦国的刑法特别残酷，不仅动辄用刑，而且刑法名目繁多，施刑的办法层出不穷，据初步统计，在秦国处刑的名目就有数十种，如：

根据文献记载，以上诸刑皆实行过，还有一些尚待进一步考证。仅上述这些就足以表现秦法的野蛮和残酷，比起唐代基本上实行“笞”、“杖”、“徒”、“流”、“死”五刑来，显然落后得多。这也是封建刑法在初创阶段的特点。

儒家思想影响较小　秦国法律制度的另一个特点是儒家的思想影响较小，尤其表现在断狱方面。

秦以后，汉和唐在断狱方面有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以儒家经典为根据。不仅律令条文中渗透了儒家思想，而且在断狱时，儒家经典与法律条文具有同样的效力。如汉代董仲舒主张以“春秋经义”断狱，兒宽则“以古法义决疑狱”（《汉书•兒宽传》），隽不疑据《春秋》决狱，都受到皇帝的赞赏。汉武帝说：“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汉书•隽不疑传》）。董仲舒专门撰《春秋决事比》，作为审判时以春秋经义断狱时的根据。到了唐代，儒家思想进一步渗透到法律中，如董仲舒根据儒家思想断狱，肯定父子相隐无罪，《唐律》则将这一原则化为具体律令：“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根据同样的原则：凡子孙控告祖父母、父母者均列为不孝，要处以绞刑（《唐律疏议》），这是儒家维持封建伦理关系，以巩固地主阶级统治的具体运用。

但是，秦律在这方面的影响就较小。由于连坐法，实际鼓励父子、夫妻之间互相告发。若不告发的还要受到严惩，这就比唐和汉的法律制度更加显得赤裸裸，而较少欺骗性的色彩，这也就是过去人们评论秦时，指责其“刻深寡恩”（《战国策•秦策一》）、“刻削，毋仁恩和义”（《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原因。

注释

［1］“小隶臣妾”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未成年的儿童（《厩苑律》），一是“高不盈六尺二寸”的“罢癃”（即有残疾者）（见《汉书•高帝纪》注引如淳曰：《汉律》“高不满六尺二寸为罢癃”及云梦秦简《仓律》）。

［2］魏冉在秦昭襄王时曾先后五次据相位，是秦国任相时间最长的一个人，详见本书第十章。

［3］金受为秦相，见于《史记•秦本纪》《正义》，时在昭襄王九年以后。但昭襄王九年（《史记•秦本纪》作“十年”）以后，本有楼缓继薛文为相，金受与楼缓既为同时任相，则必分别为左、右相无疑。

［4］杜仓相秦，不见于《史记》，仅见于《韩非子•存韩》：“先时五诸侯共伐秦，韩反与诸侯先为雁行，以向秦军于关下矣。诸侯兵困力极，无奈何，诸侯兵罢，杜仓相秦，起兵发将以报天下之怨，而先攻荆。”据此可知，杜仓曾在“五诸侯共伐秦”之后相秦。但“五诸侯共伐秦”究指何次战役，在上文中没有说明。因此，不能从文中看出杜仓相秦在何时。最近，有人从上述引文中提到“五国共伐秦”前后的情况：（一）五国伐秦，韩先为雁行；（二）诸侯兵罢，杜仓始为相；（三）杜仓相秦，始攻楚国；（四）攻楚之结果，以楚为主动，移祸于韩，迫使韩割上地十城以谢秦而解其兵。考证出：杜仓相秦“必在昭襄王二十六年至三十二年之六年间”，又进一步推出《战国策•秦策五》提到的“子傒有承国之业，而士仓又辅之，王一日山陵崩，子傒立，士仓用事……”其中提到的“士仓”即“杜仓”（参见《杜仓相秦考》，载《历史研究》，1978（12））的结论。这一考证是可信的。

［5］芈戎相秦，见《战国策•韩策三》：“段干越人谓新城君曰：‘……今臣虽不肖，于秦亦万分之一也，而相国见臣不释塞者，是牵长也。’”这里的“新城君”即芈戎，见鲍本韩襄十二年注。可见，芈戎亦曾为相，但其为相于何时，观《战国策•秦策》及《史记•范雎蔡泽列传》曾多次将芈戎（亦称华阳君）与太后、穰侯并提，可证芈戎为相时，可能在昭襄王三十二年至四十一年之间。既与魏冉同时为相，芈戎必居魏冉之下，故断定其为左丞相。

［6］徐诜为秦相，不见于《史记》、《战国策》两书，仅见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不过，徐诜为相与芈戎为相一样，目前尚无更多根据。姑记于此，仅备参考。

［7］昌平君为相，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九年“长信侯毐作乱”，“王知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有人据此说，昌平君和昌文君俱为相，但据《索隐》：“昌平君，楚之公子，立以为相，后徙于郢，项燕立为荆王，史失其名。昌文君名亦不知也。”又据云梦秦简《编年纪》：“廿一年，韩王死。昌平君居其处。”由此可见，为相者乃昌平君，其为相正与吕不韦同时，以其权力大小衡之，昌平君当为左丞相。

［8］从云梦秦简的律令中，可知秦国的立法活动不断在进行中，如《法律答问》中有这样一条：“可（何）谓‘甸人’？‘甸人’守孝公，
（献）公冢者殹（也）。”“
公”即秦献公。这里举秦国先君至孝公为止，以下便不提，可知此律最迟制于孝公之子惠文王之时，而决不会在惠文王以后。

但是，另外一条法律却有如下内容：

县、都官、十二郡免除吏及佐、群官属，以十二月朔日免除，尽三月而止之。其有死亡及故有夬（缺）者，为补之，毋须时。（《置吏律》）

这里提到“县都官十二郡”揭示了本条律发布的时间：都官是秦国畿辅地区的长官，就是内史，十二郡即畿辅以外的地区，而郡的出现从公元前328年（秦惠文王十年）开始，到秦有十二个郡时已至公元前246年（秦庄王三年）。这十二个郡建立的时间如下：

公元前328年（秦惠文王十年）设上郡。

前316年（惠文王更元九年）设蜀郡。

前312年（惠文王更元十三年）设汉中郡。

前311年（惠文王更元十四年）设巴郡。

前280年（昭襄王二十七年）设陇西郡。

前278年（昭襄王二十九年）设南郡。

前277年（昭襄王三十年）设黔中郡。

前273年（昭襄王三十四年）设南阳郡。

前271年（昭襄王三十六年）设北地郡。

前249年（庄襄王元年）设三川郡。

前247年（庄襄王三年）设上党郡，同年又重建太原郡。

因此，最早也要到公元前247年以后，也就是秦始皇当政时才可能发布上项法律。

［9］《汉书•刑法志》：高祖七年诏“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傅所当比律令以闻”。这是历史上最早出现“比”的规定。秦国法律文书中的案例作用，同“比”的性质相近。不过没有这种称呼。

［10］日本学者大庭脩认为《厩律》可能是《厩苑律》的略称（见《云梦出土竹书秦律の研究》，见关西大学《文学论集》第二十七卷，第一号）。笔者以为不是，证据就是汉代“厩律”自成一篇（见《晋书•刑法志》）。另外，在云梦秦简秦律中提到“苑计”。可见，“厩”和“苑”是可以分开的，《厩律》并不一定就是《厩苑律》，因无律文只能做如是推测。

第十章　秦国的飞跃发展

自从商鞅变法，封建制在秦国确立以后，随着军事斗争的胜利，秦的封建国家突飞猛进地发展和壮大起来。

一、秦惠文王时代的胜利

秦惠文王时的统治政策　公元前337年秦惠文王继位。虽然惠文王一上台就把商鞅处死，但是由商鞅变法而确立起来的封建制度，是没有任何改变的。对内、对外，秦惠文王继续贯彻有利于封建国家发展的政策。在内政方面，惠文王仍然坚持“任人唯贤”的方针，这一点较孝公时代还要突出，它对于秦国的胜利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惠文王将商鞅车裂以后，并没有任用公子虔等宗室贵族，在惠文王统治的二十七年间（公元前337年至前311年），也没有一个无功无能的宗室贵族得到高官显爵。惠文王之弟樗里子，足智多谋，人称“智囊”，至公元前330年（秦惠文王八年），其官爵才至“右更”，为第十四爵。后来，由于樗里子统兵作战，不断拔城虏将，屡建战功，至公元前313年（秦惠文王更元十二年）才被封为严君（《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可见，孝公以后，秦国仍在继续坚持“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这一原则。

由于实行这样的政策，许多秦国以外的“士”，纷纷投向秦国，他们愿意为秦国新兴的封建政权效力。如“游说之士”陈轸至秦，惠文王“善待之”，但因当时秦用张仪为相，陈轸不得相位而奔楚。后来陈轸由楚出使来秦，秦惠文王问他：你去秦之楚“思寡人不？”陈轸回答说：越国人庄舃在楚为执珪［1］，当他有病时，楚王不知他的心在楚还是思念越，楚王的侍御就献策道：人在病中，他思念越就说越国的口音，思念楚就说楚国的方言。楚王派人去看庄舃，见他仍然是“越声”，我虽然至楚，难道能够没有“秦声”吗？接着他就向惠文王出谋划策。（见《史记•张仪列传》）这件事说明，陈轸即使离开了秦国，心仍然向着它，可见秦国对这些“士”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在秦国，惠文王时期，除了聚集了一批法家以外［2］，还有兵家和纵横家。墨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在这里也受到尊重。现在能够知道名字的，到秦来的墨者就有：巨子（墨家学派团体的领袖）、腹
、田鸠、谢子、唐姑果等人，而腹
更是受到惠文王的特殊礼遇。（见《吕氏春秋》中《贵公》、《去宥》、《去尤》、《守时》等篇）这说明秦国并非不允许法家以外的学派存在。

在这种政策方针之下，秦惠文王用魏国人公孙衍任大良造，接替商鞅留下的职位。公孙衍原是魏国阴晋人，曾任魏国的犀首（类似将军的一种官），因此有些书中又称他为犀首。后来，魏国人张仪来到秦国，公元前328年（秦惠文王十年），被任命为相。在惠文王一代，张仪对秦国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另外，在统兵的将军中，司马错和樗里子也为秦国土地的扩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秦惠文王时期，正是由于集聚了一批谋臣、武将，所以秦国在对外战争中表现了所向无敌的战斗力，使领地迅速扩大，充分显示了新兴的封建制生气勃勃的精神。

秦国取得河西之地　因秦国日益强盛，在公元前337年惠文王继位之初，楚、赵、韩等国和西南方面的蜀人，就派人朝见秦君。

而这时的魏国，却被齐、赵和秦国从东、西、北三个方面夹击，屡遭失败。尤其是秦在西面咄咄逼人，对魏威胁很大。为了摆脱这种困境，魏国进行了两个方面的活动：一方面极力向齐靠拢，公元前335年（魏惠王三十五年），魏惠王在平阿南与齐威王会盟。（见《史记•魏世家》）次年，魏惠王又伙同韩国和另外几个小国的国君，到齐国的徐州（山东滕县）去拜会齐威王。［3］这次相会，魏惠王尊齐威王为“王”，齐威王也补充承认十年以前（公元前344年）在“逢泽之会”上自封的魏惠“王”。于是，齐、魏暂时和好。另一方面，魏惠王在国内“卑辞厚币以招长者”（《史记•魏世家》）。一时之间，许多著名学者如淳于髡、孟轲等都纷纷来到魏国，魏惠王以急迫的心情向他们求教强国之法。

就在这个时期，秦国向魏发动了猛攻。公元前330年（秦惠文王八年），秦国大良造公孙衍率军在雕阳（陕西鄜县北）与魏军展开激战。结果秦军大胜，斩首四万五千，并俘虏魏将龙贾。［4］魏战败后，只得被迫将仍在自己占领下的部分河西之地，除少梁这个孤立的据点之外，都献给秦国。

张仪入秦，魏献上郡　魏国虽然将河西之地让与秦，但并未阻止住秦的进攻，公元前329年（秦惠文王九年），秦军继续向河东的魏地进攻，先后占领了汾阴（山西万荣西北）、皮氏（山西河津西）、曲沃（山西曲沃）和焦（在曲沃附近）。这时，魏国在南方还在同楚国进行着战争，并在陉山（在河南新郑西南）取得胜利，但是后面的秦军已深入到魏国的腹地，对魏构成极大威胁。

就在这一年，魏国人张仪来到秦国［5］，张仪为战国时代著名的纵横家。由于秦的壮大，战国中期以后各国间力量对比有很大改变。魏国退出河西之后，秦国的攻击目标就不限于一个魏国，而在觊觎着东方的广大地区了。这时，能与秦抗衡的，只有东方的齐、赵和南方的楚国。随着秦国势力愈来愈大，各国感到秦的威胁，所以常常联合起来与秦对抗。这种活动称为“合纵”；而秦国为利用各国间的矛盾，以便各个击破，也常常与一些国家结盟，去攻击某一个诸侯国，这称“连横”。适应这种形势的需要，在“士”中间就出现了一批为“合纵”、“连横”而奔走的“纵横家”。张仪入秦以前曾游说于魏、赵、楚和东周，皆不为用，于是至秦。（见《史记•张仪列传》、《吕氏春秋•报更》）到秦国后，张仪取得秦惠文王信任，代替了公孙衍当权，公孙衍便投向魏国。次年（公元前328年），秦惠文王命公子华和张仪率兵攻魏，占领了蒲阳（山西永济北）。魏国在秦军攻击之下节节败退，为了求和，便将上郡的全部十五县，以及河西的少梁献给秦国。至此，黄河以西的地区全部归秦所有。

全部占有河西之地，使秦国在战略上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它的西面、北面没有强敌，南有秦岭与巴蜀、楚国相隔，东依黄河、函谷关一线天险，将各诸侯国拒之关外。这就在关中及其西部创造出一个极为稳定的环境，其形势不仅进可攻，退可守，而且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保证封建经济迅速增长和政治稳定，使秦立于不败之地。

而魏国则恰恰相反，自撤出河西以后，土地日益缩小，在秦惠文王时的魏国，“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人”，而且形势极为不利，它处于中原地区，毫无天险可守，东有强齐，南有劲楚，北方的赵国虎视眈眈，平时需四方戍守，战时往往数路出兵，顾首则不能顾尾，得此而失彼，确实是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战国策•魏策一》）。因此，尽管魏惠王招揽了不少学者至魏，并“卑辞厚币”（《史记•魏世家》）地向他们请教强国之术，但终免不了被各国蚕食鲸吞，而不得不朝依于秦，夕附于齐，一天天地衰落下去。这固然是由于魏国统治阶级无能，提不出任何富国强兵的办法，只知聆听孟轲之流侈谈“仁义”（见《孟子•梁惠王》），但其所处的形势也使魏受到很大的限制。

总之，河西之地归秦，是秦魏两国斗争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由于这些功绩，就在当年，张仪被秦惠文王任命为秦国历史上第一个相。

次年（公元前327年），秦把河东的焦及曲沃等地归还给魏，暂时停止对河东的进攻。为进一步稳定其后方，当年，秦又转而向西伐境内的义渠戎，并迫使其首领向秦称臣，同时将新收复的少梁改名夏阳。很明显，秦国这一系列活动，都是为了整顿后方，当它再掉头东向的时候，其目标就已不是一个魏国，而把关东诸国都列为兼并对象了。

惠文称“王”和五国攻秦的失败　自魏、齐称王以后，秦惠文王也十分羡慕“王”这个称号，由于扩展了土地，称“王”的欲望更加迫切了。公元前325年（秦惠文王十三年），在秦相张仪的怂恿下，惠文王也正式自称为“王”了。［6］

秦君称“王”，暴露了他的野心。首先感到威胁的就是魏。魏自忖本国力量不能与秦对抗，就积极展开活动，联络韩、赵和齐等国，在秦君称王的同年，魏惠王与韩宣惠王在巫沙相会，并尊韩宣惠王为“王”。魏、韩两国又极力拉拢赵国，主动前去朝赵。公元前324年（秦惠文王更元元年），惠文王命张仪为相，率兵取魏国的陕，并将魏人赶走，同时在上郡筑关塞［7］，这就引起魏国更大的惶恐。在当年和下一年（公元前323年），接连两次和齐威王相会，企图依靠齐国对抗秦国。

公元前323年（秦惠文王更元二年），秦国为了拆散东方各国的联合，也派张仪和齐、楚两国的大臣在啮桑（江苏沛县西南）相会。秦国的意图，是先将齐、楚两大国拉拢住，然后使魏臣服于秦，而这时由秦归魏的公孙衍却看清了秦的目的，就发动韩、赵、燕、中山加上魏五国共同称王，当时称之为“五国相王”，以对抗秦、齐、楚的联合。但五国的统治者之间各怀异心，四分五裂［8］，根本没有形成一个联盟。就在当年，楚国就派兵在襄陵打败魏国，夺取了魏的八个邑，可见“五国相王”无任何作用。

为了瓦解东方各国联盟，秦国表面免去张仪的相职，而令其投魏，以便说服魏王带头事秦，但这一阴谋未能得逞。秦见此计不成，即出兵以武力攻占魏国河东之地的曲沃、平周。公元前319年（秦惠文王更元六年），秦又攻取韩国的鄢。

秦国的张牙舞爪，又促成各国联合。公元前318年，魏相公孙衍联合赵、燕、韩、楚、魏五国共同伐秦。五国共推楚怀王为纵长［9］，但这一次合纵，各国行动很不一致，燕、楚两国态度消极，另外齐国在后面坐待时机，以便趁火打劫。因此，这次伐秦至函谷关，就被秦兵击退，接着秦军在樗里子（即樗里疾）的统率下，同三晋的军队大战，公元前317年，在修鱼（河南原阳县西）打败三晋联军，俘虏韩将军申差，斩首八万。喧嚷一时的“五国伐秦”之举，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

趁三晋军队失败之际，齐国见时机已到，也向赵、魏进攻，在观泽取得胜利。而在秦国后方的义渠，在公孙衍的策划下，则乘秦与三晋交战之时，偷袭秦国，取胜。不过义渠的小胜并不能改变“五国伐秦”失败的结局。公孙衍的这一次合纵活动宣告破产。（见《史记》之《张仪列传》、《秦本纪》、《楚世家》、《齐世家》、《魏世家》；《吕氏春秋•开塞》）

巴蜀的归秦及张若治蜀　在东方取得初步胜利以后，秦就将矛头转向西南，于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更元九年）消灭巴、蜀两国，这对秦国以后的统一战争，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巴、蜀是秦国西南的两个小国，居于今天的四川盆地。巴为春秋时巴子之国。蜀为蚕丛、鱼凫之后。蜀王又分封其弟于汉中，号曰苴侯。（见《华阳国志》）苴侯与巴王关系密切，后巴与蜀结仇，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奔巴。巴、蜀相攻击，俱向秦告急。秦惠文王准备伐蜀，但又为道险而犹豫。正在这时，韩国又从东面向秦进攻。早已从魏回来的张仪主张先伐韩，他从政治上考虑，认为：伐韩影响大，可以“下兵三川”，耀兵中原，“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史记•张仪列传》），一举而成王业。但大将司马错则反对先伐韩。他认为：蜀乃小国，是“戎翟之长”，现又“有桀纣之乱”，出兵讨伐名正言顺，又易取胜，“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而攻韩不仅可能遭到齐、楚、赵、魏各国的干预，而且有“劫天子”之恶名，因此不如伐蜀，伐蜀成功则“富国”、“广地”、“强兵”三者俱来。“三资具备而王随之矣”（《史记•张仪列传》）。司马错是从经济、政治两方面去考虑。秦惠文王采纳了司马错的方案，于公元前316年起兵伐蜀。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率兵从石牛道［10］入蜀，与蜀军大战葭萌关，秦军大胜，蜀王被杀。（见《华阳国志》）蜀亡后，秦军又灭掉苴及巴。秦国西南秦岭以外的广大地区，遂归秦国所有。

巴、蜀归秦后，秦惠文王遣自己的儿子公子通（《史记•六国年表》作繇通；《华阳国志》作通国；《史记•秦本纪》作通）为蜀侯，命陈庄（《史记•秦本纪》作壮，徐广曰：一作状。《史记•张仪列传》及《华阳国志》均作庄）为蜀相，又派张若为郡守。

张若从公元前316年任蜀郡守，直到公元前277年（秦昭襄王三十年）调任黔中守为止，在蜀郡守任内共四十年。在这四十年中，巴蜀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很快，在军事上也成为秦国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是与张若对蜀的治理分不开的。当刚刚灭蜀以后，由于蜀地的“戎伯尚强”（《华阳国志》），即当地的少数民族势力很大，特从秦地移去“秦民万家”以充实秦人实力。秦国向蜀地移民，其目的固然是为加强对这里的统治，但这一措施在客观上对促进巴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张若任郡守时期，还修筑了郡治所成都城。据记载：当时修建的成都城，街道闾里一切规模，均与首都咸阳相同。据说当时的成都有“大城”、“少城”两城，为张若、张仪和司马错所筑。（见《读史方舆纪要》）修筑城所用的土，挖自离城十里的地方，取土后遗留下的坑，就蓄水用以养鱼，这些池泽所在后来皆设为园囿，供人游览。张若又在成都以外修筑郫城和临邛城。郫城方圆七里，高六丈；临邛城方圆六里，高五丈。这些城池的修建，对蜀地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张若对蜀地的经济发展，也有很大贡献。这里在历史上一贯以丝织、冶铁和煮盐三种手工业闻名于世。张若在这里开始设立专门制造丝织物的机关——锦官。据说，这里织出的锦，在河中洗濯“而锦至鲜明，濯以他江，则锦色弱矣”（《水经注•江水》）。因此，这里被命名为“锦里”，可见当时锦织业之盛。张若还在蜀郡设立“盐铁市官并长丞”（《华阳国志》）。在汉代，蜀地的冶铁、煮盐已经高度发展，《汉书•货殖传》记载：“成、哀间，成都罗裒……擅盐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货。”《论衡•别通》又记载：“西州盐井，源泉深也。”这当然不是短时期发展起来的，张若开始设置盐铁市官和长丞对于这两项手工业的发展，定会起到一定作用。因为当时封建制刚刚建立，新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还是有积极作用的。

张若在蜀地十分注意军备训练，他曾造作下仓，为训练士兵，在仓上置观楼射栏（见《华阳国志》），这是其他地方所未见的。张若曾多次率蜀郡之兵配合司马错及白起攻楚，对统一中国起了直接作用。

张若任蜀守期间，特别有重要意义的一件事，就是对西南地区的开发：今天的四川盐源、盐边和云南的华坪、永胜、宁蒗，乃是当时称为“笮”的地区；金沙江对岸的丽江、大姚、姚安一带，当时称为“江南地”，居住着被称为“西南夷”的少数民族。公元前285年（秦昭襄王二十二年），张若率兵“取笮及其江南地”（《华阳国志》），使这一地区归入秦国领土。这样，早在公元前4世纪末至前3世纪初，秦国的统治势力就已越过金沙江，到达了今天云南北部和西北部地区。

取得巴蜀的意义很大，这使得秦国“擅巴蜀之饶”（《史记•刺客列传》），为以后的发展准备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制服韩、赵、魏和拆散齐、楚联盟　秦国消灭巴、蜀，安定了后方，就挥师东向，朝函谷关以外发展。当时，秦国的劲敌主要是齐、楚，而且齐、楚两国自公元前318年“五国伐秦”时就已联合，配合默契，使秦不敢贸然向两国同时进攻。秦先向三晋施加压力，以扫除东进的障碍。

公元前314年，秦惠文王派樗里疾率兵攻魏，占领曲沃（见《史记•秦本纪》）和焦（见《史记•魏世家》）。次年，秦迫使魏国立被秦选中的公子政为太子，魏襄王和秦惠文王在临晋相会，结果，魏国接受了秦国的要求，向秦屈服。

韩国在修鱼被秦战败以后，损兵折将，元气大伤，无力与秦相对抗。韩相国公仲侈向韩宣惠王献策：通过张仪与秦讲和，以共同伐楚。他指出：秦的目标不在韩而在楚。“秦之欲伐楚久矣”（《史记•韩世家》）。韩宣惠王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准备派公仲侈西去秦。楚怀王听到这一消息后，根据陈轸的建议，立即扬言要兴师救韩，以动摇韩国向秦求救的决心，又鼓动秦加速向韩进攻。果然，韩王因而阻止公仲侈去秦，并宣布与秦绝交。而秦则“益甲伐韩”，楚却坐视不救。结果，于公元前314年（韩宣惠王十九年），在岸门一战，秦军将韩打败，韩只得送太子仓入秦为质，向秦求和，韩国终于向秦屈服。（见《史记•韩世家》）

公元前313年，秦还向赵进攻，在蔺（山西离石县西）大败赵军，并俘虏将军赵庄。（见《史记•赵世家》）

挫败三晋，并使它们都屈服于秦，这就使秦有可能向东扩展其势力，并为同齐、楚交战作了准备。

在同三晋战争过程中，张仪就采取手段拆散齐、楚联盟。公元前313年，秦佯将张仪免相，使之南见楚怀王。张仪至楚后，向怀王说：秦所憎者乃齐国，若楚与齐绝交，秦愿以商於之地六百里赠楚。楚怀王大悦。群臣皆贺，独陈轸不贺。陈轸向怀王指出：楚、齐绝交，则秦必轻楚，张仪的话是值得怀疑的，若被张仪所欺，楚又与秦为敌。这样，“西起秦患，北绝齐交，则两国之兵必至”（《史记•楚世家》）。但楚怀王早被张仪花言巧语所惑，又贪图商於之六百里地，根本不听陈轸进言，并立即派人去秦接受土地。

不料，张仪回秦后，称病三月不出，楚怀王得不到土地，认为秦以楚与齐绝交态度不坚决。因此，特派人去辱骂齐王。齐王大怒，与楚绝交而与秦结交。秦的目的已达，张仪出见楚国使者，告诉他“从某至某，广袤六里”送给楚王。楚使回报怀王，楚怀王大怒，欲出兵伐秦，陈轸进言：不如割地与秦，同秦修好，联兵伐齐。这样，“我亡于秦，取偿于齐也，吾国尚可存”。但楚怀王不听，于公元前312年发兵攻秦，楚国大将屈匄率兵，与秦国魏章率领的军队在丹阳（河南丹水之北）展开激战。楚军大败，被斩甲士达八万之多，大将屈匄及裨将逢侯丑等七十余人被俘，秦国军队占领汉中。

秦、魏、韩对齐、楚、宋的战争　当楚怀王发觉被骗之后，立即又与齐国联合，所以齐、宋联军在楚军战败于丹阳之际，向秦的盟国魏进攻，战于煮枣。而楚的柱国景翠又率另一支部队包围了秦的另一个盟国——韩国的雍氏。［11］这时已经形成以齐、楚、宋为一方，以秦、韩、魏为一方的犬牙交错的战争，齐、楚又联合包围了秦军占领的曲沃，而在东方，秦军则向齐发动猛攻，在濮水大败齐军，齐将声子（又名赘子）被俘，匡章逃走。

楚怀王在汉中失守以后，准备孤注一掷，倾全国之兵力“复袭秦”（《史记•楚世家》），开始深入进军到秦的蓝田（陕西蓝田），但在蓝田遭到秦军的迎头痛击。这时，韩、魏闻楚困于蓝田，乃发兵攻楚的后方，进兵至邓（河南邓县），迫使楚国赶快撤兵。这一场混战，就以楚国失败，秦国取得汉中而告结束。

秦欲联楚攻齐，故于公元前311年派人与楚谈判：愿分汉中之半与楚，以同楚结盟。然而，楚怀王对张仪耿耿于怀，宁可不要汉中之地，而要张仪以泄愤。张仪闻讯，欣然赴楚，怀王得张仪准备杀掉，但张仪使用种种手段，通过楚国大夫靳尚，向怀王夫人郑袖说情，郑袖请求把张仪放掉，与秦和亲。怀王果然听从郑袖放掉张仪。楚国三闾大夫屈原，刚从齐国出使归来，听说张仪已至，准备劝说怀王杀掉张仪，但为时已晚，张仪早已越出楚境了。

这样，楚的汉中就为秦所有。汉中，在汉水上游，面积六百方里，楚国原在这里设郡，归秦后，重建汉中郡。这样，就使秦国本土与巴蜀连成一片，不仅消除了楚国从南方来的威胁，而且使巴蜀丰富的物质资源畅通无阻地运向关中，这对秦国迅速壮大起了重要作用。

公元前311年（惠文王更元十四年），秦又伐楚取召陵，秦国一步步对楚国蚕食，逐渐改变了力量的对比。

秦同义渠戎的斗争　义渠戎同秦国的关系，在秦孝公以前时降时叛：秦强则戎归服，秦弱则戎作乱。在秦孝公时，太子驷曾率戎狄九十二国朝周显王，说明这时秦国势强，亦不见有关义渠戎与秦国交战之记载，这时的义渠戎当在归服于秦的诸戎之列。

在秦惠文王即位之初，义渠戎的势力稍增，“筑城郭以自守”（《史记•匈奴列传》），大有与秦分庭抗礼之意。因此，引起秦的密切注视，但最初秦国似无暇与义渠为敌。公元前335年（秦惠文王三年），义渠在洛将秦师战败。三年以后，即公元前331年，秦国趁义渠戎发生内乱，才派庶长操“将兵定之”（《后汉书•西羌传》）。公元前327年，在这里设县，以义渠君为臣。但是，从以后发生的事来看，义渠对秦并未真正降服。就在义渠君称臣八年以后，即公元前320年，秦又不得不派兵伐义渠，并攻取郁郅（甘肃庆阳县东）。这个时期，义渠君一方面不能不对秦表示屈服，另一方面又向魏国靠拢，他曾经有朝魏之举。有一次义渠君朝魏时，魏国的犀首曾煽动他说：如果山东等大国不攻秦，秦国就有力量烧杀抢掠你的国家；若是山东各国共同打秦国，秦就会“轻使重币”同你们表示和好。犀首这样说的目的是十分清楚的。果然，当公元前318年六国联合伐秦之际，秦国君臣对义渠表示极大的担心，陈轸对秦惠文王说：对于义渠君，最好用安抚的办法使其归顺。秦惠文王听从了陈轸的意见，给义渠君送去了“文绣千纯，妇女百人”（《史记•张仪列传》），用以拉拢他。但是，义渠君想起了犀首的话，认为这正是向秦进攻的好机会。于是向秦进攻。六国伐秦虽未取得任何结果，义渠戎却因秦国无暇后顾而在李帛把秦军打败了。（见《战国策•秦策二》）

以后，秦国不得不在同各诸侯国斗争的同时，用很大力量对付义渠戎。公元前314年（秦惠文王更元十一年）秦国出兵伐义渠，得徒泾（属西河郡）二十五城（见《史记•秦本纪》及《后汉书•西羌传》），但是义渠戎仍是秦国的隐患。

二、从武王继位到昭襄王称“帝”

以齐、燕为中心的东方各国矛盾　公元前311年，秦惠文王卒，子武王荡继位。在这期间，东方的齐国和燕国发生了长期的战争，许多国家也卷了进去，这就给西方的秦国发展以有利之机。

早在公元前316年，燕王哙鉴于各国变法都取得不少成功，于是也要改革内政。他提不出什么改革的办法，就甘愿把君位让给相国子之，演了一场“禅让”的闹剧。但太子平和将军市不满，发动叛乱，围公宫攻子之，这次叛乱虽被镇压下去，却招来齐国的干涉。公元前314年，齐宣王借口帮助太子平，命匡章率“五都之兵”大举攻燕。由于燕国人民痛恨本国的统治者，齐军得以迅速占领燕国国都。燕王哙和子之俱死，燕国几乎覆灭。后来，由于齐国统治者对燕人过于残暴，燕国人民展开反抗斗争，使齐国不得不撤军。从此燕、齐两国结下不解之仇。

当秦惠文王死时，即公元前311年，燕昭王在燕国即位。燕昭王决心报齐之仇，最初十年，燕国招纳人才，等待时机，这时苏秦来到燕国［12］，受到昭王重用。公元前301年，齐宣王已死，湣王即位，苏秦揣摸到燕昭王的心理，主动提出：自己到齐国去行反间计，设法挑起齐国与楚、宋进行战争，使齐“西劳于宋，南罢（疲）于楚，则齐军可败”［13］。于是，燕昭王派苏秦于公元前300年入齐进行反间活动。

齐国自公元前301年湣王即位后，孟尝君田文为相。这时因赵国在赵武灵王统治时期，于公元前302年进行军事改革，国势日强，与齐、秦形成鼎足局面。齐欲攻秦必联赵，而苏秦去齐的目的，就在于破坏齐、赵联盟，并鼓动齐攻宋、伐秦，以削弱齐国。因为宋是楚、魏的与国，秦也保护宋国。这样，齐伐宋，必陷入四面受敌的境地。赵、魏两国时而联秦，时而联齐，这种形势，构成了从公元前310年到前288年，齐、楚、韩、宋、魏各国和战不定的局面，秦国就在东方诸国的重重矛盾、钩心斗角之际，不断取得胜利。（见《战国纵横家书》，第一至十七章）

秦武王的雄心　当公元前310年秦武王荡继位之时，秦国的形势很好，当时几个大国韩、魏、齐、楚、赵都宾从于秦。秦武王首先致力于巩固后方和整顿内政。公元前310年（秦武王元年）与魏王在临晋相会，以巩固秦、魏联盟，同时又进一步镇压巴、蜀地区的割据势力及少数民族。丹、黎两个小国原臣服于蜀，后又降秦。武公时派兵伐丹、黎和义渠戎人，以确保秦国后方的安定。

在惠文王统治时期，张仪为相。张仪自离开楚国后，又至韩，向韩王游说，韩王答应事秦，又至齐、至赵、至燕，向各国国君鼓吹连横，破坏各国合纵。惠文王对张仪的游说十分欣赏，曾封张仪以五邑，号曰“武信君”。但是，武王即位以后，对张仪的做法很不满意。秦国的许多大臣也十分讨厌他，向武王进言：张仪不讲信用，卖国以取荣，秦用这样的人，是会被天下耻笑的。此时，各国听说武王不信任张仪，都不愿再同秦国连横，齐国甚至要捉住张仪置于死地而后快。张仪见此情况，主动向武王要求去秦至魏，于是武王便将张仪送到魏国。张仪在魏国任相一年后，死于魏。

武王自逐出张仪后，于公元前309年（武王二年）任命樗里疾、甘茂为左右丞相。由于秦国一天天强大，所以武王的野心也就一天天膨胀，他不仅要当各诸侯国的盟主，而且十分向往周天子的宝座，尽管这个“天子”早已成了有名无实的傀儡。武王曾经说：若让我的车子到三川（在黄河及伊、洛水之间，韩有三川郡，周王畿也在郡内）“窥周室，死不恨矣”（《史记•秦本纪》）。而要“窥周室”必须经过中原大国——韩的土地。因此，在公元前308年，派左丞相甘茂率兵攻宜阳（河南宜阳县）。宜阳是中原重镇，甘茂出兵前，要武王保证相信他，武王与甘茂立下盟誓：决不听别人谗言，甘茂才出兵攻宜阳。秦军在宜阳五个月，攻之不下，樗里子和公孙奭等人果然在武王面前说甘茂的坏话，武王欲罢兵，甘茂向他提醒事前的保证，武王才下决心增加兵力，使甘茂大举进攻。结果，于次年（公元前307年）攻下宜阳，斩首六万级，同时攻取了河对岸的武遂，并在武遂筑城。

攻取宜阳后，武王派樗里子以车百乘去觐见周天子。周天子见秦国日强，不能不曲意逢迎。秦国的势力深入到中原，并在周王室前耀武扬威，使得武王十分得意。

武王一味嗜武，所以十分喜欢力士，对有些力士如任鄙、乌获、孟说等皆委以高官。武王自己也有一身蛮力气，因为向往着象征周天子权位的周鼎，所以常常以举鼎为戏。公元前307年（秦武王四年），武王在同力士孟说举鼎时，胫骨被折断，至当年八月竟因此死去。这一个雄心勃勃的武王，因好勇逞能，偏要做力不胜任之事，所以当了四年国君就离开了人间。

秦国内乱，魏冉专政　秦武王死后，秦国发生内乱。

因为武王无子，武王诸弟皆争君位，武王的亲生母惠文后早死，庶母芈八子有两个弟弟：其同母异父弟名叫魏冉，同父弟叫芈戎。芈八子生三子：则（后为昭襄王）、显（后为高陵君）、悝（后为泾阳君）。魏冉在惠文王、武王时就任职用事，所以当武王诸弟争君位时，唯有魏冉权力最大，于是便将芈八子所生的则立为王，是为昭襄王。芈八子为宣太后。

昭襄王即位之时，年仅二十岁，宣太后主政，樗里子仍为相，魏冉为将军，又信用宣太后的外族与昭襄王“少与之同衣，长与之同车”（《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的向寿。满朝文武不少为宣太后亲族。公元前306年（昭襄王元年），楚出兵伐韩，韩向秦求救。宣太后本楚国人，不愿救韩而与楚为敌，但甘茂力主救韩伐楚。最后昭襄王听从甘茂主张，出师救韩，楚兵遂退。为了拉拢韩国，甘茂又说服昭襄王将武遂退给韩国。这就引起向寿等人不满，向寿、公孙奭等向昭襄王进谗言，这时，秦正命樗里子和甘茂攻魏的皮氏（山西河间西）。甘茂听说向寿等将不利于己，就从前线逃跑，至齐国，齐以上卿待之。［14］由于甘茂逃亡，樗里子只得与魏讲和退兵。

宣太后虽然依靠魏冉的权势将昭襄王扶上台，但昭襄王的诸兄弟不服，公元前305年（秦昭襄王二年），庶长壮及诸公子叛乱，庶长壮也是秦国公子，因不承认昭襄王而自号为季君。魏冉控制着国都的武装，立即发兵平叛，结果，凡参与叛乱的及“昭王诸兄弟不善者”都被杀（见《史记•穰侯列传》），武王的王后为魏国人，也被逐回魏国。

昭襄王即位后的内乱，至此暂告一段落，秦国军政大权实际操在魏冉手里。

秦、楚结盟及秦出兵救楚　昭襄王即位之初，由于宣太后、魏冉专政，所以采取同楚联合的方针。公元前305年，秦昭襄王与楚怀王联姻。（见《史记•六国年表》）次年（公元前304年，秦昭襄王三年），秦昭襄王与楚怀王在黄棘（河南新野东北）会盟，秦将占领的楚国的上庸（湖北竹山附近）退还给楚。在以后的三年中，秦、楚两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公元前303年（秦昭襄王四年），秦出兵攻取魏的蒲阪（在山西永济北）、晋阳和封陵（均在永济境），又攻取刚刚退给韩国的武遂。

原来在公元前306年（秦昭襄王元年），楚曾同齐、韩两国合纵攻秦。齐、韩见楚背盟而与秦和好，就在公元前303年（秦昭襄王四年），联合魏国共同伐楚。楚王派太子横作为人质，向秦求救兵，秦派客卿通率兵救楚，三国认为不能敌秦乃退兵。秦国刚一出兵，三国立即退兵，说明当时秦国威力是很大的。（见《史记》的《秦本纪》和《楚世家》等）

秦、楚联盟的破裂和楚国的惨败　由于秦的势力大，韩、魏也不得不暂时向秦屈从。公元前302年（秦昭襄王五年），秦王、魏王和韩太子婴在临晋会盟，表示休战。

但是，秦、楚的联盟却很快破裂了。楚国派到秦作人质的太子横，在公元前302年杀死秦国的一个大夫，逃回楚国。从此，秦、楚结怨。当公元前301年（秦昭襄王六年），齐、韩、魏三国联合起来向楚国大举进攻之时，秦坐视不救，结果，楚军大败于泚水旁的垂沙，大将唐蔑（或作唐昧）被杀死。（见《吕氏春秋•处方》、《荀子•议兵》、《史记•秦本纪》）

秦国与楚决裂转而与齐结盟，当齐国战胜楚国后，秦即派昭襄王之弟泾阳君去齐为质，表示与齐和好。公元前301年（秦昭襄王六年），秦派昭襄王之另一弟华阳君芈戎、庶长奂率兵伐楚［15］，至公元前300年（秦昭襄王七年），大破楚军，杀死大将景
，攻取楚国的襄城（又作新城，见云梦秦简《编年纪》）。

楚国惨败，派太子入齐为质，以求得齐国停战。这时，秦国也极力靠拢齐，因为自公元前301年孟尝君田文为相，齐国重又强盛，所以公元前299年，秦特请孟尝君入秦，秦昭襄王任孟尝君为丞相。与此同时，秦国继续向楚进攻，在楚国节节败退之际，秦昭襄王致书楚怀王，表示愿意修好，约怀王至武关结盟。楚怀王求和心切，不顾大臣昭雎等劝阻，贸然赴会。至武关，秦军立即将怀王劫持而西，直至咸阳，秦昭襄王提出要割巫、黔中两地给秦，才放他回去。怀王要先立盟誓，秦不允，楚王不答应在没有立盟的情况下就割地。结果，怀王被留在秦国。

孟尝君免相及秦、齐、楚间之争　秦国请齐国的孟尝君田文为相，不到一年就将其免职，以赵国人楼缓接任。孟尝君免相后被囚在秦，在门下宾客的帮助下才逃回齐国。田文回齐后任相，从此齐、秦之间结怨更深，战争又开始了。

在此后数十年中，秦与各国间或战或和，阵营变化不定。总的形势是秦、齐、楚三国之间对立，秦时而同楚战，时而同齐战，韩、魏、宋等则依于秦或依于齐、楚，皆根据当时形势变化而定。

公元前298年，齐、韩、魏三国攻秦，一直攻到函谷关，后来宋和中山两国也参加攻秦。三年以后，在公元前296年（秦昭襄王十一年），终于攻入函谷关。秦国只得将属于魏的河外的封陵归还给魏，属于韩的武遂归还给韩，攻秦的联军才退走。

楚国因怀王被拘于秦，国内大臣就设法将在齐为质的太子横接回，并答应给齐以“东地”（《渚宫旧事》卷三，见《墨海金壶》），这个太子横就是原在秦为质，后来逃走又去齐为质的。横归国后，即王位，是为顷襄王。这时秦昭襄王见楚国又立王，要挟不成，大怒，于公元前298年，伐楚攻析（河南内乡西北），大败楚军，斩首五万级，取十余城。（见《史记•秦本纪》、《史记•楚世家》及云梦秦简《编年纪》）

楚怀王被囚在秦，曾趁机逃跑，到赵国，赵拒绝接纳，最后仍被秦国捉回，于公元前296年死于秦。

自公元前295年（秦昭襄王十二年）以后，秦、齐两国内部发生变化，各国的形势又为之一变。是年，秦国免去楼缓相位，用魏冉为相，又主动与楚修好，援助楚国粮食五万石。（见《史记•秦本纪》）次年，齐国也免去主张与秦为敌的孟尝君相位，而以秦国的五大夫吕礼为相。于是秦、齐两国又重归于好。

不过，秦、齐停战，各有目的。齐国在于集中兵力攻宋，秦国则为了集中兵力向韩、魏两国扩张土地。因此，自公元前294年以后，秦国就大举向韩、魏进攻了。

公元前294年（秦昭襄王十三年），秦派白起、向寿等率兵向韩、魏进攻，先后攻占了武始（河北武安县南）、新城（河南密县东南）。［16］同年，白起率兵攻伊阙（河南洛阳龙门），次年，打败韩、魏联军，斩首二十四万，虏魏将公孙嘉，攻陷伊阙。（见《史记•秦本纪》、云梦秦简《编年纪》）

公元前292年（秦昭襄王十五年），秦军继续向韩、魏进攻［17］，这一年，攻下魏国的垣，没有占领，又归还给魏，转而向韩进攻。公元前291年（秦昭襄王十六年），攻取原属楚后属韩的中原重镇宛（河南南阳）。下一年，另一支秦军由司马错率领，攻取魏国的轵（河南济源东南），又重新攻取垣。公元前289年（秦昭襄王十八年），白起、客卿错率秦兵伐魏，攻蒲阪等大小六十一城。秦国势如破竹似的进攻，使韩、魏遭到沉重打击，只好向秦求和。结果，韩割武遂二百里，魏割河东四百里，使秦暂时停止进攻。（见《史记•秦本纪》、《史记•韩世家》、《史记•魏世家》、云梦秦简《编年纪》）

秦国这几年得以顺利取胜的原因之一，在于齐国在苏秦的怂恿下正忙于伐宋，所以对秦、韩、魏之间的战争无暇过问，使秦能单独将韩、魏击败。（见《史记•田齐世家》、《史记•苏秦列传》、《战国纵横家书》）

秦国得到中原重要城市——宛，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里是著名的冶铁手工业发达的地区。此后，秦国经济迅速发展，同中原地区的取得是有密切关系的。

秦、齐称“帝”和五国攻秦　秦在几年之内，连续从韩、魏两国取得大片土地，耀武中原。当时，由于各国的国君几乎都先后称“王”，所以“王”的称号已不能满足秦昭襄王的欲望，他要再进一步称“帝”，但又怕齐国反对，因此决定拉拢齐国的湣王一起称“帝”。秦昭襄王十九年（公元前288年）十月，秦昭襄王在宜阳自称“西帝”，并派相魏冉到齐，尊齐湣王为东帝。这样，秦、齐两国就洋洋自得地称起“帝”来了。

这时，合纵的活动又紧张地开展起来。韩、魏两国对被秦打败，很不甘心，魏昭王拉拢赵国，请赵的奉阳君李兑联络各国共同伐秦；另一个纵横家苏秦也从燕国到齐，劝说齐湣王取消帝号，以便拉拢各国共同反秦，而齐国则可乘机伐宋（见《战国纵横家书》二十一），齐湣王贪图宋国土地，听从苏秦的献策，与赵会盟，并约秦共同取消帝号，同时出兵对秦进行威胁，秦昭襄王出乎意料，丝毫没有与齐交战的准备，因而只得取消帝号。秦昭襄王从称帝到取消帝号，前后只有两个月，称帝的闹剧就这样收场。

齐国与秦为敌，主要是受苏秦的鼓动，而苏秦这样做的目的，则是替燕国执行其反间的计划：使齐国攻宋，而留给燕国攻齐的可乘之机，以报齐在公元前314年灭燕之仇。苏秦既说服齐与秦绝交，就受齐王之命联合燕和三晋，以便共同攻秦。这时活动攻秦的，除了苏秦和李兑外，还有原为齐国的孟尝君后来到魏国为相的薛公田文。公元前287年，韩、赵、魏、燕、齐五国攻秦军已组成［18］，各国共推李兑为主帅，燕派二万人，齐、魏屯军成皋、荥阳间。表面看各国都一致攻秦，实际上是同床异梦，各有打算：齐国的目的是攻宋，苏秦是为燕国联络赵、魏准备趁机攻齐，赵、魏两国国君虽真心伐秦，但魏国新败，元气大伤，赵国的军事统率权皆操于李兑之手，而齐国则一心灭宋。所以，声势浩大的反秦阵营，在公元前287年到成皋喧嚷一阵之后，由于互相徘徊观望，谁也不去认真进攻，结果只好无功而退，这一“壮举”就此结束。［19］

秦昭襄王称帝的美梦未实现，且招来五国攻秦。但这事件却说明，东方各国已经无力同秦国相对抗了。

三、秦国与齐、楚、赵的战争

自公元前287年（秦昭襄王二十年）五国攻秦失败以后，秦国逐渐成为战国时期的头号强国。从此以后，一直到公元前250年昭襄王去世为止，秦国主要的敌国是齐、楚、赵。这三个国家，逐个被秦打败，虽然其间也有秦被打败之时，但无碍于秦国称雄的总形势，从而为秦消灭各诸侯国、统一中国做好了准备。

由五国攻秦而五国攻齐　五国攻秦毫无成果，只有念念不忘伐宋的齐国，经过三次进攻，终于在公元前286年将宋灭掉。但就在齐国向宋进攻期间，形势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联合伐秦的集团彻底瓦解，联合攻齐的阵营正式形成。

就在伐秦联军驻扎成皋之际，其内部矛盾已经开始暴露：首先是齐国准备暗地同秦讲和，正在魏国活动的苏秦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写信告诉燕王。（见《战国纵横家书》七）燕国的真实目的也不在伐秦，就加紧拉拢三晋，齐灭宋后，对三晋有直接威胁，所以三晋同燕很快地联合起来。

这时的秦国军队还不停地向魏进攻。公元前287年（秦昭襄王二十年），攻取新垣、曲阳，又攻取安邑。（见云梦秦简《编年纪》）在魏任相的孟尝君田文极力劝说秦、魏联合攻齐，赵国大臣金投也鼓吹秦、赵共同伐齐（见《战国策•秦策》、《战国策•东周策》），各国都极力靠拢秦国，说明秦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公元前286年（秦昭襄王二十一年），秦攻韩的夏山。（见云梦秦简《编年纪》）秦见联合伐齐的形势已成，就于公元前285年（秦昭襄王二十二年），与楚顷襄王在宛相会，又与赵惠文王在中阳相会，进一步加强与楚、赵的联盟。同年，秦将蒙武率兵首先向齐进攻，取得齐国河东九城，设立了九个县，取得攻齐的初胜。

次年（公元前284年），秦王与魏王会宜阳，与韩会新城，燕昭王亲自到赵见赵惠文王；之后五国联军正式组成。韩、赵、魏都派有军队，在燕国乐毅统一指挥下，向齐进攻。秦除了派尉斯离率领秦军参加以外，还派大夫起贾至魏主持伐齐（见《战国纵横家书》十七），可见，韩、赵、魏、燕、秦五国伐齐，实际是在秦国的操纵下进行的。另外，楚、鲁两国虽没正式参加五国联军，但也配合行动向齐进攻。

齐国派触子率军迎击，被五国联军在济西打败，触子逃走，达子又率齐军于秦周（齐都临淄附近）抵抗，结果也被打败，达子战死（见《吕氏春秋•权勋》），乐毅率大军攻入齐都临淄，齐湣王出逃至莒（山东莒县）。燕国终于报了积仇。

秦国参加破齐联军，夺取了齐的定陶，后来封给魏冉。齐国的惨败，使秦国减少了一个东方的劲敌，后来在公元前279年，齐国大将趁燕国不备，进行反攻，收复齐的失地。但复国后的齐，远远不是秦的对手。秦国军队的主攻方向，从此转向三晋和楚方面去了。

秦又向三晋及楚国进攻　攻齐的战斗还未结束，秦国的军队已向三晋和楚国进攻了。公元前283年（秦昭襄王二十四年），秦军攻取魏国的林（河南新郑东北）和安城，直逼大梁，燕、赵两国军队来救，秦军才退去。次年秦又向赵进攻，取得兹氏（山西汾阳）等两城。［20］公元前281年（秦昭襄王二十六年），秦又攻赵国的离石（山西离石）。（见云梦秦简《编年纪》）可以看出：秦国的军队在不停顿地向赵、魏进攻，即使在这期间，秦王与韩、魏国王都先后会盟，但也没有影响秦军进攻的步伐。

对三晋的打击刚一停止，秦国的军队又转向楚国进攻。公元前280年（秦昭襄王二十七年），秦派司马错从陇西出发，经由蜀郡，向楚黔中进攻。司马错除了从陇西带来的军队外，又在蜀和巴郡，补充了十万人马和大船一万艘，米六百万斛。由于兵多粮足，秦军取得胜利（《秦史纲要》将此事系于昭襄王十七年，误）。这次战后，秦占领了黔中地，并迫使楚割上庸、汉北地，又攻取邓（河南邓县）。（见《史记•秦本纪》、云梦秦简《编年纪》）为了集中力量攻楚，公元前279年（秦昭襄王二十八年），秦昭襄王约赵惠文王至渑池相会修好，暂时停战。赵王不想赴会，大臣廉颇、蔺相如认为：若不去则向秦示弱。于是赵王带蔺相如赴会。与秦王宴会间，秦王令赵王鼓瑟，蔺相如请秦王击缶（瓦盆），秦王不肯，蔺相如则以兵刃相胁，对秦王说：如不击缶，“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秦王只好击缶，终不能辱赵王。赵王敢于同秦王在渑池之会上对抗，一方面固然是蔺相如机智、勇敢；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秦国当时主要目的在于准备大举攻楚，而不愿同赵决裂。

