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是什么：中国符号新秘密
Author: 王东
Date: 2012-04-30T16:00:00+00:00
Keywords: 文化; 中国文化
Description: 《龙是什么:中国符号新解密》是王东所著的，对于二十世纪中国考古学最新发现与古今中外的龙学研究作了新的概括，对于“中华神龙”这个千古之谜做了全新解释，对于“龙之谜”的四大问题（龙的原型是什么、龙的历史形态是什么、龙的本质是什么、龙的观念与文化内涵是什么）做了崭新回答，《龙是什么:中国符号新解密》由此对于中国龙文化的深刻内涵与世界意义提出了新的见解。
Publisher: 中央编译出版社

目录
封面
导论：中国龙学的四大创新

第一篇 神龙之谜的三个层次
第一章 千古纷纭龙之谜——龙到底是什么
第一节 龙之谜的三个层次

第二节 龙的原型是什么？

第三节 龙的本质是什么？

第四节 龙的观念和文化底蕴是什么？

第二章 解谜须创新方法——从单元要素还原法到多元综合创新法
第一节 从单一原型论到多元原型论

第二节 从单一起源论到多元起源论

第三节 从单一自然层次论到“自然——社会——文化”综合论

第四节 从单一形态论到四大形态论

第二篇 龙的四大历史形态
第三章 中华文明起源期：多元发生的原龙——六大区系，九种原龙
第一节 炎黄时代的中华文明起源期：六大区系，九种原龙

第二节 东北红山文化：马型原龙和猪型原龙

第三节 西北仰韶、马家窑文化：鱼型原龙与鲵型原龙

第四节 中原仰韶、龙山文化：鳄型原龙与蛇型原龙

第五节 山东大汶口、龙山文化：鹰型原龙与虎型原龙

第六节 东南河姆渡、良渚文化：鹰型原龙与虎型原龙

第七节 中南大溪、屈家岭文化：猪型原龙与鹿型原龙

第八节 六大区系，九种原龙

——龙的起源的多样性与统一性

第四章 中华文明雏形期：初步综合的夔龙——夏、商、周民族融合国家的文化象征
第一节 夏代的龙：走向综合第一步

第二节 商代夔龙：走向综合第二步

第三节 西周夔龙：走向综合第三步

第五章 中华文明定型期：基本定型的飞龙
第一节 龙的观念定型

——从《周易》龙学萌芽到孔子龙学奠基
第二节 春秋战国：飞龙初步成型
第三节 秦汉时代：飞龙基本定型

第六章 中华文明转型期：二重走向的黄龙
第一节 三停九似论

——宋代黄龙走向综合化、规范化的理论基础

第二节 三停九似的宋代黄龙：“原龙——夔龙——飞龙”的更高综合

第三节 作为皇权象征的黄龙
第四节 作为民间水神的龙王
第五节 龙生九子说
——龙的多样化的特殊形态

第三篇 龙学理论的三大创新
第七章 龙的原型新论——多元综合原型论
第一节 多元综合原型论的考古学论据

第二节 多元综合原型论的古文字学论据
第三节 多元综合原型论的历史形态学论据
第四节 多元综合原型论的龙的类型学论据

第八章 龙的本质新论——源于图腾又超越图腾的中华民族文化象征
第一节 以原始图腾说为代表的四种传统说法

第二节 源于图腾，超越图腾
第三节 不是实物崇拜，而是文化创造
第四节 从氏族血缘关系，到民族文化内涵
第五节 从氏族文化表征，到民族文化象征

第九章 龙的观念新论
第一节 龙的观念：中国人的四大观念

第二节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第三节 仁者爱人的互主体观
第四节 阴阳交合的发展观
第五节 兼容并包的文化观

第四篇 龙的深层底蕴与现代生命
第十章 龙的精神底蕴与现代生命
第一节 龙的理念：普遍和谐的四大主体关系

第二节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念
第三节 人与人、国与国和谐发展的人道理念
第四节 寻求对立面和谐结合的发展理念
第五节 多元文化和谐共处的文化理念
第六节 龙的底蕴：多元文化综合创新精神

第十一章 龙的象征：是恶还是善——中西龙形象的根本差异
第一节 中西龙形象的显著差异

第二节 中西龙象征意义的本质差异

第三节 中西龙文化地位的重大差异

第十二章 最古老的造型，最鲜活的理念——中国龙的四大理念与当代文明四大危机
第一节 天人和谐观与现代生态危机

第二节 仁者爱人观与现代战争危机
第三节 矛盾和谐观与南北关系危机
第四节 兼容并包文化观与文明冲突危机

第五篇 什么是龙新发现
第十三章 龙之谜新探索——2000年以来龙文化研究新成果、新问题、新争论
第一节 北大王东：龙文化研究的五个新观点

第二节 西安庞进：龙的本质的模糊集合论
第三节 张家口陈富城：龙脉源流与龙脉书法
第四节 辽宁郭大顺：《龙出辽河源》
第五节 濮阳孙德萱：濮阳蚌塑龙——中华第一龙
第六节 北京何新：龙的食人湾鳄原型论
第七节 湘潭吉成名：中国龙文化民俗研究
第八节 清华胡照华：神龙形象学与龙纹装饰艺术学
第九节 天津卫志强：中国民俗中的三大龙运动
第十节 王大有：生物物种真龙形态学与龙种文化论
第十一节 中国社科院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论

第十二节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朱乃诚：中华龙起源与形成

第十四章 龙之源新发现——中国龙文化考古最新十大发现
第一节 山西吉县柿子滩：一万年前岩画鹿角鱼尾祖龙

第二节 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八千年前堆塑亚祖龙

第三节 赵宝沟“四灵尊”：6300年前猪龙、鹿龙、鸟龙、牛龙——环勃海湾的原龙多样性

第四节 5300年前安徽凌家滩：八卦文化与虎、鹰、猪型原龙

第五节 黄帝有熊氏起自红山文化：熊型、鹰型原龙与勾云型玉佩

第六节 北京周边环渤海湾地区：中国龙文化的真正源头

第七节 长江中游屈家岭、石家河文化：虎型原龙与猪型盘龙

第八节 4500年前尧都陶寺：龙文化新发现
第九节 夏都二里头：绿松石鲵龙的重大考古发现
第十节 近千年前辽金遗址阿城：升龙、座龙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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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中国龙学的四大创新

作为新千年开始的2000年正巧是中国农历龙年，从龙年跨入的二十一世纪又是中华巨龙走向腾飞的时代。“龙”对于世界来说，究竟是“威胁象征”，还是“希望象征”？真可谓众说纷纭，因而“龙年说龙”势必成为海内外关注的热门话题。

今天，在2012年开春之际，我们又迎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第三个龙年，中国龙的走向更成为举世瞩目的大问题。

本书对于二十世纪中国考古学最新发现与古今中外的龙学研究做了新的概括，对于“中华神龙”这个千古之谜做了全新解释，对于“龙之谜”的四大问题（龙的原型是什么——龙的历史形态是什么——龙的本质是什么——龙的观念与文化内涵是什么），做了崭新回答，由此对于中国龙文化的深刻内涵与世界意义提出了新的见解。

全书共五篇十六章，约三十万字，荟萃图像二百多幅，以“龙之谜”的上述四个问题为主线，开创了具有文化考古学色彩的中国龙学，做出了四大创新：

（一）龙之源——龙的原型新论。

前人的研究，多半是单一原型论，把龙的原型归结为某一种动物，较有影响的是三种说法：蟒蛇原型论，鳄鱼原型论，巨蜥原型论。

本书提出龙的起源的多元综合原型论：中国龙的起源应追根溯源到五六千年以前的炎黄时代中华文明起源期。二十世纪中后期最新考古发现表明，这一时期东亚大陆中华大地存在着六大经济文化区系，先后萌生九种原龙：

东北红山文化：马型原龙和猪型原龙；

西北仰韶、马家窑文化：鱼型原龙与鲵型原龙；

中原仰韶、龙山文化：鳄型原龙与蛇型原龙；

山东大汶口、龙山文化：鹰型原龙与虎型原龙；

东南河姆渡、良渚文化：鹰型原龙与虎型原龙；

中南大溪、屈家岭文化：猪型原龙与鹿型原龙。

“六大区系，九种原龙”的格局，表明了龙的起源的多样性与统一性。马、猪、鱼、鲵、鳄、蛇、鹰、虎、鹿，这九种动物的综合，构成了中国龙的多元综合原型。

为了论证多元综合原型论，书中提出了四大论据：一是考古学论据；二是古文字学论据；三是龙的历史形态学论据；四是龙的类型学论据。

（二）龙之脉——龙的历史形态新论。

在流行见解中，往往以为龙的形态是单一的、固定的，似乎一开始就有一种规范化、标准化、统一化的龙。

本书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而提出，龙的形态是历史的、发展的、多样的，中国古代的龙主要经历了四大历史形态：

第一，炎黄时代中华文明起源期：多元发生的原龙；

第二，殷周之际中华文明雏形期：初步综合的夔龙；

第三，春秋战国、秦汉之际中华文明定型期：基本定型的飞龙；

第四，两宋时代中华文明转型期：二重走向的黄龙。

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古老而常新的中国龙也走向有史以来的第五大历史形态：中华文明新型期——现代新生的新龙。

（三）龙之魂——龙的本质新论。

前人研究中最有影响的是原始图腾说，特别是闻一多先生的综合图腾说。这种说法解答不了一个历史难题：为什么原始社会、野蛮时代的图腾，会在中国文明时代乃至今天长期存在？

本书提出龙的本质新论：中国龙的形成有二重性，源于图腾，更超越图腾，本质上已不是原始图腾的实物崇拜，而是综合创新的文化创造。

中国龙有在本质上超越原始图腾的两大创新：

在文化内涵上，从氏族血缘关系，发展到民族文化内涵；

在社会功能上，从氏族文化表征，发展到民族文化象征。

（四）龙之魅——龙的观念与文化内涵新论。

讲到这一问题时，前人往往主要着眼于封建主义、君主专制，其实，龙文化的这种内涵是在宋代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才盛行起来，在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整个历史长河中并非主流。

本书依据《周易》、《易传》以及新出土的帛书《易传》等大量古典文献，特别是孔子晚年开创的易学与龙学，从三个层面上深入揭示了中国龙的文化内涵：

第一层，龙的观念：在龙的形象后面隐含着中国人的四大观念，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仁者爱人的互主体观——阴阳交合的发展观——兼容并包的文化观；

第二层，龙的理念：龙的形象反映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追求普遍和谐的四大主体关系，天人关系——人际关系——矛盾关系——多元文化关系；

第三层，龙的精神底蕴：多元文化综合创新精神。

书中对比了中西文化中龙的不同内涵：西方龙是恶的象征，中国龙是善的象征。

继承发展龙的文化内涵，有助于解决当代文明的四大危机：生态危机，战争危机，人际关系危机，文明冲突危机。

本书特点是：融会古今，深入浅出，图文并茂，雅俗共赏。

2000年，我曾说，该书是作者多年潜心研究、系统推出的“中国学系列”第三部。《中华国富论》（1996年）——《中华复兴论》（《邓小平理论与跨世纪中国》， 1999年）——《中华神龙论》——《中华文明论》，这是中国学系列的四部曲。以后还将陆续推出新的续集，作为中华腾飞、民族复兴的铺路石，也作为中国人自我意识、外国人理解中国的一面镜子。

今天，在2012年到来之际，我应当补充说，经过修改补充后的这部新著，是我作为北京大学学者，献给龙年的一份薄礼，多么希望它成为中华巨龙现代化腾飞之路上的一块铺路石子!

第一篇 神龙之谜的三个层次

第一章 千古纷纭龙之谜——龙到底是什么

公元2000年是新世纪的第一年，也是新的千年的第一年，而这一年恰巧是中国农历的龙年，因而对“龙”的关注、对龙的兴趣、对“龙到底是什么”的探索，势必成为海内外广泛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对于新的龙年——2012年前后的中国走向，跨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向何处去，中华巨龙会继续现代化起飞过程，还是会回落、中断、逆转，在经历了当代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这更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之一。

中国龙文化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对于西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来说，中华巨龙的腾飞究竟意味着“中国威胁”，还是“中国机遇”？这同样是一个发人深思、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正是如此广阔的历史背景，把我们的理论视线转向神龙之谜的探索。这不仅是发思古之幽情的问题，而且牵涉到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理解和对中华文明未来走向的把握问题。

中国龙的深层内涵，是多元文化综合创新的中华文明精神——这是我们提出的龙学新论与龙谜新解的一个基本观点。

第一节 龙之谜的三个层次

龙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千古之谜，至今仍是众说纷纭的难解之谜。

在讲到神龙之谜的时候，首先必须讨论的一个问题是：龙究竟是什么？

具体细致地分析起来，这个问题又可以分为逐层深人的三个问题：

第一层：龙的原型是什么？

第二层：龙的本质是什么？

第三层：龙的观念与文化精神内涵是什么？

正是在这三个层次上，上至古代，下至二十世纪，乃至八十、九十年代两次文化热的大讨论中，都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尤其是十二年前的上一个龙年——1988年前后，正赶上八十年代文化热的方兴未艾阶段，龙之谜的这三个问题，成了争论不休的焦点问题。

从1988年至2000年这近十来年之间，对龙的探索兴趣持续不衰，先后出版了十几部学术著作：

（1）王大有著的《龙凤文化源流》（1988）；

（2）陈绶祥著的《中国的龙》（1988）；

（3）何新著的《龙：神话与真相》（1989）；

（4）罗二虎著的《龙与中国文化》（1990）；

（5）刘志雄、杨静荣著的《龙与中国文化》（1992）；

（6）何星亮著的《中国图腾文化》（1992）；

（7）庞进编著的《八千年中国龙文化》（1993）；

（8）张鸿修编著《龙集》（1993）；

（9）潜明兹著的《中国神话学》（1994）；

（10）李学勤著的《走出疑古时代》（1994）；

（11）苏秉琦著的《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1994）。

与此相关，还有一批学术论文。

下面让我们梳理一下围绕龙之谜展开的学术争论的来龙去脉、以八十、九十年代展开的最新争论为主线，上溯到二十世纪初叶的百年思想轨迹，并联系到上下几千年来的历史求索。

第二节 龙的原型是什么？

龙之谜的第一个层次：龙的原型是什么？

在这个问题上，古往今来答案有十几种之多，但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认为龙起源于某种动物。属于这类观点的，主要有以下十余种：

（1）蟒蛇原型论；

（2）鳄鱼原型论；

（3）大蜥蜴原型论；

（4）鱼原型论；

（5）马原型论；

（6）牛原型论；

（7）猪原型论；

（8）羊原型论；

（9）狗原型论；

（10）鸟原型论；

（11）恐龙原型论……

第二类，认为龙的原型是某种自然现象。这类观点又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意见：

（1）龙起源于云说；

（2）龙起源于闪电说；

（3）龙起源于黄河说；

（4）龙起源于星象说……

从二十世纪三十、四十年代起，关于龙的原型是什么的争论一直在继续，八十、九十年代的文化大讨论中，较为流行的观点主要是动物原型论，特别是蟒蛇原型论、鳄鱼原型论、大蜥蜴原型论。这里不妨对这三种观点略作介绍。

流行最早又最广的，或许首推蟒蛇原型论。

早在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中，就有“龙为鳞虫之长”的说法。

二十世纪三十、四十年代，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龙凤》等论文中，从人首蛇身像谈到龙与图腾，提出了蟒蛇原型论的基本思想：“龙图腾，不拘它局部的像马也好，像狗也好，或像鱼，像鸟，像鹿都好，它的主干部分和基本形态却是蛇。这表明在当初那众图腾单位林立的时代，内中以蛇图腾为最强大，众图腾的合并与融化，便是这蛇图腾兼并与同化了许多弱小单位的结果。”

六十、七十年代，孙作云的《敦煌画中的神怪画》、李诞《龙崇拜的起源》、秋浦《说龙》，王昌正《龙的研究》等论文，继承和发挥了蟒蛇原型论。

在八十、九十年代文化大讨论中，仍有不少人坚持这种观点。如何星亮在1992年出版的《中国图腾文化》一书中，不但坚持蟒蛇原型论，而且比较系统地列举了六条论据：

第一，时间越早的龙，形象越接近于蛇；

第二，古代史籍中关于龙的描写，最接近于蛇的基型；

第三，古人描述的龙的特性，最接近于蛇；

第四，在古人描述中，龙蛇为同类；

第五，在古代蛇的图腾流行甚广；

第六，古人常把龙蛇并称。

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神话学》一书中，潜明兹提出了“龙的多元化”问题，同时却又断言：“我们不大赞同多种动物是主体原型的观点。我认为：龙起源和形成有很长的历史过程，是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制过渡时期的产物，主体原型大都似蛇类。”

第二种流行较广的说法，是龙的鳄鱼原型论。

1934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疑古主义著作《古史研究》第3辑中，卫聚览较早地提出了“龙即鳄鱼”的观点。

1981年，王明达在《也谈我国神话中龙形象的产生》（1981年），《思想战线》第3期）一文中，再次提出“龙形象的基调是鳄”。

同年，祁庆福在《养鳄与豢龙》、《博物》杂志，1981年第2期中，也提出“最早的‘龙’是鳄鱼”，认为舜的时代“也有畜龙”，有专门为帝王养龙的职业家族——豢龙民，而当时的龙即是鳄鱼，一如今天的养鳄业。

1985年，宋宝忠提出，龙不是一般鳄鱼，而是中国特有的扬子鳄，即中华鼍龙。

1986年，周勋初也主张，龙的原型是扬子鳄，原始的雷神以扬子鳄为原型。

从1987年到1989年，在《诸神的起源》（1986）一书中曾主张“龙的真相和实体是云”的何新，转而主张“鳄鱼原型论”，不过他认为，这里的鳄鱼不是扬子鳄，而是古代的食人巨鳄——湾鳄：“古中国大陆和海洋上，确曾存在过一种令人恐怖的巨型爬行动物。这种巨型爬行动物，以及与其形态相近的其他几种爬行动物，其实就是上古传说中所谓‘龙’的生物学原型。换句话说，‘龙’在古代确实是存在的，它就是现代生物分类学中称作Crocodilus Porosus的一种巨型鳄——蛟鳄。”他还在与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龙年谈话中，介绍了自己这一学术观点，因而鳄鱼原型论曾流行一时。

在八十年代文化热与龙之谜的大讨论中，发展了鳄鱼原型论的，还有王大有。他在《龙凤文化源流》一书中，认定“龙的自然原型是鳄鼍类”：“中国最原始的龙，是湾鳄、扬子鳄——中华鼍龙，又称夔牛、猪婆龙、鱓、蛟龙、水虎、虎蛟、忽雷等。”同年，他还在报刊撰文说：“我确信中国龙是自然界中真实存在的生物，是海鳄、湾鳄、扬子鳄类，它们是真正意义的龙，我称之为龙的本体。十二生肖中的大龙，五方帝中的青龙或苍龙即此。苍青正确表述了鳄的体色。”“我认为古人所共认的龙是海鳄、湾鳄（海、湾于古不分），扬子鳄、鳄蜥类，可能还有恐龙孑存的一支（未必如今人们说已彻底绝灭）。它们是真正意义上的龙，史称大龙或苍龙，为龙家族的干系……”

第三种较有影响的观点，是龙的“大蜥蜴原型论”。

近代较早主张“巨蜥原型论”的，或许是黎翔凤。他1936年写成的《周易研究》，在他身后的1994年才得以出版。他把“龙即蜥蜴”这一观点，作为该书学术所得的第二个发现。书中在解释《周易》、论证“蜥易即龙，易与龙同义”时，先后提出四点论据：（1）从古文字学角度来看，龙与易古音相近；（2）古代文献所记录的龙的形状，与守宫相近；（3）龙子即蜥蜴，具有龙的祈雨功能；（4）古代巨蜥形态奇伟，具有崇拜价值。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著名的文字学家唐兰在（古文字学导论）一书中提出，龙字像蜥蜴戴角形状。

1964年，刘城淮较早地以专题论文形式，发表了蜥蜴原型论观点，在《略论龙的始作者和模特儿》一文中，提出龙的始作者是华夏族，模特儿是蜥蜴。1988年，他在《中国上古神话》一书中发展了这一观点：“龙由夏族的图腾（主要是蛇类、蜥蜴类与马类）融化而成，由一般的司水之神逐渐成为‘鳞虫之长’和专主雨水之神，动物的代表和吉祥、英雄之神。”

何新在上述著作中也讲：所谓“龙”，就是古人眼中鳄类、蟒螈类以及蜥蜴类动物的共名。

第三节 龙的本质是什么？

龙之谜的第二个层次：龙的本质是什么？

在这个问题上，以往的研究中主要存在着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神灵动物说，二是图腾标志说。

在这里，争论的焦点在于：龙究竟是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标志与精神象征？

第一种意见，“神灵动物说”，强调龙本质上是神灵动物，因而未必是中华文明的文化标志。

在这方面，影响深远的说法，或许首推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对龙的解释。他把龙说成是鳞虫之长：“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

另一个代表性的说法，则是“九似之兽”。其源头据说可以上溯到东汉王符。到了宋代，这种说法开始广为流传，可见于董羽的《画龙辑议》、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罗愿的《尔雅翼》等著作之中。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这一名著中也采用了此说。在现实生活中，当然难有“九似之兽”，此说主旨在于强调龙是神灵动物。

现代中国最为流行的几种权威辞书，基本上也持神灵动物说。《辞源》的解释为：“龙：（1）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善变化能兴云雨利万物的神异动物，为鳞虫之长”。《辞海》、《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等流行辞书的说法，都大同小异。

1956年，刘宪亭在《再谈“龙”和“凤”》一文中，提出了“龙本质上是爬行动物总称”的说法：“说文所载龙为鳞虫之长，从肉，龙字右半是肉飞的形象，这里所说的飞，不一定指真飞的飞，不过因观察不清，以疾驰认为飞了。‘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长能短，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以现在的认识来讲：能幽能明，就是出来时有闪光（鳞甲被水浸湿折光），体躯可粗可细（呼吸的关系），可长可短（弯曲行走的关系），冬伏夏出（两栖及爬行动物的特性）。归纳起来，大都是爬行动物的特性。这样说，‘龙’就是几种爬行动物的总称了。”

八十年代，何新的鳄鱼、巨蜥共名说，大体上也属于这类观点的延伸。

199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刘志雄、杨静荣合著的《龙与中国文化》。这本学术专著，比较系统地研究了龙的问题。该书在探讨“龙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时，以神灵动物说为依据，提出了一个“龙的定义”：“我们就已知文献资料试图给龙下一个定义：龙是出现于中国文化中的一种长身、大口、大多数有角和足的具有莫测变化的世间所没有的神性动物。”

“龙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细致分析起来，似乎需要进一步区分为从浅到深的两个层次：龙的形态本质是什么——龙的本质功能是什么。

只有把思想重心，从头一个层次逐步深化到第二个层次，才有可能更好地回答“龙的本质是什么”的深层问题。

神灵动物说，看来多半还停留在问题的第一个层次上，尚没有把思想重心转向更为深刻的“龙的本质功能是什么”的深层本质，因而引出的结论，多半导致对龙在中华文明中的历史地位估计不足，甚至否定龙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象征。

刘志雄、杨静荣所著的《龙与中国文化》是一部有价值的好书，然而在这一点上却未能幸免。该书后记，有一段画龙点睛式的自白：“书中对中国龙的内涵与含义进行了厘定与剖析，否定了龙为中华民族的图腾或祖先的说法。这一结论也许会使不少的人感到失望，然而这种失望恰恰意味着清醒与进步。‘龙的传人’是近几年从海外传人大陆的一种说法，它只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崇龙观念的一种歧变。”“当然，这其中也有海外华人对祖国传统文化依恋于内、炫耀于外的心理在起作用。至于将龙认作中华民族祖先的现象，可以说是对中国文化缺乏深入了解而产生的一种误解。其实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是建立在祖国辽阔壮美的国土与悠久精深的文化传统之上的、我们没有必要对龙倾注太多热情。就在1988年龙文化热中，故宫博物院朱家溍先生就严肃地指出：‘无论制作水平多高，如果到处见龙也是让人受不了的。现在流行的“龙的传人”、“龙的子孙”、“龙的故乡”等等极其庸俗的语汇，尤其令人难以容忍。’（《龙柜》，《紫禁城》总第46期）朱先生可谓是从旧社会、旧家庭中的过来人，由于从旧堡垒中杀出，所以看得格外分明，其论令人肃然起敬。揭开龙的奥秘，破除龙的迷信也正是本书的宗旨之一。”

龙本质上是一种神灵动物，这一点并没有错，但这里并没有回答，这种神灵动物的本质又是什么？

可见，“神灵动物说”，在揭示龙的本质方面，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与“神灵动物说”不同，第二种意见“图腾标志说”则特别强调龙本质上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标志，因而后来就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表征。

这种观点的代表，至今仍首推闻一多先生。四十年代，他发表的《伏羲考》、《从人首蛇身像谈到龙与图腾》、《龙凤》等论文，在八十、九十年代文化讨论中仍广泛地产生着影响。

首先，他指出，龙本质上是中国历史上形成的特殊的化合式图腾：“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们的答案是：它是一种图腾（Totem），并且是只存在于图腾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中的一种虚拟的生物，因为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因部落的兼并而产生的混合的图腾，古埃及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在我们历史上，五方兽中的北方玄武本是龟蛇二兽，也是一个好例。不同的是，这些是几个图腾单位并存着，各单位的个别形态依然未变，而龙则是许多单位经过融化作用，形成了一个新的大单位，其各小单位已经是不复个别的存在罢了。前者可称为混合式的图腾，后者化合式的图腾。”“大概图腾未合并以前，所谓龙者只是一种大蛇。这种蛇的名字便叫作‘龙’。后来有一个以这种大蛇为图腾的团族（Klan）兼并了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团族，大蛇这才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于是便成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龙了。”“不错，惟其龙蛇分不清，我们才更能确定龙是古代图腾社会的遗迹，因为我们知道，图腾的合并，是图腾式的社会发展必循的途径。”

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探讨了龙的图腾文化实质，提出了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就最早的意义说，龙与凤代表着我们古代民族中最基本的两个单元——夏民族与殷民族，因为在‘鲧死，……化为黄龙，是用出禹’和‘天命玄鸟（即凤），降而生商’两个神话中，我们依稀看出，龙是原始夏人的图腾，凤是原始殷人的图腾（我说原始夏人和原始殷人，因为历史上夏殷两个朝代，已经离开图腾文化时期很远，而所谓图腾者，乃是远在夏代和殷代以前的夏人和殷人的一种制度兼信仰），因之把龙凤当作我们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可说是再恰当没有了。若有人愿意专就这点着眼，而想借‘龙凤’二字来提高民族意识和情绪，那倒无可厚非。”“现在所谓龙便是因原始的龙（一种蛇）图腾兼并了许多旁的图腾，而形成一种综合式的虚构的生物。这综合式的龙图腾团族所包括的单位，大概就是古代所谓‘诸夏’，和至少与他们同姓的若干夷狄。……留在原地的一部分，虽一度被商人征服，政治势力暂时衰落，但其文化势力不但始终屹然未动，并且做了我国四千年文化的核心。东方商民族对我国古代文化的贡献虽大，但我们的文化究以龙图腾团族（下简称龙族）的诸夏为基础。龙族的诸夏文化才是我们真正的本位文化，所以数千年来我们自称为‘华夏’，历代帝王都说是龙的化身，而以龙为其符应，他们的旗章、宫室、舆服、器用，一切都刻画着龙文。总之，龙是我们立国的象征。”

比起神灵动物说来看，图腾标志说把问题深化了，重心转移了，更具体更深入地探讨了龙作为神灵动物的本质功能。

然而，这里仍有三个问题，没有很好解决：

图腾是原始时代产物，那么为什么龙却主要流传在文明时代呢？

原始的龙图腾与后来的龙文化是什么关系？

作为民族文化象征的龙与作为帝王象征的龙是什么关系？

在八十年代文化讨论中，王大有的《龙凤文化源流》一书，发挥了龙作为原始图腾，在历史上的文化意义、象征意义：“龙与凤，往往被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龙凤艺术，是中华民族各族人民所创造的优秀文化艺术遗产，是中国各族人民大融合的历史见证。它于历史和民族的最渊远的和最深的底层，流荡着中华民族的气质和审美意识，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基础，不断润滋着中华民族的艺术长青之树，对世界美术的发展起了极其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1992年，何星亮在《中国图腾文化》一书中，更加明确地肯定了龙的图腾标志作用：“中华民族有一个共同的图腾神——龙，它没有地域之分，也没有民族之别，数千年来，各族人民把它视为神灵，虔诚地崇拜祭祀。它既是中华民族的标志和象征，同时也是帝王和皇权的象征。”“在历史上，龙是中华民族的标志和象征，是民族精神的象征，曾起过凝聚中华民族的作用。”

这里依然有一个要害问题没有搞清楚：

龙既是原始时代的图腾标志，又是文明时代的民族标志，二者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如果龙本质上是原始的图腾标志，那么怎么能成为几千年文明时代的民族文化标志呢？

难道几千年来的中华民族、中华文明，还信守原始时代的图腾制度、图腾信仰吗？

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如果不弄个水落石出，龙的本质问题还是如堕十里雾中。

在“什么是龙的本质”问题上，除上述两种主要观点以外，还有其他一些说法。其中有：

贾兰坡先生的想象虚构说：关于“龙”的神话……是人们在对现代的几类爬行动物（蛇、蜥蜴、鳄等）的形态和生活习性还不能进行科学解释时，凭着想象虚构出来的。

何新的神话意象说：龙凤并不是某些生物的神灵化，而是自然现象被生命化、拟人化后产生的神话意象。

龙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尚在探索之中，还远未根本解决。

第四节 龙的观念和文化底蕴是什么？

龙之谜的第三个层次：龙的观念和文化精神内涵。

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两种迥然不同的学术主张：一种是肯定性的民族文化象征论，另一种则是否定性的封建皇权象征论。

有的时候，这两种观点也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即使是基本肯定龙的文化内涵的民族文化象征论观点，也有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也有形形色色的不同说法。

闻一多在《伏羲考》、《龙凤》等论文中，提出了一个闪光思想，即最初产生的龙是一种“综合式图腾”，反映了中华民族起源、中华文明起源的复杂性：“假如我们承认中国古代有过图腾主义的社会形式，当时图腾团族必然很多，多到不计其数。我们已说过，现在所谓龙便是因原始的龙（一种蛇）图腾兼并了许多旁的图腾，而形成一种综合式的虚构的生物。”

不过，龙的文化精神底蕴究竟是什么，他并没有做出明确揭示，因而有的时候他也转向了否定性的封建皇权象征论：“历代帝王都说是龙的化身，而以龙为其符应，他们的旗章、宫室、舆服、器用，一切都刻画着龙文。”“图腾式的氏族社会早已变成了国家，而封建王国又早已变成了大一统的帝国，这时一个图腾生物已经不是全体族员的共同祖先，而只是最高统治者一姓的祖先，所以我们记忆中的龙凤，只是帝王与后妃的符瑞，和他们及她们宫室舆服的装饰‘母题’，一言以蔽之，它们只是‘帝德’与‘天威’的标记。”“要晓得这条‘见首不见尾’的阴谋家——龙，这只‘戴圣婴仁’的伪君子——凤，或二者的混合体，和那象征着‘帝德”天威’的龙凤，是不可须臾离的，……压得人民半死不活。三千年惨痛的记忆，教我们面对这意味深长的‘龙风’二字，怎能不怵目惊心呢!”

因为他没有真正弄清楚“作为民族文化象征的龙”与“作为封建皇权象征的龙”的相互关系，二者纠缠在一起，最终导致他对龙的当代意义作出否定性评价：“事实上，生物界只有穷凶极恶而诡计多端的蛇，和受人豢养，替人帮闲，而终不免被人宰割的鸡，那有什么龙和风呢？科学来了，神话该退位了。办刊物的人也得当心，再不得要让‘死的拉住活的’了!”“要不然，万一非给这民族选定一个象征性的生物不可，那就还是狮子罢，我说还是那能够怒吼的狮子罢，如其它不再太贪睡的话。”

1980年，陈绶祥编辑出版了一本画册《中国的龙》，序言从一个新的高度，提出了一个颇为深刻的问题，就是如何从“龙的形态”深化到“龙的观念”：“与龙有关的文化现象堪称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缩影，龙所展示的独特形态，蕴藏着中华文明中最奇妙、最有趣的华采，龙所表述的观念，掌握着中华文化中最隐秘、最曲折的精粹。”“对龙的剖析不能不遵循一种这样的原则：从中华文化中特有的现象与实际出发，从形象和观念的发展演化入手，尽可能地窥察诸多方面之端倪。”“这不正是‘周’而‘易’的中华哲理所期待的方式吗!这不就是那种造就了‘龙’的文化之本质内涵吗!”由于这是一本画册，作者只是在序言中提出了这个问题，而没有系统回答这个问题。

1994年，潜明兹的《中国神话学》一书，在表述自己和他人观点时，进一步把“龙的观念”问题深化了：“龙非自然生物，而是观念的物态化。”“阎云翔有一句话很恰当，他说：‘所有关于龙的资料无非是人们关于龙的观念或这些观念的物态化表现，因此，这些资料首先应该被看作属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和特定阶层的人们的观念。’”

在提出“龙的观念”是什么的问题的同时，人们也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1988年，王大有在《龙凤文化源流》一书中，就此提出了四点看法：

（1）龙风艺术反映了民族心理，特别是天人同一观和佑福祛祸观。

（2）龙风图腾艺术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个民族或部族的生活环境、生产方式、心理特征和原始宗教等方面综合的形象的表现。

（3）龙凤艺术的精神实质，是形、意、美的统一。

（4）龙凤艺术存在着“物态层——制度层——心态层”三层结构，最深层的还在于心态层的龙的观念。

1992年出版的何星亮所著的《中国图腾文化》一书认为，“图腾文化是中国的基层文化”，龙的崇拜是“图腾崇拜与自然崇拜的整合形式”。

同年，刘志雄、杨静荣合著的《龙与中国文化》一书，则把“龙的内涵”，简单归结为以下四个层次：

（1）器物上的龙纹；

（2）星象中的苍龙；

（3）出现于现实中的龙；

（4）由自然现象附会出来的龙。

用这样的简单方法来归纳，当然只能说抓住了龙的表层内涵，至于更为深层的问题，龙的观念、龙的精神、龙的深层文化内涵实质是什么，还是一个正在探索之中而远未解答的理论难题。

那种根本否定龙的文化内涵，主张龙的深层实质是封建皇权象征的主张，长期以来也有一定市场，八十年代全盘西化论抬头时甚至流行一时。

应当指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闻一多提出龙后来成为封建皇权象征的问题，并且痛加鞭斥，在以反帝反封建为时代主题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是有针对性和战斗性的。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思想的局限性，他没有准确区分“作为民族文化象征的龙”与“作为封建皇权象征的龙”，是不宜苛求前人的。

在八十年代文化热的大讨论中，有些全盘西化论者拿“龙的文化内涵”问题大作文章，把龙的文化内涵与封建主义完全等同起来，对中国龙的文化精神展开大批判，借以掩盖文化观上的民族虚无主义，性质就不一样了。

1988年中，六集电视政论片《河殇》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对龙的文化精神，作了根本否定：“它，几乎可以说是我们民族的象征。可是，人们是否想过，华夏民族为什么会崇拜这么一个形象凶暴的怪物呢？恰逢又是一个龙年，对龙神崇拜的研究也热闹起来，这无疑是文化寻根的一种表现。”“龙神崇拜，就是让人去崇拜那种不是人的东西——龙。中国的统治者，自命为人世间最高贵的、甚至是大自然中最高贵的存在物，认为自己是龙的化身。这样，我们就在两者间找到了一个联接点：龙是自然界的横暴者，皇帝是人世间的横暴者。皇帝要把自己打扮成一种不是人的东西。”“这可敬又可怕的古老偶像，曾经凝聚了我们祖先的多少噩梦，难道我们还要用它来凝聚我们今天的悲凉和怀旧之情吗？”“龙的崇拜，似乎可以证明，我们民族的心灵，还深深地怀恋着黄河孕育的那种古老文化的氛围，还迟迟地停留在祖先的阴影之中。这颗心灵如同活在梦中。今天，确实到了彻底唤醒它的时候了。”

对龙的文化内涵的根本否定，的确在《河殇》中起了开宗明义、统摄全局的作用。主创者之一的苏晓康，在《呼唤全民族反省意识——电视系列片（河殇）构想浅谈》一文中，对此作了很好自白：“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办法，是尽可能在每一集里抓住一个最有代表性又最具形象性的象征物，来展开论述。比如，第一集《寻梦》选取‘龙’这个华夏民族的现代图腾，去剖析一个大河流域民族的古老文化心态”。“这种文化无疑是世界整个文明的一份丰厚遗产，它不仅产生过无数天才、英豪，而且还把黄种的中华民族孕育成整个人类最为庞大的时空实体，铸就了一种追求和谐安宁、讲求理性秩序、重视人伦传统但却封闭、保守的人类心灵结构。然而，它在今天已经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崩溃了。这对中华民族来说，究竟是坏事还是好事呢？”“有人说，应该砸碎儒家学说，实行全盘西化；也有人说，中国只能‘西体中用’才有出路，……都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反省已经触及到种族文化选择这个最深刻的命题。”

他还写了《龙年的悲怆——关于（河殇）的札记》一文，更具体、更深入地描述了他对龙的文化内涵的思考，也更充分地暴露了只强调封建皇权象征论的片面性弊病：

“当龙年悄悄来临的时候，我仿佛什么也没有意识到。走在北京街头，忽然看见满街的龙……人们把1988年定为国际旅游年，中国人用来招待徕外宾的象征恰是这个中国最标准的‘国粹’。

王鲁湘戏谑道：这个古老的图腾居然也有现代实用价值。

我却在想：这不是再明显不过的一种寻梦吗？

我们想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谈谈黄河文明的兴衰，就像探险队上溯黄河源头一样，去探寻华夏文明的源头。现在我才明白，横卧在那文明的源头的原来是条龙!有趣的是，这个伟大的象征物不是在原始图腾或青铜器上，而是在大都市的街头上让我们捕捉到的。

其实，黄河即龙，这个观念是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怀疑的，就像人们决不怀疑自己是龙的传人一样。然而，中华民族为什么要崇拜这么一个形象凶暴的怪物呢？

在西方人看来——马克思就是这样看的，东方那悠久的专制主义实际上是同水有关的。大河流域民族的全部文明就建立在与水搏斗的生存伟力和被水制约的悲剧命运的两难基础上。民族的心态和性格，便在这两难中被扭曲和异化……

龙，正是这种心灵扭曲所产生的幻想和寄托。无法抗拒的自然力逼得中国人不得不选择某种专制集权的合力来应对，而这种专制集权本身又变成另一种无法违拗的超然主宰，自然暴君之外又给中国人加上了一个社会暴君，龙便获得了双重的象征。

当夏骏从一部外国人拍的电视片《龙的心》中找到一个画面——一条张着血盆大口的恶龙从天边翻滚而来的时候，当我忽然想起有一回张明敏在电视里身着龙袍马褂作悲凉状唱《龙的传人》的时候，当我们从大量资料中发现无数拜龙、舞龙、赛龙舟等等镜头的时候，我们便下决心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好生说一说这老东西了!

我也并未料到碰了这老东西竟会让那么多人难受，如一些学者、画家、海外名人等等，对我们痛加申斥，大意无非是说这些象征物是亵渎不得的，否则会伤了我们民族的元气。我们觉得这元气本已伤尽，靠那条老龙仿佛也难强撑。”

当时，严家其还打起龙的现代图腾崇拜批判的旗号，要求彻底批判龙的文化精神：“我以为，对当代中国来说，极为宝贵的不仅是中国文化中的优秀传统，而且应该是超越于国界的、属于全人类的共同的优秀的文化成果、价值和观念。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一个日益开放的中国，她再也不能离开世界文明发展的大道陶醉于云雾缭绕的‘龙的文化’中故步自封了。对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龙，对忽隐忽现、虚无飘渺的龙的崇拜，是一种现代图腾崇拜。对于某些中国人来说，似乎不崇拜什么就手足无措，但正是这种崇拜在不知不觉中使中国偏离世界文明的大道。”“当我们陶醉于龙的现代图腾崇拜中时，我们或许忘记了改革的目的在于充分发挥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精神，而在亿万人民头上是一条张牙舞爪、威力无边的‘龙’，使人们放弃了自己的主动性，放弃了对应当由自己作决策的事情的决策权，而沉浸在仰仗权威恩赐、希望上天降福的迷醉情绪中。”

在龙的文化内涵问题上暴露出来的这种民族虚无主义态度，理所当然地受到杨振宁、李政道等海外侨胞的严厉批评。曾经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美籍华人杨振宁，一针见血地尖锐指出：“这个电视片里特别提出了三个象征，而且都是中国传统的象征，是中国历史象征，是中国民族的象征，一个是龙传统或者是神话，一个是长城，一个是黄河，我想全世界都承认这三者是中国传统的象征。在这个电视片里，我最不能接受的是，把这三个传统都批评得一无是处，认为如果不把这三个传统抛弃掉的话，中国就没有希望。我认为这是大错的。”另一位世界著名的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政道也指出：“一个只依赖于过去的民族是没有发展的，但是，一个抛弃祖先的民族也是不会有前途的。五千年的黄土文化值得我们骄傲，希望我们今后的创业，也能得到未来子孙们的尊敬。”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一讨论仍在继续，只不过减少了一些强烈的政治色彩，增加了一些深层的学术色彩。

刘志雄、杨静荣合著的《龙与中国文化》，有很多确论，略嫌不足的是由于该书对龙的文化内涵理解过于简单肤浅，最后的思想重心偏向基本否定龙文化的精神内涵，着重强调“揭开龙的奥秘，破除龙的迷信”，认为“‘龙的传人’是近几年从海外传人大陆的一种说法，它只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崇龙观念的一种歧变”。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老一辈著名专家苏秉琦，把自己近十来年的主要成果，以《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学寻根记》为题结集发表。书中指出，“华（花）人、龙的传人、中国人的源、根从何而来，三者成为同义词从何说起？中国考古学者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对于这问题总算已经找到解答的钥匙。”

1994年，李学勤先生出版《走出疑古时代》一书，其中有几篇论文，也对龙的文化内涵做了有益探讨。

同期，张鸿修编著的《龙集》，李西兴主编的《黄帝陵与龙文化》，观点也与苏秉琦相近。

纵观改革开放近二十年、二十世纪近百年、乃至上下几千年的历史长河，关于中国的龙学研究，或许可以做出三点结论：

第一，龙的自然存在、真实存在多半是虚幻的，而龙的文化存在、观念存在却多半是现实的，几乎与中华文明有同样长久的历史，并且久已形成一门有中国特色的龙学；

第二，龙的问题，形式上是远离现实、虚无飘渺的，实质上却与中华民族、中华文明息息相关，在八十年代文化热的大讨论中，如何看待龙与中国传统文化问题，甚至成为焦点问题；

第三，龙学研究的深层问题，是龙的观念、龙的精神、龙的文化内涵问题，这更是一个远未根本解决的历史难题和理论难题，有待我们今天深入加以研究。

龙学一个首当其冲的基本问题是：龙是什么？

这个问题又可分解为三个层面，每个层面的问题都还未根本解决：

什么是龙的起源原型？

什么是龙的本质功能？

什么是龙的精神内涵？

这一连串的龙学基本问题，至今仍是呼唤着我们上下求索的历史之谜、文化之谜、民族精神之谜。

第二章 解谜须创新方法——从单元要素还原法到多元综合创新法

要真正解开中国神龙之谜，看来不仅需要新的考古发现、资料发掘，更需要创造新的观念、新的方法。

从根本上说，就是迫切需要从单一要素还原法，上升到多元综合创新法。

更具体地说，是要在以下四个层面上，实现从单一要素分析法到多元综合创新法的方法论根本转变：

第一个层面，从单一原型论，走向多元原型论；

第二个层面，从单一起源论，走向多元起源论；

第三个层面，从单一的自然层面还原论，走向“自然——社会——文化”三个层面的综合论；

第四个层面，从单一形态论，走向四大历史形态论。

在这种研究方法转变的思想深处，最根本、最深层的还是文化观念的转变：

从单元分析文化观走向多元综合文化观——这种新型文化观正是解开中国文化与神龙之谜必不可少的一把钥匙。

第一节 从单一原型论到多元原型论

从二十世纪中国龙学研究、尤其是八十、九十年代龙学研究走向来看，研究重心与学术争鸣首先集中在龙的原型究竟是哪一种动物或自然现象上。

动物原型论与物候原型论，各执一端；

在这两种龙的起源说中，动物原型论显然占居了上风；

在动物原型论中，影响较大的又依次为以下三种说法，蟒蛇原型论，巨鳄原型论，巨蜥原型论。

这些研究，多半属于单一原型论的范畴，在龙学现代研究初期有一定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但也有带根本性的历史局限和思想局限，今天必需有新的突破、新的超越、新的创造。

今天，考古学的一系列新发现，龙学研究的新进展，强烈呼唤着我们超越这种单一原型论的局限性，充分注意到龙的起源过程中不仅有单一原型，而且有多样原型，本质上是多样原型的综合创新。

我们今天的龙学研究重心，不应当再拘泥于采取单一要素还原法，把多元综合的复杂的龙，简单归结为某种单一原型，而是深入到历史过程中去，具体分析龙的多样原型是怎样综合到一起的，怎样以民族融合、国家融合为基础，推动精神层面的图腾融合、文化融合，最终创造出多源一统的龙。

二十世纪近百年、特别是最后三十年，是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一系列重大发现几乎改写了中国古代文明史，也改写了古代世界文明史。其中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也表明了龙的原型的多样性，突破了龙的原型的单一性传统旧说：

1971年，内蒙古三星他拉村出土了一件红山文化时期的玉制原龙，基本上是马头蛇身，主要原型是马，在马的基础上综合了蛇的特点（参见本书第38页图3-1）；

1979年公布的考古学新成果，宣布在西北甘肃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出土了鲵型原龙，主要原型是俗称“娃娃鱼”的大鲵（参见第43页图3-4）；

1983年发表的考古成果，宣布陕西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宝鸡北首岭鱼型原龙，原型主要是鱼（参见第41页图3-3）；

1983年公诸于世的山西陶寺文化出土的蟠龙纹，明显属于蛇型原龙，主要原型是蛇（参见第47页图3-6）；

1987年，河南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号称“中华第一龙”的濮阳西水坡蚌塑龙，其原型主要是鳄鱼（参见第45页图3-5）；

1988年前后，在内蒙古赤峰等地又出土了猪型原龙，主要原型明显是猪，猪头蛇身（参见第39页图3-2）；

1988年前后，太湖流域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了玉琮中的虎型原龙，主要原型是虎（参见第54页图3-11）；

1993年在湖北黄梅，还出土了距今六千余年的卵石摆塑龙，鹿头、蛇身、兽爪、鱼尾，主要原型可以说是鹿；

八十、九十年代，在仰韶文化遗址中还出了陶塑蜥蜴型原龙，主要原型明显是蜥蜴……

现代考古的最新发现，已经明确无误地传达了一个龙学信息、历史信息、文化信息：

龙的起源是多元化的，龙的形象是多样化的，不能把龙的原型单一化，纳入一个死板划一的固定原型、固定模式。

其实，在古典文献中，已经表明了龙的多样性、多元化。《尔雅》中讲：有鳞曰蛟龙，有翼曰应龙，有角曰虬龙，无角曰螭龙。《广雅》还讲，未升天曰蟠龙。

现代考古学进而表明，龙的原型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单一原型论如同削足适履，势必导致牵强附会。

在龙的起源和原型研究中，应当实现重心转移：过去，拘泥于单一原型论，重点用简单归结法，把多样综合的龙简单归结为单一原型；现在，我们要把研究重心转向综合，着重研究原龙起源的多样性，多样原型是怎样综合为龙的。

第二节 从单一起源论到多元起源论

传统龙学研究往往倾向于寻找一个单一的龙的起源，好像是从一个地方、一个中心，按照一种模式、一条路线，形成了单一的龙的形象、龙的模式，然后传播到其他各个地方，如法炮制。

按照这种讲法，似乎一开始就形成了统一化、规范化、标准化的龙，龙的造型、龙的形象、龙的观念。

这种龙的单一起源论，与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基本路线、基本格局、基本特征，是大相径庭的。

历史的真实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产生的是多源一体的龙。

现代考古学的最新发现，已经根本改变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图景，否定了中原地带一个中心的一元发生论，证实了多元一体、综合创新的多源发生论：

中华文明不同于世界文明史上其他富于原创性的五大古老文明的显著特征在于，不是在一条大河流域的狭小地带、狭小空间形成的带状文明、点状文明，而是在方圆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广阔领域内形成的多元一体的独特文明；

中华文明的产生不是只有黄河一条母亲河，而是南北横亘“长江——黄河”两条母亲河，两河之间相距上千公里，形成中国特有的两河流域，中华文明形成的主体依托和巨大空间场；

中华文明的诞生不是只有中原地带一个发源地，而是一个多源发生的复杂过程，文明要素的形成如星罗棋布，而文明整体发生也不只一个发源地，而是众多源头汇总到一起，使中华文明成为源头众多的长江大河；

中华文明的形成也不是只有中原一个中心，而是一个多中心、多源流、多线索的复杂过程，夏、商、周三代主体部分所在的中原地带固然起了一个中心熔炉的作用，但是不能掩盖不同时代有不同文化中心，同一时代有时也存在多中心的并存现象。

考古学的最新成果表明，在龙起源的中华文明起源期，存在着六元一体的母体结构，存在着“东北——西北——中原——山东——中南——东南”六大文化区系，孕育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母体结构。

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佟柱臣、严文明、俞伟超、张忠培等人，先后根据考古实践成果，提出了中国古代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多元文化区系问题。这里学习借鉴他们的科学成果，力图再做些新探讨。

中华文明不是简单划一的点状结构、带状结构，而是东西南北、纵横交错的多元结构、网络结构。

南北中国是三分结构：南部中国以长江流域为主，以稻作农业经济为主；中部中国以黄河流域为主，以旱作粟谷农业经济为主；北部中国则以辽河、黑龙江流域以及西北草原高原为主，虽也以旱作农业经济为主，但游牧经济、渔猎经济占较大比重。

东西中国是二分结构：从全球史观、世界史观的宏观高度来看，全球陆地区分为亚非欧大陆与环太平洋陆地两大块，东部中国沿海一带属于环太平洋陆地，而西部中国则毗连亚非欧大陆，一分为二，二元一体，东部面向太平洋，西部面向旧大陆。

东西南北，纵横交错，由此决定了中华文明形成时期的六元一体的母体结构：

北部中国的两个文化圈：东北文化区系，当时以红山文化为主；西北文化区系，当时以西北仰韶文化与马家窑文化为主；

中部中国的两个文化圈：黄河中游的中原文化区系，先后以中原仰韶、龙山文化为主；黄河下游的山东文化区系，先后以大汶口、龙山文化为主；

南部中国的两个文化圈：长江中游的中南文化区系，当时以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为主；长江下游的东南文化区系，先后以河姆渡、良渚文化为主。

在公元前三千年前后的中华文明起源期，这六大文化区系本身都是龙的发源地，多数文化区系还存在着多种原龙形态；仅就目前考古发现来说，在这个龙的起源时期，在六大文化区系中先后存在着十多种原龙形态（其中最主要的有九种），充分表明了龙的起源的多样化与多元性。

（一）东北文化区系：马型原龙与猪型原龙。

20世纪七十年代在内蒙古三星他拉村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玉制的马型原龙，八十年代先后在内蒙古赤峰和辽宁省丹东后洼发现了猪型原龙。虎型原龙、熊型原龙与鹰型原龙也有蛛丝马迹。

（二）西北文化区系：鱼型原龙和鲵型原龙。

八十年代在陕西宝鸡北首岭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鱼型原龙，在甘肃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则发现了鲵型原龙。

（三）中原文化区系：鳄型原龙与蛇型原龙。

八十年代在仰韶文化后岗类型的河南西水坡，发现蚌塑鳄型原龙，而在山西龙山文化陶寺遗址发现蛇型原龙。

（四）山东文化区系：鹰型原龙与虎型原龙。

在山东大汶口文化陶器刻符中蕴涵着鹰型原龙，山东日照镇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圭上则有虎型原龙纹。

（五）东南文化区系：鹰型原龙与虎型原龙。

在河姆渡文化的“双鸟朝阳图”中蕴涵着鹰型原龙纹，而在良渚文化玉琮上的通天神兽则蕴涵着虎型原龙纹。

（六）中南文化区系：猪型原龙与鹿型原龙。

八十年代在汉水流域的石家河文化遗址中发现了玉石制成的猪型原龙。1993年在湖北黄梅屈家岭，大溪、石河文化遗址中，发现了鹿型原龙。

看来，龙的起源既有多样性，又有统一性，要重点研究这种二重性的辩证发展，如何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国龙与中华文明。

第三节 从单一自然层次论到“自然——社会——文化”综合论

传统龙学研究对神龙之谜的破译，多半把重心局限于自然层面，重点探讨龙的自然原型是什么，自然属性又是什么，最多是说这些自然属性如何综合到一起。

实际上，神龙之谜的真正破译，应当包括由浅到深的三个层次：

（一）自然层面——龙的自然原型问题，这是龙学研究的初级本质问题；

（二）社会层面——龙的综合进程所反映的民族融合进程、国家融合进程，这是龙学研究的中层本质问题；

（三）文化层面——龙的形象、社会背景下蕴涵的龙的观念、龙的精神、龙的深层文化内涵，这才是龙学研究的深层本质问题。

龙学研究的这三个层次，不是同一平面的并存关系，而是逐层深入的递进关系。

第一层——自然层面，我们首先需要进一步澄清龙的自然原型问题，重点不是用分析法，把龙的原型简单归结为某种单一的自然物，而是要特别注重研究多种龙的原型，究竟是怎样综合到一起的。

在这里，研究的重心不仅是要揭示“龙的原型原本是某种自然物”，而是要进一步回答：为什么某种自然物会被赋予龙的通天神性？

单一的自然原型、图腾形象，为什么会变成复合的自然原型、图腾形象，这种综合的根据是什么？

复合的自然原型、原始图腾，为什么会进一步上升为带有想象性、虚构性、创造性的龙的造型呢？

这是需要我们上下求索的龙学之谜第一层，为了真正揭示这个神龙之谜，仅仅停留于自然层面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第二层——社会层面，神龙形象后面的社会背景与历史背景，把龙作为“民族融合——国家融合”的文化表征和一面镜子。

在龙的形象、龙的造型背后，是更为深层的社会背景、历史背景问题。

这种社会背景、历史背景，最重要的或许是“民族融合——国家融合”的双重背景。

龙的图腾融合，首先立足于中国古代多元民族融合过程，“氏族部落——部族联盟——原始民族——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或许是龙的形成过程所反映的中华民族形成过程“四部曲”。

龙的图腾融合，同时还立足于中国古代多元国家融合过程，“众多小型方国——中等城邦国家——原始帝制国家——多元一体的封建帝国”，或许是龙的形成过程所反映的中国古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四部曲”。

“民族融合——国家融合”这双重的历史背景，都通过龙的综合生成过程这面镜子，物化地表现出来。

透过多源一体的龙的形成过程，我们可以再现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形成过程，再现多元一体的中国古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

从这个“社会层面”，来揭示龙的奥秘，是龙学研究深化发展的生长点。

第三层——文化层面，从最深层次探讨龙的形象、龙的背景掩盖下的龙的观念、龙的哲学、龙的文化内涵、龙所体现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

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闻一多率先引入西方文化人类学研究中的图腾概念，用于龙学研究，是有启迪意义的，功不可没。

今天，我们需要深入分析龙与图腾的异中之同，同中之异。

中国龙的形象虽然最早渊源于原始社会的图腾文化，但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却积淀结晶了独特的文化内涵，不同于其他民族原始时代的图腾文化。一般图腾通常反映的是自然界中的实物形态，或某种植物，或某种动物，或某种自然现象。被作为图腾崇拜的自然物，往往被认为与氏族部落有三重关系：一曰祖先关系；二曰亲戚关系；三曰保护神关系。

而中国的龙，在最初起源期与原始图腾就既有共性一面、又有差异一面，并且在后来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与原始图腾文化更有了本质差异。

中国的龙虽在起源期的源头上有其自然原型，但本质上却是综合的创造、观念的创造、文化的创造，并非自然界的现有实物。

中国龙在发展过程中，在文化上的本质功能，也经历了发展过程的“四部曲”：原始的氏族综合图腾——民族融合的文化象征——古代民族国家的文化象征——中华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象征。

因而，龙的文化内涵不能按照原始图腾文化中的一般模式去套，简单归结为三重关系：祖先关系——亲戚关系——保护神关系。

我们必需独辟蹊径、独树一帜，到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去探寻龙的符号下掩盖的深层文化内涵。

龙学研究的深层文化求索，主要应当包括以下六个层次：

（一）龙的神话寓意：龙是中国特有的民族神话，包含着特有的民族心理、民族理想、民族文化、民族信仰；

（二）龙的思维方式：中华民族童年时代思维方式的原始结构、母体结构，首先对象化在龙的文化符号之中，这是探究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一面镜子与活的化石；

（三）龙的文化内涵：通过“龙的形象——龙的造型——龙的符号”，实际上表现出来的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民族智慧——民族理想——审美意象”，这是龙所包涵的文化内涵；

（四）龙的观念：在龙的深层文化内涵中，蕴涵着龙的观念，也就是中华民族在处理“天人关系——人际关系——国际关系——身心关系”这四大主体关系时，一以贯之的核心理念；

（五）龙的哲学：在龙的观念后面，还在龙的发展过程中升华出了龙的哲学、龙的信仰，由开门见山的《易经》乾卦萌发，由孔子晚年《易传》奠基，成为中国古典哲学的一个独特源头，集中映现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

（六）龙的精神：龙作为中华民族文化象征，不仅表征着民族文化形式，而且深刻表征着中华民族精神、中国文化精神，贯穿着中华文明的思想神髓，这是龙的最为深层的文化底蕴。

我们说，中国人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实质上指的正是这种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传人，而不是指血缘上的龙的子孙。

从世界文明史的高度来看，中华文明的两大特征是，独立起源的原创性和连绵不绝的持续性。这两大历史特征，正是在龙的身上得到集中体现。这正是我们发掘龙的文化内涵的深意所在。

在龙之谜的破译上，为了达到这种新突破、新境界、新创造，就必须实现以下三大创新的综合：

当代考古学发现的新成果；

多元文化综合创新的新观念；

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新解释。

要解开龙的深层奥秘，第一要靠考古学从地下发掘的新成果。二十世纪一百年、尤其是后期三十年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正在相当程度上改写古代中国历史。在“中国文化起源——中华文明起源”这两个焦点问题上，正在走出疑古主义时代，根本超越“商代起点论”、“夏代起点论”乃至“炎黄起点论”的传统观念，趋向于揭示“中国文化起源二百万年以上——中华文明起源近万年——中华文明发展五千年”基本轨迹。其中，中国龙的起源与中华文明起源，大体上是同时发生，同时形成，同步发展的。可惜的是，迄今为止，仍有一些著述没有考虑到考古学的一系列最新发现。如1992年出版的《龙与中国文化》就仍然在坚持“商前无龙说”；1998年出版的《神话与中国社会》，同样坚持龙凤晚出说。这类说法的主要缺憾，就是没有充分注意考古学新发现。

要解开龙的深层奥秘，第二要靠多元文化综合创新的新观念。原来龙之谜的许多问题之所以难解，是因为头上戴着单元文化观的紧箍咒，固守单一要素还原论的旧方法，硬套一般西方图腾文化的死板公式，过分偏执地要把龙的起源简单归结为单一的自然实物原型，把龙的本质简单归结为原始图腾，把龙的文化内涵简单归结为封建皇权象征。固守这样的死观念、死公式、死模式，就无法说明龙的原型的多元化，龙的特征的多样化，龙的形态的不断演化，龙的文化内涵的不断升华。如果用多元文化综合创新的新观念来看待问题，这些历史之谜就会迎刃而解。

要解开龙的深层奥秘，第三要靠对中国古典文献资料作出新解释。这种新解释，应当是“顶天立地”的。所谓“立地”，就是要实事求是，立足于考古学的最新发展、最新事实、最新实践；所谓“顶天”，就是要解放思想，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扬弃单元文化观、要素还原法的旧观念，树立多元综合文化观的新观念、新方法。对于商代甲骨文中几十种“龙”字的写法，就应注意到这是龙的起源、龙的原型的多元性在象形文字上的反映，而不应削足适履地用简单归一法来对待。

把这三个方面的创新综合起来，把龙的“物化外壳——社会背景——文化内涵”综合起来，是解开龙之谜的必由之路。

第四节 从单一形态论到四大形态论

通常，人们在说到“龙”的时候，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事先假定：龙有一种统一固定的形态，甚至一开始就有一种标准化的、规范化的、统一化的龙，上下几千年间，一以贯之。

实际上，历史上并不存在这种固定不变的标准龙，并不存在着固定形态、固定模式的龙。

今天人们常见的龙，多半是宋、元、明、清时代的龙，这种龙的形态是在上下几千年间，几经演变才形成的，既不是龙的原初形态，更不是龙的惟一形态。

或许可以说，发展变化才是龙的本性，是龙的整个历史显现的、符合其精神内涵的固有本性。

关于龙的形态，我们也许可以用以下四句话来加以形容：

龙无定型，变化无穷；

源于图腾，超越图腾；

多元综合，不断创新；

来龙去脉，四大形态。

纵观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上下两个五千年历史长河，龙的形态、龙的功能、龙的观念、龙的文化内涵，既有一以贯之的连续性一面，又有不断发展的变易性一面。

龙的起源发展，大体上是与中华文明同步前进的。

我们需要打破龙的单一形态论，按其本来面目把龙的发展变化的“来龙去脉”，大体概括为四大阶段、四种形态：

第一阶段，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中华文明起源期，大体上相当于通常所说的炎黄时代，或者更早一些。这时存在着多元发生的原龙形态，在六大文化区系间，先后存在着十来种原龙形态，龙成为古代民族融合、中国原始国家起源的文化象征；

第二阶段，公元前1000年前后的中华文明雏形期，大体上相当于夏、商、周三代的殷周之际，这时存在着雏型初成的夔龙形态，“头上有角——身体能飞”的龙的基本特征雏型已成，龙成了中国古代民族融合国家的文化象征；

第三阶段，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元年前后的中华文明定型期，从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这一时代龙走向基本定型的飞龙形态，龙成为中国古代文明与中央集权国家的文化象征；

第四阶段，公元1000年前后的中华文明转型期，大体相当于中国封建社会走向盛期与后期的两宋时代，这一时代龙向着二元格局的黄龙形态发展，一方面龙更多地在国家意识形态中成为封建皇权象征，另方面在民间社会心理中龙王成为与农业农村农民休戚相关的水神象征。

如果说近现代是第五个阶段的话，今天的龙已经荡涤封建主义、神秘主义的历史遗迹，正成为中华民族现代复兴的象征。

第二篇 龙的四大历史形态

第三章 中华文明起源期：多元发生的原龙——六大区系，九种原龙

原龙，是指原始的龙、最初的龙，已经具备了龙的本质特征，又不同于后来基本定型又不断发展了的龙。我们在这里提出这个龙学研究的新概念，借以揭示龙的起源期的历史特征。

第一节 炎黄时代的中华文明起源期：六大区系，九种原龙

从公元前一万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直到公元前三四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五六千年的新石器时代后期，正是中华文明起源期的五千年，是中华文明曙光初现的时代。同时，这也是原龙形态多元发生的时代，在六大文化区系之中，先后出现了九种原龙，充分表明龙的起源、龙的原型的多元化、多样性。

在这个历史阶段之前，或许还有一个相当长期的原龙萌发阶段，至今考古学尚未搞清楚，难以作出定论。根据现有科学事实，大体可以作出基本判断：

中国龙的产生，是与中国新石器时代大体同步的，也是与中华文明起源过程大体同步的。

距今一万年左右，即公元前8000年左右，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起步期，中华文明起源的奠基期，或许也是祖龙的最初萌生阶段。据张鸿修编著的《龙集——历代龙像500图》一书讲，现已发现的最早的龙的形象，始见于山西省吕梁山南端的吉县柿子滩石崖的岩画中，为一幅鱼尾鹿头型原龙图，距今一万年左右。这个说法有一定可信度，但未能查到原始资料与图像，因而不能详加评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大约一万年前开始的两个生产力革命——“新石器革命”与“农业起源革命”，无疑为文明起源事先奠定了物质技术上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可称为原龙之前的最早祖龙。

距今七千年左右，即公元前5000年左右，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中华文明个别要素的萌发形成期，同时也是中国原龙形态的进一步萌发期。1994年末、1995年初，在辽宁省阜新查海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龙形摆塑：在面积达120平方米的大房址南侧，用选择来的大小均等的红褐色石块，堆成龙形，龙头朝西南，龙尾朝东北，全长19.7米，龙身宽1.8至2米，整体造型呈现昂首飞行状，张口弯身，弓背，尾部若隐若现，给人以一种巨龙腾飞之感。年代测定为距今7300±150年。这是中华文明个别要素起源期，为后来的整体形成打下了基础。

距今五六千年，即公元前三四千年，正是中国新石器晚期，是这一时代发展的第三个高峰期，也是整个石器时代发展的最高峰，文明起源的个别要素逐渐积累增多联成整体。也就是说中华文明形成期来到了，不仅出现了“铜制器具——原始文字——原始城市”这文明起源的三大要素，而且开始出现部族联盟，萌发着最为原始的国家，作为文明起源的综合标志。这个中华文明起源期，以公元前3000年前后为中点，最早源头可追溯到一万年前，上可追溯到公元前6000多年，作为文明个别要素起源期，下限则可延伸到公元前2000年前后，那是作为文明总体特征的夏代国家更为成型的历史时代。

原始形态的龙，正是起源于这一历史时代，龙起源于原始图腾，而又超越了原始图腾，从而成为中华文明起源期的特有标志之一，因而原龙特征势必反映中华文明起源期与形成期的本质特征。

如前所述，中华文明起源期的显著特点是，在“长江——黄河”中国特有的大两河流域间，在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广袤东亚大陆，在这个特别复杂多样、相对独立的地理生态系统中，形成了六大文化区系，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起源独特格局。

“六大区系，九种原龙，多元发生，多线一体”——这一时代原龙形态的本质特征。

第二节 东北红山文化：马型原龙和猪型原龙

在公元前4000年至前3000年前后，在环勃海湾一带的中国北方与东北地区，存在着新石器晚期的红山文化类型，与西北仰韶文化、山东大汶口——龙山文化，在中国北方基本上呈三足鼎立之势，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在这一文化区系内出现了两种原龙：偏西部草原的内蒙古马型原龙与偏于东部农业文明的猪型原龙。

二十世纪中期以前，过去长期认为中国文明发源地只有黄河流域、中原地带一个中心，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年代以来的考古发现已经证实，长江是中国的第二条母亲河，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两大发源地之一和第二个中心地带；而二十世纪七十、八十年代以来的考古发现进一步表明，在北部中国的环渤海湾一带，在京西、晋北的桑干河——永定河流域，在后世长城所在的北方草原区与农业区的交接地带，在从辽河流域到黑龙江流域的广阔的中国东北文化区系，同样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堪称是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三个重要地带与中心区域。

东北红山文化的显著特征是具有二重性与综合性，既与北方旱作农业文化相联系，又与北方游牧文化相联系。看起来，中国东北红山文化类型，实际上包含着大同小异两个亚类型：接近于内蒙古草原区域的西部地区、更偏重于游牧文化；而更接近辽河平原的东部区域，更偏重于一些农业文化。这是两种原龙的生态基础、文化基础。

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老一辈考古学家尹达就富于理论远见地指出，深入发掘红山文化有重大意义：“长城南北是中原和北方草原交错的地带，像赤峰红山这样的遗址，就为我们解决两者的关系问题打开了缺口，在山西北部也发现了类似的遗址，这是极可喜的事。但是，目前看来，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应当深入一步，进行一定规模的发掘，把这个问题解决得更透彻、更准确、更有力。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关键，希望不要轻易放过。”“红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见，对于长城南北新石器时代的相互关联问题，初步找到了解决的钥匙。”“如果将红山文化的特征作进一步的研究，根据这一线索，沿着长城附近的南北地区作系统的调查和重点发掘，将给研究远古中国长城南北文化生活交互作用的问题，及研究远古中国的历史以极其重要而丰富的史料。这是中国考古工作者应当密切注意的重要问题之一。”

由于在东北红山文化遗址中先后发现了公元前4000年至前3000年的“女神庙”、积石冢和玉石原龙，因而苏秉琦发表了《文明发端，玉龙故乡》等文章，称之为中华文明、中华古国的“序曲”与“曙光”，并且画龙点睛式地指出了红山文化玉石原龙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独特意义：“查海遗址是红山文化的根系之一。特征有两条，一是玉和龙，一是之字纹。”“红山文化的突出文明特征是龙纹图案。《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记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时空框架可以与之相应。此外便是山西的陶寺为代表的晋文化的老根。”“红山文化时期是古国的开始，夏家店下层文化则是方国的开始。”“什么是赤峰文化？阿旗出土的红山文化彩陶罐，上面同时绘有分别来自中亚大陆的方格纹、华山脚下的玫瑰花纹和中国北方的龙纹，这种文化现象只在赤峰发现，别处不见，这就是赤峰文化。赤峰的特点就在于文化交错。文化交错地带是有生命力文化出现的地方。”“赤峰地区的文化特点在于民族杂居，文化交错。牛河梁的庙、坛、冢是礼制建筑，这是个重要地区，而赤峰北部的阿旗一带，也是一个重要地方。在这里出土的红山文化彩陶罐，绘有来自中原的玫瑰花，中亚大陆的菱形方格纹和红山本土的龙纹等三种图案，是欧亚大陆汇合点进出的火花，这意味着五六千年以前，这里是西亚和东亚文化的交汇地带和熔炉，红山文化是多种文化交错、多种文化融合的产物。”“红山文化的显著特征是龙，燕文化的特征也是龙。早期的龙有多种，如鹿龙、猪龙和熊龙。”

至于能否说红山文化是古国阶段，学术界尚有争论；但今天我们说红山文化中的原龙形态，是中华文明起源期的重要因素、重要标志之一，或许是能够取得共识的历史事实吧？

东北红山文化的原龙形态不只是一种，而是至少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比较接近内蒙古草原地带的马型原龙，另一种是比较接近辽河流域平原地带的猪型原龙。

有些论者把两种原龙形态当作一种等量齐观，这是不太妥当的。实际上，这两种原龙形态同中有异，不应混为一谈。

（1）接近内蒙古草原地带的马型原龙。

图3-1 东北红山文化马型原龙（内蒙古翁牛特旗出土）

这种玉雕马型原龙，1971年在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和1988年同一旗的广德公乡黄谷屯，两次发掘出来。其年代在公元前3000年，或更早一点，距今已有五千多年。

1971年发掘的这条玉石马型原龙（见图3-1），用墨绿色的玉石雕成，马头蛇身；全身成C字型，接近于闭合的圆环；圆环的直径为26厘米左右，蜷曲的龙身长总体接近60厘米。

这个地区虽然当时也有原始的北方旱作农业，但由于更接近于内蒙古草原地带，其原生的文化形态或许更接近于游牧文化，因而马是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而且对生产活动、日常生活至关重要，以马为通天神兽的龙的原型，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这种原龙形象，不少人曾笼而统之地称之为红山文化中的“玉猪龙”，而王大有《龙凤文化源流》和陈绶祥《中国的龙》，则称之为近似马头的龙。后一种意见，看来可能更为正确。实际上，内蒙古马型原龙与赤峰、辽河流域的猪型原龙，仔细辨析起来，有三个显著差异：

一是头型不是近似于猪的三角型，而是近似于马的长方型；

二是没有猪一样的大耳朵；

三是脖后颈与脊梁上飞掠而起的鬃毛，几乎占全身的1/3，更近似于马鬃而不是猪鬃。

（2）接近辽河平原地带的猪型原龙。

图3-2 东北红山文化猪型原龙（内蒙古巴林右旗出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先后在辽河流域的辽宁凌源县牛河梁、内蒙古赤峰、辽宁丹东后洼文化遗址等地，多次发掘出了玉雕猪型原龙或猪型原龙纹，主体结构是猪头与蛇身的综合。

判断这种原龙的原型主要是猪，有五个明显特征作为标志（见图3-2）：

（1）整个头型近似于三角形，很像猪；

（2）长着猪一样的大耳朵；

（3）有近似于野猪那样的大獠牙；

（4）长着和猪一样的圆鼻孔；

（5）有的长吻上还有猪一样的环型纹。

1983年至1985年，在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圆形与方形两处祭坛，并发现了可能作为生殖女神的陶塑女性裸体像。后来又在距祭坛30公里的牛河梁，发现了一座女神庙遗址，周围还环绕着无数积石冢，每座积石冢中又有众多墓葬。每座积石冢中都有一个中心大墓，墓主都是男性，大墓的中心地位与殉葬的玉器、猪骨，表明这个社会内部已有贫富分化，而男性墓主既有首领地位，又有巫师身份。而玉雕的猪型玉龙，阴阳交合成对地摆放在墓主胸前，起到通天神兽作用。

这种猪型玉龙，在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的红山文化遗址中也有出土。在赤峰红山文化彩陶中，还出现了猪型原龙的龙纹，长长的嘴巴、长长的獠牙，惟妙惟肖地再现了猪龙原型。

1987年5月18日《人民日报》，还报导了辽宁丹东后洼文化遗址出土的六千年前的陶猪原龙，猪的头型，猪的长吻，猪的眼睛，猪的大耳朵，同样有通天神兽的龙的功能。

接近于辽河平原的红山文化，较早地从渔猎经济为主转向农业经济为主，猪从狩猎对象转化为驯养对象；随着贫富分化，猪又成为财富象征；在祭祀活动中，猪成了祭祀常物——于是猪成了原始崇拜的对象，通天神龙的原型。

生态环境与劳动实践的多样性，决定了原龙形态的多元化。

第三节 西北仰韶、马家窑文化：鱼型原龙与鲵型原龙

在距今6000年至4400年，即公元前4000年至前2400年间，在黄河中上游的渭河流域，在今天的陕西、甘肃、豫西、晋南的西北一带，曾经广泛分布着以彩陶文化为典型特征的仰韶文化。古史传说中的炎黄文化，或许就起源于仰韶文化，而后向东北方向发展，与红山文化、龙山文化碰撞融合，成为中华文明起源在北方中国的三大源头，与南方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遥相呼应。

仰韶文化，又分为两种亚类型：半坡文化与庙底沟文化，前者代表了仰韶文化早期发展，而后者代表了仰韶文化的鼎盛后期。

以西北仰韶文化的这两种类型为历史背景，在这一文化区系中就出现了两种原龙形态：

（1）陕西北首岭出土的鱼型原龙；

（2）甘肃出土的鲵型原龙。

下面我们分头作些具体分析。

（1）陕西半坡文化中的北首岭鱼型原龙。

图3-3 西北仰韶文化鱼型原龙（陕西北首岭出土）

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虽已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时段，却属于仰韶文化尚未充分发展的初期阶段。他们的生产方式，是以北方旱作农业为主，同时还兼营采集和捕鱼，看来鱼在他们的生产与生活中，还占有相当重要的特殊地位。陶器上的纹样，以鱼型纹饰为数量最多，变化最大，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看来，鱼曾作为半坡氏族、半坡文化中的图腾标志。半坡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就是陶器上的人面鱼纹，鱼不但浮游在人四周，而且还有两条鱼衔住人的耳朵部位，与人形成一体，或者是作为天人合一的中介桥梁，起到通天神龙的神灵作用。正是这种独特的历史背景、实践基础、文化理念，孕育了鱼型原龙。

八十年代初期，陕西渭水流域的宝鸡市金陵河西岸的北首领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件蒜头壶上，发现了以鱼为主的原龙形象，经测定年代距今六千八百至六千年，堪称是年代很早的中华原龙了（见图3-3）。

这条鱼型原龙，形似鱼而神似龙：

鱼头，鱼眼睛，鱼鳃，鱼鳍，鱼身子，鱼尾巴，几乎是一目了然的；

然而仔细端详，确实也有不同于鱼的不同凡响的地方，主要是鱼头呈长方型，鱼嘴显得十分巨大，可以说鱼头又有点象鳄鱼头，而身子又有点近似于蛇，鱼鳃张开如角状物，显得很有气势，甚至似有出水腾空之势。

造型别致的地方还在于，画面上还绘有一只鹰鸟，衔着鱼龙的长尾。不过表现的主题，不是水鸟捉鱼，鱼鸟之间十分和谐，没有生存斗争的紧张状态。通常理解为“水鸟啄鱼图”，更确切些，或许应当理解其中独特深刻的文化内涵，这是一幅“飞鸟衔鱼龙”的原龙图腾标志，也是后来龙凤呈祥图的文化源头。

图案绘在盛酒用的蒜头壶上，看来是用作礼器的，不是日常生活用品，这一点也有助于证实我们的判断：这里的鱼型原龙是起通天神灵作用的，而不是用来展现一般食用的鱼。

（2）甘肃庙底沟、马家窑文化中的鲵型原龙。

图3-4 西北甘肃马家窑文化鲵型原龙（甘肃西坪出土）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甘肃省甘谷县西坪文化遗址和武山县傅家门遗址这两个地方，先后发现了年代在五千年以上的鲵型原龙形象，以两栖动物大鲵为龙的主要原型。

甘肃是黄土高原、蒙古高原、青藏高原的交接地带，黄河斜贯其中，因而成为多种文化的汇流地带，新石器晚期的中华文明发源地之一。

这两处遗址同属于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与半坡类型大体是平行发展的，或时间略后。庙底沟类型的彩陶文化，特点是红地黑表，彩绘母题为圆点、弧线、三角、鸟纹、太阳纹、鱼纹等。

