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俗知识全知道
Author: 雅瑟
Date: 2010-11-01 00:00:00+08:00
Keywords: 生活休闲
Description: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中华民俗知识全知道(超值金版)》从中华民族的姓名生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传统建筑、传统节日、婚庆礼仪、信仰禁忌以及民间艺术等诸多层面，以生动的语言、精美的图片、丰富的人文内涵，为我们展开了一幅精彩生动的民俗画卷。
Publisher: 企业管理出版社

目　录
第一辑　源远流长的姓名生肖
第一章　我国姓氏习俗趣话
姓氏由女性而来还是图腾崇拜
得姓受氏是有缘由的
情趣盎然的奇僻姓氏
姓氏习俗之妻从夫姓
儿童的启蒙读物《百家姓》
华夏古今姓氏知多少
记录姓氏流传的家谱
丰富多采的家谱之分类
第二章　我国古人的名、字、号
个体意识的觉醒——名
正名之外的昵称——小名
名的解释与补充——字
尊其名而更美称——号
幽默形象的称谓——诨号
演艺界特有的名字——艺名
第三章　人人都希望有个好名字
姓名对人的命运有影响
想取好名字，就要知道其禁忌
起个好名字的九个技巧
起一个先声夺人的艺名
民间习惯给孩子取贱名
给孩子起小名应该知道的事儿
了解起名新规定
第四章　源于动物崇拜的生肖风俗
十二生肖起源趣话
十二生肖解疑
动人的生肖故事
让人有畏惧心理的本命年
本命年跟“红色”的关系
第二辑　生动有趣的节气时令
第五章　节气时令与历法的趣话
我国特有的阴历、阳历和阴阳历
何谓干支纪年法
公元纪年和干支纪年的转换
“十二时辰”所指的具体时刻
我国对元旦和春节的确定
干支纪年与人的年龄的对应
干支纪年法与人的生辰八字
“星期”与“礼拜”的由来
我国独特的二十四节气
二十四节气蕴含的意义
二十四节气的口诀
农历中特有的闰月
我国农历中月日的别称
趣话“冬至饺子夏至面”
夏至数九歌及三伏
冬至开始“数九”的古老习尚
第六章　春暖花开中的六节气
立春习俗
雨水习俗
惊蛰习俗
春分习俗
清明习俗
谷雨习俗
第七章　夏日炎炎中的六节气
立夏习俗
小满习俗
芒种习俗
夏至习俗
小暑习俗
大暑习俗
第八章　秋高气爽中的六节气
立秋习俗
处暑习俗
白露习俗
秋分习俗
寒露习俗
霜降习俗
第九章　冬寒凛冽中的六节气
立冬习俗
小雪习俗
大雪习俗
冬至习俗
小寒习俗
大寒习俗
第三辑　寓意深长的节日文化
第十章　春节
春节简介
春节的由来与传说
春节习俗
春节诗词选
第十一章　元宵节
元宵节简介
元宵节的由来与传说
元宵节习俗
元宵节诗词选
第十二章　清明节
清明节简介
清明节的由来与传说
清明节习俗
清明节诗词选
第十三章　端午节
端午节简介
端午节的由来与传说
端午节习俗
端午节诗词选
第十四章　七夕节
七夕节简介
七夕节的由来与传说
七夕节习俗
七夕节诗词选
第十五章　中秋节
中秋节简介
中秋节的由来与传说
中秋节习俗
中秋节诗词选
第十六章　重阳节
重阳节简介
重阳节的由来与传说
重阳节习俗
重阳节诗词选
第四辑　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
第十七章　传统饮食习俗
中国人饮食重于一切
传统饮食习俗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一天究竟该吃几顿饭
美食与美器的搭配习俗
传统饮食重在调
酒与民俗不可分
源远流长的酒文化
中国古代名酒知多少
我国的饮茶风俗
备受推崇的中国茶文化
中国古代十大名茶
酒要满、茶要浅
“先干为敬”的由来
凝聚智慧的筷子
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食品
出门饺子回家面
中国民间传统的几种零食
我国古代十大名厨
中国饮食中独特的烹饪方式
第十八章　各地饮食趣话
大江南北饮食拾趣
中国最有名的八大菜系
彝族人的饮食习俗
客家人的饮食习俗
荆楚人的饮食习俗
回族人的饮食习俗
有趣的菜肴命名
中国饮食经典——满汉全席
第十九章　名人与名吃
刘备招亲与“龙凤喜饼”
杨贵妃与“贵妃鸡”
西湖东坡鱼的历史典故
济公与无锡排骨
赵昺与护国菜
成吉思汗与铁板烧
忽必烈与涮羊肉
朱元璋与珍珠翡翠白玉汤
朱元璋与四菜一汤
努尔哈赤与“黄金肉”
康熙与羊眼包子
丁宝桢与贵州名菜宫保鸡
胡雪岩与金华火腿
慈禧与宫廷小吃
几大传统食品的典故
第二十章　各地名吃揽胜
北京的风味佳肴——北京烤鸭与涮羊肉
老北京有哪些著名的风味小吃
名扬四海的天津“狗不理”包子
山东煎饼的历史
香飘四海的山西刀削面
四川担担面
南北驰名的风味汤圆
油酥香甜的老婆饼
江西兴国“三鱼”的传说
第五辑　巧夺天工的工艺文化
第二十一章　精美绝伦的刺绣编织
中国传统刺绣的起源
中国的“四大名绣”
独领风骚的中国绣花鞋
情致与智慧的结合——中国结
漂亮的装饰——荷包
出神入化的中国竹编
第二十二章　经典雅致的文房四宝
文房四宝的起源
中国传统名笔
中国传统名墨
中国四大名砚
中国各代名纸
第二十三章　栩栩如生的剪纸塑艺
中国民间剪纸的历史及传承
各地剪纸荟萃
民间剪纸中的奇葩——窗花
中国民间泥塑的历史
泥塑名家泥人张
中国民间面塑的历史
各地面塑荟萃
第六辑　兴致盎然的游艺文化
第二十四章　荡秋千，放风筝，玩杂耍
衣带飘飘荡秋千
拉拉扯扯放风筝
欢天喜地扭秧歌
扭扭搭搭踩高跷
紧张刺激的蹴鞠
变幻莫测的传统魔术
喜闻乐见的相声
第二十五章　听听戏，下下棋，搓搓麻
最早的电影——皮影戏
灵动鲜活的木偶戏
中国戏曲中的珍品——昆曲
中国的国粹——京剧
喜闻乐见的评书
最大众化的游戏——象棋
高雅人的游戏——围棋
风靡世界的麻将
第二十六章　稀奇古怪的休闲娱乐
玩昆虫的游戏——斗蟋蟀
势不两立的斗鸡
中国传统骨牌与多米诺
最早的扑克——叶子戏
古人也玩摔跤——角抵
男女老少皆宜的藏钩
力量与气势的对抗——拔河
火树银花的烟火
第七辑　虔诚恭谨的礼仪风俗
第二十七章　拜见之礼
见面时的传统礼俗
跪拜之礼
大礼之“三叩九拜”
拱手之礼
五体投地
“长跪”一词的来历
写信一定要有“此致”
第二十八章　庆贺之礼
充满象征意味的诞生礼
欢欢喜喜庆满月
给孩子庆百日
有趣的“抓周”
古今传统成年礼习俗
中国人过生日或做寿的礼俗
旧时民间的“借寿”与“避寿”
虚岁与做寿
民间温锅庆乔迁的习俗
第二十九章　礼之杂谈
古人究竟“尊左”还是“尊右”
传统宗法社会所说的“五服”
古人的“九族”
分家要由舅舅来主持
汉族民间交往中的禁忌
第八辑　美丽动人的传说故事
第三十章　上古传说故事
开天辟地
女娲造人
女娲补天
后羿射日
嫦娥奔月
夸父逐日
大禹治水
第三十一章　中国四大传说故事
牛郎织女
孟姜女哭长城
梁山伯与祝英台
白蛇传
第三十二章　民间传说故事
人间活佛济公
八仙的传说
董永与七仙女
劈山救母
刘三姐的传说
沉鱼落雁的故事
第九辑　异彩纷呈的民居建筑
第三十三章　趣话传统民居建筑
住居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
传统民居主体建筑物的特点
传统民居中的楼、阁、厢、轩、舍、斋、寝
中华文化的象征——牌坊
奇特的东北冰雪建筑
细说老北京的胡同
江南水乡民居的独特风味
南方一些少数民族的干栏建筑
我国最普遍的居住布局——四合院
北京故宫房间的特点
“山色湖光共一楼”的宇宙观住居习俗
北方人最爱的火炕
民间在建房过程中的仪礼活动
第三十四章　民居里的陈设
床的发展史
椅子的有趣历史
中国家具史的奇峰——明代家具
传统四合院的影壁
古人要在房子里摆放“屏风”
重要建筑物的正门两侧的狮子
第三十五章　趋吉避凶的风水文化
风水不是迷信
风水与风水术
风水的别称
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
中国的风水鼻祖——郭璞
看风水需要悟性
选择宅基地的宜忌
门向选择有学问
屋向背合、种大树之忌
第十辑　摇曳多姿的服饰文化
第三十六章　传统衣服习俗
中国传统的衣裳制度
中华民族传统衣服独崇黄色
古人所穿体衣有哪些种类
苗条秀美的旗袍
传统民族服装——马褂的演变
鞋的历史传承
儿童要穿“百家衣”，男孩儿穿花衣
民间儿童盛行的虎头鞋、猫头鞋、狗头帽
民间奇特的晒衣习俗
古代服饰的穿戴禁忌
第三十七章　传统装饰习俗
衣服上佩带装饰品
我国早期的饰品和饰俗
古人文身的古老习俗
是先有帽而后有冠
象征官阶的乌纱帽
漂亮的瑱珰
戴戒指要分男左女右
民间女性喜爱的鞋花
漂亮的肚兜刺绣
非常可爱的小孩儿兜肚
第十一辑　隆重庄严的婚丧风俗
第三十八章　千奇百怪的婚嫁风俗
古时的同姓不婚
旧时指腹为婚的习俗
无媒不成婚
含蓄地相亲
结婚之前要合婚
说媒的礼仪
热热闹闹去迎亲
拜堂的礼仪
欢欢喜喜入洞房
婚礼的高潮——闹洞房
结婚之后的礼仪
婚后的第一次回娘家
第三十九章　神圣隆重的丧葬风俗
传统的丧葬文化
初终的礼俗
装殓的礼俗
报丧的礼俗
成服的礼俗
送盘缠的礼俗
送葬的礼俗
落葬的礼俗
做七的礼俗
居丧的礼俗
墓碑、镇墓兽
民间年节必祭祖
第十二辑　神秘莫测的吉凶俗信
第四十章　寓意深远的祥瑞之物
传统的“四灵”崇拜
中华民族和龙图腾
民间祭龙求雨的习俗
趣话东方神鸟——凤凰
龙与凤的不解之缘
四不像的麒麟
民间“麒麟唱”和“麒麟送子”的习俗
唯一真实的灵兽——龟
“三星高照”中的三星
福星高照话福神
“五福临门”中的五福
能带来高官厚禄的禄星
备受喜爱的“寿星”
民间的其他祥瑞之物
第四十一章　千奇百怪的禁忌
民间的天象禁忌
各地年龄禁忌何其多
民间数字禁忌
民间婚丧礼仪中的属相禁忌
不吉利的话绕着说
怕谶语应验要说吉利话
水上行船的禁忌
孕妇忌食兔肉、生姜
日常行为中的禁忌与破忌
民间出行的禁忌
旅途中通常有什么禁忌
不同行业的行为禁忌
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禁忌
第四十二章　信仰习俗
对门神的信仰
祭灶神风俗的由来
祭灶习俗与熟食习惯
男不拜月、女不祭灶
对土地神的信仰
趣话城隍庙
中国民间迎财神、祭财神的习俗
“正财神”赵公明
公正无私的文财神比干
生财有道的文财神陶朱公范蠡
撒钱济贫的准财神刘海蟾
关帝信仰与关帝庙

中华民俗知识全知道

雅瑟　陈艳军　编著

企业管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民俗知识全知道／雅瑟，陈艳军编著．—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10.11

ISBN 978-7-80255-619-5

Ⅰ．①中…　Ⅱ．①雅…②陈…　Ⅲ．①风俗习惯-简介-中国　IV．①K8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09183号

书　　名：中华民俗知识全知道

作　　者：雅瑟　陈艳军

责任编辑：景　山

书　　号：ISBN 978-7-80255-619-5

书　　号：ISBN978-7-80255-619-5

出版发行：企业管理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17号　邮编：100048

网　　址：http://www.emph.cn

电　　话：出版部68701719　发行部68467871　编辑部68414643

电子信箱：80147@sina.com　zbs@emph.cn

印　　刷：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规　　格：185毫米×260毫米　16开本　26.75印张　550千字

版　　次：2010年11月第1版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前言

古老的华夏文明为什么能够成为世界上唯一完整地保留下来且历久弥新的人类文明？中华民族为什么历经千年岁月的洗礼而愈发充满生机和活力？显而易见，这要归因于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文化。而在中国文化的传承中，民俗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文化与社会观念深层内涵的表现。透过种种鲜活的民俗事象，后人可以深切地体味到历史文化的积淀。

中国民俗是中国人民传承文化中最贴近身心和生活的一种文化——劳动时有生产劳动的民俗，日常生活中有日常生活的民俗，传统节日中有传统节日的民俗，社会组织有社会组织的民俗，人生成长的各个阶段也需要民俗进行规范——结婚人们需要有结婚典礼或仪式来求得社会认同，在人的精神意识领域也有民俗——许多生活中的禁忌就是如此，如大年三十至初二，家中不许扫地，如果进行打扫就会破坏来年的财运……

中国是一个有着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辽阔疆土的国家，因此，中国的民俗现象也就千差万别、种类繁多，但是它也并非无所不包。民俗，正如它的名字，它深植于集体，在时间上，人们一代代传承它，在空间上，它由一个地域向另一个地域扩布——压岁钱的风俗年年如此，而且各地盛行就是例证。

当然，中国的民俗也不是铁板一块，它在传承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各种不同，不然为什么过年时北方吃饺子南方却吃年糕呢？民俗学家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民俗的变异”。虽然民俗常常因为时过境迁而不断改变，却自有分明的类型或模式，如南方的吊角楼与北方四合院就是两种不同类型民居建筑。

传承了几千年，中国民俗已经包罗万象，它涵盖姓氏生肖、节气时令、饮食文化、工艺游艺文化、民间传说故事、服饰文化、婚葬文化、民居建筑、祭祀信仰、交往礼仪等等。又因为中国民族众多，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习俗，这样，就使中国的民俗文化变得异彩纷呈，斑斓多姿。

如今，伴随着国家的快速发展，中华传统文化也开始复兴，中国已被世界各国人民所认知，中国民俗也日益受到世人的关注。与此同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开始觊觎中国传统文化，甚至剽窃中国的传统习俗，妄图对中国进行文化分割，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对此，我们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不珍惜自己的传统文化，将自己的传统文化视为糟粕，随意践踏。

另外，更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化运动改变了所有的传统社会，传统民俗文化的传承也不例外。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启动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其实濒临灭亡的何止是民间文化，各种民俗也大都无声无息地烟消云散了。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我们不得不正视的是，中国民俗在国内面临传承式微的堪忧境况。

人们常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任何一种文明传统的断裂，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民俗的复兴是本土文化觉醒的标志。环顾中国民俗的传承与遗失，如何让优秀的传统民俗文化得以很好地传承与保护，让民俗文化这畦艺术之花璀璨盛开，是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挽救传统民俗文化，刻不容缓！

所幸，中国不乏有识之士，他们在竭力地保护着中国的民俗文化，不让它受到一点伤害。

民俗就是这样一种来自于人民，传承于人民，规范人民，又深藏在人民的行为、语言和心理中的基本力量。我们置身其间却不为其所累，甘愿接受这种模式性规范的保护！

描绘华夏风情、普及民俗知识、增添生活趣味。

民俗是贴近身心的一种文化，显示着中国各族人民和谐多样的生活方式。

第一辑
源远流长的姓名生肖

世界上许多古文化早已连同创造它们的种族一起销声匿迹了，而中国姓氏、生肖文化则历经了四五千年始终延续和发展着。姓氏是一个家族的标志，往往代表着一个家族的身份，姓氏的传承可以看成是家族的延续。生肖是我国民间计算年龄的方法，也是一种古老的纪年法。那么，我国的姓氏与生肖都有怎样的历史，又是怎样发展的呢？

第一章
我国姓氏习俗趣话

平时我们碰到一个陌生人，要想与之沟通，总要问“您贵姓？”“您尊姓大名？”我们国家举行重大会议，公布人事安排，凡有多人担任同样职务，或其他场合如书的编者、作者为多人时，排顺序往往是“以姓氏笔画为序”。那么什么是姓氏？姓、氏是一样的，还是不同的？名又是怎么回事？我们在看古书、古典戏剧时往往会碰到同一个人在他的姓名之外，又有字、号的情况，有时还不止一个号，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称呼，这又是怎么回事？

姓氏由女性而来还是图腾崇拜

《左传·隐公八年》载：“天子建德，医生以赐姓。”这表明“姓”的本义是“生”，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姓最初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的种族称号，简称族号。作为族号，它不是个别人或个别家庭的，而是整个氏族部落的称号。据文献记载，我们的祖先最初使用姓的目的是“别婚姻”、“明世系”、“别种族”。它产生的时间大约在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时期。

姓氏与图腾

据传说，姓的最早起源与原始民族的图腾崇拜有关。氏族部落不但对图腾奉若神明，禁止食、杀、冒犯，而且把它作为本氏族统一的族号。在原始部落中，图腾、族名和祖先名常常是一致的，久而久之，图腾的名称就演变成同一氏族全体成员共有的标记——姓。由图腾演变为姓的传说很多。据考证，夜郎国的国君是竹王，他的臣民以竹为图腾，姓竹。又据史书记载，晋国有狐毛、蛇平，汉代有狗未央、狼莫、鹿旗，三国有豹皮公等人。透过这些古怪的姓名和骆、虎、蚁、牛、羊、鸟、龙、竹、梧、茶、菊等与动物、植物名称相同的姓氏，隐约可见图腾崇拜对姓氏起源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迹。

姓的形成除与图腾关系密切外，还与女性分不开。那时是母系氏族社会，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所以“姓”是“女”和“生”组成，就说明最早的姓，是跟母亲的姓。据考古学资料表明，西周铜器铭文中，可以明确考定的姓不到三十个，但大多数都从女旁，如：姜、姚、姒、姬、娲、婢、妊、妃、好、赢等等。不仅古姓多与“女”字相关，就连“姓”这个字本身也从女旁，这大概是母系氏族制度的一个特征性产物。妇女在生产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实行群婚制，兄弟姐妹之间可以通婚，在这种制度下，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所以在神话里流传着“圣人无父，感天而生”的许多故事。许多古姓都从女旁，可见我们祖先经历过母系氏族公社的痕迹。

后人据《春秋》整理出来的“古姓”有妫（今河北涿鹿有妫水）、姒、子、姬（周王族姓）、风、嬴（秦姓）、已、任、吉、芊、曹、祁、妘、姜、董、偃、归、曼、芈（楚姓）、隗（原北方少数民族姓）、漆、允22个姓。这些姓中近半数带女字旁或与女性有关。

章太炎先生及其他誊者又从《说文解字》、《山海经》、甲骨文、金文等较古的文献中整理出几十个古姓（约59个，章太炎得52个，他人又从金文中得嫘等7个），这样加上原有的也不过80多个，可以想见，这只是远古实际存在的姓中的一部分，原有的姓肯定不止这些，其他的已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时候的姓绝没有我们今天讲的“姓”多。

现代社会，我们通常把姓又称作姓氏，但是在远古时代，姓和氏是两个概念，它们是含意不同、各有所指的两个单音词。姓字的古形字是由“人”和“生”组成的，意为人所生，因生而为姓。秦国刻石《诅楚文》中，始见姓字为“女”字和“生”字的组合字，这一字形最终被汉代人许慎定形，成为会意字。氏字的出现，早在甲骨文中就有。清代文字学家朱骏声在其名著《说文通训定声》中，释“氏”字本意为木本，是植物之根，为象形字，后来被转注为姓氏的氏，取木之根本之意。

氏的产生应该是在原始社会的末期，黄帝治理天下时，已有“胙土命氏”，出现了氏。夏、商两代，也有少量的“氏”产生。氏的产生，最大量、最频繁的时代是周朝。周朝初年，为控制征服的广大地区，大规模地分封诸侯。周武王、周公旦和成王，先后把土地分封给兄弟、亲戚及异姓功臣等，建立了71个封国，其中有武王的兄弟16人，同姓贵族40人。而这些诸侯国的后人即以封国名为氏。

据统计，由周王室同姓封国得氏的有48个，由异姓封国得氏的约有60个。另外，各诸侯国又以同样的方法对国内的卿大夫进行分封，即大夫的后人即以所受封邑的名称为氏，如田、白、鲍、费、范、屈、钟离、邯郸等。经过层层分封，以封国、封邑名称为氏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所以说，周朝是我国氏发展的最重要的时期。而后，各种形式的氏的来源又不断出现，氏的繁衍滋生越来越多，氏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姓的数量。但是只有贵族才有氏，贫贱者有名无氏，氏成为贵族独有的标志。至于贵族妇女，则无论怎么称呼都必须带上姓，这反映了中国古代封建宗法制度的权威性和严谨性。到战国时期，社会剧烈变动，旧贵族没落了，有的还沦为奴隶。这表明贵族身份的氏，已无存在的必要。

西汉时期，姓和氏的区别分野已经微乎其微。司马迁作《史记》时，干脆把姓氏混为一谈，成为不可分割的同一属姓了。所以，清初学者顾炎武在《田知录》中说：“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本纪》于秦始皇则曰‘姓赵氏’，于汉高祖则曰‘姓刘氏’，是也。”

姓氏合流之后，从古到今，中国人使用的姓氏中十之八九可以说是由姓派生出来的氏演变来的。值得说明的是，远古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炎帝）、轩辕氏（黄帝）、金天氏（少昊）、高阳氏（颛顼）、高辛氏（帝喾）、陶唐氏（尧，又称伊祁氏）、有虞氏（舜）、有夏氏（禹）等氏，是后世对想象与传说中的祖先的尊称，不同于“胙土命氏”。

夏商周三代，姓的社会职能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的种族的称号，而氏则是从姓中派生出来的分支。《通鉴外纪》说：“姓者，统其祖考之所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姓起源较早，形成后也较为稳定；氏起源较晚并不断发生变化。《国语·周语》载：“姓者，生也，以此为祖，令之相生，虽不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属也，享其子孙共相连属，其旁支别属，则各自为氏。”总之，姓为氏之本，氏由姓所出。商周以前，姓用以区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说。氏用以区别贵贱，贵者有氏，而贫贱者有名无氏。氏同而姓不同，婚姻可通；同姓不可通婚。“礼不娶同姓”，“父母同姓，其出不蕃”（《左传》），“同姓不婚，恶不殖也”（《国语》）。有人认为里面隐含了朴素的优生学。如春秋时，鲁昭公娶吴女为夫人，两人都姓姬，乃改夫人姓孟，称吴孟子。

又因为“姓”起着“别婚姻”的作用，贵族男子又不称姓，故女子称姓特别重要，为了给待嫁或已嫁的同姓女子加以区别，就形成了对女子的特殊称呼，在姓的前后加前缀、后缀。如前缀用排行：孟、伯、仲、叔、季。如孟姜、伯姬、叔隗；以夫家的采邑、谥号为前缀：如晋姬、武姜、文嬴；加氏、女、母、姬、媪、妪等后缀，如张氏、商女、孟母、吴姬、赵媪等。

姓氏起源的形式很多，并且在不断发展，同姓异源，或异姓同源，等等，情况十分复杂。随着岁月的流逝，不断出现新的姓氏。如给孩子取名时，取男女双方两个单音姓合成复姓，又为姓氏“家族”增添了新的成员。

得姓受氏是有缘由的

今天在公共社交场合的“贵姓”、“尊姓”、“按姓氏笔画为序”中的姓，实际上包括了古姓、氏这两方面的内容。秦汉之前，姓和氏在不同场合使用，哪些人有姓，哪些人用氏有严格规定，汉代以后，姓氏不加区分，姓氏合一，统称为姓。最明显的标志是《史记》，根据现有姓氏，推究它们的来源或者说最初确定它为姓氏的缘由，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氏成姓是中国姓氏最重要的来源，现代中国人绝大多数姓都是由周代的氏而来的。宋代大史学家郑樵在《通志·氏族》中对氏的来历与种类做过系统考察，将其细分为33类，即，以国、以郡国、以邑、以乡、以亭、以地、以姓、以字、以名、以序、以族、以官、以爵与谱系、以官与名、以邑与谥、以谥与氏、以爵与谥等28类，此外还有代北、关西、诸方复姓及代北三字姓、代北四字姓5类。这里将受氏的方法择要归其为15大类，即：

（1）前面提到过，带女字旁的姓氏如：娰、姬、姜、妫、嬴等，这是母系氏族社会女性崇拜的反映。有些直接就是女族长的名姓称号。

（2）以国为姓氏。即以古封国为氏。天子大封诸侯，各诸侯国子孙便以国为氏。如齐、鲁、卫、晋、蔡、霍、曹、陈、楚、郑、韩、魏、吕、项、于、韦、邓、申、邢、成、阮、朱、纪、牟、江、安、毕、杜、杨、苏、宋、吴、罗、赵、娄、夏、贾、秦、徐、萧、黄、梁、彭、葛、蒋、程、舒、焦、曾、谢、赖、翟、谭、黎、薛、倪、唐、沈、廖、毛、章、聂、雷、殷等均为以此为氏者。

（3）以居地为姓氏。以居地为氏有以下几种类型：有封土者以所封之地为氏；无封土者以所居之地为氏；有以所生之地为氏者；也有以山水名称为氏者。如神农氏生于姜水，因而取姓为姜；虞舜因居于姚墟，因而取姓为姚。再如东郭、西郭、北郭、东门、西门、北门、欧阳以及林、艾、巩、华、伊、池、佟、狄、邱、苗、封、郝、费、钟、姬、周、濮、解、傅、莫、丛等均为以此为氏者。

（4）以封邑为姓氏。自周代实行分封制度之后，各受封于天子的诸侯国可在自己的封地内对公族卿大夫及有功之士赏赐大小不等的封地，俗称“封邑”，作为受封者的食采之地，故封邑亦称“食邑”、“采邑”，后人因以为氏。如方、丘、晏、常、温、元、卢、崔、管、邵、叶、甘、梅、樊、詹、祭、邹、郭、冯、栾、田、裴、庞、易、查、鲍、裘、荣、陆、汪、范、阎、辛、祝、谷、夏侯等均为以此为氏者。

（5）以部族为姓氏。以此为氏者可分为以下两类：一是宗族、公族（主要是卿大夫、王公、大族）以分支为氏。二是古代少数民族，以部落、部族为氏。如尉迟、宇文等均为以此为氏者。

（6）以官职为姓氏。即以其所任官职之职能、性质为氏。如帝尧时，皋陶担任执掌刑狱的大理职务（司法官），子孙世袭此职，称“理氏”，后又改为“李”氏。再如张、卜、尹、乌、左、史、司、师、官、岳、和、弓、宫、钱、庾、禄以及司马、司徒、司空、司寇、司工、司城、司功等均为以此为氏者。

（7）以爵号为姓氏。多为王侯公室等贵族后裔，并以其始祖爵位封号为氏。如王、马、顾、侯、王孙、公孙等均为以此为氏者。

（8）以字名为姓氏。此类姓氏的来源，大都来自古代帝王、名臣、名人。如春秋时，秦大夫蹇叔有个儿子名丙字白乙，为秦名将，白乙丙的后代则以他的字为氏，称白氏；再如刘、刁、万、牛、毋、石、边、伍、祁、连、汤、时、尚、丰、许、禹、武、祖、庆、骆、胥、袁、员、柴、熊、桑、余、佘、游、童、路、施、暴、潘、颜、穆、向、高、孔、段等均为以此为氏者。

（9）以谥为姓氏。多为帝王、名臣死后追封加赠的褒奖之词，后世子孙引以为荣，遂以此为氏。如周文王庶出子孙以谥为氏，称文氏；陈胡公的后人以谥为氏，称胡氏。另外以此为氏者还有丁、平、庄、闵、柳、宣、惠、简、缪、戴、康等。

（10）以技艺为姓氏。古代百工技艺多子承父业，世代相传，相沿既久，遂以为氏。如以陶冶为业者为陶氏；再如钮氏、工氏、农氏、药氏等均为以此为氏者。

（11）以顺序为姓氏。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以始祖排行顺序为姓。如古代兄弟排行通常用伯、孟、仲、叔、季来表示长幼之序，因而形成了伯、孟、仲、叔、季等姓氏。二是以表示事物的先后次第为姓氏。三是以表示时间先后、岁时顺序的序号为姓。如甲、乙、丙、戊、己、庚、辛、壬、癸、及子、丑、寅、卯、巳、午、未、申、酉、戌、亥，原为天干、地支的专用名词，后演变为姓氏。

（12）以任所为姓氏。以担任某地职守而为氏者，在春秋战国时较为盛行，是以封邑为氏的一种变相衍生。

（13）以物事为姓氏。以物为氏，古人常以祥瑞之物作为姓氏。如古剑有名辟闾者，善铸此剑者，称为辟闾氏。以事为氏者多含有纪念意义。如汉武帝时，丞相田干秋因年老，每奉旨入朝议事，特诏乘小车出入宫中，以出尊老之意，时人称之为“车丞相”，其子孙遂以车为氏，以此为氏的还有俞、乔等。

（14）以动植物或其他自然物为姓氏。如马、牛、羊、猪、蛇、龙、柳、梅、李、桃、花、叶、谷、麦、桑、麻、粟、山、水、林、木、风、云、河、江、金、石、钢、铁、玉等，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部落的图腾。

（15）赐姓、冒姓和改姓。秦汉以后封建大统一的专制国家形成后，历代帝王为褒奖笼络臣属的一种政治手段。赏赐对象多为有功之臣。例如，汉高祖刘邦为表彰娄敬、项伯的功绩，赐娄、项二氏为刘姓；唐朝赐给立有大功的大臣们以李姓，李煜赐奚廷圭（墨务官）姓李，朱明王朝赐以朱姓；以此为氏的还有任、董、金、孙、龙、钦等姓氏。

冒姓、改姓多为避讳、避繁、避仇、避难等，改称他姓。如避讳，汉文帝名刘恒，凡恒性因避讳改为常氏；晋朝帝王祖上有司马师，天下师姓皆缺笔改为帅氏。

如避繁，古代少数民族大多为多字姓，如拓跋、单于、宇文、长孙、呼延、尉迟、耶律、完颜，爱新觉罗等，与汉族大融合，译成汉语后嫌字太长就简化，借用汉字单字为氏。如拓跋氏改为元氏、叱卢氏改为祝氏、关尔佳氏改为关氏、钮祜禄氏改为钮氏，爱新觉罗改姓罗、金等。

如避仇、避难，伍子胥在吴被杀后，子孙逃到齐国，改姓王孙；陈厉公子陈完，在陈内乱后逃到齐国做了大夫，改姓田；端木子贡后代避仇改沐姓，牛娃避仇改牢姓等。

从以上可以看出，同姓不一定一家。

情趣盎然的奇僻姓氏

中国姓氏文化历经数千年演绎、发展，内涵丰富，异彩纷呈。随着朝代的更替，民族的融合，不少姓氏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些新的姓氏则在时代的进程中产生，在从古到今的数千个姓氏中，有不少稀奇古怪的奇僻姓氏，若稍加收集，分门别类，则情趣盎然，回味无穷。现择其要者简述如下：

（1）表示各个历史朝代的姓氏有：夏、商、周、秦、汉、晋、魏、蜀、吴、梁、齐、陈、隋、唐、宋、元、明、金、清等。

（2）表示时令、节气、气象的姓氏有：春、夏、秋、冬、阴、阳、日、月、年、岁、季、时、分、秒、风、云、雷、电、雨、雪、冰等。

（3）表示方向、方位的姓氏有：东、南、西、北、上、下、左、右、前、后、高、低、东方、西门、北宫、南郭等。

（4）表示数字的姓氏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零、百、千、万等。

（5）表示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地名简称的姓氏有：京、津、沪、冀、鲁、豫、苏、皖、晋、桂、湘、鄂、闽、川、浙、甘、宁、陕、吉、辽、黑、台等。

（6）表示中国各民族称谓的姓氏有：汉、满、蒙、回、藏、苗、彝、侗、瑶、白、黎、土、羌、怒、壮等。

（7）表示各种颜色的姓氏有：赤、橙、黄、绿、青、蓝、紫、红、黑、白、灰、乌、丹、朱等。

（8）表示各行业的姓氏有：工、农、商、学、兵、艺、师、陶、铁、医、干、战、药、屠等。

（9）表示天干地支的姓氏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等。

（10）表示五岳、江河的姓氏有：泰、华、恒、衡、嵩、江、河、湖、海等。

（11）表示五音、五金的姓氏有：宫、商、角、徵、羽、金、银、铜、铁、铝等。

（12）表示五谷、百果的姓氏有：麻、黍、稷、麦、豆、桃、李、杏、梨、果等。

（13）表示五行、五常的姓氏有：金、木、水、火、土、仁、义、礼、智、信等。

（14）表示六畜、四兽的姓氏有：牛、马、猪、羊、狗、鸡、龙、凤、鹤、麟等。

（15）表示“岁寒三友”及花草四君子的姓氏有：松、竹、梅、兰、菊等。

（16）表示人伦、亲属的姓氏有：祖、宗、父、子、公、孙、叔、伯、姥、娘、姑、姐等。

（17）表示人体部位的姓氏有：头、骨、耳、目、口、舌、齿、胆、足、皮、毛等。

（18）表示因罪受贬或地位卑微的姓氏有：杀、死、丑、打、骂、不、黥、虺、蟒等。

除上述各种字意奇异古怪的姓氏外，有相当一部分姓氏文字生僻，笔画繁杂，难写，难读，甚至连字典上都难以查找。

此外，还有姓氏为多字姓（三字以上）的，如刹利耶加氏、唐兀鸟密氏、矢黎婆罗氏、胡右口引氏、自死独膊氏、秃鲁八歹氏、拙儿察歹氏、乞失迷儿氏、主儿赤台乌祜氏、卜颜勒多伯台氏等，这主要是少数民族的姓氏。

也有的姓氏出自偶然，颇有奇趣。如有的给最后出生的儿子命氏为“尾生氏”；周穆王因宠姬早卒，哀痛不已，改称其族为“痛氏”；春秋时晋大夫赵襄待人热诚，如冬日之温暖，遂被称为“冬日氏”；汉代有个人因不知自己的姓氏，干脆以姓为姓，称为“姓氏”……

由于中国姓氏形色繁杂，异彩纷呈，稀奇怪僻的姓氏很多，明代以来，就出现了专收此类姓氏的专著，如明代的《希姓录》《奇姓通》，清代的《希姓补》等。另外《清稗类钞》一书中，也集有清代稀有姓氏1848个。

姓氏习俗之妻从夫姓

关于姓氏，在我国还有一种奇特的现象，女子嫁人后要改夫家的姓氏。也就是说已婚妇女都有两个姓氏，即人们所熟悉的“妻从夫姓”。

“妻从夫姓”的习俗大致在汉魏之际构成雏形，到南朝末期蔚成风气。究其原因，估计同世家大族式的家族组织逐渐形成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特别是到了东晋南朝时期，以庄园为范围的同宗聚居已经是战乱年代中求得家族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形式，作为增进家族共同体内一切成员之凝聚力的办法之一，把妻冠夫氏作为一种称谓原则确定下来，显然是必要的，而其副作用必然是妻子对夫家人身依附的关系进一步加强。

我们经常听说的“李氏、王氏，阿李、阿王……”这就是五代以后已婚妇女留在官私簿籍上的“称谓”。不过，这种称谓只有在依附丈夫的前提条件下才能被认定，如果丈夫已故，或因其他原因需要她们以法人资格或独立人身份出现于公共场合、官私文件（如案牍、契约）中时，由于众多人同用一个姓氏的现象普遍存在，这种过于简化的称谓显然难以起到识别作用。相应的解决办法就是把丈夫的姓氏加在妻子的姓氏前面，如“王刘氏”“赵江氏”“周李氏”文例，既标明已婚身份，又提示她是某姓成员及其母家的姓氏，可谓一石三鸟。所谓“妻从夫姓”的称谓习俗，正是在这种既成历史条件下为适合一定需要而产生了。明初谱学家宋濂曾大写“贞妇烈妇”传记，标题俱为《郑节妇黄氏传》《王节妇汤氏传》，或称《周节女刁传》《谢节妇传》《宋烈妇传》等，正是循此文例。和以往某人妻某氏的“列女传”相比，又“别开一番生面”了。

历史走进近代以后，风气渐开，特别是戊戌维新带动了女权运动的兴起，势必促成女子称谓习俗又有变化。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民政部所拟《调查户口章程》第十六条规定：“姓名格内，如妇女不便填写者，妇人得以姓氏、女字待以长次等字代。”宣统元年（1909）民政部奏订的《京师调查户口施行细则》第三十五条，又有相同的规定。可知当时妇女已经有以完整之姓名登记在册者，但多数还是称李氏、王李氏等。

进入民国之后，北京政府没有对此专行规定，但妻从丈夫姓的传统继续为习惯法所认可。倘若是夫妇同姓，则妻子之称谓尤其令人感到不便。如1924年出版的《中国民事习惯大全》中就有“案牍中如李李氏、刘刘氏等，数见不鲜”的写实。该书在汇辑民间孀妇招夫习惯时，又有“本妇仍从前夫之姓”的介绍，益见虽然“从一而终”的封建宗法族规因时势变化有了变通，但妻从夫姓的传统还是有其力量的。

1929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民法》第四编第三节第一千条，首次对“夫妻之冠姓”作了法律表述：“妻以其本姓冠以夫姓。赘夫以其本姓冠以妻姓。但当事人另有订定者，不在此限。”到了1933年和1944年，内政部先后修正公布《更名改姓及冠姓规则》，其第四条规定，呈请冠姓的条件必须是“非汉人而请冠汉姓”，可知此为“夫妻之冠姓”的唯一例外。

由“妻从夫姓”到“妻冠夫姓”，其间的确有沿袭传统的轨迹可寻，但两者仍有一定的区别。“妻从夫姓”的社会基础是封建家族体制，与之相适应的则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所谓“三从”伦理观念。“妻冠夫姓”不仅在构词方式上摒弃了反映“三从”伦理观的“从”字，而且在实践中也一定程度地认可了辛亥革命以来、特别是国民革命以来广大妇女致力人格解放的部分成果。

妻从夫姓习俗的产生、发展和形成，主要和中国家族制度的衍变发生联系，俟形成传统后，又对妻冠夫姓的法律制定造成习惯性影响。随着家族制度的彻底解体，其余韵目前仅存在于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和一部分海外侨胞中，如范徐丽泰、陈方安生、陈冯富珍就是耳熟能详的几位巾帼英才，但在内地已经没有这种称呼了。

儿童的启蒙读物《百家姓》

关于姓氏，有一本专门的书，叫《百家姓》，它是我国流行最长，流传最广的一种蒙学教材。它的成书和普及要早于《三字经》。据南宋学者王明清《玉照新志》记载：“如市井间所印《百家姓》，（王）明清尝详考之，以是两浙钱氏有国时小民所著，何则？其首云：‘赵钱孙李’，盖钱氏奉正朔，赵本朝国姓，所以钱次之；孙乃忠懿（钱）之正妃；又其次，则江南李氏。次句云‘周吴郑王’皆武肃而下后妃。”他经过考证认为，该书前几个姓氏的排列是有讲究的：赵是指赵宋，既然是国君的姓理应为首；其次是钱姓，钱是五代十国中吴越国王的姓氏；孙为当时国王钱俶的正妃之姓；李为南唐国王李氏。他判断《百家姓》“似是两浙钱氏有国时小民所著”。所谓“有国”据史书记载，吴越在宋太祖开国后，还存在一段时间，至宋太宗兴国二年才率土归降。可见这本书是北宋初年问世的。

百家姓

《百家姓》的次序不是依各姓氏人口实际排列，而是因为读来顺口，易学好记。原收集姓氏411个，后增补到504个，其中单姓444个，复姓60个。《百家姓》与《三字经》《千字文》并称“三百千”，是中国古代幼儿的启蒙读物。

《百家姓》采用四言体例，句句押韵，虽然它的内容没有文理，但读来顺口，易学好记，与《三字经》《千字文》相配合，成为我国古代蒙学中的固定教材，该书颇具实用性，熟悉它，于古于今都是有裨益的。

《百家姓》全文如下：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诸卫，蒋沈韩杨，朱秦尤许，何吕施张，孔曹严华，金魏陶姜，戚谢邹喻，柏水窦章，云苏潘葛，奚范彭郎，鲁韦昌马，苗凤花方，俞任袁柳，酆鲍史唐，费廉岑薛，雷贺倪汤，滕殷罗毕，郝邬安常，乐于时傅，皮卡齐康，伍余元卜，顾孟平黄，和穆萧尹，姚邵堪汪，祁毛禹狄，米贝明臧，计伏成戴，谈宋茅庞，熊纪舒屈，项祝董粱，杜阮蓝闵，席季麻强，贾路娄危，江童颜郭，梅盛林刁，钟徐邱骆，高夏蔡田，樊胡凌霍，虞万支柯，咎管卢莫，经房裘缪，干解应宗，丁宣贲邓，郁单杭洪，包诸左石，崔吉钮龚，程嵇邢滑，裴陆荣翁，荀羊於惠，甄魏家封，芮羿储靳，汲邴糜松，井段富巫，乌焦巴弓，牧隗山谷，车侯宓蓬，全郗班仰，秋仲伊宫，宁仇栾暴，甘钭厉戎，祖武符刘，景詹束龙，叶幸司韶，郜黎蓟薄，印宿白怀，蒲台从鄂，索咸籍赖，卓蔺屠蒙，池乔阴郁，胥能苍双，闻莘党翟，谭贡劳逄，姬申扶堵，冉宰郦雍，卻璩桑桂，濮牛寿通，边扈燕冀，郏浦尚农，温别庄晏，柴翟阎充，慕连茹习，宦艾鱼容，向古易慎，戈廖庚终，暨居衡步，都耿满弘，匡国文寇，广禄阙东，殴殳沃利，蔚越夔隆，师巩厍聂，晁勾敖融，冷訾辛阚，那简饶空，曾毋沙乜，养鞠须丰，巢关蒯相，查后荆红，游竺权逯，盖後桓公，万俟司马，上官欧阳，夏侯诸葛，闻人东方，赫连皇甫，尉迟公羊，澹台公冶，宗政濮阳，淳于单于，太叔申屠，公孙仲孙，轩辕令狐，钟离宇文，长孙慕容，鲜于闾丘，司徒司空，亓官司寇，仉督子车，颛孙端木，巫马公西，漆雕乐正，壤驷公良，拓拔夹谷，宰父谷粱，晋楚闫法，汝鄢涂钦，段干百里，东郭南门，呼延归海，羊舌微生，岳帅缑亢，况后有琴，梁丘左丘，东门西门，商牟佘佴，伯赏南宫，墨哈谯笪，年爱阳佟，第五言福，百家姓终。

《百家姓》是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流传至今，影响极深，它所辑录的几个姓氏，体现了中国人对宗脉与血缘的强烈认同感。姓氏文化，或谱牒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是世界上“寻根意识”最重的族群。《百家姓》在历史的衍化中，为人们寻找宗脉源流，建立血亲意义上的归属感，帮助人们认识传统的血亲情结，提供了重要的文本依据。它是中国人认识自我与家族来龙去脉不可缺少的文化文献基础蓝本。2009年，《百家姓》被中国世界纪录协会收录为中国最早的姓氏书。

华夏古今姓氏知多少

自古以来，华夏姓氏的个数成千上万，有不少姓氏的历史已愈数千年之久，有不少姓氏的发源地不止一两处，有不少姓氏的发展轨迹曲折迂回，有不少姓氏在海内外分布不一，这只是单个的姓氏产生的源头和历史。六千多年前伏羲氏统一华夏地域，画八卦、造书契、作甲历、造琴瑟，以龙纪官，自命“风姓”，“正姓氏”——第一次对各部落必须各有称谓作出规定，才有了今日华夏姓氏成千上万个。各个姓氏虽各有自己的历史和源头，但是所有姓氏产生于姓氏制度的确立，是伏羲正姓氏才播下了姓氏制度之根，全人类最为枝繁叶茂的华夏姓氏这棵大树、当今华人各个姓氏归属于同一个根——万姓同根、根在伏羲、根在宛丘、根在周口。

中国各地农村多聚族而居，往往一个村庄仅为一姓居民。各个族姓开拓一方，繁衍一方，独占一方。西晋、唐初、五代和宋元时期中原有过几次大的移民浪潮。先民各族人逐渐融入汉民族中。各地府、州、县志对这一历史现象记述甚详。如乾隆《福州府志》载：“永嘉二年（308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黄、陈、郑、詹、邱、何、胡是也。以中原多事，畏难怀居，无复北向。”（清·乾隆《福州府志》卷75《外纪》）唐初陈政、陈元光父子也曾率戍闽部属58姓，定居福建。黄仲昭《八闽通志》引《建安志》载：“自五代乱离，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贾多避乱于此，故建州备五方之俗。”

有人做过统计，从古至今共出现华夏姓氏约有15142个，现在仍用的华夏姓氏约有3050个。

我国还有很多详细记载姓氏的书，如前面提到的《百家姓》，共收集姓氏411个，后增补到504个，其中单姓444个，复姓60个。宋代郑樵《通志·姓氏略》中统计古代姓氏共有1745个。唐太宗（627年）的时候，有个吏部尚书高士廉，把民间的“姓”记录下来，写成一本书《氏族志》，颁布天下，作为当时推举贤能作官，或撮合婚姻的依据。明代翰林院编修吴沈等人据当时户部所藏户籍编成《皇明千家姓》，收姓氏1968个。清人张澍《姓氏寻源》、《姓氏辨误》中说古姓氏有5129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者阎福卿等曾编辑出版过《中国姓氏汇编》共收姓氏5730个。其中单姓3470个，双字姓2085个，三字姓163个，四字五字姓12个。台湾省也出版过《中华姓符》共收姓氏6363个，但里面有异体字重复收入的情况。

我国姓氏有大姓小姓之说，即人口有多有少。张、王、李、赵，四个大姓，历史悠久，分布广泛，而且都是皇帝赐姓。根据最新的统计，单是姓张的，就有一亿人，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大的姓了吧。

1977年史学家李栋明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有关“姓”的论文，文中指出：华人最大的十个姓是：张、王、李、赵、陈、杨、吴、刘、黄、周。这十个姓占华人人口的40％，约4亿人。

第二大的十个姓是：徐、朱、林、孙、马、高、胡、郑、郭、萧。占华人人口10％以上。

第三大的十个姓是：谢、何、许、宋、沈、罗、韩、邓、梁、叶。占华人人口的10％。

接下来的15个大姓是：方、崔、程、潘、曹、冯、汪、蔡、袁、卢、唐、钱、杜、彭、陆。加起来也占总人口的10％。换名话说，在中国十亿人口中，有七亿人姓了这45个大姓。

另外的三亿多人的姓，都是比较少见的，像毛、江、白、文、关、廖、苗、池等等。

2009年，公安部根据我国居民身份证数据库数据进行了统计，姓氏排名、总人数（万）如下。

01.王9200 | 02.李9000 | 03.张8500 | 04.刘6700 | 05.陈5800 | 06.杨4000 | 07.黄3100
08.孙2600 | 09.周2500 | 10.吴2400 | 11.徐1900 | 12.赵1800 | 13.朱1500 | 14.马1500
15.胡1400 | 16.郭1400 | 17.林1300 | 18.何1300 | 19.高1200 | 20.梁1100 | 21.郑1100
22.罗1000 | 23.宋900 | 24.谢900 | 25.唐780 | 26.韩760 | 27.曹730 | 28.许730
29.邓730 | 30.萧730 | 31.冯700 | 32.曾680 | 33.程660 | 34.蔡650 | 35.彭640
36.潘620 | 37.袁620 | 38.于600 | 39.董590 | 40.余580 | 41.苏580 | 42.叶580
43.吕570 | 44.魏570 | 45.蒋540 | 46.田520 | 47.杜520 | 48.丁470 | 49.沈470
50.姜460 | 51.范460 | 52.江450 | 53.傅450 | 54.钟440 | 55.卢440 | 56.汪430
57.戴430 | 58.崔420 | 59.任420 | 60.陆420 | 61.廖420 | 62.姚410 | 63.方410
64.金380 | 65.邱（丘）380 | 66.夏370 | 67.谭370 | 68.韦370 | 69.贾370 |
70.邹360 | 71.石360 | 72.熊360 | 73.孟330 | 74.秦320 | 75.阎310 | 76.薛310
77.侯300 | 78.雷300 | 79.白280 | 80.龙280 | 81.段270 | 82.郝270 | 83.孔270
84.邵270 | 85.史250 | 86.毛250 | 87.常240 | 88.万240 | 89.顾230 | 90.赖230
91.武220 | 92.康220 | 93.贺220 | 94.严220 | 95.尹220 | 96.钱220 | 97.施210
98.牛200 | 99.洪200 | 100.龚200 | 101.汤200 | 102.陶200 | 103.黎200 |
104.温190 | 105.莫190 | 106.易170 | 107.樊170 | 108.乔170 | 109.文170 |
110.安170 | 111.殷170 | 112.颜170 | 113.庄160 | 114.章150 | 115.鲁150 |
116.倪140 | 117.庞140 | 118.邢140 | 119.俞140 | 120.翟140 | 121.蓝140 |
122.聂140 | 123.齐140 | 124.向140 | 125.申140 | 126.葛140 | 127.柴135 |
128.伍130 | 129.覃130 | 130.骆118 | 131.关117 | 132.焦115 | 133.柳114 |
134.欧113 | 135.祝111 | 136.纪110 | 137.尚102 | 138.毕99 | 139.耿99 | 140.芦98
141.左97 | 142.季96 | 143.管95 | 144.符94 | 145.辛90 | 146.苗89 | 147.詹89
148.曲88 | 149.欧阳88 | 150.靳88 | 151.祁86 | 152.路85 | 153.涂85 | 154.兰84
155.甘84 | 156.裴83 | 157.梅83 | 158.童83 | 159.翁82 | 160.霍81 | 161.游81
162.阮81 | 163.尤80 | 164.岳80 | 165.柯80 | 166.牟80 | 167.滕78 | 168.谷75
169.舒72 | 170.卜72 | 171.成72 | 172.饶72 | 173.宁71 | 174.凌71 | 175.盛70
176.查68 | 177.单68 | 178.冉67 | 179.鲍67 | 180.华67 | 181.包65 | 182.屈62
183.房60 | 184.喻58 | 185.解55 | 186.蒲55 | 187.卫55 | 188.简55 | 189.时54
190.连54 | 191.车54 | 192.项53 | 193.闵52 | 194.邬52 | 195.吉49 | 196.党49
197.阳49 | 198.司48 | 199.费47 | 200.蒙47 | 201.席47 | 202.晏47 | 203.隋46
204.古46 | 205.强46 | 206.穆45 | 207.姬44 | 208.宫44 | 209.景44 | 210.米43
211.麦42 | 212.谈41 | 213.柏41 | 214.瞿40 | 215.艾40 | 216.沙40 | 217.鄢39
218.桂39 | 219.窦38 | 220.郁38 | 221.缪38 | 222.畅37 | 223.巩37 | 224.卓36
225.褚36 | 226.栾36 | 227.戚36 | 228.全36 | 229.娄35 | 230.甄35 | 231.郎34
232.池34 | 233.丛34 | 234.边34 | 235.岑34 | 236.农33 | 237.苟33 | 238.迟33
239.保33 | 240.商32 | 241.臧31 | 242.佘31 | 243.卞31 | 244.虞31 | 245.刁30
246.冷30 | 247.应30 | 248.匡30 | 249.栗30 | 250.仇29 | 251.练29 | 252.楚28
253.揭28 | 254.师28 | 255.官28 | 256.佟28 | 257.封27 | 258.燕26 | 259.桑26
260.巫25 | 261.敖25 | 262.原25 | 263.植24 | 264.邝24 | 265.仲23 | 266.荆23
267.储23 | 268.宗22 | 269.楼22 | 270.干22 | 271.苑22 | 272.寇21 | 273.盖20
274.南20 | 275.屠20 | 276.鞠20 | 277.荣20 | 278.井19 | 279.乐19 | 280.银19
281.奚19 | 282.明19 | 283.麻19 | 284.雍18 | 285.花18 | 286.闻17 | 287.冼17
288.木17 | 289.郜17 | 290.廉16 | 291.衣16 | 292.蔺16 | 293.和16 | 294.冀16
295.占16 | 296.公15 | 297.门15 | 298.帅15 | 299.利15 | 300.满14 |

根据公安部公布的我国百家姓的最新排名，王、李、张分列前三位，其总人口数就已达2.7亿，这接近了美国总人口数。排在前10名的还有刘、陈、杨、黄、赵、吴、周。根据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对全国户籍人口的统计分析，王姓目前仍是我国的第一姓，有9288.1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25％。也就是说每13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姓王，这相当于四川省的总人口，比德国的总人口还高1000万人。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姓名研究专家王大良分析了王姓在北京的特点。“北京历史上就是移民城市，这里的姓氏符合北方各个地方的特点，王姓在北京也是大姓。”他说，北京城的王姓一部分来自河北、东北、山西、河南等地的移民，还有一部分元代的蒙古皇族、清朝贵族，没落之后改为汉姓“王”。相传王姓汉族人是周陵王太子晋的后代。王大良认为，这次最新排名是有史以来最准确的一次，这对了解姓氏的分布与人口迁徙过程都有着重要意义。王大良说，“以前的排名方法，是在全国抽取50多万人进行抽样调查，然后根据调查结果确定排名顺序，这些姓氏也主要是汉族的姓氏。而此次的排名，是依托公安部的全国公民身份信息系统，其准确率更高，而且涵盖了56个民族的姓氏”。

记录姓氏流传的家谱

在我国，有不少家族为了延续自己姓氏与人口情况，都有一部姓氏流传的记载——家谱。家谱又称族谱、宗谱、家乘、谱牒、家传、房谱、支谱、谱系等，是一种记录家族迁徙、发展的事迹和家族人物的世系、传记的书，是以特殊形式组织、编写的家族生活史。

关于中国家谱的起源问题，历来就有几种说法：一说起源于周代，一说起源于战国秦汉时期，一说起源于宋代，更有一说起源于周以前的甲骨文、金文家谱甚至更以前的口头家谱和结绳家谱。我们认为，根据历代文献记载和本世纪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考证，中国家谱起源于商、周时期比较可信。

王姓

一部家谱中，从这个家族的兴起、繁衍、分派、迁徙，到家族的历代英贤、家规家训、祠堂宗庙、诗文著作，纵横几百年，上下数千人，内容丰富，包罗甚多，充分反映了各方面的关系，具有很大的文献价值。

家谱是同宗共祖的血亲团体记载本族世系和相关事迹、反映本家族繁衍发展过程的历史图籍，向来有“记录先世，弘扬家史”“敦宗睦族，凝聚血亲”的功能。

那么，家谱到底是怎样的史书？它的定义是什么？它的历史发展又如何呢？

一部较完整的家谱，通常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谱名、谱序、凡例、姓氏源流、世系考、世系表、人物传记、祠堂、坟茔、家规家训、恩荣录、像赞、艺文、纂修人名、领谱字号等。

在我国现存的古籍中，记载周代以前世系最为完整、最为权威的是汉司马迁的《史记》。《史记》中专门记载并较为突出的有以下几篇：

（1）《五帝本纪》。该篇记载了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五人的世系。由于“五帝同祖”，因而该篇实际上记录了公孙姓轩辕氏的世系。

（2）《夏本纪》。该篇记载了夏一代姒姓帝王的世系，如禹子启，启子太康、仲康等五子，仲康子相，相子少康……发子履癸即桀。

（3）《殷本纪》。该篇记载了子氏家族自得姓以后的历代世系/殷契因其母简狄吞鸟卵而生，舜封之于商，赐姓子氏。殷契子昭明，昭明子相土，相土子昌若，昌若子曹圉……主壬子主癸，主癸子天乙，天乙即建立商王朝之成汤。成汤子太丁、外丙、中壬，太相子太甲……乙子微子启、辛即纣。

（4）《周本纪》。该篇系统追溯了周代立国之君周武王以前子始祖母姜女原以下的世系：姜女原子弃，弃子不窟，不窟子鞠，鞠子公刘……季历子昌即文王，文王子发即武王。

（5）《楚世家》。该篇上溯芈姓的世系直至黄帝，黄帝子昌意，昌意子高阳即颛顼，颛顼子称，称子卷章，卷章子得黎、吴回……季连子附沮，附沮子穴熊，其后数世而至周文王时的鬻熊。

此外，《史记·三代世表》也以表的形式记载了五帝的世系和夏、商两朝的世系。

中国家谱在起源阶段是相当简略的，一般只记载世系人名，而几乎不涉及其他任何事情，司马迁谓之“谱牒独记世谥，其辞略”。另外家谱还只记父系兄弟世系，而不记妻、子和姐妹，充分反映了中国社会此时父系已占了绝对统治地位。但就是这些简略的记载，到周代时已成为宗法制度的身份证明，用来“奠系世，辨昭穆”，记载血缘亲近和嫡庶长幼，其政治功能已初露端倪。周代还建立了一套相当完善的史官修谱制度，同时在朝廷设立专官负责全国所有贵族家谱的记载和管理，这也是我国官修家谱的开始。

除官修家谱外，汉代时期又出现了比较成熟的私人家谱。汉代私修家谱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自序家谱。这种家谱一般是撰者自己叙述自己的家世，也有根据谱主自述而记录的。第二种是专门家谱，这是与自序家谱区别而言的。这种家谱有的载于正史列传中，是纯粹的叙述世系的文字；有的则是专门记载本家族人任官情况的“官谱”。第三种是碑刻家谱，即将家谱刻在石碑上予以保存，如《三老碑》《孙叔敖碑》《鲜于璜碑》《赵宽碑》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和九品中正制开始畅行，是中国家谱极盛时期。家谱在这一时期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工具，成为豪门贵族维护自己特权和利益的护身符，家谱在这一时期有了长足发展。

隋唐时期，是继魏晋南北朝后第二个发展高峰期，中国家谱进入持续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门阀制度虽然随着科举考试的确立和推行而逐渐瓦解，但统治者的提倡和官修家谱的盛行却使中国家谱在此期间内呈现一些新的特点，其中最显著特点是官修家谱。

宋代中国家谱进入了转型期。其特点为：第一，由于门阀的衰落和士庶的混合，“官有簿状，家有谱系”的局面被彻底打破，家谱的政治、社会功能丧失了。代之而起是“敬宗收族”、“尊尊亲亲”的教化功能。第二，伴随着“敬宗收族”的教化功能的出现，宋代家谱私修风气极盛。第三，针对当时社会现实情况，宋统治者大力提倡私修家谱，认为修谱可以使广大族人“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有利于维护社会安定，巩固封建统治。这也是宋人私修家谱风气盛行的一个重要客观原因。

到了元、明、清三代，中国家谱日渐成熟，尤其是清代，修谱成了宗族生活中最重要、最隆重的活动之一，有的宗族三十年一修，有的宗族六十年一修，因而涌现出大量的私修家谱，几乎占现有家谱数量的70％以上。

此后，民间修谱之风越来越盛行。家谱的发展也从最初简单的世系记录发展到体例精当、内容翔实的家族史料汇编，从寥寥几语发展到洋洋几十万言，最终成为能和正史、方志比肩的史料，为我国传统文化宝库中镶嵌了一颗耀眼的明珠。

丰富多采的家谱之分类

中国家谱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名称多种多样，种类丰富多彩，分类方法如下。

1.根据家谱记载材料的不同，我们将家谱分成以下几类：

（1）口头家谱。是通过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下来的家谱。这也是文字产生之前或没有本民族文字时人们记录家谱世系的一种形式。

（2）结绳家谱。是用结绳的方法来记载世系，记录家族内每个成员的情况。

（3）甲骨、金文谱。指刻在甲骨或青铜器上的家谱。这是先秦时期尤其是商、周两代通行的记载家谱的方法。

（4）碑谱。指刻石碑上的家谱。这在中国家谱的发展史上是极为常风并相当流行的。碑谱还有一特殊却很常见的形式——墓碑。

（5）纸谱。指写在或印在纸上的家谱。这是现存家谱的最主要类型。

（6）塔谱。指刻在石塔上的家谱。此形式较为少见，著名者有山西省临县崔家坪保存的刻于明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的石塔家谱。

（7）布谱。指写在布上的家谱。

2.根据家谱记载范围的大小，又可分为：

（1）房（支）谱。记载一房或一支世系的家谱。

（2）家谱、族谱、宗谱。三者在实际内容上并无多少区别，均指记载某一家族或某一宗族迁徙、发展和族内人物世系、传记的书，但有一点，它们都是和房（支）谱相对而言的，是房（支）谱的集成。

（3）统谱。是打破地域界限把分布于各地的同族各宗、支统贯于一的家谱，也称作统宗世谱、会谱、通宗谱、统宗正脉、大成谱、通谱等。如《张氏统宗谱世谱》、《太原王氏通谱》等。

（4）异姓统谱。是将许多姓氏统贯于一谱，这种谱称之为异姓统谱。如明凌迪知编著有《古今万姓统谱》。

3.根据家谱内容侧重点的不同，又可分为：

（1）祠谱。专门记载家族祠堂及与祠堂相关内容的家谱。一般记录祠堂规模、结构、沿革、祭文、列位先祖生平、牌位位置、祭祖礼仪、祠联及咏颂祠堂的诗文等，通常都绘有祠堂图。

（2）坟谱。专门记载家族坟茔及与坟茔相关内容的家谱。一般记录历代祖先坟茔的位置、走向、座向、风水、修坟经过、所用费用、祭祖礼仪、祭文、守坟规约等，通常都绘有坟茔图、坟山图等。

（3）碑传集。专门记载家族历代祖先墓碑的碑文、传状的家谱，如《高邮王氏六谍传状碑志集》等。

（4）云和神轴。是我国北方农村中的一种特殊家谱。它像裱糊的字画一样，上面写有家谱世系或绘有祖先画像，平时收藏起来，需要时拿出来悬挂在墙上。此家谱世系简单，图像简略，一般为文化较低或没有钱修撰家谱的家族收存和使用。

4.根据家谱所记载对象的不同，家谱又可分为：

（1）普通家谱。相对玉牒而言，其余的家谱都叫普通家谱。

（2）玉牒。指专门记载帝王家族的谱牒，即皇族家谱。大约在殷商时代即已出现，且历代统治者纂修自己家族的玉牒。纂修和保存玉牒的机构一般都在宗正府。

5.根据家谱纂修部门的不同，又可分为：

（1）官修家谱。由官府地出面组织、纂修的家谱。中国家谱在宋以前主要是官修家谱。

（2）私修家谱。由私人（个人或家庭）纂修的家谱。中国家谱在宋以后主要是私修家谱。

其他还有忠义谱、文献谱、图谱等等，这里不一一详细介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进一步加强，我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这大大增强了海外炎黄子孙的向心力。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海外华人寻根谒祖形成热潮。许多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纷纷返回故里，寻访祖先的遗迹，拜会故地的亲人。一部家谱，常常使他们因能认祖归宗而热泪盈眶，激动不已。不少海外侨胞中的企业家、实业家慷慨解囊，投资家乡，为故地的经济发展和祖国的经济建设添砖加瓦，略尽绵薄之力。家谱成为联系海内外炎黄子孙的纽带，成为增加我们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桥梁。

第二章
我国古人的名、字、号

代表个人身份的除了姓氏之外，还有名、字、号等。姓氏是公共的，名是个人的。历朝历代的命名习惯，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的社会意识形态。由于人们所属的民族、社会、历史、宗教信仰、道德传统及文化修养的不同，其命名习惯也很不相同。

个体意识的觉醒——名

姓氏产生之后，名也产生了。“名”的产生也是在氏族社会时期，同时也是人的个体意识逐渐觉醒的必然结果。《说文解字》对名这样解释：“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意为，黄昏后，天暗黑不能相认识，各以代号称。这便是名的由来。这多少有些传说意味。人们发现使用“名”的便利性，便逐渐通行起来，使得人皆有名，并对命“名”讲究起来。实际上，名的出现是私有制经济出现后的必然产物。古时天下为公，一个部落一个名号，黄帝、炎帝、共工、蚩尤都是部落名。

据《周礼》称“婚生三月而加名”，婴儿出生三个月后由父亲取名，我们现在所看见最早的名是商代人的名。当时的习惯，崇尚以天干为名。也往往以其生日干支来命名，主要以天干命名，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天干）。如太乙，成汤（天乙），太丁，盘庚，帝辛（纣），外丙，仲壬，太甲……武丁（盘庚曾孙）。陈梦家《殷商卜辞综述》认为：太康（即大庚），仲康（即中庚），少康（即少庚）等。周代以后对命名有所讲究。春秋鲁桓公六年（705），鲁桓公问命名应遵守的礼节时，大夫申提出“信”“义”“象”“假”“类”五条（“五则”）。到战国时，很多贵族通过占卜来给自己的儿子命名，如屈原（皇揽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随着儒学的兴起，对起名的讲究越来越复杂，成书于战国年间的《周礼》中对命名除了前面提的主要注意的五条之外，还规定了“六不”：（1）不以国；（2）不以官；（3）不以山川；（4）不以隐疾；（5）不以畜牲；（6）不以器币。

周秦两汉单名多于双名。有些双名也是单名，如晋介之推，虞宫之奇，郑烛之武，佚之狐，之为虚字，不算。还有一个“不”字，韩申不害，楚萧不疑，赵国赵不倦，汉代程不识，不危、不惑等皆如此。

秦汉以后，随着封建专制的加强，在命名方面除了对“五类”、“六不”同样讲究外，还对一些寓含王霸意义的字眼如龙、天、君、王、帝、上、圣、皇等字禁止使用。有些朝代不禁。

魏晋时期，一代代的学风、思潮，单从命名方面即能看出一些。如魏晋南北朝人自命清高，玄学盛行，起名讲究高雅。如盛行以“之”命名，如王羲之，子献之，孙静之、桢之。画家顾恺之，将军刘牢之，科学家祖冲之，史学家裴松之，文学家颜延之，杨衔之等。

南北朝佛教开始盛行，取佛僧名成了时尚。一时间，僧佑、僧护、僧智、梵童、摩诃之名比比皆是。据正史载，南北朝带僧字的名有122人，昙者39人，佛者24人。

唐宋时，僧、道又开始盛行，以金、木、水、火、土五行命名成了时尚。如朱熹（火），父名松（木），儿名野（土），孙名钜、钩、鉴、铎（金），曾孙名渊、泠、潜、济、浚、澄（水），刚好是五行一个循环。

一般人取名的规律是：

（1）尚英武，雄浑劲健。像胜、武、勇、超、猛、固、彪、举等这很常用。

（2）见贤思齐、追慕圣人。如张禹、赵禹、邓禹、陶汤、张汤、赵汤、周昌、王昌、张尧、黄舜等就体现这一特色。

（3）求长生长寿。如万年、延寿、寿王、千秋、去病、去疾、彭祖、彭生等名常见。

王莽时，“令中国不得有二名”，《春秋》“讥二名”，《公羊传》“二名非礼也”，可能是单名多于双名的原因。西汉15帝，二人复名；东汉13帝全单名。

西汉至东晋，54帝，4个复名，单名占94％，东汉以后，尤其两晋南北朝，佛道盛行，一时间佛名盛行：金刚、力士、文殊、目连、药王、般若、三宝随处可见，以带佛气。僧、佛、摩、梵、昙，直取佛名也很多。

唐宋后，取复名多起来，皇帝除外，因单名易于避讳。另外，唐人追求雅，以文、德、儒、元、雅、士等字命名很流行。

五代时，因《尚书·太甲上》有“旁求俊彦”，《伪孔传》有“美士曰彦”。故而，据正史载，五代共有87人以“彦”字命名。元代人以取蒙文名为时尚。

元末，张士诚原名九四，“士诚”之名乃一文人所取，是在取笑他，他还不知，典出《孟子》“士，诚小人也”之句。

明清时期，字辈谱命名法最盛行。至今，从农村族谱中可看出这一现象。其字当然是些寓意吉利的字，如文武、富贵、昭庆、德祥、龙凤、昌盛等。

而且，明清以族谱命名为特征，影响很大。1744年，乾隆为孔子后裔定了三十个字为：希言公彦承，宏闻贞尚衍，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德垂维佑，钦绍念显扬。1920年，孔令贴又在这30个字后续了二十个字：建道敦安定，懋修肇益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

清满贵族们则喜欢用安、福、永、泰、保全、常荣、桂祥等吉利字命名。

而民间命名习惯约有以下数种：

①盼子盼财法：如来娣、根娣、玲娣、招娣、延娣、来宝、来发。

②地名法：纪念孩子的出生地，如杭生、浙生、沪生、渝生、杭宁。

③排行法：大牛、二牛、三小、小牛；大囡、二囡、三囡；根大、根亮（两）、根山（三）；张益（一）张耳（二）张山（三）等。

④五行法：如前述朱熹一家祖孙五代。

⑤体重法：九斤老太、九斤姑娘（加护身符的重量）。

⑥性变法：女当男养，亚男、冠男、家骏、家雄；男当女养，新妹、宝姬、秋月等。

⑦节令法：以生时节令、花卉为名，春花、梅、桃、李，夏雨、秋实、秋雨、秋艳、冬晓、冬梅、腊梅等。

⑧动物法：阿牛、阿鼠、小鱼、小狗、小龙、阿龙、小骏（马）、小凤、凤儿。

⑨综合的，如润土（节令加五行）。

民国年间尚洋名：玛丽、海伦、彼德、约翰、汤姆很多。“文革”间尚红、建、卫、忠、青等字。现在的趋向：朦胧、洋名、多字名。

正名之外的昵称——小名

所谓“小名”，指人在小儿时期所起用的名字。小名又称乳名、奶名、幼名或小字，一般由父母或亲戚为孩子所起，它表达了父母或长辈对孩子的爱。

我国取小名的习惯起源很早。在上古时期，人们都在出生后不久取名，其目的只求能与别人区分开来，而不大讲究名字是否典雅。如周公之子名禽，孔子之子名鲤，春秋时魏公子名虮虱，汉代司马相如名犬子。

至于人们为何喜欢为孩子取小名，而且至今不废的问题，在民俗学上的解释是：第一，借用身边周围的金石、花鸟、鱼虫，甚至是禽兽之名，随口叫成，琅琅上口，好记好叫。如顾恺之小名虎头，赵丹小名锁儿，等等；第二，缘排行而命名或出于迷信特意取用的，像阿三阿四、阿猫阿狗、铁蛋柱子之类，既有亲昵怜爱，又有卑贱、易“养活”的意思。第三，讨个吉利口彩，如家宝、来福、喜儿等，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起名者的美好愿望。

“小名”一般只在家庭和亲朋好友之间使用。但“小名”却是我们“尊姓大名”的前身。因为，自秦汉以后，我国士族阶层便开始“讳小名”，认为不雅，有贻笑大方的嫌疑。故另立了“正名”，以供社交场合使用。

在古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人人都有小名。如魏武帝曹操小名阿瞒，南朝宋武帝刘裕小名寄奴，北朝魏太武帝拓跋焘小名狒狸伐，北周文帝宇文泰小名黑獭，宋孝宗赵奋小名小羊。明太祖朱元璋小名重八。上述这些无不都是称孤家寡人的帝王。

此外，由于封建社会上层阶级的女性成员长期生活在家庭闺阁之中，很少在外面抛头露面，因此小名更加流行，只是这种小名仅在家庭中使用，又称为“闺名”。如汉高后吕雉的小名“娥姁”，汉武帝的外祖母小名“臧儿”，汉武帝陈皇后小名“阿娇”，唐寿昌公主小名“虫娘”等。

至于一些圣贤名臣，也都有小名。如孔子小名丘，王献之小名官奴，陶渊明小名溪狗，谢灵运小名客儿，王安石小名獾郎。男人如此，女人也不例外。如明代女画家马月娇小名元儿，等等。从这些名字可以看出古人取小名时带有很大的随意性。

现代人取小名，情况更加普遍。其中包括一些名人的小名，蔡元培小名阿培，阎锡山小名万喜子，周恩来小名大鸾，彭德怀小名真伢子，郭沫若小名文豹。郭沫若还自己说过小名的来源，他在《少年时代》一书中写道：“我母亲说我受胎的时候，梦见一个小豹子突然咬着她左手的虎口，便一觉醒了。所以，我的乳名叫文豹。”

由于小名一般只在家庭内部使用，所以，不仅古人不重视，而且现代人也很随意。如“小毛”、“小狗”、“小花”、“小囡”等一些似乎登不得大雅之堂的名字，目前在城乡各地的学龄前儿童中仍有使用。尽管小名对人的作用和影响不及正式的名字及字、号，但由于从古至今人人都有，因此，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

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小名”，当属孔子的小名“丘”。而最有趣的“小名”，则莫过于晋成公的小名“黑臀”了。晋成公的屁股之所以很“黑”，传说是由于“其母梦神规其臀以墨”的缘故（《国语·周语下》）。

另外，在有史可稽的材料中，以通行字“奴”来起小名的最多，可以说，“奴”字是中国古代名人最钟爱的小名。它最兴盛的时期是两晋南北朝以至隋唐五代。例如，西晋文学家石崇小名“齐奴”，东晋书法家王献之小名“官奴”，权臣吴敦小名“黯奴”，南朝宋武帝刘裕小名“寄奴”，陈后主陈叔宝小名“黄奴”。《陈书》云，任忠，字奉诚，小名“蛮奴”。《魏书》云，李诉，字元盛，小名“真奴”；高佑，字子集，小名“次奴”。《周史》云，王德之子王庆，小名“公奴”。《北史》云，卢思道小名“释奴”。《旧唐书》云，李林甫小名“哥奴”。《旧五代史》云，闵帝讳从厚，小字“菩萨奴”。《辽史》云，圣宗讳隆绪，小字“文殊奴”；景宗四子，名隆庆，字燕隐，小字“普贤奴”；制心，小字“可汗奴”，等等。

关于以“奴”起小名的，还有两则轶事，颇令人玩味：

（1）唐开元二十年（即公元732年），诗仙李白与其妻许氏有了第一个孩子，是位千金。孩子出生时正值皓月当空，银光满地，李白就为女儿取名为“明月奴”。李白一生对明月情有独钟，他一生留下的诗作一千余首，竟有四分之一的作品是吟咏月亮的。给女儿起这样一个小名，充分表达了李白的钟爱之意。

（2）明人笔记《客座赘语》记载：“徐聿之为元凶所害，子孝嗣在孕，母年少欲更行，不愿有子。自床投地者亡算，又以捣衣杵舂其腰，并服堕胎药，胎更坚，及生，故小字遗奴。”徐聿之的这个孩子小名“遗奴”，正是他被母亲遗弃的证明，如同谢灵运一样，小名记载了他的人生经历。

名的解释与补充——字

“字”只是限于古代有身份的人。

《礼记·曲礼》上说：“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十五笄而字”，就是说不管男女，只有到了成年才取字，取字的目的是为了让人尊重他，供他人称呼。一般人尤其是同辈和属下只许称尊长的字而不能直呼其名。

古人取表字十分讲究，情况也非常复杂，但仔细考察、分析、研究，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如常见的有按兄弟行辈中长幼排行的次第取字，如孔子排行老二，所以字仲尼，他还有个哥哥为老大，字孟跛。最典型的要属三国时东吴孙氏弟兄了。孙策为长子取字伯符；孙权为次子取字仲谋；孙翊排行老三，取字叔弼；孙匡排行老四，取字季佐。

还有在表字上用“子”的情况也很多，因为“子”在古代是男子的美称或尊称。所以人们喜欢用它，如孔桩，字子思；仲由，字子路；司马迁，字子长；曹植，字子健；苏轼，字子瞻；杜甫，字子美；袁枚，字子才。

这些表字虽然常见，但是与本名联系不大，实际上伯、仲、叔、季和子，还不是真正的表字，而它们后面的那个字如“策”、“权”、“思”、“长”、“美”等才是表字的主要成分。这个主要成分与本名意义是有联系的，下面分别作介绍：

（1）意义相同的：即表字和名意义相同，相通，是并列关系，所以又叫“并列式”。如：屈平，字原。广平曰原，意思相同。颜回，字子渊。渊，回水也，意思相同。宰予，字子我。予，我也，意思相同。樊须，字子迟。须、迟都是“待”义。张衡，字平子。衡、平义同。陆游，字务观。游、观义同。曾巩，字子固。巩、固义同。班固，字孟坚。坚、固义同。孟轲，字子舆。轲、舆都是车。

（2）意义相近的：即表字和名意思相近，但不完全相同，可以互为辅助，称做“辅助式”。如：梁鸿，字伯鸾。鸾和鸿都是飞禽，但不是一种，鸿雁和鸾凤可以互为辅助。陆机，字士衡。机、衡都是北斗中的星名，互为辅助。郑樵，字渔仲。樵是打柴的，渔是钓鱼的，常为侣伴，互相辅助。李渔，字笠翁。渔翁常戴蓑笠。陈琳，字孔璋。琳、璋都是玉石制品，互为辅助。

（3）意义相反的：即表字和名意思正相反，这种情况可称为“矛盾式”。如：曾点，字皙。点为黑污，皙为白色。朱熹，字元晦。熹是天亮，晦是黑夜。刘过，字改之。改了就不为过错。王绩，字无功。成绩和无功正好相反。

（4）意义相顺的：即表字与名往往出自一句话中，意思相顺，而且字为名的意思作补充解释或修饰，这种情况，可称做“扩充式”。如：徐干，字伟长。《孔丛子》曰：“非不伟其体干也。”名和字在一句话中意思相顺，而且字对名作了补充解释。曹操，字孟德。《荀子·劝学》篇说：“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字和名在一句话里，合成德操，即道德操守，字对名作了修饰性解释和补充。赵云，字子龙。《周易》说：“云从龙，风从虎。”名和字在一句话中，意思相顺。陆羽，字鸿渐。《周易》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字对名作了解释。高明，字则诚。《礼记》曰：“诚则明矣。”名和字在一句话中，诚是明的前提条件，明是诚的后果。于谦，字廷益。《尚书》说：“谦受益。”名和字在一句话中，谦是前提条件，益是谦的后果。

（5）意义相延的：即表字意为名字意思的延伸。这种情况可称之为“延伸式”。如：李白，字太白。太白指太白金星，这是对太意的延伸。杜牧，字牧之。牧之即放牧，延伸解释了牧的含义。杨达，字士达。士达，即士进的意思，进一步延伸了达的含义。丘锡，字永锡。永锡是“永锡难老”的省约，出自《诗经·鲁颂》，延伸了锡的含义。雷简夫，字太简。也是延伸强调了简义。

从以上类举可以看出，字与名有密切关系，字往往是名的补充或解释，这叫“名字相应”，互为表里，故字又称作“表字”。这五种是主要的，另外还有以干支五行命字，以排行命字，或者字行加排行，字后加父（甫）的情况一般也归入字的范围。

命字方面与命名同样，有着时代气息，一个总的趋向是美词化和尊老化，在尊老化方面更明显。

唐宋以后，由于理学加强，一些繁文缛节越来越多，读书人之间在称呼上也大做文章，称字，是为了表尊敬，但时间长了之后，渐感称字还不够恭敬，于是又有了比字更表恭敬的号。

尊其名而更美称——号

号也叫别称、别字、别号。《周礼·春官·大祝》：“号为尊其名更美称焉”。名、字是由尊长代取，而号则不同，号初为自取，称自号；后来，才有别人送上的称号，称尊号、雅号等。

辛弃疾自号六十一上人

号起源很早，但直至六朝时期还不流行，葛洪、陶潜有号，当时多数人没有。到唐宋间才特别盛行起来，原因有二：其一，伦理道德加强；其二，文学发达，文人讲究文雅。至明清，由于文人范围扩大，加上帝王提倡，更加盛行起来。纵观古人命号特点，我们也可以概括为几条。

自号一般都有寓意在内。

（1）有些人以生辰年龄、文学意境、形貌特征，甚至惊人之语自号。

辛弃疾自号六十一上人；赵孟頫甲寅年生，自号甲寅人；元郑元右，自号尚左生；明代祝允明自号祝枝指生，后在民间演变成祝支山。朱尊，自号夕阳芳草村落，唐寅自号江南第一风流才子，普救寺婚姻案主者。徐树丕，自号活埋庵道人。

（2）有些人以旨趣抱负自号：杜甫，自号少陵野老；“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一老翁”——“六一居士”是欧阳修晚年的自号。贺知章，自号四明狂客；金心农自号出家庵粥饭僧，都体现了个人的旨趣。

（3）有些人以居住地环境自号：如陶潜，自号五柳先生。李白自幼生活在四川青莲乡，故自号青莲居士。苏轼，自号东坡居士。陆游，号龟堂。辛弃疾号称稼轩居士。明武宗朱厚照自号锦堂老人，明世宗朱厚璁自号天池钓叟，明神宗朱翊自号禹斋。乾隆晚年自号十全老人、古稀天子。咸丰（奕）自号且乐道人。

杜甫自号少陵野老

别人赠号主要有三种情况：

（1）以封爵、谥号为号。诸葛亮封武乡侯，人称武侯；司马光，封温国公，谥号文正；岳飞，谥号武穆。

（2）以官职、任所或出生地为号。王安石称王临川；杜甫称杜工部；贾谊称贾长沙；王羲之称王右军；汤显祖称汤临川；康有为，广东南海人，称康南海；孔融，曾任北海太守，人称孔北海；顾炎武，江苏昆山亭林镇人，人称顾亭林。清代民谣“宰相合肥天下瘦”说的是李鸿章（合肥人），“司农常熟世间芜”说的是翁同和为常熟人，时任户部尚书。

（3）以其轶事特征为号。如李白，人称谪仙人。宋代贺铸因写了“一川烟柳、梅子黄时雨”的好词句，人称贺梅子。张先因写了“云破月来花弄影”，“浮萍断处见山影”，“隔墙送过秋千影”三句带“影”字的好诗，人称“张三影”。类似例子再如：

山抹微云秦学士——秦观《满庭芳》词“山抹微云，天连衰草”。

露花倒影柳屯田——柳永，《破阵子》词中有“露花倒影”句。

张孤雁——张炎《解连环·孤雁》。

红杏尚书——宋祁（工部尚书）《木兰花》“绿杨烟外晓春寒，红杏枝头春意闹”。

现当代作家的笔名、艺名也可算入号的范畴，有的是自号，有的是赠号。

郭沫若（笔名）原名开贞，巴金、夏衍、冰心全是笔名（自号），而非原名。

唐宋以后，文人之间大多以号相称，以至造成众号行世，他们的字名反被冷疏的情况。苏轼一生有14类38个名号，鲁迅先生一生（1881—1936）57岁，共用过140多个名号（主要是笔名）。

鲁迅原名周樟树，字豫才，改名树人。1898年，第一次用笔名，戛剑生、树人。1818年，《狂人日记》发表时，始用鲁迅笔名。三十年代后更多，最多的为1933年26个和1934年41个。这两年也是他的创作高峰，作品最多的时期。

由于号可自取和赠送，因此具有自由性和可变性。以至许多文人，有很多别号，多的可达几十个，上百个，“别号太多，反成搅乱”，所以近代以后，尤其新中国成立以来，文人用号之风大减，不少人发表作品不用笔名，就用真名。少数文人存有别号，多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就出名的文人。如鲁迅曾自号书斋，绿林书室，且介亭；王力自号龙虫并雕斋；姚雪垠，无止境斋；叶圣陶未厌居；俞平柏古槐书屋，此可谓遗风。

幽默形象的称谓——诨号

诨号又称浑名、绰号、混名、花名、野名、外号、徽号、雅号，是在姓、名、字、号、小名之外的又一种称谓。

它和名、字等的初级性区别，几乎全部为他人所取，然后得到公认，使用性完全不取决于担当者本人的意愿。而任何一个诨号在获得多数人认可之前，又几乎全部是通过口耳相传的途径传播。很多诨号都在与相貌、姓名、生理特征相结合的条件下，对担当者的禀赋德性、行为举止等作出外观与内涵有机统一的概括，同时富有强烈的公众舆论的褒贬性能，从而也在某种程度上构成社会评判机制的一个部分（其间因阶级立场、文化教养和道德观念的不同所造成的分歧乃至错误性导向，是另一回事）。

这种称谓一般是由别人根据当事人的外貌、性格、特长、嗜好、生理特征、特殊经历等特点而取的，大多带有戏谑、幽默、讽刺等色彩。如我国夏朝最后一位国王夏桀因为力大无穷，能把牺牲（做祭品用的牲畜）推动，因此被人送诨号“移大牺”。据研究，夏桀的诨号也是我国有史可考的第一个诨号。

魏晋南北朝时代，士风丕变，读书人相互取用调侃性绰号陡增。《世说新语》中记张湛好于斋前植松柏，人谓“屋下陈尸”；袁山松出游好令人歌挽，人谓“道上行殡”；及髯参“短主簿”、“入幕之宾“等皆是。

唐宋之文化氛围，益加开放流畅，世人互相争取诨号是一种社会风气。

到元明后，诨号成为草莽文化和市井文化共同表象之一的特征业已定型，以明末农民大起义为例，见于史料的诨号如“老回回”、“左金王”、“革里眼”、“活曹操”等，便有上百个。与此同时，在上流社会里，诨号又成为互相诋毁或派系斗争的一种工具。如东林党人攻击阉党，则有“五虎”、“五彪”、“十狗”、“四十孩儿”等各种品目；反之，阉党亦编造《东林点将录》，以《水浒传》里的诨号加之政敌，如“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时雨叶向高”之类，不胜枚举。

诨号所用的词语大都通俗易懂，便于记忆，所以大多流传较广，其影响力甚至可以超过原来的名字。如东汉末年农民起义时，有一批出色的农民英雄。作战时勇猛顽强，平日里与队友们亲密无间。彼此都以诨号相称。其中说话声音大的被称为雷公，走路轻捷的被称为飞燕。眼睛大的被称为大目；姓张的英雄爱骑白马，被人称为张白骑；姓于的英雄满脸胡须，被称为于氐根。由于他们的诨号影响很大，以致连名字也没有留下来，至今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真名是什么。

从我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可以发现许多关于古人诨号的记载。其中大多数诨号都充满睿智和幽默色彩。如《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因早年隐居不仕而被称为“卧龙先生”，刘备也因为两只耳朵出奇大而被曹操称为“大耳儿”。又如三国孙吴时有一对夫妻，感情极好出双入对，被人称为“比肩人”。后来，他们的儿子和儿媳也是如此，又被称为“小比肩人”。唐朝武则天时，有一个名为张元一的人，喜欢给社会名流起诨号。如他因苏微举止轻薄，便取诨号为“失孔老鼠”（意思是不着窝的老鼠）。他本人肚大腿短，也被人取了个“逆水蛤蟆”的诨号。又如《水浒传》中，蒋忠因身强力壮而被取诨号为“蒋门神”，鲁智深因出家后不戒酒而被称为“花和尚”，时迁的偷窃技术高超而称“鼓上蚤”，孙二娘因蛮横凶狠而称“母夜叉”。

此外，我国古代还有一些充满幽默的诨号，如汉代贾逵身高出众，人称“贾长头”；隋朝韩俊娥专门为隋炀帝催眠，人称“来梦儿”；唐朝李程常在日过八砖时（日影投在砖上的位置，计时用，约在八九点钟）上朝，人称“八砖学士”；卢怀慎身为宰相而事事推于另一位宰相姚崇，人称“伴食宰相”；唐朝宰相白敏中的夫人在自敏中富贵以后才嫁到白家，人称“接脚夫人”；宋仁宗幼年时常赤脚在宫中行走，人称“赤脚大仙”；蜀州知府孙道夫遇事精明，人称“水晶灯笼”；谏议大夫赵霈曾上书建议禁养鹅鸭，人称“鹅鸭谏议”；欧阳修写作《五代史》常用“呜呼”二字，人称“欧呜呼”；明朝弘光皇帝在亡国时仍下令捕捉蛤蟆治病，时称“蛤蟆天子”；清朝一位做糕饼的出钱买了个员外官，时称“花糕员外”。上述这些诨号，仔细回味起来，都是很有深意的。

到了近现代，为别人取诨号或叫别人诨号的风气依然盛行。如驰名中外的拳击手郑吉常曾多次打败过日本、英国的高手，威震拳坛，被称为“亚洲毒蛇”；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年幼时专心苦学，为此还闹出不少笑话，人称“三糊涂”（排行第三）；著名导演凌子风工作起来不顾性命，人称“拼命三郎”。还有我国排球名将郎平，因为她的球势大力沉，所以，人们亲切地称呼她为“铁榔头”。

演艺界特有的名字——艺名

所谓艺名，就是某些人士在进行艺术活动时，用来取代真实姓名的名字。艺名一般为靠某种技艺谋生的人所使用，用来表达自己的志向、专长、师承或纪念某件对自己影响重大的事情。如电视剧《西游记》中孙悟空的扮演者章金莱，父亲章宗义6岁登台演戏，人称“六龄童”；章金莱师承于父亲，被称为“六小龄童”。

艺名起源很早，并不是近现代才有的。早在上古社会，我国民间就有把某个职业或某种特长冠在名前的习俗。如：“庖丁”、“琴高”、“盗跖”等。这些名字虽然不是艺名，但它们却具有艺名的特征，可以说是我国艺名最古老的源头。在汉代时，有一位姓赵的女子，擅长舞蹈，身轻如燕，人送艺名“赵飞燕”。由于她这一艺名影响很大。她的真名反而无人知晓了。另据顾炎武《日知录》记载，古代有“黄幡绰”、“云朝霞”、“镜新磨”、“罗衣轻”等人，也都是以艺名传世的。

我国历代手艺人的艺名多取这种模式，只是后面作用不是名，而是姓氏。例如，清末天津张万全以塑泥人著称，便以“泥人张”为艺名，并世代相传。近现代戏曲界取艺名的演员很多。如京剧演员周信芳，艺名麒麟童；荀慧生，艺名白牡丹；评剧演员李慧敏，艺名白玉霜等。

种种艺名多与其号中的俗号分不开。宋代有个姓赵的扬州人，以卖画为生，所画的屋宇虽然极深，背阴向阳却不失规矩绳墨，于是历史上流传下“赵楼台”这个名字。

以技艺谋生的人，靠的就是技。而技艺的高低不是自吹，必须得到社会的公认，艺名往往是人们对艺人的承认的体现。有一位号称“把子许”的许寿昌，曾经对人说：“我们这一家子，从我父亲到我们弟兄，还有我的儿子、我的孙子，一家四代老老少少不是做盔头，就是做把子，可以说是制作戏衣戏具的世家了。多少年来，我在把子制作方面，不断学习钻研，改进工艺过程，做出的单刀、双刀、枪、剑等把子，不但坚固耐用、外形美观，而且逼真，深受演员们的称赞和欢迎。北京、天津、上海等剧种的演员，都喜爱我制作的把子。因此，大家都亲切地叫我把子许。”

还有二位叫“刻刀张”的张凤鸣也在自述中说：“我家做刻刀、镊子等手工业品，从我祖父起到我这一代，已经三代。我家做的刻刀、镊子等，选料精良，做工精细，经久耐用，售价低廉，一百多年来，深得用户的赞许。不仅一般的刻字的手工业者喜欢用我们做的刻刀、镊子，而且著名的金石篆刻家齐白石等，也喜欢我们做的刻刀。所以大家都亲切地称我们为刻刀张。”

可以看出，“把子许”和“刻刀张”原本都是他号中的俗号。它们同一般俗号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们被本人接受了，并作为本人从业的名字亮出去，以招徕顾客。

当代人取艺名的现象不仅在戏曲界有，在电影、电视、音乐、绘画、书法等艺术界也有所见。如书画家李英艺名“李苦禅”，话剧演员杨淑贞艺名“杨枝露”，杂技演员赵凤歧艺名“麻子红”，电影演员杨潆艺名“夏梦”等。

艺名是我国人名的一部分。各种艺名的来历各不相同，几乎每个艺名都包含着一则生动的故事。如在五代十国时，后唐庄宗李存不仅喜欢演戏，还为自己取了个“李天下”的艺名。据说有一次他与艺名叫镜新磨的人同台演出。在戏台上也忘不了自呼两声“李天下”的艺名。

到了近现代，一位擅演武松戏的京剧演员张英杰，初从艺时仰慕京剧大师谭志道、谭鑫培父子，模仿他们的艺名“谭叫天”、“小叫天”而取名“小小叫天”。后因遭人讥笑，索性改名“盖叫天”，以示要超过谭家父子。又经过多年的苦练和探索，终于事业有成。成为誉满天下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人称“江南活武松”（他常在长江以南的京剧舞台上演戏）。可见，一个艺名，还可以成为一种催人奋发向上的动力。

第三章
人人都希望有个好名字

古人云：“赐子千金，不如教子一艺；教子一艺，不如赐子好名。”确实是这样。中国人历来讲究取名。中国人重视名字并非无缘无故。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名字在人的一生中具有重要意义，并非只是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符号。作为一个符号的姓与名，虽然不能决定人的命运，但它却一直带有时代的信息，铭刻着文化观念，留下了家族血统的烙印，凝聚着父母对孩子的深情厚意和殷切期望，隐寓着不同的理想抱负、情趣、爱好与目标追求，它对人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姓名对人的命运有影响

古人云：“赐子千金，不如教子一艺；教子一艺，不如赐子一名。”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名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那么，一个人的姓名究竟对人的命运有没有影响？

要分析姓名对人的影响，先让我们来解析一下一个姓名中包含的要素，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汉字同拼音文字不同，汉字是音、形和义的完美结合，它包含了音、形和义三个方面。下面我就从这三个方面来分别论述。

第一，从字音的角度来论述

在论述字音对人的影响之前，先论述声音对人的影响，这样大家便于理解，也可以刨开一些神秘因素以避免迷信。

声音显然有好有坏，有天籁般优美的旋律，也有震耳欲聋的噪音。声音可以影响我们的生活作息、心情好坏，而生活的作息和心情的好坏又进一步影响我们的性格习惯和行为方式，最终还是一定程度上对人命运产生影响。我想这个道理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不信，可以对比一下一个整天生活在鸟语花香中的人和一个整天生活在噪音（比如汽车噪音，打麻将的噪音）中的人的心情、性格和心态，就很容易知道了。

名字这个东西很奇怪也很独特，它的所有权属于我们自己，但是喊得最多的却是别人。并且在一生中，我们的名字被人成千上万次的喊到，其对人的影响力量，不可小视，这种力量类似于念咒一样。当别人喊我们的名字的时候，根据其声音的音频、音律、音调的平仄、轻重高低、强弱缓急、刚柔、粗细、尖顿、清浊等等，我们的大脑神经系统会本能的产生各种不同的心理活动和行动，而念头和行动正是影响我们命运的原因之一。

声音影响人的心情和行动，这也是医学界提倡胎教的一个原因，这也是很多人听了传说中的《黑色星期五》这首曲子郁闷自杀的一个原因。

第二，从字形的角度来论述

字形的方面不难理解，就是名字书写出来后给人的感觉，比如老一辈人总是喜欢给自己子女起类似“富、国、田、星、百、堂”之类名字，为什么？因为这些名字下部分形体平稳、端方、厚实，这些父母也希望这些子女能够稳重平实。

再举一个例子，大家应该比较好懂，大家应该听说过书法界“颜筋柳骨”的说法，这里的“柳”是指唐朝的书法大师柳公权，柳公权除了以书法成就名垂千古之外，其“心正则笔正”的“笔谏”也被世人传为佳话。有一次穆宗皇帝问柳公权如何将书法写好，柳公权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

从这个案例可以延伸出一些道理来，即书写不同风格的字体，对人性格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比如，一个彪形大汉写的字，多半比较大而有力，而大家闺秀的字往往清醒娟秀。

如果一个性格柔弱的男孩，能坚持多练习柳体，心性也会慢慢变得刚强起来，因为柳体字讲究“骨”，字字遒劲有力，铁骨铮铮，写多了就会带着人的心性往“刚”或“强”的方面走。而个性本来就很要强的人，就应该练练平实、宽厚、浑厚的字体。

另外一个例子，有些家长为了独具一格，故意给自己孩子起一个很复杂笔画很多的名字或用生僻的汉字，这种危害极其严重，一是书写不便（记得有一个笑话是，两个小学生同时参加考试，其中一个叫王一，一个叫王夔，前者已经做好了七八道选择题，而后者还在写名字）；二是生僻的名字不易辨认和不易被人记住，影响工作和交流。历史上有几个大方之家，就是名字过于生僻，严重影响其知名度。

第三，从字义的角度来论述

字义的角度就更好理解了，就是指字的含义，比如象征意义，谐音等等，人们总是希望自己的名字中包含吉祥如意等积极意义，而不希望有不吉的消极意义。有些人起名不注意名字中有谐音或歧义，结果象征一个人的名字变成了骂人的话，这个就不举例子了，想必大家现实生活中，或多或少总见过那么几个起名不好的例子。

需要注意的是，民间通常认为，姓名通过笔画的间歇停顿产生的五行象数观念，就是产生和接收五行之气的媒体，所以姓名具有调频性。好比是人的“天线”，通过字的音、义、形、象、数摄取了物质之气，代表了物质之理，吸纳了物质之波，影响了五脏盛衰。姓名如“咒语”般结合人先天的五行之气，影响人一生的健康、个性、气质。乃至运势。

所以，民间认为，常年身体有病而医治无效的人，努力却总是不能获得成功的人，到了婚配年龄而无缘订婚成眷的人。婚姻生活不圆满的人，劳碌奔波精神困顿却所得甚微的人，悲观绝望终日无精打采的人，一定姓名为凶。所以，生活失调、遇事不顺的人，当务之急就是要改换有吉数暗示的好名。

很多人质疑，姓名若能影响人的命运。天下同名同姓的那么多人，他们的命运为何差异很大？所以，俗信归俗信，实际生活中我们大可不必为了姓甚名谁会影响命运而担忧。

想取好名字，就要知道其禁忌

名不正则言不顺。宝宝呱呱坠地，父母最关心的莫过于给孩子起个好名字。许多人为了给儿女取个好名字，绞尽脑汁，翻《辞海》，看唐诗，问朋友，有的甚至花钱请人取名，结果取的名字并不理想。命名，看上去容易，实际上是有一定难度的。两三个字的简单组合，里面却包含了许许多多的技巧和方法。要做到名字顺口、简单、含义深刻、令人难忘，在命名时就要注意形、音、意三条原则。这一点说起容易，做起却难，原因就在于命名时存在许多忌讳，这就要初为人父母者必须处处小心，力争做到防患于未然。现将这些起名时常见的忌讳归纳如下：

（1）忌讳祖先和先贤的名字

汉族起名，一般避祖先的名号。其一是汉族传统极讲辈分。以祖先名字为名，不但打扰了辈分的排序；而且会被视为对祖先的不敬。其二是由于汉族的特殊性决定的。汉姓，首先是承继父姓，然后起一个本人的名字，而某些少数民族或外国人，有本名、父名或本名加母姓、父姓。如法国人的姓名通常为三段，即本名，加母姓，加父姓。如果汉姓名在承继了父姓以后，再加上祖先的名字，那么两者就没有丝毫区别了，这样你根本无从分辨李四这个人到底是爷爷还是儿子了。

在封建制度下，人们不仅要“尊祖敬宗”，而且要奉为至尊，即使直呼君主的名字也是大逆不道，清代的雍正、乾隆时，仅凭这一条就可以处人死罪并殃及九族。于是这种忌讳便被称为“国讳”。但就现代人而言，仅就名论，一般不以伟人、名人的名字为名。但有人因崇敬某一伟人或名人，特意取其名为名。如李大林、张大钊，便是取李大钊、斯大林之名为名。当然姓赵、姓关的人，也不应以“子龙”和“云长”为名了，否则便会今古不分。

（2）起名不选多音字

我国的姓氏多半属于单音字。也有个别姓氏属于多音字，如：乐字。这种姓氏显然在交际时会造成麻烦。如果说姓氏的多音是无可奈何的事实，那么名字的拟定是完全可以避免这种麻烦的。山东某地有一个学生名叫乐乐乐，老师上课时却不知该怎么叫他，老师居然让这个名字给难住了。这个名字的三个字都是多音字，可有多种读法，读者有兴趣可以自行排列一下。

看来这个学生的父母是成心跟整个社会过不去，一个名字居然有八种读音，在交际场合如何使用呢？到头来别人想叫不敢叫，唯恐叫错了被人耻笑，吃亏的还是自己。别人叫不上来，可以不叫，可以避开。一个人的名字如果别人不叫，不使用，那么这个名字又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

所以对于多音字应尽量回避。如果要用，最好通过联缀成义的办法标示音读。例如：崔乐天、孟乐章。前者通过“天”说明“乐”当读lè，后者通过“章”说明“乐”读yuè。最后一个用意义告诉你应读什么。

（3）名中勿用生僻字

近代学者章炳麟给自己的女儿取名四个“工”字排成方块，即古“展”字。由于用字太偏，难倒了不少人，包括女儿的老师，弄得很尴尬。名字是供交际使用的，否则，名字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当今的时代是计算机的时代，绝大多数计算机储存的汉字仅限于常用字。如果命名时，使用一些生僻字，一般人不认识，势必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命名使用生僻字，只能白白增加别人工作的难度、麻烦。人们在使名时选用生僻字的动机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了不落俗套。但一般人们认识的常用字，却不过三、四千字，而命名又主要是为了让别人称呼，并不是为了卖弄学问。有人曾举例说，当你去某个部门申请工作时，主管领导看了你的履历表后，如果认不出你的名字，那么对你的印象肯定也是很模糊的。如果他在叫你时，把你的名字读错又经你纠正，这场面可能会使领导尴尬。领导会觉得失了面子而窘迫甚至恼怒，你也可能会因为领导连你的名字都不认识而生轻视之心。日后在上下级相处过程中，就可能发生一些龃龉或不协调不融洽的现象。命名固然要避免俗套和雷同，但不能靠使用生僻字。使用生僻字，影响了形象，妨碍了交际，可谓得不偿失。我国汉字的数量非常多，仅《康熙字典》就收有四万二午一百七十四字，另外繁简字、古今字、正俗字之间往往有非常细微的差别。旧时人们命名，喜欢翻看《康熙字典》这是不足取的。我们要使用工具书，最理想的是《现代汉语词典》。它在每个字下还收录词语，这对于命名很有参考价值。使用这部工具书也要注意，里面的生僻字，使用时要注意避开。

另外，今天的人由于名中生僻字计算机无法录入，在户口登记、办理证照、银行存款、邮局汇款、购买保险、民航购票以及办理其他业务时，遇到麻烦的例子比比皆是。专家说，人名看似个人的事，却有很强的社会性。名中滥用生僻字、不规范字，不但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而且会影响交际。

（4）起个双名不易重

幼儿园里1个班就有3个“王伟”，以至于老师和小朋友不得不用大、小、胖、瘦加以区分。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中就有一男一女两个“杨柳”。“张颖”是个不错的名字，可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仅北京市就有4000多个“张颖”。重名会带来一些麻烦甚至危害，而双名可使重名率大大降低。根据国家语委1989年对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进行的抽样调查，单名重名率为67.7％，双名重名率为32.4％。因此，专家建议最好不要起单名。

（5）忌讳姓名字体的单调重复

有些人命名，喜欢利用汉字的形体结构做文章。例如：石磊、林森、聂耳这三个名字即是此例。这种命名的审美效果颇佳，可惜我们的姓氏能如此利用的微乎其微。而且即使石、林、聂三姓，也不可能人人都使用这种方法。有些人取名时喜欢将姓名用字的部首偏旁相同，并将此作为一种命名技巧来推广，如李季、张驰，这种技巧实际上不值得提倡。如果姓名三个字的部首偏旁完全相同，就会使人产生一种单调之感。特别是当你在书法签名时，就会更强烈地感觉到，偏旁部首相同的名字，如江浪涛、何信仁等，不论如何安排布局，都有一种呆板单调之感，不会产生纵横飘逸、变化多姿、曲折交替，气韵贯注的美学效果。我们既然是用汉字取名，就不仅要考虑意义上高雅脱俗的抽象美，而且要注意书写时变化多姿的形象美。

（6）尽量回避常用名

如果一个人叫“京生”，他很可能出生在北京；如果叫“沪生”，他大概生在上海。根据国家语委对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进行的抽样调查，57万人中，叫“建国”的有630个，叫“建军”的有610个。而叫“桂兰”的人有1084个，叫“桂英”的更多达1336个。专家建议，起名的模式不要太雷同，使用率极高的人名用字也应尽量回避。目前一些地方父母给新生儿申报户口时可以先通过计算机查询有无重名，这一做法值得推广。

（7）名字不要同声调

“张湘江”“冯晴岚”“苑蕴玉”，这些三字声调全同的名字，读起来是否觉得有些平淡呢？“沈含章”“孙汉清”是不是读起来抑扬顿挫、跌宕起伏？专家研究发现，三字声调全同的名字仅占所抽取样本的5.2％，这表明人们在取名时，有意无意中遵从了声调变化的规律。专家还建议，名字的尾音最好是平声，因为上声字响亮程度相对差一些。

（8）声韵选择要讲究

几个声母发音部位相同的字，如果放在一起，读起来就有些费力；如果韵母也相同，就更加拗口。“南尼兰”“李尼丽”“孙存春”“柯克和”，读起来像不像绕口令？专家提醒，起名时最好不要全部选用n和l，z、c、s与zh、ch、sh这些发音部位相同的声母。要想名字响亮动听，选字的韵母很关键。专家说，名字带有含鼻音的韵母读起来响亮，“昂”“良”“光”“鹏”“东”之类含后鼻音韵母的字尤其响亮；在非鼻音韵母字中，韵腹即主要元音开口度大的，如“达”“帅”“瑶”“宝”，响亮程度较高。

（9）字型结构有变化

名字不但常读，而且常写。专家建议，名字选用的字结构不要太单一。像“国园园”“林杨桦”“吕昌晏”这些名字写起来略显单调，缺乏变化的美感，还可能影响人们对签名的识别。

（10）避免谐音意不美

起名时如果谐音运用得巧妙，会使人感到含蓄，不落俗套。但是，起名者有时只注意了所选用的字本身的意义，却忽略了与名字谐音的词或词组可能是贬义的。专家指出，“范婉（饭碗）”“侯岩（喉炎）”“胡丽晶（狐狸精）”之类谐音不美以及“温泉”“沈阳”之类容易在文中造成歧义的名字，起名时应该避免。

（11）名字男女要有别

一位男士出差开会时经常被当成女宾安排接待，令他如此尴尬的是他有个十分女性化的名字：王兰英。专家说，名字的性别差异随着文化的历史积淀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可，形成了一种社会习俗，家长起名时不能不考虑性别因素，否则在使用时可能会遇到麻烦。专家还指出，名字的审美标准中，性别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试想，如果小伙子第一次与姑娘约会，只闻姑娘芳名，他更愿意选“张万有”“刘胜利”，还是“谢静淑”“陈婉莹”？

（12）国人姓名勿崇洋

“田中芳子”，这是位日本友人吗？不，她是个姓田的中国小姑娘。专家说，现在为给孩子起个独特的名字，越来越多的父母想出四字名，这不失为一种尝试。但是，“田中芳子”“赵约翰”“王彼得”这种容易让人误解的名字还是应该慎用，中国人的名字最好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文化。

起个好名字的九个技巧

姓氏、人名，都是人类社会中不可或缺的称谓符号，其中姓氏是家族的标记，人名则是属于个人专有的东西。在姓氏漫长的发展史上，难以数计的人都使用过姓——家族徽号，但同时又使用了各种各样文字作为各自的名字。于是，同姓人的名字，便成了古今同姓人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文字统一体。那么，既然姓氏有其诞生、发展、演变、分布的历史，同姓人的名字是否也有规律可循呢？我们说有的。首先，同姓人取名，多数讲究名字要具有一定的意义。人生下来，其父母不假任何思索，不考虑任何意义的给他（或她）取个名字是不多见的。在古代，为人取名要有一番很复杂的过程。今古一样，对人的取名都十分重视，都愿意取个有意义的、理想的名字。多数父母给自己的孩子取名，往往寄托对子女的期望。其次，取名有一定的根据和技巧。取名要根据男女之别，根据生日时辰，根据家庭成员的历史，根据族谱、家谱的沿革，根据社会的现实情况，根据父母的愿望等等，综合取舍，最后形成之。

起名的原则，除了考量汉字固有的音、形、义之根本要素之外，主要还根据当事人的八字分析并兼顾五行的喜忌、生肖喜忌等因素。五行的力量是很强大的，虽然它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却无处不在。命中喜某五行，名字中来补之，这是中国经典和传统的做法。

关于起名，网上流传最广的是上世纪从日本引进的所谓“五格剖象法”，对于此法大多数人不是很认同（有时候没有办法也会兼顾这种需要）。按照这种方法，很多姓氏的人，起名的可选数量非常少，结果造成大量人重名。关于其弊端，网上论述很多。

下面，我们介绍几种同姓人取名的方法和技巧。

（1）引经据典取名法。这种取名方法是截取经典中的名言或警句，稍加变化，作为名字，以表示名字的典雅和讲究。例如：沔的名字来自《诗·小雅·沔水》：“沔彼流水，朝宗于海。”又有人取名贤棣、棣活，来自《诗·小雅·常棣》周公宴兄弟的乐歌，后人借“棣”为“弟”的典故。贺的名字，来自《诗·大雅·下武》：“四方来贺。”诩名字，来自《礼记·少仪》：“会同主诩。”郑玄注：“诩谓敏而勇。”象的名字，来自《易·系辞下》：“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弘的名字，来自《易·坤》：“含弘光大。”益南的名字，来自《易·说卦》：“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来自《庄子·盗跖》：“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称孤矣。”鹏的名字，来自《庄子·逍遥游》：“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古今不少人取名字，尤其是读书人取名字，讲究查阅经典和引经据典是不乏其例的，也是值得效法的。

（2）崇慕圣贤取名法。由于圣人和贤达人士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有杰出贡献，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因此，受到敬仰、崇慕。古今以来，人们在取名时，也以圣、贤的名字作为取名选字的一种依据，表达出对圣、贤的崇慕与效法。如选用尧、唐、舜、虞、禹、汤、文、武、孔、孟、绍尧、绍唐、绍舜、绍虞、孔圣、希孔、希孟、希圣、希贤等字入名，都是明显的例证。

（3）崇尚道德取名法。中国人由于受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的薰陶和影响，有一种崇尚道德的优良传统，这种优良传统也在取名方面表现出来。如取名时选用德、道德、敬德、仁、义、礼、智、忠、孝、节、忠恕、守敬、诚、忠诚、实、诚实、德洁、德行、恒节、德福、建德、建义、守义、守信等。

（4）五等爵位取名法。古代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是君主国家封贵族的等级，象征尊贵的权势和地位。古代人取名选用公、侯、伯、子、男是表达做人的珍贵。这种取名法，在另一种意义上表明了崇慕祖先之义。

（5）易象八卦取名法。易象八卦，是《周易》中的八种基本的图形，用“-”和“--”符号组成，以“—”为阳，以“--”为阴。《易传》作者认为八卦主要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并认为“乾”、“坤”两卦在八卦中占特别重要的地位，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切现象的最初根源。《周易》、《易传》以及易象、八卦，在中国是很有影响的学问和文化现象，从伏羲到孔子、再到历代易学家，都对易名胜、八卦有研究，易象、八卦也深刻渗透到中国人取名用字上来，因此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字都是取名使用频率比较高、且具有一定隐定性的用字。

（6）崇文尚武取名法。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中，文、武是人们建功立业的两个不同途径，有人崇文，有人尚武，这种崇文尚武的传统，也反映到了取名的学问上来。例如关于崇文的取名用字，有文、文学、力文、文俊、文豪、育文、尚文、宗文、文宗、文贞、儒、儒雅、宗孔、宗孟、文华、翰、翰林等。又如关于尚武的取名用字，有武、崇下、绳武、冠武、尚武、勇、威、纵、天纵、震、强、加强、力、大力、镇、镇武、振武、虎、彪、豹、鹰、鹏、云鹏、云升、云翔等。

（7）崇尚吉祥取名法。很多人取名，希图吉祥、幸福，因此，选用吉祥、幸福方面的字很多，例如：吉、祥、吉祥、福、禄、寿、喜、禧、有福、幸福、庆、吉庆、瑞、祥瑞、竹瑞、嘉、兴、利、兴利、胜、胜利、天、天胜、寿、鹤寿、伟、大伟、安、平安、进喜、焕、焕发、明、光明、辉、乾辉、凤仪、菩萨等。

（8）区分性别取名法。区分性别的取名法，是古今中外最普遍采用的最基本的取名法。在古代，原始社会从母系氏族社会到父系氏族社会，男女性别都有严格的区别；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男女性别也有严格的区别。古今男性名字和女性名字，很多根据其性别不同、性格不同、分工不同、生活习性不同而决定的。古今同姓人取名，也同样采用了这种区分性别的取名法。

就男性而言，取名的方法有：

①根据男性有抱负、有理想、有宏伟目标、有志气要完成某项事业、要建功立业的特点，古今有选用为民、柱石、建功、建勋、弘业、保国、进帅、国柱、栋梁、占一、向前、知远等字取名的。

②据男子汉勇猛、刚强、豁达、向上、有力量、不怕困难、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特点，古今有选用万里、高山、山、海、川、河、大江、长空、鹰、虎、彪、豹、鹏、大鹏、宏伟、飞、升、腾、达等字取名的。

③根据男性有谋求四季平安、发财进喜的特点，古今有选用金宝、富贵、四吉、喜财、进财、进宝、财旺、升财等字取名的。

④有的男性还愿选用不俗的字、表达志愿的字、表达操守的字、表达长寿的字取名的，以至选用外国译音字取名的，等等，不一而足。

就女性而言，选字又与男性有区别：

①选用明显表示女性的名字，选用加“女”字偏旁的字，给人一种明了、大方、直感，见名即知是女性，如：女、娆、嬉、婵、妩、嫔、妞、妮、妇、奶、娜、娅、娘、姬、媛、婷、嫦、娟、娲、娥、婀、姊、姐、妹、姑、姗、姆、姘、姣、娓、婶、婉、妙、婊、嫩、孀等。

②选用柔情、柔景一类的字取女名，表达女性的温柔可爱性格，如：云、月、波、雪、雯、涓、爱、惠、喜、怡等。

③选用艳美一类字取女名，表达女性的美丽、可爱，如：妍、爱、鲜、艳、美、丽、娜、倩、俊、娟、花等。

④选用玉石珍宝一类字取女子名，象征女性的高贵，如：玉、玛、琳、琥、瑚、瑗、琼、玛、瑙、环、珏、玳、珀、珍、珊、珙、珠、琪、瑛、宝、金、银、钰、钏、钕等。

⑤选用花草一类字来表示女性名字，这种形式给人一种自然美感，表达出女性像花一样美丽、娇绝、动人，听了名字即使人喜欢，如：芗、芯、芦、芙、芝、兰、芋、芍、芨、芽、苓、苁、荠、花、菁、菘、黄、菽、蕉、蕾、薇、蓝、萝、梅、桃、蓬、莲、杏、采、枫、栅、椒、芬、芳、芹、芪、芭、苹、茉、莉、苗、英、苓、茑、苞、草、茱、荔、莎、荷、萍、菠、桦、菲、蔷、蕊、荞等。

⑥选用女德及闺物一类字取女名，表达女性的文雅、正直，如：慧、巧、静、娴、淑、秀、俊、阁、钗、钏、香、文、雅、真等，不一而足。

（9）崇尚自然取名法。聪明勤劳的中国人在与大自然作斗争的实践中，培养了热爱自然、崇尚自然的良好风尚，这种良好风尚也明显地反映在取名的学问方面。崇尚自然的取名法，用字涉及的范围很广泛，从日、月、星辰的名称，到各种山、川、河、水的名称，到各种动物、植物的名称，到春、夏、秋、冬的名称，到各种自然现象的称谓，等等，都可以用作取名用字。例如：江、大江、河、大河、川、大川、小川、山、大山、岳、嵩、湘、沔、汉、洙、明、光明、亮、大亮、玉、璞、琦、宝、金、银、铜、铁、锡、树、木、林、森、松、柏、枫、桦、桐、桐、楠、竹、草、芳、芳草、芳香、春、夏、秋、冬、东、南、西、北、晖、朝晖、日、月、星、辰、梁、栋梁、石、柱石、兰、莲、梅、菊、牡丹、洲、浩洲、荣、繁荣、鹤、燕，等等，不胜枚举。

除了上述各种取名法之外，还有阴阳五行取名法，天干地支取名法，十二生肖取名法等，取名可选用阴、阳、金、木、水、火、土、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鼠、牛、虎、兔、蛇、马、羊、猴、鸡、狗、猪等。

在运用字形命名时，过去有两种技巧，一是拆姓为名，另一是增姓为名。所谓的拆姓为名是指取名时截取姓的一部分作为名，或者把姓分割为两部分作为名。如商汤时的辅弼大臣伊尹，其中就是取姓的一部分“尹”而构成的，此外现代著名音乐家聂耳，著名作家舒舍予（老舍）、张大弓、计午言、董千里、杨木易也都属此类。另外还有雷雨田、何人可等也是将姓拆为两部分作为名的。古人有些人将名剖分为字，如南宋爱国诗人谢翱，字振皋羽，字即由名拆开而成。明代的章溢字三益、徐舫字方舟、宋玫字文玉，清代的尤侗字同人、林佶字吉人都属此类。还如清代的毛奇龄字大可等。还有些人是将姓名剖分为号，如清代的胡珏号古月老人，徐渭号水月田道，则又分名入号。

起一个先声夺人的艺名

艺名是否有吸引力，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尤其当演员尚未成名时，好的艺名可以先声夺人，引起观众的注意。

（1）艺名有多种形式

我们以演员的艺名为例，分析如下：a.姓名形式。例如：高镇山，艺名高庆奎。何凤仪：艺名何老凤。王德臣：艺名王二浪。黄国雄：艺名黄不灭。褚学发，艺名褚大撸。b.非姓名形式。例如：常宝霆，艺名小蘑茹。李寿山，艺名一条鱼。孙玉林，艺名小利巴。刘成基，艺名当头棒。张兴隆艺名三骡子。

两相比较，采用姓名形式的艺名比较雅，采用非姓名形式的艺名比较俗。从艺名的使用价值来看，倒是比较俗的非姓名形式的艺名，更有吸引力，更适合大众的口味。作为艺名，一味地追求文质彬彬，落入文人自号的俗套，倒给人俗不可耐的感觉。倘若想方设法俗到好处，倒显出几分雅意来。

（2）起个好听的艺名有诀窍

①利用纵向联系取名。在相关的演员之间，艺名有时可能发生纵向或横向的联系。所谓纵向联系，就是演员巧妙地借用前代演员的艺名。例如：a.白玉霜——小白玉霜。“白玉霜”是我国著名评剧演员李桂珍的艺名，在评剧界和评剧观众中，可谓无人不晓。其后的评剧演员李再雯则取艺名“小白玉霜”，这对评剧观众来说显然是有诱惑力的。b.叫天子——小叫天——盖叫天。“叫天子”是我国著名京剧演员谭志道的艺名，他的儿子谭鑫培承继家传，推陈出新，故取艺名“小叫天”。其后京剧演员张英杰则取艺名“盖叫天”，可谓艺高胆大，出言不凡。

在我国，一向有忌讳使用长辈名字的习俗。当代人虽然不甚忌讳了，但为子女命名时，一般还是不喜欢使用长辈的名字。演艺界则不同，即使不使用艺名，也喜欢在下一代的名字里，留下上一代的痕迹。例如，言菊朋的儿子叫言少朋，李桂春的儿子叫李少春。这种父子名字同用一个字的现象，一般是有条件的，即下一代必须同上一代有家学渊源的关系。

这种前后相承的艺名，目的自然是想借助前代演员的声誉来吸引观众。但观众的眼睛是哄不得的。借用前代的艺名，至少表演技艺同前代演员不分伯仲，要有继承，有所发展，否则反而会弄巧成拙，失云观众。舞台艺术是直观的，冒牌的假货很难找到市场。因此，“处处挂牌镊子张”的情景，在演艺界一般不会出现的。

②利用横向关系取艺名。所谓横向联系，就是几个或者更多的演员采用同字的模式取艺名。例如：a.恩庆社——学生取艺名全有庆字，如胡庆元、胡庆和、胜庆玉等。b.恩荣科班——学生取艺名全有荣字，如陈荣会、张荣秀、黄荣达、郭荣仁、吴荣英、裴荣庆等。c.益加班——学生取艺名全有益字，如王益友、侯益才、侯益太、唐益贵、李益重、王益荣、李益广等。

还有的班社像起法名似的，连姓氏都不要。如醇王府班的学生均以荣字打头取艺名，譬如荣生。这种横向联系的艺名，多属于姓名模式。由于采用了同字，取名的局限性必然很大，因为这类艺名多显得呆板拘谨，缺乏生动活泼、溢彩传情的神韵。

③格字数起艺名。从字数上分，艺名的起法有以下几种类型：a.用双字起名。例如：高朗亭，艺名月官。徐小楼，艺名双红。萧长华，艺名宝铭。b.用三字起名。余第祺，艺名余叔岩。李桂春，艺名小达子。c.用四字起名。例如：李青山，艺名大金镶玉。陈伯华，艺名筱牡丹花。d.个别的人也采用五个字的艺名。例如：谢其荣，艺名神手谢老化。石月亭，艺名十月明。尚德泉，艺名沿小云。邝健廉，艺名红线女。赵桐珊，艺名芙蓉草。周信芳，艺名麒麟童。荀慧生，艺名白牡丹。

民间习惯给孩子取贱名

民间以为，婴儿长大成人要过许多道关，为了婴儿顺利成长，需要在许多关节予以关注。民间有给婴儿取贱名的习俗，以为取贱名好养，就是其中的关注方式之一。

（1）取家畜名为乳名。民间多取狗名，如狗、阿狗、乖狗、小狗、二狗、腊狗、狗宝、狗剩、狗屎、狗多。战国时期卫宣公有臣叫司空狗，汉赋大家司马相如的乳名就叫“犬子”。东晋诗人陶渊明，乳名为“溪狗”，金朝有叫海狗、猪狗、唐括狗儿的。

以狗为名，民间有不少传说。一说狗有七条命，活下去的能力强，“小狗好拉巴”、“狗好养”，这可能是以狗为名的重要原因。一说狗舍己为人，自己吃人便，而把粮食留给人。传说人们富裕之后，心眼不好，不知道照顾年老体弱的人，于是，太上老母就化装扮成一个乞婆去一户人家乞讨。这家妇人说：“给你吃，还不如给狗吃！”刚巧，孩子屙屎了，她就用饼给孩子擦屁股，擦完后扔给狗。狗像是可怜乞婆，叼着走到乞婆面前，摇头摆尾。太上老母十分生气，心想，人还真不如狗。于是决定惩罚人类，只让麦子留一个穗，高粱留一个头，豆子留几个小荚，给狗当食吃。从此以后，人间富不起来了，只吃太上老母给狗留下的这点儿粮食，再也不敢浪费粮食了。

以狗为名，还因狗一胎多子，兆富有。《杂五行书》云：“犬生四子，取黄子养之；犬生五子，取青子养之；六子，取赤子养之；七子，取黑养之；八子，取白养之。白犬乌头，令人得财；白犬黑尾，令人世世乘车；黑犬白耳，犬主畜之，令人富贵；黑犬白前两足，宜子孙；黄犬白冠，令人世世衣冠。”

此外，民间取名还喜用牛，如小牛、牛牛、铁牛、水牛；喜用羊，如小羊、二羊，金兀术之子小名就叫“羊蹄”；喜用猪，如花猪、猪猪、小猪，金朝大臣有叫完颜猪儿的，胡沙虎乳名就叫“猪粪”；还有叫驴的，金大臣也有叫李瘤驴的，元杂剧中尤多，如张驴儿、丑驴、赖驴。

（2）取器物之名为名。如用农具名犁子、耩子、耙齿、扫帚、碌碡、木锨、粪篓、镢、镐；用炊具名锅子、勺子、大瓢、长勺、二铲子；用家具名凳子、桌子、长凳、大柜、小缸儿、篮子、瓶子、篓子、二橱；用工具名钳子、扳子、镊子、铜锁。刘备曾为其子——蜀汉后主刘禅起名为“阿斗”。

（3）以贱业、贱民之词为名。俗以为贵人难养，而贱民生命力顽强。如战国时期鲁文公之子名“恶”，齐母氏之子为“乞”，晋惠公之子为“圉”、女儿为“妾”。魏晋南北朝时期，喜欢以“奴”为名，南朝宋武帝刘裕的乳名为“寄奴”，大诗人谢灵运的乳名为“奴奴”，还有一些朝廷官员取乳名酸奴、小奴、狗奴。因僧以百家食为食、百家衣为衣，故唐宋以后以“僧”命名，如欧阳修之子名僧哥，民间也有“和尚”“大和尚”“土和尚”之名。

（4）子取女贱名。古以女为贱，子为贵，故子取女贱名，以求好养。史书中有这种记载，如鲁隐公名息姑、徐夫人，李君羡小字五娘，李存儒本姓杨名婆儿。现在某些偏远乡村仍有称儿为“大妮子”、“二妮子”、“家妮子”、“假妮子”、“小丫”、“丫头”的现象。我国早期革命家李立三，乳名就叫“狗妹仔”。河南林县一带，生了男孩，在未满月之前不准说“男”字，怕暴露了消息，被邪魔拉去，要伪称“女孩”，这就怪不得男孩取个女孩名了。

旧时民间取贱名，多以“轻贱之词+性别称谓”的形式命名，如臭妮子、屎妮子、贱囡、草女儿。唐寿安公主乳名为“虫娘”；也以“排行+轻贱之词”为名，如二傻、大愣、大丫、三癞、阿呆；或直接以轻贱词称之，如淘气、懒孩儿、臭子。我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一些贱名仍然存在，如虫、鸡、狗、猪、驴、狼、愚、刁、痛、秃、骂、怨、暴、恶、烦、粪、邪、矮、悲、惨、耻、臭、错、皮、嘴、鼻、肚等。

（5）女取男名。还是重男轻女的意识体现：生了女儿，还指望生儿子，便在女儿的小名上作文章，即如“招弟”“引弟”等。

除取贱名之外，民间还有借名、寄名、撞名、偷名的风俗，以为借名可以防止夭折，便于养活。

（1）借名。曲江人则有借名之俗。曲江之北，有大山两座，一名狮子山，一名象山，两山之间有石门相连接，当地人称为“双石门”，为曲江通海之道。如有小儿啼哭受惊吓，当地人便择黄道吉日，备糕点水果香纸至双石门借名。事先请道士用朱砂纸写上带“石”字的名字。如“双石成”“石天保”，然后到双石门处焚香祈祷后，将纸贴在石门上，沿途呼唤所取之名，还家即可。据说借名之子，强壮健康。成婚后，便再至此设祭取名。

（2）寄名。吴县旧时有寄名之俗。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载，吴县富贵之家，怕婴儿娇生惯养，柔弱夭折，乃至庙烧香，用红布制一袋，将小儿年庚写在里边，悬挂在佛橱上，这就等于将小儿寄给了佛地。然后僧人便会给小儿起名，名字的第一个字一定是这个僧人的姓。直到成婚之年，才将红布袋取回。僧人穿百家衣，吃百家饭，命硬得很，名字自然刚猛，百邪难侵。

（3）撞名。如果小儿有疾病，便在路旁陈列果品，焚香烧钱，第一个经过的人至，便以为是小儿的干父母，享以果品，以求认继，即为撞名。这种撞名是认干爹干娘的一种形式，即撞见谁就姓谁的姓。

（4）偷名。民间也“偷”人丁兴旺之家的小儿之名。胡朴安说，偷名要请人向要偷之人家偷一个饭碗及一双筷子，不能被这家发现，返回时，儿母抱小儿在门前迎接，叫“接名”。偷名者呼名，儿母代儿应之。这样，等于让被偷之人家的小儿替他承受病灾，可谓缺德至极。

民间以为，乳名是一个人魂魄的象征，而每个人的魂魄都由冥间阎王爷控制，并将每个人的名字登记在卯簿上。阎王爷让谁死，就按名叫人，并命无常鬼去按名索魂。如果不给孩子起人名，或借用他名，造成魂魄与人名之间的谬误，无常鬼按名索魂之时就会落空。同时，也是为了防止仇人用名字施以巫术而受到伤害。

显然，这是一种迷信风俗。但是，这种借名偷名之俗却形成了浓厚的乡土社会风气，融入到了民间求寿佑长的人生礼俗中。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知识的普及，这种习俗现在在乡村已几乎灭迹。

给孩子起小名应该知道的事儿

不管怎么起，作父母亲人对孩子的爱称，起小名的时候，应注意以下几点：

（1）小名应好听、好记、好喊；

（2）小名一般不带姓氏，往往前冠“小”字，或后加“儿”“子”，或以叠词方式组成；

（3）小名要能表达一定的含义；

（4）小名应避免不雅的谐音和歧义；

（5）小名用字的五行要能配合生辰八字。

在我国，一般每个人只有一个小名。该怎么给孩子起小名呢？可以有以下几种方法：

（1）期望式。通过给孩子起小名，寄托父母对下一代的期望和祝愿。希望孩子健康美丽的小名有：婷婷、媛媛、丽丽、沛沛、佳佳、小小、盼盼、奴奴、莺莺等。希望孩子上进成才的小名有峥峥、大伟、大成、小杰等。

（2）随意性起名法。不考虑孩子出生时的各种因素，只考虑找一个顺嘴、亲切、动听的小名即可，这种小名是非常多的，如小红、小荣、丫丫、豆豆、月月、晶晶、斌斌等。

（3）以父母喜爱的小动物或植物为孩子起小名。古人如孔丘的儿子小名为“鲤”，司马相如小名“犬子”，顾恺之小名“虎头”，陶渊明小名“溪狗”，王安石小名“獾郎”，宋孝宗小名“小羊”等等。现代如小鹿、燕燕、菊花、荷花、桂花、小蕊，大鹏、杜鹃、猫猫、鸽子等。

（4）按孩子出生时间、地点、特征起名。以出生时间起名：如晨晨、亮亮、小霞等；以出生地起名：如津津、宁宁等；以季节起名：如春儿、小秋儿、冬冬、小雪、腊梅等；以生肖起名：如小虎、大龙、小牛儿等；以体貌特征起名：如胖胖、小白子、乐乐等等。

（5）联想式起名法。以小孩出生时家长的境况、心情为孩子起小名。如著名相声演员姜昆给女儿起小名叫“南南”，原因是南南出生的时候，姜昆正在云南边境作慰问解放军的演出，所以起了这个小名。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姓名备忘录”征文中有这样一篇来稿：一位军人妻子临产时妊娠中毒，丈夫远在前线，孩子出世后一直由婴儿室的医护人员昼夜喂养，医务人员不仅像亲人般地照顾孩子，还给他起了个响亮的小名，叫“两地儿”，这个小名就这样一直叫了下来。

以下是一些特别好的小名，朋友们在给自己的宝宝起名时，不妨作一下参考。

舟舟：小船，扬帆远航。浮沉不定，是非参半，晚婚大吉，中年多灾，晚年吉祥之字。

牛牛：小牛一样壮实。清雅荣贵，一生平凡，子孙兴旺，中年成功隆昌，精诚之字。

静静：文静，秀气。

婷婷：美丽。

晴晴：家门余庆，金钱丰盈，白手成家，财源广进。

铛铛：铃铛一样欢快的声音。

叮叮：银铃般清脆的声音。忧心劳神，劳累奔波，晚年幸福之字。

齐齐：豪杰气概。

糖糖：甜蜜的宝贝。

阳阳：阳光一样灿烂。

笨笨：傻傻的小可爱。

康康：健健康康。一生清雅伶俐，多才多能，中年身弱或多灾，晚年吉祥。

乐乐：一生都是快快乐乐的。英敏多才，子孙兴旺，名利双收，中年吉祥，晚年隆昌。

佳佳：厚重载德，安富尊荣，财官双美，功成名就。

贝贝：全家的宝贝。出外吉祥，多才巧智，中年隆昌，二字吉祥之字。

多多：多福多寿多欢乐。克服万难后，成功发达，多才贤能，爱情失败，晚年隆昌之字。

萌萌：幼年辛苦，英雄之格，中年小心，晚年吉祥之字。

甜甜：甜甜蜜蜜。

嘟嘟：粉嘟嘟，胖嘟嘟，漂亮、可爱、健康。

毛毛：娇嫩，家里的小宝贝。

天天：天天开心，快乐。

囡囡：乖巧的小丫头。

蓉蓉：聪明、伶俐，美丽如芙蓉。

石头：长得像石头一样结实。

毛豆：很可爱，很好吃。

米米：小巧，可爱。

呱呱：活泼、可爱。

朵朵：娇嫩的小花骨朵。

胖胖：可爱，健康。

壮壮：健康、壮实。

兜兜：可爱的。兜着全家人的爱。

豆豆：小小的，可爱的。

跳跳：爱动的活泼的小家伙。

果果：爱情的结晶。

亮亮：权威显达，博得名利，且养柔德，功成名就。

皮皮：皮实，顽皮，调皮。

依依：文静，安闲。

闹闹：调皮，爱动、活泼的。

了解起名新规定

一个人的名字不光是为了标明自己的身份，而且还有着社会公用，应得到社会的认可，否则就失去了名字原有的意义。如果在取名时使用异体、冷僻字，让他人读不懂、写不出、记不住或误解，还会给别人或自己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我国公民在办理第二代身份证中，公安机关就遇到这类问题，有的人姓名使用冷僻字，使得计算机字库没有库容，造成办证不便。还有在社会活动中，如办理银行业务、证券、保险、教育、卫生医疗等等，冷僻字都给自己带来较大的麻烦。

曾经有人给刚出生的女儿取姓名“唐垚”（音yao“摇”），孩子上幼儿园、读小学，老师都读不出这个“垚”字，每来个新老师刚喊出“唐”就停顿下来翻查字典。有次校长站在主席台上高声念获奖学生名单，“唐垚”念成“唐土”，老师同学捂嘴嘻嘻笑，校长马上就变脸了，无奈扭头问旁人。那是90年代中期，当时计算机字库没有这个字，孩子办户口、保险，甚至中考报名都遇到麻烦，家长只得将女儿名字改了。

还有一位崔姓男子，曾出国到日本数年，其妻姓刘，后来给女儿取了个时髦的名字“崔刘美智子”。然而不曾想到的是，女儿名字一喊开后就让人忍俊不禁——“吹牛美滋滋”。

为了提醒大家起名应该注意的事项，我国公安部特别于2007年6月出台了《姓名登记条例（初稿）》，已由公安部研究起草完成，并下发各地公安机关组织研修。公安部相关业务部门人士称，“条例”还在研究过程中，现在只是个初稿。

第一，子女起名立新规父母双姓可同用

《姓名登记条例（初稿）》中首次对公民起名作出硬性规定：公民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但允许采用父母双方姓氏。子女采用父母双方姓氏时，可按照双姓起名，但不算作复姓，按照目前我国现有1601个姓氏计算，这种做法将新增128万个双姓，从而缓解大姓人口姓名重复的问题。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允许子女随父姓或母姓，提倡采用父母双方姓氏，既可以表明子女与父母双方的家族和血缘关系，同时对于解决大姓人口的姓名重复问题，也具有积极意义。

第二，取名用字有限制

对于公民取名用字，应当在一定前提下予以必要的限制。《条例》规定，姓名不得含有下列内容：

（1）损害国家或者民族尊严的；

（2）违背民族良俗的；

（3）容易引起公众不良反应或者误解的。

考虑到我国姓名所用字数中单姓的通常为二至三个汉字、复姓或者采用父母双方姓氏的多为三至四个汉字，《条例》规定：除使用民族文字或者书写、译写汉字的以外，姓名用字应当在两个汉字以上、六个汉字以下。比如：丈夫姓郑，妻子姓付，他们就可以给孩子取名“郑付贝克汉姆”。

此外，《条例》还规定，姓名不得使用或者含有下列文字、字母、数字、符号：

（1）已简化的繁体字；

（2）已淘汰的异体字，但姓氏中的异体字除外；

（3）自造字；

（4）外国文字；

（5）汉语拼音字母；

（6）阿拉伯数字；

（7）符号；

（8）其他超出规范的汉字和少数民族文字范围以外的字样。

第三，变更：改名一生只有一次

《条例》规定子女采用父母双方姓氏时，可以按照双姓起名，不算作复姓，一旦实施，很多父母可能就会打算将子女的名字进行更改，而《姓名登记条例（初稿）》中同时还规定，为了防止滥用姓名权，频繁变更名字现象的发生，条例实施后，我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申请办理名字变更登记的，以一次为限。《条例》还规定，出具虚假证明材料申请办理姓名登记或者姓名变更登记的，由户口登记机关给予警告，并处500元以下罚款。骗取姓名登记或者姓名变更登记的，处800元以下罚款。

第四章
源于动物崇拜的生肖风俗

在人类历史上，人与动物就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从原始社会开始，我们的祖先就认为与动物有着血缘关系，因此，对它们的崇拜，胜过了对人自己。作为古老的民俗文化现象，生肖有着说不尽的故事。

十二生肖起源趣话

提起生肖，我们先从属相说起。属相是我国一种传统的纪年方法，它将我国农历干支纪年法中的十二个地支分别用十二种动物来代替，即（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如1984年是甲子年，子属鼠，就是鼠年；1985年是乙丑年，丑属牛，就是牛年；1986年是丙寅年，寅属虎，就是虎年，依次类推。

十二生肖

所谓生肖，是指某人所生的那年的属相，如鼠年生人属鼠；马年生人属马。民间传说的某人与某人生肖相克纯属封建迷信说法。生肖习俗源于中国，可以说是我们的“国俗”。

作为一种古老的民俗文化，有关十二生肖的起源，历代学者众说纷纭。有人认为生肖与地支同源，可以追溯到史前的传说时代，《史记》中所载黄帝“建造甲子以命岁”，“大挠作甲子”就是这类说法的反映，学者们认为这里所说的甲子就是指的十二生肖。

部分学者认为生肖起源于原始时代的动物崇拜，中国科技大学张秉伦先生便持这一观点。他认为在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认识自然能力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对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动物产生一种依赖感（如马、羊、牛、鸡、犬等），对危害自身安全的动物产生一种恐惧感（如虎、蛇），对一些超过人类的动物器官功能产生崇敬感（如狗的嗅觉等），导致产生对动物的崇拜。十二种生肖动物便是人们在动物崇拜的原始信仰影响下产生的用来纪年、纪月的兽历。

原始人的动物崇拜还表现在傩舞等原始舞蹈上，傩大约产生于周代前后，大傩仪式中的主角是方相氏和十二神兽。驱傩舞蹈选中十二兽，是原始人对动物崇敬心理的表现。大傩仪式上选中的十二兽（或十二神）是为照应一年十二个月份，以求月月平安，驱除四方疫鬼，照应十二个方位的。对十二个方位的照应当然牵涉到十二地支，于是与十二生肖挂钩，在驱傩仪式中的十二属相被派上逢凶化吉的用场。由此可以看出十二神兽和十二生肖是一脉相承的，其共同的来源都是原始动物崇拜。

到了南北朝，生肖已普遍使用，南朝《南齐书·五行志》中已经有具体的按人的出生年份称属某种动物的记载。南朝陈的诗人沈炯，曾创作了一首十二属相诗，其言曰：“鼠迹生尘案，牛羊暮下来。虎哺坐空谷，兔月向窗开。龙隰远青翠，蛇柳近徘徊。马兰方远摘，羊负始春栽。猴栗羞芳果，鸡砧引清杯。狗其怀物外，猪蠡窅悠哉。”

清代学者赵翼则认为生肖最早源于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他在《陔余丛考》中说：“盖北俗初无所谓子丑寅之十二辰，但以鼠牛虎兔之类分纪岁时，浸寻流传于中国，遂相沿不废耳。”

民族学家刘尧汉先生认为十二生肖与彝族“十二兽”纪日及“十月历法”有关。居住于四川大凉山地区的彝族，有以十二兽纪日的历法，他们以十二种动物纪日，今日为鼠日，明日为牛日，以此类推三轮为一个月，计三十六天。一个月三十六天，一年便为十个月，这就是后来的“十月历法”。刘尧汉先生认为以十二属相纪日的十月历法产生于夏禹时代（参见刘尧汉著《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文集》），与原始的图腾崇拜有关。汉族十二生肖受“十月历法”的影响。彝族十二兽历后来发展为十二生肖。

有的学者甚至持生肖外来说的观点，认为十二生肖是由古巴比伦传入中国的，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有郭沫若，他在《甲骨文字研·释支干》中讲“十二肖像于巴比伦、埃及、印度均有之，然均不甚古，无出于西纪后百年以上者。意者此始汉时西域诸国，仿巴比伦之十二宫而制定之，再向四周传播者也。”认为生肖为中东地区居民模仿巴比伦黄道十二宫而制定，其传入中国的时间，当在汉武帝通西域之时。

生肖起源于中国，是华夏先民动物崇拜、图腾崇拜以及早期天文学的结晶。

十二生肖的记载在现有文献资料中，以《诗经》为最早。《诗经·小雅·吉日》里有：“吉日庚午，即差我马”八个字，意思是庚午吉日时辰好，是跃马出猎的好日子，这是将午与马相对应的例子。1975年，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十一号墓出土的竹简，进一步证明十二生肖在春秋前后已存在。

据考证，睡虎地十一号墓下葬于秦始皇三十年，因此十二生肖的产生至少可以追溯到秦以前的春秋时期。学者们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在我国发现的关于十二生肖的最早而又较系统的记载。

我们讲到生肖的渊源，必然要将生肖与天干地支联系在一起。近代在安阳殷墟出土的我国现存年代最久远的干支表，说明在殷商时代干支纪日已娴熟自如。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干支的功能逐渐多样化，它作为充当时间单位的标号，一方面扩大了，用于纪年；一方面缩小了，用于纪时。

根据历史记载及研究证明，生肖是继“干支纪年法”创立后才出现的，十二种动物是对十二地支的一一对应，以动物作地支标志。哪年出生的人就有哪年的地支所配属的动物，由此以十二种动物用来纪年、纪日和计算每一个人的属相。从中可以看出，十二生肖与十二地支是密不可分的。

中国古代学者从古代昼夜十二时辰的角度，解说地支和肖兽的配属关系。

黑天苟地，混沌一片，鼠，时近夜半之际出来活动，将天地间的混沌状态咬出缝隙，“鼠咬天开”，所以子属鼠。天开之后，接着要辟地，“地辟于丑”，牛耕田，该是辟地之物，所以以丑属牛。寅时是人出生之时，有生必有死，置人于死地莫过于猛虎，寅，又有敬畏之义，所以寅属虎。

卯时，为日出之象，太阳本应离卦，离卦象火，内中所含阴爻，为太阳即月亮之精玉兔，这样，卯便属兔了。辰，三月的卦象，此时正值群龙行雨的时节。辰自然就属了龙。巳，四月的卦象，值此之时，春草茂盛，正是蛇的好日子，如鱼儿得水一般。另外，巳时为上午，这时候蛇正归洞，因此，巳属蛇。

午，下午之时，阳气达到极端，阴气正在萌生。马这种动物，驰骋奔跑，四蹄腾空，但又不时踏地。腾空为阳，踏地为阴，马在阴阳之间跃进，所以成了午的属相。羊，午后吃草为最佳时辰，容易上膘，此时为未时，故未属羊。未之后申时，是日近西山猿猴啼的时辰，并且猴子喜欢在此时伸臂跳跃，故而猴配申。

酉为月亮出现之时，月亮属水，应着坎卦。坎卦，其上下阴爻，而中间的阳爻代表太阳金乌之精。因此，酉属鸡。夜幕降临，是为戌时。狗正是守夜的家畜，也就与之结为戌狗。

接着亥时到，天地间又浸入混沌一片的状态，如同果实包裹着果核那样，亥时夜里覆盖着世间万物。猪是只知道吃的混混沌沌的生物，故此猪成了亥的属相。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持此观点。

和今天流行的十二生肖说法完全一致的是东汉王充的记载，王充《论衡·物势》载：“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午，马也。子，鼠也。酉，鸡也。卯，兔也。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巳，蛇也。申，猴也。”该书《言毒篇》说：“辰为龙，巳为蛇。辰、巳之位在东南。”这样，十二生肖便齐全了，十二地支与十二生肖的配属十分完整，且与现今相同。

十二生肖解疑

对于十二生肖，有很多让人疑惑不解的问题，如，为什么是十二个而不是十个或别的数字？为什么要选择鼠牛等动物？为什么鼠最小却排在第一位？等等，现在就让我们共同解开这些谜团吧。