与赵结盟以后，稳定了侧翼，秦就大举向楚进攻。攻楚大军分两路出击：一路由白起率领向楚的鄢（湖北宜城西南）进攻；另外一路由蜀守张若率领向巫、笮、黔中进攻，然后沿长江顺流而下，使楚国首尾不能相顾。鄢距楚都郢（湖北江陵北）很近，所以楚军在这里集中了主力，与秦军进行决战。这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楚军为保卫京城，决不会轻易放弃这小小的鄢城，而白起又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将领，双方都决心死战。白起攻城不下，就使出惨无人道的手段：他下令在鄢城外百里许的地方立堨（以土障水曰堨），壅西山长谷水为渠以灌鄢。滔滔的大水从鄢的城西灌到城东，使一个鄢城成了水潭，城中军民均淹没水中，“水溃城东北角，百姓随水流，死于城东者数十万，城东皆臭”。后来人们就把这一池陂称为“臭池”（《水经注•沔水》），称淹没鄢城的水渠为“白起渠”，亦名“长渠”（《读史方舆纪要》）。楚军在鄢城一战，就损失达数十万之多，主力受到惨重打击。这时，张若所率军队在长江上游也取得不小的胜利，牵制了楚军，使楚无力在大别山以南作战。次年，公元前278年（秦昭襄王二十九年），白起又乘胜攻楚，取安陆（湖北云梦、安陆一带），并攻下楚都郢。当秦兵进攻至西陵（宜昌县）后，就将楚先王墓夷陵烧毁，更进兵至洞庭湖边。楚国仓皇迁都于陈（河南淮阳）。从此，秦以郢为南郡，并封白起为武安君。

秦攻破郢都，给楚国以沉重打击，这是秦在战国时期的重大胜利之一。公元前277年（秦昭襄王三十年），张若所率的一支军队，攻占了楚国的黔中郡、巫郡。虽然次年楚国又夺回黔中十五邑，但毕竟已失去昔日之强势。在秦看来，它已无足轻重。因此，在以后的一个时期内，秦国不再以主力同楚军较量了。

秦企图先消灭魏国　魏国屡经秦国打击，早已疲弱不堪，其国都大梁又处中原要冲之地，秦欲兼并天下，就打算先从魏开始。因此，自公元前276年对楚停止进攻以后，秦国即将主力军队派往进攻大梁的前线，当年就攻下魏国两城，次年（公元前275年）秦兵已攻至魏都大梁，韩国派兵来救魏，也被秦打败，斩首至四万级之多。虽然魏国献出温地求得秦国暂时退兵，大梁不致立刻陷落，但这一年秦国仍将魏的重要城市——启封（即开封，在河南开封附近）攻占。公元前274年（秦昭襄王三十三年），秦又攻取魏国的蔡（河南上蔡）、中阳（河南中牟西南）等四城。（见《史记•秦本纪》、云梦秦简《编年纪》）这时，唯有赵国尚强，魏即同赵结成联盟，公元前273年，秦将白起率军同赵、魏联军大战于华阳（河南郑州南）。华阳原为韩地，这次战役本是韩、秦联合共同与魏、赵交战。秦在华阳大胜之后，即将华阳占领（见云梦秦简《编年纪》），接着，秦军又进逼大梁。燕、赵两国急派兵来救魏，秦见一时不易取胜，只好迫使魏国献出南阳地而退兵。

秦军两次逼近大梁，而未达到灭亡魏的目的，说明灭魏的时机尚未成熟，因为魏国地居要冲，攻魏，燕、赵、韩等其中之一必然来救。尤其是赵国，当时为最强国之一，尚有力量与秦匹敌，因此，赵不削弱，攻魏也不可能彻底胜利。于是，秦国又掉转矛头向赵进攻。

然而，秦国的矛头刚一转向赵，就遭到惨重失败。公元前270年（秦昭襄王三十七年），秦国的中更胡伤率兵进攻赵国的阏与（山西和顺县西），赵国形势很紧张，几员大将都说阏与不可救，唯有赵奢指出：阏与“道远险狭”，“将勇者胜”。赵王即令赵奢率兵解阏与之围。赵奢率兵在距邯郸三十里处驻扎二十八日，秦军就在不远的武安西，鼓噪勒兵，声振屋瓦，但赵奢壁垒不出，以麻痹秦军斗志。然后用二日一夜的急行军，突然出现在阏与前线，迅速占领山头高地，结果，杀得秦军大败，狼狈逃归。赵奢因此役而被赐号为马服君。

秦国在阏与大败，不仅因为赵奢会用兵，更重要的是赵国内部的政治较为稳定，“国赋大平，民富而府库实”（《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在各诸侯王国中，赵国还没有腐败到不堪一击的程度。因此，秦国消灭各国的雄心一时还难以实现。

义渠戎的最后灭亡　在此期间，秦国还除掉了一个长期的隐患，就是桀骜不驯的义渠戎。

自秦惠文王以来，义渠戎总是威胁着秦国，但秦又不能将其彻底制服。在秦昭襄王初期，秦国统治者就处心积虑地对付义渠戎。为此，当昭襄王初立时，义渠王前来朝贺，昭襄王之母宣太后就利用色相，与义渠王私通。此后，宣太后与义渠王长期保持着苟且的关系，竟至生二子。正因用这种不太体面的办法笼络住了义渠王，所以在昭襄王时期，虽然秦国不断同东方各国打仗，但未见有义渠戎趁机攻秦之事。待义渠王与宣太后同居既久，其戒备之心全无。在公元前272年（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宣太后趁义渠王无备，将其诱杀于甘泉宫。［21］接着，秦又发兵向义渠戎进攻，“因起兵灭之”（《后汉书•西羌传》），彻底消灭了义渠戎，在这里开始置陇西、北地和上郡三郡。

义渠戎的最后灭亡，对秦国后方和侧翼的进一步巩固是十分重要的。义渠乃游牧民族，在秦国的西方、北方甚至东方出没［22］，在灭亡以前，使秦不得不抽调部分兵力去应付他们。置郡以后，秦国就可以集中兵力向东方进攻了。

魏冉的揽权及其下场　自公元前306年秦昭襄王即位，到公元前265年（秦昭襄王四十二年）以前，秦国虽几易国相，但其实权大部分时间都控制在宣太后和魏冉手中。宣太后为昭襄王之母，她以太后的身份干预国政，对秦国的政治、军事影响很大。魏冉因系宣太后的异父弟，又有立昭襄王之功，所以在昭襄王之世曾先后五次出任丞相：第一任从公元前300年（秦昭襄王七年）至公元前299年（秦昭襄王八年）共两年；第二任从公元前295年（秦昭襄王十二年）至公元前292年（秦昭襄王十五年）共四年；第三任从公元前291年（秦昭襄王十六年）至公元前288年（秦昭襄王十九年）共四年；第四任从公元前288年（秦昭襄王十九年）至公元前283年（秦昭襄王二十四年）共六年；第五任时间最长，从公元前275年（秦昭襄王三十二年）至公元前266年（秦昭襄王四十一年）共九年。［23］合计魏冉任秦相达二十五年之久，是秦国历史上任丞相时间最长的一个人。在他任相期间，秦国的领地得到很大的扩展，他任用著名的军事家白起为将，取得对齐、楚和三晋的重大胜利，削弱了这几个国家的势力，其功劳是很大的，对秦的统一有其积极作用。

但是，在魏冉当政期间，秦国的军事策略方面有其错误的一面，魏冉一贯主张先攻击齐，后来又因被封于陶（山东定陶），就更积极向齐地进攻，以扩大其私人封邑，这就不得不舍三晋而不顾。这种舍近求远的战略，也是秦国长期以来不能彻底取胜的原因之一。

在对内方面，魏冉大权独揽，他一反秦国一贯任用客卿的传统，“恶内诸侯客”（《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而将本家族的人安放于秦国朝廷内掌握大权。如宣太后的同父弟、华阳君芈戎（又号新城君），曾为将军。后有罪去楚，但不久又被宣太后及魏冉召回，任左丞相。昭襄王的同母弟高陵君、泾阳君，也都以贵族的身份执掌国政。随着秦国对外军事斗争的不断胜利，宣太后这一家族在朝廷上的权势愈来愈大，他们不仅每人各自都有大片的封地，成为全国最大的封君地主，而且擅权专政，连国王也不放在眼里，“……太后擅行不顾，穰侯出使不报，华阳、泾阳等击断无讳，高陵进退不请”（《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这就不仅同代表中央集权的国王发生了冲突，而且同一般封建地主阶级也发生了利害冲突。这些封君贵族为了自己利益聚敛刻剥，以致“私家富重于王室”，“妒贤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使国内政治昏暗，对外斗争失利。如穰侯魏冉被封于陶，其地在齐国边境附近，他为扩大自己这一块领地，竟不顾距秦很近的韩、魏，而宁可越过它们去进攻齐国的刚寿。这也是秦国在战略上连连处于不利地位的原因。虽然在经济、军事实力方面，秦国已经远远超过其他各国，但也还常常遭到失败，其根源就在这里。（见《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云梦秦简《编年纪》）

公元前268年，魏国人范雎入秦。他通过秦国的谒者王稽进见秦昭襄王。范雎向秦昭襄王指出：“秦王之国危于累卵”，引起昭襄王的严重注意，然后就分析秦国在穰侯魏冉执政下军事斗争中战略方面的错误。他说“越韩、魏而攻齐”是失算的，“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多出师则害于秦”。而且进一步指出：这种舍近攻远的战略，犹如“借贼兵而赍盗粮”，只对别国有利。因此，范雎建议实行“远交而近攻”的策略，先从韩、魏开始，逐步兼并各个诸侯国。范雎的建议立即得到昭襄王的支持，拜范雎为客卿。公元前268年，秦国派五大夫绾率兵伐魏，拔怀（河南武陟西南），公元前266年，又攻取魏的邢丘（河南温县东）。

范雎的策略取得初步胜利，进一步受到昭襄王的信用，他就又向昭襄王指出：秦国之所以推行那种错误的战略方针，以致秦不能迅速取胜，根本在于宣太后、魏冉专权。他们的权势早已超过国王，甚至在秦国以外，只知有宣太后、穰侯和华阳、高陵、泾阳诸君，而“不闻有其王也”，这就更进一步打动了昭襄王。范雎的言论代表了一般的封建地主的利益，他们要求加强王权而限制封君贵族，在这一点上与昭襄王的要求是一致的，因此一拍即合。公元前266年，昭襄王免掉魏冉相位，改用范雎为相，并封其为应侯（应在河南宝丰县西南）。从此秦国内政和军事大权便为范雎所控制。（见《史记•范雎蔡泽列传》、《史记•穰侯列传》、云梦秦简《编年纪》）

范雎同魏冉的矛盾，实质上是封建地主阶级内部两派争夺权力的斗争。不过，宣太后、魏冉以宗室贵族的关系，一家数人在秦国专政达几十年之久，不仅同王权有矛盾，而且在战争的策略方面出现不少错误。范雎任秦相后，对打击宗室贵族专政、加强王权是有积极作用的，更重要的是：范雎提出的策略，尤其是远交近攻的方针，是正确的。因此，范雎代替魏冉任相，对秦国统一事业是有好处的。

魏冉免相以后，被从国都逐出归回到自己的封邑——陶。另外，高陵、华阳、泾阳君也都被赶出关外，各回封邑，这时宣太后早已死去。魏冉家族在秦国的专政自此结束。

范雎为政后的功过　范雎相秦后，结束了魏冉家族的专政，加强了中央集权：“强公室，杜私门”（《史记•李斯列传》），当然，同时也增加了自己的权力，须贾曾说当时的秦国“天下之事皆决于相君”。而昭襄王竟对平原君说：“昔周文王得吕尚以为太公，齐桓公得管夷吾以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史记•范雎蔡泽列传》）可见范雎权势之大。在他当权期间，秦国加强了对巴、蜀的控制和联系。自惠文王时降服巴、蜀以后，这里在蜀守张若及其继任者李冰的治理下，政治、经济有很大发展，在军事上对楚国的威胁很大。然而，自古蜀道难行，自秦入蜀山多险阻。于是，在范雎为相时开始修栈道：“栈道千里，通于蜀汉”（《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这对于秦、蜀间往来交通是很重要的，是进步的措施。不过，范雎在秦为政也有不当之处，主要是失之于太重个人恩怨。如他在入秦以前，曾在魏国事中大夫须贾，后来同须贾一起使齐，齐襄王赐雎金十斤及牛酒。此事为须贾所知，回魏后向魏相魏齐报告。魏齐大怒，使人将范雎打得折胁折齿。后来，在王稽和郑安平帮助下逃往秦国。范雎对此事耿耿于怀，至为秦相后，就决意报复，有一次恰好须贾被派到秦国求和，范雎就趁势对须贾百般侮辱，先吓得须贾“肉袒行，因门下人谢罪”，范雎当众历数其“罪状”，最后“须贾辞于范雎，范雎大供具，尽请诸侯使，与坐堂上，食饮甚设。而坐须贾于堂下，置莝豆其前，令两黥徒夹而马食之。数曰：‘为我告魏王，急持魏齐头来！不然者，我且屠大梁。’”（《史记•范雎蔡泽列传》）须贾从秦国带回了范雎给魏王的口信，并声言要魏齐之头，吓得魏齐屁滚尿流地逃走。他先逃至赵国，匿于平原君家，后为秦所逼，又回魏国。据说秦昭襄王为给范雎报仇，还把私藏魏齐的平原君骗到秦国，软禁起来。后来魏齐在秦的威逼下自杀，赵王把他的首级从魏要过来，送给秦国，才换回平原君。

对于他的救命恩人郑安平和王稽，范雎则加以重用提拔。这种“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的做法，对秦国的政治带来很不利的后果。后来，王稽和郑安平均使秦国遭到很大损失。这都与范雎在内政方面错误的用人有直接关系。

综观范雎相秦后的内政，比魏冉专政时期有进步，但由于他个人心胸狭窄、目光短浅，也采取了一些不恰当的措施。这也说明先秦的游士为各国奔走的目的，无非是为个人的荣华富贵。他们即使能提出一些有益于统一的办法，但并不都是有远见的政治家。

尽管如此，范雎所主张的“远交近攻”策略，在灭亡六国的过程中，是重要而有效的，这应当是范雎在历史上的主要贡献。正是在这一策略指导下，秦国对外战争取得一系列胜利。

秦对韩的蚕食　在范雎正式任秦相以前，秦昭襄王就按照范雎“远交近攻”的策略，取得了对魏的胜利。任相以后，范雎就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韩国。

本来，范雎的“远交近攻”是包括这样三部曲的：开始“卑词重币以事之；不可，则割地而赂之；不可，因举兵而伐之”。不过，当时的韩国已经相当弱，又加上地处秦之近邻：“秦之有韩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所以，也无须按上述三部曲进行了。范雎主张使用武力威胁韩国，使其就范，如果不成就直接出兵。他向秦王说：“王下兵而攻荥阳，则巩、成皋之道不通；北断太行之道，则上党之师不下。王一兴兵而攻荥阳，则其国断而为三。夫韩见必亡，安得不听乎？”昭襄王按照范雎的办法，“且欲发使于韩”（《史记•范雎蔡泽列传》）。大概没有达到使韩就范的目的，于是，秦国就自公元前265年（秦昭襄王四十二年）开始，连续不断地向韩国进攻。

公元前265年，秦发兵攻韩国的少曲（河南孟县境内）、高平（河南济源西南），拔之。次年，即公元前264年，秦又派大将白起攻韩的陉城（山西新绛县东北），拔五城（一作九城），斩首五万级。公元前263年，白起又率兵攻太行山以南地区。（《史记•韩世家》及云梦秦简《编年纪》）韩国就这样一块块地被秦蚕食着。

秦、赵间的长平大战　当对韩的蚕食进一步扩大以后，就同赵国发生了冲突。于是，发生了秦赵间的长平大战。这是战国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战争。

公元前262年，秦军攻取韩国的野王（河南沁阳县）。秦军占领野王后，就截断了韩国上党郡（山西东南部长治附近）同韩国本土之间的联系。韩国的上党太守冯亭见通往本土的归路已绝，就以上党投赵，求得赵的保护，赵接受了上党，并封冯亭为华阳君。

公元前260年，秦国左庶长王龁率兵向上党进攻。赵国派老将廉颇驻守长平（山西高平），秦军不断挑战，而廉颇令赵军坚守不出。秦军长途远征，最忌持久战，见赵军不为挑战所动，坚垒不战，晓得这是廉颇的计策，于是就实行反间计。秦国散布：廉颇容易对付，而且有降秦之意，秦国真正害怕的是赵括。原来赵括是马服君赵奢之子，是一个骄横自大，又只能纸上谈兵的将领。秦国散布上述说法的目的，是企图使赵国以赵括代替了廉颇。赵国国君果然中计，立即用赵括代替廉颇。秦听说赵括已代替廉颇为主帅，立即派白起为上将军，王龁为尉裨将。赵括代替廉颇统军后，果然轻易出击，秦军佯装败走，暗地却埋下伏兵。当赵兵追逐秦兵时，秦军退入城内，同时又以一支部队断绝赵国粮道，另一支部队则进击赵国后方，将赵军截断在两处。秦军出兵袭赵，赵只得临时筑起壁垒自卫，等待救兵。秦军将赵军粮道断绝，使赵军被困。自七月至九月，赵军四十六日无粮，因饥饿以致人相食。无法，只得拼命向秦包围的部队实行突击，赵括亲率兵出战，被秦军射死。赵国军队瓦解，四十万人向白起投降。投降后，白起竟命令将这些降卒全部活埋，只留下幼小的二百四十人归赵，以便让他们去宣扬秦的“声威”。总共这一战赵国被杀的人数达四十五万之多，秦军死亡也超过一半。

长平大战以秦国胜利而告结束，白起将四十万降卒全部活埋，反映了地主阶级残酷的本性。

白起与范雎的矛盾和秦进攻邯郸　白起虽在长平一战取得很大胜利，使秦国的声威大震。但这却引起了范雎的嫉妒，他唯恐在这个尚战功的秦国，白起的功高，使自己不能专权。据《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载：由于秦军在长平的胜利，韩、赵两国利用苏代去挑拨范雎与白起的关系，苏代对范雎说：如果赵被秦灭，“武安君（即白起）必为三公，君能为之下乎？虽无欲为之下，固不得已矣。”因此激起范雎的嫉妒，现代的一些史学著作也因袭这种说法。其实，这是不足信的。首先，是《史记》记载有关苏秦、苏代、苏厉的事迹有许多错乱，这从最新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中已经得到证明。其次，以范雎这样一个心胸狭窄的人固有性格来说，完全不必有什么人离间，才使他与白起有隙，长平一战的巨大胜利以及由此造成取得对韩、赵彻底胜利的有利形势，已经足够促使范雎与白起争功了。

本来，长平大战后，形势对秦很有利。白起准备乘得胜之师灭赵攻韩。公元前259年（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十月，秦军再次攻占上党，接着命王龁率一路军攻赵武安皮牢（翼城东北），命司马梗率另一路秦军攻太原。白起自己则统率主力留上党，准备进攻邯郸。但是，等了两个月，得到的却是“罢兵”的命令。原来昭襄王听从了范雎的话，认为秦兵在外日久，应让士卒休息，并允许韩、赵割地讲和。白起无奈，只好班师回国，乘胜灭赵的计划遂成泡影。到手的战功被搞掉，白起对范雎的仇恨当然更深。从此以后，两人的矛盾愈来愈尖锐。

本来，秦国约定退兵的条件是：“割韩垣雍、赵六城”（《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但是，秦国退兵以后，只有韩国献出垣雍，赵国则不愿割六城，并且派虞卿去齐国，欲联齐以抗秦。秦王见赵并未屈服，就又要派白起率兵伐赵，但白起表示“不可”！他之所以反对出兵伐赵，一方面固然是因对范雎不满，但主要的还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分析，认为秦国已经失掉取胜的有利时机，他说：“长平之事，秦军大克，赵军大破。秦人欢喜，赵人畏惧。秦民之死者厚葬，伤者厚养，劳者相飨，饮食，以靡其财。赵人之死者不得收，伤者不得疗，涕泣相哀，戮力同忧，耕田疾作以生其财。今王发军虽倍其前，臣料赵国守备亦以十倍矣。赵自长平以来，君臣忧惧，早朝晏退，卑辞重币，四面出嫁，结亲燕、魏，连好齐、楚，积虑并心，备秦为务。其国内实，其交外成。当今之时，赵未可伐也。”（《战国策•中山策》）白起不失为一个军事家，这种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无奈秦昭襄王主意已定，根本不听白起劝告，派五大夫王陵率兵伐赵。秦昭襄王四十九年（公元前258年）正月，王陵统率的秦兵在进攻邯郸的过程中受挫，秦军不能前进，将卒多有伤亡。这时，秦昭襄王又想起白起。

一则由于负气，二则看到这次贸然进攻取胜无望，白起称病不出。当秦昭襄王令白起再次出马，代替王陵时，白起仍托疾不肯。但前线节节失利，使昭襄王焦急万分，便令范雎亲自劝说白起就任。范雎与白起本是死对头，他如何能真心来请白起。而白起尽管与范雎有隙，却也不完全是从个人成见出发。他除托病以外，又进一步对范雎分析此次出兵伐赵，决无得胜可能的原因。然而范雎早就准备用自己私党郑安平代替白起，所以白起的一番话不仅没有使他去劝说昭襄王改变进攻计划，反而成为激怒秦昭襄王的材料。昭襄王听到范雎转达的白起的言论后，在范雎的煽动下，大发雷霆，立即派王龁代替王陵，并增加军队，继续进攻邯郸，表示：不要你白起我也能灭赵。可是，事实与秦王主观愿望相反，赵国防御极强，各国援兵纷纷而至，王龁军在邯郸胶着八九个月之久，毫无进展，兵卒死亡甚多。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秦昭襄王又不得不求助于白起，他亲到白起府邸，强令其出来。白起仍托辞有病，昭襄王不答应，对他说“君虽病，强为寡人卧而将之”。说到这种程度，白起也不得不把自己的看法和盘端出，他说：“愿大王览臣愚计，释赵养民，以诸侯之变。抚其恐惧，伐其慢，诛灭无道，以令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赵为先乎？”（《战国策•中山策》）但是，昭襄王根本听不进去，以为白起故意捣蛋。从以后的事实来看，显然是范雎在这里起了很大作用。白起当即被削去武安君之爵位，贬为士伍，并迁之阴密（甘肃灵台县西）。由于有病，白起当时未离咸阳，过了三个月，秦军在前线失败的消息传来，昭襄王更是迁怒于白起，命他立即起行，不准留在咸阳。白起只得带病起程，范雎和其同党又对昭襄王说：白起心中不服“其意怏怏”（《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昭襄王令使者立即追赶白起，在咸阳西十里之杜邮将白起追上，使者照昭襄王吩咐令其自杀。白起乃引剑自刭而死。

白起之死固然与昭襄王有直接关系，但根本原因还是范雎在一旁煽动所致，是统治阶级内部相、将争权所酿成的一幕悲剧。作为一员战将，白起具有残忍、狡诈的性格，他在自杀以前，曾经仰天长叹道：“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又自答说：“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表明他自己也承认坑杀赵降卒数十万这件事太残忍了。其实，白起一生所杀之人，岂止四十万！据统计，自孝公以后，至秦始皇十三年止，秦国军队在各次战役中杀人总数，可查的为165.5万。而白起为将时就斩首92万。因此，有人给白起赠了一个“人屠”的称号。可见，地主阶级在建立政权过程中，其手段也是十分残酷的。不过，白起一生确实为秦国立下不少功勋，加之最后受到范雎陷害，“死而非其罪，秦人怜之，乡邑皆祭祀焉”（《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直到现在，陕西境内还遗留有不少处白起祠、白起庙和白起坟种种古迹，说明这个历史人物的影响之深。

秦在邯郸的失败及王稽范雎之死　白起一死，表明范雎争宠取胜，但也意味着他自己的末日到来。

范雎举自己同党郑安平为将军，与王龁共同率兵进攻邯郸。这时的赵国与魏国已经为同盟，又加之魏国公子无忌的姐姐，嫁给赵国平原君赵胜为夫人，两国关系备加密切。秦军猛攻邯郸之初，魏王曾应赵国之请，派大将晋鄙率十万大军前往救赵。但秦见魏出兵援赵，即派人威吓说：哪一国敢救赵，将来拔赵后，就先打它。受到恫吓，魏王害怕秦国，连忙下令叫晋鄙停止进发。

被围在邯郸城中的赵军，日夜盼望魏国援军，平原君赵胜见魏军观望不救，就致书于魏公子无忌，指责其不能急人之困，并以亲属关系打动无忌：“且公子纵轻胜，弃之降秦，独不怜公子姊邪？”（《史记•魏公子列传》）魏无忌受到责备也无计可施，因军权操在魏王手中，而魏王又不听公子劝说，魏无忌只有率领百余骑宾客亲赴秦军，准备和赵同归于尽。后来由于夷门监侯生的献计，魏公子通过魏王所宠幸的如姬夫人窃出了兵符。魏无忌亲携兵符到邺，突入晋鄙军中，出示兵符欲夺晋鄙军权，晋鄙不信，随从魏无忌来的壮士朱亥举起暗藏的铁椎杀死晋鄙，夺得军权。魏无忌从这一军中挑选八万精兵，去解邯郸之围。

这时，赵的平原君已率领二十位宾客，突围至楚求救兵。在宾客中有一位毛遂，最初并未受到平原君重视，在平原君门下三年毫无贡献，此时，见赵危急，毛遂自告奋勇要随平原君出使。至楚后，楚王也畏秦军，不愿出兵。平原君与其他宾客劝说楚国出兵，“日出而言之，日中不决”。幸亏最后毛遂在楚王面前，细言合纵的利害，指出“合纵者为楚，非为赵也”（《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并以武力胁迫楚王在殿上歃血定盟，出兵救赵。这样，楚才出兵，楚国大将景阴奉命率救赵的大军也向邯郸开来。

齐和燕本来就与赵保持合纵关系，此时虽无很大的军事行动，但在精神上是支持赵的。韩国则趁机向秦进攻：“救赵新中。”（《史记•六国年表》）

由此可见，赵国虽然被围，但多数国家却站在赵这一方面。这就使赵国的形势变不利为有利，双方力量对比发生变化。

秦军的主力在王龁、郑安平统率下进攻邯郸，并以偏师攻魏。攻魏的军队取得一些胜利，这时邯郸城内更加紧张。楚、魏援军尚未开到，“民困兵尽”，在邯郸城中“炊骨易子而食”。本来就不想救赵的魏王，又派新垣衍前来劝降，他让赵王尊秦为帝，以使得秦国撤兵。但新垣衍的投降论调受到鲁仲连的痛斥，赵国军民也不愿向秦低头，为鼓舞士气，平原君赵胜将家财散给士卒，令夫人以下编入军列，表示共赴国难。由此，征得敢死之士三千人，大大加强了赵军的战斗力。

赵国的邯郸城内军民，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一直坚持到魏无忌和楚国的景阴率援兵赶到，才开始了一场激烈的会战。

公元前257年（秦昭襄王五十年），秦、赵、魏、楚一场大战，就在邯郸城下展开了。赵军在内，军民同仇敌忾，拼命冲杀，魏、楚军在外，将秦军夹在中间。在内外夹击之下，秦军大败，主将王龁率军败逃，郑安平所率二万秦军被围不得出，只得投降赵国，后被赵封为武阳君。

公元前256年，秦又继续向韩进攻，取阳城（河南登封东南）。这时秦国驻守河东的是王稽。范雎入秦时，曾依靠王稽进见昭襄王，故范雎特任王稽为河东守，但王稽暗地却“与诸侯通”，出卖秦国，因此在邯郸大败之后不久，秦国在河东也遭到魏、楚联军的打击，以致河东和太原郡皆从此失守。（见《史记•范雎蔡泽列传》、《战国策•秦策三》、云梦秦简《编年纪》）

秦国失败，与任人不当有很大关系。郑安平、王稽均为范雎保任，按照秦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王稽“与诸侯通”，其罪应诛，郑安平降敌也属重罪。因此，在公元前255年，范雎就同王稽一起被处以死刑。［24］范雎嫉贤妒能，任用私党，最后也没有落得好下场。

不过，范雎主张的“远交近攻”的策略，确实使秦国胜利的步伐大大地加速了。继范雎为相的，是燕国人蔡泽，但蔡泽任相后数月，就遭到人们反对，只得“谢病归相印”（《史记•范雎蔡泽列传》）。公元前251年，秦昭襄王病死，孝文王继位。这时全国统一的条件已经趋于成熟，然而秦国统治阶级内部却酝酿着一场斗争，斗争的结果，对秦国的历史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注释

［1］执珪，战国时楚国最高的爵位，也称为上执珪。

［2］商鞅死后，秦国仍然集聚了一批法家人物。从现存的《商君书》中就可以得到证明：《商君书》今本共有二十四篇，其中除《垦令》、《靳令》、《外内》、《启塞》等几篇可能是商鞅自撰的以外，其余多为商鞅以后的作品。这是有明显证据的。如第一篇《更法》，开始就称“孝公……”，孝公乃是死后谥号，公元前338年孝公死，而孝公一死，商鞅即被迫逃亡，后来被杀。当此之时逃死不暇，哪有机会著书？可见，这一篇决非商鞅所作。又如《徕民》篇中称“自魏襄以来……”，查魏襄王立在公元前318年，即商鞅死后二十年，显然《徕民》也不是出自商鞅之手。另外如《错法》、《弱民》、《定分》等篇中，都写进了商鞅死后的一些事实，证明绝非商鞅自撰（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钱穆《商鞅考》及高亨《商君书作者考》）。《商君书》乃商鞅之后的法家所编撰。

这些作者是在秦，而不是在其他诸侯国撰写《商君书》的，最重要的证据是：有几篇从内容上看是献给秦王的奏书，作者是站在秦国的立场，反映的是秦国的实际，口气乃臣下向君主献策。如《徕民》篇中，为秦谋划招徕三晋之民，并以“臣窃以为……”的口气陈述，这绝不是在秦以外某一个诸侯国出现的作品。其他如《算地》、《错法》、《赏刑》、《君臣》、《禁使》、《慎法》等篇，也有类似明显的证据，这就可以断定《商君书》必写于秦国。

这就说明了在商鞅死后，仍有大批的法家长期留在秦国（《商君书》内容中有商鞅死后八十二年的事，可见全书并非出自一人一时之手）。这里仍是法家学者集聚的中心之一。

［3］《史记•魏世家》将“徐州相会”的时间记为“襄王元年”，误。是年惠王并未死，而改元为后元元年，故应为魏惠王后元元年，即公元前334年（秦惠文王四年）。

［4］《史记•秦本纪》对这一战役的记载有两处错误：（一）将秦将公孙衍误为公子卬。查公子卬为魏人，秦无公子卬，此时秦国统兵大将应为公孙衍。（二）斩首数误记为八万，当以《史记•魏世家》记载之“四万五千”为是。因秦尚首功，一方面是在战场上确实斩首数多，另一方面也有夸大之记载以突出其战果的情况。（见梁玉绳：《史记志疑》）

［5］关于张仪和苏秦的事迹，以及与他们有关的一些史实，过去主要根据《战国策》和《史记》，但这些记载十分混乱，过去就有人怀疑它们的可靠性。自从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出土以后，进一步弄清了《史记》、《战国策》在哪些史实方面搞错。如《史记•苏秦列传》云：“苏秦之弟曰代，代弟厉”，但从《战国纵横家书》中揭示的材料证明，苏代最早，其活动时期相当于公元前4世纪末，苏秦则为苏代之弟，其活动时期约为公元前318年至前284年，远在张仪之后。因此《史记》等书有关张仪与苏秦的关系的记载，纯系子虚乌有，为战国末期纵横家所杜撰。但著者认为，《战国策》和《史记•张仪列传》、《史记•苏秦列传》中的许多材料还是可用的，问题是需要细心考订，去伪存真。本书对《战国策》及《史记》中记载的谬误不能一一加以辨正，但在涉及重要问题时加以说明。

［6］《史记•秦本纪》云：“十三年四月戊午，魏君为王。”这里，“魏君”系“秦君”之误。其证据有三：（一）魏国已在公元前344年称王，何以这里又记“称王”？（二）《史记•张仪列传》：“仪相秦四岁，立惠王为王。”按，张仪相秦在公元前328年，“相秦四岁”恰为公元前325年，即惠文王十三年。（三）《史记•秦本纪》云：“十四年，更为元年……五年，王游至北河。”十四年以后，《秦本纪》即称为“王”，在此之前只称“君”。可见十四年之改元，系由称王之故，而秦惠文王十四年，即公元前324年。由此证明秦惠文王十三年称王者非“魏君”，而是“秦君”。

［7］张仪率兵取陕，筑上塞郡，参见《史记•张仪列传》。《秦本纪》云：“使张仪伐取陕，出其人与魏”记于惠文王十三年下。这里时间记载有误。惠文王十三年为公元前325年，是年惠文王称“王”，而《史记•张仪列传》则记云：“仪相秦四岁，立惠王为王。居一岁，为秦将，取陕。筑上郡塞。”考惠文王称王为公元前325年，“居一岁”为公元前324年，当以公元前324年为是。

［8］“五国相王”只是公孙衍极力鼓吹的一件事，实际影响很小，甚至“相王”包括哪五个国家，历史记载都不太清楚。《战国策•中山策》说：“犀首（即公孙衍）立五王，而中山后持。……赵、魏许诺，果与中山王而亲之。中山果绝齐而从赵、魏。”同书又称“中山与燕、赵为王”。《史记•楚世家》云“燕、韩君初称王”。《史记•燕召公世家》称：燕易王十年“燕君为王”。由此观之，相王之五国系：赵、魏、韩、燕、中山。但是《史记•赵世家》又云：“五国相王，赵独否，曰：‘无其实，敢处其名乎？’令国人谓己曰‘君’。”从这里看赵国又未参与称王之举。《史记•鲁世家》则云“（平公立）是时六国皆称王”，这里又增加了一个鲁平公。记载得如此混乱，说明“五国相王”其实并未取得什么实际效果，所以连哪些属于“五国相王”之列都弄不清楚。

［9］《史记•魏世家》：“哀王元年，五国共攻秦，不胜而去。”《史记•张仪列传》附《犀首传》：“……其后五国伐秦……”这里都指出是“五国伐秦”。《史记•秦本纪》：“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这里除五国以外又增加匈奴。而《史记•楚世家》云：“十一年，苏秦约从山东六国共攻秦，楚怀王为从长。”这里却说是六国。《史记•燕召公世家》：“燕哙三年，与楚、三晋攻秦。”《史记•赵世家》：“九年，与韩、魏共击秦，秦败我，斩首八万级。”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各书记载颇不一致，《史记•秦本纪》中的五国没有楚，而《史记•楚世家》却记楚为纵长，《史记•燕世家》记载中无齐国，《史记•赵世家》记载中无齐、楚。之所以出现这种矛盾，主要是这次伐秦的联军并非同时起兵，也无严密组织，楚怀王虽为纵长，但只有韩、赵、魏三国出兵与秦交战。齐国不仅迟迟不发兵，而且当赵、魏攻秦失败后，也趁火打劫，“伐败赵、魏军”（《史记•楚世家》）。可见，在伐秦诸国中应将齐国去掉，其余各国根据各种记载综合起来共有韩、赵、魏、楚、燕，与《史记•秦本纪》、《史记•魏世家》及《史记•张仪列传》的记载相符。因此，仍照传统说法，谓之“五国伐秦”楚为纵长，而不云“三国伐秦”或“六国攻秦”。这样提法较为符合历史实际。

《史记•楚世家》云“苏秦约从山东六国攻秦”，这里苏秦乃公孙衍之误，因此时苏秦尚未登上政治舞台，有新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为证。《史记•秦本纪》云：“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匈奴乃义渠之误，见《史记•张仪列传》云：“其后五国伐秦……义渠君……乃起兵袭秦，大败秦人李伯之下。”《战国策•秦策》亦有相同记载。

［10］《华阳国志•蜀志》：“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因猎谷中，与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遗蜀王，王报珍玩之物，物化为土，惠王怒，群臣贺曰：‘天奉我矣，王将得蜀地。’惠王喜，乃作石牛五头，朝泻金其后，曰：‘牛便金。’有养卒百人，蜀人悦之，使使请石牛，惠王许之，乃遣五丁迎石牛……”

［11］《战国纵横家书》二二《苏秦谓陈轸章》：“齐宋攻魏，楚回（围）翁（雍）是（氏），秦败屈匄。”可见，这三个战场几乎是同时在进行着战争。

［12］《说苑•君道》：燕昭王师事郭隗三年后，“苏子闻之，从周归燕；邹衍闻之，从齐归燕；乐毅闻之，从赵归燕；屈景闻之，从楚归燕。四子毕至，果以弱燕并强齐”。

［13］《战国策》将此事记入苏代名下，但《战国纵横家书》中第五篇之内容与《战国策•燕策一》的内容相同，又《史记•苏秦列传》中的一段与帛书亦同，而帛书前十四章中则无一字提及苏代，全为苏秦的游说记录，可知《战国策》所记苏代实为苏秦之误。

［14］《史记•秦本纪》：“昭襄王元年……甘茂出之魏。”这里说甘茂逃向魏，误。据《史记•甘茂列传》：“甘茂之亡秦奔齐……卒于魏。”甘茂最后死于魏国，并非开始就奔向魏国。

［15］关于此次战役在各种史料里记载颇不一致，有的记为昭襄王六年（公元前301年），有的记为昭襄王七年（公元前300年），有的记为两次战役。云梦秦简《编年纪》中有“六年，攻新城。七年，城陷”，这就把有关这一问题的所有疑点都解决了。原来六年和七年是一次战役，秦国先派庶长奂率兵，次年又派华阳君芈戎增兵，最后才攻下新城。

［16］新城即襄城。据《史记•秦本纪》云：“七年，拔新城……十三年，向寿伐韩，取武始。左更白起攻新城。”这里出现的两个问题：（1）七年已拔新城，为什么十三年又拔新城？（2）新城原属楚，十三年攻韩何以又出现新城？在《史记》和《战国策》中类似的矛盾相当多。其中原因之一，是这些书中记载有缺点，这些缺点可以从新出土的史料中得到补充和纠正，如新城的问题，在云梦秦简《编年纪》中，就有“六年，攻新城。七年，新城陷”，“八年新城归”。参照旧有史料，可以得知：在秦昭襄王六年（公元前301年）秦国攻新城，七年（公元前300年）攻下新城历经一年之久。而此时韩国与秦修好，所以于昭襄王八年（公元前299年）将新城归于韩。新城在今河南密县东南，正与韩境接壤，故秦将新城给韩。这样，在公元前294年秦国才能攻新城。否则将无法解释史料记载上的矛盾。以下凡属这种情况，仅在文中注明出处，不再另行说明。

［17］《史记》在关于这几年的记载最为混乱，如《秦本纪》记取轵在十六年，而《年表》却在十八年。《白起列传》攻垣在十六年，而《秦本纪》却记在十五年，又记十八年攻垣。又《秦本纪》记十七年秦“以垣为蒲坂，皮氏”，《索隐》说是“易”字之误，但十五年秦已以垣予魏，何以又能有垣？这些混乱均根据《编年纪》为准，加以纠正。

［18］《史记》、《战国策》诸书都记载，五国攻秦有楚国参加，从《战国纵横家书》中看，是没有楚国参加的。

［19］过去有些史书将苏秦合纵与五国攻秦分为两回事，自《战国纵横家书》问世以后，证明这是不对的。苏秦合纵与五国共同攻秦是一回事。合纵的活动时间很长，但攻秦的时间应在公元前289年。

［20］据《史记•秦本纪》：“二十四年……秦取魏安城，至大梁，燕、赵救之，秦军去……二十五年，拔赵二城。”《编年纪》云：“二十四年，攻林。二十五年，攻兹氏。”

［21］关于宣太后与义渠王通并诱杀义渠王事，仅见于《后汉书•西羌传》：“及昭王立，义渠王朝秦。遂与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至王赧四十三年（按：即公元前272年，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对于这一段记载，由于显得离奇而使一些史学家产生怀疑。顾颉刚先生说：“范晔之说亦未必绝对可信。”（《秦与西戎》，载《史林杂识》）但是，笔者认为，范晔的这一记载还是可信的。因为：宣太后与义渠王私通的开始是在昭襄王初立之时，那时宣太后还年轻，并不像顾先生所说的那样“白发翁妪相对言情”。而两人相通三十余年，义渠王已解除全部武装，这时宣太后虽年已七十，但早将义渠王玩弄于股掌之中。所以，也不会出现顾先生所担心的“此美人计不已行之过迟”的问题。

再从宣太后本人的作风来看，她采取这种手段是十分可能的。本来，在春秋战国时期，贵族妇女对男女关系并不如后来的那么严肃、认真，嫂嫂和小叔子，继母和儿子，大伯和兄弟媳妇私通的、公开结婚的屡见不鲜。而宣太后在这方面更是十分开通。其开通的程度现在看来简直是无耻，但在当时却不以为非。如《战国策•韩策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楚围雍氏五月，韩令使者求救于秦，冠盖相望也，秦师不下殽。韩又令尚靳使秦，谓秦王曰：‘韩之于秦也，居为隐蔽，出为雁行。今韩已病矣，秦师不下殽，臣闻之：唇揭者其齿寒，愿大王之熟计之。’宣太后曰：‘使者来者众矣，独尚子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太后谓尚子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韩，兵不众，粮不多，则不足以救韩。夫救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这个宣太后，竟对着韩国的使者大谈其床笫之事，这种满不在乎的态度，可真算够大胆的了。宣太后的行为也确是十分放荡的，据《战国策•秦策二》记载有这样一件事：“秦宣太后爱魏丑夫。太后病将死，出令曰：‘为我葬，必以魏子为殉。’魏子患之。庸芮为魏子说太后曰：‘以死者为有知乎？’太后曰：‘无知也。’曰：‘若太后之神灵，明知死者之无知矣，何为空以生所爱葬于无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积怒之日久矣，太后救过不赡，何暇乃私魏丑夫乎？’太后曰：‘善。’乃止。”这个宣太后不仅要把她所爱的面首魏丑夫带进棺材，而且竟然允许臣下对这件事发表意见，甚至庸芮说出“先王积怒之日久”那样难听的话，也没有触怒宣太后，反而对此称“善”！这样的女人，让她主动与义渠王为某种政治目的发生男女关系，又有什么不可能呢？因此，没有理由怀疑《后汉书•西羌传》对宣太后的记载。

［22］义渠戎是一支游牧部落，其活动范围非常之广。最近有人认为：义渠戎之国“位于六盘山以西，在今甘肃东南部，今尚有义渠县，即战国时代义渠领土的一部分”（蒋君章：《战国时代的地缘知识及其运用》，载政治大学《民族社会学报》，1978（16））。这种说法是不够确切的，因为，凡处于游牧阶段之原始民族，对土地的观念并不十分强烈，他们所爱好的是动产和商品，所以没有特别明确的“领土”观念，所谓“戎狄荐居，贵货易土”，晋国就曾利用戎族这一特点，“予之货，而获其土”（《左传》襄公四年及《国语•晋语七》）。这种“启土安疆”的政策之所以行之有效，就是因为戎、狄对于土地观念的淡薄。事实上，义渠戎的所谓“领土”，很难确切地指出固定之地，因其往来流动，其范围十分之广，如公元前319年（秦惠文王更元六年），秦伐义渠，“取郁郅”，这个“郁郅”在汉北地郡，即今甘肃庆阳县。又公元前315年（秦惠文王更元十年），秦伐义渠“取徒经二十五城”（《后汉书•西羌传》），而这个“徒经”则在汉代的河西郡，即今山西境内，其地已伸至河东。（见顾颉刚：《史林杂识•秦与西戎》）若以“领土”视之，义渠的“领土”岂不由甘陇而达于河东？显然，这是不可能的。若说在今六盘山以西，义渠戎居住较久，则是较为确切的。

［23］关于魏冉数次任相的时间考订如下：

（一）据《史记•六国年表》：秦昭襄王七年，樗里疾卒，魏冉为相。一年以后，即秦昭襄王八年，齐国孟尝君薛文（即田文）来秦为相，代替魏冉。这是魏冉第一次任相，时间在公元前300年至前299年（据《史记•秦本纪》及《史记•六国年表》。孟尝君相秦之事，《史记•六国年表》作齐湣王二十五年，即秦昭襄王八年，但《史记•秦本纪》作昭襄王九年，当是八年之误）。

（二）据《史记•秦本纪》及《史记•六国年表》：昭襄王十二年楼缓免相，魏冉再度为相。又据《史记•穰侯列传》、《史记•六国年表》记载：昭襄王十五年魏冉谢病免相，以客卿寿烛为相。这当是魏冉第二次任相，时间在公元前295年至前292年（《史记•秦本纪》将魏冉谢病记于昭襄王十六年，当是十五年之误）。

（三）据《史记•穰侯列传》：昭襄王十六年寿烛免相，又以魏冉为相，并封冉于穰，后又封陶，号曰穰侯。穰侯封四岁为秦将。这当是魏冉第三次任相，时间在公元前291年至前288年。

（四）据《史记•穰侯列传》：昭襄王十九年魏冉复相秦，六岁而免。这是魏冉第四次为相，时间从公元前288年至前283年。按此次魏冉为相，实际与前一次相接，只不过因为在穰侯封四岁时，曾被任命为将军，率兵攻魏，故史书载“复相秦”。

（五）据《史记•秦本纪》：“（昭襄王）三十二年，相穰侯攻魏。”至昭襄王四十一年范雎代魏冉为相，即在公元前275年至前266年共九年，是为魏冉第五次任秦相。在第四次任相和第五次任相间，据《史记•穰侯列传》记载：二十六年，冉“复相秦”，另外《史记•秦本纪》、《史记•六国年表》也有相同记载。但是《史记•赵世家》则于赵惠文王十八年记有“魏冉来相赵”，考赵惠文王十八年，正是秦昭襄王二十六年。对于这一矛盾记载，有两种解释：一种看法认为：自秦昭襄王二十六年至三十二年魏冉兼任秦、赵两国相，另一种认为：魏冉于二十六年复相后不久，就离秦去赵任相。但这两者说法，现在看来根据均不甚充分。若说兼任两国相，但各种记载均无魏冉兼相之事；若说复相不久又去赵任相，也无更多的记载。但是，《史记•秦本纪》及《史记•穰侯列传》均有昭襄王三十二年穰侯为相国之确切记载，可见在昭襄王三十二年以前的一个时期，魏冉是不在相位的。

魏冉在秦任相的时间最长，即使是不任相期间，秦国的政权仍操纵在宣太后的手中，华阳君、泾阳君亦未被触动。因此，魏冉对秦国的政治依旧有影响。

［24］据《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的记载：范雎最后主动将相位让给蔡泽，其让位的原因是由于蔡泽对他陈述“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的道理，并且用商鞅、吴起、大夫种等人功成不知身退而遭祸的事例，劝说他“以此时归相印，让贤者而授之，退而岩居川观，必有伯夷之廉，长为应侯，世世称孤，而有许由、延陵季子之让，乔松之寿”。范雎听到这一番言论后，就称：“善。吾闻‘欲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雎敬受命。”以后，范雎就主动向秦昭襄王提出：“客新有从山东来者曰蔡泽，其人辩士，明于三王之事，五伯之业，世俗之变，足以寄秦国之政。臣之见人甚众，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闻。”经过同秦王谈话，蔡泽受到赏识，“拜为客卿，应侯因谢病请归相印。昭王强起应侯，应侯遂称病笃。范雎免相，昭王新说蔡泽计划，遂拜为秦相。”这一段记载，与范雎的一生为人，相差很大。范雎决不是一个知足而止的人，仅仅用“物盛则衰”的道理，就使他将相位让给蔡泽，这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的。司马迁的这一段记载和《战国策》一样，必定有虚构之处。果然，新出土的资料证明上述记载是不可靠的，据云梦秦简《编年纪》云：“五十二年，王稽、张禄死。”张禄即范雎，他就在昭襄王五十二年，当邯郸失败、河东失守后，同王稽一起死去。据有人研究，这肯定是因郑安平和王稽之事被牵连而致死，决非自动让位。（参见黄盛璋：《云梦竹简〈编年纪〉初步研究》）

第十一章　封建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

封建制在秦国确立以后，随着军事斗争的节节胜利，领地的不断扩大，在秦国占领地区出现了局部稳定的形势，这对于封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因此，在商鞅变法以后，秦国的封建经济和文化出现飞速发展的局面，使秦国的面貌有了很大改观。

一、农业生产的发展

秦国农业生产的发展是与耕地面积扩大有密切关联的，而耕地面积的扩大关键则在于生产工具的改进和水利事业的发展。因此，土地的开发和利用，铁农具和牛耕的推广以及水利灌溉工程的兴建，是秦国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前提。

耕地面积的扩大　在商鞅变法时，秦国就开始实行鼓励耕战的政策，但由于地广人稀，所开垦的土地十分有限，至秦昭襄王时，关中地区开垦的土地只占全部面积的五分之一。（见《商君书•徕民》）后来，秦国设法招诱三晋之民入秦耕作，又由于水利工程的兴修，使秦国所居的关中土地，改变了原来盐卤的土质，到战国末年，这里大部分已成为肥沃的良田。由荒地变为已开垦的耕地，是战国时期秦国本土最重大的变化之一。《尚书•禹贡》说到秦国所属的雍州的土质时，指出这里是“黄壤”，列在“上上”，全国第一。司马迁说：“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史记•货殖列传》）。这些“膏壤沃野”都是耕地面积扩大的重要条件。

除关中地区外，秦国在惠文王时取得巴、蜀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意义。

巴，以现今重庆为中心，有四川东部诸地；蜀，以现今成都为中心，有四川西部各处。这里很早以前就有人类生活，是农业生产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1951年在资阳黄鳝溪发现的旧石器晚期的人类头骨化石——“资阳人”，以及与“资阳人”时代相近的石斧、石锄、石凿等生产工具在川东、川西各地出土，证明了这些地区农业生产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巴、蜀地区和中原地区在经济、文化方面，自古以来就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如1959年在巫山大溪和忠县井沟两处遗址中，曾出土大批的石器和陶器。这里出土的彩陶，和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相似；黑陶和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黑陶相似，表明四川地区的人民同黄河流域生活的人民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见四川省博物馆编：《四川省出土文物展览简介》，2～3页）巴、蜀地区既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又有较高的经济生产水平，所以纳入秦国版图以后，使秦国的耕地面积猛增。特别是成都平原地区，在秦昭襄王时修筑都江堰以后（详见下节），这里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是秦国粮食的重要产地。巴、蜀的手工业生产如盐、铁、丝织业，在蜀守张若的提倡下，也发展很快。据传说：在战国时期中国丝已运至印度，若果真如此，则必为蜀锦。当时只有蜀才是去印度的捷径。由于秦国得到巴、蜀，增加了粮食和其他物资的来源，从而保障了秦军的军需供应，大大增强了秦军战斗力。（见《战国策•秦策一》）正因如此，张仪才敢对楚王说：“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战国策•楚策一》）。这虽是恐吓之词，却也是实情。

总之，到战国末，秦的耕地面积扩大：“南有泾、渭之沃，擅巴、汉之饶”（《史记•刺客列传》），这是粮食产量增加的原因之一。

牛耕和铁农具的使用　用牛耕地，在春秋末年已经出现。从一些人的名字中就可以看出：如冉耕字伯牛、司马耕字子牛之类。不过，这时牛耕并不普遍。到战国时期，在一些先进地区，已较为普遍地使用牛耕，秦国就属于这样先进地区之一。据《战国策•赵策一》记载：赵豹对赵王说：“……且秦以牛田，水通粮，其死士列于上地，令严政行，不可与战。”（《史记•赵世家》也有类似记载）这里，赵豹把使用牛耕视为赵无力与秦为敌的一个原因，它说明：（一）牛耕只是在先进地区才得到推广，至少在赵国尚未达到秦国的水平，所以引起赵豹的重视；（二）在秦国已普遍使用牛耕，从而得以富强。在秦国的法律中，专门有评比耕牛的条文：“以四月、七月、十月、正月肤田牛”（《厩苑律》），经过评比、考核，饲养好的啬夫、牛长有奖，“牛减絜”即腰围瘦的牛，要对主管的啬夫进行惩罚。这样重视耕牛的喂养，正是在农业生产中普遍地使用耕牛的缘故。

铁农具的使用，在秦国也是比较普遍的。近年来，不断发现战国时期秦的铁农具，说明到战国末年，铁制工具使用得已经十分普遍。这就为水利兴修和农业生产的精耕细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大型水利工程的修建　水利灌溉在战国末年的秦国发展很快，在此期间兴建了中国古代最有名的两个大型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和郑国渠。