鲵，今天俗称“娃娃鱼”，因外形酷似婴孩而得名，至今仍是珍奇动物。它多生于湍急清彻的山涧水流之中，因而自古以来在甘肃生长繁衍。仰韶文化中对鱼型原龙的崇拜，在这里历史地演化为对鲵型原龙的崇拜。这种大鲵是一种两栖动物，既能生活于山涧水中，又能葡匐于陆地上，长得又有点像人型，或许这种特性有助于它成为沟通“天——地——人”的神龙吧？成熟大鲵身长1米有余，体重60多公斤，如此硕大的体型，显然更有助于它升华为龙的原型。

西坪鲵型原龙（见图3-4），断代在距今五千五百年。原龙纹像绘在一个高约80厘米的大型陶瓶上，龙高达40厘米，形似鲵而神似龙：圆形的头部很像人头，因而曾被称为“人面鲵鱼纹”；圆圆的眼睛睁得很大，眼球居中而显得格外有神，大嘴张开，仿佛在向世界宣告什么；整个身体如娃娃鱼，而作V字型跃起之状；通体有鳞甲，身体上部两侧长有伸向上方的双臂，手臂顶端张开四趾，张开的双臂与张开的大嘴，似乎都在表示这是一条通天神龙，在向苍天与世人宣示什么，而不是一条凡鱼。如此高大的陶瓶，看来也并非日常生活用品，而是用作礼器与文化象征。

傅家门鲵型原龙，断代在五千年前。它的形体与五百年前的西坪鲵型原龙大体相近，不同之处在于更加浓墨重彩，也更加突出了龙的神灵，头下部长出六个分叉，如角状羽状之物，并由两肢增加为六肢，爪也更加突出，因而整体看来更增加了龙的神性与神气。

还有一种值得重视的学术观点认为，这种鲵型原龙属于“庙底沟——石岭下——马家窑”文化系列，是不同于仰韶文化的另一文化类型，这个问题尚有待研究。也许应注意到黄河上游、甘肃、青海一带的“石岭下——马家窑”文化，已经自成一体、独具特色。

西北仰韶文化地处黄河中上游，又多高原山涧，因而在以北方粟作农业经济为主的前提下，较多地保持了渔猎经济；对鱼型原龙、鲵型原龙的崇拜，正植根于这种经济基础，并构成这一西北文化圈特点。

第四节 中原仰韶、龙山文化：鳄型原龙与蛇型原龙

二十世纪中后期的考古学发现，超越了中华文明起源只有中原一个发源地、一个中心的传统观念，但并没有否定中原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重要地位。

二十世纪七十、八十年代的中国考古学发现，还进一步证实了中原文化区系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多源头、多中心之一，这里是中原仰韶文化中的鳄型原龙与中原龙山文化蛇型原龙的故乡与发源地。

七十年代以来的考古发现证实，远在一万年前，以河北徐水南庄头为代表的中原地带已成为北方粟作农业的发源地。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1976年至1978年，在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的2579平方米面积上，发现476个灰坑，其88个存有粟类谷物，总量在5万公斤以上。经树轮校正后的年代为公元前6000年，距今已有八千年之久。

中原文化区系之所以能成为中华文明发源地之一，原因之一是这里是地缘居中的多元文化熔炉。公元前4000年至前3000年之间，至少有中国北方的三大文化流在这里冲撞对流、综合创新：来自东北的红山文化十来自西北的仰韶文化十来自山东的龙山文化。此外，还可能有来自南方长江流域的两股文化流，也与中原文化有所交流：来自中南的大溪文化十来自东南的良渚文化。

下有北方旱作农业起源作为经济基础，上有来自五方的“红山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多元对流，由此推动中原文化区系成为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也催生了中原文化圈中的两种原龙诞生。

（1）中原仰韶文化中的鳄型原龙。

图3-5 中原仰韶文化鳄型原龙

1987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发现了主要以鳄鱼为原型的蚌塑原龙，当时因号称“中华第一龙”而轰动一时，今天看来或许叫做“中原第一龙”更为贴切，是否能说“中华第一龙”，较难定论。

这是一处黄河大流域、漳河小流域的仰韶文化遗址，属于仰韶文化的后岗类型，距今接近六千五百年，断代在公元前4500年前后。仰韶文化总体上属于彩陶文化，一般特征表现为在浅色的陶器上描绘有彩色纹样。但具体到漳河流域的特点，却是一种以红陶为主的文化，而且色调较深，属后岗类型。

蚌塑鳄型原龙是在西水坡遗址45号大墓中发现的。从墓葬情况来看，看来当时已经出现了贫富分化，乃至阶级分化，国家的权力已在萌芽之中。这个大墓在所有墓葬中，是规模最大的一个，墓坑东西宽3.10米，南北长4.10米。墓主为壮年男子，埋于墓坑中，同时陪葬或殉葬者3个人，分别埋于东、西、北三面的小龛内，其中西面小龛内是一名十二岁少女，头部有刀痕，系非正常死亡，显然是殉葬者。用蚌壳精心摆塑的龙虎，意在表明墓主生前有政治上的特殊地位，同时还是一位神通天地的巫师人物。

墓主两侧的蚌塑呈“青龙白虎图”状，其中右侧一方，是用蚌壳精心摆塑的鳄型原龙形象（图3-5）。这条原龙整体形象接近鳄鱼，而又比普通鳄鱼原型增加了种种龙的神性；体长1.78米，身高0.67米，整个体型呈较长的S型或之字型，一波三折，体态比一般在地面爬行的鳄鱼明显要高得多，显示出身体脱离地面超越爬行状态；这条鳄型原龙的头部与一般鳄鱼不同的是，头高高抬起，作昂首挺胸，瞠目有神之态，吻部像鳄鱼一样较长，颈部长而弯曲，头后面还有竖起的双角，或叫两撮鬣毛，也与普通鳄鱼大相径庭；整个身长比例也大体接近鳄鱼而明显较高，有四肢，趾分五叉，似鳄鱼又比鳄鱼的爬行更近于直立；长尾巴也像鳄鱼，而尾端也作掌状分叉，又与一般鳄鱼有别。

总体造型所达到的意境是：形似鳄鱼而神似龙，渊源于爬行动物而又超越了爬行状态，与墓主左侧的奔虎蚌塑联系到一起更显出龙的灵性。

证实这一点的，还有同一遗址的另一组蚌塑的龙虎，在距这座大墓25米处，人骑飞龙，与奔虎一起升天。这里的第二条鳄型原龙，总体上也近似于鳄鱼，但有两点特征离鳄鱼更远，更有龙的神性；一是腿长，二是脖颈也长，头部作昂首回视状，比起1.7米左右的骑龙人来说，这条龙足有3米来高，几乎接近长脖鹿的高度，远非一般鳄鱼可比。

李学勤、冯时等学者认为，这不是一般的“鳄鱼老虎图”，而是一幅“苍龙白虎北斗星图”，墓主脚的下方还有北斗星座象征，而蚌塑龙虎则是苍龙白虎星象的象征，整个造型象征着墓主是能够执掌乾坤、天人合一的尊者神人。

（2）中原龙山——陶寺文化中的蛇型原龙。

1978年至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文化遗址，出土了带蟠龙纹的彩陶盘。

图3-6 中原龙山文化蛇型原龙（山西陶寺出土“盘龙纹”彩陶盘）

地点在黄河大流域，汾水小流域。时间在距今四千五百年至三千九百年前，文化类型属于中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

这时的陶寺文化已处在文明时代的起点上，长期定居的北方农业已较为发达；彩陶技术已相当发达；贫富分化、私有财产已经出现，蟠龙盘出土的大墓，比一般墓葬要豪华得多，木棺、朱砂，成套玉器，彩绘漆器，鼍鼓、特磬等礼器，应有尽有；这些礼器表明，国家已在雏形之中。

这里的蟠龙，实际上是以蛇为主要原型的原龙，适当吸收了鳄鱼等动物的某些特征：头部基本似龙，没有脖子，头与身子直接衔接，眼睛又小又圆，口中吐长信，——这些地方以蛇为原型；但吻很长，利齿成排，又有点像鳄鱼；口中吐出的信子很长，若麦穗麦芒的形状，则是想象的成分居多；龙身体也近似于蛇而修长，蜷曲成环状；没有足，遍体鳞甲，对称成行，则又近似鳄鱼；头后的左右两边，如鱼鳍，尾部亦似鱼，分作两叉；蟠龙盘中间若有水纹或云纹，这里的龙有点像是潜龙，仿佛随时可以入水或升天。

这个以蛇型原龙为中心的彩陶盘，十分精美，神气十足，显然不是一件日常生活用品，而是一种重要礼器，具有通天地、合天人的神灵功能。

陶寺蛇型原龙是中原文明起源、国家起源的重要文化象征：

陶寺晚期墓中出土了红铜制成的铃形器，表明这个时代已有铜器，生产力发展已达到文明时代；

陶寺墓葬区的700多座墓中，中型墓占10％，贫穷的小墓近90％，富人大墓仅占1％，说明当时已有私有制，贫富分化，乃至阶级分化；

大墓中同时出土的鼍鼓，直径50厘米，高达1米，鳄鱼皮蒙面，而且有鳄鱼骨板；此外还有高达80厘米的特磬，象征王权的玉钺等……看来已有中国早期国家形成，已进入文明时代开端，当为五帝时代、尧帝所在。

从仰韶文化的鳄型原龙，到龙山、陶寺文化中的蛇型原龙，表明了中原文明起源期的历史轨迹。

第五节 山东大汶口、龙山文化：鹰型原龙与虎型原龙

在公元前3000多年至前2000年间，在黄河下游的山东丘陵与平原一带，先后存在着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这是中华文明起源期，北方旱作农业文明的另一个重要发源地。

现代考古学所发现的发源于山东的大汶口——龙山文化，实际上就是古史传说中以太昊、少昊为代表的两昊部落集团所创造的史前文化与早期文明，也就是东夷诸族创造的东夷文化。

在中华文明起源期，“中原华夏文化——山东东夷文化”，犹如并蒂莲一样，都起了相当突出的多元文化交往中枢作用。南下的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北往的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都以“中原华夏文化——山东东夷文化”为交流中介。

山东大汶口——龙山文化，即古史传统中的东夷文化，既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中华原龙的发源地之一。这后一方面，初看起来，似乎不如“北方红山文化——西北仰韶文化——中原仰韶、龙山文化”三个文化区系明显，但用考古发掘的放大镜加上理论思维的显微镜来仔细辨析，还是依稀可辨地找到这个文化圈中存在的两种类型的原龙形态：鹰型原龙与虎型原龙。

（1）鹰龙的影像，可见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刻符和连云港将军崖岩画之中。

图3-7 山东大汶口文化鹰型原龙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大汶口文化遗址发掘中，首先在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中发现了三个十分相近的陶器刻画符号：（第三个残缺了）。而后又在山东诸城前寨遗址发现了同类的陶器刻符：（见图3-7）。这一组陶器刻画符号，反复出现，颇为规范，看来已不是一般刻画符号或象形文字，而更像东夷族人，两昊部落的族徽、标志。这里的文化意蕴，值得深思。上边为太阳，下边为高山，中间的能飞越高山，直奔太阳，看来不是普通的鸟，甚至也不是一般的鹰，而或许可以而且应当解读为鹰龙的象征。另一种解读方法是把上述符号释义为日、月、山，问题是中间只有少数像月牙儿，多数前边还有一个尖头，更像鹰龙展翼飞天形象的抽象化符号。

有助于证实这是鹰鸟形象的，有中国历史博物馆馆藏的、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高达49.2厘米的人纹玉琮，有台湾故宫保存的玉圭上刻画的鹰鸟形象，还有美国弗利尔美术馆保存的玉圭上的鹰鸟形象。在这里，鹰龙的形象，是通过中国文字符号象形表意方式表达的，十分抽象；只有那展开的双翼、突前的头部，描述的是鹰鸟之形；而超越高山，直奔太阳，作为族徽与图腾崇拜，表明这不是一般的鸟，而是鹰龙雏形。

在仰韶文化与大汶口文化接触带的庙底沟文化中，我们也见到类似的标志，以表示太阳与鹰鸟结合的图腾标志，只是在双翼下边加了三道，或许表示双爪与尾巴：

以少昊、太昊部落为代表的东夷人，是北方旱作农业文明的最早创造者之一，因而他们是以太阳，鹰鸠为图腾崇拜的。证实这一点的，不仅有古典文献、古史传说，还有1979年在连云港将军崖发现的大汶口文化晚期或龙山文化早期岩画。在最醒目的中心画面上，除了人面之外，就是作为图腾崇拜的太阳与鸠鹰。有的学者把这里作为凤的起源，或许可以说最初是龙凤同源的，发展中才逐渐分化。

（2）山东龙山文化中的虎型原龙。

图3-8 山东龙山文化虎型原龙

虎型原龙在龙山文化中的例子，始见于1963年山东日照出土的两块玉圭，或叫玉锛。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在《走出疑古时代》一书中，有《良渚文化玉器与饕餮纹的演变》一文，曾具体论及这一考古发现，把它作为山东龙山文化中饕餮纹的惟一确凿证据，列举了其形象的七个特点，但可惜没有做出总体判断：这里的原型究竟主要是什么？或许应当说，这里通常所讲的兽面纹、饕餮纹，实质上是虎型原龙纹（参见图3-11）。

实际上，从总体上来考察，特别是对比良渚文化反山大墓玉琮上的虎型饕餮纹，几乎可以毫不犹疑、确凿无误地作出判断：这是东夷文化中的虎型原龙，和良渚文化中的虎型原龙大同小异。

至少有六个特点，有助于证实这里是虎型原龙：一是整个头部形状十分近似于一个正方型，符合“虎头虎脑”的说法；二是卵圆形的眼睛很大很大，大有“虎视眈眈”之势；三是长方形的大嘴横在头的下部，很有点“虎口钢牙”的意味；四是与良渚文化中的通天神兽、虎型原龙，大体相近；五是古代黄河下游、山东一带，确有老虎出没，直到后世《水浒传》中还有“武松打虎”的故事流传；六是和流传至今的民间“布老虎”头部比较，相近之处一目了然。

山东日照两城镇出土的两块玉圭上的虎型原龙，也是大同小异的：一个是虎头上长出鹿角，一个是虎头上长出牛角。

山东龙山文化中的虎型原龙，并非只有日照出土玉圭一个孤证，不仅日照镇玉圭本身是成双成对的，1987年在苏鲁两省交界、大汶口文化与良渚文化交界的江苏新沂县花厅村发掘出十七件玉器，有些上面有近似于良渚玉器中的虎型原龙纹。最重要的新发现是，1989年在山东临朐朱封龙山大墓中，出土了一套双色双件嵌合的玉头冠饰，其中一件乳白色半透明的玉佩，高5厘米，宽8.8厘米，与良渚文化中的玉琮相比，不难发现这里的图案正是虎型原龙：形似虎头，目似虎眼，鼻似虎鼻，嘴似虎口，爪似虎爪，但头上生角，用作王者之冠、通天神兽。这件玉器被考古学界称为“迄今所见海岱系古玉中之最精美者”，在虎型原龙纹上，也与良渚文化玉琮王前后变相辉映，与日照出土玉圭上的虎型原龙出于一辙（参见图3-9）。

图3-9

第六节 东南河姆渡、良渚文化：鹰型原龙与虎型原龙

长江下游、太湖流域，过去曾认为是文明起源大大落后于中原地带、黄河流域的南蛮之地。然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先后在这里发掘出六七千年以前的河姆渡文化、四五千年以前的良渚文化，说明这一带在新石器晚期、中华文明起源期，曾别开生面地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东南文化区系。这就使人们对祖国东南文化圈刮目相待，产生一种全新的认识：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中华文明起源期，长江下游的东南区系几乎是与黄河流域、中原文化并驾齐驱、比翼齐飞的，同样是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的发源地之一。

东南文化区系的中华文明起源，有其独特的生态地理基础与物质技术基础。中国东南文化区系地处长江下游乃至三角洲一带，水网密布，炎热潮湿，森林茂密，东临大海。以这种独特的生态地理系统为自然前提，以河姆渡——良渚文化为代表的东南文化区系，在中华文明起源期，有独具特色的四大发明创造：

复合式工具——木柄石锛、有段石锛的发源地；

中国、东亚乃至世界的稻作文化起源地；

从森林巢居到干栏式建筑的发源地；

中国玉器文化的南方发源地。

在这样的广阔历史背景下，以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为代表的东南文化区系，在龙的起源上也有两个独特创造：鹰型原龙与虎型原龙。前者主要发源于河姆渡文化之中，而后者主要发源于良渚文化之中。

（1）河姆渡文化中蕴涵的鹰型原龙。

图3-10 东南河姆渡文化鹰型原龙（浙江河姆渡出土象牙雕刻）

河姆渡文化中孕含着鹰龙雏形，并且作为他们的族徽标志和图腾崇拜。这一点可见之于四个证据，对于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需要多少做出一些不同前人的考辨解释：

第一，通常所谓“双鸟朝阳”象牙雕刻件，或许也可称之为“双头鹰龙”的雏形，基本上是“鹰头十蛇身”的综合，身子不是鸟形，而是修长如蛇形，从左右下角看得出来，从左上角的残环状身子看得更清楚，“二龙戏珠”图像即源于此（见图3-10）；

第二，所谓“太阳纹蝶型器”，也暗含着双头鹰龙雏形，左右（右方残缺了）上方的小孔为鹰眼，前方有钩喙如鹰，身长如蛇；

第三，所谓鸟型象牙匕首圆雕，也可依稀可辨地看到鹰龙雏形，柄端雕成下倾的鸟头之状，吻如鹰隼，身长如蛇；

第四，所谓异首连体双鸟纹，实际上也是双头鹰龙雏形，吻如利钩，生动地再现猛禽特征。

为什么说，这里刻画的不是一般的鸟，而是作为氏族图腾标志的通天“神鹰”或“神鸠”，因而蕴涵着“鹰龙”雏形呢？主要可以列出以下六条根据：

（1）小头大身子如鸠如鹰；

（2）鹰型圆眼；

（3）利喙如钩；

（4）能接近太阳，沟通天地；

（5）整个头型，更近似于鹰；

（6）多与后代并逢龙螭较为接近。

这里虽有鹰的原型，却有龙的身影，龙的神性、龙的功能，集中表现为身长如龙，具有通天神性，并能综合其他动物特征，如蛇之身、鸭之蹼、鸠之尾……

可以说，河姆渡文化既是南方凤的发源地，也是飞天鹰龙的发源地，鹰龙与凤鸟在这个源头上几乎是合二而一、二者同源的，在发展中一分二、对立统一，可谓同源而异流、阴阳而交合。

（2）良渚文化的虎型原龙。

图3-11 东南良渚文化虎型原龙（浙江余杭反山玉琮）

在良渚文化的玉琮中，尤其是反山大墓的“玉琮王”图像中，则蕴涵着虎型原龙的雏形。

著名的美籍中国学家、考古学家张光直，1986年曾发表了一篇专题论文《谈“琮”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提出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出现了“琮”这种十分特殊的玉制礼器，具有“沟通天地和权力象征两大作用”，又由于“王权、巫术、与美术的密切联系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一项重要特征，也是中国文明形成的一个主要基础”，“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玉琮在中国古史研究上有绝顶的重要性”。

良渚玉琮与虎型原龙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中华文明的诸多要素与有机整体已经是呼之欲出了，至少有以下四个特殊的明显标志：

一是从一般的新石器，到玉制石器的相当广泛使用，形成了中国石器发展中的一个独特人文景观，为了加工玉器是否已有青铜工具有待发掘，这是文明时代形成的重要物质技术基础；

二是在距今5500年的草鞋山遗址中已出现了成对的男女合葬墓多座，随葬品既有石器等劳动工具，又有陶器等日常生活用具，说明专偶家庭与私有制已在形成过程之中，或已初步形成，这是文明时代形成的社会基础；

三是从良渚文化的一些巨大公共工程来看，看来已有社会生活的公共权力，甚至是原始国家的历史萌芽，反山、福泉山、张陵山、草鞋山、寺墩等几座所谓“山”，实际上多有人工堆成的土墩，其中福泉山墓地堆土16000方，余杭反山墓地规模更大；

四是从大小墓葬的贫富分化与玉琮礼器的使用来看，当时已经出现了阶级分化，国家权力已在形成之中，玉琮在一定程度上是形成之中的国家权力的物化象征与文化象征，宗教象征与龙的信仰象征。

在玉琮中最有代表性的，首推1987年在余杭反山大墓中出土的“玉琮王”：高8.8厘米，重6.5公斤，通常称之为“神人兽面纹”、“通灵神兽”，今天看来应当说其中蕴涵着虎型原龙（见图3-11）。

李学勤在《良渚文化玉器与饕餮纹的演变》一文中指出：“将图像看作上下两部分的重合。上方是人形的上半部……这样看时，下部的兽很可能是当时龙的形象。”这里的思想富于启发性，可惜没有点出这里的龙的形象原型是什么，所谓“神人兽面纹”的真正文化内涵是什么？

玉琮下半部分，实质上是虎型原龙纹，可以举出六点论据：（1）虎型方头；（2）虎型圆眼；（3）虎型短耳；（4）虎型獠牙；（5）虎型利爪；（6）古生物学资料表明，这一时代这一地区确实有虎。

不过这里的老虎并非真实自然的老虎，而是神化龙化了的老虎，所谓“神人兽面纹”实质上是“神人虎龙纹”，其文化内涵、宗教内涵是“神人骑虎龙，上下通天地”，以虎型原龙为形成之中的国家权力、王权助威。考古学中的“兽面纹、饕餮纹”，其实大多是虎型原龙纹。

余杭瑶山还出土了被称之为“蚩尤环”的玉石“龙手镯”，主体纹样是虎型原龙的简化图案，同时还综合了其他动物图腾的部分特征：角似鹿，鼻如猪。

第七节 中南大溪、屈家岭文化：猪型原龙与鹿型原龙

长江中游南至珠江流域构成中南地区，也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区系，其中包含若干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系统，三峡地带发现的大溪文化系统，江汉平原发现的屈家岭文化系统，南岭和武夷山脉以南的岭南地区的珠江流域石峡文化系统。其中，屈家岭文化看来是这一区系在新石器晚期和中华文明起源期的主流文化。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中华文明起源期，这一文化区系主要有五个历史特点：（1）通体磨光的较大型石器，如长30多厘米的梯型石斧；（2）这里多处发现稻谷遗存，证实是中国稻作文明发源地之一；（3）蛋壳彩陶和彩陶纺轮是这一文化的典型特征，表明这里的彩陶业与纺织业都发达较早；（4）猪、犬、羊等已成为家畜，墓葬中有的以猪下颌骨或猪骨为财富象征，已出现家庭、私有制与贫富分化；（5）屈家岭文化发源的核心地带——汉江流域，地处黄河、长江两条母亲河之间，是我国北方与南方的中间地带，也是东部沿海地带到西部内陆地带的过渡地带，因而成了中华文明起源期东、西、南、北多元文化的交汇中心之一，正如著名老一辈考古学家尹达《新石器时代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所指出的：“在江汉平原已发见屈家岭文化与仰韶文化以及龙山文化的相互关系；为研究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在新石器时代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有力的科学论证，这无疑是可贵的收获。”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在中南区系的大溪——屈家岭文化中，先后发现了两种原龙：猪型原龙和鹿型原龙。

（1）石家河文化中的猪型原龙。

八十年代中期，在汉水流域的湖北天门石河镇，发掘的石家河文化遗存中，首先发现了猪型原龙。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写成的《湖北省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来的发展》一文，介绍了在这一带出现的文明起源的个别片断，也介绍了这里出土的玉石猪型原龙：在这里出土了铜块，说明这里已开始使用铜器，至少是已达到铜石并用时代；在这里还发现了原始的土城遗址，找到了原始城市的蛛丝马迹；在出土玉环上发现了刻画符号，还发现了一些祭祀活动遗迹。据介绍，“部分墓随葬猪下颌骨。邓家湾、谭家岭出土的遗物达万余件，大量的泥质红陶小杯和心型陶塑动物为别处所不见。小型陶塑动物有狮、象、虎、豹、鸡、鸟、鱼、龟等品种，还有小型陶人，其中‘人抱鱼’似有图腾崇拜之意。玉器出在瓮棺内，有雕刻精细的人面形、飞鹰形、猪龙形、蝉形、管形、方形、璜形等，小巧玲珑，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也出现了玉雕猪型原龙，与红山文化南北呼应。

石家河文化是屈家岭文化的后期发展，距今已有4800至4000年。

（2）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中的鹿型原龙。

1993年下半年，在京九铁路施工过程中，在长江以北25公里的湖北黄梅县焦墩，在屈家岭文化前身的大溪文化遗址中，发掘出了卵石摆塑原龙：龙全长4.46米，高2.28米，宽0.3至0.65米，昂首直身，曲颈卷尾，背部有三鳍，腹下伸三足，长须曲折弯卷，独角上扬，恰似一条正在腾飞的巨龙。这是一条距今6000年的卵石摆塑原龙，是继黄河流域蚌塑龙、辽河流域玉猪龙之后，在长江流域原龙形态的重大发现。

对这条卵石摆塑龙的形象，还有另一种说法：鱼尾兽爪，蛇身鹿头，龙首高昂，长角后扬，张嘴曲颈，甚为生动。

这条卵石摆塑龙的主要原型是什么，又综合了哪几种动物特征？看来这个问题尚有待我们深入考证。仅根据上述两种说法来看，主要有以下特征：鹿头；鹿角；蛇身；兽爪；鱼尾。至于长颈原型是什么，尚有待探讨。我们暂且名之为鹿型原龙，这个名字不一定确切，是否有更贴切的说法有待研究。

这条卵石摆塑龙断代在六千年前，即公元前4000年的历史遗存。相当于屈家岭文化前身的大溪文化中期。由于江汉平原是东西南北、多元文化的汇流中心之一，因而这里的龙也表现出格外早熟的综合性。

第八节 六大区系，九种原龙

——龙的起源的多样性与统一性

综上所述，龙的起源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在多样性中也孕含着统一性。

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上至公元前4000多年，下至公元前2000来年的夏代以前，通常考古学上所讲的新石器晚期，实际上是中华文明起源期与形成期，经历了炎黄时代以前的个别文明要素形成期——炎黄时代中华文明最初整体形成期。

中华文明起源期的发源地，不是过去所说的黄河流域、中原地带一个，而是在“黄河——长江”这中国特有的两河流域，存在着东西南北的六大文化区系。

以此为广阔历史背景，中国龙的起源与中华文明起源，大体上是同时发生、同步发展的，在这六大文化区系中，前前后后出现了九种原龙：

（一）北方红山文化：内蒙古马型原龙与辽河流域猪型原龙；

（二）西北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鱼型原龙与鲵型原龙；

（三）中原仰韶——龙山文化：仰韶文化中的鲵型原龙与陶寺文化中的蛇型原龙；

（四）山东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鹰型原龙与虎型原龙；

（五）东南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鹰型原龙与虎型原龙；

（六）中南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鹿型原龙和猪型原龙。

为了更好地看清中华文明起源期间原龙形态的多元发生，我们特绘制了“六大区系、九种原龙”示意图（参见本书图3-12的简略草图）。

仅就二十世纪考古发现而论，在中华文明起源期间，在六大文化区系中存在着十二种原龙形态，其中去掉三种重复的，仍有九种原龙之多。

龙的起源的多元性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多源性的必然反映，具有四个历史支点：

中国生态地理系统的多样性；

“南方稻作农业文化——中原粟作农业文化——北方游牧渔猎文化”的多样性；

“石器——陶器——铜器”工艺文化发展的多样性；

原始图腾崇拜的多样性。

中国龙的起源不仅有多元发生的历史特点，而且孕育着内在的民族文化统一性，主要表现在四个层面上：

各种原龙形态都以通天神兽形式，表达了中国人特有的天人合一观念；

多种原龙形态基本都和中国农业经济与物候特征息息相通；

多种原龙形态基本上都反映了源于原始图腾又超越原始图腾的多元综合性、多源兼容性；

在炎黄时代以后的龙山文化时代，龙的起源与中华文明起源更趋向于多元一体的发展大势。

图3-12

第四章 中华文明雏形期：初步综合的夔龙——夏、商、周民族融合国家的文化象征

中国古史上的夏、商、周三代，对于中华古典文明和古代民族融合国家来说，都是走向雏形初成的历史时代。

尤其是公元前1000年前后的殷周之际，的确是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大转变时代。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曾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这个说法有一定根据，或许也有点过头。今天我们也许可以更确切一点说，殷周之际的大转变，正是中华文明的雏形初成期，中国古典文明正是在殷周之际的历史转变中形成雏形的。

正是在中国历史的这一大背景下，龙的历史形态也发生了一个重大转变：从多元发生的原龙走向初步综合的夔龙，其主流形态、典型形态是头上长角、身体能飞的夔龙。

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为了真实地再现这个历史过程，我们不妨按“夏——商——周（西周）”三代的历史顺序，概括考古学在龙学方面的最新发现，总结梳理出夏、商、周三代龙的形态走向初步综合的“三部曲”。

从多元发生走向初步综合，是这三部曲的主旋律。

第一节 夏代的龙：走向综合第一步

夏代以前的“炎黄时代——尧舜时代”，已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时代，最初形成阶段，但因考古发现有所不足，具体情况有待研究。

而夏代则是既有古代文献记载，又有现代考古发现印证的“第一王朝”，进一步形成了多元融合的古代国家，推进了多元综合的民族文化形成过程，也正是以此为背景，推动夏代的龙迈出了走向综合的第一步。

以夏禹为代表的夏人渊源，是炎黄集团的后代分支。关于这种渊源关系，从《山海经》到司马迁《史记》，都有一些大同小异的文献记载。《山海经·海内经》的说法是：“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鲧复生禹。”司马迁《史记》在《夏本纪》开头则写道：“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这里讲的形式上是禹的个人家谱，实际上可能反映的是从氏族到民族进化谱系简略纲要，这样理解可能更符合历史真实。

从文化渊源来看，夏文化实质上主要是四大源头、四种文化的综合创新：西北仰韶文化——东北红山文化——中原仰韶、陶寺文化——山东大汶口、龙山文化。看来，炎帝、黄帝时代早期，根子主要在黄河中游、陕西渭水流域的仰韶文化之间；然后沿东北方向迁移，与东北红山文化融为一体。所谓炎黄“涿鹿之战”的历史记载表明，这两大部落联盟交战于今天北京西北，说明西北仰韶文化与东北红山文化曾以独特方式交汇冲突于燕山南北。而后夏代先人又南下到中原一带，在黄河中下游的河南嵩山一带扎根，从而融会了中原地带的仰韶文化、陶寺文化，并以此为中心建立夏王朝。在夏禹治水与夏代建国之后，又屡征东夷，融会苗蛮，从而不同程度地融会了东方山东龙山文化、东南良渚文化、中南屈家岭晚期文化。

从二里头遗址的夏代文化考古发现来看，夏文化的直接历史源头是晋南汾水流域的陶寺尧帝文化，以此为基础，不同程度地综合了“西北仰韶文化——东北红山文化——中原仰韶、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东南良渚文化——中南屈家岭文化”六大源头，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华夏文明，实现了“九州一统”的初步综合。

夏为什么能在文明初成的多元文化格局中独树一帜，率先在中国建立了比炎黄、尧舜时代更为发达的古代民族融合国家？看来，主要得益于“天时地利”这两大有利因素：

一是从生态环境、自然变化的天时角度来看，公元前2000多年的冰川时代以后，因气候变暖，而在世界与中国相当普遍地发生特大洪水泛滥，使长中下游地带的屈家岭文化圈、良渚文化圈，受到难以抗拒的严重破坏，因而从公元前三四千年的中华文明起源期的先进状态，转为落后状态，而黄河流域、中原地带则由同步发展转向带头走向综合文明。

二是从地缘政治、地缘文化的地利角度来看，以禹为代表的华夏族人率先进入中原地带，可以左右逢源地开展文化经济交往活动，在发展过程中取得了其他文化区系所没有的加速度，在多元文化综合创新过程中，起了后来居上、捷足先登的龙头作用。

从古史传说与古代神话来看，大禹治水、夏代开国与龙有着不解之缘；藉此可以说明，在夏实行民族融合推动治水的夏代立国过程中，龙在文化象征与精神凝聚中起了不小作用。据《山海经·海内经》记载，禹的父亲鲧，为了给百姓治水，私自取了上天的息壤，被天帝殛杀于羽山之野，终年不见天日，只有叫做烛龙的神龙，口衔蜡烛，带来一线光明。鲧死之后，精魂不散，尸体三年不腐，天帝怕他复活，派神人用“吴刀”为鲧剖腹，鲧的尸体化为黄龙，沉人幽深的羽渊。而在鲧的躯体剖开之际，从中跳出一条虬龙，也就是头生双角的龙，盘曲腾空，这就是鲧的儿子——大禹。禹在治水的时候，有一条黄龙又叫应龙，长着两只大翅膀和一条长尾，帮助大禹勘察地形，用强有力的尾巴划开地面，引导洪水。人面蛇身的伏羲送给大禹一支一尺二寸长的玉简，让禹用来度量大地。马首龙身的汶川神帮助大禹推倒两座山，给河水让路。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夏人率先带头实现了多元部族、多元文化的综合创新，一个重要的文化表征，就是把炎黄时代——中华文明起源期的多元原龙，以兼收并蓄的方式，初步综合起来，其中主要包括：中原陶寺文化中的蛇型原龙——西北仰韶文化中的鱼型原龙与鲵型原龙——北方红山文化中的猪型原龙——东方龙山文化与东南良渚文化中的虎型原龙……

夏代文化与夏代的龙，因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都远较后来的商周时代匮乏，因而长期以来特别难以研究与确证。不过，现代考古的最新发现，特别是二里头文化遗址等的发掘，已经为填补夏代文化与龙的研究空白，提供了一些依稀可辨的蛛丝马迹。

夏代的龙，看来主要是上述五种原龙的兼收并蓄、初步综合：

（1）夏代首先综合了来自中原陶寺文化的蛇型原龙。

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近年来愈来愈趋向于判定为夏代中后期都城，代表了夏代文明的主要成果，也反映了夏代龙从多元原龙迈向初步综合的第一步。

在二里头文化二期夏代前期遗址中，出土了一件带有龙纹的陶器残片，正面有一头双身的夏代蛇龙形象（见图4-1）。

图4-1 夏代夔龙雏形

龙头的形状，显然主要取象于蛇，而且是头部呈三角型的毒蛇；

身体形状也主要取象于蛇，而且是一头双身，体形修长，身上长有鳞片；

但这条夏代蛇龙，又不完全是简单地取象于蛇，还综合了其他一些动物图腾、原龙形态的典型特征：

它的眼睛不是像蛇一样的又小又圆的豆状圆眼球，而是很大很大的梭形眼，看来主要取象于猪或猪型原龙；

它的吻部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像蛇，而是或多或少接近于猪拱嘴，更像猪的是，圆形吻部还有两个圆形鼻孔，与猪惟妙惟肖；

在龙的身边，还绘有云纹与雷纹，鲜明地昭示着这是一条能腾飞于天的神龙，而不是在地面匍伏爬行的蛇。

显而易见，这条夏代蛇龙，主要地直接渊源于山西南部汾水流域的陶寺尧帝文化蛇型原龙，也初步综合了东北红山文化猪型原龙、山东鹰型原龙的某些因素。

（2）夏代还综合了北方红山文化中的猪型原龙。

1981年、1984年、1987年，在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先后出土了三块近似盾牌形状的青铜牌饰，长约15厘米，宽约10厘米。作工非常考究，正面不仅有精美花纹，而且通体镶嵌了二百多块绿松石，堪称是夏代青铜器发展水平的代表。这类青铜牌饰，出土时多置于墓主胸前，由此可见是表明特殊身份的夏代青铜礼器。

这三块铜牌，通常称之为“兽面纹铜牌”；李学勤先生进而称之为“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铜饰”；我们在这里想进一步指出的是，发掘于二里头文化四期的后两块铜牌，包含着渊源于东北红山文化与中南屈家岭文化的猪型原龙形象，是“猪型原龙+虎型原龙或鲵型原龙”的初步综合。

在《论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铜饰》这篇论文中，李学勤先生判断这些铜饰上的饕餮纹近似于蛇，“很像二里头出土的一件陶片上刻成的双身龙纹的头部”。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有一定根据，就是牌饰微窄的一头，兽面纹下端略呈三角型，与二里头陶片上的蛇龙头部有相似之处。

图4-2

然而，若是再过细地仔细端详揣测，与其说这里的形象主要取象于蛇型原龙，不如说更主要地取象于猪型原龙。主要根据在于“头型——眼睛”这两条（参见图4-2）。

猪型原龙与蛇型原龙的共性，在于头部下端都有点接近于三角型，但仔细辨析起来二者的整体头型有重大差异，猪型原龙的整体头型是型，前尖而后方，而蛇型原龙的整体头型是型，整个像个三角型。盾牌型铜饰的一端，显然更近似于前尖后方的猪型原龙头，而不是整个一个三角形的蛇型原龙头。

“画龙点睛”的典故，说明眼睛虽小，却对龙的造型有决定意义。具体分析起来，1981年在二里头文化二期遗址出土的铜牌微窄一端的眼睛是大圆型的，而1984年、1987年在二里头文化四期遗址出土的铜牌稍窄一端的眼睛却是梭子形的，往往是猪型原龙的典型特征；大圆眼睛，则往往是虎型原龙的典型特征（至于小圆睛那是鹰型原龙或蛇型原龙的典型特征）。二里头文化四期遗址出土的两块铜牌饰，稍窄一端都有梭子形的大眼睛，显然是猪型原龙的典型特征。二里头陶片上的蛇龙，也长了梭子形眼睛，则是以陶寺蛇型原龙为主，融合了红山文化猪型原龙后的变体，不是蛇龙固有特征。

具有梭形目的猪型原龙纹，也见之于二里头文化三期遗址出土的一件玉柄上。

（3）夏代还综合了西北仰韶文化中的鲵型与鱼型原龙。

这里讲的鲵型原龙纹，同样也见于二里头文化的盾牌形铜饰之中：稍窄的一头是梭子目的猪型原龙纹或圆型目的虎型原龙纹；而稍宽的一头则看来更主要来源于西北仰韶文化的鲵型原龙纹。

之所以判定这里综合了西北仰韶文化鲵型原龙纹，一是根据这里的头型近似于鲵，整体近似方形，两边角近似于圆形，二是根据这里的眼睛近似于鲵，比较大，呈圆形。

如果说，这里的鲵型原龙纹不太好辨认的话，那么比较一下鲵龙发展的三个环节，则可一目了然：西北仰韶文化中的鲵型原龙——二里头文化中的鲵型原龙纹——商周青铜盘中的鲵型盘龙。二里头鲵龙纹是前后二者的中介环节，是前者的抽象化，是后者的简单化。

二里头文化吸收了西北仰韶文化中的鲵型鱼型原龙纹，还见之于二里头出土的陶片上的原龙纹。可惜这个陶片有点残缺，不过仍然可以看出源于西北仰韶文化的鲵型原龙的三点特征：近似于鲵的大头；近似于鲵的圆眼睛；近似于人手五指的鲵的前肢。体侧多鱼鳍，又近似于西北仰韶文化中的鱼龙形象。

传说中作为禹迹的龙门，“鲤鱼跳龙门”的神话，则像活化石一样映现出夏代文化与鱼龙鲵龙的不解之缘。

（4）夏代又综合了山东龙山文化、东南良渚文化中的虎型原龙。

这种虎型原龙形象，不仅见之于盾牌形铜饰之中，而且见之于夏代二里头文化的四类玉石礼器之中，起着通天地的神灵作用：玉琮——玉三叉型器——玉王冠状饰——玉璜。

玉琮上的虎型原龙纹。中国古典文献《周礼·大宗伯》中讲：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夏代玉琮，主要分化出三类：短圆筒形琮；长方形琮；短方桎形琮。这三种玉琮上，多刻有饕餮纹，大都是虎型原龙纹。最典型的共性特征是：近似于方形的头型；圆圆的大眼睛；头的下部横着一张近似长方型的大嘴；口内往往有獠牙，以示猛兽之状。这里大多数是虎型原龙的抽象化、简单化，差异在于有的更生动具体一些，有的则高度简化，十分抽象，虎型原龙的底本，只是依稀可见大体轮廓。夏代二里头文化中玉琮上的虎型原龙纹，最主要源于东南良渚文化玉琮上的虎型原龙纹，在一定程度上也源于山东龙山文化玉圭上的虎型原龙纹（参见图4-3、4）。

图4-3、4

图4-5

玉璜上的虎型原龙纹。从《左传》、《淮南子》等古典文献记载来看，玉璜是夏代玉制礼器中有代表性的一种主要器形，所谓“夏后氏族之璜”，乃是夏人独创的一种半圆型玉璧，与闻名千古的“和氏璧”一样，被尊为世代国宝。不难发现，传世的夏代玉璜，半璧形美玉中间的形象，正是有所简化、头上生角的虎型原龙纹：近似方型的虎头；又圆又大的虎眼；长方形的横在下面的虎口。认真考究起来，夏代玉璜主要渊源于东南河姆渡文化的玉璜，而虎型原龙纹则主要渊源于东南良渚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参见图4-6）。

图4-6

玉三叉型器上的虎型原龙纹。玉三叉型器是夏代玉制的重要礼器，这里的饕餮纹明显地属于源于东南良渚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的虎型原龙纹：虎型头部；虎型圆眼；虎型巨口；虎型獠牙；虎型利爪（参见图4-7）。

图4-7

图4-8

玉制王冠状饰上的虎型原龙纹。玉制王冠状饰是夏代二里头文化中的特殊礼器，分两种形式：一种是王冠状玉石上雕刻饕餮纹，另一种是透雕的、王冠状的玉石饕餮纹。二者的饕餮纹大同小异，均为虎型原龙纹——虎头，虎眼，虎口，虎牙，虎爪，虎的原型依稀可辨（参见图4-8、9）。

图4-9

四种夏代玉制礼器上的虎型原龙纹，是两大源头的综合创新。一是源于东南良渚文化，二是源于山东龙山文化。

总起来看，夏代的龙主要是四个源头、五种原龙的初步综合：

中原龙山陶寺文化的蛇型原龙；

北方红山文化与中南屈家岭文化的猪型原龙；

西北仰韶、马家窑文化的鲵型与鱼型原龙；

东南良渚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的虎型原龙。

第二节 商代夔龙：走向综合第二步

看来，如果恢复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真实、本来面目的话，不仅夏、商、周三代文化是多元的、综合的，商文化本身也是多元的、综合的，因而作为商代文化象征的夔龙，也理所当然地表现出多样性、多元性、综合性。

商文化本身的多元性、综合性，首先植根于商族文化的迁徙性。据王钟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一书讲，商人始祖名契，契母简狄，属于北方有娥氏部落，商的起源与北方戎狄有渊源关系。由此可见，商族祖先开创的先商文化，最早可能发源于东北辽河流域、红山文化。而五千年前相当早熟的红山文化，可能因洪水与海侵影响，生态环境与经济文化遭受重大破坏。于是从相土时期开始，商族先人超过燕山，沿环渤海湾一带发展，因而逐渐和山东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融合起来。“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图腾传说，殷商甲骨文把商人最高祖神归为高祖夔，即东方各部落最高的上帝俊，又是“五帝”系统中的帝喾与帝舜，把商族文化与东夷先民太昊、少昊集团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黄河下游的先商文化受到长江下游的东南良渚文化影响，当然更受到夏人中原文化的影响。从公元前1600年前后的商汤王开始，起于东南的商族文化取代夏文化，在中原占居主导地位。实质上是大同小异的商文化与夏文化结合起来，在中原地带构成商帝国、商文化的核心地带。据历史文献记载，“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描述当时是邦国林立的时代。商以中原地带、华夏文化为依托，文武兼施，对外扩张，对外交往，对外发展，逐渐形成六方一体的民族融合国家雏型：中原华夏文化+东夷文化+西羌文化+北狄文化+南蛮文化+东南吴越文化。因而商文化更带有多源一体综合特色。

商代敬天信神的宗教观念特别盛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成了商代普遍社会风气。商代广泛流行三种天神崇拜形式：新产生出来的对上帝至上神的崇拜——对天地自然的崇拜——对祖先的崇拜。在龙山文化中开始产生、在夏代二里头文化中开始流行的占卜术，在商代广泛盛行起来，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强化统制的重要手段。至今留下的几十万片甲骨文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商代卜辞。据《礼记·表记》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正是在这样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下，商代龙的流行、龙的崇拜显著盛行起来，在龙的形成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商前无龙说”、“神龙晚出说”的学术观点是证据不足的，已被考古发现、古典文献、龙学研究所根本否定。然而，却可以说，在龙的发展史上，商代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这种变化显著地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龙的形态有重大变化，商代以前的龙多半只能叫原龙形态，从商代开始龙超出了原龙形态，更接近于成龙形态——成熟的龙的形态；

二是龙的形象有重大变化，商代以前的原龙形态往往和龙的原型动物纠缠不清，不易辨认，众说纷纭，而商代的龙则更多地超越了原型动物，更多地赋有神性，因而易于确认为龙；

三是龙的数量有显著增加，商代以前的龙数量不多，要到处去寻找，而商代的龙则数目激增，在殷墟妇好等大墓中几乎到处是龙，遍地是龙；

四是龙的综合有重大发展，炎黄时代——尧舜时代（龙山文化时代）——夏代文化——商代文化，中国文化的多元综合趋势越来越趋向强化，与此相应的是商代的龙的多样性与综合性大大超过前此以往的上述三个时代。

殷商时代的龙，笼而统之地或许可以总称之为商代夔龙，而实际上从现有考古发现来看，至少有十来种龙的形态，大都带有不同原龙的化合、综合意味。

从1928年开始发掘的殷墟，是中国考古学最早发掘一个古代都城、古代文明，约略归纳起来，先后发现了十二种商代的龙：

（1）蛇头有角龙。

在殷墟二期青铜礼器中，在鸟尊的躯体上面，铸蟠龙纹样，基本上是蛇头蛇身的蛇型原龙形象。这种蛇型原龙，最早始见于中原陶寺文化蟠龙陶盘中，后来又在夏代二里头文化彩陶片上发现，现在又综合到商代文化之中。仔细端详，可在蛇龙额部中心发现一个颇为独特的型纹，还不是角，却预示着商代龙发展的一个重要新特点：头上长角。

在殷墟二期青铜制成的扁圆壶和中柱旋龙盂上，蟠龙头、蟠龙身子大同小异，不同之处是长出了或尖或平的双角。（参见图4-10）

图4-10

最早头上长角的龙，看来是有三个源头：山东龙山文化中的虎型原龙；东南良渚文化中的虎型原龙；中南屈家岭文化中的鹿型原龙。

商代蛇头有角龙的出现，反映了商代中原文化与上述几种文化的综合趋势。

（2）独角大蜥蜴龙。

在侯家庄大墓中出土的石鹗，其中一件翼上雕有并排的大蜥蜴龙，头部如蜥蜴式的变色龙，身长尾长也很像蜥蜴型原龙或鲵型原龙。但有一个新的特点，超越了这些原龙，而显得更有神性，那就是头上长出了较长的独角。（参见图4-11）

图4-11

与此相近的，还有殷墟妇好大墓中出土的司母辛四足觥盖，也有一条大蜥蜴龙，只是身躯显得更长，头上的角更明显，龙的神气也更足。（参见图4-12）

图4-12

（3）鲵头蛇尾有角龙。

在殷墟著名的妇好大墓中，还出土了一对青铜铸成的弓型器，长40厘米，重650克。弓型器的正面，有一对鲵头蛇尾双角龙，造型特别别致：头部如鲵型原龙；身子也犹如大鲵；头上长有双角；尾端如蛇头状，而蜷曲勾回（参见图4-13）。

图4-13

妇好墓出土的玉器中，也有一条大同小异的鲵头蛇身龙：头部形状如鲵；圆圆大眼如鲵；然而头部却长出粗壮弯曲的双角；身子却是蛇的躯体，长有蛇的鳞片。（参见图4-14）

图4-14

鲵头蛇身双角龙还有一个典型，就是殷墟小屯M18号墓出土的蟠龙纹盘：鲵头；双角；蛇身，蜷曲如盘。类似龙纹还见于侯家庄1001号大墓出土的骨纽上面。（参见图4-15）

图4-15

起源于中原文化的蛇型原龙与起源于西北文化的鲵型原龙的综合，反映了中原文化与西北文化在商代的综合走向。

（4）鱼头蛇身龙。

殷墟中的墓葬，能判明身份最高者为妇好，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她是商王武丁之妻，声名显赫。妇好墓中，有6只殉犬，16具殉葬人，近两千件随葬石器玉器，6800枚海贝。在随葬的铜器、玉器、石器中，有多种多样的龙的形态。

妇好墓中还出土了鱼头蛇身的石龙，鱼头，鱼眼睛，鱼鳍，但身子则若鱼若蛇，基本上是“鱼头——蛇身”的综合。头上画了长角的地方，身上有菱型蛇纹，而体侧则有云纹，表明这又是一条似鱼似蛇、非鱼非蛇的神龙（参见图4-16）。

图4-16

侯家庄大墓出土的一对石龙，体型大体相近，只是头上双角更为明显。妇好墓出的一件扁足方鼎，四足上铸有鱼龙。

鱼头蛇身龙不同于鲵头蛇身龙的特点在于，鱼的头型、鱼的小圆眼睛与鲵的头型、大圆眼睛有显著不同；鱼龙的头部与躯体直接联系，几乎没有脖子，或者说脖子很短，而且与头部身子联结处一样粗细，而鲵龙却是大头细身子，中间有脖子。

鲵型原龙的文化源头在黄河上游的庙底沟、马家窑文化之中，鱼型原龙的文化源头在黄河中游的半坡文化之中，二者虽然大体属于西北仰韶文化，却有亚类型的文化差异。

蛇龙与鲵龙、鱼龙的综合，反映了商代中原文化与西北文化的进一步融合。

（5）鹿头曲角龙。

殷墟侯家庄1004号大墓出土的大方鼎中，有一种号称“鹿鼎”，上面出现了鹿头曲角龙纹头像。这不是普通的鹿，而是神鹿，鹿型原龙，头上长出王冠状突起，可以起到替人通天地的神灵作用。（参见图4-17）

图4-17

这种头上有曲角的鹿型原龙，原来主要源于长江中游、中南区系的大溪、屈家岭文化之中，现在也融合到中原的殷墟之中来了。

（6）猪头虎爪直角龙。

故宫馆藏有一商代玉龙，是这类商代夔龙的一个典型：头上有粗壮的角；明显的是猪的头型，猪的梭子形大眼，向前突出的长吻，大耳朵；却长有虎的前爪，鱼的尾巴。（参见图4-18）

图4-18

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璜、龙形玉块中，则有大同小异的猪头蛇身鱼鳍龙；明显的是猪头、猪眼睛、猪嘴、猪耳朵；头上若有角；身子近似于蛇，而做弯曲状；身体上侧则长着鱼鳍，从头到尾很神气。（参见图4-19、20）

图4-19、20

在这里，商代龙的综合性表现得更突出了：

猪型原龙来自北方红山文化和中南屈家岭文化；

蛇型原龙源于中原龙山文化；

鱼型原龙来自西北仰韶文化；

虎型原龙源于东方龙山文化和东南良渚文化。

（7）虎头牛角龙。

这类龙的一个典型，是侯家庄1001号大墓出土的石虎面饰：头型如虎，双角如牛，四周云纹。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商代青铜鼎上的兽面纹，实际上也是比较典型的虎头牛角龙纹；虎视眈眈的眼睛；近似于方形的虎头；同时，头上却长出近似于牛的双角，比牛角更弯曲而富于力度。殷墟出土的铜牛面具，实际上是虎头牛角龙纹，虎头，虎眼，虎口，虎耳，虎爪，远比牛头更神气。这类龙还见于殷墟出土的玉梳背，玉兽面，玉牌形饰。（参见图4-21）

类似的虎头双角龙纹，在商代青铜器中多有所见。杜乃松所著的《中国青铜器发展史》一书中所展示的图片中，大体属于这类龙纹的就有：

图4-21

商代兽面纹方鼎；

商代兽面纹大甗；

商代兽面纹矢壶；

商代册方斝；

商代兽面纹大铙；

商代小臣缶方鼎。

杜乃松著《青铜器鉴定》一书图版中还有多种类似的虎头双角龙纹：

商代兽面纹簋；

商代司母辛鼎；

商代兽面纹壶；

商代兽面纹钺。

李西兴主编的《黄帝陵与龙文化》一书，也列举了两种虎头双角龙纹：夔龙纹斝；夔龙有纹戈。

图4-22 商周夔龙典型代表

（8）虎头蛇身有角龙。

在商代夔龙中，还有一类虎头蛇身有角龙，它与上述虎头双角龙非常相近，主要区别在于：虎头双角龙的兽面纹、饕餮纹，往往有头无身子；而虎头蛇身有角龙，则既有长角的虎型原龙头，又有近似于蛇的龙身子。

可以用“虎头蛇尾”这句中国成语，来形容这类商代夔龙（参见图4-23）。

图4-23

《中国的龙》一书，收集了殷墟出土的三条“虎头蛇尾”有角龙的形象：圆睁睁的虎眼；近似方形的虎头；头上长出粗壮有力的双角；身子如蛇一样修长而蜷曲，身上有鳞片，其中一条龙背后还有鱼鳍（见图4-22）。

《殷墟的发现与研究》一书，还介绍了发掘出土的一种浑身镶嵌绿松石片的铜虎，或许应当更确切地称之为“虎头蛇身有角龙”，因为严格说来，这并不是一只写实的虎，除了头型与前肢如虎之外，还长着近似于牛的双角，整个身子则蜷曲如蛇，并且通身长着蛇的鳞片。（参见图4-24）

在海内外的流行著作中，虎头双角龙与虎头蛇身双角龙，往往被笼而统之地称之为“兽面纹”或“饕餮纹”。李学勤先生在《走出疑古时代》一书中正确指出，“饕餮本是龙的一种”，“饕餮实质也是龙”。这里进一步指出，商代流行的兽面纹、饕餮纹，其主要原本主体成分，是源于山东龙山文化与东南良渚文化的虎形原龙，在此基础上又广泛吸收了其他文化区系的多种原龙特征，应称虎型夔龙纹。

图4-24

（9）牛头蛇身龙。

商代牛已成为六畜之一，在祭祀活动与运输活动中起重要作用。商人开始用牛负重，作较为远途的商业运输，据说这是“商”这个名称的重要起源之一。据《世本·作篇》、《山海经·大荒东经》等历史文献记载，商族先人王亥，最早“服牛”、“仆牛”，首创用牛拉车作为运输工具，开展部族之间的远程贸易。看来，这成为商人的一大社会风尚，直至西周初年，周公作《尚书·酒诰》，讲到殷族遗民时，仍强调“肇牵车牛，远服贾用”，要他们在农事之余，牵着牛赶着车，到较远的外地去经商。

与此相应，在商代文化与龙的形态发展上的新特点，就是出现了一种新的牛头龙或牛头蛇身龙：以牛头双角为主，或者再加上蛇的身子等因素，构成商代夔龙形象之一。

殷墟出土的著名的司母辛大方鼎，中心就是一个以牛头为主的龙头形象。但这不是普通的牛，两侧有虎一样的利爪，旁边有表示升天的云雷纹（参见图4-25）。

图4-25

这类牛头双角龙的形象还见于殷墟小屯和武官出土的式尊、方卣、甗、斝等青铜礼器上。

这类牛头双角龙纹，还见于殷墟侯家庄出土的象牙柄型器的刻纹中，妇好墓出土的虎錾象牙杯身上，则一排刻着四个牛头双角夔龙纹。（参见图4-26）

图4-26

妇好墓还出土了一个石雕的龙纽盖，牛头，双角，却长着蛇的身子，卷曲成钮。

（10）鳄头蛇身虎爪鱼尾双角龙。

殷墟小屯北地出土一件大石磬，长88厘米，厚4.6厘米。两面均雕刻了鳄头、蛇身、虎爪、鱼尾龙纹，长80厘米；头型基本似鳄，张开大嘴；头上长着角，粗壮而有力；眼睛如虎，利爪如虎；整个身子如蛇，长有鳞片；最后的尾巴，却如鱼一样开叉；身旁有云雷纹，表示能腾云升天。

《黄帝陵与龙文化》一书，收集了一些陕西出土的商龙形象，其中有三条龙主要源于鳄型原龙。1965年陕西绥德头村出土的飨戚上的龙纹，基本上是鳄鱼头，但头上有角，身子如蛇，有鳞片；1973年陕西岐山贺家村出土的夔龙乳钉纹鼎，头如鳄鱼，头上长角，身如大蜥蜴；同时还在这里出土了夔龙纹铜饰片，也是鳄鱼头，长弯角，身体近似于鳄与蛇之间，但又长了鱼之鳍。（参见图4-27）

图4-27

《龙集——历代龙像500图》，收集的商龙形象中，也有两条源于鳄型原龙：一是夔龙纹钺上的龙，头如鳄，头上有角，身如蛇；二是夔龙纹鼎上的龙纹，头似鳄鱼，身似蛇，头上有角，背上有鱼鳍。山西吕梁县石楼镇出土的晚商青铜龙纹觥，更是商代继承了鳄型原龙的一个典型：整个觥的造型如同鳄鱼，但头上长角，身上雕满鳄型原龙纹。（参见图4-28）

图4-28

这表明商代夔龙，把源于中原陶寺文化的蛇型原龙与仰韶文化的鳄型原龙综合到一起了。

（11）鹰头蛇身龙。

鹰型原龙源于山东大汶口文化与东南河姆渡文化。

随着商文化向东南发展，于是就把鹰鸟型原龙，也综合到商文化中来。

按照《诗经·商颂·玄鸟》说法，“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人祖先是把玄鸟、燕子作为原始图腾的，似乎燕子应作为鸟型原龙的主要模特。可是从出土文物的实际考辨来看，在商代文化中，被神化、龙化的鸟类主要是三种：鹰——鸮鹰——鹦鹉。他们构成了商代鹰型龙纹的主体部分。

鹰型龙在商代妇好墓等处多有发现，妇好墓出土的所谓“怪鸟”是典型代表：鹰的头部、鹰的圆眼、鹰的钩喙，却长着水牛一样的弯曲粗壮双角；身躯后半部好像拖着蛇的长尾，又像带着云朵。难怪前人称之为“一件怪鸟负龙的浮雕作品，呈现出踩云升天的画面”。与此近似的鹰龙造型还见之于妇好墓出土的所谓“玉鸟”、双翼鹰、妇好墓出土的1150号式鼎的三足、龙头尺型器头端，都取象于鹰型原龙，而多少有些变化。商代青铜器上，还有一些鹰型龙纹，形象与造型大体相近，可见于青铜方彝陶外范上，侯家庄1004号大墓中出土的鹿鼎与牛鼎上，妇好墓出土的834号小方鼎上，侯家庄1004号大墓出土的鸟龙纹石簋上。

鸮鹰型龙原来主要源于山东连云港将军崖岩画中，现在也被吸收到商代文化中，有几个主要代表作：一是妇好墓出土的507号玉鸮，又长又钩的巨嘴，头上若长出角，身上有云纹；侯家庄1001号大墓出土的两种石鸮，都是头上长有双角，浑身雕满龙纹，明显地向人们昭示着，这决不是普通的猫头鹰一类的鸟，而是鸮鹰型的龙；妇好墓出土的一件鸮纹石磬，也是长喙如钩，头上长角，十分神气，不同凡鸟的神态。（参见图4-29、30）

图4-29、30

鹦鹉型龙是商代一大特色，典型代表是妇好墓出土的玉石鹦鹉、龙衔凤型玉饰、龙凤山石玉饰。其中的鹦鹉，头上有角，体侧有鳍，后尾如蛇，早已不是普通鹦鹉，而是“龙化鹦鹉”。（参见图4-31、32）

图4-31、32

“鹰型——鸮鹰型——鹦鹉型”的商代鸟龙，发展趋势是把“鸟头+蛇身”综合起来；妇好墓出土的475号玉石鹦鹉，把“鹦鹉头+蛇之身+鱼之尾”综合起来；妇好墓834号小方鼎，也是把“鸟之头+牛之角+蛇之身”综合起来；妇好墓虎錾象牙杯上的龙纹，典型体现了“鸟头+蛇身”的综合。

这种趋势发展到殷墟晚期，则进一步向抽象化、图案化方向发展，演化为“鸟头+蛇身”的龙纹图案，并且多是成双成对、联成一体的并逢式、回顾式的龙纹图案：带角的鸟龙头还挺明显，身躯细长如蛇，蜷曲成型。

（12）鳄头鸟翼有角龙。

带翼的龙在商代尚不明显，但仔细辨析，还是可以找到这类龙在商代开始产生的端倪。

在殷墟出的一种青铜大刀上，一面雕刻着四条鳄型有角带翼的龙纹：头近似于鳄鱼；头后有角；身体近似于大蜥蜴，但体侧有翼，近似于鸟翼的形状。

仔细查找，还可以找到这种鳄头有角带翼龙，大约有以下几处：

殷墟方彝陶外范上；

侯家庄1004号大墓的鹿鼎、中鼎上；

殷墟三期青铜礼器式簋上；

殷墟三期礼器卣上；

殷墟四期青铜礼器的Ⅲ式鼎上；

侯家庄1022号大墓出土的铜角形器上；

这都说明，中原文化与山东文化、东南文化在商代的融合有所增强；

这些带翼龙，多半只是细小的龙纹形象，作为陪衬，单独的、明显的带翼龙，在商代文化中似乎还未见，这说明“中原文化——山东文化——东南文化”的综合创新，尚在起步之中。

商代不仅是一个龙的数量剧增的时代，而且是龙的多样性、多元性、综合性有所增强的时代，在夏代基础上，迈出了多元综合的第二步。

第三节 西周夔龙：走向综合第三步

“夏——商——周”，既是此起彼伏、前后相继的三个朝代，又是大同小异、各具特色的三个民族、三种文化。

商周之际，特别是西周初期的周公改革，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实现了影响深远的综合创新，以此为契机在这个时代形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雏形。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西周时代的龙，沿着“夏——商”两代开辟的方向，迈出了走向综合的第三步，形成了更加富于多样性、多源性和综合性、统一性的西周夔龙。

西周文化与西周的龙，之所以特别富于综合创新性，主要取决于西周的兴邦之道、建国之道与长治久安之道。

周族兴邦，靠的是民族融合、文化融合。周本来是中国西北小邦，奉后稷为始祖，姬姓，出于黄帝集团，并与炎黄集团的姜姓联姻。在公刘时代，立都于豳，招引周边民族都来归附，“周道之兴自此始”。至公元前十二世纪，为避开北方戎狄游牧文化压力，由古公亶父带领，移居渭水下游，适宜农业的周原。由于采取宽容政策，吸引不少其他部落的人，共同开发，周由此成为中国西北新兴之邦国。

周取代商，靠的是得道多助、民族联合的立国之道。从周文王开始，在他弟弟周公、召公和姜太公吕尚辅佐下，开始了兴周克商大计。周文王之后的周武王九年，大会诸侯于盟津，相传诸侯邦国八百来会，初步形成代商之势。武王十一年，乘商纣王荒淫无道、陷害忠良、民心大失之时，周与庸（今湖北竹山一带）、蜀（今川西、陕南一带）、羌（周以西陇山两侧）、（今山西平陆一带）、微（今陕西眉县一带）、卢（今湖北襄樊西南）、彭（今湖北房县一带）、濮（今川东、鄂西一带）结盟，成九族联合之势，乘势伐纣，战于牧野，取而代之。

殷周之际的周公改革，针对商周关系的特殊矛盾，采取了软硬兼施、分化融合的柔武方略，主要通过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融合政策，寻求周代的长治久安之道。以周代商之后，周商关系绕不开三个特殊矛盾：从原有基础来看，周是小邦，而商是大邦；从经济制度来看，商已是长期发达的奴隶制经济，而周是近期新兴的奴隶制经济；从文化发展来看，商的古代文明已相当发达、相当先进，而周的文化却相对贫乏、相对落后。因而，商代遗民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还在经济、政治、文化上有相当深厚的社会势力，尤其在文化上更是如此。这正是他们借周公摄政之机发难，策动武庚与三监之乱的深层社会基础。为了寻求周朝的长治久安之道，平叛之后的周公厉行改革，实行四管齐下的方针，寻求长治久安之道：第一，强化国家，强化军队，设宗周六师、成周八师，维护周王共主地位；第二，实行分封制，强化宗法制，更加明确长子继承制，通过“封藩建卫”，建立诸多系于宗法关系的卫星国，以达到“以藩屏国”的作用；第三，周公制礼，强调德治，强调“敬天，保民，明德”，对德治天下的首要意义，取代殷商过于信巫重鬼神之风；第四，采取多元文化、兼容并包的形式，尊重原有的殷族、夏族以及多元民族的文化价值、文化规范，寻求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和平共处，综合创新。

正是在这种深刻历史背景下，西周初期的龙，主要是广泛综合了商代的多样化的龙，从而广泛综合了全国六大区系、九种原龙；西周后期发展之中，又植根于多元文化的综合创新，创造了一些更富于综合性的龙的新形态。归纳起来看，西周的龙主要有以下十二种形态，其中一些代表了走向综合的新走向、新趋势、新特点：

（1）花冠象鼻龙——龙与花的综合。

周族文化起源于中国西北文化区系，而西北仰韶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是花，这是一个曾经以花为原始图腾的氏族部落。这是“华夏民族”之称的重要历史渊源，也是华夏文化标志的主要历史渊源之一。或者更确切地说，龙与花——这是西北仰韶文化区系曾经长期存在的两种图腾崇拜和文化标志。周族文化的最初起源，或许可以追根溯源到西北仰韶文化，因而把“花与龙”这两种文化象征综合起来，是顺理成章的发展趋势。

夏、商、周三代，黄河流域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要高3℃—5℃，森林覆盖率在这一带曾高达50％以上，中原一带是有象群频繁出没的，象也曾成为某些部落民族的图腾崇拜对象之一。

西周早期，在“侯盂”这一青铜器上，出现有一种周代新型龙纹——花冠象鼻龙纹：中间是一些花冠、花蕊、花枝的纹样；初看起来仿佛象头上生出的曲折长角；花冠两侧各是一头象鼻龙龙纹，头型如象，圆眼如象，长鼻子更如象，只是身躯受蛇型原龙影响，体长如龙，尾巴如蛇，身上长满云纹与鳞片。同类龙纹，还见于西周的师趛鬲上（参见图4-33）。

图4-33

西周晚期龙纹钟鼓部位仍有花冠象鼻龙纹，如西周虢叔旅钟上的龙纹。只是龙纹图像从具象走向抽象化、图案化，生动具体的衣冠、象鼻龙的形象，都变得依稀难辨了，只是通过流畅的线条，表达出花冠与象鼻龙结合的意象，好像一幅需要揣测的写意画。（参见图4-34）

图4-34

（2）鳄头凤冠龙——龙与鸟的综合。

商代的意识形态，强调的是上承天意、敬天信巫，而周代意识形态则强调敬天保民、以德配天。

商代的《诗经·商颂·玄鸟》，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而《国语·周语》则讲：“周之兴也鹫鹫（凤凰）鸣于岐山”。《墨子·非攻下》也记载了周族神话传说：“赤乌衔珪降周之歧社曰，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

与此相应，西周时代出现了一种颇为独特的多齿角龙纹，体现了龙与凤、龙与鸟综合的大趋：一方面有近似鳄型原龙的头，头上还有角，身躯修长而弯曲如蛇，却长满鱼之鳍；另一方面，在鳄型原龙的后方，却生出凤鸟的王冠，有明显的鹰之头，鹰之眼，鹰之喙。这一龙纹出现于周代早期铁卣与凤纹卣上，以凤为主，凤龙合体的形象，形成鲜明对照，可谓相映成趣。

龙与凤、龙与鸟的结合，是西周文化象征与龙的形态上的一个重要走向和显著特征。

（3）鸟头虎头龙——鸮鹰与虎型原龙的综合。

西周虎饰钟，中间是一虎型原龙纹，周围是九只鸮鹰原龙纹。（参见图4-35）

图4-35

河南浚县辛村西周墓出土的雕花残骨器，上下两层的龙纹造型别具一格：上层是主要源于东南良渚文化的虎型原龙纹；下层是主要源于山东龙山文化的鸮鹰型原龙纹。二者重叠在一起，构成一个统一的龙纹图案。

无独有偶，同一地方出土的西周蚌刻饕餮纹，同样也表现了类似的双层龙纹，只是线条更简明一些，形象也更易于辨认：上层是虎头虎眼、头上长角的虎型夔龙纹，下层是鸮鹰型夔龙纹。（参见图4-36）

图4-36

这种上下双层龙纹，渊源于东南良渚文化玉琮上的上下层的“神人兽面纹”——“神人驭虎龙纹”。

而虎型原龙纹与鸮鹰型原龙纹的综合，则反映了东南吴越文化与山东齐鲁文化的综合。

（4）鹰头象鼻龙——鹰龙与象龙的综合。

西周中期的“白艿簋”上的所谓“兽目交连纹”，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头部主要取象于鹰鸟型原龙，鹰鸟型的头部，圆圆的鹰眼，鹰型的长钩喙；但这又不是普通的鹰，头后面长着角，头的前部长出长长的大象鼻子，而身体则瘦长蜷曲如蛇。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西周师旅鼎上的龙纹，主要是鹰鸟型的头部，却长出象鼻子，长长地探在前边。

更典型的是西周追簋，在这里鹰鸟头和象鼻龙纹是完全并存的，都看得相当明显。（参见图4-37）

图4-37

象鼻龙纹与鹰鸟龙纹的综合，反映了源于西部的周文化，与山东文化、东南文化、东夷文化的综合趋势。

（5）象鼻蛇尾龙——象鼻龙与蛇龙的综合。

美国人爱委夫瑞德·塞鲁门尼在《中国古代的玉雕》一书中，公布了这种奇特综合的西周龙的形象：玉雕龙的前半部分，是大象的头部，大象的长鼻子；而后半载，却长着蛇的身躯，更奇特的是，龙的尾巴竟由蛇头构成。

图4-38

1991年陕西泾阳高家堡出土的夔龙纹提梁卣，主体部分的龙纹造型颇为奇特，可以称为西周早期的象鼻蛇尾龙：前一半是象鼻龙纹的头部，长长的象鼻子，圆圆的大象眼睛；然而后一半却是蛇的身子，蛇的尾巴。不过二者结合得还不十分紧密，还有点象拼盘式的简单综合。与此类似的还有在此地1971年出土的西周饕餮纹尊。（参见图4-38、39）

图4-39

（6）蛇头双角双身龙——周代蛇龙与夏代蛇龙的综合。

河南省上蔡县四庄出土的西周龙纹方鼎，上面的龙纹形象，号称“一首双身”的“肥遗龙”。这里的龙主要取象于蛇，头型如三角形的蛇头，眼睛圆圆如豆，头的后部有两个圆圆的突起，宛若角状；蛇型龙头虽是一个，身子却分作左右两侧，各成一条龙的身躯，浑身长满鳞片，旁边饰以云纹，表示腾空之状。

河南博物馆收藏的蟠虺纹方壶，主体图案也是蛇头双角双身龙，只是蛇头上的双角更为明显、更为突出，作蜷曲盘旋状；蛇龙的两个身子也更长、更蜷曲，作纠缠盘绕之状。

这种蛇类双身龙，最早渊源于中原陶寺文化、龙山时代，而后在夏代二里头文化中形成一头双身的独特蛇龙造型，经商代继承，又综合到西周文化之中，并特别保持了夏代蛇龙一头双身的独特造型，鲜明地昭示着“夏——周”两代文化不仅以商为中介而联系，还有着更为直接的渊源关系。

（7）牛马头蛇身龙——牛马型原龙与蛇型原龙的综合。

牛头型夔龙在商代开始出现，在周代有进一步发展。西周青铜器中，何尊、利簋、兽面纹方座簋，都可以清晰可辨地看出牛头夔龙纹，典型特征是：头型近似于牛的头形，牛的长圆形大眼睛，有两个上翻的圆形鼻孔，头上长着弯曲的双角；但这不是普通的牛，旁边有雷云纹，表示有通天龙性。

西周青铜器中，还有一种造型雕饰十分复杂的折觥，下边觥身的主体纹饰，肯定是牛头夔龙纹：牛头，牛眼，牛鼻孔，牛双角。而上边的头则若牛若马：从正面看，造型近似于牛，而有牛的双角；从侧面看，又有些近似于马，有马鬃在背。（参见下面图4-40）

图4-40

陕西扶风出土的西周“曰己”铭文龙形铜觥，觥身的主要龙纹近似于牛，而觥头的造型则近似于马型夔龙：头型偏长方形，近似于马，嘴巴宽阔也近似于马；但头上长出粗壮双角，表明这不是普通的马，而是龙；身子则近似于蛇，下面还有云纹，表示腾空而行；身子后面拖了长尾，可看作马尾或蛇尾。

商周时代，牛马的家畜作用、拉车作用、祭祀作用，都史无前例地大大增强，牛头马头夔龙的出现是一种重要文化表征。

（8）猪头鹰爪蛇身双角龙——猪龙、鹰龙、蛇龙的综合。

在距离红山文化赤峰猪型原龙出土地点不远的地方，在略微偏南一些的辽宁省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又出土了西周时代的蟠龙纹盖罍。盖顶龙纽别具一格：头部主要取象于猪，猪的头型，猪的嘴巴，猪的梭形眼睛，好像还有猪的獠牙；但头上却长出粗壮双角；前肢形状大体近似于猪，但仔细看却长出鹰一样的利爪；整个身躯，蜷曲如蛇，遍体鳞片（参见下面图4-41）。

图4-41

上海博物馆藏的西周龙头钺，其造型有类似之处，或者说是大同小异：头型多少有些近似于猪型原龙；头上有双角；身躯近似于蛇；体侧有云纹，表示这是腾空之龙。不同的地方是，这里没有前肢与鹰爪。

周代龙的综合性更强了，不仅是两种原龙的综合，而且往往出现三种、四种原龙的综合，反映了周代文化在夏、商两代基础上，有了更强更广泛的综合性。

（9）象鼻蛇身鱼鳍龙——象龙、蛇龙、鱼龙的综合。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西周时代“鱼龙纹盘”盘心龙纹拓片，是多种原龙在周代进一步综合的典型代表：头部看来主要取象于象，有象的长鼻子、大眼睛；而头上却若生双角；身躯主要取象于蛇型原龙，蜷曲若环，有鳞片，尾梢如蛇；体侧却长有鱼鳍，内侧有一鳍，外侧则有四鳍，表明这条龙既可升天，作为飞龙，又可入水作为潜龙。（参见图4-42）

图4-42

1986年陕西扶风出土的西周夔龙象首形簋耳，龙的造型也大同小异：正反看都有象鼻龙头；前方的象鼻端处，长有一牛型原龙头，双角如祖；整个龙的身躯，近似于蛇。

（10）鲵头双角蛇身龙——鲵龙、蛇龙、角龙的综合。

陕西礼泉出土了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皿——蟠龙纹盘，口径37厘米，高15厘米。盘的中心，盘卧着一条鲵头双角蛇身蟠龙：头型近似于大鲵的扁方形，又大又圆中间有两颗黑珠的大鲵眼睛；但头上生着双角，每只角都作十字状，昭示着这可不是普通的“娃娃鱼”，而是地道的神灵之物；身子如蛇，盘成环状，遍体鳞甲。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西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综合趋势。

与此类似、大同小异的还有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伯尊”外底龙纹拓片，不同于前者的奇妙之处在于，鲵龙的蛇躯内侧还生出两只鹰一样的利爪，鲵龙头前则有花冠相配，表明多元文化，综合更广（参见图4-43）。

图4-43

（11）牛头蜴身龙——牛头龙与大蜥蜴龙的综合。

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代表是西周早期的淳化大鼎。这只大鼎是1979年在陕西淳化史家源村出土的，通高1.22米，重226公斤，是目前发现的西周最大铜鼎。鼎身上的主体图案，正是牛头蜴身龙纹。牛的头型，牛的眼睛，牛的鼻孔，牛的双角；这只牛头的两侧，却分别长出大蜥蜴龙的身躯，有一肢体，分出四趾，浑身长满鳞片，尾巴卷曲向上。也许是为了更明确地昭示这是一只牛头蜴龙，在这一龙头下面，还铸造了一个完全写实、明确无误的牛头。鼎的上口，还分别雕有四条鳄型原龙。（参见下面图4-44）

图4-44

与此造型相近的，还有西周青铜器芮公壶。取象于牛的龙头非常相近，只是身躯线条更为简易，几乎近似于蚯蚓状。

这里把商周时代新出现的牛头龙与鳄型原龙、大蜥蜴原龙综合起来，构成西周龙的又一历史特点。

（12）虎头牛角龙——虎型原龙与牛角夔龙的综合。

在商代所谓“兽面纹”、“饕餮纹”中，占比重最大、数量最多的，首推源于山东龙山文化、东南良渚文化的虎型原龙纹。

在西周夔龙中，这种虎型原龙纹不再占居商代那么显赫的地位与比重，数量、地位显著下降，但也没有完全销声匿迹，而是也被综合到西周文化中来。

较有代表性的是，西周早期康侯方鼎，其主体纹样近似于“良渚——龙山——殷商”时代流传下来的虎型原龙纹，如虎的头型，如虎的眼睛，如虎的嘴巴，而头上若有双角，周围有云纹。不过，这里的虎型原龙纹，离虎的原型已相当远了，向着图案化、抽象化方向发展，预示了西周后期龙的走向。（参见图4-45）