（1）生肖为何取数十二

生肖为什么是十二个，应该跟古代人计数有关。《周礼·春官·冯相氏》载：“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会天位。”时间的分割以十二累进，一纪十二年，一年十二个月，一日十二时辰。《国语·晋语四》载：“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甚至天子妻妾也有“十二女”之说，《后汉书·荀爽传》：“故天子娶十二妇，天之数也；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

十二生肖兽首

近年，在神农架地区发现了汉族创世史诗《黑暗传》。其中有一个讲述干支来历的故事：“开天辟地之初，玄黄骑着混沌兽邀游，遇到女娲。女娲身边有两个肉包，大肉包里有十个男子，小肉包里有十二个女子。玄黄说：‘这是天干地支神，来治理乾坤的。’于是，为他们分别取名，配夫妻，成阴阳。男的统称天干，女的则为地支。”这一创世神话故事，讲干支，讲玄黄神、女娲神。讲乾坤阴阳，将干支的“身世”推溯得十分久远。

天干地支，古代历来以天为主、地为从。十天干又叫十母，对应的十二地支则称十二子。汉代蔡邕《月令章句》中指出：“大桡采五行之情，占斗纲所建，于是始作甲乙以名日，谓之干；作子丑以名月，谓之支。干支相配，以成六旬。”大桡是黄帝时代的大臣，这里的配成六旬，即六十甲子，取了天干十和地支十二的最小公倍数。干与支按顺序相配合，由甲子，乙丑……一直排至癸亥为第六十对，正好干、支均用最末一位，再排便重由甲子开始，这一循环称为一个甲子。其中，每个天干出现六次，每个地支出现五次。

十二生肖的产生，有着天文学的背景。在原始社会，先民们体验着寒暑交替的循环往复。宋代洪皓《松漠纪闻》载：“女真旧绝小，正朔所不及，其民皆不知纪年，问则曰‘我见青草几度矣’，盖以草一青为一岁也。”宋代孟珙《蒙鞑备录》也记：“其俗每草青为一岁，有人问其岁，则曰几草矣。”又有观天者发现月亮盈亏周期可以用来衡量岁的长短，发现十二次月圆为一岁，这一发现，是初期历法最精确的成果之一，“十二”便被视为传达天意的“天之大数”。天干需地支为伴。日月相对，天地相对，就非“十二”莫属了。

（2）古人为何选择了鼠、牛等十二种动物为属相

天下动物很多，野兽如狮象狼豹，家畜如驴猫鸭鹅，等等，但是古人为何选择了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这十二种动物为属相？

明代的李长卿在《松霞馆赘言》中，为每个地支以及生肖动物都作了详细的解释。

关於子如鼠，他是这样说的：“然子何以属鼠也？曰：天开于子，不耗则其气不开。鼠，耗虫也，于是夜尚未央，正鼠得令之候，故子属鼠。”天开于子，指的是子时为一天的开始，此时正值夜半，人都处于休息状态，正是鼠辈们活动的最佳时期，自然子属于鼠！

丑和牛的关系，《松霞馆赘言》如是：“地辟于丑，而牛则辟地之物也，故丑属牛。”原来他把丑比为辟地的表征，如此一来，自然和耕田的牛，形象相吻合了。

接下来是寅和虎，他把寅解释成杀和畏之意，于是有了以下的结论：“人生于寅，有生则有杀，杀人者，虎也。又，寅者，畏也，可畏莫若虎，故寅属虎。”

卯和兔，李长卿的看法还是来自于吐而生子：“卯者，日出之候，日本离体，而中含太阴玉兔之精，故卯属兔。”

至于辰、巳和龙、蛇的关系，完全照应在时令气候特征上：“辰者，三月之卦，正群龙行雨之时，故辰属龙。巳者，四月之卦，于时草茂，而蛇得其所。又，巳时蛇不上道，故巳属蛇。”所谓巳时蛇不上道，是指已时己近中午，气候炎热，冷血动物的蛇，一般都不会跑到路上来的意思。

午时属马，他的类比也很妙：“午者，阳极而一阴甫生，马者，至健而不离地，阴类也，故午属马。”午为少阴，我们可以理解，马何以被视为“阴类”，唯一的理由，似乎只是因为马永远在地上跑。

羊和未的解释，可能也令现代人难懂：“羊啮未时之草而茁，故未属羊。”原来古人牧羊，喜欢午后喂食，认为这时候羊儿吃的草容易上膘，也就是最容易吸收，最容易长得肥壮的意思。

排名在羊后面的是猴子，猴何以配申？《松霞馆赘言》认为：“申时，日落而猿啼，且申臂也，譬之气数，将乱则狂作横行，故申属猴。”简单的说，就是申时为日落之期，是猴子出来活动的时间，如果猴子不能出来活动，恐怕就要狂作横行了。

鸡的形貌，向来被塑造成“金鸡”，以对应于“玉兔”，《松霞馆赘言》也不例外：“酉者，月出之时。月本坎体，而中含太阳金鸡之精，故酉属鸡。”

狗向来主司守护家门之职，因此被安排到入夜之时：“戌时方夜，而犬则司夜之物也，故戌属犬。”

亥和猪的关系，《松霞馆赘言》形容得更妙：“亥者，天地混沌之时，如百果含生意于核中，猪则饮食之外，无一所知，故亥属猪。”也就是，亥于黑夜，天地只见混沌，而猪只知道吃，更是混沌之物，两者因混沌而近似，自然猪成了亥的属相。

另一种说法，十二生肖的选用与排列，是根据动物每天的活动时间确定的。我国至迟从汉代开始，便采用十二地支记录一天的十二个时辰，每个时辰相当于两个小时，夜晚十一时到凌晨一时是子时，此时老鼠最活跃。凌晨一时到三时，是丑时，牛正在反刍。三时到五时，是寅时，此时老虎到处游荡觅食，最为凶猛。五时到七时，为卯时，这时太阳尚未升起，月亮还挂在天上，玉兔捣药正忙。上午七时到九时，为辰时，这正是神龙行雨的好时光。九时到十一时，为巳时，蛇开始活跃起来。上午十一时到下午一时，阳气正盛，为午时，正是天马行空的时候。下午一时到三时，是未时，羊在这时吃草，会长得更壮。下午三时到五时，为申时，这时猴子活跃起来。五时到七时，为酉时，夜幕降临，鸡开始归窝。晚上七时到九时，为戌时，狗开始守夜。晚上九时到十一时，为亥时，此时万籁俱寂，猪正在鼾睡。

关于十二生肖的排列，还有各种传说，这类故事，或似开心解闷的笑谈，或似贬恶扬善的寓言，文学成分较浓。但是，生肖座次的排定，决非一朝一夕，也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最初未必就是一次提名十二种，也许只有四五个。也许曾有过超额的局面，后来优胜劣汰，定额定员并定位了，一直传至今日。

（3）十二生肖为何鼠为首

相传在混沌初分、干支刚定之时，玉皇大帝下旨选天下的十二属相。四大天王一致认为：鸡司晨，狗守门，兔拜月，牛、马耕田，虎、猴镇山，龙、蛇治水，猪、羊供人食用，均可人选，只是要举行个仪式，定个先后顺序为好。玉皇大帝定于正月初一在南天门选序，谁先进到玉皇殿就排定谁为第一位，谁后到谁为次，按顺序排列，由四大天王通知动物们按时参加。

这年除夕，憨厚的牛披星戴月大步流星地赶往南天门，路上遇到了老鼠。老鼠对牛说：“我们赶路好寂寞，听我唱支歌好吗？”牛说：“好是好，只是你脚步那么小，听你唱歌岂不误了我的行程。”老鼠说：“这好办，让我骑到你的背上，唱着歌给你助兴好吗？”牛答应了。

正月初一这天，南天门鼓乐齐鸣。天兵、天将分列两旁迎接前来参加选序的动物。一阵震天鼓响，牛最先到南天门，众将吆喝道：“牛到得最早！”待牛跃过南天门，老鼠从牛背上蹿下来，一个箭步直奔玉皇殿，刚好被玉皇大帝看见，不禁惊叹道：“哟，好大一头鼠！”结果老鼠竟排在十二生肖之首，而牛只能屈居第二了。

（4）十二生肖动物是十二地支的符号吗

讲生肖的渊源，必然要将生肖与天干地支联系在一起。近代在安阳殷墟出土的我国现存年代最久远的干支表。说明在殷商时代干支纪日已娴熟自如。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干支的功能逐渐多样化，它充当时间单位的标号，一方面扩大了，用于纪年；一方面缩小了，用于纪时（一日的十二个时辰）。

历史记载及研究表明。生肖是继“干支纪年法”创立后才出现的，十二种动物是对十二地支的一一对应，以动物做地支标号。哪年出生的人就有哪年的地支所配属的动物，由此以十二种动物来纪年、纪日和计算每一个人的属相。从中可以看出，十二生肖与十二地支是密不可分的。很久以来有学者发现十二地支的古字里隐含着生肖的信息，他们将十二地支与十二生肖古字相比较。发现十二地支的古字形与十二种动物有一些联系。细致观察可以发现其中确有大同小异之处。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即讲到“巳”字为蛇的象形，同样的还有“亥”、“豕”。近人还考证甲骨文、金文中地支字与生肖字有相近之处，令人猜想，十二地支是否就是十二生肖动物的象形字，由于十二地支子丑寅卯容易记混，民间便用十二种动物代替，以动物来替代序数符号，与地支相配，成为纪年的符号系统。

虽然以上猜想有一定的可信度，但细想一下便可以作出判断，十二地支不可能是十二种动物的象形字。因为十二地支在殷商时已被娴熟使用，而生肖是春秋时期才产生的，二者是不同源的。倘若在造字之时，地支便与生肖有关的话，生肖岂不是与地支同时产生了吗？

因此，生肖的产生晚于十二地支，但与十二地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生肖是对十二地支的附会，至于选择了十二种动物作为代替十二地支的符号，又源于古人的动物崇拜心理。

（5）十二生肖之中为何没有猫

远古先民为了纪时，创造了以十二为一循环轮回的历法，由于当时计数困难，就把生活中与人们亲近的动物选出12种与之相配，产生了以兽名纪年的方法，称“十二兽历”。由于这种方法形象、生动、具体，便于记忆，就很快风行成俗。所选择的动物中，有因借以营生而受到敬仰关注的，如牛、羊、犬、马、鸡、猪等，也有人们害怕而作为图腾来崇拜的，如虎、龙、蛇等。但是在十二生肖中，却没有人们很熟悉的猫，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

一种解释是，猫在史前在我国确属“珍稀动物”，数量极少。现在见到的最早的猫捕鼠图，是东汉古石墓中发现的。直到唐代养猫才较普及。由于十二生肖形成得相当早，所列入的动物都是那些最常见的，与人们生活最密切相关的。因此，当时作为“珍稀动物”的猫未能列入就不足为奇了。

另一种是以“同属”的道理来解释的，猫与虎同属，民间传说猫是虎的舅舅，俗话说“照猫画虎”，因此列入虎就可以代替猫了。

（6）生肖中为何有虚拟的龙

简单来说，生肖中的十二种动物的选择并不复杂，它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相接近的，是可以猜测的。在十二种生肖动物，大致可将其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已被驯化的“六畜”，即牛、羊、马、猪、狗、鸡，它们是人类为了经济或其他目的而驯养的，占十二种动物的一半。“六畜”在中国的农业文化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六畜兴旺”代表着家族人丁兴旺、吉祥美好。春节时人们一般都会提“六畜兴旺”，因此这六畜成为生肖是有其必然性的。

第二类是野生动物中为人们所熟知的，与人的日常、社会生活有着密切关系的动物，它们是虎、兔、猴、鼠、蛇，其中有为人们所敬畏的介入人类生活的，如虎、蛇；也有为人们所厌恶、忌讳，却依赖人类生存的鼠类；更有人们所喜爱的，如兔、猴。

第三类就是中国人传统的象征性的吉祥物——龙，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集许多动物的特性于一体的“人造物”，是人们想象中的“灵物”。龙代表富贵吉祥，是最具象征色彩的吉祥动物，因此生肖中更少不了龙的位置。

动人的生肖故事

古时候，先有天干与地支配合的“干支纪年法”，在实践中，我们的先祖觉得干支纪年法比较复杂，不易在民间流行。于是，有人建议以十二生肖来纪年，这一建议得到了黄帝的首肯并命仓颉具体承办此事。

十二生肖

这年正月初一，即召令天下所有动物到黄帝宫殿前候选。动物们获悉此讯，个个欢呼雀跃，纷纷争先恐后准备赴会。其中牛知道自己腿脚迟缓，便在大年三十晚上就离家动身，结果赶了个第一名。第二个赶到是虎，第三个是兔，第四是龙，后边排着是蛇、马、羊、猴、鸡、狗、猪、鼠。龙本来生得威风凛凛，浑身鳞甲，闪光发亮；双目溜圆，宛若明灯；银髯金须，随风飘拂；虎蹄鹰爪，驾雾腾云。美中不足的是头顶光秃秃的，似乎缺了点什么。当龙刚从潭中跃出水面时，一眼发现了大公鸡。只见大公鸡不仅羽毛漂亮，而且头上还长着一对美丽的角，不由得怦然心动，上前向大公鸡借头上的角。大公鸡摇了摇头说：“不成，我明天还要参加生肖竞选大会呢！”龙说：“你的角长在头上也是多余，就凭你那一身五彩斑斓的彩衣，就准能入选。”大公鸡爱听奉承好话，有心把角借给龙，但还是舍不得。正在这时，爬来一条大蜈蚣说：“鸡大哥，你就把角借给龙大哥吧，你要不放心，由我做保怎么样？”大公鸡见有蜈蚣做保，便答应了。龙万分欢喜，并满口应承生肖竞选大会后立即将角还给大公鸡。

老鼠与猫本来是一对好朋友。猫贪睡，临赴会前，猫对老鼠说：“明天一早你叫我一声好吗？”老鼠点点头说：“好，我一定叫你。”就这样，猫放心去睡大觉了。老鼠一觉醒来，天已经不早了。它赶紧去叫猫，见猫睡得正香，心想：何必多一个竞争对手呢？便撇下猫独自走了，结果是最后一个到场的。

生肖竞选大会好不热闹！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树上栖的全都聚到了一块。熙熙攘攘，热闹非凡。黄帝从百兽百禽中挑选了十二种动物，给它们排次序。黄帝心想：牛虽笨拙，但身材魁伟健壮、力气大，又来得最早，决定牛排首位。老鼠长得不起眼，来得也最晚，应当排在最后。黄帝话音刚出口，老鼠灵机一动，赶忙跳到黄帝面前说，“要说大，还得数我。不信请让老百姓鉴定一下。”黄帝听了老鼠的话，觉得好笑：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便说：“我们既然是为百姓选生肖，自然由百姓来鉴定一下更好。”于是传下旨意，让十二种动物都到街上去走一趟。牛上了街，人们对它很友好，有的摸摸头，有的赞扬几句，却没有一个人说牛大的。这时，老鼠突然蹿上牛背，把人们吓了一跳。只听人群中有人惊呼：“哎呀！从哪儿蹦出这么大一只老鼠！”这一喊让老鼠得了逞，黄帝不好违言，只好将老鼠排在十二生肖的第一位。

在十二生肖竞选大会上，老鼠不仅入选，而且排在首位，自然十分得意。回家后，见猫刚刚睡醒，便说：“猫兄，生肖大会开完了，我被选为第一。”猫一听急了，吼道：“什么？你为什么不叫醒我？你这个心术不正的坏东西。”说罢，便猛扑向老鼠。老鼠见猫真的翻了脸，吓得慌忙逃回鼠洞。从此，猫和老鼠就成了冤家对头，一直延续到今天。

再说大公鸡被排在龙的后面，心里很不服气，后悔自己真不该把角借给龙。散会之后，大公鸡急忙去找龙讨要自己的角。龙见了大公鸡自知理亏，可又不想把如此漂亮的角还给它，猛地跳进身边的深潭，躲起来了。大公鸡不会水，只好去找做保的蜈蚣。蜈蚣说：“你还得找龙去讨要你的角，他硬是不还，我有何办法？”说完，蜈蚣也躲了起来。从此，大公鸡头上没有了角，只留下红红的鸡冠。每天早晨登上高处大叫：“龙哥哥，角还我！”平时，到处用爪子刨寻蜈蚣，只要见到蜈蚣就啄。

十二生肖选定并排列次序后，黄帝便命创造文字的仓颉，把十二种动物名刻在石碑上，一直流传至今。

让人有畏惧心理的本命年

“本命年”这一说法在西汉就有了，起源于中国的十二生肖和“崇红”心理。中国古代的历法，是用天干和地支的组合来纪年的。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第一回中有一句“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的话。这里所说的“甲子”即指用干支纪年的历法。意思是说，由于深山里面没有历法，二十四节气中小寒、大寒已经过去了，还不知新春即将来临。

古代采用干支纪年的方法，是非常科学的，但在当时乃至后来漫长的社会进程中，能识文断字的人毕竟是极少数。要用甲乙丙丁、子丑寅卯等天干地支的组合来记住所生的年份，对于不识字的大多数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为了便于记忆和推算，人们就采用鼠、牛等十二种动物来与十二地支相对应的方法，每年用其中的一种动物来作为这一年的属相。如公元2010年按农历是庚寅年，属相便是虎。记住庚寅年比较困难，记住虎年就容易多了。历史上，人们结婚生子后，不用户籍登记，对平民百姓来说孩子出生那年的年号记住记不住倒是无所谓，记住孩子的属相就可以了。因此，属相起到了强化记忆的作用。

一个人出生的那年是农历什么年，那么以后每到这一属相年便是此人的本命年。三国时代的管辂，是个有名的术筮先生，他对兄弟讲自己将难违“天数”，有“本命在寅，加月食夜生”之语。本命在寅，即说虎年是他的本命年（见《三国志管辂传》）。

由于十二生肖的循环往复，每过12年，人们就要遇到自己的本命年，这样依次推出，人生本命年为12岁、24岁、36岁、48岁、60岁……宋代苏辙《守岁》诗曰：“于菟绝绳去，顾兔追龙蛇。奔走十二虫，罗网不及遮。”十二虫即十二生肖。诗人想像十二生肖你来我往，交班接班简直如一路小跑那样匆匆来去，挡也挡不住。一个“遮”字，正得此韵味。遮，即好像在描绘十二生肖依次登台值岁的过程，又好像在形容时光用了十二春秋，完成对于十二种属相的一次巡礼。

我国许多民族都有重视老人的60岁生日的习俗，俗称“花甲”，花甲为一生中第6个本命年，也是干支纪年的一个轮回，须好好庆祝，以此寄托人们企求长寿、健康、吉祥的愿望。

这种对年龄特殊的记忆方法成为我国民俗文化的一大特色。

古人认为，人的一生，上至帝王将相，下至百姓走卒都会有个七灾八难，民间也普遍认为本命年为凶年，是人的生命历程中的一道“坎”。这种暗示无疑会对人的心理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人们趋吉避凶的心态与生俱来。

人们为什么对本命年有这种畏惧心理呢？本命年又为什么会在芸芸众生的心目中有这么强的感召力？如果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我国传统文化中命理学说的影响的话，有趣的是在众多的命理书籍中还未发现有关论述，命理书中对“元辰”的定义与道教也是大相径庭。

刘心武在《关于本命年》一文中也认为，从人的心理发育的角度看，本命年在人的生命进程中往往会成为一个大坎儿，构成一个危险期。

“本命年”的说法，不是汉民族所独有的，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中也有类似的说法。按藏族旧的说法，每人均有凶日和吉日，这是按生辰算出来的。人们主为，藏历的每一个地支终了，第二个地支了于始时是一个“朵”（意为坎，即凶年），所以每个人的13岁、25岁、37岁（以此类推）那年忌讳出门和同生接触，只宜多念经多放布施，才能避免灾难降临。

而对于我国的契丹少数民族来说，过“本命年”这一习俗最初是契丹人庆祝始生的一种风俗。在辽代，过“本命年”又称再生礼或复诞礼，因辽代时已经用12生肖纪年，每12年生肖轮回一次，到了属于每人出生生肖这—年，就要举行仪式纪念自己的始生，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

人逢本命年还有拜祭“本命神”的风俗，以求延寿。本命神的说法来源于道教。道教吸收民间流行的“本命”说法，提出“本命星”“本命年”“本命日”的理论。凡本人的出生年在六十甲子干支之年，叫本命。元辰，也叫本命年。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自然与天干、地支、十二生肖有着天然的亲和关系。对于本命神，有的地方叫“本命守命星君”，有的叫“本命元辰”，统称为六十甲子神。以甲子年为首，六十年内不同年份出生的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本命神。如民族英雄岳飞生于公元1103年，夏历癸未年，他的本命星君为“癸未太岁魏仁二大将军”。按照道教说法，修真炼性须致力于本命元辰，本命年或平常年份礼拜本命元辰，会消灾获福，成为一种习俗流传至今。

本命年跟“红色”的关系

古有“逢九必凶”的说法，年龄遇到九为凶运。《灵枢》载，“凡年忌，上下之人大忌，常加7岁、16岁、25岁、34岁、43岁、52岁、61岁，皆人之大忌，不可不自安也。感则福行，失则忧矣。当此之时，无为好事，是为年忌。”这是一种“九”的算法。民间还有“明九暗九”之说。以9岁、19岁、29岁、39岁、49岁等有明九的年龄或9岁、18岁、27岁、36岁、45岁、54岁等暗含九的倍数的年龄为年忌。又因属相的原因，将属相当成自己的本命。到了该属相的年便是“本命年”，本命年也为年忌。

每十二年，本属相的年份来一次，民俗文化为本命年编织出许多讲究。人们觉得，在自己的生肖值岁的一年里，诸事要多加小心才好，因为这是人生的多事之秋。对此，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叫做“本命年关槛说”，“关槛”或称“槛”，也写作“坎”。由此可知，人们趋吉避凶的心态有如与生俱来。依此而推，每十二年有一个“坎儿年”。在民间，人们也普遍认为本命年为凶年。北京的白云观内有个元辰殿，里面供奉着“六十甲子神”。每年的正月上旬这里香火都很旺，来这里上香的人都会向自己的本命星辰烧香礼拜，祈求平安。

由上述可见，设置年忌本为让人自警，不干坏事，以规范社会行为。每到年忌之年，遂成厄关。须用各种辟邪方法防止病灾伤亡祸事的发生。最常用的辟邪办法就是扎红腰带，或带红兜兜、钉红领子，以红克邪。

以红克邪起源于中国古代的血崇拜。先民从自身和所猎杀的动物身上看到，流出的血可以使人痛苦，甚至死亡，于是对血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血遂成为崇拜之物。人们认为，血是人的精华，“一滴血十滴汗”，脸没血色，是虚弱衰亡的征象；一些不孕症、无力症状，都可以归结为“气血不足”；子女由父母精血交融而孕成；母乳也是血。因此，人要惜血、补血。久病初愈，产妇月中，都要炖老母鸡汤补血。

人们还认为，血是不洁的，特别是妇女经血和分娩的血水，为恶液腥秽，损阳致病，应远避之；新婚要避开“小日子”，即经期；妇女自己也将月经来临称为“倒霉”。因此，一些活动要避开这些“血光之灾”。如房屋出租，便严禁租给产妇。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载，妇人在甲家受孕，不能在乙家生产。若外来租户不知其法，一经迁移而甲屋已赁出，乙屋不许住，而临盆在即，只得到庙中或养生堂诞育，满月后，始可进屋。巴金《家》中则写到丧葬场合严禁产妇之俗。觉新的妻子临产之时，正值爷爷死去。家人便要求觉新将妻子移到城外，并且必须在隔一个小桥之外生育，否则，产妇秽血将冲了死者，引起诈尸或七窍流血，使死者不得安宁。结果使妻子瑞珏白白葬送了性命。

另一方面，血又具有驱除不祥和禁约的力量。据说，狗血喷头，可以败恶人巫士之法术；女人秽血可以挡刀枪大炮，使之皆哑；举行衅礼，可以羊血、鸡血为祭；结盟拜把子，也要歃血而饮。赵建伟《人世的“禁区”》还载，云南有一种风俗，如果得罪了盖房师傅，房子盖好的同时，师傅便往柱子上涂几滴血，就可以让主家出祸事。

总的来说，本命年是福是祸或者是与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本命年顺则一顺百顺，鸿运当头，势不可当；背则到处是关口，满眼皆门坎，霉运到家的说法，目前还尚无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本命年是凶年的这种说法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但在本命年，人们是常常会遇到很多不遂心的事，或者做一些荒唐事，这让人觉得很蹊跷，这种“本命”现象在民俗研究中还是一个空白。故往往过本命年的人就很担心自己这一年的运势，想用什么办法越过这道槛是大多数人的本命年最大的事。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每逢年关将至时，商家就充分利用人们趋吉避凶的心理特点，大力宣传“本命年”商品——比如什么红内衣、红内裤等等，抓住商机赚大钱。如今的本命年已和我国传统其它的一些习俗一样，失去了其固有的意义，沦为了商家宣传的一种噱头。而我们大多数人则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而从众于这种潮流，或者当它是一种新的时尚。“本命年”穿红衣服、系红腰带也不单纯是为了“辟邪”，它成了一种流行的时尚。

第二辑
生动有趣的节气时令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勤劳而智慧的华夏儿女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从亲身实践中认识总结出了丰富的生产和生活经验，为后人留下了大量宝贵的文化遗产。在这些文化遗产中，节气时令堪称一朵奇葩。

第五章
节气时令与历法的趣话

二十四节气是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在远古时代开创的一部历法。这部历法首先确认了一年是365天，它和同时代古埃及人确认的一年天数相同。后来，先民们从农业生产出发，又将一年划分为二十四个节气段，每个节气段约15天，一年12个月，每月两个节气，一年共24个节气。这个历法符合地球绕太阳运行的一个回归年的周期规律，是中国人在古代创建的“太阳历”。后来在夏朝时又将二十四节气和中国的“太阴历”结合，改革了太阴历，制定了“阴阳合历”的夏历，也就是现在我们常说的农历。

我国特有的阴历、阳历和阴阳历

阴历：每月的时间长度以月亮圆缺交替一次为根据，月亮圆缺变化一次大约是29.5天，为构成整数，排列为大月30天，小月29天，平均为29.5天。一年为354天，每年的总日数比阳历少11天，经过若干年之后，就会出现六月飞雪、十二月酷暑之怪现象。这种日期与季节不对应，不利于农业生产。在历史上也称阴历为太阴历。

阳历：年的时间长度以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为根据，一年的时间长度大约是365.2422天，即365天5个多小时，阳历取整数，平年365天（大月31天、小月30天、2月28天），四年一闰（2月29天），闰年为366天。阳历与月亮圆缺无关。现在国际上通用的公历就是阳历。

阴阳历：每月日数与阴历相同，但在年的总日数上以设闰月来与阳历中的年总日数相接近。我国在春秋时代创造了“十九年七闰法”，即19年里面7年算是闰年，闰年多加出一个月来，为13个月，这样安排和调节的结果是，阴阳历既反映了月亮的圆缺，也与随阳历而来的气候冷热变化相适应了。我国现在使用的农历就是阴阳历。不少人将农历称为阴历，其实，这只是人们一种习惯上的称呼。

何谓干支纪年法

现在大多采用公元纪年，但对一些历史事件的描述，人们还习惯用干支的年号来代称，如“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那么，何谓干支纪年法呢？

干支纪年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纪年法。即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十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为十二支，把干、支顺序配合。如甲子、乙丑等，经过六十年又回到甲子。周而复始，循环不已。我国农历现仍沿用干支纪年。

干支纪年萌芽于西汉，始行于王莽，通行于东汉后期。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朝廷下令在全国推行干支纪年。有人认为中国在汉武帝以前用干支纪年。这就是太岁纪年，用太岁所在纪年，干支表示十二辰（把黄道附一周天分为十二等分）。木星11.862年绕天一周，所以太岁约86年多走过一辰，这叫做“超辰”。在颛顼历上，西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是太岁在丙子，太初历用超辰法改变为丁丑。汉成帝末年，由刘歆重新编订的三统历又把太初元年改变为丙子，把太始二年（前95年）从乙酉改变为丙戌。还东汉的历学者没用超辰法。所以太岁纪年和干支纪年从太始二年表面一样。但是用天干和地支搭配纪年的表现方式相传自黄帝时期就开始了，在殷墟商代考古发现过六十甲子表的残片。

干和支的含义：干支是天干、地支的合称。

干指天干，共有10个符号：1　2　3　4　5　6　7　8　9　10，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支指地支，共有12个符号：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干和支组合后用于纪年。即：将十天干和十二地支按顺序搭配组合成干支，用于纪年。按此排法，当天干10个符号排了六轮与地支12个符号排了五轮以后，可构成60干支。续排下去又将恢复原状，周而复始，即如民间所说“六十年转甲子”。

公元纪年和干支纪年的转换

首先确定天干，天干按公元纪年末尾数字确认。

公元前：0为辛，1为庚，2为己，3为戊，4为丁，5为丙，6为乙，7为甲，8为癸，9为壬。

公元后：0为庚，1为辛，2为壬，3为癸，4为甲，5为乙，6为丙，7为丁，8为戊，9为己。

其次再推算地支，地支可分为奇数组和偶数组。（公元后，奇数公元纪年配偶数组，偶数公元纪年配奇数组。公元前则相反。）

奇数组：1　2　3　4　5　6，子寅辰午申戌；

偶数组：1　2　3　4　5　6，丑卯巳未酉亥。

计算地支时，用6去除公元纪年去掉末尾数的数字（如：2009年则用6除2009）。除以6所得的余数就可得出地支。

但是，由于末尾数字的差异，所得地支也就不同。如此可得出：

公元前，末位数字是0，1的，余0为第5个，余1为第6个，余2为第1个，余3为第2个，余4为第3个，余5为第4个。

末位数字是2，3的，余0为第4个，余1为第5个，余2为第6个，余3为第1个，余4为第2个，余5为第3个。

末位数字是4，5的，余0为第3个，余1为第4个，余2为第5个，余3为第6个，余4为第1个，余5为第2个。

末位数字是6，7的，余0为第2个，余1为第3个，余2为第4个，余3为第5个，余4为第6个，余5为第1个。

末位数字是8，9的，余0为第1个，余1为第2个，余2为第3个，余3为第4个，余4为第5个，余5为第6个。

公元后，末位数字是0，1的，余0为第5个，余1为第4个，余2为第3个，余3为第2个，余4为第1个，余5为第6个。

末位数字是2，3的，余0为第6个，余1为第5个，余2为第4个，余3为第3个，余4为第2个，余5为第1个。

末位数字是4，5的，余0为第1个，余1为第6个，余2为第5个，余3为第4个，余4为第3个，余5为第2个。

末位数字是6，7的，余0为第2个，余1为第1个，余2为第6个，余3为第5个，余4为第4个，余5为第3个。

末位数字是8，9的，余0为第3个，余1为第2个，余2为第1个，余3为第6个，余4为第5个，余5为第4个。

口诀：公元后，05-26-41-62-83，意为末位数字0或1的余0为第5个，末位数字2或3的余0为第6个，末位数字4或5的余0为第1个，末位数字6或7的余0为第2个，末位数字8或9的余0为第3个。

公元前，05-24-43-62-81，意思如上。

如此就可以推算出年份。比如公元后2009年，天干9为己，再用200÷6=33……2，公元后末尾为9又余2的是第1个，偶数组第1个是丑，算出地支。组合起来为己丑年，所以，2009年为己丑年。

“十二时辰”所指的具体时刻

古人用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把一天分为十二个时辰，每个时辰相当于现代的两个小时，即，子时：夜半（23点至1点）；丑时：鸡鸣（1点至3点）；寅时：平旦（3点至5点）；卯时：日出（5点至7点）；辰时：食时（7点至9点）；巳时：隅中（9点至11点）；午时：日中（11点至13点）；未时：日映（13点至15点）；申时：哺时（15点至17点）；酉时：日落（17点至19点）；戌时：黄昏（19点至21点）；亥时：人定（21点至23点）。

我国对元旦和春节的确定

公历1月1日即元旦。元，为开始、第一之意；旦，为早晨、太阳升起的意思。元旦，即一年的第一天。根据不同的历法，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元旦。公历，是指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通用的历法。它是根据地球围绕太阳运行的规律而制定的，最早叫太阳历。公元前46年，现在大多数国家通用的太阳历在罗马始创。1582年，经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命人对其进行修订后，成为目前所用的“阳历”，即公历，亦称“格列历”。该历将传说中耶稣诞生的那一年作为公元元年。

我国在辛亥革命以前一直是采用始于夏代的历法“夏历”纪年的。“夏历”又称“农历”、“旧历”。元旦是一年之首，但将哪一天作为岁首，我国历代却不一致。《史记》上记载，夏代以正月初一为元旦，商代以十二月初一为元旦，周代以十一月初一为元旦，秦统一中国后定十月初一为元旦。到汉武帝时，又恢复到夏代的以正月初一为元旦，并一直延续了下来。辛亥革命后，我国改用公历，就将夏历的元旦称为春节，将公历1月1日称为元旦。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使用“公元纪年法”的决议；同年12月23日召开的政务院第12次政务会议上又通过了《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正式规定夏历正月初一日为春节，公历1月1日为元旦，确定为新年，元旦休假一天。元旦是庆贺新的一年开始的节日。

欢度元旦是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普遍习俗，由于世界各国各地区所处的位置不同，各国元旦到来的具体时间也就不完全一样。比如大洋洲的岛国汤加位于日界线的西侧，它就是世界上最先开始一天的地方，因此，它也就是最早庆祝元旦的国家。而位于日界线东侧的西萨摩亚则是世界上最迟开始新的一天的地方，因此，它也就是最后一个迎来元旦的国家。按公历计算，我国是世界上第12个开始新年的国家。

元旦一到，我国城乡各地张灯结彩，大街小巷披上节日盛装。许多单位悬起“庆祝元旦”的巨幅标语，迎接新的一年。家家户户亲友欢聚，同贺新年。

干支纪年与人的年龄的对应

现在我国用来纪年的历法，是世界通用的公历，如记出生年月日，那就是公元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我国古代所用的方法，叫做“干支纪年法”。所谓“干”，就是“天干”，它以十个字作为符号组成，其顺序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所以又叫“十干”。所谓“支”，就是“地支”，它是以十二个字为符号组成的，其顺序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所以又叫“十二支”。我国通常把“天干”、“地支”作为顺序符号使用。同时，也用为纪年。据史籍记载，我国早在尧舜时代就开始运用这种纪年法了。

干支还有阴阳之分：甲、丙、戊、庚、壬为阳干，乙、丁、己、辛、癸为阴干；子、寅、辰、午、申、戌为阳支，丑、卯、巳、未、酉、亥为阴支。怎样搭配呢？即以一个天干和一个地支相配，排列起来，天干在前，地支在后，天干由甲起，地支由子起，阳干配阳支，阴干配阴支（阳干不配阴支，阴干不配阳支），共有六十个组合，称为“六十甲子”，也称为“六十花甲子”。甲子为第一年，乙丑为第二年，丙寅为第三年……六十年为一周。一周完了，再由甲子年起，周而复始，循环下去。人到六十岁也就整整过了一个轮回，所以被称为“花甲之年”，六十开外则被称为“年过花甲”。

干支纪年法与人的生辰八字

大家都知道，我国民间有一个计算出生年龄的传统习俗，即人一出生，就按他出生的年、月、日、时，确定“生辰八字”；同时，又确定了“生肖”。生肖，就是人所生年的属相，也就是你哪年出生，你就有一个动物作为你的属相。要明白何为“生辰八字”，首先要从我国古代人民的纪年法谈起。

我国人民过去就是以六十甲子循环起来纪年、纪月、纪日、纪时的。如甲子年、乙丑月、丙寅日、丁卯时，等等。就与现在说的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是一个意思。用干支纪年法来表示一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时，必定有八个字，这就是“生辰八字”。这种干支纪年法是我国最古老的历法，即华夏族纪年法。

那么，人的生辰八字是怎样计算出来的？这得从干支纪年法、干支纪月法、干支纪日法、干支纪时法依次说起。

干支纪年法：如甲子为第一年，乙丑为第二年，丙寅为第三年……六十年为一周。一周完了，再由甲子年起，周而复始，循环下去。例如1929年是农历己巳年；1930年是农历庚午年……到1989年又是农历己巳年。我们在日历上看到的己巳年、庚午年，就是按干支纪年这种方法排列下来的。阳历年份除以60的余数减3便得该年农历干支序号数，再查上面的干支表便得干支年。如果序号数小于、等于O则干支序号数加60。例如，求1991年干支：1991÷60=33余11，年干支序号数为11-3=8。查干支表知该年为辛未年。又如求1983年干支：1983÷60=33余3，干支序号为3-3=0，加上60，查干支表知该年为癸亥。

干支纪月法：干支纪月法未普遍实行，主要用于星相家推算八字用。其方法为，若遇甲或己的年份，正月是丙寅；遇上乙或庚之年，正月为戊寅；丙或辛之年正月为庚寅，丁或壬之年正月为壬寅，戊或癸之年正月为甲寅。正月之干支知道了，其余月可按六十甲子的顺序推知。

干支纪日法：甲子为第一日，乙丑为第二日，丙寅为第三日……60日为一周。一周完了再由甲子日起，周而复始，循环下去。例如农历己巳年（1989年）正月初一是丁酉日，初二是戊戌日……到三月初一正好是60天，因此三月初二又是丁酉日。

干支纪时法：一天中时辰的地支也是确定的，所以二十四小时配十二地支，由夜间十一点至一点为子时，一点至三点为丑时，其余照推。时的天干由该日所对天干推得，其歌诀为：甲己还生甲，乙庚丙作初，丙辛从戊起，丁壬庚子居，戊癸何方发，壬子是真途。

即若该日是甲或己的，在子时上配上甲为甲子；若逢乙或庚的，在子时上配上丙为丙子；丙辛日子时配上戊为戊子；丁壬为庚子；戊癸日为壬子。知道了子时的干支，便可推知其余。

“星期”与“礼拜”的由来

古巴比伦人创立的星期制，首先传到希腊、罗马，后来逐渐遍及世界各地。

相传，古代巴比伦人把每个月中能看到月亮的28天，划分为4个等份，每个等份7天，这就是星期的雏形。后来，古巴比伦人又给星期制的七天配上美妙的星名，即星期一至星期日分别用月亮、火星、水星、木星、金星、土星和太阳等来表示，现在在欧洲一些国家的语言中，一星期中的各天并不是按数字顺序，而是有着特定的名字，是以“七曜”来分别命名的。七曜指太阳、月亮和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这五个最亮的大行星。其中，土曜日是星期六，日曜日是星期天，月曜日是星期一，火曜日是星期二，水曜日是星期三，木曜日是星期四，金曜日是星期五。这样，“星期”便成了“星”的日期。

那么中国为什么又把七日一周叫“一星期”呢？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宣布停止乡试、会试，废除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成立“学部”，袁嘉谷即奉命调入学部筹建编译图书局，后任该局首任局长。编译图书局下设编书课、译书课，任务是研究编写“统一国之用”的官定各种教材。各种教科书的编写中自然会遇到一个“新名词”该怎么处理的问题。1909年，编译图书局设立了一个新机构统一规范教科书中的名词术语。袁嘉谷亲自参加了这个馆的工作，主持制定了很多统一的名称。把七日一周制定为中国自己的“星期”，就是在袁嘉谷主持下制定的。

我国古代历法把二十八宿按日、月、火、水、木、金、土的次序排列，七日一周，周而复始，称为“七曜”；西洋历法中的“七日为一周”，跟我国的“七曜”暗合；日本的“七曜日”更是与其如出一辙。但袁嘉谷感到不顺口，使用起来不方便，与同事们商量后，将一周称一星期，以“星期日、星期一……星期六”依次指称周内各日。这就是既与国际“七日一周”制“接轨”，又具中国特色的“星期”的由来。

“礼拜”是宗教用语。基督教徒相信上帝七天创造世界、耶稣七天复活的说法，规定在星期天要举行参拜上帝的宗教仪式，因此，星期天就成了“礼拜天”。后来，基督教徒为了牢记他们对上帝的崇敬，就创造了“礼拜制”。

我国独特的二十四节气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的祖先就有了日南至、日北至的概念。随后人们根据月初、月中的日月运行位置和天气及动物生长等自然现象之间的关系，把一年平分为24等份，并给每等份取名，这就是24节气的由来。大家知道，地球自转一周，就是一天；地球围绕太阳公转一周，就是一年。事实上，24个节气也就是表示地球在轨道上的24个不同的位置。

我国古代创造24节气，是为了适应“天时”，以获得农业丰收，是在反复的实践中，综合天文、物候、农业、气象等各方面经验总结出来的。早在西周就知道用“土圭”测日影的方法来定二至（夏至、冬至）二分（春分、秋分）。今天在河南古琶封县还保存着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台——土圭建筑。到秦代《吕氏春秋·十二纪》里的节气已有8个，即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汉代《淮南子·天文训》中已有关于24节气的记载，与今天的24节气完全一样。

从天文学上讲，二十四节气根据地球围绕太阳运行的轨道（黄道）360度，以春分点为零点，分为24等分点。每个等分点都根据气候变化、物候特点、农作物生长而设立专有名称。其顺序是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其中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是用来划分一年四季的，“二分”、“二至”是季节的转折点，“四立”表示季节的开始；小暑、大暑、处暑、小寒、大寒表明一年中最热、最冷的时期；白露、寒露、霜降反映气温下降的过程与程度；雨水、谷雨、大雪、小雪反映降雨降雪的程度；惊蛰、清明、小满、芒种反映季节和农作物的生长现象。为了便于记忆，有人根据上述节气名称顺序，编写了一首24节气歌：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寒又寒。

在这首节气歌中，每句除一两个字外，其余每一个字都代表一个节气。如第一句中除天字外，其余各字代表（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六个节气，其余各句可照此类推。

二十四节气蕴含的意义

二十四节气用以表示一年天时和气候变化的24个时段，也就是表示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上的24个不同的位置。

立春，通常在公历2月4日或5日。表示春季开始的意思。

雨水，通常在公历2月18日或19日。表示严冬就要过去，降雨开始，雨量逐渐增加。

惊蛰，通常在公历3月5日或6日。表示开始有雷雨，冬眠动物复苏。

春分，通常在公历3月20日或21日，是春天的中间，白天夜晚一样长。

清明，通常在公历4月4日或5日。气候温暖，天气晴朗。

谷雨，通常在公历4月20日或21日。降雨量增多，对谷类生长有利。

立夏，通常在公历5月5日或6日。表示夏季开始。

小满，通常在公历5月21日或22日。表示麦类等夏熟作物的子粒逐渐饱满。

芒种，通常在公历6月5日、6日或7日。麦类等有芒作物成熟，进入夏收时期。

夏至，通常在公历6月21日或22日。表示夏天到了。这一天白天最长，夜晚最短。

小暑，通常在公历7月7日或8日。正当初伏前后，开始进入炎热初期。

大暑，通常在公历7月22日或23日。为一年中最炎热的时期。

立秋，通常在公历8月7日或8日。表示秋季的开始。

处暑，通常在公历8月23日或24日。“处”有终止的意思，表示炎热即将过去。

白露，通常在公历9月7日或8日。此时节因夜间较凉，空气中的水汽往往凝成露水。

秋分，通常在9月23日或24日。秋天的中间。这天白天和夜晚一样长。

寒露，通常在10月8日或9日。气温明显降低，夜间露水很凉。

霜降，通常在10月23日或24日。表示开始降霜。

立冬，通常在l1月7日或8日。表示冬季开始。

小雪，通常在11月22日或23日。开始降雪。

大雪，通常在12月7日或8日。表示降雪较大之意。

冬至，通常在12月21日或22日。一年最冷的时期开始。这一天白天最短，夜晚最长。

小寒，通常在1月5日或6日。表示还未到最冷。

大寒，通常在1月20日或21日。为最冷的时节。

二十四节气的口诀

地球绕着太阳转，绕完一圈是一年。

一年分成十二月，二十四节紧相连。

按照公历来推算，每月两气不改变。

上半年是六、廿一，下半年逢八、廿三。

这些就是交节日，有差不过一两天。

二十四节有先后，下列口诀记心间：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

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

五月立夏和小满，六月芒种夏至连；

七月小暑和大暑，立秋处暑八月间；

九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十月全；

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抓紧季节忙生产，种收及时保丰年。

农历中特有的闰月

农历闰哪一个月，这就牵涉到节气了。说一年有二十四节气，只是一种传统的说法，往细处说，应该说一年有十二个节气和十二个中气。这十二个中气，哪个中气属于哪个月，是有规定的，雨水是正月的中气；春分是二月的中气；谷雨是三月的中气；小满是四月的中气；夏至是五月的中气；大暑是六月的中气；处暑是七月的中气；秋分是八月的中气；霜降是九月的中气；小雪是十月的中气；冬至是十一月的中气；大寒是十二月的中气。

至于十二个节气在哪几个月里，那就不一定了。而农历的一个月平均是29天半多一点儿，可是从一个中气到下一个中气的间隔却平均是30天半少一点儿。这样中气在农历的月份里要逐月推迟1天，到一定的时候，中气就不在月中而移到了一个月的末尾，如果挨着的第二个月又是小月，很可能这个月就没有中气，因为下一个中气移到第三个月的月初去了。中间的这个没有中气的月份，就算是上个月的闰月。举个1998年的例子：阳历6月21日是农历五月二十七日，这一天是夏至（五月中气）；阳历7月23日是阴历六月初一，这一天是大暑（六月中气）；而阳历6月24日到7月22日的这个农历月里面（农历五月完了以后的一个月）只有一个节气小暑，没有中气，这个月就算是闰五月。所以农历闰哪一个月，是按一定规则由人定出来的，并不神秘。

民间每到闰月之年都有些禁忌，这在汉族及其他许多民族中都流行。俗以为闰四月兆年荒；闰六月不宜嫁娶，该年为“寡妇年”；闰八月兆兵荒马乱，俗称为“杀年”。一般凡是闰年都多少有些禁忌习俗。如河南虞城一带有“闰年忌种十月麦”之说；黑龙江一带又有闰年里禁忌盖房，禁忌种韭菜，禁忌孵鹅鸭等习俗。

我国农历中月日的别称

农历的第一个月，按照习惯称为正月。农历的十一月和十二月分别称为冬月和腊月，但现在冬月已经很少用了。表示气候寒冷的成语“十冬腊月”就是从此得来，字面意思即为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为一年中最寒冷的月份。

农历的一个月的前十天按顺序习惯上称为初日，如农历的一月二日称为正月初二。后十天按顺序习惯上称为廿日，亦有些通常将之说成念日，如农历的一月二十二日称为正月廿二或正月念二。

农历的每个月份都有不同的别称。由于它和农业生产紧密的联系，所以从二月到九月差不多都用植物来表示，下面是农历十二个月的别称：

一月：孟春、正月、端月、元春

二月：仲春、杏月、花月

三月：季春、桃月、桐月

四月：孟夏、阴月、梅月

五月：仲夏、榴月、毒月、蒲月

六月：季夏、荷月、荔月

七月：孟秋、兰月、巧月、瓜月

八月：仲秋、桂月

九月：季秋、菊月

十月：孟冬、良月、阳月

十一月：仲冬、冬月、葭月

十二月：季冬、腊月

趣话“冬至饺子夏至面”

夏至、冬至，既是二十四节气中的两个节气，又是民间传统节日中的两个节日。夏至节至迟在汉代已有，宋代时还为官员放假三天，相当于暑假。夏至标志着酷暑的到来。夏至后第三个庚日，约20～30天进入伏天，此时天气炎热，人们往往热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即所谓“酷夏”。此时人们多注意补养和防暑。冬至节又名冬节、大冬、小年等。冬至节的历史比夏至更为悠久，周、秦时代都曾以冬至为岁首。这也是民间至今仍把冬至节视为“过年”、“过小年”的历史原因。冬至在公历每年的12月22日前后。冬至过后，阳光直射地球南半部的位置开始向北移动，北半球的白昼渐长。但是，由于太阳辐射到地面的热量仍比地面向空中散发的热量少，因此气温继续降低。所以，天文学上规定冬至为北半球冬季的开始。从我国所处的地理位置看，冬至的最主要标志就是天气进入严寒。从冬至这天起，就是俗话说的“交九”。

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变迁，民间的冬至节和夏至节都已算不上大节了，过冬至、夏至的许多习俗也有很大变化。但在我国北方广大地区，“冬至饺子（或馄饨）夏至面”的习俗一直传承千百年至今未变。而每当一些家庭中的年轻后辈、小孩子对冬至这天吃饺子、馄饨，夏至这天吃凉面、汤面不解其意的时候，长辈、大人就会向他们灌输“冬至饺子夏至面”的民间俗信。

那么，为什么冬至要吃饺子，夏至要吃面呢？这都与当时的季节天气有关。

冬至吃饺子是防冻御寒的良方。华北、华东、中原一带民谚曰：“冬至吃饺子，不再冻耳朵。”其实，从公元5世纪起，饺子已是黄河流域人民改善生活的面食之一了。当时饺子与馄饨系同一种食品。宋代以后名称逐步演变为“角子”、“饺儿”、“饺子”。我国北方部分地区也把它叫做“扁食”，胶东一带还称之为“馈馇”。我国每一个传统节日，都有它的时令食品。民间过大年都要吃饺子，冬至古时曾经是年节，所以人们也要吃饺子。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好吃不过饺子”。尤其人们辛勤劳作了一年，到了天寒地冻的冬至时节，趁过节之机，吃上一顿这种有皮有馅，主副食合一，出锅后热腾腾、香喷喷的美食，既可补养身体，又能大饱口福，该是多么惬意的事啊！

夏至吃面也有悠久的历史。据文献记载，在魏晋时，我国已有伏日吃面的习俗。《魏氏春秋》中说，三国时人称“傅粉何郎”的何晏，“伏日食汤饼，取巾拭汗，面色皎然”，人们才知道何晏面色玉白不是抹粉抹出来的。这段史实中所谓的“汤饼”，就是今天的热汤面片，即今天北京人所言的“揪片儿”。山东、河北、河南一带，人们除把面饼擀薄揪成面片做汤面的吃法外，还用刀切成手指肚大小的菱形薄片，在绿豆汤中煮，称为“面棋子”或“绿豆棋子”。当时的汤饼，即后世所称的面条、汤面。在夏至时节吃面，是享大自然之赐，也与当时的季节天气有关。我国黄河流域民谚日：“芒种三日见麦花。”夏至前后正是新麦应时之季。人们吃面首先具备了物质基础。而且擀面条也比较简单易行，做着方便，吃着也方便。同时，这期间天气炎热多雨，人们吃热面发汗去湿，吃凉面降温祛火，也正好趁过夏至节改善生活，补养身体。

总之，“冬至饺子夏至面”这一民间风俗，很有科学道理。冬季饮食，人喜醇香；夏季饮食，人喜清爽。“冬至饺子夏至面”，适合人体的生理特点，有益于健体养生，同时也适合农时季节和自然环境条件的变化，是值得提倡的良俗。

夏至数九歌及三伏

夏至在芒种后的第15天，太阳到达黄经90度，阳历6月22日前后开始。意为炎热到了，气温逐渐上升。夏熟作物生长渐旺。农谚说：“夏至棉田草，胜似毒蛇咬。”太阳直射北回归线，是北半球白昼最长的一天，也是黑夜最短的一天，从此白天渐短，而黑夜渐长。民间流传着一首夏日数九歌，把从夏至高温到逐渐变凉的过程用数九给予形象说明，从夏至这天起，每九天为一阶段，称一九，依此类推，数至第九个共九九八十一天。即：

一九至二九，扇子不离手；

三九二十七，冰水甜如蜜；

四九三十六，汗湿衣服透；

五九四十五，树头清风舞；

六九五十四，乘凉勿太迟；

七九六十三，夜眠莫盖单；

八九七十二，当心莫受寒；

九九八十一，家家找棉衣。

数九歌确切地反映了气温由高逐渐转低的过程，同时也反映了这一过程中气候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夏至后正是农忙季节，民谚：“夏天不锄地，冬天饿肚皮”，“进入夏至六月天，黄金季节要抢先”，“春争日，夏争时，一年大事不宜迟”，“夏至棉花快锄草，不锄就被毒蛇咬”，“一年活路春打头，一年收成夏打半”，“到了夏至节，锄苗不能歇”。

伏是隐伏之意。三伏包括初伏、中伏和末伏，也称头伏、二伏和三伏，是用“干支纪日法”推算出来的。初伏在夏至后的第三个庚日，中伏在夏至后的第四个庚日，末伏为立秋之后的第一个庚日。农业上，有“头伏萝卜二伏菜，三伏里头种小麦”之说。

冬至开始“数九”的古老习尚

冬至在历法中是一个比较确定的日子（12月22日，或前后一日），中国古代的许多节日都是以与冬至相隔的日子来计算的。如“去冬至一百六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荆楚岁时记》）；“距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淮南子》）；而腊日也曾被定为冬至后的第三个戌日（《说文解字》）。从这一天起进入真正的严寒时期，因此民间有“夏至未来莫道热，冬至未来莫道寒”之语。正由于这些原因，人们从冬至后就开始数九，即俗谚所云：“算不算，数不数，过了冬至就进九。”

所谓数九，就是从冬至（或其次日）这一天开始，连数九个九日，名为“连冬起九”。九九八十一日之后，时节已是惊蛰、春分之间，寒消暖至，冬尽春来，俗称“九九艳阳天”，因而数九又名“九九消寒”，古人就以这种方式来挨过冬季的漫长严寒。

数九消寒的方式各异，民间流行的是“九九歌”：

一九二九，不出手；

三九四丸，冰上走：

五九六九，沿河看柳；

七九河开；八九雁来；

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

九九歌也有很多，而这一首流传最广。歌谣以民歌特有的集体创作方式体现了中华民族古老的诗歌智慧，观察的细致入微，别具匠心，用语华丽而又诗意盎然，听来让人叹服！它不用冰冷刻板的气温刻度作为时间表，反而取了生活中“袖手”之类的小细节，以及身边易见之景——河流的冰结冰解、柳条的吐青、南雁的北回，没有一个字言及冷暖，而时节变迁已尽在此中。当然，河冰岸柳，云中归雁，对古代农业社会的人们来说，显然也要比天文学或者气象学更容易接受。也因此，这首歌谣才会广为传播。在长久的传播中其取景言物又更加精炼、更加典型，最终定型下来，就成为了对我国大多数农耕地区由冬入春物候变化真实而诗意的记录。

俗语所说“冷在三九”，民谚所谓“三九三，冻破砖”，在这首歌谣中也有反映，但在另一种流传版本的九九歌中却表现得更为明显：

一九二九，冻脚冻手；

三九四九，冻杀猪狗。

在这首歌谣里，“三九之冷”，能把人冻煞，但谣中不说冻杀人，却说冻杀猪和狗，这正是民歌手法，农人的本色更重些。

另外还有一个版本的九九歌，读来则又是另一番风味：

一九二九，相唤不出手。

三九二十七，篱头吹筚篥。

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

五九四十五，穷汉街头舞。

不要舞，不要舞，

还有春寒四十五。

六九五十四，苍蝇躲层次。

七九六十三，布衲两肩摊。

八九七十二，猪狗寻阴地。

九九八十一，穷汉受罪毕，

才要伸脚睦，蚊虫跳蚤出。

这是一首典型的市井穷汉之歌，生动地描绘了一个近于赤贫、无物取暖而整个冬天都得蜷曲着双腿睡觉的穷汉，苦挨严冬的八十一日。歌谣里对于“穷汉”日常生活的细节刻画得如此准确，对于“穷汉”内心的感受又是如此体贴入微，若非身为其中之一，实在难以做到。而“五九四十五”与“九九八十一”两句，却流露出对于自身的这种贫穷不耐严冬的穷汉生活的调侃，折射出中国底层人民坚忍的性格和非凡的苦难承受能力。尤其在歌谣最后，不以“受罪毕”结束，却加上“穷汉好不容易挨过严冬，终于可以伸开蜷曲着的身子，正想要舒舒服服地睡个好觉，可是，天暖了，蚊虫跳蚤又开始出来吵闹了，总之，是又睡不好了。穷人的日子一年四季都不好过，而不仅仅是冬天。但歌谣不作过多表述，只让它结束在一个带点苦意的玩笑调侃中，颇具黑色幽默。

第六章
春暖花开中的六节气

自秦代以来，我国就一直以立春作为春季的开始。立春是从天文上来划分的，而在自然界、在人们的心目中，春是温暖，鸟语花香；春是生长，耕耘播种。在气候学中，春季是指候（5天为一候）平均气温10℃至22℃的时段。春季一共有六个节气，分别是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那么，这六个节气都有什么特点和有趣的风俗呢？

立春习俗

按我国传统农历，立春是春季的第一天，自古以来颇受重视，民间也有“新春大如年”，“春朝大于年朝”的说法。

立春作为节气形成于周代，而立春的重要习俗——迎春的产生和正式举行则开始于东汉时期，《后汉书·祭祀志》记载说：“立春之日，皆青幡帻，迎春于东郭外。令一童男冒青巾，衣青衣，先在东郭外野中。迎春者至，自野中出，则迎者拜之而还。”此后历经各个朝代，成为官方重要的礼俗活动，到清朝时，达到高潮。

在清朝，迎春礼仪由中央政府制定并且在全国统一施行，其范围遍及中国整个农业地区。东起胶东半岛、福建沿海，西到甘肃、宁夏一带，北自东北边陲的黑龙江，南抵海南岛，无不举行迎春礼。

《大清通礼》对于迎春礼做了这样的规定：“直省迎春之礼：先立春日，各府州县于东郊造芒神、土牛。春在十二月望后，芒神执策当牛肩，在正月朔后，当牛腹；在正月望后，当牛膝，示民农事早晚。届立春日，吏设案于芒神、春牛前，陈香烛果酒之属，案前布拜席。通选执事者于席左右立。府州县正官率在城文官丞史以下朝服毕，诣东郊。立春时至，通赞赞：行礼。正官一人在前，余官以序列行，就拜位。赞：跪，叩，兴，众行一跪三叩礼。执事者举壶爵，跪于正官之左，正官受爵酌酒，酹酒三，授爵于执事者，复行三叩礼，众随行礼，兴，乃抬芒神、土牛，鼓乐前导，各官后从，迎入城，置于公所，各退。”由于中央政府对于迎春礼仪做了这样的统一规定，所以各地的迎春礼举行时间以及仪式大多类似。

在迎春礼俗活动中，各种娱乐活动十分活跃。在河南信阳，市民玩鱼龙、角抵、高跷等游戏；在甘肃灵台，立春前一日，有“社火过堂”习俗，“官令招集各里、各甲杂业人等，名为七十二行，各按职业分穿朱衣玄裳，妆成故事，会聚县署大堂点验”。

有的地方迎春大多在立春前一日或当日进行。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宝山县志》记载：“‘立春日’前期，县官督委坊甲整办什物，如亭台、彩仗之类。先一日，县令率僚属迎春于东郊。”在山东齐河，立春前一日，造泥牛和芒神，预置在东郊。“邑令率僚属具吉服，陈鼓吹杂剧以迓之。饮盒酒，迎回，将芒神及泥牛置大门内，仍于堂上设席演剧，邀绪绅士饮春酒。”在江苏吴县，立春前一日，知府率领僚属行迎春礼，出娄门到柳仙堂迎芒神、春牛。其时男女争睹，并以其所颁之式来占卜雨水的多少以及有无疾病瘟疫。广东《揭阳县志》卷二《典礼·迎春》有这样的记载：“每岁立春，遵照会典，迎春于东郊，出土牛。仪注：先期塑造土牛、芒神。前一日，各官常服，迎至县门外，土牛向南，芒神在东西向。立春日，早，陈设香烛酒菜，各官俱朝服，行一跪三叩礼。”《揭阳县志》卷七《岁时》也有这样的记载：立春前一日“迎春”，多装故事，谓之“扮景”，观者塞途，土牛过，争以谷、豆、果粒抛掷之，甚有用瓦砾者。至期鞭春，争取土牛归，以其利六畜，是日祭先祖。另据台湾1959年—1978年的《苗栗县志》记载，在清末，当地是立春当日举行迎春盛典。在江西庐陵，也是立春日迎春，“郡县官率属迎春于城隍庙，南从太平桥过，候人跪桥侧，扬声曰‘春到太平’”。

立春的习俗还有很多，下面再逐一介绍。

打春

打春又叫“鞭春”，是鞭打春牛的简称。春牛是一头泥塑的土牛，以桑木为骨架，身高四尺，长三尺六寸；头尾全长八尺；画四时八节三百六十日十二时辰图纹。

打春，通常在立春时刻或立春日早晨举行。打春仪式最高由皇帝亲自主持，太监执行。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二中说：“立春，前一日，临安造进大春牛，设之福宁殿庭，及驾临幸，内官皆用五色丝彩杖鞭牛。御药院例取牛睛以充眼药，余属直阁婆掌管。预造成小牛数十，饰彩幡雪柳，分送殿阁，备随以金银线彩段为酬。”这个活动在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也有描述，不过没有“驾临幸”的记载。

地方上，各个县以上的政府都要主持打春牛活动，但各地稍有不同。例如顾禄《清嘉录》卷一写苏州立春前一日，在娄门外“柳仙堂”，“鸣驺清路，盛设羽仪，前列社伙，殿以春牛。观者如市，男妇争以手摸春牛，谓占新岁造化”。到了“立春日，太守集府堂，鞭牛碎之，谓之打春。农民竟以麻麦米豆抛打春牛，里胥以春球相赠，预兆丰稔”。而扬州的迎春仪式在城东“蕃厘观”内的“后土祠”内进行。这位“后土神”是女的，称后土娘娘。这一天，扬州的府官身穿朝服，带着一班随从，抬着春牛到后土祠举行仪式，宣读祭文，然后用“五彩鞭神”抽打春牛，直到春牛被打碎，将碎了的泥土拌和五谷撒向空中，祈求后土娘娘保佑全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立春后一天，举行“劝耕”仪式，官员们来到扬州城北的天宁寺西侧的“省耕旧舍”，由知府亲自驾牛套犁，扶着犁把耕田，再象征性地撒些谷物种子，意味着春天的农作开始。

在山东齐河，“至立春时，各官出拜芒神毕，各执春杖击牛者三，以示劝耕之意。随从胥役将牛马打碎，谓之‘打春’”。《宝山县志》载：“至日，鞭牛碎之，随取另制小土牛，侑以鼓吹，分送乡达。民间争取春牛土置床下，云宜田蚕。”

在辽宁义县，众官立春日齐集官衙前鞭牛“打春”。打春时，拿着纸鞭鞭牛三下，打第一鞭时唱“一鞭风调雨顺”，打第二鞭时唱“二鞭国泰民安”，打第三鞭时唱“天子万年春”。在吉林海龙，也是在立春这天打春，唱颂词：“一打风调雨顺，二打国泰民安，三打大人连升三级，四打四季平安，五打五谷丰登，六打合属官民人等一体鞭春。”并在门壁写上四个红字——春王正月。

抢春

官吏打春后，春牛破碎，人们抢取牛土和牛纸的行为称为“抢春”。有些地方，制作春牛时在牛腹中事先放些食品，供人们争抢。河南汝南立春日，“郡守复率僚属至春场，亲自扶犁绕春场一周，僚属亦次第仿行。春气透，鞭春牛，牛腹预藏胡桃、柿饼、栗、枣、花生等物，鞭后散落在地，民间男女多争食之”。

抢春的习俗在各地流行，只是各地民众对抢来的牛土或牛纸有不同的用途。在山西潞城，人们拾春牛土，以避牛瘟。在云南景东，农民争相取春牛之土春棚之枝，带回放在牛栏间，据说可以使牛不生病。在广东东安，立春日鞭土牛，百姓争取土牛身上的泥块放到猪圈中，说这样可以令猪壮如牛。在江苏苏州，人们也争抢春牛。据说抢了红色纸，家里难免发生火灾，抢了青色纸，家中会有人害病，抢了黑色纸，则晦气临门，但如果抢到了黄、白色纸，则大吉大利。家有未出痘的小孩，用红线将牛尾穿起来挂在牛角上，据说可以免疫。在陕西靖边，“小民争抢春牛，得撮土即调水涂灶，或剥得牛身席片，用纸糊为器，谓岁收必丰，年运必达”。在高陵，人们争相用土牛皮涂灶，叫做“祛蚍蜉”。

打春官

打春官流行于浙江等地。每年立春日的“迎春”活动中，由当地管农事的胥吏，有时是乞丐扮演春官，头戴无翅乌纱帽，身穿朝服，脚登朝靴，坐在四周围上红布的明轿中巡游街市，表演幽默风趣的动作。也有拿着“春鞭”边走边表演赶牛的。人们争向春官掷米，谁掷中了一年吉利。

戴春鸡

春鸡又叫迎春公鸡。“戴春鸡”，流行于河南及山东滕县、费县、曲阜等鲁南地区。立春前，年轻妇女用彩色碎布缝制“送春娃娃”“唤春咕咕（布谷鸟）”“迎春公鸡”之类节日佩饰物，立春日佩挂在孩子胸前或左衣袖上，预示新春吉祥。未种牛痘的孩子，春鸡嘴里还要衔一串黄豆，以鸡吃豆来寓意孩子不生天花、麻疹等疾病。在河南项城，人们剪彩做春鸡，大多戴在小孩的头上或袖上。在山西灵石，立春日用绢做成小孩形状，俗名春娃，戴在儿童身上。

写春贴、作春福

春贴是立春时节用来装饰房屋的。东北人家每逢立春日喜欢在红纸上书写“宜春”二字，贴在房门上。这个习俗早在晋代荆楚地区就已经存在，如《古今图书集成》和《岁时杂咏》记载，北宋司马光和欧阳修都写有类似绝句的春贴。

民间则在大红纸上写上“立新春，大吉大利，万事亨通”或“春”、“福”、“寿”等字样，粘贴在门框、户牖（yǒu窗户）间，或大门外贴“出门见喜”，或在十字路口上贴上“姜太公在此”等春贴，认为它可保康泰吉祥。

在立春日云南景东县祭祀祖先、安徽泾县祭祀土地神、浙江和湖南一些地区祭祀太岁。有的地方还安排巫祝主持祭祀活动，如在浙江会稽，立春日用巫师祷祭，叫做“作春福”。

春盘、春饼、春酒

春盘源自晋代五辛盘，用于宴席和馈赠。这五辛分别是：小葱、大蒜、辣椒、姜和芥末。《遵生八笺》记载，晋于立春日以芦菔（萝卜）、芹菜为春盘。唐代立春用的春盘，据杜甫《立春》诗写道：“春日春盘细生菜，忽忆两京梅发时。盘出高门行白玉，菜傅纤手送春丝”，就有生菜和萝卜丝。苏轼的诗歌菜单上写宋时的春盘：“辛盘得春韭”、“青蒿黄韭试春盘”，则是青蒿和黄韭。明清立春用萝卜和生菜制作春盘。

时代和地域不同，盘中之物也就稍有变化，但大都是用五辛搭配时新的蔬菜。有时候，人们爱在春盘的搭配组合上花些心思。比如将芹菜、韭菜和笋调和，取勤劳长久蓬勃之意；又比如将萝卜、生菜摆弄在一处，即元好问《春日》诗中说的“载红晕碧助春情”。

春饼与春盘齐名，早在唐代就已出现。春饼是把小面团擀成薄饼烙制而成的。“春饼卷春盘”，即将萝卜细丝和其他的辛辣菜蔬用春饼裹卷共食。清代林兰痴有诗曰：“调羹汤饼估色春，春到人间一卷之。二十四番风信过，纵教能画也非时。”

吃春饼是北方人的习俗。春饼就是用白面擀成圆形的饼，用饼铛（chēnɡ烙饼用的平底锅）或锅烙制而成。在清朝时，春饼的制作程序是：“擀面皮加包火腿肉、鸡肉等物或四季时令菜心，油炸供客。又咸肉、蒜花、黑枣、胡桃仁、白糖共碾碎，卷春饼切段。”到了现在，春饼的吃法演变为春饼抹甜面酱，卷洋角葱后食用。

立春时，大葱冒出的嫩芽，清香脆嫩，特别是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嫩葱先出，人们尝鲜，也是有“咬春”的意思。此外还讲究吃和菜，就是用时令菜的心，如韭黄、菠黄等切丝，叫炒和菜。

有的地方还讲究用酱肚丝、鸡丝等熟肉夹在春饼里吃。吃春饼讲究和菜包起来，从头吃到尾，叫“有头有尾”，取吉利的意思。吃春饼时，全家围坐在一起，把烙好的春饼放在蒸锅里，随吃随拿。

庄子说：“春日饮酒茹葱，以通五脏也。”立春无酒，农舍间会少了红发酡颜的醉翁，农民们也少了“把酒话桑麻”的谈兴。宋诗中提到立春饮的酒常是黄柑酿的。现在，北方人喝的是烧酒，南方人饮的是米酒。

雨水习俗

雨水节气的涵义是降雨开始，雨量渐增，在二十四节气的起源地黄河流域，雨水之前天气寒冷，但见雪花纷飞，难闻雨声淅沥。雨水之后气温一般可升至0℃以上，雪渐少而雨渐多。可是在气候温暖的南方地区，即使隆冬时节，降雨也不罕见。

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这段时间候平均气温多在10℃以上，桃李含苞，樱桃花开，确已进入气候上的春天。除了个别年份外，霜期至此也告终止。嫁接果木，植树造林，正是时候。华南继冬干之后，常年多春旱，特别是华南西部更是“春雨贵如油”。农业上要注意保墒，及时浇灌，以满足小麦拔节孕穗、油菜抽苔开花需水关键期的水分供应。西北高原山地仍处于干季，空气湿度小，风速大，容易发生森林火灾。另外，寒潮入侵时可引起强降温和暴风雪，对老、弱、幼畜危害极大。所有这些，都要特别注意预防。

雨水不是节日，所以这天民间很少有过节的习俗活动，不过在四川一带，每年雨水节气时，当地出嫁的女儿要带上罐罐肉、椅子回去拜望父母。久婚未孕的女儿，也要带上礼物回娘家。母亲会给女儿缝制一条红裤子，穿在衣裤里面，以示吉祥，祈求来年得子。

对于庄稼来说，雨水这天最宜种稻和移植柑橘，农谚说：“雨水种稻”、“雨水节，接柑橘。”台湾各地立春时，日出是上午6：36分，日落是下午5：42分，雨水时，日出比立春早10分钟、日落比立春迟8分钟，白天的大好时光一天比一天长。

惊蛰习俗

民间将惊蛰称为“二月节”。其由来是源于东汉刘歆的《三统历》。在东汉之前的西汉《礼月令疏》将惊蛰放在正月，将清明放在二月。《三统历》将惊蛰改为二月节。既然是节，自然有许多相应的节日习俗。

蒙鼓皮

惊蛰是雷声引起的。古人想像雷神是位鸟嘴人身，长了翅膀的大神，一手持锤，一手连击环绕周身的许多个天鼓，发出隆隆的雷声。惊蛰这天，天庭有雷神击天鼓，人间也利用这个时机来蒙鼓皮。《周礼》卷四十《挥人》篇上说：“凡冒鼓必以启蛰之日。”注：“惊蛰，孟春之中也，蛰虫始闻雷声而动；鼓，所取象也；冒，蒙鼓以革。”

可见不但百虫的生态与一年四季的运行相契合，万物之灵的人类也要顺应天时，凡事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做面食花、吃梨、赶蛤蟆

河北张家口惊蛰时兴做面食花。面食花以面粉为原料，掺入调色，细揉成泥，然后捏成各种动物形象。在山西雁北地区惊蛰讲究吃梨，当地人认为这天吃梨可以清除体内百毒。另有一些地方的风俗，惊蛰的晚上要让儿童拎着锣鼓出去，在田头地边边敲边唱，人们称之为“赶蛤蟆”。

咒雀

云南宣威一带，晚清民初时惊蛰这天有“咒雀”的风俗。《中华全国风俗志》说：“惊蛰为旧历二月节，是日清晨，农家之家尝听见雀鸣，即唤起牧童，往田间咒雀。牧童得命，手提铜器一具，急忙跑至田间，顺着田埂而行，随行随敲，随敲随唱咒雀词曰：金嘴雀、银嘴雀，我今朝来咒过，吃着我的谷子烂嘴壳……其意盖谓今日咒过，迨到谷熟之时，鸟雀便不敢来啄；必须将自家所有之田埂走遍，始可回家。”相传这种咒雀词念过之后，五谷成熟时，鸟雀就不会去啄吃谷米。

抖虱子

有些地方的人在惊蛰时听到第一声春雷，赶快使劲抖衣服，认为这样不但可以抖掉身上的虱子跳蚤，而且一年都将免受这些寄生虫的骚扰。晚明刘侗在《帝京景物略》卷二《春场》里就说：“初闻雷则抖衣，曰蚤虱不生。”

《千金月令》上说：“惊蛰日，取石灰糁门限外，可绝虫蚁。”石灰原本具有杀虫的功效，在惊蛰这天，撒在门槛外，认为虫蚁一年内都不敢上门，这和闻雷抖衣一样，都是在百虫出蛰时给它一个“下马威”的举动，希望害虫不敢来骚扰自己。

占惊蛰

对农民来说，惊蛰这天正是他们忙着播种插秧的时刻。民初时安徽含山有一首民谣《春雷动》唱道：“春雷动，春雷响，春雷下来农人忙；早晨春雷忙播种，中午春雷忙插秧，晚上春雷把米藏。”惊蛰这天的雷声，保证了秋时的收成。古代农民以惊蛰有无雷声来占卜一年的丰歉，所以农谚中有“惊蛰闻雷，米面如泥（言其多）”、“惊蛰未蛰（言无雷），人吃狗食”的话。

炒惊蛰

广东大埔等地有一种黄蚁，只要发现了人家收藏的糖果，一定蜂聚而食，引起人们的广泛厌恶。于是每年惊蛰日夜，家家户户炒黄豆或麦粒，炒完舂（chōnɡ把东西放在石臼里捣碎）后又炒，反复多次，边炒边说：“炒炒炒，炒去黄蚁爪；舂舂舂，舂死黄蚁公。”认为这种做法可以减少黄蚁的危害，并且当年家中不再出现蚁蝼。

画箭射白虎

每年“惊蛰”这一天，湘西土家族的家家户户都要用石灰在居住的吊脚楼堂屋里画上弓箭，对着门外射去。当地人叫“射过堂白虎”。这种人们用石灰画在堂屋里的弓箭是土家族人的护身符。

远古时期，土家族人是以虎为图腾的，因而家家祭虎。有一年祭虎时，真的来了一只大白虎，它东窜西走吃各家的供品，山寨被它闹得人畜不安。无奈之中，土王出榜招募打虎勇士，有一名叫斑屯的青年揭下了榜。斑屯的祖父就是打这只虎丧生的。斑屯第一次打虎时没有打中。这天晚上，祖父给他托梦，告诉他紫荆山太阳岩上有三根银荆竹，用它们做成三根银竹箭；雷打坟坡顶上有三蔸群铁杉，砍来扎成一座杉木楼，在楼上点七盏白蜡灯。这只大白虎见了白蜡灯就会扑上楼来。人伏在楼口，用一只银竹箭从口里射进去，穿破虎的喉咙，让它叫不出声音；接着再用一只银竹箭射进虎的脑门心，砍掉它头上的“王”字，要它当不成虎王；再接着用一只银竹箭从虎的后腿中间射进去，射破它的心，它就四脚扑地死了。射死这只大白虎，山里的老虎就不敢再搔扰山寨了。

斑屯醒来后按照祖父梦中的指点去做，果然顺利地打死了大白虎。山里的群虎见大白虎被打死了，都追出来要报仇。斑屯从身上的箭袋里抽出银竹箭，搭在弓上一拉，群虎见银竹箭闪出道道白光，吓得四散而逃。寨里的人怕老虎再窜进屋来，就用白石灰照着斑屯的弓箭在堂屋里画张弓箭。老虎看见画的弓箭以为是斑屯射死大白虎的银竹箭，掉头就跑。因为斑屯扛着大白虎回寨的这天是“惊蛰”，以后人们为免虎害，都要在“惊蛰”这天画箭符，以求得一年平平安安。

春分习俗

春分节气的许多习俗主要有：

酿酒

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浙江等地都有春分日酿酒的习俗。1913年浙江《于潜县志》记载，当地“‘春分’造酒贮于瓮，过三伏糟粕自化，其色赤，味经久不坏，谓之‘春分酒’”。在山西陵川，这天不仅要酿酒，还要用酒醴祭祀先农，祈求庄稼丰收。

祭祖

清朝时，官府和世家大族在春分日要祭祖。清代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中说：“春分前后，官中祠庙皆有大臣致祭，世家大族亦于是日致祭宗祠。”山东平阴春分日祭祖先。贵州平坝春分日建有祠堂的家族要聚集在一起祭宗祠。浙江宣平这天祭家庙。

栽戒火草

梁代宗懔《荆楚岁时记》中说：南北朝时，江南人春分这天在屋顶上栽种戒火草，如此就整年不必担心有火灾发生了。戒火草是哪种植物？清代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中提到两种辟火草，一种是俗称八宝草、佛指甲或火焰草的景天，盆栽置放于屋顶上以辟火灾；另一种则是仙人掌，把仙人掌种在墙头，也具有辟火的功能。

逐疫气

安徽南陵称春分为“春分节”。这天黄昏，乡村的儿童会争相敲打铜铁响器，声传村外，东乡叫“逐厌毛狗”，北乡叫“逐疫气”，南乡叫“逐毛狗”，西乡叫“逐野猫”。广东阳江妇女在这天到山上采集百花叶，舂成粉末，与米粉和在一起做汤面吃，说是能清热解毒。

其他习俗还有，《荆楚岁时记》中说，春分这天一大早，天还没亮，就有一种像乌鸦的玄鸟发出“咯咯咯”的鸣叫声，农民们听到这种鸟叫，便开始下田工作。《隋书·礼仪志》中记载，有的人家在春分这天等玄鸟来临后，把事先准备好的牛猪羊三牲带到高禖神的祠庙里祭拜，向高禖神祈子。传说春分这天祈求高禖神赐子，特别灵验。

清明习俗

清明既是节气，又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由节气演变为节日，“清明”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节气与节日的区别在于，前者单纯反映气候变化和时节的顺序，后者包括一定的风俗活动和一定的纪念意义。清明时祭祖扫墓是主要活动之一。

其他的习俗如下：

插柳

黄河流域、淮河流域、长江流域等地家家户户清明节这一天在门头上插柳、在屋檐下挂柳、妇女头上簪柳、男子身上佩柳、儿童吹柳管、墓前插柳挂纸钱。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记淮河岸边的寿春（今安徽寿县）岁时说：“清明日，家家门插新柳，俗意谓可祛疫鬼。”《芜湖古今》记芜湖风俗时说，清明日“清晨，街市叫卖杨柳。家家折一枝绿柳蘸上清水插上门楣。妇女则结杨柳球，戴在鬓边”。江淮之间的和县、含山、无为等县也有清明节这天用柳叶的焦、青，占卜农作物丰歉的习惯，如谚语说的：“清明柳叶焦，二麦（指大麦、小麦）吃力挑”，“檐前插柳青，农夫休望晴”。近代杨韫华《山塘翟歌》说长江下游苏南清明插柳风俗：“清明一霎又今朝，听得沿街卖柳条。相约比邻诸姊妹，一枝斜插彩云翘。”

踏青

清明正值暮春三月，天清气朗，是出游的好时机，所以有的人把扫墓和郊游结合起来，到野外做春日之游，然后围坐饮宴，抵暮而归。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就描绘了当时东京（今河南开封）清明节时人们扫墓踏青归来的情景。山东博兴的民众认为“清明踏了青，不患脚疼病”。在广东高明，妇女常常携伴郊游拾翠。

放风筝

放风筝是清明节活动之一，又称放断鹞。民间俗称“正月鹞，二月鹞，三月放个断线鹞”。清代顾禄《清嘉录·卷三》“放断鹞”中说：纸鸢，俗称“鹞子”，春晴竞放，川原远近，摇曳百丝……清明后，东风谢令，乃止，谓之“放断鹞”。意思是说，春天里春风由下往上吹，适于放风筝，过了清明，因风向不稳就不宜再放风筝，所以玩到清明为止，而清明这天玩一年里最后一次风筝就称为“放断鹞”。有的地方不仅白天放风筝，夜间也放。夜里在风筝下或风筝拉线上挂一串串彩色的小灯笼，像闪烁的明星，被称为“神灯”。过去，有的人把风筝放上篮天后，便剪断牵线，任凭清风把它们送往天涯海角，据说这样做，自己的疾病、秽气都让风筝带走了，留给自己的则是好运气。

荡秋千

荡秋千是我国古代清明节习俗。秋千，最早叫千秋，后来觉得不吉利，改为秋千。古时的秋千大多用树丫枝做架，再拴上彩带做成。后来逐步发展成用两根绳索加上踏板的秋千。荡秋千在南北朝时已经流行。《荆楚岁时记》记载：“春时悬长绳于高木，士女衣彩服坐于其上而推引之，名曰打秋千。”唐代荡秋千是很普遍的游戏，元明清三代将清明节定为秋千节。

拔河

拔河最早叫“牵钩”、“钩强”，唐朝开始叫“拔河”。它发明于春秋后期，盛行于军旅，后来流传到民间。唐玄宗时曾在清明时举行大规模的拔河比赛。从那时起，拔河便成为清明习俗了。

谷雨习俗

谷雨是农田耕作时节，民间的习俗大多与耕作有关。

禁杀五毒

谷雨节流行禁杀五毒。谷雨以后气温升高，病虫害进入高繁衍期，为了减轻虫害对农作物及人的伤害，农家一边进田灭虫，一边张贴谷雨贴，进行驱凶纳吉的祈祷。这一习俗在山东、山西、陕西一带流行。

谷雨贴属于年画的一种，上面刻绘神鸡捉蝎、天师除五毒形象或道教神符，有的还附有“太上老君如律令，谷雨三月中，蛇蝎永不生”，“谷雨三月中，老君下天空，手迟七星剑，单斩蝎子精”，“谷雨三月中，蝎子逞威风，神鸡口一嘴，毒虫化为水”等文字说明。山东的谷雨贴采用黄表纸制作，以朱砂画出禁蝎符，贴在墙壁或蝎穴处，寄托人们查杀害虫、盼望丰收与安宁的心理。

赏牡丹

河南洛阳是牡丹花的故乡，牡丹盛开时节正值谷雨，所以人们又将牡丹花称为“谷雨花”，并衍生出“谷雨赏牡丹”的习俗。凡有花之处，就有仕女游观。也有在夜间垂幕悬灯，宴饮赏花的，号称“花会”。清代顾禄《清嘉录》记载：“神祠别馆筑商人，谷雨看花局一新。不信相逢无国色，锦棚只护玉楼春。”

祭海

对于渔民而言，谷雨节要祭海。谷雨正是春海水暖之时，百鱼行至浅海地带，是下海捕鱼的好日子。为了能够出海平安、满载而归，谷雨这天渔民举行海祭，祝福海神保佑。因此，谷雨节也被称为渔民的“壮行节”。

这一习俗在今天山东胶东、荣成一带仍然流行。过去，渔民由渔行统一管理，海祭活动由渔行组织。祭品为去毛烙皮的肥猪一头，用腔血抹红，白面大饽饽十个。另外，还准备鞭炮、香纸。渔民合伙组织的海祭没有整猪的，就用猪头或蒸制的猪形饽饽代替。古代村村都有海神庙或娘娘庙，祭祀时辰一到，渔民便抬着供品到海神庙、娘娘庙前摆供祭祀，有的还将供品抬到海边，敲锣打鼓，燃放鞭炮，面海祭祀，场面十分隆重。

采茶

“吃好茶，雨前嫩尖采谷芽”。真正的好茶采自谷雨时节，味道香醇。采茶专家介绍，谷雨又名“茶节”，谷雨前采摘的茶叶细嫩清香，味道最佳，因此谷雨品尝新茶，相沿成习。此时也是采茶、制茶、交易的大好时机。相传喝了谷雨茶能解凉消毒，夏天不易生痱子、疱子。

食香椿

谷雨这一天，北京人有采食香椿的习俗。谷雨节的香椿醇香爽口营养价值高，谚语有“雨前香椿嫩如丝”的说法。香椿有提高机体免疫力，健胃、理气、止泻、润肤、抗菌、消炎、杀虫的功效，可炒食、凉拌、油炸、干制、腌渍。

吃野菜

晋西北地区在谷雨节前后挖野菜吃。春季，植物新芽吐放，把鲜嫩的柳叶、杨叶采回家，泡去苦味，煮渍后加调味可为小菜；榆钱嫩黄，采回摘洗干净，加面粉，俗称“傀儡”。槐花、苜宿花也同样可照此食用。

走谷雨

在古代，谷雨有个奇特的风俗，庄户人家的大姑娘小媳妇无论有事没事，都要挎着篮子到野外走一圈回来，称为“走谷雨”。她们这样做，意图是想走出一个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好年成。

洗“桃花水”

谷雨的河水非常珍贵，被称为“桃花水”，传说用它洗浴可消灾避祸。谷雨节人们用“桃花水”洗浴，举行射猎、跳舞等庆祝活动。

祭仓颉

在陕西白水县，谷雨有祭祀文祖仓颉的习俗。“谷雨祭仓颉”是自汉代以来流传千年的民间传统。

第七章
夏日炎炎中的六节气

经过温暖怡人的春季之后，炎热的夏季来临了。夏季有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六个节气，那么，这六个节气都有什么特点和有趣的习俗呢？

立夏习俗

立夏在谷雨后15日，太阳到达黄经45度，阳历5月5日前后，民间习惯上以为这是春季的结束、夏季的开始。这时大部分地区气候温暖，作物生长发育旺盛。所以农谚说：“立夏在朝遍地锄”，“夏天不锄地，冬天饿肚皮”，“夏天多锄地，粒粒吃得饱”，“夏天拾把草，冬天变成宝”，“清明种麻，谷雨花，立夏种稻点芝麻”。

迎夏

中国自古重视立夏节气。据《后汉书》载，此日到来时，皇帝要带领百官，到京城的南郊去迎夏。君臣皆穿朱红色衣服，佩红玉饰，乘坐赤色马，车子、旗帜也是红色的。这是因为按阴阳五行观念，夏是南方，属火，颜色为红。所以在顺应天意，到郊外迎夏天到来时，要以红色为饰。皇帝除了举行迎夏仪式外，并指令司徒等官分赴各地，勉励农民抓紧夏季耕作。

尝新

在后世，立夏还有尝新等节日活动。如苏州有“立夏见三新”之谚，三新为樱桃、青梅、麦子，用以祭祖。在常熟，尝新的食物更为丰盛，有“九荤十三素”之说，九荤为鲥、鲚、咸蛋、螺蛳、熄（即放在微火上煨熟；一种烹调方法，用多种香料加工而成为熄鸡）鸡、腌鲜、卤虾、樱桃肉、鲳鳊鱼；十三素包括樱桃、梅子、麦蚕（新麦揉成细条煮熟）、笋、蚕豆、茅针、豌豆、黄瓜、苣笋、草头、萝卜、玫瑰、松花。在南通，则吃煮鸡、鸭蛋。

消疰

进入夏天，由于天热，不但食欲大减，吃不下饭，晚上也睡不好觉，古代中国称这种情形为“疰夏”（疰zhù，夏季长期发烧的病）。为了避免疰夏，在立夏这天有许多礼俗来预防。除了坐在门槛上吃豌豆糕、吃健脚笋外，苏州人还喝“七家茶”，茶叶不能用自己家的，要向邻舍乞讨，还不可少于七家，把讨来的茶叶混在一起，用去年堆在门墙边的“撑门炭”来烧水泡茶喝。喝了七家茶，夏天就可以身体强健，百病不生。小孩子则喂他们吃猫狗吃剩的食物（苏州人称之为“猫狗食”），如此一来，小孩也会像猫狗畜生一样好带好养。

在安徽徽州，立夏日则吃肉、吃苣叶稞，据说吃了肉就可不掉肉，使身体保持强壮。吃了苣叶锞（一种油炸的面食；旧时点心），可不中暑，不生疖。孩子们还吃鸡蛋韭菜油炒饭，也是为防赖夏（瘴夏）。而浙江开化，则吃猪脚，说是“立夏食猪脚，登山不歇脚（脚不酸痛）”。也吃竹笋，叫接骨笋。武义县则吃红枣、桂元煮鸡蛋，吃蚕豆烧肉、竹笋烧肉、蚕豆汤等。江西南昌此日则吃米粉肉，叫做“撑夏”，也是防止夏日消瘦之意。

称体重

此外，立夏日还有称人体重之俗。苏南一首《海虞风俗竹枝词》：“时逢立夏出奇谈，巨称高悬坐竹篮。老少不分齐上秤，纽绳一断最难堪。”描述了这种风俗的有趣场面。有的地区还在称完后，吃豆沙馅团子，即塌饼，以求身体健壮。立夏尝新与称体重均与防暑和夏日饮食相关。

其他的习俗还有，河南、贵州、云南等地俗以为立夏日无雨，主旱。俗谚“立夏不下，犁耙高挂”，“立夏无雨，碓头无米”。江苏东台一带，立夏日忌讳小孩坐门槛，说是“立夏日坐门槛，容易打瞌睡”。

《月令粹编》中说，妇女在立夏这天把李子榨汁混入酒中喝下肚，称为“驻色酒”，认为能青春永驻。谚语也有“立夏得食李，能令颜色美”的话。

小满习俗

小满的习俗主要有：

祈蚕节

小满相传为蚕神诞辰，因此江浙一带在小满节气期间有一个祈蚕节。我国农耕文化以“男耕女织”为典型，女织的原料北方以棉花为主，南方以蚕丝为主。蚕丝需靠养蚕结茧抽丝而得，所以我国南方农村养蚕极为兴盛，尤其是江浙一带。

蚕是娇养的“宠物”，很难养活。气温、湿度、桑叶的冷、熟、干、湿等均影响蚕的生存。由于蚕难养，古代把蚕视作“天物”。为了祈求“天物”的宽恕和养蚕有个好的收成，因此人们在四月放蚕时节举行祈蚕节。

祈蚕节没有固定的日期，各家在哪一天“放蚕”便在哪一天举行，但前后差不了两三天。南方许多地方建有“蚕娘庙”、“蚕神庙”，养蚕人家在祈蚕节均到“蚕娘”、“蚕神”前跪拜，供上酒、水果、丰盛的菜肴。特别要用面粉制成茧状，用稻草扎一把稻草山，将面粉制成的“面茧”放在其上，象征蚕茧丰收。

抢水

除了祈蚕，浙江海宁一带在小满还要举行“抢水”仪式。这种仪式多由族长约集各户，确定日期，安排准备，到小满黎明燃起火把吃麦糕、麦饼、麦团，等族长以鼓锣为号，众人以击器相和，踏上事先装好的水车，数十辆一齐踏动，把河水引灌入田，至河浜水干为止。

祭车神

祭车神也是农村古俗。传说“车神”为白龙，农家在水车基上放置鱼肉、香烛等祭拜，特殊之处是祭品中有一杯白水，祭拜时将白水泼入田中，有祝福水源涌旺的意思。

芒种习俗

后魏高阳太守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三说：“五月芒种节后，阳气始亏，阴慝将萌，暖气始盛，虫蠹并兴，乃弛角弓弩，解其徽弦，张竹木弓弩，弛其弦，以灰藏旃裘毛毳之物及箭羽，以竿挂油衣，勿辟藏。”这是说芒种之后夏天炎热闷湿的天气即将来临，因此应把绷紧的弓解开，让弦松弛，免得弓弩被霉湿之气蚀坏。怕潮的皮货毛衣也该埋入干燥的灰堆里防潮，油纸雨衣也要用竹竿晾开，免得因霉生虫，把它蛀坏了。正因为芒种之后，梅雨天就要来临，所以贾思勰提醒人们在芒种时早做准备。

农忙

芒种是麦类有芒作物开始成熟收割的季节，同时也是农忙的季节。山西荣河开始收获大、小麦，称之为“农忙”，连妇女也要下地，所以有谚语说：“麦黄农忙，绣女出房。”河北盐山这天要用刀在枣树上划几下，叫做“嫁树”，认为这样可以多结果实。

饯花会

江南地区芒种日举行饯花会。人们认为芒种一过，便是夏日，众花凋谢，花神退位，便要摆设多种礼物为花神饯行。也有的人用丝绸悬挂花枝，以示送别。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二十七回写芒种节道：“这日，那些女孩子们，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的，或用绫锦纱罗叠成干旄旆幢的，都用彩线系了。每一棵树上，每一枝花上，都系了这些物事。满园里绣带飘飘，花枝招展。”

夏至习俗

由于夏季节日较少，而夏至又是一个很重要的节令，繁忙的夏收、夏种，迎夏粮入库多于此时展开，需要有较好的饮食。夏至天气又最炎热，要进行种种饮食休息，纳凉防暑，所以夏至便成为了节日，相沿至今。

防暑

夏至，古时又称夏节。在《吕氏春秋·有始》中的“夏至，日行近道，乃参于上”是较早的记载。汉代已成为较重要的节日。当然，由于此时正是夏忙，所以节日活动较少。夏至后，人们多要进行种种防暑工作。人们要吃凉食，歇晌午眠，吃补食，以迎接夏收、夏种的繁忙节令。防暑的冷食、凉食在夏至大行其道。

早在周代，就设有专门的为王室管理冰政的“凌人”。《周礼》卷五：“凌人掌冰，正岁、十有二月，令斩冰，三其凌。”即说于十二月斩下冰块堆积入窖中，要藏三倍于夏日的冰需求量才够（因为冰要融化掉三分之二）。夏季，将冰块放入青铜制的冰鉴中，待其融化，便可降温。以后历代也都有冬季藏冰之俗。

宋代《文昌杂录》里记载，夏至到，百官放假三天。这一天，各地的农民忙着祭天，北方祈雨，南方求晴。《荆楚岁时记》记述，长江中下游正值梅雨季节，人们在夏至这天把菊叶灰撒在农作物上，预防病虫害。

明代《帝京景物略》卷二，也写到当时皇家冬日采冰之事。夏季取冰出来，可供纳凉，或在夏日时赐予大臣。当然要首先满足皇家之需。《燕京岁时记》：“京师自暑伏日起，至市秋日止，各衙门例有赐冰，届时，由工部颁给冰票，自行领取，多寡不同，各有等差。”而民间没有赐冰，则主要靠购买。商家于冬日藏冰，盛夏时卖给海鲜店，或卖给做冷饮生意的小贩，用来冰东西，如《清嘉录》所记。用冰冻过后的冷饮自然更凉爽可口。

古代，夏日冷饮已经极多。《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里，记录的砂糖绿豆汤、漉梨桨（梨汁）、木瓜汁、卤梅水（酸梅汤）、香薷（一年或多年生草木植物，茎呈方形，紫色，有灰白色的毛，叶子对生，卵形或卵状披针形，花粉红色。茎和叶可以提取芳香油，全草人药）饮、红茶、苦茶、甘豆汤等，均是今天我们常饮的饮料。另外如凉粉、金银花与菊花点汤，今亦常见。民间还有“结茶缘”之俗，即提供免费茶水，于路边摆设茶壶、茶杯供行人饮用解暑，亦是美俗，如今也还存在。

夏至饮食

饮食方面，北京、山东是“冬至饺子夏至面”。陕西吃粽子。在南方，农家擀面做薄饼，烤熟，夹杂青菜、豆荚、豆腐及腊肉，祭祖后食用或赠送给亲友。江苏无锡早晨吃麦粥，中午吃馄饨，取混沌和合之意。吃过馄饨，为孩童称体重，希望儿童体重增加，身体健康。湖南浏阳大多吃醮坨。醮坨由米粉做成，加韭菜等作料煮食，又叫圆糊醮。民国以前，很多农户将醮坨用竹签穿好，插到水田的缺口，燃香祭祀祈祷丰收。小孩子和叫化子早待此日，以便到时摘取醮坨，乘机饱食一顿。

有些地区，未成年的外甥和外甥女到娘舅家吃饭，娘舅一定用苋菜和葫芦做菜，俗话说：“吃了苋菜，不会发痧；吃了葫芦，腿里就有力气。”也有的到外婆家吃腌腊肉，说是吃了就不会疰夏。

其他的习俗还有，浙江绍兴有“嬉，要嬉夏至日”的俚语。过去，无论贫富之家夏至日都祭祖，俗称“做夏至”。除常规供品外，特加一盘蒲丝饼。有的吃生黄瓜和煮鸡蛋来治“苦夏”。在夏至，还有求雨或求晴、祭田公田婆等风俗，总之是与农业有关的祈求丰收活动。古代皇帝则于此日祭祀地神。

小暑习俗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六月节……暑，热也，就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犹小也。”古籍《群芳谱》中也说：“暑气至此尚未极也。”这时，暑气上升气候炎热，但还没热到极点。人们常说“热在三伏”，小暑时节，江淮地区虽尚未进入伏天，却已为时不远。提醒百姓特别注意防暑降温。

消暑

旧时民间度过伏天的办法，就是吃清凉消暑的食品。俗话说“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这种吃法便是为了使身体多出汗，排出体内的各种毒素。

头伏吃饺子是传统习俗，伏日人们食欲不振，往往比常日消瘦，俗谓之苦夏，而饺子在传统习俗里正是开胃解馋的食物。山东有的地方吃生黄瓜和煮鸡蛋来治苦夏，入伏的早晨吃鸡蛋，不吃别的食物。

尝新

小暑节气，有些农作物已经收获，所以有的地方流行“尝新”，如安徽西南部，每到这个时候，人们在院中、屋内摆上供桌，放上小麦，贴上“福”字，焚香放炮，祈求秋后五谷丰登。仪式结束，大人小孩围坐一起，高高兴兴地吃上一顿。

游玩

对于喜欢旅游观光的人，趁着天还不太热，成群结队出门游玩赏景，呼吸新鲜空气，欣赏大自然的山花野草。应该说，小暑带给人们的是无限乐趣。

大暑习俗

民间大暑习俗较多。鲁南地区这一天特别讲究喝羊肉汤，且称之为“喝暑羊”。直到现在，山东枣庄的一些羊肉汤馆逢大暑日还会出现人满为患的局面。

送大暑船

浙江椒江口附近专门有大暑庙会，其中主要的祈福仪式，就是“送大暑船”。相传晚清时，这一带病疫流行，大暑前后到达顶峰。民间认为这是张元伯、刘元达、赵公明、史文业、钟仕贵五圣（均系凶神）所致，于是建五圣庙，祈求圣保佑一方平安。后选大暑为供奉日，并用渔船将供品沿江送到江口外，以示虔诚之心。久而流传，便形成了“送大暑船”的习俗。晚清俞曲园《右台仙馆笔记》卷十二有一则《大暑船》说：“同治中，临海县民比年疬疫过大暑不瘳（瘳chōu①病愈；②损害），乃于次年相约为送船之会，亦其旧俗然也。其船如商船之式，船具如桅樯舵橹，用具如桌椅床榻、枕簟被褥，食物如鸡彘鱼虾、米谷豆麦，备御之具如刀矛枪炮无一不备；惟盛米之袋甚小，仅受一升，而数则以万计，皆村民所施也。前大暑数日，大建道场，至大暑日，送之出海，听其所之，俗呼为‘大暑船’。”

吃荔枝

大暑节福建莆田有吃荔枝的习俗，叫做“过大暑”。《荔枝食谱》记载：荔枝要含露采摘，并浸在冷泉中，食时最好盛在白色的瓷盆上，红白相映，更能衬出荔枝色彩的娇艳；晚间浴罢，新月照人，是啖荔枝的最好时间。有人说大暑吃荔枝，其营养价值和吃人参一样丰富。

第八章
秋高气爽中的六节气

炎热的夏天过后，时序就到了秋天。从这时开始，应该是天高气爽，月明风清，气温由热逐渐下降的时候了，但很多地区仍处于炎热之中，故素有“秋老虎”之称。这种炎热的气候，往往要延续到九月的中下旬，天气才真正能凉爽起来。在这一时期中，有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六个节气，那么，这六个节气都有什么特点和有趣的习俗呢？

立秋习俗

“立秋”是夏秋之分的重要时刻，但是天气仍很热，晋南民谚：“秋后一伏，热死老牛。”不过立秋后可分前后晌，即早晚凉、中午热。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农家的大节气，民间十分重视。民谚有“秋收大忙，割打晒藏”，“秋收大忙，绣女下床”，“三春没有一秋忙，收到囤里才是粮”，“抢秋夺秋，不收就丢”。我国江南有谚“立秋处暑地起忙，收了早稻种杂粮”。旧时云南等地禁忌立秋日在田间行走。否则，以为对秋收不利。识字人多用红纸书“今日立秋，百病俱休”字样贴于壁上。妇女们也要用红布剪成葫芦形，缝于儿童后裙之上，用以祛病。山东莱西一带，禁忌立秋日洗澡，否则，以为身上会长秋狗子（即痱子之类）。黄县一带则以为秋日洗澡，秋后要拉肚子。

河南、江苏、湖北一带，立秋日还忌雷、雨、风。俗谚有“（立秋日）一雷波万顷”，“雷打秋，晚禾折半收”，“秋甲子忌雨，雨则多涝”，“秋前北风秋后雨，秋后北风干透底”，等等。这些谚语，虽然说法不尽相同，但都表达出了农家对立秋日的重视和祈愿风调雨顺的心情。

戴楸叶

立秋日戴楸叶的习俗由来已久。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形容立秋这天汴京人戴楸叶的情形说：“立秋日，满街卖楸叶，妇女儿童辈，皆剪成花样戴之。”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三也说：“立秋日，都人戴楸叶、饮秋水、赤小豆。”

吴自牧《梦粱录》卷四说：“立秋日，太史局委官吏于禁廷内，以梧桐树植于殿下，俟交立秋时，太史官穿秉奏曰：‘秋来。’其时梧叶应声飞落一二片，以寓报秋意。都城内外，侵晨满街叫卖楸叶，妇人女子及儿童辈争买之，剪如花样、插于鬓边，以应时序。”可见南宋在立秋这天戴楸叶的情景，与北宋相同。

楸是大戟科落叶乔木，最高可达三丈，干茎直耸可爱，叶大，呈圆形或广卵形，叶嫩时为红色，叶老后只有叶柄是红的。据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说，唐朝时立秋这天，长安城里开始售卖楸叶，供妇女儿童剪花插戴，可见这个风俗的古老。

近代，各地也有立秋日戴楸叶的习俗。河南郑县男女立秋日都戴楸叶。山东地区这天必有一两片楸叶凋落，表示秋天到了。胶东和鲁西南地区的妇女儿童采集来楸叶或桐叶，剪成各种花样，或插于鬓角，或佩于胸前。

贴秋膘

流行于北京、河北等华北地区。这一天，普通百姓家家吃炖肉，讲究一点的人家吃白切肉、红焖肉，以及肉馅饺子、炖鸡、炖鸭、红烧鱼。这种习俗的来历普遍说法是，由于以前我国北方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平比较低，经过夏季辛苦劳作，为了弥补劳动者身体的亏损，到了立秋节气就要杀猪宰羊，做些营养丰富的菜肴，给那些壮劳力补补身子，也就是所谓的“贴秋膘”。后来，随着部分乡下人进城，这个习俗被他们带到了城里，渐渐地，城里也流行起“贴秋膘”。

摸秋

安徽太湖、潜山、宿松西南部和江苏北部地区，在“立秋”之夜，人们结伴去私人或集体的瓜园中摸回各种瓜果，俗称“摸秋”。丢了“秋”的人家，无论丢多少，也不计较。这个风俗源于元代故事。在元末，淮河流域出现了一支农民起义军，参加起义队伍的将士都是农民出身，他们饱受元军的兵燹之苦，对兵扰深恶痛绝。这支队伍纪律严明，所到之处，秋毫不犯。

一天，这支起义军转移到淮河岸边，深夜不便打扰百姓，便旷野露天宿营。少数士兵饥饿难忍，在田间摘了一些瓜果充饥。此事被主帅发觉，天明准备将他们按军法治罪。村民得知后，纷纷向主帅求情，设法开脱士兵的过错，有一位老人随口说道：“八月摸秋不为偷。”那几个士兵因此获免无罪。那天正好是立秋节，从此便留下了“摸秋”的习俗。

咬秋

“咬秋”寓意炎炎盛夏难耐，忽逢立秋，将其咬住不放。北京的习俗是立秋那天早上吃甜瓜，晚上吃西瓜；江苏各地立秋时刻吃西瓜“咬秋”，认为可不生秋痱子。在江苏无锡、浙江湖州，立秋日吃西瓜、喝烧酒，认为可免疟疾。天津讲究在立秋的那一时刻吃西瓜或香瓜，据说可免腹泻。清代张焘的《津门杂记》中记载：“立秋之时食瓜，曰咬秋，可免腹泻。”清代在立秋前一天把瓜、蒸茄、香糯汤等放在院子里晾一晚，到立秋当天吃下，为的是清除暑气、避免痢疾。

咬秋这个习俗到上海变成了向亲友邻舍相互馈赠西瓜。平日吃的都是自种的瓜，这天须吃亲友送来的瓜，除调换口味外，主要是通过互相品尝，发现良种，交流改进栽种技术。

其他的习俗还有，浙江杭州一带大人小孩在立秋时都要吃秋桃，每人一个，吃完把桃核留起来，等到除夕这天，把桃核丢进火炉烧成灰烬，认为这样可以免除一年的瘟疫。

辽宁地区立秋日“吃秋饱”，海城、锦县等地吃肉面，义县的城乡居民吃饼、饺子等面食，朝阳吃黄米面饽饽。

四川东西部在“立秋”正刻全家老小各饮一杯“立秋水”，据说可消除积暑，秋来不闹肚子。

山东莱西地区立秋吃“渣”，这是一种用豆沫和青菜做成的小豆腐，当地还有“吃了立秋的渣，大人孩子不呕也不拉”的俗语。

从唐宋时起，全国各地普遍有“立秋”日用秋水服食赤小豆的风俗。取7～14粒赤小豆，用井水吞服，服时要面朝西方，据说可以一秋防痢疾。

处暑习俗

处暑过后，秋天的脚步近了，天地间出现了肃杀之气，就古代中国人来说，这时是出征的好时刻，既不会妨碍农事，也配合了秋天的气氛；官吏也多半在这时处决死囚，称之为“秋决”。

处暑是农作物收成的时刻，经过了春耕夏种，到了秋天处暑，田里尽是一片金黄；笑容满面的农夫在收成后，还要举行谢田祖、谢土地公和祭祖等仪式。如在浙江于潜、杭州，农民带着酒肉到田边祭祀田祖。在安吉，农民宰杀牲口祭祀土地公。上海的农民在竹竿上悬挂纸幡，插到田中，各家还在此日祭祀灶神。在贵州仁怀，各家择期尝新，以新米煮饭，敬献给家中长辈。江苏常州的乡村拜祭猛将刘承忠，祈求驱蝗虫保丰收；在田间插三角形小旗，叫做“猛将令箭”，说能驱虫。

白露习俗

福建许多地方“白露”祭扫坟墓。山西和顺祭祀火德大帝，设供祭拜，祈祷神灵庇护。江苏太湖祭祀禹王。禹王是传说中的治水英雄大禹，太湖湖畔的渔民称他为“水路菩萨”。每年正月初八、清明节、七月初七和白露节，这里举行祭禹王的香会。在上海，白露日取露水和墨点小儿额间、背心，以祛百病，名为“天灸”；家有孕妇的这天清晨割苦草储藏，备产妇煎汤。

在浙江苍南、平阳等地，民间这天采“十样白”煨乌骨白毛鸡，据说食后可滋补身体，去风气（关节炎）。这“十样白”是十种带“白”字的草药，如白术槿、白毛苦等，以与“白露”字面上相应。在文成，民间认为白露吃番薯不会发胃酸。福建福州有白露吃龙眼的习俗，而且认为吃得越早就越好，所以不少人家大清早爬起来，就要喝上一碗龙眼香米粥。

白露以后，农村开始玩斗蟋蟀的游戏，称为“秋兴”；清代顾禄《清嘉录》卷八里做了详细记载：“白露前后，驯养蟋蟀，以为赌斗之乐，谓之‘秋兴’，俗名‘斗赚绩’。提笼相望，结队成群，呼其虫为将军，以头大足长为贵，青、黄、红、黑、白正良为优，大小相若，铢两适均，然后开栅门。时有执草引敌者，曰‘坚草’，两造认色，或红或绿，曰‘标头’。台下观者，即以台上之胜负为输赢，谓之‘贴标门’。分筹马，谓之‘花’，花，假名也，以制钱一百二十文为一花，一花至百花、千花不等，凭两家议定；胜者得彩，不胜者输金，无词费也。”

秋分习俗

古代中国，朝廷在秋分这天有祭月的仪式，称为“夕月”。夕是黄昏，月亮在黄昏时出现，在黄昏时祭它，所以叫“夕月”。《国语·鲁语》说：“天子少采夕月。”注：“少采，黼衣也；夕月以秋分。”《太常记》一书也说：“秋分祭夜明于夕月坛。”夜明就是月亮，因为月亮在夜晚时大放光明，所以称为“夜明”。

天子为什么要选择在秋分时举行祭月仪式呢？因为日代表阳、月代表阴，秋分以后，阴气渐重，世界归月神主宰，所以要向月亮祈福。《宋史》上说：“秋分之时，昼夜平分，太阳当午而阴魄已生，遂行夕拜之祭。”

由于中国在北半球，一年里只有从秋分以后才能看到南极星（也称“老人星”或“南极仙翁”），并且一闪即没，到春分以后，更完全看不到了，因此把南极星的出现看作是祥端，皇帝在秋分这天的清晨，也要率领文武百官到城外南郊去迎接南极星，称为“候南极”。《史记·天官》书上说：“南极老人见，治安；常以秋分时，候之于南郊。”

寒露习俗

寒露，地上露水增多，气温更低。我国有些地区会出现霜冻，北方已呈深秋景象，白云红叶，偶见早霜，南方也秋意渐浓，蝉噤荷残。北京人在寒露喜欢登高，景山公园、八大处、香山都是登高的好地方，吸引了众多的游人。此时，秋天加快了脚步，秋风已经吹到江南。华南的人们除了赏菊花，还要吃螃蟹、钓鱼。有个说法叫做“秋钓边”，其中的科学道理是：季节到了寒露阶段，气温下降迅速，深水处太阳已经晒不透了，鱼儿便游向水温较高的浅水区，这就是人们说的“秋钓边”。

霜降习俗

霜降是秋菊盛开之际，民间在这时举行菊花会，以示对菊花的崇敬和爱戴。北京文人多在天宁寺、陶然亭、龙爪槐等处聚集，参加菊花聚会。菊花会的菊花不仅品种多，而且多为珍品。有的散盆，有的数百盆四面堆积成塔，称作九花塔，红、黑、蓝、白、黄、橙、绿、紫色彩缤纷。品种如金边大红、紫凤双迭、映日荷花、粉牡丹、墨虎须、秋水芙蓉等几百种以上。文人墨客从早到晚饮酒、赋诗、泼墨，直到掌灯时分才离去。

还有一种菊花会，是不出家门的，主要是富贵人家举办。他们在霜降前采集百盆珍品菊花，架置广厦中，前轩后轾，也搭菊花塔。菊花塔前摆上好酒好菜，先是家人按长幼为序，鞠躬作揖祭菊花神。然后邀请至亲好友到家里饮菊花酒、食米糕、赋诗泼墨，自娱自乐。

朝廷在霜降有祭旗神和阅兵大典。阅兵时一定举行骑术表演，骑兵在马上演出各种惊险的特技。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十二说：“霜降之日，帅府致祭旗纛之神，因而张列军器，以金鼓导之，绕街迎赛，谓之‘扬兵’。旗帜、刀戟、弓矢、斧钺、盔甲之属，种种精明，有飙骑数十，飞辔往来，逞弄解数，如‘双燕绰水’、‘二鬼争环’、‘隔肚穿针’、‘枯松倒挂’、‘魁星踢斗’、‘夜叉探海’、‘八蛮进宝’、‘四女呈妖’、‘六臂哪吒’、‘二仙传道’、‘圮桥进履’、‘玉女穿梭’、‘担水救火、’‘踏梯望月’之属，穷态极变，难以殚名，腾跃上下，不离鞍蹬之间，犹猿猱之寄木也。”这个活动直到清朝时仍有举行，厉惕斋《真州竹枝词引》说：“霜降节祀旗纛神，游府率其属，枯盔贯铠，刀矛雪亮，旗帜鲜明，往来于道，谓之‘迎霜降’。尝见由南城墙上，而东而北下至教场，军容甚肃……”

第九章
冬寒凛冽中的六节气

经过了秋高气爽的秋季之后，就进入冬季了，从此将北风呼啸，雪花飘舞，阳气潜藏，阴气盛极，草木凋零，蛰虫伏藏，万物进入冬眠状态。冬季里的六个节气是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那么，这六个节气又有什么特点和有趣的习俗呢？

立冬习俗

立冬是我国气候寒来暑往的一个分界线，立冬之前为深秋，立冬之后严寒将至。或许是为了迎接冬天的到来，民间因此流行许多习俗。

补冬

为了适应气候季节性的变化，调整身体素质，增强体质以抵御寒冬，全国各地在立冬日纷纷进行“补冬”。闽南地区家家杀鸡宰鸭，并加入中药合炖，以增加香味和营养素；也有的把西洋参或高丽参切片，包在鸡、鸭肫之中缝好合炖，让小孩子吃了长身体；有的用党参、川七合炖，以加强骨骼健壮。总之，大家都是想方设法大力进补。出嫁的女儿给父母送去鸡、鸭、猪蹄、猪肚之类营养品，让父母补养身体，聊表对父母的孝敬之心。

养冬、入冬

浙江地区将立冬称为“养冬”，要吃各种营养品进补，如在洞头，这天要杀鸡或鸭给家人补身体；也有吃猪蹄进补的，说是吃前蹄可补手，吃后蹄可补脚。在台湾基隆，称立冬为“入冬”，当地的习俗为杀鸡鸭或买羊肉，加当归、八珍等补药共炖；也有的将糯米、龙眼干、糖等蒸成米糕而食。

吃甘蔗、炒香饭

潮汕谚语说：“立冬食蔗不会齿痛”。据说这一天吃了甘蔗，可以保护牙齿，也有滋补的功效。有些汕头市民在立冬日还吃炒香饭。用莲子、磨菇、板栗、虾仁、红萝卜做成的香饭，深受汕头市民的青睐。

吃咸肉菜饭

江苏苏州传统风俗是立冬吃咸肉菜饭。咸肉菜饭用正宗霜打后的苏州大青菜及肥瘦兼有的咸肉，以及苏州白米精制而成。过去苏州人家烧咸肉菜饭非常考究，都在砖灶上烧。砖灶是用砖砌成的烧稻草的灶头。灶上有根长烟囱穿过屋面，其灶头拔风性能好，火候可根据柴薪多少进行调节，烧出的咸肉菜饭又香又糯。

吃饺子

在北方，立冬吃饺子已有上百年的历史。饺子有“交子之时”的意思，除夕夜吃饺子代表新旧两年的交替，而立冬则是秋冬季节的交替，所以也有吃饺子的风俗。天津立冬吃倭瓜饺子。立冬时，市场上很难买到倭瓜。这种倭瓜是夏天买的，存在小屋里或窗台上，经过长时间糖化，做饺子馅，味道既有别于大白菜，也与夏天的倭瓜馅不同，还要蘸醋加烂蒜吃，才算别有一番滋味。

吃荞面

北京人在立冬喜欢吃荞面。《京都风俗志》说，立冬日，或有食荞面等物，谓能益人。配上两碟现腌现吃的大白菜、萝卜或小黄瓜，加点麻油和醋一拌，吃起来十分爽口。

扫疥

上海人在立冬时“扫疥”。民初胡德编著《沪谚外编》上卷说：“立冬日，以菊花、金银花、香草，煎汤沐浴，曰‘扫疥’。”华北、华中一带，冬日天冷，洗澡不便，疥虫、跳蚤等寄生虫便乘机在人身上繁殖起来，皮肤病也容易流行、传染，上海人在立冬这天洗药草香汤浴，正是希望一举把身上的寄生虫全部杀死洗干净，整个冬天不得疥疮。

腌菜

立冬这天有的地方会祭拜地神，表示欢迎冬天的来临，更把初熟的新鲜蔬菜加以腌藏，以备冬日之需。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九形容当时汴京人在十月立冬时忙着腌菜的情景说：“是月立冬，前五日，西御园进冬菜。京师地寒、冬月无蔬菜，上至宫禁，下及民间，一时收藏，以充一冬食用，于是车载马驮，充塞道路。”

小雪习俗

北方地区立冬前后开始腌藏寒菜，而位于华东的江浙一带因冷得较晚，小雪来时才腌寒菜。清代厉惕斋《真州竹枝词引》里形容江苏仪征在小雪时腌寒菜的情景说：“小雪后，人家腌菜，曰‘寒菜’。”除了腌寒菜外，仪征人还把糯米炒熟贮存起来，好在寒冬时泡开水吃：“炒糯米曰‘炒米’，蓄以御冬。”

除了腌菜炒米，江浙人还在小雪天里酿酒。《清嘉录》卷十说：“乡田人家，以草药酿酒，谓之‘冬酿酒’。有‘秋露白’、‘杜茅柴’、‘靠壁清’、‘竹叶青’诸名。十月造者，名‘十月白’，以白面造酒，用泉水浸白米酿成者，名‘三白酒’，其酿未煮，旋即可饮者，名‘生泔酒’。”

陕南秦巴山区每逢冬腊月，即“小雪”至“立春”前，家家户户杀猪宰羊，除留够过年用的鲜肉外，其余趁鲜用食盐配以一定比例的花椒、大茴香、八角、桂皮、丁香等香料，腌入缸中，7～15天后，用棕叶、绳索串挂起来，滴干水分，进行加工制作。选用柏树枝、甘蔗皮、椿树皮做柴草熏烤，然后挂起来用烟火熏干而成。熏好的腊肉不仅风味独特，营养丰富，而且具有开胃、祛寒、消食功能。陕南腊肉保持了色、香、味、形具佳的特点，素有“一家煮肉百家香”的赞语。

大雪习俗

大雪节气，全国各地更多的是在冰天雪地里赏玩雪景。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三有一段话描述了杭州城内的王室贵戚在大雪天里堆雪山雪人的情形：“禁中赏雪，多御明远楼，后苑进大小雪狮儿，并以金铃彩缕为饰，且作雪花、雪灯、雪山之类，及滴酥为花及诸事件，并以金盆盛进，以供赏玩。”

大雪白天短、夜间长，人们便利用这个特点，各手工作坊、家庭手工就纷纷开夜工，俗称“夜作”。如手工的纺织业、缝纫业、纸扎业、刺绣业、染坊到了深夜要吃夜间餐，这就是“夜作饭”的由来。为了适应这种需求，各饮食店、小吃摊也纷纷开设夜市，直至五更才结束，生意十分兴隆。

我国北方冬季均有食饴糖的习俗。每到十月，街头出现不少敲铴锣卖饴糖的小摊贩。铴锣一敲，便吸引许多小孩、妇女、老人出来购买。妇女、老人食饴糖为的是在冬季滋补身体。

冬至习俗

冬至又叫大冬、正冬。冬至前一天，叫做“小至”或“小冬”，黄河流域也称“冬除”、“冬住”或“冬除夜”，上海、江苏称“冬至夜”，江苏连云港称“冬晚上”。冬至后一天，在山东叫做“至后”。

古人将冬至看成是阴阳二气的自然转化，是天赐之福。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备受官民重视。商周和秦代，将“冬至”作为一年的岁首。汉代之后，确立冬至为“冬节”，官府有一套隆重的祝贺仪式，叫“贺冬”。《后汉书》称，冬至前后，“百官进行祭天大典”。

冬至的活动曾经十分丰富，民间称为“肥冬瘦年”。

祭天

冬至日，古代朝廷有郊祀祭天的典礼。《礼记》卷二十六《郊特牲》说：“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可见在周朝时就有皇帝率文武百官到城外南郊迎冬祭天了。此后，历朝在冬至都有这种典礼，礼成后百官还互贺冬节；唐代崔立之《南至隔仗望含元殿炉烟》说：“千官贺长至，万国拜含元。”

北宋时，皇帝率领文武百官到汴京城南一里多的郊天举行郊祀，对昊天上帝和太祖皇帝祭拜；南宋在杭州城南嘉会门外三里净明院附近的郊坛举行郊祀。元、明、清的郊祀，在北京南郊的天坛举行，礼成后回朝举办筵席。明代于慎行《冬至恭侍庆成大宴》说：“南郊夜燎泰坛烟，内殿朝开大庆筵；两陛衣冠承湛露，千门钟鼓震钧天；亲瞻玉几云霄上，久泛仙日月边；温旨三传咸已醉，欢声动地未央前。”可见朝廷里冬节庆筵的盛况。

清朝在冬至这天郊祀如仪，民初徐珂《清稗类钞·冬至郊天》说：“每岁冬至，太常侍预先知照各衙门，皇上亲诣圜丘，举行郊天大祭。前一日，御驾宿斋宫，午夜将事坛上帑幄皆蓝色。执事者衣青衣，王公大臣服貂蟒。坛旁有天灯竿三，高十丈，灯高七尺，内可容人，以为夜间骏奔助祭者之准望。届期，正阳门列肆悬灯彩，上辛常雩亦如是。附近庙宇不准鸣钟擂鼓，亦不准居民施放鞭炮，以昭敬慎。”

拜冬

拜冬又称“贺冬”。宋代，人们每到冬至便更换新衣，庆贺往来，有如过年。清代顾禄《清嘉录》卷十一说：“至日为冬至朝。士大夫家，拜贺尊长，又交相出谒。细民男女，亦必更鲜衣以相揖，谓之‘拜冬’。”徐士宏《吴中竹枝词》说：“相传冬至大如年，贺节纷纷衣帽鲜，毕竟勾吴风俗美，家家幼小拜尊前。”辛亥革命后仍然保留了这个习俗。上海地区过去最看重冬至节，冬至前夕称冬至夜，全家合聚欢筵，出嫁的女儿一定携带女婿回娘家吃晚饭。筵上尝新酿的甜白酒、花糕和粳粉圆子，然后在盘中垒上肉块祭祖，有的人家还悬挂祖先遗像。晚饭后，小辈向长辈拜礼。

履长

冬至对长辈们表示礼敬的习俗称为“履长”。《太平御览》引崔浩《妇仪》说：“近古妇人，常以冬至日上履袜于舅姑，践长至之义也。”这是履长风俗最早的形式，表示为长辈添寿。献履袜的风俗在魏晋时期尤其盛行，才高八斗的诗人曹植写有《冬至献袜颂表》，其中都是“迎福践长”一类的语词，所取的也是吉祥平安之意。

隆师

隆师即拜师，敬师。在中国伦理中，“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师长和亲长具有几乎等同的地位。

山西民间有“冬至节，教书的”之说。这天，教书先生带领学生拜孔子，然后由学董带领学生拜先生，并牵头宴请先生。在山东潍坊，家塾学生在冬至日清晨更换新衣，去拜老师。河北新河的乡塾子弟还要携带酒肉拜谒。山西《虞乡县新志》说：“各村学校于是日拜献先师。学生备豆腐来献，献毕群饮，俗名为‘豆腐节’。”

在河南洛宁，家塾、私塾全部放假，祭祀孔子，中午设宴款待老师。在陕西某些地区，冬至日馆东要带领家长和学生，手端方盘，盘中放四碟菜，一壶酒，酒杯，到学校慰问老师，学生向老师叩头请安，家长再和老师相互作揖问候。

冬至这天也有老师设宴答谢学生的。在河北定兴，“教授于家者，以此日宴饮弟子，答其终岁之仪，多食馄饨”。

拜圣

拜圣是拜大成至圣先师孔子。河北《固安县志》记述：“冬至日，行祭先师礼，师生以次肃拜。”冬至也就成了拜圣的日子。

赠鞋

冬至节，民间习惯赠送鞋子。《中华古今注》记载：“汉有绣鸳鸯履，昭帝令冬至日上舅姑。”后来，赠鞋给舅姑的习俗逐渐变成了舅姑赠鞋帽给甥侄了。过去的手工刺绣，送给男子的，帽子多做成虎形、狗形，鞋上刺绣的也是猛兽；送给女孩的，帽子多做成凤形，鞋上刺绣多为花鸟。

做冬至

浙江民间冬至在家祭祀祖先，有的到祠堂家庙里祭祀，称“做冬至”。一般人家在冬至前剪纸做男女衣服，冬至送到先祖墓前焚化，称“送寒衣”。祭祀之后，亲朋好友聚饮，称“冬至酒”，这样既怀念了亡者，又联络了感情。

吃馄饨

《燕京岁时记》记载：“冬至馄饨夏至面。”冬至这天，京城人家大多吃馄饨。南宋时，临安（今杭州）也有每逢冬至吃馄饨的风俗。宋代周密说，临安人在冬至吃馄饨是为了祭扫祖先，也称“健馄饨”。只是到了南宋，才开始盛行冬至食馄饨祭祖的风俗。

在老北京，除了市面上叫卖的肥汤粉丝馄饨、白汤大馅馄饨、高汤卧果馄饨以及上海人卖的蛋片馄饨等各色品种外，各家还自己包馄饨、“喝”馄饨。

吃汤圆

江南盛行冬至吃汤圆。汤圆也称汤团，冬至吃汤团又叫“冬至团”。清代地方志记载，江南人用糯米粉做成面团，里面包上精肉、苹果、豆沙、萝卜丝等馅料。冬至团可以用来祭祖，也可用于互赠亲朋。在广西龙州，冬至称为“汤圆节”，这天早晨，家家做汤圆祭祀祖先，然后老少分食，晚上办酒席致祭，祭后举行家宴。上海过去最讲究吃汤团。人们在家宴上尝新酿的甜白酒、花糕和糯米粉圆子。有诗写道：“家家捣米做汤圆，知是明朝冬至天。”

浙江温州的汤圆有甜糖、芝麻和咸肉等多种馅料。在宁海，用赤豆做馅制“糯米圆”，用肉做馅的称“肉炒圆”或“咸圆”。在宁波，汤圆称“冬至汤果”，有的在汤果中加番薯做成“番薯汤果”。

搓丸子

冬至前夕，广东、台湾等地舂米“搓丸子”。丸子的颜色有红有白，有的被捏成猪头、猪脚、花鱼（三牲），荔枝、桃、梨、柑橘、香蕉（五果）等小巧玲珑的玩具，象征兴旺吉祥，因此“搓丸子”又叫‘捏鸡母狗仔”。冬至早晨，农家要煮甜丸供奉祖先，然后当做早餐，还要将吃剩的几粒红丸粘贴在门户、谷仓、器物上，庆贺丰年，酬谢诸神。除此之外，许多人家还要蒸糕果、做寿龟、蒸年糕，象征年年高升，祈求福寿绵长。

捏冻耳朵

河南人冬至吃饺子俗称“捏冻耳朵”。相传南阳医圣张仲景曾在长沙做官，他告老还乡时正值大雪纷飞的冬天，寒风刺骨。他看见南阳白河两岸的乡亲有不少人的耳朵被冻烂了，就吩咐弟子在南阳关东搭起医棚，用羊肉、辣椒和驱寒药材放置锅里煮熟，捞出来剁碎，用面皮包成像耳朵的样子，再放到锅里煮熟，做成一种叫“驱寒矫耳汤”的药物施舍给百姓吃。服食后，乡亲们的冻耳朵都治好了。后来，每逢冬至进九，人们便模仿做着吃，因此形成“捏冻耳朵”这种习俗。

吃赤豆饭

在江南水乡，有冬至夜全家欢聚一堂共吃赤豆糯米饭的习俗。传说有一位叫共工氏的人，他的儿子不成才，作恶多端，死于冬至这一天，死后变成疫鬼，继续残害百姓。但是这个疫鬼最怕赤豆，于是人们在冬至这一天煮吃赤豆饭，用来驱避疫鬼，祛病防灾。

分胙肉

吃冬至肉的习俗流行于南方地区，肉主要用猪肉和酱烧熟。百姓们认为吃过冬至肉，能使身体强壮。有的地方冬至扫墓后，同姓宗族祠堂按人口分发冬至肉，称“分胙肉”。

小寒习俗

“小寒”是农历腊月的节气，古人称农历十二月为腊月。腊的本义是“接”，新旧交接的意思。进入腊月要进行重要的“腊祭”活动，《礼记·月令》有类似的话，季冬十二月，天子命典礼官吏举行大傩祭礼。“腊祭”的意思有三个，一是表示不忘记自己及其家族的本源，表达对祖先的崇敬与怀念。二是祭百神，感谢他们一年来为农业所做出的贡献。三是人们终岁辛劳，此时农事已息，借此游乐一番。

自周代以后，“腊祭”之俗历代沿习，从天子、诸侯到平民百姓，人人都不例外。“腊祭”多在宗庙、家庙中进行，也有的在郊外祭祀对农业起着重要作用的神灵。

大寒习俗

“过了大寒，又是一年。”这个“年”指的是农历年。再过十多天，“立春”踏雪而来，又是新的一年、新的一个季节了。

天津人每当腊月极寒冷之时，把若干好米洗干净蒸透，再铺摊在芦席上，等冷透后晒干，贮存到干净的瓷缸内，这种米叫“蒸腊米”，收藏几十年也不坏。老年体弱或有病人，用蒸腊米煮饭吃，有益脾胃；夏天吃这种米，可避免泻痢。

我国大多数地方，大寒之后开始进入繁忙的年货准备期。清代《真州竹枝词引》中有“腌肉鸡鱼鸭，曰‘年肴’，煮以迎岁”的记载。对于大多数人家，忙年货是一种快乐。

古代社会物质匮乏，生活单调，一年到头，大人孩子就盼着过年好好乐一乐。《燕京岁时记》载：“每至十二月，于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四日之内，由钦天监选择吉期，照例封印，颁示天下，一体遵行。封印之日，各院部掌印司员必应邀请同僚欢聚畅饮，以酬一岁之劳。”

第三辑
寓意深长的节日文化

中国的传统节日种类繁多，源远流长，月月有节，绝大部分延续了上千年。一般为中华民族接受的大型节日有：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另外，还有许多各具特色的地方节日和少数民族的节日，不胜枚举。

第十章
春节

春节是中国最盛大的节日，也称农历新年，节日欢庆时间最长，礼俗最为隆重繁琐，也最为中国人重视。春节从农历二十五开始，至元宵节前结束，举国上下，普天同庆，尤其是大年三十、初一，几乎所有行业的人都要放假与家人团聚，共庆新年。

春节简介

春节，是农历正月初一，又叫阴历年，俗称“过年”。这是我国民间最隆重、最热闹的一个传统节日。春节的历史悠久，它起源于殷商时期年头岁尾的祭神祭祖活动。按照我国农历，正月初一古称元日、元辰、元正、元朔、元旦等，俗称年初一，到了民国时期，改用公历，公历的一月一日称为元旦，把农历的一月一日叫春节。

春节到了，意味着春天将要来临，万象复苏草木更新，新一轮播种和收获季节又要开始。人们刚刚度过冰天雪地草木凋零的漫漫寒冬，早就盼望着春暖花开的日子，当新春到来之际，自然要充满喜悦载歌载舞地迎接这个节日。

千百年来，人们使年俗庆祝活动变得异常丰富多彩，每年从农历腊月二十三日起到年三十，民间把这段时间叫做“迎春日”，也叫“扫尘日”，在春节前扫尘搞卫生，是我国人民素有的传统习惯。

然后就是家家户户准备年货，节前十天左右，人们就开始忙于采购物品，年货包括鸡鸭鱼肉、茶酒油酱、南北炒货、糖饵果品，都要采买充足，还要准备一些过年走亲访友时赠送的礼品，小孩子要添置新衣新帽，准备过年时穿。

在节前要在住宅的大门上粘贴红纸黄字的新年寄语，也就是用红纸写成的春联。屋里张贴色彩鲜艳寓意吉祥的年画，心灵手巧的姑娘们剪出美丽的窗花贴在窗户上，门前挂大红灯笼或贴福字及财神、门神像等，福字还可以倒贴，路人一念福倒了，也就是福气到了，所有这些活动都是要为节日增添足够的喜庆气氛。

春节的另一名称叫过年。在过去的传说中，年是一种为人们带来坏运气的想象中的动物。年一来，树木凋敝，百草不生；年一过，万物生长，鲜花遍地。年如何才能过去呢？需用鞭炮轰，于是有了燃鞭炮的习俗，这其实也是烘托热闹场面的又一种方式。

春节是个欢乐祥和的节日，也是亲人团聚的日子，离家在外的孩子在过春节时都要回家欢聚。过年的前一夜，就是旧年的腊月三十夜，也叫除夕，又叫团圆夜，在这新旧交替的时候，守岁是最重要的年俗活动之一，除夕晚上，全家老小都一起熬年守岁，欢聚酣饮，共享天伦之乐，北方地区在除夕有吃饺子的习俗，饺子的做法是先和面，和字就是合；饺子的饺和交谐音，合和交有相聚之意，又取更岁交子之意。在南方有过年吃年糕的习惯，甜甜的粘粘的年糕，象征新一年生活甜蜜蜜，步步高。

待第一声鸡啼响起，或是新年的钟声敲过，街上鞭炮齐鸣，响声此起彼伏，家家喜气洋洋，新的一年开始了，男女老少都穿着节日盛装，先给家族中的长者拜年祝寿，节中还有给儿童压岁钱，吃团年饭，初二、三就开始走亲戚看朋友，相互拜年，道贺祝福，说些恭贺新喜、恭喜发财、恭喜、过年好等话，祭祖等活动。

节日的热烈气氛不仅洋溢在各家各户，也充满各地的大街小巷，一些地方的街市上还有舞狮子，耍龙灯，演社火，游花市，逛庙会等习俗。这期间花灯满城，游人满街，热闹非凡，盛况空前，直要闹到正月十五元宵节过后，春节才算真正结束了。

春节是汉族最重要的节日，但是满、蒙古、瑶、壮、白、高山、赫哲、哈尼、达斡尔、侗、黎等十几个少数民族也有过春节的习俗，只是过节的形式更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更蕴味无穷。

春节俗称“年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佳节。自汉武帝太初元年始，以夏年（农历）正月初一为“岁首”（即“年”），年节的日期由此固定下来，延续至今。年节古称“元旦”。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开始采用公历（阳历）计年，遂称公历1月1日为“元旦”，称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

岁时节日，亦被称为“传统节日”。它们历史悠久、流传面广，具有极大的普及性、群众性甚至全民性的特点。那么，春节为何成为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呢？年节是除旧布新的日子。年节虽定在农历正月初一，但年节的活动却并不止于正月初一这一天。从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日）小年节起，人们便开始“忙年”：扫房屋、洗头沐浴、准备年节器具等等。所有这些活动，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辞旧迎新”。人们以盛大的仪式和热情，迎接新年，迎接春天！

年节也是祭祝祈年的日子。古人谓谷子一熟为一“年”，五谷丰收为“大有年”。西周初年，即已出现了一年一度的庆祝丰收的活动。后来，祭天祈年成了年俗的主要内容之一。而且，诸如灶神、门神、财神、喜神、井神等诸路神明，在年节期间，都备享人间香火。人们借此酬谢诸神过去的关照，并祈愿在新的一年中能得到更多的福佑。年节还是合家团圆、敦亲祀祖的日子。除夕，全家欢聚一堂，吃罢“团年饭”，长辈给孩子们分发“压岁钱”，一家人团坐“守岁”。元日子时交年时刻，鞭炮齐响，辞旧岁、迎新年的活动达于高潮。各家焚香致礼，敬天地、祭列祖，然后依次给尊长拜年，继而同族亲友互致祝贺。元日后，开始走亲访友，互送礼品，以庆新年。年节更是民众娱乐狂欢的节日。元日以后，各种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竞相开展：耍狮子、舞龙灯、扭秧歌、踩高跷、杂耍诸戏等，为新春佳节增添了浓郁的喜庆气氛。此时，正值“立春”前后，古时要举行盛大的迎春仪式，鞭牛迎春，祈愿风调雨顺、五谷丰收。各种社火活动到正月十五，再次形成高潮。

因此，集祈年、庆贺、娱乐为一体的盛典年节就成了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佳节。而时至今日，除祀神祭祖等活动比以往有所淡化以外，年节的主要习俗，都完好地得以继承与发展。

春节的由来与传说

春节和年的概念，最初的含意来自农业，古时人们把谷的生长周期称为“年”，《说文·禾部》：“年，谷熟也。”在夏商时代产生了夏历，以月亮圆缺的周期为月，一年划分为十二个月，每月以不见月亮的那天为朔，正月朔日的子时称为岁首，即一年的开始，也叫年，年的名称是从周朝开始的，至了西汉才正式固定下来，一直延续到今天。但古时的正月初一被称为“元旦”，直到中国近代辛亥革命胜利后，南京临时政府为了顺应农时和便于统计，规定在民间使用夏历，在政府机关、厂矿、学校和团体中实行公历，以公历的元月一日为元旦，农历的正月初一称春节。

1949年9月27日，新中国即将成立，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使用世界上通用的公历纪元，把公历的元月一日定为元旦，俗称阳历年；农历正月初一通常都在立春前后，因而把农历正月初一定为“春节”，俗称阴历年。

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是指从腊月初八的腊祭或腊月二十三的祭灶，一直到正月十五，其中以除夕和正月初一为高潮。在春节这一传统节日期间，我国的汉族和大多数少数民族都有要举行各种庆祝活动，这些活动大多以祭祀神佛、祭奠祖先、除旧布新、迎禧接福、祈求丰年为主要内容。活动形式丰富多彩，带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春节传说之一

熬年守岁：守岁，就是在旧年的最后一天夜里不睡觉，熬夜迎接新一年的到来的习俗，也叫除夕守岁，俗名“熬年”。探究这个习俗的来历，在民间流传着一个有趣的故事：

太古时期，有一种凶猛的怪兽，散居在深山密林中，人们管它们叫“年”。它的形貌狰狞，生性凶残，专食飞禽走兽、鳞介虫豸，一天换一种口味，从磕头虫一直吃到大活人，让人谈“年”色变。后来，人们慢慢掌握了“年”的活动规律，它是每隔三百六十五天窜到人群聚居的地方尝一次口鲜，而且出没的时间都是在天黑以后，等到鸡鸣破晓，它们便返回山林中去了。

算准了“年”肆虐的日期，百姓们便把这可怕的一夜视为关口来煞，称作“年关”，并且想出了一整套过年关的办法：每到这一天晚上，每家每户都提前做好晚饭，熄火净灶，再把鸡圈牛栏全部拴牢，把宅院的前后门都封住，躲在屋里吃“年夜饭”，由于这顿晚餐具有凶吉未卜的意味，所以置办得很丰盛，除了要全家老小围在一起用餐表示和睦团圆外，还须在吃饭前先供祭祖先，祈求祖先的神灵保佑，平安地度过这一夜，吃过晚饭后，谁都不敢睡觉，挤坐在一起闲聊壮胆。就逐渐形成了除夕熬年守岁的习惯。

守岁习俗兴起于南北朝，梁朝的不少文人都有守岁的诗文。“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人们点起蜡烛或油灯，通宵守夜，象征着把一切邪瘟病疫照跑驱走，期待着新的一年吉祥如意。这种风俗被人们流传至今。

春节传说之二

万年创建历法说：相传，在古时候，有个名叫万年的青年，看到当时节令很乱，就有了想把节令定准的打算。但是苦于找不到计算时间的方法，一天，他上山砍柴累了，坐在树阴下休息，树影的移动启发了他，他设计了一个测日影计天时的晷仪，测定一天的时间，后来，山崖上的滴泉启发了他的灵感，他又动手做了一个五层漏壶，来计算时间。天长日久，他发现每隔三百六十多天，四季就轮回一次，天时的长短就重复一遍。

当时的国君叫祖乙，也常为天气风云的不测感到苦恼。万年知道后，就带着日晷和漏壶去见皇上，对祖乙讲清了日月运行的道理。祖乙听后龙颜大悦，感到有道理。于是把万年留下，在天坛前修建日月阁，筑起日晷台和漏壶亭。并希望能测准日月规律，推算出准确的晨夕时间，创建历法，为天下的黎民百姓造福。

有一次，祖乙去了解万年测试历法的进展情况。当他登上日月坛时，看见天坛边的石壁上刻一首诗：

日出日落三百六，周而复始从头来。

草木枯荣分四时，一岁月有十二圆。

知道万年创建历法已成，亲自登上日月阁看望万年。万年指着天象，对祖乙说：“现在正是十二个月满，旧岁已完，新春复始，祈请国君定个节吧。”祖乙说：“春为岁首，就叫春节吧。”据说这就是春节的来历。

冬去春来，年复一年，万年经过长期观察，精心推算，制定出了准确的太阳历，当他把太阳历呈奉给继任的国君时，已是满面银须。国君深为感动，为纪念万年的功绩，便将太阳历命名为“万年历”，封万年为日月寿星。以后，人们在过年时挂上寿星图，据说就是为了纪念德高望重的万年。

春节传说之三

贴春联和门神：据说贴春联的习俗，大约始于一千多年前的后蜀时期，这是有史为证的。此外根据《玉烛宝典》，《燕京岁时记》等著作记载，春联的原始形式就是人们所说的“桃符”。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相传有一个鬼域的世界，当中有座山，山上有一棵覆盖三千里的大桃树，树梢上有一只金鸡。每当清晨金鸡长鸣的时候，夜晚出去游荡的鬼魂必赶回鬼域。鬼域的大门坐落在桃树的东北，门边站着两个神人，名叫神荼、郁垒。如果鬼魂在夜间干了伤天害理的事情，神荼、郁垒就会立即发现并将它捉住，用芒苇做的绳子把它捆起来，送去喂虎。因而天下的鬼都畏惧神荼、郁垒。于是民间就用桃木刻成他们的模样，放在自家门口，以避邪防害。后来，人们干脆在桃木板上刻上神荼、郁垒的名字，认为这样做同样可以镇邪去恶。这种桃木板后来就被叫做“桃符”。

到了宋代，人们便开始在桃木板上写对联，一则不失桃木镇邪的意义，二则表达自己美好心愿，三则装饰门户，以求美观。又在象征喜气吉祥的红纸上写对联，新春之际贴在门窗两边，用以表达人们祈求来年福运的美好心愿。

为了祈求一家的福寿康宁，一些地方的人们还保留着贴门神的习惯。据说，大门上贴上两位门神，一切妖魔鬼怪都会望而生畏。在民间，门神是正气和武力的象征，古人认为，相貌出奇的人往往具有神奇的禀性和不凡的本领。他们心地正直善良，捉鬼擒魔是他们的天性和责任，人们所仰慕的捉鬼天师钟馗，即是此种奇形怪相。所以民间的门神永远都怒目圆睁，相貌狰狞，手里拿着各种传统的武器，随时准备同敢于上门来的鬼魅战斗。由于我国民居的大门，通常都是两扇对开，所以门神总是成双成对。

唐朝以后，除了以往的神荼、郁垒二将以外，人们又把秦叔宝和尉迟恭两位唐代武将当作门神。相传，唐太宗生病，听见门外鬼魅呼号，彻夜不得安宁。于是他让这两位将军手持武器立于门旁镇守，第二天夜里就再也没有鬼魅搔扰了。其后，唐太宗让人把这两位将军的形象画下来贴在门上，这一习俗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

春节习俗

春节是我国一个古老的节日，也是全年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如何庆贺这个节日，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些较为固定的风俗习惯，有许多还相传至今。

祭灶神

祭灶，是我国民间影响很大、流传极广的习俗。旧时，差不多家家灶间都设有“灶王爷”神位。传说他是玉皇大帝封的“九天东厨司命灶王府君”，负责管理各家的灶火，人们称这尊神为“司命菩萨”或“灶君司命”，被作为一家的保护神而受到崇拜。民谣中“二十三，糖瓜粘”，指的就是每年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日的祭灶，有所谓“官三民四船家五”的说法，也就是官府在腊月二十三日，一般民家在二十四日，水上人家则在二十五日举行祭灶。

传说到了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便要升天，向玉皇大帝禀报这家人一年的善恶，玉皇大帝根据灶王爷的汇报，再将这一家在新的一年中应该得到的吉凶祸福的命运交于灶王爷之手。送灶神的仪式称为“送灶”或“辞灶”，百姓供上红烛、糖瓜，以隆重的礼节送灶神上天，祈望灶神“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如今，农村很多地区还沿袭这种风俗。

扫尘

“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子”，据《吕氏春秋》记载，我国在尧舜时代就有春节扫尘的风俗。按民间的说法，因“尘”与“陈”谐音，新春扫尘有“除陈布新”的涵义，其用意是要把一切穷运、晦气统统扫出门。这一习俗寄托着人们破旧立新的愿望和辞旧迎新的祈求。每逢春节来临，家家户户都要打扫环境，清洗各种器具，拆洗被褥窗帘，洒扫六闾庭院，掸拂尘垢蛛网，疏浚明渠暗沟。到处洋溢着欢欢喜喜搞卫生、干干净净迎新春的欢乐气氛。