都江堰是秦昭襄王时代有名的水利学家李冰领导当地人民修建的。

原来，在蜀地，总面积约2780平方公里的成都平原，自然条件虽好，但由于河流没有合理地利用，经常发生旱灾和涝灾。这主要是因岷江造成的。由于四川盆地周围有高山环绕，中间低洼，岷江上游地势陡峻，江水从万山丛中流过，一到成都平原，水流突然减速，挟带来的大量泥沙因而沉积下来，淤塞河道。当雨季来时，岷江和其他支流骤涨，往往泛滥成灾；而雨量不足时，又会造成干旱的灾害。在这种环境下，应付天灾水患，就成为成都地区人民的迫切要求，尤其是如何克服岷江每年的水灾泛滥，成了生产能否发展的关键。

秦昭襄王时，李冰为蜀守，为改变当地农业生产的落后面貌，决定治理岷江，修建都江堰。他同儿子二郎一起察看地形，吸收劳动人民长期与水、旱斗争的经验，同时发动当地劳动群众参加，动工修建这一伟大水利工程。

李冰选择岷江中游从山溪急转进入平原河槽的灌县一带为施工作堰的地址。工程的主要部分为分鱼嘴、宝瓶口和飞砂堰。分鱼嘴就是在岷江中天然滩脊上，修建一个形似鱼嘴的卵石沉积的建筑物。这里施工比较容易，劳动人民就地取材，用竹笼装满卵石，编砌分水堤埂，因形似鱼嘴，故名分鱼嘴。分鱼嘴迎合水流将岷江水流分为两支：东边一支叫内江，又名都江，西边一支叫外江。内江流到飞砂堰的末端，原有玉垒山斜出的一块砾岩阻住水的去路。李冰在这里开凿了一个人工口道，叫宝瓶口，使内江通畅地向前流去，并由此开出许多分支渠道灌溉农田，被开凿的岩石孤立于内、外江之间，叫做“离堆”。在分鱼嘴和宝瓶口之间的飞砂堰，是人工修建的溢洪道。这一套水利工程修建起后，当洪水来时，分鱼嘴就失去分水作用，使内江过多的水，翻过飞砂堰流入外江，使大部分水量从外江泄走，这时离堆起着第二道分鱼嘴的作用。在枯水期间，大部分水量则流进内江，从而保障灌溉有充足用水。每当霜降时节，外江断流掏修，至立春时节，外江才开堰。然后把内江断流掏修。到清明时节，内江也开堰，此后两江并用，所以春耕用水足够全区灌溉。在江边用“杩槎”截水，“杩槎”是用竹条把三根粗木头绑成的三脚架，并列在一起，另用竹篓装满石卵，叫做压盘石，压定杩槎脚；在它的外面，用竹签、竹篱等，填成一道临时的挡水坝。杩槎除截水外，也可用来调节水量。都江堰就是这样一个防洪、灌溉等多种效益的水利工程。

都江堰的建成，使成都平原三百多万亩土地得到灌溉，那些常遭水、旱之灾的土地变成肥沃的良田。据记载：都江堰建成后，“灌溉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天下谓之天府也”（《华阳国志》）。

都江堰不仅在设计规划方面具有高度科学性，功效显著，而且在施工方面经济合理，重要的建筑材料均取之于当地，成为利用施工当地自然条件的最好典型。如工程的主要部分：分鱼嘴、木杩槎等均利用当地十分充裕的木、竹、石卵制成，不仅坚固耐用，而且方便岁修施工，是科学地利用自然条件的伟大创造。

都江堰不仅是秦国重要的水利工程，也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几个水利工程之一。直到现在，虽历经两千年之久，在不断修理、增建下，它仍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至今仍是世界有名的灌溉系统之一。都江堰的建成，充分表现了我国古代人民的勤劳和智慧，也标示着秦国科学技术和经济生产的巨大进步。

古代人民为了纪念李冰和二郎这两位伟大的水利学家，在都江堰专立“二郎庙”，每年都按时祭祀，表现了劳动人民对他们的尊敬。

据《史记》和《水经注》等书记载：李冰在蜀还有不少治水的事迹，如他治过沫水之害，使之便利行舟等。此外，蜀地的不少工程据说都是李冰修建的。［1］

郑国渠也是战国末期秦国修建的水利灌溉系统。

原来关中地区渭河流域的雨量很少，经常发生旱灾，许多盐卤地，不宜于农作物生长。公元前246年（秦始皇元年），水工郑国领导当地人民修建了一条长三百余里的水渠，引泾水向东注入洛水。［2］这条渠从现在陕西泾阳县境内起经今三原、富平、蒲城等县进入洛水（北洛水），水渠经过之地，可用渠水灌溉土地。因渠水含有大量泥沙，用这样的水浇地，对改造关中盐卤地起了显著作用。渠修成后，据《史记•河渠书》记载：“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每亩的粮食产量可达一钟（相当于现在二百多斤［3］），从此“关中为沃野”，盐卤地皆变为肥沃良田，无论雨水多少都可保证一定收成，“无凶年”（《史记•河渠书》）。人们为纪念领导修渠的郑国，就把这条渠称为“郑国渠”。

郑国渠在放淤灌溉、改造盐卤地方面的成功经验，至今仍是一项改良土壤的有效措施。

都江堰和郑国渠的水利灌溉系统的完成，使成都平原和关中成为沃野，极大地提高了秦国农业生产水平。

农业生产技术显著提高　到战国末年，我国劳动人民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有很大提高，秦国已在先进行列之中，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在秦国出现了总结农业生产的专门著作：《上农》、《任地》、《辩土》、《审时》。这是我国现存最古的农书。

《上农》等四篇收录在《吕氏春秋》中，《吕氏春秋》编著于秦国，这里反映的生产情况，无疑包括秦国在内。上述四篇文章中，《上农》主要论述农业政策，其他三篇都是总结从播种到收获的一整套农业生产经验。对于农具使用、土地利用、排水洗土，以及时令、虫害等与农业生产密切关联的问题，书中都有所论述。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对农业生产，已经有了较为系统的科学知识。如对农业生产中人与自然条件的关系，《审时》中提出：“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这是说，种地，人的主观努力固然重要，但天时、地利则是先决条件，没有“天”、“地”，农作物就无从“生”、“养”。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当时的劳动人民十分注意对土地特性的掌握和利用。《任地》篇总结了如何改变土地性质，使之宜于生长作物的规律：土地有力（硬）、柔；息、劳；肥、瘠；燥、湿。要长出好庄稼，必须使“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瘠）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这就是说，要把坚硬的土地弄得松软，而松软的土地要使其坚硬；休耕地要合理地种植，没有休耕的地不要连续种植；土地瘠薄的要施肥，肥太多的也要控制；土地过湿要进行松土，使之干燥，土地过燥者，必须调剂墒情，等等。这些措施反映了人们对土地特性的认识。书中还总结了精耕细作的方法：“上田弃亩，下田弃甽，五耕五耨，必审以尽。”（《任地》）这就是说，高旱的田，要把庄稼种在低凹之处；下湿的田，要把庄稼种在高出的地方；在种植之前，要耕五次，既种之后，要耨（锄）五次，而且耕耨务必精细。根据劳动人民的经验，书中记载了如下的耕耨原则：“耕泽耨旱”，而且要深耕见墒，使之“大草不生，又无螟蜮”（《任地》）。人们在生产斗争中，还掌握了天时季节对农作物生长的重要作用。《任地》中说：“天下时，地生财，不与民谋。”自然规律是不依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如果违犯自然规律，“时未至而逆之”、“时既往而慕之”，过早、过迟的种植，都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必须按照季节、气候情况适时地耕种，即所谓“得时”，只有不误时机“得时”，种出的庄稼才有最高的质量。（见《审时》）此外，书中还记载了覆土、播种、定苗等办法。对于农作物的田间管理，《辩土》中提出要防“三盗”。“三盗”就是所谓“地窃”、“苗窃”、“草窃”。“地窃”是土地没有修整，不宜于作物生长；“苗窃”是禾苗生长不好；“草窃”是指杂草丛生。因此必须除此“三盗”“而后粟可多也”。在秦国出现这样专门总结农业生产的科学著作，充分证明农业生产技术的显著提高。

粮食产量的提高　由于水利的兴修、牛耕的推广和先进生产工具的使用、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耕地面积的扩大，到战国末期，秦国的农业生产不论是单位面积和总产量，都有大幅度的提高。

战国初年，魏国的李悝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推算：“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汉书•食货志》），可知一个劳动力养五口之家，乃是一般的生产水平。但到战国末年，在一些先进的地区已经超出这个水平：若耕坏田可养五口之家，如耕好田则一人可供十人消费。秦国就有这样的典型，编辑于秦国的《吕氏春秋》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损，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上农》）上田不仅“一人治之”可“食九人”，而且“六畜皆在其中”，还有余粮饲养家畜。这无疑反映了生产水平提高后的秦国实际情况。

由于粮食产量的提高，战国末期的秦成为最富庶的一个诸侯国。统治阶级从劳动人民那里掠夺来的粮食堆积如山：“粟如丘山”（《战国策•楚策一》），这是战国末期各国游士形容秦国富庶常常使用的词，尽管有些夸张，但亦不是毫无根据。最近发现的云梦秦简《秦律》中，记载着秦国境内到处都有“万石一积”的粮草仓库，栎阳的粮仓“二万石一积”，咸阳的粮仓竟达到“十万一积”（《仓律》）。这些粮食都分门别类地收藏起来，如禾（小米）一类，就分为黄、白、青三种；稻又区分为粲（精米）和穤（糯米）等不同种类。（《仓律》）没有生产的发展，统治者的如此多数量和品种的粮食，是无从搜刮起的。

在生产发展的前提下，到战国末年秦国的富庶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诸侯国，“秦富十倍天下”（《史记•高祖本纪》），正是指的这个时期。这时，秦国生产的粮食不仅保障本国食用，而且满足不断扩大的土地上之人口所需要，从而为统一中国准备了物质前提。

总之，封建制确立以后，秦国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是十分显著的。

二、手工业的发展

战国末期，秦国的手工业也有高度的发展。

铁器和青铜器的制造业　战国末年，采铁和冶铁普遍发展起来，在这方面，秦国也并不落后。秦国有大量的铁矿山，《管子•地数》篇记载产铁之山有3690处，《山海经》中也记载了这个数目，而在这些产铁之山中，现仅有15处确知其地，其中属秦地的就有6处：符禺之山在华阴县南，英山在华县，竹山在渭南县东南，泰冒山在延安县，龙首之山在长安县（见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及吴任臣：《山海经广注》）。［4］这材料至少说明秦国是有铁矿山的，尤其是取得巴蜀以后，铁矿资源更加丰富，巴蜀的“铁山”（《史记•货殖列传》）是有名的。因此，秦国的冶铁业发展很快，这里有官办手工业作坊和私营作坊。近年来，在秦都咸阳宫殿区附近聂家沟沟头西北，发现秦国铸铁作坊遗址，铁渣遍地，并有铁块、炉渣、红烧土、草灰等，这当是秦国的官营手工冶铁、铸铁作坊。（见《秦都咸阳几个问题的初探》，载《文物》，1976（11））由此可推见冶铁业规模之大。

铁器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成习用之物。在秦都咸阳一号宫殿建筑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的铁器就有：环首铁钉30个，三向活铰6件，小铁刀4件，铁环3件等。（见《秦都咸阳一号宫殿遗址简报》，载《文物》，1976（11））秦国官府中的铁器，可以借出使用，如秦律规定：“叚（假）铁器，销敝，不胜而毁者，为用书受勿责。”（《厩苑律》）这都证明秦国的冶铁业是十分发达的。

正因冶铁业发达，秦国官府专门设有管理铁器生产和使用的官吏，如秦律中出现“左采铁”、“右采铁”的官吏名。司马迁的四世祖司马昌就曾为秦的“铁官”（《史记•太史公自序》）。

战国时代冶铁炼钢最著名的地方是楚国。《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云：“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楚国的宛（今河南南阳）出的兵器有“宛巨铁，惨如蜂虿”（《荀子•议兵》）之称。由于秦地的扩大，这些地区都归入秦国，对秦的冶铁炼钢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作用。

青铜器的制造，在秦国经济中仍占重要地位。秦国政府直接经营的冶铜作坊规模相当可观，仅咸阳宫殿区附近的一处冶铜作坊，就占地南北150米，东西60米。（见《秦都咸阳几个问题的初探》，载《文物》，1976（11））秦国的武器大部分仍旧用青铜制造，如近年在秦始皇陵东侧大型陶俑陪葬坑中发现的兵器如剑、矛、镞等皆为青铜制造，这些武器的制造水平，达到了古代青铜兵器铸造史上的高峰。（见《秦俑坑兵马俑军阵内容及兵器试探》，载《文物》，1975（11））这里出土的秦剑，从制造技术上考查，是相当精良的。出土时，色青光洁，锋薄锐利，显然是经过错磨、抛光处理等工序，其脊、纵、腊的截面随长度由大而小，异常规正，磨纹平行而又垂直于纵轴线；三棱镞的三面或平或鼓，打磨光滑，截面作等边三角形，用0.02毫米精度游标卡尺校量，误差仅在0.8%～2.6%之间。无论是剑和镞，其光洁度在▽6～8之间。这种工艺水平，充分反映了秦国青铜铸造业的发达。（见《秦兵与秦卒》，载《西北大学学报》，1978（1））

箭镞

兵器——剑

秦国的冶炼技术，有其独到之处，如对兵器的铬化处理，在秦俑坑发现的武器中：剑、矛、镞等在泥土中埋藏两千年以后，仍然不蚀不锈，光耀夺目，锋利如新，就是因为它们经过铬化处理，使兵器表面生成十微米的氧化层。这种技术在德国和美国，分别在1937年和1950年才正式列为专利。

当然，若仅以武器相较，在战国末年有许多诸侯国家已普遍采用铁制武器，有些武器的刃部使用了经过淬火处理的高碳钢。（见《河北省易县燕下都44号墓发掘报告》及《易县燕下都44号墓葬铁器金相考察初步报告》，均载《考古》，1975（4））在燕国、楚国以及东方的小国——中山，都使用着铁质的武器（见《长沙、衡阳出土战国时代的铁器》，载《考古通讯》，1956（1）），而秦国却仍使用着青铜武器。但仅此一点，绝不能说秦国的手工业生产落后，因为秦国并非没有较为先进的冶铁业，只不过它尚未抛弃青铜武器而已。从整个生产水平来看，秦还是比较先进的。

陶器制造业　陶器为日常生活中主要用具。秦国的陶器制造业有公、私手工业作坊，陶器的品类很多，除盆、罐、缶等日常生活用品外，还有瓦、水管道等建筑材料，以及纺轮、漏斗、陶圈、陶仓等等。其中尤以建筑材料制造得最为出色。如在咸阳宫殿遗址发现的瓦，形制多样，美观实用，板瓦制作得前端宽、厚于后端，筒瓦的筒径尾端大于唇端，唇端向里收敛，形成瓦榫部分，这就利于修筑房屋时装配；在瓦当上，绝大多数饰以云纹、植物纹和动物纹，成为很好的艺术品。陶管，用来作为地下水道管，根据需要制成圆筒形及曲管形等各种形制，均为一头大、一头小，以便鱼贯套接，显然，这是在统一安排、计划下进行大规模的协作完成的。（见《秦都咸阳一号宫殿遗址简报》，载《文物》，1976（11））

考古工作者在1974年至1975年，曾于咸阳秦都遗址中发现了许多陶窑址，以及大量的制成品及半制成品，许多器物上都印有制造工人的名字，表明对产品负责，这是一种优良传统。（见《秦都咸阳几个问题的初探》，载《文物》，1976（11））从以上情况来看，秦国有较为发达的陶器制造业。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统一六国以后，秦始皇才能迫令人民为他制造数以千计的、大型的、形象优美逼真的陶俑，成为世界工艺史上的奇观。

秦始皇陵出土居型瓦当

其他手工业　秦国是我国古代生漆的重要产地之一（见拙文《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生漆的发现和利用》，载《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78（1）），秦国的漆器制造，在战国末年也有很大发展，在政府中有专门的漆工和髤工，从事漆器生产（见云梦秦简《工律》）。在战国的秦墓中，也不断出土各种漆器。

纺织业：秦国有丝、绸、绢、锦、麻、帛等织造，政府有专门机构管理生产，从事生产的官奴是不得改变身份，不得改籍的（见云梦秦简《工律》），因此，织造的技艺是很高的，在咸阳遗址中发现有丝、绸、绢、锦和麻布的残片，从这些残片中可以看到织作技术是相当精湛的。（见咸阳博物馆藏图片）

煮盐和皮革制造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巴蜀地区及河东都产盐（见《华阳国志》、《汉书•地理志》），秦地扩展至这里后，使煮盐业大大发展起来，不仅官府有管理盐生产和买卖机构，私人也贩运盐，因而致富的大有人在（《史记•货殖列传》），可见盐的生产成为秦国经济中的重要部分。

皮革主要用来制甲，秦国军队很多，将、佐甲衣是金属、皮革结合而成：胸、背皆为皮革，腹及腰的中心部分则为金属叶片。秦国官府有专门制皮革的工匠，民间也自制皮革，在秦律中常常有“赀一甲”、“赀一盾”的条律，表明民间可自制甲、盾，制皮革当为家庭手工业不可少的部分。

战国末期封建制的确立，促使秦国的手工业生产有巨大的发展，就整个发展水平来说，秦国虽然不是战国中最先进的一国，但也是几个先进国之一。而就某些个别部门来看，例如制陶业和青铜武器的制造业，确实达到当时最先进的水平。仅从当时留下的文物来看，就堪称世界工艺史上的珍品。

三、商业、货币和城市经济的发展

战国末年，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以及交通往来的便利，促进了商品经济和城市的发展。秦国尤为突出，封建制确立以后，在不长的时间内，这里的商业、货币和城市经济达到了空前的繁荣。

商品经济和商业的发展　马克思说：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都具有的现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133页）。在秦穆公时代，已有商人出现，说明奴隶制时代的秦国就已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不过，那时商品经济的范围和作用与战国末期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封建制确立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封建经济的发展：农业、手工业生产水平的提高，以及统治阶级奢侈享乐的需要，所以在战国末年秦国商品经济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首先，有许多农产品及地方特产，成为商品生产。《史记•货殖列传》载：“山西（即指秦国所属的地区）饶材、竹、谷、”，同“山东”、“江南”出产的物品一样，必须“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又说：在渭河两岸种一千亩竹，在秦种千树栗，其收入就有二十万钱，财富则不亚于食邑千户的封君。可见，在秦国已有专门作为商品生产的园林，有些物品就是作为商品而生产的。出现在秦国市场上的，不仅有粮食，而且有家畜以及畜产品：肉、皮、筋、角、脂、胶等；又有各种工业品：陶器、木器、铁器和纺织品等。从云梦秦简中，可以推测上述物品的一些价格，如禾粟一石值三十钱，猪、羊之类的小畜，每头约值二百五十钱，枲（大麻）十八斤值六十钱等。（见《田律》、《仓律》、《金布律》等）这些物品都有一定价格，说明它们已进入交换领域。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战国末年出现的一些大商人，不少是在秦国。如乌氏稞贩运牲畜，与戎人贸易，“戎王什倍其赏”，以致发财致富，其牲畜多到“用谷量马牛”（《史记•货殖列传》）。

经营商业的除大小私家商贾之外，也有官府直接经营的商业。同时，封建政府还委派官吏管理市场贸易，如秦惠文王时：“张若治成都，置盐铁市官。”这就是官府的市卖机构和盐铁官。当时的成都“与咸阳同制”（《华阳国志》）。可见，从首都到通都大邑都有这样的机构。在秦律中专门规定了管理市场的种种条例，如“为作务及官府市，受钱必辄入其钱缿中，令市者见其入，不从令者赀一甲。”（《关市律》）这里说的“官府市”，就是“市官”管理下的交易。说明商业活动在秦国政府事务中，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货币和借贷的盛行　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引起对货币的需求。作为一切商品等价物的货币，在春秋时虽已出现，但那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十分有限，所以货币在当时还没有完全脱离自然物的阶段，如以牲畜或皮革作为货币等等。在战国时期，除黄金作为各国通行的货币外，各诸侯国都有以黄铜制造的、固定形态的货币：齐国的为刀币，三晋为布币，周为泉。秦国固定形态的货币出现于公元前336年（秦惠文王二年）“初行钱”（《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六国年表》）。从此，秦国才有统一的货币——钱。秦钱为圆形，中间有圆孔，文为半两，这是秦国最早的青铜铸币。从此，自然形态的货币，如牲畜、贝壳、布帛等从等价物中被排除出去，而代之以圆孔圆形的铜币。

至战国末年，货币在秦国社会的使用相当广泛，在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如秦国对盗窃犯判刑的轻重，是以窃得物品价值多少来定罪的，秦律规定：平民盗窃一百一十钱，就要耐为隶臣；盗窃值六百六十钱的，就要黥为城旦；盗采桑叶不盈一钱的，赀徭三旬；甲盗不盈一钱，乙知而不捕，赀一盾等。（见《秦律十八种》及《法律答问》）对盗窃物都折算成钱，从而断罪，说明货币在各个领域的作用。另外，钱还可以用来赎罪，秦律规定：判流放的罪人，可赎免，谓之“赎迁”；判黥刑或耐刑的人，也可赎，谓之“赎耐”、“赎黥”。赎，也应是用金钱货币的。

钱的使用既如此广泛，秦国政府必然垄断货币的铸造和发行权，民间是不允许私自铸钱的。秦律中有这样的案例：“某里士五（伍）甲、乙缚诣男子丙、丁及新钱百一十钱、容（镕）二合，告曰：丙盗铸此钱，丁佐铸。甲、乙捕（索）其室而得此钱、容（镕）……”（《治狱程式》）。这是一起破获私铸钱的案例，说明民间已有私铸铜币的现象。政府严厉禁止私铸钱，同时以强制办法硬性推行官铸货币，不论精粗，强令民间必须使用：“百姓市用钱，美恶杂之，勿敢异”（《金布律》），这是所有的剥削阶级政权共同的手段。

货币职能进一步发展，必然出现借贷。秦律中几处提到百姓“有债”而出现的种种纠纷，说明民间借贷关系是相当普遍的。秦国政府也向人民放债，秦律中有这样的规定：“府中公金钱私贷用之，与盗同法。”（《金布律》）官府中的资金应是放债用的，故不许官吏擅自借用，所以私自贷用者，同盗一样判罪。贫民向官府借贷，必须付出抵押品，谓之“质”，秦律中有“百姓有债，勿敢擅强质”（《法律答问》）的规定。若债务人无力偿债，就要到官府服劳役，而一天的劳役仅折为八钱。根据秦律规定推算：枲（大麻）“十八斤直六十钱”，一天的劳动尚不及三斤枲的价钱，可见秦国官府放债条件之苛刻。

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反映了秦国封建经济的繁荣。

城市的繁荣　封建经济的发展产生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城市经济的繁荣。战国末年，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一些作为经济、政治中心的繁华的城市，如齐国的临淄，赵国的邯郸，楚国的宛（后归齐）以及宋国的陶（山东定陶附近），等等。（见史念海：《春秋战国时代农工业的发展及其地区的分布》及《释〈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陶为天下之中”兼论战国时代的经济都会》，见《河山集》）秦国在封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也出现了经济、政治占重要地位的大城市。这些城市中，首推咸阳，其次是栎阳和雍。

咸阳为秦都城，自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十二年）由栎阳迁此，逐渐扩大，至统一前夕，其规模已相当宏伟。这里不仅有巍峨的宫殿，而且有手工业作坊和商业贸易的集中地——市。“市张列肆”相当繁荣。建筑的布局也是经过周密计划的，据考古工作者初步发掘和勘探表明：在咸阳北原上建筑了具有特色、式样繁多的宫殿，宫殿的南方为手工业作坊及居民区，居民区以东为市，城有城门，市有市门，几条横贯城中的大道将咸阳自然划为几个区域。在这里，近几年不断发现秦国的货币、铜权、诏版以及印有铭文的陶片，反映出当日的繁华。城市的建筑是当时经济和手工业发展的具体表现。据记载，当日的咸阳“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宫名——笔者注）”“皆在渭南”，在昭襄王时造渭桥，亦曰“便门桥”（《水经注》）。秦王政时作离宫于渭河南北。据《三辅黄图》云：“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桥横南度以法牵牛，南有长乐宫，北有咸阳宫，欲通二宫之间，故造此桥，广六丈，南北三百八十步，六十八间，七百五十柱，一百二十二梁。”此桥是木石结构，为文献记载中渭河上最早的桥。一桥建筑尚且如此，其他建筑可想而知。

咸阳以外的另一个大城市是栎阳，这里是“北却狄戎，东通三晋”的重要交通孔道。虽然自迁都咸阳以后，这里已不再是国都，但其经济地位并未稍减，秦国统治者在这里屯聚的粮草仅次于咸阳（见《仓律》），说明这里的重要性。1963年陕西省临潼县栎阳镇武家屯的农民，在栎阳故址上平整土地时，发现小铜罐一个，内存刻有各种记数字纹的黄金八块，每块净重五市两，经鉴定含金量达99%，这是秦国栎阳经济繁荣的实物例证。

雍是秦的故都，至战国末，它仍不失其重要性，因为秦君的宗庙陵寝均在此地，重要典礼仍在此举行。因此，雍城在各代都不断兴工修建，至统一前夕，雍城已相当宏大，宫殿、陵寝、手工业作坊和商业活动的市划分得十分规则，从这里出土的手工业品、玉器、贝珠，反映了交换和商品贸易的发达。

除上述三个城市外，随着秦国土地扩大，后来中原地区的大城市宛、陶等皆先后并入秦，这对秦国经济的发展，也有着重要作用，不过，那也就到全国即将统一的时候了。

四、文化方面的成就

随着封建经济和政治的迅速发展，在文化方面秦国也有显著的提高，取得了不少具有特点的成就。

秦国的文学　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经济大发展和政治制度的剧烈变革，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在文学的百花园中，传统的思想和艺术形式的种种束缚都被冲破，形成百花齐放盛况。在这种形势下，秦国也产生了一些具有特点的作品。

自商鞅变法以后，法家一直在秦国占统治地位。单纯的文学活动，在秦国是被严厉禁止的。因为法家一贯主张：“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韩非子•五蠹》），实行愚民政策。在这里，《诗》、《书》被作为“六虱”之二（见《商君书•靳令》），有“诗书辩慧者”（《商君书•农战》）则受到镇压。但统治者在鼓吹其思想和推行政策时，又不能不利用文学作为工具，这就产生了秦国的文学。

《商君书》是秦国散文中的一种典型。它虽不是一人一时的著作，但其中各篇文章风格却大体一致：其文风刻峭而缺乏文采，不仅比起同时代汪洋恣肆的《庄子》和瑰丽多彩的《老子》、《孟子》等作品差得很远，就是比起同是法家著作的《韩非子》，也显得槁瘠而枯燥。但《商君书》也有它的特色，即其明快简捷、朴实无华的文字，在先秦诸子的散文中还是较为突出的。《商君书》中的每篇文章，都是开门见山、直言不讳，既不雕琢文饰，也无委婉陈词。如《垦令》中提出了督促人民开垦土地的二十种办法，没有更多铺张、敷衍之词，二十条“草必垦矣”的办法说完，文章就结束，其他各篇也多如此。这种文章的格调与法家的思想和统治政策是相一致的。

文学作为一种宣传工具，秦国的封建统治者也懂得利用，所以秦国的作品绝非都是干瘪的律令式的文章，也出现过富于文采的散文，统一前夕李斯写的《谏逐客书》就是其中的一篇。这篇文章排句多，善于用比喻，使语言富有形象性，如“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此文音节也很铿锵，读起来琅琅上口，如“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史记•李斯列传》）这显然是受了《战国策》中一些文章的影响，和汉初邹阳、贾谊等人的文章是相近的。

在政府颁发的文书中，也有一些讲究形式和韵脚、吸收民歌特点的作品，如云梦秦简中《为吏之道》就有这样的句子：

凡治事，敢为固，谒（遏）私图，画局陈以为耤。肖人聂心，不敢徒语恐见恶。

凡戾人，表以身，民将望表以戾真。表若不正，民心将移乃难亲。

试将《荀子•成相》拿来与之相较，可以看出，两者是何其相似：

请成相，世之殃，愚愚堕贤良，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伥伥。

这里明显地看出秦同其他诸侯国互相影响的痕迹，法家的文章格调与其他学派文章格调的融合。《为吏之道》是一种政府文件，秦国把政府文件写得如此通俗、活泼，和法家一贯主张的“明法”，即让法令深入人心是一致的。

在战国末期还出现了一部杂家著作——《吕氏春秋》。这部著作的思想内容，当在后面进行分析，仅就其文学特点来衡量，可以说它是秦国最好的一部作品。因此书是集中各国各派学者编写成的，其中各篇风格虽五花八门，但总的说比起秦国的其他作品来，其文学水平更高。如其中有的篇章寓言、比喻写得相当精彩，妙语解颐，趣味盎然，像将人主不愿听直言喻为：“障其源而欲其水”（《贵直》）；说善于统治人民的君主，“若御良马轻任新节，欲走不得，故致千里”；说不善于“用民”的君主，则“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谿，其谁能当之”（《适威》）；把一个人失去权势比为“吞舟之鱼陆处则不胜蝼蚁”（《慎势》）；形容那些不调查研究的“愚者”，以讹传讹，“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故狗似玃（一种野兽），玃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与狗则远矣”（《察传》）。类似的比喻不胜枚举。《吕氏春秋》中还有不少比喻是较长的故事和耐人寻味的寓言，使文章形象生动，引人入胜。有的故事和寓言，还有相对的独立性，往往可以游离出来，成为完整的文学作品，如下面一段：

戎夷违齐如鲁，天大寒而后门，与弟子一人宿于郭外，寒愈甚，谓其弟子曰：“子与我衣，我活也；我与子衣，子活也。我国士也。为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足爱也。子与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恶能与国士之衣哉？”戎夷太息叹曰：“嗟乎！道其不济夫。”解衣与弟子，夜半而死。（《长利》）。

像这类小故事在书中比比皆是，语句简洁，形象生动，不失为我国古代文学的精华。

文字的发展　秦国的文字，在战国时期也有很大发展。汉字的所谓发展，“就已有字形来讲，总的趋势是日益简化”（王凤阳：《汉字字形发展的辩证法》，载《社会科学战线》，1978（4））。秦国的文字，也是由繁至简的向前发展，至战国末年，基本上形成了秦隶和小篆两种字体，为以后统一文字做好准备。

原来，秦国的文字是直接继承周代文字的，笔画较繁，如《石鼓文》中的“吾”字作“”。这样写法较西周时期“毛公鼎”上的“”字还复杂，“可能是毛公鼎以前的古体”（吴白匋：《从出土秦简帛书看秦汉早期隶书》，载《文物》，1978（2））。这就面临着一个简化的问题。到战国时期，秦国文字简化得十分明显，例如上举的“吾”字，到秦惠文王十三年（公元前325年）的《诅楚文》中就写成“”，比起《石鼓文》来简单得多了。至战国末，这种简化的速度更加快了。秦统一中国以前，汉字简化是沿着两条途径发展的：一是保存古代象形文字“画成其物，随体诘屈”的基本结构，不过笔画稍微简化一些，例如“人”字，甲骨文、金文都像侧面人形，后来简化成“”，虽然走了样，以致汉代人许慎误以为“象臂胫之形”（《说文解字》），但还是有象形的意味，这种简化《说文解字•序》中谓之“省改”；另一途径则是用笔画符号，完全破坏了象形字的结构，如“人”字，偏旁写作“亻”，完全不形象，这种简化谓之“约易”。到秦统一中国整理文字以后，就把那些没有经过简化的古代象形字称为“大篆”，经过“省改”的文字称为“小篆”，而简化得更彻底的、“约易”以后的字称为“隶书”，在秦统一以前是没有“篆书”、“隶书”字体专名的。［5］然而，这种简化过程，在统一中国以前早已经开始了。在秦国，文字的发展是沿着“篆”、“隶”二条途径并行的：如前举之《诅楚文》和秦孝公时的大良造鞅量上的文字、秦始皇诏版上的文字，和秦统一前制造的新郪虎符上的文字［6］，其字体结构属于小篆体。但是，小篆写起来仍很费事，于是更简化的隶书体便出现了。隶书开始流行于秦国民间，统治者是不屑一顾的，这种字体毕竟书写较为方便，最后统治阶级也承认并应用隶书了。“这是社会发展的力量比帝王强。民间所流行的书法逼得上层统治者不能不屈尊就教。”（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发展》）事实上，在秦统一前官府所用的文字，绝大多数是隶书，郭沫若曾以秦昭襄王三十三年（公元前274年）铸的《高奴铜石权》中字体为例指出：“以奴字而言，所从女旁，不像篆书那样作，而是作女，同于隶书。”而最近发现的云梦秦简都是以这种隶书体写的：凡女旁皆不作，而作女，人旁不作，皆作亻。石权和秦简中的法律文书都是由政府颁发下的，在这上面也使用了隶书，可见隶书在战国时期已经被官方承认，成为使用最广泛的一种字体。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是以这种应用最普遍的“隶书统一全国文字的”（裘锡圭：《从马王堆一号汉墓“遣策”谈关于古隶的一些问题》，载《文物》，1974（1））。所以说，秦国文字的发展，在中国汉字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美术和音乐　秦国的美术作品流传下来的，主要是建筑物构件、青铜器、石刻、瓦当和陶器等，从这为数不多的实物中，可以看出秦国雕刻、绘画艺术在战国时期有很大发展。

春秋时期，秦国的艺术多为因袭和模仿西周，所以无论是青铜器还是瓦当花纹都显得凝重而古板，具有殷、周的风格。至战国时起了显著变化，尤其至战国末，秦国的美术作品则以姿态生动、形象逼真为其特点。这与秦国封建制发展，以及广泛地吸收各地艺术风格和艺术人材有密切关系。如下记载可证明这一点：

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骞霄国献刻玉善画工名裔，使含丹青以漱地，即成魑魅及诡怪群物之象，刻玉为百兽之形，毛发宛若真矣。皆铭其臆首，记以日月。工人以指画地长百丈，直如绳墨，方寸之内，画以四渎五岳列国之图，又画为龙风骞翥若飞，皆不可点睛，或点之，必飞走也……（《拾遗记》）

春秋时秦国奔鹿瓦当

秦叶纹瓦当

这一记载当然有夸大之处，刻画之形，何能飞走！但当时秦以外的艺术家入秦献技者，恐非绝无。再证之以现在见到的秦国艺术品，可信上述记载并非全无根据。仅以小件铜器而论，最近在西安发现的，秦统一前的虎符［7］，与以前发现虎符造型不同，乃是一走符，其形象生动、逼真，栩栩如生，背后铭文嵌以金丝，勾画了了，字体秀丽清晰，实为稀世珍品。再从装饰瓦当上的花纹来看，现能见到的就有下列许多种：

（一）动物纹，有鹿、鸟、昆虫等。

（二）植物纹，有莲瓣纹、葵纹、变形葵纹等。

（三）云纹，这是秦国瓦当上的主要纹饰，在云纹中又分为许多类型，如蝉形云纹、蝴蝶形云纹、方格纹、树形纹等等。（见陈直：《秦汉瓦当概述》）

这些生动的艺术形象，大多出现于战国后期，是封建经济、文化发展的结果。

秦国的音乐，在战国时也有很大的发展。春秋时，秦国的音乐基本上因袭西周。公元前544年（秦景公三十三年），吴公子札至鲁，当他听到秦的歌声后说：“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说明至春秋末，秦国的音乐还是这种“夏声”，这是秦国自建国以来传统的音乐。秦国这种传统音乐是较为粗犷的，到战国末年人们听来就不那么悦耳了：“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谏逐客书》，见《史记•李斯列传》）。这种“呜呜”的歌声，和“击瓮叩缶”的音乐，在统一中国以前已经被另外一种更加幽扬、细腻的“郑卫”之声所代替，而在统治阶级中流行起来了。所谓“郑声淫”（《论语》），“其细已甚”（《汉书•地理志》），卫声则“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可见，所谓“郑卫”之声，乃是一种比殷、周庙堂音乐更加轻松、更加动听的音乐。在战国末年，秦国的音乐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谏逐客书》，见《史记•李斯列传》）。这也是和当时社会剧烈变动以及由秦国土地不断扩大而使各地文化相互交流的现实相一致的。

秦国的历法　历法是与天文学相联系的，秦在春秋时期天文学虽有显著进步，出现了伏日的记载。但当时的历法究竟如何，至今不明。然而，到战国时期秦国使用什么历法，则是十分清楚，反映了战国时期秦的历法必有突飞猛进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使用的历法通常有三种，即所谓夏历、殷历和周历。［8］这三历的主要区别在于岁首的月建不同：周历以通常冬至所在建子之月为岁首（相当于夏历十一月），殷历以建丑之月为岁首（相当于夏历的十二月），夏历则以建寅之月为岁首（即后世通常说的阴历正月）。在当时，各国所以使用不同的历法［9］，是与各国所居住的地区和文化传统不同有关的。但秦国使用的历法叫做“颛顼历”，以建亥之月（即夏历的十月）为岁首，与夏、殷、周三历皆不同。

秦使用的颛顼历虽以十月为岁首，但并不称十月为正月，也不改正月（秦人叫瑞月）为四月，所以其春夏秋冬和月份的搭配，同夏历完全相同，这样的历法在当时的各种历法中是较为科学的。直到汉代还沿用颛顼历，当时负责制定历法的张苍仍然认为这是一种最好的历：“用颛顼历，比于六历，疏阔中最为微近”（《汉书•律历志》）。这种看法是符合实际的。如我国最早的冬至点实测数据，是在牵牛初度［10］，颛顼历立春在营室五度，按古度推算，太阳冬至点也在牵牛初度。（陈久金：《中国古代的历法成就》，见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可见，秦国使用的颛顼历在当时是较为先进的。

秦国采用这种较为先进的颛顼历，决非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才开始。早在统一以前，至少在昭襄王时代就已经使用颛顼历了。证据之一，就是司马迁根据《秦记》写的《史记•秦本纪》，记昭襄王以后之事，凡有月份的皆以十月在前，而正月在后，如“四十二年，安国君为太子。十月，宣太后薨，葬芷阳骊山；九月，穰侯出之陶。四十三年，武安君白起攻韩”。又如：“四十八年十月，韩献垣雍，秦军分为三军……正月，兵罢，复守上党。”（四十八年正月以后，《史记•秦本纪》又出现一个“十月”，后又有“四十九年正月”，其上的“十月”应是“九月”之误，观《史记•白起列传》可证。类似的错误还很多）证据之二，就是《史记•秦本纪》与其他篇所记载相同之事，往往相差一年，如：

孟尝君来秦，《史记•秦本纪》记在昭襄王九年，而《史记•六国年表》记在齐湣王二十五年，相当于秦昭襄王八年，《史记•田完世家》也记于此年。

《史记•秦本纪》又记：昭襄王九年，鲁攻楚，取八城。而《史记•六国年表》则记在楚怀王三十年，相当于秦昭襄王八年，《史记•楚世家》也同于此年。

又《史记•秦本纪》记：昭襄王十六年，魏冉免相，而《史记•六国年表》则记于昭襄王十五年。

像以上例子不胜枚举（参见《七国正朔不同考》，见《武陵山人杂著》，收入《小万卷楼丛书》），之所以出现这一岁之差，主要因为晋国及其后来的韩、赵、魏三国均用夏正，即建寅之月为岁首，而秦则建亥，以十月为岁首，这就相差三个月，各国之史皆以本国历法记之，于是发生在这三个月的事，秦国记入这一年，而别国则记入上一年。而司马迁杂采诸书，但并未统一各种史书记载之年代，就出现了这种混乱。从最近出土的云梦秦简《编年纪》中，也反映出了这个问题，如“攻皮氏”这件事，《编年纪》的作者是秦人，按秦历记于昭襄王“二年”，而在《史记》中，由于司马迁根据的资料不是出自秦人之手，所以在《史记•六国年表》的魏表中，及《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中，将此事记在上一年。据此可知，此事定然发生在十月至正月之间，所以才会发生这种混乱。

这些记载的混乱，虽然给今天研究当时的历史事实带来困难，但却使我们从中得知秦国与其他国使用的历法不同。事实证明：早在统一以前，秦国就使用颛顼历了。

总之，无论是在天文历法，还是在文学艺术方面，在战国时期的秦国，都留下许多可贵的遗产，显示了封建社会初期的社会进步。

注释

［1］《水经注•沫水》云：“昔沫水自蒙山至安南西溷崖，水脉漂疾，破害舟船，历代为患，蜀郡太守李冰发卒凿平溷崖，河神赑怒。冰乃操刀入水与神斗，遂平溷崖，通正水路，开处即冰所穿也。”沫水，据《水经注》记载，下游合于青衣水，当为今四川之青衣江。从上述记载可证此水疏通与农田水利无关，而在于行舟。

另外，在古籍中还有关于李冰治水的许多传说。这些传说虽不能视为信史，但也证明李冰在蜀治水并非仅修一都江堰，如《华阳国志》记载，李冰还有疏凿文井江和洛水工程。文井江为现在邛江，据调查：邛江水利工程历史也十分悠久，自李冰肇始之说，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又据《水经注•江水》记载：“江水东迳广都县”，“李冰识察水脉，穿县盐井。江西有望川原，凿山崖度水，结诸陂池，故盛养生之饶，即南江也。”这是说望川原诸陂池，又李冰开凿。但又有文献说是“后汉时”所开，也可能是在李冰时即已开凿，至后汉时又继续在开。

又《水经注•江水》有：“（僰道）县有蜀王兵兰，其神作大难江中，崖峻阻险，不可穿凿。李冰乃积薪烧之，故其处悬岩犹有五色焉。赤白照水玄黄，鱼从僰来，至此而止。言畏崖屿不更上也。”僰道即今宜宾县，县西北二十里有赤崖，据说这就是李冰所烧。这种传说虽非史实，但也反映了人民对李冰的崇敬。

在《水经注•江水》中，还记载在少城西南的两江上，有冲治桥、市桥、江桥、万里桥、夷星桥、笮桥、长升桥七座桥，据说均为李冰所造。对于江河纵横的成都平原，造桥无疑对人民和生产都是有利的。

上述记载有些显然是传说性质，但都反映了李冰确实得到人民的爱戴。凡是给人民办过好事的人，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历史也将留下他的名字。

［2］此事《史记•秦本纪》、《史记•秦始皇本纪》及《史记•韩世家》中均不记。唯《史记•河渠书》记载如下：“而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史记•李斯列传》，也只有一句话：“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从以上内容以及将此事主要记入《河渠书》中，可以看出《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是把这件事的经济意义看得比政治意义大。对郑国渠的作用有这样的认识，充分表明了司马迁的史识。两千多年前的史学家能注重社会经济问题，是难能可贵的。

［3］据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推算：秦汉时1亩合240方步，1步为6尺，1尺当现在0.829市尺，则秦汉时1亩约当现在0.9908亩。4万顷即400万亩，约合现在390多万亩。

又《汉书•沟洫志》注：师古曰“故一亩之收至六斛四斗”。秦汉时1斗当现在0.3425市斗；则“六斛四斗”当为现在2.19市石。

［4］另外九处是，在今河南的有：密山在新安县，橐山在陕县东，夸父之山在旧阌乡东南，少室之山在登封县，役山在新郑，大驺之山在密县；在今湖北的有：荆山在南漳县；在今山西的有：白马之山在盂县北；在今湖南的有：洞庭之山在洞庭湖附近。（参见《山海经•西山经》及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吴任臣《山海经广注》）这九处虽原来不属秦地，但随着秦国的扩展，也都先后归入秦的范围。

［5］“隶书”、“篆书”这些名称，是在秦统一文字以后才产生的，这一点在《说文解字•序》中讲得很清楚：“（七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这说明文字分体并立专名，是从统一以后才开始的。在八体中，三至七是有特殊用处的花体字，应用的范围很小。（参见启功《古代字体论稿》、唐兰《中国文字学》及《文物》1974年第1期所载《从马王堆一号汉墓“遣策”谈关于古隶的一些问题》）

［6］参见容庚《秦金文录》及《小校经阁金文》。

［7］此符铭文见本书第九章第三节179页。

［8］据《汉书•艺文志》载，汉代时有：

《黄帝五家历》三十三卷

《颛顼历》二十一卷

《颛顼五星历》十四卷

《明宿历》十二卷

《夏殷周鲁历》十四卷

《天历大历》十八卷

《汉元殷周牒历》十七卷

可见，除三历外还有其他种历法，其内容不得其详，但从颛顼历看，除以十月为岁首外，实际季节和推算方法与夏历一样，本质上没有区别，因此，从天文学角度来看，各种历法皆可归为夏、殷、周三历。（参见伦敦《麦克唐纳插图丛书》第一卷）

［9］由于春秋战国时代各个地区、各诸侯国使用不同历法，所以在先秦古籍中据以纪时的历日制度并不统一。例如《春秋》和《孟子》多用周历，《楚辞》和《吕氏春秋》多用夏历。而《诗经》一书中，则因篇章不同而异，如《小雅•四月》用夏历，所以诗中说：“四月维夏，六月徂暑。”《豳风•七月》却夏历和周历并用。了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例如《孟子•梁惠王上》说：“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这当是指周历，即相当于夏历的五、六月，正是禾苗需雨之时；若是指夏历七、八月则为周历的九、十月，那时禾已长成，田已无苗，上述话就不可理解了。

［10］冬至点就是指冬至时太阳在恒星间的位置。这种位置在我国古代是以距离二十八宿距星的赤经差（称为入宿度）来表示的。

第十二章　统一中国的最后胜利

秦昭襄王死后，统一战争的形势发展很快。自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元年）至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在三十年的时间里，秦国就消灭了其他六国，结束了数百年战争割据状态，建立了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秦王朝。

随着封建统一战争的胜利进军，在秦国内部，统治阶级和劳动人民、统治阶级各派之间也在进行着剧烈的搏斗。兼并战争、劳动人民反抗剥削阶级的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纷争，这三个方面错综交织同时进行，构成了战国末期秦国出现的纷繁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画面。

一、战国末期的阶级斗争

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重大飞跃。但封建制依然是建立在对广大劳动人民——主要是农民——残酷的剥削和压榨的基础之上的，因此阶级斗争不可能停止。尤其是战国末期，兼并战争给人民带来愈来愈深重的苦难，劳动人民反抗统治阶级的斗争，自然也就愈来愈加激烈。

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　战国末期各诸侯国之间的连年战争，给广大劳动人民造成极大的苦难。从历史记载上看，当时几乎每年都有战争，有时一年竟有几次大战，有的大战持续长达数年之久。正是因为战争频仍，那时的人竟把齐、楚、燕、韩、赵、魏、秦这几个大国直呼为“战国”。例如苏代说：“凡天下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战国策•燕策一》）；赵奢说：“今取古之为万国者，分以为战国七”（《战国策•赵策三》）；顿弱说：“山东战国有六”（《战国策•秦策四》）。［1］后来，人们就把这个历史时期称为“战国”。各国间连绵不断的战争，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孟子曾经这样描述当时的战争：“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墨子》书中，描写战争景况更为具体：那些大国一旦攻入别国，就焚烧宗庙，割去庄稼，砍光树木，拆毁城墙，赶走牲畜，将敌国人民杀死或者绳捆索绑而掠做奴隶。这种情况到战国末期更加严重，《吕氏春秋》说：“当今之世浊甚矣，黔首（人民）之苦不可以加矣”（《振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谨听》）。

战争不仅使大批人遭到屠杀，家园被毁，财物被劫，而且普遍增加了广大劳动人民已经十分沉重的经济负担。战争中，农民要被迫编入军队，而且自备军甲，一切要由自己负担。《战国纵横家书》中明确记载：参加作战的农民，都要自备粮食，如“宦二万甲自食以攻宋，二万甲自食以攻秦”（《苏秦自赵献书于齐王章》）。沉重的负担使出征的农民经济破产，田园荒芜。一场大战之后，仅仅就经济上来说，十年的辛勤耕作也不能补偿：“十年之田而不偿也。”（《战国策•齐策五》）

秦是战国末期对外战争最频繁的一个国家，不仅秦军自己“死伤者众”（《战国策•秦策二》），而且被秦战败的国家，常常是“刳腹折颐，首身分离，暴骨草泽，头颅僵仆，相望于境，父子老弱系虏，相随于路”（《战国策•秦策四》）；如韩、魏两国被秦打得“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满海内矣”（《战国策•秦策四》）；赵国在长平之役，被秦“诛屠四十余万之众，流血成川”（《战国策•秦策三》）。自秦孝公以后，秦国同各国战争，仅见于史籍记载的杀人数目就超过一百几十万人。［2］秦国本国人民死伤数虽无明文记载，当也不会太少。

战争给生产带来巨大的破坏，如黄河就被用来作为反对敌国的手段：齐、赵、魏、周等这些国家，常常决堤放水，让大水冲向其他国家。公元前281年，赵攻魏，赵惠文王就曾亲自指挥决黄河堤，用大水冲魏，像这类事实是很多的。每一场水灾都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到损失，使生产遭到破坏。这种“以邻为壑”的情况，使许多河流不仅不能用来灌溉，而且成为灾害的根源。

秦国地处函谷以西，后方较为稳固，又招徕三晋之民以补充其劳动力之不足，农业生产受战争影响较小，但对其他国家说来，战争给生产带来的破坏，则愈来愈严重。

各国之间连绵不断的战争，削弱了对一些经常侵扰的游牧民族的抵抗能力。春秋时的戎、狄，有些部落被消灭，有些迁徙，有些经过融合成为另一种民族。至战国末期，逐渐强大起来的，在北方有匈奴、林胡、楼烦、东胡等民族。他们在燕、赵、秦边境上骚扰，使农业生产遭到很大破坏，虽然这些国的边境都筑起长城，并派兵防守，但由于各国之间的纷争，常常留给边境民族进入中原烧杀掠夺的机会。在秦国境内，义渠等戎人趁秦与别国交战之际，不断地“起兵袭秦”（《史记•张仪列传》）。这一切，无疑都给广大劳动人民造成了极大的苦难。因而使割据战争愈来愈不得人心。

劳动人民反抗统治者的斗争　由于封建割据战争加重了人民的苦难，战国后期劳动人民反抗统治阶级的斗争愈来愈激烈。如公元前314年，燕国的人民在统治阶级发生内乱时，趁机进行武装斗争，后来齐国军队入燕，燕国人民又以更激烈的斗争，反抗齐国统治阶级的残暴压迫。楚国是当时政治最腐败的国家，那里的劳动人民反对压迫、剥削的斗争也最激烈。楚王常常为“楚国多盗”、“盗贼公行而弗能禁”（《战国策•韩策二》）大伤脑筋。公元前300年，在楚国爆发了战国时期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这次起义，使楚国官吏束手无策；这就是有名的庄起义。“庄为盗于境内，而吏不能禁”（《韩非子•喻老》）。起义的武装曾打到楚国国都郢：“庄之暴郢”（《吕氏春秋•介立》）。这次农民战争的规模同战国时期最大的一次战役——“长平之战”，可以相提并论。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史书记载“山无盗贼”，“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在昭襄王时，荀子入秦后，也说：秦国的社会比较稳定，百姓“甚畏有司而顺”（《荀子•强国》），与各大国相比，这里阶级斗争比较缓和。但是，劳动人民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在秦国内部绝没有停止。从秦国制定的专门用来镇压劳动人民反抗斗争的残酷刑律中，就可看到人民反抗统治者的斗争是存在着的，而且其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最普遍的斗争方式是逃亡和“盗”。如云梦秦简中有“士五（伍）”“不识日去亡”（《治狱程式》七）、“士五（伍）丙”“盗千钱”（《治狱程式》十九）、“盗牛”（《治狱程式》十一）、“盗马”（《治狱程式》十五）等案例，表明这类事件在当时是很多的。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货币使用的广泛，劳动人民还以私铸货币来反抗统治阶级的经济剥削，《治狱程式》中有这样的案例：“爰书：某里士五（伍），甲、乙缚诣男子丙、丁及新钱百一十钱、容（镕）二合，告曰：丙盗铸此钱，丁佐铸。甲、乙捕（索）其室而得此钱，容（镕），来诣之。”还有许多“盗”集聚在一起成为“群盗”。从云梦秦简中可以看到：有些“群盗”拥有弓弩等武器，他们“白昼居某山”，聚众抢劫富家的财物，并且同收捕他们的官兵进行英勇斗争。（见《治狱程式•群盗》）在官府做工的手工业工匠也起来斗争，他们被称为“工盗”（《法律答问》二十三）。有重要意义的是，这时就出现了破坏、反对封建土地私有制的斗争，有人竟把标志着私有土地的田界加以移动，即所谓“盗徙封”（《法律答问》六十四）。一切都表明，秦国至战国末期，劳动人民采取着各种方式同地主阶级展开斗争，而秦国在当时还是各大国中阶级矛盾较为缓和的一个国家，其他国家的内部阶级斗争，较秦国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可以肯定的。