这方面的一个特殊例子，是西周兽面纹马冠饰，特别清晰地透露出虎型原龙形象：近似于虎的扁方形头部，又圆又大的虎眼，下面有虎的嘴巴，比较短小的虎耳朵；但头上长着一对粗壮有力、微微弯曲的牛角。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东南虎型龙——商代牛头龙”在西周文化中的独特综合。（参见图4-46）

总之，夏、商、周（西周）三代这近一千五百年，是中华文明走向初步综合的雏形期，也是民族融合的古代国家雏形期，从多元发生的原龙，到雏形已成的商周夔龙，正是中国古代民族融合国家雏形形成的文化表征。

图4-45、46

第五章 中华文明定型期：基本定型的飞龙

今天我们所见的龙，实际上多半是明清时代的龙，或者是以宋明时代的龙为模特而制成的龙。

然而，追根溯源地说起来，中国龙的基本定型却不是在明清时代这近500年间，而是要早得多了，这个源头要向前追溯很远。

公元前五百年前后到公元元年前后，即从春秋战国之际到秦汉之际，正是中华文明定型期，同时也是中国龙的定型期，表现在三个层面上：

第一，龙的观念、龙的文化内涵转向定型，从《周易》到孔子，为中国龙学奠基，为龙的哲学奠基；

第二，龙的形态走向定型，从多元发生的原龙、商周之际的夔龙，发展为基本定型的飞龙；

图5-1 战国秦汉时代走兽飞龙

第三，龙的本质功能也走向定型，从古代原始图腾、民族融合国家象征，逐步升华为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

下面让我们大体上按照这样一条思路，来考察这一时代龙的来龙去脉：从《周易》到孔子的龙学奠基——春秋战国的飞龙雏形——秦汉时代的飞龙定型。

第一节 龙的观念定型

——从《周易》龙学萌芽到孔子龙学奠基

在龙的形态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龙的观念”与“龙的形象”，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从静态考察来看，二者是内化与外化的相互转化关系：龙的观念是龙的形象的内化，而龙的形象则是龙的观念的外化。

从动态过程来看，二者是循环上升交互作用的关系，其中有决定意义的几个基本环节是：

自发潜在的龙的观念——多元发生的原龙形态——理论形态的龙学观念——基本定型的飞龙形态。

从殷周之际的《周易》中的龙学萌芽，到春秋战国时代孔子《易传》中的龙学奠基，从哲学理论高度提出了龙的观念，特别是“云从龙”的飞龙理念，为中华飞龙的基本定型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中国龙文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周易》古经，古代号称“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易道广大，无所不包”，今天我们或许可以说，《周易》是上升到哲学智慧高度的中华文化元典之首，对中国文化影响特别深邃而长远。

正是在《周易》这部中华文化元典之中，开门见山地提出了龙的观念，以占卜之书的神秘形式，孕育着龙的观念萌芽，龙的哲学萌芽，中国龙文化的萌芽。

《周易》古经的基本内容是八八六十四卦，其核心内容是开宗明义的乾坤两卦，首当其冲的理论起点，原始核心，则是乾卦，最为集中地提出了“龙”的观念，特别是“飞龙”观念。我们不妨先照录如下，然后稍作解析：

“卦一 乾

（乾下乾上）乾 元亨利贞。

初九 潜龙勿用。

九二 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三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四 或跃在渊，无咎。

九五 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上九 亢龙有悔。

用九 见群龙无首，吉。”

这里的深层内涵且不论，从文字上可以一目了然地明显看出，《易经》乾卦里的七爻——七行文字解释，所解释的各种卦象，实际上主要取象于龙，大体上相当于龙的时态形态发展“六部曲”：

潜龙；

见龙；

跃龙；

飞龙；

亢龙；

群龙。

在这龙的六种形态中，其中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重要环节，就是飞龙：“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因而，在一定意义上或许可以说，在中华文化元典中，《周易》最早从理论形态孕育着龙的观念、龙的哲学、龙的文化。在易学研究中，在充分肯定前人研究中的历史学派、义理学派、象数学派的同时，看来也可以从“中国龙文化”角度，对易学作出新的开掘。

继承发展了《周易》龙学萌芽的，不是别人，正是春秋战国之际的孔子。

孔子晚年好易，以“韦编三绝”精神加工整理的《易传》，以及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二三子》等历史文献，有助于证实一个过去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孔子不仅是中国儒学理论奠基人、义理学派的孔门易学奠基人，而且是中国龙学奠基人，中国龙文化的理论奠基人。

以钱玄同、顾颉刚等人为代表的二十世纪疑古主义思潮，本质上是民族虚无主义的文化观，他们严重贬损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他们在没有什么充分论据的条件下，就武断地否定孔子晚年对《易经》的研究与对《易传》的整理。1973年马王堆帛书等新的考古发现，却有力地驳斥了疑古主义思潮，证实晚年孔子的确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学易——传易——解易”。从宋代欧阳修以来，乃至近代疑古主义者提出的一些疑问，只能说明《易传》在流传过程中，可能掺杂和附加了一些后人思想，但《易传》的原始核心和基本思想，则是非孔子莫属的。

甚至今天我们还应当进一步指出：正是在晚年孔子“学易——传易——解易”过程中，创立了别开生面、独具一格的孔门易学和孔门龙学。

孔子晚年的易学研究中，为中国龙学做了重要的理论奠基，粗略梳理下来看，主要是提出了四个理论观点：

龙德论（君子大德论）；

龙位论（六位时成论）；

龙道论（安身崇德论）；

龙威论（御天行雨、天下太平论）。

下面我们根据多年流传的《易传》和1973年发现的马王堆帛书《易传》，初步清点一下孔子龙学的四个要点。深入解析，尚待来者。

（一）龙德论——君子大德论。

君子道德学说是孔子儒学、仁学的思想凝聚焦点之一，在孔子晚年易学中，和龙的观念、龙的学说独特地结合在一起。

孔子把“龙”，作为中国人的君子之德的象征，也就是中国人优良品德的象征。

“龙德”这个概念，主要见于《易传·文言》。在解释“潜龙勿用”时，这里用了“龙德而隐者也”的提法；而在解释“见龙在田，利在大人”时，又用了“龙德而正中者也”的提法。

孔子所讲的“龙德”，去掉神秘主义外表，实质上就是借助于深受中华民族尊崇的龙的形象，表彰他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君子大德。在他这里，“龙德”成了“君子之德”形象表征。因而在阐发“龙德”时，他反复多次地使用了“君子进德修业”，“君子行此四德”等提法。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其中有六篇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证实着晚年孔子与《易传》的关系：《系辞》、《二三子》、《易之义》、《要》、《缪和》、《昭力》。除《系辞》与流传本大同小异之外，其他五篇都是长期失传的佚书，今天才重见天日。其中最长的一篇是《二三子》，记载了晚年孔子为弟子传易、解易的对话。其思想宗旨，就是探讨《周易》中点到的“龙德”问题。对话一开头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个主旨问题：“二三子问曰：《易》屡称于龙，龙之德何如？孔子曰：龙大矣。”在这篇文献和《易之义》中，孔子反复多次地使用了一些不同提法，来阐发“龙德”这个基本概念，这些具体提法有：“神圣之德”，“神明之德”，“大人之广德”，“周之盛德”，“汤武之德”，“《乾》之至德”……

龙德的本质特征是大，龙德广大，包容万千，孔子在《二三子》一开头，就三次反复强调“龙大矣”。

龙德的具体表现是变，变易无穷，因时而化，能阳能阴，能上能下，能先能后，用帛书《二三子》的话说，就是“龙既能云变，有能蛇变，有能鱼变，飞鸟昆虫，唯所欲化，而不失本形，神能之至也”。

孔子在讲“龙德”时，大多数情况下近似于“君子之德”；少数情况下，在解释“利在大人”时，也提过“君德”，似专指“君主之德”；通观孔子整个思想，“龙德”不限于专指“君主之德”，而更多地是泛指“君子之德”、理想人格。这方面一个最典型、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或许就是孔子把老子称为“龙”。在中国古典文献中，《庄子》与司马迁《史记》都记载了这一重要史实。《庄子·天运》记载的是：“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弟子问曰：‘夫子见老聃，亦将何规哉？’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云气而养乎阴阳。予口张而不能合，予又何规老聃哉!’”司马迁《史记》的《老子韩非列传》，则有一段大同小异的历史记载：“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晚年孔子在易学研究中，有一个新的思想走向，就是把他多年主张的君子论、人格论与龙德范畴结合起来：

龙之德=君子之德的神格化、形象化；

君子之德=龙之德的人格化、世俗化。

这是孔子晚年龙学的独具特色之处，也是龙学的第一块奠基石。

（二）龙位论——六位时成论。

《周易》作为古代占筮之书，其乾卦本义或许是指苍龙星座的六种星象，与人们农业生产活动、游牧渔猎活动的相互关系。

孔子则从龙德论的观点出发，试图阐发乾卦深层内涵，因而提出了以“六位时成”为基本内容的龙位论。

他认为，龙行广大，出神人化。龙有不同时位，君子有不同处境时遇。因而，龙德、君子之德，既是一以贯之的整体品德，又有不同时位、不同境界的具体品德、具体表现。

《易传·彖传》一开始就提出了龙位论的基本思想：“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

这里讲的“六位”、“六龙”，实际上是以《周易》乾卦的六种卦象为线索，提出了龙的六种时态、六种体位、六种情境、六种形态：

潜龙——见龙——跃龙——飞龙——亢龙——群龙。

从原有历史文献与最新考古发现的历史文献来看，晚年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的孔子，曾经三次逐层深入地探讨六种时位的龙德问题：《易传·象传》——《易传·文言》——帛书《二三子》。

第一次阐述龙的六位时成论，是在《易传·象传》之中，提纲挈领，言简意赅，点出了六位、六龙鲜明特征，但极为抽象：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潜龙勿用’，阳在下也。

‘见龙在田’，德施普也。

‘终日乾乾’，反复道也。

‘或跃在渊’，进无咎也。

‘飞龙在天’，大人造也。

‘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

‘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

第二次阐述龙的六位时成论，在《易传·文言》之中，在基本思想上是与《易传·象传》一脉相承的，而更详细更具体地论述了龙（君子）在六种时位上的品德。二十世纪的学术思想主潮是否定孔子与《易传》有直接关系的，更鲜有人从中国龙文化的理论渊源角度来研究《易传》，因而《易传》中的有关内容是很少有人提及的。这里只好不厌其详地首先把原始文本照录如下，细致阐发以待来者：

“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九二日：‘见龙在田，利在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九三日：‘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以言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九四日：‘或跃在渊，无咎。’何谓也？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

九五日：‘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

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龙的六位之德是：潜龙隐忍——见龙中正——君子忠信——跃龙时动——飞龙利民——亢龙思民。

第三次阐述龙的六位时成论，是在马王堆帛书易传（二三子》中，基本思想与头两次是一以贯之的，但论述得比前两次更加详细、更加具体。通行《易传》是从不同角度对《周易》古经的十篇解释，因而也称之为《十翼》。这里的个别内容，可能掺杂了后来整理加工者的某些思想，但整体思想理所当然、毫无疑问地属于孔子，并且达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古典哲学的思想高峰。1973年发现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为孔门易学、《易传》，又增加了五篇新的历史文献，其中首当其冲、最为重要的一篇，是记述孔子为弟子传易、解易的《二三子》。当代易学专家邓球柏把《二三子》分成32章，其中有8章，即四分之一的篇幅，专讲龙的六位之德。

《二三子》讲龙的六位时成论，大体上是按照“一总六分，六位顺序”的思路讲的，中间插入了五章讲别的内容，“六位”的顺序按讲解需要略有调整，并加了对“战龙——龙战于野”的卦象解释。帛书与流传的《易传》，在用语上还是有些微妙差异的。对这一新出土的帛书，尤其是其中孔子为中国龙学与龙文化作的理论奠基，至今知之者甚少，因而我们这里采取了原文照录的办法，具体解释尚待来日。为了一目了然，这里给每章加了标题：

第一章龙德总论：龙德广大

为了回答“《易》屡称于龙，龙之德何如”这个问题，孔子三次提出“龙大矣”这个命题，以表示龙德广大、德博而化、神能之至的思想主旨。

第二章潜龙之位的品德：隐忍勿用

帛书《二三子》这一章用的概念，与流传下来的说法略有不同，不是“潜龙”，而是讲“寝龙”，寝卧时的龙，与通常所说的“卧龙”、“卧龙先生”，有点近似，与“潜龙”之义大同小异，细致推敲，还是有微妙差异的：《易传》潜龙不含贬意，这里却略含贬意。

这一章的本文是：“《易》曰：‘寝龙勿用’。孔子曰：龙寝矣而不阳，时至矣而不出，可谓寝矣。大人安佚矣而不朝，苟厌在廷，亦犹龙之寝也。其行灭而不可用也，故曰：‘寝龙勿用’。”

第三章亢龙之位的品德：居高畏下（居安思危）

这一章按原有顺序在后面，帛书（易传）《二三子》却移在前面，和略带贬意的“寝龙”一起讲了：“《易》曰：‘亢龙有悔。’孔子曰：此言为上而骄下，骄下而不殆者，未之有也。圣人之立政也，若遁木，愈高愈畏下，故曰：‘亢龙有悔’。”

第四章成龙之位的品德：接民教民

这一卦象本在坤卦最后，移到这里并赋予新意：

“《易》曰：‘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孔子曰：此言大人之广德而施教于民也。夫文之教，采物毕存者，其唯龙乎？德义广大，名物备具者，其唯圣人乎？‘龙战于野’者，言大人之广德而下接民也。‘其血玄黄’者，见文也。圣人出名教以导民，亦犹龙之文也，可谓‘玄黄’矣，故曰‘龙’。见龙而称莫大焉。”

第十章见龙之位的品德：谦民就民

不知为何，中间五章插进对蹇、鼎、晋三卦的解释，第十章又回到乾卦的见龙之德上来，突出了谦民、就民、度民的民本思想：

“《卦》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孔子曰：……谦，易告也；就民，易遇也。圣人君子之贞也，度民宜之，故曰‘利以见大人’。”

第十一章君子务时，时至而动

这一章原来卦象没有出现“龙’的提法，但内容其实也是讲龙德——君子之德的，强调了抓住机遇、奋斗不息的拼搏精神：

“《卦》曰：‘君子终日键键，夕昕若，厉，无咎’。孔子曰：此言君子务时，时至而动……屈力以成功，亦日中而不止，时年至而不淹。君子之务时，猷驰驱也，故‘君子终日健健’。时尽而止之以置身，置身而静，故曰‘夕昕若，厉，无咎。”

第十二章飞龙之位的品德：用贤利民

孔子对飞龙卦象十分重视，并且从君子用贤，造福人民的全新角度，作出民本思想、尚贤思想的独特解释：

“《易》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孔子曰：此言……君子在上，则民披其利，贤者不蔽，故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第十三章群龙之位的品德：不争当头

这一章帛书破损，难以辨认的字较多，看来是把不强行当头，和谐相处，作为群龙精处之道：

“《卦》曰：‘见群龙无首，吉。’孔子曰：龙神威而精处……而上通其德，……用九，见群龙无首者……见君子大吉也。”

从晚年孔子的易学、龙学看来，龙德广大，但并不固守死板划一的僵化模式，而是德博而化、变幻无穷，在六种时位上，表现出六种优秀品德：

潜龙之位的隐忍之德，善于忍耐；

见龙之位的正中之德，有利于民；

跃龙之位的时动之德，应时而动；

飞龙之位的举贤之德，用贤利民；

亢龙之位的忧患之德，居高思民；

群龙之位的谦虚之德，不强当头。

这是龙的六位，也是君子六德，二者在孔子晚年易学与龙学这里统一起来。

（三）龙道论——安身崇德论。

易之道——君子之道——龙之道，是一个范畴序列。易之道、君子之道，屡见于孔子儒学、仁学、易学，自不待言。而孔子关于龙之道的概念与思想，却还需要做一番考辨，前人还鲜有这方面专门研究。

龙之道的概念，蕴涵于整个《易传》与帛书易传之中，集中表现在《易传·象传》开头对乾卦、坤卦卦象的解释之中：在讲到乾卦时，有“‘终日乾乾’，反复道也”的提法；在讲到坤卦时，则有“‘龙战于野’，其道穷也”的提法；上下呼应，乾坤交合，显然暗含一个“龙之道”的概念。

不仅如此，通行《易传》与帛书易传还三次比较具体地探讨了“龙之道”的问题，阐发了孔子晚年重义而不轻利、趋向于义利统一的独特价值观。有人因此否定这是孔子思想，实际上这正是五十以后晚年孔子学易后思想上的新变化、新发展、新升华。

第一次从“利用安身之途与崇德广义目标”相统一的高度，专门探讨龙之道的地方，在《易传。系辞下》开头：

“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易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由此看来，应时而动，以屈求伸，通过利用安身的途径，达到崇德广义的价值目标——这是龙之道，也是君子之道。

第二次是在《易传·文言》中，特别集中阐明了龙之道与天之道的统一，突出了“飞龙在天，位乎天德”，“乾元用九，乃见天则”，体现了天人一体、天龙一道的观念：

“潜龙勿用’，下也。‘见龙在田’，时舍也。‘终日乾乾’，行事也。‘或跃在渊’，自试也。‘飞龙在天’，上治也。‘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潜龙勿用’，阳气潜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或跃在渊’，乾道乃革。‘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龙有悔’，与时偕极。乾元用九，乃见天则。”

第三次是在帛书易传的《二三子》第六章、第七章中，突出了龙之道是发展变化的，下居上达，能威能泽，齐明好道，道以自成：

“子曰：《乾》六刚能方，汤武之德也。‘潜龙勿用’者，匿也。‘见龙在田’也者，德也。‘君子终日乾乾’，用也。‘夕惕若厉，无咎’，息也。‘或跃在渊’，隐而能静也。‘飞龙在天’，口而上也。‘亢龙有悔’，高而争也。‘群龙无首’，文而圣也。《坤》六柔相从顺，文之至也……《坤》之至德，柔而反于方。《乾》之至德，刚而能让。此《乾》《坤》之参说也。”

“《乾》也者，八卦之长也。九也者，六爻之大也。为九之状，浮首俯下，蛇身偻曲，其为龙类也。夫龙，下居而上达者……在下为潜，在上为亢。人之阴德不行者，其阳必失类。《易》曰‘潜龙勿用’，其义潜清勿使之谓也。子曰：废则不可人于谋，朕则不可与戒，忌者不可与亲……《易》曰：‘潜龙勿用。”亢龙有悔’，言其过也。物之上盛而下绝者，不久大立，必多其咎。《易》曰：‘亢龙有悔’。大人之义不实于心，则不见于德；不单于口，则不泽于面。能威能泽，谓之龙。《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子曰：君子之德也。君子齐明好道，日自见以侍用也。见用则动，不见用则静。《易》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子曰：知息也，何咎之有？人不渊不跃则不见……《易》曰：‘或跃在渊，无咎。’子曰：恒跃则凶。君子跃以自见，道以自成。君子寤不忘达，安不忘亡，静居而成章，首福又皇。《易》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子曰广…·文而溥，齐明而达矣。此以专名，孰能及乎？《易》曰：‘见群龙无首。’子曰：让善之谓也。君子群居莫敢首，善而治，何疾其和也？龙不侍光而动，无阶而登……此《乾》之详说也。”

什么是龙之道？看来，“龙之道”是发展变化的“易之道”，至少表现为以下六个特征：

一是由隐到显；

二是由静到动；

三是由勿用到见用；

四是由下居到上达；

五是由阳刚进取到刚柔相济；

六是由一龙独处到群龙协和。

归根结底，龙之道就是君子之道，就是天之道，就是一阴一阳、发展变化的易之道。

（四）龙威论——御天行雨、天下太平论。

龙威，是讲龙的神威、神能、神性，也是讲龙在农业文明中的社会功能。

“龙威”这个概念，始见于帛书易传《二三子》第十三章：“《卦》曰：‘见群龙无首，吉。’孔子曰：龙神威而精处……而上通其德’。

还有一个地方近似于“龙威”这个概念，就是《二三子》开头第一章，用了“神能”这个提法：“龙既能云变，有能蛇变，有能鱼变，飞鸟昆虫，唯所欲化，而不失本形，神能之至也。”“龙神能”与“龙神威”的提法之间，有微妙差异，但也可以说大同小异。

概括起来说，通行《易传》与帛书易传，主要是从三个方面阐发“龙威”的：

（1）沟通天人，保合大和。

通行《易传·象传》开宗明义提出了龙威的这个首要之点：“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2）云行雨施，天下太平。

通行《易传·文言》在解释乾卦爻辞的“乾文言”中，又从这个角度阐发了龙威的具体表现：“云从龙，风从虎。”“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

（3）君子之德，精白柔和。

帛书易传《二三子》第一章，在阐发“龙之神能”时，特别强调龙象征君子之德，戒事敬合，精白柔和，而不讳贤：“曰：龙大矣。龙之刚德也，曰直方大不习易，黄常元吉，爵之曰君子；戒事敬合，精白柔和，而不讳贤，爵之曰夫子。或大或小，其方一也。至用者也，而名之曰君子。兼：‘黄常’，近之矣；尊威精白，坚强行之，不可挠也，‘不习’近之矣。”

1973年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发掘，是一个重大考古发现，要求我们重新考虑四个关系中国文化研究全局的重大问题：应当怎样看待《易传》？孔子与《易传》究竟什么关系？孔子晚年易学与中国龙文化是什么关系？中国龙文化观念的理论奠基在哪里？

《易传》应区分“通行《易传》十翼”与“帛书易传六篇”，前者三万来言，后者也三万来言，二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代表了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古典哲学的思想高峰，中华智慧重要源头之一，其理论意义、历史地位应大大提高。

否定孔子晚年思想与易传的联系，是缺乏根据的。无论是“通行《易传》十翼”，还是“帛书易传六篇”，确有后人的加工整理，也掺入后人的一些言论思想，但其主体思想、基本思想，只能属于孔子晚年，这个联系不容否定，帛书易传六篇已从根本上推翻了疑古主义观点。

中华文化元典《周易》和孔子晚年所作的易传（包括通行《易传》十翼和帛书易传六篇的基本思想），是中国龙文化的两大理论源头，前者是中国龙学萌芽，后者是中国龙学奠基。

孔子晚年龙学奠基，包括四个理论要点：龙德论（君子大德论）——龙位论（六位时成论）——龙道论（安身崇德论）——龙威论（御天行雨、天下太平论）。“龙之德——龙之位——龙之道——龙之威”，孔子龙学四论的核心，是飞龙观念。这是春秋战国、秦汉之际时代，中国飞龙形态基本定型的主要理论奠基。

第二节 春秋战国：飞龙初步成型

从公元前1000年前后的殷周之际，到公元前500年前后的春秋战国时代，不仅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发生了大变革、大发展，中国龙的形态也发生了大变革、大发展：主要形态从商周时代的夔龙，走向春秋战国时代的飞龙——这是中国龙的形态发展中的一次重大变革、重大飞跃。

春秋战国时代的大变革、大发展，集中表现在以下七个革命的总和之中：

第一，古代生产力的革命：从中国青铜时代，走向中国铁器时代；

第二，古代的农业革命：从粗放经营、原始落后的农业，走向运用铁器、牛耕、施肥、灌溉等新技术的中国古典集约式农业；

第三，古代的城市革命：从城堡式的原始城市，走向城市结合、以城为主、以市为辅的古代城市；

第四，古代的商业革命：从偶然交易、很不发达的原始商业，走向使用金属货币、乃至贵金属的古代商业；

第五，古代的政治革命：开始从小邦林立的分封制国家形态，走向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形态；

第六，古代的文化革命：从官学垄断的奴隶制文化，走向百家争鸣的中国古典封建文化；

第七，古代人的革命：从受血缘关系、奴隶制关系、落后生产力三重束缚的依附人，走向有一定主体性与自由度的中国古典人。

春秋战国时代的这七个革命，汇集到一起，汇成一股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潮流，推动中华古典文明走向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定型期，由此也推动中国龙的形态也发生了一个相应的大变化、大飞跃：从商周时代的夔龙，走向春秋战国的飞龙。

在商周时代，也存在多种多样的龙，但在多元发展中，还是有一个主流形态，那就是商周时代的夔龙。

商周时代的夔龙，也有形形色色的历史特点，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两大特征：

一是以兽面纹中的虎型原龙为主要形态；

二是大多数夔龙头上都长出独角或双角。

在商周之际，这种夔龙流行一时，蔚然成风，大有延续千年、不可一世的气势。可是，到了西周末年，也就是公元前800年前后那个时代，社会风气却陡然发生变化，龙的形态也陡然发生剧变：风行一时的商周夔龙突然销声匿迹了，春秋战国时代的飞龙开始登上了中国历史舞台，成为中华古典文明定型期的重要文化表征。

殷周时代，也曾出现过鸟龙、鹰龙、翼龙，但是不太普遍，那个飞天之翼也往往不太明显。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随着夔龙向飞龙的转变，龙的形态也发生了两个划时代的显著变化：

一是龙的“飞天之翼”大大强化了，在龙的形体中占居了相当突出的主体地位；

二是龙的“飞天功能”大大强化了，“乘飞龙以御天”的观念成了天人关系、人龙关系上的重要观念。

从商周夔龙走向春秋战国飞龙的历史演化，首先映现在二十世纪中后期出土的春秋战国帛画之中。

二十世纪中后期，中国连续出土了战国时代的帛画，不仅改写了中国古代绘画史，也使我们重新认识龙的形态演变史，确认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飞龙的初步成型期。

1949年，湖南长沙东南郊的陈家大山楚墓中，出土了战国时代的帛画《人物龙凤图》：飞龙与凤凰正在一起飞舞，似乎在引导女墓主的灵魂升天；飞龙的头部基本近似于蛇，但细看时，吻部却多少有点近似于猪，还有几道近似于“猪头纹”式的纹理；飞龙身体也主要近似于蛇，身体修长，蜷曲如蛇，长着蛇一样的鳞片；但这不是普通的蛇，而是一条能“下居而上达”的龙蛇，前肢宛如鸟翼，使这条龙蛇腾空而起，而与凤凰在空中同舞（参见图5-2）。

图5-2

1973年，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又出土了战国时代的帛画“仙人乘龙图”，比二十四年前出土的“人物龙凤图”，更突出了飞龙之翼与飞龙观念：帛画主旨是墓主化为仙人，乘龙遨游太空；龙的身体近似于蛇而长于蛇，若成龙舟状，前后都长出双翼，展开作飞翔状；龙头近似于鳄鱼，头上若生双角，奇特的是龙的上下吻都很长，粗看仿佛是上下长出两只凤鸟头，还有凤鸟眼睛；飞龙之尾犹如鱼的尾巴，分作两叉，向上跃起，上边还站了一只类似仙鹤式的大鸟；仙人头上，还有一顶华盖，前、中、后各有彩带，随风飘起。这一切都在证实：这是一条飞龙，一条地地道道的飞龙，不仅自己能在空中飞翔，而且还驮载仙人、仙鹤一起遨游太空（参见图5-3）。

图5-3

与战国帛画中飞龙形象与观念相印证的，是屈原《离骚》及其他诗篇中的飞龙形象与观念。屈原《离骚》及其他代表作，同样应列为中华文化元典，像文化考古学中的“活化石”那样，映现出春秋战国时代的飞龙观念。

帛画出土的地方，正是春秋战国时代楚文化的故乡，而且正是楚国的古代文化重镇之一，因而也是中国伟大的古典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故乡。我们通过屈原诗歌，可以更深地理解战国帛画的历史背景及思想内涵，可以更好地考察春秋战国时代飞龙形象与观念。

《离骚》是屈原的主要代表作，龙的形象也出现得最多，其中至少四次提到了龙的形象，大都体现了飞龙的形象与观念：

第一次是讲自己要乘玉虬以游太空：“驷玉虬以乘鹭兮，溘埃风余上征。”这里的“玉虬”是指玉白色的无角之龙，但它能和凤凰一起（“鹭”是凤凰别名），载着主人，御长风，上太空，不是飞龙是什么呢？

第二次是讲自己的最后行程：“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扬云霓之崦蔼兮，鸣玉鸾之啾啾”，“凤皇翼其承旗兮，高翱翔之翼翼”。这里更明确地提出了飞龙概念，也更形象地描写了飞龙形象，云霓之旗掩映其间，凤凰展翅在周围飞翔。

第三次是讲蛟龙架桥：“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与。麾蛟龙使梁津兮，诏西皇使涉予。”

第四次是近于尾声之处：“屯余车其千乘兮，齐玉轪而并驰。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这里讲，驾八匹龙马，有云旗飘扬，不更是飞龙形象吗？

屈原作品中，一篇之中两次提到龙的形象的，还有《湘君》、《河伯》、《远游》三篇，大多数也是以飞龙观念描述的飞龙形象。

《湘君》一篇，两次提到了飞龙：“驾飞龙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石濑兮浅浅，飞龙兮翩翩。”

《河伯》一篇，也有两次提到龙：“驾两龙兮骖螭。”“鱼鳞屋兮龙堂，紫贝阙兮珠宫。”这里的龙，既能潜水，又能飞天。

《远游》一篇，也有两次讲到龙的形象：“载营魄而登霞兮，掩浮云而上征。”“命天阍其开关兮，排阊阖而望予。”“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逶蛇。建雄虹之乘旄兮，五色杂而炫耀。”“玄螭虫象并出进兮，形蟉虬而委蛇。雌霓便娟以增挠兮，鸾鸟轩翥而翔飞。”这里显然也描述了飞龙形象，贯穿了飞龙观念。

屈原作品中，还有三篇也提到了龙，并且多半也是飞龙形象与观念，这就是《云中君》、《大司命》、《东君》。

《云中君》写的是云神驾龙，遨游太空：“龙驾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灵皇皇兮既降，猋远举兮云中。”这里显然是飞龙形象与观念。

《东君》写的是日出东方的太阳神：“驾龙辀兮乘雷，载云旗兮委蛇。”以龙为乘，以雷为轮，以云为旗，这里显然也是飞龙。

《大司命》中更明确描写了飞龙形象：“广开兮天门，纷吾乘兮玄云。”“乘龙兮辚辚，高驰兮冲天。”显然这里讲的也是能乘云升天的飞龙。

战国帛画，画中有诗；屈原楚辞，诗中有画。诗画相映成趣，共同映现出春秋战国时代的飞龙形象与观念，从《周易》古经到孔子易传中作了理论奠基的飞龙理念。

从殷周时代的夔龙，走向春秋战国时代的飞龙，这一演变趋势不仅表现在战国帛画、屈原诗辞之中，也表现在那个时代的青铜器、玉器等礼器之中（参见图5-4）。

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山国，位于现在河北平山一带，在那里的古墓中出土了一尊相当精美的夔龙纹耳铜方壶，壶的两侧有两条龙，就是那个时代典型的飞龙形态：背上生出明显的翼，比殷周时代龙的翅膀更明显得多，整个龙作“下居而上达”的飞腾之状。

图5-4

北京的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战国透雕螭龙玉璧，后背上同样有较为明显的翼，周围还雕满了云纹，以示这是一条飞天之龙。

在古代蜀文化的故乡，在四川成都，也出土了春秋战国时代的龙，同样是飞龙形象，还综合了诸多种龙的特征：头部近似于蛇，吻部近似于鳄，眼睛近似于猪，颈部却又长出马鬃；身体两侧有云纹，表明龙在空中飞；身躯虽近似长蛇，尾部却很奇特，有点近似于鲵龙之尾，凤鸟尾翼，尾翼展开还拖曳着花。

在春秋战国时代，飞龙取代夔龙，成为龙的主流形态，这是一个基本趋势。不过，这种主导趋势并没简单否定龙的形态多样性，龙的多元形态依然存在，多样化的龙往往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飞龙影响。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战国时代的白玉龙纹璜，可以说是受到飞龙影响的猪龙，或叫能飞的猪龙：头部形象基本上取象于猪，猪的眼睛，猪的长吻，猪的鼻子，猪的獠牙；身体如蛇，长有鳞片；身子下边布满云纹，表示“云从龙”的飞龙意境。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龙纹玉璜，则表现出受到飞龙影响的虎龙，或者叫能飞的虎龙：龙的头部主要取象于虎，眼睛也近似于虎，鼻子、吻部、獠牙都近似于虎；身躯如蛇，也有鳞片之状；身体下面同样布满云纹，同样表示了“云从龙”的飞龙意境。

山西侯马出土了类龙型陶母范，也基本上是猪龙形象：整个头型近似于猪，眼睛近似于猪，吻部近似于猪，大大的獠牙近似于野猪或畜养的公猪，大耳朵更近似于猪。一些云雷纹，却给这一猪龙增添了一点飞龙之意。

安徽长丰县出土了青玉龙凤佩、黄玉龙凤佩，安徽寿县出土了黄玉龙蛇交织纹，其中龙的形象主要取象于蛇，可以称之为蛇龙，而这些蛇龙都是身上长翼、身下有云纹的飞龙，同样蕴含着“云从龙”的飞龙观念。而龙和凤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的形象，不仅表达了阴阳交合的哲学观念，而且强化了飞龙意识和飞龙观念，不是飞龙怎么能和凤鸟一起升天呢？

与此相近似的，还有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馆收藏的战国龙凤饰，龙与凤衔接在一起，龙衔凤尾，不仅继承发展了商周时代龙衔凤的形象，而且更充分地表达了“飞龙”的意象与意境。

湖北隋县还出土了战国时代的漆二十八宿匣。漆画上的龙主要取象于鲵，可以称之为鲵龙，可是二十八宿的星象却使这条鲵龙，与飞龙观念结合在一起。龙的头型近似于鲵，大大的眼睛也近似于鲵，两只前肢也近似于鲵；身子却近似于蛇，修长而弯曲，身上长有蛇一样的鳞片。而以鲵龙来表示二十八宿的星象，则表明那个时代特有的意象与观念：这不是游在水中的“娃娃鱼”，不是简单的两栖动物，而是能沟通天、地、人三界的鲵龙，更是一条能遨游太空的飞龙。（参见图5-5）

图5-5

帛画——楚辞——青铜器——玉器——漆器，这几个方面的初步考察表明，我们可以做出三点结论：

春秋战国的确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代，不仅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生了大转变，中国龙的形态也发生了大飞跃；

龙的主流形态的演变是，从殷周时代的夔龙，走向春秋战国时代的飞龙；

飞龙成为中华文明古代定型期的象征，成为中国古典民族文化的象征。

第三节 秦汉时代：飞龙基本定型

秦汉时代，是中国历史、中华文明走向统一的大转变时代。

秦汉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历史地位，这是中央集权的古代封建国家确立的时代，这是中国古代经济、政治、文化走向大一统的时代，也是中华文明古代定型期的时代。

正是在这一时代，中华文明基本定型。

也正是在这一时代，中国飞龙形态也基本定型。

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在发展过程的历史长河中，自始至终蕴涵着“分与合”的两种趋势、两种因素：多元化的分化趋势与一体化的综合趋势。

这两种趋势、两种因素是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的，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方面会突出出来，成为矛盾综合体的主导方面：

在秦汉乃至战国时代以前，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多元化分化倾向，往往占居主导地位，一体化的综合趋势则处于次要的、服从的潜流地位；

从战国时代、特别是秦汉时代开始，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多元化分化趋势往往转化为次要的、服从的地位，而一体化的综合趋势则上升为主导的、决定的地位。

在“炎黄时代——尧舜时代（龙山时代）——夏、商、周三代”，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虽然也向着一体化的综合方向，先后迈出了五大步，但总体说来多元化的分化趋势仍然占居主导地位。汉代《说文解字》作者许慎，形容秦汉之前、战国七雄时代文化多元的分化倾向为“七国六异”：

分为七国；

田畴异亩；

车途异轨；

律令异法；

衣冠异制；

言语异声；

文字异形。

从秦始皇开始，一直到汉代初期、汉武帝时代，一个重要的时代潮流，就是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来强化中国的统一趋势，通常称为强化统一的六大举措，与上述六异分化趋势，形成鲜明对比：

统一度量衡；

统一车轨；

统一法律；

统一货币；

统一历法；

统一文字。

从理论思维高度进行再概括，从战国中后期开始，中国经过秦始皇时代，乃至汉代初期汉武帝时代，古代中国大大加强了四个层面上的统一过程：

第一，经济上的统一：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土地制度，“皇家国有与私人占有”并行不悖，在农村集镇市场、地方区域市场为主的基础上，开始走向古代全国统一的商品市场；

第二，政治上的统一：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古代封建制国家，建立了权力高度集中的封建帝制与嫡长子继承制，逐步走向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秦代实行单一的郡县制，汉初以郡县制为主、适当保留部分分封制；

第三，思想文化上的统一：首先是在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层面强制推进统一，秦代实行焚书坑儒、独尊法家，汉初突出清静无为、黄老之学，从汉武帝时代开始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于经济上、政治上、国家意识形态上的统一，再加上文字的统一，由此推动春秋战国时代的六大文化区系，开始形成中华古典文明定型期的文化共同体；

第四，多元民族与中国人的统一：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中原华夏与北方戎狄、西方羌氐、东方诸夷、东南百越、中南苗蛮、西南巴夷等诸多民族，加强了民族融合过程，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国家统一，而秦汉时代的国家统一，又强化了民族统一，在“民族统一——国家统一”的双重基础上，确立了中华民族的主体部分，也形成了至今使用了两千年的族称——汉族，以“汉人”的形式形成了古代中华民族的中国人，以取代了原来不统一的“夏人”、“殷人”、“周人”等形式。

春秋战国时代，逐渐形成了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争霸的政治格局，与此相应的，是形成了与此大同小异的六个文化区系，或叫六个文化圈：

北方燕文化圈；

西北秦文化圈；

中原魏赵文化圈；

东方齐鲁文化圈；

东南吴越文化圈；

中南和西南的楚文化与巴蜀文化圈。

六大文化区系的多元一体格局，是公元前3000年前后，新石器时代晚期与中华文明起源期时代，中华文明最初形成的母体结构，也是中华文明别开生面的独特格局。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上述六大文化区系的多元分化倾向已达到顶点，按照物极必反的原则，实际上从战国时代中后期开始，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一体化综合趋势，已经逐步抬头，逐渐上升为主导趋势。

而到秦汉时代，以“国家统一——民族统一——经济统一——文字统一”为四大支点，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化综合趋势，大大强化了，明显占居了主导地位。

中国文化的多样化地方特色，六大文化区系的长期并存，中华文明的多元格局，在秦汉时代依然存在，并将继续长期存在下去。然而，多元化的分化倾向与一体化的综合倾向的相互关系，却在秦汉时代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划时代性的大转折：

从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分化趋势为主，从总体上从此转向以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一体化、整体化综合趋势为主导方面。

正是在这样的多重历史背景下，秦汉时代的龙也沿着春秋战国时代业已开始的方向，继续有一个更大的变化：

中国古典文明中的龙，在秦汉时代基本定型为飞龙形态，自秦汉以降龙的多样化形态固然仍然存在，但主导趋势却是向着统一化、标准化、规范化的飞龙形态发展。

秦汉时代基本定型的飞龙，又主要包括两种基本类型：

（1）身体修长的蟒蛇型飞龙；

（2）颈长体宽的走兽型飞龙。

这两种秦汉时代的龙，体型有明显差异，但飞龙的本质和持征却是一样的，让我们做些具体考察。

（一）身体修长的蟒蛇型飞龙。

相对来说，汉代的龙比较多见，而秦代的龙则较难寻觅，这一来是由于强秦遽亡，时间太短，二来是由于秦汉之交，烽火连天，毁掉了阿房宫、秦始皇陵等秦代文物。

不过仔细辨认龙的踪迹，还是可以看出，蟒蛇型飞龙与走兽型飞龙，这两种类型的飞龙，在秦代已经开始定型，都可以在历史文物中找到它们的身影。

俗话说“秦砖汉瓦”，这一时代的历史文化、造型艺术、雕塑艺术，包括飞龙形象与意象，的确相当集中地表现在建筑工程所需要的砖瓦上。

其中秦代蟒蛇型飞龙的一个典型，是陕西咸阳秦都出土的秦代空心砖上的龙纹雕饰：头型近似于牛，双角也近似于牛；身躯修长，蜷曲如蟒蛇；但生出四肢，利爪如虎；图中还有云纹或太阳纹，表明这是一条能够腾空的飞龙，而不是爬行的普通蟒蛇。这种秦砖，长约50厘米，宽36厘米，厚16厘米，主要用来铺地上的踏步，可见这种飞龙图案在秦代已是相当普遍（参见图5-6）。

图5-6 战国秦汉时代蟒蛇型飞龙

类似的秦代蟒蛇型飞龙，还可见于秦代夔龙纹瓦当，双龙纹瓦当，两种秦代螭龙纹铜镜背后的雕饰之中。

更为典型、更为定型的蟒蛇型飞龙，还是更为普遍地见之于汉代。

1977年，河南洛阳烧沟村出土的卜千秋西汉墓壁画中，有一幅“太—一阴阳图”，堪称是汉代蟒蛇型飞龙的一个典型，与战国出土帛画中的飞龙可谓一脉相承。这幅大型壁画，采取了中国式的阴阳相交、二龙戏珠式的艺术造型，表现出雌雄双龙，围绕太阳，正在做翘首飞翔之状：左侧雄龙，头部形状主要取象于鳄鱼，长长的吻部，口中长有成排的利齿，而生有马的耳朵，羊的犄角，身体修长如巨蟒，身上长满鱼或蟒蛇的鳞片，四肢却如虎而长有利爪；右边雌龙形象大同小异，细看起来微妙差异主要表现在龙头上，吻部要短得多，近似于猪，有双耳而无双角（参见第131页图5-9）。

卜千秋墓墓室顶部，还绘有一幅长达451厘米、宽32厘米的长卷或壁画，仔细辨认，其中至少也有两条蟒蛇或飞龙：一条长着鳄鱼头，蟒蛇身，鸟型翼，与月亮在一起；另一条则长着蛇之头，兽之耳，鱼之鳍，飞腾在火红的太阳之间。这幅壁画或许可以称之为“墓主升天图”，与湖南长沙出土的战国帛画“仙人乘龙图”、“人物龙凤图”如出一辙，形式上从帛画发展为壁画，飞龙也从雏形到定型。

卜千秋西汉墓中的四条飞龙，比起战国帛画中的两条飞龙来说，飞天之翼更为明显，飞天意象更加强化。

类似蟒蛇型飞龙，还见于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朱地彩绘棺盖板上的“双龙双虎相斗图”，彩绘棺左侧面上的“双龙及鹿、虎、凤、仙人图”。

河南郑州出土的西汉空心砖上，留下了“东王公驾龙图”，“乘龙奔逐图”，飞龙之翼相当明显，飞龙意象相当强烈。

汉代定型的蟒蛇型飞龙，还有一个值得做些整体探讨的个案典型，就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型帛画，图中的“六龙”有四条属于蟒蛇型飞龙。整个“┰”型帛画，分上、中、下三个层次，正好反映了“天空——地上——水下”三界，每一层次都是阴阳交合的两条龙，加在一起正好是六条龙（参见图5-7）。

右上方是“应龙太阴图”：龙的头部主要取象于鳄鱼，长吻利齿，但头上有类似牛角型的尖角；体长如巨蟒，身上有鳞片，四条腿与利爪如虎，同时还展开带羽毛的双翼，在龙的翅膀上还坐着一个人，正在接近作为太阴的月亮，上面的蟾蜍和玉兔分明地昭示着这是天空中的月亮，这是一条奔向月空的飞龙（见图5-8）。

图5-7 战国秦汉时代蟒蛇型飞龙（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画）

图5-8 战国秦汉时代蟒蛇型飞龙典型（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画局部）

左上方是“苍龙太阳图”：飞龙形象大同小异，只是翅膀显得小些，而这条飞龙接近的则是一轮火红的太阳，神话传说中的一只金乌正在太阳当中，这也同样意在标明这是一条飞龙。

在“┰”型图的中部，表现的是陆上的人间情景，中间有一位主人，身前是二位臣子，身后是三位侍女。背景是两条“下居而上达”的飞龙：龙的形状与上界的两条飞龙近似，只是身体更长，蜷曲盘桓，如巨蟒一般；前肢的地方如生出羽翼，龙体周围若有白色浮云，昭示着这两条龙同样也是飞龙。

“┰”型图的下部，表现的是龙在地下或水下潜伏的情景。主要图景是两条鱼龙作交叉状，头部主要取象于鱼，鱼头，鱼眼睛，但吻部却明显长于一般鱼类，很像鳄鱼，甚至有点像象鼻；身体又像鱼，又像蟒蛇，长满鳞片，二龙交叉，如X状，尾巴明显像鱼，分为两叉。

这幅“┰”型彩绘帛画，全长2米，形象生动，内涵丰富，既是汉代蟒蛇型飞龙的一个典型代表，又是中国龙文化神话内容的一个典型代表。

这幅帛画内涵的文化观念，则是《周易》古经与孔子晚年易传的继承和发展：图中正好是六条龙，与“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的观念相呼应；这里把龙的“六位”，区分为“天上飞龙——地上见龙——地下潜龙”三界；每一界都体现出了阴阳交合、对立统一观念。

（二）体宽展翼的走兽型飞龙。

这类龙的形态特征是，通常脖颈较长，身躯比蛇要宽要短，往往有展开的双翼，中国古典文献也称之为“应龙”，即鹰龙，有鹰鸟之翼的龙。

人们常把“秦砖汉瓦”作为中国古典造型艺术的典型代表之一，而其中秦砖汉瓦上的典型形象，就是展翅欲飞的走兽型飞龙，又称秦汉苍龙。

陕西古都西安史迹陈列馆收藏的秦代空心砖上，有秦代走兽型飞龙的典型形象：龙头似鳄，但有马的耳朵，鹿的长角，脖颈细长，而躯体却比蟒蛇要宽，四肢如虎，利爪如鹰，并且展开了鹰鸟一样的双翼，表示这条龙飞奔在太空之中。

这类走兽型飞龙，在陕西西安出土的秦砖上还多有所见，有的翼更宽一些，并且和风鸟一起飞舞，更明确地表示它本质上是飞龙，而不是走兽。

在古都长安旧址，还出土了汉代龙纹瓦当，更典型、更集中、更鲜明地表现出汉代应龙、苍龙——走兽型飞龙的本质特征：龙头高耸，巨口如鳄，颈长如蛇，但体宽如兽，有虎一样强壮的四肢与利爪，身体两侧有展开的双翼，紧挨着龙翼的是一轮红日，鲜明地昭示着这是一条走兽型飞龙，是一条典型的汉代苍龙。

山东曲阜出土的汉代画像石，同样十分清晰地表现出汉代应龙——走兽型飞龙形象：鳄之头，鱼之须，鹿之颈；而身躯如虎，四肢如虎，利爪如虎；体侧展开鹰的双翼，脚下踏着一只飞行之中的燕子。过去曾有“马踏飞燕”的汉代造型轰动海内外，而这里的龙纹，却是一幅活生生的“龙踏飞燕图”。

河南南阳出土的画像石“翼龙云气图”，也突出地描绘出走兽型飞龙形象：头如鹰，吻如鳄，颈如蛇，爪如虎，两翼如鹰，飞腾在云色之中，似乎作喷云吐雾状。

重庆市江北县龙溪乡出土的一块汉代画像石，上面有汉代“苍龙”形象，身躯更长一些，后腿也更长一些，似乎让人们想起远古时代的恐龙形象，但前肢处却生出双翼，龙头上还长着双角，向人们昭示着这是一条能升天通天的飞龙，绝不能作走兽等闲视之。

北京丰台郭公庄2号墓还出土了一件公元前100年前后的一件螭虎纹玉佩：龙头近似于虎型原龙，但有双角，脖颈细长，身躯近似于虎，四肢近似于虎，身边有云纹，表示这是一条腾空的虎龙。

图5-9 汉代壁画“太一阴阳图”（河南洛阳卜千秋墓出土）

汉代龙的形态发展，还有一个重要走向，就是以龙表示苍龙星座，或者青龙白虎星座相交的星象，不管用的是走兽型飞龙形象，还是蟒蛇型飞龙形象，都显现了飞龙的底蕴与意象。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天文气象杂占图”，多半是以走兽型飞龙表示苍龙星座，有时也表现“有云从龙行”的气象变化。河南南阳出土的画像石刻“苍龙星座”，更明显地以走兽型飞龙形象，来描绘苍龙星座。而河南南阳、洛阳、郑州、密县等地出土的汉代画像砖，则多半用蟒蛇型飞龙来描绘苍龙星座。

汉代龙定型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走向，就是不仅把龙和中国人的祖先联系起来，而且和皇权联系起来。表现出这一走向的，是从汉代开始人面蛇身的伏羲女娲像开始流行起来，山东，临沂、新泰、江苏睢宁出土的这类画像石，说明了这一点。说明这一点的，还有司马迁《史记》的记载，秦代开国皇帝秦始皇，开始被称为“祖龙”，而汉代开国皇帝刘邦则号称其母与蛟龙交合有孕而生。

总之，中国龙的观念、龙的形态，是在秦秋战国、秦汉之际的中华文明定型期基本定型的。

从《周易》古经中的龙学萌芽，到孔子晚年易传中的龙学雏形，为中国龙文化作了理论奠基，成为中国龙文化的两大理论源头。

从春秋战国时代，到秦汉时代，实现了从殷周夔龙向飞龙形态的转变，从而为中国飞龙形态奠定基础。

中国的龙形象与龙文化，由此基本定型。

第六章 中华文明转型期：二重走向的黄龙

盛唐时代，流行飞龙，两种类型，与秦汉时代大同小异。

唐宋唐宋，中国人往往把这两个朝代连在一起，相提并论，甚至还往往流露出一种盛唐弱宋、扬唐抑宋的传统看法。这只是一种历史表象。单从国力强弱的角度，或许也可以这么说。

实际上，从更为深层的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宋代甚至比唐代有着更为重要的历史地位：

正是在公元1000年前后，中华文明经历着相当重大的历史转折时代——中华文明转型期。

中华文明转型期的两大历史特征是：一方面，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封建文明走向鼎盛阶段；另方面，从这个鼎盛阶段开始，中国社会内部也开始孕育着近代化的最初历史先兆和历史萌芽。

从宋代开始，中国龙的形态也有一个重大转型，从“炎黄时代的原龙——殷周之际的夔龙——春秋战国秦汉时代的飞龙”，发展为宋代以降的黄龙，向着以“三停九似”为标志的综合化、规范化、标准化方向发展。

宋、元、明、清时代的黄龙，有二元对立的两种走向：

一方面，在国家意识形态中，黄龙走向皇龙，走向至高无上的皇权象征；

另一方面，在民间社会心理中，黄龙成为施云布雨、保护农民的水神龙王象征。

第一节 三停九似论

——宋代黄龙走向综合化、规范化的理论基础

“三停九似论”的提出，为宋代以后的黄龙走向综合化、规范化、统一化的方向，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三停九似论”的理论渊源与发展轨迹，是一个过去研究不够、至今尚待探讨的学术问题。

“三停九似论”的最早思想源头，看来应当追根溯源到《周易》古经和孔子晚年易学中的龙学奠基，用“九”、“六”这些吉祥大数来形容龙的特征，强调龙德广大的包容性，正是源于中国龙文化的这两个理论源头。

《周易》古经的乾卦，一直是用“九”这个中国古典文化中的吉祥大数，来形容龙的，最后用“上九”、“用九”来标示“亢龙”、“群龙”卦象。

孔子晚年易传的重要特点，也是常用“九”、“六”这些吉祥大数，来形容龙德广大的包容性、复杂性、综合性。在《象传》中，解释亢龙卦象时讲“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文言》中又反复地讲“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乾元用九，乃见天则”，“时乘六龙，以御天也”。

值得注意的是，在帛书易传《易之义》中，甚至把“为九之状”作为龙的本质特征之一：“《乾》也者，八卦之长也。九也者，六爻之大也。为九之状，浮首俯下，蛇身偻曲，其为龙类也。”后来又讲，“龙七十变而不能去其文”。

据宋代人罗愿在《尔雅翼》中的说法，汉代人王符率先提出龙的“九似”学说。这个说法也被20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的龙学著作中引来引去，但未见有人查明出处。王符是否在《潜夫论》等论著中提出了“龙有九似”的观点，尚需要今后再做些考据工作。

根据现有的研究水平来看，是宋代的董羽、郭若虚、罗愿三人，先后提出了“三停九似论”的观点，为宋代黄龙走向规范化、综合化、统一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三人之中，以画家董羽最早。

董羽是由五代入宋的画龙大师，在五代与宋朝交替的960年前后成书的《画龙辑议》一书中，率先在那个时代提出龙的造型的“三停九似论”。在五代入宋的初期，有两位名噪一时的画龙高手，一位是画龙独进乎妙，身后留下三十一幅黄龙图的僧传古，另一位就是董羽。董羽曾在南唐主李煜时代作过待诏，后来归入宋朝后又担任图画院艺学，几十年间专攻绘画，尤其擅长画龙。宋代画人刘道醇撰写的《圣朝名画评》、郭若虚撰写的《图画见闻志》，可能是宋徽宗、蔡京等人编纂的《宣和画谱》，这些专门研究宋代绘画的时人论著，都对董羽的画龙之道作了重点研究评述。据这些历史典籍记载，宋代御府收藏董羽画龙之作13幅：

腾云出波龙图一；

涌雾戏水龙图二；

出山子母龙图一；

龙图二；

战沙龙图二；

玩珠龙图三；

出水龙图一；

穿山龙图一。

董羽笔下的龙，传神写意，气势非凡，震撼人心。《宣和画谱》描述了董羽画龙之道的奇伟风格：“董羽，字仲翔，毗陵人。善画鱼龙海水，不为汀泞沮洳之陋，濡沫固辙之游；喜作禹门砥柱，乘长风，破万里浪，惊雷怒涛，与之为出没，尽鱼龙超忽复却之状，其笔端所得，岂惟壮观而已耶!”

董羽笔下的龙，不仅气势非凡，而且形象逼真，栩栩如生，曾吓哭了年幼的皇子，他的画也因此遭受了坎坷不平的历史命运。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生动地记载了这样一段真实的历史故事：“董羽，毗陵人。有邓艾之疾，语不能出，俗号‘董哑子’。善画龙水海鱼，始事江南，为翰林待诏，既归朝领真命，为图画院艺学。钟陵清凉寺有李中主八分题名，李箫远草书，羽画《海水》为三绝。又画李后主香花阁图屏。及归朝后，太宗尝令画端拱楼下龙水四壁，极其精思。及画玉堂屋壁海水，现存。羽始被命画端拱楼龙水，凡半载功毕，自谓即拜恩命。一日上与嫔御登楼，时皇子尚幼，见画壁惊畏啼呼，亟令朽墁。羽率不受赏，亦其命也。”

宋代时人所作的《宣和画谱》，不仅指出了董羽龙图的历史地位，并且指出了宋代画龙之道的理论源头，正是《周易》古经与孔子易传，鱼龙之作与《周易》之道，是“相为表里”的关系：

“《飞易》之乾龙，有所谓在田、在渊、在天，以言其变化超忽，不见制畜，以比夫利见大人；《诗》之《鱼藻》，有所谓颁其首、莘其尾、依其蒲，以言其游深泳广，相忘江湖，以比夫难致之贤者。曰龙、曰鱼，作《易》删《诗》，前圣所不废，则画虽小道，故有可观，其鱼龙之作，亦《诗》、《易》之相为表里者也。龙虽形容所不及，然叶公好之，而真龙乃至，则龙之为画，其传久矣。吴曹弗兴尝于溪中见赤龙出水上，写以献孙皓，世以为神，后失其传。至五代才得传古，其放逸处，未必古人所能到。本朝董羽，遂以龙水得名于时，实近代之绝笔也。”

董羽是宋代以前的画龙之道的集大成者，不仅在绘画实践上是画龙高手，而且在《画龙辑议》中第一次提出了以三停九似论为核心的画龙理论。可惜该书久已佚失，靠伪托的《唐六如画谱》一书，方得以窥见董羽画龙理论的三个要点：

第一，点睛传神论，强调在形似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达到传神，“得神气之道”，才是画龙关键，龙神依龙形而存，龙形更赖龙神而生，形神兼备，画龙点睛，方是画龙的精妙之道：

“画龙者，得神气之道也。神犹母也，气犹子也。以神召气，以母召子，孰敢不至。所以上飞于天，晦隔层云；下潜于渊，深入无底，人不可得而见也。”

“龙开口者易为巧，合口者难为工。但要挥毫落墨，随笔而生。筋骨精神，伫出为佳。贵乎血目生威，朱须激发，波涛汹涌，若奋风云，鳞甲藏烟，鬃鬣肘毛，爪牙伏利，蜿蜒升降，旋之间，其雨露，踊跃腾空，点其目则飞去，乃神笔之变化。昔张僧繇公，则其人也。”

第二，三停九似论，以“三停”把握之字型的龙体结构，以“九似”把握龙的形象的综合特征：

“古今图画者，固难推其形貌。其状乃分三停九似而已。

自首至项，自项至腹，自腹至尾，三停也。

九似者，头似牛，嘴似驴，眼似虾，角似鹿，耳似象，鳞似鱼，须似人，腹似蛇，足似凤，是名为九似也。”

第三，雌雄有别论，为了反映阴阳交合的龙的观念，必须注意雌龙与雄龙，有微妙差异，传神之笔，不可忽略，在角、目、须、体上的雌雄差异：

“雌雄有别，雄者角浪凹峭，目深鼻豁，须尖鳞密，上壮下杀，朱火煜煜；雌者角靡浪平，目肆鼻直，须圆鳞薄，尾壮于腹。”

首倡以三停九似之道把握龙的总体结构，以画龙点睛之道把握龙的内在神气——董羽堪称是提出三停九似论的宋代第一人。

在董羽《画龙辑议》之后一百多年，宋代美术理论家郭若虚在1074年发表的《图画见闻志》一书中，再次阐发了三停九似论。

《图画见闻志》成书于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时代，是中国绘画史和绘画理论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唐末张彦远撰写的《历代名画记》，或许可以说是中国绘画史的开山之作，祖述上自轩辕时代、下至唐代会昌年间，上下三千年的372名画家。从公元840年前后的唐代会昌年间，到宋代王安石变法的时代，又已过了二百多年，《图画见闻志》的主旨，是写出《历代名画记》的续篇，写出唐末至宋代的绘画发展史。该书六卷，实际上是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卷《叙论》，涉及绘画理论的十六个问题；第二部分是中间三卷《纪艺》，综论唐末、五代、宋代画家292人；第三部分是最后两卷《故事拾遗》，记载绘画史上的逸闻趣事59件。其中有三个地方论及“三停九似”的画龙之道。

第一个地方，是第一卷的第五个问题《叙制作楷模》，专门讲到龙的画法要领，再次阐发了三停九似论：

“画龙者，析出三停（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也）。分成九似。（角似鹿，头似蛇，眼似免，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也。）

穷游泳蜿延之妙，得回蟠升降之宜，仍要鬃鬣肘毛，笔画壮快，直自肉中生出为佳也。（凡画龙开口者易为巧，合口者难为功。画家称开口猫儿合口龙，言其两难也。）

画水者，有一摆之波，三折之浪。布‘之’字之势，分虎爪之形，汤汤若动，使观者浩然有江湖之思为妙也。”

第二个地方，是第一卷的第十五个问题，题目就是《论画龙体法》，专门简要概述了宋代龙的画法的发展史，以“僧传古——任从一——崔白”三人为典型代表，最后还归宗到董羽倡导的三停九似论上来，作为画龙要领：

“画龙唯五代四明僧传古大师其名最著。观其体则笔墨遒爽，善为蜿蜒之状。（皇建院法堂屏风是其真迹。）至任从一待诏之作，稍加怪怒。（建隆观翊教院玉皇殿后是其真迹也。）今崔白所图，又得其要。（建隆观翊教院玉皇殿中罗睺有一龙头，北都大安寺罗汉壁有龙一条。）

恨不见不兴秘阁之头，轨范同否，又不知叶公当日所遇，厥状何如。自昔豢龙氏殁，龙不复扰，所谓上飞于天，晦隔层云，下归于泉，深入无底，人不可得而见也。

今之图写固难，惟以形似，但观其挥毫落笔，筋力精神，理契吴画鬼神也。（前论三停九似，亦以人多不识真龙，先匠所遗传授之法。）”

这里最后交待了“三停九似论”，源于“先匠所遗传授之法”，虽未点出董羽名字，但从内容文字来看，郭若虚的“三停九似论”，主要源于董羽，是确定无疑的。

第三个地方，是第四卷《纪艺下·杂画门》和第六卷《近事》中的《董羽壁》一节，专门记述了三停九似论的倡导者董羽的画龙事迹，特别详尽生动地记载了董羽画龙吓坏皇子的历史故事，显示了“三停九似论”所达到的艺术境界和艺术效果。

宋代还有一位学者，也提出了龙的形态的三停九似论，这就是罗愿在《尔雅翼·释龙》中阐明的学术观点。

《尔雅翼》一书的原文出处，比较难于查找，尚待做些深入细致的考据工作。手头有李时珍《本草纲目》鳞部第四十五卷的引文，可资参考：

“按罗愿尔雅翼云：龙者鳞虫之长。王符言其形有九似：头似驼，角似鹿，眼似兔，耳似牛，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是也。其背有八十一鳞，具九九阳数。其声如戛铜盘。口旁有须髯，颌下有明珠，喉下有逆鳞。头上有博山，又名尺木，龙无尺木不能升天。呵气成云，既能变水，又能变火。”

据庞进编著的《八千年中国龙文化》一书考证，在罗愿《尔雅翼·释龙》篇中，还有这样一段话，提到三似九似之说出于当时的绘画界：

“画龙有三停九似之说，谓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相停也；九似者……”

从后面的这段文字来看，罗愿《尔雅翼》的三停九似说，源于宋代绘画界，看来主要源于董羽。

罗愿《尔雅翼）的成书时间，可能在董羽《画龙辑议》（960年前后）之后，郭若虚《图画见闻志》（1074年）之前，或者在二者之后。

实际上仔细分辨起来，“九似”的说法大同小异，可以分为两种类型：“汉代王符——宋代罗愿——宋代郭若虚——明代李时珍”，这四个人大体属于同一说法；宋代董羽的说法自成一家，自有特色。

比较而言，两类说法的共同之处，在于“角似鹿，鳞似鱼，爪似鹰”这三似，而在其他六似上，则有微妙差异。

“三停九似论”的提出与传播，对于宋代龙的形态发展，起了三个方面的理论基础作用：

“三停九似论”的提出，首次对龙的总体特征，作了简明扼要的总体概括，便于对龙的形态特点作出整体把握；

“三停九似论”把龙的多源综合性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炎黄时代的每一种原龙形态通常主要是两种动物特征的综合，夏、商、周三代的夔龙形态通常是两三种动物特征的综合，春秋战国、秦汉时代的飞龙形态通常是五六种动物特征的综合，而宋代以后的黄龙形态通常是九种以上动物特征的综合；

“三停九似论”也推动了龙的形态走向规范化、统一化、标准化，在此之前龙的形象并没有统一的公认标准，宋代以后则有了这样一个基本统一尺度。

第二节 三停九似的宋代黄龙：“原龙——夔龙——飞龙”的更高综合

三停九似论的提出与流行，使宋、元、明、清各代的黄龙，使中国龙的形态走向更高的综合性、兼容性、创造性，可以说是历史上“原龙——夔龙——飞龙”这三大形态的更高综合。

炎黄时代的中华文明起源形成期，龙的显著特征是多元化的原龙，六大文化区系的九种原龙多半还是一种外在的兼容并包关系，至于每一种原龙多半主要是两三种动物特征的综合；

殷周时代的中华文明雏形期，龙的主流形态是头上带角、能够通天的夔龙，通常每种夔龙是两三种乃至三四种动物特征的综合；

春秋战国、秦汉时代的中华文明定型期，龙的主流形态是头上长角、身上有翼的飞龙，往往综合了“陆上——水中——天上”三界动物的多种特征，乃至五六种动物特征；

宋代的中华文明转型期，龙的主流形态是三停九似的黄龙，龙作为九似之兽往往综合了九种以上动物特征，把龙的综合性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上来。

下面我们不妨对龙的四大形态“原龙——夔龙——飞龙——黄龙”，做些比较研究，看看三停九似的宋代黄龙，怎样成为原龙、夔龙、飞龙的更高综合。

第一，通过“原龙——黄龙”的比较研究表明，三停九似的宋代黄龙，把多样化的原龙的多种原型与特征，基本上都吸收进来，综合起来。原来的原龙阶段，在六大文化区系，同时并存九种原龙，大体上是“马——猪——鱼——鲵——鳄——蛇——鹰——虎——鹿”等九种原型的原龙，原本多半是外在的兼容并存关系。而到了三停九似的宋代黄龙这里，九种原龙的特征，乃至其他更多动物的特征，都内在地有机地综合到一种龙身上。

第二，通过“夔龙——黄龙”的比较研究表明，三停九似的宋代黄龙通过“角似鹿”、“掌似虎”两个特点，把殷周时代夔龙的主要特征综合进来。殷周时代夔龙的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头上有角，二是以虎型原龙为基调的兽面纹、饕餮纹成为殷周夔龙的主流形态。

第三，通过“飞龙——黄龙”的比较研究表明，三停九似的宋代黄龙，具有“能腾云飞行”的重要特征，这样就把春秋战国、秦汉时代基本定型的飞龙特点，也综合到自己身上。自古以来，各种龙的一个本质功能、本质特点，就是能通天、飞天、升天，“鹰龙——应龙——飞龙”，这个发展链条集中代表了中国龙的基本特点。宋代黄龙集中体现了这个特点，不过它们多半不像春秋时代的飞龙那样明显生出双翼，而是多半靠腾云飞行，表现出“云从龙”的特点。

第四，三停九似论的提出，使宋代黄龙主要是向着身体修长的蟒蛇型飞龙的方向发展，并带有更广泛的兼容并包性。颈长体宽的走兽型飞龙的比重则大为减少。“身体修长的蟒蛇型飞龙——颈长体宽的走兽型飞龙”，在秦汉时代基本上是呈双线发展，比重相差不了多少。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龙的一体化。身体近似于蛇，造型有三停，这就使得宋代以降的黄龙明显地主要沿着蟒蛇型飞龙的轨迹发展，在一体化的方向上迈出一大步。

为了更好地把握这种“来龙去脉”，不妨让我们具体分析几个实例，以便弄清两宋时代黄龙形态的新变化，以及宋代以后元、明、清各代的黄龙演化史。

宋代是中国古代瓷器发展的鼎盛时代，从宋代瓷器上绘制的龙的形象，可以窥见三停九似的宋代黄龙走向。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北宋定窑印花云龙纹盘，堪称三停九似的宋代黄龙的一个典型：从头部来看，头型近似于鳄鱼而偏长，长吻顶端却有些近似于猪鼻子和猪拱嘴；双角如鹿，且有长长的龙须，迎空漂洒；整个体型近似于巨型蟒蛇，蜷曲盘旋，尾部分成两叉；浑身鳞片，近似于鲤鱼；四肢近似于虎而有利爪；四周却布满云纹，以示龙在腾云飞行。

日本白鹤美术馆收藏的宋代磁州窑龙纹梅瓶，宋代黄龙形象可谓大同小异：头型更近似于鳄鱼；前肢的利爪更长更明显；背部的鱼鳍更加突出。

三停九似的龙体理论首先发源于宋代绘画界，因而宋代绘画史最为集中地映现出三停九似的宋代黄龙形象。

宋代初期，与董羽齐名的僧传古，笔下的龙也体现了三停九似之道。据宋代时人所著的《宣和画谱》记载：

“僧传古，四明人。天资颖悟，画龙独进乎妙，建隆间名重一时，垂老笔力益壮，简易高古，非世俗之画所能到也。然龙非世目所及，若易为工者，而有三停九似，蜿蜒升降之状，至于湖海风涛之势，故得名于此者，罕有其人，传古独专是习，宜为名流也。皇建院有所画屏风，当时号为绝笔。今御府所藏三十有一……”

可惜宋代初期两位画龙大师——董羽、僧传古的真迹已难寻觅，今天我们能亲眼见到的宋代画龙大师的真迹，或许首推广东省博物馆收藏的南宋画龙大师陈容所作的《墨龙图》：一条墨涂飞龙，如飞流直下；龙头昂起，吻部近似鳄鱼，而头型近似于马牛；吻部顶端及两个鼻孔，却近似于猪；两条长长的龙须，近似于鲤鱼；两只龙眼，炯炯有神，近似于兔；两只耳朵，竖起如牛；头上双角，弯曲如鹿；脊背有鳍，身上有鳞，近似于鱼；四肢粗壮有力，有利爪，近似于虎；身体修长，蜿蜒曲折，形同巨蟒盘旋；这条墨龙能驾云奔日，又近似神鹰。陈容还开风气之先，在龙的右下侧，自题小跋：“扶河汉，触华嵩；善厥施，收成功；骑元气，游太空。”对于三停九似的宋代黄龙来说，这是一个再好不过的生动写照（见图6-1）。

图6-1 两宋时代黄龙典型（南宋陈容墨龙图）

近年来还出土了一些宋代的石龙与陶龙，大同小异，都体现了三停九似的宋代黄龙形象。

与春秋战国、春汉时代相比，宋代黄龙扬弃了走兽型飞龙特点，主要继承发展了蟒蛇型飞龙特点；不同之处，变异之处在于，秦汉时代飞龙有翼，靠翅膀飞，而宋代黄龙多半身上无翼，靠腾云飞行。

我们不妨对“宋——元——明——清”四代的龙，再做点简要比较研究，借以揭示在公元1000至2000年这一千年间，龙的发展变化的基本轨迹。

总的说来，公元1000年前后的宋代黄龙，是龙的形态的转型期，由此决定了此后近一千年间，包括宋以后的元、明、清三代的龙的走向。

元龙与宋代的龙大体相近，只是身体更趋于修长，龙头也趋于扁长，龙角多如鹿角伸展脑后，因而更显得黄龙飞天，纵横驰骋，飘逸舒展。谨以瓷器上龙纹而论，江苏扬州的元代蓝釉白龙纹瓶，河北保定出土的元代青花龙纹八棱瓶，都堪称是元代黄龙典型。它们与宋代瓷器上的龙纹相比，在三停九似上可谓大同小异，只是线条造型更显得苗条修长一些，也更显得多点道家佛家神采飘逸（参见图6-2）。

图6-2 元代蓝袖白龙纹瓶（江苏扬州）

明代的龙大体继承了宋元时代的基本走向，只是更加突出了龙的封建皇权和宗教神权意味，龙的体型比元龙更为粗壮有力，龙的神态也更增加了几分凝重、端庄、威严，减少了元龙的那种清新、飘逸、神韵。今天我们在北京城里看到的古代的龙，多是明清时代的黄龙，也多半体现了三停九似的基本特征。较能代表明代黄龙的典型，我们举出以下几个：北京故宫太和殿石阶上的二龙戏珠图；北京故宫收藏的里光漆嵌螺钿大案；南京博物馆收藏的明代永乐年间青花云龙扁瓶；台北故宫的掐丝珐琅青玉龙宝月瓶（参见图6-3）。

图6-3 明代永乐年间青花云龙扁瓶

清代龙的形态与宋、元、明三代大多相近，只是在细节上更增加一些精雕细刻，在体态上比明龙更纤细一些，虽表现手法更多，却难以掩盖封建社会后期颓势。清龙典型，可见之于北海公园九龙壁（参见第149页图6-5），北京故宫的金丝银线孔雀羽彩绣龙袍（参见图6-4）。

图6-4 清代金丝银线孔雀羽彩绣龙袍

第三节 作为皇权象征的黄龙

宋代以后，中国封建社会进入由鼎盛转入衰退的后期阶段，政治上的君主专制走向日趋僵化的绝对形态。

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黄龙，主要是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

在国家意识形态层面，宋、元、明、清四代的黄龙主流形态，实质上是向着皇龙的方向发展，成为君主专制、皇权至上的象征；

在民间社会心理层面，宋、元、明、清四代的黄龙，则向着作为水神的龙王方向发展，成为施云布雨、造福农民的水神象征。

我们对宋代以后黄龙在这两个层面上的不同发展，分别作些专门探讨。

实行君主专制的封建帝王，从秦汉时代起，尤其是封建社会后期，往往利用龙在中国人心目中的认同感，来强化君权神授、皇权至上的观念。从司马迁《史记》的记载来看，秦始皇号称“祖龙”。起于蓬蒿、出身低贱的汉高祖刘邦，更千方百计利用龙的神秘主义观念，来强化自己的封建皇权。起初，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对强秦之时，曾提出一个向皇权神授挑战的尖锐问题：“帝王将相，宁有种乎？”而刘邦在争取和巩固皇位过程中，感到自己出身贫贱，只是一个最低层的亭长小吏，缺乏项羽那种“世代为楚将”的显赫身世，更不是世代相传的帝王之家。为了说明自己君权神授的天然高贵性，他反复编造了自己身世与龙的特殊关系，开始把自己说成是真龙天子，正如《史记·高祖本纪》一开头所记的：“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既然是真龙天子，那么长相上也就有了龙颜：“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据说，这左腿是属阳的龙股，七十二黑子者，正应了赤帝七十二日之数也。刘邦夫人吕后也为刘邦是真龙天子大造舆论：“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1这里仍是“云从龙”的变幻说法而已。如果不是刘氏家族的自造身世，又有谁能知道这种细节呢？皇帝作为真龙天子的说法，由此开始不胫而走。

宋代是封建社会与君主专制的一个历史转折点，从早期封建社会的相对君主专制，走向晚期封建社会的绝对君主专制，从而使皇权与黄龙联系得更加紧密。据宋代人李焘撰写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记录的历史事实来看，宋太祖赵匡胤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著名事件中，就利用黄龙来强化他取得皇权的合法性，并借以渲染皇权的至高无上性。事先，他利用所谓二日相冲的天象，为他夺取皇权制造舆论：“癸卯，大军出爱景门，纪律甚严，众心稍安，军校河中苗训者号知天文，见日下复有一日，黑光久相磨荡，指谓太祖亲吏宋城楚昭辅曰：‘此天命也。’”在陈桥兵变中，“或以黄袍加太祖身，且罗拜庭下称万岁”，所谓“黄袍”者，就是黄龙之袍也。在行禅代礼时，“宣徽使引太祖就龙墀北面拜受。宰相扶太祖升殿，易服东序，还即位。群臣拜贺”。在这个戏剧性的事变中，通过“黄袍加身”、“龙墀受拜”等等礼仪，黄龙成了皇权象征，并赋予皇权以至高无上的天赋之权。宋代因解除了地方节度使的兵权，而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皇权，从相对的君主专制走向绝对的君主专制。宋代是这个封建社会后期历史转变的开端。为了赋予这种绝对君主专制以合法性、合理性、权威性、至上性的神圣光圈，他们不得不乞灵于天，乞灵于神，乞灵于龙。把当朝皇帝说成是“真龙天子”，或许始于秦汉，兴于宋代，愈演愈烈。

从元代开国皇帝忽必烈开始，明文规定皇帝对龙纹的垄断权，龙纹成了皇权至上的特有象征。据说，在唐代已出现了在祀典中龙纹服装应由皇帝垄断的主张，只是因为群臣反对，未能付诸实行。公元1270年，即元代开国之际的至元七年，元世祖忽必烈强令规定，市街商店不得织造贩卖日月龙凤纹的缎匹。1273年，元代朝廷进一步严格禁令：今后如有制造销售金色日月龙凤缎匹纱罗者，不仅商品没收，而且人要严加治罪。1314年和1319年，又由元代皇帝两次下诏，严令禁止民间使用五爪二角的龙凤纹饰，这种龙纹为皇帝专用，违者严刑处罚。其他形式的龙纹，则网开一面，因为民间的龙禁不胜禁。

明代的君主专制绝对化倾向进一步强化，与此相应强化了皇帝对龙纹服饰的垄断权，进一步把龙纹变成皇权象征。明代取消了与皇权在一定程度上有制衡作用的相权，并把有监督权的锦衣卫直属皇帝，这两大措施使封建社会后期的中国君主专制进一步走向绝对化。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贱，当皇帝后痛感农民起义中尊卑不明，于是在1368年，朱元璋创立了以不同服饰表示不同官职的一整套服饰礼仪制度，而把龙纹的垄断权留给了皇帝一人：文官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雕，六品鹭鸶，七品鹕鹏，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武官一品、二品狮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鸟；玄、黄、紫三色的龙凤纹，专属皇帝一人，违者罪及染造之人。1447年，明英宗朱祁镇用严刑苛法强化皇帝对龙纹的垄断权：违者官员重罪，工匠处斩，家人发配。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皇帝对龙纹的垄断与滥用。就以明代皇帝的服饰而论，分成三个序列，都以龙纹为主。最高级的是衮服，玄衣黄裳，饰十二章，其中以龙纹为主；因而也叫“龙衮”；其次为朝服，浑身上下绘满了十二章和十二团龙；第三类是便服，1528年明世宗朱厚把皇帝平常穿的便服改造为龙饰“燕弁”，前盘圆龙一，后盘方龙二，边加龙文八十一，领与两祛共龙文五九，袵同前后齐共龙文四九，腰围饰以玉龙九，皇帝一件常服上就有龙174条。皇帝作为“真龙天子”，简直生活在一个龙的世界里。

清代继续沿着这条路子走，绝对的君主专制走向极端，把黄龙作为皇权象征也走向极端。从雍正时代开始建立的军机处，实际上是以完全从属于皇帝个人的秘书班子取代了内阁权，一切军事政治大权绝对集中到皇帝个人手中，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君主专制达到无以复加的极致之点。大清帝国原是由满人入关建立的，为了统治关内占绝大多数的汉人，他们接过了汉文化传统的主体部分，也包括龙的形象和龙的观念。他们从中国民间龙的广泛流传的实际出发，对于龙纹使用有所放宽，允许各级官员分别穿绣有九蟒、八蟒、五蟒的蟒袍，允许民间流传五爪龙的瓷器等。与此同时，清代强化了皇帝对龙纹的使用，强化了龙纹作为皇权象征的作用。清朝皇帝朝服绣满了36条龙：两肩和前后绣正龙各一条；腰帷绣行龙九条，袖端绣正龙各一条，打裥前后绣团龙各九条，裳绣正龙两条、行龙四条，前后列十二章中也有龙。皇后朝服锈金色黄龙17条：前后身各三条，两肩各一条，里襟一条，披领绣龙两条，袖端绣正龙各一条，袖相接处绣行龙各两条。北京故宫收藏的一件乾隆年间的皇后朝褂，通体遍绣金色立龙纹，上上下下共四层，一共有黄龙78条之多（参见第145页图6-4）!清朝皇帝做大典用的正殿——太和殿，民间叫做“金銮殿”，实际上也可以叫做“万龙殿”，在2300多平方米的大殿内外，共有黄龙13844条之多!

