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 - 一九四九)
Author: 中央文献研究室
Date: 2013-11-30T16:00:00+00:00
Keywords: 传记; 历史; 年谱; 中国历史
Description: 《毛泽东年谱（1893-1949）》是国内外首次详细记述毛泽东的思想和生产业绩的编年体著作，经过八年时间精心编撰而成。 这部年谱记述了一代伟人毛泽东一八九三至一九四九年的生平、经历和实践活动，反映了他对中国革命的丰功伟绩，特别是多侧面多角度地体现了他的科学思想体系，包括他的理论观点、战略思想、政策和策略以及关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论述等，展示了他的思想发展轨迹，反映了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具体过程，并尽可能地表现他的胸怀、情操、气度和风貌。这部年谱从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和光辉历程，走到取得全国胜利。 这部年谱的编撰方针是：将资料性、学术性、传记性相统一；以翔实可靠的历史文献资料为依据，大量使用和发表档案材料；注意汲取近年来的最新研究成果，并且经过研究考证有所发现和创新，澄清了一些出版物中关于毛泽东生平业绩的失实记载；写作上采用客观陈述的方法，一般不作评论。
Publisher: 中央文献出版社
Rights: Copyrights as per source stories

参加本卷编写的有：

赵福亭　吴正裕　黄允升　蔡钊珍

田逢禄　张素华　李　捷　蒋建农

出版说明

《毛泽东年谱（1893—1949）》是国内外首次详细记述毛泽东的思想和生平业绩的编年体著作，经过八年时间精心编撰而成。

这部年谱记述了一代伟人毛泽东1893至1949年的生平、经历和实践活动，反映了他对中国革命的丰功伟绩，特别是多侧面多角度地体现了他的科学思想体系，包括他的理论观点、战略思想、政策和策略以及关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论述等，展示了他的思想发展轨迹，反映了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具体过程，并尽可能地表现他的胸怀、情操、气度和风貌。这部年谱从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和光辉历程，直到取得全国胜利。

这部年谱的编撰方针是：将资料性、学术性、传记性相统一；以翔实可靠的历史文献资料为依据，大量使用和发表档案材料；注意汲取近年来的最新研究成果，并且经过研究考证有所发现和创新，澄清了一些出版物中关于毛泽东生平业绩的失实记载；写作上采用客观陈述的方法，一般不作评论。

关于编撰体例作以下几点说明：

一、按年、月、日顺序纪事，少数条目根据叙事的需要采用纪事本末的写法。具体日子考订不清的写旬，旬考订不清的写月，月考订不清的写季。用旬、月、季表述的条目，一般放在该旬、月、季的末尾，有的则视情况酌定。只能判定时间为某年的条目，一律放在年末。

二、记述谱主的活动，一般省略主语。

三、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或与谱主有关的大事，列专条按时间顺序写入谱内。

四、回忆毛泽东的材料（包括他本人的回忆），他人致毛泽东的函电，以及对史实的订正等，有一些通过注释发表或说明。对于正文中涉及的部分人物、地名和事件等，作了简略的注释。

五、凡引用编入《毛泽东选集》的著作，均据《毛泽东选集》第二版。

谨以此书纪念毛泽东100周年诞辰。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1993年8月

目　录

1893年　诞生
1902年　九岁
1904年　十一岁
1905年　十二岁
1906年　十三岁
1907年—1908年　十四岁—十五岁
1909年　十六岁
1910年　十七岁
1911年　十八岁
1912年　十九岁
1913年　二十岁
1914年　二十一岁
1915年　二十二岁
1916年　二十三岁
1917年　二十四岁
1918年　二十五岁
1919年　二十六岁
1920年　二十七岁
1921年　二十八岁
1922年　二十九岁
1923年　三十岁
1924年　三十一岁
1925年　三十二岁
1926年　三十三岁
1927年　三十四岁
1928年　三十五岁
1929年　三十六岁
1930年　三十七岁
1931年　三十八岁
1932年　三十九岁
1933年　四十岁
1934年　四十一岁
1935年　四十二岁
1936年　四十三岁
1937年　四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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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年　诞生

12月26日　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南岸上屋场。字咏芝，后改为润之。

祖父毛恩普，字寅宾，一生贫苦，勤劳厚道。父亲毛贻昌，字顺生，原为贫农，曾因负债被迫当兵多年。他治家谨严，善于经营，由贫农变为中农，后又成为富农。他性情暴躁，对子女要求严厉。母亲文素勤（文七妹），勤俭持家，敦厚慈祥，和善好施，乐于助人。胞弟毛泽民、毛泽覃，继妹毛泽建。

毛泽东幼年大部分时间在湘乡唐家圫外祖父家度过。外祖父家是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务农为业，生活比较富裕。他同表兄弟们一起生活，六岁开始作些田间零星劳动。因受母亲影响，幼年曾信佛。

毛泽东在外祖父家期间，中国发生了甲午年的中日战争和庚子年的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中国被迫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国家。

1902年　九岁

春　从唐家圫外祖父家回韶山，入南岸下屋场私塾读书，启蒙教师邹春培。先读《三字经》，接着读《幼学琼林》、《论语》、《孟子》、《中庸》、《大学》。毛泽东记忆力强，能够口诵心解，很快领悟。在学了一些字以后，父亲便要他习珠算，并给家里记账。

1904年　十一岁

秋　到韶山关公桥私塾读书，塾师毛咏薰。

1905年　十二岁

春　就读于韶山桥头湾、钟家湾私塾，塾师周少希。

8月20日　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

1906年　十三岁

秋　到韶山井湾里私塾读书，塾师毛宇居。在这所私塾里，继续读四书五经，并开始练习书法。毛泽东不很喜欢读经书，喜欢读中国古代传奇小说，特别喜欢读反抗统治阶级压迫和斗争的故事，曾读过《精忠传》、《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隋唐演义》等。

1907年—1908年
十四岁—十五岁

停学在家务农。白天同成年人一起在田间劳动，晚间替父亲记账。虽然辍学，仍继续读书，读当时能找到的一切书籍，常常读到深夜。有一天忽然想到，小说书里有一点很特别，主要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这一点困惑不解。后来逐渐发现小说中颂扬的都是人民的统治者，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

这期间，从表兄文运昌处借了一些书，有一本是早期改良主义者郑观应所著《盛世危言》，书中主张设议院，办商务，讲农学，兴学校，使上下同心，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畅其流。还说到中国之所以弱，是因为缺少西洋的铁路、电话、电报、汽船等，提出“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学习西方的原则。还有一本为改良主义者冯桂芬所著《校邠庐抗议》，该书对外国侵略和清政府腐败表示不满，并提出一些富国强兵的主张。毛泽东读了这些书，开阔了视野，萌发了爱国思想，激起恢复学业的愿望。

由父母作主，娶罗氏为妻[1]。不久，罗氏因病去世。

[1]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说：“我十四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后来也没有。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

1909年　十六岁

秋　复学，在韶山乌龟颈私塾就读，塾师毛简臣。

当时，韶山冲李家屋场由外地回来一位维新派教师李漱清。他常给韶山人讲述各地见闻和爱国维新故事，宣传废庙宇、办学校，反对信佛。人们对李漱清的言论有各种议论，毛泽东赞成他的主张，并同他建立了师生和朋友关系。

1910年　十七岁

春　到韶山东茅塘一位秀才毛麓钟家里读书。选读《纲鉴类纂》、《史记》、《汉书》等古籍，还读一些时论和新书。

4月　湖南粮荒，长沙饥民成群结队到湖南巡抚衙门示威要求平粜救灾，被巡抚的无理答复所激怒，冲进衙门，砍断旗杆，吓走巡抚。后饥民暴动惨遭镇压，许多人被捕杀。毛泽东和同学们对这件事议论多日，对“谋反者”所受冤屈深感不平。这件事给毛泽东留下很深的印象。

这个时期，毛泽东读了一本关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对国家前途感到担忧，开始意识到努力救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职责。

秋　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在离家时，抄写一首诗留给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1]，以表达一心向学和志在四方的决心。东山小学除教经书外，还教授被称为“新学”的自然科学和其他新学科。有一位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体育教员，经常向学生讲述日本明治维新和列强窥视中国的情形，并教授音乐和英语。毛泽东在这所学校里很有长进，写得一手好文章，受到校长和教员们特别是国文教员的喜欢。[2]国文教员贺岚岗见毛泽东对历史很有兴趣，买了一部《了凡纲鉴》送给他。这时，毛泽东的心思不在读经书上，而经常到学校藏书楼借阅中外历史、地理书籍。对中国古代尧、舜、秦始皇、汉武帝的业绩表示仰慕，读了许多关于他们的书。同时也学到一些外国历史和地理。从一本世界英杰传里，读到拿破仑、叶卡特琳娜女皇、彼得大帝、华盛顿、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的事迹后，对同学萧植蕃（萧三）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在东山学堂期间，读了表兄文运昌借给的关于康梁变法的书报，其中有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毛泽东对这些书报反复阅读，有的可以背诵出来。对《新民丛报》连载的梁启超《新民说》一文，看得非常用心，并写有批语。对该文“论国家思想”一节所写的一段批语，说到两种君主制国家：一为“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一为“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这时，毛泽东并不反对君主制度，只是反对君主专制，而赞成君主立宪制，希望由康有为、梁启超那样的维新派进行改革。他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

[1]这首诗1916年曾载于《青年》杂志第1卷第5号，原文是“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死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署名西乡隆盛。据考证，这首诗不是西乡隆盛的作品，而是日本和尚月性所作，原诗是：“男子立志出乡关，学若无成不复还，埋骨何期坟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

[2]萧三在《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说：“这个学校每个星期天的上午都要由教员出题目，由学生各自作一篇文章，作完后整天休息。毛泽东同志每次都认真为文，成绩很好，他写的‘言志’、‘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全校有名。”

1911年　十八岁

春　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堂读书。在这里，首次看到同盟会办的《民立报》，知道孙中山这个人和同盟会的纲领，知道黄兴在广州领导反清武装起义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英勇殉难的事迹，开始拥护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激奋之下，写一篇文章贴在学校墙壁上，第一次发表自己的政治意见，主张由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组织新的政府，反对专制独裁的清王朝。[1]

5月　国内掀起反对清政府向帝国主义出卖铁路权的运动。湖南绅、商、学界组成“湘路协赞会”，反对清朝断送主权借外债筑路。革命派焦达峰、陈作新等同谘议局的一些议员，策划领导反清政府的长沙起义。毛泽东和同学一起卷进这一斗争潮流。湘乡驻省中学学生以反对留辫子表示对清王朝的不满情绪。毛泽东和另一同学首先剪去自己的辫子，并强制十几个人也剪掉辫子。[2]

10月10日　武昌新军起义，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后，长沙城内形势紧张，湖南巡抚宣布戒严。一天，一位革命党人到湘乡驻省中学发表激烈讲演，报告起义情况，号召建立民国。四五天后，毛泽东决心投笔从戎。二十二日，长沙发生起义，湖南宣告对清朝政府独立。月底，毛泽东参加驻长沙的起义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一名列兵。在军队除认真接受军事训练，还非常重视研究时事和社会问题，每月饷银大都用于购买报纸，贪读不厌。从当时鼓吹革命的《湘汉新闻》上，第一次看到“社会主义”这一新名词。接着读了江亢虎[3]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对社会主义问题产生浓厚兴趣，并写信与同学进行讨论。

[1]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说：“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所以我在文章里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

[2]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说：“在剪辫子事件上，我和一个在法政学堂的朋友发生了争论，双方就这个问题提出了相反的理论。这位法政学生引经据典来论证自己的看法，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但是，我自己和反对蓄辫子的人，站在反清的政治立场上，提出了一种相反的理论，驳得他哑口无言。”

[3]江亢虎，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标榜社会主义，在上海组建中国社会党。

1912年　十九岁

1月1日　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

2月12日　清帝宣布退位。三月十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果实落到袁世凯手里。毛泽东认为革命已经结束，退出军队，决定继续求学。

这时，毛泽东在专业的选择上，举棋不定，变换再三，先后报考警察学堂、肥皂制造学校、法政学堂、商业学堂、公立高级商业学校。在公立高级商业学校学习一个月，感到不满意，最后以第一名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

6月　写题为《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该文联系社会现实提出，要取信于民、开发民智，必须以法治国。说“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之善与不善关系到是否“利国福民”。作文高度评价商鞅变法，说：“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并说商鞅是首屈一指的“伟大之政治家”。这篇作文受到国文教员的称赞：“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国文教员看到毛泽东爱好历史和文学，借给他《御批历代通鉴辑览》阅读。

秋　由于第一中学课程有限，读了通鉴辑览以后，认为在校学习不如自学，便退学寄居在湘乡会馆，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日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1]。在自修的半年中，广泛涉猎十八、十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籍。读了严复译的亚当•斯密《原富》，孟德斯鸠《法意》，卢梭《民约论》，约翰•穆勒《穆勒名学》，赫胥黎《天演论》和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方面的书，还读一些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书籍，以及古代希腊、罗马的文艺作品。在这个图书馆第一次看到一张世界大地图，引起很大的兴趣，反复细看，受到启发。

[1]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回顾这段经历时说：“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我非常认真地执行，持之以恒。我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

1913年　二十岁

春　开始认真思索自己的前程。认为自己最适合于教书，同时，因父亲不同意他自修，拒绝供给费用，生活十分困难，于是决定报考不收学费、膳宿费低廉的师范学校。他考入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

10月—12月　听课时记了万余言的《讲堂录》[1]，主要是国文课和修身课的笔记，内容涉及哲学、史地、古诗文、数理等。对古今名人治学、处世、治国和有关伦理道德的言行，记录较多。凡典故、词义、要旨和警句，都分条写出。有的条文突出理想情操，求实好学，不务虚名的内容。在这期间，以工整的楷书全文抄录了屈原的《离骚》和《九歌》，并将《离骚》的内容，分段提要，写成眉批。

国文教员袁仲谦嫌毛泽东的作文像新闻记者手笔，认为不应学梁启超的文风，而应研读唐宋八大家尤其是韩愈的文章。毛泽东买了一部《昌黎先生集》，精心钻研，学会了古文文体。

[1]根据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一书记载，毛泽东所记讲堂录、读书录的笔记本，有几大网篮。现在留存下来的讲堂录只有这一部分。这本笔记前面是《讲堂录》，后面是手抄的《离骚》、《九歌》全文。

1914年　二十一岁

2月　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合并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三月，毛泽东编入一师预科第三班，和四师转来的同学一样，重读半年预科。秋，被编入本科第八班。

湖南一师是当时一所比较民主开明的办得较好的学校。对毛泽东影响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和徐特立。杨昌济教授教育学、伦理学等课程，努力教育学生要做一个公正的、有道德的、有益于社会的人；徐特立教授教育学、各科教授法和修身等课程，治学严谨，对学生影响较大。教员袁仲谦、黎锦熙、王季范、方维夏等，对毛泽东的学业和思想也有相当的帮助和影响。

学校的课程很多，毛泽东专心于哲学、史地、文学等。他注重自学，精心安排自学计划，读书不倦，有时通宵不眠。对于所学，力求深入，融会贯通。

8月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先后卷入战争。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加紧侵略中国，同月二十七日出兵山东，十一月强占原被德国强占的青岛，并以武力控制胶济铁路，又于次年一月十八日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草案。

1915年　二十二岁

2月24日　给表兄文运昌写一还书便条：“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叶，抱歉之至，尚希原谅。”“又国文教科书二本，信一封。”这个便条是毛泽东由长沙回韶山过春节期间写的。

4月4日　到芋园[1]访黎锦熙。黎锦熙看了毛泽东的日记，告以读书方法。

4月5日　向杨昌济谈自己的家世和经历。杨昌济听后，对毛泽东给以鼓励，寄予期望。他在日记中写道：“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梁任公[2]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

4月11日　和萧子升、熊光楚到芋园黎锦熙处，继续听黎锦熙讲读书方法。

4月18日　和李少青、周执钦在黎锦熙处，谈《公言》杂志问题。

4月25日　在芋园听黎锦熙讲述“在校研究科学之术”。

5月2日　在芋园同黎锦熙等谈论如何做学问。

5月7日　下午三时，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九日下午六时前答复以解决中日间“悬案”为名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九日，袁政府接受日本提出的条件。

为揭露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修正案，一师学生集资编印了有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几篇文章和资料，题为《明耻篇》。毛泽东仔细阅读了这些文章和资料，并作批注，在封面上写道：“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5月9日　在芋园同黎锦熙谈读书问题。

5月23日　为悼念湖南一师同班同学易昌陶书写挽联：

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腥秽待湔，独令我来何济世；
生死安足论，百年会有役，奇花初茁，特因君去尚非时。

5月30日　同熊光楚、王季范在黎锦熙处讨论改造社会问题。此后，常在星期六或星期日到芋园向杨昌济、黎锦熙求教。同时，与同学蔡和森、陈昌、萧子升、熊光楚、萧三等组织哲学研究小组，请杨昌济指导，对哲学和伦理学问题进行定期讨论。

学期末　为反对由校长张干提议、省议会作出的要学生缴十元杂费的新规定，一师学生掀起驱逐张干的学潮。毛泽东在学校后山的君子亭改写一传单，广为散发，历数校长张干办学无方，贻误青年。张干要开除毛泽东等十七名学生，经杨昌济、王季范、袁仲谦等教员劝说作罢。七月，张干被迫辞职[3]。

6月25日　致信湘生，谈治学问题，对自己过去强调自修、不重视课堂学习有新的认识。信中说：“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序，而于学堂科学，尤厌其繁碎。今闻于师友，且齿已长，而识稍进。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昔吾好独立蹊径，今乃知其非。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今乃知其不是。”谈到自修问题，信中举康有为、梁启超为例：康有为“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年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梁启超“先业词章，后治各科”。信中说：“盖文学为百学之原，吾前言诗赋无用，实失言也。”信中还谈到人才和交友问题，说：“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屠沽贾衒之中，必有非常之人”。“人非圣贤，不能孑然有所成就，亲师而外，取友为急”。随信抄录了为哀悼亡友一师同班同学易昌陶而写的一首挽诗：

去去思君深，思君君不来。愁杀芳年友，悲叹有馀哀。
衡阳雁声彻，湘滨春溜回。感物念所欢，踯躅南城隈。
城隈草萋萋，涔泪侵双题。采采馀孤景，日落衡云西。
方期沆瀁游，零落匪所思。永诀从今始，午夜惊鸣鸡。
鸣鸡一声唱，汗漫东皋上。冉冉望君来，握手珠眶涨。
关山蹇骥足，飞飙拂灵帐。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
列嶂青且茜，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
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
琴绝最伤情，朱华春不荣。后来有千日，谁与共平生？
望灵荐杯酒，惨淡看铭旌。惆怅中何寄，江天水一泓。

7月　暑假期间，同陈昌住在浏阳门芋园内，探讨学问，互阅日记。十一日至二十一日，同陈昌多次聆听黎锦熙讲读史方法、研究方法、读书自习方法，并向黎请教文字学问题。黎介绍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和《群学肄言》的“缮性篇”。三十一日，黎锦熙看了毛泽东的日记，认为“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陈昌），笃行两人略同，皆大可造”。

同月　致信萧子升。以“用之而弥盛”的道理，说明切磋学问、交流思想的重要。说“锻工不藐其腕而硕其腕，簸夫不纤其胫而肥其胫”；并说自己近年来的进步，“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苟舍谭论而专求之书，其陋莫甚”。

8月8日　在芋园同黎锦熙谈治学和政事。十一日，又在芋园同黎锦熙长谈读书方法，黎锦熙告以“读书须与校课相联贯”。十三日，由芋园返回学校。

8月29日　和萧子升、张平子[4]到黎锦熙处，长时间谈论治学问题。

8月　致信萧子升，谈人生问题，说“其为事无域，而人生有程”。信中抄录了近来写的一篇日记，题为《自讼》，以匏瓜、牡丹相对照，说明做人不要华而不实。“牡丹先盛而后衰，匏瓜先衰而后盛，一者无终，一者有卒，有卒是取，其匏瓜乎？”有的人像牡丹，“一伎粗伸，即欲献于人也；一善未达，即欲号于众也，招朋引类，耸袂轩眉，无静澹之容，有浮嚣之气，姝姝自悦，曾不知耻，虽强其外，实干其中，名利不毁，耆欲日深，道听涂说，搅神丧日，而自以为欣。日学牡丹之所为，将无实之可望”。

9月6日　写长信给萧子升，介绍近期同黎锦熙交谈治学问题的情况，并按黎锦熙嘱托告以研究学问的方法。信中说，黎锦熙不主张专攻古籍然后“涉新”，认为“通为专之基，新为旧之基，若政家、事功家之学，尤贵肆应曲当”。黎锦熙曾推荐读《群学肄言》“缮性篇”，随“取其书遍观之”，认为该书名为群学肄言，其实不限于群学，可以看作是百科之肄言。信中说，国学“其义甚深，四部之篇，上下半万载之纪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若而叹也”，“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还介绍自己的读书方法，即读一篇而及于全书，并加以详细研究，使“国学常识罗于胸中”。信中推崇曾国藩的读书方法：一为演绎法，察其曲以知其全，执其微以会其通；一为中心统辖法，守其中而得大，施于内而遍于外。

9月15日　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创刊。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深受其影响。

9月　为征求志同道合的朋友，以“二十八画生”之名，向长沙各校发出征友启事。启事说“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提出要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长沙第一联合中学学生罗章龙看到启事，当即回信约见。毛泽东很高兴，复信说“空谷足音，跫然色喜”，并约定在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相见。两人谈了三小时，谈治学、处世、人生、宇宙观和社会改造问题。分手时对罗章龙说：“我们谈得很好，‘愿结管鲍之谊’，以后要常见面。”

9月27日　复信萧子升，再谈求友的迫切心情，说“近以友不博则见不广，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乃发内宣，所以效嘤鸣而求友声，至今数日，应者尚寡。兹附上一纸，贵校有贤者，可为介绍”。

11月9日　致信黎锦熙，劝他不要在袁世凯政府里做官[5]，“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6]，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有可急图进取”。说黎锦熙致力于教育，“乃至崇之业”。“然彼方以术愚人，今反进以智人之术，其可合邪？”切望黎锦熙“急归无恋”。信中述说了自己对学校不满意、郁郁不得志的心情：“性不好束缚。终见此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渐催落，以衰以逝，心中实大悲伤”，很想离去，“就良图，立远志”。

11月　被选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友会[7]文牍，负责起草报告，造具表册和会议速记。这一职务毛泽东连任四届，直到一九一七年十月。毛泽东在学友会作了大量会务工作，是他走上有组织的社会活动的开始。

12月12日　袁世凯正式宣布实行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

12月　致信萧子升，请帮助找《君宪救国论》[8]一阅。又说，近日校中将印发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三人书文，请萧题写书名《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9]。

本年，湖南和全国一样，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激烈，长沙小吴门附近的“船山学社”，成为公开进行反袁演讲的场所。毛泽东和一师同学，经常在星期天去听讲演。

[1]芋园是杨昌济、黎锦熙等创办的《公言》杂志社址，在长沙浏阳门。

[2]曾涤生，即曾国藩，字涤生。梁任公，即梁启超，号任公。

[3]1950年10月，毛泽东对徐特立、谢觉哉、王季范、熊瑾玎、周世钊说：“张干这个人，很有能力，很会讲话，三十几岁就当第一师范校长，不简单。原来我不高兴他，我估计他一定要向上爬的。他要爬上去是容易的，结果他没有向上爬。解放前吃粉笔灰，解放后还吃粉笔灰，难能可贵。”1951年9月，毛泽东邀张干赴京，在中南海设宴款待，并请就首席。

[4]张平子，当时任长沙《大公报》总编之一。

[5]1915年9月黎锦熙应聘到北京教育部的教科书编纂处，任教科书特约编纂员。

[6]据黎锦熙1952年解释：“信中‘大厄’是指北京袁世凯正在准备做皇帝。这年筹安会成立，鼓吹帝制，附和者不少，所谓‘恶声’。”

[7]《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志》记载，1913年秋该校创设技能会，1914年改名自进会，1915年又改名为学友会。学友会的宗旨是：“砥砺道德，研究教育，增进学识，养成职业，锻炼身体，联络感情”。

[8]《君宪救国论》是杨度1915年4月写的一篇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共和的文章，得到袁世凯的赞赏。

[9]这本小册子收集了汤、康、梁当时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言论，印出后，以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学友会的名义广为散发。

1916年　二十三岁

1月28日　致信萧子升，请帮助借《甲寅》杂志第十一、十二两期[1]。二月十九日，再次去信借这两期杂志。

2月29日　致信萧子升，列出七十七种书目。说“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然读之非十年莫完，购之非二百金莫办。”“此种根本问题，不可以不研究。故书之以质左右，冀教其所未明，而削其所不当”。至于萧愿意赠书和赠钱问题，则予以婉言谢绝。

3月22日　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

5月29日　湖南将军汤芗铭，在各方面的压力和影响下，被迫宣布湖南独立，并任都督。

6月24日　致信萧子升，诉说因汤芗铭军队骚扰不能回家探母的心情，“病母在庐，倚望为劳，游子何心，能不伤感！”

6月26日　离长沙回韶山，路过银田寺，宿一友人家中。当晚，写信给萧子升，告以途中所见陆荣廷的桂军和讨袁的护国军扰乱群众的情形：“招摇道途，侧目而横睨，与诸无赖集博通衢大街，逻卒熟视不敢问”，“联手成群，猬居饭店，吃饭不偿值，无不怨之”。信中还描述了沿途的秀丽景色：“弥望青碧，池水清涟，田苗秀蔚，日隐烟斜之际，清露下洒，暖气上蒸，岚采舒发，云霞掩映，极目遐迩，有如画图。”

7月4日　湖南都督汤芗铭被驱逐，从长沙逃走。

7月9日　由韶山动身返长沙。十二日在湘潭、十八日在长沙一师，连续致信在乡间的萧子升，谈对湖南时局的看法。在十八日的信中，对各派军阀乘反对袁世凯帝制的机会争权夺利，互相倾轧，为害湖南，甚为愤慨。但又说：湖南都督汤芗铭被驱逐“颇为冤之”，是“湘之大不幸”。“汤在此三年，以严刑峻法为治，一洗从前鸱张暴戾之气，而镇静辑睦之，秩序整肃，几复承平之旧”。自己对于“湘局实愤愤不能平于心”。

7月25日　再次致信萧子升，谈湖南问题及国际局势。关于湖南问题，仍持前信看法，说汤芗铭去后，暴徒横行捕人杀人，“杀机一起，报复未已，法兰西之祸，最为可惧，不谓此次竟演此恶剧”。信中谈到日俄签订侵犯中国主权的密约，提出要认真对付日本的侵略，注意“东事”。日本“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骎骎入中原，况山东已失，开济之路已为攫去，则入河南矣。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

暑假　步行到长沙县东乡板仓杨昌济家访问，同杨昌济讨论学术问题和社会问题。以很大的兴趣浏览杨昌济的藏书，特别是新书和报刊。从杨昌济谈话中得知，离板仓四十多里的高桥塘冲，有一位留学日本的体育运动的爱好者和倡导者柳午亭（柳直荀的父亲），随后便专程访问。称赞柳午亭在体育的研究和实践上，有较高的造诣，许多地方值得效法。

开学后　国文课讲授文字源流。毛泽东对《文字源流》一书，读得十分精心，写批注，作注音，还改正一些错字。

秋　一师奉令实施“军国民教育”，组织学生课外志愿军，“以激发爱国思想，提倡尚武精神，研究军事学术”。全校编为一个营。毛泽东任第一连直属连部上士，除接受军训外，还负责传递上级命令，担任本连一切文牍事务。

12月9日　致信黎锦熙。说接到来信后，知去年十一月九日信中劝黎锦熙不要在袁世凯政府做官的意见不当，黎的任职不过是编书，仍是“书生事业”，并不是做官。信中说，对黎锦熙主张把小学国文（文言文）改为国语（白话文）的意见，不尽以为然。信中强调体育的重要性。说古称智、仁、勇为三达德，现今的教育学者进而提出德、智、体三言。“诚以德智所寄，不外于身”，“一旦身不存，德智则随之而隳矣”。现在认识到体魄和精神不能两全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心身可以并完”。说自己身体不强，近因运动之故，受益颇多，“至弱之人可以进于至强”。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期间，十分重视锻炼身体，依季节的变化，进行冷水浴、日光浴、风浴、雨浴、游泳、登山、露宿、长途步行和体操、拳术等各种体育活动。认为这些方法，既锻炼身体，也锻炼意志。他曾在日记本上写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1]《甲寅》月刊，1914年5月创刊于日本东京，“以条陈时弊朴实说理为宗旨”。该刊由章士钊主编，陈独秀协助编辑，共出10期，1915年10月停刊，第11、第12期并未出版，毛泽东当时尚不知道这一情况。

1917年　二十四岁

3月　和萧植蕃（萧三）联名写信给来长沙参加黄兴葬礼的白浪滔天[1]，说：“先生之于黄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泪吊之，今将葬矣，波涛万里，又复临穴送棺。高谊贯于日月，精诚动乎鬼神”。“植蕃、泽东，湘之学生，尝读诗书，颇立志气。今者愿一望见丰采，聆取宏教。”

4月1日　以“二十八画生”笔名，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发表《体育之研究》。文章详述体育运动的意义、作用和方法。关于体育同增强民族体质、保卫国家的关系，说：“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夫命中致远，外部之事，结果之事也；体力充实，内部之事，原因之事也。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坚实在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关于体育同德育、智育的关系，文章说体育对于我们，“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身体是“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小学应当专门注重身体的发育，中学和中学以上应当德、智、体三育并重。文章批评当时学校课程繁多而又不重视体育，说“吾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之人，顽强之身，犹莫能举，况未成年者乎？况弱者乎？”文章推崇清初颜元、李塨的“文而兼武”的思想，赞同“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主张。文章论述身体强弱的转化，说“人之身盖日日变易者：新陈代谢之作用不绝行于各部组织之间，目不明可以明，耳不聪可以聪，虽六七十之人犹有改易官骸之效”。生而强者，如果“滥用其强，不戒于种种嗜欲，以渐戕贼其身”，终会强而转为弱。而弱者，如果“深戒嗜欲”，“勤自锻炼”，久而久之也会变为强者。“总之，勤体育则强筋骨，强筋骨则体质可变，弱可转强，身心可以并完”。文章认为体育之大效尤在“足以强意志”。“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武勇之目，若猛烈，若不畏，若敢为，若耐久，皆意志之事。”“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文章还介绍自编的一套“六段运动”体操。

4月23日　到芋园看望十六日从北京回湘的黎锦熙，互相介绍北京、湖南政局及社会情况，并谈学，甚为投机。

6月　一师开展考察学生德、智、体优秀的“人物互选”活动。全校十一个班四百多人参加选举，选出三十四名。毛泽东得票最多，按考察内容独得六项[2]优秀，其中，言语、敦品两项得票数第一，胆识项得票为他所独有。

夏　为萧子升的读书札记《一切入一》作序。序言说，治学要打好基础，日积月累，“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做学问如像筑台，“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台积而高，学积而博”。但是，学问不但要博，尤其要精，在博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加以条理，“有台而不坚，有学而不精，无以异乎无台与学也”。序言批评中国旧学的弊病“在于混杂而无章，分类则以经、史、子、集，政教合一，玄著不分，此所以累数千年而无进也”。认为萧子升的札记积累很多材料，“则宜有以条理之，挈其瑰宝，而绝其淄磷焉。又持之以久远，不中途而辍。诚若是，则固百丈之台之基矣”。

7月中旬—8月16日　和萧子升步行漫游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历时一个月，行程九百余里。这次长途旅行，未带一文钱，用游学的方法或写些对联送人以解决食宿，所到之处，受到农民友善的欢迎和款待。沿途接触城乡社会各阶层的人，了解一些风土民情，获得许多新鲜知识。

8月中旬　将自己抄录的《西洋伦理学史》（杨昌济译）七本，借给同班同学罗学瓒阅读[3]。

8月23日　致黎锦熙长信，探讨救国救民的“大本大源”问题。信中说，天下纷纷，时人虽有一些变革主张，但对救国之道，未找到一根本解决办法。即说维新派康有为，也是“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而所谓本源，就是“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信中强调，“以大本大源为号召”，通过改造和普及哲学、伦理学来变换全国的思想，这就是救国救民的根本道路。“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他认为，一旦哲学得到改造和普及，人人“共跻于圣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这样，就达到“太平世”的大同境界。信中主张“思想道德必真必实”，东方思想虽然有许多不切于实际生活，但“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毛泽东在信中还说，“毕业之后，自思读书为上，教书、办事为下”，很久以来就想办私塾，取古代讲学与现今学校二者的长处，“暂只以三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学大要为准。过此即须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归仍返于私塾生活”，继续深造。

秋　开学后，听杨昌济讲授修身课，教材为《伦理学原理》[4]，学至次年第一学期。毛泽东精心研读此书，写下一万二千余字批注，对书中一些伦理学和哲学观点提出自己的见解[5]，强调“道德哲学在开放之时代尤要”。批注突出强调个人价值，主张“唯我论”，提倡个性解放。毛泽东在批注中写道，自己在伦理学上有两个主张：一为个人主义，一切生活动作，一切道德，都是为了成全个人。一为现实主义，“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他说：个人有无上之价值，个人的价值大于宇宙的价值，“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吾从前固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各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集合，即成宇宙，而各我又以我而存，苟无我何有各我哉。是故，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他认为，“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成人之美、舍身拯人、为他人谋幸福等，都是为了实现自我，满足个人精神的需要，达到自利之目的，即所谓“精神之个人主义”。批语反映了某些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思想，其中说：“人世一切事，皆由差别比较而现”，“进化者，差别陈迭之状况也”。对于泡尔生关于“世界一切之事业及文明，固无不起于抵抗决胜”的观点，极表赞同；而不同意泡尔生关于“人类势力之增，与外界抵抗之减，其效本同”的观点。批注写道：“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这种思想，还反映在批注中对社会历史的看法：“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

批注表明，毛泽东对过去推崇“大同”境界和人人皆为圣人的观点，有了改变。说：“吾知一入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矣。”“吾尝梦想人智平等，人类皆为圣人，则一切法治均可弃去，今亦知其决无此境矣。”此外，批注中也有不少“精神不灭，物质不灭”的观点。

在阅读《伦理学原理》期间，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作文，受到杨昌济的赞扬，得一百分。

9月16日　和同学张昆弟等到湘潭昭山游览，夜宿昭山寺。交谈中，毛泽东认为人生不能单以解决衣食住为满足，还应追求更高的理想，说“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吾辈必想一最容易之方法，以解经济问题，而后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又说，“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张昆弟对毛泽东的“心力说”甚为赞成。

9月　为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国文科二年级写《国文教授案》，并进行教学实习。二十二日，一师同学李端纶对毛泽东这次教学实习写有如下评语：“毛君态度、教法、言语均臻完善，惜其立地未能适当耳”。

9月22日　下午，和张昆弟到湘江游泳。当晚同宿蔡和森家，夜谈很久。毛泽东说：“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他主张实行“家族革命，师生革命”。并认为“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二十三日，清晨同蔡和森、张昆弟游岳麓山，沿山脊而行，至岳麓书院下山。时值“凉风大发，空气清爽”，“胸襟洞澈，旷然有远俗之慨”。

9月25日　发起组织第一师范湘潭校友会，得到湘潭同学的赞同。组织校友会目的有四：一、谋发展湘潭教育；二、联络感情，质疑问难，以文会友；三、有团体不致特立独行，为世所遗；四、当小学教师后，应兴应革互策进行，不致孤陋寡闻。十二月十四日，湘潭校友会在一师开成立大会，毛泽东报告该会的筹备经过及宗旨等。

9月30日　和同学罗学瓒、李端纶、张超、邹蕴真、彭道良等十六人，租两条小船，环游长沙水陆洲一周。至夜，清风明月，醉酒歌诗。

10月8日　当选为一师学友会总务（负总责）兼教育研究部部长，任期至次年五月。十三日，召开学友会大会，到会六十二人，讨论各项会务。十四日，召开各部部长会议。会后，毛泽东积极组织各种课余的学术和体育活动。

10月30日　用白话文写的夜学招生广告，由学友会教育研究部印发。广告说：“列位大家来听我说句白话。列位最不便益的是甚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语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所以大家要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益的。”现今“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这个夜学专为列位工人设的”。“教的是写信、算账，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列位大家想想，我们为甚么要如此做？无非是念列位工人的苦楚，想列位个个写得、算得。列位何不早来报个名，大家来听听讲？”

11月初—14日　每天写学友会夜学日志，记载夜学创办的意义、招生办法、课程安排和教学方法等。关于创设夜学的意义，日志列举四条：一、我国现社会的中坚，实为大多数失学的国民，为要达到“造成新国民及有开拓能力之人材”的目的，不能不对这些人进行教育。二、国人虽天赋、境遇不同，但人人应有受教育的机会。三、可作师范三四年级学生实习的场所。四、可通过夜学打破学校与社会的隔离，使“社会与学校团结一气，社会之人视学生如耳目，依其指导而得繁荣发展之益；学生视社会之人如手足，凭其辅佐而得实施所志之益。久之，社会之人皆学校毕业之人，学校之局部为一时之小学校，社会之全体实为永久之大学校”。

11月7日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产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日，上海《民国日报》报道了这一消息。十七日，长沙《大公报》也作了报道。

11月9日　夜学正式开学，学友会代理会长方维夏致词，毛泽东对上课说明书逐条作了解释。

11月14日　给夜学甲班上历史常识课，讲历朝大势和上古事迹。二十一日，继续讲秦、汉、魏、晋、隋、唐六朝事略。

11月15日　北洋军阀段祺瑞辞国务总理职。湘督傅良佐同省长周肇祥自长沙出逃。十七日，湘粤桂联军与北军王汝贤、范国章部在湘潭交战。在南北军阀混战，北军败走，南军未到长沙之际，北军溃军王汝贤部在第一师范附近徘徊。这时，毛泽东以学友会总务的名义，把学生志愿军组织起来，布防学校周围山头。当溃军向北移动时，联络警察分所，利用他们的真枪射击，志愿军放鞭炮助威，高喊“缴枪没事！”溃军不知虚实，惊慌失措，纷纷缴械，由商会出钱遣散。全校师生议论说，“毛泽东浑身都是胆”。随后，毛泽东以一师学友会的名义，组织妇孺救济会，援救因战事遭受困难的市民。

冬　步行到浏阳县文家市铁炉冲陈赞周同学家探望，晚上同附近农民谈心，宣传种果树，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栽树后人食果，并动手在铁炉冲栽了几棵板栗树。

[1]白浪滔天，即宫崎寅藏，日本人，曾经帮助和支持过辛亥革命。

[2]这6项是：敦品（如敦廉耻，尚气节，慎交游，屏外诱）、自治（如守秩序，重礼节，慎言笑）、胆识（如冒险进取，警备非常）、文学（如长于国文词章）、才具（如应变有方，办事精细）、言语（如长于演讲、论辩应对）。

[3]罗学瓒读《西洋伦理学史》后，在1917年9月26日日记中写道：“余借毛君泽东手录《西洋伦理学史》七本，自旧历六月底阅起于今日阅毕。西洋伦理学思想虽各人异趣，然有系统可寻，且进化之迹昭昭可数，不若我国之东鳞西爪陈陈相因也。”

[4]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泡尔生（今译保尔森）著，蔡元培译。

[5]毛泽东批阅的《伦理学原理》一书，曾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学杨韶华所收藏，后来还给了毛泽东。关于这件事，周世钊在他1962年出版的《毛主席青年时期的几个故事》一书中曾有记载：“当我把这本书交到毛主席手中时，他高兴地翻看了自己写在书中的评语。微笑着对我说：‘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新的启发和帮助。’”

1918年　二十五岁

2月19日　出席湖南第一师范学友会职员会议，提出本学期学友会继续办工人夜校等活动事项，会议讨论通过。

3月2日　起草第一师范学友会《夜学招学广告》。广告说，愿入夜学者，不论年纪大小、认字多少均可报名，听课不收学费且发给讲义。

3月23日　段祺瑞重组内阁，决定对川、湘、粤各省用兵计划。第二次南北战争开始。二十六日，北军占领长沙。二十七日，张敬尧被委任湖南督军。

春　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半个多月，了解社会情况，读“无字书”。路上还详细商谈组织新民学会问题。

4月14日　出席在长沙岳麓山刘家台子蔡和森家召开的新民学会成立大会[1]。萧子升、萧三、何叔衡、陈赞周、毛泽东、邹鼎丞、张芝圃（张昆弟）、蔡林彬（蔡和森）、邹蕴真、陈书农、周明谛、叶兆桢、罗章龙等到会。大会通过由毛泽东、邹鼎丞起草的新民学会会章。会章规定：学会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会员守则为“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会议推选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不久，萧子升去法国，会务由毛泽东主持。

4月28日　南军马济部攻占湖南醴陵。南北军在醴陵一带进行拉锯战。毛泽东组织以学生志愿军为基础的警备队，并任队长，带领同学们护卫学校。

4月　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北门外平浪宫聚餐，为罗章龙去日本留学[2]饯行。毛泽东用“二十八画生”笔名写诗一首相赠，题为《送纵宇一郎东行》：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馀子。
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5月10日　出席第一师范学友会留校成员会议，讨论向下届学友会移交问题。毛泽东等提出，要筹备“独立会所”，以联络毕业同学，谋全省教育的研究和发展；还要成立交际部，“谋内外之连络，通新故之情素，图理论与经验之结合”。

6月　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3]。

6月下旬　同何叔衡、萧子升、萧三、陈赞周、周惇元（周世钊）、蔡和森、邹鼎丞、张昆弟、陈书农、李和笙（李维汉）等在湖南一师附属小学参加新民学会会议，讨论会友“向外发展”问题。会议认为留法勤工俭学有必要，应尽力进行，推举蔡和森、萧子升“专负进行之责”。二十五日，蔡和森到北京，经杨昌济介绍与李石曾、蔡元培接洽后，认为留法勤工俭学“颇有可为”，即函告萧子升、毛泽东、陈赞周、邹鼎丞等从事邀集志愿留法的同志。

6月30日　蔡和森致信毛泽东。信中说：“兄事已与杨[4]师详切言之，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正谋网罗海内人才”。“吾三人有进大学之必要，进后有兼事之必要，可大可久之基，或者在此”。希望毛泽东与萧子升讨论研究，决定行止。

7月25日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发表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即第一次对华宣言）。声明苏俄政府将沙皇政府与中国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概行废除，并将沙皇政府与俄国资产阶级强行掠夺、占有之中国领土及一切权益，全部归还中国人民。同时建议双方派出代表进行正式谈判，以建立友好关系。这个宣言于一九二〇年四月间在中国报刊上公开发表。

7月　蔡和森致信毛泽东促其尽快赴京，说：“吾辈须有一二人驻此，自以兄在此间为最好。”“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自由研究以兄为之，必有多少成处，万不至无结果。”润兄七月二十六日信“所论才、财、学三事，极合鄙意。究竟我们现所最急者，是一财字；而才次之；而学则无处不有，无时不可以自致。然非学无以广才，非才无以生财”。

8月11日　致信在湘潭的罗学瓒，认为罗学瓒从事教育工作比较适宜。信中说：深感同人中没有几个从事小学教育的，“后路空虚，非计之得”。往保定留法预备班，不如从事教育之有大益。“性质长此，一也；可便研究与性相近之学，如文科等，二也；育才作会务之后盾，三也。”

8月中旬　致信七舅父和八舅父，说从湘乡唐家圫舅父家到长沙已数日，决定十三日动身去北京。感谢他们照料患病的母亲。说乡中良医少，特请人开来一药方为母治病；如不能愈，到秋收之后，拟接到省城治疗。

8月15日　和萧子升、罗学瓒、罗章龙、陈赞周等二十多名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离长沙去北京。途中因铁路被水冲断，在河南郾城停留一天。十八日，和罗章龙、陈赞周到许昌[5]。

8月19日　和罗学瓒等一行到达北京。后与蔡和森等八人住在距北京大学不远的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三间狭小的房子里，“隆然高炕，大被同眠”，生活清苦。经杨昌济协助联系，蔡元培、李石曾同意为湖南青年先办三处留法预备班，分设在北京大学与河北保定、蠡县。以后又在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开办半工半读的留法预备班。八月间，毛泽东作出湖南学生留法勤工俭学计划，同萧子升等驻京主持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工作。

9月8日　在北京湘乡会馆同黎锦熙等会面，谈治学问题。

10月6日　和蔡和森、萧子升到保定，迎接由陈赞周、邹鼎丞带领的第二批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三十多位湖南青年。七日下午，在莲花池公园，同已在育德中学附设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学习的张昆弟、李维汉、李富春、贺果等聚会，并同湘籍全体同学合影留念。

10月10日　送蔡和森等三十多位留法预备班学员去蠡县布里村。随后同萧子升返回北京，统筹勤工俭学事宜。

10月　经杨昌济介绍，认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征得蔡元培同意，被安排在图书馆当助理员[6]，负责新到报刊和阅览人姓名的登记工作，月薪八块银元。由于工作关系，时常到李大钊处请教，读到一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并参加李大钊组织的学生研讨各种新思潮的活动。这期间，曾与在京的新民学会会员，邀请蔡元培、陶孟和、胡适分别在北大文科大楼谈话，主要谈论学术和人生问题。还同北大学生朱谦之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

此时，毛泽东同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成为挚友。

11月11日　协约国与德国签订休战条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二十八日至三十日，北京各界在中央公园举行庆祝活动。

11月15日　李大钊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热烈赞扬十月革命，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2月29日　到黎锦熙家，谈办报[7]和世界问题。

冬　和萧三、罗章龙到天津大沽口观海，看要塞炮台。

同季　到北京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工厂调查。

[1]关于新民学会的发起经过，毛泽东在1920年冬写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中说：“新民学会的发起，在民国六年之冬。发起的地点在长沙，发起人都是在长沙学校毕业或肄业的学生。这时候这些人大概有一种共同的感想，就是‘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乃成为一个迫待讨论的问题。这时候尤其感到的是‘个人生活向上’的问题，尤其感到的是‘自己生活向上’的问题。相与讨论这类问题的人，大概有十五人内外。有遇必讨论，有讨论必及这类问题。讨论的情形至款密，讨论的次数大概在百次以上。至溯其源，这类问题的讨论，远在民国四五两年，至民国六年之冬，乃得到一种结论，就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于是乃有组织学会的提议，一提议就得到大家的赞同了。这时候发起诸人的意思至简单，只觉得自己品性要改造，学问要进步，因此求友互助之心热切到十分。——这实在是学会发起的第一个根本原因。又这时候国内的新思想和新文学已经发起了，旧思想、旧伦理和旧文学，在诸人眼中，已一扫而空，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的生活之追求。——这也是学会发起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则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
关于新民学会成立的时间，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说是1918年4月17日。这里根据萧三日记，定为4月14日。

[2]罗章龙后因东京发生日警迫害中国侨民风潮，中止赴日。

[3]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说：“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

[4]杨，指杨昌济。

[5]罗章龙在《回忆新民学会》一文中说：“我们在漯河车站宿了一夜。第二天，毛润之、我、陈绍休（按：即陈赞周）坐临时车子到了许昌，在那里停留一二天。润之对许昌很感兴趣，许昌是三国的魏都，但旧城已荒凉。他建议去看看，我们就向当地一些农民了解了魏都的情况，知道旧址在郊外，乃步行前往凭吊魏都旧墟，并作诗纪行。”

[6]有学者考证，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职务是图书馆书记。这一职务一般由新聘者担任。

[7]根据黎锦熙1967年的回忆，这里所说的办报，指后来创办《湘江评论》。

1919年　二十六岁

1月18日　巴黎和会开幕。二十八日，中国代表在会上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归还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等。

1月25日　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成立。毛泽东参加了哲学研究会。

2月1日　在黎锦熙家同度春节。黎锦熙将他的《国语研究调查之进行计划书》改订本交毛泽东提意见。

2月19日　参加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改组大会。蔡元培发表演说并被选为新闻学研究会会长。毛泽东在研究会听《京报》社长邵飘萍讲授《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课程，曾多次拜访邵飘萍，并得到邵在经济上的接济。

3月12日　因母亲病重，从北京动身回湖南。为欢送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归途中绕道上海。十四日，到达上海。

3月15日　在上海参加环球中国学生会召开的赴法留学学生欢送会。十七日，送别湖南青年赴法。二十九日，参加又一批赴法留学学生欢送会，三十一日送别。

4月6日　由上海回到长沙。对母亲亲侍汤药。二十八日，致信七、八两舅父舅母，说“家母久寓尊府，备蒙照拂，至深感激”。

4月　回湖南后，主持新民学会会务。为解决生活问题和便于工作，住到长沙修业小学，教历史课，并广泛接触长沙教育界、新闻界和青年学生，进行各种联络活动。

4月30日　巴黎和会无视中国提出的废除不平等的“二十一条”等要求，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

5月4日　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消息传到湖南，全省震动。毛泽东同新民学会会员、各校学生骨干分子、新闻界教育界的代表人物进行联系，交换看法，提出在湖南开展爱国运动的具体意见。

5月7日　长沙各校学生举行“五七”国耻纪念游行，游行队伍被张敬尧派军警强行解散。

5月中旬　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邓中夏到湖南联络，向毛泽东、何叔衡等介绍北京学生运动情况，并商讨恢复和改组原湖南学生联合会问题。

5月23日　毛泽东约蒋竹如、陈书农、张国基等到第一师范后山操坪，商谈响应北京学生反帝爱国运动，与北京学生采取一致行动问题。议定：每一学校推举一个或两三个代表，于二十五日上午到楚怡小学开会。连日来，毛泽东到一师、商业专门学校、明德中学等校进行活动，向学生骨干提出：一、反帝爱国方向要明确，力争山东主权完整，反对北京政府卖国政策；二、要有统一组织，使力量集中；三、要准备对付张敬尧所施加的压迫。

5月25日　和蒋竹如、陈书农等同各校学生代表易礼容、彭璜、柳敏等二十余人在楚怡小学开会。由毛泽东介绍邓中夏与各校代表见面。邓中夏报告北京学生运动发生经过，希望湖南学生实行总罢课，声援北京学生。会议决定：成立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学生总罢课，以推动反帝爱国运动。

5月28日　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不日，学联改选，新民学会会员彭璜任会长。毛泽东经常到学联同负责人研究问题，指导工作。

6月2日　湖南学生联合会召开全体大会，议决全省各校学生从三日起，一律罢课。

6月3日　五四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中国无产阶级以巨大的声势参加了这一运动。本日，湖南长沙的第一师范、湘雅医学校、商业专门学校等二十个学校学生举行总罢课。四日，长沙《大公报》发表学联的罢课宣言。宣言说：“外交失败，内政分歧，国家将亡，急宜挽救”，湖南学生“力行救国之职责，誓为外交之后盾”。宣言还向政府提出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等项要求。随之罢课风潮席卷全省。

6月　同学联干部利用暑期放假，组织青年学生到城乡、车站、码头，作爱国反日宣传。

7月初　和何叔衡、熊楚雄等人，在长沙送别徐特立等十八人经武汉、上海赴法。

7月9日　在毛泽东指导下，由湖南学联发起的湖南各界联合会成立。联合会以“救国十人团”为基层组织。七月间，“救国十人团”已发展到四百多个。十月下旬，湖南救国十人团联合会正式成立。

7月14日　湖南省学联刊物《湘江评论》创刊，毛泽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湘江评论》“以宣传最新思潮为宗旨”。毛泽东为创刊号撰写创刊宣言及长短文二十余篇，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揭露和抨击。他在创刊宣言中说：“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他反对各种强权，主张平民主义，用群众联合的方法，向强权者做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无血革命”。在《陈独秀之被捕[1]及营救》一文中，他指出：当前的中国危险在于“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人们“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和政治不民主的结果。文章对陈独秀十分推崇，称之为“思想界的明星”。

7月21日　《湘江评论》第二号出版，刊载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此文在该刊第三号、第四号继续连载。文章宣传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指出民众大联合是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认为“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文章热情称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说“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而在中国则“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文章指出：当今中国种种方面都要解放，“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等，强调中华民族有伟大的能力进行改革，“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文章要求工人、农民、学生、教师、警察、车夫各色人等联合起来，仿效别国的方法进行革命。文内也反映了一些他对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看法，认为：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两派，一派是很激烈的，主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其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马克斯；一派是较为温和的，这派人的思想“更广，更深远”，其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克鲁泡特金。《民众的大联合》在当时的进步思想界有相当影响。北京《每周评论》说，此文“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北京、上海、成都等地一些报刊转载了这篇文章。

同日　在《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一号发表《健学会[2]之成立及进行》。文章赞扬戊戌维新时期湖南思想活跃，同时指出那时思想界存在的自大、空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孔子为中心等弊端，批评那时的思想“多是空空洞洞，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不容易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文章提倡“研究”、“批评”的精神和学术的自由讨论，认为没有批评的精神，就会做他人的奴隶。对于孔子，单就其统治中国思想界不能自由、使人们做了两千年偶像的奴隶这一点来说，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8月4日　《湘江评论》第四号出版。

8月中旬　由于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长沙群众举行焚烧日货，张敬尧的军警包围湖南学生联合会，胁迫彭璜停止反日爱国运动，张贴布告，解散学联，查封《湘江评论》，并闯入湘鄂印刷公司，将刚印出的《湘江评论》第五号没收。由于事先得知张有此举，毛泽东布置学联职员离开，重要文稿和学联印信移走，未受损失。当晚，毛泽东同留守的学联骨干在何叔衡处开会，决定六条：各校学生暂不用学联名义；学联活动要秘密进行；将查封《湘江评论》情况通告报界；要回乡学生宣传张敬尧的暴行；函达全国学联和各界联合会争取支援；积极准备驱张。此后，毛泽东和学联其他负责人到岳麓山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在毛泽东影响和帮助下办起来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新湖南》、周南女校的《女界钟》和修业小学的《小学生》等刊物，仍继续出版。

9月5日　致信黎锦熙，说《新湖南》从第七号以后由他主持编辑[3]。信中称赞《民铎》第六号刊载的《国语学之研究》（黎著）和《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是“近数年来不多见的大文章”，读后收益不少。还说：自己颇想研究国语，非将国语教科书编成，教育是没有办法的；至于留法一事，算是湖南教育界的一个“新生命”。

9月中旬　在商业专门学校召集原学联骨干酝酿驱逐张敬尧问题，指出北洋军阀内讧是驱张的大好时机，湖南学生要做驱张运动的主力。当即布置：一、尽可能策动教员和新闻界人士支援学生驱张；二、指派彭璜和商专代表李凤池等去上海，联络省外驱张力量；三、积极恢复学联。

9月21日、26日　先后在长沙《大公报》发表《表同情于师范学生》和《原来是他》两篇短文，对摧残教育、毒打车夫等社会现象表示愤慨。

10月5日　母亲文素勤去世。毛泽东闻讯立即从长沙赶回韶山。

10月8日　在母亲灵位前写成《祭母文》。祭文追述慈母勤俭持家、爱抚子女、和睦邻里等优良品德。“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不染一尘，身心表里。”并作泣母灵联两副：“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

10月16日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举行第一次研究期满式大会，会长蔡元培颁发证书。毛泽东获得该研究会听讲半年的证书。

10月22日　同湖南教育界一千二百七十二人联署发出公启，揭露张敬尧派其私党操纵改选并控制省教育会的内幕，反对张敬尧摧残教育事业。公启于次年二月二十日在《湖南》月刊发表。

10月23日　为问题研究会[4]起草的《问题研究会章程》在《北京大学日刊》刊出[5]。章程说，“凡事或理之为现代人生所必需，或不必需，而均尚未得适当之解决，致影响于现代人生之进步者，成为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应“先从研究入手”。章程列出要研究的大小问题一百四十四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国际等各方面的实际问题。章程强调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而且要“注重有关系于现代人生者”。但规定，研究会只限于“以学理解决问题”，不涉及“以实行解决问题”。章程引起北京学界的重视。

11月8日—10日　长沙《大公报》连续三天刊登特别启事称：“本报添约毛润之先生为馆外撰述员。”此后的三年中，毛泽东同《大公报》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为该报撰写了不少文章。

11月中旬　出席新民学会在长沙周南女校召开的修改会章和进行改选大会。根据新会章，会议选举何叔衡、李思安任正副执行委员长；陶毅、周世钊、毛泽东、周敦祥、魏璧、陈书农、唐耀章、蒋竹如为评议员。会后，即进行驱逐张敬尧运动。会友多数外出，会务停顿一年。

11月16日　领导被张敬尧解散的湖南学生联合会的骨干分子，重建学联，于本日召开成立大会。大会发表再组宣言，指斥张敬尧一类军阀“植党营私，交相为病，如昏如醉，倒行逆施，刮削民膏，牺牲民意，草菅民命，蹂躏民权”。

同日　就轰动长沙城的新娘赵五贞因反对包办婚姻在花轿内自杀事件，在长沙《大公报》发表《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一文。文章分析赵五贞自杀，是由于“三面铁网（社会、母家、夫家）坚重围着，求生不能”。“这事件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独立，恋爱不能自由”。希望热心的人要为一个殉自由、殉恋爱的女青年呼一声“冤枉”。此后，长沙教育界、新闻界和青年学生，纷纷著文，对赵五贞事件进行讨论，形成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一次进攻。

11月18日—28日　在长沙《大公报》和《女界钟》发表《赵女士的人格问题》、《婚姻问题敬告男女青年》、《改革婚制问题》、《女子自立问题》、《“社会万恶”与赵女士》、《非自杀》、《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打破媒人制度》、《婚姻上的迷信问题》等九篇论文和杂感。这些文章集中抨击封建礼教和中国的万恶社会。其中说：“社会里面既含有可使赵女士死的‘故’，这社会便是一种极危险的东西。他可以使赵女士死，他又可以使钱女士、孙女士、李女士死；他可以使‘女’死，他又可以使‘男’死。”因此，“就不能不高呼‘社会万恶’”。在分析造成悲剧的社会经济原因时指出：在剥削制度统治下，“男女之间，恋爱只算附属，中心关系，还在经济，就是为资本主义所支配”，“这便是女子被压制不能翻身的总原因”。

12月1日　在《湖南教育月刊》第一卷第二号发表《学生之工作》一文。毛泽东数年来追求新社会生活，去春曾想邀几个朋友在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未实现。今春又计议在岳麓山建设以新家庭、新学校、新社会结合一体为根本理想的新村，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学生之工作》是其新村设想中关于学校问题计划书的一章。他主张：学校减少教授时间，“使学生多自动研究及工作”，从事种园、种田、畜牧等事项，实行“工读主义”。工作必须是为生产的、合于实际生活的。要使学生养成乐于农村生活的习惯，纠正学生毕业之后“多鹜都市而不乐田园”的时弊。并说，创造新学校、新教育，必须与创造新家庭、新社会相联系。要使家庭、社会进步，不可徒言“改良其旧”，必须矢志“创造其新”，才能达到。

12月2日　长沙举行第二次焚烧日货（第一次在七月）游行示威。十一月十六日福州发生日本暴徒持械殴打学生的“福州惨案”，湖南学联散发传单声援，并要求将长沙小吴门火车站查出的日货立即焚烧。本日，长沙工人、学生、教职员、店员约万人，高举“民众联合”、“抵制日货”、“打倒奸商”的旗帜，于教育会坪举行焚烧日货大会，遭到张敬尧镇压。

12月3日　和新民学会会员同湖南学联骨干、积极分子在长沙白沙井开会，研究形势，讨论对策。四日，在楚怡小学出席长沙各校教职员代表和学生代表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开展驱张运动，继续发动全省学校总罢课、游行演说。之后，在楚怡小学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常德、衡阳、广州等地扩大驱张宣传。

12月6日　长沙各校学生罢课。湖南学联代表长沙一万三千名学生向全国发出“张敬尧一日不去湘，学生一日不回校”的誓言。

同日　率驱张请愿团离长沙赴北京。代表团在汉口停留十天左右，分头动员旅鄂湖南学生一道驱张，联络湖北学生支持驱张运动。在赴京期间，毛泽东等发表“快邮代电”，向全国揭露张敬尧在湖南的罪行。

12月中旬　从武汉绕道上海为赴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向警予、蔡畅、蔡母（葛健豪）等送行，由于蔡和森等启程时间推迟，不能久待，即离上海去北京。

12月18日　湖南驱张请愿团到达北京，邓中夏等十余人到车站迎接。毛泽东到京后，主持驱张运动。北京成为当时湖南驱张运动的大本营。

12月22日　为揭露张敬尧的罪恶和宣传驱张运动，同张百龄、罗宗翰等组织平民通信社，毛泽东任社长。每日发稿分送京、津、沪、汉各报，将张敬尧祸湘的罪恶及各地驱张运动的消息，加以传布。

12月27日　平民通信社印发由毛泽东起草、以湖南旅京公民署名的呈文《湘人力争矿厂抵押呈总统府、国务院及外、财、农商三部文》，揭发湖南政务厅长串通水口山的德籍矿师，同美商以合资办理湖南白铅炼厂名义，行抵押借款之实的罪行。要求政府迅电张敬尧，取消草约，交款退出，并撤惩矿务局长，“以儆官邪而维矿政”。

12月28日　出席湖南旅京各界公民大会，讨论驱张办法，参加者千余人。大会要求与会的湘籍议员签字担保驱张。大会议决通电全国宣布张敬尧罪状并由国民公判等五项决议。

12月31日　和彭璜、张百龄等以湖南旅京公民名义，就张敬尧违禁运烟种事上书国务院。揭露张敬尧到湘后，大开烟禁，并劝民种烟。要求国务院“速即呈明大总统，将湖南督军张敬尧明令罢职，提交法庭依律处办，以全国法而救湘民”。

12月　杨昌济病重，在北京德国医院治疗。毛泽东到医院探望。杨昌济在病中给滞留上海的章士钊写信，向他推荐毛泽东、蔡和森[6]。

[1]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警察厅逮捕。

[2]健学会是由湖南省教育会长陈润霖邀集湖南省城各学校职教员徐特立（孤儿院院长）、朱剑帆（周南女校校长）等发起，成立于1919年6月15日。健学会“以输入世界新思潮，共同研究择要传播为宗旨”，1920年驱张运动胜利后，成员逐渐分化。

[3]毛泽东主持编辑的《新湖南》第7号刷新宣言，在1919年12月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1号的《长沙社会面面观》一文中，曾加以引录，内容如下：“本报第七号以后的宗旨是：一、批评社会。二、改造思想。三、介绍学术。四、讨论问题。……第七号以后的本报，同人尽其力之所能，本着这四个宗旨去做；‘成败利钝’自然非我们所顾。就是一切势力Authority也更非我们所顾。因为我们的信条是‘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

[4]周世钊1966年4月20日回忆：问题研究会“是拟划中的东西，它没有会员、组织，也没有开过什么会”。其会章“是毛泽东草拟的”，所列问题“全由毛泽东提出”。

[5]邓中夏在同期《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邓康启事》说：“我的朋友毛君泽东，从长沙寄来问题研究会章程十余张。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说很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份去。现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还不少，我就借本校日刊登出，以答关心现代问题解决的诸君的雅意”。

[6]据1963年章士钊《杨怀中别传》载：杨怀中函称：“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1920年　二十七岁

1月4日　在北京北长街九十九号平民通信社接待前来看望的黎锦熙[1]。

1月17日　杨昌济在北京病逝。毛泽东曾与杨开慧、杨开智一起守灵。二十二日，和蔡元培、范源濂、章士钊、杨度、黎锦熙、朱剑帆等联名，在《北京大学日刊》发出《启事》称：杨先生操行纯洁，笃志嗜学，无意于富贵利达，依薪资维持生计。为抚恤遗孤，请诸知交慨加赙助。

1月18日　和罗宗翰、彭璜等为反对张敬尧侵吞湘省米盐公款，向熊希龄等社会名流及上海湖南善后协会等团体发出快邮代电。要求将米盐公款“在张贼未去、湘乱未宁以前，只可暂归湘绅保管，不得变动。俟湘事平定后，再由全省民意公决用途”。

同日　和邓中夏同罗章龙等“辅社”[2]成员在北京陶然亭聚会，讨论驱张问题。

1月19日　湖南各界公民代表陈赞周、彭璜、毛泽东等给北京政府总统、国务总理的呈文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呈文历数张敬尧十大罪状，要求北京政府速将其撤任回京，依法惩办。呈文指出：“张督祸湘，罪大恶极，湘民痛苦，火热水深。张督一日不去湘，湘民一日无所托命。”

同日　和湖南省城各校教职员代表罗教铎、杨树达、朱剑帆、罗宗翰等联名呈文总统，控诉张敬尧摧残教育的罪行，指出“我国今日要务，莫急于图强，而图强根本，莫要于教育”。要求撤惩张敬尧。

1月23日　父亲毛贻昌在家乡去世，与母亲文素勤合葬于韶山土地冲。毛泽东在北京忙于驱张活动，未能回湘奔丧。

1月28日　湖南公民、教职员、学生三代表团，为要求撤惩张敬尧，向北京政府作最后一次请愿，毛泽东以湖南公民代表团团长身份参加。请愿团数十人，从中午十二时开始，分三路向国务院驻地进发，后又转赴国务总理靳云鹏私宅。毛泽东等六人被推举为交涉代表。靳托词不见，由其副官长接见。六代表痛陈张敬尧祸湘罪恶，要求靳云鹏当众宣布解决办法。靳承诺“明日国务会议将湖南问题提出”，下星期四学生代表到靳宅候信。请愿团到晚七时离去。

1月　经李大钊、王光祈等介绍，参加少年中国学会[3]。

2月5日　毛泽东等湖南代表依约到棉花胡同靳云鹏住宅请愿候信。但这一带早有兵警设防，阻止各代表通过，这次请愿没有结果。

2月15日　旅京湖南学会成立，毛泽东被选为编纂干事。学会每星期日上午开学术研究会，下午请中外名人讲演。九月以后，学会停止活动。

2月19日　农历除夕，访黎锦熙，讨论文化运动方法等问题。

2月　致信在长沙周南女校任教的新民学会会员陶毅，提出：“我们要结合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对于改造社会，要有共同的讨论，讨论共同的目的和共同的方法，再讨论方法怎样实践。这样，将来才有共同的研究，共同的准备，共同的破坏和共同的建设。要避免那种个人冥想和“人自为战”的弊病。信中还提到，想和同志成立一个“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用一二年的时间，将古今中外学术大纲弄个清楚，作为出洋考察的工具。然后组织一个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这桩事（留俄），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信中还说，今日到工读互助团[4]女子组看望，“觉得很有趣味”，但“也许终究失败”，因为男子组可说已经失败了。

3月5日　和陈独秀、王光祈等联名的《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在上海《申报》发表。启事说：为求得“教育与职业合一、学问与生计合一”，“使上海一般有新思想的青年男女，可以解除旧社会旧家庭种种经济上意志上的束缚”，而另外产生一种新生活、新组织，实行半工半读，互助协助，这是发起工读的唯一宗旨。该团简章规定，团员每天工作六小时，工作所得归团体公有，衣食住及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均由团体供给。

3月10日　在黎锦熙处进行长时间谈话，讨论社会解放与改造问题[5]。

3月上旬　接到彭璜等为在上海组织的湖南改造促成会所拟的《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即分发在京有关人士征求意见。《商榷》的主要内容是：废除督军，裁减军队，增加教育经费，实行自治，保障人民各种自由权利等。

3月12日　致信黎锦熙，并附《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信中说：“弟于吾湘将来究竟应该怎样改革，本不明白。并且湖南是中国里面的一省，除非将来改变局势，地位变成美之‘州’或德之‘邦’，是不容易有独立创设的。又从中国现下全般局势而论，稍有觉悟的人，应该就从如先生所说的‘根本解决’下手”。信中认为，《商榷》所列各条，虽然是“支支节节的向老虎口里讨碎肉”，是“次货”，但就中国目前状况来说，实在是“上货”。如果连这一着都不做，“便觉太不好意思了”。信中认为《商榷》中有许多地方“尚应大加斟酌”。《商榷》于六月十四日在上海《申报》发表。

3月14日　写长信给周世钊，谈国内研究和出国研究的先后等问题。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我觉得暂时在国内研究，有下列几种好处：1.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2.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3.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信中说：“我不是绝对反对留学的人，而且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我觉得我们一些人都要过一回‘出洋’的瘾才对。”“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信中又提到，要在长沙办自修大学，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

3月17日　晚间，到黎锦熙处，讨论湘事善后问题和近代哲学派别问题[6]。

3月25日　湖南公民代表、教职员代表、学生代表共四十五人，由毛泽东领衔，向全国发出快邮代电，声讨被张敬尧收买的政客组织“保张团”——旅京湘事维持会，重申湖南人民“以驱张除奸为职志”。快邮代电四月一日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

3月26日　印发同彭璜起草的《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修订稿[7]。宣言指出，驱张胜利后不能乐观，因为“一张敬尧去，百张敬尧方环伺欲来”，不能“虎头蛇尾，换汤不换药”，要“以‘去张’为第一步，以‘张去如何建设’为第二步”。“欲建设一理想的湖南，唯有从‘根本改造’下手”。宣言于六月十四日在上海《申报》、《时事新报》同时发表。

4月1日、4日　两次致信留法的萧子升，并寄送平民通信社稿件和《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信中说，“人才要讲经济，学问、游历要讲究多方面”，新民学会会务的“进行注意潜在，不出风头，不浮游大码头”。

4月上旬　邀集湖南代表在景山东街中老胡同商讨结束在京驱张活动问题。这时，直皖两系军阀利害冲突日趋剧烈，吴佩孚通电全国控告张敬尧搜刮政策。张敬尧处在四面楚歌之中，湘军湘人有联合驱张之势。会议决定，在北京的驱张代表，除留罗宗翰等少数人在京外，其他代表分别到武汉、上海、广东及回湘继续进行驱张活动。

毛泽东在北京组织驱张活动期间，同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等有密切联系，用心阅读他们介绍的马克思主义的书刊，热心地搜寻那时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本的共产主义书籍。这时，毛泽东较多地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有比较正确的理解。[8]

4月11日　离北京去上海。途中，在天津、济南、泰山、曲阜、南京等处参观游览，看了孔子的故居和墓地，登了泰山，还看了孟子的出生地。

5月5日　到达上海，住哈同路民厚南里二十九号。

5月8日　和新民学会会员彭璜、李思安等，为欢送即将赴法的陈赞周等六位会员，在上海半淞园开送别会。送别会讨论了新民学会会务问题，确定“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为学会态度。“介绍新会员入会，此后务宜谨慎”，议决吸收新会员的条件为：一纯洁，二诚恳，三奋斗，四服从真理。送别讨论会延至天晚，继之以灯。其间“在雨中拍照，近览淞江半水，绿草碧波，望之不尽”。

5月11日　和在沪会友送陈赞周等六人赴法，同他们握手挥巾，道别于黄浦江岸。

5月　应彭璜之邀，与一师同学张文亮等一起试验工读生活，在上海民厚南里租几间房子，“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过着一种简朴的生活。一个月后，彭璜写信给湖南的岳僧说，经过“考查北京已成各团的现状，调查社会生活的现实，才觉得这种工读的生活，却也不容易办到”，上海工读互助团“现在竟不能说不失败”！

6月7日　致信黎锦熙，说“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另立自修学社，从事半工半读”。信中强调自学和博学，写道：“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进学校。自由研究，只要有规律，有方法，未必全不可能。外国语真是一张门户，不可不将它打通，现在每天读一点英语，要是能够有恒，总可稍有所得。我对于学问，尚无专究某一种的意思，想用辐射线的办法，门门涉猎一下。颇觉常识不具，难语专攻，集拢常识，加以条贯，便容易达到深湛。斯宾塞尔最恨国拘，我觉学拘也是大弊。”对于“文字学、言语学、和佛学，我都很想研究”。“我近来功课，英文，哲学，报，只这三科。哲学从‘现代三大哲学家’起，渐次进于各家；英文最浅近读本每天念一短课；报则逐日细看，剪下好的材料。”信中还说，旅京湖南学会，是一种混合的团体，很不容易共事，“不如另找具体的鲜明的热烈的东西，易于见效，兴味较大。我觉得具体、鲜明、热烈，在人类社会中无论是一种运动，或是一宗学说，都要有这三个条件，无之便是附庸，不是大国，便是因袭，不是创造，便是改良派，不是革命派”。在谈到自己的性格时，信中说：“我太富感情，中了慨慷的弊病，脑子不能入静，工夫难得持久”。“我因易被感情驱使，总难厉行规则的生活”。

6月9日　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湘人为人格而战》，说张敬尧祸湘，“欺人太甚，有些难忍”。“湘人驱张，完全因为在人格上湘人与他不能两立”。

6月11日　直皖战争即将爆发，皖系无力挽回张敬尧失败。当晚，张敬尧出走。十二日，湘军前锋部队进入长沙。十四日，湘军总指挥赵恒惕到长沙。十七日，湘军总司令、湖南督军兼省长谭延闿到长沙。

同日　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湖南人再进一步》。文章指出，湖南驱张运动将要完结，“湖南人应该更进一步，努力为‘废督运动’。怎样废去督军，建设民治，乃真湖南人今后应该积极注意的大问题”。“湖南人有驱汤芗铭、驱傅良佐、驱张敬尧的勇气，何不拿点勇气把督军废去”。文章提出中国民治的总建设，要先由一省一省的人民各自解决，合起来便可得到全国的总解决。“我愿湖南人望一望世界的大势，兼想一想八九年来自己经过的痛苦，发狠地去干这一着。”

6月18日　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湖南人民的自决》，指出：“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这样的责任，乃全国人民的责任，不是少数官僚政客武人的责任”。“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赞助此自决者，湖南人之友。障碍此自决者，湖南人之仇”。

6月23日　起草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湘籍老同盟会员、上海报人曾毅信，提出改造湖南的主张。阐明湖南改造的要义在于“废督裁兵”、“建设民治”。说中国二十年内没有实现“民治之总建设”的希望，在此期间，湖南应实行“自决自治”，“自办教育，自兴产业，自筑铁路、汽车路，充分发挥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种湖南文明于湖南领域以内”。信中向打着“湘事湘人自治”旗号的谭延闿、赵恒惕政府，提出两点要求：“第一，能遵守自决主义，不引虎入室，已入室将入室之虎又能正式拒而去之。第二，能遵守民治主义，自认为平民之一，干净洗脱其丘八气、官僚气、绅士气，往后举措，一以三千万平民之公意为从违。最重要者，废督裁兵，钱不浪用，教育力图普及，三千万人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此信六月二十八日在上海《申报》以《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为题全文发表。

6月30日　致信罗章龙，告以在上海的见闻。信中谈到要将湖南的事情办好，搞自决自治。罗章龙赞成毛泽东的主张，并复信说：“你们这一年的劳苦，代价不小，有志竟成，足矜愚懦”。

6月　在上海期间，同陈独秀讨论过组织湖南改造促成会的计划和自己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9]。这时，陈独秀正在上海筹备组建共产党。毛泽东为组织革命活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额较大的款项，在上海找章士钊帮助。章士钊当即热情相助，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共筹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毛泽东。[10]

7月初　离沪返湘。经过武汉，与利群书社创建人恽代英会见，商谈在长沙开办“文化书社”问题。

7月4日　湖南省教职员联合会召开欢迎驱张代表大会。受欢迎的驱张代表名单中有朱剑帆、何叔衡、毛泽东（当时还未抵湘）、彭璜等二十七人。六日和七日，长沙《大公报》以《湖南改造促成会对于“湖南改造”之主张》为题，连续发表毛泽东起草的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

7月7日　到达长沙，住在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7月9日　致信胡适，询问在上海写给他的信收到没有，告以“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

7月20日　湖南学生联合会在长沙《大公报》发表《全体学生终止罢学宣言》。宣言说，“现在湘局，虽侥幸解决，但来日方长，种种均待整理”。“虽然，我们此次的牺牲太大，所得的代价，殊不满足。并且此次驱张，纯系军事上的色彩，转足以重民众的苦痛。自今以往，我们更应有彻底的觉悟，对于这种无价值的牺牲，绝对不干。要救湖南，事事须靠着自己，没再做无谓的周旋，向老虎嘴里去请愿。”

7月22日　谭延闿为防止直、皖、桂、粤各系军阀势力入据湖南，同时也为缓和湘军内部之争，利用湖南民意，发表被称为各省自治运动“嚆矢”的祃[11]电。该电称：督军制固宜废止，但废其名而存其实，或更扩大其权力如巡阅使、军区长，则流弊必更滋多。湘人此次驱张，本湘人救湘、湘人治湘之精神，拟即采行民选省长制，以维湘局。

7月25日　和在长沙的湘潭教育界人士，在长沙大公报馆开会，商讨湘潭教育改进问题。会议决定成立湘潭教育促进会，毛泽东被公推为四筹备员之一，共同负责起草简章。二十七日，湘潭教育促进会成立，毛泽东当选促进会文牍干事。三十日，湘潭教育促进会第一次干事会议决定起草促进会宣言书，由毛泽东主稿。

7月31日　毛泽东拟出促进会宣言书。指出：“教育为促使社会进化之工具，教育者为运用此种工具之人。故教育学理及教育方法必日有进化，乃能促社会使之进化；教育者之思想必日有进化，乃能吸收运用此种进化之学理及方法而促社会使之进化。”宣言书对湘潭教育的腐败情形，加以针砭。宣言书认为杜威教育学说“颇有研究之价值”。

同日　长沙《大公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发起文化书社》。文章说，现在全中国全世界都还没有新文化，只有“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指出：“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那真是我们馨香祷祝、希望不尽的！”同年八月二十四日长沙《大公报》再次全文刊载此文时，将标题改为《文化书社缘起》。

8月1日　和王季范、方维夏、彭璜、易礼容等十余人，在楚怡小学为新民学会会员李思安等赴南洋开欢送会。

8月2日　和文化书社其他发起人在楚怡小学开成立会。通过毛泽东起草的《文化书社组织大纲》。大纲规定，“本社以运销中外各种有价值之书报杂志为主旨”，“使各种有价值之新出版物，广布全省，人人有阅读之机会”。毛泽东与易礼容、彭璜被推定为筹备员。二十日，租用潮宗街五十六号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三间房子为文化书社社址。九月九日开始营业，易礼容为临时经理。

8月8日　出席在长沙大公报馆召开的湘潭教育促进会第一次全体会员会。会议通过毛泽东提出的“资送学生至长沙师范案”。次年一月，湘潭县决定送五十名学生入长沙师范。

8月22日　姜济寰[12]、易培基、方维夏、何叔衡等十余人在长沙县知事公署开会，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会议指定何叔衡、毛泽东、彭璜、包道平[13]为发起俄罗斯研究会筹备员，进行筹备工作。

8月下旬　在湘潭韶山休息。九月一日，回到长沙。

8月　上海“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该组织拟定一个具有党纲党章内容的文件，并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

9月3日　在长沙《大公报》新开辟的“湖南建设问题”专栏，发表《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一文，坚持先分省自治后解决全国总建设的观点，提出分省建立共和国的主张。文章说：“九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醒觉，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湖南人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决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我曾着实想过，救湖南，救中国，图与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携手，均非这样不行。”

9月5日　应湖南通俗报馆馆长何叔衡邀请，参加《通俗报》第一次编辑会议。在会上发言说：《通俗报》是向一般群众进行教育的武器，文字必须浅显、生动，短小精悍，要根据事实说话，不可专谈空洞的大道理。此后，毛泽东还常在通俗报馆约集新民学会会员谈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

同日　在长沙《大公报》发表《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一文。文章说，四千年的大中国，只是形式的中国，没有实际的中国，因为没有基础。大国家是以小地方为基础，不先建设小地方，决不能建设大国家。又说，中国与俄国不同。俄国革命所以能成功，在于“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14]），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认为中国目前条件尚不具备。“中国如有彻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但是不行”。因此，“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

9月6日　在长沙《大公报》发表《绝对赞成“湖南们罗主义”》一文。文章认为湖南的农、工、商、学等最大多数人民是赞成“湖南们罗主义”的，但如果实行公民总投票，票箱掌握在少数反对者手里，“湖南们罗主义”还是不能实现。所以要把票箱拿在最大多数人的手里来。

9月6日、7日　在长沙《大公报》连续发表《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一文。文章认为，几千年来，湖南由于受中国之“累”，不能遂其自然发展。“全中国无政府，全中国大乱而特乱。我料定这种现象至少尚要延长七八年。以后中国当大分裂，大糜烂，武人更横行，政治更腐败。”在这当中必定要发生一种新现象，“由武人、官僚的割据垄断，变为各省人民的各省自治”。“这是必至之势。如此者十年乃至二十年后，再有异军苍头特起，乃是彻底的总革命”。

9月10日　晚上，在第一师范同一师附小文书张文亮谈话。次日，张文亮给陈独秀发一信，请介绍俄国情况，并寄些书报来。

9月13日　谭延闿以地方自治为名，企图包办“制宪”，召集官绅名流和省议员开“自治会议”，提出“湖南自治法”，省议会即以“民意机关”自居，并组织“自治研究会”。二十三日，谭延闿决定由省议会制订一宪法会议组织法，根据这个组织法召集制宪会议。后因舆论反对和湘军内讧，制宪会议没有召开。

9月15日　参加在文化书社召开的俄罗斯研究会成立会。与会者一致认为，“研究俄国学术精神及其事情，有十分必要，一班脑筋陈腐的人，盲目反对，是不中用的”。会议公推姜济寰为总务干事，毛泽东为书记干事，彭璜为会计干事并驻会接洽一切。会议决定派张丕宗赴京转赴俄国，郭开第在船山学社办俄文班；还讨论发行俄罗斯丛刊问题。

9月25日　邀张文亮、陶毅、杨开慧等到文化书社会见。下午同游岳麓山。

9月26日　在长沙《大公报》发表《“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一文。文章说：湖南自治运动，固然要从理论上加以鼓吹，但不继之以实际的运动，终究不能实现出来。文章针对谭延闿的官办“自治”，提出“湖南自治运动是应该由‘民’来发起的。假如这一回湖南自治真个办成了，而成的原因不在于‘民’，乃在于‘民’以外，我敢断言这种自治是不能长久的。虽则具了外形，其内容是打开看不得，打开看时，一定是腐败的，虚伪的，空的，或者是干的”。

9月27日　在长沙《大公报》发表《释疑》一文。这篇文章是为了消除一种以为不懂得政治法律，对湖南自治问题就不敢出来说话的疑虑而写的。认为这种疑虑，“还是认政治是一个特殊阶级的事，还是认政治是脑子里装了政治学法律学身上穿了长褂子一类人的专门职业，这大错而特错了”。“俄国的政治全是俄国的工人农人在那里办理。俄国的工人农人果都是学过政治法律的吗？大战而后，政治易位，法律改观。从前的政治法律，现在一点都不中用。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他们对于政治，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们对于法律，要怎么定就怎么定。”“湖南自治，又是一件至粗极浅的事，毫没有什么精微奥妙，毫不要根据哪一部法典，或哪一家学说，只是打断从前一切被中央各省干涉束缚的葛藤，湖南境内事，统归湖南人自办。”并说，“‘法律学’是从‘法律’推究出来的，‘法律’又是从‘事实’发生的，我们但造我们湖南自治的事实，不要自治法，也未尝不可以”。

9月28日　在长沙《大公报》发表《再说“促进的运动”》一文，着重说明湖南自治，不是少数做官的或“做绅”的发了心要办便可以实现的；没有许多人做促进的运动，是办不成的。

9月30日　在长沙《大公报》发表《“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时评，批评谭延闿提出的“湘人治湘”的论调。指出：“湘人治湘”仍是一种官治，不是民治。它“把少数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隶”。我们主张的是“湘人自治”，乡、县、省完全自治，乡长、县长、省长实行民选。

9月　应湖南省教育会会长兼第一师范校长易培基聘请，任一师附属小学主事（至一九二一年夏），被一师校友会推举为会长（连任两年半）。毛泽东在附小教学方面实行一些改革，设园艺、畜牧、印刷等实习课，要学生注意社会实际问题。他题写的一幅对联“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挂在附小礼堂，以勉励学生。为提高工人文化水平，把一九一八年四月停办的工人夜校恢复起来，还在初小部开办平民夜校和失学青年补习班，并主持教学工作。

秋　和十几位新民学会会员发起组织星期同乐会。每至星期日，到长沙近郊名胜古迹，如天心阁、水陆洲、碧浪湖等处聚会游览，作诗文，交谈个人的思想、工作和学习。有时也邀请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参加，用自己掌握的思想影响他们。

10月5日　和长沙《大公报》主编龙兼公等，应邀参加各界合署发起的自治运动联席会议。龙兼公、毛泽东相继发言，说湖南处此稍纵即逝的局势下，应将自治宪法于最短期内实现，“由湖南革命政府[15]召集宪法会议，既于理论上说得通，又于事实上做得到”。

10月5日、6日　长沙《大公报》发表由毛泽东、彭璜、龙兼公三人提出、三百七十七人签名（几天后增至四百三十六人）的《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建议书认为，谭延闿出兵驱张，召集湖南自治会议，均属“革命行动”，他组织的政府“确是一个革命政府”。在这千载难逢的机会，由谭政府召开人民宪法会议，以免乱生枝节，比较现实。人民宪法会议代表，必须实行直接的平等的普通的选举。由人民宪法会议制定宪法，根据宪法产生正式的湖南议会、湖南政府，以及县、区、乡自治机关，至此“新的湖南乃告建成”。

10月6日　湖南省学联发出致各团体信，请选派代表于七日开联席会议。同时，发出致各学校信，通知订于十月十日举行市民游街大会。两信中说：湖南自驱张成功以后，政府所筹划，人民所仰望，报纸所鼓吹，咸集中于地方自治一点。诚以不能达到完全地方自治，则政治腐败如故，人民痛苦无减，新湖南即无由建设。顾欲达到完全自治目的，此际实是唯一又最好之时机。后一信中还指出：“双十节举行市民游街大会一次，一以警告政府，一以唤醒同胞，庶几人民宪法会议早日实现。”

10月7日　出席湖南省学联召开的省城各团体各报馆代表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双十节举行自治运动游行请愿。推举龙兼公、毛泽东起草以湖南省城全体市民名义呈省长请愿书。

同日　在长沙《大公报》发表《为湖南自治敬告长沙三十万市民》一文，说湖南自治运动能否成功，首先决定于长沙三十万市民，“西洋各国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无一不起于市民运动”。

10月8日　出席在省教育会举行的关于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的各界建议人四百余人大会，被公推为大会主席。会议同意“湖南人民宪法会议的选举法和组织法要点”，推举方维夏、陶毅等十五人为代表，将“要点”和请愿书送交谭政府。九日，谭延闿接见十五名代表，称“诸君所说，兄弟很表赞成，会同起草，兄弟意思就本诸君请愿书，即日函知各团体”。

10月10日　参加长沙各界约两万人的市民游街大会。游行队伍到湘军总司令部要求谭延闿接见，谭向代表满口允诺：“我已允许即行召集人民宪法会议，诸君的要求，我一定可以照办”。游行队伍经省议会时，由于群众对包办“制宪”不满，有人将议会的旗子扯下。

同日　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双十节增刊，发表《反对统一》一文，坚持“大中国”没有基础必须促成各省自治的论点，反对南北军阀的和议与统一。