人民群众推动历史走向统一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战国时期的人民群众不仅推动了当时刚刚产生的封建经济向前发展，而且推动了分裂割据的各诸侯国家走向统一，促进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封建国家的早日诞生。

割据战争加重了人民的痛苦，广大劳动人民是渴望统一的，他们用实际斗争表达了自己的意志：凡是政治稳定的国家，那里的阶级斗争就比较缓和；凡是政治腐败、内乱迭起、四分五裂的地方，那里的阶级斗争就比较尖锐，而这些国家则往往在阶级矛盾激化之际被战败或灭亡。自昭襄王以后，在秦的本土内部局部地区实现了统一，政治上比较稳定，生产发展有一定保证，因此阶级矛盾较为缓和。虽然零星的、小规模的人民反抗斗争不断出现，“盗”、“群盗”屡见于《秦律》，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没有出现。这就使秦国在对外战争中有了较为稳固的后方。相反，在另外一些诸侯国，如燕国，人民憎恨本国的统治者，在公元前314年齐国进攻燕国之时，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欢迎齐国军队，后来燕国人民发现齐国的统治者较燕国统治者更坏，又起来反抗齐国的统治，结果使齐国的军队不得不撤回本国。（见《史记•齐世家》、《史记•燕世家》及《战国策•燕策一》）

楚在春秋时是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到战国末期，统治者“厚赋敛诸百姓”（《战国策•楚策三》），“恃其国大，不恤其政”（《古史》引《战国策》）。人民群众就用武装斗争来回答统治者：在庄起义的时候，齐、韩、魏三国在垂沙大败楚军，并杀死大将唐蔑。不久，秦国又打败楚国，杀大将景缺，楚国就是在这种内外夹击下一步步削弱的。秦国则多是趁各国阶级矛盾尖锐化时，取得统一战争胜利的。

趋向统一的客观现实，使新兴地主阶级代表人物认识到：统一是大势所趋，凡有远见的思想家都积极鼓吹统一，如孟子［3］在回答天下怎样才能安定这个问题时，就十分明确地说：“定于一”，即要统一于一个政权之下。什么人才能统一呢？“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这反映了长期的分裂战争是不得人心的。秦国的相国吕不韦知道“民之所走，不可不察”（《吕氏春秋•功名》），提出了一整套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方针（详下节）。这正是阶级斗争客观现实在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头脑中的反映。

总之，阶级斗争促成了战国末期统一趋势的出现，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

二、吕不韦和秦王嬴政

全国统一前夕，秦国同东方各诸侯国激战方酣之际，秦国内部统治阶级中间爆发了一场剧烈的斗争。这场斗争不仅是地主阶级内部争夺对劳动人民统治权力的厮杀，而且它关系到统一后，采用什么方针、策略对全国实行统治的问题。斗争的结局，对秦统一全国后的历史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吕不韦怎样当上秦国的丞相　秦昭襄王死后，由太子柱继位，是为孝文王。昭襄王统治达五十六年之久，所以当孝文王登上王位的时候，已经是五十三岁的人了。早在继位以前，孝文王就已奄奄一息，登上国王宝座刚刚三天，就离开了人世。［4］孝文王死后，太子子楚继位，是为秦庄襄王。

庄襄王（公元前249年至前247年）在位时，秦国军政大权均操在丞相（又称相国）吕不韦手中。吕不韦原是卫国濮阳（河南濮阳西南）人，后在韩国经商，是“家累千金”的大商人。（见《战国策•秦策五》）这样一个人是怎样在秦国当上相国的呢？

原来，公元前265年（秦昭襄王四十二年）左右，当吕不韦经商来至赵国首都邯郸的时候，遇到了秦国公子异人。异人是秦昭襄王之孙，当时为安国君的秦太子柱（即后来的孝文王）之子。异人的兄弟有二十几个，他自己又非长子，其亲生母夏姬并不受宠，所以被秦王送至赵国来为“质”。所谓“质”，就是诸侯国之间结盟时相互送的人质，他们虽系各国的公子、王孙，但其安危吉凶，则“托于不可知之国”，若本国一旦背约，质就立刻“身为粪土”（《战国策•秦策五》）。所以，异人在赵境遇不佳：“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史记•吕不韦列传》）这个落难王孙，归国的希望非常渺茫，继承王位的可能性根本没有，只有客死他乡的前途在等着他。正在这时，大商人吕不韦在邯郸遇到公子异人，立刻看出“此奇货可居”（《史记•吕不韦列传》），用他可以做一笔一本万利的生意。于是决定在异人身上搞一次政治投机。

吕不韦决定这样做，是从对秦国的内部形势分析出发的：在秦国，当时即将登上王位的太子柱宠爱华阳夫人，华阳夫人之弟被封为阳泉君，他们在秦国拥有相当大的权势，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华阳夫人虽位尊势隆，但自己却无子，在当时，“有承国之业”（《战国策•秦策五》）希望的，乃是太子柱的另一儿子子傒。而傒子既不是华阳夫人所生之子，又不受她的宠爱。这样，在太子柱以后，王位究由谁来继承，在秦国王室内部，还大有争夺的余地。此时，正值战国末期，秦国最终消灭各国、统一中国的形势业已形成。因此，秦国内部争夺王位的斗争，实质上也是争夺未来的全国最高统治地位的一场斗争。

正当公子异人郁郁不得志的时刻，吕不韦来了。吕不韦对异人分析了秦国王室内部矛盾形势，并表示愿帮异人争取适嗣的地位。异人听后当然求之不得，对吕不韦感激涕零，顿首许诺：若能取得秦国王位，“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史记•吕不韦列传》），一场政治交易拍板成交。

吕不韦先送给异人五百金，让他在邯郸广为结交，又以五百金买奇物玩好，自己携这些物品去秦进行活动。至秦后，他找到华阳夫人之弟阳泉君［5］，对他说：你们（指阳泉君和华阳夫人）已经犯下死罪难道还不知道吗？你们一家现在均居高位，而子的门下却无贵者；你们家藏有无数珍宝、美女、骏马，这些都靠华阳夫人受宠，才保得住。然而，华阳夫人无子，子傒为适嗣，将来一旦子傒登上王位，恐怕你们的地位和生命都要发生危险了。阳泉君听后，忙向吕不韦请教办法。吕不韦告诉他：现在有异人在赵为质，“贤”且极想归秦，并愿为华阳夫人之子。华阳夫人若能将其认为己子，并设法立为适嗣，将来由他来继承王位，这样“异人无国而有国，王后（指华阳夫人）无子而有子”（《战国策•秦策五》）。对于华阳夫人来说，这样做就能永保权势：“夫在则重尊，夫百岁之后，所子者为王，终不失势，此所谓一言而万世之利也。”（《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的游说果然打动阳泉君，阳泉君“入说王后（指华阳夫人）”（《战国策•秦策五》），华阳夫人听从吕不韦之计，愿认异人为子，并劝安国君以异人代替子傒为适嗣。在此前后，异人在邯郸结交的宾客，都纷纷称赞异人。这样，安国君终于同意将异人立为适嗣，异人从赵归秦。［6］当孝文王（即安国君、太子柱）死后，就由异人继承了王位，是为庄襄王。［7］

庄襄王上台后，按照原来的约定，就让吕不韦担任相国。这样，秦国内外大权就操在吕不韦手中了。

吕不韦当政时秦国的成就　公元前249年，庄襄王即位，吕不韦为相国，被封为“文信侯”，以蓝田（陕西蓝田县西）十二个县为其食邑（见《战国策•秦策》），后来又改封至三川郡的河南雒阳（洛阳附近）食邑十万户。庄襄王在位三年即死去，接着便由庄襄王之子政继位，这就是后来的秦始皇。但刚继位的秦始皇只有十三岁。吕不韦继续任相，并以“仲父”的身份辅政，所以一直到始皇九年，即公元前238年秦始皇二十二岁亲自执政以前，秦国的军政大权一直操在吕不韦的手中。他在秦国实际执政达十二年之久。

在吕不韦当政期间，秦国在对外发展方面取得很重要的成就：

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元年）灭东周君。原来，自公元前256年，秦昭襄王灭掉周王赧以后，挂名的周天子虽然不存在了，但还遗留下一个东周君。这个东周君又称周公。此周公并非周公旦之后，乃是周王室的另外一支：考烈王封其弟揭于王城（洛阳西宫）。是为周桓公，子威公，孙惠公，惠公徙居于巩（河南巩县），惠公之子武公，武公之子咎，称为东周君。这时咎虽然在巩不称“天子”，但总是周王室的残余。在庄襄王元年，吕不韦便亲自率兵消灭了它，将其地并入秦国，令东周君迁往阳人（河南临安西）。从此，周王室最后的一支也被清除了。

同年，秦国派大将蒙骜率兵伐韩，取得通向东方的重要城市：成皋和荥阳，建立三川郡。成皋和荥阳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秦国取得它们，并设郡管理，不论在经济上和战略上，都具有重要意义。这时秦的国界已接近魏的国都大梁。

公元前248年（秦庄襄王二年），秦国的蒙骜继续率兵向东进攻，先后取得魏国的高都、波，以及赵国的榆次、新城、狼孟等三十七城。公元前247年，秦又派大将王龁攻韩之上党，同时，蒙骜又率兵攻晋阳，并以狼孟等三十七城和太原、晋阳等地建立太原郡。太原郡最初为赵国所建，公元前259年（秦昭襄王四十八年），秦将司马梗曾攻取太原。次年，秦被魏、楚联军所败，太原复归赵。这一次秦在这里重建太原郡，表明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此地已牢固为秦所控制。

秦国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使魏、赵等国感到极大威胁，公元前247年，赵、魏、韩、楚、燕五国又一次联合起来，五国军队在魏信陵君无忌的率领下向秦进攻。秦军出兵迎击，大战于河外。由于秦军寡不敌众被联军打败，秦将蒙骜逃走，五国联军取得一次胜利。

庄襄王死后至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以前的这段时间内，秦的主攻目标仍是韩、赵、魏三国：公元前245年，秦攻取魏国的卷（河南原武城北）（见《编年纪》），公元前244年又取得魏的、有诡。同年，秦将蒙骜率兵攻占韩国十三座城，在秦军进攻面前，三晋已无力抵抗，公元前242年，秦又攻占魏的酸枣、长平、雍丘、山阳等二十城，并在这里设立东郡。次年（公元前241年），秦攻占魏的朝歌。魏有一个附庸小国——卫，也已被灭掉。秦将卫君角从濮阳迁至野王（河南沁阳）［8］，让他在那里继续维持着有名无实的君位。秦国对卫君和东周君的处理方法，实际是一种“恩”、“威”并施的统治策略，同过去一味以杀戮为能事的做法略有不同。

在秦国节节进逼的形势下，赵、楚、魏、韩、燕五国又一次联合起来。公元前241年，五国之师在赵将庞煖的统率下，向秦国的蕞地进攻。但此时五国联军已经不堪一击，遭秦反击后，只好移师东向，攻秦之举毫无所获，反而向齐进攻。秦国趁各国自相残杀之际，继续向三晋进攻，公元前240年攻取赵国的龙、孤、庆都和魏国的汲。公元前238年，秦将杨端和又占领魏的首垣、蒲和衍氏。至此，秦国取得的土地，至少有十五个郡以上，占统一以后全国总郡数近二分之一。［9］更重要的是：在秦国的打击下，东方诸国被打得落花流水，从此再也联合不起来，只有在那里等待着被秦一个个地消灭了。

《吕氏春秋》的编纂　面临着全国即将统一的新形势，地主阶级内部各派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在研究完成统一中国的军事和政治策略，以及统一后的封建国家如何进行统治的问题。当时正在韩国的韩非，已经对前代的法家思想进行系统总结，开始撰写先秦法家思想之集大成的著作——《韩非子》。作为秦相国的吕不韦，更不能回避这些问题，自他执政以后，就从东方各国招揽各派学者、文人来秦国，效法魏的信陵君、楚的春申君、赵的平原君、齐的孟尝君，将大批宾客养在门下。并“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养士的目的，就是让他们著书立说，为统一中国作理论准备。在吕不韦的领导下，宾客们“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人著所闻，集论”（《史记•吕不韦列传》），于公元前239年编成了一部著作——《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实际是一部集体编撰的论集，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三个部分。由于是有计划组织编写的，所以在形式上十分整齐，“十二纪”即以“孟春”、“仲春”、“季春”、“孟夏”、“仲夏”、“季夏”、“孟秋”、“仲秋”、“季秋”、“孟冬”、“仲冬”、“季冬”十二个季节为“纪”，每一纪有五篇文章；“八览”即《有始览》、《孝行览》、《慎大览》、《先识览》、《审分览》、《审应览》、《离俗览》、《恃君览》，每“览”共有八篇文章；“六论”为《开春论》、《慎行论》、《贵直论》、《不苟论》、《似顺论》、《士容论》，每“论”有六篇文章，加上《序意》（即序言），共应有161篇论文。但因后来夺佚错落，现在《吕氏春秋》中的《有始览》只有7篇，《序意》篇也仅余残文，故全书现共存160篇文章（见郭沫若：《沫若文集》第十五卷，407～408页）。这样的体裁，在先秦诸子中，是独一无二的，《吕氏春秋》是我国第一部有组织、按计划编写出的文集。

当然，为照顾体裁形式的整齐，和各篇的长短大约相等，在内容上不免受到影响，例如有些篇目是勉强凑成，有的则将一篇文章强割为两篇，或同一内容改换标题写成两篇，像《应同》与《召类》，《务大》与《谕大》，《去尤》与《去宥》就是十分明显的几篇。

《吕氏春秋》编制的形式虽然整齐，但其内容却相当复杂。这里不仅同先秦其他诸子的著作一样，论述了哲学、政治和社会道德、伦理等问题，而且包含了不少历史和自然科学知识，如“十二纪”中各“纪”的第一篇，就分别记载了一年十二个月中星辰的位置，以及各个季节的物候，是我国古代天文、历象方面的重要资料；又如《士容论》中最后的四篇文章：《上农》、《任地》、《辩土》、《审时》，记载了农业生产有关的科学知识。可见《吕氏春秋》的内容很“杂”，它是类似于后来的百科全书式的丛书。

在理论观点上，《吕氏春秋》对先秦的儒、法、道、墨、阴阳五行各派，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它“兼儒墨、合名法”（《汉书•艺文志》），先秦各主要学派的理论，几乎都可从《吕氏春秋》中找到。正因为这样，它才被称为“杂”家的代表作。

《吕氏春秋》虽包容了各个学派的理论观点，而全书又以阴阳五行构成的体系贯串起来，这就形成了《吕氏春秋》一书的特点。

《吕氏春秋》这一特点，正是战国末期经济、政治趋向统一，从而要求思想统一的产物。从“杂”中反映出百家开始汇合，而这种统一和汇合，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由于《吕氏春秋》是由吕不韦提倡、编纂的，所以它所反映的观点，就是吕不韦的观点。下面就根据《吕氏春秋》的材料，初步剖析吕不韦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

《吕氏春秋》中的哲学观点　在哲学方面，本书中充分表现了“杂”的特点。这里，有一些可贵的唯物主义因素，但是在其整个理论体系中一套阴阳五行的理论，使之具有浓厚的神秘色彩。

在回答什么是世界的本源这个哲学基本问题上，《吕氏春秋》提出了“太一”、“道”，或者叫“精气”，表现了唯物主义的观点：

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尽其行。四时代兴，或暑或寒，或短或长，或柔或刚。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

或者十分明确地说：

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浑浑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仲夏纪•大乐》）

天道圜，地道方。（《季春纪•圜道》）

精气之集也，必有入也。集于羽鸟与？为飞扬。集于走善与？为流行。集于珠玉与？为精朗（良）。集于树木与？为茂长。集于圣人与？为敻明。（《季春纪•尽数》）

这里提出的“太一”、“道”、“精气”等范畴，都是从儒家、道家那里借用来的。它们是指精神，还是指物质？在这里虽看不太清楚，但综观《吕氏春秋》全书，有些地方表现出一些唯物主义观点，否认精神是世界的本源，如以“气”来解释人的疾病和祸福：指出人因形体不动，精气积，就易得病；不知保养身体，只去求鬼神，则疾病更重，“卜筮祷祠，故疾病愈来”（《季春纪•尽数》）。又根据“类同相召，气同则合”（《有始览•名类》）的现象，论述了祸福皆由人所召，从而否定天命。它说：“尧为善而众善至，桀为非而众非来”，“祸福之所自来，众人以为命，安知其所？”（《有始览•名类》）它把“精”同鬼神对立起来：“精而熟之，鬼将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不苟论•博志》）这些都强调了人为的作用，反对了天鬼迷信，闪烁着无神论的光辉。既然否认神的存在，《吕氏春秋》中提出的“太一”、“精气”、“道”等并不是虚幻的精神，不是神、上帝。可见这是一种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

但《吕氏春秋》的唯物主义观点，却包含在一套阴阳五行神秘的神学体系之中，所以又成为唯物与唯心的混杂。如《吕氏春秋》中的十二纪，就是以木、火、土、金、水五行，配合春、夏、秋、冬四时作为体系的。这不仅是本书的体系，也是作者提出来的统治图式，要求统治者在一年十二月内能顺应五行四时之气来进行统治，以求得福；反之，则要得祸。（见《吕氏春秋•季冬纪》）这正是邹衍创始的五行学说的进一步发展，并成为后来汉代董仲舒的神学理论基础。

在认识论方面，《吕氏春秋》也表达了一些唯物主义观点。如强调“学问”的重要性（见《孟夏纪•劝学》、《有始览•谨听》等），反对“不知而自以为知”（《不苟论•博志》），主张认识事物必“缘物之情及人之情以为所闻，则得之矣”（《慎行论•察传》）。反对主观成见，妄想臆断，强调“人必别宥然后知”（《先识览•去宥》），即去掉思想认识上的片面性，才能真正认识世界。《吕氏春秋》否认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认为“圣人”所以先知，“非神非幸”，而在于“审征表”，即能详细观察客观事物反映出的征候和表现。“无征表而欲先知，尧舜与众人同等”（《恃君览•观表》）。这些提法反映了作者在认识论方面的唯物主义观点。

但由于其唯心主义体系，《吕氏春秋》在认识论方面也不能摆脱唯心论的束缚，如作者认为：“学”的最终归宿不是别的，“达天性”而已，说什么：“凡学非能益也，达天性也”（《孟夏纪•尊师》），“别宥则能全其天矣”（《先识览•去宥》），“能全天之所生而勿败之，是谓善学”（《孟夏纪•尊师》），这就堕入了唯心论的泥坑，窒息了它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正因作者不能摆脱这种唯心主义体系的束缚，所以，面对错综复杂、无穷无尽的客观世界，《吕氏春秋》哀叹人无法认识它：“目固有不见也，智固有不知也，数固有不及也”（《似顺论•别类》），从而走入不可知论，它认为：“知与不知皆不足恃，其惟和调近之，犹未可必。”（《孝行览•必己》）“和调”就是“顺应外界，与世沉浮”的意思，然而仍然不能免祸得福，所以又走向命定论，作者提出：“命也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举错者不得与焉，故命也者。就之未得，去之未失”（《恃君览•知分》）。这种“命定论”、“不可知论”，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毫无共同之处，但是它们又同在一本书中出现，充分显示出其“杂”的特点。

社会历史观和政治主张　《吕氏春秋》反映的社会历史观和政治主张，也是很“杂”的，它表现在许多方面。

《吕氏春秋》承认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作者认为“太古”时代是没有君主、帝王的：

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蓄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恃君览•恃君》）

显然，这里描绘了一幅原始社会没有阶级、没有国家的图景。后来由于“少者使长，长者畏壮，有力者贤，暴傲者尊，日夜相残，无时休息”。于是“圣人深见此患也，故为天下长虑，莫如置天子”（《恃君览•恃君》）。这才产生了君主，出现国家。这里，《吕氏春秋》肯定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进步，国家最初是没有的。这种历史观是进步的，但它又认为“天子”是“圣人”“置”的，又与“天生民而立之君”的观点相一致，具有消极的一面。

《吕氏春秋》反映的政治主张包括什么内容呢？

首先，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王国：

今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有始览•谨听》）

这种看法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建立统一的封建国家的要求。在如何实现统一的问题上，《吕氏春秋》赞成、支持用战争手段来解决：

故取攻伐者不可非，攻伐不可取，救守不可非，救守不可取。惟义兵为可。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孟秋纪•禁塞》）

这里所说的“义兵”，就是封建的统一战争。用封建统一战争结束割据状态，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消灭割据状态以后，《吕氏春秋》设计的是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

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众也；勇者不得先，惧者不得后，所以一力也。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审分览•不二》）

这种实行封建统一的主张，是新兴地主阶级各派思想家、政治家都曾提出过的，它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

统一的封建国家建立后，如何进行统治？在这个问题上《吕氏春秋》更多地摄取儒家和道家的主张：

儒家代表人物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种民贵君轻的说法，是孟子以后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地主阶级在现实的阶级斗争面前，不得不对“民”加以重视。在《吕氏春秋》中，这种观点得到了多方面的发挥：

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季秋纪•顺民》）

宗庙之本在于民。（《有始览•务本》）

圣人南面而立，以爱利民为心。（《季秋纪•精通》）

仁人之于民也，可以便之，无不行也。（《开春论•爱类》）

执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志为故（事）。（《恃君览•行论》）

类似的言论还可以举出许多条。从这里出发，《吕氏春秋》主张实行儒家说的“德政”：

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离俗览•上德》）

当然，儒家所谓“德政”，并非废弃刑罚，仅仅是反对法家那种单纯用刑罚的统治办法，而是主张刑、德并用。实际就是欺骗和暴力镇压两手都用。《吕氏春秋》把这种思想表达得更清楚：

凡用民，太上以义，其次以赏罚。（《离俗览•用民》）

两手要用得恰当，哪一面也不要过分，这样才能保持统治的稳定：

礼烦则不庄，业烦则无功，令苛则不听，禁多则不行。（《离俗览•适威》）

《吕氏春秋》还提倡君主要“无为”而治。“无为”的思想来源于道家，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道德经》第五十七章）。帛书《经法》有“柔节先定，善予不争”等言论，代表黄老思想的重要方面。《吕氏春秋》认为君主应当采取这种“无为”而治的策略进行统治：

君也者处虚。素服而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智反无能，故能使众能也。能执无为，故能使众为也。无智，无能，无为，此君之所执也。（《似顺论•分职》）

这种“无为”而治的策略，是与实行“德政”相一致的：

凡君也者，处平静，任德化，以听其要。（《审分览•勿躬》）

作为一种统治策略，道家的“无为”而治，并非真正什么也不“为”，它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达到“无为而无不为”。《吕氏春秋》所说的也是如此，它只要求君主“无为”，而要臣下放手去干：

古之王者，其所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审分览•任数》）

君主只是在用人上下工夫，别的事就可“无为”：

贤主劳于求人，而佚于治事。（《季冬纪•士节》）

这些言论正是对道家思想的发展和运用。

当然，在《吕氏春秋》中还包括其他各派的思想学说，故而称为“杂家”的著作。但它更多地摄取儒、道两家的倾向也是十分明显的，这正是吕不韦思想的反映。

“杂家”的出现与战国末期的历史条件是分不开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即将出现，随着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结束，原来代表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各家学派也开始由逐步接近到互相融合。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有一部分人，已经认识到单纯用过去法家的措施进行统治，已经远远不够，必须兼采各家，尤其是儒、道两家的政治策略，才更有利于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吕不韦正是这部分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是先秦时代的一位重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吕不韦同秦王政的矛盾　虽然在公元前229年以公布《吕氏春秋》的方式，吕不韦才把自己的思想观点公之于众，但在此之前，他在秦国施政，就已“杂”用各家的主张了。如这一时期秦国继续鼓励耕战，实行严刑酷法，而有时又“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史记•秦本纪》），还第一次给一个亡国的国君——东周君赐以阳人地，以“不绝其祀”（《史记•秦本纪》），拔卫后，又将卫君角安置于野王（见《史记•秦始皇本纪》）。［10］这种“刑”、“德”并用的作法，很难说是“儒”还是“法”家的主张，它们正是战国末期各派思想互相渗透、百家合流的结果。而“怀柔”和“镇压”两手并用政策，正是以后历代统治者认为最妥善的统治术。它虽然与秦国历来的传统有矛盾，但是在秦国统治阶级内部并无根本分歧。所以在庄襄王统治时期（公元前249年至前247年），吕不韦能顺利地推行他的主张，在秦国的政治舞台上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庄襄王死后，由他的儿子嬴政（又称赵政）继位。公元前246年，嬴政即王位时年仅十三岁，不能亲政，吕不韦则以“仲父”的身份辅政，实际上，秦国的大权皆操在吕不韦一人手中，这时他的权势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但是秦王政一天天长大起来，他那种专权、独断和不愿倾听别人劝谏的性格当然也日益鲜明地表现出来。而长期以来习惯于独揽秦国政事的吕不韦却不愿改变这种状况。总之，统治阶级中间固有的权势欲，埋下了吕不韦同秦王政势不两立冲突的种子。

公元前239年，秦王嬴政二十一岁。次年，在举行加冕礼以后他就要开始亲政。这时，吕不韦可能察觉出了秦王嬴政对自己的潜在威胁，因此在这一年将《吕氏春秋》这部早已开始编纂的著作，公布于咸阳市门，并宣布：“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史记•吕不韦列传》）。据说当时竟“无能增损者”（高诱：《吕氏春秋序》），观《吕氏春秋》一书的内容和文字并非上乘，绝非无可增损，其所以当时无人改动，其真实原因前人早就指出：“时人非不能也，盖惮相国畏其势耳。”（高诱：《吕氏春秋序》）因害怕吕不韦而无人敢改动《吕氏春秋》。而这也正是吕不韦在此时公布此书的目的：他不过是借此机会向秦王政示威，要他看看相国的势力究竟有多大。不仅如此，他公布《吕氏春秋》还为了要秦王嬴政从行动上到思想上都接受他的控制，在《吕氏春秋》全书的总序《序意》篇中，把这个意思说得十分清楚：“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这里吕不韦把《吕氏春秋》同黄帝教导颛顼联系在一起，无异于明确告诉秦王政要像颛顼对待黄帝那样［11］，接受吕不韦的教导。为此，吕不韦甚至还可能有意散布出舆论，说秦王政是他亲生的儿子，他才是嬴政真正的父亲。［12］他这样做的最终目的，是要嬴政亲政以后，依旧接受他的控制。

但是，秦王嬴政恰恰不是吕不韦希望的那样的君主，从他以后的作为来看，秦王政专断而骄横的性格，是决不愿受制于人的。他不仅不能接受吕不韦的摆布，而且要“独制其民”，不能“与人共治之”（曹元首：《六代论》）。他不仅不能容忍像吕不韦这样热衷权势、以“仲父”自居的人，而且同儒家宣扬的“重民”思想根本格格不入，所以他对于《吕氏春秋》宣扬的观点，有很大一部分是抵触的；虽然他并不一定反对儒生——这从统一后秦始皇左右还有不少“皆诵法孔子”的“诸生”、“博士”（《史记•秦始皇本纪》）可以证明——但无论是谁妨碍他独断专行，都是他所不能允许的。在这一点上，法家绝对的君主极权的主张，倒是颇合他的口味。这样，秦王政二十二岁亲政以后，同吕不韦的矛盾公开爆发，乃是势所必然的了。

但这一冲突的爆发，其表面原因和导火线却是从“宫闱秽事”开始的。

据文献记载：吕不韦早就和秦王政的母亲，即庄襄王的夫人私通。后来，秦王政年纪稍长，但太后仍“淫不止”，吕不韦怕被秦王政发觉，而另外找来“大阴人”嫪毐代替自己，“太后私与通，绝爱之”。嫪毐因此而得宠，“赏赐甚厚，事皆决于嫪毐”（《史记•吕不韦列传》）。后嫪毐在秦国的权势竟发展到与吕不韦不相上下，以致国内人们常嫪氏、吕氏并提：“与嫪氏乎？与吕氏乎？”（《战国策•魏策四》）“嫪毐家僮数千人，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史记•吕不韦列传》）。当公元前238年（秦始皇九年），秦始皇二十二岁，在雍蕲年宫举行加冕礼时，嫪毐“矫王御玺及太后玺”发兵作乱。秦王政派相国昌平君、昌文君率兵镇压。结果，嫪毐兵败，参与叛乱的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皆枭首，并车裂示众，灭其宗。嫪毐家的舍人，轻者罚为鬼薪，并有夺爵迁蜀者四千余家。而嫪毐自己则流放至蜀。因嫪毐事连吕不韦，次年，秦王政免去吕不韦相国职，后又令其迁蜀，吕不韦惧，饮毒酒自杀。吕不韦死后，有些门客为其送葬，秦王政又下令：凡临丧者，原是三晋来秦之人一律逐出国；原为秦人者，禄至六百石以上免爵流放，五百石以下者，可不免爵，但不临丧者也要迁走。并申明：以后若有人做类似于嫪毐、吕不韦这样事的“籍其门”，并和此次事件作同样处理。秋天，又下令“复嫪毐舍人迁蜀者”（《史记•秦始皇本纪》）。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事件的真实原因决不是什么“宫闱秽事”。秦王政所镇压的，以及参加嫪、吕一派活动的牵涉到数千人，说明这次斗争乃是以秦王政为首的一派势力，同嫪、吕为首的一派势力争夺统治权力的斗争。结果是以嬴政的胜利而告终。从此，秦国就在嬴政“独治其民”的方式统治之下，而《吕氏春秋》所设计的统治方案，则付诸东流。

三、秦国的最后胜利

封建经济的发展，为全国统一造成前提，人民群众的斗争又推动统一的实现，在客观上已经形成了封建统一的条件。到庄襄王统治时代，秦国已经积蓄起足够的经济、军事力量；而到秦始皇亲政时，又消灭了吕不韦和嫪毐集团，使政权严格地控制于秦始皇一人手中，封建中央集权在秦国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这就加速了统一战争的胜利进行。

从公元前236年（秦始皇十一年）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在十五年中，秦国的军队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消灭了其他诸侯国，最后统一了中国。

秦国的逐客令　秦本来具有招徕其他诸侯国臣民的传统。从秦穆公时起，就有许多秦国以外的人在秦为客卿。至战国末年，秦国已经取得对各诸侯国家的明显优势，一些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谋士纷纷投奔秦国。在这些人中，有一个在秦国以后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人，就是李斯。

李斯原是楚国上蔡（河南上蔡）人，年轻时，曾任过掌乡文书的小吏。他虽身居统治阶级的下层，但对高官厚禄却怀有极为强烈的欲望。据说：有一次，他在厕所中见到那里的老鼠，吃的是脏东西，有人或狗来时，则被吓得慌忙逃窜；而到仓库中见到那里的老鼠吃的是好粮食，住在宽敞的房里，没有人和狗前来惊扰。李斯对此大发感慨地说：人“贤”或者“不肖”正像这些老鼠一样啊！就看各人处在什么地位了。这就是李斯的人生哲学。由此出发，他认为：一个人若安于卑贱的地位而不设法爬到统治别人的位置上去，就同禽兽没有两样，他说：“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史记•李斯列传》）所以，李斯处心积虑地决心要爬上地主阶级的高位。当他看出自己所在的楚国已经明显地不是秦国的对手，而其他五国也都无力抗秦的时候，就决心入秦，到那里去寻找孜孜以求的功名富贵，并公然宣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决不是我李斯这样的人能容忍的，“故斯将西说秦王矣”（《史记•李斯列传》）。于是，在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三年），李斯离开楚，来到秦国。

李斯来到秦国时，正值秦庄襄王已死，继位的秦王（即秦王嬴政）年尚幼，相国吕不韦执秦国政。李斯就投奔至吕不韦门下，充当舍人。当时吕不韦也正广收人才，不久即任李斯为郎。李斯又借与秦王接近之机，取得秦王信任，当上了长史。这样，当吕不韦失势以后，李斯仍得到秦王的宠信，而“拜斯为客卿”（《史记•李斯列传》）。

但是，正当李斯按照他自己的人生哲学和处世逻辑，一步步向统治高位登攀的时候，秦国发生的一件事，不仅几乎毁掉李斯的“前程”，而且差点改变秦国几百年来招徕客卿的一贯传统。这件事就是韩国阴谋的暴露。

原来，当秦国军事取得节节胜利之时，首先感到恐慌的就是邻近的韩国。这时，昏庸无能的韩王无计可施，竟使出了疲秦之计：听说秦国喜欢大兴工程，就派出水工郑国入秦，劝说秦国修筑水渠。韩国的统治者愚蠢地认为：如果秦国果真这样做，就会使他们将力量用到修建上去，而无力东伐。郑国入秦后，果然说动秦国的统治者，于是开工破土，引泾水入洛。当工程正在进行之际，韩国的阴谋被秦王发觉了。秦王嬴政本来就是一个多疑善变、心胸狭窄的人，当时就有人说他：“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史记•秦始皇本纪》）自嫪毐事件败露后，秦王就已显出对客卿的不信任。而郑国来秦的意图被秦王发觉后，就更加重了秦王对客卿的憎恨，因此，欲下令杀掉郑国。这时秦国的宗室大臣早已对在秦国的客卿不满，便进一步煽动说：各诸侯国来秦的人，哪一个不是为了他们自己国家而奔走的！不如将所有的客卿统统赶走。秦王便听从这些意见，下令“逐客”。

逐客令一下，使大批从东方各国来秦的客卿惶恐不安。这时，李斯也在被逐之列。为保住在秦国的地位，李斯便向秦王上书，力劝改变这一决定。在书中，李斯首先历数秦国用外人而使国富兵强的事实，从穆公说起：“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这五个人皆非生自秦国，但“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时又用卫国的商鞅进行变法，结果：“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接着，李斯又举出惠王时用魏国人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襄王时用魏国人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从这些历史事实中，李斯得出结论：“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如果秦以外的人皆不用，结果就会“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下面，李斯又举出：秦王所喜欢的珠宝玩好，音乐美女，许多都是来自秦国以外，但是“陛下说之”，并不因其非秦国所产而不要。然而，对于士却采取“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的办法，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他指出：“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李斯又反复说明：欲无敌于天下，必须使本国的人愈多愈好：“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总之，要成王、称霸、建立帝业，必须能容纳人。如果不能容纳人，反而把人往外推，无异于帮敌人的忙，“此所谓‘借寇兵而赍盗粮’者也”。最后，李斯写道：“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如果把这些“客”都驱逐出去，“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李斯的这封上书，不仅情词恳切，而且确实反映了秦国历史和现状的实际，代表了当时有识之士的见解。因此，这篇《谏逐客书》成了历史名作。（见《史记•李斯列传》）

秦王嬴政见到《谏逐客书》后，立即改变主张，撤销逐客之令，并恢复李斯之官位，自此以后，对他更加倚重。

这时，即将被杀的水工郑国也向秦王进言：韩国唆使秦大兴水利建设工程，其最初目的虽是消耗秦国实力，但水渠修成后，“亦秦之利也”（《史记•河渠书》）。尽管修渠时，减轻了秦国对东方各国的压力，“为韩延数岁之命”，让韩国苟延残喘的再继续几年，但渠成后却“为秦建万代之功”（《汉书•沟洫志》）。秦王为郑国的话所动，决定不杀郑国，而让他继续领导修完预定的水利工程。这就是后来在秦国经济中发挥很大作用的郑国渠。

经过这一次周折，秦国仍旧保持着吸收并使用外来客卿的传统，而外来的客卿也在秦国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尉缭和《尉缭子》　在来秦的宾客中，有一个重要的军事家，就是尉缭。

尉缭原称为缭，魏国大梁人，公元前237年（秦始皇十年）来秦。这时，秦王嬴政已经消灭了吕不韦和嫪毐的势力，除掉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权力进一步集中一人之手，正要以全部力量向外发展，而首当其冲的则是韩国。面对着迅速壮大起来的秦，东方各国都个个自危，韩国则更加震恐。在这种形势下，缭到秦国来向秦王进言，他说：当前，以秦国的力量消灭东方各诸侯国，是毫无问题的。但若各诸侯国联合起来，合纵而抗秦，结果就很难预料了。缭向秦王献策：不要吝惜财物，向各国掌权的“豪臣”行贿，破坏其联合之策，离间其内部关系。这样做，不用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采用了缭的办法，在以后同各国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不少次是用此策而取得胜利的。

但是，不久缭就看出秦王政是一个残忍成性的暴君，“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史记•秦始皇本纪》）。尽管秦王对缭恭敬备至，不仅让他享用同自己一样的衣服饮食，而且秦王在缭的面前常常表现得十分卑谦。但缭已经认识到：秦王政这样的人“不可与久游”，便准备不辞而别。但秦王发觉后，千方百计地将他留住，并任命他为掌管全国军队的国尉。因此被称为尉缭。［13］

关于尉缭的事迹，史书上留下来的很少，但统一前夕秦国对其他诸侯国作战过程中，使用的战略和策略，与尉缭的军事思想十分吻合，从而可以知道指导秦国对外战争的决策集团中，尉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春秋战国时，各国都有出色的军事家，如吴国的孙武、齐国的孙膑、魏国的吴起，等等。秦国若没有杰出的军事家，其胜利的取得是不可想象的。尉缭就是秦国杰出的军事家。

证明尉缭是杰出军事家的材料，就是现存的《尉缭子》一书。《尉缭子》是一本很有价值的军事著作，一直被人们所重视。在宋代朝廷颁发的《武经七书》中，把《尉缭子》和《孙子》、《吴子》、《司马法》、《三略》、《六韬》、《唐李问对》并列为军事教科书。但南宋以后，又有人对《尉缭子》是否为战国时的尉缭所著提出怀疑，有人认为流传至今的《尉缭子》，系后人“伪”造。［14］但是最近在山东银雀山发掘的一号汉墓中，出土了竹简《尉缭子》，其内容与现在流传本基本一致。这就证明：早在汉代，今本《尉缭子》就已存在，它的成书至晚在战国秦时。这样，说它系后人“伪”造，就不能成立了。但还有人认为：《尉缭子》的作者，与秦国的尉缭不是一人。理由之一是《尉缭子》书中有“梁惠王问尉缭”等语，证明《尉缭子》的作者尉缭与梁惠王同时，而来秦的尉缭却在战国末年，时间相差近百年。但是，如果说有两个尉缭，也很难解释：为什么在不到一百年内，竟有两个姓名相同的人出现？而且，《尉缭子》的作者既是魏国人，秦国的尉缭恰好又是魏国人，世界上绝无此种巧合。唯一的解释就是，《尉缭子》记“梁惠王”事，乃出于依托，不一定真有此事。在先秦诸子中，这是屡见不鲜的，依托黄帝者有之，依托老子者有之，在战国末年的作者，为什么不能依托梁惠王呢？还有的人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将《尉缭子》分记于“杂家”和“兵家”两处，从而断定：今本《尉缭子》系兵家尉缭，另有至今尚未发现的杂家《尉缭子》。但这种看法已被事实驳倒，新出土的竹简《尉缭子》，就证明《尉缭子》就此一种，有人已论述了“杂家”《尉缭子》就是“兵家”《尉缭子》。此看法已为大多数史学家同意，勿须赘述。［15］

《尉缭子》就是由魏入秦的尉缭之著作。证明这一点，就可以据《尉缭子》论述尉缭的军事思想。

《尉缭子》共二十四篇，即：

（一）天官；（二）兵谈；（三）制谈；

（四）战威；（五）攻权；（六）守权；

（七）十二陵；（八）武议；（九）将理；

（十）原官；（十一）治本；（十二）战权；

（十三）重刑令；（十四）伍制令；（十五）分塞令；

（十六）束伍令；（十七）经卒令；（十八）勤卒令；

（十九）将令；（二十）踵军令；（二十一）兵教上；

（二十二）兵教下；（二十三）兵令上；（二十四）兵令下

这二十四篇中，包括战争观，战争与经济、政治的关系，战争的指导原则以及具体的战略战术、队列编制、奖惩原则等等。同先秦时的其他兵书一样，它既是一本军事著作，也是一本哲学著作。

对战争的看法，尉缭同当时一些先进的军事家一样，认为：“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作者是不主张轻易挑起战争的。他认为只有“诛乱禁暴”的军事行动才是值得肯定的。相反，以烧杀抢掠为目的的战争，是要受到反对的：“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财货，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武议》）作者所肯定的“诛乱禁暴”的战争，乃是少杀人，给社会带来的动乱较小，甚至达到：“兵之所加者，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武议》）这当然是很难办到的。在战国时代，当时的战争正如墨子所形容的那样：“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诸侯……皆差论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车之卒伍于此，为坚甲利兵以往攻伐无罪之国。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湮其沟池，攘杀其牲牷，燔溃其祖庙，劲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墨子•非攻下》）面对这种情况，尉缭明确指出：这样乱杀乱抢，就是“盗”，主张尽可能保持社会秩序安定，以至于“兵不血刃而天下亲”（《武议》）。这种思想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

由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尉缭认为：军队要取得胜利，最重要的就是靠道义，亦即正义的战争，是能取得人民拥护的。他说：“凡兵有以道胜，有以威胜，有以力胜。讲武料敌，使敌之气失而师散，虽刑全而不为之用，此道胜也。”（《战威》）之所以能够“道胜”，就因为将士相信自己所从事的战争是有必要的：“夫将之所以战者，民也；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气实则斗，气夺则走。”（《战威》）这里作者指出“民”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而“民”“气”如何，即士气高低，决定着战争的胜负。这种观点无疑也是正确的。

正因为尉缭重视士“气”的作用，从而极力主张充分发挥士兵的主动精神，将帅要“信其心”，“未有不信其心而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战者也”（《战威》）。总之，欲使士卒“死战”，必须重视他们的思想，也就是说首先要讲政治，不能单纯以刑罚命令去驱使士卒打仗，对于整个战争的看法，都是如此：“兵者以武为栋，以文为□（此处原文为方框“□”）；以武为表……以文为内。能审此三者，则知所以胜败矣。”（竹简《尉缭子》释文）这里说的“文”，就是政治。至于“文”的内容，作者也十分清楚地指出：就是儒家讲的孝慈、礼信、廉耻等。以这些内容，再辅之法家主张的爵禄、刑罚等，则战必胜、攻必克：“必先礼信而后爵禄，先廉耻而后刑罚，先亲爱而后律其身。”（《战威》）这种恩威并施、软硬兼用的方法，反映了战国末期儒、法等家逐渐合流的历史趋势。比起商鞅时代，只强调爵禄、刑罚一面，显然是一大进步。

同当时的一切进步军事家一样，尉缭认为：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人事，而不取决于天。他说：传说中的黄帝“百胜”，并不是什么神秘的力量，不过是“人事而已”（《天官》）。作者还进一步举出许多实例，说明“天官时日不若人事”，这些战例都是破除迷信的好教材，如：“天官曰：背水阵为绝地，向阪阵为废军。武王伐纣背济水，向山阪而阵，以二万二千五百人击纣之亿万而灭商，岂纣不得天官之阵哉！楚将公子心与齐人战，时有彗星出，柄在齐。柄所在，胜，不可击。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而斗者固倒而胜焉。明日与齐战，大破之。”（《天官》）在讲到天时、地利、人事之间的关系时又说：“举贤用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获吉；贵功养劳，不祷祠而得福”（《武议》）。这种反对卜筮迷信，强调“人事”作用的唯物主义观点，是十分明确的。这里，也像在《孙子兵法》中一样，指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可见《尉缭子》和《孙子》一样，既是军事科学著作，又是哲学著作，其中包含的唯物主义思想，是我国古代思想史的精华。

《尉缭子》也十分重视经济同军事的关系。作者要求须使人民“充腹有粒，盖形有缕，夫在芸耨，妻在机杼”（《治本》）。要做到这点，须要“均井地，节赋敛”（《原官》），“无夺民时，无损民财”，这样才能使民“有储蓄”（《治本》）。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战胜敌人：“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民不发轫，甲不出暴，而威治天下”（《兵谈》）。

除此而外，《尉缭子》还总结了战略、战术方面的经验，如《踵军》讲行军作战的一般原则，《兵教》讲阵战的规则，《束伍》、《伍令》讲军事纪律以及互相监视“什伍连坐”的规定。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许多重要问题。例如从《重刑令》规定的刑罚，可以看出秦国的刑罚多么残酷：“军有千人以上，有战而北，守而降，离地逃，军命曰国贼。”这样的人，要处于如下刑罚：“身戮家残，去其籍，发其坟墓，暴其骨于市，男女公于官。”从而可知，秦国的军队之所以拼死作战，不仅有“斩一甲首，赐爵一级”的规定，也有如上的残酷刑罚，这就使秦国人“非斗无由也”（《汉书•地理志》）。又例如从《兵令》中看出：当时的军阵排列“有内向，有外向，有立阵，有坐阵”。从最近发掘的秦始皇陵前陶俑坑中所看到的，正是这种军阵形式。由此可见，《尉缭子》书中记载的内容，并非纸上谈兵，而是在实践中运用的科学总结。

尉缭是秦统一中国过程中重要的军事家，《尉缭子》是一部重要的军事著作，应当予以适当的历史地位。

姚贾和茅焦　姚贾原为魏国人，出身微贱，父亲为看管城门之监门卒。姚贾在魏曾盗窃于大梁，后至赵国游说，不为赵国所用，而被逐出。最后来至秦国，为秦王所重用，他曾替秦出使，拆散燕、赵、吴、楚四国联盟。但姚贾对秦国封建统治作出的主要贡献却不在于此，他的重要作用在于：向秦王提出用人不必责备求全。他举例说：像历史上的姜太公吕尚望、管仲、百里奚、咎犯等曾为君主建立过功勋的有名人物，在个人的经历上都有一些被认为不光彩的地方：姜太公在齐时被老妇赶出，在朝歌卖过臭肉，又曾被子良逐走，钓鱼鱼不食饵，卖庸作又不能自售；管仲也出身贫贱，曾在鲁国被囚；百里奚曾以五张羊皮被卖；咎犯则曾在中山为盗。而这四人被“明主”所用，皆立有大功。［16］他们虽有“诟丑大诽”，但是，“明主不取其汙，不听其非”，知人善任，用其所长，“察其为己用”，而放手让他们为自己效劳、立功。从这些事例中，姚贾得出结论：“故可以存社稷者，虽有外诽者不听；虽有高世之名，无咫尺之功者不赏”（《战国策•秦策五》）。这正是对秦国一贯执行的“任人唯贤”的政策进一步发挥。秦王嬴政听过之后大为赞赏，在以后统一中国的过程中，这些政策曾经起了重要作用。

茅焦，也是秦国的客卿，原为齐国人（见《史记•秦始皇本纪》），也有的文献说他是“沧州人”（《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引《括地志》）。当秦王政镇压嫪毐以后，又囚禁了与嫪毐私通的太后，杀死太后所生之二子，并将为此事进谏的二十七人处死。这时茅焦仍然要向秦王进谏，他不顾被处死的威胁，向秦王指出：“陛下车裂假父，有嫉妒之心；囊扑两弟，有不慈之名；迁母阳宫，有不孝之行；纵蒺藜于谏士，有桀、纣之治；令天下闻之，尽瓦解无向秦者。臣窃恐秦亡，为陛下危之。”（《说苑•正谏》）茅焦敢于这样尖刻地斥责秦王，在历史上都是罕见的。难怪郭沫若认为这是一种“小说家的笔法”（《沫若文集》第十五卷，406页），是不足信的。但若说以上记载纯属虚妄，也无根据。因《史记•秦始皇本纪》也记载茅焦说秦王这件事，语意虽无那样刻薄，然情况大体相同。可见，茅焦向秦王直谏一事，是不能否定的。

其实，像茅焦这样敢于直谏的宾客，在秦国决不止一个。如有的人向秦王指出：“王兵胜而不骄，伯主约而不忿。”现在秦王既“骄”又“忿”，“非伯主之业也”（《战国策•秦策五》）。这里虽没记下说者是谁，但从口气中可知定是秦国的宾客，或许就是茅焦一类的人。

这一类宾客在秦国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由于他们的身份、地位，既非秦国固定的臣民，也不是敌国的使者。他们可以接近秦国统治阶级的上层，直至国王。合则留，不合则去。所以敢于犯颜直谏，正因有一些人不断地唱与君主相反的调子，所以在秦国的朝廷上，大臣与国王争论，是常有的事情，有时甚至秦王还争不过大臣。如有一次秦王政与中期争论，结果，争论不过，“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战国策•秦策五》）。后来，秦王也没对中期如何惩处。可见，统一以前的秦王嬴政，并不像统一中国以后当了皇帝的嬴政那样，听到的只是一片颂声，有谁触“逆鳞”就要遭殃。统一前，秦国有许多敢说话的大臣，秦王所听到的也不完全是歌功颂德之辞，这也是秦国取得胜利的主观条件之一。而在向秦王直言进谏的人中，绝大多数恐系外来的宾客。

秦国坚持接纳、使用宾客的政策，对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迅速发展，都有重要作用。仅就秦始皇时代而言，就有：王、茅焦、尉缭、桓、王翦、李斯、昌平君、昌文君、王贲、李信、王绾、冯劫、王离、赵亥、隗林、冯无择、王戊、赵婴、杨樛、蒙恬、宗胜等。他们原皆非秦国人，但却为秦出力，为其统一中国作出贡献。

同赵国的两次大战　当秦国内部初步稳定之后，秦王政就派兵向东方进攻，他首先选择的攻击目标是赵国。

秦为什么急于进攻赵国呢？

原来，赵国在六国中，是最强的一个，常常同魏、韩、楚等联合起来，成为秦国的劲敌。赵国的大将廉颇、李牧、庞煖等都善于用兵，多次打胜仗。但是，自悼襄王（公元前244年至前236年）即位前后，统兵大将长期不和。公元前244年，赵国起用乐乘代替大将廉颇，廉颇不服，将乐乘赶跑，最后廉颇自己也投奔魏国。廉颇去后，赵国只剩下李牧、庞煖、剧辛等几员名将，不久，剧辛又投降燕国，后被庞煖杀死。在外部，赵和燕的矛盾很大，燕常常乘赵内外交困之际向赵进攻；北方的匈奴也不断向中原入侵，赵国不仅要筑长城防御，而且还得派大将李牧率重兵在北边防守。因此，要扫除统一中最大障碍——赵国，这正是有利时机。

公元前236年（始皇十一年），趁赵国与燕国正在交战之际，秦国派王翦和桓、杨端和率兵向赵国进攻。王翦所率一路秦军顺利地攻取赵的阏与（山西和顺）、橑阳（山西左权）。桓、杨端和一路取得赵的河间六城（在今河北、山东间），接着又占了邺（河北磁县东）、安阳（河南安阳）。这时，赵国的军队正在庞煖率领下向燕进军，先后取得了狸（河北任丘北）、阳城（河北清苑西南）。可是它的后面，上党郡和河间地区却完全被秦占领。次年，桓又率秦军攻占了赵国的平阳（河北磁县东）、武城（山东夏津西北）。这一仗虽仅夺得两城，但相当激烈，“杀赵将扈辄，斩首十万”（《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是战国时期杀人较多的一次战役。

公元前233年（始皇十四年），秦将桓率兵出上党向赵进攻，攻取赤丽、宜安（河北藁城西南）。这次秦军已深入赵国后方，造成包围赵国首都邯郸的形势。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赵国从北方边防上调回率兵防御匈奴的大将李牧进行抵抗。李牧为战国时名将，所率之军队又系赵国最精锐之师，当此赵国生死存亡的关头，赵国将士皆决心与秦军决一死战，双方军队在肥（河北藁城西南）展开激战。结果赵军大胜，秦军惨败。李牧因战胜有功，被封为武安君，秦将桓由于失败，畏罪逃奔燕国。（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赵世家》）

同赵国进行的两次大战表明，秦想立即灭掉赵是困难的，因而它就将攻击的矛头暂时转向别的地方。

攻楚伐韩及韩非入秦　在与赵国交战期间，秦军就已有一部分在同楚、韩两国进行战争了。

公元前235年（秦始皇十二年），秦同魏结成暂时联盟，当魏攻楚之际，秦以四郡兵力支援魏国。（见《史记•六国年表》）从当时双方力量对比来看，秦、魏之兵把楚兵打败，是毫无问题的，就连楚相李园也承认：“以秦之强，有粱（梁）之劲，东面而伐楚。于臣也（即按照李园的想法），楚不侍（待）伐，割挚（絷）马免而西走（即很快会投奔秦国）……”（《战国纵横家书•李园谓辛梧章》）在这紧急关头，李园向统率秦魏联军的秦国大将辛梧进行游说，他指出：秦魏联军将楚国打败，对你辛梧个人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因为楚被打败必然投奔秦国。而楚归秦后，秦国的矛头就要指向魏，那时魏对于你不会表示欢迎，而秦则会杀掉你。为你个人打算，不如不出兵，使秦不能立即胜楚，这样秦必重视与魏的联盟，魏不能胜楚，也必然重视与秦的联盟。秦魏联盟不散，你这个联军统帅也必然受到两国的重视，楚不投向秦，你的地位则不会动摇。这一番话从个人利害关系上，打动了辛梧，他果然拖延出兵达六个月之久，使楚国免遭秦魏联军沉重的打击。（见《战国纵横家书•李园谓辛梧章》）