康熙年间重建的太和殿，楹联画龙点睛式地点明了思想主旨：“龙德正中天，四海雍熙符广运；凤城回北斗，万邦和谐颂平章。”

大殿四围，白玉石栏杆上都刻着云龙纹，每根柱头下都有一龙头探出，以合“云从龙而托圣殿”之意。

图6-5 明清时代黄龙典型（北京北海九龙壁）

太和殿中有72根巨柱，中间六根大柱为用贴金工艺制成的蟠龙金柱，每根柱上缠绕一条昂首张口的腾飞黄龙，表达了《周易》古经与孔子《易传》中“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的观念。

太和大殿天花板正中为藻井，井内雕刻盘龙口衔宝珠，俯视下方，表达了皇帝为真龙天子受命于天的观念。

太和殿北面是坐北朝南的皇帝宝座，中间是一金色黄龙，踞立中央，昂首雄视，不可一世；两侧的两条金龙，做二龙戏珠状，更衬托出皇权至上之意；御坐后面，则是巨大屏风，上有群龙浮雕，万龙竞舞，好不壮观!

大清帝国，也是龙的帝国，1868至1870年，即同治七年至九年，清朝朝廷派往欧美的第一个外交使团，使用了龙旗作为大清帝国的国旗，明黄色，镶蓝边，中间绘着飞腾的黄龙（见第253页图9-19）。

可以说，在宋、元、明、清四代，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在封建帝国的国家意识形态中，黄龙成了皇龙，成了皇权象征，成了君权专制、至高无上的象征，成了君权神授、不可侵犯的象征。

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这七八百年间，作为皇权象征的黄龙，几乎一度成了中国龙文化主流。

但在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这只是龙文化的一个支流，一段插曲，也是龙文化的扭曲与异化。

第四节 作为民间水神的龙王

宋代以降的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作为皇权象征的黄龙，一度成了中国龙文化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主流形态。

然而，即使在宋、元、明、清四代，也不能简单化地把中国龙文化，说成是清一色的封建皇权象征。

在这个时代，中国龙文化是一分为二的，还有另一条迥然有别的发展线索，就是在广泛流行的民间社会心理中，龙王作为水神的象征，作为主管布云行雨的神灵，作为广大农民农村农业的保护神而存在。

水，不仅是农业生产的命脉所系，而且是整个农业社会、农业文明的命脉所系，因而对中国广大百姓来说，尤其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来说，具有命运攸关的特殊神圣地位。

中国古代原有的水神，名叫河伯，而龙变为龙王，取代了水神河伯的地位，则是在宋代以后中国民俗文化的一大变化，是儒、释、道三大文化流综合创新的历史结晶。

中国土生土长的本土文化，本来是只讲龙，不称王的。换句话说，中国原本只有保持自然崇拜的龙神，没有人格化的龙，至少在唐宋时代以前，这是中国本土龙文化的一个重要历史特征。

中国文化中最早的“龙王”概念，看来出于西来的佛教文化在中国传播。

佛教文化最早在中国开始传播的时代，可能比通常所说的汉代为早，从秦代开始，或者更早一点，就有佛教文化的星星之火传播。从汉代开始已有佛教典籍传人中国，人们发现其中有一种与中国龙相近的神兽，即梵文所说的“那伽”（Naga）。

“那伽”原型，为南亚次大陆的一种巨大蟒蛇，身长无足，能在水域中称王称霸。在佛教文化中，那伽则起到护法作用，在“天龙八部”这八大护法神中，仅次于“天”，而神通广大，可称龙王，能兴云布雨，降福免灾。《德华经》讲八大龙王，《华严经》讲十一大龙王。自隋唐以来，佛教开始走向中国化，龙王作为水神的观念开始传播开来。

汉代开始兴起的道教，适应佛教文化以龙王争取中国广大农民的社会心理走向，也创造出道教的五方龙王：东、西、南、北四海龙王，还有中央黄帝龙王。他们根据中国农民百姓崇拜龙王、祈求龙王兴云布雨、保证风调雨顺好收成的社会心理，宣传道教有召唤龙王、降雨消灾的法术。后来发展到龙王不仅下雨，还能保佑人们免去各种灾难。

宋代文化的基本特点，是儒、释、道三教文化的综合创新，促成了中国文化转型。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与文化背景下，宋徽宗赵佶在公元1108年，第一次把民间龙神，正式封为龙王。据《宋会要辑稿·礼四之十九》记载：“京城东春明坊五龙祠，太祖建隆三年自元武门徙于此。国朝缘唐祭五龙之制，春秋常行其祀。先是熙宁十年八月信州有五龙庙，祷雨有应，赐额曰‘会应’。自是五龙庙皆以此名额云。徽宗大观二年十月，诏天下五龙神皆封王爵。青龙神封广仁王，赤龙神封嘉泽王，黄龙神封孚应王，白龙神封义济王，黑龙神封灵泽王。”

宋代以降的历代皇帝，特别是清代皇帝，特别热衷于加封龙王。

公元1472年，即明成化八年在北京海淀区温泉以北的山腰上建成黑龙王庙，清代康熙皇帝多次到这个龙王庙去祷雨，御制碑石以记之，承认其龙王灵验之功。

康熙之后的雍正皇帝，也多次到黑龙王庙求雨，并封云南各盐井神为“普润龙王之神”，封浙江蛟门山龙神为“涵元昭泰镇海龙王之神”，封宁夏大渠龙神为“宁渠普利龙王之神”。

继雍正之后的乾隆皇帝，加封黑龙潭龙神为“昭灵沛泽龙王之神”，封玉泉山龙神为“惠济慈佑龙神”，并在甘肃嘉峪关外建龙神庙。

看来龙王崇拜在中国民俗文化中的兴起，经历了上下结合的“三部曲”。

唐宋时代已有民间龙神龙王崇拜——从宋徽宗开始历代帝王敕封龙王——中国民俗文化中的龙王崇拜进一步升温，作为对水神的宗教崇拜。

公元976至984年，北宋大学士李昉等人，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编辑了一部小说总集《太平广记》，其中第一次见诸文献地记载了中国民间流传的龙王传说：

震泽中，洞庭山南有洞穴深百余尺，升降五十余里，至一龙宫。盖东海龙王第七女掌龙王珠藏。小龙千数卫护此珠。龙畏蜡，爱美玉及空青而嗜燕。若遣使信，可得宝珠。帝闻大嘉，乃诏有能使者，厚赏之……

我们今天在瓷器、玉器、漆器、针织、刺绣、剪纸等民间工艺中，所见到的龙的形象，大都属于这个时代民间流传的黄龙形象。

在这个时代，龙融入了中国民俗文化之中，成为中国民间传说、宗教信仰、社会心理、社会理想、民俗文化不可缺少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我们从一年四季接连不断的龙的节日，可以对中国龙文化在民俗文化中的重要地位窥见一斑：

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一个重要的喜庆节目，就是舞龙灯，观龙灯。南宋人吴自牧在《梦梁录》一书，生动地记述了当时元宵节的观龙灯盛况：“元宵之夜……草缚成龙，用青幕遮草上，密置灯烛万盏，望之蜿蜿如双龙之状。”而著名南宋词人辛弃疾，则为观龙舞留下了如此佳句：“风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农历二月二日，是汉族的“龙抬头节”。这是农历的惊蛰、春分时节，大地回春，雨水增多，人们开始春耕农忙活动，类似于从“潜龙”到“跃龙”、“见龙”的转变阶段。明代人沈榜《宛署杂记》记载古代北京人，称“二月二，龙抬头”，烙煎饼，引龙回，大仓满，小仓流。民俗文化中还认为，这一天吃的都是龙体之物，饺子是龙耳，面条是龙须，烙饼是龙鳞，米饭是龙子，因而最好多吃面条、烙饼，少吃作为龙子的米饭。

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实际上也是“龙的节日”，最热闹的民俗就是赛龙舟，千帆竞发，龙舟竞渡，兴高采烈，好不热闹。这种民俗文化，可能发源于春秋战国，兴起于唐宋时代，一直延续至今。

因而，不能简单地把中国古代龙文化，一概说成是帝王象征、封建文化。包括宋、元、明、清时代，中国龙文化，还有另一条发展线索，就是以农民为主、市民为辅的民俗文化，表达了民风民俗，中间固然掺杂封建迷信思想，主流还是表达了民族心理与民族理想。

第五节 龙生九子说

——龙的多样化的特殊形态

总的来说，原来多样化、多元化的龙，在宋、元、明、清四代，是向着规范化、标准化、统一化的方向发展的，特别是龙成为君主专制的皇权象征这一点，极大地压抑了中国龙文化向着多样化、生动化、民间化的方向发展。

然而，多元一体、综合创新的发展趋势，既是中华文明、中国文化发展的最深刻的大势与源泉，又是中国龙文化发展不可阻遏的发展大势。

在宋、元、明、清四代，龙的多样化、多源化的发展趋势，又以一种有所变形的特殊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在明清时代官方、民间都曾有所流传、而在民间更广泛流传的“龙生九子说”。

“龙生九子说”，反映的是龙的多样化观念，这个观念是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在宋、元、明、清时代，随着“三停九似论”与龙的规范化趋势，龙的多元化发展在封建朝廷、官方意识形态中受到严重压抑，但是在大庭广众的民间文化中仍然作为一股思想文化潜流，顽强地存在着，表现着、发展着。

“龙生九子说”，最初并不是书斋里的学者观点，而是在大众文化、民间文化、民俗文化中广为流行的一个说法。

证实这一点的，首先是明代学者陆容的《菽园杂记》。他没有明确提出“龙生九子”这个命题与概念，但他在学者圈与历史文献中最先触及这个问题，并且点出了这个问题与中国民间的民俗文化的渊源关系。他先列出了十四种怪异动物纹像，并初步指出了其中几种与龙的关系：

（1）屭贔，其形似龟，性好负重，故用载石碑；

（2）螭吻，其形似兽，性好望，故立屋角上；

（3）徒劳，其形似龙而小，性好吼叫，有神力，故悬于钟上；

（4）宪章，其形似兽有威，性好囚，故立于狱门上；

（5）饕餮，性好水，故立桥所；

（6）蟋蜴，形似兽，性好腥，故用于刀柄上；

（7），其形似龙，性好风雨，故用于殿脊上；

（8）螭虎，其形似龙，性好文采，故立于碑文上；

（9）金猊，其形似狮，性好火烟，故立于香炉盖上；

（10）椒图，其形似螺蛳，性好闭口，故立于门上，今呼“鼓了”非也；

（11）蛥，其形似于龙而小，性好立险，故立于护朽上；

（12）鳌鱼，其形似龙，好吞火，故立于屋脊上；

（13）兽吻，其形似狮子，性好食阴邪，故立门环上；

（14）金吾，其形似美人首鱼，尾有两翼，其性通灵不睡，故用巡警。

这里直接点出了与龙相关的，是其中五种：

（3）徒劳；

（7）；

（8）螭虎；

（10）椒图；

（11）蛥。

其他几种暂付阙如，有待研究，既没有肯定它们与龙的联系，也没有否定它们与龙有联系，只是留待后人研究的意思。

最后，陆容交待了出处，有些可见诸于《山海经》、《博物志》，但更主要的是民间传说、民间创造、民俗文化：

“出《山海经》、《博物志》。右尝过倪村民家，见其杂录中有此，因录之以备考。如词曲有‘门迎四马车，户列八椒图’之句，八椒图，人皆不能晓，今观椒图之名义，亦有出也。然考《山海经》、《博物志》，皆无之。《山海经》原缺十四、十五卷，闻《博物志》自有全本，与今书坊本不同。岂记此者尝得见全书欤？”

看来，“龙生九子”的民间传说，到了明代已流传相当广泛，甚至也辗转流传到皇宫中来，传到明孝宗宋朱祐樘那里，他询问到时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李东阳。李东阳一时不知怎么答复，在反复做了一番了解之后，做出了“龙生九子”的解答，并把它写进作为笔记文学的《怀麓堂集》：

“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

囚牛，龙种，平生好音乐，今胡琴头上刻兽是其遗像。

睚眦，平生好杀，今刀柄上龙吞口是其遗像。

嘲风，平生好险，今殿角走兽是其遗像。

蒲牢，平生好鸣，今钟上兽纽是其遗像。

狻猊，平生好坐，今佛座狮子是其遗像。

霸下，平生好负重，今碑座兽足是其遗像。

狴犴，平生好讼，今狱门上狮子头是其遗像。

屭贔，平生好文，今碑两旁龙是其遗像。

蚩吻，平生好吞，今殿脊兽头是其遗像。”

明代人杨慎在《升庵集》中，引述了李东阳某些论述，列出了“龙生九子”的内容，不过他的观点又有所不同：

（1）屭贔，形似龟，好负重，今石碑下龟跌是也。

（2）螭吻，形似兽，性好望，今屋上兽头是也。

（3）蒲牢，形似龙而小，性好吼叫，今钟上纽是也。

（4）狴犴，形似虎，有威力，故立于狱门。

（5）饕餮，好饮食，故立于鼎盖。

（6）蚣，性好水，故立于桥柱。

（7）睚眦，性好杀，故立于刀环。

（8）金猊，形似狮，性好烟，故立于香炉。

（9）椒图，形似螺蚌，性好闭，故立于铺首。

（10）金吾，形似美人，首尾似鱼，有两翼，性通灵不寝，故用警巡。

看来，“龙生九子”的说法大同小异，比较陆容、李东阳、杨慎三家之言，三家都认同的是以下五种龙子：

（1）蒲牢（陆容称徒劳）：形似龙而小，喜鸣，而常用作钟纽；

（2）屭贔（李东阳称霸下）：形似龟，好负重，常见于碑座；

（3）睚眦（陆容称蟋蜴）：性好腥而好杀，常用于刀柄吞口；

（4）狴犴（陆容称宪章）：形似虎而好讼，常见于牢门上方；

（5）岩吻（陆容称鳌鱼）：好吞火，形似龙，常见于屋脊两端。

有两家认同的龙子，是以下四种：

（1）饕餮：形似龙，好饮食，常见于鼎盖之上；

（2）螭虎（李东阳称屭贔）：形似龙而好文，常见于碑文两侧；

（3）椒图：如螺蚌，好闭口，常见于铺首；

（4）金猊：形似狮，好闭口，好烟，用于香炉。

还有六种龙子，是只有一家肯定的：

囚牛；

狻猊；

虭蛥；

兽吻；

金吾。

这三类加到一起，龙子足有十五种之多（参见图6-6、7、8）。

这九种或十五种龙子，并没有穷尽龙的多样性，举个最明显、最常见的例子，天安门前后的两对华表，每一个上面都有一蹲龙——望天，分别表达“盼君出”或“盼君归”的人民心声，就没有列进来（参见第326页图12-29）。

“龙有九子”，在这里“九”并不是实数、定数，而是言其多的意思，与“大一统”、“定于一”是对立统一的意思。

“龙有九子说”的理论渊源，还是《周易》古经的“六龙”说，特别是孔子晚年易传、帛书易传的思想。在新出土的帛书易传《二三子》、《易之义》中，孔子不仅反复提出了龙德广大、无所不包、唯所欲化的问题，而且提出了龙“为九之状”，龙的形态有七十变的问题：“龙七十变而不能去其文，则文其信于，而达神明之德也。”

“龙生九子说”的具体得失，尚有待具体分析。更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反映出龙文化发展趋势的二重化走向：

在宋、元、明、清时代，在黄龙走向规范化、标准化、统一化的大趋势下，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中黄龙日趋成为皇权象征而失去生机活力的同时，在中国龙文化中还存在一股清流，就是以“龙生九子”的特殊形式表明，在民间传统、民俗文化中中国龙依然保持着多源化、多样化的发展格局，几乎与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保持着血肉联系。

“龙的一体化——龙的多样化”，这是中国龙文化在上下五千年中的一个基本矛盾，成为中国龙文化生生不息的活的源泉。

图6-6 龙生九子——胡琴头上的“囚牛”与殿角走兽“嘲风”

图6-7、8 龙生九子——用于门上的“椒图”与排水设施的“蚣”

第三篇 龙学理论的三大创新

第七章 龙的原型新论——多元综合原型论

中国龙之谜的第一个层次，就是龙的原型是什么？

我们力图超越把龙的原型仅仅归结为某种动物的单一原型论，力图阐明一种别开生面的多元综合原型论。

这就是说，龙的原型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一种单一的动物原型，龙是由多种动物原型，特别是马、猪、鱼、鲵、鳄、蛇、鹰、虎、鹿等九种乃至更多种动物原型，综合起来，并加以想象和神化，综合创造出来的通天神兽形象；因而，多源综合的龙，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起源象征，是多民族融合国家的象征，是综合创新的中华民族文化象征。

这是我们对“什么是龙”、“什么是龙的原型”的简要回答和简明定义。

为了充分论证这种多元综合原型论，彻底超越以往的单一原型论，我们为龙的原型论，努力发掘四个理论支点：

（一）考古学论据；

（二）古文字学论据；

（三）龙的形态学论据；

（四）龙的类型学论据。

第一节 多元综合原型论的考古学论据

二十世纪的一百年、特别是后期的三十年，中国考古学开始进人大发展、大突破、大收获的黄金时代。

正是在这个时代，在龙的起源研究上也依据考古学的一系列重大发现，追根溯源地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中华文明起源期与形成期，先后在六大文化区系中发掘出九种原龙——是考古学的锄头，挖去了单一原型论的理论根基，有力地证实着多元综合原型论。

所谓“原龙”，就是最初的龙，原始的龙，就是和原型保持直接联系的龙，就是可以明显看出原型而尚未定型的龙，就是在形成过程之中而与原型戚戚相关的龙。

因而，在考古学发掘出来的原龙形态，“龙的原型是什么”，并不是一个需要争来争去的复杂理论问题，几乎是一个目了然的简单判断问题。

恰恰是中国考古学上近三十年的原龙发现，根本改变了龙的原型论，甚至也根本改变了龙的原型的研究方法。

古往今来，当人们在谈论龙的时候，往往事先假定或判定，有一种统一的龙、规范的龙、标准的龙，甚至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惟一的龙，可以按照这种标准龙，“按图索骥”式地找到龙的原型。

按照这种方法，来研究某些现成事物或文化作品，或许是可以的，但是却根本不适宜应用于龙的研究。因为我们今天看到龙的比较规范、比较定型、比较统一的形态，多半形成于公元1000年前后的宋代，最多追溯到公元前500年至公元元年前后的春秋战国、秦汉之际的时代，这个时代距今最多不过二千五百年，而龙的形成史基本上是和中华文明同步的，至今已有上下两个五千年的历史。

只有追根溯源到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中华文明起源期与龙起源期，才能简单明了、准确无误地辨识龙的起源与龙的原型。

二十世纪后期三十年的最新考古发现表明，在公元前4000年至前3000年前后，中国正处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与铜器时代早期的历史交错点上，中华文明起源期与形成期的东方曙光正冉冉升起。

中华文明起源期的一个鲜明历史特征，就是在东亚大陆的“黄河——长江”这相距千里的大两河流域，在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地带，文明起源带有特有的多样性、地区性、不平衡性，存在着六个各具特色的经济文化圈，或叫六大文化区系，每个文化区系内部往往还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亚文化类型。

中华文明起源期也是原龙形态形成期，在六大文化区系中，先后出现了十二种原龙形态，每个大的文化区系由于包含两个亚文化类型，因而也出现了两种原龙形态：

（一）东北文化圈——红山文化中的两种原龙——猪型原龙和马型原龙：

靠近辽河流域的农业文明起源地带，公元前4000年丹东后洼文化中的陶塑猪型原龙、公元前3000年赤峰玉雕猪型原龙；

靠近内蒙古草原，虽以农业文明起源为主而游牧文明起源占有较大比重的地带，在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公元前3000多年的玉雕马型原龙。

（二）西北文化圈——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中的两种原龙——鱼型原龙和鲵型原龙：

在黄河中游的渭水小流域，属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既是北方旱作农业发源地，又较多地保留了采集和渔猎经济，在陕西宝鸡市北首岭发现了公元前4800年——前4000年的鱼型原龙；

在黄河中上游的甘肃一带，属于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或叫马家窑文化，虽是北方旱作农业发源带，却较多地保留了采集和渔猎经济，在甘肃西坪和傅家门先后发现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鲵型原龙；

（三）中原文化圈——先后存在着中原仰韶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两种文化类型，先后出现两种原龙——鳄型原龙和蛇型原龙：

公元前4000多年，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带，是北方旱作农业文明的发源地，在河南濮阳西水坡的中原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公元前近4500年的鳄型原龙；

公元前2500年至前2000年，在黄河大流域、汾水小流域，出现了中原龙山文化的尧都陶寺类型，北方农业与彩陶技术都带头进入文明时代，在山西襄汾陶寺文化遗址发掘出彩陶盘上的蛇型原龙。

（四）山东文化圈——先后出现山东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两种文化类型、两种原龙——鹰型原龙和虎型原龙：

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山东大汶口文化在这一区系占主导地位，陶器刻符中既蕴涵着文字源头，也蕴涵着原始图腾文化与龙的源头，在这类陶器刻符和连云岗将军崖岩画中，可以发现鹰型原龙；

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山东龙山文化在这一区系占居主导地位，山东日照两城镇出土的玉圭上蕴涵着虎型原龙形象。

（五）东南文化圈——先后出现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两种文化类型、两种原龙——鹰型原龙与虎型原龙：

公元前4000年前后，长江三角洲一带的河姆渡文化，是“南方稻作农业——有段石锛的复合工具——栏干式建筑”发源地，在象牙刻符中蕴涵着鹰型原龙；

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良渚文化是“南方稻作文明——玉器文明”的发源地，在作为礼器的玉琮兽面纹中蕴涵着虎型原龙形象。

（六）中南文化圈——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中也出现了两种原龙——带有综合性的鹿型原龙和猪型原龙：

公元前3000多年，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成为北方黄河文化与南方长江文化的交汇带，“南方稻作文明——蛋壳彩陶——原始铜器”的发源地，在石家河文化遗址中发掘出了玉雕的猪型原龙；

公元前4000年前后，在屈家岭文化前身的大溪文化中期遗址中，发掘出带有一定综合性的卵石摆塑鹿型原龙，“鹿头——蛇身——鱼尾”。

“六大文化区系——十二种原龙形态”，这就是公元前3000年前后，中华文明起源时代龙的起源的多元格局，这是当代考古学发现所证实的基本事实。

十二种原龙形态，不等于十二种龙的原型，因为其中有三种原龙是重复出现的：

猪型原龙：既出现东北红山文化区系中，又出现在中南屈家岭文化区系中；

鹰型原龙：既出现在山东大汶口文化区系中，又出现在东南河姆渡文化区系中；

虎型原龙：既出现在山东龙山文化地区系中，又出现在东南良渚文化区系中。

我们采取合并“同类项”的方法，对于中华文明起源期的“六大文化区系——十二种原龙形态”，进行总结归纳，可以找到原龙起源期的九种原型：

（1）猪；

（2）马；

（3）鱼；

（4）鲵；

（5）鳄；

（6）蛇；

（7）鹰；

（8）虎；

（9）鹿。

这九种龙的原型动物，可以分成三类，“陆上动物——水中动物——空中动物”，由此决定龙在“陆地——水中——天空”三界的发展轨迹：

属于陆上动物的最多，占五种：猪、马、蛇、虎、鹿；

属于水中动物的居中，占三种：鱼、鳄鱼、大鲵（两栖动物，水中为主）；

属于空中飞行动物较少，主要是1种：鹰鸟。

从中华文明起源期和龙的起源期来看，龙的形态不是单一的，龙的起源不是单一的，龙的原型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六大文化区系，多元化地并存着十二种原龙，包含九种原型。

中国龙起源的多元发生，像一面镜子那样，集中反映出中华文明起源期的鲜明历史特征：在欧、亚、非大陆上，其他几个原创性古典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多半都是大河流域较为狭窄的带状文明，或者是个别城邦国家的点状文明，在每一种原创文明内部多元发生的现象并不明显，至少不能成为主导趋势；而中华文明却立足于特别广阔的生态地理系统，在中国特有的“黄河——长江”、相距千里的两河流域，在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天地中，形成了多元化的文明源头，形成了多元一体、综合创新的中华文明母体结构。

多元生态、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综合创新，这是中华文明起源期与形成期的本质特征，正是这个本质之点，决定了龙的起源的多元化，也决定了龙的原型的多元化。

第二节 多元综合原型论的古文字学论据

从古文字学的角度来看，在商周时代甲骨文中，“龙”字字形的多样形态，像文化上的“活化石”那样，实质上反映了龙的原型的多样性。

中国汉字的特点，是部首文字、词素文字，是“象形表意，气象生动”。因而，较为原始的文字，活像象形表意的古代绘画或文化符号。殷周时代的文字，虽然已经不是最原始的文字，距离中华文明起源期与龙的起源期已有一段历史时期，但还是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反映原龙起源的多样性与多元化。这是因为，从多样化、多元化的原龙，走向规范化、定型化的飞龙，决定性的历史转折点在春秋战国、秦汉之际，远在殷周文字之后。

仅就殷周时代的甲骨文字而论，“龙”字远不是一开始就有了统一化、规范化、定型化的写法的，大约同时并存了五十多种写法，大致可分为十来种类型。

原因不在别处，“龙”字字形的多样性，像一面历史明镜那样，恰恰反映了龙的形成过程中原型的多样性。

用单一原型论的观点，来解释殷周甲骨文中“龙”字的多样性，是削足适履、难以奏效的。

我们试图以“龙”字的多样性为镜子，从中可以窥见龙的原型的多样性。

（1）猪型原龙的象形文字：

图7-1

这五个“龙”字，都出于猪型原龙，字形酷似猪头形象：猪的头型，猪的眼睛，猪的大耳朵；但这不是普通的猪，而是头上有角、身躯如蛇的猪型原龙。

（2）马型原龙的象型文字：

图7-2 （见《殷墟书契·前编》五·三八·三）

这个“龙”字，看来渊源于马型原龙，马的头型，马的身躯。

（3）鱼型原龙的象型文字：

图7-3

这个“龙”字，看来主要出于鱼型原龙，头型近似于鱼，鱼身子，鱼尾巴。

（4）鲵型原龙的象型文字：

图7-4 《殷墟书契·前编》二三四

这里的头一个“龙”字，看来显然出于鲵型原龙，形象很像一只“娃娃鱼”，圆圆大大的头，两个前肢张开如同两只手，鲵的身子，鲵的尾巴。

后一个“龙”字，看来也出于鲵型原龙，近似于鲵的头型，鲵的前肢，鲵的身躯。

（5）鳄型原龙的象形文字：

图7-5

这三个“龙”字，主要出于鳄型原龙，近似于鳄鱼的头型，鳄鱼的长吻，鳄鱼的身躯，鳄鱼的长尾巴。

（6）蛇型原龙的象形文字：

图7-6

这八个“龙”字，看来大半出于蛇型原龙，头型近似于蛇，修长弯曲的身体更近似于蛇，有的还长着蛇一样的圆圆的小眼睛。

（7）鹰型原龙的象形文字：

图7-7 （后者见《铁云藏龟》一六三·四）

这四个“龙”字，看来主要源于鹰鸟型原龙，主要特征是鹰鸟的头型，鹰钩形的长喙，其中头一个“龙”字还特别标明鹰爪所在；头上的王冠则表明，这不是普通的鹰鸟，而是“应龙”。

（8）虎型原龙的象型文字：

图7-8 （见《殷墟文字·甲缔》一六三二） （见《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三·四三）

这两个“龙”字，渊源于虎型原龙，最能显示特点的鲜明标志，一是近似于老虎的头型，二是近似于老虎的短而有力的耳朵，三是近似于老虎的尾巴，四是有的标出了虎的四条腿。

（9）鹿型原龙的象形文字：

图7-9

这两个“龙”字，看来主要出于鹿形原龙，主要是体型近似于鹿，眼睛近似于鹿，长脖子近似于鹿，头上的角更是鹿的显著标志。

孙海波《甲骨文编》，收集殷代甲骨文中的“龙”字四十一种，如果加上金文与新出土者，商周时代的“龙”字或许不下于五十种；

陈绶祥《中国的龙》一书，辑录了其中十一种；

何新《龙：神话与真相》一书，辑录了其中十三种；

王大有《龙凤文化源流》一书，辑录了其中十五种。

这里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努力从多元综合原型论的观点作出新的解释：

这里辑录了殷代甲骨文中“龙”字的二十八种字型，认为它们分别渊源于六大文化区系的九种原龙：（1）猪型原龙；（2）马型原龙；（3）鱼型原龙；（4）鲵型原龙；（5）鳄型原龙；（6）蛇型原龙；（7）鹰型原龙；（8）虎型原龙；（9）鹿型原龙。

殷周时代及以前的“龙”字字形的多样性，反映了龙的起源的多样性，原龙形态的多样性，龙的原型的多样性。

古文字学的初步研究，为多元综合原型论提供了引人入胜的新论据。

第三节 多元综合原型论的历史形态学论据

我们从历史形态学的角度，研究龙的起源与发展过程，有助于扬弃超越单一原型论的旧观点，努力确立多元综合原型论的新观点。

龙的起源与发展历史，几乎与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同步，至今已有上下两个五千年的漫长历程。

从中国龙的形态来讲，既不是固定不变单一形态，也不是变幻不定的无序状态，龙的起源于与发展历史，是一个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的历史过程。

中国龙的发展大势与基本规律，就是从多元发生、多元共存，走向多元综合、多元创新。

在上下两个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龙主要经历了四种历时性形态：

多元发生的原龙形态；

初步综合的殷周夔龙；

基本定型的春秋战国、秦汉飞龙；

三停九似的宋明黄龙。

贯穿龙的发展的这四个阶段、四大形态，有一根缕缕不绝的历史红线：

中国龙的起源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中国龙的发展不是单线进化式的，而是多元综合式的。

（一）原龙形态的多元发生。

中国龙的原生形态，应当到公元3000年以前的中华文明起源期上去寻找。

“六大文化区系——十二种原龙形态——九种龙的原型”，这是在中华文明起源时代，原龙发生的基本格局。

在原龙形态的历史时代，多元综合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上：

第一，从那个时代的个别原龙来看，已经不是单一动物的原始图腾，已经包含着多元综合的历史萌芽。

北方红山文化中的猪型原龙，已经不是单纯以猪为原型，而是“猪头与蛇身”的综合。北方红山文化中的内蒙古马型原龙，也不是单纯以马为原型的，而是“马头与蛇身”的综合。

东南良渚文化中的兽面纹中的虎型原龙，也不是单纯以虎为原型的，而是“虎头与牛角”的综合。

中原陶寺文化中的蛇型原龙，也不是单纯以蛇为原型的，而是“蛇身+鳄头+鱼鳍”的综合。

中南大溪、屈家岭文化，反映了江汉平原的特殊综合性，那里的鹿型原龙，多元综合性也格外明显，体现了“鹿头+蛇身+虎爪+鱼尾”的多元综合。

第二，从原龙形态的总体格局来看，存在一种多元发生的综合态势。

这个时代的龙的形态，真可谓“群龙无首”。六大文化区系中，每个文化区系都有自己的原龙形态；甚至一个文化区系，还包含着两种亚文化类型；因而，在当时并存的六大文化区系中，同时存在十二种原龙形态，可谓“多元发生，群龙并存。”

这种并存兼容关系，是走向多元综合的出发点和第一步。

第三，从十二种原龙、九种原型的布局来看，多元发生的原龙形态，已经出现了多元综合趋势。

以蛇为身的龙，既存在于东北红山文化中，又存在于中原陶寺文化之中。

猪首蛇身的猪型原龙，不仅存在于东北红山文化之中，而且存在于中南大溪、屈家岭文化之中。

黄河下游的山东文化区系和长江下游的东南文化区系，都存在鹰型原龙与虎型原龙。

这就说明，多元综合趋势不是后来才发生的，而是从中华文明形成期的起点上，从中国龙文化的起源期的起点上，一开始就内在地存在着的必然趋势。

（二）商周夔龙的初步综合。

龙的历史发展的上升点，是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的殷周之际，在中华文明走向雏形期的历史背景下，中国龙的主流形态，也从炎黄时代的原龙，走向商周之际的夔龙。

“夏——商——周”三代近一千五百年，不是简单线性的取代关系，而是沿着从血缘共同体、宗族共同体走向地缘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的方向，先后迈出的三大步，中国早期国家发展的三大步。

这是在东亚大陆、中华大地上，多元民族、多元文化走向综合的三大步，也是多元发生的原龙走向初步综合的三大步：

走向综合的第一步，是夏代的龙。“中原文化中的蛇型原龙+西北仰韶文化中的鱼型与鲵型原龙+北方与中南文化中的猪型原龙+山东与东南文化中的虎型原龙”，在夏代的龙文化中，既有兼容共存关系，又有走向初步综合的历史萌芽。原来中华文明起源期和龙的起源时代六大文化区系、十二种原龙形态，不同程度地综合到夏代文化与龙的形态之中，而上述四大文化区系的五种原龙，“蛇型原龙——猪型原龙——鱼型原龙——鲵型原龙——虎型原龙”，其中特别是中原文化区系中的蛇型原龙，则在夏代龙的初步综合中，起较为突出的主导作用。

走向综合的第二步，是商代的龙。商代的龙数量骤然增加，商代龙文化骤然升温，商代龙的造型也骤然有明显发展。乃至不少龙学研究者认为，“商代以前没有龙，商代是龙的形成期”，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应当看到的是商代时龙的形态确实有较大变化、较大发展。商代的龙走向综合，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上：

第一，从多种文化、多种原龙的简单共存关系，走向初步化合关系；

第二，在多种原龙的化合关系中，初步形成商代夔龙的综合形态，基本上是以东南良渚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中兽面纹蕴涵的虎型原龙为基础，广泛综合其他原龙特点，主体结构是四大特征的综合，“虎头——蛇身——兽角——鹰翼”；

第三，商代夔龙，作为通天神兽，本质特征是两个方面的有机综合，“头上长角——身体能飞”，前者是龙的结构上的显著特点，后者则是龙在功能上的本质特征。

走向综合的第三步，是西周夔龙。商周之际、西周初年，周公倡导的社会改革和以德配天、敬天保民的观念，对中华文明雏形期起了重大作用，也对西周的龙文化有重大影响，使西周的龙具有更大的兼容性、综合性，集中表现为三种走向的统一：

对夏、商、周三个民族、三种文化中原有的多种原龙，其中包括商代夔龙，采取兼容并包态势，出现了十二种带综合性的龙的形态；

实现了“虎头+蛇身+鳄吻+鲵头+牛角鹿角”的更广综合；

西周早期有角夔龙成为主流形态，西周后期向龙纹符号化、抽象化、图案化、综合化方向发展。

（三）飞龙形态的更广综合。

在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一个起中枢作用的中点，这就是公元前500年前后，春秋战国之际的中华文明定型期，就是老子、孔子、孙子这三位中华智慧之星同在世上的时代。

从这个时代起，到公元元年前后的秦汉之际，是中国古代多民族统一国家奠基期，也是中国龙文化的定型期，多源综合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层面上：

第一，从《周易》古经到孔子晚年《易传》，乃至近年来新发现的帛书易传，提出了“龙德广大”、“无所不包”、“龙七十变而不失其文”的观念，为龙的更高综合性、兼容性奠定了龙学理论基础，这是中国龙文化的两大理论源头；

第二，在这个中华文明定型期上，龙的形态有一个大变化、大发展，从殷周之际的夔龙走向春秋战国、秦汉之际的飞龙，这是龙的形态的定型期，也是中国龙文化的定型期；

第三，在飞龙形态的定型期，多种多样、形形色色的原龙形态综合起来，大体上形成两种形态的飞龙：蟒蛇型飞龙与走兽型飞龙；

第四，这两类飞龙，实现了三界动物、多种原龙的更高综合：蛇、虎、牛、猪、鹿、马等陆上动物功能+鱼、鲵、鳄等水中动物功能+鹰、鸟等空中动物功能。

（四）黄龙形态的最广综合。

在公元1000年前后的两宋时代，以儒、释、道三大文化流的综合创新为背景，中华文明进入一个转型期，龙的形态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型期，走向三停九似、综合最广的黄龙形态。

这种前所未有的更广综合，表现在以下四个层面上：

第一，宋代画家与学人董羽、郭若虚、罗愿乃至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等人，先后提出或阐发了龙的形态的“三停九似论”，为从秦汉时代的飞龙形态走向宋明时代黄龙形态的更高综合，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三停九似论”的理论观念，使龙的多源综合性特点，发展到极致之点，要求把“马头——鹿角——兔眼——牛耳——蛇身——虎掌——鹰爪——鱼鳞——人须”，把龙的多种原型特点，全都综合到黄龙形态中来，构成黄龙的有机整体；

第三，按照三停九似论的理论导向，宋明时代的黄龙向着统一化、规范化、标准化方向发展，沿着双线一体的方向发展，“国家意识形态中的皇权象征——民间社会心理中的水神象征”；

第四，“龙生九子说”在民俗文化中广泛流行，与“三停九似论”相互补充，实际是要求把原龙形态的多种原型，以龙子形式包容到龙的形态中来。

多元综合原型论像一根红线那样，贯穿在龙的形态发展史的四大阶段和全部过程之中。

第四节 多元综合原型论的龙的类型学论据

类型是历史进化的阶梯，因而也是进化过程的一面镜子。

从类型学的角度讲，中国的龙不是只有单一类型的，而是自始至终存在着多种类型，既有多样性，又有统一性，像历史缩影那样，集中映现着龙的原型的多元综合性。

在“起源五千年、发展五千年”这上下两个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中国的龙有很多类型，需要做龙的类型学研究。

在龙的类型学研究方面，前人已有一些学术探讨，其中较有影响的学术观点，可以举出三种：四类型说；五类型说；六类型说。

四类型说有两种，主要见于汉代以来的古人。

一种说法，是从龙体结构角度提出的四类型说，据说是由三国时代魏人张揖在《广雅》一书中提出的：

（1）有鳞曰蛟龙；

（2）有翼曰应龙；

（3）有角曰虬龙；

（4）无角曰螭龙。

另一种说法，是从龙的功能角度提出的四类型说，见于《渊鉴类函》卷四三八引《别行》：

一天龙，守天宫殿持令不落者；

二神龙，兴云致雨益人间者；

三地龙，决江开渎者；

四优藏龙，守轮王大福人藏者。

五类型说，见于《渊鉴类函》卷四三八所引《须弥藏经》：

一是蛇龙，五龙之长，是正类；

二是象龙；

三是马龙；

四是鱼龙；

五是虾蟆龙。

六类型说，则有古今两种。

古代流行的龙六类型说，始见于《周易》古经、孔子晚年《易传》和考古发现的帛书易传，把龙分成六种时态，影响十分深远：

一曰潜龙；

二曰见龙；

三曰跃龙；

四曰飞龙；

五曰亢龙；

六曰群龙。

今人提出的龙六类型说，则见于王大有提出的说法。他认为，广义的龙，有四十几种，大体上可以分为六大类：

一是鳄鼍类龙，包括夔龙、鼍龙等，这是主龙干系，其他类型的龙则是辅龙支系；

二是蛇类螭龙，包括螭、媵、肥遗、巴、闽、蜒等，在辅龙支系中居首；

三是鱼类龙狸，包括蟠龙、螭吻、鱼尾龙、狎鱼等；

四是天鼋龟龙，包括黾、龟、玄武、霸下、贔屭等；

五是兽类龙，有椒图、狻猊、狴犴、象鼻龙、驮龙等；

六是鸟类龙，有应龙、饕餮龙、鲲鹏、飞龙等。

1993年庞进编著的《八千年中国龙文化》，把龙家族的成员，列为三十多种，由于条目过细过多，不易把握。我们不妨在此基础上，把它们分成四类三十种龙：

第一类，七形之龙（七种形态的龙）

（1）烛龙；

（2）应龙（土龙）；

（3）蛟龙；

（4）螭龙；

（5）蟠龙；

（6）虬龙；

（7）夔龙；

第二类，九色之龙（九种颜色的龙）

（8）苍龙；

（9）青龙；

（10）黄龙；

（11）黑龙；

（12）白龙；

（13）赤龙；

（14）紫龙；

（15）斑龙；

（16）金龙；

第三类，五质之龙（五种质地的龙）

（17）铜龙；

（18）石龙；

（19）木龙；

（20）布龙；

（21）草龙；

第四类，九态之龙（九种态势的龙）

（22）病龙；

（23）毒龙；

（24）乘龙；

（25）痴龙；

（26）毛龙（角龙）；

（27）鸟龙；

（28）火龙；

（29）蛰龙；

（30）睡龙。

对于上述龙的分类方法是非得失，这里暂不论列，可能有一点几乎是不言自明的。

如此多种类型的龙，怎么能用单一起源论解释得了呢？怎么能削足适履地纳入单一起源论的框框呢？

不言而喻，我们这里也提供了一种龙的分类方法，就是按照“四大形态——九种原龙”的基本线索，把握龙的来龙去脉，把握龙的多元原型。

这将使我们根本超越龙的单一原型论的旧观念，走向多元综合原型论的新视野。

这里以龙的发展的四大形态为经，以龙的多样化形态为纬，以九种原龙的综合创新为主线，把中国的龙按照历史发展线索，分成四大类型、五十来种：

第一大类型：最初的原龙（九种）

（1）猪型原龙（东北红山文化与中南屈家岭文化）；

（2）马型原龙（东北红山文化）；

（3）鱼型原龙（西北仰韶文化半坡类型）；

（4）鲵型原龙（西北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或马家窑文化）；

（5）鳄型原龙（中原仰韶文化）；

（6）蛇型原龙（中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

（7）鹰型原龙（山东大汶口文化与东南河姆渡文化）；

（8）虎型原龙（山东龙山文化与东南良渚文化）；

（9）鹿型原龙（中南大溪、屈家岭文化）……

第二大类型：夏商周夔龙（二十八种）

1.夏代的龙（四种）

（1）夏代蛇龙；

（2）夏代猪龙；

（3）夏代鲵龙；

（4）夏代虎龙。

2.商代夔龙（十二种）

（1）蛇头有角龙；

（2）独角大蜥蜴龙；

（3）鲵头蛇尾有角龙；

（4）鱼头蛇身龙；

（5）鹿头曲角龙；

（6）猪头虎爪直角龙；

（7）虎头牛角龙；

（8）虎头蛇身有角龙；

（9）牛头蛇身龙；

（10）鳄头蛇身虎爪鱼尾双角龙；

（11）鹰头蛇身龙；

（12）鳄头鸟翼有角龙。

3.西周夔龙（十二种）

（1）花冠象鼻龙；

（2）鳄头凤冠龙；

（3）鸟头虎头龙；

（4）鹰头象鼻龙；

（5）象鼻蛇尾龙；

（6）蛇头双角双身龙；

（7）牛马头蛇身龙；

（8）猪头鹰爪蛇身双角龙；

（9）象鼻蛇身鱼鳍龙；

（10）鲵头双角蛇身龙；

（11）牛头蜴身龙；

（12）虎头牛角龙……

第三大类型：东周秦汉飞龙（二种）

（1）走兽型飞龙；

（2）蟒蛇型飞龙。

第四大类型：宋代以后的黄龙（十一种）

1.作为皇权象征的黄龙；

2.作为民间水神的龙王；

3.作为龙生九子的多样化形态：

（1）形似龙而用作钟钮的蒲劳；

（2）形似龟而用作碑座的霸下；

（3）性好腥而用作刀柄吞口的睚眦；

（4）形似虎而用于牢门的狴犴；

（5）形似鳌鱼而用于屋脊两端的岩吻；

（6）形似龙而用于鼎盖的饕餮；

（7）形似龙而用于碑文两侧的螭虎；

（8）形似蚌螺而用于铺首的椒图；

（9）形似狮而用于香炉的金猊……

这是中国龙文化上下两个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先后出现的四大类型、五十种龙，此外，还有许多龙（如天安门华表上的望天犼，参见第326页图12-29），怎么能削足适履地归纳到单一原型、单一模式中去呢？

类型是历史进化的多层阶梯，又是历史起源的一面镜子。

我们以考古学最新发现为依据，从文化考古学的新角度，把中国龙文化的进化谱系，概括为“六大区系，九种原龙，四大类型，五十来种”的多元综合创新模式。

这有助于我们在中国龙文化起源研究中，根本超越单一原型论的旧观念，彻底树立多元综合原型论的新观念。

第八章 龙的本质新论——源于图腾又超越图腾的中华民族文化象征

龙的本质是什么？

比起“龙的原型是什么”的问题来说，这是“龙之谜”的更深层次，回答起来有更大的理论思维难度。

这里实质上要回答的问题是：龙到底是干什么的？龙有什么用？为什么会有龙？构成龙的原型的那些动物特征综合起来，究竟起什么社会功能？

在这个问题上，古往今来，二十世纪，特别是八十、九十年代两次文化讨论中，提出了种种不同说法，其中至今影响最大的，仍然首推闻一多先生在四十年代提出，而在八十、九十年代文化讨论中广泛流传的原始图腾说，或叫综和图腾说。

我们在这里努力作出一些新的学术探讨，以民族文化象征说的新观点，扬弃原始图腾说，真正说明“龙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

简单套用西方原始文化研究中的图腾概念来说明龙的本质是不适宜的，不能笼而统之把中华文明时代上下五千年的龙文化归结为原始图腾文化；中国龙源于图腾但又根本上超越了原始图腾，本质上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吉祥符号象征。

第一节 以原始图腾说为代表的四种传统说法

在“什么是龙的本质”问题上，较为流行的有以下四种传统说法，其中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是闻一多先生首倡的原始图腾说，或叫综合图腾说；然而包括这种说法在内，种种传统说法都遇到了难以解答的根本问题，很难科学地揭示龙的深层本质，因而呼唤着超越这些传统说法的新观念。

下面，让我们对这五种说法，特别是原始图腾说遇到的不能解决的难题，做一些逐层分析：

（一）“原始图腾说”的问题。

原始图腾说、综合图腾说不能回答：为什么原始氏族图腾能伴随中华文明时代五千年呢？

“图腾”现象的研究，在西方文化中从1791年开始出现，至今已经持续了二百来年。二十世纪初期，西方图腾文化研究开始传人中国，逐步开始对中国龙的研究发生影响。

图8-1 西方图腾文化研究的著名大师：文化人类学家摩尔根，图腾等原始文化专家弗雷泽，社会学家涂尔干，心理学家弗洛伊德

图腾，通常是新石器时代的一种原始文化现象，通常作为原始的氏族社会特征标志，成为原始的血缘共同体，氏族共同体的文化象征。

“图腾”概念，一般包括三层含义，或者说蕴涵着三层观念，表明图腾中所标识的实物（动物或植物），与这个原始氏族成员之间存在着三重关系：

（1）祖先关系；

（2）血缘关系；

（3）保护神关系。

应当肯定，西方的图腾文化研究对中国龙的研究有一定借鉴意义，移植过来用于龙的起源研究是有一定学术价值的。

然而，用原始图腾说来解释龙的现象，只能部分地解释原龙的起源，即只能有助于解释原龙在原始社会后期的起源问题，而中国龙却是在文明时代真正形成，并在文明时代长期发展的，这个历史过程与文化现象，怎么能用原始时代图腾文化来解释呢？

图8-2 以植物为实物崇拜对象的原始图腾

图8-3 以动物为实物崇拜对象的原始图腾

一般图腾，通常只是一种实物标记，一种动物或植物，拿来作为氏族标志；混合图腾，则是把两种或多种动物、植物作为氏族标志；无论一般图腾还是混合图腾，都与中国的龙有明显差异，甚至大相径庭。

为了部分地克服这个矛盾，闻一多先生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提出综合图腾说，认为在氏族部落之间的兼并过程中，不同氏族部落的图腾标志综合到一起，于是形成了带综合性的龙，综合性的图腾。

图8-4 著名诗人、学者、烈士闻一多先生

图8-5 针对龙的起源和本质问题，闻一多先生提出了综合图腾说

综合图腾说有助于启迪我们探索原始社会后期原龙起源问题，却仍然无法说明，中国的龙为什么在原始社会后期起源，而在原始社会之后的文明时代真正形成，长期存在，不断发展？

用原始图腾说、综合图腾说作为钥匙，很难真正完全打开“中国龙的本质问题”这把锁。

（二）“神性动物说”的问题。

“神性动物说”不能回答：为什么恰恰这些动物会被赋予龙的神性？

把龙的本质，归结为神性动物的观点，可谓源远流长。时间较早又较有影响的，就有汉代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提出的“龙为鳞虫之长”的学说。

图8-6 《说文解字》作者、汉代文字学家许慎

图8-7 《说文解字》提出的“神性动物说”

在20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的文化研究、龙学研究中，刘志雄、杨静荣在《龙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探讨了龙的本质问题，依据这个本质，给龙下了一个定义：“龙是出现于中国文化中的一种长身、大口、大多数有角和足的具有莫测变化的世间所没有的神性动物。”去掉那些修饰语，这里包含着一个公式：龙的本质=神性动物。

“神性动物说”的观点流传甚广、影响甚广，乃至不仅历年《辞源》、《辞海》、《现代汉语词典》等权威辞书是这样写的，包括近年来出的新版辞书也仍是这样写的。

严格地说，“龙的本质=神性动物”，只是一个事实判断，描述了人所共知的历史表象，肯定了大家公认的历史事实。“神性动物”这个说法，并没有构成一个科学概念，从深层本质上回答“什么是龙”的问题。

“龙是神性动物”的说法，并没有从深层次上回答龙的本质问题：龙的神性从何而来？人们为什么赋予龙与动物原型以神性呢？究竟是什么历史背景、社会背景、文化背景，造成了龙这种神性动物？

这一系列龙的本质问题，都是“神性动物说”不能回答的。

（三）“神话意象说”的问题。

“神话意象说”不能根本回答：龙的真正奥秘和社会功能是什么？

何新在《诸神的起源》一书中，提出了这种学术观点：“龙风并不是某些生物的神灵化。而是自然现象被生命化、拟人化后产生的神话意象。”

这种说法有一定学术意义，有助于启迪我们注意到，龙是中国特有的神话形式，至少在表现形式上有中国的特殊性。

但是，这种说法却无法真正说明龙的本质问题：为什么水神雨神的神话意象，要通过龙这种特殊形式表现出来？龙作为神话意象，为什么在古代中国社会有那么大的社会作用？为什么龙这种“神话意象”至今仍有重大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难道现代中国人还如此沉溺于古代神话意象吗？

（四）“龙为水神说”的问题。

“龙为水神说”无法回答：宋代龙王出现以前四千年间为什么会有龙的崇拜，为什么宋代以后龙才成为中国水神？

吴大琨先生在形成“龙为水神说”的学术观点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这种观点认为，中国是农业社会，其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雨水；而龙恰恰是水神，直接左右着农业生产，因而备受崇拜；应当把龙的研究，放到中国社会历史背景上来进行。

图8-8 经济学家吴大琨提出“龙为水神说”（2幅图）

在《中国人为什么崇拜龙》这篇论文中，吴大琨先生阐明了他主张的“龙为水神说”，同时他也以大家学者特有的谦逊，实事求是地指出了这一学说的局限所在：“我只不过说明了，龙是中国的‘水神’，所以中国人崇拜龙。但我却不曾把中国人为甚么将龙，以及类乎龙的一族如蛇、蛟之类看作‘水神’的道理说出来。”

第二节 源于图腾，超越图腾

从时代背景来看，中国的龙虽最早起源于原始图腾，却从根本上大大超越了原始图腾文化，不能把中华文明时代上下五千年的龙的本质，简单归结为原始图腾。

图腾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本质上是一种历史现象，本质上是根源于原始社会、氏族社会的文化历史现象；而在原始社会、原始时代以后的文明社会、文明时代主流中，包括古代文明时代与近代文明时代主流社会，都只能有图腾文化个别遗迹，既不可能存在完整的图腾制度，也不可能存在完整意义上的图腾文化。

在文明时代以前的原始时代，在那个时代存在的原始的图腾制度、图腾文化中，氏族社会或氏族部落里的原始人，把某种动物或植物作为图腾来崇拜，以为图腾崇拜对象，既是他们的共同祖先，又是有着血缘关系的亲戚，同时还是他们的保护神。

显而易见，这种图腾制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社会现象、历史现象，只能是原始氏族社会的历史产物，与文明时代是水火难容的。

在文明时代主流之中，不存在图腾制度、图腾文化形成发展的经济土壤、政治土壤、文化土壤。在文明社会、文明时代里，最多也只能在不开化的边缘地带，存在着原始图腾文化的个别历史遗迹，不可能在主流社会中长期存在着不断强化的原始图腾文化。

图腾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植根于血缘，保护人身依赖关系纽带的氏族文化、原始文化，反映的是植根于原始氏族社会的，保持着血缘联系的人身依赖关系体系。而超越这种氏族关系、血缘联系的民族文化，则意味着从野蛮时代走向文明时代，是文化形态上划时代的大发展、大变革、大飞跃。

更具体、更切近地说，图腾文化、图腾制度，是从原始人走向文明人的一个过渡环节，“原始人——图腾人——文明人”，是一个历史的发展链条。图腾文化只是这个发展链条上的一个中间环节、过渡环节，是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文明人把自己同自然区分开来的一个历史中介。在原始的图腾文化中，人有明显的二重化：一方面，人把自己同一般动物、植物、自然界区分开来，看到自己这个氏族的血缘共同体的特殊性；另方面，人又把自己同作为图腾的那种自然物等同起来，认为自己这个氏族的血缘共同体同作为图腾的动植物有血缘关系、亲戚关系。

从这个观点来看中国的龙，应当说中国原龙最早曾一度起源于原始图腾文化，但本质与主流却不能简单归结为原始图腾文化。从“时代背景——具体内容——文化涵义——社会功能”这四个方面来看，中国的龙都与原始图腾有重大差异，绝不能笼而统之地混为一谈。

我们这里，首先就头一方面，对龙与图腾进行比较研究：从时间上看，中国的龙与原始图腾基本上是不同时代的历史产物。

图腾文化本质上是原始社会的氏族文化，而中国的龙，最初形态的原龙，即产生于公元前3000年前后，这是中国原始社会的解体期，中华文明时代的起源期，后来是中华文明时代的形成期。

图腾文化既然是原始社会的氏族文化，必然伴随着文明时代，国家产生而走向衰亡，而中国的龙，恰恰是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炎黄时代随着原始国家的萌芽而萌生原龙，而后经过“夏——商——周”三代国家近一千五百年，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的殷商之际，才形成雏形已成的龙，商周时代夔龙形态。

原始的图腾文化，不可能在文明时代长盛不衰，而中国的龙却是在文明时代走向定型的，在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元年前后的春秋战国之交到秦汉之交，中华古典文明走向基本定型，中国的飞龙形态也走向基本定型。

原始的图腾文化，不可能在进入文明时代几千年之后还继续发展，而中国的龙则在公元1000前后的两宋时代，经历了从飞龙到黄龙的大转变、大发展，在“宋——元——明——清”时代的几百年、近千年间，中国龙文化还在发展，在数量上，在质态上都还处在发展过程之中。

原始的图腾文化不可能在现时代、新中国还大量存在，充其量只能在未开化的个别边远地区、少数民族中间存在个别遗迹，而中国的龙文化在现代中国绝非仅仅存在个别遗迹，而是依然保持强大生机，扬弃掉封建主义、神秘主义、专制主义的消极因素，中国龙文化在国家统一、民族复兴中虽不能起到历史上那种独一无二的主导作用、主流文化作用，但仍对中华民族有强大感召力、凝聚力、向心力。

中国的龙文化与原始图腾文化的关系是一分为二的：

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在中华文明起源期，中国原龙形态起源之时，与原始的图腾文化有一定历史渊源关系，但也有重大差异；

而在公元前3000年以后，在中华文明时代的上下五千年间，中国龙的本质与原始图腾文化有了不可同日而语的本质差异。

原始图腾文化是原始社会的氏族文化，中国的龙却是文明时代的民族文化象征——这就是中国龙文化与原始图腾文化之间巨大的时间差、时代差。

第三节 不是实物崇拜，而是文化创造

从具体内容上来看，中国的龙也与原始图腾文化有本质差异：

原始图腾崇拜的对象、图腾文化的内容，通常都是自然界中实际存在的实物，或动物，或植物，或其他实物形态；

而中国的龙，固然可以在自然界中找到某种原型，但本质上并不是自然界中的现有实物，而是基于民族文化观念的文化创造、文化符号。

这是中国的龙与原始图腾文化，在内容上的本质区别。

从十八世纪末以来的近二百多年间，以西方到东方，都加强了对原始图腾文化的研究。研究的成果表明，图腾崇拜是一种历史的文化现象，往往发生在原始的氏族社会之中，在那个时代原始文化还很不发达，往往还不能独立地创造一种艺术形象、文化符号，作为崇拜对象，而是往往把自然界中实际存在的现成实物，动物、植物或其他实物，直接移植过来，作为图腾崇拜对象。

比如，十九世纪中后期，摩尔根对北美印第安人易洛魁部落，持续地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并写出了题为《古代社会》的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巨著。他的研究成果表明，图腾文化的崇拜对象，通常都是自然界中的现存实物，如老虎、狼、熊、海狸鼠等动物。二十世纪，有些学者还对澳大利亚的一些原始部落与氏族社会，进行了长期观察研究。研究成果同样表明，他们崇拜的图腾之物，看来是一种或几种动物或植物，如鳄鱼，蜥蜴，鸟等动物，或者是当地的一种或两种植物。

图腾中只有一种动物或植物的，可以称作单一图腾；

图腾中有两种以上动物或植物的，可以称作混合图腾。

无论动物图腾，还是植物图腾，也无论单一图腾，还是混合图腾，本质上都是实物图腾，崇拜对象都是自然界中实际存在的实物形态。

看来，在原始文化中，还缺乏足够的想象力、综合力、创造力，创造出一个艺术造型、人造形象、文化符号，作为人们取得文化共识的崇拜对象。

而中国的龙，则有很大的不同。

图8-9 距今7500—6500年北京平谷上宅文化中的陶猪头——实物图像、原始图腾

与西方图腾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龙的某种原型虽然也存在于自然界之中，但作为一个整体的龙，实质上并非直接存在于自然界中的一个现成实物，而是中国先民在观念上的一个综合创造，文化上的一个综合创造，符号上的一个综合创造。

中国的古代，虽然在一些典籍中也有关于龙的记载，在现实生活中也不时传说有真实的龙出现，甚至还有“叶公见龙”的成语流传。然而，说来说去，不管什么朝代，不管什么人，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见过一条真龙。所谓“真龙天子”，不过是为维持皇权至上而编造的神话而已，没有客观现实性的根据。

古代中国人，借助于自然界中某些实物原型，经过综合力、想象力、创造力的充分发挥，创造了龙的形象、龙的造型、龙的符号。

龙——这是中国人的独特文化创造、观念创造、符号创造。

实物图腾与龙的创造——这是中国的龙与原始图腾文化的一个本质区别，也由此决定了二者不同的历史命运：

实物图腾崇拜的生命力是相当有限的，只在较古老原始的历史时期内、较小的空间范围内，取得原始人、氏族人的文化共识、文化认同；随着生产实践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文化观念的发展，图腾实物上的神圣光环必然褪色，实物的神性必然消失；

而虽然也源于自然，源于图腾，但本质上却是文化创造、观念创造、符号创造的龙，却有比实物崇拜更强的生命力，并且也因此容易获得相对独立性，而不断升华、创造、更新，获得永久的生命活力，甚至是永恒魅力。

图8-10 红山文化中的猪型原龙

第四节 从氏族血缘关系，到民族文化内涵

从文化内涵上说，原始图腾具有“祖先——亲戚——保护神”三重含义，从本质上看文化根基是氏族血缘关系；而中国龙的本质特征，却在于根本超越了氏族文化的血缘关系，升华为以地缘关系为根基的民族文化内涵。

原始图腾崇拜表达的内涵，是崇拜对象与原始氏族之间的三重关系：祖先与后代的关系——亲戚之间的血缘关系——保护神与被保护者的关系。

不管今天看来，把虎、豹、熊、罴作为自己的“祖先——亲戚——保护神”，是多么的荒诞不经，而对那个原始时代的野蛮人、氏族人、图腾人来说，却是完全天经地义的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这三层关系的深层内涵，说到底还是一个根本的历史局限，就是囿于氏族内部的狭隘血缘关系。正基于此，由于痛感在茫茫宇宙、大千世界中，一个依赖于血缘关系维系的狭小氏族部落，过于单薄，过于渺小，过于孤单，于是借助于图腾物，来强化内部凝聚力。但是，转来转去，还是围绕狭隘氏族血缘关系兜圈子——这正是原始氏族文化带根本性的历史局限。

对图腾之物保持祖先崇拜观念的，大约只有公元前3000年黄帝时代以前的原龙形态；但从此以后进入以黄帝时代为开端至今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时代，却日益远离了这种原始的祖先崇拜观念，而把血缘上的共同祖先，转化为文化上的共同祖先。时至今日，当人们常说，“我们中国人都是龙的传人”时，已经不是指血缘关系上“中国人都以龙为祖先，都是龙的后代”，而是指民族文化上的同根同源，“中国人都以龙代表的中华民族文化为根，都是龙代表的中华民族文化传人。”

图8-11 黄帝主要起自燕山南北的红山文化，称有熊氏，熊型原龙的起源反映了这种历史过程

图腾实物一般被氏族成员认为是有血缘关系的亲戚，只有公元前3000年以前的中国原龙形态才有这层含义；而在中华文明时代至今五千年的龙的发展主流中，已经不再包含这样的原始观念。大多数中国人不再把龙作为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戚，而只是借以表示对以龙为代表的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至于极个别的皇氏家族自称“真龙天子”、“龙子龙孙”，代表不了整个民族文化主流。

图腾崇拜物往往被氏族成员当作保护神来崇拜，这层含义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的原龙形态中是存在的；而在此后五千年中华文明时代龙的发展史上，这层含义仅在某种程度上遗存，已经不复有完整的存在。虽然宋代以后，不少农民把龙王作为水神来崇拜，因而还有把龙作为保护神来崇拜的意味，但在大多数场合，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龙作为文化符号是君子之德的象征，民族文化的象征，吉祥如意的象征。

由此可见，原始图腾的三层含义，仅仅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原龙形态时，有比较完整、比较充分的体现；而在此后中华文明时代五千年发展的历史主流之中，原始图腾的三重基本含义，则大部分已经不复存在，至少也丧失了三分之二以上。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还把龙叫做“中华民族的原始图腾”呢？

“中华民族的原始图腾”——这个提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很不科学的，包含着不可排解的逻辑悖论：

“原始图腾”是原始氏族的历史产物，原始氏族是狭隘的血缘共同体；

“中华民族”却是文明时代的历史产物，是根本超越了狭隘氏族、血缘共同体的广大地缘共同体、文化共同体。

把龙说成是中华民族的原始图腾，意味着说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长期拖着原始文化的尾巴，甚至还长期停留在原始时代、原始社会、原始文化之中，这又怎么能说得通呢？

第五节 从氏族文化表征，到民族文化象征

从功能上看，中国的龙与一般原始图腾，也有着迥然有别的重大差异：

原始图腾本质上是氏族文化、血缘关系的表征；而中国的龙却是多元一体、综合创新的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对于原始图腾或文化符号的研究来说，一般来说应重点抓住两个关键环节：

一是符号的表述形式；

二是象征的文化意味。

我们也从这两个方面的统一之中，来对比研究中国的龙与原始图腾。

原始图腾本质上是原始的氏族社会的文化表征，反映的是原始社会野蛮人的天人关系与人际关系。

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原始图腾表现的是混沌未分的天人关系：人直接把某种动物或植物作为自己的祖先，加以顶礼谟拜。因而，图腾文化只是原始人、野蛮人把自己同周围自然界区分开来，形成主体的自我意识的一个过渡性环节，还远未根本超越天人不分的混沌状态。

在人与人关系方面，原始图腾文化局限于以氏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身依赖关系，强调一个氏族因有共同祖先而具有共同的血缘关系、亲戚关系，因而应当作为一个血缘共同体加以认同。他们借助于图腾，而强化血缘关系，加强氏族内部凝聚力，保持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身依赖关系网。显而易见，这种血缘关系网，即使经过世世代代薪火相传，仍然是极其狭隘、极其有限的狭小天地。通常，一个氏族不过百十人，一个氏族部落不过几百人，一个部族联盟也不过几千人。这是原始人的血缘共同体难以逾越的历史极限。

“混沌未分的天人关系——人身依赖的血缘关系”，这是原始图腾文化的两个凝聚焦点，也是两个带根本性的历史局限。

图8-12 熊型原龙与勾云大玉佩

龙的本质何在，恰恰取决于：它是固守“混沌不分的天人关系——人身依赖的血缘关系”这两大局限，还是走向突破原始氏族文化的这两大历史局限？

龙的整个发展历程，“原龙——夔龙——飞龙——黄龙”，这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演变，决不是为了固守原始氏族文化的这两大历史局限，既不是为了固守混沌不分的天人关系，也不是为了固守基于血缘关系的人身依赖关系。

中国的龙一开始是作为通天神兽出现的，后来逐步演化为神灵瑞兽，吉祥符号——这一发展轨迹，思想主旨正是逐步超越把图腾实物作为自己祖先的、混沌不分的天人关系。在这一历史过程中，龙在本质上成为天人关系的双重中介：既把人与自然区分开来，又把人与自然联系起来，实现天人合一。当然应当指出的是，把龙作为沟通天人、实现天人合一的中介桥梁，带有东方神秘主义的历史局限。今天，我们讲中国古代天人合一观，不应讳言这种历史局限与思想局限。

中国人、文明人为什么会有龙这个文化创造、符号创造、艺术创造？一个最根本的目标，恰恰在于包容并超越氏族关系、血缘关系的狭小樊篱，走向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大综合，走向中华民族文化的大综合。原始图腾拘泥于对某种自然物的祖先崇拜的认同，借以强化氏族内部血缘联系纽带、人身依赖关系的认同，这在原始的氏族社会，也许不失为一种优化的文化选择。问题是随着原始社会氏族关系的突破，人们的劳动实践活动、社会交往活动、语言符号活动这三大主体活动，日趋走向突破原始氏族关系、血缘关系的狭小天地。随着中华文明形成期的到来，文明时代的脚步不可阻挡：从部落联盟走向原始国家，从血缘共同体走向地域共同体，从人身依赖的氏族社会走向文化认同的文明社会，从氏族共同体走向民族共同体。正是为了适应这股文明曙光时代的大潮，为了突破原始的血缘共同体、氏族共同体的历史局限，走向文明时代多元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富于综合创新大智慧的中国古代先民创造了龙：

第一步，作为氏族联盟、部族联盟的文化象征；

第二步，作为多民族融合的原始国家的文化象征；

第三步，作为多元一体、综合创新的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

由于中华文明从曙光时代起，就体现了“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综合创新，因而龙的形象自始至终体现了多元特征的综合创新，体现了一种“龙德广大，无所不包”的博大襟怀，这是任何一种原始图腾都不可能具有的独特的龙的风格。

总之，龙的本质在于，它源于原始图腾、综合图腾，但又从根本上超越了任何一种原始图腾、综合图腾，从基于狭隘血缘关系的氏族文化象征，升华飞跃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象征。

“源于图腾，止于图腾”——这种说法把中国的龙硬塞进西方流行的一般原始图腾文化的框框里，因而不能真正揭示中国龙的深层本质；

“源于图腾，超越图腾”——这个提法有助于启迪我们既注意中国龙文化与原始图腾文化的历史渊源关系，更注意探寻龙的深层本质所在，龙从氏族部落的文化象征走向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象征的巨大创新与真正奥秘。

第九章 龙的观念新论

龙的观念与文化内涵究竟是什么？

这是中国神龙之谜的最深层次，也是最难彻底澄清的深层奥秘。

如果说，西方哲学、西方智慧、西方文化的源头，要追根溯源到古希腊科学与哲学，特别要追根溯源到古希腊神话中去的话，那么，中国哲学、中国智慧、中国文化的源头，则要追溯到春秋战国诸子百家，追溯到《周易》、《诗经》、《尚书》这些中华文化元典，追溯到中国远古神话，特别要追根溯源到中国特有的龙身上来。

图9-1 周文王拘而演周易，乾坤两卦中蕴含着龙学重要源头

在这里，我们采用剥笋法，层层深入地剥出龙的形象下面潜藏的文化内涵：

第一层，龙所包含的四个基本观念；

第二层，龙的观念中所蕴涵的四个核心理念；

第三层，龙的思想底蕴中所体现的中国文化基本精神。

第一节 龙的观念：中国人的四大观念

中国的龙，为什么能有如此长久深刻的生命力？

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龙的形象后面，隐含着龙的观念，而这些龙的观念，恰恰就是中国人、中国文化中支撑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的四个基本观念，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四大支柱。

为了水落石出地彻底澄清龙的文化内涵，我们提出三个概念，作为逐层深入的思想引线：

龙的观念——龙的理念——龙的精神。

以往在谈论龙的文化内涵时，往往拘泥于“原始图腾说”、“神话意象说”、“皇权象征说”——这些都属于龙的文化内涵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又都不是中国龙文化上下五千年的深层内涵，因而它们如同长江大河表面的泡沫那样，漂浮盘旋了一段时间后，往往变得灰飞烟灭、销声匿迹。

原始图腾文化是一种原始时代的文化现象，它所包含的三个基本观念是相当原始、相当幼稚的：（1）图腾崇拜物是氏族成员祖先的观念；（2）图腾崇拜物是氏族成员共同亲戚的观念；（3）图腾崇拜物是氏族所有成员保护神的观念。随着原始氏族公社的解体、原始时代的结束，这些原始人的幼稚观念，怎么可能长久存在呢？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龙却以东方神秘主义的特有形式，通过复杂多变的艺术造型，蕴涵着中国人、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四个基本观念：

一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二是仁者爱人的互主体观；

三是阴阳交合的发展观（或叫变易观）；

四是兼容并包的文化观。

这四个龙的观念，实质上就是贯穿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四个基本范畴，即中华文明特有的四大文化基因：

第一，是天人之道的范畴；

第二，是仁的范畴；

第三，是阴阳而易的范畴；

第四，是中和的范畴。

龙的形象包含的这四大观念、四大范畴，不是无关紧要的一般范畴，而正是中国人在处理四大主体关系时的核心理念，体现了一种在四大主体关系中追求普遍和谐的价值观念与民族理想：

以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为理念，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寻求天人和谐的理想目标；

以仁者爱人的互主体观为理念，来处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寻求人际和谐的理想目标；

图9-2 孔子晚年好易，作《易传》，形成了中国龙学理论重要源头

以阴阳交合的发展观为理念，来处理异与同、对立与统一、分与合的矛盾关系，寻求和而不同、和谐一致的理想目标；

以兼容并包的文化观为理念，来处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寻求不同文化之间达到中和、和谐的理想目标。

在龙的四大观念、四大理念后面，最为深层的思想底蕴，则是龙的精神，是龙所体现出来的中国文化基本精神：

以大综合的手段，求大和谐的目标。

用孔子晚年《易传》中的两句话来表达，这种基本精神就是经张岱年先生特别强调的两句话、八个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或许我们用多元文化综合创新观的语言来表达的话，那就是：

多元一体，综合创新。

这就是龙的观念；

这就是龙的理念；

这就是龙的精神。

正是在这里：

我们找到了龙的形象后面的深刻内涵；

我们找到了龙的生命力的深刻源泉；

我们找到了龙成为中国人广泛认同的民族文化象征的深刻根据。

为了确立这个新的学术观点，我们需要把考古发现与古典文献结合起来，做出充分论证。

第二节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世界观，堪称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最核心的理念。

龙以生动具体的形象，再加上神秘主义的形式，蕴涵着天人合一的观念。

图9-3 河南濮阳蚌塑龙图之一——明显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这是龙的形象后面所蕴涵的龙的观念的首要之点。

龙到底是什么？中国古代先民为什么要创造龙？从屈原《天问》开始，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深深追问这个问题。

今天，我们或许可以言简意赅地说：归根结底，龙以不同形式，作为一种通天神兽，起到一种万能中介作用，有助于人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龙作为通天神兽，有助于人达到通天之道。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原龙形态，大多数都包含这种文化内涵。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首推号称“中华第一龙”的河南濮阳西水坡蚌塑鳄型原龙。这里的整个蚌塑的文化内涵，据李学勤、冯时等著名专家研究，俨然是一幅六千年前的一幅“苍龙白虎北斗星象图”，既表现古人以苍龙、白虎和北斗星座确定时间与农业生产季节，也反映出这位高踞于当时权力上层的墓主，足踏北斗、执掌乾坤的神灵地位。而蚌塑的鳄型原龙，在这里起了通天神兽作用。与此相距不远的另一组蚌塑中，龙的通天功能表达得更为清晰、更为突出，除表示青龙、白虎星象之外，还塑造了一个人的形象，已骑在飞龙身上，在天空中作遨游之状。这里还透露了一条历史信息：实际上也是农业生产实践，促使中国人形成“天——地——人”统一的宇宙观萌芽。良渚文化反山大墓中的玉琮王，上面的兽面纹，实质上是“神人虎龙图”，这里的虎型原龙纹也起通天神兽作用。在文明时代起点上，中国人就产生了“天——地——人”统一的宇宙观、世界观，这种天人观的实践基础是季节性的农业生产实践，而沟通天、地、人的中介则是龙。

龙作为飞天神兽，可以帮助人达到升天境界。司马迁《史记·封禅书》，借齐国术士公孙卿之口，讲述了黄帝乘龙升天的神话传说：“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在这里，鼎上的龙纹是一个神奇的中介，它使龙下凡，助黄帝升天。1973年，长沙子弹库出土了战国帛画《人物乘龙图》，表达了“乘龙可以上天”的主题思想：主人公挽长剑，驭飞龙，遨游在太空之中；而整个龙呈龙舟状，展开双翼，下面有云彩飘浮，龙的尾巴宛若鱼尾，上边却立着一只仙鹤。以龙为中介，人就能达到天人合一境界——这是黄帝传说与战国帛画的共同思想主旨与艺术母题。

龙作为天人中介，可以度人灵魂升天。1949年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的战国帛画《人物龙凤图》，集中表达了这层内涵。画中把龙凤作为通天神兽，可以成为天人中介，引导人的灵魂升上天。图中女子双手合什，作祈祷状，画的上前方，则是龙飞凤舞，其中飞龙大体如蛇，展开双翼，直升云天。

龙作为苍龙星座象征，在《周易》古经中初步形成了“天——地——人”统一的天人合一思维模式。《易经》号称群经之首，在中华文化元典中是形成最早、思维层次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以占卜之书的神秘形式，蕴含深刻的哲学智慧，对于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导向作用与定型作用。《易经》六十四卦的第一卦，开宗明义的乾卦，就以龙——苍龙星座的物候历法为中介，提出了“天——地——人”统一的思维框架、思维模式。这里讲的，是以苍龙星象表征的时间、历法、物候为导引，天人合一的统一关系，“天——地——人”的互动关系：苍龙星象在地平线以下，呈潜龙状态时，要作准备，然而隐忍勿动；苍龙星象出现在田地上空时，作为君子的人要开始活动；苍龙星象呈跃龙形象，跳跃深渊时，君子也要一试身手；而到了“飞龙在天”的时候，则可能取得好的收成，君子要积极努力，大胆收获；而到了“亢龙”的时候，则要防止走过了头，物极必反……这里实际上是以龙为契机，提供了一种天人统一、“天——地——人”统一思维模式。

图9-4 《淮南子》作者刘安

孔子晚年《易传》与帛书易传中，正是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高度，来解释《易经》乾卦内涵的：“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后来在《易传·象传》中，又把乾坤两卦结合起来加以解释，并明确地升华出“天——地——人”统一的思维方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在《易传·文言》中，则更明确地点出了天人合一的基本思想：“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

龙作为通天之物，还有助于生成了“天人合一”，“天——地——人”统一的宇宙模式。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或许可以举出西汉初期杂家巨作《淮南子》的《地形训》：“正土之气，御乎埃天。埃天五百岁生缺，缺五百岁生黄埃，黄埃五百岁生黄澒，黄澒五百岁生黄金，黄金千岁生黄龙，黄龙入藏生黄泉。黄泉之埃，上为黄云。阴阳相迫为雷，激扬为电。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黄海……”

这里有许多神秘主义、牵强附会的地方，但一个合理内核，则是表达了“天一地二人三”的宇宙模式，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而龙成了沟通“天人”或“天、地、人”的中介环节。

由此可见，在龙的形象、龙的观念中，以东方神秘主义的独特形式，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古代中国人，在5000年前的文明时代开端，就以农业生产活动为实践基础，独具特色地领悟到：天与人，人与自然，天——地——人，是一个有机整体。

而联系这个有机整体的中介是什么，他们在那个时代不得而知，于是构想了龙，创造了龙，作为通天神兽，作为沟通天、地、人的特殊中介。

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如大浪淘沙，淘汰了龙的神秘主义外壳，也超越着“主客二分”有所不足的早熟弊端，却留下了天人合一宇宙观的宝贵金沙。