10月11日　和龙兼公起草的湖南省城全体市民致谭延闿的请愿书，在长沙《大公报》发表。请愿书对召集人民宪法会议的组织法和选举法提出六点要求，认为人民宪法会议“应采革命精神，打断从前一切葛藤，以湖南一省完全自决自主，不仰赖中央，不依傍各省，铲除旧习，创建新邦。至此后制治精神，宜采取民治主义及社会主义，以解决政治上及经济上之特别难点，而免日后再有流血革命之惨。”

10月21日　代表制宪请愿团参加由自治期成会等召开的各公团联席会议。自治期成会等六团体提出仍由省议会起草宪法，要求表决。毛泽东、龙兼公等代表制宪请愿团和报界联合会，声明不加入表决。至此，湖南自治运动宣告失败而终止。

10月22日　出席文化书社第一次议事会，向会议提出《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16]。报告说，正式约定与本社进行出版物交易者，有上海的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中华书局、群益书社、时事新报馆、新青年社，北京的北京大学出版部、晨报社，武昌的利群书社等十一处。经由李石岑、左舜生、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等信用介绍，各店免去押金。经多方筹办，时经一月之久，即正式营业。营业范围为书、杂志、日报三类。据该营业报告统计，在已经销售的二百一十二种书报杂志中，《新青年》、《新潮》、《劳动界》、《新生活》等销量最多。

10月26日　受长沙《大公报》聘请，为蔡元培、吴稚晖等人来湘讲演作记录[17]。随后将整理的七篇记录稿在长沙《大公报》陆续发表。

11月7日—9日　在长沙《大公报》连日刊登《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说本社“目的专经售新出版物”。并通告文化书社经售的罗素《政治理想》、《马格斯<资本论>入门》、达尔文《物种原始》、《社会主义史》及《新青年》等出版物二百一十二种。

11月中旬　致信张文亮，随信寄上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十份。章程的宗旨在研究并实行社会改造。信中托张文亮为发展团员“代觅同志”。这时毛泽东正在筹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在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等校的先进学生中，寻觅团员的对象。

11月19日　在长沙《大公报》发表《女子教育经费与男子教育经费》短文，指出女子同男子应有同等的受教育权，为女子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而呼吁。

11月21日　在湖南通俗报馆与张文亮会见，告以不日将赴醴陵考察教育；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展，此时“宜注重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

11月23日　因湘军内讧，谭延闿被迫辞职。二十五日，赵恒惕任湘军总司令。二十九日，林支宇任湖南省长。

11月下旬　因工作过于劳累，作短时间休息，到醴陵、萍乡考察游览。在萍乡期间，分别复信向警予等新民学会会员。

11月25日　复信旅居法国的向警予。说一年来，对于湖南问题曾为力不少，但效果不大。曾主张“湖南自立为国，务与不进化之北方各省及情势不同之南方各省离异，打破空洞无组织的大中国，直接与世界有觉悟之民族携手，而知者绝少”。自治问题发生时，空气至为黯淡。自从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之建议提出以后，“声势稍振”，但“多数人莫名其妙，甚或大惊小怪，诧为奇离”。信中说：“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同日　复信在法国的欧阳泽，谈新民学会问题。认为“凡事不可不注重基础”，会员在上海半淞园讨论会务，一致主张新民学会的进行应采取“潜在的态度”。“可大可久的事业，其基础即筑在这种‘潜在的态度’之上”。

同日　复信罗章龙，强调湖南问题的解决，新民学会的结合，都要有明确的主义。说：对于湖南问题，“我虽然不反对零碎解决，但我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主张湖南自立为国，“这实是进于总解决的一个紧要手段，而非和有些人所谓零碎解决实则是不痛不痒的解决相同”。“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他斢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信中谈到自修问题说：“我回湘时，原想无论如何每天要有一点钟看报，两点钟看书，竟不能实践。我想忙过今冬，从明年起，一定要实践这个条件才好。”

同日　致信旅居新加坡的张国基，答复五月二十三日和九月十九日两封来信。信中说：弟对于湘人往南洋有一意见，即湘人往南洋应“取世界主义，而不采殖民政策。世界主义，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义。殖民政策，只愿自己好，不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损人利己的政策”。

同日　复信李思安。李思安来信要毛泽东趁湖南的“伟人们”尚未站稳脚跟之际，写几篇文章，发表改造湖南的意见。毛泽东在信中写道：“湖南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你莫以为是几篇文章所能弄得好的。大伟人虽没有十分巩固，小伟人（政客）却很巩固了。我想对付他们的法子，最好是不理他们，由我们另想办法，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倒不必和他们争一日的长短。”

11月26日　给在法国的罗学瓒连复两信。信中写道：“感情的生活，在人生原是很要紧，但不可拿感情来论事。以部分概全体，是空间的误认。以一时概永久，是时间的误认。以主观概客观，是感情和空间的合同误认。四者通是犯了论理的错误。我近来常和朋友发生激烈的争辩，均不出四者范围。我自信我于后三者的错误尚少，惟感情一项，颇不能免。惟我的感情不是你所指的那些例，乃是对人的问题，我常觉得有站在言论界上的人我不佩服他，或发见他人格上有缺点，他发出来的议论，我便有些不大信用。以人废言，我自知这是我一个短处，日后务要矫正。”信中在谈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的情况时说：“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怀中先生在时，曾屡劝我要节劳，要多休息，但我总不能信他的话。”自己工作学习起来，“常常接连三四点钟不休息，甚或夜以继日，并非乐此不疲，实是疲而不舍”。中国的读书人要改变自己体弱的弊病，“须养成工读并行的习惯”。信中还反对“以资本主义作基础的婚姻制度”，倡导自由恋爱，主张组织一个“拒婚同盟”，实践“废婚姻”。

11月　在编辑《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时，为易礼容六月三十日给毛泽东、彭璜的信写按语。按语认为，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但对于陈赞周所谓“我们既相信世界主义和根本改造，就不要顾及目前的小问题小事实，就不要‘驱张’”的看法，按语也不同意。说“‘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等，也是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是对付‘目前环境’最经济最有效的一种手段。”当然，进行这种运动，只宜立于“促进”的地位，“决不跳上政治舞台去做当局”。按语在谈到根本改造的计划时，提到并肯定蔡和森主张组织共产党的问题。

同月　应陈独秀函约[18]，创建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参加发起者，还有何叔衡、彭璜、贺民范等。

同月　致信萧三，说：“我意你在法宜研究一门学问，择你性之所宜者至少一门，这一门便要将他研究透彻。我近觉得仅仅常识是靠不住的，深慨自己学问无专精，两年来为事所扰，学问未能用功，实深抱恨，望你有以教我。”

11月30日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集和第二集同时编定付印。毛泽东在为出版通信集而写的启事和《发刊的意思及条例》中，说明发刊的目的是，“联聚同人精神，商榷修学，立身，与改造世界诸方法”。“集内凡关讨论问题的信，每集出后，总望各会友对之再有批评及讨论，使通信集成为一个会友的论坛，一集比一集丰富，深刻，进步”。

12月1日　写长信给蔡和森、萧子升和其他在法会友，回答蔡和森、萧子升等提出的关于新民学会的方针、方法的意见[19]，表明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回信赞同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方针，并说这“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认为这个方针是世界主义的。“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关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不同意萧子升等所主张的实行“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方法；而对于蔡和森提出的用俄国式的方法，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信中说：“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从历史经验来看，“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因此，“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是不行的。信中对于过去接受过的无政府主义和西方民主主义的观点有所改变，说：“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12月2日　到张文亮处，商讨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问题。提出建团应分两步进行，第一研究，第二实行。要“多找同志”。青年团成立会，等陈独秀来湖南时再开。

12月3日　以第一师范附小主事的名义致函省警厅，对过去有人诬控他双十节游行在省议会扯旗，这次又有人诬控他图谋捣毁省议会两事，进行辩诬。说“无论何人，不得于我之身体及名誉有丝毫侵犯”。

12月中旬　复信张文亮，说：师范素无校风，你应努力团结一些同志做中坚分子，造成一种很好的校风；青年团的问题，你可努力在校发展团员，在本学期开一次会。十六日，再到张文亮处，商讨召开青年团成立会问题[20]。

12月19日　在湖南省教育会参加湘潭教育促进会第二次大会。在会上发言说，现在影响办师范的，不仅是办法问题，还有不明白办师范重要的问题。“湘潭要教育普及，照现在造就师资办法，再过千年，还无希望。宜以此种情形先事鼓吹，造成舆论。”

12月22日　出席省城教职员联合会为解决教育经费而召开的会议。毛泽东发言主张教育自决，说罢课还是消极，要准备积极的办法，政府已经靠不住了，教育界应联合起来，组织一个强有力的机关，实行自决自救，军费、政费都可以借款，教育是百年大计，也可以借款自救。

12月27日　给张文亮送去《共产党》月刊九本。

12月29日　同姜济寰、王季范、熊瑾玎、易礼容等在长沙县署出席文化书社议事会临时会，讨论文化书社“另觅社址”和“添筹股本”两问题。

冬　同杨开慧结婚[21]。

[1]黎锦熙1968年回忆说：“我此次去看他时，主席坐在大殿正中香案后。很长的香案，左边是平民通信社的油印机和通讯稿件，可见有些稿子可能是主席自编自刻自印的。右边是一大堆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我在这里第一次读到《共产党宣言》的全文。”

[2]“辅社”即“辅仁学社”，成立于1913年，是湖南长沙长郡中学的一个学术团体，罗章龙为学社负责人之一。1918年下半年，学社活动中心移到北京大学，五四运动后因大部分成员出国留学而停止活动。

[3]少年中国学会，由王光祈、李大钊等于1918年6月30日发起，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它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该会于1925年年底停止活动。

[4]工读互助团是少年中国学会个别负责人在北京发起组织的。他们集合北京大学等学校几十个男女学生，成立3个组，实行半工半读。其中男子组办了三四个月，因开支太大等原因，终于瓦解。女子组共8人，其中6人为湘籍女学生。

[5]关于这次谈话，黎锦熙1968年回忆说：“那天应是下午四时散班后，主席来我家就谈起，一直谈到夜里。内容应是约定谈的三个全面而切身的问题：一、究竟选定哪一种社会主义？二、怎样创造自己的哲学？三、我们如何分工进行？”

[6]这里所说的湘事善后问题，指湖南驱张后关于实行湘省自治问题。黎锦熙1952年写的《毛主席一九一五到一九二〇年的来信抄存附按语》中说：“一九二〇年三月间讨论这建设问题条件（按：指《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时，湖南的局面还没有变，但大家已预觉张敬尧是不久可被赶走的”。“六月以后，果然，湖南局面大变了，但这个当作‘次货’的自治方案，重点还是不能‘办到’。”这里所说的近代哲学派别问题，据黎锦熙1952年写的按语和1967年的回忆，是指法国的柏格森、英国的罗素、美国的杜威3位哲学家。

[7]易礼容1920年6月30日给毛泽东、彭璜的信中提到，《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是毛泽东和彭璜1919年就开始起草的。该信说：早几天读你们所发表的改造促成会宣言，后面添了一段，是去年稿子上所没有的。

[8]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说：“一九二〇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罗章龙在1990年3月回忆说：“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庞大的翻译组，大量翻译外文书籍，《共产党宣言》就是其中一本。《共产党宣言》不长，全文翻译了，按照德文版翻译的，我们还自己誊写，油印，没有铅印稿，只是油印稿。我们酝酿翻译时间很长，毛主席第二次来北京后看到了。”

[9]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中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10]关于此事，章含之在《我与父亲章士钊》一文中有一段回忆，她说：1963年毛主席突然提出“行老有没有告诉过你，我还欠了他一笔债没有还呢”。从1963年起，每年春节初二这天，主席用自己的稿费必定派秘书送两千元，一直到1972年送满累计两万元。主席还说：这个钱是给你们那位老人家的补助，从1973年开始还“利息”，这个钱一直送到行老不在为止。

[11]祃，即22日。

[12]姜济寰，当时任长沙县知事。

[13]包道平，新闻界人士。

[14]这是对英语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汉语记音。

[15]指谭延闿政府。

[16]这个报告，是以文化书社筹备员易礼容、彭璜、毛泽东3人名义提出的，由毛泽东起草。

[17]长沙《大公报》1920年10月26日至11月2日连日刊登《编辑部特别启事》，内称：“此次国内外名人来湘讲演，于学术改进，文化宣传，所关甚钜。本报为谋各界快睹起见，特请北京大学哲学士李君济民、北京大学文学士杨君文冕专纪杜威、罗素两先生演辞；唐君汉三、金君缄三、毛君泽东分纪蔡（元培）、章（太炎）、张（溥泉）、吴（稚晖）诸先生演辞。”

[18]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陈先生与在湖南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等早有通信联络，他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

[19]1920年7月，新民学会旅法会员在法国蒙达尔尼举行会议，提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但是对用什么方法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意见分歧。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蔡和森等会员，主张组织共产党，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另一部分会员主张“温和的革命”，用教育作工具。

[20]这时，长沙青年团已有二十多人。原准备陈独秀来湘再开成立会，因陈独秀赴广州，不能来长沙，遂于次年1月13日召开成立会。

[21]1929年6月20日杨开慧写的回忆中，谈到她同毛泽东恋爱的一些情节。她说，我们“过了差不多两年的恋爱生活”。“他有许多的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知道他的情形的朋友，把他的情形告诉我，我也完全了解他对我的真意。”“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十分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事，看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完全看见了我的心”。

1921年　二十八岁

1月1日　大雪满城，寒光绚烂，景象簇新。同何叔衡、彭璜、周世钊、熊瑾玎、陶毅、陈书农、易礼容等十余人在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出席新民学会会员新年大会，主席何叔衡。会议主要讨论三个问题：（一）新民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二）达到目的需采用什么方法？（三）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毛泽东首先向会议介绍巴黎会友对这三个问题讨论的结果：对第一个问题，主张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对第二个问题，一部分人主张用急进方法，一部分人主张用缓进方法；对第三个问题，一部分人主张组织共产党，一部分人主张实行工学主义及教育改造。毛泽东对会议上的不同意见，提出自己的主张。他说：“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至于方法，启民[1]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会议还讨论了学会本身及会友个人应采取什么态度，会友如何研究学术等问题。关于学术研究，发言者意见不一，有的不赞成专研究主义。毛泽东则主张“规定研究的对象，宜提出几种主义（如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等）定期逐一加以研究，较之随便泛泛看书，有益得多”。毛泽东为新民学会起草的“紧要启事”，在大会上通过。启事说：“本会会员结合，以互助互勉为鹄；自七年夏初成立，至今将及三年，虽形式未周，而精神一贯。惟会员对于会的精神，间或未能了解：有牵于他种事势不能分其注意之力于本会者；有在他种团体感情甚洽因而对于本会无感情者；有缺乏团体生活的兴味者；有毫无向上之要求者；有行为不为多数会友满意者：本会对于有上述情形之人，认为虽曾列名为会友，实无互助互勉之可能。为保全会的精神起见，惟有不再认其为会员。并希望以后介绍新会员入会，务求无上列情形者，本会前途幸甚！”

同日　和周世钊、何叔衡介绍湖南《通俗报》编辑谢觉哉加入新民学会。

1月2日　出席新民学会新年大会第二日会议。到会十余人，继续讨论昨日的三个问题。关于学会的共同目的，讨论结果，主张用“改造中国及世界”的有毛泽东等十人；主张用“改造世界”的五人；主张用“促社会进化”的二人；不作表决的二人。在讨论采用什么方法时，毛泽东首先列举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五种方法：一、社会政策；二、社会民主主义；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四、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五、无政府主义。他说：“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急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经长时间的讨论，赞成采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有毛泽东等十二人，赞成德莫克拉西的二人，赞成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的一人，未定者三人。

1月3日　出席新民学会新年大会第三日会议。会议继续讨论“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问题。十多人发言，提出各种着手进行的方法，诸如研究、组织、宣传、联络、筹措经费、办事业。毛泽东对上述方法均表赞成，提出在研究一项中须增加“修养”，联络应是“联络同志”而不是非同志。同时又提出须要做几种基本事业：学校、菜园、通俗报、讲演团、印刷局、编译社，并认为文化书社最经济有效，望大家设法推广。会议一致通过研究及修养的内容，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宣传方法，联络同志，组织储蓄会，办理几项基本事业等。会议还讨论了会友的室家问题。毛泽东说：“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现在青年有室家痛苦的极多，会友中亦大多数有此痛苦，此时不求解决，将来更无办法。”会议决定先组织“妇女成美会”，推举陶毅等为筹备员。会议讨论了会友健康及娱乐问题。增进健康一项，包括早起、运动、沐浴、节劳、戒烟酒等。增进娱乐，包括游江会、游山会、踏青会、聚餐会、踏雪会、球会等。会议还议定四月十七日为学会成立纪念日。下午二时，新年大会结束。

1月6日　致信彭璜，批评他对待易礼容的态度有失忠厚之道。信中说：“兄一月来对礼容态度，我颇不满意，大违兄平日恢恢之度，礼容即万不当，亦不宜以此非人世所堪之意态对之，面誉人与面毁人同非人世所堪。”信中告知彭璜，青年团拟于一月十三日开成立会，望参加。

1月16日　出席新民学会在文化书社举行的常会。到会二十一人，继续讨论新年大会未决问题：（一）会友个人的进行计划；（二）会友个人的生活方法；（三）个性之介绍及批评。毛泽东在谈到自己的计划时说：“觉得普通知识要紧，现在号称有专门学问的人，他的学问，还止算得普通或还不及。自身决定三十以内只求普通知识，因缺乏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的基础科学的知识，想设法补足。文学虽不能创作，但也有兴会，喜研究哲学。应用方面，研究教育学，及教育方法等。做事一层，觉得‘各做各事’的办法，毫无效力，极不经济，愿于大家决定进行的事业中担负其一部分，使于若干年后与别人担负的部分合拢，即成功了一件事。”还谈到去年在上海时，曾计划在长沙顿住两年，然后赴俄。“在长沙做的事，除教育外，拟注力于文化书社之充实与推广。两年中求学方面，拟从译本及报志了解世界学术思想的大概。惟做事则不能兼读书，去年下半年，竟完全牺牲了，这是最痛苦的牺牲。以后想办到每天看一点钟书，一点钟报。”在谈到自己的生活方法时说：“我可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现觉专用脑力的工作很苦，想学一宗用体力的工作，如打袜子，制面包之类，这种工作学好了，向世界任何地方跑，均可得食。至于消费，赞成简单，反对奢泰。”他不赞成熊瑾玎的消费主张，“生活奢了，不特无益，而且有害。主张依科学的指导，以适合于体内应须的养料，身上应留的温度，和相当的房屋为主，这便是‘备’，多的即出于‘备’之外，害就因此侵来。”

1月21日　复信在法国的蔡和森。表示完全赞成去年九月十六日写来的长信。复信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我固无研究，但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况乎尚有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在手段上又有十分必要的理由呢？”复信告知蔡和森，关于组党一事陈独秀等正在进行，并称赞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出版的刊物《共产党》“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

1月28日　复信彭璜，说日前论及待人态度，意犹未尽。“弟为不愿与恶人共事之人，谅兄所深知，但疾恶如仇，弟亦不为。”“弟两年半以来，几尽将修养工夫破坏：论理执极端，论人喜苛评，而深刻的自省工夫几乎全废。今欲悔而返乎两年半以前，有此志，病未能也。”复信称赞彭璜“高志有勇，体力坚强”，同时又指出他的十条缺点；并说这些缺点，自己大都也有。“弟有一最大缺点而不好意思向人公开者，即意弱是也。”“我平日态度不对，向人总是龂龂，讨人嫌恶，兄或谓为意强，实则正是我弱的表现。天下惟至柔者至刚，久知此理，而自己没有这等本领，故明知故犯，不惜反其道而行之，思之悚栗！略可自慰者，立志真实（有此志而已），自己说的话自己负责，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不愿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

1月31日　主持编辑的《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出版。出版说明指出：“这一集以讨论‘共产主义’和‘会务’为两个重要点。信的封数不多，而颇有精义。”

1月　撰写《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详细记述新民学会的发起、三年来发展及会员在各地的活动情形，总结学会的经验及优缺点。谈到学会的优点时说：“我们学会无形中有几种信条：像‘不标榜’‘不张扬’‘不求急效’和‘不依赖旧势力’皆是。”“多数会友彼此间从少面誉，‘言必及义’，自歉和勉励的话，总较多于高兴和得意的话。”会友无论求学做事，“只觉现在是‘打基础’，结果都在将来，要将来结果好和结果大，就应该将基础打得好，打得大”。学会是创造的不是因袭的，从来没有和旧势力发生过关系，也没有邀过旧势力的人入会。学会会友还有几种好处：第一，头脑清新，多数会友没有陈腐气，能容纳新的思想。第二，富奋斗精神。第三，有互助及牺牲精神。关于学会的缺点，报告列举四条：第一，学术根浅柢薄。第二，思想及行为幼稚。第三，一部分会友做事多于求学。第四，一部分会友间尚无亲切之联络与了解。

2月上旬　和毛泽覃从长沙回到韶山过春节。一天晚上，同毛泽民、毛泽覃、继妹毛泽建、弟媳王淑兰等，谈论家庭及国难当头民生多艰等情形。劝毛泽民把家里的事安排好，走向社会，参加革命，要舍家为国，舍己为民。说：房子可以让给人家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一笔勾销。几天后，毛泽民随毛泽东离开韶山，到了长沙，被安排在一师附小任校务，同时在该校工人补习学校学习。毛泽覃、毛泽建于一九一八年、一九二一年先后到长沙读书。

3月14日　和何叔衡、贺民范等二十八人发起组织长沙中韩互助社，支持朝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毛泽东任中韩互助社通信部中方主任，何叔衡任宣传部中方主任，贺民范任经济部中方主任。社址设在船山学社。中午，设宴欢迎朝鲜友人李熙春、李若松等三人。傍晚，李熙春等在学社发表演说。

3月19日　夜，接待一位被日本浪人抢劫钱财追逐到青年会的朝鲜友人，安排在第一师范住宿。

3月　在长沙船山学社同从巴黎回国的萧子升会面。此后，两人多次讨论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发生根本分歧。

4月21日　湖南省长赵恒惕公布《湖南省宪法草案》。

4月25日—27日　在长沙《大公报》连续发表《省宪法草案的最大缺点》。文章指出：省宪法草案的第一个最大缺点，是对人民的权利规定得不够。应增加三项极重要的条文：一、人民不分男女，均有承受其亲属遗产之权。二、人民有自由主张其婚姻之权。三、人民有依其自由意志求得正当职业之权。文章强调女子要有财产权和婚姻自决权。财产是一个根本，教育、职业、婚姻种种都是枝叶。文章说，尤其紧要的是要规定人民有求得正当职业的自由权，这就是将人民的“生存权”规定于宪法，求得宪法的保障。省宪法草案的第二个最大缺点是，规定无正当职业之人也有被选举权，关于劳动的事项完全没有规定。文章指出：“议员而不有职业的限制，则事实上仍然有钱的人当选，无钱的人落空”，“结果仍然是一种不利于平民的政治”。关于劳动问题，文章认为宪法应规定劳动者的工时、工值、红利、教育等项。

春　撰写《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详细记述新民学会长沙会员一月一日至三日新年大会和一月十六日常会的情形。

4月　写出《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二期），详细记述自去年九月开业以来至今年三月底的社务情形。报告一反“中国人营业总是秘密主义”的做法，将社务情况彻底公开。报告说，“现实的急务，莫要于传播文化；而传播文化有效，则莫要于办‘文化书社式’的书社”。报告谈到该社书报畅销的原因，“是社会对于新出版物的需要骤然迫切起来，受了新思潮的正面激刺和旧思想的反面激刺”，实在是一种可喜的现象。报告列举销售量较大的重要书籍，有《杜威五大讲演》、《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克鲁泡特金的思想》、《晨报小说》第一集、《试验论理学》、《白话书信》等。销售最多的杂志是《新青年》、《劳动界》、《新生活》等。

春夏间　和易礼容、陈书农到沿洞庭湖的岳阳、华容、南县、常德、湘阴等地，考察学校教育，进行社会调查。沿途曾写通讯投寄湖南《通俗报》[2]。

5月1日　湖南工人、学生首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黄爱、庞人铨领导的湖南劳工会[3]的工人和一部分学生，在湖南一师举行劳动节游艺会，戒严司令部派兵监视。大会进行讲演、游艺等活动，在纪念面包上印有“劳工神圣”、“不作工者不得食”等字样。

6月3日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达上海。随后会见李达等，在了解到上海等地成立共产主义组织的一些情况，建议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李达同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联系后，致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各派代表二人于七月到上海开会。

6月7日　湖南省署传出《通俗报》馆长何叔衡撤职的消息。八日，毛泽东、萧子升提议另办一报，以继续《通俗报》的精神。十一日，何叔衡接到赵恒惕政府的免职命令。十五日，《通俗报》被迫停刊。

6月23日　和何叔衡、萧子升、熊瑾玎、谢觉哉在船山学社商议重新办报问题。后因毛泽东、何叔衡离开长沙，谢觉哉去一师附小任教，办报问题被搁置。

6月　一天，邀周世钊到文化书社，将陈独秀关于要大大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来信给他看，并要他做这方面的工作。周世钊说明已约定几位朋友去南京读书，毛泽东没有勉强他。

6月29日　和何叔衡作为湖南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离长沙同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七月初，到达上海，住白尔路博文女校。

7月23日—8月初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代表十二人[4]，代表全国五十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和周佛海任记录。会址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三号（今兴业路七十六号）。七月三十日晚，突遭暗探侦查，后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在游船上开了最后一次的会议。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纲，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大会通过的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

8月上旬　到杭州、南京一带游历。在南京，看望周世钊以及在东南大学暑假补习班学习的陶毅、吴钊等六人。

8月11日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不久，在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设立分部。毛泽东任湖南分部主任。

8月中旬　回到长沙，住船山学社。在文化书社和清水塘同何叔衡、易礼容多次商量在湖南成立共产党支部的问题。

同旬　和何叔衡创办湖南自修大学。自修大学是在船山学社董事会总理仇鳌和社长贺民范支持下，利用船山学社社址和经费创办的。贺民范为首任校长，毛泽东任指导主任，负实际领导责任。

8月16日—20日　为湖南自修大学起草的组织大纲在长沙《大公报》连载。大纲规定自修大学的宗旨是：“本大学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术学周流于社会”。自修大学在国内外各重要大学和学术昌明地方以及湖南省内中等以上学校、学术团体，设通信员以进行联络和交流学术。自修大学研究范围，为科学、哲学、文学三类。大纲把“劳动”列为一章。“本大学学友为破除文弱之习惯，图脑力与体力之平均发展，并求知识与劳力两阶级之接近，应注意劳动。”

8月　起草《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5]，宣言论列旧式书院和现代学校的利弊。说书院研究的内容为“八股”等等干禄之具，但在形式上，没有教授管理，可以自由研究，“课程简而研讨周”。学校则是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课程过繁，学生终日埋头上课，几不知上课之外还有天地，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自动自发地进行研究。但现代学校的优点在于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自修大学之所以成为一种新制，“就是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宣言说，自修大学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校外学生凡有志向学均可入学，打破学术秘密。自修大学的学生可以到学校里研究，也可以在自己家里研究，也可以在各种店铺里、团体里和公事的机关里研究。自修大学的学习内容和方法，主要是：“自己看书，自己思索”，“共同讨论，共同研究”，辅之以教师指导；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湔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

夏秋间　被聘任湖南第一师范第二十二班国文教员。推荐何叔衡接任一师附小主事职务。主张一师的教育方针是民主和切合实际，方法要注重启发。在一次校务会议上提出，学生自治会的代表可参加校务会议，学校经济要公开，不开除学生等意见，获得校务会议通过。

9月28日　致信在北京的萧子升，谈从上海回湖南后的生活情况。“我回湘即寓船山，专以疗病为主，病即大有起色。现在心里非常快活，因病既日好，又没有事务责任上重大负担；每天因操劳炊爨，口腹既饱，身体更快；还可随意看所要看的书，故大有‘此间乐’的气概。现在读书虽甚少，然把英文作为主课，每天多少必读几句，诚已晓得非读不可了。”信中谈到为新民学会旅法会友陈赞周[6]筹款治病问题，说此款在国内同人中似只能以你我及叔衡三人担任为度。“此款事势急迫，非筹不可，只有不管偿还如何困难，姑且借来付去。”信中对许文煊、杨开慧、周毓明三女士进岳云中学一事，为之称赞：“男女共学，亦一新生面也。”

9月29日　致信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杨钟健，送上补填的入会志愿书。还送上应杨钟健要求填写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7]。在调查表备考栏内填写道：“所志愿之事业现时还只着手预备，预备三年或四年。后个人须赴国外求学，至少五年，地点在俄。后再回国，从事所欲办之事业。”

10月10日　在长沙建立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任支部书记，成员有何叔衡、易礼容等。在小吴门外清水塘租赁一所房子，作为中共湖南支部的秘密机关，并与杨开慧搬到这里居住。湖南支部建立后，慎重地吸收学生和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先在湖南自修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岳云中学、甲种工业学校等发展一批党员。在长沙第一纱厂、电灯公司、长沙的粤汉铁路工人中以及泥木、缝纫、印刷等行业工人中也发展了党员。

10月中旬　由夏明翰陪同溯湘江而上，到衡阳，住湘南学联。在湖南第三师范学校研究发展党员、成立党的组织问题。随后吸收心社[8]负责人蒋先云、黄静源和教员蒋啸青等加入中国共产党。

10月下旬　中共湖南支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派代表参加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9]的决定，选派共产党员夏曦、湖南劳工会代表王光辉等前往参加。

10月22日　和何叔衡、陈昌等出席湖南第一师范同学会常年大会并欢送夏曦赴俄。会议气氛热烈，庄谐并出，满座展然。毛泽东在会上发表演说，强调学校要有“主义”，“从前学校是没主义的，所标的主义又不正确，结果是盲撞瞎说，闹不出什么名堂。我们总要为有主义的进行。”

10月　在湖南第一师范出席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会，作关于剩余价值的讲演。

同月　粤汉铁路武汉至长沙段工人，在武汉中共党组织领导下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举行罢工。毛泽东亲自了解粤汉铁路工人的生活情况。不久，派党的干部到长沙新河总站办工人夜校。

11月7日　在长沙领导各人民团体举行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大会。会场上升起一面红旗。会后举行游行，散发传单，要求实现省宪法中所许诺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利。游行队伍遭到警察攻击，经过激烈斗争后散去。

11月21日　在《劳工周刊》[10]湖南劳工会周年纪念特刊号上发表《所希望于劳工会的》一文，表达了对湖南劳工会寄予的深切同情，并向劳工会提出三点希望：第一，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于团结劳动者以罢工的手段取得优益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尤其在于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第二，工会组织要由民主产生精干的全权办事机构。第三，工会应有自己的基金，工人应该自己养活工会，交纳最低限度的会费。文章最后以“不劳动的不得食”、“劳工神圣”、“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全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等口号，鼓励劳工会会员进行新的斗争。

11月下旬　湖南劳工会接受毛泽东的建议，进行改组。把各工团的合议制改变为书记制，将原有的八个部，集中为书记、宣传、组织三个部；并请毛泽东助理会务。

11月　中共中央局发出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决议的通告。通告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在本年内至迟于明年七月前，都能发展党员至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在劳动运动方面，须以全力组织全国铁道工会，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地的同志，都要尽力执行这一计划。毛泽东按通告要求，发展党的组织，准备成立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和开展工人运动。

12月中旬　和易礼容、黄爱、庞人铨等会见由上海前往桂林同孙中山会谈途经长沙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马林向工人和青年介绍了俄国革命的情况。

12月25日　中共湖南支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会议（即华盛顿会议）宣传文件的精神，通过湖南劳工会和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发动长沙工人及各界群众近万人，举行游行大会，反对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召开损害中国主权的太平洋会议。大会主席为黄爱，总指挥为庞人铨。大会通过致参加太平洋会议的北京政府代表和各省各报馆转各工人各工会同人电。当游行队伍行至日本及美国领事馆时，工人高呼“反对太平洋会议”、“打破国际的资本主义”、“揭破资本阶级的假面具”等口号。

12月　到安源煤矿考察。月中，安源路矿一部分有觉悟的工人致信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请求派人到安源帮助并指导一切。书记部当即派毛泽东、李隆郅（李立三）、宋友生、张理全四人到安源。毛泽东以交朋友的方式与工人谈心，深入矿井、工棚了解工人的痛苦和受压迫的情形，随后，派李立三在安源创办工人补习学校，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支部。

12月底　请易礼容转告黄爱、庞人铨，邀他们到清水塘谈话。过后，毛泽东对易礼容说：“谈得很好！他们的见解看法同我们是一样的，愿意同我们一起干。”

[1]即陈书农。

[2]当时任《通俗报》主编的谢觉哉1952年写的回忆文章说：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之后，“不见毛泽东同志再来报馆，却接到他自滨湖各县寄来的通信。好优美的文章！为我从来所未见过的。我总是把它刊在报上的显著地位”。1968年谢觉哉又说：毛泽东到岳阳写过一篇文章，写得特别调皮，说那个县的女学校教员都是有胡子的人，文章写了一句讽刺的话：“胡子之作用大矣哉！”

[3]黄爱、庞人铨组织的湖南劳工会成立于1920年11月21日。该会曾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它的第一个主要活动是领导湖南第一纱厂收归公有运动。黄爱、庞人铨后来在毛泽东帮助下，摆脱无政府主义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

[4]这12名代表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水族）、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参加大会的还有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

[5]易礼容1988年回忆说：《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和《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都是毛泽东执笔的。《组织大纲》当时就发表了，《创立宣言》没有同时发表。因为后者有些文句写得要求比较高，当时我们正要打入社会，恐怕社会接受不了，所以没有发表。

[6]陈赞周1920年5月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在巴黎去世。

[7]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是杨钟健为主任的少年中国学会第三届执行部编制。调查表分6个栏目：一、姓名；二、终身欲研究之学术；三、终身欲从事之事业；四、事业着手之时日及地点；五、将来终身维持生活之方法；六、备考。毛泽东在第二、三、四、五各栏内，分别填写：“教育学”；“教育事业”；“已从八年七月起湖南”；“‘教育事业之月薪酬报＇及‘文字稿费’”。

[8]心社是1921年3月由贺恕、蒋先云组织的进步团体。后来心社成员陆续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

[9]美、英、法、日等9个国家将于1921年11月开始举行华盛顿会议的消息宣布后，共产国际为了抵制这个帝国主义国家争夺远东霸权和宰割中国的会议，决定于1922年1月召开此次代表大会。

[10]《劳工周刊》，湖南劳工会的刊物，1921年10月20日创刊，免费寄送工人阅读。

1922年　二十九岁

1月1日　赵恒惕政府公布《湖南省宪法》。

1月17日　黄爱、庞人铨因领导湖南第一纱厂工人罢工，被赵恒惕杀害。湖南劳工会和《劳工周刊》随即被查封。毛泽东得知黄爱、庞人铨被害，立即从板仓杨开慧家中返回长沙城。在一师校长易培基家召开会议，决定开展一个悼念黄爱、庞人铨，控诉和反抗赵恒惕的运动。随后，在船山学社先后两次主持黄爱、庞人铨追悼会，并印发纪念特刊。同时，派正在安源的李立三到常德动员黄爱父亲同去上海，向社会各界控诉赵恒惕的暴行。

1月　派蒋先云去安源协助李立三工作，组织与发动工人运动。

2月　中共安源支部成立，李立三任书记。这是湘区最早建立的产业工人党支部。随后，中共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支部、湖南自修大学支部、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支部等相继成立，统归中共湖南支部领导。

同月　为黄爱、庞人铨被害事，赴上海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途经武昌时，住黄土坡二十六号中共武汉区委机关，停留一周多。同包惠僧、陈潭秋谈及黄庞事件，提出劳动运动要采取产业组合的方式，京汉铁路工人与粤汉铁路工人必须密切联合。

3月　到达上海。出席追悼黄爱、庞人铨大会。这时，全国各地掀起追悼黄、庞，反抗赵恒惕的运动。上海、天津、北京、广州等地召开追悼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分别为黄、庞被害发表宣言，李大钊在北京为《黄庞流血记》一书写序。

4月中旬　回到长沙。

同旬　中共湖南支部派易礼容、陈子博、张理全去广州参加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1]；并派易礼容、陈子博参加五月五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

4月底　和夏曦、彭平之[2]由长沙到常宁水口山，了解铅锌矿工人情况。随后，毛泽东又到衡阳三师了解建党建团情况，并在三师作关于社会主义的学术讲演，指出要改造社会必须有一种正确的远大的理想，并且为实现这种理想而奋斗，这个理想就是社会主义[3]。毛泽东还在三师召开的骨干和党团员会上作报告，要求湘南学联担负起对水口山的宣传工作，不要放松深入各界的宣传。

5月1日　在衡阳湘南学联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会，并作讲演。随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衡阳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

同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李立三任主任，朱少连任副主任。粤汉铁路新河工人俱乐部也相继成立，并开办了工人补习学校。

同日　长沙工人、学生约六十个团体举行游行大会。游行队伍到达黄爱、庞人铨灵柩前，高呼劳工万岁。

同日　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撰写的《更宜注意的问题》在长沙《大公报》发表。文章揭露赵恒惕公布的省宪法所谓“全民政治”的欺骗性，“美其名曰全民政治，实际抛弃了至少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工”。文章强调要注意劳工的三件事，即生存权、劳动权和劳动全收权，指出：“那些不能生存的人失业的人，问题则在如何使之生存与得业，在现时的湖南我愿大家特别注重在这里。省宪法虽则冠冕堂皇，可惜全没有涉及这几点！”“工人做的东西应该完全归工人自己，这就是劳动全收权”。劳动全收权自然是共产主义实行以后的事，但也不要太忽略了，因为这实是世界上已经有了的一个大潮流。劳工的三权问题无论怎样不注意，有一日自然会引起大家的注意。“‘殷鉴不远’，俄罗斯的资本阶级，贵族阶级就是个榜样，他们现在是已经悔之不及了！”

5月3日　从衡阳回到长沙。

5月5日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纪念马克思诞生一百零四周年的部署，中共湖南支部通过长沙马克思学说研究社在第一师范举办纪念会。到会二千余人。大会由熊瑾玎主持。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与中国”的讲演。其他人的讲演内容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史观与阶级争斗”、“剩余掠夺”、“无产阶级专政”、“改造社会应取何种方法”、“共产主义与俄国”等。

5月　和李立三、杨开慧到安源检查工作，发展组织。途经醴陵时，参观醴陵师范讲习所，并向讲习所全体师生发表关于阶级斗争史的演讲，约三小时。在安源看到贴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资产者的标语，向工人们提出：你们打倒军阀，打倒资本家，打是要打倒，不过要有步骤，要一步一步地来，把基础搞好。毛泽东还参加安源工人俱乐部干部会，同夜校工人谈话，访问工人家庭，强调工人要加强团结，壮大组织。告诫党员要注意防止暴露党的组织。在安源小住即返回长沙。

同月　在清水塘会见衡阳三师的教师屈子健。屈拟带领一部分教员和实习生去江浙一带考察教育情况，并聘请一位英语教师。毛泽东为屈子健写一介绍信去上海会见陈独秀，请陈给以帮助。

5月底　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书记，何叔衡、易礼容、李立三等为委员。区委机关设在长沙清水塘二十二号。这时湘区党员发展到三十多人。

夏初　同长沙新河站铁路工人程地广去岳州[4]，了解岳州铁路工人情况。岳州工人受新河站工人影响，有组织工会的要求。八月，派共产党员郭亮到岳州，组织发动工人。八月十五日，粤汉铁路岳州工人俱乐部成立，郭亮任俱乐部秘书。俱乐部成立后，即创办工人补习学校。

6月7日　致信在团中央工作的张秋人。信中说：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组事，两周内可办妥；衡阳社会主义青年团现有五十余人，都是好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的纲领、章程及其他要案除已在《先驱》登载者外，宜速印成小册子，寄长沙千份以便应用。十三日，又致信张秋人，催要团代会文件。十五日，再次致信张秋人，告知常德社会主义青年团已经成立。

6月17日　主持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改组大会。大会通过由毛泽东修改定稿的《长沙S.Y. 执行委员会细则》。细则规定执行委员会设三个部：书记部、经济部、宣传部。还组织学生、劳工、社会教育、妇女、农民、政治、非宗教等各种特别委员会，各委员会设委员长一人。改组大会选出长沙执行委员会委员三人：毛泽东为书记，李立三为经济部主任，罗君强为宣传部主任。大会还同意委派王梁为学生运动委员会委员长，李立三为劳工运动委员会委员长（兼），易礼容为社会教育运动委员会委员长，周毓明为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长，王萼为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长，李六如为政治宣传委员会委员长，陈子博为非宗教运动委员会委员长。

6月20日　以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书记名义，写信给方国昌[5]并转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报告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执委会改组结果，呈请团中央同意；并报告衡阳、常德青年团已建立，萍乡、醴陵两地方团和各县小分团正在组织，拟九月内召开各地方团代表会议。

7月5日　致信八舅父、七舅母、八舅母和各位表兄嫂。说：“甥今年住家读书，没有在外边做事，幸喜身体还好，每天也还快活，泽民、泽覃，淑兰，先桂[6]，泽建，开慧都好，不劳挂念。”

7月16日—23日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7]。大会通过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和中国共产党党章，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等八个决议案。大会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的最低纲领，即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党的最高纲领是“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大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被推选为委员长。

8月7日　致信在长沙任教的原省立第三师范学生欧阳振垣：“有事奉商，望于本星期二七号[8]下午四时惠临清水塘一叙”[9]。

8月17日　湖南省学联发起的湖南工学商各公团联合会[10]召开成立大会。联合会宗旨是：“拥护人民权利，发扬平民政治，完全实施宪法”。会议选举易礼容、李立三、刘少奇等为联合会干事。为促进省长民选，各公团联合会于二十日组织游行大会，公推李立三、易礼容、刘少奇等为代表向省议会进行交涉，递交请愿书，声明省长选举，要尊重民意，反对武人、军阀为第一任省长。

8月23日　在中共湘区委组织领导下，长沙一千五百余织造工人，为要求照一九一九年工价折合洋银发放工资遭到资方拒绝，举行罢工。罢工得到长沙土木等各业工人支持，历时月余，最后取得胜利。

8月29日、30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举行全体会议。会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决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9月初　到安源。当时路矿当局勾结地方政府，下令封闭工人俱乐部，激起工人义愤，工人又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提出罢工问题。毛泽东同安源中共支部的蒋先云、朱少连等研究当前情况，认为罢工时机已经成熟。毛泽东要求做好各种具体准备，迅速将大多数工人发动组织起来，争取各方面的同情与支持，准备进行义无反顾的斗争。并写信给正在醴陵的李立三，要他立即赶回安源。

9月5日　长沙土木工会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通过毛泽东起草的《长沙土木工会章程》。章程规定土木工会“以改进工人生活，拥护工人权利为宗旨”。工会的基本组织为十人团，当时已有会员一千零八十人。大会选举任树德、袁福清等四十人组成土木工会委员会，易礼容为秘书。

9月6日—8日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主任邓中夏，武汉、上海、湖南、广东、山东各分部主任林湘浦（林育南）、阮大时（阮达时）、毛泽东、谭平山、王尽美联名递送北京参众两院的劳动立法[11]请愿书在长沙《大公报》连载的《劳动立法运动之进行》一文中发表。请愿书提出：“最近如苏维埃俄罗斯，更完全由劳动者建设劳农政府，掌握政权，国内宪法，悉由劳动者手定。”“工人在社会完全为生产者，在国内各阶级中，用力最多，境遇最苦，而对于国家社会功绩又最巨”。请愿书提出劳动法案大纲十九条，要求两院采纳通过并在国家宪法中规定工人有集会、结社、同盟罢工、团体缔结契约、国际联合、八小时工作、增加工资、改良待遇、参加工厂管理、受教育等各项权利。

9月6日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新河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岳州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联合致电参众两院，表示完全赞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提出之劳动法案大纲十九条，同时提出务使劳动者“获得政治自由”、“改良经济生活”、“参与产业管理”、“得受补习教育”四项基本权利。十七日，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泥木工会、新河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工友励进社、理发工会、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等各工人团体代表二十余人集议，成立湖南劳动立法同盟，统一领导湖南工人劳动立法运动。

9月9日　李立三到安源。此时毛泽东已由安源回到长沙。根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命令，经中共湘区委研究确定，再派刘少奇去安源参加领导安源路矿的工人运动。十一日，刘少奇到达安源。

同日　和岳州工人俱乐部秘书郭亮、徐家棚站工人俱乐部林育南领导粤汉铁路武汉、长沙段三千多工人罢工，要求当局撤换虐待工人的工头和提高工资。毛泽东直接领导长沙、新河两车站的罢工斗争。十日，岳州段全体工人在郭亮带领下，手执书有“驱逐工贼”、“要求正当权利”等口号的旗子横卧铁轨，阻止车辆通行。鄂督萧耀南派兵镇压，伤亡七十余人。十三日，毛泽东发动长沙工人支援，在新河俱乐部召集全体大会，议决：（一）速电交通部，历数粤汉路局长王世茂罪状，请速撤惩；（二）电徐家棚联合会，务必坚持到底；（三）派代表赴徐家棚助理一切；（四）无论如何非达目的不止。罢工坚持近二十天，在京汉路工人和其他各地工人团体支援下，二十五日胜利结束。吴佩孚、萧耀南被迫接受工人提出的七项条件。

9月11日　中共湘区委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开学。办学宗旨是：“为年长失学之人、私塾改图之人，及乡校课程不够升学之人，及时补习英文、数学、国文、历史、地理五科而设，男女兼收”。这期招收学生一百二十多人。主事何叔衡，指导主任毛泽东，教导主任夏明翰，事务主任易礼容。

9月14日　凌晨，安源路矿工人一万七千人举行罢工，发表罢工宣言。罢工前夕，毛泽东从长沙写信给李立三等，指出：罢工胜利的条件首先要靠工人群众有坚固的团结和坚强的斗志，同时必须取得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因此，必要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中共安源党组织召开紧急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并对罢工斗争作了部署。会议决定成立罢工指挥部，李立三为罢工总指挥，刘少奇为工人俱乐部全权代表。罢工宣言提出改良待遇、增加工资、组织工会等十七项条件，要求同路矿两局谈判。罢工期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致电萍乡安源路矿工友表示竭力援助。十八日，工人俱乐部代表、路矿两局代表会同地方商会和绅士调停人，对工人提出的条件进行磋商，同意工人提出的条件，三方签订协议。当天，路矿工人游行，庆祝罢工胜利。之后，安源工人俱乐部会员由七百人迅速发展到一万七千多人。俱乐部实行改组，选举李立三为总主任，朱少连为路局主任，刘少奇为窿外主任。

9月21日　长沙铅印活版工会召开成立大会。毛泽东兼任铅印活版工会秘书。

9月29日　中共湘区委领导长沙缝纫工人六百余人，为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举行罢工。十月四日，在长沙泥木工会等工团支援下，罢工取得胜利。缝纫工会复工宣言说：这次罢工，“均有觉悟的思想，自动的能力，所以才得到今天的效果，却是来日方长，我们应该干的运动无穷，所负的责任真大。以后还是要大家团结起来，本诸奋斗的精神，向光明的途径努力进行。尤其望工友们以阶级争斗的奋勇，创造劳动者的世界”。

10月初　在清水塘住处同泥木工会主任任树德等研究泥木工人罢工问题。认为罢工时机已完全成熟，可以提出罢工口号。五日，泥木工会委员会连夜召集会议，一致赞同毛泽东的意见。

10月6日　长沙泥木工人全体罢工。长沙《大公报》全文发表毛泽东起草的[12]泥木工人罢工宣言。宣言说，“我们苦力工人，一天的工作，硬是把一天的阳寿和精力来换几个钱去养家赡眷，并非坐食冤枉。”“试看他们商家，不上几天又把价码一涨，为什么又没有人反对呢？独于我们工人凭整天‘汗’‘力’得来的几个工钱，还要惨受这样摧残！”“我们别的权利虽是享不着，而我们营业和工作的自由是应当享有的”。“现在我们采取的唯一方法，就是冒得三角四分（甲工）和二角六分（乙工）钱一天的工价，我们全体同盟，决定不做”。

同日　赵恒惕政府通令查禁共产党的印刷品。

10月8日　在湖南省教育会坪主持长沙人力车工会成立大会，并发表演说。到会八九百人，手持“劳工神圣”、“打破资本主义”等标语小旗。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工会成立之前，毛泽东曾到人力车工人夜校讲课，并派罗学瓒去做工作。

同日　中共湘区委领导长沙五六百理发工人为争取营业自由、增加工资等举行罢工游行。罢工中店主与政府勾结封店、殴打工人。九日和十九日，理发工人两次向省议会发出请愿书，要求惩办压迫、殴打工人的店主和罢免逮捕工人滥施重刑的长沙县知事、省警察厅长。理发工人感于无团体不能保护自身利益，于二十八日成立理发工会，继续罢工。这次罢工坚持两个多月，至十二月二十八日工人所提的要求才为店主接受。

10月10日　湖南学生联合会组织长沙市“双十节”游行请愿大会，有四十多个学校和团体共二万五千多人参加，向省议会和省政府要求实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四大自由。

10月21日　泥木工人在教育会坪开会，到会二千余人，讨论继续罢工问题，坚持增加工资的要求，决定二十三日举行请愿大会。二十二日，长沙县署贴出布告，禁止请愿。这时，有人担心再次发生黄爱、庞人铨被害事件。毛泽东连夜找任树德等工人代表谈话，说明现在形势与黄庞事件时大不相同：工人有了组织，有长沙和全国工人阶级、社会各界的支持；长沙和全国各地都在发生罢工运动，而长沙县公署很孤立；这次罢工与赵恒惕的直接关系不太大，赵恒惕有可能不会那样顽固。毛泽东鼓励大家坚持斗争到底。

10月23日　长沙二千多泥木工人在任树德、易礼容带领下，举行游行示威请愿大会。毛泽东参加并指挥请愿游行[13]。

10月24日　率领任树德等泥木工会代表同湖南省政务厅厅长吴景鸿进行说理斗争。工人代表同吴景鸿谈判三小时，吴答应由泥、木两行具一呈文，说明要求增加工资、营业自由，经政府批准。毛泽东当场将工人代表与吴景鸿谈话记录下来，写成呈文交省长赵恒惕。

同日　长子毛岸英在长沙清水塘出生。

10月25日　以任树德、仇寿松、杜仲堃、黄少梅、李海珊、毛泽东等湖南六千四百余泥木工人名义起草的《呈省长文》，在长沙《大公报》发表。呈文指出，营业自由，载在宪法，工价之争，官府不必过问。泥木工人以三角四分工价请求开工，“独长沙县知事坚持不决，实属违反省宪，阻抑工情。既蒙省长维持，复承政务厅吴厅长于今日工等代表晋见之时，代表省长表示允照工等主张办理”。现工等全体集合省教育会坪前，请省长明白批示，以安人心。

同日　率任树德等十二名代表至政务厅催批呈文，获准。在代表的要求下，吴景鸿向等候在教育会坪的泥木及各工团工人一万五千余人宣布：“营业自由，省宪已经规定，官厅当然不应限制（大鼓掌）。希望此后社会日有进步，你们的工价，能随时增加，那就很好（大鼓掌）”。泥木工人经过二十天罢工斗争，在长沙各工团工人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支援下，获得完全胜利。

11月1日　在长沙新河车站主持召开粤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参加成立大会的有长沙泥木工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湖南铅印活版工会、湖南学联等三十多个团体，八十多名代表，其中有郭亮、朱少连、任树德、张汉藩等，与会代表一致赞成组织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当即召开联合会第一次代表会议，毛泽东被推为主席，并代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发表演说。

11月5日　湖南全省各工团召开第二次代表会议，正式成立全省工团联合会。参加会议的有粤汉铁路总工会、粤汉铁路岳州工会、粤汉铁路新河工会、株萍铁路工会、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长沙泥木工会、理发工会等九个工会的代表，代表会员三万余人。毛泽东作为粤汉铁路总工会的代表参加并主持会议。会议通过会章。选举毛泽东任全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郭亮任副总干事，任树德、罗学瓒、朱少连等任各部正副主任。工团联合会下辖十五个工会。

11月7日　中共湘区委组织工、学两界在省教育会坪召开俄国十月革命纪念大会。大会筹备处发出的通启说：十一月七日为唯一解放人类的苏维埃俄罗斯革命纪念日，敬爱的工人们，农人们，学生们，凡属被压迫阶级的同胞们，要纪念劳动者得到的权利，纪念人类得到解放的日子。大会会场悬挂大小旗子，书写着“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社会主义万岁”、“不劳动者不得食”等口号。大会被军警强行禁止。群众被迫上街散发纪念传单。

11月11日　分别写信给舅父母和表兄文运昌，告以自己在长沙的境况，说“身体尚好，惟学问无进”，“生活奇窘，不足为戚友道也”。

11月14日　长沙笔业工人罢工。笔业工会提出增加工资、改发银洋、改善伙食、不准私自开除工人等六项条件，并发表宣言。毛泽东邀集粤汉铁路及各行业十二个工会代表在船山学社开会，发动大家支援笔业工人。粤汉铁路总工会、长沙工会和泥木、理发、人力车等工会纷纷致函，质问笔业店主。十二月二十三日，店主答应工人的要求，罢工取得胜利。

11月21日　出席湖南劳工会成立二周年纪念大会。长沙十余个工会的会员三百多人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各界来宾二百多人参加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说“经济问题不解决，则社会上一切问题俱不能解决。”

11月25日　长沙印刷工人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宣布罢工。罢工的前几天，铅印活版工会曾向各印刷公司经理提出增加工资、改良待遇等十三项要求，要求三日内答复。赵恒惕政府只答应每月增资一元，工人非常不满。毛泽东同工会骨干研究，一致认为罢工时机已成熟，宣布罢工。印刷工人罢工之后，全城十余家印刷局同时休业，报刊十余家同时停刊（长沙《大公报》停刊十八天）。长沙看不到当地出版的报纸，社会上震动很大。

11月27日　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书记身份，请长沙《大公报》总编之一张平子对印刷工人罢工问题从中调停。各公司和报界仍不承认工人的要求，调停中止。

11月　在安源路矿工人罢工胜利的影响下，水口山铅锌矿工人推代表刘东轩到安源工人俱乐部见李立三、刘少奇，要求派人到水口山领导成立工人俱乐部。经毛泽东同意，安源党组织决定派蒋先云、谢怀德等四人去帮助工作。二十二日，蒋先云等到水口山。二十七日，水口山三千多工人召开俱乐部成立大会。三十日，工人俱乐部向矿局提出增加工资等要求。十二月五日，工人俱乐部发出罢工宣言，水口山三千多工人全体罢工。随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通电全国，请各工会团体予以支援。二十七日，矿局答应工人俱乐部提出的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承认工人俱乐部的地位等项要求。坚持了二十三天的罢工，胜利结束。罢工胜利以后，工人俱乐部创办学校，毛泽东从长沙派来校长和教员。

12月7日　中共湘区委为加强对湖南学生联合会的领导，通过学联评议部第二次会议，对学联会务活动提出新的方针和计划。新的工作方针是：“团结学生，领导民众，谋学生本身的利益，并反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与本国军阀政治的压迫，造成真正民主主义的政治，进而建设真正平等的社会，创造真正的光明世界。”评议部提出一九二二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三年三月会务进行计划十四条，规定了巩固和发展学生运动的具体任务。经过改选，夏曦为学联主任，毛泽民为庶务，夏明翰为《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主编。学联会址设在湖南自修大学内，经常得到毛泽东的指导。

12月9日　再次发起调停铅印工人罢工问题，邀请报界张慎庵、陶孝忠（陶菊隐）、张平子，铁路界娄士英[14]，机械界王麓生，石印界朱菊和等，印刷同业会代表十三人，铅印活版工会代表十三人，在省教育会坪进行公开会谈。经过调停，各公司和报界接受工人提出的大部分条件，基本满足工人的要求。坚持十七天的罢工胜利结束。十三日，长沙各报复刊。当天长沙《大公报》发表铅印活版印刷工人《上工宣言》。宣言回答了社会上一部分人对罢工的责难；对调停人毛泽东、张慎庵、张平子、陶菊隐及各工团给予的援助，表示感谢[15]。

12月11日—13日　由于近来劳资纠纷加多，政府压迫、破坏罢工事件不断发生，工人愤慨和恐慌情绪日甚一日，毛泽东认为“实有与各级行政官厅直接交涉之必要”。为此，以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身份，率领粤汉铁路、泥木、理发、铅印活版等十一个工会的代表郭亮、任树德、罗学瓒等二十余人，于十一日会见长沙县知事周瀛干、省警察厅厅长石成金，十二日会见省政务厅厅长吴景鸿，十三日会见省长赵恒惕，同他们就十个问题进行交涉。第一，请政府说明对工界的态度。在谈到黄、庞被害一事，毛泽东说，“杀一两个人封闭一两个工会，固然是损失，但并不因此停止他们必须的活动，而政府方面受通国的责难”。第二，集会结社问题。毛泽东和代表提出，政府不许集会结社是不符合省宪的。第三，表明工人的态度问题。毛泽东说：“工人所希望的是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确于工人有利，但中国目前尚难做到。目前政治，自然以民治主义为原则。至官厅文告常有工人盛倡无政府主义之语，全违事实。工人并不信仰无政府主义”。第四，工人与政府接头问题。第五，设劳资裁判所问题。第六，人力车工会会牌被警方取下问题。第七，理发工会提出的营业自由问题。第八，笔业罢工拖延不决问题。第九，机械工会改选、更名问题。第十，缝纫工会旧总管不交财产文卷问题。以上十个问题，经过毛泽东等工会代表的斗争，基本上得到解决。

12月14日　以铅印活版工会名义写的《铅印活版工会致大公报记者盾书》在长沙《大公报》发表。《大公报》总编之一李抱一，在该报复刊的第一天以“盾”的笔名发表《印刷工人罢工后的几句话》一文，说印刷工人罢工没有必要，蔑视工人没有学问，“欠缺常识”，“不守秩序”和“不知卫生真谛”，要工人“不受人驱策，不为人作试验主义的牺牲”等等。《致盾书》对于这些论调一一驳斥。文章一开头就说：“先生穿起长衣告诫我们工人，我们当然很感谢先生的盛意；但先生如果脱去长衣，站在我工人地位向我们尽忠告，我们不更加感谢先生么？”文章接着申明四点。（一）“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站在我们的地位来教训我们；能够不为我们的师长，而降格以为我们的朋友”。（二）“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将事实调查清楚，不要含沙射影，更不要蔑视人家的人格”。（三）“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够下得身段，真真实实地教训我们”。“我们很愿先生能真个脱去长衣，辞去大编辑职务，帮助我们，干劳动运动”，“我们只承认能牺牲自己的地位，忍饥吃苦，而为我们大多数工人谋利益的人，是我们的好朋友！”（四）“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替我们仔细想想，我们当用何种方法而后能读书和运动的机会？”“我们非减少工作时间，不能取得读书的机会；我们非自己团结起来，自己创办补习学校，不能取得读书的场所”。

12月21日　应毛泽东之邀任自修大学学长的李达，到达长沙。二十二日，自修大学为李达开欢迎会。

冬　在中共湘区委领导下，湖南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蓬勃发展。[16]

[1]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于1922年5月1日至6日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10项决议案，其中一项是由湖南劳工会代表张理全和中华海员工会联合总会代表苏兆征共同提出的关于“湖南劳工会黄、庞二君被杀及香港罢工沙田海员被杀案”，决定每年1月17日为黄庞纪念日。

[2]彭平之，当时负责湖南全省工运工作。

[3]当年在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的张际春，在1964年写的《伟大的启蒙和教诲》一文中说：1922年的一个晴朗的日子，请毛先生向我们作学术演讲。他曾先执起一支粉笔在黑板上书写了“社会主义”字样的题目。说许多青年同志们希望在改造社会方面做些事情，但是要改造社会必须要有一种正确的远大的理想，有了这种理想然后才能够坚定地为实现这种理想奋斗，才能够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理想。毛泽东演讲历时约两小时。这一次的演讲对于三师同学来说，不是一般的演讲，而是一次中国大革命实践前夕的伟大启蒙和教诲。

[4]岳州，今湖南岳阳市。

[5]方国昌，即施存统，后改名施复亮。当时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

[6]淑兰，即王淑兰，毛泽民的妻子。先桂，即赵先桂，毛泽覃的未婚妻。

[7]毛泽东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在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说：“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

[8]据查，1922年8月8日才是星期二。

[9]中共中央执委会委员长陈独秀应中共湘区委书记毛泽东要求，派共产党员张秋人来湘工作。毛泽东决定派张秋人到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加强那里的领导工作。毛泽东写此信，就是要同欧阳振垣商量由他护送张秋人赴衡阳的问题。

[10]湖南各公团联合会，成立第二天更名为“湖南民治促进大同盟”，实际上是湖南中共组织团结湖南各阶级人民，利用赵恒惕“省宪法”中言论、结社自由的条文，向赵恒惕政府进行合法斗争的一个统一战线组织。

[11]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决议案》提出，必须开展劳动立法运动。8月北京政府声言要重开国会，制定宪法。利用这个时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提出劳动法案大纲，要求国会纳入宪法。

[12]一说是经毛泽东看过后发出的。

[13]当时是长沙泥木工会委员的袁福清1951年回忆说：毛泽东穿一件对襟衣，走在工人队伍中间，领着工人喊口号。手上带着一个口哨，他吹一声口哨，工人喊一句口号，连吹连喊，工人的情绪越发高涨。

[14]长沙《大公报》所载《粤汉路罢工之解决详情》一文中为卢世英。

[15]1922年12月23日北京《晨报》报道说：毛泽东在工人中威信很高，“工人都以毛之意见为从违，毛之所可，工人亦从而可之”。

[16]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说：“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党——我那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员、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会。那年冬天，展开了蓬蓬勃勃的劳工运动。那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在农民中间工作做得非常少。大部分大矿的工人都组织起来了，学生几乎全数组织了起来。在学生战线和工人战线上，进行了多次的斗争。”

1923年　三十岁

1月17日　为纪念黄爱、庞人铨被害一周年，长沙工人七百余人举行“中国劳动纪念节工人游街大会”，并到黄、庞二烈士灵柩前致敬，散发纪念特刊和传单。同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发表《黄庞纪念日告青年无产阶级》书。

1月24日　在衡阳三师工作的张秋人收到毛泽东的信。信中说：“甫先生在京大考在即，有好消息望告。”[1]

1月25日　张秋人获悉赵恒惕要派镇守使去衡阳三师“检查”，前往长沙同毛泽东商量如何利用赵恒惕政府的自治招牌开展运动。[2]

1月　中共中央决定派李维汉去湖南担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接替即将调中央工作的毛泽东。

2月1日　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被军警强行解散。四日，京汉全路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七日，吴佩孚调集军警对汉口江岸、郑州、长辛店等罢工工人进行血腥镇压，造成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2月8日　在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领导下，粤汉铁路全体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承认京汉铁路工人提出的条件外，还提出本路工人的七项条件。同日，全省工团联合会在长沙召开死难工友追悼会，举行工人、学生二万余人的游行示威，并组织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援助京汉路委员会，发动全省工人、学生募捐援助，通电全国，声讨吴佩孚、萧耀南。

“二七”惨案后，毛泽东对安源工人运动的指导意见是，要以“弯弓待发”的姿势等待，看形势发展再决定是否罢工。当时，安源只举行了游行示威，在斗争条件方面也只提出不高的经济要求，很快被矿局所接受。安源的工人运动在全国工运低潮时没有受到损失，反而有所发展。

2月上半月　在湖南自修大学接待回湘接替工作的李维汉。要他先回乡省亲，春节后再交接工作。

2月中旬　在长沙会见中共湖北区委宣传委员李伯刚，向他了解“二七”惨案详情。派郭亮陪同李伯刚到长沙几个工会作“二七”惨案的报告。

同旬　同杨开慧携毛岸英到板仓过春节。

3月7日　致信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施存统。信中说，关于在湖南召开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问题，青年团长沙地方执行委员会议决照办，唯开会日期改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为宜[3]。

3月　派毛泽覃、贺恕、朱舜华（张琼）等到水口山工作。毛泽覃等到水口山后，成立中共水口山临时支部，并在工人夜校中举办特别班。

3月29日　中共湘区委领导省工团联合会、省学生联合会等团体，发起收回旅大运动[4]，六十多所中小学校、二十多个工团，及当地各界群众约五六万人举行反日游行大会。游行群众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否认二十一条”、“收回旅大”等口号，并向日本领事递交致日本政府警告书。

4月5日　由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发起，有四十一个团体参加的联席会议，决定组织湖南外交后援会，以领导反日斗争。五月十四日，湖南外交后援会发布对日经济绝交公约施行细则二十四条，号召全省人民即行对日经济绝交。

4月10日　同李达等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创刊号出版。发刊词说，本刊和普通校刊不同，有一定的主张，有一定的宗旨。“同人自信都有独立自强的精神，都有坚苦不屈的志气，只因痛感着社会制度的不良和教育机关的不备，才集合起来，组织这个学问上的亡命之邦，努力研究致用的学术，实行社会改造的准备。”“将来，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学艺术及其他学问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等等问题，本刊必有一种根本的研究和具体的主张贡献出来”。

同日　在《新时代》创刊号发表《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文章指出国内存在三派势力：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主体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非革命的民主派，包括研究系、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和新兴的商人派。反动派的范围最广，包括直奉皖三派。文章认为，今后中国政治的形势将成为以下情况：“一方最急进的共产派和缓进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派都为了推倒共同敌人和国民党合作，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一方就是反动的军阀派。中国政治的结局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但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一个期内，中国必仍然是军阀的天下”。其所以是这样，一是由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而反动政治完全霸占中国对帝国主义最为有利；二是由于中国的社会经济最有利于军阀的统治。文章说：“这个期内是外力和军阀勾结为恶，是必然成功一种极反动极混乱的政治的。但政治愈反动愈混乱的结果，是必然要激起全国国民的革命观念，国民的组织能力也会要一天进步一天。”文章最后说：“我们只知道现在是混乱时代，断不是和平统一时代，政治是只有更反动更混乱的；但这是和平统一的来源，是革命的生母，是民主独立的圣药，大家不可不知道。”

4月　派水口山工人、共产党员刘东轩、谢怀德回家乡衡山岳北白果乡开展农民运动。他们按毛泽东的意见，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发动农民，于九月中旬成立湖南第一个农会——湖南衡山岳北农工会，不久会员达万余人。农民在农工会的领导下，开展了平粜和阻禁地主谷米棉花出口的斗争，并酝酿减租减息。农工会于十一月中旬被赵恒惕（衡山白果乡人）派兵镇压。

同月　和蒋先云到安源。在工人俱乐部开干部会议，朱少连、任弼时、陆沉、袁达时、刘少奇、李立三等人参加。在会上讲了苏联情况和国内军阀的情况。还到工人夜校第三校讲演。随后返回长沙。

同月　中共中央调李立三到武汉工作，中共湘区委决定由刘少奇接任李立三的工作。

同月　离长沙去上海，到中共中央工作。行前向继任中共湘区委书记的李维汉移交工作，把领导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具体工作，分别交给郭亮、夏曦等。在清水塘湘区委召开的两次会议上，向李维汉介绍全区工作情况和组织情况。在介绍工作经验时强调两点：一、利用赵恒惕政府省宪法中的民主条文，进行斗争；二、用接近群众的方法，如在工人中办夜校、读书班，在学生中办刊物或组织社团，从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并逐步扩大成为建立工会、学生会的核心。还同李维汉单独谈话两次，介绍湘区委和各方面负责干部的情况，并陪同李维汉到从事上层统战工作的李六如家里，一起交谈湖南上层人物的情况。

6月上旬　离上海到广州。参加中共“三大”预备会议。会议由陈独秀主持，李大钊、张国焘、谭平山、蔡和森、陈潭秋、罗章龙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出席。马林传达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意见，报告国际形势。会议讨论中央委员人选和起草“三大”的各个决议案问题。

6月12日—20日　和朱少连作为湘区党组织的代表，出席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三十一号召开的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主持会议，并代表上届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总结报告。会议主要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言，介绍湖南农民和工人运动的情况，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意义[5]。在讨论中，多数代表着重批评了张国焘等不愿积极同国民党合作的错误意见；也不同意马林、陈独秀主张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观点。大会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并努力扩大共产党的组织。会议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和党章，通过了劳动、农民、青年、妇女运动等项议案。大会选出由九名委员、五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五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6]，协助委员长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会议期间，常利用休息时间到培正路简园同谭延闿谈国共合作问题，做争取谭延闿合作的工作。

会后，和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向警予等留在广州。曾与陈独秀、李大钊到廖仲恺家谈国共合作问题。国民党本部派覃振从广东去湖南，毛泽东托覃带信给李维汉，要中共湘区委员会协助覃在湖南筹建国民党组织。

6月25日　和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以国民党员身份致信孙中山，建议国民党“在上海或广州建立强有力的执行委员会，以期合力促进党员的活动和广泛开展宣传”。信中说：“我们不能沿袭封建军阀用武力夺取政权攻占地盘的同样的方针。这会给人们造成我们与军阀是一脉相承的印象。用旧方法旧军队去建立新中国不仅不合逻辑，而且在实践中也绝对行不通。旧军队有十倍于我们的兵力，我们只能用新手段，采取新方针，建立新的力量。对于国民，我们应联合商民、学生、农民、工人并引导他们到党的旗帜下。从人民中建立的新军队将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友好精神捍卫民国。”信中希望孙中山不要轻信南方诸省军阀，南方军阀的“罪恶并不比北方军阀稍逊”。“我们要求先生离开广州前往舆论的中心地上海，到那里去召开国民会议（如先生在“三权宪法”中所阐述，而不只限于群众游行）。这样，一支解决全国问题的集中的军队便能建立起来，一支国民革命的集中的军队便能建立起来。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不会丧失我们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7月1日　在广州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前锋》月刊创刊号发表《省宪下之湖南》一文。文章认为，只有湖南有省宪，这是因为湖南介于南北之中，若无省宪为护符，则容易遭兵，人民不愿，军阀更不愿。所以省宪成为盘踞湖南这一不利地区上的一个弱小军阀（赵恒惕）利用民意保全自己的工具。但省宪终究是束缚军阀的绳索，“省宪之寿命决无久理”。文章详细分析了湖南政界及教育界各派势力的斗争和消长变化情况，在介绍湖南劳工运动时说：“工人的活动，大引起社会之注目”。有组织的新式工人团体二十三个，约三万人。罢工十次，胜利及半胜利九次。罢工时间均在去年八月到十二月。

7月2日　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秘书毛泽东致信共产国际，报告中共“三大”及其以后的活动情况，说：“目前党内存在的一些困难已经在这次会议上获得解决。”“此次会议后，我们决定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搬到上海工作，这不仅因为上海是工业最发展的中心区，而且也便于对全国工作进行指导和传达。”

7月11日　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第三十一、三十二期合刊上发表《北京政变[7]与商人》一文。文章指出，北京政变惊动了“老不注意政治”的商人，使他们抬起头来注意政治，并出来干预政治，这是一个何等可喜的消息。全国国民在外力与军阀互相勾结的双重压迫下同受很深的痛苦，但“很敏锐很迫切地感觉这种痛苦的还要以商人为最”。厘金和关税是商人的两个生死关；而裁减厘金有损军阀的利益，增加关税有损帝国主义的利益，所以“外力军阀和商人是势不两立的”。文章说：“须知外力军阀是全体商人以至全国国民的共同敌人，而革命成功后所取得的又是共同的利益，为推翻共同的敌人取得共同的利益而团结而奋斗，是最必要的。”“商人的团结越广，声势越壮，领袖全国国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惟有号召全国商人、工人、农人、学生、教职员，乃至各种各色凡属同受压迫的国民，建立严密的联合战线，这个革命才可以成功”。

7月下旬　离开广州去上海。

8月5日　代表中共中央出席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第六次会议[8]，进行指导。参加会议的有徐梅坤、王振一、沈雁冰、邓中夏。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密令金佛庄（当时在浙江省警务处处长夏超的警备团任营长）相机作反战宣传，毛泽东还代表中央提出三点建议：“（一）劳委会与劳书部负责人应一致；（二）国委会委员长应改人；（三）对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态度须缓和，并编入小组。”

8月15日　在《向导》周报第三十六期发表《省宪经与赵恒惕》一文，历数湖南省长赵恒惕两年以来“戴省宪假面具与人民为敌”的种种罪行，戳穿其“护宪”骗局。

8月29日　在《向导》周报第三十八期发表《英国人与梁如浩》一文，揭露北京政府督办梁如浩丧权辱国同英国人签订“续租”、“永租”威海卫草约行径。指出：“迷信华盛顿会议相信英国比日本好的同胞们：请问华盛顿会议给我们的在哪里？英国比日本好的地方在哪里？国人应速起反对露骨侵略中国的海盗英国人！国人应速起反对汉奸梁如浩！”在《向导》周报同一期上，还就北京政府屈从英、美两国压力电令取消浙江等省的纸烟税一事，发表短文《纸烟税》。文章说：“洋大人打一个屁都是好的‘香气’，洋大人要拿棉花去，阁议就把禁棉出口令取消；洋大人要送纸烟来，阁议就‘电令各该省停止征收纸烟税’。再请四万万同胞想一想，中国政府是洋大人的账房这句话到底对不对？”

9月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告知党中央决定，出席青年团中央执委会会议的代表为中共中央局委员长或秘书，并告《向导》、《前锋》、《新青年》等刊物每期赠送一二份给团中央执委会。

9月上旬　中共中央机关由广州迁到上海，中央局机关设在闸北区三曾里。毛泽东同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等住中央局机关。

9月10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告：“中局组（织）自迁沪后略有更动，即派平山同志驻粤，而加入荷波同志入中局。又润之同志因事赴湘，秘书职务由会计章龙同志兼代。”

9月16日　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并受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林伯渠的委托，回到长沙，在湖南筹建国民党组织。

9月28日　在长沙致信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林伯渠、部长彭素民，谈湖南政局和在湘筹建国民党组织的问题。信中说：“关于本党在湘发展，虽在军事时代仍应努力进行”。并讲了同夏曦商议的具体进行步骤：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第二步组织常德、衡阳及其他可能的分支部；第三步再组织湖南总支部。长沙支部决定即日成立秘密的筹备机关，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又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然后开成立会推出候补支部长呈国民党中央委任。信中敦促将委任毛泽东为筹备员、夏曦为筹备主任的委任书，早日寄来。信后加一附语：“此信托人带汉寄上，因检查极厉害，来信请写交毛石山，莫写毛泽东。”十月初，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毛泽东在长沙、宁乡、安源等地建立了国民党分支部和湖南总支部。后来，湖南成为国民党组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

11月13日　次子毛岸青在长沙东乡板仓出生。

11月20日　湘江中学成立，二十四日正式开课。毛泽东、何叔衡、李维汉、罗宗翰、易礼容、姜梦周、陈昌、夏曦、夏明翰、谢觉哉、王季范、李六如等为校董。湘江中学前身为湖南自修大学。赵恒惕以“自修大学所倡学说不正，有关治安”为由，下令封闭自修大学及附设补习学校、初中部。中共湘区委遂筹备这所公开、正规的湘江中学。湘江中学继承自修大学的优良传统，办学宗旨为“启迪学生，使为健全的战士，为国民除障碍，为民族争自由”，“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的民族独立思想与革命精神。”该校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停办。

11月24日、25日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三届一中全会。中央局向全会作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报告。报告谈到湖南正在进行组建国民党的工作，新起的农民运动在衡山有万余人参加。会议通过国民运动、劳动运动和教育宣传等项决议案，决定进一步促进国民党改组。强调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一切政治的言论行动，须受本党之指挥”，“我们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

11月下旬　在水口山铅锌矿准备庆祝工人俱乐部成立一周年前夕，从长沙致信夏曦和水口山党支部，指出：不要只管庆祝，要摸清敌人，敌人如今已开枪了，你们一定要慎重，要掌握情况，要防止敌人万一袭击。

12月底　奉中央通知[9]离开长沙去上海，准备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贺新郎•别友》词赠杨开慧：“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1]“甫先生”，即陈独秀。“大考”为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称。此时陈独秀着手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2]1923年1月25日张秋人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施存统的信中说：“近日空气很恶，此间教职员说：镇守使要来检查此校，因为省长有公事给他，说三师范某——指我——系上海来之……”“水口山罢工事，确有大影响，此间又组后援会，益使社会上注目，恶之。元旦日把CY的名义公开了——发传单，有些人亦大惊小怪了！湖南已挂着自治招牌，关于运动方面，理应自由些，我此去当与子任兄一商。”

[3]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原定在长沙召开，后因长沙发生“六一”惨案，局势恶化，于1923年8月改在南京召开。

[4]日本租借中国旅大，1923年3月27日期满。1923年初，中国人民为收回旅顺、大连和废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掀起反日运动高潮。

[5]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毛泽东的发言是强调农民革命的重要性，进而指出中共不应只看见局处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会议讨论的问题，“在会前多已经再三提到过的，只有农民运动，是一个新提出来的问题。在中共的历次讨论中，直到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才注重这个问题，尤以毛泽东为然。”毛泽东“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

[6]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

[7]这里指1923年6月直系军阀首领曹锟，为当总统扫清道路，指使其党羽用各种手段，对总统黎元洪进行的“逼宫夺印”。

[8]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于1923年7月8日成立。该执行委员会兼管江苏、浙江两省党的工作。这次会议，除报告外，讨论下列问题：（一）救援在狱同志问题。（二）江浙军事问题。（三）劳动运动委员会问题。（四）工人青年励志会请教员问题。

[9]1923年12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十三号通告》通知：国民党“明年正月在广州召集全国大会，赴此大会之代表，每省六人，由当地推选三人，由总理指派三人，其曾有组织之处，业已准备推选赴会之代表”。“吾党在此次国民党全国大会代表中，希望每省至少当选一人，望各区会与地方会预商当选之同志，此同志必须政治头脑明晰且有口才者，方能在大会中纠正国民党旧的错误观念。旧国民党员中，我们也应该出力帮助其比较的急进分子当选”。“俟各省代表过沪时，我们的同志再集合议决一致的主张。”

1924年　三十一岁

1月中旬　和国民党部分代表乘轮船离上海到广州，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月20日—30日　作为湖南国民党地方组织的代表，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党员李大钊等二十余人参加。大会由孙中山主持。通过了有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以及新的中国国民党党纲、党章等，确定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为委员，沈玄庐、林祖涵（林伯渠）、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为候补委员。会议期间，毛泽东被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之一，并在会上多次发言。

1月28日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时，国民党右派方瑞麟等反对共产党员跨党，主张章程中增加一条：“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李大钊当即予以反驳，指出：“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作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他的发言得到廖仲恺等多数代表的支持。毛泽东适时提议停止讨论，请付表决。方瑞麟的提案被大会否决。

1月29日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讨论“比例选举制为大会政纲之一”的议案时，毛泽东发言说：“现时比例选举制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摈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少数派以机会也。本席根本反对本案，以为不能讨论，不能表决。”又说：“比例选举制虽为社会党所赞成，但当其未成功时固是如此，若成功后即不尽然。此制很有害于革命之本身，盖以自由给与反对党，革命事业便十分危险。”比例选举制的议案，未被通过。

1月30日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孙中山致闭会词，他说：这次会议“是重新来研究国家的现状，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重新来改组国民党的全体”。

1月31日　出席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由孙中山主持。推举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处理日常事务。决议设立中央机构，组成国民党中央党部[1]。会议还决定派遣中央执行委员分赴上海、北京、汉口等特别区，组织执行部，指导和监督当地党务。毛泽东被派到上海执行部。二月六日会议闭幕。

2月9日　孙中山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四次会议，讨论十项提案。其中有毛泽东提出的四项议案：（一）重要市县党部及区党部宜有经费补助。理由：“经费断不宜只用于中央与省之两个高级党部（空洞的党部）。市县党部区党部之二级（实在的党部）非补助经费必无办法必难发展”。“而市县党部及区党部为本党指挥党员行动最扼要的机关，若这两级党部没有力量，必至全党失了力量。”（二）本年内各省省党部宜兼理所在地之市党部，中央及各地执行部宜兼理所在地之特别区党部。（三）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各地执行部实际组织时，应注意事实上之需要。理由：“宜以全力发展下级党部，不宜将党里人才尽聚在最高党部”。“中央及各执行部到实际组织时宜看事实上的需要”。（四）本年内地方组织宜分别轻重缓急，定一计划。上述四案，除第二项未通过，其余三项分别交预算委员会审查或交中央执委会参考。

2月中旬　从广州到上海。同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住在闸北区三曾里。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罗章龙、王荷波、恽代英（代表青年团中央）四人，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遇有特别重大问题，则由国民党总理孙中山与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协商决定。派沈泽民、邵力子、瞿秋白、施存统、邓中夏、向警予、张秋人等共产党人参加执行部各部门的实际工作。

2月25日　出席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并作记录。会议宣布正式成立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管辖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和上海。会议通过胡汉民、叶楚伧、汪精卫为执行部常务委员；邵元冲任文书科主任，邵未到任前，由毛泽东代理；胡汉民任组织部部长，毛泽东任秘书；汪精卫任宣传部部长，恽代英任秘书；于右任任工人农民部部长，邵力子任秘书；叶楚伧任青年妇女部部长，何世桢任秘书；茅祖权任调查部部长，孙镜任秘书。罗章龙、施存统、沈泽民、邓中夏、向警予等共产党人都在执行部任职。

3月6日　出席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二次执行委员会会议，并作记录。会议决定，以平民教育运动为本党目前着手的一般工作，组织平民教育运动委员会并主持这项工作。

3月9日　在上海小西门少年宣讲团，出席上海各公团追悼列宁大会。到会的有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共产党上海区委、社会主义青年团等三十余团体的代表三百余人。

3月11日　出席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执行委员会会议（因到会人数不多，改为谈话会），作上海执行部自三月一日开始办公以来的工作报告，报告中提到，中央党部组织部曾发出第一号通告，要求旧党员重新登记[2]。

3月13日　出席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三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决定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招生事项；并决定印传单、出特刊悼念列宁。

3月14日　在环龙路四十四号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接待由中共北京区委派遣来沪参加黄埔军校第一期招生考试的中共党员张隐韬、杨其纲等。

3月16日　为长沙文化书社邮购图书事，致信上海民智书局，请将配好的书经汉口转交长沙文化书社易礼容。

3月20日　出席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四次执行委员会会议，并作记录。会议讨论在上海大学设立“现代政治班”问题，召集区党部、区分部执行委员解释国民党宣言及章程问题。会议就祥经丝厂女工被烧死事件，决定通告闸北区党部，以该区党部名义，联合各团体，援助工人，积极进行争取工人应得权利的斗争。

3月　负责黄埔军校上海地区考生复试工作[3]，接待了郭一予、陈作为等长江流域及其以北各省的考生[4]。考生在三月底进行数、理、化各科复试，录取者发给旅费和证明书，赴广州参加全国总复试。

4月19日　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秘书毛泽东联名发出中共中央第十三号通告，要求各地党和团的组织开展“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纪念和宣传活动。通告指出：“五一”纪念，在可能的范围内，召集工人演讲会，向工人讲演“五一”的历史及中国国民革命与集会结社之自由的关系。“五四”纪念，以学生为中心，必须发挥五四运动两个重要的意义：（一）恢复国权运动；（二）新文化运动。“此时国外列强之压迫，国内旧思想之反攻，都日甚一日，因此，五四运动之精神仍有发挥之必要。”“五五”纪念，应集合党、团员同志，由在理论上素有研究者讲演。“五七”纪念，务努力联合工商学生做大规模的示威运动，口号是：否认“二十一条”，取消租界，废弃不平等条约等。

春　和罗章龙并邀在上海松江中学教书的侯绍裘[5]一道，由黄浦江边码头乘小艇到松江县，指导当地国民党组织的工作。

5月5日　在上海莫利哀路二十九号孙中山寓所（今中山路故居），出席为纪念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举行的庆祝集会。到会的国民党各区党部代表三百多人，上海执行部成员邓中夏、张继、胡汉民、汪精卫、向警予、毛泽东、沈泽民、邵力子、戴季陶等在草坪合影留念。

5月10日—15日　出席在上海召开的扩大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作出《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工会运动问题议决案》、《党内组织和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等。会议总结了国共合作五个月以来的经验，提出国民党有两派力量，左派和右派。指出，“国民党的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我们同志其实是这派的基本队”。“假使现在我们因为巩固扩大国民党起见而取调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种错误”。“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于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左翼。”同时，会议特别强调今后在国民党中的工作以宣传工作为主，使国民党不断地有规划地宣传“一大”宣言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要求民权的原则。会议提出党的组织工作和教育工作的重要性，指出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的组织的重要性，说明产业工人是我们党的基础，建立和发展工会组织是“党的最重要的职任”。会议决定设立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在工农部内设立工会运动委员会。毛泽东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罗章龙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王荷波任中央工农部部长，向警予任中央妇女部部长。

5月19日　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秘书毛泽东发出中共中央第十四号通告，指示各地党组织对军阀吴佩孚、萧耀南逮捕汉口国民党执行部许白昊、刘芬[6]等七人事件迅速表示抗议，一致戮力申讨卖国殃民的直系军阀吴佩孚、萧耀南。

6月初　杨开慧同母亲携毛岸英、毛岸青从长沙到上海，住在英租界慕尔鸣路甲秀里（今威海路五八三弄）。杨开慧除担负家务外，还帮助毛泽东整理材料、誊写文稿等，并经常到小沙渡路工人夜校去讲课。

6月18日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具呈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弹劾共产党，声称共产党员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之加入国民党，“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主张国民党内“绝对不宜党中有党”。

7月21日　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秘书毛泽东联名发出中共中央第十五号通告。通告分析了国民党右派反共排共的严重形势，说：“自吾党扩大执行会后，国民党大部分党员对我们或明或暗的攻击排挤日甚一日，意在排除我们急进分子，以和缓列强及军阀对于国民党的压迫。此时国民党只极少数领袖如孙中山廖仲恺等尚未有和我们分离之决心，然亦决不愿开罪于右派分子”。通告指出，“我们为图革命的势力联合计，决不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但是，对于非革命的右倾政策，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为此，通告提出反对国民党右派的五项具体措施。通告特别提出：“须努力获得或维持‘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各团体的实权’在我们手里，以巩固我们在国民党左翼之力量，尽力排除右派势力侵入这些团体。”

7月　由于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负责人经常发生分歧，辞去组织部秘书职务，只领导文书科工作，另推荐中共党员张廷灏继任组织部秘书。

8月31日　签发中共中央给各区委、各地委、各独立组组长的通知。通知说，为准备召开第四次全国大会，要求各地同志对于本党一年来的各种政策、各种实际工作，提出意见，报告中央局。个人有特别意见的，可以写成书面意见，由委员会或组长汇寄中央局。中央拟将各地讨论的意见，在党报上发表，以为第四次大会各项决议讨论的材料。