贴春联

春联也叫门对、春贴、对联、对子、桃符等，它以工整、对偶、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时代背景，抒发美好愿望，是我国特有的文学形式。每逢春节，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家家户户都要精选一幅大红春联贴于门上，为节日增加喜庆气氛。这一习俗起于宋代，在明代开始盛行，到了清代，春联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梁章矩编写的春联专著《槛联丛话》对楹联的起源及各类作品的特色都作了论述。

春联的种类比较多，依其使用场所，可分为门心、框对、横披、春条、斗方等。“门心”贴于门板上端中心部位；“框对”贴于左右两个门框上；“横披”贴于门媚的横木上；“春条”根据不同的内容，贴于相应的地方；“斗斤”也叫“门叶”，为正方菱形，多贴在家俱、影壁中。

贴窗花、“福”字

在民间人们还喜欢在窗户上贴上各种剪纸——窗花。窗花不仅烘托了喜庆的节日气氛，也集装饰性、欣赏性和实用性于一体。剪纸在我国是一种很普及的民间艺术，千百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因它大多是贴在窗户上的，所以也被称其为“窗花”。窗花以其特有的概括和夸张手法将吉事祥物、美好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将节日装点得红火富丽。

在贴春联的同时，一些人家要在屋门上、墙壁上、门楣上贴上大大小小的“福”字。春节贴“福”字，是我国民间由来已久的风俗。“福”字指福气、福运，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美好未来的祝愿。为了更充分地体现这种向往和祝愿，有的人干脆将“福”字倒过来贴，表示“幸福已到”“福气已到”。民间还有将“福”字精描细做成各种图案的，图案有寿星、寿桃、鲤鱼跳龙门、五谷丰登、龙凤呈祥等。

窗花

天仙配

贴年画

春节挂贴年画在城乡也很普遍，浓墨重彩的年画给千家万户平添了许多兴旺欢乐的喜庆气氛。年画是我国的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反映了人民朴素的风俗和信仰，寄托着他们对未来的希望。年画，也和春联一样，起源于“门神”。随着木板印刷术的兴起，年画的内容已不仅限于门神之类单调的主题，变得丰富多彩，在一些年画作坊中产生了《福禄寿三星图》、《天官赐福》《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迎春接福》等精典的彩色年画，以满足人们喜庆祈年的美好愿望。我国出现了年画三个重要产地：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和山东潍坊；形成了中国年画的三大流派，各具特色。

我国现今收藏最早的年画是南宋《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的木刻年画，画的是王昭君、赵飞燕、班姬和绿珠四位古代美人。民间流传最广的是一幅《老鼠娶亲》的年画。描绘了老鼠依照人间的风俗迎娶新娘的有趣场面。民国初年，上海郑曼陀将月历和年画二者结合起来。这是年画的一种新形式。这种合二而一的年画，以后发展成挂历，至今风靡全国。

接财神

这个习俗流行于北方地区，而且各地接财神的时间、仪式都有所不同。黑龙江、吉林等省是在除夕子夜接财神。

接财神前全家一起包饺子，一到子夜，主妇便下厨房煮饺子，此时屋门大开。男主人提灯走到户外，按皇历上说的财神所在方位去接财神，如这一年财神在正东，出门便向东走，适可而止，放下灯笼，点燃香烛，跪拜，然后回家。在家中庭院中设立供桌，点香放炮，男主人跪拜后，从户外走进室内，室内人齐声问：“迎来财神了？”男主人要虔诚回答：“迎来了！迎来财神了！”家中最小的孩子事先要躺在叠得高高的被子上，听到男主人问：“小日子起来了吗？”孩子就坐起来高声回答：“起来了，小日子起来了！”表示财神迎到家里来了。女主人把煮熟的饺子先捞出一碗来祭财神，然后把其余饺子放在饭桌上，全家欢欢喜喜吃过年饺子。

守岁

除夕守岁是最重要的年俗活动之一，守岁之俗由来已久。最早记载见于西晋周处的《风土志》：除夕之夜，各相与赠送，称为“馈岁”；酒食相邀，称为“别岁”；长幼聚饮，祝颂完备，称为“分岁”；大家终夜不眠，以待天明，称曰“守岁”。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天”，除夕之夜，全家团聚在一起，吃过年夜饭，点起蜡烛或油灯，围坐炉旁闲聊，等着辞旧迎新的时刻，通宵守夜，象征着把一切邪瘟病疫照跑驱走，期待着新的一年吉祥如意。这种习俗后来逐渐盛行，到唐朝初期，唐太宗李世民写有“守岁”诗：“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直到今天，人们还习惯在除夕之夜守岁迎新。

古时守岁有两种含义：年长者守岁为“辞旧岁”，有珍爱光阴的意思；年轻人守岁，是为延长父母寿命。自汉代以来，新旧年交替的时刻一般为夜半时分。

放爆竹

中国民间有“开门爆竹”一说。即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家家户户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燃放爆竹，以哔哔叭叭的爆竹声除旧迎新。爆竹是中国特产，亦称“爆仗”、“炮仗”、“鞭炮”。其起源很早，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放爆竹可以创造出喜庆热闹的气氛，是节日的一种娱乐活动，可以给人们带来欢愉和吉利。随着时间的推移，爆竹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品种花色也日见繁多，每逢重大节日及喜事庆典，及婚嫁、建房、开业等，都要燃放爆竹以示庆贺，图个吉利。现在，湖南浏阳，广东佛山和东尧，江西的宜春和萍乡、浙江温州等地区是我国著名的花炮之乡，生产的爆竹花色多，品质高，不仅畅销全国，而且还远销世界。

大拜年

新年的初一，人们都早早起来，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打扮得整整齐齐，出门去走亲访友，相互拜年，恭祝来年大吉大利。拜年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是同族长带领若干人挨家挨户地拜年；有的是同事相邀几个人去拜年；也有大家聚在一起相互祝贺，称为“团拜”。由于登门拜年费时费力，后来一些上层人物和士大夫便使用各贴相互投贺，由此发展出来后来的“贺年片”。

春节拜年时，晚辈要先给长辈拜年，祝长辈人长寿安康，长辈可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压岁钱有两种，一种是以彩绳穿线编作龙形，置于床脚，此记载见于《燕京岁时记》；另一种是最常见的，即由家长用红纸包裹分给孩子的钱。压岁钱可在晚辈拜年后当众赏给，亦可在除夕夜孩子睡着时，由家长偷偷地放在孩子的枕头底下。现在长辈为晚辈分送压岁钱的习俗仍然盛行。

迎喜神

民间认为，每逢春节天上必降“喜神”。谁家迎到喜神，谁家全年就会万事如意。河南农村正月初一天未亮时就摆香案设供祭家神（祖宗），祭完三叩首。家主起身翻查历书看新年“喜神”将降临何方，于是打开大门，携香表、鞭炮径直朝那个方向迎去，途中不回头，凡遇上男女老少或飞禽走兽，均须焚化香表，长鸣鞭炮，叩头作揖，做完这一切转身回家，表示迎到了“喜神”，一年内将喜事不断。

逛庙会

庙会又叫“妙会”、“庙市”或“节场”。早期庙会仅是一种隆重的祭祀活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交流的需要，庙会在保持祭祀活动的同时，逐渐融入集市交易活动。随着人们的需要，又在庙会上增加娱乐性活动。于是过年逛庙会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过年活动。在北京，每年的庙会宗教色彩越来越淡化，只偶有娱乐性的仿祭祀活动表演，更多的是“有会无庙”，公园、体育场、商场等都成了庙会的举办场所。历年北京庙会办得最红火，让人玩得最开心的地方要数白云观庙会、东岳庙庙会、地坛庙会、龙潭庙会以及朝阳公园洋庙会（即北京朝阳国际风情节）。

春节食俗

在古代的农业社会里，大约自腊月初八以后，家庭主妇们就要忙着张罗过年的食品了。因为腌制腊味所需的时间较长，所以必须尽早准备，我国许多省份都有腌腊味的习俗，其中又以广东省的腊味最为著名。

蒸年糕，年糕因为谐音“年高”，再加上有着变化多端的口味，几乎成了家家必备的应景食品。年糕的式样有方块状的黄、白年糕，象征着黄金、白银，寄寓新年发财的意思。

年糕的口味因地而异。北京人喜食江米或黄米制成的红枣年糕、百果年糕和白年糕。河北人则喜欢在年糕中加入大枣、小红豆及绿豆等一起蒸食。山西北部在内蒙古等地，过年时习惯吃黄米粉油炸年糕，有的还包上豆沙、枣泥等馅，山东人则用黄米、红枣蒸年糕。北方的年糕以甜为主，或蒸或炸，也有人干脆沾糖吃。南方的年糕则甜咸兼具，例如苏州及宁波的年糕，以粳米制作，味道清淡。除了蒸、炸以外，还可以切片炒食或是煮汤。甜味的年糕以糯米粉加白糖、猪油、玫瑰、桂花、薄荷、素蓉等配料，做工精细，可以直接蒸食或是沾上蛋清油炸。

除夕之夜，无论相隔多远，工作有多忙，人们总希望回到自己家中，吃一顿团团圆圆的年夜饭。有时实在不能回家时，家人们也总是为他留一个位子，留一副碗筷，表示与他团聚。这年夜饭也叫“合家欢”，是人们极为重视的家庭宴会。俗话说得好，打一千，骂一万，三十晚上吃顿饭。

按照我国民间的传统习惯，年夜饭的吃食很有讲究，通常有馄饨、饺子、长面、元宵等等。

新年吃馄饨取其开初之意。传说盘古氏开天辟地，使“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结束了混沌状态，才有了宇宙四方。再则取“馄饨”与“浑囤”的谐音，意思是粮食满囤。饺子是我国的传统食品之一，也称作扁食或煮饽饽。古来只有馄饨而无饺子，后来将馄饨做成新月形就成饺子了。在唐代吃饺子的习惯已经传到我国的边远地区了。

真正过年的前一夜叫团圆夜，离家在外的游子都要不远千里万里赶回家来，全家人要围坐在一起包饺子过年，饺子的做法是先和面做成饺子皮，再用皮包上馅，馅的内容是五花八门，各种肉、蛋、海鲜、时令蔬菜等都可入馅，正统的饺子吃法，是清水煮熟，捞起后以调有醋、蒜末、香油的酱油为佐料沾着吃。也有炸饺子、烙饺子（锅贴）等吃法。因为和面的“和”字就是“合”的意思；饺子的“饺”和“交”谐音，“合”和“交”又有相聚之意，所以用饺子象征团聚合欢；又取更岁交子之意，非常吉利；此外，饺子因为形似元宝，过年时吃饺子，也带有“招财进宝”的吉祥含义。一家大小聚在一起包饺子，话新春，其乐融融。十二点钟声一敲响，就开始吃饺子，因此时正是子时，取其新旧交替，子时来临之意。

长面，也叫长寿面，新年吃它，预祝寿长百年。古代的一切面食都叫做饼，所以汤面起初也叫汤饼，开始的面片不是擀成或压成的，而是将和好的面，用手往锅里撕片片，和现在北方吃的“乌鸦头”、“猴耳子”等的做法差不多。到唐代以后开始用案板擀面，才逐渐有了长面、短面、干面、素面、荤面、挂面……

不少地方在吃年饭的时候还搭配些副食品，要想讨个吉利的口采。吃枣（春来早），吃柿饼（事如意），吃杏仁（幸福来），吃豆腐（全家福），吃三鲜菜（三阳开泰），吃长生果（长生不老），吃年糕（年糕年糕，一年比一年高）……

当然，现在的年夜饭品种就更加丰富了，什么鸡鸭鱼肉、山珍海味，大约一年中能见到的最好的菜肴都摆上了餐桌。

春节诗词选

田家元日

（唐）孟浩然

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

我年已强壮，无禄尚忧农。

桑野就耕父，荷锄随牧童；

田家占气候，共说此年丰。

《卖痴呆词》

（唐）范成大

除夕更阑人不睡，厌禳钝滞迫新岁；

小儿呼叫走长街，云有痴呆召人卖。

元日

（宋）王安石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拜年

（明）文征明

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敝庐。

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

已酉新正

（明）叶颙

天地风霜尽，乾坤气象和；

历添新岁月，春满旧山河。

梅柳芳容徲，松篁老态多；

屠苏成醉饮，欢笑白云窝。

癸已除夕偶成

（清）黄景仁

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

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

甲午元旦

（清）孔尚任

萧疏白发不盈颠，守岁围炉竟废眠。

剪烛催干消夜酒，倾囊分遍买春钱。

听烧爆竹童心在，看换桃符老兴偏。

鼓角梅花添一部，五更欢笑拜新年。

《除夜》

（唐）来鹄

事关休戚已成空，万里相思一夜中。

愁到晓鸡声绝后，又将憔悴见春风。

元日　玉楼春

（宋）毛滂

一年滴尽莲花漏，碧井屠苏沉冻酒。

晓寒料峭尚欺人，春态苗条先到柳。

佳人重劝千长寿，柏叶椒花芬翠袖。

醉乡深处少相知，祇与东君偏故旧。

除夜

（南宋）文天祥

乾坤空落落，岁月去堂堂；

末路惊风雨，穷边饱雪霜。

命随年欲尽，身与世俱忘；

无复屠苏梦，挑灯夜未央。

元旦口占用柳亚子怀人韵

董必武

共庆新年笑语哗，红岩士女赠梅花；

举杯互敬屠苏酒，散席分尝胜利茶。

只有精忠能报国，更无乐土可为家；

陪都歌舞迎佳节，遥视延安景物华。

春节看花市

林伯渠

迈街相约看花市，却倚骑楼似画廊；

束立盆栽成列队，草株木本斗芬芳。

通宵灯火人如织，一派歌声喜欲狂，

正是今年风景美，千红万紫报春光。

凤城新年辞

（清）查慎行

巧裁幡胜试新罗，画彩描金作闹蛾；

从此剪刀闲一月，闺中针线岁前多。

第十一章
元宵节

农历正月十五是中国传统的元宵佳节，新春期间的节日活动也将在这一天达到一个高潮。元宵之夜，大街小巷张灯结彩，人们点起万盏花灯，携亲伴友出门赏灯、逛花市、放焰火，载歌载舞欢度元宵佳节。元宵节又称上元节、灯节。

元宵节简介

每年农历的正月十五日，春节刚过，迎来的就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元宵节。

正月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夜为“宵”，所以称正月十五为元宵节。正月十五日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也是一元复始，大地回春的夜晚，人们对此加以庆祝，也是庆贺新春的延续。

按中国民间的传统，在这天上皓月高悬的夜晚，人们要点起彩灯万盏，以示庆贺。出门赏月、燃灯放焰、喜猜灯谜、共吃元宵，合家团聚、同庆佳节，其乐融融。

元宵节也称灯节，元宵燃灯的风俗起自汉朝，到了唐代，赏灯活动更加兴盛，皇宫里、街道上处处挂灯，还要建立高大的灯轮、灯楼和灯树，唐朝大诗人卢照邻曾在《十五夜观灯》中这样描述元宵节燃灯的盛况：“接汉疑星落，依楼似月悬。”

宋代更重视元宵节，赏灯活动更加热闹，赏灯活动要进行5天，灯的样式也更丰富。明代要连续赏灯10天，这是中国最长的灯节了。清代赏灯活动虽然只有3天，但是赏灯活动规模很大，盛况空前，除燃灯之外，还放烟花助兴。

“猜灯谜”又叫“打灯谜”，是元宵节后增的一项活动，出现在宋朝。南宋时，首都临安每逢元宵节时制迷，猜谜的人众多。开始时是好事者把谜语写在纸条上，贴在五光十色的彩灯上供人猜。因为谜语能启迪智慧又饶有兴趣，所以流传过程中深受社会各阶层的欢迎。

民间过元宵节有吃元宵的习俗。元宵由糯米制成，或实心，或带馅。馅有豆沙、白糖、山楂、各类果料等，食用时煮、煎、蒸、炸皆可。起初，人们把这种食物叫“浮圆子”，后来又叫“汤团”或“汤圆”，这些名称与“团圆”字音相近，取团圆之意，象征全家人团团圆圆，和睦幸福，人们也以此怀念离别的亲人，寄托了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望。

一些地方的元宵节还有“走百病”的习俗，又称“烤百病”“散百病”，参与者多为妇女，他们结伴而行或走墙边，或过桥，走郊外，目的是驱病除灾。

元宵灯节期间，是男女青年与情人相会的时机，所以元宵节又成了中国的“情人节”。

随着时间的推移，元宵节的活动越来越多，不少地方节庆时增加了耍龙灯、耍狮子、踩高跷、划旱船扭秧歌、打太平鼓等传统民俗表演。这个传承已有两千多年的传统节日，不仅盛行于海峡两岸，就是在海外华人的聚居区也年年欢庆不衰。

元宵节的由来与传说

元宵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就有了，元宵赏灯始于东汉明帝时期，明帝提倡佛教，听说佛教有正月十五日僧人观佛舍利，点灯敬佛的做法，就命令这一天夜晚在皇宫和寺庙里点灯敬佛，令士族庶民都挂灯。以后这种佛教礼仪节日逐渐形成民间盛大的节日。该节经历了由宫廷到民间，由中原到全国的发展过程。

在汉文帝时，已下令将正月十五定为元宵节。汉武帝时，“太一神”的祭祀活动定在正月十五（太一神，主宰宇宙一切之神）。司马迁创建“太初历”时，就已将元宵节确定为重大节日。

另有一说是元宵燃灯的习俗起源于道教的“三元说”：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十月十五日为下元节。主管上、中、下三元的分别为天、地、人三官，天官喜乐，故上元节要燃灯。

元宵节的节期与节俗活动，是随历史的发展而延长、扩展的。就节期长短而言，汉代才一天，到唐代已为三天，宋代则长达五天，明代更是自初八点灯，一直到正月十七的夜里才落灯，整整十天。与春节相接，白昼为市，热闹非凡，夜间燃灯，蔚为壮观。特别是那精巧、多彩的灯火，更使其成为春节期间娱乐活动的高潮。至清代，又增加了舞龙、舞狮、跑旱船、踩高跷、扭秧歌等“百戏”内容，只是节期缩短为四到五天。

关于元宵节的来历，民间还有几种有趣的传说：

关于灯的传说

传说在很久以前，凶禽猛兽很多，四处伤害人和牲畜，人们就组织起来去打它们，有一只神鸟因为迷路而降落人间，却意外地被不知情的猎人给射死了。天帝知道后十分震怒，立即传旨，下令让天兵于正月十五日到人间放火，把人间的人畜财产通通烧死。天帝的女儿心地善良，不忍心看百姓无辜受难，就冒着生命的危险，偷偷驾着祥云来到人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人们。众人听说了这个消息，有如头上响了一个焦雷。吓得不知如何是好，过了好久，才有个老人家想出个法子，他说：“在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这三天，每户人家都在家里张灯结彩、点响爆竹、燃放烟火。这样一来，天帝就会以为人们都被烧死了。”

大家听了都点头称是，便分头准备去了。到了正月十五这天晚上，天帝往下一看，发觉人间一片红光，响声震天，连续三个夜晚都是如此，以为是大火燃烧的火焰，心中大快。人们就这样保住了自己的生命及财产。为了纪念这次成功，从此每到正月十五，家家户户都悬挂灯笼，放烟火来纪念这个日子。

汉文帝时为纪念“平吕”而设：另一个传说是元宵节是汉文帝时为纪念“平吕”而设。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之子刘盈登基为汉惠帝。惠帝生性懦弱，优柔寡断，大权渐渐落在吕后手中。汉惠帝病死后吕后独揽朝政把刘氏天下变成了吕氏天下，朝中老臣，刘氏宗室深感愤慨，但都惧怕吕后残暴而敢怒不敢言。

吕后病死后，诸吕惶惶不安害怕遭到伤害和排挤。于是，在上将军吕禄家中秘密集合，共谋作乱之事，以便彻底夺取刘氏江山。

此事传至刘氏宗室齐王刘囊耳中，刘囊为保刘氏江山，决定起兵讨伐诸吕，随后与开国老臣周勃、陈平取得联系，设计解除了吕禄，“诸吕之乱”终于被彻底平定。

平乱之后，众臣拥立刘邦的第二个儿子刘恒登基，称汉文帝。文帝深感太平盛世来之不易，便把平息“诸吕之乱”的正月十五定为与民同乐日，京城里家家张灯结彩，以示庆祝。从此，正月十五便成了一个普天同庆的民间节日——“闹元宵”。

东方朔与元宵姑娘

这一则传说与吃元宵的习俗有关，相传汉武帝有个宠臣名叫东方朔，他善良又风趣。有一年冬天，下了几天大雪，东方朔就到御花园去给武帝折梅花。刚进园门，就发现有个宫女泪流满面准备投井。东方朔慌忙上前搭救，并问明她要自杀的原因。原来，这个宫女名叫元宵，家里还有双亲及一个妹妹。自从她进宫以后，就再也无缘和家人见面。每年到了腊尽春来的时节，就比平常更加的思念家人。觉得不能在双亲跟前尽孝，不如一死了之。东方朔听了她的遭遇，深感同情，就向她保证，一定设法让她和家人团聚。

一天，东方朔出宫在长安街上摆了一个占卜摊。不少人都争着向他占卜求卦。不料，每个人所占所求，都是“正月十六火焚身”的签语。一时之间，长安里起了很大恐慌。人们纷纷求问解灾的办法。东方朔就说：“正月十三日傍晚，火神君会派一位赤衣神女下凡查访，她就是奉旨烧长安的使者，我把抄录的偈语给你们，可让当今天子想想办法。”说完，便扔下一张红帖，扬长而去。老百姓拿起红帖，赶紧送到皇宫去禀报皇上。

汉武帝接过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长安在劫，火焚帝阙，十五天火，焰红宵夜。”他心中大惊，连忙请来了足智多谋的东方朔。东方朔假意的想了一想，就说：“听说火神君最爱吃汤圆，宫中的元宵不是经常给你做汤圆吗？十五晚上可让元宵做好汤圆。万岁焚香上供，传令京都家家都做汤圆，一齐敬奉火神君。再传谕臣民一起在十五晚上挂灯，满城点鞭炮、放烟火，好像满城大火，这样就可以瞒过玉帝了。此外，通知城外百姓，十五晚上进城观灯，杂在人群中消灾解难。”武帝听后，十分高兴，就传旨照东方朔的办法去做。

到了正月十五日长安城里张灯结彩，游人熙来攘往，热闹非常。宫女元宵的父母也带着妹妹进城观灯。当他们看到写有“元宵”字样的大宫灯时，惊喜地高喊：“元宵！元宵！”元宵听到喊声，终于和家里的亲人团聚了。

如此热闹了一夜，长安城果然平安无事。汉武帝大喜，便下令以后每到正月十五都做汤圆供火神君，正月十五照样全城挂灯放烟火。因为元宵做的汤圆最好，人们就把汤圆叫元宵，这天叫做元宵节。

元宵节习俗

元宵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所以全国各地都过，大部分地区的习俗是差不多的，但各地也还是有自己的特点。

吃元宵

正月十五吃元宵，“元宵”作为食品，在我国也由来已久。宋代，民间即流行一种元宵节吃的新奇食品，这种食品，最早叫“浮元子”，后称“元宵”，生意人还美其名曰“元宝”。元宵即“汤圆”，以白糖、玫瑰、芝麻、豆沙、黄桂、核桃仁、果仁、枣泥等为馅，用糯米粉包成圆形，可荤可素，风味各异。可汤煮、油炸、蒸食，有团圆美满之意。陕西的汤圆不是包的，而是在糯米粉中“滚”成的，或煮蒸或油炸，热热火火，团团圆圆。

观灯

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公元75），因明帝提倡佛法，适逢蔡愔从印度求得佛法归来，称印度摩喝陀国每逢正月十五，僧众云集瞻仰佛舍利，是参佛的吉日良辰。汉明帝为了弘扬佛法，下令正月十五夜在宫中和寺院“燃灯表佛”。此后，元宵放灯的习俗就由原来只在宫廷中举行而流传到民间。即每到正月十五，无论士族还是庶民都要挂灯，城乡通宵灯火辉煌。

花灯

元宵放灯的习俗，在唐代发展成为盛况空前的灯市，当时的京城长安已是拥有百万人口的世界最大都市，社会富庶。在皇帝的亲自倡导下，元宵灯节办得越来越豪华。中唐以后，已发展成为全民性的狂欢节。唐玄宗（公元685—公元762）时的开元盛世，长安的灯市规模很大，燃灯五万盏，花灯花样繁多，皇帝命人做巨型的灯楼，广达20间，高150尺，金光璀璨，极为壮观。

宋代，元宵灯会无论在规模和灯饰的奇幻精美上都胜过唐代，而且活动更为民间化，民族特色更强。以后历代的元宵灯会不断发展，灯节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唐代的灯会是“上元前后各一日”，宋代又在十六之后加了两日，明代则延长到由初八到十八整整十天。

到了清代，满族入主中原，宫廷不再办灯会，民间的灯会却仍然壮观。日期缩短为五天，一直延续到今天。

送孩儿灯

简称“送灯”，也称“送花灯”等，即在元宵节前，娘家送花灯给新嫁女儿家，或一般亲友送给新婚不育之家，以求添丁吉兆，因为“灯”与“丁”谐音。这一习俗许多地方都有，陕西西安一带是正月初八到十五期间送灯，头年送大宫灯一对、有彩画的玻璃灯一对，希望女儿婚后吉星高照、早生麟子；如女儿怀孕，则除大宫灯外，还要送一两对小灯笼，祝愿女儿孕期平安。

另外，灯在台湾民间也具有光明与添丁的涵义，点燃灯火有照亮前程之意，且台语灯与丁谐音代表生男孩，因此往昔元宵节妇女都会刻意在灯下游走，希望“钻灯脚生卵葩”（就是钻到灯下游走，好生男孩）。

迎紫姑

紫姑是民间传说中一个善良、贫穷的姑娘。正月十五，紫姑因穷困而死。百姓们同情她、怀念她、有些地方便出现了“正月十五迎紫姑”的风俗。每到这一天夜晚，人们用稻草、布头等扎成真人大小的紫姑肖像。妇女们纷纷站到紫姑常做活的厕所、猪圈和厨房旁边迎接她，象对待亲姐妹一样，拉着她的手，跟她说着贴心话，流着眼泪安慰她，情景十分生动，真实地反映了劳苦民众善良、忠厚、同情弱者的思想感情。

偷菜

流行于贵州省黄平一带苗族的偷菜节也是在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日举行。节日这天，姑娘们便成群结队去偷别人家的菜，严禁偷本家族的，也不能偷同性朋友家的，因为偷莱与她们的婚姻大事有关。所偷的菜仅限白菜，数量够大家吃一顿即可。偷菜不怕被发现，被偷的人家并不责怪。大家把偷来的菜集中在一起，做白菜宴。据说谁吃得最多，谁能早得意中人，同时所养的蚕最壮，吐出的丝也最好最多。

中国的情人节

元宵节也是一个浪漫的节日，元宵灯会在封建的传统社会中，也给未婚男女相识提供了一个机会，传统社会的年轻女孩不允许出外自由活动，但是过节却可以结伴出来游玩，元宵节赏花灯正好是一个交谊的机会，未婚男女借着赏花灯也顺便可以为自己物色对象。元宵灯节期间，又是男女青年与情人相会的时机。

在台湾，还有未婚女性在元宵夜偷摘葱或菜将会嫁到好丈夫的传统习俗，俗称：“偷挽葱，嫁好尪”，“偷挽菜，嫁好婿”，希望婚姻美满的女孩，要在元宵之夜到菜园里偷摘葱或青菜，期待未来家庭幸福。唐代的灯市还出现乐舞百戏表演，成千上万的宫女，民间少女在灯火下载歌载舞，叫做行歌、踏歌。

欧阳修（生查子）云：“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辛弃疾（青玉案）写道：“众里寻它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就是描述元宵夜的情境。而传统戏曲陈三和五娘是在元宵节赏花灯时相遇而一见钟情，乐昌公文与徐德言在元宵夜破镜重圆，《春灯谜》中宇文彦和影娘在元宵订情。所以说元宵节也是中国的“情人节”。

走百病

元宵节除了庆祝活动外，还有信仰性的活动。那就是“走百病”，又称“烤百病”“散百病”，参与者多为妇女，他们结伴而行或走墙边，或过桥走郊外，目的是驱病除灾。

随着时间的推移，元宵节的活动越来越多，不少地方节庆时增加了耍龙灯、耍狮子、踩高跷、划旱船、扭秧歌、打太平鼓等活动。

正月十五元宵节还有一些鲜为人知已经失传的民间活动，这里列举二三。

古代有“七祭”，祭门、祭户是其中的两种。祭祀的方法很简单，把杨树支插在门户上方，在盛有豆粥的碗里插上一双筷子，或者直接将酒肉放在门前。

逐鼠

这项活动主要是对养蚕人家所说的。因为老鼠常在夜里把蚕大片大片地吃掉，人们听说正月十五用米粥喂老鼠，它就可以不吃蚕了。于是，这些人家在正月十五熬上一大锅粘糊糊的粥，有的还在上面盖上一层肉，将粥用碗盛好，放到老鼠出没的顶棚、墙角，边放嘴里还边念念有词，诅咒老鼠再吃蚕宝宝就不得好死。

耍龙灯

“耍龙灯”也称“舞龙”，也叫“龙灯舞”。它是我国独具特色的传统的民间娱乐活动。“耍龙灯”在我国汉代民间就已相当普遍了。唐宋时期的“社火”“舞队”表演中，“耍龙灯”已是常见的表演形式。“耍龙灯”的表演，有“单龙戏珠”和“双龙戏珠”两种。在耍法上，各地风格不一，各具特色。

在艺术创作中，经过民间艺人的不断加工创造，“耍龙灯”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形式完美、具有相当表演技巧和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民间舞蹈艺术，深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

元宵节诗词选

《元夕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

（隋）隋炀帝

法轮天上转，梵声天上来；

灯树千光照，花焰七枝开。

月影疑流水，春风含夜梅；

燔动黄金地，钟发琉璃台。

《正月十五夜》

（唐）苏味道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

灯树千光照。明月逐人来。

游妓皆穠李，行歌尽落梅。

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上元夜》

（唐）崔液

玉漏铜壶且莫催，铁关金锁彻夜开；

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

《十五夜观灯》

（唐）卢照邻

锦里开芳宴，兰红艳早年。

缛彩遥分地，繁光远缀天。

接汉疑星落，依楼似月悬。

别有千金笑，来映九枝前。

正月十五夜灯

（唐）张祜

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地京。

三百内人连袖舞，一进天上著词声。

《京都元夕》

（元）元好问

袨服华妆着处逢，六街灯火闹儿童。

长衫我亦何为者，也在游人笑语中。

折桂令　元宵

（元）佚名

爱元宵三五风光，月色婵娟，灯火辉煌。

月满冰轮，灯烧陆海，人踏春阳。

三美事方堪胜赏，四无情可恨难长。

怕的是灯暗光芒，人静荒凉，角品南楼，月下西厢。

《元夜踏灯》

（清）董舜民

百枝火树千金屧，宝马香尘不绝。飞琼结伴试灯来，忍把檀郎轻别。

一回佯怒，一回微笑，小婢扶行怯。

石桥路滑缃钓蹑，向阿母低低说。妲娥此夜悔还无？怕入广寒宫阙。

不如归去，难畴畴昔，总是团圆月。

《上元竹枝词》

（清）符曾

桂花香馅裹胡桃，江米如珠井水淘。

见说马家滴粉好，试灯风里卖元宵。

《元夕无月》

（清）丘逢甲

三年此夕无月光，明月多应在故乡。

欲向海天寻月去，五更飞梦渡鲲洋。

《元夕影永冰灯》

（清）唐顺之

正怜火树千春妍，忽见清辉映月阑。

出海鲛珠犹带水，满堂罗袖欲生寒。

烛花不碍空中影，晕气疑从月里看。

为语东风暂相借，来宵还得尽余欢。

男女老幼围桌边，一家同吃上元丸。

摇篮血迹难割离，叶落归根是正理。

诗曰

（唐）李商隐

月色灯山满帝都，香车宝盖隘通衢。

身闲不睹中兴盛，羞逐乡人赛紫姑。

诗曰

（宋）姜白石

元宵争看采莲船，宝马香车拾坠钿；

风雨夜深人散尽，孤灯犹唤卖汤元。

诗曰

（宋）姜白石

贵客钩帘看御街，市中珍品一时来，

帘前花架无行路，不得金钱不肯回。

（注：珍品这里指元宵）

《青玉案　元夕》

（宋）辛弃疾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

宝马雕车香满路，凤萧声动，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生查子　元夕》

（宋）欧阳修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月到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

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汴京元夕》

（明）李梦阳

中山孺子倚新妆，郑女燕姬独擅场。

齐唱宪王春乐府，金梁桥外月如霜。

《元宵》

（明）唐寅

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

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烧月下月如银。

满街珠翠游村女，沸地笙歌赛社神。

不展芳尊开口笑，如何消得此良辰。

《元宵月正圆》

闽南歌谣

闹元宵，月正圆，闽台同胞心相依，

扶老携幼返故里，了却两岸长相思。

热泪盈眶啥滋味？久别重逢分外喜！

闹元宵，煮汤圆，骨肉团聚满心喜。

第十二章
清明节

清明节，又叫踏青节，按阳历来说，它是在每年的4月4日至6日之间，正是春光明媚草木吐绿的时节，也正是人们春游（古代叫踏青）的好时候，所以古人有清明踏青，并开展一系列体育活动的习俗。直到今天，清明节祭拜祖先，悼念已逝的亲人的习俗仍很盛行。

清明节简介

冬至后106天是清明节，清明节的前一天是寒食节，由于这两个节日相差一天，因此，后来两个节日就合并在一起了。清明，古称三月节，此时正逢大地回春，雨水充沛之时，杜牧的一首诗《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把清明的人、情、景写的生动逼真。

清明是我国的二十四节气之一。由于二十四节气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一年四季气温、降雨、物候等方面的变化，所以古代劳动人民用它安排农事活动。《淮南子·天文训》云：“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则清明风至。”按《岁时百问》的说法：“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清明一到，气温升高，雨量增多，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点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可见这个节气与农业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是，清明作为节日，与纯粹的节气又有所不同。节气是我国物候变化、时令顺序的标志，而节日则包含着一定的风俗活动和某种纪念意义。

清明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也是最重要的祭祀节日，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扫墓俗称上坟，祭祀死者的一种活动。汉族和一些少数民族大多都是在清明节扫墓。

按照旧的习俗，扫墓时，人们要携带酒食果品、纸钱等物品到墓地，将食物供祭在亲人墓前，再将纸钱焚化，为坟墓培上新土，折几枝嫩绿的新枝插在坟上，然后叩头行礼祭拜，最后吃掉酒食回家。唐代诗人杜牧的诗《清明》写出了清明节的特殊气氛。

清明节，又叫踏青节，按阳历来说，它是在每年的4月4日至6日之间，正是春光明媚草木吐绿的时节，也正是人们春游（古代叫踏青）的好时候，所以古人有清明踏青，并开展一系列体育活动的习俗。直到今天，清明节祭拜祖先，悼念已逝的亲人的习俗仍很盛行。

清明节的由来与传说

我国传统的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清明最开始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气，清明一到，气温升高，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后来，由于清明与寒食的日子接近，而寒食是民间禁火扫墓的日子，渐渐的，寒食与清明就合二为一了，而寒食既成为清明的别称，也变成为清明时节的一个习俗，清明之日不动烟火，只吃凉的食品。

关于寒食，有这样一传说。相传春秋战国时代，晋献公的妃子骊姬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奚齐继位，就设毒计谋害太子申生，申生被逼自杀。申生的弟弟重耳，为了躲避祸害，流亡出走。在流亡期间，重耳受尽了屈辱。原来跟着他一道出奔的臣子，大多陆陆续续地各奔出路去了。只剩下少数几个忠心耿耿的人，一直追随着他。其中一人叫介子推。有一次，重耳饿晕了过去。介子推为了救重耳，从自己腿上割下了一块肉，用火烤熟了就送给重耳吃。十九年后，重耳回国做了君主，就是著名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

晋文公执政后，对那些和他同甘共苦的臣子大加封赏，唯独忘了介子推。有人在晋文公面前为介子推叫屈。晋文公猛然忆起旧事，心中有愧，马上差人去请介子推上朝受赏封官。可是，差人去了几趟，介子推不来。晋文公只好亲自去请。可是，当晋文公来到介子推家时，只见大门紧闭。介子推不愿见他，已经背着老母躲进了绵山（今山西介休县东南）。晋文公便让他的御林军上绵山搜索，没有找到。于是，有人出了个主意说，不如放火烧山，三面点火，留下一方，大火起时介子推会自己走出来的。晋文公乃下令举火烧山，孰料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大火熄灭后，终究不见介子推出来。上山一看，介子推母子俩抱着一棵烧焦的大柳树已经死了。晋文公望着介子推的尸体哭拜一阵，然后安葬遗体，发现介子推脊梁堵着个柳树树洞，洞里好象有什么东西。掏出一看，原来是片衣襟，上面题了一首血诗：

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

柳下作鬼终不见，强似伴君作谏臣。

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

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清明复清明。

晋文公将血书藏入袖中。然后把介子推和他的母亲分别安葬在那棵烧焦的大柳树下。为了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把绵山改为“介山”，在山上建立祠堂，并把放火烧山的这一天定为寒食节，晓谕全国，每年这天禁忌烟火，只吃寒食。

走时，他伐了一段烧焦的柳木，到宫中做了双木屐，每天望着它叹道：“悲哉足下。”“足下”是古人下级对上级或同辈之间相互尊敬的称呼，据说就是来源于此。

第二年，晋文公领着群臣，素服徒步登山祭奠，表示哀悼。行至坟前，只见那棵老柳树复活，绿枝千条，随风飘舞。晋文公望着复活的老柳树，像看见了介子推一样。他敬重地走到跟前，珍爱地掐下一枝，编了一个圈儿戴在头上。祭扫后，晋文公把复活的老柳树赐名为“清明柳”，又把这天定为清明节。

以后，晋文公常把血书袖在身边，作为鞭策自己执政的座右铭。他勤政清明，励精图治，把国家治理得很好。

此后，晋国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对有功不居、不图富贵的介子推非常怀念。每逢他死的那天，大家禁止烟火来表示纪念。还用面粉和着枣泥，捏成燕子的模样，用杨柳条串起来，插在门上，召唤他的灵魂，这东西叫“之推燕”（介子推亦作介之推）。此后，寒食、清明成了全国百姓的隆重节日。每逢寒食，人们即不生火做饭，只吃冷食。在北方，老百姓只吃事先做好的冷食如枣饼、麦糕等；在南方，则多为青团和糯米糖藕。每届清明，人们把柳条编成圈儿戴在头上，把柳条枝插在房前屋后，以示怀念。

清明节习俗

清明节的习俗是丰富有趣的，除了讲究禁火、扫墓，还有踏青、荡秋千、蹴鞠、打马球、插柳等一系列风俗体育活动。相传这是因为清明节要寒食禁火，为了防止寒食冷餐伤身，所以大家来参加一些体育活动，以锻炼身体。因此，这个节日中既有祭扫新坟生别死离的悲酸泪，又有踏青游玩的欢笑声，是一个富有特色的节日。

荡秋千

这是我国古代清明节习俗。秋千，意即揪着皮绳而迁移。它的历史很古老，最早叫千秋，后为了避忌讳，改为秋千。古时的秋千多用树桠枝为架，再栓上彩带做成。后来逐步发展为用两根绳索加上踏板的秋千。打秋千不仅可以增进健康，而且可以培养勇敢精神，至今为人们特别是儿童所喜爱。

蹴鞠

鞠是一种皮球，球皮用皮革做成，球内用毛塞紧。蹴鞠，就是用足去踢球。这是古代清明节时人们喜爱的一种游戏。相传是黄帝发明的，最初目的是用来训练武士。

踏青

踏青又叫春游。古时叫探春、寻春等。三月清明，春回大地，自然界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正是郊游的大好时光。我国民间长期保持着清明踏青的习惯。

植树

清明前后，春阳照临，春雨飞洒，种植树苗成活率高，成长快。因此，自古以来，我国就有清明植树的习惯。有人还把清明节叫作“植树节”。植树风俗一直流传至今。1979年，人大常委会规定，每年三月十二日为我国植树节。这对动员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开展绿化祖国活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放风筝

也是清明时节人们所喜爱的活动。每逢清明时节，人们不仅白天放，夜间也放。夜里在风筝下或风筝拉线上挂上一串串彩色的小灯笼，象闪烁的明星，被称为“神灯”。过去，有的人把风筝放上蓝天后，便剪断牵线，任凭清风把它们送往天涯海角，据说这样能除病消灾，给自己带来好运。

清明节诗词选

《清明》

（唐）杜牧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寒食》

（唐）韩翃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闾门即事》

（唐）张继

耕夫召募爱楼船，春草青青万项田；

试上吴门窥郡郭，清明几处有新烟。

《郊行即事》

（宋）程颢

芳草绿野恣行事，春入遥山碧四周；

兴逐乱红穿柳巷，固因流水坐苔矶；

莫辞盏酒十分劝，只恐风花一片红；

况是清明好天气，不妨游衍莫忘归。

《清江引　清明日出游》

（明）王磐

问西楼禁烟何处好？

绿野晴天道。

马穿杨柳嘶，人倚秋千笑，

探莺花总教春醉倒。

《途中寒食》

（唐）宋之问

马上逢寒食，途中属暮春。

可怜江浦望，不见洛桥人。

北极怀明主，南溟作逐臣。

故园肠断处，日夜柳条新。

《清明》

（宋）王禹偁

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

昨日邻家乞新火，晓窗分与读书灯。

《苏堤清明即事》

（宋）吴惟信

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

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

《寒食上冢》

（宋）杨万里

迳直夫何细！桥危可免扶？

远山枫外淡，破屋麦边孤。

宿草春风又，新阡去岁无。

梨花自寒食，进节只愁余。

《送陈秀才还沙上省墓》

（明）高启

满衣血泪与尘埃，乱后还乡亦可哀。

风雨梨花寒食过，几家坟上子孙来？

第十三章
端午节

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它是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节日之一。端午也称端五，端阳。此外，端午节还有许多别称，如午日节、重五节、五月节、浴兰节、女儿节、天中节、地腊、诗人节、龙日等等。虽然名称不同，但总体上说，各地人民过节的习俗还是同多于异的。

端午节简介

过端午节，是中国人两千多年来的传统习惯，由于地域广大，民族众多，加上许多故事传说，于是不仅产生了众多相异的节名，而且各地也有着不尽相同的习俗。其内容主要有：女儿回娘家，挂钟馗像，迎鬼船、躲午，帖午叶符，悬挂菖蒲、艾草，游百病，佩香囊，备牲醴，赛龙舟，比武，击球，荡秋千，给小孩涂雄黄，饮用雄黄酒、菖蒲酒，吃五毒饼、咸蛋、粽子和时令鲜果等，除了有迷信色彩的活动渐已消失外，其余至今流传中国各地及邻近诸国。有些活动，如赛龙舟等，已得到新的发展，突破了时间、地域界线，成为了国际性的体育赛事。

关于端午节的由来，说法甚多，诸如纪念屈原说；纪念伍子胥说；纪念曹娥说；起于三代夏至节说；恶月恶日驱避说；百越民族图腾祭说等等。以上各说，各本其源。据学者闻一多先生的《端午考》和《端午的历史教育》列举的百余条古籍记载及专家考古考证，端午的起源，是中国古代南方吴越民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比屈原更早。但千百年来，屈原的爱国精神和感人诗辞，已广泛深入人心，故人们“惜而哀之，世论其辞，以相传焉”，因此，纪念屈原之说，影响最广最深，占据主流地位。在民俗文化领域，中国民众把端午节的龙舟竞渡和吃粽子等，都与纪念屈原联系在一起。

时至今日，端午节仍是中国人民一个十分盛行的隆重节日。

端午节的由来与传说

端午节是古老的传统节日，始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端午节的由来与传说很多，这里仅介绍以下四种：

纪念屈原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是春秋时期楚怀王的大臣。他倡导举贤授能，富国强兵，力主联齐抗秦，遭到贵族子兰等人的强烈反对，屈原遭馋去职，被赶出都城，流放到沅、湘流域。他在流放中，写下了忧国忧民的《离骚》、《天问》、《九歌》等不朽诗篇，独具风貌，影响深远（因而，端午节也称诗人节）。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京都。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心如刀割，但是始终不忍舍弃自己的祖国，于五月五日，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之后，抱石投汨罗江身死，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主义乐章。

传说屈原死后，楚国百姓哀痛异常，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渔夫们划起船只，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真身。有位渔夫拿出为屈原准备的饭团、鸡蛋等食物，“扑通、扑通”地丢进江里，说是让鱼龙虾蟹吃饱了，就不会去咬屈大夫的身体了。人们见后纷纷仿效。一位老医师则拿来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说是要药晕蛟龙水兽，以免伤害屈大夫。后来为怕饭团为蛟龙所食，人们想出用楝树叶包饭，外缠彩丝，发展成棕子。

以后，在每年的五月初五，就有了龙舟竞渡、吃粽子、喝雄黄酒的风俗，以此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纪念伍子胥

端午节的第二个传说，在江浙一带流传很广，是纪念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的伍子胥。伍子胥名员，楚国人，父兄均为楚王所杀，后来子胥弃暗投明，奔向吴国，助吴伐楚，五战而入楚都郢城。当时楚平王已死，子胥掘墓鞭尸三百，以报杀父兄之仇。吴王阖庐死后，其子夫差继位，吴军士气高昂，百战百胜，越国大败，越王勾践请和，夫差许之。子胥建议，应彻底消灭越国，夫差不听，吴国大宰，受越国贿赂，谗言陷害子胥，夫差信之，赐子胥宝剑，子胥以此死。子胥本为忠良，视死如归，在死前对邻舍人说：“我死后，将我眼睛挖出悬挂在吴京之东门上，以看越国军队入城灭吴”，便自刎而死，夫差闻言大怒，令取子胥之尸体装在皮革里于五月五日投入大江，因此相传端午节亦为纪念伍子胥之日。

纪念孝女曹娥

端午节的第三个传说，是为纪念东汉（公元23年—公元220年）孝女曹娥救父投江。曹娥是东汉上虞人，父亲溺于江中，数日不见尸体，当时孝女曹娥年仅十四岁，昼夜沿江号哭。过了十七天，在五月五日也投江，五日后抱出父尸。就此传为神话，继而相传至县府知事，令度尚为之立碑，让他的弟子邯郸淳作诔辞颂扬。

孝女曹娥之墓，在今浙江绍兴，后传曹娥碑为晋王义所书。后人为纪念曹娥的孝节，在曹娥投江之处兴建曹娥庙，她所居住的村镇改名为曹娥镇，曹娥殉父之处定名为曹娥江。

百越民族图腾祭

近代大量出土文物和考古研究证实：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有一种几何印纹陶为特征的文化遗存。该遗存的族属，据专家推断是一个崇拜龙的图腾的部族——史称百越族。出土陶器上的纹饰和历史传说示明，他们有断发纹身的习俗，生活于水乡，自比是龙的子孙。其生产工具，大量的还是石器，也有铲、凿等小件的青铜器。作为生活用品的坛坛罐罐中，烧煮食物的印纹陶鼎是他们所特有的，是他们族群的标志之一。直到秦汉时代尚有百越人，端午节就是他们创立用于祭祖的节日。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大部分百越人已经融合到汉族中去了，其余部分则演变为南方许多少数民族，因此，端午节成了全中华民族的节日。

端午节习俗

我国民间过端午节是较为隆重的，庆祝的活动也是各种各样，比较普遍的活动有以下种种形式：

赛龙舟

賽龙舟，是端午节的主要习俗。相传起源于古时楚国人因舍不得贤臣屈原投江死去，许多人划船追赶拯救。他们争先恐后，追至洞庭湖时不见踪迹。之后每年五月五日划龙舟以纪念之。借划龙舟驱散江中之鱼，以免鱼吃掉屈原的身体。竞渡之习，盛行于吴、越、楚。

其实，“龙舟竞渡”早在战国时代就有了。在急鼓声中划刻成龙形的独木舟，做竞渡游戏，以娱神与乐人，是祭仪中半宗教性、半娱乐性的节目。

民间“竞渡”游艺是很盛行的，以至于连皇宫都在玩这种游戏。据说，汉武帝为了训练水军，特意修建了昆明池，后来的汉昭帝竟把划船作为一种比赛项目。能把赛船当成一种赛事，可见当时“竞渡”的流行程度。

大概是在唐朝的时候，赛龙舟的活动才正式在端午这天举行。比赛时，岸上挤满了观众，而且充满了叫喊声、欢呼声、锣鼓声，各个龙舟齐头并进，破浪最快冲到对岸的船，就算胜出。这在《旧唐书·杜亚传》是有记载的。

到了宋代，龙舟比赛更为普及，甚至连帝王也鼓励自己的水军士兵，来进行划船比赛。像宋真宗就曾在金明池，举行过一场划船比赛，获胜者还能得到皇帝的重赏呢。宋代的《中天戏水图》就把赛龙舟的盛况描绘得淋漓尽致。

虽然宋代普及了龙舟竞技，但也没有发展为每年必须举办的程度，但到了明清，人们可是每年都要举办一场盛大的“龙舟竞渡”。在每年的五月初一就开始比赛，一直到五月初五一共举行五日。每次参赛的龙舟有15艘之多，而且每艘船都有将近八丈长，龙舟上承载着50多名船员，大家都上穿红衣绿衫，下穿短裙。比赛的规模异常的宏大、壮观。

江浙地区划龙舟，兼有纪念当地出生的近代女民主革命家秋瑾的意义。夜龙船上，张灯结彩，来往穿梭，水上水下，情景动人，别具情趣。贵州苗族人民在农历五月二十五至二十八举行“龙船节”，以庆祝插秧胜利和预祝五谷丰登。云南傣族同胞则在泼水节赛龙舟，纪念古代英雄岩红窝。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划龙舟的传说有所不同。直到今天在南方的不少临江河湖海的地区，每年端午节都要举行富有自己特色的龙舟竞赛活动。

清乾隆二十九年（1736年），台湾开始举行龙舟竞渡。当时台湾知府蒋元君曾在台南市法华寺半月池主持友谊赛。现在台湾每年五月五日都举行龙舟竞赛。在香港，也举行竞渡。

此外，划龙舟也先后传入邻国日本、越南等及英国。1980年，赛龙舟被列入中国国家体育比赛项目，并每年举行“屈原杯”龙舟赛。1991年6月16日（农历五月初五），在屈原的第二故乡中国湖南岳阳市，举行首届国际龙舟节。在竞渡前，举行了既保存传统仪式又注入新的现代因素的“龙头祭”。“龙头”被抬入屈子祠内，由运动员给龙头“上红”（披红带）后，主祭人宣读祭文，并为龙头“开光”（即点晴）。然后，参加祭龙的全体人员三鞠躬，龙头即被抬去汩罗江，奔向龙舟赛场。此次参加比赛、交易会和联欢活动的多达60余万人，可谓盛况空前。尔后，湖南便定期举办国际龙舟节。赛龙舟将盛传于世。

吃粽子

端午节吃粽子，这是中国人民的又一传统习俗。粽子，又叫“角黍”、“筒粽”。其由来已久，花样繁多。

粽子

据记载，早在春秋时期，用菰叶（茭白叶）包黍米成牛角状，称“角黍”；用竹筒装米密封烤熟，称“筒粽”。东汉末年，以草木灰水浸泡黍米，因水中含碱，用菰叶包黍米成四角形，煮熟，成为广东碱水粽。

为什么后来又用艾叶或苇叶、荷叶包粽子呢？《初学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汉代建武年间，长沙人晚间梦见一人，自称是三闾大夫（屈原的官名），对他说：“你们祭祀的东西，都被江中的蛟龙偷去了，以后可用艾叶包住，将五色丝线捆好，蛟龙最怕这两样东西。”于是，人们便以“菰叶裹黍”，做成“角黍”。世代相传，逐渐发展为我国端午节食品。

晋代，粽子被正式定为端午节食品。这时，包粽子的原料除糯米外，还添加中药益智仁，煮熟的粽子称“益智粽”。时人周处《岳阳风土记》记载：“俗以菰叶裹黍米……煮之，合烂熟，于五月五日至夏至啖之，一名粽，一名黍。”南北朝时期，出现杂粽。米中掺杂禽兽肉、板栗、红枣、赤豆等，品种增多。粽子还用作交往的礼品。

到了唐代，粽子的用米，已“白莹如玉”，其形状出现锥形、菱形。日本文献中就记载有“大唐粽子”。宋朝时，已有“蜜饯粽”，即果品入粽。诗人苏东坡有“时于粽里见杨梅”的诗句。这时还出现用粽子堆成楼台亭阁、木车牛马作的广告，说明宋代吃粽子已很时尚。元、明时期，粽子的包裹料已从菰叶变革为箬叶，后来又出现用芦苇叶包的粽子，附加料已出现豆沙、猪肉、松子仁、枣子、胡桃等等，品种更加丰富多彩。

清代乾隆皇帝，端午节在宫中吃了九子粽后，龙颜大喜，赞不绝口，欣然赋诗一首：“四时花竟巧，九子粽争新。”九子粽：是粽子的一种，即为九只粽连成一串，有大有小，大的在上，小的在下，形状各异，非常好看。并且九种颜色的丝线扎成，五彩缤纷。九子粽大多是作为馈赠亲友的礼物，如母亲送给出嫁的女儿，婆婆送给新婚的儿媳等，因为“粽子”谐音“中子”，民间有吃了“粽子”能得儿子的风俗，故“九子粽”便是多子多福的象征。清代诗人吴曼云，也写有一首赞美九子粽的诗篇：“裹就连筒米宿春，九子彩缕扎重重，青菰褪尽云肤白，笑说厨娘藕复松。”

一直到今天，每年五月初，中国百姓家家都要浸糯米、洗粽叶、包粽子，其花色品种更为繁多。从馅料看，北方多包小枣的北京枣粽；南方则有豆沙、鲜肉、火腿、蛋黄等多种馅料，其中以浙江嘉兴粽子为代表。吃粽子的风俗，千百年来，在中国盛行不衰，而且流传到朝鲜、日本及东南亚诸国。

吃茶蛋、腌蛋

鸡蛋、鸭蛋是许多地方端午节的重要食品，安徽太湖、江西南昌地区，端午节就要煮茶蛋和盐水蛋吃。蛋壳涂上红色，用五颜六色的网袋装着，挂在小孩子的脖子上，祝福孩子逢凶化吉，平安无事。

浙江、山东等地，每逢端午节家里的主妇清晨就将事先准备好的大蒜和鸡蛋放在一起煮，供一家人早餐食用。有的地方，还在煮大蒜和鸡蛋时放几片艾叶，认为吃了可以明目。在曲阜、邹县一带，称鸡蛋为“龙蛋”。在河南，主妇们早上将鸡蛋煮熟后，放在孩子的肚皮上滚几下，然后去壳让孩子吃掉。据说这样可以免除孩子的灾祸，日后孩子也不会犯肚疼病。

采百药

采百药又叫“采百草”。农历五月正是天气炎热、疾病多发的季节，很多毒蛇害虫繁殖活跃起来，容易给人造成危害。为了防御疾病，保持健康，到了端午之时，人们便要遍寻百草，采集药材。《清嘉录》介绍了苏州“采百草”的习俗：士人采百草之可疗疾者，留以供药饵，俗称“草头方”。药市收癞蛤蟆，刺取其沫，谓之“蟾酥”，为修合丹丸之用，率以万计。人家小儿女之未痘者，以水畜养癞蛤蟆五个或七个，俟其吐沫。过午，取水煎汤浴之，令痘疮稀。

《吴郡岁华纪丽》说：“今吴俗，亦于午日，采百草之可疗疾者……又收蜈蚣蛇虺，皆以备攻毒之用。”南宋吴自牧《梦粱录·五月》：“此日采百草或修制药品，以为辟瘟疾等用，藏之果有灵验。”采来的草药除在端午节用于饮食、沐浴、薰烟和门饰外，还有的在晒干后收藏备用。

佩香囊

端午节小孩佩香囊，传说有避邪驱瘟之意，实际是用于襟头点缀装饰。香囊内有朱砂、雄黄、香药，外包以丝布，清香四溢，再以五色丝线弦扣成索，作各种不同形状，结成一串，形形色色，玲珑可爱。

悬艾叶菖蒲

民谚说：“清明插柳，端午插艾”。在端午节，人们把插艾和菖蒲作为重要内容之一。家家都洒扫庭除，以菖蒲、艾条插于门眉，悬于堂中。并用菖蒲、艾叶、榴花、蒜头、龙船花，制成人形或虎形，称为艾人、艾虎；制成花环、佩饰，美丽芬芳，妇人争相佩戴，用以驱瘴。

艾，又名家艾、艾蒿。它的茎、叶都含有挥发性芳香油。它所产生的奇特芳香，可驱蚊蝇、虫蚁，净化空气。中医学上以艾入药，有理气血、暖子宫、祛寒湿的功能。将艾叶加工成“艾绒”，是灸法治病的重要药材。

菖蒲是多年生水生草本植物，它狭长的叶片也含有挥发性芳香油，是提神通窍、健骨消滞、杀虫灭菌的药物。

可见，古人插艾和菖蒲是有一定防病作用的。端午节也是自古相传的“卫生节”，人们在这一天洒扫庭院，挂艾枝，悬菖蒲，洒雄黄水，饮雄黄酒，激浊除腐，杀菌防病。这些活动也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端午节上山采药，则是我国各个民族共同的习俗。

端午节诗词选

端午

（唐）文秀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

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

竞渡歌（节录）

（唐）张建封

五月五日天晴明，杨花绕江啼晓鹰；

使君未出郡斋外，江上早闻齐和声；

使君出时皆有准，马前已被红旗引；

两岸罗衣扑鼻香，银钗照日如霜刃；

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

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

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瞬；

坡上人呼霹雳惊，竿头彩挂虹霓晕；

前船抢水已得标，后船失势空挥挠。

当年此会鱼三尺，不似今朝豆味香。

七律　端午

（唐）殷尧藩

少年佳节倍多情，老去谁知感慨生；

不效艾符趋习俗，但祈蒲酒话升平。

鬓丝日日添白头，榴锦年年照眼明；

千载贤愚同瞬息，几人湮没几垂名。

节令门　端阳

（清）李静山

樱桃桑椹与菖蒲，更买雄黄酒一壶。

门外高悬黄纸帖，却疑账主怕灵符。

七律　端午

老舍

端午偏逢风雨狂，村童仍着旧衣裳；

相邀情重携蓑笠，敢为泥深恋草堂；

有客同心当骨肉，无钱买酒卖文章；

当年此会鱼三尺，不似今朝豆味香。

第十四章
七夕节

在我国，农历七月初七的夜晚，天气温暖，草木飘香，这就是人们俗称的七夕节，也有人称之为“乞巧节”或“女儿节”，这是中国传统节日中最具浪漫色彩的一个节日，也是过去姑娘们最为重视的日子。

七夕节简介

在晴朗的夏秋之夜，天上繁星闪耀，一道白茫茫的银河横贯南北，银河的东西两岸，各有一颗闪亮的星星，隔河相望，遥遥相对，那就是牵牛星和织女星。

七夕坐看牵牛织女星，是民间的习俗，相传，在每年的这个夜晚，是天上织女与牛郎在鹊桥相会之时。织女是一个美丽聪明、心灵手巧的仙女，凡间的妇女便在这一天晚上向她乞求智慧和巧艺，也少不了向她求赐美满姻缘，所以七月初七也被称为乞巧节。

人们传说在七夕的夜晚，抬头可以看到牛郎织女在银河相会，或在瓜果架下可偷听到两人在天上相会时的脉脉情话。

女孩们在这个充满浪漫气息的晚上，对着天空的朗朗明月，摆上时令瓜果，朝天祭拜，乞求天上的女神能赋予她们聪慧的心灵和灵巧的双手，让自己的针织女红技法娴熟，更乞求爱情婚姻的姻缘巧配。过去婚姻对于女性来说是决定一生幸福与否的终身大事，所以，世间无数的有情男女都会在这个晚上，夜静人深时刻，对着星空祈祷自己的姻缘美满。

七夕节的由来与传说

七夕由星名衍变而来。最早记载见于《夏小正》：“七月，初昏，织女正东向。”汉代出现描写牛郎织女故事的雏形。《古诗十九首》有“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句子，《淮南子》上还出现了“乌鸦填河成桥而渡织女”的传说。民间已有七夕看织女星和穿针、晒衣服的习俗。晋代葛洪《西京杂记》说：“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当时太液池西边建有“曝衣楼”，专供宫女七月七日晾晒衣服之用。到晋代时，民间出现了向牛女二神祈求赐福的活动，是后来“乞巧”活动的萌芽。

后来的唐宋诗词中，妇女乞巧也被屡屡提及，唐朝王建有诗说“阑珊星斗缀珠光，七夕宫娥乞巧忙”。据《开元天宝遗事》载：唐太宗与妃子每逢七夕在清宫夜宴，宫女们各自乞巧，这一习俗在民间也经久不衰，代代延续。

宋元之际，七夕乞巧相当隆重，京城中还设有专卖乞巧物品的市场，世人称为乞巧市。宋罗烨、金盈之辑《醉翁谈录》说：“七夕，潘楼前买卖乞巧物。自七月一日，车马嗔咽，至七夕前三日，车马不通行，相次壅遏，不复得出，至夜方散。”在这里，从乞巧市购买乞巧物的盛况，就可以推知当时七夕乞巧节的热闹景象。人们从七月初一就开始办置乞巧物品，乞巧市上车水马龙、人流如潮，到了临近七夕的时日、乞巧市上简直成了人的海洋，车马难行，观其风情，似乎不亚于最盛大的节日——春节，说明乞巧节是古人最为喜欢的节日之一。

关于牛郎织女的传说：七夕节始终和牛郎织女的传说相连，这是一个美丽的、千古流传的爱情故事，成为我国四大民间爱情传说之一。

相传是牛郎和织女的忠贞爱情感动了天上的喜鹊，千万只喜鹊飞来，搭成鹊桥，让牛郎织女走上鹊桥相会，王母娘娘只好允许两人在每年七月七日在鹊桥上相会。后来，每到农历七月七，相传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日子，姑娘们就会来到花前月下，抬头仰望星空，寻找银河两边的牛郎星和织女星，希望能看到他们一年一度的相会，乞求上天能让自己像织女那样心灵手巧，祈祷自己能有如意称心的美满婚姻，由此形成了七夕节。

七夕节习俗

七夕节也有很多的习俗，下面一一介绍。

乞巧

乞巧活动是七夕节最普遍的习俗。在浙江杭州、宁波、温州等地，这一天用面粉制成各种小型物状，用油煎炸后称“巧果”，晚上在庭院内陈列巧果、莲蓬、白藕、红菱等。女孩对月穿针，以祈求织女能赐以巧技，或者捕蜘蛛一只，放在盒中，第二天开盒如已结网称为得巧。在山东济南、惠民、高青等地的乞巧活动比较简单，只是陈列瓜果乞巧，如有喜蛛结网于瓜果之上，就意味着乞得巧了。而-城、曹县、平原等地吃乞巧饭乞巧的风俗十分有趣：七个要好的姑娘集粮集菜包饺子，把一枚铜钱、一根针和一个红枣分别包到三个水饺里，乞巧活动以后，她们聚在一起吃水饺，传说吃到钱的有福，吃到针的手巧，吃到枣的早婚。

陕西的女孩子们要用稻草扎成一米多高的“巧姑”（又叫巧娘，即织女）形象，并让它穿上女孩子的绿袄红裙，坐在庭院里；女孩子们供上瓜果，并端出事先种好的豆芽、葱芽，剪下一截，放入一碗清水中，浮在水面上，看月光下的芽影，以占卜巧拙；并穿针引线，竞争快慢；举行剪窗花比赛，以争智巧。

福建的姑娘不仅乞巧，还有乞子、乞寿、乞美和乞求爱情。玩的乞巧游戏有两种：一种是“卜巧”，即用卜具问自己是巧是笨；另一种是赛巧，即谁穿针引线快，谁就得巧，慢的称“输巧”，“输巧”者要将事先准备好的礼物送给得巧者。

取水沐浴

广西有的地方，传说七月七日这天，仙女要下凡洗澡，喝其洗澡水可避邪治病延寿。此水名“双七水”。人们在这天鸡鸣时，争先恐后地到河边取水，取回后用新瓮盛起来，待日后饮用。

清代道光年间（公元1821—公元1851），《西宁县志》记述七夕之水：“五更汲井华水或河水贮之，以备用。”《苍梧县志》云：“取河水、井水贮瓮，经久不变味，谓之‘银河水’。”《贵县志》记：“汲河水贮藏瓮中，名曰‘七月七水’，中热毒者每以之调药。”《阳江县志》记：“正午时，取新汲井水贮之，以备和药，经岁不腐，谓之‘神仙水’。”《罗定志》记七夕水说：“是日汲水，谓之‘天孙圣水’，以备醯酱、药饵之用。”

许多地方的年轻姑娘，喜欢在七夕节时用树的液浆兑水洗头发，用花染指甲。据说这不仅可以让女孩年轻美丽，还可以让未婚姑娘尽快找到如意郎君。

拜仙

广州的姑娘在节日到来之前，预先用彩纸、通草、线绳，编制成各种奇巧的小玩艺，还将谷种和绿豆放入小盒里用水浸泡，使之发芽，待芽长到二寸多长时，用来拜神，称为“拜仙禾”、“拜神菜”。从初六晚开始到初七晚，一连两晚，姑娘们穿上新衣服、戴上新首饰，焚香点烛，对星空跪拜，称为“迎仙”，自三更到五更，要连拜七次。

拜仙之后，姑娘们手执彩线对着灯影将线穿过针孔，如一口气能穿七枚针孔者叫得巧，被称为巧手，否则是输巧。七夕之后，姑娘们将所制作的小工艺品、玩具互相赠送，以示友情。

吃巧果

各地在七夕当天要做巧果。巧果的做法是先将白糖放在锅中溶为糖浆，然后和入面粉、芝麻，拌匀后摊在案上擀薄，凉后用刀切为长方块，最后折为梭形巧果胚，入油炸至金黄即成。巧食做成后，陈列到庭院中的几案上。到晚上大家一面观赏浩瀚的夜空，一面吃各种巧食，祈盼会变得灵巧。

巧果款式极多。《东京梦华录》称之为“笑厌儿”、“果食花样”。宋朝时，市街上已有七夕巧果出售。搭配巧果的，还会有一对身披战甲的人偶，号称“果食将军”。

七姑会

流行于广东广州，又称“拜七姐会”。《广东新语·事语》中说：“七月初七为七娘会。乞巧，沐浴天孙圣水。以素馨、茉莉结高尾艇，翠羽为篷，游泛沉香之浦，以象星槎。”七娘会由姑娘们相约组合而成，众人利用闲散时间把通草、色纸、芝麻、米粒制成各种花果、仕女、器物、宫室，在初六日搭配针线、脂粉、古董、珍玩、花生、时果摆放在庭内八仙桌上，供人评赏。初七日才开始迎仙、拜仙、拜牛郎。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广东卷记载：“广州风俗，綦重七夕，实则初六夜也。诸女士每逢是夕，于广庭设鹊桥，陈瓜果，焚檀楠，爇巨烛，绵屏绣椅，靓妆列坐，任人入观不禁，至三更而罢，极一时之盛。”

青苗会

有的地方七夕作“青苗会”。传说七夕的天河，还可预告当年的收成：天河明显，收成就好，粮价就高；天河灰暗，收成就不好，粮价就低。这在观念上是一种许愿的活动。

听悄悄话

在一些农村，七夕夜会有许多少女偷偷躲在长得茂盛的南瓜棚下，待夜深人静之时如果能听到牛郎织女相会时的悄悄话，待嫁的少女日后便能得到千年不渝的爱情。

送巧人

浙江台州地区流行送巧人。清代光绪《玉环厅志·风俗篇》中说：七夕，亲友买巧酥相馈赠。七夕前，各糕饼店及作坊，用面粉加糖酥，然后在木模中压成二寸来长织女身形，头足染上红颜色，俗称“巧人”。这天，做舅舅、姑母、义父的，都必须购买，赠送给外甥、内侄或义子。

七夕节诗词选

古诗十九首之一

（汉）佚名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鹊桥仙

（宋）秦观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

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七夕醉答君东

（明）汤显祖

玉名堂开春翠屏，新词传唱《牡丹亭》。

伤心拍遍无人会，自掐檀痕教小伶。

七夕

（唐）权德舆

今日云骈渡鹊桥，应非脉脉与迢迢。

家人竟喜开妆镜，月下穿针拜九宵。

七夕

（唐）徐凝

一道鹊桥横渺渺，千声玉佩过玲玲。

别离还有经年客，怅望不如河鼓星。

七夕

（五代·后唐）杨璞

未会牵牛意若何，须邀织女弄金梭。

年年乞与人间巧，不道人间巧已多。

韩庄闸舟中七夕

（清）姚燮

木兰桨子藕花乡，唱罢厅红晚气凉。

烟外柳丝湖外水，山眉澹碧月眉黄。

第十五章
中秋节

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日，是传统的中秋佳节。这时是一年秋季的中期，所以被称为中秋。在中国的农历里，一年分为四季，每季又分为孟、仲、季三个部分，因而中秋也称仲秋。八月十五的月亮比其他几个月的满月更圆，更明亮，所以又叫做“月夕”，“八月节”。此夜，人们仰望天空如玉如盘的朗朗明月，自然会期盼家人团聚。远在他乡的游子，也借此寄托自己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所以，中秋又称“团圆节”。

中秋节简介

我国人民在古代就有“秋暮夕月”的习俗。夕月，即祭拜月神。到了周代，每逢中秋夜都要举行迎寒和祭月。设大香案，摆上月饼、西瓜、苹果、红枣、李子、葡萄等祭品，其中月饼和西瓜是绝对不能少的。西瓜还要切成莲花状。在月下，将月亮神像放在月亮的那个方向，红烛高燃，全家人依次拜祭月亮，然后由当家主妇切开团圆月饼。切的人预先算好全家共有多少人，在家的，在外地的，都要算在一起，不能切多也不能切少，大小要一样。

相传古代齐国丑女无盐，幼年时曾虔诚拜月，长大后，以超群品德入宫，但未被宠幸。某年八月十五赏月，天子在月光下见到她，觉得她美丽出众，后立她为皇后，中秋拜月由此而来。月中嫦娥，以美貌著称，故少女拜月，愿“貌似嫦娥，面如皓月”。

在唐代，中秋赏月、玩月颇为盛行。在北宋京师，八月十五夜，满城人家，不论贫富老小，都要穿上成人的衣服，焚香拜月说出心愿，祈求月亮神的保佑。南宋，民间以月饼相赠，取团圆之义。有些地方还有舞草龙，砌宝塔等活动。明清以来，中秋节的风俗更加盛行；许多地方形成了烧斗香、树中秋、点塔灯、放天灯、走月亮、舞火龙等特殊风俗。

今天，月下游玩的习俗，已远没有旧时盛行。但设宴赏月仍很盛行，人们把酒问月，庆贺美好的生活，或祝远方的亲人健康快乐，和家人“千里共婵娟”。

中秋节的习俗很多，形式也各不相同，但都寄托着人们对生活无限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中秋节的由来与传说

中秋节有悠久的历史，和其它传统节日一样，也是慢慢发展形成的，古代帝王有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礼制，早在《周礼》一书中，已有“中秋”一词的记载。后来贵族和文人学士也仿效起来，在中秋时节，对着天上又亮又圆一轮皓月，观赏祭拜，寄托情怀，这种习俗就这样传到民间，形成一个传统的活动，一直到了唐代，这种祭月的风俗更为人们重视，中秋节才成为固定的节日，《唐书·太宗记》记载有“八月十五中秋节”，这个节日盛行于宋朝，至明清时，已与元旦齐名，成为我国的主要节日之一。

中秋节的传说是非常丰富的，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之类的神话故事流传甚广。

吴刚折桂

民间广为流传着嫦娥奔月的故事，自此，中秋节拜月的风俗在民间传开了。关于中秋节还有一个传说：相传月亮上的广寒宫前的桂树生长繁茂，有五百多丈高，下边有一个人常在砍伐它，但是每次砍下去之后，被砍的地方又立即合拢了。几千年来，就这样随砍随合，这棵桂树永远也不能被砍光。据说这个砍树的人名叫吴刚，是汉朝西河人，曾跟随仙人修道，到了天界，但是他犯了错误，仙人就把他贬谪到月宫，日日做这种徒劳无功的苦差使，以示惩处。李白诗中有“欲斫月中桂，持为寒者薪”的记载。

朱元璋与月饼起义

中秋节吃月饼相传始于元代。当时，中原广大人民不堪忍受元朝统治阶级的残酷统治，纷纷起义抗元。朱元璋联合各路反抗力量准备起义。但朝庭官兵搜查的十分严密，传递消息十分困难。军师刘伯温便想出一计策，命令属下把藏有“八月十五夜起义”的纸条藏入饼子里面，再派人分头传送到各地起义军中，通知他们在八月十五日晚上起义响应。到了起义的那天，各路义军一齐响应，起义军如星火燎原。

很快，徐达就攻下元大都，起义成功了。消息传来，朱元璋高兴得连忙传下口谕，在即将来临的中秋节，让全体将士与民同乐，并将当年起兵时以秘密传递信息的“月饼”，作为节令糕点赏赐群臣。此后，“月饼”制作越发精细，品种更多，大者如圆盘，成为馈赠的佳品。以后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便在民间流传开来。

中秋节习俗

每逢中秋佳节，民间盛行赏月、吃月饼、吃团圆饭以及舞龙灯、点塔灯等活动。中秋节在蒙古、彝、壮、布依、朝鲜、满、白、侗、土家、哈尼、黎、傈僳、畲、拉祜、纳西、达斡尔、羌、仡佬、锡伯、鄂温克、裕固、京、鄂伦春、赫哲等民族中也十分流行。

赏月

我国自古就有赏月的习俗。《礼记》中记载有“秋暮夕月”，夕月即祭拜月神。到了周代，每逢中秋夜都要举行祭月活动。人们在大香案上摆上月饼、西瓜、苹果、李子、葡萄等时令水果，等月亮挂到半空时便开始祭拜。在唐代，中秋赏月、玩月颇为盛行。

黑芝麻月饼

在宋代，中秋赏月之风更加盛行。《东京梦华录》记载：“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京城所有的店家、酒楼在这一天都要重新装饰门面，牌楼上扎绸挂彩，出售新鲜佳果和精制食品，夜市热闹非凡，百姓们大多登上楼台，一些富户人家在自己的楼台亭阁上赏月，并摆上食品或安排家宴，团圆子女，共同赏月叙谈。

望月

安徽民谚说：“云掩中秋月，雨打上元灯。”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个晚上老幼登高望月，称月亮的显晦可卜来年元宵节阴晴。云南新平的傣族，每逢中秋节，人们先对空鸣放火枪，然后围坐饮酒，谈笑望月。

吃月饼

古往今来，人们把月饼当做吉祥、团圆的象征。每逢中秋，皓月当空，合家团聚，品饼赏月，尽享天伦之乐。

月饼又称胡饼、宫饼、小饼、月团、团圆饼，是古代中秋祭拜月神的供品，流传下来就形成了中秋吃月饼的习俗。月饼传说起源于唐初。唐高祖李渊与群臣欢度中秋节时，兴高采烈地手持吐番商人所献的装饰华美的圆饼，指着天上明亮的圆月，高声笑道：“应将圆饼邀蟾蜍。”随即把圆饼分给群臣，同庆欢乐。元末，相传，高邮的张士诚在暗中串联，利用中秋节互相馈赠麦饼的机会，在饼中夹带字条传递消息，约定八月十五日晚上同时举行起义。从此，每年这天家家户户都吃麦饼以庆胜利。

唐代称月饼为圆饼，南宋周密《武林旧事》与吴自牧《梦粱录》中曾出现过月饼的记载。当时八月十五吃月饼已很普遍，制作月饼的技术也很高超。清代月饼的品种、质量都有新的发展，馅好、味鲜、形美，饼面上印有“嫦娥奔月”、“三潭印月”以及福、禄、寿、喜图案。现在，全国各地因地区不同和用料、调味、形状的差别，形成不同风格的品种。主要品种有京式、苏式、广式、潮式、滇式多种。其馅更是种类繁多，甜、咸、荤、素各有特点，色香味俱佳。

走月亮

走月亮简称“走月”，又称“踏月”、“游月”、“玩月”。中秋节花好月圆，天高气爽，妇女们乘着月色，尽情畅游于街市或郊野阡陌，或进出尼庵，摆设香案，望月展拜，或唱歌跳舞，弹琴吹奏，通宵达旦，无人阻止。即使闺秀名门，也突破规矩，盛妆出游。有的姑娘，悄悄约上恋人；有的借出游之机，寻求佳偶。江苏南京在过去“走月”还有一种特殊风俗，凡没生育的妇女，要去夫子庙，随后跨过一座桥，相传回家后就能怀孕。

玩花灯

中秋玩花灯大多集中在南方。花灯包括各种各式的彩灯，如芝麻灯、蛋壳灯、刨花灯、稻草灯、鱼鳞灯、谷壳灯、瓜子灯及鸟兽花树灯。广州、香港的小孩在家长协助下，用竹纸扎成兔子灯、杨桃灯或正方形的灯，横挂在短杆中，再竖到高杆上，高挂起来，彩光闪耀，为中秋喜添美景。广西南宁除了用竹纸扎各式花灯让儿童玩耍外，还有很朴素的柚子灯、南瓜灯、橘子灯。所谓柚子灯，是将柚子掏空，画出图案，穿上绳子，在里面点上蜡烛就可以了。南瓜灯、橘子灯也是将瓤掏出后制作而成的。这些灯外表朴素而制作简易，很受欢迎。

烧塔

一些地方非常盛行中秋夜烧塔。烧塔又叫烧瓦子灯、烧花塔、烧瓦塔。塔高1～3米，多用碎瓦片砌成，大的塔还要用砖块做底，顶端留一个塔口，供投放燃料用。中秋晚上便点燃木、竹、谷壳燃料，火旺时泼松香粉，引焰助威，极为壮观。

《中华全国风俗志》记载：江西“中秋夜，一般孩子于野外拾瓦片烧红，再泼以煤油，火上加油，霎时四野火红，照耀如昼。直至夜深，无人观看，始行泼息，是名烧瓦子灯。”民间还有赛烧塔规则，谁把瓦塔烧得全座红透就是胜利，不及的或在燃烧过程倒塌的就是失败，胜的由主持人发给彩旗、奖金或奖品。

兔儿爷

兔儿爷流行于北京、天津地区，又称“彩兔”。清代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记载：“京师以黄沙土作白玉兔，饰以五彩妆颜，千奇百状，集聚天街月下，市而易之。”中秋前后，街上许多摊贩都会售卖兔儿爷。居民争相购买，放在屋内，或供奉在祭月几案上。清代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兔儿爷摊子”中说：“每届中秋，市人之巧者用黄土抟成蟾兔之像以出售，谓之兔儿爷。有衣冠而张盖者，有甲胄而带纛旗者，有骑虎者，有默坐者。大者三尺，小者尺余。”民间取月中蟾蜍玉兔祭拜，以祈中秋顺遂吉祥。

舞火龙

从农历八月十四晚开始，香港铜锣湾大坑地区一连三晚都要举行盛大的舞火龙活动。火龙长达70多米，用珍珠草扎成32节的龙身，插满了长寿香。盛会之夜，大街小巷，一条条蜿蜒起伏的火龙在灯光与龙鼓音乐中欢腾起舞，热闹非凡。

团圆馍

陕西长安一带家家中秋节要做团圆馍。馍有顶、底两层，中间夹着芝麻。上层用大老碗拓一个圆圈，象征月亮。圆圈中央刻上一块“石头”，一只顽皮的“小猴子”站在“石头”上吃“蟠桃”。在月亮周围用顶针、大针扎出各种花形，然后放在锅里烙热。吃时切成许多尖牙的形状，给全家每人分一牙，如果有人短期外出，可以留下；姑娘如已出嫁，要派人送去。

我国地缘广大，人口众多，风俗各异，中秋节的过法也是多种多样，并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除了赏月、吃月饼、走月亮，还有树中秋、请月姑、祭月神、偷月亮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使得中秋节成为我国传统节日中最具文化内涵的节庆之一。

中秋节诗词选

《中秋》

（唐）李朴

皓魄当空宝镜升，云间仙籁寂无声；

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

狡兔空从弦外落，妖蟆休向眼前生；

灵槎拟约同携手，更待银河彻底清。

《八月十五夜玩月》

（唐）刘禹锡

天将今夜月，一遍洗寰瀛。

暑退九霄净，秋澄万景清。

星辰让光彩，风露发晶英。

能变人间世，攸然是玉京。

《太常引》

（宋）辛弃疾

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

把酒问姮娥：被白发欺人奈何！

乘风好去，长空万里，

直下看山河。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

《水调歌头》

（宋）苏东坡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中秋月

（宋）苏轼

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

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中秋旅思》

台湾民谣

孤影看分雁，千金念弊貂；

故乡秋忆月，异国夜惊潮。

手未攀丹桂，以犹卷缘蕉；

登楼悲作赋，西望海天遥。

《月夜思乡》

星稀月冷逸银河，万籁无声自啸歌；

何处关山家万里，夜来枨触客愁多。

《煎熬》

夜深沉，明月高挂天正中，寂无声；睡眼朦胧，

恍若梦中；生卧徘徊以不宁，故国家园萦脑中；

苦煎熬，归去成空，如焚王衷。

第十六章
重阳节

农历九月九日，为传统的重阳节。因为古老的《易经》中把“六”定为阴数，把“九”定为阳数，九月九日，日月并阳，两九相重，故而叫重阳，也叫重九，古人认为是个值得庆贺的吉利日子，并且从很早就开始过此节日。

重阳节简介

庆祝重阳节的活动多彩浪漫，一般包括出游赏景、登高远眺、观赏菊花、遍插茱萸、吃重阳糕、饮菊花酒等活动。

九九重阳，因为与“久久”同音，九在数字中又是最大数，有长久长寿的含意，况且秋季也是一年收获的黄金季节，重阳佳节，寓意深远，人们对此节历来有着特殊的感情，唐诗宋词中有不少贺重阳，咏菊花的诗词佳作。

今天的重阳节，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在1989年，我国把每年的九月九日定为老人节，传统与现代巧妙地结合，成为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老年人的节日。全国各机关、团体、街道，往往都在此时组织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老人们秋游赏景，或临水玩乐，或登山健体，让身心都沐浴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不少家庭的晚辈也会搀扶着年老的长辈到郊外活动或为老人准备一些可口的饮食。

重阳节的由来与传说

九九重阳，早在春秋战国时的《楚词》中已提到了。屈原的《远游》里写道：“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这里的“重阳”是指天，还不是指节日。三国时魏文帝曹丕《九日与钟繇书》中，则已明确写出重阳的饮宴了：“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

晋代文人陶渊明在《九日闲居》诗序文中说：“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这里同时提到菊花和酒。大概在魏晋时期，重阳日已有了饮酒、赏菊的做法。到了唐代重阳被正式定为民间的节日。

到明代，九月重阳，皇宫上下要一起吃花糕以庆贺，皇帝要亲自到万岁山登高，以畅秋志，此风俗一直流传到清代。

和大多数传统节日一样，重阳节也有古老的传说。

相传在东汉时期，汝河有个瘟魔，只要它一出现，家家就有人病倒，天天有人丧命，这一带的百姓受尽了瘟魔的蹂躏。

一场瘟疫夺走了青年恒景的父母，他自己也因病差点儿丧了命。病愈之后，他辞别了心爱的妻子和父老乡亲，决心出去访仙学艺，为民除掉瘟魔。恒景四处访师寻道，访遍各地的名山高士，终于打听到在东方有一座最古老的山，山上有一个法力无边的仙长，恒景不畏艰险和路途的遥远，在仙鹤指引下，终于找到了那座高山，找到了那个有着神奇法力的仙长，仙长为他的精神所感动，终于收留了恒景，并且教给他降妖剑术，还赠他一把降妖宝剑。恒景废寝忘食苦练，终于练出了一身非凡的武艺。

这一天仙长把恒景叫到跟前：“明天是九月初九，瘟魔又要出来作恶，你本领已经学成，应该回去为民除害了。”仙长送给恒景一包茱萸叶，一盅菊花酒，并且密授避邪用法，让恒景骑着仙鹤赶回家去。

恒景回到家乡，在九月初九的早晨，按仙长的叮嘱把乡亲们领到了附近的一座山上，发给每人一片茱萸叶，一盅菊花酒，做好了降魔的准备。中午时分，随着几声怪叫，瘟魔冲出汝河，但是瘟魔刚扑到山下，突然闻到阵阵茱萸奇香和菊花酒气，便戛然止步，脸色突变，这时恒景手持降妖宝剑追下山来，几个回合就把温魔刺死剑下，从此九月初九登高避疫的风俗年复一年地流传下来。梁人吴均在他的《续齐谐记》一书里曾有此记载。

后来人们就把重阳节登高的风俗看作是免灾避祸的活动。另外，在中原人的传统观念中，双九还是生命长久、健康长寿的意思，所以后来重阳节才被立为老人节。

重阳节习俗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农历九月初九日的重阳佳节，活动丰富，情趣盎然，有登高、赏菊、喝菊花酒、吃重阳糕、插茱萸等等。

登高

南朝梁人吴均《续齐谐记》记载，重阳节的登高习俗源于汉代“桓景避难”。东汉时汝南子桓景拜仙人费长房为师。费长房曾对桓景说，某年九月九日有大灾，家人缝囊盛茱萸系于臂上，登山饮菊花酒，此祸可消。桓景到这一天照着做了，举家登山，果然平安无事。晚上回到家中，却看到鸡犬牛羊全都死了。此后人们每到九月九日就登高、野宴、佩戴茱萸、饮菊花酒，以求免祸呈祥。

宫廷皇室也常举办这项活动。顾禄《清嘉录》记述唐代以前的宫廷登高时说道：“孟嘉从桓温游龙山，亦九日登高之举，后遂相承为故事。《南齐书·礼志》，宋武帝在鼓城时，九日，上项羽戏马台登高。《齐武帝本纪》，九日，孙陵风商飙馆登高宴群臣。《全唐诗话》，唐中宗临渭水登高。”《唐诗纪事》中说，景龙三年（公元709年）九月九日，唐中宗李显临幸渭亭登高，令臣下赋同题四韵五言诗一首，先成者赏，后成者罚。魏晋隋唐时期，每到重阳，在民间不但登高活动较为盛行，而且文人墨客尤其热衷此项活动，因而使它成为一项综合性的“登高会”。

吃重阳糕

据史料记载，重阳糕又称花糕、菊糕、五色糕，制无定法，较为随意。九月九日天明时，以片糕搭儿女头额，口中念念有词，祝愿子女百事俱高，乃古人九月作糕的本意。讲究的重阳糕要作成九层，像座宝塔，上面还作成两只小羊，以符合重阳（羊）之义。有的还在重阳糕上插一小红纸旗，并点蜡烛灯。这大概是用“点灯”、“吃糕”代替“登高”的意思，用小红纸旗代替茱萸。当今的重阳糕，仍无固定品种，各地在重阳节吃的松软糕类都称之为重阳糕。

插茱萸

晋代周处《风土记》中说：“以重阳相会，登山饮菊花酒，谓之登高会。”因为登高时有插茱萸、佩茱萸囊的风俗，所以登高会又叫“茱萸会”、“茱萸节”。

茱萸

到了唐代，茱萸按照唐代民俗，既可将它作为重阳的节日礼物送给亲友，如孟浩然的《九日得新序》一诗中，就有“茱萸可佩，折取寄情亲”的描述；同时，重阳插戴茱萸，还能避邪。王维的著名诗篇《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记述了重阳登高、插茱萸两种风习。张说《湘州九日城北亭子》一诗也说：“西楚茱萸节，南淮戏马台。”

关于插茱萸、佩茱萸囊的作用普遍解释是辟恶气、御初寒。《风土记》载：“九月九日律中无射而数九。俗以此日茱萸气烈成熟，尚此日折茱萸房以插头，言辟恶气而御初寒。”唐代郭震《秋歌》卷二也说：“辟恶茱萸囊，延年菊花酒。”

赏菊

在菊花怒放的重阳节里，观赏菊花成了节日的一项重要内容。传说赏菊习俗起源于晋代大诗人陶渊明。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回归田园后，以隐居出名，以诗出名，以酒出名，也以爱菊出名；后人效仿他，于是就有重阳赏菊的风俗。古代文人士大夫，还将赏菊与宴饮结合起来，希望自己和陶渊明的风格更加接近。北宋京师开封，重阳赏菊之风盛行。

《梦粱录》中说，宋代每年重阳日都要“以菊花、茱萸，浮于酒饮之”。还给菊花、茱萸起了两个雅致的别号，称菊花为“延寿客”，称茱萸为“辟邪翁”，“故假此两物服之，以消阳九之厄”。按照每年的惯例，皇宫禁中与达官显贵都要在这天观赏菊花；即使普通的士庶平民也要购买一两株菊花玩赏自娱。当时市场上出售的名优品种菊花达到七八十种之多。这些菊花，不但花朵硕大而艳丽，而且香味馨郁耐久。如有白黄色蕊，状如莲花的是“万龄菊”；粉红色的是“桃花菊”；白而檀心的是“木香菊”；纯白且大的是“喜客菊”，诸如此类，花色名目繁多，不胜枚举。

重阳节就好像一次各色、各类、各种菊花荟萃的盛大花会。《乾淳岁时记》对宋代禁廷宫中每年重阳节的赏菊庆乐活动也有详细描绘。书中写道：每年九月八日宫中就开始做重九，届时在庆瑞殿分列菊花万株，名花珍品，五彩缤纷，灿烂眩目。并且还要点燃菊灯，其盛况决不亚于元宵庆典。同时举办赏花赏灯之宴，席间丝竹悠扬，乐鼓并作，大庆重阳节。

清代以后，赏菊的习俗更加昌盛，且不只局限于九月九日。

饮菊花酒

菊花酒，就是用菊花作为原料酿制而成的酒。《西京杂记》称：当每年菊花盛开之时，采其茎叶，杂以黍米酿成，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因为饮菊花酒同样可以达到延年益寿的功效，所以是汉代宗贵达官常饮的佳酿。对此沈佺期《九日临渭亭侍宴应制得长字》一诗写道：“魏文颂菊蕊，汉武赐萸囊……年年重九庆，日月奉天长。”

各地过重阳节的风俗

除了以上较为普遍的习俗外，各地还有些独特的过节形式。

重阳节在陕北是正式收割的季节，有首歌唱道：“九月里九重阳，收呀么收秋忙。谷子呀，糜子呀，上呀么上了场。”陕北过重阳在晚上，白天是一整天的收割、打场。晚上月上树梢，人们喜爱享用荞面熬羊肉，待吃过晚饭后，人们三三两两地走出家门，爬上附近山头，点上火光，谈天说地，待鸡叫才回家。夜里登山，许多人都摘几把野菊花，回家插在女儿的头上，以之避邪。

在福建莆仙，人们沿袭旧俗，要蒸九层的重阳米果，我国古代就有重阳“食饵”之俗，“饵”即今之糕点、米果之类。宋代《玉烛宝典》云：“九日食饵，饮菊花酒者，其时黍、秫并收，以因粘米嘉味触类尝新，遂成积习。”清初莆仙诗人宋祖谦《闽酒曲》曰：“惊闻佳节近重阳，纤手携篮拾野香。玉杵捣成绿粉湿，明珠颗颗唤郎尝。”近代以来，人们又把米果改制为一种很有特色的九重米果。将优质晚米用清水淘洗，浸泡2小时，捞出沥干，掺水磨成稀浆，加入明矾（用水溶解）搅拌，加红板糖（掺水熬成糖浓液），而后置于蒸笼于锅上，铺上洁净炊布，然后分九次，舀入米果浆，蒸若干时即熟出笼，米果面抹上花生油。此米果分九层重叠，可以揭开，切成菱角，四边层次分明，呈半透明体，食之甜软适口，又不粘牙，堪称重阳敬老的最佳礼馔。

一些地方的群众也有利用重阳登山的机会，祭扫祖墓，纪念先人。莆仙人以重阳祭祖者比清明为多，故俗有以三月为小清明，重九为大清明之说。由于莆仙沿海，九月初九也是妈祖羽化升天的忌日，乡民多到湄洲妈祖庙或港里的天后祖祠、宫庙祭祀，求得保佑。

新中国成立后，重阳节的活动充实了新的内容。1989年，我国重阳节定为老人节。等到这一日，各地都要组织老年人登山秋游，开阔视野，交流感情，锻炼身体，培养人们回归自然，热爱祖国大好山河的高尚品德。

重阳节诗词选

采桑子

毛泽东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九日齐山登高

（唐）杜牧

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

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

但将酩酊酬佳节，不作登临恨落晖。

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

九月九日玄武山旅眺

（唐）卢照邻

九月九日眺山川，归心归望积风烟。

他乡共酌金花酒，万里同悲鸿雁天。

九日

（唐）杨衡

黄花紫菊傍篱落，摘菊泛酒爱芳新。

不堪今日望乡意，强插茱萸随众人。

醉花荫

（宋）李清照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

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

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沉醉东风　重九

（元）关汉卿

题红叶清流御沟，赏黄花人醉歌楼。

天长雁影稀，月落山容瘦。

冷清清暮秋时候，衰柳寒蝉一片愁，

谁肯教白衣送酒。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唐）王维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九月十日即事

（唐）李白

昨日登高罢，今朝再举觞。

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

蜀中九日

（唐）王勃

九月九日望乡台，他席他乡送客杯。

人情已厌南中苦，鸿雁那从北地来。

九日作

（唐）王缙

莫将边地比京都，八月严霜草已枯。

今日登高樽酒里，不知能有菊花无。

奉和九日幸临渭亭登高得枝字

韦安石

重九开秋节，得一动宸仪。

金风飘菊蕊，玉露泣萸枝。

睿览八紘外，天文七曜披。

临深应在即，居高岂忘危。

于长安还扬州九月九日行薇山亭赋韵

（南朝陈）江总

心逐南云逝，形随北雁来。

故乡篱下菊，今日几花开？

九日

（明）文森

三载重阳菊，开时不在家。

何期今日酒，忽对故园花。

野旷云连树，天寒雁聚沙。

登临无限意，何处望京华。

第四辑
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烟酱醋茶”，全是有关吃喝的，雅称“饮食”。悠悠万事，惟此为大，不可须臾离也。不独凡人，圣人也是如此，有言为证：“食、色，性也。”在中华民族的民俗中，“民以食为天”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因此饮食民俗就成了民俗文化中重中之重的，中国因此成为美食大国，我们的饮食民俗是从生食开始的，然后是熟食，最后才是烹饪，后来形成了八大菜系，同时茶酒文化也是饮食民俗中的重要内容。

第十七章
传统饮食习俗

中华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悠久。自远古以来，我国人民就有自己独特的饮食风尚和习俗，有着高超的烹饪和各种食品加工技艺。饮食风俗就是食风食俗，中华民族的饮食风俗内容丰富多彩，是中国主要的烹饪文化遗产，它有很强的民族性、地域性、社会性、传承性，对中国人的礼仪、道德行为规范有着深刻的影响，饮食风俗在一定意义上是窥视中华民族社会形态的窗口。

中国人饮食重于一切

中国人是很重视“吃”的，“民以食为天”这句谚语就说明我们把吃看得与天一样重要。大体上说，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俗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以植物性食料为主。主食是五谷，副食主要是蔬菜，外加少量肉食。中国人吃的菜蔬有600多种，比西方多六倍。实际上，在中国人的菜肴里，素菜是平常食品，荤菜只有在节假日或生活水平较高时，才进入平常的饮食结构，所以自古便有“菜食”之说，菜食在平常的饮食结构中占主导地位。形成这一习俗的主要原因，一是古人生活状态要差得多，所以“食肉”不是一件易事，非达官贵人、握有大权利者，大约一年里没几次机会能吃得上肉。所以古人将有权势者称为“肉食者”。二是中原地区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菜的品种要远远多于肉的品种。三是中国人的以植物为主菜与佛教徒的鼓吹有着千缕万丝的联系。他们视动物为“生灵”，而植物则“无灵”，所以，主张素食主义。

第二，以热食、熟食为主。也是中国人饮食习俗的一大特点。这和中国文明开化较早和烹调技术的发达有关。中国古人认为：“水居者腥，肉臊，草食即膻。”热食、熟食可以“灭腥去臊除膻”（《吕氏春秋·本味》）。中国人的饮食历来以食谱广泛、烹调技术的精湛而闻名于世。史书载，南北朝时，梁武帝萧衍的厨师，能把一个瓜变出十种式样，一个菜能做出几十种味道，烹调技术的高超，令人惊奇。

第三，在饮食方式上，中国人也有自己的特点，这就是聚食制。聚食制的起源很早，从许多地下文化遗存的发掘中可见，古代炊间和聚食的地方是统一的，炊间在住宅的中央，上有天窗出烟，下有篝。在火上做饭，就食者围火聚食。这种聚食古俗，一直传至后世。

聚食时筵席要用圆桌，这就从形式上造成了一种团结、礼貌、共趣的气氛。美味佳肴放在一桌人的中心，它既是一桌人欣赏、品尝的对象，又是一桌人感情交流的媒介物。人们相互敬酒、相互让菜、劝菜，在美好的事物面前，体现了人们之间相互尊重、礼让的美德。虽然从卫生的角度看，这种饮食方式有明显的不足之处，但它符合我们民族“大团圆”的普遍心态，反映了中国古典哲学中“和”这个范畴对后代思想的影响，便于集体的情感交流，因而至今难以改革。聚食制的长期流传，是中国重视血缘亲属关系和家族家庭观念在饮食方式上的反映。

第四，在食具方面，中国人的饮食习俗的一大特点是使用筷子。筷子，古代叫箸，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礼记》中曾说：“饭黍无以箸。”可见至少在殷商时代，已经使用筷子进食。筷子一般以竹制成。一双在手，运用自如，既简单经济，又很方便。许多欧美人看到东方人使用筷子，叹为观止，赞为一种艺术创造。实际上，东方各国使用筷子其源多出自中国。中国人的祖先发明筷子，确实是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

传统饮食习俗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饮食大国，饮食活动延伸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由此就出现了社交礼仪食俗、岁时节日食俗、信仰食俗等。

社交礼仪食俗主要表现在人与人交往方面。亲朋好友之间交往最多，每到亲朋好友遇到重大事情，如结婚、生孩子、乔迁、看望病人等，总是要送些礼物去，而主人首先想到的是给客人吃些什么，喝些什么，尽可能把饭菜安排得丰盛些，让客人满意而归。谈买卖、做生意也习惯于边吃边谈，饭吃好了，生意也就谈成了。

中国地域辽阔，各地风俗有很大的不同，待客的饭菜也各有讲究。在中国南方的有些农村，客人来了，献上茶后，立即下厨房做点心。或是在水中煮上几个鸡蛋，再放上糖。或是先煮上几片年糕，放上糖，给客人先品尝，然后再做正餐。北方地区如北京，旧时待客吃面条，意思是请客人留下来，如果客人住下，就请客人吃一顿饺子，表示热情。探亲访友送礼物讲究“京八件”，也就是所谓的八样点心。

在东部的福建泉州，要请客人吃水果，当地叫“甜甜”，就是请客人尝甜，而且还要在水果中放柑橘，因为当地话中的“橘”与“吉”谐音，有祝贺客人吉利，生活得像柑橘一样甜。

在宴请客人时，各地习俗也不相同。中国北方的黑龙江地区待客则是上菜必须为双数，也就是每桌菜必须是双数。另外，在有些地区，要有鱼，意思是生活有富余。北京最低档是二八席，就是八碟八碗。碟为凉菜，碗为热菜。

在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宴请之一就是因为婚姻而引起的种类繁多的饮食活动，如提亲饭、相亲饭、订婚饭、婚宴、回门饭等。其中以婚宴饭最为隆重、最讲究。比如，在东部的江苏农村，婚宴讲究十六碗、二十四碗、三十六碗，在城市。婚宴同样也很隆重，这些都含有吉祥如意的意思。在中国西部的陕西省有些地区，婚宴的每道菜都有含意，第一道菜是红肉。用“红”表示“红喜满堂”；第二道菜为“全家福”，是“合家团聚、有福同享”的意思；第三道菜为大八宝饭，用糯米、大枣、百果、莲子等八种原料做成，其含意为白头偕老、百年好合等。寿宴则是给老人祝寿的酒席，其主食以面条居多，又叫长寿面。

一天究竟该吃几顿饭

东方西方，饮食习惯皆一日三餐，不知是何时从菇毛饮血逐渐进化到养生这一文明习俗。不过，中国的三餐习惯，从庄子的“适莽苍者，三餐而返，腹犹果然”语句中，可以证实早在公元前四百多年，中国人已有一日三餐的习惯，南宋的大诗人陆放翁有诗曰：“疾行逾白步，健饭每三餐。”也可以说明，千百年来，一日三餐的习惯，非常普通，至于疾行逾白步之说，则相当于今日的体育锻炼。恰如民谚所云：“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饱食之后散散步，助肠胃消化，对身体有好处，看来自古皆以为然。

不过，佛教中有一派的戒律，每日只吃一餐，过午即不食，因佛说日午食，后乞他食，吃了也不是自己分内的，所以，《五灯会元》把此条奉为佛律，即过了中午就不吃晚饭。

宋大诗人黄庭坚（山谷）信佛，早晨吃粥，中午吃饭，过午即不食。唐白居易《长庆集体》十九《龙华寺主家小尼》诗：“夜静双林怕，春深一食饥。”却是对佛门弟子衷心悲悯的诗句。只是，古人认为过午不食也是长寿和保身养体的秘诀，并以为夜食过饱容易致病，宋人长年诀有这样几句顺口溜：“夜卧不蒙首，晚饭少数口。”意思就是晚上睡觉，最好不要蒙头大睡，蒙上了被子睡觉，空气不流通，对人健康不利。而吃饭呢，即使不遵守佛律——过年不食，但只要在吃饭时，不贪饱，少吃几口饭，也是好的。

宋民间避瘅口诀又说：“稍饮卯前酒，莫吃申后饭。”这卯时系指清晨五至七点之间，申时则指下午五至七点之间。早晨五至七点，一般人都是刚刚起床。一起床就喝酒，乍然听来，似乎不是中国人的习惯。但读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的《长庆集》，发现白居易恰恰就是一个最爱喝卯时酒的人，他有一首诗叫《卯饮》，歌颂在清晨喝一盅酒，快活似神仙，诗句云：“卯饮一杯眠一觉，世间何事不悠悠。”看来他是在早晨五至七点种喝一杯酒再睡一觉的。其另一首《卯时酒》的诗，也盛赞“未如卯时酒，神速功力倍”，《醉吟》一诗更有这样的诗句：“耳底斋钟初过后，心头卯酒未消时。”白居易生活在唐朝，唐人起床据史载特别早，朝廷上朝大约都在早晨六点，他却在早晨吃杯酒睡觉，到了中午寺庙都打钟了，心头那卯时喝的酒仍然酒意未消，由此看来，大约要拖到下午才上班了（白居易当时任杭州太守）。

唐人起床特别早的事，有笔记书札记载，当时的人请客人吃饭，客人都是在早晨天还不亮时，即动身上路赴宴，走在路上，斜月尚明。这虽然可以解释作当时交通不便，赴宴要在路上走许多时间，但也可说明唐朝人的宴会，大都在午前，请客人吃的是午餐。

现代医学证明，早餐所食系一日消耗精力所需，而晚餐过饱，食必不消化，故新的保养口诀是为：“早餐要吃好（指营养），午餐要吃饱，晚餐要吃少。”这是精确计算了热量与能量的关系作出的结论，与中国古人的饮食习惯，不无巧合地大致相同。

美食与美器的搭配习俗

我国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其中，餐饮器具一直被视为是饮食文化的重要内容。古诗云：“葡萄美酒夜光杯”，足见“美食”与“美器”的唇齿关系。

清代著名诗人袁枚是当时广集众美的烹调爱好者，他写的《随园食单》中就专列了“器具须知”一节。他纵观古来美食与美器的发展史后，叹道：“古语云：美食不如美器，斯语是也。然宣、成、嘉、万窑器太贵，颇愁损伤，不如竟用御窑已觉雅丽惟是。参错其间，方觉生色。若板板于十碗八碗之说，便嫌笨俗。大抵物贵者器宜大，贱者器宜小，煎炒宜盘，汤羹宜碗，煨煮者宜砂罐。”他说，菜肴出锅后，该用碗的用碗，该用盘的用盘，“煎炒宜盘，汤羹宜碗，参错其间，方觉生色。”这是美食与美器搭配的精彩论述，也无疑是对美食与美器关系的一个精练总结。

袁枚在这里道出了使用餐具的一般原则：第一，美食不如美器，餐具应当讲究；第二，雅丽实用便可，不必要求过高；第三，盛器因菜制宜，无须强求一致；第四，盛器力求多样，使之参错成趣。这是符合古代使用餐具的实际的，但是并不全面。

事实上，从古到今我国对于餐具的使用，参错成趣与整齐划一是并行不悖的。依据时间、场所、规格、菜品之不同，聪明的厨师常常变换餐具，力求因时而异，因人而异，因景而异，因席而异，给人以视觉上的美感。

菜肴与盛器在具体配合时的情况也十分复杂。形态有别、色彩各异和图饰不同的盛器与同一菜肴组配会产生迥然各异的视觉效果；反之，同一盛器与色、形不同的多种菜肴配合，也会产生形形色色的审美效果。不同的质地、形态以及色彩与图饰的盛器有着不同的审美印象。

传统饮食重在调

这个调，是指调料。中国传统饮食非常讲究调料的使用，几乎是无调不成席。

米酒：烹调鱼、肉类时添加少许的酒，可去腥味。

辣椒酱：红辣椒磨碎制成的酱，呈赤红色黏稠状，又称辣酱。可增添辣味，并增加菜肴色泽。

甜面酱：本身味咸。用油以小火炒过可去酱酸味。亦可用水调稀，并加少许糖调味，风味更佳。

辣豆瓣酱：以豆瓣酱调味之菜肴，无需加入太多酱油，以免成品过咸。以油爆过色泽及味道较好。

芝麻酱：本身较干。可以冷水或冷高汤调稀。

番茄酱：常用于茄汁、糖醋等菜肴，并可增加菜肴色泽。

醋：乌醋不宜久煮，于起锅前加入即可，以免香味散去。白醋略煮可使酸味较淡。

鲍鱼酱：采用天然鲍鱼精浓缩制造而成，适用于：煎、煮、炒、炸、卤，等等。

XO酱：大部分主要是由诸多海鲜精华浓缩而成，适用于各项海鲜料理。

盐（低钠盐）：烹调时最重要的味料。其渗透力强，适合腌制食物，但需注意腌制时间与量。

糖：红烧及卤菜中加入少许糖，可增添菜肴风味及色泽。

味精：可增添食物之鲜味。尤其加入汤类共煮最适合。

发粉：加入面糊中，可增加成品之膨胀感。

面粉：分为高、中、低筋三种。制作面糊时以中筋面粉为宜。用于沾粉油炸时则具著色功能。

甘薯粉：多用于油炸物之沾粉。亦可作为芡粉。

生粉：为芡粉之一种，使用时先使其溶于水再勾芡，可使汤汁浓稠。此外，用于油炸物的沾粉时可增加脆感。用于上浆时，则可使食物保持滑嫩。

小苏打粉：以适量小苏打腌浸肉类，可使肉质较松滑嫩。

豆豉：干豆豉用前以水泡软，再切碎使用。湿豆豉只要洗净即可使用。

葱：常用于爆香、去腥。

姜：可去腥、除臭，并提高菜肴风味。

辣椒：可使菜肴增加辣味，并使菜肴色彩鲜艳。

蒜头：常用之爆香料，可搭配菜色切片或切碎。

酒与民俗不可分

在我国古代，酒被视为神圣的物质，酒的使用，更是庄严之事，非祀天地、祭宗庙、奉佳宾而不用。形成远古酒事活动的俗尚和风格。随酿酒业的普遍兴起，酒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用物，酒事活动也随之广泛，并经人们思想文化意识的观照，使之程式化，形成较为系统的酒风俗习惯。这些风俗习惯内容涉及人们生产、生活的许多方面，其形式生动活泼、姿态万千。

酒与民俗不可分。诸如农事节庆、婚丧嫁娶、生期满日、庆功祭奠、奉迎宾客等民俗活动，酒都成为中心物质。农事节庆时的祭拜庆典若无酒，缅情先祖、追求丰收富裕的情感就无以寄托；婚嫁之无酒，白头偕老、忠贞不二的爱情无以明誓；丧葬之无酒，后人忠孝之心无以表述；生宴之无酒，人生礼趣无以显示；饯行洗尘若无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情怀无以倾述。总之，无酒不成礼，无酒不成俗，离开了酒，民俗活动便无所依托。

早在夏、商、周三代，酒与人们的生活习俗、礼仪风尚就已紧密相连，并且公式化、系统化。当时，曲蘖的使用，使酿酒业空前发展，社会重酒现象日甚。反映在风俗民情、农事生产中的用酒活动非常广泛。

夏代，乡人于十月在地方学堂行饮酒礼：“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友斯飨，日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诗经·七月（豳风）》）此诗描绘的是一幅先秦时期农村中乡饮的风俗画。在开镰收割、清理禾场、农事既毕以后，辛苦了一年的人们屠宰羔羊，来到乡间学堂，每人设酒两樽，请朋友共饮，并把牛角杯高高举起，相互祝愿大寿无穷，当然也预祝来年丰收大吉，生活富裕。

周代风俗礼仪中，就有冠、昏（婚）、丧、祭、乡、射、聘、朝八种，大多又酒冠其中，有声有色。例如：男子年满二十要行冠礼，表示已成为成年人，在冠礼活动中，“嫡子醮用醴，庶子则用酒”（《中国文化史》），庆贺自己走向成熟。此间无论是味清的醴，还是味浓的酒，都成为祝福生命的圣水。

周代的婚姻习俗，已经走向规范化、程式化，由提亲到完婚，已形成系统，各个环节都有专门的讲究，男子若相中某一女子，必请媒提亲，女应允后，仍有纳采、问名、纳吉等过程。婚期至，“父醮而命之迎，子承命以往，执雁而入，奠雁稽首，出门乘车，以俟妇于门外，导妇而归，与妇同牢而食，合卺而饮”。新婚夫妇共同食用祭祀后的肉食，共饮新婚水酒，以酒寄托白发到老的愿望。周代时兴射礼，虽等级有三，但“凡射，皆三次，初射三耦射；再射三耦与众耦皆射；三射，则以乐节射，不胜者饮。”酒在射礼中成为败者的惩罚之物，情趣无穷。

周代乡饮习俗，以乡大夫为主人，处士贤者为宾。活动过程中，“凡宾，六十者坐，五十者立”。饮酒，尤以年长者为优厚。“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其尊老敬老的民风在以酒为主体的民俗活动中有生动显现。

三代风俗礼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它“集前古之大成，开后来之改政”（《中国文化史》，传承沿袭，不少风俗现象仍保留至今，近现代民间习尚的婚礼酒、丧葬酒、月米酒、生期酒、节日酒、祭祀酒等等，都在周代风俗文化的“八礼”中寻到源。

时推风移，民俗活动因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其内容、形式乃至活动情节均有变化，然而，唯有民俗活动中使用酒这一现象则历经数代仍沿用不衰。

生期酒

老人生日，子女必为其操办生期酒。届时，大摆酒宴，至爱亲朋，乡邻好友不请自来，携赠礼品以贺等。酒席间，要请民间艺人（花灯手）说唱表演。在贵州黔北地区，花灯手要分别装扮成铁拐李、吕洞宾、张果老、何仙姑等八个仙人，依次演唱，边唱边向寿星老献上自制的长生拐、长生扇、长生经、长生酒、长生草等物，献物既毕，要恭敬献酒一杯，“仙人”与寿星同饮。

婚礼酒

提亲至定亲间的每一个环节中，酒是常备之物。打到话（提媒）、取同意、索取生辰八字，媒人每去姑娘家议事，都必须捎带礼品，其中，酒又必不可少。婚期定下，男家又酒肉面蛋糖果点心一应俱全，躬请姑娘的舅、姑、婆、姨，三亲四戚。成亲时，当花轿抬进男家大院，第一件事就要祭拜男家列祖列宗，烧酒、猪头、香烛摆上几案，新人双脆于下，主持先生口中念念有辞，最后把猪头砍翻而将酒缓缓洒于新郎新娘面前。之后，过堂屋拜天地，拜毕，新人入洞房，共饮交杯酒，寄托白头相守、忠贞不二的爱情。洞房仪式完毕，新人要双双向参加婚礼酒宴者敬酒表示致谢，此时，小伙们少不了向新婚夫妇劝酒，高兴起来，略有放肆，逗趣、玩笑自在其间，婚礼酒宴充满民间特有的欢乐情趣。

月米酒

月米酒妇女分娩前几天，要煮米酒1坛，一是为分娩女子催奶，一是款待客人。孩子满月，要办月米酒，少则三五桌，多则二三十桌，酒宴上烧酒管够，每人另有礼包1个，内装红蛋、泡粑等物。

祭拜酒

涉及范围较宽，一般有两类，一是立房造屋、修桥铺路要行祭拜酒。凡破土动工，有犯山神地神，就要置办酒菜，在即将动工的地方祭拜山神和地神。鲁班是工匠的先师，为确保工程顺利，要祭拜鲁班。仪式要请有声望的工匠主持，备上酒菜纸钱，祭拜以求保佑。工程中，凡上梁、立门均有隆重仪式，其中酒为主体。二是逢年过节、遇灾有难时，要设祭拜酒。除夕夜，各家各户要准备丰盛酒菜，燃香点烛化纸钱，请祖宗亡灵回来饮酒过除夕，此间，家有以长幼次序磕头，随及肃穆立候于桌边，三五分钟后，家长将所敬之酒并于一杯，洒于餐桌四周，祭拜才算结束，全家方得起勺用餐。在民间，心有灾难病痛，认为是得罪了神灵祖先，于是，就要举行一系列的娱神活动，乞求宽免。其形式仍是置办水酒菜肴，请先生（也有请花灯头目）到家里唱念一番，以酒菜敬献。祭拜酒因袭于远古对祖先诸神的崇拜祭奠。在传统意识中，认为万物皆有神，若有扰神之事不祭拜，就不会清静。（祭拜酒中的一些现象，因属糟粕一类，在民众中已逐渐消失。）

源远流长的酒文化

中国酒文化历经数千载而不衰。原因何在？

因早有以酒代“久”、“有”、“寿”之内涵，不论是喜庆筵席、亲朋往来，还是逢年过节、日常家宴，人们都要举杯畅饮，以增添一些喜庆气氛。同时由于酒有一种微妙的“神奇”作用，故千百年来，人们喜欢以酒祭祖、以酒提神、以酒助胆、以酒御寒……

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饮酒方式亦显多样多彩。如先秦之饮尚阳刚、尚力量；魏晋之饮尚放纵、尚狂放；唐代之饮多发奋向上的恢宏气度；宋代之饮多省悟人生的淡淡伤感……那时的酒多以黄米发酵而成，含酒精量较少，香味绵长，不少人一回可喝几碗甚至几十碗，以显其潇洒与海量，留下颇多趣闻。“西晋七贤”之一的刘伶，以酒会友、嗜酒如命，有民谚云：“刘伶饮酒，一死（醉）三年。”唐代书法家张旭，“往往大醉后，呼喊狂走，然后落笔”，今苏州张旭祠中的一副楹联“书道入神明，酒狂称草圣”，即是对他的赞颂。

历朝历代以酒咏物、以酒抒怀的诗辞歌赋，民谚俚语难以数计。妙趣横生的酒联，能令人回味无穷：“酒气冲天，飞鸟闻香化凤；糟粕落地，游鱼得味成龙”，“三杯竹叶穿心过，一朵桃花上脸来”，“四座了无尘事在，八方都为酒人开”，“酒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一川风月留酣饮，万里山河尽皓歌”，可谓天花乱坠，美上加美。

敬酒时，人们崇尚千古流传的“酒不满不成敬，茶不浅不知训”这一名言。古人还讲究把酒烫热了再饮，说“凉酒入肠，令人必伤”。《三国演义》中的“温酒斩华雄”、“曹操煮酒论英雄”，即是喝热酒的两个有力的佐证。

我国古代文人雅士饮酒，很讲究饮人、饮地、饮候、饮趣、饮禁、饮阑，名山、荷亭等作饮地为佳，所谓“醉翁行乐处，草木亦可敬”，正是“奠枕楼头风月，驻春亭上笙歌，留君一醉意如何？”饮人，指共饮者，应当是风度高雅、性情豪爽直率的知己故交，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饮地，指饮酒场所以竹林、高阁、葱绿下、画舫、幽馆。饮候，指选择与饮地相和谐的新春、清秋、雨霁、积雪、新月等，最富诗情画意之时饮酒。唐伯虎每于晚凉之时，必邀知己至桃花坞相饮，已成佳话。饮趣，是指饮酒时联吟、清谈、焚香、传花、度曲等。陶渊明说：“有待菊花家酿酒，与君一醉一陶然！”饮禁，主要包括苦劝、恶谑、喷秽等，避免饮酒时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古人饮酒很重视仪表和德性。《小雅》中说的“宾之初筵，左右秩秩”，“酒既和旨，饮则孔偕”，指的就是礼仪之邦饮酒应有的好风尚。饮阑，指酒之将尽，宴饮临近结束时，或相邀散步，或“欹枕”养神，或登高、垂钓。这些风尚雅兴，令人回味无穷。

不仅如此，古人还讲究饮酒行令，以增加筵席中的热闹气氛。行令，也称酒令和划拳，为一种同猜双方手指和数可分输赢的游戏，这种游戏虽然以输者罚酒为目的，但由于酒令内容充溢着一种喜庆、吉利的色彩，即使输者喝了一杯罚酒，却也感到有种无名的高兴。

中国古代名酒知多少

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我国曾出产过很多名酒，以下几个最有名。

女儿红

因历史典故而来的女儿红酒，色如琥珀，澄黄透明；味比琼浆，醇厚甘鲜；酒体协调，口感极佳，更具有半干型绍兴酒特有的馥郁芳香。它以精白优等糯米、生麦曲和鉴湖水为主要原料，采用独特酿造工艺，多年陈化而成，滴滴入口，唇齿留香！故以陈醇来形容女儿红酒，陈以炼香，醇赋酒格。女儿红酒的命名，源于江浙一带地方风俗：民间生女之年要酿酒数坛，以喻望女成凤之意，并在坛外雕绘有我国民族风格的彩图，泥封窖藏，待到女儿长大至十八岁出嫁时，把酒取出来招待宾客，以示喜庆吉祥。

状元红

女儿酒就是生女儿的人家，在女儿出生当年酿制几坛酒，密藏于地窑或夹墙内，一直到女儿出嫁时取出来，或作陪嫁，或在婚宴上款待客人。因为女儿酒的酿制寄托了父母希望，所以酿制时不仅选料、技艺十分精心，连酒坛也刻意妆扮，请画匠粉绘各种吉祥图案和题上吉祥祝辞，如“花好月圆、万事如间、白首偕老”等，将父母心愿表达出来。这种酒坛后来被人称“花雕”。

生女儿人家如此，生儿子人家也不甘落后，于是绍兴人就有了生儿子就酿酒，并在酒坛上涂上朱约色，着意彩绘的，这种酒被命名为状元红，表示儿子有状元之相。

无论是女儿酒、状元红，从酿造到饮用，即使是不提倡晚婚的古代，也要等17到18年以后，一坛酒存放17到18年以上往往会浓缩成半坛，甚至更少些，其质量肯定更佳，在女儿成亲或儿子大喜的日子里，做父母的用这种酒来款待诸亲好友，受赞扬自然不在话下，于是更喜上加喜。

状元红以优质高梁为原料，以大麦制曲，并采用清河泉头水为酿造用水，加入人参、砂仁、豆蔻、川牛膝等30余味名贵中药，浸泡提炼，成为成品。

酒液红润晶莹，色泽自然，芳香馥郁、甘美可口。适量饮用有调和血气，补中固本，强壮身体，延年益寿之功效。

竹叶青酒

据史记载，竹叶青是我国历代都生产的名酒。其色泽金黄带绿，纯净透明，香甜适中，柔和爽口，有淡淡的苦味而无强烈的刺激性，其余味中有汾酒和药材浸液形成的特殊感觉。45度酒，适当饮用有调和腑脏、疏气养血等良好功效。

竹叶青的酿制方法最初仅是在酒液中浸泡嫩竹叶，以取得淡绿清香的色味。自从白酒普遍生产和饮用以后，配入竹叶青的酒基多以白酒为主。配入的原料更是多种多样了。目前，国内各地生产竹叶青，以山西汾阳杏花村汾酒厂的产品为最佳。

杜康酒

据史书记载，杜康是夏代仲康时用粮食酿酒的鼻祖，周宣王时杜康后人因避难而定居于洛阳南的汝阳县。杜康当年造酒的遗址说是在汝阳县蔡店乡杜康村，这里酿造杜康的泉水清冽碧透，味甘质纯，因杜康为造酒者的始祖，使杜康成了今天酒的化身。杜康酒属浓香型酒，以优质小麦、精选糯米、高梁为酿酒原料，高中温曲混合使用，并采取“香泥窖封，低温入池，长期发酵，精心勾兑”等先进工艺制成。杜康酒久负盛名，历史文人多有赞誉，三国曹操曾有“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千古名句。

乳酒

狩猎，是原始人的重要生产活动。随着狩猎方法和工具的改进，人们可能一次捕到较多的活的野兽，一时吃不完，就用绳子缚住或者用围栏围住，留待以后宰杀。被缚或被关的野兽中完全可能有正在哺育幼兽的母兽，也可能在被缚、被关时生了幼兽，于是人们就有了尝到兽奶的机会，当然也有了挤兽奶的条件。挤下的兽奶一时吃不完，保管不善，和含糖的野果相似，也会受到自然界的微生物的作用生酒。人们偶然尝了这种酒，觉得味道很好，就有意识地模仿着酿造起来，就是最早的乳酒了。所以有的学者认为，新石器时代原始畜牧业发展起来以后，就可能有了乳酒，可见这种酒之古老。《礼记·礼运》中提到的“醴酪”，就是指的乳酒。至于是什么动物的乳酿制的酒，则说不清了。从一些古籍中看，马乳制的酒肯定是乳酒中很重要的一种。如汉代朝廷专设有“挏马官”，负责生产马乳酒。宋史中也提到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一带）“马乳酿酒，饮之亦醇”。元代诗人许有壬写的《马酒》诗中说：“味似融甘露，香疑酿醴泉。新醅撞重白，绝品挹清元。”看来这种酒既甘甜，又醇厚。

葡萄酒

魏文帝曹丕喜欢喝酒，尤其喜欢喝葡萄酒。他不仅自己喜欢葡萄酒，还把自己对葡萄和葡萄酒的喜爱和见解，写进诏书，告之于群臣。魏文帝在《诏群医》中写道：“三世长者知被服，五世长者知饮食。此言被服饮食，非长者不别也。中国珍果甚多，且复为说蒲萄。当其朱夏涉秋，尚有余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酸而不脆，冷而不寒，味长汁多，除烦解渴。又酿以为酒，甘于鞠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涎咽唾，况亲食之邪。他方之果，宁有匹之者。”陆机在《饮酒乐》中写道：“蒲萄四时劳醇，琉璃千钟旧宾。夜饮舞迟销烛，朝醒弦促催人。春风秋月桓好，欢醉日月言新。”《饮酒乐》中的“蒲萄”是指葡萄酒。诗中描绘的是当时上流社会奢侈的生活：一年四季喝着葡萄美酒，每天都是醉生梦死。这时的葡萄酒是王公贵族们享用的美酒，但已比较容易得到，否则谁也不可能一年四季都喝它。

我国的饮茶风俗

中国是茶的原产地，饮茶历史悠久。早在四千年前的神农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发现了茶及其药用价值，人们也养成了煮煎饮茶的习俗。唐代以后，茶叶大师在公元780年撰写了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三卷，系统地总结了种茶、制茶、饮茶的丰富经验。茶兴于唐而盛于宋。

茶叶

直至今日，中国的饮茶之风久兴不衰，烹茶与饮茶方法日益完善。烹茶方法由煮水煎茶发展到沸水冲泡，然后细品咀辍。清正袭人的茶香，甘冽生津的茶味以及清澈诱人的茶汤，令人尽情领略茶的天然品性。我国人多地广，受历史文化、民族习惯、地理环境等条件的影响，饮茶风俗各有不同，大致可归纳以下几种类型：

清饮雅赏

这类饮茶风俗在汉族地区最常见，如我国南方人喜欢喝绿茶，北方人爱好喝花茶，福建、广东一带饮的乌龙茶，西南一带喝普洱茶等。其方法是直接用开水冲沏茶叶，无需在茶汤中添加任何佐料，强调香真味实，顺应自然，体味茶的本色。

名茶名点

流行于我国华南一带喝早茶的习惯，就是这类饮茶风俗的典型代表。早晨上茶楼的生活习惯和社会风俗在广东由来已久，清晨人们在上班之前，在茶楼里泡上一壶茶叶，挑上两种甜美可口的点心，徐徐品饮，慢慢咀嚼。这种喝早茶风俗，已在中国的一些城市中流行，成为我国市民的一种生活方式。

茶食相融

这类饮茶风俗在我国少数民族中最常见。基本方法是在茶叶煮泡过程中，加入各种佐料，以形成特殊风味。如藏族的酥油茶，蒙族的咸奶茶，维吾尔族的奶子茶和侗族的打油茶等。

茶药

以茶药用，古今有之。这种把茶叶当作药物饮用的风俗，在一些交通比较闭塞的山区比较常见。如湘、鄂、黔、川地区的土家族喝擂茶，云南一些地区合酒茶等。中国有半数以上的省市和自治区产茶，因茶的出产地区、制作方法的不同，形成了种类丰富、品种繁多的茶叶。中国名茶不仅是旅游者喜爱的饮料，而且也是旅游者馈赠亲友的礼品。中国茶可分为六大类，即绿茶、红茶、乌龙茶、花茶、白茶和紧压茶。

备受推崇的中国茶文化

中国是世界茶叶的故乡，种茶、制茶、饮茶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又是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生活在这个大家庭中各族人民有着各种不同的饮茶习俗，真可谓“历史久远茶故乡，绚丽多姿茶文化”。

擂茶

顾名思义，就是把茶和一些配料放进擂钵里擂碎冲沸水而成擂茶。不过，擂茶有几种，如福建西北部民间的擂茶是用茶叶和适量的芝麻置于特制的陶罐中，用茶木棍研成细末后加滚开水而成；广东的揭阳、普宁等地聚居的客家人所喝的客家擂茶，是把茶叶放进牙钵（为吃擂茶而特制的瓷器）擂成粉未后，加上捣碎的熟花主、芝麻后加上一点盐和香菜，用滚烫的开水冲泡而成；湖南的桃花源一带有喝秦人擂茶的特殊习俗。是把茶叶、生姜、生米放到碾钵里擂碎，然后冲上沸水饮用。若能再放点芝麻、细盐进去则滋味更为清香可口。喝秦人擂茶一要趁热，二要慢咽，只有这样才会有“九曲回肠，心旷神怡”之感。

龙虎斗茶

龙虎斗茶云南西北部深山老林里的兄弟民族，喜欢用开水把茶叶在瓦罐里熬的浓浓的，而后把茶水冲放到事先装有酒的杯子里与酒调和，有时还加上一个辣子，当地人称它为“龙虎斗茶”。喝一杯龙虎斗茶以后，全身便会热乎乎的，睡前喝一杯，醒来会精神抖擞，浑身有力。

竹筒茶

将清毛茶放入特制的竹筒内，在火塘中边烤边捣压，直到竹筒内的茶叶装满并烤干，就剖开竹筒取出茶叶用开水冲泡饮用。竹筒茶既有浓郁的茶香，又有清淡的竹香。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同胞喜欢饮这种茶。

锅帽茶

在锣锅内放入茶叶和几块燃着的木炭，用双手端紧锣锅上下抖动几次，使茶叶和木炭不停地均匀翻滚，等到有屡屡青烟冒出和闻到浓郁的茶香味时，便把茶叶和木炭一起倒出，用筷子快速地把木炭拣出去，再把茶叶倒回锣锅内加水煮几分钟就可以了。布朗族同胞喜欢饮锅帽茶。

盖碗茶

在有盖的碗里同时放入茶叶、碎核桃仁、桂圆肉、红枣、冰糖等等，然后冲入沸水盖好盖子。来客泡盖碗茶一般要在吃饭之前，倒茶是要当面将碗盖揭开，并用双手托碗捧送，以表示对客人的尊敬。沏盖碗茶是回族同胞的饮茶习俗。

婆婆茶

新婚苗族妇女常以婆婆茶招待客人。婆婆茶的做法是：将去皮的南瓜子和葵花子、晒干切细的香樟树叶尖以及切成细丝的嫩腌生姜放在一起搅拌均匀，储存在容器内备用。要喝茶时，就取一些放入杯中，再以煮好的茶汤冲泡，边饮边用茶匙舀食，这种茶就叫做婆婆茶。

中国古代十大名茶

中国饮茶、种茶历史悠久，茶叶品种资源丰富，各具特色。由此也衍生出了十大名茶。

西湖龙井

是我国的第一名茶，产于浙江杭州西湖的狮峰、龙井、五云山、虎跑一带，历史上曾分为“狮、龙、云、虎”四个品类，其中多认为以产于狮峰的品质为最佳。龙井素有“色绿、香郁、味醇、形美”四绝著称于世。形光扁平直，色翠略黄似糙米色，滋味甘鲜醇和，香气幽雅清高，汤色碧绿黄莹；叶底细嫩成朵。

洞庭碧螺春

产于江苏吴县太湖之滨的洞庭山。碧螺春茶叶用春季从茶树采摘下的细嫩芽头炒制而成；高级的碧螺春，每公斤干茶需要茶芽13.6万～15万个。外开形条索紧结，白毫显露，色泽银绿，翠碧诱人，卷曲成螺，故名“碧螺春”。汤色清澈明亮，浓郁甘醇，鲜爽生津，回味绵长；叶底嫩绿显翠。

白毫银针

素有茶中“美女”、“茶王”之美称，是一种白茶，产于福建东部的福鼎和北部的政和等地。白毫银针满坡白毫色白如银，细长如针，因而得名。冲泡时，“满盏浮茶乳”，银针挺立，上下交错，非常美观；汤色黄亮清澈，滋味清香甜爽。白茶味温性凉，健胃提神，祛湿退热，常作为药用。

君山银针

产于岳阳洞庭湖的青螺岛，有“洞庭帝子春长恨，二千年来草更长”的描写。其冲泡后，三起三落，雀舌含珠，刀丛林立。有很高的欣赏价值。

黄山毛峰

产于安徽黄山，主要分布在桃花峰的云谷寺、松谷庵、吊桥阉、慈光阁及半寺周围。这里山高林密，日照短，云雾多，自然条件十分优越，茶树得云雾之滋润，无寒暑之侵袭，蕴成良好的品质。黄山毛峰采制十分精细。制成的毛峰茶外形细扁微曲，状如雀舌，香如白兰，味醇回甘。

武夷岩茶

产于福建武夷山。武夷岩茶属半发酵茶，制作方法介于绿茶与红茶之间。其主要品种有“大红袍”“白鸡冠”“水仙”“乌龙”“肉桂”等。武夷岩茶品质独特，它未经窨花，茶汤却有浓郁的鲜花香，饮时甘馨可口，回味无穷。18世纪传入欧洲后，倍受当地群众的喜爱，曾有“百病之药”美誉。

安溪铁观音

产于福建安溪，铁观音的制作工艺十分复杂，制成的茶叶条索紧结，色泽乌润砂绿。好的铁观音，在制作过程中因咖啡碱随水分蒸发还会凝成一层白霜；冲泡后，有天然的兰花香，滋味纯浓。用小巧的工夫茶具品饮，先闻香，后尝味，顿觉满口生香，回味无穷。近年来，发现乌龙茶有健身美容的功效后，铁观音更风靡日本和东南亚。

信阳毛尖

产于河南信阳车云山、集云山、天云山、云雾山、震雷山、黑龙潭和白龙潭等群山峰顶上，以车云山天雾塔峰为最。人云：“师河中心水，车云顶上茶。”成品条索细圆紧直，色泽翠绿，白毫显露；汤色清绿明亮，香气鲜高，滋味鲜醇；叶底芽壮、嫩绿匀整。

庐山云雾

产于江西庐山。号称“匡庐秀甲天下”的庐山，北临长江，南傍鄱阳湖，气候温和，山水秀美十分适宜茶树生长。庐山云雾芽肥毫显，条索秀丽，香浓味甘，汤色清澈，是绿茶中的精品。

六安瓜片

产于皖西大别山茶区，其中以六安、金寨、霍山三县所产品最佳。六安瓜片每年春季采摘，成茶呈瓜子形，因而得名，色翠绿，香清高，味甘鲜，耐冲泡。此茶不仅可消暑解渴生津，而且还有极强的助消化作用和治病功效，明代闻龙在《茶笺》中称，六安茶入药最有功效，因而被视为珍品。

酒要满、茶要浅

在我国传统饮食习俗中，有很多的禁忌，如“饭要少吃，酒要少饮”“莫吃卯时酒，昏昏醉到酉”“不贪意外财，不饮过量酒”“唯酒无量，不及乱”等都是提醒人们饮酒时的注意事项。“酒要满，茶要浅”则是涉及斟酒倒茶的礼仪要求，类似的说法还有“茶七饭八酒满杯”等。

酒要满是指在一般的宴席上，主人为客人斟酒，倒至满溢，以显示待客的诚挚。很多地方有头三杯全满全干，不醉不归的习俗，酒要满要多喝，否则会被人认为待客不周。其实从酒的作用来说，酒精本来就会让人情绪激动，正好可以烘托宴席的气氛，所谓无酒不席。主人满酒敬客又有顺水推舟的合理之处。酒要满，合情合理，适量饮用，无可非议；但要辩证地理解，即在尽情畅饮之时，主客都要把握分寸，量力而行。不可强行劝酒或逞强贪杯。人们总结出的酒道中有“敬”“欢”“宜”三大原则，即饮酒过程中表现出足够的敬意，双方都很高兴和适可而止，满酒或劝酒都要以这些酒道为底线。

茶要浅是指相对酒满而言，茶要浅。其实浅与满是相对的，而且这个浅也有分寸可言，如民间有“茶要七分满”或“倒茶只倒七分满，流得三分是人情”的说法，这种“七分满”的浅茶同样是向对方表示尊敬之意，与满酒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旧俗以为茶斟得太满是对客人的不敬，类同让客人牛饮，有骂人之嫌。从情理上而言，这种礼仪要求可能出于以下两种情况的考虑：倒得少了，显示不出主人足够的诚意；多至满溢，客人喝茶不便，主人也尴尬，又是最大的失敬。所以，按照传统的中庸观念，中中为正。中上为善，人们就以不太偏也不太倚的七分为斟茶标准。再者，喝茶本是闲暇之时的习惯，不需要烘托什么热闹气氛。与酒席相比，它更青睐于清静悠闲。浅茶则正好适应这种慢节奏，似乎有细水长流、来日方长之意，而茶道讲究廉、美、和、敬，七分满的“浅”茶习俗与此互为表里。显示了我国茶文化崇尚淡雅的鲜明特色。

总之，待客以酒茶，一满一浅，虽有形式上的差异，但都体现了社会交际中以礼敬人和从实际出发的两条原则。此处的敬主要指主人应该对客人真心实意，其实需灵活对待，因人因时而异，即从实际出发。

除此之外，在我国丰富的饮食文化中还有许多其他的酒茶之礼。以酒为例，礼酒不分家，所谓“酒以成礼”“有礼之会无酒不行”“无酒不礼”“无酒不成礼仪”都说明了酒与礼仪的密切关系，由此而衍生出很多关于酒的礼俗，体现在饮酒、斟酒、敬酒、祝酒等。如上面所说的酒要满就是指斟酒时的礼仪要求，一般从其侧面斟酒，酒壶不能挡住客人视线，也是如此。饮酒的礼俗也有不少，如饮前酹酒，干杯时酒杯必须喝净，迟到者要罚酒，隔席不问酒等等。敬酒时要从尊长开始，先为对方斟满，然后满好自己的酒。双手捧杯，祝福对方，然后先干为敬。祝酒时还有很多祝酒词，如祝寿、祝喜、祝安、祝行、祝顺等。在觥筹交错中，敬酒或祝酒者将他们的敬意和祝福融于酒里，溢于言表，酒礼酒礼，酒中有礼，可见酒在社会交际中的重要作用。

“先干为敬”的由来

在社交场合尤其是晚宴、午宴之时，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社交辞令就是“先干为敬”。有些人也许以为这是现代人的发明，其实不然，“先干为敬”的劝酒方式是从传统文化里延伸出来的，堪称源远流长。

古人居住一般都是堂室结构，这种建筑有堂有室。堂在前，室在后，堂大于室。堂室之间，隔着一堵墙，墙外属堂上，墙里属室内。堂上不住人，是古人议事、行礼、交际之所在。举行礼仪活动时，室内以东向为尊，即席上最尊贵的人面东而坐；堂上则以南向为尊，最尊贵的客人向南而坐。按照这种尊卑长幼排序坐好之后，酒席就可以开始了。

喝酒时，主人必须先于客人饮酒，是为“献”。这种礼俗起源很悠久，主人先饮，包含了向客人暗示“酒里无毒”，可以放心饮用之意（这一点，与通过握手表明双方手里都没有暗藏凶器的思路很接近）。主人饮过之后，客人亦须饮酒以回敬主人。之后，主人为劝客人多饮，自己必先饮以倡之，是为“酬”。客人在主人饮过之后也举起酒杯畅饮，是为“应酬”。即以此回应主人的厚意。

这样的礼俗慢慢延伸下来，就是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先干为敬”。现在人们在酒宴间也都是先饮酒于宾前为敬，为了劝客人饮酒，主人常自己先干一杯。这也许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源远流长的酒文化之具体而微的体现吧。

知道了这样的规矩。我们不仅知道了“应酬”的来历，对于我们在酒席之上如何应对才不失礼也会有所帮助。

凝聚智慧的筷子

现在世界上人类进食的工具主要分为3类：欧洲和北美用刀、叉、匙，一餐饭三器并用；中国、日本、越南、韩国和朝鲜等用筷；非洲、中东、印尼及印度次大陆以手指抓食。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名誉教授怀特调查后说：“用刀叉、手指和筷子吃饭的3类人，都以强硬态度维护自己的餐具。”特别是以手抓食者，常被人看作不文明，可他们却自我感觉良好。例如美国洛杉矶有一家菲律宾餐馆，大做广告以抓食为荣，公开警告那些不愿以手抓饭的顾客，谢绝他们光临。

筷子

中国是筷子的发源地，以筷进餐少说已有3000年历史，是世界上以筷为食的母国。筷子看起来只是非常简单的两根小细棒，但它有挑、拨、夹、拌、扒等功能，且使用方便，价廉物美。筷子也是当今世界上一种独特的餐具。凡是使用过筷子者，不论华人或是老外，无不钦佩筷子的发明者。可是它是何人发明？何时创造诞生？现在谁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堂堂中华古国，都找不到记载这一对人类文明做出伟大贡献的点滴文字资料，也许是我们的先民当时缺少文字，或是记录筷子的书籍佚失殆尽？总之，回答这个悬案的只有“史无记载”4个字。当然，研究筷箸文化，也不是找不到任何旁证材料。笔者曾先后收集到3个有关筷子起源的传说。

姜子牙与筷子

这一传说流传于四川等地，说的是姜子牙只会直钩钓鱼，其他事一件也不会干，所以十分穷困。他老婆实在无法跟他过苦日子，就想将他害死另嫁他人。

这天姜子牙钓鱼又两手空空回到家中，老婆说：“你饿了吧？我给你烧好了肉，你快吃吧！”姜子牙确实饿了，就伸手去抓肉。窗外突然飞来一只鸟，啄了他一口。他疼得“啊呀”一声，肉没吃成，忙去赶鸟。当他第二次去拿肉时，鸟又啄他的手背。姜子牙犯疑了，鸟为什么两次啄我，难道这肉我吃不得？为了试鸟，他第三次去抓肉，这时鸟又来啄他。姜子牙知道这是一只神鸟，于是装着赶鸟一直追出门去，直追到一个无人的山坡上。神鸟栖在一枝丝竹上，并呢喃鸣唱：“姜子牙呀姜子牙，吃肉不可用手抓，夹肉就在我脚下……”姜子牙听了神鸟的指点，忙折了两根细丝竹回到家中。这时老婆又催他吃肉，姜子牙于是将两根丝竹伸进碗中夹肉，突然看见丝竹咝咝地冒出一股股青烟。姜子牙假装不知放毒之事，对老婆说：“肉怎么会冒烟，难道有毒？”说着，姜子牙夹起肉就向老婆嘴里送。老婆脸都吓白了，忙逃出门去。

姜子牙明白这丝竹是神鸟送的神竹，任何毒物都能验出来，从此每餐都用两根丝竹进餐。此事传出后，他老婆不但不敢再下毒，而且四邻也纷纷学着用竹枝吃饭。后来效仿的人越来越多，用筷吃饭的习俗也就一代代传了下来。

这个传说显然是崇拜姜子牙的产物，与史料记载也不符。殷纣王时代已出现了象牙筷，姜子牙和殷纣王是同时代的人，既然纣王已经用上象牙筷，那姜子牙的丝竹筷也就谈不上什么发明创造了。不过有一点却是真实的，那就是商代南方以竹为筷。

妲己与筷子

这个传说流传于江苏一带。说的是商纣王喜怒无常，吃饭时不是说鱼肉不鲜，就是说鸡汤太烫，有时又说菜肴冰凉不能入口。结果，很多厨师成了他的刀下之鬼。宠妃妲己也知道他难以侍奉，所以每次摆酒设宴，她都要事先尝一尝，免得纣王咸淡不可口又要发怒。有一次，妲己尝到有几碗佳肴太烫，可是调换已来不及了，因为纣王已来到餐桌前。妲己为讨得纣王的欢心，急中生智，忙取下头上长长玉簪将菜夹起来，吹了又吹，等菜凉了一些再送入纣王口中。纣王是荒淫无耻之徒，他认为由妲己夹菜喂饭是件享乐之事，于是天天要妲己如此。妲己即让工匠为她特制了两根长玉簪夹菜，这就是玉筷的雏形。以后这种夹菜的方式传到了民间，便产生了筷子。

这则传说，不像第一个传说充满着神话色彩，而比较贴近生活，有某些现实意义，但依然富于传奇性，也与史实不符。考古学家在安阳侯家庄1005号殷商墓中发掘出的钢箸（筷），经考证其年代早于殷纣末期的纣王时代，显然，筷子既不是纣王发明，也非妲己创造，应是更早的产物。

大禹与筷子

这个传说流传于东北地区。说的是尧舜时代，洪水泛滥成灾，舜命禹去治理水患。大禹受命后，发誓要为民清除洪水之患，所以三过家门而不入。他日日夜夜和凶水恶浪搏斗，别说休息，就是吃饭、睡觉也舍不得耽误一分一秒。

有一次，大禹乘船来到一个岛上，饥饿难忍，就架起陶锅煮肉。肉在水中煮沸后，因为烫手无法用手抓食。大禹不愿等肉锅冷却而白白浪费时间，他要赶在洪峰前面而治水，所以就砍下两根树枝把肉从热汤中夹出，吃了起来。从此，为节约时间，大禹总是以树枝、细竹从沸滚的热锅中捞食。这样可省出时间来制服洪水。如此久而久之，大禹练就了熟练使用细棍夹取食物的本领。手下的人见他这样吃饭，既不烫手，又不会使手上沾染油腻，于是纷纷效仿，就这样渐渐形成了筷子的雏形。

虽然“传说”主要是通过某种历史素材来表现人民群众对历史事件的理解、看法和感情，而不是严格地再现历史事件本身，但大禹在治水中偶然产生使用筷箸的最初过程，使当今的人们相信这是真实的情形。它比姜子牙和妲己制筷传说显得更纯朴和具有真实感，也符合事物发展规律。

促成筷子诞生，最主要的契机应是熟食烫手。上古时代，因无金属器具，再因兽骨较短、极脆、加工不易，于是先民就随手采摘细竹和树枝来捞取熟食。当年处于荒野的环境中，人类生活在茂密的森林草丛洞穴里，最方便的材料莫过于树木、竹枝。正因如此，小棍、细竹经过先民烤物时的拨弄，急取烫食时的捞夹，蒸煮谷黍时的搅拌等，筷子的雏形逐渐出现。这是人类在特殊环境下的必然发展规律。从现在筷子的形体来研究，它还带有原始竹木棍棒的特征。即使经过4000余年的发展，其原始性依然无法改变。

当然，任何传说总是经过历代人民的取舍、剪裁、虚构、夸张、渲染甚至幻想加工而成的，大禹创筷也不例外。它是将数千年百姓逐渐摸索到的制筷过程，集中到大禹这一典型人物身上。其实，筷箸的诞生，应是先民群众的集体智慧，并非某一人的功劳。不过，筷子可能起源于禹王时代，经过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措索和普及，到商代成了和匕共同使用的餐具。