第三节 仁者爱人的互主体观

互主体观，是多元主体观、交互主体观，即不仅承认自己是主体、是目的，而且承认他人也是主体、也是目的。

这种互主体观根本超越了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的单主体观。

这种互主体观是中国人、中国文化中特有的一个基本观念。互主体观在理论上的典型形态，见之于孔子的仁学，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学说。而互主体观流行最广的萌芽形态，则蕴含在龙的形象背后。

互主体观，几乎自始至终是龙的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独具特色的龙的观念。或者更确切些说，除了作为封建皇权象征的封建社会后期皇龙之外，大多数中国龙普遍包含着互主体性的观念。

图9-5 张家口三祖堂

公元前3000年前后，炎黄时代的原龙形态，就孕育着互主体观的最初萌芽，以推动氏族联合、民族形成为目的。现代考古学发现表明，在公元前4000至3000年前后，在东亚大陆的“黄河——长江”这中国大两河流域，先后存在着六大文化区系，十来种原龙形态。这种文化象征的背后，意味着在那个文明起源期的中国，至少存在着十来个较有影响、相对独立的部族联盟或早期国家雏形，或者曾出现成千上万个小邦国林立的局面。在这个文明曙光的时代，我们中国人的老祖宗创造了龙的形象，孕育着互主体观的思想萌芽，实在是推动民族融合的一大创造：从世界历史的一般情况来看，在氏族战争与氏族联合的历史过程中，通常是一个氏族消灭或征服另一个氏族，用自己的图腾取代别人的图腾，用自己的文化取代别人的文化；而在中国历史的这一时代，由于有了互主体观萌芽，因而战争多半限于争夺主导权，在经济、政治、文化上，争得主体地位的强大者往往战后要给被征服者留下生存余地，乃至一席之地，争取共同生存、共同发展。龙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个文化创造、政治发明。

在中华文明起源期的历史时代，有两次在古史传说中非常有名的战争：炎黄之战，黄帝与蚩尤之战。正是在如何处理战后格局的问题上，黄帝倡导了互主体观的思想萌芽，并通过龙的形象的兼容性、多元性、综合性，表现出来。炎黄之战，战于涿鹿，战争结局，一说是诛杀炎帝，一说是生擒炎帝，比较合理的解释，可能还是生擒说。最后，炎帝及其部族表示臣服于黄帝及其部族。最终形成了黄帝居于中土的五方并存格局。大体如后来《淮南子》所记：

“何谓五星？

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其神为岁星，其兽苍龙，其音角，其日甲乙。

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其神为荧惑，其兽朱鸟，其音徵，其日丙丁。

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其神为镇星，其兽黄龙，其音宫，其日戊己。

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执矩而治秋。其神为太白，其兽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

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执权而治冬。其神为辰星，其兽玄武。其音羽，其日壬癸。”

正是炎黄时代的五方一体格局，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奠定了母体结构，也为互主体性观，奠定了最初基础。

黄帝与蚩尤之战，结局也有两种说法，一说是诛杀了蚩尤，身首异地，一说是蚩尤臣服，效命黄帝。蚩尤本人的历史命运，今天尚有待考证，至少黄帝对蚩尤部落，战后主要还是采取融合政策，而不是毁灭政策。《管子》、《韩非子》等著名典籍，记载了这一历史事实，“黄帝得蚩尤而明乎天道，遂置以为六相之首”。“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鎋，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从蚩尤在后世命运，似乎也可以证实这一点：据司马迁《史记·封禅书》等典籍记载，秦朝祭祀东方八神，“三日兵主，祠蚩尤”；刘邦起兵之时，“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汉代之初，在长安、太原为蚩尤立祠。这些历史文献、历史事实，有助于澄清蚩尤及其部族的历史命运。

图9-6 大禹治水，“应龙划地”，“夔龙授命”

夏代大禹则以龙作为多民族融合的文化象征，团结天下九州之民共同完成治水大业。禹的父亲是鲧，死后化为黄龙。这表明，禹把龙作为民族融合象征，以便联合九州人民，共同治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表明九州范围内，小邦国林立。禹在开渠导洪的过程中，传说“应龙划地”、“夔龙授命”，反映出以这些为标志的部族邦国曾协力治水。现代考古学发现表明，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文化，龙的形象后面蕴含着互主体观念，体现了多种原龙的兼容并包：中原文化蛇型原龙——东北文化猪型原龙——西北文化鱼型和鲵型原龙——山东文化与东南文化中的虎型原龙，在这里兼收并蓄地综合起来。

公兀前1000年前后的殷周之际，周公等人为寻求形成之中的中华民族长治久安之道，发展了民族融合过程中的互主体观，也表现为商周夔龙兼容并包的综合性。夏、商、周三代，不仅是前后相继的三个王朝，而且代表了三种有所不同的文化，三个文化特征有所不同的民族。以周代商之际，兴起于西北，人数较少，文化比较落后的“小邦周”，怎样才能较好地统治原来的“大邦殷”和其他众多族群，这是一个需要高超智慧的历史难题。周公是那个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大政治家、大思想家，他在实现民族融合过程中进一步发展了互主体观的思想萌芽。鉴于实力对比悬殊，周武王、周公借九族联合之力灭商之后，并没有将殷都及其王畿据为已有，而是把商纣王之子武庚、禄父封在那里，继续管理殷商遗民，同时还把殷都王畿分成三个封区，分封给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曹叔，起监视商王之子与商代遗民的作用，史称“三监”。武王在克商之后第二年就死了，而周成王年幼，于是王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蔡二叔借机联合武庚，原属于殷的东方诸邦国，发动叛乱。周公与召公，“内弭父兄，外托诸侯”，东征三年，终于得以平定叛乱。为了寻求长治久安之道，周公实行了一系列重大社会改革，以推行新的一整套治国方略：敬天保民，软硬兼施，承认差异，和平共处，武装殖民与民族融合相结合。一方面，周公等人分封了五十三个姬姓王国，封十八个周朝开国功臣为王。在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的同时，封商纣王庶兄微子于宋，代表商代遗民，奉祀祖先。为了减少被征服者的敌对情绪，周公采取了尽量尊重原有的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态势：对殷代遗民，尽量保留“殷民之族”的公社组织和风俗文化，仍用殷代遗民，“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只要求他们服从周的主要法令；对于鲁、卫两国，“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对于晋，“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涿鹿），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在《尚书·酒诰》中，周公还特别告诫分封到卫国的康叔，要恭恭敬敬地对待“自成汤咸至于帝乙”，效法殷先哲王的种种嘉言懿行，以“应保殷民”。周公不愧是孔子仁学的思想先驱，也是互主体观的思想先驱。与此相应，西周的龙表现出更大的兼容并包性，多元兼容性，至少出现了12种类型的多元综合夔龙。

在公元前500年前后的春秋战国之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正是在这一时代奠定，孔子、墨子在理论上首倡互主体观，这一时期基本定型的飞龙更明确地蕴涵着互主体观。这一时代，是多源一统的中华文明定型期，也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奠基期。齐、楚、燕、韩、赵、魏、秦——这七雄并立、争霸中国的独特格局，实际上提出了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中华民族，怎样走向统一的时代课题。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怎样处理人与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命运攸关的时代课题。春秋战国之际形成的儒墨两家显学。在中国思想史、世界思想史上率先从理论思维高度提出了互主体观。孔子儒学与仁学，核心范畴是仁，正是在“仁”这个范畴中，集中表现出互主体观。仁学中的互主体观，集中表现在三个基本命题之中：“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晚年孔子在解析《周易》古经的《易传·系辞》中，又发挥了互主体观的基本思想：“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穷神知化，德之盛也。’”1973年出土的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发现了孔子晚年传易的一些文献，其中《缪和》第五章，在校释《易·屯之九五》时，提出了君子“四处四思”之道，反对处上者只知追求自身利益，不顾下层利益，具体发挥了仁学、易学、龙学中的互主体观：“夫《易》，上圣之治也。古君子处尊思卑，处贵思贱，处富思贫，处乐思劳，此四者，足以长又其[立]，名与天地俱。今《易》曰‘屯其膏’，此言自闰者也。夫处上立者，自利而不自恤下，小之犹可，大之必凶。且夫君国又人而厚佥，致政以自封也，而不顾其人，此除也。”这里讲的“君子四处四思之道”，既体现了忧患意识，又贯穿了互主体观的基本思想。《礼记·礼运》篇，以孔子名义，提出了大同理想，互主体观的思想仍是其理论基石、哲学基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经过晚年孔子整理的《尚书》第一部分第一篇《尧典》，其思想主旨正是把互主体观贯穿到国家关系、民族关系之中去，提出了“协和万邦”的理想目标：“……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互主体观的另一理论源头，当属墨子。墨子的特点：一是把孔子仁学中的互主体观发挥得更为彻底了，超越了孔子囿于宗族关系，人伦关系的“爱有等差”的思想；二是把仁——互主体观，从一般人际关系更直接地贯穿到交往关系、国际关系中去，提出了“交相利，兼相爱”的交往原则，兼爱非政的理想目标。在《兼爱》篇中，墨子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的互主体观基本原则：“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然则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子墨子言曰：‘今若国之与国之相攻，家之与家之相篡，人之与人之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则此天下之害也。’‘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则兼相爱、交相利之法将奈何哉？子墨子言：‘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

与此相通，在春秋战国之际到秦汉之际的中华文明定型期上，中国的飞龙形态也特别充分地表现出兼容并包性，以龙的造型的独特形式，表达了互主体观的思想底蕴。这种兼容并包的互主体观至少在以下四个层面上相当充分地表现出来：

图9-7 墨子“兼相爱，交相利”学说——龙文化理念的最充分表述

六大文化区系，十来种原龙形态的进一步兼容综合；

夏、商、周三代多种夔龙形态的进一步兼容综合；

“原龙——夔龙——飞龙”的兼容综合；

“地上的蛇龙、虎龙、猪龙、马龙——水中的鳄龙、鱼龙、鲵龙——空中的鹰龙、翼龙”的进一步兼容综合。

以多种原龙的兼容并包形式，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形成过程中的互主体观——这是龙的观念的一大特点。

第四节 阴阳交合的发展观

龙的形象、龙的观念，以东方神秘主义的特有形式和神龙飞舞的艺术造型，蕴涵着中国特色的古典辩证法；以阴阳交合、阴阳互补为基本观念的变易观，十分接近于以对立统一为核心的现代唯物辩证法、发展观。

这种中国特色的龙的哲学、龙的辩证法、龙的发展观，看来经过初步梳理，包含以下四个要点：

图9-8 形象表达阴阳交合发展观的太极图

一、取象于龙，变化无穷。

中国的龙，固然有普遍特征、一般形式，但龙的本身是千变万化的，并无固定模式、固定形态、固定形象，而是随机而变，出神入化，上天入地，变幻无穷的。

有的时候，甚至使人分不太清楚，哪些是龙，哪些不是龙，因为中国龙的变化实在多种多样，几乎没有固定界限。中国历史文物中的一些想象创造出来的奇异动物，如良渚文化、龙山文化中的兽面纹，商周文化中的饕餮纹，是否可以归于龙，可以归于哪种龙，多年以来争论纷纷，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出于这一条：中国龙的形态变化，实在是太丰富离奇了。

汉代古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这部名著中，对“龙”字的解释，就包含了这层意思，集中对龙变易无穷的特点，作了简要介绍，概括为“八能”：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能潜能飞。

对龙的变易无穷的本质特征，讲得最透底、最充分的首推晚年孔子《易传》，特别是新发现的帛书易传。

在帛书易传《二三子》的一开头，孔夫子一连三次讲了“龙大矣”，将“大”作为龙德的显著特征，实质上是逐层深入地阐发了“龙变易无穷”的基本观念。

图9-9 比太极图更早、更形象表达阴阳交合发展观的中国龙

第一次讲“龙大矣”，着重讲的是龙能阴能阳：“二三子问曰：《易》屡称于龙，龙之德何如？孔子曰：龙大矣。龙形迁，假名于帝，倪神圣之德也。高尚齐乎星辰日月而不晀，能阳也；下沦寤深渊之渊而不沫，能阴也。上则风雨奉之，下沦则有天[神护之]。[游]乎深沉，则鱼蛟先后之，水流之物莫不随从。陵处，则雷神养之，风雨辟乡，鸟守弗干。”

第二次讲“龙大矣”，着重讲的是龙能“云变——蛇变——鱼变——飞鸟昆虫之变”，因而唯所欲化：“曰：龙大矣。龙既能云变，有能蛇变，有能鱼变，飞鸟昆虫，唯所欲化，而不失本形，神能之至也。”

第三次讲“龙大矣”，强调龙的变易变化，不是有限的，而是无限的，难以穷尽，难以捉摸：“知者不能察其变，辩者不能察其义，至巧不能赢其文……曰：龙大矣。”

在新出土的帛书易传《易之义》中，晚年孔子用了“为九之状”和“龙七十变”这两个提法来形容龙的变易，用“九”和“七十”这两个大数来形容龙的形态复杂多变。

《易之义》的第七章，接近于孔门易学、龙学的一个关于龙的定义，强调了龙的形态是“为九之状”：“《乾》也者，八卦之长也。九也者，六爻之大也。为九之状，浮首俯下，蛇身偻曲，其为龙类也。夫龙，下居而上达者……”“九”在这里，不是一个实数、定数，而是言多，言龙形状的多变无穷。

《易之义》的第九章，进一步讲到龙有“七十变”，乃至变易无穷，而又万变不离其宗，从而达到龙德广大的神明境界：“龙七十变而不能去其文，则文其信于，而达神明之德也……”

从《周易》古经到孔子晚年《易传》，乃至新发现的帛书易传，可以依稀可辨地找到一条思想线索：

“易”的概念和“龙”的概念，在中国古典文明中一度几乎是形影不离的；

易学中，尤其是孔子晚年易学中包含着龙学；

龙的变幻无穷表达了变易的无限性观念。

二、六位时成，待机而动。

中国的“龙之易”有二重性：

龙既是变易无穷的，又是变化有道的；

龙的变化之道与时机、机遇是紧密联系的。

在西方哲学中，历来强调的是必然性或偶然性的两极对立范畴，到康德、黑格尔那里才开始试图把二者统一起来。

而在中国古典哲学中，与“道”这个基本范畴相联系的，不仅有“理”、“势”这样的必然性范畴，也有“术”、“权”这样的偶然性范畴，并且特别突出了必然性与偶然性相结合的或然性范畴，用中国哲学特有的范畴来讲就是“几”或“机”，有时也更具体地称“时机”、“天机”。

中国龙的形象、龙的观念中，自始至终地贯穿了这种待机而动，随机而变，遇机而行的活的辩证法。

《周易》古经开宗明义的第一卦——乾卦，就蕴涵着这种六位时成，因时而动的观念萌芽：

初九，潜龙勿用；

九二，见龙在田；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

九四，或跃在渊；

九五，飞龙在天；

上九，亢龙有悔；

用九，群龙无首。

孔子晚年《易传》发挥了龙须“待时而动”、“见机而作”的思想。他借解释《周易》古经，发挥了龙要“待时而动”的思想：“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括，是以出而有获，语成器而动者也。’”不仅如此，这里还专门探讨了“几（机）”这个概念，提出了“见几而作”的闪光思想：“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

“待时而动”、“见机而作”的思想，不仅见之于孔子晚年《易传》，而且见之于新出土的帛书易传之中，可以相互印证，只是提法有微小差异，帛书易传的提法为“见机而务”、“时至而动”。“见机而务”的提法见于帛书易传《二三子》的第五章：“君子智难而备之，则不难矣；见几而务之，则有功矣。故备难者易，务几者成。”“时至而动”的提法，则见之于帛书《二三子》第十一章，借解释乾卦九三卦象时，再度发挥了这一思想：“《卦》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孔子曰：此言君于务时，时至而动……屈力以成功，亦日中而不止，时年至而不淹。君子之务时，猷驰驱也，故‘君子终日乾乾’。时尽而止之以置身，置身而静，故曰‘夕惕若，厉，无咎’。”

在《周易》与孔子晚年《易传》、帛书易传这里，龙既没有固定的形象模式，也没有固定的行为模式，而是“随机应变信如神”的，至少在乾卦设定的六种时位，六种情境中，有六种选择、六种态势：

“‘潜龙勿用’，下也。‘见龙在田’，时舍也。‘终日乾乾’，行事也。‘或跃在渊’，自试也。‘飞龙在天’，上治也。‘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潜龙勿用’，阳气潜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或跃在渊’，乾道乃革。‘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龙有悔’，与时偕极。乾元用九，乃见天则。”

中国龙的观念、龙的哲学，包含着一个独特闪光的思想，就是机遇观。西方哲学喜欢作必然性与偶然性的两极对立选择。而中国哲学、易学、龙学中的这种机遇观却多半讲必然性与偶然性统一的或然性。这种“机遇”，是由“天、地、人、时、事、势”这六大要素的巧妙综合而成的：

天机，首先指的是自然条件、客观因素、必然规律、时代趋势等客观机缘；

地机，指的是地理位置、地理环境、生态系统、地缘政治关系造成的种种机缘；

人机，指的是人的因素、主体因素、人的关系、人事变动，尤其是上下和谐、团结一致造成的机缘；

时机，则是指由时代、时局、时势、时态、时适、时差等时间因素造成的特殊契机；

事机，是事件、事态、事变、事情造成的契机；

势机，是指客观形势、发展趋势、发展势头、主体势能、复杂态势造成的机缘。

由于龙的形象、龙的观念中包含着机遇观，因而中国自古以来的诸子百家，包括儒家、道家、兵家、法家、农家、商家等等，无不十分重视机遇、时机问题的深入研究。仅以《孙子兵法》开创的兵家而论，对一个“机”字，就有种种说法：

“机也，其道有三：一日事，二日势，三日畴。事机作而不能应，非智也；势机动而不能制，非贤也；情机发而不能行，非勇也。善将者，必因机而立胜。”

“势之维系为机，事之转变为机，物之要害为机，时之凑合为机。”

“夫必胜之术，合变之形，在于机也。非智者孰能见机而作乎？见机之道，莫先于不意。”

“兵无定势，谋贵从时。苟势或因地而异便，则事宜量力以乘机。”

三、阴阳交合，对立统一。

图9-10 以苍龙白虎，表达阴阳交合观念，如河南濮阳“中华第一龙”

中国龙的形象，不仅包含着变易观、发展观的一般流行观念，而且还以生动具体的艺术造型加上东方神秘主义的特殊形式，包含着辩证法、发展观的更深层内容，以“阴阳交合”的独特形式，接近于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核心观念。

《周易》古经六十四卦，最重要的头两卦，就是乾、坤二卦。乾卦六爻皆阳，取象于龙。坤卦六爻皆阴，其中最后的卦象为：“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晚年孔子《易传·文言》，则依据“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交合、对立统一的观点，来进一步解释“龙战于野”的思想深蕴：“阴疑于阳必战，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龙焉。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

在《易传·说卦》一开头，正点明了阴阳交合、对立统一，是乾坤两卦乃至整个易经的思想底蕴：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1973年出土的帛书易传《易之义》，则把阴阳交合作为“易之义”，提高到《周易》总纲与思想真义的高度上来，从而为理解中国龙文化、龙的辩证法，提供了一把钥匙：

“子曰：《易》之义惟阴与阳，六画而成章。曲勾焉柔，正直焉刚。六刚无柔，是谓大阳，此天之义也……六柔无刚，此地之义也。天地相率，气味相取，阴阳流行，刚柔成章。”

阴与阳，这一对范畴代表了矛盾统一体中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两种因素、两种力量、两种趋势。

阴阳交合，则表现了矛盾统一体中阴阳这两个方面的双重关系：交，比较编重于矛盾斗争性一面，取交锋、交接之意；合，比较偏重于矛盾同一性一面，取联合、依存、统一之意。

龙是中国特有的艺术造型，阴阳交合是中国特有的哲学范畴，而所表达的则是中国古代先民对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的独特理解：矛盾斗争性研究重视有所不足，而矛盾同一性发挥充分。

这种阴阳交合的中国式辩证法观，在中国龙文化中，有三种独具特色的表现形式：

苍龙白虎——阴阳交龙——龙凤呈祥。

下面让我们做些具体考察：

图9-11 以双龙并逢、二龙戏珠的形式，表达阴阳交合观念

“苍龙白虎”——以苍龙白虎相互映衬的形式，表征阴阳交合，对立统一的辩证法矛盾观，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古老形式。仅就目前考古发现来看，最早始见于六千多年以前的中华文明起源期，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号称“中华第一龙”的蚌塑鳄型原龙，实际上从整体造型上看，墓主两侧的蚌塑苍龙白虎，分别代表东宫的苍龙星象和西宫的白虎星象。在这里蕴含着最初萌芽的阴阳交合观念。在那个时代，既没有日历，也没有钟表，为了掌握农时，观测星象几乎成了惟一主要途径。孔子晚年《易传·文言》，对于长期流行的苍龙白虎，作了更为接近于阴阳相交的理论解说：“……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与此相应，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特别是到了汉代，苍龙白虎转化为以阴阳交合为主要含义的吉祥图案。从古至今，在民间传说、民俗文化中，还有“龙虎斗”的形象与说法，在这里龙与虎的相争相斗，形式上依然保留着龙虎相争的外貌，但实际上往往并非表现你压倒我或我压倒你、你吃掉我或我吃掉你的斗争性、排他性，而是着重表现阴阳相交相配、阴阳交合的观念，这才是深层内涵和核心观念。

“阴阳交龙”——以双龙并逢、雌雄二龙，乃至二龙戏珠的独特形式，表达阴阳交合、对立统一，这也是中国龙文化所包含的独特观念。阴阳交龙的艺术造型与思想源头，也是源远流长的，或许可以追溯到六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中的双头鹰型原龙，夏代二里头文化中的一头双身蛇型原龙，殷商、西周时代成双成对的双龙交龙形态。从（周易）古经到孔子晚年《易传》和帛书易传，阴阳交合、对立统一的哲学观念，龙能阴能阳、阴阳相交的龙学观念，都在理论观念中更加明确地确立起来。与此相应，从春秋战国之际到秦汉之际，阴阳交龙形象更为普遍，甚至流行一时，最有代表性的可举出：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群龙建鼓座，河南洛阳卜千秋墓出土的汉代壁画《太一阴阳图》，汉代画像石中人面龙身、纠缠作交和状的伏羲女娲像。这类交龙形象，尤其是汉代壁画中的《太一阴阳图》，实开后来“二龙戏珠”之先河。宋代画龙大师董羽不仅提出了三停九似的画龙理论，而且提出了雌雄二龙的微妙差异：雌雄有别，雄者角浪凹峭，目深鼻豁，须尖鳞密，上壮下杀，朱火煜煜；雌者角靡浪平，目肆鼻直，须圆鳞薄，尾壮于腹。宋、元、明、清各代，以“二龙戏珠”形式，表达阴阳交合的思想底蕴，十分普遍。如太和殿前后的大石阶，北海九龙壁等。

图9-12 以龙凤呈祥形式，表达阴阳交合观念

“龙凤呈祥”——以龙和风和谐相处、形成对比的形式，表达阴阳交合、和谐统一的深层观念。这种形式同样也是源远流长的，最早的源头，或许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前4000年，西北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中的北首岭鱼型原龙，通常称之为“水鸟啄鱼纹”实际上更确切些应称“凤鸟衔鱼龙”。与此类似的还有河南临汝县阎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缸上的“鹳鱼石斧图”，看来这里表达的主要不是鱼鸟相争、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紧张关系，而是龙凤和谐、阴阳交合的原始观念。从《周易》古经到孔子晚年《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理论观念更加明确地确立起来。大体与此相应，龙凤交合的图案也逐渐流行起来，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龙衔风”玉饰，台北故宫博馆馆藏的“龙衔凤”形玉饰和“龙凤佩”。到春秋战国、秦汉之际的时代，龙凤相衔、龙凤合璧的关系，往往进一步升华为龙凤对称、龙凤共舞的关系，更为深层地表达了阴阳交合的观念内涵。宋、元、明、清各代，进一步广泛形成“龙凤呈样”的吉祥图案，用以象征男女之间的美好姻缘，既见之于故宫的宫廷文化之中，又见之于市民文化、农民文化等民间文化之中。

万变不离其宗，形形色色的多种形式，表述的都是中国龙文化的一个内在观念：阴阳交合，对立统一。

四、阴阳互补，有机整体。

龙的观念蕴涵在龙的造型之中，而龙的造型则把龙的观念、中国人的观念，形象化地外化出来，表现出来。

中国的古典宇宙观，本质上是一种有机系统、整体宇宙观；中国人的辩证法，本质上是一种系统辩证法，总体辩证法；中国古典的辩证法、宇宙观，强调的不是要素分解、原子还原，而是多要素、大系统，整体性、综合性，开放性、复杂性。

中国龙文化的一个重要思想内涵，就是以阴阳互补为母体结构，构成多层次、多要素的有机整体的大系统。

从《周易》古经到孔子晚年易传、帛书易传，从理论观念上为中国龙文化的这层内涵奠定了理论基础。

《易传·系辞》把阴阳互补作为“易之门”：“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称名也，杂而不越。’”“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帛书易传《易之义》，用“易之义”、“易之要”的提法，表达了“易之门”的相同内涵，把阴阳互补，有机整体作为周易的思想主线，也作为中国龙文化的深层观念：

帛书易传《易之义》第一章，把阴阳交合、阴阳互补作为“易之义”：“子曰《易》之义惟阴与阳，六画而成章。曲勾焉柔，正直焉刚……”

帛书易传《易之义》第九章，则用“易之要”的提法，表达了与“易之门”、“易之义”相近的思想内涵：“子曰：《易》之要，可得而知矣。《乾》《坤》也者，易之门户也。《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化……”

帛书易传《二三子》第一章，则开门见山地三次提出“龙大矣”的命题，把龙德广大、无所不包，作为龙的显著特征之一。这里列举了龙的多种功能：能阳，能阴；能上，能下；能游，能飞；能云变，能蛇变；能鱼变，能飞鸟昆虫变……

这里有许多神话意象，有许多神秘主义思想，但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观念就是：龙是由多层次、多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复杂系统，而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则是阴阳互补、阴阳交合。

图9-13 龙体结构，“三停九似”

从汉代到宋代、明代，逐渐形成了三停九似的龙的结构论、造型论，把阴阳互补、有机整体的理论观念，变得更具体化，更形象化、更系统化了，更突出了一个龙学辩证法的基本观念：

龙是由多层次、多要素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而阴阳互补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今天我们要扬弃其矛盾斗争性不足的缺憾，保留合理内核。

“三停”——表明龙本身是个复杂的大系统，其中至少包括了三大层次，“龙头——龙身——龙尾”。龙的造型，必须体现这种多层次性、复杂性、曲线性，失去了这一显著特征，把龙单一化、直线化、简单化，就既不能做到形似，更不能做到神似。

“九似”——表明是个极为复杂的大系统，不仅包括三大层次，而且包括诸多要素，九在这里是言其多也，或许包含九种要素、九种特征，还可能有更多要素、更多特征。

这些特征不是纷然杂陈的一个拼盘，而是构成一个整体，突出“龙德广大”的本质特征：

像马一样宽阔突起的前额象征聪明智慧；

马齿象征勤劳善良；

牛耳象征名列魁首；

鹿角象征长寿齐天并保有社稷；

虎眼象征威严无比；

鹰爪象征勇猛无敌；

蛇身象征出没无常；

鱼鳞象征出神入化；

鱼尾象征灵活多变……

中国龙的形象，不仅蕴涵着发展观，而且蕴涵着深刻的辩证法的发展观，阴阳互补的整体辩证法、系统辩证法。

第五节 兼容并包的文化观

在龙的观念中，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如何对待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龙的形象、龙的造型，充分显示了多元特征的兼容并包性；从深层底蕴和龙的观念上来看，这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兼容并包性。

超越惟我独尊、排斥异己的单一文化观，走向襟怀广阔、兼容并包的多元文化观——这是龙的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种兼容并包的多元文化观，贯穿于中国龙文化发展的四大形态、四个阶段的历史长河之中。不妨让我们伴随龙的发展的“来龙去脉”，做一番盘根究底的跟踪研究。

（一）在中华文明起源期与形成期的炎黄时代，就存在六大区系，九种原龙、多元发生、走向综合的最初萌芽，在原龙形态中也孕育着兼容并包的多元文化观萌芽。

按照传统说法，中华文明是在商周时代，公元前1000多年的时候，以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带为惟一中心和发源地，然后逐步扩散传播到东西南北各个方面。而东南西北各个方面、各个地区，往往被说成是文化后进、开发较晚、久未开化的东夷、西羌、南蛮、北狄之地。中国龙文化的发生与发展，似乎也走着同样单一的路。

现代考古学的最新发现，彻底否定了这种用单一色调来解释中华文明起源的传统观念，以丰富多彩的历史画面，再现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过程，也再现了中国原龙形态起源时代的多彩画卷。

在中国原龙形成的复杂历史画面后面，蕴涵着一种独具特色的兼容并包的多元文化观，表现在以下四个层面上：

第一，在原龙形成的炎黄时代中华文明起源期，在中国特有的“黄河——长江”广阔的大两河流域，犹如六瓣梅花式地存在六大文化区系，先后出现了十二种原龙形态：

东北红山文化区系：猪型原龙与马型原龙；

西北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区系：鱼型原龙与鲵型原龙；

中原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区系：鳄型原龙与蛇型原龙；

山东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区系：鹰型原龙与虎型原龙；

东南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区系：鹰型原龙与虎型原龙；

中南大溪、屈家岭文化区系：猪型原龙与鹿型原龙。

这六大区系、十二种原龙，不是水火难容、势不两立的绝对排斥关系，而是彼此兼容的共存关系。

这种彼此兼容性的基础在于：

六大区系、十二种原龙都植根于东亚大陆农业为主的中华文明土壤之中；

这十来种原龙形象大多数与农业物候、农业生产、农民生活有紧密联系；

这些原龙形象所表征的文化观念多是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固有文化观念与核心理念，可以说是大同小异。

在这一层次上，六大区系、十二种原龙还只是彼此兼容的共存关系，这只是走向兼容并包的多元文化观的最初前提。

第二，在六大文化区系、十二种原龙之间，开始出现了走向综合的最初萌芽，猪型原龙、鹰型原龙、虎型原龙——这三种原龙重复出现在不同的文化区系之中，代表不同的文化区系，昭示着原龙的形象中一开始就蕴涵着兼容并包的多元文化观萌芽。

猪型原龙不仅出现在东北红山文化区系中，而且出现在中南屈家岭文化区系中，说明这种原龙形象不仅代表东北红山文化圈，还代表江汉平原的中南屈家岭文化圈。二者之间相隔上千公里以上，隔着不同的文化区系，这种情况或许可以证明，深深地植根于农业文明的猪型原龙，有一定的广泛性、普遍性、代表性，将来或许还会在其他文化区系的考古发掘中发现。

鹰型原龙与虎型原龙，既在黄河下游的山东大汶口——龙山文化区系中发现，又在长江下游河姆渡——良渚文化区系中发现。这就说明，这两种原龙不仅代表山东大汶口——龙山文化圈，而且代表东南河姆渡——良渚文化圈。当然细致分析起来，山东大汶口文化中的鹰型原龙与东南河姆渡文化中的鹰型原龙，山东龙山文化中的虎型原龙与东南良渚文化中的虎型原龙，可谓大同小异，还是有一些微妙差异的。

虎型原龙——鹰型原龙——猪型原龙，这三种原龙的跨文化区系存在，代表不同的文化圈，说明这些原龙已经明显地蕴涵着兼容并包的多元文化观萌芽。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黄河下游的山东文化区系，长江下游的东南文化区系，鹰型原龙与虎型原龙的两种类型完全相似。看来可能是由于“陆地一江河—海上”三种途径的交通往来，使这两大文化圈的融合过程格外超前。而这两种原龙中蕴涵的兼容并包文化观也格外明显一些。

第三，在六大文化区系内部，几乎每一个大的文化区系，又包括两种不同的亚文化类型，原龙的两种原型大体上是与这两种文化亚类型相应的，因而同一文化圈内部的不同原龙，往往蕴涵着不同文化兼容并包的多元文化观萌芽。

东北红山文化虽然总体上看是以农业文明的起源为主，而实际却因游牧渔猎经济的不同比重而产生两个亚类型：较为靠近西北内蒙古草原的西部游牧文明要素的比重比较大，因而推崇马型原龙；较为接近辽河流域的东部、北部广阔领域，北方旱作农业文明的比重明显加大，因而较多地推崇猪型原龙。

西北仰韶文化虽然总体上是以北方旱作农业为主，但渔、猎经济的比重也不算太小，并且因生态地理的复杂性，因而兼容了两种亚文化类型，两种原龙形态：偏重于黄河中游的陕西渭水流域，属于西北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以鱼型原龙为这一文化的典型表征；偏向于黄河中上游的甘肃高原一带，属于西北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或者说已属于马家窑文化，鲵型原龙是其文化的典型表征。这两种原龙的原型，一是水中的鱼，一是水陆两栖的大鲵，都和水有关，说明水对于这两种文化亚类型的共同重要性，渔猎经济在这两种文化亚类型中的共同重要性。正是这种经济文化上的共同性，升华为原龙形态中多元兼容文化观萌芽。

中原文化区系虽然同处于黄河中游，同是中国北方旱作农业文明发源地，却因历史时代与生态系统的不同，先后出现两种文化类型、两种原龙，包含着多元兼容文化观的萌芽：在河南的中原仰韶文化中，鳄型原龙是典型的文化象征；而在山西汾水流域的中原龙山文化中，蛇型原龙则是典型的文化象征。然而，这两种原龙都有一定的文化兼容性，特别是后出的山西陶寺文化中的蛇型原龙，其头型与牙齿，虽主要取象于蛇，但也在相当程度上吸收了鳄型原龙的特点，从而蕴含着兼容并包文化观的萌芽。

山东文化区系也存在两种文化类型、两种原龙形态，并有兼容并包文化观萌芽：时间较早、或许重心偏重于黄河边、黄海边的大汶口文化，以鹰型原龙为典型象征；时间稍晚、或许重心偏重于齐鲁丘陵地带的山东龙山文化，则以虎型原龙为典型象征。而这两种文化类型、两种原龙形态，都反映出山东文化区系、海岱文化圈的共同特征，从而蕴含着兼容并包文化观的思想萌芽。

东南文化区系也先后存在两种文化类型、两种原龙，并表现出文化上的兼容性：重心偏重于沿海、时间较早的河姆渡文化，多半是以鹰型原龙通天的，而重心偏重于太湖流域、时间略晚的良渚文化，多半是以玉琮上的兽面纹——虎型原龙作为通天神兽的。

中南文化区系的主流文化是屈家岭文化，细致分析起来，在长江、黄河之间的江汉平原的这片经济文化圈内，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亚类型、两种原龙形态，同样蕴涵兼容并包的文化观萌芽：

在屈家岭文化前身的大溪文化中，存在着鹿型原龙；而在屈家岭文化后期发展的石家河文化中，存在着猪型原龙。这两种原龙的并存关系中，孕育着一种多元兼容的文化观。

第四，在六大区系、十二种原龙的每一种原龙内部，都包含着多种原始图腾动物的多元特征，从而孕育着多元文化兼容并包的思想萌芽。

以东北红山文化中的两种原龙为例：靠近内蒙古草原地带、游牧文化比重较大的马型原龙，并不是单纯以马为原型的，而是以马为主，“马头十蛇身”的有机综合；靠近辽河流域、北方旱作农业文化比重大的猪型原龙，也不是单纯以猪为原型的，而是以猪为主，“猪头+蛇身”的有机综合。

中原龙山陶寺文化中的蛇型原龙，也并不是单纯以蛇为原型的，而是以中原文化为多元文化的大熔炉，表现出多源特征的广泛综合：蛇身一蛇头一鳄吻一鱼鳍……

山东龙山文化与东南良渚文化中共同存在虎型原龙，也是一个典型。无论哪一种虎型原龙，都不是单纯以虎为原型的，或者体现了“神人与虎龙”的综合，或者体现了“虎头+牛角”的综合，或者体现了“虎头+鹿头”的综合。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人们仅仅注意到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带是个多元文化交融的大熔炉，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的考古发现，促使人们进一步注意到，地处黄河、长江这两条母亲河之间的江汉平原，同样也是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的大熔炉，这里的原龙形态，尤其是大溪文化中的鹿型原龙，表现出特别丰富、特别明显的多源综合性、兼容性：虎头+蛇身+虎爪+鱼尾……

我们不妨按照从高到低的四个层次，把中华文明起源期间原龙形态中蕴含的兼容并包文化观萌芽排排队：

第一层次：六大文化区系、十二种原龙之间潜在的兼容并包关系；

第二层次：六大区系、十二种原龙之间，在猪型原龙、鹰型原龙、虎型原龙这三种原龙形态上，特别明显地表现出兼容并包的文化观萌芽；

第三层次：在每个文化区系内部，往往存在着两种文化亚类型、两种原龙，蕴涵着兼容并包文化观萌芽；

第四层次：每一种原龙都不是单一原型的，以多元原型综合的形式，表达了多元兼容文化观的思想萌芽。

（二）在中华文明雏形期的殷周之际，夏、商、周三代的龙，一步一步地走向综合，特别是在商周之际、周公时代的变化形态中，兼容并包文化观也初步形成雏形。

夏代的龙，是多样化的原龙走向综合的第一步，也是走向兼容并包文化观雏形的第一步。

以顾颉刚为代表的二十世纪疑古主义者，断然否定《禹贡》的基本内容形成于夏代、商代或西周时代，认为这三代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都仅仅局限于黄河中游、济水流域。现代考古学的最新发现，已从根本上推翻了疑古主义的武断结论。这里想指出的是，《禹贡》“九州”的中国观，与现代考古学发现的六大文化区系有大体对应关系：

冀州——大体相应于北方文化区系；

梁州、雍州——大体相应于西北文化区系；

豫州与徐州的一部分——大体相应于中原文化区系；

青州、兖州、加上徐州的一部分——大体相当于山东文化区系；

扬州——大体相应于东南文化区系；

荆州——大体相应于中南文化区系。

通过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掘，现代考古发现已确认，夏代的龙是从“炎黄时代原龙”，到“商周时代夔龙”的过渡桥梁和中介环节，主要表现为以下五种原龙形态的共存关系与初步综合：

蛇型原龙；

猪型原龙；

鱼型原龙；

鲵型原龙；

虎型原龙。

夏代龙的这五种形态或五个来源，恰好反映了六大文化区系的兼容并包，九州文化的兼容并包：

在夏代的龙当中，蛇型原龙看来占主导地位，主要源于中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大体相应于《禹贡》中所指的豫州之北、冀州之西；

在夏代的龙当中，还有一部分源于猪型原龙，而这种猪型原龙既渊源于东北红山文化，又渊源于中南屈家岭文化，大体相应于《禹贡》中所指的冀州与荆州；

在夏代的龙当中，还有少数源于鱼型原龙与鲵型原龙，而这两种原龙主要渊源于西北仰韶文化与马家窑文化，而西北文化区系大体相当于《禹贡》中所指的梁州与雍州；

在夏代的龙当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源于虎型原龙，而这种虎型原龙既渊源于山东龙山文化，又渊源于东南良渚文化，而山东文化区系大体相当于《禹贡》中所指的青州、兖州加徐州的一部，东南文化区系则大体相当于《禹贡》所指的扬州一带。

夏代这四种类型的龙，已不是简单的并存关系，而是已在原龙形态上的综合萌芽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初步综合。仅以夏代龙纹的典型代表，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一头双身蛇龙而论，至少是三种原龙形态、三大文化区系的初步综合：

头型与体型主要取象于蛇——主要渊源于中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蛇型原龙——综合了中原文化区系的重要特征；

眼睛是近似于猪的梭子型，吻部接近于猪拱嘴，还有两个酷似于猪的圆形鼻孔——这一部分特征渊源于东北与中南文化区系的猪型原龙——这一点又反映了夏代蛇龙综合了东北文化区系与中南文化区系的某些要素；

在这条夏代蛇龙身边，还绘有云纹、雷纹，表明这不是地上爬行的普通的蛇，而是能驾云升天的神龙——这种飞天功能渊源于山东大汶口文化与东南河姆渡文化中的鹰型原龙——这一点反映出夏代的龙又综合了山东文化区系、东南文化区系的某些要素。

看来，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夏代，第一次形成了比炎黄时代更为完全的古代早期国家，也初步形成了“九州一体”的文化格局，夏代五种龙的基本走向，都反映了兼容并包文化观的思想雏形。

公元前1500年前后的殷商时代，看来还是一个邦国林立的时代。古代文献曾有这样的说法：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商汤而三千余国。

从总体上来看，商代初步形成了“六方一体”的经济文化格局。大体上按照“中心——外缘”的顺序来排列，这六大文化区系的排列顺序可能是：

中原华夏文化区系；

东夷文化区系；

东南文化区系；

中南文化区系；

北狄文化区系；

西羌文化区系。

比较而言，如果把商文化分成“中心——外缘”两大层次，那么六大文化区系或许可以分成两个序列：

中原华夏文化圈——东夷文化圈——东南文化圈，大体上属于商文化的中心地带、主流文化；

中南南蛮文化圈——北狄文化圈——西羌文化圈，大体上属于商文化的边缘地带、支流文化。

商文化的原始核心地带虽在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带，但商文化不是单一的中原文化，而是上述“一个核心、两大层次、六方一体”的综合格局、复杂系统。

正是在这种“六方一体”的多元文化背景下，商代的龙表现出特别丰富的多样性，并在多样形式中蕴涵着兼容并包文化观萌芽。

据不完全统计，在商代玉器、青铜器、石器上，至少存在着以下十二种龙的形态，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多元文化的综合倾向：

（1）蛇头有角龙——中原文化区系中的蛇型原龙，与山东、东南、中南文化区系中鹿型原龙、虎型原龙的兼容并包；

（2）独角大蜥蜴龙——中原文化区系中的鳄型原龙，与山东、东南文化区系中虎型原龙的兼容并包；

（3）鲵头蛇尾有角龙——中原文化中的蛇型原龙，与西北文化区系中的鲵型原龙的兼容并包；

（4）鱼头蛇身龙——中原文化区系的蛇型原龙，与西北文化区系中的鱼型原龙的兼容并包；

（5）鹿头曲角龙——中原文化区系中的鳄型原龙，与中南文化中的鹿型原龙的兼容并包；

（6）猪头虎爪直角龙——东北、中南文化区系中的猪型原龙，中原文化区系中的蛇型原龙，山东文化区系与东南文化区系中的虎型原龙，西北文化区系中的鱼型原龙的兼容并包；

（7）虎头牛角龙——东南文化区系中的虎型原龙，与山东文化区系虎型原龙的兼容并包；

（8）虎头蛇身有角龙——中原文化区系中的蛇型原龙，与山东、东南文化区系中的虎型原龙的兼容并包；

（9）牛头蛇身龙——“中原文化区系中的蛇型原龙+东南文化区系、山东文化区系虎型原龙”的兼容并包；

（10）鳄头蛇身虎爪鱼尾双角龙——“中原文化区系中的鳄型原龙+中原文化区系中的蛇型原龙+山东、东南文化区系中的虎型原龙+西北文化区系中的鱼型原龙”的兼容并包；

（11）鹰头蛇身龙——“中原文化区系中的蛇型原龙+山东、东南文化区系中的鹰型原龙”的兼容并包；

（12）鳄头鸟翼有角龙——“中原文化区系中的鳄型原龙+山东、东南文化区系中的鹰型原龙”的兼容并包；

商代的龙，不仅有多样化的发展趋势，而且开始出现走向多元综合的主流形态，可以称之为“商代夔龙”，表现为“虎头—蛇身—兽角—飞鹰”的四大特征的综合，深层内涵是“中原文化区系+山东文化区系+东南文化区系+东北、西北、中南文化区系”的兼容并包。

或许我们可以为这种“兼容并包的商代夔龙”，找一个生动具体的典型代表，那就是1976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商代玉龙（见图9-14）。

图9-14 商代夔龙典型代表（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玉龙）

殷墟发掘六十年的总结性著作《殷墟的发现与研究》，高度重视这条商代玉龙的代表性：“神话性动物玉雕的数量较少，主要有龙、凤、怪鸟和怪鸟负龙等形象。”“M5：408的一件圆雕蟠龙（彩一二，1），玉质和工艺最为出色。”

陈绶祥编著《中国的龙》（1988年），张鸿修编著《历代龙像500图》（1993年）都把这条玉龙置于“商龙之首”的显著地位。

杨伯达主编的《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9·玉器》一书，更作了一个一锤定音式的简要结论：“此器是研究商代玉龙形态最有价值的典型作品。”1928年至1986年这近六十年间，殷墟先后出土1200余件玉器，其中最重要的墓葬首推1976年发掘的妇好墓，仅此一墓出土玉器755件，各式各样的玉龙十件，这一件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种，也是多元兼容文化观表现得最为充分的一种：

头部与利爪近似于虎，源于山东龙山文化与东南良渚文化的虎型原龙；

体型与鳞片近似于蛇，源于中原龙山文化的蛇型原龙和夏代二里头文化的蛇龙；

眼睛近似猪或虎的梭子型大眼，或许源于东北红山文化与中南屈家岭文化的猪型原龙；

背鳍近似于鱼，源于西北仰韶文化中的鱼型原龙；

这条玉龙的左侧外足刻饰青云纹，表明它具有升天功能，这种飞天功能源于山东大汶口文化与东南河姆渡文化中的鹰型原龙。

人们常用“虎头蛇尾”这个成语，形容做事有始无终，开头气势很大，后来却难以为继。把这个成语移植过来，去掉贬意，正好用来形容商代夔龙特征：两大文化源头、两大原龙特征的兼容并包：

源于中原文化区系的蛇型原龙；

源于山东文化区系和东南文化区系的虎型原龙；

其他文化区系的多种原龙特征，也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形式，兼容并包到商代夔龙形态中来。

我们在这里，还试图提出一种新的看法：考古学、历史学中通常所称的商代铜器玉器上的“兽面纹”、“饕餮纹”，实际上大多数应当称为“商代夔龙纹的简化形式”：尽管“蛇的身子”被抽象掉了，只剩下虎型原龙的头部，实际上代表的还是“虎头蛇尾的商代夔龙”。

这种商代夔龙纹头像，见于司母辛鼎、小臣缶方鼎、兽面纹玉斧以及方鼎、大甗、矢壶、大铙、钺等诸多器物上面，同样也是商代夔龙的主流形态之一。

无论在多样化形态中，还是在主流形态中，商代的龙都包含着多元兼容并包文化观萌芽。

殷周之际，特别是西周时代的龙，以周公改革为契机，在商代夔龙的基础上，进一步走向多样化的综合，也进一步促使其中蕴含的多元兼容文化观形成雏型。

周的兴起，靠的是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共同开发。在黄河大流域、渭水小流域的周原一带，西周小邦靠联合其他民族发展起来。

以周代商，靠的是以周为主的九族联合。在周文王奠定的基础上，在周公、召公和姜太公吕尚辅佐下，周武王十一年，乘商纣王失道内乱之机，周与庸、蜀、羌、髻、微、卢、彭、濮，成九族联合之势，终成大业。

平叛兴国，协和万邦，长治久安，周公倡导的治国之道，更强调多元文化的融合之道。西周初期，周公摄政，面临的是一个极其特殊、极其复杂、极其困难的政治、经济、文化课题：原先经济、政治、文化比较落后、兴起于西北的“小邦周”，怎样来对待曾经长期雄踞中原、经济政治文化都比较发达的“大邦殷”遗民，以及其他诸多民族、诸多文化？武庚与三监之乱，更反映了解决这个历史难题的迫切性、尖锐性。周公不愧是那个时代中国的最大政治家、思想家，世界的最大政治家、思想家。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所记载的屠城之略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周公提出了独树一帜的柔武方略：以德配天，协和万邦；“四方无拂，奄有天下”。《逸周书》——《汲冢周书》长期以来曾被忽视，今天看来同《尚书·周书》相互印证，从中可见周公柔武方略，实为中华智慧的一大思想源头。《逸周书》的《柔武解》和《武称解》二篇，前后呼应，集中阐明了柔武方略思想真谛：“胜国若化，不动金鼓，善战不斗，故曰柔武。四方无拂，奄有天下。”“既胜人，举旗以号令、命吏禁掠，无取侵暴；爵位不谦，田宅不亏；各宁其亲，民服如化：武之抚也。百姓咸服，偃兵兴德，夷厥险阻，以毁其服，四方畏服，奄有天下：武之定也。”

这里两次用了“奄有天下”的提法，“奄”是包的意思，有兼容、包容之意。正是以这种柔武方略为指导，周公实行了兼容并包的多元文化观：

制礼作乐，强调德治，“敬天，保民，明德”，力求让新兴的周文化融人中原及各方，取得主导地位，为此不惜全力“营建成周”，向东迁都洛阳；

对殷商文化采取包容态度，对“成汤咸至于辛乙”的殷先哲王都采取尊重态度，要尽可能采取殷代法典与文化习俗来治理人数众多的商代遗民，并封殷帝乙的长子、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掌管宋国，“代殷后，奉其先祀”；

对其他多种民族、多种文化，也采取兼容并包的宽容态度，“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涿），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史记·周本纪》），特别是对于夏人集中的晋国，“启以夏政，疆以戎索”；

对其他诸多方国文化，也采取宽大为怀的兼容并包方针，包括九族文化与曾经依附殷商的东南九夷、十七个邦国文化……

正是这种历史内涵、政治内涵，物化沉淀到西周时代的龙的形象之中，升华为兼容并包文化观的思想内涵、文化内涵。

据不完全统计，西周时代的龙，以西周夔龙为主流形态，至少有以下十二种形态，从不同侧面表现出多元兼容文化观的思想内涵：

（1）花冠象鼻龙——龙与花的综合——实质上反映了起源于西北、以花为图腾标志的仰韶文化，与以象为图腾的中原文化的兼容并包；

（2）鳄头凤冠龙——龙与鸟的综合——这反映了以鳄型原龙为标志的中原文化，与以鹰型原龙为标志的山东文化、东南文化的兼容并包；

（3）鸟头虎头龙——鹰龙与虎型原龙的综合，——这反映出，以鹰型原龙与虎型原龙为标志的山东文化、东南文化区系，与起源于沿海内陆的两种文化亚类型的兼容并包，鹰型原龙起源于东南沿海的河姆渡、山东沿海的连云港将军崖岩画，而虎型原龙则起源于东南太湖流域、山东日照一带；

（4）鹰头象鼻龙——鹰龙与象龙的综合——这反映出源于西部的周文化和中原文化，与源于东方的山东文化、东南文化、东夷文化的兼容并包；

（5）象鼻蛇尾龙——象鼻龙与蛇龙的综合——这在一定程度上曲折地映射出，起源于西北的周文化，与起源于中原的华夏文化，发生了兼容并包关系；

（6）蛇头双角双身龙——周代蛇龙与夏代蛇龙的综合——这象征着夏、周两代文化，不仅以商代文化为中介而联系，还有一种更为直接的渊源关系和兼容并包关系；

（7）牛角头蛇身龙——牛马型原龙与蛇型原龙的综合——这说明后起的商周文化，与以蛇型原龙为代表的中原华夏文化，存在着兼容并包关系；

（8）猪头鹰爪蛇身双角龙——猪龙、鹰龙、蛇龙的综合——这反映出，以猪型原龙为代表的东北、中南文化，以蛇型原龙为代表的中原华夏文化，以鹰型原龙为代表的山东、东南文化，在西周时代兼容并包；

（9）象鼻蛇身鱼鳍龙——象龙、蛇龙、鱼龙的综合——这一点可以反映出，主要发源于西北的周文化，与主要发源于中原的夏文化之间，发生着兼容并包的过程；

（10）鲵头双角蛇身龙——鲵龙、蛇龙、角龙的综合——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以鲵型原龙为代表的西北文化，以蛇型原龙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以带角原龙为代表的山东文化、东南文化、中南文化的兼容并包；

（11）牛头蜴身龙——牛头龙与大蜥蜴龙的综合——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商代所出现的文化与原有中原文化，在西周文化中的兼容并包；

（12）虎头牛角龙——虎型原龙与牛角夔龙的综合——这说明，以虎型原龙为代表的山东文化、东南文化，与牛角夔龙为代表的商代文化，在西周文化中出现兼容并包关系；

总之，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到公元前771年的“夏——商——周（西周）”三代，尤其是公元前1000年前后的殷周之际，西周初期的周公改革年代，正是中华文明的雏形期。

中华文明雏形期的文化，不是单一结构的，而是多元结构的，兼容并包的，多源一体的，是东亚大陆、中华大地，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综合创新的共同结晶。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从原龙形态走向雏形形态的商周夔龙，通过多种原龙特征综合的形式，内在地蕴涵着多元兼容文化观的思想雏形。

（三）在中华文明定型期的春秋战国、秦汉之际时代，诸子百家为中国文化奠定理论基础，而秦汉时代则第一次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中国龙文化也走向基本定型的飞龙形态，其中蕴含的兼容并包文化观也基本定型。

在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三个最有全局意义、历史意义的关节点与关键期：

第一个关节点和关键期，是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炎黄时代，这是中华文明起源期与形成期；

第二个关节点和关键期，是公元前500年的春秋战国之际到公元元年前后秦汉之际，这是中华文明的古典定型期；

第三个关节点和关键期，则是公元2000年前后的中国改革开放时代，这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期。

在这三大关节点和关键期中，从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元年前后的中华文明古典定型期，起着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中介作用。在龙的形象中孕育的兼容并包文化观，在这个时期也有一个大升华、大飞跃。

从春秋战国之际到秦汉之际，这上下五百年间，之所以被称为“中华古典文明定型期”，是因为这种定型过程在以下三个层面上，由浅到深地展现出来：

第一，器物文明层面上的基本定型：以“古代铁器革命——古代农业革命——古代城市革命——古代商业革命”为四大支柱，实现了中国古代生产力革命，为中国古典文明形态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

第二，制度文明层面上的基本定型：从分封制国家形态走向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形态，从小邦林立分治状态走向大一统的统一国家，从夷夏之别的多元民族共存状态走向古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由此为中国古代国家制度、政治制度奠定了基本制度框架；

第三，观念文明层面上的基本定型：正是在这个时代出现了诸子百家的文化盛况，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初步奠定，出现了一批中华文化元典，影响了中华文明上下几千年的思想走向，由此为中国文化奠定了深层的思想理论基础。

中华古典文明的定型期阶段，是中国文化多元一体格局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历史转折点：

多元化的分化趋势与一体化的综合趋势，是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自始至终存在的两种基本趋势；

在中华文明定型期或秦汉统一以前的历史时代，多元化的分化趋势往往占居主导地位，表现为主流趋势，而一体化的综合趋势往往占居非主流地位，成为支流或潜流；

而从中华文明定型期之后，尤其是秦汉之后，多元化的分化趋势往往退居历史的次要地位，一体化的综合趋势转而在总体上占居了主导地位，成为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下游的主流趋势；

中华文明定型期以后，尤其是秦汉时代以后，“大一统”只是形式上的、政治上的，具体分析起来，“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层次情况各不相同，但都不是清一色的“大一统”，不同程度上依然存在着多元一体的独特格局，而以文化上最为突出：

在政治上，形式上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占主导地位，但也掩盖着不同程度上存在的地方割据倾向，少数时代导致暂时分裂现象；

在经济上，大量存在的是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但也靠商品交往，加上封建国家制度、地租制度、官商制度，统在一起；

在文化上，国家意识形态是高度统一的，但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兼容并包现象大量普遍存在。

因而，“多元一体，兼容并包”，仍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格局和主导趋势。

正是在如此深刻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下，形成了中华文明定型期上的飞龙形态，并在飞龙形象独特形式中形成了兼容并包的多元文化观。

中华文明定型期的飞龙定型，是观念先行的。《周易》古经和孔子晚年《易传》，是中国龙文化的两大理论源头。从《周易》古经到孔子晚年《易传》，为中国飞龙形态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龙所包含的兼容并包文化观奠定了理论基础。

这里讲的“孔子晚年《易传》”，包括两个部分：既包括通行《易传》，又包括1973年长沙汉墓出土的帛书《易传》。通行《易传》与帛书《易传》的某些篇章、某些思想、某些文字，固然加进了后来整理加工者的一些东西，但其基本思想、核心观念，却非孔子晚年莫属。二十世纪疑古主义思潮提出的种种论据，根本不能动摇这个千百年来确认无误的基本事实。

孔子晚年《易传》，为中国龙文化，特别是其中包含的兼容并包文化观，奠定了三个层次的理论基础：龙德广大论——和而不同论——阴阳互补论。

第一层理论基础：龙德广大论。

“龙德”这个概念，始见于《易传·文言》，有“龙德而隐者也”，“龙德而正中者也”等提法。

帛书《易传》六篇之首的《二三子》，则一而再、再而三地阐发了“龙德广大，无所不包”的独特思想。

帛书易传《二三子》一开头，就开门见山地给孔子提出了这个“龙德”问题：“二三子问曰：《易》屡称于龙，龙之德何如？”

孔子三次使用“龙大矣”这个提法，实际上是分三个层次，逐层深入地阐明了“龙德广大，无所不包”的龙学观念。

第一次讲“龙德广大”，孔子着重强调的是龙之德的包容广大：“孔子曰：龙大矣。龙形迁，假名于帝，倪神圣之德也。高尚齐乎星辰日月而不晀，能阳也；下沦寤深渊之渊而不沫，能阴也。上则风雨奉之，下沦则有天神护之。游乎深派，则鱼蛟先后之，水流之物莫不随从。陵处，则雷神养之，风雨辟乡，鸟守弗干。”

第二次讲“龙德广大”，孔子着重强调的是龙的唯所欲化，变化万千，不失本性：“曰：龙大矣。龙既能云变，有能蛇变，有能鱼变，飞鸟昆虫，唯所欲化，而不失本形，神能之至也。……知者不能察其变，辩者不能察其义，至巧不能赢其文……”

第三次讲“龙德广大”，孔子重点强调一个“和”字，戒事敬合，精白柔和：“曰：龙大矣。龙之刚德也，曰直方大，不习易，黄常无吉，爵之曰君子；戒事敬合，精白柔和，而不讳贤，爵之曰夫子。或大或小，其方一也。至用者也，而名之曰君子。兼：‘黄常’近之矣；尊威精白，坚强行之，不可挠也，‘不习’近之矣。”这里的文辞深义，都有待另外专门辨析，而强调龙之德的中庸合和精神；则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层理论基础：和而不同论。

“和而不同”的提法，见之于《论语·子路篇》：“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这就是说，君子之德是在差异之中寻求和谐而不简单苟同，小人却只能简单苟同而难以达到在差异中寻求和谐的境界。

怎样才能达到“和而不同”的文化境界呢？孔子晚年《易传》，先后提出了两种形式：通行《易传》中讲“殊途同归”论，帛书易传《易之要》又补充了“同途殊归”论。

在通行《易传·系辞下》中晚年孔子提出，天下的思想文化，多种多样，数不胜数，实质上都多半是殊途同归的，解决问题的方法途径有所不同，最终目标却往往大同小异：“易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

在帛书易传《易之要》中，多年一直追随孔子的著名弟子子贡（即子赣），对于晚年孔子学易、好易、解易，感到大惑不解，提出非难质疑，孔子为了答复这种非难，又提出了“同途殊归”论的观点：“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

殊途同归，强调途径不同，而目标相同；

同途殊归，强调途径相同，而目标却不同；

二者都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这正是中华文明中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相互关系的生动写照，也为如何处理这种关系指出了一条合理途径、中和大道。

第三层理论基础：阴阳互补论。

孔子晚年易学、龙学的一个深层核心观念，是从《周易》中引申发挥出来的阴阳互补论，其基本思想首先可见之于通行《易传·系辞上》：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图9-15 晚年孔子，五十学易，创立龙学

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夫易，广矣大矣……”

通行《易传·系辞下》，进而把“阴阳合德”，作为“易之门”：“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称名也，杂而不越。”

通行《易传·说卦》，把阴与阳的对立与互补，作为“易之道”：“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帛书易传《易之义》，把阴与阳的对立与互补关系，作为“易之义”：“子曰：《易》之义惟阴与阳，六画而成章。曲勾焉柔，正直焉刚。六刚无柔，是谓大阳，此天之义也……六柔无刚，此地之义。天地相率，气味相取，阴阳流行，刚柔成章。”

帛书易传《易之义》，最后又从阴阳互补是“易之义”——周易总纲，回到乾卦所象征的龙德广大上来：“《易》曰：有名焉曰《乾》。《乾》也者，八卦之长也。九也者，六爻之大也。为九之状，浮首俯下，蛇身偻曲，其为龙类也。夫龙，下居而上达者……”

龙德广大论——和而不同论——阴阳互补论，这是孔子晚年易传提出的三个基本观点，为这一时代飞龙形态所包含的兼容并包文化观，奠定了最为重要的理论基石。

龙的形象所包含的兼容并包文化观，在晚年孔子易学、龙学做出理论概括之前，多半只是一种潜在观念，缺少理论化的自觉形式；而经过从《周易》到孔子晚年《易传》的理论概括之后，龙的艺术造型与中华文化元典中的兼容并包文化观，开始统一起来，使这种多元文化观取得了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统一的新形态。

龙的形象与兼容并包文化观的理论形态相结合，又进一步促成了龙的形态的大发展、大变化，从炎黄时代中华文明起源期的原龙形态，殷周之际中华文明雏形期的夔龙形态，发展为中华文明定型期的飞龙形态。

中华文明定型期的飞龙形态，以更新颖、更广阔、更自觉的形式，体现出兼容并包文化观，特别集中地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上：

从《周易》古经到孔子晚年《易传》，都强调龙的“六位时成”、“群龙无首”，蕴涵其中的象征意义，都包含承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兼容性的观念。从《易经》到《易传》，开宗明义的乾卦，思想主线就是龙的六位时成、六种形态：潜龙——见龙——跃龙——飞龙——亢龙——群龙。从这里的历史内涵、文化内涵、思想内涵来看，实际上是怎样处理“小邦周”与“大国殷”之间关系的反思升华。“六位时成”，象征着民族与文化的多样性；“群龙无首”，则反对只讲“独龙为首”，要求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平等相处。

再进一步分析起来，龙的“六位时成”，实际上主要可以概括为三大形态，“见龙在田——跃龙在渊——飞龙在天”，也就是要求体现“陆上之龙——水中之龙——升天飞龙”的兼容并包。潜龙、见龙，一个在地面之下，一个在地面之上，看来都是陆地上的龙；跃龙在渊，看来是游在水中之鱼龙、鲵龙、鳄龙；飞龙、亢龙、群龙，都是升天之龙。

从春秋战国之际到秦汉之际，基本定型的飞龙形态，实际上通过龙的三种功能的综合，体现了六大文化区系的兼容并包：

陆上行走功能：源于蛇型原龙、猪型原龙、马型原龙、虎型原龙、鹿型原龙，代表中原文化、东北文化、山东文化、东南文化、中南文化特征；

水中潜游功能：源于鳄型原龙、鱼型原龙、鲵型原龙，代表中原文化、西北文化特征；

驾云升天功能：源于鹰鸟型原龙，代表山东文化、东南文化特征。

飞龙形态不仅标志着中国龙的基本定型，而且标志着其中包含的兼容并包文化观基本定型。

（四）从公元1000年前后两宋时代的中华文明转型期开始，中国的龙从秦汉飞龙转向宋、元、明、清时代的黄龙，而兼容并包文化观仍然作为一条缕缕不绝的思想线索，贯穿在“三停九似论”、“龙生九子论”的民间龙文化中，特别集中地表现为“儒——释——道”三大文化流的兼容并包。

宋代以后的龙，之所以从秦汉时代飞龙发展到黄龙新阶段，并在兼容并包文化观上取得新进展，植根于中国历史、中华文明发展的新阶段。

图9-16 宋代黄龙，两大类型：皇权象征；民间龙王

我们之所以格外重视公元1000年前后的两宋时代，称之为“中华文明转型期”，主要有三点根据：

一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古典文明，正是在宋代发展到鼎盛阶段的；

二是从宋代开始，在中国古代文明、封建社会内部开始周期性地出现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萌芽与文化先兆；

三是从宋代开始，历经元、明、清各代，中华民族的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兼容并包、综合创新，走向一个新的阶段。

宋、元、明、清四代，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兼容并包、冲突融合，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层面上：

第一，儒、释、道三大文化流的兼容并包、冲突融合，由此构成中国文化走向的深层激流；

第二，“宋—辽—金—西夏”，分别代表“汉族为主的农业文明——契丹族为主的北方游牧文明——女真族为主的北方游牧文明——党项族为主的西羌游牧文明”，在公元1000年前后这二三百年间，既有冲突战乱，更有交往融合，总体上处于兼容并包的格局之中；

第三，1276年前后，代表北方游牧文明的蒙族南下，建立了长达近百年的元朝，1644年前后代表东北游牧文明的满族又人关南下，建立长达二百六十七年的清朝，由此推动了以“汉——蒙——满”为代表的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兼容并包，冲突融合；

第四，从宋代开始，在城市开始出现相对独立、独具特色的市民文化，由此开始，中国文化进入“宫廷文化——农民文化——市民文化”兼容并包的三元格局，或叫“皇家文化——民间文化”兼容并包的二元格局。

正是以此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与文化背景，中国的龙从春秋战国、秦汉时代飞龙形态，发展为宋代以后的黄龙形态，并使其中蕴含的兼容并包文化观有了新形态、新发展。

宋、元、明、清时代黄龙形态中蕴含的兼容并包文化观，主要是通过以下四条途径表现出来：

第一，“三停九似论”的龙学理论与造型实践，使宋代开始的黄龙形态有了前所未有的兼容并包性。

宋代有三位画家或学人，先后提出了龙的整体结构、总体特征的“三停九似论”：

公元960年前后，由五代入宋的、北宋初年画龙大师董羽，在《画龙辑议》中，率先提出了“三停九似论”、“画龙点睛论”、“雌雄有别论”等龙学理论；

公元1074年，宋代美术理论家郭若虚，在中国绘画史和绘画理论名著《图画见闻志》中，继董羽之后，再次反复阐发了“三停九似论”；

在此前后，宋代学者罗愿在训诂名物、考镜源流的《尔雅翼》一书中，也阐发了“三停九似”的龙学理论。

“三停”，意味着龙的总体结构，是“之”字形曲线，如一波三折，分出四个部分，头部——颈部——躯体部分——尾部。

“九似”，意味着龙的总体特征，是以下九大要素、九大原型、九大特征的兼容并包，实际上追根溯源地说起来，就是中华文明与龙文化起源期时代六大文化区系、九种原龙形态的兼容并包。其中董羽讲的“三停九似”与王符、郭若虚、罗愿及明代医学大师李时珍《本草纲目》讲的“九似之兽”，可谓大同小异，略有微妙差异，可以简要概述如下：

（1）头似马，或头似牛，头似驼——源于东北红山文化的马型原龙，或商代牛头夔龙——渊源于东北文化区系，或中原与东南的商文化；

（2）嘴似驴，或嘴似马——源于东北红山文化的马型原龙——渊源于东北文化区系；

（3）眼似虾，或眼似兔，眼似鬼——在一定程度上源于西北仰韶文化的鲵型原龙——曲折地渊源于西北文化区系；

（4）角似鹿——渊源于中南屈家岭文化的鹿型原龙或山东龙山文化中的虎头鹿角型原龙（可见之于山东日照出土玉圭）——渊源于中南文化区系，或者是山东文化区系；

（5）耳似象，或耳似牛——源于周文化中的象夔龙，或商文化中的牛头夔龙——渊源于西周文化，或者渊源于殷商文化；

（6）颈似蛇，或腹似蛇，腹似蜃——源于中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中的蛇型原龙，或夏代二里头文化中的蛇型龙——主要渊源于中原文化区系，在一定程度上也渊源于东北文化区系；

（7）鳞似鱼，或叫鳞似鲤——源于西北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中的鱼型原龙——渊源于西北文化区系；

（8）掌似虎——源于山东龙山文化与东南良渚文化中的虎型原龙——渊源于山东文化区系，或东南文化区系；

（9）足似凤，或爪似鹰——源于山东大汶口文化或东南河姆渡文化中的鹰型原龙——渊源于山东文化区系，或者东南文化区系；

——三停九似的宋代以后的黄龙形态，体现了九种原龙形态的兼容并包，也体现了六大文化区系的兼容并包。

宋、元、明、清时代的黄龙形态，由于有了“三停九似”的总体特征，因而体现了“原龙——夔龙——飞龙”的更高综合，借此象征“炎黄时代多元文化——夏、商、周三代文化——春秋战国、秦汉时代文化”的兼容并包：

宋代以后的黄龙形态，以“九似之兽”的总体特征，体现了九种原龙的兼容并包，借以象征中华文明起源期以来六大文化区系的兼容并包；

宋代以后的黄龙形态，以“项似蛇”、“角似鹿”、“头似牛”、“耳似象”等特点，兼容并包了夏、商、周三代的夔龙特征，体现了夏、商、周三代文化的兼容并包；

宋代以后的黄龙形态，还通过“足似凤”、“爪似鹰”等特征，把东周、秦汉时代飞龙特征也兼容并包进来，从而体现了对春秋战国、秦汉时代文化的兼容并包。

“三停九似论”的提出与实行，使宋代以后的黄龙体现出空前广泛的兼容并包性。

第二，宋、元、明、清时代，借助于融会佛教文化的“龙子”概念，以“龙生九子论”的独特形式，保持了中国龙文化的多样性，也延续了兼容并包的文化观。

应当承认，宋代以降，中国封建社会与古代文明，由鼎盛时期走向后期阶段，封建专制、皇权垄断、文化蒙昧，严重压抑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生机活力，也使黄龙形态在相当程度上向皇权象征的“皇龙”形态扭曲变形，甚至成为中国龙文化的国家意识形态主流。

宋代至清代，中国龙文化明显地向着二元格局发展：宫廷与市井；官方与民间；国家意识形态与民间社会心理。

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龙文化中，依稀可辨地可以发现一股潜流、清流：借助于佛教文化中的“龙子”概念，提出“龙生九子论”’借以保持龙的多样性、龙文化中的兼容并包文化观，借以冲淡仅仅把龙作为皇权象征的封建文化专制倾向、封建皇权对龙文化的垄断倾向。

“龙子”这个概念的提出与形成，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于西来的佛教文化。在中国本土文化中，从司马迁《史记》等中华文化元典来看，似乎只有“皇帝为真龙天子”的观念，“龙生龙，凤生凤”的观念，则长期流传于民间，借助于外来佛教文化中的“龙子”概念，终于综合出了有中国特色的“龙生九子论”。

佛教文化很可能在汉代以前就传入中国，而从汉代以后，魏晋南北朝时代流传更广，龙王与龙子的佛教故事，也开始在中国传播。如传播佛教文化的《僧护经》，就提到了“龙子”概念。其中讲到，印度有五百商人出海经商，请了佛僧做为随行法师，以保生命安全，可是到了海上，佛僧却被龙王请走了，去教他的四个龙子学习佛经。

图9-17 龙生九子

“龙生九子论”的具体形成过程尚有待民俗学细致考究，看来经过唐、宋、元时代的长期酝酿，民间流传，在明代经过一些文人学士的加工整理，终于形成中国龙文化中的一股清流。

明代学人陆容的笔记文集《菽园杂记》，虽未能明确提出“龙生九子”命题，但他列出十四种怪兽，举出其中五种与龙有关系，并说明这些传说来自民间，“右尝过倪村民家，见其杂录中有此，因录之以备考”；

公元1500年前后，“龙生九子”的民间传说传到宫廷与明孝宗朱祐樘耳中，他问到当时担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学者李东阳，李东阳又在官方民间做了一番了解之后，回答了孝宗皇帝，并把“龙生九子”的问题写入笔记文集《怀麓堂集》；

在明代笔记文学中论及“龙生九子”民间传说的，还见于：

杨慎《升庵集》；

李诩《戒庵老人漫笔》；

谢肇淛《五杂俎》；

徐应秋《玉芝堂谈荟》；

深德符《万历野获编》……

他们的提法论述，可谓大同小异：借助于西方佛教文化中的“龙子”概念，阐发“龙生九子”的民间传说，努力在中国古典文献中寻找源头。

“龙生九子”的说法，形形色色，至少涉及十五种龙子，与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发生联系，使中国龙文化与平民百姓日常生活融为一体：

一曰蒲牢，形似龙而小，或许原型为某种海兽，转化为龙子，用于报时的钟纽；

二曰屭贔（或称霸下），形状近似乌龟，常用于碑座，俗称“王八驮石碑”，这类龙子渊源于古代鼋鳄类的龙；

三曰睚眦，好腥杀，因而多用于刀柄吞口；

四日狴犴（或称宪章），形似虎而好讼，用于牢门上方，这类龙子渊源于山东文化区系与东南文化区系中的虎型原龙；

五曰岩吻（或称鳌鱼），形似龙而好吞火，常用于屋脊两端，以示防火安全之意，这类龙子或许也渊源于山东文化区系与东南文化区系的虎型原龙，或商周文化中的虎型夔龙；

六曰嘲风（或称螭吻），常见于殿角屋角，或多或少近似于东南与山东的虎型原龙；

七曰虮蝮，或称螭首，用于宫殿或桥头的排水设施，如龙口喷水之状，看来渊源于中原文化区系的鳄型原龙；

八曰椒图，形状近似于虎型原龙，而习性近似于螺蚌，好闭口，因而多用于商店的铺门之首，以示帮助把门、保证安全之意，看来也渊源于山东文化区系与东南文化区系的虎型原龙，或者殷周虎型夔龙；

九曰饕餮，形似虎型夔龙，性好饮食，常见于烹煮食物的鼎盖之上，看来渊源于山东文化区系与东南文化区系的虎型原龙，或者说殷周时代表征虎型夔龙的兽面纹、饕餮纹……

为什么说兼容并包文化观是“龙生九子说”的深层内涵呢？我们可以举出三点论据：

“龙生九子说”的形成与提出，是借助于引进佛教文化中的“龙子”概念，体现了中国文化与南亚西亚佛教文化的兼容并包；

“龙生九子说”并不是西来佛教文化的简单移植，而是与中国龙文化的固有多样性结合起来，与孔子晚年《易传》中“龙为九之状”、“龙七十变而不能去其文”的龙学观念结合起来；

“龙生九子说”的提出，旨在打破宋明以来中国龙文化走向皇权垄断的窄路、死路、僵化之路，继续保持兼容并包文化观的大道。

第三，宋、元、明、清时代，在中国民间文化中，龙成了龙王，成了与农民农村农业息息相关的水神，实际上是中国本土文化与外来佛教文化兼容并包的历史产物，是儒、释、道三大文化流兼容并包的历史产物。

图9-18 佛教文化中的“天龙八部”

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1000年的宋代以前，在长达四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在土生土长的中国本土文化中，龙是通天神兽，是勾通天人关系的神秘中介、神秘桥梁，但龙本身并不是人格化的神，因而也没有作为水神的龙王存在。从“西门豹治邺”的传说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从春秋战国时代到宋代，中国的固有水神称为河伯。简而言之，中国本土文化，本来是只讲龙而不称王的。

“龙王”之说在中国的形成，首先发源于外来佛教文化的传播与中国化。从汉代开始，到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典籍开始传人中国。在把佛经翻成中文过程中，梵文中的“那伽神兽”因其原型为南亚次大陆蟒蛇，身长无足，称霸水中，而翻译为“龙”。后来佛教经典传播中，又有二龙王喷水浴佛的故事：佛祖释迦摩尼一降生为悉达多太子，就能自行七步，下足之处皆生莲花，这时就有迦罗和郁迦罗两位龙王兄弟，一左一右，护持佛祖，左雨温水，右雨冷泉。佛教文化中还有天龙八部护佛护法的故事，天众、龙众、夜叉、乾达婆、阿修罗、迦缕罗、紧那罗、摩喉罗迦，合称“天龙八部”，是佛教中护法鬼神的总称，龙在其中，处在仅次于天的显要地位，而“龙众”这一部众则由众多龙王组成。《大集经·须弥藏晶》讲五类龙王；《最胜经》讲七龙王；《德华经》和《妙法莲花经》讲八大龙王；《华严经》讲十大龙王或十一大龙王；《名义大集》讲八十一龙王；《大六轮请雨经》讲一百八十五龙王……外来佛教文化中的龙王学说，之所以能在中国落地生根，是因为找到了与中国龙文化、龙学理论的结合点：在孔子晚年《易传》中有“云从龙，风从虎”的观念，有“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的观念；而在中国民间龙文化中，更有“土龙致雨”、“应龙召雨”等观念。佛教文化中的龙王形象，借助于中国文化中的原有土壤，开始传播开来。特别是在信佛教的民间文化中传播开来，不过“二龙浴佛”、“天龙八部”的西方佛教故事，在形式上也中国化为“九龙香水浴佛”的说法，并逐步与中国农民求雨心理相结合。

“龙王”之说在中国生根，还借助于外来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道家文化、道教文化的合流圆融。道家文化渊源于老子《道德经》，这是它的中国固有文化之根；而作为“世界宗教”的佛教文化传入，则是从道家文化中衍生出道教的重要外部条件与历史契机，从汉代开始乃至唐宋以降，道教与佛教成并存抵牾之势。道家文化、道教文化、本来并无人格化的龙王之说，但从唐宋时代以来，道教看到佛教以龙王兴雨争取到不少农民群众，于是道教也转向建立龙祠，信奉龙王，并竭力宣扬道教有道术法术，能召遣龙王、降雨免灾，甚至能免除一切灾祸。如山西太原晋祠，就是我国早期道教建筑之一，北宋时曾有“缴龙柱六条”，取《易经》六龙之意，后来又参照佛教文化，成八龙之制。道教文化还参照中国固有的五行相生观念，分东、西、南、北四龙王，东方青帝、南方赤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再加上中央黄帝，号称五方龙王。