9月10日　为揭露江浙军阀战争的反动性质、开展宣传运动，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秘书毛泽东发出中共中央第十七号通告。通告指出：“此次江浙战争[7]，显然是军阀争夺地盘与国际帝国主义操纵中国政治之一种表现”，只有增加人民的痛苦及被奴役的地位。“人民对任何军阀战争不能存丝毫希望，可希望解救中国的惟有是国民革命。我们要借此次战争为现实的材料，更努力的来宣传国民革命，号召民众组织国民革命的实力！为此，中局已决定发布对时局宣言[8]，表示本党对于此次战争的态度！”通告号召：“本党各级组织在接到此通告之后，应立即下令所有党员开始活动，万勿因循放弃此次宣传绝好机会！”

9月15日　签发中共中央关于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要求各地同志对通知中所列议案和前次扩大委员会所作各议案，详加讨论，尽量发表意见，将讨论情况和意见于十一月一日以前汇交中央局，在党报上发表。

9月25日　为加强党内教育和党外宣传工作，签发中共中央关于各地分配及推销中央机关报办法的通知。通知说：凡属本党党员，不但有购阅本党中央机关报的义务，并有努力向党外推销的义务。

9月2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信，对团中央局提出的三点意见，作如下答复：“第一点，系因和森[9]同志患病，在病愈以前现推德隆[10]同志出席。第二点，C.P.[11]中央自有自由调遣其党员之权；至张伯简[12]同志应否改在C.P.中央长期作事，俟稍后决定了自当通知S.Y.[13]中局变更前议，但现时并未正式决定。第三点，赵世炎[14]同志到京接办《政治生活》，仁静[15]即可返沪，并未变更前议。”

11月1日　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秘书毛泽东发出中共中央第二十一号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加强党内组织工作。指出：“近来党的工作一天一天繁重，但是内部组织却未有显著的进步，有的地方许久没有报告，有的虽寄报告，不是漫无系统，便是失之简略，不能看出工作的进步。这样散漫的精神如果继续下去，影响是很坏的。”通告要求纠正以上缺点，并提出具体措施。六日，在第二十一号通告上，附加一段话：“这个通告发出后，中局政策略有变更，现在我们对于孙中山参加于北方和会并不根本反对，然我们当警告中山在和会中本着国民党的党纲政纲及北伐宣言说话揭破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在和会中勾结宰制中国的阴谋。”

11月13日　孙中山应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共商国是之邀，偕夫人宋庆龄离开广州北上和谈。途经上海时，毛泽东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名义领衔同组织部秘书张廷灏、干事罗章龙、宣传部秘书恽代英等十四人，联名致信孙中山，反映上海执行部的经费自八月起即未能照发，近来内部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乎停滞，要求派员解决。

12月　因工作过于劳累患病。经中共中央同意，回湘疗养。年底，偕杨开慧等回到湖南。

[1]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主要组成情况是：谭平山任组织部部长，杨匏安为秘书；廖仲恺任工人部部长，冯菊坡为秘书；林伯渠任农民部部长，彭湃为秘书；戴季陶任宣传部部长；邹鲁任青年部部长；曾醒任妇女部部长；许崇智任军事部部长。

[2]罗章龙在《椿园载记》中说：“当时，组织部有一个决策，凡是国民党老党员都要重新登记谈话，每人必须填一张表，经审查同意后，方是改组后的国民党员，发给党证。一天，一个人冲到楼上，胡汉民、汪精卫都起来打招呼，他们三人交谈，我和润之不认识此人。那人说，我从同盟会开始，革命几十年还要填表？可不可以免填？这个人就是谢持。”“他到我们这里说了一遍，大家都不以为然地说，党员人人都要填”。“此人一怒而去，润之说，派人送张表去，要秘书好好解释一下，可以放宽点。后来谢持还是填了表。”

[3]1954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到：我还曾经在上海为黄埔招过一期学生，地址是上海环龙路44号。

[4]据黄埔军校第1期学生郭一予写的回忆《毛泽东负责上海地区考生复试》中说：“我们到了上海后，由陈作为、赵自选两同志和我等将湖南党考取的军校一期学生公函和名单一起交给了毛委员，并请他照顾。毛委员当即告诉我们：这次复试考生人数很多，很认真，凭考试成绩取录，你们赶快准备功课复试”。“我们于三月底参加长江流域和以北各省考生的复试，也是秘密进行的。”

[5]侯绍裘，当时任国民党上海第4区党部负责人。

[6]许白昊，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任国民党汉口执行部组织部秘书。刘芬，即刘伯垂，当时任国民党汉口执行部工人农民部部长。

[7]指1924年9月3日占据江苏的直系军阀齐燮元与浙江皖系军阀卢永祥为争夺对上海的控制权而爆发的军阀战争。后因直系军阀孙传芳出兵助齐，卢兵败下野。

[8]即1924年9月10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对于时局的宣言。宣言说：“我们早已看透了中国的病根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列强之剥削操纵及国内军阀之扰乱”。“目前解救中国的唯一道路只有人民组织起来，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推翻直系，解除一切军阀的武装，尤其要在根本上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一切既得的权利与势力。只有这样才能免除定期的惨杀与战争，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永久真正的和平。”

[9]和森，即蔡和森，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主编。

[10]德隆，即项德隆，又名项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工会委员会负责人之一。

[11]C.P.是英文Communist Party的缩写，即共产党。

[12]张伯简，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向导》周报出版发行工作。1925年1月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候补中央执委。

[13]S.Y.是英文Socialist Youth league的缩写，即社会主义青年团。

[14]赵世炎，刚从苏联回国。当时任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兼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接办中共北方区委机关报《政治生活》。

[15]仁静，即刘仁静，当时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5年　三十二岁

1月11日—22日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代表二十人。大会主要讨论并决定加强党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党同国民党合作以及工人、农民运动等方面的方针。大会文件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在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关系上，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扩大左派，反对右派，争取中派。大会修改了党章，选举出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总书记。

1月中旬　和杨开慧携毛岸英、毛岸青到长沙板仓岳母家过春节。

2月6日　和杨开慧携毛岸英、毛岸青到韶山，并带回一百多斤重的书籍。

回韶山后，一边养病一边作些社会调查。到朋友、同学、亲戚和左邻右舍农家走访，或邀请亲友到韶山南岸家中，谈家常、讲时事。这期间，来往较多的有从安源煤矿回来的共产党员毛福轩，贫苦知识分子毛新枚，汤家湾的小学同学钟志申，李氏族校和庞氏族校的小学教员李耿侯、庞叔侃，湘乡唐家圫外祖父家的人。此外，还访问了韶山一带的知名人士，如老学者毛简臣、李漱清，开明士绅庞坦直等。经过同各种人的接触和调查，了解到韶山附近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农村的阶级状况和各种社会情况。同时，也向他们讲述国家的政治形势，农民穷苦的原因和摆脱贫困的办法等，启发他们的觉悟。

3月12日　孙中山在北京逝世。

3月　以毛福轩、毛新枚、钟志申、庞叔侃、李耿侯等为骨干组织秘密农协，并通过他们发展会员。不久，韶山一带出现一些秘密农民协会组织。毛泽东经常召集农协骨干开会，讲述土豪劣绅如何压迫、剥削农民，农民应当怎样向土豪劣绅开展斗争等。

4月　通过杨开慧、李耿侯等发动进步教师，利用原来的公立学校、族校、祠堂等，在韶山一带创办农民夜校。夜校除教农民识字、学珠算，还讲三民主义、国内外大事等。毛泽东常去夜校察看，提出夜校讲课要通俗易懂，如讲打倒帝国主义，就说打倒洋财东，这样农民才容易明白。夜校学员大都成为秘密农协的骨干分子，夜校场所一般即是秘密农协会址。到七月间，夜校发展到二十多所。

5月　到安化县。同安化县青年团特支书记姚炳南、安化县立第一高小教员共产党员陈昌，以及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卢天放、刘肇经、张文毅等会晤、座谈，了解安化县社会和革命斗争情况。在安化停留八至十天，参加了刘肇经、卢天放筹组的安化县国民党临时县党部成立会，先后出席在孔庙、永兴庵召开的有共产党员、贫苦农民参加的会议，鼓励他们积极进行建团建党活动，发动农民，组织秘密农协，开展维护农民利益的斗争。

5月30日　五卅惨案发生。随后，形成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

6月2日　长沙两万多工人、学生集会，反对帝国主义在青岛、上海屠杀中国民众，并成立“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随后，湘潭、衡阳、衡山等四十余县和矿区纷纷成立雪耻会。毛泽东同毛福轩、钟志申等以“打倒列强，洗雪国耻”为口号，以秘密农协为核心，在韶山一带成立二十多个乡雪耻会，作为公开的群众性的革命组织，开展反帝爱国斗争。

6月中旬　中共韶山支部成立。经过几个月的培养和了解，毛泽东同毛福轩介绍毛新枚、李耿侯、钟志申、庞叔侃等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天，在毛泽东家中阁楼上秘密举行新党员入党仪式，并成立中共韶山支部。委派毛福轩为党支部书记。为适应秘密工作的要求，以“庞德甫”作为党支部的代号。还在银田镇开办一书店，为韶山党支部的秘密联络机关。至年底，韶山、银田一带发展党员近百人。毛泽东还在韶山秘密发展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建立团的组织。

7月初　在韶山成立国民党第七区党部，并任常务委员。郭运泉、周啸泉、李耿侯、钟志申分别担任组织和宣传工作。

7月5日　在李氏祠堂主持召开国民党区党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福轩、李耿侯、庞叔侃、钟志申、蒋梯空、郭运泉等，还有湘区青年团委派来韶山工作的贺尔康。会议讨论三项问题：（一）党务；（二）反对帝国主义；（三）乡村教育。关于反帝国主义问题，决定在乡雪耻会的基础上组织湘潭西二区上七都雪耻会，由庞叔侃、钟志申、贺尔康、李耿侯等五人负责筹备工作。

7月10日　参加在郭氏祠堂召开的湘潭西二区上七都雪耻会成立大会。到会代表六七十人，自动前来观看的三四百人。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讲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五卅惨案和长沙、湘潭等地的反帝爱国运动情况，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反对英、日帝国主义。讲话后，同许多围拢来的农民、教师进行交谈。从此，韶山党支部和秘密农协即利用雪耻会反帝爱国的旗帜，组织进步教师、有觉悟的农民和学生，成立宣传队、讲演队，散发传单，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还派出纠察队设卡检查，禁售洋货。

7月12日　和贺尔康、钟志申在汤氏祠召开国民党第四区分部成立会。会议从晚九时开到次日晨一时十五分[1]。十三日，在汤家湾又谈国民党事，上午十一时和贺尔康等再到萧氏祠学校继续商讨发展国民党组织的问题。

7月21日　下午，在南岸家中召开中共党员、青年团员和秘密农协、雪耻会负责人会议。

7月30日　参加在郭氏祠堂召开的西二区公私学校教育会会员大会，改组教委会（掌管行政）、学委会（掌管经济），到会四十人。会前，毛泽东曾多次召集共产党员、部分国民党员、农协和雪耻会骨干秘密开会，研讨夺取区教育权问题。会员大会根据会前掌握的材料，揭露上七都团防局长成胥生的亲信唐默斋、郭伯生等阻挠教师进行爱国宣传、不准办夜校及贪污学款、克扣教师薪水的行为，利用赵恒惕的教育法，宣布唐、郭等把持的教育会、学务会未经选举，不合教育法令，必须改组。唐、郭等措手不及，退出会场。会议改组了两会。庞叔侃、李耿侯等被选为两会执行委员，十多个公立和私立学校校长也都由进步教师担任。

8月1日　在杨林吉新堂主持召开国民党区分部成立会[2]。

8月4日　原定在韶山南岸毛泽东家中举行的共产主义青年团例会，因多数人缺席未开成。晚上，同贺尔康到黄田坳毛震公祠，召集国民党员开会至深夜。

8月　组织农民开展“平粜阻禁”谷米斗争。本年韶山一带遭受大旱，田地龟裂，禾苗枯黄。正值青黄不接民食奇缺时节，地主乘机囤积居奇，高抬谷价。毛泽东召集党支部和农协骨干开会，决定发动农民，迫使地主开仓平粜，派钟志申、庞叔侃同土豪、上七都团防局长成胥生交涉。成不肯，且把谷子偷运到银田镇，准备运往湘潭等地高价出售。毛泽东要毛福轩、毛新枚等率领农民数百人，携带锄头、扁担、箩筐，夜奔银田，阻其出境。成胥生见人多势众，被迫将谷子平价卖给农民。这期间，韶山永义亭、瓦子坪、鳌石桥、如意亭等地也都出现“平粜”斗争，均获胜利。

8月28日　湖南省长赵恒惕得到成胥生关于毛泽东组织农民进行“平粜阻禁”斗争的密报后，电令湘潭县团防局派快兵逮捕毛泽东。本日，毛泽东在湘潭、韶山党组织和群众的帮助下，离开韶山，去长沙[3]。

8月底　在长沙向中共湘区委员会报告韶山农民运动情况。就农民问题同湘区委员会的同志交换意见，建议湘区委多派同志前往广州学习，多派优秀同志到各县农村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和发展国民党组织。在长沙期间，还先后到省工团联合会、文化书社会见共产党员郭亮等。

秋　作《沁园春•长沙》[4]：“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9月上旬　和准备到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期）学习的庞叔侃、周振岳由长沙动身赴广州。路经衡阳、资兴、耒阳、郴州、宜章等地。在宜章会见中共宜章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一师同学高静山，谈对湖南农村阶级状况的看法，并征询高的意见。然后到广东韶关，再转乘火车抵广州[5]。

9月中旬　到广州后，因身体极度虚弱，住东山医院，进行短期疗养。

9月29日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重要议案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宣传问题议案由汪精卫、陈孚木[6]、毛泽东负责起草。这时，毛泽东开始参与国民党“二大”的筹备工作。

10月5日　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以政府事繁，不能兼任宣传部部长职务，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常务会议推荐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部长。常务会议通过，并请毛泽东即日到部任事。

10月7日　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就职，召开宣传部第一次部务会议。会议讨论宣传计划和编纂事宜。决定先组织专人对国内外已经出版的各种中外文报刊和工农商学各界“知识之发达次第程序”不同的情况，进行调查，然后作出宣传、编纂计划。会议还决定请中央执委会通告各地，以后凡散发各种传单和出版各种报刊有关党义者，均要先交宣传部审查。

10月13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一十三次会议。会议决定对戴季陶七月擅自出版《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7]，通告各党员，指出该书只是“个人意思，并未经中央鉴定”，今后“凡关于党之主义与政策之根本原则之言论，非先经党部决议，不能发表”。会议通过毛泽东关于调戴季陶来广州工作的提议。

10月14日　主持召开中央宣传部第二次部务会议。会议决定，党的各种宣传品，先发各高级党部，再转发下级党部及党员，以资普遍。同时决定，调查海外、国内、省内、市内党员人数及各该地学校、工团、军队、图书馆、阅报社及其他公私团体，以便分发宣传品。

10月16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各部部长第一百一十四次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组织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指定毛泽东、甘乃光、詹菊似[8]三人起草编纂党史章程，提请中执委审定。

10月20日　由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直接筹备召开的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中央党部大礼堂开幕。毛泽东参加会议。会议决定由毛泽东、黎樾廷、李谷珍[9]三人组成大会宣言起草委员会，负责宣言的起草工作。

同日　为《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日刊》撰写的《发刊词》发表。发刊词写道：“我们从去年一月全国大会中得到了正确的革命策略。”“孙中山先生应乎中国被外力军阀买办地主阶级重重压迫的客观环境，为我们定下了革命的三民主义。我们的伟大领袖虽死，革命的三民主义不死。”“革命的民族主义叫我们反抗帝国主义，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革命的民权主义叫我们反抗军阀，使中国人民自立于统治地位。革命的民生主义叫我们反抗大商买办阶级，尤其是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动势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阶级，使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发刊词特别提到，发展占广东全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群众组织，对于保障和扩大革命的胜利，使三民主义完全在广东实现的意义。

10月26日　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由毛泽东等起草的大会宣言。宣言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不能离开世界的革命。现在全世界的势力显然分成两种，即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在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民族革命运动，已日益扩大，而西方被压迫阶级的社会革命运动，亦蓬蓬勃勃而起，此可为全世界革命势力已有集合的一种表现。而在欧美日本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于严重剥削压迫其本国工农阶级之外，又勾结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军阀、政客、买办阶级及地主阶级，严重剥削压迫其中层及下层民众，此亦全世界反革命势力已有集合的一种表现。”在中国，五卅运动之后，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对垒激斗的情形，实为历史所仅见。宣言号召广东的人民、全国的人民起来，站在国民党领导下的革命战线，团结革命战线上的一切势力，向反革命战线进攻。

10月27日　出席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第一次代表大会闭幕会，以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和代理宣传部部长身份发表演说。他指出，关于中间派问题非常重要，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快要召开的时候，更有指出讨论的必要。他说：一部分国民党员以“地主阶级也是中国的同胞，不可提倡自己打自己”为借口，反对为农民解除痛苦，反对佃农减租，“似乎要在党内造一个中间派的样子”。这种“想造成中间派的同志以为右也不好，左也不好，只有不左不右所谓中庸之道才是好的”。但是，“依我的观察，这中间派是不能存在的”。在世界上，欧战以后“分成两个大本营，一个是大资产阶级领袖的反革命大本营，一个是无产阶级领袖的革命大本营，两派短兵相接起来，中派的基础就动摇了”。在中国，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证明，一向自命为中间派的人，都成了帝国主义、军阀的走狗，完全成了反革命派。在广东，在分为革命和反革命两大派的情形下，是没有敢站在中间的。根据以上事实，“证明中间派在中间是不能立足的”，“只有革命的理论策略，才是我们党的理论策略”。演说全文先后在十月二十八日广州《民国日报》和十一月十六日北京《京报》发表。

11月12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一十九次会议，决定成立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推定谭平山、邓泽如、林伯渠、林森、毛泽东五人为委员。

11月21日　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写道：“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10]），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在调查表上还写明本人学业，“研究社会科学，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事业，“教过一年书，做过两年工人运动，半年农民运动，一年国民党的组织工作”。对本会抱何种态度一栏则填写：“会员所抱主义显然有互相冲突之点，且许多会员精神不属于学会，少年中国学会在此时实无存在之必要，主张宣布解散。”

11月23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林森、覃振、石瑛、居正、邹鲁、石青阳、叶楚伧，候补执委邵元冲、沈玄庐、茅祖权、傅汝霖，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在北京西山非法召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通称西山会议），次年一月四日闭会。会议议决：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之党籍；解除共产党员谭平山、李大钊、林伯渠、毛泽东等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职务；解除俄人鲍罗廷顾问职务；取消政治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移上海；停止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等。

11月27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谭延闿、谭平山、林伯渠、李大钊、于右任、于树德、王法勤、丁惟汾、恩克巴图，候补执委毛泽东、瞿秋白、韩麟符、于方舟、张国焘通电全国各级党部，指出林森等在北京西山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为非法。通电说：根据三中全会决议，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须在广州开会，无论何人不得违反决议”。中央执行委员会已经决定：十二月十一日在广州开第四次中央全会[11]，次年元旦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电嘱林森等人，尊重决议，迅速来广州开会，“勿持异端，致生纠纷”。

同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各部部长第一百二十三次联席会议。会议推定毛泽东起草中央通告，将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在广州召集四中全会的决议以及此项决议延缓执行的经过详情，告海内外各级党部。会议通过毛泽东以代理宣传部部长名义提出的《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12]。大纲指出，反奉战争性质为“反英日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之一幕”，而“奉直两派军阀，无论哪一派胜，均于中国不利，因两派背后均有恶凶的帝国主义”。大纲提出，在宣传中要揭露帝国主义、军阀及其政治派别的阴谋，以人民为主体，团结各方人物进行反奉战争。大纲认为，人民对于敌友之分辨，“全看其与帝国主义有无关系。无论何人何时一与帝国主义发生关系，人民即不认之为友”。“真正人民的领袖，乃中国国民党。真正人民的政府，乃广州国民政府。真正人民的军队，乃广东的国民革命军。”“被压迫的中国全体民众，乃一切中国问题的主宰。”大纲要求各级党部宣传国民党对时局宣言的四项主张[13]，尽快准备真正是人民代表参加的国民会议。十二月三日，毛泽东以代理宣传部部长名义向各地宣传部发出关于反奉战争宣传的通告，要求对大纲进行猛力的宣传。

11月　以宣传部名义向国民党中央建议在上海设立交通局[14]，作为沟通中央与全国各地的机关。国民党中央同意，并决定将上海交通局的工作交宣传部负责管理。

12月1日　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第四期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文章一开头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文章说：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文章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为五大类。第一类，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第二类，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他们反对以阶级斗争学说解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他们反对国民党联俄和容纳共产党及左派分子。”第三类，小资产阶级。包括自耕农、小商人、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分左、中、右三部分。他们在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也只得附和着革命。第四类，半无产阶级。包括绝大部分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半无产阶级各部分其经济地位不相上下，其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也相同。第五类，无产阶级。包括工业无产阶级、都市苦力工人以及农村无产阶级。“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他们特别能战斗”。文章结论说：“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这篇文章，在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出版的《中国农民》和三月十三日出版的《中国青年》先后转载，还在广东汕头出版了单行本；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

12月4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各部部长第一百二十五次联席会议。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通告以历史和现状说明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只能在革命根据地广州开会，邹鲁等西山会议派反对联俄容共、分裂国民党、离间各阶级联合战线是叛党行为。指出：“若吾党之革命策略不出于联合苏俄，不以占大多数之农工阶级为基础，不容纳主张农工利益的共产派分子，则革命势力陷于孤立，革命将不能成功。本党辛亥革命所以未能成功，即因当时反革命派势力已有国际的联合，而吾党革命势力尚无国际联合，在国内亦未唤起大多数民众为之基础，完全陷于孤立地位，故不得不妥协迁就以至于失败。”通告在五日出版的《政治周报》和广州《民国日报》同时发表。

12月5日　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15]在广州创刊。为该刊撰写的《<政治周报>发刊理由》指出：“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发刊词说，我们为了革命，得罪了一切敌人。帝国主义、军阀、政客、买办阶级、土豪劣绅以及京津沪汉各地反革命宣传机关惶然起哄，肆其恶嘴毒舌，咒咀诬蔑中伤我们无所不用其极，以迷惑全国广大民众。“我们要开始向他们反攻。‘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政治周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在本期周报，还以“润”为笔名发表七篇杂文，揭露和抨击广东军阀、政客和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宣传。

12月9日　中共中央发出第六十七号通告，希望各地共产党员主持的国民党党部对西山会议派一致发电痛驳，并将驳斥右派的文电寄中共中央局和在上海的沈雁冰[16]各一份，由沈转交中国国民党周刊发表。

12月11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各部部长第一百二十六次联席会议。会议就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冒用中央执委会名义开除中央执行委员、候补执委中的共产党员党籍一事，作出决议：“此种会议，违法无效”。会议对上海《民国日报》擅自发表拥护西山会议的言论问题，决定交中央宣传部部长审查，并拟具处置办法。

12月13日　在《政治周报》第二期发表北京、广东、上海等地国民党组织发出的二十份反对西山会议的文电，并加写按语。按语说，“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体中央会议地点之争，实乃继续革命与放弃革命之争”。“现在的中国，除了革命，决无路走，凡属革命性强固的党员，决不愿附和右派抛弃光荣的革命地位，以助帝国主义军阀张目”。在本期周报以“润”为笔名发表的《向左还是向右》、《赤化原来如此》两篇杂文，重申在中国中间派不能存在的观点。此外，还发表了《中国国民党选派学生赴莫斯科孙文大学》一文，说明中苏两国的联合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苏联创设孙文大学，是尊重孙中山的革命精神，为中国培养国民革命的领导人才。

12月15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二十七次会议。会议就湖南政治研究会呈请开办短期政治讲习班[17]并指定理事问题，作出决定：指派谭延闿、程潜、陈嘉祐、鲁涤平、李富春、林伯渠、毛泽东为该讲习班理事。

12月20日　在《政治周报》第三期发表《上海<民国日报>反动的原因及国民党中央对该报的处置》一文，揭露国民党右派叶楚伧等主持的上海《民国日报》的反动面貌及其反动的原因。文章说：“在中国现在时候一切中立派的人中立派的报都一定迅速变化其态度，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明白了这点，我们便可以明白上海《民国日报》何以要反动”。此外还发表了《北京右派会议与帝国主义》等三篇杂文，揭露国民党右派“替帝国主义做了适合其需要的种种工作”，“事实上是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二十六日，起草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关于上海<民国日报>审查结果报告》。报告说：“上海《民国日报》自去年第一次全国大会议决收归党办两年以来，自始既不能完全代表本党，编辑委员长叶楚伧始终不能认识本党政策，以致常有荒谬言论。”“处置之法，该报现以租界为护符，本党势力之所不及，无从加以纠正或惩罚，惟有在上海另办新报，以为本党言论机关之一法。”

12月31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三十一次会议。会议讨论并决定国民党二大主席团名单、大会议程，以及各项政务报告人名单，推定毛泽东作宣传工作报告。

12月　写信给中共韶山支部，并送农民协会简章，建议在原有农民协会的基础上，成立区农民协会。中共韶山支部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秘密成立湘潭特别区农民协会，次年春公开，会员达一万一千七百余人。北伐军经过湘潭时，韶山农民做了很多支援军队的工作。

冬　杨开慧和母亲携毛岸英、毛岸青由湖南来到广州，同毛泽东住在东山庙前西街三十八号。杨开慧协助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和编辑《政治周报》。

本年　在广州期间，曾到中共广东区委同陈延年[18]等商量工作，研究农运、工运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在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农民运动等。在国立广东大学附设中学兼任教员，每周授课两小时，讲授农工政策。还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学校教官。

[1]关于会后毛泽东的情况，贺尔康日记有这样一段记载：“一点又十五分钟时，会才完毕。此时润之忽要动身回家去歇。他说因他的神经衰弱，今日又说话太多了，到此定会睡不着，月亮也出了丈多高，三人就动身走。走了两三里路时，在半途中就都越走越走不动，疲倦的了，后就到汤家湾歇了。”

[2]根据贺尔康的日记，该会原定7月29日召开，是日“挨黑时，因天忽大风大雨，而同志只到一位，其他都未到，该会未能开”。

[3]关于毛泽东韶山脱险情况，有一些当事人在20世纪60年代作过回忆，现选录其中的两件。一件是当年雪耻会会员郭运泉的回忆。他说：郭麓宾“在县长办公桌上看到了赵恒惕的密电，上写着‘立即逮捕毛泽东，就地正法’。他看后退出县长办公室，写信交给侄郭士奎（在此县当炊事员），叫他连夜送给毛主席。主席拆开信看，我也在旁边看到，信上写着‘泽东兄，事急，省里密电拿你，务希在今晚离开韶山’。”另一件是毛泽民的妻子王淑兰的回忆。她说：“那天下午，泽东同志在谭家冲开会，县里郭麓宾派人送信到家里，派来的人是竹山湾张满姑的崽，姓郭。送来信后，家里就派人去谭家冲喊了他。他接到信，又用开水泡点饭吃，轿子是我给他请的。泽东同志先给他们讲好，抬的谁？抬的郎中。送轿子的人，只一天一夜就回来了。团防局隔了几天才来捉泽东同志，因泽东同志没在家，只开了些钱就了事。”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在回忆1925年他在湖南期间的情况时说：“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会，这引起了地主的仇恨，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赵恒惕派军队追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

[4]毛泽东对这首词1958年曾在文物出版社刊印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书眉上作批注：“击水：游泳。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5]关于毛泽东从长沙到广州一路行程情况，当年与毛泽东同行的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周振岳在1974年有一段回忆，记述于下：1925年我在湖南第一纺纱厂工作，夏天时（8月间），湖南工团联合会派我和庞叔侃等同志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郭亮同志对我说，你和毛先生一路走。毛主席、庞叔侃和我从长沙坐火车到株洲，从株洲坐民船到衡阳，在衡阳蒸湘中学住了一夜。第二天，我们雇了一个挑夫给毛主席挑行李，就是一个背包和一个小皮箱，没带竹箱，从衡阳开始我们就走路了。毛主席很喜欢写东西，路上一休息就打开小铜墨盒子，用毛笔写起来。走到宜章又住了一个晚上。高静山告诉毛主席，这几天路上不太好走，赵恒惕的兵在到处搜索，前几天就抓走了3个学生杀害了。毛主席听到这个情况以后，就把他在路上写的东西烧掉了。从宜章我们走到了坪石，然后又到了韶关。在韶关我们见到屈子健。我们到了车站遇到一个老乡要到广州，正好没有路费，毛主席就答应给他钱，让老乡到广州。在韶关，毛主席一个人到了湘军整理处。屈子健送我们上火车后，他就留在韶关。

[6]汪精卫，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陈孚木，当时是广州《民国日报》的负责人。

[7]戴季陶，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广州国民政府委员。他在1925年六七月间先后出版的《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书的基本精神是：宣扬阶级调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要求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或者“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党员”。

[8]甘乃光，当时任广州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詹菊似，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代理部长。

[9]黎樾廷，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东莞县代表。李谷珍，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海丰县代表。

[10]1925年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发出的调查表，有正副两张。在毛泽东填写的另一张中，括号内的文字为：“即附属于帝国主义军阀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

[11]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后来没有召开。

[12]反奉战争，指1925年10月直系军阀孙传芳、吴佩孚发动的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一场战争。奉系军阀当时依靠英日帝国主义的支持，操纵北京政府，在五卅运动中镇压上海等地的反英日爱国运动而激起极大民愤。同月20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对反奉战争宣言》；11月，中共中央又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加紧反奉宣传，号召人民群众进行反对奉系军阀的斗争。

[13]1925年10月24日国民党对时局宣言的4项主张是：“1.建设统一全国之国民政府；2.此国民政府必于最短期间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议；3.此国民政府必于最短期间召集国际会议对不平等条约为根本之解决；4.此国民政府必保障人民言论、结社、集会之自由。”

[14]关于上海交通局成立的缘由及其作用，1926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宣传报告》中作过说明：国民党一大以来，中央与北方中部各地党部甚形隔阂，宣传品差不多完全只发散在广东方面，自交通局设立，始有大批宣传品送达北方长江各省。

[15]关于主编《政治周报》，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回忆说：“我在广州担任《政治周报》的主编，这是国民党宣传部出版的一个刊物。后来它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时，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16]沈雁冰，共产党员。当时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宣传部部长。

[17]湖南政治研究会是由当时在广州的国民党湘籍高级领导人员所组成，以研究有关湖南革命运动为宗旨的一个团体。政治讲习班，后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直接主办，改名为“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1926年2月28日开学。

[18]陈延年，当时任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书记。

1926年　三十三岁

1月1日　在《中国农民》第一期发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文章指出，分析社会各阶级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其经济地位各不同，其生活状况各不同，因而影响于其心理即其对于革命的观念也各不同。”文章将中国农村分为八个阶级和阶层：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游民。大地主“是中国农民的死敌，是乡村中真正统治者，是帝国主义军阀的真实基础，是封建宗法社会的唯一坚垒，是一切反革命势力发生的最后原因。”小地主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对于现代的革命取了矛盾的态度。自耕农属于小资产阶级，其中又分三种：有余钱剩米的，在他们没有明了真相之前，对革命取怀疑态度，“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恰足自给的，在革命中“取了中立的态度，但绝不反对革命”；每年要亏本的，“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颇要紧，颇有推进革命的力量”，“乃小资产阶级的左翼”。这三种自耕农，一到战时，“是全部可以倾向革命的”。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一大半就是他们的问题。这三种农民虽同属半无产阶级，然经济状况大有分别”。“半自耕农之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半益农”，半益农的“革命性则优于半自耕农而不及贫农”，贫农“乃农民中之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雇农是农业无产阶级，“此种人乃乡村中甚感痛苦者，做农民运动极要注意”。游民无产阶级，“很能勇敢奋斗，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文章最后说：“我们组织农民，乃系组织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手工业工人五种农民于一个组织之下。对于地主阶级在原则上用争斗的方法，请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让步，在特别情形上，即是遇了如海丰广宁等处最反动最凶恶极端鱼肉人民的土豪劣绅时，则须完全打倒他。”

1月1日—19日　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二百五十六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国民党左派占三分之一。大会通过了党务、政治、财政、军事、宣传、外交、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商人等决议案，选出新的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大会决定继续贯彻执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给参加西山会议的右派分子以党纪制裁。

1月8日　向国民党二大作宣传报告。报告总结两年来在办报、图画及口头宣传、重要事件宣传等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为“打破北方及长江的反革命宣传”，中央宣传部创办了《政治周报》，每期发行达四万份之多。报告指出群众对改组后的国民党的宣言和政纲有了新的认识，“反对帝国主义”、“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已深入人心。两年来在革命宣传和反革命宣传相对抗之中，革命宣传取攻势，反革命宣传取守势，“这种对抗攻守的现象，乃中国革命势力日益团结进取，而反革命势力日益动摇崩溃的结果”。

1月9日　和邵力子、陈其瑗、朱季恂、范鸿劼被国民党二大主席团推选组成宣传报告审查委员会，对宣传报告进行审查并提出决议草案。

1月10日　在《政治周报》第四期发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文章认为，国民党右派的分离，是由于革命性质的变化、时局的变化，基于他们的阶级性，而发生的一种必然现象。文章说：现阶段的国民革命，既不同于英、法、德、美、日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同于中国的辛亥革命。“现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其结果是要达到建设各革命民众统治的国家；其终极是要消灭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建设一个真正平等自由的世界联盟（即孙先生所主张的人类平等世界大同）”。现在的局面与辛亥革命时完全两样：革命的对象已转换到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由于工农阶级分子加入，国民党的组织逐渐严密完备起来；已经有了共产党；在国际又突现了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苏俄和第三国际，作了中国革命的有力后援。“以此之故，在辛亥年参加革命的人，现在只剩下了少数革命意志强固的还主张革命，大多数都因为畏惧现在的革命把革命事业放弃了，或者跑向反革命队伍里同着现在的国民党作对。因此，老右派新右派依着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党的进步，如笋脱壳，纷纷分裂。”文章说，中国现在已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候，一面是帝国主义为领袖，统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等大资产阶级，组织反革命的联合战线，站在一边；一面是革命的国民党为领袖，统率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组织的革命联合战线，站在一边。中国的中产阶级要实现其一个阶级独裁的国家是不可能的。文章断言，代表中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的分裂，并不足以阻挠中国的国民革命，而革命派将因此成功一个更大的团结。

在本期周报上，以《十二月二十日广州的反段[1]大示威》为题报道了广州十万民众集会并游行示威反对段祺瑞政府的情形。报道指出：从这次反奉战争可以看出，民众没有武装的积极行动，其结果使人民仍然不能夺取政权，恢复其国家主人地位。又说，中华全国总工会等各大人民团体，联合吁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督促国民政府准备出兵北伐。

本期周报上，毛泽东继续摘发一组从中央到地方以及军队中的国民党组织和个人反对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的文电，共二十九件。所加的按语指出：“全国农工商学民众团体，则全在左派领导之下。以此一月之间，反右空气，弥漫域内。现在第二次全国大会业已开会，对于右派，当有严厉之处置。”

1月16日　和汪精卫、陈孚木起草的《关于宣传决议案》在国民党二大通过。决议案说：“一个政党，只宣传有利于群众的理论和主义，断不能使群众与政党在行动上采取一致的态度。所以抽象的宣传，不能造成一个群众的党。唯有从事实上表示某党对民众的工作，才能造成一个群众的党。”“要使民众相信本党确能为他们在实际上谋利益。”宣传部应当明白指出，“凡是赞同中国农民的解放运动的，就是忠实的革命党员，不然就是反革命派。”决议案提出，“宣传部应当是本党最活泼、最敏捷的机关”，“是汇集本党精神劳力，运用本党精神劳力，指导精神劳力，来实现本党政策的总机关”。

同日　下午，国民党二大进行选举，选举结果，在三十六名中央执行委员中，有共产党员谭平山、林伯渠、李大钊、于树德、吴玉章、杨匏安、恽代英七名；二十四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有共产党员毛泽东、许甦魂、夏曦、韩麟符、董必武、邓颖超六名；十二名中央监察委员中，有共产党员高语罕一名。国民党新右派戴季陶等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2]。

1月18日　在国民党二大上，同丁君羊、侯绍裘等五位代表，受大会主席团指定，修改农民运动决议案[3]。经过修改的《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简短明了，更加强调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十九日被大会通过。决议案指出：“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为要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亦唯有首在解放农民”。

同日　代表宣传报告审查委员会向国民党二大作审查报告。大会通过《宣传报告决议案》。决议案同意毛泽东一月八日所作《宣传报告》。同时指出，“两年来尚未能将本党革命目标及方法，深入占全国人口最大多数之工农小商群众中”，是宣传工作中的缺点。“欲使本党之主义政策深入民众，惟有在关系民众本身利害之地方的或全国的大小事变之中，努力进行其宣传，始有实现之可能”。要向民众宣传：“欲求革命之成功，则国内国外之革命的联合战线，必须扩大而巩固之”。大会在讨论党章草案时，毛泽东提出两项动议[4]，被大会接受，并写进党章。

同日　在国民党二大讨论中国国民党党务报告关于容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时，针对黄埔军校代表袁同畴提出的限制共产党活动的意见[5]发言说：共产党员决不怕声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但是共产党在未取得法律地位的条件下，是不能不秘密的。如果公开，就马上要被人解散消灭，这于国民革命前途是不利的。关于国民党党员加入共产党要得到该地党部之许可问题，毛泽东说：无论何党，党员出党入党应有绝对自由，实不必有若何的限制。经过共产党人张国焘、毛泽东、高语罕、范鸿劼等的坚决斗争，袁同畴收回自己的意见。大会通过“承认先总理容纳共产党员加入本党共同努力”的条文。

1月19日　在国民党二大讨论关于覃振、石瑛、茅祖权的处分问题时发言说，应将原案要求覃振等三人于一个月内声明脱离同志俱乐部的期限改为两个月。因为“（一）则交通不便，一个月消息来往实不够。（二）则又使他们知道决议案慎重的真意。（三）则我们还且希望他们再走回革命之路的”。大会通过毛泽东的这一修正案。

1月22日—25日　出席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核定政治委员会政治委员、中央各部部长名单。会议决定，在广州的中央执行委员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得出席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但无表决权。会议还决定，派驻各地的执委和候补执委，有出席该地各级党部会议、指导和执行党务之权，必要时有召集该地最高党部执行委员联席会议及直接决定临时紧急事宜之权。何香凝、戴季陶、毛泽东、邓演达、邓颖超等二十三人被派为驻广东的中央执委和候补执委。

2月1日　列席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常会”）第一次会议。会议讨论浙江、上海、新疆、山西、广西、四川、湖南等地党务问题，任命周恩来、李富春、朱克靖分别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的副党代表，并决定其他任免事项。

2月5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二次会议根据汪精卫提议，批准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会议决定继续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6]；设立农民运动委员会，以“研究农民运动之理论与实施计划之指导”。

同日　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发出第一号通告，宣布农民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为：林伯渠（主席）、陈公博、毛泽东、甘乃光、宋子文、谭植棠、萧楚女、阮啸仙、罗绮园。

2月6日　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向全国各省党部通告：为发展农民运动，特扩充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从各省选派学生来学习。选派学生的条件是：“1.决心做农民运动，并无他项异想；2.中学程度，文理通顺；3.年龄十八以上二十八以下，身体强健无疾病；4.富勇敢奋斗精神。”

2月8日　列席国民党中常会第三次会议。以中央宣传部名义提出，宣传部以沈雁冰为秘书，顾谷宜为指导干事，吴求哲、陈署风为编辑干事，萧楚女、朱则、赖特才、朱雅零为检阅干事，为会议通过。

2月中旬　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宣传工作作三项指示：（一）起草一个以中央名义发的宣传大纲，向全国宣传国民党“二大”的精神。（二）将原来的检阅干事组成检阅会议。检阅会议对于党内外出版物中谬误的言论，应拟出纠正或驳斥之大纲。（三）设立宣传材料储藏机关，订阅海内外报刊、外文杂志及图书。

2月16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五次会议通报：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因病请假两星期[7]，部务由沈雁冰代理。

2月21日—24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目前政局及党的任务。会议提出：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必须在北伐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8]等省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特别是农民的组织。这次会议陈独秀因病没有出席。

2月28日　在国民党政治讲习班[9]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指出：开办政治讲习班的重大意义，在于表明革命分子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军阀和反革命派，“在炮火中制造革命人材”。参加讲习班的学生，“必也是感受不自由而来此作革命工作，绝对不是抱升官发财的希望而来的”。“望诸位忍苦耐劳，大家联合起来，努力国民革命，努力世界革命！”

本月　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学校讲授农民问题。

3月7日　《政治周报》第五期出版。从这一期起，主编由沈雁冰接任。在此之前，由于毛泽东忙于参加国民党二大和会后的其他工作，《政治周报》有一个多月没有出版。

3月9日　列席国民党中常会第十一次会议。关于宣传部提出的国民党二大宣传大纲草案[10]，经过中常会第九次、第十次会议讨论原则通过后，又增写了“军队与人民合作”、“二大”各项决议案之重要意义等内容。增写后的宣传大纲于本次会议最后通过。

3月16日　上午，列席国民党中常会第十二次会议。宣传部提出的议案中有：（一）北京孙文主义学会完全为少数西山会议派的反动分子所组织，建议中央通告各级党部，声明该会为反动派的团体。（二）广州孙文主义学会的章程应作修改，明确规定该会“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指导与监督”。该会若为行动的团体，“易于落入单独及私人行动与组织之危险，若为研究的团体则应受宣传部指导”。（三）上海《革命导报》为伪中央机关报，应请中央通告各级党部“禁止流行”。以上议案，均为会议通过。毛泽东还提出，对统一两广有功的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11]应“由中央嘉勉”，亦被会议通过。

同日　下午，出席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由毛泽东担任。

3月18日　在广州国民党政治讲习班纪念巴黎公社五十五周年集会上发表讲演，题为《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讲演指出：俄国十月革命和巴黎公社，都是工人阶级以自己的力量，来求人类真正的平等自由，它们的意义是相同的。“巴黎公社是开的光明的花，俄国革命是结的幸福的果。”讲演针对国内有些人怀疑或反对阶级斗争的观念，指出：“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化为家长社会，封建社会以至于今日之国家，无不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阶级斗争的演进。”“其实四千多年的中国史，何尝不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呢？”近代的太平天国革命，“不是满汉的战争，实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讲演要求吸取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指出巴黎公社失败的主要原因：一是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作指挥，以致内部意见分歧，势力分散，而予敌人以可乘之机；二是“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我们对敌人仁慈，便是对同志残忍”，“我们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便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强调“要从此学得革命的方法”。讲演记录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旬刊》发表。

3月19日　出席国民党中常会第十三次会议（有各部部长和中央监察委员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讨论农民运动讲习所问题，批准毛泽东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

3月20日　蒋介石[12]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〇事件）。事件发生后，在广州的共产党人大都主张对蒋介石进行反击。毛泽东、周恩来曾在李富春住处商讨对策[13]。他们认为，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有五个军的军长同蒋介石存在矛盾，而在蒋介石直接指挥的第一军中政治骨干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基于这种形势，他们提出以叶挺独立团为主，联合国民党左派和一切能联合的力量给蒋介石以回击。但是，在中国访问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布勃诺夫[14]采取妥协态度。上海的中共中央得到三二〇事件消息后，三月二十九日也发出指令，主张向蒋介石退让。指令说：“从党和军队纪律的观点来看，蒋介石的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不能让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破裂，更不能让第二军、第三军和蒋介石军队之间发生冲突”。对蒋介石，“我们现在应该全力拯救他，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拔出来”。

3月23日　中央宣传部向国民党中常会第十四次会议提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日宣传大纲草案，被会议通过。中常会针对段祺瑞三月十八日在北京镇压爱国民众制造惨案，决定由宣传部起草反段宣言及宣传大纲。

3月30日　上午，列席国民党中常会第十六次会议。会议决定四月二日召集各团体举行示威，抗议段祺瑞惨杀北京爱国民众。

同日　下午，出席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提议：请任高语罕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政治训练主任；目前各省农民运动应以全力注意将来革命军北伐经过之区域，如赣、鄂、直、鲁、豫诸省。以上提议均由会议通过或作出相应决定。

4月2日　出席国民党中常会第十七次会议（有各部部长和中央监察委员参加的联席会议）。宣传部提出“畸书社假冒先总理名义，发行《社会主义论》小册应否禁止案”，建议今后“一切刊物凡有涉及总理生平、言行者，必须先经中央宣传部之审核，然后许可发行，所以昭慎重严纪律也”。

4月5日—7月4日　应聘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青年部训育员养成所[15]讲师，讲授农民问题。

4月6日　列席国民党中常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根据蒋介石提议，决定五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召开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4月10日　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指派毛泽东、林伯渠、高语罕、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组成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考试委员会，对二十个省区选送的学生进行复试。在口试时，毛泽东还向学生询问各地农村情况及农民生活状况等。

4月13日　列席国民党中常会第二十次会议。提出在上海开办党报的议案，拟请任张静江为经理，张廷灏为副经理，柳亚子为编辑部主笔，沈雁冰为副主笔，侯绍裘、杨贤江、顾谷宜为编辑委员，获得会议通过[16]。

4月14日　出席广东省党部青年部训育员养成所举行的欢迎大会，欢迎来广州参加青年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应邀发表演说。

4月16日　列席国民党中常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有各部部长和中央监察委员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听取邓泽如关于南京举行孙中山陵墓奠基典礼时反动分子捣乱情形的报告后，决定由邓泽如、陈其瑗、毛泽东等进行审查，议定办法，提交下次会议讨论。

4月23日　列席国民党中常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有各部部长和中央监察委员参加的联席会议）。同邓泽如、陈其瑗、杨匏安提出关于处理南京陵墓事件中反动分子的审查报告，建议中常会作出训令：“全体党员不得认反动分子为党员，并不准加入各地未经本会批准擅自设立之孙文主义学会”。会议批准赖特才为宣传部代理秘书。

4月27日　列席国民党中常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宣传部提出四项议案，其中有：扩大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宣传于全国各地；编印关于革命理论、策略、史事的丛书小册子；在宣传部之下设宣传委员会，以讨论、计划全国宣传事项；并请指派汪精卫、陈公博、甘乃光、彭泽民、陈其瑗、林伯渠、毛泽东七人为宣传委员会委员。会议决定：除第一项交政治委员会办理，其他各项均照准。

4月30日　出席国民党中常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有各部部长和中央监察委员参加的联席会议）。宣传部提出三项提案：一、五一节用中央名义发表告工人、农民通电，在广州发传单。二、“五四”、“五七”纪念日中央发表通电。三、请中央发起纪念“五卅”全国反帝国主义示威运动。会议决定：一、二两项通电由宣传部起草，第三项照办。

5月3日　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开学典礼，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林伯渠主持，所长毛泽东报告农讲所筹备经过和招生情形。参加开学典礼的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谭延闿，青年部部长甘乃光，妇女部部长何香凝，广东大学校长褚民谊、文科学长郭沫若，国民大学校长陈其瑗，广东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代表彭湃，共产党代表彭述之等。

这一届农讲所有学生三百余人，来自二十个省区，萧楚女为教务主任，高语罕为政治训练主任。五月十五日正式开课。这届农讲所注重：（一）进行系统理论教育，增强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尤其是农民运动的理论和方法。（二）加强课外理论研究。（三）进行实际的农民问题研究。毛泽东曾主持拟定租率、田赋、地主来源、主佃关系、抗租减租、农村组织状况、农民观念、民歌[17]等三十六个项目引导学生作调查，并要学生把家乡的情况，按调查项目填写。（四）组织学生到农民运动开展得好的地区如海丰等地实习。（五）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军训时间占全课程的三分之一。毛泽东在农讲所建立了中共和共青团组织，积极发展党、团员。

5月4日　出席国民党中常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有各部部长和中央监察委员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根据宣传部提议，通过编辑国民运动丛书办法；任沈雁冰为驻沪编纂国民运动丛书干事；增补胡汉民、顾孟余、邵力子为宣传委员。

5月7日　上午，出席国民党中常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有各部部长和中央监察委员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派缪斌、褚民谊、陈其瑗、毛泽东代表中央常委会参加本日“五七”纪念大会。中午十二时，在广东大学操场参加广东各界纪念“五七”国耻大会。到会两万余人。毛泽东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进行中，发生右派分子捣乱事件，事件平息后大会照常进行。大会要求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惩戒捣乱分子。

5月11日　列席国民党中常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由毛泽东等组成的纪念“五七”大会主席团，向会议报告右派分子捣乱纪念会事实经过。会议决定，由中央训令各党员：嗣后须一律服从党的决议，否则从严处置。

5月13日　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所属宣传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陈公博、陈其瑗、邵力子、彭泽民等出席。会议通过宣传部所拟国民运动丛书书目（分五辑，共六十种），决定再增加中国农民问题、中国职工运动、国际联盟等四种。

5月15日—22日　出席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会上，蒋介石向全会提出限制共产党、由新右派独揽国民党党权的《整理党务案》。主要内容是：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全部交国民党中央保存；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省、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各该党部全体执行委员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的部长；中国共产党及共产国际发给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的一切训令应先交联席会议通过等。这个限制共产党活动的提案，事先取得了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同意。中共中央派张国焘、彭述之指导出席这次全会的中共党团。中共党团在讨论是否接受此案时，发生争论。广东的大部分共产党人不同意这个议案。彭述之主张，中共党员退出国民党，只保持党外合作。鲍罗廷以暂时退让准备新的进攻为由，同张国焘决定要大家签字接受。《整理党务案》被通过。随后，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被迫辞职。

5月20日　以宣传部代理部长名义向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报告三个多月来宣传部的工作。

5月25日　国民党中常会召开第二十八次会议。谭平山提出辞组织部部长和中常会秘书两职，毛泽东辞宣传部代理部长职务，林伯渠辞农民部部长、中常会秘书及中央财政委员三职。会议决议，以上三案留待下次会议讨论。

5月28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有各部部长和中央监察委员参加的联席会议）通过关于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辞职问题案。任命蒋介石为组织部部长[18]，顾孟余为代理宣传部部长，甘乃光为农民部部长。六月二十二日，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改组，毛泽东及其他共产党人被免去委员职务。

5月30日　上午九时，在第六届农讲所召开纪念“五卅”大会。十一时半，率农讲所学生到东较场参加广州各界纪念“五卅”大会并游行示威，参加群众达十万以上。游行时大雨滂沱，群众精神振奋，高呼口号，唱革命歌曲。回所后，毛泽东又冒雨演说十分钟。

6月初　开始为第六届农讲所学生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共授课二十三小时。讲稿总结中国农民斗争的历史，特别是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经验，指出在此之前，中国革命党人都没有注意研究农民问题，辛亥革命、五卅运动之所以失败，在于“完全未得三万万二千万之农民来帮助和拥护”。讲稿从人口、生产、革命力量、战争关系、革命目的五个方面阐明农民问题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指出：“国民革命的目标，是要解决工农商学兵的各阶级问题；设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则各阶级问题也无由解决。”“可以说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革命党的一个中心问题。讲稿在谈到国家问题时说：列宁著有《国家与革命》一书，把国家说得很清楚，历来的国家机关都掌握在少数人的统治阶级手里。“国家于革命后，一切制度都要改变的。巴黎公社所组织的政府，其失败原因之一，即不改旧制度。”“国家是一个阶级拿了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我们的革命民众若将政权夺在手中时，对反革命者要用专制的手段，不客气地压迫反革命者，使他革命化；若不能革命化了，或赐以惨暴的手段，正所以巩固革命政府也。”

6月3日、8日、25日　为第六届农讲所学生讲授农村教育问题。讲稿提出：农村教育是现社会很大的问题。现在农村中盛行的是封建教育，就是忠孝主义，它“钳制人民自由数千年之久，使个性发展丝毫无有”。现在的学校教育是资本主义的教育，即“新学”，反映新经济，讲新思想、民族思想等。这种教育，受地主阶级的反对，也受农民的反对，因为它不适合农民的切身利益。今后农村教育要适合于农民的需要，“适合于农民经济之发展，并使农民得到解放”。毛泽东在农讲所还讲授地理课。讲述学习地理与革命工作的关系。要求学生除对全国性的地理概况有所了解，主要对本省的山川形势、人情风俗习惯，以及地理上给予政治的影响等，都要了解。

6月23日　同第六届农讲所全体学生一起参加广州沙基惨案[19]一周年纪念大会。全市各界群众游行时，忽狂风大作，暴雨骤降，毛泽东率领全体学生走在最前列，高呼口号，冒雨行进。

7月4日—6日　出席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事宜，通过《关于国民革命军出师对全体党员之训令》，决定发布《国民革命军出师宣言》并举行出师典礼大会。九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东较场誓师北伐。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发表就职宣言。

7月初　国民革命军叶挺独立团攻占湖南泗汾、醴陵。第四军和第七军主力同第八军向湖南进攻，十一日占领长沙。北伐军受到湖南工农民众的热情支持。

7月12日—18日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北伐战争中党的组织路线、国共合作的策略和民众运动的政策等问题。会议明确把蒋介石划为新右派的代表，提出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要反对“左”、右两种倾向。强调“我们在国民党内的政策，应当是扩大左派与左派密切的联合，和他们共同地应付中派，而公开地反攻右派。”但是，会议对资产阶级的作用估计过高，强调联合，害怕斗争会吓跑资产阶级；对农民运动则限制较多，说农民协会“尚不能带有阶级色彩”，农民的武装“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不可有常备的组织”等。

7月　带领第六届农讲所五十名学生到韶关地区实习一个星期，参观并考察农民运动的情况。八月中旬，又组织农讲所全体学生到海丰实习两星期。

8月14日　以第六届农讲所所长身份应邀参加在广州中山大学礼堂举行的中华农学会第九届年会开幕大会并致词。毛泽东说：诸位在广东开会，顶要紧的不要忘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农民是农业的根本，也就是中国的根本！诸位今天参观，最好就下乡去，到民间去，直接去指导农民，唤醒他们守旧的劣根性，根本救治农业。”“现在农村经济非常枯涩，农民生活非常困难，因此广东农民问题，当是诸位开会的一个问题”。

8月17日　应邀参加国民党广东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开幕典礼，并发表演说。

8月20日—9月中旬　应聘为国民党广东省农委举办的调查员训练班[20]讲课，讲授共产国际、苏俄、土地问题。

8月27日—30日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七军相继攻克汀泗桥、贺胜桥，击溃吴佩孚主力部队，直指武汉。

9月1日　为《农民问题丛刊》写序言，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文章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农村封建阶级，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惟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文章说：“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文章批评一些同志只重视城市工人、学生和中小商人的工作，忽视农民运动的倾向，指出：“农民运动乃政治争斗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内中表现的最特别的尤在政治争斗这一点，这一点与都市工人运动的性质颇有点不同。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而农民运动则是推翻地主政权，“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文章希望，有大批同志下决心去做组织农民的浩大工作，“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甚么，问他们要些甚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文章深感研究农民问题的材料之缺乏，希望在不久的时期内“从各地的实际工作实际考察中引出一个详细的具体的全国的调查来”。文章发表后，引起一些革命同志注意。二十一日出版的《农民运动》第八期全文转载。在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要中央宣传部的羊牧之依据毛泽东此文的意见增添宣传内容。

9月3日　到黄埔军校讲演。

9月11日　在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典礼上作总结报告。

9月　《农民问题丛刊》开始陆续出版。毛泽东主持编印的这套丛刊，是在主办农讲所期间，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原计划出五十二种，为条件所限只出版了二十六种。丛刊主要介绍中国农村政治、经济和各阶级的情况，各地特别是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中国国民党的农民政策，以及苏俄和其他国家的农民运动。其中各省农村状况调查，为第六届农讲所学生所做。

10月10日　国民革命军攻占武昌，吴佩孚的主力被消灭。

10月15日—28日　出席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各省区市党部、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北伐取得相当胜利的情况下，为应对当前局势而召开的一次联席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国民政府的发展、迁都[21]、召开国民会议、国民党的最近政策等问题，通过了《联席会议决议案效力问题决议案》，《中国国民党的最近政纲》等。会议向全国发出宣言，重申继续执行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22]。

10月23日　国民党联席会议讨论国民党的最近政纲草案。毛泽东提议：应“重订适合一般商人利益之商会法”。随后，陈其瑗、简琴石、毛泽东等七人联名提出《商民运动提案》。提案说：“我们应打倒者是买办阶级及帝国主义之走狗的资本家。中小商人同是被压迫阶级，应受本党保护。”“此后做工人运动者应向工人详细解释，以免妨碍商民运动。”

10月25日　国民党联席会议继续讨论国民党的最近政纲草案。在讨论农民问题时，会议否决了湖南等代表提出的“解散摧残农会之民团或团防局”一案。毛泽东支持湖南代表，要求将其作一议案另行提出讨论。二十八日，联席会议讨论由甘乃光、毛泽东等三十余人提出的《关于民团问题决议草案》。草案提出：“旧有之民团、团防局或保卫局等组织，在事实上多属土豪劣绅及不法地主之武力，此等武力常为帝国主义军阀及反动派所利用，破坏农民运动，摇动本党及国民政府之基础，于党及政府之前途危险实甚。”“凡摧残农民之民团、团防局或保卫团，政府须解散并惩治之。”该草案被会议通过。

10月26日　国民党联席会议决定由主席团指定徐谦、陈其瑗、毛泽东等七人会同主席团起草全国联合会政纲。二十七日，大会通过《全国联合会之政纲》。政纲提出一些符合人民利益的基本要求，如“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遇饥荒时得免付田租”，“农民有设立农民协会之自由”等。

10月27日　国民党联席会议继续讨论国民党的最近政纲草案。关于“不得预征钱粮”一项，宋子文、孙科以国民党政治会议已决定在广东预征一年为由，提出继续实行。毛泽东发言说：“本党最重要之政策为农民政策，预征钱粮足使农民对本党发生怀疑，不如用公债一法取之于少数有钱人较为可行。”由于意见分歧，大会主席团指定陈其瑗、甘乃光、孙科、毛泽东等与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会下商议解决办法。会商中，宋子文仍坚持预征钱粮。二十八日，毛泽东在联席会议上再次发言：“昨据宋部长说，预征钱粮不过仅收得二三百万元，何苦以此区区之数使数千万农民或大多数人民怀疑我们的决议案是不能实行呢。本席仍旧主张发行三百万殷实公债，向殷实商人募集。”会议僵持不下，主席宣布交政治会议办理。

10月28日　国民党联席会议举行最后一天会议。会上，关于联席会议的地位和权能、联席会议决议是否有效的问题发生争论。丁惟汾[23]提出联席会议“没有变更或推翻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之权能，如有此等错误，即是违背总章，违背总章必定是无效的”。许多代表对丁惟汾企图否定联席会议决议的发言纷纷质辩。毛泽东说：“联席会议的性质，于开会时谭主席已说得很清楚[24]。今天丁同志忽然提出疑问，真是怪事。”“说联席会议没有地位，何以中央召集这个会议。今天来修正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实际上的权能已经超过全国代表大会之上。所有联席会议的决议我看是完全有效，而且是不能再有人来加以修正的。”大会执行主席吴玉章提出：以“联席会议决议即须切实实行，只有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方有修正之权”等文字用决议的方式来保障本会议的决议案。会议通过。会议还对西山会议派及各省区孙文主义学会主持人物的处分问题作出决议。

11月4日　国民革命军攻克九江。八日，进占南昌。孙传芳的主力部队被消灭。

11月8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改变联席会议的决定，决议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往武汉[25]。

11月上旬　离开广州到上海。这时，杨开慧和母亲携毛岸英、毛岸青由广州回到湖南。

同旬　中共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彭湃、阮啸仙、易礼容、陆沉、萧人鹄和青年团一人共七人组成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以委员一人常驻中央，另在汉口设办事处，就便指导湘、鄂、豫、赣、川农运工作。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央农委拟定《目前农运计划》，提出：“在目前状况之下，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全国除粤省外，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次则陕西、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七省亦应以相当的力量去做。”“各地农运须切实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并促成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武汉设立办事处”，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这一计划，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局通过。

11月25日　在《向导》周报发表《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文章指出，江浙两省是工商业发达地区，工人、商人的地位容易被人重视，而对农民“便少有人重视其地位”。文章批评了“以为两省乃太平富庶之区，农民并无多大痛苦”的说法，列举近几年来江浙农民自发地反对残酷的封建压榨的一系列事件。

11月下旬　离上海经南昌赴武汉。二十六日晚，在南昌会晤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林伯渠，商谈在武昌开办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问题。二十七日，由林伯渠陪同访问第二军代理军长鲁涤平，争取他的支持。由于林伯渠和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多方面做工作，二十九日江西临时政治委员会作出决议：江西选派一百五十名学员送武昌农讲所，并负担经费一万二千元。

11月底（或12月初）　到达武汉。在汉口建立中共中央农委办事处。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筹商举办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事宜。

12月3日　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电请毛泽东到湖南对大会进行指导。电文称：“敝会已于东日[26]开幕，现正讨论各案。先生对于农运富有经验，盼即回湘，指导一切，无任感祷！”

12月13日　到达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成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27]，执行最高职权。这时，蒋介石从主张迁都武汉转而反对迁都武汉，企图在南昌另立中央，并开始同帝国主义、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密商，准备公开反共。联席会议坚持迁都武汉。

12月中旬　出席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特别会议。陈独秀主持会议并作政治报告。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根据北伐战争形势的发展，制定党的主要斗争策略。会上，广东区委的同志重申依靠工农群众反对蒋介石的主张，湖南区委的同志提出，根据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趋势，应当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毛泽东赞成湖南区委的主张。他还提醒中央注意国民党左派没有掌握武力的问题：“在粤同志有人说，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陈独秀反对广东区委、湖南区委的主张，说他们犯了“左稚病”。陈独秀认为：解决土地问题，在目前还只是宣传，不能马上实行；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应当尽力加以联合；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集团是左派，应尽力帮助其发展。会议接受了陈独秀的意见，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通过关于政治报告议决案，以及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关于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等议决案。

12月17日　由汉口到长沙，参加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并准备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情况。大会期间，曾同湖南的同志商讨起草各种决议案[28]。

12月20日　出席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联合举行的欢迎大会[29]。在欢迎会上作《工农商学联合的问题》演说，指出：“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革命，但有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又说：“我们现在还不是打倒地主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一步。在国民革命中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减少租额，减少利息，增加雇农工资的时候。”

12月27日　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出席湖南全省工、农代表大会联合举行的闭幕会。在会上作关于革命联合战线问题的演说[30]。

12月28日　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出席国民党长沙市党部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式并讲话。

同日　长沙《大公报》报道：中央党部执行委员毛泽东，拟于日内分赴湖南宁乡、新化、衡山、衡阳、湘潭、醴陵、宝庆、攸县、武冈、新宁等十余县巡视党务状况。湖南省党部决定派戴述人偕往，并请毛泽东将湖南方面所要调查的六项内容[31]会同考察。

12月底　经与中共湖南区委商定，为参加湖南农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开办一短期训练班，一九二七年一月初结束。毛泽东作了三次关于农民问题及调查方法的报告。

[1]段，指段祺瑞，北洋皖系军阀首领。当时任北京临时政府执政。

[2]关于国民党二大的选举问题，1926年中共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对待国民党的策略的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和共产国际的代表了解到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中存在危险。为了排除这种危险，他们准备向新右派（戴季陶）作出让步。”“这就是在最近国民党中央举行改选时，只应有两名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中央。同时与右派领袖进行了谈判”，“今后在国民党的所有职位中，共产党人只占三分之一”。但是“我们在广东的同志和国民党左派，特别是后者，不同意按照同右派领袖们的谈判把国民党中央中的共产党员数目减少”。广东的同志认为“中央局的这个策略过于退让，并且没有完全加以执行”。结果“在新选出的三十六名国民党中央委员中有七名共产党员，右派中只有戴季陶、孙科和伍朝枢当选”。
1943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一次插话中，在讲到国民党二大时说：“第一个失败的关键是二次代表大会，我主张反击。因我们有三分之一，左派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一，左派很赞成，结果我们自动退却，只要六（系“七”字之误——编者注）票。”

[3]此决议案为农民部部长陈公博、湖南等省代表易礼容、黄学曾、路友于、丁君羊起草。大会讨论时，有代表提出，此案文字太长，且偏重广东一省，要求增加审查委员，重新拟定，大会主席团接受了这个意见，由毛泽东等进行修改。

[4]一项动议是：对每星期举行总理纪念周一次的规定，加但书一笔：“如有特别情形时得由该省党部许可，每两星期举行一次”。另一项动议是：“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可以兼其他省党部执行委员、监察委员”。

[5]袁同畴发言说，“本席考虑，以为几件事是要望共产党党员同志做到的：（一）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时，声明自己是共产党。（二）共产党员，要将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公开。（三）中国国民党党员加入共产党时，要得该地党部之许可。”

[6]指第6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此之前，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已开办了5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共培养学生四百五十余人。前4届基本在广东省内招生。第5届主要在湖南、广东两省招生，另山东、湖北、江西、安徽、福建、广西等省有少量学员来所学习。第六届将招生范围扩大，面向全国。

[7]据沈雁冰回忆：“此次毛泽东的请假虽说‘因病’，实际上他是秘密往韶关（在湘、粤边界）去视察那里的农民运动。”

[8]直隶，河北省旧称。

[9]这个讲习班是为培养政治工作人才，由国民党中央决定开办的。讲习班由理事会领导。理事为谭延闿（主席）、程潜、林伯渠、陈嘉祐、鲁涤平、毛泽东、李富春。担任本班教授的有汪精卫、萧楚女、沈雁冰、朱剑帆、邓中夏、陈公博、高语罕、熊君锐、毛泽东。毛泽东负责讲授农民问题。

[10]关于国民党二大宣传大纲的起草情况，沈雁冰回忆说：我和萧楚女把“宣传大纲起草完毕，请毛泽东同志审核。毛泽东仔细看过，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又在草稿上加了‘军队与人民合作’一段话，然后对我说，还是送给汪精卫看一下”。

[11]1926年3月李宗仁等表示同意两广统一，完全接受广州国民政府领导。3月15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两广统一案，规定：（一）广西政府受国民政府命令，处理全省政务；（二）广西军队全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三）两广财政受国民政府指挥监督。

[12]蒋介石，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国民革命军总监、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广州市卫戍司令。

[13]1943年11月27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三月二十号事变是国共关系一个关键。这以前是广东省委主张进攻，上海中央主张退守。事变打击主要对象是俄顾问、黄埔共产党、省港纠察队。我在富春家遇毛，毛问各军力量，主张反击。（毛插话：蒋当时只有一个同盟军即朱培德，此外均反蒋。）”“我听了毛的话找季山嘉，他说不能破裂。而当时的军事力量是可以反蒋的，黄埔有五百余党员”，“只要我们强硬，国民党左派是拥护我们反蒋的”。

[14]布勃诺夫是联共（布）中央委员、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依文诺夫斯基在中国的化名。当时正率团员十余人在中国访问。三二〇事件时恰在广州，在处理中山舰事件中，处于重要决策地位。

[15]训育员养成所为国民党广东省党部青年部主办。宗旨为“造就一般指导青年运动的干部人材”，毕业后派往全省各学校担任党务及训育工作从事青年运动。应聘到所讲课的有恽代英、萧楚女、沈雁冰、张太雷、郭沫若等。

[16]自上海《民国日报》变为拥护西山会议派的报纸后，上海即无由广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的党报。毛泽东曾委托沈雁冰到上海筹办《国民日报》，后因蒋介石、张静江阻挠，未能办成。

[17]1961年3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到调查研究时说：有几个典型调查材料丢失了，我比较伤心。在广东农民讲习所收集民歌几千首。民歌使人得到很多东西，丢了很可惜。

[18]这之后，蒋介石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按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出征动员令下达后，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政、民、财各机关均须受总司令指挥。这样，蒋介石便垄断了党、政、军、财大权。

[19]1925年6月23日由香港回到广州的罢工工人和广州工人、四郊农民、青年士兵、学生约十万人举行游行大示威，声援上海工人的斗争。队伍经过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村时，遭到英、法等国的武装镇压，死五十余人，重伤一百七十余人。史称沙基惨案。

[20]调查员训练班是广东农委为加强调查工作，训练做调查工作的人才，以改变缺乏调查工作、不了解农民详情的状况而举办的。提出调查项目165个，计划先从重点县调查，每县调查两个乡或4个乡，主要调查农村的土地数量及占有情况，农村中各阶级、社会各团体的经济政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收集重要会议记录、传单、契约、风俗等各种材料。

[21]会前蒋介石曾电广州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代理主席张静江、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闿等，要求中央和政府机关迁往武汉。会议经过讨论作出决定：仍设广州，暂不迁移。

[22]关于这次国民党联席会议情况，1926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曾作专门介绍，写道：联席会议的出席人数，共产党员占四分之一，左派比此数稍多，再加半左派，“所以会场完全为左倾空气包办；右派中派（以丁惟汾为有力领袖，戴季陶亦出席数次，未发言）共约占四分之一，但不敢多说话”。“张静江说：‘这会议纵多数通过，亦不能算本党的意思’。”“孙科说：有些问题‘即要找于树德、毛泽东、恽代英、侯绍裘一疏通，会场中便没有问题了’。”

[23]丁惟汾，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常委兼青年部部长。

[24]谭延闿在开会词中说：因为北伐已得到相当的胜利，“我们应该有新的应付方法，所以由中央常务会议及政治会议讨论，以为应该召集一个全国代表大会，来决定方针，但一时又不易召集，如果召集中央全体会议，人数又不很多，所以请各省派人加入，大家来开会讨论一下”。“这次开会凡到会的都有议决权”。

[25]1926年12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发出迁都通电：“政府迁移在即，现已停止办公。”

[26]东日，即1日。

[27]1926年12月13日至1927年2月21日，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停止办公从广东搬迁武汉期间，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联席会议由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席、汉口特别市和湖北省党部代表各1人组成（其中有共产党员吴玉章、于树德、董必武和苏联顾问鲍罗廷）。蒋介石一直反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占优势的联席会议。

[28]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共通过铲除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减租减息，建立农民自卫武装和农民政权等40个决议案。

[29]1926年12月22日出版的《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对出席会议的毛泽东作了如下报道：“毛先生泽东奔走革命，卓著勋绩。对于农民运动，尤为注重。去岁回湘养疴，曾于湘潭韶山一带，从事农民运动，湘省之有农运，除岳北农会外，实以此为最早。后为赵恒惕所知，谋置先生于死地，先生闻讯，间道入粤。在粤历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要职，此次革命军势力北展，先生为发展全国农运，奠定革命基础起见，遂于前月离粤赴长江一带视察农运情形。农民代表大会开幕时，曾电请先生回湘，指导一切，现已抵湘。”

[30]毛泽东关于革命联合战线问题的演说，《湖南民报》1926年12月29日作了报道。后来这份报纸遗失。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读过这份报纸的同志记载，演说的大意是：反革命方面已经有国际、全国和全省的联合战线，革命方面也应该有同样的联合战线来抵抗他们。他斥责“惰农运动”、“帝国主义没有打倒以前，我们内部不要闹事”等宣传，说：那种只准地主向农民压榨，不准农民向地主争斗的人，就是站在帝国主义、反革命方面，就是破坏革命的人。他还提醒大家注意，现时湖南虽然由国民政府所统治，但实际上赵恒惕的余孽、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势力还很大。

[31]6项内容是：“（一）考察各种纠纷之原因，指导解决方法。（二）宣传农工运动之重要。（三）解释开米禁问题。（四）指示民食问题具体方法。（五）注重全国的革命问题，现尚是军政时期。（六）宣传中央联席会议的议决案。”

1927年　三十四岁

1月4日　从长沙启程到湖南农村考察农民运动。四日至九日，先后在湘潭县的县城，银田，韶山一带考察。

在县城召开座谈会，有县农协、工会、妇联、商协、青年组织的负责人参加，了解到湘潭各地农民已经组织起来，在农民及各界群众强烈要求下镇压土豪劣绅晏容秋等情况。

在银田寺的白庙召开第一区农协干部和会员大会，并讲话。会后，又召开农协干部会议，听取汇报。

在韶山，了解到此时的韶山同一九二五年离开时大不一样，祠堂庙宇做了农民协会会址，农民协会还组织农民修塘、修坝、禁烟赌、办农民夜校，韶山成了农民的天下。他看到有很多妇女到会，说：过去妇女受压迫，封建思想作怪，妇女进不得祠堂，现在打倒了族权，能进祠堂了，今天要请她们坐头席。讲话时还赞扬了农民的革命精神，要他们进一步组织起来，建立自己的政权。他说：我搞革命是为了无产阶级事业，我所爱、所交的朋友是穿草鞋的没有钱的穷人。我们的革命还才开始，要彻底消灭封建地主劣绅，打倒军阀，赶走帝国主义，还得三四十年。革命不成功，我毛润之也不回韶山来了。在韶山期间，毛泽东多次召集农协干部和群众座谈。他同毛福轩、王淑兰等农协干部谈话说：我从银田到韶山来，看到农民都起来了，已经掀起了一个农村大革命。过去雨神庙有很多“流民”，现在没有了，他们有的参加了农会，有的在劳动，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1月9日—14日　到湘乡县考察。先在唐家圫外祖家同两位舅父、几位表兄弟和一些老农二十余人座谈。询问了唐家圫一带农民运动情况后说：外国人说我们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不团结。别国群而不散，我国散而不群；别国强，我国弱；别国富，我国贫；别国工业发达，有飞机大炮，我国仍是大刀长矛多。要想国家强盛，人民不受压迫和剥削，就要起来干革命，团结起来，打倒列强，驱除军阀。

从唐家圫到湘乡县城。在湘乡饭店住地召集县农协主要负责人开调查会。在调查中边问边记：农会组织得怎样，有多少区、乡农民协会，多少会员，农民武装情况怎样，乡里人对农民协会有什么看法，有没有反对农民协会的等等。在湘乡饭店还先后邀集县工会、商协、学联、妇联、青年组织的负责人座谈，了解农运情况。邀集一些区农协委员长等，听取他们关于农民运动的意见。还找来县农协执委、负责武装工作的邹祖培，了解湘乡农民诸禁和农民武装等情况。邹祖培说，湘乡历来牌赌盛行，鸦片流毒很广，农会一成立首先禁止赌钱打牌，禁止抽鸦片烟。毛泽东称赞好得很。谈到武装问题时，毛泽东说，农民要组织自己的武装，把团防局接收过来，在全县组织农民自卫队。湘乡可以成立一个审判土豪劣绅的特别法庭。在湘乡期间，曾出席中共湘乡地方执行委员会召开的扩大会议，听取与会者汇报湘乡农运情况。毛泽东对湘乡县在监狱里关押许多乡农协干部提出批评。湘乡县很快将他们释放。

毛泽东离开湘乡县城到横铺萧家冲，听取第二十三区农协委员长方绪良汇报，又召集区农协负责人进行座谈，详细调查该区农运情况。

1月15日—23日　到衡山县考察。在白果召开区农协干部座谈会。赞扬岳北农民群众敢于在军阀赵恒惕的胞衣盘里闹革命，鼓励他们要以南岳衡山革命烽火去引燃其他几个“岳”，让革命风暴席卷全中国。接着，到岳北农工会所在地调查农民自卫军组织情况，工会情况，煤矿工人和工人纠察队组织情况，并看望了岳北农工会几位死难者的家属。随后，到二区农民纠察大队部所在地询问纠察大队人数和枪支等。

在福田铺出席农民协会召开的群众大会，并讲话。在农协所在地圣帝庙开调查会，了解福田铺农运情况。还走访了几家商店，详细调查他们的营业额、捐税、工资、伙食开支、货路来源、供销行情变化等。

在宋家桥（世上冲）戴聘公祠召开党员及农协骨干座谈会，参加乡农民协会召开的群众大会，并走访农户，找开明绅士座谈，了解他们对农运的看法和意见。

在衡山县城邀集中共衡山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向钧和县农协、工会等负责人座谈农运情况，对农民武装情况问得很详细。在出席中共衡山地方执行委员会召开的欢迎会和新党员宣誓会时，提出当前的任务是大搞宣传，发动群众，用革命的联合反对反革命的联合。要加强对农民自卫军的领导。要多吸收煤矿工人和农村贫农入党。

在衡山县城期间，还两次视察县农民运动讲习所，同学员座谈；视察县总工会、女界联合会和城郊农村，了解衡山工、农、青、妇、商等各方面情况。他把考察到的情况和各种数据进行分类、统计、分析，当他从统计表中看出贫农在农会中占百分之九十时，很高兴。

在衡山考察将结束时，出席了国民党衡山县党部和县农协及各界团体举行的欢送会，作长篇讲话，称赞衡山农民运动和妇女的革命行动，并指出：农民要团结起来，要提防反动派破坏，要夺取地主豪绅的武器，发展农民武装。要搞联合，搞团结，团结才有力量，大团结就是大力量。

1月24日　回到长沙。将湘潭、湘乡、衡山三县的调查情况向中共湖南区委负责人作详细报告。随后在党校、团校各作一次报告。还在长沙郊区做了一些考察。

1月27日—2月3日　到醴陵县考察。在县城邀集中共醴陵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罗学瓒、县农会委员长孙筱山和县工、青、妇等部门负责人座谈。听取他们关于醴陵县农运情况的汇报，并进行交谈。随后，连续三个晚上召开中共醴陵县各地支部书记和区农协委员长座谈会，到会四十多人，每晚开到深夜。座谈会主要汇报全县各地入冬以来开展农运的情况，研究如何加强领导，扩大农协组织，发展农民武装，建立和巩固农民政权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对认为农运过火的李味农提出批评[1]。还提出要召开一个全县各区有代表性的农民和绅士座谈会，每区来一个真正的农民和一个顶著名的绅士，年龄在五十到六十之间；农民要稍有文化、能讲得一下子的，绅士要能熟悉神祖情况的。在农民、绅士座谈会上，询问当地农民的土地占有情况，有什么神祖祀会，有什么出产品等。在县城期间，还给醴陵民众训练班七百多师生作报告，并到城郊考察。

在离县城二十五华里的东富寺考察的三天中，参加三个会：一是有共产党员、农会骨干、自卫队长、妇女和青年工作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二是三区区委扩大会。在这两个会上主要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和了解各方面的反映。三是出席有各方面负责人及东富寺附近农民一千多人参加的大会，并讲话。

2月4日　回到长沙。在长沙县郊区邀请农协负责人进行座谈，了解长沙农运情况。

2月5日　历时三十二天的湖南五县考察结束。原计划考察宁乡、新化、宝庆、攸县、武冈、新宁等县，因时间关系未能成行。回到长沙后，在中共湖南区委又作了几次报告[2]。

2月12日　由长沙回到武昌。下旬，杨开慧带毛岸英、毛岸青和保姆陈玉英到达武昌，住在武昌都府堤四十一号。

2月16日　就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写报告给中共中央。报告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见从前我们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党对农运的政策，应注意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的“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的议论；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报告说，农民运动“第二时期（农村革命暴动时期）内，农民一切向封建地主阶级的行动都是对的，过分一点也是对的，因为不过分不用大力决不能推翻封建阶级几千年积累的权力，决不能迅速完成民主革命；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报告认为：“农民问题只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的问题有二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贫农的革命情绪依然非常之高，依现在形势，他们简直很迫切的要进到别一个革命了。”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长久抑制得下的。“现在是群众向左，我们党在许多地方都是表示不与群众的革命情绪相称”，这是一件非常可注意的事。报告提出，在农村中要发展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组织，还说“洪会是一种势力，必须拉拢这种势力而不可采打击的方法”，“妇女尤是一个伟大的力量，不可不加注意”。

2月18日　出席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召开的农民问题讨论会。会议主席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说：农民问题是本党本军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本部邀请各位共同讨论此问题，使农民问题能得到良好结果”。会议决定下次开会请毛泽东报告中国农民运动状况。

2月下旬　江西省农协秘书长方志敏致电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称：江西召开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江西AB团[3]首领段锡朋要圈定省农协的委员，企图把农协夺到他们手里，如何对付？毛泽东复电说：须坚决反对，宁可使农协大会开不成功，不可屈服于圈定办法。经过方志敏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积极斗争，AB团没有得逞。大会选举方志敏等十三人为省农协执行委员。

2月23日　出席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召开的农民问题讨论会第二次常会，作《中国各地农民运动状况》的报告。

3月初　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批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筹备处[4]提出的农讲所章程。推定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常务委员，负责管理全所工作[5]。

3月2日　出席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召开的农民问题讨论会第三次常会，被推定为关于红枪会调查训练委员会主席委员。十六日，出席农民问题讨论会第五次常会。连瑞奇报告说：红枪会调查训练委员会已开始工作，查得现有红枪会几十人，已集中开会，不久就要接受训练。

3月5日—4月3日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全文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报第三十五、三十六期合刊，第三十八期，第三十九期连续刊载。报告明确指出革命党人要极端重视农民斗争，要支持农民的革命举动，特别提出贫农大群众是革命的先锋、中坚和元勋，肯定湖南农民所做的十四件大事都是革命的行动和完成民主革命的措施。报告说：“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报告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在革命时期农民的一些所谓“过分”举动，正是革命的需要。“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报告指出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同时对农村革命后的建设也提出一些积极的主张。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于三月间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汉口《民国日报》的《中央副刊》先后发表其中的前两章；三月二十八日，《湖南民报》开始连载；四月，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瞿秋白作序[6]出版单行本；五月和六月《共产国际》的俄文版和英文版先后转载了《向导》刊印的《报告》[7]。这篇报告全文编入《毛泽东选集》。

3月5日　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武昌举行预备会议，徐谦、孙科、顾孟余、毛泽东、林伯渠、邓演达、唐生智、李汉俊被聘为大会名誉主席。

3月7日　出席国民党在汉口召开的二届三中全会预备会议。蒋介石不按时从南昌来汉口并企图阻挠全会的召开。毛泽东、吴玉章、恽代英、董必武、徐谦等坚持如期开会，谭延闿等主张待蒋介石、朱培德由赣来鄂后再开。会议讨论确定，八、九两日开提案审查会，十日正式开全体会议，届时无论蒋介石等是否到会[8]，会议均按时举行。会议还通过毛泽东关于在大会期间，政治委员会会议停止开会，如有重大事故发生由主席团[9]全权办理的提议。

同日　鉴于江西、湖北、江苏、河南、河北及东北三省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报到的学员已有四百余人，农讲所常务委员会决定先期开班上课，以应各省之急需。聘请周以栗为教务主任，陈克文为训育主任，季刚为事务主任，郭增昌为总队长。本期讲习所根据当时农民运动发展的需要，共设二十八门课，毛泽东负责讲授“农民问题”、“农村教育”。本届农讲所主要增加农民自卫、乡村自治等课程。课外理论研究，侧重讨论土地问题、武装问题、农村自治问题、农村教育问题。每日进行军事训练四小时。

3月9日　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提案审查会议，讨论改选常务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等问题，以提交三中全会讨论决定。会议认为，军事委员会必须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统一领导之下，反对“党国大政，无不总揽于一人”[10]。

3月10日　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开幕会。会议确认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由广东迁武汉期间，联席会议各项决议继续有效。通过《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对于党务、政治、军事行使最终议决权。”会议递补毛泽东、周启刚、夏曦、许甦魂、邓演达、董必武六名中央候补执委有表决权[11]。

3月11日　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第二日会议。会议改选常务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改选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和中央党部各部长。会议决定常务委员会不设主席，实行委员制。会议通过毛泽东关于“国民政府委员名额与选举，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的提议，改变过去国民政府委员由政治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推选的情况。

3月13日　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第三日会议。会议宣布蒋介石辞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政治委员会主席。讨论并通过《统一革命势力的决议案》，提出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联席会议须立时召开，以讨论统一民众运动、共同负担政治责任、派代表出席第三国际会议等问题。

3月14日　关于湖南集美堂翻印《农民丛刊》给湖南省农民协会的信，在《湖南民报》发表。信中提出，《农民丛刊》为非卖品，如需翻印，必须具备下列三个条件：“一、由贵会审查，将已失时效之本，如《湖南农运目前之策略》等，抽出不印。二、价钱不能过高，只能取得印刷费及纸费。三、须经贵会审查，不许错误。”

3月15日　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第五日会议。会议讨论邓演达、陈克文、毛泽东提出的农民问题案和对农民宣言。毛泽东多次发言，提出在乡村应组织乡村自治机关，并采取委员制；祠产要收归公有，“祠产如不收归公有则对宗法社会不能与以大打击”。主张由大会批准实施湖北省党部提出的惩治土豪劣绅条例，说：“土豪劣绅，必须以革命手段处置之，必须有适应革命环境之法庭。最好由农民直接行动。和平办法是不能推倒土豪劣绅的。故亟应颁布此条例，以便推行各省。”这一主张，得到会议批准。毛泽东、邓演达、吴玉章被大会主席团指定组成查处阳新惨案[12]委员会。会议还作出裁撤军人部、任命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等项决议。

3月16日　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第六日会议。会议通过《对农民宣言》和《农民问题决议案》。宣言指出：中国国民革命最大部分目标是解放农民，以完成民主革命。地主阶级是一切反革命派的真实基础。革命需要一个农村的大变动，“使农村政权从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手中，移转到农民的手中，在乡村中建设农民领导的民主的乡村自治机关”。要推翻封建势力使这个斗争的胜利得到保障，“则农民得到武装实为重要条件之一。农民应有自卫的武装组织”。封建地主阶级的武装均须解除，交与农民。宣言说：农民在政治斗争胜利之后，经济斗争便随着开始。“革命的进展，农民的要求已是很迅速的由初步进到了第二步，即在许多地方已发生严重的土地问题。”我们要“拥护农民获得土地之争斗，至于使土地问题完全解决而后止”。宣言强调指出：“中国的农民问题，其内容即是一个贫农问题。”这个广大的贫农阶级之存在，即为革命动力的要素。贫农问题不解决，革命将终久没有完成的一日。“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会议通过的《农民问题决议案》规定了十项具体措施[13]。

3月17日　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闭幕会。在讨论军事政治学校议案时，毛泽东提出：“黄埔学生皆党员，似不必有同志会之设立。凡同学会、同志会皆封建思想之递嬗，已不适宜于今日，故应规定军事政治学校及各分校，不应有同学会、同志会设立之一条文。”会议就此作出决定：“凡党立各学校不得有同志、同学、同乡会之设立。”

3月18日　应邀出席在武昌举行的河南武装农民代表大会第三日会议，并向会议作湖南农民运动状况报告。会后往汉阳兵工厂参观。

同日　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联合召开欢迎鄂豫两省农民代表的大会，出席会议一千余人。毛泽东向大会致词：“农民利益与地主利益冲突。在湖北一派国民党同志主张农民利益，近几日中央全体会议最重要的议案是通过了惩治土豪劣绅的条例。我们要打倒土豪劣绅，就要援助这派主张农民利益的。”

3月26日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全体员工，对蒋介石及其仆从蹂躏党权、摧残农工，制造阳新、赣州惨案[14]异常愤激。本日上午，全体学生八百人齐赴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要求保护农工民众，依法惩办蒋介石，肃清一切反动分子。下午，农讲所召开追悼阳新、赣州死难烈士大会。毛泽东发表演说：“在这革命势力的范围内，竟不断地演出惨杀农工的事实，由此可证明封建的残余势力，正准备着秣马厉兵，向我们作最后的挣扎啊！从今日起，我们要下一决心，向那些反动分子势力进攻，务期达到真正目的。这是在今日追悼大会中，我们应该接受的责任。”