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食品

中国虽然地域辽阔，各地有不同的饮食习俗，但是，有一些食品几乎每个人都吃，可以说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食品。

饺子

饺子是我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食品之一。大约从公元5世纪起，饺子已是黄河流域人民改善生活的面食之一了。春节吃饺子更成为很多中国家庭的传统习俗。

俗话说，饺子饺子，交在子时，取其辞旧迎新之意，饺子之名，也由此而来。另据古籍记载，饺子的前身是馄饨，馄饨之名，取其圆润之形，以面裹馅搓为圆形即成。后有人一改馄饨惯常的圆形，做成月牙形，称之为“粉角”，而北方人说话“角”“饺”不分，叫来叫去，粉角就叫成了饺子。现在饺子作为代表中华民族的食品之一，已经走出国门，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天津御膳楼饭庄的饺子宴，品种达四十种之多，造型精美，风味浓郁，更是被人们传为美食。

面条

我们都知道面条是一种再普通不过的面食，但是一说到“汤饼”“不托”等词时，恐怕就不是人人都知道了。其实这几个词都是面条的古称，指的是同一种东西。据史书记载，唐朝时，人们开始把面条称做“不托”，意思是用刀把面饼或面片直接切成条状之后再煮食，不用手掌托着，用以区别在此以前直接用手掌压而成的薄片“汤饼”；并且自唐时起就已风行过生日吃寿面的习俗。孩子出生后三天，还要请亲朋好友去吃面条，开“汤饼宴”以示庆贺。

豆腐

关于豆腐的起源，历来说法很多。一说是孔子时代就有豆腐，一说是豆腐为西汉淮南王刘安所发明。前一种说法支持者不多，后一种说法由于豆腐之名直到宋代才出现，因此，许多学者对豆腐“始汉说”提出质疑。1961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密县打虎亭发掘出了汉代的生产豆腐的画像，经过专家实地考察和研究，排除了该图反映的是酿酒或做酱、醋场面，而只能是做豆腐。因此，豆腐起源的时间被确定为汉代。在世界饮食文化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为大豆、黑豆等营养丰富但又难于消化的豆类食品的加工，找到了一条捷径，使其变成一种物美价廉、易于消化的美味佳肴。中国也成为世界各国豆腐文化的发源地。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国家，人们的饮食以蔬谷为主，动物蛋白非常缺乏，而豆腐及豆制品则弥补了这一不足，对于中华民族的体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出门饺子回家面

“出门饺子回家面”，也叫“上马饺子下马面”，是北方民间出行习俗之一，源于民间对出行的重视。

饺子

饺子，也叫扁食、水包子，在北方民俗中，用在隆重的场合以表示敬重。如用以待客，用以敬天地鬼神，用以祭祖。用在送行仪式中，饺子有两种象征意义：一是饺子形似元宝，以之希望出门发财，因旧时外出之人，多为商人，外出的目的就是为了挣钱养家；二是饺子形圆，寓圆满顺利、平安。旧时外出凶险，除季节、天气变化之苦以外，还有人情的冷漠和江湖的凶险。故民间俗谚云：“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出外十日，为风雨计；出外百日，为寒暑计；出外千里，为生死计”，“出门人，三分小”，“出门不露白，露白会丢财”，“行要好伴，住要好邻”，“走的道多，受的罪多”，“饱带干粮，暖带衣裳”，“行船走马三分险”，“走大路有水，走小路有鬼”，“走遍天下路，吃不尽店家亏”，“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此外，饺子还有盼团圆的寓意。“父母在，不远游”，身在千里，两下相思牵挂，感情的折磨更痛苦。这也正是民间为什么将出行看得这么重要的原因。

面，即面条。在民俗中，它象征“长”“常”。如在婚礼和生育仪式中，它象征子孙绵长，富贵长寿；在待客仪式中，它象征常来常往，亲情永久。用在迎归仪式中，它包含着庆贺顺利归来的意思，也包含着盼望不再分离的意思。

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开放，外出再也不是那么隆重的大事了，打工、经商，下江南、上东北、去国外，已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司空见惯的事。尽管如此，出于俗信的良好愿望，民间仍多以饺子送行。而这份情意，每一个在外之人都能准确地领悟和感受到。

中国民间传统的几种零食

中国人很爱吃零食，有这么几种最普遍。

葵花子

葵花子含有蛋白质、脂肪、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其中亚油酸的含量尤为丰富。亚油酸有助于保持皮肤细嫩，防止皮肤干燥和生成色斑。

花生

花生中富含的维生素B2，正是我国居民平日膳食中较为缺乏的维生素之一。因此有意多吃些花生，不仅能补充日常膳食中维生素B2之不足，而且有助于防治唇裂、眼睛发红发痒、脂溢性皮炎等多种疾病。

核桃

核桃中含有丰富的生长素，能使指甲坚固不易开裂，同时核桃中富含植物蛋白，能促进指甲的生长。常吃核桃，有助于指甲的秀韧。

大枣

预防坏血病。枣中维生素C含量十分丰富，被营养学家称作“活维生素C丸”。膳食中若缺乏维生素C，人就会感到疲劳倦怠，甚至产生坏血病。

奶酪

奶酪是钙的“富矿”，可使牙齿坚固。营养学家通过研究表明，一个成年人每天吃150克奶酪，有助于达到人老牙不老的目标。

无花果

含有苹果酸、柠檬酸、脂肪酶、蛋白酶、水解酶等，能帮助人体对食物的消化，还可润肠通便。

南瓜子和开心果

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胡萝卜素、过氧化物以及酶等物质，适当食用能保证大脑血流量，令人精神抖擞、容光焕发。

爱奶糖

含糖、钙，适当进食能补充大脑能量，令人神爽，皮肤润泽。

芝麻糊

有乌发、润发、养血之功，对症吃可防治白发、脱发，令人头发乌亮秀美。

葡萄干

有益气、补血、悦颜之益。但要注意卫生。

薄荷糖

能润喉咙、除121臭、散火气，令人神清喉爽。

牛肉干、烤鱼片

富含蛋白质、铁、锌等，适食令人肌肤红润。

我国古代十大名厨

我国古代有十个名人，又是十个名厨。

伊尹

伊尹生于伊洛流域古有莘国的空桑涧（今洛阳市嵩县莘乐沟），奴隶出身。因后被商汤封官为尹（相当于宰相），故以伊尹之名传世。传说，他的父亲是个既能屠宰又善烹调的家用奴隶厨师，他的母亲是居于伊水之上采桑养蚕的奴隶。

伊尹

伊尹自幼聪明颖慧，勤学上进，虽耕于有莘国之野，但却乐尧舜之道；既掌握了烹调技术，又深懂治国之道；他见有莘氏国君有贤德，想劝说他起兵灭夏。为接近有莘国君，他自愿沦为奴隶，充任有莘国君贴身厨师。国君发现其才干，提拔为管理膳食之官。经长期观察，伊尹终于发现，有莘氏与夏同姓，均为夏禹之后，血缘联系难以割断，况且有莘国小力弱，不足以担当灭夏重任。只有汤才是理想人选，决定投奔汤。其时汤娶有莘氏之女为妃，伊尹自愿作陪嫁侍臣，随同到商。他背负鼎俎为汤烹炊，以烹调、五味为引子，分析天下大势与为政之道，劝汤承担灭夏大任。汤由此方知伊尹有经天纬地之才，便免其奴隶身份，命为右相，成为最高执政大臣。伊尹不仅是辅佐汤夺取天下的开国元勋，还是后来三任商王的功臣，因此，伊尹在甲骨卜辞中被列为“旧老臣”之首，受到隆重祭祀，不仅与汤同祭，还单独享祀。

易牙

也叫狄牙，为春秋时期名巫、著名厨师，精于煎、熬、燔、炙，又是调味专家，得宠于齐桓公。

齐桓公国事劳神，患上了失眠症，夜里睡不着觉，想起烦心事就翻来覆去，唉声叹气。易牙就问齐桓公：“国君您反正也睡不着觉，要不我给您做点东西吃？俗话说心情不好的时候胃口就会大开。”齐桓公一想也行，就说：“那你就炒两个菜下酒吧。”易牙穿衣起床，抖擞起全部精神，煎、熬、燔、炙，调和五味，做了一桌子菜，色香味俱全。齐桓公立马来了精神，大啖一顿。第一口下去，滋味鲜得差点连舌头都吞下肚去，结果连酒都忘了喝。吃饱之后，齐桓公一觉睡到天亮，失眠症不治而愈。从此，齐桓公再也离不开易牙了。

太和公

太和公为春秋末年吴国名厨，精通以水产为原料的菜肴，尤以炙鱼而闻名天下。

长期生活在太湖之滨，擅烹水产为原料的菜肴。他烹制的炙鱼，名噪天下，曾得到天王僚的赞赏。吴公子光为了谋夺王位，设计刺僚，就派专诸到太湖向太和公学烹炙鱼手艺，学成后，吴公子设宴请僚，并令专诸在献炙鱼时刺杀吴王僚。僚是死，专诸也被吴王卫士杀死，成了王公贵族争权夺利的牺牲品。太和公的超凡手艺，竟被用于宫廷之乱，是连他自己也始料不及的。

膳祖

膳祖是唐朝一代女名厨，唐朝丞相段文昌的家厨。段文昌对饮食很讲究，曾自编《食经》50章。因他曾被封过邹平郡公，当世人称此书为《邹平郡公食宪章》。段文昌府中厨房题额叫“炼珍堂”，出差在外，住在馆驿，段文昌便把供食的厨房叫“行珍馆”。主持“炼珍堂”和“行珍馆”日常工作的就是膳祖，她对原料修治，滋味调配，火候文武，无不得心应手，具有独特本领。段府40年间，这女厨师长从100名女婢只选中9名传艺。段文昌的儿子段成式编《酉阳杂俎》，里面的吃食就是出自他们家那位女厨师所做的饮食。

梵正

梵正，五代时的著名尼姑厨师，以创制《辋川小样》风景拼盘而驰名天下。辋川小样是用脍、肉脯、肉酱、瓜果、蔬菜等原料雕刻、拼制而成。拼摆时，她以王维所画辋川别墅20个风景图为蓝本，制成别墅风景，使菜上有风景，盘中溢诗情。宋代陶谷在《清异录·馔羞门》中备加夸赞：“比丘尼梵正，庖制精巧，用鲊脍脯，醢酱瓜，黄赤色汁成景物，若坐及二十人，则人装一景，合成辋川图小样。”

刘娘子

刘娘子，南宋高宗宫中女厨，主管皇帝御食。刘娘子手艺高超，虽宫中规定作为“五品”官的“尚食”，应由男厨师担任，但她以烧得一手皇帝喜爱的好菜，而被破格任用。人们尊称她为“尚食刘娘子。”据《春渚纪闻》载：宋高宗宫中，有位女厨师刘娘子，高宗继位之前，她就在赵构的藩府做菜了，宋高宗想吃什么菜，她就在案板上切配好，烹制成熟后献食，高宗总是十分满意的。按照宫廷规定：主管皇帝御食的负责官员叫尚食，只能由男人担任，而且是个五品官，刘娘子身为女流，不能担当此官，然而皇宫里的人多称她是“尚食刘娘子”。刘娘子是我国第一位著名的宫廷女厨师。前几年，我们引进了韩国片《大长今》，我们好多人认为长今是历史上的第一个宫廷女厨师，其实我们的烹饪史更久远，更精深。

宋五嫂

南宋年间宋五嫂，是从河南开封逃难至杭州的一位女厨师，因丈夫姓宋排行老五，人们就称她为宋五嫂。在杭州钱塘门有一片小食店，当时从北方逃难来杭州的中原人很多，有官有民，大家思乡难归，很想尝点乡味以解乡思。宋五嫂家卖的鱼羹，正是传统汴京风味，颇能招徕异乡之客。有一日高宗赵构也闻名品尝，特派太监来，叫宋五嫂做了鱼羹送进宫，连皇帝都爱吃。此后，宋嫂鱼羹身价百倍，于是名声大振。方恒泰《西湖》诗云：“小泊湖边五柳居，当筵网得鲜鱼也，味酸最爱银刀脍，河鲤洛舫总不和。”他赞的五柳居醋鱼，有人说即是当年的宋嫂鱼羹。

董小宛

董小宛是明末清初秦淮名妓，善制菜蔬糕点，尤善桃膏、瓜膏、腌菜等，以此闻名于江南。现在的扬州名点灌香董糖、卷酥董糖，为她所创制。

小宛腌制的咸菜能使黄者如蜡，绿者如翠。各色野菜一经她手都有一种异香绝味。她做的火肉有松柏之味，风鱼有麂鹿之味，醉蛤如桃花，松虾如龙须，油鲳如鲟鱼，烘兔酥鸡如饼饵，一匕一脔，妙不可言。

小宛经常研究食谱，看到哪里有奇异的风味就去访求它的制作方法。现在人们常吃的虎皮肉，即走油肉，就是她的发明，因此，它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字叫“董肉”，和“东坡肉”相映成趣。小宛还善于制作糖点，她在秦淮时曾用芝麻、炒面、饴糖、松子、桃仁和麻油作为原料制成酥糖，切成长五分、宽三分、厚一分的方块，这种酥糖外黄内酥，甜而不腻，人们称为“董糖”，现在的扬州名点灌香董糖（也叫寸金董糖）、卷酥董糖（也叫芝麻酥糖）和如皋水明楼牌董糖都是名扬海内的土特产。

萧美人

清朝著名女点心师，以善制馒头、糕点、饺子等点心而闻名，袁枚颇为推崇她，《随园食单》中盛赞其点心“小巧可爱，洁白如雪”。

王小余

王小余

清朝文学家袁枚的家厨。治厨认真，对原料采购、选用、切配、掌勺，自己事必躬亲，火候掌握、调动他也一丝不苟。他还善于揣摸食客心理，做到浓、淡、正、奇各投所好；上菜先后见机而行。并以辛辣兴奋吃客食欲；以酸味帮助食客减食。他认为原料不在于名贵，而在于烹技和调味，即使一盘芹菜，一碟泡菜，只要能做到食客之所好，也属珍品。袁枚著《随园食单》，有许多方面得力于王小余的见解。王小余死后，袁枚以《厨者王小余传》一文寄托哀思，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篇属于厨师的传记。

中国饮食中独特的烹饪方式

中国人饮食方式的多样性是无论何时何地都引以自豪的，这些烹饪方式比如炒、炸、烧、爆、焖、熘、熬（煨）、煎、烹、蒸、煮……

炒　古写作“煼”，是目前最基本的烹调方法之一；即将食物切成小件，连同调味料放入烧猛油的铁镬（锅）中迅速翻搅致熟的手法。

炝　食物切好后，经沸水或热油的“灼”或“泡”等处理后，再在烧镬（锅）中爆入干辣椒和花椒油拌匀的烹调方法。

炊　即利用蒸、煮等将食物致熟的方法。多见冠名在潮州菜中。

煮　最简单的烹调方法之一；在镬（锅）中用适量的沸水或汤水以及调味料将食物致熟的烹调方法。

煎　烧热铁镬（锅），放入少许生油，然后将食物平摊紧贴在镬中，利用慢火热油使食物的表面呈金黄色及致熟的烹调方法。

爆　利用热镬（锅）热油，攒入适量调好的汁酱或汤水，使镬中的小件食物快速致熟又赋入香气的烹调方法。

炸　古写作“煠”，最常用的烹调方法之一；指将食物放入大量的热油中致熟至脆的烹调手法。

烚　古写作“煠”，利用大量的沸水将肉质较韧的食物在炉火上炊软炊熟的加工方法。

滚　利用大量的沸水的涌动将食物窳味带出的加工方法。利用大量的汤水将已煎好的食物煮熟并得出汤水的烹调方法。

氽　北方烹调术语，古为“川”，近乎粤菜的“渌”，即将加工成丸状或片状的食物在沸水中致熟后，捞起入碗中，再添入沸汤的烹调方法。

灼　北方写作“焯”；是指食物切成薄片等，利用沸水迅速至熟再蘸上酱料而吃的烹调方法。

炟　将蔬菜放入添有枧水或生油的沸中用慢火煮透，使成品软并保持翠绿的加工方法。

涮　北方烹调术语；将切成薄片的食物放入辣汤中致熟再蘸上酱料而吃的烹调方法。

煀　古时写作“爩”；指将食物直接放入镬（锅）中或瓦罉（煲）中，加入大量姜葱等香料料头，盖上盖，利用大量的香料料头至香及达到成熟的烹调方法。

焗　利用灼热的粗盐等将用锡纸或玉扣纸等包封好的食物在密封的条件下致熟的烹调方法。利用沙姜粉加精盐调拌致熟的烹调方法或是用密封的条件受热致熟的烹调方法。

焖　北方烹调法；指质韧的食物放入镬（锅）中，加入适量的汤水，盖上盖并利用文火炊软及致熟的烹调方法。

炆　近乎北方烹调法的“烧”，故有“南炆北烧”之说；指质韧的食物放入镬（锅）中，加入适量的汤水，利用文火炊软及致熟的烹调方法。

烩　用适量的汤水将多种肉料和蔬菜一同炊煮的烹调方法。

蒸　利用水蒸汽的热力使食物致熟的烹调方法。

炖　食物加入清水或汤水，放入有盖的容器中，盖盖，再利用水蒸汽的热力致熟并得出汤水的烹调方法。北方菜系是指用大量汤水及文火将食物炊软炊熟的烹调方法。

扣　食物经调味及预加工后，整齐排放入扣碗之中隔水蒸熟，然后主料覆扣入碟中再泼上用原汁勾好的琉璃的烹调方法。

煲　将食物放入大量的清水，置在炉火上慢火炊熟并得出汤水的烹调方法。

熬　利用慢火长时间地将肉料鲜味融入汤水中并使汤水浓缩的加工方法。

靠　利用浓味的原料和鲜汤，利用文火和通过较长的时间将鲜味赋入另一种乏味主料中的加工或烹调方法。

煨　古作埋入炭灰至熟方法。今指利用姜葱和汤水使食物入味及辟去食物本身的异味的加工方法。北方菜系又指食物连同汤水放入密封的瓦坛中，在文火中致熟的烹调方法。

焐　替代“煨”的古意，指食物经腌制后，用荷叶等包裹，再用湿泥或面图裹封，置入炭火中致熟的烹调方法。

烘　点心或食物调好味或加工好后置入烘炉中致熟的烹调方法。

煸　同煏，旧讹写作“鞭”或“火便”，近乎“熯”，是指将食物放入热镬（锅）中，不断地翻炒，使食物中水分略熯干而辟除窳味的加工方法；或经此而收浓鲜味而食的烹调方法。

溜　北方烹调术语，近乎粤菜的“打芡”，即酸甜的汁水用生粉勾芡令酥炸过的食物滑嫩可口的烹调方法。

羹　古老的烹调法之一，是指切制成丁的食物用沸汤煮后，慢慢加入湿生粉，使汤水溜成糊状的烹调方法。

扒　将幼细的物料加入汤水煮好，用湿生粉勾成“琉琉芡”，慢慢泼洒在另一摆放整齐的主料食物上的烹调方法。北方做法近乎粤菜的“扣”。

攒　曾写作“溅”或“灒”等，分“攒油”或“攒酒”；前者是指将烧沸的热油泼洒在蒸熟的食物上以辟腥增滑的手法；后者是指将绍酒泼洒入正在烹煮的食物上，令食物更有“镬气”的手法。

烫　指用沸水收紧肉料表皮的加工方法。北方常见是指将切片、切件的原料在沸汤或辣汤中致熟的烹调方法。

烧　古时的“炙”，粤菜是指将食物放在炭火或明火上致熟的烹调方法。现北方菜系是指通过慢火将汁水略收干并将食物炊熟的烹调方法。

烤　北方菜系用来替代“烧”的旧意，故有“南烧北烤”之说。是指食物置在明火上致熟的烹调方法。

卤　利用生抽与香料药材调好的“卤水汁”使食物致熟或令其入味的烹调方法。

酱　利用大量的汁酱或生抽入味或致熟的烹调方法。

浸　利用大量的沸水或汤水以“菊花心”为度的热力在一定时间内将食物致熟的烹调方法。类似北方的“氽”，即物料灼熟后，再舀入过面的汤水而食的烹调方法。

风　常年将腌制好的食物吊挂在通风的地方，让其自然阴干或风干的加工方法。

腊　在农历十二月前后将腌好的食物吊挂在通风的地方，让其自然阴干或风干的加工方法。

烟　茶味或香料药材在密封情况下点燃，让食物赋入其香喷烟味的烹调方法。

熏　旧写作“熏”，有“干熏”与“湿熏”之分，“干熏”类似“烟”；“湿熏”是食物用鲜花或绍酒等赋入香味的烹调方法。

糟　将食物放入酒糟之中入味或致熟的烹调方法。

醉　利用大量的烧酒入味或致熟的烹调方法。

甑　古时的“蒸”；将食物斩件调味后放入瓦钵之中，再利用较强的蒸气致熟的烹调方法。

冻　又称“水晶”，是指将煮烂的食物加入琼脂或猪皮等再煮成羹，然后置入冰箱待其冰冻凝结而吃的烹调方法。

飞水　将食物投入沸水中过一过水致半熟而迅速捞起，为继后的烹调提供良好前沿基础的加工方法。

拨丝　食物上浆油炸后，放入煮溶的糖浆中拌匀，使食物夹起时能拉出细丝的烹调方法。

挂霜　食物经油炸后，放入煮溶的糖浆中拌匀打散或直接洒入糖粉的烹调方法。

椒盐　食物经油炸后致熟和干身后，再用事先用椒米和精盐配好的“椒盐”翻炒拌匀的烹调方法。

油泡　利用大量的热油，迅速地将食物致熟的烹调方法。

走油　又称“拖油”“走油”“跑油”；是指将加工好的原料放入滚油之中迅速拖过，为继后的烹调提供前沿基础的加工方法。

火焰　将生猛新鲜的海鲜放入玻璃器皿内，利用点燃高度数的白酒产生的热力致熟的烹调方法。

啫啫　食物及姜葱等放入烧至极热的瓦罉（煲），使食物发出“啫啫”声音和喷出香气的烹调方法。

串烧　肉料切片腌制好后，用竹签串丐，放入热油中“泡”而食的烹调方法。或肉料切片后，用铁钎串起，放入炭炎上烧熟，再撒上孜然等味料的烹调方法。

铁板　原是西式烹调方法；即指食物“走油”后，连同以洋葱为主的香料料头和汁酱，放入烧至极热的铁板中致熟和致令食物喷香的烹调方法。

桑拿　又称“石烹”等；食物经拖油后，投入烧至灼热的石子（多是雨花石）上，再攒入调好的汁酱或汤水，利用蒸气将食物至熟或喷出香气的烹调方法。

煎封　北方又称“煎烹”，一般适合于鱼类较多；即将鱼类用调味品腌过后，用热油慢火煎透，再封上料头芡使透味的烹调方法。

窝贴　属“半煎炸法”，即将腌过的肉料上好“窝贴浆”贴在肥肉上，利用“猛镬阴油”令肉料一面酥脆而一面软滑的烹调方法。

窝塌　将腌好的食物上好“蛋粉浆”，利用先煎后炸的手法，使食物煎熟，然后再加入调好味的鲜汤再煮透的烹调方法。

软煎　属“半煎炸法”，即将腌过的肉料拌上“蛋粉浆”，利用先煎后炸的手法使肉料致熟，然后切件淋上酱汁的烹调方法。

蛋煎　肉料先用“飞水”或“油泡”的方法预熟，再放入调好味的鸡蛋浆内拌匀，然后用文火将肉料蛋浆底面煎至金黄色的烹调方法。

火锅　又称“涮锅”，广东称“打边炉”，即将新鲜肉料“片”“切”成薄片，或肉料挞成丸、球、馅等，连同蔬菜等送到客人边，让客人自行放入滚水或滚汤中烹熟的食法。

汽锅　将肉料腌制后，连同药材，放入煮滚调味汤水的一种特制的“气锅”中，细熬而食的烹调方法。

凉拌　将熟食食物或蔬果改切好后，加入调味料和拌均匀的烹调方法。

竹筒　古称“熷”，指用竹筒为器皿，再经“烤”“烧”“蒸”“炖”等方法将食物致熟的烹调方法。

蜜汁　指将白糖、蜂蜜、麦芽糖等化成浓汁，放入加工好的原料，经“熬”“蒸”等方法使质地软糯、甜味渗透、润透糖汁的烹调方法。

酥炸　食物用调味品腌过后，先上湿粉浆，再拍上干生粉，再用热油炸熟，然后捞入酱汁的烹调方法。

第十八章
各地饮食趣话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不同的历史渊源、人文地理环境，形成了东西迥异、南北殊同的饮食文化现象。单看风情各异的奇吃怪俗，就够朋友们品味一番了。

大江南北饮食拾趣

中国地域辽阔，因此各地的饮食风俗有很大的不同。

三条沙虫一碗菜

这是海南人所特有的一个食俗。所谓“沙虫”，系一种栖息在海南沙滩边的蚕科小动物，身体呈灰白色，沙虫富含高蛋白、低脂肪，营养价值很高。海南人吃沙虫除有沙虫水锅外，还喜红烧沙虫。一般以香菜或生菜加上三条沙虫进行红烧，其味道非常鲜美。

泡馍食客自己掰

泡馍

俗语说：没吃牛羊肉泡馍，不算真正到西安，到西安必定要品尝这“三秦第一碗”。西安的馍状似烧饼，它不是咬着吃的，厨师只将它烧到八成熟，让食客自行掰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再端回厨房，经调料师傅加工后才可吃。而再次从厨房端出来的便是地地道道的牛羊肉泡馍了。吃到嘴里，馍筋味醇，实为佳肴。

大饼

面锅里面煮锅盖

这是江苏镇江的一个非常有趣的饮食怪俗。传说从前镇江有一对夫妻，丈夫老是有病，胃口不开。妻子给他下面吃，不是嫌太硬，就是嫌太烂。一次，在煮面时，不小心将汤罐盖子碰到锅里面去，谁知，丈夫吃了这碗面爽口适味。以后，妻子天天给丈夫烧锅盖面吃，从此，锅盖面在镇江便传开了，成了远近闻名的风味小吃。

饼子像个大锅盖

陕北盛产麦子，日常生活以面食为主。饼子，又称大饼，每个重达数斤，形如一张大锅盖，吃时可切成三角形一块块，以便全家老少分而食之。陕北大饼表皮黄亮脆香，内瓤松软，虽是陕北人的主食，而旅游者初次品尝，何尝又不是一次地方风味的美餐呢！

喷香肴肉不当菜

此怪吃亦源于民间传说。从前，镇江酒海街有一个夫妻店，由于不慎，丈夫错把硝当盐腌了猪蹄。谁知硝过的猪蹄越烧越香，连路过的八仙之一张果老闻到肉香之后，亦非要吃几口。后来，因硝肉不好听，就改为“肴肉”。就这样，“肴肉不当菜”的习俗便流传到今天。

吃的米饭用手抓

主要是指维吾尔族人最爱吃的食品“抓饭”，当地人叫“波罗”。抓饭的主要原料有大米、羊肉、胡萝卜、洋葱和青油。做出来的抓饭，油亮生辉，香气四溢，味道可口，营养丰富。就是吃时，维吾尔习俗要用手抓着来食。

闽西人吃老鼠干

闽西有风味特色“八大干”，其中宁化老鼠干，是立冬后捕得田鼠、山鼠，经蒸煮、脱皮、剖腹、去肠肚后，将肉、肝、心共置于盛有米饭或细糖的热锅中熏烤干。光亮透红的鼠干味香可口，与其他共烹炒后，为筵上名品。老鼠干也是出口佳品。

生肉当馍又当菜

此菜即青海玉树地区所特有的“下更保”。在每年的10月至11月期间将肥壮健康的牛羊宰杀后，劈成大小相同的块状（或只取净肉切块），也有把整头牛破为18块，穿串悬挂在避光通风处晾干。这样炮制出来的干肉，色、香、味俱佳，且保持了新鲜牛肉的营养成分，食时不加任何烹调，入口脆嫩鲜美，易饱耐饥，别有风味。特别是天气转暖、青黄不接的春季，“下更保”更是野外游牧藏民的食中之王。

蚂蚱当做下酒菜

这是云南十八怪之一。云南人叫蝗虫为蚂蚱，在大理白族地区，尤其将“蚂蚱”当作下酒菜。其吃法是将蚂蚱烫死晒干，除去翅膀、刺脚、尾部和肠肚，只留下头、身子和大腿。洗洗干净，入铁锅以文火炒熟炒香，晒晾后，配上盐、姜、蒜、辣椒、花椒、八角、红糖等作料拌匀，装入瓦罐中，封严罐口，食用时取出来便可，味道十分可口。这实际是作腌制品食用，的确不多见。

蚂蚱

中国最有名的八大菜系

中国八大菜系指的是鲁菜、川菜、湘菜、苏菜、浙菜、粤菜、闽菜、徽菜八种有代表性的地方菜系。

鲁菜

发祥地是临淄和曲阜，以爆、炒、烤、炸等见长，非常讲究用料，擅用燕窝、鱼翅、人参等高档材料制作大菜，带有宫廷菜余韵。名菜有九转大肠、糖醋鲤鱼、德州扒鸡、脆皮烤鸭等。

川菜

发祥地为巴、蜀二地，味道多变，素有“百菜百味”之说，重油重味，尤以麻辣味见长。以成都、重庆两地菜肴为代表。名菜有宫爆鸡丁、毛肚火锅、鱼香肉丝、回锅肉等。

湘菜

由湘江流域、洞庭湖地区和湘西山区三种地方菜为主。尤以长沙菜为代表。其特点是制作精细，用料广泛，油重色浓，讲究实惠，擅长制作熏腊原料食品，以熏、腊、蒸、煨、炖见长，口味鲜、香、脆、嫩、辣，名菜有东安子鸡、麻辣子鸡、清蒸甲鱼、霸王别姬等。

苏菜

地域上以苏州、扬州、杭州、南京为中心。选料严格，制作精细，注重配色，讲究造型，菜谱四季有别，善用炖、焖、煎、炒、烧等法，用原汤原汁调味。名菜有清蒸鲥鱼、百花酒焖肉、荷包鲫鱼、银菜鸡丝、清炖鱼翅等。

浙菜

主要由杭州、宁波、绍兴等地方菜发展而来，其特点是注意刀功，讲究鲜、脆、软、滑，保持原味。名菜有生爆虾片、叫花童鸩、西湖醋鱼、龙井虾仁等。

粤菜

由广州、潮州、东江等地方菜发展而成，其主要特点是制作精巧，花色繁多，美观新颖。长于煎、烘、烤、煲、烩，做菜原料无奇不有，尤擅做蛇、猴、猫、鼠、穿山甲等美味，口味清淡，素有所谓“五滋”（香、松、臭、肥、浓）、“六味”（酸、甜、苦、辣、咸、鲜）之妙，山珍海味，珍禽异兽，名菜很多。

闽菜

主要由福州、泉州、厦门等地方菜发展而来，其中尤以福州菜著称。闽莱在南方菜肴中独具一格，色调美观，味道鲜美，长于炒、煎、煨，喜用糖、醋、虾油为作料，注重甜酸咸香。名菜有佛跳墙、雪花鸡、太极明虾等。

徽菜

由沿江、沿淮、徽州三地区地方菜构成。取料广泛，山珍海味俱备，讲究火功，烹调以烧、煮、蒸为主，素有“三重”之称，即重油、重色、重火功，著名菜肴有红烧果子狸、奶汁肥鱼、火腿炖甲鱼等。

彝族人的饮食习俗

千里彝山，胜境天成。独具魅力的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东南边缘地带，是彝族人民世居的地区。彝族人民凭借这里的多彩的自然环境、丰厚的资源，用勤劳和智慧，创造着幸福美好的生活，传承着独具特色的饮食习俗，书写着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

云南彝族在烹饪方面以滇南、滇中、昆明、玉溪、楚雄等地的彝族最有特色。

滇南是彝族人口分布较多的地区，而石屏、建水、开远等地彝族的农作物生产水平发达。农业主要是以水稻为主，玉米、小麦为辅。沿湖地区兼事捕鱼，以大米为主食，也用麦粉做成面条、烤饼食。肉类食物主要的有猪肉、鸡肉、鸭肉、鱼肉。进入冬季后他们多杀过年猪腌成腊肉供常年吃。

滇西地区的彝族人主要以水稻、玉米为主食，以荞麦、小麦为辅，同时他们也还种植大豆、蚕豆。他们的食品加工很有特点。小麦面粉，一般做成饼（粑粑）或者面条。

滇中、昆明、玉溪、楚雄等地的彝族，大米、玉米、小麦都以不同的比例作为主食，一年四季有蔬菜，畜牧业产品也占有一定的分量。粮食和菜肴的品种及其食用习俗也多类似。分布在滇池湖盆地区的昆明彝族（于郡），因受四周汉族的影响，食俗与汉族相同之处甚多。主食以稻米为主，他们用木甑蒸饭，产鱼季节，以捕鱼当菜。所吃的蔬菜主要有白菜、青菜、南瓜、萝卜、乔豆、茄子、辣椒、刀豆等。滇中地区的彝族喜用青菜腌菜和晒萝卜干，供缺菜季节吃。还利用小麦帛面酱：先将麦面的粑粑放于麻袋里，然后埋在米糖中，使其发醇后拿出晾干，再磨碎，辣椒面和盐酿造。

川、滇、黔、桂山区或者半山区的彝族人普遍喜欢饲养山羊、绵羊。羊是他们肉食来源之一，彝族无论杀或吃羊肉，都有些特殊的饮食习俗。杀山羊可以用刀；而杀绵羊禁用刀，只能用木棒将羊脖打断，再用手掐死。羊肝和羊胃要单独用来祭祀祖灵。羊身、四肢和内脏、头、蹄均煮熟待客。有的地区羊头和4只羊蹄第二天煮着吃；羊脑在彝家的习惯上全归老人吃的。处于生育期的青年妇女禁止吃公羊，牧羊人禁吃羊尾巴。还有一些地区彝族杀羊食时，将羊血拌萝卡丝腌起来，要吃时用瓷碗盛着，放在饭上蒸熟，其味特别鲜美。云南彝族还喜欢饲养奶羊，他们饮用羊奶，用羊奶加工制作多种乳制品。

彝族吃鸡以砣砣鸡回锅、清炖为主。凉山彝族和贵州威宁的彝族吃鸡一般砍成砣砣，拌上作料。凉山彝族还常用砣砣鸡回锅、辣子鸡待客。云南彝族过去用陶锅煮鸡，一般不用刀切，而用手将鸡肉撕成条块。特别要准备一碗，用鸡汤做成辣椒水，辣椒水内还要放少许花椒、大蒜以及炒过的盐。吃时，将撒成条块的鸡肉蘸着辣椒水吃。此外，鸡头一般老人吃，鸡翅膀给小女吃，老人说她们吃了会梳头，鸡腿一般给小孩吃，但小孩不能吃鸡爪、鸡血。云南彝族吃鸡还有一个习惯，杀鸡前先要备好一个放凉开水和盐的碗，使鸡血凝成块，然后将花椒面、辣椒面、醋、香油倒在鸡血里拌着吃，味道很好。

滇池和抚仙湖附近的彝族人，鱼是他们的主要菜肴之一。他们烹饪鱼肴的经验非常丰富，常将吃不完的鱼虾腌制起或将其炒干，储存备吃。最常烹饪的是糟鱼，其做法是选用大鱼，切成块状，先蘸酒，再涂以盐、辣椒和花椒面，放进陶罐腌上。平常要吃时取出一些蒸或煮都可以。

彝族宴席自（唐朝）南诏开始就已隆重盛大。当时盛行的宴席据史书记载有“全牛席”“全羊席”“综合席”，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南诏国当时的宫廷名菜“全猪席”。它是将小肥乳猪烤熟，跪卧于大木盘内，头尾用木叉拘起，置圆桌上，给宾客每人提供1把刀，各自切吃，席间还常伴以管弦歌舞助兴。

在彝族宴席中最有名的菜肴，首推“四滴水”，其程序是先陈上凉菜4盘：火腿、卤猪肝（或者吹盘）、灰蛋、紫介肉（或凉鸡）。其次陈上八样锦8盘：桂花蛋、炒尤鱼丝、炒公爆肉（或火爆鸡丁）、红烧肘子、炖鹿筋、清蒸鸡、烧海参、脆皮鱼。再次陈上三鲜汤、八宝饭（八宝饭是以香糯米为主，加冬瓜蜜饯、大枣、莲子、皂角米、桂元肉、洗沙、艺麻、红绿丝、核桃片、艾苡仁）。最后以铜锅陈上连脚带肘的煮熊掌4只，使爪子抓露搭铜锅边，伸扬四方，名为“熊爪会”，象征“招财抓喜”。燕窝汤1盆，以燕窝为主，加龙眼、冰糖，象征银浪滚珠，名为“聚宝堆银”，客人食此，互相祝贺财源茂盛，吉祥临门。

客家人的饮食习俗

梅州客家人的饮食习惯为一日三餐，主食是大米饭。旧时，早上用锅煮饭，用笊篱将饭捞起，盛于“饭甑”中，供一天吃。其次有芋头、木薯、粟等。

一般人家平时食菜以青菜为主。菜味喜咸，吃豆腐以“肥、咸、烧”为佳。农村家家户户腌有咸菜，制法是将芥菜晒干，用盐“擦”（腌）之入瓮，将瓮口用菜叶封紧。这种咸菜是农家桌上的常见菜。烹调食品讲究色、香、味，作料有盐、酱油、姜、葱、蒜、辣椒、醋、糖、胡椒、味精、薯粉等。

客家人喜吃焖狗肉。县城及乡村小集镇多有狗肉摊。有“夏至狗，吃了满山走”和“冬至羊，夏至狗”之乡谚。旧时，有“狗肉不上台盘”之说，意即宴席菜色中不能有狗肉。此俗早已破除。现在盛行的“狗肉火锅”，是宴席上的佳肴。

盐焗鸡、酿豆腐、扣肉、肉圆等，都是久负盛名、具有客家风味的传统食品，至今盛传不衰。其中盐焗鸡肉嫩、味香、清润滋补，是客家宴席上的常用名菜。

盐焗鸡的来历，相传是从伏羲氏教民把鲜鱼裹上泥巴投进火中烤的故事演化而成的。又传说在好几百年前，一位长乐（现五华县）商人从外地买了一只肥鸡，准备带回家中过春节，但路途遥远，活鸡不易携带，便将鸡宰了洗净用盐包封在包袱里。行至半途，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找不到吃的，只好学着家乡叫花子的办法，把鸡用纸包住，再糊上泥巴放进火堆中煨熟来吃，出乎意料，这样弄出来的鸡肉味道非常好！后来，这种食法被不断改进，成为客家传统名菜。

荆楚人的饮食习俗

荆楚大地是著名的“鱼米之乡”，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称这里是“饭稻羹鱼”。肥沃的土地、丰富的物产，为荆楚饮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民以食为天”。楚人饮食在屈原的《楚辞·招魂》和《大招》中便有记载。从屈原记述的楚宫廷食馔，可以看到荆楚饮食习俗的风貌。《楚辞·招魂》所列的菜单大致为：全家欢聚在故乡，把精美的食物品尝。大米、小米、新麦和黄粱。肥牛腱子肉，煨得烂又香。切好的菜和肉，做成吴国式羹汤。做菜五味并用，酸咸甘苦辣。口味多样。炖裙鳖、烤羔羊，调味要用新榨的甘蔗浆。酸味熬大雁，清炖野鸭盛进缸。油煎天鹅肉，煎得酥又黄。卤鸡用火烤，还上一道龟羊汤。味道浓郁、烹调精细，吃了不伤胃和肠。点心用蜜的米面煎成饼，糯米和白面扭成环。宴席没有完，冰酒抬上案，吴国善酿酒，自曲如馨香。楚沥清酒味更醇。玉色的是春酒，蜜酒更贵昂。献酒的器具真精美，精雕细漆名羽觞。这份菜单表明，荆楚烹饪技术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楚辞·大招》也记述有一份菜单，菜肴中增加有鸽子、黄鹤、老鸦、鹌鹑、斑鸠等，还有狗、狼、青鱼、河蚌等。以飞禽和野味为主。后世酒宴中的荤素搭配、菜点搭配、菜酒搭配与此一脉相承，沿用至今。

以上所述的是楚地的宴席风貌。在平常，楚人的饮食也很有特色，如吃饭，楚人喜欢将精细的粮食相互掺和着做成饭食。又如楚人喜爱饮汤。汤的主要原料可以是动物也可以是植物，传统名菜“冬瓜鳖裙羹”在宋代就闻名于世了。

荆楚节日饮食在《荆楚岁时记》中也有记载：“如立春，亲朋会宴。啖春饼生菜”；“正月初一……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汤，下五辛盘”；“正月七日，以七种菜为羹”；“夏至节日食粽”；“岁暮家家具肴蔌，以迎新年，相聚酣饮”。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岁时节令不同，荆楚的节日饮食也不相同，许多菜点不仅蕴涵着优美的逸闻，而且寄托着人们的美好愿望。

楚人在饮食习俗上也有一些避讳禁忌，较为典型的有：在腊月办年货期间，炒黄豆、炒蚕豆、炒花生谓“炒腊锅”。炒腊锅有“炒七不炒八”之俗。其意思是说炒腊锅不能在腊月二十八日。因“炒”与“吵”、“八”与“发”谐音。如这天炒腊锅就会导致经常“吵嘴”，因不和睦而影响“发财”。又如：楚人除夕的年夜饭桌上必有一碗煎鱼。“鱼”谐音“余”，是年年有余的象征。实际上此鱼是一碗“看菜”，吃“余”有不宽“余（裕）”之嫌。这些习俗一直沿袭至今，为人们普遍接受。

回族人的饮食习俗

回族分布较广，食俗也不完全一致。如：宁夏回族偏爱面食，喜食面条、面片，还喜食调合饭。甘肃、青海的回族则以小麦、玉米、青稞、马铃薯为日常主食。油香、馓子是各地回族喜爱的特殊食品，是节日馈赠亲友不可少的。

“九碗三行”席

回族迎接贵客，都要用“九碗三行”来招待客人。所谓“九碗三行”，是指宴席上的菜全部用九只大小一样的碗来盛，并要把九只碗摆成每边三碗的正方形，这样从东、南、西、北各方向看都成三行，故名“九碗三行”。

“九碗三行”这种宴席不仅摆法有讲究，而且上菜时也有约定俗成的规矩。一般先上四个角的肉菜，称之为“角肉”，然后再上四个边的菜，其中对面的两碗菜，名称要对称，称“门子”菜。“门子”菜就是菜名要一样，但花样和原料可以有区别。比如东面是“丸子”，那么西面的菜也必须是“丸子”，但一边的丸子可以用牛肉，另一边的丸子则可以用羊肉，另外也可以分别放些鸡蛋、木耳之类的东西以示区别。这样要求的目的，既有对称美又增加了菜的花色和品种。最后上中间的那碗菜，一般放凉菜，有条件的人家，桌子中间放火锅。

“九碗三行”的菜都不用油炸，其烹饪方法是蒸、煮、拌。菜的原料主要是牛、羊、鸡肉以及白菜、豆腐、粉条、辣子、木耳、鸡蛋和其他蔬菜。有时根据四季上市蔬菜的不同，所做的菜也有所变化。

“九碗三行”席的主食有花卷、馍馍、米饭和油香。客人入席后，先要上小麻花、油果、方块糖之类的点心和糖果，并请客人喝茶，稍吃些后，便开始上“九碗三行”的菜。

九碗菜是同时在大蒸笼里蒸的，所以上菜速度很快，一两分钟之内即可上齐，使客人能趁热品尝到每道菜。由于菜都不过油炸，所以吃起来不腻又爽口，别有一番风味。

抓饭

抓饭在维吾尔语里称朴劳，多净手掇食，故汉语称为抓饭，外号叫十全大补饭。抓饭的主要原料有大米、羊肉、胡萝卜、葡萄干、洋葱和清油。用它们混合焖制出来的饭，油亮生辉，香气四溢，味道可口，是一种富有营养、别具风味的饭食。新疆的抓饭，种类、花样较多。所用原料基本相同，间或有些变化。如用油方面，除了用清油（胡麻油、瓜籽油、棉籽油、菜籽油）外，还有采用骨髓油、酥油、羊油或红花油做抓饭的。在用肉方面，除了羊肉外，还有选用雪鸡、野鸡、鸡、鸭、鹅和牛肉来做抓饭的。此外，也可选用葡萄干、杏干等干果代替畜肉禽肉来做抓饭，称为甜抓饭或素抓饭。有的喜欢在抓饭里放一种毕也；有的干脆在抓饭上面放些用粉条、白菜、西红柿、辣子等炒的菜，称为菜朴劳。最有趣的是在抓饭上倒上一些酸牛奶，这种抓饭叫克德克朴劳。还有一种抓饭叫鸡蛋抓饭，当抓饭快熟时，在抓饭上面弄个鸡蛋大小的窝，然后把鸡蛋打在里面，等抓饭焖熟时，鸡蛋四周沾满了米粒，吃起来特别油香。最讲究的抓饭要算阿西曼吐，也就是包子抓饭，即在每碗抓饭里放上五、六个薄皮的肉馅包子。

抓饭

盖碗茶

盖碗茶是西北回族一种独特的饮茶方式，相传始于唐代，相传至今，颇受回族人民喜爱。盖碗茶由托盘、茶碗和茶盖三部分组成，故称“三炮台”。每到炎热的夏季，盖碗茶便成为回族最佳的消渴饮料；到了严寒的冬天，农闲的回族人早晨起来，围坐在火炉旁，或烤上几片馍馍，或吃点馓子，总忘不了饮几盅盖碗茶。

回族人还把盖碗茶作为待客的佳品，每逢古尔邦节、开斋节或举行婚礼等喜庆活动，家里来了客人时，热情的主人都会给您递上一盅盖碗茶，端上馓子、干果等，让您下茶。敬茶时还有许多礼节，即当着客人的面将碗盖打开，放入茶料，冲水加盖，双手捧送。这样做表示这盅茶是专门为客人泡的，以示尊敬。如果家里来的客人较多，主人根据客人的年龄、辈份和身份，分出主次，先把茶奉送给主客。

有趣的菜肴命名

以人定名　如麻婆豆腐、宫爆鸡丁、东坡肉、叫花鸡、童子鸡等。

以地定名　如闽生果、川北米粉、丹东子鸡、西湖醋鱼、北京烤鸭、兰州拉面、重庆火锅等。

以花定名　如牡丹鳜鱼、芙蓉鸡片、桂花肉、荷花包子等。

以药定名　如虫草金鸡、枸杞鸡丝、陈皮牛肉等。

以形定名　如绣球干贝、口袋豆腐、葵花肉、金鱼蒸饺、虎皮肉、出水关蓉鸭等。

以色定名　如双黄鱼皮、红白豆腐、雪衣鱼条、翡翠烧梅等。

以味定名　如酸辣鱿鱼、麻辣肉片、双味全鱼、酸菜鱼火锅等。

以器定名　如瓦罐鸡汤、砂锅豆腐、铁板牛肉、火锅等。

以油定名　如奶油菜心、鸡油菜花、红油豆腐等。

以技法定名　如明炉乳猪、挂炉烤鸭、软炸鱼条、锅烧全鸭等。

以调料定名　如川菜肉丝、口蘑鸡片、冬菇菜心、叉烧包等。

中国饮食经典——满汉全席

满汉全席是我国一种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巨型宴席。既有宫廷菜肴之特色，又有地方风味之精华；突出满族菜点特殊风味，烧烤、火锅、涮锅几乎不可缺少的菜点，同时又展示了汉族烹调的特色，扒、炸、炒、熘、烧等兼备，实乃中华菜系文化的瑰宝。满汉全席原是官场中举办宴会时满人和汉人合坐的一种全席。满汉全席上菜一般起码一百零八种（南菜54道和北菜54道），分三天吃完。满汉全席菜式有咸有甜，有荤有素，取材广泛，用料精细，山珍海味无所不包。

满汉全席菜点精美，礼仪讲究，形成了引人注目的独特风格。入席前，先上二对香，茶水和手碟；台面上有四鲜果、四干果、四看果和四蜜饯；入席后先上冷盘然后热炒菜、大菜，甜菜依次上桌。满汉全席，分为六宴，均以清宫著名大宴命名。汇集满汉众多名馔，择取时鲜海味，搜寻山珍异兽。全席计有冷荤热肴一百九十六品，点心茶食一百二十四品，计肴馔三百二十品。合用全套粉彩万寿餐具，配以银器，富贵华丽，用餐环境古雅庄重。席间专请名师奏古乐伴宴，沿典雅遗风，礼仪严谨庄重，承传统美德，侍膳奉敬校宫廷之周，令客人留连忘返。全席食毕，可使您领略中华烹饪之博精，饮食文化之渊源，尽享万物之灵之至尊。

满汉全席以北京、山东、江浙菜为主。后来闽粤等地的菜肴也依次出现在巨型宴席之上。南菜54道：30道江浙菜，12道福建菜，12道广东菜。北菜54道：12道满族菜，12道北京菜，30道山东菜。可惜的是当时川菜尚未流行。如果加入川菜，满汉全席将锦上添花。

满汉全席一共有六种宴席。

蒙古亲潘宴

茶台茗叙：古乐伴奏、满汉侍女敬献白玉奶茶

到奉点心：茶食刀切、杏仁佛手、香酥苹果、合意饼

攒盒一品：龙凤描金攒盒龙盘柱（随上干果蜜饯八品）

四喜乾果：虎皮花生、怪味大扁、奶白葡萄、雪山梅

四甜蜜饯：蜜饯苹果、蜜饯桂圆、蜜饯鲜桃、蜜饯青梅

奉香上寿：古乐伴宴、焚香入宴

前菜五品：龙凤呈祥、洪字鸡丝黄瓜、福字瓜烧里脊、万字麻辣肚丝、年字口蘑发菜

饽饽四品：御膳豆黄、芝麻卷、金糕、枣泥糕

酱菜四品：宫廷小黄瓜、酱黑菜、糖蒜、腌水芥皮

敬奉环浆：音乐伴宴、满汉侍女敬奉贵州茅台

膳汤一品：龙井竹荪

御菜三品：凤尾鱼翅、红梅珠香、宫保野兔

饽饽二品：豆面饽饽、奶汁角

御菜三品：祥龙双飞、爆炒田鸡、芫爆仔鸽

御菜三品：八宝野鸭、佛手金卷、炒墨鱼丝

饽饽二品：金丝酥雀、如意卷

御菜三品：绣球乾贝、炒珍珠鸡、奶汁鱼片

御菜三品：干连福海参、花菇鸭掌、五彩牛柳

饽饽二品：肉末烧饼、龙须面

烧烤二品：挂炉山鸡、生烤狍肉，随上荷叶卷、葱段、甜面酱

御菜三品：山珍刺龙芽、莲蓬豆腐、草菇西兰花

膳粥一品：红豆膳粥

水果一品：应时水果拼盘一品

告别香茗：信阳毛尖

廷臣宴

丽人献茗：狮峰龙井

干果四品：蜂蜜花生、怪味腰果、核桃粘、苹果软糖

蜜饯四品：蜜饯银杏、蜜饯樱桃、蜜饯瓜条、蜜饯金枣

饽饽四品：翠玉豆糕、栗子糕、双色豆糕、豆沙卷

酱菜四品：甜酱萝葡、五香熟芥、甜酸乳瓜、甜合锦

前菜七品：喜鹊登梅、蝴蝶暇卷、姜汁鱼片、五香仔鸽、糖醋荷藕、泡绿菜花、辣白菜卷

膳汤一品：一品官燕

御菜五品：砂锅煨鹿筋、鸡丝银耳、桂花鱼条、八宝兔丁、玉笋蕨菜

饽饽二品：慈禧小窝头、金丝烧麦

御菜五品：罗汉大虾、串炸鲜贝、葱爆牛柳、蚝油仔鸡、鲜蘑菜心

饽饽二品：喇嘛糕、杏仁豆腐

御菜三品：山珍刺五加、清炸鹌鹑、红烧赤贝

饽饽二品：绒鸡待哺、豆沙苹果

御菜三品：白扒鱼唇、红烧鱼骨、葱烧鲨鱼皮

烧烤二品：片皮乳猪、维族烤羊肉，随上薄饼、葱段、甜酱

膳粥一品：慧仁米粥

水果一品：应时水果拼盘一品

告别香茗：珠兰大方

万寿宴

丽人献茗：庐山云雾

干果四品：奶白枣宝、双色软糖、糖炒大扁、可可桃仁

蜜饯四品：蜜饯菠萝、蜜饯红果、蜜饯葡萄、蜜饯马蹄

饽饽四品：金糕卷、小豆糕、莲子糕、豌豆黄

酱菜四品：桂花辣酱芥、紫香乾、什香菜、虾油黄瓜

攒盒一品：龙凤描金攒盒龙盘柱，随上干果八品五香酱鸡、盐水里脊、红油鸭子、麻辣口条、桂花酱鸡、蕃茄马蹄、油焖草菇、椒油银耳

前菜四品：万字珊瑚白、寿字五香大虾、无字盐水牛肉、疆字红油百叶

膳汤一品：长春鹿鞭汤

御菜四品：玉掌献寿、明珠豆腐、首乌鸡丁、百花鸭舌

饽饽二品：长寿龙须面、百寿桃

御菜四品：参芪炖白凤、龙抱凤蛋、父子同欢、山珍大叶芹

饽饽二品：长春卷、菊花佛手酥

御菜四品：金腿烧圆鱼、巧手烧雁鸢、桃仁山鸡丁、蟹肉双笋丝

饽饽二品：人参果、核桃酪

御菜四品：松树猴头蘑、墨鱼羹、荷叶鸡、牛柳炒白蘑

烧烤二品：挂炉沙板鸡、麻仁鹿肉串

膳粥一品：稀珍黑米粥

水果一品：应时水果拼盘一品

告别香茗：茉莉雀舌毫

千叟宴

丽人献茗：君山银针

干果四品：怪味核桃、水晶软糖、五香腰果、花生

蜜饯四品：蜜饯桔子、蜜饯海棠、蜜饯香蕉、蜜饯李子

饽饽四品：花盏龙眼、艾窝窝、果酱金糕、双色马蹄糕

酱菜四品：宫廷小萝葡、蜜汁辣黄瓜、桂花大头菜、酱桃仁

前菜七品：二龙戏珠、陈皮兔肉、怪味鸡条、天香鲍鱼、三丝瓜卷、虾籽冬笋、椒油茭白

膳汤一品：罐焖鱼唇

御菜五品：沙舟踏翠、琵琶大虾、龙凤柔情、香油膳糊、肉丁黄瓜酱

饽饽二品：千层蒸糕、什锦花篮

御菜五品：龙舟镢鱼、滑溜贝球、酱焖鹌鹑、蚝油牛柳、川汁鸭掌

饽饽二品：凤尾烧麦、五彩抄手

御菜五品：一品豆腐、三仙丸子、金菇掐菜、溜鸡脯、香麻鹿肉饼

饽饽二品：玉兔白菜、四喜饺子

烧烤二品：御膳烤鸡、烤鱼扇

野味火锅：随上围碟十二品，鹿肉片、飞龙脯、狍子脊、山鸡片、野猪肉、野鸭脯、鱿鱼卷、鲜鱼肉、刺龙牙、大叶芹、刺五加、鲜豆苗

水果一品：应时水果拼盘一品

告别香茗：杨河春绿

九百宴

丽人献茗：熬乳茶

干果四品：芝麻南糖、冰糖核桃、五香杏仁、菠萝软糖

蜜饯四品：蜜饯龙眼、蜜饯莱阳梨、蜜饯菱角、蜜饯槟子

饽饽四品：糯米凉糕、芸豆卷、鸽子玻璃糕、奶油菠萝冻

酱菜四品：北京辣菜、香辣黄瓜条、甜辣乾、雪里蕻

前菜七品：松鹤延年、芥茉鸭掌、麻辣鹌鹑、芝麻鱼、腰果芹心、油焖鲜蘑、蜜汁蕃茄

膳汤一品：蛤什蟆汤

御菜一品：红烧麒麟面

热炒四品：鼓板龙蟹、麻辣蹄筋、乌龙吐珠、三鲜龙凤球

饽饽二品：木犀糕、玉面葫芦

御菜一品：金蟾玉鲍

热炒四品：山珍蕨菜、盐煎肉、香烹狍脊、湖米茭白

饽饽二品：黄金角、水晶梅花包

御菜一品：五彩炒驼峰

热炒四品：野鸭桃仁丁、爆炒鱿鱼、箱子豆腐、酥炸金糕

饽饽二品：大救驾、莲花卷

烧烤二品：持炉珍珠鸡、烤鹿脯

膳粥一品：莲子膳粥

水果一品：应时水果拼盘一品

告别香茗：洞庭碧螺春

节令宴

丽人献茗：福建乌龙

干果四品：奶白杏仁、柿霜软糖、酥炸腰果、糖炒花生

蜜饯四品：蜜饯鸭梨、蜜饯小枣、蜜饯荔枝、蜜饯哈密杏

饽饽四品：鞭蓉糕、豆沙糕、椰子盏、鸳鸯卷

酱菜四品：麻辣乳瓜片、酱小椒、甜酱姜牙、酱甘螺

前菜七品：凤凰展翅、熊猫蟹肉、虾籽冬笋、五丝洋粉、五香鳜鱼、酸辣黄瓜、陈皮牛肉

膳汤一品：罐煨山鸡丝燕窝

御菜五品：原壳鲜鲍鱼、烧鹧鸪、芜爆散丹、鸡丝豆苗、珍珠鱼丸

饽饽二品：重阳花糕、松子海罗干

御菜五品：猴头蘑扒鱼翅、滑熘鸭脯、素炒鳝丝、腰果鹿丁、扒鱼肚卷

饽饽二品：芙蓉香蕉卷、月饼

御菜五品：清蒸时鲜、炒时蔬、酿冬菇盒、荷叶鸡、山东海参

饽饽二品：时令点心、高汤水饺

烧烤二品：持炉烤鸭、烤山鸡，随上薄饼、甜面酱、葱段、瓜条、萝葡条、白糖、蒜泥

膳粥一品：腊八粥

水果一品：应时水果拼盘一品

告别香茗：杨河春绿

第十九章
名人与名吃

中国饮食文化源远流长，人的饮食各有口味，古往今来，出了不少中国名人与名食的趣事。名人出名是在他的事业上，并不在他的饮食上。然而，一些地方名吃却与名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刘备招亲与“龙凤喜饼”

“龙凤喜饼”是湖北监利县的传统名点，其味清甜香脆，其形大如月盘，每个重一斤或八两，饼面上的图案是当中一个“喜”字，周围围绕着飞龙舞凤，象征吉祥如意，故称为龙凤喜饼。由于它具有这样美好的象征，所以当地的婚嫁喜庆之家，总是用它来招待亲友，共享喜庆。

龙凤喜饼是怎么来的呢？当地的一首民谣告诉了答案。“刘备东吴去成亲，才把龙凤喜饼兴。”这段故事是这样的：三国时期，吴主孙权采用了大都督周瑜的计策，佯称要把自己的妹妹孙尚香嫁给刘备为妻，实则想把刘备骗到东吴，以刘备换还荆州。孙权、周瑜许婚是假，所以不敢让吴国太、朝中臣僚和普通老百姓知道，以免弄假成真。诸葛亮一眼就看穿了其中的阴谋，遂将计就计，派赵云保着刘备前往江东。

行前，诸葛亮让人大量制作了龙凤喜饼，让赵云一到江东，就大量分发给江东的臣民，江东臣民拿到了龙凤喜饼，弄清了刘备是来东吴成亲的，于是奔走相告，顷刻间全城皆知，就连深处宫中的吴国太也知道了。吴国太甘露寺相亲，对刘备十分中意，遂同意了这门亲事。孙权、周瑜弄巧成拙了。由于是龙凤喜饼促成了这段姻缘，因而它也就在民间流传开了。

杨贵妃与“贵妃鸡”

贵妃鸡

“贵妃鸡”是苏州名菜。它的做法是选用肥嫩的童子鸡翅膀与香菇、淡菜、嫩笋、青椒一起焖烧而成。贵妃鸡的特点是菜色鲜艳，绿、乳黄、黑、白相配，令人赏心悦目，吃起来既嫩又鲜，香味扑鼻，是少有的佳肴。

贵妃鸡，从名字就可以看得出来，它一定与哪一位贵妃有渊缘。事实也的确如此，原来，这位贵妃不是别人，正是那位“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玉环。

杨玉环本是李隆基看中她之后，想方没法娶了过来，封为贵妃。有了杨贵妃之后，唐明皇整日整夜与她寻欢作乐，把国家大事交给了李林甫、杨国忠等一帮奸人。

有一天，唐明皇又与杨贵妃饮酒对歌，弄得神魂颠倒。他喝醉之后，连呼“好酒呀，好酒！吃得痛快！”杨贵妃也痴迷神糊地叫道：“我要飞上天！”唐明皇因酒醉听错了，以为贵妃要吃“飞上天”，马上让太监命令御膳房做出来。听了皇帝的圣谕，厨师们面面相觑：他们从来没说过有“飞上天”这道菜。但皇帝金口玉言，他能说出来，你就得做出来。众御厨们开动脑筋苦思冥想。有个厨师说，老鹰飞得高，大概就是“飞上天”吧！大家一听，赶紧做了两只红烧老鹰。可一尝才发现，鹰肉是酸的！于是厨子们重新开动脑筋。在厨师中有位苏州的名厨，叫“苏空头”，他想到鸡的肌胛肉最鲜嫩，把它拿来做“飞上天”肯定好吃。他把自己的想法对大家一说，众人一听，只好如此了。他们手忙脚乱地找来几只童子鸡，斩下它们的翅膀，与香菇、淡菜、笋片、青椒一起焖烧，“飞上天”就算做成了。大家一看此菜，色鲜味香，才定下心来。

太监将“飞上天”端到贵妃面前，酒已醒的贵妃顿时眼亮起来。唐明皇也尝了尝，连声赞叹，忙问太监是什么菜。太监赶忙说，这就是陛下刚才点的“飞上天”呀。唐明皇此时才想起酒醉时下过的圣旨，不免尴尬。这时，正津津有味地在品尝“飞上天”的杨贵妃说：“此菜色艳、肉嫩、味香，都与我贵妃相似，干脆就叫它‘贵妃鸡’吧！”唐明皇一听，连声称好。

后来，苏空头告老还乡，就把“贵妃鸡”的烧制方法带回苏州，这道菜也就在苏州地区世代流传了。

西湖东坡鱼的历史典故

“五柳鱼”是浙江杭州西湖的一道名菜，其味道鲜美，喷香诱人，深为人们所喜食。人们在享用时，又常把“五柳鱼”叫做“东坡鱼”，这是为什么呢？

苏东坡不仅是一个大文豪，据说还是一位美食家。相传，有一次，他让厨师做道鱼肴开开鲜。厨师送来后，只见热腾腾、香喷喷，鱼身上刀痕如柳。东坡食欲大开，正欲举筷子品尝，忽见窗外闪过一个人影，原来是好友佛印和尚来了。东坡心想：“好个赶饭的和尚，我偏不让你吃，看怎么办？”于是顺手将这盘鱼搁到书架上去了。

东坡鱼

佛印和尚其实早已看见，心想：“你藏得再好，我也要叫你拿出来。”东坡笑嘻嘻地招呼佛印坐下，问道：“大和尚不在寺院，到此有何见教？”佛印答道：“小弟今日特来请教一个字？”“何字？”“姓苏的‘苏’怎么写？”苏东坡知道佛印学问好，这里面一定有名堂，便装着认真地回答：“‘苏’字上面是个草字头，下边左是‘鱼’，右是‘禾’字。”佛印又问：“草头下面左边是‘禾’右边是‘鱼’呢？”“那还念‘苏’啊。”“那么鱼搁在草头上边呢？”苏东坡急忙说：“那可不行。”佛印哈哈大笑说：“那就把鱼拿下来吧。”苏东坡这才恍然大悟，佛印说来说去还要吃他的那盘五柳鱼。

后来有一次，佛印听说苏东坡要来，就照样蒸了一盘五柳鱼，心想上次你开我玩笑，今日我也难难你。于是就顺手将鱼放在旁边的罄里。

不料苏东坡早已看见，只是装着不知道。说道：“有件事请教：我想写副对联，谁知写好了上联，下联一时想不出好句子。”佛印问：“不知上联是什么？”苏东坡回答说：“上联是‘向阳门第春常在’。”佛印不知道苏东坡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几乎不假思索地说：“下联乃‘积善人家庆有余’。”苏东坡听完，佯装惊叹道：“高才，高才！原来你罄（庆）里有鱼（余）呀！快拿出来一同分享吧。”佛印这才恍然大悟，知道上了苏东坡的当。

但他还想“戏弄”一下苏东坡，一看，一条清蒸的西湖鲜鱼，身上划了5刀。便笑咪咪地说：“五柳鱼呗，这条‘五柳鱼’算给你‘钓’到了，不如叫‘东坡鱼’算了。”

从此以后，人们把“五柳鱼”又叫“东坡鱼”，而且这道西湖名菜名气也越来越大，一直流传到今天。

济公与无锡排骨

“无锡肉骨头”名闻各地，畅销全国，尤以“三凤桥”产销的酱排骨为佳。其色泽酱红，肉质酥烂，骨香浓郁，汁浓味鲜，咸中带甜，充分体现了无锡菜肴的基本风味特征。传说，无锡肉骨头创制于宋朝，还与活佛济公有着一段不解之缘。

一天，无锡城里来了一位身穿道袍，手持破扇的讨饭人。走进一家熟肉铺，向店主讨钱，店主对他说：“要钱没有，就给你块肉吃吧。”于是便提起一块斤把重的熟猪肉递给这位讨饭人。原来他就是传说中的活佛济公。济公接肉就吃，吃完了又向店主要，就这样吃了要，要了吃，终于惹得店主不高兴起来。他说：“肉都给你吃光了，我明天还卖什么呀！”济公便接过话题爽朗地回答道：“卖骨头呗！”说罢，就从破蒲扇上拉下几根蒲筋，裹起几根啃剩下的肉骨头，交给店主，并对他说：“用这几根蒲筋和肉骨头一同烹煮，我吃掉的肉会加倍奉还给你的。”店主闻言，上下打量了一下眼前的这位讨饭人，觉得他不像开玩笑，但仍是将信将疑。

次日清晨，起来烧肉时，店主抱着不妨一试的心理，将济公交给他的蒲筋和骨头放入锅里煮烧。谁知很快便从锅里喷出一股扑鼻的肉汁香味。他打开锅盖一看，但见满满一锅带有精肉的骨头在冒着诱人的香气。取出一尝，肉质酥烂，鲜香浓郁，店主好生奇怪。邻居们闻讯也赶来观看这一奇事，并纷纷品尝，无不觉得异常鲜美。

从此以后，这家肉铺就开始经营起肉骨头生意，赚了不少钱。清朝时无锡南门“莫兴盛肉店”的酱肉排骨颇受欢迎。后来三凤桥附近的“余慎肉店”为了扩大买卖，争得市场，高薪聘请了几位烧肉师傅，并在吸取前人和其他肉店烹制肉骨头的经验基础上，改进选料、调味、操作方法，所以到了清末，三凤桥肉骨头就已名扬天下了。

赵昺与护国菜

“护国菜”原来只不过是番薯叶煮的菜，用料粗糙得不能再粗糙了，因为，它只是猪食，就算是上世纪中期的那段“困难时期”，人们除非在勒紧裤头之际，才会勉强地想到它，足见其“珍贵”。

那么，如此粗糙的菜式，为何能居称“护国菜”呢？原来，早在700多年前，南宋末代皇帝赵昺，被蒙古大军狙击得不断南撤，其时，宋帝昺身边只有文天祥和陆秀夫等几员战将和官员，当来到潮州府潮阳县的一间破烂寺院时，见几个饥寒骨瘦的和尚正围着一盘菜，津津有味地吃着，着令宋帝昺肚皮发响，和尚见皇帝到来，连忙另煮一炉，几天也没有一粒米下肚的宋帝昺，吃得非常满意，大概是平生也未吃过如此的“好菜”，他即传召和尚问菜是何物；当知道寺院亦因没有可炊的东西，和尚巧心用上番薯叶来煮菜时，宋帝昺心有感触，于是并赐番薯叶煮的菜为“护国菜”。

当然，如今如再吃宋帝昺那样式的“护国菜”，谁也不能下咽，现在的烹法相对复杂得多，原料亦不局限于番薯叶，诸如紫背菜、人参叶等也见登上雅座。

成吉思汗与铁板烧

蒙古族久居草原，以畜牧为生，所以在羊肉的食用上，有着悠久的历史。他们制作的烤全羊、手把肉都是非常美味的羊肉食品。而其中的一道叫“成吉思汗铁板烧”的菜，是用蒙古古代传统烧烤方法制作的，也叫成吉思汗火锅，俗称“成吉思汗铁板烧”。

说起这道菜，还得从成吉思汗时代说起。相传，成吉思汗在一次围猎宿营时，看见士兵们的架在篝火上的肉被熏得焦黑。他忽然灵机一动，取一个士兵的铁盔放到篝火上，拔出腰刀，把猎来的黄羊肉片切成薄片，贴在“锅”上烤成外焦内嫩的炙肉片，然后食用，士兵们如法炮制，果然醇香味美。这就是“成吉思汗铁板烧”的雏形。以后在蒙古大军西征的时候，这种食法随军传到了欧洲、东南亚和日本，一时间风靡世界。可惜，国内却没有流行起来，不久就失传了。直到近几年，随着各国之间文化交流的日益广泛，在国内才日益流行起来。

据说在日本的札幌，有一个内设几百张餐桌的大饭庄，饭庄的大牌匾上写着古代士兵头盔似的锅反扣在古色古香的雕龙镂凤的炭火盆上，当烟囱散发出缕缕清香的时候，人们便用筷子夹起肉片，在盛着香油、糖、醋、芝麻、胡椒等十多种调料便可以吃了。有点像今天人们非常热衷的“韩国烧烤”的食法，只不过韩国的烧烤不是在锅上烤，而是在一个行如栅栏的铁片上，下面是烤肉专用的无烟煤，其所需肉片也已经不局限于羊肉片了，牛肉片、鸡片、鱼片，都可以烤制。客人们坐在一起，边说边烤，感觉甚是不错。但对于成吉思汗铁板烧来说，食羊肉片比较正宗，因为它不但是一种食品，而且代表了一段历史和文化。

忽必烈与涮羊肉

涮羊肉传说起源于元代。七百多年前，元世祖忽必烈统帅大军南下远征，经过多次战斗，人困马乏，饥肠辘辘。忽必烈猛地想起家乡的莱肴——清炖羊肉。于是吩咐部下杀羊烧火。正当火夫宰羊割肉时，探马突然气喘吁吁地飞奔进帐禀告敌军大队人马追赶而来，离此仅有十里路。但饥饿难忍的忽必烈一心等着吃羊肉，他一面下令部队开拔，一面喊着：“羊肉！羊肉！”清炖羊肉当然是等不及了，可生羊肉不能端上来让主帅吃，怎么办呢？这时只见主帅大步向火灶走来，厨师知道他性情暴躁，于是急中生智，飞快地切了十多片薄肉，放在沸水里搅拌了几下，待肉色一变，马上捞入碗中，撤上细盐、葱花和姜末，双手捧给刚来到灶旁的大帅。忽必烈抓起肉片送进口中，接连几碗之后，他挥手掷碗，翻身上马，英勇地率军迎敌，结果旗开得胜，生擒敌将。

在筹办庆功酒宴时，忽必烈特别点了战前吃的那道羊肉片。这回厨师精选了优质绵羊腿部的“大三叉”和“上脑”嫩肉，切成均匀的薄片，再配上麻酱、腐乳、辣椒、韭菜花等多种作料，涮后鲜嫩可口，将帅们吃后赞不绝口，忽必烈更是喜笑颜开。厨师忙上前说道：“此莱尚无名称，请帅爷赐名。”忽必烈一边涮着羊肉片，一边笑着答道：“我看就叫涮羊肉吧！众位将军以为如何？”从此，涮羊肉成了宫廷佳肴。

朱元璋与珍珠翡翠白玉汤

相传，朱元璋少时家贫，从没吃饱过肚子，17岁那年他又因父母双死于瘟疫，无家可归，被迫到家乡黄觉寺当了一名小和尚，以图有口饭吃。但是，不久家乡就闹了灾荒，寺中香火冷落，他只好外出化缘。在这其间他历尽人间沧桑，常常一整天讨不到一口饭吃。有一次，他一连三日没讨到东西，又饿又气，在街上昏倒了，后为一位路过的老婆婆救起带回家，将家里仅有的一块豆腐和一小撮菠菜，红根绿叶放在一起，浇上一碗剩粥一煮，喂给朱元璋吃了。

朱元璋食后，精神大振，问老婆婆刚才吃的是什么，那老婆婆苦中求乐，开玩笑说那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后来，朱元璋投奔了红巾军，当上了皇帝，尝尽了天下美味佳肴。突然有一天他生了病，什么也吃不下，于是便想起了当年在家乡乞讨时吃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当即下令御厨做给他吃。那御厨无奈，只得用珍珠、翡翠和白玉入在一起，煮成汤献上，朱元璋尝后，觉得根本不对味，一气之下便把御厨杀了，又让人找来一位他家乡的厨师去做。这位厨师很聪明，他暗想：皇上既然对真的“珍珠翡翠白玉汤”不感兴趣，我不妨来个仿制品碰碰运气。因此，他便以鱼龙代珍珠，以红柿子椒切条代翡（翡为红玉），以菠菜代翠（翠为绿玉），以豆腐加馅代白玉，并浇以鱼骨汤。将此菜献上之后，朱元璋一吃感觉味道好极了，与当年老婆婆给他吃的一样，于是下令重赏那位厨师。那厨师得赏钱后，便告病回家了，并且把这道朱皇帝喜欢的菜传给了凤阳父老。

朱元璋与四菜一汤

相传，明朝朱元璋当皇帝那年，恰逢全国各地发生天灾，百姓少衣缺食，生活非常困难，一些达官贵人却花天酒地。出身贫苦的朱元璋对此极为不满，决心要自上而下地加以整治。于是，他和马皇后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

在马皇后生日的那天，满朝文武官员都来祝贺。宫廷里摆了很多酒席，大家坐定后，朱元璋吩咐上菜。第一道菜是一盘烧萝卜。朱元璋说：“萝卜上了街，药店无买卖。愿众卿吃了这道菜，百姓都说官员上了街，我们笑颜开。”他一边说，一边要大家快吃。那些吃惯了山珍海味的大臣们，虽然不爱吃，却没人敢违抗皇命，只好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第二道菜是烧韭菜。朱元璋说：“小韭菜，青又青，长治久安定人心。愿你们吃了这道菜，在你们管辖的地方，能使百姓安居乐业，长治久安。”

第三、四道菜是两碗青菜。朱元璋说：“两碗青菜一样香，两袖清风好丞相。拿朝廷的俸禄，为百姓办事，就要像这两碗青菜一样，清清白白。”

最后是一大碗葱花豆腐汤。这时朱元璋又说：“小葱豆腐青又白，公正廉洁如日月。寅是寅来卯是卯，吾朝江山不变色。”

宴席后，朱元璋当众宣布：从自身做起，今后请客不管什么人，最多四菜一汤，违者从严惩处。从此，用四菜一汤招待客人便从宫廷流传到民间。

努尔哈赤与“黄金肉”

“黄金肉”是满族古老的宫廷风味名菜，曾被列为满族珍馐第一味，自清朝建立以后，每临大典盛会，酒席宴前，第一道菜，必须要首先上黄金肉。而这道美肴，据说为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所创制。

相传，满人努尔哈赤在未发迹前的幼年时期，因家道中衰，曾流落辽宁抚顺地方，最初，并在女真部落首领家当一名伙夫。当时，这位部落首领很讲究吃喝，每进膳需八菜一汤，金盘细绘，必不可少。有一次宴请宾客，他选定部落中一位善烹调的女仆司厨，由努尔哈赤做帮手。当女仆做完第七道菜时，突然晕倒。此时，外厅正等着叫上最后一道菜，帮手努尔哈赤见状，急中生智，忙将切好的里脊肉，裹上蛋黄液，入油锅迅速颠炒后装盘送上，首领尝后，觉得味道与往不同，特别好吃，宴毕问其故，侍者只好实情相告。首领甚悦，随又传来努尔哈赤问此菜何名？努尔哈赤为讨吉利，答道：“叫黄金肉。”自此，努尔哈赤遂得提擢。

后来，努尔哈赤发迹为后金建立者，成了清朝第一个老祖宗，于是，每届大典，必令先上黄金肉，并当众讲述这段故事。此后，清朝各个皇帝便把黄金肉奉为至上珍馐，以示不忘祖上思典与赏赐。继而，被传为佳话。

康熙与羊眼包子

羊肉包子

羊眼儿包子是回民饮食中的佳品。相传，清朝康熙皇帝，曾乔装打扮到前门外，品尝回民羊肉包子铺的羊眼儿包子。康熙皇帝走进羊肉包子铺，殷勤的回民掌柜用小托盘送来了两杯盖碗茶。向康熙皇帝问安后，陪着笑脸说：“不怕爷恼，爷在里边（宫廷）什么山珍海味没尝过，还屈驾来尝羊眼儿包子，小的实在不敢孝敬。”康熙明知自己的身份已被识破，还是佯装要吃包子。掌柜的无奈，只好说：“爷尝脸，一定要吃，那请少等会儿。”不一会儿，便送来了热腾腾的小包子。康熙用筷子挟一个放在碟子里，细心地观察。只觉阵阵香味扑鼻，放到嘴里一尝，果然昧道鲜美，质地不一般。但是，康熙帝左找右找也未看见“羊眼儿”，便问掌柜的：“为什么看不见羊眼儿？”掌柜忙回答说：“回爷的话，有罪不敢欺瞒：馅肉没有羊眼儿，只是做的精细些，包的个头小一点，象羊眼儿，就给起了个‘羊眼儿包子’的名字。”康熙尝了两个，觉得非常可口好吃，便传旨：“朕觉得羊眼儿包子很好，可经常送到宫中，找内务府开银。”

从此，羊眼儿包子名声大噪，誉满北京城。于是，四城各处的回民都做起羊眼儿包子，遂成了回民喜食美味。

丁宝桢与贵州名菜宫保鸡

宫保鸡，系贵州名菜。然而“宫保鸡”一名的由来却鲜为人知，原来这道名菜是以丁宝桢的官衔而命名。

丁宝桢小时侯喜欢食鸡，家里的厨师时常做清蒸鸡给他吃。有一次，他到他拜把兄长王小勤家玩耍，小勤杀鸡款待他，因忙吃而来不及炖，小勤便将鸡肉切成丁块，家中无油，便用鸡油爆炒丁块，而后加上切成小节的干辣椒、橄榄菜、蒜苗等，再加水煮熟。丁宝桢食之觉得香味非常，比家中厨师做的好吃。

丁宝桢任四川总督后，接王小勤到住所。一日大宴群僚，席间摆上此菜，众僚吃了均称赞美味佳肴。不想席上的藩台突然问到这菜的名字。丁宝桢虽喜食此菜10年，却没有命个名，一时答不上来，只好请教王小勤。那王小勤本是目不识丁之人，一时也找不出个菜名来，这时，席间的丁宝桢义子王藕丰不假思索，说道：“各位大人，愚以为凡菜之名皆因味、色、形、技等，各地均有不同。其实此菜义父早已命名为‘宫保鸡’，不知是否确切，还得请教众位大人斧正”。众人一听，拍手叫好！因丁宝桢已领太子少保衔，人名“宫保”。从此，宫保鸡这道菜随着丁宝桢的声誉而出名。

胡雪岩与金华火腿

金华火腿

金华火腿始于唐代，当时为民间腌制。唐开元年间（713－742）陈藏器撰写的《本草拾遗》载：“火腿，产金华者佳”。距今已有1200余年历史。相传，宋代义乌籍抗金名将宗泽，曾把家乡“腌腿”献给朝廷，康王赵构见其肉色鲜红似火，赞不绝口，赐名“火腿”，故又称“贡腿”。因火腿集中产于金华一带，俗称“金华火腿”。后辈为了纪念宗泽，把他奉为火腿业的祖师爷。

但是，真正让大江南北都知道金华火腿，其功应归属胡庆余堂老板胡雪岩。事情发生在清朝咸丰年间。胡雪岩受封“红顶商人”后，消息很快传到浙江金华府东阳县上蒋村火腿业主蒋雪舫耳中。他为了扩大自家火腿业声誉，有心想找胡雪岩做靠山。

这年寒冬，蒋雪舫精心腌制了8只优质火腿，大年初二亲赴杭州送到胡府。凑巧这日胡雪岩宴请杭州抚台，蒋雪舫送的火腿正赶上机会。胡雪岩当即吩咐家厨蒸腿下酒。火腿深得主人和客人赞赏。至此，东阳上蒋村火腿在杭州出名了。

一次，胡雪岩要上北京办事，特吩咐蒋雪舫备上等火腿200只，馈赠官吏。京城官吏吃后一致赞其味美。自那以后，“金华火腿出东阳，东阳火腿出上蒋”的说法很快名扬京城，并通过众官吏之口，传入了皇帝耳中。一道圣旨，从此，“金华火腿”名声更盛。

慈禧与宫廷小吃

慈禧虽然臭名昭著，但是，有一些特色食品还与她有关。

小窝头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慈禧仓皇逃往西安。途中，有一天慈禧饿极了，叫人去找吃的。当差的找来一个大窝头。慈禧几口便把窝头吃完了，连说好吃。慈禧从西安回到北京，有一天又想起窝窝头，就让御膳房给她做窝头吃，御厨不敢给她做大窝头，于是把玉米面用细箩筛过，加上白糖、桂花做成栗子大小的小窝头。慈禧吃了说，正是当年吃过的窝窝头。

豌豆黄芸豆卷

有一天，慈禧在静心斋歇凉，忽听大街上有铜锣声。慈禧问是干什么的？当差的回答说是卖豌豆黄、芸豆卷的。慈禧让当差的把那个人叫进来，那个人说：敬请老佛爷尝尝这豌豆黄、芸豆卷，香甜爽口，入口即化。慈禧尝过后说好吃。于是就把这个人留在宫中，专门为她做小吃。

肉末烧饼

相传有一天夜里，慈禧做了个梦，梦见吃夹了肉末的烧饼，第二一大早膳时，果然上的是肉末烧饼。慈禧一看和梦中吃的一样，心里非常高兴，说是给她圆了梦。问是谁做的烧饼，当差的说是御厨赵永寿。慈禧当即令人赏给赵永寿一个尾翎和二十两银子。从此，肉末烧饼作为圆梦的烧饼流传了下来。

几大传统食品的典故

中国的很多传统食品之所以能流传至今，都是因为它们的产生有一些有趣的故事。

馒头

相传三国时候，蜀国常遭其南边南蛮洞主孟获部的袭击骚扰，诸葛亮便亲自带兵去征战孟获。泸水一带人烟极少，瘴气很重而且泸水有毒。诸葛亮手下有人提出一个迷信的主意：杀死一些南蛮的俘虏，用他们的头颅去祭泸水的河神。诸葛亮没有采纳杀戮“南蛮”俘虏的主意，但为了鼓舞士气，他想出了一个办法：用军中带的面粉和成面团，捏成人头的模样儿蒸熟，当做祭品代替“蛮”头去祭祀河神。打那以后，这种面食就流传了下来，并且传到了北方。可是称为“蛮”头实在太吓人了，人们就用“馒”字换下了“蛮”字，写作“馒头”，久而久之，馒头就成了北方人的主食品了。

千层油酥饼

相传，千层油酥饼与唐代高僧玄奘在慈恩寺翻译佛经有着密切的关系。唐高宗李治特别尊崇佛教，当玄奘法师翻译佛经达千卷时，他命御厨专门做成“千层烙饼”赏赐给玄奘，以表彰他的功绩。后来玄奘病故，安葬的那天，京城长安附近赶来送葬的人达100多万，他们亦带着寓意千卷佛经的各种食品来祭奠。以后，京城长安的厨师怀着对玄奘法师的崇敬情意，对“千层烙饼”又作了精心改进，取名“千层油酥饼”，投入饮食市场后，曾风靡一时。千余年来，几经战乱，历久不衰，一直流传至今。

太后饼

相传，汉文帝刘恒的外祖母灵文侯夫人，在怀德县（今陕西省富平县华朱乡怀阳城）修建了一处庄园，长期住在园内。文帝的母亲薄太后经常从长安前往怀德看望她，随行御厨将宫廷的烤饼技术传授给了当地百姓，村民们称此饼为“太后饼”，两千多年来，太后饼制作技术世代相传，历久不衰。

黄桂柿子饼

相传1644年，李自成称王长安后，随即进军北京。当时，关中正逢灾荒之年，粮食短缺，临潼县的老百姓就用熟透了的火晶柿子拌上面粉，烙成柿子面饼慰劳义军，并让他们带些在路上当干粮吃。由于这种柿面饼味道甜美可口，食后耐饥，很受义军将士称道。义军在群众的支持下，势如破竹，一举攻克了北京。后来，为了纪念李自成和义军，每年柿子熟了，临潼百姓家家户户都要烙些柿面饼吃。天长日久就演变成了今天的黄桂柿子饼。

炒西施舌

“炒西施舌”是福建名菜，历史传说中，有这么一段故事。传说，春秋战国时期，越王勾践灭吴后，他的夫人偷偷地叫人骗出西施，将石头绑在西施身上，尔后沉入大海。从此沿海的泥沙中便有了一种似人舌的文蜊（即蛤蜊），大家都说这是西施的舌头，所以称它为“西施舌”。其实“西施舌”是沿海食品文蜊的一个品种，属瓣鳃软体动物，双壳贝类，肉质软嫩，汆、炒、拌、炖，其鲜美的味道都令人难忘。三十年代著名作家郁达夫在福建时，亦称赞长乐“西施舌”是闽菜中最佳的一种神品。

烧杂烩

在苏北一带，无论是寻常人家，还是星级宾馆，在酒筵上，有一道菜不可缺少，那就是烧杂烩。尤其是在操办红白喜事时，此菜更作为众菜之首被推上席间，让众食客大快朵颐。这道菜荤素搭配，鱼肉并列，将一些味性相佐的菜肴一并相烹，调以各种作料。

这烧杂烩是怎么来的呢？苏北人一致的看法，与楚霸王项羽有关。据说，项羽吃饭每顿饭菜无二样，这个特点伤透了手下厨子的脑筋。为了使驰骋沙场、鞍马劳碌的大王有个健壮的身体，厨子们左思右想。其中一个小厨子想出个办法，他将一些鸡，鱼肉等放入一锅，精心烹制后，端到大王面前。未曾想，项羽吃了第一口，胃口就被吊了起来，一大碗杂烩顷刻吃了个精光，而且批示厨师，今后为了节省时间，菜就这么烧。

从此，手下厨师悉听尊命，每菜必是杂烩。为了使杂烩不至太单调，厨师们想方设法改进配料，尽量让杂烩烧得花样翻新。后来，人们为了怀念楚霸王的事迹，“烧杂烩”便在民间很快流传开来，一直烧到今天。

冰糖

相传清代康熙年间，有一个名叫扶桑的姑娘，是四川内江的一个大糖坊主张亚先家的丫环。有一次，她趁张亚先不在舀了一碗糖浆正准备喝的时候，张亚先来了，扶桑连忙把糖浆倒进猪油罐，将它藏在柴堆里，又在上面放些谷糠掩盖住。过了几天，当扶桑捧出猪油罐时，罐里却长满了许多水晶般的东西，敲碎入口，坚脆而纯甜，其味道胜过白糖。扶桑把这一奇怪现象讲了出去，许多人如法炮制。因为制出的糖形似冰、甜如蜜，人们就把它称作冰糖。

第二十章
各地名吃揽胜

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充饥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即今天人们所提到的“食文化”。中国的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人创造了许多名扬海内外的名吃佳肴，而这些名吃佳肴的背后有着很多的动人故事，这些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中国独有的“名吃文化”。

北京的风味佳肴——北京烤鸭与涮羊肉

北京风味菜肴最有名的莫过于北京烤鸭了。北京烤鸭以北京填鸭为原料，经特殊烤制，色泽枣红，外焦里嫩，皮薄而脆，味美适口，至今已有三百余年的历史，以全聚德、便宜坊两家最为有名。

烤鸭历史早在南北朝时（420—589）《食珍录》中已有炙鸭的记载。元代的《饮膳正要》中有了烧鸭的说法。这些皆为今日烤鸭之前身。北京的烤鸭店，一说出现在明朝嘉靖年问（1522—1566），一说出现在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那时经营的是南京（金陵）传来的焖炉烤制法，故称南炉鸭。最早的店址在宣武门外米市胡同，即老便宜坊烤鸭店（该店已于1937年倒闭）。现在前门外鲜鱼口便宜坊烤鸭店开业于清咸丰五年（1855年），后来居上，影响很大。全聚德烤鸭店开业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由于经营有方，力求创新，很快名噪京师，并传及海内外。创业者河北冀县杨全仁，把焖炉改为挂炉，独辟蹊径，博采众长，故极有特色。

烤鸭原料：北京填鸭是制作烤鸭的主要原料，据考，北京鸭的祖籍是南方，明初随漕运到北京，繁殖于京东潮白河一带，故叫过“白河蒲鸭”、“白色麻鸭”、“白燕鸭”等名称。后来迁至京西玉泉山放养，逐渐育成今日之良种。用人工填喂法育出的称北京填鸭。北京填鸭生长期较短，只需60～65天就发育成5～7斤重，45天之前的雏鸭自由取食，最后15～20天则由人工填喂，每6小时一次，每昼夜填喂4次。合格之鸭，经宰杀、去毛、取内脏、洗净、灌水、吹鼓、涂料等一系列工序，方可放入火炉烤制。

烤制方法焖炉法：烤炉有门，用秫秸先将炉壁及炉内铁箅子烧热。待无明火时，将处理好的鸭子放在铁箅子上，关闭炉门，故称焖炉。挂炉法：炉口拱形，无门，将处理好的鸭挂在炉内铁钩上，下面用果木（梨、枣木最佳）火烤，不关门。

烤熟之鸭须切片上桌。切片技术要求较高，每只鸭要切出120片左右，而且须片片带皮带肉，肥瘦相间。作料用葱段、黄瓜条，调味料有绵白糖（此为宫廷中的吃法，今无）、蒜泥（已少用）和甜面酱（目前用此者居多）。主食有荷叶饼或空心烧饼。

涮肉历史据考，在我国的南北朝时期已有火锅了，不过那时的火锅形状和质料并不像现在的铜质炭火锅，涮的肉也不像现在这样单一，有鸡、鱼、猪肉等。唐宋时的诗词中，不乏对火锅的吟诵。清代火锅已盛行，据载，嘉庆元年（1796年），太上皇乾隆在清官设的著名的“千叟宴”，主菜就是涮羊肉。此宴用火锅多达1550多个，规模之大可以想见。北京的涮肉据说自北方少数民族传来。正式经营涮羊肉的店家，是开业于咸丰四年（1854年）的前门外正阳楼。1914年，河北沧县回族人丁德山（号子青）开东来顺涮羊肉店。

涮肉原料　以内蒙古西乌珠穆沁旗之阉割绵羊为最佳。每只羊以40～50斤重为宜。取其大小三岔、黄瓜条、上脑等部位之肉，约13斤。每斤肉切出一寸宽、四寸长之片约80片。所用作料有芝麻酱、酱油、酱豆腐、韭菜花、卤虾油、香菜、葱花等。

食法较简单，但须注意火候，煮的时间不可过长，否则嚼不动。锅底有海米、口蘑等。同时还佐以粉丝、白菜、冻豆腐、糖蒜等清口之物。

老北京有哪些著名的风味小吃

古都北京，几百年来大小贵族和千万臣民在这里休养生息，着实造就了一种全中国其他地方难以望其项背的“小吃文化”。老北京的小吃摊小吃店都是一家一户的，经过几代人的操持，的确出了许多地道的玩意儿。

到解放初期，北京小吃摊群比较集中的地点有隆福寺、自塔寺（原本是东西两庙）、西四、鼓楼、前门外、天桥、菜市口、牛街、花市、东岳庙等。在这些地点聚集着几百家小吃店或小吃摊，煎、炒、烹、炸、烙一应俱全。以隆福寺来说，20世纪50年代，小吃摊一家挨一家，有名的如“麻记饺子”、“年糕虎”、“爆肚杨”、“豆腐脑儿马”、“豆汁安”等。

北京人吃小吃说道多。有人把北京小吃的风味特点总结出四条：一是味儿，咸甜分明，味觉刺激明显；二是质地，要么酥脆可口，要么软滑顺口，少有皮的塌的；三是温度，有的吃起来烫嘴，像刚出锅的油炸糕、白汤杂碎，有的入口冰凉，像江米凉糕、艾窝窝，绝没有不凉不热温温吞吞的；四是色彩，北京几百种小吃绝对称得上五彩斑斓，金灿灿的豌豆黄、玛瑙般的蜜三刀、白玉般的豆腐脑儿、红彤彤的炸灌肠、紫油油的栗子凉糕……悦目又可口，给人双重享受，这样才称得上色、香、味俱全。

白记豆腐脑

旧北京前门外的门框胡同，是老北京有名的风味小吃一条街。它长不过百米，宽不足一丈，却吸引着成百上千的老北京人纷至沓来，一享口福。这里由白氏父子经营的“白记豆腐脑”在南城有口皆碑。白家的豆腐脑真称得上是白如玉、嫩如脂，入口即化且有豆奶之香。豆腐脑的浇卤最为讲究，用切得薄薄的鲜羊肉片、上等口蘑、淀粉、酱油打出的卤汁橙红透亮，鲜美非常。吃的时候，白师傅用特制的小铜平铲铲起一块白嫩的豆腐脑放在小浅底儿碗中，浇上一勺厚卤，淋上蒜汁或辣椒油，就着刚出炉的芝麻小烧饼这么一吃，更是满嘴香。

不光百姓爱不释手，就连那些皮鞋锃亮、西装笔挺的钱庄掌柜和票号经理们也都时常低着头哈着腰，挤在“豆腐脑白”的桦木长凳上，捧着一碗细白粉嫩的豆腐脑美滋滋地喝着。

爆肚冯

在门框胡同名声显赫的“爆肚冯”，清代原本在地安门外后门桥经营爆肚，那时就已在鼓楼一带小有名气。宫里当差的太监们也时常出宫寻访至此，后来经太监推荐，爆肚冯成了清宫御膳房专用牛羊肚子的特供点，生意很好。民国时，清宫的专供也渐渐取消了。为了维持生意，冯氏父子便把爆肚摊迁到前门外廊房二条经营，成为门框胡同里一家开业较早的风味小吃摊。

爆肚得选用新鲜的绵羊全肚儿或内蒙古的红牛百叶。爆肚儿的做法有三种：油爆、盐爆和汤爆。油爆和盐爆只有在饭馆里才吃得着，街头小摊儿没有卖的。汤爆最普遍，饭馆、街头都有，但做法仍有不同。饭馆里多用高汤爆肚儿，而街头小吃摊只用白水。

爆肚儿之所以称为“爆”，是因其速度快而得名。其实就是把牛羊肚子切成韭菜叶儿宽窄的横丝，放入滚烫的水中汆一下而已。可就这一氽最见功夫，因为肚儿分肚仁儿、肚领儿、蘑菇头等各个部位，所需火候各不相同。时间短了肚儿生，时间长了肚儿老。要的就是不早不晚不生不老的“恰到好处”。吃起来又脆又嫩又筋道又不硌牙，越嚼越起劲儿，越品越有味儿，吃过之后还余香在口。就这么看似平常的一氽一捞，跟国画中的大写意似的，精气神全在里头了。没有家传的秘诀加上十年八年的苦练，甭想达到这种随心所欲游刃有余的境界。

豆汁儿

老北京的下午茶风味小吃最有名的是豆汁儿，已有上千年历史，制作方法是以绿豆九成、白玉米一成，淘洗干净，磨成稠糊，再过筛两三次，经发酵，用微火煮熟，点入少许老干粉，拌匀即成。味道甜中带酸，开胃，生津止渴。豆汁儿，分生熟两种。北京人称熟的为豆汁儿粥。豆汁儿一般在下午卖，如同老北京人的晚茶。小贩们挑着一副豆汁儿担子，一头儿挂着饭台，另一头儿挂着一个带铁锅的火炉子。饭台中间是一大盘红辣椒丝拌的咸菜条，下层的木盒子里放着炸好的焦圈儿。饭台四周用小铁钩挂着五六个小板凳儿，供喝豆汁儿的人歇脚。

小贩们在胡同里一站，吆喝着“粥，豆汁儿粥！”从各个院门里就跑出一些孩子，大人们跟在后头，一齐集到摊儿前。大伙儿围坐在饭台四周，就着焦圈儿、辣咸菜丝，喝一碗从锅里现盛出来的热豆汁儿，顿时觉得五脏六腑都舒坦。没座的大人们只好端一碗在边上站着喝，老太太们大都端着家伙出来盛点儿，回家慢慢喝。

卖生豆汁儿的强调豆汁儿的甜酸味道。一吆喝起这味儿：“甜酸嘞，豆汁儿哦！”明明酸是主味，小贩们却把甜字放在首位，避重就轻，足见其用心之良苦。生豆汁儿给了饮者更多的参与性，有人在生豆汁儿里放糖放米细细熬成，味道绝佳，远比小贩们来得讲究。

豌豆黄

豌豆黄是北京春夏季节一种应时佳品。按北京习俗，农历三月初三要吃豌豆黄。因此每当春季豌豆黄就上市，一直供应到春末。

豌豆黄利小便、止渴，和中下气，解疮毒，消炎，去除暑热，有降血压、除脂肪、减肥之功效。原为民间小吃，后传入宫廷。清宫的豌豆黄，用上等白豌豆为原料，做出成品色泽浅黄、细腻、纯净，入口即化，味道香甜，清凉爽口。因慈禧喜食而出名。其制法是，将豌豆磨碎、去皮、洗净、煮烂、糖炒、凝结、切块而成。传统做法还要嵌以红枣肉。以仿膳饭庄所制最有名。

名扬四海的天津“狗不理”包子

天津“狗不理”包子名扬四海，经久不衰，是天津最具代表性的风味小吃。“狗不理”包子具有个大皮薄，色白面软，馅料鲜美，肥而不腻的特点。

传说在清咸丰年间，天津附近武清县杨村住着一个少年，名叫高贵友，他从小脾气倔犟，听不进大人的话，因为他这个犟脾气，父亲给他起了个乳名叫“狗子”。因为家庭生活困难，狗子14岁时来到天津学手艺，当了刘家蒸食铺的小伙计。高贵友在店里专管做包子，他勤奋好学，肯吃苦，爱琢磨，又心灵手巧，很快就能独自做包子了。有了这个本事，出师后他开了一家包子铺，叫“德聚号”。

高贵友开德聚号包子铺时，天津的包子铺很多，竞争非常激烈。高贵友为了打出一片天地，经过苦心琢磨，总结出一套独特的制作包子的方法。第一是用骨头汤做水馅，第二是用精面拌发面做皮，第三是一两做四个。除此以外，包子馅的用料也非常讲究，猪肉要用七成瘦、三成肥的头等肉，十斤肉配生姜一两、上等酱油二斤半、净葱一斤二两、头汤八斤四两半、上等香油一斤二两、味精六分七厘等。包子皮用特殊制皮法，一斤面擀40个皮儿。每个包子要15个以上的褶。蒸包子时掌握好火候蒸出的包子不塌馅、不流油，皮薄、馅嫩有咬劲，满嘴香。

德聚号开业后，生意兴隆。当时贵友没雇伙计，一个人做包子，又卖包子，忙不过来，便让顾客自己付钱，自拿包子。一些熟顾客知道高贵友的乳名开玩笑说：“狗子卖包子，一概不理。”一传十，十传百，时间长了，这话就成了“狗不理包子”。久而久之，“狗不理”成了德聚号的代名词。

山东煎饼的历史

现代煎饼制作方法的创制年代难以考证，但“煎饼”一词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相传孟姜女哭长城，所带食物即煎饼。

最迟在明代万历年间，现代煎饼的制作方法就已经存在。山东煎饼最初源于泰山，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传说唐末黄巢起义军在泰山驻扎，当地百姓曾以煎饼相送。现在煎饼已经是山东最普遍、最具特色的食物了。

清代蒲松龄《煎饼赋》：“溲含米豆，磨如胶饧，扒须两歧之势，鏊为鼎足之形，掬瓦盆之一勺，经火烙而滂明，乃急手而左旋，如磨上蚁行，黄白忽变。斯须而成，‘卒律葛答’，乘此热铛，一翻手而覆手，作十百于俄顷，圆于望月，大如铜钲，薄似剡溪之纸，色似黄鹤之翎，此煎饼之定制也。若易之以屑，则如秋练之辉腾，难之以蜀黍，又如西山日落返照而霞横……或拭鹅脂，或假豚膏，三五重叠，炙烤成焦，味松酥而爽口，香四散而远飘。”可见鲁中地区在清初制作各类煎饼已相当普及，煎饼的制作已具备相当的技术。

清代袁枚在《随园食单》中记载：“山东孔藩台家制薄饼，薄若蝉翼，大若茶盘，柔腻绝伦。”所以这位美食家给他眼前美味的评价是：“吃孔方伯薄饼，而天下之薄饼可废。”从袁枚的描写中不难看出，他吃的饼就是山东煎饼。

煎饼不是山东所独有的，在苏北一带民间也吃煎饼，但是区域不是很广，也就是江苏的睢宁县、邳州市、宿迁市、新沂市等地区。苏北地区的方言和生活习俗接近山东，而同苏南则相去甚远。实际上也不是山东所有的地方都吃煎饼。可以肯定地说煎饼是山东的代表食物。现在看来也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民族产品。

传说煎饼是由诸葛亮发明的。诸葛亮辅佐刘备之初，兵微将寡，常被曹兵追杀，一次被围在沂河、涑河之间。锅灶尽失，而将士饥饿困乏，又不能做饭，诸葛亮便让火夫以水和玉米面为浆，将金（铜锣）置于火上，用木棍将米浆摊平，煎出香喷喷的薄饼，将士食后士气大振，杀出重围，当地人也习得此法做食，但铜锣昂贵，且易开裂，人们便以铁制成锣状来烙煎饼。从此煎饼在沂蒙乃至山东大地上流传至今。

香飘四海的山西刀削面

一提起山西面食，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刀削面。由于适口性强、制作方便，刀削面从山西省的数百种面食中脱颖而出，成为人们所熟知的山西面食品种。

山西省烹饪协会有关专家说，山西刀削面在国内各大城市已比较普及。在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也都有“山西刀削面”的招牌。

山西刀削面全凭刀削，因此得名。用刀削出的面叶，中厚边薄。棱锋分明，形似柳叶；入口外滑内筋，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深受喜食面食者欢迎。山西刀削面的特点还在于其卤汁，也就是俗称的“浇头”和“调和”。专家称，刀削面的调料一般分为炸酱、打卤、煎炒等，有几十种之多。平时人们食用的以西红柿鸡蛋、肉酱等四五种为主。这些调料讲究荤素搭配。如果吃时再加上山西老陈醋，不仅味道会更加鲜美，而且更具有养生功效。

山西刀削面同北京的打卤面、山东的伊府面、河南的鱼焙面、四川的担担面，同称为五大面食名品，享有盛誉。关于刀削面，还有一个故事。

相传，蒙古鞑靼人占领中原，建立元朝。统治者们为了防止人民群众造反，就没收了各家各户的金属器皿，并作出相关规定，十户用一把厨刀。切菜做饭轮流使用，用后再交回由鞑靼人保管。一天中午，一老者的老婆将面和成面团，就让老者去取厨刀，结果刀被人取走，老者只好回家等待。谁知老者刚出鞑靼人大门，被一件东西碰了脚，他低头一看，原来是一块薄铁皮，拣起来揣在怀里。回家后，锅开得直响，全家人等着吃面条，可是刀却没取回来，急得老者团团转。忽然，他想怀里的铁片，就取出来说：“就用这个铁皮片切面吧！”老婆一看，铁皮片薄而软，嘟喃着说：“这样软的东西哪能切面条。”老者生气地说：“切不动你就砍。”一个“砍”字提醒了老婆，她把面团放在一块木板上揉好，左手端起，右手持铁片，站在锅台边，往开水锅里边“砍”面，一片片的面片落入锅里，煮熟后捞入碗，浇上卤让老者吃，老者边吃边称赞。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传遍了三晋大地，得到人们青睐。

四川担担面

担担面是著名的成都小吃，用面粉擀制成面条，煮熟，舀上炒制的猪肉末而成。成菜面条细薄，卤汁酥香，咸鲜微辣，香气扑鼻，十分入味。担担面的特点是面条细薄，臊子肉质香酥，调料以葱花、芽菜、猪油为主，略有汤汁，鲜美爽口，辣不重微酸。此面在四川广为流传，常作为筵席点心。

担担面中最有名的又要数陈包包的担担面了，它是自贡市一位名叫陈包包的小贩始创于1841年。因最初是挑着担子沿街叫卖而得名。过去，成都走街串巷的担担面，用一中铜锅隔两格，一格煮面，一格炖蹄膀。现在重庆、成都、自贡等地的担担面，多数已改为店铺经营，但依旧保持原有特色，尤以成都的担担面特色最浓。

担担面的由来说法不一，但川菜派系中的老师傅普遍认为，应该起源于川东。原因很简单，川菜三大派系，上河帮（蓉派）小河帮（盐帮菜）下河帮（渝派）各自用辣椒的方法不一样，而担担面中的辣椒用法是下河帮的用法。其中一样主要的原料（川东菜，即川东人叫的老咸菜，而非川冬菜）是在达州一带的特产。自贡宜宾范围用得是芽菜。所以可以明确的说担担面是出自川东达州一带。

南北驰名的风味汤圆

古人有诗云：“家家捣米做汤圆，知是明朝冬至天。”冬至吃汤圆，是我国的传统习俗，在江南尤为盛行，民间便有“吃了汤圆大一岁”之说。汤圆也称汤团，冬至吃汤团又叫“冬至团”；汤圆可以用来祭祖，也可用于互赠亲朋。旧时上海人最讲究吃汤圆，他们在家宴上尝新酿的甜白酒、花糕，然后用肉块垒于盘中祭祖。

元宵节吃汤圆，也是我国的传统习俗。全国各地有不少驰名的风味汤圆，最负盛名的有以下几种。

成都赖汤圆

成都赖汤圆20世纪初简阳人赖源鑫到成都挑担卖汤圆，因其汤圆质好、味美，人们称做“赖汤圆”。该汤圆选用上等的糯米粉加水揉匀，包上用芝麻、白糖、化猪油配制的馅心。该汤圆的特点是香甜滑润，肥而不腻，糯而不黏。

四川心肺汤圆

是四川彭水县的风味小吃，以糯米粉制皮，将豆腐干、冬菜切碎，用猪油炒后做馅，煮熟配上卤煮的猪心、猪肺及多种调味料而成。食用时，再调以葱花、蒜末、花椒粉、辣椒等，鲜香可口。

长沙姐妹汤圆

它是长沙一家餐馆的著名风味小吃，已有60多年的历史，由于早年经营这款食品的是姜氏二姐妹，因此得名，其制法是以糯米、大米磨浆，取粉做皮，用枣泥、白糖、桂花做馅。其色泽雪白、晶莹光亮、小巧玲珑、香甜味美。

上海擂沙汤圆

上海著名小吃，已有70多年的历史。把大红袍赤豆煮熟磨细，将带馅汤圆煮熟，外滚豆沙而成，其特点是形美色艳，豆香宜人。

宁波猪油汤圆

以精白水磨糯米粉为皮，用猪油、白糖、黑芝麻粉做馅。汤圆皮薄而滑，自如羊脂，油光发亮。

苏州五色汤圆

以糯、粳米粉配制成皮，包以由鲜肉、玫瑰猪油、豆沙、芝麻、桂花猪油等5种馅料配制的馅心。该汤圆甜咸皆备，是有名的江南风味小吃。

山东芝麻枣泥汤圆

先将大红枣煮熟去核压成泥，猪板油去膜用刀拍碎。两者加白细砂糖搓成馅心，和水磨糯米粉做成小汤圆，芝麻炒熟和白细砂糖研成细末成炒面。将煮熟的小汤圆在炒面中滚一圈即可，吃时油润绵软。

广东四式汤圆

先将绿豆、红豆、糖、冬瓜、芋头分别煮或蒸熟，去皮，分别加入白糖、芝麻、熟猪油等调味品制成4种甜馅料。将汤圆皮分别包入4种不同的馅心，做上记号。将4种汤圆放入加糖的水中煮熟。每碗装不同馅料的汤圆各一个。特点是软滑细腻。4种味道各异。

港式够姜汤圆

“够姜汤圆”的名号蒙倒不少人。它的糖水以姜汁熬制，清淡透彻，但鲜辣的姜味似乎嵌到了薄皮的汤圆里，而一咬开，内馅里自磨的芝麻蓉便肆意流出。

此外，北京的奶油元宵、天津的蜜馅元宵、上海的酒酿汤圆和乔家栅鲜汤圆、重庆的山城小汤圆、泉州的八味汤圆、广西的龙眼汤圆、安庆的韦安港汤圆、台湾的菜肉汤圆等，也都是驰名南北的风味汤圆。

油酥香甜的老婆饼

起源自广东潮州点心老婆饼，外皮烤成诱人的金黄色，里头一层层的油酥薄如棉纸，酥松得不得了，一咬下去碎屑便掉了满地，每一口都尝得到蜜糖般的香甜滋味！

相传在广州，有一间创办于清朝末年的老字号茶楼，以各式点心及饼食驰名；某日，茶楼里一位来自潮州的点心师傅，带了店里各式各样的招牌茶点回家给老婆吃，想不到他老婆吃了之后，不但没称赞店里的点心好吃，甚至还嫌弃地说：“茶楼的点心竟是如此平淡无奇，没一样比得上我娘家的点心冬瓜角！”

这位师傅听了之后心里自然不服气，就叫他老婆做出“冬瓜角”给他尝尝！老婆就用冬瓜蓉、糖、面粉，做出了焦黄别致的“冬瓜角”；这位潮州师傅一吃，风味果然清甜可口，不禁称赞起老婆娘家的点心！

隔日，这位潮州师傅就将“冬瓜角”带回茶楼请大家品尝，结果茶楼老板吃完后更是赞不绝口，问起这是哪一间茶楼做的点心？师傅们说：“是潮州老婆做的！”于是老板就随口说这是“潮州老婆饼”，并且请这位潮州师傅将之改良后在茶楼贩卖，结果大受好评！“老婆饼”因而得名。

叠出酥松的层次感“老婆饼”的绝妙口感，来自于里头层层叠叠、薄如棉纸的油酥皮。“米哥烘焙坊”主厨刘哲男师傅说，要做出这份层次感相当费工夫，首先在材料上，要将水油面团与油酥分开处理，将水油面包入油酥，开再折起，如此重复两次，利用水与油互不相溶的特性，做出酥松分明的层次感！师傅说整个过程中力道要均匀，千万不能将面皮擀破，两种面团和在一起，就会失去层次感！

至于香甜的内馅，传统的潮州“老婆饼”包入的是冬瓜蓉，所以也称为“冬茸饼”，传入台湾后，甜馅内容改以单纯的糖为主，清甜的香味一样迷人可口。

江西兴国“三鱼”的传说

在中国的名菜谱上，一道“四星望月”出自江西兴国县。作为客家人的发源地之一，兴国人特别讲究饮食文化，其歇后语“七八九不讲，专讲十（食）”，足为佐证。在这些令人口馋的菜中，尤其以“三鱼”——鱼丝、粉蒸鱼和蝴蝶鱼令人叫绝。

“九九十八弯，弯弯汇成河，河水清又清，鱼儿一大群。”这是兴国的真实写照，“鱼米之乡”的盛名由来已久。勤劳的渔民唱着渔歌，摇着竹筏，想出了别具一格的兴国“三鱼”，每一道菜后都有一段神奇的传说。

兴国鱼丝寄托着妻子对丈夫的思念。有一年，一个排工的妻子，以鱼肉和薯粉为原料，用制粉干的方法，精心烹制了鱼肉粉丝，在丈夫外出谋生前，用此菜为丈夫送行。这排工吃着鲜嫩的粉丝，不知何物，问起菜名，妻子含情脉脉地说：郎行千里牵奴心，这菜叫“与你相思”。这一年，这个排工早早地带着钱回到家里，让左邻右舍盼郎归的女人们羡慕得眼红心热。这“与你相思”的做法，遂不胫而走。如今，人们不但把鱼丝煮着吃，而且还出现蒸、炸、煎等多种吃法。

粉蒸鱼的由来缘于夫妻俩的斗智。相传清末，兴国一罗姓船工常到河边捕鱼，日子一长，鱼也吃腻了。一天，他对妻子说，若能做出一道与往日不同的鱼菜，奖她一对镯子。罗家女人想：往日，不是煎就是煮，这回只有试一试蒸了。于是她在蒸甑里面放上芋头、茄子、豆角之类的蔬菜，拌上米粉、作料，用猛火攻之，待蔬菜熟了，拌好油、盐、生姜等调成的糊汁，洒上葱花后上桌。等木甑上桌掀开木盖时，鱼味四散，夹入口中，活鲜麻辣俱在，不但米粉鱼好吃，下面垫底的蔬菜因沾了鱼味也很可口。后来，此法传开，人们把木甑改成竹制的蒸笼，做法更为简便。现在此菜在兴国广为流传，再加上4个具有客家风味的小菜，就成了毛泽东亲自命名的“四星望月”。

在“三鱼”中，蝴蝶鱼最具情趣，它的做法是将鱼脊肉切片，拌薯粉，用锤子砸成薄片后，烧开水一氽，鱼片即像蝴蝶般张开双翼，在清清的汤中上下翻飞。蝴蝶鱼汤鲜肉嫩，十分可口，两片离而不断的翅膀，恰如分割不开的兄弟情义。

相传过去有一对小兄弟，父母双亡。后哥哥娶了老婆便想分家。嫂子颇为贤淑，便为哥俩做一道菜。她把切片的鱼脊肉撒上薯粉，让他们用锤子砸。哥俩以为成了肉饼，烧出一看，却是两片相连的肉。嫂子和颜悦色地说：“兄弟之情像这鱼片一样，砸烂了肉还连着筋。”哥哥大悟，不再言分家之事。“蝴蝶鱼”也成了兴国客家的传统菜。

第五辑
巧夺天工的工艺文化

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传统工艺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凝结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智慧与创造。中国传统工艺在世界各民族的物质文化史上有着独特的美名。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逐渐形成以来，中国历朝历代的手工艺人，在外族入侵、兵荒马乱的时候，往往能凭借一技之长保住性命，成为文化传播的使者。中国的传统工艺便源源不断地通过中亚、西亚进入中东，而后进入欧洲，传向五大洲四大洋。

第二十一章
精美绝伦的刺绣编织

中华民族是一个极富朝气的民族，既坚强隐忍又活泼可爱，既粗犷豪放又心灵手巧。这从中国精美绝伦的刺绣编织工艺中可见一斑。历史上，中国的刺绣编织工艺就已经被世界推崇，到了现代，这一传统工艺更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中国传统刺绣的起源

史传黄帝时代就有彩绘花纹的记载。那就是说，古代原始人类早懂得用色彩来美化自己。开始时将颜色涂在身上，称“彰身”；再进一步刺在身上，称“文身”；后来就画在衣服上，再发展成绣在服装上。《尚书》说虞舜的衣服有五彩花色，上衣六种花纹，即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下裳六种花纹，为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共十二种花纹，称十二章。这里至少有两种是刺绣的（指黼黻）。周代《礼记·祭义篇》中说“古代天子诸侯都有公室养蚕。蚕熟，献茧缫丝，把它们染成红、绿、玄、黄等色，以为“黼黻文章”（即用不同色彩的丝线，在礼服上刺绣成各种图案）。据《辞海》，“黼（音辅）”字解释为在古代礼服上绣半黑半白的花纹；“黻”字解释为在古代礼服上绣半青半黑的花纹。至于“文章”，用青、红两色线绣称之为“文”，用红、白两色线绣称之为“章”。总之一句话，刺绣发源很早，古已有之。

关于刺绣的文献记载创于虞舜，考古出土遗物目前发现仅到商周。原始刺绣用途，本为装饰衣服以表征地位尊卑，具有政治辅助工具的作用；后来逐渐扩充为美化生活的装饰物，并且普及民间。至于刺绣具备的艺术性，随着发展阶段变化，呈现不同的特色。

早期的刺绣遗物显示，周代尚属简单粗糙；战国渐趋工致；汉代开始展露艺术之美。因为经济繁荣，百业兴盛，丝织造业尤为发达；又当社会富豪崛起，形成新消费阶层，刺绣供需应运而兴，不仅已成民间崇尚广用的服饰，制作也迈向专业化，尤其技艺突飞猛进。从出土实物看，绣工精巧，图案多样，呈现繁美缛丽的景象，堪称为这项民族工艺奠定优秀的传统。

此后，刺绣继续发展，在提供衣饰器用方面，不断扩张生活使用范围和层面。此外，其间刺绣还曾担负过服务宗教的任务，时在魏晋至隋唐。此一期间，佛教鼎盛，信徒为示虔诚，选择代表尊荣与费时耗工的刺绣，作为绘制供养佛像方式，谓为绣佛，至唐盛极一时。这类绣佛钜幅伟构，至今犹有流存英国、日本博物馆中，作品绣法严整精工，色彩瑰丽雄奇，动人心魄，诚为古绣特殊成就之一。

唐代刺绣发展另一成就，便是绣法上的推陈出新。唐前一直流行唯一“锁绣”法，至此发明了“平针绣”，也就是通行至今的绣法。这种绣法因为针法多变化，刺绣者更能发挥创作自由与艺术表现，很快取代“锁绣”而风行，于是带来刺绣发展史上的另一崭新时代。

宋代是我国刺绣发达臻至高峰的时期，无论产品质量均属空前，特别是在开创纯审美的艺术绣方面，更堪称绝后。宋绣能发展出如此成就，原因有：一、“平针绣”法富变化，钻研发明出许多新针法；二、改良工具和材料，使用精制钢针和发细丝线；三、结合书画艺术，以名人作品为题材，追求绘画趣致和境界。这种纯艺术性的刺绣作品，针法紧密工巧，线色丰富调和，形象写真生动，赢得后世广泛赞美颂扬。

明代是我国手工艺极度发达的时代，承继宋代优良基础的刺绣，顺应时代热烈风气，继续蓬勃昌盛，而且更上层楼。明代刺绣也表现了多项特色：一是用途方面，广泛流行社会各阶层，制作无所不有，与后来的清代，成为我国历史上刺绣流行风气最盛的时期；二是绣艺方面，一般实用绣作，品质普遍提高，材料改进精良，技巧娴熟洗练，而且趋向迥异宋代的繁缛华丽的风尚；艺术绣作，承袭宋绣优秀传统下，能够推陈出新有新发明，特别是明代已经出现以刺绣专业鸣世的家族和个人，如有名的“露香园”绣，为上海顾家所创，发明绘画刺绣结合的“绣画”，作品风靡至清不歇；这种刺绣家纷然崛起广受社会推崇的风气，也以明末清初最盛。三是衍生其它绣类方面，刺绣原本仅以丝线为材料，明代开始有人尝试利用别的素材，于是有透绣、发绣、纸绣、贴绒绣、戳纱绣、平金绣等出现，大大扩张了刺绣艺术的范畴。

清代刺绣的发展，大致上承续着上述明绣的情形，整个二百余年间，维持兴盛不坠而外，也有两点值得视为突出成就的：一是地方性绣派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着名的有苏绣、粤绣、蜀绣、湘绣、京绣、鲁绣等，各自树立自我特色，形成争奇斗妍的局面；二是晚清吸收外国日本刺绣长处，甚至融和西洋绘画观点入绣，前者为沈寿首创的“美术绣”，后者则有江苏杨守玉发明的“乱针绣”，为传统绣注入新血和新面目。

如今尽管时代不断地向前推进，中国台湾地区人民的生活已由农业走向工业型态，这种美好的、固有的、能代表传统文化的刺绣技艺，在历炼后仍然流传下来。它融合了绘画、书法的精髓，将素材藉着多彩、亮丽的丝线以浑熟灵巧的技术气韵，生动的显现出中华文化的特色。不少身怀绝艺的刺绣专家，在中国台湾一直默默地以一针一线，细心地绣出各种美丽的绣件，正意味着传统艺术的保存、延续和发扬。

中国的“四大名绣”

刺绣作为一个地域广泛的手工艺品，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通过长期的积累和发展，都有其自身的特长和优势。在我国除了苏绣、湘绣、粤绣和蜀绣这“四大名绣”外，还有京绣、鲁绣、汴绣、瓯绣、杭绣、汉绣、闽绣等地方名绣，我国的少数民族如维吾尔、彝、傣、布依、哈萨克、瑶、苗、土家、景颇、侗、白、壮、蒙古、藏等也都有自己特色的民族刺绣。

四大名绣形成于十九世纪中叶，它的产生除了本身的艺术特点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绣品商业化的结果。由于市场需求和刺绣产地的不同，刺绣工艺品作为一种商品开始形成了各自的地方特色，中国中部湖南省的“湘绣”，中国西部四川省的“蜀绣”，产于中国南部广东省的“粤绣”和产于中国东部江苏省的“苏绣”合称为中国“四大名绣”。

湘绣

作为中国四大名绣之一的湘绣，向来以历史悠久，工艺精湛，风格独特，品类繁多而闻名海内外。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湘绣制品，是长沙马王堆一号汉代（公元前206—公元前220）墓葬出土的一件丝织品，它所使用的针法与现代湘绣所差无几，说明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湘绣工艺就已经产生了。此后经过漫长的发展，湘绣逐渐将国画传统特点引入其中，从而形成了自身的独特风格。至清末民初（20世纪初期），湘绣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甚至超越了苏绣，在中国刺绣业中独占鳌头。新中国成立后，湘绣工作者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致力创新，使湘绣工艺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

湘绣主要以纯丝、硬缎、软缎、透明纱、尼纶等为原料，配以各色的丝线、绒线绣制而成。它以中国画为神，充分发挥针法的表现力，达到构图严谨，形象逼真，色彩鲜明，质感强烈，形神兼备的艺术境界。绣品中既有名贵的欣赏艺术品，也有美观适用的日用品。

蜀绣

蜀绣也称“川绣”，它是以四川成都为中心的刺绣产品的总称。蜀绣的生产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汉代，蜀绣之名就已誉满天下，汉朝政府还在成都专门设置了”锦官“进行管理。汉以后至五代十国时期，四川相对安定的局面为蜀绣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社会需求的不断增大，刺激了蜀绣业的飞速发展。到了宋代，蜀绣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绣品在工艺、产销量和精美程度上都独步天下。清朝中叶以后，蜀绣逐渐形成行业，当时各县官府均设“劝工局”以鼓励蜀绣生产。新中国成立后，在四川设立了成都蜀绣厂，使蜀绣工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技术上不断创新，品种日益增多。

蜀绣起源于川西民间，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地理环境、风俗习惯、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严谨细腻、光亮平整、构图疏朗、浑厚圆润、色彩明快的独特风格。蜀绣作品的选材丰富，有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山水鱼虫、人物肖像等。针法包括12大类共122种，常用的针法有晕针、铺针、滚针、截针、掺针、沙针、盖针等，讲究“针脚整齐，线片光亮，紧密柔和，车拧到家”。绣品的种类繁多，包括被面、枕套、衣、鞋和画屏等，既有巨幅条屏，又有袖珍小件，是观赏性与实用性兼备的精美艺术品。

粤绣

粤绣也称“广绣”。它是出产于广东省广州、潮州、汕头、中山、番禺、顺德一带刺绣品的总称。据史料记载，唐代的永贞元年，广东南海县一位名叫卢媚娘的少女曾在一块一尺左右的绢面上绣出七卷《法华经》，粤绣从此名扬天下。宋元时期，广州港的繁荣促进了粤绣工艺的飞速发展，粤绣品开始输出国外。明代，广州的刺绣艺人已经能够娴熟地运用各色丝绒线刺绣，并创造性地使用动物的尾羽缠绒作线，使绣品更加自然生动。到清代的乾隆年间，第一个粤绣行业组织“粤绣行”在广州成立，当时从事刺绣的艺人众多，粤绣在工艺和针法上都得以不断发展完善。1915年后，粤绣作品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等国际赛会上多次获得大奖。

粤绣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受到各民族民间艺术的影响，在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艺术风格。绣品主要取材于龙凤、花鸟等，图案构图饱满、均齐对称，色彩对比强烈、富丽堂皇。在针法上具有“针步均匀、纹理分明、处处见针、针针整齐”的特点。在种类上粤绣可分为绒绣、线绣、金银线绣三类，品种包括戏服、厅堂装饰、联帐、采眉、挂屏和各种日用绣品等。

苏绣

苏绣是以江苏苏州为中心的刺绣产品的总称。苏州刺绣至今已有2000余年的历史，早在三国时期就有了关于苏绣制作的记载。此后经过历代的不断发展完善，到明代时，苏绣已成为苏州地区一项普遍的群众性副业产品，形成了“家家养蚕，户户刺绣”的局面。清代的苏绣以“精细雅洁”而闻名，当时的苏州更有了“绣市”的誉称。清代中后期，苏绣在绣制技术上有了进一步发展，新出现了精美的“双面绣”，仅苏州一地专门经营刺绣的商家就有65家之多。民国时期，由于常年战乱，苏绣业曾一度衰落。新中国成立后，苏绣得到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1950年后，国家专门设立了苏绣研究所，并开办刺绣训练班。苏绣的针法由原来的18种发展到今天的40余种。

苏绣具有图案秀丽、构思巧妙、绣工细致、针法活泼、色彩清雅的独特风格，地方特色浓郁。绣技具有“平、齐、细、密、和、光、顺、匀”的特点。“平”指绣面平展；“齐”指图案边缘齐整；“细”指用针细巧，绣线精细；“密”指线条排列紧凑，不露针迹；“和”指设色适宜；“光”指光彩夺目，色泽鲜明；“顺”指丝理圆转自如；“匀”指线条精细均匀，疏密一致。在种类上，苏绣作品主要可分为零剪、戏衣、挂屏三大类，装饰性与实用性兼备。其中以“双面绣”作品最为精美。

独领风骚的中国绣花鞋

绣花鞋可以称为“中国鞋”。它是如何起源的，遗留下的传世品中已无法考证，但山西晋南流传的“晋国鞋”的传说却能给我们一些启示。26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山西晋国是个小国，晋献公当上国君后，一举吞并了10个小诸侯国，晋国自此成为一方霸主。为了让全国百姓永远记住他的文治武功，他命令宫中女子必须在鞋面上绣上石榴花、桃花、佛手、葡萄等10种花果，还下令全国平民女子在出嫁时必须以这种绣了10种纹样的“十果鞋”作为大婚礼鞋，以便世世代代不忘晋献公的赫赫战绩，这种绣花鞋被称为“晋国鞋”。此后，晋国的刺绣工艺又从绣花鞋延伸到绣花衣以及其他用品上。绣花鞋的刺绣修饰手法沿袭了东方装饰唯美的审美风尚，注重鞋面的章法，鞋帮的铺陈，并配以鞋口、鞋底的工艺饰条。彩色丝线从鞋头到鞋跟，鞋垫甚至鞋底都绣上繁缛华丽的纹样。莲生贵子、榴开百子、双蝶恋花、龙飞凤舞等，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愿。经初步考察，我国有二十多个少数民族把绣花鞋作为本民族的穿着特色，绣花鞋已成为中国人共同的文化财富，是名符其实的“中国鞋”。

绣花鞋

水族绣花鞋

水族的鞋饰同云贵地区的苗、瑶、壮、侗等民族有许多共同性特点，喜爱穿用“勾头”的绣花鞋。水族绣花鞋制作工艺非常讲究，先用干竹笋叶剪出鞋底模型，用旧布依样层层加厚，做成“千层底”；再将剪好的鞋面罩上绒布绣花，图案各式各样，多为禽鸟花卉，有时在鞋头缀毛线绒球；最后是将帮与底缝合。一般而言，制作一双绣花鞋，熟练的妇女大概需2～3周时间，普通妇女则需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

鞋底为布制千层底，部面的头部为红色布料，鞋后跟部为蓝色布料。鞋尖呈尖形往上翻翘，鞋帮上先用丝线刺绣成底色图案，然后再采用“马尾绣”的方法，卷曲成各种几何图案拼镶在鞋帮上，图案为花卉、云朵等纹样。刺绣精美，做工讲究。水族妇女多在庄重的场合或走亲戚时穿，并配上百褶裙和银扣上衣，十分典雅华贵。

侗族绣花鞋

侗族自称“更”“君”或“金”，汉族称之为“侗家”或“侗人”。主要从事稻作，素有“水稻民族”之称。侗族女子穿用的绣花鞋，该鞋为千层底，用棉线纳成，鞋头为双梁尖头，整个鞋面由蓝布和红布拼接而成，在鞋的前部绣有抽象几何纹，并在中间缀有亮片；鞋后跟用桨过的黑布缝成勾云纹。

壮族“回头”绣花鞋

“回头”绣花鞋为妇女常穿用。鞋头有钩，象龙船。分有后跟和无后跟两种，鞋底较厚，多用砂纸作成。针法有齐针、拖针、混针、盘针、堆绣、压绣等。在色彩上，年青人喜用亮底起白花，有石榴红、深红、青、黄、绿等色彩，纹样有龙纹、双狮滚球、蝶花、喜鹊等；老年人多用黑色、浅红、深红等色，纹样有云、龙、天地、狮兽等。壮族家居“回头”女绣花鞋，鞋尖呈三角锥状，尖部呈“回头”状，鞋面为蓝布，上有用黄、红、绿线绣成花草图案，鞋底为用麻线纳的千层底，针脚细密，坚固耐穿。

情致与智慧的结合——中国结

中国结

中国结就像中国的书画、雕刻、陶瓷、菜肴一样，很容易被外国人辨认出来，可见中国结对中华民族的代表性。

中国结艺是中国特有的民间手工编结艺术，它以其独特的东方神韵、丰富多彩的变化，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北京申办奥运会的过程中，中国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深受各国朋友的喜爱。

中国人相当久以前便学会了打结。而且“结”也一直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结之所以具有这样的重要性，主要的原因之一也是因为它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技术。这可以从许多史料和传统习俗中见出端倪。

早在旧石器时代末期，也就是周口店山顶洞人文化的遗迹中，便发现有“骨针”的存在。既然有针，那时便也一定有了绳线，故由此推断，当时简单的结绳和缝纫技术应已具雏形。

中国结由于年代久远，其历史贯穿于人类史始终，漫长的文化积淀使得中国结渗透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纯粹的文化精髓，富含丰富的文化底蕴。“绳”与“神”谐音，中国文化在形成阶段，曾经崇拜过绳子。据文字记载：“女娲引绳在泥中，举以为人。”又因绳像蟠曲的蛇龙，中国人是龙的传人，龙神的形象，在史前时代，是用绳结的变化来体现的。“结”字也是一个表示力量、和谐，充满情感的字眼，无论是结合、结交、结缘、团结、结果，还是结发夫妻，永结同心，“结”给人都是一种团圆、亲密、温馨的美感。“结”与“吉”谐音，“吉”有着丰富多彩的内容，福、禄、寿、喜、财、安、康无一不属于吉的范畴。“吉”就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主题，“绳结”这种具有生命力的民间技艺也就自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兴盛长远，流传至今。

中国结不仅具有造型、色彩之美，而且皆因其形意而得名，如盘长结、藻井结、双钱结等，体现了我国古代的文化信仰及浓郁的宗教色彩，体现着人们追求真、善、美的良好的愿望。在新婚的帖钩上，装饰一个“盘长结”，寓意一对相爱的人永远相随相依，永不分离。在佩玉上装饰一个“如意结”，引申为称心如意，万事如意。在扇子上装饰一个“吉祥结”，代表大吉大利，吉人天相，祥瑞、美好。在剑柄上装饰一个“法轮结”，有如轮黑心行，弃恶扬善之意。

中国结

在烟袋上装饰一个“蝴蝶结”，“蝴”与“福”谐音，寓意福在眼前，福运迭至。大年三十晚上，长辈用红丝绳穿上百枚铜钱作为压岁钱，以求孩子“长命百岁”，端午节用五彩丝线编制成绳，挂在小孩脖子上，用以避邪，称为“长命缕”。本命年里为了驱病除灾，用红绳扎于腰际。所有这些都是用“结”这种无声的语言来寄寓吉祥。中国人在表达情爱方面往往采用委婉、隐晦的形式，“结”从而义不容辞地充当了男女相思相恋的信物，将那缕缕丝绳编制成结，赠与对方，万千情爱，绵绵思恋也都蕴含其中。梁武帝诗有“腰间双绮带，梦为同心结”。宁代诗人林逋有“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头潮已平”的诗句。一为相思，一为别情，都是借“结”来表达情意。至于结的表意价值，历代文人墨客有大量生动的描写。纵观中国古代诗词歌赋，从中我们不难发现，绳结早已超越了原有的实用功能，并伴随着中华民族的繁衍壮大，生活空间的拓展，生命意义的增加和社会文化体系的发展而世代相传。

漂亮的装饰——荷包

荷包是中国传统服饰中，人们所随身佩带的一种装零星物品的小包。荷包的造型有圆形、椭圆形、方形、长方形，也有桃形、如意形、石榴形等；荷包的图案有繁有简，花卉、鸟、兽、草虫、山水、人物以及吉祥语、诗词文字都有，装饰意味很浓。

荷包的前身叫“荷囊”。荷者，负荷；囊者，袋也。所谓“荷囊”，即用来盛放零星细物的小袋。因古人衣服没有口袋，一些必须随身携带的物品（如毛巾、印章及钱币等），只能贮放在这种袋里。最早的荷囊，在使用时既可手提，又可肩背，所以也称“持囊”或称“挈囊”。以后渐渐觉得手提肩背有所不便，才将它挂在腰际，并形成一种习俗，俗谓“旁囊”。制作荷囊的材料，一般多用皮革，故又有“囊”之称。如新疆鄯善苏巴什古墓出土的一件，以羊皮为之，呈长方形，长6.7厘米，宽3.7厘米，在口部有一拴系的皮带，以备挂佩。现存最早的囊实物，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遗物。

晚清绣花荷包

汉代以后沿袭其俗，《北堂书钞》卷一三六引《曹瞒传》：“（曹）操性佻易，自佩小囊，以盛毛巾细物。”《晋书·邓攸传》也记载：邓攸梦行水边，见一女子，猛兽自后断其囊。由此可见，魏晋时期不论男女，身边都佩有囊。在囊上饰有兽头纹样，也称“兽头囊”。这种饰有兽头纹样的囊形象，在山东沂南一汉墓画像石上还可以看到：中室北壁的东段，画分上下两格，皆刻人物故事。下格中的两人皆戴着布纹的帽子，用带结于头后，衣袖皆卷起，腰束带。其中左边一人加束革带，从右腰革带垂下一虎头纹佩囊，佩囊比较大，做工也精致，还绣有花边。中室北壁西段的上格亦画有相同的一荷包，不同的是人物佩带的方向不一样，是从左腰革带垂下一虎头纹佩囊。

至南北朝时，佩囊制度正式确立，人们所佩的囊，并非全用皮制，也有用丝织物做成的，但仍然沿用囊的名称。《隋书·礼仪志六》：“（北朝）囊，二品以上金缕，三品金银缕，四品银缕，五品、六品彩缕，七、八、九品彩缕，兽爪。官无印绶者，并不合佩囊及爪。”至隋代则专施于良娣以下命妇，以别嫔妃的兽头囊。《隋书·礼仪志七》：“良娣，鞠衣之服，银印钮，文如其职。佩采玉，青绶，八十首，长一丈六尺，兽爪囊。余同世妇。保林、八子，展衣之服，铜印环钮，文如其职。佩水苍玉，艾绶……兽爪囊。”兽爪囊，囊之一种，简称“兽爪”或“爪”，是织有兽爪纹样的小型佩囊，北朝官吏常佩于腰际以盛印绶。

“荷包”这一名称，出现在宋代以后。《通俗编·服饰》说：“《能改斋漫录》载刘伟明诗‘西清直寓荷为橐’，欧阳修启以‘紫荷垂橐’对‘红药翻阶’，皆读之为芰荷之荷。今名小夹囊曰荷包，亦得缀袍外以见尊上，或者即因于紫荷？”这是将宋代紫荷疑为荷包。袁枚《随园随笔》下有“紫荷非荷包”辨其非。在元杂剧及明清笔记小说中常见有这种提法。所谓荷包，实际上就是以前的荷囊、旁囊及囊。清汪汲《事物原会》记称：“晋《舆服志》：文武皆有囊缀绶，八座尚书则荷紫，乃负荷之荷，非荷渠也。今谓囊曰荷包本此。”

元代民间也流行佩带荷囊，如敦煌壁画元代第332窟甬道的蒙古族供养人画像，前面二人腰部两侧便垂有荷囊。

清代皇帝在年终多用荷包赏赐给大臣。《啸亭续录》就记载：乾嘉时期“岁暮时诸王公大臣皆有赐予；御前大臣皆赐‘岁岁平安’荷包一”。

荷包在明清时，也叫“茄袋”、“顺袋”。《金瓶梅》第三回：西门庆“便向茄袋里取出（银子）来，约有一两一块，递于王婆子，交备办酒食”。这是按宋朝人的称法。《宋史·舆服志》谓金主法物有玉带及皮茄袋。《歧路灯》第二十四回：“绍闻从顺袋掏出一封书子，递于夏逢若。”

清代荷包有大量实物传世。通常以丝织物做成，上施彩绣。因制作荷包的质料、造型各不相同，所以名称也不一样，有的造型上小下大，中有收腰，形似葫芦，所以称之为“葫芦荷包”。有的被做成鸡心形，上大下小，俗称“鸡心荷包”。在一些大、中城市，还有专门生产这种饰件的作坊。如《旧都文物略》记：“荷包巷所卖官样九件，压金刺锦，花样万千。”据说这种荷包最初是男子用来盛放烟叶的，后来大家觉得十分美观，乃争相仿效，不论男女，都喜佩之。北京《竹枝词》云：“为盛烟叶淡巴菰，做得荷包各式殊。未识何人传妙制，家家依样画葫芦。”

除荷包以外，清代男子在腰间还挂有褡裢、扇套、香囊、小刀、眼镜盒等物品，既有装饰意义，又有实用价值。妇女佩此者，比较少见，一般多在衣襟处挂上一二件小型饰物，如耳挖、牙剔和小毛镊子之类。

随着时代的发展、服饰的改变以及人们文化心理的变化，如今荷包在城市里已经成了人们的收藏品，只是在乡村和少数民族地区仍有流行。布依族青年结婚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耍荷包”。荷包文化留给人们的不仅是可供欣赏的民间艺术品，还有丰富且深刻的文化内涵。

端午节家家吃粽子、门上悬挂艾草和菖蒲、小孩身上要佩带荷包和拴挂五色丝线，还有赛龙舟饮雄黄酒、纪念屈原等等。这么多项习俗除了纪念屈原和吃粽子外，其余的都与驱鬼邪有关。

出神入化的中国竹编

竹编是我国传统的手工艺，古老而悠久，远古人类用竹搭棚遮风避雨，用竹篱笆圈养剩余的猎物和幼禽，李冰用竹笼装卵石修筑都江堰，人民群众用竹编制成各种农具、日常用品，能工巧匠、民间艺人用竹篾编制成有形有态的艺术品，赋予了文化的内涵。有竹便有竹编。竹编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可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精美的竹编

早在公元前二千年至五千年（即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擅长于用竹片筐、篓等物”了。秦时李冰便采用竹络（贮石篓子）修堤护岸治水。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生产生活的需要，竹编起着重要的作用。如遮障蔽类的篱、笆、笚、帘、笠、簦，盛粮生产的箩、筐、篼、篮、筥、他篚、笾、笲、畚、篑，包装储物的箱、箧、秀，坐卧息憩的桌、椅、床、凳、席、箦、篨、笪，扬谷去糠的簸、筛、簦，炊厨用具的盖、簂、筲箕，招风纳凉的扇、竹支人，捕鱼捞鱼的悉、虾扒，以及渡水的筏箔，运输的箯舆等等。现在所说的延席，仍关连竹编。人们在没有发明桌前，饮食时均席地而坐，先铺延于地，再置席（肴馔）于延上而食。“延”即是竹编的垫席。

青神乃蚕丛古乡，蚕桑的发展离不开竹编，韩愈诗中“春蚕看满箔”的“箔”就是竹编的蚕帘。

中国竹编以青神竹编为最差，就文字记载大概可以追溯到明朝时期，开始探索向工艺型改进，出现了几何形或古装饰精线图案的日用品。到了清代已经崭露头角，现在沈阳故宫仍陈列的由青神袁姓艺人纺织的“寿”字宫扇即为佐证。抗日时期，青神人的斗笠罗湾乡的凉席，天庙乡的吨篼围垫，不仅于横坚数百里邻州府享有声誉，而且在斗笠、扇面上出现了“驱逐倭寇”“还我河山”等时政文字。五十年代，“军斗笠”和扇席之上进而有和平鸽与蝴蝶等图案的纺织。“文革”初期，有凭借氏等人，把线条画像引八扇面，从而引发了平面竹编的一系列革新尝试。七十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文化艺术素养，立志革新竹编传统工艺的艺人，他们集中技术和智慧，精益求精，为竹编开了新的前景，把它推向了纯欣赏艺术的阶段。在立体纺织类，着重于精、细、美和古色古香，富于民族风味。在平面纺织类的突破则更大，他们采用国画、汉书、木刻的表现手法把名胜风物、名家手迹、名人书画移于竹编中堂、挂屏、横幅、楹联以及扇席之上，使中外为之瞩目。

随着社会文明的向前发展，竹编艺术也不断创新，从用竹编制生产生活用品，发展到用竹编制人物书画艺术品，用竹编制成高档竹工艺品、竹家具。由于编制水准的差异，竹编产品的价值成几何增长，五毛钱一节的竹子可以升值为几元、几百元、几千元、上万元，甚至百万元以上的产品。

1988年正月一条由竹旗、竹牌、竹灯导引的，由18个竹品种2000多件竹制品组装的长30米径1.3米神气活现的“青神竹编龙”出现在嘉州，万众惊叹，获得了造型特别奖。短短十年左右，一百一十多万套件作品便先后传到美、日、苏、德、芬、瑞、罗、墨、菲、科及港、奥、台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2008年12月29日中央电视台报道，一幅以“5.12”汶川大地震为背景创作的彩色竹编画《中华情》拍卖价达380万元。

竹编已经作为我国特有的民族艺术奇葩而开放于世界艺术殿堂。

第二十二章
经典雅致的文房四宝

人类文明自诞生时起，人们便以各种方式将文明的果实保留下来，使我们能够领略到先辈的风采与创造，同时也使我们的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文房用品尤其是“文房四宝”，作为文明的载体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历史文化长河中，很早就已有“文房”之称，笔、墨、纸、砚则被誉为“文房四宝”。在用于书法、绘画的文化艺术工具中，仅这四样宝，就已备受文人的喜爱和珍藏，这四宝是最基本的工具。

文房四宝的起源

文房四宝是中国独有的文书工具，即笔、墨、纸、砚。文房四宝之名，起源于南北朝时期（420—589），因为中国古代文人要经常使用毛笔、墨、宣纸、砚台，它们是文人书房中必备的四件宝贝。“文房四宝”在南唐时指诸葛笔、徽州李廷圭墨、澄心堂纸、江西婺源龙尾砚。自宋朝以来“文房四宝”指湖笔（浙江省湖州）、徽墨（安徽省徽州）、宣纸（安徽省宣州）、端砚（广东省肇庆，古称端州），它们不仅具有实用价值，也是融绘画、书法、雕刻、装饰等为一体的艺术品。2007年，中国科学院科技史所、中国文房四宝协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笔的起源

我国的书法和绘画是世界文化史上独具风格的优美艺术，而用来书写和绘画的工具——笔也是世界文化史上重要的创造发明。古时候对笔的称呼，楚称“聿”，吴称“不律”，燕称“弗”。秦统一六国后，才统一称“笔”。

古代制笔的原料，主要是兽毛，人类最初曾经利用过各种禽、畜毛来制笔，如鹅毛、鸡毛、雉毛、羊毛、羊须、鹿毛、猪毛、豹毛、虎毛，有的还用人须和胎发等。从长期实践中逐渐得出兔毛是最好的制笔原料，选用兔毫时，又以秋冬为上，取其健坚，春夏兔毛则不堪用。至魏晋又出现用鼠须制笔，世所谓鼠须栗尾者也，共锋健于兔毛，唐人制笔仍以兔毫为主，还出现紫毫名称，就是韧性较强的老兔毫。到宋代以后，吴兴的湖笔才大量用羊毫制作，吴兴的山羊毛，毛细，锋嫩、色白、质净，是极好的制笔原料，湖州除生产最负盛名的羊毫笔，同时开始生产狼毫、紫毫、兼毫笔。