“龙王”成为中国民间水神的象征，最终是由于儒、释、道三大文化流的圆融无碍，外来佛教文化、农民民间文化、官方主流文化的兼容并包。佛教中的龙王故事，在中国民间文化、士人文化中，衍化为东海龙王，唐朝殷成式在《酉阳杂俎·前集》中，就记载了一个士人到虾国求见东海龙王的民间传说。宋朝初年，李昉等人编成的《太平广记》，又以震泽洞为题记载了东海龙王与龙女的民间传说。明代吴承恩《西游记》记载了孙悟空大闹东海龙宫的故事，吴元泰《东游记》，则记述了八仙过海、大战龙王、火烧东海的民间故事。1108年，宋徽宗首次把民间管雨水的龙神，正式封为龙王，以后历代，特别是清朝康、雍、乾各代皇帝，更热衷于敕封龙王。中国化的龙王，主要职能不是为佛洗浴护法，而是降雨免灾，做农村农业农民的保护神。这个中国“龙王”，乃是儒、释、道三大文化流兼容并包的历史产物。

第四，宋、元、明、清时代，黄龙造型的三个重要历史特点，“飞天神韵——雄狮之鬣——龙珠焰环”，实质上都是儒、释、道三大文化流兼容并包的历史产物与文化创造。

“飞天神韵”——源于儒、释、道文化兼容并包的黄龙特征。秦汉时代中国飞龙形体上的显著特征，是魁伟敦实、给人以厚重之感，这种特点不仅表现在颈长体宽的走兽型飞龙身上，而且表现在相对修长的蟒蛇型飞龙身上。相对来说，宋代以后的黄龙形态，虽然本质上仍是飞龙，但形体特征都向着线条修长、曲折回旋的方向发展，给人以神采飘逸之感。透过这种形体变化的轨迹，我们似乎可以在深层看到敦煌飞天的影子。而细致分析起来，飞天形象却有三个源头：第一，中国固有文化与儒家文化中，自古就有后羿之妻嫦娥奔月的飞天神话，《周易》古经和孔子晚年《易传》又提出了“时乘六龙以御天”的飞天观念，战国帛画与屈原楚辞中都提出了“君子乘龙以飞天”的观念；第二，中国道家文化中有飞天羽人、飞天之道、乘跷之术，“若能乘跷者，可以周流天下，不拘山河，凡乘跷道有三法：一曰龙跷，二日虎跷，三日鹿跷”；第三，外来佛教文化中的飞天形象，以香音神乾达婆为典型，体态呈S型的三道弯，神态则宁静和谐，在印度与西域原来多为丰乳细腰的半裸天女，到了敦煌内地多半入乡随俗地“中国化”为男女难辨的飞天菩萨。这三种文化的飞天形象，有很大差异，而它们在宋代以后的文化发展与黄龙形态中，却水乳交融地汇聚到一起，形成黄龙形态中的飞天神韵：飞动的意象；飞动的形象；飞动的气势；飞动的韵律；飞动的曲线；飞动的情境。正是在黄龙的飞天神韵中，集中体现出中华民族的审美理想与意境追求：以动静统一为美，以刚柔结合为美，以含蓄曲折为美，以形神一体为美，以线条飘逸为美，以和谐韵律为美……比较而言，宋代黄龙还是比较充分地体现了融和儒、释、道的飞天神韵，元代的龙基本上维持了这一走向，而明代的龙却稍嫌臃肿滞重，清代前期的龙飞天神韵有所回升，晚期末世却神采尽失，与时代精神、社会走向基本一致。

“雄狮之鬣”——中国的龙，尤其是宋代以后的黄龙，长出雄狮之鬣，飘逸之须，实质上也是中国本土的儒、道文化与外来佛教文化兼容并包的历史产物。中国物种虽多，却不产狮，因而中国古代原龙形态，殷周夔龙形态、春秋之际飞龙形态，特征虽丰富多彩，却都不包含狮子的特征。狮子的古代自然产地，主要是在印度、南亚、东南亚、以及印度以西的亚、欧、非大陆的广大地区。狮子，尤其是雄狮，以其满头披鬣，威风凛凛，雄踞一方，而被称为百兽之王。狮子在佛教文化、佛教艺术中，占有十分显要的特殊地位，传说佛祖化生为悉达多太子，一落生即自行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狮子吼道：“天上地下，惟我独尊!”在公元前三世纪（相当于中国秦汉时代）的阿育王时期，印度佛教文化盛行一时，狮子常常成为佛教文化的象征，特别是佛法保卫者的象征。在公元四五世纪的笈多王朝时期（相当于中国的南北朝时代），狮子特征常常成为英雄人物象征。从公元前100年前后张骞通西域开始，中国人开始知道西域有狮子这种异兽。公元88年，月氏国向中国东汉王朝进献狮子，后来安息、疏勒等国又多次献来狮子。古代斯里兰卡，还被称为天竺五国中的狮子族、狮子国。从东汉时代起，狮子形象开始传人中国，并迅速在中国艺术造型和龙文化中取得重要地位。东晋顾恺之——唐代吴道子——北宋董羽——南宋陈容，这四代绘画大师先后创造的龙形象，恰好反映出佛教文化中的“雄狮之鬣”，怎样融人中国龙的造型之中。晋代画家顾恺之、卫协和孙吴时代曹不兴，号称中国最早的三位佛画家。顾恺之不仅开摩诘像等佛教画之先河，开《三狮子》、《十一头狮子》等狮子画先河，还开了把佛教文化中的狮子特征融人中国龙的造型之先河。这后一点可见之于相传为顾恺之所作的《洛神赋图卷），其中的龙共有九条，有三条主要取象于佛教文化中的雄狮：头型酷似雄狮，体型也近似于狮，头上长满鬣毛，四肢关节处也长出鬣毛，头上却长着鹿角，并和六条走兽型飞龙一起，升腾于云水之间，为洛神开道。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常持《金刚经》，首创蜀道山水画，并把佛画、龙画熔于一道。他画的《释迦净生画卷》，又名《送子天王图》，描写天王以龙驮着襁褓中的太子，准备投生人间。其中的龙，可谓中西合璧，头型体型近似于中国走兽型飞龙，而从颈部、四肢关节处皆长出狮子式的鬣毛来。北宋初年的画龙大师董羽，“三停九似论”中有“须似人”一条，具体解释则云“鬃鬣肘毛”，艺术实践中更近于把源于佛教文化中的“雄狮之鬣”引人中国龙的造型。南宋末期画龙大师陈容，则把源于佛教文化的“雄狮之鬣”与中国黄龙造型，有机地熔为一炉（参见第143页图6-1）。

“龙珠焰环”——这同样也是一个源于儒、释、道三大文化流兼容并包的黄龙特征。在中国龙文化中，龙与珠似乎久远以来就结成不解之缘，“二龙戏珠”成了宋、元、明、清各代普遍流行的黄龙模式，在北京故宫就常可见到这种龙与珠的珠联璧合模式。中国龙文化中的“龙珠”从何而来呢？看来也是儒、释、道三种文化源流的兼融：第一，源于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包括后来一度以儒家为主的主流文化，龙珠乃是太阳的转形。最早可溯源到六七千年以前东南河姆渡文化中的所谓“双鸟朝阳图”，实际上是两条鹰型原龙，中间簇拥的是一轮红日，其形为圆上有焰。还有五六千年以前山东大汶口文化中的鹰型原龙逐日标志：。汉代马王堆帛画中，太阳化作红色宝珠，一大八小，与飞龙同在。在秦砖汉瓦中，太阳进一步化为龙珠，与走兽型飞龙、蟒蛇型飞龙有映成趣。第二，源于道家文化，特别是汉代后期以来道教炼丹术中的金丹形象。东汉末年魏伯阳《周易叁同契》，而后葛洪《抱朴子内篇》，为道教文化的炼丹术奠定基础。外丹以丹砂、铅、汞为原料，在炉鼎中烧炼成金丹；内丹以精、气、神修炼为契机，升华出金丹。内外金丹，都取象于宝珠，对于宋、元、明、清时代的龙珠形象形成，都有一定点化作用。第三，源于佛教文化中的佛珠和焰环。在佛教文化中，这种宝珠又称如意珠、摩尼珠。《智度论》认为这种宝珠从龙王头脑中析出，可避除一切灾祸。《往生论》以为，这宝珠是深海大龙王的首饰。《法华经》则讲，“净如宝珠，以求佛道”。龙珠周围，往往有火焰包围，这一来源于中国本土文化中太阳形象、金丹形象；二来源于佛教文化中的“焰环”形象，认为“火聚光顶”，“佛光四照”，象征“以光明摄聚众生五德”。

图9-19 明清时代黄龙的飞天神韵，曾经作为清朝国旗

由此可见，在龙的形象中蕴含着龙的观念，在龙的观念中蕴含着中国人特有的文化观。

这种文化观的显著特征，就是强调不同文化、异质文化、多元文化的综合并包，圆融无碍。

这种多元兼容文化观，贯穿在中国龙文化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炎黄时代的原龙形态——殷周之际的夔龙形态——春秋战国秦汉之际的飞龙形态——宋代以后的黄龙形态”，自始至终地体现了这种多元兼容并包文化观。

“最古老的龙的形象——最鲜活的多元兼容文化观”，这不正是我们求索中国文化基因之谜的一把钥匙吗？

第四篇 龙的深层底蕴与现代生命

第十章 龙的精神底蕴与现代生命

“千里来龙，到头结穴。”

在这结尾一篇中，为了彻底破译中国神龙之谜，全面阐发龙学新论，我们回到以下四个富于总体性的深层问题上来：

第一，龙的深层理念究竟是什么，它表明中国人在处理“天人关系——人际关系——矛盾关系——多元文化关系”这四大主体关系时，都有哪些独特的东方神韵、中华智慧？

第二，龙的精神底蕴究竟是什么，中国特有的“龙的文化”、“龙的哲学”、“龙的精神”，所体现的“中国文化基本精神”、“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文明文化基因”，到底是什么？

第三，中国龙的象征意义是什么，是象征善还是象征恶，在这个本质之点上中国龙与西方龙的重大差异是什么？

第四，中国龙的形象至今已有五千年以上、甚至近万年的历史，堪称是世界文明史上最古老的艺术造型、文化创造、象征符号，为什么如此古老的龙至今还没有死，它在解决当代人类文明四大危机时究竟活力何在？

在中国龙的形象中，封建社会后期泛起的皇权意识必将走向死亡，而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层底蕴必将继续保持强大生命力，并且在解决和平与发展的两大时代主题中，在根本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四大危机过程中焕发新的活力。

第一节 龙的理念：普遍和谐的四大主体关系

在中国人特有的龙的形象中，以富于想象而又带有神秘主义的形式，蕴含着富有东方神韵的四个观念：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仁者爱人的互主体观；

阴阳交合的发展观；

兼容并包的文化观。

这四个观念，不是无关紧要的普通观念，而是决定中国人怎样处理四大主体关系的核心理念：

第一，是寻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念；

第二，是寻求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互主体性理念；

第三，是寻求矛盾关系和谐结合的发展理念；

第四，是寻求不同文化兼容并包的文化理念。

这四大理念，贯穿了一个基本精神，就是在人的四大主体关系中寻求普遍和谐的价值目标，这是决定中国人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核心理念，构成中华智慧的四大基石。

第二节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念

天人关系，实质上指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包括人与天地的关系，人与物质世界的关系，人与生态地理系统的关系。这是人的实践活动、劳动活动、主体活动中的首要关系：我们简称为“天”的自然，不但是人实践活动、主体活动的前提条件，而且是人主体活动的对象世界，提供劳动实践的工具手段，最终出现在人的活动目的和活动结果之中。

天人关系为什么会在中华文明中占居生命攸关的首要地位？

中华文明上下两个五千年，虽然古代北方有游牧文明，近代一百五十年来转向工业文明，现代中国又走向新型文明，但主体部分却是东方特色的农业文明，基本上是“靠天吃饭”，因而天人关系——人与自然关系，成了决定中国人命运的生命线。

在中国古典的农业文明中，形成“天——地——人”多元一体的宇宙观模式，带有历史必然性：

天——气候是农业生产的首要自然条件；

地——土地是农业生产的首要生产资料；

人——人力是农业生产的首要主体生产力。

在中华智慧的天人关系观念中，势必首先强调天人合一的整体性：在古代农业文明与农业劳动实践活动中，人的活动处处离不开“天”，处处依赖于“天”，处处决定于“天”，人与天的一体性成了决定人命运的命根子。

中国人既然把实现天人合一作为最高境界，势必要求寻找通天之桥，沟通“天——地——人”的中介桥梁。实际上，从今天眼光来看，“实践活动——工具系统——科学技术”，这是沟通天人关系的三大中介系统。然而在古代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却带有东方神秘主义色彩，找到了沟通天人的三大中介：龙——玉器——周易八卦。

为什么说，龙以神秘主义形式，包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呢？

我们可以依据龙的发展的“来龙去脉”，从龙的四大形态中找到充分的历史论据：

（1）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炎黄时代，在中华文明起源期与形成期的历史时代，在六大文化区系、九种原龙多元发生的历史过程中，最初的原龙就是作为通天神兽出现的、旨在帮助人们达到通天之道，从而孕育着天人合一宇宙观的思想萌芽。

图10-1 天人合一宇宙观与龙能通天的特殊使命：河姆渡文化中的“鹰型原龙升天图”

这是六七千年前东南海姆渡文化的标志性文化符号，通常称为“双鸟朝阳图”，实质上是“鹰型原龙朝阳图”，象征意义是以鹰型原龙为桥梁中介，就可以沟通人与天日。

图10-2 山东大汶口文化中的“鹰型原龙升天图”

这是五六千年前山东大汶口文化的标志性文化符号，也是中国象形文字的渊源之一，实际上是“鹰型原龙升天图”。在后一个符号中以山代地，更象征着鹰型原龙在天地之间，沟通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

三千年前中原仰韶文化中的西水坡蚌塑鳄型原龙图，更进一步形成了“人——龙——天”的三项式思维模式雏形：人通过鳄型原龙，可以升天通天。

五千年前的东南良渚文化玉琮上的所谓“神人兽面纹”，实质上是“神人虎龙图”，神人骑上了虎型原龙，以象征人借助于虎型原龙的帮助，可以通天、知天、升天、御天之意。

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中华文明起源期，萌生了一种中国人特有的宇宙观模式，“人——龙——天”，人通过龙这个特殊的、神秘的中介，可以和天沟通为一体。

在这种宇宙观的基础上，还萌生了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模式，“人——龙——天”，通过龙这个特殊的中介环节，人与天可以统一起来，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这种“人——龙——天”的三项式宇宙模式、思维模式雏形中，如果去掉龙的神秘主义色彩，实际上是要寻找一种特殊的中介环节，沟通天人关系，实现天人合一，以神秘主义的龙文化形式，孕育着天人合一宇宙观萌芽。

（2）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的殷周之际，在中华文明雏形期的历史时代，在中华文化元典《周易》乾坤两卦中，在商周夔龙的形态中，初步生成了天人合一宇宙观雏形。

《周易》形式上是神秘主义的占卜之书，实际上却是中华智慧、中国哲学的最早雏形、最早源头。《周易》中蕴含的天人合一核心观念，集中体现在开宗明义的乾坤两卦之中。乾卦以苍龙星象显示的时间物候为契机，阐明了龙的六种形态与人（君子）的六种态势，“潜龙勿用——见龙在田——跃龙在渊——飞龙在天——亢龙有悔——群龙无首”。乾坤两卦的基本思想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在这里，“龙”是神秘主义外壳，天人合一宇宙观与思维模式则是蕴含其中的思想雏形。

商周夔龙的典型形态是通常称为“兽面纹”、“饕餮纹”的虎型原龙，典型特征是“虎型原龙的头上长角”：虎型原龙象征地上神兽；头上长角象征上可升天，龙角号称尺木，自古有“龙无尺木不升天”之说。商周夔龙虽有多样形态，基本结构大体如此，正是象征了天人合一的宇宙模式与思维方式。

（3）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元年前后的春秋战国之交到秦汉之交，在中华文明定型期的历史时代，孔子晚年《易传》、龙学与飞龙形态，使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基本定型。

孔子晚年《易传》，包括1973年新发现的帛书《易传》，不仅为易学从占卜之学转化为义理之学奠定理论基础，而且为中国龙学、龙文化奠定了理论基础。贯穿其中的核心观念之一，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前人多认为这一观念源于孟子，其实首先源于作为中华智慧源头的《周易》与孔子、老子、孙子。

《易传·彖传》在解释乾坤两卦时，阐发了天人合一宇宙观的基本思想，认为乾卦讲的是天道，坤卦讲的是地道，天地之道蕴涵人道，特别是君子乘龙御天之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

《易传·文言》在阐发乾卦龙德——君子之德时，再次深化了天人合一宇宙观：“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

《易传·系辞下》与帛书易传《易之义》，都把“天道——地道——人道”的统一，作为“易之道”：“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

帛书易传《要》篇的最后，画龙点睛式地提炼升华出“易之要”，与“易之道”相呼应，强调的仍是“天道——地道——人道”的合一之道：“故明君不时不宿，不日不月，不卜不筮，而知吉与凶，顺于天地之心，此谓易道。故《易》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为之以上下……”这里明显地包含着一个基本思想：天道、地道、人道，在表现形式上是不同的，本质内容上是统一的。

图10-3 孟子与荀子从不同方面继承发展了天人合一宇宙观

图10-4 董仲舒：带有东方神秘主义的天人合一观

战国时代从孟子到荀子，从不同方面继承发展了天人合一宇宙观。秦汉之际从《淮南子》到董仲舒，一方面进一步提出了“天——地——人”三者合一的宇宙模式论，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天人合一论的神秘主义色彩。

与此相应，这一时代的飞龙形态，包括蟒蛇型飞龙和走兽型飞龙，都更充分地体现了天人合一宇宙观。这方面最生动直观的典型，首推1949年湖南长沙出土的战国帛画《人物龙凤图》， 1973年长沙出土的战国帛画《仙人乘龙图》。与汉代形成的“天——地——人”三元一体的宇宙模式相应的飞龙典型，首推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T字型彩绘非衣，分上、中、下三个层次，代表“上天——人间——地下”三界，每界有阴阳相交的两条龙，以神秘主义形式，寄寓了“天——地——人”统一的宇宙观。

图10-5 宋代张载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命题

图10-6 宋代二程——程颢、程颐兄弟按照道学方向发展了天人合一观

图10-7 宋明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提出了“天人一理，理一分殊”新命题

（4）公元1000年前后的两宋时代，中华文明转型期的历史时代，张载、二程、朱熹发展了天人合一宇宙观，宋、元、明、清时代的黄龙形态，仍以神秘主义形式继续保持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宇宙观念。

张载率先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命题，并赋予“天人一气——天人一体——天人一性——天人一易”四层含义。在用气的辩证法思想重新解释《周易》乾卦的《乾称篇》中，张载留下号称《西铭》的哲学箴言：“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基于这种天人合一宇宙观，他提出了气贯天人的哲学宗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程颢、程颐这二程兄弟，首先沿着唯心主义道学方向继承发展了张载的天人合一论。他们认为，“天道人道，同是一道”，“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则从“天人一理，理一分殊”的角度，阐发易经乾坤两卦与张载思想主旨：“天地之间，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则其大小之分，亲疏之等，至于十百千万而不能齐也，不有圣贤者出，孰能合其异而反其同哉!《西铭》之作，意盖如此，程子以为‘明理一而分殊’，可谓一言以蔽之矣。”“一统而万殊”，“万殊而一贯”，“此《西铭》之大指也”。

“三停九似”，形似飞天的宋、元、明、清黄龙，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下，既是通天神兽的象征，又是吉祥符号的象征，同时又是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宇宙观的象征。

通过龙的形象，表达出来的天人合一宇宙观，表现出中华文明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四大特点：

一是强调天人关系的整体性，反对把人与自然关系做二元割裂的孤立理解，把个人小宇宙与自然大宇宙，看做彼此相通的有机整体；

二是强调天人关系的依存性，反对过分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性，要求承认自然本是人类的母亲，人类生存发展永远不能摆脱对自然母亲的依存性；

三是强调天人关系的和谐性，反对“人为自然立法”的对立性，人与自然不是根本对立关系，人要像孔子晚年《易传》所倡导的那样，“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四是强调天人关系的中介性，反对神秘主义的先定和谐，不过中国古典文明多半把“龙、玉、八卦”，作为沟通天人的三大特殊中介，表现出东方神秘主义的历史局限与思想局限。

第三节 人与人、国与国和谐发展的人道理念

仁者爱人的互主体观——中国人旨在寻求人与人、国与国和谐发展的独特人道理念，或者叫中国特色的仁道主义、仁道理念。

仁者爱人的互主体观之所以成为中国龙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文明传统的重要理念，有着特别深刻的客观依据和历史依据。

人际关系，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人的主体活动中，是不可忽视的基本关系。实际上，在任何人的主体活动中，立刻会碰到相互联系的双重主体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天人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关系。

中华文明产生的生态地理系统具有特殊的广阔性、复杂性、多样性，因而使多元主体的互主体观具有特殊意义。与世界历史上其他五大原创性古典文明相比，其他文明多半是在比较狭小的生态地理系统中产生的，呈“点状之明”或“带状文明”。而中华文明从诞生之日起，就分布在几百万平方公里的东亚大陆上。如何处理人际关系问题，显然更为重要。

中国人种的历史进化特点，或许使互主体观问题显得格外突出。中国人种，通常称为发源于东亚大陆的蒙古人种，其典型特征是体型较小，动作灵活，智力较好。因而，为了求生存，求发展，自古以来的中国人，特别要靠两手：一是以智取胜，以柔克刚；二是以群取胜，以群为本。因此，巧妙处理人际关系显得特别重要。

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多元一体、综合创新，这是中华文明的独特发展大道，使得巧妙处理多元主体之间关系的互主体观格外突出。

综观中国龙文化发展的上下五千年历史长河，仁者爱人的互主体观像一条缕缕不绝的思想红线贯穿其中。龙的四大历史形态，也标志着这一观念萌生发展的四大形态：

图10-8 北京西北的河北涿鹿县矾山镇三祖庙：黄帝、炎帝、蚩尤三祖像

在炎黄时代的中华文明起源期，仁者爱人的互主体观的思想萌芽已在酝酿之中，像历史与文化的化石那样，映现在原龙形态之中。炎黄时代据说在黄帝、炎帝、蚩尤三大部族联盟之间，曾有争夺主导权的三次大战，此外先后还有五十来次战争。作为战胜者的黄帝部族联盟，看来建立了中国最初的原始国家（或叫早期国家），对炎帝、蚩尤等战败部落，及其他众多部落，不是采取简单的消灭政策，而是和平共处、共同发展、互不侵凌的怀柔政策。《尚书》头一篇《尧典》，提出了互主体观的基本思想：“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中国原龙形态正是在这个时代应运而生的一个独特文化创造：中国原龙源于原始图腾，而又根本超越了一般的单一图腾、混合图腾，而成为一种兼容各种图腾特征、文化特征的文化创造，象征多元民族融合的文化符号。

图10-9 《尚书·尧典》提出“协和万邦”的政治理念

图10-10 舜帝的宽容大德，使多元一体的原创中国国家发展到新水平

在殷周之际的中华文明雏形期，“仁”的思想或范畴开始出现在《周易》、《诗经》、《尚书》、《周书》等中华元典中，特别体现在周公改革之中，并物化到商周夔龙形态之中。《周易》古经中虽没有出现“仁”的范畴，却以“亢龙有悔”、“群龙无首”的形式，提出了互主体观的思想萌芽。在《诗经》中，“仁”字两见：《郑风·叔于田》中讲，“洵美且仁”；《齐风·卢令》中讲，“其人美且仁”。这二处“仁”字，都讲的是人的至善美德。在《尚书·周书》中，有两个地方明确使用了“仁”字：在《武成》篇中，周武王讲“予小子既获仁人”；在《金滕》篇中，周公讲“予仁若考”。过去被长期忽略的《逸周书》，或叫《汲冢周书》，更集中映现出周人，特别是周公那里“仁”的思想雏形。在这里“仁”的范畴出现十几次，并作为“五良（善）”之首，“四聚（取）”之首，“六厉（励）”之首，“七信（详明）”之首，十因（依靠）”之首，“九行（善行）”之首，“九守（坚持）之首，“七顺（顺应）”之一。在这里，“仁”的涵义还从人际关系扩展到生态伦理之中。为了解决“小邦周”借助于九族联合之力，征服“大邦殷”之后的长治久安问题，周公不仅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天保民”的德政思想，而且提出了“仁者爱人”的基本思想，这正是作为殷人之后的孔子反复申明“吾从周”的深意所在。与此相应，殷周夔龙表现出特别广泛的包容性、多样性、丰富性，借以表现民族融合过程中的互主体观。

图10-11 “周公吐脯，天下归心”——兼容并包的政治典型

在春秋战国、秦汉之际的中华文明定型期，孔子首倡以“仁”为中心范畴的仁学，并提出“龙德广大论”，这一时代的飞龙形态形象地体现了这种互主体观。仅在《论语》中，“仁”的范畴就出现八十一次，并成为一以贯之的核心理念。孔子仁学的四个理论支点是：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仁由己。贯穿其中的核心观念是互主体观：不仅承认自己是人、有主体性，而且承认别人也是人，也有主体性。这种仁学观念在孔子晚年《易传》、帛书易传中，演化成了“龙德广大，无所不包”的基本思想。与此相应，这一时代的飞龙形态，包括蟒蛇型飞龙与走兽型飞龙，通过龙的多样化特征的共存关系，表现出人际关系上互为主体的共存关系。

在两宋时代的中华文明转型期，张载、朱熹发展了孔子仁学思想中的互主体观，三停九似的黄龙形态也基本上继续保存了这种文化观念内涵。张载主张以爱释仁，提出“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并在《西铭》中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仁道主义纲要：“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从二程到朱熹，发挥了“以爱释仁”、“以公释仁”的互主体观，朱熹主张：“仁者，爱之理；爱者，仁之用。”“仁是根，恻隐是萌芽。亲亲、仁民、爱物，便是推广到枝叶处”（《北溪字义》，见《朱子语类》卷六）。在龙文化中，自觉体现了这种仁学互主体观的，首推南宋后期画龙大师陈容。他在《二龙图》上，自题明志，倡导仁爱之心：“士君子受民社之寄，岂以弄戏翰墨为能事哉，其必有托兴者矣。吾闻君子之治乎期民也，作而新之如震斯惊，时而化之如泽斯溥，于以致雷雨满盈之功，于以成天地变化之造。是故勇以发至仁之心，诚以通至神之迹，则善体物者矣。”在他绘成的《墨龙图》上，更自题小诗一首，把龙的形象中包孕的仁学互主体观，发挥得淋漓尽致：“扶河汉，触华嵩，普厥施，收成功，骑元气，游太空。”

宋代以降，中国封建社会走向后期，把黄龙作为皇权垄断的象征趋势，严重压抑与扭曲了中国龙文化中蕴含的仁学互主体观。不过，这种深层观念并没有完全泯灭，不时地通过三停九似的民间黄龙形态，或隐或显地表现出来。

中国龙文化中蕴含的“仁者爱人”的互主体观，无论在中华文明史上，还是在世界文明史上，都有不可磨灭的特殊意义：

这种“仁者爱人”的互主体观，是中国龙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文明特有的人学观念、主体观念，其本质特征就是承认多元世界、多元主体的共同存在，既承认自己是人，是目的，有主体性，也承认别人是人，是目的，有主体性。

这种“仁者爱人”的互主体现，反映出中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上的独特理念：在处理人与人、家与家、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相互关系时，不仅承认自己作为主体的存在，而且承认他人作为主体的存在；最低标准是从抑恶的消极方面，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最高标准是从行善的积极方面，努力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理想境界是达到“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努力寻求人与人、家与家、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这种“仁者爱人”的互主体现，代表了中华文明中一种古代早熟的群体本位主体观，不同于西方文化中普遍流行的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的单主体观。因为它过于早熟，因而不利于反对封建主义、发展自由个性，而在现代与未来世界则有特殊意义。

这种“仁者爱人”的互主体观，代表了一种中国特色的人道主义、人文主义，即强调互主体性的“仁道主义”，与单纯强调个人本位、自我中心、个性解放、个性自由的西方近代人道主义各有千秋。

第四节 寻求对立面和谐结合的发展理念

阴阳交合的变易观——寻求矛盾关系走向和谐的中国辩证法理念。

怎样对待矛盾关系？这是决定思维方式、民族智慧、民族文化的核心问题。

中国人的特点，在于借龙的独特艺术形象和神秘主义形式，开创了富于东方神韵的中国古典辩证法。

中国古典辩证法的显著特点，在于从“龙的形象——五行说——周易八卦论”中，升华出了“阴阳交合——阴阳互补——阴阳和谐”的矛盾辩证法观念。

中国古典辩证法的核心理念和本质特征，是阴阳和谐、对立统一：以承认阴阳的矛盾对立斗争性为前提，而重心却在于强调阴阳和谐结合的矛盾同一性。

这是中国人通过龙的形象、龙的观念、龙的哲学，表现出来的独特思维方式、独特哲学智慧、独特文化理念。

以阴阳和谐、对立统一为核心理念的中国古典辩证法、龙的辩证法，不是偶然出现的，它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古代文明特有的“生态系统——农业文明——劳动实践和社会交往活动”之中。我们按照“客观逻辑——实践逻辑——思维逻辑”的因果联系链条，逐层深入地做些具体分析：

天人合一的中国古代生态系统，呼唤着强调对立统一的辩证法矛盾观。在这种生态系统和农业劳动实践活动中，承认天人相分的对立性，固然是从野蛮人走向文明人的必要前提，然而中国人的智慧重心却不在这里，而在于强调天人关系的依存性，这个矛盾统一体的整体性，人对天地的依赖性。

多元发生的中国古代农业文明，也呼唤着强调对立统一的辩证法矛盾观。中国的生态地理系统，从南到北一分为三，从东到西一分为二。因而从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中华文明起源期开始，中国就形成了一分为六的六大文化区系，每个文化区系内部还包含两种以上的亚类型。因而，这是一个多元发生、多元一体的古代农业文明格局。在这种历史格局下，过分强调斗争性，只能导致中华民族的自相残杀，同归于尽。

因而，在最早的原龙形态中，大多数孕含着阴阳互补、阴阳交合的观念胚芽。中原仰韶文化中，河南濮阳西水坡蚌塑鳄型原龙，以苍龙白虎的星象象征，表达了阴阳交合的思想萌芽；西北仰韶文化中，陕西宝鸡北首岭鱼型原龙，则以“鸟衔鱼龙尾”的形象，也表达了阴阳交合观念；北方红山文化的猪型原龙和马型原龙，以“猪首+蛇身”或“马首+蛇身”的形式，同样表达了阴阳交合观念；东南良渚文化中，玉琮中的神人与兽面纹，外圆内方型玉琮，内圆外方型玉琮，都以不同形式，曲折间接地表述了阴阳交合的思想观念……

从《周易》古经到孔子晚年《易传》，在易学与龙学理论奠基过程中，进一步确立了阴阳交合的理论观念：

《周易》古经，六十四卦，虽没有明确提出阴阳范畴，却包孕着阴阳交合的基本思想，开宗明义的乾坤两卦，乾卦六爻皆阳，取象于飞天之龙，坤卦六爻皆阴，取象于地，最后卦象是“龙战于野”，正是阴阳交合象征；

据《逸周书》记载，在“文王拘而演周易”之后不久，周公在和武王一起总结殷政教训时，认为周文王之时，已提出了与“道”相联系的“阴阳”范畴：“闻之文考，来远宾，廉近者，道别其阴阳之利，相土地之宜、水土之便，营邑制，命之曰大聚”；

《易传，说卦》一开头，就把阴阳之道，作为“昔者圣人作易”之道，“观变于阴阳而立卦”，“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

《易传·系辞》更把阴阳关系作为“道”的根本，提出了著名命题“一阴一阳之谓道”；

《易传·系辞》还把阴阳互补作为“易之门”：“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

帛书易传《易之义》，则把阴阳关系称之为“易之要”：“子曰：《易》之要，可得而知矣。《乾》《坤》也者，易之门户也。《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化……”

帛书易传《易之义》，还把阴阳交合关系作为“易之义”，提高到易道总纲的高度上来，“子曰：‘《易》之义惟阴与阳，六画而成章”，“阴阳流行，刚柔成章”。

阴阳交合的易学、龙学理论观念确立之后，又反过来深刻地影响到春秋战国以来的飞龙形态，宋代以降的黄龙形态。特别是以下三种龙的形象，更集中体现了阴阳交合的思想内涵，这就是“阴阳交龙——苍龙白虎——龙凤呈祥”。

中国龙文化中所包含的这种阴阳交合的变易观，虽以承认差异、矛盾、斗争性为前提，重心却了强调矛盾关系的依存性、互补性、同一性。对于矛盾斗争性的强调，则有所不足。

正是这种以阴阳互补为核心观念的中国古典辩证法，造成了中国人思维方式、思维模式上的显著特征。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与孔子几乎同时的古希腊辩证法奠基人赫拉克利特，思维重心明显地偏向于强调矛盾斗争性，甚至认为“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战争是普遍的，正义就是斗争，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的”，“一切都是斗争所产生的”。他虽然也承认矛盾的同一性，却有过分夸大矛盾斗争性的偏颇。这种倾向一直影响到整个西方哲学、西方智慧、西方文化，直到当代。

第五节 多元文化和谐共处的文化理念

兼容并包的文化观——寻求多元文化关系走向和谐的中国文化理念。

如何处理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相互关系问题，对于中华文明的历史命运来说，这是一个影响全局的重大问题。

这是由于，中华文明植根于东亚大陆，区域特别广大，几乎和整个欧洲面积接近，多元民族、多元文化问题不可回避；

这是由于，中华文明自公元前3000年的形成之日起，就生成了六大文化区系的母体结构，文化的多源性、多样性、地区性的特点表现得特别突出；

这是由于，只有采取兼容并包的方针，承认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合理性，才是惟一正确选择，而追求清一色的、单打一的文化格局，则是脱离中国国情的错误选择。

为什么说，龙的形象包含着多元兼容的文化理念呢？

多元文化、兼容并包的文化理念，像一根思想红线那样，贯穿了龙的发展的四大历史形态，集中映现出中国人在处理不同文化、异质文化、多元文化关系时的独特方式与独特智慧。

中华文明起源期的原龙形态，六大区系、九种原龙的多源格局，孕育着兼容并包文化观萌芽。中国龙的起源与本质，在于它虽最初源于原始图腾，却最终超越了原始图腾：既超越了单一图腾，也超越了混合图腾，甚至也不能归结为所谓综合图腾。中国的龙，一开始就是多元文化的综合创造。

中华文明雏形期的夔龙形态，则形象地体现了夏、商、周三代文化的综合创造。今天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夏、商、周不仅代表了历时性的三个朝代，而且代表了同中有异、有所不同的共时性的三种文化，族源有所不同，风格也有所不同。夏、商、周三代，有损益之道，但都保持了多元文化的兼容并包。尤其是公元前1000年前后殷周之际、周公时代，周靠多族融合兴起于渭水周原，靠九族联合取代殷商，靠对殷民文化与多族文化的兼容并包，取得了“小邦周”征服“大邦殷”之后的长治久安。因而，殷周时代的夔龙形态，在形象特征上表现出明显的综合性，思想内涵中则升华出多元文化的兼容性。

中华文明定型期的飞龙形态，孔子晚年《易传》中的龙学奠基，则更进一步使兼容并包文化观上升到理论观念水平。孔子晚年易传和帛书易传中，不仅提出了“龙德广大，无所不包”，“君子之道，和而不同”这样两个命题，而且提出了不同文化选择兼容并包的两种形式：《易传·系辞》中提出了“同归殊途”作为兼容并包的一种形式，“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而帛书易传《要》篇，则提出“同途殊归”也可以作为兼容并包的另一种形式，“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礼记·中庸》把这种兼容并包文化观，进一步概括为“道并行而不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春秋战国乃至秦汉时代的飞龙形态，集中体现了这种兼容并包文化呢。

中华文明转型期的黄龙形态，以三停九似的综合形象，进一步体现了兼容并包文化观，特别是儒、释、道三大文化流的兼容并包。“三停九似论”和“龙生九子说”的提出，使宋、元、明、清时代的黄龙，兼容并包性达到了极致之点。而“龙王称谓——飞天神韵——雄狮之鬣——龙珠焰环”，这四种宋代以降的黄龙新走向，都反映了外来佛教文化对中国龙文化的渗透影响，也集中反映出中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兼容并包。

这种兼容并包文化观，是中华文明在处理不同文化关系上的独特智慧、独特理念。

在世界文明史，尤其是西方文明史上，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种族冲突、文化冲突、宗教冲突，可谓屡见不鲜。

而中华民族则靠这种多元兼容文化观，巧妙处理多元文化关系，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保持连绵不绝上下五千年，世界历史上独树一帜。

上述主体活动的四大理念、四大关系，不是简单罗列、孤立并存关系，而像椭圆形有两个焦点一样，也有两个思想焦点贯穿其中：一是强调阴阳交合、对立统一的辩证法；二是强调以和为贵、追求和谐的价值观。

这种中国特色的阴阳交合、以和为贵的辩证法、价值观，以承认差异、矛盾、矛盾斗争性为前提，而目标则是达到对立面的和谐结合。思想重心也在于对立面怎样走向同一，怎样达到结合，怎样升华到对立面和谐结合的境界。

正是这种阴阳交合，以和为贵的核心理念，决定丁中国人在处理四大主体关系时，努力追求一种普遍和谐的理想境界：

在天人关系方面，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不过分强调入对自然的改造征服，不讲康德式的“人为自然立法”，而强调人要以自然为母亲，以天道为根本，寻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

在人际关系方面，追求仁者爱人的理想境界，不强调自我中心、个人本位的单主体性，不强调个性自由、个性解放，而强调平等相待、共同发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寻求人与人之间和谐一致的社会关系；

在矛盾关系方面，追求阴阳交合的理想境界，不着重强调矛盾关系的对立性、排斥性，不着重研究矛盾关系的斗争性一面，而强调矛盾关系的同一性一面，强调“仇必和而解”的矛盾解决途径，努力寻求对立面和谐结合的辩证途径；

在异质文化关系方面，追求兼容并包的理想境界，不强调异质文化的对立关系，不强调你死我活的种族对抗、文明冲突、宗教对立，而强调不同文化之间“道并行而不悖”，既可以“异途同归”，也可以“异归同途”，寻求不同文化、多元文化之间和谐相处的兼容境界、圆融无碍。

中国文化中的这四大理念，在文明史上有某种特殊的早熟性，其历史作用有二重性，历史命运有如跌宕起伏的三部曲：

在古代农业文明阶段，中国文化中的这四大理念曾有助于中华文明一再展现古代辉煌；

在近代工业文明阶段，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这四大理念，由于历史固有的早熟性，消极面逐渐暴露，接受西方近代工业化文明步履难艰，走向近代工业化一再滞后，因而在1750年到1950年这二百年间，出现了近代落后的历史曲折；

在汲取与超越近代西方文明、走向世界新型文明过程中，认真学习西方与人类文明最新成果，克服这四大理念中固有的历史局限性与思想早熟性，必将使中华文明的这些核心理念重放异彩!

第六节 龙的底蕴：多元文化综合创新精神

中国龙文化的深层内涵是什么？也就是说，中国龙文化究竟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精神？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再做一番深入求索。

龙的最深层文化内涵，乃是多元文化综合创新精神。这正是中华文明持续发展上下五千年，在世界文明史上独树一帜的深层奥秘和深刻源泉。

中国龙文化所蕴涵的多元文化综合创新精神，如同一株叶茂根深的参天大树，首先植根于东亚大陆生态地理系统的自然基础之上：这不是西方文明式的、空间狭小的点状文明或带状文明，而是在几百万平方公里广阔空间中多元发生的巨大文明群落、文明场。

我们不妨从世界文明史角度，略微作一些比较研究，主要是中国同世界历史上其他几大原创文明的比较研究。

发源于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主要是一条狭长的文明带，那时候不过10多万平方公里。这一古老文明的发源地，是两河流域中上游的河谷台地和新月地带，而后发展到下游的冲积平原。西面的幼发拉底河与东部的底格里斯河，从中游河谷地带开始，两河谷地宽度不过100多公里，长度不过1000多公里，整个历史舞台空间范畴不过10多万平方公里（可参见下页图10-12）。

图10-12 古代两河流域带状文明发源地示意图

图10-13 古埃及尼罗河流域带状文明发源地示意图

图10-14 古希腊文明点状发源地示意图

古埃及文明是尼罗河的赠礼，这是一条狭长的文明带，平均宽度不过40公里，长1200公里，面积不过10万平方公里（参见第278页图10-13）

比较而言，工商文明成分略多一些的古希腊文明，却近似于散落于沿海岛屿半岛之间的城邦文明、点状文明。其中，爱琴海上狭长的克里特岛不过1万平方公里，斯巴达所在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不过3万来平方公里，雅典所在的希腊半岛也不过7万平方公里，三者相加古希腊本土不过10来万平方公里；即使再加上古希腊本土之外的爱琴海东岸，南意大利的半岛，地中海中的西西里岛，古希腊文明的发祥地充其量不过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理空间。在这2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散布着上百个狭小的城邦国家；通常每个只有百十平方公里（参见第279页图10-14）。

如果说，以农业文明起源为显著特征的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多半是分布于大河流域的“带状文明”；虽以农业文明为主、却较多地掺杂工商文明的古希腊城邦文明，多半是象棋子一样散乱分布的“点状文明”；那么，中华文明的地理空间分布特点，也许可以称为空间巨大的“场状文明”、“群状文明”，就是说有空间广大、相互作用的巨大文化场，我们称之为“东亚大陆中华文明场、文明群”，其中包含着为数众多，星罗棋布的“文明点”、“文明带”。

地理空间特别巨大的中华文明场，不是只有一条主要河流作为独一无二的母亲河，而是有黄河、长江这样两条世界大河，横贯其中，作为南北相应的两条母亲河。除了这两大水系之外，还有为数众多的水系，同样为古代文明发生提供了众多源头，从北至南至少还有：黑龙江水系；辽河水系；海河（桑干河——永定河）水系；淮河水系；钱塘江水系；珠江水系；澜沧江水系。真可谓“茫茫九派流中国”。

中国的“黄河——长江”两河流域，也不像西亚的两河流域那样，两河之间相距不过百十公里，中国的黄河、长江中下游，长度达3000公里，两河相距近1000公里，整个中华文明起源场面积在3000万平方公里以上。

中华文明的这种巨大“群状文明”、“场状文明”，比起西方各个狭小的“带状文明”、“点状文明”来说，显然具有无可比拟的多源性、多样性、丰富性。

东亚大陆中华文明场的巨大空间和多元结构，决定了中国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经济模式的多样性，决定了中华文明母体结构的复杂多元性，因而特别需要多元一体、综合创新的文化精神支撑。

东亚大陆中华文明场，在生态系统方面表现出极大的特殊性、复杂性、多样性，中华文明起源时代大体上是“南北三元结构”，“东西二元结构”。所谓“南北三元结构”，就是说以长江、黄河这两条母亲河为界，把中国生态系统分为三大块：南方的长江流域，或长江以南区域，主要是亚热带，南端部分甚至属于热带；中部的黄河流域主要是典型的温带气候；而北方的燕山以北，辽河流域乃至黑龙江流域，则已近于寒温带。所谓“东西二元结构”，就是说：东部中国毗邻世界最大的海洋太平洋，称之为东部沿海地带；西部中国连接世界上最大的大陆欧亚大陆，称为内陆中国。“南北三元结构”，再加上“东西二元结构”，由此造成整个中国生态地理系统的多元结构，或叫六大区系：东北区系——西北区系——山东区系——中原区系——东南区系——中南区系。中国生态地理系统的这六大区系，犹如六瓣梅花一样，充分展示着中国生态地理系统的复杂性、丰富性、多样性。在中国生态地理系统的这六大区系，六元结构中，也蕴涵着统一性与整体性，毕竟整个东亚大陆是一个有机整体，再加上东有太平洋、西有高山戈壁、北有西伯利亚大森林，南有喜马拉雅山脉，与周围形成天然隔离带，更增加了东亚大陆的相对独立性与有机整体性。

中国生态地理系统的多样性，决定了劳动实践活动、经济生活模式的多样性。从南到北，大体上是三种经济模式、经济基础：中国南方长江流域，主要是稻作农业经济的发源地；中原一带的黄河流域，主要是粟作农业经济的发源地；中国北方的燕山南北乃至西北地区，多半也以北方粟作农业为主要经济基础，但游牧渔猎经济在不同程度上占较大比重，北端少数民族甚至以游牧文明为主。这南北迥然有别的三大经济带，提供了差异明显的三种不同经济基础，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复杂性、多元性。

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经济生活的多样性，必然决定了中国文化模式的多元一体的独特格局。正因为从“生态系统——实践活动”这双重角度来看，中国都存在着“南北三元结构——东西二元结构”，因而，从中华文明起源期开始，就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母体结构，就形成了相互联系而又独具特色的六大经济文化圈：

第一，是燕山以北乃至辽河、黑龙江流域的东北经济文化圈；

第二，是黄河中上游乃至新疆的西北经济文化圈；

第三，是黄河中游河南、河北、山西交界地带的中原经济文化圈；

第四，是黄河下游乃至淮河流域的山东经济文化圈；

第五，是长江下游乃至江浙一带的东南经济文化圈；

第六，是长江中游，西至四川、南至珠江的中南经济文化圈。

这六大经济文化圈，犹如中华文明起源期与形成期的六瓣梅花，既有各放异彩的独特个性，又有内在一致的民族共性。

东南的台湾、西南的西藏，也从中华文明起源期开始，就逐步融人了中国文化的巨大文明场、文明群，成为中华文明有机整体不可割裂的组成部分。区系怎么划法，还可深入探讨。

正是自古以来形成的这种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化格局，呼唤着综合创新的中国文化精神。面对这种格局，有三种命运迥然有别的文化选择：

一种是排他性的文化选择，追求单打一、清一色，纯而又纯的文化模式，脱离实际，自取灭亡；

另一种是离心式的文化选择，只讲多元化，不讲一体化，势必导致文化断裂、民族解体、社会动乱；

第三种是多元一体、综合创新的文化选择，把多元文化与一体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中华文明只能走多元一体、综合创新的大道。

龙的出现，正是应运而生，象征着一种多元综合、不断创新的文化模式与文化精神，为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奠定了精神底蕴与进化机制。

龙以三停九似、通天神兽的独特形象，象征着一种多元文化、综合创新的精神，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特有的一种基本精神，要求以宽厚博大的文化襟怀，富于东方神韵地巧妙处理以下四层关系：

第一层，多元文化的兼容关系。

通过龙的形象，表明中国人在处理不同文化、异质文化、多元文化关系时，往往表现出一种独特的理性精神、宽厚精神、兼容精神：不同文化、不同思维方式、不同价值体系、不同宗教信仰之间，多半不是采取简单对立、有我无你的对抗关系、排斥关系，而是采取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宽大为怀、为我所用的博大文化胸襟来对待。除了极少数敌对意识形态、价值体系之外，对一般的多元文化、异质文化，中国人通常都采取了宽大为怀的兼容并包态度。因而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其他文明历史上常见的宗教战争，没有长期的民族对抗；相反，儒教、道教、佛教的融合，多民族文化的融合，成了中华文明的主流，在世界文明史上可谓别开生面。

第二层，多元文化的综合关系。

通过龙的形象，表明中国人在处理不同文化、异质文化、多元文化关系时，不仅采取兼容精神，而且往往表现出特有的综合精神。也就是说，不局限于一般的兼容关系、并存关系，还要进一步对不同文化、异质交化进行解析工作，把能够为我所用的有益成分，综合进来。

第三层，多元文化的创新关系。

通过龙的形象，还表明中国人更注重多元文化综合过程中的创新精神。“龙无定型，变化无穷。”龙的形象，生动体现了中国文化中的变易观、发展观、创新观。龙的发展历史表明，中国人在不同文化要素、文化内容、文化价值、文化体系的综合过程中，往往不满足于简单的机械相加，而是借助于中华民族文化特有的深厚底蕴，在综合中求创新，求发展，求创造。

第四层，多元文化的统一关系。

通过龙的形象，还表明中国人善于在多元文化并存格局中，执着追求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与一体化。多元民族、多元文化，不断融人到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中国人不仅以海纳百川、不拘细流的博大胸怀，来对待外来文化，而且善于在综合过程中坚持以我为主，弘扬中华民族主体性，保持中华民族的多民族统一性。

龙的形象所包含的这四重关系，集中起来讲，就是兼容并包、综合创新的中国文化精神。

以承认多元文化的兼容性为前提，以多元文化的综合性为途径，最终达到中国多元文化的创新性、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性——这就是龙的形象包含的深层精神底蕴和文化基因。

龙的形象所包含的这种文化精神，为什么会成为中华民族文明的基本精神呢？我们可以举出充分的科学论据：

这种多元文化的综合创新精神，是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间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不断发展的强大源泉；

这种多元文化的综合创新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灵魂，贯穿到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统摄中国文化传统的普照之光，赋予中国文化以活生生的民族魂魄；

这种多元文化的综合创新精神，为中国文化持续发展提供了内在机制，“多元兼容——多元综合——多元创新——多元一体”，成为中华文明不断进化的内在机理；

这种多元文化的综合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主要基因，这种文化精神通过龙的形象，找到了生动形象的物化表现形式，当我们说自己是中国人、是“龙的传人”时，主要不是指的血缘关系，而是指民族文化的认同关系，民族精神的传承关系；

这种多元文化的综合创新精神，是我们民族传统世代相传、防止断裂的可靠保证，它辩证地解决了综合性与创新性、继承性与变革性、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关系问题，保证中国文化具有一以贯之的学统、道统、民族传统，具有代代相传的永久魅力，使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间连绵不绝，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

这种多元文化的综合创新精神，是中华文明不断发展、常青不衰的源头活水，众多古代文明都因动力衰竭而发生断裂，或因外族入侵而嘎然中断，而惟独中华文明靠了这种精神动力源泉，历经百劫而不衰，屡历磨难而常新。

第十一章 龙的象征：是恶还是善——中西龙形象的根本差异

龙，并不是中国文化的专利产品，不是只有中国才有的文化特产。在日本及东亚文化中，在印度佛教文化中，以西亚、北非、古希腊为源头的西方文化中，都存在着历史悠久的龙的形象、龙的神话、龙的传统。

对世界各国文化中的龙，做出深人系统的比较研究，是一个饶有兴味的文化研究课题，可惜眼下我们还不能做到这一步。在这里，仅想着重指出的是：中国文化中的龙与西方文化中的龙，具有迥然不同的内涵，绝不能笼而统之地混为一谈，不应当简单地用西方眼光来看中国的龙、中国的龙文化。

通常的流行作法是，把中国的龙直接译作西方文字中的毒龙dragon，而把西方毒龙dragon也直译为中文的龙，这种译法很不科学。

实际上，在“龙的形象特征——龙的象征意义——龙的历史地位”这三个层面上，中国龙与西方龙，都有不可混淆的重大差异。

说到底，中国龙主要是善的象征，而西方龙主要是恶的象征——这就是中西龙形象的本质差别。

让我们分三个层次，做出中西龙的比较研究。

第一节 中西龙形象的显著差异

中西龙的形象，最初都起源于古代神话时代，都是众多动物原型特点的综合，这是共性一面。

根本差异在于，中国龙是唤起人美感的美好形象，而西方龙却是唤起人恐惧感的丑恶形象。

中国龙的形象，多半原型是与人日常生活有亲密关系的动物，或是为人尊崇敬畏、视为神灵的某些动物，集中了多种动物原型的优点，再加上人的丰富美好想象，创造出作为通天神兽的美好形象。

中国龙的形象，用王符、董羽、郭若虚、李时珍等文人学士的话来说，就是九似之兽：头似驼；角似鹿；眼似兔；耳似牛；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在这里，牛、马、驼、鹿、兔、鱼，都是和人生产实践、日常生活联系密切、关系良好的动物。鹰与虎，则是古人特别敬畏、视若神明的动物。

中国龙的形象，用民俗文化、民间艺人的语言来表述，同样是集多种原型的美好形象之大成：剑眉虎眼；狮鼻鲢口；鹿角牛耳；蛇身鲤甲；鹫脚鹰爪；马齿獠牙；腿上有焰环披毛；脊上有节梁；背上有椎刺；尾巴如金鱼。这里的动物原型，一类是与人关系亲密的，另一类是令人敬畏的猛禽猛兽。这些动物原型集中起来，旨在创造一个尽善尽美的龙的形象：宽阔突起的前额表示聪明智慧；头上鹿角表示社稷和长寿；牛耳寓意名列魁首；虎眼表现威严；鹰爪表现勇猛；剑眉象征英武；狮鼻象征富贵；金鱼象征灵活；马齿象征勤劳善良……如此这般创造出来的中国龙的形象，是多么接近尽善尽美的境界呀!

无论在高雅文化中，还是民俗文化中，中国龙的形象都荟萃了众多受人喜爱的动物原型特征，塑造了龙的艺术造型，主要令人产生亲切感、认同感、美感、敬畏感。

而西方文化中龙的形象却大相径庭，它是以毒蛇为主，综合了其他凶恶、丑陋的动物特征，造成的丑恶形象。

西方龙的主要原型动物是毒蛇，在此基础上还综合了其他种种令人产生恐怖感、恶感、厌恶感的动物特征，如鳄鱼、蜥蜴、蝙蝠、癞蛤蟆等等，不一而足（参见图11-1）。

图11-1 古希腊科林特式小口瓶，图中为长翼的毒龙（约制作于公元前625年，现存法国巴黎卢浮宫）

在古希腊神话中，毒龙的源头是地母该亚和塔耳塔洛斯生的儿子堤丰和女儿厄喀德那。堤丰是一个奇特怪异的毒龙，长着一百个毒蛇一样的头，每个蛇头能喷火，带着毒液。厄喀德那更是一个怪异的女妖，一半是女人，一半是毒蛇。毒龙堤丰和蛇型女妖厄喀德那结婚，生下的儿子勒耳那，仍是一条水蛇。由此可见，万变不离其宗，西方毒龙的主要原型是毒蛇。

在古希腊文化元典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希腊城邦的国王阿伽农盾牌上，以显著的位置，装饰着一条三头龙，也是以毒蛇为基本原型的。

西方文化中的毒龙，基本定型的典型特征是：毒蛇的头部，毒蛇的长颈；口中能喷出毒汁、毒水、毒气、毒火；身躯巨大，如巨型爬虫类动物巨蜥或鳄鱼；既有锋利的铁爪，又有水中游泳的肉蹼；有肉翅，能飞奔；通常有巨尾，体型硕大（参见图11-1）。

西方的毒龙形象，可以说是集各种丑恶形象之大成：

毒蛇最毒，最容易给人造成恐怖感，于是成了西方毒龙的主要原型；

癞蛤蟆最癞，皮肤表面的疙里疙瘩最容易引起人的厌恶感，于是成为西方毒龙重要的体表特征；

蝙蝠因夜间飞行，而使人感到神秘莫测，它的肉翅也成为西方毒龙的重要身体特征；

体态硕大的巨蜥与鳄鱼，更容易造成人心理上的恐惧感，于是成为西方毒龙体型的重要原型。

中国龙的形象，是美感与崇高的化身；

西方毒龙的形象，却是丑与恶的化身。

第二节 中西龙象征意义的本质差异

中国龙与西方龙，不仅在形象上有显著差异，而且在内在象征意义上更有根本不同。

简而言之，中国龙是善的象征，而西方龙却是恶的象征，二者泾渭分明，不可混淆。

中国龙具有多重象征意义，主要都是围绕善这个核心展开的：

象征通天神兽；

象征国家权力；

象征民族融合；

象征君子之德；

象征皇权至上；

象征民间水神。

在这几层象征意义上，龙主要都是助人为善的：

帮人通天；

助人升天；

度人灵魂升人天堂；

帮助人达到天人合一境界。

在这里，不乏东方神秘主义色彩，封建专制主义糟粕，在我们今天看来，已不是什么“真、善、美”的好东西，而在古代历史条件下则应另当别论。

中国历史上有没有恶龙呢，有没有龙象征恶的例子呢？这种情况也有极为个别的例子，有时是受到西方或佛教文化影响，出现了恶龙形象。在中国龙文化的历史中，这只是个别例外，不能代表中国龙文化的本质与主流。

纵观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国龙的形象本质上是善的象征，这一点是确定无疑、无可怀疑的。

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西方毒龙本质上是恶的象征，是害人为恶的。

下面我们分六个层次，层层深人地剖析为什么说西方龙是恶的象征：

第一，西方龙象征着人兽对抗。

统制希腊最高山奥林匹斯山的宙斯，是第三代王神，可是宙斯的地位并非与天俱来的，为此他率领奥林匹斯山诸神，同以毒龙堤丰为代表的堤坦神，进行了血与火的十年恶战。毒龙堤丰是这一代提坦神的典型代表，长得怪异惊人，一半是人，一半是蛇。最后宙斯与毒龙堤丰展开了殊死决战，宙斯用手中的法宝雷电追击毒龙，而毒龙则用长长的尾巴死死地缠住宙斯。在诸神的帮助之下，宙斯终于战胜了强大的毒龙，成为一代天神，而把毒龙打人地府（参见图11-2）。

图11-2 古希腊卡尔奇钬克大腹水罐（局部），图案为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同毒龙堤丰作殊死斗争（约制作于公元前540年，现存德国慕尼黑古代艺术馆）

宙斯与凡女阿尔克墨理生下的儿子，是大力士赫拉克勒斯。天后赫拉对此十分不满，派了两条毒龙化作毒蛇，来扼杀还在摇篮里的小赫拉克勒斯。这两条毒蛇趁婴孩熟睡而大人都不在时，缠住了婴儿的脖子。当仆人发现后慌作一团时，人们才发现这婴孩用一只手捏着一条毒蛇，把两条毒蛇都捏死在自己手心之中（参见图11-3）。

图11-3 古希腊镶边碗，图中赫拉克勒斯与半人半鱼的海中毒龙作生死搏斗（约制作于公元前550年，现存意大利塔圭尼亚博物馆）

忒拜城的奠基人卡德摩斯，是杀死了盘踞在那里的毒龙，才开始创建忒拜城的。

在这些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神与龙、人与龙都是根本对立的，象征了远古时代人与自然、人与野兽之间的对抗关系。

第二，西方龙象征着害人恶魔。

盘踞在原来忒拜城址的毒龙，守在一口清泉旁边，谁要来取水，都难逃它的血口与毒液。卡德摩斯的仆人，就死在这条毒龙口下。

西方毒龙dragon，本质上是一种恶魔式的怪异动物，究竟是源于近东西亚或北非的原始宗教，还是古希腊本土文化的历史产物，尚有待做进一步研究。

在古希腊神话中，一位象征长满森林的大地的女妖，竟长得怪异无比：蛇尾羊身，狮首喷火。

除了极少数例外，西方毒龙大多是害人的恶魔。

第三，西方龙象征着死亡恐怖。

据荷马史诗讲，有一个蛇发女妖戈耳工。而据赫西俄多斯说，有三位戈耳工女妖，都是海神福尔辛斯的女儿，都住在世界的遥远西边。其中一位叫做墨杜萨，长长的尖嘴利齿露在外边，长长的舌头向前伸着，她的头上不是长着发辫，而是缠绕着无数毒蛇毒龙。最为可怕的是，这位女妖的目光所及，一切都会化为石头，因而任何人看到这位蛇发女妖的头，都会立即死亡，并且永远变为冷冰冰的石头，谁也不能幸免于难。

在古希腊神话中，还有一只巨龙拉冬，为赫斯泊里得斯姊妹看守金苹果。另外一只巨龙为达达尼海峡旁边的一个古老王国看守金羊毛。巨龙一天到晚二十四小时也不睡觉，身躯巨大足以使人吓破胆，它发出的震天吼声更使任何人都心惊胆战。在漫长岁月里，这些巨龙不知吞食了多少活人。

到巨龙那里去取金苹果、金羊毛，几乎成了死亡的同义语（参见图11-4）。

图11-4 古希腊高脚饮水碗（内部图），图中毒龙拉冬把吞吃的人从喉咙里吐出来，右边是它的守护神女雅典娜，后边树上挂的是毒龙守卫的金羊毛（杜里斯绘，约制于公元前470年，现存梵帝冈）

毒龙成了死亡恐惧的象征。

第四，西方龙还象征着可怕的冥间。

在古埃及、古西亚和古希腊，人们多半认为蛇深居于幽暗的地下，而毒蛇咬人后又能致人于死命，因而往往把以毒蛇为主要原型的毒龙，自然而然地与冥府阴间联系起来。

在古希腊神话中，毒龙堤丰和蛇身女妖厄喀德那结婚，生下了看守地狱之门的刻耳柏塔斯，这是一条狗头蛇身的怪物：它生有三个狗头，样子难看无比，狗嘴里面不时地滴出滴滴剧毒的口液，毒汁一到地上立即化作剧毒的乌头草；它虽然长着狗头，身子下面却长着毒龙的长尾巴，狗头和狗背上缠绕着条条毒蛇；它任凭鬼魂进入冥国，但谁也不许出去，谁要走出冥国必定遭到死死纠缠，任何人不能幸免。

古希腊神话中，还有一种说法是，毒龙堤丰和蛇身女妖厄喀德那，还有一个儿子叫喀迈拉，长着狮子的头颈，山羊的身躯，毒龙的长尾巴，同样守在俄耳库斯（冥国）门口。而据赫西俄多斯说，喀迈拉长着三个头：狮子头，山羊头，毒龙头。

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复仇女神，也与毒龙有一定渊源关系。厄里倪厄斯是服务于地府阴曹的复仇女神，她们在阴间阳间惩罚一切冤屈和过错。她们手上举着火把和皮鞭，头上盘旋着条条毒蛇，腰间也缠着毒蛇作为腰带，看来与毒龙有难解之缘。

第五，西方龙象征着殊死战争。

在荷马史诗《伊里亚特》中，国王阿伽农的盾牌上饰有三头毒龙的雕饰，并不是偶然的，西方文化中龙成了战争的象征与徽记。

在希腊神话中忒拜城建立的故事，表达了西方龙的这层象征意义。首先是人龙之战。守住清泉的毒龙，首先杀死了来取水的卡德摩斯的仆人，接着又与卡德摩斯展开了殊死搏斗。卡德摩斯抓起一块大石头，击中了毒龙，但毒龙的鳞甲坚硬如铁，纹丝不动。他又竭尽全力，用投出的标枪，射中了毒龙的心脏。毒龙一口咬碎了标枪杆，却无法取出刺穿心脏的标枪头，它喷出毒液，翻滚挣扎。卡德摩斯用利剑刺穿毒龙身体，把它钉在身后的巨大橡树上。

卡德摩斯按照从天而降的雅典娜女神的话，把毒龙的牙齿拔下来，插入土中，一个个全副武装的士兵立刻破土而出，这些由龙齿、龙种产生的“地生人”，一出世就自相残杀，最后只剩下五个人。雅典娜命令他们放下武器，跟从卡德摩斯一起建立了赫赫有名的忒拜城。

看来，在这个神话故事中，包含着象征意义：

龙齿龙种——武士之种——战争之种。

第六，西方龙象征着噩运难除（参见图11-5）。

图11-5 古希腊高脚壶（局部），赫尔麦斯和雅典娜面对着正在倒下的蛇发女身毒龙，毒发象征着无数毒龙之头（专画蛇发女怪的画工绘，约制作于公元前590年，现存法国巴黎卢浮宫）

图11-6 西方神话中的毒龙

在有的西方神话中还讲到，隐藏在地下阴曹中的诸多毒龙，啃噬着世界生命树之根，早晚有一天必将带来宇宙与生命末日（参见图11-5）。

西方文化中的毒龙，从头的数量来看，有由少到多的四种类型：独头——三头——九头——百头。

独头毒龙。看守金苹果、金羊毛、忒拜城泉水的毒龙，尽管身躯巨大，十分狠毒，但只有一个头。

三头毒龙。在古希腊神话中，毒龙堤丰和蛇身女妖厄喀德那之子——喀迈拉，长着三个头——狮子头，山羊头，毒龙头，把守着俄耳库斯（冥国）大门。毒龙堤丰和厄喀德那的另一个儿子，看守地狱大门的狗头龙尾怪刻耳柏洛斯，也长着三个头颅，每个头上纠缠着无数毒蛇。

九头毒龙。毒龙堤丰和蛇身女妖厄喀德那还有一个女儿，叫许德拉，通常称之为九头蛇怪，实际上也可叫做九头毒龙。它在沼泽地里长大，身躯巨大，危害也巨大，袭击牲畜，践踏庄稼，威胁人类。它长着九个脑袋，其中八个脑袋属于凡胎，中间直立的毒蛇头却是仙胎。一旦一个蛇头被打掉了，立刻会长出新的蛇头来。每个毒龙头，都会吐出毒信，喷出毒汁。

百头毒龙。古希腊神话中的毒龙之祖——堤丰，就是一条百头毒龙，它长着一百个毒蛇之头，每个头都口吐毒信，双眼喷火。堤丰的各个脑袋，能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神吟声，犬吠声，狮吼声，蛇哨声等。毒龙堤丰之子——勒尔那水蛇，也有一百个头，每个头被砍掉之后，都能立刻长出新头来。

西方毒龙的这种多头现象，多头复生现象，实质上象征着邪恶难除、噩运难除。

在中西文化中，龙的象征意义有不可忽视的本质区别：

中国龙可以称作神龙、善龙、祥龙，本质上是善的象征，是助人为善的；

西方龙可以称为毒龙、恶龙，本质上是丑恶、邪恶的象征，是毒人害人的。

第三节 中西龙文化地位的重大差异

在中西文化中都存在着龙，而中国龙与西方龙在形象特征、象征意义上的明显差异，由此也决定了龙地位在中西文化中的重大不同。

在中国文化中，龙作为善的象征，成为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重要象征，在中国文化历史长河中具有经久不衰的独特魅力，难以取代的崇高地位。

而在西方文化中，龙作为恶的象征，始终被排除在主流文化之外，只占有不太重要的一席之地，很快就失去了生命力，在整个西方文化中的地位可谓无足轻重、微不足道。

龙在中华民族文化中，可以说具有别具一格的独特地位、崇高地位。在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的五大历史形态都和龙有着息息相关的不解之缘：

公元前3000年前后，在中华文明起源期的炎黄时代，原龙形态作为通天神兽，成为玉制国家礼器上的重要形象，成为中国早期国家的文化象征，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象征；

公元前1000年前后，在中华文明雏形期的殷周之际，夔龙形态成为夏、商、周三代国家礼器上的主要形象，成为夏、商、周三代民族文化融合的重要象征，中华文明雏形时代的重要表征；

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元年前后，春秋战国之际到秦汉之际，孔子晚年不仅为中国易学奠基，而且为中国龙学奠基，飞龙形态成为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的文化象征，成为中国古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文化象征，成为中国理想人格、君子之德的文化象征，成为中华古典文明定型期的重要象征；

公元1000年前后，在中华文明转型期，从两宋时代开始，乃至元、明、清各代，中国龙仍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象征，不过向着二元化方向发展了，在国家意识形态中成为封建皇权象征，而在民间文化中成为水神象征；

公元2000年前后，在中华文明现代复兴期，中国古代龙文化中的封建主义、神秘主义糟粕已受扬弃，“中华巨龙腾飞”成为中华文明现代化起飞的吉祥象征，“龙的传人”成为维护中华民族统一的文化象征，龙成为中华文明现代复兴的文化象征。

在中华民族文明中，龙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巨大的凝聚力，乃至永恒的魅力。

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西方毒龙在西方文化中，远远没有如此崇高的历史地位，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起陪衬作用的配角而已。

在西方文化中，毒龙的生命力是短暂的，主要生活在古希腊神话时代中，也就是公元前1000年前后荷马史诗产生的那个时代，其延续时间大约主要有前后五百年左右，其寿数不及中国龙的十分之一。后来和《圣经》中邪恶魔怪联系在一起的问题，需要另外作出专门研究。

在西方文化源头中，在古希腊神话系统中，龙主要是毒龙，作为恶的象征而存在。其主体是一个毒龙家族：以地母该亚的儿子堤丰、女儿厄喀德那为首，再加上二者结婚而生的毒龙子女；另外还有若干起看守作用，而与人为敌的个别毒龙。这个毒龙谱系大体如下：毒龙之祖是百头毒龙——堤丰和蛇身女妖——厄喀德那；毒龙家族包括2个儿子、2个女儿：狗头、龙身的地狱看门狗刻耳柏洛斯：长着三个头的冥界看守喀迈拉儿子：长着一百个头的水蛇勒尔那女儿：九头蛇怪许德拉；此外还有个别毒龙：看守忒拜城泉水的毒龙，看守金苹果的毒龙，看守金羊毛的毒龙拉冬。在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体系中，诸神神谱是：

最古老、最原始的神是地母该亚和天神乌兰诺斯；

天空诸神：以众神之王宙斯为主，加上宙斯的妻子和妹妹、最高的天堂女神赫拉，雅典的城市女神、智慧女神雅典娜，太阳神与农业保护神阿波罗，战神阿瑞斯，春天女神维纳斯，为人间盗来天火的普罗米修斯……

水域诸神：海洋主神玻塞冬，其妻子安菲特里特，儿子特里同，海神格劳科斯，水域仙女纳亚登……

陆地诸神：农艺果实女神得墨忒耳，茂盛作物神、葡萄酒神狄俄尼索斯，森林神、畜牧神、农艺神、动物保护神法乌诺斯……

阴司诸神：主宰阴间王国的主神哈得斯，他的妻子珀耳赛福涅，管灵魂生命的女神赫卡忒，复仇女神厄里倪厄斯，死亡神塔那托斯……

从这个古希腊的西方文化中的“封神榜”上可以看出，西方毒龙虽然在诸神谱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地位是十分低下的，或许可以概括为以下四句话：

西方毒龙只存在于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中，在整个西方文明史上并没有占据主体地位；

西方神话中的毒龙实质上主要是恶的象征，并没有正面的深远的文化内涵；

由毒龙堤丰和蛇身女妖厄喀德那结合而产生的毒龙家族，主要存在于不见天日的阴曹地府之间，或者再加上几条起看守作用的毒龙，在天界诸神、水域诸神、陆地诸神的主神中，根本没有毒龙地位；

即使是在阴司诸神中，主神也是宙斯的兄弟哈德斯等等，毒龙也不占主导地位。

在荷马史诗的神话时代过后，西方毒龙只是一种文化遗迹，只是作为古老的“文化化石”而存在，更没有什么重要地位了。

图11-7 圣乔治刺死毒龙

在西方文化源头中，在古希腊神话中，西方毒龙本质上只是恶的象征，丑恶、凶恶、邪恶的象征，因而在西方文明长河中，只是邪不压正的支流而已。

而在此后的文明时代中，毒龙又和《圣经》中的邪恶象征结合在一起，既没有成为哪个西方国家的文化象征，也没有成为民族融合的文化象征，在西方文明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始终没有占居过什么主导地位。

综上所述，在中西文化中虽然都有龙的形象，但二者的形象、内涵、地位是截然不同的。

在当代世界上，西方世界与俄罗斯等国，有时也把毒龙作为法西斯战争邪恶势力的象征。

在历史上受西方传来的东正教影响，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中也有关于毒龙的传说，往往也把毒龙作为恶的象征。在他们的国徽中，把粉碎毒龙的神鹰，作为民族精神象征。在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活动中，他们把毒龙作为法西斯邪恶势力象征，把神鹰战胜恶龙作为邪不压正、正义必胜的精神象征。

我们中国人尊重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化传统，也尊重西方长期形成的文化传统，无意对其他民族文化传统说三道四、指手画脚。

文化的多样性如同生态的多样性一样，都是新型世界文明发展的必要条件。

我们指出这种民族文化差异，东西方龙的观念差异，只是为了避免文化交往中的误解。

西方文化传统中的这种毒龙，与中国文化中龙有着不可混淆的天壤之别。

如果西方人不了解这一点，就很难理解中国人对龙文化的特别钟爱，很容易和无知加偏见的“中国威胁论”挂起钩来。

西方个别人士无中生有地炮制“中国威胁论”时，有两条蛊惑人心、似是而非的历史论据，一叫“黄祸论”，二叫“赤龙论”。

所谓“黄祸论”，至今已成不堪一驳的陈词滥调，而所谓“赤龙论”，就是借助《圣经》的某些说法，说社会主义中国像一条红色毒龙，从东方兴起，必然给西方世界乃至整个世界带来厄运。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关于“中国威胁论”的最初鼓噪，就是从“赤龙论”入手，大作文章的。

1992年，在美国传统基金会刊物《政策研究》秋季号上，罗斯·芒罗发表文章题为《正在觉醒的龙：亚洲的真正危险来自中国》，在制造“中国威胁论”上首先发难。

九十年代中期，还出现了专门以“赤龙论”为题材，鼓吹“中国威胁论”的论著。

只要稍微了解一点中国龙文化传统的人，就会知道，这种“赤龙威胁论”是多么荒诞不经，只能说是无知加偏见的产物。

西方的龙翻成中文，应当说明是毒龙或蛇妖、蛇怪；而中文的龙翻成英文或其他西文，不应直译为西方毒龙dragon，建议采用音译的新词long，或另创新词，以便表明这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龙，不能与西方文化中原有毒龙混为一谈。

在这方面，需要中西文化中的有识之士，相互沟通，携手前进。

第十二章 最古老的造型，最鲜活的理念——中国龙的四大理念与当代文明四大危机

中国龙的造型至少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中华文明形成时代，或许可以追根溯源到近万年之久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华文明起源时代。

在人类文明史上，这可以说是一个最古老的艺术造型了。甚至比起至今有五千年之久的古埃及金字塔来说，中国龙的寿命都要更长久得多。

当然，如果到整个世界文明史的长河中去寻找，人们也许会找到个别同样古老的艺术造型与文化符号。

然而，最为令人惊叹的奇特之处恰恰在于，中国的龙——这个最古老的艺术造型与文化符号，至今并没有死亡，它里面装的并不是僵死多年的木乃伊，龙本身也绝不仅是令人观赏的古老文化遗迹的“活化石”。

中国的龙没有死。

中国的龙还活着。

中国的龙至今仍保持着经久不衰的文化活力。

海内外的十几亿中国人，仍自豪地宣称自己是“龙的传人”。

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五年年庆典时，北京天安门城楼上的“龙草和玺”油饰，仍然像建国初期那样，焕然一新，并升格为“金龙和玺”的最高规格。天安门城楼中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圈徽，有六条金龙作为历史背景，象征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渊源关系。显而易见，龙在这里既不是原始图腾象征，也不是封建皇权象征，而是源远流长、多元一体、综合创新的中华民族文化象征（参见图12-1）。

图12-1 天安门国徽旁的六条金龙构成的“金龙和玺”

199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盛大庆典，腾飞巨龙仍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复兴的吉祥标志。

东西方的世界各国，都用“东方巨龙”来描述中国的观代化起飞过程。

这是中国龙的现代新形态、新内涵、新生命。

为什么中国龙至今还保持强大活力？

其最深层也最现实的原因还在于：中国龙形象所包含的四大理念，如果发掘出来加以发展创新，有助于从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高度，来解决当代世界文明面临的四大全球问题、深刻危机：

龙所包含的天人和谐理念，有助于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破坏引起的生态危机；

龙所包含的仁者爱人的互主体观，有助于解决人际关系、族际关系、国际关系冲突引起的战争危机；

龙所包含的阴阳互补的矛盾和谐发展观，有助于解决单纯强调对立竞争造成的南北关系危机；

龙所蕴涵的多元兼容并包文化观，有助于解决只承认—元文化造成的文明冲突危机。

西方近代工业化文明带来的这四大危机与全球问题。既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制度根源，也有深层的思想根源、文化根源。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理直气壮地说：

中国龙既是最古老的艺术造型与文化符号，又包含着最鲜活的理念!