3月28日　以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身份出席中央农民部召集的有各省农运负责人参加的全国农民协会筹备会议。会议认为：全国农民运动发展极快，需要有中心领导机关，以收进行划一及势力团结之效。会议决定：组织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有执行全国农民协会之职权并负责筹备全国农民代表大会。

3月30日　根据全国农协筹备会议决定，湘、鄂、赣、粤四省农协执行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组成全国农协临时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共十三人，邓演达、谭延闿、陆沉、毛泽东、谭平山为常务委员。

3月　和邓演达、陈荫林、周以栗等受聘为湖北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

同月　将一九二六年向佃农张连初调查的情况，整理成文，以《中国佃农生活举例》[15]为题，作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丛书发表。该文从假定一户典型佃农的情况出发，计算其一年的各项支出和收入，田租按通例交十分之七，得出关于中国佃农生活情况的一般结论：“这种小部分靠正业大部分靠副业，计算起来每年亏折一长项之佃农生活，在中国现时重租制度之下，是极其普遍的。”“这就是中国佃农比世界上无论何国之佃农为苦，而许多佃农被挤离开土地变为兵匪游民之真正原因。”

4月2日　下午四时，列席国民党中常会第五次扩大会议，欢迎国际工人代表团。到会的代表团成员有法国的多理越、美国的白劳德。

同日　下午七时，继续列席国民党中常会第五次扩大会议。苏联顾问鲍罗廷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孙科、邓演达等关于蒋介石等人问题的报告。会议认为，蒋介石无视中央，自由行动，在上海勾结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把持上海的外交、财政、交通各机关，破坏中央各项计划，形成一个反动中心。为此，会议决定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发一训令，令蒋介石离开上海到南京。会议根据邓演达的提议，决定由邓演达、徐谦、顾孟余、谭平山、毛泽东五人组成土地问题委员会，“由此会确定一个实行分给土地与农民的步骤”，“做成乡村间普遍的革命现象，然后可以推翻社会的封建制度”。

4月4日　出席在武汉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中共湖北区委和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联席会议，讨论召开中共中央全会、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准备召开国民会议等问题。会议宣布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汉口临时委员会解散，选举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组成联席会议常务委员会。

同日　下午一时半，出席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典礼。参加开学典礼的有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及各团体代表百余人，还有国际工人代表团。会议由邓演达主持，周以栗报告农讲所成立经过，谭平山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演说，法国代表多理越、英国代表汤姆、美国代表白劳德也相继演说。大会发表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宣言》指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使命，是要训练一般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材出来，对于农民问题有深切的认识，详细的研究，正确解决的方法，更锻炼着有农运的决心。”

同日　三子毛岸龙在武汉出生。一九三一年初夏，在上海病亡[16]。

4月7日　出席在武汉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中共湖北区委和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联席会议。为在四月二十五日准时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联席会议决定，通知陈独秀和在上海的中央执行委员以及各地代表速来汉口。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土地委员会，由瞿秋白和毛泽东负责为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农民土地问题的资料。

4月8日　列席国民党中常会第六次扩大会议。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代表罗易以及鲍罗廷等列席会议。罗易、鲍罗廷分别就共产国际援助中国革命等问题发表讲话，随后退席。会议听取全国总工会常委兼总工会武汉办事处秘书长刘少奇关于“四三惨案”[17]后工运情况的报告。听取孙科和上海市政委员丁晓先的报告，对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在上海镇压工人和市民运动的反革命行为，决予以处置。会议同意政治委员会的决定，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移南京。

4月9日　中华全国农协临时执行委员发出就职通电。通电说，粤、湘、鄂、赣等省农民协会代表联席会议推举邓演达、毛泽东、谭延闿、谭平山、徐谦等十三人为临时执行委员，并推定邓演达为宣传部长、毛泽东为组织部长、彭湃为秘书长。通电指出：“吾国农民之痛苦，皆为国际帝国主义之侵略，与国内封建阶级之压迫。农民之解放，即国民革命之成功，故国民革命势力之进展农民亦随之组织起来，同人深信此为不易之道。”

4月10日　出席在武汉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中共湖北区委和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联席会议，讨论如何应付蒋介石在上海已经反动的问题。会议决定派一个能干的委员会（陈延年为临时书记）到上海执行联席会议所决定的政策。

4月12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并担任记录。会议主要讨论土地的没收和分配方法问题。毛泽东发言说：“所谓土地没收，就是不纳租，并无须别的办法。现在湘、鄂农民运动已经到了一个高潮，他们已经自动地不纳租了，自动地夺取政权了。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先有事实，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认他就得了。”

同日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和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十八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宣布武汉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一切决议为非法，公开通缉鲍罗廷、陈独秀、谭平山、林伯渠、徐谦、于树德、吴玉章、杨匏安、恽代英、彭泽民、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一百九十三人。

4月18日　和邓演达、谭延闿、谭平山、陆沉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名义，向各省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筹备处发出通告，决定七月一日在武汉召开全国农民代表大会[18]。

4月中旬　中共中央农委连续召开三天会议，讨论如何解决土地问题。会议提出“要没收全部出租的土地”，“进而彻底消灭土地私有制”。

4月19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土地委员会在召开了两次会议之后，自今日起改为扩大会议。本次扩大会议有湖南的夏曦、易礼容，广东的彭湃和北方的江浩、王法勤等参加。会议听取了各省关于农民运动状况和农民对土地要求的报告。毛泽东就巩固农民政权、没收和分配土地等问题多次发言。他提出解决土地问题应有一个纲领，内容包括：（一）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二）土地没收的标准和分配的方法，这是解决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三）农民以什么政权机关来没收和分配土地；（四）禁止买卖土地和土地国有问题；（五）征收地税问题。关于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毛泽东提出六条：（一）解放农民，废除地主及一切压迫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此为本题的主要意义；（二）增加生产，解决农民的生活痛苦和改良土地；（三）保护革命，解决土地问题后即能够解决财政问题及士兵问题，“因农民要保护他们的土地，必勇敢作战”；（四）废除封建制；（五）发展中国工业；（六）提高文化。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谭平山、顾孟余起草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的文件。关于农民政权问题，毛泽东赞同邓演达提出的国民政府农政部应设乡村自治委员会专门管理乡村自治机关的意见，并提出农民政权有两个阶段：一是革命时期，农民政权集中在农民协会；二是革命过后，农民政权在国民政府系统之下，颁布区乡自治条例。还说“现在我们须要承认农民的政权，并且促进农民的政权”。鉴于土地问题极迫切，会议决定自次日起，每天召开扩大会议。

同日　武汉国民政府誓师继续北伐，向河南的奉军进攻。二十六日，毛泽东向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提议，督促直、鲁、豫三省早日成立农民协会，协助北伐。

4月20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会议在听取苏联顾问岳尔克关于“俄国分配土地之经过及效果”报告后，继续讨论农民土地问题。毛泽东发言说，没收土地为解决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解放农民不仅包括现在耕种受痛苦的农民，也包括士兵在内。会议采纳毛泽东所提意见，决定由邓演达、毛泽东、岳尔克和湖南、湖北两省农协代表各一人组成专门委员会，于次日上午十时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讨论和起草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

同日　中国共产党发表《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完全赞成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罢免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开除党籍和拿办的决定”，号召人民起来打倒蒋介石。

4月22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汪精卫、谭延闿等出席会议。邓演达代表毛泽东、易礼容、陆沉和岳尔克五人专门委员会作关于《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的报告。报告说：解决土地问题“原则上是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以至土地国有”。为适应农民迫切要求使联合战线不受危害，在步骤上分为两步，第一步实行“政治的没收”，第二步实行“经济的没收”。毛泽东对草案作补充说明。他说：土地问题必须解决，解决土地问题是于全般革命有利益的。现在所决定的政治没收，是没收土豪劣绅军阀等等的土地，此为第一步。进一步再没收一切自己不耕种而出租于他人的土地，此为经济没收。经济没收在湖南已不成问题，农民已经自己分配。专就湖南的状况说，用政治没收的形式是不够的，但就一般而论，只能用政治没收。所以，国民政府应明定一般的法规，同时又须颁行单行的法规，如湖南。他说：湖北不能与湖南比，河南又不能与湖北比，其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当然不同，全国都实行经济的没收，则是空想。毛泽东还说，自耕农、中农的土地不没收，富农是要没收的。会上，汪精卫等对草案提出不同意见。汪精卫说，这个草案是以政治没收为名，行经济没收之实，因为一切大、中、小地主都可加以反革命头衔而没收其土地。会议指定汪精卫、毛泽东、易礼容、陆沉、岳尔克、邓演达、谭延闿、孙科、唐生智、何键、李品仙等十五人组织专门委员会审查修正《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

同日　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委员、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联名通电讨蒋。斥责蒋介石反抗中央进而自立中央，抵沪以后与帝国主义妥协，以反共产为名，不惜屠杀民众为其贽见之礼物。号召革命民众“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

4月23日　出席《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审查委员会会议。会议就土地没收的范围和标准问题展开讨论，谭延闿、汪精卫对决议草案持否定态度，徐谦、夏曦等对决议草案提出不同意见。毛泽东没有发言。会上意见分歧，讨论无结果，决定下次会议继续讨论。

4月24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谭平山等起草的《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条例》。会议继续讨论土地没收和分配问题。毛泽东多次发言，同意全部（包括湖南）用政治没收的办法解决土地问题。同时指出，须再加以限制，说明界限，没收土豪劣绅军阀反革命派的土地是无人反对的。在谈到土地制度和佃农问题时，毛泽东说：现在只可用“土地公有”的口号，不能用“国有”的口号。要尽快定出保障佃农的办法，如免减租税，田主不得虐待等等。会议决定下次开会请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参加，指定谭平山、徐谦、顾孟余起草保护佃农的法规。

4月26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讨论《佃农保护法草案》，继续审查《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陈独秀、鲍罗廷应邀参加。陈独秀、鲍罗廷在原则上赞成“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人以外之出租的土地分给农民”，但又说，原则还不能马上实行。他们强调，解决土地问题需先有农民政权；需先由国民政府农政部规定具体办法，由各省依据当地情况实施。会议决定草拟三个文件：由邓演达重新起草《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由毛泽东起草《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由徐谦起草《处分反革命逆产条例》。

4月　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农委作出三项决议案。在政权问题的决议案中提出，农民运动现在已经到了为确定农民政权而斗争的时期。农民政权应当由贫农与中农掌握，但贫农是这个政权的领导者。农民不但要取得乡村政权，而且要参加县政治、省政治、全国政治。农民协会是创造农民政权的机关。关于武装问题决议案，要求各省一致努力建设农民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解散一切地主阶级武装团体，将其武装交与农民自卫军。中央及各省的军委应充分注意农民自卫军问题。关于协作社的决议草案，指出：“假使中国的革命结果胜利，并且能成为一个真正民权方式的，那末中国农民的合作社在经济方面须与革命的政府与城市发生密切的关系，在政治方面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如此方法，才能帮助农民消灭在农业中所发生的资本主义的倾向，同时，可以使农民于乡村阶级分化时减少压迫。”

4月27日—5月9日　出席在武昌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确定党在紧急时期的任务。会议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大会通过《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等项决议。这些决议强调争取领导权，但没有具体措施，对汪精卫、唐生智控制的武汉国民党和武汉国民政府抱有幻想。当时毛泽东对于党的政策，特别是关于农民运动的政策，很不满意。他向大会提出一个农民运动决议案，主张解决农民急需解决的土地问题，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大会没有采纳，甚至未予讨论[19]。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同国民党召开的土地委员会扩大会议的精神相一致，即在土地委员会扩大会议规定的范围内解决土地问题。大会选出三十一名中央执行委员和十四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政治局常委，陈独秀为总书记。

春　作《菩萨蛮•黄鹤楼》[20]：“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5月6日　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举行第六次（最后一次）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各项议案。邓演达主持会议，汪精卫、谭延闿、孙科等参加。毛泽东未出席。谭平山对各项议决案作出说明，称“本案须经中央批准，始能决定可否发表，现在暂不发表”。汪精卫说：“解决土地问题，必定在全国统一之后，全国未统一，只能试办。”“土地问题决议草案，暂不发表，是很对的。”会议最后决定：将一切决议呈报国民党中央核准，或公布或实行。扩大会议后，土地委员会仍继续存在。

5月9日　土地委员会委员邓演达、谭平山、毛泽东、徐谦、顾孟余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写报告，附上七个决议案，请求核夺。报告说：土地问题，从目前政治形势和农民本身的力量，均不许可全数收归国有，只能做到政治没收（部分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人的土地均应加以保障，地主及佃农制度还不能完全消灭。至于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中央只能规定一种原则，详细办法由各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行解决。

5月14日　湖北麻城的土豪劣绅勾结河南光山会匪不断捣毁农会，屠杀农协会员并围攻县城。中共湖北区委向毛泽东请求救援。毛泽东即派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武装二百余人同湖北省政府警卫二团一营赴麻城剿匪，并将农讲所学生改编为中央独立师第二团第三营。农讲所学生同警卫团一营一起，很快将麻城土匪完全肃清。

同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改组中央农委，改组后的中央农委由谭平山、毛泽东、陆沉、周以栗、蔡以忱、瞿秋白、任旭、陈独秀、罗绮园、阮啸仙十人组成。

5月17日　武汉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叛变，进攻武汉。毛泽东组织农讲所部分学生，在武昌城内同武汉军分校学生一起实行戒严。十九日，武汉卫戍司令叶挺率部将叛军击退。

5月21日　汉口《民国日报》刊载武汉国民党中央连续发布的限制革命群众的两个“训令”。一为《各级党部及政府切实执行中央决议案》，称：“凡民众已获得之正当利益，必加以保障，而越轨之行动，亦必加以制裁。”一为《中央关于保护公正绅耆训令》，称：“本党党员应切实指导民众，不得滥施攻击，侵犯他人身体、财产、职业、信仰之自由，其有借端扰乱破坏公共秩序以快意者，即有损于革命之利益，即无异反革命。”

同日　驻长沙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独立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军长何键策划下，发动反革命政变（通称马日事变），袭击湖南省农民协会、省总工会、国民党省党部及一切革命组织，释放在押的土豪劣绅，杀害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接着在长沙及其附近各县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共产党的组织被迫转入地下。

5月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会议，讨论湖南问题，决定致电武汉国民政府、湖南省政府和唐生智，要求“停止军事行动及恢复工农团体”，责问解散湖南省总工会、省农会事。还决定工农商各团体要表示接受国民政府政策，国民政府对湖南事要约束，军队要服从行政，交还纠察队枪械。

5月30日　和谭延闿、谭平山、邓演达、陆沉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名义，向湘、鄂、赣三省农民协会发出训令。训令指出，在革命与反革命斗争愈加激烈的形势下，必须采用新政策，首要的是继续发展农协组织，及创设区乡县的自治机关。必须严厉反对一切反革命派及其挑拨离间政策；力求与小地主及革命军官家属合作；解除土豪劣绅之武装，武装农民；改良贫农生计，没收土豪劣绅及大地主之土地，尽可能使谷米流通，以活动乡村金融，购必需的物品；实施佃农保护法。

5月31日　在汉口主持召开全国农协和湖北省农协欢迎太平洋劳动会议代表的大会。毛泽东致词：“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在过去只能有空洞之口号，然而今天欢迎会上已充实了此口号的内在性。”“中国农民运动，是革命进程中主要之力量，尤须与全世界工人阶级携手前进，深赖工人运动之影响与指导，这证明是工人天然成为农民之领导者。今天中国农民能得国际无产阶级领袖之指导，其有益于革命前途，实在无可限量。”

5月　鉴于中共湖南党组织遭严重破坏，向中央请求到湖南工作。

6月3日　在汉口列席国民党中常会第十四次扩大会议。会议对湖南问题作出决议：湖南省政府暂时维持现状；湖南省党部及省农民协会、省总工会均应改组；长沙、岳阳一切部队归副军长周斓[21]指挥；军队及农民武装团体均应即行停止军事行动，各部队之进止须听周斓指挥，各农工武装团体应回原地，两方均绝对不得有寻机报复举动。

同日　全国农民协会发出通电，要求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对许克祥立予免职查办。

6月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批准毛泽东、周以栗去湘潭，由毛泽东、李维汉、易礼容、夏曦、郭亮、周以栗、彭干臣、王则鸣、柳直荀组织临时省委，毛泽东任书记。这个决定没有实行。

同日　和谭延闿、谭平山、邓演达、陆沉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名义，向各省农协发出训令，提出为新政策的顺利实施所必须执行的五项规定：（一）注意强固组织，严肃纪律。各乡农协，要“审查过去工作，监督会员行动。如有不良分子发现，必须立即执行革命纪律，予以严厉制裁”。（二）注意革命同盟者的利益。与农村中的小商人应建立“亲切的革命联盟”。要使有余的谷米尽量流通，使小地主及富农不致感受不便，使中小商人之贸易得以无障碍地发展。（三）注意改良乡村旧习惯之步骤。改良恶习须经长时间的宣传，倘操切从事，则不但得不到良好效果，反使反动分子利用落后思想，造谣煽惑，向进步的农民运动进攻。（四）开始乡村建设事业。务于最短期间，使乡村自治机关完全建立起来。（五）加紧宣传工作。切实将贫苦农民受土豪劣绅压迫摧残之事实，充分宣传，以解除土豪劣绅进攻农民最大之武器。

6月10日　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等赴郑州，同冯玉祥[22]举行会谈，企图联冯反蒋反共。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冯玉祥同蒋介石等南京国民党首领在徐州举行会议，决定反共、反苏、实行宁汉合作。

6月13日　上午，出席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议，报告湖南马日事变的情形[23]。

同日　和谭延闿、谭平山、邓演达、陆沉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名义发出训令。揭露湘、鄂、赣三省土豪劣绅、反动军官残杀共产党员、农民、工人，离间军民感情，分裂联合战线，破坏三大政策种种事实。要各级农民协会一致请求国民政府：（一）明令保护工农组织及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惩办一切屠杀工农、扰乱后方之反动派；（二）肃清湖北各县勾结逆军土匪屠杀农民工人之土豪劣绅以巩固武汉；（三）明令惩办许克祥，解散其救党委员会、清党委员会等反动机关，从速镇压湖南的反革命派，接受湖南请愿代表团之请愿；（四）明令制止江西驱逐共产党及工农领袖之行动，并严惩屠杀民众之反动派。训令还号召各级农协，要团结农民，严密组织，武装自卫。

6月1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第二十四次会议，讨论湖南问题。邓中夏报告去长沙、湘潭和衡山的情况，对湖南的工作提出批评。蔡和森提议改组湖南省委，书记由毛泽东担任[24]。这个意见在会上没有讨论。周恩来提出湖南暴动计划，后因共产国际反对，未能实行。

6月1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根据中央的政治决定起草湖南问题的决议[25]。

6月中旬　和李立三、郭亮召集湖南来武汉向国民政府请愿惩办许克祥的共产党员和骨干积极分子近二百人开会。毛泽东要大家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长沙站不住，城市站不住，就到农村去，下乡组织农民。要发动群众，恢复工作，山区的人上山，滨湖的人上船，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在此期间，每日接待并听取从湖南逃亡来的同志及农民谈湖南有关情况。

6月2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第三十一次会议。会议决定：组织新的湖南省委，由毛泽东等十七人组成，毛泽东、何资深、夏明翰、李植、林蔚为常务委员，毛泽东任书记。毛泽东随即赴湖南长沙，从事恢复党的组织关系，打通长沙附近各县及衡阳、常德等地与省委的联系，并计划成立湘南、湘西及宝庆指挥委员会，分别指挥所属各县的政治、军事、党务工作，恢复党的组织。在湖南期间，曾偕柳直荀等到衡山召集衡山主要党员干部和附近几县农会、工会、青年团、妇运会的负责人开会，谈马日事变后的形势，了解党的组织、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情况，以及国民党县党部、县知事的动态等。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马日事变是上海事件的继续，随着而来的将有无数个马日事变在全国发生，对不能合作已经反动的国民党分子要严加处置。强调各县工农武装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

7月初　由长沙返回武汉[26]。

7月3日　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通过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共十一条，重申国民党的领导地位，继续向国民党妥协退让。决议案说：“工农群众组织必须受国民党的领导”，“工农纠察队必须置于国民政府的监督之下”。现在参加政府工作的共产党员部长，为减少冲突，可以暂时离开政府。

7月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第三十四次会议。在讨论湖南问题时，毛泽东发言说：长沙事件为何键夺唐生智政权。唐生智本欲拉我们反何，但见我们没有力量，遂拉拢何键部下打何，故唐不能打许克祥。在讨论联合唐生智反对蒋介石问题时，毛泽东说：在国民革命军中有几个师和军反蒋，应促成唐生智和何键分化，拉唐反蒋。关于省农协策略问题，毛泽东说，有两策略：（一）改成安抚军合法存在，此条实难办到。（二）此外尚有两条路，（1）上山，（2）投入军队中去。“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7月上旬　在武昌家中，和蔡和森谈及湖南形势和唐生智的问题，一致认为武汉形势已十分危急，不能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置。遂由蔡和森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我们提议中央机关移设武昌，同时中央及军部应即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

7月12日　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陈独秀停职。十三日，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改变对汪精卫的退让政策，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公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限制工农运动，默认、掩护和帮助一切摧残工农运动的反革命进攻；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申明中国共产党将同坚持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内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

7月15日　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会议，作出关于“分共”的决定。随后，大规模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宁汉合流。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失败。

7月中旬　中共中央紧急疏散、撤离和隐蔽党在武汉的各级组织和党员，派毛泽东前往四川，毛泽东请求仍回湖南工作。

同旬　中共中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组织民众武装起义的新政策，着手制定湘、鄂、粤、赣四省秋收起义的计划。

7月20日　中共中央、中央农民部发出《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指出：中国革命已进到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阶段。每省农民运动要人力财力集中在政治军事或交通重要的区域，以树立领导全省运动的中心基础。实行土地革命，必须夺取政权，建立农民的革命政权，并以革命的武装保障其胜利。农民武装可以三种形式存在：（一）以合法的名义存在，如挨户团、保卫团、联庄会之类；（二）平时分散，秘密训练，一遇战事则随时集中；（三）两种形式都不可能时，则可以上山。

7月23日　中共湖南省委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说：润兄所需详细军事报告，此时尚做不出，请缓数日送上；书记毛泽东走后，由易礼容代，省委各部工作无不吃紧，盼望毛泽东回湘。随后，中共中央复信湖南省委，指出湖南省委负责人已经常委会议重新审查，决定以易礼容为书记，省委地点不宜在长沙，以湘阴为宜。这期间，毛泽东一直留在武汉，指导湖南省委工作，并受中央委托研究湖南军事形势，筹划湖南秋收起义等。

7月24日（或25日）　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确定暴动后立即南下，占领广东。

8月1日　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在南昌领导国民革命军贺龙、叶挺部两万多人举行武装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胜利后，起义军按中央原定计划南下去广东，占领海口，取得外援，夺取广东，再行北伐。

同日　国民党中央委员宋庆龄、邓演达、毛泽东、董必武等二十二人联名发表《中央委员宣言》，揭露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国民革命，号召国民党全国同志，特别是忠实将士，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继续为反对帝国主义与解决土地问题而奋斗。

8月初　为中共中央起草《湘南运动大纲》，强调武装夺取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大纲提出：在湘南以汝城为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形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的唐生智政府对抗，与湘西的反唐部队取得联络；军事方面请中央命令彭湃不要将现在汝城的广东农军他调，浏阳、平江农军千人立即由郭亮率领赴汝城，从江西革命军中调一团兵力赴汝城，这三部分组成一师的武装，以革命军一个团作中坚，至少有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党的湘南特别委员会，受湖南省委的指挥，在交通阻隔时候得独立行使职权”。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通过了《湘南运动大纲》，并决定毛泽东为书记组织湘南特委。

8月3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指出：“党过去对农民革命有一错误政策，就是抑制农民、保护小地主利益的政策”。“现在国际第八次扩大会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工农德谟克拉西独裁联合小资产阶级，这一个新的指示证明过去湖南农民实行农会专政反对乡村自治是对的，对小地主不可免的打击所谓‘幼稚’‘过火’的现象不足害怕而应当积极的去领导的”。秋收暴动的战略，是要“夺取一切政权于农民协会，歼灭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派，并没收其财产”。大纲对湖南省提出的具体要求是：准备在不久的时期内，在湘南计划一湘南政府，建设革命政权。现在即须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受省委指挥。湘南特委以夏曦、郭亮、毛泽东、任卓宣为委员，毛泽东为书记。

同日　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决定毛泽东不去湖南，仍留武汉担负原任工作。

8月5日　中共中央致信湖南省委，要他们向城乡宣传南昌起义的意义，鼓动农民开始秋收暴动；征调一切反唐生智的力量，牵制唐军[27]对南昌的压迫；定出一个秋收暴动的军事计划。

8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通称八七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也出席会议。会议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暴动。毛泽东破除了“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观念，在发言中从国共合作、农民问题、军事问题和党的组织四个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着重指出：秋收暴动非有军事不可，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关于农民土地问题，在讨论《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28]时，毛泽东发言说：“（1）大中地主标准一定要定，不定则不知何为大地主中地主，我意以为可以五十亩为限，五十亩以上不管肥田瘦田通通没收。（2）小地主问题是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困难的是在不没收小地主土地，如此，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对小地主应有一定的办法，现在应解决小地主问题，如此方可以安民。（3）自耕农问题，富农、中农的地权不同，农民要向富农进攻了，所以要确定方向。”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不采纳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意见[29]。毛泽东在发言中还对党过去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提出批评意见。会议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八七会议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分工之前，瞿秋白征求毛泽东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意见。毛泽东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8月9日　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在讨论湖南秋收暴动时发言指出，湖南省委要组织一个师的武装去广东是很错误的。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当前处在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前不久我起草经常委通过的一个计划，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会议上，罗米那兹提出，应改组湖南省委，派一得力同志去，提议毛泽东去湖南贯彻八七会议的精神。会议最后决定，由毛泽东、彭公达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并全权负责改组湖南省委，指定彭公达为新省委的书记。

8月12日　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从武汉到长沙，住在“板仓杨寓”[30]。见到湖南省委书记易礼容，同他进行了简要的交谈。

8月13日　到长沙县清泰乡板仓农村调查农民土地问题，同时看望先期回板仓的杨开慧及孩子们。找来五位农民、一位篾匠和一位教师，在杨开慧家开了两天调查会。通过这次调查，了解到农民要求全般解决土地问题。

8月16日　彭公达主持中共湖南省委改组，成立新省委，毛泽东为省委委员。

同日（或17日）　由杨开慧陪同，从板仓到长沙城里，仍住“板仓杨寓”。通过多方深入了解，认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已与民众对立，镇压工农运动，而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已另眼相看。

8月18日　出席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的中共湖南省委会议，讨论如何贯彻八七会议确定的新策略。苏联驻长沙领事、共产国际代表马也尔参加了会议。在讨论土地革命时，毛泽东提出：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若只没收大地主土地，不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因此必须没收整个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关于没收土地的办法，要制定一个土地政纲，对被没收土地的地主，必须有妥善方法加以安置。在讨论秋收暴动时，毛泽东提出：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要发动暴动和夺取政权，没有军事武装单靠农民力量是不行的。“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在讨论暴动区域问题时，多数委员想发动全省农民暴动，夺取长沙，改变中央先夺取湘南然后发展为全省的计划；马也尔说中央亦有取长沙之计划；毛泽东则从领导力量和物质条件出发，主张缩小暴动范围，但也同意以多数人意见上报中央。与会者认为，国民党已变成军阀争权夺利的工具，变成压迫民众、屠杀民众的工具，民众对国民党普遍存在唾弃心理，国民党这块招牌已经无用，湖南此次暴动主张用共产党的名义来号召。会议选出湖南省委常委。

8月19日　中共湖南省委就湖南秋收暴动办法写报告给中共中央，改变中央原定的湘南暴动计划，决定以长沙暴动为起点，湘南湘西等亦同时暴动，坚决地夺取整个的湖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的政权。长沙暴动以工农为主力，决定调陈烈、李隆光两团[31]做暴动的“发火药”。夺取长沙时即建立革命委员会，执行工农兵政权的一切革命行动。因湘南与长沙已经隔绝，省委另组织了湘南指导委员会指挥湘南暴动，目的在夺取湘南。

同日　向从湘潭韶山来长沙的五位农民征询对土地革命问题的意见，经与他们商谈，拟出“土地纲领”草案数条，并于当天经省委讨论。草案主要内容是：“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农在内，归之公有，由农协按照‘工作能力’与‘消费量’（即依每家人口长幼多寡定每家实际消费量之多寡）两个标准公平分配于愿得地之一切乡村人民。”“土地分配以区为单位不以乡为单位，人口多于土地之乡，可以移于人口少于土地之乡。”“土地没收之后，对于地主（无论大地主）家属之安置必须有一办法，方能安定人心”。

8月20日　以中共湖南省委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信，同意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的意见。信中说：“某同志[32]来湘，道及国际新训令，主张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闻之距跃三百。”“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此政权既建设，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国的胜利。”信中提出：“因国际这个新训令，影响到我对国民党的意见，即在工农兵苏维埃时候，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33]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则必会再失败。”我们应该“立刻坚决的树起红旗”，小资产阶级也必定在红旗领导之下。信里并将“土地纲领”草案录上，提供中央讨论。

8月22日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常委会，就湖南省委十九日报告和二十日来信，讨论湖南秋收暴动问题。会议听取了湖南省委代表何资深的汇报。湖南省委秋收暴动计划未被批准。有的常委指出，毛泽东提出“枪杆子中夺得政权”，与中央意见有点不同，中央意见是纯粹依靠群众力量，以军事力量为帮助；并说毛泽东抛弃湘南暴动计划是不对的，现在仍应开始各地的农民暴动。

8月23日　中共中央复信湖南省委。信中说：你们决以长沙为暴动起点的计划，在原则上是对的，但计划中有两个错误：一、靠外面军事力量夺取长沙，这样偏重于军力，其结果只是一种军事冒险；二、专注意长沙工作，忽略了各地的秋收暴动工作（如放弃湘南计划，并没有积极地有组织地去准备长沙、湘潭、浏阳、醴陵、湘乡、宁乡等处暴动）。中央认为：湖南暴动，可以湘南为一发动点，长沙为一发动点，在宝庆[34]一带如有可能亦可做一暴动点；“湘中发动，集中军力，扑城取长沙”；湘南、湘中的暴动尽可能地同时发动，免陷一地于孤立。复信指责湖南省委关于应当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政权的主张，说“此时我们仍然要以国民党名义来赞助农工的民主政权”。关于土地问题，复信指出，现时主要口号是“没收大地主土地”，在策略上不提出没收小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但革命发展的结果“仍是没收一切土地”。

8月下旬　出席中共湖南省委会议，主要讨论中共中央对湖南秋收暴动计划和土地纲领草案的批评意见。关于农民土地问题，经过讨论，一致认为“现在的土地革命到了根本取消地租制度，推翻地主政权的时期，此时党对农民的政策，应当是贫农领导中农，拿住富农，整个推翻地主制度的土地革命”。关于暴动范围问题，毛泽东力主缩小暴动区域，不赞成中央以长沙、衡阳、宝庆三处为中心的全省暴动计划。会议经过反复讨论，绝大多数同志同意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发动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等县的湘中暴动，改变中央关于三个中心同时发动的全省暴动计划。

同旬　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35]、平江浏阳农军的负责人在修水山口镇举行会议，决定将队伍合编为一个师，以余洒度为师长、余贲民为副师长[36]，下辖驻修水的第一团，驻铜鼓的第三团。这支队伍后来成为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主要力量。

8月30日　中共湖南省委接到安源市委关于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力量情况的报告，立即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讨论湖南秋收暴动的最后计划。会议确定，首先集中力量在条件较好的地区平江、浏阳、醴陵等县和安源发起暴动，决定成立暴动领导机关：由各军事负责人组成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由各暴动地区党的负责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以易礼容为书记。会议指定彭公达去汉口向中央报告湖南暴动计划，毛泽东去湘赣边界统率工农武装，组织前敌委员会，领导秋收暴动。湖南省委的暴动计划没有得到中央批准。

同日　中共湖南省委就暴动范围等问题致信中央，答复中央八月二十三日来信所提出的指责。信中说：“我们计划夺取长沙的主要战斗者是工农，要调某某两团进攻长沙意义是辅助工农力量之不足，不是主力”。中央“谓此间是军事冒险，令将长沙暴动计划取消，实在是不明了此间情形，是不要注意军事又要民众武装暴动的一个矛盾政策”。中央“谓此间专注意长沙工作，而忽略各地，这并不是事实”。“我们是以向长沙暴动为起点，并不是放弃湘南；没有把衡阳做第二个发动点，是因为我们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来；各县暴动，力量分散了，恐连湘中暴动的计划也不能实现”。

8月31日　晨，乘火车去安源部署武装起义。途经株洲时，会见中共株洲镇委宣传委员朱少连、湘潭县东一区区委书记陈永清等。听取他们的汇报后指出：现在要搞秋收起义，搞武装暴动。敌人打我们，我们要还击。株洲是个重要地方，要把这个地方的工作抓紧恢复起来。首先要解决团防局，同时破坏白石港的铁路桥。并答应他们派一个搞军事的人来。四五天后，毛泽东从安源派搞武装斗争的涂正楚到达株洲。

8月　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和军阀部队积极准备镇压工农暴动，从中旬开始对湘东“严密布防”，调兵遣将，“严防共党中秋节大暴动”。长沙卫戍司令张国威宣布：从九月“八号（即农历八月十三日）起特别戒严五日”，“以防暴动”。

9月初　从株洲到安源，以中共中央特派员和湖南省委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身份，在张家湾召开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军事会议。到会的有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安源市委书记蔡以忱、委员宁迪卿和杨俊，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兼安福县农军负责人王兴亚等。毛泽东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报告湖南省委改组及新省委制定的秋收暴动计划，通报了各地秋收暴动的准备情况。会议听取潘心源、王兴亚关于湘赣边界军队情况的详细报告，决定正式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参谋长钟文璋，下辖三个团[37]。初步拟定起义部队分三路向长沙攻击前进的方案：第一路（第二团）进攻萍乡与醴陵，向长沙取包围形势，但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萍乡、安源，以防敌人断绝自己的退路，同时要株洲区委发动株洲工农扰乱敌人后方，配合醴陵农民暴动；第二路（第一团）从修水向平江进攻，并发动平江农民在全县暴动，夺取平江后再向长沙推进；第三路（第三团）由铜鼓向浏阳进攻，并发动浏阳农民在四乡暴动，逼进长沙。会上，正式组成以各路军主要负责人为委员、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9月5日　在安源写的信送达中共湖南省委。此信提出长沙暴动要与前方军事行动相配合，否则会失败；相约十一日安源发动，十八日进攻长沙。湖南省委常委讨论后决定：九日开始破坏铁路，十一日各县暴动，十五日长沙暴动。此议决定之后，随即通知各地执行。

同日　中共中央致信湖南省委，拒绝湖南省委八月三十日信中对中央所提意见，指出湖南省委“应立即坚决的遵照中央计划实行，把暴动的主力建筑在农民身上，毫不许犹疑”。认为湖南省委集中湘中暴动、放弃湘南计划“实是一大错误”。对于毛泽东八月二十日以湖南省委名义给中央信中提出的建议，再次加以否定和指责，说：“关于政权、国民党和没收土地诸问题，中央认为你们怀疑中央的政策是错误的，在此紧急斗争的当中，中央训令湖南省委绝对执行中央的决议，丝毫不许犹豫”。

9月6日　得知中共湖南省委常委会关于秋收暴动日期的决定后，立即以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名义向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三个团下达秋收起义计划与部署，要他们积极作好暴动准备。在安源将工作安排就绪后，同潘心源等赴铜鼓第三团领导秋收起义。

9月7日　驻在江西铜鼓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接到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关于秋收起义军事部署的通告，即开会讨论，决定立即执行，一面布置武装暴动的各项准备，一面将前委的军事部署派人送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部及第一团。

9月8日　驻在江西修水的由余洒度带领的师部及第一团，接到第三团转去的前敌委员会的通告，决定立即夺取平江，直攻长沙。师部连夜赶制有镰刀、铁锤标志的红旗一百面。

同日　中共湖南省委发布夺取长沙的命令。令各地赶紧动员，限于本月十六日会师长沙，夺取省城。鄂南决于九日发动，安源决于十一日发动，岳阳至长沙、长沙至株洲的铁道九日起破坏；各县农运亦特别加紧工作，限于十一日一起发动。

同日　和潘心源途经浏阳张家坊时，被团防局的清乡队抓住，在被押送去团防局处死的路上，毛泽东机智脱险，死里逃生[38]。

9月9日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铁路工人破坏了长沙至岳阳和长沙至株洲的铁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和师部在驻地江西修水县城宣布起义。第一团立即从修水出发，向湖南平江长寿街进军，先师部一天到达渣津。

9月10日　到达江西铜鼓萧家祠第三团团部。在全团排以上干部参加的中秋聚餐会上，传达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湖南省委秋收暴动计划及安源张家湾会议确定的军事部署；正式宣布驻铜鼓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要求全体指战员响应湖南省委号召，立即武装起义。

同日　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进到渣津。原警卫团团长卢德铭从武汉回到起义军师部，担任起义部队总指挥。

9月11日　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和师部越过修水、平江边界占领龙门厂。在攻打金坪时，起义前夕余洒度收编的国民党军一个团（团长邱国轩）突然叛变，使部队腹背受敌，损失较大。卢德铭同余洒度率部向第二、第三团靠拢，并派人速报前委书记毛泽东。

同日　零时，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下令攻打萍乡，未克；改攻老关，取胜。起义部队乘火车进发醴陵，在当地起义农民配合下攻克醴陵县城。因敌军反扑，主动撤出醴陵，向浏阳方向前进。十六日，攻克浏阳县城后陷入优势敌人重围。十七日，仓促突围，溃不成军。突围出来的余部向文家市方向撤退。

同日　晨，和第三团团长苏先俊率领全团从江西铜鼓出发，向湖南浏阳进发，攻占浏阳县白沙。次日，攻占东门市，连战皆捷。毛泽东要求警惕西面达浒、官渡之敌，但苏先俊放松警戒，使敌占先机。十四日，第三团与反扑的优势敌人激战，受挫，遂与苏先俊率部向东北方向退却。

9月11日—15日　在湘赣边界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各团分别进攻平江、浏阳的同时，长沙县及醴陵、平江、株洲、浏阳等地均有不同规模的农民起义，配合行动，但没有形成预期的声势。

9月14日　率第三团退至浏阳上坪，获悉第一团已在金坪失利。当晚，召开第三团干部会议，主张放弃原定攻打长沙的计划，暂时向江西萍乡方向转移，要第一团尽快与第三团会合。并致信中共湖南省委，建议停止执行长沙暴动计划。十五日，湖南省委决定停止原定十六日晨在长沙举行暴动的计划，暴动延期举行。

9月17日　和苏先俊率领第三团辗转到达浏阳孙家塅与卢德铭、余洒度率领的第一团会合。在孙家塅主持召开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军事行动问题。余洒度主张继续进攻长沙，毛泽东等多数人主张向南撤退。会议决定退往湘南。会后，第一、第三团分两路向文家市前进。

9月19日　秋收起义部队第一、第三团及第二团余部会师浏阳文家市，尚有一千五百余人。晚上，毛泽东在里仁学校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的行动方向问题。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否定了师长余洒度等坚持的“取浏阳直攻长沙”的意见，在总指挥卢德铭等支持下通过了毛泽东关于放弃进攻长沙的主张，决定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求落脚点，以保存实力，再图发展。这是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的新起点。

同日　中共中央作出再攻长沙的决定，指令湖南省委“应一面命令萍（乡）、浏（阳）、（平）江一带工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爆发长沙的暴动”。这个决定没有实行。

同日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指出：各派军阀已经把国民党变成政治的尸首，彻底的民权革命“已经不用国民党做自己的旗帜”，“八月决议案[39]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但只能先在中心地方如广州、长沙等城市实行，在小县城里面要坚决地拒绝组织苏维埃，而在农村中最近时期仍然是“一切政权属于农民协会”。

9月20日　早晨，在里仁学校操坪向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全体人员讲话，宣布中共前敌委员会关于不打长沙转兵向南的决定。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这次秋收起义，虽然受了挫折，但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的武装斗争刚刚开始，万事开头难，干革命就不要怕困难。我们有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支持，只要我们团结一致，继续勇敢战斗，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我们现在力量很小，好比是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大城市现在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到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去，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

9月21日　和卢德铭、余洒度率领工农革命军，由文家市出发，沿罗霄山脉南下，向江西萍乡、莲花前进，开始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进军。

9月22日　率领工农革命军进到萍乡县上栗市，得知萍乡县内驻有敌军，遂与师部决定，部队转东向南，绕道芦溪进入莲花。

9月24日　工农革命军到达芦溪。师部命令在芦溪镇上宿营，毛泽东认为在街上宿营不妥，传令移住芦溪西南大山下宿营，途中不准点灯火。

9月25日　工农革命军拂晓从芦溪出发，向莲花前进。由于军事侦察不力，敌情不明，部队出发途中，后卫第三团遭到敌军袭击，损失人枪各二三百。部队向莲花方向突围，总指挥卢德铭为掩护主力撤退而英勇牺牲。第一、第三团直奔莲花县境，中午陆续到高滩村集中。毛泽东向部队讲话，要求指战员不要怕行军困难，不要怕暂时受挫，要看到光明。晚上，工农革命军到莲花县甘家村，毛泽东听取当地党组织负责人汇报，得知莲花县农民自卫队九月十八日攻城失败，牺牲十二人，被捕九十余人等情况，决定攻打莲花县城，营救被捕同志。随即召开有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军事会议，作出具体部署。

9月26日　工农革命军清晨从甘家村出发，向莲花县城前进。在当地党组织和革命群众配合下，攻克莲花城，俘虏县保安队队长；从监狱中救出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七十余名，打开县府粮仓，将粮食分给贫苦群众。下午，毛泽东在县城召开莲花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听取朱亦岳等汇报莲花县党组织、农民武装以及永新、宁冈农民武装斗争等情况，证实井冈山确有两支地方武装。晚上，去参加余洒度召集的会议，当得知县保安队长已被放走，严厉批评余洒度。余洒度拒不接受批评，会议未开成。

9月27日　工农革命军从莲花县城出发，向永新县方向前进。毛泽东脚痛行动不便，坚持不坐担架，与大家一起行走。

9月28日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长江局人选问题。经过反复讨论，通过瞿秋白提出的由罗亦农、陈乔年、任旭、王一飞、毛泽东五人组成长江局的建议。瞿秋白说：“泽东能来，必须加入，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

同日　工农革命军向永新三湾方向前进。部队从文家市转兵以来，一路战斗频繁，伤员增加；连续行军，长途跋涉，怕苦怕累的都有，有一些人掉队，少数士兵自行离队；疟疾流行，病员加多，有的伤病员因缺医缺药死在路旁。一些长官存在打骂士兵的旧军队习气，有的长官怕艰苦离队自寻出路。部队约有一千人，军纪松弛。有的团、营出现官多兵少、枪多人少的情况。

9月29日　和余洒度率领工农革命军进驻永新县三湾村。当地群众由于不了解工农革命军，大都躲进山里。毛泽东要求各单位立即分头上山喊话，向群众做宣传，群众陆续回村。当晚，主持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主要是：一、整顿组织，将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陈浩为团长，下辖一营、三营、特务连和军官队、卫生队。改编时，提出去留自愿，愿留则留，不愿留发给路费，希望他们继续革命。二、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部队由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三、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连、营、团三级建立士兵委员会。这次改编，称作“三湾改编”，奠定了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会后，毛泽东从建立落脚点出发，给袁文才及中共宁冈县委负责人龙超清写信联系，派三湾村一农民送到井冈山北麓宁冈茅坪。

9月30日　在三湾枫树坪向全体指战员宣布中共前敌委员会关于部队改编的决定，并作动员讲话。他说：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带了一军人。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起义出来的，一个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他一百。并强调指出：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

秋　作《西江月•秋收起义》：“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10月初　在三湾接待前来接头的龙超清及袁文才的代表陈慕平（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过毛泽东讲课），说明工农革命军的政治主张和来意，希望同袁文才部合作，一道开展革命斗争。龙超清表示欢迎工农革命军进驻宁冈，可以先到离此地三十里的古城。

10月3日　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离开三湾向宁冈古城前进。出发前，毛泽东在枫树坪向战士和干部讲话，并宣布行军纪律：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不拿群众一个红薯。工农革命军当天进驻宁冈县的古城。当晚，毛泽东在古城文昌宫主持召开有宁冈县党的负责人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即“古城会议”），历时两天。会上，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初步总结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着重讨论了“安家”和开展游击活动的问题。会议进一步了解了井冈山地区情况，确定对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采取团结、改造方针；尽快在茅坪设立后方留守处和部队医院。部队随即在井冈山周围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10月6日　带少数随员到大仓村会见袁文才。鼓励袁文才扩大和巩固部队，坚持革命斗争，做好王佐的工作，并决定送他一百支枪。经与毛泽东面谈，袁文才消除了疑虑，当即拿出几百块银元赠送工农革命军，并表示要积极帮助筹备军粮和安置伤病员，并答应上山做王佐的工作。

10月7日　率工农革命军进驻井冈山脚下茅坪一带。在袁文才部帮助下，设立留守处和后方医院。部队的辎重和多余枪支有了安放的地方，伤病员得到妥善安排。

10月8日—10日　毛泽东和团部决定，留下伤病员和留守机关，部队沿湘赣边界开展游击活动，扩大政治影响，调查井冈山周围情况。工农革命军第一团主力先到湖南省酃县进行革命活动，打击反动势力，发动群众，联络农军，解决经济给养问题。

10月上旬　工农革命军经过“三湾改编”，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一位连长给妻子的信中说到：“我天天行军打仗，钱也没有用，衣也没有穿，但是精神非常的愉快，较之从前过优美生活的时代好多了，因为是自由的，绝不受任何人的压迫；同志之间亦同心同德，团结一致。”

10月12日　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到酃县十都，派何长工去长沙、衡阳等地向中共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汇报秋收起义部队情况，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

10月13日　随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团部到酃县水口（在井冈山西麓）。在水口的朱家祠、桥头分别听取当地党组织代表的情况报告，要他们回去发动农民尤其是贫苦农民，恢复农会，准备武装暴动，开展反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师长余洒度、原三团团长苏先俊以向中共湖南省委汇报为名，脱离工农革命军。

10月15日　在酃县水口叶家祠主持新党员欧阳健、赖毅、李恒、鄢辉等六人入党宣誓仪式，各连党代表参加。带领新党员宣读入党誓词：“牺牲个人，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要求各连党代表回去后就组织连队党支部，抓紧发展新党员的工作。

10月16日　应袁文才要求，在水口工农革命军团部派游雪程、徐彦刚、陈伯钧等党员干部，到茅坪袁文才部，在步云山帮助练兵，进行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袁文才分别委任他们为连长、副连长、排长等职。

10月中旬　在水口开展社会调查，了解罗霄山脉中段周围各县的敌情、阶级状况、土地占有情况、地理环境、物产资源等。同时，关心部队的军事训练，到练兵场询问战士训练情况，鼓励战士练好本事。从报纸上看到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潮汕地区失败的消息，放弃了准备退往湘南的想法，坚定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工农革命军广泛开展群众工作，宣传革命军的政治主张和宗旨。

同旬　获悉湘军分两路从茶陵开来进攻工农革命军，当即决定：派第一营二、三两连，由营党代表宛希先率领，从水口出发，经安仁到茶陵游击，扰乱敌人后方，打破敌人进攻计划，筹得款子后到井冈山会合；自己率团部、第三营、第一营一连、特务连沿湘赣边界游击，扩大政治影响，解决经济给养问题，并与湘南、赣西农军和党组织取得联系。

10月22日　率团部、第三营、第一营一连、特务连从水口出发，经下村入遂川县境，经戴家埔到大汾镇宿营。途中休息时同副连长张宗逊交谈说，中国革命离不开农民，武装斗争一定要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把农民武装起来。

10月23日　清晨，工农革命军在大汾镇突遭遂川地主武装“靖卫团”三四百人的袭击，队伍被打散。第三营与团部失去联系，向南进到上犹与桂东交界地区；毛泽东率团部与特务连撤退，一直跑到井冈山南麓黄坳，收集失散人员共四十多人[40]。毛泽东率领这一部分队伍向井冈山转移。他的脚被草鞋带子磨烂，行动很困难，坚决不坐担架，坚持拄着棍子步行。随后一营一连赶了上来。队伍行至井冈山西南荆竹山下，王佐派人接应上山。

10月24日　在荆竹山向部队作动员讲话，指出上井冈山要建立根据地，要求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及王佐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为此，宣布工农革命军三项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三、打土豪要归公。当晚，率部队上山到达大井，受到王佐及其部队的欢迎。

10月27日　率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茨坪。随后，宛希先率领的一营两个连从茶陵来到茨坪。毛泽东等送王佐部队七十支枪。王佐资助工农革命军五百担稻谷和一些银元。

11月初　率一部分部队回到宁冈茅坪，开始创建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井冈山根据地。

11月上旬　在茅坪象山庵主持召开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听取各县的情况汇报，然后对武装斗争、土地革命问题提出意见，要求与会者迅速行动起来，重建和发展党的组织，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物，筹款子，尤其要巩固和发展地方农民自卫军。

11月9日、10日　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指导下，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等。会议强调，中国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中国革命性质是“不断革命”。在中央领导机关形成了“左”倾盲动主义。十四日印发的《政治纪律决议案》，批评湖南省委在秋收起义指导上“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湖南暴动应以农民群众为其主力”，湖南省委却把它“变成了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并说湖南省委的错误，毛泽东应负严重的责任，决定撤销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职务。这个决定在一九二八年三月才传到井冈山。

11月中旬　乘国民党新军阀李宗仁对唐生智发动战争、江西敌军大部卷入和茶陵敌军调离之机，决定攻打茶陵。自己需要继续做袁文才、王佐的工作，就委托团长陈浩、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率领一营攻打茶陵。部队出发前，作动员讲话，要求部队沿途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子；攻克茶陵后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十八日，工农革命军攻克茶陵县城。

11月下旬　从宛希先的报告中获悉，团长陈浩等不发动群众，不筹款，仍按旧县府一套办法进行工作，群众不满。毛泽东在宁冈立即给茶陵去信，批评陈浩等人的错误，主张打碎旧的县政权机构，充分发动群众，建立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工农兵政权。进驻茶陵的工农革命军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成立了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工人出身的谭震林当选为政府主席。同时，还建立了县赤卫大队、县工会、县农会等组织。

11月　为适应湘赣边界斗争发展的需要，在宁冈砻市龙江书院创办军官教导队，培训军队下级军官和地方武装干部，以提高他们的政治、军事素质。第一期学员约一百名，派吕赤任教导队队长。毛泽东给学员讲政治课，组织学员作社会调查和参加群众斗争。这一期学员学习一个半月。

同月　对宁冈县作详细调查，写下宁冈调查。

同月　朱德、陈毅在赣南上犹地区派毛泽覃（化名覃泽）到井冈山与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联系。毛泽覃在宁冈茅坪见到毛泽东，介绍了南昌起义军余部的情况以及朱、陈派他来联系的意向。毛泽东同意毛泽覃留井冈山工作，决定派专人到朱、陈部联系，欢迎两支起义军联合起来。与此同时，在桂东鹅形游击的工农革命军第三营同在茶陵的工农革命军第一营取得联系。不久两营在茶陵会合。

12月11日　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在广州领导工人和部分国民革命军举行武装起义，建立广州苏维埃政府。十三日，广州起义失败。

12月18日　致信中共湖南省委，提议改组前敌委员会，表示朱、毛两部建立联合领导的意向。信中说：部队行动，由朱德、陈毅、张子清、宛希先、余贲民、袁文才、毛泽东七人组成前委，请批准。如系驻军，则应组织湘赣特别委员会，指挥军事及交界八县党务、农村暴动等，人员除上述七人外加江西的刘真，请呈报中央批准。又朱云卿应加入前委和特委。

12月21日　中共中央致信朱德，提出：“桂东的北边茶陵、酃县以至江西莲花均有毛泽东同志所带领的农军驻扎，不知你们已和他联络否？”“他们如果驻在这些地方，你们应确实联络，共同计划一个发动群众、以这些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

12月下旬　在脚背溃伤略有好转，后方工作已有一定安排的情况下，决定下山到茶陵，同工农革命军主力一道发展革命形势。由陈伯钧带一个班护送，同去的还有毛泽覃等。经过两天行走，到达茶陵县城郊，因城里枪声紧、情况不明而未进城。

同旬　粤桂军阀战争告一段落，湘敌第八军军长吴尚派他的独立团会同湘东地主武装“挨户团”共十几个连兵力进攻茶陵。在茶陵的工农革命军第一营和从桂东前来会合的第三营，共七个连，敌我力量悬殊。宛希先、张子清主张撤出战斗，折回井冈山。团长陈浩等不顾宛希先、张子清反对，令部队向湘南撤退，企图投靠国民党第十三军军长方鼎英。毛泽东等闻讯从茶陵城郊出发，于二十七日赶到茶陵湖口追上部队，命令停止向湘南转移。当晚，召开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揭发陈浩等人叛变投敌行为。毛泽东当即决定把部队带回宁冈砻市。谭震林率茶陵二百多名赤卫队员随工农革命军到砻市，被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第二营。

同旬　在砻市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揭露和批判陈浩等投敌叛变行为，决定撤销他们的一切职务；任命张子清为团长，朱云卿为参谋长。会后，召集工农革命军全体指战员大会，总结攻打茶陵的经验教训，规定和宣布工农革命军三项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毛泽东代表前敌委员会宣布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新的任命名单。

同旬　深入连队安定部队情绪，同指战员一起总结经验教训。在讲到怎样打仗的问题时说：现在敌强我弱，不能用过去的那套战法，更不能硬拼。从前井冈山有个“山大王”朱聋子，同官方的兵打了几十年交道，总结出一条经验，叫做“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儿”。打圈是个好经验，不过他打圈只为保存自己，不是为了消灭敌人，扩大根据地。我们改他一句：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圈是为了避实击虚，强敌来了，先领他转几个圈子，等他晕头转向暴露出弱点以后，就抓准狠打，打得干净利落，打得要有收获，既消灭敌人，又缴获武器。最后毛泽东概括起来说：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

12月31日　中共中央致信湖南省委，又一次指责毛泽东，指出：“关于毛泽东同志所部工农军的工作，中央认为未能实现党的新的策略，在政治上确犯了极严重的错误。中央特命令湖南省委按照实际需要决定该部工作计划，连同中央扩大会议的决议及最近种种策略上的决定和材料，派一负责同志前去召集军中同志大会讨论，并由大会改造党的组织，在必要时，派一勇敢明白的工人同志任党代表”。后因湖南省委被破坏，由湘南特委执行中央的上述命令。

12月　受中共前敌委员会委派的何长工，向湖南省委报告工作后，经过辗转周折，在广东韶关犁铺头找到南昌起义军余部，同朱德、陈毅取得联系。

[1]李味农，共产党员，当时任国民党醴陵县党部宣传部部长。他在1963年回忆说：1927年春，农民积极开展打倒土豪劣绅的运动，设特别法庭拘办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豪劣恶霸，我同情陈独秀的右倾思想，认为农运过火，与同志们颇不合。毛主席视察醴陵，曾提出委婉的批评：“味农同志，你是好好先生，却不懂革命理论，被压迫阶级受层层压迫已久，若不将压迫阶级无情压制，被压迫阶级不能得到彻底翻身。”

[2]当时担任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书记的李维汉在他的《回忆与研究》一书中说，我们听取毛泽东调查归来的报告后，改变了对待农民运动的错误观念。1927年2月，中共湖南区委给中央写了《湘区一月份农民运动报告》，作了自我批评：“我们在此社会群向农运进攻之包围中，我们亦自认现在农运的确是太左稚（这是当时对“左”倾幼稚的简称），于是通告禁止农协罚款、捕人等事，而且限制区乡农协执行委员，皆须现在耕种之农民担任，对于罚款、逮捕之人，皆须扫除，几乎不自觉的站到富农、地主方面而限制贫农。自润之同志自乡间视察归来，我们才感贫农猛烈之打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乡村之封建政治”，“故可说此时改变从前站到富农、中小地主方面限制贫农之错误观念矣”。

[3]AB团是1926年底在江西南昌成立的以反共为目的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存在时间不长。

[4]关于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和筹备处的情况，1927年《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纪念特刊》有如下记载：创办农所，“当时首倡此议的，乃为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亲赴江西、湖北、湖南，向三省党部建议，在武昌合办农所，三省党部自然都表赞同”，“并由湖南省党部提议，组织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筹备处，筹划进行”。筹备处于1927年1月16日在武昌成立，筹备委员为毛泽东、周以栗、陈克文。2月下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76次会议决定，将筹备中的湘、鄂、赣3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扩大为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5]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陈雷1967年回忆说：农讲所“当时三个常务委员，邓演达、陈克文、毛泽东，实际是毛泽东领导”。佟兰昌也说：“农讲所的常委共三人，除毛泽东同志外，还有邓演达、陈克文，毛泽东同志是学校的主要负责人，这一点很准确。”

[6]瞿秋白在序言中说：“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7]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的俄文版和英文版先后以《湖南的农民运动（报告）》为题，转载《向导》周报刊载的报告。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当时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扩大全会上谈到这篇报告时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这篇报告“文字精炼，耐人寻味”。

[8]后来蒋介石没有到会。

[9]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预备会议选举徐谦、谭延闿、孙科、宋庆龄、顾孟余为主席团委员。

[10]据1927年3月30日汉口《民国日报》刊登的二届三中全会会议录称：自去年5月15日开会以后，“党权旁落，只见个人意志，不见党的意志，只有个人的自由，毫无党的自由”。“自设总司令以来，党国大政，无不总揽于一人”。

[11]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共开会7次，因到会中央执行委员不足法定人数，毛泽东四次被递补有表决权。

[12]阳新惨案，指1927年2月27日湖北阳新县的土豪劣绅带领匪徒几百人进城捉拿并以酷刑杀害农协干部、工会干部及同情农工运动的县警备队长共9人的惨案。

[13]这10项具体措施是：一、政府应立即着手建立区乡自治机关；二、区自治机关内应设立土地委员会；三、所有乡间不属于政府军队之武装团体，必须隶属于区或乡之自治机关；四、减租百分之二十五；五、区乡公地及庙产，政府应下令饬其交给区乡自治机关管理；六、政府应严重处罚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者，并应依法没收其土地财产；七、改革旧有田税法；八、政府应明令禁止高利盘剥；九、政府应准区乡自治机关有管理粮食出口及保存一部分粮食之权；十、政府应加紧实现民主司法制度和解决贫农土地问题之具体办法。

[14]赣州惨案，指1927年3月6日国民党新编第1师党代表倪弼枪杀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搜查总工会、通缉总工会委员中的其他共产党员事件。

[15]《中国佃农生活举例》，编入1983年出版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16]关于毛岸龙的病亡，1979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曾派人作过调查，1982年李静峰在《党史研究》第4期上载文披露了调查到的情况。文中说：“一九三一年的五月底或六月初的一天夜里，毛岸龙突然生病，腹泻、高烧，由保育员陈凤仙（又名秦怡君，李求实同志的爱人）抱到附近的广慈医院就诊。医院诊断为噤口痢，经救治无效当夜病亡。次日，由幼稚园负责行政事务工作的姚亚夫买棺入殓处理了丧事。”

[17]1927年4月3日，日本水兵在武汉乘车不付钱，还行凶打死打伤车夫。继而，日军舰水兵大批上岸，3次用机枪扫射民众，死伤数十人，称为“四三惨案”。

[18]这次大会后来没有开成。

[19]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到这段历史时说：“在湖南我视察了长沙、醴陵、湘潭、衡山、湘乡五个县的农民组织和政治情况，并向中央委员会作了报告，主张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的路线。第二年初春，我到达武汉的时候，各省农民联席会议正在举行。我出席会议并讨论了我的文章中提出的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出席会议的还有彭湃、方志敏等人和约克、沃伦两个俄国共产党员，会议通过了决议，采纳我的主张并提交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考虑。但是，中央委员会把它否决了。”“第五次代表大会，没有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纲。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甚至没有加以讨论。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考虑。”

[20]毛泽东对这首词在1958年作批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抗，从此找到了出路。”

[21]国民革命军第36军副军长周斓，由唐生智委派处理湖南马日事变问题，也是国民党中央的特派员。

[22]冯玉祥，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总司令。他率部由陕西出发，和北伐军会同进攻河南省。

[23]关于毛泽东报告的情况，据汪精卫在当日下午召开的第28次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说：“刚才在军事委员会同程潜、唐生智、谭延闿、毛泽东诸同志的讨论来综合报告一下。这次的事变，毛泽东同志说得很详细，农民协会确有扰害军人家属的举动，但五月二十一那天晚上，则是军队向农民协会进攻，农民协会为自卫而抵抗，并不是农民协会去抢军队的枪械。”今天在军事委员会讨论甚久，“讨论的结果，是对于湖南的事件不用武力解决，免得引起纠纷。唐生智同志并愿意亲自到长沙去走一趟，以和平的方法，实行改组农民协会及农政部所提出之乡村自治条例等计划。毛泽东同志也承认不用武力的办法是对的”。

[24]蔡和森在《党的机会主义史》一文中说：“和森与毛泽东同志之关系，绝对不是甚么企图组织左派，只因泽东一向反对中央农民政策。一九二六年冬季以来，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倾向，为一切敌人之所痛恨，而为一切农民之所欢迎，所以马日事变后，和森主张他回湘工作，八七会议时又主张他在中央。”

[25]这个决议未保存下来。

[26]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到这段情况时说：“五月二十一日，湖南发生了许克祥的叛乱，许多农民和工人被反动派杀害。”“我说服陈独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十天以后，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当权的唐生智。”

[27]唐军，指由唐生智任总司令的国民党第4集团军兼第1方面军总指挥。

[28]《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中规定：“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对于小田主则减租”。

[29]罗米那兹说：“关于此问题用不着再讨论了，土地的根本问题是土地国有。”

[30]板仓杨寓，指已故杨昌济在长沙的住所。

[31]陈烈、李隆光两团，属国民党军第6军，内有秘密共产党员。

[32]某同志，指共产国际代表马也尔。

[33]蒋、唐、冯、阎，指蒋介石、唐生智、冯玉祥、阎锡山。

[34]宝庆，今湖南邵阳。

[35]南昌起义前夕，原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奉中共中央指示，由汉口赶赴南昌参加起义，途中得知南昌起义部队已南下广东，遂转至修水休整。警卫团团长卢德铭因未赶上南昌起义，即去武汉向中共中央请示工作。

[36]余洒度，原任警卫团第1营营长，在团长卢德铭去武汉接受任务后，任代理团长。余贲民，原任平江县工农义勇队队长。

[37]第1团驻在修水，以卢德铭警卫团为骨干、由平江工农义勇军和崇阳、通城农民自卫军组成，团长钟文璋（兼）；第2团驻在安源，由安源工人纠察队、安源矿警队和安福、永新、莲花、萍乡、醴陵等县部分农民自卫军组成，团长王兴亚；第3团驻在铜鼓，以浏阳工农义勇队和警卫团1个营组成，团长苏先俊。卢德铭从汉口回部队后任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总指挥。

[38]关于这段脱险情节，毛泽东在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曾详细讲述过：“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冶萍矿工和农民武装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毙。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的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鞋，脚底擦伤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领我到了邻县。我身边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39]指1927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

[40]据当时任连指导员的罗荣桓1958年写的《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一文中回忆：大家又饥又饿，无精打采，稀稀落落地散坐在地上。几个战士带着钱从老百姓家里找来一点剩饭和泡菜辣椒，没有碗筷，毛泽东和大家一起用手抓饭吃。饭后，毛泽东站起来，朝中间空地迈几步，双脚并拢，身体笔直，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连长喊口令！”这种坚强、镇定、大无畏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指战员，他们一个个提着枪站起来，列队向排头看齐。

1928年　三十五岁

1月初　为策应万安农军暴动和开辟遂川县工作，在宁冈砻市向工农革命军发布攻打遂川的命令，要求指战员一体执行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和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并说：井冈山地处江西，西面是湖南，俗话说“没江西人不成买卖，没湖南人不成军队”。湖南兵多，土生土长，力量较强。江西多是客军，与当地反动武装有矛盾，战斗力也弱一些。我们来一个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到江西遂川去活动。

1月4日　和张子清指挥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第一营和第三营第九连，在遂川县大坑镇击溃地主武装肖家璧靖卫团三四百人。

1月5日　率领工农革命军乘胜进占遂川县城，立即组织以班排为单位的分散活动，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主张，发动群众起来革命，打土豪筹款子。随后，检查大革命失败后遂川的武装情况，表彰保存六支枪的王次楱等，鼓励他们重新组织赤卫队，开展武装斗争。

1月8日　在遂川县城天主堂主持召开遂川县中共党员会议，重建中共遂川县委，以陈正人为书记，要求中共遂川县委抓紧恢复和发展党组织的工作。

1月上旬　和张子清在遂川县城听取何长工汇报与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军余部联络的情况，一起研究对王佐地方武装的团结和改造问题。决定派何长工到王佐部队担任党代表，并要何长工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把这支部队争取过来改造好，为今后改造旧军队摸索出一些经验。何长工到王佐部后，通过各种途径取得王佐的信任[1]，从政治、军事、组织三方面对王佐部进行改造工作。

同旬　占领遂川县城后，写信给中共万安县委。为了使万安的革命斗争能够继续向前发展，同井冈山斗争相结合，请万安县委负责同志到遂川县城开前委和万安、遂川两县委联席会议。

1月10日　在遂川县城的工作局面打开后，将工农革命军的团部和特务连留在城里做群众工作，其余部队组成宣传队分三路下农村，一路到城东于田，一路到城西草林，一路到城西北大坑，向群众进行宣传，作社会调查[2]，并发动和组织群众，打土豪筹款子。

1月14日　带领一支武装到遂川县城西面的草林圩，以班排为小队开展宣传，发动群众。亲自深入圩上中小商人之中，一面作调查研究，一面进行宣传教育。提出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明确规定要保护他们的财产和买卖，不能随意侵犯他们的利益。对于压迫农民群众和中小商人的豪绅，发动群众没收他们的浮财。

1月16日　利用草林圩逢圩（集市，三天一次）的机会，召开群众大会，宣讲保护中小商人政策的具体内容，说连商人的一颗红枣都不能动，鼓励中小商人放心做生意。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中小商人，团结一致，打土豪，分田地。会后，指导工农革命军将打土豪得来的衣服、铜板、猪肉等物品分发给劳苦群众。

1月中旬　在遂川县城五华书院主持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和万安、遂川两县委联席会议。听取两县委工作情况的汇报后，分析了斗争形势，强调重新建立和发展党组织的重要性，要求大家立即带领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打土豪，建政权。建议万安县委将斗争方向转到赣江以西来，同井冈山联系，依托更有利的地形，再向前发展。总结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和万安农军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提出“敌来我去，敌驻我扰，敌退我追”十二字诀[3]，以对付敌人的进攻。

1月21日　率部队返回遂川县城，同中共县委商议筹建县工农兵政府的各项事宜。建议县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草拟一个工农兵政府“临时政纲”，并讲了“政纲”的主要内容。随后，对县委起草的遂川县工农兵政府“临时政纲”（初稿）进行修改，并把条文改得更通俗易懂。

1月23日　农历正月初一，邀请一批工农代表在遂川县城同工农革命军联欢，欢度新春佳节。

1月24日　出席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在讲话中号召人民群众团结起来，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开展土地革命，要自己拿起枪来，和工农革命军一道跟敌人作斗争，巩固和扩大红色政权。亲手将裹着红绸的大印授给县工农兵政府主席、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王次淳。大会还宣告成立县农民协会、县总工会和县赤卫大队。

同日　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通过由毛泽东主持、陈正人起草的《遂川工农兵政府临时政纲》。政纲共三十条，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其中规定：“工人、农民、士兵和其他贫民，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凡工农兵平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罢工的绝对自由”；“全县工会、农民协会、工农革命军的组织到了全县以上的时候，应立即召集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并选举正式人民委员会，为全县执掌政权的机关”；“凡地主、祠庙、公共机关的田地、山林和一切附属”，分给“贫苦人民和退伍兵士耕种使用”；“工农平民从前的欠债、欠租、欠税、欠捐，一律停止偿还和缴纳”。这是茶陵、遂川建设工农兵政权经验的初步总结。

1月25日　布置部队再次从遂川县城分兵下乡，并向部队进行纪律教育。根据部队第一次下乡的经验与教训，宣布工农革命军最早的“六项注意”：还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伕、请来伕子要给钱，不打人不骂人。要求部队每到一地，都要检查“六项注意”的执行情况。

1月　朱德、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同湘南特委一道发动湘南暴动，扩大了革命武装。

2月4日　获悉赣军调集部队由万安向遂川进犯，决定敌进我退，把分散在农村的工农革命军迅速集中起来，转移到井冈山南麓的黄坳，待机行动[4]。

2月上旬　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在宁冈大陇将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任命袁文才为团长兼一营营长，王佐为副团长兼二营营长，何长工为党代表。随后，又派二十余名干部到第二团分别担任团参谋长和营、连党代表等。

2月中旬　获悉赣军第二十七师第七十九团从永新派出一个营占据宁冈县新城，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进剿”，决定集中兵力消灭该敌，一面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回到茅坪与新编第二团会合，待机歼敌；一面指示宁冈、永新的暴动队、赤卫队日夜扰敌。

2月17日　中共江西省委代表向中共中央报告：遂川是毛泽东军队驻扎，有千多人，军队质量也有改变，有五百多同志，每连有党支部，兵士情绪很好，战斗力很强；要求中央将朱德的军队调到江西去。瞿秋白向江西省委代表提出：“从赣西南发展到湖南是很重要的”，“赣西南是否以毛泽东为书记？”

同日　在茅坪攀龙书院主持召开军事会议，部署攻打新城的战斗。根据赣军在新城兵力不大、态势孤立以及地形等情况，制定三面攻击，一面埋伏，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作战方针。会后，又召开军民大会，对参战部队和配合作战的群众作战斗动员。深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第二团一个营和群众到新城周围隐蔽埋伏，要求各营于十八日拂晓前进入指定阵地。

2月18日　指挥工农革命军，趁国民党军队清晨出来架枪做徒手体操，发起猛攻，激战半天，攻克新城，全歼守军一个正规营和一个靖卫团共五百多人，击毙守军营长、活捉宁冈县长，粉碎了赣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进剿”。

同日　战斗结束后，数百名俘虏被押送到茅坪，有的战士和农民出于对敌军愤恨而打骂俘虏。毛泽东在茅坪攀龙书院门口召开的军民大会上，宣布工农革命军宽待俘虏的政策：不打骂俘虏，受伤者给予治疗，愿留的收编入伍，要走的发给路费。经过教育，大部分俘虏自愿留下加入工农革命军；资遣回去的，也做了工农革命军政策的义务宣传员。赣军第九师师长杨池生的《九师旬刊》对于工农革命军的这种做法有“毒矣哉”的惊叹。

2月21日　在宁冈砻市召开全县万人群众大会，宣告宁冈县工农兵政府的成立。经毛泽东介绍、提议，群众一致选举雇农出身的文根宗为县工农兵政府主席。毛泽东在会上说，人民群众用枪杆子推翻了旧政府，建立工农兵自己的政府，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大会还宣布成立以龙超清为书记的中共宁冈县委，以石敬庭为大队长的县赤卫大队。

2月下旬　派毛泽覃到宁冈大陇进行土地革命试点。后来，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宁冈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最早进行土地革命的县。

同旬　率领工农革命军一部到永新县秋溪乡，开展群众工作，打土豪筹款子；亲自培养和发展一批工农分子入党，建立了秋溪乡党支部；对永新进行社会调查，随后写下《永新调查》。

2月　从一九二七年十月迄今，毛泽东领导工农革命军在罗霄山脉中段开展游击战争，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宁冈、永新、茶陵、遂川都有了中共县委，酃县有了特别区委，莲花也有了党组织。宁冈、遂川、茶陵建立了县工农兵政府。宁冈、茶陵、遂川、永新等县都有了地方武装。土地革命已经开始（还没有深入）。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已初具规模，湘赣边界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已经形成。

同月　一次路过茨坪，同王佐谈话，做思想工作，提高他的阶级觉悟和群众观念。事后王佐对团党代表何长工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跟他谈上一次，真是胜读十年书啊！”

3月10日　中共中央在致湘、鄂、赣三省委的信中指出：“湘东特委与赣西南特委必须经常发生密切关系”，“至毛泽东的军队之分配，应看两特委之需要由两特委共同调遣，不必专于死板地决定其驻在某地”。

3月上旬　中共湘南特委派代表周鲁[5]到井冈山，传达贯彻中央上年十一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和十二月三十一日给湖南省委的指示，指责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工作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他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给毛泽东以“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撤消现任省委委员”的处分，错误地传达为“开除党籍”；取消中共前敌委员会，成立单管军中党的机关、不能过问地方党的师委，以何挺颖为书记，毛泽东改任师长；命令工农革命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去支援湘南暴动。由于“左”倾盲动主义的严重干扰，使湘赣边界被敌军占领一个多月，刚刚建立的井冈山根据地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3月中旬　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毛泽东，指挥部队分三路离开井冈山，向湖南酃县中村集中待命，没有直去湘南。到酃县后，看到湘东群众运动很发展，想到茶陵活动，使湘东与湘南联系起来。这个主张征得了中共湘南特委代表周鲁的同意。毛泽东一面派毛泽覃率领特务连往湘南与朱德部联络；一面领导部队就地整训，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工农革命军帮助建立起酃县赤卫大队；帮助中村建立起区工农兵政府和一些乡的工农政权等。

同旬　和何挺颖在中村听取中共酃县特别区委书记刘寅生的工作汇报后，决定将特别区委改组为县委，以刘寅生为书记；把酃县暴动队改为赤卫团。

3月19日　在中村召开有三千余人参加的军民诉苦大会，并讲话，号召贫苦工农团结起来，开展打土豪、建政权、分田地运动。随后，分兵各乡，发动和帮助群众打土豪，平分土地。

3月20日　在中村给工农革命军上政治课，讲述当时的政治形势和中国革命的任务，阐明坚持井冈山斗争的重要性，指出无产阶级不是无产游民，批评危害革命的“左”倾盲动主义。在这里对部队连续进行了一周左右的思想政治教育。

3月下旬　得知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遭到广东、湖南国民党“协剿”军的南北夹击，在湘南难以立足，决定兵分两路赶往湘南，接应和掩护这支部队撤退。立即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离开中村，向桂东、汝城方向前进；同时命令袁文才、何长工率第二团向彭公庙和资兴方向前进。沿途一面行军打仗，一面做群众工作。

3月30日　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到达桂东县沙田圩。在沙田万寿宫召开军队干部会，决定分兵深入附近乡村，广泛发动群众，打土豪，搞分田试点，建立工农兵政府。

4月初　领导桂东沙田地区二十多个村子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并帮助成立中共桂东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陈奇任县委书记兼县工农兵政府主席。

4月3日　针对部队受“左”倾盲动主义影响发生违犯纪律的情况，在沙田集合部队进行纪律教育，宣布和解释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4月5日　在沙田召开桂东县各地农民武装负责人会议，决定成立县赤卫大队，并当场拨给十几支枪和一批弹药。

4月上旬　得知敌军胡凤璋部由汝城北进资兴，企图侧击撤退中的湘南农军，命令工农革命军第二团立即赴滁口，迎击胡凤璋部；亲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离开沙田，向汝城进发，以牵制胡凤璋部。六日，率第一团途经桂东、汝城两县交界的寒岭界，指挥部队打垮反动地主武装何其朗部。八日，指挥第一团袭占汝城县城，迫使胡凤璋部不得不放弃侧击湘南农军的企图，仓促回援汝城。

4月中旬　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由汝城一带退到资兴，在龙溪洞地区接到由萧克带领的宜章农军独立营五百多人。随后，率领两部向酃县前进。当部队到达酃县水口时，又与胡少海率领的湘南农军第三师会合。途中毛泽东率第一团赶到酃县县城，阻击湘军一部对朱德部队的追击。

4月17日　中共中央常委会议讨论湖南醴陵问题，决定组织湘东特委，毛泽东为湘东特委委员和常委。

4月20日　湘敌第八军一个团尾追湘南起义主力部队，从茶陵方向逼近酃县县城。毛泽东同团长张子清指挥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在城西利用有利地形击退追敌，完成阻击任务。此役张子清中弹负重伤。

同日　朱德率领湘南起义的主力部队进驻酃县沔渡。

4月20日前后　毛泽东在酃县同朱德初次晤面。

4月21日　袁文才、何长工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团，陈毅率领的湘南农军，在酃县沔渡同朱德率领的湘南起义主力部队会合。次日，工农革命军第二团按毛泽东指示，先期回宁冈砻市，筹备两军会师事宜。

4月24日前后　朱德、陈毅率领湘南起义一部分直属部队从沔渡到达宁冈砻市，毛泽东率领担任后卫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在掩护湘南起义部队转移后也回到砻市。这样，分别由毛泽东和朱德等领导的两支革命军队胜利会师[6]，壮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力量。会师的当日，毛泽东带着身边的干部到龙江书院会见朱德、陈毅等人，共同商议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等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确定了以罗霄山脉中段为根据地，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向北发展，向南游击的方针。

4月25日　中共江西省委致信中央：“据吉安来人报告，毛泽东部确与朱德部汇合[7]，现已乘虚重复占领宁冈，并向永新方向发展。”“至于现时西南党的组织，因为没有人的关系，暂时将湘赣边特委建立，以毛泽东为书记，万安、永新、宁冈、遂川等地的工作由他指挥。”

4月下旬　出席会师后两支部队的连以上干部会议。根据中共湘南特委决定，两支部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8]，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下辖两个师一个教导大队：朱德兼第十师师长，宛希先任党代表；毛泽东兼代第十一师师长（本任张子清，因负伤未到任），何挺颖任党代表；陈毅任教导大队大队长。会议讨论决定：趁“五四”纪念日召开军民联欢大会，庆祝两军胜利会师，正式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接着，出席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书记。

同旬　赣军第二十七师第七十九团、第八十一团，分别由永新、遂川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二次“进剿”。毛泽东获悉赣军要进犯井冈山根据地，立即召开中共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会议。同朱德、陈毅等根据敌情，采取避敌主力，攻击侧翼，声东击西，集中兵力歼敌一路的作战方针，部署第十师第三十一团到宁冈与永新交界的七溪岭阻击赣军第七十九团，部署第十一师第二十八团、第二十九团佯攻遂川，迂回侧击赣军第八十一团。

4月底　率领第三十一团强占七溪岭有利地形，阻击敌第七十九团的进攻。由朱德、陈毅指挥，第二十九团在黄坳歼敌一个营；第二十八团改变进攻方向，直下遂川五斗江，打垮赣军第八十一团，乘胜追击，在永新城附近击溃敌军第七十九团三营和守永新县城的第八十团，随即占领永新县城。毛泽东率第三十一团也进驻永新城。这次战斗的胜利，迫使败敌逃往吉安，打退了赣军的第二次“进剿”。

5月2日　在永新县城以中共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书记名义给中共中央写报告。报告朱德、毛泽东两部会合后建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组织状况，以及打破赣军第二次“进剿”取得胜利的情形。报告说明不直下吉安而采取以永新为中心深入开展工作的策略：对内建立军队的党组织和筹款子、做衣服；对外帮助地方发起工农暴动，建立工农政权，分配土地。报告提出应建立湘赣边界特委，创建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用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去造就湘赣两省的革命根据地之一，并指出“此理毛同志等业已累次呈明在案，由湘南特委转湖南省委转中央”。

5月初　在从永新撤回宁冈砻市的路上，同陈毅边走边谈。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讲到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要联系中国实际，从陈独秀、李大钊的历史作用讲到陈独秀的错误；详细谈了他对党内思想尚不统一的诸多问题的看法，表明坚持在中国搞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的决心；此外，还谈了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构想，指出陈毅他们在湘南站不住脚的原因是地处交通要道，敌人过于强大。这次谈话使陈毅感到新奇，非常钦佩。

5月4日　出席在宁冈砻市举行的庆祝两军会师并宣布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大会。在会上讲话，指出这次两军会师具有历史意义，分析了工农革命的光明前途，并代表第四军军委宣布“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大会宣布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正式成立，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全军万余人，枪两千余支。后编为六个团（即第二十八团、第二十九团、第三十团、第三十一团、第三十二团、第三十三团），取消师的编制，由军部直接指挥。

5月上旬　和朱德部署第二十八团在永新城就地休整，第二十九团、第三十一团在永新县境分兵城乡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亲自率领第三十一团一部，到永新西乡塘边一带进行土地革命的试点。

5月中旬　赣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带领该师全部和第七、第九两师各一部共约五个团，从十三日开始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进剿”。毛泽东和朱德采取敌进我退、声东击西的战术，指挥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和第三十一团一个营，在其他部队配合下，先在永新城西北的草市坳歼灭敌军第七十九团，击毙敌团长；接着趁敌不备，再次攻占永新县城，歼灭第二十七师师部和第二十七团一个营，击伤敌师长杨如轩。其他各团“进剿”敌军闻讯后向吉安撤退。这次胜利，缴获迫击炮七门，山炮二门，银元二十余担。

5月20日—22日　根据中共江西省委关于组织湘赣边界特委的指示，在宁冈茅坪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宁冈、永新、莲花、遂川、酃县等五个县委和茶陵特别区委及军队的代表六十余人。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总结工农革命军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经验，提出深入土地革命，加强根据地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和党组织建设的任务，阐明中国革命战争发展和胜利的必然性与可能性，初步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批评右倾悲观思想，反对逃跑主义，重申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方针。大会审查了各县工作，针对存在的错误通过了“组织纪律决议案”。大会选举中共湘赣边界第一届特委委员二十三人，毛泽东为书记。特委统一领导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和边界各县党的组织。随后，改选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陈毅为书记。

同时，在宁冈茅坪指导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袁文才任主席，设土地、军事、财政、司法四个部和工农运动、青年、妇女等三个委员会，统一领导边界各县工农兵政府。要求各县、区政府均设土地委员会，具体负责领导土地革命运动。在秋收起义时制订的《土地纲领》（草案）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没收一切土地平均分给农民的实施办法。

5月25日　中共中央颁布《军事工作大纲》，指示“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于六月上半月改称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

5月下旬　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因给养困难，军委常委会决定，同意由湘南农军组编的第三十团、第三十三团返回湘南。

5月29日　在宁冈茅坪接待中共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收到湖南省委来信。对信中所谈大多数问题的意见表示赞同，同时提出建议。次日杜修经到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部传达。

5月30日　在宁冈砻市出席中共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扩大会议，听取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报告政治情形和宣读省委来信。来信中说：“根据中央决议，现在湘、赣、鄂三省暴动的发展形势是沿着湘粤大道与赣边发展，一直到鄂南成为一个区域，并与广东北江相合。……湖南是三省暴动的中心”。“兄处所属各部队现在既已占领宁冈、万安、遂川一带，应向安仁、攸县、茶陵一带发展，向衡州[9]趋围，与醴陵相联系”，“目前兄处应以宁冈做军事大本营，与赣西湘东茶陵一带均互联络”。信中特别指出：“焚烧整个城市的政策完全错误，在湘南即是实例。”会议经过讨论，表示完全接受来信指示。

5月　和朱德等根据敌强我弱、以弱胜强只能采用游击战术的原则，总结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以来革命军多次作战的经验，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的游击战术，为后来红军整个作战原则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6月初　和朱德、陈毅陪杜修经到红四军各团驻地向干部传达中共湖南省委指示，并带他上井冈山看红军医院和各个哨口。

6月4日　中共中央收到毛泽东五月二日信后，于本日复信朱德、毛泽东并转前委诸同志。信中提出：中国革命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你们的任务就是在湘赣或赣粤边界，以你们的军事实力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实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据的局面向四周发展而推进湘、鄂、赣、粤四省暴动局面的发展”。中央认为有前敌委员会组织之必要，以毛泽东为书记。这封信在十一月初才转到井冈山。

6月上半月　在毛泽东的具体指导下，井冈山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发展很快。杜修经当时给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说：“现在宁冈的土地已快分清楚，永新也分了一部分。分配的方法，多以乡苏维埃为单位，由区苏维埃派人协同乡苏维埃将全乡每家土地、人口调查清楚（如少报土地的，查出后即取消分田的权利），再由乡苏维埃将人口、土地统计，看每家分多少，乃根据他原有的田数定其应出进多少。分定后出一榜，又依榜到各田去插一牌子，即归其正式营业”。“照他们这种方法，每人可分谷八担，大小人口一样的多”。

6月16日　在宁冈茅坪起草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给中央的报告（由湘、赣两省委转）。报告中除汇报取得粉碎敌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第三次“进剿”的军事胜利等情况外，申述坚持以宁冈为大本营的湘赣边界武装割据的三条理由：“A.此间系罗霄山脉中段，地势极好，易守难攻。B.党在此间是由无组织进为有组织，民众比较有基础（赤卫队、赤色游击队组织了），弃之可惜。C.湘南、赣南只能影响一省并只及于上游[10]，此间可影响两省并能及于下游。”报告提出，在军事布置上，对比较强的湘敌取守势，对比较弱的赣敌取攻势。报告还说明贯彻执行湖南省委来信指示和成立湘赣边界特委的情况。

6月18日—7月11日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指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高潮之间，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武装起义。会议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特别指出当时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毛泽东未出席大会，被大会选为中央委员。这次大会的决议案直到一九二九年一月初才传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6月19日　中共湖南省委听取从井冈山返回的巡视员杜修经的报告之后，作出对湘赣边界特委及红四军军委的工作决议案，完全同意湘赣边界特委和四军军委以罗霄山脉中段为根据地的计划，同时提出须积极向湘南发展，并向萍乡推进，以与湘东联系[11]。

6月中旬　赣军调集第九师、第二十七师共五个团，以第九师师长杨池生为总指挥，以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为前线总指挥，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进剿”。在国民党南京政府的严令下，湘军吴尚第八军一个师向攸县、茶陵逼进，威胁井冈山根据地的西侧。毛泽东和朱德、陈毅面对湘、赣两省敌军的“会剿”，认为湖南国民党军数量多而且战斗力较强，尚未进攻红军；江西国民党军兵力较小，经过红军数次打击，有畏惧心理。研究决定，对战斗力较强的湘敌取守势，对战斗力较弱的赣敌取攻势，在湘赣两省敌军“会剿”时，则以小部钳制湘敌，集中力量打击由永新地区来犯之赣敌；同时发动永新、宁冈一带民众积极配合红军主力作战。

6月20日　和朱德、陈毅在宁冈古城召开红四军连以上干部会议，讨论决定，第二十八团、第二十九团和第三十一团第一营担任主力，由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利用新、老七溪岭的有利地形，集中力量歼灭来犯之赣敌；袁文才、王佐带领第三十二团在宁冈、酃县边境活动，钳制湘敌第八军；广泛动员宁冈、永新群众支前参战，协助红军歼敌。次日，毛泽东率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往永新西乡的龙田、潞江一带，发动群众骚扰赣敌，并牵制湘敌。