公元前234年（始皇十三年），秦国的另一支军队，也正向韩国进攻。这支部队进攻韩国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韩非。

韩非是战国末期著名的思想家，为韩国贵族之后。他的理论观点属于法家学派，喜“黄老刑名之学”，青年时代曾与李斯同学。当李斯入秦以后，韩非尚在韩国。由于他有口吃的生理缺陷，所以不善于游说，但善于著书。他因见韩国日益衰弱，曾向韩王进谏，然而均未被采纳，于是就发愤著书。当韩非所著的《孤愤》、《五蠹》两篇文章为秦王嬴政见到后，秦王对文章大为赞赏，并发出感叹道：若能见到文章的作者“死不恨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当时，李斯告诉秦王：此文作者是韩非，现在韩国。于是秦王下令攻韩，定要取得韩非。

韩国至此时已无力拒秦，闻秦兵为韩非而来，而韩王对韩非一向也不曾器重，因此立即将韩非遣往秦国。秦军目的已经达到，也暂时退兵。

韩非与秦王政　韩非至秦后，秦王政十分高兴，韩非劝秦王还是先攻赵。这时，秦国的李斯、姚贾向秦王进谗言说：韩非乃韩国的宗室，其心是向着韩的，不如趁早杀掉以免后患。秦王果然将韩非下狱，李斯则送给韩非毒药，令其自杀，韩非欲向秦王表白，不得见，只好饮药而死。秦王不久也追悔，但韩非已死，赦免已来不及了。［17］

韩非虽并未在秦得到重用，但他的理论却对秦王政有很大影响。韩非的思想和理论，集中反映在其自著的《韩非子》一书中。今本《韩非子》共五十五篇，其中虽有一些系后人著作误混入者，但其中主要的如《显学》、《难势》、《问辩》、《诡使》、《六反》、《心政》、《难一》各篇，及《奸劫弑臣》篇之大部分，皆可确信为韩非所作。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韩非的理论是集先秦法家思想之大成，其特点是把“法”、“术”、“势”三者结合起来。在韩非以前，法家人物有商鞅、申不害和慎到。但商鞅只讲法不讲术和势；申不害言法，但颇重视“术”，慎到言“法”，同时也重视“势”，韩非则认为：作为人主，法、术、势三者不可缺一。他所谓的“法”，就是封建国家制定的法令，对于臣民来说，“法”是最重要的；“吏不必贤，能守吾法而已”。法者“臣之所师也”，“臣无法则乱于下”。韩非认为申不害在韩国没有成功，关键在于法不严密：“托万乘之劲韩，七十年而不至于霸王者，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韩非子•定法》）韩非所谓的“术”，就是君主控制臣下的权谋，“人主之所执也”，君主无术则不能驾驭臣下：“君无术则弊于上”，他认为：商鞅在秦就是只知法而无术，结果国家虽富，但君主却不能控制臣下，以致数十年而不能成帝王之业：“（公孙鞅）徒法而无术……（虽使）其国富而兵强，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主无术以知奸也……故乘强秦之资，数十年而不至于帝王者，法不勤饰于官，主无术于上之患也。”（《韩非子•定法》）所谓“势”，就是君主的权威，他认为只有权势才能使法令能够推行：“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韩非子•显学》）。这种势对于君主说来是十分重要的，慎到把它比做龙和云的关系：“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螾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韩非子•难势》）韩非认为：法、术、势三者不可偏废：“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韩非子•定法》）他尤其强调法、势结合的重要，提出“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韩非子•难势》）。可以看出，韩非与商鞅重要的不同，在于重视术和势的作用。

当然，关于韩非的思想和理论还有一些其他内容，但对秦国历史影响较为明显的就是法、术、势的理论。因为正是这一理论直接为秦王政所接受，并在以后的统治中贯彻实行起来。

在接受韩非的理论以前，秦王政只遵循秦国一贯传统，实行法治统治，还看不到他有目的地、有意识地使用“术”和“势”。但从接受韩非的理论以后，特别是统一中国以后，秦始皇就明显地加强了对术和势的运用。如采取各种办法包括上尊号等，使皇位显得神圣不可侵犯，其目的无非是加强“势”，这只是“人君南面之术”具体运用的一个方面，其他方面也就不言而喻了。可见，在秦统一中国以后，秦始皇实行的统治方法，就是韩非主张的法、术、势并用的统治术，而这种统治术在秦始皇死后，二世当政时，李斯又将它发展为“督责之术”，这又是韩非子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封建独裁和暴君统治的理论基础。

由此可见，韩非入秦后不久虽就被害，但他的理论主张实际已在秦国实现。尤其在秦王政身上，韩非的影响是十分清楚的。

李牧再次战胜秦军　秦国的劲敌——赵，此时国内的政治局面日趋紊乱，朝政操纵在赵王宠臣郭开手中，郭开嫉贤妒能，使许多人才不得发挥作用。如老将廉颇至魏后，久不被用，很想归赵，而赵王也有意起用廉颇，曾派人至魏探视廉颇身体如何，廉颇在赵王使者面前“为之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尚可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但是，郭开贿赂使者让他向赵王报道：廉颇虽能吃饭，但坐一会儿的工夫就要大便三次。赵王认为廉颇不能用了，终于没有将他召回。后来廉颇被楚国接去，死于楚。

就是在赵国这种腐败的情况下，秦军于公元前232年出兵两路大举进攻，一军至邺，一军至太原，向赵的番吾（河北平山县东）进攻。此时赵国能率兵拒秦军的只有大将李牧，这一次又是李牧击退秦军，再次取得胜利。

赵国虽两次战胜秦国，但国内政治昏暗，又加之战争消耗损失巨大，实力已尽，早成为强弩之末，毫无反攻之力，只有等待着末日来临。

秦派内史腾灭韩国　公元前231年（秦王政十六年），在秦国进逼下，魏将丽邑、韩将南阳全部献给秦。次年，秦国的内史腾率兵攻韩，俘虏韩王安。至此，韩国虽已灭亡，但同韩国贵族的斗争并未结束，韩王安被迁于岐山，在公元前266年时，曾发动叛乱，不久被镇压下去，这才彻底解决了韩的问题。（见《史记•秦始皇本纪》、《编年纪》）

王翦等破赵与公子嘉窜代　公元前229年（秦王政十八年），秦将王翦、杨端和分别率兵向赵进攻。赵将李牧、司马尚坚持抵抗达一年之久。但后来赵王宠臣郭开接受秦人的贿赂，向赵王诬告李牧、司马尚欲叛，赵王便派赵葱及齐人颜聚代替李牧。李牧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拒不让出兵权，赵王竟暗地派人逮捕李牧并处死，同时杀掉司马尚，为秦军亡赵扫清了道路。

赵国的李牧一死，秦军如入无人之境，三月以后，王翦大破赵葱，俘赵王迁，是年十月，秦军进入邯郸，赵亡。

赵亡后，公子嘉逃往代郡，自封为代王，继续负隅顽抗。（见《史记•赵世家》、《史记•秦本纪》、《史记•李牧列传》、《战国策•赵策四》）

荆轲刺秦王和燕的灭亡　灭赵以后，秦兵临易水，直接威胁着燕国。公元前227年（秦王政二十年），秦国大将王翦、辛剧率兵攻燕、代。燕、代两国联合出兵抵抗，但被秦军击败于易水之西。这时的燕国国王名喜，有太子丹曾为质于秦，因秦王政对其不善，从秦逃归。太子丹从此与秦结怨，一直想报仇，但由于国小势衰，力不敌秦，未能实现。当秦军压境之际，燕国君臣皆惶恐，于是燕太子丹决心派人杀害秦王，以挽救燕的灭亡。

被派去刺秦王的是荆轲。荆轲祖籍齐，后迁于卫。由于在卫不见用出游赵，后来又来到燕。到燕后，与狗屠高渐离结交，荆轲为人深沉好书，又善击剑，经过燕处士田光介绍，被燕太子丹选中。太子丹为使荆轲去刺秦王，对他尊敬备至：“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门下，供太牢具，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适其意。”（《史记•刺客列传》）当秦军破赵，大军压境之时，太子丹急请荆轲入秦执行刺杀秦王计划。荆轲为取得秦王信任，以燕国之督亢（河北涿县东南）地图和樊於期的人头为觐见礼。樊於期原为秦国将军，因得罪于秦，逃亡至燕。听说荆轲欲入秦刺秦王政，自愿自刭，将首级让荆轲带走。太子丹选派燕国勇士秦舞阳为副，陪同荆轲入秦。荆轲临行，太子丹及宾客等送至易水之上，高渐离击筑（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笔者注），荆轲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表示义无反顾。至秦后，通过秦王宠臣蒙嘉向秦王政说：燕国愿献督亢之地，并送来樊於期人头，向秦称臣。秦王大喜，见燕使者。荆轲等上朝觐见，既献图，图内早藏有匕首。秦王展图，图穷而匕首现。荆轲左手抓秦王袖，右手持匕首，胁迫秦王。秦王大惊，袖断环柱而走。荆轲在殿上急追，因秦国规定：殿前不准携带兵器，秦王身佩长剑，一时又拔不出来，局面十分紧张。最后，秦王在左右的提醒下，把剑搁在背上才拔了出来，斩断荆轲左股，荆轲虽被伤，仍毫无畏惧，将匕首向秦王投去，未能击中。秦王又挥剑刺荆轲。临死前，荆轲尚斥骂秦王。荆轲之死虽是秦统一中国过程中的一段小插曲，而且这一行动也不可能改变历史趋势，但他那种慷慨悲壮的精神，却一直为人们所崇敬。

荆轲刺秦王的失败，加速了燕国的灭亡。秦王大怒，增兵向燕大举进攻，公元前226年，秦军攻下燕都蓟，燕王喜与太子丹逃往辽东郡。公元前222年，秦将王贲攻辽东郡，俘虏燕王喜，燕亡。（见《史记•燕世家》、《史记•刺客列传》、《史记•秦始皇本纪》）

水灌大梁，魏国灭亡　魏国在秦的打击下，早已奄奄一息。公元前225年（秦王政二十二年），秦国大将王贲率兵包围魏国都大梁，掘开黄河堤，水淹大梁。三月后城坏，魏王假请降，魏亡。（见《史记•魏世家》、《史记•秦始皇本纪》）

王翦灭楚　公元前226年，秦国内部昌文君发动叛乱，楚将项燕趁机拥昌文君为荆王，秦以镇压荆王为名，大举攻楚。［18］楚当时虽被击败，但实力尚在。当秦破三晋以后，就全力攻楚。秦将李信自恃少年壮勇，在秦王面前夸口：以二十万之众即可灭楚。秦王又问老将王翦，王翦答非六十万不可。秦王以为王翦怯弱而李信勇，就派李信为将，率二十万人攻楚。公元前224年（秦王政二十三年），李信率兵攻入楚境，由于轻敌，大败，七都尉被杀，秦军只好退出楚境。李信败回后，秦王在事实面前认识到轻信李信的错误，立即亲赴王翦家，请其率兵出征，并按照王翦的要求，倾全国之兵力，给他六十万人。王翦统这样多的兵，为使秦王放心，出征前数次向秦王请求园池田宅，表示自己贪于业产而绝无叛心。公元前223年，王翦率大军伐楚，楚国出动全部兵力拒秦。开始，王翦令秦军养精蓄锐，待士气高昂、斗志旺盛之际，下令出击。结果，一鼓作气将楚军打败，楚国大将项燕战死。秦军乘胜攻入楚都寿春，楚王负刍被俘。接着，秦军又向江南广大楚地以及降服于楚的越地进攻。不久越君降秦，至此，楚国全部被灭。（见《史记•王翦列传》、《史记•秦始皇本纪》）

扫代、灭齐，统一中国　赵亡后，逃至代郡的代王嘉在公元前222年（秦王政二十五年）被秦军俘获。公元前221年（秦王政二十六年）灭亡燕、代的秦将王贲率兵向南攻齐。齐王建昏庸腐朽，一味听信佞臣，毫无抵抗准备，而佞臣后胜早就接受了秦国的贿赂。因此，秦军一到，齐国立即土崩瓦解，齐王建被俘，齐亡。（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田仲敬完世家》）

从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秦就消灭了韩、赵、魏、燕、楚、齐六国，完成了统一。在统一战争的最后阶段，秦军犹如秋风扫落叶一样，势如破竹，节节胜利。在六国之中，并非没有统兵之勇将和无畏之壮士，但个人的作用，终究无法扭转历史业已造成的形势；政治、军事、经济发展的结果，到战国末年，统一中国的左券已操在秦国，故山东六国尽管不乏足智多谋之臣，慷慨悲歌之士，但终于改变不了历史命运，而被秦消灭。

从公元前221年（秦王政二十六年）起，中国历史结束了割据局面，出现了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秦王朝。战国的历史至此告终，中国历史又翻开新的一页。

秦统一六国图

注释

［1］“战国”的意义，一直到汉代还是指那些不断进行战争的大国，如《史记•平准书》：“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至西汉末，才普遍地将“战国”作为历史时代的名称使用，刘向在《战国策•叙》中已经以“战国”为时代名称了：“……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自此以后，“战国”才具有直至如今仍然保留的意义。

［2］据有明文记载的秦国杀人数目统计如下：

孝公八年，与魏战斩首七千。

惠文王八年与魏战，斩首四万五千。

惠文王更元七年与韩、赵战，斩首八万。

惠文王更元十一年，与韩战岸门，斩首万人。

惠文王更元十三年，与楚战丹阳，斩首八万。

武王四年，占领韩之宜阳，斩首六万。

昭襄王六年，伐楚，斩首二万七千；同年，又伐楚，斩首二万。

昭襄王十四年，攻韩、魏，斩首二十四万。

昭襄王二十七年，伐赵，斩首三万。

昭襄王三十二年，伐魏，斩首四万；次年又伐魏，斩首四万。

昭襄王三十四年，伐魏，斩首十三万，沉河二万。

昭襄王四十三年，伐韩，斩首五万。

昭襄王四十七年，长平大战，坑赵降卒四十五万。

昭襄王五十年，攻晋军，斩首六千，流死河二万。

昭襄王五十一年，伐韩，斩首四万；同年，攻赵，斩首九万。

以上总计已超过一百三十万人。

［3］孟子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

［4］关于孝文王在位时间问题，过去也是长期不能解决的问题之一。《史记•秦本纪》：“孝文王元年……十月己亥即位，三月辛丑卒。”《史记志疑》认为：“……此所谓‘子孝文王立’者，正嗣子之位也。昭襄卒于庚戌秋，丧葬之事，皆毕斯数月中，纪不言既殡正继体之礼，秦省之而不行也。所谓‘孝文王元年’者，正改元之位也。所谓‘孝文王除丧十月己亥即位’者，正践祚之位也。是年岁在辛亥，三年之丧废，故孝文王期年便除，而因以知昭王之卒必在秋九月。窃意史公缘孝文即位三日便卒，恐后世疑莫能明，特备载当日行事，至今秩然可见……殊不知尔时秦尚未以十月为岁首也。”梁氏认为当时秦尚未以十月为岁首，故断定孝文王享国一年。而阎若璩则认为应为二年。许多历史年表也十分含糊。自从云梦秦简《编年纪》出土后，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从《编年纪》中可以看出：至少在秦昭襄王时秦国已开始用颛顼历，即以十月为岁首。而在《编年纪》中又有“孝文王元年，立即死”的明确记载。由此可证明，孝文王即位享国既非二年，也非一年，只有三天，无误。

［5］《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自奉而西游秦，求见华阳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献华阳夫人……不韦因使其姊说夫人……”这里是说吕不韦通过华阳夫人之姊。但《战国策•秦策五》却说：“（吕不韦）乃说秦王后弟阳泉君曰：……阳泉君曰：然。入说王后……”这里记载吕不韦通过的是王后之弟阳泉君。郭沫若说：“至所买贿的华阳夫人的亲人究竟是姊是弟，无关重要，或者也有姊也有弟，而《史》、《策》各纪其一的吧！”（《沫若文集》第十五卷，399页）

［6］关于这一段历史的具体过程，《史记》同《战国策》记载略有不同。《史记•吕不韦列传》说：吕不韦入秦游说时，孝文王尚为太子，封安国君，异人是在秦围邯郸时逃归秦军的，而《战国策•秦策五》则说华阳夫人听从吕不韦游说后，派人向赵国要回异人，异人回国时，为取得出生于楚国的华阳夫人之欢心，就特别穿上楚国的服装。华阳夫人一见，果然十分高兴，就将异人改名子楚，并立为太子。

［7］在庄襄王取得王位的过程中，华阳夫人是一个重要的角色，这是一个什么人？过去的史书很少给以注意。现考证如下：

华阳夫人个人、家族情况，文献虽无直接记载，但华阳这个姓氏，却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她的重要线索：

所谓华阳夫人者，华阳乃其姓，其家可能为华阳氏。而华阳氏的来源在秦是可以找到的，这就是昭襄王时的华阳君。

据《史记•穰侯列传》载：“宣太后二弟，其异父长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芈戎，为华阳君。”原来他是宣太后的同父弟，魏冉的兄弟，名叫芈戎。

华阳君芈戎在魏冉掌权时，是一支有权势的宗室。但范雎入秦后，曾将穰侯魏冉的权夺回来：“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穰侯魏冉、华阳君芈戎后来被赶出关外：“昭王……逐穰侯、高陵、华阳、泾阳君于关外”（《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华阳君被逐出关外，到哪里去了？“就封邑”，即到自己封地。华阳君的封地就是华阳。华阳之地望有不同的说法，这里姑存而不论。华阳君被黜后仍回自己封地，过着“食邑租税”的贵族地主生活。而华阳夫人即其后代。

华阳夫人出自华阳君的家族，还有一个有力证据，就是他们都是“楚人”。

当庄襄王尚未取得王位，刚从邯郸归国时，曾有这样一段小插曲“异人至，不韦使楚服而见，王后悦其状，高其知，曰：‘吾楚人也……’”（《战国策》）华阳夫人自称“楚人”，而华阳君芈戎就是“楚人”：“穰侯者……其先楚人，姓芈氏……”，“昭王母故号为芈八子”（《史记•穰侯列传》）。宣太后及穰侯既都是“楚人”，那么，宣太后的同父弟，魏冉的异父弟自然也是“楚人”了。从华阳君姓芈这一点上看，他系楚人也是毫无问题的，因为芈乃楚国之大姓。（见《史记•楚世家》及《左传》昭公十一年）华阳君既是“楚人”，其后代华阳夫人自称“楚人”也是极其自然的了。

除出自华阳君家族外，华阳夫人会不会是从楚国直接来的呢？这也不可能！查《史记•六国年表》，从秦昭襄王时代到庄襄王上台前的五十七年中，楚国女子送到秦来的记载只有一次，即楚怀王九年（公元前305年），“秦来迎妇”。而这一次秦国“迎”的妇决非华阳夫人。因为这一年相当于秦昭襄王二年，而在秦昭襄王四年时孝文王才出生，昭襄王无论如何不会给一个尚未出世的孩子娶妇的。

由此可见，华阳夫人系华阳君芈戎之后代是可以肯定的。

［8］《史记•六国年表》记载：卫元君十一年秦置东郡，十三年卫徙野王，是建东郡在前，徙卫野王在后。但《史记•卫康叔世家》云：“元君十四年，秦拔魏东地，秦初置东郡，更徙卫野王县，而并濮阳为东郡。”乃徙卫野王、并濮阳以后，东郡之地又有扩大，并非新建，故徙卫国君当在建东郡以后，无误。

［9］秦统一中国以后建三十八郡，后又增至四十余郡，在秦始皇八年以前归秦所有的只有十几个郡。

［10］《史记•秦本纪》载：“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弛苑囿。”但据《编年纪》可知，孝文王在位仅三日，因此这类措施，实际也应在庄襄王时期实行。

［11］古代传说颛顼为黄帝之孙。见《史记•五帝本纪》：“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又《史记•五帝本纪》引《华阳国志》及《十三州志》云：“帝颛顼高阳氏，黄帝之孙，昌意之子……”

［12］《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即异人，后来的庄襄王）从不韦饮，见而说（悦）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这就是流传得很广的，秦王政为吕不韦私生子的故事。这种说法绝不可信，早已为古今历史学家所证明，这里无须赘述。（见郭沫若：《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问题是这样的舆论是谁造出来的？古代有些学者认为，不是别人，正是吕不韦散布出来的，其目的是用以暗示秦始皇，使他将吕认作亲父，以便永保富贵。（见清王世贞：《读书后记》）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也提出此种看法。笔者以为这种看法是对的。

［13］关于《史记•秦本纪》记载之尉缭事迹，有人认为“不足尽信”（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尉缭辨》，456页）。在这种看法下，不少有关秦国历史的著作都忽略了这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甚至根本否定尉缭其人的存在。其实，否定《史记》可靠性的根据是站不住脚的，所谓“缭之说秦，与《秦策》顿弱之言同，其称秦王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事类范蠡”（《先秦诸子系年考辨》，457页）。这个问题很容易得到解释，因为当时的形势是客观存在，越王勾践与秦王政在性格上也有类似之处。所以，顿弱、范蠡、尉缭这些有识之士，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以至发表一些相互类似的言论，是毫不足怪的，正是由于“英雄所见略同”，才更加证明《史记》记载是可信的。

还应指出：尉缭与顿弱、范蠡的言论虽有类似之处，但决非完全一样，他们每个人发表的言论，都有其不同的具体环境，联系上下文仔细玩味，可看出：决非作史者任意编造，也不可能张冠李戴。现将顿弱说秦王一段记载摘录于下：

秦王欲见顿弱，顿弱曰：“臣之义不参拜，王能使臣无拜，即可矣。不，即不见也。”秦王许之。于是顿子曰：“天下有有其实而无其名者，有无其实而有其名者，有无其名又无其实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顿子曰：“有其实而无其名者，商人是也。无把铫推耨之势，而有积粟之实，此有其实而无其名者也。无其实而有其名者，农夫是也。解冻而耕，暴背而耨，无积粟之实，此无其实而有其名者也。无其名又无其实者，王乃是也。已立为万乘，无孝之名；以千里养，无孝之实。”秦王悖然而怒。顿弱曰：“山东战国有六，威不掩于山东，而掩于母，臣窃为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东之建国可兼与？”顿子曰：“韩，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资臣万金而游，听之韩、魏，入其社稷之臣于秦，即韩、魏从。韩、魏从，而天下可图也。”秦王曰：“寡人之国贫，恐不能给也。”顿子曰：“天下未尝无事也，非从即横也。横成，则秦帝；从成，即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养；楚王，即王虽有万金，弗得私也。”秦王曰：“善。”乃资万金，使东游韩、魏，入其将相；北游于燕、赵，而杀李牧；齐王入朝，四国必从，顿子之说也。（《战国策•秦策四》）

从以上材料可看出：顿弱说秦王与尉缭所说的方式不同，言辞中间表现出战国时期纵横家的特点，而尉缭绝对没有这些特点。这就证明，尉缭和顿弱是两人，他两人说秦王是两回事，没有根据怀疑史家的记载。下面再看对范蠡的记载：

范蠡……遗大夫种书曰：“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这虽与尉缭对秦始皇的评价相似，但也不一样。尉缭的原话是：

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史记•秦始皇本纪》），

越王的特点是“长颈，鸟喙”，秦王则是“蜂准，长目，挚鸟膺”。很难断定这些记载都是史家作伪。相反，他们各自特点的不同，正可说明记载的真实性。至于“以貌论人”，并非仅此二人，在春秋战国时代，乃是极常见的情形。如孟子见梁襄王后，出来就对人说：襄王“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孟子•梁惠王上》）。难道能据此而否定《孟子》的记载吗？

尤其重要的是，自近来在银雀山一号汉墓发现竹简《尉缭子》一书后，更证明了《史记》的记载是可信的。

［14］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说：“《尉缭子》未知果当时书本否。”明宋濂《诸子辨》认为：《尉缭子》“固后人依仿而托之者也”。清姚际《古今伪书考》更举出“证据”说：流传至今的《尉缭子》系“伪”书。

［15］参见何法周：《〈尉缭子〉初探》（载《文物》，1977（2））。但也有个别同志认为另有属于杂家的《尉缭子》，不过至今尚未发现。（见钟兆华：《关于〈尉缭子〉某些问题的商榷》，载《文物》，1978（5））这后一种看法显然是缺乏根据的，既然没有发现，当然不能臆测。

［16］《战国策•秦策五》：“太公望，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仇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贾人，南阳之弊幽，鲁之免囚，桓公用之而伯。百里奚，虞之乞人，传卖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盗（咎犯——笔者注），而胜于城濮。”

［17］关于韩非的生平事迹及其死，《史记》的记载有不少矛盾，因而引起人们提出许多疑问，如秦国是否有为韩非而攻韩之事，韩非入秦后向秦王提出先攻赵还是先攻韩的问题，以及韩非之死是由于李斯谮杀，还是因姚贾所谗的问题，历来聚讼纷纭。（详见《古史辨》第四册《诸子丛考》及《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卷四《李斯韩非考》）这里不能一一加以考辨，现仅就几个主要问题，略述作者的看法：

（一）有人怀疑《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秦王因见韩非书而欲见韩非“因急攻韩”一事。认为“天下宁有爱好其国一公子之书，因遂急攻其国者？”（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笔者以为：在没有证据否定秦王曾为此而攻韩之前，《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之材料是不能否定的。从秦王受韩非思想影响之深（这一点本书中有论述），不能否定其有为此而攻韩之举。况且在当时，攻韩、攻赵或攻其他诸侯国，对秦说来只属时间先后的问题，任何一个借口都可以发动对一国的进攻。因此，为韩非而攻韩，在当时是完全有可能的。

（二）韩非入秦后，向秦王提出先攻韩还是先攻赵的问题。笔者以为：韩非向秦王提出先攻赵而存韩，证据就是《韩非子》的《存韩》篇。正是韩非有此言论，才被人谗为：“非终为韩，不为秦”（《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否则此话就没有来由。认为韩非入秦后提出先攻韩国的人，主要根据《韩非子》中的《初见秦》有劝秦王攻韩的话。这个问题牵涉到《初见秦》的真伪问题。从这篇文章内容来看，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是韩非自作。《战国策•秦策一》中有“张仪说秦王”，其内容与《初见秦》完全一样，早就有人提出疑问（见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后来有人认为系张仪作，有的认为是范雎作。笔者以为：不论怎样，《初见秦》并非韩非自己著作，这是大多数史学家的看法。因此，入秦后韩非向秦王提出攻韩的问题，实际是不存在的，关于《初见秦》的作者问题，笔者同意容肇祖先生的看法。（见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五集，第五十九、六十期合刊，《韩非子初见秦篇考》）

（三）关于韩非为谁所杀害的问题，《史记》与《战国策》记载略有不同：《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

《战国策•秦策五》：

秦王……封（姚贾）千户，以为上卿。韩非知之，曰：“贾以珍珠重宝，南使荆、吴，北使燕、代之间三年，四国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宝尽于内，是贾以王之权，国之宝，外自交于诸侯，愿王察之。且梁监门子，尝盗于梁，臣于赵而逐，取世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与同知社稷之计，非所以历群臣也。”王召姚贾而问曰……复使姚贾而诛韩非。

细看《史记》全文，与《战国策》的记载并不矛盾，《史记》说：李斯、姚贾害之，《战国策》则进一步将姚贾与韩非的矛盾作较详细的记载，所以“复使姚贾而诛韩非”，正可与《史记》的记载相印证。故可以说李斯、姚贾二人共害韩非。

［18］关于这一段历史，以前文献记载得相当混乱。最近新出土的云梦秦简《编年纪》纠正了《史记》中若干错误，如叛秦者为昌文君并非昌平君之类，牵涉问题很多，请参见黄盛璋《云梦秦简辨证》（载《考古》，1979（1））及傅振伦《云梦秦墓牒记考释》（载《社会科学战线》，1978（4））。

第十三章　秦王朝的建立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当秦国的军队在大将王贲率领下，进入不战而降的齐国都城临淄的时候，也就最终结束了诸侯割据称雄的时代，在中国土地上出现了空前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秦。

一、进一步统一边疆，建立多民族的封建国家

消灭六国之后，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虽已结束，但在边境上，秦国军队仍在继续进行着战斗，以使这些地区都统一在秦王朝政权之下。通过战争，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终于建立起来。

统一东南和南方　在今天我国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一带，古代分布着众多的、与中原华夏族不同的少数民族。这些民族在春秋战国时期称为“越”人，因其分部众多，又称为“百越”。其中，以今绍兴为中心，分布在今浙江省的一支是越人中著名的于越。春秋战国时的越国，就是于越建立起来的。后来越为楚所灭（《史记•楚世家》、《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于越人也就成为楚的一部分。秦灭楚后，这一部分越人居留的地区自然也归入秦王朝的版图。

在今浙江南部的瓯江流域，以温州一带为中心，当时居住着东越（也叫瓯越）；在今福建省以福州为中心，当时是闽越的势力范围；再往南去，在今广东、广西，分布着南越和西瓯。公元前221年灭掉六国以后，秦始皇就派尉屠雎率五十万大军，向这些地区进攻。进攻的部队共分五路：一路由今江西省东向，攻取东瓯和闽越，是年平定，置闽中郡。另两路取南越：其一循今南昌，经大庾岭入广东北部；其二循今长沙，经骑田岭抵番禺。其余两路入广西境：一路由萌渚岭入今贺县，一路经越城岭入今桂林。（见《淮南子•人间训》）在向南方进攻的过程中，秦军遇到很大困难，主要是由于河道纵横，军粮运输极不方便，因而除平定闽越、瓯越的部队很快取得胜利以外，其余几路秦军在途中受阻，迟迟不能前进。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秦始皇派史禄负责凿渠，以通粮道。史禄汇集军民中间丰富的经验，领导人民开出了一条著名的运河，叫做灵渠。灵渠是连接湘水和漓水，沟通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一条长约三十公里的渠道。它选择湘水和漓水最近的地方开渠，巧妙地使渠道行经迂回的路线，降低渠道坡度，以平缓水势，便于行船。其规划布局，和都江堰十分相似：有分湘江入漓水的铧嘴；有防洪设备——大小天平，以宣泄湘江汛期多余的水量，工程十分复杂，显示了古代劳动人民伟大的创造精神。漓水又叫灵河，灵渠因而得名。又因这一运河工程在今广西兴安县城附近，后来也叫兴安运河。灵渠在古代沟通南北交通运输上，一直起着重要作用，它在世界航运工程史上占有光辉的地位。［1］

大约在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二十八年），灵渠的修凿工程完成，对南越的进军才得以顺利进行。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三十三年），秦始皇又发“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史记•秦始皇本纪》）。［2］“陆梁地”即五岭以南，今广东、广西以南之地。（见《史记•秦始皇本纪》《索隐》、《正义》）下一年，即公元前213年，秦把五十万罪徒谪戍到五岭以南戍边和开垦，和越人杂处。从此，东至海，南至北向户，皆归入秦朝版图。（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淮南子•人间训》）

在西南地区今天的云南境内，以滇池为中心，散布着氐、羌、百濮和百越等族群。在统一中国之前，秦国的统治势力曾经通过蜀郡太守达到今天云南的北部和西北部。但是，由于交通阻隔，西南边疆同内地的联系仍是十分困难的。秦始皇统一全国的时候，他就派常在原来僰道的基础上，修了一条通往云南、贵州地区的道路。由于这条道路较后来修筑的驰道为窄，大约只有五尺宽，故称为“五尺道”。“五尺道”修成后，加强了西南边疆同中原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联系，使这些地区的各族人民都处于统一的秦王朝统治之下。如当时的滇西北有笮人，滇东北有僰人，滇东某些地区属夜郎的范围，滇池及其周围是以“滇”人为首的“靡莫之属”居住地区，洱海及其附近广大地区则是“巂、昆明”人游牧之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在这里“置吏”，把关中和四川、云、贵连成一片，使这里正式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见《云南各族古代史略》，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

对东胡和匈奴的斗争　东北和北方是“胡”人和匈奴聚居、游牧的地方。东胡人分布在辽河上游、老哈河、西拉木伦河一直到今辽阳、锦西、旅大一带。匈奴人主要分布于蒙古高原，南至阴山、北至贝加尔湖附近。胡人和匈奴人早就同中原的华夏族有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但战国以来，他们趁内地不断纷争之际，不断侵扰边境。秦的北方河套地区就被匈奴占去，对秦的后方造成极大威胁。当时在群众中就流传着“亡秦者胡也”（匈奴也概称为“胡”）的说法，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在平定南方的同时，秦始皇派大将蒙恬于公元前215年率兵三十万伐匈奴，夺回河套以南地区。接着，又夺回河套以北阴山一带地区，设置了三十四个县，重新设置九原郡。公元前211年，又迁内地三万户到北河、榆中（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以北）屯垦。这一次大规模移民，在经济上、军事上均有重要意义，它不仅起到阻止匈奴军事进扰的作用，而且有利于边境的开发和民族的融合，是值得肯定的。

万里长城的修建　在战国时期，各大诸侯国为军事上的需要，都在边境上筑有城墙。如楚国为防韩、魏而筑“方城”（在今南阳盆地以北）；齐国为防越、楚，而在泰沂山区筑齐长城；魏国为防秦，而沿洛水筑魏长城；赵国为防齐、魏，则沿漳水筑赵长城。这些长城在统一以后都失去作用。但是除此以外，有的诸侯国为防止匈奴侵扰，在北方筑起长城，如燕、赵、魏都有这种性质的长城。这些长城在秦统一中国以后，仍然发挥着阻止匈奴侵扰的重要作用。

秦国最早的一条长城，修筑在公元前408年（秦简公七年），“堑洛”（《史记•六国年表》），即沿洛河修城，是防魏国的。公元前324年（秦惠文王更元元年），秦又筑洛河中游的长城，“筑上郡塞”（《史记•张仪列传》），这是为防赵国的（见史念海：《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8（2））。秦昭襄王时，又在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是为防匈奴的。（见《史记•匈奴列传》）这一段长城起自临洮（甘肃岷县），向东而北，至今陕西安塞县境分为两支：一支止于秦上郡治所肤施附近，一支达于内蒙古托克托县十二连城附近黄河岸旁。统一中国后，秦国军队将匈奴从阴山、河南地赶走，但匈奴的实力尚未受到彻底打击，对内地的威胁依然存在，这就需要时刻防备匈奴人的进攻。于是，秦始皇决定修筑一条新的长城。

秦王朝征发大批人力来修筑长城，这条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东（见《史记•匈奴列传》），沿广阔的黄河，依峻峭的阴山，经蒙古草原，蜿蜒曲折，全长五千余里，在秦、赵、燕原来为防匈奴而修筑的长城基础上，修葺、增补、新筑，将北方的长城连接起来，成为屹立于秦王朝北方的屏障。“万里长城”在古代中国对保障内地人民安定的生产和生活，起着积极作用。这一浩大工程，直至今天仍以其雄姿向全世界展示着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立　东、南、北三面既已归入秦朝版图，西面的广大疆土早已属于秦国统治。这样，秦王朝的土地已经包括“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史记•秦始皇本纪》）广阔的范围。在这样广大的地区，居住着各族人民。因此，秦王朝的建立，就标志着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诞生。各族人民在一个统一的政权之下生活，这对于促进各族人民之间经济、文化交流，加速民族融合、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

二、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

统一中国后，原来的封建割据的国家组织机构，已不适应于新的形势。于是，秦始皇就在原来政权机构的基础上，调整和完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机器。

改“王”为“皇帝”　殷、周和春秋战国时期，最高统治者一般都称为“王”，但秦统一全国以后，始皇觉得“王”已不足以显示其尊贵，便令臣下“议帝号”。诸大臣博士商议的结果认为：“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因此，上尊号为“泰皇”（《史记•秦始皇本纪》）。然而，秦始皇仍不满意，只取一个“皇”字，同时又“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史记•秦始皇本纪》）。自此，“皇帝”就代替“王”而成为最高统治者的称谓。

“皇”、“帝”二字在古代被认为是最神圣的字眼：“皇”乃“天人之总称”（《白虎通•号篇》），“正气为帝”（《春秋演孔图》，见《后汉书•郎传》注），“得天之道者为帝”（《吕氏春秋•行论》），“帝者天号”（《艺文类聚》卷一一）。把这两个神圣的字眼连在一起，无非是表示秦始皇自己远远高于“三皇五帝”［3］，从而要人们对他更加敬畏。秦始皇还下令取消谥法，不准下一代皇帝给上一代皇帝起谥号，自称为“始皇帝”，并安排好自己死后儿孙继位，“后世以计数”，称为“二世、三世”，他妄想世代为皇帝，“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

为表示皇帝与众人不同，从秦代开始规定了一套制度，如皇帝的命令叫“制”和“诏”，文字中不准提及皇帝名字；文件上逢“皇帝”、“始皇帝”等字均要另行抬头，顶格书写。以前“朕”字每个人都可以用，表示“我”的意思，如楚国诗人屈原的《离骚》中就有：“朕皇考曰伯庸”，至此时，秦始皇规定：只有皇帝才能称“朕”，只有皇帝的大印用玉雕刻，才能称为“玺”。在此以前，一般人的印亦可称为“玺”。此外，还制定了一套服饰制度，这样一来，皇帝的言行举止愈发显得与常人不同。把这些繁琐的仪式制度化，正是地主阶级建立统一的政权以后，为加强对全国的统治，而强调“尊君”的必然结果。

当然，上述这些制度还仅限于形式方面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为加强中央集权，秦王朝建立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严密的统治机构和封建的官僚制度。

中央政权组织　秦王朝中央政权，是秦国原来中央政权的延续和扩大，但官职的名称和权力范围有许多变化：

高居于整个统治机构之上的，自然是皇帝。除皇帝以外，在中央最重要的官职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合称“三公”（《盐铁论•毁学篇》及《资治通鉴》胡注）。

丞相：战国时的秦国原有相、相国，统一全国后，李斯被命为丞相，其官最为显要，“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汉书•百官公卿表》），为文官之长。

太尉：原称尉、国尉，统一全国后称太尉，“金印紫绶，掌武事”（《汉书•百官公卿表》），“主五兵”（《文献通考•职官》），为武官之长。

御史大夫：秦国原有御史，后置御史大夫“以贰于相。侍御史之率，故称大夫”（《通典•职官》）。御史大夫掌监察，“银印青绶，掌副丞相”（《汉书•百官公卿表》），其位略次于丞相。

在“三公”之下有所谓“九卿”，实际之数不止于九，大部分是秦国原有，少数是统一后新增置的。

奉常：掌宗庙礼仪，有丞。

郎中令：负责皇帝的保卫和传达，下属有大夫、郎中、谒者。

卫尉：掌皇宫的警卫部队，有丞。

太仆：掌皇室车马。

廷尉：掌刑罚，为全国最高之司法官，有正、左、右监。

典客：主管秦王朝统治下的少数民族。

宗正：掌宗室亲属事务，有两丞。

治粟内史：掌谷货，有两丞。

少府：负责供皇室用之山海地泽之税，有六丞。

中尉：负责京师保卫，有两丞。

主爵中尉：掌列侯。

从上述职官名称和职责看，统一后的秦王朝中央政权的组织机构，较统一前除规模较大外，没有本质变化。在秦始皇统治时期，中央集权的重要特点是：军政大权独揽于皇帝一人手中。秦始皇十分注意不使大权旁落，因此使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分掌军、政和监察大权，而互不统属。如丞相总领朝廷集议和上奏，协助皇帝处理日常事务，并收阅各地的“上计”，但统兵之权却属于太尉，而且御史大夫也有权复查大臣的上奏和地方的“上计”。这就避免像统一前出现的某些相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情况。太尉虽名为最高之军事长官，实际只有带兵权，而无调兵权，发兵权完全操在皇帝手中。而有事发兵时，皇帝往往临时指派大将统兵。所以，统一后的秦王朝，太尉实际未起任何作用，历史上也没留下什么事迹。御史大夫虽不掌实权，但他有权监视百官，并随时向皇帝禀奏、进谏，参与机要，最为皇帝信任，当时的人说秦始皇“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史记•秦始皇本纪》），当然包括专事告密的御史大夫在内。由于“三公”互不统属，最后决断只能归皇帝一人。这样，皇帝就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从政权组织方面体现了中国封建制的特点。但是，秦始皇死后，皇权旁落，皇帝反受制于权臣，这时“三公”分职当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地方政权组织　统一后，秦王朝将原在秦国范围内实行的一套地方政权组织，推广到全国，即建立郡、县、乡、亭四级行政组织。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刚统一时，秦朝政府“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史记•秦始皇本纪》）。以后，随着边境的开发和郡治的调整，总的郡数最多曾达到四十六郡。［4］这些郡的名称及郡治考证如下：

续前表

以上就是秦代的四十六郡。郡以下为县。郡县长官的名称大体沿袭统一前秦国的旧制，不过更加统一，各郡一律置“守、尉、监”（《史记•秦始皇本纪》），守、尉原为秦旧制，监则新置。守治民，尉典兵，监御史则负责监督百姓及官吏，职务类似于中央之御史大夫。郡守、郡尉和监御史明确分职，是与秦统一后中央政权“三公”明确分职的原则相一致的。

郡以下的县，长官仍为令（长），其他属吏基本与秦旧制相同。

县以下一律以乡、亭为单位：“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乡的三老、啬夫、游徼职责大致与郡的守、尉、监相仿：“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汉书•百官公卿表》）

乡以下为亭，亭为秦时重要的地方基层组织，秦王朝对广大人民统治压榨，一般均得通过亭一级的行政机构执行，但是，以前对亭的组织、性质等研究不够，史学界对亭的看法还不大一致。所以这里有必要对亭的情况做一些介绍：

亭的组织在战国时就有，如《新序》卷四记云：“梁大夫有宋就者，为边县令，与楚邻界，梁之边亭，与楚之边亭皆种瓜，各有数。”这段材料证明：战国时的楚、魏两国皆有亭的组织。但尚未发现秦国有亭，可能在统一以后才将亭制推行于全国。

亭的组织有亭长，亭长下设亭父、求盗各一人，他们的任务平时为练习五兵，接待往来之官吏，兼管为政府输送、采购、传递文书等事。《汉书•高祖本纪》应劭注云：“旧时亭有两卒，一为亭父，掌开闭扫除，一为求盗，掌逐捕盗贼。”有的文献说：亭长就是亭父。（见应劭：《风俗通》）后一种说法是不对的，《居延汉简释文》382页有“亭长”又有“亭父”，证明两者并非一吏。关于亭的任务，可从汉代制度推测秦制：“汉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盖行旅宿食之所馆也。”（《风俗通》）《续汉书•百官志》刘昭注，又引《汉官仪》云：“亭长课徼巡。尉、游徼、亭长皆习设备五兵。五兵：弓弩，戟，楯，刀剑，甲铠。鼓吏赤帻行縢，带剑佩刀，持楯被甲，设矛戟，习射。设十里一亭，亭长、亭候；五里一邮，邮间相去二里半，司奸盗。亭长持二尺板以劾贼，索绳以收执贼。”《汉书•高祖本纪》记刘邦曾为县送骊山徒，可证明上述制度秦汉略同。

亭长的秩禄，大约相当于“斗食”。《汉书•百官公卿表》云：“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颜师古注引《汉宫名秩簿》云：“斗食月奉十一斛，佐史月奉八斛也。一说，斗食者岁奉不满百石，计日而食一斗二升，故云斗食也。”从居延汉简中可看出“啬夫”的秩禄就是“斗食”：“显美传舍斗食啬夫，莫君里公乘谢横，中功一，劳二岁二月，今肩水候官士吏，代郑昌成。”（《居延汉简释文》，482页）亭长之职务，既兼管往来官吏之停留，相当于传舍斗食啬夫，所以其秩禄约相当“斗食”。

由此可见，亭在秦代地方政权组织中是很重要的，亭长应属于封建政府的基层官吏，但因其位卑秩微，所以与封建的大官僚不同。明乎此，就会对于后来身为亭长而又较早地参加农民起义的刘邦，给以较全面的分析。

统一后的秦王朝所推行的封建官僚统治制度，其性质是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专政的工具，其主要任务是保障地主阶级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镇压人民反抗。但是，比起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封建官僚制的建立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的一大进步，它不仅改变了世袭制，而且取消了“食邑”、“食封”制，规定了每一个官吏的俸禄，自丞相至下层官吏皆有定秩，由“二千石”到“斗食”不等。这种制度自秦统一后在全国实行，历封建社会两千年之久而基本未变。

在推行上述官僚制度的同时，秦国仍旧继续实行二十等爵制。但无论多高之爵位均无封邑，这一点与统一前的秦国已经不同。如秦始皇时有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等（见《史记•秦始皇本纪》），但这些伦侯与庄襄王时封吕不韦为文信侯、食洛阳十万户不同，他们“但有封名，而无食邑”（《通典•职官》）。秦王朝实行封建官僚制，而对世袭制和食邑食封制的改革是比较彻底的。

秦王朝统治机构的建立，为此后漫长的封建官僚制奠定了基础。

“五德终始说”及其在秦代政治中的影响　任何一个阶级为巩固自己的统治，不仅需要加强国家机器，而且必需加强思想控制。秦代的地主阶级，在建立封建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过程中，也需要找寻一种理论为自己的统治制造“合法”根据，用以欺骗人民，同时也为了欺骗自己。这样，“五德终始说”就成了秦代统治阶级加强统治的思想武器。

在中国古代有一种“五行”学说，这种学说的起源很早，在《尚书•洪范》中就有“五行”思想，这种思想把宇宙间各种事物归纳为“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形态。举凡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可用这五种物质形态去解释。推究这种思想产生的原因，大概是由于古人在与大自然斗争中，对宇宙间纷繁复杂的事物产生了一种分类的要求，而对客观的物质又有了一定的认识，于是就用人们常见的“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来概括客观世界林林总总的事物，可见“五行”思想及其学说开始产生之时，是具有一定唯物主义成分的。

但到战国时代，“五行”思想中“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循环不已的说法，就被一些人加以附会，而运用到人事上，成为“五德终始说”。最早鼓吹“五德”说的，有齐国人邹衍，他宣扬“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在他著的《主运》一书中，发挥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做天子的一定要得到五行中的一德，天下就属于他了。但这一德到一定时期就衰落，于是五行中另一德便代之而起，这种“五德终始说”，就是历史上不断改朝换代的“理论根据”。这种学说为取得政权的统治阶级找到了一个十分方便的理由：只要宣布自己属于应代替前一个统治者的那一“德”，统治便合理了。实际上，这只是“受命于天”的另一种说法而已，是唯心主义的骗人术。

“五德终始说”虽产生于战国时代，但是只是在秦统一中国以后，它才对政治统治产生明显的影响，在政治生活中，有重要的作用，成为秦朝地主阶级统治人民、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重要思想工具。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采用“五德终始说”，宣扬秦代周乃是水德代替火德。照邹衍的说法：五德的取代应有符应出现，但秦统一全国时并没见到什么符应。于是有人就顺承秦始皇的心意，编造了一个“符应”，说是五百年前秦文公出猎时，获得一条黑龙，这就证明在那时就已经出现符应，以秦代周早就定下了。秦始皇听了大为高兴，于是根据“五德”说，“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史记•封禅书》）。这就是依“五德”说规定下的制度。这些制度具有神秘色彩，能使人对秦的统治产生一种神秘感，所以秦朝统治者极力渲染它，尤其是代表水德的黑色和六之数，在秦代几乎无孔不入。统一以后的秦“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史记•秦始皇本纪》），黑色成为秦代流行的颜色。“度以六为名”，几乎任何事物均要与“六”相配合：“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史记•秦始皇本纪》）符即虎符，法冠即御史戴的惠文冠（见陈直：《史记新证》），车（舆）、步和乘马都要凑上“六”之数。

不仅如此，在秦代各种制度中都设法与“六”这个数目相符。如秦统一全国以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史记•秦始皇本纪》），而三十六者，乃六的自乘数（六六三十六）。又如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三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二十八年）封泰山、禅梁父，据《史记正义》引《晋太康地记》云：“为坛于太山以祭天……为于梁父以祭地……皆广长十二丈，坛高三尺，阶三等，而树石太山之上，高三丈一尺（按：‘一尺’二字疑为衍文），广三尺。”这里面提到的数字皆与六暗合：十二为六之倍数，三为六之半数，可见均与六有关。

为使统治者的一切活动都神秘化，秦代统治阶级的行事也均尽可能地与六相配合，如迁天下豪富于咸阳的数目为“十二万户”，秦始皇令咸阳二百里内所修的宫观数目为“二百七十”（《史记•秦始皇本纪》）。十二万为六的两万倍，二百七十为六的四十五倍。就连写字作文也要与六相符，如秦代的刻石，以三句为一韵，一句四字，三句共十二字，为六的倍数。考秦代诸刻石其字数和韵数，无不为六之倍数。如碣石刻石共一百零八个字，为六的十八倍；泰山、芝罘、东观、峄山刻石皆一百四十四字，为六的二十四倍；会稽刻石二百八十八字，为六的四十八倍。碣石刻石为九韵，乃六的一倍半；会稽刻石二十四韵，为六的四倍；泰山、东观、芝罘、峄山刻石均为十二韵，乃六的倍数。不仅长文如此，就是短文也尽量与六相配，如阳陵虎符铭文：“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共三句十二字。三为六之一半，十二为六之二倍。

这些与六相关的数字，绝不是巧合，它们都是秦代统治阶级迷信“五德”学说的具体表现。在统一以前，秦国的各种制度皆无此痕迹，如新郪虎符为统一前秦国所造，其上铭文与统一后之阳陵虎符不同，“甲兵之符，右在王，左在新郪，凡兴兵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王符，乃敢行之，燔燧事，虽毋会符，行殹（也）”。这里，无论字数、句数皆与六无关。最新发现的“杜”符也为统一前之物，其上铭文与新郪虎符相同，而与阳陵虎符不同。由此司见：将六神秘化起来的“五德”说，乃是秦统一以后才流行起来的。

秦统一后倡导这种学说，以致使它们渗透到政治措施、典章制度和文字记述中去，其目的就是利用迷信的方法，加强对全国的控制，压迫广大劳动人民。所以这种方法以后长期地被地主阶级所使用，成为统治者对人民进行思想统治的重要工具。

三、巩固统一的其他措施

为了巩固刚刚建立的、统一的封建王朝，秦始皇还采取了一些其他措施：

颁布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律令　自商鞅变法，秦国正式承认并保护封建土地私有以后，封建土地所有制在秦国迅速发展起来。统一中国之后，为使这种生产关系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封建政府的法律保护，秦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秦王朝政府发布“使黔首自实田”的律令。（见《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徐广曰）也就是令占有土地的地主和自耕农，按照当时实际占有的田数，向封建国家呈报，这就意味着秦王朝承认他们的私有权，并给予保护。云梦秦简中的《田律》，在统一以前只能适用于秦国，统一以后自然推广适用于全中国，这就使全国的封建私有土地得到统一的法令保护。

为保护封建地主政权的经济基础，秦王朝继续推行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就实行的重农抑商的政策。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李斯就提出：“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实行“上农除末”的政策。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的琅邪台刻石上有“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的记载，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碣石刻石又称：“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史记•秦始皇本纪》）。这里反映出秦王朝政府确实是实行着打击非生产性活动，鼓励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的政策。这一措施对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发展封建经济无疑起着重要作用。

统一全国货币　秦统一中国以前，货币非常复杂，各国货币的形状、大小、轻重不相同，计算单位也不一致。大致有布钱、刀货、圆钱和郢爰四大系统。而在这四大系统之下，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又分别流行着不同种类的货币。货币的种类大致有下列数种：

布钱可分为：古布（原始布，大铲布）；

空首布，其中又有平肩桥足空首布、尖肩尖足空首布和斜肩桥足空首布的区别；

平首布，其中又有平足方肩布、尖肩尖足布、圆肩桥形方足布和圆肩圆足布的区别。

刀货可分为：古刀；

尖首刀；

明字刀（面文有“”字）；

圆首刀。

圆钱可分为：方孔圆钱；

圆孔圆钱。

郢爰只盛行于淮河流域以南、长江中下游的楚国，这里除郢爰外，还通行一种形若海贝的蚁鼻钱。

以上数种货币除郢爰流行于南方楚国外，大致布钱流通于韩、赵、魏；刀货流通于齐、燕、赵等国；圆钱流通于秦、东周、西周和魏、赵等国沿黄河地区。［5］

秦在统一前使用的圆钱，在货币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这种钱出现得最晚，是布钱和刀货在形制上发展的必然结果。根据出土材料得知：秦国的货币主要有圆孔（或方孔）无郭圜钱（钱文仅记铢两，不记地名）。除此而外，还有一种圆肩圆足有孔布。