我国制笔的历史悠久，一般地说，自有书契以来，便开始使用笔了，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新陶器，其表面所绘动物图案及几何纹样，笔触清晰流利，可见那时就已应用毛笔了。至商代，在安阳殷墟发掘中，发现一片写有“祀”字的陶片，笔锋宛然，后来又出土过写有朱笔痕迹的陶器和一些先写后刻卜辞文字的甲骨片。并且在甲骨文中出现相当多的“聿”字，也就是笔字，以上说明，我国的毛笔起源于新石器时代，至商代已经使用得较为普遍了。

墨的起源

中国书画墨是我国民族传统特种工艺品──文房四宝珍品之一。是我国文化发展和中外文化交流之重要工具。墨是由碳素单质（烟、煤）与动物胶相调合，经和剂、蒸杵等工序加工而成的。墨具有色泽黑润，历久不退，舐笔不胶，入纸不晕，香味浓郁，书画自如的特点，特别是桐油、脂油、漆烟墨等高级产品，加入麝香、冰片、公丁香、猪胆汁等十几种贵重原料制成，产品尤为称著。使用时，墨色能分浓淡层次，刚柔相济，得心应手，因此成为历代艺术家们抒发聪明才智的主要工具之一，在世界美术史上树立了中国画的独特风格。墨还是中国印刷术发展的不可缺少的物质因素之一，我国古代的典籍及拓片等也都靠着它流传于世，丰富了祖国的文化内容。墨的造型中汇集了中国绘画、书法和雕刻技巧，所以也是一种很有特色的工艺品。

追溯墨的起源，可分为天然墨和人工墨两类，天然墨始于新石器时代，如1980年陕西临潼姜寨村仰韶文化墓葬中出土了一套完整的绘画工具，有石砚、研石、水盂和黑红色氧化铁矿石。使用时是用研石压住矿石在砚上兑水研磨，这块黑红色氧化铁矿石，就是天然墨。人工墨，从最早的文献记载看，《尚书·伊训》篇中说：“臣下不匡，其刑墨。”又《尚书·说命上》篇中说：“惟正从绳则正。”《礼记·玉藻》篇中说：“史定墨……扬火以作龟，致其墨。”以上墨刑、墨绳、墨龟三种不同的用途，都是以墨为主体，有着不同的用途，说明人工墨的起源，始于甲骨文时期，即商代。对甲骨上书写的红字和黑字，美国人曾在1937年的《工业及工程化学》（分析版）上作了颜料的微量化学分析，结果证明，在甲骨上书写文字的颜料，红色是朱砂，黑色是碳素单质（现在制墨的原料）。经过化验证实朱砂和墨创始于殷代，即公元前十二世纪以前，已用于书写甲骨文字。

纸的起源

纸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明的。它与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并称为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四大发明，给中国文化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促进我国图书由“简牍”时代迅速发展到“卷轴”时代，更由“卷轴”时代迅速发展到“雕版”时代。它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与交流，也同样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我国劳动人民创造的号称“纸中之王”的宣纸，具有细薄、紧密、均匀、洁白、坚韧、耐久的特点。从它诞生时起就和我国书画艺术结合在一起，为历代书法家和画家表达艺术情趣提供了方便。同时，又由于它独领“纸寿千年”之誉，所以古代大量用宣纸所作的书画名迹和木版善本书籍，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成为我国民族文化遗产中的珍品。

目前，对有关的考古发现成果，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西安灞桥纸不是纸，而是一种自然堆积的麻纤维在铜镜压力下压成的；至于内蒙居延地区的金关纸和陕西扶风县的中颜村纸虽具备纸的初步形态，但没有经过抄造的过程，纸质粗糙，不能书写。只能算是纸的雏形或原始纸，不是真正的纸。因此得出一个结论，认为蔡伦仍是发明造纸术的代表人物或发明者。另一种意见认为西安灞桥纸是中国最早的纸，他们认为灞桥纸是经过造纸基本工序造出来的，铜镜的重量是不可能把堆积的麻纤维压成薄片的，灞桥纸出土时可以分层揭开，灞桥纸是分散的单一纤维不规则异向交织的薄片，具有纸的典型结构。至于金关纸和扶风纸，经检验证明它们都经过全部造纸基本工序，而且纤维短细柔软，质量比灞桥纸还要好，经过试验，可以用毛笔在上面写字。根据上面的分析，有理由认为上述古纸都是真正的纸，说明蔡伦以前已能造纸。

砚的渊源

砚是我国传统的书写所用的器具之一。汉刘熙《释名·释书契》云：“砚，研也，研墨使和濡也。”许慎《说文解字》云：“砚，石滑也。”“滑”训作“利”，与研磨同义。可见，中国自古以来就把砚解释为研磨的工具。一块精美的砚石，应该具备发墨而不损笔，贮墨而不易干，磨之无声等优点，同时又是将诗词、书法、绘画与雕刻艺术等结合于一体的艺术品，具有实用与欣赏的双重价值。在我国灿烂悠久的文明史上，砚台对传播文化起过重要作用。

砚的历史很早，据考古发现，在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等地都曾发现仰韶文化时期的研磨器。例如出土的磨盘上带着槽臼，槽臼内还残留着研磨过颜料的痕迹，说明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了研磨器具。1980年又在临潼姜寨遗址发现一套完整的彩绘陶器的工具〔其中包括石砚、石盖、磨棒、黑色颜料（氧化锰）以及陶质水盂等五件〕。这套姜塞石砚的发现，把砚的历史上推到五千年以前。

中国传统名笔

在林林总总的笔类制品中，毛笔可算是中国独有的品类了。传统的毛笔不但是古人必备的文房用具，而且在表达中华书法、绘画的特殊韵味上具有与众不同的魁力。不过由于毛笔易损，不好保存，故留传至今的古笔实属凤毛麟角。毛笔的制造历史非常久远，早在战国时，毛笔的使用已相当地发达。中国的书法和绘画，都是与毛笔的使用分不开的。古笔的品种较多，从笔毫的原料上来分，就曾有兔毛、白羊毛、青羊毛、黄羊毛、羊须、马毛、鹿毛、麝毛、獾毛、狸毛、貂鼠毛、鼠须、鼠尾、虎毛、狼尾、狐毛、獭毛、猩猩毛、鹅毛、鸭毛、鸡毛、雉毛、猪毛、胎发、人须、茅草等。从性能上分，则有硬毫、软毫、兼毫。从笔管的质地来分，又有水竹、鸡毛竹、斑竹、棕竹、紫擅木、鸡翅木、檀香木、楠木、花梨木、况香木、雕漆、绿沉漆、螺细、象牙、犀角、牛角、麟角、玳瑁、玉、水晶、琉璃、金、银、瓷等，不少属珍贵的材料。从笔的用途来分，有山水笔、花卉笔、叶筋笔、人物笔、衣纹笔、设骨笔、彩色笔等。

毛笔

毛笔的使用历史悠久，经历代的发展与完善，毛笔不仅是古人日常生活中的主要书写工具，也成了收藏家所青睐的藏品。自唐宋以来，人们把毛笔归结为四大名笔。

宣笔

此笔因产自宣州而得名。宣笔的制作始于秦代，据韩愈《毛颖传》记载，公元前223年，秦大将蒙恬将军南伐楚之中山（泾县一带），始以兔毛竹管为笔，称“秦笔”；隋开皇九年（809年），改宛陵为宣城（今宣州区）后，“秦笔”也改称为“宣笔”。至隋唐、五代、宋诸朝，宣笔一直以选料严格、制作精细著称于世，被列为“贡品”和“御用笔”。元代以后，宣笔逐渐衰落。

宣笔的选料主要以兔毫为原料，尤以春、秋季的兔毛为最佳。所制宣笔，锋颖尖锐、丰硕圆润、劲健有力，其装饰也较雅致。用兔毫制成的宣笔，有“装璜雅致、毛纯耐用、刚柔适中、尖圆齐健”的独特风格，深受书画家好评。据记载，大书法家王羲之、柳公权为了取得宣笔，曾向宣州笔工陈氏和诸葛氏写过“求笔贴”。

湖笔

湖笔因最先产于湖州善琏镇而得名，历史悠久。自元代宣笔衰落后，湖笔取而代之，风行于元、明、清三代，被奉为朝廷贡品。湖笔的主要原料有羊毫、狼毫、兼毫、紫毫四类，其中尤以羊毫色白毛细、锋嫩性柔而久负盛名。湖笔的笔毫经分层匀扎，制作精细。湖笔的羊毫按其纯净程度分为净、纯、宿三种，并且在笔杆上刻有纯、净、宿字样，供使用者任意挑选。“净、纯”是指羊毫纯正无杂；“宿”，指羊毛经过夜晚“露宿”，自然脱脂，这种羊毛制成的笔，容易上墨。湖笔的笔杆选料也较为考究，主要原料是浙西天目山北麓灵峰山下的鸡笔竹，为笔中珍品。

水笔

水笔属湘笔中小楷笔的一种。使用水笔时，笔头全开；用后，套以钢制笔帽，笔套内稍藏一些水分，以养护笔锋，因此，笔套内常保持湿润，水笔由此而得名。水笔的笔头为兼毫，以短狼毫掺以白麻皮纤维作为笔心，外面再围上一层兔毫，有的笔毫还被染成绿色或红色。笔头掺麻，有利于多蓄水分，这是水笔的显著特点，也是区别其他笔的唯一标志。此笔易于保藏，经久耐用。

散卓笔

此笔为唐宋时的名笔，属宣笔，为宣州诸葛氏创制，因此又称“诸葛笔”。这种笔逐渐趋向软熟、散毫、虚锋，改变了晋代以前的旧制。此笔“无心”，不用柱毫，而是用一种或两种兽毫参差散立扎成，笔毫软硬适中，具备尖、齐、圆、健四德。无心散卓笔具有性能柔润、根基牢靠、久用不散、书写流畅的特点。散卓笔的笔毫长约寸半、一寸藏于笔中，一支笔可以抵几支其它的笔使用。此笔在宋代颇为流行。

中国传统名墨

中国墨起源甚古，商代甲骨上已有墨书文字，经化验其墨迹为黑色碳素。传说古代曾用漆书，但未被考古发现所证实。早期的墨尚不能制成墨块而是零碎的小片，使用时撒在砚上，用研石压住磨成墨汁。关于块状墨的记载最初见于东汉应劭《汉官仪》，这类墨的实物曾在河南陕县刘家渠东汉墓出土。汉以后出现了一些名墨，起初是由书法家监制的，如魏韦诞之墨“一点如漆”，南朝刘宋张永之墨“色如点漆”。到唐代已有专门制墨的著名墨工，如祖敏、奚鼐、奚鼎等人。唐末李超（原姓奚），曾在易州制墨，后避乱到歙州。其子李廷是南唐的墨官，所制之墨被大书法家蔡襄称为天下第一品。李廷墨实物已无存，近代所称李廷墨皆不足凭信。宋代著名墨工增多，可考者达一百数十人，如盛匡道、王迪、潘谷、常和、蒲大韶等。元代则有朱万初、潘云谷、吴善、吴良国、沈学翁等。上述各代名家所制之墨尚未见其实物。

明、清两代制墨工艺较前代发达，名家辈出，实物流传亦较多。有关明代制墨家的记载有明末麻三衡《墨志·系氏》一章里所记的110余家，明末万寿祺《墨表》记载的30余家。清初张仁熙的《雪堂墨品》、宋的《漫堂墨品》和《漫堂续墨品》记载了约200家。清代造墨家多于明代，但文字记录没有明墨多。清末和民国初年藏墨家盛昱和袁励准的《墨录》都只收明墨。

清代和明代好墨主要出在徽州。江西等地也有造墨的，但远不及徽州。徽州造墨的中心是歙县、休宁、婺源三县。歙县制墨的名家有程公瑜、吴守默、程正路、曹素功、汪近圣、程一卿、程怡甫、方密庵、汪节庵、方振鲁、江希古、汪希古等；休宁有叶玄卿、叶元英、汪时茂、汪次侯、吴吴生、吴天章、胡星聚、王丽文、叶拱辉、汪启茂、汪斗山、王尧章、汪采章、胡开文等；婺源有詹云鹏、詹衡襄、詹彩臣、詹方寰、詹成圭、詹从先、詹俟三、詹子云、余子上、余福从、余方也、程靖友、程秀夫、王晋卿、查享吉、查森山等。

古墨可依其作用的不同而分成7类：

御墨

即封建时代皇帝自己写字用的墨，往往是宫中召集匠人制造的。明朝御墨传世的有“永乐国宝”，宣德“龙香御墨”等。清朝从康熙年间起由内务府自造御墨，以后雍正、乾隆、嘉庆、道光朝都继续制造。这类御墨外间流传甚少。

贡墨

可分两种，一是封疆大吏或朝中大臣嘱制墨家制造进呈给皇帝用的；一种是地方上每年向皇帝进贡的，如歙县在道光以前，每年要进贡墨3次，分春贡、万寿贡、年贡。封疆大吏进贡的墨模刻精工，烟料上等，都是精品，上面有进呈者的名款、年号，有时还有制墨家的名款，如“太平清玩”既有“臣徐元梦恭进”款，又有“康熙乙末年臣曹定远谨制”款。

自制墨

文人或书画家向制墨家订制自己设计的墨。明清两代此风甚盛，如明代嘉靖年间罗龙文、清代康熙年间曹鼎望都以制墨著名，但他们都是向制墨家订制，并非自制。此类墨上有时有制墨家的名字，工料、图案、形式都要比门市上出售的高出一等，所以向来为收藏家、书画家所重视。

珍玩墨

用墨为原料制造的手工艺品，不是为磨用而是为玩赏的，如明代程君房的“百子榴”墨，重仅二三钱，根本不能磨用。另清程正路《墨史》中记载的“顶烟”，十笏一套，每笏形式不同，共重2～4两，每块墨平均只有二、三钱，如此小巧，分明也是只供赏玩之用的。这种墨多涂金敷彩，十笏或八笏一套，装在特制的漆盒中。

普通墨

这是墨的大宗，因质量的差异，同一个制墨家所制，价格相差可以达到10倍或10倍以上。其中较早的，如明墨或清道光以前墨。

礼品墨

专为喜庆送礼用的墨，如送寿礼的“寿屏墨”，送婚礼的“百子图”墨，送学生入学的“手卷墨”等，这种墨注重外表形式，烟料往往较差。

药墨

因油烟不能入药，这类墨都用松烟，如乾隆时詹子云所制“八宝药墨”等。

中国四大名砚

砚之起源甚早，大概在殷商初期，笔墨砚就已粗见雏形。刚开始时是以笔直接蘸石墨写字，后来因为不大方便，无法写大字，人类便想到了可先在坚硬东西上研磨成汁，如石、玉、砖、铜、铁等。殷商时，青铜器已十分发达，且陶石随手可得，砚乃随着墨的使用而遂渐成形，古时以石砚最普遍，直到现在经历多代考验仍以石质为最佳。

砚

唐代书法家柳公权在《论研》中记述：“蓄砚以青州为第一，歙州次之。后始重端、临洮，及好事者用未央宫铜雀台瓦，然皆不及端，而歙次之。故史书便将“端、歙、临洮”合称为三大名砚。到了清代末期，又将山西的澄泥砚与端、歙、临洮，合称为“中国四大名砚”。

端砚

端砚，始于唐代，盛于宋。端石出产于广东省高要县和肇庆市一带，其颜色以紫色为主调（分为青紫、红紫十多种），另有灰色、青黑色、青色和绿色等。其主要特点是石纹丰富，有青花纹（砚面上带有青黑色花纹）、朱砂钉（如坚硬的红色钉头般的斑点）、五彩钉等，另有形似动物眼睛的“石眼”。端石的“石眼”为辉绿岩凝结物，也有石连虫化石。其中的“鸲鹆眼”形似八哥眼，圆晕中还有“瞳仁”，是“眼”中上品。

端砚上的纹彩和石眼是在长期的地质作用下形成的天作之美。端砚的纹彩有青花、鱼脑冻、蕉叶白、玫瑰紫、胭脂火捺、猪肝紫、冰纹、翡翠、金星点、金银线、马尾纹、天青等，其中青花又分玫瑰紫青花、子母青花、雨霖墙青花、蛤肚青花、蚁脚青花、点滴青花、鱼仔队青花等，文人雅士们穷其辞藻，把端砚形容得百花齐放。端砚的石眼名称也很多，如鹤哥眼、鸡翁眼、猫儿眼、鸭鸽眼、绿豆眼等，其中以猫儿眼最奇妙，瞳中垂一直线。总体上我们将其分为活眼、死眼和泪眼。活者限瞳外有数重眼晕；死者瞳外无晕且内外焦黄；泪者整眼朦胧昏涩且眼下见滴水状。活眼叉以晕层愈多愈青碧且直径在1厘米以上为极佳，死眼居其次，泪眼为再次，但有眼端砚总比无眼端砚要好。

歙砚

始于唐开元年间。据宋洪迈《歙砚谱》的记载，说明在唐朝开元年间，叶姓猎人逐兽至长城里，见迭石如城，莹洁可爱，携归成砚，自是歙砚名闻天下。据五代陶谷《清异录》的记载，唐开元二年，赐宰相张文蔚、杨涉等人龙麟月砚各一，歙产也。歙砚初产时间，应是开元之前，大约公元700年左右。歙砚石质优良，莹润细密，有“坚、润、柔、健、细、腻、洁、美”八德。

歙砚的品种有罗纹、眉子、金晕、银星、古屏、玉带、紫云等多种，尤以罗纹、眉子之奇特者为上品。

宋代大书法家米芾曾得到一方长约尺余的歙砚，砚前刻有山峰36座，大小间错、延伸至边，当中琢成砚池，池中碧水荡漾，妙趣横生，他竟然以此砚换得苏仲泰一座豪华宅邸！现在，歙砚多次被作为“国宝”，送给外国贵宾。歙砚的名砚有“龙尾砚、眉子砚、龙潭石砚、金星砚、庙前青石、歙红”等。歙砚闻名是在南唐时代，由于歙砚石色青莹、石理缜密，坚润如玉，磨墨无声，深得元宗的喜爱，故歙州设置了砚务，并选砚工高手李少微为砚务官，专门搜罗佳石，为御府造砚。之后李后主所用的澄心堂纸、李廷珪墨、龙尾石砚成为天下之冠。歙砚石质坚密细腻，色黑深沈，纹理自然，以青黑多金星者为上品。

歙砚石品很多，大致分为眉纹，是歙砚石中花纹之一。眉纹石按其石纹可分为七种，以雁湖、对眉子最佳。歙石中还有罗纹，石纹如丝罗形状，可分金花罗纹，操作数罗纹、松纹罗纹等。金星纹理也是歙石的一个品种，是砚石中融有谷粒的结晶物，撒布砚面，在光线照耀下，熠熠发光，犹如天空星斗，金星久研磨而不褪，且越磨越亮，是歙砚中的佳品。古代称为，罗纹砚，石纹有如罗丝精细，其色青莹，纹理紧密。刷丝罗纹砚，银色刷丝，如发之密。眉子砚，石纹像甲痕如人画眉，遍地成对。雨点金星砚，星如雨点，灿然遍地。

歙砚石质坚密细腻，色黑深沈，纹理自然，以青黑多金星者为上品。

歙砚的制作与端砚的制作差不多。造型多样化，工匠用心立意后取材，达到歙石端庄、设计美观大方、浑厚特点。如北京故宫收藏的“歙石竹节砚”、“歙石鱼子竹节砚”。

洮河砚

因产于中国甘肃省临潭县境内洮河故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材料于深水之中，所以非常难得，是珍贵的砚材之一。洮河石质细密晶莹，石纹如丝，似浪滚云涌，清丽动人，有绿洮、红洮两种，而绿洮特别贵重。唐代洮砚制作比较盛行，与当时的端、歙、澄泥称为全国四大名砚。纹理不多，传世的作品也较少。洮河砚多为雕刻大面积的图意，它以线刻后填黑，清晰感强，以浮雕、透雕、高浮雕手法，雕工质朴。如宋代“洮河石蓬莱山方砚”。

洮河砚是古称，洮河砚之石材产于甘肃临洮大河深水之底，现在被简称为洮砚。用以刻洮砚的岩石取自甘肃卓尼喇嘛崖，精品常卧深潭水底，取之极难，获之不易。洮河石的石品高雅，常呈绿色，但不翠绿，多为淡绿泛蓝，晕点片片，酷似薄云晴天﹔石质温润如玉，叩之却无脆声，浑朴而无火气。涩不损毫，滑不拒墨﹔发墨迅疾，久蓄不涸。总之，无论观赏，抑或实用，均属上乘，故被古代文人雅士共识为中国三大名砚之一，名列端、歙砚之后。呜呼，此乃画中窥美，欲亲眼目睹精品洮砚，难矣。它虽位列第三，存世量却远寡于端、歙，何耶？可能是佳石难求吧。

澄泥砚

以过滤的细泥的材料制作的砚具。它并非石材，是以澄江之泥，精工烧炼而成，也是中国名砚之一。澄泥砚制作起源于唐代，至宋代兴盛起来，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质地坚硬耐磨，易发墨，不损毫不耗墨，能与石砚媲美。唐时虢州（今河南灵宝县南）已成为制澄泥砚的著名产地。澄泥砚造型朴实无华、山东的鲁概砚都属于澄泥砚的一种。

澄泥砚始于晚晋唐初之山西绛州，是人工手作之陶类砚，制作方法沿革自秦砖汉瓦，经无数改良而精制所成。佳品坚实过于石，不涸水不伤毫。色多作鳝鱼黄、虾头红、朱沙红、绿豆青等。真正澄泥砚制法因古人不轻易传授秘方于宋初已失唐人之法，后来制成之作品多不属佳品了。

中国各代名纸

我国纸的文化源远流长，历代名纸很多，早期的纸如絮纸、灞桥纸、居延纸、中纸、罗布淖尔纸、旱滩坡纸、蔡侯纸等等，有的见于著录，有的是现代考古的实物发现。由于历史久远和当时生产的数量有限，这些纸已均无传世。

这里介绍一些唐宋以后的名纸。

宣纸

因产于宣州而得名。唐以前开始制造，开始以檀树皮为原料。宋元以后又用楮、桑、竹、麻等十数种原料制作。宣纸质地绵韧，纹理美观，洁白细密，搓折无损，利于书写绘画，墨韵层次清晰，有独特的渗透、润墨和一次吸附性能，落墨着色，能呈现出明显的书画虚实相同的独特风格，写字骨神兼备，作画墨韵生动。另外它还耐老化，防虫蛀，耐热耐光，适合长期保存，有“纸寿千年”，“纸中之王”的美称。

宣纸根据其加工不同可分为生宣、熟宣和半生不熟宣。生宣纸又叫生纸，生产后直接使用，吸水性、润墨性强，常用于泼墨画、写意画。笔触层次清晰，干、湿、浓、淡，变幻多端。熟宣纸，以生宣纸经过矾水浸制者叫做熟宣或矾宣。经过加矾、砑光、拖浆、填粉、深色、洒金、加蜡、施胶等工序而制成，作书画不易走墨晕染，适宜于画工整细致的工笔画和写楷隶书。此纸久后会漏矾脆裂。唐朝写经的硬黄纸，五代北宋的澄心堂纸都是熟宣纸。

半生不熟宣即半熟宣，是用生宣浸以各种植物汁液而成，具有微弱的抗水力，用以写字或作画，墨色洇，散较缓，适用于书写小幅屏条，册页或用作兼工带写的绘画。

宣纸又按用皮料的不同比重分为棉料、净皮、特种净皮三大类；按尺寸分为二尺、三尺、四尺、五尺、六尺、七尺、八尺、丈二、丈六、尺四、尺六、尺八等规格；按厚度分有单宣、夹宣、二层、三层、四层几种。最薄型的宣纸是特制的，主要用于拓片、拷贝、印刷古籍、装帧印谱；品名有棉连、扎花、罗纹、龟背纹、蝉翼等。

水纹纸

唐代名纸，又名“花帘纸”。这种纸迎光看时能显示除帘纹外的透亮的线纹或图案，目的在于增添纸的潜在美。制法有二：一为在纸帘上用线编纹理或图案，出于帘面，抄纸时此处浆薄，故纹理透亮而呈现于纸上；其二为将雕有纹理或图案的木制或其他材料制的模子用力强压在纸面上，犹如现在通用的证券纸、货币纸的水印纹。明杨慎《丹铅总录》云：“唐世有蠲纸，一名‘衍波笺’，盖纸纹如水纹也。”

薛涛笺

唐末五代名纸。是一种加工染色纸，因为由薛涛创制，所以得名。薛涛，唐长安人，幼年随父亲宦居四川，后父逝，沦落风尘成为乐妓。她善作诗填词，感当时纸幅太大，亲自指导工人改制小幅纸。因用薛涛宅旁浣花溪水制成，因而又称“浣花笺”。相传薛涛曾把植物花瓣撒在纸面上加工制成彩笺。这种纸色彩斑谰，精致玲珑，又称“松花笺”。后历代有仿制。

澄心堂纸

南唐时徽州地区所产宣纸，薄如卵膜，坚洁如玉，细薄光润，有的五十尺为一幅，从头到尾，匀薄如一。南唐后主李煜特别喜爱这种纸，特意用自己读书批阅奏章的处所——澄心常来贮藏，供宫中长期使用，所以称“澄心堂纸”，后世视为艺术瑰宝。

谢公笺

这是一种经过加工的染色纸，为宋初谢景初（1019—1084）创制，因而得名。谢氏受薛涛造纸笺的启发，在益州设计制造出“十样蛮笺”，即十种色彩的书信专用纸。这种纸色彩艳丽新颖，雅致有趣，有深红、粉红、杏红、明黄、深青、浅青、深绿、浅绿、铜绿、浅云十种色，与薛涛笺齐名。

高丽纸

又名韩纸，高丽贡纸。古代高丽国（又称高句丽，朝鲜）所产之纸。北宋陈《负暄野录》云：“高丽纸以棉、茧造成，色白如绫，坚韧如帛，用以书写，发墨可爱。此中国所无，亦奇品也。”此纸多为粗条帘纹，纸纹距大又厚于白皮纸，经近人研究，宋元明清时我国书写所用高丽纸，大部分是桑皮纸。清乾隆时我国有仿制的高丽纸。

金粟笺纸

宋太祖赵匡胤提倡佛教，全国印经之风盛行，为适应这种需要，当时歙州专门生产一种具有浓淡斑纹的经纸——硬黄纸，又名蜡黄经纸，或称金粟笺。金粟寺在浙江海盐金粟山下，因寺内抄经需纸特多，故纸名“金粟笺”。它的特点是质地硬密，光亮呈半透明，防蛀抗水，色美丽，寿命很长，虽历千年，犹如新制。

玉版纸

一种洁白坚致的精良笺纸。宋黄庭坚《豫章集，次韵王炳之惠玉版纸》诗：“古田小笺惠我百，信知溪翁能解玉。”元费著《蜀笺谱》：“今天下皆以木肤为纸，而蜀中乃尽用蔡伦法，笺纸有玉版，有贡余，有经屑，有表光。”《绍兴府志》：“玉版纸莹润如玉。”

白鹿纸

《至正直纪》：“世传白鹿纸乃虎山写之纸也。有碧、黄、白三品，白者莹泽光净可爱，且坚韧胜江西之纸。赵松雪用以写字作画，阔幅而长者称白，后以白不雅，更名白鹿。”

第二十三章
栩栩如生的剪纸塑艺

说中国人心灵手巧一点也不为过，积淀深厚、丰富多彩的活态民间文化传统中，民间剪纸塑艺是最具普遍性、生活使用最广泛、最具象征性的文化方式之一，那些栩栩如生的作品让每个观看的人都发出了惊讶的赞叹声。

中国民间剪纸的历史及传承

远古时代，人类就已经发现和运用了以影像做为形象表记的艺术手法，并继而创造了在各种材料上镂刻、透空的艺术语言。这在诸多的原始社会彩陶岩画、商周青铜器、汉画像石艺术中，都体现了远古艺匠运用这一艺术手法的完善。今天的民间剪纸与之在造型方式和外部特征极其明显的一致，充分说明他们之间的传承和延续关系。

剪纸

利用薄片材料剪刻镂花，在有纸以前就已经不乏，如汉代的金银箔刻花。但确切意义上的剪纸，当然是在有纸以后。我国是发明纸的国家，早在西汉时代已开始造纸。至此，利用纸便于剪刻镂空的性能符合民俗所需的剪纸艺术，随之在民众之中产生。然而，目前发现最早的剪纸实物，是新疆吐鲁番火焰山附近出土的北朝时期（公元386—公元581）五幅团花剪纸。这几幅剪纸，采用重复折叠的方式和形象互不遮挡的处理手法，与今天的民间团花剪纸极其相似。

在汉、唐时代，民间妇女即有使用金银箔和彩帛剪成方胜、花鸟贴上鬓角为饰的风尚。后来逐步发展，在节日中，用色纸剪成各种花草、动物或人物故事，贴在窗户上（叫“窗花”）、门楣上（叫“门签”）作为装饰，也有作为礼品装饰或刺绣花样之用的。剪纸的工具，一般只用一把小剪刀，有的职业艺人则用一种特制的刻刀刻制，称为“刻纸”。

唐代以后的剪纸实物已属罕见。有皮革刻花冠饰和漏版印花图案可作佐证。宋代出现了行业性质的剪纸和用于工艺装饰的剪纸，其较为多见的例子是吉州窑宋代瓷器上的剪纸纹样。另外，宋代皮影盛行，也有用纸制作皮影的，称为“纸窗影子”。现在某些地区仍有类似皮影风格的剪纸，可见这两种相近似的艺术形式相互间的影响和汇流。明清剪纸传世作品有刺绣底样、扇面装饰、窗花等，风格趋向精细秀丽。俗中求雅。

中国的剪纸起源于汉，至南北朝时期已相当精熟，然而真正繁盛却是在清朝中期以后。古老的剪纸多在乡间，以剪刀铰出为主，趣味浑朴天然，都是出自农家妇女之手。剪纸进入城市后，不仅市民情趣和生活理想要参入剪纸艺术，而千家万户拥挤在一起，相郊成习，需要颇巨；剪纸艺人为了省工，一刀多张便改为刻刀雕刻为主，风格转向精巧，艺人也就不止于妇女了。

然而，时代更迭、生活改变和审美转化，传统民间艺术渐渐不能适应现实需要，所以现代新兴剪纸艺术孕育而生。

在过去，人们经常用纸做成形态各异的物像和人像，与死者一起下葬或葬礼上燃烧，这一习俗在中国境外有时仍可见到。剪纸艺术一般都有象征意义，也是这种仪式的一部分；此外剪纸还被用作祭祀祖先和神仙所用供品的装饰物。

现在，剪纸更多地是用于装饰。剪纸可用于点缀墙壁、门窗、房柱、镜子、灯和灯笼等，也可为礼品作点缀之用，甚至剪纸本身也可作为礼物赠送他人。人们以前还常把剪纸作绣花和喷漆艺术的模型……

由于剪纸只是应民情风俗的需要而存在，其材料又不易保存，所以，很少有真正代表不同历史时期面貌的作品传世。我们不妨从历代的典籍载记和文人的字行中，寻到一些蛛丝马迹。

“暖汤灌我足，剪纸招吾魂。”（唐·杜甫《彭衙行》）

“楼金做胜传荆俗，剪彩为人起晋风。”（唐·李商隐《人日》）

“吴越践王于行吉日……城外百户。不张悬锦缎，皆用彩纸剪人马以代。”（五代《武林梵志》）

“向旧都天街，有剪诸色花样者，极精妙，随所欲而成……有少年能手于袖中剪字及花朵之类……”（周密·《志雅堂杂钞》）

“嘉靖中制夹纱灯，刻纸刻成花竹禽鸟之状。随轻浓罩色，熔蜡徐染，用轻绍夹之，映日则光明莹彻，芳菲翔舞，恍在轻烟之中，与真者莫辨。”（明·《苏州府志》）

“石女，张蔡公之女也，有巧思，与人接谈，袖中细剪春花秋菊，细草垂柳，罔不入神……”（清·《保定府志》）

有人说，民间艺术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是有其道理的。由于地域文化背景的差异，及民间剪纸某些体裁样式作品的相对稳定，使今天的民间剪纸中仍保留着我国古代文化的不同层次，我们得以从其中领略民族艺术初始期的神秘、上升期的雄浑和成熟期的神韵，从劳动者的创造中获取历史的启迪。

民间剪纸作为民俗的陪衬，在民间独自顽强地生长，延续到了今天的时代，显示了它生命力的旺盛不衰。正是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乡村巧手，他们的祖祖辈辈都在谱写着民族艺术史中无声的乐章。

各地剪纸荟萃

中国剪纸艺术风行南北，各具特色，以下逐一介绍。

山东剪纸

一类是渤海湾区域粗犷豪放的风格，与黄河流域其他省份的剪纸一脉相承。一类则是更有特点的山东胶东沿海地区以线为主，线面结合的精巧型剪纸，它似乎与山东汉代画像石细微繁缛的风格一脉相承，以其花样密集的装饰手段，使单纯爽快的外型更饱满丰富。

山东胶东称手巧的女子为“伎俩人”，“伎俩人”不管出在哪个村，都是人们引以为荣的事。她们的花样子常常用烟火熏在土纸上到处流传，成为远近乡村剪花的样子。剪纸用途最多的是打扮窗户。胶东的窗户多是细长条形的格子，一般只能贴一些小的花，妇女们开发自己的创意，运用化整为零的方法把大的构图分割成条形剪出，再贴到窗上组合成一个完整的画面。这种称为“窗越”的剪纸一般贴在“窗心”。另有“窗角花”、“窗旁花”以及悬挂在窗前会活动的“斗鸡花”等，构成了系列性的“棂间文化”。与节庆的居室布置相适应，剪纸还用于墙围及天顶仰棚的装饰，以及器皿的贴花。

山东剪纸从古发展到今，越来越多地显示出它独具有审美功能，因此，民间的“伎俩人”也就更加注重技巧的精熟。那若断若连的线条和细如蚊足的毛刺，往往叫人感到一种凡人难以达到的绝妙。

浙江剪纸

《武林梵志》载五代时“吴越践王于行吉之日……城外百户，不张悬锦缎，皆用彩纸剪人马以代”，描绘了吴越故地上曾出现的一个宏大剪纸景观。

民间剪纸传统在乡土之中延续传承经久不衰。至1953年以前，调查者曾记述：“浙江省的窗花剪纸各地都有，以金华地区永康、浦江、盘安，温州地区的乐清、平阳等地较多，风格各有不同，用途亦各异。”

从所采集的品看来，金华地区多为窗花和灯花，乐清的细纹刻纸主要用于装饰龙盘灯，平阳一带送礼时放在礼物上的“圈盆花”最有特色。其次，各地均有用以衣裙、鞋帽的乡花样。

题材常见为花卉瓜果、鸟兽鱼多，而戏曲故事则是永康一带的拿手好活儿。剪花的样子多是女子做姑娘时攒下的老辈儿花样；另有一部分是画佛像的民间匠人所为，再经由手艺高的巧手剪制。有的巧手当然也可以自己出样自己剪，甚至看完戏之后就能剪出成套的戏文。

浙江戏曲窗花擅取戏中典型的场面情节，充分体现人物的身段之美。有别于戏曲的是，剪纸为之配上了相适应的背景为衬，显示了特定艺术语言的优势。浙江剪纸造型讲究大的影像轮廊，而影像之中剪出细细的阴线。阴线的恰到好处，能使形象结构与画面的节奏都增添成色。

山西剪纸

山西民间剪纸的体裁格式，根据各地民俗与实用需要因物、因事制宜。最常见的是窗花，它的大小根据窗格的形状来定。如晋北一带窗户格式有菱形、圆形、多角等样式，窗花也随窗而异，小的寸许，精致灵巧，稚趣横生；大者有四角、六角、八角呼应的“团花”，素雅大方。忻州一带，欢庆春节，或操办婚事都要贴“全窗花”，即剪出柿子、如意、牡丹、佛手、莲花、桂花、笙等，祝愿新媳妇善于女红，早生贵子，美满幸福。

山西民间剪纸的风格，总体来说，具有北方地区粗扩、雄壮、简练、纯朴的特点。但是，因地域环境、生活习俗、审美观念的木同，各地剪纸又有差异。如晋南、晋中、晋东南、晋西北、吕梁山区的剪纸，多为单色剪纸，风格质朴、粗犷。而流行于雁北地区的染色剪纸，则婉约典雅、富丽堂皇，尤以“广灵窗花”为代表。

“广灵窗花”以造型写实、刻制精巧，色彩艳丽而著称。它的原料是一种单一的雪白宣纸，工具是几把刀刃为斜形的大小不等的刻刀。程序是先用刀刻出剪纸成品，再点染着色。民间巧匠非常讲究刀工刻法和着色技艺，他们以简单的工具，采取阴刻为主，阳刻为辅的办法，在短短几分钟内就能龙飞凤舞地刻制出许多成品。着色时用上好白酒调色，调配较深的颜色可加少量白矾，这样既能使涂上的颜色鲜艳水灵，又能保证剪纸存放较长时间。广灵剪纸以其精湛的技艺赢得了声誉，现已销行到法国、美国、日本、波兰等国，成为海外友人珍爱的艺术品。

人们把生活比作一棵常青树。那么，我们说这剪刀下的艺术便是常青树上的花和果。民间剪纸扎根于民间，流传于民间，土生土长，土香土色，永远散发着艺术的芬芳。

邳县剪纸

江苏省徐州地区流行的剪纸，以邳县的最见特色。其种类有二，刻纸为彩色门笺，多用蜡光纸拼色；剪纸除走方艺人的鞋花外，多为窗花。窗花题材有劳动场面、家禽牛羊、民间传说、历史故事、寿桃、花卉鱼虫、龙凤等。

台江剪纸

贵州省台江苗族的剪纸。以衣袖花、围腰花、帽花等刺绣底样为多。其图案题材虽也有龙凤、牡丹等，但与汉族的花样风格大异。尤其是衣袖花以针刺手法，更使人感到粗中见细的特色。

滦州布影

有二层涵义。一指河北滦县的皮影，据传兴于明初，但最早文献记载仅见清嘉庆年的《滦州志》。当地人不称滦州影而称“乐亭影”可能因唱腔为“乐亭调”而呼之。一指山东皮影。山东皮影据传也从河北传入，唱腔多为柳琴调。其刻工粗犷，敷色古雅，所演剧目为神话传奇和当地流传的历史故事。

高密剪纸

山东高密一带流传的剪纸。从农舍的门窗、棚顶到箱柜、衣橱都有剪纸装饰。制作一般不打草稿而放剪直下，其特色是常用锯齿纹和挺拔的线条相结合来构成形象。

佛山剪纸

广东佛山的民间剪纸。宋代已有流传，盛于明清两代。由于其剪纸制作方法采用了剪、刻、凿、印、写、衬等，在种类上便可分纯色剪纸、铜衬料、铜写料、纸写料、金花、银写料等。其作品在剪刻时很讲究，多用小刀或剪刀在纸上或特制的铜箔、锡箔上剪刻而成。尤以铜写料最具特色，溶汇了绘、刻、写的技法，使作品苍劲右拙、金碧辉煌。佛山剪纸在一百多年前也用作建筑、家具雕刻的底稿，后又用于室内装饰。贴在门楣、柱枋上，也用于祭礼、扎作、花钱、炮竹等装饰。

浮山剪纸

山西的浮山有“剪纸之乡”的美称。其剪纸遍布全县并流行于晋南一带。其形式有窗花、礼花等。最有特色的是十二个月“桥花”串连起来，用于儿童生日庆贺。浮山剪纸广泛用于生活中的服饰、枕头、兜肚、遮裙、钱包、鞋帽、手帕的刺绣底样，以及丧葬、祭礼、祈祷所需的纸幡、金银山、桥马人物、斗旗等。还用于农家门帘、桌围、椅搭、盖巾、被褥、花布的刷印和剪贴图案。

蔚县剪纸

河北蔚县剪纸，相传已有两百年历史。以窗花见长，“天皮亮”可说是最早的窗花形式，即在云母薄片上绘图着色进行装饰。后来河北武强县的木版水印窗花传入，吸取其色彩特点，仿“天皮亮”透明效果，以刻代剪，形成蔚县剪纸的独特风格。蔚县剪纸以“阴刻”和“色彩点染”为主，故有“三分工七分染”之说。题材多取自戏曲人物，也有花草鱼虫、飞禽走兽等吉祥形象。

安塞剪纸

陕西省延安北部安塞一带流传的剪纸。其形式很多，有窗花、门画、炕围花、挂帘花、窑顶花、桌裙花、枕花、鞋花、牌牌花、围肚花等等。内容分几种，一是用于春节美化环境，吉祥如意的题材很多，如飞禽、花草、牛羊猪狗、狮子老虎等；二是用于婚娶装饰洞房的，多石榴牡丹、成双鸟禽等；三是用于制作刺绣、布玩具底样的，多双石榴、双桃、虎娃等图案；四是用于迷信礼仪的，有财神爷、灶王爷，还有用作招魂的纸人等。

陇东剪纸

甘肃省庆阳、平凉两个地区流传的剪纸。陇东剪纸历史久远，风格粗犷夸张。东部的正宁、宁县、合水、庆阳、华池、环县等地剪纸较为古朴雅拙；中部西峰、镇原一带风格秀丽工整；西部泾河上游的平凉、泾川、崇信、华亭、庄浪一带风格较为简洁明快。题材上多飞禽走兽、民间故事、戏曲人物、四季花卉等。就其形式看有门花、炕窑花、窑顶花、箱柜花、粮囤花、灯笼花、喜花、吊帘花、礼花、寿花和刺绣用的底样等。

南京剪纸

江苏南京的纸，据史载明代已流行于民间。其中以喜花和斗香花著称于世。旧时，南京人婚嫁喜庆，都在箱、柜、被、枕等嫁妆上缀以用大红纸剪的各种喜花。其图案题材则根据需要和特定的剪纸外形，填满花叶等吉祥纹样。可谓花中有花，题中有题，粗中有细，拙中见灵的特色。斗香花的题材则有戏文、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吉祥纹样、花卉等。配色一般用金色和大红、桃红、绿、蓝、桔黄、淡黄、黑等七色蜡光纸组成，有十分强烈的效果。南京剪纸除斗香花和门笺是刀刻外，多数喜花是用剪刀剪成。

杨柳青剪纸

历史悠久的杨柳青剪纸向其他美术品类借鉴表现形式丰富自己。比如这些年兴起的国画形式的剪纸有中堂、条幅、横批、通案、扇面等；内容有花鸟、草虫、人物、山水、脸谱等，还有美术家参与创作的剪纸。其类似年画又不失剪纸趣味，使人感到熟悉而又新颖。特别是在传统年画的风俗日渐衰落之际，剪纸艺人便将百姓喜闻乐见的杨柳青年画图样刻成剪纸，如门神、缸鱼、婴戏娃娃等。传统年画往往不被一些新家庭接受，刻成精美的剪纸后，这种艺术形式不仅能被青年人接受，而且深受喜爱。杨柳青人绣花的“花样子”都是来自于剪纸图案。

这些花样子有门帘、窗帘、墙布（墙围子）、枕套等，还有用于服饰，儿童戴的花兜兜，俗语称“供花”，也有人在祝寿的寿面、寿桃上用福寿等前纸覆盖，俗称“饭花”等。几十年前，杨柳青高家花样子远近闻名，人称“高花样子”。

民间剪纸中的奇葩——窗花

窗花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在宋朝、元朝逐渐流传，逐渐成形。如果在新春佳节到陕北、陕西、甘肃一带农村走走，您会发现千家万户老百姓家的窗户上，都贴着红红绿绿的剪纸。有的一张占一个窗格，有的几张相连组成一组占几个窗格。剪的都是老百姓熟悉的东西，有十二属相、花草虫鱼、水果蔬菜，还有戏曲传说人物等。这种剪纸因为大多是贴在窗户上的，所以，通常又叫“窗花”。

窗花：吉庆有余

窗花是贴在窗纸或窗户玻璃上的剪纸。过去无论南方北方，春节期间都贴窗花。现在南方只结婚时才贴，春节一般不贴了。而北方贴窗花还盛行，在河北丰宁，春节期间若谁家未贴窗花，人们就会猜测这个家庭是否出了事。窗花的样式，一般比较自由，除了贴在四角的“角花”和折剪的“团花”之外，其外轮廓都没有什么限制。

中国各地尽管建筑形式各异，窗格不一，但在春节期间，都普遍流行着用窗花来装饰房舍的习俗。民谚道：“二四扫房屋，二七、二八贴花花。”五颜六色的窗花给家家户户增加了节日的喜庆气氛。

窗花，无论在题材上，还是在创作手法上都是民间剪纸中最有代表性的门类之一。其剪刻形式多样化，单色剪纸、复色剪纸、浮雕剪纸皆有，以红色最多。窗花的造型受到多种多样窗棂形式的影响，变化非常丰富。常见的有方形、圆形、菱形、团花四角形、自由形等剪纸形式。有单幅的，也有多幅成套的。窗花的制作注重镂空后的效果。陕北窑洞贴在门上窗格上的，大多面积较大，呈方形，图案花纹较多细线，为的是透风方便，俗称“气眼”。胶东农村有一种较大的窗花，高近60厘米，根据当地多栅栏状的窗和方格窗的特殊条件，将大窗花分成若干块状和条状组合。由于窗花跨越了窗格，也叫“窗越”。

窗花剪纸与民间节日活动密不可分，制作方法、题材内容都囊括了民间剪纸的基本特征。因此说窗花剪纸是最有代表性的民间艺术门类之一。

窗花剪纸的题材很广，飞禽走兽、花鸟虫鱼、吉祥图案、戏曲人物都有。常见的有“五谷丰登”、“连年有余”、“喜庆吉祥”、“人畜兴旺”、“辟邪五毒”、“老鼠嫁女”以及《三国》、《水浒》、《西游》等民间戏曲故事。

中国民间泥塑的历史

泥塑艺术是我国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它以泥土为原料，以手工捏制成形。或素或彩，以人物、动物为主。

我国泥塑艺术可上溯到距今4千至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史前文化地下考古就有多处发现。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猪、陶羊时间约为6千至7千年前左右；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古陶井及泥猪、泥羊头时间约为7千年前。可以确认是人类早期手工捏制的艺术品。

兵马俑

自新石器时代之后，中国泥塑艺术一直没有间断，发展到汉代已成为重要的艺术品种。考古工作者从两汉墓葬中发掘了大量汉代红陶猪的文物，其中有为数众多的陶俑、陶兽、陶马车、陶船等等。其中有手捏的，也有模制的。汉代先民认为亡灵如人生在世，同样有物质生活的需求。因此丧葬习俗中需要大量的陪葬品，这在客观上为泥塑的发展和演变起了推动作用。

两汉以后，随着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以及多神化的奉祀活动，社会上的道观、佛寺、庙堂兴起，直接促进了泥塑偶像的需求和泥塑艺术的发展。到了唐代，泥塑艺术达到了顶峰。被誉为雕塑圣手的杨惠之就是唐代杰出的代表。他与吴道子同师张僧繇，道子学成，惠之不甘落后，毅然焚毁笔砚，奋发专攻塑，终成名家。为当世人称赞：“道子画，惠之塑，夺得僧繇神笔路”。

泥塑艺术发展到宋代，不但宗教题材的大型佛像继续繁荣，小型泥塑玩具也发展起来。有许多人专门从事泥人制作，作为商泥塑菩萨头像品出售。北宋时东京著名的泥玩具“磨喝乐”在七月七日前后出售，不仅平民百姓买回去“乞巧”，达官贵人也要在七夕期间买回去供奉玩耍。

元代之后，历经明、清、民国，泥塑艺术品在社会上仍然流传不衰，尤其是小型泥塑，既可观赏陈设，又可让儿童玩耍。几乎全国各地都有生产，其中著名的产地有无锡惠山、天津“泥人张”、陕西凤翔、河北白沟、山东高密、河南浚县、淮阳以及北京。

泥塑名家泥人张

天津泥人张泥塑是一种深得百姓喜爱的民间美术品，它创始于清代道光年间，流传、发展至今已有180年的历史。期间，经过创始、乃至世界认可。令人万分喜爱。

“泥人张”的彩塑，把传统的捏泥人提高到圆塑艺术的水平，又装饰以色彩、道具、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它是继元代刘元之后，我国又一个泥塑艺术的高峰，其作品艺术精美，影响远及世界各地，在我国民间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手艺道上的人，捏泥人的“泥人张”排第一。而且，有第一，没第二，第三差着十万八千里。

泥人张大名叫张明山。咸丰年间常去的地方有两处。一是东北角的戏剧大观楼，一是北关口的饭馆天庆馆。坐在那儿，为了瞧各种角色，去天庆馆要看人世间的各种角色。这后一种的样儿更多。

那天下雨，他一个人坐在天庆馆里饮酒，一边留神四下里吃客们的模样。这当儿，打外边进来三个人。中间一位穿的阔绰，大脑袋，中溜个子，挺着肚子，架势挺牛，横冲直撞往里走。站在迎门桌子上的“撂高的”一瞅，赶紧吆喝着：“益照临的张五爷可是稀客，贵客，张五爷这儿总共三位——里边请！”

一听这喊话，吃饭的人都停住嘴巴，甚至放下筷子瞧瞧这位大名鼎鼎的张五爷。当下，城里城外最冲的要算这位靠着贩盐赚下金山的张锦文。他当年由于为盛京将军海仁卖过命，被海大人收为义子，排行老五，所以又有“海张五”一称。但人家当面叫他张五爷，背后叫他海张五。天津卫是做买卖的地界儿，谁有钱谁横，官儿也怵三分。

可是手艺人除外。手艺人靠手吃饭，求谁？怵谁？故此，泥人张只管饮酒，吃菜，西瞧东看，全然没把海张五当个人物。

但是不会儿，就听海张五那边议论起他来。有个细嗓门的说：“人家台下一边看戏，一边手在袖子里捏泥人。捏完拿出来一瞧，台上的嘛样，他捏的嘛样。”跟着就是海张五的大粗嗓门说：“在哪儿捏？在袖子里捏？在裤裆里捏吧！”随后一阵笑，拿泥人张找乐子。

这些话天庆馆里的人全都听见了。人们等着瞧以告人胆大的泥人张怎么“回报”海张五。一个泥团儿砍过去？

只见人家泥人张听都没听，左手伸到桌子下边，大鞋底下抠下一块泥巴。右手依然端杯饮酒，眼睛也只瞅着桌上的酒菜，这左手便摆弄起这团泥巴来；几个手指飞快捏弄，比变戏法的刘秃子的手还灵巧。海张五那边还在不停地找乐子，泥人张这边肯定把那些话在他手里这团泥土全找回来了。随后手一停，他把这团往桌上“叭”地一戳，起身去柜台结帐。

吃饭的人伸脖一瞧，这泥人真捏绝了！就同把海张五的脑袋割下来放在桌上一般。瓢似的脑袋，小鼓眼，一脸狂气，比海张五还像海张五。只是只有核桃大小。

海张五在那边，隔着两丈远就看出捏的是他，他朝着正出门的泥人张的背影叫道：“这破手艺也想赚钱，贱卖都没人要。”泥人张头都没回，撑开伞走了。

第二天，北门外估衣街的几个小杂货摊上，摆出来一排排海张五这个泥像，还加了个身子，大模大样坐在那里。而且是翻模子扣的，成批生产，足有一二百个。摊上还都贴着个白纸条，上面写着：贱卖海张五。

估衣街上来来往往的人，谁看谁乐。乐完找熟人来看，再一起快乐。

三天后，海张五派人花了大价钱，才把这些泥人全买走，据说连泥模子也买走了。泥人是没了，可“贱卖海张五”这事却传了一百多年，直到今天。

中国民间面塑的历史

中国民间面塑艺术真正始自何时已不可考，但早在汉代就已有文字记载，从新疆土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面制人俑和小猪来推断，距今至少已有一千三百四十多年了。南宋《东京梦华录》中对捏面人也有记载：“以油面糖蜜造如笑靥儿。”那时的面人都是能吃的，谓之为“果食”。另外，宋《梦粱录》中曾记载着把面塑用在春节、中秋、端午以及结婚祝寿的喜庆日子。

民间对面塑还有一个传说，相传三国孔明征伐南蛮，在渡芦江时忽遇狂风大作，机智的孔明随即以面料制成人头与牲礼模样来祭拜江神，说也奇怪，部队安然渡江并顺利平定南蛮，因而从此凡执此业者均供奉孔明为祖师爷。

山东菏泽相传在尧舜时代用面捏成猪羊来祭天拜神，那是曹州最早的面塑艺术。在陕西、河北也有把面塑称作“面花”和“年模”的，并将这古老习俗一宜贯穿于节庆日子的始终。从年三十到正月十五，乡村中到处可见互送礼馍的欢快场面。在陕西关中东部妇女几乎人人都是制作礼模的高手，其中尤以年长的妇女技艺更是高超。

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和经营，中国面塑艺术可谓是历史源远流长，早已是中国文化和民间艺术的一部分。也是研究历史、考古、民俗、雕塑、美学不可忽视的实物资科。就捏制风格来说，黄河流域古朴、粗扩、豪放、深厚；长江流域却是细致、优美、精巧。

面塑又称面花、礼馍、花糕、捏面人。它以糯米面为主料，调成不同色彩，用手和简单工具，塑造各种栩栩如生的形象。山东面塑起源于菏泽，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旧社会的面塑艺人“只为谋生故，含泪走四方”，挑担提盒，走乡串镇，做于街头，成于瞬间，深受群众喜爱，但他们的作品却被视为一种小玩意儿，是不能登上大雅之堂的。如今，面塑艺术作为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重视，小玩意儿也走入了艺术殿堂。

捏面艺人，根据所需随手取材，在手中几经捏、搓、揉、掀，用小竹刀灵巧地点、切、刻、划，塑成身、手、头面，披上发饰和衣裳，顷刻之间，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便脱手而成。婀娜多姿、衣裙飘逸的美女，天真烂漫的儿童，以及各种神话故事、戏剧、历史人物，嵌入精致的玻璃框内，就成为人们喜爱的工艺美术品。

面塑艺术的特点是“一印、二捏、三镶、四滚”（泥塑的步骤），还有“文的胸、武的肚、老人的背脊、美女的腰”之说。

面塑实际上是在“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用糯米粉和面加彩后，捏成的各种小型人物。主要出现在嫁娶礼品、殡葬供品中，也用于寿辰生日、馈赠亲友、祈祷祭奠等等方面。农家把已蒸好的各种面塑花摆在诸神前，其中猪头形面塑俗称“大供”，另外还有花模、花果模、礼模、馍玩具等。制面馍的工具十分简单：白面、剪刀、菜刀、梳子、红枣、花椒等物，只要掌握好发面技术，按照式样进行捏制，那么一个鲜活的面模形象就会脱颖而出。

各地面塑荟萃

面塑作为一种民间生命力极强的造型艺术，生长和扎根于民众生活，成为民俗风情的一种表现方式，无时不在，无时不有。它作为一种艺术形态也好，一种食品文化也好，都有其独特的体系程式。面塑艺术在中国各地都有不同的特点。

菏泽面塑

菏泽面塑历史悠久，闻名全国。“天下面塑出穆李。”据碑文记载，清咸丰二年江西弋阳的米塑艺人王清原、郭湘云来到穆李村，与当地的花供艺人郝胜、杨白四合作，把米塑与花供技艺结合起来，形成了今天的“曹州面人”。从此，“曹州面人”脱离民俗功用，成为一种集观赏和把玩于一体的民间工艺品。除了它生动形象、粗犷、豪放、乡土气息浓的艺术风格外，“曹州面人”的持久保持期，也是其另一魅力。

菏泽面塑即曹州面人，菏泽古称曹州，地处黄河流域，常因黄河决口，天灾人祸几乎不断。人们为了祈求风调雨顺，用面捏成猪羊，代替宰杀的动物供奉神灵。这就是曹州面人中最早的面塑艺术了。数千年间，当地面塑历经沧桑变幻，几度沉浮兴衰。曹州面人脱离民俗功用，成为观赏和把玩于一体的民间工艺品。在面塑艺术的发展过程中，菏泽面塑艺人走南闯北，影响全国，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菏泽面人就走遍东南亚。菏泽面塑具有造型简练生动、形象逼真传神、比例夸张适当、色彩艳丽单纯的特点，具有浓厚的民间风味。在继承老一辈传统面塑的同时不断发展与创新，面塑作品丰富多彩有花鸟虫鱼类、卡通人物生肖类、肖像塑真类等。

霍州面塑

霍州面塑，当地人称之为“羊羔儿馍”，古时的“羊”即是“祥”，有着“吉祥”的寓意。

春节来临前，农家妇女用家庭自磨的精粉按当地习俗捏制小猫、小狗、小虎、玉兔、鸡、鸭、鱼蛙、葡萄、石榴、茄子、“佛手”、“满堂红”、“巧公巧母”的面塑制品，以象征万事如意、多福多寿、发家致富、和睦友爱，祝愿万事如意。

在“寒食”节时，霍县人上坟祭祖用的面塑造型是“蛇盘盘”。有的，还分单头蛇、双头蛇。旧时民俗，祭祖时晚辈吃掉“蛇头”，表示“灭毒头、免灾祸”。

农历七月十五日，霍县境内面塑种类最多。有猪头、羊头、麦秸集、针线箩筐、顶针、剪子、针线、坐饽饽（是塑造女子坐于莲台上的造型）、狮、虎、狐狸等等造型。

农历七月七日是“乞巧”节，传说这一天妇女吃了“针线”、“顶针”之类的面塑就心灵手巧。

婴儿闹满月，一般由姥姥家制做直径达尺余的“囫囵”，即一个圆形面圈上再置放精细的十二属相的面塑。有的在大“囫囵”里还会有较小的“囫囵”，中间放龙凤或虎头造型的面塑，名曰“龙凤呈祥”或“猛虎驱邪”。谁来看孩子，便把“囫囵”切一块送给来人享用。

新媳妇过门第一年，娘家要给女儿送“羊羔儿馒头”。旧社会，由于穷困，给女儿送去几个“羊羔儿”馒头，就算尽心了。如今，生活富裕了，一次送给女儿的“羊羔儿馒头”几十个甚至几百个。馒头造型多样，而且都有寓意。比如“牛羊”，象征六畜兴旺，“麦秸集”象征五谷丰登，石榴比喻多子多福。

霍州面塑造型朴实，不多修饰着色，往往仅用品红点彩。

忻州面塑

忻州面塑，是流传于这个地域内的民间传统艺术活品它深藏于民间、扎根于民间，成为当地的工艺品之一。

忻州一带地域内，春节期内要敬神蒸供。春节前，把发好的面团，捏制成佛手、石榴、莲花、桃子、菊花、马蹄等各种形状的供物。通称之为“花馍”。

忻州花馍，中间往往插以红枣，既有装饰性，又是营养品、调味品，很受欢迎。当地还有一种大型供品名为“枣山”。这种枣山以面卷红枣，拼成等腰三角形，角顶往往塑一层如意形图案，在上面再加上面塑的“小元宝”三至五个，同时，还塑上一个供咬铜钱的“钱龙”。“枣山”蒸出后，可以颜色点染，成为一种鲜艳的民间艺术品。

清明节，捏制一种当地人叫做“寒食供贤”的面人头。这种面人头，内里包油、盐、小米和芝麻的素馅，捏成男女小孩人头，用红莲豆作嘴，黑莲豆作眼睛，外加面鼻子、耳朵、眉毛等，蒸熟后加以点染，甚是天真可爱。有的还捏制一种“寒燕儿”，捏好蒸熟的寒燕儿，插在酸枣枝上，很像是停在树枝上的群燕。这些供奉的民间面塑，相传与“寒食节”有关，“寒食禁火，冷食一日”，燕子是象征春天的到来。

农历七月十五，忻州民间有着蒸“面人”的习俗。相传，这种习俗开始于元代末年，据说人们用互赠“面人”传递信号，至今，民间有着“七月十五捏面人，八月十五杀鞑子”的说法。然而，七月十五的面塑样式繁多，有牛、羊、猪、兔、猫、鸡、鸭、娃和花卉、瓜果。还有寓含幸福、吉祥、爱情的鸳鸯、孔雀、狮、虎、鹿等动物造型。十五过后，几乎家家墙上都挂着一串串面塑。

忻州一带，在婚娶之日，男女两家都蒸很多大“喜馍”。这些大“喜馍”，要摆在桌子上供人们欣赏、品尝。与此同时，还要蒸大“花糕”，有的地方习惯用十来斤面粉捏一个“花糕”。这种花糕，以面作圆底盘，卷条边缘为纹，铺一层红枣，上面再加上一层比第一层略小的带花边的面盘，上面捏上“鱼钻莲”的浮塑，蒸熟后加色点染，供人们欣赏和食用，也可作为礼品馈赠。

忻州一带的寿诞之期，也常蒸制“喜馍”。“喜馍”多以桃形为主体，上面加上各种寓意吉祥长寿的小装饰物，点染色彩，做为“寿馍”赠送亲友之用。

办丧事时，当地人还要捏制一种在灵堂前面供奉的“小食儿”面塑。这种面塑捏成各种花果、小动物形象，甚为精巧别致，有的蒸熟后点染，有的晾干后点染。

在忻州地区的繁峙县一带，有一种以胖娃娃为题材的人物面塑。同时，还有一种玲珑小巧，不加点染颜色、白胖素雅的小面人。这种小面人，有着爬、卧、抱花、啃瓜的各种姿态。有时，还将置其于染成大红大绿的“大面花”之中。相传，这类面塑是当地群众为上五台山佛教寺院拜佛求子而专门制作的供品。

忻州民间，还有着塑造生、旦、净、末、丑等戏剧人物的人物面塑，甚至拿到庙会的市场上出售。这种面塑，制作也颇为精巧。

总之，忻州面塑各式各样，五花八门，丰富多彩，成为民间具有审美情趣的艺术作品。

绛州面塑

绛州，即今日新绛县，是晋南平原上的一个县份。这一带历史上盛产小麦，一直是山西省小麦、棉花产地。所以，逢年过节，这里的家家户户都要用上等的小麦磨成面粉，捏制出千姿百态的面塑欢度节日。由于这里的面塑注重彩色点染，花色绚丽，所以当地人称之为“花馍”。

绛州花馍，造型比较夸张，塑造造型别致，尤其以“走兽花馍”最为出色。

绛州城乡，大部分家庭妇女都会捏制花馍，而且普遍都会捏制多种普通的造型，由于是自做自用，尽管水平不一，并不影响食用，久而久之，一些家庭妇女熟能生巧，花馍的捏制水平便能不断提高。

由于这种家家户户都要进行的民间活动，造就了大批捏制花馍的能工巧匠，而且世代相传。

每当城乡嫁丧婚娶，捏花馍便会成为一种必然的活动。而且，这些花馍会在大庭广众面前展示，从而得到品评，这种不推选冠军的自发的群众性品评，无疑成了推动捏制花馍的一种动力，成为促进面塑水平不断提高的民间评议。

所以，绛州至今捏花馍的名手辈出，成为一种传统的民间工艺品而名声在外。

第六辑
兴致盎然的游艺文化

在中华民族的成长史上，游艺一直是一种重要的文化活动。早在茹毛饮血、穴居巢处的原始时代，先民们就有拉着牛尾巴唱歌跳舞，或者围着打来的猎物手舞足蹈的情景，或许这些便是最为原始的游艺形式。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国的游艺更是有了非常广泛的发展，各种新型的游戏形式不断涌现出来。它们不但为上层统治阶级所嗜好喜爱，也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欢迎。

第二十四章
荡秋千，放风筝，玩杂耍

中国古人的闲情逸致可能胜于现代人，他们的休闲方式往往别出心裁，而且经济实在，用现在的说法就是“挺会玩”。像荡秋千，放风筝，玩杂耍等，都是人们喜闻乐见的。

衣带飘飘荡秋千

荡秋千是中华大地上很多民族共有的游艺竞技项目。据现有文献记载，它源自先秦。

荡秋千

《古今艺术图》上说：“此（荡秋千）北方山戎之戏，以习轻（敏捷）者。”（见清翟灏《通俗编》卷三一）山戎是古代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属地在今天的北京市及其周围地区，秋千原是其进行军事训练的工具。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带兵打败山戎后，将其国土划归燕国，秋千也随之向南流传，后来逐渐演变成游戏的用具。

荡秋千日后主要为宫中、闺中女子的游戏或传统节日广场狂欢内容。汉武帝时宫中盛行荡秋千；唐人高无际《汉武帝后庭秋千赋》云：“秋千者，千秋也。汉武祈千秋之寿，故后宫多秋千之乐。”荡秋千在当时主要是为了强身健体。唐代宫廷把荡秋千称为“半仙戏”，五代王仁裕在其笔记《开元天宝遗事》中说：“天宝宫中，至寒食节，竞竖秋千，令宫嫔辈戏笑以为宴乐。帝呼为半仙之戏，都中市民因而呼之。”

荡秋千一方面可“摆疥”（医治疾病），另一方面可以“释闺闷”。《金瓶梅词话》第二十五回开头写吴月娘、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等在花园里荡秋千的场面，并引用了据说是出自唐伯虎之手的《秋千诗》。诗云：“二女娇娥美少年，绿杨影里戏秋千。两双玉腕挽复挽，四只金莲颠倒颠。红粉面对红粉面，玉酥肩共玉酥肩。游春公子遥鞭指，一对飞下九重天。”

李清照亦填有一首《点绛唇·蹴罢秋千》。一时间，荡秋千几乎成了女性的专利品。

大概在唐宋以后，随着城市经济的发达，市民阶层的大量涌现，荡秋千才演变成节日中广场的狂欢节目。杜甫有诗云：“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刘禹锡亦有：“秋千争次第，牵掩彩绳斜。”可见荡秋千习俗流传之广之盛。

宋代诗僧惠洪也有一首题为《秋千》的诗：“画架双裁翠络偏，佳人春戏小楼前。飘扬血色裙拖地，断送玉容人上天。花报润沾红杏雨，彩绳斜挂绿杨烟。下来闲处从容立，疑是蟾宫谪降仙。”

从以上描述荡秋千习俗的诗作中，我们便可窥见当时这种习俗的全民性。也许人们对传统秋千玩腻了，寻求新花样，秋千习俗开始变化。

宋代出现了“水秋千”。据南宋吴自牧《梦粱录》等书的记载，不管是在北宋都城汴梁的金明池，还是在南宋都城临安的西湖、钱塘江，都举行过这种杂技表演。每逢夏季举行水秋千表演时，上自皇帝妃子、王公大臣，下至庶民百姓，竞相观看。表演之前，先在水中置两艘雕画精美的大船，船头竖起高高的秋千架。表演时，船上鼓声大作，船尾上杂耍艺人先耍练上竿，然后表演者按次序登上秋千，奋力悠来荡去。当秋千悠到和秋千架的横梁相平之时，他们双手脱绳，借秋千回荡之力跃入空中，在空中翻个跟斗，然后投身入水。因表演者姿势各异，看上去惊险优美而又变化无穷。“水秋千”类似现代跳水运动，是宋代杂技的新发展，在中国杂技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颇有影响。

唐宋之后，荡秋千习俗普及全国，盛况空前。

当然，荡秋千流变花样最多的是我国的民族地区。

朝鲜族最喜爱荡秋千这一传统竞技游艺活动了，这一活动常在节日举行，有时还进行比赛。节日里，姑娘们身穿色调艳丽的彩裙，围在秋千旁，争试高低，只有挑选出来的能手，才能参加运动会的比赛。比赛时，在高空的彩带上悬挂一串金黄色的铜铃，比赛选手荡起秋千，看谁能碰响铜铃，碰到的次数越多，成绩越高。飘逸的长裙，叮当悦耳的铃声，惊险的摆荡，令人叹为观止。

台湾高山族人称荡秋千为“渺绵”，是“飞天”的意思，这与汉族人对秋千的传统认识是相同的。

云南西北及川南纳西族的荡秋千习俗俗称“秋千会”。纳西族东部的秋千会多在每年夏历正月初一至初四举行，西部则于正月初六开始，历时4～5天不等。清代《盐源竹枝词》云：“高悬彩架接云天，共庆新年胜旧年；姊妹艳装争奇丽，倩郎抛索送秋千。”丽江白沙村一带，当年结婚的新娘常以红绳系秋千扶手，用点心、瓜子等招待荡秋千者，以此讨得平安吉利。永宁等地于“秋千会”的最后一天由女青年备办酒席款待前来赛秋千的男青年。席间男子用锅烟抹女子脸，互相追逐嬉戏，以抹黑为吉。传说古时“秋千会”期间有魔鬼来捉拿美女，后因以此法遮颜，防遭鬼害，成为会中的又一习俗。

除了最为常见的吊秋之外，一些民族还有许多秋千的变种。

新疆柯尔克孜族的荡秋千游艺，当地人称“阿拉提巴坎谢里钦吉克”。在空地上选一点，用3根木头搭一座三角架，在3～5米外的另一点也搭一座同样的架子，然后在两个三角架中间架一横梁，离地大约3米，横梁上悬挂6根“U”型的牛毛绳，构成秋千。玩时一男一女面对面，两人皆双脚交错蹬在较长的两根牛毛绳上，伸开双臂各抓两根牛毛绳，背部靠在绳上，双脚蹬动，越荡越高。

青海土族荡秋千用的是轮子秋。土族称轮子秋为“卜日热”，意为“旋转、转轮”。轮子秋根据当地条件，就地取材制作。如拆下大板车柱轮，将车柱竖起，下轮压重物固定重心；上轮绑一架梯，在梯两端拴上等长皮绳（似秋千）即成，故谓之“轮子秋”。

维吾尔族玩的秋千更为奇特，叫“沙哈尔地”，意为“空中转轮”，每逢春秋季节和举办婚礼时荡玩。在场地上牢固竖起一根高约10米的圆木作轴，轴顶装一木轮，轮上装两根横木，各拴上绳索，如秋千状。竖轴底部另装一根横木，以绳与顶部木轮相连接。游戏时，绳索秋千上各站一人，然后底部横木两边，各有数人相向而立，双方等速推动横木，带动顶部木轮旋转。站在绳索上的游戏者即随着转轮的加速慢慢升上高空，转速越快，游戏者飞得越高。

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还流行有磨秋、风车秋千等秋千形式。

磨秋又可分成两种，一种叫转磨秋，另一种叫磨担秋。转磨秋在中间有一立柱，其顶有轴，上系四绳，绳末各有一环，由四人抱环旋跃为戏，状如推磨，故曰转磨秋。

磨担秋的玩法是，取一根长1～2米，直径约15厘米的硬木固定竖于场地上，顶端削细作轴；另选一根长约10米、直径与木柱相当的木杆，中间凿凹，横置于立柱顶上，即搭成磨担秋。木杆两端骑坐对等人数，骑坐者用脚蹬地略跑数步后，即迅速骑上木杆或匍匐杆头，木杆即磨一般旋转，两端上下升沉，又似挑担时扁担的上下起伏，故称磨担秋。随着木杆的旋转起伏，落地的一方用脚蹬地，增加动力，使杆弹起，这样，木杆两端交替上下，旋转不止。

磨担秋以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区的傣、景颇、苗、壮、哈尼、布依、仡佬族为盛，其中哈尼族最为典型。

哈尼人打磨秋主要在农历的五月或六月。五月份在戌日或亥日举行，称“五月年”；六月份选其中间的3～5日举行，称“六月年”，哈尼人叫“苦扎扎”节。“五月年”、“六月年”均为磨秋节。关于“五月年”的来历，当地有一则传说：远古时，太阳、月亮出没不定，危害庄稼，阿朗和阿昌兄妹俩决定要救助乡邻。他们砍来栗树支起磨秋，磨秋飞转，载他们飞上太阳和月亮。他们费尽心机说服它们有规律地昼夜出没。理想实现了，兄妹俩却分别被烤死、冻死在太阳和月亮上。人们为了纪念他们，演变为节日。

风车秋千又叫车秋、转秋、转转秋、转秋千、纺车秋，因其形状略似纺车，故名。风车秋千的结构比吊秋、磨秋都要复杂。在场地中立两根约3米高的木柱，相距约3米，柱顶架一横梁，横梁中央套一宽约1米的木制十字形滚轴，如车轮状。滚轴上有各长约2米的4对平行足，足端系短绳，绳端拴一木板，形如秋千。玩时，4人各坐一木板上，使滚轴转动，上下升降。各人脚触地时用力蹬地，再加上空中三人下坐、下拉的力量，秋千作圆形旋转，转速快时，如飞旋的大风车，煞是好看。在黔东南苗族地区，风车秋千的每块坐板上可坐两人，4块坐板坐8人，这样的风车秋千叫做“八人秋”。风车秋千在苗、阿昌、僳僳等民族中盛行，其中僳僳族最为典型。僳僳族转风车秋千的多为女子，节日里，她们着盛装前来比赛。比赛时分成若干小组，每组4人，依次参赛。参赛者脸朝外坐在秋千板上，裁判一声号令，秋千像纺车一样开始转动，越转越快，这时场地上如同转起一个缤纷的彩球。

拉拉扯扯放风筝

中国是风筝的故乡，放风筝更是有着2000年的历史，人们已经把它当成了重要的游艺活动。放风筝又称放断鹞，民间俗称“正月鹞，二月鹞，三月放个断线鹞”。清代顾禄《清嘉录·卷三》“放断鹞”中说：纸鸢，俗称“鹞子”，春晴竞放，川原远近，摇曳百丝……清明后，东风谢令，乃止，谓之“放断鹞”。意思是说，春天里春风由下往上吹，适于放风筝，过了清明，因风向不稳就不宜再放风筝，所以玩到清明为止，而清明这天玩一年里最后一次风筝就称为“放断鹞”。

在古代，风筝可是最早的飞行器。说到风筝，这里面还有个有意思的传说呢。

儿童放风筝

相传，当年秦朝末年民不聊生，刘邦、项羽举兵抗秦，最终灭掉了秦朝。然而为了争天下，他们二人又开始了楚汉之争。一次，刘邦率军攻城，半路就被项羽截杀了。项羽的江东兵可不是吃素的，很快刘邦就被包围了。在外面的张良知道了里面的消息，他也犯难了。这时，他向天空一看，一只鹞子在天上盘旋，他突生一计。他用竹子扎成了一只大鹞子，然后在上面又描上了颜色，从远处一看，就跟真的一样。张良钻到了鹞子里，借着一阵大风飞上了天。在天上，张良就用萧吹起了楚国的乐曲。下面的楚兵一听，顿时人心涣散，大家都想念自己的家乡了。项羽一见人心涣散，便下令撤兵了。这样，张良的“大纸鹞”救了刘邦的性命。

当然这只是传说，但是自从张良之后，人们便在清明这天放起了风筝。其实，人们发明风筝只是想圆上天的梦。在先秦的文献中，就记载说，当时的巧匠鲁班就造出了一只木鸢，这种木鸢可以乘风而起，人们凭借它可以在空中自由翱翔，就像鸟儿一样。

后来随着造纸的发明，人们就想到了可以把纸糊在竹子上面，做成鸟的形状，这样就更加轻便了。这种装着哨子的纸鸢飞上青天后，就会发出像乐器“筝”一样的声音，因此人们才把它称为“风筝”。而在五代时期，人们才真正用“风筝”来替代纸鸢。

风筝最初发明并不是用于娱乐的。当时行军打仗很需要传递信息，在没有信鸽的条件下，人们便会利用风筝。相传，当年侯景叛乱，南朝梁武帝被困金陵，就是利用风筝向外送信求救兵的，可惜失败了。但在军事上，到了危急关头人们还是会试一试的。

到了宋代，放风筝作为一项游艺活动，才在民间普及开来。当时，人们还把风筝做成了人脑袋的模样，并把它画成各式各样的人物，甚至是周围亲友的模样。这样大家就都飞上了青天，这当然只是一种娱乐行为，并没有人身攻击的意味。

风筝到了清代，已经很完美了。无论是风筝的造型、设计还是放的技巧，都相当的成熟了。在清代，放风筝还成了一种竞技活动。像在佛山就有“放纸鸢”比赛。大概是每年九月初十，佛山都会有一场风筝大赛，当然是很正规的比赛了，既有主持人又有裁判员，同时还有明确的比赛规则。十个人是一个小组，放风筝有明确的距离规定。十个人中，起跑的所用距离较短的，并且垂直而上的风筝，所成的角度越小，就越能获胜。为了测量高度和远度，佛山当地的人，还特意制作了“标竿”。这样看来，在清朝放风筝已经成了一个极规范的娱乐活动。

现如今我们更有了自己的风筝城，那就是潍坊。潍坊被定为风筝的故乡，每当到了4月20日这天，数十个国家的风筝爱好者都会来到潍坊聚首，参加国际风筝大奖赛。这说明风筝在国际舞台上也是极具魅力的。当然经常放风筝，也是对自己的身体有益处的。在风和日丽下放着风筝跑跳，双目凝视天空，更能愉悦自己的心情，难怪古人要说“鸢者长寿”了。

有的地方不仅白天放风筝，夜间也放。夜里在风筝下或风筝拉线上挂一串串彩色的小灯笼，像闪烁的明星，被称为“神灯”。过去，有的人把风筝放上篮天后，便剪断牵线，任凭清风把它们送往天涯海角，据说这样做，自己的疾病、秽气都让风筝带走了，留给自己的则是好运气。

欢天喜地扭秧歌

其实在古代我国秧歌就已经产生了，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它和农业的插秧联系紧密。其实说到秧歌的由来，这里面还有个比较有意思的故事呢。

相传在北宋末年，梁山有个英雄叫董平，他在回潞州的途中中了官军的埋伏，结果被擒拿了。梁山的关胜、呼延灼等人一听急坏了，这时刘唐把哥儿几个叫来了，并告诉了大家一条计策。第二天刘唐率领着自己的兄弟们，乔装打扮，有的扮成了民间的艺人，有的扮成了做买卖的商贩。到了晚上在约定的时间，好汉们纷纷拿起了武器冲上了街头，他们很快就冲进了监狱，救出了董平。然后大家又一起冲上街头，砸了几家店铺，抢了很多的金银珠宝，并分给了当地的穷苦百姓。梁山好汉劫赃官救济百姓的故事得以流传，每到元宵节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涌上街头，扮成梁山英雄的模样，边唱边跳，热烈的庆祝。至今山西朔州一带，仍旧流传着这样的游艺活动。这便是扭秧歌的由来。

其实，中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农业也被认为是民生的根本，秧歌真正的起源应该与“农作舞蹈”有关。相传远古有个神农氏，神农的首领让刑天编了一首《扶犁》歌，就是用来歌颂神农氏和庆祝百姓的丰收。而在当时，很多舞蹈基本上都有农业劳动的痕迹，因此秧歌可以称为“农作舞”。

秧歌又和古代祭祀农神祈求丰收，祈福禳灾时所唱的颂歌、禳歌有关，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农歌、菱歌（民歌的一种形式）、民间武术、杂技以及戏曲的技艺与形式，从而由一般的演唱秧歌发展成为民间歌舞。

到了宋代秧歌才渐渐演变成一种歌舞游艺的活动，在当时是叫“村田乐”。元宵节这天，表演者要身穿蓑衣、头戴斗笠，完全扮成一个农夫，然后在舞队中开始表演，在《武林旧事》中也有描写过村田乐的演出。

至清代，“秧歌”已在全国各地广泛流传。为示区别，人们常把某地区或形式特征冠于前面。如“鼓子秧歌”（山东）、“陕北秧歌”、“地秧歌”（河北、北京、辽宁）、“满族秧歌”、“高跷秧歌”等；而南方的“花鼓”、“花灯”、“采茶”以及广东与香港流行的“英歌”，其名称虽异，但都属于“秧歌”这一类型，是从“秧歌”中派生出来的形式。

在我国的北方，扭秧歌的习俗比较多。除了最著名的东北大秧歌外，还有胶州的秧歌、陕西的秧歌和河北秧歌。在北方，表演秧歌一般有踩高跷扭的和平地扭的。扭秧歌的人可以扮成各式各样的人物，他们手中拿着手巾、彩绸或者扇子，这样舞动起来才更好看一些，而且极为喜庆、热闹。在古代社会，一般在新年、元宵节或者是农闲的时候，大家才会上街扭秧歌。

最为出名的就是东北大秧歌，它有五个特色，这就是“扭、走、唱、扮、耍”。扭秧歌首要的就是以“扭”为主，在扭动的时候要按照一旁锣鼓点的节奏舞动，左手舞着绸子，右手舞着扇子，扭起来很有感觉。扭秧歌还得会“走场子”，也就是脚下的步伐，这要配合“扭”才能有很好的效果。在一片唢呐声之中，表演者不光要舞，口上更要会唱当地的民歌，同时身上的扮相还要吸引人，像扮个猪八戒什么的，就很能吸引过往的观众。东北秧歌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耍”，在秧歌队伍中间，常会有“跑驴”等有意思的耍宝活动。如今的东北大秧歌，再加上高跷的助阵，更是得到了民间百姓的喜爱。

陕北的秧歌也很出名。像大场秧歌，就是在广场上进行的大型秧歌游艺活动，因此更为热闹。一般有耍狮子、舞龙灯、打腰鼓等节目，尤其这个打腰鼓更是陕北民间的一大特色。还有一种小场秧歌，就是八人左右，男女搭配，男的拿扇子，女的舞绸子，结成一对来扭动。因为表现得洒脱而又柔美，故而得到了当地人们的喜爱。

秧歌传承了千年，时至今日内容和形式变得更为丰富了，虽然因为地域的差异形式略显不同，但它却一直被民间当成最喜闻乐见的游艺活动之一。

扭扭搭搭踩高跷

踩高跷是民间盛行的一种群众性技艺表演。高跷本属我国古代百戏之一种，早在春秋时已经出现。我国最早介绍高跷的是《列子·说符》篇：“宋有兰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见其技。以双枝长倍其身，属其胫，并趋并驰，弄七剑迭而跃之，五剑常在空中，元君大惊，立赐金帛。”从文中可知，早在公元前五百多年，高跷就已流行。

高跷的起源，学者们多认为与原始氏族的图腾崇拜，与沿海渔民的捕鱼生活有关。据历史学家的考证，尧舜时代以鹤为图腾的丹朱氏族，他们在祭礼中要踩着高跷拟鹤跳舞。

古文献《山海经》中有关于“长股国”的记述，根据古人的注释，可知“长股国”与踩跷有关。从“长脚人常负长臂人入海中捕鱼也”这一注释中，我们不难想象出脚上绑扎着长木跷，手持长木制成的原始捕鱼工具在浅海中捕鱼的形象。而更令人感兴趣的是，今日居住在广西防城沿海的京族渔民，仍有踩着长木跷在浅海撒网捕鱼的风习。

今人所用的高跷，多为木质，表演有双跷、单跷之分。双跷多绑扎在小腿上，以便展示技艺；单跷则以双手持木跷的顶端，便于上下，动态风趣。其表演又有“文跷”、“武跷”之分，文跷重扮象与扭逗，武跷则强调个人技巧与绝招，各地高跷，都已形成鲜明的地域风格与民族色彩。

高跷表演者不但以长木缚于足行走，还能跳跃和舞剑，高跷分高跷、中跷和跑跷三种，最高者一丈多。据古籍中记载，古代的高跷皆属木制，在刨好的木棒中部做一支撑点，以便放脚，然后再用绳索缚于腿部。表演者脚踩高跷，可以作舞剑、劈叉、跳凳、过桌子、扭秧歌等动作。北方的高跷秧歌中，扮演的人物有渔翁、媒婆、傻公子、小二哥、道姑、和尚等。表演者扮相滑稽，能唤起观众的极大兴趣。南方的高跷，扮演的多是戏曲中的角色，关公、张飞、吕洞宾、何仙姑、张生、红娘、济公、神仙、小丑皆有。他们边演边唱，生动活泼，逗笑取乐，如履平地。据说踩高跷这种形式，原来是古代人为了采集树上的野果为食，给自己的腿上绑两根长棍而发展起来的一种跷技活动。

紧张刺激的蹴鞠

中国很早就出现足球了，但当时民间叫它“蹴鞠”。而所谓“蹴鞠”就是用脚踢皮制的球。“蹴鞠”一词，最早载于《史记·苏秦列传》，苏秦游说齐宣王时形容临苗：“临苗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竿、鼓瑟、蹋鞠者”。蹴鞠又名“蹋鞠”、“蹴球”、“蹴圆”、“筑球”、“踢圆”等，“蹴”即用脚踢，“鞠”系皮制的球，“蹴鞠”就是用脚踢球，它是中国一项古老的体育运动。

蹴鞠图

说到蹴鞠，在《西京杂记》中还记载过这么个有趣的故事。

相传，汉高祖刘邦建立大汉江山后，便把自己的老父亲接进了皇宫大内，以便更好地孝敬父亲。刘太公在皇宫内，是要吃有吃、要喝有喝，闷了还可以欣赏歌舞表演，但他并不满意现在的生活。原来，当初刘太公生活在民间久了，跟市井的人们走得很近，于是在闲下来的时候，大家就经常聚在一起斗鸡、踢蹴鞠。而现在，自己感觉被困在笼子中一样。刘邦听说了这件事，马上就在长安的东面建了一座城池，这座城就跟老家沛县一样。在新城建好后，刘邦命人把沛县的居民都搬到这里，刘太公也搬到了新城。这样他就能跟从前一样，在闲暇的时候，跟别人斗鸡、踢蹴鞠了。

从上面的故事中就能看出，在汉初的时候，民间就已经流行踢蹴鞠了。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蹴鞠就已经产生了。

到了西汉时，蹴鞠就开始在军队中流行了，用蹴鞠训练士兵，也是当时“治国习武”的国策方案。为此，西汉政府还特意建了个蹴鞠场，它是向东西延展的长方形，六个“鞠域”对称地分列在两边，各有一个“守门员”把守。然而当时的场地却没有围墙，可以推断，当时并没有界外球产生。双方队员接触，打得完全是体能战和体力战，所以它才能成为军训项目。

由于蹴鞠运动的兴盛，汉代还出现了研究这项运动的专著，汉代曾有人写了一部《蹴鞠二十五篇》，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体育专业书籍，也是世界上的第一部体育专业书籍。班固在写《汉书·艺文志》时，把《蹴鞠二十五篇》列为兵书，属于军事训练的兵技巧类，可惜后来失传了。西汉时期的项处是第一个因足球而名垂史册的人，不过他的经历却很不幸。《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名医淳于意为项处看病，叮嘱他不要过度劳累，但项处不听，仍外出踢球，结果呕血身亡，这也使得项处成为了世界上有史可查的第一个狂热“球迷”。可见当时的蹴鞠运动有多么的盛行。即使在今天，能为足球丧命的人，也不多见了。

蹴鞠运动在汉朝的时候，顶多就能算是个开端，它真正的发展还是在唐宋时期。

在唐代，打法上就不同了。汉代时踢球的两方是对抗赛，而在唐朝，球门设在了中间，双方在两侧，向门内射球，一场球赛就变成了“点球大战”。唐代的蹴鞠变得很轻，因而也能踢得很高，所以球门就架在了三丈高的竹竿上了。

由于球体轻了，又无激烈的奔跑和争夺，唐代开始有了女子足球。女子足球的踢法是不用球门的，以蹴鞠踢高、踢出花样为能事，称为“白打”。唐代诗人王建有一首《宫词》说在寒食节这一天，宜春院的伎女以踢球为乐。唐太宗、玄宗都爱看踢足球，当时球门是“树两修竹，络网于上，以门为度球。球又分左右朋，以角胜负”。唐代不仅有了女子足球，而且有的女子踢球技术还很高超。

当时以踢球出名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大部分都是一些无所事事的恶少。更出位的是唐代的若干皇帝，例如唐文宗，常常爬上一个“勤政楼”去居高临下看人家蹴鞠和摔跤，这场景可真够讽刺的，比起列祖列宗，市井气重了不少。当然，也不只是他一个人如此，等到几代之后的唐僖宗，自己就变成了一个恶少年，亲自蹴鞠斗鸡，而唐代的末代皇帝昭宗被朱温逼迫着从长安搬迁到洛阳的路上，六军都跑光了，只剩下一批神策军或者恶少年出身的“打球供奉”跟着他，可见感情深厚。中唐以后的军队当中，本来就有不少是恶少年，平日间就在街上蹴鞠斗鸡赌博的。

到了宋代，蹴鞠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甚至当时都出现了“足球艺人”，也就是靠踢球为生的人。像有时皇宫举行宴会时，就会找蹴鞠的班子请来助兴，因此也产生了几个有名的“球星”，像孟宣、张俊等人。除了球星，在宋代，蹴鞠还出现了自己的社团，像“齐云社”，就是蹴鞠的艺人们组建的社团，他们专门负责宣传蹴鞠，组织比赛，这可能就是最早的“足球俱乐部”吧。

到了晚唐时候，踢蹴鞠的人就多半被认为是恶少，即便是皇帝也难逃这个头衔。后来到了明朝，踢球竟和淫乐连到了一起，所以明太祖就严禁军人踢球了。到了清代的乾隆朝，蹴鞠更被作为一种禁忌运动，从此民间的蹴鞠活动就淡了。

但中国人对运动的热情，使得足球运动再次兴盛，如今，古代的蹴鞠在这片土地又得到了新生。

变幻莫测的传统魔术

中国魔术的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期，就已有魔术活动的踪迹。人类的童年，对太阳、月亮、火、雨等自然现象无法理解，只能解释为是神话般的非人力的力量。另一方面，人类也有征服自然的愿望，盼望着能采撷到丰富的食品，希冀庄稼丰收、畜牧兴旺，于是，头脑中幻想自然地产生。我国浩翰的神话海洋，如“盘古开天辟地”“女蜗补天”“夸父逐日”，乃至种瓜立即结瓜，爬树可以登天，支解后而复活等等，就是证明。

这些幻想情景，体现在古人祭天、祈年等游艺色彩较浓的习俗活动中，魔术的雏型由此产生了。正如《吕氏春秋》所载的上古“葛天氏”三人手执牛尾而舞那样，古代戏剧、舞蹈、杂技、魔术都处于萌芽状态，并未明显分家。

古人无法抗拒自然灾害，因此，他们相信天与地有道路相通，相信有“不周山”那样的撑天的柱子。于是，出现了能来往于人和神之间的使者——巫、觋和稍后一些时候的方士。这些人为了使人相信他们具有非凡的本领，大都有些验证的办法，这就是原始的魔术师。

魔术，作为具体节目表演，至少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出现，西汉元封三年，汉武帝举行百戏盛会，盛会上即有中国的传统魔术《鱼龙蔓延》等节目，又有罗马来的魔术师表演了《吐火》《吞刀》《自缚自解》等西域魔术。魏晋南北朝时，出现了《凤凰含书》《拔井》等多个魔术节目。隋扬帝时出现《黄龙变》，变来满地的水族。唐玄宗时流行的《入壶舞》，表演者从左面缸中钻进去又从右面缸中爬出来，都是冠绝一时的魔术佳作。

到了宋代，魔术开始分科，出现“手法”、“撮弄”等若干专业，同时还出现了专业魔术师们组成的民间社团——云机社。宋代著名魔术家杜七圣，擅长杀人复活的把戏，名噪一时，称为“七圣法”。明、清时期，各种魔术戏法节目在民间街头巷尾流传，我国著名的《九连环》《仙人栽豆》《古彩戏法》等，均在世界魔坛上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清代中叶以后，中国艺人一部分飘零海外，欧美和日本的魔术团体也不断来华演出，促进了中外魔术的交流，中国魔术师们在保持自己魔术的传统习惯的基础上，吸收了大量的外国魔术的表演形式、内容、技巧，逐渐形成了中国魔术舞台上今天这样五花八门的节目。

喜闻乐见的相声

相声是一种民间说唱曲艺。主要采用口头方式表演。是扎根于民间、源于生活、又深受群众欢迎的曲艺表演艺术形式。

相声一词，古作像生，原指摹拟别人的言行，后发展成为象声。象声又称隔壁象声。相声起源于华北地区的民间说唱曲艺，在明朝即已盛行。经清朝时期的发展直至民国初年，象声逐渐从一个人摹拟口技发展成为单口笑话，名称也就随之转变为相声。一种类型的单口相声，后来逐步发展为多种类型的单口相声、对口相声、群口相声，综合为一体，成为名副其实的相声，而经过多年的发展，对口相声最终成为最受观众喜爱的相声形式。

张三禄是目前见于文字记载最早的相声艺人。根据相关记载并推测：张三禄本是北京的八角鼓丑角艺人，后改说相声。他的艺术生涯始于清朝的道光年间。在《随缘乐》子弟书中说：“学相声好似还魂张三禄，铜骡子于三胜到像活的一样。”但是一般来说，相声界把朱绍文（穷不怕）称作他们的祖师爷。

第二十五章
听听戏，下下棋，搓搓麻

古人中爱动的人一般崇尚运动竞技类的活动，如扭扭秧歌、踩踩高跷、踢踢球等，但这些活动对于爱静的人不太适合，他们更喜欢听听戏、下下棋、打打麻将等。

最早的电影——皮影戏

皮影，又称灯影，以在灯光照射下用兽皮刻制的人物隔亮布演戏而得名，是我国民间广为流传的傀儡戏之一。它源于我国西汉时期的陕西华县（古华州），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最早由人配音的活动影画艺术，有人认为皮影戏是现代“电影始祖”。说到皮影戏，《汉书·外戚传》中还有一个关于皮影起源的故事呢。

皮影戏

话说在西汉武帝时期，汉武帝有个李夫人，她很得武帝的宠幸，不幸的是这个李夫人身患重病过世了。武帝失去了爱妃，悲痛欲绝，以致连朝政都不想处理了。这时齐国的一名方士李少翁就称，他能够把李贵妃的魂魄调出来与武帝相见。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前些时李少翁出行，他看见一个小女孩在拿着布娃娃玩儿，而娃娃的影像射到了地上，影子就跟真的娃娃一样，于是他就想到了为武帝排忧解难的主意。他在家里用棉帛制成了李贵妃的小人像，然后又给小人的衣服涂上了颜色，手脚都用线穿起来，线的另一侧拴在了木杆上。

这样他就在深夜把武帝请来了，为武帝“招魂”。深宫中很黑，前方只有烛台，烛台后面还有一块方帷布，李少翁在布后面开始控制小人。武帝在另一处观望，就看见了李贵妃的容貌，而且身材也极像，这个李夫人坐在帐中，有时还能走上几步。从此武帝就用这个东西，来寻找自己对李贵妃的回忆。这就是最初的皮影戏，此后，皮影戏便在民间流传开了。

实际上，皮影戏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韩非子》中就载有这么一件事，有个客人为周君作画，把画作在了豆荚半透明的薄膜上，这画竟画了三年，周君很生气。客人就对他说，当你把它放在窗户上的时候，阳光直射透过豆荚薄膜，我画的景物自然就呈现在屏风上了，龙蛇车马都画在上面了。这就是最初的投影了，不过它是借助了日光，而且并没有运动的事物，所以也只能算个雏形了。

到了宋代，皮影才成了用于娱乐的游艺活动。像在宋仁宗的时候，民间有喜欢三国故事的人，就开始做起了皮影人物，并给人物画了各式的衣服，开始表演历史故事。当时没有电影，所以很多市民经常带着小孩子去看皮影，当时皮影的效果非常生动、逼真，再加上有后台配音演员的配合，更是声情并茂，因此打动了很多观众的心。

最初的皮影其实是纸做的。一般都是用白纸裹成一个小人，再根据想要的人物，给它画上脸孔，穿上衣服，但真正在屏幕上出现的时候，也就只能照出单色的影像。后来人们发现用兽皮制作成的“影人”，效果会更好一些。于是人们把兽皮削成了薄皮，涂上桐油再雕刻成人物的形状，再衬上有色的纸。这种影人头部和四肢可以灵活摆动，这样艺人在台后就可以操控皮影人。而台下的观众，也可以看到屏幕上生动的演出了。

后来很多人根据皮影戏的原理，甚至直接就用上了自己的双手，双手借助灯光，从而反射出不同的影像，这就更为神奇了。

经过元明清三朝的发展，皮影更是分出了不同的派别。像华北东部的“东城派”就是流行“驴皮影”，这种皮影就比较小了，雕刻成型后还要涂上桐油，而在西部的“西城派”流行的“牛皮影”则不需要涂桐油，而且牛皮影的外形更大一些。

皮影戏：曹操发兵

千百年来，皮影的发展也并不是那么顺利的。清代后期，官府怕民众借助皮影戏在夜间闹事，就禁止了皮影戏的游艺活动。在民国战乱纷飞的年代，皮影更是一蹶不振。而到了如今，千家万户都有了电视，还能经常看电影，传统的皮影事业的发展就受到了更大的阻碍。但是无论怎样，还是挡不住民间的百姓对皮影的喜爱，幽默的表演、生动的影像、特色的声音、有趣的故事，这一切都令人们舍不得抛下皮影。而作为一项传统、有趣的民间游艺活动，皮影艺术更得到了世界的认同。

灵动鲜活的木偶戏

用木偶来表演故事的戏剧。表演时，演员在幕后一边操纵木偶，一边演唱，并配以音乐。根据木偶形体和操纵技术的不同，有布袋木偶、提线木偶、杖头木偶、铁线木偶等。提到木偶，人们就会想到“傀儡”，的确如此，木偶跟皮影一样，都需要幕后有个人操控，这样才能变得鲜活。而提到木偶戏，在《列子》中还有这么个有趣的故事。

西周有个天子叫周穆王，传说他很爱出巡游玩。有一次，在西巡的返途中，一个叫偃师的人求见穆王，并敬献了一个能动的木头人。周穆王仔细观看这个木偶，它和真人也没什么区别，唱歌的时候就会配合着舞蹈，而它的舞蹈还很合乎韵律呢，并能遵从人的意愿行事。周穆王还真的以为是真人在为他跳舞。而在表演即将结束时，木偶的一个动作惹怒了天子，于是就要杀偃师。偃师赶忙上前解释，立即表明这是个假人，它的里面是由革木做成的，虽然从内到外都是假的，但却像极了真人。把它拆给了周穆王，周穆王这才相信。再把它重新组装回去，又变得跟原来一样了。

双头木偶

从上面的故事就可以看出，其实在西周的时候，民间就已经出现了木偶。实际上，木偶应该是起源于陪葬物。远古的人是很讲究殉葬的，而俑就是最常见的陪葬物，像现在最著名的是秦始皇的兵马俑。古代人即使没有兵马俑那样的气势，也要拿那么几个人形俑来陪葬。而俑也是有原型的，它一般是模仿着侏儒的形状做成的。它不仅有人的身形，同时还模仿了人的动作，而傀儡木偶就是“俑”的翻版。

到了汉代，作为一种游艺活动，木偶戏才真正兴盛起来。在古代木偶只有两种功能。第一，木偶戏是一种游艺活动，因此在民间得以传承。像西汉文帝时的大臣贾谊，就曾进言过，建议把木偶戏加进百戏之中，以供表演，后来它还真成了一种有趣的表演活动。所以有的人家办喜宴的时候，还不忘请来一个木偶戏班助兴。第二，木偶戏是丧宴上的活动。很多家在举行丧葬时，也会请木偶戏班来表演，汉代木偶表演成了“丧家之乐”的重要内容，也成了当时重要的习俗。

至迟在公元550年至577年的北齐时代，中国已正式形成了由人直接操纵、木偶装扮具体人物、当众表演简单故事的木偶戏。北齐之后，中国木偶戏始终与戏剧等姊妹艺术为伴，表演形式和内容渐丰。

隋朝“机关木人”多搬演神话、传说、三国故事，人物颇众，对木偶戏的制作与表演有直接影响。只可惜少有文字记载。

唐时的机关木人可以饮酒唱歌吹笙，表演与制作已达完美的统一。据敦煌莫高窟31窟所藏盛唐壁画及诗词歌赋推断，提线、杖头、布袋、“盘铃傀儡”等木偶类型，此时皆有。

宋代木偶戏较唐丰盛，资料较多。大体呈以下特点：首先，题材多样，铺陈故事，以戏剧、说唱为核心内容；其次，门类众多，悬丝傀儡、杖头傀儡、水傀儡发达，亦有药发傀儡和肉傀儡；再次，水平不俗，“如真无二”“功艺如神”；最后，名家出现，提线、杖头都有技艺精湛的表演家，张金线、任小三等名噪一时。“水傀儡”继承“水转百戏”衣钵，“药发傀儡”似与后世焰火有关，“肉傀儡”是儿童扮演摸拟傀儡，广东乡间还有布袋、铁枝木偶流传。宋代“弄傀儡”，班社众多，普及性强，瓦肆宫廷，无处不见，文人墨客，兴趣盎然。宋代是中国木偶艺术鼎盛时期。

元代杂剧艺术光芒四射，木偶艺术亦水平不俗。从仅存的《朱明优戏序》看，元代木偶已将“操纵技巧与言谈、歌唱及喜、怒、哀、乐作生动表演，剧目已具备了杂剧的现实主义内涵。

由明至清，木偶戏发展的特点是遍及各地，支派繁多。

根据木偶的结构和演员操纵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又可分为不同的种类。托棍木偶提线木偶在木偶的重要关节部位如头、背、腹、手臂、手掌、脚趾等，各缀丝线，演员拉动丝线以操纵木偶的动作，又称线偶或线戏，也叫悬丝木偶。

托棍木偶，又称杖头木偶，在木偶头部及双手部位各装操纵杆，头部为主杆，双手为侧杆，演员操纵时左手持主杆，右手持侧杆，举起木偶操纵其动作。手套木偶，又称掌中木偶、布袋戏等，偶人身高0.27米或0.40米，头部中空，颈下缝合布内袋连缀四肢，外着服装，演员的手掌伸入布内袋作为偶人躯干，五指分别撑起头部及左右臂，相互协调操纵偶人作各种动作，偶人双脚可用另一手拨动，或任其自然摆动。

丰富的木偶戏，成了民间重要的游艺活动，时至今日仍为百姓们所喜爱。

中国戏曲中的珍品——昆曲

昆曲早在元末明初之际（14世纪中叶）即产生于江苏昆山一带，它与起源于浙江的海盐腔、余姚腔和起源于江西的弋阳腔，被称为明代四大声腔，同属南戏系统。是我国古老的戏曲声腔、剧种，原名“昆山腔”，清朝以来被称为“昆曲”，现又被称为“昆剧”。昆曲的伴奏乐器，以曲笛为主，辅以笙、箫、唢呐、三弦、琵琶等（打击乐俱备）。昆曲的表演，也有它独特的体系、风格，它最大的特点是抒情性强、动作细腻，歌唱与舞蹈的身段结合得巧妙而和谐。在语言上，该剧种原先分南曲和北曲。南昆以苏州白话为主，北昆以大都韵白和京白为主。

宋、元以来，中国戏曲有南、北之分，南曲在不同地方唱法也不一样。元末，顾坚等人把流行于昆山一带的南曲原有腔调加以整理和改进，称之为“昆山腔”，为昆曲之雏形。明朝嘉靖年间，杰出的戏曲音乐家魏良辅对昆山腔的声律和唱法进行了改革创新，吸取了海盐腔、弋阳腔等南曲的长处，发挥昆山腔自身流丽悠远的特点，又吸收了北曲结构严谨的特点，运用北曲的演唱方法，以笛、箫、笙、琵琶的伴奏乐器，造就了一种细腻优雅，集南北曲优点于一体的“水磨调”，通称昆曲。之后，昆山人梁辰鱼，继承魏良辅的成就，对昆腔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改革。隆庆末年，他编写了第一部昆腔传奇《浣纱记》。这部传奇的上演，扩大了昆腔的影响，文人学士，争用昆腔创作传奇，习昆腔者日益增多，尤以歌妓为主。

昆腔在无大锣大鼓烘托的气氛下能够清丽悠远，旋律更加优美。同时，魏良辅对伴奏乐器也进行了改革。原来南曲伴奏以箫、管为主要乐器，为了使昆腔的演唱更富有感染力，梁辰鱼将笛、管、笙、琴、琵琶、弦子等乐器集合于一堂，用来伴奏昆腔的演唱，获得成功。

到万历末年，由于昆班的广泛演出活动，昆曲经扬州传入北京、湖南，跃居各腔之首，成为传奇剧本的标准唱腔：“四方歌曲必宗吴门”。

明末清初，昆曲又流传到四川、贵州和广东等地，发展成为全国性剧种。昆曲的演唱本来是以苏州的吴语语音为载体的，但在传入各地之后，便与各地的方言和民间音乐相结合，衍变出众多的流派，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昆曲腔系，成为了具有全民族代表性的戏曲。至清朝乾隆年间，昆曲的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从此昆曲开始独霸梨园，绵延至今六七百年，成为现今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古老的具有悠久传统的戏曲形态。

昆曲是我国传统戏曲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也是我国传统文化艺术，特别是戏曲艺术中的珍品，被称为百花园中的一朵“兰花”。明朝中叶至清代中叶戏曲中影响最大的声腔剧种，很多剧种都是在昆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中国戏曲之母”的雅称。昆剧是中国戏曲史上具有最完整表演体系的剧种，它的基础深厚，遗产丰富，是我国民族文化艺术高度发展的成果，在我国文学史、戏曲史、音乐史、舞蹈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昆曲在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中国的国粹——京剧

京剧，又称“皮黄”，由“西皮”和“二黄”两种基本腔调组成它的音乐素材，也兼唱一些地方小曲调（如柳子腔、吹腔等）和昆曲曲牌。它形成于北京，时间是在1840年前后，盛行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时有“国剧”之称。现在它仍是具有全国影响的大剧种。它的行当全面、表演成熟、气势宏美，是近代中国戏曲的代表。京剧是中国的“国粹”，已有200年历史。

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江南久享盛名的徽班“三庆班”入京为清高宗（乾隆帝）的八旬“万寿”祝寿。徽班是指演徽调或徽戏的戏班，清代初年在南方深受欢迎。继此，许多徽班接踵而来，其中最著名的有三庆、四喜、春台、和春，习称“四大徽班”。他们在演出上各具特色，三庆擅演整本大戏；四喜长于昆腔剧目；春台多青少年为主的童伶；和春武戏出众。

徽调多为二黄调、高拨子、吹腔、四平调等，间或亦有西皮调、昆腔和弋腔；而汉调演员演的则是西皮调和二黄调。徽、汉两班合作，两调合流，经过一个时期的互相融会吸收，再加上京音化，又从昆曲、弋腔、秦腔不断汲取营养，终于形成了一个新的剧种——京剧。第一代京剧演员的成熟和被承认，大约是在1840年左右。

1790年秋，为庆祝乾隆八旬寿辰，扬州盐商江鹤亭（安徽人）在安庆组织了一个名为“三庆班”的徽戏戏班，由艺人高朗亭率领进京参加祝寿演出。这个徽班以唱二簧调为主，兼唱昆曲、吹腔、梆子等，是个诸腔并奏的戏班。这次北京的祝寿演出规模盛大，从西华门到西直门外高粱桥，每隔数十步设一戏台，南腔北调，四方之乐，荟萃争妍。或弦歌高唱，或抖扇舞衫，前面还没有歇下，后面又已开场，群戏荟萃，众艺争胜。在这场艺术竞赛当中，第一次进京的三庆徽班即崭露头角，引人瞩目。三庆班的高朗亭是安徽安庆人，入京时才十六岁，演旦角，擅长二簧腔，技艺精湛。《目下看花记》称他：“宛然巾帼，无分毫矫强。不必征歌，一颦一笑，一起一坐，描摹雌软神情，几乎化境。”

三庆班进京获得成功后，又有四喜班、和春班、春台班等徽班进入北京，并逐渐称雄于京华的剧坛。这就是所谓的“四大徽班进京”。

四大徽班各有所长，有“三庆的轴子，四喜的曲子，和春的把子，春台的孩子”的说法，轴子指以连演整本大戏著称，曲子指擅长演唱昆曲，把子指以武戏取胜，孩子指以童伶见长。

在捧旦之风十分火爆的京城，技艺不凡的高朗亭自然受宠。抵达北京后，他接替原三庆班班主余老四掌班，一做就是30多年，同时还担任了京师戏曲界行会组织“精忠庙”的会首，通过精忠庙对北京的戏班、戏园实行行政管理，他也成为梨园领袖。继高朗亭之后，程长庚、徐小香、杨月楼、刘赶三等人均任过此职。

至嘉庆初，徽班在北京戏曲舞台上已取得主导地位，据《梦华琐簿》记载：“戏庄演剧必‘徽班’。戏园之大者，如‘广德楼’、‘广和楼’、‘三庆园’、‘庆乐园’，亦必以‘徽班’为主。下此则‘徽班’‘小班’‘西班’，相杂适均矣。”

四大徽班进京献艺，揭开了200多年波澜壮阔的中国京剧史的序幕。

京剧音乐属于板腔体，主要唱腔有二黄、西皮两个系统，所以京剧也称“皮黄”。京剧常用唱腔还有南梆子、四平调、高拔子和吹腔。京剧的传统剧目约在一千个，常演的约有三四百个，其中除来自徽戏、汉戏、昆曲与秦腔者外，也有相当数量是京剧艺人和民间作家陆续编写出来的。京剧较擅长于表现历史题材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故事大多取自历史演义和小说话本。既有整本的大戏，也有大量的折子戏，此外还有一些连台本戏。

京剧从产生以来曾经有过许多名称。计有：乱弹、簧调、京簧、京二簧、皮簧（皮黄）、二簧（二黄）、大戏、平剧、旧剧、国剧、京戏、京剧等。

喜闻乐见的评书

评书，也叫评词，流行于华北、东北、西北一带。在江南则称为评话。它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时代就有人说书。它是我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一种口头文学。战国时，诸子百家游说诸侯，经常旁征博引，用故事做比喻，后来形成许多脍炙人口的成语，像“怒发冲冠”“刻舟求剑”“滥竽充数”等，实际上这就是早期的评书。

北方评书成熟于明代，前身形式就是说书。事实上如《三国演义》《水浒传》最初都是说书的话本。

实际评书的创始人为明末清初的柳敬亭，最初只是说唱艺术的一部分，称为“弦子书”，他的老师莫后光提到说话理论是：“夫演义虽小技，其以辨性情，考方俗，形容万类，不与儒者异道。故取之欲其肆，中之欲其微，促而赴之欲其迅，舒而绎之欲其安，进而止之欲其留，整而归之欲其洁。非天下之精者，其孰与于斯矣！”

北宋汴京人霍四究以“说三分”著名，“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说三分即讲三国故事。晚清光绪年间，评书传入皇宫中，因皇宫唱歌多有不便，于是改说唱为“评说”，于是评书的艺术形式便固定下来。

民国是评书中兴的时期，据记载：当时“撂地”说书人说《三国》，便万人空巷，把街道围得满满的。另外，评书与相声也有很大的渊源。尤其是单口相声和评书的“片子活”技巧几乎相同。有些相声的“段子”也来源于评书章节。

最大众化的游戏——象棋

中国象棋具有悠久的历史。战国时期，已经有了关于象棋的正式记载，如《楚辞·招魂》中有“蓖蔽象棋，有六簿些；曹并进，遒相迫些；成枭而牟，呼五白些。”《说苑》载：雍门子周以琴见孟尝君，说：“足下千乘之君也……燕则斗象棋而舞郑女。”由此可见，远在战国时代，象棋已在贵族阶层中流行开来了。

据上象棋的形制推断，象棋当在周代建朝（公元前11世纪）前后产生于中国南部的氏族地区。早期的象棋，棋制由棋、箸、局等三种器具组成。两方行棋，每方六子，分别为：枭、卢、雉、犊、塞（二枚）。棋子用象牙雕刻而成。箸，相当于骰子，在棋之前先要投箸。局，是一种方形的棋盘。

比赛时“投六箸行六棋”，斗巧斗智，相互进攻逼迫，而制对方于死地。春秋战国时的兵制，以五人为伍，设伍长一人，共六人，当时作为军事训练的游戏，也是每方六人。由此可见，早期的象棋，是象征当时战斗的一种游戏。在这种棋制的基础上，后来又出现一种叫“塞”的棋戏，只行棋不投箸，摆脱了早期象棋中侥幸取胜的成分。

秦汉时期，塞戏颇为盛行，当时又称塞戏为“格五”。从湖北云梦西汉墓出土的塞戏棋盘和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的彩绘木俑塞戏，可以映证汉代边韶《塞赋》中对塞戏形制的描写。三国时期，象棋的形制不断地变化，并已和印度有了传播关系。至南北朝时期的北周朝代，武帝制《象经》，王褒写《象戏·序》，庚信写《象戏经赋》，标志着象棋形制第二次大改革的完成。北周武帝宇文邕发明的象棋

隋唐时期，象棋活动稳步开展，史籍上屡见记载，其中最重要的是《士礼居丛书》载《梁公九谏》中对武则天梦中下象棋频国天女的记叙和牛僧孺《玄怪录》中关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岑顺梦见象棋的一段故事。结合现在能见到的北宋初期饰有“琴棋书画”四样图案，而以八格乘八格的明暗相间的棋盘来表示棋的苏州织锦，和河南开封出土的背面绘有图形的铜质棋子，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唐代的象棋形制，和早期的国际象棋颇多相似之处。当时象棋的流行情况，从诗文传奇中诸多记载中，都可略见一斑。而象棋谱《樗薄象戏格》三卷则可能是唐代的著作。宋代是象棋广泛流行，形制大变革的时代。北宋时期，先后有司马光的《七国象戏》，尹洙的《象戏格》《棋势》，晁补之的《广象戏图》等著术问世，民间还流行“大象戏”。

经过近百年的实践，象棋于北宋末定型成近代模式：32枚棋子，黑、红棋各有将（帅）1个，车、马、炮、象（相）、士（仕）各2个，卒（兵）5个。南宋时期，象棋“家喻户晓”，成为流行极为广泛的棋艺活动。李清照、刘克庄等文学家，洪遵、文天祥等政治家，都嗜好下象棋。宫廷设的“棋待诏”中，象棋手占一半以上。民间有称为“棋师”的专业者和专制象棋子和象棋盘的手工业者。

南宋还出现了洪迈的《棋经论》、叶茂卿的《象棋神机集》、陈元靓的《事林广记》等多种象棋著述。元明清时期，象棋继续在民间流行，技术水平不断得以提高，出现了多部总结性的理论专著，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梦入神机》《金鹏十八变》《桔中秘》《适情雅趣》《梅花谱》《竹香斋象棋谱》等。杨慎、唐寅、郎英、罗颀、袁枚等文人学者都爱好下棋，大批著名棋手的涌现，显示了象棋受到社会各阶层民众喜爱的状况。

高雅人的游戏——围棋

围棋起源于中国古代，是一种策略性二人棋类游戏，使用格状棋盘及黑白二色棋子进行对弈。目前围棋流行于亚太，覆盖世界范围，是一种非常流行的棋类游戏。

我国古代民间很早就流行玩围棋了，当时的围棋被叫做“弈”。说到围棋，它的产生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故事。

围棋

在远古时期，一日神农部落的神农氏在水边玩，他发现河水冲过的石子非常漂亮，尤其是黑白两种颜色的石头，白的就像雪一样，黑的就同玛瑙一样，他捡起这两种石头，黑白两色更加醒目。于是神农就捡起了很多黑白石子，然后回了自己的部落。在休息的时候，他就研究出了一种游戏，他在地上画了横竖各九条线，这就形成了64个方格，然后双方各持黑白两色石子，开始往格里填石子，如果对方的四个石子围住了己方的一个石子，那己方的这个石子就要拿掉，因为它被“吃”了。最后在上面谁的石子留下的多，那么谁就是最后的胜者。这便是传说中围棋的产生。

当然还有人相传围棋是尧、舜造的，但这并没有什么依据。实际上虽然不知是谁真正发明了围棋，但它在4000多年前，确实就已经存在了。而且在春秋时期，围棋就已经普及了。在《孟子》中讲过，有个叫弈秋的人，他是当时驰名诸侯的棋手，一天弈秋对两个人讲下棋的学问，其中一个就听得头头是道，而另外一个则三心二意，在想别的事情。这就说明战国时期，人们的棋艺已经很高了，甚至都出现了讲下围棋的老师了。

在整个棋类中，围棋可以说是各个棋类的祖先了，因为它的出现最早，而且在围棋里面有着丰富的竞技性和艺术性，人们在其中不光要善于动脑，更要保持平和的心态。所以说围棋考验的东西很多，能发明这样一种竞技活动，中国的先民们的确很不简单。

下围棋，讲究聚精会神、机动灵活，经过千年而不衰，可见围棋自有它独特的魅力。

其实，围棋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比较兴盛，但在秦汉之际，却突然变得暗淡，连很多文献中也没有“弈”的记载。直到东汉晚期，围棋才再度活跃起来。

魏晋时期，围棋不仅得到了发展，而且经过了改良。魏晋之前，围棋横竖交错各是17道，共有289道。但到了南北朝时期，当时的《棋经》就明确记载棋局是361道，仿照了周天的度数。因此当时就已经变成了纵横交错的19道围棋，这便是最大的变化与改革，而且变得同现代的围棋格局相近了。

虽然在魏晋时期，17道和19道的围棋并存，但围棋的打法却没有发生变化，规则是一定的。一般的规矩就是黑先白后，这就有些像象棋中的“红先黑后”了。棋子要落在两条线交叉的点上，一步不能多下，只能落一子。围棋的打法灵活，要想制住对方，首先就要学会抢占有利空位，然后才能伺机发起攻势。终局的时候，查点空位和棋子数目，这样才能算出谁是胜方。

南北朝下围棋，其实也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当时玄学兴盛，人们讲求清静无为，而下围棋就是最好平淡心境的方式了。当时的统治者，虽然不太喜好下围棋，但还是为这些棋手们定了一定的标准，像棋艺在当时是有九品之分的，就跟当官一样。既然围棋能进入官家，这就说明魏晋的围棋已经风行了。

围棋棋局

唐宋时期，就出现了真正的专业棋手，是在民间经过重重筛选，最终要陪皇帝下棋的。可以说这些人就相当于“国手”了。明清的围棋，作为一种游艺活动更为兴盛了，而且在民间也出现了很多的棋谱，其中的技艺还很有研究价值呢。

如今围棋仍是我国传统的民间游艺活动，但它已经被搬到世界的大舞台上了。不仅是百姓，很多文士墨客也对围棋情有独钟，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也会经常出现对围棋的描写。古代的围棋历代相传，至今声势不减。

风靡世界的麻将

麻将起源于中国，原属皇家和王公贵族的游戏，其历史可追溯到三四千年以前。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麻将逐步从宫廷流传到民间，到清朝中叶基本定型。

相传明朝名为万饼条（或“万秉章”）的人在“叶子格戏”的基础上创造麻将，以自己名字“万、饼、条”作为三种基础花色。另一方面，有人说麻将本是江苏太仓“护粮牌”。例如：“筒”图案就是火药枪。

麻将

有关资料记载，在江苏太仓县曾有皇家的大粮仓，常年囤积稻谷，以供“南粮北调”。粮多自然雀患频生，每年因雀患而损失了不少粮食。管理粮仓的官吏为了奖励捕雀护粮者，便以竹制的筹牌记捕雀数目，凭此发放酬金，这就是太仓的“护粮牌”。这种筹牌上刻着各种符号和数字，既可观赏，又可游戏，也可作兑取奖金的凭证。这种护粮牌，其玩法、符号和称谓术语无不与捕雀有关。

但是，人们比较相信这样一个传说。

明朝著名的太监郑和，他曾经七次下过西洋，每次出行战船和随行的将士都很多。大家大部分的时间就都在海面上，那有什么打发时间的方式吗？人们就想到掷骰子，但过了一段时间，就又变得无聊。士兵们慢慢就想家了，有的还想造反。郑和身为主事人，他也看到了情势不好。于是为了稳定军心，他就想造出一种娱乐器具。

当时已经出现纸牌和牌九，因此他就按照“牌”的形状，做了100块小木牌。当时，他想到了舰队的编制，于是他就刻了从一到九的“条”；航行离不开风向，于是就有了“东南西北”四风；另外船上还有装淡水的桶，这样便有了从一到九的“桶”；而且生活离不开钱，他就刻了从一到九的“万”；而后又根据“大中华”的口号，创造了红“中”；按照四季又编制了四个花牌；最后留下一张什么都没有的牌，这便是“白板”了。

创出了牌之后，那就得实验，于是他就同大将军等人一起打上了麻将，并在游戏中制定出了规则。在郑和的船上有个麻将军，他玩起这副牌简直到了至境，所以郑和便把这项活动称为“麻将牌”了。

麻将的确是在中国起源的，最早可以追溯到4000年前。这是因为麻将的前身就是马吊，而马吊和更古时候的博戏密切相关。最早的博戏叫“六博”，就是由12个棋子和6个箸组成，这个“箸”实际上就是骰子的前身了。

而在明末清初马吊开始盛行。马吊就是一种纸牌，整副牌共40张，有十万贯、万贯、文钱、索子，这样的四种花色。一般是由四个人打，每人先去八张，四个人按顺序取牌、打牌，而且有庄家、闲家的说法，并可以三家共同打庄家。

后来纸牌的数量就多了，人们洗牌、顺牌就很不方便。人们从骨牌中找到了灵感，就把纸牌改成了骨制的，让牌可以立在桌面上，洗牌的时候，大家把牌扣起来，然后用手放在上面搅和，这便算是洗牌了。而且人们把牌立起来，可以很方便地调整牌的顺序，正宗的麻将就这样发展而成了。

这种麻将制成后，得到了民间百姓，甚至是朝中显贵的喜爱。就连慈禧太后相传也很爱打麻将。当时清末，陪着慈禧打麻将的多是王妃和皇族的女孩，在打牌时，太后身后的宫女就不断向大家使眼色，暗示大家老佛爷需要哪张牌。陪太后打牌的人可不是傻子，于是顺理成章输给了太后，并把钱也输给了太后。但同时趁着太后高兴，她们就为自己的家人求官，这就是牌桌上肮脏的一面。

清代的世风日下，打麻将也成了堕落的表现，麻将给国人带来了一种麻木的感觉，这种感觉不亚于鸦片。但如今在新中国，麻将被赋予了新的生命，人们只把它当成是生活之余的调味品。

第二十六章
稀奇古怪的休闲娱乐

说到消遣活动，现在的人可以上网打游戏、看电子书。其实在古代百姓们也同样有很多的消遣活动，有一些活动让人觉得很奇怪，比如斗蟋蟀、斗鸡、拔河等，这些活动不仅为古人所喜爱，就是现代人也很着迷。

玩昆虫的游戏——斗蟋蟀

斗蟋蟀又叫“秋兴”、“斗促织”、“斗蛐蛐”。用蟋蟀相斗取乐的娱乐活动。流行于全国多数地区。每年秋末举行。

蟋蟀

中国蟋蟀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具有浓厚东方色彩的中国特有的文化生活，也是中国的艺术。在古代，上至皇亲国戚、达官显贵，下至斗升小民、平头百姓，无不对这一小小的昆虫趋之若鹜。斗蟋蟀不但成了家喻户晓的娱乐游戏，而且渗透到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艺术当中，像济公斗蟋蟀这一类脍炙人口的有关蟋蟀的民间故事已经在中国流传了数百年。到了清朝，不用干活、游手好闲的八旗子弟更是把对它的饲养与打斗推向极致，再加上一掷千金的赌赛，使这一小小的昆虫身价陡增，同时还增添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好此道者真是成千累万。

古人记述有一蟋蟀方首斗金鸡的故事。故事说，蟋蟀方首战胜了强敌，正振翅有声，以鸣得意。忽有金鸡闻声而至，猛然啄之。方首机警，跳出盈尺。鸡再逐，见方首已在爪下。现者汗背，寻之不果。但见金鸡伸颈摇冠，咯咯乱叫，不能自己，方见方首已跃上鸡冠，力叮不释，迫使金鸡败北。这故事自然是夸张的，但却写出了蟋蟀不畏强敌的精神。难怪其优胜者常常赢得人们给予的“铁枪”、“无畏”，乃至“大将军”，“威猛将军”、“虫王”等雅号美称了。凡目睹过斗蟋者皆知，蟋蟀之勇猛精神，实不减于雄禽猛兽。

斗蟋蟀主要发源于中国的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中下游。真正的蟋蟀名产地，以山东齐鲁大平原而闻名全国，而山东的宁津县是蟋蟀王国王冠上的宝石，宁津种的蟋蟀头大、项大、腿大、皮色好，同时宁津蟋蟀还有北方干旱区虫的体质、顽强的斗性、耐力、凶悍，有咬死不败的烈性。所以近些年来全国蟋蟀大赛中，宁津种的蟋蟀多获冠军。历史上宁津蟋蟀为历代帝王斗蟋蟀的进贡名产地，历史上才有宁津蟋蟀斗慈禧的民间故事传说。

蟋蟀生长的适应性很强，只要有杂草生长的地方，就可能有蟋蟀生长生存。如果要求蟋蟀生长的个大体强，皮色好，与地质、地貌、地形就很有讲究了。古书上说，北方硬辣之虫与生于立土高坡，这就说明地形地貌与蟋蟀的发育体质很有关系。很多书上也提到，深色土中出淡色虫大多善斗，淡色土中出深色虫必凶。

蟋蟀从原先的听其声，发展到现在的观其斗，从这一微小的侧面，说明社会历史发展的进步。至于斗蚰蚰这一活动起源于哪个朝代，至今仍没有资料可以证明，在赵宋时代，在朝野内外大兴斗蟋蟀之风，并将“万金之资付于一啄”，这已是历史事实。

总之，斗蟋蟀始于唐代，盛行于宋代。到了清代时，活动益发讲究，先蟋蟀要求无“四病”（仰头、卷须、练牙、踢腿）外观颜色也有尊卑之分，“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黄”。体形雄而矫健。蟋蟀相斗，要挑重量与大小差不多的，用蒸熟后特制的日菣草或马尾鬃引斗，让他们互吹较量，几经交锋，败的退却，胜的张翅长鸣。旧时城镇、集市，多有斗蟋蟀的赌场，今已被废除，但民间仍保留此娱乐活动。这一活动始终受到人们的广泛喜爱，长兴不衰，呈现出年甚一年的趋势。

势不两立的斗鸡

斗鸡中国古代盛行的一种游戏。斗鸡时将把两只性情凶猛的公鸡放在一起，它们就会激烈地互相啄咬起来。斗鸡的场面是相当激烈的，两只鸡斗得难分难解，势不两立，斗完后鸡冠流血，啼叫无力。

斗鸡是我国古老的鸡种，约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史记》和《汉书》上多处记载有关“斗鸡走狗”之事。公元前770年，春秋战国时期的鲁季平子与邻昭伯以斗鸡而得罪于鲁昭公，竟互相打起架来。据山东《成武县志》记载：“斗鸡台在文亭山后。周渲王三年（公元前679年），齐桓公以宋背北杏之会，曾搂诸侯伐宋，单伯会之，取成于宋北境时，斗鸡其上。”可见当时奴隶主玩斗鸡已颇盛行。魏曹时代，魏明帝于太和年间，在邮都（今河北省魏县）筑起了斗鸡台，赵王石虎玩斗鸡于此，曾有“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揪间”的诗句。

在唐朝，斗鸡算是普及率非常高的运动，不光在民间有着大量拥趸，即便是在皇室贵族中也大受欢迎。王公贵族们不光要比金钱权利，有时还要靠鸡争口气才行，甚至于因为斗鸡而引发皇室矛盾，也是常有的事情。

唐高宗时期，亲王、大员们狂爱斗鸡运动。一次沛王与英王在群鸡会战中斗争激烈，诗人王勃专门为沛王写了一篇檄文，声讨英王的斗鸡，文中写道：“两雄不堪并立，一啄何敢自妄？养成于栖息之时，发愤在呼号之际。望之若木，时亦趾举而志扬；应之如神，不觉尻高而首下。于村于店，见异己者即攻；为鹳为鹅，与同类者争胜。爰资枭勇，率遏鸱张。纵众寡各分，誓无毛之不拔；即强弱互异，信有喙之独长。昂首而来，决胜鹤立；鼓翅以往，亦类鹏抟。搏击所施，可即用充公膳；翦降略尽，宁犹容彼盗啼。岂必命付庖厨，不啻魂飞汤火。羽书捷至，惊闻鹅鸭之声；血战功成，快睹鹰鹯之逐。”

唐代文学家陈鸿《东城父老传》记有：“玄宗在藩邸时乐民间清明节斗鸡戏，及即位，治鸡坊于两宫间，家长安雄鸡，金毫、铁距、高冠、昂尾千数，养放鸡坊。”可见当时玩斗鸡到了何等程度。明高启著有《书博鸡者事》。今陕西宝鸡还有以“斗鸡台”为地名的史迹。由此可见，中国斗鸡的形成已有悠久的历史。

中国传统骨牌与多米诺

在千奇百怪的牌种中，有一种鲜为人知的牌种，在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常德被人们称为“骨牌”，不知道的人可能会吓一跳问：“是骨头做的牌吗？”不错，的确是用骨头做的牌。

骨牌的得名是来自于它的制作材料，由于骨牌大多是用牛骨制成的故称骨牌。骨牌也有用象牙制成的，故亦称牙牌。骨牌最早产生的时间大约在中国北宋宣和年间，因此也被称作“宣和牌”。

骨牌是由骰子演变而来的，但骨牌的构成远较骰子复杂，例如两个“六点”拼成“天牌”，两个“幺点”拼成“地牌”，一个“六点”和一个“五点”拼成“虎头”。因而骨牌的玩法也比骰子更为多变和有趣。在明清时期盛行的“推牌九”、“打天九”都是较吸引人的游戏。

麻将是骨牌中影响最广的一种游戏形式。牌类娱乐用具，亦用作赌具。每副三十二张，用骨头、象牙、竹子或乌木制成，上面刻着以不同方式排列的从两个到十二个点子。俗传始行于宋代。也称牙牌。

骨牌的发展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宋宣宗二年（公元1120年），民间出现了一种名叫“骨牌”的游戏。这种骨牌游戏在宋高宗时传入宫中，随后迅速在全国盛行。当时的骨牌多由牙骨制成，所以骨牌又有“牙牌”之称，民间则称之为“牌九”。

1849年8月16日，一位名叫多米诺的意大利传教徒把这种骨牌带回了米兰。作为最珍贵的礼物，他把骨牌送给了小女儿。多米诺为了让更多的人玩上骨牌，制作了大量的木制骨牌，并发明了各种的玩法。不久，木制骨牌就迅速地在意大利及整个欧洲传播，骨牌游戏成了欧洲人的一项高雅运动。

后来，人们为了感谢多米诺给他们带来这么好的一项运动，就把这种骨牌游戏命名为“多米诺”。到19世纪，多米诺已经成为世界性的运动。在非奥运项目中，它是知名度最高、参加人数最多、扩展地域最广的体育运动。

从那以后，“多米诺”成为一种流行用语。在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中，一个很小的初始能量就可能产生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人们就把它们称为“多米诺骨牌效应”或“多米诺效应”。

最早的扑克——叶子戏

叶子戏最早出现在唐代。见于唐人苏鹗的《同昌公主传》，内有“韦氏诸宗，好为时子戏”的记载，据考证，发明“叶子戏”的是唐代著名天文学家张遂（一行和尚），供玄宗与宫娥玩耍。因为纸牌只有树叶那么大，故称叶于戏。以后传人民间，文人学士趋之若鹜，很快流传开来。到了五代时期，记载纸牌戏的书已经大量涌现，著名的有《偏金子格》《小叶子格》《击蒙叶子格》等等。

到了明清时期，叶子戏已经成为社会上非常盛行的一种博戏形式。当时的叶子戏使用印有骨牌图案的骨牌叶子，这种叶子戏实际上是骨牌的翻版，只不过是将牌的材料由骨制改为纸制而已。但由于改成了纸制，骨牌叶子的流传就较原来传统的骨牌广泛得多。原来的骨牌体积大，分量重，制作不易，因此不利于普及推广。改为纸制后，其制作过程变得十分容易，价格成本也要远远低于骨牌，因此这种形式在当时社会，特别是在广大下层市民中广泛流行起来。很多贫苦的市民无力购买骨牌，但却可以用这种纸牌来代替，以解其博瘾。

古代的叶子戏与现代的扑克有着极大的渊源。关于现代扑克的多种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中较为被人接受的就是现代扑克起源于中国的“叶子戏”。叶子戏在我国有很长的历史，至伪清，样式及打法已基本完善，并有逐渐演变至马吊牌的说法。因此，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将桥牌的发明权归于中国人。法国的学者莱麦撒也说：“欧洲人最初玩的纸牌，以形状、图式、大小以及数目，皆与中国人所用的相同，或亦为蒙古输入欧洲。”美国《纽约时报》桥牌专栏主编艾伦·特拉克斯特甚至有“中国是桥牌的故乡”一说。叶子戏于元代传到西方，变化成了塔罗牌及现代扑克，而在中国，则逐渐变成麻将及牌九。

叶子戏的玩法是依次抓牌，大可以捉小，与西方纸牌是一脉相通的。牌未出时部反扣为暗牌，不让他人看见；出叶子后一律仰放，由斗者从明牌去推算未出之牌，以施竞技，和扑克牌的打法相差无几。

古人也玩摔跤——角抵

古代一种较力游戏，类似今天的摔跤。它们主要是通过力量型的较量，用非常简单的人体相搏的方式来决出胜负。

角抵的起源我们一直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据《述异记》记载，上古时的蚩尤民族头上长着角，耳鬓旁长着剑戟。他们在与黄帝打仗时，就以头上之角抵人，敌方对此很难防御。这种所谓的“以角抵人”，其实便是一种类似现在摔跤、拳斗一类的角力活动。它们主要是一种力量型的较量，通过非常简单的人体相搏来分出胜负输赢。

到了秦汉时期，角抵活动非常盛行，但是当时的角抵已经不再是一种争斗相搏的手段，而是变成为一种带有一定表演成分的游戏活动。据古籍记载：“秦并天下，罢讲武礼，为角抵。”由于秦始皇怕民众起来造反，于是便罢武礼、息兵事，把角抵变成了一种寻欢作乐的游戏节目。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秦始皇统一六国（公元前221年）后，搜集各国民间乐舞，以观民风民俗和宴享娱乐，八方乐舞齐聚秦都咸阳，“后宫列女万余人，气冲于天”，遂创设乐府，并首倡“角抵”之戏。秦王朝虽然短暂，但却声势赫赫。始皇陵出土的乐府钟，为错金银钮，钟钮一侧刻篆书“乐府”二字，它是秦代乐府使用的乐器。“角抵”原出古代冀州（今河南、山西等地）一带，是祭祀蚩尤的“蚩尤戏”。秦汉间说：“蚩尤耳鬓如剑，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乐曰‘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以相抵，汉造角抵戏盖其遗制也。”

可见角抵的起源为原始社会的格斗——武舞，它反映了黄河流域黄帝领导的氏族与蚩尤领导的氏族间的一场激烈战争。战国虽留有角抵相扑的铜牌，但秦始皇是第一个把带有表演和角力性的“角抵戏”引入宫廷的。秦时“郡县兵器，聚于咸阳，销为钟鐻，讲武之礼，罢为‘角抵’”。收天下兵器，目的是巩固他的统治，而提倡徒手搏斗的角抵，却在文艺史上开后世角抵百戏的先河，绵延至今并饮誉世界，功不可没。后来角抵戏发展为包括各种技艺的综合性表演，即秦二世在甘泉宫“方为角抵俳优之观”。1975年，湖北江陵出土的秦代角抵漆绘木梳，其背面绘有一角抵场面：帷幕下有二人跨步伸两臂相搏，左一人平伸双手，一人为裁判。（三人均赤裸上身，腰束长带，着短裤，足穿翘首鞋、，为角抵文物之精品。西汉帛画角抵图（摹本）中间一人戴长冠，着宽大罩衫，腰系红带，右侧一人头戴箭形茨菰叶，双手戴红镯，三人正摩拳擦掌准备进行角力，左方一人为裁判。二人角力的体育比赛，后来演变为表演性的杂技艺术。

到了汉代时期，角抵活动十分普及，尤其是在冀州一带民间，经常有这种游戏活动：“其民三三两两，头戴兽角相抵，名唤蚩尤戏。”从这一记载中将角抵称为“蚩尤戏”，以及角抵时要进行化妆的情况来看，很明显角抵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富有娱乐性的游戏活动。《汉书·武帝本纪》中也有关于角抵戏的记载，据载当时的角抵戏规模宏大，轰动京城，老百姓们甚至宁愿跑几百里的路去观看助威，可见当时人们对于角抵游戏的喜爱。

到了唐代，角抵戏更是盛及朝野，其游戏色彩也更浓，当时它经常是作为一种百戏的形式出现在皇廷、官府、军队和民间集会等场合中。如《旧唐书·敬宗本纪》引《续文献通考·百戏散乐》云：“角力戏，壮力裸袒相搏而角胜负。每群戏毕，左右军擂大鼓而引之。

宋元承袭五代遗风，角抵活动十分盛行。当时或称“相扑”、“争交”。

北宋城市瓦肆，已有“小儿相扑”和成人“角抵”，有人因此而出名。

南宋市镇角抵更发达。出现了“角抵社”、“相扑社”等专门组织，其成员大多为职业摔跤手。如著名的周急快、董急快、赛关索、杨长脚……等，女子则有扈三娘、黑四姐等等。

当时相扑活动形式大致分二类。一类为正式争胜负的比赛（如“打擂”），由官府出面组织。如在临安南高峰露台上的比赛属此。“膂力高强，天下无对者，方可夺其赏。头赏有旗帐、银杯、彩缎、绵袄、马匹等”；另一种是平时在瓦舍等市民游艺场所进行表演的。带有群众娱乐的性质。“乃路歧人聚集一等伴侣，以图标手之资。先以女颭数对打套子，令人观睹，然后以管力者争交。”

当时相扑（争交）时，上身全裸（女人穿短衣），下身光腿赤足，足下登鞋。

辽、金、元的角抵活动也非常普遍。辽时，册立皇后，必“呈百戏、角抵、戏马以为乐。”（《辽史·乐志》）皇帝诞辰、宴群臣及诸国使节时，也多有角抵表演。金国非常重视角力，并从中选拔武士以充侍卫。金人蒲察世杰“为人多力，每与武士角力赌羊，辄胜之，能以拳击4岁牛，折胁死。”

角力是蒙族“男儿三艺”之一。元代统治者颇重角力，元代史书中记载角力史实甚多。不仅男子，女子也善角力。《马可波罗游记》中，曾记载海都之女艾吉阿姆用角力选婿，结果没有一个男子能战胜她，她因此而赢得了一万匹以上的马。

这些，对后世中原和少数民族地区摔跤活动有深远影响。

清代称摔跤，较唐、来更为盛行。满语称“布库”，汉译谓之“撩跤”。原是满族传统体育项目之一，入关后盛行不衰。

角抵也是古代武术搏击的一种形式，起源于战国，汉代角抵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技术水平也较高。唐周缄《角觝斌》有这样的记载：”前劲后敌，无非有力之人，左攫右拿近是用拳之手。“这与当今的摔跤大致相同。

男女老少皆宜的藏钩

据说是在汉武帝时创制的，汉武帝钩弋夫人，容貌秀美，本姓赵，河间人，据说她从生下来就两手攥拳，从不伸开。汉武帝路过河间时，发现了她，为她扒开双手，她的手从此能伸展自如了。武帝娶她回宫，号为“拳夫人”，又称“钩弋夫人”。据《三秦记》记载，当时的女人纷纷仿效钩弋夫人，攥紧双拳，人们称这种姿态为“藏钩”。

这种“藏钩”姿态为后被用来作为皇宫中宴请宾客之后的娱乐助兴节目。据晋代周处《风土记》记载：“藏钩之戏，分为二曹，以较胜负。若人偶则敌对，人奇则奇人为游附，或属上曹，或属下曹，名为飞鸟，以齐二曹人数。一钩藏在数手中，曹人当射知所在，一藏为一筹，三藏为一都……藏在上曹即下曹射之，在下曹即上曹射之。”参加的人分为两伙，以决胜负，如果人数为偶数，所分的两伙人数相等，互相对峙；如果是奇数，就让一人作为游戏依附者，她可以随意依附这伙或那伙，称为“飞鸟”。游戏时，一伙人暗暗将一小钩或其他小物件攥在其中一人的一只手中，由对方猜在哪人的哪只手里，猜中者为胜。后代酒令中有“猜花令”，方法是用十只杯子，其中一只杯子下扣一朵小花，由对方一伙猜揭，这种游戏就是从藏钩发展来的。

李白《杂曲歌辞·宫中行乐词》：“更怜花月夜，宫女笑藏钩。”玄宗时后宫以藏钩为乐。

张说《赠崔二安平公乐世词》：“十五红妆侍绮楼，朝承握槊夜藏钩。”除了藏钩，握槊也是流行于宫廷的一种博戏。

岑参《敦煌太守后庭歌》：“醉坐藏钩红烛前，不知钩在若个边。”

“欲得藏钩语少多，嫔妃宫女任相和。每朋一百人为定，遣赌三千疋彩罗。”（《宫词丛钞》第二六）

“两朋高语任争筹，夜半君王与打钩。恐欲天明催促漏，赢朋先起舞缠头。”（《宫词丛钞》二七）

花蕊夫人《宫词》：“管弦声急满龙池，宫女藏钩夜宴时。好是圣人亲捉得，便将浓墨扫双眉。”不是罚酒，而是用墨画花脸。

由于这种活动具有很强的趣味性，其玩法又较为简单，因此深得人们的喜爱，特别是受到了广大妇女儿童们的欢迎。晋代时每逢腊日祭饮以后，妇女们便要用玉钩、银钩等物玩藏钩之戏。特别是在每月的十九日，古称“下九”，这是一个古代妇女的节日，届时妇女们要置酒畅饮，并“以是夜为藏钩诸戏，有忘寐达旦者”。唐代的藏钩之戏也十分盛行，唐时许多诗人都作过这方面的诗咏，如李商隐诗云：“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皮日休诗云：“投钩列座围华烛，格塞分朋占靓妆。”诗中描写了当时人们饮酒作乐、藏钩射覆的生动场面。

力量与气势的对抗——拔河

多个人在一起较力，分为两组，拔一根绳子，在人数对等的情况下，哪方能把对方拔过来，就算获胜，这就是拔河。其实在古代，拔河就已经成了传统的体育竞技项目。

拔河在最初是被叫做“牵钩”，它的产生和军事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

在春秋时期，“牵钩”就已经出现了。这种运动主要是在楚国产生的。当年，楚国为了出兵吴国和越国，于是大加练习水军。当时最主要的一个训练项目就是“牵钩”了。楚军在水战时发现，有时敌船离自己太近时，是很不方便进攻的，于是一些将军就用竹子皮做成了一种“竹索”。当敌人的战舰离自己太近时，用这种“竹索”来抵住对方的船。同时，当对方想败逃时，还能用这个“竹索”套住对方的战船，把他们给“拉”回来。这样在大江上，两艘船便较劲了，当两只船靠在一起时，楚国的将士们就会杀到对方的船上，一通砍杀。

楚国将官认为这个“竹索”很有用，但前提是你得有劲才行。于是，在一般的水兵训练中，将官们便让士兵们用“牵钩”做对拉的练习，分为两拨人，中间画线，一方把另一方拉过线，那就算获胜。这么有趣的训练，不但能训练出力量来，同时也能改善军营中单调的训练生活。

后来，民间百姓也看到了军队中的这种训练。人们就学着军人的样子，改用绳子来拉扯，这样拔河就成了民间重要的游艺活动。

在唐代的《封氏闻见记》中就记载有拔河的活动。当时拔河用的是大麻绳，绳子长有40余丈，人们分为两队，而把麻绳系在胸前。在两队麻绳的中间，是要立一面红旗的。比赛之时，各个拉拉队擂鼓助威，最后被牵过红旗的一组就算输。当时的场面宏大，盛况空前，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

就连皇宫中的皇帝也要拿拔河来取乐。唐中宗在位时，就曾让手下的百官拔河，宰相和驸马一组，其余百官在另一对，拉的也是大麻绳，而且每方保证九个人。开始拔河的时候，两方面还能对峙一下，时间久了，驸马这边年轻力壮.很快就把对面的绳子拉过来了，少傅和仆射倒地，竟然很长时间都没能爬起来，这可把中宗逗坏了。可见拔河作为一种娱乐活动，是没有贵贱之分的。无论是民间百姓还是皇族贵胄，都很喜爱这项运动。

唐朝是很开放的时代，在那时女子拔河队就已经产生了。那也是唐中宗在位的时候，他让几百名宫女组队，在玄武门前进行拔河对抗赛。而在拔河之后，这些宫女就乘机跑了。这些事情在《新唐书》中都是有记载的。

为了显示国威，唐朝的皇帝还在番邦面前，进行了拔河比赛。像唐玄宗时期，他就在胡人面前举行了盛大的比赛。据记载，当时参加的人过了上千，欢呼之声震天，盛况空前。

唐朝的民间拔河风行，而在唐朝之后，关于拔河的记载就越来越少了，政府也不再以拔河为取乐的娱乐活动，所以民间的拔河比赛也就很少出现了。传统的拔河是从南方传到北方的。而在传统的元宵和清明佳节，人们也会在节日中进行拔河的活动。不单是为了助兴，同时也有祈祷丰年的祝愿含在其中。如今，拔河仍被流传下来了，而且时至今日，它仍是一项人们普遍喜爱的游艺活动。