6月22日　在永新西乡写信给驻宁冈新城的中共红四军军委，通报赣敌由永新出动向宁冈猛进，并提出破敌的策略。红四军军委接信后，陈毅紧急召集有营以上干部参加的军委扩大会，讨论并确定具体的作战方案。此时，进驻酃县、茶陵、攸县地区的湘敌第八军无行动迹象。这样湘、赣两省敌军的“会剿”又成了赣敌单方面的“进剿”。

6月23日　红四军主力在永新与宁冈边界的新、老七溪岭、龙源口一带，在赤卫队、暴动队配合下，经过激烈的战斗，歼灭赣敌一个团，击溃两个团，乘胜第三次占领永新县城，粉碎了赣敌第四次“进剿”。

龙源口大捷后，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区域发展为包括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和酃县东南部，面积七千余平方公里，人口六十五万。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当时土地大部已分配，区乡政权普遍建立，组织了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

6月26日　在永新县城禾川中学主持召开红四军连以上干部、地方党和地方武装负责人会议，总结龙源口战斗的经验，研究红军短期分兵发动群众的问题。会后，红四军分兵开往安福、莲花、吉安等地，进行筹款，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政权，肃清封建残余，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和地方武装的发展，以扩大割据区域。毛泽东率领从红四军中抽调的大批同志和宁冈、遂川、茶陵、酃县等县的负责同志，集中到永新工作，“用大力经营永新”[12]。

同日　中共湖南省委写信给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对敌我力量作了不切实际的估量，决定红四军“立即向湘南发展”，留袁文才部队一个营守山；要求毛泽东“须随军出发”，派杨开明担任湘赣边特委书记；取消红四军军委，另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派杜修经“为省委巡视员，帮助前委工作”。

6月下旬　率红三十一团一营到永新县塘边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进行土地革命，深入群众作调查研究，就土地革命中的一些政策问题征求农民的意见，同先期在塘边工作的贺子珍等会合。毛泽东与贺子珍在塘边一起工作的日子里，结为革命伴侣。

6月30日　在永新县城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讨论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提出建立以永新为中心的巩固根据地的计划。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出席会议，宣读了湖南省委给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的指示信。指示信强调指出：“你们必须很有计划地善于利用四军的军力，努力向外发展”，“以及四军须集中力量向湘南发展”，“实现中央所指示的割据赣边及湘粤大道计划”；“先解决永新之敌军，然后再杀出一条血路，向湘南资兴、耒阳、永兴、郴州发展”；要“毫不犹疑地立即执行”省委指示。与会者就湖南省委指示信进行讨论。毛泽东分析了湘赣两省形势，坚持对赣敌取攻势、对湘敌取守势的策略，说明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必要，指出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远距离分兵去湘南是危险的。大多数与会者同意毛泽东的主张。会议决定，红四军当前不宜去湘南，继续在湘赣边界做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请求湖南省委根据目前井冈山斗争的实际作出新的决定。

6月底　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商定于七月七日同时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会剿”。

7月4日　综合永新联席会议的意见和决定，起草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经杜修经、朱德、陈毅等传阅），申述红四军当前不宜去湘南的具体理由。提出：（一）近一月来多方洗刷“冒险的遗毒”，“懂得中央及省委上次主张建立宁冈大本营的政策是对的。如现在又马上改变，使四军重新走入转徙游动的道路，四军之改造必更困难”。（二）“湘省敌人非常强硬，实厚力强，不似赣敌易攻”，“故为避免硬战计，此时不宜向湘省冲击，反转更深入了敌人的重围，恐招全军覆灭之祸”。（三）“宁冈能成为军事大本营者，即在山势既大且险，路通两省，胜固可以守，败亦可以跑，且敌人绝对无法把我围着，若加上各县党与群众的基础，实在可以与敌人作长期的斗争，若此刻轻易脱离宁冈，‘虎落平阳被犬欺’，四军非常危险。”（四）“此种主张绝非保守观念，过去全国暴动，各地曾蓬勃一时，一旦敌人反攻，则如水洗河，一败涂地。此皆不求基础巩固，只求声势浩大之故。我们此刻力矫此病，一面为军事建立一大本营，一面为湘、赣两省暴动前途建立一巩固基础，现我们全力在永新、宁冈工作，日有进步，并向莲花、安福及吉安西南端推进，深入土地革命，创造地方武装”。（五）从经济上说，“湘南各县焚杀之余，经济破产，土豪打尽”，“此刻到湘南去解决经济困难，乃是绝对的不能”。（六）“伤兵增至五百，欲冲往湘南去，则军心瓦解”。报告最后说：“根据以上六种实际理由，在新军阀战争未爆发以前，尚不能离开宁（冈）、永（新）、莲（花）往湘南”，“请省委重新讨论，根据目前情形，予以新的决定”。湖南省委八月中旬向中央报告说：毛泽东等来信，反对向湘南移动，是保守观念，要守在永新、宁冈一带。

同日　湘军第八军乘红四军分兵在莲花、安福、吉安边界发动群众之机，以第一、第二两个师提前出动，从茶陵、酃县侵入宁冈，集结于砻市。九日，该敌移至新城。毛泽东、朱德、陈毅在永新接到宁冈告急书后，当即召开特委、军委联席会议，决定在赣军尚未发起进攻时，集中红军第二十八团、第二十九团、第三十一团于龙源口东南绥远山一带，侧击由宁冈进犯永新之湘军。

7月11日　和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到达侧击预定地区，但湘军已先期通过这个地区，侧击计未能实现。同朱德、陈毅立即改变部署，决定由毛泽东率第三十一团对付即将进入永新的赣军；由朱德、陈毅率军部和第二十八团、第二十九团（杜修经一同前往）直取湖南的酃县，威逼茶陵，迫使湘军回援其后方，达到目的后立即回师永新，同第三十一团一起对付赣军，以彻底粉碎湘、赣两省敌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

7月13日　红四军第二十八、二十九团攻克酃县县城。湘军第八军两个师被迫于十四日退出“会剿”，返回茶陵。朱德、陈毅见预期目的已经达到，决定主动撤出酃县，按预定计划返回永新和第三十一团共同对赣军作战。

7月中旬　朱德、陈毅率红军大队离开酃县城返回宁冈。但随军行动的中共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坚持省委要红四军去湘南的决定。当部队拉回到沔渡时，第二十九团官兵闹着要回湘南家乡，该团党代表龚楚怂恿支持，军部未能有力地加以制止，又担心第二十九团孤军奋斗为敌所算，乃决定二十八团同去湘南。陈毅写信给毛泽东，报告第二十九团官兵要回湘南的情况，说闹得没有办法，“润之若在，必能阻止部队南行，无论胜败，都会回来的”。毛泽东在永新立即给杜修经和朱德、陈毅回信，派茶陵县委书记江华送去。此信要求军部及第二十八、二十九两团按永新联席会议决议行事，断然停止去湘南的行动，以避免不应有的损失，并重申不能开赴湘南的理由。朱德、陈毅等收到信后，决定次日停止行动，召开连以上干部会就毛泽东来信进行讨论。主持会议的杜修经提出，以二十八、二十九两团到湘南去，三十一、三十二两团到边界，这样一面可以分散敌人围剿的目标，一面湘南工作也可进行。于是军委召集扩大会议，决定照省委指示将军委改为前委，因毛泽东在永新，由陈毅任代书记，毛泽东以军党代表名义指挥边界的第三十一、三十二团，前委指挥第二十八、二十九团往湘南。由于杜修经乘力持异议的毛泽东、宛希先等远在永新之际，不察当时的环境，不顾特委、军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的决定，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附和第二十九团欲回家乡的情绪，因而导致红军大队脱离根据地，向湘南冒进。

7月15日—8月上旬　赣军十一个团从吉安、安福进攻永新。鉴于敌情，毛泽东在永新县境内一面动员群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实行坚壁清野；一面把第三十一团分为东、北、中三路，每路成立行动委员会负责指挥。仅以一个团的兵力，充分依靠地方赤卫队、暴动队和广大群众，利用地势熟悉、敌情较明等条件，采取以逸待劳、四方游击等方式，将赣军十一个团兵力困在县城附近三十里内达二十五天之久。后来赣军发觉红军主力已去湘南，发起猛攻，第三十一团和地方武装从永新城郊及周围地区撤出，随后又失去莲花、宁冈。

7月24日　开往湘南的红军大队与国民党军范石生部战于郴州，先胜后败。红二十九团溃不成军，随即自由行动，一部跑到广东乐昌被土匪胡凤璋部消灭，一部散落在郴州、宜章等地，不知所终。归队的仅百人编入红二十八团，此役损失近一个团的兵力。同时，由于红四军主力远离井冈山根据地，敌人乘虚而入，占领井冈山地区的县城和平原地带，群众惨遭烧杀和摧残。红四军第二十九团在湘南溃散，井冈山根据地遭受严重损失，史称“八月失败”。

8月中旬　在永新西乡接到中共湖南省委代表袁德生送来的湖南省委要红四军向湘东发展的《给湘赣边特委的补充指示》，立即召开连以上干部参加的特委扩大会议，进行讨论。补充指示提出：“红军向湘东发展的战略在目前形势下是绝对的正确，红四军应很迅速地毫不犹豫地取得萍（乡）、安（源），武装安源工人，建立赣边、湘东平江各区暴动的联系，与湘南暴动相呼应。”毛泽东在发言中列举事实和五条理由[13]反对红四军向湘东发展。开会时，从郴州回来的农民那里知道，红军主力在湘南已失败。于是，会议经过讨论，拒绝湖南省委要红四军去湘东的主张，决定由毛泽东率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往湘南迎回红军大队，留下第三十一团第一营、特务连会同第三十二团坚守井冈山。

同旬　率领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南下，边打边走，边做思想工作。因担心红二十八团不回井冈山，对所有官兵作了交待：我们去迎回红二十八团，不要讲他们的缺点，要严格遵守这一点，对他们采取团结和欢迎的态度。

8月20日　率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到湖南桂东边境，发信同退至桂东县境的朱德、陈毅部联系，告以二十一二日可到桂东县城，望届时来县城会合。

8月23日　在湖南桂东县城，率领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同朱德、陈毅率领的第二十八团会合。毛泽东一见杜修经急切地问：“朱军长怎么样？朱军长还好吧！”见到陈毅说：这次来是同三十一团做了工作的，不要讲二十八团的缺点，你可放心；打仗就如下棋，下错一着棋马上就得输，取得教训就行了。随后同朱德、陈毅等商定，在县城召开营以上干部参加的中共前委扩大会议，总结打郴州失败的经验教训。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重回井冈山，取消前委，组织行委指挥军队行动，以毛泽东为书记。留杜修经、龚楚在湘南重新组织湘南特委，指定杜修经为书记。

8月25日　和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分两路从桂东寨前出发，回师井冈山。当部队行至江西崇义县思顺圩时，发现担任前卫的红二十八团二营营长袁崇全策动一步兵连和一迫击炮连叛逃投敌。毛泽东、朱德、陈毅即派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率二营追回这两个连，王尔琢不幸遇难。

8月下旬　在回师井冈山途中，当得知红军战士因为饥饿，把农民一块地里的苞米吃光了，就通知部队休息，对指战员进行群众纪律教育，并亲自在一块竹牌子上写道：因为我军肚子饿了，为了充饥，把你的苞米吃光了，违犯了纪律。现在把两元钱（光洋）埋在土里，请收下。

同旬　湘赣两省敌军乘红军主力远在湘南欲归未归之际，以四个团的兵力，分两路向井冈山发动第二次“会剿”。当时敌军已占领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所有县城和平原地区。留守井冈山的第三十一团党代表何挺颖，立即召开留守机关、红军医院负责人及伤病员代表会议，传达毛泽东在永新西乡会议上提出的坚守井冈山的意见。会议讨论了应付敌人的对策。

8月29日　湘军第八军第一师三个团抢在赣军之先，从酃县赶至黄洋界下乔村一带。三十日，向黄洋界哨口发起猛攻。守卫黄洋界的军民利用悬崖峭壁的地形顽强抵抗，打退敌军多次进攻，取得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保住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九月，毛泽东为这一胜利作《西江月•井冈山》：“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8月　在湘南失败和湘赣边界丢失大片根据地时，致信中共中央，讨论割据问题及湖南省委的政策。此信前委完全同意，由湖南省委转中央，后来原信丢失。

9月8日　和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到井冈山南麓黄坳。这时赣军刘士毅[14]部五个营尾追到遂川。毛泽东和朱德在黄坳召开红四军干部会议，部署攻打遂川，决定朱德率第二十八团和遂川赤卫队第一中队为前卫，毛泽东率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和遂川赤卫队第二中队为后卫，于十二日进入遂川城郊阵地。

9月13日　和朱德指挥红四军四个营与遂川赤卫队，在遂川县城至城东北于田一线打垮刘士毅部五个营，俘虏敌营长以下二百余人，缴枪二百五十支，击毙杀害王尔琢的袁崇全，红军乘胜占领遂川城。

9月14日　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军大队行动委员会与中共遂川县委商量决定：留少数兵力与遂川县赤卫大队驻守县城，其余部队立即兵分四路，向四乡开展游击活动，发动群众，分配土地，重建红色政权，发展党的组织，并筹措给养。

9月24日　赣军第七师第二十一旅和第五师第十五旅一部，分别从泰和、赣州进攻遂川县城。红四军主力因分兵尚未集中，毛泽东指挥两个营阻击后，向黄坳方向转移。

9月26日　和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回到井冈山。

9月下旬　获悉侵入宁冈新城的赣军第五师第十四旅第二十七团和靖卫团百余人偷袭茅坪，同朱德立即作出迎战部署，由朱德率六个营到离茅坪两华里的坳头垅设伏。十月十日，当敌军全部进入伏击圈时，红军居高临下发起猛攻，一举歼灭敌军一个营。红军乘胜追击，收复宁冈全县。

9月底　鉴于“八月失败”湘赣边界党的组织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决定整顿边界地方党的组织。在宁冈茅坪召开中共永新、宁冈两县县委负责人会议，部署整党事宜，要求永新、宁冈两县的党组织全部解散，重新登记。

10月4日—6日　在茅坪步云山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边界各县党的负责人和红军中党的负责人。毛泽东代表第一届边界特委作政治报告。会议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并作出决议案。大会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谭震林等十九人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届特委委员，杨开明任书记。十一月因杨开明生病，谭震林任书记。

10月5日　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决议案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以及中国革命政权的实质，总结了井冈山根据地及其他地区建立小块红色政权的经验和教训，首次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思想。此文着重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存在的原因和条件，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指出：第一，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半封建的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使白色政权之间继续不断地发生分裂和战争，造成小块区域的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和存在的条件；第二，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是经过第一次大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第三，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红色政权的长期存在是没有疑义的；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是一个要紧的条件。决议案还进一步指出：“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这个决议案的第一部分《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10月上旬　获悉赣军第七师李文彬旅从遂川绕道泰和、永新进犯宁冈，在遂川只留兵力薄弱的赣军第十五旅，加之红军给养缺乏，遂同朱德决定，留红军第二十八团第一营和第三十二团守卫宁冈与井冈山；第三十一团和第二十八团第二、三营组成红军大队攻打遂川。十三日，朱德率部占领遂川，赣军第十五旅不战而逃。

10月中下旬　针对湘赣边界党组织受严重破坏的情况，着重指导边界各县党组织的整顿工作，除了在思想上对党员进行再教育外，还从组织上进行整顿：厉行洗党，对于党员成分加以严格的限制，把赌钱、打牌、贪污腐化、流氓成性的党员清洗出党组织；解散问题比较严重的党组织，用重新登记的方法进行整顿；发展和吸收思想进步、忠实、勇敢的工农优秀分子入党，并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中增加工人和贫农的成分。从边界党的工作实际出发，党的组织由原来的公开转为秘密，一方面反动派来时仍能领导群众坚持斗争，一方面便于党组织多方伸入白区和敌人营垒中去活动。至十一月下旬，永新党员登记已完，宁冈即将就绪，党员数量虽然大为减少，战斗力反而增强。

10月26日　毕占云率湖南国民党军第八军中的一百二十六人在桂东起义。毛泽东、朱德派陈毅到遂川汤湖把他们迎接上井冈山，并将他们编为红四军特务营，任命毕占云为营长。毛泽东常到特务营了解情况，关心干部和战士，进行政治教育，给他们以很大鼓舞。

10月底　张威带领江西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一连多官兵在袁州（宜春）起义，不久编入莲花红色独立团，随即开到井冈山整训。中共红四军前委决定将该部编为红四军独立营，任命张威为营长。

11月2日　收到中共中央六月四日的指示信。来信提出中国革命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批准毛泽东五月二日给中央报告中关于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计划。来信特别指出：“除正式的红军之外，必须宣传群众组织赤卫队……利用一切的民间武器武装群众”。

11月6日　在茨坪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央六月四日来信。会议认为，中央来信除要求游击区域过宽与废除党代表制度等具体事项外，全部原则及政策都切合实际，应依照执行。会上，根据中央来信指示，成立中共中央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谭震林（地方党部书记）、宋乔生（工人）和毛科文（农民）五人组成，毛泽东任书记。前委统辖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中央来信还指出：前委之下组织军事委员会（同时即是最高苏维埃的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书记。

11月上旬　获悉赣军周浑元旅[15]一个团侵入宁冈县新城，企图攻占井冈山，和朱德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乘敌不备，主动出击。九日，和朱德指挥红四军主力在新城歼敌一个营，在龙源口地区打垮敌军一个营。十日，红四军主力乘胜追击，第四次占领永新县城。因赣军三十五旅从吉安、永新交界处赶来增援，又撤回宁冈。此后，敌军被迫转入守势，湘赣两省敌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二次“会剿”被打破。

11月14日、15日　出席在宁冈新城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进行较长时间的辩论，对政治、党务、军事、经济、纪律等项都作出决议案。毛泽东主持各决议案的起草和修改工作。《政治问题决议案》指出：“怎样建立布尔什维克的党，领导群众扩大民权革命运动，深入红军所到区域的土地革命，向四周发展以促统治阶级的分崩离析，这是党在红四军中的任务。”《军事问题的决议案》指出：“红军战术，遇小敌则以主力迅速消灭之，大敌则用群众力量四面包抄，使其疲于奔命，然后用主力消灭之，红军竭力避免硬战。”大会选出二十三名委员组成红四军军委，朱德任军委书记。

11月中旬　中共红四军前委决定红四军在宁冈新城、砻市、茅坪、柏路等地，开始冬季整训，为期一个月。在这前后，井冈山军民根据毛泽东巩固根据地的三项办法，在小井建起一所可容纳几百名伤病员的“红光医院”；在黄洋界、八面山、双马石、朱砂冲、桐木岭等五大哨口，修筑坚固工事；发起从宁冈挑粮上山的运动。毛泽东经常脚穿草鞋，身背粮袋，同战士一起运粮，并做思想政治工作。当时群众在运粮时编唱了一首山歌：“毛委员搬粮上坳，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协力，粉碎敌人‘围剿’。”

11月25日　代表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写报告，全面地总结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汇报贯彻中央六月四日来信精神的情况。报告进一步阐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得出中国红色政权能够继续存在和发展的结论；根据中国特殊情况提出新的战略，即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地冒进”，在统治阶级政权比较稳定的时期，“我们的战略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阐述如何把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紧密联合为一体，指明党的领导正确是进行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的保障，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就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没有土地革命红军战争就得不到群众的支持、革命根据地也就不能巩固和发展，不建设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就没有后方的依托、土地革命成果就无法保持。报告提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份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报告指出：“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报告对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各个基本问题，如土地革命中如何争取中间阶级的问题，政权建设中如何推行民主制度的问题，建党问题上如何纠正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问题，也作了明确的解释和解决。这个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井冈山的斗争》。

11月底　获悉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后建立的红五军主力即将来井冈山，同朱德决定派何长工率军部特务营和独立营前往莲花县迎接。

12月10日　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第四、第五纵队和军部直属队七八百人到达宁冈砻市、新城与红四军会合。毛泽东在新城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边界特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讨论粉碎敌人即将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的第三次“会剿”的问题。会议决定：红四军出发打游击，在外线作战，红五军防守井冈山，借以休息和训练。为了统一指挥，红五军编为红四军第三十团，彭德怀任红四军副军长兼第三十团团长，滕代远任红四军副党代表兼第三十团党代表。

12月11日　在新城举行庆祝红四军、红五军会师大会，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滕代远出席，并先后讲话。会后，红五军即上井冈山进行休整和训练。

同日　中共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到上海向中央报告红四军发展和主力出击湖南失败的情况，其中讲到，红四军的负责同志中“坚决的有计划把握奋斗精神的要算是润之同志，不知怎的，那种精神也是对革命前途更深刻的认识的结果吧”。

12月　在总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年来土地斗争的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井冈山《土地法》。这个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以乡为单位、以人口为标准平均分配土地作为主要办法。“一切土地，经苏维埃政府没收并分配后，禁止买卖。”[16]

12月中旬　在茨坪会见彭德怀，向他详细地谈了对中国革命道路和前途的看法，以及为什么必须建立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在中国得以存在的独特原因，中国目前进行民主革命和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等等。据后来彭德怀回忆，这一席话使他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

[1]何长工帮助王佐除掉他的多年宿敌反动民团总指挥尹道一，取得了王佐对共产党的信任。

[2]毛泽东当时亲自拟定了调查提纲，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群众生活等状况，要指战员着重调查工农受压迫、被剥削的情况及其要求。

[3]1928年7月12日张世熙关于万安暴动情况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也提到万安农民起义军所采取的游击战术：“与敌人搏战的策略是‘坚壁清野，敌来我退，敌走我追，敌驻我扰，敌少我攻’。”

[4]据陈正人1969年回忆，当工农革命军撤离遂川县城时，有人提出把团部驻地天主堂烧掉。毛泽东不同意这种脱离群众的做法。他说，烧了天主堂，并不能打破群众中的迷信，要破除群众中的迷信，是要经过革命斗争和对群众反复教育的。

[5]周鲁，当时任中共湘南特委军事部部长、湘南特委代表。

[6]关于朱、毛会师的时间，有不同的说法。根据一些可靠的材料，可以定为1928年4月24日前后。国民党第13军第2师周参谋长梗（23日）酉电称：“职协同第八军一部于漾日（二十三日）收复酃城，朱毛残部数千窜赣西。”1928年5月2日敌方电文又称，第8军第1师熊震全部“养日（二十二日）克复酃县”。另据萧克1988年回忆说：国民党的资料说他们是4月二十二三日收复酃县，那末可以判定毛师长率领的第1团占领酃县在20日左右，退出是二十二三日，到砻市会师大概是二十三四日。

[7]据分析，这里指4月中旬，毛泽东部由何长工等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2团同朱德部在酃县沔渡的会合。

[8]第4军是沿用在北伐战争中因军内共产党员多、战绩辉煌、纪律严明、备受群众称颂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的番号。

[9]衡州，今湖南衡阳。

[10]分别指湘江、赣江的上游。湘江自南向北流入洞庭湖，赣江自南向北流入鄱阳湖。

[11]对杜修经的报告及中共湖南省委据此所作决定，毛泽东1928年11月25日代表红军第4军军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曾指出：6月巡视员杜修经对省委的报告，如赤卫队加二百枪足以保卫边界割据，红军当时是保守主义等，观点完全错误。省委即依据此等报告决定行动，所以失败。

[12]关于毛泽东“用大力经营永新”的主张，杨开明1929年2月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有所陈述，说：“我刚刚由湖南省委派去边界工作，泽东同志对我说：‘我们看永新一县，要比一国还重要，所以现在集中人力在这一县内经营，想在最短的期间内建设一个党与民众的坚实基础，以应付敌人下次会剿’。”

[13]5条理由是：“（A）有经营了一年多的群众基础。（B）党有相当的基础。（C）有颇富斗争经验的地方武装，经过一年来的创造才有现在规模，这是十分难得的；加以红军第四军的补助，是任凭什么敌人也不能消灭的。（D）有很好的军事根据地井冈山，其他地方武装的根据地各县都有。（E）影响两省，且能影响两省的下游，比较湘南赣南各处影响一省，且在一省的上游与僻地者，政治意义大不相同。”

[14]刘士毅，当时任国民党军第1集团军第5师副师长兼第15旅旅长。

[15]周浑元旅，指周浑元任旅长的国民党军第1集团军第5师第14旅。

[16]毛泽东在1941年延安出版的《农村调查》中，为井冈山《土地法》所写按语指出：“此土地法是一九二八年冬天在井冈山（湘赣边界）制定的。这是一九二七年冬天至一九二八年冬天一整年内土地斗争经验的总结，在这以前，是没有任何经验的。这个土地法有几个错误：（一）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二）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是属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三）禁止土地买卖。这些都是原则错误，后来都改正了。”

1929年　三十六岁

1月1日　湘、赣两省“会剿”军总指挥部在江西萍乡正式组成。由湖南国民党“清乡”督办鲁涤平任总指挥，第十九师师长何键任代总指挥，江西国民党军第十二师师长金汉鼎任副总指挥，纠集湘、赣两省六个旅约三万人的兵力，策划分五路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会剿”。

1月4日—7日　在宁冈县柏路村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湘赣边界特委和共青团特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以及边界各县县委联席会议，传达和讨论刚收到的中共六大的决议案（政治、军事、土地、政权、农民、大会总结等六件），并针对井冈山根据地面临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困难情况，着重研究了粉碎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第三次“会剿”的策略和部署。会议既否定了主张据险死守而不能解决经济困难的消极防御观点，又反对了主张全部转移而不要根据地的逃跑主义，赞同毛泽东提出的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策略。会议认为红军应当采取“攻势的防御”方针，将反“会剿”和反经济封锁结合起来。会议决定：由彭德怀任团长、滕代远任党代表的第三十团，和袁文才、王佐的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由红四军副军长彭德怀、副党代表滕代远统一指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及军直属队出击赣南，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在湘、赣两省国民党军“会剿”井冈山根据地时，袭击赣州或吉安，采用“围魏救赵”的策略，迫使两省国民党军分兵回援，以解井冈山之围。

1月10日前后　和朱德、彭德怀等先后在茨坪、下庄召开会议，研究红四军第三十团、第三十二团坚守井冈山等问题，部署留守部队加紧备战，全力修筑工事。为加强守山的领导力量，决定留下张子清、何长工、陈毅安、陈伯钧等，并调何长工任中共宁冈县委书记兼红三十二团党代表。十日，由红四军主力组成的出击部队开始在茨坪、小行洲集结，毛泽东、朱德对他们进行政治动员，组织军事训练，并准备了宣传中共六大决议精神的《共产党宣言》[1]等。同时，抽调湘赣边界一批地方党的干部随军行动，准备到赣南后用以发动当地群众。

1月14日　和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和军部特务营、独立营共三千六百余人，从井冈山茨坪、小行洲出发，经遂川县的大汾、左安向赣南进军。途中，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联名发布由毛泽东起草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布告指出红军的宗旨是：民权革命，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统一中华。布告宣传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各种政策，主要有：“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增加工钱，老板担任，八时工作，恰好相称。”“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馀皆不论。”“敌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布告还号召全国人民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夺取全国革命胜利而奋斗。

1月16日　湘、赣“会剿”军代总指挥何键发觉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南下，急电蒋介石，报告对红四军主力两路“追剿”和对井冈山三路“进剿”的部署。

1月中旬　和朱德指挥红四军采取“盘旋式”打圈子的游击战术，避强击弱，摆脱国民党军第七师第二十一旅（旅长李文彬）、第五师第十五旅（旅长刘士毅）等部的跟踪尾追，击溃沿途各地进行堵截的地主武装，进驻赣南地区，经上犹抵达崇义。二十二日，红四军进占大余县城，在县城附近开展群众工作。

1月24日　和朱德指挥红四军依据大余城东北高地，迎击“追剿”军李文彬旅三个团的进攻，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因当地没有群众组织，红军事先没有得到“追剿”军进攻的情报，兵力未能全数集中，仓促应战，遭到失利。红军乘着夜色主动撤出战斗，向梅岭关东北转移，经粤边南雄和赣边信丰向“三南”（龙南、全南、定南）前进。红四军为了摆脱敌军三路衔尾跟追，在“三南”地区艰苦奋战，战胜了天寒地冻、山路崎岖、衣单粮缺等困难。毛泽东和朱德、陈毅等在体力难支的情况下，一边行军作战，一边领导指战员沿途做群众工作，进行广泛宣传，帮助各地建立中共党组织和秘密的工会、农会。

1月26日　湘、赣国民党军近十个团兵力分三路合围井冈山。红四军第三十团和第三十二团奋起反击，激战四昼夜。三十日晨，彭德怀、滕代远按中共湘赣特委联席会议决定[2]，率红三十团五百余人冲出重围，向赣南寻找主力。红三十二团转入深山，以保存力量。

1月下旬　和朱德率红四军抵达安远县的鹤子圩，与中共安远县委取得了联系。获悉“追剿”军分左中右三路企图合击红军，情况危急，率部离开安远，向寻乌的吉潭、项山一带前进。月底，红四军主力在项山的圳下村宿营，拂晓时遭到尾追的刘士毅旅一部的偷袭。毛泽东、朱德等处在敌人的包围中，情况十分危急。红军英勇奋战，突出敌人的包围时，毛泽东同朱德失掉联系。

2月初　和朱德率红四军进驻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寻乌县的罗福嶂山区，在这里停留一天。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研究当前形势和总结进军赣南以来的经验；决定红四军开往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的根据地——东固地区。会议还决定军委暂时停止办公，由前委直接领导军内各级党委；红四军分两部分行动，朱德随第二十八团、特务营活动，毛泽东随第三十一团活动。会议刚开完，中共寻乌党组织负责人古柏前来通报，“追剿”军第十五旅正在包围罗福嶂。毛泽东同朱德率部撤离险境，沿着闽、赣边境经福建武平折向江西会昌、瑞金境内行动。

2月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中央军事部长杨殷关于朱毛红军为粉碎湘、赣两省国民党军“会剿”而撤出井冈山遭到强敌尾追的报告，讨论了红四军的行动方针问题。会议对革命形势作了悲观的估计。有的提出，根据武装与群众的关系，红四军还是在湘、赣为好，能到湘南更好；多数同志主张军队分开，朱德、毛泽东等应当出来，以减少敌人的目标；有的同志主张革命高潮时期红军要集中，统治阶级稳定时期则应分散，而现在朱毛还是要集中。会议决定，起草一封信给红四军。

2月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继续讨论朱毛红军问题，同意中央军事部派人去找红四军。十六日，中央致信广东省委，说目前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很难形成一个大的割据局面，要派人找到朱毛红军，设法使朱、毛立即离开部队和“危险地”。

2月9日　和朱德率红四军抵达瑞金北部距县城约六十里的大柏地山区。

2月10日　农历正月初一。清晨，朱德下令部队继续前进，担任前卫的红三十一团第三营指战员要求打一仗，打垮尾追敌军。三营党代表罗荣桓向朱德、毛泽东报告这一情况。毛泽东、朱德采纳三营指战员的意见，立即召开中共前委扩大会议。会议认为“追剿”军仅有刘士毅旅两个团，战斗力不强，可以利用大柏地南北走向的十余里长的狭谷打伏击战。决定布成长形口袋阵，以主要兵力埋伏在瑞金通往宁都的道路两侧的山林中，以一部分兵力诱敌进入伏击圈，消灭这股敌人。他们立即作出具体的战斗部署。下午战斗打响后，红军发起勇猛攻击，尽管兵力少、弹药缺，仍与敌军浴血奋战，毛泽东也提枪亲自带着警卫排向敌军冲锋。鏖战至十一日下午，才全歼被围之敌。这次战斗，俘敌正副团长以下八百余人，缴获步枪八百余支，重机关枪六挺，刘士毅残部溃退赣州。这是红军下井冈山以来的第一次大胜仗。

2月13日　和朱德指挥红四军乘胜进占宁都县城，国民党守军一个团不战而逃。会见中共宁都县委和赤卫队的负责人，对发展地方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等问题作了指示，并要他们做好协助红军筹集款项、军需品以及侦察敌情等工作。随后，从黄陂经永丰向东固前进。

同日　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致信宁都商界，指出“红军是为工农谋利益的军队，对于商人极力保护，纪律森严，毫无侵犯”，要求他们代筹军饷和军需品。

2月17日　和朱德率领红四军抵达吉安县东固地区，与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会合。安排红四军在这里休整一周以上时间。在此期间，进行调查研究，总结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在东固地区从事革命活动的经验，认为东固游击区这种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的秘密割据形式比公开割据形式好，敌军来了便于掩护，敌军走了马上可以开展工作，并且，由赤卫队发展起来的红军，游击战术比较灵活，游击区域不限于固定割据区域，可以发展得很宽；在坳上云汉堂主持召开部队和地方党员干部会议，传达中共六大决议案的主要精神，会议结合本地情况讨论了形势、任务和斗争策略，统一了认识；听取东固地方中共党组织和军队负责人的汇报，对根据地分配土地的方针政策和苏维埃政权的组织形式等问题，提出许多指导性的意见；鉴于赣军李文彬部正向东固渐渐逼近，金汉鼎部也对东固取进击之势，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研究决定，把原定的固定区域的公开割据政策，改为变动不居的打圈子的游击政策，以对付敌人的跟踪追击。

2月中旬　江西国民党军在大柏地遭到打击后，急令在井冈山地区参加“会剿”的第十二师第三十五旅赶赴赣南，配合位于于都的第七师第二十一旅，“追剿”红四军主力。

2月22日　在红四军同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会师联欢大会上讲话，说目前军阀混战将起，是我们发展的大好时期，称赞东固人民和红二、四团在革命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会后，派毛泽覃等到红二、四团工作，向地方红军交流红四军的政治工作经验，提高他们的军政素质，还拨给一部分枪支，以加强红二、四团的武器装备。得知井冈山根据地失守，红三十团主力已突围向赣南转移，加之“追剿”军第二十一旅向东固地区进逼，红四军前委决定立即离开东固，沿闽、赣边界向南转移，继续以盘旋式打圈子战术拖住“追剿”军。

2月25日　和朱德率红四军撤离东固。经吉水、永丰、乐安、宁都向广昌前进。当时红二十八团主张分开走，毛泽东未同意，认为分散行动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主张集中行动。

3月4日　和朱德率部攻克广昌城。五日，得知有两名干部不执行红四军司令部布告规定的工商业政策，没收了地主兼商人的一个店铺，立即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会，进行严肃批评，指出：现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地主兼商人，只没收封建剥削部分，商业经营部分不能动；如果有些特别坏的土豪、恶霸的商店，必须没收的也要出布告，宣布店主的罪状，以提高群众觉悟。为了严肃军纪，当即给予他们停职反省处分，待他们改正了错误后才复职。

3月9日　和朱德率领红四军经石城、宁都到瑞金壬田。十日，又率部转到闽西，以摆脱“追剿”军的穷追。

3月上旬　国民党军阀蒋桂两派矛盾激化处于临战状态。“追剿”红四军主力的江西国民党军第二十一旅、第三十五旅奉命撤回，准备参加对桂系作战，放弃尾追。驻守在长汀的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以一个团在长汀城南长岭寨山区设防，以另一个团准备进犯四都，企图将红四军主力逐出闽西。

3月12日　和朱德率部进入闽西长汀县四都镇。毛泽东乘逢墟在墟场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工农群众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次日，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派一个团到四都进攻红军，被击溃后退到长岭寨凭险据守。毛泽东在听取中共长汀党组织负责人汇报时说，这里群众条件好，国民党地方部队只有两个团，是开辟根据地的大好条件。同朱德立刻召开团以上干部的军事会议，认为郭凤鸣的部队大多是当地股匪，军纪败坏，战斗力极弱，决定进攻长岭寨，夺取长汀城，消灭郭凤鸣部。

3月14日　和朱德指挥红四军分三路向长岭寨发起总攻，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分别主攻长岭寨主峰；特务营迂回敌后，占领长岭寨以北的乌石岭，切断敌人的退路。在中共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经过半天激烈的战斗，歼敌两千余人，击毙郭凤鸣，乘胜占领长汀城，缴枪五百余支，并夺取了一个拥有新式缝纫机的军服厂和两个兵工厂。这是红四军入闽的第一次大胜仗，揭开了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序幕。

3月15日　在长汀城举行的群众大会上讲话，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建立工农兵革命政权，实行土地革命。会议期间，将没收郭凤鸣等反动官吏的粮食、布匹等财物分给到会群众。

3月中旬　在当地中共党组织的帮助下，邀请长汀城里的钱粮师爷、老衙役、老裁缝、老教书先生、老佃农、流氓头等各阶层的人，到辛耕别墅召开各种座谈会和调查会，了解长汀的政治、经济情况和风俗民情。根据调查情况，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打击豪绅地主活动，同时制定了各项城市政策。在《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中，着重讲了对商人和知识分子的政策，指出：“共产党对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在革命时候对大商人酌量筹款供给军需，但不准派到小商人身上。城市反动分子的财物要没收，乡村收租放息为富不仁的土豪搬到城市住家的，他们的财物也要没收。至于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的财物，一概不没收。”“知识分子的出路，也只有参加工农革命。知识分子若肯参加革命，工农阶级均可收容他们，依照他们才干的大小，分派他们相当的工作。”

同旬　和朱德在长汀对红四军进行改编，把原来团的建制改为纵队。全军编为三个纵队，第二十八团为第一纵队，林彪任纵队长[3]，陈毅任党代表（后由熊寿祺继任）；第二十八团一部和特务营合编为第二纵队，胡少海任纵队长，谭震林任党代表；第三十一团为第三纵队，伍中豪任纵队长，蔡协民任党代表。每个纵队一千二百余人，五百余支枪。每个纵队下设两个支队。根据中共六大“组织问题决议案”在红军中建立政治部的要求，将下井冈山前组织的工农运动委员会改为军政治部，毛泽东兼任政治部主任，谭震林兼任政治部副主任。每个纵队设立政治部，由党代表兼主任，支队大队两级不设政治部，只设党代表。

3月20日　在长汀辛耕别墅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讨论时局和红军的行动方针。会议研究了南方各省的政治经济状况和革命的主客观形势，针对蒋桂战争[4]即将爆发的有利时机，提出了红四军、红五军以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团的行动方针。当天，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将这次前委会议的精神，向福建省委和中央作了报告。报告提出了红军的战略计划和行动方针，勾画了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一幅蓝图：“前敌委员会决定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并强调“这一计划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报告还就党在全国的一般计划和工作的重心提出建议：“在全国范围内要猛力地夺取群众”；“红军小区域苏维埃使个数加多，这不仅在湘、赣、粤、闽等地，江苏、皖北、鄂北、豫南、直隶都应有红军及小区域苏维埃之创立”。

3月27日　和朱德向国民党暂编第一师发布《敬告士兵群众》书，其中指出：“本军是共产党的军队，是贫苦工农的化身，我们誓为工农利益奋斗，以求得到彻底的解放！”“你们与工农同是被压迫的贫苦群众，国民党、军阀、豪绅地主是你们共同的敌人，为解放工农，为解放你们自己，我们特地号召你们起来：实行兵变！回枪打张贞[5]！回枪杀压迫你们的长官！参加土地革命、分取土地！”

3月下旬　和朱德依据江西东固游击区秘密割据的经验，帮助长汀党组织秘密发展党员，比以前扩大了两倍；组成二十个秘密农协，五个秘密工会，成立了总工会。随即召集各界代表会议选举革命委员会，建立了闽西第一个红色政权。

同旬　蒋桂战争即将爆发，蒋介石集中在江西的部队于九江一带向桂军逼近，赣南国民党军空虚。

3月底　和朱德率领红四军回师赣南，发展赣南革命形势。

4月1日　和朱德率领红四军进驻江西瑞金，与井冈山突围后转战赣南的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十团（即红五军主力）会合。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听取彭德怀汇报守卫井冈山战斗和突围的情况。会议决定，红四军第三十团、第三十二团改编为红四军第五纵队，湘赣边界赤卫队为红四军第六纵队，彭德怀以红四军副军长名义指挥这两个纵队。

4月3日　收到中共中央二月七日给毛泽东、朱德并转湘赣边特委的指示信。中央来信仍强调城市工作的重要，同时对在农村的红军前途作了悲观的分析。提出将红四军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以“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与持久”，并说分编“部队的大小可依照条件的许可定为数十人至数百人”。来信指出，中央从客观方面考察和主观的需要，“深信朱、毛两同志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一方面“不仅不会有更大的损失且更便利于部队分编计划的进行”，一方面“到中央后更可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供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两同志得到中央决定后”，“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4月5日　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讨论中央二月来信。会后，根据会议讨论精神，以红四军前委名义给中央写复信。复信认为中央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了”。强调说：“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复信指出：“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起，而且多次实行过，但都是失败了。”复信总结了红军的游击战术，这就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广大的群众。”复信强调指出：“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这封信最后还报告：“三年以来中央的刊物我们一本没有收到”。“到赣南闽西以来，邮路极便，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厦门、漳州、南昌、赣州的报纸，到瑞金且可看到何键的机关报长沙《民国日报》，真是拨云雾见青天，快乐真不可名状。”“以后望中央每月有一信给我们”，“中央的刊物并希设法寄来”。

4月7日　中共中央发出给毛泽东、朱德转中共红四军前委全体同志的指示信。此信认为蒋桂战争“是促进革命高潮的条件之一”，要求红军扩大战争范围，深入土地革命；指出红四军有赣南、闽西、东江等三条发展出路，由朱德、毛泽东抉择，但强调在闽、粤、赣交界处发展更好，并说“孤守井冈山不利”，“也不宜固守某一个地方”；提出原则上朱德、毛泽东要离开队伍，但若一时不能到中央，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到中央报告工作与参加讨论。

4月8日　和朱德、彭德怀率部到于都县城。驻于都期间，在县城召集工农代表开座谈会；参加在昌林中学召开的于都县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并讲话；指导县委积极筹备成立于都县革命委员会和县赤卫队；出席庆祝于都县革命委员会和县赤卫大队的成立大会，讲话号召劳苦工农团结起来，在县革命委员会领导下扩大红色区域，建立自己的武装，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反动派，打倒帝国主义。

4月上旬　蒋桂战争爆发，江西国民党军奉蒋介石之命处于战备状态。

4月11日　在于都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前委委员，红四军和赣南特委负责人，中央军事部派来的代表罗寿男。会议对蒋桂战争的形势进行了分析，讨论了红军的行动计划，同意彭德怀提出的率红四军第五纵队打回井冈山、恢复湘赣边政权的意见；决定红四军主力在赣南进行短距离分兵，开辟、扩大革命根据地。会后，红四军根据前委确定的行动方针和工作部署，从四月中旬至五月中旬在赣南实行短距离分兵。红四军以纵队为单位前往各地，每到一地各支队、大队再分散到各乡活动。这次分兵活动，范围包括于都、赣县、兴国、宁都、瑞金等地区，任务主要是开展政治宣传，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帮助各地发展地方武装、建立红色政权。

4月13日　在于都起草中共红四军前委给湘赣边界特委的信，指出：“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边界群众政权的形式有由公开割据改变为秘密割据的必要”，“各县赤卫队有组织红军采用游击战术的必要”；“守势的根据地的观念，以后应该抛弃，大小五井、九陇等地，再不必固守了，强敌来了就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对付他”。

4月14日　彭德怀离开于都，毛泽东、朱德为他送行。彭德怀率部经信丰、南康、遂川等地，返回井冈山。

4月中旬　率红四军第三纵队抵达兴国县城，住在潋江书院的文昌宫。部署第三纵队分兵发动群众，调查兴国的政治、经济情况，翻阅县志并向群众了解兴国的历史及现状。出席由中共兴国县委召集的党团员干部和活动分子会议，传达中共六大决议精神，要求大家带领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运动。根据于都、兴国调查的实际情况和六大决议案，制定兴国县《土地法》。这个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兴国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所有，分给无田地及少田地的农民耕种使用。”[6]

4月下旬　为贯彻执行兴国县《土地法》、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在潋江书院的崇圣祠按照广州、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办法主办了一期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参加训练班的有陈奇涵、萧华等四十余人。毛泽东担任主要课程的讲授。

同旬　指导中共兴国县委建立兴国县革命委员会，并起草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政纲。政纲明确提出：（一）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黑暗统治，成立各级工农兵代表会议（即苏维埃）。（二）没收地主豪绅的土地、山林，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烧毁田契借约。（三）建立革命武装。（四）取消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五）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肃清反动势力，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

4月30日　率红四军第三纵队与第一、第二纵队会合。同朱德指挥红四军主力攻克宁都县城，歼敌五百余人，缴枪一百多支。

5月上旬　在宁都县城召开的宁都县党员大会上，具体阐释了中共六大决议中提出的“十大政纲”，指出宁都党组织的紧迫任务是收缴反动武装，扩大赤卫队，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到红四军举办的党员训练班讲话，提议红四军军部拨出一些枪支给宁都县赤卫大队，以扩大地方武装。指导宁都县党组织成立宁都县革命委员会，出席成立大会并作了讲演。

同旬　由中共中央派遣的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来到宁都，参加红四军工作。不久，他被中共红四军前委委任为军政治部主任、临时军委书记等职。他向前委和党员大会作报告，贯彻中央二月来信精神，并说脱离生产的红军不能存在，散布对红军的取消主义。刘安恭从苏联带来“一种形式主义理论”，思想路线完全是脱离中国实际的照搬主义。他主持临时军委会议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管其他事，以限制前委的领导权。他在红四军干部、战士中的非组织活动，制造了极大的混乱，甚至引起产生不正常的派别现象。

5月中旬　获知蒋桂战争结束后，赣南方面国民党驻军回防，兵力集中；闽西方面军阀陈国辉[7]部主力追随闽南军阀张贞部赴广东参加粤桂军阀战争，国民党军力空虚。毛泽东同朱德决定红四军由各分兵地区开到瑞金集结待命。十五日，同朱德率部抵达瑞金。

5月18日　晚上，在瑞金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讨论时局和红军的行动方针。会上，一纵队司令林彪等人对时局和革命前途发表悲观言论，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在行动上只赞成在粤赣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不赞成在游击区域实行毛泽东的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主张。毛泽东对这种错误观点进行了批评。会议根据中共闽西特委报告的闽西敌情，决定乘驻龙岩闽军陈国辉部主力入粤参战的有利时机，红四军再次开往闽西，配合闽西地区的党组织和地方武装，创造公开的工农武装割据。

5月19日　和朱德率红四军从瑞金县武阳越过武夷山，再次入闽。当晚，在长汀县濯田写信两封，派前委委员宋裕和先行出发送信。一封送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告知红四军正向闽西纵深区域进发，特委须作好策应准备，并告邓子恢于二十二日赶到上杭蛟洋，商讨击退尾追入闽的赣军李文彬部之计。另一封送闽西地方武装负责人曾省吾等，要他们在五月二十一日到连城庙前，商量行动计划。二十一日晚上，在庙前孔清祠会见曾省吾等，听取有关敌情的汇报，查明了驻守龙岩城及近郊的为闽军第一混成旅的两个营与旅直属队机枪连和特务连。中共红四军前委决定，乘该旅主力远在广东潮汕地区之机，出敌不意地攻占龙岩城。

5月22日　和朱德率红四军按计划向龙岩疾进，晚上，在龙岩城西约三十里的小池召开军事会议，听取闽西特委代表的汇报后，经过研究敌情和周密筹划，部署了攻打龙岩城的作战方案：红四军第一、第三纵队从正面进攻；第二纵队从左侧迂回，攻占北山，断敌退路。次日，红四军按部署发起猛烈攻击，守敌陈国辉部约一个营全部就歼，俘敌三百余人，缴枪二百余支，龙岩城遂告解放。红军进入龙岩城后大力开展宣传活动，毛泽东在龙岩省立第九中学向学生演讲，阐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主张，号召青年参加革命队伍，担负起解放劳苦大众的重任。毛泽东和朱德为了诱敌归巢，消灭闽西国民党势力，扩大红色区域，当天傍晚率部撤离龙岩城，前往永定，同张鼎丞等领导的永定地方武装会合。

5月25日　和朱德率红四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一举解放永定县城，守敌原郭凤鸣部一个团不战而退上杭。当天在赖家祠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和永定县委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召开群众大会庆祝永定解放，成立永定县革命委员会，发动群众拆毁永定城墙。二十七日，在永定城关南门坝召开的万人祝捷大会上讲话，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建立人民的政权；并向大会宣布闽西第二个红色政权永定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张鼎丞任主席。

5月底　在永定湖雷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会上，对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前委和军委分权等问题发生了争论。一种意见要求成立军委，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建立军委是完成党的组织系统；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代替了群众组织”，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的倾向。一种意见认为，领导工作的重心还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重叠的机构，并批评硬要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争论结果，未能统一，前委的民主集中制领导原则无法贯彻实行，书记难以继续工作。

6月1日　在永定县湖雷给中共中央写报告，汇报红四军在赣南、闽西的斗争状况，以及红四军、红五军、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的实力和党组织的概况，并提出：“报纸所载我们怎样杀人放火的消息，全与事实不符”，“军队单纯的烧杀，现在可以说没有了”；“党内现发生些毛病正在改进中”；“现在红军中第一急需的是工作人员，因长期的斗争，损失太多，各级军官各级政治人员都十分缺乏，唯一的希望是中央派人来”；“朱、毛同志可以随时离开队伍，只要请中央派人来代替”；“红军第四军派遣留俄学生二十二人，候中央派来代替人员到时即动身”。

6月3日　为了诱使陈国辉部主力回援，聚而歼之，同朱德指挥红四军第三纵队会合闽西地方武装，发动第二次攻打龙岩的战斗。部队分南北两路，先攻占周围山头，再向西门进攻。城内守敌兵力单薄，一触即溃，红四军再占龙岩。当即成立了闽西第三个红色政权龙岩县革命委员会，邓子恢任主席。六日，获知陈国辉部主力由粤返闽，逼近龙岩时，同朱德率红四军第三纵队主动撤出龙岩城，抵龙岩县大池与第二纵队会合，随后转战上杭地区，为诱歼陈国辉部主力创造条件。

6月7日　和朱德指挥红四军和闽西红五十九团，分三路向上杭县白砂镇守敌卢新铭[8]部一个团发动进攻。他和朱德亲临前线，率领第二、第三两个纵队居中向白砂正面突击；第一纵队为左翼，从大洋坝直扑白砂，包围敌主力部队；红五十九团为右翼，经苏家坡迂回南进。经一个多小时战斗，攻克白砂，消灭该团大部，俘敌一百余人，缴枪一百余支。

6月8日　在白砂召开的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书面意见，认为前委、军委分权，“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指出“对于决议案没有服从的诚意，讨论时不切实争论，决议后又要反对且归咎于个人，因此，前委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问题”；表示“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会议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

6月9日　在上杭旧县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决定将闽西长汀、永定、龙岩、上杭四县的地方武装升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

6月10日　和朱德率领红四军进驻通往赣南的要隘连城县新泉镇，目的在进一步迷惑敌人，造成红军向江西退却的假象。在新泉，一面安排红军休整一星期，为伺机三战龙岩作准备；一面领导红军发动和配合连城南部十三个乡农民暴动，帮助建立连南区革命委员会。

6月1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中共红四军前委四月五日对中央二月指示信的复信。会议认为：中央二月致毛泽东、朱德的信对分散红军等说法“是有些毛病的”，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在中共六大提出分散红军的主张，是不知道中国的条件。现在是长期混战的局面，红军应采取集中游击的策略，集中更容易发动群众，分散甚至会被地主武装消灭，中央应坚决改变分散红军的原则。会议同意中央常委召开一次军事会议，并提出朱德、毛泽东处应有一得力人员参加。

6月14日　在新泉就红四军党内存在的争论问题，给第一纵队司令林彪写复信，指出“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党内有争论问题发生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复信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列举“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十四个问题。认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指出红四军不能绝对建立党的领导的原因是：第一，红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第二，这支部队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结集的，原来党的组织很薄弱，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第三，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复信逐一批驳了所谓“党代替了群众的组织”、“四军党内有家长制”等说法，认为这些说法都与事实不相符合，是一种不从实际需要出发的形式主义；并指出：“形式主义之来源是由于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之来源是由于游民、农民与小资产阶级成分中产生出来的个人主义，这与小团体主义、流寇思想、单纯军事观点等等是在一条路线基础上的，只是一个东西。这种思想发展的另一方面必定是分权主义——也是代表游民、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一种思想，而与无产阶级的斗争组织（无论是阶级的组织——工会，与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共产党，或它的武装组织——红军）不相容的。”复信批评了不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流寇思想，指出：流寇思想历来在红军中是很厉害的，影响到政治方面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对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的不同见解，一部分同志时时刻刻要脱离边界的斗争。流寇思想产生于四军中的游民成分，党与这种思想曾经作过许多的斗争，但它的尾巴至今还存在，这种思想同时影响到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复信说：红四军中向来有一些同志偏于军事观点，同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的意见不合。他们在军事失败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取消，只要枪杆子保存就够了；他们在游击工作中单纯地发展军事影响而不去发展政治影响。复信还分析和批评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小团体主义、分权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指出：“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的危险”，必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凡有障碍腐旧思想之铲除和红军之改造的，必须毫不犹豫地反对之，这是同志们今后奋斗的目标”。毛泽东在信中最后表示，他请求离开前委：“在没有得到中央允许以前，由前委派我到地方做些事，使我能因改环境而得到相当的进步。”

6月中旬　获知陈国辉部主力返回龙岩城后对红军毫无戒备，便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决定奔袭龙岩城，彻底消灭陈国辉部。十七日，同朱德率红四军离开新泉，秘密地挥师东进。十九日拂晓，红四军突然发动进攻，首先抢占了龙岩城周围的高地，第一纵队主攻南门，第二纵队沿龙门大道直取西门，第三纵队攻击北门并以一部分主力埋伏在东门外断敌退路。在红军和赤卫队的凌厉攻势下，不到半天，城内敌军大部被歼，部分残敌逃出东门被红军埋伏部队歼灭，陈国辉化装成士兵混在逃兵中逃脱。龙岩城第三次获得解放。

6月20日（或21日）　就中共红四军七大如何开法问题向前委提出建议：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经验的办法达到统一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进一步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担负起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任务。前委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意见。

6月22日　出席在龙岩城公民小学召开的由陈毅主持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发言。这次会议，前委的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代表们围绕井冈山斗争以来的各方面的问题进行争论。会议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建设的流寇思想和必须坚持党的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领导原则的正确意见。决议说：“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的斗争，也不是事实”。决议还把“集权制领导原则”视为“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由于几个主要问题未能分清是非，大家的思想未能统一。大会改选红四军前委，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和红四军直属队、各纵队的士兵代表共十三人为前委委员。在选举前委书记时，原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

6月　红军第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政治部主任陈毅发布《红军第四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其中写道：“我们红军受共产党的指导，执行民权革命三大任务，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国民党政府，以帮助工人、农民及一切被压迫阶级得到解放为宗旨。”布告向广大群众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政策，包括“收租二百担以上的大地主，家里的谷子及大公会（义仓外）的谷子，一概没收分与贫民，不取价钱；收租二百担以下的小地主，家里的谷子须减价出粜，规定每担谷价照原价减半（但谷米商人从外境转运来的不在此例）”；“工人农民该欠田东债务，一律废止，不要归还（但商人及工人农民相互间的债务不在此例）”；“从今年起，田地归耕种的农民所有，不再交租与田东”；“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厘金钱粮”。

同月　蒋介石命令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对红四军和闽西苏区发动“会剿”。这次“会剿”以江西国民党军第十二师师长金汉鼎为总指挥，部署是：江西国民党军第十二师、第七师共四个团由长汀向新泉、古田进攻，福建国民党军暂编第一师由漳州向龙岩进攻，广东国民党军第七旅一部由大埔、松口向永定推进。

7月8日　和蔡协民、谭震林、江华、曾志等人，受中共红四军前委的委派，由龙岩动身前往上杭蛟洋，代表前委出席并指导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九日，毛泽东抵达蛟洋后，发现大会准备工作不够充分，特别是代表们对本地区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实际情况了解不足，提议将原定七月十一日开幕的大会推迟一星期召开，组织代表们回原地区进行调查研究。

7月中旬　指导出席中共闽西一大的代表们，分别对闽西的政治、党务、土地、物价、洋货侵入、工农业破产等各种问题，进行详细的调查，为代表大会制定切合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作准备。毛泽东和代表们一起进行了实际调查。

7月20日—29日　出席并指导在上杭蛟洋文昌阁召开的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政治报告，赞扬闽西革命斗争的成就，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阐明了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指出闽西共产党各级组织今后的任务是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同赣南红色区域连成一片，建立中心工作区域。同时，还论述了巩固和发展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六个有利条件、三个基本方针。三个基本方针是：（一）深入进行土地革命；（二）彻底消灭民团土匪，发展工农武装，有阵地波浪式地向外发展；（三）发展党，建立政权，肃清反革命。毛泽东参加了对各项决议案的讨论，并进行具体指导，但中途病倒了。大会通过的由邓子恢起草、毛泽东修改的《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规定了闽西党在目前的总路线是“坚决地领导群众，为实现闽西工农政权的割据而奋斗”，提出了为实现总路线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这次会议的突出贡献，是在毛泽东的指导和帮助下，制定并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在总结闽西土地斗争经验基础上规定的土地政策，同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相比较有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一）区别对待地主和富农，只没收富农多余的土地，不过分“打击富农”，“集中攻击目标于地主”；（二）分配土地实行“抽多补少”的原则；（三）对在乡地主家属“酌量分与田地”，给以生活出路。

7月29日　出席在蛟洋召开的中共红四军前委紧急会议，同从连城新泉赶来的朱德、陈毅等商讨应敌计划。会议分析了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对闽西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会剿”的形势。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敌人内部有矛盾，他们各自为政，所谓“会剿”，实际是“会”而不“剿”，“剿”而不“会”。对于敌人的“会剿”，我们不能硬拼，应该采取比较灵活机动的战术，敌人打过来，我们就缩小目标，转移敌人视线，分散敌人的力量。敌人一走，我们再打过去。根据赣军李文彬部进占长汀县河田、闽军张贞部开抵龙岩县适中的紧急情况，会议在讨论如何粉碎敌人“会剿”计划时，有人主张集中兵力在闽西奋斗，有人主张打出去，总部以为在闽西没有多大办法，决定打出去，出击闽中。会议确定：二、三两纵队同军部是夜到龙岩、白砂集中，一纵队在回龙一带因赶不上，并决定在闽西同四纵队共守闽西，相机打出去。会议根据中央四月来信提出的“中央希望前委能派一得力同志暂时离开那里，来中央报告与讨论一切问题之后，再回到你们那里工作”的意见，决定陈毅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前委书记由朱德代理。毛泽东表示赞同陈毅向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会后，陈毅到厦门向福建省委汇报工作，接着转赴上海代表红四军前委向中央汇报工作并参加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朱德率第二、第三纵队向闽中出击；毛泽东因疟疾病重，先后到上杭县苏家坡、大洋坝和永定县牛牯扑、合溪等地农村养病，同时指导闽西军民的反“会剿”斗争和指导当地开展土地革命。

8月上旬　由上杭县的苏家坡抵达大洋坝，参加当地人民为纪念八一南昌起义两周年举行的军民示威大会，并会见红军领导干部和当地党政负责人，听取关于土地革命进展情况的汇报。对红四军第一纵队部分干部说：农民分了土地，你们部队要保护群众收到谷子，这样我们就站稳脚跟了。随后，前往永定县农村养病。

8月1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红四军七大文件及毛泽东六月十四日给林彪的复信等。周恩来介绍红四军前委所送文件说：他们的问题是有政治意义的。他们的大会对每个问题都有简单的回答，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刘安恭有一信将他们分成两派，许多是不合事实的，在故意造成派别。会议认为，现在红四军情况不完全清楚，待陈毅到后再作全面答复。会议决定：先给红四军一信，要他们努力同敌人斗争，军委可暂不设立，军事指挥由军长、党代表管理，调刘安恭回中央。

8月18日　中共红四军前委写信向闽西特委通报，第二、第三纵队计划渡乌龙江向赣、浙、皖边界游击。闽西特委见信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致信红四军前委说：“过了乌龙江则敌消息灵通，运输便利，更有受大军包围危险”，“建议前委再调四军回闽西”。这时红四军第二、第三纵队在闽中遇到很大困难，见到闽西特委信后，乃决定返回闽西。

8月21日　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出指示信，对中共红四军七大提出批评。指示信认为红四军七大侧重于解决内部纠纷是不正确的，“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和“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的派别斗争”是错误的。指示信肯定地方武装与红军同时扩大和暂不设红四军军委是正确的；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红军的游击，更充分负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设苏维埃政权的使命”；指出红军中的党，“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事事“要拿到支部中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提出“红军中政治工作及宣传队组织（或如你们所称‘宣传兵’）是红军政治生命”。还指出，刘安恭应“调来中央”[9]。

8月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李立三在谈他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党内问题汇报的情况时，说：毛泽东“在政治上强”、“在政治上比较正确”，对于争论“能从政治上来说明一切问题”。

8月29日　陈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红四军党内问题的详细报告。会议决定，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组成委员会，提出决议[10]，由政治局讨论通过。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

8、9月间　达到闽西著名的永定金丰大山，住在只有十来户人家的牛牯扑一个小竹寮里。在这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里，除了服药治病，大量时间是读书看报，批阅战场上送来的情报、查看军事地图、拟制作战方案等。这个竹寮，既像是战地指挥所，又像是文房书室，毛泽东亲笔在一块木板上题写“饶丰书房”，把它挂在门口。这期间，红四军第一、第四纵队，在毛泽东和闽西特委指导下，在上杭、永定、龙岩三县分兵游击，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并以有限的兵力，与苏区群众密切配合，有力地牵制和打击了“会剿”之敌。粤军陈维远[11]部三个团占据永定湖雷一个多月里，在第一纵队和地方武装的袭扰下，不敢搜山，还死伤了很多人。第四纵队从上杭北区发展到连城南之新泉、汀州南之涂坊，对敌不断地骚扰，使赣军金汉鼎部始终收缩在汀州、连城，不敢向前推进。

9月上旬　朱德率红四军第二、第三纵队抵达上杭白砂，同第一、第四纵队会合。由于红四军分兵从内外线牵制和打击敌人，时局发生变化以及敌人内部矛盾重重，进犯闽西的粤、赣国民党军纷纷撤回本省，对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遂告破产。

9月下旬　红四军攻克上杭县城后，由朱德主持在上杭太忠庙召开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会前毛泽东收到开会通知，他回信说：我不能够随便回来。后来大会采纳很多代表的意见，致信希望他务必到会并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当时毛泽东正发作疟疾，坐担架赴会，但赶到时会已开完。大家见他身体虚弱，浑身浮肿，让他继续养病。

9月28日　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出指示信（即“九月来信”）。这封信是陈毅根据中共中央会议精神和李立三、周恩来的多次谈话，代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信中肯定红四军建立以来的成绩和经验，对红四军工作任务作了一系列明确的指示。指出：从你们过去的艰苦经验中就可以证明，“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指明“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提出“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强调对于红军中的种种错误观念，“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指示信对红四军党的七大及前委扩大会处置的缺点提出批评：“红军是生长在与敌人肉搏中的，他的精神主要的应是对付敌人。前委对于朱、毛两同志问题，没有引导群众注意对外斗争，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前委自己铸成这个错误，这是第一点。第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别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这是第二个缺点。第三，这次扩大会及代表大会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极端民主化的发展。第四，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的责任之重要，公开提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使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发生影响。再则一般同志对朱、毛的批评大半是一些唯心的推测，没有从政治上去检查他们的错误，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只有使纠纷加重。”指示信明确指出：“前委应立即负责挽回上面的一些错误：第一，应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斗争，实现红军所负的任务；第二，前委要加强指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的斗争；第三，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第四，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经过前委会议，朱、毛两同志诚恳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10月上旬　到永定县合溪养病。指导中共合溪区委和永定县委的工作，对于区委同上级来往的文件、报告，以及发到各乡的指示决定，进行审阅，提出意见或加以修改。每天向合溪邮局借阅当日的各种报刊，从中了解敌人的动态，作为分析形势和制定方针的依据。从八月中旬到十月上旬，毛泽东在永定县农村养病期间，常带病作调查研究，同基层干部和群众座谈，了解革命斗争深入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指导永定县委开展土地革命。

10月10日前后　从永定合溪由地方武装用担架护送到上杭县城，同朱德等红四军领导人会合。由于永定农村缺医少药，疟疾一直未治愈，住在临江楼继续休养。当时找到上杭一名西医治疗，经过十多天，病就好转了。这期间，抱病会见了中共上杭县委书记谭震林和地方武装的负责同志，对上杭县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作了明确的指示。

秋　在红四军攻占上杭之后，有感于闽西工农武装割据的一片大好形势，填词《清平乐•蒋桂战争》一首：“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10月11日　农历重阳节，当时临江楼庭院中黄菊盛开，汀江两岸霜花一片，触景生情，填词《采桑子•重阳》一首：“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10月18日　中共红四军前委接受中央关于利用两广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进军粤东东江地区，开拓新局面的指示，给福建省委并中央写报告表示，红四军立即调三个纵队向东江出击，并说：“毛同志久病，现虽起床，尚不能行走，此次去东江，尚不能出发”。次日，红四军主力分三路开始向东江地区进军。

10月21日　中共闽西特委获知赣军金汉鼎部一个团正在逼近上杭城，决定特委以及各机关和伤病员，于当天晚上至次日凌晨全部离城转移。毛泽东随邓子恢率领的特委机关撤出，前往特委驻地上杭县苏家坡继续休养。在苏家坡的一个多月里，毛泽东虽身体尚弱，但已渐渐能行走，常到溪边幽径散步。随着体质增强，贪婪地阅读当时所能找到的书籍，有一本《模范英语读本》，天天朗读一段课文。在这里，继续指导闽西特委的工作。为了帮助特委制定各项方针政策，不辞辛劳，深入群众，作了大量调查工作。对特委举办的闽西干部训练班十分关心，经常询问训练班的学习情况，并专门给学员结合实际讲授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以提高地方党政干部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当了解到苏家坡全村无人读过书的情况，建议特委创办了一所“平民小学”，在开学那天给孩子们讲了一课，启发大家为翻身求解放而努力学好文化。

10月22日　陈毅携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由上海回到正在东江松源的红四军前委机关，立即向前委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精神。随后，陈毅派专人把中央九月来信送往上杭苏家坡给毛泽东，并附信转达中央指示，请他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

10月31日　红四军进攻梅县失利。随后，中共红四军前委根据两广军阀战争结束，敌人正向东江地区增兵包围红军的形势，决定撤出东江，返回闽西。

11月上旬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指导中共闽西特委先后发出了第十三、十四、十五号通告，总结中共闽西一大召开三个多月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正确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提出了扩大红色区域、统一群众武装斗争、建立代表会制度、解决苏区经济问题、培养训练干部等正确的决策，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其中《中共闽西特委通告第十三号》提出：“加强创造干部人才，从斗争中，从支部生活中，提拔积极分子加紧训练，经常开办训练班，由下而上地一批一批地造成党和群众工作的干部人才出来，这样才能应付日益发展的斗争局面”。

11月18日　红四军抵达上杭县官庄。前委召开会议决定，扩大闽西赤色区域，建立闽西红色政权。朱德、陈毅致信在上杭苏家坡休养的毛泽东，请他立即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

11月23日　红四军攻占长汀城。中共红四军前委决定，促请毛泽东速回主持工作，并派部队接他回红四军。

11月26日　偕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组织部长谢汉秋从上杭蛟洋抵达长汀，同朱德、陈毅会合，表示遵照中央指示回前委工作。随后，重新担任中共红四军前委书记。一病数月，这时身体正在恢复，约略可以随军行动。

11月28日　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谢汉秋和东江特委代表也先后到会。会议除同意前委官庄会议决议外，深入地分析了红四军的一般情况，认为红四军此时不加以整顿和训练，必定难以执行党的政策，遂决定红四军进行整训。会议还规定十二月份的工作主要是：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纠正红四军党内各种错误倾向。

同日　致信中共中央，报告自己回红四军的情况和目前的工作计划：“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书名另寄来）”。“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

同日　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说：“多久不和你通讯了，陈毅同志来才知道你的情形。我大病三个月，现虽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元。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信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能抽暇写信指导尤幸”。“独秀近来行动真岂有此理，中央的驳议文件已经到此[12]，我们当普遍地宣传”。

11月底　和朱德、陈毅在长汀城召开工人座谈会，征求他们对红军的意见，并对来自各行业的工人代表发表讲话说，现在红军里面的工人太少了，希望大家回去动员工人参加红军。

12月3日　当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对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会剿”、赣军金汉鼎部由赣入闽向长汀袭来时，同朱德、陈毅率第一、第二、第三纵队撤离长汀开往连城新泉，与第四纵队会合。在这里，同朱德、陈毅领导红四军进行了十天左右的政治和军事整训。这期间，召开由支队、大队的干部和士兵代表参加的各种调查会，对红四军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及其表现进行调查。调查会采取讨论的形式，启发大家就会上提出的问题进行研究，并参加大家的讨论，引导大家统一到正确的思想上来。通过这些调查，为中共红四军九大的召开作了初步准备。

12月中旬　和朱德、陈毅率红四军开赴上杭县古田村，继续为召开中共红四军九大作准备。在红四军前委召开的各级党代表联席会议上，毛泽东列举大量事实说明红四军党内存在着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等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鼓励大家充分发表意见，揭发和批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指导各提案小组经过十多天讨论，研究各种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的根源、危害以及纠正的方法，写出各个提案的草案。同时，他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特别是对红四军实际情况的深入调查研究，起草了长达三万字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八个决议案，为大会完成了准备工作。

12月28日、29日　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召开。会上，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中央九月来信以及中央关于开除取消派陈独秀等党籍的决议案。会议讨论了中央的指示，总结了红四军前委工作的经验教训，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案（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又称《古田会议决议》）。决议的主要内容包括：（一）规定红军的性质和任务。决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决议批判了不重视根据地建设的流寇思想和不愿做群众工作的错误倾向。（二）肯定党对红军的领导原则。决议强调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党的建设，还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指出要在红军中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决议批判了极端民主化思想和非组织观点等错误倾向。（三）明确军事和政治的关系。决议指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决议批判了“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和“司令部对外”以及把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的单纯军事观点。（四）强调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决议指出，红军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最迫切的问题是教育的问题，要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决议对各种错误思想的表现、根源作了分析，指明了纠正的方法。（五）确立红军处理军内关系、军民关系和瓦解敌军的原则。决议指出，红军官兵平等，官长应爱护士兵，保障士兵的民主权利，纠正打骂士兵等旧军队的管教方法，士兵要尊重官长，自觉接受管理，遵守纪律。决议重申红军必须遵守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的规定，坚持军民团结。决议规定，优待俘虏兵，不准没收他们个人的财物，有伤给予医治，不愿当红军的发给路费释放。（六）规定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决议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实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七）论述红军政治工作的作风和方法。决议指出，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要注意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这个决议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成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是红军（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同时，这个决议为整个党的建设确立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也是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古田会议决议的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编入《毛泽东选集》。

大会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等十一人为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前委书记。

[1]以中共红军第4军委员会署名的《共产党宣言》，根据中共六大精神宣布了民主革命十大政纲，如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没收外国资本；统一中国；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田地，分给无田及少田的农民等。

[2]中共湘赣特委联席会议决定，万一井冈山被敌冲破，红军第5军突围与红军第4军取得联络。

[3]时隔不久，纵队长改称纵队司令。

[4]蒋桂战争，指蒋介石派与李宗仁派之间于1929年三四月间发生的军阀战争。

[5]张贞，当时任国民党军暂编第1师师长。

[6]1941年出版的毛泽东《农村调查》一书中，作者为《兴国土地法》写了一个按语，指出：“这是前一个土地法制定后第四个月，红军从井冈山到赣南之兴国发布的，内容有一点重要的变更，就是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这是一个原则的改正。但其余各点均未改变，这些是到了一九三〇年才改变的。”

[7]陈国辉，当时任国民党军福建省防军暂编第1混成旅旅长。

[8]卢新铭，当时任国民党福建省防军暂编第2混成旅旅长。

[9]刘安恭于1929年10月红军第4军主力出击广东东江的途中，在大埔县虎市牺牲。

[10]指三人委员会提出的由陈毅执笔的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稿。

[11]陈维远，当时任国民党军粤军第3师第7旅旅长。

[12]陈独秀1929年8月5日致信中共中央常委，称中共中央“始终不认识革命失败与资产阶级之胜利，始终不认识现在是列宁所谓‘革命二个波间过渡期’”，对“革命高潮过分的估量与宣传”，“在政治上工作上组织上一贯的错误路线”，等等，并将此信私下传播。10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指出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对于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陷入取消主义的观点，完全背离了六大与中央关于目前革命的根本策略，同时违背党的组织原则，进行分裂党的小组织活动，是党所不能宽恕的破坏党的行为。

1930年　三十七岁

1月初　鉴于红四军给养已发生困难，中共红四军前委决定：朱德率第一、第三、第四纵队到连城筹款，毛泽东率第二纵队暂留古田策应和处理善后工作。与此同时，毛泽东从古田到蛟洋红军医院探望伤病员，请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在红四军离开当地后妥善安置这批伤病员。

1月5日　朱德率红四军第一、第三、第四纵队从古田抵达连城，筹款以解决粮饷问题。毛泽东指挥第二纵队开往龙岩县小池，打击前来“会剿”的闽敌刘和鼎之第五十六师先头部队，以掩护红四军主力转移。第二纵队完成阻击任务后，返回古田。

同日　在古田给第一纵队司令林彪写回信，以党内通信形式印发给部队干部，对广大指战员进行形势与任务的教育。毛泽东在这封信中对国际国内的基本矛盾作了科学的分析，说明了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道理；批评了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指出那种不从中国实际出发、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的错误，论述想在全国范围内“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从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个事实出发，提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指明“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并强调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毛泽东这封信总结两年多的革命实践经验，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基本上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这封信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月6日　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寄出报告，汇报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的工作：（1）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接受中央指示，作出反对机会主义及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2）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3）纠正红四军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军内部的封建残余制度（如废止肉刑，禁止枪毙逃兵等）。报告还总结了红四军出击广东东江损失兵力三分之一的经验教训。

1月7日　率第二纵队从古田出发，经龙岩县的上车、梅林进入连城。然后，经永安、归化（今明溪）、清流等县境，于一月中旬到达闽赣交界的武夷山下。

同日　朱德获悉长汀和上杭的敌军进入连城县境，隔断第一、第三、第四纵队同第二纵队的联系，决定率部离开闽西进入江西，引诱“会剿”军金汉鼎[1]部离闽回赣，使敌人的“三省会剿”宣告破产。

1月上旬　接到中共闽西特委来信，要求红四军留下一个纵队在闽西游击，帮助地方消灭敌人，巩固刚建立的红色政权。毛泽东对送信人说，敌军是跟着我们走的，不会停留在闽西跟你们走。他当即写了八个字：“离开闽西，巩固闽西。”毛泽东的意见增强了闽西特委负责人保卫闽西红色区域的信心。

1月10日前后　在行军途中接到黄公略报告赣西南红军发展情况的信，立即召开前委会议研究决定，成立红军第六军，调陈毅、宋裕和前去协助黄公略做筹备工作。

1月20日　率领第二纵队到江西广昌县赤水，击溃反动武装靖卫团，活捉伪县长。当时获悉第一、第三、第四纵队正在江西宁都县的东韶。

1月24日　率第二纵队经宁都的洛口到东韶，同先到数天的朱德所率红四军主力会合。

1月下旬　在东韶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根据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军阀战争即将爆发、广东广西军阀混战仍然相持和革命时局展开的情况，讨论红四军的行动部署问题，要求进一步贯彻执行古田会议决议。会后，同朱德部署红四军十五天的短距离分兵：第一纵队直取乐安；第三纵队由藤田占领永丰；第四纵队同宁都赤卫队及二十五纵队在宁都布置南路工作，帮助宁都县委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解决宁都土地改革问题，同时对付赣敌金汉鼎部；第二纵队进驻藤田，沿途分兵打土豪。毛泽东随红四军司令部一同抵达藤田。

1月　和朱德一起指挥红四军打破闽、粤、赣三省敌军对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会剿”，并连克江西的宁都、乐安、永丰等县。三十日（农历正月初一），将由闽西进入赣南的一路情景吟成一首词《如梦令•元旦[2]》：“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2月1日　中共中央就红四军行动问题复信广东省委。信中说：红四军攻梅县的失败，在政治上的损失确比军事上的损失大，原因自当归咎于四军内部党和政治工作的破产。“润之来信很积极，发展方向他们亦接受中央指示，只是声明目前环境所限恐须先在闽西深入”。信中还说：“润之现已复职，中心的政治领导亦已确立，此稍可使中央放心”。

2月初　在永丰县藤田，从赣西特委来人的报告得知，赣西特委受到右倾思想的干扰，致使“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各项中心工作都因此停顿”。依据中共中央第六十号通告关于反对军阀战争和要求红军进攻主要城市的精神，红四军前委就当前革命形势与任务问题致信赣西、赣南特委和红五军、红六军[3]军委，提出召开联席会议。毛泽东等三人组成红四军前委代表团到赣西特委驻地吉安陂头，同赣西特委商定联席会议于二月七日在陂头召开。毛泽东同曾山、刘士奇等开始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

2月6日—9日　在吉安陂头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赣南特委代表团因会议提前举行，未能赶上参加）和红军第五军、第六军军委联席会议（称陂头会议，也称“二七”会议）。会上，毛泽东作关于政治形势和今后任务的报告。会议分析了以江西为中心的闽、粤、浙、赣、湘五省武装斗争形势，讨论了扩大苏维埃区域、深入土地革命、发展工农武装等问题。会议认为，江西反动派内部矛盾加剧，赣西南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江西有“首先胜利夺取全省政权之可能”。会议确定赣西南党的主要任务是：扩大苏维埃区域、深入土地革命和扩大工农武装。会议批评了赣西南地区迟迟不分配土地和按劳动力、耕作能力分配土地的不利于贫农而利于富农的右倾错误，肯定了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办法，通过的《土地法》规定“分田以抽多补少为原则”，“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会议决定：集中红军第四、五、六军，夺取江西全省政权，第一步先打吉安；打吉安的第一步是占领与吉安为犄角的吉水、安福、泰和等县；由红四军担任攻取吉水。为了统一领导红军和地方党组织，将红四军前委扩大其任务，成为领导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和赣西南、闽西、粤东江革命根据地的中共共同前敌委员会；红四军另成立军委，调潘心源任军委书记（未到任，由熊寿祺代理）。共同前委由十七人组成，毛泽东、朱德、曾山、刘士奇、潘心源为常委，彭德怀、黄公略为候补常委，毛泽东任书记。会议将赣西特委（在这以前湘赣边特委已并入赣西特委）、赣南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刘士奇任书记；还决定成立红军第六分校，朱德任校长，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2月14日　“二七”会议主席团毛泽东、曾山、刘士奇署名发布《关于占领吉安建立江西苏维埃政府》的通告。通告对红军第四、五、六军作出行动部署。

2月15日　为贯彻“二七”会议精神，在赣县召开赣南工作会议。在会上作革命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会议讨论了赣南工作，批评土地革命没有开展起来等右倾错误，明确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工农政权，分配土地，扩大武装。

2月中旬　国民党军调集七个旅十二个团，以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指挥，开始对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进行“会剿”。当时，金汉鼎部占领宁都，朱耀华旅进到乐安，戴岳旅进到南丰、乐安之间，成光耀旅驻守吉安；从湖北调来的唐云山旅[4]侵占永丰、乐安后，即向吉安的东固地区搜索前进。

同旬　和朱德指挥红四军开到水南，进到中鹄区施家边，准备攻取吉水。因“会剿”敌军前锋已到永丰，从战略上考虑，红四军不宜在白区挺进，遂决定不打吉水，采取“诱敌深入到赤色区域同他作战”的原则，利用苏区的有利条件，求歼孤军向苏区冒进的唐云山旅。随即指挥红四军折回富田休息和训练，准备歼灭来犯之敌。

2月24日—26日　同朱德指挥红四军和红六军一个纵队在吉水县水南、吉安县值夏一带，给贸然单独进犯苏区而兵力分散的唐云山旅以歼灭性打击，击伤旅长唐云山，抓住一个团长、两个副团长，取得俘敌一千六百余人、缴枪两千余支的胜利。

2月26日　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第七十号通告，把准备武装起义、建立全国政权定为全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决定红军“在战略与战术上必须向着交通要道中心城市发展”；指责“朱毛与鄂西的红军中还保存有过去躲避和分散的观念”；强调“苏维埃区域的扩大亦必须以组织地方暴动建立城市领导来打破过去苏维埃政权躲避乡村或将苏维埃秘密起来之种种取消和保守倾向”；提出“扩大红军的总策略是要建立在集中农民武装，扩大红军向着中心城市发展，以与工人斗争汇合”。

2月27日　出席在吉安县值夏举行的有红军、地方武装和革命群众参加的祝捷大会。在会上讲话，号召赣西南人民发展游击战争，巩固与扩大革命根据地，建立与巩固苏维埃政权。

2月　因红军第四、第五、第六军均缺干部，共同前委决定创办随军的红军学校，招收学员六百人，由毛泽东任校长。

同月　行军途中，在“马背上哼成”了《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词一首：“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

3月上旬　和朱德部署红四军和红六军第二纵队在吉水县水南一带做群众工作。在水南主持召开中共共同前委和赣西南特委联席会议。与会者经过讨论认为，红军向北、向西发展都受敌军阻拦，只能向东或向南发展，应当改变进攻吉安、夺取江西全省的计划。会议决定，红军向东发展，由江西广昌进驻福建建宁。

3月10日　和朱德率红四军和红六军第二纵队到达东固。获悉兴国无敌军驻扎，随后，又率部南下兴国。

同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要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向江西发展”，并批评“他们的兜圈子主义”。

3月11日—14日　在兴国召集中共县委负责人会议，对支援前线、扩大红军和土地革命等问题作指示。指导召开兴国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兴国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兴国苏维埃政府土地法》。获悉驻赣州敌军金汉鼎部开赴福建打卢兴邦[5]，同朱德决定，乘虚袭击赣州。

3月15日　中共赣西南特委在富田召开赣西南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会后成立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十八日，中共闽西特委在龙岩召开闽西六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这标志着当时红军最大的战略区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3月16日　当红四军一部急行军三天到达赣州城郊时，方知金汉鼎部第七十团由万安返回赣州城，闭门扼守。红军当日从东、南、西三面发起猛攻，因地形不利和缺乏攻城武器而未能攻克。这时，毛泽东从兴国赶到赣州红军前沿阵地，观察研究敌我态势，认为难以攻下。中共共同前委研究决定，放弃进攻赣州计划，随即撤出战斗。

3月18日　在赣州城郊楼梯岭主持召开红军干部和地方干部会议，讨论当前形势和今后的行动计划，认为：吉安、吉水、永丰一线有敌军三个旅以上兵力，红军暂时不宜北进；赣南、闽西地区敌军兵力空虚，红军正好发展苏区，打通闽、粤、赣三省边界的联系。会议决定：分兵发动群众，扩大与巩固苏区。红四军以三个月为期，分路游击于赣南八县、粤东北七县、闽西五县。与此同时，红六军也以三个月为期，分兵于赣西南地区，扩大与巩固苏区；红五军第一步配合红六军在赣江上游工作，第二步返回湘鄂赣边，扩大湘东、鄂南、赣北的红色区域，使赣北与赣西的道路打通起来。

同日　中共共同前委发布关于分兵争取群众及工作路线的通告，总结了赣南、闽西“武装割据”的新经验，提出了“伴着发展”的工作路线[6]和“同时扩大同时深入”的工作方针。通告指出，“分兵游击的意义，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分配土地和建设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并强调“我们要反对绝对集中主义，同时也要反对绝对分兵主义”。所谓“伴着发展”，就是伴着原有红色区域发展，“波浪式地向前扩大”；所谓“同时扩大同时深入”，就是在一定时间，在指定区域内“集中精力扩大这地区”，同时在该区域做深入的工作。

3月19日　和朱德发布《第一次攻赣州的经验教训的训令》，指出这次未能攻克赣州的教训是：一、对敌情判断不确；二、没有预先观察地形；三、事先无充分准备；四、上下决心不一致；五、战场报告不确实；六、不按时发动总攻；七、一部分指挥官指挥不当。训令要求各部自行召集军官会议讨论总结，批评缺点错误，并将情况报告军部。

3月20日　和朱德率红四军第一、二、四纵队到达南康县唐江镇，并派第三纵队护送伤兵到于都。二十一日，和朱德发布红四军军部关于整顿军风纪的训令，提出“务望各官兵一体遵照三条纪律六大注意[7]，使红军精神及主旨深入于一般群众”，申明“凡违反军风军纪者，无论大小必于查究”。

3月23日　和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攻克南康县城。二十五日，攻克大余县城。四月三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对红四军的行动提出指责：“报载你们渐向大余、信丰进展”，“与全国革命形势和党的总任务是相背驰的”。

3月27日　在大余县城，先后召开南康、信丰、南雄等县共产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以及南康、信丰、大余、崇义、上犹、南雄等县共产党活动分子会议，就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作具体指示。三月底，指导召开河西第一次党的代表会，帮助成立河西行动委员会，同时从红四军中拨枪支组织第二十六纵队，建立起一个红色区域。

3月29日　和朱德发布红四军司令部命令，申令各部队官兵要爱惜公物，私购被服公家概不认账。

同日　和朱德发布红四军司令部训令，规定对官兵要有考绩调查，指出这是为了使官佐调用适宜，能将士兵中勇敢进步比较有能力的提升任用，使全体官兵的教育训练都能够在比较有计划的推动之下得到良好的效果。当天，还和朱德发布红四军司令部关于征募新兵教育问题的训令、关于加强体力与提高射击技术的训令。

4月1日　趁军阀混战、广东空虚之机，同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向广东南雄进发，打通粤、赣边境。跨越梅岭关，指挥红军打败广东军阀的两个营，俘虏数百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乘胜攻克南雄县城。接着，红四军各部队深入贯彻古田会议关于废止肉刑问题的决议，公布不枪毙逃兵制度以及可以准假回家的办法，深受广大战士的拥护。

4月2日　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上发表《怎样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的条件》一文，提出“加紧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已成为党的目前的总战略”；指责“想‘以乡村来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中心城市’都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

4月3日　中共中央致信红四军前委，指出：全国革命形势走向高潮，“猛烈地扩大红军与坚决地向中心城市发展，是红军当前最主要的任务”；“目前先胜利的前途，最显著的区域是湘、鄂、赣省，而以武汉为中心”，红四军“应该成为争取湘、鄂、赣先胜利的主要力量”。信中要求红四军同红三军[8]联系，坚决向赣江下游发展，取得九江以保障武汉的胜利。

4月上旬　在广东南雄领导红四军第一、二、四纵队发动群众，筹措给养。在城内筹款实行保护中小商人的新政策，对有二千元以下资本的商人不筹款，对有二千元以上的按累进比例征收。对于土豪不是筹款，而是罚款。筹款之后，张贴布告，宣布红军筹款方法和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这样做为一般的中小商人所接受。