第一节 天人和谐观与现代生态危机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生态危机问题开始作为全球问题，越来越充分地暴露出来。

作为全球问题，生态危机以直观的形式，主要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1）人口爆炸。

公元1750年，从世界历史来看，不仅是近代工业革命的起点，而且也是近代人口革命——人口爆炸的起点。

公元元年，世界人口2.3亿，翻一番用了一千五百年，翻两番用了近一千八百年；

1750年，世界人口7.5亿，1900年达16亿，翻一番用了近一百五十年，增长速度提高十倍；

1970年，世界人口36.8亿，世界近代人口又翻一番，速度又提高一倍；

近2000年，世界人口已达60亿，从1750年至2000年这近二百五十年间，世界人口翻了三番。

2010年前后，世界人口已突破70亿大关。

这是人与自然、人与资源、人与环境关系发生失调，乃至走向对立的一个重要历史前提。

（2）野蛮开发。

为了养活迅速增长的庞大人口，为了加快摆脱贫困状态，近代以来，从西方发达国家到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对地球表层系统中的水、土地、森林、矿产等资源，进行了掠夺式的野蛮开发，而断然不顾生态系统自身的平衡、再生与协调。

仅以森林为例，地球上的森林面积曾高达76亿公顷，森林覆盖率在许多地方高达50％；

图12-2 森林破坏，生态危机

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方近代工业革命的一二百年间，使亿万斯年形成的森林，迅速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还剩下50亿公顷左右：

1985年，全世界森林面积已锐减至41亿公顷；

南亚森林减少43％，亚洲、非洲的许多地方森林减少59％，非洲北部森林面积减少60％以上，而环太平洋生态圈未触动的森林不足2％。

这是一种杀鸡取卵、不计后果的野蛮开发。

（3）资源浪费。

地球本是个水球，70％的表面是海洋，水资源似乎是无限丰富的。

然而，只能说水是非常丰富的，至于人在近期所能使用的水资源，只能是淡水资源，在地球水量中只占2％。

在近代工业化的三百年间，人类对淡水资源的开采量激增三十五倍。1900年，人均年取水量242立方米，1970年增至700立方米。二十世纪后五十年，人均水提取量每年增加4％—8％。现在全球每年提取淡水量为3500立方公里。

由于水资源需要量激增，加上某些严重浪费现象，因而在跨入二十一世纪之时，全球淡水资源不足的地方占60％，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20亿人饮用水短缺，世界人口的六分之一——10亿人以上饮用被污染过的水。

石油资源的过猛开采，也是一个典型事例。

1950年，世界只有汽车502万辆，不到五十年间，世界汽车已大大突破5亿辆。

1859年，西方才打出第一口油井，1950年世界产量38亿桶，1973年激增到200亿桶，年增长率为7％。

如果没有1973年石油危机，照上述趋势发展下去，2000年前后世界石油储量几乎会被一采而空。在发展中国家远未实现工业化之前，石油资源就会被西方现代化先行国家高额消耗殆尽。

（4）三废泛滥。

废气污染。1980年，在全球范围内，一氧化碳排放19亿吨，氧化氮7亿吨，氧化硫11亿吨，颗粒物9亿吨，而4者相加46亿吨，几乎是每人向周围空气排放污染物1吨。从1800年以来，人类仅燃料一项，就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碳1800亿吨，使地球大气层中二氧化碳浓度提高了25％左右。

废水污染。全世界每年产生的工业废水、农业废水、生活废水，总量为4000多亿吨，平均每人为70多吨。这就使得许多河流、湖泊，乃至地下水资源，受到严重污染。先行工业化的西方国家首先遇到这个严重问题，如美国180万英里的河流中有17万多英里受到污染，近4000万英亩湖泊中有890万英亩受到污染，污染比重超过十分之一，有的甚至接近五分之一。二十世纪后期，这个问题在西方已受到重视，而发展中国家污染程度可以说后来居上，仅以印度为例，竟然有70％左右的地表水受到了污染。

废渣污染。二十一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全世界每年产生固体废弃物为30多亿吨。仪以1980年为例，每平方公里国土面积上的工业废渣堆积量，前苏联为13.8吨，美国为68.5吨，日本为829吨，波兰为903吨。

（五）温室效应。

地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CO2）、甲烷（CH4）、臭氧（O3）、氟利昂（CFC8）等气体，被称为温室气体，使整个地球像太阳光照射下的大温室，这就是所谓温室效应。

问题是从近代工业化时代开始，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浓度激增，很可能使二十一世纪全球平均温度提高1.5～5℃。

图12-3 温室效应，气候暖化，南北极冰雪融化

这不仅使地球温度过猛变暖，生态系统失去平衡，而且会使海平面上升，将淹没海岸线20公里以内的陆地，使世界上一些最发达的三角洲地带受到灭顶之灾，直接影响三分之一以上的人类生存发展。

（六）物种灭绝。

地球生命史研究表明，在过去6亿年间，先后发生过6次大范围的物种激变、物种灭绝，其中最近也最著名的一次是6500万年前恐龙灭绝的那次物种灭绝激变。

前几次大范围的物种灭绝，都和人类活动无关，近一二百年以来的物种灭绝的严重危机，从根本上说却是人类工业化、近代化的直接后果。

非洲大象1979年还有130万头，而由于追逐象牙贸易暴利，毫无限制地滥捕滥杀，到1989年已剧减到62.5万头。

南大洋的鲸数量，已经只剩下原有数量的5％，座头鲸只剩3％。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每天有一种物种灭绝，进入九十年代每小时就有一种物种灭绝，2000年前后有100万种物种从地球上灭绝。

这一系列现象综合到一起，就构成当代文明的头号危机：生态危机、全球问题、人类困境。

有人认为，问题之源是现代科技革命与经济发展，而走出困境的出路就是抑制现代科学技术，实行零的增长……

这种看法听起来似乎有理，实际上都是相当表面的皮相之见。

生态危机之所以成为全球问题。实质上是西方近代工业化模式的危机：以资源的高消耗、高浪费为途径，求生活上的高享受、高消费，最后被迫走上“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

从更深层次来看，全球生态危机实质上是西方近代文化的危机，是西方近代文化中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危机，万能工具理性与狭隘价值理性矛盾的深刻危机。

从生态危机上追根溯源，实质上是西方主流文化中天入对立观的深刻危机。

图12-4 普罗米修斯为人间盗来天火，天神宙斯对他严厉惩罚

这种天人对立观在西方主流文化，特别是西方近代主流文化中可谓根深蒂固，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焦点上：

主客割裂论。这种观念把人与自然，不是看成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而是看成相互分离乃至相互割裂的两种实体，相互之间既没有隶属关系，也没有有机联系。

自然工具论。西方主流文化往往把人看成高高在上的能动主体，而把天——自然看成人的活动工具、活动对象、致富源泉。据西方文化元典《圣经》的创世纪记载，神是先造了人，然后再造万物的，因而神允许人类自由地处置万物，允许人类按自己愿望去利用万物。《圣经》的西方基督教解释者，更强调“万物和生物”除了为人的目的服务之外，不可能有任何别的使命。

图12-5 提出唯理论哲学的笛卡尔

图12-6 康德命题“人为自然立法”，把人的主体性强调到了极致

天人对抗论。从古代到近代，这种观念贯穿了西方主流文化，普罗米修斯为人间取来天火，却被天神宙斯永远钉在高加索山岩上，并让一只凶残的鹰每天啄食他的肝脏。

征服自然论。从英国培根、法国笛卡尔开始的西方近代哲学，从认识自然逐渐走向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主宰自然。培根还留有余地地强调，“人是自然的仆役和解释者”，“要命令自然就必须服从自然”。而笛卡尔就有点人的理性万能论的思想苗头了。他进而提出：借助于自然哲学，我们就可以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统治者”。正是他，提出一句惊天动地的名言：给我物质和运动，我将为你们构造出世界来!实际上，对人类来说：地球只有一个。如果一旦破坏了，就无法再造。人们今天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

人为自然立法论。十九世纪康德、黑格尔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是西方近代哲学的思想高峰与完成者，也是唯心主义地抽象发挥人的主体性观念的登峰造极者。他们把人在自然面前的主观能动性、主体能动性，发挥到了极致之点，并集中表现在康德哲学的一句千古名言上：人为自然立法，人是自然的立法者。他把人的理智法则、人的先验范畴，抬高到无以复加的高度上来，从而变成了自然的立法者、宰割者：“自然界的最高立法必须是在我们心中，即在我们的理智中”，“理智的（先天）法则不是理智从自然界得来的，而是理智给自然界规定的”。

图12-7 西方传统中，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先驱、柏林大学创立者——亚历山大·冯·洪堡

图12-8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最后之作题为《人类与大地母亲》

图12-9 西方神话中的斯芬克斯之谜：人是什么？

在西方传统文化中，也有一支是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从古代的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一直到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亚历山大·冯·洪堡和卡尔·李特尔。他们也有许多闪光思想、活的智慧，可惜在西方文化中始终未占主导地位。

在西方主流文化中的天人对立观指导下，当代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几乎是在劫难逃的。二十世纪西方哲人、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他最后一部传世之作《人类与大地母亲》结尾，指出了问题症结：“人类将会杀害大地母亲，抑或将使她得至到拯救？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何去何从，这就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斯芬克斯之谜。”

同时这位西方智星把希望的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转向中国，转向富于东方神韵的中华智慧。

中国龙文化所包含的人与自然和谐观，如果去掉封建主义、神秘主义外壳，并注意以开放态势汲取西方与世界的有益文明成果、那将为人类贡献一系列新的天人观：天人合一观——天人中介观——天人整体观——天人依存观——天人和谐观。

这种新型天人观合理内核，必将有助于克服天人对抗的生态危机，努力创造天人和谐的新型生态文明。

第二节 仁者爱人观与现代战争危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和平与发展问题成为这个时代所要解决的两大时代主题。

然而，走向和平之路，远比人们想象与期待的曲折得多，艰难得多，漫长得多。时至今日，在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和平与发展这两大时代课题，一个也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和平问题本来率先露出了细微曙光，然而九十年代以来却因为连串局部战争冲突不断，前景变得有点依稀难辨。

可以说，摆脱战争危机阴影，寻求通向和平之道，特别是永久和平之道，依然是摆在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世界的首要课题。

战争危机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五个特点：

图12-10 第一次世界大战惨况空前

第一，战争是阶级社会、文明时代必然存在的历史观象、社会现象，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国际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阶段的特殊表现形式，在一定历史阶段是合乎规律性的历史观象。在世界文明史的五千年历史长河中，一共发生过有一定规模的战争一万五千余次，平均每年三次。

第二。随着历史从民族国家历史走向世界历史，二十世纪前半叶破天荒地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战争主体从民族国家转向全球性的国家联盟、国家集团，战争规模也从国内战争、国际战争转向世界战争、全球战争。其中第一次世界太战发生在1914年至1918年，主要战场在欧、亚、非大陆的东西两端，卷入战争的二三十个国家。战争中伤亡人数多达两三千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在1937年至1945年间，战争在两大国际集团之间进行，德、意、日等组成协约国集团，苏、美、英、法、中等国组成联盟国集团，主要战争在欧——亚——非大陆，乃至全球范围内全面展开，主要参战国四十多个，人员伤亡5000多万，财产损失3150亿美元——这是世界历史的新特点，也是战争危机的新特点。

第三，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二十世纪后半叶，局部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这是二十世纪后期面临的重大潜在危机。八十年代中期，据联合国前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英国首相撒切尔办公室、美国《目前和今后的战争》分别作出的统计，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共发生局部战争150次左右，死亡人数近2000万人。

第四，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两极对立的冷战时代走向结束，和平与发展问题逐渐成为时代主题，然而和平时代并没有像人们期盼的那样迅速顺利到来，世纪之交还出现局部战争有所回升的历史曲折。仅以2000年前后而论，就有三个地区的局部战争引人瞩目：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印巴克什米尔战争。另外还有一系列热点地区，大有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势，如近东以巴冲突。巴尔干半岛，南高加索地区，朝鲜半岛局势，中国台湾海峡两岸等等。为什么冷战时代已经完结却阴影仍在，和平时代已经曙光初现却姗姗来迟？究其根源，看来主要有三条：一是两极对立的冷战格局虽然已经打破了，但是新的世界格局、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却很难迅速建立起来；二是过去存在东西对立、两强制约的相对均势，而现在美国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可以为所欲为地建构一极世界，肆无忌惮的霸权主义带来的战争危险加大了；三是冷战时代虽然结束了，但是冷战时代的思维方式却有强大惯性力量，自以为得计的霸权主义更是顽固坚持原有的冷战思维方式不改。

图12-11 第二次世界大战原子弹爆炸之后的日本广岛惨状

第五，核战争的危险，像一把巨大利剑，仍悬在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头上。1945年8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之时，美国对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开了世界战争史上单方使用核武器之先例，一颗原子弹就使几十万人生命毁于一旦。1945年以来，世界大国竞相进行战略核弹头生产：美国共生产了7万多个核弹头；前苏联生产了5万多个核弹头；再加上英、法、中等国，全世界共生产了13万个核弹头，销毁了一小部分，大部分依然存在。另外还有更大威力的热核武器——氢弹。据统计，这些炸弹的威力总和相当于全世界几十亿人口，每人面对着3吨烈性炸药。1988年联合国曾发表核战争预警报告：如果打起世界的核大战，地球上现有的50亿人口，将只剩下10亿幸存者，80％的人会死于非命，其他幸存者也很难正常生存。

世纪之交、千年之交，在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历史抉择上，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社会面临着具有二重性的选择：

一方面，两极对立的冷战时代已经结束，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机遇增大了，在可以想见的十年二十年间并不存在着世界大战或核大战的现实危险；

另方面，由于旧的世界格局已经打破，新的世界格局远未形成，因而整个世界的不稳定性反而加大了，局部战争的现实危险性加大了，世界霸权主义造成的潜在战争危险加大了。

现实的或潜在的战争危机从何而来？

看来，最值得注意的，是形成四大战争根源：

第一，现代资本主义的私有资本垄断制度，这是战争危险的最为深刻的社会制度根源；

第二，妄图实现世界霸权、全球垄断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这是世纪之交威胁世界和平的最大危险；

图12-12 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提出：人对人是狼

第三，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列强中顽固存在的、落后于时代的冷战思维方式，还有十分危险的恐怖主义；

第四，西方文化，特别是在当代世界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西方近代文化的根本缺陷，集中表现为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的单主体观，这是近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乃至战争危险的最深层的思想根源、文化根源。

近代英国思想家霍布斯所说的“人对人是狼”，当代法国思想家萨特所说的“他人是地狱”——这正是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的西方单主体性观念的典型表现与必然逻辑。

图12-14 荷兰思想家、国际法奠基人格劳秀斯倡导人类和平论

这种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的单主体观，仅仅把自己作为目的，而把他人都作为实现自身主体性的手段。

把这种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的单主体观，运用于人际关系、族际关系、国际关系，导致战争几乎是必然逻辑；任何法律、国际法、国际契约、国际均势，都只能起外部制约作用而已，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人际关系冲突、族际关系冲突，国际关系冲突，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或化解战争危险。

图12-15 德国思想家康德提出“永久和平论”

图12-16 马克思提出了共产主义的人类理想

在西方文化中，特别是西方近代文化中，也有追求和平的闪光思想与伟大智慧。在西方近代和平思想史上，两个最为杰出的代表，一是荷兰思想家、自然法哲学的创始人、国际法的奠基人格劳秀斯，1625年发表了《战争与和平法》这部名著。他认为，人类天生就有一种在社会生活中和平共处的社交性，“一切动物生来就只求自己的利益”，这句话是不能适用于人类的，人类的天性决定，“按照他的才智标准跟那些与他们自己同一类的人过和平而有组织的生活”。

一位是康德，1795年他率先发表了《永久和平论》。二十一世纪的现代西方思想家，则有爱因斯坦和罗素二人，倡导和平主义。

更伟大的还有马克思、列宁，他们不仅提出了和平的价值目标，而且探索了达到和平的现实途径。可惜他们的和平主张都在西方文化中至今未占居主导地位。

中国龙文化中蕴涵着三个闪光思想，如果发掘出来加以发展，无疑将有助于从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上祛除战争危机根源：

第一，中国龙的形象中，包含着一种承认多元主体、多元世界的互主体观萌芽，有助于超越那种广为流传的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的单主体观；

第二，中国龙文化的这种思想内涵，经过孔子、墨子的阐发，形成了“仁者爱人”的互主体观和兼爱非攻的永久和平理论；

图12-17 毛泽东、周恩来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

图12-18 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提出“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构想

第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邓小平理论首倡“一国两制”论，都有助于未来的和平奠基。

第三节 矛盾和谐观与南北关系危机

1973年的石油危机，像暗夜中的一道闪电，使世人一下子看清了南北关系的全球性、尖锐性，也看清了发展问题的迫切性与首要性。

不过，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社会原因，南北关系、全球发展中的危机可谓有增无减，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层面上：

（1）南北差距加大。

西方七国集团占世界人口不足12％，而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有的比重却是63％。也就是说，他们人口不足世界八分之一，经济比重却接近于世界三分之二。

1993年，世界人口56亿，国民生产总值26万亿美元，北美、欧共体加日本共十六国，人口8.7亿，占世界人口的15.58％，他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8.3万亿美元，占世界各国总和的70.34％。

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三以上，而经济比重却不足四分之一，甚至只占五分之一。

图12-19 美国洛克菲勒广场——两极分化标志

（2）南北分化加剧。

全球范围内的两极分化、贫富分化、南北分化，在二十世纪后半叶这五十年间，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抬头的80年代以来，大大加剧了。

以低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的人均GNP相比，贫富分化显然加剧：

1950年，二者相差20倍；

1970年，二者相差27倍；

1980年，二者相差约30倍；

1990年，二者相差56倍；

2000年前后，二者相差扩大到60倍以上。

由此可见，二十世纪后期南北关系的两极分化，比起二十世纪中期来说，不是有所缓解、有所缩小，而是大大扩大、大大加剧了。一个世界历史关节点，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严重抬头。

（3）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化扩大。

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问题，远未根本解决，表现为以下六种趋势：

人均GNP每天不足1美元，甚至年收入在100美元以下；

工业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不足10％，近代工业化远未实现；

生产结构单一，还是原材料出口国；

贫富悬殊，贫困人口占绝大多数；

债务严重，每年债务负担在3000亿美元左右；

文盲占全国人口80％以上，受高等教育者不足1％。

图12-20 非洲人民的贫困状况：几个流浪儿童在垃圾投放场里寻找食物

（4）南北矛盾深化。

在世界市场上，工农业产品价格上的“剪刀差”在不断扩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际市场上的工业制成品价格上扬10％。而除了石油之外，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大多数初级产品，平均价格下跌33％，许多产品价格下降到本世纪最低水平，如蔗糖价格从1980年的每吨630美元，暴跌到1985年的89美元。仅据除石油之外的18种商品统计，发展中国家因价格暴跌就损失630亿美元，而非洲、拉丁美洲、亚洲等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八十年代因价格“剪刀差”，而损失1500亿美元以上。初级产品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从1979年的40.5％，下降到1987年的28.4％，这种下降趋势几乎在一直延续。

（5）权力对峙的扩大化。

仅以世界三大国际经贸组织机构为例，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占居主导权乃至垄断权，占世界人口、国家总数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处于被动无权地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世界金融领域中最有影响的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国际资金的分配与流向，决定着国际货币的稳定情况。发达国家投票权占60％，而为数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只占40％，其中仅美国一家就占近20％的表决权。

世界银行也是影响重大的国际金融机构，持有股份最多的仍是美、英、法、德、日等发达国家，同样是仅美国一家就拥有20％的表决权。

关贸总协定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贸易机构，主管国际市场上的多边贸易事务，对于世界市场影响重大。然而少数发达国家却起了支配作用，美国更享有巨大特权，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起不了多大作用，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直至二十世纪最后一年还被排除在外。

曾任美国总统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博士，在1998年出版的《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一书中，不加掩饰地、洋洋得意地宣称：“人们还必须把全球性的专门组织网，特别是‘国际’金融机构，看作是美国体系的一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可以说代表‘全球’利益，而且它们的构成成分可以解释为世界性。但实际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的左右，而且它们本来就是在美国的倡议下产生的，特别是美国倡议的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

（6）南北对立尖锐化。

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的走向与流向，看出南北矛盾的尖锐化趋势：

第一，国际直接投资流向。发展中国家吸收国际直接投资的比重，七十年代初占1/3，八十年代初降至1/4， 1987年进而降至1/5，这种下降趋势几乎一直持续至今。

第二，发达国家的官方援助削减。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发展援助委员会十七国和多边机构，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数额，呈直线下降趋势。1981年为914亿美元；1983年下降为702亿美元；1989年进一步下降为465亿美元，不到十年之间，几乎下降一半。其中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援助，下降最为急剧：1981年为264亿美元；1985年竟下降到18亿美元，减少93％。不仅如此，美国还把已经少得可怜的外援，集中到与自己战略利益直接相关的国家，并附上“人权”、“民主化”、“自由市场”等政治附加条件。仅以色列一国得到的美援，就相当于八十多个发展中国家总和的一倍以上!

第三，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银行贷款滑坡。仅以拉丁美洲为例，西方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对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贷款，1980年为273亿美元，1984年剧减到13亿美元，甚至不足原来的1/20。

第四，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倒流”。资金短缺的发展中国家，反而向发展国家输出资金：八十年代中期，1983年至1987年这五年间，共有“倒流”资金1390亿美元，平均每年278亿美元；八十年代后期，1988年和1989年两年，这种倒流资金就有1036亿美元，平均每年近520亿美元。九十年代以来乃至今天，这一问题依然存在。

第五，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总额，几乎以每年20％的速度激增：1970年为635亿美元；1980年为4233亿美元；1990年为13190亿美元。发展中国家外债的还本付息额，1980年为927亿美元，1989年增至1630亿美元。外债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1980年为29.8％，1989年达到44.1％，其中拉丁美洲国家高达50％至60％，不少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甚至高达100％以上。

第五，科技人员的逆向流动。发展中国家的科技人员，仅占世界比重13％。然而，不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送科技人员，而是恰恰相反。六十、七十年代，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输送科技人才四百万人，八十、九十年代这种人才流向有增无减。

二十世纪中后期，以八十年代为契机，南北关系的矛盾，即广大发展中国家同少数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不是走向缓解，而是走向加剧了。

南北关系矛盾，不仅有深刻的历史根源、社会根源、制度根源，而且有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这种思想文化根源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集中表现为一种排他性的发展观：

第一，西方文化中过分强调战争的思想观念，导致了单纯强调南北对立的片面发展观。

西方近现代文化，主要渊源于古希腊文化，几乎西方文化中的各种思潮走向，无不深深地打上古希腊文化元典的思想影响。古希腊文化是人类思想史上的辉煌一页，至今令人感到光华万丈。然而，美中不足、历史局限之处在于，古希腊文化元典，过分看重了战争的地位，这可以从古希腊文化影响最大的四大元典中窥见一斑：

图12-21 《荷马史诗》描写的特洛伊战争

图12-22 修昔底德的名世之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主题就是斯巴达与雅典的27年争霸战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主题就是古希腊诸邦讨伐西亚特洛伊城的十年战争，最后以彻底屠城告结；

荷马史诗《奥德赛》，主题是用木马计智取特洛伊城的英雄奥德赛，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希腊本邦，杀死了向他夫人求婚的一百多人，实现了团聚；

古希腊“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传世之作《历史》，主题就是公元前490年的希波战争，古希腊民族精神在这次战争中确立；

修昔底德则以《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名世，专门描写了公元前431至404年，长达二十七年的斯巴达与雅典争霸战，称之为“所有战争中最伟大的一场战争”。

图12-23 古希腊辩证法奠基人赫拉克利特是夸大战争作用的斗争哲学的始作俑者

图12-24 马尔萨斯人口论，把生态竞争原则引入人类社会

这种过分强调战争的历史观，一直深刻地影响到整个西方历史，直至今天形成的过于强调南北之间斗争关系的发展观。

第二，西方文化中过分强调矛盾斗争性的哲学观念，也导致了过分夸大南北之间斗争关系的发展观。

古希腊辩证法、发展观的创始人和奠基者，是赫拉克利特。他在提出许多富于智慧的伟大思想的同时，也存在着夸大矛盾斗争性的片面性。

他过分夸大了矛盾斗争性的普遍性：“应当知道，战争是普遍的，正义就是斗争，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的。”

他甚至把和谐也归结为对立的斗争与结合：“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一切都是斗争所产生的。“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

他特别过分地夸大了战争的历史作用：“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使一些人成为神，使一些人成为人，使一些人成为奴隶，使一些人成为自由人。”

这种战争观、发展观，一直深深地影响到今天西方文化中的战争观、发展观。

第三，西方近代发展观仍有夸大矛盾斗争性、忽视矛盾同一性的偏颇，乃至发展成为以邻为壑的发展观。

达尔文进化论是十九世纪科学的伟大创造，历史地位不可低估；然而，哲学观念上的白璧微瑕，就是有点过分强调了生存斗争、物种竞争在生物进化中的决定作用，或多或少地对于生态系统、物种之间的依存性、协调性这一面强调有所不足。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则把这种生存竞争的所谓原则引入人类社会。

在西方近现代文化中缕缕不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更把生存竞争原理夸大为社会生活的永恒原则。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思想背景下，从西方近现代资本主义到今天，主张南北对立的片面发展观，必然占居统治地位，成为主流思潮。

在西方文化中，也有强调对立面和谐结合的发展观，从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一直到近代的康德、黑格尔。但他们的这种发展观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几乎始终未能成为主流思想、主流意识形态、主流发展观。

这里当然首先有复杂深刻的有社会经济制度根源，这是占第一位的，起决定作用的；在此前提下也须看到，思想文化根源也起一定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龙文化中包含的阴阳交合发展观。这种发展观却有助于根本超越南北关系上的对立发展观：

阴阳矛盾观，有助于形成南北发展矛盾观；

阴阳互补观，有助于形成南北发展互补观；

阴阳整体观，有助于形成南北发展整体观；

阴阳和谐观，有助于形成南北发展和谐观。

正基于此，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在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为解决南北问题提出了一系闪光思想与活的智慧。

第四节 兼容并包文化观与文明冲突危机

二十世纪后期，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冲突问题日趋突出，“文明冲突论”曾经盛行一时，使全球化过程中的文明冲突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全球问题之一。

在全球化过程中，如何处理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相互关系问题，的确是一个不易解决的棘手问题，而文化霸权主义的文明冲突论，更助长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独特危机。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七个层面上：

（1）文明冲突论的提出，为文化霸权主义在理论上张目。

从1993年起，美国学者亨廷顿先后发展了《未来的文明冲突也就是西方同其他地方的冲突》、《不是文明又是什么？》等文章。他提出，文明就是不同的文化实体，文明的固有特点决定了文明冲突不可避免，未来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冲突主要根源将不再是意识形态因素或经济因素，而是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冲突，西方文明的主要敌手就是西亚的伊斯兰文明与东亚的儒家文明。

图12-25 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为文化帝国主义霸权张目

（2）文化霸权主义与文化殖民主义。

在《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一书中，布热津斯基把“军事——经济——技术——文化”，作为支撑美国世界霸权的四大支柱，并且特别突出了美国文化的独特作用：“美国的全球体系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对依附它的外国精英们行使间接的影响。由于美国主宰全球通讯、大众娱乐和大众文化的巨大但又无形的影响，也由于美国技术优势和全球的军事作用的潜在的有形影响，以上这一切都得到了加强。”“文化统治是美国全球性力量的一个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方面。不管你对美国大众文化的美学价值有什么看法，美国大众文化具有一种磁铁般的吸引力，尤其是对全世界的青年。它的吸引力可能来自它宣扬的生活方式的享乐主义的特性，但是它在全球的吸引力却是不可否认的。美国的电视节目和电影大约占世界市场的3/4。美国的通俗音乐居于同样的统制地位。同时，美国的时尚、饮食习惯甚至穿着，也越来越在全世界被模仿。因特网用的语言是英语，全球电脑的绝大部分敲击动作出自美国，影响着全球会话的内容。最后，美国已经成为那些寻求高等级教育的人的圣地，有近五十万的外国学生涌向美国，其中很多最有能力的学生永不再回故国。在世界各大洲几乎每一个国家的内阁中都能找到美国大学的毕业生。”

图12-26 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大棋局》、《大博弈》等论著，阐发维护全球霸权的美国理想、美国精神

（3）把自己的人权观念、民主制度、思维方式、价值体系，强加于人。

布热津斯基毫不掩饰地说：“民主理想同美国的政治传统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强了一些人眼中的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在民主形式的政府非常普及的时代，美国的政治经验似乎正在成为学习的榜样。”“当对美国方式的模仿逐渐遍及全世界时，它为美国发挥行使间接的和似乎是经双方同意的霸权创造了一个更加适宜的环境。”

（4）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激烈冲突乃至战争。

由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大教组成的黎巴嫩，两大教派势不两立，至今已进行长达二三十年的内战。

（5）同一宗教的不同教派、不同民族国家，以兵戎相见。

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是两伊战争，伊朗和伊拉克同属伊斯兰教国家，伊朗是什叶派掌权，伊拉克是逊尼派掌权，八十年代进行了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

（6）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导致长期战争。

旷日持久的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争，印度与巴基斯坦之争，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事例。当然这里可能有复杂历史背景，殖民主义留下的遗留问题。

（7）一个民族内部不同部族、不同文化的武装冲突。

非洲国家布隆迪的部族之争，亚洲阿富汗的长期内战，大体属于这类情况。

（8）恐怖主义成为和平危胁、世界公害，加剧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对立冲突。

这些冲突危机，各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政治根源、社会根源，其实质不能简单归结为“文明冲突”、“文化冲突”，也根本不可能用中国龙文化作为万能钥匙去解决问题。

在此前提下，也应如实看到，上述种种冲突危机，一个共同的思想文化根源，就是不能正确处理多元化文化、多元民族的复杂关系，固守惟我独尊、排斥异己的单元文化观。

图12-27 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

图12-28 以“反恐战争”旗号发动的阿富汗战争

多极一体的未来新世界，呼唤着多元兼容、综合创新的新文化观。

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古老的中国龙形象蕴含着一种多元兼容文化观、现代新型文化基因，有助于解开这个结：

图12-29 天安门华表

承认多元化文化的共存性；

承认多元文化的差异性；

承认多元文化的多样性；

承认多元文化的合理性；

承认多元文化的互补性；

承认多元文化的兼容并包性；

承认多元文化的综合创新性。

“生态危机——战争危机——南北关系危机——文明冲突危机”，这四大矛盾冲突不是孤立的，反映了科技革命时代的西方主流文化中，存在着万能工具理性与狭隘价值理性的深刻内在矛盾。

这四大危机，呼唤着西方近代文明的超越，更呼唤着现代新型世界文明的诞生，尤其是新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诞生，呼唤着东西方文化基因的现代综合创新。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古老的中国龙如果去掉东方神秘主义外衣，以对外开放的广阔胸襟，认真汲取西方文明与世界文明的新成果，它所包含的独特信仰、核心文化理念，必将获得新的生命，为创造世界新型文明开掘出富于生机的源头活水，为创造世界新型文明提供新型文化基因。

第五篇 什么是龙新发现

第十三章 龙之谜新探索——2000年以来龙文化研究新成果、新问题、新争论

改革开放新时期30年来，一直伴随着中国龙文化研究的进展与争论。

在这里，我们采取“倒叙法”，直接面对从上一个龙年，即21世纪起点上的2000年以来，中国龙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最新问题、最新争论，这样感觉会更鲜活一些，更集中一些，更强烈一些。

近十来年中国龙文化研究，至少存在十二家。

在这近十二年间，中国龙文化研究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不仅发表了上百篇论文，而且出版了几十部著作。其中较有影响的，至少有以下十来家。我们大体以这一时期，主要龙学代表作发表时间先后为依据，描述一下中国龙文化研究各家的思想轨迹。

第一节 北大王东：龙文化研究的五个新观点

第一家，北京大学哲学系王东教授，主要代表作为3部：《中国龙的新发现——中华神龙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2012年1月即将出新版）；《中华文明论——多元文化综合创新哲学》三卷本的第二卷《中华文明基因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北京魅力——北京文化与北京精神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

图13-1

王东把张岱年与他倡导的综合创新文化观，运用于龙文化研究中，首倡综合创新的龙学，提出龙的起源本质在于：源于图腾，超越图腾；多元一体，综合创新；文化符号，民族象征；原创文明，政治发明。他认为，无论是西方的、前人的图腾说，还是闻一多以蛇为主的综合图腾说，都不足以真正揭示中国龙的本质特征：“图腾”的本质在于实物崇拜、自然崇拜，而现实生活、客观自然中并不存在龙；中国龙源于图腾，却超越了图腾，是象征民族文化、原创国家的文化符号、文化创造。中国龙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上下两个五千年，大体同步，经历了六个发展阶段，形成了六种历史形态：①中国龙文化最早源头，可上溯到近一万年前山西吉县柿子滩鹿角鱼尾祖龙，八千年前辽宁查海卵石堆塑亚祖龙；②至今6000-4000年前，中华文明与原创国家的起源形成时代，出现了六大区系、九种原龙；③夏商周三代、中华文明雏形期，初步综合的夔龙，成了民族融合国家的文化象征；④春秋战国、秦汉时代，基本定型的飞龙，成为中华文明、古代国家基本定型的文化象征；⑤距今1000年前的两宋至元、明、清时代，中华文明转型期，二重走向的黄龙，黄龙成了皇权象征，龙王成了民间水神；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新龙成了中华文明走向现代复兴的文化象征。龙文化的历史、文化、哲学底蕴，在于隐含着中国文化基因、四大理念：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仁者爱人的互主体观；阴阳交合的发展观；兼容并包的文化观。

第二节 西安庞进：龙的本质的模糊集合论

第二家，西安学者庞进，这一时期主要代表作至少有3部：《龙起东方——庞进世纪龙文新作》（重庆出版社2001年3月），《中国的图章——说龙谈凤论麒麟》（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中国龙文化》（重庆出版社，2007年）。

图13-2

庞进从1988年起，多年来一直持续进行中国龙文化研究，或许可以说是在这方面发表论著最多、用力最勤的学者。此前他已发表的龙学代表作尚有：《龙的习俗》（1988）；《八千年中国龙文化》（1988）；《呼风唤雨八千年——中国龙文化探秘》（1998）等。庞进龙文化研究特点是：著作宏富，涵盖面广；在龙的起源与本质问题上，提出了“模糊集合说”，成一家之言。

他认为，原始思维是一种模糊思维。直观表面性、整体关联性、非逻辑的神秘性和群体表象性，是模糊思维的特征。这样的思维导致了古人不清晰、不精确、不惟一、不固着地将身外世界的种种对象，集合成若干个“神物”，然后加以崇拜，龙便是这样的神物；

龙是多种动物和自然天象的模糊集合。蛇、鱼、鳄、蜥蜴、猪、马、云、雷电、虹霓等进入了龙的集合过程；

龙的模糊集合过程的起点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时间距今不会少于八千年。经过夏、商、周至战国时期的长足发展，到秦汉时基本成形：这个“基本”有两个意思，一是说构成龙的框架、要素、样式，秦汉时都基本具备了；二是说龙是一个开放的、不断纳新的系统，它并不满意秦汉时的基本成形，之后的历朝历代，直到今天，还都在不断地加减、变衍和发展。

第三节 张家口陈富城：龙脉源流与龙脉书法

第三家，河北张家口陈富城，主要代表作为《中华龙》的姊妹篇：《中华龙·源流文化》，《中华龙·龙脉书艺》（华文出版社，2000年3月）。

作者为归国华侨，196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大学本科期间，曾师从于启功、郭预衡等名师大家，毕业后分到河北张家口任教。上述两部著作，是他近30年时间研究龙文化的思想结晶与艺术结晶。其中上篇为《中华龙·源流文化》，共分15章，言简意明地提出了自己的龙学理论，如“龙的史谜”，“龙的渊源”，“龙的深化”，“龙的精魂”，“龙的变迁”等。下篇《中华龙·龙脉书艺》，则把龙文化研究与书法艺术结合在一起，自创龙脉书艺，别开生面。

图13-3

第四节 辽宁郭大顺：《龙出辽河源》

第四家，辽宁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主要代表作为《龙出辽河源》（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

作者为当代中国考古学大师苏秉琦先生高足，并协助先生完成最后之作《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他在亲自主持考古发掘的实践基础上，发表了上述学术专著，产生了重大影响，该书有三大特点：①提出了中国龙的最早起源，是在距今8000年前，渤海湾以北的辽河源，更具体地说是8000年前查海堆塑龙，还有6000多年前赵宝沟文化小山遗址出土的“四灵尊”，近6000年前红山文化；②红山文化玉雕龙，其实是以“熊龙”为主要形态、主要定制的，与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黄帝为有熊”相印证；由此进一步证明，龙的起源与中国国家起源、文明起源是紧密相连的。

图13-4

第五节 濮阳孙德萱：濮阳蚌塑龙——中华第一龙

第五家，河南濮阳孙德萱等人，其代表作为两部专题论文集，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濮阳市人民政府共同编辑出版：《中华第一龙——95濮阳“龙文化与中华民族”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3月），《龙文化与现代文明》（中国经济文化出版社，2003年）。

其主要观点是，强调近6500年前的濮阳蚌塑龙，堪称“中华第一龙”；这里是龙的故乡，对于龙文化研究特别重视，1995年、2000年、2009年，先后召开三次较大规模的龙文化学术研讨会；以濮阳龙为入手处，探讨龙文化的各种基本问题，包括中国龙文化的历史渊源，思想内涵，天文学底蕴及其当代意义等等。美中不足，是未见专门的学术专著。作为濮阳龙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孙德萱同志作了大量具体组织工作。

图13-5

第六节 北京何新：龙的食人湾鳄原型论

第六家，北京学者何新，主要代表作：《龙：神话与真相》（时事出版社，2002）。

何新关于龙文化的一部分主要学术观点，或许可以简称为食人湾鳄原型论：

我们从语言文字的角度对“龙”作了分析。现在的问题是，在远古时代的中国大陆上，是否确曾存在过像“龙”这样一类凶猛的爬行动物呢？

我最近发现，无论是古生物学的证据、古历史动物地理学的材料，还是古文献的记载都确切无疑地表明：古中国大陆和海洋上，确曾存在过一种令人恐怖的巨型爬行动物。这种巨型爬行动物，以及与其形态相近的其他几种爬行动物，其实就是上古传说中所谓“龙”的生物学原型。换句话说，“龙”在古代确实是存在的，它就是现代生物分类学中称作Crocodilus Porosus的一种巨型鳄——蛟鳄。实际上，在中国古代书中，这种巨鳄屡见记载，并一直被称作“蛟龙”。所以我以为，中国马来鳄（湾鳄）应重新命名为“蛟鳄”（甚至可以干脆称之为“龙鳄”）。本书即使用蛟鳄这一名称。

由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一条巨龙正绞缠着一个挣扎中的人，以双足扼抱其胸腹，作绞缠和吞噬之状。这些商周时代艺术图纹，为我们认定龙是一种食人猛兽的论断，提供了实物的证据。

图13-6

第七节 湘潭吉成名：中国龙文化民俗研究

第七家，湖南湘潭大学吉成名教授，主要代表作为：《中国崇龙习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

主要学术观点及其特色为：本书运用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从民俗史的角度对八千多年以来中国崇龙习俗的起源、演变、性质、作用、地位，崇龙习俗对民族精神的影响，研究崇龙习俗的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该书一大特色，是对中西龙俗进行了比较。该书全面、系统地对中国的崇龙习俗进行了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作者还提出了在龙文化研究中，要反对简单照搬西方图腾论的问题。

图13-7

第八节 清华胡照华：神龙形象学与龙纹装饰艺术学

第八家，中央美术学院及清华大学胡照华教授，主要代表作《中华神龙》（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

该书特点是开创了神龙形象学，或叫龙纹装饰艺术学。

作者自云创作经历与思想主旨：

在我毕生从事中外艺术史论的教学与科研过程中，发现中华民族精英文化的宝库内，中华民族象征的中华神龙，是最令人瞩目而最引人入胜的奇葩，这种自成体系、独树一帜、博大精深、持久流传的装饰艺术，迄今所见已有8000年来的丰硕珍遗；而且历来各种传统吉祥装饰艺术，几乎都在不断演化中日益淡化或衰退以至消失，唯独中华神龙却持续发展，久为广传，不断革新，千变万化，广为渗透，影响广泛以至飞向了世界，尤其遍布环太平洋，形成中华文化环太平洋圈带。这在世界艺术史上，也是无与伦比、精湛绝伦的奇葩珍魂，显为世界艺术宝库增添了神光异彩（第806页）。

中华神龙，作为世世代代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审美观念、民俗人情的独特审美创造的信息载体，是中华民族在漫长历程中持续创新的装饰艺术精英，蕴含着异常丰深的历史文化信息、无穷才智华彩；它渗透于神州大地各个领域，贯穿于中华民族复杂多变的8000年发展历程，凝聚了炎黄子孙的卓绝创造精神，在连绵不绝的创新中，自成体系，独树一帜，广为应用，影响深远，不但为龙的传人所崇爱而喜闻乐见，也为世界人民所格外瞩目、叹为观止；它以其独特卓异的阳刚之美，迸射出中华民族的神光异彩而赋予无尽的艺术魅力，不仅为中华文明史册熔铸了不朽的光采华章，而且也为世界装饰艺术宝库增添了精彩夺目的奇葩珍魂（第1页）。

图13-8

作者分25个专题，系统探讨了龙文化形象学与龙纹装饰艺术。

第九节 天津卫志强：中国民俗中的三大龙运动

第九家，天津学者卫志强，主要代表作为《中国龙文化与龙运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

在龙文化研究方面，作者梳理了百年名家，尤其是改革开放新时期龙文化研究轨迹，并特别瞩目于前贤闻一多、今人王东等人的学术观点。

该书最大特点，是花三章篇幅，首次系统研究了中国民俗中的三大龙运动——舞龙运动、龙舟运动，龙风筝运动，不仅讲了其历史源流，文化底蕴，而且还细致到了艺术风格、技术要领、比赛规则。在中国龙文化的三大民俗运动研究方面，研究之细，前所未见。

图13-9

第十节 王大有：生物物种真龙形态学与龙种文化论

第十家北京学者王大有，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作：《中华龙种文化》（修订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6年）。

王大有研究中国龙文化已有多年，1988年曾发表《龙凤文化源流》一书。

龙形态学——生物物种真形学。

龙的形态学，是由龙的原型、原生态所决定的。这些原型龙称为祖型。

苍龙即大龙的祖型是扬子鳄，学名中华鼍龙，俗称猪婆龙，即古书上常说的蛟龙、夔牛、水虎、虎蛟等。

以层垒解析的方法，从形态学比较确认龙的自然本体；再由自然本体的真形（原始形），确认文化符号本体（简称文化本体）；从形态变异学确认文化本体变格（包括形态美化与形态丑化）的序列。由此可见自然本体龙——文化本体龙——本体变格龙。自然本体龙就是自然界实有动物鳄、蛟，文化本体龙是对它们原形的自然摹写，变格龙是保持自然本体龙的基本特征附丽其他动物或人为幻化物的艺术创造。我将中国龙的变格形式分作夔龙（？~殷周）——应龙（秦汉~隋唐）——黄龙（宋~清）——人文龙（现代）。经历了写真象生型——符号解析型——文字型的变演（详见《龙凤图集》、《龙凤文化源流》）。

图13-10

中国龙的家族，以苍龙为干系，螭龙为支系中居首者，其次是鱼龙和玄武龙。其它各支，都不及上述龙系显赫。

第十一节 中国社科院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论

第十一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何星亮，主要代表作：《图腾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8年）。

他认为，龙的起源与本质，就在于从图腾演化为自然崇拜的神。

人们把龙看作什么？直接关系到人们对龙的态度和对龙的崇拜，它在龙崇拜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就文化学角度而言，这种意识可称之为“龙的观念”。它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中，摸不着，看不见，是无形的。龙的观念是龙文化中最根本的、最重要的文化元素，它属于龙文化的深层结构，是龙文化的核心层面，其他龙文化元素都是在龙观念的基础上衍生的。它的发展变化决定着整个龙文化的发展变化。

龙的观念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图腾的阶段，二是神的阶段。在图腾崇拜盛行的远古时代，龙是某一部落的图腾，仅仅具有图腾的意义。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农业成为主要经济生产部门，形成于游猎时代的图腾崇拜逐渐衰落，自然崇拜逐渐成为主要的信仰之一，而龙在新的条件下被赋予新的意义，逐渐由图腾演化为主宰雨水的神灵，并超越图腾的地域界限，为许多地方和部落的人们所崇奉。随着专制制度的形成，龙又为政治服务，兼有帝王的神灵和象征的意义。

图13-11

第十二节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朱乃诚：中华龙起源与形成

第十二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乃诚，主要代表作《中华龙起源与形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2009年，他依据考古学研究提出了自己判断：关于龙的话题与内涵，相当宽广。其中最重要的议题是，中华“龙”文化意识的起源与形成。

根据考古学的发现，迄今为止发现的距今5000年以前的“龙”文化遗存，许多人认为主要集中在三个区域，即中原地区、安徽江淮地区、辽西地区。但我认为目前只有在中原地区才发现了距今5000年以前的“龙”文化遗存。其他地区发现的所谓的龙的遗存，实际上都不是距今5000年以前的龙文化遗存。这涉及要改变现在考古学研究中和社会上流传的一些认识。

图13-12

第十四章 龙之源新发现——中国龙文化考古最新十大发现

20世纪80、90年代，也即改革开放初期20年，也可以称做“中国龙文化考古发现黄金时代20年”，大量的、主要的相关考古发现多半是集中在这一时期作出的，如红山文化玉雕龙、河南濮阳蚌塑龙等等。我在2000年1月出版的《中国龙的新发现》中，就此作了系统梳理，这里不再赘述。

这里要说的是，在上一个龙年2000年以来，在中国龙文化研究中，有些特别值得重视的重要考古发现；其中也包括另一种情况，即考古发掘是在此前时期作出的，然而其对中国龙文化研究的意义，却是近十来年间在理论上重新发现的。这里我们的注意力，首先还是集中在中国龙文化起源上来，从源头探寻本质——这是我们的重要方法。

或许可以说，这方面有十个特别重要的考古新发现：

（一）山西吉县柿子滩：一万年前岩画鹿角鱼尾祖龙；

（二）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八千年前卵石堆塑亚祖龙；

（三）赵宝沟“四灵尊”：6300年前猪龙、鹿龙、鹰龙、牛龙——环勃海湾的原龙多样性；

（四）5300年前安徽凌家滩：八卦文化与虎、鹰、猪型原龙；

（五）黄帝有熊氏起自红山文化：熊型、鹰型原龙、勾云型玉佩；

（六）北京周边环勃海湾地区：中国龙文化真正源头；

（七）长江中游屈家岭、石家河文化：虎型原龙与猪型原龙；

（八）4500年前尧都陶寺：龙文化新发现；

（九）夏都二里头：绿松石龙的重大考古新发现；

（十）近千年前辽金之都阿城：升龙蹲龙新发现。

第一节 山西吉县柿子滩：一万年前岩画鹿角鱼尾祖龙

中国龙的最初源头在哪里？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学者，都判定中国龙文化最早源头当在近一万年左右。然而，这个判断，只是推断假说而已，考古发现的最早证据究竟在哪里呢？

山西吉县柿子滩的考古发现，为我们回答这个大问题，提出了新材料、新证据。尽管对此还有一些不同说法，我认为，根据1989年《考古学报》第3期上发表的、山西临汾行署文化局的考古发掘报告《山西吉县柿子滩中石器文化遗址》以及陆思贤、李迪《天文考古通论》（2000），所说的“鱼鹿交会图”或“鱼尾鹿龙”，可以进一步判定为并称之为：一万年前岩画“鹿角鱼尾祖龙”，或者说是“马头鱼尾祖龙”。之所以称之为“祖龙”，是因为比后来发现的距今五六千年的、六大区系“原龙”，还要早四五千年。我的这篇东西，也可以称之为“中国万年龙”、“中国龙文化万岁”，或叫“中国龙文化万年源头考古新证”。

山西吉县柿子滩的地理方位，陆思贤、李迪在《天文考古通论》一书中，作出简要说明：

山西省吉县柿子滩地处吕梁山的南端，清水河从柿子滩前流过，西去2公里入黄河。山崖前有岩棚，是远古人类理想的栖息场所，岩画就绘制在岩棚下，高距现在坡积地面1.2米，虽因年深日久风化严重，但赭红色赤铁矿石所绘的岩画形象，还依稀可辨。

图14-1 环渤海地域旧石器时代晚期细石器工业马蹄形分布带示意图（谢飞绘）

至于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的时间问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占扬在《华北最晚期旧石器时代文化及相关问题》一文中，有相当详尽具体考辨：

柿子滩是黄河沿岸山西一侧的一处细石器地点，研究者曾认为是“中石器时代”遗存。细石器主要出自称为“黑垆土”的文化层内，少数出自该层以下的灰黄土层内。“黑垆土”是一种古土壤。

1998年6月公布了加速器质谱14C测定的6个数据，最老为14 720±160年，最晚垆土中的烧骨距今10 490±540年。

石料主要是石英岩和燧石。出土的442件细石器中，圆头刮削器240件，超过50%。除细石器外，还有大量的粗大石器。有一件被称为“手斧”的石器，同新石器石斧毛坯相似。

原认为柿子滩遗址“当属旧石器时代晚期至中石器时代早期”。最新公布的测年数据基本上解决了遗址的年代。如果将1万年作为“中石器时代”的开始年代，这里最晚的一个数据也早于1万年，因此，柿子滩遗址没有延伸到“中石器时代”。

在华北，过去认为是属于“中石器时代”的细石器遗存，看来应该统归到旧石器时代最晚期。但是应当看到，由于有些遗存难以采到测年样品，年代数据较少，编年工作还有许多困难。从文化内涵本身出发，结合地层与动物化石，以及可资利用的14C数据，综合以往发表的资料，本文划定旧石器时代最晚阶段的时间范围在距今1.5-1.0万年。上面介绍的各地点的时代均应在这一范围之内。

柿子滩遗址有什么重要历史地位？考古学家们先后分三个层次作了揭示。

第一层，柿子滩遗址看来属于持续发展近5000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现代人的基本营地，而不是人迹罕见，匆匆而过的临时营地。

综上所述。华北地区的细石器遗存均不在“中石器”之列，它有着自己的发展序列，萌芽于距今约2.8万年，在距今2.6-2.4万年已达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到了1.5-1.0万年，无论从分布范围或文化本身都有很大的发展。也就是说，从峙峪细石器的原始状态，到下川和柴寺发达的细石器，再到本文纪叙的发展阶段的细石器，其文化内涵一脉相承，很难从中划出“中石器时代”的产品。

柿子滩的石器材料丰富，从测年数据看，人类占据这里近5000年的时间，在发掘的范围内还未见居住遗迹，但从周围环境观察，居住地可能距石器地点不远，因为附近就有可以利用的岩厦。

美国考古学家宾福德根据他对民族考古学的观察，提出了旧石器时代三类基本的居址类型：①基本营地，是一类栖居时间较长的大本营。在这类居址中主要从事食物处理和工具生产以及其他相关的活动。②工作营地，是一类短期或季节性从事狩猎和采集活动，或开采石料的栖息营地。这些地点留下的工具主要反映从事特定的活动，但是因为使用时间较长，也应留有少量食物和生产工具的证据。③临时营地，是狩猎采集流徙途中过夜或歇足的营地。这类地点留下的工具较有限，仅仅为一些生产和生活活动的器物。

若按上述三类型划分，可以称得上基本营地的也只有虎头梁73101地点，因为这里发现了大量石器及人工制品，有代表生活遗迹的灶坑。此外，有大量动物肢骨、炭粒存在。还有穿孔贝饰和赤铁矿。这些应是长期居住的基本营地才有的因素。至于虎头梁65040、65039地点可能属于临时营地。薛关、大岗虽有不少细石器，但其他因素缺乏，只能作为工作营地来认识。柿子滩附近有可资利用的岩厦，如能在今后的发掘时，找到居住地，加上有丰富的石器和由人类长期活动留下的地层等因素，也可以认为是一处基本营地。山东的情况要复杂得多，虽有丰富的地点和石器材料，但石器大多脱离了原来的层位，生活遗迹更是无处可寻，因此，目前尚难归纳出居住类型。

第二层，柿子滩遗址的工具与文化特点，是中国北方区系细石器文化系列的代表性遗址，其特点是与人工用火相关的细石器工具系列特别发达，而不是像许多西方旧石器那样，发展器型较大的手斧文化或中石器文化。

对此，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张庆建等人在《山西省考古工作三十年》中，有相当详尽到位的阐述。

旧石器时代晚期：山西在这一阶段主要有小石器传统文化和细石器文化两大系列。小石器传统文化分布于北部桑干河流域和东部太行山区石灰岩洞穴，它们承袭了旧石器时代早期与中期小石器文化的传统特色，工具小型化；制作石器仍以直接打制技术为主，偶尔采用间接压制法；工具组合为式样繁多的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等；弓箭、装饰品和磨制技术产生。重要遗址有朔州峙峪、陵川塔水河、阳高神泉寺等。峙峪遗址发现于20世纪60年代初，绝对年代距今2.8万年，发现1.5万件石制品，1件人类枕骨化石，1件经磨制的石墨装饰品及5000余枚动物牙齿。石制品中有中国最早的石镞。动物化石研究表明，在不大的发掘面积内至少有200余匹野马野驴个体，反映出当时人类高超的狩猎技能。

细石器文化的重要资料有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沁水县下川，襄汾县丁村77：01地点，80年代发现的蒲县薛关、吉县柿子滩和榆次市大发。这些遗址的时代大致在距今2.5~1万年间，此时文化的空间分布更为广阔，地区性文化色彩愈加鲜明，出现了不少新技术和新发明，压制工艺发达，复合工具兴盛，打制石器的技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准。下川细石器是用黑色燧石制作的，典型工具有石叶、细石叶、端刮器、箭头、雕刻器、尖状器、琢背小刀等，器形规整、刃缘平齐。另有一些大型工具如研磨盘和锛状器，预示着大规模拓荒和农业的诞生。薛关和柿子滩位于西部黄河左岸，工具包含两类，一是选择石英岩砾石石片为素材，以软锤技术和压剥法制作卵圆形弧刃刮削器和双尖尖状器；另一类是加工精美的石镞、端刮器等典型细石器工艺。这一带的石制品特色与黄河上游的水洞沟文化以及内蒙古南部同时期文化有不少相近之处。

第三层，柿子滩遗址代表了由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的一种重要模式，是环勃海湾地带实现这一重要技术创新、文化创新的典型代表之一。

在这方面，担任河北考古研究所所长的著名专家谢飞，对此作了仔细分析：

看来，我们紧紧把握住环渤海地域内旧石器时代晚期细石器工业和小石器工业这两条线索，自早而晚地进行考察、梳理、总结，不失为一条既实用又简便的途径。初步研究成果是：在环渤海地域新旧石器文化过渡进程中，存在两种不同的过渡模式，一种模式是由旧石器时代晚期细石器工业过渡为新石器文化；另一种模式是由旧石器时代晚期小石器工业转变为新石器文化。

细石器工业向新石器文化过渡的模式。

细石器工艺的出现，可视为人类自认识、制作和使用石质工具以来发生的第一次技术革命。细石器遗存在环渤海地域形成的马蹄形文化分布带内，由于受到古气候环境和资源环境的制约，出现了西部以楔形石核技术类型为主的分布区（含II、III、IV亚区、或西分布区）和东部以船形石核技术类型为主的分布区（含I、V亚区、或东分布区）。

这时的细石器文化遗存往往在较大区域内成群体现，每群可由几处、十几处、几十处遗址组成，每群的分布范围大小不定，可纵横几公里、十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不等。但是，每个遗址群的时代和文化内涵是基本一致的，而遗址群间却往往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马蹄形分布带所含的IV、V亚区，或因资料缺乏，或因研究不够，细石器文化遗存本身还难以分期，而I、II、III亚区的细石器文化遗存，可暂时分为早、晚、两个或早、中、晚三个阶段。

1. I亚区

I亚区位于细石器工业马蹄形分布带东北端，包含了冀西北怀来盆地以东，经北京北部，沿燕山南麓至秦皇岛海滨的广大地区，属以船形石核技术类型为主的分布区。该亚区内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器遗存非常丰富，可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早段以孟家泉文化为代表，中段以东灰山遗址为典型，晚段的细石器文化遗存相对较为丰富，其中，官厅遗址群和爪村20遗址最为引人注目。而新石器时代文化，若单从所含石制品分析，与旧石器时代晚期细石器工业关系甚为密切。

I亚区内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以北京怀柔转年遗址最具代表性，陶器的类型单调，仅见筒形罐和盂等，素面，有的口缘饰附加堆纹；夹砂褐陶居多，片状贴筑，火候不匀，质地松软。文化遗物中，细石器制品占有非常显要的位置。区内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遗存颇丰富多彩，诸如上宅遗址、东寨遗址、西寨遗址、安新庄遗址、大城山遗址等，都含有细石器工业因素，它们与旧石器时代晚期细石器工业间的内在联系是显而易见的……

III亚区包含了山西省太行山以西、黄河以东的黄土高原东缘地区，属于以楔形石核技术类型为主的分布区。该区细石器工业分布范围广，时代跨度大，细石核类型齐全，毛坯制备及剥片技术典型规范，在环渤海细石器工业马蹄形分布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该区早段的文化遗存以下川遗址群、丁村77：01遗址为代表，晚段以薛关遗址、柿子滩遗址最为典型。柿子滩遗址被区分为下层文化和上层文化，上层文化属典型的细石器工业，在厚约7米的地层中都有分布，可见延续的时间比较长，根据年代数据在地层的分布，推测上文化层的年代距今10000~16000年左右。柿子滩遗址的重要意义还在于，文化层经历了更新世末至全新世初的整个过程，与虎头梁遗址群的于家沟、马鞍山遗址一样，具有解决新旧石器时代过渡这一课题的先天条件。

上面不厌其详地提到了诸多考古学家对吉县柿子滩遗址的历史定位，意在说明这不是一个名不见经传、起不了多大历史作用的普通遗址，而是在从细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转变过程中，起到重要代表作用的典型遗址。

正是在这里出现约一万年前的岩画鹿头鱼尾祖龙——最早的龙的雏形。由于它是近万年前最早的祖龙雏形，因而其形象有较为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具备中国龙形象、龙文化的一些基本元素、基本特点，如头上有角、腾飞在天；另一方面，又没有形成龙的标准范式，有些龙的特点不太明显，其动物原型似鹿似鸟，看起来不是非常清楚明确，据说今天再去已不易目睹历史原貌，应加强保护才是。

好在山西临汾文化局的考古学报告，加上陈思贤、李迪著的《天文考古通论》，再现了岩画风貌，并进行了详尽介绍：

图14-2 山西吉县柿子滩万年岩画鹿角鱼尾祖龙

岩画二方，左侧为人物星辰图，高20、宽17厘米；星人会于一体，具有天神兼地母的神格。她的头上长了两个丫角，发掘报告怀疑是双髻，也是对的。这两个髻或两个角，寓意物之初生有角，如植物籽种在地里萌芽生长，是角开地皮，长出幼苗。而天象的观察，也从两个角，即从角宿星座开始，寓意星空巡天一周，用角来打开天地的门户，出地巡天。

角宿有两颗星组成，后世用为东宫苍龙的两个龙角。在柿子滩岩画的时代，龙星还未到东宫的位置，但周天星座的观察已经开始了。据此，冯时论证，此神人头顶上方的七颗星辰，是表示北斗星座的七颗星，因为只有北斗星座的斗杓，才能提起东宫苍龙的龙角，这是很有道理的。另外，此七颗星辰与下面的六颗星辰相对应，按《易传》天七地六的说法，在占星术上也应表示了天数七、地数六。据此，此神人是头顶苍天，脚踩大地，与濮阳西水坡45号墓穴中的位置是类似的。或可以说，此神人是当初柿子滩先民们崇拜的至上天神。

再看右侧一方岩画，有子母鹿，是鹿母怀胎已生下了小鹿的意思，鹿鸣开春，春天已经到了，万物也开始生长，是生长年的一个周期。另外长有鹿角的半条鱼，突出她的角，因鱼头也是一个角，《说文解字》说：“角，善角也，象形。角与刀鱼相似，凡角之属皆从角”。凡角之形均从角，鱼头是角，鱼尾又分成两个角，由此，此“鱼尾鹿龙”也可称它“角龙”。大凡春天来到之后，鱼类动物开始从水底下浮游到水面上，产下鱼子，孵化小鱼，为此鱼鹿交汇下面画十颗星辰，也可理解为鱼子，以示生育繁衍后代。其数十，按《易传》说：“地数十”，以示大地还春，草木已吐出新的嫩叶，而鸟兽孳尾，是生物界生长繁荣不息的季节。另外，这十颗星，是否表示远古时代曾用过“十月历”，也可以考虑。而鱼尾上又画了两颗星辰，应是角宿星座，是寓意此鱼尾鹿龙所表示的天象，从头上的角到尾部的角绕天一周为一年（恒星年）。如果推算一下距今一万年前角宿星座在星空中的位置，对研究先民们认识星空的开始，是很有价值的。

按上述濮阳西水坡蚌塑冬至图提供的资料，冬至日躔危奎宿，黄昏时仰观星空，角宿星座正从东方冉冉升起。而当春天来临时，大火心宿二也出地巡天了，它指示着原始农业“刀耕火种”的开始，“天火”与“地火”相配合，在时令上最吻合。待到春雨绵绵，谷粒的籽种长出了芽角，此时角宿星座正在上中天，“龙角”与谷粒籽种的“芽角”，在天象与物候上又是相呼应。等到盛夏时节，万物生长茂盛，而角宿偕日落，天上的龙没有了头，故吉县柿子滩先民们创作的鱼尾鹿龙没有头，而用一个鹿角代替，“鹿”用为“陆”，表示龙头已没入地平，预示着摘取谷穗的节令也快要到了。这里反映中国远古先民对星空的认识，从北斗七星斗杓所指的角宿开始，角宿星是二十八宿体系中第一个被认定的星座。

最后说一下鱼鹿交会，双双共执的一物为何物？此物作长方形，应是一块石头，也就是雷石。《礼记·月令》说：仲春之月……，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启户始出。蛰虫指各种冬眠的水生动物、也包括两栖动物，昆虫及穴熊等等。而当春天来临之后，雨水、惊蛰，“蛰虫咸动”，鱼类也浮游到水面上孵化小鱼，原始农业播种的节令也开始了。而春雷滚滚，细雨绵绵，鱼尾鹿龙已绕天一周，合万物生长的一个周期。由此，远古先民使用的历法，观象与物候相结合，可称它为龙历。

柿子滩是一处中石器时代遗址，据原报告介绍，当时的人们还过着采集渔猎生活，可能已饲养了羊，可称他们为“猎羊人”。因为没有发现磨光石器和陶片，判断不会晚至新石器时代。但有意义的是出土了二件蚌器，系利用蚌壳本身的自然弯曲部位作为手握部位，另一端则打细琢成三角形尖状，这种蚌器很明显是用来割取植物穗子用的。那么，虽然还没有进入原始农业的阶段，但人们已采集野生谷类作为食物，或可以说，柿子滩的原始先民们，已接近原始农业与原始牧业的阶段了，故也开始了天象的观察。据原报告介绍，柿子滩先民们生存的年代距今已有10000年的历史，故伊世同说：“中国星象的原始年代距今应有万年之久，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但由于资料还不丰富，我们不能写得更多。

据此判断，中国龙文化源头，已有一万年之久，“中国万年龙”的存在，“中国龙文化万岁”，应不是一句空话。

第二节 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八千年前堆塑亚祖龙

6000年以上，乃至近万年的山西吉县柿子滩岩画龙形，是不是一个惟一的孤例呢？

否。无独有偶。1994年辽宁省阜新市查海遗址，又发现了近8000年前的卵石堆塑祖龙。由于比一万年前的柿子滩祖龙已经晚了两千年，我在这里故称之为“亚祖龙”，二者同样地处于广义的太平洋西北隅环勃海湾地带。

“查海龙形堆塑”是否能称之为龙？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有些争论的。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的《龙出辽河源》一书以及相当一部分龙学专家，是持肯定意见的。然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信息中心主任朱乃诚研究员，在《中华龙起源和形成》（2009）一书，则是持明确否定态度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也是持肯定意见的。

这不是一个孤立的形象辨识问题，至少有以下4点，有助于证实，这里也是中国龙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

图14-3 环渤海湾的辽河流域先秦时代重要文化遗址分布示意图

第一，七八千年前的查海遗址，在良好的生态自然环境基础上，已经在农业生产有所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房屋成片、井然有序的农业村落，并从住房大小、财富多少来看，产生了贫富分化、阶级分化，需要国家与文明的形成支撑保障进一步发展。

查海遗址位于阜新市东北20公里的一片丘陵地上，属阜新县沙拉乡。“查海”即蒙古语“察哈尔”，是蒙古宗族部察哈尔部之一支，于明嘉靖年间，由现冀北晋北东迁到这一带而得名的。这里从地理范围看，仍是古文化比较发达的辽西地区，却在这一地区与辽河下游平原接壤的最东部，作为辽西与辽东分界的医巫闾山到此已是尽头，所以从辽西到辽东经过这里并无阻隔。遗址是1982年辽宁全省文物普查时被发现的。它坐落在一个漫岗南坡，是北边略高的平坦台地，东北方向距5公里有查海山作为屏障，遗址四周都为起伏的丘陵地，但较平缓开阔，向南低缓，并濒临一条名叫“泉水沟”的小河沟。沟头有一泉眼，至今泉水流畅，成为辽河支流绕阳河的河源地之一。沿河川向外延伸，西可达大凌河川，东可通辽河下游和渤海湾，北邻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草原。看来古人选择这个地点，既便于排水防洪，又有从事生产、生活的开阔空间和进行交流活动的通道，是一个理想的聚落点。

查海遗址的房址都呈方形圆角，面积一般为30~50平方米，但大小有较明显的分化，最大的达100平方米以上，中型房址面积40~60平方米，小型房址面积仅15~20平方米。

查海遗址主体部分大约东西、南北各100米，面积约1万平方米。考古工作者对这个遗址进行了全面发掘，在这范围内除东南一角外，其它部分都已揭露出来。这处聚落是以房址群为主组成的，同时，在房址群间分布有窖穴，聚落中心则为一条龙形堆石和墓葬群所占据，聚落周围有环壕围绕。

对查海遗址中期的第1号房址碳14年代测定数据，为距今约7500年，树轮校正已接近今8000年，早期当超过距今8000年。在目前东北地区发现的史前遗址中，这是最早的一处。

第二，查海遗址还出土了30多件玉器，并且是制造时间最早的标准的成批的真玉器，不仅有审美功能，而且标志着礼制规范的初步生成、特定观念形态的独特体现物，相对独立的手工生产、乃至精神生产的劳动分工出现，为龙文化起源奠定了重要基础。正如郭大顺先生所描述的：

查海人最为重要的创造，一是已知制作和使用玉器，一是已具有了龙崇拜的观念。在查海遗址发现了多件玉器，还发现了龙的形象，它们都是中国迄今最早的玉和龙的实例。

查海遗址出土的玉器，共有三十余件。它们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工具，以小型锛形器为主，也发现有较大的玉斧，它们磨制较为精工，形体也较为规整；另一类为非实用的装饰品类，主要为玉玦和玉匕形器的组合，另有玉管，它们的制作就更为精致。玉玦为正圆形，玦环体宽而厚，与玦孔的比例适宜，有甚窄的玦口。

尤其要强调的是，查海遗址发现的这一批玉器，经鉴定都为透闪石软玉，选料相当准确。从玉料、制作方法和造型，都是一批十分标准的玉器。地质学家以玉的地质特性为标准，称查海遗址出土的这批玉器，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真玉器。

第三，查海遗址的房址中，还出土了两块陶器残片，上面有浮雕的带鳞龙纹，有助于证实当时当地已有龙的观念存在。

《龙出辽河源》一书，作了如下描述：浮雕型龙纹。出土于阜新县查海遗址的房址中，也如第二章所述，为两块陶器残片。陶器为查海遗址习见的夹砂褐陶质，外表红褐色，内里黑褐色。龙形浮雕于器的外表，一为龙的尾部，向上蜷曲，一为盘蜷的龙身。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体宽而平，体上压印成排的月牙状窝点，共4排，已具龙鳞纹特征。

图14-4 查海陶器龙纹：龙尾与龙鳞

第四，查海卵石龙形堆塑的形象、位置、功能，有助于证实这是那个时代长达20米的巨型祖龙，置放在原古中心大房子旁，表达对祖先的敬仰之情，意在通过祖龙与祖先，达到通天功能，祈求老天保佑。

考古学家郭大顺是这样描述查海堆塑龙的：

查海遗址龙的形象中最为重要的实例，是在遗址的中心部位、紧靠房址群和南侧基地，清理出一大型龙形堆塑。它是在从遗址中央穿过的基岩脉上，采用红褐色大小均匀的石块堆塑而成的。龙头、龙身处石块的堆摆尤为厚密，而尾部石块则较松散。龙昂首张口，弯身弓背，尾部若隐若现，给人一种巨龙腾飞之感。龙头朝西南，龙尾朝东北，全长19.7米，龙身宽1.8~2米，方向为215°，基本与房址建筑方向一致。由于这个龙形堆石置于整个聚落最中心部位，四周以房屋环绕，尾部与聚落中最大的一间房屋相邻，而头部以下是那片墓葬，位置十分显赫，联系查海遗址出土的筒形陶罐上发现的以类龙纹和蛇吞蛙等题材作为装饰花纹的现象，可知当时已出现龙崇拜的观念，是确定无疑的。

图14-5 辽中查海八千年前亚祖龙——卵石堆塑鹰型亚祖龙

这里有一个问题：查海石块堆塑龙的动物原型是什么？考古学家郭大顺没有正面明确回答这个问题，而另一位考古学家朱乃诚则倾向于据此否认这是一条龙。遗憾的是，我未能身到考古现场，只能仔细端详揣测其图像，结论是：这条八千年前的巨型石塑亚祖龙，已经体现了龙的本质——“源于图腾，超越图腾，多元一体，综合创新”，它不是单一固定的实物图腾崇拜，而已经体现了四种动物原型综合创新的文化创造：

一是身体能飞，并且头如鹰鸟；

二是头上有角如鹿；

三是身体修长蜷曲如蛇；

四是身上有鳞如鱼。

后面的三项容易辨识，不会有什么大的争论；惟独最为重要的头一项，头部原型取象于何种动物，却是不易辨认，难于取得共识的一个难题，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是考古发掘时保存不够完善，无意中遭到破坏，难以复原。

在反复辨认、比较研究之后，我倾向于查海堆塑的头部原型，主要取象于鹰鸟。主要根据是四条：

一是总体头型，近似鹰鸟；

二是吻部比较细长，宛如鹰鸟；

三是喙部张开之状，接近上部长而蜷曲的鹰鸟之喙；

四是眼睛小而圆，近似鹰目。

因而，若主要根据头部判断，可以说这是一条鹰型祖龙，以鹰鸟为主要原型的原始祖龙。

有助于证实这是一条鹰型祖龙的，还有两条佐证，就是晚些时候距此不远的新乐遗址，出示了龙鸟木雕，距今6300年前的赵建沟“四灵尊”上也有鹰型原龙，三者比较，颇有相近之处。

郭大顺先生对新乐木雕鹰型原龙，称之为鸟龙，有一段具体描述：

木雕型。见于沈阳市新乐遗址，出土于该遗址最大的一座房址中，在房址北壁的西端。这件龙形木雕为扁平长条形，一端趋向尖锐，本体似可分辨出嘴、头、眼、鼻、尾和饰几何菱形纹式的龙鳞纹体等几个部分，皆为浮雕，两面纹饰基本相同，部分镂空。发掘报告认为是一件鸟形木雕器，但从雕有龙鳞纹的身体可以考证，此木雕应属龙类。发掘报告并推测其用途为权杖，直柄以上的雕饰可能是图腾徽帜。不过从民族学资料考证，这件木雕更有可能是一件发笄，因为发笄在古代也是一种表示等级地位的礼器。特殊纹饰和个体特大的发笄，只有首领一类人物才有资格配用，是代表等级身份的标志物，而高等级的发笄，只有在举行重大礼仪时才能使用。新乐遗址的房址中经常有骨笄发现，表明新乐人有戴笄的习俗。新乐第2号房址出土的这件饰有龙纹的特大型发笄，与房址的规格和出土物是相符的，说明这座房址可能是新乐遗址头人经常活动的地方。由于大房址内也是从事专业分工劳动的场所，这就不仅表明当时社会已有某种程度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而且表明，专业分工的指挥者，社会地位往往较高。阶级起源于分工，社会分工导致社会分化，从新乐遗址及其出土的龙形木雕发笄中可以得到较为充分的反映。

查海石块堆塑龙，以鹰鸟为主要原型，主要是根据是有5点相像：

头型像鹰；

长喙像鹰；

圆眼像鹰；

爪子像鹰；

腾飞像鹰。

然而，不应该由此得出结论，查海堆塑是鹰鸟图腾，因为在这里，还综合了其他三种动物原型的某些特点，如：

蛇之身；

鹿之角；

鱼之鳞。

综上所述，查海石堆塑祖龙是四种动物原型在文化符号上的综合创新：

鹰之头——蛇之身——鹿之角——鱼之鳞=查海堆塑祖龙。

讲到这里，我们专门来分析一下考古学家朱乃诚的不同意见与学术观点：

“查海遗址的发掘，是距今8000年前后玉器的最早发现。而发现的龙形堆石被认为中国最早的‘龙’遗存。

但是，这个由石块堆摆的形象，是否可以称为龙，是要打问号的，所以发现者用‘龙形堆塑’一词来称之。

我认为这不是龙，因为其象征的何种动物没有明确的特征。

早期的龙形象，早期先民心目中的龙，或者说龙文化意识起源阶段的龙，不是虚幻的，是一种实指的动物，比如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的‘龙’是鳄鱼形象。在距今6000年前后，黄河流域是有鳄鱼生长活动的，这已经得到考古学的证实。

阜新查海遗址的石块龙形堆塑象征着何种动物，十分模糊，不能明辨出来。而在查海遗址发现的蛇的形象，是陶塑品，十分逼真，还有蛇衔蛙的陶塑品，也是十分逼真。而这个石块龙形堆塑也不像蛇。

图14-6 辽宁查海遗址平面图

从这个石块龙形堆塑位于聚落址中央的房址之间、在石块龙形堆塑附近还分布着小型墓葬与祭祀坑等现象分析，推测这个石块堆塑很可能是当时用石块铺筑的一条道路的遗存，或是与祭祀活动有关的一条特殊道路的遗存。这条特殊的道路，现经考古发现的，可能已不是当初完整的情况。”

这里的要害问题与分歧之点在于：龙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能否说，有一种明确的动物原型就是龙，没有就不是龙？

我认为，朱乃诚提出的问题是值得重视的，结论却是不正确的。

是龙不是龙，主要看什么？

一看形象能腾飞；

二看功能能通天；

三看本质是文化符号，综合创新，源于图腾，又超越图腾。

按照这三条标准来判断，应当说辽宁查海遗址的石块堆塑已基本上成“龙”，是八千年前的亚祖龙，是最初形成，很原始、未定型的龙。

第三节 赵宝沟“四灵尊”：6300年前猪龙、鹿龙、鸟龙、牛龙——环勃海湾的原龙多样性

1984年，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小山遗址出土了一件刻着4种动物纹饰图案的陶尊，后在考古文化界中称之为“四灵尊”，实际这里刻画的是猪、鹿、牛、鸟四种动物为原型的，近6300-6100年间赵宝沟文化中存在的四种原龙，充分表明环勃海湾地带原龙的多样性，龙文化的特别多样性、丰富性、独特性。从这一意义上说，“四龙尊”应当改称“四龙尊”。为了尊重考古学上约定俗称的名称，这里暂且把“四龙尊”与“四灵尊”通用。

赵宝沟文化的历史年代与地理方位。正如考古学家郭大顺指出的：

赵宝沟文化碳14年代测定数据，较早的为赵宝沟遗址，年代为公元前4270±85年，较晚的是小山遗址，为公元前4110±85年。从测定年代上看，它晚于当地的查海—兴隆洼文化，而与红山文化早期似有一段平行发展过程。

赵宝沟文化经过发掘较重要的遗址除内蒙古敖汉旗的赵宝沟、小山、南台地遗址以外，还有内蒙古翁牛特旗小善德、林西县白音长汉、水泉，河北省迁安县安新庄、东寨、西寨。据此可推定该文化分布范围以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为主，也波及到燕山以南。

赵宝沟遗址的先民们过着定居的生活。聚落点房屋成排，房址面积大小不一，却井然有序。以赵宝沟遗址为例。该遗址位于敖汉旗新惠镇东北约25公里高家窝棚乡赵宝沟村西北，属西辽河的教来河流域。这里是南部山地向北部丘陵的过渡地带，为起伏低缓的低山丘陵，四周环山，聚落遗址就坐落在山脚东南平缓开阔的坡地上。聚落向阳背风，土壤层厚而肥沃，其西南有一条通向教来河的泉水沟，常年水流不断，适于人类居住。遗址面积约9万平方米，表面可见房址的轮廓“灰土圈”上百个，分上下两区，各自成行排列。已发掘的18座房址都为方形或长方形，面积一般在20平方米左右，居住面中部挖一方形灶坑，围绕灶坑布置4个柱子洞，居住面上常散布有陶器和石器，有的房址在一侧设有窖穴。

从赵宝沟遗址的住房群落来看，氏族社会已经形成家庭、私有制与贫富分化，乃至阶级分化：

赵宝沟遗址的房址可明显分出功能和等级不同的类型，其中等级高的房址居住面做成阶梯式。这类高等级房址一般面积较大，屋内布局规整，出土器物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个体大，造型纹饰复杂的陶器如尊形器和饰神化动物纹的陶器大都出在这类房内。发掘者推测，这种阶梯状房子，可能有头人的住所，其中位于北区中部的第9号房址，面积达100平方米，是该聚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房址，出土器物多而复杂，推测为氏族公共场所。等级较低的房子都为平地状居住面，一般面积较小，所存器物也较少，且都为一般生活用器和生产工具。房屋结构规模的分化和具备特殊功能的房屋的多次出现，是当时社会组织分化普遍性的反映。小山遗址未经全面发掘，但试掘的两座房址及出土物等级都较高。本文所分析的“四灵”纹陶尊及其所在的第2号房址就是其中之一。

赵宝沟遗址的房址还可以依据房址的分区、分行排列和房内所出纹饰不同的陶器划分为若干组房址群。每组房址群是独立的整体，内部又可分为对等的两群，而每座房址则是最基本的生活和生产单位。这反映出赵宝沟文化时期已经在氏族内部形成比较严密的社会组织。

四灵尊的发掘地点与出土过程，考古学家郭大顺也做了详尽描述：

了解了赵宝沟文件的基本情况后，我们再来观摩这件“四灵”纹陶尊。

图14-7 赵宝沟文化中出土的“四灵”纹陶尊

出土这件陶尊的小山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所在地的东南宝国吐乡兴隆洼村东13公里，为丘陵山地，遗址坐落在山丘的东南坡。这一带属于大凌河支流牤牛河上游与西辽河支流教来河的交汇地带，附近有比赵宝沟文化为早的兴隆洼遗址，也有与赵宝沟文化同时或稍晚的红山文化遗址，是辽西古文化区中遗址分布比较密集的一个区域。遗址未经后期扰动，地表可见当时房址半地穴部分的灰土圈。经试掘的两座房址都为圆角长方形，房址中心有圆形浅坑式灶址。这件饰刻画动物纹陶尊出土的第2号房址，长6.9米，宽4.7米，面积33平方米，中心圆坑式灶址直径0.9米、深0.12米。居住面上有完整和可复原的陶器19件，石器16件，细石器石片3058件。它们似有一定分布规律可寻。除西屋角外，房址的四周边都不放置器物。器物集中在圆坑和围绕圆坑的房址中央部分。陶尊出土的位置在圆坑西侧，同陶尊一起的都是磨光陶和泥质陶器，粗面夹砂陶放置在圆坑东侧和圆坑以内。石器放置的位置是：圆坑东侧和东南侧有石磨盘和石磨棒，西部近墙壁处出有2000多件细石器石片和3件磨制石斧。而在房址西南壁的西段，侧置的一件选料和制作都极为精美的穿孔石钺，是一件可与刻画动物纹陶尊配套的有特定用途的石器，值得特别加以描述。

这件穿孔石钺长18.2厘米、宽5.5厘米、厚2.4厘米，是特地选取的一种可显示斑点状花纹的凝灰碎石岩作料，精磨而成，通体平整而有光泽。在石钺的近顶端，以管钻法钻一孔，近顶端一侧靠管状孔旁，尚可看出与石钺长轴方向垂直的按柄痕迹。此石钺刃部十分纯厚，且无任何磨擦和使用痕迹，可知它并非一般实用器。尤其是这件石钺磨光的表面，在灰色杂有黑斑点的中间，有一大片红色斑块，犹如镶嵌一般。更在斧的一端面，刻画一人面。人面系正视像，线条简单，只有面部轮廓和用短线表示的目、鼻、口。若使人头正视，则必须保持石钺在上，木柄尾端朝下的状态。据此可知，这件石铖应是常被其主人高举着的“斧杖”，系房主人特殊身份和高尚权力的标志物。

与陶尊共出的陶器，除筒形罐、器盖、红顶碗等典型赵宝沟文化陶器类型以外，以复杂多变的陶器装饰花纹最引人注目。

四灵尊图像与基本状况。

陶尊编号为2:30，陶胎为泥质，稍加砂，外表打磨漆黑光亮，有如黑陶。器形似一敛口钵上加一粗而高的颈部，钵的敛口部分成为尊的鼓肩，肩以下圆腹，腹体下部又内收，上下腹间有明显分界，使全器分作上、中、下三段，富于变化。口径25.5厘米、底径16厘米，通高25.5厘米。由于器口与体高同等，使器体显得高耸而又匀称。陶尊是赵宝沟文化陶器中造型较复杂、个体较大当然等级也较高的一种器类。而这件陶尊又是这座房址中出土陶器中最大的一件，也是该遗址已出土陶尊中个体最大的一件。

图14-8 赵宝沟文化“四灵尊”实质是6300年前猪、鹿、鹿、鹰、牛四种原龙综合体

动物纹饰刻绘在尊体中部，即器体外鼓的肩到腹部，形成一条宽带。原报告发表了一个纹饰展开图，并已有研究者在分析这组画面时注意到其中的透视效果，认为“鹿和猪相距很近，猪的躯体有一部分已为鹿头遮盖，这里似乎表现了一种透视效果，因此，尽管猪在鹿前，但仍给人以二者并排前进的感觉。”但该文同时却将鸟作为与鹿和猪不同的另外一组看待，而未将画面视为一个整体。现将这张展开图重新予以拼接，可能更准确地显示出原图案的整体意图。

全图共分四个单元。重新拼接后的画面由大到小依次为鸟、鹿、猪，还有一形状已漫漶不清的双角动物。鸟的形体最大，约长28.75厘米，颈宽3厘米、头部长11.5厘米，大约占据了整个画面的一半。鸟首位置在画幅的中央部位，大圆睛，以粗而长的颈部托起鸟首。从长而呈弯勾状的喙看，属鹰一类猛禽，有羽状冠，以右侧展翅显示飞翔状，体躯的翅尾和其它部分则大幅度变化，加大了飞翔的意境。鹿的尺寸次于鸟，约长25厘米，头部长8.5厘米。头部位置偏于画幅中上部，较鸟首明显偏上，有长颈、细目，立耳和长角，以前伸的腿和蹄足显示奔跑状，身躯则时隐时现，曲折流动，渲染了奔跑的状态。猪的形体显露部分最小，通长17.5厘米，只及鸟的1/2，也小于鹿，头部约长7.5厘米，远小于鸟首，大小虽与鹿首相近，因鹿首有长颈，立耳和长角，鹿的体躯也长于猪，所以猪首也显得小。猪的位置在画幅上方，较鹿和鸟的头部都偏上，猪的其它部分都为以龙鳞纹表现的体躯所掩盖，显示出一种游动状态。猪首前部和鸟尾后部有大约几厘米宽的间隔，间隔处已大部分残缺，残缺处有另一动物形象，可分辨出对称的角，似一动物头部正面形象而不表现体躯。这一不知名动物的下方，有一填入疏朗平行斜线纹的区段，应该就是表示全图的起止界限的。整个画面虽多变化，布局却极为密合严谨，形成一幅四种神化动物紧密联结而成的整体，可称为“四灵”图。尤其是鸟、鹿、猪三种动物，从头部到体躯均依次按比例由大而小，由长而短，身体重心则由下而上，强烈地体现一种由近而远的立体感。一幅标准的透视图赫然在目。初看令人眼花缭乱的画面结构一旦被解开，对其中绘画的构思和技巧的认识，似无穷尽。

图14-9 “四灵”纹图展开后显示飞鸟、奔鹿、游猪、牛四种原龙，在天空遨游平行前进的透视效果

在曲面环体上绘制一幅以具体动物形象为主的带状画面，是很难处理的。主要题材又都采用侧面，同一方向，这又很容易造成平铺直叙的平淡效果。但作者却在这极为有限而又多变的空间里，抓住各个单元题材不重复、各有特征又都以天空为大背景的优越条件，尽情发挥其高超的艺术想像力和熟练的绘画技巧。首先，每个动物的头部都以写实为主，形成单元间的基本区别，细部处理则在主要特征上适度夸大，如鸟的上喙长而下弯，喙尖呈大勾状，圆睛甚大，鹿长角如飘，猪的上唇竟也翘起，唇端起尖，并有高而弯的獠牙，酷似野猪。这既突出了每种动物各自的个性，又增加了动感，达到形神兼备而重于神化的效果，也为体躯的更大变化提供了条件。体躯则在保持基本形态，如鸟有翅、鹿有蹄足的前提下，意外地采用了部位分解的手法。

“四龙图”透露的中国龙文化起源与本质信息：

（一）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乃至环勃海湾文化图中，原龙是具有多样性的，在距今6000年前后这个历史阶段，存在着多种原龙并存的历史格局。仅就这个“四灵尊”而言，就包含着四种原龙形态——分别以猪、鹿、牛、鸟四种动物为原型的原龙。环勃海湾的北部地区，通常称为广义的红山文化，或者不妨叫燕山南北文化圈，是原龙起源最丰富的源头地区。

（二）从动物崇拜、图腾崇拜，到龙文化、神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是一个文化创新的升华过程，这里的“四灵图”相当于从1万年至八千年前最初祖龙到五六千年前原龙的一个过渡时期、过渡阶段、过渡环节。

（三）龙崇拜的本质是天崇拜，在农业与游牧文明起源过程中，人们多半还是“靠天吃饭”、“听天由命”，因而在龙化、神化过程中，就是在动物原型基础上想象创造出“头上长角”、“身体能飞”的龙——既能通天，又能飞天，飞龙登天，遨游太空。

（四）“四灵图”中的四种原龙，大体上是平行关系、并列关系、包容关系，历史文化底蕴在于这是四个部族群体、四种图腾文化，兼容并包、综合创新的过程。大体上是平等联合、共生共荣关系，避免了你消灭我、我消灭你、你吃掉我、我吃掉你的战争惨剧。

第四节 5300年前安徽凌家滩：八卦文化与虎、鹰、猪型原龙

安徽含山凌家滩经过1998年第二次发掘，加上2000年发表《凌家滩玉器》， 2006年发表《凌家滩》考古发掘报告和《凌家滩文化研究》等著作，提出中国龙文化研究的两大新问题：在距今五六千年间，中国龙文化怎样从中国北方环勃海湾地带，经过华中江淮地区这个中介桥梁，传播到中国南方、长江流域；凌家滩玉龙的一大特色，则是把八卦文化、龙历天学与原龙形象，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别开生面。

讲到这里，应当指出的是，这个问题在考古学界也引起了一定范围的理论争论，朱乃诚在《中华龙起源和形式》一书提出两点证据，一个结论。两点证据是：“王龙”头部表现的是虎首；“玉龙”身躯表现的是虎身。

他最后的结论是：

“凌家滩遗址98M16号墓出土的所谓的‘玉龙’，实际上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玉虎’。

安徽江淮地区尚不是探索中华龙文化意识起源的主要区域。

将凌家滩遗址的‘玉龙’改定为‘玉虎’后，凌家滩遗址至今没有发现有关‘龙’的文化遗存。而从大的范围来看，目前在安徽的江淮地区的其他遗址上也没有发现距今5000年以前的‘龙’文化的遗存。所以，在探索中国‘龙’文化意识的起源与形成或‘龙’观念意识的起源与形成中，就目前的发现而言，应排除凌家滩遗址。

含山凌家滩遗址所属的安徽江淮地区自然尚不是探索中华龙文化意识起源的主要区域。”

让我们就从这个争论焦点问题开始吧!