火树银花的烟火

烟火

在重大喜庆的日子，我们都要放烟火来庆祝，在巨大的声音绚丽的色彩中，它所映衬的是一种祥和愉悦的氛围。其实，在古代放烟火也是一项游艺活动。

放烟火的产生，还要归功于火药的产生，因为火药才是烟火的鼻祖。

在魏晋时期，一些道士在炼丹的时候，会突然发生爆炸，人们就发现是木炭和硫黄、硝石混合在一起起的作用，这便产生了火药。到了唐朝末年，火药被用于军事领域。人们用纸把火药包起来，然后又掺进了金属盐，这样在把它点燃的时候，就会产生五彩缤纷的效果。

大概在北宋时期，放烟火才正式成了娱乐欢庆的项目，它更成了“百戏”之一。在宋代的《东京梦华录》中就多次记载有“烟火”的事。这样放烟火便成为一种习俗出现了。说到放烟火，在南宋的《齐东野语》中还记载着这么个有趣的故事。

有一次，皇太后在后宫举行晚会，在晚宴上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烟火，人们都看得眼花缭乱了。就在这些烟花之中，有一个产品叫“地老鼠”，听其名就知道这种烟火在燃放时，就像地老鼠一样，能够到处乱窜，也不知道是谁想的，竟然把这样的烟火也搬进了皇宫。主要是因为这个“地老鼠”燃放时，就能蹿出一条火线，擦出的火花异常漂亮。但是在当天，其中的一只“地老鼠”竟蹿到了太后的座椅下，随即又钻到了太后的衣裙中，这可有惊驾的嫌疑了。后宫的一场烟火晚宴，就这样在太后的愤怒中结束了。

在《西湖志余》中也有记载，宋孝宗一年过元宵节，在宫中放烟火，一次就放了百余架。这就可以想象出，在南宋时，放烟火已经普及了。但直到明清时期，这项娱乐活动才真正盛行开来。

在明朝，除夕和元旦放烟火已经成了举国的习俗。而这个烟火和爆竹还不同，烟火主要是用于观赏的，而爆竹主要就是听声的。明朝的烟火，大体上是盒子的形状，所以当时这项活动又被称为“放盒子”。有的盒子有五层高，释放出来后，能形成葡萄架、长明塔等美丽的图案。

清代的历代皇帝都很喜欢烟火，可以说北京城是当时烟火最盛的地方。在乾隆时期，人们更制出了高级烟火，这就是“花盒”。在这个“花盒”中能装进各样型号的烟火，当点燃的时候，真可以说是千姿百态。除了喷放出图案，这清朝的烟火还能喷出字呢。像当时有个“三层盒”，放第一层时，烟火喷射到天空，就会组成“天下太平”的字样；第二层就会在天空出现各种鸟雀；而第三层则会出现小孩击鼓，而且还能跳来跳去。有的烟火在最后的时候，竟然能从烟火中飞出鸽子，这简直令人称奇。可见当时烟火制作技术的高超。

在民间，人们不能放大型的烟火，只能放小型的，当时有一种叫“小黄烟”的烟火就非常流行。在街上的货郎挑子中都有卖的。在南方有的地方，人们还在水中放烟火，烟火借着水光，更加美丽了。

至今，遇到盛大的庆典我们仍会燃放烟花，不仅为了烘托出节日的气氛，更表达出了我们对生活的热爱。

第七辑
虔诚恭谨的礼仪风俗

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礼仪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指出，中国人“把宗教、法律、道德、礼仪都混在一起，这一切都是行善，都是美德。有关这四方面的箴规就是礼教”。“文人之用于育人，官吏之用于说教，生活中的一切细小的举动都包罗在这些礼教里边”。中国传统礼仪的意蕴非常丰富，且具有多重功能。深刻认识传统礼仪的意蕴，充分发挥其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

第二十七章
拜见之礼

古代中国有知识的人相见，不是拍拍肩膀、套套近乎就可以完事，而是要经过相当程式化的礼仪，以表达内心的诚敬。《礼记·曲礼》说：“礼者，自卑而尊人。”意思是说，所谓礼，就是通过自谦的方式来表示对他人的敬意。这一观念在古代表现得非常突出，仪节似乎有些琐碎，但却散发着典雅的气息。

见面时的传统礼俗

见面时所用的礼节，古称“揖礼”，据考证大约起源于周代以前，算起来怎么也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了。武王伐纣灭商而建立周朝，武王死后，其子周成王年幼即位，由叔叔周公旦摄政，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巩固政权，周公建立了周朝的各项典章制度和礼乐制度，确立了以宗法制度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揖礼开始大行于天下。

揖礼在我国传统社会里，曾流行很多的见面行礼方式，拱手作揖就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拱手礼，两手在胸前相合以示敬意，又称“揖礼”，除见面之外，也常用于致谢、恭喜、祝寿或节庆等场合中。拱手礼起源久远，至周代就很完备了，一直流传至今。行礼时一般右手半握，左手抱住右拳，停于胸前，目视对方，向对方上下轻摇。依据适用对象的亲疏，一般的推手微向下，稍亲近的推手平于前，亲友的推手微向上；亦可行长揖礼表示更大的敬意，即双手上抬齐额，自上而下拱手行礼。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其他见面礼俗还有跪拜礼、鞠躬礼、道万福、请安礼、唱喏礼、打千礼、蹲安礼、合十礼、趋，等等。

跪拜礼是古人的见面礼俗之一，也常用于朝会或喜丧等场合。跪拜礼由跪礼和拜礼两部分组成，两膝着地，伸直腰股为跪；拱手弯腰，类似作揖者为拜（后泛指两手着地、屈膝叩头）。在古代，跪拜礼依隆重的程度分为以下九种：稽首、顿首、空首、振动、吉拜、凶拜、奇拜、褒拜、肃拜，这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三叩九拜”中“九拜”的来源。稽首，用于臣子对君父，双膝下跪，先拱手俯首，额触及地，停留稍许。顿首，常用于平辈之间，与稽首相仿，区别仅在于顿首只要额头触地就立即抬起。空首，规格又稍轻于顿首，二者行礼姿势一样，只是头悬在空中而没有叩地，这也是空首之“空”的来历。古人在行稽首、顿首礼时，一般要先行空首礼。这三种是常用的拜礼，此外规格稍低的振动、吉拜、凶拜、奇拜、褒拜、肃拜，如何下拜，视具体情况而定，敬人的程度也。

鞠躬礼，古人的见面礼俗之一，较拱手礼更为郑重，也常用于致谢、婚庆等场合。鞠躬礼源于我国先秦时代，到了唐代就很完善了，一直流传至今，但是适用的场合不如从前那么广泛了。现代人行鞠躬礼时，一般要求男子双手贴放在身体两侧，女士双手下垂或搭放在腹前，双足立正，注视对方，然后上身前倾，低眉下眼，弯腰行礼。依弯腰程度，鞠躬礼可分为15度、30度和90度鞠躬礼三种，依弯腰次数则有一鞠躬、二鞠躬和三鞠躬之别。一般而言，弯腰幅度越大，鞠躬次数越多，所示敬意越重。

请安礼、打千礼，古人的见面礼俗之一，流行于清代，多见于晚辈拜见长辈场合，可视为以上各种见面礼的复合（或衍生）形式。如请安时垂手站立，鞠躬并唱喏：“请某某安。”打千礼有男女之分，男子哈腰弯腿，左腿前伸，右腿曳后；左手扶膝，右手下垂，唱喏：“请某某安。”女子则头微低，双手贴腹相交，屈膝下蹲，并唱喏“请某某安”，也称“蹲安”。

趋，古人的见面礼俗之一，即快步前移，向对方打招呼，以示敬重之意。这种见面礼俗也来源颇早，如在《论语·乡党》中就说孔子在见诸侯、贵宾时，都要趋礼相迎。

万福礼是古代女子见面礼节，起源颇早，一直流传至民国时代。行礼时左腿靠前，右腿稍后，两腿交错；同时右手朝上，左手朝下，并拢手指，双手手指相扣，放于左腰侧，弯腿屈身，口称“小女子万福”、“侄女儿万福”等，以向对方致敬并祝福，这也是“万福礼”称呼的来源。

跪拜之礼

我国在汉以前，还没有正式的凳椅。人们在进食、议事、看书时，只是在地上铺一条用芦苇、竹篾等编成的铺垫用具，即席子，人就坐在席子上，故称“席地而坐”。如果请客人坐正席，则多垫一重席子，表示恭敬。就连朝廷的最高统治者也是“席地而坐”，不过，所坐的东西比普通老百姓好一些，如周代每次举行大朝觐时，王者所坐的席位，设有绣着黑白斧形的屏风，屏风前面南向铺设着莞草编成的席子，上面再加上五彩蒲席和桃枝竹席，左右摆设玉儿，给王者凭依。

因此，古代所谓“坐”的姿势，和我们现代人的“坐”完全不一样。坐时要两膝着地，然后将臀部坐于后脚跟之上，脚掌向后向外。古人的“坐”，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的跪。在接待宾客中，每当“坐”着向客人致谢时，为了表示尊敬，往往伸直上半身，也就是“引身而起”，使坐变成了跪，然后俯身向下，就这样，逐渐形成了日常生活中的跪拜礼。

跪拜

古人认为，不跪不叫拜。拜，在古代就是行敬礼的意思。按照周代礼仪的规定，当时对跪拜的动作和对象，作了严格的规范，共分稽首、顿首、空首，称为“正拜”。行稽首礼时，拜者必须屈膝跪地，左手按右手，支撑在地上，然后，缓缓叩首到地，稽留多时，手在膝前，头在手后，这是“九拜”中最重的礼节。一般用于臣子拜见君王和祭祀先祖的礼仪。（后来，用于僧人举一手向人们行礼，也称“稽首”。）

行顿首礼时，其他和稽首相同，不同者拜时必须急叩头，其额触地而拜。一般用于下对上的敬礼。（“顿首”两字，后来也用于书信中的起头或末尾，也有首尾都用的，表示对人家恭敬。）

行空首礼时，双膝着地，两手拱合，俯头到手，与心平而不到地，故称“空首”，又叫“拜手”。这是“九拜”中男子跪拜礼的一种。

其他如振动，不仅要跪拜、顿首，拜后还要“踊”，即跳踊，一般都在丧事时，拜者往往捶胸、顿足，跳跃而哭，表示极度悲哀；凶拜，即行礼时，先顿首，后空首；吉拜，则在行礼时，先空首，后顿首；奇拜，奇为单数，即一拜；褒拜，即再拜、三拜。古代以再拜为重。

肃拜，是古代女子跪拜礼的一种。拜时跪双膝后，两手先到地，再拱手，同时低下头去，到手为止，故又称“手拜”。肃，手到地的意思。所以后来在书信来往中，为了表示对对方的尊敬，往往上“谨肃”。妇女行礼也称“端肃”，即源于此。

到了汉代以后。才渐渐有高座，凳椅先后问世，人们不再“席地而坐”，因而使原来生活中的“跪坐”起了很大变化。但跪拜礼仍然存在，却变成了等级差别的标志，主要广泛运用于官场之中。如臣子拜皇帝，小官拜大官，奴才拜主子等。有时都要行三叩九拜之礼。在民间，如祭祀、祝寿等风俗中，仍世代相传。后来，又增加了打千（行礼时左膝前屈，右腿后弯，上体稍向前俯，右手下垂）、作揖（两手合抱，拱手为礼）、鞠躬（弯身行礼）等礼节，直到辛亥革命胜利，随着几千年封建君主制度的覆灭，才结束了这种跪拜礼，今在拜神、拜祖时仍有残留。

大礼之“三叩九拜”

“三叩九拜”是古代的大礼，所谓“三叩”就是叩首三次，而“九拜”又是指什么呢？在一般的理解中，“九拜”就是连续拜九次，而礼法上真实的“九拜”却是另外的样子。

“九拜”是古代行礼时的九种礼拜方式。这九种礼拜方式分别叫稽首、顿首、空首、振动、吉拜、凶拜、奇拜、褒拜、肃拜。九拜所不同的不仅仅是名称，连其动作要领也大为不同。

稽首的基本要领如下：跪，拱手，然后手至地，首亦至地。稽首是拜礼之中最敬的方式，臣子对君主用此礼，为吉事之拜的最重者。顿首亦名稽颡，其基本要领如下：先跪，然后头叩地而手。这种方式只用于凶丧之礼，为丧事之拜中的最重者。顿首与稽首不同之处在于，稽首头至于地而不叩，顿首头至于地而叩。空首的动作要领为：跪而拱手，头俯至于手，与心平。振动的动作要领如下：先拜而后踊。踊是丧礼中最哀恸的表现，顿足，跳跃，以示哀之至也。吉拜的动作要领如下：先拜手，而后重复九拜中的“顿首”动作，也是丧礼之拜。凶拜的要领是先作“九拜”中的顿首而后再拜。奇拜之“奇”表示单数，在这里是拜一次的意思。褒拜指拜的次数在再拜以上。肃拜为女性用的礼拜方式，不跪，俯首两手下垂。

因此，“九拜”是一个非常笼统的说法，它涵盖了古时全部的礼拜方式。“九拜”中既包括了吉礼，又包括了凶礼，既包括了男人行礼的方式，也包括了女人行礼的方式。很显然，在任何一次仪式之中，都不可能穷尽这九种礼拜方式，因为，“九拜”中包含了性质完全不同的礼拜形式。

所以，九拜不仅不是拜九次的意思，而且也不可能在任何一次仪式中见到行九拜之礼。

拱手之礼

拱手礼已经有两三千年的历史了，从西周起就开始在同辈人见面、交往时采用了。古人通过程式化的礼仪，以自谦的方式表达对他人的敬意。国人是讲究以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来表现出“敬”的，而不像西方人那样喜欢肉体亲近。这种距离不仅散发着典雅气息，而且也比较符合现代卫生要求。所以很多礼学专家都认为，拱手礼不仅是最体现中国人文精神的见面礼节，而且也是最恰当的一种交往礼仪。

拱手礼，属想见或感谢时常用的一种礼节。行礼时，双腿站直，上身直立或微俯，双手互握合于胸前。

一般情况男子应右手握拳在内，左手在外，女子则正好相反；若为丧事行拱手礼，则男子为左手握拳在内，右手在外，女子则正好相反。

拱手礼始于上古，有模仿带手枷奴隶的含义，意为愿作对方奴仆。后来拱手逐渐成了相见的礼节。尤其是近现代，已基本成为本地区人民群众主要的交往礼节之一。

拱手时，一定是用左手扶抱右手，因为在古代，作揖礼有左手握右手为“吉拜”、相反则为“凶拜”的说法。这可能与古人的认识有关，他们习惯于用右手攻击他人，而左手抱住右手则为行礼者向对方的友好表示。就见面礼的初衷而言，中国人创行的抱拳拱手礼与西方人伸手相握礼都是表示友好和尊敬之意，但有一种说法认为，抱拳拱手有与对方保持距离的内敛和封闭色彩，而伸手相握则有急于接近的张扬和进取因素。

近现代学人对此也有不少讨论，如林语堂先生在《生活的艺术》一书中就两种见面礼作了比较，得出拱手礼优越于握手礼的结论。因为拱手礼一则避免发生接触得传染病的可能，有益健康；二则拱手时间的长短完全取决于自己，不会感受到对方的压力。握手则既有得病之虞，又有被动伸手、任人宰割的感觉。不过现在中国人大多通行国际交际礼仪中的握手礼，而林语堂先生所看好的拱手礼却“寂寞一处开无主”般冷清，实在有点戏谑的味道。

五体投地

当我们对一个人表示很佩服时，常常说“五体投地”，那么，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

五体投地是指两手、两膝和头一起着地。它是古印度佛教一种最恭敬的行礼仪式。比喻佩服到了极点。唐·玄奘《大唐西域记·三国》：“致敬之式，其仪九等：一、发言慰问，二、俯首示敬，三、举手高揖，四、合掌平拱，五、屈膝，六、长跪，七、手膝踞地，八、五轮俱屈，九、五体投地。”

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中介绍说，西域致敬的仪式分为九等，“五体投地”是最恭敬的礼拜方式。“五体”又称“五轮”，指双肘、双膝和额顶。“五体投地”就是“五轮至地而作礼”（《地持论》）。其过程是：正立合十，屈膝屈肘至地，翻掌，顶礼。“五体投地”致敬的对象一般是佛菩萨。如《佛般泥洹经》卷下：“太子五体投地，稽首佛足。”又如《请观世音菩萨消伏毒害陀罗尼经》：“如是三称三宝，三称观世音菩萨名，五体投地，向于西方。”也用礼拜寺塔。如《十住毗婆沙论·入寺品》：“是在家菩萨若入佛寺，初欲入时，于寺门外五体投地。”还用以礼拜王者等。如《梁书·诸夷传·天竺国》：“今以此国群臣民庶，山川珍重，一切归属，五体投地，归诚大王。”

今以“五体投地”比喻倾倒、佩服至极。如清·袁枚《随园诗话》卷一：“同征友万柘坡光泰，精于五、七古，程鱼门读之，五体投地。”又如鲁迅《而已集·新时代的放债法》：“因为他是天才而且革命家，许多女性都渴仰到五体投地。”

“长跪”一词的来历

“长跪”是古代的一种坐姿。南北朝之前，我国尚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桌椅板凳，正常交往之时，人们要坐就只能席地而坐。采用的姿势有两种：一种姿势是两膝着地，直身而股不接触足跟，此种姿势为“跪”，亦称“长跪”，有时也称“跽”。另外一种姿势是两膝着地，两股压在足跟上，这种姿势则为“坐”。一家媒体曾出现过这样的标题：《单腿长跪女生楼前献上玫瑰，一男大学生如此浪漫求爱》。这名学生固然浪漫，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单腿”是无法“长跪”的。

很显然，不论是跪还是坐，都是一种很普通的坐姿，都是两膝着地，不同之处在于大腿和屁股挨不挨脚跟，挨脚跟者为“坐”，不挨脚跟者为“长跪”。古人会客之时，一般采用的都是“坐”的姿势，因为，这样相对来说会比较舒服。如果遇到特殊情况，就会将身子直起来，这样屁股和大腿就离开了脚跟，成为了“长跪”。唐雎出使秦国，和秦王PK，唐雎恐吓道：“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于是，挺剑而起。秦王有些紧张，就把“坐”的姿势改为了“长跪”。

上文那位学生所谓的长跪，其实是“下跪”，而且可能是时间比较长罢了，是长时间下跪的意思，因此，在现代的语境中，我们就暂且说这是“长跪”吧。

写信一定要有“此致”

几乎所有识字的中国人都写过信，几乎所有写过信的人都会用“此致”、“敬礼”作为结束语。“敬礼”的意思比较明白，‘此致”到底什么意思，“此致”和后面的“敬礼”到底是什么关系，却是众说纷纭的问题。

先看一个例子，此例出于《鲁迅手稿全集·书信第六册》，在《1935年4月1日致徐懋庸》的结尾，鲁迅先生这样写道：“此致，即请道安。”在《1935年8月3日致李霁野》的结尾，鲁迅先生写道：“此致，即颂暑祺。”

鲁迅先生这样的用法，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此”者不是指后面的“道安”、“暑祺”，因为在“道安”和“暑祺”前还有“即请”、“即颂”一类的词来引领。既然如此，“此致”和后面的“暑祺”就不可能再有动宾关系。同理，“此致”和“敬礼”之间的关系也不可能是动宾关系，或者说，二者在词义上不存在任何直接关系。

那么，“此致”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是从古文传承下来的一种用法。

这里的“此”，其作用在于概指前文，而“致”字在这里的意思是“尽”、“结束”，“此”、“致”连用，表达的意思是“我要说的事情到这里已经说完了”。

理解了“此致”的意思，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下发通知的公文末尾要用“此通知”，发布命令的公文末尾要用“此令”……所有这些，其实都是煞尾语。

所以，从惯例上讲，信件的结尾，“此致”和“敬礼”都必须单独成行。

第二十八章
庆贺之礼

生活之中有许多值得庆贺的事，如生儿育女、乔迁之喜、老人做寿等等，往往在此时，人们都要进行庆贺，因此，懂得一些庆贺之礼也是十分必要的。

充满象征意味的诞生礼

新生儿呱呱坠地，迎接他（她）的就是一系列诞生礼俗。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成人社会的风俗习惯，便开始强有力地影响这个幼小的生命，使他（她）渐渐走上现实的人生之路。形形色色的诞生礼，寄托着长辈们对新生儿的祝福和希望。

报喜。生儿育女、添丁进口，是家庭和家族的一件大喜事。所以当婴儿一落地，孩子的爸爸就要到外婆家、亲友家和邻居家去“报喜”（有的地方叫“报生”）。按照传统习惯，我国各地报喜都要带喜蛋（也叫“红蛋”）。有的地方报喜还要带上糕点、糖、菜肴和鸡。一家报喜，众人祝贺，欢迎新生命的降生。

报喜时，带什么鸡很有讲究。送鸡不仅是送礼，更重要的是报告诞生的新生儿是男还是女。如果送的是公鸡，就表示生了男孩；要是送母鸡，则表示生了女孩。

悬挂标志。旧时生孩子都在自己家里生，到医院生孩子是最近四五十年的事。孩子生下后，除报喜外，还要在自己家门口悬挂标志。这种习俗一方面是防止生人闯入，带来邪气或风寒，影响产妇和新生儿的健康，另一方面则以此标志新生儿是男还是女。古时候，生男孩就在门的左边悬挂一把弓，生女孩就在门的右边挂一条丝巾。这种风俗一直流传到现在。如在山西省西北部，生男孩在门外贴一对红纸剪的葫芦，生女孩贴一对梅花剪纸。东北满族人家生孩子后，生男在门口悬挂小弓和箭，生女挂红布条，这同古俗就差不多了。

婴儿降生，断脐、洗净，就要包起来。这里也有不少风俗习惯。汉族地区一般都用父母的旧衣裤来包裹婴儿。男孩用父衣，女孩用母衣。俗话说，“先着线，后着绢”，意思是先苦后甜，长大吃得起苦，才能出人头地。宁波和上海崇明等地还将婴儿裹上旧衣裤放到狗窝里去躺一下，俗称“蹲狗窝”，意在狗猫命贱易活，预示孩子将来能顺利成长。

三朝酒。新生儿诞生后的第三天要请长辈吃“三朝酒”，还要举行“开奶”和“洗三”等仪式，这就是所谓“三朝礼”，也叫“做三朝”。这是诞生礼中第一个重要礼仪。（有的地区，如陕西等地称“三朝礼”为“洗三”。即在婴儿生下第三天，产妇的母亲带上鸡蛋、水果、红糖等去看望产妇。）

开奶。所谓“开奶”，就是新生儿吃第一口奶。江浙一带开奶时，大人大多先要黄连汤蘸几滴让婴儿尝一尝。如上海崇明地区，还要事先请一位能说会道的妇女一边滴黄连汤，一边念：“好乖乖，好乖乖，三朝吃得黄连苦，来日天天吃蜜糖。”然后将肥肉、状元糕、酒、鱼、糖等食品做成汤水，依次蘸一点儿让婴儿尝尝，同时唱道：“吃了肉，长得胖；吃了糕，长得高；吃了酒，福禄寿；吃了糖和鱼，日日有富余。”最后让婴儿吃一口从别的妇女那里要来的乳汁。俗以为婴儿吃了多子女妇女的奶，便可消灾无病，容易养活。到此，开奶仪式才算结束。

洗三。是人生第一次洗礼，这种风俗主要流行于我国北方。在安徽寿县，婴孩三日后，必为之洗净身体，谓之洗三朝。置红色公鸡和母鸡于床前，使产妇焚香祷告，谓之拜床公、床母。若产妇有病，令洗婆代拜。北京地区的“洗三”，清代以来受满族的影响很大。孩子出生后的第三天，把接生婆或儿女双全又有威望的老太太（称为姥姥）用车接到家中，沐浴前大铜盆里装上用槐树枝、艾蒿叶熬成的热水。趁着水冒热气，前来祝贺的亲友们将带来的铜钱、鸡蛋、花生等放入水中，一边放一边说些吉利的话，俗称“添盆”。添盆后，由姥姥给婴儿洗身，边洗边说：“洗洗头，做王侯；洗洗腰，一辈倒比一辈高；洗洗蛋，做知县；洗洗沟，做知州。”洗完后，再用姜片和艾蒿涂抹脑门和身上各个重要关节，据说这样就能使孩子不得病，体格健壮。新生命在长辈们的注视下，举行了诞生礼，这象征着人生拉开了帷幕。

欢欢喜喜庆满月

刚生过孩子的妇女，一般要休息一个月，身体才能逐渐恢复。这一个月的休息，俗称“坐月子”。婴儿出生后，一般也要在襁褓中过一个月，才能出门。这一个月对母亲和婴儿的健康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孩子满月就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人生仪俗。

做满月。婴儿降生一个月，称为“满月”。一般家庭这天要给婴儿“过满月”，或者叫“做满月”，祝贺婴儿母子平安，此谓“弥月之喜”。满月这天亲友们要前往送贺礼，主家则设宴款待宾客。满月之后，产妇不用再“坐月子”，可以正常地行动，许多禁忌也可以解除了。但在满月当天，产妇往往有一些约定俗成的做法。比如苏南一带，这天产妇要吃七顿饭，不做事，认为这样才可消除坐月子的病痛。有的还把扁担放在门槛上，产妇在上面躺一会儿。正所谓：“满月七顿饭，到老腰不酸；满月睡扁担，到老腰不弯。”不过，满月当天的活动主要还是围绕着婴儿展开的。

满月酒。满月那天，一般家庭都要办“满月酒”，也叫“弥月酒”。这天，亲朋好友携带礼物前来祝贺，特别是外婆，更是要事先准备好各种食品和孩子的衣裤鞋帽，早早赶来，看望小外孙或小外孙女儿。在江苏、浙江一些地方，生活富裕的家庭，不但要摆满月酒款待亲友，还要张灯结彩，请来艺人演唱助兴。陕西一些家庭做满月时还要请来皮影戏班，吹拉弹唱。热闹非凡。

剃满月头。满月礼中，最重要的仪俗要数“剃满月头”。有些地方也称做“落胎发”。这是新生儿出生后的第一次剃发。新生儿的胎发受之于父母，因此自古以来，剪胎发受到格外重视。

在浙江宁波，落胎发要请一位福寿双全的老太太来抱婴儿。在上海郊区，则由祖父来抱。还有许多地方，满月剃头的礼仪要请婴儿的舅舅来主持。在浙江绍兴，剃发一般在堂屋进行，舅舅怀抱婴儿坐中央，请来的剃头师傅先将一把嚼烂的茶叶抹在孩子头上，据说这样以后就能长出像茶树一样浓密的头发，并且不容易生疮。剃头也不是将头发全部剃光，额头要留一块方方正正的“聪明发”，脑后要留一绺“撑根发”（北方称“百岁毛”），而眉毛倒要全部剃光，据说这样日后男孩子能长成浓眉，女孩子能长出秀眉。

剃下的胎发，一般也不随便扔掉。有的地方将胎发用红纸包好，挂在床头，按过去的说法，这样可以替婴儿压邪。有的地方将胎发用红线绑好，挂在床头镇邪。现在还有人将胎发制成胎毛笔，留作纪念。人的一生中只有胎发的顶端呈针尖状，所以胎毛笔就十分珍贵了。

戴长命锁。剃过满月头后，妈妈给孩子穿上新衣。戴上新帽，并把外婆送来的长命锁、关刀、梳子、圆镜等佩挂在孩子身上。这些小玩意儿各有不同的含义：圆镜能照妖，关刀可驱魔，梳子能辟邪，长命锁则能护佑孩子长命百岁。

走满月。孩子满月后，身体适应了周围的新环境，可以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了。民间有满月后舅舅或外婆来接婴儿母子回娘家小住的风俗，俗称“走满月”、“过满月”或“搬满月”、“叫满月”。据《中华全国风俗志》记载，浙江湖州一带“婴孩满月剃头之后，须与舅父怀抱前走，姑父撑雨伞遮于婴孩头上随之，赴街游行一圈”。安徽寿春等地婴儿满月剃头后，也要请舅父抱着到大街上走一趟，如遇见行人就同婴儿说：“认得吗？不要怕。”这种习俗都是让婴儿外出见见世面，将来不怕生人，举止大方，出息能干。

满月挂红。旧时抚养一个孩子长大很不容易。满月，标志着婴儿已经度过了生命最为脆弱的阶段，在有些地区，还出现了表示喜庆的特别风俗。在陕西等地，做满月有个特殊的习俗，叫“挂红”。这一天里，谁都可以给婴儿的爷爷、奶奶脸上抹红或者涂黑。宾主、老少均可以任意笑闹。在陕西，满月要吃红蛋，酒席上要有红肉。卧室里要挂红门帘，以示喜庆红火。祝愿孩子一生都兴兴旺旺，红红火火。

给孩子庆百日

婴儿降生100天为“百日”，古称“百啐”，又称“百岁”“百禄”。旧时婴儿出生100天内死亡率很高，如能平安度过百日，便有了长大成人的希望；同时，在我国文化观念中，“百”含有圆满的象征意义，所以民间在这一天往往进行庆贺，叫“过百岁”、“做百日”等。过百岁的习俗至少在宋代已经流行。《梦粱录》说：“生子百时，即一百日，亦开筵作庆。”此后兴盛不衰。

对于一个出生满百日的婴儿而言，家长对他的最大希望莫过于健康成长、长命百岁了。所以各地的过百日礼俗，都突出了这一最质朴也最美好的祝愿。

蒸“套颈馍”。山西大部分地区，过百日时，都讲究蒸“套颈馍”，有的地方也叫“牛曲连”“串铃”“面围囵”，圆圈状，大的可以套在婴儿脖子上，小的可以拴在项链上，有拴住套住以求婴儿长命之意。晋中一带的“面围囵”，用面必合“8”数，8斤或者18斤等。上有枝叶盘根、各种生肖动物形象、九个石榴和一个佛手，十分美观。

穿五毒兜兜。在河北唐山的农村地区，有给小孩儿过百岁穿五毒兜兜的习俗，在婴儿贴身穿的小兜兜上用彩线绣上蝎子、蜈蚣、壁虎、蛇、癞蛤蟆五种毒物，再绣上一个小葫芦，葫芦嘴朝向五种毒物。俗信穿这样的兜兜，可以避免毒物的侵害，保佑孩子平安长寿。

送“长命百岁”。山东地区过百岁，多在婴儿出生的第九十九天，一般由小孩儿的姥姥、姨或妗子等来送礼，关系亲密的亲戚朋友也有前来庆贺的。胶州一带，亲朋好友给小孩儿过百岁，必须要做件或买件衣服，举行穿衣仪式。当天上午，主家把别人送的衣服放在一个筛子里，端到一棵大柳树下，再找一个盛粮食的斗靠柳树放好，让小孩儿坐在上面，叫做“倚着柳，坐着斗，小孩儿活到九十九”。然后由小孩儿的姑和姨给小孩儿穿上新衣，叫“姑穿上，姨穿上，一活活到八十上”。最后还要戴上缝着“长命百岁”字样的帽子，由姑或姨抱着绕村庄一圈。临朐一带过百岁，一般是姑姑送裤，姨送袄，妗子送鞋帽，所谓“姑送裤，姨送袄，妗子送鞋绕街跑”。济南一带说：“姑做裤，姨做袄，妗子做鞋跑不了（即长命之意）。”临清一带说：“姑家的裤，姨家的袄，妗子的花鞋穿到老。”莱西一带则说：“姑姑的裤子，姨姨的袄，舅舅的帽子戴到老。”胶东地区，除送衣物外，还要送一种叫“岁”的面食。用发的面做成长条形，中间粗，两头细，类似线穗（谐音“岁”），上面染上红点或各种吉祥图案和文字，就是“岁”了，通常作为小孩儿过百“岁”的礼物。姥姥家送的岁可多达一百个，取意“长命百岁”。莱州地方过百岁时，要做100个面塑花饽饽，盛在柳条编的斗中，蒙上红布，到大街上高喊：“我家小孩儿过百岁啦！”并向各方撒花饽饽，任人拾取。

百家锁和百家衣。百家锁和百家衣是过百岁时富有特色的物品。百家衣用从许多人家敛来的各种颜色的碎布头精心缝制而成，有的地方做百家衣时，必须用与长、命、富、贵谐音的四姓人家的布料，以为这样才能真正取吉利之意。百家锁通常是银质的锁形饰物，上有“长命百岁”、“长命富贵”等字样，俗以为挂在小孩脖子上，可以避邪，并锁住小孩儿，令其长寿。在苏州地区，主家用红纸包米七粒、茶叶七片，分送亲友，亲友则回送钱币若干，用此钱购得的锁饰就是“百家锁”。百家锁也不全然是银质的，从前在山东莱阳，就有一种用从各家敛来的制钱制成的百家锁，用红线将制钱编成长串，挂在小孩儿的脖子上。

拍百岁照20世纪中期开始，尤其是城市里，时兴在百日这天为孩子拍百岁照，留作纪念。

过百岁是婴儿成长过程中又一重要礼仪，在这一礼仪中，同样凝聚着亲友的祝福和呵护。这些祝福和呵护寄寓在他们的话语里，也寄寓在各式各样的富有象征意义的食品、衣物、饰品中。幼小的孩子就在亲友的祝福和呵护中渐渐地长大。

有趣的“抓周”

孩子出生满周岁时，蹒跚学步，咿呀学语，初懂人事，十分逗人喜爱。

千百年来，我国广泛流行一种“抓周”的习俗，就是在孩子周岁这天，在他（她）面前摆上各种玩具和生活用品，任其随意抓取，以此来占卜、预测孩子将来的志趣、性情和前途。现在大部分家庭当然已不会相信抓周会有如此神妙的功能，但抓周作为一种富有童趣的游戏，仍为家庭增添了许多欢乐和趣味。

古人非常相信抓周的灵验性。《宋史》中记载了一则十分灵验的抓周事件：曹彬周岁时，父母将“百玩之具”放在席子上，看他到底抓什么。好个小曹彬，左手抓了干戈，右手取了祭祀用的礼器，接着，又爬过去抓了一个印，而对其他东西就跟没看见一样。大家都感到非常惊异。干戈是武器，意味着能征善战；礼器表示执掌祭礼，有很高的地位；大印则是权力的象征。曹彬长大后，果然“以武功挂印，为节度使”，后又成了曹武惠王、韩王，终成大业。《宋史》对曹彬的评价是：“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唯彬为宋良将第一。”

《红楼梦》里描写的贾宝玉的那次抓周也十分有趣。宝玉的父亲贾政为了测试一下儿子将来的志向，便在宝玉周岁那天“将世上所有的东西摆了无数叫他抓”，谁知他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伸手只将那些粉脂钗环抓来玩弄。贾政很不高兴，说此儿“将来不过是酒色之徒”。

有意思的是，有人曾做过仔细的研究，发现曹雪芹竟然是曹彬的后代。

由于抓周是以叫小孩儿抓物的方式来测试小孩子的未来，所以在古代又叫“试儿”。试儿的风俗十分古老，据史料记载，可上溯到一千五百年前的南北朝时期。

到了唐宋时代，抓周的习俗则更为流行。当时，富贵人家将抓周搞得十分隆重，不仅要铺锦席子中堂，还要烧香，席上放各种物件，将小孩儿放在这些东西中间坐着，然后看其先取什么。这天还要设宴款待亲朋，同时接受亲朋的礼物，有的还要演戏助兴。

清代，皇宫中也举行抓周礼仪。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就珍藏着一件当年供皇子抓周用的啐盘。这个啐盘是雕漆器，长方形，盘口外撇，制作极为考究。皇子、皇孙、公主抓周，用具虽然极其讲究，但其旨趣却与民间抓周没什么两样。

古今传统成年礼习俗

小孩儿渐渐长大，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将被成人社会所接纳。成年礼便是少男少女成年时举行的仪式。在古代，男女成年也叫“成丁”，所以成年礼又叫“成丁礼”。成丁后，就有了交赋税、服劳役的责任和义务。

关于成丁年龄的规定，各代不同。《礼记》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礼书，记载了秦汉以前的各种礼仪。据《礼记》上说，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冠礼，女子十五岁行笄礼。“冠礼”和“笄礼”都是古代的成年礼。到隋代，规定男子二十一岁为成丁之年，在唐代天宝年间则规定男子二十三岁为成丁之年。

冠礼。冠礼以加冠来象征男子成年，有一套严整仪礼。周代，男子到二十岁时，家族就要在宗庙举行冠礼。男青年的父亲先用占卜的方法来决定行礼的吉日，然后再用占卜来决定请哪一位贵宾来为青年加冠。到举行冠礼的那天，早晨将一切都准备好，让被加冠的青年立在房中，父亲请贵宾进门，进入宗庙规定位置，然后青年也出房站到指定位置，向贵宾和长辈行礼。加冠时，贵宾将规定的帽子和服饰给青年换上。加冠共有三次：第一次加黑麻布帽，称为“始加”；第二次戴白鹿皮帽，称为“再加”；第三次是赤黑色平顶帽，称为“三加”。加冠时由专人唱“祝词”。加冠后，贵宾拿酒向青年表示祝贺，然后青年去拜母亲，拜见后再回来，由贵宾给他起一个字（成年后的名字），这样，冠礼就算结束了。

仪式结束后，青年的父亲送贵宾出庙门，摆酒席款待，最后还要送他束帛、鹿皮等礼物。而被加冠的青年要先去见自己的兄弟姊妹，随后再去拜见君、卿、大夫和乡先生（乡先生是曾外出做官，后退休还乡教学的老人）等，以取得各方面对他成年的认同。

从此，这个青年便有了服役和参加祭祀的权利，并且也可结婚成家了。

笄礼。笄礼是女子的成年礼仪。古代无论男孩女孩，孩童时头发都自然下垂，称为“垂髫”；有的把头发扎成两撮，垂于脑后，称为“总角”，所以“垂髫”、“总角”后来就成为童年时代的代称。女子到十五岁时，要将头发盘起来，用笄即簪子簪上，表示已经成人。这也是一种象征性的仪礼。

冠礼和笄礼都是古代一种象征性的成年礼仪。这种成年礼在贵族之家受到格外重视。中国传统社会素来重男轻女，所以冠礼要比笄礼隆重得多。

开脸。冠礼和笄礼也许太复杂烦琐了，因此在汉族地区很早就废弃不用了。冠笄之礼的某些内容则融人了婚礼等礼仪之中。比如现在有些农村还有在结婚前新娘要“开脸”的习俗。所谓“开脸”，就是将额头和脸庞的汗毛修去，后来又加上理妆、加钗等内容，明显地留有古时笄礼的痕迹。

中国人过生日或做寿的礼俗

按中国的传统习惯，孩童和年轻人的生日称为“过生日”或“做生日”，而对老年人则称“做寿”、“庆寿”、“贺寿”。一般来说，逢十的生日，如十岁、二十岁，是比较重要的生日，要办得格外隆重一些，而每年一次的生日则简单一点儿，一般不请客，就在家里自己庆贺一下。

吃长寿面。西方人过生日的传统是吃蛋糕，而中国人的传统是吃面，也叫吃长寿面，意思是祝过生日的人今后能长命百岁。

唐人笔记小说里有这么个故事：唐玄宗当上皇帝后，渐渐冷落了自己的患难之妻王皇后。有一天，王皇后用一件过去的事情来提醒玄宗：“你忘了当年我脱下新背心去换了一斗面粉，为你做面条过生日的事吗？”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生日吃面条的风俗最迟在唐代就已经流行于世了。面条，细白而绵长，可象征长寿。所以这个风俗一直流传至今。

在杭州和江苏北部一些地区，一般是中午吃面条，晚上摆酒席。杭州人在吃面条时，每人从自己的碗里夹一些面条给寿星，称作“添寿”，每人必须吃两碗面条，但忌盛满，以为不吉利。

吃面做的寿桃。传统做寿少不了面做的寿桃，这里也有个故事。相传某年七月七日，西天王母娘娘来到人间，送给汉武帝四颗仙桃。这仙桃的味道鲜美无比，武帝吃后连声叫好，随后小心翼翼地收起桃核。西天王母问武帝何故，武帝说：“我想留着再种。”王母笑道：“此桃三千年才结果，中夏（中夏，犹指中原，泛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地薄，种了也无用。”武帝无奈，只好作罢。这寿桃后来便成了长寿的象征。桃子当然不是一年四季都有的，于是用面粉来做寿桃便相沿成俗。

此外，做寿还有其他一些礼节。

寿联。寿联因男女性别、年龄等不同，措辞、用典也有区别。例如男八十寿联：“渭水一竿头试钓，武陵千树笑行舟。”女七十寿联：“金桂生辉老益健，萱草长春庆古稀。”双寿联：“花放水仙夫妻偕老，图呈王母庚婺双辉”等。

寿幛。用整幅或大幅布帛题以吉语贺辞，祝贺寿辰。一般大小如中堂，多金色或红色。从明代起盛行幛词，并形成寿幛。

寿屏。一种祝寿用的书画条幅，上面题以吉语贺辞或寿星老人、寿桃、八仙人画之类。一般为四条幅、六条幅或八条幅联列成组，挂于壁上。也有为雕刻镶嵌的祝寿用座屏或插屏，陈列于几案上。

寿图。祝寿用的画图，其中有八团图、子孙万代图、龙凤图、百寿图、寿山福海图、富贵耄耋图、福禄寿图等。

八团图。为寿器的一种油画图案，两面各画四个大圆圈。圆圈中画花卉或一个篆体“寿”字，寿字四周画五只凤凰，象征“五福（福与凤谐音）捧寿”。

龙凤图。是寿器的油画图案，寿器左边画一条龙，昂首腾舞；右边画一只凤，展翅飞翔。

子孙万代图。祝贺老年妇女寿辰的礼品。图面多呈圆形，上一大葫芦，两侧各一小葫芦，葫芦根蔓相连，有葫芦叶数片，葫芦蔓很长很长，民俗以此象征“万代长久”之意；大葫芦下种生小葫芦，寓意“子孙不断”，整个画面即为“子孙万代图”。

“猴寿”。草书猴形的寿字。

百寿图。摹写古今各字体寿字一百个，组成百寿图，用以祝寿之用。有的是一个大“寿”字的笔画中，布满一百个各不相同的寿字，或用各种不同的字体，写一百个寿字，此俗明代以前就已流行。

寿山福海图。图中一大海，海中有岩石及飞来的蝙蝠。岩石代表山，蝠谐音“福”。寓“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之意。

富贵耄耋图。是为七十到九十岁老人祝寿的礼品。图中下方画盛开的牡丹花一株，飞蝶于花中缭绕，有猫几只，作欲扑蝶之状。“耄”，据《礼记·曲礼》中注释：“八十、九十日‘耄’”。《诗经·秦风·东邻》：“逝者具耋”。“耋，老也，八十曰耋”。“耄”、“耋”者皆长寿。牡丹花俗称富贵花，猫谐“耄”蝶谐“耋”，三者组成图，即为“富贵耄耋图”。

福禄寿图。为寿星家中堂悬挂的祝寿图，图中一老人持桃伴鹿，上有飞蝠。鹿谐“禄”，作官升意；蝠谐“福”，喻好消息；寿星老人，喻被贺者万寿。通常画面上寿星后面有一小童翘首仰视蝙蝠飞来状，称作“翘盼福音”。

旧时民间的“借寿”与“避寿”

旧时民间还有“借寿”之俗。人们认为寿命虽本在天，但寿命也像钱财一样可以出借。要是家人生了病，医治无效，便认为寿期已到，这时若有人借寿给他，便可能延长寿命。于是，子女、至亲就斋戒沐浴，亲往宗庙表示自愿借寿给病人。

俗传此举一定要完全出于自觉自愿，要是病家请托或他人说合，就不会灵验。如果病人偶然转危为安，大家便认为天上的神祗已同意借寿，于是便焚香许愿，酬谢上苍；如病人还是不行了，自愿出借寿数的人也要祷告上天，以取消前愿，免得阎罗判官稀里糊涂，把寿数错给了别人。

民间向来有“避寿”之俗，避寿，俗称“躲生”。即受祝者在诞辰日为了逃避祝寿活动而暂时离家匿居他处。受祝者避客不见，主要有三种原因：一是受祝者喜安静、厌喧闹；二是受祝者为避免劳亲动友、铺张浪费；三是有些廉洁的官员，为了提倡节约新风或阻止巴结逢迎者乘机馈赠厚礼。避寿是一种良好的风俗，并非对客人的冷落或不恭敬。

虚岁与做寿

有人这样说，在全世界，或许只有中国人有两个年龄，一个周岁，一个虚岁。对于“周岁”怎么回事，可能一般人还能说得清楚，而虚岁如何“虚”，却是件很容易让人迷惑的事情。

很多人认为，周岁加一岁得出的结果就是虚岁，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其实，很多时候，所谓“虚岁”这个概念一般只用于男人，此即“男进女满”，意思是男人按虚岁计算年龄，女人按实岁计算年龄。况且在实际的计算中，虚岁也不仅仅就是周岁加一岁那么简单。虚岁的具体计算方法是这样：一个人一出生就算一岁；如果恰好这人出生在农历年年末，那么不但一出生就算一岁，并且一到大年初一又要加一岁，如此算来，这个孩子到了满实岁一岁时，按虚岁就已经是三岁了。

因此，在计算虚岁时，春节是个特别重要的时间点，每过一个春节，虚岁就应该加上一岁。如果一个人的生日是阴历的腊月中下旬，那这个人还没有满月，他的虚岁就到两岁了。那种单纯认为虚岁就是周岁加一岁显然是不完全正确的。

知道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很多老人往往会提前两年过自己的七十大寿、八十大寿。

民间温锅庆乔迁的习俗

人搬到好地方去住或官职高升谓之“乔迁”，源自《诗·小雅·伐木》的“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原指升迁，现在人们多用来指代迁入新居。“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是人生四大喜事，除此之外，乔迁也算人生一件大的喜庆事了。所以每逢谁有乔迁之喜，其亲朋好友总免不了要前往祝贺一番。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温锅”。“温锅”是我国民间流传较广的一种习俗，在很多地方都流行，只是说法略有不同，如因地域不同又有“暖锅”、“温居”、“暖居”、“暖房”、“烧炕”、“添囤”的说法。具体地说，温锅是指自建新房落成或购买新房后乔迁，或兄弟婚后分家独立成户迁进新宅，亲朋好友、街坊邻居等携带礼品前去庆贺乔迁，主人设宴款待来贺者的习俗。温锅中带着人们的美好祝愿，俗语说“温温过得红火”，意思是说乔迁新居温锅后新家沾了人气很快会温暖起来，充满了家的味道，日子会过得红红火火。

温锅的起源与当时的生活水平低下有关。以前，普通人家生活不富裕，盖房是一件大事，有些家庭几乎拿出了家里的全部积蓄。盖完新房后，很多人常常会出现经济拮据的状况。在此情况下，亲戚朋友、街坊四邻们会送来一些食物、礼品，帮着添置些家庭用具，以助他们渡过难关。当然，主人要炒菜设宴做饭招待客人。由于迁入新居，锅灶当然是新的，同时也是凉的。这一炒菜做饭，锅灶就热起来了，所以叫“温锅”。同时也寓意这个新家从此步人正轨，红红火火地过日子了。

实际上，温锅就是亲朋邻里相助，众人添柴火焰高，乔迁新居的生活困难暂时就缓解了。对于婚后分家独立成户的人来说，也是如此。新成立的家庭，刚刚自立，毕竟财力有限。通过温锅，一方面大家表示祝贺，另一方面大家送一些生活必需品，帮助安锅立灶，解决刚开始独立生活的困难。这也充满了浓浓的亲情，使新户主备感温暖，在精神上也能得到极大的安慰。

此外，有些地方温锅时希望人越多越好，他们觉得人越多人气越旺。特别是搬到一个新地方之后，人们更希望有众多的人前来温锅，其想法是“人多势大不受欺压”。

第二十九章
礼之杂谈

中国的礼仪是传统文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核心是礼。在中国人眼里，礼是可以凝聚不同民族和地域的一种精神，是社会生活中一切行为的准则。因此，以礼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礼仪蕴含着特殊的意义，涉及政治、道德和社会等各个方面。

古人究竟“尊左”还是“尊右”

在酒宴上，人们往往要让出左边的位子给长者或尊者。这样一种做法，有着很悠久的历史，成为人们日常礼仪中的一部分。“虚位以左”这个词语，就说明了这个道理。

战国时期，信陵君求才若渴，礼聘天下贤士。当时有位隐士侯赢，已经70多岁了，但很有见识，所以信陵君就想延揽他。有一天，他宴请客人，并把自己左边的位置空着，然后亲自驾车去邀请侯赢。侯赢身着旧衣，上了马车。信陵君很恭敬地亲自为他驾车。《史记》中记载：“公子于是乃置酒大会宾客。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足见信陵君对侯赢的尊敬。

如果仅仅根据这来断定古时候左边的位置为上座，并概称古时以左为尊贵，那就有些不全面了。在古代典籍上，也会发现以“右”为尊的记载，更有“无出其右”的说法。

《逸周书·武顺解第三十二》：“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左传·桓公八年》：“楚人上左。”《史记·陈丞相世家》：“乃以绛侯勃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为左丞相，位次第二。”宋代戴埴《鼠璞》：“汉以右为尊。谓贬秩为左迁，仕诸侯为左官，居高位为右职。”

实际上，对“左”、“右”两个方位的尊重，历代不尽相同。夏商周，朝官尊左，宴饮、凶事、兵事尊右；战国时朝官尊左，军中尊右；秦尊左，汉代尊右；六朝朝官尊左，宴饮尊右；唐宋明清尊左，元代尊右。一般在喜庆活动中，以左为贵，在凶伤吊唁中，以右为尊。

传统宗法社会所说的“五服”

“五服”这个词在现代汉语里出现的频率虽然不算太高，但在传统文化里，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词。

“五服”本身又是一个词义十分复杂的词。它可以作为计量单位。作为计量单位用的时候，王畿之外，每五百里为一服。由近及远，分别称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同时，五服也可以指礼仪中的“吉服”和“凶服”。吉服之五服，指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五等之服装样式。而凶服之“五服”是丧服的五种依亲疏等级分出来的五等服装。中国封建社会是由父系家族组成的社会，以父宗为重。其亲属范围包括自高祖以下的男系后裔及其配偶，即自高祖至玄孙的九个世代，通常称为本宗九族。在此范围内的亲属，包括直系亲属和旁系亲属，为有服亲属，需要服丧。亲者丧服重，疏者丧服轻。

服制按服丧期限及丧服粗细的不同，分为五种，就是所谓的五服：①斩衰，用极粗生麻布为丧服，不缝衣旁及下边。②齐衰，用次等粗生麻布，缝衣旁及下边。③大功衰，用粗熟布为丧服。④功衰，用稍粗熟布为丧服。⑤缌麻衰，用稍细熟布为丧服。缌麻衰是最轻的服，表示边缘亲属。“五服”之外，基本上就不用再穿丧服了。因此，“五服”在实际上也代表了血缘的亲疏远近。

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农村的很多地方，依然保留着“五服”这种说法，只是这种说法更偏重于指家族血缘关系的远近。譬如，有时人们说自己和另外一个人的关系时，往往这样说，我们两家已经出了“五服”。这意思也就是说，他们拥有共同的祖先至少已经是五代之前了。

古人的“九族”

在中国古代，九族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更是一个司法学概念。在平时可能根本没有人能想起来九族这个概念，可是一旦这个概念被想起来并被用上之时，那就是平地大起波澜的天崩地裂之时。

“抄家”、“灭族”史不绝书。说到“灭族”一般就是“诛灭九族”，其最直接的目的就在斩草除根，彻底除去子报父仇、孙报祖仇的实力和人脉。显然“灭族”之举就在于不为自己留下一丝一毫的后患。历史上的赵氏孤儿大复仇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在众义士的相助之下，赵氏孤儿成功脱逃，这就为日后的“大报仇”奠定了基础。基于这样的教训，从秦始皇开始，中国就有了“族诛”的残酷刑法。

那么，何谓“九族”？对于当事人来说，他的“九族”又都是哪些人呢？

一般认为，九族指的是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所谓“父族四”，指的是当事者自己一族，外加出嫁的姑母及其儿子、出嫁的姐妹及外甥、出嫁的女儿及外孙。所谓“母族三”，指的是当事者外祖父的全家、外祖母的娘家、姨母及其儿子。所谓“妻族二”，指的是岳父全家和岳母的娘家。由此可知，如果当事者的九族被诛灭，那么也就意味着所有和当事者有一丁点儿血缘关系的人都下了“地狱”。这就彻底了断了任何后来者的复仇。

出于内心的恐惧，古代的统治者甚至发明了“诛灭十族”。所谓“十族”，就是在当事者的九族之外另加上当事者的门下学生。明成祖就曾诛杀方孝孺及其“十族”。史书记载，因方孝孺案连坐被杀者达873人，发配充军者多达千余人，史称“瓜蔓抄”。

分家要由舅舅来主持

在我国传统社会，人们很多时候是通过家规家法来解决家中问题的，舅舅插手外甥家的事就属于一条不成文的家法。特别在法律观念淡薄的时代和地区，除了族长制之外，个体家庭的矛盾往往依靠娘舅解决，有时两户人家发生了矛盾，也靠各自娘舅出面调解。特别是在一家的主妇遭到丈夫或子女不公平的对待时，以舅舅为代表的娘舅家人就会找上门来评说论理，有时不惜用武力为娘家人讨回公道，民间有“舅舅是母亲的主爷”之称，讲得就是这个道理。在整个事务处理过程中，一家主妇有了委屈向娘家人诉说，娘舅出面义不容辞，否则会被人笑话，而做了亏心事的这家也多慑于娘舅家的调停，或有所收敛，或改恶从善。从而显示出舅舅（娘舅）在外甥家的重要地位。

一般家庭在子女成家之后，多数都选择父母和子女另起炉灶的方式，分开单过，民间称之为“分家”。分家主要是分家产，即家庭成员的共有财产。分家时，旧俗要祭告祖先，家产一般在弟兄之间平分，有的地方也包括姐妹在内。分家有两种情况：如果父母健在，由父母主持，并也分得一份家产，弟兄数人得到家产后仍要共同赡养老人，待父母故去后弟兄再分父母的那份遗产。如果父母双亡，则由本族族长主持，遵照父母遗嘱或惯例处理遗产。

不过，很多地方请兄弟们的舅舅主持分家，如在过去的杭州，俗以娘舅为大，分家由娘舅主持，选择吉日，写好“分家书”，办“分家酒”。分家时，还要留出一份“公堂产”，以确保分家诸兄弟的父母除膳食外的生活费用。特别在老父去世，老母尚在的情况下，更是由舅舅出面主持分家，目的是为其姐或妹争取应得的养老财产和较好的赡养待遇。在外甥家的事务中，尤其是涉及主妇的切身利益时，舅舅（娘舅）往往要一马当先，主持局面。即便在主妇死后，娘舅的这种作用还是余威不减。如山东省东平县靠山一带有这样一种习俗：如果外甥不孝，在其母亲去世时，舅舅在出丧时带上自己的儿子等人，以种种理由责难不孝外甥，使其丢尽颜面，以示惩罚。直到有人从中调解，外甥磕头认错，方可罢休，允许其下葬。

其实，在民间，舅舅不光在调停外甥家事上主持公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更多时候他还是一个非常受尊敬的角色，各地流传的很多习俗也能反映出这一点。如旧时在小孩子过满月时，有请娘舅家亲人给起名字和剪胎发的习俗，舅舅不能到场，要放置一个碓臼作为象征。九月九重阳节象征老人长寿安康，旧时有外甥送“登高”（用糯米粉制成的糕点）敬娘舅的习俗等。

在舅甥关系中，除了表示舅舅尊贵之外，甥舅之间还存在着一种亲密的关系，即所谓的舅甥之谊。这一点似乎从下面的俗谚中就可看出，如表示甥舅关系之亲的有：“外甥像舅舅”，“娘舅亲娘舅亲，断了骨头连着筋”，“香不过猪肉，亲不过娘舅”，“养儿随娘舅”等。另外，民间还有一种多爱拿舅舅打比方的现象，内含甥舅亲密关系和舅舅为尊者的意思，如“戴俩帽子死舅舅”，“清明勿戴柳，后世无娘舅”，“正月里剃头死舅舅”，等等。

汉族民间交往中的禁忌

交往禁忌是指为人处世、待人接物方面的禁忌，也属日常禁忌范畴。汉族民间禁忌在这方面起到一定的规范作用。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微妙关系，特别是亲戚、朋友之间，法律往往是鞭长莫及、无能为力的，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禁忌来限制调节的。

汉族素以好客闻名，在接客待客方面有不少禁忌。古俗有上朔不会客的习俗。《风俗通义》云：“堪舆书云‘上朔会客必斗争’。”在人际交往中还忌与和尚、道士、尼姑等来往，俗话说：“前门不进尼姑，后门不进和尚”，“会交朋友，交些铁匠、木匠；不会交朋友，交些道士、和尚。”其中既有避嫌的意思，也有恐招来祸端的担忧。

待客方面，以尊重客人为基本原则，给客人倒茶水时，壶嘴不要对着人家，因为“壶嘴”谐“虎嘴”音。递烟、酒、茶都要双手，忌单手；要主动给客人点烟，点烟时忌用一根火柴连点三根烟。酒以敬客多次为荣，忌自饮不敬客。客人进门的第一顿饭忌吃水饺，因为水饺是送行的食品，俗称“滚蛋包”。宴客席间主人始终陪坐，忌讳提前离席。吃饭未完忌讳将空碗空碟收走，忌讳抹桌扫地，俗以为这是“驱客”之举。宴客时禁忌子女上桌共餐，尤忌媳妇、女儿，否则，以为待客不诚、不敬。待客一般菜忌单数，喜用双数，取意“好事成双”。

到别人家做客的禁忌以尊重主人为原则。走进主人家，客人要主动向主人打招呼。汉族普遍的习俗是客人应当向主妇打招呼，否则，以为无礼貌、轻视主人。山东、河北一带，在别人家做客吃饭时，忌把鱼翻过来，谓之“客不翻鱼”；饭桌上忌说蒜和醋，因为蒜的方言与“散”同意，吃醋则有嫉妒的意思。湖北长阳一带，进人家门时要高喊：“送恭贺”。忌不声不响。浙江西南地区，到别人家串门，忌入“两房”，即生意人的“账房”和女人的“绣房”。外人入账房赶走财神，进绣房会带入恶煞。忌手提药包或香烛的人来串门，说这些人有鬼跟在身后，会把鬼带进门来。

交往中人们常常互相馈赠礼物，有些礼物含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所以赠物也存在一些禁忌。如忌以手巾送人，俗语有“送巾，断根”、“送巾，离根”，且在丧俗中有以送手巾前来吊唁者，以示与死者“断绝”往来。忌以扇赠人，俗语：“送扇，无相见”。因扇子用过即失。忌以刀剪送人，以免有要伤害对方之嫌。忌以甜米果送人，民间过年时家家必蒸甜米果，平时只有丧家守孝才蒸，如果以此送人，则意味着别人家有丧。给病人送的物品要用单数，不用双数，特别忌四个，因为“四”与“死”谐音，一般给死人献祭用四个。在香港给人送礼，特别是给商人老板送礼，切忌送茉莉、梅花。因为茉莉与“没利”谐音，梅花的“梅”和“霉”同音；去探望病人，忌带去剑兰，因“剑兰”与“见难”相谐，这正犯了病者的大忌。一般给病人送水果要送苹果、橘子、桃、栗子，这都含有平安吉利，逃离病魔的寓意，而切忌送梨，因“梨”与“离”同音。忌下午去看望病人，下午属阴，看过反会加重病情。

上述这些家庭成员之外的人际交往禁忌，实为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道德规范。因为皆以约束自己、尊重别人为准则，所以有利于融洽交往气氛，对调节人际关系，使人与人友善和睦相处，起着积极的作用。

第八辑
美丽动人的传说故事

我们伟大祖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按照古代的传统说法，从传说中的黄帝到现在，大约有四千多年的历史，通常叫做“上下五千年”。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里，有许多动人的有意义的故事。其中有许多是有文字记载的。至于五千年以前远古时期的情况，没有文字记载，但是也流传了一些神话和传说。

第三十章
上古传说故事

中国古代神话丰富多彩，远古时代就有很多美丽动人的神话传说。从有文字时起，就有了关于神话的记载，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从天文、地理、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到医学、动物、植物、风俗等，几乎整个文化领域都有最早的神话，在《山海经》《淮南子》《楚辞》《庄子》《吕氏春秋》《左传》《国语》《搜神记》等古代典籍中均有记载。

开天辟地

很久很久以前，天地还没有形成，到处是一片混沌。它无边无沿，没有上下左右，也不分东南西北，样子好像一个浑圆的鸡蛋。这浑圆的东西当中，孕育一个人类的祖先——盘古。

盘古在这只大鸡蛋里孕育成人以后，睡了一万八千年，才醒了过来。这时，他发现他生活在黑暗混沌的大鸡蛋里，心里憋闷得慌，浑身像被绳子束缚一样很难受，又看不见一丝光明。

盘古决心打破黑暗，他胳膊一伸，腿脚一蹬，大鸡蛋就被撑碎了。可是，他睁大眼睛一看，上下左右，四面八方，依然是漆黑一团、混沌难分。盘古急了，抡起拳头就砸，抬起脚就踢。紧紧缠住盘古的混沌黑暗，就慢慢地分离了。轻的一部分（阳）便飘动起来，冉冉上升，变成了蓝天；而较重的一部分（阴）则渐渐沉降，变成了大地。

此时，盘古感到疲惫不堪。他仰视双手上方的天，接着又俯视脚下深邃的大地。他断定天地之间已经有了相当的距离，他可以躺下休息，而不必担心天会塌下来压碎大地了。

于是盘古躺下身来，睡着了。他在熟睡中死去了。盘古是累死的，他开天辟地，耗尽了心血，流尽了汗水。

盘古死后，他的身体都化成了宇宙的一部分。他的头变了东山，他的脚变成了西山，他的身躯变成了中山，他的左臂变成了南山，他的右臂变成了北山。这五座圣山确定了四方形大地的四个角和中心。它们像巨大的石柱一样耸立在大地上，各自支撑着天的一角。

盘古的左眼，变成了又圆又大又明亮的太阳，高挂天上，日夜给大地送暖；右眼变成了光光的月亮，给大地照明。他的头发和眉毛，变成了天上的星星，洒满蓝天，伴着月亮走，跟着月亮行。

盘古嘴里呼出来的气，变成了春风、云雾，使得万物生长。他的声音变成了雷霆闪电。他的肌肉变成了大地的土壤，筋脉变成了道路。他的手足四肢，变成了高山峻岭，骨头牙齿变成了埋藏在地下的金银铜铁、玉石宝藏。他的血液变成了滚滚的江河，汗水变成了雨和露。他的汗毛，变成了花草树木；他的精灵，变成了鸟兽鱼虫。

从此，天上有了日月星辰，地上有了山川树木、鸟兽虫鱼，天地间从此有了世界。后来，才有了传说中的远古帝王——三皇，即天皇、地皇和人皇。

女娲造人

盘古开辟了天地，用身躯造出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那残留在天地间的浊气慢慢化作虫鱼鸟兽，替这死寂的世界增添了生气。

这时，有一位女神女娲，在这莽莽的原野上行走。她放眼四望，山岭起伏，江河奔流，丛林茂密，草木争辉，天上百鸟飞鸣，地上群兽奔驰，水中鱼儿嬉戏，草中虫豸跳跃，这世界按说也点缀得相当美丽了。但是她总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寂寞，越看越烦，孤寂感越来越强烈，连自己也弄不清楚这是为什么。

女娲

与山川草木诉说心中的烦躁，山川草木根本不懂她的话；对虫鱼鸟兽倾吐心事，虫鱼鸟兽哪能了解她的苦恼。她颓然坐在一个池塘旁边，茫然对池塘中自己的影子。忽然一片树叶飘落池中，静止的池水泛起了小小的涟漪，使她的影子也微微晃动起来。她突然觉得心头的死结解开了，是呀！为什么她会有那种说不出的孤寂感？原来是世界缺少一种像她一样的生物。

想到这儿，她马上用手在池边挖了些泥土，和上水，照着自己的影子捏了起来。她感到好高兴。

捏着捏着，捏成了一个小小的东西，模样与女娲差不多，也有五官七窍，双手两脚。捏好后往地上一放，居然活了起来。女娲一见，满心欢喜，接着又捏了许多。她把这些小东西叫作“人”。

这些“人”是仿照神的模样造出来的，气概举动自然与别的生物不同，居然会叽叽喳喳讲起和女娲一样的话来。他们在女娲身旁欢呼雀跃了一阵，慢慢走散了。

女娲那寂寞的心一下子热乎起来，她想把世界变得热热闹闹，让世界到处都有她亲手造出来的人，于是不停工作，捏了一个又一个。但是世界毕竟太大了，她工作了很久，双手都捏得麻木了，捏出的小人分布在大地上仍然太稀少。她想这样下去不行，就顺手从附近折下一条藤蔓，伸入泥潭，沾上泥浆向地上挥洒。结果点点泥浆变成一个个小人，与用手捏成的模样相似，这一来速度就快多了。女娲见新方法奏了效，越洒越起劲，大地就到处有了人。

女娲在大地上造出许多人来，心中高兴，寂寞感一扫而空。她觉得很累了，要休息一下，到四处走走，看看那些人生活怎样。

一天，她走到一处，见人烟稀少，十分奇怪，俯身仔细察看，见地上躺着不少小人，动也不动，她用手拨弄，也不见动静，原来这是她是最初造出来的小人，这时已头发雪白，寿终正寝了。

女娲见了这种情形，心中暗暗着急，她想到自己辛辛苦苦造人，人却不断衰老死亡。这样下去，若要使世界上一直有人，岂不要永远不停地制造？这总不是办法。

结果女娲参照世上万物传种接代的方法，叫人类也男女配合，繁衍后代。因为人是仿神的生物，不能与禽兽同等，所以她又建立了婚姻制度，使之有别于禽兽乱交。后世人就把女娲奉为“神媒”。

女娲补天

我国古史神话传说中，有一位女神，她叫女娲。女娲是个什么样的呢？传说她是人首蛇身。女娲是一位善良的神，她为人类做过许多好事。比如说她曾教给人们婚姻，还给人类造了一种叫笙簧的乐器。而使人们最为感动的，是女娲补天的故事。

传说当人类繁衍起来后，忽然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打起仗来，他们从天上一直打到地下，闹得到处不宁，结果祝融打胜了，但败了的共工不服，一怒之下，把头撞向不周山。不周山崩裂了，撑支天地之间的大柱断折了，天倒下了半边，出现了一个大窟窿，地也陷成一道道大裂纹，山林烧起了大火，洪水从地底下喷涌出来，龙蛇猛兽也出来吞食人民。人类面临着空前大灾难。

女娲看到她的子民们陷入巨大灾难之中，十分关切，决心炼石以补苍天。于是她周游四海，遍涉群山，最后选择了东海之外的海上仙山——天台山。天台山是东海上五座仙山之一，五座仙山分别由神鳌用背驼着，以防沉入海底。女娲为何选择天台山呢，因为只有天台山才出产炼石用的五色土，是炼补天石的绝佳之地。她选用各种各样的五色石子，架起火将它们熔化成浆，用这种石浆将残缺的天窟窿填好。

天是补好了，可是却找不到支撑四极的柱子。要是没有柱子支撑，天就会塌下来。情急之下，女娲只好将背负天台山之神鳌的四只足砍下来支撑四极。可是天台山要是没有神鳌的负载，就会沉入海底，于是女娲将天台山移到东海之滨的琅琊，就是今天日照市涛雒镇一带。至今天台山上仍然留有女娲补天台，补天台下有被斩了足的神鳌和补天剩下的五彩石，后人称之为太阳神石。

经过女娲一番辛劳整治，苍天总算补上了，但是这场特大的灾祸毕竟留下了痕迹。从此天还是有些向西北倾斜，因此太阳、月亮和众星辰都很自然地归向西方，又因为地向东南倾斜，所以一切江河都往那里汇流。

女娲补天之后，天地定位，洪水归道，烈火熄灭，龙蛇猛兽敛迹了，四海宁静。人们在天台山载歌载舞，欢庆补天成功，同时在山下建立女娲庙，世代供奉，朝拜者络绎不绝，香火不断。

后羿射日

传说中后羿和嫦娥都是尧时候的人，神话说，尧的时候，天上有十个太阳同时出现在天空，把土地烤焦了，庄稼都枯干了，人们热得喘不过气来，倒在地上昏迷不醒。因为天气酷热的缘故，一些怪禽猛兽，也都从干涸的江湖和火焰似的森林里跑出来，在各地残害人民。

人间的灾难惊动了天上的神，天帝常俊命令善于射箭的后羿下到人间，协助尧除人民的苦难。后羿带着天帝赐给他的一张红色的弓，一口袋白色的箭，还带着他的美丽的妻子嫦娥一起来到人间。

后羿立即开始了射日的战斗。他从肩上除下那红色的弓，取出白色的箭，一支一支地向骄横的太阳射去，顷刻间十个太阳被射去了九个，只因为尧认为留下一个太阳对人民有用处，才拦阻了后羿的继续射击。这就是有名的后羿射日的故事。

但是后羿的丰功伟绩，却受到了其他天神的妒忌，他们到天帝那里去进谗言，使天帝终于疏远了后羿，最后把他永远贬斥到人间。受了委曲的后羿和妻子嫦娥只好隐居在人间，靠后羿打猎为生。

关于后羿之死，战国时思想家孟子（约公元前372椩记289年）所著《孟子》和西汉初年刘安（前179椙222）编成的《淮南子》都说他是被恩将仇报的徒弟逄蒙暗害的。暗害的手段记载各不一样，有的说是用桃木大棒打死的，有的说是用暗箭射死的。总之这位盖世的英雄死在阴谋家的手里。

嫦娥奔月

相传，远古时候有一年，天上出现了十个太阳，烤得大地直冒烟，海水枯干，老百姓眼看无法再生活下去。这件事惊动了一个名叫后羿的英雄，他登上昆仑山顶，运足神力，拉开神弓，一气射下九个多余的太阳。后羿立下盖世神功，受到百姓的尊敬和爱戴，不少志士慕名前来投师学艺。奸诈刁钻、心术不正的逄蒙也混了进来。

不久，后羿娶了个美丽善良的妻子，名叫嫦娥。后羿除传艺狩猎外，终日和妻子在一起，人们都羡慕这对郎才女貌的恩爱夫妻。

一天，后羿到昆仑山访友求道，巧遇由此经过的王母娘娘，便向王母求得一包不死药。据说，服下此药，能即刻升天成仙。然而，后羿舍不得撇下妻子，只好暂时把不死药交给嫦娥珍藏。嫦娥将药藏进梳妆台的百宝匣里，不料被逄蒙看到了。

三天后，后羿率众徒外出狩猎，心怀鬼胎的逄蒙假装生病，留了下来。待后羿率众人走后不久，逄蒙手持宝剑闯入内宅后院，威逼嫦娥交出不死药。嫦娥知道自己不是逄蒙的对手，危急之时她当机立断，转身打开百宝匣，拿出不死药一口吞了下去。嫦娥吞下药，身子立时飘离地面、冲出窗口，向天上飞去。由于嫦娥牵挂着丈夫，便飞落到离人间最近的月亮上成了仙。

嫦娥

傍晚，后羿回到家，侍女们哭诉了白天发生的事。后羿既惊又怒，抽剑去杀恶徒，逄蒙早逃走了。气得后羿捶胸顿足哇哇大叫。悲痛欲绝的后羿，仰望着夜空呼唤爱妻的名字。这时他惊奇地发现，今天的月亮格外皎洁明亮，而且有个晃动的身影酷似嫦娥。后羿急忙派人到嫦娥喜爱的后花园里，摆上香案，放上她平时最爱吃的蜜食鲜果，遥祭在月宫里眷恋着自己的嫦娥。

百姓们闻知嫦娥奔月成仙的消息后，纷纷在月下摆设香案，向善良的嫦娥祈求吉祥平安。从此，中秋节拜月的风俗在民间传开了。

夸父逐日

“夸父逐日”是中国古老的神话，它体现了原始先民追求光明的精神。

远古时候，在北方荒野中，有座巍峨雄伟、高耸入云的高山。在山林深处，生活着一群力大无穷的巨人。他们的首领，是幽冥之神“后土”的孙儿，“信”的儿子，名字叫做夸父。因此这群人就叫夸父族。他们身强力壮，高大魁梧，意志力坚强，气概非凡。而且还心地善良，勤劳勇敢，过着与世无争，逍遥自在的日子。

那时候大地荒凉，毒物猛兽横行，人们生活凄苦。夸父为让本部落的人们能够活下去，每天都率领众人跟洪水猛兽搏斗。夸父常常将捉到的凶恶的黄蛇，挂在自己的两只耳朵上作为装饰，抓在手上挥舞，引以为荣。

有一年的天气非常热，火辣辣的太阳直射在大地上，烤死庄稼，晒焦树木，河流干枯。人们热得难以忍受，不少人因此纷纷死去。身材高大的夸父，立下宏愿，决心去追赶太阳，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

一天，太阳升起了，他携带着一根手杖，迈开大步追去，一直追到禺谷。传说禺谷是太阳休息的地方。在太阳落到这里洗浴后，就在巨大无比的若木上休息。到第二天再升起来。这时只见一团巨大红亮的火球就在眼前，夸父已进入太阳的光轮，完全处在光明的包围中。当他正在庆幸自己的胜利时，他感到极度口渴。于是他伏下身子，大口大口地喝黄河、渭水里的水，几下就把两条河里的水喝干了，可还是口喝难忍。他又向北方奔去，想去喝大泽的水，大泽是一片纵横千里的水域。可是夸父还没有达到目的地，就死了，像一座大山一样倒了下来。手杖丢落的地方，出现了一片枝叶繁茂、鲜果累累的桃林。

传说河南、陕西两省交界处的灵宝县东南，有一座夸父山，是夸父留在人间的遗迹，山的北面，有一座好几百里宽的桃树林。传说湖南也有一座夸父山，上面还有夸父架锅的三块巨石。

大禹治水

禹为鲧之子，又名文命，字高密。相传生于西羌（今甘肃、宁夏、内蒙南部一带），后随父迁徙于崇（今河南登封附近），尧时被封为夏伯，故又称夏禹或伯。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建立者，同时也是奴隶社会的创建者。

尧在位的时候，黄河流域发生了很大的水灾，庄稼被淹了，房子被毁了，老百姓只好往高处搬。尧召开部落联盟会议，商量治水的问题。尧对大家说：“水灾无情，请大家考虑一下，派谁去治水？”他征求四方部落首领的意见时，首领们都推荐鲧。

可是尧对鲧不大信任。他说：“他很任性，可能办不成大事。”但是，首领们坚持让鲧去试一试。按照当时部落的习惯，部落联盟首领的意见与大家意见不相符，首领要听从大家的意见。尧只好采纳大家的建议，勉强同意鲧去治水。首领们说：“现在没有比鲧更强的人才啦，你试一下吧！”尧才勉强同意。

鲧到治水的地方以后，沿用了过去传统的水来土挡的办法治水，也就是用土筑堤，堵塞漏洞的办法。他把人们活动的地区搞了个象围墙似的小土城围了起来，洪水来时，不断加高加厚土层。但是由于洪水凶猛，不断冲击土墙，结果弄得堤毁墙塌，洪水反而闹得更凶了。鲧治水九年，劳民伤财，一事无成，并没有把洪水制服。

鲧花了九年时间治水，没有把洪水制服，水灾反而闹得更凶了。

舜接替尧当部落联盟首领以后，亲自到治水的地方去考察。他发现鲧办事不力，就把鲧杀了，又让鲧的儿子禹去治水。

禹改变了他父亲的做法，用开渠排水、疏通河道的办法，把洪水引到大海中去。他和老百姓一起劳动，戴着箬帽，拿着锹子，带头挖土、挑土，累得磨光了小腿上的毛。

经过十三年的努力，终于把洪水引到大海里去，地面上又可以供人种庄稼了。

禹新婚仅仅三天，还来不及照顾妻子，便为了治水，到处奔波，三次经过自己的家门，都没有进去。第一次，妻子生了病，没进家去看望。第二次，妻子怀孕了，没进家去看望。第三次，他妻子涂山氏生下了儿子启，婴儿正在哇哇地哭，禹在门外经过，听见哭声，也忍着真心没进去探望。

当时，黄河中游有一座大山，叫龙门山（在今山西河津县西北）。它堵塞了河水的去路，把河水挤得十分狭窄。奔腾东下的河水受到龙门山的阻挡，常常溢出河道，闹起水灾来。禹到了那里，观察好地形，带领人们开凿龙门，把这座大山凿开了一个大口子。这样，河水就畅通无阻了。

大禹治理黄河时有三件宝，一是河图；二是开山斧；三是定海神针。传说河图是黄河水神河伯授给大禹的。

第三十一章
中国四大传说故事

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的国家，在民间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其中，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是著名的《牛郎织女》《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白蛇传》四大民间传说，流传最广，影响最大。

牛郎织女

相传在很早以前，南阳城西牛家庄里有个聪明、忠厚的小伙子，父母早亡，只好跟着哥哥嫂子度日，嫂子马氏为人狠毒，经常虐待他，逼他干很多的活，一年秋天，嫂子逼他去放牛，给他九头牛，却让他等有了十头牛时才能回家，牛郎无奈只好赶着牛出了村。

牛郎独自一人赶着牛进了山，在草深林密的山上，他坐在树下伤心，不知道何时才能赶着十头牛回家，这时，有位须发皆白的老人出现在他的面前，问他为何伤心，当得知他的遭遇后，笑着对他说：“别难过，在伏牛山里有一头病倒的老牛，你去好好喂养它，等老牛病好以后，你就可以赶着它回家了。

牛郎翻山越岭，走了很远的路，终于找到了那头有病的老牛，他看到老牛病得厉害，就去给老牛打来一捆捆草，一连喂了三天，老牛吃饱了，才抬起头告诉他：自己本是天上的灰牛大仙，因触犯了天规被贬下天来，摔坏了腿，无法动弹。自己的伤需要用百花的露水洗一个月才能好，牛郎不畏辛苦，细心地照料了老牛一个月，白天为老牛采花接露水治伤，晚上依偎在老年身边睡觉，到老牛病好后，牛郎高高兴兴赶着十头牛回了家。

回家后，嫂子对他仍旧不好，曾几次要加害他，都被老牛设法相救，嫂子最后恼羞成怒把牛郎赶出家门，牛郎只要了那头老牛相随。

一天，天上的织女和诸仙女一起下凡游戏，在河里洗澡，牛郎在老牛的帮助下认识了织女，二人互生情意，后来织女便偷偷下凡，来到人间，做了牛郎的妻子。织女还把从天上带来的天蚕分给大家，并教大家养蚕，抽丝，织出又光又亮的绸缎。

牛郎和织女结婚后，男耕女织，情深意重，他们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家人生活得很幸福。但是好景不长，这事很快便让天帝知道，王母娘娘亲自下凡来，强行把织女带回天上，恩爱夫妻被拆散。

牛郎上天无路，还是老牛告诉牛郎，在它死后，可以用它的皮做成鞋，穿着就可以上天。牛郎按照老牛的话做了，穿上牛皮做的鞋，拉着自己的儿女，一起腾云驾雾上天去追织女，眼见就要追到了，岂知王母娘娘拔下头上的金簪一挥，一道波涛汹涌的天河就出现了，牛郎和织女被隔在两岸，只能相对哭泣流泪。他们的忠贞爱情感动了喜鹊，千万只喜鹊飞来，搭成鹊桥，让牛郎织女走上鹊桥相会，王母娘娘对此也无奈，只好允许两人在每年七月七日于鹊桥相会。

后来，每到农历七月初七，相传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日子，姑娘们就会来到花前月下，抬头仰望星空，寻找银河两边的牛郎星和织女星，希望能看到他们一年一度的相会，乞求上天能让自己像织女那样心灵手巧，祈祷自己能有如意称心的美满婚姻，由此形成了七夕节。

孟姜女哭长城

传说在秦代，江南有一户姓孟的人家，老两口无儿无女，相依为命。孟家的隔壁邻居是姜家，说也凑巧，姜家也是老两口过日子，没有儿女。一年的春天，孟爷爷在墙跟下种了一粒葫芦籽。很快，葫芦籽发芽长叶。又过了些日子，葫芦蔓顺着墙头长呀长，爬到隔壁姜家院子里去了。这时，葫芦蔓上开出一朵白白的花儿。葫芦花谢了，结出个毛绒绒的小葫芦。孟爷爷在这边施肥浇水，姜爷爷在那边捉虫搭架。到了秋天小葫芦长成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大葫芦，沉甸甸地把蔓儿都坠弯了。孟爷爷对姜爷爷说：“葫芦长这么大，多亏了你的辛勤劳动。咱们把它切开，一家一半吧。”当他们把葫芦打开后，奇怪的事发生了：葫芦里睡着个白白胖胖的小闺女！孟家和姜家别提多高兴了。两家一商量，就给这个葫芦里生的闺女取名叫“孟姜女”。

一年一年的过去了，孟姜女很快长大成人。她又聪明又伶俐，而且很爱劳动，不是纺纱织布，就是洗衣做饭。那时，正是秦始皇到处抓人修筑万里长城的时候。一天，一个叫万喜良的年轻小伙子，因为逃避官府抓人，路过孟姜女家。孟爷爷和姜爷爷见这小伙子忠厚朴实，就把孟姜女嫁给了他。刚刚结婚3天，万喜良就被官府抓住，押到北方去修万里长城了。

春去秋来，万喜良一去半年多没有消息。孟姜女一心想着万喜良，眼看冬天到了，没有棉衣在北方怎么过冬呀！于是，就用自己亲手织的布，给丈夫做了一身厚厚的棉衣。棉衣做好，孟姜女背起包袱，拿着雨伞，就动身上路去给丈夫送棉衣了。孟姜女千里迢迢，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长城脚下。只见成群结队的民工，有的背着又大又重的城砖，有的抬扛着石块，向高山坡上艰难地爬着。他们衣衫破旧，挥汗如雨。经过几天的寻找和打听，孟姜女才知道，自己的丈夫万喜良，已活活地累死了！他的尸首就埋在了城墙中。

孟姜女听到这一噩耗，真如晴天的霹雳。她悲痛万分，一直在长城脚下哭了三天三夜，直哭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这时，只听“轰隆隆”一声响，城墙坍塌下来，修好的长城被孟姜女哭倒了800里。

这个动人的传说故事，既是对秦始皇时代残酷徭役的控诉，又说明了人民在修筑万里长城中付出的艰苦劳动。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力量和智慧的体现。为了纪念这位千里寻夫的孟姜女，后人在长城脚下修建了孟姜女庙。庙里有孟姜女的塑像，庙旁还有传说孟姜女寻夫时登高眺望的“望夫石”哩。

梁山伯与祝英台

东晋时期，在风景秀丽的善卷山南，有一个祝家庄。庄里有一户殷实富户，人称祝员外。因祝员外没有儿子，为继承家产，祝员外将女儿英台自小男装打扮。英台才貌双绝、聪颖好学。自幼随兄习诗文，慕班昭、蔡文姬的才学，恨家无良师，一心想往杭州访师求学。祝员外拒绝了女儿的请求，祝英台求学心切，伪装卖卜者，对祝员外说：“按卦而断，还是让令爱出门的好。”祝父见女儿乔扮男装，一无破绽，不忍使她失望，只得勉强应允。

英台女扮男装，远去杭州求学。途中，邂逅了赴杭求学的会稽（今绍兴）书生梁山伯，一见如故，相读甚欢，在草桥亭上撮土为香，义结金兰。

英台与山伯同窗三载，期间曾同往齐鲁谒拜孔圣，又同到东吴游学。两人日则同食，夜则同眠，诗文唱和，形影相随。山伯不仅才高学富，而且为人忠厚正直，深得祝英台的爱慕。然而，三年之中，英台始终衣不解带，山伯虽屡起疑惑，但均被英台支吾过去。山伯始终不知英台为女子。

三年的同窗生活，梁祝情深意笃，祝英台对梁山伯产生了爱意。三年后，梁山伯要继续去余杭游学，而祝父因英台年届及笄，不许英台前往。二人依依不舍，互赠信物。山伯赠与英台古琴长剑，英台回赠山伯镏金折扇，亲书“碧鲜”二字。在山伯去杭城时，英台相送十八里，途中英台多次借物抒怀，暗示爱慕之情。但忠厚淳朴的山伯浑然不觉，不解其意。临别时，英台又假言做媒以家中九妹许于梁山伯，并约定时日，请山伯来祝家相访求婚。可是梁山伯家贫，未能如期而至。

山伯从余杭游学回来，到祝家造访，英台红妆翠袖，罗扇遮面，前来相见，山伯方知其为女子。山伯欲求婚时，才知祝父已将英台许配给家住鄮城（今鄞县）的太守之子马文才。山伯顿时柔肠寸断，悲痛至极。两人临别立下誓言：“生不能成婚，死也要成双。”

梁祝泪别后，山伯忧郁成疾，不久身亡，卒葬村西胡桥。英台闻讯悲痛欲绝，决意以身殉情。出阁当日，坚持要经胡桥祭奠。轿至胡桥山伯墓时，英台上前祭吊，恸哭撞碑，突然狂风大作，天空混沌，飞沙走石，地忽裂丈余，英台堕入其中。风停雨过后，彩虹高悬，有二只硕大的蝴蝶，翩翩起舞，传为梁祝两人之精灵所化，黑者即祝英台，黄者即梁山伯，情侣依依，形影不离，比翼双飞于天地之间。

白蛇传

传说发生在宋朝时的杭州、苏州及镇江等地。白素贞是千年修炼的蛇妖，为了报答书生许仙前世的救命之恩，化为人形欲报恩，后遇到青蛇精小青，两人结伴。白素贞施展法力，巧施妙计与许仙相识，并嫁与他。

婚后金山寺和尚法海对许仙讲白素贞乃蛇妖，许仙将信将疑。后来许仙按法海的办法在端午节让白素贞喝下带有雄黄的酒，白素贞不得不显出原形，却将许仙吓死。白素贞上天庭盗取仙草将许仙救活。法海将许仙骗至金山寺并软禁，白素贞同小青一起与法海斗法，水漫金山寺，却因此伤害了其他生灵。

白素贞触犯天条，在生下孩子后被法海收入钵内，镇压于雷峰塔下。后白素贞的儿子长大中得状元，到塔前祭母，将母亲救出，全家团聚。

第三十二章
民间传说故事

在我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各种民间传说故事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散发出了耀眼的光芒。民间传说故事是从远古时代起就在人们之间口头流传的一种以奇异的语言和象征的形式讲述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关系，题材广泛而又充满幻想的叙事体故事。

人间活佛济公

古往今来，名人如恒河沙数。然而能为东西方世界雅俗共赏者，首先要推中国的活佛济公了。

济公，浙江台州人，生于南宋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卒于嘉定二年（公元1209年）。出生于天台永宁村，是南宋禅宗高僧，法名道济。他的高祖李遵勖是宋太宗驸马、镇国军节度使。李家世代信佛。父亲李茂春和母亲王氏住在天台北门外永宁村。李茂春年近四旬，膝下无嗣，虔诚拜佛终求得子。济公出生后，国清寺住持为他取俗名修缘，从此与佛门结下了深缘。

他虽是临海都尉李文的远孙，却没有染上纨绔子弟的劣习。少年时就读于村北赤城山瑞霞洞，受到释道二教的薰染。父母双亡以后，他先是进国清寺拜法空一本为师，在当过国清寺住持的高僧瞎堂慧远的门下，受具足戒，取名道济，嗣其法衣接着又参访祗园寺道清、观音寺道净，最后投奔杭州灵隐寺。

有关济公的故事传说，在南宋时代即已开始流传。先是凡俗神童李修元或是得道高僧道济的一些富有传奇色彩的片断故事在民间耳闻口传，后来通过说书人的话本说唱，内容逐渐丰富。在济公故乡天台一带流传的多是他的出世、童年生活、戏佞、惩恶、扶困济贫的故事，其中如“济公出世”、“小济公芥菜叶泼水救净寺”、“利济桥”、“棒打寿联”、“赭溪救童”、“修缘出家”等广为流传。而在杭嘉湖一带流传的故事内容更为广泛，这是因为那里是济公出家后的主要生活和活动场所，其中以“飞来峰”、“古井运木”、“戏弄秦相府”等故事最为脍炙人口。直至明末清初，出现了一部描写济公传奇事迹的《济公传》。

济公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他既“颠”且“济”，他的扶危济困、除暴安良、彰善罚恶等种种美德，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了独特而美好的印象，人们怀念他、神化他。神化就从他的出世开始。《西域志》载：“天台山石梁桥古方广寺，五百罗汉之所住持，其灵异事迹往往称著。”而济公诞生时正好碰上国清寺罗汉堂里的第十七尊罗汉（即降龙罗汉）突然倾倒，于是人们便把济公说成是罗汉投胎。黎民盼望救星，社会呼唤英雄，当人民十分需要圣贤的时候，高僧就成了“活佛”，凡人道济成为历代供奉祭祀的神灵，其成佛后的尊号长达28个字：“大慈大悲大仁大慧紫金罗汉阿那尊者神功广济先师三元赞化天尊”，集佛道儒于一身，堪称神化之极致。这也就说明济公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成为人民心中的“活佛”，反映出济公形象的广泛亲和力。

济公破帽破扇破鞋垢衲衣，貌似疯颠，实际上却是一位学问渊博，行善积德的得道高僧，被列为禅宗第五十祖，杨岐派第六祖。他懂医术，为百姓治愈了不少疑难杂症。他曾经带着自己撰写的化缘疏，外出募化，修复被火烧毁的寺院。他经常游方市井，拯危济困，救死扶弱，彰善惩恶。所以，在人们看来，“济颠”的“济”字也包含着扶危济困的意思。道济善走围棋，喜斗蟋蟀，更写得一手好诗文。他每写一篇疏状，临安满城争相哄传。他徜徉山水，自得其乐，游履所至，挥毫题墨，文词隽永。

济公性狂而疏、介而洁，不同凡响。有与他同时代的诗僧居简及其诗文选集《北涧集》为其作证。居简是济公的师侄，在游览赤城山时把山上的一块摩崖称作“书记岩”。济公圆寂后，居简写了一篇《湖隐方圆叟舍利塔铭》，这“湖隐”、“方圆叟”都是济公的别号。济公身为禅宗高僧，撰有《镌峰语录》10卷，还有很多诗作。他跟唐代隐士寒山、丰干、拾得（即“三贤”）一样，既受到佛教禅宗的熏染，也受到了道家隐逸之风的影响。不同的是，他还具有民间游侠的色彩，从而使他在众多的佛门弟子中独树一帜。这与他从小就在佛道双修的赤城山攻读，并受到“台州式硬气”的民风陶冶有关。

八仙的传说

民间传说中道教的八个仙人。即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蓝采和、何仙姑、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八仙故事已见于唐、宋、元人记载，元杂剧中亦有他们的形象，但姓名尚不固定。至明吴元泰《八仙出处东游记传》里，始确定为以上八人。

八仙

先说铁拐李，铁拐李在民间传说中为八仙之首，有的书中称其姓李，名洪水，隋朝峡人，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则说他姓李，名玄；赵翼的《陔余丛考》中又说他姓刘。有说他是唐玄宗开元、代宗大历之间人，学道于终南山，一次元神出壳，没曾想肉身为虎所食，只得投身于一个跛乞丐。《历代神仙通鉴》称，其原本一俊伟丈夫，善道术，会使导出元神法术，修练于砀山岩穴中，有次应师父老子之约，行“元神出壳”法术，赴千里之外华山，数日后回归，发现其肉身被其徒误焚，突见附近一饿殍，灵机一动说“即此可矣。”即从饿殍脑门而入，神魂归壳后则成一蓬头卷须、黑脸巨眼，并且还跛了一只右脚的丑陋汉子。看来他是一位民间口耳相传，诸事附会而成的道家仙人。

八仙中名气仅次于铁拐李的是钟离权。他在八仙中地位较高，特别是由于道教徒的吹捧，名声更大。元时，金真道奉为“正阳祖师”。有关其人物原型，约出现在五代、宋初之际。《宣和年谱》、《夷坚志》、《宋史》等书都有他事迹的记载，只是后来讹为汉钟离，才附会为汉代人。《历代神仙通鉴》、《续文献通考》等书称，钟离权，复姓钟离，字寂道，号云房子，又号正阳子。东汉咸阳人，其父钟离章为东汉大将，其兄钟离简为中郎将，后也得道成仙。而唐代确实有位叫钟离权的人，《全唐诗》录有他的三首绝句，并附有小传云：“咸阳人，遇老人授仙诀，又遇华阳真人，上仙王玄甫，传道入崆峒山，自号云房先生，后仙去。”他留世的诗题为《题长安酒肆避三绝句》，其中有“坐卧常携酒一壶，不教双眼识皇都”，“得道真仙不易逢，几时归去愿相从”等句，还颇有一些“仙味”，当是一位好道之人。

张果老是八仙中年迈的仙翁，名“张果”，因在八仙中年事最高，人们尊称其为“张果老”，历史上实有张果其人，新、旧《唐书》有传，武则天时，隐居中条山，时人皆称其有长生秘术，他自称年龄有数百岁，武则天曾派使者前去召见，张果老佯死不赴。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恒州刺史韦济将其奇闻上奏皇上，玄宗召之，张果又再次装死，气绝很久才苏醒，使者不敢进逼。玄宗闻知，再次派徐峤去邀请。张果只得进京。据说唐玄宗对其传闻有疑，曾叫善算夭寿善恶的邢和璞给张算命，邢却懵然不知张的甲子，又有道师“夜光”善视鬼，玄宗令他看张果，他却问：“张果在哪？”居然对面而看不见。从史传所记来看，张果不过是一位有些心虚的老朽江湖术士，要不何以数次装死以避征召呢？充其量不过会些幻术而已。所以有关他的仙话，全都是道教凭借民间传闻，夸大其词，为了宣传需要而编造的。《太平广记》还记张果老自称是尧帝时人，唐玄宗问术士“叶法善”张的来历，叶法善说：“臣不敢说，一说立死。”后言道：“张果是混沌初分时一白蝙蝠精。”言毕跌地而亡，后经玄宗求情，张果才救活他。

八仙中流传故事最多的当数吕洞宾，在道教中，全真道奉其为“纯阳祖师”，又称“吕祖”。历来大多数研究者均认为，吕洞宾姓吕名岩，唐末人。《金唐诗》、《词综》中都收有他的诗作。宋代罗大经的《鹤林玉露》、洪迈的《夷坚志》及《集仙传》等书对其均有记载。有说他是京兆人（今陕西、西安一带），唐咸通中及第，曾当过两任县令。有说他是九江人，原为唐宗室，姓李，因避武后之祸，易姓为吕。他始名绍光，二十余年科场不第，遂罢举而纵游天下，后被钟离权点化成道。他是八仙中人情味最浓的一个，潇洒、风趣，为民除暴安良，斩妖除怪，还好酒好色，世间流传有《吕洞宾三戏白牡丹》的传说，他的传说既多且杂，但从中也可看出原是唐代一位慕道的士人，后被人们神化成仙。

何仙姑是八仙中唯一的女性，有关其身世说法不一。一说她是唐朝人。宋初《太平广记》引《广异记》称有“何二娘”者，是位以织鞋为业的农妇，后因嫌家居太闷，游于罗浮山，在山寺中住下，经常采集山果供众寺僧充斋。一次，远在四百里外的循州山寺僧来罗浮山寺，称某日曾有仙女去彼山采摘杨梅果子，经查实那天正好是二娘采果的日子，再加之大家又不知二娘从何处采来这众多山果，便认为二娘即为循州山寺采果之仙女，从此二娘远近闻名，她也借此不再寄居山寺了。《续通考》说何仙姑为唐武则天时广东增城县人，出生时头顶出现六道毫光，天生一副“仙科”，十三岁时在山中遇一道士，吃了道士一只仙桃，从此不饥不渴，身轻如飞，并可预见人生祸福。后来她应召进京，途中离去。一说她是宋朝人。宋代的一些文人笔记多称她为北宋永州（零陵）人，有称她幼遇异人，得食仙桃成仙。有称她放牧于郊野，遇异人送仙枣，食后而成仙，宋人笔记中还记载了何仙姑一些为人占卜休咎，预测祸福的事迹，一时士大夫及好奇者争先前往彼处占卜，可见她不过是一位精于占卜的民间女巫。

八仙中有位玩世不恭，似狂非狂的行乞道仙，名叫蓝采和。南唐沈汾《续仙传》、宋初《太平广记》、陆游《南唐书》等书均载有他的事迹。是唐末至五代时人。其行为怪僻，贪杯喜唱，平时穿一身破蓝衫，一只脚穿只靴子，另一只则光着脚丫子。更不近常情的是，夏天他穿棉衣，冬天却躺卧雪中而全身冒热气（《续仙传》）。平时他手持三尺有余的大拍板，一边打着竹板，一边踏歌而行，沿街行乞，他唱的歌很多，大都是触景而生，不仅令世人觉得高深莫测，而且颇具仙意。其一云：“踏歌蓝采和，世界能几何？红颜一春树，流年一掷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纷纷来更多。朝骑鸾凤到碧波，暮见桑田生白波。长景明晖在空际，金银宫阙高嵯峨。”他行为癫狂，有人施钱给他，他大都送给贫苦人，蓝采和居无定处，四海为家。这个仙人的人物原型本是一江湖流浪汉，仅由于他的行为癫狂，又好周济穷人，因此深得人们喜爱而被神化成仙。

韩湘子是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的侄子（有说侄孙），《唐书·宰相世系表》、《酉阳杂俎》、《太平广记》、《仙传拾遗》等书都有关于他的介绍。一称是韩愈侄孙，历史上韩愈确有一个叫韩湘的侄孙曾官大理丞。韩愈曾有《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诗：“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他成仙的传说，最早见于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书中称韩愈有一年少远房子侄，为人轻狂不羁，不喜读书，韩愈曾责怪他，他却能在七日之内使牡丹花按其叔的要求改变颜色，并且每朵上边还有“云横秦岭家何在……”的诗句，韩愈惊奇万分。还有说韩湘子是韩愈外甥，其事迹和《酉阳杂俎》所言大同小异，韩湘子其人物原型为韩愈的族侄，五代时即被仙化。

排名八仙之末的曹国舅，出现的时间最晚，流传的仙话也较少。其身世，说法大同小异，都和宋仁宗的曹皇后有关。《宋史》有传，曹佾，字公伯，曹彬之孙，曹皇后的弟弟。他性情和易，通晓音律，喜爱作诗，封济阳郡王，身历数朝而一帆风顺，年七十二而寿终。《神仙通鉴》云：曹国舅天性纯善，不喜富贵，却慕恋于仙道，其弟则骄纵不法，恃势妄为，曹国舅对其恶行深以为耻，遂入山修炼，遇钟离权、吕洞宾而收他为徒，很快曹国舅修成仙道。《东游记》中所述曹国舅与上略同。

董永与七仙女

传说玉帝之女七仙女因感天宫孤独寂寞而思慕人间生活。一日随六位姐姐往凌虚台游玩，偶见下界卖身葬父的青年农民董永，被他的忠厚老实所打动而萌发爱慕之情。

大姐看穿小妹的心事，不顾天宫戒律森严，助其下凡。临行之时又赠难香一支，以便小妹危急时焚香求助。七仙女来到人间，经土地爷说合，槐荫树作媒，与董永结为夫妻。为了帮助丈夫赎身，七仙女去傅员外家做工。员外故意刁难，限她一夜之间织成锦绢十匹。如织成，便将董永的长工期限由三年改为百日，否则将三年改为六年。七仙女在机房燃起难香求救，六位姐姐下凡相助，一夜织成十匹锦绢。傅员外只得履行诺言。

董永做工期满后，夫妻双双愉快返家。途中，董永发现妻子已怀孕在身，赶忙去讨水为她解渴。这时，狂风骤起，空中出现天兵天将，传下玉帝圣旨，限七仙女午时三刻返回天宫，违命则将董永碎尸万段。七仙女不忍丈夫无辜受害，只得将自己的来历向董永说明，并在槐荫树上刻下“天上人间心一条”的誓言，怀着悲愤的心情，返回天庭。

劈山救母

劈山救母

传说玉帝的三女儿三圣母住在西岳庙内的雪映宫，百姓求签问卜，异常灵验，所以宫内一年四季香火甚隆。人们都亲切地称她三娘娘。

有年春天，一位姓刘名玺字彦昌的举子进京赶考，路过华阴。听说西岳庙里的三娘娘慈怀普度，非常灵验，就想问问能不能考中。他恭恭敬敬地走进庙来，在雪映宫的香案前，诚惶诚恐地上了一炷香，叩了三个头。然而三圣母当时并不在宫中，刘彦昌连抽三签都是空签。想到十载寒窗，九载熬油，前程未卜，功名无望，不由悲从心生，便把一腔怨恨信口吟成一首打油诗，题在雪映宫的墙壁上。诗是这样写的：“刘玺提笔怒满腔，怨奶圣母三娘娘，安居神龛心如铁，枉受香火在一方。”题诗罢，刘彦昌拂了拂衣袖上的尘灰，昂首挺胸，扬长而去。

三圣母驾着祥云回到宫中，听看门童儿将刚才发生的事情诉说一遍，又看了墙上的题诗又羞又恼。随身丫环灵芝更是义愤填膺，忙安慰三圣母说：“公主且莫生气，想那狂生去了没有多远，我一定给他点颜色看看，为公主报这侮谩之仇。”于是主仆二人驾起云头，唤来风伯雨师雷公电母，命令他们即刻作法。

刘彦昌正在赶路。晴朗朗的天空突然间阴云密布，狂风大作，电闪雷鸣，暴雨如注，还没有等他想出个所以然来，就变成了一只落汤鸡。可怜他一介书生，怎经得如此雨打风吹，没挣扎几步，就跌倒在泥泞中。

三圣母怨恨已消，心中大快，一边令四位仙师收去云雨，一边站在云头向下仔细一望，这才发现倒在地上的竟是一位眉清目秀、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只见他蓝衫上沾满泥水，书箱一旁倾翻，文房四宝散落一地，一看就是位赴京应试的举子。一想到这场风雨说不定会断送这位书生的前程，一丝怜悯、几分爱慕油然而生，她不由得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灵芝见刘彦昌的狼狈相，早动了恻隐之心，又看三圣母对刘彦昌心生爱慕，更欲成人之美，连忙说：“看来那书生粉墙题诗，并无甚恶意。这场风雨也太猛了些。我们可不能见死不救呀。”说着，只见她纤指一点，一座竹篱茅舍就出现在刘彦昌的前方。不久，茅屋里就走出了一位70岁的白发老婆婆和一位17岁的伶俐村姑来。

婆婆与村姑把昏迷不醒的刘彦昌搀进了茅屋，煎药熬汤，沏茶煮饭，照料得十分周到。村姑与刘彦昌一见如故，竹间和诗，灯下伴读，相敬如宾，渐生爱慕。婆婆看这一双小儿女情投意合，连夸天生一对，地造一双，便择吉日，做主让他们缔结了百年之好。只可惜考期在即，刘彦昌不敢久留，于是约定归期，恋恋不舍地赴京应试去了。三圣母当时已有身孕，刘彦昌赠给她一块祖传沉香，说日后生子可以“沉香”为名。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玉帝听说三圣母私嫁凡人恼羞成怒，立即派法神杨戬去捉拿三圣母。杨戬来到雪映宫，斥责三圣母违犯天规，罪责难赦。三圣母却表示，宁可仙籍除名，也要与刘彦昌两情相伴，白头偕老。杨戬看三圣母意志坚决不思悔改，一气之下，施法力把她压在华山西峰的石头下。

刘彦昌考场得中，朝廷派他去往洛州出任知县。他春风得意急于回家团聚，然后携妻子同去洛州赴任。可是进入华阴地界，几月前喜结良缘的那座竹篱茅舍早已荡然无存。刘彦昌四处打问，人们都说那儿从来没有过什么村庄，更没有过什么婆婆与村姑。刘彦昌顿时呆了，欲哭无泪，欲诉无门，只好独自一人到洛州赴任去了。

三圣母生下了一个儿子，起名沉香，并用恤书包裹，让丫环灵芝送洛州。沉香长大成人，知自己出生的原委，悲痛万分，他暗暗下定决心，要去华山救出母亲。灵芝为了使沉香练出一身能够战胜杨戬的武艺，也为了能从天宫盗出神斧，不惜毁坏自己千年修炼的道行，宁肯化身为石，也要帮助沉香救出母亲。

沉香举着神斧来到华山，看见满山巨石林立，不知母亲到底压在哪块石下，急得放声大哭，直哭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连山神也被感动了，忙出来指点说：“孝顺的孩子啊，你娘就在莲花峰头。”

沉香遵照山神指点，擦干眼泪，举起神斧朝西峰顶端奋力劈下。只听轰然一声，天摇地动，巨石拦腰断为三截。三圣母从山中慢慢走出，母子相认，悲喜交集，痛哭失声。此后，刘彦昌也弃官不作，来华山隐居，为的是亲人团聚，终生相守……

如今，沉香痛哭呼唤母亲的山峰，被命名曰孝子峰；刘彦昌隐居的地方称刘玺台；峪道里丫环灵芝所化的灵芝石亭亭玉立。西峰斧劈石旁，华山神斧巍然矗立，斧把上还题着一首诗：“华山神斧，七尺有五。赐于沉香，劈山救母。”

刘三姐的传说

柳州有个鱼峰山，山下有个小龙潭；

终年四季歌不断，都是三姐亲口传。

这一首流传在柳州的民间歌谣，不但真实地反映了柳州山歌的源远流长和它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也是刘三姐与鱼峰山历史渊源的写照。鱼峰山和小龙潭，相传是刘三姐传歌和成仙的地方。现山上尚有对歌坪、三姐岩、麻篮石等遗址。脍炙人口的刘三姐山歌，是从这里发祥的。

相传唐代，在罗城与宜山交界的天洞之滨，有个美丽的小山村。村中有一位叫刘三姐的壮族姑娘，她自幼交母双亡，靠哥刘二抚养，兄妹二人以打柴、捕鱼为生，相依为命。三姐不但勤劳聪明，纺纱织布是众人夸赞的巧手，而且长得宛如出水芙蓉一般，容貌绝伦。尤其擅长唱山歌，她的山歌闻名遐迩，故远近歌手经常聚集其村，争相与她对歌、学歌。

刘三姐常用山歌唱出穷人的心声和不平，故而触犯了土豪劣绅的利益。当地财主莫怀仁贪其美貌，欲占为妾，遭到她的拒绝和奚落，便怀恨在心。莫企图禁歌，又被刘三姐用山歌驳得理屈词穷，又请来三个秀才与刘三姐对歌，又被刘三姐等弄得丑态百出，大败而归。莫怀仁恼羞成怒，不惜耗费家财去勾结官府，咬牙切齿把刘三姐置于死地而后快。为免遭毒手，三姐偕同哥哥在众乡亲的帮助下，趁天黑乘竹筏，顺流沿天河直下龙江后入柳江，辗转来到柳州，在小龙潭村边的立鱼峰东麓小岩洞居住。

据说来到柳州以后，三姐那忠厚老实的哥哥刘二心有余悸，怕三姐又唱歌再招惹事非，便想方设法来阻止。一天，他终于想出了个办法，从河边捡回一块又圆又厚的鹅卵石丢给三姐，说：“三妹，用你的手帕角在石头中间钻个洞，把手帕穿过去！若穿不过去就不准你出去唱歌！”接着铁青着脸一字一顿地补充道：“为兄说一不二，绝无戏言。”

先还是甜甜微笑的三姐，看着哥哥的满脸愠色，哪里还敢像往常那样据理争辩，拾起丢在面前的石头，暗忖道：“我又不是神仙，手帕角怎能穿得过去？”她下意识地试穿，并唱道：哥发癫，拿块石头给妹穿；软布穿石怎得过？除非凡妹变神仙！

“管你是凡人也好，神仙也好，为兄一言既出，绝不更改！”哥哥像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心想：这一招够绝了吧，还难不倒你？

谁料三姐凄切婉转的歌声直上霄汉，传到了天宫七仙女的耳里。七仙女非常感动，恐三姐从此歌断失传，于是施展法术，从发上取下一根头发簪甩袖向凡间刘三姐手中的石块射去，不偏不歪，把石头穿了一个圆圆的洞。三姐无意中见手帕穿过石头，心中暗喜，打开甜润的嗓子唱道：

哎……穿呀穿，柔能克刚好心欢，

歌似滔滔柳江水，源远流长永不断！

从此，刘三姐的歌声又萦回鱼峰山顶、树梢，慕名来学歌的对歌的连续不断。后来，三姐在柳州的踪迹被莫怀仁侦知。他又用重金买通官府，派出众多官兵将立鱼峰团团围住，来势汹汹，要捉杀三姐。小龙潭村及附近的乡亲闻讯，手执锄头棍棒纷纷赶来，为救三姐而与官兵搏斗。三姐不忍心使乡亲流血和受牵连，毅然从山上跳入小龙潭中……

正当刘三姐纵身一跳的时候，顿时狂风大作，天昏地暗。随着一道红光，一条金色的大鲤鱼从小龙潭中冲出，把三姐驮住，飞上云霄。刘三姐就这样骑着鱼上天，到天宫成了歌仙。而她的山歌，人们仍世代传唱着。为纪念她在柳州传唱的功绩，人们在立鱼峰的三姐岩里，塑了一尊她的石像，一直供奉。

沉鱼落雁的故事

民间所谓的沉鱼落雁的故事，即是古代四大美人的故事，她们分别是西施、王昭君、貂蝉、杨玉环。

西施沉鱼

“沉鱼”，讲的是西施的故事。春秋战国时期，吴越相争，吴国兵强马壮，很快打败越国，把越王勾践和宰相范蠡押作人质。越王为报灭国之仇，暂栖于吴王膝下，装得十分老实忠诚。一次吴王肚子疼，请来郎中也没有看出啥病。越王勾践得知后就当着吴王夫差的面，亲口尝了他的粪便，说：“大王没什么病，是着了凉喝点热酒暖暖就会好的。”吴王照勾践说的，喝了点热酒，果然好了。吴王看到勾践这样忠心，就将他放回越国。勾践回国后接受了范蠡献的复国三计：一是屯兵，加紧练武；二是屯田，发展农业；三是选美女送给吴王，作为内线。当时，有一个叫西施的，是个浣纱的女子，五官端正，粉面桃花，相貌过人。她在河边浣纱时，清彻的河水映照她俊俏的身影，使他显得更加美丽，这时，鱼儿看见她的倒影，忘记了游水，渐渐地沉到河底。从此，西施这个“沉鱼”的代称，在附近流传开来。西施被选送到吴国后，吴王一看西施长得如此漂亮，对西施百依百顺，终日沉溺于游乐，不理国事，国力耗费殆尽。越王勾践乘虚而入，出兵攻打吴国，达到了复国报仇的目的，这里边有西施的很大功劳。

王昭君落雁

汉宣帝时匈奴贵族争夺权力，势渐衰落，五个单于分立，互相攻打不休。其中呼韩邪单于，被他的哥哥郅支单于打败。呼韩邪决心跟汉朝和好，亲自朝见汉宣帝。呼韩邪是第一个到中原来朝见的单于，汉宣帝亲自到长安郊外去迎接他，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呼韩邪单于在长安住了一个多月。他要求汉宣帝帮助他回去。汉宣帝答应了，派了两个将军带领一万名骑兵护送他到了漠南。这时候，匈奴正缺少粮食，汉朝还送去三万四千斛粮食。呼韩邪单于十分感激，一心和汉朝和好。西域各国听到匈奴和汉朝和好了，也都争先恐后地同汉朝打交道。汉宣帝死了后，他的儿子刘奭即位，就是汉元帝。匈奴的郅支单于侵犯西域各国，杀了汉朝派去的使者。汉朝派兵打到康居，杀郅支单于。郅支单于一死，呼韩邪单于的地位稳定了。

“落雁”，是昭君出塞的那段故事。汉元帝在位期间，南北交兵，边界不得安静。汉元帝为安抚北匈奴，选昭君与单于结成姻缘，以保两国永远和好。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昭君告别了故土，登程北去。一路上，马嘶雁鸣，撕裂她的心肝；悲切之感，使她心绪难平。她在坐骑之上，拨动琴弦，奏起悲壮的离别之曲。南飞的大雁听到这悦耳的琴声，看到骑在马上的这个美丽女子，忘记摆动翅膀，跌落地下。从此，昭君就得来“落雁”的代称。

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再一次到长安，要求和亲。元帝许。汉朝和匈奴和亲，都得挑个公主或者宗室的女儿。这回，汉元帝决定挑个宫女给他，他吩咐人到后宫去传话：“谁愿意到匈奴去，皇上就把她当公主看待。”后宫的宫女都是从民间选来的，她们一进了皇宫，就像鸟儿被关进笼里一样，都巴望有一天能把她们放出宫去。但是听说要离开本国到匈奴去，却又不乐意。有个宫女叫王嫱，号昭君，长得美丽，有见识。自愿到匈奴去和亲。元帝遂择日让呼韩邪单于和王昭君在长安成亲。呼韩邪单于和王昭君向汉元帝谢恩的时候，汉元帝看到昭君美丽大方，使汉宫为之生色。传说汉元帝回到内宫，越想越懊恼。他再叫人从宫女的画像中拿出昭君的像来看。模样虽有点像，但完全没有昭君本人那样可爱。原来宫女进宫后，一般都是见不到皇帝的，而是由画工画了像，送到皇帝那里去听候挑选。有个画工名叫毛延寿，给宫女画像的时候，宫女们送点礼物给他，他就画得美一点。王昭君不愿意送礼物，所以毛延寿没有把王昭君的美貌如实地画出来。汉元帝一气之下，把毛延寿杀了。

王昭君在汉朝和匈奴官员的护送下，离开了长安。她骑着马，冒着刺骨的寒风，千里迢迢地到了匈奴，做了呼韩邪单于的阏氏。封“宁胡阏氏”，希望她能为匈奴带来安宁和平，昭君远离自己的家乡，长期定居在匈奴。她劝呼韩邪单于不要去发动战争，还把中原的文化传给匈奴。打这以后，匈奴和汉朝和睦相处，有六十多年没有发生战争。难能可贵的是，当呼韩邪单于去世后，她又“从胡俗”，再嫁给呼韩邪单于的大阏氏的长子，虽然这和中原的伦理观念相抵触，但她从大局出发，珍惜汉与匈奴的友谊。王昭君在匈奴生一男二女。昭君的死年和死地，史书没有记载。

貂蝉闭月

貂蝉是东汉末年司徒王允的歌女，国色天香，有倾国倾城之貌。见东汉王朝被奸臣董卓所操纵，于月下焚香祷告上天，愿为主人分忧。王允眼看董卓将篡夺东汉王朝，设下连环计。王允先把貂蝉暗地里许给吕布，再明把貂蝉献给董卓。吕布英雄年少，董卓老奸巨猾。为了拉拢吕布，董卓收吕布为义子。二人都是好色之人。从此以后，貂蝉周旋于此二人之间，送吕布于秋波，报董卓于妩媚。把二人撩拨得神魂颠倒。吕布自董卓收貂蝉入府为姬之后，心怀不满。一日，吕布乘董卓上朝时，入董卓府探貂蝉，并邀凤仪亭相会，貂蝉见吕布，假意哭诉被董卓霸占之苦，吕布愤怒。这时董卓回府撞见，怒而抢过吕布的方天画戟，直刺吕布，吕布飞身逃走，从此两人互相猜忌，王允便说服吕布，铲除了董卓。

“闭月”，是貂婵的代称。她是三国时汉献帝的大臣司徒王允的歌妓，能歌善舞，很受王允的宠爱。当时，董卓专权，挟天子以令诸侯，大臣们敢怒而敢言。王允每天闷闷不乐，茶不饮，饭不进。貂婵很为主人忧愁。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他在后花园烧香跪地，为主人祈祷，“月亮啊月亮，你虽清白如洗，可哪知我们老爷心中的烦恼！苍天啊苍天，你虽那样深邃，却难容我们老爷如火如焚的心情。我是老爷的婢女，愿为国为民，万死不辞。”赶巧，王允也来花园散心。顿时，他感情激动，赶忙走上前去将貂婵扶起。王允说：“你能为我分忧，我忧在何处，你知道吗？”“知道，大人。”“那你愿助我讨国贼，杀董卓吗？”“只要大人信得过奴婢，奴婢愿肝脑涂地。”王允听罢，两手一合，当即给貂婢一拜。从此，便和貂婵以父女相称。一年多以后，王允先将其女许给董卓，后又许给吕布。董、吕二人争风吃醋，发生火并，董卓被杀。这就是王允巧使连环计，一女二聘杀国贼。那么貂婵怎么叫“闭月”呢？貂婵在后花园拜月时，忽然轻风吹来，一块浮云将那皎洁的明月遮住。这时正好王允瞧见。王允为宣扬他的女儿长得如何漂亮，逢人就说，我的女儿和月亮比美，月亮比不过，赶紧躲在云彩后面，因此，貂婵也就被人们称为“闭月”了。

杨玉环羞花

唐朝开元年间，唐明皇骄奢淫逸，派出人马，四处搜寻美女。当时寿邸县的宏农杨元琰，有一美貌女儿叫杨玉环，被选进宫来。杨玉环进宫后，思念家乡。一天，她到花园赏花散心，看见盛开的牡丹、月季……想自己被关在宫内，虚度青春，不胜叹息，对着盛开的花说：“花呀，花呀！你年年岁岁还有盛开之时，我什么时候才有出头之日？”声泪俱下，她刚一摸花，花瓣立即收缩，绿叶卷起低下。哪想到，她摸的是含羞草。这时，被一宫娥看见。宫娥到处说，杨玉环和花比美，花儿都含羞低下了头。这件事传到明皇耳朵里，便喜出望外，当即召杨玉环来见驾，杨玉环浓装艳抹，梳洗打扮后进见，明皇一见，果然美貌无比，便将杨玉环留在身旁侍候。由于杨善于献媚取宠，深得明皇欢心，不久就升为贵妃。杨贵妃得势后，与其兄杨国忠串通一气，玩弄权术，陷害忠良。安史之乱发生以后，明皇携着贵妃和文武大臣西逃，安禄山率兵追赶，不仅要唐朝的江山，还要美女杨贵妃。西逃路上，大臣们质问明皇，国破家亡，社稷难存，你要江山还是要贵妃，贵妃不死，我们各奔西东。万般无奈，明皇赐贵妃一死，自缢于梨园的梨花树下。后来，大诗人白居易写了一首《长恨歌》，记叙的就是这段历史。

第九辑
异彩纷呈的民居建筑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幅员广大的伟大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文化进程中积累了丰富多彩的民居建筑的经验，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中，生产力的水平比较落后，人们为了获得比较理想的栖息环境，顺应自然，以朴素的生态观和最简便的手法创造了宜人的居住环境。中国民居结合自然、气候，因地制宜，蕴含着丰富的心理效应和超凡的审美意境。

第三十三章
趣话传统民居建筑

我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自然环境多种多样，社会经济环境亦不尽相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各地不同的民居建筑形式，这种传统的民居建筑深深地打上了地理环境的烙印，生动地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住居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

在中国老百姓的传统观念中，住居与人事、社会和世界息息相通，并且可以合为一体，人事、社会和整个世界可以反映在任何尺度的住居中。“家”（房子）可以代表“夫”，“室”（房间）可以代表“妻”，“家室”合为“夫妻”。“室人”、“内人”的称呼都来源于住居。如果是中等家庭规模，四合院二进三进之内称“室”，多居女眷，故而女眷多被称为“内人”、“室人”。妇女一般生活在二进院落以内，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高堂”（高高的堂屋）可以代表父母，“庭”（院子）可以代表中央政权。“宇”（屋子的边缘）、“宙”（出入于屋宇），合起来就可以代表整个世界。这种观念与传统社会结构相吻合，从个人到家庭，从家庭到社会，从社会到天下，即所谓“夫妇、父子、君臣”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结构。总之，中国的家庭社会伦理都体现于其中。

传统民居主体建筑物的特点

中国民间古代的宫室以及民居一般向南，主体建筑物的内部空间分为堂、室、房。前面正中一间为堂，堂后为室，室的两侧为房，分东房和西房。

堂通常是行吉凶大礼、办红白喜事的地方，一般不住人，江南一带称之为“香火房”；城镇之地称之为“厅”。厅本是官署听事之所，而官署的厅原来也称堂，故古时官员审案称为“升堂”。因此厅堂时常连称，此外堂有时还作为讲学之处，称“讲堂”，民间俗称学校为学堂。先秦时候堂前有阶，堂上东西有两根楹柱，堂东西两壁的墙叫序，堂内靠近序的地方叫东序西序，堂后有墙，与室和房隔开，室与房各有户（即门）与堂相通，古书上所说的户，一般是指室的户，室户偏东。户西相应的位置有一窗口叫“牖”；室还有一个朝北的窗口叫“向”。东房后部有侧阶，通往后庭。古人席地而坐，故堂上的座位以朝南的方向为尊。室内的座位则以朝东的方向为尊，室和房都是住人的。

传统民居中的楼、阁、厢、轩、舍、斋、寝

中国传统的民居可不像现在这样简洁明了，它有很多的名词和讲究。

楼。也就是重屋，《说文解字》里讲楼重屋也。先秦习俗里面重屋是不能住人的，此俗至今在一些农村还盛行。楼下住人，楼上堆放粮食杂物。因此先秦典籍中很少有“楼”字，而楼房的出现也较晚，大约在战国后期。到了汉代才盛行起来。中国古代的楼房一般多为二层，形成传统的固定形式，南方有些地方的竹楼也是二层。

阁。原为阁板之意，为厨房贮藏食物的地方，汉代又指堂序外的两个夹室，即东夹西夹。但随着楼房的兴起，阁遂演变成供游息、远眺，供佛或藏书之用的建筑物，阁的平面为方形、长方形或多边形，一般四周设木桶扇。《淮南子·主术训》：“高台层榭，接屋连阁”，至今仍著名的有北京颐和园的佛香阁，大同善化寺的普贤阁等佛阁，宁波天一阁、故宫文渊阁等藏书阁。此外古代俗称女子的卧房为“阁”，出嫁则为“出阁”。

厢。在汉代，厢本指房屋东夹西夹前面的空间，阁与厢之间有门相通。后来泛指正房两边的房子，叫厢房，如东厢和西厢。《西厢记》中秀才张生住的地方就是西厢房。

轩。是有窗棂的长廊或小室。陶潜《饮酒》诗：“啸傲东轩下。”杜甫《夏夜叹》诗：“开轩纳微凉。”又殿堂前檐下的平台也称轩。古时皇帝不坐正殿而在殿前平台上接见臣属，称“临轩”。

舍。即房屋。古人谦称自己的家为“寒舍”、“敝舍”、“舍间”。

斋。一般指书房和学舍。古人喜在厅堂之旁，另辟一小室，作为读书养心之居，故书房俗称“书斋”，此种习俗汉代还不多见，至晋代以后兴起。

寝。古代总称堂室为“寝”。《广雅》里有“寝，堂室也”。周代又有大寝、小寝之分，大寝即堂，又称“正寝”；小寝为室，又称“内寝”。依古代风俗，男子居外女子居内，因此古人称妻为“内人”，即源于此。与此相应的《丧家讣》文中，称男为寿终正寝，女为寿终内寝。现代的寝一般指卧室。

中华文化的象征——牌坊

牌坊，是封建社会为表彰功勋、科第、德政以及忠孝节义所立的建筑物，它是官方的称呼，老百姓俗称它为牌楼。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象征，牌坊的历史源远流长。据考察分析，牌坊在周朝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最早的牌楼是以两根柱子架一根横梁的结构存在的，旧称“衡门”。

牌坊来源于由表柱连成的大门即“乌头门”。它的直接谱系可以追溯到唐、宋里坊的坊门。唐代，我国城市都采用里坊制，城内被纵横交错的棋盘式道路划分成若干块方形居民区，这些居民区，唐代称为“坊”。坊是居民居住区的基本单位，“坊”与“坊”之间有墙相隔，坊墙中央设有门，以便通行，称为坊门。后来因为门没有太大的作用，所以就只剩下现在这种形式，于是老百姓逐渐地称这种坊门为牌坊。

牌坊

需要注意的是，牌坊与牌楼是有显著区别的，牌坊没有“楼”的构造，即没有斗拱和屋顶，而牌楼有屋顶，它有更大的烘托气氛。但是由于它们都是我国封建统治者为了提倡封建道德伦理，用于表彰、纪念、装饰、标识和导向的一种建筑物，而且又多建于宫苑、寺观、陵墓、祠堂、衙署和街道路口等地方，再加上长期以来老百姓对“坊”、“楼”的概念不清，所以到最后两者成为一个互通的称谓了。

古时，立牌坊是一件极为隆重、极不容易的事。根据当时的规定，凡是进入国子监读书和获得举人以上功名的人，方可经地方官府审核批准后，由官方出资建功名坊。至于立贞节牌坊、仁义慈善牌坊、功德牌坊者，要求就更严格，须经当地官府审查核实后逐级呈报，最后由皇帝审查恩准，或由皇帝直接封赠，方能建造。而且连所立牌坊的规格也有规定，如只有帝王神庙、陵寝才可用“六柱五间十一楼”，一般臣民最多只能建“四柱三间七楼”；但孔庙的“万古长春”坊仅是一个破例。

每一座牌坊都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和象征意义，而这些内涵和象征主要是通过牌坊上雕刻彩绘的各种图案花纹用隐喻手法表现出来的。如果你看到哪个牌坊上刻有龙凤，那一定与皇家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龙乃百兽之尊，是封建社会中作为至高无上的皇帝的象征；凤乃百鸟之首，封建社会中常用来作为高贵的皇后的象征。

另外，牌坊还有“坊眼”。北京中山公园进口处的牌坊上有“保卫和平”四个字，为的就是表明这座牌坊的建造对象和建造原因，否则就失去了建造的意义和价值。这都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人们的人生理念及封建礼教、传统道德观念的集中表现。

中国的牌坊，以北京为最。

最小的石牌坊——最小的石牌楼在颐和园东北角谐趣园内，名为“知鱼坊”。

最小的木牌楼——位于北京颐和园公园内的琉璃塔坊。

最大的木牌楼——北京顺义县杨镇的三联木牌楼，其夹杆石就有两人高，主牌楼总高18米，总长42米，是世界最大的木牌楼。

最大的石牌楼——昌平十三陵有一个北京最大的石牌楼，宽28.86米，高14米。

最老最厚的琉璃牌坊——位于北京神路街的东岳庙坊。

牌坊最多的城市——北京曾建各式知名牌坊三百多座，现仍有百余座古牌楼傲然屹立在各景点，目前北京还有新建牌楼百余座。

奇特的东北冰雪建筑

东北的古代民族为了在冰雪自然环境中生存，“常为穴居，以深为贵”。用九节梯子下到洞穴之中，在其中生一堆火，周围铺着树枝、柴草或兽皮，用“豕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

我国东北鄂伦春族人在冬季外出狩猎时往往挖雪屋过夜休息。猎人们挖一个深雪坑，四角插上木杆，上覆熊皮，雪屋内燃一堆篝火，下铺野猪皮做卧榻。它密封性差，屋内温度低，主要靠篝火取暖。

还有“筑城穴居”或“冬则入山，居于穴中”等方式。

尽管非一日之冰，可冻三尺土深，但是人居九尺地下，又燃火，则可以御寒，如有山洞，其深更远，再有火燃，就更适于人居住了。

但由于地下采光和通风条件差，加上人们可以利用木材，这样，人们便从深地下走到浅地下。赫哲族早期居住的“希日兔克”，即地窨子，就是这种情况。

再后来，由于密封条件的改善，即用兽皮遮在木房内，外用土堆上或用泥糊上，内燃火，这就使人在冬季从地下走向了地面。从赫哲族的马架子中可以看到这一点。

地上马架子源于夏天临时住地的“尖状窝棚”和“圆顶窝棚”。这些窝棚有些用毛草制成，有些用柳条制成。

为了采光，但怕漏风，先人们把墙壁开了一个洞，赫哲族人曾用去鳞的“鲢鱼皮”封窗户，后用窗纸糊窗户。

只是到后来，东北人才从穴居转变为筑室居住，据《太金国志·初兴风土》载：“其居多依山谷联木为栅，或覆以板与桦皮如墙壁，亦以木为之。冬极寒，屋高数尺，独开东南一扉。扉既掩，复以草绸缪之。穿土为床，煴火其下，而寝食起居其上。厚毛为衣，非入室不撤衣。”

细说老北京的胡同

“胡同”，这两个字原是蒙古语的译音。《析津志》载称“巷通本方言”，是1267年元代建大都沿袭下来的，至今已有700多年历史。所以，北京胡同是久远历史的产物，它反映了北京历史的面貌，是有丰富内容的。

北京的胡同，绝大多数都是正东正西，正南正北，横竖笔直的走向，从而构成了十分方正的北京城，也表明了北京这座古城是经过精心规划，依照棋盘形的蓝图而建筑的。又由于住宅是坐北朝南的四合院，相互排比而组成胡同，所以东西向的胡同多，南北向的胡同少。而这种规划正是吸取历代帝都的建造经验，体现了我国历代建造城市的传统特色。

北京有多少条胡同呢？据文献记载，在明代就多达几千条，其中内城有900多条，外城有300多条。清代发展到1800多条，民国时有1900多条。新中国成立初统计有2550多条。后来合并了一些旧名，新命名了一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发展，又拆迁改造了一些，发展至今，北京市有名称的街巷约有4000条。

胡同是元朝的产物，蒙古人把元大都的街巷叫做胡同，据说这在蒙古语中指水井。莫非那时候每条胡同都挖有一眼水井（做微型水库），供居住的军民饮水？想一想也可以理解，来自沙漠与草原的游牧民族，是很重视水源的。

当年水井可是深宅大院的居民们抬头不见低头见、摩肩接踵的社交场所，在井边与左邻右舍谈天说地、嘘寒问暖，恰恰可以弥补四合院的封闭性所带来的不足，这样既保护了每个家庭的隐秘空间，又为邻里之间提供了交流的机会。

胡同与四合院的完美组合，体现出元大都统治者在城市建设与管理方面的聪明之处。胡同横平竖直，四合院错落有致，怎么看都像是军事化管理的结果。有了胡同的分割与疏通，北京城便成了一座由游牧民族安营扎寨的大军营。难怪汪曾祺要赞叹：“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方位感强恐怕也是蒙古族人的遗传，他们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游牧时，一般都要根据日出日落来辨认方向，才不会迷路。

老北京的地名生活化，不像其他城市的胡同街道，总喜欢用城市名称来命名，比如“南京路”、“广州路”等。北京的“扁担胡同”有11条，“井儿胡同”有10条。人们开门就有七件事，所以北京也就有了柴棒胡同、米市胡同、油坊胡同、盐店胡同，酱坊胡同、醋章胡同和茶儿胡同；既然人在生活中经常要接触金、银、铜、铁、锡这五种金属，于是就又有了金丝胡同、银丝胡同、铜铁厂胡同、铁门胡同和锡拉胡同。

江南水乡民居的独特风味

江南水乡民居普遍的平面布局方式和北方的四合院大致相同，只是一般布置紧凑，院落占地面积较小，以适应当地人口密度较高，要求少占农田的特点。住宅的大门多开在中轴线上，迎面正房为大厅，后面院内常建二层楼房。由四合房围成的小院子通称天井，仅作采光和排水用。因为屋顶内侧坡的雨水从四面流入天井，所以这种住宅布局俗称“四水归堂”。

江南水乡的民居以苏州、杭州最具代表性，物产富足的江南，住宅规模和布局也很有特色。住宅外围的墙壁高大，因为南方的房子大多是较高的两层楼房。另外，南方的民居经常房房相连，中间用风火墙隔断，是出于防火的考虑，庭院的面积不大，再加上高高的楼房，使一宅之中的采光通风口——天井显得分外高深。

江南潮湿的气候使通风格外重要，因此江南的住宅常于建筑与垣墙之间留不超过一米的间隙，用来通风采光，效果颇好。江南民居，大的住宅一般从大门起经过客厅、正房到内室或后房，两侧有花厅、书房、卧室及小花园、戏台等。一般大的住宅可有两到三条平行的轴线。

但不论建筑规模大小，江南民居都体现出一种与北方民居的明显区别，就是雕刻装饰极为繁多，却极少有彩画，墙用白瓦青灰，木料则为棕黑色或棕红色等。与北方的绚丽色彩相比十分淡雅。

江南的匠人心灵手巧，利用多变的地形，使流水在房屋之间荡漾。

水路和街巷呈不规则的网状穿插于民居之中，与之相映成趣，形成了有别于北方民居的特色。

由于土地珍贵，江南水乡屋宅内外的空间都得到了很好的利用。由于绝大部分民居出门见水，所以几乎每家门外都有一个小小的埠头。主妇每日洗衣、洗菜、淘米等都在这里，来往的小船也可在这里停泊。

和水路相比，街巷显得十分狭小，有的仅容一人一牛并走。高高的垣墙夹着曲折的街巷，形成了曲径通幽的意境。

江南水乡民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约七千年的河姆渡文化。先民们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传承着一切居住、生活方式。商代，这里已形成了初具规模的民居部落。从汉代起，这里开始居住官吏，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战乱局面使大批人向南迁徙，这一趋势使南方的经济和文化迅速发展，经济重心从此南移。唐代，这里已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官宅，在宋代绘画《千里江山图》、《平江图》中，对江南民居的建筑布局已有具体生动的描绘。随着南宋建都杭州，江南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了空前的发展。到了明清，江南已成为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达官显贵、地主富商、文人雅士纷纷选择此地建宅，山庄别墅，亭台楼阁，处处皆是，各具特色。由于人口众多，土地珍贵，江南的建筑极节省空间，而在层高上下功夫，其建筑艺术也因此显得精巧有余，气派不足。但经过能工巧匠的双手，安置在潺潺流水中的一座座房宅，仍是令人倾倒。

南方一些少数民族的干栏建筑

在我国如今的民族建筑中，至今仍能看到窝棚式、帐篷式、窑洞式、干栏式、灯笼式、土墙瓦顶式的各种民居建筑，它们几乎包括了人类早期建筑的各种形态，并鲜明地勾勒出了建筑发展的轮廓。

我国南方尤其是西南和东南民族地区，有二十多个兄弟民族有干栏建筑，但是干栏建筑又呈现出多姿多彩的不同风格，简直可以统称为干栏建筑的博物馆。例如以傣族竹楼为代表的高敞型，据《归唐书》记载，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景颇族的“长脊短檐型”与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汉代铜器房屋模型相同；壮族麻栏为代表的“重楼型”；苗族为代表的“半边楼型”；以侗族为代表的“宽廊型”，在于栏建筑中侗族的木楼最高，可达四五层；以布依族为代表的“混构型”，建材并非全用木料，而由土木、砖木、石木混合构成；以黎族为代表的“船篷型”等。

我国最普遍的居住布局——四合院

我国房屋的基本结构是一明两暗的一堂三间，这是一般平民的住房规模。中堂位置最显眼，中央供奉祖先、神佛；壁悬对联，下设长几方桌，两旁设大座。这个房间是原始居住的大房子（公房）或大房间的遗留，是家庭或家族处理公共事务（祭祖、议事、待客、举行各种仪式等）的场所。如果是中等家庭规模，便在正房两侧和对面加盖厢房，中间的院子为广庭，成为典型的三合院或四合院。一个院落“合”成一个家庭。在南方一些地区，中庭则被“天井”取代。

中国民间的这种四合院建筑在商代遗址中已有发现。原始氏族的横排式大房子是随着家族的扩大一间一间横向连接而形成的。我国传统的大家族的扩展体现在房屋上，基本上以四合院、三合院为基础，采取纵向横向连接两种形式。其中以纵向连接最为常见，于是便有了二进三进的院落。这样的建筑布局可伸可缩，非常适合于我国传统的家庭社会结构。由此扩展规模可以达到最大，如朝廷的宫殿实际就是一个纵向横向多层连接的大四合院，这是封建社会家庭的象征。

汉族地区的四合院或三合院的正房由长者居住，其他小房间都分配给已婚或待婚的儿孙们，女儿在家中则是待嫁的。四合院布局之所以成为我国最普遍的居住结构，其原因之一就是这种布局方式使尊卑长幼男女主仆之间体现出明显的区别，最适合传统社会的宗法礼教制度。家长一般居于堂屋右侧，位置最尊，这源于汉族以右为上的习惯。子女多住东西厢房，仆人则居下屋。湘西土家族正相反，父母居左边，子女居右边；兄居左边，弟居右边。即使是北方普通人家，一家人睡在一个土炕上，也有次序的规定，男性家长睡炕头，其次是女性家长，然后依次排列，最末者在炕梢。炕近炉灶，这是原始社会按火塘区分次序的遗风。

北京故宫房间的特点

对称平衡是中国建筑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国观念的一大特点。然而，据统计，北京故宫的总房间数为9999间，似乎有失对称的原则。这又是为什么呢？

中国观念中对称的传统由来已久。商代的饕餮纹、龙纹等纹样已表现出严格的对称。对称源于对偶，对偶源自于阴阳观念。实际上，中国传统住居为一明两暗的三间，中为阳，两旁为阴，从这点出发就能明白我国传统建筑的间数只能为单数的原因了，因为这不仅仅要求对称，还要分出阴阳，是阴阳两性结合的极为对称的形式。这也成为我国传统住居的基本格局。此外的一切格局都是这个基本格局的衍生。后来阴阳观念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故而这种对称布局在宫廷、宗庙建筑上的反映极为严格。

北京故宫前门一左一右为崇文门、宣武门，与周王城三门制类似：天安门居中，两边分左祖右社。整个城市以纵轴分为东单西单、东四西四，东直门西直门，左右对称。这种对称平衡的布局是中国传统的中庸、不偏不倚的观念的充分体现。

“山色湖光共一楼”的宇宙观住居习俗

中国人的宇宙观念同样体现于住居之中。本来，住居是人类与自然隔绝的界限，西方的建筑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特点。他们注重实体，孤立地欣赏建筑本身。金字塔、神庙、城堡、教堂，都是个体孤立的建筑，用石块把人与自然完全隔开。

中国的建筑强调空间，注意和周围自然环境的联系。木结构的抬梁式建筑使这一特色得以充分发挥，通过镂空的窗门与外部自然沟通交流。典型的木构建筑几乎四面都是门窗。中国人通过这种内外的空间交流，可以将宇宙容于一室之内。“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山月临窗近，天河入户低”，“云生梁栋间，风出窟户里”，“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说的都是这个意思。颐和园里有个匾额叫“山色湖光共一楼”，表达了人们希望通过一座楼把所有景色尽收其中的愿望。中国人对于空间的关系总是表现在主观心理上，“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凭观念可以达到任意境界，因而，天坛凭数米之高的圆台便可以与上天发生联系。

北方人最爱的火炕

在我国，有“南人习床，北人尚炕”的习俗，这是因地域气候不同而致生活习惯之不同。南方炎热且潮湿，人住在竹、木床上，上下悬空，利于空气流动，既凉快又不易受潮。北方寒冷，人多在房中置一铺大炕。炕的结构远较床复杂，搭法也不尽相同，有洞炕、花炕和空心炕之分。

洞炕是在地面上砌几道八行砖左右高的小墙，将空间隔成几条坑道，两端留空使道道相通，上以土坯、石板或红砖为盖，盖上复用沙泥或白灰之类抹平。花炕是洞炕的发展，小墙只砌一半高度，上面遍立红砖做支撑，复可以红砖为盖，余法相同。空心炕更为先进，只以红砖垒几个立柱做支撑，上面盖几块大水泥板，余法尽与洞炕和花炕同。说空心炕先进是因为它内部空间很大，不易被烟火灰堵塞炕道，常常搭好一铺炕十年八年不用扒灰。

所有的炕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一端通向烟囱，一端设有炉灶。

炕是北方人的“暖床”。尽管现在北方城市楼房中，大部分已没有炕，而只有床了，但床的出现却比炕要早很多。据《“北人尚炕”习俗的由来》一文考证，《新唐书·高丽传》载：“（其人）冬月皆作长炕，下燃温火。”据此断定，高句丽人发明了炕，他进一步说明，在隋、唐之际，生活在冬季寒冷的东北地区的高句丽人，受“床”和“炉灶”的启发，将二者合二为一，又经过改造加工而产生为炕。并传至东北各民族之中，后又传至黄河至秦岭以北。

实际上中国火炕起源高句丽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我国考古发现一处西汉时期的火炕，将火炕的历史提前到了2000多年。

民间在建房过程中的仪礼活动

中国老百姓的建房过程其实也就是一个民间信仰的礼仪过程。建房造屋首先是确定方位看风水。我国发现的新石器房屋的遗址大多已表现出方位观念，并且大部分已经形成坐北朝南的形式，成为后世中国建筑确定不移的基本方位。皇帝登基便称做“南面称帝”。相宅看风水是后来形成的系统化的信仰活动，它必定有一个原始的来源，这个来源就是占卜。处于刀耕火种阶段的独龙人，在建房之前要举行“占卜寻址”的仪式，主人手握几粒谷种，放在火塘上烧热的石板上，谷粒受热炸动起来，若不蹦落到地上便可在此建房。

奠基是一种普遍的仪式，即使在当代城市中也作为一种象征仪式保留了下来。最初的奠基用人来当做祭品。在黄河流域中游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在房屋、墙基和柱洞之下都发现了婴儿的墓葬。这种习俗在商代还有大量保留，在殷墟发掘中发现，在营造宫殿时，从奠基起到安门最后落成都要用人或畜当做祭品进行祭祀，后世却普遍改用牲畜代替。现代习俗中仍然有所保留。陕北窑洞落成时有合龙口（在窑洞中央砌入最后一块石头）的仪式，要用三种小动物的心脏嵌入合龙石的小孔中。还有一些地区民房在上梁仪式中用一根红丝带拴的猪头做祭品。

上梁是一个重要的仪式，在有些地区其意义甚至超过落成仪式。如四川的上梁仪式，先由一位有声望的人站在墙上，口诵八言体祝词，工匠们便将硬币和粮食果品一起扔下去，然后在鞭炮声中把大梁架上去。梁中间贴一块红布。这天主人要大摆宴席，招待宾客和工匠、帮工。这种风俗极其普遍。其中，梁中挂红布称“大梁披红”，模仿动物栖身于山涧或在树上构巢。这种穴巢居的现象过去只见于文献的零星记载，现在的考古学对于远古先民居住的天然山洞生活有许多发现，如距今五十万年前的中国猿人——北京人的住居，旧石器时代的“古人”在山西垣曲、广东韶关和湖北长阳的住居。

房屋建成之后居住的信仰还有许多。在我国传统信仰中，房屋的每一部分都有相应的神灵。土地的神灵、大梁的神灵已在建房过程中“出现”。房屋建成之后，中堂要供“祖先神主”牌位或“天地君亲师”牌位。最初在原始社会阶段，居住分活人和死人（墓地）两部分，时间一长墓地扩大接近居住区，人们惧怕鬼魂回来，于是不得不迁居别处。有了祖先神位，问题就解决了，鬼魂到家就住在这块木牌中，大家相安无事。实际上最初“中堂”本身就是神圣的。古有“五祀”，其中之一为“祀中雷”。

天井在南方民居中是神圣的，带有上古遗迹。一般房屋的中堂就是中霤的演化。《礼记·郊特牲》曰：“家主中雷而国主社。”孔颖达疏曰：“中雷谓士神。”中雷与社都是土地信仰。住居的中央最初应为公共活动（祭祀、议事、仪式）的场所，因此原始人视为神圣。到后来才演化为祖先、神、佛的供奉之地。

除中堂外，灶也有灶神。后来人们把灶神作为一家之祖，腊月二十三要举行“祭灶”。《论语·八佾》中便有“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之说，可见祭灶之俗由来已久，应来源于原始先民对火塘的信仰。许多少数民族都崇拜火塘，有许多地方火塘在中堂中央，周围是公共活动场所，因而也是圣地。对于灶神有各种说法，有的甚至说是炎帝。可见灶神在人们观念中的至尊地位。门也有门神。最初为神荼和郁垒，唐以后又有秦叔宝、尉迟敬德之说，其作用是镇鬼。古仪有五祀，《礼记·曲礼》里说天子祭五祀，五祀即户、灶、中雷、门、行也。还有一种说法是门、户、井、灶、中雷也。可见古代五祀基本上都与房屋有关，而且是大祭。后世流传下来的只有祭灶。

第三十四章
民居里的陈设

中国各地的居住建筑，称为民居。民居包含住宅以及由其延伸的居住环境和使用的器物。如影壁、屏风、家具等。那么，这些附属之物都有什么有趣的习俗呢？

床的发展史

在古代，床不仅是休息的地方，也是一种简易的坐具。《说文解字》中有“床，安身之坐也”。据《礼记》记载：曾子因床上簟子不符合制度，临死时要求将其换下才死去。可见在当时，床已经受到古人的重视。