4月10日　和朱德指挥红四军主力和地方武装，攻占信丰县城，歼敌一千七百余人。

4月11日　出席庆祝信丰解放的群众大会并讲话。稍后，同朱德召开第一、二、四纵队司令和纵队党代表会议，决定向安远、寻乌推进。

4月15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军事工作计划大纲，指出：当前我们关于红军的策略是坚决地进攻，要冲破“保守观念”，纠正“右倾危险”，“积极地向中心城市交通区域发展”。大纲要求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转变路线，猛烈地扩大，急进地向外发展”，并“领导第三军，协同动作向着赣江下游夺取吉安、南昌、九江”，以争取武汉及邻近数省的首先胜利。

4月17日—20日　和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从信丰县新田圩出发，经安远县境进驻会昌县城。会见于都县盘古山矿工和靖石农民三百余人，听取他们的汇报，指示他们成立以盘古山矿工为主力的红二十二纵队，并给他们派军事干部，拨发枪支弹药。

4月24日　中共中央致信红四军前委并转红三、四、五军总前委，提出：革命形势“突飞猛进”，只有总前委的集中指导是不够的，应当立即成立红三、四、五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以统一军事行动计划；第六军应按中央统一规定改为第三军。来信指定毛泽东必须出席即将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

4月下旬　和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到达会昌县筠门岭。同意红四军政治部发布贯彻古田会议精神的《宣传员工作纲要》。这个纲要特别规定，“每一宣传员出发工作时，要注意当地的社会调查”，“每一宣传员要随时注意调查土豪及一切反动分子的情况，迅速报告保卫科设法处置”。在会昌筠门岭召集染布、木工、缝衣、刨烟、理发等手工业工人代表开座谈会，调查了解手工业工人生产和生活情况；并号召他们成立赤卫队，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

同旬　和朱德部署红四军一部和寻乌地方革命武装红五十团，歼灭寻乌县澄江的地主反动武装，俘敌千余人。

5月2日　红四军攻克寻乌。四日，毛泽东以中共红四军前委名义致信安远、于都、会昌、赣县四县边界特委，提出对流氓的方针和策略：既要积极争取他们，把他们的力量用于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又要防止他们的消极因素，在红军赤卫队及苏维埃中不能占多数、居于领导地位。

5月6日　听取中共寻乌县委负责人汇报，指示召开寻乌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寻乌县苏维埃政府。

5月上旬　同朱德部署红四军第一、二、四纵队在安远、寻乌及广东平远发动群众、筹措给养、扩大工农武装。并在东门坝会见红四军宣传队员，要他们每到一地，到群众中作调查，向群众作宣传，帮助群众组织起来。

5月中旬　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全国红军代表会议，讨论红军的战略战术、党的工作、政治工作、政治委员制度、士兵委员会等，并决定各地红军分别集中合编为军团。毛泽东因不能离开红四军，前委派四军军委代理书记熊寿祺出席会议。熊寿祺在会上作了《红军第四军状况》的报告。这次会议对红军的建设、战略转变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有错误的提法，如“红军革命的战争只有进攻，无所谓退守”；“过去在游击战争中获得的所谓‘敌进我退’，‘敌退我追’的经验一般不适用”；“要纠正上山主义，边境割据的残余”。

5月20日—23日　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毛泽东、朱德等缺席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会议讨论了红军的组织和苏区建设问题，通过《政治决议案》、《土地暂行法》等文件。会议提出无条件地扩大红军，继续宣传土地国有等主张，认为目前苏区的“主要危险是右倾保守观念和富农路线”。

5月　利用红军分兵发动群众的机会，在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协助下进行寻乌社会调查，接连开了十多天调查会，作了他当时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查。后来整理成《寻乌调查》，共五章三十九节，八万多字。这个调查，对寻乌县的地理交通、经济、政治、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全面系统而详细的考察分析。不仅调查了农村，还调查了城镇，尤其调查了城镇的商业和手工业状况及其历史发展过程和特点。通过寻乌调查，毛泽东懂得了城市商业情况，掌握了分配土地的各种情况，为制定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政策，为确立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原则，提供了实际依据。关于这次调查，毛泽东后来（一九三一年二月二日在宁都县的小布）说：寻乌调查，是陂头会议之后，汀州会议之前，“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又说：“这个调查有个大缺点，就是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还有在‘旧有土地分配’上面，没有把富农、中农、贫农的土地分开来讲。”

同月　写《调查工作》一文。这是毛泽东多年调查研究活动的理论总结。这篇文章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口号，倡导到社会群众中去召开调查会，指明“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是解决问题”；阐述社会经济调查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批评党内和红军中存在的从“本本”出发的教条主义思想，提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强调“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提倡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强调必须把上级所作的决议、指示同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起来，批评理论脱离实际的作风，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科学论断。这篇文章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一日，毛泽东将这篇文章印发给他在广州召集的一次会议，并写了以下说明：“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时，题为《反对本本主义》，后来又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版。

同月　和朱德在寻乌马蹄冈召开红四军第一、二、四纵队大队以上干部会议，总结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的经验，提出革命军队管理教育的七条原则：（1）干部要处处以身作则，做战士的表率；（2）干部要深入群众，要群众化；（3）干部要时刻关心战士，体贴战士；（4）干部要学会发动战士自己教育自己、管理自己；（5）说服教育重于惩罚；（6）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7）赏罚要分明。

同月　国民党军阀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爆发，双方投入的总兵力共一百余万，战期近半年，给革命势力的发展造成有利条件。

6月上旬　和朱德率领红四军从寻乌出发，经闽西武平到上杭，在官庄击溃赣敌金汉鼎部一个旅。部署红四军在闽西分兵发动群众，随后到才溪作社会调查。召开区乡工作人员和耕田队长会议，号召群众组织起来搞生产，要求把耕田队改为互助组；教育区、乡工作人员依据群众自愿入股原则，创办出售油、盐、布匹和收购土特产的合作社，以促进物资交流，解决农民生活的必需品。

6月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草案内容的报告，强调在中心城市暴动，认为爆发革命高潮有最大可能的地方是上海或武汉，同时指责毛泽东是妨碍“猛烈扩大红军”的代表人物。李立三说：“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个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同志，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他对红军的发展，仍是保持游击战争的观念。”“游击战术是不适合于现代的需要”，“现在则是需要夺取中心城市，向敌人主力进攻，向交通中心发展，所以红军应当扩大充实”。

同日　中共中央军委南方办事处就红四军行动致信红四军前委，信中指出：“中央坚决地要四军向长江流域的路线发展，将四军的政治影响扩大，而且更帮助了长江各区域党的工作。四军接到这一指示信后，必须详细讨论，很快地执行这一策略。”

6月11日　李立三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由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这个决议对中国革命的形势、性质和任务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决议认为，“准备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目前战略的总方针”。决议强调指出：“争取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随后，李立三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还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并成立中央总行委。计划规定各地红军的任务为：赣西南、赣东北和闽西地区的红军“以主力侧击南浔路”，“取南昌，攻九江，夺取整个江西，以切断长江”；各路红军向武汉进迫，“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6月15日　中共中央致信红四军前委，提出“现在红军的任务，不是隐避于农村中作游击战争，它应当积极进攻，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批评毛泽东等“现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机会主义的错误”；认为红四军前委的“‘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论”是错误的。中央还指示前委：“你们应当深刻地了解自己的错误，按照中央的指示转变你们今后的路线”，“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

6月中旬、下旬　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会址先在长汀县南阳（今属上杭县），后移汀州城，因此称南阳会议，又称汀州会议。会议通过了经毛泽东审改的《富农问题》和《流氓问题》两个决议。《富农问题》决议中关于土地分配，除了肯定原来规定的“抽多补少”原则外，又增加了“抽肥补瘦”的原则。《流氓问题》决议制定了党对流氓的策略：“把流氓从统治阶级底下夺取过来，给以土地和工作，强迫其劳动，改变其社会条件，使之由流氓变为非流氓。”会议期间，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到会传达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的精神，以及中央关于整编红军的指示。涂振农在报告中，指出现时长江流域反动统治非常混乱，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就成了迫切的任务；要求红四军等进攻南昌、九江，“先打下吉安，作为进攻南昌、九江的根据地”；提出“在打吉安进攻南昌的口号之下，发动赣西南群众猛烈扩大红军”；指令将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在七月十日集中于兴国，改变了红四军原定向赣东游击、以进攻抚州为目标的计划。联席会议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将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整编为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中共红军第一路军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红一军团成立后，使赣南、闽西战略区的红军进入集中组织、统一指挥的新阶段，开始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

6月22日　总指挥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发布关于红一路军由闽西出发向江西集中的命令，指出：“各地工农运动高涨，时局大为开展”；“本路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设江西政权之任务，拟于七月五日以前全路军开赴广昌集中”。

6月28日　和朱德率领红一军团总部及直属部队等离开长汀，开始了向南昌的远征。途经广昌、瑞金，于七月九日绕到兴国。中央特派员涂振农随红一军团总部一同到达兴国。

7月11日　和朱德发布红一军团由兴国出发进攻樟树的命令，决定“进略樟树，窥袭南昌”，以引诱敌军邓英部“弃置吉安，退回与我野战，使赣西群众武装得以乘间占领吉安”。毛泽东、朱德出席在兴国县城北召开的主力红军誓师大会，组织地方武装，扩大红军。随后，在赣西南地区成立第二十、第二十二军，划归红一军团建制。第二十军军长为曾炳春，第二十二军军长为陈毅，各有两千余人。

7月12日　和朱德率领红一军团离开兴国，十四日到吉安的陂头。

7月14日　出席由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召集的红一军团前委和赣西南特委联席会议，讨论红一军团的行动方针问题。会议认为，吉安因敌军筑工事死守，硬攻会有很大伤亡，同时南昌、九江因敌军大部调去参加军阀混战，比较空虚，决定主力暂不攻吉安，向吉水、永丰、新干以至樟树进攻。

7月15日　和朱德率红一军团向吉水进发。涂振农离开红一军团暂留赣西南特委工作。二十日，和朱德率红一军团到达永丰县城。二十二日，红一军团各军到达麦㙦，和朱德发布攻击樟树的命令。

7月24日　和朱德指挥红一军团攻占樟树，歼灭国民党军第十八师一部。获悉第十八师一个旅守南昌，一个旅在抚州地区，一个旅有由新干渡江来樟树之势，遂同朱德召开军团干部会议，分析了南昌的敌情和四面临水的地势，认为敌人主力没有消灭，南昌难以攻入，主张改变原来中央要求攻占南昌的计划，并决定全军团西渡赣江，乘虚向南昌对岸前进。这样，以实际行动抵制了中央攻打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避免了强攻中心城市可能遭受的损失。

7月25日　在樟树和朱德发布红一军团渡河的训令，要求所属三个军在二十六日凌晨四点钟前全部由河东渡到河西。

7月29日　在高安和朱德发布进占南昌对岸牛行车站的命令，规定全军团于八一国际反帝示威节及中国之南昌暴动纪念日，进占南浔路以扩大政治影响，三十日，进至万寿宫、石子堎一带，相机进占牛行车站。

7月底　当红一军团决定不打南昌，而有部分干部主张执行中央指示打南昌时，同朱德决定派红十二军代军长罗炳辉带部队去侦察南昌敌情。

7月　在进军途中作《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9]：“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8月1日　和朱德认为打南昌没有把握，派罗炳辉率两个纵队攻击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城打枪示威，以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罗炳辉侦察回来，说南昌形势对我十分不利，敌人力量很强，固守很严，不好去打。因此，一军团部分主张执行中央攻占南昌计划的干部，接受了不打南昌的正确主张。本日，和朱德发布红一军团撤围南昌进至安义、奉新休整的命令。随后，和朱德率红一军团转向奉新、安义。十九日，毛泽东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对不打南昌作了说明：“若直进南昌，则敌人主力没有消灭且在我军后，南昌又四面皆水，于势不利，故乘虚渡河向南昌对岸前进，攻击牛行车站为目标，举行八一示威”。

8月3日　在奉新获悉湘军何键部[10]在湖南追击红三军团[11]，和朱德发布命令，令红一军团先取浏阳，进略长沙。

8月6日　在奉新城和朱德发布命令，令总部直属队与第三军随革命军事委员会于十日进驻宜丰城。七日，得悉红三军团已于七月二十七日进占长沙，随后撤出，决定红一军团继续西进，向红三军团靠拢。

8月10日　在宜丰和朱德发布红一军团命令，规定所属各军于十五日以前到达万载县城集中。

8月18日　同朱德率领红一军团总部直属队到万载县黄茅市（离湖南浏阳文家市三十里）。得知追击红三军团的何键部第三纵队四个团已进至湘赣交界的文家市、孙家塅一线，态势较为孤立。为援助红三军团和消灭敌人主力，和朱德发布红一军团进攻文家市的命令。

8月19日　在黄茅市以中共红一军团前委书记名义致信赣西南特委转闽西特委并转中央，报告红一军团北上经过和军事行动计划，提出“在此革命局面日益紧张的形势下，扩大红军是非常紧迫的一件事”，望特委将原来决定充实第一军团的三万人，在九月中旬至少要有一万人送到平江、浏阳。

8月20日　红一军团主力突然向文家市何键部第三纵队发起猛烈攻击，经过三个多小时激战，歼灭其三个团、一个营及一个机枪连，击毙纵队司令兼旅长戴斗垣，俘官兵一千多人，毙伤约一千人，缴获各种枪一千五百余支（挺）。这是红一军团建立后所取得的第一次大胜仗。

8月23日　和朱德率红一军团抵达浏阳永和市，同由平江长寿街南下的红三军团会合。两军团前委举行联席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统一军事指挥的指示，会议决定将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合编为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简称红一方面军，共三万余人），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成立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毛泽东任主席。随后，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讨论中央关于再攻长沙的指示和红一方面军的军事行动问题。毛泽东对中央的这个指示提出疑问，预计长沙不易打下。由于总前委多数人主张立即再打长沙，毛泽东和朱德同意先试一试。会议决定，再次进攻长沙。

8月24日　致信中共赣西南特委、闽西特委并转中央，报告红一军团在浏阳文家市作战的胜利，以及在永和市同第三军团的会合。指出浏阳之敌“被我军消灭了四分之一，尚有四分之三在进攻中，这是何键部队的主力，把这些东西消灭了湖南政权就到了手了”。要求赣西南预备军须在信到半月内选一万人到长沙，信到一月内再送二万人。望中央指示夺取武汉意见。

同日　晚，和朱德发布命令，令红一方面军分三路向长沙推进，消灭何键部队，进占长沙。

8月29日　国民党政府陆海空军总司令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在武汉召集的湘、鄂、赣三省“绥靖会议”结束。会议策划合力对湘、鄂、赣三省红军和苏区进行“围剿”，确定以军事为主，党务、政务密切配合，分别“围剿”各个苏区红军的总方针。

8月30日　获悉敌军企图袭击红军侧翼，同朱德发布命令，令红一方面军“先诱歼该出击之敌，然后乘胜进攻长沙”。次日，又令红一方面军“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胜攻入长沙”，并部署部队在夜间向敌军阵地佯攻，诱敌出击。

9月3日　红一方面军在长沙城南，对沿着猴子石出击的何键部两个旅，发起猛烈进攻，将敌军驱至湘江边上，击毙的和落水致死的七八百人，俘虏千余人。

9月10日　在诱歼敌军不能实现的情况下，鉴于红一方面军指战员攻城心切，有的领导干部也主张再攻长沙，同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强攻长沙的命令，定于当晚八时向敌人阵地进行总攻击。红军向敌军连续多次发起攻击，前仆后继，激战至十一日拂晓，仍未能突破敌军阵地。这次总攻，红一、三军团都遭受较大损失。

9月11日　在强攻长沙失利后，毛泽东主张撤围长沙。当时获悉驰援长沙的国民党军李宗仁、张发奎部已到湘潭，红一方面军总部立即开会决定红一方面军从长沙撤围。

9月12日　和朱德发布撤围长沙、进占萍乡、株洲等处待机的命令，第二次围攻长沙遂告结束。

9月13日　随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株洲。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初步总结红一方面军围攻长沙的经验教训。会议决定红一军团攻取吉安，红三军团略取峡江、新干，并先在萍乡、醴陵、攸县三县解决方面军的给养问题。

9月17日　在醴陵以中共红一军团前委书记名义给中央写报告。报告着重谈二打长沙问题，指出：“围困长沙十六天，大战数昼夜，战线延长三十余里。九月三日将敌之出击部队完全击溃，从此缩入战沟，不敢出来一步。到九月十日我军第二次总攻不得手，九月十二日始决议向萍醴[12]撤退。把敌军三十团以上的威风完全打落，使之不敢正眼看我红军，同时给全国以颇大影响，则是这一次战争的胜利。”并说：“这次战役是自有红军以来第一次大战，因此我军死伤也不小。”报告列举攻打长沙不克的原因为：敌军主力未能消灭在筑工事之前，敌退入城壕有余力守城；群众条件不具备，城内无工人、士兵暴动以为响应；红军的技术条件不具备，没有重炮、无线电等。报告强调指出，“没有群众条件是很难占领中心城市的，也是很难消灭敌人的”。

9月23日　和朱德在萍乡发布红一军团由萍乡出发向吉安前进的命令。

9月24日　和朱德率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抵安源。在安源期间，到红三军团驻地同领导干部谈话。召开军队干部和安源地方党干部联席会议，对安源工作作指示。出席安源群众的欢迎大会，号召安源工人农民参加红军。考察电厂、修理厂，下矿井和工人谈心。随即有一千多工人农民参加红军，其中有一百个矿工挑着一百担炸药参军，成立了红军第一个工兵连。

9月24日—28日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举行。会议由瞿秋白、周恩来主持，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指出李立三的错误，决定停止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行动，恢复党、团、工会的组织和正常工作，从而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毛泽东未出席会议，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这个会议的文件，直到十二月份才传到红一方面军党内。

9月27日　和朱德率领红一军团（缺十二军）由安源、萍乡两处向袁州（即宜春）前进。次日到达袁州。

9月28日　红一方面军全部到达袁州地区，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讨论红一方面军的军事行动问题。会议发生争论，毛泽东主张先打吉安，部分干部提出攻打南昌、九江。会议最后确定仍按原计划，红一军团打吉安，红三军团进攻樟树并担任警戒任务。

9月29日　在袁州和朱德发布命令，令红一军团于三十日向吉安前进。当晚，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到袁州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传达长江局再打长沙的指示，并带来八月二十九日《中央关于再度占领长沙的战略与策略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湘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动员毛泽东执行中央指示。经毛泽东的说服，周以栗放弃再打长沙的意见，同意先攻吉安的军事部署。

9月30日　在袁州再次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就周以栗的报告和红军行动问题进行讨论。会议经周以栗同意，决定不再打长沙，先打敌军力量比较弱的吉安。

同日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的《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根本问题》的报告中，向来自全国各地和将要派往各地的红军领导人，介绍“朱毛红军”的发展及现状，肯定了“朱毛红军”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指出“朱毛红军”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从游击战向带游击性的运动战转变，是战略性的转变，是完全正确的。

10月2日　和朱德率红一军团从分宜到吉水阜田，发布红一军团进攻吉安的命令。

10月4日　在赣西南十余万群众与地方武装配合下，和朱德指挥红一军团向吉安城发起总攻击。守城国民党军邓英[13]部及江西省警察大队等四团兵力潜逃，红一军团攻克赣西南重镇吉安城。随后，连续解放泰和、安福、吉水、峡江、新干、清江[14]等地，使赣西南根据地连成一片。

10月7日　出席在吉安城中山场召开的军民祝捷大会，并讲话。大会宣告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曾山、方志敏、陈正人、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五十三人为委员，曾山任主席。在大会上宣布《江西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布告》。布告指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代表江西劳苦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完成全省总暴动，争取江西首先胜利；驱逐帝国主义势力，收回九江庐山租界；消灭军阀制度；消灭一切反动派的武装，武装工农群众；完成全省土地没收与分配；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军阀官僚及反革命分子的工厂商店，凡是遵守苏维埃政府一切法令的私人资本，准许其自由经营商业；一切革命群众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当时还组成以李文林为负责人的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

10月13日　和朱德在吉安发布红一军团移师北向的命令，规定红一军团向袁水流域推进。

10月14日　在吉安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名义致信中共南方局转中央，报告攻克吉安的胜利和赣西南党组织状况等问题。信中指出：此次吉安暴动胜利，虽在军事上没有消灭敌人主力、缴获大批枪械，但政治上的收获却是不小。吉安暴动胜利，无疑是赣西南豪绅、军阀、国民党统治的最后消灭，赣西南地方暴动的完成，是江西全省首先胜利的开始，猛烈扩大红军的好时机。信中对赣西南党组织状况的汇报，反映出受到当时肃反扩大化的影响，其中说：近来赣西南党“呈一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为要“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进，决不能挽救这一危机”。此信还报告：红一军团于十月十八日可抵清江与红五军、红八军汇合，“即行占领南浔路进攻南昌，在那一带将有大规模的决战”。

10月15日　随红一方面军总部离吉安北上。

10月17日　和朱德率红一军团进抵峡江，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全体会议。会议讨论时局估量、行动问题、土地问题、资本问题，并均有决议。在讨论时局问题时，毛泽东提出：我们认为统治阶级的军阀混战，暂时决不能调和停顿，但也不会继续扩大到底。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能离开阶级立场来分析，以为军阀混战会扩大下去，继续到底，要知道阶级矛盾超过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联合的来进攻革命”。在讨论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方向时，毛泽东提出：不要继续攻打大城市，而要东渡赣江到革命根据地内部关门打狗。在敌强我弱和湘敌强赣敌弱的情况下，要避实就虚，以弱胜强。赣江西岸夹在湘江、赣江之间，机动范围小；赣江东岸则地跨闽、浙、赣边界，有大山，回旋余地大，在根据地内发动群众参加战争，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同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项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等九人组成苏区中央局，由项英、毛泽东、任弼时、朱德、彭德怀、贺龙、黄公略、叶剑英、邓中夏、曾中生、邓小平、刘伯承、周恩来、恽代英、李富春等二十五人组成苏区军委。

10月19日　鉴于军团和军的部分领导人坚持要进攻南昌，同朱德在峡江发布红一方面军命令，规定红一方面军先歼灭高安敌军戴岳旅，占领高安。部署红三军团于二十四日占领高安城，红一军团第四军协助歼敌。

同日　在峡江以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名义复信湘东特委，对总前委峡江会议关于时局估量等项决议，作简要说明。其中，关于土地问题，指出：“我们认为一定要彻底的平均分配，才是对的，只有执行没收一切平均分配，才能争取广大的贫农群众，才能彻底推翻封建剥削，才能保障社会主义胜利的前途”。关于资本问题，指出：“我们认为目前无条件地没收一切工厂商店是不对的，应该没收反革命的商店与军阀官僚资本的工厂商店，对于不是违反苏维埃劳动法的资本，应用工人监督资本的方法来限制他，克服他的阴谋（移开资本，怠工不办货）。”

10月22日　随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清江县太平圩。红一方面军各部分别到达太平圩、黄土冈和新余的罗坊地区。

10月23日　获悉中原蒋、冯、阎军阀混战即将结束，蒋介石已调兵准备进攻红军和中央根据地，在太平圩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集中讨论时局和红军行动问题。会议依据敌军部署情况，决定延缓进占高安，将部队布置在袁水与瑞州河之间发动群众，筹措给养，扩大红军，作好与敌决战的准备。实现“有计划有配合有步骤地争取南昌、九江，争取江西全省胜利之任务”。随后，红一军团北移与红三军团靠拢。

10月下旬　蒋、冯、阎战争刚结束，蒋介石部署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十月二十八日，任命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兼任第九路军总指挥。十一月二日，鲁涤平将已到江西境内的七个师二十一个旅编成三路纵队，限于五日前集中于袁水两岸的指定区域，企图消灭红一方面军于清江至分宜段的袁水两岸地区。

10月25日　和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抵达新余县罗坊。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会议讨论红一方面军打不打南昌和如何粉碎敌人“围剿”的问题。毛泽东根据国民党军阀混战停止后，正调集军队向江西根据地推进，以及在全国范围内敌强我弱的基本状况还远未改变等情况，提出不应打南昌，主张红军主力应先向根据地内退却，依靠根据地群众支援和有利地形等条件，发现和造成敌军的弱点，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变化，然后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军于运动之中，以粉碎敌军的“围剿”。经过反复讨论，绝大多数与会者赞成毛泽东的主张，认为当前不是进攻大城市的问题，而是积极防御的问题。二十六日，会议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指出：“目前在敌人大举增兵与南昌、九江固守工事的形势之下，单凭红军轻袭南昌、九江，而且红军相当给养都不具备，运输条件十分缺乏，这无疑地要成为游击的进攻，结果攻不下，又转而他往，反使一省胜利延期实现。”“目前的战略是在占领南浔路占领南昌九江的总目标之下，继续吉安胜利，争取进一步的胜利，即在吉安南昌之间一带地区发动广大的群众，筹措给养，同时加紧后方的群众调动与给养筹措，准备与敌人作大规模的决战，消灭敌人主力，实现全省胜利。”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致红一、红三军团前委的指示信，指出：敌人正在加紧部署对红军的“围剿”，“围剿”的最主要目标是红一、红三军团。“照今天的形势来说，攻长沙或是攻南昌，并不是第一步工作”，“目前党之最中心的策略如何组织革命战争击破敌人的‘围剿’与进攻”。指示信还提出，苏区中央局在项英未到前，可先行成立，暂以毛泽东代理书记。目前一切政治军事指导统一集中到中央局。

10月30日　获悉敌军已开始对红一方面军和根据地进行“围剿”，在罗坊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紧急会议。会议确定：对敌军的大举进攻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把主力红军开到赣江以东根据地广大区域作战。由长江局代表周以栗向红三军团传达会议精神。

10月下旬　在罗坊期间，从兴国县出来当红军的农民中找了八个人，开了一个星期的调查会，深入调查八户农民家庭的详细情况，主要了解土地斗争后农村的经济和政治状况。这次调查使毛泽东对中农问题的认识更清楚了，对贫农与雇农之间的差别有了具体的了解。调查报告指出：中农、贫农、雇农都是土地革命的受益者，对中农来说政治权利的获得是其最大收获，那种认为平分土地要损及中农利益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贫农得到了土地，免除了债务，取得了政权，成了农村政权的主干和指导阶级。雇农在田地的取得和婚姻问题的解决方面获得重要利益，但由于他们的文化水平较低，因此在政治参与上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毛泽东在这次调查中所使用的方法是，首先提出若干个问题的调查纲目，向参加调查会的人逐一发问。同时和到会人一起讨论，把讨论的意见归纳起来，提出某一问题的结论，或解决办法，再征得到会人的意见，大家同意了就把结论定下来。毛泽东在一九三一年一月，把调查得到的材料，经分析整理写成《兴国调查》。他在“整理后记”中着重指出：“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

10月　听取王怀、陈正人关于永新及中共赣西南特委所属北路行委管辖地区的富农与贫农雇农在土地革命中斗争情况的报告，写出《分田后的富农问题——永新及北路的情形》的调查材料。这个材料反映永新和北路地区的富农在春荒时期，主要采取囤积粮食和贩卖工业品的方式，使春荒加重以剥削城乡劳动人民；同时，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群众开展春荒斗争，“对富农坚决奋斗不让步，一定要抑平谷价”，“阻止谷米流到白色区域去，只准在赤色区域互相流通”。

11月1日　和朱德在罗坊发布命令，令红一方面军“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并决定主力移到赣江东岸，相机夺取樟树、抚州，发展新干、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崇仁、南丰、南城各县工作。军事行动部署是：以红三军团为中路，准于本月五号在新干对河附近渡江，向樟树前进；以红四、红十二军为右路，于五号开到峡江城，六号渡江，经崇仁向抚州前进；以红三军为左路，担任赣江西岸一带地区扰敌工作等。

11月6日　在峡江县境，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开始反“围剿”的准备，并分两路行动：朱德、彭德怀分别指挥红一、红三军团主力东渡赣江，向根据地转移集结，在永丰、南城一带以战备姿态开展工作。毛泽东等同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从峡江出发，沿赣江西岸后撤，到吉安布置苏区军民撤退。七日，各路敌军向红军原驻地清江至分宜的袁水两岸地区进攻，结果扑了空。

11月7日、8日　去吉安途中，在吉水、吉安境内对东塘、大桥、李家坊、西逸亭等处，作了一点简略调查，了解了土地革命的进展状况，村乡两级苏维埃政府在土地革命斗争中的组织和活动情况，以及存在的一些问题。在《东塘等处调查》前言中写道：“在这次调查中，使我发现以村为单位分配土地的严重性。赣西南分配了土地的有几十县。高级政府颁布的土地法是以乡为单位去分配，一般高级机关的工作人员大家也以为是照着乡为单位去分配的，哪晓得实际情形完全两样，普遍的是以村为单位去分配，乡为单位分配的很少。以村为单位，这种利于富农不利贫农的分配法，是应该改变的。”

11月10日　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发布宣传动员令，提出向白军进行宣传的十二个口号[15]，指出这是瓦解敌军的重要武器，要动员全体工人、农民和红军官兵，都来写口号，进行宣传。

11月12日　代表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出席赣西行动委员会扩大会议。对代表的发言作了简略的笔记。十五日，出席江西省行委扩大会又略记了代表的发言。随后，整理出《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一文，其中主要记载了分田的一般情况和问题，指出：打下吉安后，一般地区的土地分第二次或第三次，开始平均分，接着“抽多补少”分，后来“抽肥补瘦”分，由分得不彻底到彻底。以村为单位进行土地分配的较多，以乡为单位进行土地分配的较少。以人口为标准平均分配土地的地区较多，但也有一些地区是按生产力、劳力等标准分配土地的。

11月14日　代表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出席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会议。在听取二十二军军长陈毅、省行委宣传部部长陈正人等关于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的报告后指出，赣西南党内自八月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后，一贯地取消土地革命的路线。会议经过讨论，一致认为“对于这一错误路线要作坚决的斗争”。在会上对陈毅、陈正人等的报告要点作了记录，随即整理出《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一文，列举了土地革命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有些地区的富农力量强大，阻碍了土地革命的开展；许多地区政府在工作中对土地革命问题没有专门报告和讨论，有些干部对土地革命中的政策和观点存在分歧意见，影响了土地革命的顺利进行。

同日　杨开慧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英勇就义[16]。

11月15日　代表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参加江西省行动委员会扩大会。会议主要讨论“分青”和“租田”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拥护分青的群众基础；推翻了向来“苏维埃区域不应收租”的“左”倾的但实际是富农的理论；反对江汉波式的按劳力分配法，指出他的错误仍在于帮助富农妨碍贫农的利益。毛泽东对会议发言作了简略记录，随即整理为《分青和出租问题》，主要有以下内容：（1）指出：“以村为单位分田的弊病”。（2）肯定“土地斗争不是一下子能深入的”。（3）正当的土地分配办法应该是：“以乡为单位，按全乡人口总数，除全乡人口原来所耕田地的总数（全乡人口原来在本乡耕的和原来在外乡耕的合计起来），抽多补少，抽肥补瘦”。（4）准许实行“新租田制”，“无劳力的人把田租与有劳力的人耕，佃户交租谷与田主”。

11月16日　和朱德签署红一方面军给红三军的训令，指出：等敌军到吉安并分散后才攻击，“实为错误之处置”，“虽全方面军出击之时机尚未成熟，而各路军一有机会则应尽各种方法各个击破敌之前进部队”。

11月中旬　和朱德部署和指挥红一方面军约四万人实行战略退却，向永丰县藤田和乐安县招携一带后撤。

11月18日　红军放弃吉安。十九日，毛泽东同总前委秘书长古柏、秘书谢维俊由吉安前往永丰的藤田，与红军主力会合。在转移途中，毛泽东等发现吉安县备战情况不好，驻在该地的红二十军少数干部对“诱敌深入”方针有怀疑，决定这一带不宜作反“围剿”的战场。

11月18日—20日　各路敌军分别进到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南城等地，寻求红军主力决战，结果又一次扑空。

11月20日　在吉水县水南写信给江西省行委转左路行委、赣西行委、湘东特委，介绍吉水县水南区应敌工作经验，以推动、督促各行委、特委的备战工作。信中指出：这个区“各乡开了群众大会，全区开了活动分子会，坚壁清野亦有准备，特别是对白军士兵的宣传工作做得好，水南街上房内房外都写满了标语、宣言和歌谣，又组织白军士兵运动委员会”。

11月21日　和古柏、谢维俊由水南到白沙，在木口村吃午饭，调查了村政府委员的成分及本村所杀反动分子的成分。随即整理出《木口村调查》一文，其中指出：“在这个调查中证明，中农在平分土地中不但无所失而且有所得，富农小地主则在农民的激烈斗争中便要走到反革命阵营中去的。”

11月下旬　和朱德决定把战略退却的终点选定在革命根据地的中部。二十五日，在永丰县沙溪同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命令，决定全军开赴东固、南垄、龙冈地区集中待命。二十八日凌晨，和朱德在吉安县南垄发布命令，令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宁都县黄陂、小布、洛口之线集结。

12月上旬　蒋介石到南昌，召集党政军高级官员举行“剿匪”会议，决定“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方案，急电催调驻武汉的第十九路军迅速入赣“协剿”，另令驻福建的第五十六师、第四十九师、暂编第二旅向闽赣边界推进，堵截红军。会后在南昌设立总司令行营，鲁涤平兼行营主任，指挥在赣国民党各军，总兵力增加到十万余人。

同旬　在黄陂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会议明确指出李立三“左”倾错误，进一步提高了干部的认识。会议再次讨论反“围剿”作战方案，认为：进剿敌军十万，均非蒋介石嫡系。这些敌军分成多路，每路又分成几个梯队，各路、各梯队之间的间隔距离较大，有利于红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在这些敌军中，张辉瓒第十八师和谭道源第五十师为鲁涤平的嫡系部队，是“围剿”的主力军，消灭这两个师，敌之“围剿”便可基本打破。张谭两师各约一万四千人，而红军四万余人，一次打敌一个师，占绝对优势。红军实行中间突破，将“围剿”军阵线打开一个缺口，东西诸敌便被分隔为距离较远的两个集团，有利于红军各个歼敌。会议决定红一军团正面迎击敌人，红三军团迂回敌后，地方则准备好担架、粮食等。会后，总前委依据毛泽东的发言印发《八个大胜利的条件》（反“围剿”宣传材料），这就是：（一）国际形势有利于阶级决战，不利于帝国主义；（二）国内形势有利于阶级决战，不利于蒋介石、鲁涤平；（三）我们的战略好，敌人的战略差；（四）我们有群众配合，敌人没有；（五）我们的兵力是集中的，敌人的兵力是分散的；（六）我们的军队是团结的，敌人的军队是动摇的；（七）我们准备充足，敌人财政恐慌；（八）我们得地利，敌人不得地利。

同旬　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赣西南肃反中提供的线索，派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李韶九到富田指导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和红二十军的肃反工作。七日，李韶九到富田后立即抓了省行委和红二十军的八个主要领导人。九日，他又到东固帮助红二十军肃反，同一个团政委刘敌谈话时透露要该军肃AB团。刘敌鼓动独立营包围军部逮捕李韶九以及该军军长等，释放以AB团嫌疑被捕的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十二日，刘敌、谢汉昌率该军直属队四百余人，乘夜冲向富田，包围江西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放出被怀疑为AB团而关押审查的二十余人。这就是由肃反扩大化引起的有严重错误的“富田事变”。富田事变发生后，谢汉昌等把红二十军主力带到赣江以西地区，提出了分裂革命队伍的口号，并制造假信以反对毛泽东，犯了进行挑拨离间和分裂活动的严重错误。

12月16日　国民党军各路由北向南，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开始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地区进攻。至二十八日，国民党军先后进占万安、泰和、东固、源头、广昌、建宁一线，东西相距八百里。在红一方面军驻地周围部署了五个师：左路第十八师、第二十八师进至富田、东固、南垄；中路第五十师进至宁都县源头；右路第二十四师进至宁都洛口，第八师先头部队进至头陂。敌军因找不到红军主力进行决战，又不断遭到红军和地方赤卫队、暴动队袭击，士气不振，加上给养困难，造成了红一方面军主力反攻作战的有利时机。

12月22日　和朱德命令红三军团、红四军、红十二军（缺第三十五师，含第六十四师）北移到黄陂、麻田、另封、洋衣地区隐蔽待机；派出红十二军第三十五师独立活动于兴国东北约溪地区，严密监视西面敌军第十八师、第二十八师的行动，并将进攻之敌的注意力吸引到西面。在红军隐蔽待机期间，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总部名义下发了《三十条作战注意》的教材，以促进部队临战准备。

12月24日　获悉敌军谭道源师从源头向小布方向移动，同朱德在黄陂发布红一方面军命令，决定先歼灭该敌。随即指挥部队在小布附近设伏，准备把谭师诱到预设阵地围歼。因敌人刚出动又停止，未脱离居高临下的源头阵地，红军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为慎重初战，撤回原集结地待机。二十八日，获悉张辉瓒师向永丰县上固、龙冈推进，同朱德决定改变攻击目标，命令红一方面军横扫在红军左翼当前之敌张师等，次第歼灭之，并部署集中红军主力于二十九日分两路秘密西开，求歼敌人于运动之中或立足未稳之际。

12月下旬　在小布主持召开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在会上作动员讲话，列举克敌制胜的有利条件：第一，我们军民一致，人民积极援助红军，这是最重要条件。第二，我们可以主动选择有利阵地，设下陷阱，把敌人关在里面打。第三，我们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一部分，一口一口地把敌人吃掉。第四，我们可以察明敌军行动，摸清敌人行动规律，从而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拣弱的打。第五，我们可以把敌人拖得精疲力尽，然后再打。第六，我们可以造成敌人的过失，乘敌之隙，加以打击。毛泽东为大会题写了表达反“围剿”战略指导思想的大字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同旬　同朱德根据敌情，决定实行中间突破，集中兵力先打谭道源第五十师或张辉瓒第十八师，将敌人的阵线打开一个缺口后，使东西诸敌分隔为距离较远的两群，以便红军机动歼敌。

12月29日　获悉张辉瓒率第十八师师部和第五十二旅、第五十三旅到达龙冈，在永丰县君埠和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攻击龙冈敌张辉瓒部的命令，部署左路军于三十日攻击龙冈之敌，右路军则应派部协助歼灭该敌。

12月30日　凌晨，同朱德进入黄竹岭小别山的指挥所，开始指挥围歼张辉瓒师的龙冈战斗。上午九时许，当该敌在龙冈以东、小别以西登山时，即受到红三军的迎头痛击。下午三时许，红十二军沿龙冈南侧从敌背后发起猛烈攻击，红四军和红三军团从龙冈北面高山上猛冲下来，被四面包围的敌军，突围未逞，全线溃散。到傍晚时战斗全部结束，歼灭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共九千余人，俘师长张辉瓒，缴获各种武器九千余件，子弹一百万余发，电台一部，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首战大捷。

12月31日　和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移驻宁都小布，准备进一步追击撤退的“围剿”敌军。

同日　敌“围剿”军总司令鲁涤平判断红军必乘势转扑谭道源师，令谭师速退洛口，与许克祥师靠拢。谭师接到命令后，所属各部向东韶夺路撤退。

[1]金汉鼎，当时任国民党军赣军第12师师长、闽粤赣3省“会剿”军副总指挥。

[2]农历正月初一，过去曾称元旦。

[3]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由江西红军第2团、第3团、第4团、第5团于1930年1月下旬合编而成。

[4]唐云山旅，指唐云山任旅长的国民党军独立第15旅。

[5]卢兴邦，当时任国民党军新编第2师师长。

[6]“伴着发展”的工作路线的具体做法是：第一，分土豪的谷物给农民，以发动群众；第二，进行文字宣传、口头宣传、群众大会、化装讲演，以宣传群众；第三，建立工会、农会及革命委员会，以组织群众；第四，组织赤卫队，以武装群众；第五，建立党的支部或区委，以领导群众；第六，办群众领袖训练班、党的干部训练班，以训练群众，有一周或10天工作时间，便要建立苏维埃政权，分配土地。

[7]据《红军第四军状况（一九二九年七月至一九三〇年四月）》记载，三大纪律是：一、不拿工人、农民、小商人一点东西（着重点在一点上，如一根草也是一点）；二、打土豪要归公；三、一切行动听指挥。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指宿营时睡老板的门板走时要上好才走）；二、捆禾草（指宿营时借老板的禾草走时要捆好才走）；三、讲话和气（指对工农讲话不要出恶样子、要和和气气）；四、买卖公平（指买东西不许压买压卖）；五、借东西要还（指借老板的任何东西都要送还才走）；六、损坏东西要赔（指损坏了老板的任何不值钱的东西要赔偿他才走）。

[8]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即原红军第6军。

[9]这首词的题目是作者在1963年编辑出版《毛主席诗词》时加的。

[10]指何键任总指挥的国民党“讨逆军”第4路军。

[11]1930年6月10日前后，以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为基础组建红军第3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

[12]萍醴，指江西萍乡、湖南醴陵。

[13]邓英，当时任国民党军新编第5师师长，11月任新编第13师师长。

[14]清江，今江西樟树。

[15]12个宣传口号的主要内容有：欢迎白军士兵、下级军官当红军；白军士兵是工农出身的，不要替军阀杀工农；欢迎白军弟兄打土豪分田地；白军弟兄暴动起来，杀尽压迫你们的官长；优待白军俘虏；医治白军伤兵；白军是军阀的军队，红军是工农的军队。

[16]毛泽东后来得知杨开慧壮烈牺牲的噩耗后，给她的亲属写信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1931年　三十八岁

1月1日　和朱德在宁都南林发布红一方面军命令，决定以全力消灭谭道源师，强调“此次战争关系全局，各官兵不惜任何牺牲，达到最后胜利之目的”。并且指出：胜利后，须注意收缴敌人的无线电机不准破坏，还应收集无线电台机务员、话务员等。

1月2日　获悉谭道源师主力向东韶逃跑，和朱德在宁都小布发布命令，令红一方面军于三日早晨追击东韶之敌，然后次第消灭国民党军许克祥、毛炳文[1]两师。

1月3日　和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在东韶追上谭道源师，一举消灭其半个师，俘官兵三千余人，缴获长短枪二千多支，机关枪四十余挺，迫击炮四门，子弹十三万余发，无线电台一部。随后，各路国民党军纷纷撤退。至此，红一方面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五天内两战皆捷，共歼敌一万五千人，缴枪一万余支，粉碎了国民党军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同日　晚上，在东韶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针对一些指挥员提出“明天去打洛口”的请求，及时教育红军指战员克服因胜利而产生的骄傲轻敌情绪，指出敌军在洛口集中了两个半师，不宜轻易去追击，明天不能去打洛口。他还说：我们打了两个胜仗，有些同志以为自己像天兵天将一样，这不好，不能骄傲。

1月4日　和朱德率领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总司令部人员返回小布，途中接见第一次反“围剿”中被解放的无线电台人员，欢迎他们参加红军，为建立红军电台而努力工作。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队于一月中旬初步组建起来。

1月5日　和朱德在小布召集总司令部各部门负责人会议，总结第一次反“围剿”的经验，讨论下一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决定将红一方面军部署在乐安、宜黄、南丰、广昌、宁都、于都、石城、瑞金一带，分兵以发动群众，摧毁地主武装“土围子”，打土豪，分田地，加强赤卫队，扩大红军，筹集资财，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做好准备。

1月7日　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毛泽东未出席这次会议，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绍禹（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扶持下进入中央政治局。这次会议成为以王明为代表的新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开端。

1月10日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派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项英，同红一方面军总部领导人会合。他向毛泽东、朱德等传达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央苏区和红军领导的指示。

1月15日　根据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决定，项英在小布组成中共苏区中央局。随即发布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号通告，宣布中共苏区中央局正式成立，周恩来任书记（未到职），项英代理书记，毛泽东、朱德等九人为委员，撤销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同时宣布，建立由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为主席，朱德、毛泽东为副主席，取消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

1月16日　得知国民党“围剿”军有以南丰、乐安、永丰、吉水、吉安、泰和、兴国一带成弧形线围堵红军之势，和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分散筹款的命令。十八日，获悉国民党军准备放弃南丰、乐安，待熊式辉师、郝梦龄师到后才前进等情况，和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移师建宁、南丰、广昌一带继续筹款的命令，并要求部队对于白色区域的群众工作，只搞打土豪、发放没收的衣服粮食、建立赤色游击队、扩大红军等，而对分田地和建立苏维埃政权只作为暂时的宣传口号。

1月28日　和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关于抽调青年学无线电的命令，指出“要看清无线电的工作比任何局部的技术工作都更重要些”。要扩充无线电队的组织，各部即选送可造就的青年到总部无线电队学习。

2月上旬　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抵达南昌，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代行总司令职权，开始组织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

2月7日　在小布出席“二七”京汉铁路大罢工纪念大会，并讲话。

2月10日　参加红军第一期无线电台训练班的开学典礼，在讲话中要求学员学好本领，为战胜敌人服务。

2月1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苏区中央局的组织调整，决定在周恩来到职前，由项英、任弼时、毛泽东、王稼祥（以上四人组织常委）、朱德、顾作霖以及苏区一人组成苏区中央局。

2月16日　农历除夕，参加红一方面军总部机关举行的聚餐，向总部的工作人员和警卫连同志祝酒讲话。随后，和朱德等到附近各连队看望指战员，勉励大家发扬勇敢战斗精神，争取更大胜利。

2月17日　农历正月初一，在小布军民庆祝反“围剿”胜利暨迎春大会上讲话，说：我们红军四万，只用五天时间就打败十万敌军的大“围剿”，这是红军史上第一次大胜利！这个胜利，是红军的胜利，是苏区人民积极支持红军、保卫苏区的胜利！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要积极整训部队，扩大根据地，大搞生产运动，发展苏区经济，以对付敌军的下一次“围剿”。

同日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总政治部的任务及红军中政治部与政治委员的关系的通令》，决定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内设总政治部，以毛泽东为主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暂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的任务。

2月20日　在小布的赤坎村后山，冒雨指挥军民进行一次大规模军事演习，使军民树立常备不懈观念，增强部队的战斗力。

2月21日　获悉何应钦到江西后国民党军仍未移动，和朱德在小布发布红一方面军命令，提出“我们为要一面诱敌轻进、努力加紧筹足两个月的给养，一面乘此期中以便迅速歼灭进犯之敌转移形势”，规定将主力部队自二十二日起向东移动。

2月下旬　和朱德率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黄陂，进行第二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组织印发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关于争取第二次大战胜利的宣传大纲》，其中指出了争取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的有利条件。

2月27日　在黄陂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二月八日发出的《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2]通告的精神，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写信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并转省苏诸同志，其中关于民权革命中的土地所有权问题指出：“关于田没有分定一层，在现在红色区域是个大问题。过去田归苏维埃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的空气十分浓厚，并且四次五次分了又分，使得农民感觉田不是他们自己的，自己没有权来支配，因此不安心耕种，这种情形是很不好的。”省苏应该通令各地各级政府，“要说明过去分好了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了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得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以后一家的田，一家定业，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吃不完的，任凭自由出卖，得了钱，来供给零用。用不完的，由他储蓄起来，或改良田地，或经营畜业，政府不得借词罚款，民众团体也不得勒捐。”“农民一家缺少劳力，田耕不完，或全无劳力，一点不能自耕的，准许出租。租完多少，以两边不吃亏为原则，由各处议定。”

3月2日　中共中央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补充指示指出：“国民党军阀最主要的是进攻江西苏区与打击红军一、三集团军”。“在战略上，当着敌人力量尚未集中的时候，我们必须利用优势击溃敌人的主力”。“若遇环境不利，不能作殊死战的时候，为着阻止敌人的猛攻，应一面继续战斗，以掩护基本部队的撤退（基本军，师，团），以便建立新的苏维埃运动根据地。在这种情形之下，江西的红军可退至湘南，粤桂北，及贵州东南。”“为着保全红军实力（基本力量），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

3月4日　根据国民党军仍在准备进攻的情况，同朱德在黄陂发布红一方面军总部命令，决定各部在地方工作延长十天，以筹足款项。

3月7日　红一方面军发布经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配合红军主力歼灭敌人的通令，对地方武装详细而具体地提出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捉敌、疲敌、饿敌、盲敌等十项任务和十种办法。

3月8日　在黄陂红一方面军总部召开的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庆祝大会上讲话，号召广大劳动妇女积极参加革命工作和劳动生产，支援革命战争，打破敌人“围剿”，争取广大群众和妇女自身的解放。

3月12日　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起草关于怎样办《时事简报》的小册子，叙述了举办《时事简报》的意义、《时事简报》的内容和它的编写方法。小册子中说：“《时事简报》不做文章，只登消息。”“也不是完全不发议论，要在消息中插句把两句议论进去，使看的人明白这件事的意义。但不可发得太多，一条新闻中插上三句议论就觉得太多了。插议论要插得有劲，疲沓疲沓的不插还好些。不要条条都插议论。许多新闻意义已明显，一看就明白，如插议论，就像画蛇添足。只有那些意义不明显的新闻，要插句把两句议论进去。”“文字和材料都要是有鼓动性的”，“但严禁扯谎”。“《时事简报》的新闻，特别是本地的和近地的新闻，一定要是与群众生活紧密地关联着的。”“《时事简报》是极大黑墨字，稀松七八条，看上去明明朗朗，看完了爽爽快快，是真正群众的读物。”十四日，以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发出在红色区域普遍举办《时事简报》的通令，指出：“《时事简报》是苏维埃区域中提高群众斗争情绪、打破群众保守观念的重要武器，在新争取的区域对于推动群众斗争更有伟大的作用。”

3月17日　和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为争取第二期作战胜利军事上应准备的工作》的训令。这个训令总结了第一次反“围剿”作战前后的缺点，要求吸取过去的教训，更好地准备第二次反“围剿”，并对“鼓动”、“会议”、“训练”和“给养”等四个方面作出了部署。

3月18日—21日　在黄陂出席由项英主持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来信的决议，以及反对李立三路线和所谓的调和路线等问题。会议没有认真组织讨论如何对付敌军新的“围剿”问题。

3月20日　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发布《目前敌我的形势和争取二次战争胜利的准备工作》的通令。通令提出“争取二次胜利的中心意义在于转变敌我形势”，指出：“自从军阀战争暂时停顿、敌人向革命进攻以来，敌人是一种攻势，我们在大体上说始终是一种守势”，“因此转变敌我攻守的形势，成为二次战争的中心任务”。“要转变敌我攻守的形势，就要给第二次进攻的敌人以严重的打击”。通令还强调，只有把敌人的攻势变成守势，使敌人退守到中心城市去，才能彻底解决苏区的巩固和发展问题，才能使红军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和精练，才能给全国政治局面一个大的影响。

3月23日　依据国民党“围剿”军的前进态势，为集中兵力及早完成反“围剿”的准备工作，同朱德在黄陂发布红一方面军脱离与敌军接触、南移整训和筹款的命令，并部署红一方面军主力三万多人从中央苏区北部边缘的永丰、乐安、宜黄、南丰以南地区，后撤到广昌、宁都、瑞金一带。

3月下旬　随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红一方面军总部移驻宁都县青塘。

3月　中共中央致信各苏区和红军领导人：毛泽东为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3]，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各苏区给中央的报告同时也送他们。

春　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之后，第二次反“围剿”之前，作《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4月1日　蒋介石调集十八个师另三个旅共二十万人的兵力，以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从江西的吉安到福建的建宁东西长八百里战线上，分四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

4月2日　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发出《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提出“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口号。通知指出：“过去许多地方往往忽视实际事实的调查，只凭自己空想去决定工作计划，去指导下级工作，结果计划是行不通的，指导是错了的。”“现在两种表格[4]，我们如能照深刻注意实际的正确的统计填写起来，是能解决我们许多问题的，特别是现在分配土地中的许多实际问题。”为使调查材料真实正确，“第一，必须建立对这一工作的深刻认识，看清楚这一工作的重要”；“第二，调查的人要不怕麻烦”；“第三，上级政府派出去指导的同志和政治部负责任的同志，须将两张表格的内容及调查时要注意之点，详细向执行这一工作的同志说清楚。”“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通知还规定了阶级和阶层划分的原则标准：“富农标准要是以剥削为他收入的相当部分。那些少量放账或借账的人还是列在中农。那些原是雇农，中间（未革命前）已经租得土地耕种的人还是列入贫农。那些全家不耕田，专靠独立劳动（做裁缝、木匠等）谋生活的才叫独立劳动者。半耕半做手艺的还是按照他的经济地位列入贫农、中农或富农里面去。自由职业者与流氓的分别，是在自由职业者谋相当正业（如医生、教员等），流氓无一定职业，生活行为亦不一定，而且都是做坏的事多。”

4月上旬　中共中央代表团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到达宁都青塘（叶剑英、欧阳钦同时到达），参加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领导。毛泽东向中央代表团详细汇报了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经过和第二次反“围剿”的准备情况。

4月中旬　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听取中央代表团传达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央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和肃反问题的政策。会议着重讨论第二次反“围剿”怎样打以及留在中央苏区打还是退出中央苏区打的问题。大多数人根据中央三月来信关于“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的指示，认为敌军包围严密、敌我力量对比相差太远，主张分兵退敌，还提出退出中央苏区。毛泽东提出留在中央苏区打，诱敌深入，依靠根据地军民团结破敌，不同意“分兵退敌”的战略。指出分兵不但不能退敌，反而会给红军带来更大的困难，这只是消极防御。毛泽东的意见只得到朱德等少数人的支持。为此，毛泽东提议扩大范围讨论这个紧迫的战略问题。

4月17日　出席在宁都县青塘举行的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作为中央局三月举行的第一次扩大会议的继续）。会上，中央代表团传达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央对目前形势的估计和中央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等。会议根据中央新的决定，经过讨论通过了五个决议。其中《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指出，对“四中全会以及全会后中央的这一切决议与工作，扩大会议表示完全的同意”。这个决议基本上肯定了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的工作路线，认为：在汀州会议以前，四军前委“路线是一般正确的，是执行中国党六次大会的正确路线的”；“坚决地执行土地革命来争取群众”，“贡献了土地问题许多宝贵的经验”；对红军建设有了正确的了解，“建立了红军的整个制度，如建立党的领导，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建立军需制度和筹款路线，特别是建立做群众工作的路线等”。同时又指出：从汀州会议起，“前委就接受了立三路线，放弃了巩固苏区的工作，采取了冒险路线，去向大城市冒进”。决议还认为：只是在攻打长沙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才“由开始怀疑立三路线，进而反对立三路线，转变到正确的路线上去”。

同日　主席项英，副主席朱德、毛泽东发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指出在第二次反“围剿”中，地方武装要主动积极向敌人袭击扰乱，灵活运用游击战术，应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敌疲我战”的秘诀，采取“化众为零、化零为众”的方法，以完成其应有的任务。

同日　项英、朱德、毛泽东发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决定在军委参谋部成立编辑委员会，叶剑英为总编辑。工作内容是，搜集中国红军英勇斗争的历史材料，介绍国际尤其是苏联军事作家的著述，发行不定期出版的杂志等。

4月18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召集扩大会议，参加者除中央局成员外，还有各军军长、政委、参谋长及政治部主任，专门讨论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方针策略。中央代表团传达了中央指示，即在强敌进攻的情况下，“如果不能粉碎新‘围剿’则可考虑转移”。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第二次“围剿”的敌军虽多，但均非蒋介石嫡系，各军阀之间矛盾重重，指挥不统一，地形不熟悉，供给困难，官兵恐惧同红军作战。红军则打了胜仗，士气旺盛，官兵一致，准备充分，地形熟悉。根据地群众仇恨敌人，拥护红军，能积极配合红军消灭敌军。因此，红军打破敌军这次“围剿”的条件比第一次反“围剿”好，胜利的把握更大。会上，军队高级干部发言踊跃，坚决主张打破敌军的第二次“围剿”。赣南、闽西特委负责人发言，也不同意主力红军退出中央苏区。毛泽东关于留在中央苏区打的意见，得到多数与会者的赞同。在讨论怎样打的问题时，有些人主张先打蒋光鼐、蔡廷锴[5]的第十九路军，认为打垮蒋、蔡有利于红军发展。毛泽东则指出，在进攻的敌军中，蒋、蔡比较强，过去未打过败仗，打蒋、蔡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提出先打王金钰[6]的第五路军，这路敌军较弱，从北方新到，表现恐惧。经过讨论，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关于“先打弱敌”的作战方针，决定先打富田地区的王金钰、公秉藩[7]。

4月19日　和朱德发布各军、师向苏区中部集中待机歼敌的命令，指出“目前敌军的行动似以宁都为目标，步步为营地向我军前进”；“目前中国红军应以最高限度地坚决集中力量，配合群众武装打破敌军围攻”。令红一方面军以极迅速行动首先消灭王金钰敌军，转向敌军攻围线后方与敌军作战，务期各个消灭敌军。并部署各部限于二十三日到永丰县龙冈地区集中。

4月23日　随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龙冈，向部队深入进行反“围剿”动员，并组织部队做好战备训练、封锁消息、侦察敌情、成立野战医院等临战准备工作。

4月下旬　在龙冈同王稼祥深谈，详细叙述红军斗争历史及当时争论的问题，并向王稼祥提供便于了解红一方面军历史的许多文件。王稼祥理解了毛泽东的主张，在一些问题上支持毛泽东的主张。

同旬　为了便于抓住战机，和朱德命令红一方面军再西移四十里，到东固地区隐蔽集结，迫敌而居，准备聚歼王金钰部。红一方面军总部移驻距东固五华里的敖上。

4月30日　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在东固山区召开的军事会议，就敌我形势、作战策略等问题作主报告。会议经过讨论，通过毛泽东提出的整个战役各个歼灭敌人的连续作战计划，并决定了作战的策略：“坚决的进攻，艰苦的奋斗，长期的作战，以消灭敌人。”

5月5日　鉴于敌军“稳扎稳打”，前进缓慢，和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关于动员部队帮助群众插秧耕田的训令。训令指出，苏区群众多数动员在作战中放哨、侦探、运输等，田地不能按时下种，必然会影响作战及秋收食粮。全体红军在不妨害作战及警戒情况下，应立时在各地帮助农友栽秧耕田，务于最短时期中将苏区所有的田地栽完种完，以便作战及秋收食粮有着。

5月8日　项英、朱德、毛泽东发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训令，提出为实行持久战略而节省经费、储备粮食，要求从现有经费内节省出半个月的经费。

5月上旬　得知红军有些指战员因长时间待机而产生求战心切情绪，仍然坚持原定计划，即诱敌就我，待敌脱离阵地将其歼灭于运动中，拒绝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不受干扰。有人怀疑这种打法，说进攻富田出动之敌须穿过蔡廷锴、郭华宗[8]两敌军阵地之间五十里空隙，太冒险，是钻“牛角尖”。毛泽东则认为，情况并没有起决定性的变化，坚持预定的打法并不是钻“牛角尖”，即使真是“牛角尖”，也要钻通它，而且能够钻通它。

5月13日　当红一方面军在东固山区迫敌而居达二十多天后，获悉各路敌军继续向苏区中部地区推进、王金钰部第二十八师和第四十七师一个旅脱离富田阵地分两路向东固地区进犯，同朱德命令红一方面军所属各部，集中兵力，先消灭进犯东固之敌，乘胜掩击王金钰所属全部，并提出对付敌军十四日向我军进攻或者不向我军进攻的两种作战计划。

5月14日　和彭德怀到白云山实地调查地形后，对他说：红一军团，就是红四军、红三军打正面，你的红三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来。晚上，得知王金钰、公秉藩两师次日晨开始东移，和朱德发布命令，令红一方面军先消灭王金钰师和公秉藩师，拟于十六日从左向富田方向出击。

5月15日　红一方面军各部奉命分别出发。为了争取初战胜利，毛泽东当晚赶到红三军，同军长黄公略一起，找向导调查路线，在东固通向中洞的大路的南侧，找到一条小路，改令红三军沿此路前进，包围敌军的右翼。这个改变，对消灭公秉藩师起了重要作用。

5月16日　拂晓前，和朱德带总部在由敖上沿通向中洞的大路西进时，前卫特务连同沿中洞至东固大路东犯之敌第二十八师先头部队遭遇，阻止了敌人的前进。朱总司令指挥部队，且战且退，以掩护毛泽东带电台上白云山。毛泽东不见总司令极为担心，令身边的警卫排将敌人打下去，无论如何要把总司令找到。近午时分，由小道秘密前进的红三军主力已进到中洞的南侧，处于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待敌军第二十八师的后尾全部离开中洞时，突然从山上猛攻下来。敌人遭此突如其来的侧面攻击，顿时陷入混乱。红三军主力乘势冲杀，分割包围，战至下午五时许，将敌第二十八师大部歼灭，残敌逃向水南。右路红四军抢占了观音崖、九寸岭两个隘口，并在追击中歼敌第四十七师一个旅大部。担任迂回任务的红三军团进占固陂，歼灭第二十八师的兵站后，当夜进占富田。这一仗，红军歼灭公秉藩第二十八师大部和王金钰的直属第四十七师一部，俘敌四千一百余人，缴枪五千余支，机枪五十余挺，迫击炮二十余门，并俘获第二十八师无线电队全部人员，缴获一部完整的电台及全部器材，为后来中央苏区同中共中央建立电讯联系提供了条件。这是红一方面军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一个胜仗。

5月18日　和朱德率部乘胜追击并击溃逃至吉水县水南的敌军第四十七师残部及原驻水南的郭华宗第四十三师一部。十九日，指挥红三、红四军和红三军团向东横扫，在吉水县白沙截堵并歼灭第四十七师一个旅的残部和第四十三师一部，俘敌一千七百余人，缴枪四千余支，机关枪三十余挺，山炮二门。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二个胜仗。

5月22日　和朱德指挥部队在永丰县中村歼灭援敌高树勋第二十七师一个旅，俘敌二千三百余人，缴枪三千余支。随后，敌军开始全线后撤。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三个胜仗。

5月23日　和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到达宁都县南团。中共苏区中央局留在永丰龙冈，不随军行动。为便于领导红一方面军作战和战区地方工作，组成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林彪、彭德怀、黄公略、谭震林、周以栗为委员。

5月24日　得知国民党军朱绍良第六路军的毛炳文、许克祥、胡祖钰三师有经广昌向南丰逃走之势，和朱德命令红一方面军取捷径先敌占领南丰城。二十五日，在宁都县洛口附近严坊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会议，研究作战行动，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于二十六日开到广昌县古竹集中，全力进攻朱绍良部。

5月26日　和朱德率总部直属队进驻广昌县古竹，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会议，研究作战计划。会议认为：“在敌人还在广昌城的形势之下，如果我们照原计划到南丰城，则敌人在我们侧背，使我们行动不便。”临时总前委决定改变全力攻取南丰的部署，以少数兵力夺取南丰，集中大部兵力进攻广昌城。二十七日，同朱德指挥红军攻克广昌城，歼灭国民党军第五师一部，师长胡祖钰受重伤后毙命。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四个胜仗。

5月28日　在广昌沙子岭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会议。鉴于胡祖钰、毛炳文、许克祥三师向南丰退却，已追赶不上，并从战略和形势考虑，会议决定，集中兵力打刘和鼎师，夺取福建的建宁城，以便胜利后进行筹款。随后，同朱德命红一方面军主力以迅速动作向建宁进发。

5月30日　在建宁县里心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会议。与会者认为，在筹划战费和整个作战形势之下，很需要夺取建宁城，以便扩展到建宁、黎川、泰宁三县筹款。会议决定，向建宁城出击，红三军团为攻城部队，并准备挖地洞用火药炸城，红十二军（缺三十四师）为攻城预备队。

5月31日　和朱德指挥红三军团和红十二军等一万余人，出敌不意突袭建宁县城，歼灭守敌刘和鼎师三个团，俘敌三千余人，缴枪二千五百余支，电台两部及大批医药和军用物资。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五个胜仗。至此，红一方面军在十五天内，横扫七百里，连打五个胜仗，共歼国民党军三万余人，缴枪两万余支，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毛泽东在是年夏天满怀豪情写下《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同日　晚上，在建宁城西门外红三军团总部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会议，讨论并决定行动方向、工作任务等问题。会议根据红一方面军主力消灭刘和鼎师三个团，“加上广东问题的严重”[9]，决定红军以大部兵力进占黎川向南城游击，威逼敌人放弃南丰，以至宜黄、南城。关于军事行动，决定就地休整两天后，第三军团分兵进到泰宁、黎川，第十二军仍在建宁，进行筹款和开展工作。关于工作的任务，对地方的是：（1）分田；（2）组织赤卫队、游击队；（3）建立政权；（4）建立党。对红军本身的是：（1）筹款；（2）加紧政治、军事和党的训练；（3）扩大红军。关于俘虏兵的处置，为了扩大红军的迫切需要，这次的俘虏兵一个也不放走，以补充红军，及时编到各师去训练，在训练中再去挑出坏的送走。会议还决定，红一、三军团将第二次反“围剿”缴获的两门山炮连同原有的，各编成一个山炮连。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成立无线电队，下分四个分队。

6月2日　在建宁城外方面军总部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会议。与会者认为：“两广反蒋军队正想急进湖南，蒋有先对付两广的必要，对我们有改守势之可能”。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当前工作方向分三期推进：第一期向北，即向建宁、黎川、泰宁地区筹款，发动群众，扩大苏区，争取南丰、南城、宜黄等县城。第二期向南，即向江西南部，为下一次反“围剿”建立巩固的后方。第三期向西，打通赣江两岸与湘赣边根据地联系。整个三期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准备第三次反“围剿”，并以赣南为工作中心地域。会议对苏区中央局来电要毛泽东回后方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毛泽东因“在此地工作开展的需要”，暂不去中央局驻地龙冈。会议还检查了群众工作中的错误，指出：红四军前次在水南烧土豪房子时烧了一条街，要由红十二军代赔，由红四军政治部出布告。第四师没收建宁“绥安中西医院”，要加以追究，给以警告处罚。以后对于西药房、医院等不得没收，需要西药时可出钱买。

6月上旬　鉴于国民党军退至宜黄、永丰、吉水，同朱德部署红一方面军以建宁为中心，分散在泰宁、黎川、南丰、宜黄地区，发动群众，扩大根据地，筹集第三次反“围剿”的作战费用。

6月10日　在南丰县康都圩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会议，讨论目前政治形势和福建工作等问题。会议认为：两广军阀成立军政府，部署军队到桂林，显然要打湖南，证明南北军阀混战不会因红军胜利而停止，必定很快在湖南长沙、衡阳一带爆发。红军在这些条件之下，必定普遍地很快地大发展。红军现在仍应向北，以促成两广出兵，两个月后，我们的主力才调到赣南。闽西红军的发展，主要方向不要向漳州、东江，要向汀州、连城、宁化、归化、清流等县，这样才能与赣东南联系起来，并增强红十二军。

6月20日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项英，副主席毛泽东、朱德发布通令，决定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由八月一日改为十月革命纪念日（十一月七日）举行，要求各地代表在十月十五日以前选举完毕。

6月20日—22日　出席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在南丰县康都圩举行的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临时总前委委员外，还有苏区中央局代表王稼祥及赣东特委代表等。会议由王稼祥、毛泽东、周以栗组成主席团主持。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说：第二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有许多重要问题有待解决，中心工作是解决争取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具体问题，如发展的路线、发展的区域、工作的布置、扩大红军、办红军学校、筹款、军事训练等。会议着重讨论第三次反“围剿”作战地区的选定问题。毛泽东和其他与会者对敌人可能分几路来犯作了大略的估计，并初步选定战场放在于都、兴国、宁都、瑞金一带。会议决定：派周以栗率总政治部到汀州成立闽赣边工作委员会，周为书记。凡西药、被服、印刷等皆由工委筹划分配，不得各自为政。红军学校仍要办，但必须抽调红军中高明的负责人去办，学生也要由红军中抽出，教材必须切合实际，少讲理论。

6月21日　蒋介石到南昌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三次“围剿”。一面令其原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周围的部队固守和恢复阵地，一面令其嫡系部队第六、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四师由河南、湖北等省迅速进入江西，担任“围剿”主力军。蒋亲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

6月22日　在康都圩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会议，讨论新的时局和行动方针。会议认为：蒋介石对北方军阀妥协，对两广军阀取守势，正调集兵力准备对红一方面军发动第三次“围剿”。为了利用蒋介石同两广军阀之间的矛盾，发展革命力量，红军应改变原定计划，不再向对蒋介石威胁较大又不易建立苏区的南丰以北地区进逼，也不向两广军阀势力控制的粤赣边界地区出击，改向闽西和闽西北地区发展，以扩大红军和筹款。会议布置红三军团、红四军和红十二军迅速分散筹款。

6月28日　在建宁写信给周以栗转闽赣边工委、谭震林转红十二军军委，提出红十二军的中心任务不是筹款，而是深入宁化、石城、长汀三县，以这三县为工作区域，同时红三十五军以瑞金为工作区域，红三军以于都、会昌为工作区域，三个军均以两个月为期限，分完田，建立地方武装、临时政权和临时党部，把这四个问题真正地解决，使于都、石城、瑞金、会昌、宁化、长汀六县连成一片。“敌人来了，集中起来，就在这个附近打，敌人不来，我们就在这块工作下去。”

6月30日　在建宁致信红十二军军委并转周以栗及闽赣边工委、红三十五军军委：“根据各方面情况判断，敌军定很迅速地向我们进攻已毫无疑义。在此形势下决不能容我们此时期做准备工作，大概下月内准备作战。”信中指出，在目前形势下，红十二军在宁化、石城、长汀三县工作只能计划做一个月，筹款和群众工作，同样是主要任务。

6月下旬　和朱德在建宁召开军事干部会议，贯彻执行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会议及扩大会议关于抓紧筹款，准备回师赣南迎击敌军“围剿”的决策。会后，红军各部和地方各级党政机关贯彻执行临时总前委的决策，召集会议，张贴文告，深入动员群众，扩大地方武装，重整支前组织，为夺取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作积极准备。

6月　在建宁期间，经常深入群众，访贫问苦，了解情况，关心群众生活。毛泽东对警卫员说：一个领导者要把调查看作吃饭一样经常、重要，一天不串门，就像一天没有吃饭。

6月底　国民党军原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周围的部队和新调来的部队，总兵力达二十三个师又三个旅，共三十万人。蒋介石将这些部队编成左翼和右翼两个集团军，并决定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企图先击破红一方面军主力，然后再深入进行“清剿”，捣毁苏区。七月一日，国民党军开始进攻。

7月上旬　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虽然预见到国民党军即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但没有料到敌人第二次“围剿”失败后只隔一个月，又发动新的“围剿”。得到敌军开始进攻的情报后，毛泽东同朱德立即命令各军，既要迅速结束群众工作，又要抓紧时间在几天内尽量多地筹款筹粮以保障反“围剿”的急需。因红一方面军粉碎敌军第二次“围剿”后就投入紧张的开辟新苏区的群众工作和游击区的筹款工作，尚未得到休整，部队减员也尚未得到补充，仍是三万多人，而且主力在闽西北新区，故情况十分紧急。临时总前委研究决定，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红军向赣南后部退却集中，以打破敌军“围剿”。同朱德部署一部兵力在地方武装、赤卫军、少先队的配合下，袭扰敌军，迟滞敌人前进，同时部署和指挥红军主力迅速收拢部队，避开敌人的前锋，绕道千里，回师赣南。与此同时，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在湘赣苏区活动的红七军、红二十军军部及第一七五团东渡赣江，同红一方面军会合。

7月10日　和朱德率红一方面军总部从福建建宁向赣南进发。在此前后，红军各部相继从各自工作地区出发，冒着盛夏酷暑，以急行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于都地区回师。

7月12日　和朱德率红一方面军总部抵达江西广昌县尖锋，联名写信给留守建宁的红十二师第三十五团，要求他们等到敌人进了建宁城、探明敌情后缓缓撤退，扰乱建宁之敌的行动，以掩护大部队集中。

7月中旬　和朱德率红一方面军总部抵达瑞金北的壬田寨，约集就近几个军的负责人开会，研究战略行动的大体方向。鉴于敌军进入苏区后突然猛进，急于寻求与红军主力决战，毛泽东认为应当利用蒋系军阀与两广军阀的矛盾，决定再让敌军深入到赣南底部，威胁两广地盘，加剧他们之间的矛盾，然后红军插回敌军后方，打其空虚之处。随即部署红一方面军主力转移到于都县北部的山沟里隐蔽，让出通向瑞金、于都和兴国的大道，诱敌继续南进。

7月下旬　红一方面军总部、红三军团、红四军（缺第十二师）、红十二军分别到达于都北部地区，同从于都、瑞金北上的红三军（缺第九师）、红三十五军和由赣江以西沙地来到的红七军及红二十军军部等会合。方面军总部决定，红七军暂归红三军团指挥。

7月24日　在于都县银坑同朱德发布命令，令红一方面军在敌人深入恐慌疲惫之下，消灭由宁都赖村进攻之敌，然后转向桥头方向消灭敌军的第二部。

7月28日　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兴国县西部高兴圩地区，行程千里，完成了回师赣南集中的战略任务。七月底，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军已进到固村、宁都、古龙冈、白石一线，但未找到红一方面军主力。蒋介石、何应钦得知红一方面军主力集中在兴国地区后，判断红一方面军主力有西渡赣江之可能，便集中九个师兵力向兴国方向急进，企图压迫红一方面军主力于赣江东岸而消灭之。毛泽东获悉各路敌军正向兴国方向急进，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敌我形势和红军作战方针、计划，指出：敌军虽然来势很猛，但在根据地已拖了近一个月，锐气已减，且敌军主要兵力和精锐师团集结在第一线，由富田向东的后方联络线上兵力比较薄弱。会议决定，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首先从侧翼打起，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人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置深入赣南根据地的敌军主力于无用之地。待敌军主力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弱者。

7月31日　和朱德在高兴圩接到红十二军军部和中共纯化区委的报告，得知敌军主力向兴国方向急进，其右侧后富田、陂头、新安一带仅有三个团防守，决定避强击弱，以主力由高兴圩地区秘密北进。傍晚发布命令，令红一方面军主力绕入敌背捣其后路，使敌动摇震恐，先夺取富田、新安。当晚，红一方面军主力开始向富田开进，当先头部队进到石陂以北地区时，发现敌第二路进击军陈诚、罗卓英两师先于红军赶到富田，夺取富田的计划难以实现。毛泽东、朱德随即改变计划，率部折回高兴圩地区，另寻歼敌机会。

8月上旬　各路敌军纷纷向高兴圩地区逼近，红一方面军主力被压缩在以高兴圩为中心方圆数十里的狭小地区内，西临赣江，南、北、东三面有敌军九个师进逼，形势危急。毛泽东同朱德决定将迂回敌侧后的战法改为中间突破，向东面兴国县莲塘、永丰县良村、宁都县黄陂方向突进。为隐蔽红军意图，造成敌军错觉，指挥红三十五军、红十二军第三十五师和部分地方部队伪装主力，向赣江方向佯动，吸引敌第六、第九、第十一、第十四等师继续向万安至万安南部良口方向前进，并牵制兴国县崇贤、吉安县东固间之敌，红一方面军主力则乘夜通过敌第九师（在兴国县江背洞）和第五十二、第六十师（在兴国县崇贤）之间二十公里间隙地带，转到莲塘地区。

8月6日　和朱德获悉敌第三路进击军第四十七师第二旅进到莲塘附近，决定集中兵力迅速歼灭该敌，尔后向北发展求歼第三路进击军主力，要求所属各部当夜展开，准备七日拂晓攻击。当晚，红三军团（并指挥第七军）和红三、红四、红十二军（缺第三十五师），秘密向敌军阵地接近。

8月7日　和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莲塘地区将敌军第四十七师第二旅和由良村西出侦察的一个多营全部歼灭，取得初战胜利。随后，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乘胜北进，攻击良村之敌第五十四师，歼灭其一部。莲塘、良村两仗共歼敌两个多旅，俘敌三千五百余人，缴获各种枪三千一百余支（挺），迫击炮十四门，电台两部，马二百余匹，各种子弹三十余万发。

8月8日　和朱德在良村约溪发出红一方面军命令：决心以全力消灭龙冈之敌。在部队开赴龙冈途中，得知敌第五师在龙冈已有准备，驻地周围修筑了工事，遂改变主攻方向，命令红三军向龙冈佯攻，同时部署红军主力挥戈向东，进攻宁都黄陂的敌军第八师。

8月11日　和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进到黄陂附近，指挥部队一举攻入黄陂，歼灭敌第八师两个团，乘胜追击，又歼敌一部。前后共歼敌第八师约四个团，俘敌四千余人，缴枪三千余支（挺）。这时，得知敌第六、第十师已接近黄陂，当机立断，命令红军主力停止追击，当夜撤出黄陂，转到永丰、兴国、宁都三县交界的君埠及其以东地区休整。

8月中旬　国民党军发现红军主力的行踪后，采取密集的大包围态势逼近红军集中地——君埠以东地区，企图消灭红军主力于此。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又处于被敌军八个师三面包围的不利境地，是三次反“围剿”以来最艰苦的时刻。毛泽东主持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会议，分析敌情，认为红军主力应采取“声东击西”战术。针对敌人最怕红军北出临川的情况，决定红十二军（欠第三十五师）伪装红军主力向乐安方向佯动，将敌主力向东北方向牵引。同时部署红军主力利用夜暗从敌第一军团和第二路进击军之间十公里间隙的大山中偷越过去，跳出敌军包围圈，向西返回兴国县境内隐蔽休整，观察敌军动向，待机歼敌。

8月17日　和朱德率红一方面军主力进至兴国东北的白石、枫边地区隐蔽休整，并同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会合。为了准备经常的夜行军，加强红军的机动力量，和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关于减少行李马匹的通令。二十二日，又发布节省经费的通令，指出：目前仍须准备一个月到两个月的艰苦奋斗，以持久战略来消灭敌人，争取第三次反“围剿”的全部胜利。

8月30日　中共中央致苏区中央局并红军临时总前委的指示信指出：“中央苏区现时最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例如你们容许地主残余租借土地耕种，对于富农只是抽肥补瘦，抽多补少，而不实行变换富农肥田给他坏田种的办法”，“犯有富农路线的某些错误”。“红军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抛弃游击主义的传统与小团体的观念，这在红军已在进行大规模战争与担负着争取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任务是不相称的。”

9月初　和朱德为进一步调动和疲惫敌军，率领部队继续西移，转到兴国、万安、泰和之间以均村、茶园冈为中心的山区，隐蔽休整，待机歼敌。这时，红军主力已休整半月有余，养精蓄锐，士气旺盛。国民党军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东奔西突，数次扑空，疲惫不堪，士气沮丧，已无力继续进攻红军[10]。加之当时蒋粤桂军阀冲突加剧，蒋介石不得不下令“围剿”军实行总退却。

9月6日　和朱德获悉兴国地区国民党军正沿高兴圩大道向北撤退，当即决定首先抓住兴国北撤敌军一部歼灭之，尔后视机扩张战果。七日，同朱德指挥红三军和独立第五师在泰和县老营盘歼灭北撤之敌第九师一个旅，俘敌两千余人，缴获长短枪两千余支。与此同时，红三军团、红四军、红三十五军等在兴国县高兴圩向敌第六十、第六十一师发起攻击，激战两天，毙伤敌军两千余人。但因敌军占据有利地形，红军兵力不够集中，并且徒涉高兴圩以西河流时遭到较大伤亡，结果形成对峙。为使红军变被动为主动，决定主力撤出战斗，转至茶园冈、均村、永丰圩地区休整待机。

9月11日　在茶园冈得到国民党军要撤出根据地的情报，和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于次日转换阵地、截击敌军的命令。十二日，在石灰窑鉴于国民党军对红军情报不明，尚不敢行动，和朱德发布命令，令方面军经老营盘、田塅转向东移到敌之右侧。

9月13日　和朱德获悉敌军退却路线后，立即命令红一方面军集中全力向北撤之敌实施追击。

9月15日　拂晓，红一方面军主力追到退却敌军，迅速强占方石岭。和朱德指挥红军主力截住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及第四军团的一个多团，将其包围于方石岭以南地区予以全歼，俘敌五千余人，缴获各种枪四千五百余支（挺）。至此，从八月开始的第三次反“围剿”，红一方面军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配合下，六战五捷，歼灭国民党军十七个团共三万余人，缴枪一万五千余支（挺），各种子弹二百五十万发，电台六部，打破了敌人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毛泽东后来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总结说：“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央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包括二十一个县，二百五十万人口，进入了全盛时期。

秋　为培养红军干部，创办红军干部学校，找何长工、邓萍谈话，说：我们决心调你们两个军长和四个师长，还有十几个团长和政委来办个学校。北伐时有“黄埔”，我们要办个“红埔”，开办个培养干部的基地。根据蒋介石其人的本性，估计战争会越打越大。培养红军干部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我们必须向部队源源不断地输送经过学校培养的军政素质好的红色指挥员。还说：新旧军阀很懂得有权必有军，有军必治校这个道理。蒋介石中央军的构成有几个系统，一是陈诚为头子的保定系，一是汤恩伯为头子的日本士官系，一是胡宗南为头子的黄埔系，还有其他各省的讲武堂毕业的讲武系。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为了战胜反动派，也要学会办校、治军，培养自己的建军人才。谈话后不久，何长工、邓萍等奉命到瑞金筹建红军干部学校。

9月中旬　鉴于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同朱德决定，以一部分地方部队监视北面之敌，主力红军和另一部分地方部队由兴国以北地区向南以瑞金为中心的地区转移。十八日，和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命令，令部队开往龙冈整顿补充，以“执行向南发展之任务”。红三军军长黄公略指挥部队转移时，在东固遭敌机扫射，中弹受重伤，不久牺牲。

同旬　因陈绍禹决定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周恩来将赴中央苏区，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由秦邦宪（博古）负总责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随后报共产国际批准。

9月18日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侵略中国东北。二十五日，毛泽东同朱德、贺龙、彭德怀等联名发表《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揭露国民党军阀不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只能向帝国主义献媚投降、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既不能“保国”也不能“为民”。号召白军士兵投身革命，加入红军，为共同抗日、打倒国民党、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而战。

9月20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出由陈绍禹起草的决议《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提出“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要求苏区的党和红军“在政治军事顺利的条件之下，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要求红军必须“集中力量追击敌人退却部队”，“扩大苏区到中心城市”，“各军必须开始城市战、堡垒战的演习”。决议强调“目前主要危险还是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

9月23日　和朱德在兴国水头庄发布红一方面军关于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部队开往福建工作、筹款的命令，决定二十五日出发，分七天行程到闽西长汀集中。

9月26日　到达于都县平安寨，指示中共县委和县苏干部要迅速消灭地方反动武装，巩固与扩大革命根据地。

9月28日　到达瑞金叶坪村，同中共苏区中央局会合。着手筹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0月11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临时中央，指出：中央局随方面军行动，项英因“工作能力不够领导”，“决定毛泽东代理书记，请中央批准”。电报中提议扩大中央局人数，以彭德怀、林彪、周以栗、曾山、陈毅为中央局委员。并决定成立临时江西省委，以任弼时为书记。三十日，中央批准毛泽东为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

10月14日　和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收集攻土围炮楼经验的训令》。指出土围子炮楼是土豪劣绅的最后营垒，为要争取广大群众，巩固根据地，捉得土豪筹款子，必须要完全消灭土围子炮楼；规定红军用工兵挖地洞、打对壕、埋地雷去爆炸土围炮楼；要求总部参谋处汇集攻土围炮楼的经验和方法，编为筑垒攻城教范，训练红军。红一方面军各部执行了这个训令，在赣南、闽西拔除了几百个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子。

10月中下旬　中共临时中央复电苏区中央局：中央局是中央在苏区的代表团，代表中央领导苏区一切工作，绝不能随方面军行动。中央局应在苏区建立经常工作，指导军事、党、工会、苏维埃的工作。中央局不能代替地方党部、革命军事委员会等组织。地方干部对中央局的成分无任意变更之权。中央局成分无扩大之必要。现中央局应负责领导党大会和苏大会。中央局书记由毛泽东代理，任弼时应仍任中央局组织部部长，省委书记由地方干部选拔。中央新代表即可出发来苏区，会同解决一切问题。

10月21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临时中央，报告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十一月七日开幕，望派一位政治局委员，最好是工人同志来苏区主持中央政府工作。

10月24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毛泽东等复临时中央来电[11]，报告红一方面军难以立即向外发展：“红军目前急切须休息，须训练，须补充，须筹款，须布置新战场，创造根据地，又因十一月七日开全苏大会，中央局不能远离，遂将红军主力分布石城、长汀、于都、会昌四县工作，总部[12]及中央局在瑞金居中指挥。除瑞金全县赤化外，石、汀、于、会四县大部尚是白色，但必是将来新战场，故四县工作还要加紧。”

10月下旬　中共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提出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由毛泽东任主席。

同旬　从瑞金到石城县秋溪红四军军部，召集军事会议，听取军事指挥员汇报，部署红四军拔除地主武装盘踞的山寨土围子的计划，确定主力红军与地方游击队相结合、政治攻势与军事斗争相结合的原则，提出对白色据点采取长围久困、先小后大、先易后难、逐个消灭的方针。

11月1日—5日　在中共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央苏区党组织在瑞金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会议贯彻中央八月三十日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临时总前委的指示信。在根据地、军事、土地革命路线等问题上展开了争论。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等文件，虽然在原则上肯定红军粉碎敌人三次“围剿”等成绩，但重点是批评中央根据地的一些正确的东西：把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原则，指责为“富农路线”；指责红军“没有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阵地战”、“街市战”。会议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并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红军的领导。

11月7日—20日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毛泽东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报告。大会依据中共中央关于宪法原则要点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政策》等法令，选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六十三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宪法大纲》明确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在大会闭会的期间，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组织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由中共中央提交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以法律形式规定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左”的政策。大会为表彰红军及其指战员在革命战争中作出的贡献和功绩，给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八人授予奖章。二十日，毛泽东致闭幕词。

11月7日　为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题词：“苏维埃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是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

11月25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朱德、王稼祥、彭德怀、周恩来、贺龙、毛泽东等十五人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委员，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同时决定在中革军委成立之后，即取消红军第一方面军的总司令、总政委。中革军委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红军。

11月27日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主席，项英、张国焘当选为副主席。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组织人民委员会，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行政机关，毛泽东被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组成，即日开始工作。

11月28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项英、张国焘[13]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颁布暂行税则的决议指出：临时中央政府根据宪法的规定，“废除国民党军阀的一切田赋、丁粮、苛捐、杂税、厘金等，实行统一的累进税”。统一累进税征收的原则，“除去将纳税的重担放在剥削阶级身上外，依阶级的原则来解决，对于被剥削的阶级与最苦的下层群众免除纳税的义务”。

同日　和项英等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暂行婚姻条例的决议指出：“目前在苏区男女婚姻，已取得自由的基础，应确定婚姻以自由为原则，而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与买卖的婚姻制度”。

12月1日　和项英等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通电》，宣告中华领土内已经有绝对不同的国家：“一个是所谓中华民国，它是军阀官僚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以压迫工农兵劳苦群众的国家”；“一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它是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工农兵士劳苦群众的国家”。