凌家滩出土的这件代表型玉器，究竟是玉龙，还是玉虎呢？

凌家滩考古发掘负责人张敬国称之的“凌家滩玉龙”，究竟是“玉龙”，还是如朱乃诚所说，只是一头“玉虎”呢？

应当说，朱乃诚提出的第一点论据并没有错，其头部确实主要是虎首；

然而，这不是一只普通的“玉虎”，而是虎型原龙。主要根据有4条：

第一，玉虎头上有双角，说明这不是一头普通老虎，而是头上长角的通天神兽。

第二，身体如蛇，体形修长，蜷曲成环，没有虎的四肢与利爪，说这是“虎身”比较勉强；

第三，身上的十七道明刻线，更像身上的鳞片，而不是虎脊背上的鬣毛；

第四，整个头型也比虎更为偏长，吻部更为突出，说明这是一条头上长角、身体能飞、上天入海的神龙，而不是在地上面行走的“大虫”。

图14-10 5300年前凌家滩虎型原龙玉璜

虎型原龙在凌家滩是不是独一无二的孤例呢？

否，在凌家滩还出土了4件虎型原龙的玉璜，原来称做“玉虎首璜”，或“玉双虎首璜”，其头部更接近于真虎形象，如虎的近似方形头型，口长獠牙，前肢有利爪等。然而，仔细辨析下来，这仍不是自然主义的写实真虎，而应称做虎型原龙玉璜。

首先，这是玉制通天礼器；

长的是长长的蛇身或叫龙身；

有的更明显地加上头上双角朝天

——这一切都昭示着这不是普通老虎，而是通天神兽，虎型原龙做成的通天礼器。

图14-11 凌家滩虎型原龙玉璜

凌家滩是不是只有虎型原龙呢？

答案也是否定的。一只小小的双首玉璜，帮助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发掘者称之为“玉龙凤璜”，实际上，这只玉璜，一头是猪型原龙，另一头是鹰型原龙。为什么这样说呢，根据何在？

这只玉璜虽小，却有不可忽视的非常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原来曾担任中国国家历史博物馆馆长的、著名老一辈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在《凌家滩璜形玉器刍议》一文中，专门探讨了这件玉璜的奇特内涵：

“另一件出土于87M9（87M9:18、17），一端亦饰鸟首，另一端的动物作出嘴部，但是鱼是兽莫辨。该器长16.5、宽1.5、厚0.5厘米。二器的下方肉厚处都有孔、槽内凹的榫卯结构，设计甚是巧妙。最奇特的是，两件器物均为已经‘合符’的整器，即出土时左右两半截已经合拢在一起。而“合符”后（整器）的长度显然小于上述虎头璜形器。这些都表明了它们的性质同虎头璜形器是不同的。

先讨论两端分饰两种动物的含义。

一器既饰两种动物，就不能像虎头璜形器那样，从所饰动物在人们观念中与某种行为的特定关系，来寻找其所依存的璜形器的用途。因为既有两种动物，如果找出两种行为的特殊关系，同璜形器只能具有一种用途的性质势必发生不可调解的矛盾，无法找到结果。所以，只能以一种用途为前提，进而找寻两种动物的性质。

惟一妥当的解释是，两种动物就是两个氏族的图腾祖先的象征物。一件璜形器上出现两种图腾，自然意味着这件璜形器就是两个氏族—部落实行‘联姻’的信物。

应当注意到，这两件璜形器一端皆饰有鸟首这一现象。凌家滩的地理位置们于我国东部地区，即古史传说中屡屡提到的东夷、淮夷等集团活动的区域，他们刚好以鸟类作为图腾祖先。这就可以认为，璜形器上的鸟首正是当地居民的图腾祖先的象征物。另一端的其他动物自然就是他地其他氏族的图腾祖先的象征物。两种图腾共处一器的现象，无疑正意味着此器是两地氏族一部落实行通婚的一种物证。

外婚制是古代社会的一种普遍制度，图腾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为了贯彻氏族外婚。这里牵涉到人类学关于生物-文化一体性的复杂理论体系，在此不容详论，我们曾在《图腾制与人类历史的起点》（《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6年1期）一文中论证了人类起源——图腾制—外婚制‘三位一体’的观点，这里就不再征引了。拿后世的例子来说明，最典型的就是周代实行的‘同姓不婚’。凌家滩所处时代的人们自然也实行着氏族外婚制，所以鸟图腾的本地居民一定和其他图腾的外氏族进行通婚。

但这种璜形器皆以珍贵的白玉为质，表明通婚双方都是首脑集团圈子里面的人物。可以为此推测提供的有力证明的是，鸟首璜形器（87M15:40、106）和虎头璜形器（87M15:109）共出于87M15中，这也就说明它们的用途是有区别的。如前所述，后者是军事结盟的信物，当然归部落酋长掌管，这足以说明这位首脑即是以鸟为图腾的氏族首脑。正因为这种身份，对于这样的通婚，这里使用‘联姻’来称呼。在5000年前的时候，部落联盟乃至联盟集团正在愈滚愈大，这样一些群体的首脑之间的通婚，含有很多政治需要，双方通婚也就意味着结盟，使用‘联姻’一词就更能表达出这种意义。这样的联姻自然常会继续若干世代，并往往在双方的子女间先订立婚约，以后再正式成婚。可以设想，作为这种联姻信物的璜形器就会在确定婚约时制作出来，当实行了一定的仪式后，双方先各持这种信物的一半，合婚时加以合拢，从此不再分开，死后即葬入墓中。正因为如此，作为联姻信物的璜形器在墓内出土时，就都是合拢后的整器。”

图14-12、13、14、15 凌家滩猪型与鸟型原龙双首玉璜

俞伟超先生的分析精妙绝伦，十分透彻；我在这里仅从龙文化角度，再做一点补充发挥：这件玉璜的一头是猪型原龙，另一头是鸟型原龙，是表明这两个部族或方国，结盟联姻的历史信物、文化符号，很可能不是军事联盟之“虎符”，而是婚姻联盟之“龙符”，或者干脆叫“龙凤符”。

先看猪型原龙这一头儿。俞伟超先生形容说“另一端的动物作出嘴部，但是鱼是兽莫辨。”倒是主要发掘者张敬国，径直称之为“猪首”。更准确点应当说，这是猪型原龙之首：整个头型近似于猪，吻部长而圆，上嘴唇大而厚，像个猪拱嘴，眼睹长圆形，近似于猪的椭圆形大眼睛。

再看鸟型原龙这头儿。俞伟超先生称之为“鸟首”，发掘者张敬国称之为“凤首”、“凤头形”。或许可以更准确点，称之为鸟型原龙。奇特之处还在于，这只鸟型原龙，不是取象于一般的鸟或鹰，看来也不是凤，而取象于白天鹅：白天鹅的头型；白天鹅的圆眼睛；白天鹅的突起额头；白天鹅的扁平长喙。当然，这里主要取象于天鹅，还是渔鹰，还是可以推敲的。

猪型原龙，鸟（鹅）型原龙也好，都长着蛇一样的长身子，因而是猪龙与鸟龙的合璧。

猪龙与乌龙的合符、合璧，是表明这两种族徽，国徽的联合，以“合符”见证联姻结盟，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龙凤呈祥符”。

无独有偶。其实猪型原龙与鸟型原龙合壁的玉器，在凌家滩还有一件，这就是通常的说的“玉鹰”。张敬国在《凌家滩玉器》一书中作了介绍，也留下了未能很好解答的问题：

图14-16 凌家滩猪型与鹰型原龙玉璜

“玉鹰呈展翅飞翔状。鹰首侧视，眼睛以对钻孔眼表现。胸腹部饰以八角星为主体的纹饰。双翼展翅呈猪首形。器物上有6个穿孔，器形以圆雕和阴线刻表现，显示对称、和谐、神秘的审美意识，在五千年前极为可贵。整体上突出表现鹰首和两翼的造型，重点突出了腹部八角星纹。八角星纹饰，星内画一圆，象征太阳，代表太阳光芒四射。为什么在一件器物上表现鹰、猪、太阳三位一体，特别是鸟兽相结合，很值得我们重视。”

发掘者简称之为“玉鹰”，不无道理，然而，却不是一个科学名称与准确定位，至少以下四点说明这不是一只普通的鹰，而是“原龙”——鹰型原龙：一是头上有玉制王冠；二是身上承载太阳与八星；三是两翼展开有猪首。请问，普天之下，那里有这样的鹰呢？

至于两侧的“猪首”，表现的其实也不是普通的猪，既不是家猪，也不是野猪，而是美化、龙化、神化了的猪型原龙：关键是它头上长角，身体能飞，和神鹰结合在一起，能驮着太阳八星，沟通人与整个天堂。

为什么鹰型原龙要与猪型原龙合为一体呢？看来这是以猪龙、鹰龙为旗徽图腾的两大部族或主国，结成联姻关系，构成一个古国方国的文化表征、文化符号。

为什么鹰龙与猪龙交汇之处的中心部位，要标明太阳八星？

看来这是5000年前凌家滩的星相图、天宫图。似可找到阴阳八卦、洛书河图源头。说到这里，必须联系凌家滩出土的洛书玉版，张敬国作出如下说明：

“玉刻图长方形片和玉龟是凌家滩出土玉器中最珍贵的文物之一。玉片正面为长方形，反面略内凹。两短边各对钻5个圆孔，一长边对钻9个圆孔，另一长边在两端各对钻两个圆孔。玉片中部偏左雕刻有一小圆圈，圈内雕刻方心八角星纹；圈外雕一大椭圆形，两圆以直线平分八等份，每等份雕刻一圭形纹饰；在大圆外沿圈边对着长方形玉片的四角各雕刻一圭形纹饰。玉片上雕刻的纹饰，反映了5000年前凌家滩人的原始哲学思想。我们认为，圆中心的八角星纹应代表太阳，圭形纹饰表示东、西、南、北的四方和八方，应与季节有关。玉龟为圆雕，分背甲和腹甲两部分。龟中空，背甲的龟纹琢磨得十分逼真，背甲和腹甲两部分由孔和暗槽相连。这件玉龟与长方形玉片叠压在一起同时出土，反映两者有紧密联系，应为占卜工具。玉片所显示的意义，说它有度数，有方隅的形象，应毫无问题；图中以八数为天地的维纲，自然可见。这无疑是一件崭新而能引人入胜的思想瑰宝。特别令人关注的是，玉片夹放于龟甲里面，和文献所说‘元龟衔符’（《黄帝出军诀》）、‘元龟负出’《尚书中侯》）、‘大龟负图’（《龙龟河图》）若出一辙，真是匪夷所思。”

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已经提出了这个大问题：应当把应龙八星纹与玉版八卦图，联系在一起，以便深入开掘其历史文化底蕴，乃至中国传统信仰体系的思想底蕴：“至于凌家滩玉板和玉鹰上刻的八角星纹，则是在长江中下游和东方沿海广泛流行的一种纹饰。最早见于湖南澧县丁家岗，在大汶口文化和崧泽文化中最为流行，良渚文化中也有个别孑遗。凌家滩的八角星纹究竟属于哪一段，单从纹饰本身固然无法确定，但至少同比较普通的几种玉器的观察是不矛盾的。”玉板夹在玉龟壳中间，上面有以八角星纹为中心和象征四面八方的圭形的刻划纹，显得非常神秘。玉鹰的两翅张开，末端均作成猪头形，体部则在一个圆圈中刻画八角星纹，很是奇特。这些物品可能都与宗教活动有关。由此可见几座大墓的主人不但拥有比较多的财富，还是宗教活动中的重要执事人员或祭司，甚至也可能兼做军事领袖，因为他们的墓中往往随葬玉钺等半实用和半仪仗性的武器。”

看来除了张忠培讲的三大宗教之外，从史前时期，到文明起源时代，中国传统最广的信仰形式，其实乃是龙的信仰。

“可见，以龟甲为卜卦器具的宗教，于大汶口文化源远流长。当是这一文化固有的宗教。在半坡文化和江淮地区，龙岗寺墓地以龟或龟壳随葬的现象，与凌家滩墓地居民的龟甲作卜卦器具，均属孤例。它们所以存在这类宗教，或当认为是受大汶口文化谱系文化的影响结果。

中国史前时代，除了上述的龟甲为卜卦器具的宗教外，迄今所知还存在如下两种宗教：一是‘黄琮礼地’，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形成了以玉琮为重器的宗教；另一是骨卜宗教，晚于良渚文化的形成年代。中国史前时期的这三大宗教，起源和形成年代虽有先后，却共存于一段时期，而呈现出竞进的态势。至龙山时代，良渚文化消失了，以玉琮为重器的宗教便退出了中国宗教的舞台。同时，当大汶口文化演进到龙山文化之时，改变了龟甲卜卦的宗教传统，与其他分布于黄河及淮河流域同时期诸文化一样，龙山文化也盛行着骨卜宗教。从龙山时代始，骨卜成了中国的普化宗教。至今，我们虽然还不知道骨卜宗教的普化过程及其出现的原因，但可指出的是，这是影响深及商周文化具有重大意义的宗教革命。”

我这里要补充一点，就是这里讲的三种宗教形式，其实都贯穿了一个共同的宗教观念，那就是龙的崇拜，并和天地崇拜、祖先崇拜结合在一起，构成中国特有的自然人文信仰体系。

第五节 黄帝有熊氏起自红山文化：熊型、鹰型原龙与勾云型玉佩

中国东北辽宁与内蒙古的红山文化考古发掘工作，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完成的。这里是对其考古发现的龙文化历史、文化底蕴，作出理论上的“二次发掘”：2000年《中国龙的新发现——中华神龙论》，主要指认出了猪型原龙与马型原龙，这次想补充的是，红山文化中还有熊型原龙和鹰鸟型原龙，勾云型玉佩则是“云从龙”的体现，与熊型原龙等成龙配套，共同构成龙文化重要的派生产品与组成部分——而这一切与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有关黄帝的记载，恰好是相互印证的：黄帝所出的部族是有熊氏，在与神农氏炎帝“战于阪泉之野”时，“教熊羆貔貅貙虎”，创建原始国家，原始军队，“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

红山文化中除有猪型原龙之外，还能熊型原龙这一点，其实早在近20年前，当代中国考古学大师苏秉琦就已经指出过了：“红山文化的显著特征是龙，燕文化的特征也是龙。早期的龙有多种，如鹿龙、猪龙和熊龙。”不过，当时，他并没有明确具体指认，哪一件考古发现是熊龙，我当时也曾注意到先生的这段论述，但也没有和具体的红山玉龙对上号。

近几年间，我又花大功夫，把红山文化所有的玉龙图像，一网打尽式地全都搜集起来，然后仔细辨认，认真对比，一个重要的新发现，就是在原来号称猪龙的红山玉龙中，其实还包含着忽略过去的熊型原龙。

图14-17 近5300年前红山文化中的熊型原龙

熊与猪，熊型原龙与猪型原龙，在头部造型上有两大共同特点：一是整体头型都大略呈三角型，或叫一个底边很短的梯型；二是二者的吻部都比较长，比较突出。

然而进一步仔细和分析，就可以发现，二者比较，还是有4个微妙差异的：一是野猪的头型更近似于比较长的三角型，而熊的头型则相对显得较短一些；二是吻部猪更长，熊则稍短一些；三是猪的眼睛是较大的椭圆形，熊的眼睛则比较小而圆；四是猪的耳朵更显大，长在脸侧部，熊的耳朵也显得小而圆，长在头顶上。

在红山文化中，熊型原龙是以三种形式存在的：第一种类型是熊型原龙的C型玉玦；第二种类型是所谓“双兽首三孔器”；第三种类型是带小圆眼睛的勾云形玉佩。

非常凑巧的是，《红山文化古玉精华》一书，为这种对比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影像素材，可证实熊型原龙第一种类型的存在——熊型原龙单体玉玦。

图14-18、19 红山文化中的玉雕熊型原龙与猪型原龙

从上面二图看，左图头型较长，应为猪型原龙；而右图则头型较短，则为熊龙。

图14-20、21 红山文化中的玉雕猪型原龙与熊型原龙并存又一例

上面二图，也有微妙差异：左图吻部较长，是猪型原龙，而右图吻部较短，实际上应为熊型原龙。

图14-22、23 猪型原龙与熊型原龙并存的最显著一例

上面二图的差异更为明显；左图大耳朵长在头部两侧，是为猪型原龙；而右图的耳朵相对较短，长在头上，则是熊型原龙。

证实熊型原龙存在的考古发现，还有第二类，那就是红山文化中的所谓“双兽首三孔器”，其中多半为熊型原龙，少半为猪型原龙。

《红山文化古玉精华》一书，收录了5件“兽首三孔器”。仔细辨认可以发现，其中两件，吻部较长者，为猪型原龙；三件吻部较短者，都是熊型原龙。

该书称，兽首形似羊，并不准确。

为什么会造出三孔礼器呢？该书称，“凡环、玦、璧，有孔形玉，皆与孕育、繁衔有关。属生殖图腾崇拜，此形玉只是玦形玉兽的变体，犹如三联壁。”又称之为“地母形象”。

这段解说，也不大确切，“生殖图腾崇拜”不是一个科学概念。“地母形象”也不准。三环形状，看来应当理解为“天、地、人”三才，或叫三界。借助龙神，可以勾通天、地、人三界，乃可以称王、称神、称龙，才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熊型原龙的第三类型，则是勾云大玉佩，主旨是取“云从龙”之意，实际上主要包含三种原龙形态——鹰鸟型原龙，熊型原龙，还有就是前边没有提到过的虎型原龙。这也是我近年来重新研究龙文化的一点新发现。

勾云形玉佩，实际上也分三类，取象于“云从龙”，大都与龙相关：

第一类，体形较小，结构简单，近似方形的勾云玉佩，大都取象于鹰鸟形原龙，是其抽象化、符号化。

第二类，体形较大，结构复杂，联体复合的勾云大玉佩，中间含两个较小圆眼睛者，多半取象于熊形原龙，下面有熊的利爪与獠牙。

第三类，同样属于体型较大的勾云大玉佩，眼睛又圆又大，头型近似方型的，则取象于虎型原龙。良渚文化中的虎型玉琮，真正源头就在这里。

在近五六千年前的红山文化中，发现熊型原龙，对于重现中国古史，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有助于和司马迁《史记》等古典文献相印证，进而确认黄帝主要起自红山文化，原来的部族称为“有熊氏”，熊原本是有熊氏的图腾、族嶶，在原始国家、文明形成过程中升华为熊型原龙。

黄帝原来部族称为“有熊氏”，记载这一点的，首先是最有权威性的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

“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

记载了黄帝主要出自有熊氏之国的，至少还有以下5种历史文献：

黄帝，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曰附宝，见大电绕北斗枢星，照郊野，感附宝，孕二十四月，生黄帝于寿丘，长于姬水，有圣德，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帝王世纪》）

轩辕出自有熊之国，母曰昊枢，以戊已之日生，故以土德王也。时有黄星之祥。（《拾遗记》）

黄帝，有熊国君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生于寿丘，长于姬水，改姓姬。（《通鉴外记》）

轩辕黄帝，姓公孙，有熊国君少典之次子也。其母西桥氏女，名附宝，瞑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照于郊野。附宝感之而有娠，以枢星降，又名天枢。怀二十四月，生轩辕于寿丘。帝生而神灵，幼而徇齐，弱而能言，长而敦敏，成而聪明，龙颜日角，河目隆颡，苍色大肩，始学于项，长于姬水。（《轩辕黄帝传》）

黄帝有熊氏，姓公孙，名荼，一曰轩。轩之字曰玄律。少典氏之子，黄精之之君也。母吴枢曰符葆，秘电绕斗轩而震，二十有四月而生帝于寿丘，故名曰轩。生而紫气充房，身逾九尺，附函挺朵，修髯花瘤，河目隆颡，日角龙颜。生而神灵，髻而能言，成为姬姓，并谋兼智，明法于明，以使民心一，四国顺之，于是开国于熊。（《路史·疏仡纪·黄帝》）

近5000年前红山文化中的熊型原龙，与黄帝称有熊氏、以云为师、云从龙，相互印证。

以上古典文献，熊型原龙在红山文化中的考古发现，二者相互印证表明、中国人文始祖黄帝，原本主要出自有熊氏的氏族部落，熊算是其族图徽、图腾；黄帝有熊氏部族，在向原始国家发展过程中，创造出单体的熊型原龙玉玦；而在进一步联合发展过程中，进而创造出联体的勾云形大玉佩，熊、虎、鹰鸟型原龙大综合，更接近了大综合的龙文化，成为炎黄时代特有部族大联合的文化符号、国家象征、军权表征。

红山文化中也还有虎型原龙，也许与东北虎的自古存在有关。

图14-24 红山文化中也有虎型原龙的玉雕新证

红山文化中还存在鹰鸟型原龙，可能与东北渔猎、游牧文明有关。

图14-25 红山文化也有鹰鸟型原龙的玉雕新证

当然，作为一名北大学者，我也应当实事求是地指出，后来新发现的这些红山玉器，其真伪年代，还需要有关专家作出更为细致、更为专业的甄别工作。我这里说的，远不能作为最后定论。

第六节 北京周边环渤海湾地区：中国龙文化的真正源头

中国龙文化最早源头在哪里？迄今为止，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曰“中原源头记”。如河南孙晓萱等人坚称，6000年前濮阳蚌型龙是“中华第一龙”。杨乃诚《中华龙起源和形成》也申明：“考古学发现与研究表明，中华龙文化意识起源于距今6000年前的中原大地。以往提出的‘龙出辽河源’，应当予以更正，更正为‘龙出中原’”。二曰“辽河源头论”。考古学家郭大顺的名著，题目就叫《龙出辽河源》。

我在这里，提出第三种观点，六大区系，多元发生，其中北京所在的环渤海湾地区时间最早，祖龙原龙类型最为丰富。

我们进一步追问：距今5000年前的中华文明起源时代，多元发生的原龙有没有更早的、共同的源头呢？

根据考古学最新发现，中国龙文化源头有两个，都可上溯到近5千至1万年前；一个是黄河之滨山西吉县柿子滩岩画“鹿角鱼尾祖龙图”；另一个就是北京所在的太行山东麓、燕山南麓的Y形地带，这里既是中国北方农业、家畜、新石器、陶器、彩陶、玉器文化发源地，又是中国龙文化，特别是猪型原龙、鹰鸟型原龙发源地。

图14-26 中华文明起源期：多元发生的原龙——六大区系，九种原龙

前一个源头比较直观；后一个源头需要仔细辨析，才能依稀可辨地找到个别蛛丝马迹。

北京所在的环勃海湾的Y形地带，原本是猪的驯化发源地。

距今50—20万年间，野猪长期曾是猿人洞里“北京人”的共生动物，产生了比较密切的伴生关系，如周口店出土的整个猪头骨骼。

距今3万年前后，山顶洞人仍与野猪特别密切共生关系，还出土了同时的猪骨化石与烧骨，看来可能这一时代已开始野猪驯化过程。

距今1万年前，北京西部东胡林、燕山南麓怀柔转年，外加河北徐水南庄头、泥河湾于家沟4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出现了农业、家畜、新石器、陶器起源的最初源头，其中北京东胡林与河北徐水南庄头两处，同时发现了猪骨化石，有的已明显带有人工驯化的历史痕迹。猪驯化过程的历史起点与基本完成就在这里。

北京东部平谷县上宅是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座落在燕山南麓、泃河北岸二级台地上，距今7500—6500年。那个时代，上宅人精心制作的陶猪头、猪嘴形支架，说明猪不仅成了被人美化的艺术品，而且成了被神化的祭祀品，进入了祭祀活动机制，迈出了猪变龙——走向猪型原龙的关键性、历史性一步。

在北京西面的泥河湾，北京以北的河北围场县，都发掘出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玉制猪型原龙。

图14-27 距今7500—6500年北京平谷上宅文化中的陶猪头、猪嘴式支架——猪成了艺术品、祭祀品，开始文化、美化、神化的历史进程

1998年1月《中国文物报》发表了泥河湾联合考古队发掘简报《泥河湾盆地考古发掘取得重大成果》，其中报道说，在北京以西，河北阳原县姜家梁遗址出土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猪型原龙玉雕，形制与红山文化一致。无独有偶，在北京以北，河北围场县下伙房村也出土了猪型原龙玉雕，大同小异。泥河湾玉猪龙——河北围场玉猪龙——红山玉猪龙，这三者的年代、源流关系，当须做进一步专门研究。或许今天可以初步判定：猪型原龙是在环勃海湾Y形地带中心燕山南麓北京地区最初萌芽的，在燕山北麓、距今6000年的红山文化中定型发展的。

图14-28 距今7500—6500年的平谷上宅文化中的鹰鸟形祭祀礼器——鹰鸟型原龙的最初萌芽

距今7500—6500年的上宅文化出土了一件陶器，定名为“鸟首形镂空器”。它由红褐色夹砂陶作成，圆形平顶，前出一尖状鸟喙，两侧还有两只圆形眼睛，虽然很小，却非常有神。底部为渐粗的圆简形，并有四道竖长的镂空孔，从上到下刻划了羽状交叉划线纹，表明这是一只能凌云而飞的飞鸟或飞燕，或许象征燕子展开的双翼加两个尾翼。看来，它不像实用陶器，很可能是祭祀礼器，飞鸟或飞燕在这里不仅被美化，而且开始被神化，这是鹰鸟型原龙的最初萌芽，传至山东大汶口文化中演化为鹰鸟型原龙。

龙文化起源三部曲，龙的原型动物经过文化升华的“美化——神化——龙化”。其中头两步，艺术上的美化，宗教上的神化，猪型原龙与鸟型原龙在这里都能找到最初源头。至于第三部曲“龙化”，究竟是在北京一带先完成再传向周边地区，还是在周边地区先完成，再传回北京，尚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第七节 长江中游屈家岭、石家河文化：虎型原龙与猪型盘龙

在近十来年间，中国龙文化的考古新发现，一个重要成果是在长江中游，除了20世纪80年代在湖北天门石家河发现猪型原龙、1993年在湖北黄梅县焦墩发现卵石摆塑鹿型原龙之外，还进一步确认：1988年在湖北石家河肖家屋脊发现玉雕猪型盘龙；在湖北天门石家河肖家屋脊罗家柏岭、江陵枣林岗等地，先后发现13件玉雕虎型原龙。

对于前一点，看来争论不大；而对后一点，考古学家朱乃诚只承认是玉雕虎像，不承认是虎型原龙。我们需要在下面行文中，进行具体辨析。朱乃诚先生是重要考古学家，考古专业性强，考古资料掌握丰富；我充分尊重他提供的考古事实、科学资料，只是在后者是虎，还是虎型原龙的判断上，提出自己作为龙文化研究家的一己之见。

这首先牵涉到一个理论前提的判断问题：长江中游、石家河等文化中产生龙文化的历史时代、历史背景是什么？

这就是在距今5000—4000年前，长江中游已不限于原始氏族制度、氏族社会，而是产生了原始的古代城市，古代国家制度、文明社会的雏形，而龙就是这种古代文明国家萌生的东方曙光。

柴尔德1950年发表《城市革命》一文，先后谈到了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希腊、古印度、中南美洲五大原创文明，惟独没有提到中国。

实际上，中国并没有落到世界历史的城市革命过程之外，中国的城市革命不但起源甚早，分布甚广，数量甚多，而且独具特色。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陆续出现了六个原始古城群，目前已发现的原始古城有六十多个，如果再加上东北赤峰较小的石城四十三个，共有一百来个原始古城：

中南大溪——屈家岭古城群，现已发现古城八个；

中原仰韶——龙山古城群，现已发现古城六个；

山东大汶口——龙山古城群，现已发现古城十八个；

东南淞泽——良渚古城群，现已发现古城四个；

北方河套古城群，现已发现原始古城十八个；

四川成都平原古城群，现已发现古城六个……

在长江中游的湖南城头山，发现了六千年前大溪文化最早古城，还有6500年前最早水利灌溉设施。

这个古城群中的石家河古城，五千年前已有城墙和濠沟，占地近一百三十万平方米。

就这个时代而言，断言龙文化出现并且有一定普遍性，是合乎逻辑的；断言龙文化只有石家河肖家屋脊石雕盘龙一个孤例，是证据不足的。

图14-29 湖北石家河肖家屋脊玉雕猪型盘龙

肖家屋脊、罗家岭遗址和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其实基本上是连成一片的，方圆不过几平方公里。

玉雕盘龙的发现经过大体如下：

肖家屋脊玉雕盘龙，是1988年秋季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发掘天门石家河肖家屋脊遗址时在W6号瓮棺中出土的，标本号为W6：36。玉为黄绿色，表面有灰白斑。龙体首尾相卷，成玦形。上颌尖凸，下颌短，口微开。额部有一道横凸棱，额顶到顶后部有长角形浮雕，尾为钝尖形。最大外径3.8厘米，体侧宽1.2厘米，厚0.8厘米。

肖家屋脊遗址位于罗家柏岭遗址西南，原可能与罗家柏岭遗址相连，面积约15万平方米，1987年至1991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州博物馆联合进行了8次发掘，揭露面积6710平方米。文化层堆积，除东周时期楚墓外，主要属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石家河文化又分为早晚两期。出玉雕盘龙的W6号瓮棺属石家河文化晚期。

玉雕盘龙的基本状况如下：

W6号瓮棺，土坑口径1.4米，深0.8米，葬具为两个陶瓮上下扣合而成，墓主为成人，随葬品有59件，其中玉器56件，斜腹陶杯1件、猪牙1件、石珠1件。W6号瓮棺是目前所知石家河文化晚期规模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一座瓮棺。

“玉雕盘龙”的原型动物与多源综合，表现在哪里？关于这一点，考古学家没有说。

肖家屋脊玉雕盘龙的主要原型是猪，可称为猪型原龙，最主要根据是头型像猪，长吻像猪，吻部上半部分甚似猪的拱嘴。

然而，这不是普通家猪或野猪形象，因为它头上长出双角，身体能腾飞，角像鹿角。

盘龙整个体型如蛇，修长而蜷曲，更和猪有天壤之别。

看来，在距今5000—4000年间，在长江中游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中，还有一种类型的原龙比猪型原龙流行更加广泛，甚至成为主流形态，那就是虎型原龙。

图14-30 湖北石家河肖家屋脊玉雕虎型原龙

朱乃诚先生作为一名考古学家，对于这一点，研究特别细致入微，只不过他论定是虎不是龙。他断言：

“罗家柏岭T7：6玉雕龙形环的象征含义，许多研究者认为是龙。其实不是龙，而是虎。我将这件所谓的玉雕‘龙形’环认作为虎，主要是通过将这件玉器与其他遗址发现的同类玉器进行比较而得出的认识。

如罗家柏岭T7：6玉雕‘龙形’环的首部主要表现了鼻、双眼、双耳。其形态特征，与湖北江陵枣林岗（图六2-1、2-2）、钟祥六合（图六.3）、天门石家河肖家屋脊等遗址出土的玉雕虎头像的形态特征（图六4-1、2、3、4），基本相同。这三处遗址出土的玉雕虎头像分别为3件、1件和9件，共13件。这13件玉雕虎头像的表现方式基本相同。在一块玉片上雕成，玉片或薄或厚，平面大致呈不规则长方形。在一面雕出有尖突的虎额、三角形或近棱形的双耳、圆形双目、长大的鼻，有的鼻凸外突，两侧颧部向外鼓凸。有的虎头像雕在一块近似六方体的玉块上，虎头像有立体感，并在这玉块上，上下、左右穿孔贯通。”

他讲的考古事实，具体分析，我基本上全部赞成，惟有保留的是一个基本判断：他断定，这13件玉雕全为玉雕虎头像，是虎不是龙；而我认为，这些玉雕是虎并不假，是虎又是龙，应当称做虎型原龙，而不是普通老虎。

至少有三点特征，有助于说明这一点：

一是从总体上看，虎头上加了玉虎之冠，下部三分之一是虎头，上面三分之二都是王冠，哪有这样的普通老虎？

二是加了猪型原龙的大耳朵，还有两个穿孔，大概表示神耳有通天之意，哪有这么大的老虎耳朵呢？

三是头上还长了犄角，有的长在老虎头上，如鹿角形状，有的则进而长在王冠上面，如牛角冲天，哪有这种长角的老虎呢？

第八节 4500年前尧都陶寺：龙文化新发现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距今4500到4300年前后的山西陶寺文化，实际上是“三皇五帝”系列中，继黄帝“邑于涿鹿”之后的“尧都”。这里的龙文化研究有三点新发现：

一是陶寺彩绘陶盘上的蛇型蟠龙，实际上是以尧帝为首的王室文化象征；

二是彩绘陶盘上彩绘龙纹，有的是大龙套小龙的，表现的是“母子龙”、“大小龙”、“具象符号龙”，值得再研究；

三是2002年陶寺大墓中新出土的玉牌饰，过去称之为“兽面纹”，实际上是“夔龙纹”。

图14-31 4300年前尧都陶寺，彩绘陶盘上的蛇型夔龙及其龙子

（一）陶寺彩绘蛇龙陶盘是尧帝时代王室文化符号象征。

实际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陶文化的主要发掘者就意识到这种陶盘表现的是龙，不过当时判定为“夏墟”：

彩绘龙陶盘仅发现于大墓中。如陶寺M3072号墓的彩绘龙陶盘，口径37厘米，高8.8厘米。在陶盘内壁以黑衣红彩绘一龙纹。龙纹作蟠曲状，头在外圈，身向内卷，尾在盘底，体饰孤状片彩，为双股，首部绘出豆状圆目，嘴微启，上下两排尖齿，长舌外伸，舌前部呈树杈状分支，在颈部两侧绘对称的鳍或鬣状物。

这是当时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有关龙的图案。引起学术界的格外重视。主持发掘的高炜、高天麟，张岱海先生认为：从这件龙纹的身、尾、目的的形状和它口吐长信的特征看，很像蛇，但从方头、巨口、露齿看，又与鳄鱼接近。就整体看，可谓似蛇非蛇，似鳄非鳄。从而可以看出，陶寺蟠龙的模特儿，不是一种动物，而是两种或两种以上动物的综合体。因此，在此以前，大约还应有形态更原始的龙。

他们还指出，在陶寺墓地中出土的各种彩绘陶器，惟龙盘仅发现在几座部落显贵的大型墓中。每墓且只一件，这就证明龙盘的规格很高，蟠龙图案非同一般纹饰，似乎有其特殊的含义。它很可能是氏族、部落的标志，如同后来商周铜器上的族徽一样。龙盘在大型墓中的发现，将有助于证明下述推断：陶寺的龙山文化先民，正是活跃于“夏墟”，以龙为族徽名号的部落。

在《中国龙的新发现》（2000）、《中华文明论》（2002）中，我也指出了陶寺蛇龙陶盘是中华文明时代，早期国家的起点象征，并试图指出它同龙山时代，乃至尧舜时代的联系，可惜这层窗户纸未能完全捅破：由此可以判断，华北地区，特别是中原区系，在距今五千年前后的炎黄时代，在考古学上即仰韶后期与龙山早期交错时代，已进入早期青铜文化时代，在距今四千五百年前后的龙山时代、尧舜时代，已逐渐超越早期不发达的青铜文化，走向初步发展了的青铜工艺创新。

这个以蛇型原龙为中心的彩陶盘，十分精美，神气十足，显然不是一件日常生活用品，而是一种重要礼器，具有通天地，合天人的神灵功能。

陶寺蛇型原龙是中原文明起源、国家起源的重要文化象征；

陶寺晚期墓中出土了红铜制成的铃形器，表明这个时代已有铜器，生产力发展初步达到文明时代；

陶寺墓葬区的700多座墓中，中型墓占50%，贫穷的小墓近90%，富人大墓仅占1%，说明当时已有私有制，贫富分化，乃至阶级分化；

大墓中同时出土的鼓，直径50厘米，高达1米，鳄鱼皮蒙面，而且有鳄鱼骨板；此外还有高达80厘米的特磬，象征王权的玉钺等……看来已有中国早期国家形成，已进入文明时代开端。

从仰韶文化的鳄型原龙，到龙山、陶寺文化中的蛇型原龙，表明了中原文明起源期的历史轨迹。

近年考古发现的最新进展，就是捅破了这层窗户纸：山西陶寺就是尧都，陶寺陶盘彩绘蛇龙就是尧帝文化象征。

中原地区最早是在何时出现“王室文化”，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之一。以往的研究表明，二里头文化已发现了一系列的“王室文化”遗存。再往前，可以追溯到哪一种考古学文化呢？考古学家朱乃诚提出了看法：

所谓“王室文化”，是指由考古发现的居住址、墓葬及各种用具等一批考古学文化遗存所表现的当时社会集团中居于最高社会地位、具有统辖指挥权力的考古学文化现象，如高规格的大型居住址，或可称为“宫殿址”；高规格葬俗且随葬品丰富的大墓，或可称“王墓”；反映当时社会中最重要的设施等遗迹；以及反映当时最高工艺水平或社会最贵重的物品及成组的礼仪用品等。

若以这样的标准来分析已发现的二里头文化以前的各种考古学文化遗存，那么中原地区乃至现在的中国疆域范围内，最早的“王室文化”遗存，目前可以确定其出现在陶寺文化中。

陶寺文化主要分布在晋南地区，年代在距今4400多年至3900年前后。

陶寺遗址发现的陶寺文化中反映的“王室文化”遗存，主要是城、贵族居住区和豪华建筑遗迹，大型窖藏区、大型墓葬及其丰富的随葬品和成组的礼仪用品，重要的设施遗迹等。

陶寺遗址发现的城址有两座，分属陶寺文化的早期与中期。早期的为小城，面积约56万平方米。中期的为大城，面积约280万平方米。

贵族居住区发现于陶寺小城内的南部。有属陶寺文化早期的贵族居住区；也有陶寺文化中期的面积约1万平方米的“宫殿区”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并在夯土建筑基址上发现了柱网结构明确的殿堂建筑遗迹，面积约286平方米。

1985年，李民先生在《尧舜时代与陶寺遗址》一文中，就已提出，山西陶寺文化是尧舜时代的文化遗存。

2003年，从1999年以来就负责组织重新发掘陶寺文化的何驽先生，进一步判定，在陶寺遗址发现的、写在残陶扁壶上的朱书二字为“文尧”。

这就进一步表明：陶寺彩绘蛇龙陶盘是尧帝时代文化象征

（二）彩绘蛇龙陶盘中心依稀可辨，还有符号化的“小龙”或“龙子”。

图14-32 陶寺龙纹陶盘上的大龙套小龙——最早的一幅“龙与龙子图”

这个问题，不是我最先发现，有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但未能引起普遍重视。我这次重新研究，还在努力寻找到相关材料。

山西陶寺彩绘蛇龙陶盘，原来已就主体蛇龙形象做了研究，然而盘中心的空白部分，却鲜见有专门研究，多半都语焉不详。

这种彩绘陶盘出自陶寺大墓，每座大墓最多也只有一种，这样的大墓共有10座：先前发掘9座；2002年以后新发掘一座。看来，也不是每个大墓都有彩绘龙盘，到底有几件龙盘，这个问题还讲的不清楚。现在流传的几种，也不尽相同。

刘志雄，杨静荣称之为“……在黑色的夜空中飞上天宇”。这等于说，这里只是一片黑底色，什么都没有。

我认为，这里有什么东西，确实看不太清楚，然而，仔细辨认，还是可以看出，有的彩绘龙盘底部，有依稀可辨的形象：有的似可辨认为符号化的C型小龙，头上若有双角，张开嘴，体型是C字形蜷曲状，与盘边大龙相向而行，或叫迎面而飞。

也许这是最初的一幅“龙与龙子”图。

由此我想到，二里头绿松石龙形器的下端“条形饰”，说不定可能也是一条小龙，是“龙子”。

当然，这个问题也需要再作专门研究，才能算定论。

（三）2002年发现的陶寺“兽面纹”玉牌饰，实质上乃是“夔龙纹”，虎型或猪型夔龙。

这块玉牌饰，正如考古学家朱乃诚所描述的，是2002年发掘一座陶寺大墓时发现的。

陶寺遗址发现的大型墓葬有10座。9座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掘的，属陶寺文化早期，墓葬长3米上下，宽2米多，使用木棺，随葬品可达一二百件。有彩绘陶器、彩绘木器、玉或石制的礼器和装饰品，以及整猪骨架等。墓主都为男性。1座是在2002年发掘的，墓长5米，宽3.65米，墓深约7米，葬具为独木船形棺，长约2.7米、宽1.2米，棺内外皆施红彩。棺室已被扰乱，残余绿松石嵌片与珠、玉銊碎块、木柄、货贝等46件。棺外及壁龛中出土随葬品72件，其中彩绘陶器8件，钺、戚、大厨刀等玉石器18件套，骨钺8组，木弓等漆木器25件，红彩草编物2件，另有劈成两半的猪10头，公猪下颌1件。

在年代上，陶寺IIM22:135兽面玉牌饰早于新砦99T1H24:1的龙首图案及二里头02VM3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如果考虑这种龙首的形制演变是较为活跃的，那么它们在形态上区别是可以理解的。

此外，陶寺IIM22:135兽面玉牌饰出自一彩漆大箱的箱顶上，原来是否有与这件兽面玉牌饰一体的有机质构件如龙的身躯等，尚不可知。

图14-33 陶寺虎型夔龙玉牌饰

当然，我现在提出的肖家屋脊W6:60兽面玉牌饰、钟祥六合W9:1兽面玉牌饰，以及陶寺IIM22:135兽面玉牌饰的原本的象征含义可能是龙首，还是一种推测，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研究论证。

我在这里试着再作些探讨。与其说它是“兽面纹”，不如说它实质是“龙纹”，夔龙纹，头上长角，身体能飞、上天通天的夔龙纹。至少可以列出以下三点根据：

一是它头顶玉制王冠，这是任何野兽都没有的；

二是它还长出比牛还长的双角，表示上可通天；

三是有的纹，酷似云龙纹，表示这是通天神兽，不是一般野兽。

这块玉牌饰的龙纹，主要是虎龙，但也综合了猪龙、鲵龙等某些特征：

整个头型，更近似于虎型原龙；

头部吻部，有的地方近似于猪型原龙；

部分头型，也有点接近鲵型原龙；

而头上双角，则取象于牛或鹿型原龙。

陶寺文化中的龙文化，尚须进一步专门研究。

第九节 夏都二里头：绿松石鲵龙的重大考古发现

在2000年1月我出的第一版《中国龙的新发现——中华神龙论》中，在第四章《中华文明雏形期：初步综合的夔龙——夏商周民族融合国家的文化象征》中，专门写了第5节《夏代的龙：走向综合第一步》。

当时主要是根据“绿松石牌饰——三里头陶纹——二里头玉琮玉璜”三条路径，爬梳整理了夏文化中的龙，体现了五种原龙的初步综合。

后来在2002年出版的《中华文明论》三卷本中，我又专门分析了海内外现今留存的十来块二里头青铜盾形牌饰，判别了通常讲的所谓“兽面纹”、“饕餮纹”，其实乃是夔龙纹，细分起来包括六种夔龙纹。

最近，我看了何乃诚《中华龙起源和形成》（2009）一书的相关部分，感到他的书虽比我的书晚出十来年，但实际上从考古学专业路径，和我得出了差不多的结论，容后面再细说。同时我也注意到，该书介绍了2002年二里头出土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应当说是近十年来中国龙文化研究的一项特别重大的考古发现，却是我上述两本书中所没有的内容，值得在这里做一番介绍评析，简称“二里头绿松石龙”。

二里头绿松石龙的考古发现过程，颇带有一点戏剧性：

2002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早期大型夯土基址（3号基址）院内清理墓葬时，在一座贵族墓中发现一件大型绿松石器。后来以套箱方式取回室内清理，于2004年夏秋之际确认是一件大型绿松石龙形器。这一重大发现突出地表明：龙遗存是二里头文化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文化内涵。它不仅仅是反映了当时的一种工艺美术风格，而且还含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社会意义和学术价值。

二里头遗址这件大型绿松石龙形器的发现，引导出二里头文化研究的许多新课题与新的探索热点。

这一考古发现在2004年公布后，引起震撼，曾被评为2004年重大考古发现。

图14-34 中国龙文化重大考古发现——近4000年前，二里头夏代绿松石鲵型夔龙

二里头绿松石龙出土于3号墓。

02VM3号墓葬口长2.24米、北部宽1.1米，残深0.5~0.6，墓底散见零星朱砂。墓中有一具人骨架，葬式为侧身直肢，墓主为男性，年龄在30~35岁之间。墓中随葬品较丰富，除铜铃、玉质铃舌外，在墓主头部东侧偏北有1件鸟首玉饰，在头骨上方有3件带穿孔绿松石珠的斗笠状白陶器，头骨近旁有2件较大的穿孔绿松石珠。颈部有90余枚穿孔海贝，墓中四周还有较多的漆器和陶器。漆器有觚、缽形器、带柄容器等，陶器有爵、封顶盉、象鼻盉、鼎、豆、尊、平底盆等10余件。该墓的相对年代，许宏等人认为属二里头文化二期。

二里头绿松石龙的形貌，朱乃诚做了具体描述：

2002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清理二里头遗址早期大型夯土基址（3号基址）院内的墓葬时，于一座贵族墓（02VM3号墓）中发现一件大型绿松石器，后套箱取回室内清理，于2004年夏秋之际确认为一件大型绿松石龙形器。这是一件目前所见形象最为生动的绿松石龙形器作品，在墓中置于墓主人骨架之上，由肩部至髋骨处。头上尾下，很可能是斜放于墓主右臂之上而呈拥揽状。全器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片的大小仅有0.2~0.9厘米，厚仅0.1厘米左右。绿松石片原应粘在某种有机物上，其所依托的有机物已腐朽，仅在局部发现白色灰痕。

绿松石龙为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长64.5厘米，中部最宽处4厘米。龙头置于近梯形托座上，托座长13.6~15.6厘米、宽11厘米。龙头由绿松石片粘嵌拼合而成，略微向上隆起，有层次，似呈浅浮雕状。吻部略突出，两侧旁有伸出的卷曲弧线，似表现龙须。以3节实心半圆形的青、白玉柱组成额面中脊和鼻梁，鼻端为蒜头状绿松石，硕大醒目。在鼻梁玉柱和鼻端根部均雕有平行凸弦纹和浅槽装饰。梭形眼，眼眶内另嵌绿松石片为眼角，以顶面孤凸的圆饼形白玉为睛。龙身略呈波状曲伏，中部出脊线，向两侧下斜。由绿松石片组成的菱形主纹象征鳞纹，连续分布于全体，由颈至尾少12个单元。龙身近尾部渐变为圆孤隆起，尾尖内蜷。在龙体中部一侧的前后等距离位置，有少许绿松石片构成的与龙体连接的图案，疑其表现为龙爪。在龙身中部有一件铜铃，铜铃内有玉质铃舌。铜铃的位置，正值墓主腰部、手的附近。在龙尾3.6厘米外有一与龙体近于垂直的绿松石条形饰，其上部由一排横长方形绿松石片和一排纵长方形绿松石片平行嵌合而成，下部则表现出连续的似勾云纹的图案，其端一片绿松石上还旋出若干凸弦纹。该绿松石条形饰与龙体之间有红色漆痕相连。整个龙形器及其近旁发现多处红色漆痕。发掘者推测绿松石条形饰与龙体所依附的有机质物体原应为一体。由龙首至条形饰总长70.2厘米（图14-34）。

在这里，还有三个问题，我们试着从龙文化研究的角度，再做些新的探讨：

（一）绿松石龙的主要动物原型是什么？

（二）二里头绿松石龙其主要源头是什么？

（三）二里头绿松石龙的重大意义是什么？

（一）绿松石龙主要动物原型是什么？

从龙头来看，主要取象于大鲵，俗称“娃娃鱼”，与之最接近的，是西北甘肃马家窑文化中西坪出土的鲵型原龙；首先是头型似鲵，近似洋葱头状；圆圆的眼睛，也近似于鲵，身长蜷曲，也可看到鲵的身影；身体两侧，长出较长的分杈状爪子，也近似于鲵。因而，或许可以说，这主要是一条鲵龙，可以称作“绿松石鲵龙”。

三角头型，圆圆双眼，细长身子，也有点近似于蛇。

蒜头鼻子，梭形目，大圆眼珠，还有一点像虎型原龙。

由绿松石片造成的鳞片，又取象于鱼。

（二）绿松石龙的文化渊源是什么？

既然二里头绿松石龙，主要是一条鲵龙，那么它的历史源头，也首推距今5500年前后甘肃甘谷县西坪与武山县傅家门的鲵型原龙。

鲵型原龙看来是夏代中后期二里头文化中龙的主流形态之一，不仅存在于这个绿松石龙中，而且存在于龙文化的两个系列中：

在二里头陶纹龙文化系列中，20世纪60年代发掘的、标本号为VT210④B:3的残陶片上，从保留陶纹上可以判断，为鲵形原龙，依稀可辨的鲵龙头，龙眼与龙爪，都近似鲵龙；

在绿松石牌饰系列中，十来块牌饰中至少也有两种可判断为鲵龙，主要根据头型和眼睛来判断。

二里头绿松石龙的历史源头不是单一的，仰韶文化西北分支中的鲵型原龙固然是一个主要源头，而由于它体现了龙文化的综合性，实际上至少还吸收了以下三种原龙的重要元素：

从山西陶寺文化中吸收了蛇型原龙的重要元素，主要是蛇之头，蛇之身，蛇之鼻的某些元素，都以变形方式体现出来；

从山东大汶口东北红山、东南良渚文化中，吸收了虎型原龙的方形头型、大圆眼睛、蒜头鼻子；

同时，还从西北仰韶文化中吸取了鱼型原龙的重要因素，用两千多片绿松石片来构筑龙的形象，一个重要主旨就是从鱼龙之鳞中得到灵感，要表现遍布全身的“龙之鳞”。

朱乃诚先生断言：“但若仔细分析，我认为二里头文化龙遗存源自陶寺文化，而进一步追溯其源头，应是在良渚文化中。”

这种判断有一定道理，也有一定合理因素；我这里想补充修正的是，龙文化的一个本质特征是其综合创新性，夏代龙文化也会比较充分地体现这种综合性，其源头不是单一的，其发展轨迹不是单线式的，抓住一条主线、揭示其主要来源是必要的，同时要揭示多元素、多线条发展的综合创新轨迹。

夏代二里头绿松石铜牌饰，龙的形象有几种，主要渊源在哪里？

我在《中华文明论》（2002）中，曾经用文字描述了十种牌饰中包含的六种龙纹，六个源头；然而，未能在排印时，把牌饰图像都展示出来（《中国龙的新发现》，也只展示了个别的）。

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新成果是王青的全面收集与专门研究。

朱乃诚《中华龙起源和形成》在此基础上，列出了诸多牌饰图象，并且认定这里的“兽面纹”、“饕餮纹”，其实就是“龙纹”，可惜未能明确指认出具体的原龙来源。

在这里，我把上述研究成果综合到一起，并试图做到，图文并茂，相得益彰，具体揭示盾形牌饰上金镶玉嵌的六种夏代青铜夔龙纹。

这些盾形牌饰，一共发现十来块，其中有三块是分别在1981年、1984年、1987年先后发掘出土于二里头二、三、四期遗址的。出土时，这种铜牌饰往往放在墓主胸前，有助人通天、度人升天之意，与源远流长的东方神秘主义、宗教观念有关。可想而知，如果不深信它有神奇功能，古人怎么会如此煞费苦心地制造这种工艺品？七块是原先发现、流落海外的。

国内外的大多数论著至今仍称之为“兽面纹”、“饕餮纹”，却无法解释：中国古人为什么要把吓人的野兽、甚至“食人未咽”的饕餮，作为护身符、护心符，珍藏胸前呢？

实际上，“捅破一层窗户纸”，这里的纹饰对古往今来的中国人来说，既神秘又不神秘：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龙，能助人通天的龙，起天人合一中介的龙；只不过是夏代的龙，尚处于原始文明起源时代的原龙与商周夔龙之间的过渡形态，因而今天不易辨认。

图14-35 近4000年前，夏都二里头的绿松石牌饰中的六种夔龙纹之两例

用这种历史眼光来辨析，至今海内外留存的十块盾形牌饰，有的上面有一种龙纹，有的则有上下两种龙纹，归纳起来主要是六种龙纹，恰好集中反映出中国夏代夔龙文化的六种主要源头：

第一，蛇形龙纹，主要见于1981年在二里头二期后段发掘出的盾形牌饰偏窄一头，特点是蛇形圆眼，三角头形，主要渊源于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蛇形原龙。

又可见于日本MHO博物馆收藏的绿松石铜牌饰，如图14-36。

图14-36 二里头绿松石铜牌饰蛇型夔龙纹

第二，虎形龙纹，主要见于上述牌饰偏宽一头，其特点是近似方形的虎头虎脑，虎视眈眈的大圆眼睛，主要渊源于东南良渚文化玉琮上的虎形原龙纹，山东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玉圭上的虎形原龙纹，但有更加图案化、抽象化、象征化的发展趋势，因而不易辨认（见图14-37）。

图14-37、38 二里头时期绿松石铜牌饰虎形夔龙纹（上端）

图14-39 二里头绿松石铜牌饰猪形夔龙纹（下端）

二里头绿松石铜牌，虎型夔龙纹，又可见关于朱乃诚介绍的另一件出土品。

第三，猪形龙纹，主要见于1984年二里头三期发掘的盾形牌饰偏窄一头，还可见于伦敦埃斯肯纳齐拍卖行的一只窄头，其特征是类似猪的梭形大眼，即“臣”字目，类似猪的长吻，主要渊源于东北红山文化彩陶与玉雕中的猪型原龙，中南屈家岭文化中的猪型原龙（见图14-39）。

第四，鲵形龙纹，主要见于1984年出土的上述牌饰较宽一头，其特征是近似鲵的方圆形大头，又圆又大的眼睛，主要渊源于西北马家窑文化中的鲵形原龙，不过龙纹也已经符号化、象征化（见图14-39）。

图14-40 二里头绿松石铜牌饰鸮形龙纹

第五，鹰形原龙，或者更确切点叫鸮鹰形龙纹，主要见于1987年二里头四期出土的盾形牌饰较窄一头，其特征是类似猫头鹰式的圆形大眼，上宽下窄的体型与羽翼，主要渊源于山东大汶口文化陶符、龙山文化岩刻中的鹰形原龙纹，另一个较远渊源是东南河姆渡文化象牙雕刻中的鹰形原龙纹。1987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二里头遗址VI区清理的M57号墓葬中出土一件绿松石铜牌饰（标本号为M57:4，以下称为87 VI M 57:4），在墓中位于中部的东侧。其平面为圆角梯形，瓦状隆起，两侧各有二纽。长15.9厘米、宽7.5~8.9厘米、厚0.25厘米。该件铜牌饰是以青铜铸成兽纹镂空框架，镶嵌绿松石片（出土时绿松石片全部悬空，原来或有依托），整体形象为一猛兽（变形龙纹）。杜金鹏描述其为：头端窄而身部宽，圆头，两眼圆睁，弯眉，虎鼻状直鼻，下颌有利齿数颗，身有鳞状斑纹。所嵌四百余块长条形、方形和三角形绿松石片，厚约0.2厘米，多数十分细小，大者宽仅0.5厘米左右，排列致密有序（见图14-40）。

图14-41、42 二里头绿松石铜牌饰鹿形龙纹

第六，鹿形龙纹，主要见于美国檀香山火奴鲁鲁艺术学院收藏的盾形牌饰，其特征是近似鹿的眼睛、头型、枝杈状长角，主要渊源于东北前红山文化中的彩陶鹿形原龙，中南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中的卵石摆塑鹿型原龙（见图14-41、42）。

第十节 近千年前辽金遗址阿城：升龙、座龙新发现

2011年9月22日，我去黑龙江哈尔滨市，到母校黑龙江大学参加校庆活动，并参观黑大人文博物馆。在那里，我了解到阿城有个辽金遗址博物馆，那里展出的“铜升龙”与“铜座龙”，表明距今一千年至七八百年前，远至黑龙江流域的辽、金等北方游牧民族、游牧文明，也有龙文化、龙崇拜、龙信仰，而后则影响到清东陵的座龙形象。直到今天天安门华表上仍有座龙形象流传下来，并成为今天黑龙江省旅游省标。

仅就龙文化而言，这里值得重视的是距今800年前的金代“铜升龙”，还有东北特有、而后影响到北京龙文化的“铜座龙”。

辽金时代龙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一般人通常认为这里特点是接近于西伯利亚原始森林地带，人们常称之为“北大荒”。实际上考古发现表明，上古时代这里就有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的重要源流，在距今一千年至七八百年前，辽金文明先后崛起，曾接近那个时代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前沿与较高水平。

《新中国考古五十年》一书，介绍了这种考古发现与历史背景：

辽代在黑龙江西部地区设泰州。泰来、龙江等地是出土辽代文物遗迹较多的地方。泰来塔子城古城，周长4562.8米，有东西南北四座瓮门，城垣之外环有两重护城壕。有人考证塔子城是辽泰州故址，为辽代主要控扼室韦诸部的北方军事重镇，又是汉族早期聚居的地方。1956年，该城出土的辽大安七年（1091年）刻石记有“泰州河堤”字样和47个汉族人的姓氏，证明公元11世纪末，已有大量汉族聚居于黑龙江地方了。

在哈尔滨新香坊墓地、阿城双城一带墓地也发现了辽代女真人的遗物，可以说是辽代生女真完颜部的遗留，如灰陶瓜棱罐、铁吊锅、银盏、银仗、铜带銙等。铜带銙中有如滨新城三号墓出土的锻制带銙，更有海东青捕捉天鹅图案的铜带銙。这些都是典型的女真文物。

12世纪初，生女真完颜部以阿什河、拉林河流域为中心起兵反辽，建立了金朝政权，灭辽和北宋后，长期与南宋对峙。金朝上京路及所辖蒲与、胡里改、速频、曷赖等路管辖着黑龙江流域广大地区。上京路素有“金源”、“内地”之称，金朝前期都城上京会宁府故址即今阿城白城。黑龙江省境内已发现金代古城近200处，都是金代路府州县建置的所在。古城大多均设瓮城、马面和角楼，有一定数量的“对面城”、“子母城”。金上京故城，受辽上京建制影响，周长11公里，气势宏伟。

在历史上黑龙江地区中部和北部大量开采铁矿，生产和使用铁器是在金代。在阿城小岭五道岭一带发现治铁遗址，有古矿洞10余处、炼铁炉址50余处及治铁工具等，说明金代初期采矿、冶铁、锻造已成系统。肇东、五常、宾县、伊春、依兰、逊克、虎林、饶河等地都有批量不等的金代铁器出土，表明当时铁器已普遍使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且种类完备，制作水平较高，有斧、锤、凿、钳、锯、刨、刀、剪、犁、镰、锹、镐、矛、镞、冰穿、铡刀及各种兵器、车具、刑具和生活用具等。其中鲫鱼形铡刀、箍缝向上的铁锹、萌芦形剪刀等都是可据以断代的铁器标本。尤其是七台河出土的一柄錾有金世宗“大定十九年（1179年）制”款的腰刀，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对黑龙江流域出土的金代铁器生产技术水平，俄罗斯学者曾做过金相分析，指出12~13世纪的女真人在发展生铁铸造方面比当时欧洲领先了200年。

金代前期，汉人工匠的大量迁入，促进了金源内地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这里出土的诸多石刻、铜镜、铜丛龙、金帽顶、金腰带、有“上京香家”款的金器、银制龙纹马鞍桥、银骨朵、银炉、银盘、银盏、金腰带、有“上京香家”款的金器、银制龙纹马鞍桥、银骨龙、银炉、银盘、银盏，金列牒、以“春水秋山”为题材的玉器，如玉人、玉马、玉鱼、玉羊、玉鹿等，以及精美的陶瓷器，都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珍品。

1988年，阿城巨源乡城子村金齐国王完颜宴夫妻合葬墓被发现，出土有“太尉开府仪同三省事齐国王”银牌、“玉逍遥”、玉天鹅、金项链、金锭、金耳环、金鞘玉柄刀、竹杖和男女墓主人的多层套多式服饰，男著8层17件，女著9层16件。这些丝织品种类有绢、绸、罗、锦、绫、纱等。服饰种类有袍、裾、带、巾、冠、鞋、袜等。其针法灵巧多变，颜色富丽多彩。这些金代丝织品和服饰堪称孤品，填补了中国金代服饰实物的空白。完颜宴，女真名“斡伦”，是金太祖完颜旻（阿骨打）的堂弟，生前封太尉、齐国王。城子村小城当是他的故乡和封地。像这种地位很高的皇室贵胄，陪葬品如此精美重要而又未遭任何破坏的墓葬，在考古工作中就是几百年也是不容易遇到的。有的考古工作者，将齐国王墓誉之谓“塞北的马王堆”。

黑龙江大学博物馆陈列的一件金代阿城“铜升龙”，是在阿城收集的，不是直接出土的，因而好多问题，包括年代、背景、内涵都还有待进一步做专门研究。

这件铜升龙的主体部分是马龙，反映了马型原龙的一些基本特征，主要是三点：

第一，整个头型取象于马；

第二，总体造型也部分取象于马，尤其是马头与马脖子；

第三，头部、脖子后背扬起马鬃，明显取象于马。

而这并不是一匹普通的马，还综合了其他动物原型特点，并加以美化、神化、龙化：

第一，其头部最前端的吻部前端，有点像猪的拱嘴；

第二，身体的总体造型，尤其是头部以下部分，取象于蛇；

第三，腾空而飞，取象于鹰。

这个“铜升龙”是单独使用，还是青铜礼器的一部分？这个问题尚待今后再作出专门研究。

据说，在阿城的辽金遗址博物馆，还收藏了几件“铜座龙”，或许也可以叫“铜蹲龙”。

黑龙江省博物馆，也有“铜座龙”收藏与展示，并且作为黑龙江省的旅游省标，作了注册。

在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中，黑龙江成为唯一一个以“龙”命名并作为旅游省标的省，也足以表明与见证了黑龙江省与龙文化的不解之缘。

“铜座龙”的历史渊源、文化底蕴、当代价值，值得今后再下番功夫，作些专门深入研究。

众所周知，“铜座龙”、“铜蹲龙”随着满族进京建立清朝，主政北京，而在北京文化乃至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康熙大帝建立的清东陵，即以蹲龙、座龙作为龙文化的重要内容。

天安门广场前边，至今屹立两旁的华表上面，就是两尊蹲龙“望天犼”，雄视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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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中国龙学的四大创新

第一篇 神龙之谜的三个层次

- 第一章 千古纷纭龙之谜——龙到底是什么

- 第一节 龙之谜的三个层次

- 第二节 龙的原型是什么？

- 第三节 龙的本质是什么？

- 第四节 龙的观念和文化底蕴是什么？

- 第二章 解谜须创新方法——从单元要素还原法到多元综合创新法

- 第一节 从单一原型论到多元原型论

- 第二节 从单一起源论到多元起源论

- 第三节 从单一自然层次论到“自然——社会——文化”综合论

- 第四节 从单一形态论到四大形态论

第二篇 龙的四大历史形态

- 第三章 中华文明起源期：多元发生的原龙——六大区系，九种原龙

- 第一节 炎黄时代的中华文明起源期：六大区系，九种原龙

- 第二节 东北红山文化：马型原龙和猪型原龙

- 第三节 西北仰韶、马家窑文化：鱼型原龙与鲵型原龙

- 第四节 中原仰韶、龙山文化：鳄型原龙与蛇型原龙

- 第五节 山东大汶口、龙山文化：鹰型原龙与虎型原龙

- 第六节 东南河姆渡、良渚文化：鹰型原龙与虎型原龙

- 第七节 中南大溪、屈家岭文化：猪型原龙与鹿型原龙

- 第八节 六大区系，九种原龙

- ——龙的起源的多样性与统一性

- 第四章 中华文明雏形期：初步综合的夔龙——夏、商、周民族融合国家的文化象征

- 第一节 夏代的龙：走向综合第一步
- 第二节 商代夔龙：走向综合第二步
- 第三节 西周夔龙：走向综合第三步

- 第五章 中华文明定型期：基本定型的飞龙

- 第一节 龙的观念定型
- ——从《周易》龙学萌芽到孔子龙学奠基
- 第二节 春秋战国：飞龙初步成型
- 第三节 秦汉时代：飞龙基本定型

- 第六章 中华文明转型期：二重走向的黄龙

- 第一节 三停九似论

- ——宋代黄龙走向综合化、规范化的理论基础

- 第二节 三停九似的宋代黄龙：“原龙——夔龙——飞龙”的更高综合

- 第三节 作为皇权象征的黄龙
- 第四节 作为民间水神的龙王
- 第五节 龙生九子说
- ——龙的多样化的特殊形态

第三篇 龙学理论的三大创新

- 第七章 龙的原型新论——多元综合原型论

- 第一节 多元综合原型论的考古学论据
- 第二节 多元综合原型论的古文字学论据
- 第三节 多元综合原型论的历史形态学论据
- 第四节 多元综合原型论的龙的类型学论据

- 第八章 龙的本质新论——源于图腾又超越图腾的中华民族文化象征

- 第一节 以原始图腾说为代表的四种传统说法
- 第二节 源于图腾，超越图腾
- 第三节 不是实物崇拜，而是文化创造
- 第四节 从氏族血缘关系，到民族文化内涵
- 第五节 从氏族文化表征，到民族文化象征

- 第九章 龙的观念新论

- 第一节 龙的观念：中国人的四大观念
- 第二节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 第三节 仁者爱人的互主体观
- 第四节 阴阳交合的发展观
- 第五节 兼容并包的文化观

第四篇 龙的深层底蕴与现代生命

- 第十章 龙的精神底蕴与现代生命

- 第一节 龙的理念：普遍和谐的四大主体关系
- 第二节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念
- 第三节 人与人、国与国和谐发展的人道理念
- 第四节 寻求对立面和谐结合的发展理念
- 第五节 多元文化和谐共处的文化理念
- 第六节 龙的底蕴：多元文化综合创新精神

- 第十一章 龙的象征：是恶还是善——中西龙形象的根本差异

- 第一节 中西龙形象的显著差异
- 第二节 中西龙象征意义的本质差异
- 第三节 中西龙文化地位的重大差异

- 第十二章 最古老的造型，最鲜活的理念——中国龙的四大理念与当代文明四大危机

- 第一节 天人和谐观与现代生态危机
- 第二节 仁者爱人观与现代战争危机
- 第三节 矛盾和谐观与南北关系危机
- 第四节 兼容并包文化观与文明冲突危机

第五篇 什么是龙新发现

- 第十三章 龙之谜新探索——2000年以来龙文化研究新成果、新问题、新争论

- 第一节 北大王东：龙文化研究的五个新观点
- 第二节 西安庞进：龙的本质的模糊集合论
- 第三节 张家口陈富城：龙脉源流与龙脉书法
- 第四节 辽宁郭大顺：《龙出辽河源》
- 第五节 濮阳孙德萱：濮阳蚌塑龙——中华第一龙
- 第六节 北京何新：龙的食人湾鳄原型论
- 第七节 湘潭吉成名：中国龙文化民俗研究

- 第八节 清华胡照华：神龙形象学与龙纹装饰艺术学

- 第九节 天津卫志强：中国民俗中的三大龙运动

- 第十节 王大有：生物物种真龙形态学与龙种文化论

- 第十一节 中国社科院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论

- 第十二节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朱乃诚：中华龙起源与形成

- 第十四章 龙之源新发现——中国龙文化考古最新十大发现

- 第一节 山西吉县柿子滩：一万年前岩画鹿角鱼尾祖龙

- 第二节 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八千年前堆塑亚祖龙

- 第三节 赵宝沟“四灵尊”：6300年前猪龙、鹿龙、鸟龙、牛龙——环勃海湾的原龙多样性

- 第四节 5300年前安徽凌家滩：八卦文化与虎、鹰、猪型原龙

- 第五节 黄帝有熊氏起自红山文化：熊型、鹰型原龙与勾云型玉佩

- 第六节 北京周边环渤海湾地区：中国龙文化的真正源头

- 第七节 长江中游屈家岭、石家河文化：虎型原龙与猪型盘龙

- 第八节 4500年前尧都陶寺：龙文化新发现

- 第九节 夏都二里头：绿松石鲵龙的重大考古发现

- 第十节 近千年前辽金遗址阿城：升龙、座龙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