床在古代有一种孤独萧索的意境。李商隐《端居》：“远书归梦两悠悠，只有空床敌素秋。”表达了一种思乡之情。李白的“床前明月光”，更是表达了这种苦闷的思绪。

原始社会，人们生活简陋，睡觉只是铺垫植物枝或兽皮等，掌握了编织技术后就铺垫席子。席子出现以后，床就随之出现。商代甲骨文中，已有像床形的字“淋”，说明商代已有床。但从实物来看，最早的床是在信阳长台关一座大型楚墓中发现的，上刻绘着精致的花纹，周围有栏杆，下有6个矮足，高仅19厘米。

春秋以来，床往往兼作其他家具。人们写字、读书、饮食都在床上放置案几。晋代著名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中所画的床，高度已和今天的床差不多。另外还出现一种四足的高床。但床仍未成为睡卧的专用家具。

唐代出现桌椅后，人们生活饮食等都是坐椅就桌，不再在床上活动。床由一种多功能的家具，退而成为专供睡卧的用品。

床，还有一个解释是后院水井的围栏。《辞海》上有，但未注明出处。也只有这种解释，李白的《静夜思》紧扣月和井来想，才易理解。另外李商隐在《富平少侯》中有诗句“不收金弹抛林外，却惜银床在井头”，似可做此解。

椅子的有趣历史

“椅”，也作“倚”。起源较早，但不是指供人坐的椅子。原为一种树木的名称，又名“山桐子”“水冬瓜”，木材可做家具。椅子最初被称为倚子，最早出现在唐朝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的《济渎庙北海坛祭器碑》中，碑阴中有“绳床十，内四倚子”的记载。从现存资料看，唐代已有相当讲究的椅子了。

椅子

椅子的形象则要上溯到汉魏时传入北方的胡床。《后汉书·五行志一》中说：“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京都贵戚皆竞为之。”胡床没有靠背也没有扶手，大部分应用于户外活动，比如出行、狩猎、游玩、行军等。胡床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使用较广，有钱、有势人家不仅居室必备，就是出行时还要由侍从扛着胡床跟随左右以备临时休息之用。胡床在当时家具品类中是等级较高的品种，通常只有家中男主人或贵客才有资格享用。尽管当时的坐具已具备了椅子、凳子的形状，但因其时没有椅、凳的称谓，人们还习惯称之为“胡床”，在寺庙内，常用于坐禅，故又称禅床。

床的使用历史很早，传说上古时代的神农氏发明了床。三国时期是中国低矮家具的形成期，人们多以席地坐卧为主，战国到东汉之前没有椅凳，这时的“床”包括两个含义，既是坐具，又是卧具。西汉后期，出现了“榻”这个名称，榻大多无围，所以又有“四面床”的称呼。它在当时专指坐具。

在椅子出现前，中国传统的坐具是筵、席、床、榻。东汉郑玄注《周礼》时解释说“筵亦席也，铺陈日筵，籍之日席，筵铺于下，席铺于上，所以为位也。”古人坐在筵席上进食，后来，酒席就称为筵席。《说文解字》中说“床，安身之坐者”，《孔雀东南飞》中有“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之句，《三国志·吴书》中有“众宾罢退，肃亦辞出，乃独引肃还，合榻对饮”的记载，这里是说孙权和鲁肃坐在一张榻上饮酒，而不是躺在一张榻上喝酒。

五代至宋，高型坐具空前普及，椅子的形式也多起来，出现靠背椅、扶手椅、圈椅等。同时根据尊卑等级的不同，椅子的形制、质料和功能也有所区别。

椅子流行以后首先冲击的是中国的坐礼，坐礼的变化，又直接导致诸多社交礼仪的改变。椅子出现后，人们就不需要为席地而坐预留太大的空间，家具的数量也因此增加起来，房屋内部的风格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在椅子出现前，人们的坐姿很低，以至家具普遍矮小；椅子出现后，人们坐姿显然升高了不少，自然而然一些高足家具就陆续开始流行，桌子也就应运而生，逐渐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吃饭、看书的家具。

中国家具史的奇峰——明代家具

明代的家具，即“明式家具”，是中国家具民族形式的典范和代表，是古代中国家具史上的顶峰，在世界家具史上也独树一帜。

中国家具随着各个朝代生活风俗而不断地变化发展，在唐时多为低型，唐以后形式，用榫卯结合，形成了独具风格的家具造型体系。明式家具造型简洁、质朴、明快；不雕琢、装饰，精致高雅；比例和谐。明式家具有椅凳、桌案、床榻、橱柜、台架、屏座等六类，每类有100多种。明式家具还有画龙点睛的装饰作用。家具多为高型。宋、元家具留存下来的实物很少。明代前期实物丰富。

我国在明代时，尚无流派可言。当时的家具制作，主要集中在以江苏省为中心的长江下游一带。随着时间的推移，江苏省的苏州、扬州和松江一带的家具制作名望越来越高，这时候不论是皇宫里用的家具，还是官邸私宅用的家具，都是从这里源源不断地流向四面八方，人们冠以苏式的称谓。所谓苏式，就是在明代出现的，是明式家具的发源地，所以也可以说是明式。换句话说，名扬中外的明式家具，即以苏式家具为主。

苏式家具的形成和发展与当时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明、清时期，有天堂美誉的苏州，是我国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的中心，清代孙嘉淦《南游记》写道：“阊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水流，列肆招牌，浑若云锦，语其繁华，都门不逮。”明清两代，苏州地区生产的丝织、刺绣、印染、红雕漆器、琢玉、家具和桃花坞木版画等，遐迩闻名。明张瀚（松窗梦语·百工纪）记载“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吴制器而美，以为非美弗珍也……四方贵吴，而吴益工于器。”文献中所谓三吴，指苏州与吴州、长洲，合称三吴，以苏州为首。所谓制器，自然包括家具制作。

苏式家具的发展和风格的形成，还与苏州地区高度发展的文化艺术及特定的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绘画史上的吴门画派，就诞生于此地，明代吴门派四大家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都在苏州生活过很长时间。

明清时期，苏州地区园林密布，秀甲天下，一时文人荟集。造园成为苏州的一种时尚。明清时期苏州城乡共有园办二百多处，为全国之首。其中不少为文人所构筑，如唐寅（桃花庵）、文震亨（香草垞）、段玉裁、汪琬、吴嘉淦、薛雪、袁学澜等皆在苏州有园。这些文人士大夫追求高逸脱俗的意境，寄情山水花草，对苏式家具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苏式家具之所以脱颖而出，流风弥漫，确实可以说是这种文化背景之下孕育的结果。现存姑苏庭园中的明式家具，无不造型简练，朴素大方，古趣淡雅，似有小桥流水，江南人家的韵味。

传统四合院的影壁

影壁是传统四合院大门内外的重要装饰壁面，主要作用在于遮挡大门内外杂乱呆板的墙面和景物，美化大门的出入口，使人们进出宅门时，迎面看到的首先是雕饰精美的墙面和镶嵌在上面的吉词颂语。

四合院常见的影壁有三种，第一种位于大门内侧，呈一字形，叫做一字影壁。大门内的一字影壁有独立于厢房山墙或隔墙之间的，称为独立影壁，如果在厢房的山墙上直接砌出小墙帽并做出影壁形状，使影壁与山墙连为一体，则称为座山影壁。

第二种是位于大门外面的影壁，这种影壁坐落在胡同对面，正对宅门，一般有两种形状，平面呈“一”字形的，叫一字影壁，平面成“八”字形的，称雁翅影壁。这两种影壁或单独立于对面宅院墙壁之外，或倚砌于对面宅院墙壁，主要用于遮挡对面房屋和不整齐的房角檐头，使经过大门外出的人有整齐、美观和愉悦的感受。

还有一种影壁，位于大门的东西两侧，与大门檐口成120度或135度夹角，平面呈八字形，称做“反八字影壁”或“撇山影壁”。做这种反八字影壁时，大门要向里退进2米～4米，在门前形成一个小空间，可作为进出大门的缓冲之地。在反八字影壁的烘托陪衬下，宅门显得更加深邃、开阔、富丽。

四合院宅门的影壁，绝大部分用砖料砌成。影壁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下为基座，中间为影壁中心部分，影壁上部为墙帽部分，仿佛一间房的屋顶和檐头。

影壁与大门有互相陪衬、互相烘托的关系，二者密不可分，它虽然是一座墙壁，但由于设计巧妙，施工精细，在四合院入口处起着烘云托月、画龙点睛的作用。

古人要在房子里摆放“屏风”

屏风

在浩瀚如海的史料、古籍、诗词、绘画中遗留有许多屏风的痕迹。如唐代诗人李商隐的《嫦娥》：“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诗中因有屏风的陪衬，将嫦娥的寂寞和悔恨更深刻地表现出来。再如五代时顾闳中所绘长卷《韩熙载夜宴图》全长三米，共分五段。画中用屏风将画面分隔为听乐、观舞、休息、清吹、散宴五段。那么，为什么古人总喜欢在房子里放置屏风呢？

屏风又称为屏门或屏障。古代的房屋大都是土木建构的院落形式，当然不如现代钢筋水泥结构的房子坚固。所以为了挡风，古人便开始制造屏风这种家具，并多将屏风置于床后或床两侧，以达到挡风的目的。汉刘熙《释名·释床帐》谓：“屏风，言可以屏障风也。”就是说屏风有挡风、遮蔽、隔间的作用。

随着朝代更迭，带动了屏风的发展，而屏风的种类更多，用途也逐渐广泛。有的屏风还全用木头制作，这种木屏风非常结实，故可用来倚靠或挂置杂物。如魏晋时期有个名叫王琨的人，为人十分吝啬。他不仅把酒藏在床下，还把家里的米、盐、酱油等，全都挂在自己床边的屏风上，任何人有需要，都只有经过他的手才能取用。

屏风的使用早在西周初期就已经开始了，但当时不叫屏风而称“邸”或“扆”。如《周礼·天官·掌次》：“王大旅上帝，则张毡案，设皇邸。”唐代贾公彦疏曰：“邸谓以版为屏风，又以凤皇羽饰之，此谓王坐所置也。”又汉王充《论衡·书虚》上载：“负扆南面乡坐，扆在后也。”而汉代《史记·孟尝君传》：“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主记君所与客语。”则说明了“屏风”的称呼出现在汉代，并有了分隔室内空间和遮蔽视线的作用。

在汉代时期，屏风的使用已经非常普及了，尤其是有钱有地位的人家都有屏风。如《西京杂记》上载：“汉文帝为太子时，立思贤院以招宾客。苑中有堂隍六所，客馆皆广庑高轩，屏风帷帐甚丽。”另据桓宽《盐铁论·散不足篇》上载：“一杯桊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以万人之力制成一个屏风，汉代屏风的豪奢也由此可见。而此时屏风的种类和形式都有增改，也由原来的独扇屏发展为多扇屏拼合的曲屏，可折叠，也称连屏或叠扇屏。屏风平常和床榻结合使用，不仅实用，也是室内不可或缺的装饰品。

汉代之前，屏风多为木板上漆再加以彩绘，但纸绢、纸张发明后，多数屏风的制作都以木为框架，再以纸或绢为面，屏面的装饰除了绘画、书法外也有染缬纹样或刺绣的，写字内容则以诗句为多。到了唐代，在这个繁荣的太平盛世，总以最美丽的事物来装点世界。此时纸屏风盛行，画家在上面画上美丽的山水、花鸟，诗人在上面题屏、咏屏，甚至富贵人家有的还会贴上金箔，这些屏风装饰画每每令人赏心悦目。应用雕刻、镶嵌及绘画工艺的屏风则为宫廷所用。

另外，魏晋以后，一些文人雅士逐渐地喜欢一种简朴的屏风。这种屏风就是拿白纸糊上，全白，什么都不画，一般以木头为框架，叫“素屏风”。不过单纯只用白纸而不装饰屏风的人也不多，大多还会配上诗、书、画。

明清时期，屏风文化达到高峰。据《天水冰山录》记载，明代奸臣严嵩的抄家物里，竟有大小各式屏风近四百件。而《红楼梦》中对屏风的描写也很多，如第七十一回贾母八十大寿时，贾母因问道：“前儿这些人家送礼来的共有几家有围屏？”凤姐儿道：“共有十六家有围屏，十二架大的，四架小的炕屏。内中只有江南甄家一架大屏十二扇，大红缎子缂丝‘满床笏’，一面是泥金‘百寿图’的，是头等的。”到了清乾隆年间，丰富多彩的手工技艺应用在屏风的制作上，更让清代的屏风艺术进入鼎盛时期。

“屏风”一词让人感觉很有诗意，它营造了一种似隔非隔、似断非断的宁静空间。而极为讲究的屏风制作手工精细、巧夺天工，屏面上饰以各种彩绘，图案精美，绚丽多姿，记录了风俗民情、历史故事、山水景色等，不仅呈现出古人高水准的手工技艺，也反映了屏风和艺术、文化的紧密关系。

重要建筑物的正门两侧的狮子

在一些富丽堂皇的建筑的大门两侧，不时可以见到有大象巍然挺立。这似乎与传统习俗并不吻合。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各得其所，重视名正言顺，包括用什么动物的造型来把守大门也有其明确的要求。

在传统建筑中，狮子是最经常使用的一种装饰物。在中国的宫殿、寺庙、佛塔、桥梁、府邸、园林、陵墓，以及印纽上都会看到它。尤其是重要建筑的大门两旁，狮子出现的频率最高。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这些石狮子经历着沧桑巨变，目睹着朝代的兴衰更替，已成为中国古建筑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装饰物。

狮子的故乡在非洲、印度、南美等地，在周代铜器中，已有狮子的形象出现。据说，狮子是从西域传来的。相传东汉年间，狮子被当做礼物送给中国的皇帝。随着佛教传入中国，被佛教推崇的狮子在人们心目中成了高贵的灵兽，和麒麟一起成为中国的灵兽。狮子随之开始出现在重要建筑物的正门两侧。

狮子又是兽中之王，有显示尊贵和威严的作用，狮子在民间又有辟邪的功能，因此常用来守门。按照传统习俗，成对的狮子是左雄右雌，还可以从狮子所踩之物来辨别，蹄下为球，象征统一寰宇和无上权力，必为雄狮；蹄下踩着幼狮的，象征子孙绵延，是雌狮。

而在传统文化中，一般认为，大象善于吸水，水为财，因此，凡家居大窗见海或水池者，均可称之为“明堂聚水”，这时可以摆放一只大象，以求吸纳外界的财源。同时，传统文化认为，大象禀性驯良，放在家中吉祥如意，放置时应该放在室内，以求得全家平安。

所以，狮子是用来把门的动物，一般放置在大门两侧，而大象则是聚财的动物，一般放置在院内或室内。狮子和大象各有各的用场，让大象去当“门卫”是不太合适的。

第三十五章
趋吉避凶的风水文化

一说起风水，就有人说那是迷信，这是因为那些人并不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也不了解古代风水学的内涵。风水的实质就是以选址方面作为准绳，对地质、地文、水文、日照、风向、气候、气象、景观等一系列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做出或优或劣的评价和选择，以及所需要采取的相应的措施，利用风水改变人的心情与运势，从而达到趋吉避凶纳福的目的，创造适于长期居住的良好环境。因此，风水可说是一门“环境心理学”。

风水不是迷信

《辞源》说：“风水，指宅地或坟地的地势、方向等。”旧时迷信据以附会人事吉凶祸福。再看一下《辞海》是怎么说的：“风水，亦称堪舆”。中国的一种迷信。认为住宅基地或坟地周围的风向水流等形势，能招致住者或葬者一家的祸福。也指相宅、相墓之法。

那么，究竟什么是风水？风水又称堪舆、图宅、青囊、相宅之术等，是我国古代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术数类别。晋人郭璞传古本《葬经》谓：“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

由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风水探源》一书，潘谷西教授在序中指出：“风水的核心内容是人们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的一种学问，其范围包含住宅、官室、寺观、陵墓、村落、城市诸方面，其中涉及陵墓的称为阴宅，涉及其他方面的称为阳宅。风水施加于居住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对基址的选择，即追求一种能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能满足的地形条件；第二，是对居处的布置形态的处理，包括自然环境的利用与改造，房屋的朝向、位置、高低大小、出入口、道路、供水、排水等因素的安排；第三，是在上述基础上添加某种符号，以满足人们避凶就吉的心理需求。”

由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住宅风水勘吉凶》一书，作者在前言中说：“在中国古老学识当中有一门叫做堪舆，通常被称为风水。按照笔者多年的研究心得，这门所谓风水，如果用现代化的字眼，应该叫做‘地球磁场与人类关系学’。从内容来说，风水这一学问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讲究峦头形势，另一部分讲究方位理气。”

詹鄞鑫先生在《文史知识》（1988年第3期）中撰文说：“所谓风水，是相地术的一个俗称。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大凡兴工动土，都要察看地形环境，看它是否得风得水，然后择宜土，避凶地。”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地理系学者尹弘基在《自然科学史研究》（1989年第1期）撰文说：“风水是为找寻建筑物吉祥地点的景观评价系统。它是中国古代地理选址与布局的艺术，不能按照西方概念将它简单地称为迷信或科学……中国风水建立在以下三个前提的基础上：①某个地点比其他地点更有利于建造宅第或坟墓；②吉祥地点只能按照风水的原则通过对这个地点的考察而获得；③一旦获得和占有了这个地点，生活在这个地点的人或埋葬在这个地点的祖先和子孙后代，都会受到这个地点的吉祥影响。”

那么，风水是不是迷信？我们认为，风水是从古代沿袭至今的一种文化现象，一种趋吉避凶的术数，一种广泛流传的民俗，一种有关环境与人的学问，一种理论与实践的综合体。风水可分为阳宅和阴宅两大部分，阳宅是活人的居住活动场所，阴宅是死人的墓穴。风水理论有形势派和理气派之分，前者重在以山川形势论吉凶，后者重在以阴阳、卦理论吉凶。风水的核心是“生气”。它的概念十分繁杂，涉及龙脉、明堂、穴位、河流、方向等。它有许多禁忌，对时间、方位、地点都有讲究。阴宅学说有浓郁的迷信色彩，极深地毒害着民众。阳宅的理论与实践有一定的合理性，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对风水的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有待于深化。

风水与风水术

人们通常所说的风水，实际上包括两种意思。有时指好地形、好风景。如，人们游览漓江时，往往会情不自禁地说：“多好的风水呀！”人们买了一块地皮盖房子时，也常常说：“好风水！”有时，风水是指风水术，即风水的理论和实践。如，人们说某某人擅长风水，某某人研究风水，某某人靠风水吃饭。

严格地讲，风水与风水术是有区别的。风水是一种客观存在。风水术是主观对客观的活动。风水的本体是自然界，风水术的本体是人。

既然人们习惯把风水与风水术混在一起，我们也不必强求分开，只是要注意人们在谈论风水一词时到底是在讲客观还是在讲主观，以便理解人们表述的真正意思。

风水，作为特定的术语，晋郭璞最先作了解释。郭璞在《葬经》云：“葬者，乘生气也。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到底怎样乘？怎样聚？什么叫风？什么叫气？郭璞没有展开论述。

风，是空气流动的现象。水，是水流。气，即所谓的地气。生气，即有生机的地气。乘生气，就是要寻找并利用有生机的地气。风水，就是乘生气的一门学问，是一种择吉地以避凶的术数。

清人范宜宾注郭璞《葬经》云：“无水则风到而气散，有水则气止而风无，故风水二字为地学之最重，而其中以得水之地为上等，以藏风之地为次等。”这就是说相地的关键是因水聚气，如果没有水，风一吹就会把气吹散。只要有了水，气就会聚集，风也就不会吹拂。有水之地最佳，避风之地次之。

所以，历代的风水师总是从龙脉入手，因为龙脉为地之气，气之来有水导之，气之止有水限之，气之聚无风以散之。有了生气，葬者就有了福音。

在古代，风水一词在民间用得最普遍，在官方则不尽然。明代郑和出使西洋，随船有管风水的官员，这些官员负责观风察水，与我们所理解的风水是两回事。

风水的别称

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风水又有形法、青乌、堪舆、相地、相宅、图宅、青囊等别称。

形法。《汉书·艺文志》有形法类，收录有《宫宅地形》二十卷（亡）。什么叫形法？其书云：“形法者，大举九州岛岛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犹律有长短，而各征其声，非有鬼神，数自然也。然形与气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无其气，有其气而无其形，此精微之独异也。”姚明辉的《汉志注解》云：“大举九州岛岛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即相地相形。”

形法。指形貌，不仅仅是指相地。《四库全书总目·术数》说得很清楚：“然形法所列，兼相人相物，则非相宅相地之专名，亦属假借。”

青乌。汉代有一位方士叫青乌子，传闻他撰有《葬经》，后世奉之为宗祖，以他的书为经典。北周庾信的《庾子山集》有“青乌甲乙之占，白马星辰之变”。《旧唐书·经籍志》记有《青乌子》三卷。唐柳宗元《昌黎先生集》有“艮之山，兑之水，灵之车，当反此。子孙万代承灵祉，谁之言者青乌子”。说明柳宗元可能见到过《青乌子》一书。唐王瓘在《轩辕本纪》中说：“黄帝始划野分州，有青乌子善相地理。帝问之以制经。”

堪舆。堪舆的本义是天地。堪为天，舆为地。《文选·甘泉赋注》：“《淮南子》曰：‘堪舆行雄以知雌。’许慎曰：‘堪，天道也，舆，地道也。’”《汉志》载有《堪舆金匮》十四卷（亡）。被泷川资言考证为“说风水方位之书”。舆，曾假借为余。《隋书·经籍志》中《子部·五行类》载有《堪余历注》《堪余》《地节堪余》《大小堪余历术》等书目，这些实际上是历书。

汉代学者经常谈论堪舆，未必都是讲天地，往往是讲神怪。《汉书》卷八七引扬雄《甘泉赋》：“属堪舆以壁垒兮，梢夔魃而扶猬狂。”孟康注云：“堪舆，神名，造图宅书者。”可见堪舆是造图宅书的神。

相地。地即地理。风水师常常被人称为地理先生。古代的地理，往往专指风水事宜。明代李国木编有《地理大全》，清代端木国瑚编有《杨曾地理元文四种》，清代寇宗辑有《菊逸山房地理正书》，这些书籍都没被收录于史部舆地类，而是被收录于子部术数类，因为它们是专讲风水的书籍。

图宅。图宅书已佚。汉代王充《论衡·诘术篇》引用了几段图宅书的原文。第一段：“图宅术曰：‘宅有八术，以六甲之名数而第之，第定名立，官商殊别。宅有五音，姓有五声，宅不宜其姓，姓与宅相贼，则疾病死亡，犯罪遇祸。’”第二段：“图宅术曰：‘商家门不宜南向，征家门不宜北向。”

相宅。先秦习惯称相地为相宅。宅本指活人的居所。《尚书·召诰序》云：“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传》云“相所居而之。”《左传·昭公三年》云：“子之宅近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这些都指人们的生活住宅。

人死之后也需要安歇长眠的场所，于是，宅又被称做死人的墓穴。《礼记·杂记》云：“大夫卜宅与葬日。”《疏》云：“宅谓葬地。”汉以后，人们仍习惯称宅为葬地，《广雅·释邱》云：“宅跳，茔域，葬地也。”

相宅术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相活人居所，二是相死人墓地。前者为阳宅，后者为阴宅。它们的共同点都是为了人而相地，相地后又有一定的建设事务；不同点是前者为活人，后者为死人。前者有一定意义，后者完全无意义。

青囊。青囊本是古代相术家装书的黑袋子，后借称相术家，又以之作为书名，进而作为风水术的别名。《晋书·郭璞传》记载有个隐士郭公传授《青囊中书》九卷给郭璞。以后，又有《青囊经》传世，专讲风水。唐代陈子昂《陈伯玉集》有“传道寻仙友，青囊卖卜来”。

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

阴阳学说早在夏朝就已形成。它认为阴阳两种相反相对的气是天地万物的源泉。阴阳相合，万物生长，在天形成风、云、雷、雨各种自然气象，在地形成河海、山川等大地形体，在方位上则是东、西、南、北四方，在气候上则为春、夏、秋、冬四季。天之四象，人有耳、目、口、鼻与之对应；地之四象，人有气、血、骨、肉与之对应；人又有三百六十骨节以应周天之数；所以天有四时，地有四方，人有四肢，指节可以观天，掌纹可以察地，天、地、人合一。发展到后来，甚至某命理师屈指一算，一看掌纹，就能断出凶吉，其实这是没有任何科学根据的。

五行学说是我国古代人民创造的一种朴素的哲学思想。它以日常生活的五种物质金、木、水、火、土为元素，作为组成宇宙万物及各种自然现象变化的基础。这五类物质各有不同心性，如木有生长发育之性；火有炎热、向上之性；土有和平、存实之性；金有肃杀、收敛之性；水有寒凉、滋润之性。五行把自然界一切事物的性质，分别纳入这五大类的范畴。这五种元素在天上形成五星，即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在地上就是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在人就是仁、义、礼、智、信五种德性。古代人认为这五类物质在天地之间形成关联，如果天上的木星有了变化，地上的木类和人的仁心都随之产生变异。迷信色彩十分浓厚的占星术就是以这种天、地、人三界相互影响为理论基础衍生而来的。

具体内容有：五行相生，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五行相克，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天干五行甲乙同属木，甲为阳木，乙为阴木；丙丁同属火，丙为阳火，丁为阴火；戊己同属土，戊为阳土，己为阴土；庚辛同属金，庚为阳金，辛为阴金；壬癸同属水，壬为阳水，癸为阴水。地支五行寅卯属木，寅为阳木，卯为阴木；巳午属火，午为阳火，巳为阴火；申酉属金，申为阳金，酉为阴金；子亥属水，子为阳水，亥为阴水；辰戌丑未属土，辰戌为阳土，丑未为阴土。

中国的风水鼻祖——郭璞

风水术源远流长，门派众多。魏晋时期，中国出现了不少风水大家，其中最负盛名的是郭璞，他的《葬书》将风水术从传统的相地术中抽出，对风水下了定义，并全面构架起风水理论，奠定了后世风水的基础。

郭璞（276～324），字景纯，河东闻喜（属今山西省）人。他是风水界不可多得的人才，《太平广记》卷十三记载他“周识博物，有出世之道，鉴天文地理，龟书龙图，爻象谶纬，安墓卜宅，莫不穷徽，善测人鬼之情况”。这些记载颇有些传奇色彩，把他描绘成了半人半神的“阴阳人”；在民间，也流传有不少关于他相术方面的故事，这些故事出神入化，更增强了他的神秘性。郭璞撰写的《葬书》（或称《葬经》）。把风水术从传统的相地术中分离出来，对风水一词作了具体的解释，全面论述了风水术的理论与实践，从而奠定了风水术的基础。

在郭璞还没有名气的时候，他的母亲去世了，郭璞选中一块很平常的地在那里安葬，这块地离水很近，一到夏天雨水增多就会被大水淹没，当时许多风水师都说这块地不好，郭璞没有理会，仍旧坚持自己的判断。说也奇怪，几年之后，沙土上覆，大水不但没有涨上来，反而自行退去，墓周围几十里都成为桑田。这件事情使郭璞名声大振，从此奠定了他在风水届的地位。许多远方之人都慕名而来，请他前去相墓。

郭璞《葬经》谓：“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在郭璞看来，风水的本质就是阴阳，郭璞创造风水二字的原意乃是指龙的行和止，讲的就是阴阳相对、阴阳交媾。龙行必然呼啸而生风，风主动；龙止必有砂环水报而为征，水主静。风水的含义就是选择龙行止有度的地方，通过建筑的手段将其利用，从中乘龙之生气，收纳旺盛的堂气。

我们今天以科学的态度剔除其中的迷信色彩和玄学成分，则风水实际上是一门古老的环境学和场态学。是研究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学问。古代风水学所依据的理论体系是“天人合一”，追求人与自然的融洽和谐。这种哲学观念长期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形成了我们民族崇尚自然的风尚。郭璞首倡的“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迄今传承了一千七百多年而巍然不倒，在今天更加熠熠生辉大放光芒。所以，中国人习惯把郭璞称为风水鼻祖。

看风水需要悟性

在古代，风水属于玄学，不是每个人都能懂的。看风水吉地，要有极高的悟性。《青囊海角经·情性》云：“据星点穴是矣，有离星出脉者何以知之？据脉点穴是矣，有离脉出气者何以知之？若此者，非常法所能拟议，须于无中看有，去处求留，散中求聚，游神于牝牡骊黄之外是为得之，术家所以有道眼法眼之说也。又曰水底必须道眼，石中贵得名师，岂真有一道神光下烛九垓，若是之，异于人哉！盖其仰视后龙之势，俯察入首之情，旁观从佐，遍览朝迎，知其势之所趋，情之所至，不于此而必于彼也。此古人神解之妙，有独行独见不可以示人者。今人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遂目古人所为如神如鬼而莫之及，亦可一笑矣。”

所以说，看风水就要反对教条、反对生搬硬套。应该综观地形，“知其势之所趋，情之所至”，达到“神解之妙”，这才算得上“如鬼如神”的风水先生。谢和卿在《神宝经》中赞成这种观点，他说：“窝穴宜深更宜浅，天机切要心明。乳情宜下又宜高，秘诀全凭眼力。”一切风水理论都要通过眼力付诸实践，有眼力就有了悟性。有了悟性，就能相好地。

看地不能只看表面，要看到更深的东西。高明的相地师能洞穿地下三尺，透视吉凶。《古今图书集成·堪舆·名流》记河南人毕宗义留心术数，有一次看见一座新坟，环视后说：“这个地很凶，葬后有祸。”墓主人追问他，并让他与原地师对质，原地师说：“这地是卧牛形，来山去水，无不合局，怎么能说有凶呢？”毕答：“此地虽好，但牡牛好抵触，土下三尺有异物可证。”墓主人掘土以验，果然有两块大石。众人皆叹服。

相地要十分细致，毫厘之谬，如隔万山；尺寸之违，便同千里。稍有疏忽，就把穴点坏了。

选择宅基地的宜忌

汉族作为一个定居的农业民族，不仅注重房屋的居住功用，而且将住房与“家”的兴衰命运紧密相连。每一个家族、家庭都希望自己能够发展壮大，光宗耀祖。为达到这一目的，人们便在住宅的建造上大做文章，设法选择有风水龙脉、神灵保佑的区域建房，而一些建房的地点、方位及房屋陈设，由于不符合“风水”、“相宅”观念就被列为禁忌。

选择地址，俗谓“相地”，就是对客观事物环境的取舍，可谓建筑的前提。在汉族民间，农耕生产对气候条件和自然环境有着强烈的依赖，渐渐地，便赋予自然高度的精神象征意义，认为自然环境的优劣会直接导致人命运的吉凶祸福。因此，在建筑上，选择好的基地就显得十分重要。宅基地的选择有许多禁忌。明代《阳宅十书》云：“南来大路直冲门，速避直行过路人，急取大石宜改镇，免教后人哭声顿。”“东西有道直冲怀，定主风病疾伤灾，从来多用医不可，儿孙难免哭声来。”“宅前有水后有丘，十人遇此九人优，家财初有终耗尽，牛羊倒死祸无休。”

如果选址不当，也可以用各种方法进行破解。最常见的是悬符法。这些符多用桃板书写，桃板的尺寸有规定。如宽一尺二，合十二月；高一尺二，合十二时，共合二十四气。板上画图，也有的仅仅写个“善”字或“福”字。

桃板写毕，还要择时悬挂。安善板是在四月初八辰时，请公平、正直、涵德并著者撰写并悬挂在显眼处。安吞符是在寅日寅时悬挂。有的符不仅钉在屋前，还要四面钉，甚至八面钉，使邪气从哪个方向都不能侵入。

常用的还有立石法。凡人宅舍有神寺庙宇相冲，就在大石上书写“玉清”二字。凡宅逢盗贼，就在大石上书写“玉帝”二字。凡庙宇房脊冲宅，就在大石上书写“摄气”二字。凡道路冲宅，就在大石山书写“泰山”二字。凡邻屋脊射宅，就在大石上书写“干元”二字。此外，又有写“金刚”、“天通”、“干罡戊己”、“天蓬圣后”等字的。这些大石都重50至100斤，以青石、赤石为吉。如安泰山石，高四尺八寸，宽一尺二寸，厚四寸，埋土八寸，在五龙、五虎日，于寅时立于地。当触犯了虎口之地、龙尾之地、太岁之地时，就以泰山石挡邪。

又有埋物法。以白杨木刻人形、牲畜形埋在土中，也有的用土和泥，做成泥人。土不是一般的土，要古城墙土、灶土、古墓土。水不是一般的水，要古井水、沐浴水。有时埋老鼠、马蹄、蛇皮、猪血、虎骨等。一般埋入一尺二寸深。

又有置镜法。有一种白虎镜，凡人家门前有高楼、庵观、寺院、旗杆、石塔相冲，用此镜悬于门上，镇之大吉。

还有泥墙法。用灶土、市铺土、古墓土、街心土、狗头骨烧灰、岁德方向土，按比例和拌，泥在墙上，在所泥之处贴符。

这些方法往往并用。目的只有一个：从心理上安慰人。实际上，这些方法都不能避祸，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那些土、石、符、镜都是不能为人避祸的。

门向选择有学问

随着住宅朝向的确定，门窗的方位也被确定。门是内外空间分隔的标志，是迈入室内的第一关口。古人认为门是住宅的吐、纳气之门户，故曰：宜开吉方旺方。

中国人历来重视各种门的处理，风水更是对其投以深切的关注：“宅之吉凶全在大门……宅之受气于门，犹人之受气于口也，故大门名曰气口，而便门则名穿宫。”“地理作法……全藉门风路气，以上接天气，下收地气，层层引进以定吉凶。”

民间一般立门于南、东南及东三方，俗谓“三吉方”，又以东南为最佳，俗称青龙门。对照传统民居的大门位置，多与此说相合。古代门向的禁忌与住家的姓氏相关。《论衡·诘术篇》云：“《图宅术》曰：‘商家门不宜南向，徵家门不宜北向。’”《无何集》云“角家门不宜西向，宫家门不宜东向”等，便是这种古俗信仰的例子。

门向禁忌更多的是涉及到门外的环境。在浙江金华，“旧时正门如果正对别家屋栋、墙角、山头、岩石等，认为是大不吉利的，必须祈求虎神相隔”。认为凡人家门前有西池，为哭字头，不祥；西边有池，为白虎开口，不吉，皆须忌之。天津旧时盖房，忌讳自己的屋门正对着别家的门、窗和山墙，说是“窗户对着门，不打官司就死人”。“门对门，尽死人”。尤以门小者更遭其害，俗话谓之“大口吃小口”。若不能避，须于各自门内垒影壁墙，以挡避邪物侵袭。门口正冲小巷及邻家房前兽头也不行，俗以为不吉，要设法破解。门还忌正冲房檐滴水，俗话说：“房檐滴水滴门帮，一年之内死一双；房檐滴水滴门口，不伤大口伤小口。”

总之，这一类关于门的开向、方位的禁忌多是为了避免“气冲”。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民间有一简便的方法便是在门边置屏墙一堵，或直或曲。另一方面又要保持“气畅”，因而屏墙多是不封闭的，如入口处的影壁等，使得内部空间还呈现与室外相融合流通的意向。

屋向背合、种大树之忌

古人在讲求自然地形之吉的同时，也十分重视相邻建筑位置及向度上的相互关系。总的要求是合乎情理，忌背合，即不能与众人的屋向相反。风水称与众向相反的建筑为“众抵煞”，有“烦恼皆因强出头”的说法。对于屋前空地（称做地台），不能两边低而自己独高，只可人高而略低，过低又不可，这正是中国“中庸”、“平均”思想在建筑上的表现。

另外，古人还忌在大门前种大树。即使种，也要有选择，“东种桃柳（益马），西种栀榆，南种梅枣（益牛），北种柰杏”。又“中门有槐富贵三世，宅后有榆百鬼不近”，“门庭前喜种双枣，四畔有竹木青翠则进财”（《相宅经纂》卷四）。

河南一带禁忌在院内种植楝树，以为楝子为苦豆，兆主人食苦果。南方沿海一带忌在房屋周围种芭蕉、香蕉，俗信易聚鬼，或令妇女得血疾。《无何集》说：“有指草木言者：如宅东有杏主败；宅西有李主淫；槐主富贵；芭蕉，招祸之类是也。”这些禁忌，貌似无稽，若考察这些不同树种的生长特性，可知其中颇有科学道理。譬如槐树喜光不耐阴，适宜种于住宅南面。榆树速生，枝叶繁茂，种于宅后有利于防风、御寒。特别有意思的是榆树具有极强的吸附毒气、烟尘的性能，种于宅后能够净化空气保护环境，故有“百鬼不近”的说法。

而开封一带流传一种“宅忌”民谣：“前不栽桑，后不栽柳，门前不栽鬼拍手。”桑与丧字谐音；“柳”指父母死后，送殡多用柳枝做“哀杖”、“招魂幡”；“鬼拍手”是指杨树，多植于基地，其叶迎风作响，似人拍手。民间还有“屋后不栽槐”的说法。据说古时有尊槐之风俗，槐于古代是吉祥、长寿和官职的象征，因而民间禁忌植槐于屋后。

第十辑
摇曳多姿的服饰文化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人类社会经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行进了几十万年。我们的祖先在与猿猴相别以后，披着兽皮与树叶，在风雨中徘徊难以计数的岁月，终于艰难地跨进了文明时代的门槛，懂得了遮身暖体，创造出又一个物质文明。

第三十六章
传统衣服习俗

中国素有“衣冠王国”之称。上起史前，下至明清，无数精美绝伦的服装是中华各民族创造的宝贵财富，在世界服饰史上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服装的发展和演变，深刻反映了社会制度、经济生活、民俗风情，也承载着人们的思想文化和审美观念。

中国传统的衣裳制度

早在我国的神话和传说时代，古人类就已创造了衣服。《易·系辞》里讲：“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世本》说：“伯余制衣裳。”

关于衣服的最初式样，一般是将一块完整的兽皮披在肩背部，或围系于下身。后来人们在兽皮中央穿一个洞，或者在一边切割出一个口，套在脖子上或披系于肩，这就是最早的“套头衫”和披风。在数十年前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仍可看到这类衣服式样。在黔西和滇北彝族地区，有用一张整羊皮做的羊皮褂，以羊腿部皮当系衣的腰带，冬季毛朝里，夏季毛朝外。纳西族的羊皮披肩，是将一块方羊皮用绳子挂在身上——昼则披，夜则盖，晴雨寒暑不离身。

人类最初以皮毛等先围于腹下膝前，后掩蔽其后，再进而将前后两片用骨针相连缝合起来，从而成为最早的“裙子”。我国南方一些少数民族妇女的筒裙，可以说是保留了古代“裙子”的遗风。在我国古代传说中有黄帝的元妃嫘祖西陵氏教民养蚕的说法。《尚书·夏书禹贡》中也有贡丝的记载。在目前已有的有关考古资料中记载殷商时期已有丝织物，甲骨文中也有衣、裳、帛等的象形文字，可证实那时服饰的材料及形制已更为丰富。可以说，大约于五千多年前，我国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上身有衣、下身有裳的衣裳制度。

传统衣裳有两种基本形制，即上衣下裳制和衣裳连属制。上衣下裳制，相传起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这一传说可以在甘肃出土的彩陶文化的陶绘中，得到印证。这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衣裳制度的基本形式。上衣下裳的服制，据《释名·释衣服》载：“凡服上曰衣。衣，依也，人所依以避寒暑也。下曰裳。裳，障也，所以自障蔽也。”上衣的形状多为交领右衽，下裳类似围裙的形状，腰系带，下系芾。这种服制对后世影响很大。

衣裳连属制，古称深衣，始创于周代。《礼记·深衣》注称：“名曰深衣者，谓连衣裳而纯之以采也。”深衣同当代的连衣裙结构类似，上衣下裳在腰处缝合为一体，领、袖、裾用其它面料或刺绣缘边。深衣这一形制，影响于后世服饰，汉代命妇以它为礼服，古代的袍衫也都采用这种衣裳连属的形式，甚至现今的连衣裙也是深衣制的沿革。

中华民族传统衣服独崇黄色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构成了一个多彩的世界。如果只有单一的一种颜色存在，那情形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只有颜色的多元化，这世界才更绚丽。然而，就像个人的爱好都不相同一样，人们对颜色的好恶也有明显的区别。有一点大家达成了共识，那就是中华民族尤为崇尚黄色。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黄色是至高无上的，这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已得到证实。

人们印象最深的当属“黄袍加身”这句话了。着了黄袍的人就成为真龙天子，宋太祖赵匡胤在未穿黄袍时是没有资格坐皇帝宝座的。黄巾起义军的将士，一律头戴黄巾，其口号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时的天就是“黄”，与其他色彩无关。后来，诸朝历代对黄色都格外尊重，只有帝王才能用黄色，其他人不可擅用黄色。清雍正时大将年羹尧可谓功勋卓著，但他被判死罪，其中就有擅用黄色包袱和出门时用黄土填道等罪责。

那么，中华民族何以非要崇尚黄色呢？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对此加以分析。

首先，中华民族有崇尚黄色的传统。如黄钟、黄花、黄发、黄海（中央之海），甚至黄泉，因为加了一个“黄”字，便都成了美称。在我国封建社会里被视为正色的黄、青、白、赤、黑五种颜色中黄色最尊。因此，在历朝史料和小说戏曲中，常可看到黄色被视为君权神授的象征色和御用色的故事。比如，黄钺（用黄金为饰的斧）曾作为君王权力的象征。《尚书·牧誓》里就用“王左仗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来描绘武王伐纣的英武形象。

其次，古人认为黄色乃中和之色，它介于黑白赤橙之间，是诸种颜色的中央之色。《中·中庸·中和》说：“黄色介于黑白赤橙之间，自然而然地成了中央之色。”正如《白虎通·号篇》所载，“黄色，中和之色，自然之性，万世不易”。这种“中和之色”，对于具有中和性格的中华民族，自然是极其值得崇尚的了。

另外，从中华民族的农耕经济及其对土地的特殊眷恋这一点上来看，黄土高原的肥沃保证了庄稼的丰盛和人畜的兴旺。黄字“从田，是田土沾于人身之色”（见党晴梵《先秦思想史论略》），“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是为人用”（《尚书大传》），“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苑也”（《管于·水地》）。华夏族世代息居于黄土高原，对供给他们衣食住行的黄土大地，有一种特别祟仰而依恋的感情，并由此而对黄土之色产生一种景仰、祟尚的心理。《说文解字》云：“黄，地之色也”，《淮南子·天文训》：“黄色，土德之色”，《考工记·画绘之事》：“地谓之黄”，这些例子，都说明了由对养育自己的土地敬仰进而祟尚土地之色的心理基因。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社会，人们视土地为本，而华夏民族世代居于黄土高原，对黄土大地有着深厚的依恋与崇敬之情。这种崇敬也是一种黄色情结。《说文解字》曰：“黄，地之色也。”既然如此，黄土地养育的子孙岂有不崇黄色之理？

中国人从降生开始就是炎黄子孙，离开时也要赴黄泉，一生都与黄色为伴。

古人所穿体衣有哪些种类

体衣是古人衣服构成中最基本、最重要的部分，主要分为上衣下裳和衣裳连体两种基本形制。古人所穿衣服的种类主要包括全身或仅上身所穿的深衣、袍、裘、袄、襦、衫、半臂等；下身所穿的裳、裤、裙等。

深衣。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深衣是“士”阶层以上的人的常服、庶民的礼服。其特点为上衣和下裳相连，衣襟右掩，下摆不开衩，将衣襟接长，向后拥掩，垂及踝部。因其前后长，故称深衣。

袍。直裾深衣进一步发展成为袍，袍也是上衣和下裳连成一体的长衣服。古代“袍”有两种，一种称“襽”，以新丝棉絮衣里；另一种称“缊”，以败棉絮衣里。从东汉起及至宋、明，上自帝王、下及百官，都以袍服为朝服。

裘。皮衣，毛向外。国君和贵族穿狐皮的裘要罩上与狐毛颜色相适应的裼衣。犬羊之裘是庶人穿的，不加裼。

袄。一种比襦长比袍短的上衣，由襦演变而来。有衬里，所以也称“夹袄”。若在其中纳入棉絮，则称“棉袄”。袄的出现，大约在魏晋南北朝时，宋代以后广为流行，到了清代，几乎成了士庶妇女的主要便装。

襦。短上衣。东汉后主要用于妇女。既可用做衬衣，又可穿在外面，其形制有长短、单夹之分。唐代以后，历经宋元明清各代，一直用做妇女便服。

衫。汉魏时，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新的服装，这种服装的特点和袍恰好相反。袍以交领为主，它则以直襟为主；袍多采用双层，它则为单层；袍服袖子呈圆弧形，它则呈垂直形；袍的袖口窄小，它的袖口则非常宽敞，这种服装，被称为“衫”。

半臂。无领（或翻领）、对襟（或套头），套在长袖衣衫外面。衣袖之长为长袖衣的一半，所以称“半袖（半臂）”。

裤。为人们下体所穿的主要服饰，原写做“绔”或“祷”。古代的裤子只有两个裤管，没有前后裆。大约战国以后，才出现了连裆裤。

裙。古代女子的主要着装。始于周文王时期。至秦朝，裙的穿着范围有所扩大；到汉代，女子着裙已较为普遍。裙开始成为古代妇女的主要着装。

苗条秀美的旗袍

旗袍是中国的传统女性服饰之一，源于满族女性传统服装，在20世纪上半叶由民国汉族女性改进，由中华民国政府于1929年确定为国家礼服之一。由于妇女穿上旗袍显得苗条秀美，因此旗袍便成为我国各族妇女普遍喜爱的一种民族服装。

关于旗袍的来历，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很久以前镜泊湖畔有一个渔家姑娘，叫做黑妞儿，不仅长得俊俏，而且心灵手巧。那时候，满族妇女都穿着一种古代传下来的肥大衣裙，黑妞儿觉得常常在江边打鱼，树枝刮刮扯扯，很不方便。于是，她自己动手剪裁了一种连衣带裙的多扣长衫。这种长衫两侧开衩，下河捕鱼的时候就可以将衣襟撩起系在腰间，平时纽扣一直扣到腿弯儿，当裙子用，既合体又省布料。

后来，黑妞儿被选进了皇宫，封为黑娘娘。在宫廷里，黑娘娘见宫廷服装“山河地理裙”又肥又长，在地上拖拉半截，脚踩鞋蹬的，觉得太可惜了，于是她就动手把这裙子剪开，改制成她从前穿的那种连衣带裙的多纽扣的长衫，谁知这一改却给她招来了杀身之祸。本来就很嫉妒她的娘娘、妃子们见她剪了裙子，就一起上殿在皇帝面前告她的状，说黑娘娘剪开了“山河地理裙”，是有意剪断我们的江山。皇帝听了便叫来黑娘娘责问，黑娘娘据理力争，被恼羞成怒的皇帝一脚踢中后心，死在皇宫。

旗袍

关东人民听说黑娘娘死了，大哭了三天。旗人家的妇女，为了纪念黑娘娘，都穿起她剪裁的那种长衫。后来，这种长衫就被称为“旗袍”了。

旗袍是我国一种富有民族风情的妇女服装，由满族妇女的长袍演变而来。由于满族称为“旗人”，故将其称为“旗袍”。在清代，妇女服饰可谓是满汉并存。清初，满族妇女以长袍为主要着装，而汉人妇女仍以上衣下裙为时尚；清中期，满汉各有仿效；到了清代后期，满族效仿汉族的风气日盛，甚至出现了“大半旗装改汉装，宫袍截作短衣裳”的情况，而汉族仿效满族服饰的风气，也于此时在一些达官贵妇中流行起来。

清代旗袍不开衩，旗袍在缩短袖子时也悄悄在左边开低衩。后来衩越开越高渐渐及膝部高到大腿。由于有人反对，袍衩一度回到膝盖以下。但舆论压力一减小，袍衩又迅速升高，1933年后流行大开衩旗袍。传统旗袍是上下一条直线，外加高高的硬领。三十年代初期，袍腰开始日积月累地收缩，到1934年后，女性身材的曲线终于全部显露出来。高耸及耳的领子也逐渐变矮，后来有的成了无领旗袍。

到了20世纪20年代，受西方服饰影响，经改进之后的旗袍逐渐在广大妇女中流行起来。这种旗袍是汉族妇女在吸收西洋服装样式后，通过不断改进，才进入千家万户的。旗袍的样式很多，开襟有如意襟、琵琶襟、斜襟、双襟；领有高领、低领、无领；袖有长袖、短袖、无袖；开衩有高开衩、低开衩；还有长旗袍、短旗袍、夹旗袍、单旗袍等。改良后的旗袍在20世纪30年代，几乎成为中国妇女的标准服装。

传统民族服装——马褂的演变

马褂是清代男女的典型服饰。现已成为中国的传统服装之一。它具体出现在什么时代已不可考，大约始于东汉，成于三国，兴盛于隋唐，演进之迹，大概与裤褶无异。《珩璜新论》云：“今（宋）之半臂，非礼之服也，魏明帝常著帽被缥绫半袖，杨阜问帝曰，此于礼何法服也，帝默然不答，自是不法服不见阜，光武纪更始诸将，服妇人，衣诸于绣掘，三辅吏士，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注《前汉书·音义》云：诸于，大掖衣也，如妇人之褂衣。东汉之诸于，似宋之半臂。可知半臂，始用于东汉。然魏明帝尚不知为何法服，不能答杨阜之问，且不敢再着以见阜，益足证其为胡服。三国时亦未通行，至隋则内官服之。”

宋曾三异《同话录》“貉袖”条述之最详：“近岁衣制，有一种如旋袄，长不过腰，两袖仅掩肘，以最厚之帛为之，仍用夹裹，或其中用绵者，以紫皂缘之，名日貉袖，闻之起于御马苑圉人，短前后襟者，坐鞍上不妨脱，着短袖者以其便于控驭耳。”长不过腰，两袖仅掩肘，缘边用紫皂布，有夹衣，亦有绵衣，显然为半臂制度。以其短前后襟，坐鞍上不妨脱，故亦可称为马褂。

马褂是一种穿于袍服外的短衣，衣长至脐，袖仅遮肘，主要是为了便于骑马，故称为“马褂”。满人初进关时，只限于八旗士兵穿用。直到康熙雍正年间，才开始在社会上流行，并发展成单、夹、纱、皮、棉等服装，成为男式便衣，士庶都可穿着。之后更逐渐演变为一种礼仪性的服装，不论身份，都以马褂套在长袍之外，显得文雅大方。

马褂的样式有琵琶襟、大襟、对襟三种。琵琶襟马褂，因其右襟短缺，又叫缺襟马褂，穿上它可以行动自如，常用做出行装。大襟马褂，则将衣襟开在右边，一般作为常服使用。对襟马褂，其服色在各个时期有多种变化：初为天青色，至乾隆中期，又尚玫瑰紫，后又推崇深绛色（人称“福色”），到了嘉庆年间，则流行泥金及浅灰色。大袖对襟马褂可代替外褂而作为礼服使用，颜色多用天青色，大小官员在见客时常穿此服，因其身长袖窄，也称做“长袖马褂”。

马褂中有一种颜色不能随便使用，那就是黄色。黄马褂，是皇帝特赐的服装。穿着这种赐服的人，主要有三类：一是随皇帝“巡幸”的侍卫，称为“职任褂子”；二是行围校猎时，中靶或获猎多者，称为“行围褂子”；三是在治事或战事中建有功勋者，称为“武功褂子”，这些人还要被载入史册。只有这种御赐的黄马褂才可以随时穿着。

鞋的历史传承

在我国，鞋的形象最早见于氏族社会时期的彩陶。现存最早的鞋是湖南长沙楚墓出土的一双用皮缝制的鞋。古代的鞋主要有屦、舄、屐、靸等。

屦。有麻屦、葛屦、皮屦等。麻屦最常用，以麻绳编成，编时边编边砸，使之结实。葛屦穿于夏天，皮屦穿于冬天。皮屦即早期皮鞋，另有革履、韦履之称。少数民族的皮鞋称鞮。《说文解字》：“鞮，革履也，胡人履连胫谓之络鞮。”络鞮即鞾（靴），因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而传入中原。约自汉代以后，履取代屦，成了鞋的通称；自宋代，鞵又取代履成为总称。

舄。屦的别名，有单底为屦，木制复底的叫舄之别。复舄是帝王大臣祭祀时专用的鞋，故又称达屦。

屐。即木屐，一种为平底木屐，一种为底下设齿木屐。此外，屐曾引申为鞋的泛称，如草屐、锦屐、帛屐等。

靸。即拖鞋，深头、平底无跟。初以皮制，属韦履的一种；秦代始以蒲草制作，并称靸鞵。

自商周时期起，鞋的穿着均有制度。如汉代，祭服穿舄，朝服穿靴，燕服穿屦，出门则穿屐。至唐代，官民都可穿靴，只是式样略异，女子流行软底透空锦靿靴。宋元基本沿用唐代的鞋，但款式品种增多。

明代官员着靴或云头履（朝鞋），儒生多穿黑色双梁鞋，庶民百姓则穿布鞋、蒲草鞋或牛皮直缝靴，缠足妇女穿以樟木为高底的弓鞋（木底露在鞋帮外边的叫“外高底”，木底在鞋帮里边的叫“里高底”）。清代，皇帝上朝时穿方头朝靴，官吏公服为黑缎靴，武弁穿快靴（称“爬山虎”），高级官员多穿牙缝靴。鞋头逐渐由方变尖。鞋的名称有云头、镶嵌、双梁、单梁等。贵族旗人女子穿花盆底鞋。此外还有室内穿的拖鞋、雨天的钉靴、冰上用的冰鞋。

近代，中国人多穿布鞋；皮鞋初为上层人士着西装、军服时穿用，后来穿者增多；胶鞋随体育运动的兴起而流行。20世纪初，中国有了初具规模的制鞋工业，生产皮鞋、布鞋和胶鞋；50年代后，逐步形成皮、布、胶、塑为主要材料的制鞋工业体系。

儿童要穿“百家衣”，男孩儿穿花衣

民间儿童服饰中最为讲究的是儿童“百家衣”。在婴儿百日即“百岁礼”时，亲朋好友敛百家之布头，拼缝在一起而成。敛布之时，尽管邻家皆乐助“百家衣”之成，但一般紫色的布头是不肯轻易给人的。因为“紫”、“子”谐音，谁都不愿将“子”送给别人。所以，紫色的布头，通常只好到孤寡老人处去讨要。很明显，这是仿“和尚衣”而制的。和尚本因为从小灾病多、养不活而交给佛门的，他们吃百家饭，穿百家衣，得以生存。穿他们的衣，叫他们的名字，相当于让孩子出了家，俗世凡尘中除了名，鬼神邪魔再来加害时，也找不到他们的身影了。所以，“百家衣”是婴儿的“护身衣”。这也是借佛气保佑孩子顺利长大成人的一种习俗。

男孩儿穿花衣，将其打扮成女孩子模样，是民间儿童服饰中的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俗以为，女孩儿命贱好养，男孩儿为家传香火，命贵难养。如果将他们打扮成女孩子的模样，穿上花衣服，就可以防止被恶鬼捉去。让男孩子留头、扎耳朵眼、戴耳坠，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只不过只扎左耳，戴一只耳坠罢了。

民间以为，小孩儿的衣服、帽子、鞋或玩具常会对另一个小孩儿的生活产生神秘的影响。所以，一个逃脱夭折命运的孩子的衣饰借给另一个孩子穿就对他有保护作用。相反，一个夭折的孩子的衣服就会给穿用他衣服的孩子带来不幸。在河北大名县，人们普遍相信这一点。但在河北保定，则相反，人们认为死去的孩子的衣服可以保护穿用这些衣服的孩子。

如今，这些儿童服饰中的大部分民俗景象都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那种认为儿子夭折是父母命薄或父母命毒的观念也烟消云散了。有些民俗事象如儿童服饰图案等，也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巫术功能，而单纯以象征吉祥和审美意义而存在着。

民间儿童盛行的虎头鞋、猫头鞋、狗头帽

在民间儿童服饰中，虎头鞋很招人喜爱，它是民间小儿鞋式样之一。虎是一种吉祥物，在鞋前脸儿和鞋帮上绣制虎或虎头图案，是希望孩子们长得虎头虎脑，用形象逼真的虎头图案驱鬼辟邪，保护孩子没病没灾。

小儿周岁或生日时，父母给他穿上新做的虎头鞋。虎头鞋用黄布精心制成，鞋头上绣上虎头，虎头上有一“王”字。民俗以为老虎为百兽之王，穿上虎头鞋可以辟邪壮胆，富贵长寿，说：“穿上虎头鞋，力气踢死虎。”“虎头鞋好，小儿虎头虎脑。”类似的服饰还有“虎头帽”，戴在头上，也威风凛凛，与小儿稚嫩的脸庞形成了很大的反差。

刚学走路的孩子们还要穿几双猫头鞋。人们在小鞋的鞋面上形象地绣出猫头的形象：用白线绣眼睛，黑线绣眼珠，黄线绣成大鼻子，嘴和胡子用红绿线绣，再用绸布做猫耳，精致逼真，简直是精美的民间艺术品。

孩子们为什么要穿猫头鞋呢？据说很早以前，猫是兽中之王。它不但本领高强，而且大公无私。那时的虎是十分蠢笨的大动物，只有一身力气。它也很想当兽王，但没有本领就没有威信。所以它特地拜猫为师，虚心学艺。猫见虎这样虚心求学，就把自己的蹿、抓、扑、捕等各种本领毫无保留地教给了虎。

随着时间的推移，老虎的本领渐渐大了，它的野心也渐渐膨胀起来了。一天，虎像往常一样跟在猫的后面走，乘猫不防备，突然猛扑上去，企图一口把猫咬死。猫听到后面风声不对，“嗖嗖嗖”地爬上了树顶。于是猫斥责虎忘恩负义。虎也感到羞耻，只好跑到深山老林里躲起来了。从此猫成为人类最喜爱的朋友，于是孩子们就穿起猫头鞋来。

狗头帽也很有特点。在帽顶两旁，左右开孔，装两只毛皮的狗耳朵，亦有作兔子耳朵者。帽用鲜艳绸缎呢绒为上，镶嵌金钿、假玉，帽筒用花边缘围之。民间对于婴儿戴狗头帽，还有“狗保”的传说。有一家人生了一个孩子，刚生下来就断了气，父亲把他抱到乱葬岗子扔了。而到第二天，这家的大黑狗却又把他叼了回来，婴儿还在哇哇啼哭着。这家人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遂命其名为“狗保”，以纪念狗的功劳。原来婴儿是岔了气，狗守了他一夜，又缓过气来了。

这些动物图案的鞋和帽子，不论是老虎、狮子样式的，还是狗、兔子、小老鼠样式的，都做得很庞大，像面具一样罩在儿童的头部和鞋面，正面只留下眼、鼻子和嘴，既保暖又具有巫术功能。老虎和狮子头的，是以刚克邪；狗和兔子头的，是以贱欺瞒。目的都是祈求孩子长大成人，少病少灾。民间还以为，帽子、鞋上有“眼睛”，可以使邪魔畏惧，或混淆邪魔的视线，可以帮助婴儿逃脱灾病厄运。这也是这些动物鞋帽盛行的一个原因。

民间奇特的晒衣习俗

《世说新语》记载，旧时七月初七为晾晒衣服的日子，阮咸将自己的裤衩拿出来晒在院子里，遭到人们的指责。《履园丛话》载，一个女子常把内衣晒在院内一棵桃树上，桃树便幻化为一年轻小伙子，勾引调笑她，最终与她通奸，盗其阴精，致其黄病而死。

因此，民间便有了“内衣不外晒”的风俗。内衣，因为接触到男女性器官，遂为亵服，是不洁和神秘的东西，因此，不能晒在大庭广众之下。内衣不但不能外晒，而且不能放在屋里显眼的地方。《礼记》就讲，内衣不能放在床头让人看见，应该把它藏起来。至今，民间仍相信，女子的内衣如果晒在屋外，就会招致邪祟的淫亵，而导致怀孕或生畸形胎儿。

在晒衣习俗方面，民间还讲究儿童、女子衣服不能过夜，必须在日落之前收拾进屋，否则会被夜游神抚摩，招致病灾。民间还传说：豫章多女鸟，男子于水际得之，与共居，生二女，衣羽而去，故豫章养儿不露其衣，言是鸟落尘于儿衣中，令儿病。岭南一带还有的以为，有虫名暗夜，见小儿衣，夜必飞毛着其上，儿必病，寒热久，则疲不可疗，其形如蝴蝶。俗以为，儿童、女子衣服晾晒时挂在高处可导致儿童受惊吓、做噩梦，导致女子怀孕时胎位不正、难产。

民间还禁忌妇女衣服晾晒到经常有人路过的地方，忌讳男人从女子的衣裤下面走过。女子的衣服一般要晾晒到厕所旁边。如果从女子晾晒的衣服下面走过，就像男人的衣服被女子跨过、践踏过一样，男子会倒霉的，因为运气已被女子所沾染，人格已被女子所玷污。

以上这些民间晒衣习俗作为古代民间衣俗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打上了封建落后、迷信的烙印，但有些做法也包含着一定的道理。如晾晒的衣服落日前收起，避免夜雾朝露的两次污染；内衣不晾晒在外，避免污浊的空气中尘土的污染，等等。只不过这些实实在在的道理被民间俗信所特有的外衣所遮盖着，很容易被现代人一同丢掉罢了。

古代服饰的穿戴禁忌

西北地区的汉民在穿衣方面禁忌短小，上衣一般都要过膝，裤脚达到脚面。这可能是生活地区风沙大、气候冷而形成的穿衣禁忌习俗。大部分汉民在服饰款式方面有“男不露脐、女不露皮”的禁忌原则，主要是出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孝道观念。山东一带禁忌衣服的下摆有毛边，说那是丧服的样式，恐不吉利；纽扣数量多采用三和五，而忌用四和六，俗说“四六不成才”，以为扣子双数会影响到穿衣人的事业成功。民间做寿衣时，款式方面也有禁忌，如衣服的袖子要长，须将手完全遮住，忌讳袖短露手，否则，据说将来儿孙会衣不遮体，要讨饭的。

在穿戴上，旧时汉族忌反穿衣。因为丧葬中有“套衫”之俗，即在给死人穿寿衣时，不能直接穿在死者身上，而是先让孝男或亲属一件件反穿在身上，再剥脱下来一次性穿在死者身上。因此，民间平时特别忌讳反穿衣服，不然很不吉利，意味着是在诅咒自己的亲人死去。担当“套衫”者头戴竹笠，脚踏竹凳，俗传为“不戴清朝天，不踏清朝地”遗意。昔日死者衣冠使用明代服饰，所谓“生从清，死从明”，此历史概念，随时代发展，早被摒弃。

河南沁阳一带有“反穿罗裙，另嫁男人”的说法。孀妇改嫁时才反穿罗裙，若平时女人反穿罗裙自然是不吉祥的，所以忌讳。旧时，有人死后反戴帽子的习俗。熊伯龙《无何集》云：“毋反悬冠，为似死人服。”可见反悬冠也是凶相，所以禁忌之。忌衣服晾干后未折好就直接穿着。浙江南方农村，男人忌穿女人的鞋，穿了女人的鞋会被鬼戏弄，走路伤脚指头；忌用拾到的帽子，戴了有歹运。

浓妆艳抹，穿着华丽，在中国民间也是犯忌讳的。俗以为服饰的色彩是应当与人的年龄、相貌、品行、德才相符合的。如果不相符合便有“超越本分”之嫌，被视为一种“越轨”行为。女人艳妆过分被视为轻浮下贱之人，男人穿着鲜亮过头，被视为浪当好淫之辈。所以过去中国人服饰色彩单调，女人非红即绿，大红大绿，而且红色只限三十岁以下女人穿着。

俗话说，“红到三十绿到老”，男人非蓝即黑，灰蓝黝黑，四十岁以上的男子就要少穿蓝色了，否则，怕人家说“不合适”，说“老来俏”。如今，这种禁忌已经逐渐被打破，人们在穿着上日益考究起来，服饰的色彩也越来越鲜艳，越来越多样化起来。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民间在服饰方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管是从款式上或者是从穿戴上看，旧时的禁忌已被如今的时髦风尚冲刷得荡然无存。

第三十七章
传统装饰习俗

最初，衣服的作用是遮风挡雨抗御寒冷，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在穿衣服的时候，还喜欢佩戴很多的饰品，正是这些饰品让传统的服饰有了装饰的作用，并穿出了美感。

衣服上佩带装饰品

一般意义上，我们把服饰分解为“衣服”、“装饰”。衣服的最大实用价值则是冬季防寒，夏季防烈日暴晒及防虫蛇叮咬、风雨袭击和荆棘划破皮肉等；出于羞耻感的遮蔽需要和功用，则可能是由群婚向对偶婚过渡时才有的，也就是出于保护身体之需要。

装饰品始见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后汉书·舆服志》中说，相传原始人“见鸟兽有冠角髯胡之制，遂作冠冕缨蕤，以为首饰”。也就是说，装饰品的起源晚于衣服。即，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装饰与审美意识相联系了。

山顶洞人除以石珠、海蚶壳为装饰品外，也以兽牙、鱼骨和骨管装饰自己。这些东西最初只是作为勇敢、灵巧和有力的标记而佩戴的，到了后来，正是由于它们象征着勇敢、灵巧和有力，因而开始引起人们产生审美的感觉，而把它们归入装饰品的范畴。

装饰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佩戴或悬挂在身上的装饰品，即通常所说的首饰，如项链、戒指、耳环、簪子等；第二种是化妆型装饰，如涂脂抹粉，梳束不同的发式发型，或在面部及身上绘以图案等；第三种是毁饰，如凿齿拔牙，文身文面，穿耳洞，裹脚腰等，以摧毁和强力方式改变身体某些部位的自然状态达到装饰目的。

我国早期的饰品和饰俗

中国古代佩饰如繁星灿烂绚丽，数不胜数。其种类之多，比起今人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土有许多骨制成的装饰品。在商代的遗址中，已出土的有玉佩、铜饰等。周代遗址中出土的玉佩、玉环、圭、璧、耳坠、项饰、笄、梳等用于装饰的东西更多，而且能看出明显的等级区分。

玉是最主要的佩饰，“古之君子必佩玉”。玉贵为统治者专有，从而可以标志佩戴者的身份。“温润而泽”的玉被用来象征戴者的“仁”。玉的“缜密似栗”则象征着“智”。佩玉者并非只佩一种玉，所以走起路来，玉石相撞发出叮咚之声。玞也是佩玉中的一种，形状为环形断开，故古人常以玞寓决、断之义。《史记》里记载，范增多次用眼神提示项羽，后又举起玉玦，以暗示项羽赶快决断杀掉刘邦。

古代还有佩弦、佩韦等。《韩非子·观行》：“西门豹之性急，常佩韦以自缓，意安于之心缓，常佩弦以自急。”韦是加工后柔软的皮，其性缓，弦在弓上总是绷得紧紧的，其性急，所以佩戴在身，既是装饰又可起到“座右铭”的作用。

汉代人喜用双印作佩饰。双印上刻有文字咒语，据说把它挂在身上，可以驱除瘟疫。双印的质料，根据官员的级别而定：皇帝、诸侯、王公的多用白玉制作，其次分别是犀牛角和象牙。皇帝的印饰用五彩丝绳并加红色的穗子系缚，王公以下用红色丝绳并加珠穗系缚，挂在革带上。

古人还喜欢在身上佩挂香袋，后来多称香囊。袋中放香草香料，不时散发出阵阵幽香，而佩者不限于女性，主要是“男女未冠笄者”。

除服饰和头部发饰之外，人类出现较早的装饰物还有耳饰、项饰、戒指和手镯等。耳饰有坠、环、管等多种。项饰古代多为玉石、兽骨、兽牙穿成的项链，后来才逐渐有金属的项圈。

发型式样很多，大致的演变过程应是先有披发，如《后汉书·西羌传》所说的羌人“被发覆面”；而后出现结发，包括打一结式、梳髻束带式和螺髻式；第三种就是辫编发，即梳成辫子。这些发型在我国少数民族中至今仍能看到，有的还很流行。

文身，在现代常见的有拔除面部汗毛、拔除胡须和体毛、文身、文面、缺齿（或叫凿齿）、穿耳、束腰腹等。其中一部分是为了美或吸引异性，有的则是为了表现勇武，对痛苦有顽强的忍耐力。关于文身与文面的最初起因，恐怕是多方面的，原始宗教信仰、图腾崇拜、避邪妨害、区别于其他部落的人等，是主要起因。台湾高山族的一些支系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还保留有缺齿（拔掉犬齿）、束腹、拔除体毛、文身、文面、在手腕上烧伤结疤等毁饰习俗。

这里仅列举了古人佩饰中的一部分，但从中仍可看出，古代的佩饰与今天的一样，都有着实用、美饰和标志社会地位的作用。只不过在古代佩饰的实用性更突出，而今人尤着重其美化功能罢了。

古人文身的古老习俗

文身是一种古老的习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文身也是一种文化。

文身的前身是刺青，是在文身机还未出现时，用针沾墨水在身上一针一针把图案刺上去，图案多以社会风气较重的兵将、龙虎为主，很多人是在监狱里面做的，因为刺青只有黑色，不是专门的文身颜料，时间长了颜色会发蓝发青，所以又叫刺青。

在当今社会，文身已不多见，因为人们对文身总是嗤之以鼻。而在古代则不然，古人对文身颇有好感，认为文身不仅是神秘的，更是美好的象征，并且其中蕴涵有许多文化内涵。

比较常见的有图腾崇拜之说。我国古代周朝吴越的老百姓，因长期在海边、水乡生活，对蛟龙十分敬畏，就在身上文上各种龙的图案，表达对龙的崇拜。在台湾地区寄居的一些少数民族，视太阳、蛇为造物主，所以在身上大多刺上太阳和蛇的图案。这样的文身，代表着一种信仰，一种希冀和一种朴素的愿望。

在海南生活的黎族群众，自古把文身作为成年人的标志。文过身的青年男女，意味着已长大成人，同时也获得了婚配的资格。从已婚妇女不同图案的文身中，还可以知道她的年龄、爱好等。这种文身表达了一种鲜明的民族特征。

还有一种说法，称文身是一种修饰。古代有一个传说：一女子相貌丑陋，为此抑郁不乐。一男人主动相劝：“你的面貌甚丑，刺面必会转丑为美。”女子听后，找人在面部文上图形，效果甚佳。受到她的启发，许多人把文身作为遮丑的一种手段，把文身图案作为一种欣赏的对象。到了盛唐时期，出现了许多专业的技工专门从事文身，市面上也到处可见文身的工具及材料。正可谓：“印上簇针，为众物状，如蟾蝎鸟兽，随人所欲。”

文身作为一种习俗，它有一个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在唐以前，汉文古籍就说越人“敬巫鬼”、“畏鬼神”。包括傣族在内的各族人的文身是源于越人的“断发文身”，其最早的原因正如《淮南子》一书所说的，这里“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人们就被发文身，以象鳞虫”，即“为蛟龙之状，以入水，蛟龙不伤也”，这就是一种朴素的仿生，以求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始心态。傣族传说中的一位男青年得到龙女的帮助，在身上刺了很多鳞状的花纹，入水时，水向两边分开，水怪也不伤害，这就把文身作为一种避邪的巫术。傣族中的另一个传说是一位男青年因有文身吓坏了魔鬼而杀死了他，正是这种避邪防害的异曲同工。

在唐宋以后的一些古籍中，把文身的蛮夷分为“绣脚蛮”、“绣面蛮”和“雕题蛮”数种。明时《百夷传》云：“不黥足者，则众皆嗤之，曰妇人也，非百夷种类也。”说明其时已进入父系社会，文身既示男女之别，又别民族之异。在文身图案中的傣文、佛碣是佛教传入和有了文字以后的发展。傣族传说是佛祖为了使小和尚专心听经、以修正果而画上的花纹。这也许是为了展示男人在佛寺接受了教育，已由“生人”变成了有知识的“熟人”吧！

关于文身还有一些讲究，比如佛像、观音像、死神、夜叉、罗刹鬼等不要轻易纹在后背或前胸，尤其是体质虚弱的人，会有可能“扛不住”或“背不动”。另外把佛像、观音像或关二爷纹在前胸也不太好，因为感觉上是想用佛力或神力来挡煞，这样对神佛不敬，而且也可能会“抱不动”，所以通常这些图案都是纹在大臂或腿部等部位。

是先有帽而后有冠

衣裳形制既备，于是帽子发饰和鞋便相继产生。据《后汉书·舆服志》载：“上古穴居而野处，衣毛而冒皮。”《释名》云：“冒，帽也。”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有陶笄、骨笄、骨簪等，说明这个时期已有束发甚至戴冠的风俗了。帽子的产生亦起于防暑御寒的需要。人们把一大片树叶盖在头顶遮日或防雨，把一块皮毛包在头上防冻，就是最初的“帽子”。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阶级和等级的差别，这种差别随之在服饰上明显地反映出来。《尚书·商书·太甲中》记载：“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毫。”说明在一些礼节中对服饰已有相应的要求，至周代，关于服饰的文字记载渐多。西周毛公鼎铭文中有“虎冕练里”、“易女兹弁”等记载。周代后期封建制度初兴时，服饰上的等级区分走向系统化，如冕服制中已有六冕，弁服中已分三弁。《礼记》、《周记》、《仪礼》等书中，关于服饰制度的记载更是由简到繁，不同等级在不同场合要穿着不同的服饰，要有不同的打扮。

另外，关于帽子还有很多不同。

冠与后世的帽子在形制上明显不同。冠并不像帽子那样把头顶全部罩住，而是用一个冠圈套在发髻上，用以束住头发，同时也起装饰的作用。

冕，从日（即古帽字）免声，是大礼帽，天子、诸侯、卿大夫在祭祀时所戴。

弁，有皮弁、爵弁之分，是贵族戴的比较尊贵的帽子。

古时只有统治阶级、王公贵人才能用冠（戴帽），奴仆只能用巾（黑纱）包头。《释名》上说：“士，冠；庶人，巾。”巾，又称绡头、幅巾、帻。王公贵人在巾上再加冠。

唐朝时，巾又称幞头，以纱为之，因为纱质较软，就用桐木做一衬子垫在里面。后又因两角软垂，就用铁丝把“软翅”撑起来，这样就成了硬质的乌纱帽。

象征官阶的乌纱帽

看传统的古戏，常见到舞台上的官员头上戴着有两翅的乌纱帽，秀才中了状元，也戴着类似的帽子。乌纱帽究竟有什么样的来历呢？

据说乌纱帽是来自南朝刘宋王休仁的点子。王休仁创制乌纱帽，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原因，纯粹是赶时髦，想做顶和别人不一样的帽子来戴戴。他将一块黑色的纱布，四边抽扎起，中国第一顶乌纱帽于是诞生。

乌纱帽

王休仁戴着自制的小帽在街上走的时候，果然引起人们的兴趣与讨论。由于材料便宜，制作简单，式样大方，所以后来有不少人仿制。隋朝的杨坚，也是这种乌纱小帽的爱用者。不过因为杨坚是个皇帝，戴起来意义不同，上行下效的结果，朝廷、民间顿时“黑成一片”，万头攒动，有如黑海。

其实，乌纱帽原是民间常见的一种便帽，官员头戴乌纱帽起源于东晋，但作为正式“官服”的一个组成部分，却始于隋朝，兴盛于唐朝，到宋朝时加上了双翅，明朝以后，乌纱帽才正式成为做官为宦的代名词。

早在东晋成帝时，凡在都城建康（南京）宫中做事的人，均戴一种用黑纱做的帽子，人称“乌纱帽”。到了南北朝宋明帝时，这种帽子在民间也流行开来。于是，“乌纱帽”遂成为民间百姓常戴的一种便帽。

隋唐时，天子百官士庶都戴乌纱帽。但为适应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隋朝用乌纱帽上的玉饰多少显示官职大小：一品有九块，二品有八块，三品有七块，四品有六块，五品有五块，六品以下就不准装饰玉块了。

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为防止议事时朝臣交头接耳，就下诏书改变乌纱帽的样式：在乌纱帽的两边各加一个翅，这样只要脑袋一动，软翅就忽悠忽悠颤动，皇上居高临下，看得清清楚楚；并在乌纱帽上装饰不同的花纹，以区别官位的高低。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定都南京后，于洪武三年作出规定：凡文武百官上朝和办公时，一律要戴乌纱帽，穿圆领衫，束腰带。另外，取得功名而未授官职的状元、进士，也可戴乌纱帽。从此，“乌纱帽”遂成为官员的一种特有标志。

到了清代，官员的乌纱帽被换成红缨帽，但至今人们仍习惯地将“乌纱帽”作为官员的标志，“丢掉乌纱帽”就意味着削职为民了。

漂亮的瑱珰

现代女性，不乏戴耳环显示其美者。此爱美之心是由数千年的习俗演变而成的，只是古代妇女戴的都是珍珠玉石类，统称为瑱珰。

瑱珰作为饰物其历史相当悠久，大概可以追溯到原始时期。原始社会的人，虽然习惯于对物品（也包括人）的共享，但也时常会表现出一种自身能力的炫耀。男人往往把野兽的角或牙挂在身上，以示威武；女人则会将劳动的成果戴在头上，以示美丽。后来，一些玉石、金属器物出现，女人们就用其做成饰物把自己打扮起来。瑱珰就是这些饰品的亮点。

有人说瑱珰被女子所钟爱，其最初竟是来自奴隶社会对妇女的残害。据说在上古时期，妇女像牲畜一样任人买卖，奴隶主为防止买来的妇女逃跑，就在妇女的耳朵上强行穿上铁环或戴上其他物件。谁想，这些东西戴在了妇女的耳朵上，竟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看起来别有一番美感。一些贵妇人也竞相模仿，把珍珠、玉石等点缀在耳际。

还有另外一个说法。中国上古社会的宗法制十分盛行，男人是外当家，女人是内当家。主妇是不是贤明，是不是能干，对一个家庭来说十分重要。特别是士大夫家里的贵妇人，其言行对她当官的丈夫从事政治，有不容忽视的影响。而当官的丈夫为了让妻子言行稳重，不偏听偏信，就在她耳边穿耳戴上瑱珰、明珠一类首饰，让她时时提醒自己，以做一个合格的内当家。

瑱珰可以烘托女性的美，这是瑱珰流行于世的客观因素。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在不同的时代，它也有着不同的内涵。有资料证明，我国汉代，只有皇后、妃子，以及贵妇人才可以佩戴瑱珰，平民女子是不可轻易染指的。

有些民俗学专家还认为，瑱珰最早的出现并非是来自中原华夏族妇女，而是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妇女先兴起来的。后来，中原地区华夏族的士大夫，把瑱珰借用过来，戴在妻子的耳朵上，用意是不让妻子偏听偏信，莫管闲事，更不能参政。这时的瑱珰是妇女德行的标志，它的外在美已经“成色”锐减。

看来，古代妇女喜爱的瑱珰，其产生的根源还是蛮复杂的呢。

戴戒指要分男左女右

自古以来，人们就有戴戒指的习俗。戴戒指有装饰、吉祥和表示婚否的多种作用，戒指的戴法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所具有的含义不尽相同。目前，国际上普遍流行的戴法是：戴在食指上，表示未婚，或者表示想找对象；戴在中指上，表示正在热恋之中；戴在无名指上，表示已定婚或结婚；戴在小指上表示独身。

我国自古以来戴戒指有男左女右的讲究。“男左女右”的习俗和古代人的哲学观关系非常紧密。我国古代哲学家认为，宇宙中通贯事物和人事的两个对立面就是阴阳。自然界的事物有大小、长短、上下、左右等等。古人将其归类分为大、长、上、左为阳，小、短、下、右为阴。阳者刚强，阴者柔弱。人的性格，男子性暴刚强属于阳于左，女子性温柔和属于阴于右。

这一习俗延续至今，形成社会生活中的一种传统习俗。如在排座、照相、服装，甚至在浴室和厕所的方位安排上都习惯以男左女右为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男左女右，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传统。在传统礼教中，左为上，象征尊严和力量；右为下，象征温柔和体贴。因此，在戒指的佩戴上也有“男左女右”之分。

民间女性喜爱的鞋花

过去到农村，经常可以见到妇女们围坐在一起闲聊说笑，手里却一点儿也闲不着，有的捻麻绳，有的纳鞋底，有的在绣鞋。千百年来，妇女都是自己做鞋、做鞋垫，一家老小的鞋都要亲手做。每个妇女都存有许多纸剪的鞋样。鞋花就是民间刺绣鞋底、鞋帮、鞋顶、鞋垫的剪纸底样。

鞋花形式一般有三种，一是剪成小团花或小散花，绣于鞋头，称“鞋头花”，二是适合着鞋面的形状剪成月牙形，称“鞋头花”，三是由鞋头花的两端延伸而至鞋帮，称“鞋帮花”。以第二种形式居多，也最有特色。另外还有一种“鞋底花”，旧时多用于“寿鞋”。或绣于布袜底上。鞋花布局一般多疏朗，题材主要是花鸟草虫等。形式比较疏朗、匀称，外廓较严整。有的鞋花在局部剪开而不镂空，此称“暗刀”，是绣花时套针换色的依据所在。

鞋花在妇女一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没出嫁时，它是姑娘向往爱情的寄语，是向心上人传情说爱的“书信”和定情物。山东崂山姑娘，出嫁前都要给未婚夫绣上几十双鞋垫，其图案纹样的选择表达了情人间的思恋。出嫁时，新媳妇无论贫富都穿绣花鞋，另外还要向男方家公婆、亲属赠送鞋和鞋垫作为见面礼，鞋花刺绣的好坏又是新人展示其心灵手巧、与男家亲属沟通联系的桥梁。出嫁后，鞋花是传达母爱的媒介，从孩子未出生时，母亲就为婴儿的鞋子剪纸绣花，一双双虎头鞋伴随着孩子长大；在老妇人的眼里，鞋上的装饰图案又充满了对子孙满堂的期望。

漂亮的肚兜刺绣

兜肚，也叫裹肚、抹胸、抹肚、抹腹等，是我国传统的一种贴身护住腹部的内衣，汉族和一些少数民族都极为流行，至今许多农村人还在穿用。

关于肚兜，其来源可追溯到天地混沌初开之时。女娲和伏羲兄妹二人在漫天洪水以后通婚，生儿育女，创造了人类最初的服饰——肚兜，目的是用来遮掩人体之羞。根据中国历史记载，它的起源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818年，《左传》“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姖，皆衷其衵服，以戏于朝。”这里所说的衵服就是近身衣，也可能是后来的肚兜。先秦称“膺”，汉谓之“抱腹”，流行于魏晋南北朝。亦有一说肚兜是杨贵妃为遮掩她和安禄山私通的痕迹而发明的。民间亦有一说肚兜起于汉时，独身女子因怕被粗鲁汉子欺负，所以用布缠胸，再以带子系至背后，称之为“缚胸”。

兜肚的形状有菱形、梯形的，也有桃形、葫芦形的，最常见的是正方形，对角设计。上角裁成凹形或半圆形，俗称兜子口，上边两角系有两个带，用来套在脖子上；下角或尖或圆，中间有两条带子系在腰后。兜肚采用绸、绫、布等做成，因戴用对象的年龄、性别不同而采用不同的颜色和图案。颜色常见的有大红、粉红、紫红、杏黄、粉绿等；图案则神话传说、戏曲人物、吉祥图案都有。有专家到陕西大荔县考察，走访了十四个村庄，仅幼儿戴的葫芦形肚兜，就见了三百多个，令人惊奇的是，从外形到刺绣图案，竟然没有一个重样的。为什么呢？

旧时，妇女都会织绣。在所谓守礼之家，妇女从小就要接受封建社会的“闺教”，而“闺教”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女红”，刺绣和裁衣。《孔雀东南飞》即有“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句，即是“闺教”的一系列内容。《红楼梦》中就描写了大观园里的小姐、丫鬟们，几乎都有高超的织绣技艺。如林黛玉会刺绣精美的香袋，袭人做出了“鸳鸯戏水”裹肚……其实，农村的女娃子从六七岁就已跟着母亲学针线了。快要出嫁了，还要精心绣上几件兜肚，到时让媒人拿去，以显示持家的技能。

青年女子的兜肚一般都是自绣自做自用的，也有的用于私赠情人、丈夫，作为传情和恩爱的信物。由于兜肚在穿戴衣物中的特殊位置，所以一般是不让别人看到的。刺绣的图案常常是表现情爱、生育的有关内容，如“鸳鸯戏水”、“喜鹊登梅”、“麒麟送子”、“刘海戏金蟾”、“独占鳌头”等。其中如“麒麟送子”一类则是姑娘偷偷绣的，单等结婚那天才穿到里面。许多女子的兜肚连新郎都羞于一看。在大字不识的旧时妇女中，兜肚就是情思，就是寄语。正如民歌唱的：“不写情词不写诗，一方素帕寄心知”。

在客家人的婚俗中，出嫁时，新娘肚兜内藏满各种宝贝，每一种均富有深厚的吉祥涵意。内有历书一本，桔饼两个，冰糖一包，小镜一面，洋银一圆，及铜、银各一个。历书是取押煞之意，桔饼则为大吉大利，冰糖代表甜和，小镜代表光明，铜取同心，洋银即团圆之意。到了洞房之夜，新娘便取出各物并与新郎共食桔饼和冰糖。

看来，刺绣是妇女们技能审美和个性的展示，兜肚更是姑娘们心声的曲折体现，兜肚的样式自然也就各不相同了。

非常可爱的小孩儿兜肚

兜肚中，有一类是给小孩子戴的，外面用料多为红布，成人多为黑布，里子多用白布。

肚兜上面的图案常常是绣着老虎和“五毒”（即蝎子、癞蛤蟆、蛇、壁虎、蜈蚣），以示驱邪除毒，保佑孩子健康成长。民间为什么要绣“五毒”？五毒的由来众说不一，这里只讲一个流传在山东的传说。

很早以前，沂河岸边住着孤儿寡母二人，儿子叫量小。一天，量小娘见到一只没有翅膀像蜻蜓的虫子，竟对她开口叫“娘”，量小娘就将虫子带回家中养了起来。虫儿喜欢在量小身上玩，见到毒虫就上前咬死。不久，虫儿还把家中的蜈蚣、蝎子、毒虫都咬没了。量小娘非常高兴，就收虫子做了儿子，取名“无毒”，做了量小的弟弟。过了几年，娘死了，生活的重担都落在了量小的肩上，无毒却因毒虫都吃光了没事干，身体越长越大，饭量也越来越大。为了不给哥哥再添负担，无毒变成人形与哥哥分别了。临行前，嘱咐哥哥如果想他，就到泰山去找，他要用采药挣下的银两，为哥哥娶妻。

肚兜

三年后，量小历经艰辛，找到了无毒。此时无毒已是个道士，仍然很穷，但为了实现诺言报答哥哥，他偷偷地将左眼珠子挖了出来，作为夜明珠送给了哥哥。量小回家后，卖掉了夜明珠，盖起了房子，成了家，娶了媳妇，富了起来。谁知，夜明珠几经转卖进了皇宫，皇帝非常喜欢，想成双配对，特派钦差循宝珠来路索取另一个珠子。量小又被迫找到无毒，无毒以为哥哥贪得无厌，大怒，指着自己的左眼怒斥量小。量小明白了真相，惊得连连后退，倒地气绝身亡。无毒悔之莫及。一位老道上前劝慰，提笔写下“量小非君子”，无毒觉得老道评判不公，咬破中指，写下“无毒不丈夫”五个字。无毒葬了哥哥，到处云游，驱杀毒虫，为孩子治病赎罪。

据说端午节用的艾蒿就是无毒的化身。无毒谐音“五毒”，即是一切毒虫和疾病的象征，民间用此寓意以毒攻毒，达到“无毒”的目的。

第十一辑
隆重庄严的婚丧风俗

神奇而古老的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古往今来，蕴藏在民间的婚丧习俗形态各异，各具特色，是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它既富有情趣，又显示出绚丽多姿、神秘的色彩。

第三十八章
千奇百怪的婚嫁风俗

婚姻礼俗是男女建立婚姻关系的必要途径。由于结婚是人生最大喜事，关涉到家庭幸福、家族香火的延续和社会的安定，因此有关婚姻的习俗也就特别繁多。婚俗的历史非常悠久，并且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古时的同姓不婚

“同姓不婚”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一条婚姻禁忌。它规定，凡同姓者不问远近亲疏，有无血缘关系，一律不得互相婚配。这一禁律创自周代。《魏书·高祖纪》记载：“夏殷不嫌一姓之婚，周制始绝同姓之娶。”自周以降，历代相承，不仅为礼教所倡导，而且从唐朝开始还被规定进了法律条文。唐代法律规定，同姓相婚的处徒刑二年。（《唐律·户婚》）宋代法律规定与唐相同。元代规定：“同姓不得为婚，截自至元八年正月二十五日为始，以前者准已婚为定，以后者依法断罪，听离之。”（《元典章》）《明律例》与《清律例》也均规定同姓为婚的各杖60并勒令离婚。

这段记载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在周代以前，夏、商时期还有同姓成婚的存在，而从周代开始，从制度上严格禁止同姓成婚。另据史料记载，从周代往后，诸朝历代都对“同姓不婚”有严格的规定，这些规定大多以法律条文的形式确定下来，凡对违反规定者，都要采取强制措施，其中不乏一些体罚、判刑或勒令离婚等条例。

为什么要禁止同姓结婚呢？对于这个问题似有多种看法存在。

第一，不利遗传基因。同姓结婚在很大程度上会造成近亲繁殖，这与遗传基因有着密切关系。据说在周代，人们就已经懂得了这个道理，认识到近亲繁殖的危害。《左传·僖公二十年》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不蕃意即不健康、先天不足。《国语·晋语》又称：“同姓不婚，恶不殖也。”这句话说得也很中肯，同姓不婚，旨在避免婚后不育。

第二，出于政治需要。禁止同姓成婚，在客观上会促进与异姓之邦的联姻，以此扩大和加强与异姓集团的政治合作及军事联盟。其目的在于扩充势力范围，向一统天下迈进。应该肯定，“同姓不婚”的政策，在政治上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

第三，崇尚伦理道德。古时大多把同姓看成血亲，因此把同姓成婚与至亲、嫡亲兄弟姐妹通婚等同看待。《通典》一书，就将同姓嫁娶视为兽行，故而当绝。另外，《白虎通·嫁娶》也称：“不娶同姓者何，重人伦，防淫佚，耻与禽兽同也。”这里说得似乎比较严重，因为它把同姓成婚视为乱伦。

旧时指腹为婚的习俗

古婚俗，两妇同孕，指腹约定，产后若为一男一女，则结为两姓之好，这称为指腹为婚。古之指腹为婚，即今旧俗所称的胎婚。胎婚，多由双方父母为未生儿女预定婚姻，后经媒人交换首饰，以待成年结婚。

《南史·韦放传》载：“放与张率皆有侧室怀孕，因指腹为婚姻。其后，各产男女，而率亡。放乃以子娶率女，以女适率子。”《北史·王慧龙传》载：“子宝兴，少孤，事母至孝为尚书卢遐妻，崔浩女也。初宝兴母及遐妻俱孕，浩谓日：汝等将来所生，皆我之自出，可指腹为亲。”这一习惯，似始于六朝。六朝重门第，士庶之见，深入人心，彼此不得通婚，而胎婚独行于士族。

宋司马温公不以此俗为然，他说：“世俗好于襁褓童稚之时，轻许为婚。亦有指腹为婚者，及既长，或有无赖，或有恶疾，或家贫冻馁，或丧服相仍，或从官远方，遂致弃信负约，速狱致讼者多矣。先祖太尉书曰：吾家男女，必俟既长议婚，既通书，不数月必成婚，故终身无此悔，乃子孙所当法也”。《元史·刑法志》载：“诸男女议婚，有以指腹割襟为定者，禁之。”可知元时已禁止指腹为婚。然而指腹为婚的陋俗绵延未绝，直到民国时民间尚有所闻，法律也不过问。

无媒不成婚

在中国，传统习俗中媒人是一种职业，专司婚嫁男女双方的联络、协商等事宜。据说在专偶婚制产生以后，媒人也就诞生了，随后，它在中国婚姻的舞台上跑前跑后，东奔西跑，摇舌鼓噪，相当活跃。它在婚姻的历史舞台上是个重要的角色，总是被待为上宾，吃香的，喝辣的，抽好的。你看：“迎亲之日，为媒介者，峨其冠，华其服，高视阔步，大有唯我独尊之慨。主人必先于其大门之外，设方桌一席，席置水果醇酒若干，择饮士二三立待于前。俟媒介至，一声恭喜，强令痛饮……然后……迎接升堂，款以上宾之礼，为客中重要人物矣。”同时，在历史的长河中，它又有另外一种属性。它又是一个丑角，在人们的心里、口里、眼里，都是其丑无比。人们痛恨、厌恶它，在青年男女的心中，它是十恶不赦的魔鬼；人们嘲讽它、咒骂它，说什么“狗馋跑圩，人馋做媒”，“夜猫叫唤没好事，没头鬼媒人要死呀”，几乎所有的民间谚语、歌谣都是从反面来描写媒人的；人们蔑视它，看不起它，在人们的眼里，它是妖婆；人们耳里听到的，几乎都是对媒人的嘲讽、咒骂，以及因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造成的婚姻悲剧。现代青年人对它嗤之以鼻，然而媒人就是这样，具有双重性，说媒在中国的历史上，大地上，成长着，生活着，发展着。随着社会的发展，说媒也展现出一些新的方式，婚介所、电视征婚等等，就是新时代的产物。

媒人吉称“媒妁”，古人解释说，媒合二姓曰媒，斟酌二姓曰妁，又说男为媒、女为妁。早在《诗经》的时代，就有媒妁的存在，《诗·卫风·氓》中有“匪我愆期，子无良媒”的诗句。《周礼·地官·媒氏》载：“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说明了媒的社会职能。古代除媒氏的记载外，还有媒官和媒互人的记载，《三国志》有“为设媒官，始知聘娶”，是设立专门的官职，按正统的礼数指导、管理婚嫁。媒官又称“媒互人”，是官媒，是整个政府中独特的一员。《元史·卷一八五》载：“镇民张复……叔母孀居且瞽，丐食以活……思诚怜其贫，令为媒互人以养之。”此外，宋代冥婚盛行，还有为鬼作媒的“鬼媒人”。

媒在历史上有过许多别称，诸如月老、红娘、冰人等，说媒也有许多别称，如执柯、作伐等。月老是月下老人的简称，是冥间专管婚姻的官儿。唐代李复言的《续玄怪录·定婚店》有关于他的一段故事：杜陵地方有个叫韦固的小伙子，父母双亡，想早些娶媳妇。一次外出，途中住在宋城南店，遇到一位老人靠着口袋坐着，借月光看书。韦固探头去看，只字不识，心想，我也念过几天书的，连梵文都懂，这书上的字怎么不认识呢？便问老人，老人说是“婚牍”，专写谁娶谁人、谁嫁谁人的。又问口袋里是什么，老人说是红绳子，用来系大妇的脚腕子的，说是即便山水阻隔，或是世代仇讐，系住了就没跑，总要结成婚姻。小伙急切之下，问老人他的婚事如何，老头说他的妻子是店北卖菜瞎老婆子的女儿，才3岁，要等到17岁时才能嫁过来。小伙见是个丑陋的女孩，一怒之下便派仆人行刺，伤了女孩的眉际，然后逃之天天。14年后，韦固做了相州参军，刺史王泰很赏识，把女儿嫁给了他。这位女子容貌端丽，只是眉问常贴个花贴子，问了才知是过去刺伤的那个女孩，是被郡守收养的。自此以后，韦固与这女子恩爱至笃。由此，后世人称媒人为月老，称定婚的男女为“赤绳所系”。

称媒为“冰人”，也有所本，事见《晋书·索紞统》。孝廉令狐第梦见自己站在冰上，和冰下人说话。索统圆梦解释说，冰上为阳，冰下为阴，主阴阳之事。你在冰上和冰下的人说话，人阳语阴，主为人说媒。因而，你当为人作媒，冰河开了，婚姻也就成了。由此，后世人称媒人为冰人，或简称冰，明代谢谠《四喜记》中《忆双亲》曰：“这一曲《鹧鸪儿》，就是我孩儿的冰人月老。”《聊斋志异·寄生》云：“父遗冰于郑，郑性方谨，以中表为嫌，却之。”香港武侠小说大师金庸的《倚天屠龙记》写张翠山、殷素素和“金毛狮王”谢逊乘冰山浮向北极，张殷二人原本两情相悦，在生死危难中终成姻缘，而两人陷于这种境地，皆谢逊所为，谢便无意中成了“冰人”。这实在是“冰人”的绝妙注脚。

称媒人为红娘，这是众所周知的，故事源于《西厢记》。不过，红娘之为媒，全然不同于世俗间的那些媒婆子，她是美满婚姻的使者，为青年男女所钦敬。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吧，当代为大龄青年解决婚姻问题的人从来都被别人称作红娘或自称红娘。然而，无论如何，媒都应该成为人类婚恋史的过去，都应该在未来彻底隐去它的身形。21世纪，婚姻自主、自由恋爱。交通、通信、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人们在生活和工作过程中，青年男女接触的机会较多，个性意识较强的青年人大部分都自由恋爱了。然而好的传统习俗还须保持和发扬。民间谚语说得好：初浆的衣裳不用捶，美满的婚姻不用媒。

含蓄地相亲

旧时男女授受不亲，女子更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身处深闺，难睹芳容。在经媒人说合之后，男方一般会提出“看一看”，这种在媒人的带领下到女方家里作初次访问的活动就称之为“相亲”，俗称“看亲”。

相亲的日子由男方提出，由媒人决定时间并通知男女双方，双方都应做好准备。

相亲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由男方父母或婶婶、姑姑等出面，择日走访女家。女方家长一般都会让女儿出来露露面，如倒茶、点烟，男方家人乘势打量女子的容貌、身材、体态、举止等。在泉州、连城等地，还有看女子手掌的习俗。相亲时的观手掌不象算命看相者那样考究、玄乎，通常只是根据女子手掌的软硬和皮肤的粗细来判断她是否有福气。手掌柔软、皮肤细嫩的就是好相，而骨骼突出、肌肉僵硬、皮肤粗糙的就是没有福气的恶相。福建民间还普遍忌讳女子“断掌”（亦称“横掌”，即掌上有一条粗深的纹路自左而右横贯正中，如将手掌从中横断），认为这种女子“命硬”，注定要克死丈夫（男子断掌，则被视为当大官之命）。

另一种是男子本人由媒婆或尊长带着到女家相亲，在观察女方的同时，也接受女方的审视。但男女两人并没有长坐倾谈，女子只是稍微现身一下，就又躲入内室。在漳平，相亲俗称“看新娘”，一般是男子站在大坪（天井）内，女子经过打扮后从左巷头（偏厅）行过大厅进入右巷头，仅此短暂一现而已。与此同时，女方的父母及其他亲属也在观看男子。在建宁，男方登门相亲时，女子先隐蔽窥视，若无异议，便出门倒茶，男子乘机瞥上一眼，若表示同意，就接过茶水。

无论何种形式的相亲，男方如果感到满意，都会有所表示。一般是送给女子一个小红包，俗称“见面礼”，或者连女方家庭其他成员也得搭上一份。在清流等地，男方家人还会留下来吃顿饭再走。在莆仙一带，相亲者若吃下对方煮的点心——鸡蛋、线面，即表示中意。在建阳，男青年临走前，姑娘会亲自泡一碗糖开水端给男青年喝，若男青年喝完这碗糖水，就算是表示满意；若喝下半碗，表示尚须请媒人中介磋商，留有进退周旋的余地；若只是象征性地沾一沾嘴唇，乃出于礼貌，表示不同意该门亲事。

当然，女方也可能会去男方家“拜访”，这在有的地方叫做“看当”。若女方父母不愿意接受款待，执意告辞，表明这门婚事难以告成。此时，男方当然不可费力强留。女方父母通过察看男方家庭情况，欣然接受邀请，或者将奉上的香茶一饮而尽，结局则是皆大欢喜。

结婚之前要合婚

合婚又称“合年命”、“合八字”，古称“卜吉”。在双方同意议婚之初，必须进行“合婚”。旧时，人们把男女的幸福灾祸都寄托在命运上，如果“年命”不合，则一切皆好也不能婚配。古人迷信，认为一个人的生辰可以反映出他的命运，而男女双方八字的合与不合则会影响当事人甚至双方家庭的命运，合则是福。不合则是祸。

合婚要先看命相，根据人的生辰八字和阴阳五行的配合，一个人的命相有金命、木命、水命、火命、土命之分。在五行中，有相生者，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也有相克者，即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如果男女二人的命相相生就是命相相合，若是命相相克，就是不合。道理上是这样，不过具体操作起来又有许许多多的讲究，民间星相家推算起来也不得不查专业书籍。

看完命相然后再看属相，还要对合婚当事人双方的属相进行审查。我国古代的术数家用十二种动物与十二地支相配，成为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出生年，都能找到自己的属相。属相本来只是纪年的一种方法，与福祸吉凶毫无关系。但民间却迷信其为左右福祸的因素。当然，属相的相合相克可以在多种场合作为解释事情发生的原因，例如《红楼梦》中尤二姐病重，产下一个未成的男婴，就说是被属兔的冲了。但是用它预测婚姻的祸福则是最流行的方法，并形成了相生相犯的口诀，如下：

“自古白马怕青牛，羊鼠相逢一旦休；蛇见猛虎如刀斩，金鸡遇犬泪交流；龙逢玉兔云端去，猪与猿猴不到头。”

经过仔细推算，男女双方的命相属相都相合，称作“大相不犯”，婚事基本上就可订下了。

说媒的礼仪

封建社会中的传统观念是男女“授受不亲”，强调“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个“媒妁”指的就是媒人。说媒又叫做媒，就是通过媒人从中说合，让男女双方共结秦晋之好。说媒一般有以下几个步骤。

首先是纳采

“纳采”，就是男家请媒人向女家说明缔结婚姻的请求。纳采是要携带礼品的。古代用雁，所以这个仪式也称做“奠雁”。纳采用雁，有一定的讲究：“雁候阴阳，待时乃举，冬南夏北，贵有其所”。雁是候鸟，冬天飞往南方，夏季则生活在北方，来去有时。纳采用雁，实际上就等于告诉女家“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应该像雁那样适时选择其所在。

后世纳采的礼物大大地丰富了，有时多达五十多种。比如汉代的纳采礼物就有合观、鸳鸯、九子蒲（或墨）、双石、五色丝、长命缕、蒲带、棉絮、卷柏、嘉禾、阿胶、干漆、鱼、鹿等。这些礼物都有先锋赞文，提及这些礼品的象征意义。

其次是纳吉

纳吉，是问名之后的下一步。在问名和纳吉之间，有一个内容并不算简单的“地下工作”，即合婚，这也可以看做是纳吉的一部分内容。

纳吉之后，“婚姻之事于是定”，双方交换的帖子类似于后世的结婚证书。此后，男女双方都受到社会伦理的约束，婚姻的终止再不是随便的事情，而要经过双方的协商或外人的调解。同时，男方逢年过节都要给女家送礼，有些地区称之为“缀节”，并且还要供给女方四季衣物。正是因为纳吉的这种特殊意义，人们才对其象征性代表——帖子格外重视，好多地方称其为“龙凤帖”。

最后是纳征

纳征，是男女双方婚约已明确下来后，男家送礼给女家。它是男家迎娶女方必经的最重要的程序。亦即后世的过礼、送嫁妆、卜彩礼。纳征，一般说来，很多物品都必须是成双成对出现的。人们很忌讳单数，认为那是不吉利的象征。

旧时的纳征相当于现在的送聘礼，送礼时间，按惯例一般定于新娘正式过门的前一天。

纳征，北方叫“过大礼”，也称“完聘”、“大聘”。这是进入婚姻阶段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婚姻习俗中最重要、最有特色的一环。当男家去女家送聘礼时，必须选择偶数的吉日，由媒人（多半是女性）和男方父母与亲戚（主要是男方的姑母）等，携带聘礼去相亲。把“生庚”二字用金线缝在红绸上，所带的聘礼包括金花店（簪）两对、金环（金镯）两对、金戒指（一只金的，一只铜的）一对、豚肉、喜酒、羊、糕仔、红绸二尺四寸、乌纱绸七尺、蜡烛四对、爆竹、礼香两把、耳饰两对、姜花（糖米花饼）、礼饼等。完聘的聘礼，都陈列在由两个人扛抬的大食盒上，然后按照顺序吹鼓手走前，媒人押后，沿街吹吹打打，送到女家。

接过聘礼的女家，取出其中的一部分聘礼，另外再加上十二种礼物，送还男家作为答礼。然后再由女家向男家奉茶，最后男家才接受女家的酒筵款待。接受此种丰盛酒筵款待的男家，要给每桌酒席奉送银钱谢礼。

这时男家和女家都要筵请亲友，表示两家已经结成秦晋之好。男家也要把婚书供在神佛与祖先神位之前，报告已经和×家结成亲戚。

热热闹闹去迎亲

迎亲，是婚姻的最后一道程序。它是请期获女家允许后而进行的，相当于后世的婚礼大典，或狭义的婚礼。古时的婚礼仪式不是一天就能完成的，有时要持续两三天。近代婚礼多为三天，大典之前的一天，女家派人来“铺房”或“暖屋”；中间的一天是迎亲日，迎来新娘后要拜堂合卺，这是正式的婚礼大典；次日闹房。有的地方婚礼为两天，有的只有中间的一天。在婚礼正日，从迎娶到闹房，其间的仪俗丰富多采，达几十种之多。

在迎亲队伍到来之前，还要做许多准备，一般包括如下内容：

挽面（绞脸）——按照旧式风俗习惯，妇女除非结婚，绝对不可以剃掉脸上的汗毛。惟独在结婚的前夕，也就是在“上头戴髻”之前，才能开始人生第一次的“挽面”。方法是由一名具有“挽面”经验的妇女，手拿一根坚韧的细线，用两手使线呈两角交叉状，紧贴在出嫁女子的脸部，然后用手一弛一张，就可以拔掉脸部的茸毛，使脸部光洁明净。

上头戴髻（上盖头）——就是男女两家各选一个黄道吉日，分别在自宅同时举行。男家是在自宅正庭的中央设一个“五升村”，让新郎坐在上面，面对神佛与祖先的灵位。这时就要请一个“好命人”，从新郎后面给他梳三次头，然后再让他穿上结婚礼服，戴上礼帽，祭拜大公（太上皇）、三界公（三界大帝）、观音佛祖与祖先，祈求结婚后子孙绵延不绝、万世其昌。

梳头插簪的仪式完了，就穿上结婚礼服，戴上“盖头”，向三界公和其他神佛先祭拜，然后给父母各敬一杯茶，父母喝完之后，也要祭拜天公及其他诸神佛。

在男家，要赶紧布置新房，选择一个好时辰，才能安放新人用的床铺，并祈求神佛保佑平安，所以特称之为“安床”。其他一切用品也都要新买，屋里屋外更要打扫清洁，大门和房门都贴上对联，门楣上还要挂一块长条红布，上面绣有吉祥的词句。女家也要把房间布置得焕然一新，准备招待祝贺的亲友和迎亲的新郎。

食姐妹桌（与姐妹惜别宴）——女子出嫁，即脱离生身父母之爱，从此就要与兄弟姐妹离别，到另外一个新环境度过一生。所以在出嫁的当天，姐妹之间不胜依依之情，而特别举行一次惜别宴，称作“食姐妹桌”，兄弟姐妹在席间说些吉利话，祝福这位出嫁的新人婚姻美满。

惜别宴完了之后，新娘就要进入化妆室，开始人生之中最重要的一次化妆，且在穿上结婚礼服戴上盖头后，回到闺房，静候男家的迎亲。

拜堂的礼仪

男家把女方迎来之后，也并不是马上进门，而是把喜轿关在门外，俗称此为“憋性子”，意思是把新娘的性格憋得柔顺些。喜轿进门以后，又有许多仪俗。虽然这些仪俗并不一定全部存在于某一地区，但也都是存在过的。

撒谷豆。即在喜轿进门以后，撒谷、豆等，用意是避邪。这是一项比较古老的仪俗，宋以后比较流行，其用意在避“三煞”（青羊、乌鸡、青牛之神），三煞忙于啄食，就危害不到新娘了。

喜轿到院子里，要从预先摆好的炭火盆上慢慢跨过，意思是烧去一切不吉利的东西，日后夫妻会越过越红火。

落轿以后，新郎要象征性地朝喜轿射三次箭，称“桃花女破周公”，也叫“煞”，也是避邪驱祟的意思。

新娘从轿里出来，又有传席之仪。所谓席，也就是铺在地上的红毯。这种习俗在唐代就普遍存在了。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春深嫁女家》写道：“何处春深好，春深嫁女家。青衣转毡褥，锦绣一条斜。”从诗中可以知道，当时铺的是毡褥。到宋代，人们娶媳妇，轿子进大门，也是“传席以人，弗今履地”，这种仪俗的用意，即传宗接代。清人笔记《不下带编·卷二》记载说：“今杭惜用米袋承毯，名曰‘传袋’，又日‘袋袋相传，以袋隐代’。”近人胡朴安的《中华全国风俗志》也记述了浙江的传席风俗：“新妇进门，布袋铺地，辗转更换，令步其上，谓之传袋，犹言传代也。”出轿时，用米袋直铺至花烛前，新娘脚踏米袋，寓意步步高、代代好。

下轿以后，一些地区有跨鞍的仪俗。新娘要跨过马鞍，“鞍”与平安的“安”谐音，这个仪俗的意义就是祝福新郎新娘平安。

欢欢喜喜入洞房

拜堂完成之后，新郎新娘就要入洞房了，仪俗也是一系列的。诸如坐帐，亦称“坐福”，即新郎新娘双双坐在洞房的炕沿或床边，新郎将自己的左衣襟压在新娘的右衣襟上，表示男人应该压女人一头。

撒帐，这项仪俗是指亲朋在新人入洞房以后，把喜果等撒向新娘怀中，撒在合欢床上，甚至撒向洞房的每一个角落。撒帐的仪俗始于汉代。据记载，汉武帝娶李夫人的时候，要宫人撒五邑同心花果，他们则用衣裙盛着，接到的越多，就预示着得子越多。后世的撒帐和汉武帝时的撒帐用意是相同的，只是所撒的物品有些不同了。一般常见的是枣、栗子、花生等，利用谐音表示“早立子”、男孩女孩“花搭着生”。

入洞房以后还有吃“子孙饺子”的仪俗。旧时北京的子孙饺子是由女家包好带来的，由男家煮熟，同时男家还要做长寿面。吃子孙饺子的时候，照例要有一群孩子在窗外问“生不生？”娶亲太太或新郎回答“生！”或者干脆把饺子煮得半生不熟，让新娘自己说“生”。这叫“讨口彩”，是早生孩子的吉兆。

古代婚礼有同牢合卺的仪俗。“同牢”指新人入洞房以后一起吃一牲牢。一起喝酒则叫“合卺”，卺是由同一个瓜、瓠等分剖两半儿做成的瓢。南北朝时的齐，合卺用方（食器），两卺用锁锁着。唐代用酒杯，称“双杯”。宋代将两杯用彩线相连，对饮一杯，称“交杯”，喝毕，掷杯于地，若一仰一合，象征阴阳调谐，大吉大利。同牢、合卺发展为后世的团圆饭、喝交杯酒。

与同牢、合卺同样表示成婚的还有“结发”（一称合髻）。结发本来指束发，后来把原配夫妻称做结发夫妻。结发本来不是婚礼的仪俗，后来演化出婚礼结发的仪俗，即将新婚夫妻的头发象征性地结扎一下，也有新郎新娘分别剪一绺头发用彩线扎在一起做信物的。

洞房里还有一个仪式是喝“交杯酒”、“守花烛”。交杯酒的习俗开始于周代。《礼记·昏义》记载：“（夫妇）共牢而食，合卺而酳。”以一个瓜、瓠剖成两个瓢叫“卺”，举行结婚仪式时，新郎新娘各执一方用酒漱口，就叫“合卺”，此俗演变到后来为喝“交杯酒”。

在古代，婚礼中使用的蜡烛上多半绘有龙凤彩饰。后世以花烛喻结婚。何逊《看伏郎新婚》诗云：“何如花烛夜，轻扇掩红妆。”新婚之夜，新娘新郎通宵不睡，谓之“守花烛”。不守花烛者，新人睡后，伴娘须时时进房察看花烛有无损灭，恐有不祥之兆。迷信者有“左烛尽新郎先亡，右烛尽新娘先亡”之说，故如一烛灭时，即将另一烛熄灭。

婚礼的高潮——闹洞房

闹房习俗始于先秦汉代时期，婚礼淳朴、肃穆。孔子在《礼记·曾子问》中描述闹洞房的嫁娶情景时说：“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烛，思相离也；娶归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反映了先秦婚礼的淳朴习尚，没有喧嚷纷闹大操大办的场面。入汉以后，社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人们不再满足古板而沉闷的旧式婚礼，不再固守“三日不举乐”的古训，开始大操大办，使婚礼蒙上世俗的喜庆色彩。

闹洞房是传统婚礼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可以算作是婚礼的高潮，各地都有闹洞房的习俗。闹洞房除逗乐之外，还有其他意义。据说洞房中常有狐狸、鬼魅作祟，闹洞房能驱逐邪灵的阴气，增强人的阳气，因此有俗语：“人不闹鬼闹”。闹洞房从积极的意义上说，能增添热闹气氛，驱除冷清之感，因而有的地方又称之为“暖房”。旧时代男女结合多是经人介绍，相互之间比较陌生，闹洞房能够让他们消除陌生感，为新婚生活开个好头。此外，闹洞房还能使亲友彼此熟识，显示家族的兴旺发达，增进亲友间的感情。

闹洞房活动在进行到一定时候，新郎要领着新娘“作揖认亲”。凡是男家的尊长，都要在傧相的赞礼声中一个个进来让新郎新娘拜见，而且要赏一个红包给新娘作见面礼，称之为“作揖包封”。同时，长者要拱手回个“半礼”。这种仪式，能显示家族的团结。

闹洞房是“三天不分大小”，新郎新娘乃至新郎的父母往往会被他人甚至晚辈们取笑捉弄，被捉弄取笑者不能生气，以免破坏新婚的喜庆气氛。当然，闹洞房的人也不能太出格，不能闹得太久，以免影响新婚夫妇休息。尤其不可粗暴起哄，引发不愉快的事。近年来常有因闹洞房过分给新郎新娘带来身心伤害，甚至导致新娘受伤、瘫痪的报道，这样闹洞房就超过了限度，应当引以为戒。

结婚之后的礼仪

隆重热闹的婚典之后，男女双方应当去熟识姻亲双方的家族，这也有它较固定的礼仪。诸如认大小、回门、试厨和庙见等。

周代的婚礼是成婚后的第二天，新妇要早起沐浴，用竹器盛枣儿、栗、姜、桂、干肉作见面礼来拜见舅姑（公、婆）。第三天，公婆用一杯酒飨新妇，新妇答杯，然后公婆从西阶下堂，媳妇从东阶下，表示从此新妇代替了主位，公婆是客，这便是“著代”之礼。

如果公婆已经去世，便在三个月后到宗庙行“奠菜”的庙见礼。也有不论公婆是否在世都行庙见礼的。古人重视“成妇”过于“成妻”。

晋代以后，新妇三日拜公婆，宾客列观。唐代在婚后次日拜公婆，并拜新郎的尊长及故旧，称“拜客”。后世也有当夜拜公婆的，但次日仍要献茶。旧时北京的这项仪俗称做“拜三代”，俗称“认大小”，即新娘子辨认、识记丈夫家的长幼三代。首先要拜叩祖先，俗说不拜祖宗，新娘子还算不上这一家的人。之后再给父、母（公、婆）等长辈行三叩首礼。对于平辈则只是一揖，惟独对于大姑子则叩首，称“高见礼”。受礼的长辈们可以给新婚夫妇一些珠翠、首饰、衣料、化妆品等作为礼品。与庙见用意一致的仪俗有“上新坟”或“喜坟”，即婚后的第三天新郎领新娘一起到祖坟烧纸供祭。

在男方举行婚典之时女家也要庆贺一番。“回门”仪俗及“成婚”的存在就是明证。回门也就是婚典的第二或第三天，新郎新娘回到女家，女家设宴款待宾客。宋代的时候，新婿要在第二天到岳父母家“复而拜门”，否则与回门一起进行。一般来说，女家的礼数以此日为正，客人也是这一天来得最多。照例，这天女家的亲友们也要戏耍新郎，热闹一番。新郎也要像新娘在男家认大小一样，在这里也叫拜尊长，认大小。

试厨，就是新婚第一天，新娘亲自下厨做饭来伺候公、婆。但一般都是礼仪象征性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社会中男女地位以及角色的不同。

婚后的第一次回娘家

结婚以后，新娘要回娘家，新郎也要相随，所以又叫“双人返”。通常说的“做客”，是指婚后第一次回娘家，时间最早是在婚后的第三天，但最迟不得超过四个月或六个月，普通的都是两个月左右。

这时新郎必须带着礼品，通常是拿果子、礼饼或外粘砂糖和芝麻的糯米饼。回来时女家的答礼，是让女儿带回“米糕”（用糯米饭加砂糖上面插美人蕉花）和“桃”（桃形的面饼）到婆家。

就新娘的娘家来说，由于这是第一次招待新婚女婿，所以要把女婿介绍给全体族人见面，并且寒暄致意，随后开设酒筵款待。

在新郎到达岳父家的当天，要分别赠送岳祖父母、岳父母、舅子、姨妹与侄辈等人以红包，钱数的多少随每人身份的不同而不同。

新娘回娘家“做客”，距离不太远的，都是上午出发，赶到娘家吃午饭，尽量在当天晚上回到婆家，这是因为民间有句迷信话：“暗暗摸生查哺（天黑回来，比较有生男的希望）。”不过也有的新娘在娘家一连住上几天，回来时是由新郎的弟弟或妹妹接回去。新娘在回婆家时，还要带着“领路鸡”，此外还必须赠送一些娘家的土产，其中包括根叶齐全的“甘蔗”两根和橘子、香蕉、果子等等。

新娘从娘家带回的“领路鸡”必须是一公一母两只小雏鸡，顶多也只能拿两三个月大的半大鸡，到婆家以后绝对不能杀了吃，要好好饲养长大，生蛋以后要继续用来繁殖。甘蔗固然可以吃，但是必须留下一部分栽种，以便继续繁殖，象征以后子孙代代相传。

第三十九章
神圣隆重的丧葬风俗

死亡对于人们来说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茫茫宇宙，大千世界，人们在这里诞生、成长，直到最后的死亡。几千年来人们形成的丧葬礼仪，是既要让死去的人满意，也要让活着的人安宁。在整个丧葬的过程中，是生者与死者的对话，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坚韧的结——念祖怀亲。这个结，表现在生者和死者之间的实体联系中，也表现在两者之间的精神联系之中。而这就揭示了中国人生死观的深层内涵。

传统的丧葬文化

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经的阶段。死亡，可算是人生的最后历程，但这并不是一切的终结，因为之后还有后人对其尸体的处理——殡葬。殡葬这一行业源远流长。从考古资料来看，大约1800年前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北京山顶洞人已有了丧葬习俗，山顶洞人洞穴的一侧有一块墓地，发现了三具人骨架，死者身上有一些石珠，钻孔骨，骨坠装饰品，另有燧石石器。山顶洞人遗赅周围撒有含赤铁矿的红色粉末。

我国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造成各地不同的葬法、葬式，也造成了不同的葬制。葬法和葬式受自然环境、生存、形态、宗教信仰的影响较大，而葬制则主要受社会形态、社会意识的影响更多。这使得我国的丧葬文化具有多元性。

中国鬼魂观念由来已久，墨子《明鬼》篇中就说到了人死后成为鬼，相信有鬼神存在。丧葬文化是后人寄托哀思的方式，我们不应把它完全当做封建糟粕，也无需从迷信的角度来看待它，这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人在汉代时就有“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古人在墓中建有客厅、厨房、厕所、饲养牲畜的棚栏，囤积食品的仓储，墓中还刻有日、月、星、辰、神话故事、神兽仙禽、仙云卷草等图案。对于古人如此的丧葬文化，学术界的解释至今也无法让人完全信服。若古人只相信“六道轮回”、“投胎”，那众多帝陵中奢华的墓穴和众多的殉品难道不是给墓中人准备的吗？是否是前人相信肉体可重生？倘若我们的祖先所信奉的仅仅是精神还原而不是肉体还原，那么，他们或许不会对死者有这般的照料。

几千年来人们形成的丧葬礼仪，是既要让死去的人安宁，也要让活着的人满意。在整个丧葬的过程中，是生者与死者的对话，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坚韧的结——念祖怀亲。这个结，表现在生者和死者之间的实体联系中，也表现在两者之间的精神联系之中。“破四旧”曾动摇了既存的传统丧葬文化及其阐释系统，而且以宗教迷信、巫术来解释并对其加以定性，取而代之以理性而经济地处理丧事的方法。但在农村，人们仍然向往一些传统的治丧方式，作为对后辈的一种教育及对传统习俗文化的传承。丧葬文化是一种活在中国人生活中的文化，是富有生命的一种贴实的文化，比那些书写在纸张上的文字要真实，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实际内涵——对待生命的热忱态度。

中国传统文化把人生看做似花般地怒放与凋零，表现出对生死的大彻大悟，才会有“重于泰山、轻于鸿毛”之说。有人说，生命是上天许诺给我们的聚会，在这里我们遇到亲人、爱人、仇人和敌人，然后各自散去。对待生命中遇到的每个人的方式就成了生命的内容。就像没有人能够永远留下，其实也没有人可以真正离去。生者来源于地之母，逝者终归于地之腹。丧葬文化的初衷是让生命在青山绿水间永延。

初终的礼俗

中国历来重视丧葬礼仪，特别是长辈的丧葬礼仪。《论语·学而》中有这样一句话：“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其中“慎终”，即指对父母的丧事要办得谨慎合理。孟子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认为，“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

我国民间习俗还认为，凡人享有50岁以上因老、病而死的，都算寿终，称之为“喜丧”，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白喜事”。对于这种正常的死亡，家人早有准备，儿女子孙都要在死者临终前日夜守候，谓之“送终”。此时，家人在心理上、物质方面早有准备。弥留之际，其家中男女，哭泣尽哀。接着将尸体抬放在堂内席垫之上，谓之“下榻”，旧称“小殓”，卧于灵床，依礼设帏，惟帏外暂不设灵位，以便棺殓。此时，尸体卧向朝外，脚头习以羹盛茶油放灯芯点燃为灯，谓之“佛灯”。以上“初终”的做法，主要是沿乡俗，据说这样，可尽孝之心，是不欲遽以死待其亲。尸身安置于灵床谓之“正寝”。正寝后，一面发出报丧条报告各亲友，一面家人商议治丧各事。

接下来是“复”礼，也就是招魂。一般是家人到屋上或高坡，朝祖先发源地呼唤死者。复礼是亲属希望亲人魂归的礼仪，其后还要检查死者的鼻息、脉搏。接着便是“初哭”。

初哭是哭的开始，在确认亲人已经去世的时候爆发性地发出。这种情形不仅汉族存在，许多少数民族亦有此俗。

我国大部分地区有给死者口中含物的仪俗，一般多含钱币，旧时富家也含珠玉珍宝。这种仪俗古礼叫“饭含”。一些地区还要在死者衣袖内放小面饼（俗称“打狗饼”）、纸钱（俗称“买路钱”），饼是去冥府的路上给拦路的狗吃的，钱给拦路鬼。另外，俗说去冥府的路上要渡河、过桥，都用得着钱。西南纳西族人在将断气时，由孝子往死者口中放“含口”，含口是一个小纸包，里边放大米、碎茶叶和银屑，分装三小包，第一包作渡河船费，第二包送给守阎王殿的两个大将，第三包带给祖先。

装殓的礼俗

装殓是指把死者装裹、放入棺木。古礼装殓分大殓、小殓。三日小殓，五日大殓，或次日小殓、三日大殓。这是和所谓“三月而葬”相应的。后世一般家庭停丧时间较短，装殓也就比较及时，大多临终时穿好寿衣，次日便装殓入棺。

小殓、大殓之分。小殓，给尸体裹上衣衾，此仪于死之次日早晨进行，其过程是：先在床上铺席，再在席上铺绞（用以扎紧尸体所穿衣的宽布带）；绞上铺衾（覆尸的被盖），衾上铺衣，再举尸于衣上，然后依相反的顺序穿着装束；束绞时，绞要掰开末端，然后掏上冒（装尸体的布袋，分上、下两截，上称质，也叫冒，下称杀），上盖夷衾（覆尸的被子）。至此，亲者痛哭，哀止，小殓礼成。

大殓即入棺，也称“入室”、“入殓”等。入殓前，有的丧家要请阴阳先生推算入殓时辰。有的还要请道士，按死者生肖和死亡的月份干支，以五行说法，推算犯冲的生肖和忌讳事项，将其书写，张榜贴于墙。死者入棺时，几生肖犯冲的族人、亲戚，必须远避，否则认为对丧家不利。民间认为死人是一种遭殃，故这类榜文称“殃榜”。入殓的时间，有死后三天、七天入殓者，也有死后当天入殓的，称“走马殓”。入殓前要用呈文纸，将棺内四壁糊好，棺底铺上青麻杆，杆上糊呈文纸。也有用黄纤纸糊棺内四壁，棺头贴上用金银纸剪成的太阳、月亮、北斗图案。尸体头顶用红布围上，腋部兜上红绸巾，入殓前，先于棺材底部铺上一层草纸，草纸上面盖一床棉被，两头分置“元宝枕”。供死者搁头和脚。此时，孝子及众子跪立棺头，其他亲戚围棺痛哭。

接下来是开光，指死者的长子为亲人揩拭面颊，亲友最后一次瞻仰遗容。揩拭的时候用筷子挟一个温棉球，依次擦拭眼圈、耳朵、口，最后为死者擦脸，用一面小镜子照照，转身摔碎。这时，全体孝子瞻仰过遗容以后，要大哭，表示最后的诀别。

开光之后要把棺盖钉上，这时便要挽发。一般钉棺盖时，孝子要喊“亲人躲钉”，以免木舛伤及死者的灵魂。如果孝子孝妇把头发梢缠在钉子上，便是挽发了。其意义，大略是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还之父母”，以维系幽明，联络心性。

在许多少数民族的丧葬礼俗中，死者入殓前一般都要作些处理，最突出的就是沐浴。毛南族人死后，孝子们要到水井或山塘边，投一两分钱于其中，买一大碗沐浴水来，然后掺人米草碱用白布沾水男左女右自上而下象征性地抹三次。壮族的情形也大体相同。死者咽气后，孝男要由师公或道公带着到河边取水，到河边师公念经，孝男向河里投几枚硬币。用小瓮打水。回家温热，在水中加入柚子、柑子叶，亲自给死者沐浴洗尸，有的地方男性死者剃发，女性死者梳头。以柑叶水将死者全身洗净，然后把眼皮合上，有的地方的浴尸只是一个仪式，孝子们用柚叶醮水滴在脸上就算完成。

报丧的礼俗

停柩一段时间之后，诸事准备就绪，就要选日子报丧。报丧可以说是人死后的第一种仪式了。报丧仪式早在周代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它用发信号的方式把有人逝世的消息告诉亲友和村人，即使已经知道消息的亲友家，也要照例过去报丧。

像人初生时在家门挂出诞生标志一样，人死以后，丧家在门上要挂出标志，称“挑钱”。所谓钱，也就是纸幡，有的地方叫“通大纸”；有的地方因为纸的张数要和亡人的岁数相等，所以也叫“岁数纸”。纸幡挂在院门口，男左女右。在浙江建德县的畲族，人死后要“门竖一幡，上书死者姓名”。满族人死后不挂纸钱，而是在门前挂红幡（满族贵白贱红，故送终用红），称“丹”用木杆高悬，日出挂，日落取下放在棺材旁侧。近世满族民间多用红布制成，全长四米有余，红幡形状是将整幅红布分为四条，头和尾用墨布装饰。

小殓以后，丧家就要将死讯等报告亲朋好友，以便他们及时地赶在大殓前来。报丧的形式有口头的，也有持讣文的，后世还发展出来在报纸上登讣告报丧的，民间一般以口报为主，即孝子亲自前往报丧，对那些至戚以及关系特殊的尤其要如此，否则礼数不到；而对那些较为疏远的，则捎个口信即可。

报丧去的孝子要着孝服，或者戴顶孝帽，腰里扎条孝带子（麻）。到了别人家，不能进门，有人来接，无论长幼，都要叩首。毛南族的报丧有两次，第一次是孝男手中点支香，带一些纸钱、一斤酒、三斤黄豆，向舅家报丧，在舅家要吃一顿素饭，这叫“报素丧”；第二次是在出殡的当天清晨杀猪宰牛时候，先割下三五斤肉，再将内脏各取一些（如每宰牛，则多取一碗牛红，一节牛粉肠），外加一斤酒，带香纸，和第一次一样到舅家报丧，目的是向舅家禀明出殡的时辰，并请舅舅提早来主持祭丧仪式，这叫“报荤丧”。在广西大新县的壮族，则是人死后马上连放三响地炮，称“报时”，也就是报丧。此外，还有送“报丧条子”的。报丧条子上写“本家某老爷（或某大人，或本家夫人）恸于夏历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寿终正寝（男曰正寝，女曰内寝）。谨择于某日某时大殓，某日接三。特此讣告。”下款与府第和禀报人，收口报人的姓名则用红纸条写了，贴在口报上端。由日报条子的内容可知，这还不是正式的讣闻。简单一些的报丧就要与讣闻合二而一，一次报丧。

正式的讣闻也叫讣告、赴告、告丧等。这一般是世家大族施行的仪俗，贫民百姓则仅是一次口报。讣闻一般为书礼形式的，有一套固定的文辞，大体如：“不孝某某罪孽深重，弗自殒灭，祸延显考，某某公、讳某某、某府君恸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寿终正寝，距生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享年几十有几。不孝某某随侍在侧，亲视含殓，遵礼成服。”最后写卜“叩在：戚、友、寅、学、乡、世”（红字）字样，结尾写“哀此讣”。在列上丧礼日程的下边，依次开列子孙的名单。

无论是至亲还是好友，接到讣告以后，都要及时地赶到丧家参加丧葬活动。

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报丧方式。在广西一带的地区，按照旧规矩，响三次火炮就表示报丧，这叫做“报丧炮”，然后派人告诉给亲友。也有的地区在死了人的家中要拿白纸扎成旗帜立在门前作为报丧的信号。还有的地方，报丧的人到亲友家门不能径自入内，必须要等在门口喊屋里的人，等到他们拿一铲子火灰撒在门外之后，才可以进门报丧。这样做是为了辟邪。

也有地方报丧俗规非常严格，丧家如果死的是男人，必须由房族侄子到亲戚家报丧，死的如果是女人，必须由儿子、女儿给外婆家报丧。报丧的孝男孝女必须头上裹白布、戴斗笠，手上拿一条白布巾，跪在娘家或外婆家人的面前哭报丧事。哭报完之后马上回家。当外婆家里派人来奔丧，走到村头的时候，孝男孝女必须跪在村边路口哭迎，哭着述说丧亲的悲痛，哭谢奔丧亲人的一路辛劳，并且给每人递上一条白布，叫做“孝布”。

在东北一带，是用在门外悬挂纸条来报丧的。纸条数是以死者年龄的不同来确定的，一岁一条，另外加上两条，表示天和地。并且他们用死者性别的不同来决定悬挂纸条的位置，死者是男性则悬挂在门的左面，死者是女性则悬挂在门的右面，人们一看到门口的纸条就知道这家死了人，死者的寿数，是男是女，就一目了然了。

旧时有些广东地区的人常常骂那些行色匆匆赶路的人是“报死”，因为根据当地的报丧的习俗，报丧的人必须来去急速，不进人家的大门，只能在门外高声地喊叫，报过丧之后，讨一口水漱口，来驱除不详，然后就马上回去。

在江浙一带，报丧习俗是用伞来暗示的。报丧的人带着一把伞去，把伞头朝上柄朝下，放在门外，来表示凶信。主人便要请报丧的人吃点心。然后，问清楚入殓的日期。最后，把报丧人用过的碗扔到门外，来表示驱邪避祸。在外地的亲人如果收到一封“焦头信”（信封的一角被烧焦），就可以知道这是报丧信。

在浙江一些地方，死者的家属身穿孝服，准备好菜肴酒饭等在门外，烧一些银锭、草鞋等，这叫做“送无常”。“无常”，就是民间传说的勾魂的鬼。说是“无常”吃了菜肴酒饭，拿了银锭花费，又有草鞋可穿，就不会来打扰死者了。

旧时北京的丧葬讣文是比较严格的。人死了以后，亲属就要把消息告诉给亲友。报丧用的讣闻，一般只写亡人生前的官衔、品级，不写亡人的履历和生平事迹。比如“不孝某某等罪孽深重，弗自殒灭，祸延显考，某大夫、某府君恸于某年月日时寿终正寝，距生于某年月日时，享寿若干岁，不孝某某随侍在侧，亲视含殓，遵礼成服，谨择于某年月日安葬，叩在乡、学、世、寅、戚、谊，哀此讣闻。某日接三，某日唪经。”最后要在讣告结尾写上“孤子某某泣血稽颡”之类的文字。

成服的礼俗

成服也就是穿孝、戴孝。旧时的穿孝、戴孝必须严格遵守有关礼制，不允许有所差错，所以叫“遵礼成服”。

成服最基本的“礼”，即传统的所谓五服制度。“五服”之制是我国在周秦时代就基本定型的丧服制度。其实际情形是，这种制度不仅见于丧葬，也是亲族关系远近亲疏的标志，与礼仪规制或实际的权利、义务关系多有联系。就丧礼而言，它规定了何种关系应该属哪一服，这一服应该穿什么样的丧服，服丧多长时间；相反，见到所着丧服，也就能知道服丧者与死者之间关系的远近亲疏，并且大略推知服丧人相互间的关系。

五服不仅标明了亲族内部的人际关系，也约定俗成地规定了这些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斩衰，“衰”（读做“催”）就是指不缝缉的意思。凡诸侯为天子、臣为君、男子及未嫁女为父母、媳对公婆、承重孙对祖父母、妻对夫，都要穿衰缞，是最重的孝服。

齐衰，是用本色粗生麻布制成的。自此制成的孝衣，凡剪断处均可以收边；下摆贴边都在砸边际。孙子、孙女为其祖父、祖母穿孝服；重子、重女为其曾祖父、曾祖母穿孝服；为高祖父、高祖母穿孝服均遵“齐衰”的礼制。

大功，是用熟麻布制作的，质料比“齐衰”用料稍细。为伯叔父母、堂兄弟、未嫁的堂姐妹、已嫁的姑、姐妹，以及已嫁女为母亲、伯叔父、兄弟服丧都要穿这种“大功”丧服。小功，是轻于“大功”的丧服，是用较细的熟麻布制作的。这种丧服是为从祖父母、堂伯叔父母、未嫁祖姑、堂姑、已嫁堂姐妹、兄弟之妻、从堂兄弟、未嫁从堂姐妹，以及为外祖父母、母舅、母姨等服丧而穿的。

缌麻，是用稍细的熟布做成的。现在大多用漂白的布做成。称为“漂孝”。凡为曾祖父母、族伯父母、族兄弟姐妹、未嫁族姐妹，以及外姓中为表兄弟、岳父母穿孝都用这个档次。

什么关系的人穿什么样的孝服，而“分配”孝服也有一定的礼节。一般的关系，主家送上即可，而特殊的关系如人主、四门亲家等，虽说孝不重，但却要由孝子跪叩呈上。在这种礼节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关系的远近亲疏，而是尊卑等。如果这些礼节没有做到，把尊卑、先后、亲疏的关系搞错了，就可能出现争吵。

孝服遮体的多寡（民间叫“轻重”）和五服制度相关。若是斩衰一服的，即父子、父女（未嫁）关系，孝要从头到脚一片白，衣服不锁边，腰扎麻绳，即所谓“披麻带孝”。如果双亲中有一人健在，则鞋后跟处不用白布包严。此外的几服各依其制。有的只戴孝帽子，却无孝服。孙、重孙除孝服外还有些特别的标志，如孙子、孙女孝衣肩头钉一块红布，重孙钉两块；如果亡人是外祖父母，则钉蓝布。

总之，颇具礼仪意义的成服不仅让孝子们都穿上了孝服，并且也明确了多重关系，并且影响着其后的丧葬仪俗，同时可以根据穿着看出与主人间的亲疏关系。

送盘缠的礼俗

民间俗信认为，人死后会到另一个世界像现世中的人一样生活。因此，亲人去世后，要为其准备到另一个世界去的“盘缠”。安葬后的一段时间里，还要定期到坟前焚烧纸钱和纸扎品，以示给死去的亲人送去钱财和物品。

“送盘缠”又称“发盘缠”或“发纸马”。是在死者下葬前一天的晚上，在村头路口（过去多建有“土地庙”）举行一个送行仪式，将纸扎的轿车、童男童女、小牛、元宝等焚烧掉，以示给死者准备了到另一个世界去的交通工具和路费。

灵魂存在观念，是“送盘缠”、“烧纸钱”习俗在民间长期存在并流传的根源。大约在原始社会后期人们就产生了灵魂观念，认为人自身是由身体和灵魂两部分组成的，死亡是灵魂离开了身体变成了鬼魂。最迟在春秋战国时期前后，人们想象着为鬼魂找到了安息之地“幽都”。东汉王逸注《楚辞·招魂》“君无下此幽都些”云：“幽都，地下后土所治也。地下幽冥，故称幽都。”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以后，人们将佛教中主管阴间地狱的阎罗王（多简称阎王），说成是冥界幽都的最高主宰。后来道教又结合灵魂说法和佛教的地狱说法，想象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冥间鬼域系统。这个系统中不但有鬼域的主宰丰都大帝（阎王爷），还有判官鬼卒、牛头马面、勾魂无常。

晋代葛洪《枕中书》中曾说有五方鬼帝，其中北方鬼帝的治地是罗丰山，后代人们将罗丰山讹传成是四川的丰都县。于是从宋代开始，人们在丰都县按想象修建了阴曹地府，使这里成了阎王爷的办公机构所在地。人死了都要到阎王爷这里报到，或上天堂，或下地狱，或转世投胎，听从阎王爷根据死者生前的表现发落，于是丰都成了人们想象中亡魂所趋的鬼域。虽然老百姓们并不一定都清楚道教所说的阴间冥府，但生死两界，阴阳有别，人死了鬼魂要到另一个世界是不少人共同认可的。对于活着的人来说，那个未知的陌生世界是遥远、神秘莫测的。于是人们按照现实生活经验，为去那遥远阴间的亲人准备“盘缠”和“交通工具”，便成了顺理成章的事，这便是“出殡送盘缠”的由来。

送葬的礼俗

丧礼的前半部分，主要是通过小敛、大敛等方式，将遗体处理后装入棺柩。丧礼后半部分的主题则是将棺柩安葬。《说文解字》云：“葬者，藏也。”葬的目的是掩藏尸体。远古时代没有墓葬制度，人们通常将亲人遗体弃置野外，再用薪草掩盖，《说文解字》说：“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故人持弓，会敺禽也。”由于亲人的遗体每每为鸷禽猛兽撕咬，子女内心不忍，于是守在遗体旁，用弹弓驱赶鸟兽。相传到黄帝时开始使用棺椁，将遗体深埋，入土为安，体现了文明的演进。

送葬时一般是长子打幡在前，次子抱灵牌，次子以下的孝属们都持裹着白纸穗的“哭丧棒”，大儿媳妇抱“馅食罐”。等这一切准备妥当，就要起杠了。伴随起杠的还有两个仪俗。一个是把死者生前所用的枕头拆开，将里边的荞麦皮和枕头套一起烧掉。另一个仪俗是“摔盆”，即把灵前祭奠烧纸用的瓦盆摔碎。这盆叫“阴阳盆”，俗称“丧盆子”，也叫“吉祥盆”。摔盆的应该是死者的长子或长孙，即遗产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如果无儿无孙，由别人来摔盆，这一仪俗就要把摔盆者和死者的关系陡然拉近，确立起财产继承关系来。摔盆讲究一次摔破，越碎越好。俗说这盆是死者的锅，摔得粉碎才好带到阴间去。瓦盆一摔，就如一声号令，杠夫迅速起杠，摔盆者扛起引魂幡，驾灵而走。

关于具体的出殡行列，贫富相差极为悬殊，有的绵亘数公里之长，有的不足二三十米长。一般的都要包括鼓乐、松活、纸活、花圈、挽联、执事、僧道、孝属、执绋亲友、灵棺以及送殡的车轿。

传统丧礼出殡的路上，也还有几项仪式，比如扬纸钱、摆茶桌、路祭。据说扬纸钱之俗始于晚清。纸钱即用白纸砸成的“铜”钱，出殡时由专人在孝子前头扬撒。起杠、遇有路祭时以及经过十字路口、河沿、桥梁、井台、祠庙、城门以及下葬时，都要把纸钱高高扬起。旧时北京的大殡有专门的扬钱者；简单些的则由打发“外祟”的人代劳——旧时无论大小殡仪，都雇一个人挎着放有烧纸、冥钞的筐子，手里拿着香火，逢过十字路口、井台、词庙等处点纸，打发“外祟”。

茶桌和路祭棚多是丧家的亲朋等摆设，意在表示哀悼和慰问。茶桌供孝子和亲友们饮水，一般是得知丧家出殡日期和所经之路，届时摆出茶桌，设茶壶、茶碗、茶盘。等灵柩走近的时候，端给孝子，孝子无论喝与不喝，都要跪下叩谢，路祭则指在出殡队伍所经之路设供桌或祭棚，祭奠亡灵。

落葬的礼俗

送葬的队伍到达墓地以后，先将墓坑再次整理，把随葬的馅食罐、长明灯放在墓坑壁上的龛内，扫去脚印，然后将棺木徐徐放下，再由阴阳先生用罗盘仪矫正方向，填土埋葬。

填土的时候要先由孝子进行，他们排成一行，沿着墓边，用手将土里一把外一把撒向墓坑和墓外，转一圈为止，俗称“圆坟”，接着才用铁锹填。墓坑填满后，要堆坟丘，然后用抬棺的杠子将坟丘滚圆。向南的一面要垒墓门，以后人们祭扫上坟，纸钱都在墓门口烧化，带来的祭品也放在此处。有些地方的风俗则是立墓碑，写明死者的姓名、身份等。引魂幡也要栽在墓中。

接下来是将带到墓地来的纸制明器烧掉。这些纸制明器也叫作“冥器”，俗称“社火”、“纸货”。它是上古随葬实物的变异，从宋代开始流行。其中有仿实物而造的，如盘盏碗碟、衣服鞋帽、被褥枕头、桌椅床铺、车马鞍鞯乃至书童婢女、住宅院落，也有想像中的象征性物品如聚宝盆、摇钱树等。随葬品是随同遗体一起埋入墓坑的，纸制明器则在下葬后烧掉，表示已经让死者带走了。满族此俗称“烧饭”。清朝清太宗曾经规定：“和硕亲王以下，牛录章京以上者，只许烧夏衣、春秋衣、冬衣各三件；平民只许各烧一件。”故此，一般平民只是焚烧枕头内的荞麦皮、谷物和纸制的祭奠品。

做七的礼俗

按照古代的丧俗，灵柩最少要停三天以上。据说是希望死者还能复生。三天还不能复活，希望就彻底破灭了。实际上停柩的时间长，是由于当时丧礼繁缛复杂，尤其是过去的天子诸侯，需要浩大的陵墓和大量随葬品，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

近代以后，举行“做七”，每逢七天一祭，“七七”四十九天才结束。事实上这主要是受佛教和道教的影响。佛教认为，除罪大恶极的立即下地狱，善功极多的人立即升天，灵魂一般并不能够马上转生。没有转生的亡灵不是鬼，是在死后至转生过程中的一种身体，等待转生机缘的成熟。所以，人死之后七个七期中，孝属或亲友如果能请僧人来为他做些佛事，亡者即可因此而投生到更好的去处。所以，佛教主张超度亡灵最好是在七七期中。如果过了七七期之后，亡灵托生的类别已成定案，再做佛事，就只能增加他的福分，却不能改变他已托生的类别了。如果一个人，生前作恶很多，注定来生要托生畜类，当他死后的七七期中，如果有孝属亲友为他大做佛事，使他听到出家人诵经，当下忏悔，立意向善，他就可以免去做畜牲，而重生为人了。而道家也认为超度亡灵最好是在他“七魄”没有散尽之前。

民间习俗“做七”期间的具体礼仪繁多。

头七。民间认为死者直到此日才真正死亡，其亡灵将归宅哀哭。为此，丧家要于亡魂归宅以前，即于当日午夜以后，开始号哭。而至正午，请僧在灵前诵经“开魂路”。道僧举行法忏，多设法坛于葬家（一、三、五、七旬的大旬均设之）。坛中系三宝佛，左右系十八地狱图，丧家遗族随僧道献敬。二、四、六旬为小旬，奠祭从略。