秦统一中国以后，各地原来流行的不同形制货币，显然与统一的形势不符。这些货币不仅形状不同、名称不同，而且计算单位不同，如有的用斤（十六两），有的用镒（二十两），这就为经济的发展造成障碍。

秦统一六国货币

为了发展封建经济，主要的是为加强对全国人民的经济剥削，秦始皇统治时期下令统一全国货币。秦国原来流行着一种文为“重十二朱”（半两）的方孔圆钱，是秦国圜钱中最晚出、最进步的一种形式。统一全国后，秦就以这种钱为基础向全国推广，统一货币。

据《史记•平准书》记载：“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汉书•食货志》亦有类似之记载）结合近年来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可知秦始皇统一全国货币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1）废除秦国原有的圆肩足布，改铸“重一两十二朱”、“重十二朱”、“两甾”、“重一两十四朱”、“重一两十三朱”等旧钱为“半两”方孔有郭圜钱。这是整顿秦的旧有币制。

（2）废除原在秦以外通行的六国刀、布、蚁鼻钱以及郢爰等，一律使用新规定的货币。

（3）以黄金为上币，镒为单位；上述方孔有郭圜钱为下币，以半两为单位，这种钱就称为“半两”钱。

币制统一后，克服了过去使用、换算上的困难，便利了各地商品交换和经济交流。而秦代圆钱的形式，一直沿用了两千多年，到了现代才被淘汰。

统一度量衡　战国时期因各诸侯国长期割据，度量衡的制度也各不相同。如以长度方面比较，洛阳金村古墓出土的战国东周铜尺长23.1厘米，番禺叶氏藏东周牙尺长23厘米。安徽寿县出土的楚铜尺长22.5厘米，而长沙的两件楚国铜尺分别为22.7厘米和22.3厘米。仅从这几件出土的铜尺，就可知道：每尺长短之间最多相差0.8厘米。

量制方面更为混乱，秦国以升、斗、桶（斛）为单位，一般是十进位，齐国则以升、豆、区、釜、钟为单位。姜齐时，是“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则十钟”。公元前386年，田氏代齐后，改为“五升为豆，各自其五以登于釜，十釜为钟”（《左传》昭公三年）。魏国以斗为单位。赵国有斗、升、分、益等计量单位。不仅计量的单位不同，就是名称相同的单位，各国之间实际大小也不一样。如魏国的一斗，当今7140毫升，而从洛阳金村出土之九件铜钫壶实测，得知西周之一斗约为1997.5毫升，相差悬殊。［6］

在衡制方面，有的地区以寽、为单位，有的地方以镒、为单位，有的则以铢、两、斤、钧、石为单位，换算也很不方便。［7］

秦在统一全国以前，在商鞅变法时，就对度量衡的标准作过统一规定，所以在秦国范围内度量衡的制度是较为整齐划一的。据文献资料和考古实物测量，可知秦国的度、量、衡制如下：

量制

单位：桶（斛）、斗、升、合、龠

进位制：

2龠＝1合

10合＝1升

10升＝1斗

10斗＝1桶（斛）

实测：

1桶（斛）＝20100毫升1斗＝2010毫升

1升＝201毫升

1合＝20.1毫升

1龠＝10.05毫升

度制

单位：寸、尺、丈、引

进位制：

10寸＝1尺

10尺＝1丈

10丈＝1引

实测：

1引＝2310厘米

1尺＝23.1厘米

1寸＝2.31厘米

衡制

单位：铢、两、斤、钧、石

进位制：

24铢＝1两

16两＝1斤

30斤＝1钧

4钧＝1石

据1964年西安市三桥镇出土的秦始皇三年（公元前244年）“高奴禾石铜权”测量得知：一石相当于30.75千克。

由于秦国在战国末期度量衡的标准已较为整齐划一，所以，统一全国后，秦始皇即以秦国的制度为基础，下令统一度量衡。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王朝政府颁发诏书，并把这一诏书铭刻在官府制作的度量衡器上，发至全国，作为标准器。其诏书全文是：

二十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上述铭文多是加刻在秦统一中国以前使用的标准器上面，如商鞅方升底部就加刻有上列铭文，“高奴禾石铜权”也加刻有上述铭文及秦二世时的铭文，表明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制，实际就是以法令形式肯定秦国原有制度，并向全国推广。

秦铜权

秦石权

考古材料表明：秦代统一度量衡的法令，取得显著成效，1949年前后在陕西的西安、咸阳、礼泉、宝鸡，甘肃的泰安，山东的邹县、诸城，江苏的盱眙，山西的左云、右玉，辽宁的赤峰，吉林的奈曼旗等地，都出土了秦代标准的量器和衡器。秦王朝确实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了度量衡。

文字的统一　统一货币、度量衡的同时，秦王朝还对文字进行了统一和整理。

中国的文字，早在六千余年以前即被创造出来，并被使用，半坡村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刻画文字，就是中国原始的汉字。（见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见《奴隶制时代》）到战国时代，由于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文字经过长期的演变、发展，全国各地的文字有很大的分歧，“文字异形”（《说文解字•序》）正是当时政治、经济不统一的反映。同样一个字，往往会有多种不同写法，甚至一国之内，也有不同写法。如“马”字，在齐国有三种写法：、、；在楚国至少有两种写法：、；在燕国也有两种写法：、；在三晋也有两种写法：、。

这种千变万化、没有一定体系的、在关东使用的文字，称为“六国文字”。

秦国在统一前使用的文字与六国文字不同，称为“小篆”（秦篆），小篆是由大篆演化而来。大篆又称籀文。小篆的形体比大篆更加整齐和定形化，不仅线条简单、均匀，而且改变了大篆的繁复写法，减少了许多异体字。如：

車

大篆

小篆

可见，大篆比小篆难写、难认得多，而六国文字比起篆文来，则显得更加难以识别，缺乏规律。这些文字写法既不一致，偏旁组合、上下左右也无一定规律，造成各地文化交流的严重障碍。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秦始皇下令对各国原来使用的文字进行整理，规定以秦小篆为统一书体，罢“不与秦文合者”。为推行这种统一的书体，秦始皇令李斯、赵高、胡毋敬分别用小篆写体编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作为标准的文字范本。［8］经过整理后的小篆，有秦始皇巡行各地时制作的刻石，传为李斯手书，留传至今者有《泰山刻石》（只残存九字，嵌于泰山下的岱庙中庭）、《琅邪台刻石》（残存八十六字）以及峄山、会稽两刻石的摹本。从刻石上的秦小篆字体来看，它一方面仍然保留着大篆字体结构和象形文字的基本特点；另一方面则对字体的结构进行较大的整理加工，整理加工的原则主要是使之规范化，主要是下列三个方面：

（1）各种偏旁形体统一，每个字所用偏旁固定为一种，不用别种代替。

（2）偏旁的位置固定，不能随便移动。

（3）每个字的书写笔数和笔顺基本固定。这种经过整理后的小篆，比起大篆文字要简易得多，比起六国文字更为易认、易写。

与篆书通行的同时，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又创造出一种比小篆更加简便的新书体，这就是“隶书”［9］。“隶书”开始时只是写得比较草率和不够规格的小篆。郭沫若指出：“在文字结构上，初期隶书和小篆没有多大差别，只是在用笔上有所不同。”至秦始皇统一文字时，隶书也形成一种固定的、规范化的字体。这种字体笔画直线方折，结构平整，书写方便，因此，不仅在民间流行，就是封建政府书写文件，除重要诏书外，一般都使用隶书。因此，隶书是秦代统一文字后所使用较为广泛的一种书体，包括像云梦秦简这样的法律文书，也是用“隶书”写成。（见《从出土秦简看秦汉早期隶书》）

隶书的出现是我国文字由古体转为今体的重要里程碑。

秦代统一文字，使小篆和隶书成为全国通行的字体，对我国文化、政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我国幅员辽阔，在秦以后的漫长历史过程中，不断出现过割据局面，各地方言亦不一致，但文字却始终是统一的，而文字的统一对经济、政治的统一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秦代统一文字的功绩，是不应抹煞的。

修驰道，堕壁垒　由于长期战争，战国时期各诸侯割据势力在各地修筑了不少关塞堡垒。同时，各国之间的道路宽窄也不一致，影响交通往来。

秦统一中国后，立即下令拆除阻碍交通的关塞、堡垒。公元前220年（秦始皇二十七年），修建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的驰道。［10］秦国驰道主要干线有两条：一条向东直通过去的齐、燕地区；一条向南直达过去的吴、楚地区。据《汉书•贾邹枚路传》记载贾山写的《至言》云：

（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

公元前212年（秦始皇三十五年），秦始皇又令人修了一条由咸阳直向北伸的“直道”，这条“直道”从咸阳以北不远的云阳出发，经过今陕西淳化县北梁武帝村秦林光宫遗址北行，至子午岭上，循主脉北行，直到定边县南，再由此东北行，进入鄂尔多斯草原，过乌审旗北，经东胜县西南，在昭君坟附近渡黄河，到达包头市西南秦九原郡治所。这条路全长1800里（约合今1400里）是从秦朝首都咸阳至秦北方九原郡最捷近的道路。当时，修筑这条路的目的，在于防御北方匈奴的侵扰。当秦统一六国以前，活动于阴山山脉南北的匈奴，就经常向燕、赵等国和秦国进扰。统一以后，虽然修建万里长城，也并没有保障北方安宁，在完成统一事业后的第五年，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北征，把匈奴驱逐到阴山山脉以北，并在这里设置九原郡，为了巩固这个地区，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秦朝才于驱逐匈奴后的次年修筑“直道”。如果匈奴奴隶主贵族再次进攻，秦军即可循这条“直道”由首都直达九原，迅速给以反击。

正因“直道”有这样巨大的军事意义，所以工程进展很快。这一条一半修筑在山岭上、一半修筑在平原草地上的道路，从公元前212年（秦始皇三十五年）开始动工，至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三十七年）就完成了。总共只用两年半的时间，是秦代劳动人民创造的又一奇迹。（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蒙恬列传》及史念海：《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

这些“驰道”、“直道”，再加上统一中国后修筑在西南边疆的“五尺道”，以及在今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之间修筑的“新道”，就构成了以咸阳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道路网。这样，就把各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秦又规定道路和车轨的统一宽度“车同轨”，“舆六尺”，便利了交通往来。我国今日长城线以南以西的广大地区，除青海、新疆外，都直接包括在这一伟大的交通网内。就是青海地区，虽与秦都咸阳无直接干线可通，也有着不同程度的交通联系。在秦王朝修筑的主要道路经过之地，分布着战国以来发展起来的重要城市，如陶（定陶）、濮阳（卫）、猗氏（山西临猗县南）、邯郸、乌氏（甘肃平凉市西北）、栎阳、杨（山西洪洞县东南）、平阳（山西临汾县西）、温（河南孟县东）、轵（河南济源县南）、蓟、新郑（河南新郑）以及雒阳、鲁、临淄、睢阳、郢、陈、吴、寿春、番禺、宛城等。这对于促进当时各地经济、文化交流，起着积极作用，在军事和政治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

秦统一后采取的以上措施，对于消除封建割据、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发展封建的经济和文化，都是有重要作用的，因此这些措施是进步的。

迁徙居民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曾多次进行大规模的移民。秦王朝迁徙的居民有两种性质：一种是迁徙豪富，其目的是打击他们的势力；一种是迁徙一般平民，其目的是实边。这两种性质的移民，对巩固秦王朝的统治，起了一定作用。

秦统一全国后，就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将全国各地的豪富之家十二万户迁到咸阳；公元前212年（秦始皇三十五年），又“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史记•秦始皇本纪》）。除这样大规模地迁徙豪富以外，秦还不断强迫个别的豪富、贵族进行迁徙，如灭赵后，将赵王迁流徙于房陵（见《淮南子•泰族训》），并将当地的豪富迁于临邛（四川邛崃）。破魏后，秦又将魏的豪富孔氏迁之于南阳（见《史记•货殖列传》），还把天下一些不轨之徒徙之于南阳（见《汉书•地理志》）。秦王朝将这些贵族、豪富远道迁徙，其目的有两个：一是在政治上对他们进行打击，在经济上削弱其势力。这些豪富、贵族被迫离开原地，迁往陌生之处，人地两生，自然不易作乱；同时，由于远途迁徙，这些豪富不得不抛弃财产，这就削弱了他们的经济力量。如赵的卓氏，原来“用铁冶富”，秦破赵后将卓氏迁往蜀地。卓氏离开原地时，“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史记•货殖列传》）。可见，把大部分财产都留下了。不过，秦王朝削弱豪富经济的目的并没有完全达到，有的人迁往新居后不久又富起来了。如孔氏迁南阳后，继续经营冶铁业，“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以致达到“家致富数千金”（《史记•货殖列传》）。秦迁徙豪富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促进咸阳以及其他新迁居地区的经济发展。如上述孔氏就是一例。这些豪富在新迁居的地区经营工商业，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增加秦王朝的剥削收入也是有利的。所以，秦王朝政府的迁徙政策虽然有剥夺豪富财产的意义，但对于他们重新致富并不加以限制。

被秦王朝政府迁徙的另一部分居民，是广大的劳动人民，其中包括统一以后不断被派往边境长期戍守的戍卒，其总数不下数十万之多。公元前211年（秦始皇三十六年），秦始皇又将内地的居民迁往“北河榆中三万家”（《史记•秦始皇本纪》）。榆中在今内蒙古鄂尔多斯黄河北岸之地，当时此处正与匈奴接境，秦始皇将三万家迁在这里，其目的是开边拓土，这种“实边”性质的移民，对于巩固秦的统一，也有其积极作用。

四、秦始皇的残暴统治

秦始皇虽然在建立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秦王朝和采取措施巩固统一方面，有一定历史功绩。但是，作为地主阶级代表，他的一切功绩都是建立在对广大劳动人民残酷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之上的。所以，秦始皇本人既是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也是一个极其残忍的暴君。

从分封之议到焚烧诗书　当秦刚刚统一全国之后，丞相王绾等曾请求秦始皇将其诸子封于燕、齐、楚的故地为王，认为在这些边远地区不置王不利于统治，其他大臣也纷纷赞同这种看法。但廷尉李斯表示反对，他说：周初曾经大封子弟，但后来诸封国之间日渐疏远，以致互相攻击如仇敌，周天子也无法禁止。今海内统一，普遍设置郡县，对皇帝的诸子以及功臣，只要让他们坐食赋税并重加赏赐，就足够了，这样“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支持李斯的看法，他说：过去长期以来战乱不休，就是因为分封侯王。现在刚刚安定下来，又要分封立国，这不是自寻战乱吗？还是廷尉说得对。这一次秦始皇否定了分封的主张，坚持在全国推行郡县制。

八年以后，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设宴。这时有仆射周青臣对秦始皇歌功颂德，说什么“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史记•秦始皇本纪》）等，秦始皇听后十分高兴。但齐人博士淳于越则对周青臣的“面谀”不以为然，他向秦始皇提出：殷周代王天下千余年，就是由于分封子弟和功臣，而今天秦却不行分封，如果朝廷一旦有事，谁来相救呢？淳于越还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史记•秦始皇本纪》）。一个恭维，一个指责，这在秦始皇听来自然感觉不一样。不过，他当时还未动声色，令臣下各抒己见。这时已经当了丞相的李斯有意扩大事态，他抓住淳于越主张“师古”的言论大做文章，首先说“三代之事，何足法也”，接着就将矛头对准“诸生”，说这些念书人“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最后，他又把这一切归罪为读书的缘故，因此建议秦始皇下令焚书。这一建议正中秦始皇下怀，于是下令焚书，开始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场浩劫。

根据李斯提出的办法：凡秦记以外的史书，非博士所藏的“诗、书、百家语”都要烧掉，只准留下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此后，若有再谈论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官吏知而不检举者与之同罪，令下后三十日不烧者，黥为城旦。有愿习法令者，以吏为师。

这一次焚书的最初起因，本是分不分封的问题，而主张分封或反对分封的大臣，都是为秦始皇长久统治打算，本无根本对立。但李斯借题发挥，最后竟造成焚书的结局。李斯的这种反动主张是得到秦始皇认可才得以实现的，李斯也可能早就窥知秦始皇本有此意，所以才一提出就得到秦始皇的批准。

秦始皇下令焚书，使中国文化遭到巨大损失，先秦许多重要文献古籍，被付之一炬。正如郭沫若指出：“书籍被烧残，其实还在其次，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见《十批判书》）。

从求长生药到坑杀儒生　同一切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一样，秦始皇是十分怕死的。统一中国以后，他就异想天开地要寻求长生不老的办法。一些方士为投其所好，也就以各种办法骗他。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二十八年），秦始皇巡行至东方齐国故地，有齐人徐巿等上书，说东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山上有仙人。秦始皇听到后大喜，根据徐巿的要求，派数千童男、童女随他入海求仙人，但徐巿等一去渺无音讯。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三十二年），秦始皇巡行至碣石（河北乐亭西南），又派燕人卢生去寻求仙人羡门、高誓；继而又令韩终、侯公、石生等去求仙人的不死之药。仙人和不死之药当然无处寻觅，不过卢生、韩终等皆为方士，一时尚使秦始皇深信不疑。卢生求仙、求药不得，先是向秦始皇献伪造的鬼神图书，后来又让秦始皇“微行以辟恶鬼”，行止隐秘不为人知，这样“真人”才能至，“不死之药殆可得也”（《史记•秦始皇本纪》）愚蠢的秦始皇果真照办，并自称“真人”。但不死之药仍不可得秦代的严酷法律规定：所献之方无效验者，就要处死刑。卢生与另一方士侯生相谋：始皇如此专断暴戾，“以刑杀为威”，不如早日逃掉，“于是乃亡去”。秦始皇听到这消息以后大怒，他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时，方士卢生早已跑掉。就在“焚书”的下一年（公元前212年），秦始皇便叫御史把咸阳诸生捉来审问，诸生互相告密，秦始皇便亲自圈定四百六十余人，把他们活埋在咸阳。这就是历史上的“坑儒”事件。［11］。

秦始皇为追求长生，开始一味相信方士的胡诌，后来发现受骗，又大施淫威，肆意杀人。这充分表现了他的愚蠢和残暴。

专断残忍，穷奢极欲　早在全国统一之前，就有人说过，秦始皇“少恩而虎狼心”，“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尉缭语）。果然，在全国统一以后，秦始皇的这种剥削阶级卑劣本性，得到恶性的发展，天下臣民都遭到秦始皇的蹂躏。

秦始皇不仅视人民为草芥，动辄杀人，而且对周围的大臣也多不放心。他每天要亲自处理各种奏章文书，以竹、木简一石（120斤）为标准，不尽此数不得休息。在他手下仅有一些专搞严刑酷罚的狱吏得到宠幸，其余的大臣和朝廷上的博士，不仅只能唯命是听，且随时有被杀的可能。如秦始皇听从卢生之言，不让别人知道自己行止，以便取得不死药。就规定：“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有一次，秦始皇在梁山宫，从山上见到丞相李斯的车骑仪仗甚为隆重，表示不满意。后来，始皇周围的人将此事告知李斯，李斯立即减损车骑。当秦始皇见到李斯车骑减损时大怒，说：这一定是有人泄漏我的话。于是对当时在场的人进行审问，由于无人敢承认，秦始皇竟下令将当时在场的人全部杀死。从此，再没有人敢泄漏秦始皇的机密了。

秦始皇的穷奢极欲，随着统一战争的胜利愈来愈发展。在秦都咸阳和故都雍，本已有不少豪华宏丽的宫殿，但秦始皇并不满足，在与东方六国战争过程中，他就在咸阳大兴土木，每灭一国就仿照其国的宫殿样式在咸阳“北阪”盖起同样的宫殿，以致“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史记•秦始皇本纪》）。在消灭六国以后，秦更是大肆修建，如统一后的次年（公元前220年），“作信宫渭南”（《史记•秦始皇本纪》）。信宫又称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制紫宫，象帝居，引渭水灌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三辅黄图》）。又如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营朝宫于渭南上林苑中”。这个宫殿相当大：“可受十万人。车行酒，骑行炙，千人唱，万人和，销锋镝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人，立于宫门”（《三辅黄图》）。这个朝宫的前殿，就是有名的阿房宫。［12］据记载：阿房宫“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史记•秦始皇本纪》）。后来的诗人曾以“蜀山兀，阿房出”（杜牧：《阿房宫赋》）的著名诗句，来形容阿房宫的修建，其工程之大是不难想见的。此外，现知秦始皇时营建的宫殿尚有兴乐宫（见《三辅旧事》、《宫殿疏》）、梁山宫（见《汉书•地理志》），等等。秦王朝时宫殿之多不可胜数：《三辅旧事》记载：始皇“表中外殿观百四十五”（《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引）。《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又“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这么多的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辇道相属”（《三辅黄图》），在咸阳附近的宫殿都以“复道甬道相连”（《史记•秦始皇本纪》）。

阿房宫遗址

以上的诸书记载，已经得到考古材料的证明，据勘探调查：在今咸阳市西起窑店公社毛王沟，东至红旗公社柏家嘴，北起高干渠，南至咸铜铁路以北的东西十二里、南北四里的地段，发现有大量的带有纹饰的秦砖、秦瓦，以及水管道等遗物。经研究断定“西起窑店大队聂家沟，东至刘家沟大队的山家沟，其间是秦咸阳城宫殿建筑遗址分布最多、最密集、规模最大的地方”。在“毛王沟宫殿建筑遗址曾出土过云山纹瓦当，柏家嘴亦曾采集有关东特点的瓦当”（《秦都咸阳几个问题的初探》，载《文物》，1976（11））。1974年至1975年，秦都咸阳考古工作站又在牛羊村发掘了一号宫殿，这一宫殿究属咸阳何殿，现尚未弄清。但从其遗迹可以看出：这组宫殿建筑规模宏大，分布对称，各殿之间有飞阁复道相连。主体宫室建于高台之上，环绕主体宫室分布着层叠的宫室群。在八室西邻的九室还发现壁画的残痕。宫殿的建筑结构也相当精美。（见《秦咸阳宫第一号遗址复原问题的初步探讨》，载《文物》，1976（11））这些考古资料进一步说明，秦始皇所修建的宫殿规模之大、构筑之豪华，绝非后人虚构。《史记》等书的有关记载是有根据的。

在这些宫殿中，充满了供秦始皇享乐用的姬妾玩好，他将“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史记•秦始皇本纪》）。同历代荒淫的君主一样，秦始皇贪恋酒色，以妇女为玩偶：“后宫列女万余人，气上冲于天”（《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引《三辅旧事》）。他还令嫔妃们：“当暑戴芙蓉冠子，以碧罗为之，插五色通草苏朵子，披浅黄藂罗衫，把云母小扇子，靸蹲凤头履，以侍从。”他不过是把这些妇女当做观赏的玩物，所以连宫娥们也要根据秦始皇的爱好而打扮起来：“秦始皇好神仙，常令宫人梳仙髻，帖五色花子，画为云凤虎飞升。”在夏天时，又令宫人“戴黄罗髻，蝉冠子，五花朵子，披浅黄银泥飞云帔，把五色罗小扇子，靸金泥飞头鞋”（以上均见《中华古今注》）。这些记载不仅反映了秦始皇腐朽的情趣，而且证明秦王朝宫内奢侈到何等地步。

在秦始皇的后宫中，还有“宫女侍者千余人”“作戏倡优”，供秦始皇玩赏，这些宫女都“幼妙宠丽”，每日为秦始皇弹唱歌舞，有人曾写词描写其状：“泣喻而妖兮纳其声声，丽颜歌长兮叹曰骑，美人旖旎纷嬆枻”。秦始皇“纵酒后宫”，荒淫无度，他轮流在各宫中淫乐，各宫殿内的奢华皆不相上下，使得秦始皇能“各案署不移徙”（《史记•秦始皇本纪》）。

武士陶俑

秦始皇初即位，就在骊山为自己修墓［13］，统一后，又发全国刑徒七十余万人继续建造。据记载：骊山的始皇陵，“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史记•秦始皇本纪》）。仅从现已发掘的秦始皇陵东侧的兵马俑坑，就可证明上述记载绝非夸大：在目前试掘的一号兵马俑坑内，有6000余件陶俑、陶马；二号坑内有战车89乘，陶质车士261件，驾车陶马356匹，骑兵武士俑116件，陶鞍马116匹，步兵俑562件；三号坑内有驷马战车1乘，武士俑68件。总计三个兵马俑坑面积约20780平方米。坑内这样多的陶俑、陶马塑造的形象生动、逼真，陶俑身高都在一米八左右（见《临潼县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载《文物》，1975（11）；《秦始皇陵东侧第二号兵马俑坑钻探试掘简报》，载《文物》，1978（5））。这样宏大的兵马俑坑，仅是始皇陵整个工程中较次要的一部分，至于陵墓的主要部分——墓室内部的豪华宏丽，从秦俑坑就可推知：《史记•秦始皇本纪》的有关记载，绝不是司马迁的夸张。

秦始皇的穷奢极欲，充分反映了他和他所代表的地主阶级贪婪和腐朽的本性。

滥发徭役，横征暴敛　为了维持秦王朝庞大的国家机器、满足秦始皇等少数地主贵族的穷奢极欲，秦始皇以国家政权名义，向全国人民征发无休止的徭役，索取沉重的赋税。

历史文献记载的有关秦的赋役制度，如田租、口赋，“一岁屯戍，一岁力役”（《汉书•食货志》）等，在统一以后，滥发徭役，横征暴敛早已代替有固定限度的徭役、赋税制度。

秦始皇陵车马俑坑发掘现场

陶马（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

如秦代兴修的许多规模浩大的工程，均征发了大批的劳动力：修骊山始皇陵用“七十余万人”（《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个工程自秦始皇即位时起就开始修建，直到他自己被埋在里边才结束，前后历时数十年。此外，还有“北筑长城”用“四十余万”人，“南戍五岭”又用“五十余万”人。（见《续汉书•郡国志》引《帝王世纪》）这几项工程加在一起，就超过一百五六十万人。当然，其中许多人是刑徒。其实，秦王朝把全国都变成了一个大监狱，严刑酷罚使“赭衣塞路，囹圄成市”（《汉书•刑法志》）。所以刑徒和服徭役的普通劳动人民，也没有实质的区别。

秦代的徭役远不止上述几项，为封建官府输送粮草，即所谓“转输”，也是一项征发大批劳动力的徭役。这一项徭役所需人数，要超过任何其他一项徭役，因为无论是戍守边境还是兴建工程，劳动的人要吃饭，而且还要供统治者挥霍。所以“转输”的负担十分重，长途运输，耗费极大：“一钱之赋耳，十钱之费弗轻能致也。”（贾谊：《新书•属远》）仅以供应河北（潼关以东黄河以北）戍守的转输徭役来说：“使天下飞刍粟，起于黄、腄（二县名，并在东莱）、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六斛四斗为钟，计运到一石，路上需费百九十二斛）。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死者相望……”（《汉书•主父偃传》）。转输这项徭役与戍边分不开，如蒙恬率兵“辟地进境，戍于河北”，就有“飞刍粟以随其后”。“尉屠雎将楼船之士攻越”，秦王朝政府就使“监禄凿灵渠运粮，深入越地”（《汉书•严安传》）。这种徭役同戍边一样，给人民带来极大灾难，往往是“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汉书•晁错传》）。由于徭役的繁重，男子不够，甚至由女子担负转输的苦役：“丁男被甲，丁女转输”（《汉书•严安传》）。据估计：秦时可统计的人口大约有两千万，而每年所征发的徭役起码不下三百万人。服徭役的人数竟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五以上。

秦王朝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压榨，并没有什么制度的限制。当时的人们就把秦王朝的横征暴敛形容为“头会箕敛”（《史记•张耳陈馀列传》），所谓“头会”，即按人头数出赋，也就是人头税，用畚箕装取所征的谷物，说明其征收数量之多，《淮南子•汜胜训》高诱注：“头会，随民口数，人责其税箕赋，似箕然，敛民财多取意也。”秦时的赋税究竟有多少，实在无法计算。不过，秦代皇帝把横征暴敛来的财富，都供个人挥霍享用，这是肯定的。根据近代人研究：汉代的财政收入、支出，国家和帝室是分开的：税赋的收入归大司农，供“量吏禄，度官用”（《史记•平准书》），这就是所谓国家财政；而皇室的所需，则来自“山海池泽之税”，由“少府”掌管（参见加籐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26～27页）。“汉承秦制”，秦代也当如此。如上述人头税，本应属于国家财政，由大司农掌管，但秦始皇时代却“头会箕赋，输于少府”（《淮南子•汜胜训》），也就是所有的赋税，都归于少府，供皇帝享用。这样无度地浪费社会财富，再加上滥发徭役，给生产带来灾难性的破坏，它正是秦王朝迅速灭亡的重要原因。

五、秦始皇巡游全国

各地人民反对秦暴政的斗争　对于秦始皇的暴政，人民报之以不屈服的斗争。在秦统一全国前后的长时间内，各地人民反对地主统治者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随着秦始皇统治的残酷程度加深，人民反抗斗争也愈来愈激烈：

公元前216年（秦始皇三十一年），就在秦王朝的首都咸阳，秦始皇与四个武士一起“夜出逢盗兰池，见窘”（《史记•秦始皇本纪》）。“盗”竟得以迫近秦始皇左右，而且使这个独夫“见窘”，狼狈不堪，可见当时人民群众对秦王朝的反抗斗争达到多么激烈的程度！这一次遭遇，虽因“武士击杀盗”，而使秦始皇幸免于死，但对秦始皇的威胁是相当大的，他下令“关中大索二十日”，对人民实行报复性的镇压，用以防范人民的反抗。

但是，压迫愈深，反抗愈烈，人民群众反抗秦始皇及其所代表的地主阶级统治斗争的烈火是扑不灭的。公元前211年（秦始皇三十六年），有一颗陨石落到东郡，立即就有“黔首”在这块石头上刻下“始皇帝死而地分”七个字，诅咒秦始皇，表达了对统治者的仇恨。秦始皇对此事，采取更加残酷的手段实行大规模屠杀，当他派人“逐问”而捉不到作案者之时，竟“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史记•秦始皇本纪》）。

人民对秦王朝统治的不满和反抗，以各种形式表达出来，由于赋税繁重，“百姓贺死而吊生”，所以在人民中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渭水不洗口赋起”（《七国考》引《大事记》），讽刺横征暴敛。秦代的民歌：“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太平御览》五百七十一卷引），控诉修长城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还有的童谣直接咒骂秦始皇：“阿房阿房，亡始皇”（《述异记》）。公元前211年（秦始皇三十六年），竟有人在华阴的平舒道（在华阴县附近，北濒渭水，南限华山，为关中通向东方的重要道路），拦截秦始皇的使者，对他说：“今年祖龙死”（《史记•秦始皇本纪》），“祖龙”就是秦始皇，公然咒骂秦始皇今年就死，说明人民的愤怒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人民群众各种形式的斗争，对秦王朝统治者威胁很大，尽管秦始皇本人狂妄骄横、目空一切，也不能不对此感到担心。在统一后的十余年中，他在全国进行了五次远途巡行。秦始皇马不停蹄地“亲巡天下，周览远方”，当然各次都有其不同目的，但这五次巡行还有一个共同目的：就是到各地耀武扬威，加强对全国的控制。据文献记载：秦始皇出行时随着他的有隆重的仪仗和庞大的车队：“大驾属车八十一乘，法驾半之。属车皆皂盖赤里，木，戈矛弩箙，尚书、御史所载。最后一车悬豹尾，豹尾以前比省中”（《续汉书•舆服志》）。这一套铺张排场的车驾仪仗，兼收东方各诸侯国统治者仪仗的特点：“秦灭九国（原文如此——笔者注），兼其车服，故大驾属车八十一乘也，尚书、御史乘之。”（《独断》）秦始皇以这样威风凛凛的气势巡行各地，其他的目的——如“游观”、封禅、巡视边防——有的还可以达到，唯有防范人民反抗的目的却达不到。而且就在秦始皇巡行的过程中，反抗秦朝政府的烈火愈烧愈旺，就连秦始皇本人，最后也在全国农民大起义爆发的前夕，死在巡行的途中。

下面依次概述秦始皇五次巡行的经过：

第一次巡行至陇西北地　公元前220年（秦始皇二十七年），统一中国的次年，秦始皇就开始远途巡游。这一次的方向是咸阳以西。当时从咸阳通向西方有两条大路：一条沿泾水河谷上行，一条沿渭水河谷而至洮河流域，再往西就是通向西域的，后世所谓的“河西走廊”。秦始皇一行由咸阳出发，沿通向洮河河谷的大路，达到渭水发源地的陇西郡，又沿泾水至北地郡，直达泾水上游的鸡头山（甘肃平凉市西），过回中（甘肃平凉市北），然后返回咸阳。

秦始皇结束了在东方的战争后，次年就急急忙忙地到咸阳以西的地区“巡游”，其目的不仅是向当地臣民而且也是向域外的各国炫耀武功。因为当时通过西域走向中亚的一条路，是中国与外国联系最密切的路线。秦始皇来到西部边郡宣扬秦王朝“皇威”，再通过迁徙不定的“戎”人，将秦朝的消息传向遥远的西方，就进一步加深了自穆公以来秦对西方的影响。这就是秦始皇第一次出巡就向西进发的原因。

第二次巡行往东南方向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二十八年），秦始皇向东方和南方巡游。这一次随行的重要官员，有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丞相隗林、丞相王绾、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樛等。车驾浩浩荡荡由咸阳出发，沿渭水南岸的所谓“华阴平舒道”（在今华阴附近，北濒渭水，南限华山），出函谷关（河南灵宝），经雒阳县（河南洛阳东北），至荥阳。由荥阳附近北行，穿过当时在此尚存的河道交通网，直达邹峄山（山东邹县南）。

秦始皇长途跋涉来到这里的目的，除巡视郡县，宣扬“皇威”以外，还为了“封禅”。在春秋战国时代，齐、鲁为一文化中心，而齐、鲁人的心目中，他们这一地区的泰山则为最高的山，因此人间的帝王应到最高的泰山去祭上帝，表示受命于“天”，在泰山上祭谓之封，在泰山下小山的祭谓之“禅”，故名之曰“封禅”（见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秦始皇虽非齐、鲁人，但也颇相信封禅说，所以也远道而来。至邹峄山后立石颂秦德，然后登泰山，行封禅礼。谁知这种封禅礼当时无人晓得究竟怎样办法，气得秦始皇将随从的儒生博士完全斥退，自己去到泰山顶上行封礼，又到梁父山（山东新泰县西）行禅礼。这些礼节无非是秦始皇根据秦国礼仪编出来的。封禅以后，秦始皇了结一件大事，心中非常得意，就在梁父山刻石颂德，宣称“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祗诵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史记•秦始皇本纪》）。这反映了秦始皇自得的心情。尽管封禅是一件十分可笑的迷信活动，但在当时的人们心目中，却是最神圣的大事，那些未能参与封禅的儒生博士，为此还十分怨恨秦始皇。可见，这件事在当时是非同小可的。

由泰山下来，秦始皇经黄（山东黄县东南）、腄（山东福山县东南）、穷成山（山东成山角），登芝罘（山东芝罘半岛），又于芝罘立石“颂秦德”，然后至琅邪。在琅邪，秦始皇留连达三月之久，又迁“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史记•秦始皇本纪》），并在琅邪台刻石颂德。在琅邪台刻石中留下这样的词句：“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这里记下当时秦王朝四周的边境，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自琅邪向西南，经当时的东海郡治郯县而达于彭城（江苏徐州市）。据说象征着天子权力的周鼎沉没于泗水，秦始皇就斋戒祷祠，令千人下泗水求周鼎，结果毫无所得。又继续南下渡淮水，而至长江中游的衡山和南郡。由南郡到湘山祠（湖南岳阳县西），这一段路是利用长江的水道浮江而行。在湘山祠因遇大风，影响秦始皇一行渡江，于是秦始皇大怒，听说湘山有神乃尧之女、舜之妻，就令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与“神”搏斗的愚蠢行为，适足以表现其狂妄的心理。

对着秃山发够雷霆之后，秦始皇就同他率领的一行人，取道汉水流域，经南阳郡至武关而回咸阳了。

秦始皇第二次巡行的目标是东方和南方，封禅则是这次出行的重要活动内容。

第三次巡行至琅邪、上党　巡行东方，反映了当时秦王朝对东部地区的控制尚不够牢固，在这里反对秦王朝统治的力量较大。果然，秦始皇此次巡行，至阳武博浪沙（河南中牟县北），就遭到张良与力士的狙击，差一点送了性命。

张良是韩国的公子；其祖父、父亲为韩国五世君主之相。当公元前230年秦灭韩时，张良年少“未宦事韩”，他怀着对秦的仇恨，“弟死不葬”，倾其全部家财“求客刺秦王”。后来得到力士一人，张良为其打造百二十斤的铁椎一个，埋伏于博浪沙中。当秦始皇的车队经过此地之时，隐藏在这里的力士就将铁椎向车打去。但不料没有打中秦始皇所乘之车，却“误中副车”。秦始皇遭狙击后，下令“大索天下”（《史记•留侯世家》）。但是，张良早已逃走了。

秦始皇“为盗所惊”后，仍沿着上一次走过的路线，继续向东走，再次到芝罘和琅邪。至琅邪后折向西北，沿漳水河谷抵浊漳水上的上党郡，然后返回咸阳。

第四次巡行至东北方向　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三十二年），秦始皇又开始了第四次大巡行。这次巡行的目的地是碣石（河北乐亭附近）和北方边塞。从咸阳至碣石的路上，所经过的地方有许多是原魏、韩、赵、齐等国的交界，和黄河流经之处。这里建有不少阻塞交通的城郭，和筑有“以邻为壑”（《孟子•告子》）的堤防，造成水患。秦始皇在巡行中，就下令“坏城郭，决通堤防”（《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件事对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是有益的，秦始皇对此也颇为自豪，到碣石，照例要刻石记功。在碣石刻石中，还专门提到“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显然，秦始皇是把劳动人民的功绩记在自己的账上了。

从碣石向西，秦始皇经右北平、渔阳、上谷、代、雁门、云中诸郡，巡视秦王朝北方边境。此行的目的乃是为伐匈奴作准备，所以由碣石至上郡后，就直接返回咸阳。

此次巡行归来后，秦始皇立即派蒙恬率三十万军队向匈奴进攻（见本章第一节）。

第五次巡行和始皇之死　在秦始皇统治的最后几年，有两件事像魔魇一样始终威胁着他，这就是死亡和人民的反抗。他虽知死亡不可避免，而加紧为自己修坟墓，但又妄想长生，故接二连三地派人找不死之药，甚至屡次被骗亦不悔悟。对于人民的反抗，更是毫无办法，尽管秦始皇采用十分残酷的手段实行血腥镇压，还频繁地到各地巡行，而各地反对秦王朝统治的斗争火焰愈烧愈旺，最后竟发展到拦截皇家使者、公开咒骂“今年祖龙死”。这些现实不能不对秦始皇有极大触动，这个独夫开始感到恐惧：“于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史记•秦始皇本纪》）。因此，就在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三十七年），秦始皇出发进行了他最后的一次巡游。

这一次随同秦始皇出巡的有左丞相李斯和少子胡亥，其余近侍如赵高等当照例一起前往。十月从咸阳出发，出武关，沿丹水、汉水流域至云梦（湖南洞庭湖及武汉市附近一带湖泊区），再沿长江东下，经丹阳（安徽当涂县东）［14］，又利用水道和运河至钱唐（浙江杭州市），临浙江，原来准备从这里渡水上会稽（浙江绍兴市南），但因“水波恶”不宜渡舟，只得“西百二十里”，改由狭中（浙江富阳县附近）渡水，上会稽山，祭大禹。并于会稽山上刻石留念。

在会稽刻石中，除一般“颂秦德”以外，针对当地经济、文化和风俗比较落后，男女间关系较乱的情况，特别指出：“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夫为寄豭（公猪），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史记•秦始皇本纪》）可见，秦始皇也十分注意改变落后的风俗习惯，并力图用严厉的制裁办法纠正之。这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

从会稽返回后，秦始皇等从江乘（江苏镇江市北）渡江，至琅邪。秦始皇数次至琅邪，大约是因为这里是东海之滨，而传说中的仙人，就在东海中的蓬莱山上。这一次秦始皇来至琅邪，为他求神药数年还不得的方士徐巿等，又骗他说：蓬莱山上神药是有的，只因海中有大鱼阻挡通路，请派人先把这些大鱼除掉。秦始皇求药心切，竟愚蠢地对这些话深信不疑，派人入海射鱼，自己也拿起连弩等候大鱼“出射之”。结果，从琅邪北至劳成山［15］，也没见到大鱼，又至芝罘，才射杀一条巨鱼。然后登陆，取道临淄西归。

车驾行至平原津（山东平原县南），秦始皇就得重病，他一贯怕死，更忌讳说到死，故群臣“莫敢言死事”。但事实无情，秦始皇的病愈拖愈重，他自己也感到死亡就在眼前。于是，令中车府令赵高赐公子扶苏书信，令其速来咸阳参与葬礼。然而，这封书信尚未送走，七月丙寅这一行人至沙丘平台（河北巨鹿县东南）秦始皇就死了。这个幻想长生不老的一代暴君，只活了五十岁，就结束了他的一生。

秦始皇死后，丞相李斯恐贸然宣布引起大乱，于是先秘不发丧，将尸体放在辒辌车中，每日照常令人“送水送饭”，以掩人耳目，只有赵高、胡亥及五六个宦者知道底细。车驾兼程向咸阳赶路。这时赵高趁机进行阴谋活动：原来赵高曾当过胡亥老师，给他教“书及狱律令法事”（《史记•秦始皇本纪》），颇得胡亥宠幸。公子扶苏则信任蒙恬，而蒙恬之弟蒙毅也曾受秦始皇信任，有一次赵高犯法，蒙毅曾判处其死刑，因秦始皇把他赦免，才得不死。有这样的关系，赵高“乃与丞相李斯、公子胡亥阴谋，立胡亥为太子”（《史记•蒙恬列传》）。开始时，胡亥和李斯都不敢，但在赵高的怂恿下，最后都参与了赵高的阴谋。于是将秦始皇召扶苏来咸阳会葬并继承帝位的书信，改为斥责扶苏“无尺寸之功”、“不孝”的信，并令其自杀，同时也责备蒙恬“为人臣不忠”（《史记•李斯列传》），也同样“赐死”。书信写成后，盖上秦始皇的玉玺，令胡亥的亲信送往扶苏、蒙恬率军驻扎的营地——上郡。

当扶苏在上郡驻地见到来信后，立刻就要奉“命”自杀，蒙恬劝他调查一下原委再说，但扶苏不听，毫不怀疑，说什么“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就乖乖地自杀而死。蒙恬不肯自杀，被使者逮走，囚禁起来。（见《史记•李斯列传》和《史记•蒙恬列传》）

这时，载着秦始皇尸体的车驾已从井陉绕道九原向咸阳进发了。他们故意从北边转一大圈，为的是掩人耳目，也为等待扶苏的消息。时值盛夏，载死尸的辒辌车已散发出臭气，赵高等就令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史记•秦始皇本纪》）。为了篡位，胡亥、赵高等可谓用尽心机矣！

由九原沿直道抵咸阳时，扶苏自杀的消息已经传回。于是，赵高、李斯等代表朝廷公开发丧，太子胡亥继位，是为二世皇帝。

秦始皇在阶级矛盾急剧尖锐化的形势下，惊恐地离开人世，胡亥依靠赵高的阴谋当上秦王朝第二代皇帝。但他哪里会想到：这个“神圣”的皇帝宝座，恰恰放在即将爆发的火山口上。秦二世从秦始皇的宝座上继承下来的，不只是统治天下的权力，他还必须继承秦始皇欠下人民而尚未偿付的累累血债。

对秦始皇的评价　对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皇帝究竟如何评价？自秦亡后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有人盛赞他为“千古一帝”（李贽：《藏书》，卷二，《目录》）；有的人说秦始皇“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章太炎：《秦政记》）；有人歌颂秦始皇的统一事业：“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李白：《秦王扫六合》）他们都高度评价秦始皇的功绩，肯定其对历史的作用，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另一些人则咒骂秦始皇“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以暴虐为天下始”（贾谊：《新书•过秦论》）；“始皇暴虐，至子而亡”（《贞观政要》卷八）；“始皇刚毅戾深，乐以刑杀为威，专任狱吏而亲幸之，海内愁困无聊”（引自陈登原：《国史旧闻》）。他们都指斥秦始皇统治的残酷，是暴君。这些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由于评论者的立场和出发点不同，也都有其片面性。

应当历史地看问题，即把秦始皇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他的功过是非，去研究他的贡献和罪恶。而在研究秦始皇所处的历史环境的时候，不仅要注意战国末期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尤其要注意秦国自建国以来所形成的历史特点，以及它们对秦始皇的影响。这后一点是迄今以来，对秦始皇评价中被大多数人所忽略的问题。当我们系统地研究过秦史以后，再评价秦始皇，则可望避免以往的片面性，得出较为合乎历史实际的结论。

根据这样的观察，应当说，秦始皇是对中国历史发展有巨大贡献的杰出的历史人物，同时也是一个残酷的暴君。他的功绩是主要方面，但不能因此掩盖其罪恶；他的罪恶是深重的，但也不应因此抹煞其巨大的历史功绩。

秦始皇像

秦始皇的最重要历史功绩，在于完成了统一事业，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的中央集权的国家。

当然，秦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客观形势已经为统一造成条件，秦始皇是在统一果实成熟了的时候来到果园中的。但这种历史必然性并非意味个人的作用无足轻重。为什么统一由秦国来实现？完成统一的时间为何在公元前221年？在这些方面显示了秦始皇的个人作用。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就逐渐强大，从各方面都表现出新兴封建制旺盛的生命力。昭襄王统治后期，秦国并吞六国的条件已逐步形成。秦始皇执政以后，尽管在如何统治中国的方法上与吕不韦有分歧，并从而引起一场屠杀，但在向东发展消灭各割据的诸侯国的基本方针上，他始终坚持秦的既定国策，没有丝毫动摇、犹豫，他认清了有利形势，当机立断，一鼓作气地完成了统一事业。只要看看秦始皇执政以后的日程表，就可看出秦国进军的步伐几乎是马不停蹄：

公元前238年至前230年，秦军不断向韩、赵、魏进攻，为大举消灭各诸侯国做准备。

从公元前230年开始，几乎是一年一国地消灭它们：

公元前230年灭韩；

公元前229年攻赵；

公元前228年灭赵；

公元前227年攻燕；

公元前226年灭燕；

公元前225年灭魏；

公元前224年攻楚；

公元前223年灭楚；

公元前222年灭代；

公元前221年灭齐。

从这样进军步伐的速度，可以看出秦始皇完成统一的气魄和胆识。所以贾谊说他“续六世之馀烈，振长策而御宇内”（《过秦论》引自《史记•秦始皇本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秦始皇在统一中国中的作用。如果秦始皇不能这样坚决果断地推进统一战争，战国的局面是否能在公元前221年结束，恐怕还是一个问题。

除了作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策以外，秦始皇对统一的贡献，还在于善于用人和勇于改过。有些评论家盛赞秦始皇的“军事指挥才能”，这种评价是没有多少根据的。比起他的先辈，如秦穆公、秦武公等曾多次亲率军队作战的君主，秦始皇几乎可以说没有直接指挥过打仗；但是，秦始皇却取得了比他前辈更辉煌的成就，这除了历史给他造成的机运以外，主要在于他善于用人和勇于改过。在统一中国前夕，秦国聚集了几乎是全中国所有的第一流的军事家、政治家。这里有王翦、王贲、尉缭、李斯、姚贾、顿弱等，他们大都并非秦国人，却在尽心地为秦效力。一切克敌制胜的军事进攻和政治策略计划，都是由他们制定和实现的。秦始皇的作用在于善于发挥他们的作用，听从他们的劝谏和有错勇于改。如灭楚时，他开始误用李信遭到失败后，马上改过，亲请王翦出征，并倾全国之兵交付与王翦，结果取得胜利。这种情况，若与赵国国君不信李牧，齐国国君轻信谗言，致使国亡的情况相对照，更可看出秦始皇作为一个君主，善于用人和勇于改过，对于历史发展具有多么重要的影响。

秦始皇的贡献还在于奠定了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基础。秦统一后实行的各种政策和措施，有的不仅影响至以后两千年的封建社会，而且及于现在，如文字的统一就是一例。秦始皇采取的各种统一措施和制度，对当时的历史发展来说，是一种大胆的革新，他不仅改变了割据状态的政治和文化，从而使封建的社会经济顺利地向前发展。而且在很多方面改变了秦国固有的历史传统，如秦国以前一直被中原诸国视为西方落后地区，秦孝公也曾为此而苦恼，昭襄王以后虽然秦国势力进入中原，但其主要统治地区、根据地仍不出关中。到秦始皇统治时期，其国土达到空前广大的程度，面临这种局面，秦始皇以秦国制度为基础，创建各种制度，他并未囿于秦国固有的制度和传统，表现了其政治眼光较为远大。从秦代制定的一些制度大部分为后来所继承，可以证明：这些制度和措施是适应当时历史形势的。而创建这些制度的秦始皇，其政治视野若不超出地处西陲的秦国的局限，则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在秦国的历史上，继秦穆公、商鞅以后，秦始皇是对秦国发展有重要作用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也是开创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

但秦始皇还是一个稀世的暴君。秦始皇的残暴不能仅仅用“地主阶级本性”这种一般性的原因去解释。唐甄曾说过：“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潜书•室语》），这种看法是对的。但秦始皇这个“贼”似乎比其他帝王更暴虐，其罪过更大。他不仅穷奢极欲，造成了广大人民的苦难；就是施行的一些有利于统一的措施，虽然从长远来看有利于社会发展，而在当时则成了一场浩劫，如修长城，经年累月征发数十万人进行着极为沉重的劳动。这种徭役负担给人民造成的痛苦，从下述记载就可看出达到多么可怕的程度。清人杨廷烈著《房县志》记载：有人发现一种全身长毛的“毛人”，据说他们的祖先乃是逃避秦始皇筑长城劳役的民伕，由于躲入深山老林，年长日久，全身长出毛，传说当碰到毛人时，他先问你：“长城筑完乎？秦皇还在么？”只要回答：“长城未筑完，秦始皇还在！”“毛人”就会吓跑。这个记载当然只能视为人民群众的一种传说，然而如果历史上根本没有那样残酷的现实，绝不会出现这种可怕的传说。它反映了秦始皇的作为都是建立在对广大劳动人民残酷剥削和压榨之上的，而这种剥削和压榨远远超过社会所能承担的程度，致使社会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维持下去，所以就连对历史发展有利的一些措施，也给当时的人民造成灾难。

秦始皇统治的残酷，与秦国历史传统有密切关系。秦是以一游牧民族立国。从立国之日起，秦就处于同敌人战斗的环境中。“秦人耐苦战”是历史造成的，统治者的“酷烈”也是同这种战争的残酷现实相一致的。从秦襄公到商鞅、到秦始皇，其统治手段始终是极为残酷的：“夷三族”、“夷九族”，这在其他诸侯国是极为罕见的，殉人多至上百也仅见于对秦的记载。秦始皇完成了先代国君统一中国的计划，同时也把秦国残酷统治的手段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强调秦国的传统，决不意味着开脱秦始皇个人的罪责，他个人性格残忍，好大喜功，尤其是统一以后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以及恣意享乐，乃是加重人民苦难的重要原因。正因为如此，也是由于他把当时的社会经济推到崩溃的地步，使秦王朝又成为历史上一个极其黑暗的朝代。

秦始皇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他既是一个有巨大贡献的政治家，也是一个暴君。

注释

［1］灵渠的开凿，不仅对统一南方，而且对当地的水利灌溉以及后来南方边境与内地的联系，也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有必要在这里略加介绍：