12月上旬　收到朱德关于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即将起义的报告和中革军委关于二十六路军准备起义的情况以及将采取的方针、步骤的报告，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的问题。会议认为，应当争取组织“全部暴动”。十一日，毛泽东会见在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中的秘密中共特别支部委员、特支代表袁汉澄（即袁血卒），问暴动有无把握，有多大把握。听完袁汉澄回答后说：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这全靠我们党过细的组织工作。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并宣布决定派刘伯坚等与他们联系。

12月11日　和项英等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告全国劳动群众书》，揭露日本及国际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中国和国民党反动政府进一步出卖民族利益，号召全国劳苦群众，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在苏维埃的旗帜下，以工农苏维埃革命来消灭国民党反动统治，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半殖民统治制度，获得中华民族及中国劳苦群众的自由和解放。

12月14日　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官兵一万七千余人在宁都举行起义。起义部队随即加入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签发红五军团的委任状：任命季振同为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第十五军军长。随后，任命萧劲光为红五军团政治委员，刘伯坚为政治部主任。

12月15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建立报告制度问题》的通令，指出，为建立坚强而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权，各级苏维埃政府在工作方法上首先要建立下级向上级经常作报告的制度，上级对下级实行工作检查的制度。

12月16日　和项英等公布《处理反革命案件和建立司法机关的暂行程序》的训令，指出：“在过去的肃反工作中不是没有错误。临时中央政府严重地告诉各地各级苏维埃政府，各地的肃反工作，有许多地方是做得不对的。例如听到某个或几个反革命分子的口供，没有充分的证据，未经过侦查的工作，就进行捉人，审问的时候，偏用肉刑，苦打成招的事，时常发现。”训令规定，必须坚决地废除肉刑，而采用搜集确实证据的各种有效方法。

12月19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苏维埃政府布告》，指出：“军阀豪绅地主，到处压迫穷人。利用国民政府，要捐要税不停。地主白占土地，厂主垄断资本。”“大家要免痛苦，只有参加革命。”“穷人一致奋起，组织工农红军。豪绅地主土地，一律分给农民。免除苛捐杂税，都是有吃有剩。工人每日工作，只做八个时辰。”“商人服从法令，生意由你经营。”“各地工农群众，赶快参加革命。”“建立工农政府，快把地主田分。工人组织工会，快同厂主斗争。大家一致努力，完成中国革命”。

12月中旬　同即将上任的红五军团政治委员萧劲光谈话，提出团结、建设红五军团的基本方针，说：对这支部队，要努力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起义的军官，愿留下的欢迎，组织他们学习，进学校，搞干部教育。对要求走的欢送，发给路费，来去自愿。

12月22日　到石城出席欢迎原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起义的大会，讲话指出宁都起义的重大意义和今后改变军阀制度的任务，希望新编的红五军团努力变成无产阶级化的军队。

12月中旬、下旬　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身份，指导红五军团建设的工作。指示对起义的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进行大混编，逐步打破原来的军阀制度，并转变其军阀作风。提出对起义军官的政策是愿留者欢迎，愿走者欢送，并提拔一些愿革命的下级军官。批准中革军委从红一、红三军团等部选派一批干部战士到红五军团工作。亲自找起义军进步军官谈话，帮助做发展共产党组织的工作。批准董振堂加入中国共产党。

12月底　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

[1]许克祥，当时任国民党军第24师师长。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8师师长。

[2]《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提出：“目前正是争取全国苏维埃胜利斗争中，土地国有只是宣传口号，尚未到实行的阶段”；农民参加土地革命的目的，“不仅要取得土地的使用权，主要的还要取得土地的所有权”，“必须使广大农民在革命中取得了他们唯一热望的土地所有权”。

[3]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时取消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一项，未被中共中央批准。

[4]指人口表格和土地表格。

[5]蒋光鼐，当时任国民党军第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当时任国民党军第60师师长。

[6]王金钰，当时任国民党军第5路军总指挥兼第47师师长。

[7]公秉藩，当时任国民党军第5路军第28师师长。

[8]郭华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5路军第43师师长。

[9]指1931年5月28日，国民党部分军政人员孙科、汪精卫、胡汉民等在广东成立广州国民政府，以汪精卫为主席，同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对峙。

[10]在当时缴获的国民党军官兵的家信中有这样说的：“这一月来，无论官兵差不多没有不病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至于山高路险，跌死的人马以及因病后被土匪杀死的官兵，总和起来比出发时候的人数差不多要少三分之一。”

[11]中共临时中央1931年10月22日致电苏区中央局：“接国际来电，要中央红军乘势向外发展，正与中央前三次给你们的指示相符合，请你们立刻把执行这一指示的具体布置及所得成绩告诉中央。”

[12]指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部。

[13]因张国焘未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职，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公布的文件，未由他起草或参与起草，故一般以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项英、张国焘署名的文件，以下简称“和项英等署名”。

1932年　三十九岁

1月7日　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肃反工作的报告，并参加讨论中央苏区的肃反工作。会议同意周恩来的报告，通过《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决议虽仍认为“过去反AB团斗争是正确的，是绝对必要的”，但着重指出：“过去因为对AB团及一切反革命派认识不正确，将AB团扩大化了”，“把AB团的斗争简单化了”，“种下了肃反工作的错误根基”。

1月9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把中间派别断定为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强调“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规定长江以南的红军努力求得“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并指示红一方面军“首取赣州”。决议还指出：“右倾机会主义仍然是目前主要的危险”，“应该集中火力来反对右倾”。

1月上旬　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参加讨论打赣州的问题。发言指出：赣州是敌军必守的坚城，三面环水，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还是以不打为好；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增援部队的战术。朱德也不赞成打赣州。但是，多数与会者执行临时中央的指示，主张打赣州。十日，中革军委发布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

同旬　在瑞金叶坪找何长工谈话，说：你的工作需要变动一下。宁都起义部队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黄埔军校的人。因此，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则压不住台。又说：你到红五军团十三军当政委。你有改造起义部队的经验，首先要把十三军搞好，这一炮打响了，就会影响十四军，鼓励十五军。

1月13日　《红色中华》报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等，欢迎前来参观各机关的红五军团的代表们。他们致词说：白军打仗是为少数人的利益，与白军士兵丝毫没有益处。红军打仗是为大多数的工农劳苦群众谋解放。只有在共产党和苏维埃领导之下，工农兵才能得到真正解放，革命才能得到成功。

1月15日　在瑞金出席全国苏区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向大会致词。

1月中旬　在叶坪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报告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和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大举侵华，势必引起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中央代表团有的成员不同意作这样的分析，指责说：“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必须提出武装保卫苏联”，不这样提出口号，“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会议中途，另选了会议主持人。会后不久，毛泽东向苏区中央局请病假休养。

1月21日　在瑞金出席全国苏区少年先锋队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向大会致词。

1月27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五次常会，决定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由王稼祥任主任。

1月28日　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国民党驻军第十九路军广大官兵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影响下，出于民族义愤，违抗国民党政府的命令，奋起抗战，称一二八抗战。

1月下旬　遵照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决定，去瑞金城郊东华山古庙休养。休养期间，起草了《对日战争宣言》[1]，还坚持给警卫班战士上文化课和时事课，还接待来访群众，了解他们的情况和对政府的要求。

2月1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帝国主义大战致全国的通电》，号召全国工人、农民、兵士、学生及一切劳苦民众，自动地组织义勇军，自动地武装起来，夺取国民党的武装，直接与帝国主义作战，驱逐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侵略者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大战，建立全中国的民众苏维埃政权。

2月19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对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苏区党的紧急任务》的指示，指出：苏区党应利用目前极端有利的时机，发动和领导群众的革命斗争，夺取中心城市，扩大和贯通各苏区打成整个一片，配合和领导全中国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

2月下旬　为揭穿国民党反动派制造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阴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出布告，指出：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登载伍豪等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2]

3月1日　中革军委因红军打赣州二十四天未克而移到前方，并发布《关于坚决夺取赣州乘胜消灭来援敌人的训令》，指出，所有参战各军由军委直接指挥。四日，中革军委指挥红军组织爆破总攻，未能成功，反被援敌分割，陷于被动。

3月上旬　在东华山古庙会见专程赶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项英谈了赣州前线战事失利的情况，并转交了中革军委来电，请毛泽东暂停休养，赶赴前线参加决策。毛泽东立刻下山，冒雨回到瑞金，复电前线指挥部，提出大胆起用预备队红五军团，以解红三军团之围。当天晚上带警卫班出发，日夜兼程，赶到赣县江口前线指挥部。朱德告诉毛泽东：按照你在瑞金复电的意见，把预备队红五军团拉上来，在红四军的支援下，红三军团已经解围脱险。随后，毛泽东经过调查，提议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前方开会，检查打赣州的问题。

3月12日　中革军委发布命令，重编红军第一、第三、第五军团。以四军、十五军编为一军团，林彪为总指挥，聂荣臻为政治委员。以五军、七军、十四军编为三军团，彭德怀为总指挥，滕代远为政治委员。以三军、十三军编为五军团，季振同为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萧劲光为政治委员。随后，毛泽东在南康县唐江镇参加红一军团任命新领导的团以上干部会，并讲话。

3月16日　和项英等发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对植树运动的决议。决议说，中央苏区内空山荒地到处都有，若任其荒废则不甚好，因此决定实行普遍的植树运动，这既有利于土地的建设，又可增加群众的利益。决议要求各级政府向群众作植树运动的广大宣传；规定对于沿河两岸及大路两旁均遍种各种树木，对于适宜种植之荒山，尽可能地来种树木以发展森林，必须使广场空地都要种起树来；提出以后要注意培养树木种子，在每年春天来进行此种运动。

3月中旬　出席在赣县江口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会议讨论攻打赣州的经验教训和红军今后的行动方针。毛泽东指出攻打赣州的错误，主张红军主力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较好、地势有利的赣东北发展，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广大地区发展革命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中央局多数人受临时中央的影响，否定了毛泽东的意见，主张红军主力夹赣江而下向北发展，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或较大城市。会议决定：以红一、红五军团组成中路军，以红三军团、红十六军等组成西路军，分别进行作战。十八日，中革军委命令西路军应赤化赣江西岸，并相机夺取几个城市；命令中路军须迅速集中宁都，以宜黄、乐安、崇仁为目标，努力争取三县苏区，并相机夺取一个或几个中心或较大城市。毛泽东依据闽西敌情变化，主张中路军向闽西行动，立即向中革军委建议，将中路军改为东路军。

3月19日　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身份率红一军团行军北上，向宁都集中。途中，向总指挥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阐明中路军向闽西发展的主张，得到他们的赞同。二十一日，林彪、聂荣臻向中革军委建议采取毛泽东的意见，将中路军的行动方向改向闽西。

3月27日、28日　在瑞金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参加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提议红军中路军向东发展，攻打龙岩，消灭闽西张贞[3]等军阀，开展局面。会议采纳这个主张，将红一、红五军团组成的中路军改称东路军，确定毛泽东率领东路军攻打龙岩，向东南方向发展。会后，毛泽东赶到长汀，向先期到达的红一军团主要指挥员传达会议精神。接着，向红一军团团以上干部作东征动员，指出：我们的新任务，是经闽西向闽南方向发展。应该看到我们中央根据地沿赣江向北没有多少发展余地，国民党“剿共”的大本营就设在南昌。如今向西发展，有赣江梗阻，大部队往返不方便。向南发展则必然会同广东部队的主力顶牛。只有向东发展最有利，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作依托，二来闽南尚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因此中央局决定由他带领东路军，打到外线去，打到闽南去，发展根据地，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并获得物资补给。

3月30日　在长汀就东路军行动问题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提议：“政治上必须直下漳、泉[4]，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若置于龙岩附近筹款，仍是保守局面，下文很不好做。”“据调查，漳州难守易攻，故我一军团及七师不论在龙岩打得着张贞与否，均拟直下漳州。”同时提出：一军团“候七师取齐，即先向东行”，“五军团可随后入闽”，“十三军亦须入闽，位于龙岩坎市，保障后路”。

3月31日　从长汀去上杭的旧县会晤红十二军政委谭震林、中共闽西特委负责人张鼎丞。途中得知红十二军占领上杭，星夜到汀江坐船赶往上杭。次日，在上杭了解情况，向谭、张布置配合东征龙岩、漳州的任务。

4月1日　周恩来收到毛泽东提出的龙岩、漳州战役计划后，从瑞金赶到长汀召开作战会议。会议听取中共福建省委关于漳州地区情况的报告，批准龙岩、漳州战役计划，并具体部署了前后方的各项工作。随后，周恩来留驻长汀，负责调动兵力、筹集给养和保障前线的需要。

4月2日　在上杭致电周恩来，指出“敌一部既入闽，我直捣漳、泉部队必须更迅速更集中，否则敌占先着，我军将进退维谷”；强调红五军团全部必须立即出发，取直径急行军于十四日到龙岩；提议中央局、军委宜移长汀。周恩来接受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局、中革军委于十日移到长汀。

同日　红一军团离开长汀地区，掉头往南，急向白砂、龙岩一线开进。

4月7日　由上杭抵达白砂，与红一军团领导人会合。八日，随一军团到达龙岩西部约五十里的大池圩，指示部队隐蔽宿营，不去有敌人守备的小池。九日，部署红一军团就地休整，侦察敌情与地形。获悉龙岩城守军是张贞第四十九师两个团和少量地方民团，战斗力不强，同红一军团领导人研究决定，直接向龙岩攻击前进。

4月10日　拂晓，和林彪、聂荣臻指挥红一军团乘敌不备，向龙岩发起进攻，在地方赤卫队协助下，消灭守敌张贞部一个多团，俘虏六百八十余人，缴枪九百余支，攻占龙岩城。

4月11日　在龙岩主持召开红一军团师长、师政委以上干部会议，总结攻打龙岩的经验，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步骤。会上，确定的部署是：由罗炳辉率领红十二军在闽、粤边的上杭、武平地区警戒粤军，保障红军攻漳部队的后路和右侧翼；红一军团先在龙岩休整，让敌集中，待红五军团赶到，东路军主力会合后再向集中之敌进攻。

同日　致电周恩来，指出龙岩胜利的原因是：“甲、白砂休息一天，团结兵力。乙、不顾坎市，直取龙岩。丙、大池宿营，不去小池，击敌不备。”关于军队行动问题，电报说在此地休整两天，“即直下漳州”。并指出：“目前粤敌是对江西取攻势，对福建取守势。但我军入漳，必能诱动该敌。”

4月14日　红五军团从赣南迅速赶到闽西龙岩，如期实现东路军主力的会合。毛泽东对漳州战役作进一步部署，以红五军团第十三军驻守龙岩，负责保障龙岩到漳州的战勤供应运输线，第三军随红一军团进攻漳州。

同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此信要求苏区的党组织领导红军和群众，“进行坚决的革命的进攻，来扩大苏维埃区域，来争取联系一片的苏区”，指出“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目前的主要危险”，强调对“右倾作最坚决无情的争斗”。

4月15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日战争宣言》，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向全国工农兵及一切被压迫民众宣言：要真正实行民族革命战争，直接与日帝国主义作战，必须首先推翻帮助帝国主义压迫民族革命运动、阻碍民族革命战争发展的国民党反动统治”。

4月16日　在漳州西北约二十多公里的马山，领导东路军总部，组织部队侦查敌情和观察地形。获悉防守漳州的张贞部主力部署在漳州西北天宝到南靖一线，一部在漳州市内扼守着险要阵地。十七日、十八日，同东路军总部负责人冒雨到前沿阵地调查，经研究确定了进攻部署：以红四军主攻敌人的天宝阵地，红十五军助攻宝林到南靖一线之敌，红三军为预备队。

4月19日　拂晓，指挥东路军对漳州外围的国民党军发起攻击。主攻部队猛攻敌军风霜岭之线的阵地，并以十二岭为主攻目标。在攻至主峰最后一道防线时，因守敌据险抵抗，红军一度受阻。此时，毛泽东来到前沿阵地直接指挥，令部队加强兵力，从五峰岭向十二岭俯冲。敌军被击溃，红军乘胜追击，全部消灭逃敌。据守漳州市内的敌军闻讯后出逃。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师长张贞，从前线败退城内，连夜烧毁军械库，弃城逃走。

4月20日　率东路军主力进占闽南重镇漳州城。漳州战役共歼张贞部约四个团，俘一千六百余人，缴获飞机两架及大量军用物资。红军部队举行入城典礼，毛泽东头戴凉盔帽，骑着一匹白马随队入城。

4月21日　主持召开东路军师长、师政委以上干部会议，讨论战区总检查和第二次行动等问题。关于第二次行动，会议决定：准备随时打击入闽的粤军；向地主豪绅筹款；搜查反革命分子；扩大宣传；扩大政治影响；分发谷物给群众。

4月下旬　会见蔡协民、曾志等，指导成立新的漳州中心县委，蔡协民任书记，曾志任秘书长。曾志后来回忆说：我从厦门那边到了漳州，见到毛泽东。我跟他到龙溪中学的图书馆找书，找了很多书，后来用汽车运到苏区中心的瑞金。

4月22日　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指出：漳州战役，“张贞大部消灭，达到剪除粤敌一翼之目的。这不但对巩固闽西、发展闽南游击战争、援助东江红军有帮助，且因漳州海口之占领，影响时局甚大，有调动粤军求得战争之可能”。我东路军当于最短时期，“发展闽南游击战争，筹足百万以上经费，准备消灭入闽之敌”。电报中还说：“闽南剥削奇重，工农小商深恨地主军阀到绝，红军入漳，市民拥看若狂。”

同日　召集红三军、红四军和东路军总部连以上干部开会，总结前一阶段作战的经验，报告目前形势，布置下一阶段的任务。他说：“有人说我们红军只会关上门打狗，怀疑我们在白区能不能打仗，可是你们看，我们在白区不是打得蛮好嘛！”

4月23日　领导东路军分兵，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筹款子等工作。后来发现有的部队在打土豪时，将戴礼帽、穿西服、拿手杖的侨眷，误认为是土豪而抓起来，立即召开会议，教育大家分清土豪与侨眷，并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抓人权，同时指示部队赶紧清查，抓错的赶快放，赔礼道歉。

4月25日　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第三十七、第三十八期合刊发表临时中央主要成员撰写的《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反对“党内机会主义动摇”，批评苏区中央局在第三次反“围剿”后，“始终没有能够利用客观上的顺利环境去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把‘巩固苏区根据地’当作符咒一样去念，把消灭‘土围子’当作了巩固根据地的中心工作，以等待敌人的新的进攻，新的‘坚壁清野’，新的‘诱敌深入’与新的胜利”。

4月27日　指导闽南地方党组织通过召开工农和各界代表会议，在漳州城成立临时政权机关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

5月3日　在漳州复电中共苏区中央局[5]，指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三次战争和日本出兵之后的中国统治势力，特别是蒋系，已经受到很大的打击，对于我们只能取守势防御的攻击，至于粤军亦是防御攻击性质。决不应夸大敌人力量，以为敌人还有像去年三次进攻给中央苏区以大摧残的可能，而且在战略上把自己错误起来，走入错误道路。”“在三次战争以后，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我们的任务是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胜利，似要以消灭敌人做前提。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此次东西两路军的行动完全是正确的。东路军深入漳州决不是主要为着筹款，西路军的分出也没有破坏集中的原则。我们已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突破了敌人的东西两面，因而其南北两面也就受到我们极大威胁，不得不移转其向中区的目标，向着我东西两路军的行动。”“白区作战与赤区有很大不同，和粤军作战又与打张贞有很大不同”。

同日　将入漳后收集的上海、香港、汕头报刊的新闻摘要十六条，报中共苏区中央局、临时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其中有：“日向北满增兵，苏联已增兵备战，形势正紧”；“日苏不致开战，日美将先打响”；“苏联红星报亦谓日美战争不可避免，但法国及美国保守党极力挑拨日俄战争”；“红军入漳，沿海大震，漳、泉逃厦者，十余万人，言传红军欲攻福州。港报则称：红军欲入潮汕，帝国主义兵舰集厦门者二十八艘”；“张贞尚余四千余人，枪半数”。

5月9日　和项英等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协定[6]通电》，痛斥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径，号召全国劳苦群众坚决地起来进行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政府，保卫中国的领土完整，求得中国的完全独立与解放。

5月11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接到临时中央四月十四日致各苏区党部的信和毛泽东对中央指示信的意见后，于本日在汀州开会进行讨论。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会议否定和批评毛泽东的意见，同意和接受临时中央的指示和批评，作出《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决议承认中央局“自去年三次战争胜利以来对于目前政治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号召“中央苏区各级党部全体同志在红五月工作中立即实行彻底的转变”，“坚决进行胜利的进攻，争取苏区扩大，争取闽、赣、湘、鄂苏区打成一片，争取中心城市——赣州、吉安、抚州、南昌与江西及其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决议提出：“须彻底纠正中央局过去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右倾机会主义是苏区党内的主要危险”。“不了解红军积极行动的必要而对于迅速夺取大城市迟疑，主张向着偏僻区域发展，这简直是苏维埃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路线”。

5月20日　中共临时中央电示苏区中央局：“目前应该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消灭敌人的武力，扩大苏区，夺取一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指示电指出：苏区党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一般的接受了中央的指示，在苏区工作的转变上有进步的作用，但大会对于政治情势估计不足，因此，对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及进攻的路线，缺乏明确的肯定的指出”。指示电还指责赣南会议以反对所谓狭隘的经验论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

5月29日　在漳州接到中革军委命令，要东路军开赴赣南同侵入的粤军作战。五月底，同东路军领导人部署所属各部撤离漳州、龙岩地区，回师赣南。

5月　在漳州期间，领导东路军主力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动员群众参加红军，以及进行部队整训等。指示红军将没收土豪劣绅、官僚资本的一部分财物，作为救济金分发给失业工人和贫困农民。同东路军总部商定，留下四十多名具有政治、军事斗争经验的干部加强漳州地区党的工作；调拨几百支枪给闽南游击队，使它编成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为建立和发展以南靖、平和、漳州为中心的闽南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基础。经过红军的工作，在漳州、石码工人中建立了地下党组织和有三千多人的秘密工会，群众参加红军队伍的有九百多人，其中有一批知识分子。

同月　国民党政府撤销原驻赣“绥靖”公署，改设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任命何应钦为总司令，陈济棠为副总司令，调集粤军侵占赣南西部的大片地区，使赣南革命根据地受到严重威胁。同时，国民党政府又令第十九路军开赴福建“剿共”。

6月5日　和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就各军整顿期限和召开军事会议问题，致电朱德、王稼祥：东路军各军“须于六至八号三天内整理完毕，准备九号出动”。“八号下午二时在官庄总司令部开军事会议，军长、军政委、军团总指挥、军团总政委、军团参谋长均到会”。六日，同叶剑英赴上杭县官庄。

同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出致各苏区的军事训令，规定：红一、红五军团主力应先与河西红三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的粤敌，在可能条件下占领梅岭关，再沿江北上，占领赣州、吉安、樟树，以争取南昌为目的，赣州如一时不能攻下，可先争取吉安，同时应以一部分兵力牵制临川、南丰线与樟树、吉水之敌。

6月7日　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并转出席东路军上杭军事会议全体同志：望坚持积极进攻路线，以全力求得此次战役完全胜利，给粤敌以重大打击。

6月8日　出席在官庄东路军总司令部召开的军事会议。会议决定：红一、红五军团经广东梅县回师赣南，计划月底到达赣南与红三军团会合，打击进攻赣南的粤军。

6月9日　和朱德在上杭官庄命令红一、红五军团从闽西驻地出发，回师赣南。

同日　蒋介石在庐山召开湘、鄂、豫、皖、赣五省的“剿匪”会议，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对苏区发动新的“围剿”，计划首先“围剿”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然后移兵“围剿”中央苏区。

6月17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为贯彻临时中央五月二十日的指示，作出《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承认中央的批评是正确的，苏区中央局是犯了“不可容许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主要的是过去中央局领导的错误”。提出中央苏区党的任务，“应领导红军与广大工农劳苦群众，配合和影响全国工农革命斗争与各苏区红军的行动，采取更积极的进攻策略”，“夺取赣河流域的南昌、九江、抚州、吉安、赣州、萍乡等中心城市，以实现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的首先胜利，乃至争取全国的革命胜利”。决议强调“目前苏区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须集中火力来反对”。

6月中旬　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决定取消东路军、西路军番号，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仍辖红一、红三、红五军团，朱德兼总司令，王稼祥兼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仍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随红一方面军总部行动。

6月21日　和朱德等在江西安远天心圩决定，准备进攻广东南雄国民党守军，调动入赣粤军回援南雄，以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6月23日、24日　和朱德、王稼祥两次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提议集中优势兵力，在信丰南部与粤敌决战，要求红十二军调定南、龙南、全南配合行动。中央局回电，完全同意红一方面军在信丰南部与敌军决战。同时提出，“我们目下可同意十二军到三南行动，但必须留一部兵力在武平、寻乌应付粤敌”。二十五日，红一、红五军团在大余地区袭击粤军，随后准备与红三军团会合。

6月　在从闽西回师赣南途中，指示闽粤赣边省委，要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

7月2日　红三军团主力在大余县池江附近击溃粤军四个团，溃军退据大余县城。三日，红一军团一部进攻大余县梅岭关，击溃守军一个团。四日至七日，红三军团多次攻击大余未克，敌我形成对峙。粤军三个师向南雄集中，企图合击红军主力。

7月10日　和朱德等指挥红一、红五军团，红十二军和江西军区两个师，对南雄县水口圩的粤军发起总攻，击溃粤军十个团。这期间，毛泽东亲临前沿阵地，同红五军团指挥员一起冒着枪林弹雨追击敌人。红一方面军在赣南、粤北地区发起的南雄、水口战役，共击溃粤军十五个团，使侵入赣南之粤军退回大余、南雄，基本稳定了中央苏区南翼。但是由于兵力不集中，未能大量歼灭敌人。

7月11日　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发出南雄、水口战役后休息整理的命令，指出今后目标是北上消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夺取赣州、吉安。毛泽东随红一方面军总部先到达乌迳，随后经江西全南抵信丰。

7月21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出给苏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委的指示信，批评苏区中央局“没有及时采取进攻的策略，积极地扩大苏区，将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任务放到全部工作的议事日程上面”；指责“在漳州占领的一个月内，红军中的政治领导的同志没有能够充分地利用这个时机与良好环境进行充分的群众工作，而集中一切注意于筹款，这种教训必须深刻的注意到”。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在信丰会见从后方来主持前方军事工作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周恩来（后方由任弼时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向他汇报前方作战和军事行动情况。周恩来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项英，报告红一方面军与粤军作战后在信丰、乌迳一带整训和筹款的情况，提出红一方面军将在月底前渡赣江北进，准备与蒋介石嫡系部队作战。

7月23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提出红一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须迅速过河，并须以极迅速的行动以打击宁敌[7]。要估计到粤敌仍有增援可能，迟缓则将增加困难”。

7月25日　鉴于在后方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提议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央局：“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会议只限于军委会议”。

同日　晚上，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我们再四考虑，认为赣州[8]上游敌军密接，在任何一点渡河出击赣敌，都有被敌人绝断危险，如攻新城、南康，将引起宁、赣敌人分进合击，或隔江对峙，造成更不利条件。”“因此，决经赣江下游先取万安，求得渡河，解决陈、罗[9]等四个师主力，以取吉安等城市。如敌人渡河东决战更好。但此行动须极迅速秘密，我们决后方开始集中行动。望秘电中央。”

7月29日　周恩来致信中共苏区中央局，针对中央局仍坚持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作进一步陈说：这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信中坚持由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恳请中央局再三考虑前方意见。

7月下旬　随红一方面军总部由信丰到达于都县城。

8月上旬　在兴国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方向。会议经过争论，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江以东北上作战，先消灭乐安、宜黄之敌，再打由赣江以西和由南城、南丰等地来援之敌，进而威逼和夺取吉安、抚州（今临川），以配合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红军反“围剿”斗争。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进行整编，在前方组成由周恩来任主席，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为成员的最高军事会议，负责决定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

同旬　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临时中央，报告兴国会议决定的红一方面军行动计划。

8月8日　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发出通令，宣布：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同日　中革军委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兴国会议精神，发出关于发起乐安、宜黄战役的军事训令。训令指出，根据北路的“围剿”敌军布置较弱以及我军运动较利的情况，决定红一方面军以坚决、迅速、秘密的行动，首先歼灭乐安、宜黄之敌，进而威胁与夺取吉安、抚州、南丰、樟树及南昌附近的较大城市。

8月10日前后　和朱德率红一方面军从兴国、于都出发，按计划秘密北上，于十五日到达乐安附近，总部设在招携。

8月15日　在招携和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攻击乐安的训令，决定于十六日向守城之敌发起攻击，以红一军团为主攻，红五军团为总预备队，红三军团策应攻城。

同日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红一方面军已到乐安县招携、宁都县东韶一带。“我军决以迅速坚决秘密的行动，先攻乐安、宜黄，消灭孙连仲[10]大部，乘胜攻南丰、南城消灭朱部[11]，开展赣东一面，求得巩固地向西迎击陈、吴[12]等师增援部队，以更有利地取得赣江下游中心城市，造成夺取南昌的形势。”

8月17日　和朱德在前沿指挥所指挥红一军团主力发起猛攻，中午攻克乐安城，歼灭守军高树勋第二十七师第八十旅两个团又一个营。

8月18日　和朱德等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以红军少部兵力佯攻崇仁，以红军主力直取宜黄。十九日，到宜黄前沿阵地视察，召开有各军团干部和地方党的负责人参加的战地碰头会，研究如何部署宜黄战斗。晚八时，和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命令：二十日先肃清城外敌军包围宜黄县城，同时须进行充分的攻城准备，以便城外得手后立即攻城，以达到攻下县城再打援敌之目的。攻城的部署是，以红三军团为主攻部队，红一军团担任城北的佯攻任务，红五军团为总预备队。

8月20日　和朱德指挥红军主力先攻占宜黄城外有利地形，晚九时发起攻城，一举攻克宜黄县城，击溃守城的高树勋第二十七师两旅共四团（缺一个营），其大部被歼，一部向北逃跑。二十二日，红军追到龙骨渡又歼灭逃敌之大部，宜黄战斗基本结束。

8月23日　和朱德指挥红十二军乘胜击溃南丰守军，占领县城。这样，乐安、宜黄战役一周内打了两个胜仗，连克三城，共歼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约三个旅，俘敌五千余人，缴枪四千余支。红一方面军已胜利实现兴国制定的第一期作战计划，有力地支援了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红军的反“围剿”。

8月24日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率红一方面军主力从宜黄出发，数日后抵达南城附近大竹山，准备攻打南城。因发现国民党军毛炳文、李云杰、许克祥等师在南城已集结十七团兵力，且该城内外险要，工事坚固，硬攻不易得手，毅然决定放弃攻城计划，改令红军撤至南城至南丰、南城至宜黄两线，发动群众和筹款，待机歼敌。这使红军避免了可能造成的损失，保持了战略主动。二十七日，周恩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报告这一情况，并提出下步行动计划为：待西来增援之敌陈诚、吴奇伟各部进至相当地点，即给予迎头痛击，以消灭敌人主力。

8月28日　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致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我主力军不宜在南丰、南城、宜黄间久待，应绕至乐安、宜黄一带，从敌军的左侧背给以各个击破，只以小部或独立师留在南城方向，以迷惑敌军。

8月29日　前方最高军事会议作出红军回调乐安、宜黄方面的部署。毛泽东和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准备歼灭东援之敌陈诚部的训令：“我军为要粉碎敌人的进攻，使赣东苏区巩固地向前发展，决心首先打击敌之一翼，即远道东来的敌军陈诚部，乘胜掩击崇仁会合之敌，再行相机进取，以求得革命战争的继续胜利。”

8月31日　获悉敌军吴奇伟部约四个团到达店前，有与敌军主力配合向永兴桥包抄模样，和朱德在永兴桥发布红一方面军攻击店前敌军的命令。因西面敌军同日占领宜黄，东面敌军又跟踪在红军之后，准备与西面敌军夹击红军，红一方面军处于进退两难位置。

9月2日　率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向南开进，致电率领后续部队的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报告敌情并对部队行动提出建议：敌主力似在黄陂五、六都之线，分两路夹河南进，有到东陂、朱坊之线可能，我方面军明日应集结新丰市、带源、恰村一带，准备坚决打击此敌。

9月3日　致电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敌军现到东陂、东港、神冈三点，似有南进可能。提议红一方面军应集结东韶、吴村、洛口之线，坚决打击南进之敌，但我军现在颇疲劳，应有两天以上休息，并作大的行动。

9月5日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率领红一方面军在宁都的东韶、洛口一带集中完毕。周恩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说目前战役将在东韶、水口、洛口一带，我决集最大力量决战。

9月7日　在后方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致电周恩来，指出：这次红一方面军北上，虽然表示其行动迅速秘密的进步，但不迅速向西求得在宜黄以西打击陈诚、吴奇伟部则是缺点。来电指责红军撤退宁都青塘待敌前进是不正确的决定，因这必造成敌人更积极向苏区中心前进，使之受敌摧残，这给群众以十二分不好的影响。关于红军行动方针，来电提出：“以首先袭取永丰，将敌向西调动，给以各个击破为最有利的形势”。

9月8日　前方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不同意后方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关于袭取永丰的行动方针，周恩来致电中央局陈述意见：敌之目的在驱逐我军，恢复据点，攻入苏区。我军五日始在东韶、洛口集中完毕，西袭永丰不仅疲劳未恢复，且敌军将先防我西进，袭取永丰将成为不可能。强调说：方面军现在小布、安福、平田一带休息七天绝对需要，已令二十二军及十二军在宜乐[13]、宜南[14]之间广大发展游击运动与新苏区。

9月上旬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得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在反“围剿”中分兵作战的计划，复电湘鄂西中央分局，指出：分兵作战只有利于敌人，应集中全军力量机动地选择敌之弱点，先打击并消灭其一面，而以地方武装及群众的游击行动牵制其他方面，这样才能各个击破敌人。如顾虑苏区被敌侵入而分一部分兵力去堵，不仅兵少堵不住，对于决战方面因减少兵力损失更大。并强调说：分散与持久硬打，将给敌人各个击破红军和分进合击造成最好机会。

9月中旬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得知红四方面军在反“围剿”中作战失利[15]，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急转鄂豫皖中央分局，指出：“我们建议，红四方面军目前应采取相当的诱敌深入到有群众工作基础的、地形便利于我们的地方，掩蔽我主力目标，严格地执行群众的坚壁清野，运用广大的游击队，实行四面八方之扰敌、截敌、袭敌与断绝交通等等动作，以疲劳与分散敌人力量，而不宜死守某一点，以便利敌之分进合击。这样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猛烈打击与消灭敌人一点后，迅速转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四次‘围剿’。”复电指出，这是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中的战略与战术的经验，“你们可以根据目前形势与红四方面军的优点灵活运用”。

同旬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转临时中央及鄂豫皖中央分局，指出：红四方面军“一月余激战三次，仅击败敌人，未能消灭敌人一路”，“这在战略上仍未抓紧目前国内战争的环境，红军尚须力求避免过大的牺牲，须争取便利于消灭敌人一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在一次激战后，须力争相当时间的休息与补充，以免过度的疲劳而影响和减弱红军战斗力。敌急追亦宜以游击战术去疲劳与扰乱他，以争取便于消灭他的有利条件。若机械地固守一地，求战太急，反足以招致自己损失大敌人不能消灭的不利条件，敌人再进向所固守的地区，仍要失去”。此电还强调说：“我们唤起你们注意这一战略的运用，要努力争取消灭一面敌人的胜利，以达到各个击破敌人粉碎敌‘围剿’的目的”。

9月20日　和项英等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扩大红军问题的训令。训令指出：“猛烈地扩大红军，在目前是我们彻底消灭敌人的武装，完成一切任务，争取苏维埃在中国胜利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扩大红军应列在苏维埃政府工作日程的第一位。

9月23日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报告下一步的行动方针，指出：“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我们认为在现在不利于马上作战的条件下，应以夺取南丰，赤化南丰河两岸尤其南丰至乐安一片地区，促起敌情变化，准备在运动战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为目前行动方针。”并且表示，“这一布置虽不是立即出击敌人，但仍是积极进攻的策略，因为这片地区之赤化与逼近这几个城市，必能变换敌情，并给红军以有利的群众条件，消灭敌人与取得中心城市”。当敌情变化“有利于我们出击时，自然要机动的集中兵力去作战”。

9月25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复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对下一步行动方针提出不同意见，说：“在目前全国苏区红军积极行动艰苦作战中，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乐安，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群众条件来消灭敌军，并解释这为积极进攻策略的具体布置与精神，这在实际上将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而不能呼应配合鄂豫皖、湘鄂西红军和河西红十六军、红八军的行动，“可以演成严重错误”。

同日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坚持原定行动计划指出：“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四。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我们认为打开目前困难局面，特别要认识敌人正在布置更大规模的进攻中区，残酷的战争很快就要到来，必需勿失时机地采取赤化北面地区，逼近宜、乐、南丰，变动敌情，争取有利于决战以消灭敌人的条件。”提议即刻在前方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讨论接受中央指示、红军行动总方针与发展方向等问题。

9月26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复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坚持“攻城打增援部队”，提出向西追击永丰与西来增援之敌，强调说：如在轻敌之下分散布置赤化工作，则不但将失去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稍缓即逝的时机，而且有反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关于到前方开会的问题，复电说：“项英、邓发[16]已去闽西参加会议，而且你们亦须随军前进，中央局全体会议不可能开”。

同日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指出：乐安敌军吴奇伟师非高树勋一旅可比，如攻乐安三日不下，西来援敌必至，内外夹击转增不利。同时强调说：“攻乐安无把握，且用最大力量，即使能消灭吴奇伟，以现时红军实力，将不能接着打强大增援敌队。此请中央局特别注意。”并且坚持认为中央局全体会议以项、邓同志回后，仍到前方召开为妥，因有许多问题必须讨论解决。

同日　同朱德发出红一方面军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命令部队：在目前敌军坚守据点、向中央苏区游击进扰与迅速布置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地区以战备姿态做一时期争取群众、扩大苏区以及加强自身教育训练的工作，消灭敌军的零星游击力量和该地区的反动武装，争取和赤化北面敌人据点附近的地区和群众。整顿扩大和建立这些地区的赤卫队、游击队，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可以打击和消灭敌军的出击部队，造成有利于与北面敌军作战和消灭敌人主力的条件。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布置战场，达到在敌军对中央苏区和红军实行总攻时，要有把握的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粉碎敌军四次“围剿”，消灭援敌，夺取敌军驻点，以展开江西局面。以军团为单位组织参谋旅行团，担任军事地理的调查及作战的各种侦察，将社会调查、地理调查和军事调查制成书面及图表，报告直属指挥员及上级参谋部。作战地域划分为，第一军团以东陂为中心，第三军团以新丰为中心，第五军团以甘竹为中心，第二十二军以南村为中心。以上部署，为第四次反“围剿”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9月29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九月二十六日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三十日，中央局再电周恩来：“我们现重新向你提出前次分散赤化南丰河两岸，做一个时期扩大苏区工作等意见，是对形势估计不足，不去深刻领会攻取宜黄受分散所造成之严重的错误教训”。强调对一切离开原则完成目前任务的分散赤化的观点，“应给以无情的打击”。

9月30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转告临时中央关于行动方针的指示电：蒋介石由武汉回庐山，召集在赣将领开会，即将倾全力向我中区及赣东北取进攻之势，我方须立即紧急动员警戒，并以最积极迅速之行动，择敌人弱点击破一面，勿待其合围，反失时机，望即定军事动员计划。

同日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急转临时中央：“我们估计到敌人即将倾全力大举进攻中区”，“全苏区的紧急动员与布置，中区、湘鄂赣、湘鄂、赣东北的配合行动，我们已感到急要，已提议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四天后可开成，军事行动计划亦将在这一会中决定。”

同日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急转鄂豫皖中央分局并转临时中央：我们认为与敌决战，必须具备击破敌之一方的把握，以转变目前不利局势，并准备继续作战的力量。“若仅击败敌人，而不能消灭敌人，不能缴获枪弹、俘虏，不能继续作战，这将不易变更现有局势，他苏区援助亦难消灭敌人，不易调动进攻鄂豫皖敌军。”中央苏区现正处于敌坚守据点，积极布置大举进攻，攻则集三师以上兵力来援，颇难取得在运动战中消灭他的环境。“因此，鄂豫皖在现时必须选择敌人之弱点，首先消灭敌之一部，如无此把握而苏区尚能活动，应勿急求战，多疲劳敌军，俟造成更有把握的决战。”

10月6日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苏区中央局的问题，批评毛泽东“分散工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是不能容许的”。强调对毛泽东应该作坚决的斗争，估计到他在苏区红军中的威信，不一定指出名字。并且提出毛泽东“可调回后方作苏维埃工作”。会议决定，立即给苏区中央局去电。

10月上旬　在江西宁都县境举行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通称宁都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和已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会议由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主持。会议贯彻执行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讨论红军应敌的行动方针问题，“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对毛泽东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和指责。会议过程中，前方中央局成员发言主张结合前线实际来贯彻中央指示，毛泽东坚持九月二十六日训令的观点，不同意红军离开苏区出击敌军。后方中央局成员批评前方同志“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会议集中批评毛泽东，把他反对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在赣州战役失利后主张红军向敌人统治较弱、党和群众力量较强的赣东北发展的意见，指责为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路线”；并且把他在历次反“围剿”中克敌制胜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会议要求红军在国民党军合围未成之前，选择敌人弱点各个击破，以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后方中央局成员还提出毛泽东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前方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周恩来在发言中指出后方有同志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坚持主张毛泽东留在前方，并提出供选择的两种办法：“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朱德、王稼祥也不同意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但多数与会者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鉴于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坚决不赞成由他“负指挥战争全责”。会议通过周恩来提议中的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的意见，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同旬　宁都会议后，周恩来到毛泽东住处送别。毛泽东向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随后，毛泽东回后方长汀福音医院休养。

10月12日　中革军委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发布命令：“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二十六日，中共临时中央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这实际上宣布撤销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职务。

10月中旬　到达闽西长汀福音医院。医院院长傅连暲请毛泽东住在老古井休养所——一座傍山的小楼上，同先头从瑞金来这里休养的、受“左”倾路线排挤打击的周以栗、陈正人在一起。毛泽东一到医院，立即去探视早已来此住院分娩的妻子贺子珍。为了较好地休养，毛泽东接受傅连暲的建议，长期坚持到医院后面的卧龙北山散步。

10月中下旬　在福音医院同伤愈即将出院的福建省委（当时也称闽粤赣省委）代理书记罗明谈话，概括地总结了三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的经验，指出福建和江西一样，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实行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他还指出，在上杭、永定、龙岩老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驻漳州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广东陈济棠部队的进攻，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苏区是十分重要的。罗明出院后，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福建省委会议，传达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得到与会者一致拥护。由于按照毛泽东的主张开展游击战争，机动灵活地打击入侵苏区之敌，闽西苏区形势迅速好转。

11月10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复电中共临时中央，其中说到：“我们可同意现在召回泽东同志与公开批评他的错误观点，批评方法应该说服教育，并继续吸引他参加领导机关的工作，不然，在目前将削弱我们的地位。”

11月26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在答复中共临时中央询问执行进攻路线情况和中央局是否团结一致的电报中说，毛泽东仍不同意进攻路线而坚持积极防御路线。还指出：“现在对进攻路线除毛同志最近来信仍表现有以准备为中心的意见外，并无其他反对与抵抗，不过在地方上进攻路线还不深刻了解与未坚决执行。”

[1]这个宣言于1932年4月15日发表。

[2]伍豪，周恩来的化名。上海的《时事新报》、《时报》、《申报》自1932年2月中旬起，连日登载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2月20日，中共临时中央机关报《斗争》刊载《伍豪启事》，指出这是“国民党造谣污蔑的新把戏”。

[3]张贞，当时任国民党军第49师师长。

[4]漳、泉，指福建漳州、泉州。

[5]毛泽东这个复电，是答复中共苏区中央局转来的临时中央1932年4月14日《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

[6]1932年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上海和苏州、昆山地区中国无驻兵权，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但日本则可在上述地区驻兵。

[7]这里指蒋介石的嫡系部队。

[8]赣州，应为赣江。

[9]陈、罗，指陈诚、罗卓英，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赣粤闽湘边区“剿匪”总司令部第2路军司令官（1932年12月任部署调整后的中路军总指挥）、第2路军第11师师长（1932年12月任部署调整后的中路军第1纵队指挥官）。

[10]孙连仲，当时任国民党军赣粤闽湘边区“剿匪”总司令部第9路军司令官。1932年12月任调整后的中路军第2纵队第27师师长。

[11]指朱绍良为司令官的国民党军赣粤闽湘边区“剿匪”总司令部第6路军。

[12]陈，指陈诚。吴，指吴奇伟，当时任国民党军赣粤闽湘边区“剿匪”总司令部第2路军第90师师长。1932年12月任调整后的中路军第2纵队指挥官兼第90师师长。

[13]宜乐，指江西宜黄、乐安。

[14]宜南，指江西宜黄、南丰。

[15]1932年9月中旬，张国焘等曾致电中共临时中央，报告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转战情况，并要求中央紧急动员各临近苏区军民策应。临时中央将该电转给当时在中央苏区前方指挥作战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

[16]邓发，当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1933年　四十岁

1月13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为纪念宁都起义的领导者、红军第五军团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同志英勇牺牲[1]，决定将宁都县改名为博生县，并在全苏区举行追悼大会。

1月17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发表宣言[2]，宣布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三个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

1月21日　罗明经过在闽西几个县的深入工作，感到毛泽东的意见符合闽西革命斗争的实际，于是依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和闽西的实际情况，在新泉就长汀、连城、新泉等地的工作方针问题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他认为：红军应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发展，以巩固和扩大闽西根据地。对处在根据地边缘区的地方武装应先打击当地的地主武装，不要硬打国民党正规军，要采取游击战、运动战，从打小仗中来锻炼和提高红军的战斗力。对边缘区、新区工作的指导应不同于巩固的中心区域，不能把中心区域的工作方式千篇一律地照搬到边缘区、新区来。对扩大红军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不能一味削弱地方武装去猛烈扩大红军。

1月下旬　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秦邦宪从上海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途经福建上杭时，指责前来迎接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说：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上杭、永定、龙岩干什么？罗明回答：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并经省委研究决定，是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

同旬　秦邦宪抵达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同先期到达的张闻天等会合，标志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来中共苏区中央局与中共临时中央合并，改称中共中央局。从此，中共临时中央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

2月上旬　中共临时中央全面推行“进攻路线”，清除毛泽东积极防御路线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影响，打击执行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干部，首先开展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3]。十五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责闽粤赣省委即福建省委“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决定“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并宣布撤销罗明的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岩[4]全权代表职务。

2月10日　《红色中华》报发表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秦邦宪写的社论《为着布尔什维克的春耕而斗争》，正式提出在老苏区进行查田运动。

2月中旬　向同情革命、追求进步的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提议，将医院改编为中央红色医院，并把它搬到瑞金。傅连暲欣然同意。毛泽东结束休养，回瑞金不久，即派人到长汀将医院及傅连暲全家迁移到瑞金。毛泽东看望傅连暲时说：这个医院，是我们的第一个医院，由你当院长。医院的任务很重，你要当好这个院长，首先得有一个观点，为伤病员服务。这个医院除了给红军看病外，也要给老百姓看病。又说：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要结合进行，要教育大家讲卫生。

同旬　回到瑞金后住在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叶坪村。不久收到瑞金县云集区苏维埃主席反映土地分配存在问题的信，随即去信约他到自己住处详谈，并亲自到云集区听取积极分子的汇报。在掌握了一些情况后，派临时中央政府土地部的王观澜到云集区叶坪村进行调查，深入了解土地分配的情况。

2月24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向富农募捐以充战费的训令，指出：向富农募捐以充战费，是战时的紧急办法。富农有捐助战费之义务，不得拒绝政府命令。征募方法是要一方面劝导，同时要带强迫性的。

2月25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关于政府工作人员实行帮助春耕并自己种菜的训令，规定：凡属政府工作人员（从中央政府到乡政府），均须在不妨碍政府日常工作的条件下，尽可能地动员起来，亲自下田，去帮助政府近旁的红军家属及缺乏劳动力的贫苦农民群众耕田。各级政府更须迅即采定旁近政府的空地或荒田，辟为菜园自己种菜。

2月26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召开常会，议决呈请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工农群众坚决反对和粉碎敌人的进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加强中央各部工作，议决责成各部迅速召集部务会议，检阅过去工作，讨论今后行政实施方针，并健全各部组织。

同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为打破敌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告群众书，号召苏区的工农劳苦民众，在中央政府领导之下，用一切的力量帮助前方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阀的大举进攻，同时应该加紧春耕，应该设法输出本地土产、输入油盐洋布，应该大家集股组织消费合作社，寻找许多交通小道到白区去，有组织地进行买卖，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3月1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致电前线红一方面军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政委，庆贺红一方面军全体指战员于二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在黄陂地区取得歼灭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全部及第五十九师大部的胜利，指出这是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伟大开端。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红一方面军又在草台冈、东陂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第十一师大部及第九师一部。至此，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基本被打破，红军取得歼敌近三个师，俘敌一万余人，缴枪一万余支的重大胜利。这是周恩来、朱德灵活运用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中的经验，采用大兵团伏击战术，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结果。

同日　和项英等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于乡村工人分配土地及保留公田问题的决议》，规定：乡村中各业工人，要求分配土地时，不论失业与未失业，应按照分配土地给雇农、贫农、中农那样，分配同等数量质量的土地。各新区域和土地尚未彻底分配的区域，经过群众同意，酌留公田，用于公共事业，如修理桥梁、修理渡船等。

同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革命群众借谷供给红军的训令》，规定：各地政府应协同群众团体进行借谷。借谷运动的完成一定要靠很好的宣传鼓动工作，对那些未曾自动请求借谷的群众，一定要禁止不做宣传而用强借摊派的命令主义方法。关于借谷数目的分配，必须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形及群众出谷的可能性来决定，决不可普遍一律。

3月3日　和项英等发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宣言》。宣言谴责国民党将军们在日本帝国主义大肆轰炸热河和进攻承德之时，依然采取无耻的不抵抗主义，步步撤退。宣言还向全中国民众明白宣告：中华苏维埃政府准备着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军队直接作战，并驱逐他们出中国，因此必须扫清一切阻碍我们与日本作战的反动军队与武装！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再一次宣言，愿意与一切真正抗日的军队订立作战协定，但是对于一切侵犯苏区的军队与武装，将给以最严厉的打击，直至把他们完全消灭！

3月4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关于调节民食接济军粮的命令，指出：中央政府已设立粮食调剂局，各地政府应领导群众尽快组织粮食合作社，在粮食调剂局领导帮助之下，努力进行调剂粮食余缺工作。除办米之外，还要办盐，以抵制富农奸商的积藏操纵，以防备国民党的严厉封锁，以调节各地的民食，以接济前方的军粮。

3月5日　关于长汀、瑞金军事防卫问题，同项英致电前方朱德、周恩来，说：国民党军第七十八师及张炎旅之右纵队将到连城，有进攻汀州、威胁首都、配合赣敌行动之企图。汀州为我东南根本重地，不能轻易放弃。敌如前进，当号召汀州、瑞金广大群众及武装以困阻之，决不让该敌钳制我方面军之行动。将宁化、石城独立团等武装编为独十一师，从东北方面胁制该敌，迅即编成十九军，至少两千枪集中使用，以有力地打击向龙岩、永定、上杭前进之敌，不论长汀、连城何种情况，我十九军必须在茶地、太拔、白砂、旧县、新泉一带坚决作战，争取大的胜利。

3月上中旬　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发动群众帮助政府工作人员耕田的命令，指出：为了使苏维埃政府成为积极而有工作能力的政府，凡属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在服务期内，如果他们家里确是没有劳动力，或是劳动力不足的，由当地政府发动群众代替他家耕种，或帮助他家耕种，以使他家生活比较他本人在家劳动时不感缺陷为限度，务使这些人员解除家庭的顾虑，安心政府工作。

3月15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镇压内部反革命问题的训令，指出：敌人除开军事“围剿”之外，还有计划地在苏区内部组织反革命活动。但是各地苏维埃政府缺乏警觉性，对于反革命活动情形居然忽视。中央政府现在严重唤起各地政府及其肃反机关，要立即纠正这种错误。我们有着广大的群众和坚强的红军，我们有着巩固有力的政权机关，我们要拿了这个有力的政权机关，领导着千百万工农群众和红军，给予进攻我们的内外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3月23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设立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及各级国民经济部的命令，指出：在激烈开展着的国内战争环境内，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改善群众生活、增强战争实力的极重要条件。过去苏区对于国民经济问题异常忽视，应该迅速转变。

3月28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召开常会，议决各部制定工作计划，要求每月向人民委员会报告工作。责成教育部即日颁发各级教育部的组织纲要，健全教育行政系统。责成土地部立即检查各地的春耕运动情形。责成国民经济部即日起草组织纲要及目前工作方针等。

3月下旬　中共苏区中央局召开江西省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三十一日，会议通过《会寻安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决议》，指责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邓小平等执行了所谓“纯粹的防御路线”，开始反对以邓（小平）[5]、毛（泽覃）、谢（维俊）[6]、古（柏）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

3月　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中共临时中央，强调要继续加强军政领导力量，并提出“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临时中央接电后，在关于军事战略及政工原则的“补充指示”中，传达了共产国际的这个意见。

同月　指导临时中央政府土地部的王观澜，在瑞金县云集区叶坪村进行查田试点工作。在听取王观澜的多次汇报时先后指示说：广泛深入地发动当地群众，认真地宣传、贯彻党的土地政策，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组织起来解决问题。查田运动决不是一件寻常小事，是一个群众性的伟大革命斗争，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只有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把群众真正地组织起来，团结一致，分清敌我，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群众力量，把斗争推向前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要注意掌握政策，注意不要把有轻微和短暂剥削行为的富裕中农也当做剥削阶级对待，以致侵犯他们的利益，扩大打击面。当王观澜在叶坪搞查田试点工作取得经验后，毛泽东和临时中央政府及时组织工作团到瑞金县的云集、壬田两区帮助开展查田运动，扩大试点成果，继续摸索经验。

4月4日　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国农业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临时中央政府作报告，要求工会帮助政府做五件大事：猛烈扩大红军，向富农捐款，检查土地，加紧春耕夏耕，改造各级不健全的苏维埃政府。

4月15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宣言》。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继续进攻，完全瓜分中国的危险之空前增长，与整个民族危机的深入，使我们不得不向一切为中国利益而斗争的人们及劳苦群众再作一次宣言”。宣言重述一月间的提议，在承认三个条件的原则下，中国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队伍订立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宣言号召一切劳动者与士兵在广大的群众中、军队中以及义勇军中加紧工作，使他们接受我们的民族的革命的政策。

4月16日—22日　在中共临时中央督促下，为进一步消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的影响，江西省委召开会议批评江西的“罗明路线”，并给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以严重打击，指责“他们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接着，邓、毛、谢、古四人分别被派往农村或撤换职务。

4月21日　和项英等为开展夏耕运动致信各级苏维埃负责人。信中说：现在夏耕已到，大家不拿出战斗精神来对付夏耕，那末为了群众利益、为了革命战争去增加二成收获的计划，就要受到极严重的影响。因此中央土地部特为编了一个《夏耕运动大纲》发给你们，在这个大纲中指出了夏耕的严重意义，夏耕的目的，夏耕的中心工作，与夏耕中动员群众的方式。你们接到这个大纲之后，要立即召集各种必要的会议解释大纲的要点，讨论本地的进行办法，立即将革命的夏耕战斗开展到所有红色农村中去。

4月26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召开常会，讨论并决定：闽北苏区及赣东北信、抚两河间地区划为闽赣省，成立以邵式平、毛泽东等二十五人组成的闽赣省革命委员会，邵式平为主席。会议审查国民经济部暂行组织纲要，明确国民经济部与内务、财政、司法、教育各部的工作关系与职权划分。会议还责成土地部训令各地多种杂粮蔬菜，以解决粮食青黄不接的困难。

4月28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关于在各级增设国民经济部的训令，指出：“提高苏区的各业生产，扩大对内对外贸易，发展苏区的国民经济，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这在目前激烈发展的国内战争环境下，有第一等重要意义。”“拿经济建设上的胜利，去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激发群众更高的革命热忱，同时保障红军的需要以配合整个的战争动员，这对胜利的战争是有决定意义的。”训令要求各级政府立即按照规定建立国民经济部的各种机关。

4月　住地叶坪遭敌机轰炸，随临时中央政府机关迁居沙洲坝。了解到当地群众饮用池塘水不卫生，便带领干部和群众挖掘一口水井。

5月8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召开常会，根据中共临时中央提议，决定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前方移至瑞金，增加项英、秦邦宪为委员，由项英暂行代理主席。在前方另组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第一方面军司令部，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此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实际上由秦邦宪、项英等在瑞金主持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

5月17日　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代表团前往瑞金县武阳区，准备出席在武阳区举行的赠旗大会，以这个典型推动夏耕运动。途经该区石水乡，听取乡苏干部的汇报，视察生产劳动。晚上召开乡苏干部座谈会，了解土地、劳动、优抚红军家属、耕田追肥等情况，还着重调查苏维埃代表制度和代表联系群众的情形。十八日，到达武阳区苏维埃所在地。晚上，同干部座谈，了解他们动员群众搞好春耕生产的经验，鼓励他们继续搞好夏季生产。十九日，出席临时中央政府召开的武阳区赠旗万人大会，并发表演讲。称赞武阳区特别是石水乡的春耕成绩，号召瑞金全县人民向武阳区学习，搞好夏耕生产运动。会上，代表临时中央政府将写有“春耕模范”的奖旗赠给武阳区和石水乡群众。

5月20日　召集参加赠旗大会的瑞金县各区、乡代表开会，作关于夏耕运动、查田运动和改造苏维埃群众团体的报告，指出这是全县当前的三项紧急工作。会上，向代表散发了临时中央政府《为夏耕运动给各级苏维埃负责人的信》和中央土地部编印的《夏耕运动大纲》。

夏　重过大柏地，回忆起一九二九年二月同朱德利用山高林密的条件，指挥红四军消灭追敌刘士毅部两个团的胜利战斗，作《菩萨蛮•大柏地》：“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5月28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全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联名发表《告闽粤白军士兵书》，指出为要使英勇的工农红军北上抗日，消灭占领华北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军队，必须消灭同日本订立密约出卖整个华北的国民党罪魁蒋介石的主力，来肃清北上抗日的道路。在中国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向广东、福建的一切武装队伍提议，在承认三个条件的原则下，同他们订立战斗协定，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卖国的蒋介石南京政府。

5月30日　和项英等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出卖平津宣言》，严厉谴责以蒋介石为罪魁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宣言指出，在他们的手下断送了满洲、热河、上海之后，现在同日本帝国主义即将签订《塘沽协定》，又将北平、天津与察哈尔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号召全国民众一致地团结起来，扩大民族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军阀，收复我们已失的土地，取得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与领土的完整。宣言再次重申，愿在三个条件下同一切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作战的战斗协定。

5月　和胡海[7]向中共苏区中央局汇报一部分地区开展查田运动的情况和经验。六月二日，中央局作出《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肯定少部分地区查田运动的经验，同时仍然推行一些“左”的土地政策，如批评过去“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政策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提出“应对富农窃取土地革命果实的企图给以严厉的打击，没收他们多余的农具与好的田地，分给他们以坏的劳动份地”。

6月1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指出：现在各苏区，尤其是中央苏区尚有广大区域没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在这广大地区进行普遍的深入的查田运动，成了各级苏维埃刻不容缓的任务，责成各级政府用最大注意去领导整个查田运动。在查田运动中，要坚决执行阶级路线。“以农村中工人阶级为领导，依靠着贫农，坚固联合中农，向着封建半封建势力作坚决的进攻。把一切冒称‘中农’、‘贫农’的地主、富农，完全清查出来，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财产，没收富农的土地及多余的耕牛、农具、房屋，分配给过去分田不够的及尚未分到田的工人、贫农、中农，富农则分与较坏的劳动份地。”同日，临时中央政府发出关于召集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员会议及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通告。

6月10日　和项英等发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否认国民党签订卖国协定通电》，指出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的华北停战协定（即《塘沽协定》），将华北广大地域与几千万民众完全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代表全中国民众绝对不承认华北停战协定，全中国民众一致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卖国协定。

6月上旬　出席在宁都召开的中共中央局会议，对前次宁都会议提出批评，对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提出申诉。但是，秦邦宪在作结论时重申前次宁都会议是对的，说没有第一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6月14日　写《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一文。文章指出：“查田运动是一个剧烈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必须发动最广大群众热烈起来参加斗争形成群众运动，才能保障阶级路线的正确执行，才能达到消灭封建残余势力的目的，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工作方式，是查田运动最大的敌人。”查田运动的策略是，“以工人为领导者，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去削弱富农，消灭地主”。但富农与地主有分别，消灭富农的倾向是错误的。联合中农是土地革命中最中心的策略，中农的向背，关系土地革命的成败，侵犯中农利益是绝对不许可的。查田运动是查阶级，不是按亩查田。按亩查田，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查阶级是查地主、富农阶级，决不是查中农、贫农、工人的阶级，挨家挨户去查是绝对错误的。决定阶级成分，要十分谨慎。如果过去有通过错了的，应该推翻原案，如是中农一定要赔他的土地财产，如是富农，现在有赔则赔，如果实在没有赔，只好将来想别种方法。这种赔还，最能争取群众。这篇文章，后来在十月二十八日出版的《斗争》报上发表。

6月17日　中央苏区瑞金、会昌、于都、胜利、博生（宁都）、石城、宁化、长汀八县的县、区苏维埃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在瑞金叶坪临时中央政府大厅开幕。毛泽东代表临时中央政府发表演说，指出：分配土地在广大区域已取得相当成绩，但有许多地方还没有彻底解决，证明农村阶级斗争还没有十分深入。这次会议的意义，就是要求各级苏维埃负责人今后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动员广大雇农、贫农、中农深入开展查田运动。

6月18日、19日　向查田运动大会连续作报告，内容包括“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查田运动的第一步——组织上的大规模动员”、“查田运动中坚持执行阶级路线”、“争取群众的大多数为消灭封建残余而斗争”、“在查田运动中改造苏维埃”、“查田运动中的肃反工作”等问题。报告指出，在任何苏区内大都有三种区域：斗争深入区域，斗争落后区域，新发展区域。新发展区域的中心问题是以武力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和富农的土地，分配土地给雇农、贫农、中农，分给富农以坏田。斗争深入区域的中心问题是土地建设。斗争落后区域的中心问题是查田查阶级，这些区域占中央苏区的大部分。查田运动要依据农村阶级斗争的发展状态去开展。报告强调，查田运动是目前工作中最主要的一环，只有党、苏维埃、工会都以全力加入这个运动，才能发动、开展与完成这个运动。

6月21日　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闭幕。毛泽东作总结报告，指出：为了最后消灭封建残余势力，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巩固苏维埃政权，必须开展广泛深入的查田运动。查田的目标是查阶级，而不是再分田，严格分别分田与查田，不但为了稳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而且为了查阶级斗争的胜利，必须联合中农，集中全力对付地主富农的反抗。

6月25日　出席在瑞金召开的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开幕式，代表临时中央政府致开会词，说明苏区内还有地主残余和富农，他们假冒贫农、中农，窃取土地革命的利益，混到苏维埃和群众团体里面进行反革命活动；解释中央政府召集这样大会的意义，就是要开展查田运动，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会议期间还作了关于查田运动的报告。大会于七月一日闭幕。

7月4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关于倡办粮食合作社问题的布告，号召每一个乡至少建设一个粮食合作社，由工农群众自己集股。粮食合作社可以调剂市价，使苏区内粮食价格在常年内不致过高或过低，同时可以保障农民不受粮食缺乏的困难，免去奸商、富农的残酷剥削。

7月10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关于普遍建立县区两级国民经济部的训令，限定在八月十日以前建立起来，不得片刻延缓。国民经济部的人员尤其是部长，不论哪一级都必须是在政治上工作上最强的干部。“必须这样，才能担负立刻到来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责任”。

7月11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召开常会，批准中革军委关于以南昌起义的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决定。会议还决定：建立红军烈士纪念塔；八月份在中央苏区召开两个经济建设大会。

7月15日　和项英等发布《贫农团组织与工作大纲》，指出：贫农团不是纯粹一个阶级的组织，而是广大的贫农群众的组织。它的作用是赞助政府，而不是代替政府的工作。贫农团要特别注意中农的利益和权利，建立贫农团与中农的巩固联盟。贫农团只有在共产党与苏维埃领导之下，才不致受一切落后的农民意识如绝对平均观念和地方观念等所支配。贫农团应当实行很宽泛的革命民主制度。《工作大纲》规定了贫农团的十项工作，包括讨论土地分配问题，讨论生产问题，讨论组织多种合作社问题，讨论救济灾荒、群众卫生、战争动员等问题。

7月20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通告，决定八月十二日与八月二十日分别召集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与北部十一县部分工作人员在瑞金、博生两处开经济建设大会。通告列出到会人需要准备的有关经济方面的各项调查统计报告，强调“报告必须是很忠实的”。通告要求各级苏维埃负责人：（一）要使应到会的人都能按时到会；（二）到会人都带着忠实的报告来；（三）立即在乡进行普遍的经济建设宣传，特别是发展消费合作社与粮食合作社。

7月26日　临时中央政府为推动查田运动的健康发展，决定立即派人分途出发指导，要求瑞金、会昌、于都、胜利、博生、石城、宁化、长汀、汀东等以县为单位，在八月份召集县苏执委扩大会及各乡苏维埃主席大会，总结查田运动的经验教训，检阅领导是否得力，工作是否适当。

7月29日　在《红色中华》上发表《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一文，指出：为着争取全部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伟大胜利，首先应该增加自己的力量，提高胜利的信心，把一切献给战争；其次必须保障红军给养与群众生活必需品的充裕的供给，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争取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最后“要反对一切对于战争的疲倦心理，尤其要反对那些在敌人五次‘围剿’面前，表现惊惶失措，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者，但同时我们也要反对‘左’倾的空谈与胜利的宿命论者”。

7月30日　应邀出席工农剧社举行的纪念“八一”晚会，作中国工农红军历史的讲演，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说到广州起义，从井冈山的斗争说到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指出每一次战争的胜利全靠党的正确路线，克服了“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空谈与动摇。

8月9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选举运动的训令。训令指出：这次选举是从乡苏、市苏一直到中央执行委员会完全实行改选，这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参加政权、巩固政权的伟大运动。要使这次选举密切地与当前中心政治任务联系起来，要从选举中来健全各级苏维埃的组织与工作。苏维埃政府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政府，这是目前阶段上革命政权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表现在选举上，一方面剥夺一切剥削分子的选举权，另一方面吸引尽可能多数的工人农民积极地参加选举。进行选举时，要使选民尽量发表意见，使革命的民主精神充分表现出来，绝对禁止用强迫命令的方式通过代表名单。除政治表现为选举的最主要标准外，工作能力亦应相当注意。只看成分，不看能力，把能力过于弱的分子选入政府，是不妥当的。同日，和项英等署名颁布《苏维埃暂行选举法》。

8月12日　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作题为《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报告从根据地的实际出发，着重说明经济建设对支持革命战争、发展红色区域的重大作用，指出经济建设的目的是为着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以保障红军的物质供给，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并且也是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激发其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以巩固工农联盟和工农民主专政。报告批评了将经济建设与革命战争对立起来的两种错误观点：“那种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要等战争最后胜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静的环境，才能进行经济建设”的观点是不对的。因为如果取消了经济建设，这就不是服从战争，而是削弱战争。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那种认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这个报告的一部分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8月13日　以笔名子任在《红星报》发表《吉安的占领》一文，总结一九三〇年十月四日红一军团占领吉安的经验与教训。文章指出：这次攻占吉安，有极大的政治意义，给进攻的敌人以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重大损失，这是由于反对了立三路线的主张（立三路线反对打吉安，主张打九江，说先打吉安后打九江，是断送中国革命高潮）而达到的。但在军事上是有缺点的，一是兵力没有完全集中就进行攻击；二是未经过侦察阶段即布置兵力，致使夜间的攻击计划不适当；三是红三军团放在离吉安很远的清江，以致未能把国民党军邓英部全部消灭。

8月16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召开常会。鉴于江西省苏辖境太大，行政指挥上不便利，决定以于都、会昌、西江、门岭、寻乌、安远、信康七县成立粤赣省。为着造就大批新的苏维埃工作干部，决定开办苏维埃大学，成立以毛泽东为校长的大学委员会。决定第二次全苏大会议事日程，指定王稼祥、刘伯承、张闻天、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十五位同志组织起草委员会，以梁柏台为主任。

8月20日—23日　中央苏区北部十一县在博生县召开经济建设大会。大会对于经济建设问题，进行了四天的详细讨论，特别指出各县应该坚决反对并打击经济建设工作中的强迫命令摊派的官僚主义方式，应该广泛地发动群众，以经济建设的力量来帮助革命战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

8月21日　主持召开苏维埃大学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招收一千五百余学生。暂分普通班与特别工作班（土地、国民经济、财政、工农检察、教育、内务、劳动、司法等八班），在临时中央政府附近建筑新校舍，并定于九月初举行开学典礼。

8月25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央政府关于整顿财政部工作的训令》，指出苏维埃财政政策的原则应该是：（一）把负担加在剥削阶级身上，主要是在白区与苏区内向地主罚款，向富农捐款，以及在不损害苏区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向商人作适当的征税。（二）努力进行经济建设，从发展国民经济，打破敌人封锁，节制商人剥削，来增加苏维埃财政的收入。（三）依靠劳动农民群众的革命热忱去征收适当的土地税，充裕国家的财政。

8月28日　在《红色中华》上以“东”署名发表《开展拥护国币的群众运动》一文，说：国币是发展国民经济、便利群众交易的工具。政府对于国币流通数量及其信用，是有一定计划与充分保证的。近来有一部分地方，发生不信用国家纸票、银毫或者降低纸票价格的现象。中央政府已命令各地政府，立即实行下列方法：（一）向群众作广大的宣传解释，鼓励群众普遍使用国币，严办故意破坏纸票的分子。（二）召集商人小贩开会，说明苏维埃纸票是有全部国家收入做抵押的。（三）各机关各部队必须一律使用纸票、银毫。

8月29日　在《斗争》报上发表《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文章认为，从六月八县查田大会后，查田运动已经成了一个广大的群众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有些地方放弃查田运动的领导，有些地方竟对地主、富农投降。文章着重指出：必须迅速纠正侵犯中农利益的“左”倾错误。“要把侵犯中农的危险唤起全体党员的注意。要‘严厉打击任何侵犯中农利益的企图’。因为这是目前查田工作中已经明显表现出来了的十分严重的危险。”“已经没收了中农的土地财产的地方，苏维埃人员要向当地中农群众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把土地财产赔还他”。

8月30日　和项英等发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致国际反帝非战代表大会电。电文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是全中国被压迫民众的代表，它否认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国民党政府所订立的一切密约，它正在号召、动员与武装全中国的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来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根本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建立全中国的苏维埃政权，来保持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

9月6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发表《告全世界工农劳苦民众宣言》。宣言指出：国民党军阀政客从美、英、日、法、德等帝国主义方面得到许多新式武器和战争经费。这些帝国主义利用你们制造的武器和从你们身上压榨出来的血汗钱，去消灭我们这些为自己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奋斗的中国民众。希望你们帮助我们反对那些要使我们再过黑暗的非人生活并要屠杀我们的刽子手。宣言再一次向全国军队宣告：不论什么军队，只要赞成我们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提出的三个条件，就可以和我们签订战斗协约，以便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他帝国主义，来保护我们的民族生存和争取我们的民族解放。

同日　在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南部十八县选举运动大会上，作《今年的选举》的报告。报告指出：“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苏区的工农群众已经夺取了政权，我们要时时刻刻保护这个政权，发展这个政权，使之能尽打击内外反革命势力、增进工农生活福利的重大作用。要使之能尽这种作用，就要用选举的方法，把大批最觉悟最先进最积极的分子选进苏维埃去，而把旧人员中那些不中用的分子淘汰出来，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报告提出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有两方面的作用：第一方面，是打击反革命的武器；第二方面，是工农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工具。报告还对选举运动中的宣传、组织、选举单位、工作报告、候选名单、选举大会、选举委员会等事项，作了具体的说明。九日，毛泽东作大会总结。

9月　在瑞金沙洲坝新创办的苏维埃大学开学后，经常到校给学员讲课。

同月　蒋介石调集一百万军队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其中五十万军队直接用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敌人采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于二十八日占领黎川。此时，共产国际东方部派驻中国的工作人员李德[8]，已从上海到达瑞金。他在秦邦宪的支持下，实际上掌握了军事指挥权，实施一系列错误的方针和战略战术。

10月10日　和项英等公布由毛泽东主持制订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并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命令，明确规定在这“以前各地处置之阶级成分不合本决定者，应即依本决定予以变更”。决定对土地斗争中提出的一系列政策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包括关于劳动与附带劳动的区别，地主与富农的区别，富农与富裕中农的区别，富裕中农与其他中农的区别，贫民问题，知识分子问题，游民无产者问题，地主、富农兼商人的问题，债务问题等，共二十个问题。决定指出：劳动是区别富农与地主的主要标准。富裕中农是中农的一部分，它同其他中农不同的地方，在于有轻微剥削；它同富农不同的地方在于其剥削收入不超过全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知识分子不应看作一种阶级成分，其阶级成分依其所属阶级确定。知识分子是一种使用脑力的劳动者，受到苏维埃法律的保护。一切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在服从苏维埃法令的条件下，应充分利用他们为苏维埃服务。地主、富农兼商人的，其商业及与商业相连的财产不没收。这个决定，主要纠正“左”的偏向，同时也受历史局限存在某些“左”的错误，如仍规定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

同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毛泽东起草的《怎样分析阶级》一文。这篇著作，同样为了纠正土地斗争中发生的偏向和正确地解决土地问题而写的。它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怎样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作出明确规定，作为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土地改革政策的重要文献。这篇著作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怎样分析农村阶级》。

10月11日　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于都、会昌、门岭、长胜、西江、瑞金六县农业工会查田运动大会，作关于查田运动的报告，着重指出查田运动是最后肃清苏区封建残余势力、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重要工作。同时讲到与查田运动不能分开的任务，是战争动员、扩大红军、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开展反官僚主义斗争等。

10月15日　和项英等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从新颁布劳动法的决议》，同时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和《违反劳动法令惩罚条例》。决议指出：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所颁布的劳动法，经过一年半实施的经验，认为该劳动法的条文有些地方不合于现在苏区的实际环境，对于雇用辅助劳动力的中农、贫农与手工业者，没有变通办法的规定，在执行上发生困难，而且有许多实际事项没有规定进去，而这些实际事项又迫切需要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了增进工人的利益，巩固工人与农民的联盟，发展苏维埃的经济，在一九三三年四月间，组织了劳动法的起草委员会从新起草劳动法，五个月来这一新的劳动法草案经过各地工农群众的讨论，集合了许多意见。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劳动法草案与各地的意见加以审查修改。

10月18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为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紧急动员令》。动员令说：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大规模的决战已经开始，动员一切力量为苏维埃的出路而战，争取这一决战的全部胜利，这是整个苏维埃政权目前最中心最尖锐的任务。动员令要求各级政府用尽全部力量进行战争动员，必须完成扩大红军的计划；必须保证红军的物质供给，每一件经济建设工作应与战争密切联系起来；必须发动广大群众担任运输工作；必须特别加紧肃反工作与赤色戒严；必须以最大的力量注意边区、新区工作；必须加紧检举对于战争动员工作的消极怠工和官僚主义的分子。

10月24日　和项英等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两周年纪念对全体选民的工作报告书》。报告书指出，残酷的持久的国内战争，要求苏维埃极大地注意于经济建设事业。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必将使革命战争得到确实的物质基础，使广大工农群众的生活得到进一步的改良。关于苏区的经济建设，报告书提出：第一个任务是发展农业生产，第二个任务是发展工业生产，第三个任务是发展出入口贸易，而为了完成上述任务，发展合作社是刻不容缓的。报告书还提出，革命战争与苏维埃建设事业，要求苏区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一般的提高。使所有苏区的劳动民众都受到教育，开展文化战线的斗争，已成为苏维埃建设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10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和《怎样分析阶级》两个文件以后，各级苏维埃政府认真贯彻执行。由于文件对阶级成分的划分有明确规定，各地在查田运动中错划的阶级成分基本上得到纠正。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更加发扬，雇农工会与贫农团成为苏维埃在农村中的柱石。

同月　和朱德在瑞金会见前来谈判的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和陪同人员第十九路军参议陈公培（吴明），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并赞同和第十九路军在抗日反蒋问题上的合作。二十六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代表潘健行（即潘汉年）同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规定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划定疆界，恢复贸易，释放在福建关押的政治犯，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双方开始实行一定程度的合作。

11月11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发表《为“中日直接交涉”告全国民众》书，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出卖东北、华北和镇压一切反日的革命运动的罪恶行径；指出“中日直接交涉”，“必然是南京政府进一步的投降卖国”；号召全国民众一致团结起来，武装起来，开展民族革命战争，为中国民族与中国民众的最后解放而血战；并再一次向进攻苏区的武装队伍提议，在三个条件下订立反日反蒋的战斗协定。

11月20日　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和国民党内一部分反蒋势力李济深等，发动福建事变，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同蒋介石决裂。福建事变后，蒋介石迅速从“围剿”苏区的前线抽调九个师入闽，讨伐十九路军。这是红军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毛泽东向中共临时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9]。但是秦邦宪和李德害怕红军转向敌人统治区会丢失根据地，拒绝采纳毛泽东的这一建议，以至于红军未能主动及时地援助十九路军，并错失了粉碎敌人“围剿”的有利战机。

11月中旬　为了总结苏区乡苏维埃工作的经验，给即将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率中央政府检查团到兴国县长冈乡进行调查。在列宁小学召集乡和村的干部有中共支书、乡苏主席、村代表主任、赤卫队长、贫农团主任等开调查会，还在同农民群众一起参加劳动中了解乡苏工作和农民生活情况。通过为期一周的实地调查，详细地考察研究了长冈乡的工作，随后写出《长冈乡调查》（原题为《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通过系统的调查，总结了长冈乡的经验：第一，关于密切联系群众，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经验。第二，关于切实关心群众生活，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紧密联系起来的经验。第三，关于把革命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任务同时解决的经验。十二月十五日，为《长冈乡调查》写一前言，指出：要动员群众完成我们提出的任务和计划，“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脑子里头想得出来的，这依靠于从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的过程中去收集各种新鲜的具体的经验，去发扬这些经验，去扩大我们动员群众的领域使之适合于更高的任务与计划”。

11月下旬　长冈乡调查结束后，随即率中央政府检查团到福建上杭县才溪乡进行调查，先后召开由工人、农民和乡干部等参加的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还走访红军家属和贫苦农民，对乡苏政权建设、扩大红军、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研究。随后，写出《才溪乡调查》（原题为《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这个调查全面地总结了才溪乡苏维埃工作的成绩和经验，回答了在国内革命战争环境下根据地的建设是必要的和可能的这个重要问题，批驳了机会主义者脱离实际的错误观点。《调查》中指出：“我们重复的说，只有经济建设配合了政治动员才能造成扩大红军的更高的热潮，推动广大群众上前线去。”“铁的事实给了我们一个有力的武器，去粉碎一切机会主义者的瞎说，如像说国内战争中经济建设是不可能的，如像说苏区群众生活没有改良，如像说群众不愿意当红军，或者说扩大红军便没有人生产了”。

11月前后　寄列宁所著《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给在闽西指挥红军作战的彭德怀，在书上用铅笔写着：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不久，又寄去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在书上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

12月15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处置红军中逃跑分子的命令。命令指出，“反逃跑斗争是保障红军战斗力的一个重要工作”。其中宣布：拖枪逃跑者，一经捕获一律就地枪决；组织逃跑者，一律逮捕经公审枪决；屡次逃跑、造谣破坏红军及归队运动者，一律逮捕送法庭处以有期徒刑直到枪决；因政治觉悟不够而个人逃回者，各级政府应加强对他们的宣传鼓动，使他们自愿归队，决不能采取逮捕禁闭等办法；任何逃跑分子绝对不许收容在后方机关、部队、团体中工作和服务。

冬　和项英等发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号召群众努力冬耕、准备春耕给各级苏维埃人员的信，指出“经济建设计划之完成成为争取战争胜利最主要条件之一，而今冬与明春农业生产之有计划的与具体之进行则又占着经济建设之极重要位置”；强调“为了战争与群众迫切需要，我们必须具体的来准备明年春耕，这里最基本的工作就是今年的冬耕运动”；提出“乡村劳动互助社的成立与发展是进行冬耕准备春耕的有效办法”。

[1]1933年1月8日，赵博生在江西南城指挥红军部队同国民党军作战时牺牲。

[2]这个宣言，是在日军攻占山海关，把侵略的矛头指向华北的形势下，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

[3]秦邦宪1945年5月3日在中共七大会议上发言说：“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上）一书中写道：“反‘罗明路线’，无论在福建还是在江西，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

[4]杭永岩，指福建上杭、永定、龙岩。

[5]邓小平，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6]谢维俊，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江西省军区第2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5师师长。

[7]胡海，当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委会委员、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员部副部长（代理部长）。

[8]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1932年10月受共产国际派遣来中国。秦邦宪在上海时得知他毕业于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聘他为军事顾问。李德到达瑞金的时间，一说为1933年10月。

[9]见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1934年　四十一岁

1月6日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和李德等人以黎川失守和浒湾战斗失利之事，完全加罪于萧劲光[1]一个人，在瑞金对他进行公审，称之为“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判处他五年监禁徒刑，开除党籍、军籍。在公审之前，李德等人主张杀掉萧劲光。征求意见时，毛泽东坚决不同意这个主张，说黎川失守这件事不能全部归罪于萧劲光。王稼祥也不同意对萧劲光处以极刑。公审判决后，萧劲光被关押起来，毛泽东派贺子珍前往探视。贺子珍转达了毛泽东的话，大意是：黎川失守是整个指挥部署的问题，你应该撤退，做得对。经过毛泽东、王稼祥等人同“左”倾冒险主义者的坚决斗争，萧劲光关了一个月后被安置到红军大学当战术教员[2]。

1月13日　和朱德致电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向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提出六项建议，敦促它立刻实践其宣言中及协定上所许诺的人民民主权利；立刻武装福州及其附近与泉州、漳州各地的群众；赞助群众立即组织反日反蒋的斗争团体；实际地赞助闽、浙沿海各地的民众武装组织和反日反蒋活动；应有决心肃清自己队伍中准备向蒋介石投降的分子；向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宣布，为反日反蒋，只有与苏维埃和红军合作到底，并采取联合一致的军事行动。电报强调指出，“上述提议是挽救目前人民政府及十九路军濒于危险的唯一出路”。

1月15日　为瑞金革命烈士纪念塔题词：“在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的伟大的战斗中，许多同志光荣的牺牲了！这些同志牺牲，表现了无产阶级不可战胜的英勇，奠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础。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正在踏着这些同志的血迹前进，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

1月15日—18日　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会议讨论秦邦宪关于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张闻天关于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的报告等。毛泽东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次全会错误地判断中国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势”，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将决定中国“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继续坚持过左的土地政策，批判所谓“富农路线”；继续贯彻错误的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继续推行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干部政策；全面肯定四中全会以来的“左”倾路线。

1月22日　拂晓，出席在瑞金沙洲坝中央运动场举行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阅兵典礼，并讲话。代表全苏区工农群众向红色战士致敬，指出：我们经过了许多战斗，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反革命“围剿”，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武装了自己，扩大了红军，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现在敌人又集中百万兵力进攻苏区。我们要动员广大红军指战员、苏维埃人民，坚决消灭敢于进攻苏维埃的敌人，保卫苏维埃政权。

同日　出席在瑞金沙洲坝中央大礼堂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式，并致开幕词，指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以来已经两年多，广大工农群众团结在苏维埃旗帜下，向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得到了极伟大的胜利。这次大会的任务，“是要彻底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是要把苏维埃运动推到全中国去，是要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灭亡中国的阴谋毒计”。大会选举毛泽东等七十五人为主席团。

同日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毛泽东致电东北人民革命军及抗日义勇军：“大会向你们英勇抗日的战士致热烈的革命的敬礼！大会对你们坚持进行着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表示无限的同情”。“大会代表苏区与白区数千万革命民众和红军欢迎人民革命军派到大会的代表及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订立共同作战的协定。大会并向一切抗日义勇军提议，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宣言的三个条件下，订立反对日本和国民党的作战协定”。

1月24日、25日　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向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作长篇报告。报告分析了中国与世界革命发展的形势，总结了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来苏维埃运动的经验，阐述了苏维埃各方面的方针政策，提出了当前的具体战斗任务。在讲到苏维埃的民主制度时指出：“苏维埃政权需要使用强力去对付一切阶级敌人，但对于自己的阶级——工农劳动群众，则不能使用任何的强力，而他表现出来的只是最宽泛的民主主义”。“为了巩固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必须吸引广大民众对于自己工作的监督与批评。”在讲到苏区的土地革命时指出：“土地斗争的阶级路线，是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剥夺富农与消灭地主。”“土地革命不但使农民得到土地，而且要使农民发展土地上面的生产力。”在讲到苏维埃的财政政策时指出：“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苏维埃财政的收入。”财政的使用，应该根据节约的方针。“应该使一切苏维埃人员明白，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在讲到苏维埃的经济政策时指出：“我们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指出苏区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必须把组织农业生产放在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以解决苏区最主要的粮食问题和日用品的原料问题。报告特别指出，现在苏区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这三方面组成的。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是加以提倡和奖励的。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和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应该与奖励私人经济发展同时并进。报告全文四万字，其中《苏维埃的经济政策》一节，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我们的经济政策》。

1月27日　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向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作结论。毛泽东着重强调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对动员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和赢得革命战争胜利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又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针对国民党在第五次“围剿”中实行的堡垒政策，毛泽东指出：他们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这果然是铜墙铁壁吗？一点也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都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结论的一部分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1月29日　得知前方消息，蒋介石兵分三路正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二苏大主席团决定缩短会期，并推毛泽东向大会作《关于紧急动员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强调团结一致争取彻底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并提出七项紧急任务：努力扩大红军；加紧赤色戒严；镇压反革命活动；实行坚壁清野；动员运输队上前线去；集中粮食保障红军给养；使一切苏维埃工作配合革命战争。

1月31日　出席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授奖典礼，向在扩大红军中作出特殊功绩的兴国县、瑞金县、红三军团各授予红旗一面。

1月　红一方面军总部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合并，方面军所属部队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称中央红军。

2月1日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举行闭幕式，选举毛泽东等一百七十五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向大会致闭幕词，指出：我们已经决定了在全中国革命胜利的方针与计划，现在的问题，是要百分之百地去执行这些方针与计划，争取工农民主专政的全国胜利，这就是我们的目的。但工农民主专政还不是我们最后的目的，我们还要走到更远的地方，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革命。

2月3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通过以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张闻天、秦邦宪、周恩来、瞿秋白、刘少奇、陈云等十七人组成主席团，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会议又通过张闻天为人民委员会主席；选举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