三七。或称“某子（女儿）旬”，嫁出女儿需于当日回家祭奠，故有此称，中等以上家庭举行“做功德”，系由嫁出去的女儿及女婿备办丰富祭品至岳家致祭。其仪式为：先由僧道诵经，继由礼生司仪，女婿致祭读祭文等，仪式极隆重。当夜，丧家设宴酬谢。做功德，为期一昼夜，也有做二三日的。如果逢五旬、七旬等大旬，也做功德。

做功德之后，有时还做“弄铙”，类似技艺表演。做功德时，或另在灵前由道士举行“打虎炼变”“目莲救母”两出节目。前一出演行者为寻觅吉地安葬，途上逢猛虎，经与之搏斗，虎终于为孝恩感动，放其通过。后一出演目莲上人设法救出其母在地狱受苦。均为宣扬孝道。

五七。由孙女侄女致祭，因而称“查某孙（侄）女旬”。

七七。俗称“做尾口”。七七除“做功德”奠祭，入夜有“烧灵厝”之俗。灵厝为纸竹所扎，并焚烧，以供死者在冥界居住之用。

丧家的纸制饰物还有“二十四孝山”，即将二十四孝的故事场面，悬于大门上。大门两侧又由出嫁女儿赠制“金银”为装饰，类此均为答谢死者之亲恩。

居丧的礼俗

丧礼完成后，还要居丧。居丧的基础是孝道和感情。即孝子们在亲人去世后的一段时间内，要节制生活的许多方面，以表对亡人的哀悼、思念。过去传统的观念是：小孩子出生后三年不离父母亲的怀抱，时刻都要父母呵护、照料。因此，父母亲亡故后，儿子应该还报三年，即要守孝三年。

其实，出殡以后一直到三年居丧期满，又可以分出好多小环节来。古礼埋葬以后有反哭、虞礼、卒哭的仪注。“反哭”即指埋葬以后的哀悼。“虞礼”是安魂礼，要进行三次。三次虞礼之后行“卒哭”礼，即向灵位献供、举哀，之后，早晚可以不再哭悼。卒哭次日即将新神主迎入祠堂，附于祖考或祖妣之旁，礼毕将新神主移回原处。丧后十三个月、十五个月举行“小祥”、“大祥”礼。

居丧三年，是对斩衰一服的孝子的要求。居丧也叫“丁忧”、“丁艰”，又叫“守孝”，是对父母孝心的最好体现，也是对儿女是否孝顺的考验。按照古礼，居丧的三年间不能外出做官应酬，也不能住在家里，而要在父母坟前搭个小棚子，“寝苫枕块”，即睡草席、枕砖头土块，而且要粗茶淡饭，不吃肉，不喝酒，不与妻妾同房，不听丝弦音乐，不洗澡，不剃头，不更衣。居丧期间出来做官，不仅官做不成，还要受到别人的耻笑、舆论的谴责；违礼者会自觉不安、内疚、自责。

不过，居丧的时候也还是可以有些权变的，《礼记·曲礼》明确规定说：“居丧之礼，头有创则沐，身有病则浴，有疾则饮酒食肉，疾止复初。不胜丧，乃比于不慈不孝。五十不致毁，六十不毁，七十惟衰麻在身，饮酒食肉，处于内。”也就是说，权变的杠杆有两个，一是是否有疾病，有则要随便一些，不必拘礼；二是年龄如何，若年迈也不必拘礼，七十岁的孝子甚至可以只是披麻戴孝，可以饮酒食肉，也不必到父母墓旁搭草棚寝苫枕块。此外，碰到家与国的冲突，家礼服从国事，孝子可以不拘居丧之礼，出来为国效力。

服丧期间必须遵行种种禁忌，连少数民族也普遍一致。比如壮族孝子守孝期间绝对禁止同房，不坐高凳，不赶圩，不剃发，不参加歌圩，停止一切社交活动，且每顿饭必须先祭亡灵。达斡尔族服孝期内不理发，不刮胡子，不出远门，不接受叩头礼，不剪指甲，女子不许戴头饰、耳环、手镯等，不和别人斗殴，不准婚嫁，不睡炕上，夫妇禁同房。此外，春联不用红纸用蓝纸，年节守灵不出外拜年。

苗族人禁止在服丧期间结婚，三年之内不招揽春节间的“狮子”、“龙船”等喜庆的娱乐活动。满族人在服丧期除遵守许多禁忌之外，服饰上有许多特别的仪规。清初，满族孝服有“男摘冠婴截发，女去妆饰剪发”之俗，后来相沿成宫廷习俗。在民间，男子腰系白布带，女戴包头。如果是一个老人去世，腰带、包头飘带为一长一短，二老双亡则一样长短，孙子辈在带子上加一红布条，重孙辈加两条，称“花孝”。没有过门的儿媳为公婆戴孝，白孝服内穿红孝服。妇女在服孝期间，鞋面上蒙浅灰色布面。服丧期间的这种服饰装扮，与未婚和已婚的服饰区别一样，具有浓烈的礼俗意义。

墓碑、镇墓兽

在我国墓葬的历史上，最早就是“墓而不坟”，也就是说只挖墓坑，不筑坟丘，地上也就没有任何标志。后来，不仅要筑坟丘，还要植树、立墓碑。最早的墓碑有木制的，但因木头质地松软，不耐侵蚀，石头坚硬，易于保存和敬拜，石墓碑也就流行起来。江苏丹阳县有春秋时代吴国季扎的墓，碑文为古篆，其词为“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字大径尺，相传为孔子所书。然而，据载中国最早的墓碑始于秦汉时期。

墓碑多为长条形，碑头切成圆形，或雕出檐，下置碑座。简单的墓碑没有什么雕饰，碑的正面刻文也较简单，比如只刻“之墓”，或名前加籍里，或加其他文字称谓。若是子孙为父祖立碑，则写“先祖（考、妣）之墓”。夫妇合葬，宋朝时的墓碑写“宋故进士（或云处士）某君、夫人某氏之墓”。碑上还可以刻立碑人姓名和立碑时间。刻在左下侧，字体要小一些。尊贵一些的墓碑，雕饰要多一些。比如碑头刻盘螭纹，碑沿刻忍冬、缠枝纹等，碑座也讲究一些，甚至雕赑屃（龙的九子之一，形似龟，以驮力大而著称）驮碑。碑文也就比较复杂，一般的体制包括姓名、籍贯、家世、经历、文章著作、逝世时间，有的还有死因。然后是某年某月葬于某地，最后是铭文，即概括性的赞语。还有比此更加复杂的碑文，即墓志铭，其内容一般为姓名、世系、籍贯、行为事迹、年寿、逝世年月、子孙大略、葬时葬地，最后是铭文，这种墓碑文字实质上是盖棺的定论，包含对逝者生前的人物事迹的评价。

中国古代丧葬不仅受传统封建意识所讲灵魂、风水观念的影响，也有一定的巫术因素，其基本原理就是通过某种方式和做法求取吉祥嘉瑞，避免凶咎邪崇，或者对后代的健康、吉祥、功名有益。具体表现有安放镇墓兽（物），雕镂吉祥图案等等。

我国民众虽然视死犹生，对自己死去的亲人充满情感，但同时也不免产生死灵的恐惧感，这样就产生了避邪的举动。西北地区有“墓虎”说，说是死者有时变作墓虎，夜间出来作祟吃人。俗说墓虎口如血盆，脑袋可以摘下来洗刷，很是凶恶。墓虎的形成，多为死者“反殃”。因此，若遇凶死或者死后停柩不靖者，下葬后要在棺材上放一个犁铧，以避邪镇祟。从考古发掘中可知，这种避邪镇祟的巫术行为很早就有了。新石器时代至商周的墓葬中，常随葬玉器，有的玉器是巫觋的法器，葬入墓中，含有护主、驱鬼、避邪的功能。奴隶制时代殉葬奴隶、猪犬，秦汉随葬兵马武士俑，都含有护主避邪的意思。东汉画像砖石墓中，常可见到避邪的符篆。中原、关中一带还流行随葬避邪印章，如“黄神越章”、“黄神越天帝神之印”、“天帝杀鬼之印”、“天帝神师”等。黄越是道教传说中天帝的使者，常被派往联系、监督冥府冥吏。随葬这种印章是为了“拉虎皮作大旗”，防范冥吏野鬼骚扰，等于说“太公在此，百无禁忌”。

避邪镇祟、追求吉祥嘉瑞的观念不仅反映在墓葬之中，也反映在墓上，那就是在墓地安放镇墓兽。镇墓兽的机制是双向的，既避邪镇祟，又求致吉祥嘉瑞。镇墓兽的出现也比较早。秦王嬴政生前极力寻求长生之法，死后又致力于升天成仙，据《西京杂记·卷三》载，他的郦山陵前便雕刻有两只麒麟。至汉代，陵墓前的镇墓兽多为石狮，石狮又多两膀生翼，其意在于载墓主羽化登仙，或驮墓主遨游长空。此外的镇墓兽还有犀牛。到西晋，在一些大型墓葬中，开始以一只四足直立的镇墓兽和武士俑一道担任镇墓避邪的任务。北魏时，用二只镇墓兽卧于墓门两侧；北魏后期，两只镇墓兽又演变为一只兽面，一只人面兽身，多蹲坐；装士俑也一直保留了下来。在南方，南朝时期出现了在陵墓前以石刻神兽避邪的习俗。当时所用的神兽除狮子、麒麟外，还有天鹿（禄）：似鹿长尾，一角；避邪：似鹿长尾，两角；扶拔：似麟，无角。唐高宗时，脚踏卧兽的天王俑基本取代了武士俑，不久又出现了脚踏俯卧式小鬼的天王俑，同时还产生了头有角，肩生翼，或面目狰狞、握蛇踏兽的镇墓兽。南京，明朝朱元璋的墓前甬道口就有镇墓兽。

民间年节必祭祖

祭祖是家庭祭祀活动最主要的内容之一。按照民间的观念，自己的祖先和天、地、神、佛一样是应该认真顶礼膜拜的。年节祭祀祖先的习俗，来自民间信仰之一——对祖神或祖灵的崇拜。所谓祖灵崇拜，乃是对死者灵魂（鬼魂）崇拜的一种。祖先的世界可以被理解为其子孙所组成的“现实社会结构的延伸”。祖灵崇拜在中国民间信仰中占据着特别重要的位置。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家族的发展和家族生命周期的更迭、延续，使祖先观念与灵魂观念牢牢结合；使亡故的先人，一代一代以其祖宗在天之灵升入神位，成为氏族、家族延续的最可靠的保护神。

到了封建社会，儒家学说的社会观、家族观都以父系血缘世系为主体，建立了列祖列宗的根基。在家天下的背景下，祖先的位置高高在上，成为统治的权威势力。因此，祖灵就更加以其神秘的特征和奇异的超自然力，深深地支配着民间各家各户。韦伯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儒教与道教》中，把祖先崇拜视为汉族自古以来唯一的民俗宗教，是由作为祭司的家长来管理的氏族团结和存续的基础。在他看来，祖先崇拜独立于国家的干涉，它支配着民间的社会组织（氏族），或者服务于集团的统治。

在东北的农耕地区，一年中最重要的祭祖活动一般都是在岁末举行，而且大部分是在腊月二十八至除夕这几天。祭祀的形式依条件而有所不同。一些祖上做高官而且人丁兴旺、财力殷实的家族，往往建有本族的宗祠，俗称“家庙”，他们祭祖活动则集中在这里举行。在祭祖的日子，当地本家各支系的主要男性成员齐集家庙，事先已将应用的供器擦洗干净、供品预备齐全，把各代先人的神主（牌位）和画像（俗称影像）按辈份顺序摆挂。随后在族长主持下，所有人按辈份高低，分批向各位祖先上香行礼。

各家各户的祭祖均有一番形式。很多地方都是在吃晚饭前进行。先是到自家的坟茔地祭祀，有的只是磕头，有的还要用炕桌抬一桌酒菜，称为“给老祖宗送席”。祭祀的顺序当然是从坟地中辈份最高者开始。把炕桌摆在坟前，磕头行礼，再倒一盅酒于地上，照此依次祭完之后，把饭菜埋进土里，算是给祖宗们“送去”了，同时还要在坟前烧纸，算是孝敬祖先们过年期间的“零花钱”。

主要的祭祀则是在家中进行，时间多是在除夕晚饭前后，民间称之为“接老祖宗回家过年”。因为传说死者的魂灵不能在白天行动，所以要等天黑以后进行，以满族人家的做法比较典型。先将香炉、香筒、烛台（俗称五供）或者木香碟，摆放在西炕上或堂箱的箱盖上，将平时放在“祖宗匣”里的族谱“谱单”（世系表）请出打开挂在西墙上，有的人家因不是长房主枝没有谱单，则按照谱书的记载把自己各代直系祖先的“名讳”写在一张长纸条上张挂，俗称“祖宗条子”或“谱条子”，也有的是摆放木牌位。摆挂好后开始上香摆供，全家大小依次磕头行礼。所摆的供品一般是面食和水果之类。许多人家专门为除夕祭祖蒸白面馒头，每个上面点一个红色的圆点，每两个平面相合摞在一起为一组，一般是三至五级，各盛放在白色瓷盘当中。这些供品一直摆到正月初五，而且从初一到初五每天早晚两次在祖先神位（谱单）前上香，直到初五晚上，才经行礼后把“老祖宗”送走，即将谱单或牌位收归原处。

还有一些地区在除夕晚上为去世不久的祖父母或父母举行一些祭奠仪式。比较有特点的是将其生前穿过的衣服叠好摆在炕上，然后晚辈们跪下磕头，嘴里还要说“x x（对长辈的称呼）回家来过年吧”。另有在房山头“落地式”烟筒根处烧纸祭奠，因民间传说这里是本家亡故之人魂灵常栖身之处。烧纸时嘴里还要“叨咕”一些寄托思念和请求保佑的话语，而且相信祖先们一定会听到，给家里人带来幸福和安康。

祭祀祖先时，把祖宗们的牌位依次摆列于正厅，牲醴酒浆、纸马香帛，都整洁齐备。然后长幼依序上香跪拜，事后分别侍立于供案两侧。有些思亲至切的子弟，矮凳侧坐，陪守通宵达旦而不辍。也有的人家在祭祖时，用木刻版画“俎豆馨香”来代替祖宗牌位。

当然，各地祭祀祖先的礼俗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清雍正年间刊印的浙江省《常山县志》卷四说：“元旦拜祖先遗像或牌位，谓之‘拜真’。”清嘉庆年间刊印的河北省《枣强县志》卷十六说：“正月初二上坟，俗名‘送爷娘’。”清同治年间刊印的江西省《宜黄县志》卷八说：“元旦，子孙必至祠拜祖，孩提均至，按丁给煎饼。”民国初年刊印的山东省《泰安县志》卷六说：“初一、二拜家堂，称祖宗为‘家亲’。”多半人家是在家祭拜祖先牌位或其象征物，从初一到初三，都有这番礼拜。

汉族人年节祭祀祖先的习俗，无疑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慎终追远、百善孝为先的传统美德。它既反映了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实际需要，也是后代报效祖先、感恩先人的一种隆重礼仪。

第十二辑
神秘莫测的吉凶俗信

俗信在古代民间传承中曾经是原始信仰或迷信的事象，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达，人们的文化程度的提高，一些迷信事象在流传中，逐渐失去了原来的神异色彩，失去了神秘力量，人们在长期生产与生活的经验中找出了一些合理性，于是把这些事象从迷信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形成了一种传统的习惯。这些传统习惯，无论在行为上、口头上或心理上都保留下来，直接间接用于生活目的。

第四十章
寓意深远的祥瑞之物

祥瑞又称“福瑞”，被古人认为是表达天意的、对人有益的自然现象。如出现彩云，风调雨顺，禾生双穗，地出甘泉，奇禽异兽出现等等。

传统的“四灵”崇拜

四灵，是指龙、凤、麟、龟四种动物。古代人认为这些动物都是神灵之物，因此称为“四灵”。我国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周代，就有这种信仰民俗，即所谓“象物”。《周礼·春官·大司乐》：“六变而致象物及天神。”郑玄说：“象物，有象在天……麟、凤、龟、龙，谓之四灵。”

这四种动物，除了龟以外，其余的都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物，在实际生活中是不存在的。这些动物的形状都十分神奇，如凤，由鸡头、蛇颈、燕颔和鱼尾等组成；龙，则“耳似牛，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鲤，爪如鹤，掌似虎”；麒麟则状如鹿，独角，全身生鳞甲，足像马蹄，尾像牛。

这些集多种鸟兽形象于一身的神异动物，是我国原始图腾崇拜的遗留，也是我国先民所幻想创造的一种综合灵物。古人假借一种自然动物、植物、生物为符号，来表示一个氏族或团体的血统，把它尊为保护神，顶礼膜拜，称为“图腾”，如夏人以蛇（龙）为图腾，商人以燕子（也有人认为是凤鸟）为图腾，东夷族中部分民族以龟为图腾，等等。以后，由于部落经过战争，互相联合或吞并，各种图腾也进一步多次复合，因此产生了如龙、凤等奇异形象的图腾。有些则是人们由联想而产生的神物。

古人对“四灵”的神性，还有过解释，认为“麟体倍厚，凤知治乱，龟兆吉凶，龙能变化”（《礼记·礼运篇》）。

由于“四灵”崇拜历史悠久，在民间逐渐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民俗。“四灵”同时还浸透到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研究“四灵”，对于了解祖国的传统文化，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都是非常有益的。

中华民族和龙图腾

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图腾，因为龙是中华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中国的大地被称为“龙的土地”，中国人被称为“龙的传人”。到了今天，仍然到处都可以看到”龙”，龙的雕刻，龙的绘画，龙的器皿，龙的装饰，龙的旗帜……端午节划龙舟，元宵节玩龙灯。中国人都认为自己是龙的后代，有一首歌曾风靡了台湾和大陆，名字就叫《龙的传人》。“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它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呢？

龙

最早提出龙图腾说的是闻一多。闻先生在他的一篇专门谈论龙凤的文章中这样说道：“就最早的意义说，龙与凤代表着我们古代民族中最基本的两个单元——夏民族和殷民族，因为在‘鲧死……化为黄龙，是用出禹’和‘天命玄鸟（即凤），降而生商’两个神话中，人们依稀看出，龙是原始夏人的图腾，凤是原始殷人的图腾（我说原始夏人和原始殷人，因为历史上夏殷两个朝代，已经离开图腾文化时期很远，而所谓图腾者，乃是远在夏代和殷代以前的夏人和殷人的一种制度兼信仰），因之把龙凤当作我们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可说是再恰当没有了。”闻一多在《伏羲考》中指出，龙以蛇身为主体，“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毛，鬣的尾，鹿的脚，狗的爪，鱼的鳞和须”。总之龙是一个本来不存在的各种动物的混合体。

龙的传说历史久远。龙的概念在新石器时代，经过商、周至战国时期的长足发展，到秦汉时便基本成形了。这个“基本”有两个意思，一是说构成龙的框架、要素、样式，秦汉时都基本具备了；二是说龙是一个开放的、不断纳新的系统，它并不满足秦汉时的基本成形，之后的历朝历代，直到今天，还都在不断地加减、变衍和发展。相传在“感天而生”的上古时代，有女登感“神龙”生炎帝，附宝感“北斗”生黄帝，庆都感“赤龙”合婚而生帝尧的故事。而《山海经》中也有“龙身而人面”、“人首蛇身”的诸神，这都是远古时代中华民族的族徽图腾。

由于远古华夏氏族、部落不断与其他氏族、部落混战、融合，形成华夏大氏族。而华夏族原本的蛇图腾就吞并了其他氏族、部落的图腾，拼合成中华民族共同崇拜的形象——“龙”，一种虚拟的综合性神灵。“龙”体现着华夏各氏族、部落的大融合、大团结。“龙”具有着无限强大的生命力，变幻莫测、气象万千。上可腾云驾雾，下可遁地入海，它无坚不摧，不可战胜。正是我们中华民族无可估量的创造力的象征。

民间祭龙求雨的习俗

求雨的习俗在我国民间早已形成。据说春秋战国时期，为了天降甘霖，人们首先想到了龙，因为龙在人们心中一直是能播雨的神。人们还尊称神龙为龙王爷。在这期间，人们用泥土塑成龙，然后涂上颜色，把龙放置在祭台上，摆上各种祭品，对其焚香跪拜。

求雨成为一种习俗，在中国的广大地区已持续数千年。即使在今天，在那些尚未摆脱蒙昧的人群当中，对这种徒劳无益的旧风俗依然是乐此不疲。求雨只能表达一种期盼，至于求来求不来，与心诚与否无关，倒是多少有一点儿运气在其中。

到了汉代，这种祭龙求雨的仪式，又增添了许多祈祷、巫术以及阴阳五行一类的活动。求雨的人还围着龙跳舞，一直跳到天降大雨方肯罢休。后来，许多地区都盛行舞龙，这或许是由求雨仪式演变过来的吧。

求雨的发起人，当然是由地方上颇有威望的乡绅和财主老爷们商定的。他们根据历书上的“雨期”阶段，选定拜水求雨的日子，并在当地神庙前设立水坛，从地方上选出八位德高望重而又三世同堂的老年人做龙孝子。从僧道进入水坛做道场开始，龙孝子要远离女色，斋戒沐浴进入水坛，紧密配合道士们做完七天七夜道场后，再列队直奔龙潭去求雨。

求雨前一天，选派两名谙熟水性的青壮男子，在龙王庙的保界境内（离龙潭越近越好）的水域里，每人捕捉小水蛇一条，将其放在事先准备好的管状布袋里，以备取龙时用。

求雨那天，全乡各村男子以自然村为单位，在指定的地点集合，鸣锣开道，鼓乐喧天，大纛旗前行，然后各村队伍擎着一面一丈六尺多高，二尺多宽的全幅龙旗依次列队到龙潭来取龙。队伍后面由二人抬着柏树叶扎成的龙轿，轿内安放龙甑，由龙孝子、僧人、道士念佛诵经开道，乐队等拥簇着随队而行。

到龙潭后，在龙潭沿边摆上三张桌子为香桌，上摆祭品，中设龙甑，龙孝子们焚香祝告，拜祭过后，两名取龙男子把上一天捉来的“龙”束在腰间，跃入龙潭，一会儿潜水，一会儿在龙潭四周摸来摸去，然后将束在腰间的水蛇取出，抓住三寸处高高举起，向着围观的人群大喊：“龙取到啦！”此时取龙队伍锣鼓喧天，鞭炮震耳。取龙人将捉到的“龙”放在龙甑里，并小心翼翼地在甑口蒙上一层纱布。然后将大红绫缠在龙甑上，由龙孝子们顶礼膜拜后，恭恭敬敬地摆放在龙轿内。取龙队伍徐徐而行，直把龙甑护送到水坛内，然后各自回家。

趣话东方神鸟——凤凰

凤凰是东方神话传说中的“神鸟”“长生鸟”，也是我国神话传说中的“百鸟之王”。

凤凰的神话传说，最早流传在东方，因此有“东方神鸟”之称。古阿拉伯的神话认为凤凰是一种长生鸟。古埃及传说认为，凤凰和鹰一样大小，全身长有金色的羽毛，闪光的翅膀，斑斓的外表，鸣声悦耳，能给人降福添寿；同时认为世界上只有一只凤凰，它可以存活整整五百年；临死时，凤凰就采集芳香植物的树枝和香草，营造一个巢，然后点火自焚，在熊熊火焰中，一只幼凤凰诞生了，新生的幼凤凰就将老凤凰的骨灰装进蛋中，在蛋上涂上防腐的香料油，带着它飞到太阳神那里，由太阳神将它放在太阳庙的神坛上。在我国古代也有类似的神话。

“十二月里腊梅香，百鸟齐来朝凤凰；白鹤孔雀凌空舞，百鸟朝凤呈吉祥。”这是一首广泛流传在江南的《百鸟朝凤》的民间歌谣。反映了我国人民是如何尊敬地将“百鸟朝凤”当做吉祥喜庆的象征来讴歌传颂的。正如《诗经》所说：“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隽秀娟美、仪态万状的凤，一方面被封建帝王所御用，一方面已摆脱宫廷的束缚，远走高飞，追求光明，在民间得到进一步的集体口头传承。因此，我国民间产生了不少关于“百鸟朝凤”的优美传说故事。

凤凰

传说很早以前，百鸟欢乐歌唱，无忧无虑地生活在大森林里。有一只穿戴朴素，名叫凤凰的小鸟，它不像其他鸟儿那样，吃饱了就玩，而是从早到晚，忙忙碌碌，采集果实，还把别的鸟扔掉的果实，一颗一颗地收藏在山洞里。尖嘴利舌的喜鹊讥笑它是“财迷”，笨嘴拙舌的乌鸦也讽刺它是“大傻瓜”。但凤凰既不生气，也不答理，照常辛勤劳作。不料某一年遇上大旱，森林里草木枯萎，百鸟找不到吃食，有的饿得头昏眼花，有的饿得奄奄一息。这时，凤凰将自己多年积存的吃食，分给百鸟，终于使大家渡过了难关。百鸟为了感谢凤凰的救命之恩，每只鸟从自己身上选了一根最漂亮的羽毛，做成一件五光十色、绚丽耀眼的“百鸟衣”献给了凤凰。从此，凤凰成了最美丽的神鸟，并被推选为“百鸟之王”。每年凤凰生日，百鸟都要飞来向凤凰祝贺。

我国的民间传统，总把凤凰与喜庆结合在一起。把结婚之喜，称为“龙凤呈祥”，新娘要戴“凤冠”和“凤钗”，拜堂要点“龙凤花烛”，喜宴上要吃“百鸟朝凤”等吉利名菜。新房中的一切家具、日用品也爱用凤凰图案装饰，诸如织有“凤凰牡丹”和“双凤团花”的被面、帐帘、台布，雕有凤凰的大床、高柜、台灯；画有凤凰的茶杯、茶盘。甚至装喜糖的塑料袋，也印有龙凤图案，称为“龙凤喜糖”。

民间传统的元宵灯会，也少不了凤凰灯、“百鸟朝凤”灯。而且把凤凰灯作为百鸟灯中第一盏。在欢庆建国三十周年时，杭州的西湖和哈尔滨的松花江上，还有装饰的“凤舟”和“龙舟”一起在绿波中荡漾，更显示出火树银花、龙飞凤舞的节日景象。

龙与凤的不解之缘

从氏族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在利用“龙”作为“真龙天子”、帝王化身的同时，也把“凤”作为自己高贵、尊严的象征。传说尧禅位给舜，舜禅位给禹的时候，天下升平，臣民欢庆，连百兽也齐来庆贺，凤凰也飞来朝仪。

历代统治者还将“凤”作为皇家女子的祥瑞化身。《东周列国志》记载，春秋时期，秦穆公最喜欢的小女儿在周岁时抓周，唯独抓了一块别国进贡的碧玉，不舍放下。于是秦穆公给她取名为弄玉。弄玉不仅活泼聪颖、美艳伶俐，而且能歌善舞，还吹得一口悦耳的竹笙。秦穆公素来疼爱这个小女儿，于是将她周岁时所抓宝玉打制成笙赐于弄玉。弄玉长大以后，出落得容貌非常美丽，而且聪明无比，善喜吹笙，并无师自通，技艺精湛。每每在凤凰台上吹碧玉笙，定能招来百鸟合鸣。秦穆公自视为掌上明珠，欲为女儿召邻国王子为婿，将来可做国君夫人。但弄玉不从，自有主张，若不是懂音律、善吹笙的高手，弄玉宁可不嫁。穆公珍爱女儿，只得依从于她。

一天仲夏之夜，月华如水。弄玉正在凤凰台上吹笙。一阵阵微风拂面而过，弄玉耳畔忽闻一派优美轻柔的音乐之声。这乐声从天边远远传来，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深沉凄婉，仿佛在召唤远方的亲人。弄玉又惊奇、又佩服。再吹笙时，这乐声竟应和着弄玉吹奏的节拍、曲调，吹起和音。好像合奏者就在呼吸相闻的咫尺之间，若远若近，配合得水乳交融，天衣无缝，衬托着弄玉的笙声更加细腻悦耳。啊，这是箫！只有如此技艺高超的吹箫人才是弄玉梦寐以求的夫君。

秦穆公派人从百里外的太华山把名字叫做“萧史”的吹箫者请上凤凰台。只见他少年英俊，气宇轩昂，举止潇洒，落落大方。萧史取出一支赤玉箫，在阳光照耀下，玉箫闪着赤红的光辉，耀眼夺目。他吹第一曲，天上就飘来阵阵清风；吹第二曲，彩云从四方聚合；吹到第三曲时，只见一双双丹顶白鹤在空中来回飞舞，一对对开屏的孔雀相伴栖息在树林之中；百鸟随着飞来，争相鸣叫。穆公、弄玉及群臣百姓陶醉在美妙的箫声之中。

萧史和弄玉彼此仰慕，即结成夫妻，他们相亲相爱，生活十分美满。

有一天，皓月当空，夫妻在月下吹箫弄笙，一时，彩云朵朵，引来了紫凤和赤龙，便双双脱离人间，乘龙跨凤，驾云仙去。后来，人们就把好女婿称为“乘龙快婿”。

秦穆公还在宫中建了“凤女祠”，来祭祀爱女。“凤凰台上忆吹箫”也就成为宋词牌曲名而流传后世。从此，箫就美称为“凤凰箫”；笙箫细乐，称为“凤吹”；把音律也比喻为凤凰的鸣声，称为“凤律”；宫中吹奏细乐的宫女队伍，称为“凤队”。同时，还把凤凰降临过的京城，称为“丹凤城”。以后，历代帝王都把京城称为“凤城”。唐诗中的“丹凤城南秋夜长”，“银汉遥应接凤城”，就是指当时的京城长安。

凤凰，其实是自然界并不存在的禽鸟，它只是原始社会里古代人民从幻想中的保护神演化出来的鸟图腾形象。传说黄帝后裔中的商族，曾经是鸟类图腾族，这个鸟就叫做凤鸟。

周武王伐纣，相传有“凤鸣岐山”的瑞兆，才兴周灭商。而龙、凤也就作为“华夏文化”被保留下来。龙凤从此合成一家，结下了不解之缘。多少年来凤凰与龙总是形影不离，延续至今，在民间一直还将凤凰和龙作为吉祥喜庆的美好象征。

四不像的麒麟

麒麟，亦作“骐麟”，简称“麟”，是中国古籍中记载的一种动物，与凤、龟、龙共称为“四灵”，是神的坐骑，古人把麒麟当作仁兽﹑瑞兽。雄性称麒，雌性称麟，现实中常认为长颈鹿是麒麟的原型，常用来比喻杰出的人。

唐代，武则天在她母亲的墓前，用石头雕刻了一头高大威武的麒麟，作为守陵之兽。它的形体雄伟丰满，平仰的颈部长着微曲的一角，双耳平翘，双目有神，圆蹄子，长尾巴，身上两边还有云状飞翼，说明这是能够飞腾天空、穿行日月的神兽。

麒麟

麒麟的艺术形象，最早可能始自秦始皇的陵墓石刻，但目前已无法见到。汉代的麒麟形象，与现在的鹿相似，只是头上有独角，角上长肉球。记载最详细的是《毛诗正义》，书中说：“麟，麇身，马足，牛尾黄毛，圆蹄，角端有肉……”从其外部形状上看，集龙头、鹿角、狮眼、虎背、熊腰、蛇鳞、马蹄、牛尾于一身，乃吉祥之宝。有角，为龙角，其角极为坚硬，为浅灰色。据古籍的描述，它的身子像麕，也可以写成麇，古籍中指鹿；尾巴像牛；蹄子像马；圆的头顶，有一对角。但据说麒的开头大略像鹿。它被古人视为神兽、仁兽。麒麟长寿，能活两千年。能吐火，声音如雷。“有毛之虫三百六十，而麒麟为之长”（有毛之虫的意思是有毛的动物）。民间俗称“四不像”。

实际上，麒麟这种怪兽并不存在，它只是人们幻想、神化和美化了的“灵物”，主要是历代统治者在心理和政治上的需要，并借此歌颂盛世，粉饰太平。历史上的“西狩获麟”故事，是个典型的例子。在《春秋》中记载：哀公十四年春天，在西部狩猎，捕获麒麟。此事被孔子知道，十分哀伤，他流泪悲叹周王室注定要衰亡。因为古代认为麒麟是给人们带来吉祥的瑞兽，它被射死捕获则被视为是凶兆，也是王室将亡的预兆。因此，孔子就中断了他的《春秋》写作，后由其弟子续成。因此，后人称《春秋》为《麟经》，也称《麟史》。从这里可以看出，那时对麒麟的信仰已经很深了。

传说中的麒麟，性情温良，“不履（踩）生虫，不折生草”，头上有角，角上生肉，是“设武备而不用”的有德性的“仁兽”。因此，历代帝王都爱麟，把它的出现视为国之吉瑞，以示自己皇威显赫，昭示清明。汉武帝也曾获过白麟，为此更改年号，并铸黄金为麟足马蹄之形，被称为“麟趾金”，俗称“马蹄金”——根据汉墓发掘的实物来看，宽6厘米左右，厚达2厘米左右，重约250克。汉武帝还下令在长安的未央宫中，建造了一座麒麟阁，阁上挂了霍光、杜延年、张安世等十一位功臣的图像，以此表彰他们的功绩。唐代诗人杜甫曾为此发出慨叹：“今代麒麟阁，何人第一功。”总之，“麟现”被宣扬为圣王的“嘉瑞祯祥”，是太平盛世降临的象征。

民间“麒麟唱”和“麒麟送子”的习俗

在江南地区，每逢春节，人们便抬着用竹骨纸扎的麒麟，配上锣鼓伴奏，依次到各家门前演唱，以示祝贺，俗叫“麒麟唱”。其内容大都为祝贺新年，也可唱生产农事，也可咏叹古人，也可以讲唱故事。被贺人家都欢喜地认为是麒麟给他们带来了吉祥。

但最普遍的是所谓“麒麟送子”习俗。相传孔子将生之夕，有麒麟吐玉书于其家，上写“水精之子孙，衰周而素王”，意谓他有帝王之德而未居其位。此虽纬说，实为“麒麟送子”之本，见载于王充《论衡·定贤》及晋王嘉《拾遗记》。民间有“麒麟儿”、“麟儿”之美称。南北朝时，对聪颖可爱的男孩，人们常呼为“吾家麒麟”。此后有“麒麟送子图”之作。作为木板画，上刻对联“天上麒麟儿，地上状元郎”，以此为佳兆。民间普遍认为，求拜麒麟可以生育得子。唐杜甫《徐卿二子歌》：“君不见徐卿二子多绝奇，感应吉梦相追随。孔子释氏亲抱送，并是天上麒麟儿。”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湖南》引《长治新年纪俗诗》：“妇女围龙可受胎，痴心求子亦奇哉。真龙不及纸龙好，能作麟麟送子来。”原注：“妇人多年不生育者，每于龙灯到家时，加送封仪，以龙身围绕妇人一次，又将龙身缩短，上骑一小孩，在堂前行绕一周，谓之麒麟送子。”

关于“麒麟送子”，民间还有这样一个传说：古代有一位画师，老而无子。画师偏爱画麒麟，屋里挂满他所画的各种稀奇古怪的麒麟。有一天晚上，他突然看到一匹金光闪闪的麒麟，身上驮着一个小孩子，朝他走来。画师一高兴，笑醒了，原来是场梦。第二年，他老伴使得一“老来子”，生下后，聪明绝顶，六岁就能赋诗作画，人们称这孩子为“麒麟童”。于是，“麒麟送子”这一说法，就在民间广泛传开了。

因此，每年春节，民间有张贴《麒麟送子》的年画和举行“麒麟送子”的活动的习俗。前者画面主题突出，描绘生动有趣。画面正中为一匹龙头、狮尾、鹿身、细腿、马足、全身披鳞甲的麒麟，背上驮着一个手抱莲蓬的儿童，寓“连生贵子”之意。后面跟随送子的女子，穿戴华贵，温柔可爱。背景则是祥云缭绕，充满着“天赐贵子”的喜庆吉祥气氛。后者是在春节时，送纸扎麒麟（下巴上有许多胡须），上门演唱时，那些未生孩子的妇女或者刚过门的小媳妇，往往被一些大嫂们，连拖带拽地推到“麒麟”面前拽胡子。据说是拽一根就能生一子，拽两根就生双胞胎。在戏耍麒麟时，旁边则有人唱着“早生贵子早得福”，“寿比南山不老松”等一类吉利话。唱完，每家都得给钱致谢。

麒麟作为一种艺术形象，为人们所熟悉，所喜爱。至今民间还有把麒麟雕刻为小挂件，给孩子们套在颈上，以祈求幸福和健康的习俗。在绘画、雕塑等部门，麒麟的艺术造型更是丰富多彩，它们反映了我们祖国的传统艺术风格和高超的技术水平，并成为我国文化艺术遗产中的宝贵财富。

唯一真实的灵兽——龟

四灵中的龙、凤、麟都是神话中的虚拟动物，并不存在，只有龟是唯一与人类关系密切，自然界实有的动物。因此，龟的被神化，要比龙、凤、麟被神化的时间早得多。最晚在殷商时期，就有神龟知人情、知吉凶和可以充当神与人之间媒介的信仰，龟因此成为我国原始宗教中先民崇拜的神灵动物——神龟。

自古以来，我国人民就将龟视为神物。早在原始社会，龟已作为鲧氏族部落的图腾而被崇拜。但是，以龟的自然特性来看，它体小貌丑，生活在水中，与人的生活十分疏远，很难与其具有知人情、知吉凶的神性联系在一起。那么，龟是怎样被神化而具有上述神性的呢？

《史记·龟策列传》记载着这样一个古老故事，传说古代有位南方老人，由于南方地气潮湿，他就用四只龟来支垫床脚。经过二十多年，老人死了，后人搬移他的床铺，发现四只龟经过二十多年的不食不动，照样活着。于是，知道龟能运气长寿。因此，我国人民早就将龟视为长寿的象征，民间常用“龟龄鹤寿”、“龟鹤延年”来比喻人之长寿。前辈学者还认为，古人或许就是根据龟的天年长寿这一点，而引申出其经历长、阅历多，所以有能知未来的灵性。但是，这种迷信的说服力可能并不强，因此，又进一步把龟变成了人与神的媒介灵龟，认为灵龟来自天上。《史记·龟策列传》记载：“元王曰：龟其神灵，降于上天。”

因为龟是天下至宝的神灵，具有所谓降于上天、知天之道等神与人之间媒介的神性，殷王室就用龟甲来进行占卜。殷时，为了取得具有灵性的龟甲卜具，要举行十分神秘而隆重的仪式。《史记·龟策列传》记：宋元王得到一只大龟，十分高兴，感谢上天赐予神龟。择定良辰吉日，群臣斋戒，由王室人员沐浴跪拜，祭祀上天。然后提出占卜的问题，如祭祀、战争、饮食、宴会、气象、农业收成、狩猎、行旅、灾祸、福佑、奴隶逃亡等，巫师就用烧红的木棍，烧灼龟甲，使发生爆裂而产生裂痕，这就是所要祈求的兆象，称为“龟兆”，以此来判断吉凶。龟甲占卜后，还要在龟甲上契刻上卜词。这就是现在从殷墟中大批出土的甲骨文了。

我国历史上，龟曾普遍受到过人们的崇敬。龟曾经与城市、帝位、官爵、货币、人名、山川等紧密联系在一起，有过一段显赫的光荣历史。

龟在历史上曾作为城名。《搜神记》就有关于“龟化城”故事的记载。相传春秋战国时，秦惠文王廿七年，张仪、司马错取蜀后，在成都筑城，屡建屡毁。这时，有一大龟浮出江面，沿着原有子城爬行至东南而毙。张仪问巫师，巫师告诉他：“可依龟行筑城。”最后，成都城终于筑成。于是，成都又有“龟化城”或“龟城”之称。这段记载已将龟神化了。

龟也曾与帝位、官爵、货币产生过密切关系。《周礼·春官》中就有以龟命名的“龟人”，掌六龟之属，有祭祀，龟人就带龟前往，以示祭祀的隆重。汉朝时，还以元龟铸九鼎，称为“龟鼎”，作为国家之守器，以喻帝位之所在。帝王迁都，必先迁移龟鼎。当时，诸侯、丞相的官印，都用黄金铸成的金龟做印纽。古代虞夏时，还曾以龟贝作为货币。到了汉朝还以银、锡、白金来铸成“龟币”。唐朝，“龟袋”又作为爵位高低的佩饰，三品官以上佩戴金龟，四品官佩戴银龟，五品官佩戴铜龟。唐朝著名诗人贺知章在长安街头邂逅李白，相邀酒楼一聚，因为贺身上未带分文，就解下金龟来换酒吃，与李白一醉方休。“因解金龟，以酒为乐”已成为文坛佳话。

龟，还用于天文上。古人把天均分为四个主要的“宫”，分别以一种动物命名，即东宫苍龙，南宫朱雀、西宫白虎、北宫玄武。玄武，就是乌龟的美称。玄，是龟背上带黑的颜色；武，形容龟有硬甲，可以抵御外侮。后来，道家又把“北宫玄武”改为“北帝玄武”。各地的北帝庙实际上就是“乌龟庙”。广东佛山的北帝庙（即祖庙），殿前水池中就浮着一只大型石雕乌龟。

古人对龟很崇拜，不但不避讳龟，反而喜用“龟”字取名，象征长寿。如《左传》中记载宋国有公子围龟；汉朝有陈龟、朱龟；三国曹魏有刘龟；南北朝元魏有叱列伏龟；唐朝以龟为名的人更多，最著名的有音乐家李龟年和文学家陆龟蒙。最富有情趣的，当推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晚年隐居绍兴时，曾用龟壳做了顶二寸多高的冠，自称为“龟屋”。他在《近村暮归》一诗中说：“鲎樽恰受三升酝，龟屋新裁二寸冠。”陆游还取名龟贵、龟闲、龟寿，称自己的居所为“龟堂”。“鼻观舌根俱得道，悠悠谁识老龟堂”，指的就是此事。

此外，龟与山川、古迹也有联系。从西安的碑林到全国各地的名胜古迹，有不少著名的碑碣，都是安在石刻龟背上的，所谓“龟趺负穹石，浮语极褒侈”的出处就在这里。至于用龟来命名的山川地名，如龟山、龟川、龟谷，在四川、山东、安徽、湖北各省都有。

“三星高照”中的三星

民间所谓的“三星高照”，通常是指福、禄、寿三星。

“人间福禄寿，天上三吉星。”民间年画中也常常把福、禄、寿三个神仙凑在一起，合称福禄寿。它们分别代表着福运、官禄和长寿，非常受人们欢迎。特别是在春节，许多人家的墙上都换上了喜气洋洋的“三星”年画。

福、禄、寿三星，流传于我国年深日久，家喻户晓。千百年来，我国民间一向将福、禄、寿三星作为交往礼仪和日常生活中幸福、吉利、长寿的象征。正如江南民间小曲中所称颂：“福星高坐把福施，禄星送子下祥云；寿星骑鹿送蟠桃，三星高照喜临门。”

迎接新年的“三星”是猎户星座中由左向右的参宿一、参宿二和参宿三。民间称这“三星”为福星、禄星、寿星或福、禄、寿。

除夕夜在迎春的鞭炮声中，我们从朝着南面的窗户里向夜空望去，就会看到“三星”发着闪闪的蓝光直入眼帘。

那么，究竟是哪“三星”呢？在夜空，牛郎星和他挑着的一对“儿女”是“三星”；天蝎座的“心宿”是“三星”，一颗大星两旁各有一小星；天鹅座的翅膀上也有三颗星……那些“三星”都是夏季夜空的重要角色，并不是迎接新年的“三星”。

这三颗亮星高照，象征吉祥幸福、健康长寿和富裕。与其他“三星”不同，猎户座中的这三颗星排成一条直线，距离相等，亮度相同，均为2等星，而且都闪烁着青蓝色的光芒。

福星高照话福神

幸福是人生追求的理想目标，尽管人们对幸福的认识千差万别，但人人都想得到幸福，希望有福气，能赶上福运。在俗语中，福和美好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好地方称“福地”，好消息叫“福音”，体态富贵是“福相”；看到好景象叫“眼福”，吃到好东西叫“口福”，连交“桃花运”也被戏称为“艳福不浅”；那些总能不费力气就赶上好事的，逢凶化吉的叫“福将”；能给别人也带来好处和希望的人称“福星”。总之，人们都希望福星高照，这样福神也就应运而生了。

古时称木星为岁星，谓其所在有福，所以又称“福星”。旧时，星相术士说：“岁星所照，能降福于民。”

由于我国民间传统把“福星”作为吉祥之神，在日常生活中也就形成种种关于“福”的民间习俗和礼仪。如封建时代妇女行礼致敬，要屈膝弯身，双手按住右腹，口称一声：“万福、万福。”送亲朋好友出远门，也要恭手相送，口称“一路福星”，也习惯称“祝福你，一路顺风”。农村造新房，到了上梁时，也要挂一块红布，写上“紫薇高照”（即“福星高照”）。最为隆重的要数春节的年终大典“祝福”：从腊月十五日开始，就要舂糕裹粽、杀鸡宰鹅、买鱼买肉，日夜忙着准备“福礼”。到了“祝福”吉日，凌晨就烧煮“福礼”，用两张或四张八仙桌拼拢，摆上鸡、鹅、元宝肉、猪头、鱼等“五牲福礼”，祭祀“祝福菩萨”。然后再祭祀祖先。除夕之夜，男女老少，合家团聚，吃团圆饭，称为“散福”。

此外，民间年画“天官赐福”中的天官是最常见的福神，天官是道教“三官”之一，三官的职能为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年画中的天官，其典型形象是身着朝官红色袍服，绣龙玉带，手持大如意，慈眉悦目，五绺长髯，一副雍荣华贵之像。天官赐福的“福”，也包含着财运，所以有的年画，又把天官作为财神。

关于“天官赐福”还有一个神话。传说从前有个叫陈子祷的人，长得温文尔雅、俊美绝伦，与龙王的三公主一见钟情，结为夫妇。后来分别在二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和十月十五日，生了天官、地官、水官三兄弟。这三兄弟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得到当朝太师的赞赏。后来，封建统治者还把天官封为“紫薇大帝”，掌管“赐福”；地官封为“青灵大帝”，掌管“赦罪”；水官封为“赐谷大帝”，掌管“解厄”。这就是全国各地“三官庙”里的上元、中元、下元“三元大帝”。不单封了爵位和帝号，而且连神职、神权，也都由人间皇帝给予明确安排，难怪后来“三官庙”香火那么兴旺，因为人们认为三官大帝的所作所为一定可以尽如人意。从前民间戏班子开场戏的“天官赐福”，就是从这里脱胎过来的。

“五福临门”中的五福

国人喜欢讨个吉利，所以经常把五福临门、三阳开泰一类的话挂在嘴边，但要问起五福的具体所指，大多数人可能会一片茫然。

五福的说法，出自《尚书·洪范》。第一福是“长寿”，第二福是“富贵”，第三福是“康宁”，第四福是“好德”，第五福是“善终”。亦即寿、富、康宁、好德、善终。长寿是命不夭折而且福寿绵长；富贵是钱财富足而且地位尊贵；康宁是身体健康而且心灵安宁；好德是生性仁善而且宽厚宁静；善终是生命即将结束时，没有遭到横祸，身体没有病痛，心里没有挂念和烦恼，安详而且自在地离开人间。

按照一般理解，只有五福全部合起来才能称得上幸福美满，缺少其中任何一项都可能会出大问题。例如有的人虽然长寿却贫贱度日，有的人富贵却短命，有的人富贵却健康情况不佳，有的人虽然富贵但十分操心，有的人贫贱而善终，有的人富贵长命最后却遭横祸不得好死……人生境遇多得不胜枚举。因此，只有五福全部拥有才是完美的，其余的各种情况都是美中不足，是有缺陷的福。

古人认为，今生的境遇不好，都是由于过去（包括前世）所造的恶行（恶业）的结果。譬如说，过去或前生爱虐待动物的人，今世就多病；过去杀害动物的人，今世就会尝短命的苦果；过去或前生吝啬的人，今生就会贫穷；过去或前生傲慢的人，今世就卑贱；过去或前生激动好怒的人，今世就丑陋；过去或前生以残忍的方式杀害人类或其他动物，今生就会不得好死。

长寿而贫贱的人是因为他过去慈爱动物，而却吝于施舍；富贵而短命的人是因为爱施舍财物，而却杀害动物；丑陋而富贵的人是因他过去慷慨大方，可是却容易发脾气；容貌端庄而地位卑微的人是因为前世有容忍心、持守戒律，而轻视他人所导致的结果。总括一句话，五福有缺陷，主要是由于行善和积德不完全。

在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是第四福——好德。有生性仁善、宽厚宁静的德，这是最好的福相。古代中国人认为德是福的原因和根本，福是德的结果和表现，随时行善，广积阴德，才可以培植其他四福使之不断增长。

能带来高官厚禄的禄星

“咚咚锵，咚咚锵！”在一阵阵开场锣鼓声中，一个身穿大红官袍，戴着白色面具的官员，手抱朝笏，缓步走上庙台，绕场三周，笑而不言，下场。二次进场，手里抱着个道具小孩，依然绕场三周，下场。最后出场，站在台中，喜笑颜开，双手扯一“加官进禄”的赐赠红幅，向看戏的人们祝福升官发财，再绕场三周下场。这就是旧社会传统庙台戏上所演的彩头戏——“跳加官”。这位红袍白面者，就是禄星，民间称为“司禄神”。

禄星，顾名思义，是主管功名利禄的星官。和天官福星一样，他也是由一颗星辰演化而来。但他的形象变化却远比福星要复杂许多：有人认为他就是著名的文昌星也称文曲星，保佑考生金榜题名。也有人认为他原本是一位身怀绝技的道士，擅长弹弓射击，百发百中。还有人认为他就是那位著名的美男子兼亡国之君——五代十国时期后蜀皇帝孟昶。因为他英俊潇洒的形象，博得众多女性的好感，最终又附会他为最出名的送子神仙——张仙。

古代封建社会以科举取士，士人一旦通过科举考试，便可以做官发财。禄，即官吏的俸禄。高官厚禄是士人一心向往的，于是便产生了禄神崇拜。由于古代的科举考试主要是做文章，禄神崇拜便也包含对文运的祈求，所以禄神又不仅仅是士人的主宰神，也是一般崇拜文化、崇拜文才的百姓所喜爱的吉祥神，或可称文神。

当然，也有读书人不要当官，不要禄位的，《宋史·陈仲微传》所说“禄饵可以钓天下之中才，而不可啖尝天下之豪杰”，就是一例。我国著名古典小说《红楼梦》也写到，贾政要宝玉读书上进，以求取功名利禄，遭到贾宝玉的蔑视和拒绝。他把功名利禄看得像粪土一样，并把专门投奔功名、猎取利禄的人骂做“禄蠹”。

在封建社会里，十年寒窗，读书做官，是读书人的唯一出路。因此，过去读书人常把“金榜题名”时，作为人生四大喜事之一。影响所及形成民间对“禄星”的崇拜风俗。《史记·天官书》记载，文昌官第六星是专管司禄的禄星。关于禄星，民间有几种说法：一说，张仙，姓张名远霄，五代眉山人，入青城山，学道升仙（见《苏老泉集》）。一说，张仙，姓张名恶之，越嵩人，晋末后秦人（见朱彝尊《重修张仙祠》）。另一说，张仙就是宋后蜀主孟昶，他原是孟知祥第三子，后来平步青云，当了皇帝。他曾为自己画《张弓挟弹图》。后来，宋平了蜀，花蕊夫人带了此图到宋宫，将画中此人托名为张仙，说能使人有子，才祭祀他。传入民间就把他作为祈子之神，称为“张仙送子”，也就是传统戏曲中所唱的“禄星抱子下凡尘”。

备受喜爱的“寿星”

寿，就是寿命。《史记·封禅书》司马贞《索隐》云：“寿星，盖南极老人星也。见则天下理安，故祠之，以祈福寿。”

寿，自古以来，有“五福寿当先”的说法。寿神即寿星，又叫南极老人星，是二十八宿的角和亢。传说只有天下太平之际才能见到，没有它时，便兵荒马乱。每当它一出现，人们便争相向它祈求享福和长生。自周、秦始都把祭祀寿星列为国家祭典，一直到明代始罢。东汉，国家还将祭老人星和敬老结合起来，为全国进入古稀之年的老人分发饰以鸠鸟的玉杖。

传说，北宋仁宗嘉佑八年（1063年），一位来路不明的老道士出现在京城，相貌奇特，好喝酒，时而转来转去，时而停下占卜，惊动了仁宗皇帝，传旨召见。老人进宫，落落大方，毫无惧色。皇帝赐予一石酒，老人手舞足蹈，像个孩子，迫不及待地喝酒，如久旱逢甘露，喝了七斗酒后，悠然而去。人们猜测他就是寿星的化身。

寿，在民间美术中，常常用鲜桃作为象征。表现寿星的年画和民间工艺品被用来作为向老人祝寿的礼品；“寿星”、“老寿星”、“寿星老儿”也常常成了对高寿者含有敬意的称呼。

而在民间，寿星被刻画成老态龙钟的老人模样，满脸白须，持龙头拐杖，头部长而隆起，民间叫做“寿星头”。民间艺术品中的福、禄、寿三星，以寿星的形象最有人情味，身量不高，大耳朵，长眉白发，弓背弯腰，拄弯弯的龙头拐杖，杖上还挂着一个盛着灵丹妙药的葫芦，手托仙桃，突出的大脑门，俨然是个慈祥和善的老者，深得人们的喜爱。

关于寿星的形象还有一则有趣的传说，说寿星母亲怀胎九年，寿星尚未诞生。他母亲十分着急，问他：“儿啊，你为何还不出世？”寿星在娘肚内回答：“如果家门口的石狮双眼出血，我就出生。”不料，此事被隔壁屠夫知道了，他就用猪血涂石狮双眼。他母亲见了，就告诉儿子。寿星急忙从母亲腋下钻了出来。因为年份未到，他的头就变得长了。因为一般凡人都十月怀胎，传说寿星要十年怀胎。当然，这是一则解释型故事。至于“寿星”究竟是何人，有的说是彭祖，有的说是张搏，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民间的其他祥瑞之物

吉祥文化、祥瑞文化，表现了人类对于幸福美好追求的禀性，是中华民族永恒的主题，也是幸福物得以孕育的基石。前面已经介绍了龙、凤、麟、龟、福、禄、寿，以下再介绍一些其他的祥瑞之物。

松柏

中国人视松为吉祥物，松被视作“百木之长”，称作“木公”、“大夫”。松的特点是凌霜不凋、冬夏常青。苍松劲挺，饱含风霜而生机勃勃！因此，古人视松作长青之树，古代有长生不老松之说，人们赋予其延年益寿、长青不老的吉祥寓意。松也是吉祥的梦兆。松更普遍地是被视作祝颂、祈盼青春永驻、健康长寿的象征物。

松是古今被咏赞的植物。《花镜》云：“松为百木之长……多节永年，皮粗如龙麟，叶细如马鬃，遇霜雪而不凋，历千年而不殒。”宋代王安石在《字说》说：“松为百木之长，犹公也。故字从公。”有人拆字“松”为十八公，元代冯子振写有《十八公赋》，明代洪璐著有《木公传》，现代革命家和军事家陶铸也写有“松树的风格”等等。史载秦始皇巡游泰山，风雨骤至，在大松下避雨，后来封此树为“五大夫”，后人称此树为“五大夫松”。《幼学故事琼林》云：“竹称君子，松号大夫”，语亦由此来。松耐寒耐旱，阴处枯石缝中可生，冬夏常青，凌霜不凋，可傲霜雪。松能长寿不老，民俗祝寿词常有“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在书画中常有“岁寒三友”（松、竹、梅），以示吉祥。在书画、器具、装饰中常有“松柏同春”、“松菊延年”、“仙壶集庆”（松枝、水仙、梅花、灵芝等集束瓶中）。松是广泛被视为吉祥的树种。

有贞德者，故字从白。白，西方正色也。“不同流合污，坚贞有节，地位高洁”。王安石在《字说》中云：“柏犹伯也，故字从白。”松为“公”，柏为“伯”，在“公侯伯子男”五爵中，伯列第三位，柏也比作“位列三公”。《风俗通》载：魍魅喜食死人肝脑，惧于虎、柏。故阴宅陵墓多植柏立石虎。民间习俗也喜用柏木“避邪”。《本草纲目》说“元旦以之浸酒避邪”，“柏性事凋而耐久，禀坚凝之质，乃多寿之木，是以可入服食，道家以之点汤常包饮，元旦以之浸酒避邪，皆取于些。麝食之而体香，毛女食之而体轻，亦其之正验矣”。（毛女，《抱朴子》载，成帝时，猎人在终南山见一裸女，全身毛，跳涧如飞，后合围捕获。问之，是秦之宫女，避乱逃入山中，饥无食，一老翁教食柏树叶实，遂不饥不寒，体轻如飞。至汉成帝时应已三百岁矣！）《列仙传》也说“赤须子好食柏实，齿落更生”，“服柏子人长年”。《汉宫仪》云：“正旦饮柏叶酒上寿。”在民俗观念中，柏的谐音“百”是极数，极言其多其全，诸事以百盖其全部：百事、百鸟、百川等。故吉祥图案常见有：柏与“如意”图物合为“百事如意”，柏与桔子合成“百事大吉”（桔、吉音近）。《西湖游览志》有云：“杭州习俗，元旦签柏枝、柿饼以大桔承之，谓百事大吉。取柏、柿、大桔与百事大吉同音故也。”

常见的吉利画有《松龄鹤寿》、《松柏长青》、《松菊犹存》等。

鹤

在道教中，鹤是长寿的象征，因此有仙鹤的说法，而道教的先人大都是以仙鹤或者神鹿为座骥。中国传统年长的人去世有驾鹤西游的说法。

在中国、朝鲜和日本，人们常把仙鹤和挺拔苍劲的古松画在一起，作为益年长寿的象征。其实，传说中的仙鹤，就是丹顶鹤。

丹顶鹤性情高雅，形态美丽，素以喙、颈、腿“三长”著称，直立时可达一米多高，看起来仙风道骨，被称为“一品鸟”，地位仅次于凤凰。除此之外，鹤在中国的文化中占着很重要的地位，它跟仙道和人的精神品格有密切的关系。

鹤雌雄相随，步行规矩，情笃而不淫，具有很高的德性。古人多用翩翩然有君子之风的白鹤，比喻具有高尚品德的贤能之士，把修身洁行而有时誉的人称为“鹤鸣之士”。

鹤为长寿仙禽，具有仙风道骨，据说，鹤寿无量，与龟一样被视为长寿之王，后世常以“鹤寿”、“鹤龄”、“鹤算”作为祝寿之词。鹤常为仙人所骑，老寿星也常以驾鹤翔云的形象出现。

鹤也常和松被画在一起，取名为“松鹤长春”、“鹤寿松龄”；鹤与龟画在一起，其吉祥意义是龟鹤齐龄、龟鹤延年；鹤与鹿、梧桐画在一起，表示“六合同春”。

画着众仙拱手仰视寿星驾鹤的吉祥图案，谓为“群仙献寿”图。鹤立潮头岩石的吉祥图案，名叫“一品当朝”。两只鹤向着太阳高飞的图案，其吉祥意义是希望对方高升。鹤、凤、鸳鸯、苍鹭和黄鸽的画，表示人与人之间的五种社会关系。其中，鹤象征着父子关系，因为当鹤长鸣时，小鹤也鸣叫。鹤成了道德轮序的父鸣子和的象征。

蝙蝠

蝙蝠（哺乳动物；又名仙鼠、飞鼠），形状似鼠，前后肢有薄膜与身体相连，夜间飞翔，捕食蚊蚁等小昆虫。

元稹《长庆集》十五《景中秋》诗：“帘断萤火入，窗明蝙蝠飞。”蝙蝠省称“蝠”，因“蝠”与“福”谐音，人们以蝠表示福气，福禄寿喜等祥瑞。民间绘画中画五只蝙蝠，意为《五福临门》。

旧时丝绸锦缎常以蝙蝠图形为花纹。婚嫁、寿诞等喜庆妇女头上戴的绒花（如“五蝠捧寿”等）和一些服饰、器物上也常用蝙蝠造型。

冯梦龙《笑府·蝙蝠骑墙》：“凤凰寿，百鸟朝贺，惟蝙蝠不至。”它说自己不是鸟类而是一种四足动物。后来轮到麒麟过生日，百兽都来朝贺，蝙蝠又不到。这次它说自己有翅膀能飞，是鸟不是兽。这个笑话，讽刺蝙蝠是一个滑头的骑墙派。

云南省景颇族普遍认为，蝙蝠是阴险狡猾的象征。相传古时大阳的温度很高，地上的动物被烤得难以忍受，纷纷诅咒。太阳听了很生气，一扭头就上天去了。从此天下一片黑暗。于是众动物聚集一起，商定筹些金银去请太阳出来。当鸟向蝙蝠筹款时，蝙蝠收起自己的翅膀，说自己不属鸟类而属鼠类，不愿捐款。当老鼠找到它时，它又拍拍自己的翅膀，说自己属鸟类不属鼠类，也不捐款。蝙蝠就这样连骗带赖地分文未捐。因此，景颇族人称那些口是心非，随机应变，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为“蝙蝠人”。

在华夏的文化里，蝙蝠绝对是“福”的象征，这在许多留存古老的建筑，以及砖刻、石刻中几乎处处可以见到，不用多说。但如把人作为蝙蝠来称，则丝毫也没有吉祥的意思在里面，上面的传说已讲得很清楚了。

第四十一章
千奇百怪的禁忌

禁忌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民俗事项。对自然的崇拜以及原始宗教的产生，则是产生种种禁忌的原因。一般而言，禁忌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对受尊敬的神物不许随便使用，因为这种神物是神圣的、圣洁的，随便使用是一种亵渎行为，违反这种禁忌，会招致不幸，遵循这一禁忌，会带来幸福。二是对受鄙视的贱物，不洁、危险之物，不许随便接触，若违反，则会招致不幸。

民间的天象禁忌

天象禁忌中，关于星的禁忌最多。许多星宿在汉族民间都有另外一个民俗化的名字，如摩羯又叫克星；彗星又叫妖星，或扫帚星；流星又叫亡星等。伴随这些民俗化的名字，产生了大量的星禁忌。

古代汉族忌见流星、彗星，以为它一出现，人间就有灾祸。民间以为天上的星星是和地上的人丁相对应的，所谓“天上一颗星，地上一口丁”。天上有一颗星星陨落，地上便有一个人死亡。若陨落的是颗亮星，就以为将有大将、名人死亡，甚至兆示皇帝驾崩、国家有难，等等。浙江一带看见天上流星，忌用手指点，说这是“星宿逃难”，要朝天吐一口唾沫，再念声“阿弥陀佛”，才不会有祸。豫东一带也有以吐唾液来禳除不祥的说法。占星的迷信形成后，人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都与星相联系起来，吉星高照，自然万事可行，若凶星临头，则必须设法忌避祸害。《占经》云：“彗星东出，有寇兵、旱。”《淮南子》云：“虹霓、彗星者，天之也。”民间盛传彗星出现是战乱、灾荒之兆。

另外还有月蚀、晦日的禁忌。《白虎通义》上说，每当月蚀，诸侯、大夫、士人的妻子要敲击镜子、棍棒。更有甚者，号啕大哭，凄惨一片。现在汉民族民间仍保持着月蚀敲盆救月赶天狗的习俗。因晦日每月发生一次，因而晦日的禁忌很多。如《左传·成公十六年》载：“……郑阵而不整，蛮军而不阵，阵不违晦……以犯天忌，我必克之。”又如《齐东野语》载：“凡妇人阴道、晦明是其所忌。故古之君人者，不以月晦及望御于内。晦者阴天，望者争明，故人君尤甚之。”晦日非但不可用兵，夫妇同房也是禁忌的。现在汉族民间有些地方仍忌于此日婚嫁和举行娱乐活动。北方山民在晦日停止出猎和捕鱼。

雷电在自然界中具有不可思议的巨大威力。自古以来，人们就对雷电存在着不解和恐惧心理。尤其在不该有雷电时期，有雷鸣电闪，人们更以为是将有灾祸的预兆。河南方城一带，有俗语云：“正月打雷土谷堆，二月打雷粪谷堆，三月打雷麦谷堆。”土谷堆，即为疫病将临、坟头激增之意。十月已进初冬，也不该再响雷了，故而民间亦有忌十月响雷的俗语。如河北一带云“十月雷，阎王不得闲”，“十月雷，人死用耙推”。意指十月有雷电，来年有灾疫。江苏一带，也有“十月雷，人尸堆”的说法，其意相同。

浙江一带忌行路时遇到旋风，俗叫“鬼头风”，有鬼来侵害，要吐口水，或解小便，使鬼不敢近身。

对天象的禁忌，往往是人类受客观环境制约后，所作出的旨在维持心理平衡的反应。

各地年龄禁忌何其多

年龄表示生命的长短，因此计算年龄的数目也就与生命有了瓜葛。有的数目因各种原因，被历史赋予了凶祸的含义，民间在叙说年龄时都避免使用它们，以防危及生命。

忌十八。苗族地区男女忌18岁结婚，认为此时结婚，将受“十八”难。

忌二十。江浙一带忌“二十”，碰到这个数字就读作“念”，据说是因为春秋战国时吴王有个女儿“尔释”是被鱼骨鲠死的，而“尔释”和“二十”谐音，故忌之。

忌三十六。湖北长阳一带忌“三十六”，据说是因为周瑜死于36岁。人们说三十六是个“大节巴”（危险关头），因此，忌轮到三十六。在人家送礼记财时，写到第三十五人时，就把第三十六空着，接着写三十七。

忌四十五。山东男人忌说自己41岁，四十一妨妻，要跳过去多说一岁。扬州人做寿，有所谓男不做“三”，女不做“四”之说，指年龄的“三十”和“四十”，一层意思是“三十”和“四十”年岁不大，不应该做寿；另一层意思是“三”和“散”、“四”和“死”谐音，认为不吉利。据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征·语言》引《闭纪》云：“燕人讳言四十五岁，人或问之，不曰‘去年四十四岁’，则曰‘明年四十六岁’，不知何所谓也。”又据《汴梁琐记》载：“汴地民间流传：老包（拯）奉命往陈州放粮，中途遇盗，乔装王八（江湖中下九流妓女的鳖脚），逃出险地，幸免于难。其时正值45岁，民间认定45这一岁，必属厄运，因而忌言45岁，多改称44岁或46岁以避之。”可见忌言45岁，实际上是与遇险、当王八等凶祸不吉之事相关的。

忌六十六。民间以为66岁是老年人的一个“坎”，俗谚云：“年纪六十六，阎王要吃肉。”东北一带老人66岁生日时，要由后辈给他包66个饺子（一般都尽量做得小些），如果能一次吃完，就预示这个“坎”能够平平安安地过去。河南一带，老人66岁生日时，闺女要送一块肉来，大概是为还上阎王的债。客观上却解了老人的馋，还了儿女的愿。有的地方，还要把肉切成66块，让老人吃下去，据说如此一来，就能顺利度过这一关了。

忌七十三、八十四。据说与孔孟二圣的终年有关。传说孔子（丘）卒年73岁，孟子卒年84岁，因此人们以为这两个岁数是人生的一大关口，谓之“损头年”。现在中原一带仍有以七十二或七十四避七十三者；同样84岁这一关，亦以此法避之，期望长寿，上文已述。

忌言百岁。百岁常常用来指寿限之极，如“百年好合”、“百年之计”、“百年之后”等都是暗指寿限之极的。所以若要问某人的岁数时，是忌讳说百岁的。真正是100岁整，也要说成99岁，否则不吉利。山东泰安一带说100岁是个驴，山东临清、滨州一带说100岁是个老刺猬。

忌讳岁数逢九。浙江湖州凡年老寿终，恰遇81岁，不能说出这一数字。俗日九九八十一，财数算尽。后代有穷败之意。台湾忌讳岁数逢九，以为9岁、19岁、29岁……99岁等为厄关，恐有病灾伤亡祸事发生。这是因为，在古人的观念里，一三五七九为阳，二四六八为阴；九为阳数之极，物极必反，故是代表由盈而亏、由盛转衰的不吉数字。所以汉族民间忌讳岁数逢九。

民间数字禁忌

数字是人们在日常生活的言语交际中经常使用到的。各民族在对数字的运用过程中，认为数字是神秘莫测的，因而也就把数字神秘化，赋予神圣的性质。于是在人们观念里，数字也就有了善恶之别、吉凶之分。吉祥的数字令人高兴，乐于使用，罪恶的数字使人倒霉。所以，民间认为罪恶的数字是对人们有危险的，而凡是危险的数字也就是人们禁忌的数字。

民间认为，“四”谐音“死”，用在人身上，表示“死亡”，用在事物身上，表示没有前途，没有希望。在台湾，医院里没有四号楼、四号病房，没有四路公共汽车，机车牌照尾数没有“94”，因为“94”与“就死”谐音。温州俗谚说，“在世不祝四十，死了不祭四七”。因为“四十”谐音“死日”，所以民间有忌讳四十岁过生日的习惯。但也有男子做寿做四十的，说做了“四”就破了法，该死的就不会死了。有些商品名称不避“四”，如有一种杀虫剂，就叫“四八”，谐音“死吧”，取“苍蝇蚊子一扫光”之意，仍然取其不吉利意。

香港人对“死”字也很害怕，故凡数字“四”都在忌讳之列，门牌号常常没有“四”号，汽车牌号如果碰上“四”字头，那算万分倒霉，怎么也不肯要。还有什么“七零八六”、“五三五四”都是人们十分避讳的。相反，“三”字很吃香。原因是香港“三”与“升”谐音，表示很吉利。

吉祥的数一般是双数，常说“好事成双”，“六六大顺”，“要得发，不离八”，说的都是双数。所以婚期都是逢双逢六。扬州人的婚嫁之期，特别爱选在带六的日子里，如初六、十六、二十六。因为扬州人的口语有“六六大顺”，意思是逢六的日子办什么事都很顺利，能如愿以偿。天津人结婚必选双日，现在则选阳历、阴历都是双月双日为最好。1987年10月18日（农历是八月二十六日），又是星期日。这天天津市区结婚的甚多，一条巷子里就有数家。过去的商人远行，一般选在逢八的日子出门，依据的正是“要得发，不离八”的吉言。在香港最时髦的吉利数字也是“八”和“六”。因为“六”与“禄”同音，以祈吉祥。香港市民买了新汽车，要立车牌，就想尽办法找带“八”字、“六”字的号码。1969年香港一富商以三十三万零六千元港币的巨款买到一个带“6”字的车牌。

忌讳的数字是因为人们认为它对人有危险，不是孤独、离散，就是临终死亡，都是十分不吉利的。

民间婚丧礼仪中的属相禁忌

民间婚礼当天有忌属相的习俗。结婚一定要先请算命先生“择日子”，选定一个吉日举行婚礼，然后还要把婚礼许多项目和细节都写在一张单子上按照规矩进行。哪一天安床，哪一天铺床，摆新床的方向以及新夫妇拜天地的时辰，哪几个属相的人不能在场，都要写清，到时候这几种属相的人一定要回避，俗名叫做“忌属相”。

办丧事大殓时候也要忌属相。人初气绝，家人先为他沐浴更衣，并停放在灵床上，这是所谓的“小殓”。等到棺木来了，才举行“大殓”。“大殓”时候禁忌很多，有一项禁忌就是某种属相的人必须回避，这些都由阴阳先生算出写在“殃书”上。正和婚礼择日单子一样，丧礼的许多细节也要写在“殃书”上，然后照单行事。“殃书”的性质和现代医院开的“死亡证明书”差不多。从前如果死者不是善终，阴阳先生可以拒绝开“殃书”，死者没有“殃书”就不能入殓安葬。《水浒传》和《金瓶梅》都讲武大郎被潘金莲害死。西门庆向何九叔行贿，请他“凡事遮掩则个”，就是为此。

不吉利的话绕着说

在日常生活中，许多字眼儿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应当禁忌：

忌“离”。梨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当作供品。中秋月圆时，俗谓“七月核桃八月梨”，正值梨大量上市的时候，祭月的瓜果里边，也不能有梨。在吃梨时，忌讳把一个梨分成两块或几块吃，正与“分离”相谐音，不吉利。

忌“霉”。煤，谐音“没”，又谐音“霉”，不吉利。故称煤为“炭”、“砟子”，煤油叫“火油”、“灯油”、“洋油”，煤炉子叫“炭炉子”、“火炉子”，添煤叫“添炭”、“添火”。袁世凯称帝时，曾下令把北京煤铺墙上写的“元煤”全部涂抹掉，因为与“袁没”谐音。眉毛忌说“倒”，眉与“霉”谐音，“倒了霉”不吉利。广东姑娘爱吃草莓。但因莓与“霉”谐音，故把草莓叫做“士多啤梨”。外地人听到这稀奇古怪的名字，会被弄得晕头转向。

忌“穷”。湖南“芹”与“穷”谐音，故芹菜被改为“富菜”；穷，湖南邵阳一带读做“重”，故“重阳节”改为“富阳节”。

忌“凶”。广东话“空”与“凶”谐音，出租房子广告从不写“空屋出租”，而写“吉屋出租”；“空手”、“空身”也一律说成“吉手”、“吉身”。

忌“散”。民间因忌“散”，故与“散”谐音的字一律禁忌，“伞”首当其冲，称为“竖笠”、“雨遮”、“雨撑”、“阳遮”；但不忌说“布伞”，因其谐音“不散”。有些地方还借“不散”之音及其伞的圆形，寄寓永远团圆，永不分离，而用在婚娶聘礼中。又忌“三”与“十三”，因其谐音“散”与“失散”，兆买卖不成或家人离别。

忌“孤”。旧时上海新娘上门不吃瓜，因为“瓜”与“寡”谐音，不吉利。婚礼上还禁止大姑、小姑参加，也是因为忌“孤”。

忌“糟糕”。有些地方因“枣糕”谐音“糟糕”，节日不准用枣做糕，或称枣糕为“枣饽饽”。河南确山县，“确”，方言中为“砸锅”、“糟糕”之义，做生意的人忌讳之，称为“顺山”。

忌“失财”。有些地方年夜饭忌上菠菜，因其与“泼财”谐音；必备黄豆芽菜，意为发得快，长得快。

放鞭炮忌说“砰砰砰”。豫、鲁一带，放鞭炮忌说“砰砰砰”，因“砰”与“崩”谐音，崩有“砸锅”、“事情办糟了”、“枪崩”的含义，不吉利，而说“叭叭叭”，“叭”谐音“发”，有“发财”、“发家”的含义；也说成“响亮”，叫“响亮响亮，人才两旺”，或直接说成是“发”，如“发爆竹”、“发天地”。

说到底，禁忌语是人们对自己所幻化出的超自然力量的一种消极的回避。同时，与人们在实践中片面归纳的“说狼狼到，说鬼鬼来”的语言心理有关系。

怕谶语应验要说吉利话

中国人说话讲究吉利，特别是有风险的事情更为讲究。相信谶语成真。如清末民初，关里人闯关东刨人参，伙伴中如有一人说了晦气话，其他人就会把他赶回去，怕应验了他的晦气话。

最讲究的是买卖人，尤其是商人。比如煮饺子，破了不能说“破”，让你说“赚了”。过大年放鞭炮，二踢脚飞得高，声音很大，小孩儿都说“好炮”，但老人们有更吉利的说法是“响亮高升”；炮仗潮湿光燃不爆，只有火花和烟，小孩儿叫“出锅子”或“出了”，老年人叫“通通顺顺”；纯粹不响的，小孩儿一般说“瞎了”或“死了”，大人们不许这样说，让说“平平安安”。

说吉利话已经成为一种民俗，人总得随俗。不过近年来民俗也在变味。放炮本来是迎喜接福的，烘托喜庆的气氛，表达高兴的心情，比如村里一个恶人死了，除了一大害，村民们放鞭炮来庆祝。自己的老爸死了，放鞭炮就不太合情理。如果是年岁太高疾病缠身，不能对社会作贡献了，死了可减轻儿女的负担，俗称“老喜丧”，放鞭炮鼓庆贺一下，从新陈代谢的宇宙规律来说也未尝不可。但如果是家里的顶梁柱去世，也来放炮，那就匪夷所思了，因为噼里啪啦的响声同悲伤肃穆的心情实在难以协调。

说吉利话还必须有人配合。古时考试，榜上有名叫“及第”，榜上无名叫“落第”。笑话说秀才赶考，书袋掉在地上，书童说：“哎呀不好，落地了。”秀才恼火，嘱咐他：“以后要说及地，别说落地。”书童把书袋捆扎得严严实实，对秀才说：“这样就是走到天边，再也不会及地了。”再如过年贴对联，有人把“福”字倒着贴，邻居或朋友来了要说：“你家的‘福’到了。”主人一定高兴地回答：“你看见了。是到了。”万一对方不配合，说“头朝下了”，“贴反了”就起不到效果了。

有笑话讲，炒股的朋友们有个讲究，对父亲不能叫“爹”（跌），“被套”也是不许说的。商场售货员问：“您要被套吗？”如果顾客是个股民，就觉得很晦气。

水上行船的禁忌

船家禁忌很多，在戏剧《秋江》里，艄公问乘船的陈妙常姓什么，陈妙常说姓“陈”，艄公忙说：“说不得，说不得。”并告诉陈妙常，他们船家把陈叫做“耳东”或“老淹”，也叫“老烟”。也就是说，船家忌说“沉”以及与“沉”谐音的字。

民间还有一个传说，说一个年轻媳妇抱一小孩儿坐船，孩子哭，她烦恼道：“再哭就把你扔到海里喂鱼。”不一会儿，乌云遮天，风起浪涌，船颠簸将覆。船上人说她的话招来了鱼怪，一致要求她扔小孩入海。无可奈何，她抛子入海，刹那间，风平浪静，船又继续航行了。这些传说，更加深了船家对一些忌讳字的避讳心理。

此外，女人不准站在船尾，因为船尾舱内供有妈祖神位，恐玷污神灵。船上忌运载七男一女，恐犯了“八仙过海”（七男一女），龙王见了要责怪。

如恰有两对新郎新娘同时过渡，新娘要各自打开雨伞，伞柄上要拴一串猪肉，意为“癖邪”，互不冲犯。上岸时，双方要互赠手帕，表示互相祝贺，大吉大利。

行船时如遇蛇过江面，要尽力加快速度，争取在蛇的前面驶过。据说舟是龙，如果龙斗不过蛇，当天行船就要倒霉。

江面行船，如有鱼跳上来，应马上放回水中，不可食用。传说鱼虾是海龙王的亲戚，跳上船是来讨食的，行船靠的是龙王保佑才能平安顺利，如果连龙王的亲戚到来都不尊重那就对不起龙王，要是食了跳上来的鱼，就要遭到龙王责怪，要起灾祸。

船上有孕妇生育，是件喜事，要立即煮甜面、鸡蛋款待产妇。忌男女在船上交欢，否则会不吉利，水神要责怪。忌用桑树木作船板造船，因桑与“丧”字谐音，不吉利。忌把筷子横放在碗上，因为碗好比船，筷子好比桅，桅杆横于船上不吉利。

船上还忌载死人，遇船上有人重病，终前就要把他丢下海去，如果至断气还在船上，这时就用黑狗血清洗船板。行船途中，如遇到“水货”（死尸）要把尸体打捞上来运到岸边埋掉，这样，以后行船才会顺利，否则必遭祸患。

在四川，船工称猪为“老拱”，以避“住”，“翻”为“打掉”，“碗”为“莲花”以避“晚”，“翻了”为“张面”，“倒了”为“倾了”，“搁浅”为“放起”，“烂了”为“皮了”，“洗脸”为“抹面子”以避“死”，“雾”为“罩子”以避“误”。

安徽一带船家不许搭客称自己为“老板”，因与“捞板”谐音，且“老板”有陈旧的木板的意思，陈旧的木板容易散架、翻船。许多船民为忌“翻”将“帆布”说成“抹布”，“帆”说成“篷”；为忌“沉”而把“陈”说成“耳东”。“盛饭”说成“加饭”、“添饭”；为忌“住”与“蛀”将“箸”叫做“筷子”、“双桥”、“篙”、“撑篙”。船家忌“倒”，故忌讳直言锅盖，而称其为“捂气”。因为锅盖是倒扣在锅上的，倒扣又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船翻的情景。出于同样的原因，摘下帽子，不能口朝下放置，而要口朝上放置。连有翻动的动作都忌讳，如煎饼忌翻面，只煎一面，忌翻卷被脚，忌把盆碗等器具翻过来放。又忌“烧”，故在船上严禁性交、亲吻等“骚事”，严禁在船头小便。

孕妇忌食兔肉、生姜

在我国各地民间，关于孕妇的禁忌颇多，其中孕妇的食忌之俗尤多，这大都属传统的养胎习俗，最为典型的是孕妇忌食兔子肉与生姜的禁忌。

民间习俗认为，妇女在怀孕期间不能吃兔肉，否则将导致腹内胎儿发育不全，口唇残缺，俗谓豁嘴或三瓣嘴。如果孕妇吃了生姜，则会导致小儿长成六指。在古代，新生儿长六指或出现豁嘴，均为不吉利之兆，认为有妖魔作祟。所以，被人忌之。为了避灾，主人家会把生下来的婴孩溺死，其父母也要被逐。

关于这样的事件，史籍中有很多记载。据查，出现最早的文字记录是东汉王充的《论衡》一书。该书在《命义篇》中说：“妊妇食兔，子生缺唇。”但是书中没有进行解释。而此习之盛，尤在唐宋两代。唐朝大医学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卷二》中说：“妊妇食兔肉犬肉，令子无音声并缺唇。”同书还列举了一大串孕妇忌食的食品，如鳖肉、鸡肉、驴肉、马骡肉、羊肝、羊肉等，至于原因，也没有说。据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云，南朝齐梁时的陶弘景也说：“兔肉为羹，益人。妊娠不可食，令子缺唇。”

孕妇忌食姜的历史也非常久远，多本史书均有记载。如《金匮要略》就记载说“妊妇食姜令子馀指”。究竟是什么原因，也没有作解释。生姜的外形如人之指掌，且枝丫丛生，而姜的新芽总是旁生，极不整齐。于是人们就把这种现象与婴儿生六指（也是旁生）的现象联系起来。就像婴儿豁嘴一样，也是没有一点儿科学依据的。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禁忌，显然与人们求平安的心理意识有关。人们希望后代健康强壮，无生理缺陷。一旦出现缺陷就非常恐惧，于是就把一些古老的迷信、信仰内容，甚至是顶礼膜拜的形式与之联系起来，从而诞生了类似“吃兔肉生子缺唇”，“食生姜令子生六指”一类的禁忌。由于这些禁忌往往打着保护胎儿、婴儿的旗号，人们自然信而有加，不敢违背，并且能世代相传。

日常行为中的禁忌与破忌

行为禁忌，汉族民间通常管它叫“妈妈经”，老北京人称之为“妈妈论儿”。往昔妈妈们目不识丁，胸无点墨，然而她们却自有一套奉行唯谨的禁忌。

如扫地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就有禁忌。忌将两把扫帚放在一起，恐败家。忌打扫时将两张椅子对着摞在一起，因丧俗中常将椅脚翻上。忌用竹扫把扫客厅，一般只用来扫庭院，也因丧家才用竹扫把在客厅中“除秽”。

旧时忌拔白发，认为拔一根会长出许多根，而白发与老有联系，青年人特别忌反常地出现许多白头发。还忌拔脚毛，认为“一根脚毛管三个鬼”，腿上无毛则管不住鬼。

对大小便也有禁忌，忌向火中、木柴或烧过的炭灰小便。因火中有火种，认为犯忌会使生殖器和膀胱感染肿疼。忌小便后不洗手，否则会指甲会裂开。忌在坟地大小便，否则被鬼作弄病死。俗说坟地为乱葬岗子，是鬼魂栖息之地，若在此大小便，会冒犯鬼魂。小便又忌冲灶口，或者尿在烧锅的柴火上，也恐怕会亵渎灶神。忌大便后用有字的纸擦屁股，否则会招致眼瞎。浙江一带忌看别人解小便，看了有晦气。这类“排泄”时的禁忌目的在于教育人们讲究卫生，不要污染环境。

每人每天都要睡眠休息，其间也有不少规矩。在室内禁忌燃着火大睡，俗说“房里无人莫烘火，烘火犹恐埋头睡”。俗又忌睡觉时头朝窗户，忌讳头枕窗台、门槛。《淮南子·汜论训》云：“枕户楼而卧者，鬼神跖其首。”吉林一带，旧时睡卧忌头近窗、足向人。据《中华全国风俗志·吉林》云：“凡卧，头临炕边脚抵窗，无论男女尊卑皆并头。如足向人，则谓之不敬。惟妾则横卧其主脚后，否则贱如奴隶亦忌之。”这些禁忌虽有神鬼之语。但却源于对伤风感冒等病的预防，当然也是一种生活经验。

日常行为禁忌作为高悬在家族及家庭之上的严肃手段，与信仰者的命运紧紧相连，人们一旦获得禁忌信息，便会以严肃的态度积极参与禁忌传承。不过，由于日常行为禁忌太多太烦琐，人们不可能一一恪守；而有些又是人不愿恪守的，于是，人们往往在获取了禁忌信息的同时，也设计了一套避忌与破忌的办法。

“灯下不讲鬼，灯下不谈贼。”这是旧时北京的禁忌，理由是说鬼招鬼，说邪招邪，可是人们偏偏好鬼故事，于是人们又发明了辟邪之方，说鬼时把《时宪书》放在桌上，就可以畅所欲言了。至于灯下说贼也有破忌之术，说的时候把茶杯倒扣在桌上，这样也可以使梁上君子不敢光临。

山西新绛一带，禁忌外甥在舅家剃头。非要剃头，把外甥引到大门外边的官道上，就不算在舅父家了，这就谓之破忌。

再如小孩儿的扣子掉了，就得脱下来缝。如果穿在身上缝扣子，小孩儿就会变成哑巴。为了破忌，可以让小孩儿嘴里咬一根线头，这样虽然穿衣服缝，也不会变成哑巴了。

小儿夜啼，迷信的人认为是不祥之兆。不请医生看，也不找原因，不使人知，讳莫如深，自己写一张帖子，贴在大路边的墙头（不署名）：“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行路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

日常行为方面的禁忌事项，不胜枚举。这些禁忌无一不与生活紧密相连，带有强烈的生活属性，甚至可以说本身就是生活的一种形式，一种民俗化的生活准则，一种民众祈吉避凶心态的行为外化。因此，我们将它们纳入民族的整体民俗文化之中来加以考察研究。

民间出行的禁忌

出门远行，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遇到的。旧时交通不便，在外困难诸多，最怕碰上不可预测的麻烦。因此，民间素来有慎出行的习惯。

出行时第一件重要的事情是选择一个吉日。据《无何集》云：“《阴阳书》言，鹤神日游，五日正东，六日正南；五日正南，六日西南。西北仿此。元旦出行。忌向此方……或曰，鹤为噩之讹。”所以，民间以为有噩神在四方云游，出行时要避忌之，尤其元旦出行，忌之更甚。

出行日要注意的是，逢“七”的日子不可起程，宁可延期；逢“八”的日子不可到家，宁可在旅途中多逗留一两天，俗谓“七不出门，八不归家”。十三日忌出远门，因为“十三”与“失散”谐音。忌黑道日出门，每月的初五、十五、二十五都不能出远门，更不能在外住宿。

正月十三与以后的每月递减二日为杨公忌或杨忌，百事禁忌，迷信的人不出门。即正月十三、二月十一、三月初九、四月初七、五月初五、六月初三、七月初一和二十九、八月二十七、九月二十五、十月二十三、十一月二十一、十二月十九。这些日子都是禁忌出门离家的。

旧时还有出行忌月的。俗谚云：“六月、腊月出门，神仙也遭难。”大概指六月、腊月大暑大寒，气候恶劣，出门困难而言的；六月、腊月也不宜出兵作战。《风俗通义》中有“俗云五月到官，只免不迁”的说法。《清稗类钞》也说：“官吏上任及人民移家，每忌正、五、九月。”

如果是去看望病人，河南林县一带忌讳在初五、十四、二十三出门。山东则忌讳下午出门去看望病人。据说下午属阴，恐使病人的病情加重。

古时又有出门占卜方向的习俗。以为出门方向是有吉凶兆示的，因而也有所宜忌。民间有俗谚云：“老不上北，少不上南”，“老不入川，少不游广”，“老勿走新疆，少勿走苏杭”，也是出门的禁忌。

出门还要忌方向，有“三六九，向东走，二四七，向正西”的说法。出门要敬神。过去，在出远门时，要做好一切准备。俗话说：“在家不敬月，出门遭风雪。”所以出门前要敬路神、天神、日月神，祈祷神灵的保佑。出门前忌与家人争吵。否则，出远门心神不宁。民间出行前常有一种占卜行旅吉凶的心理要求，如果吃饭时噎住了，或者折断了筷子、打碎了碗等，便认为是不吉利的预兆，一般会不外出。

出门上路，最好有人结伴而行。俗话说“一人不上路，二人不看井”，就是担心一个人出远门遇上难处，无人照应，也不能捎个信儿回来。这当然是在旧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的思想。

旅途中通常有什么禁忌

中国人素来有慎出行的习惯。孔子《论语·里仁》篇云：“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是从孝道出发对晚辈的规劝。意思是不要因“出远门”耽误了侍奉父母。其中也包含着“出远门会有一定的危险性，或者虽有心也未必还能尽孝道的意思”。假如真要出远门，也要有一定的去处，可以让家人放心，或者便于前去寻找。

出行，最好在白天赶路，忌走夜路。因为“爱走黑路，总要撞鬼”。不是受鬼祟的惊吓，就是受强贼的掠夺，总是不安全的。若总是在白天赶路，就好多了。万一非走夜路不可时，听见有人叫喊，切忌轻易应声。如果找不到人，就是有妖怪在作祟了。可连吐三口唾沫禳之。

在旅途中，要舍得花钱，忌讳吝啬，俗称“穷家富路”。因为路途劳累，不比平常在家，“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如果舍不得花钱，损伤了身体，就不划算了。但是，出门要防贼，忌讳财物外露。俗话说“出门不露白，露白会失财”，一定要“财不露白，货不离身”。

行途中不与女人为伍，这是过去一种比较普遍的禁忌。女人是世界的一半，没有女人就没有人类。然而中国古代由于男尊女卑的社会风气盛行，妇人往往被视为不洁之人，被看成是灾祸的象征，避女人成为辟邪的一个重要原则。在古代也有“军中不可有女，不可与女人同坐车船”的俗语。《左传》载，郑国伐陈，陈国君主出逃，碰到大臣贾获的妻子和母亲，国君让她们上了车，但贾获却把她们都赶了下去，对陈国君主说：“与女子同坐一车是不吉利的。”

出门在外吃饭，有许多禁忌，如不要先喝汤，不要端着碗喝汤，要用匙，不要泼了汤。不要掉了筷子，不要打破了碗。又“出门在外，不吃枸杞”，枸杞为补肾壮阳药，这条禁忌谚语含蓄地告诫：男子出门要注意控制自己，忌拈花惹草、寻花问柳。“落店”睡觉时，不要铺着茳织的席子睡觉，不然，会沉睡不醒。不要起床的时候站在床上，而且无论什么时候，不要站在或坐在人家的门槛上，主人家不高兴这样。

行旅途中，男子绝对不可以在女子的胯下通过，即使是女子晾着的裤衩，也要尽量避开。若男子住楼下，妇人不得楼上，如果一定要住楼上，必须示意对方避开，否则对男人是很不吉利的。

行路时，还忌讳遇上殡葬，俗以为不吉利。如果遇上，可将衣帽脱了，拍打数次，以为破解，谓之“散晦气”。不过也有的人不忌遇见殡葬之事，如经常在外边跑东跑西的艺人，就说这是件好事，因见着棺材为遇财（材）。棺材里边抬着死人更好，谓之“财（材）不宰”。跑生意的人行途中忌讳碰见兔子，说见了兔子停不了脚，还得跑，主生意无成。普米族人出门途中忌讳遇上背空筐者，以为不祥。若遇见挑水、担柴者，则以为吉祥。

在山路上行走时，若有人叫自己的名字，不能答应，也不能回头看，俗以为这可能是鬼魅在试探。人名为人体的一部分，若答应了，灵魂便为鬼魅所逮，人将遭不测。在山里，行者最忌遇见瘴气。远看着山头有烟似的、雾似的东西蒸蒸而上，这是瘴气发生了。抽叶子烟是一个避瘴气的方法，还有其他有强烈气味的东西，也可避瘴气。

不同行业的行为禁忌

忌往店外扫垃圾。往店外扫垃圾，被认为是把财扫出门，生意会亏本，故忌之。

忌店铺中看书。商人最忌讳的是输、亏，所以凡能联想到输、亏的东西都忌讳，因此有些地方不许店员在店铺中看书，因为“书”与“输”同音，怕赔了本，故忌之。

忌面朝里坐。旧时店铺禁忌。规定店中不论有没有顾客，伙计都不得面朝里坐。背对店门则意味生意不顺，因此为店家大忌。今店员背对店门，则被视为是对顾客不礼貌的行为，此种禁忌在汉族地区均有流行。

忌坐柜台上。旧时店铺禁忌。柜台是店铺贮钱之器，坐在上面则被认为生意不顺。店中伙计有犯此禁者，必遭店家呵斥。

木工禁忌。木工忌讳别人摸他的斧、墨斗、曲尺。砍树时忌讳树墩上留有竖立的木片，认为那是“灵牌树”，不吉利。俗话说，几样东西不许摸——木匠的斧子，大姑娘的腰，独身人的包。

屠夫禁忌。屠夫忌讳亥日杀猪；杀猪时忌杀两刀。

矿工禁忌。矿工忌说“垮”、“塌”、“砸”之类的话，忌讳别人敲他的帽子，忌讳在井口烧纸，忌讳打死矿井中的小动物。

读书人禁忌。读书人认为字很珍贵，最忌讳的是烧掉写了字的纸，也忌讳用有字的纸擦屁股，认为这是侮辱圣人。

另外，有的地方忌讳学龄前儿童用手随意拨算盘，认为那样会算不清账。

当然人们只是通过这些禁忌，希望给生活增添更多的幸福，但真正的幸福生活需要我们自己的努力工作来争取。

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禁忌

古代农业生产力低下，人们主要是“靠天吃饭”，顺从自然，一方面得不误农时；另一方面要定期祭祀，以求助神灵的保佑。祭祀期间，不得从事农事活动，否则，神灵以为祭祀者不专心和缺少虔诚。春节是祭祀拜神活动最频繁的时期，因而其间许多民族都有禁忌生产劳动的惯例。

农历正月初一至十五为“过年”，忌耕作，以为耕作会冲犯神灵，一年百事不顺。汉族及一些以农耕为主的民族，都敬奉雷神，有闻雷辍耕的习俗。忌雷期间，不能犁田、耕地、播种，如果违犯，以为雨水不宜，庄稼歉收。

在南方人们普遍种植水稻，因此就有很多禁忌。比如十分重视开秧门和关秧门。每年开秧门时，必备荤腥酒菜、纸钱、香烛，在田边祭烧，并燃放鞭炮，祈求田公田婆消灾保佑丰收。浙江嘉兴地区十分重视拔秧开秧门，过去开秧门时有多种禁忌，插第一行田时忌开口，认为开了口以后手要伤筋，而且讲究扎秧把时秧合拢处忌不留缺口，也谓之“秧门”，若扎秧把无秧门，则被认为不吉利。开化县农村在开始拔秧时，要先左脚下田，拔两三株秧苗，以其根须擦洗手指，否则会发“秧风”，或手指屈伸不灵，或手指发痒。湖州农村开秧门那天，挑第一担秧苗下田前，必先喊一声“老田公”，意请保佑。长兴一带开秧门插的第一株秧，必先倒插，接着拔起，再顺插，俗谓这样可以避免秧痂病。

嘉兴一带在插秧时，人与人之间禁忌随便传递秧把，俗谓这样做会使两个人成为冤家，必须把秧丢在水田中再捡起。潮州一带在“打秧”甩秧时，忌甩在种田人身上，若被甩中，俗称“中秧”，即为遭殃。解忌的办法是，中秧者不开口，打秧者高喊讨彩话，同田干活儿的人也跟着说些吉利话。

农事中除了以停止生产的方式防止灾祸发生以外，在生产过程中也需忌某些言行。例如，在浙江西南广大乡村，收谷时，忌女人坐在稻桶上休息，说是亵渎五谷神，来年要歉收；忌用镰刀敲稻桶，说是惊动五谷神，罚你收谷时割破手指。田间劳动喝生水，忌立即入口，要先吐一口唾沫在水中，见唾沫未化开的，表示鬼未投过毒，此水可以喝；如唾沫在水中化开，说明鬼已在水中放了毒，喝了会肚疼、生病。去山间田里劳动，忌路上唱山歌，忌吹口哨，忌呼同伴姓名，说是被鬼听到，会有祸事。粮食收到场上，忌讳别人打听亩产多少斤，忌讳别人估计总产量是多少，也不能说“粮食快收完了吧”之类的话。

一些民族中还有在农时节令、节日期间禁忌生产的习俗。

门巴族的藏历四月十五日和六月四日是忌耕日。这天，戒杀生，禁下地耕作，以为有冲犯天神，招致冰雹等危险。湘西苗族在阴历每月初一、十五忌挑粪，逢“戊日”不动土、不下田。土家族每月初五、十五、二十五日忌下田。逢“五”而耕作谓之破五，破则不吉，是以为忌。黎族人家有人去世，其亲属在三年内逢忌日均不得下田耕作，忌日即死者去世之日。黎族以十二属相纪日、月。因此每十二天即有一个忌日，这对农业生产极为不利。随着迷信观念的逐步破除，这种风俗现已基本消失。贵州布依族于农历正月初一至初三和每月的初四、十四日不许耕种。

畲族、白族等在春分、清明、大暑、小暑、立秋等日忌下田耕作。据说是恐挖着地脉龙神，庄稼长不好。彝族、白族、畲族等还忌二月初八、三月三、火把节（农历六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分龙日（农历五月二十日）期间下地劳动。仫佬族八月十五日要举行集体祭神仪式，停止生产，会众聚餐。

还有一些民族或地区。在某些特殊的日子里禁忌生产劳动。壮族春节期间的属猪日，是忌日。这一天无论在家或出外，只能闲着休息，一律禁忌干活，否则，要受众人的责罚。哈尼族中也有忌羊日、猪日、鼠日生产劳动的习俗。

第四十二章
信仰习俗

民间信仰主要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人们自发产生的有关神灵崇拜的观念、行为、禁忌、仪式等信仰习俗惯制，也称信仰民俗。民间信仰承袭了原始信仰“万物有灵”的朴素自然观。

对门神的信仰

门神是我国民间最流行的神祗之一，其历史之久、流传之广、种类之多，在诸神中是很突出的。说起门神的来历，不能不追溯到上古时期的祭门和挂桃人习俗。

门神

古代先民们由最初的“巢居”、“穴居”，逐渐进化到了“屋居”——学会了建造茅棚屋舍。屋舍不但可以遮风避雨，防止野兽和敌人的侵袭，还能存放食物财产，使人类得以生息安居。于是人们十分感激门户造物主。早在周朝，就有了祭门的风俗，其用意与祭灶祭社（土地）相同。

门神的产生还与古人的鬼神崇拜有关。殷周尚鬼，人们将许多坏事和怪事都看成是鬼怪作祟，对此充满恐惧心理。房门的出现，虽可防范敌害闯入，但古人还觉得缺乏安全感，需要有个能降鬼降妖的神明，来替自家“站岗放哨”，因此人们必须造出一个“门神”来，保护自家的性命和财产。《白毛女》中喜儿唱的“门神门神骑红马，贴在门上守住家；门神门神扛大刀，大鬼小鬼进不来”，正是这种心理的写照。

最初的门神是两个“桃人”——用桃木雕成神像，悬于门上。他们其实是两位神将的化身：神荼和郁垒。传说他们二人是奉黄帝之命把守“鬼门”的，发现害人的恶鬼，没说的，马上捆起来扔到山后去喂老虎，于是妖魔鬼怪们望风而逃。人们用桃木雕成二神模样，春节时挂于门上，使恶鬼不得进入，保护自家一年平安。雕桃人比较麻烦，逐渐简化为用桃板一左一右钉在门上，上面画二神图像或干脆写上二位的大名或画些符咒，此即桃符，开后世楹联（对联）之先河。

继捉鬼喂虎的神荼、郁垒之后，又出现了一位专门斩鬼吃鬼的门神，此即赫赫有名的钟馗。以后又出现以历史上的著名武将为崇拜对象的门神。武将门神虽也是神，但与神荼、郁垒、钟馗等相比较，“神”味儿少了，而多了些“人”味儿。

唐代以后，出现的最著名的武将门神，当首推秦琼、尉迟恭。有一阶段唐太宗李世民情绪很不好，晚上睡觉常常听到卧房外边抛砖掷瓦，鬼魅呼叫，弄得后宫夜夜不宁。他很害怕，将此事告诉君臣。秦叔宝说：“臣戎马一生，杀敌如切瓜，收尸犹聚蚁，何惧鬼魅？臣愿同敬德披坚执锐，把守宫门。”李世民同意。当夜果然无事。自此以后，便让二将夜夜守卫。后来李世民嫌二人辛苦，便命画工绘二人如往常守卫的全身像悬挂在门口，邪祟从此便绝迹了。上有所好，下必效仿，于是门神就传到了民间，至今民间所贴门神还有秦琼、敬德的形象。

二门神像通常贴在临街大门上，极其威猛，堪可镇住鬼魅。除秦琼、尉迟恭以外，武将门神尚有赵云、马超、薛仁贵、盖苏文、孙膑、庞涓、黄三太、杨香武、燃灯道人、赵公明、马武、姚期、萧何、韩信乃至哼哈二将等。北方还有以孟良、焦赞为门神的，可能二人的身世不太硬气，曾落草当过强盗，故不登大雅之堂。这二位只屈尊降贵，在牛棚、马圈等处充当守卫——对付那些连畜生都不放过的小偷小摸。

以后，只有驱鬼镇妖一种功能的武将门神，已不能满足人们的多种需要，于是又出现了文官门神和祈福门神。后者寄托了人们祈望升官发财、福寿延年的愿望和心态。

文官门神以赐福天官居多，大都贴于院内堂屋门上，以别于街上驱鬼镇邪的武士门神，并含有迎福进财之意。

文官门神大都与升官发财有关，而祈福门神却与多子多福、福寿延年挂钩。二者有时也配对，如天官（或状元）门神，常与送子娘娘匹配。此外，还有喜神、和合二仙、刘海、招财童子等。

祈福门神上常常画一些吉祥物，取其吉利，多用谐音，以借双关之意。如爵、鹿、蝠、喜、马、宝、瓶、鞍等，寓“爵禄福喜，马报平安”。

如此，门神已成为具有驱邪魔、卫家宅、保平安、助功利、降吉祥等多种功能的保护神，成为民间诸神中最受群众欢迎的俗神之一，至今兴盛不衰。

祭灶神风俗的由来

中国是信奉多神的国家，在我国古代人们信奉的众多神灵中，灶神在民间的地位是最高的。民谚曰：“三祭灶，四扫屋……”即指每年的腊月二十三（一说二十四）祭祀灶神。灶神，俗称灶君、灶爷、灶王爷，是由原始的火崇拜发展起来的一种神祗崇拜。原始人群在长期与大自然搏斗的生活中，学会了使用火，火成了原始人的自然崇拜之一。在原始人氏族群居的生活中，那一堆永不熄灭之火便是他们的灶，因而在原始人那里，火神与灶神是一致的。不过，自灶神产生之日起，其职掌便与火或灶火毫无关系，他是天帝派驻各家的监察大员，是一家之长，负责监督一家老小的善恶功过，定期上报天庭，因而得到一般老百姓的顶礼膜拜。

腊月二十三（有的地方是腊月二十四），人们一大早就把好吃的东西摆在灶神的牌位前，然后嘴里不停地念叨，大意是让灶神上天去向玉皇大帝汇报，说他（她）一年来受到优待，请玉皇大帝赐福本家。随后还要拿出特别黏的糖，由大伙代替灶神吃，意思是说，即使不能上天说好话，也决不能说坏话，索性把嘴封住。

灶神

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就流传着“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的俗谚。孔子在向其弟子解释人们“媚于灶”的原因时指出：“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见《论语·八佾》）也就是说，如果不讨好灶神，他就会向上天告你的恶状。由于人与天帝无法沟通，所以，天帝那儿只能任凭灶神胡言乱语，凡人“无所祷也”。灶神告什么状，天帝就会给你定下什么惩罚。葛洪《抱朴子·微旨》说：“月晦之夜，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状。大者夺纪。纪者，三百日也。小者夺算。算者，一百日也。”也就是说，谁要是得罪了灶神，严重的要少活三百天，轻微的也要少活一百天。试想，平白无故地丢掉几百日的寿命，这种惩罚实在是让人畏惧。

据《淮南子·汜论》载：“炎帝作火死而为灶。”而《太平御览》一百八十六卷引《淮南子》佚文曰：“黄帝作灶，死为灶神。”这灶神忽而是炎帝，忽而又是黄帝，其级别还是蛮高的。有人说灶神原来是一位美女。据《经典释文》引司马彪语：“髻，灶神，着赤衣，状如美女。”这红衣女郎做了灶神，难免要受一些委屈，只是她与北方人俗称的“灶王爷”在性别上有了区别。

其实，早期的灶神产生于人们对火的自然崇拜。在秦代以前，祭灶就已成为国家祀典的“七祀”之一了。到了汉代，祭灶又被列为大夫“五祀”之一，并且灶神也被人格化，并被赋予新的功能。《太平御览》卷一八六引《淮南万毕术》就说：“灶神晦日归天，白人罪。”郑玄注《礼记·记法》也说：“（灶神）居人间，司察小过，作谴告者也。”这说明，至少在汉代，灶神已成为督察人间过错，专向天帝打小报告，说人坏话的神了。

所以，人们如果要祈福禳灾，便要对灶王爷恭恭敬敬，如不得用灶火烧香，不得击灶，不得将刀斧置于灶上，不得在灶前讲怪话、发牢骚、哭泣、呼唤、唱歌，不得将污脏之物送入灶内燃烧等等，名目繁多。每年到了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灶王爷要升天报告一年的情况时，人们还要为灶王爷摆上供品，供上好吃好喝的，这就是所谓的祭灶。祭灶时，麦芽糖和酒是必不可少的，酒是为了让灶王爷喝得忘乎所以，晕头转向，而麦芽糖又甜又粘，把它糊在灶神嘴上，一来灶神嘴吃甜了，就不好再恶言恶语，只能说好话，二来麦芽糖粘住嘴巴，想说坏话也张不开口，只能说个含含糊糊。老百姓把“拿了人家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软”这一套人世生活经验，也用在了对灶神的供奉上。宋代范成大《祭灶诗》即云：“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云车风马小留连，家有杯盘丰典祀。猪头烂熟双鱼鲜，豆沙甘松粉饵圆。男儿酌献女儿避，酹酒烧钱灶君喜。婢子斗争君莫闻，猪犬触秽君莫嗔，送君醉饱登天门，杓长杓短勿复云，乞取利市归来分。”这哪里是祭灶，分明是向灶神送礼行贿。

古时祭灶不分身份的贵贱、高低，上至皇宫、大臣，下至平民百姓，对灶神都是毕恭毕敬。据有关资料记载：每年腊月二十三，清朝皇帝例行在坤宁宫大祭灶神，同时安设天、地神位，皇帝在神位前行九拜礼，以迎新年福禧。祭灶这天，坤宁宫设供案，安放神牌，神牌前安放香烛供品，殿廷中设燎炉、拜褥。像民间一样，在灶君临升天汇报工作前，要用粘糖封住嘴，以防他在玉帝面前胡说八道。祭灶时，宫殿监奏请皇帝到坤宁宫佛像、神像、灶君前拈香行礼。礼毕，宫殿监再奏请皇后依次向灶君等神位行礼。

灶神的崇拜，从早期的企求降福，到后来的谨盼避祸，曲折地反映了古代人们对自己命运的茫然不解，只能把自己遭遇的各种吉凶祸福托之于神，而灶神不许有怨言、说怪话、发牢骚的种种禁忌，则被统治者加以利用，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一种工具。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与不断进步，祭灶的风俗渐渐淡化，它必将慢慢远离人们的生活。

祭灶习俗与熟食习惯

发明熟食之前，“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之实，食赢蟒之肉，多疾病毒伤之害”（《白虎通·号》）。但是，随着火的发现，原始人将火逐渐使用于生产和生活中。生产上，如出现刀耕火种；生活上，如出现熟食。自熟食出现，人们明显减少“多疾病毒伤之害”，对延长人类的寿命，显然是一重大贡献。而熟食与烹调食物设备的“灶”，是密不可分的。正如《说文解字》里指出的：“灶，炊也……灶，造也，创造食物也。”“灶”，对人类生存的重要作用，《汉五行志》里作了高度概括：“灶者，生养之本。”

那么，究竟是谁发明熟食与“创造食物”的“灶”呢？自古就有不同的说法，如《礼记·礼器》篇里记载：“灶者，是指老妇之际。”东汉经学家郑玄不仅明确指出是妇女，而且认为创造食物的“灶”，亦是妇女。他说：“老妇，先炊者也。”（郑玄释：《礼记·礼器》）而与郑玄同一时期的经学家许慎则认为是祝融，他说：“为祝融，祀以为灶。”

对于此说，东汉时期的学者高诱加以解释，说祝融是“火正”，“死为神，托祀于灶”。后唐经学家孔颖达，将史前的“老妇”之说，与祝融为“火正”、“死为神”的解释相结合，提出合二为一的看法，就是为了祭祀发明熟食与“灶”的创造者，主张“祀火神而以老妇为配”。他说：“古者原奥神，礼器所谓燔柴于奥者也，盖老妇之际，历世奉以为炊。中夏则祭灶，而此奥配之。”

孔颖达的“合二为一”之说的基本特征是，既不称做祀“火神”，也不叫做祀“老妇，先炊”，而是统统合称做“灶神”。所以，此说不仅逐渐演变成为民间生活中讲究“祀灶”的习俗，而且逐渐受到帝王的重视，如《五经异义》里，作了比较透彻的解释：“孟夏祀灶，王者所祀，古之有功德于人。”

男不拜月、女不祭灶

旧时民间传统八月十五拜祭月神，腊月二十三祭祀灶神，几乎家家户户无一例外。不过在拜祭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禁忌，即“男不拜月，女不祭灶”。

民间信仰认为月亮是月神，又称月姑、月亮娘娘、月亮奶奶、太阴星君。拜月之俗始自先秦，魏晋时广泛流传，唐宋至明清一直盛行不衰。至今我国各地仍有许多中秋祭月的“拜月坛”、“拜月亭”、“拜月楼”等古迹遗存。据说北京的“月坛”就是明朝嘉靖九年（1530年）修造的供皇家祭月的地方；北京颐和园，也是清朝慈禧太后率大臣、后妃和宫女祭月的场所。

过去拜月仪式很隆重，方式也很多。或供月光神杩，或以木雕月姑为神像，都把神像供在月亮出来的方向，设供案，摆供品，焚香烧纸，下跪叩拜。《北京岁华记》载：“中秋夜，人家各置月官符像，符上兔如人立；陈瓜果于庭；饼面绘月宫蟾兔；男女肃拜烧香，旦而焚之。”《清嘉录》载：“每户瓶兰、香烛，望空顶礼，小儿女膜拜月下，嬉戏灯前，谓之‘斋月宫’。”有些地方的妇女边拜月还边念叨：“八月十五月亮圆，西瓜月饼敬老天。敬得老天心欢喜，一年四季保平安。”苏州的妇女们则盛行“走月亮”。据《清嘉录》载，中秋夜，妇女们打扮得花枝招展，结队出游，或拜亲访友，或到尼姑庵寺庙上香，直到鸡声响起，还婆娑于月下。

无论从史料记载还是从民间相传看，拜月的主角都是妇女，祭灶的主角都是男性。中秋节男子可以赏月、玩月、咏月，但一般不去祭拜。腊月二十三送灶，则是“男儿酌献女儿避”。为什么要“男不拜月，女不祭灶”呢？据说是因为月神为女性，且为漂亮的仙女，嫦娥奔月就是这种传说的一个嬗变形态；而灶神是男性，又是个美男子，他娶了郭丁香以后，还与王海棠勾搭成奸，是一个淫夫形象。男子拜月，女子祭灶，有“男女授受不亲”之嫌，甚至恐怕抵挡不住诱惑，会产生想入非非或节外生枝的事情。

对土地神的信仰

土地神又称“土地公公”、“土地公”、“土地爷”，民间信仰最为普遍的众神之一，流行于汉族地区，部分受汉族文化影响的少数民族也有信仰。土地神属于民间信仰中的地方保护神，在1949年及其以前，凡有汉族人群居住的地方就有供奉土地神的现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祭祀土地神即祭祀大地，现代多属于祈福、保平安、保收成之意。土地神也是道教诸神中地位较低的神祇。

在一般民间的信仰中，神明多半会有明确的出身，但土地神的出处很多，传说之多不胜枚举，此举中之两例。一说为：周朝一位官吏张福德，生于周武王二年二月二日，自小聪颖至孝，三十六岁时，官朝廷总税官，为官廉正，勤政爱民，至周穆王三年辞世，享年一零二岁，有一贫户以四大石围成石屋奉祀，不久，由贫转富，百姓咸信神恩保佑，乃合资建庙并塑金身膜拜，取其名而尊为“福德正神”，故生意人常祀之，以求生意发展。

另一说为：周朝上大夫的家仆张明德（或张福德），主人赴远他地就官，留下家中幼女，张明德带女寻父，途遇风雪，脱衣护主，因而冻死途中。临终时，空中出现“南天门大仙福德正神”九字，盖为忠仆之封号，上大夫念其忠诚，建庙奉祀，周武王感动之余说：“似此之心可谓大夫也”，故土地公有戴宰相帽者。

明清以后民间又多以名人作为各方土地。例如，清代翰林院及吏部所祀之土地，传为唐代大文人韩愈。杭州太学一带，原是岳飞的故乡，於是太学就奉岳飞为土地神。现在的土地庙中常配祀有土地婆婆，其俗约起于南宋。

《公羊传》注曰：“社者，土地之主也。”土地神为一方乡土的保护神，过去在每一村落都建有土地庙，但大都非常简陋，有的甚至只由四块石头相垒而成。一般在祭宗祠、扫墓、破土之前总要先祭祀土地神。俗传二月初二为土地神诞辰日，届时家家作祭，土地庙中除供拜外，还演戏娱神，为土地公公祝寿。土地神的配偶称“土地奶奶”。

趣话城隍庙

我国各地城市无论大小，都建有一座城隍庙。过去，城隍庙里香火很旺，是城里最热闹的一个去处。城隍庙里供奉着城隍神，城隍神是一个城市的守护之神。如果说，土地爷是乡村农民普遍崇拜的神祗的话，那么，城隍神就是城镇百姓普遍信仰的神明。因此，土地庙遍及全国农村，而城隍庙则遍及各地城镇。

城隍，起源于古代的水（隍）庸（城）的祭祀，为《周宫》八神之一。“城”原指挖土筑的高墙，“隍”原指没有水的护城壕。古人造城是为了保护城内百姓的安全，所以修了高大的城墙、城楼、城门以及壕城、护城河。他们认为与人们的生活、生产安全密切相关的事物，都有神在，于是城和隍被神化为城市的保护神。道教把它纳入自己的神系，称它是剪除凶恶、保国护邦之神，并管领阴间的亡魂。

城隍神的起源很早。最早见于史册的城隍庙，是安徽芜湖的城隍庙，修建于三国时代吴国赤乌二年（公元239年），算起来也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了。南北朝时，城隍的影响渐大，到唐代，国泰民安，商业繁荣，城市高度发达，民间对城隍神的信仰更为普遍，各城镇纷纷立庙祭祀。就连道教也把城隍纳入自己的体系，称他是去恶除凶、护国安邦之神，并管领一方亡魂。

到了宋代，城隍信仰已是民间非常普遍的信仰了，元代文宗天历年间，朝廷让城隍爷配享夫人，从此城隍庙里就有了寝殿，专门供奉城隍爷及城隍夫人。

到了明代，朱元璋更是推崇有加，相传朱元璋称帝之前，曾经宿身城隍庙而幸免大难。朱元璋称帝之后，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下旨封都城隍为监察司显佑王，职位正一品；与朝廷的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和左右丞相平级。同时封各府城隍为监察司民城隍威灵公、职位正二品；封州城隍为监察司民城隍显佑侯，职位正三品；封县城隍为监察司民城隍显佑伯，职位正四品。正是在这一时期，各州府县，纷纷修建城隍庙。都城隍庙由皇帝亲自勅建，皇宫拨付银两，庙内住持由朝廷直接任命，各府、州、县则按照等级，依次效仿，规模等级完全参照地方官署衙门，按级别配制冕毓官服。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朝廷颁布了专门祭祀城隍的典章制度。并下诏去除了城隍封号，封京都城隍为“都城隍”。其它只称某府某州或某县城隍。

城隍神为一方神圣，民间对之十分迷信。若有人生病，民间认为住进城隍庙即可治病。老百姓遇到冤屈和不平之事，可以写好状子，送到城隍爷面前焚烧，以为城隍老爷不会坐视不管，一定能为之申冤。另外，当地如发生瘟疫或久旱不雨，人们就将城隍塑像抬去出巡，以镇压鬼魅，保护地方太平。还有，若有人在异乡去世，灵柩运回原籍时，必须到城隍庙去领“路票”，这样才能引魂回籍，否则就成了异乡之鬼。

在各地的城隍庙里，一般都有两座城隍像，一座是泥塑的，摆在那里永远不动；一座是木雕的，大小与真人相仿，能立能坐，以供抬着出巡之用。城隍庙的大殿正中是城隍爷，有的还有城隍奶奶，两旁分列判官、牛头、马面、黑白无常等鬼卒，显得阴森恐怖。

城隍一般在每年的清明节、阴历七月十五的中元节和阴历十月初一出巡。出巡时，仪仗威严，前呼后拥，煞是气派。也有的地方，城隍出巡时，仪仗队伍中有人扮牛头马面、判官小鬼之类，以壮声势。

与土地神的情况十分相似，各地都有自己的城隍神。城隍为主管阴间事务之神，因此民间常将已故的英雄和正直的名臣奉为本地的城隍神，祈望他们的英灵能像生前那样保护百姓，伸张正义，除暴安良。

如杭州的城隍神是明代的清官周新。周新是广东南海人，明朝永乐年间任浙江按察使，为官清廉，人称“冷面寒铁”。他到杭州上任后，公正廉明，先清除了衙门中一批为非作歹、欺压百姓的官吏、差役。接着又微服出巡，亲自询问狱中犯人的案情，纠正了一大批冤假错案，使贪官污吏闻风丧胆，而百姓则称他为“青天大老爷”。后来，他因触犯了权贵而被诬陷下狱，他在明成祖面前敢于大声争辩，临死前还大呼：“生为直臣，死当做直鬼！”

周新死后，杭州百姓愤愤不平，明成祖为了平息民愤，就假惺惺地说，自己已梦见周新死后升天做了杭州的城隍神。从此，杭州人就在吴山上为他立了座“城隍庙”，吴山也因此被称做“城隍山”了。

上海也有座城隍庙，如今已成为著名的豫园商场。上海与各地不同，一个庙里有三位城隍神，一位是汉朝大将霍光，一位是河北大名府人秦裕伯，另一位是清末爱国将领陈化成。秦裕伯在元朝末年迁居上海，对上海人民有感情。他死后因“显灵”救了上海百姓，而被立为城隍。陈化成原为福建水师提督。1842年6月16日凌晨，英国炮舰进攻吴淞口，陈化成亲临西炮台指挥应战，击沉敌舰八艘。后因两江总督牛鉴先和东炮台守将临阵脱逃，造成陈化成孤军奋战，最后陈化成与其部属全部壮烈牺牲。上海人民为纪念这位爱国将领，将其塑像请进城隍庙，还将吴淞一座桥命名为“化成桥”，在吴淞海滨公园立其塑像，供后人缅怀凭吊。

西安都城隍庙，是由朱元璋亲自敕建，由朱元璋次子秦王朱樉亲自负责监修，在唐辽王府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修建之初，被朱元璋敕封为都城隍庙，统辖西北诸省大小城隍。在城隍信仰的序列中，级别最高、影响最大。自明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创建至今，已有620年历史。六百多年来，风雨沧桑，朝代更迭，都城隍庙历经兴衰。自元朝定都北京以后，西安就失去了作为国都的优势和辉煌，明清之际，经济中心也以江南为主，陕西渐渐成为西北偏远落后的地区，但当年朱元璋敕建的都城隍庙，威严依旧，雄伟依旧。

湖南省安仁县城隍庙，位于县城城关镇凤凰山，为安仁境内重要的道教活动场所，安仁县道教协会就设于庙中。庙中主持为李松林道长。城隍庙处在凤凰山腰，坐东朝西，青山环抱。庙宇气势宏伟，雕梁画栋，十分精美。凤凰山灵气也赋予了该庙以无限生机。因为有此庙的存在，凤凰山也成为儒、道、佛三教合一的人间仙境。民间传说凤凰山的菩萨灵，有求必应，由此招来边县区众多信男善女焚香朝拜，多年来香火兴旺。

甘肃省兰州市城隍庙，在兰州市张掖路。建于宋代，有殿3楹，祀奉汉将军纪信，又名纪信庙。明代重修后改易现名。清乾隆年间（1736—1795）毁于大火，后重修。坐北向南，占地1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大门3间，为忠烈侯坊，二门为硬山顶式环廊戏楼，北有卷棚歇山顶式享殿，后为重檐歇山顶式正殿，左右有厢房、钟鼓楼等。回廊下原有壁画，现已不存。1956年辟作兰州市第一工人俱乐部。

河南省郑州市城隍庙，在郑州市商城路北。建于明代初年，弘治十四年（1501年）重修。坐北朝南，有山门、前殿、乐楼、大殿、寝宫等。建筑均为琉璃瓦覆盖，卷棚出厦，飞檐四出，造型精致，结构紧凑。乐楼高达15米，歇山式双层建筑，正脊浮雕游龙数条，有凤凰在上下飞舞，有荷花、狮子在左右陪衬，异常生动。大殿正脊两端雕有吞脊吻兽，两侧刻滚龙数条，并饰凤凰、牡丹；殿上刻有“八仙过海”及苍松翠柏、人物鸟兽，构图和谐精致。道教庙宇。在河南省郑州市东大街路北，全称城隍灵佑侯庙。建于明初，弘治十四年（1501年）重修，其后屡有修葺。庙宇坐北面南，主要建筑有山门、前殿、乐楼、大殿、寝宫等，均为琉璃瓦覆顶，卷棚出厦，飞檐高举，造型精致，结构紧凑。乐楼高达15米，双层歇山式建筑，正脊浮雕游龙数条，间以凤凰飞舞，荷花、狮子陪衬，异常生动；大殿正脊两端雕有吞脊吻兽，两侧刻滚龙数条，并饰凤凰、牡丹，殿上刻有八仙过海、苍松翠柏、人物、鸟兽等图案，构图精致，栩栩如生。庙内绿树成荫，碑碣四立。

此外，浙江会稽（今绍兴）的庞玉，南宁、桂林的苏缄，北京的杨椒山，襄阳的萧何等，也都是历代名臣，并与当地有某种渊源关系，因而被人们奉为城隍神。

中国民间迎财神、祭财神的习俗

财神是中国民间普遍供奉的善神之一，每逢新年，家家户户悬挂财神像，希冀财神保佑，以求大吉大利。吉，象征平安；利，象征财富。人生在世既平安又有财，自然十分完美，这种真切的祈望成为人们的普遍心理。求财纳福的心理与追求，充分反映在春节敬拜财神的一系列民俗活动中。

主管财源的神明分为两大类：一是道教赐封，二是民间信仰。道教赐封为天官上神，民间信仰为天官天仙。道教赐封并不称为财神，而是在其官职上加封神明。财神是中国民间普遍供奉的一种主管财富的神明。佛教里也有财神，分别是北方多闻天王和善财童子。

财神

先说迎财神。除夕之夜有一项重要的民俗活动——迎财神。除夕之夜，全家人要围坐在一起吃饺子（饺子象征财神爷给的元宝），吃罢饺子彻夜不眠，等待着接财神。“财神”其实是印制粗糙的财神像，此财神像用红纸印刷而成，中间为线描的神像，两旁写着“添丁进财”、“祈求平安”的吉利话。“送财神”的是一些贫寒子弟或街头小贩，他们低价买来财神像，挨门挨户叫卖：“送财神来喽！”户主绝不能说“不要”，而要客气地说：“劳您驾，快接进来。”几个铜子就可买一张，即使再穷也得赏个黏豆包，换回一张。一个除夕夜，有时能接到十几张“财神”，这是为了讨个“财神到家，越过越发”的吉利。这种习俗在中国民间一些地区仍在延续。春节期间一些乞丐到村里挨家挨户乞讨钱财，主人施舍给他们钱财后，他们就在主人家门口的墙上贴上一张财神像。据记述，旧时苏北张家港周围贴财神的习俗为，他们用黄纸刻上财神图案，去人家门上张贴，贴时口中念念有词，其词曰：“财神贴得高，主家又蒸馒头来又蒸糕；财神贴得低，主家来年好福气；财神贴得不高不低，主人家里钱铺地。”主人则答曰：“靠富。”

再说祭财神。每到春节，举国各地均祭祀财神，祭祀方法各异。北方地区春节时，家家请回财神，供奉财神像，焚香上供品。正月初二清晨祭财神像。祭祀时边行礼边念祝词：“香红灯明，尊神驾临，体察苦难，赐富百姓。穷魔远离，财运亨通，日积月累，金满门庭。”清代俗曲则云：“新正初二，大祭财神，点上香烛把酒斟，供上了公鸡猪头活鲤鱼，一家老幼行礼毕，鞭炮一响惊天地。”祭祀场面非常隆重。南方敬祭财神供品内容特别讲究，供品共分三桌：第一桌为果品，有广橘，兆示生意广阔；第二桌为糕点，多用年糕，意为年年高，糕上插有冬青枝，意为松柏常青；第三桌为正席，有猪头、全鸡、全鸭、全鱼等，有招财进宝的吉意。祭祀时，主人点燃香烛，众人顶礼膜拜。人人满怀发财的希望，祈求在新的一年里大发大富。在全国各地，都有祭祀财神的踪迹，财神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便由此可见。

财神的起源颇为难考，所祭祀的神明也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财神，一般认为有所谓“正财神”赵公明，“文财神”比干、范蠡，“武财神”关羽，“偏财神”五路神、利市仙官，“准财神”刘海蟾。这些财神，又可分为文财神和武财神两大类，最为人们熟知的财神，则是“正财神”赵公明。

“正财神”赵公明

世人祭祀的财神，影响最大的当推赵公明。据《三教搜神大全》载，赵公明变化无穷，能够驱雷役电，呼风唤雨，保命解灾。故人称“元帅之功莫大焉”。做买卖求财，只要对赵公明祈祷，便无不称心如意，因此民间奉其为财神。旧时年画中，赵公明的形象多头戴铁冠，手持宝鞭，黑面浓须，身跨黑虎，面目狰狞，因此人们又称其为武财神。

民间关于赵公明的传说，由来已久。早在晋代年间，干宝《搜神记》中，赵公明为专取人性命的冥神之一。东晋时期，陶弘景《真诰》中记述，赵公明为降疾病的瘟神。隋唐时期，《三教搜神大全》载，隋文帝开皇十一年六月，有五力士在空中出现，分别身披青、红、白、黑、黄五色袍，各手执物：一人执勺子和罐子、一人执皮袋和剑、一人执锤、一人执扇、一人执火壶。文帝问太史张居仁：“他们是何方神圣？主管哪些灾福？”张居仁奏曰：“他们乃五方力士，在天上作为五鬼，在人间为五位瘟神：春瘟张元伯、夏瘟刘元达、秋瘟赵公明、冬瘟钟士贵、总管中瘟史文业，主管世间瘟疫。此乃天地运行时所产生的疾病。”文帝问：“怎么才能制止而使世人免受瘟疫呢？”张居仁答曰：“瘟疫是上天降临的疾病，无法制止。”那年许多百姓死于瘟疫。是时，文帝下令立祠，于六月二十七日诏封五方力士为将军。

赵公明的瘟鬼性格到了《列仙全传》中就更为具体了，只是他又从五方瘟鬼之一变成了八部鬼帅之一：元明时有八部鬼帅，各领鬼兵数万亿，行于人间。刘元达领鬼兵施杂病，张元伯领鬼行瘟疫，赵公明领鬼施人间以痢疾，钟子季（钟士贵）施人间以疮肿，史文业行寒疾，范巨卿行酸瘠，姚公行五毒，李公仲行狂魅赤眼，给人间降下许多灾祸疾病，夺走了万人性命，枉天无数。

直到《封神演义》问世，赵公明才不再像昔日那样浑身充满邪气、鬼气和瘟气。姜太公奉元始天尊之命按玉符金册封神，名为“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之神”，并统领“招宝天尊”、“纳珍天尊”、“招财使者”、“利市仙官”四个部下。他的职责是专司金银财宝，迎祥纳福。从此，赵公明开始掌管天下财富，做了财神爷。赵公明司财，能使人发家致富，这正符合世人求财的愿望，所以民间广泛祭祀赵公明，而他原来作为冥神、瘟神、鬼帅的面目被日渐淡忘了。

公正无私的文财神比干

旧时财神有文武之分，崇文尚武的不同人家各有所祀。尚文的人家供奉文财神，尚武的人家祭祀武财神，文武之道虽不同，却都各有财发。除了武财神赵公明外，还有文财神比干。民间年画中，比干的神像为文官打扮，头戴宰相纱帽，五绺长须，手捧如意，身着蟒袍，足登元宝。文财神的打扮与天官相似，二者的区别就是：天官神态慈祥，笑容满面；而文财神比干的神像面目严肃，脸庞清态。

据记载，比干是殷纣王的叔父，是一位忠义之臣。时殷纣王暴虐无道，荒淫失政。据《封神演义》载：商纣王被妲己（九尾狐）所迷惑，丧德败行，荒淫无道，巅倒伦常，又信费仲、尤浑等佞臣至朝政腐坏，丞相比干身为纣王的叔父，责无旁贷，不时力谏纣王，但被妲己等人视为眼中钉。

一晚，比干应纣王之命赴鹿台迎接群仙降临，当酒过三巡之后，他发现妲己及其所请来的神仙全是妖狐化身，于是暗中请镇国武成王黄飞虎诛杀坦己的狐族，因此更令妲己含恨在心，设下毒计杀害比干。

一日，妲己面带病容地对纣王假说自己心病复发，绞痛难当，记得幼时曾得异人相救，以玲珑人心一片，煎汤吃下，此疾就愈，但若无玲珑心则此命休矣，妲己又虚言比干是一位忠贤之臣，其心必定是七窍玲珑，可借一片食之，病愈即还给他，纣王信以为真，即命人急召比干。

比干闻之，既怒且惊，慌忙中打开了姜子牙留下的锦囊来看，内藏有符诀及救命法术：将符烧灰入水，饮服于腹中可护住五藏六腑；剖腹摘心之后，在路途中若见有人卖“无心菜”，你就要问：“人若是无心如何？”卖菜人若是答：“人若无心还活！”你便不死；但卖菜人回答：“人若无心即死！”你就即死矣！比干顾不得那么多，即依照锦囊内的方法去做！

他到了朝殿之上即破口大骂：“妲己贱人！我死冥下，见先帝无愧矣！”又泣：“成汤先王！岂知纣断送成汤二十八世天下，非臣之不忠耳！”遂即拔剑剖腹，但其血不流；比干将手往腹内摘心而出，掷在地上，掩袍不语速往城门外去。

比干一言不发，骑马飞奔跑了好几里路，忽然听见一妇人大叫卖无心菜，比干勒马即问：“人若是无心如何？”（妇人是申公豹变的）妇人回答：“人若无心即死！”比干登时大叫一声血如泉涌，一命呜呼。

后传说，比干因服了姜子牙的灵丹妙药并未死去，而是来到民间广散财宝。比干生性耿直，公正无私，心被挖空后成了无心之人，正是因为无心无向，办事公道，所以被后人奉为财神。当时传说在比干的荫佑下做买卖的人，无偏无向，公平交易，互不坑骗，所以比干广为世人所传颂和敬奉。

生财有道的文财神陶朱公范蠡

范蠡也是一位文财神。他是春秋战国之际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谋略家，同时也是一位生财有道的大商家。

范蠡，字少伯，春秋末期楚国宛邑（今河南省南阳市）散户陇人。大约出生于公元前517年，约于公元前420年无疾而终，享年97岁，几近百岁，春秋末期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经济学家。著作有《计然篇》、《陶朱公生意经》等。以经商致富，广为世人所知，后代许多生意人皆供奉他的塑像，被称为中国商人圣祖。

范蠡出身贫寒，但聪敏睿智、胸藏韬略，年青时，就学富五车，上晓天文、下识地理，满腹经纶，文韬武略，无所不精。然纵有圣人之资，在当时贵胄专权、政治紊乱的楚国，范蠡却不为世人所识。

周景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吴国和越国发生了槜李之战（今浙江嘉兴），吴王阖闾阵亡，因此两国结怨，连年战乱不休，周景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年），阖闾之子夫差为报父仇与越国在夫椒（今江苏太湖中洞庭山）决战，越王勾践大败，仅剩5000兵卒逃入会稽山，范蠡遂于勾践穷途末路之际投奔越国，献“卑辞厚礼，乞吴存越”之策。议和后他向勾践慨述“越必兴、吴必败”之断言，进谏：“屈身以事吴王，徐图转机。”被拜为上大夫后，他陪同勾践夫妇在吴国为奴三年，“忍以持志，因而砺坚，君后勿悲，臣与共勉！”

范蠡回国后又辅佐越王富国强兵，终于打败了吴国。灭吴之后，越国君臣设宴庆功，群臣皆乐，唯独勾践面无喜色。范蠡察此微情，识大体：越王为争国土，不惜群臣之死，而今如愿以偿，更不想归功于臣下。于是，范蠡毅然向越王辞官隐退，带领家属随从，乘扁舟，泛东海，来到齐国。

范蠡父子在齐国海边耕种土地，勤劳治产不久，就积累家产数十万金。齐人闻其贤，请其为相。范蠡叹息：“居家则累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于是，他归还了相印，将钱财尽分给了朋友和乡邻，只带上最贵重的物品，暗自离开齐都，悄悄来到陶地。范蠡认为，陶地处天下之中，为交易的必通要道，由此可以致富，作为后半生的保证，自此居住下来，自称陶朱公（“陶”，指陶地，或说隐语“逃”；“朱”，一说为富翁的象征，或说寓己曾做高官；“公”，一说是对尊长、平辈的敬称，或说寓己曾做公爵）。范蠡父子靠种地、养牲畜、做生意又积累了数万家财，成为陶地的大富翁，后又分财于百姓，天下人都赞美陶朱公，拜其为财神。

陶朱公的经营智慧历来为民间所重视，于是有许多经营致富术托在陶朱公名下。如《经商十八忌》：生意要勤快，切忌懒惰；价格要定明，切忌含糊；用度要节俭，切忌奢华；赊账要认人，切忌滥出；货物要面验，切忌滥入；出入要谨慎，切忌潦草；用人要方正，切忌歪邪；优劣要细分，切忌混淆；货物要修整，切忌散漫；期限要约定，切忌马虎；买卖要适时，切忌延误；钱财要明慎，切忌糊涂；临事要尽责，切忌妄托；账目要稽查，切忌懒怠；接纳要谦和，切忌暴躁；立心要安静，切忌粗糙；说话要规矩，切忌浮躁。

十八忌为商家经验之谈，托名陶朱公，由此可见，他作为财神在民间商人心目中的智慧形象。范蠡一生艰苦创业，积金数万；善于经营，善于理财，又能广散钱财，故称其为文财神就理所当然了。

撒钱济贫的准财神刘海蟾

在中国民间信仰的众多财神中，有一类只能算做是准财神，意为未得财神封号，但由于此神能为人们带来一定的财运，承担了一部分财神的职责，于是人们就将其作为财神看待。刘海蟾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准财神。

刘海蟾其实就是中国民间传说中的“散财童子”，他曾在八仙故事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他豪放、旷达、潇洒，总是乐呵呵的形象，从而成为人们心中的一种希望、寄托，深受人们的喜爱，有着丰富多彩的传奇故事。

刘海蟾，原名刘海，是五代初的道士。他本名操，字昭远，又字宗成，又名哲，字元英，出家后改名玄英，道号海蟾子，人多呼其刘海蟾，燕山（今北京）人。他曾为辽朝进士，后事燕主刘守光为丞相，平昔好谈养生的学问。一天，有个道士自称正阳子来见，他以宾礼相待。正阳子向刘海要了十枚鸡蛋和十文金钱，以一钱间一蛋高高垒起，垒成塔状。刘操惊叫起来：“太危险了！”道士对他说：“身居荣禄，足履忧患，丞相之危更甚于此！”刘海蟾顿时恍然大悟。这个正阳子据说就是钟离权，特意前来点化他的。

后梁太祖朱温于开平三年（909年）封刘守光为燕王。过了两年，即乾化元年（911年），刘守光僭称燕帝。刘操谏之不听，遂托疾挂印而去，并改名刘玄英，弃家远游访道。后遇吕纯阳授金液还丹之要，乃修真得道成仙，遁迹于终南山、太华山之间，清时华山尚有刘海蟾道场遗碑，惜今不存。道教全真派奉为北五祖之一，元顺帝至正六年（1346年）封“明悟弘道真君”，至元武宗时，又加封为“明悟弘道纯佑帝君”。

以此看来，刘海是个悟后弃富的道士，本与财神无缘，刘海成为财神也许是源于他的道号——海蟾子。蟾，即蟾蜍，因此物相貌丑陋，分泌物有剧毒，对人体有害，被列为五毒（蝎、蛇、蜈蚣、壁虎、蟾蜍）之一。又因蟾蜍的分泌物蟾酥有强心、镇痛、止血等作用，又受人们所崇拜。《太平御览》引《玄中记》云：“蟾蜍头生角，得而食之，寿千岁，又能食山精。”当时人们把蟾蜍当成了避五病、镇凶邪、助长生、主富贵的吉祥物，是有灵气的神物。刘海以“蟾”为道号而闻名，又以“刘海戏金蟾”的传说被抬上了财神的宝座。

刘海戏金蟾出现在大量的民间年画和剪纸中，历代画家也有不少这一题材的佳作传世。在这些作品中，刘海皆是手舞足蹈、喜笑颜开的顽童形象，其头发蓬松，额前垂发，手舞钱串，一只三足大金蟾叼着钱串的另一端，做跳跃状，充满了喜庆、吉祥的财气。刘海所戏金蟾并非一般蟾蜍，而是三足大金蟾，举世罕见。金蟾被看做是一种灵物，古人认为得之可以致富，这是刘海被塑造成财神的主要根据。据说，刘海用计收了修行多年的金蟾，得道成仙。刘海戏金蟾，金蟾吐金钱。他走到哪里，就把钱撒到哪里，救济了不少穷人，人们尊敬他，感激他，称他为“活神仙”。为此，还修建了刘海庙，把他的故事编成戏剧，到处吟唱。

关帝信仰与关帝庙

在中国，一提到关公、关羽、关云长，真可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在《三国演义》里，关云长身材魁梧，赤面美髯，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他手提青龙偃月刀，下跨赤兔千里马，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水淹七军，辅佐刘备完成鼎立三分大业，谱写了一曲令人感慨万千的人生壮歌。作为三国蜀将的关公，在当时并无什么特殊之处，与关羽武功处于同档水平的将领还有不少，甚至还有超过他的。他也是常人，曾被俘过两次，败走麦城是败在东吴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将马忠手下。

而在民间传说中，关羽是一位义气千秋、忠贞不贰、见义勇为的英雄好汉，在百姓心目中成了勇武和忠义的化身。关羽本是一位历史人物，后来怎么变成了“帝”和“神”呢？

关羽

关羽是三国时代蜀国的一员大将，公元260年，蜀汉后主刘禅追谥为“壮缪侯”。到了唐代，民间就开始流传他的故事。此后，他就成了历代帝王追封的对象。

北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追封为“忠惠公”；大观二年（1108年），复封“武安王”；宣和五年（1123年），再封为“义勇武安王”。

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封为“壮缪义勇武安王”。

南宋淳熙十四年（1187年），封为“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

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封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

明太祖洪武二十七年（1329年），敕建首都（今南京）关庙。

明神宗万历十年（1528年），封为“协天护国忠义帝”；后敕赐解州关帝庙“英烈庙”号。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加封关公为“三界伏魔大帝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

清世祖顺治元年（1644年），封关公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

世宗雍正三年（1725年），追封关公曾祖父为“光昭公”，祖父为“裕昌公”，父亲为“成忠公”。

德宗光绪五年（1879年），封关公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长达26字。

到此，关羽终于由一员武将变成“王”，又变成“帝”，乃至“大帝”。明清时代，关羽的地位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人们把他和“文圣人”孔子排在一起，称为“武圣人”。

关羽声名日隆，就连佛教和道教也争相把他拉入教门，以壮声威。佛教各寺院纷纷将关羽列为本寺护法神，道教尊其为“关圣帝君”、“荡魔真君”、“伏魔大帝”，甚至喇嘛教也供奉起关羽来。

关羽最终被神化，成为人们普遍崇拜的神明。民间将关帝视为万能之神，他既能给人福禄，保佑科举，又能治病消灾，驱邪辟恶，诛罚叛道，甚至还能招财进宝，庇护做生意的人。关帝的神通越来越大，又被二十多个行业供为保护神。这些行业有皮革业、烟业、绸缎业、厨业、盐业、酱园业、豆腐业、屠宰业、糕点业、理发业、银钱业、典当业，等等。

关羽由人变成了“帝”和“神”，主要是由于历代封建帝王的推崇。关羽集忠、孝、节、义于一身，对统治阶级来说，树立这种精神偶像，是“教化”亿万臣民，强化封建伦理规范，加强封建统治的“良方”。这与我国先秦时代的思想家孔子的遭遇是一样的。关帝之所以被人们所接受，成为民间妇孺皆知的偶像，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关羽身上的勇武、忠义等品质符合中国老百姓的传统道德观念，人们把他看做铁骨铮铮的英雄、侠肝义胆的好汉。这又与人们普遍喜欢孙悟空的情况很相似。

民间对关帝的顶礼膜拜，可从遍及全国各地的关帝庙看出。几乎每一部府志、县志等地方志书都有“关帝庙”、“关公庙”的记载。清代中叶，仅京城之内，拜祀关公的庙宇，便多达116座。关羽是山西解州池南常平人，在解州至今还耸立着全国最大的关帝庙，每年举办关公文化节。

清代，随着统治势力不断向边疆推移，关公崇拜也迅速蔓延到东北、蒙古、新疆、西藏、台湾、香港、澳门。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墨尔根（今嫩江）、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库伦（今乌兰巴托）、巴里坤、惠远城（今伊宁）、拉萨等边疆诸地均先后建起了关公（帝）庙。拉萨帕玛日山上的关帝庙，建于乾隆年间，是中央政府在西藏有效行使主权的铁证，也是不同信仰的各族人民在古城拉萨和睦相处的历史见证。

尤其港、澳、台同胞对于关公的祭祀、崇拜，依然热潮如昨，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台湾岛面积不算太大，但全岛大大小小的关公庙至少有二百座；全岛人口不足四千万人，却拥有关公崇拜者八百多万人之多。

相传农历五月十三日（一说十二日）是关帝的生日。这一天各地举行热闹的关帝庙会。庙会内容一般为进香礼拜、演戏谢神和进刀马。《燕京岁时记》上记载：北京十里河关帝庙“每至五月，自十一日起，开庙三日，梨园献戏，岁以为常”。《中华全国风俗志·江苏六合》上也说：“（五月）十三日乃关帝诞辰，官民祭享，演戏建酿，龙舟游舫如（五月）五日。”这一天还要给关帝供大刀和骏马，俗称“进刀马”。刀以铁制，马为纸扎。《燕京岁时记》上说：“十三日，进刀马于关帝庙，刀以铁，其重以八十斤，纸马高三丈，鞍鞯绣文，辔衔金色，旗鼓头踏导之。”

俗传这天又是关公单刀赴会的日子。关公在这天要磨刀，所以此日称为“关公磨刀日”或“磨刀期”，这天家家忌动刀砧。关公磨刀，老天爷要降下雨水做磨刀水，这雨被称做“磨刀雨”，这一天也便被称为“雨节”。据说“雨节”必下雨，十分灵验，所以民间有俗谚说，“大旱不过五月十三”。

华北一带，也有将关帝生日定在六月二十四日的，认为这一天必定会下雨。这个差别可能是因为我国南北降雨季节上的差异而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