原来广西、湖南的湘江、漓江两大水系，虽然流向各异，一南一北，但它们的发源地相距不远。发源于海洋山北麓的海洋河，沿着向北倾斜的地势北流，至广西的兴安县城附近，称湘江，东北流入今湖南，经洞庭湖而汇入长江。发源于苗儿山南麓的六洞河（又叫华江），沿着西南倾斜的地势南流，至司门前汇合黄柏江、川江称大溶江，至大溶江镇附近，汇灵河，称为漓江，西南流经桂林、梧州而汇入西江。湘、漓两条江流向相反，但两水之源相距不到80公里，水位差不大，分水岭不高，尤其在今兴安县城附近，漓江的支流灵河，有一源出自兴安城北面的富贵岭和点灯山之间的山谷中，叫始安水。始安水初由北向南流，至铁炉村附近，折流西南，至霞云桥与南来的段家河相汇，然后蜿蜒曲折向西流去；在今兴安城的西南柘园附近，有一条双女井溪，东北流入下水洞而注进湘江。始安水至双女井溪汇入湘江处，相距不到1.5公里，这里不仅两条河相距很近，且水位相差仅约6米。两水之间的小土岭，相对高度只有20至30米。这样就使引湘江水入漓江具备了有利的自然形势。

秦代所修的灵渠就是利用这一有利的自然形势，在今兴安县东南的2公里分水塘（又称渼潭）筑分水坝，拦住湘江水，使之提高6米左右的水位。然后，修一条总长约34公里的运河，运河分南渠、北渠两部分。南渠全长30多公里，其中自分水塘至铁炉村附近与始安水汇合处约4.5公里，全用人工开凿，以下则沿灵河原有河道前进；北渠自分水塘流出，向北流，蜿蜒入于湘江，约4公里，包括南渠、北渠的这条运河，就称为灵渠。

灵渠的工程，除运河外，主要的还有铧嘴和大小天平。铧嘴是用巨石垒成的高6米、长74米、宽23.4米的分水坝，它的位置在偏向海洋河的左岸，锐端所指与海洋河方向正好相对，海洋河被它劈成两部分，大部分流入湘江，少部分流入漓江。在铧嘴的尾端，有一用大块石灰岩石砌成的人字形堤，长的一端为大天平约380米，短的一端为小天平120米。天平的作用有三：（1）提高湘江水位；（2）拦河蓄水，在枯水期可拦截全部江水入渠，使南北渠能保持船只航行所需的水量；（3）是天平堤坝略低于湘江两岸，洪水可越顶而过，流入湘江故道，便于排泄洪水，避免水患。这样，经过大小天平石堤的平衡调节，渠内流水，涨而不溢，枯而不竭，经常保持着安全流量，因而称为“天平”。

除此，还有泄水天平、陡门等工程。这一系列工程，使我国南方的两大水系——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沟通起来，成为古代南方交通的大动脉。它的作用不仅在于秦始皇时开发南方，直到明、清，灵渠仍被称为“三楚两粤之咽喉”（《修复陡河碑》）。几千年来，它对促进岭南地区和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交流，始终起着重要作用。

可惜，关于这一伟大工程的情况，历史记载和现在介绍都很少，且不全面，笔者于1978年11月应广西师范学院约请到桂林开会，有幸亲睹这一著名工程。广西教育学院编的《兴安灵渠》（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78）有较详介绍。

［2］秦代征发赘婿、贾人谪戍，这就是后来的所谓“七科谪”的重要内容。据《汉书•晁错传》：晁错言守边事云：“臣闻秦时北攻胡貉，筑塞河上，南攻杨粤，置戍卒焉……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到汉代正式出现“七科谪”的名称，《史记•大宛列传》：“发天下七科適，及载给贰师。”《汉书•武帝纪》：“（天汉四年）发天下七科谪及勇敢士，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六万骑、步兵七万人出朔方……”张晏注云：“七科谪”指：“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

在“七科谪”中，何以“赘婿”被视为与罪犯和商人同类？一向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赘婿为不事劳动、游手好闲之徒，所以秦国对这类人惩罚很严，有人认为赘婿实际是奴隶，秦汉之时严惩赘婿有消灭奴隶制残余的目的。

笔者以为上述两种解释均很难自圆其说：因为所谓“赘婿”者，多系家贫难以自养，故出赘为婿，观贾谊言“家贫子壮则出赘”（《汉书•贾谊传》）可知。这样的人自然不可能不事劳动，实际“赘婿直是奴隶之变相”（顾颉刚：《史林杂识•赘婿》），说这些人乃游手好闲之徒，很不合情理。但秦汉时严惩赘婿也决非为了限制奴隶制。因限制奴隶制仅是惩罚赘婿根本达不到目的，这是很明显的，连统治者也明白这个道理。笔者认为：对赘婿的惩罚乃是地主阶级政权建立后，提倡礼义的一种手段。据《汉书•贾谊传》载：“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原来，出赘之风自商鞅变法以后开始盛行，那是由于商鞅提倡小家庭、奖耕战，使得一些家贫子壮者出赘为婿。这种作法虽对于当时的生产有一定刺激，但不太符合礼义道德观念。当秦国统一中国以后，虽贯彻法家主张，但地主阶级为维护政权，建立统治秩序，也需要礼义道德这一套，观秦始皇的会稽刻石中强调匡风俗之语，即可证明。惩赘婿的意义，就是扭转“遗礼义，弃仁恩”的风俗，这是地主阶级建立统治秩序的需要。

［3］“皇帝”的称谓究竟有什么意义？历来有不同的解释，但“皇帝”表示“德冠三皇，功高五帝”，为至高无上的天神，这是公认的说法。

为什么秦始皇不取“泰皇”呢？原来“泰皇”即“人皇”。按：古代“泰”、“大”通用，如“泰一”，《汉书•艺文志》作“大乙”。《淮南子•精神训》为“登太皇”，而《庄子•秋水》则为“且彼方跐黄泉而登大皇”。而“大皇”、“泰皇”就是“人皇”，《说文》云：“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当春秋之世，天、地、人“三才”之说，已露出端倪，如《左传》宣公十五年：“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民反德为乱。”《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国语•周语下》：“黎苗之王，上不象天，而下不仪地，中不和民，而方不顺时。”《国语•楚语下》：“三事者何也？对曰，天事武，地事文，民事忠信。”所以秦朝的大臣与博士说“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显然这里与天、地相对的一定是人。故“泰皇”即“人皇”，也就是“民皇”。至此，就可以理解秦始皇何以不批准“泰皇”称谓的原因了。狂妄的秦始皇决不甘心仅做“民”的领袖，他要当天、地、人三界的总领袖，所以才有“去泰著皇，采上古帝号，号曰皇帝”的决定。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秦始皇反对用“泰皇”称谓是由于他“熟悉孟子所谓‘民为贵，君为轻’”的言论，“知道博士会议所议决的‘泰皇最贵’条文隐射‘民为贵’的哲言，所以特斥不准”（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这亦可聊备一说。

［4］秦四十六郡之说，首先出自谭其骧教授（见《秦郡新考》，载《浙江学报》第二卷，第1期）。在谭说之前曾有三十六、四十、四十二、四十八郡几种说法，因谭说理由较充分，故本书采用谭说。不过，四十六郡的说法也不能彻底解决文献资料记载中的一切矛盾问题，如几种文献对秦所设立的郡名，记载就有出入，故此问题尚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现将谭说以外的诸说法附后，供读者进一步研究时参考：

（一）三十六郡，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汉书•地理志》

（二）三十六郡（具体郡名与《汉书》不同），见《史记集解》

（三）四十郡，见《晋书•地理志》

（四）四十二郡，见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

（五）四十八郡，见王国维：《秦郡考》（《观堂集林》）

［5］战国时代的货币十分复杂，考古发掘出的古代货币，其种类远远超出文献的记载。但为使读者对这些货币的形状有些感性认识，这里将其大致形制描述如下：

布，是古农具镈的假声，《诗经•周颂•臣工》有“庤乃钱镈”。镈是一种铲形的农具。因此，最早的货币与古代的镈类似。清人李竹朋著的《咕泉汇》著录了五件古布，其中最大的通体长16.4厘米，足宽9.5厘米，最小的通体长11.6厘米，足宽6.2厘米，上端为銎（铲上按柄处），下端为足。这种布在銎部、肩部、足部及纹饰、文字、大小等方面有各种不同种类，就形成文内所列举的各种布货。

刀货形状像刀，据古钱学者研究，它是由商周时期的铜削演变而来。殷墟出土的铜削，弧背凹刃，柄端有环，长22厘米左右，宽2.2至2.6厘米，古代的刀货也大致与此相仿而略小。如即墨古刀一般长18至19厘米，宽2至2.7厘米；安阳古刀一般长17.5至18.5厘米，宽1.8至2厘米。

圆钱，指钱体圆形中间有孔或方或圆，是战国时期出现最晚的一种钱。

郢爰，又称印子金，它的质地不同于前三种货币，不是用铜，而是用金，其外形是铸成两端凹入的长方形，正面用铜印钤成小方格，格内通常印有“郢爰”的钱文。另外还有一种不甚规则的方形和圆饼形金版，上有“陈爰”钱文，称为陈爰。

关于古代货币形制、种类，不可能在此一一详述，读者可参阅下列专著和论文：

王毓铨：《我国古代货币起源和发展》

郑家相：《我国古代货币发展史》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

［6］据现有考古资料，可知以下诸国的量制：

齐

1升＝164毫升

1豆＝820毫升

1区＝4100毫升

1釜＝20500毫升

钟＝205000毫升

（以上根据上海博物馆藏之《左关》、《陈纯釜》、《子禾子釜》等所谓“田齐三量”实测而推算出）

魏

1斗＝7140毫升

（根据《大梁司寇鼎》实测推算出）

赵

1斗＝1920至2306毫升之间

1升＝211毫升

1分＝9.6毫升（据《长陵盉》等测出）

其他各国量度尚不清楚。

［7］现已知的各诸侯国衡制单位和重量如下：

周，以“寽”、“”为单位（见《洛阳古城墓考》）。

1寽约等于1230克。（据林巳奈夫：《战国时代的重量单位》）

赵国，以“镒”和“”为单位。

1镒有24两和22两两种说法。

1有以35克计的，但据“三川”实测得37.3克。

楚国的衡制为天平砝码，以铢、两、斤为单位，根据出土的楚国天平砝码计算：楚制1斤约等于秦1斤，1两为24铢，最小单位为1铢（据“钧益”砝码及“54•长M15”天平砝码计算）。

［8］《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今已失传，其内容无从得知。但从汉代人用隶书写的木简中，尚可看到《仓颉篇》的零章残句。（见《居延汉简释文》，561页）

［9］相传“隶书”为狱隶程邈所作，《说文解字•序》：“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说“隶书”由“官狱职务繁”而产生的，也有一定道理，但把它的产生归结为某个人“创制”，显然是不合历史事实的。“隶书”的产生是广大群众“约定俗成”的结果，程邈可能在整理和规范化方面起过一定作用，可参见《从出土秦简帛书看秦汉早期隶书》（载《文物》，1978（2））、《从马王堆一号汉墓“遣策”谈关于古隶的一些问题》（载《考古》1974（1））。

［10］修驰道的时间，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为“二十七年”，但《史记•六国年表》载为“二十八年”。大约最早开始修者为二十七年，大规模修筑时为二十八年。

［11］关于秦始皇所坑的四百六十余人，是方士还是儒生，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卢生等皆为方士，秦始皇要杀的也就是欺骗他的那些方士，因此，所坑者是方士，不是儒生。但另一些人认为：所坑者皆儒生，其根据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扶苏说的话：“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证明秦始皇坑的乃是“诵法孔子”的儒生。笔者以为：秦始皇对儒生本抱仇视态度，从焚“诗书”就可证明。此次又对方士开始反感，所以趁机大加杀戮，四百六十余人中，方士和儒生可能均有。

关于坑儒还有另一种说法，现附录于此：

秦既焚书，恐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而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种瓜于骊山陵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视。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也。（《史记•儒林列传》《正义》引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

《文献通考•学校考》把这一记载与《史记》中的记载当做两回事叙述：

始皇使御史案问诸生，转相告引，至杀四百六十余人。又令冬种瓜骊山，实生，命博士诸生就视。为伏机，杀七百余人。二世时，又以陈胜起，召博士诸生议，坐以非所宜言者，又数十人。

以上两条资料虽晚出，亦可为旁证，故附于此。

［12］关于阿房宫的记载，诸书颇不一致：据《三辅黄图》：“阿房宫，亦曰阿城，惠文王造。宫未成而亡。始皇广其宫，规恢三百余里，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辇道相属。阁道通骊山八十余里，表南山之颠以为阙，络樊川以为池。”这里所说的阿房宫“三百余里”。但《史记•秦始皇本纪》又说：“……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这里说“阿房”只是朝宫的前殿。又《水经注•渭水》引《关中记》云：“阿房殿在长安西南二十里，殿东西千步，南北三百步，庭中受十万人。”这里明确地说是“阿房殿”。清人杨守敬就曾指出：“《汉书•贾山传》：东西五里，南北千步。张守节引《三辅旧事》：东西三里，南北五百步，庭中可受万人。《长安志》引可受十万人，诸说皆与《关中记》殊。盖规度恢宏，传闻异辞也。”观上述诸说，朝宫之前殿应为阿房宫，但也可称朝宫为阿房宫，因此后世将二者混淆不清。

又，关于阿房宫名称来源也有不同记载，《史记正义》引颜师古注：“阿，近也，以其去咸阳近，且号阿房。”《三辅黄图》云：“阿房宫未成，欲更择令名名之，作宫阿基旁，故天下谓之阿房宫。”从以上两种记载中可证明“阿房”并非正式宫名，这是可以肯定的。

［13］秦始皇陵的大规模修建，可能在公元前230年（秦始皇十七年），这一年秦灭韩，进入统一全国战争的最后阶段。1979年6月，在始皇陵一号俑坑新发现青铜剑一把，剑上刻有铭文，一面是“十七年寺工□□（此处原文为方框“□”）”；另一面是“寺工”；剑柄上还有“子壬五”三字。这是迄今在秦俑坑中发现的第一把有铭文的青铜剑，从“十七年寺工□□（此处原文为方框“□”）”铭文，结合当时的形势，可以推测兵马俑坑大致修建于十七年前后，而整个始皇陵也可能于十七年以后，随着战争的胜利而加紧修建起来。

［14］《史记•秦始皇本纪》在“过丹阳”前还有如下一句话：“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其意颇为费解，恐有错字。《正义》云：“疑‘海’字误。”但胡渭在《禹贡锥指》中改读为：“浮江渚下观籍柯”。并据《括地志》以为其地约在今安徽桐城县附近。此说亦无确证，聊备一说而已。

［15］《史记•秦始皇本纪》原文为“自琅邪北至荣成山，弗见。”《正义》注云：“即成山也，在莱州。”这是指“成”而言，“荣”实乃“劳”之误，即劳山，在今山东省东端。因此“荣成山”应为“劳成山”，即劳山和成山（见章巽：《秦帝国的主要交通线》，载《学术月刊》，1957（2））。

第十四章　农民大起义和秦王朝的灭亡

秦二世上台不久，一场席卷全国的农民大起义便轰然爆发。这次空前的壮举震撼中国大地，终于埋葬了秦王朝。秦末农民大起义在历史上写下了最光辉的篇章。

一、农民大起义的前奏

残忍昏暴的秦二世　秦二世胡亥（公元前209年至前207年）依靠赵高等取得帝位以后，其统治之残酷，较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二十一岁的胡亥任赵高为郎中令，宫内外之事皆依其谋划。赵高因自己“素小贱”，地位卑微，如今虽有二世为靠山，也恐众大臣及诸公子不服，所以就鼓动二世诛杀大臣：“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二世也觉得：“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几个兄弟还有争皇位的危险。因此，就决意“诛大臣及诸公子”（《史记•秦始皇本纪》），以巩固自己的皇位。

二世有兄弟姐妹数十人［1］，经过与赵高共同策划，网织罪名，将“六公子戮死于杜”（《史记•秦始皇本纪》），又把另外的十二个公子“僇死咸阳市”（《史记•李斯列传》），还有公子将闾昆弟三人，被迫“流涕拔剑自杀”（《史记•秦始皇本纪》）［2］，公子高见势不好，准备逃跑，又恐家属被族，于是就主动上书，请求为秦始皇殉葬，见到公子高主动求死的奏书，“二世大悦”，准其请求，“赐钱十万以葬”（《史记•李斯列传》）。胡亥把这些兄弟一个个地除掉。对姐妹们也不放过，将“十公主矺死于杜”（《史记•李斯列传》）。对于大臣，凡二世及赵高认为“不可者”，均以各种借口杀掉，如曾为秦王朝“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立有战功的蒙恬，虽拒绝自杀，没有和扶苏同死，但不久二世还是逼他“吞药自杀”。对与赵高有仇的蒙毅，当然更不放过，胡亥专门派御史将其杀死。至于其他宗室大臣则“相连坐者不可胜数”（《史记•李斯列传》），结果使得“宗室振恐”（《史记•秦始皇本纪》），“群臣人人自危”（《史记•李斯列传》）。对于胡亥、赵高这种残杀宗室大臣的行为，连胡亥的侄儿子婴都不以为然。子婴从统治阶级利益出发，用赵王迁杀良臣李牧而信任颜聚、齐王建杀忠良而用后胜的历史教训，劝谏二世不要滥杀功臣，并指出：“诛杀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是内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斗士之意离也”（《史记•蒙恬列传》）。但是，二世对这些话根本无动于衷，他仍然肆意妄为，“法令诛罚日益刻深”（《史记•李斯列传》）。

残忍昏暴的二世，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压榨就更加残酷。在埋葬秦始皇时，二世下令：始皇后宫凡无子者，均须为秦始皇殉葬，成为秦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人殉。他还唯恐为秦始皇陵做工的工匠泄漏内部机密，竟于尸体下葬后，将所有在墓内工作的工匠统统埋于墓内，制造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惨剧。

二世又继续兴建秦始皇统治时期未竣工的阿房宫，还不断地“治直（道）、驰道”（《史记•李斯列传》），又征发人民戍边，“外抚四夷”，同时还调集各郡县“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史记•秦始皇本纪》）。秦二世如此恣意挥霍，必定要向劳动人民加紧榨取。因此，在他统治期间“赋敛愈重，戍徭无已”（《史记•李斯列传》），使原来就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千百万劳动人民，彻底断绝了生路。于是就有更多的人铤而走险，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争生存的斗争。

农民大起义的前奏　在秦始皇统治时期，就有不少人走上了反抗的道路，如英布原为修骊山始皇陵的刑徒，后逃亡至江中，纠集许多刑徒为“群盗”（《史记•黥布列传》）；彭越也率领一些少年在巨野泽中（山东巨野县一带）“为群盗”（《史记•魏豹彭越列传》）。连一些下级官吏也有逃亡的，如身为泗水亭长的刘邦，在押送服刑的刑徒及服役的农民途中，“徒多道亡”，最后刘邦“自度比至皆亡之”，无法交差，只好将押送的人全部放走，自己也逃亡，“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史记•高祖本纪》）了。这些零星的反抗，在二世胡亥统治时期已汇合成为一股股起义的细流，冲击着秦二世的统治，使当时的社会显出严重的动荡不安。

就连昏聩的二世胡亥自己也感到了统治危机，他登上皇位之后就承认“黔首未集附”。为了稳定局面，巩固统治，二世也想袭用秦始皇以耀武扬威的办法，“威服海内”。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春，胡亥同李斯等开始“巡行郡县”，先到碣石，又沿海南下而至会稽，再绕回辽东，最后从辽东返咸阳，“至辽东而还”（《史记•秦始皇本纪》）。但这种虚张声势的办法早已不能将人民吓倒，在二世上台不久的短短时间内“欲叛者众”（《史记•李斯列传》），这时，全国至少有半数以上的人都加入了反对秦王朝统治的行列：“百姓……欲为乱者，十室而五”。普天之下，民怨沸腾。对于秦王朝的封建统治，已经到了“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汉书•贾山传》）的地步，奋起反抗秦王朝统治的，已经不限于部分人了，这些人愈聚愈多，更多的人“逃亡山林，转为‘盗贼’”，出现了“群盗满山”（《汉书•食货志》、《汉书•贾山传》）的局面。整个中国大地到处都迸发着仇恨的火星，只要遇到适当的时机，就会燃烧起彻底毁掉秦王朝的熊熊烈焰。

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愈来愈尖锐，由于秦二世、赵高等人杀戮宗室和大臣，朝廷内也开始分崩离析。

这样，在二世统治开始以后，“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人皆“怀自危之心”（《史记•秦始皇本纪》）。各阶级、各等级的人都感到过不下去，于是全国范围的农民大起义的时机成熟了。

二、农民大起义的爆发和反秦战争的初步胜利

陈胜吴广点燃起义烽火　正当在秦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被秦始皇、二世胡亥等独夫、暴君蹂躏得再也无法向前迈出它那艰难步履的时候，一场惊天动地的农民战争使社会解脱了危机。而适应这一时代需要，最初点起革命烽火的两个伟大人物，就是陈胜和吴广。这正如黑格尔说的：“他们之所以为伟大的人物，正因为他们主持了和完成了某种伟大的东西；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幻想，一种单纯的意向，而是对症下药适应了时代需要的东西……”（《历史哲学讲演录•绪论》）

陈胜又叫陈涉，阳城（河南登封）人。吴广又名叔，阳夏（河南太康）人。这是两个在秦王朝统治下的贫苦农民，陈胜曾为人佣耕，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使他对现实社会充满了愤懑和不平，他不甘于贫困的生活地位，曾经对同伴说“苟富贵，无相忘”，反映了他要改变现实的“鸿鹄之志”（《史记•陈涉世家》）。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秦二世下令“发闾左”——即征调住在闾里左边的贫民——去戍边。［3］陈胜、吴广也被征发，随着另外的九百个贫苦农民，在两个将尉押送下，到渔阳（河北密云）戍守。但行至蕲县大泽乡（安徽宿县东南二十公里的刘村集附近），遇到大雨，不能前进，按秦法规定，戍卒不按期报到，必定斩首。在这生死关头，早已蓄意举行起义的陈胜、吴广私下商量说：赶到目的地或者逃亡都没有活的希望，不如趁此“举大计”干起来吧，陈胜平时十分注意社会状况，他不仅对秦王朝的残酷统治，有切肤之痛，而且对形势有极清楚的认识，他说：“天下苦秦久矣”，二世胡亥本不当立，他杀死敢于劝谏秦始皇的公子扶苏，夺取皇位，十分不得人心。楚将项燕“数有功，爱士卒”，在楚地威望很高。许多人还不知这两个人已死，如果抬出扶苏和项燕作为号召，鼓动起义，定有不少人响应。陈胜的分析是完全符合实际的。为了发动和团结广大群众，把统治阶级中有影响的人推出来作为号召，正是陈胜对当时社会有深刻了解的表现。封建社会初期的农民，对“昏主”、“暴君”和“贪官”抱有强烈的仇恨，他们希望和拥护“清官”和“好皇帝”。［4］正是从这种实际出发，陈胜、吴广为发动起义作了周密安排。

首先，他们利用群众迷信思想，大造舆论。陈胜、吴广都是被指定的屯长，他们在戍卒中都有相当威信。为坚定大家对陈胜的信任，他们暗暗地在帛上书写“陈胜王”三个字，并把它藏在鱼腹中，戍卒在剖鱼时发现这一帛书，非常惊异。他们又在深夜，到附近丛祠中点上一堆火，并模仿狐狸的声音，大呼“大楚兴，陈胜王”。这“鱼腹藏书，篝火狐鸣”的办法十分有效，戍卒们私下纷纷议论，觉得陈胜能成大事。因为楚将项燕曾在蕲县反抗过秦军，这里原为楚地，所以宣传“大楚兴”对当地农民有很大号召力。在封建社会里，像陈胜、吴广这样的“瓮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贾谊：《过秦论》，引自《史记•秦始皇本纪》），两个不出名的贫苦农民，要发动众多的农民举行起义，能够想到利用这种方法，充分表现了他们的聪明智慧、组织才能和首创精神。

地火在运行，只要开一个口它就会爆发出来。陈胜、吴广找到了一个很合适的喷火口。押送戍卒的两个军尉十分骄横，九百个贫民对于秦王朝的仇恨，首先都集中在军尉身上。一天，这两个将尉（即军尉，因押送戍卒故称将尉）酒醉，吴广故意说要逃走，将尉一听果然举鞭就打，这种凶蛮的态度早激起在场的戍卒们无比愤怒。将尉鞭打吴广，还不够，竟要拔剑杀人。在这时刻，吴广奋起夺过剑杀死平时作威作福的将尉，陈胜也帮助将另一个将尉杀掉。早就郁积在大家心头的仇恨火焰，一下子喷发出来了。陈胜抓住这一时机，对大家说：现在已经超过规定的到达期限，“失期当斩”，就是不被杀头，戍守边境的有十之六七都要死在那里。他指出：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反抗一条路，“壮士”要死，也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难道王侯将相是天生的吗！［5］陈胜的话，使大家下定决心，同声响应，“敬受命”。于是九百个戍卒“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以“大楚”为号，并推陈胜为将军，吴广为都尉，组成了一支手持木棍、农具的起义队伍。［6］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熊熊烈火，就在这大泽乡燃烧起来了。

初步取胜占领陈县　起义开始后，陈胜、吴广就率领这支队伍向大泽乡所在的蕲县进攻，并立即占领它。接着，分兵两路向东西两面发展：一路由符离人葛婴率领部分起义军向东；另一路由陈胜自己率领，向蕲县以西挺进。这两路军队一路得到贫苦农民的热烈拥护，势如破竹，迅速攻占铚（安徽宿县西南）、酂（河南永城县西酂城）、谯（安徽亳县）、苦（河南鹿邑县）、柘（河南柘城县北）五个县城。在十天左右，横扫数百里。义军所到之处，被压迫的人民纷纷前来投奔，当进入陈县境内之时，这支队伍，已经拥有战车六七百辆，骑兵一千多人，步兵数万人了。

陈（河南淮阳）在西周至春秋时曾为陈国首都，战国末，楚国曾自郢迁都于此，秦统一后，这里是陈郡的首府，为秦代的一个重要城市。起义队伍来至陈县，郡守和县令均已逃走，只有郡丞率秦军抵抗，但在丽谯门一战中［7］，郡丞即被杀死，起义军迅速占领陈，几万大军浩浩荡荡开进这座重要城堡。

陈是秦末农民起义军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也是一个重要根据地。革命形势发展，要求起义军建立更严密的组织，提出明确的纲领口号，于是，陈胜等入陈后“号令召三老、豪杰与皆来会计事”（《史记•陈涉世家》），大家认为“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于是陈胜立为王，号曰“张楚”。这里提出的“伐无道，诛暴秦”，就成为农民起义军响亮的纲领口号。

起义军在陈的胜利，使大泽乡开始燃起的革命烽火，飞速地蔓延到全中国大部分地区，原来分散于各地的革命力量，很快地以陈为中心，汇合成一支巨大的洪流，形成了全国性的伟大的农民战争。

反秦力量的空前汇合　陈县胜利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各地，“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史记•陈涉世家》）。人们起而响应陈胜，在各地展开斗争：“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史记•张耳陈馀列传》），纷纷揭出反旗。如沛县人刘邦自放走押送的刑徒，逃亡以后，在陈胜等占领陈县后两日，聚众数百人，杀死沛（江苏沛县东）令，在沛县举行起义。刘邦立为沛公，集众两三千人，攻占胡陵（山东鱼台县东南湖陵城）、方与（山东鱼台县西旧城集）等县。凌县（江苏泗阳县西北）人秦嘉，铚县人董，符离人朱鸡石，取虑（安徽灵璧县东北潼郡）人郑布，徐县（江苏泗洪县南大徐台子）人丁疾等在淮北举起反秦的旗帜。这一路义军向郯县（山东郯城县北）进攻，把秦王朝的东海郡守庆围困在城里。郦商在高阳（河南杞县西南高阳集）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几千人。项梁、项羽在吴县（江苏苏州市）听到陈胜起义消息后，立刻起兵响应，杀死会稽郡守殷通，集合精兵八千人。沛县人王陵聚众数千人，占据南阳（河南南阳市一带）地区。昌邑人彭越也已聚众千余人。早已率领一支“刑徒”组成起义队伍的英布，活跃于鄱阳湖一带，在这时也迫使番阳（江西波阳县东）县令吴芮共同起兵，队伍发展到几千人。这些队伍都以陈胜、吴广领导的起义队伍为中心，把“张楚”作为他们共同的旗帜。真是所谓“天下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从”（贾谊：《过秦论》，引自《史记•秦始皇本纪》）。

陈胜、吴广直接率领的队伍，更是“从之如流水”。广大贫苦农民纷纷投奔起义军，其他各阶级、各阶层的人士，也在反秦的旗帜下，有的人也参加了陈胜、吴广的队伍。如原赵国的名士张耳、陈馀，曾被秦王朝追捕，他们隐匿下来，当陈胜的义军占领陈地后，他们就跑来参加。孔子的八世孙孔鲋为一儒生，也“持孔氏礼器，往归陈王”（《史记•儒林列传》）。上蔡人蔡赐原为“房君”，也在起义高潮中参加了陈胜的队伍，被任为“上柱国”。［8］这些人参加了农民起义军，说明起义军声势浩大，它的威力使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进一步加深。一部分剥削阶级的人物投奔到反秦的队伍中来，这对于加速秦王朝的灭亡，是有积极作用的。另一方面，由于汇合在反秦旗帜下的力量庞杂，任何人都难于把如此浩大的队伍统一起来，所以后来反秦的队伍发生分裂，也是必然的。

三、起义军的凯歌行进和暂时失利

大泽乡的烽火，推动了全国性的农民起义高潮的到来，在高潮中，起义军的主力勇猛地向秦王朝统治中心进军。

起义部队胜利进军　在农民起义进入高潮时，陈胜，这个“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什伯之中”（贾谊：《过秦论》，引自《史记•秦始皇本纪》）的群众领袖，充分表现了他的组织才能。在进攻陈之前就派到东方去的葛婴，这时已占据东城（安徽定远东南）。在陈立定脚跟以后，陈胜就部署军队向西、北、南三面出击：南路派邓宗率军攻九江郡，北路派武臣、张耳、陈馀率军渡黄河向魏国旧地进攻。起义军的主力则向秦王朝统治的基地挺进，向西挺进的主力军分三路：一路由假王（假是代理之意）吴广率领进攻荥阳，以打开通往秦都咸阳的大道；一路由宋留率领，从南阳（河南南阳）直叩武关，以突破进入关中的另一孔道；另一路人数最多，由周文率领，直捣咸阳。这样，在全国广大地区，形成了起义军对秦王朝心脏包围的形势。

各路义军在广大人民的积极支持和热烈拥护下胜利前进，迅速占领了黄河南北的大片土地，“攻城略地，莫不降下”，“席卷方数千里”（《淮南子•兵略训》），“望屋而食，横行天下”（贾谊：《过秦论》，引自《史记•秦始皇本纪》）。向西进攻的主力进展更加迅猛：吴广率领的一路，直攻到荥阳城下，荥阳乃中原重镇，为通向关中必经之地，秦派丞相李斯之子李由为三川郡守，率兵防守荥阳。吴广率领的起义军来到荥阳后，李由不敢出来交战，龟缩在城中，依靠坚固的城堡与农民军顽抗。吴广被阻于荥阳，一时攻之不下，与李由率领的秦军呈僵持状态，只有吴广部下邓说、伍逢等率小股部队在荥阳附近取得小胜，占领郏、许等县。吴广这一路军队将秦军控制在荥阳城内，使周文率领的农民军得以顺利穿过三川郡，迅速地绕过荥阳，胜利完成挺进关中的任务。

周文所率的农民军势如破竹地向咸阳进攻。仅几十天的时间，这一路军队就横扫淮河、黄河流域，突破函谷关。九月，周文率领的大军已进攻到距秦都咸阳仅有百里的戏（陕西临潼境内）了。这支队伍发展成了有“车千乘、众数十万”的劲旅。

另一支由宋留率领的西路军，也正由南阳向武关进发。

秦王朝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秦军的反扑和反秦军的分裂　自以为稳坐皇帝宝座的二世，开始时并没有把起义的农民放在眼里。有人向他报告农民起义的消息，他十分生气，就把报告的人关押下狱。后来，又有人向他报告：陈胜等已由蕲攻入陈，二世就召集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商讨对策，有的要二世立即发兵“击之”，二世听了后很不高兴，只有待诏博士叔孙通见机上奏说：如今天下一家，明主在上，法令具下，哪有人敢造反，这不过是“群盗”、“鼠窃狗盗”而已，何须皇帝过问，只要令地方官逐捕就行了，不必担心。这一番话说得二世心花怒放，立即赐给他帛二十匹，衣一袭，并升为博士，而对于说陈胜乃“造反”的人，则关进监狱。二世从此高枕无忧。哪知叔孙通早看透了秦二世的昏暴无能，对秦王朝的统治已丧失信心，所以出宫后“乃亡去”（《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投奔了农民起义军。

当周文所率的几十万大军进逼咸阳之时，二世才如大梦初醒，惊恐万状，急问群臣“奈何？”少府章邯提出：调集军队已来不及了，请将修骊山墓的刑徒授予兵器，令其与农民军作战。于是二世宣布大赦天下，令章邯率数十万武装起来的刑徒向周文军出击。

在这关键时刻，反秦军内部也发生了分裂。同任何一次急风暴雨的革命战争一样，加入到革命队伍内的人不可能是纯而又纯。在秦末农民起义过程中，集中到反秦旗帜下来的，除了广大贫苦农民以外，还有一些六国旧贵族和怀有各种目的投奔来的人，他们加入反秦的行列，对于加速秦王朝的崩溃、瓦解是有作用的，但在起义队伍内部，他们常常起着分裂的作用，削弱了反秦的力量。如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武臣、张耳、陈馀奉陈胜之命率军到达邯郸的时候，张耳、陈馀就鼓动武臣脱离陈胜指挥而自立为赵王，不让请示陈胜。并挑拨陈胜与武臣之关系，说什么“陈王听谗，还报，恐不脱于祸”（《史记•张耳陈馀列传》）。武臣在张耳、陈馀二人煽动下，遂立为赵王，以陈馀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邵骚为左丞相。反秦的队伍内部开始分裂。

当陈胜得知此事后“大怒”，但已无法挽回，只好听从房君蔡赐的建议，“因而贺之”，并命令他们率兵西进，增援进攻咸阳的主力军。这时，周文一军深入关中，吴广的一支军队还在荥阳，如果武臣的部队从河北直插关中，会给秦军以致命打击，但张耳和陈馀劝武臣拥兵自重，拒绝执行陈胜的命令，不派兵西进。武臣在他们的挑唆下，完全不顾大局，袖手旁观，不仅坐视周文等孤军西进，反而忙于扩大个人势力，在河北抢占地盘，他派韩广攻旧燕国故地，后来韩广在那里自立为燕王，武臣还派李良攻恒山郡（郡城在河北正定县南），派张黡攻上党郡（郡城在山西长子县附近）。武臣和张耳、陈馀的分裂行为，对农民军起了严重的破坏作用。

与此同时，另一路由陈胜派到北方去的周市军，在攻下魏国故地后，也立魏国旧贵族魏咎为魏王。齐国的旧宗室田儋也趁机在狄县（山东高青县高苑城北）自立为齐王。这些六国旧宗室贵族各有异心，完全不听陈胜号令，使农民起义军遭到极大损失。

正因为如此，当秦二世下令派章邯率几十万刑徒和“奴产子”向周文的农民军反扑的时候，这一支孤军深入的队伍溃败的结局，就不可避免了。周文虽曾在项燕的军中当过一名预卜吉凶的小官——视日，“自言习兵”，但毕竟没有丰富的统兵作战经验，他率领数十万刚刚组成的军队，在无后援的情况下，深入到秦王朝统治的中心地区，这就使农民军处于不利的地位，所以章邯的军队扑过来后，周文的农民军便抵挡不住，“尽败之”。接着，农民军在周文率领下退出函谷关，在曹阳（河南灵宝东北）固守抵抗。农民军在后无援兵的情况下坚守达两三个月之久，后因战斗失利，又向后退到渑池（河南渑池县西）。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十一月，农民军终因寡不敌众，在渑池浴血奋战十余日后，被章邯军打败，周文自刭而死，“军遂不战”（《史记•陈涉世家》）。

陈胜吴广的牺牲和农民军暂时失利　以二世为代表的秦王朝统治阶级，在向农民军反扑的过程中，充分暴露了其凶恶残忍的本性。当章邯率数十万骊山刑徒及“奴产子”组成的军队向周文一军反扑时，二世竟不顾北方匈奴入侵的危险，丧心病狂地调回戍守在北方的数十万军队，令他们去镇压农民起义。［9］这支部队由秦将王离率领，由上郡直接东渡，经太原至井陉，后来深入赵地［10］，当时被称为“河北之军”（《史记•高祖本纪》），成为屠杀黄河以北起义军的凶恶刽子手。

在秦军全面反扑的形势下，起义军内部又发生分裂，吴广的部下田臧等人，因见周文失败，秦军不久就至，荥阳迟迟不能攻下，就准备分一部分军队牵制荥阳，而以大部分精兵迎击秦军。本来，这种战略计划完全可以同吴广商量，但是，田臧等人却认为：“今假王骄，不知兵权，不可与计，非诛之，事恐败。”（《史记•陈涉世家》）竟将吴广杀掉，并“献其首于陈王”。陈胜在当时也无法，只得赐田臧为令尹，为上将。田臧得到任命后，就留李归等守荥阳，而自己率兵迎击章邯军于敖仓，双方皆以主力投入战斗，结果田臧兵败战死。章邯又继续向荥阳进攻，李归所率军队，在两面夹击之下也战败，李归等壮烈牺牲。

这时，进军北方的诸路队伍，均割据自保，不仅不主动向秦军出击援救主力军，反而不断互相残杀，如武臣的部下杀死武臣，张耳、陈馀又另立赵歇为王。另外，召平进攻广陵，邓宗进攻九江，也无力回援。这样，当周文、吴广两路军队被打败后，起义军的中心陈县就显得兵力十分单薄，形势危急。

陈胜称王以后，开始骄傲和贪图享受，对“沈沈”的“殿屋帷帐”也大感兴趣起来，以致逐渐脱离劳动人民。起先，有与陈胜曾同佣耕的农民听说陈胜已为王，便来陈见他。陈胜的门卫森严，不得见，后待陈胜出门，才拦路呼见。此时，陈胜尚能不忘故旧，“乃召见，载与俱归”。但后来，客出入于老友陈胜的宫殿十分随便，又向别人讲起陈胜的往事。于是就有人对陈胜说：“客愚无知，颛妄言，轻威。”陈胜也认为有损自己威信，竟把这曾经同甘苦的朋友杀掉。陈胜的骄傲，使他同群众的距离愈来愈远，连他的妻父也说他“怙强而傲长者，不能久焉”（《史记•陈涉世家》，《索隐》顾氏引《孔丛子》云）。从此以后，曾与陈胜共患难的“故人”都纷纷离开他。而他只信任一两个近臣：以朱房为中正，胡武为司过，制驭群臣，有功者不能赏，有罪者不能罚，对于同朱、武二人有私怨者，往往就任意加罪以报复，结果失掉人心，“诸将以其故不亲附”（《史记•陈涉世家》）。这就种下陈胜加速失败的种子。

当章邯军逼进陈时，陈胜已没有多少兵力，这时，邓说在郯被章邯击败，逃回至陈，伍徐也在许被章邯击败，散兵也逃回陈。陈胜派去当秦嘉等人军队的监军的武平君叛，被秦嘉杀掉。所以，面对着穷凶极恶的章邯军，陈胜只能派房君蔡赐出击。另派张贺在城西策应。但章邯军来势凶猛，蔡、张两军抵挡不住，兵败，蔡赐、张贺皆牺牲于战场。

十二月，农民军的根据地失陷，陈胜率一部分部队且战且退，经汝阴至下城父（安徽蒙城西北），陈胜的御者庄贾杀害了陈胜，投降秦军。这一位农民战争的领袖，就在这里牺牲了。农民起义暂时失利，革命形势到了最低潮。

陈胜作为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他以一个普通的贫苦农民“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仅仅用“耰棘矜”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打败了拥有“句戟长铩”的秦王朝军队。从淮河流域，横扫黄河南北，长驱直入，突入据“殽函之固”的关中，其威力使秦二世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惊慌失措，后来，陈胜虽然牺牲，但由他和吴广所发动起来的农民大起义并没有结束，“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史记•陈涉世家》）。

至于发生在陈胜身上的某些错误，乃是农民革命过程中很难避免的。“没有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在革命斗争中，必然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这确是阶级、时代的局限性。我们绝不能用无产阶级的标准来要求他们。”但是，也不应当“用‘不可避免’做借口，对个别农民起义领袖身上的缺陷也肯定、赞赏，用阶级、时代的局限性，代替对历史人物某些重大错误作具体分析。”（林剑鸣、高景明：《怎样看待农民战争中的“伪降”》，载《人民日报》，1964-08-19）如对陈胜在取得初步胜利后表现的骄傲、贪图享乐等错误，一方面不必苛求古人，另一方面应认真研究，以为今人的教训。

陈胜死后，他原来的涓人（近侍）后已担任将军的吕臣，组织了“苍头军”，在新阳（安徽界首县北）重新举起义旗，他们决心为陈胜报仇，夺回陈县。果然，不久“苍头军”就“攻陈下之”，杀死叛徒庄贾，使“张楚”的旗帜在陈的城头上飘扬，“复以陈为楚”（《史记•陈涉世家》），后来，秦军又向陈县反扑，吕臣等寡不敌众，率兵转移，与在鄱阳湖一带活动的英布起义军会合，在青波（河南新蔡县西南）击败了秦的左、右校尉，又第二次夺回陈县。公元前208年（秦二世二年），吕臣的这支起义军与项梁的义军会合，成为刘邦、项羽领导下推翻秦王朝的重要力量。

原来被派去西征的另一路农民军，由宋留率领还没有到武关，就传来陈胜牺牲的消息。他们的后路已被秦军切断，南阳落入秦军之手。宋留率众向新蔡撤退，在秦军的猛击下，宋留投降，全军瓦解。后来，秦军竟将宋留送回咸阳，处以车裂的酷刑。

秦王朝内部的矛盾和二世的残酷统治　二世、赵高、李斯三人是为互相利用而结合起来的。因此，他们之间始终存在着钩心斗角的斗争：

李斯虽是个卑劣无节的政客，但比起昏庸的二世胡亥来，还是有一定的政治眼光和统治经验的。他见到关中危机稍稍解除后，二世仍旧骄奢无度，故态复萌，几次要劝谏。但二世不仅不听，反而责问李斯说：我曾经听到过韩非的学说，他说古代的君王都是十分辛勤劳苦的［11］，然而，难道贵有天下的君王就是为了“苦形劳神”吗？这是不肖人干的事，贤人有天下，就是要天下适应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能满足，又如何治天下呢？所以我希望随心所欲，而且还要永远保有天下，有何办法？李斯的儿子李由在守荥阳时未能阻止周文军队西进。章邯率军击败吴广军以后，就追查李由为三川郡守对吴广等西略地“过去而弗能禁”的案件，并讥讽李斯身为丞相，竟如此无能！李斯心中恐惧，又怕丢掉爵禄，听到二世责问，为谄媚取容，就提出一套“督责之术”以博取二世之欢心。他上书奏道：“贤主”必能行“督责之术”，“督责之，则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不能行“督责之术”的，如尧、禹这些君主，“其身劳于天下之民”，“而徒务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这样的君主简直是受罪。

什么是“督责之术”呢？

李斯所谓的“督责之术”，简单地说就是严刑酷法加上君主的独断专行。他说：“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就是用“轻罪重罚”的办法来镇压臣下和百姓，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君主还要大权独揽，要驾驭群臣，而不能被臣下所影响，因此要专断：“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涂，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揜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这样的君主就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故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李斯认为，只要实行这种“督责之术”。君主的位子就坐稳了，百姓也不会造反，“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

李斯这一套“督责之术”的主张，虽是取悦于二世的言论，但也是同他一贯信仰的法家思想相一致的，这里不过说得更加露骨而已。［12］

这种极端独裁专断的统治思想，当然为秦二世所欢迎，“于是行督责益严”，对人民压榨得酷烈者就是“明吏”，“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杀人多者就是“忠臣”，于是二世洋洋自得地说：“若此则可谓能督责矣”（《史记•李斯列传》）。

赵高与李斯和诸大臣均有私怨，他恐怕大臣入朝奏事对自己不利，就对二世说：今陛下即位不久，年纪又轻，何必与大臣们一同议事？若办事有错反而被群臣轻视，以后陛下就深居宫中，有事我可与之计议。这样，大臣就不敢奏报不确之事，而天下称“圣主矣”。二世用其计，以后就“常居禁中，与高决诸事”，“公卿希得朝见”（《史记•秦始皇本纪》），“事皆决于赵高”（《史记•李斯列传》）。

在李斯、赵高的怂恿下，二世更加奢侈无度，当时秦王朝的军队还在关东同农民军作战，要不断从关中征发人民去打仗，这已经给关中百姓造成极大负担，而二世却还加紧征发徭役修阿房宫，“聚狗马无用之物”（《史记•李斯列传》），使人民陷于更深的苦难。赵高、李斯等不仅一手造成人民的苦难，而且利用这种事实，争权夺利，结果把广大劳动人民推向苦难的深渊。赵高故意对李斯说：你是丞相，对皇帝应有所劝谏，于是李斯同右丞相去疾、将军冯劫劝二世“止阿房宫作者，减省四边戍转”（《史记•秦始皇本纪》）。二世正在与妇女宴饮作乐，见李斯等来谏，大怒，下令将他们系捕入狱，去疾、劫二人自杀。李斯在狱中上书，皆被赵高扣留。赵高指诬李斯与其子李由谋反，“皆收捕宗族宾客”，对李斯严刑拷打，刑讯逼供，“榜掠千余”。最后“不胜痛，自诬服”（《史记•李斯列传》）。李斯承认谋反，结果于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七月，将李斯“具五刑，论腰斩咸阳市”，“而夷三族”（《史记•李斯列传》）。

李斯在统治阶级内部残杀中，结束了他作为镇压人民的刽子手和帮凶的一生，剩下来的赵高和秦二世，对人民的压榨更加苛刻。

四、反秦浪潮的再度兴起和秦王朝的灭亡

凶横残暴的秦二世，虽暂时把农民起义军击退，但遍及全国的农民革命火焰并没有熄灭，它们像深夜中点燃在漫山遍野里的一堆堆篝火，在黑暗中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不久，它们又连成一片，以更猛烈之势彻底烧毁了秦王朝的罪恶统治。

项羽刘邦继续领导反秦战争　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一月，奉陈胜之命率兵攻广陵的召平，听陈胜兵败，秦兵又逼进，就与项梁取得联系，并以陈胜的名义，命项梁为上柱国，叫他立即率兵西进，主动向秦军出击。项梁和项羽率八千人渡江西向攻秦，从此代替陈胜、吴广领导起全国农民起义军，继续进行推翻秦王朝的战争。

项梁为项羽的叔父，项梁之父就是被秦将王翦所杀的楚将项燕，项氏世世为楚将，对于秦灭楚当然不甘心。当年秦始皇游会稽时，少年的项羽就说过：“彼可取而代也”（《史记•项羽本纪》），蓄有夺取江山的大志。当陈胜在大泽乡起义后，项梁、项羽叔侄也在吴中响应，杀死会稽守，占据县城。于是项梁自为会稽守，项羽为裨将。

项梁、项羽等虽为楚国贵族，且蓄意夺取天下，但在起义之初他们始终尊陈胜为首领，同其他各路义军一样，统一在“张楚”的旗号之下。因此，接受任命以后，项梁、项羽就忠实地去执行委托给他们的使命。项梁、项羽率兵渡江后，首先与陈婴领导的东阳（江苏盱眙县东东阳）起义军联系，把这支两万人的队伍合并过来，渡淮以后，又有英布和蒲将军率领的起义军前来汇合。这时，在项梁、项羽统率下的军队，已有六七万人之众，在下邳（江苏睢宁县西北）安营扎寨。“张楚”的旗帜又在这里飘扬，各地分散的起义军都以它为中心，逐渐汇成一股强大的革命洪流。

在农民起义的队伍中也有不顾大局，不愿接受统一号令，而走上分裂起义军道路的，吴广的部下秦嘉就是其中的一个。当他听到陈胜失败的消息以后，就自作主张立楚国的景驹为楚王，并在彭城（江苏徐州市）以东地区驻扎，以阻挡项梁、项羽军队北上攻秦。这种行动已经发展为对农民军的背叛。在这种情况下，项梁宣布：“陈王先首事，战不利，未闻所在。今秦嘉倍陈王而立景驹，逆无道。”（《史记•项羽本纪》）出兵进击秦嘉，并于胡陵（山东鱼台东南）将其杀死，使秦嘉所部统一在项梁、项羽指挥下。

接着，项梁、项羽就率兵由胡陵西进，这时章邯率领的秦军在镇压了陈胜的队伍以后，正回过头来还军至栗县（河南夏邑），阻挡项梁、项羽军西进。项梁派朱鸡石和余樊君出击，余樊君战死，朱鸡石败走至胡陵。项梁就率军取薛（山东滕县东南），并诛朱鸡石。与此同时，项羽也攻下襄城（河南襄城），由于秦军顽守，襄城曾久攻不下，到攻下后，项羽将守城士卒“皆坑之”（《史记•项羽本纪》）。革命战争杀人是不可避免的，但将俘虏全部活埋也是不应该的。这种残忍的作法，是项羽最后失败的原因之一。

在这个时期，响应陈胜而在沛县起义的刘邦也正率数千人与秦军苦战。刘邦率沛县起义的两三千子弟据守丰（江苏丰县），秦王朝的泗川监平率兵攻丰，被刘邦击退。后来，刘邦命部将雍齿守丰，自己率主力向外扩展，不料，雍齿以城投周市，周市原为陈胜派往魏地之部将，此时他已立魏咎为魏王，刘邦听到周市叛变的消息十分生气，数次攻丰，均不能取胜，听说项梁在薛，就率百余从骑往见。项梁拨给刘邦五千人，以五大夫（第九爵）十人统率，加强了刘邦领导下的军事力量，刘邦随即“引兵攻丰”（《史记•高祖本纪》）。

这时，项梁得到陈胜已死的确实消息，便召集诸将在薛商讨今后行动。七十岁的居鄛人范增深谋远虑，劝项梁“立楚之后”，以便号召群众。项梁采纳了这个建议，在民间找到楚怀王之孙心——这时他正在为人牧羊——于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六月，尊为楚怀王（义帝），封陈婴为上柱国，而自己为武信君。从此，楚怀王孙心在名义上成为各地起义军的领袖，实际领导权则操在项梁、项羽叔侄手里。

秦二世二年七月，项梁在东阿（山东阳谷东北）把章邯军打得大败，他独自率兵追击，又在濮阳（河南濮阳西南）将秦军打败。由项羽、刘邦率领的另一支部队也攻下城阳（山东菏泽东北）。八月，项羽、刘邦又率兵向西攻雍丘（河南杞县），在这里与秦军展开激战，刘邦的部下五大夫将曹参在这里杀掉秦的三川郡守李由。项梁所率的主力军也在定陶（山东定陶县北）大破秦军。定陶是战国以来中原的大都会，秦王朝时期也为东方重镇（见史念海：《河山集》）。项梁取得连续胜利，尤其是占据定陶后“有骄色”，自满起来，宋义曾提醒他，他仍不在意。趁项梁轻敌麻痹之际，秦军补充了章邯军，夜间向定陶偷袭，结果义军大败，项梁被杀。定陶陷于秦军之手。

当时，项羽、刘邦正率兵向陈留（河南陈留东北）进攻，听到项梁兵败的消息，立刻回师转向东方集结于彭城。吕臣在彭城东，项羽在彭城西，刘邦在砀郡，各率一路军队驻扎，结成掎角之势。后来又将楚怀王从盱眙迁至彭城，任吕臣为司徒，吕臣之父吕青为令尹，刘邦为砀郡长。项梁死后，义军内部作这样的调整，使各路兵马重整旗鼓，统一在怀王号令之下是十分及时而必要的，其中实际发挥作用的则是项羽和刘邦。

章邯在定陶取胜之后，再不把刘邦、项羽等放在眼里，以为“楚地兵不足忧”（《史记•项羽本纪》），领兵向河北的赵扑去。这时，赵王歇和张耳、陈馀正与王离军苦战于巨鹿，章邯率兵至，秦军人多势众，将赵王歇等所率的义军逼进巨鹿城。王离、涉间率兵将巨鹿围住，章邯筑甬道在巨鹿南运粮。［13］只有陈馀率兵在城北，形势非常危急。赵军派人到楚求援，怀王派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率主力军救赵；同时又派刘邦率另一支军队西进，直捣关中。起义军和秦王朝统治者开始了决定性的战役。

巨鹿大战　原来楚怀王任命上将军（号卿子冠军）的宋义是个不顾大局的人，他率领援巨鹿的部队行至安阳（山东曹县）即停留下来，一直拖延四十六日还不前进。当时聚集在河北的秦军不下三十万之众，而巨鹿之北的陈馀也筑壁自守，不敢进援。巨鹿城内的赵军在王离等率领的秦军包围下，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但宋义却迟迟不进，当项羽建议趁秦军围赵于巨鹿之机，与赵内外夹击向秦进攻的时候，宋义竟说什么先让秦赵互斗，若秦“战胜则兵罢（疲），我承其敝，不胜，则我引兵鼓行而西，必举秦矣！”采取坐山观虎斗，以图坐享渔人之利。并下令对军中勇猛杀敌的士卒“皆斩之”。而宋义自己则在军中饮酒高会，当时岁饥民贫，军中也已无粮，士卒只能食菜和豆，又值天寒大雨，广大士卒饥寒交迫。项羽非常愤慨，指出：宋义不与赵戮力而攻秦，还借口“承其敝”迁延观望，坐失时机，又不恤士卒，“非社稷之臣”。项羽就在盛怒之下杀掉宋义，楚怀王即封项羽为上将军，并令英布和蒲将军所部统归项羽指挥。于是，项羽派英布和蒲将军领两万士兵渡漳水救巨鹿，但不能取胜。之后，项羽亲率全部兵马从安阳北上进攻秦军，这支起义军斗志高昂，渡河后，为表示与秦军决一死战，有进无退，全部沉没了渡船，打碎了釜、甑，烧掉军营，每人只携三天粮食，“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表现出农民起义军义无反顾的决心和英雄气概。这就是历史上“破釜沉舟”的故事。大军渡河后，首先将秦将王离的军队包围，同秦军九次大战，项羽切断敌军甬道，断绝秦军粮饷，结果大破秦军，秦军大将苏角被杀，王离被俘，涉闻自杀。当时被调来救巨鹿之围的各路六国贵族军并不少，但他们都不敢同秦军作战，只有项羽率的一支义军冲锋陷阵，各路贵族军则只能筑垒自保，“从壁上观”，而项羽所率的农民军“无不以一当十”，英勇顽强，因此巨鹿大战后，项羽成了各路诸侯军的上将军，“诸侯皆属焉”。从此项羽被公认为反秦军的领袖。

秦军被打得落花流水，蒲将军又乘胜于漳水南岸大破秦军，项羽破秦军于汙（漳水支流）。秦军连连失利，内部矛盾又进一步激化，二世派人责备秦军将领章邯。章邯派人向朝廷请事，而专权的赵高却故意不见。在这种情况下，章邯损兵折将十几万人，又无力挽回局面，走投无路，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七月，他只好率余众二十万人向项羽投降。

巨鹿之战歼灭了秦王朝反动军队的主力，从此，咸阳的小朝廷已成为瓮中之鳖，秦军的武力已基本瓦解。因此，巨鹿之战是秦末农民战争中的决定性战役，在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秦王朝的灭亡　与项羽军北进同时，刘邦率小部队义军向西进攻，一路上收陈胜、项梁的散卒，军至昌邑（山东金乡），同另一支起义军彭越会合，至栗（在沛县境），又将楚怀王故将刚侯柴武的部队收编。在此期间，刘邦的义军与秦军战斗不能取胜，攻昌邑也不克，于是向西过高阳（河北高阳东）。高阳监门（守城门的小吏）郦食其向刘邦献策：首先攻陈留，因那里有秦军粮仓。刘邦接受郦食其的建议，果然袭取陈留，得到秦积粟。于是封郦食其为广野君。刘邦又率军与秦将杨熊大战，在曲遇（河南中牟东）大破杨熊军。义军长驱西进，在南阳郡大破南阳守，败保守宛城（河南南阳），刘邦欲绕过宛向西入关，张良劝他先攻下宛以解后顾之忧。于是刘邦将宛包围准备强攻，后来接受陈恢意见：与守宛秦军“约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即同秦军守将谈判，秦军立即向刘邦义军投降，而义军封秦原来守将继续守宛，结果谈判成功，封宛守为殷侯，陈恢为千户。自从宛城一地和平解决后，刘邦义军一路势如破竹，各地纷纷效仿宛守，向刘邦投降，义军长驱直入向武关进击。

在农民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秦王朝统治阶层内部矛盾进一步公开化。在此之前，赵高就杀死丞相李斯，独揽朝政。昏庸的胡亥，只知“肆意极欲”，“作宫室以章得意”，大权早已旁落入赵高一人手中。赵高为进一步篡权，欲试探一下朝廷文武官员，秦二世三年八月己亥，赵高将一头鹿献给二世，竟硬说是一匹马，二世胡亥笑道：丞相错了，明明是鹿为何说是马？当场问大臣，有的说是鹿，有的不吭声，有的还阿顺赵高硬说是马。事后，赵高将当时说是鹿的人都加以迫害、打击，结果“群臣皆畏高”。这“指鹿为马”的故事，也反映了秦王朝政权内部进一步腐败的程度。当刘邦率兵至武关时，关东大部地区已落入农民起义军手中，许多地方秦朝的官吏纷纷投降义军，不少六国旧贵族也叛秦而自立。秦王朝已处于土崩瓦解之中。赵高恐二世对他责难，于是就先下手，同其婿阎乐（任咸阳令）和其弟郎中令赵成密谋，杀掉二世胡亥，将秦朝垮台的责任推到胡亥一人身上。当阎乐携兵器闯入望夷宫时，对二世说：“足下骄恣，诛杀无道，天下共畔足下。”（《史记•秦始皇本纪》）并叫其自杀，二世要求“愿得一郡为王”，不准；又要求“愿为万户侯”，仍不准；又进一步要求“愿与妻子为黔首，比诸公子”（《史记•秦始皇本纪》），仍不准。最后二世终于自杀。

赵高杀死二世后，即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婴为秦王。同时，见大势已去，暗中派人与刘邦联系，同义军讲和，想在关中自立为王。据当时的形势，刘邦拒绝讲和，攻入武关（陕西丹凤附近），进至峣关（陕西蓝田东南）。刘邦欲以两万人攻秦守军，张良献计：一方面设疑兵，大张旗鼓威胁秦军；另一方面对守关秦将诱以重宝，引其叛降，然后趁其不备向秦进攻。刘邦按照这个计划执行，果然大破秦军，“北至蓝田，再战，秦兵竟败”（《史记•留侯世家》），在蓝田一仗，打得秦军落花流水，一败涂地，秦王朝灭亡已成定局。

在这种情况下，秦王子婴将赵高刺杀，当刘邦军队破武关至霸上（陕西西安市东南）逼进咸阳时。刚刚当了四十六日秦王的子婴“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史记•秦始皇本纪》），向起义的农民军投降。这正是公元前206年（汉刘邦元年）冬。从公元前221年建立的秦王朝，只有十五年的历史，就被伟大的农民战争推翻了。

秦末农民起义的伟大历史意义　秦末农民大起义以推翻秦王朝而宣告结束，这场农民战争有极其伟大的历史意义。

首先，它解除了由于地主阶级残酷压榨而造成的社会经济危机，使濒于崩溃的社会经济继续向前发展。秦王朝本是处于封建社会初期，封建制还是正在向前发展的阶段，但这时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也仍是处于又适应又矛盾的过程中，由于秦王朝采取极端残暴的统治政策，使其矛盾的一面大大超过适应的一面，致使社会无法继续向前发展。秦始皇迷恋于声色歌舞，沉醉于“自上古以来未尝有”的权势，根本不可能料到他的残暴统治给社会带来的后果，更不可能主动采取解决矛盾的措施。因此，要使社会继续前进，唯一的出路就是爆发一场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秦末农民起义像火山一样在秦王朝统治阶级脚下爆发，它使广大农民摆脱了沉重得无法忍受的负担，挣脱了套在他们身上的枷锁，从而调整了生产关系，使激化起来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得到调整，而使之相互适应，社会经济得到向前发展的可能。西汉初期出现社会繁荣、经济高涨的局面，与秦末农民大起义有密切的关系。秦末农民战争是推动当时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秦末农民大起义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它充分表现了中国劳动人民不甘屈服于黑暗统治，奋起反抗残暴势力的决心和勇气。这场起义发生在秦灭六国以后仅仅十余年的时间，当消灭东方各国时，各国望风披靡，各国君主“俯首系颈，委命下吏”（贾谊：《过秦论》，引自《史记•秦始皇本纪》）。显得彼时的秦国统治者还是一个生气勃勃的真老虎。但就是这样，当农民起义狂起来以后，不可一世的地主阶级统治就被迅速击溃。这就证明了一个真理：真正有力量的不是一小撮统治者，真正的力量不在于坚利的武器，而是人民，是为争生存而起来反抗的人民。他们的力量是任何统治阶级所无法匹敌的。秦末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给那些蔑视群众力量的统治者们当头一棒。秦以后许多地主阶级政治家，心有余悸地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都不得不重视“民”的作用，贾谊的一篇《过秦论》大声疾呼要统治者讲究“牧民之道”，否则即使“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也有“身不免于戮杀”的可能。可见，这场农民起义使统治者多么胆寒。当然，统治阶级由其立场所决定，永远不会真正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但是，他们从自身利益考虑，在农民起义打击的现实下，对民众不能不有所顾忌，从而采取一些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这对于农民地位的提高，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都是有好处的。

秦末农民起义所显示的伟大威力，也鼓舞后世千百万劳动人民同反动统治者作斗争。它像一盏明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照亮了被压迫人民解放的道路，增添了他们斗争的勇气。当那些被地主阶级压榨得活不下去的农民无路可走的时候，陈胜、吴广的先例就给他们昭示了一条道路，推翻秦王朝的历史事实，使他们取得信心。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曾经发生过数百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而秦末农民战争对以后的农民起义所产生的影响则是不言而喻的。

在秦末农民战争中充分显示出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组织才能和军事才能也是不可忽视的。

由于小生产的特点局限，农民不可能提出不同于封建制的纲领口号，他们只能是“皇权主义”者，陈胜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史记•陈涉世家》），一方面表现了蔑视权贵，对当权的“王侯将相”的否定；另一方面则流露出个人的奋斗目标就是“王侯将相”。所以，当起义初步成功以后，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以公子扶苏和楚将项燕相号召，而在建立政权之时，也只能模仿地主阶级政权的组织形式。所以严格地说，历史上并不存在农民政权，因为待到农民起义推翻旧王朝之时，农民起义也就到结束之日，即将建立的只能是封建的国家机器。至于革命战争中所建立的某种组织形式，例如陈胜、吴广在陈立国号曰张楚，很难说是完整意义上的政权。这一历史事实证明：农民阶级不可能领导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他们也不可能建立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他们的彻底解放，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才能实现。

总之，秦末农民起义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座丰碑，它结束了秦王朝的残暴统治，使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注释

［1］《史记•李斯列传》：“十公主矺死于杜”。可见，二世的姊妹至少有十人。

又，秦始皇的儿子究有多少？各书记载不一致：《史记•李斯列传》：“始皇公子十二人。”《秦会要订补•世系》：“始皇有子二十余人。”但《史记•李斯列传》《集解》：“辩士隐姓名，遗秦将章邯书曰‘李斯为秦王死，废十七兄而立今王’也。然则二世是秦始皇第十八子。”由此可见，说秦始皇只十二子是不正确的。二世的兄弟姊妹至少有二三十人之多。

［2］戮死的“六公子”、“公子十二人”和被迫自杀的公子将闾“昆弟三人”，是三件事，过去有人将它们看成一回事，如徐复《秦会要订补》卷三即在“于是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下注：“《始皇本纪》乃言六公子戮死于杜。”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因为这里明明说：“六公子戮死于杜”。杜，即杜邮，据《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索隐》：“杜邮，今在咸阳城中”，唐之咸阳城在今咸阳市的摆旗寨附近。而杜邮则已“出咸阳西门十里”（《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据考古工作者研究：在今长陵车站一带，有手工业作坊区和居民区。秦的咸阳市很可能在这一带。由此看来，“杜”与“咸阳市”距离甚远，“僇死咸阳市”的十二公子，与“戮死于杜”的六公子，绝不是一回事。至于公子将闾昆弟三人，文献记载十分清楚，乃是“自杀”而死，与前两起更不能混为一谈。

［3］《史记•陈涉世家》：“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適戍渔阳”，历来对“闾左”都有不同解释：《史记•陈涉世家》《索隐》曰：“闾左谓居闾里之左也。秦时复除者居闾左……又云，凡居以富强为右，贫弱为左。”《汉书•爰盎晁错传》引孟康曰：“秦时复除者居闾之左，后发役不供，复役之也。”以上两处记载均说“闾左”乃“复除者”，即不服徭役者。而《汉书•食货志》和唐人颜师古却认为：闾，里门也。居闾之左者，一切皆发之，非谓复除也。这里除了否认“闾左”是“复除者”以外，没有说出任何根据和道理。而我们有个别的史学工作者仅仅根据颜师古的说法，再加上自己的推测，就根本否认“闾左”也可以是“复除者”，因为他们按照这样一个简单的形式逻辑推论：“闾左”既然是“贫苦农民的代名词”，在封建社会中，贫苦农民那有“复除”的特权？而“陈胜佣耕出身……显然非‘复除者’”（孙达人：《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第一卷，转引自《陕西师大学报》，1978（3））。有些外国学者也仅仅说到：“里左和里右，就是良人和庶人，他们之间可以理解为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也就相当于秦代的有爵者和无爵者。”（好隆并司：《秦汉帝国史研究》，转引自《史学杂志》，第八十八编第四号，引文为笔者自译）这里虽然没有否认“闾左”与“复除”徭戍的关系，但也没肯定。但是，不回答“闾左”和“复除”之间的关系是不解决问题的，因为在文献上出现“闾左”这个字眼，首先就是和徭役的征发有密切联系的。为什么“发闾左之戍”成为秦灭亡的原因之一？为什么“发闾左之戍”常常与“收泰半之赋”相提并论？如果“闾左”只是“贫苦农民的代名词”，仅仅是“无爵者”，而不在“复除”之列，何以古代人指责秦代暴政的时候特别强调“发闾左”？这些问题只能用“闾左”原是在“复除”之列，才能得到圆满的解释。他们之所以被“复除”，并非封建政府对他们特别优待，也并不是什么特权。而是由于他们所耕种的土地是地主的，而并非封建国家的，他们是依附于大、中、小地主的贫苦农民，比一般的直接受封建政府剥削压榨的自耕农更低一等。这种农民虽不受封建国家直接压榨，但所受私人地主的压榨更甚于封建国家。这一点在本书中已经有详细叙述。一些同志不敢说“闾左”就是“复除者”，主要就是对秦的土地制度缺乏研究，他们只从简单的概念出发，认为封建政府绝不会给“贫苦农民”以“复除”。其实，他们不懂得，所谓“贫苦农民”中，有直接受封建国家剥削的自耕农，还有受地主剥削的依附农民。像陈胜那样“与人佣耕”的“甿隶之人”，他们不服徭役，并非封建政府对其优待，而是他们在法律上没有独立的身份。因此，“贫弱”与“复除”并不矛盾，“贫弱”而不担负徭役的“闾左”，“与人佣耕”受地主的压迫剥削并不比受封建国家的压榨轻。因此，《索隐》及孟康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

最近，田人隆根据新出土的云梦秦简对“闾左”提出了新解释，其看法虽不无可商讨之处，但其对于“闾左”享有“复除”之说的解释，却与笔者是一致的。田人隆指出：“由于闾左的前身是邦客、邦臣人，因而随着秦统一后邦国界限的泯灭，邦客、邦臣人这一类带有秦和六国对立意味的名称，才被正名为‘闾左’”。“所谓‘闾左’享有‘复除’之说，应该是一种误解。从晁错关于谪戍制度的追述来看，闾左好像受到某种‘优待’：秦王朝在正常的情况下，的确是不征发闾左戍边的。其实，这恰恰证明了闾左和军功贵族之间的依附关系。所谓闾左享有‘复除’，或在一般情况下不征发闾左服役，并不是说闾左可以免除任何形式的徭戍，而是因为封建国家把闾左应服的徭戍，分配给军功贵族。闾左一般只向军功贵族提供无偿劳役，而不再应征国家的徭戍。”（《“闾左”试探》，载《中国史研究》，1979（2））这种看法可作为笔者论点的补充。

［4］关于农民是否拥护“清官”、“好皇帝”的问题，乃是史学界争论已久的所谓“皇权主义”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作者是同意农民战争中有“皇权主义”的，即斯大林说的：农民起义反对地主，但拥护“好皇帝”。本书不可能对这个问题详加论述，不过，陈胜、吴广起义确实抬出扶苏和项燕，这是历史事实，它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也无庸赘述。读者可参考孙祚民：《关于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意见分歧》（载《文史哲》，1979（1））。

［5］《史记•陈涉世家》：“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对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过去不少人作歪曲的解释，如洪世涤《陈胜吴广》一书中是这样翻译的：“那些帝王将相难道都是天生的贵种吗？”并进而发挥道：它“冲破了帝王将相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等级制度束缚，断然否定了封建统治者所一再鼓吹的帝王将相是天生贵种的骗人鬼话”。很明显，这种解释并不符合文献记载的原意，陈胜并没有说“贵种”，他只是说王侯将相并没有“种”，即并不是天生的，意即不一定非得那几个人才能当，亦即“彼可取而代之”之意。这正是“皇权主义”的表现。实际上，封建社会的农民绝不可能有脱离当时社会条件的“觉悟”，能够产生和提出对帝王将相“取而代之”的思想，也是对“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等级观念和命定论的批判，不必硬要“拔高”封建社会农民的“觉悟”。

［6］《淮南子•兵略训》：“伐棘枣而为矜（矛柄），周锥凿而为刃，剡（除、取之意）筡（一种竹），奋儋，以当修戟强弩。”

［7］《史记•陈涉世家》：“攻陈，陈守令皆不在，独守丞与战谯门中。”《索隐》云：“盖谓陈县之城门，一名丽谯，故曰谯门中。”故这里也可称“丽谯门”。

［8］漆侠等《秦汉农民战争史》：“……上蔡人蔡赐也参加了起义军，做了上柱国，被封为房君。”这句话有误，蔡赐乃是秦王朝封的房君，并非起义军封的房君。《史记•陈涉世家》写得很清楚：“陈王征国之豪杰与计，以上蔡人房君蔡赐为上柱国。”《集解》引《汉书音义》曰：“房君，官号也，姓蔡名赐。”《索隐》：“房，邑也，爵之于房，号曰房君，蔡赐其姓名。”《正义》：“豫州吴房县，本房子国，是所封也。”显然，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房君”乃是蔡赐投奔起义军以前的封号，并非陈胜所封。

［9］秦二世动用北方防匈奴军队来镇压农民起义的问题，过去许多历史学家都未曾注意：朱绍侯在《关于秦末三十万戍守北边国防军的下落问题》（载《史学月刊》，1958（4））提出：秦代开始由蒙恬，后来由王离率领的三十万戍守北边、修长城的军队，在农民起义开始后，全被调回用作镇压人民。这种看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10］关于王离率领的三十万军队，朱绍侯认为他们被调进关中补充章邯的部队了。但张传玺则认为王离所统的军队并未调入章邯军，而是独立活动，其进军路线则由上郡而直接到河北，并未进关中，本书采张说。参见《关于“章邯军”与“王离军”的关系问题》（载《史学月刊》，1958（11））。

［11］这段话的原文是：“吾有私议而有所闻于韩子也，曰：‘尧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虽逆旅之宿不勤于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粝之食，藜藿之羹，饭土匦，啜土铏，虽监门之养不觳于此矣。禹凿龙门，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决渟水致之海，而股无胈，胫无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于会稽，臣虏之劳不烈于此矣。’”（《史记•李斯列传》）按，这段话见于《韩非子•五蠹》，今本《韩非子》个别字句略有不同。

［12］有些同志认为：李斯提出的“督责之术”仅是为讨好二世而临时编造出来的。其实这种思想在先秦的法家思想中，早就有了。现摘抄几段，以便比较，如《商君书•靳令》：“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赏。重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行罚：重其轻者，轻其重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申不害的主张，也被李斯的“督责之术”吸取过去：“明君如身，臣如手；君若号，臣若响；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事其常。为人臣者操契以责其名，名者天地之纲，圣人之符；张天地之纲，用圣人之符，则万物之情无所逃之矣。故善为主者，倚于愚，立于不盈，设于不敢，藏于无事。窜端匿迹，疏示天下无为。是以近者亲之，远者怀之。”（《群书治要》卷三十六引《申子•大体》）在《韩非子》的书中，类似的言论比比皆是：“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使天下不得不为己听，故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奸劫弑臣》）。“明主之治国也，众其守而重其罪”（《六反》）。“无捶策之威，衔橛之备，虽造父不能以服马；无规矩之法，绳墨之端，虽王尔不能以成方圆；无威严之势，赏罚之法，虽尧、舜不能以为治”（《奸劫弑臣》）。可见，李斯提出的“督责之术”并不是偶然想起来的，它是先秦法家思想中独裁、专断主张的极端发展，成为古代统治阶级中最反动的思想。

［13］《史记•项羽本纪》中有：“陈馀为将，将卒数万人而军巨鹿之北，此所谓河北之军也。”但《史记•高祖本纪》说的“河北之军”乃指王离军：“秦将王离围之巨鹿城，此所谓河北之军也。”张传玺认为“河北之军”是同“河南之军”对应的，而“河南之军”乃指章邯军，故“河北之军”则应指王离军，“陈馀军无称‘河北之军’理由，可能司马迁搞错了。”（《关于“章邯军”与“王离军”的关系问题》）笔者以为：张传玺的见解是可取的。

结束语

秦，像历史长空中的一颗流星，它放出一阵耀眼的光芒以后，就迅速地消逝了。

但在秦的不太长的——与中国整个历史相比较——历史过程中，却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秦人的祖先，是我们祖国土地上最早的居民中的一部分，他们进入文明时期、融入黄河流域的华夏族并不比当时其他先进的民族晚。秦人的祖先，以辛勤的劳动创造财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在殷商时期，他们已开始阶级分化。但是，由于周人灭商，作为商的同盟，秦人的祖先也长期地沦为周奴隶主贵族的氏族奴隶。这样，秦的内部阶级分化也就相对地停滞下来，而使秦远远落在周人后面。然而，春秋前夕，趁西周奴隶制国家衰落之机，秦又得到迅速的发展，所以在周平王被戎、狄赶走以后，秦就能够在西周故地建立一个新的奴隶制诸侯国。奴隶制的秦国，是在与其他诸侯国不同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当时在中国的主要地区奴隶制已经开始崩溃，社会正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但秦国内部却刚刚发展到奴隶制阶段。所以，在其他诸侯国的奴隶制走下坡路的时候，秦国的奴隶制却显得欣欣向荣。不过，由于时代潮流的影响，秦国的奴隶制毕竟与西周时代的奴隶制不同，在政治制度、土地制度等方面均有其自己的特点。而且，秦国奴隶制“兴旺”的时间也只能是短暂的，自秦穆公以后，它也不能不随着时代潮流，而走向衰落。当战国初年，秦国奴隶制日益衰落的时候，在它东面的有些诸侯国已经进入封建制，这又使秦国落后了一步。由于落后，东方的一些先进诸侯国竟把秦视为“戎”、“狄”。秦若在此时不能图强，则有同“戎”、“狄”一样被吞并或被赶走的可能。强盛或是灭亡，两种命运摆在秦国面前。以秦献公、孝公为代表的秦国统治阶级选择了前者，他们积极变法图强，扶植开始发展起来的封建因素，使封建制在秦国确立起来，经过一百多年的时间，秦就由一个弱国变为强国，最终消灭了其他诸侯国，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历史使命。秦的统一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秦代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过度的剥削和压迫，迫使人民进行反抗，所以秦统一中国后不久，阶级矛盾就迅速激化。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发动了农民大起义，秦王朝就在这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烈火中灭亡了。

这就是秦由弱小到强大、又由强大到衰落、再由衰落而复兴以至统一中国和最后秦代统治结束的简略过程。这样曲折的历史过程，当有其自身发展的一些独特原因，过去曾经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如在研究商鞅变法何以能在秦产生较大效果时，范文澜指出：“正因为秦国的腐化势力比较薄弱，所以新制度得以实施。”（《中国通史简编》，第一册，258页，1964）侯外庐认为：“秦人的传统里并没有先王之道的严密规模，六国却不然。”因此，“战国时代的变法运动之所以发生在秦国，正是符合了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国古代社会史论》，352、355页）。还有一些中外学者分别对秦的历史特点作了程度不同的探讨。［1］这些研究对揭示秦的历史发展规律、以至对阐明我国古代某些历史问题都是有益的。

通过对秦史的综合、系统研究，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特点和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规律，如：

秦国的历史表明：弱国、小国和强国、大国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不利的条件和有利的条件也能互相转化。这虽是普通的常识，但通过秦的历史，则看得更为清楚：秦原为西陲小国，立国之初处于戎、狄包围之中，境况十分困难。但这种困难条件，又促使秦国发奋，因为不努力奋斗就无存身之地，甚至灭亡。斗争的结果秦国取得胜利，“周余民”、戎、狄之人皆成了秦国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不利条件变为有利条件，在不到一百二十年中，就由落后赶上先进，成为与齐、晋等并驾齐驱的割据大国之一。商鞅变法的前后一个时期，情况也与此相仿。

一个政权的强、弱和盛、衰，社会发展的迟、速，起决定性因素的是生产力，是经济基础的状况。秦在建国后，在关中无立足之地，自襄公统治时期至文公统治时期五十余年没有很大的发展，根本原因就是秦的经济落后。自文公以后秦国迅猛发展，到穆公时“遂霸西戎”，其兴盛的基础就是秦国的经济已由于吸收“周余民”和戎、狄俘虏而得到改造和空前的发展，使秦国拥有足够的粮食和武器装备，以进行扩大领地的战争。商鞅变法前后的情形也是如此，尤其在战国末年，秦国取得统一战争的胜利，同秦国封建经济的发展关系非常明显。而统一后的秦王朝，之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灭亡，最根本原因就在于地主阶级的压榨使社会经济濒于崩溃，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秦的历史发展，再次证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秦国历史还证明了下列的原理：当不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就无法向前发展的时候，对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革就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即使是统治阶级实行的某些具体政策和措施，在一定时期都可能对社会的发展，起加速或延缓的作用。春秋时期秦穆公的统治政策、战国时期商鞅的变法改革，以及统一前夕秦国的政治、军事策略，对秦国的胜利都起过决定性的作用。秦始皇在统一后实行的一些措施，一方面对此后的几千年产生深远影响，另一方面其残暴统治和超过极限的压榨，则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秦国的胜利和秦王朝灭亡的历史，对统治阶级是一部重要的教科书，它提醒当政的人们：慎重地对待每一项统治政策。事实说明，如果要维护他们的统治，必须能够适时地调整不适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秦的盛、衰、兴、亡的历史告诉人们，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一个国家、一种制度如果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早晚必然灭亡。春秋时期秦国的奴隶制，商鞅变法以后秦国的封建制，都是由于有广泛的阶级基础，才得以确立起来的。在秦穆公时代，支持秦国奴隶制政权的不仅是奴隶主阶级，这一制度在当时还能调动起广大群众作战和生产的积极性。没有广大奴隶的生产斗争和踊跃参加同戎、狄、晋国的战争，就不会出现奴隶制兴盛的局面。同样，没有广大劳动人民“勇于公战”（《史记•商君列传》），“归心于农”（《商君书•农战》），秦国也不可能在商鞅变法以后迅速富强起来，以致最后统一中国。而人民群众一旦起来，反对压在他们头上的统治势力时，貌似强大的统治者就显得不堪一击，不管这些统治者对人民防范得多么严密，拥有金城汤池，长戟利兵，最后终究抵不过被压迫人民手中的白梃矜棘，因为统治者不过一小撮，其本质是虚弱的。秦末农民大起义的生动实例，就再一次证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

还有许多重要的历史经验教训，不可能亦不必要一一列出。总之，秦史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历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祖国漫长历史的一个侧面、一部分缩影。通过对秦史的系统、深入研究，必将丰富人们的中国古代史知识，加深对古代社会的认识，从中得到有益的营养。

注释

［1］如日本学者好隆并司在其《秦汉帝国史研究》一书中就提出：应当考虑秦国同其他诸侯国地域的差别，以及由此而对秦国发展带来的影响。他写道：“由许多族混合而形成的、其生产以农为主以牧为副的秦国，具有同东方诸国不同的、保持着戎、犾风习的独特的社会结构。”（以上引文系笔者根据日本东京大学出版《史学杂志》第八十八编第四号永田英正教授介绍好隆并司《秦汉帝国史研究》的文章摘引的原文翻译）这种看法虽还值得进一步研究，但作者力图阐明秦国与其他诸国不同的特点，这是十分可取的。

附录一　秦世系表

一、建国以前秦世系表

因秦建国前的世系，在文献上记载比较混乱，有的尚属神话传说，目前也无法考证。故将这一个时期的世系与建国以后的世系分别列出。凡世代不清者均以虚线表示。

［注］ 季胜之后，另有一支：《史记•秦本纪》载：“季胜生孟增，孟增……是为宅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缪王以赵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为赵氏。自蜚廉生季胜已下五世至造父，另居赵。赵衰其后也。”这一支就是战国时赵国人的祖先．当然，也是秦人祖先。为使上表清晰，故附记于此。

二、建国以后秦世系表

本世系表根据《史记•秦本记》及1978年1月在陕西宝鸡县出土之秦公钟、秦公镈铭文编成。

附录二　秦史大事年表

续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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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附录三　林剑鸣教授主要论著目录

学术专著：

1．从孔丘到曾国藩（合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5

2．秦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983（1982年获陕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3．秦国发展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1985

4．中国古代史（合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5．简牍概述．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台北：台湾谷风出版社，1987

6．秦汉社会文明（合著）．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台北：台湾谷风出版社，1990；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

7．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8．秦汉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9．法与中国社会．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

10．秦史．台北：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2

11．秦汉简史（合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

12．吕不韦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新编秦史．台北：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

14．秦汉史．台北：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

15．长江文化史（合著）．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

译著：

〔日〕大庭脩．秦汉法制史研究（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学术论文及其他学术文章：

1．批判《中国田赋史》．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8（3）

2．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究竟何时形成．学术月刊，1963（3）

3．怎样看待农民战争中的“伪降”（合作）．人民日报，1964-08-19

4．略论杜文秀之死．历史教学，1964

5．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生漆的发现和利用．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78（1）

6．秦人早期历史探索．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1）

7．试论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2）

8．井田和爰田．人文杂志，1979年1期

9．从云梦秦简看秦代的法律制度．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3）

10．秦国封建社会各阶级分析——读《睡虎地秦墓竹简》札记．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2）

11．著名考古学家陈直教授逝世．考古与文物，1980（2）

12．“隶臣妾”辨．中国史研究，1980（2）

13．日本僧人灵仙对中国佛典翻译的贡献．史学月刊，1980（2）

14．秦国华阳夫人考．社会科学战线，1980（2）

15．悼念陈直教授．考古，1980（5）

16．秦公钟、镈铭文释读中的一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80（6）

17．论秦穆公（合作）．考古与文物，1980（6）

18．古代法制杂谈．随笔，1980（11）

19．陈直．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11）

20．秦起源于东方和西迁情况初探．求索，1981（4）

21．萧将军瓦和前将军萧望之．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3）

22．秦国奴隶制社会形态的特点．见：中国古史论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秦汉史论丛．第1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23．秦代法律制度初探．见：法律史论丛．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24．汉甘泉宫瓦当文字考释．考古与文物，1981（4）

25．秦汉史研究综述．见：中国历史学年鉴1981．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6．论汉代“奴婢”不是奴隶．学术月刊，1982（3）

27．周公东征与嬴姓西迁．文史知识，1982（11）

28．支那称谓问题．人文杂志，1982（3）

29．论秦汉时期在中国历史的地位．人文杂志，1982（5）

30．春秋时期秦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见：先秦史论文集（《人文杂志》专刊），1982

31．青川秦墓木牍内容探讨．考古与文物，1982（6）

32．陈直传．见：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

33．秦代官爵制度变化的奥秘．光明日报，1983-05-25；见：《史学》论文选（光明日报专刊丛书）．北京：光明日报社，1984

34．从云梦秦简看秦代的法律制度．见：北京政法学院法制史教研室．中国法制史论文选（第一分册）

35．汉代法律管窥．见：中国古代史论丛．第1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36．怎样看待农民战争中的“伪降”（合作）．见：辽宁省社会科学学会，辽宁省历史学会．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参考资料

37．秦代中央管制简论．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1）

38．秦汉时代的丞相和御史（居延汉简解读笔记）．兰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3）

39．“隶臣妾”并非奴隶，见：历史论丛．第3期，济南：齐鲁书社，1983

40．秦汉时代的市政．历史教学问题，1983（5）

41．1983年秦汉史研究概况．光明日报，1984-03-21

42．秦汉史研究综述．见：中国历史学年鉴1984．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43．中国历史的魅力．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84（2）

44．中国封建地主阶级产生的两条途径．历史研究，1984（4）（1985年获陕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45．秦俑发式和阴阳五行．文博，1984（3）

46．怎样学习秦汉史．见：怎样学习中国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47．怎样理解文明这个概念．人文杂志，1984（3）

48．秦汉文明发展的特点．学术月刊，1984（10）

49．研究古代史亦应重视信息．光明日报，1984-10-10

50．理财家桑弘羊．天水师专学报，1984（6）

51．秦俑之谜．文博，1985（1）

52．张汤评传．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2）

53．秦尚水德无可置疑．考古与文物，1985（2）

54．三辨“隶臣妾”——兼谈历史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学术月刊，1985（9）

55．刘向．见：中国史学家评传．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56．范晔．见：中国史学家评传．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57．日本学者对中国简牍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85（12）

58．在教师指导下充分发挥研究生的主动性．见：研究生能力培养探索．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59．写在竹片木板上的历史资料：介绍我国秦汉简牍．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86（1）

60．历史的经验与现行的政策——兼论《论秦的兴亡及其知识分子政策》．社会科学评论，1986（1）

61．秦俑主题何处觅：《秦俑之谜》之二．文博，1986（2）

62．《三国演义》中丰富生动的情节都是虚构的吗？．文史知识，1986（4）

63．日书：秦国社会的一面镜子（合作）．文博，1986（5）

64．中国出土木简研究近况．（日本）史滴，1986年第7号

65．西安古代军阵研究．China Daily．Jan．26，1987

66．《居延汉简研究》评价．光明日报，1987-03-04

67．从秦人价值观看秦文化的特点．历史研究，1987（3）

68．汉唐寺院经济研究的精华：介绍何兹全主编《五十年来汉唐寺院经济研究》．光明日报，1987-07-22

69．评《五十年来汉唐寺院经济研究》．见：中国古代文化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70．以君主意志为法权的秦法．学术月刊，1987（2）

71．如何学好秦汉史．中外历史，1987（3）

72．如何理解“文明”与“文化”的概念．光明日报，1987-07-14

73．陈直《居延汉简研究》评介：兼谈历史研究的方法．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1）

74．中国秦汉史研究近况与展望．（日本）古代文化，1988（2）

75．秦人的开拓精神和秦国的开放改革．陕西日报，1988-05-11

76．秦人价值观与中国的统一．人文杂志，1988（2）

77．曲径通幽处，高楼望路时：评价当前简牍《日书》研究状况．文博，1988（3）

78．秦陵墓上石刻探微（合作）．宝鸡师院学报，1988（2）；见：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论文选．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

79．秦赵同源新证．河北学刊，1988（3）

80．国家与社会的统一——与唐德刚教授隔洋对话．社会科学评论，1988（4）

81．俑魂惊寰宇，歌舞颂强秦——评舞剧《秦俑魂》．西安戏剧，1988（1）

82．汉长安城的未央宫．旅游博览，1988（2）

83．《中国版刻综录》简介．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总197期），1988（9）

84．秦俑的价值．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89（1）

85．秦俑效应和秦文化的整合．文博，1989（4）

86．西汉时代生产关系的特点．社会科学辑刊，1989（2）

87．秦王朝统一后的社会各阶级．社会科学战线，1989（2）

88．中国人学者による「日書」研究の現狀．史滴．第11号（日本早稻田大学，1990年1月）

89．西汉戊己校尉考．历史研究，1990（2）

90．咸阳古道音尘绝：对秦始皇的评价问题介绍．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91（1、2）

91．中国古代官吏的休假制度与婚姻家庭：从《孔雀东南飞》的爱情悲剧说起．学术月刊，1991（2）

92．秦汉政治生活中的神秘主义．历史研究，1991（4）

93．“考察之功”与“独断之学”．光明日报，1992-02-26

94．秦简《日书》校补．文博，1992（1）

95．评何兹全教授《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史研究，1992（3）

96．朱雀楼札记．见：秦文化论丛．第2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

97．《尉缭子》与秦始皇陵兵马俑的研究．见：秦文化论丛．第2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

98．台湾秦汉史学者研究概况．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3（4）

99．《睡》简与《放》简《日书》比较研究．文博，1993（5）

100．从放马滩《日书》（甲种）再论秦文化的特点．见：简帛研究．第1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3

101．我的两部《秦汉史》．深圳特区报，1994-07-09

102．将我的思想和情感灌注到秦汉史研究中．见：史学家自述．武汉：武汉出版社，1994

103．求长生而致短命——秦始皇死因考（合作）．见：秦文化论丛．第3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

104．秦始皇的恚恨．人文杂志，1994（3）

105．秦始皇会稽刻石辨析．学术月刊，1994（7）

106．中国古代国家统一的历史过程．求是学刊，1994（3）

107．会稽淫风考．历史研究，1995（1）

108．一孔之见，借以续貂．见：秦文化论丛．第4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

109．西汉史研究的又一硕果：《汉人秘史》（《西汉兴亡史》序）．固原师专学报，1996（1）

110．千年难解始皇谜：评《秦始皇帝评传》．文博，1996（5）

111．汉乐府《焦仲卿妻》的爱情悲剧及中国古代官吏的休假制度．（台北）中国上古秦汉学会通讯．第3期．1997-06

（刘文瑞、王子今整理）

附录四　林剑鸣教授学术传略

林剑鸣教授1935年1月生于北京，曾就学于华北大学，1961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曾经在西北政法学院、西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任教。曾任西北大学秦汉史研究室主任、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所所长、法律出版社总编辑、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曾经赴香港中文大学和日本关西大学、早稻田大学、东京大学及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等高等学府研究、讲学，任客员教授。曾先后担任《中国文化史大辞典•秦汉卷》主编、《中国法制史•秦汉卷》主编、《中国经济史•秦汉卷》主编。

林剑鸣教授自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致力于秦史研究，所著《秦史稿》及有关一系列论文具有开拓性的学术意义，曾经产生了较广泛的学术影响。关于秦汉社会文化的综合研究，关于简牍研究，关于秦汉考古与文物研究，关于中国法制史研究，林剑鸣教授也都有学术水准相当高的论著发表。在近40年间的学术生涯中，林剑鸣教授出版学术著作10余种，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详见本书附录三《林剑鸣教授主要论著目录》）

林剑鸣教授曾经积极参与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的筹建工作。后来历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会长，担任学会领导职务期间，曾经为加强秦汉史学者的交流，推动秦汉史研究的进步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到法律出版社工作后，仍然为《秦汉史论丛》和《简帛研究》的出版贡献了心力。

注重对于史料的综合研究、逻辑排比和理论分析，是林剑鸣教授史学研究的特点之一。他的《秦史稿》、《秦汉史》、《秦汉简史》等著作，都体现出作者的这一方面的学术功力。

林剑鸣教授曾经从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陈直先生学习简牍学。在陈直先生的《居延汉简解要》、《居延汉简校证》、《敦煌汉简评议》、《居延汉简文例》等简牍学专著未正式出版之前，就较早地接触到其中的学术内容，领会了陈直先生“使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使考古为历史服务”的学术主张，掌握了陈直先生重视简牍等考古文物资料的研究和应用，“以（秦汉时期古籍）本文作经，以出土古物材料证明为纬”的研究方法，历史考察的视界更为开阔，历史分析的眼光更为深刻。

1979年起，林剑鸣教授开始在西北大学历史系开设的“秦汉史”选修课中，增加了简牍学基础知识的内容。此后又编印了题为《简牍学概论》的讲义，发给学生阅读。之后他对这一讲义又进行了加工，参考日本著名简牍学者大庭脩教授《木简》一书的体例，完成了《简牍概述》一书。林剑鸣教授在该书《前言》中自谦地说：“所谓《概述》，无非是本门科学的概括介绍，谈不到研究和创见，目的在于将前人研究成果通俗地、浅显地介绍给读者。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也决非易事。幸好笔者较系统地学习过夏鼐、劳榦、陈槃、王国维，尤其是陈直先生的研究成果，在编写过程中又收到日本著名简牍学者大庭脩教授寄来的《木简》一书，使得编写本书有较丰富的参考资料。大庭脩教授的《木简》，出版于1979年，是专供初学者一般地了解简牍的入门书。其内容虽不无可商榷之处，其编排方法和体系结构则是较可取的。因此，笔者在原来讲义的基础上，采取《木简》一书的编排方法，重新写成《简牍概述》一书。”

《简牍概述》列入“秦汉史研究丛书”中，1984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应当说，这是国内最早的一部较系统较全面地介绍简牍学基础知识的专著。这部书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欢迎，台湾谷风出版社1987年予以再版。

林剑鸣教授在秦汉史研究中充分重视简牍资料的运用。他的最有代表性的学术专著《秦史稿》和《秦汉史》，都大量运用了秦汉简牍中发现的新资料。林剑鸣教授称此为“开辟新的史料来源”。他在《秦汉史》一书中专门撰写了“对秦汉史研究的展望”一节，指出“文献资料相对较少”，“是研究秦汉史中特有的困难”。他写道：“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除加强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以对原有的文献资料从新的角度进行分析、利用外，更重要的是开辟新的史料来源。所谓开辟新的史料来源，无非是两条途径：一是对以前未被利用的资料认真加以鉴别、研究，发掘其中可供秦汉史研究的史料。如有一批古籍长期被视为‘伪书’，而被史学家弃之不用，事实上有些书并不‘伪’，或非全‘伪’，只不过在长期流传过程中添进后人的作品，即使后人伪造的古籍，其中也多少保存了一些可信的史料，只要我们思想明确，细心爬梳，在这些古籍中亦不乏可利用的史料。”

林剑鸣教授还特别指出：“更重要的新资料来源应当是考古新发现。尤其是近十年来出土的秦简、汉简、帛书及有铭文的礼器、兵器及其他文物。这些史料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它们数量多，如秦汉简牍就数以万计，内容丰富；而且这些文物上的文字不像现存古籍上的文字那样，经过千百年无数次的辗转传抄，讹误在所难免。考古出土的文字资料，多系第一手资料，保存着书写时的原始状态，其史料价值尤为可贵。所以，应当更加重视对考古、文物资料的利用。”（《秦汉史》，42～43页）

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出土，极有力地推动了秦史研究的深入。睡虎地秦简的研究一时成为学界瞩目的学术热点。林剑鸣教授相继发表了《秦国封建社会各阶级分析——读〈睡虎地秦墓竹简〉札记》、《秦国奴隶制社会形态的特点》、《秦代法律制度初探》等高质量的论文，成为当时利用考古资料考察秦史卓有成就的先行者之一。

重视阶级分析和社会基本形态的考察，是林剑鸣教授学术研究的特点之一。以睡虎地秦简为基本资料，他相继发表了《“隶臣妾”辨》、《“隶臣妾”并非奴隶》、《三辨“隶臣妾”——兼谈历史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等有关“隶臣妾”身份研究的一组论文，在史学界引起了较热烈的讨论。现在看来，在得到更充分的研究资料的今天，这些论文中提出的若干观点或许有可以修正之处，但是当时这种以积极探索、积极争鸣的形式推动学术进步的贡献仍然是应当肯定的。

林剑鸣教授撰著的《论汉代“奴婢”不是奴隶》、《汉代法律管窥》、《秦汉时代的丞相和御史（居延汉简解读笔记）》等论文，则是利用居延汉简进行研究的成功之作。

除了在自己的学术实践中充分发掘简牍的史料价值而外，林剑鸣教授还通过多种形式推进简牍学的进步和普及。在前面说到的《简牍概述》一书的基础上，他还相继发表了《日本学者对中国简牍的研究》、《写在竹片木板上的历史资料：介绍我国秦汉简牍》、《〈居延汉简研究〉评价》等文章，总结和介绍国内外简牍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呼吁学界重视简牍学的发展。

林剑鸣教授在1985年赴日学术访问期间，曾经在关西大学和日本著名简牍学者大庭脩一起参加了“木简研读班”。随后即着手组织一些学生翻译大庭脩先生以简牍作为重要史料的《秦汉法制史研究》一书，并亲自承担了该书第一篇《序论》的翻译。这部书于199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成为中日简牍学者学术交流与学术合作的一个纪念，也成为林剑鸣教授和他的学生师生间学术情谊的一个纪念。

四川青川郝家坪秦牍出土之后，林剑鸣先生以秦史学者的敏锐眼光，发现了其内容具有有助于说明秦土地制度的重要价值，于是继杨宽、黄盛璋、李学勤等先生之后，发表了《青川秦墓木牍内容探讨》一文，论证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确实施行“辕（爰）田制”。对于牍文中涉及道、桥、陂堤维修的内容，也有所分析。

云梦睡虎地秦简中的《日书》，起初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饶宗颐、曾宪通先生出版《云梦秦简日书研究》（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之后，李学勤先生在1985年发表了《睡虎地秦简〈日书〉与秦楚社会》一文（载《江汉考古》，1985（4））。不久，由林剑鸣教授发起，以西北大学历史系秦汉史研究生班为主体的一些青年师生和考古文物工作者，参考日本简牍学者的研究形式，组织了《日书》研读班。研读成果之一署名“《日书》研读班（导师：林剑鸣）”，在《文博》1986年5期发表，题为《日书：秦国社会的一面镜子》。这两篇论文相继指出，睡虎地秦简《日书》具有丰富的内涵，是认识当时的思想文化，考察当时的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于是，《日书》在大陆学术界长期受到冷遇的情形得以扭转。这一形式新颖的学术集体以相继发表的成果，如学术论文《从〈日书〉看秦人鬼神观及秦文化特征》（李晓东、黄小芬）、《从秦人价值观看秦文化的特点》（林剑鸣）、《秦简〈日书•玄戈〉篇解析》（张铭洽，见《秦汉史论丛》第4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试论秦人婚姻家庭生育观念》（吴小强，载《中国史研究》，1989（3））、《秦人政治生活中的神秘主义》（林剑鸣）、《从云梦秦简〈日书〉看秦民间的灾变与救灾》（贺润坤，载《江汉考古》，1994（4））以及学术专著《秦简日书集释》（吴小强，岳麓书社，2000）等，受到学术界的注目。林剑鸣教授所指导的《日书》研读班的一些成员十余年来仍然继续在《日书》研究的土地上认真耕耘，分别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参看张强：《近年来秦简〈日书〉研究评介》，载《文博》，1995（3））。

林剑鸣教授又发表《曲径通幽处，高楼望路时：评价当前简牍〈日书〉研究状况》一文，对《日书》研究进行了总结。1989年9月至11月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讲学期间，林剑鸣教授又曾经以“中国学者《日书》研究的现状”为题发表了演讲。

1991年夏季在兰州召开的首届中国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林剑鸣教授提交的论文为《秦汉简牍〈日书〉与官吏》。此外，林剑鸣教授的《秦简〈日书〉校补》、《从放马滩〈日书〉（甲种）再论秦文化的特点》，也可以看做标志秦简《日书》研究得以推进的学术成果。

林剑鸣教授继承陈直先生以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相结合不断取得新的成果的治学方法，是他取得丰硕学术成果的因素之一。考古文物资料，被林剑鸣教授看做重要的史料宝库。他常常鼓励学生努力发掘这一宝藏，为推进简牍学的进步多作贡献。任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期间，林剑鸣教授曾经发起组织部分学者实地考察秦汉长城遗迹，其行程包括踏勘出土汉代简牍相当集中的居延遗址。陕西地区比较重要的秦汉遗址，也都留下了林剑鸣教授辛勤考察的足迹。

林剑鸣教授于1997年1月25日逝世，终年62岁。林剑鸣教授的逝世，是中国秦汉史学界的一大损失。

王子今

后　　记

这部《秦史稿》是在几年前那些动荡的日子里开始动笔的。在那时，每送走一个紧张而又混乱的白天，当夜深人静伏在桌前展开稿纸的时候，早已精疲力竭了。但是，支持着笔者度过了数不清的不眠之夜，孤灯寒月，盛暑挥汗，严冬呵冻，而未尝辍笔者，除了个人对历史研究的一点兴趣外，师友的鼓励和期待，则是重要的力量源泉。这里，首先要提到已故的、著名的学者陈直和唐兰先生，他们在考古学和古文字学方面曾给笔者以热情的指教，从而使拙作能从考古和古文字学方面摄取不少新的、重要的资料，并避免了一些错误。遗憾的是现在陈、唐二老均已溘然长逝，见不到这本书的出版了。陕西省博物馆、上海市博物馆和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一些同志，都曾无保留地为本书提供了考古资料和珍贵的文物照片，西北大学历史系几位研究生，也曾牺牲休息时间自动帮助抄、校书稿。这些诚挚的友情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西北大学郭琦校长和历史系张岂之教授对本书的修改提出过很好的意见。

现在，当这部极不成熟的著作即将奉献于广大读者面前的时候，请允许我向为本书提供资料的、提出指教和帮助抄、校的同志们、向为本书的出版而花费了巨大劳动的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同志，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林剑鸣

1980年12月于西安

再版后记

秦史虽然短暂，秦的盛衰兴亡，却是两千多年来史家长久思考的历史主题。

自楚汉战争时期至西汉初年，政论家们就表现出对秦史的特殊关注。贾谊《过秦论》为《史记》、《汉书》采用。司马迁据《秦记》完成了《太史公书》，实现了中国史学真正的奠基。“汉承秦制”之后，秦制对中国行政史的影响长久而深固。千百年来，以“资治”为目的的史学总结均不能避开秦史。考察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特质的学者也重视从秦史的探索中有所发现。

20世纪以来，由王国维开启的史学新潮体现了中国史家的理论思考和工作实践走向科学化的进步。而秦史研究的新面貌，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个特点，即对秦部族史、秦文化史和秦王朝史的综合研究。第二个特点，是对秦文化遗存的考古的重视。

王国维开始了这样的工作。陈直将文献考察和文物考察结合起来，成就尤为突出。曾经担任陈直学术助手的林剑鸣教授坚持这一学术方向，踏着先行者的足迹艰苦前行，并力求有所拓进，其名著《秦史稿》即正式将秦史作了从早期开发史到建国史再到统一王朝史的概括性的总结。

秦史和秦文化研究的推进，首先得益于考古资料的新发现。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出土，为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基础。对秦史遗存的考古资料的重视和利用，是《秦史稿》的优异之处之一。秦都雍城考古，秦咸阳宫考古，秦始皇陵考古，秦直道考古，若干秦墓群的考古发掘，都使我们对秦史和秦文化的认识空前深化。《秦史稿》对这些考古收获亦多有利用。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以长年推出“秦俑•秦文化”丛书和《秦文化论丛》的持续性的学术贡献，实现了秦史与秦文化研究的学术力量的集结和学术成果的整合。因此，秦文化研究在与相类似的区域文化研究，如齐鲁文化研究、楚文化研究、赵文化研究、河洛文化研究、巴蜀文化研究、吴越文化研究的学术对比中，虽然不宜说绝对领先，但可以肯定绝不落后。林剑鸣教授作为“秦俑•秦文化”丛书总编撰委员会顾问和《秦文化论丛》编委会顾问，对这一学术成就多有贡献。他在《秦史稿》这样的论著中体现了对相关研究的关注和投入，也以《秦史稿》有力推促了秦史和秦文化研究的学术进步。

秦史和秦文化研究的魅力，吸引了几代学者的学术目光。今天具备更优越的研究条件的青年学者，自然会发现《秦史稿》一书在当时背景下不可避免的局限。他们也一定会以开明的眼光和积极的态度对待秦史与秦文化研究学术史上的各种迹象。在前辈学者的肩上，展望秦史与秦文化研究的学术前景，自然可以有更广阔的视野。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秦史稿》。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赵宠亮、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韩帅为书中所引史料的核正做了认真的工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李红承担编辑任务，多有辛劳。作为林剑鸣教授的学生，谨此深致谢忱。

王子今

2009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