2月17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公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组织法规定，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闭幕期间的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为中央执行委员会闭幕期间的全国最高政权机关；人民委员会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行政机关，负指挥全国政务的责任。

3月20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前任于都县苏维埃主席熊仙璧，包庇贪污、私用公款做生意谋利，除批准人民委员会将其主席撤职外，并开除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交最高法院治罪。

4月10日　在长冈乡和才溪乡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综合其他地方苏维埃工作的情况，写出《乡苏怎样工作？》一文。这是一篇具体指导苏维埃基层组织如何做好工作的文章。文章指出：“改善乡苏工作的方向，应该朝着最能够接近广大群众，最能够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最能够动员群众执行苏维埃任务，并且最能够争取任务完成的速度，使苏维埃工作与革命战争、群众生活的需要完全配合起来，这是苏维埃工作的原则。”文章中包含许多关于工作方法的论述。例如：要懂得抓紧每一时期的中心工作，不应该只忙一些零碎事务，把中心工作丢掉了；要根据各村的情形和特点去推动各村的工作，解决各村群众的困难问题；代表会议报告的内容要有切实的材料与意见，只讲空话的报告要取消；代表会议讨论的问题要实际化，要分出大问题中的小项目，一项完了再来一项，使参加会议的人能带着一个明白的结论回去；要废除一切强迫命令的方法；只有决定，没有检查，就是官僚主义的领导，它同强迫命令主义是一样有害的。

4月16日　就本月十日上海美亚绸厂工人罢工遭受国民党残酷屠杀、造成伤亡惨案一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援助上海美亚绸厂工人罢工斗争宣言》，表示苏区人民和工农红军对国民党法西斯暴行的愤慨，对美亚绸厂工人英勇斗争的声援；指出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才能消灭法西斯白色恐怖，只有建立苏维埃政权，工人阶级才能获得彻底的解放。

4月24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五一”劳动节宣言》，指出今年的“五一”节，正值我们同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进行残酷决战的一天，只有动员全苏区所有的工农劳苦群众，积极参加这一战争，我们苏维埃政权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宣言号召全苏区每一个工人与农民武装起来，加入红军中去，为保卫我们的苏区，同进攻的敌人决战。

4月28日　广昌失守。广昌战役是由秦邦宪、李德直接指挥的。红军因同敌人进行阵地战，并采用“短促突击”战术，虽然给予敌人重创，但自身伤亡五千五百余人，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被迫撤离广昌这个中央根据地的北大门。

4月下旬　就日本外务省四月十七日发表关于对华政策致列强通牒一事，向《红色中华》报记者发表谈话，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指出“日本外务省最近的通牒，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占中国的最明显的表示”，强调苏维埃中央政府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中国的企图。

同旬　离开瑞金，前往中央根据地南线调查研究和指导工作。到达粤赣省委和省苏政府所在地会昌县文武坝，会见中共粤赣省委书记刘晓、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在听完何长工汇报南线军民反“围剿”的情况后说：我们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训，善于利用陈济棠[3]和蒋介石的矛盾，粉碎敌人的“围剿”，壮大自己的力量。但是，也要提高警惕，军阀毕竟是军阀，要“听其言，观其行”。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指导刘晓、何长工等制定了南线的作战计划和部署，并且对当时的形势分析说：总的是要摆正“打”与“和”的关系，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又说：我们不能按本本主义先生们坐在城市楼房里设计出来的那套洋办法办，什么以碉堡对碉堡，集中对集中，这叫以卵击石。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硬拼消耗。毛泽东明确指出：现在应把主力抽下来，进行整训，以小部队采取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打法，牵着敌人的鼻子兜圈子，把它肥的拖瘦，瘦的拖垮；同时还要向陈济棠部队和敌占区人民开展强大的宣传攻势，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毛泽东还说：农村是海洋，我们红军好比鱼，广大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要爱护民力，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兵民一心是我们胜利的本钱。

5月　出席粤赣省委召集的会议，与会者有各县县委书记、区苏主席、乡苏主席，以及省里派出的扩红筹粮突击队负责人等。听取汇报后说，目前斗争形势很紧张，苏区越来越小了，要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深入开展查田运动；扩大白军工作，消除赤白对立；恢复钨砂的生产与输出，保护商人的正当利益；组织余粮大米出口，向白区购买布匹、食盐；整顿地方武装组织，清洗混入队伍的不纯分子，准备打游击，保卫胜利果实；整顿党、团组织，纯洁队伍，准备转入地下活动；做好优待军烈属的工作，做好残废军人的转移安置工作，以巩固部队；做好地方治安工作，防止敌人破坏；加强妇女工作，组织妇女变耕队，号召妇女参加赤卫队；做好扩大红军工作，完成扩红任务。

同月　得知红二十二师于四月二十一日被迫退出筠门岭、正在召开干部会检查战斗失利的教训，立即赶到粤赣省委办公室给红二十二师负责人打电话，详细了解敌我情形，然后对政委方强说：我们是新部队，敌人又那么多，打了那么久，敌人才前进了那么点，这就是胜利！现在应该把主力抽下来，进行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和赤卫队打游击，钳制敌人。在整训中要总结经验，好好研究挡不住敌人、不能打好仗、不能消灭敌人的原因。为了保存红军主力，消灭敌人，仍要配合地方武装和赤卫队，并取得地方党的帮助，采取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打法。要严密侦察和研究敌情、地形，在会昌与筠门岭之间布置战场。要在敌人侧翼，集中优势兵力，造成有利条件，首先歼灭敌人一个营一个团，继而打更大的胜仗。对“反水”的群众决不要打枪，但要放“纸枪”（即传单、标语），帮助地方政府多做群众工作，争取群众，教育群众。对反革命分子则坚决打击。方强在连以上干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师党委研究了这些指示，并作出具体布置，有计划地更坚决地打击敌人，使敌人龟缩在筠门岭，未能前进一步。南线由于实行了毛泽东的意见，出现了新的局面。

同月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鉴于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日渐逼近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红军内线作战已十分困难，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随即将这一决定报请共产国际批准，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夏季，为准备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秦邦宪、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筹划。

6月上旬　到会昌站塘的李官山视察，见到红军战士走出碉堡，在野外练刺杀、搞演习，感到特别高兴。在李官山住了十余天。得知二十二师用小部队近期打了五六个小仗，消灭敌人一支企图前进的部队；看了六份反映小战斗的《战斗详报》，并用三个晚上同师领导一起研究了《战斗详报》，深入总结小战斗的经验和教训。还同红二十二师营以上干部进行座谈，了解部队从碉堡里走出来，实行红军的“三大任务”，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的干部提出：有这样大的变化，为什么方强政委反被撤职，调回瑞金？毛泽东说：我们是红军战士，对党的事业，对人民的事业，要忠心耿耿。要从总结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中明辨是非，坚持真理。接着，又分析南线与北线的敌情，指出了红二十二师的行动方针。

6月中旬　在站塘等地调查后回到文武坝，向粤赣省委书记刘晓及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何长工指出：我们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利用敌人内部的争斗，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不能只知道“御敌人于国门之外”的死打硬拼，也要利用反动派之间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一面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一面可加派化装小分队，潜入陈济棠管区，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的道理，促使陈军反蒋抗日。根据前线情况，可以把筠门岭一带部队抽下来进行整训，缓和前线的局势，并可积蓄我军力量，以备不虞。这些指示，对缓和南线赤白对立，促成陈济棠同红军和谈起着良好作用。

6月19日　和项英等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出卖华北宣言》，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完全拥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提出的反帝纲领。这一纲领是：（一）坚决反对国民党整个的投降出卖政策；（二）全中国民众必须起来为保卫中国领土与独立而作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三）号召民众直接参加反日战争与游击战争；（四）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卖国贼汉奸的财产；（五）中国必须立即完全对日绝交，动员整个海、陆、空军对日作战，立即停止进攻苏区及军阀战争。宣言强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号召一切真正愿意反对帝国主义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职业与性别都在中国共产党这一反帝纲领之下团结起来，只有执行这个纲领，中国民族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

6月22日　在会昌致电周恩来，报告“敌虽企图进占南坑、站塘，但仍持谨慎态度”，“判断是渐，不是突然”；提出“目前我军对西岸联防队及协白军的，应是声东击西，出其不意，黑夜接近，拂晓攻击，包其一部，打其援队”；建议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在瑞金待机为宜”[4]。

6月下旬　接到中央通知，立即回瑞金沙洲坝，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5]。得知福建的清流、连城战事告急，于是取消了原想去视察的计划。

6月　致信中共会昌县委和县苏维埃。主要内容是：普遍深入地开展查田运动，分清阶级阵线；发动群众搞好阶级斗争，纯洁干部队伍；做好扩大红军的工作；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搞好人民群众的生活；搞好经济建设，打破敌人的封锁；壮大地方武装力量，保卫苏维埃政权，反对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

同月　和朱德发表《告白军官兵书》，向国民党军指出，“救国家，救家乡，救你们自己的父母妻子，到北方去打日本，真是我中华好男儿保国卫民、立功于国家的时候了”。号召国民党军“不要打红军”，“两边互派代表，订立停战抗日同盟，联合一起去抵抗日本”。

同月　出席在石城县龙冈召开的群众大会，号召龙冈人民努力搞好生产，支援革命战争。随后，又出席在县苏政府召开的干部会议，在听取汇报后指出，要做好坚壁清野等工作。

7月1日　在中共粤赣省委机关报《前线》第八期上发表视察中央革命根据地南线时的一次谈话要点。这篇谈话指出：“我们有困难，但我们一定要克服它，我们也一定能够克服它。怕困难，消极，懒散，请假回家，开小差，在工作中口称冒办法，用平常样子对付紧急工作，战争空气的缺乏，工作的不实际、不深入、不抓紧，这些凶恶的毒菌立刻给它消灭掉。一切积极奋斗的同志们团结起来，开展反机会主义动摇消极的斗争，为着革命胜利奋斗到底。”

7月上旬　国民党军重新调整部署后，以三十一个师的兵力，从六个方向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发动全面进攻。秦邦宪、李德采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军事战略，在前方指挥各路红军节节抵御，同优势敌人拼消耗，企图在各条战线上同时阻挡敌人，结果任何一路都未能阻止敌人前进，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

7月7日　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冲破国民党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红七军团六千余人，由军团长寻淮洲等率领从瑞金出发开始北上。先遣队经福建向闽浙皖赣边前进，因时机已晚，兵力单薄，没有达到吸引国民党军从中央革命根据地调离一部的目的。

7月15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声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为了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在反击国民党军“围剿”的紧急关头，不辞一切艰苦，以最大的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同时提出五项抗日主张：（一）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出卖领土主权，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反对承认伪满洲国；（二）立即宣布对日绝交，宣布一切中日秘密条约和协定无效，动员全中国海、陆、空军对日作战；（三）武装全国民众，组织义勇军与游击队，直接参与抗日战争，积极援助东北义勇军和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四）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卖国贼的一切财产，停止支付一切国债款本息；（五）普遍地组织民众的反日团体。

夏　在会昌作《清平乐•会昌》[6]：“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7月下旬　从会昌回沙洲坝后不久，为避敌机轰炸，迁居瑞金西面的高围云石山。这时，临时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搬到瑞金西面的梅坑岩背。

7月31日　接受《红色中华》报记者采访，就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问题发表谈话。在谈到目前时局的特点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吞并中国的新进攻，中国民族已经到了极端危急的关头。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同国民党大举进攻苏区是完全配合一致的。国民党几十万军队正向中央苏区中心地区前进，企图血洗苏区，消灭苏维埃红军。苏维埃政府与红军，为了保卫自己的领土，讨伐国民党卖国贼，正在领导广大群众与英勇红军在各条战线上与优势兵力的敌人开展最激烈的血战，以一切力量用各种办法去粉碎这个凶恶的“围剿”。在谈到派遣抗日先遣队问题时指出：苏维埃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国民党卖掉半个中国、全国民众望红军北上抗日如大旱望雨的时候，派遣了一个抗日先遣队，即将经东部各省北上抗日。目的在使全国民众明白红军是全中国内真正抗日的军队，红军的主力虽因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挡住了北上的路，正在也只有在彻底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之后，才能大举北上，却在此时派出了自己的先遣部队。谈话号召：全国一致起来援助苏维埃与红军，使我们能够迅速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集中力量抗日反帝；援助我们的抗日先遣队，反对南京政府的拦阻政策，使抗日红军迅速前进。

7月　当湘赣革命根据地在敌人围攻下日益缩小、红六军团处境危殆之时，中共中央讨论红六军团的行动方针问题。当时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建议：中央红军往西边去，“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中央主要负责人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只赞成红六军团突围向湖南中部转移。

8月1日　出席在瑞金大埔桥红场举行的“八一”阅兵典礼，并发表演说，阐明今年“八一”大检阅的伟大意义。晚上出席授奖典礼。

8月2日　向瑞金红军家属第一次代表大会作报告，说明当前第五次反“围剿”的严峻形势，鼓励红军家属继续做好支前工作，争做模范的苏维埃公民。

8月15日　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对叛变投敌的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原红军第十六军军长孔荷宠，开除其中央执行委员，并通令全国各红军、各地方部队、各苏维埃政府等，如遇孔荷宠就地扑杀，以为动摇叛变者戒。

8月31日　国民党军占领广昌的驿前。至此，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东线和北线都被敌人突破，西线和南线也形势更加危急，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已经断绝，仅剩下战略转移一条路。

9月上旬　因前线吃紧，日夜忧思，对战局放心不下，向中央提出到于都视察，得到同意，中央要他注意军事情况。中旬，带着秘书和警卫员抵达于都。

9月中旬　调查于都、赣县等地区的敌情，了解苏区红军和地方武装的情况，了解敌军调动情况，为中共中央选择战略转移的行军路线提供调查情况。同时，密切注视前线战况的变化，只要有从敌占区和敌人刚攻陷地区来到于都的人，都要找他们询问战事。

9月20日　在于都复电周恩来，报告中央革命根据地西南部于都、赣县、登贤（在今于都境内）等地的敌情，详细叙述敌军小队、地主武装及小股散匪在何地侵扰或潜伏的情况；同时报告红军和地方武装的防务，其任务是对敌军小队进行戒备，对地主武装和小股散匪迅速进行打击、驱逐和肃清；最后报告于都、登贤全境没有赤色戒严，敌探容易出入，现正抓紧西南两方各区建立日夜哨及肃反。

9月下旬　在于都县城召开手工业工人、贫苦农民和村、乡、区干部座谈会，提出：要组织游击队，牵制敌人。要努力搞好生产，支援前线。手工业要为革命战争和农业生产服务。要严厉管制阶级敌人。干部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有缺点错误要自觉地向群众检查，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同旬　接见于都县红军家属代表会的代表，号召他们积极搞好生产，支援前线，鼓励亲人在前方英勇杀敌。

9月底　在繁忙的工作中，突然患恶性疟疾，高烧数日不退。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得知后，立即派傅连暲医生从瑞金赶到于都。经过治疗，毛泽东病刚好，又开始翻阅文件，对劝阻他的傅医生说：局势很紧张，休息是做不到的。

9月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准备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前往湘鄂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10月上旬　在于都接到中共中央有关准备转移的秘密通知。派警卫员到瑞金云石山通知贺子珍，中央已批准她随部队出发，同总卫生部休养连的同志一起行动。同时，毛泽东立即赶回瑞金梅坑，召集临时中央政府各部的领导人开会，布置善后工作，宣布和说明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决定，强调两点：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强革命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后工作做好，要使留下的同志能够更好地继续革命斗争，更好地联系群众。随后，毛泽东返回于都县城。

同旬　在转移出发前，得知张闻天对中央最高“三人团”将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等政治局成员分散到各军团去有意见，立即向中央提议，转移时将他们安排在一起，“三人团”采纳了这个意见。当时张闻天对秦邦宪“左”倾错误的不满，在同毛泽东闲谈时说出来了。从此，张闻天同毛泽东接近起来。

同旬　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各军团向兴国、于都、瑞金等地集结，准备转移；令红二十四师和地方部队接替主力红军的防务。国民党军随即进抵兴国、古龙冈、宁都、石城、长汀、会昌一线，中央革命根据地日渐缩小。

同旬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分局和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四师和地方部队一万六千余人坚持斗争。

10月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印发毛泽东写的《游击战争》小册子。这个小册子当时曾题名《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游击队动作的指示》，全书约三万字，共三章。第一章《概论》，论述游击队的任务、组织以及游击队发展成为红军。第二章《游击战术》，论述游击队战斗动作的要则、袭击驻止和行动的敌人、破坏敌人的后方、对付敌人的“围剿”和追击、关于行军宿营给养卫生等事项。第三章《游击队的政治工作》，论述游击队政治工作的目的、游击队对自己部队的政治工作、游击队在地方居民中的工作、游击队破坏敌人部队的工作。

10月10日　晚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八万六千余人，开始从瑞金等地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

10月11日　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将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队组成第一野战纵队，与主力红军组成野战军一同行动，叶剑英任司令员；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编在一纵队所属的中央队。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将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和军委后勤部门、工会、共青团等单位组成第二野战纵队，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委。

10月15日　在于都县城谢家祠，参加中共赣南省委召集的省、县、区三级主要干部会议。在会上讲话指出：敌人这次进攻苏区，采用的是堡垒政策，一直打到我们中央苏区门口，企图断水捉鱼，全部地消灭红军。我们红军主力部队要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到敌人后方去，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并对将留在苏区的地方干部说：你们这些在地方工作的干部，仍然留在苏区，团结人民，开展游击战争。你们不要怕，不要认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10月18日　傍晚，带着警卫班离开于都城，踏上长征的路途。

10月21日　夜，红一军团在赣县王母渡、信丰县新田之间突围。二十五日，中央红军经过战斗，全部通过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深有感慨地说：从现在起，我们就走出中央苏区啦！

10月22日　中革军委决定，成立以项英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央军区，指挥江西、福建、闽赣、赣南、闽浙赣五个军区及各直属的地方独立部队和红二十四师、红十军。

10月23日、24日　在信丰县古陂西南的杨坊宿营。随军委第二野战纵队转移的贺子珍，于二十四日也抵达古陂，看望了毛泽东。

10月24日　以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的红六军团到达黔东根据地，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在印江县木黄会师。随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由贺龙、任弼时统一指挥红二、红六军团。

11月2日　红一军团在湘南汝城以南的天马山至城口之间进攻，至八日，中央红军通过了国民党军主要由粤军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7]，进入湘南地区。

11月7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在长征路上联名散发《出路在哪里？》的传单，揭露国民党军阀出卖中国、压迫工农的罪恶，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向工人、农民、兵士以及一切劳苦民众指出，他们的出路就在大家要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暴动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统治，实现共产党的主张，建立工农自己的红军、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府。

11月上旬　发现警卫员吴吉清患疟疾发高烧，将自己坐的担架让给吴吉清，并安慰他说：“你就安心坐着我的担架养病好了，同志们抬着你走是要累一些，这不要紧，因为我们都是同志。”

11月10日　红三军团在湘南郴州良田与宜章之间进攻，至十五日，中央红军通过了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潇水、湘江地区。

11月12日　蒋介石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西路军和薛岳、周浑元[8]两部共十六个师七十七个团专事“追剿”；同时电令粤军陈济棠、桂军白崇禧[9]进行堵截，企图消灭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从十九日起，何键将“追剿军”分成五路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

11月25日　中革军委决定红军分四个纵队从广西全州、兴安之间抢渡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二十七日，红军先头部队顺利渡过湘江，控制界首至觉山铺间的渡河点。但因红军队伍拉得过长，辎重过多，行动缓慢，大部队尚未过江，遭到优势敌军的拦击，与国民党军发生激战，部分部队被敌军截断，损失惨重。三十日，毛泽东随军委第一野战纵队渡过湘江。

11月　长征途中，同王稼祥、张闻天在一起行军或宿营，常常谈论党和红军的大事。进入湘南以后，开始对他们说明和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秦邦宪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王稼祥最先支持毛泽东意见，认为要扭转党和红军的危急局面，必须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改变中央领导。张闻天也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并且在中央政治局内开始反对李德、秦邦宪军事指挥错误方面的斗争。尔后，毛泽东又同周恩来、朱德等谈话做工作，得到了他们的支持。过了湘江后，毛泽东向中央提出讨论军事失败的问题。

12月1日　中央红军除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红三军团第十八团被阻于湘江东岸外，全部渡过湘江，已由出发时的八万余人锐减为三万余人。这是军事上错误领导造成的严重恶果。

12月上旬　在过湘江后对身边的警卫人员讲，我们就要进入苗族区，苗族的特点和风俗习惯同汉民族不同，大家要更好地遵守群众纪律。进入苗族区以后，又给警卫人员讲党的民族政策。

同旬　蒋介石及其参谋团觉察中央红军主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命令“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在湖南洪江、芷江，贵州松桃、铜仁、石阡一带集结近二十万军队，设了四道防线，以阻止中央红军主力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国民党军很快布好一个口袋阵，企图让红军主力进入包围圈。

同旬　红军翻越广西北部越城岭的老山界，进入苗族聚居区。从过老山界起，中共中央领导内部发生争论，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开始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所造成的。同时，在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问题上，鉴于去红二、红六军团的道路上蒋介石已设置重兵，红军已失去到湘西的先机，毛泽东向中央建议：放弃去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秦邦宪、李德不予采纳，而把希望寄托在与红二、红六军团的会合上。

12月12日　在湖南通道参加中共中央负责人的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李德坚持红军主力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毛泽东从敌军重兵阻拦红军主力北上这一情况出发，力主西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王稼祥、张闻天和周恩来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主张，秦邦宪和李德仍主张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10]。会后下午七时，中革军委就会议精神致各军团、纵队首长“万万火急”电：“湘敌与陶广一路军主力向通道进逼，其他各路仍续向洪江、靖县前进，企图阻我北进，并准备入黔”；“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的部署”，“其第一师如今日已抵洪洲司，则应相继进占黎平”。

12月14日　中革军委发布命令，令中央红军夺取贵州黎平、锦屏，开辟前进道路；但同时又令红二、红六军团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并说中央红军“现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

12月15日　红一军团打败地方军阀王家烈的守军，攻占黎平。十七日，毛泽东到达黎平县城。

12月18日　出席在黎平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秦邦宪、李德仍坚持由黎平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创造新的根据地。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经过激烈争论，王稼祥、张闻天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西进渡乌江北上。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向贵州西北前进，“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会议根据中央领导人内部存在争论的情况，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同日　中革军委决定，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刘伯承任司令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

12月19日　中革军委作出《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的决议》，具体规定中央红军的行动计划，并要求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分别钳制湖南、贵州和四川之敌。

12月下旬　中央红军在黔东北击溃黔军侯之担部，连续攻克锦屏、剑河、镇远、施秉、黄平、余庆、瓮安等县城，变被动挨打为主动前进。

同旬　从黎平出发向黄平进军途中，在村旁见到一位老年妇女因冻饿而倒卧路旁，当得知为当地农妇时，立即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又从行李中取出布被单一条，还让警卫员拿了两条装满粮食的干粮袋，一并送给她。老妇连连道谢。

12月底　随中央军委纵队到达瓮安县猴场（今草塘）。

1934年—1935年　在行军途中作《十六字令》词三首。其一：“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其二：“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其三：“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1]萧劲光，1933年4月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闽赣省军区司令员，同年10月28日被任命为红军第7军团政治委员。他在20世纪80年代回忆说：“我得以释放，能活到今天，是毛主席同‘左’倾机会主义者坚决斗争的结果”。

[2]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说：黎川失守要问罪于萧劲光，“博古警告我，不要在革命军事委员会谈及这个问题。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反应很敏感，因为从根本上说，他同罗明和萧劲光执行的是同一条路线”。“我当时说，应该把萧交给军事法庭处置。毛泽东像以前一样又出来庇护他，萧被调到后勤纵队，事情也就此了结”。

[3]陈济棠，当时任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剿匪”军南路军总司令。

[4]何长工回忆说：南线筠门岭失守后，中革军委调来方志敏的部队，由第7军团司令员寻淮洲率领，“准备夺回筠门岭”，“毛泽东同志不同意这种作法”。

[5]当时任粤赣军区代理参谋长的程子华回忆说：“这次，毛泽东就在粤赣省委只住了十多天时间，因为接到中央通知，要他回中央（瑞金）开会，就回到瑞金去了。”

[6]毛泽东在1958年对这首词曾作批注：“一九三四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这一首《清平乐》，如前面那首《菩萨蛮》一样，表露了同一的心境。”他又在20世纪60年代回忆说：会昌有高山，天不亮我就去爬山。

[7]国民党军第2道封锁线主要由粤军陈济棠部所设置。1934年10月上旬，中革军委派出潘汉年、何长工为红军全权代表与陈济棠的代表杨幼敏、黄质文、黄旭南进行停战谈判，双方达成5项协议：（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二）解除封锁，互相往来；（三）互通情报；（四）红军可以在粤北设后方医院；（五）可以互借道路，各从现在战线后退20里。这个谈判为中央红军长征通过粤军设置的封锁线，创造了条件。

[8]薛岳部，指薛岳任司令的国民党军第2路“追剿”军。周浑元部，指周浑元任司令的国民党军第3路“追剿”军。

[9]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第4集团军副总司令。1934年12月又任广西“剿匪”军总指挥。

[10]关于通道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的情况，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写道：“在到达黎平之前，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会上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

1935年　四十二岁

1月1日　出席在猴场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重申由毛泽东提出并经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同意的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主张，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首先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军委必须特别注意敌情的分析研究，道路、敌情的侦察，抓住反攻的有利时机，并不失时机地求得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来有把握地取得胜利。”决定还提出，必须尽量使部队得到休息并进行整顿和补充，在充实战斗连的原则下，缩编部队，以适应新的作战环境。为改变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个人包办的状况，决定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三日，中央书记处责成各军团首长将这个决定向团级以上干部传达。

1月2日　红一军团第二师在瓮安县江界河强渡乌江，架起浮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随同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安全渡过乌江。至六日，中央红军分别从余庆县回龙场、瓮安县江界河、开阳县茶山关三个渡口全部渡过乌江。

1月7日　红一军团第二师袭占遵义城。

1月9日　随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同张闻天、王稼祥住在遵义新城古式巷原黔军旅长易少荃的宅邸。

1月12日　和朱德等参加在遵义贵州省立第三中学操场举行的遵义全县民众大会。在大会上发表演说，讲述共产党与红军的各项政策，指出共产党愿意联合国内各界人民、各方军队一致抗日，强调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大会宣布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

1月15日—17日　出席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遵义会议）。在会上就长征以来各种争论问题，主要是最紧迫的军事路线问题，作长篇发言。发言批评秦邦宪在向大会报告中谈到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强我弱等观点，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指出秦邦宪和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支持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从而被敌人以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使红军招致损失；强调这一路线同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会议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于二月八日经政治局会议通过后印发。决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重新肯定了毛泽东根据战争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会议提出改变黎平会议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红军北渡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取消秦邦宪、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并为胜利完成长征奠定了基础。

1月19日　同军委纵队离开遵义，到达泗渡。中央红军分三路从桐梓、松坎、遵义地区向川南开进。

1月20日　由泗渡经板桥，翻越娄山关至桐梓。

同日　中革军委发布《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指出：“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牵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夺取和控制长江各渡河点，为实施此计划之最后关键。我先遣兵团应以秘密、迅速、勇敢、坚决的行动，实行最大机动”。“对尾追之敌应使用少数得力部队（约一团兵力左右）进行运动防御，并向敌前出游击，以阻止敌人前进，而主力则应迅速脱离敌人。”“当我必要与尾追或侧击之敌进行战斗时，应集中主力进行消灭敌人的进攻战斗，不应以防御战斗等待敌人来攻。”

1月21日　同军委纵队到达九坝。

1月2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指出：“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牵制刘敌[1]，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

1月中下旬　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可能北渡长江，急令川军刘湘集中兵力在赤水、叙永、古蔺地区堵击，又令薛岳部和黔军王家烈部渡乌江尾追。

1月26日　到达土城。这时，川军两个旅先于红军到达赤水城，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尾追的川军进至土城以东地区。在前往土城途中，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察看地形，决心在土城以东青杠坡地区围歼尾追的川军郭勋祺部。

1月28日　军委纵队干部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一军团一部从南北两面向青杠坡地区之敌发起猛攻，激战终日，战斗失利。此时，川军后续部队两个旅迅速增援上来，位于旺隆场的川军两个旅也从侧背攻击中央红军。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主要领导人开会，决定立即撤出战斗，作战部队和军委纵队迅速轻装渡赤水河西进，开始了红军长征中举世闻名的四渡赤水之战。

1月29日　凌晨，中央红军除少数部队阻击川军外，主力分三路从猿猴场（今元厚）、土城南北地区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寻机北渡长江。

同日　从土城渡河前，同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李聚奎、政治委员黄甦、政治部主任谭政谈话，传达遵义会议精神，通报军委关于部队缩编的决定，要求部队运用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

2月2日　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西入云南，重新调整部署，将“追剿”军改为第一、第二路军。何键为第一路军总司令，率主力“围剿”红二、红六军团，另以一部封锁湘、黔边境，防堵中央红军进入湖南。龙云任第二路军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率主力集结川、滇、黔边地区，“追剿”中央红军。

2月3日　同军委纵队到达四川叙永县石厢子。中央红军连日在三岔河、永宁（即叙永）遭到川军截击。当晚，中革军委电令各军团迅速脱离当前之敌，改向川、滇、黔三省交界处的分水岭、水潦、水田寨、扎西集结。

2月5日　离开石厢子，到达川、滇、黔边界的鸡鸣三省村[2]。同周恩来谈张闻天提出的变换中共中央领导的问题[3]。随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由张闻天接替秦邦宪在党内负总的责任。根据当前敌情，中革军委考虑渡江的可能性问题，认为如渡江不可能，则留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苏区。

同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转中央分局，传达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决定：“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

2月6日　到达云南威信县石坎子。中革军委电令红一、红三军团向威信县扎西靠近，迅速集中，以便于机动。

2月7日　由于国民党军加强长江沿岸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分路向中央红军进逼，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放弃北渡长江计划，致电各军团指出：我野战军原定渡江计划已不可能实现，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的方针。电报要求各军团迅速脱离四川追敌，向滇境镇雄集中，并进行与滇敌作战的一切准备。

2月8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为贯彻遵义会议精神，发布《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陆续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议上传达决议。

2月9日　同军委纵队经大河滩到达威信县城扎西镇。在老街江西会馆出席中央负责人会议，研究下一步进军方向和部队缩编等问题。在会上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方针。认为应利用敌人的错觉，寻找有利的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扬我军运动战的特长，主动地消灭敌人。为此提出轻装，精简机构，充实连队。

2月10日　中革军委发布各军整编的命令。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开始进行整编。全军除干部团，共编为十六个团。红一军团缩编为两个师六个团。其他各军团取消师一级机构，红三军团缩编为四个团，红五、红九军团各编为三个团。

同日　滇军孙渡纵队和川军潘文华[4]部从南北两面逼近扎西。中革军委决定红军迅速脱离川军与滇军之侧击，争取东渡赤水河先机，并准备以薛岳兵团及黔军为主要作战目标。十一日，中央红军分三路由扎西掉头东进。军委纵队到达石坎子。

2月11日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就反“围剿”中的战略问题致电湘鄂川黔省委及红二、红六军团负责人，指出：“你们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敝，于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时，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的力量是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的活动。对敌人须采取疲敝、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电报要求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分会，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夏曦、萧克、王震为委员，贺龙为主席。

2月13日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游击战争问题给在赣南的中央分局发出指示。指示说：“放在你们及中区全党面前的任务是坚持游击战争，是动员广大群众用游击战争坚忍地顽强地反对敌人的堡垒主义与‘清剿’政策。”要“彻底改变斗争方式，一般都应由苏区方式转变为游击区的方式”。要“把那些多余的独立团营，都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地分散行动，环境有利则集合起来，不利又分散下去，短小精悍是目前的原则”。“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蛮打硬干，过分损伤自己是错误的，分兵抵御是没有结果的”。指示还说，要“确切地进行瓦解白军工作，把这一工作放在支部及游击队工作的头等地位”，要“选派许多适宜的干部到白区去”。[5]

2月16日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出《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停止向川北发展，而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本日，中革军委致电中央军区，红二、红六军团，红四方面军，通告停止执行北渡长江计划的决定，并指出：“现我野战军已折向赤水河东、乌江以北活动，并以黔西敌人为主要作战目标。”

2月18日　到达走马坝。出席红一军团直属队排以上干部会议，报告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精神，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单纯防御路线，短促突击，分兵把口，不让敌人进占苏区一寸土地等，都是错误的。“反攻”以来这个错误还在发展，变成退却逃跑，叫做“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跑”，这也是错误的。

2月18日—21日　中央红军由四川古蔺县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河（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国民党军驻川、黔各部慌忙调兵阻止，并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娄山关或遵义以北地区。

2月20日　在回龙场出席红三军团干部会议，作战斗动员报告，号召要提高消灭敌人的勇气：敌人就像手上的五个指头，我们要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把它割掉。

2月21日　蒋介石急电王家烈，判断中央红军有取道川、黔边界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模样，指令黔军在松坎、赶水一线堵截。

2月23日　到达后滩坝。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及中央分局，指出：游击队必须轻装。每一部队不要拥挤很多干部，分局的人除项英、陈潭秋、贺昌三人外，其他人都到部队内负责工作，陈毅可独立领导一个团。苏区干部应有一部分到占领区去。要向所有干部讲清楚：“万一被敌人冲散或隔断时，应有决心独立进行工作，顽强奋斗”。“在游击活动中，必须特别反对关门主义，反对机械地使用老苏区的一切办法的倾向，广泛地进行发动群众的工作，知道利用一切开始时参加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

2月25日　中革军委决定集中主力进攻娄山关以南之黔军，乘胜夺取遵义。中央红军经激烈战斗，再次攻克川、黔交通要道娄山关。二十八日，重占遵义。这一战役，在敌情非常严重的情况下，五日之内连克桐梓、娄山关、遵义，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约三千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2月28日　同军委纵队过娄山关，到达大桥。随后，有感于娄山关战斗胜利，作《忆秦娥•娄山关》[6]：“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7]。”

同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红二、红六军团，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区，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精神。

3月1日　同军委纵队到达遵义城。

3月2日　蒋介石飞往重庆“督剿”。三日，电令驻川、黔各军在乌江设防，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溪之间地区。

3月4日　在遵义老城天主堂红军总政治部驻地出席连以上干部会议，并作报告。报告分析了这次遵义附近战斗胜利的原因和意义，以及一般的形势和目前的紧急任务。

同日　中革军委发布命令：“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

3月5日　凌晨三时，中革军委致电各军团，决定中央红军主力在由遵义至仁怀的西进路上，袭击国民党“追剿”军周浑元部，并说“各兵团一到集中地即受前敌司令部指挥”。清晨六时三十分，毛泽东、朱德率前敌司令部离开遵义，前往鸭溪。

3月8日　中共中央发出《为粉碎敌人新的围攻赤化全贵州告全党同志书》，指出：遵义战役的胜利“给了我们在贵州首先在黔北站住脚跟，开始赤化群众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可能”。“这一胜利是在党反对了军事的单纯防御路线之后，证明了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正确，粉碎了一切动摇悲观、过分估计敌人力量、不相信自己的力量等机会主义观点，发扬了红色指战员的高度积极性。遵义战役的胜利就是党的路线的胜利！”“用一切努力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来建立苏区根据地，是目前每个共产党员最中心最神圣的任务”。

3月10日　在狗坝（今苟坝）出席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讨论进攻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的计划。毛泽东认为，不能打固守之敌，不能“啃硬的”，应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会上多数同志赞成进攻打鼓新场。晚上，毛泽东建议周恩来缓发作战命令。十一日晨再次举行中央负责人会议，说服与会者放弃进攻打鼓新场计划。中革军委即向红一、红三军团发出关于不进攻打鼓新场的指令。随后，毛泽东鉴于作战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在渡乌江之前，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团。

3月12日　晚上，离开狗坝，到达青坑。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战略方针仍应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并应控制赤水河上游作为转移枢纽，以消灭薛岳兵团及王家烈部队为主要作战目标，对川、滇敌人须在有利而又急需的条件下才应与之作战，求得消灭其一部。十三日，中革军委将这一决定正式通知各军团，并指出：“军委依此方针决定，我野战军应向西南转移，求得在转移中与在消灭王家烈部队的战斗中调动周、吴[8]纵队，实行机动并迅速略取与控制赤水上游的渡河点，以利作战。”

3月15日　和朱德率前敌司令部移至坛厂附近指挥作战。中央红军主力围攻鲁班场，未克，撤出战斗，向茅台地区机动，袭取仁怀。

3月16日　到达仁怀县茅台镇。当晚至十七日十二时前，中央红军在茅台及其附近地区西渡赤水河（三渡赤水），向川南古蔺、叙永方向前进，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将国民党军主力引向赤水河以西地区。

3月20日　进入四川古蔺县境内。蒋介石以为中央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令川、黔军主力在叙永至赤水河沿岸赶筑碉堡，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由东向西“追剿”。在国民党军再次向南集中的情况下，中共中央、红军总政治部电令各军团，坚决迅速东渡赤水。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中央红军从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河（四渡赤水）。毛泽东指挥“四渡赤水”的战绩，是他运筹帷幄的得意之笔。

3月24日　中革军委致电各军团首长，指出：敌人企图连接遵义、仁怀封锁线，阻我在其以北地区。要求各军团以遭遇敌人姿势迅速通过遵、仁之线，争取南下先机。

3月27日　同军委纵队转移至萝筛坝地区。中革军委致电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董振堂、李卓然[9]，决改从鸭溪、白腊坎地域向西南转移。又令红九军团由马鬃岭地区佯攻敌军，引敌北向，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向南急进。

3月28日　同军委纵队离开花苗田，从白腊坎附近通过国民党“追剿”军的封锁线。

3月31日　中央红军主力南渡乌江，把国民党“追剿”军重兵集团甩在乌江北岸。

4月2日　中央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进占扎佐等地，前锋逼近贵阳。五日，又以一部兵力东渡清水江，在江上架设浮桥，作主力即将东渡姿态。在部署这次行动时，毛泽东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这时，蒋介石以为中央红军欲东进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急调滇军驰援贵州，又令薛岳和湘军东至余庆等地布防。

4月7日　中革军委致电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董振堂、李卓然：“我野战军决以遭遇敌人佯攻贵阳、龙里姿势，从贵阳、龙里中间向南急进，以便迅速占领定番。”八日起，中央红军主力以日行六十公里的速度，经青岩、定番（今惠水）、紫云等地，向敌兵力空虚的云南急进，使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黔东的计划又一次落空。

4月11日　同军委纵队前梯队经定番、十里冲，到达沙坑场、白水井地区。

4月18日　中央红军主力从白层、者相、者坪、罗炎地区南渡北盘江。随后，相继占领贞丰、安龙、兴仁、兴义等县城。二十七日，中央红军在云南境内连克白水、曲靖、沾益、马龙，前锋逼近昆明。

4月28日　和朱德、周恩来等到鲁口哨、大汤姑一带宿营。当晚，出席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负责人会议，研究北渡金沙江的行动部署。毛泽东最后发言说：遵义会议后，我军大胆穿插，机动作战，把蒋介石的尾追部队甩在侧后，取得了北渡金沙江的有利时机。云南境内的地形条件，不像湖南、贵州有良好的山区可以利用，我军不宜在昆明东北平川地带同敌人进行大的战斗。我军应趁沿江敌军空虚，尾追敌人距我尚有三四天的行程，迅速抢渡金沙江，以争取先机。

4月29日　中革军委发出《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指出：“由于两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西向的有利条件，一般追敌已在我侧后，但敌已集中七十团以上兵力向我追击，在现在地区我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另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因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

5月1日　到达小仓街。经勘察，决定在洪门渡、龙街、皎平渡附近渡金沙江。红一军团为左纵队，经禄劝、武定、元谋直取龙街。红三军团为右纵队，经思力坝、马鹿塘夺取洪门渡。红五军团和军委纵队为中央纵队，经小仓街、龙海塘、石板河抢夺皎平渡。

5月3日　刘伯承[10]率中央纵队干部团抢占皎平渡，完全控制渡口的南北两岸。当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率领军委纵队赶到皎平渡过江，在北岸组成渡江指挥部。因得到红一军团在龙街渡口架设浮桥未成、红三军团在洪门渡口所得渡船很少的电报，又得悉万耀煌[11]要保存实力往回收缩的情况，中革军委决定：除留红十三团在洪门渡过江，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主力全部改由皎平渡过江。至九日，中央红军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全部渡过金沙江。在滇、黔边单独行动的红九军团也在东川以西的树节、盐井坪地区渡过金沙江。至此，国民党数十万“追剿”部队被甩在金沙江以南，中央红军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月10日　蒋介石由贵阳飞抵昆明，急令川军扼守大渡河沿岸等地，又令薛岳、周浑元及滇军向金沙江边尾追，企图将中央红军围歼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

5月12日　同军委纵队到达四川会理城郊的铁厂。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会理会议）。会议统一对遵义会议以来中央关于军事战略战术的认识，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会议批评了林彪提出的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由彭德怀任前敌指挥的错误意见。毛泽东发言指出：党内对失去中央苏区而缺乏胜利信心和存在怀疑不满情绪，是右倾思想的反映；改变中央军事领导的意见，是违背遵义会议精神的。周恩来、朱德等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他们称赞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指出在危急情况下，由于采取兜大圈子、机动作战的方针，四渡赤水，二占遵义，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才摆脱了敌人的重兵包围。会议要求维护遵义会议确立的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的团结，克服右倾思想；并决定立即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5月15日　同军委纵队离开铁厂，到达白果湾。中央红军为执行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的计划，继续北上，经西昌、泸沽进入彝族聚居的地区。

5月19日　到达西昌县锅盖梁地区。中革军委决定组成强渡大渡河先遣队，派刘伯承为先遣队司令，罗瑞卿为政治委员[12]。临行前，毛泽东要先遣队执行党规定的民族政策，与彝族沽基家族首领结盟修好。他对刘伯承说：先遣队的任务，不是去打仗，而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只要我们全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彝民不会打我们，还会帮助我们通过彝族区，抢先渡过大渡河。本日，中央红军主力到达礼州，同红九军团会合。

5月20日　到达冕宁县松林地区。中革军委发出为抢渡大渡河给各军团、纵队首长的训令。训令指出：蒋介石企图利用大渡河天险、彝民与红军的隔阂，以薛岳、刘湘等部夹击我军于大渡河南岸，另以刘文辉、杨森、郭勋祺[13]部在北岸扼阻，破坏我渡江计划。消灭敌人，渡过大渡河，进入到川西北地区，遂成为目前战略上的实际要求。我野战军目前应以迅速北进，争取渡江先机，首先进到清溪（即汉原）、泸定桥、洪雅地区，与川敌进行作战机动，争取赤化，为战略上基本方针。各军团以极迅速、坚决、勇猛、果断的行动，消灭阻我前进的川敌各个部队。以最大的努力争取彝民群众到我们方面，并组织彝民游击队，反对刘、蒋等敌。

5月22日　采纳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决定中央红军改经冕宁、安顺场北进。刘伯承在袁居海子（今彝海子）同彝族沽基家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

5月24日　经大桥镇进入彝族区。为不打扰彝族群众，同军委纵队的同志露宿在树林中。本日晚上，中央红军先遣部队占领石棉县安顺场，随即控制了安顺场渡口。二十五日，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成功。

5月26日　和周恩来、朱德到达安顺场，听取刘伯承、聂荣臻的汇报。鉴于安顺场水深流急，大部队难以迅速过河，决定中央红军主力火速抢占距离安顺场一百六十公里的泸定桥，由林彪率红一军团第二师和红五军团为左纵队，沿大渡河右岸前进；由刘伯承、聂荣臻率红一军团第一师为右纵队，沿大渡河左岸前进，互相策应，限期夺取泸定桥。二十九日，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二十二名勇士抢占泸定桥。四团随即攻克泸定县城。至六月二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粉碎了蒋介石使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企图。

5月31日　通过铁索桥至泸定县。出席在泸定县城附近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派政治局委员、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

5月下旬　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奉红四方面军总部命令，率第八十八师和第九军一部，由岷江地区兼程西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

6月2日　中革军委致电各军团，决定放弃攻取清溪、荥经，要求迅速夺取天全、芦山战略要点。四日，毛泽东离开化林坪，至水子地宿营。在翻越一座山时，遇国民党军飞机轰炸，身边警卫班长胡昌保牺牲。毛泽东悲痛地双手抱胡昌保放平躺下，用自己的毛毯盖在胡的遗体上。

6月7日　在水子地指挥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的天全、芦山、宝兴防线，占领天全。

6月8日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出《为达到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任务指示》，指出：“我军基本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四方面军直接会合。”“我军必须以迅雷之势突破芦山、宝兴线之守敌，奇取懋功，控制小金川流域于我手中，以为前进之枢纽。”本日，中央红军攻占芦山，突破国民党军的芦山、宝兴防线。接着，翻越海拔四千多米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向懋功（今小金）前进。十二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北进懋功的达维镇途中，同红四方面军一部会合。

6月15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项英、张国焘[14]，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和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发表《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宣言号召全国工人、农民、海陆空军以及一切爱国志士、革命民众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反对蒋贼等卖国，坚决对日作战，恢复一切失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6月16日　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15]，指出：“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目前计划，两方面军宜“向着岷、嘉两江[16]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地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电报还指出：“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西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敌如封锁岷江上游（敌正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长策。”

6月17日　和朱德、周恩来等翻越夹金山，至达维镇。当晚，出席红一、红四方面军联欢会并讲话。

6月18日　到达懋功县城。张闻天、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就战略进攻方向问题复电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17]，提出：“目前形势须集大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18]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否则兄我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19]，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名、邛、大[20]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望即下决心为要。”

同日　和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会见李先念。毛泽东向李先念详细询问岷江、嘉陵江地区的情况。

6月20日　张闻天、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张国焘[21]，指出：“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22]或田颂尧[23]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请你再过细考虑！”并请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6月26日　在懋功县的两河口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周恩来在会上作报告，提出以运动战迅速攻打松潘胡宗南部，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说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集中于军委。毛泽东发言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并提出五点意见：（一）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可以把创造苏区运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这是向前的方针。要对四方面军同志作解释，他们是要打成都[24]的。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有实现向北发展的可能。（二）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过山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以建立新的根据地。（三）应看到哪些地方是蒋介石制我命的，应先打破它。我须高度机动，这就有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四）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打野战，我有二十个团以上，是够的；如不与我打野战，守堡垒，就一定要打破驻点，牵制敌人。现在就是迅速打破胡敌向前夺取松潘。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这里人口稀少，天冷衣食困难，应力争在六月突破，经松潘到决定地区去。（五）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周恩来作结论，同意毛泽东提出的意见。会议一致通过周恩来的报告。

6月28日　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

6月29日　在两河口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听取秦邦宪关于华北事变、日军向北平进攻的情况报告后，毛泽东发言指出：日军进攻北平，明显地要侵占华北。现在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冲突在中国表现为军阀间的矛盾。日本帝国主义想把蒋介石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下。党对时局应有表示，应发表文件。要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放弃华北，这最能动员群众。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或通电，写文章，准备向国民党军派工作人员。会议还决定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

同日　中革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制定《松潘战役计划》。计划规定在岷江东岸大石桥地区和懋功地区各留一个支队钳制东南两面之敌，掩护后方工作；红一、红四方面军主力集中于箭步塘、壤口、芦花（今黑水）地区，分左、中、右三路向松潘及其西北地区开进，“消灭松潘地区的胡敌，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北向作战和发展”。

6月30日前后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一方面军主力离开两河口北进，翻越第二座大雪山。七月一日，到达卓克基。

7月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告康藏西番民众书——进行西藏民族革命运动的斗争纲领》。文告号召藏族民众反对英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军阀，成立游击队，加入红军，实现民族自决。

7月上旬　中央红军连日在人烟稀少的藏民区行军，严重缺粮，影响松潘战役计划的执行。毛泽东看到部队吃饭十分困难，亲自过问给养问题。中革军委和红军总政治部于二日和八日发文指出，为筹足过草地的食物，要求各部队每人带足十五斤粮食和足够吃一个月的食盐，并组织筹粮别动队，以解决粮食困难。

7月10日　到达上芦花。鉴于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后提出与中央决定相反的南下川、康边的主张，并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25]没有解决而延宕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国焘催促率部北上：“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后忽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切盼如来电所指，各部真能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并要张国焘和徐向前、陈昌浩速到上芦花集中指挥。

7月中旬　会见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指挥员，详细询问敌情，并分析形势，提出两军会师后的方针和任务，说：今后一、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就是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红一、红四方面军要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互相学习，亲密团结，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毛泽东还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授予徐向前红星奖章，以表彰他在红四方面军的贡献。

7月16日　红一军团和红三十军各一部攻占毛儿盖，红三、红五军团进至芦花、党坝地区。

7月18日　在芦花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组织问题。会上，张国焘提出，要提拔新干部，有的“可到军委”。毛泽东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到军委，下面需要人。目前必须抓紧战区的工作，迅速打击敌人。至于一、四方面军分成几路，还在考虑中。会议为团结张国焘北上，同意周恩来辞去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决定由张国焘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并为中革军委的总负责者；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在张国焘尚未熟悉情况前，由周恩来暂时帮助。会议还决定，中革军委常委由四人增为五人，增补陈昌浩；秦邦宪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同日　中革军委发出通知：“奉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二十一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四方面军首长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兼参谋长。红一方面军原第一、三、五、九军团番号依次改为第一、三、五、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的番号不变。

7月21日、22日　在芦花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的工作问题。会议听取张国焘关于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和通南巴两个苏区对敌斗争情况及反“围剿”战略方针的汇报。毛泽东发言说：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起，关于红军的扩大巩固，两个苏区的发展和巩固，无数次击破敌人，总的看路线是没有问题的，但有缺点和错误。军事指挥上的缺点，军委将另行讨论。在鄂豫皖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时，没有充分准备，没有准备打，又打得不好。在通南巴打退了刘湘部队，胜利后又放弃是个严重错误。发言还指出：红四方面军领导对建立政权有不足和错误的地方，没有严格了解建立政权与建立红军的密切关系，提出西北联邦政府在组织上、理论上都是错误的。会议肯定红四方面军的成绩，指出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的原因，批评退出通南巴和退出后发展方向不明的错误，以及成立西北联邦政府不妥的问题。会后，毛泽东等离开芦花，翻越仓德山和打鼓山，二十八日到达松潘县毛儿盖。

7月25日—8月20日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大会根据季米特洛夫的报告作出《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统一、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决议，指出：“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人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人民反帝阵线。”大会选举季米特洛夫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毛泽东、周恩来等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7月31日　由于张国焘借口“组织问题”未圆满解决而一再贻误战机，招致胡宗南在松潘集中兵力，使红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局面，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撤销松潘战役计划，改经草地北上。

8月1日　红军总部发出改为攻占阿坝、北进夏河流域的指示。三日，拟定《夏洮战役计划》，提出“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随后，又决定将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在卓克基及其以南地区的第五、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军为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在毛儿盖地区的第一、三、四、三十军为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同日　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名义起草《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8月4日—6日　出席在沙窝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并讨论组织问题。毛泽东多次发言。关于形势和任务问题，发言说：（一）西北地区进攻的敌人主要是蒋介石。蒋介石用了全部力量对付我们，受了极大损失。从总的方面看，蒋介石的统治不是强了，而是削弱了。（二）西北地区的特点，是统治阶级最薄弱的一环，帝国主义势力最弱的地方，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方，因靠近苏联在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西北地区的困难是人口稀少、物质条件缺乏、交通不便、气候条件不好等，这些都能克服。要用全力实现在西北首先是甘肃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有了总的方向，两个方面军会合后，会取得更大的胜利。（三）领导全国革命的党中央在这个区域的第一个任务，是要使一、四方面军同兄弟一样地团结。过去我与朱德在井冈山会合的经验，今天可以利用。两个方面军要互相了解，以诚相待。中央军委应负起使两个部队融洽起来的责任。关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补充成员问题，发言说：四方面军有很多好的干部，而我们只提出这几个同志，是很慎重的。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委，是在特别情形下这样做的。其他部队也有很多好的干部，可以吸收他们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会议通过《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集中主力北进、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张国焘在发言中对建立川陕甘根据地表示怀疑。会议决定：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徐向前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恢复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由周恩来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由陈昌浩任主任，周纯全任副主任。

8月7日　晚间，看望患阿米巴痢疾高烧不退的周恩来。得知中央医院院长傅连暲已随红军总部前往卓克基，当即派人到红一军请来最好的医生为周恩来医治。经多日抢救治疗，周脱离危险。

8月15日　为贯彻夏洮战役计划，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不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时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左路军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出动。万不宜再事迁延，致误大计。”“目前洮、夏敌备尚薄，迟则堡垒线成，攻取困难。气候日寒，非速到甘南夏河不能解决被服。”“班佑以北，粮房不缺，因此，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支队，掩护后方前进。五军、三十二军即速开毛[26]”。“目前应专力北上，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本日，左路军先头纵队由卓克基向阿坝前进。

8月中旬　听取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关于草地情况的汇报。随即召集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等开会，研究右路军北上问题，批准经草地到班佑、拉卜楞寺的行军路线，决定叶剑英率两个团为右路军先遣队。

8月17日　会见红一军二师四团团长杨成武，布置先头团过草地的任务，指出：敌人判断我们东出四川，不敢冒险横跨草地，走北出陕甘这一着棋，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路。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难向同志们讲清楚，把中央决定要过草地北上抗日的道理向同志们讲清楚。要教育大家尊重少数民族，团结好少数民族。还谈到搞好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并要杨成武到前敌总指挥徐向前那里接受具体指示。十八日，右路军先头部队从毛儿盖向班佑开进。

8月19日　出席在沙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常委分工等问题。会议决定，张闻天负责组织部工作，秦邦宪负责宣传部工作，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并决定由王稼祥负责政治部工作，何凯丰负责少数民族委员会工作。会上，王稼祥提出要同张国焘作斗争的问题。毛泽东说：在毛儿盖时已经说过，斗争是需要的，但目前开展斗争是不适宜的。目前我们应采取教育的方式。写文章，不指名，不引证。可指定专人搜集材料，研究这个问题。毛泽东还提出：常委会，在遵义会议时已批评到未发生作用，鲁班场战后至现在仍未发生作用。每周开一次会，要预告准备议事日程。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常委会每周至少召开一次。

8月20日　出席在毛儿盖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毛泽东关于夏洮战役后行动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我们的行动方向，一是向东（陕西），一是向西（青海、新疆）。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目前我们的根据地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将来向东发展，后方移至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地区。毛泽东作会议总结，进一步指出：向东还是向西是一个关键问题，应采取积极向东发展的方针。夏洮战役应采取由包座至岷州[27]的路线，可集中三个军，甚至全部集中走这条路线。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阿坝要迅速打一下。应坚持向东打，不应以一些困难转而向西。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一个决议，以补充六月二十八日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议。

同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决定指出：“为实现六月二十八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当前战役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关键，应力争控制洮河，首先是其东岸地区，“集结最大限度的主力于这个主要方向，坚决与果敢的作战，灵活与巧妙的机动，是这个战役胜利之保证”。决定针对张国焘关于红军主力西进的主张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28]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这个地区去活动）。”“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

8月24日　中共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通报毛儿盖会议精神，指出中央的具体部署是：目前右路军应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29]、岷州间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州。左路军则迅速出墨洼[30]、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后并力东进。

8月下旬　同右路军离开毛儿盖，连日在茫茫草地中艰苦行军，到达班佑。在班佑期间，听取叶剑英关于先遣部队行军情况的汇报，并采纳他的建议，决定取消原定向拉卜楞寺前进的计划，转经巴西、阿西、包座向俄界前进。

8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宣传教育问题。毛泽东提出宣传教育的内容，应增加战略战术问题；还建议常委会以后要讨论青年团的工作。会议决定：一、最近期内，出一二期《干部必读》、一期《斗争》和两期《前进》。二、分配审查宣传材料：红军建设方面由王稼祥负责，党的建设方面由李维汉负责，战略战术方面由毛泽东负责，地方工作方面由秦邦宪负责，民族问题方面由何凯丰负责。三、由何凯丰、杨尚昆、李维汉组成宣传委员会。

同日　徐向前指挥右路军第三十军和第四军一部发起包座战斗。三十一日，战斗结束，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五千余人，打开向甘南进军的门户。

9月1日　为催促张国焘率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和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目前情况极有利于向前发展。“右路军须以主力向前推进，以不突出西固、岷州线为度。”“候左路到达，即以一支队向南坪方向，又一支队向文县方向佯攻胁敌，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必能争取伟大胜利。”

9月2日　出席在若尔盖县巴西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红一方面军工作方针问题。毛泽东作报告，提出：现在一方面军需要相当时间的休息，很重要的任务是整理部队。战略方针已确定向东，向汉人聚居区发展，给养条件是可以改善的，休息时间除作战任务外是可以争取的。一方面军整理的方针，要从头做起，重新开始，军长、师长要亲自给排以上干部上课，可参考在中央苏区时的制度，并学习四方面军的优良制度。我们到甘肃后，客观条件是有利于红军的扩大的，主要的问题是要加强领导，仔细地建立与群众的关系，重新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对群众纪律的加强，与扩大红军是成正比例的。为进行整理，一方面军的司令部、政治部应该重新建立起来，立即进行工作。

9月3日　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共中央，反对北上方针。电报说：左路军“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军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五日，张国焘命令左路军部队停止北上，就地筹粮待命。

9月8日　张国焘[31]电令红四方面军驻阿坝、马尔康地区的部队“飞令”正在北上的军委纵队移至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晚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红三军周恩来住处开会，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陈昌浩、徐向前出席。会议决定，由七人联名致电张国焘，要他执行中共中央北进指示。当晚十时，毛泽东同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徐向前、陈昌浩、王稼祥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32]，指出：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地形利于敌封锁不利于我攻击，经济条件绝对不能供养大军，阿坝南至冕宁均为少数民族，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务望兄等熟思审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亦远胜西康地区。”电报强调：“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

9月9日　张国焘从阿坝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共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并称“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另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张的电令，赶往中共中央驻地巴西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抄下电令，告诉叶剑英处境危险，要赶快回去，务必提高警惕，以防意外。随即同张闻天、秦邦宪等紧急磋商，一致认为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严重后果。当晚，在红三军驻地阿西同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脱离险区，率领红一、三军立即北上。并通知在俄界的林彪、聂荣臻，行动方针有变，要一军在原地等待。

9月10日　凌晨，率红三军向俄界进发，到达拉界。在离阿西时，见到带领军委纵队赶来集中的叶剑英，告诉他情况紧急，不能在此停留，应立即向俄界前进，与红一军会合。

同日　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目前形势完全有利于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南下退回原路。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人口稀少，粮食缺乏，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通过。南下只能是挨冻挨饿，白白地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为红军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你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同日　中共中央在阿西向陈昌浩、徐向前发出指令：“目前战略方针之唯一正确的决定为向北急进”。八日张国焘“电令你们南下，显系违背中央累次之决定及电文”，中央已另电张“取消该电”。“为不失时机地实现自己的战略计划，中央已令一方面军主力向罗达、拉界前进。四、三十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前进，有策应一、三军之任务。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本指令因张总政治委员不能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为贯彻自己之决定，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并责成实现之。”

9月11日　率红三军到达甘肃迭部县俄界，同红一军会合。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指出：“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即命令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9月12日　出席在俄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关于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争论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并作结论。报告说，中央常委决定的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请政治局批准。有同志反对这个方针，有他机会主义的方针，代表是张国焘。中央同张国焘作过许多斗争，想了许多办法与他接近，纠正其军阀主义倾向，但是没有结果。对于张国焘，要尽可能做工作，争取他。最后作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应马上作。中央应继续坚持北上的方针。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是应该在川、陕、甘创建苏区。但现在只有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北上，所以，当前的基本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和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报告还讲到加强党内团结问题，与四方面军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在结论中指出，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是布尔什维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张国焘是发展着的军阀主义倾向，将来可能发展到叛变革命，这是党内空前未有的。关于目前的战略方针，同在川、陕、甘创造根据地的计划是有变更的，因一、四方面军已经分开，张国焘南下，使中国革命受到相当严重损失。但是我们并不是走向低落，而是经过游击战争，大规模地打过去。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是不能否认的，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不过不是在江西，而是在陕、甘。会议发言的同志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会议决定：红一军、红三军、军委纵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林彪为副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副主任；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成立五人团进行军事领导；由李德、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维汉组成编制委员会，主持部队整编工作[33]。会议根据毛泽东报告和结论的精神，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与中央争论的实质是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向川、康边界地区退却。决定揭露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指出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使“他对于中央的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同志离开党”。决定提出，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的错误。为了教育和争取张国焘，这一决定只传达到中央委员，未向全党公布。

9月14日　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等，指出：“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且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总政委对于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电报指出中央先率一、三军北上是正确的；要张国焘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和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之继续北进；指斥张国焘“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十五日，张国焘不顾中共中央多次劝阻，通过中共川康省委和四方面军党员活动分子会议作出《关于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决议》，并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名义下达《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诬称中央坚持北上的方针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

9月15日　同陕甘支队第一纵队到达黑拉。致电彭德怀，说一纵队明日向车眼前进，要求二纵队及军委纵队明日到达黑拉附近宿营。

9月16日　到达俄界黑尕寺（今黑多寺）。决定在天险腊子口打进入甘南的关键性一仗。同林彪、聂荣臻接连三次致电彭德怀，部署一、二纵队行动路线和夺取腊子口的战斗计划。电报说：“顷据二师报告，腊子口之敌约一营踞守未退。该处是隘路，非消灭该敌不能前进。”

同日　红二十五军冲破敌人重重封锁来到陕西延川永坪镇，同陕甘苏区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十八日，正式组成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分别改编为第七十五、七十八、八十一师。

9月17日　陕甘支队突破天险腊子口。

9月18日　同陕甘支队第一纵队翻越岷山（又名大剌山），到达鹿原里。二十时，就部队行动和严整纪律问题致电彭德怀及彭雪枫、李富春[34]，要“部队严整纪律，没收限于地主及反动派，违者严处”。二十二时，又电彭德怀说，哈达铺已为我一纵队一部占领。在此之前，召见一纵队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要他们到哈达铺找些“精神食粮”，只要是近期和比较近期的报纸杂志都找来。

9月20日　在宕昌县哈达铺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讨论组织部工作问题时，毛泽东发言说：组织部应该调查了解干部，要了解连以上干部。我们现在只了解高级干部，中下级干部还不了解。为了巩固部队，需要了解干部；为了扩大干部，需要支配干部；为了与反革命作斗争，需要了解干部的一些倾向问题。组织部需要了解下层情形，这是组织部的主要工作。要把教育工作包括在组织工作之内。此外，对地方工作，组织部也应该给予帮助。关于编制问题，毛泽东说：“编余”二字不大好。对于一些工作上需要的，就是编制上没有，也应该写上。我们应该承认，过去对干部的优待不够。现在的干部是精华，应该注意保护。会议对纵队的组织问题作出决定：叶剑英为第三纵队（原军委纵队）司令员，邓发为政治委员，蔡树藩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亚楼调任第二纵队副司令员，罗瑞卿调任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调任第一纵队保卫局局长。会议还决定派谢觉哉、毛泽民[35]去新疆建立交通站，设法打通国际关系。在哈达铺期间，毛泽东从国民党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

同日　出席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作行动方针与任务的报告，指出：民族的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必须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从现地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不过七八百里的路程。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

9月23日　同陕甘支队第一纵队到达岷县闾井。向一纵队司令部侦察科布置任务，要求查清从祁山堡、马坞之间直通会宁、静宁的沿途情况，以及左、右两翼敌情；规定调查路线图要在当晚十二时以前上报。从此每日亲自布置调查行军路线及敌情的任务。

9月25日　和彭德怀致电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部署第一、二、三纵队的行动，并要林彪调查到通渭的道路、里程及敌情。

9月26日　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在西安成立，蒋介石兼总司令，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职权，统一指挥陕西、甘肃、宁夏、山西等省军队。国民党军在西（安）兰（州）公路和平凉至宁夏的公路上布置封锁线。

9月27日　同陕甘支队到达通渭县榜罗镇。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根据最近了解到的情况，会议改变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36]。二十八日，出席陕甘支队连以上干部会议，作当前形势和任务报告，讲了五个问题：（一）日本侵略北方的严重性；（二）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状况；（三）北方可成为抗日新阵地的经济、政治条件；（四）避免同国民党军作战，迅速到陕北集中；（五）严格整顿纪律，充分注意群众工作，宣传我军北上抗日的意义，注意扩充新战士。报告号召全支队突破长征的最后关口——固原、平凉封锁线，同陕北的同志会合。

10月　过了岷山，长征即将取得胜利，毛泽东心情豁然开朗，作《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同月　作《念奴娇•昆仑》[37]：“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10月1日　红十五军团在陕西甘泉县劳山地区设伏，歼灭国民党东北军第一一〇师主力大部，击毙师长何立中。

10月2日　同陕甘支队第三纵队离开通渭县城，到达距陇西川二十里之处。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彭雪枫、李富春，叶剑英、邓发，通报部队宿营位置及三日行动部署，要求各纵队注意收容落伍人员。

10月3日　同陕甘支队部和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静宁县界石铺（今高界）。和彭德怀两次致电林彪、聂荣臻，彭雪枫、李富春，叶剑英、邓发，布置近日各纵队工作：一纵主力、二纵、三纵及支队部四日均各在原地休息一天，进行纪律教育，打土豪，筹粮食，准备五日向单家集、硝河城之线前进。聂荣臻、陈光率一纵队两个大队调查隆德情况，相机袭取之，以利我军向平凉、绥远川、镇原、西峰镇之线前进。

10月5日　同陕甘支队第一纵队主力到达单家集。途经静宁先圣庙，指挥部队击溃追敌一营。

同日　张国焘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38]另立“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张闻天的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对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

10月6日　到达张义铺。同林彪、聂荣臻致电彭德怀及彭雪枫、李富春，部署陕甘支队近期行动，指出：要从固原、镇原之间向环县方向转进，选择适当时机、地点与追敌作战。

10月7日　到达乃家河。途经甘肃固原县青石咀[39]，在一个山头上直接指挥陕甘支队第一纵队的一、四、五大队，采取两侧迂回兜击、正面突击的战法，歼灭何柱国骑兵军两个连，缴获战马百余匹。率陕甘支队顺利地越过六盘山主峰，继续向环县与庆阳之间前进。随后，作《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40]？”

同日　致电彭雪枫、李富春，叶剑英、邓发：“明日须以急行军通过镇原、固原间大道，并注意向镇原、向固原前进之敌三十五师部队。白杨城如有敌时，须从其西端绕道向环县进。”

10月9日　同陕甘支队第一纵队主力到达牛房坪、李家村地区，日行七十里。

10月10日　到达甘肃镇原县三岔。

10月13日　同陕甘支队第一纵队日行七十里，到达环县苗家庄、真家湾、小南沟之线宿营。致电彭德怀：“明日我军到达及通过洪德城、环县之线，须准备与可能来之骑兵作战。敌小则消灭之，敌大则钳制之，而从其间隙乘夜通过该线。”

10月14日　到达环县洪德城。致电彭德怀：“二、三纵队必须乘夜通过洪德城、环县之线，明日到耿家湾[41]（不含）以南地区宿营，后日与一纵队取平行路东进。”[42]

10月15日　同陕甘支队第一纵队到达环县耿湾一带。

10月16日　同陕甘支队第一纵队日行五十里到达木瓜城一带宿营。就近日陕甘支队行动部署致电彭德怀：“如追敌停顿，我军应在吴起镇、金汤镇集结休息一二天，查明保安、靖边情形，然后分路袭取之。即在吴起镇、保安[43]、靖边地域休息整理扩大，并征集资材，解决冬衣问题，一面派人去苏区取联络。”“现在每天走路不多，请令各部利用时间进行教育，并尽力改善给养。”

10月中旬　途经甘肃、陕西两省分水岭，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从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十个省[44]。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了。

10月17日　同陕甘支队第一纵队到达牛圈圪坨一带。致电彭德怀，通报敌情及后日作战部署，指出：“毛炳文[45]令陶峙岳[46]进至环县、洪德城之线整理待命，其骑兵团仍令其尾追侦察。本日十四时，我后卫大队在木瓜城东端高山与敌接触，似即其骑兵团。”“为准备后日作战，一纵队明十八日拟进至铁边城以东之张家湾、杨家庙台之线宿营”。二、三纵队明日务相当靠近一纵队宿营，以便后日协同消灭该敌。

10月18日　到达陕西保安县铁边城附近。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陕甘支队入陕作战方针等问题，发言指出：入陕作战方针主要在西边打蒋。我们需要了解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军的情况，以及陕北苏区的情况。我们可以与他们联系见面，确定我们的方针。现在我们已到陕西，去保安尚有五天路程。到保安，如无特别敌情，把保安变为苏区。现决定在保安暂停，如敌情许可，可把部队放在吴起镇、靖边，派负责人到苏区去。过去敌人对我们是追击，现在改为“围剿”，我们要打破这一“围剿”。由司令部、政治部发一训令下去：第一，整顿部队，提高战斗力；第二，与群众建立很好的关系，扩大红军，组织游击队；第三，解决物质器材问题、衣服问题，自己解决，不要麻烦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军。

10月19日　同陕甘支队第一纵队到达保安县吴起镇。致电彭德怀：“吴起镇已是苏区边境，此地以东即有红色政权，保安城闻有红色部队，但吴起镇、金汤镇之间之金佛坪有地主武装百余守堡，拟派队消灭之。”并要彭德怀次日到吴起镇商讨行动方针，第二、第三纵队交叶剑英、邓发指挥。

10月20日　和彭德怀同陕甘支队第一纵队负责人研究敌情。毛泽东说，打退追敌，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二十一日，陕甘支队第一、第二纵队在吴起镇附近击溃尾追的国民党军骑兵二千余人。战斗结束后，毛泽东作《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10月22日　出席在吴起镇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并作结论。报告说：陕甘支队自俄界出发已走二千里，到达这一地区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全国革命总指挥部到这里，成为反革命进攻的中心。敌人对于我们的追击堵截不得不告一段落，现在是敌人“围剿”。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陕、甘、晋三省是发展的主要区域。现在以吴起镇为中心，第一期向西，以后向南，在黄河结冰后可向东。要极大地注意同西北同志的关系，应以快乐高兴的态度和他们见面。当前世界革命进到新的阶段，帝国主义到处冲突。日本帝国主义独占华北，反帝运动高涨，反帝革命在全国酝酿，陕北群众急需革命，这是粉碎敌人“围剿”的有利条件。粉碎敌人“围剿”还要有好的领导。在结论中指出：结束一年长途行军，开始了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提高战斗力，扩大红军，解决物质问题，是目前部队的中心工作。要加强白区、白军工作和游击工作的配合。要尊重地方群众的意见，不要自高自大地压制他们。动员群众主要依靠地方工作，不依靠他们没有办法。与会者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这次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的战略决策，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结束。随后，派白区工作部部长贾拓夫作为先遣队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李维汉同行。

在吴起镇期间，会见红十五军团前来联系的同志，并写信给徐海东、程子华，感谢在陕北坚持战斗的红十五军团的同志，并向全军团同志表示慰问。

10月25日　出席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并作报告，指出：（一）胜利地到达目的地，一年来的奋斗能得如此成绩，并获得粉碎新的“围剿”的各项条件，是由于党的领导正确。（二）目前革命形势已到拂晓。（三）当前的任务是：进行军事、政治教育；争取群众，扩大红军；改善生活，充实被服。

同日　红十五军团发起榆林桥战斗，全歼国民党军东北军第一〇七师第六一九团等部，俘获团长高福源。

10月27日　在吴起镇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关于部队工作，毛泽东发言说：部队减员，队伍虽小，但它是将来发展的基础。现在环境改变，二万里完结，将来再不会有二万里，应向干部解释发展前途。关于陕甘支队南下与红二十五、二十六军会合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问题，发言说，目前主要作战方向是南边，要先将董英斌[47]两个师消灭。二十五、二十六军在甘泉、富县集中配合作战。如能再对杨虎城、孙蔚如[48]由南城开渭水的一路继续给予打击，能打两个胜仗，即可打破“围剿”。要在严冬之前粉碎敌人“围剿”。会议还确定常委分工：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秦邦宪负责苏维埃工作，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局和后方军事工作。

10月28日　同彭德怀、林伯渠商讨解决过冬被服、西药、无线电器材和兵工厂器材等问题。决定在凤凰镇设采办处，以陕甘支队后方部部长杨至诚为主任。

10月29日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发布《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指出：陕甘支队经过二万余里的长征，与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号炮，它将为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大局面、赤化全中国打下巩固的基础。

10月30日　和彭德怀率陕甘支队离开吴起镇，向下寺湾前进。

11月2日　到达甘泉县下寺湾。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彭雪枫、李富春，叶剑英并转杨尚昆，指出：沿途群众热烈欢迎，须准备回答的口号，并注意与红十五军团见面时应说的话；要打草鞋，洗衣，洗澡，补充粮食，力求部队清洁、整齐、有礼节。

11月3日　在下寺湾陕甘边区特委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关于陕北苏区、陕北红军及其作战情况的汇报。在此之前，毛泽东得知陕北肃反扩大化和刘志丹等被关押的情况，当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中央对外名义和组织分工等问题。毛泽东发言说：对外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的名义较适当，公开使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名义可在打破“围剿”之后再定。作战方针，应在这个月解决第三次“围剿”问题，经过一个深冬让敌人慢慢做堡垒是不好的。同红十五军团会合后，红十五军团编制应保存，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因历史关系也不要合并。陕甘支队可编成红一军团，并成立红一方面军。会议决定：对外使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名义。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成员有王稼祥、林彪、程子华、徐海东、聂洪钧、郭洪涛。会议确定：大的战略问题，军委向中央提出讨论；至于战斗指挥问题，由军委全权决定。会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军团南下和红十五军团会合，准备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张闻天、秦邦宪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前往瓦窑堡（今子长县城）。

同日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发布通令：“奉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兹委任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聂洪钧、林彪、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九同志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本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委任彭德怀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林彪为第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为政治委员；徐海东为第十五军团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

同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发出布告，决定在陕甘晋苏区设立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以秦邦宪为主席，林伯渠、邓发、王观澜、崔田民、徐特立、蔡树藩、李振询分别任财政、粮食、土地、国民经济、教育、司法内务、劳动等部部长，罗梓铭为工农检查局局长。

11月4日　率红一军团南下到达桥家庄。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叶剑英，彭雪枫、李富春并转周恩来，通报董英斌第五十七军向直罗镇前进的动向，要求各纵队为消灭该敌继续南进。

11月5日　到达象鼻子湾，向随行部队发表讲话，说：从江西瑞金算起，我们走了一年多时间。我们每人开动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从来未有过的真正的长征。我们红军的人数比以前是少了一些，但是留下来的是中国革命的精华，都是经过严峻锻炼与考验的。留下来的同志不仅要以一当十，而且要以一当百、当千。今后，我们要和陕北红军、陕北人民团结一致，要作团结的模范，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

同日　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彭雪枫、李富春，叶剑英，要叶剑英[49]率直属队后日来象鼻子湾归队，并要林彪、聂荣臻来象鼻子湾，以确定发起直罗镇战役的总的决心。

11月6日　和彭德怀致电徐海东，要求尽快消灭张村驿团匪，派游击队两个连进驻直罗镇对黑水寺游击，并调查直罗镇以北地区和以南地区的道路、地形、人家及葫芦河能否徒涉等情况。

11月7日　和彭德怀前往道佐铺红十五军团部，会见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50]等，共同商定直罗镇战役计划，确定先行攻克张村驿。毛泽东还用“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语句，说明开辟革命根据地同发展红军的密切关系。

同日　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彭雪枫、李富春，要一、二两纵队次日各在原地休息一天，加紧教育战术及政治鼓动；还要林彪对直罗镇以北和以南地区的地形、道路、人家详加调查，当面报告，并摘要电告。当晚，收到林彪关于调查情况的电报。八日，和彭德怀复电林彪，要他再次调查，并派员看地形绘图，具详报告。

11月8日　晨七时，和彭德怀致电林彪、徐海东，要他们迅速肃清国民党坐探，并要红十五军团在消灭张村驿团匪后，继续消灭久原、套通、金村、东村一带团匪。晚七时，和彭德怀致电徐海东，询问张村驿地域打土围情况。九日，得悉张村驿战斗捷报后，和彭德怀复电徐海东、程子华，要他们注意发动群众斗争，分配土地，建立政权，以利将来作战。

同日　中午十二时，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彭雪枫、李富春，要各纵队在驻地自行筹足七天粮食，以保障战役的胜利。晚十时，同彭德怀再电林彪、聂荣臻，彭雪枫、李富春，通报国民党军第一〇六师一部已到太白镇附近，董英斌第五十七军三个师一二日内有向黑水寺、直罗镇前进的可能；要求各部队向指定地点移动。根据部署，红一军团主力先后进至富县西北的老人仓、秋林子地区，红二十五军进至桃花砭、张村驿一线。

11月9日　关于部队给养等问题，和彭德怀、周恩来、杨立三[51]复电秦邦宪，同意后方的筹粮计划，说现在气候已很冷，做衣与运粮宜并重；还希望十五天内送一千新战士来。同时，电告林彪、聂荣臻，要他们派人去瓦窑堡中央政府办事处接收一千名新战士进行训练，以便赶快补充部队。

同日　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指出董英斌第五十七军主力一二日内尚难进出直罗镇；部署红一军团在原地不动，程子华率第七十五师进至桃花砭地区隐蔽集结，徐海东指挥部队肃清金村、东村、套通、久原一带团匪。

11月11日　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转彭德怀、周恩来：“张学良以我们两军会合，令其各部一律不动，筑碉办粮，候其大会[52]开后增援队到再行进攻。”“似此，短时间内尚无机动可能，各部应就原地加紧训练，测绘葫芦河两岸各数十里地区五万分之一地形图，肃清团匪，筹集一个月粮，派出部分人员深入地方工作，以利今后作战。”

11月12日　接连致电彭德怀，徐海东、程子华，林彪、聂荣臻，部署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各部的行动和部队筹款、贮粮、就食等工作。

11月13日　关于举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问题，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彭德怀、周恩来：拟于十八日在张村驿开军委会，请彭、周等候，并已函告朱理治来参加。军委会议拟总结并讨论下列问题：一、方面军及游击队的部署；二、军事、政治教育；三、军区、军分区组织与工作；四、地方工作计划；五、筹粮计划；六、筹款计划。

同日　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宣言指出：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将开始以中国工农红军为主力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新的历史阶段”。“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不论他们的党派、信仰、性别、职业、年龄有如何的不同，都应该联合起来，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国民党而血战。”

11月18日　在张村驿出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作关于战略方针的报告，指出大量消灭敌人、猛烈扩大苏区和扩大红军是三位一体的任务，战略方针是攻势防御；建议将红军主力集中南线，出中部[53]、洛川，切断西安至肤施[54]的交通，相机夺取中部县城，争取攻占甘泉、肤施。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

同日　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张闻天、秦邦宪，请他们详细考虑陕北苏区肃反中的问题，指出：“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提出纠正肃反中的错误。

11月19日　率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到达张村驿西端的川口子。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说国民党军东北军第一〇九师明日有到直罗镇的可能，我军应准备后日作战。在发起直罗镇战役前，和彭德怀、周恩来带领红一、红十五军团的干部前往直罗镇地区，察看地形，研究具体部署。

11月20日　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提出红一方面军于二十一日应完成消灭直罗镇一带敌人一个师至两个师的任务；部署红一军团主力进至袁家山、直罗镇以北地区由北向南突击，红十五军团由药埠头以北地区由南向北突击。

11月21日　发起直罗镇战役。在北山吴家台北端高地设指挥所，直接观察战场情况，指挥红一、红十五军团作战，提出这一仗“要的是歼灭战”。拂晓，红军对进至直罗镇的国民党军第一〇九师发起进攻，激战至下午二时，歼敌大部。二十三日，致电彭德怀、周恩来，要求红军以一部兵力继续围歼残敌，主力转为打援。当日，红军在张家湾地区歼灭援敌一〇六师的一个团。二十四日，直罗镇之残敌在突围中被全歼，直罗镇战役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东北军一个师又一个团，俘敌五千三百余人，缴枪三千五百余支。这次战役的胜利，打破了蒋介石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11月中旬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派代表张浩（林育英）从莫斯科到达瓦窑堡，带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和《八一宣言》。

11月24日　致电周恩来、彭德怀：洛、博[55]来电，估计三次“围剿”已经终结，建议开一详细讨论的会议。我完全同意此估计。

同日　会见徐海东，谈直罗镇战役胜利的意义及当前国民党军的动向，询问部队伤亡情况，要求认真组织部队休整，做好伤员安置工作。当听到红十五军团中还有鄂豫皖苏区肃反遗留的三百多“反革命嫌疑犯”没有作结论时，说：他们长征都走过来了，这是最好的历史证明，应该统统释放；党员、团员要一律恢复组织生活，干部要分配工作。并责成徐海东亲自抓这项工作的落实。

11月25日　《红色中华》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对该报记者的谈话，批驳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所谓对外方针的演说[56]，揭露其“出卖整个华北及全中国”的罪恶。谈话指出：“我们中国人有力量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强暴侵略与并吞”。“苏维埃中央政府领导全国唯一反帝的主力工农红军，并号召全国民众总动员起来，武装起来，抗日反蒋”。谈话重申，“苏维埃中央政府愿意与国内任何武装队伍订立反蒋的作战协定”，彻底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以求得到中国的独立解放与领土完整。

同日　和彭德怀致电聂荣臻并林彪，要他们速放俘虏军官数名，与东北军第一〇六师师长沈克办交涉。二十六日，和彭德怀又致电聂、林，指出：“对一〇六师的基本方针是用积极诚恳方法争取其反日反蒋。”“无论沈克有无切实回答，一军团准备撤回。”

11月26日　致信国民党军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信中痛陈东北三省沦丧的历史教训，指出：“东北军将领虽铸‘九一八’大错，然而今日者固犹是食中华之粟，践中华之土。东北军之与红军，固犹属中国境内之人，何嫌何仇而自相斫丧！今与贵军长约：（一）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亦不打东北军。（二）贵军或任何其他东北军部队，凡愿抗日反蒋者，不论过去打过红军与否，红军愿与订立条约，一同打日本打蒋介石。（三）红军优待东北军官兵，不但一律不杀，且分别任职或资遣回队；负伤官兵，均照红军伤员一体医治。”还表示愿互派代表，商洽一切。

同日　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各部集中后，拟整理一星期，开军委会，开干部会，开祝捷会，以后按新部署行动。”

11月27日　率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到达东村。

11月28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宣言指出：“在亡国灭种的前面，中国人民决不能束手待毙。”“现在正是要求我们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大家团结，大家奋斗，以誓死的决心以对付中国人民公敌的时候。”宣言指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地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这个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我们认为应该有以下的十大纲领。（一）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作抗日的经费。（二）没收一切卖国贼及汉奸的土地财产分配给工人、农民、灾民难民。（三）救灾治水，安定民生。（四）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发展工商业。（五）加薪加饷，改良工人、士兵及教职员的生活。（六）发展教育，救济失学的学生。（七）实现民主权利，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八）发展生产技术，救济失业的知识分子。（九）联合朝鲜、台湾，日本国内的工农及一切反日的力量结成巩固的联盟。（十）同对中国抗日的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

同日　和彭德怀致电秦邦宪：一方面军本日已全部集中于羊泉镇以北地区，进行十天整理训练，至十二月八日止，九日接近部署出动。后方新兵、衣服、食粮等项，均请令其于八日前赶到，否则不便补充。

11月30日　在东村出席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作《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直罗镇战役胜利的原因是：“（一）两个军团的会合与团结（这是基本的）。（二）战略与战役枢纽的抓住[57]（葫芦河与直罗镇）。（三）战斗准备的充足。（四）群众与我们一致。”报告说：中央与军委决定的向南作战与初步解决“围剿”的总方针，由于方面军各级首长与战斗员的坚决执行，已经完满实现。这次胜利，给了我们以准备打破新“围剿”的时间和地区的条件，巩固了苏区，可以去猛烈地扩大红军和扩大苏区。这次胜利为在西北建立广大的根据地“举行了奠基礼”。报告提出新的任务是：“从现时起用极大努力争取与积蓄更加充足的力量，迎接敌人新的大举进攻而彻底粉碎之，开辟我们的苏区到晋、陕、甘、绥、宁五个省份去”。报告指出，“消灭敌人，扩大红军，坚强红军，赤化地方与破坏敌军”，是今后时期内红一方面军的“五项具体的严重的任务与工作，而以扩大红军为此时期中心的一环”。报告还提出，改变对俘虏军官的政策，实行一律不杀、优待释放的政策。

同日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发布命令，任命左权为红一军团参谋长，朱瑞为政治部主任；周士第为红十五军团参谋长，郭述申为政治部主任；萧劲光为陕甘军区司令员，李富春为政治委员。还任命各师、军分区、骑兵团、独立团负责干部共二十二人。

同日　致电张闻天，指出：红一方面军休息十天后拟包围宜川、洛川两城，调动可能来援之敌而消灭之。延安之敌逃跑则截击消灭之。同时可赤化宜、洛两县，筹款就粮。电报说：“目前不宜即向宁夏，根本方针仍应是南征与东讨。东讨之利益是很大的。我们有详信复你。”“为准备东进，四个月内应扩大红军一万。”

11月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九人联名发表《告围攻陕甘苏区的各部队官长与士兵书》，提出：“只要你们不打红军和陕甘苏区，我们愿意和你们互派代表，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并组成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联合起来，打日本救中国。不论哪一派的军队，不论一军一师或者一连一排，不论从前有没有打过红军和苏维埃区域，我们为着贯彻四年来的抗日救国的主张，都一律欢迎同我们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12月1日　复电张闻天，指出：“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我不同意的是时间与经路问题。第一，红军目前必须增加一万人。在四个月内，我们必须依据陕北苏区，用空前努力达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这是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为完成上述两种任务，我想有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够了。所以我们应在明年夏天或秋天与外蒙靠近，目前应立即开始组织蒙民游击队。”“对富农策略的转变，基本同意。但决议上应指出，当斗争发展，贫农、中农要求平分富农土地时，党应赞助这一要求。富农可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过去分坏田的原则是不对的，但富农土地完全不动的原则，在苏区尤其在南方苏区也是不对的。在土地问题上，对富农策略同对中农应该有一点区别。农村中的党应善于领导与监督富农，严防为富农所领导。要指出当斗争深入时，富农必然转入地主阵线，这是中国半封建富农阶层的特点。对有劳动力又破产了的小地主阶层，在群众同意下应按富农待遇。”“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内容及具体的口号与纲领[58]，完全同意”。六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决定》，基本上采纳了毛泽东对富农问题的意见。

12月2日　和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通报直罗镇大捷，并指出：“在中央正确领导下，粉碎了三次‘围剿’，正在猛烈扩大红军，猛烈发展苏区，准备迎接战斗的胜利”。

12月5日　致电张闻天、李德：“我率三十一分队拟明六号动身来后方。德怀、林彪、子华三人须参加六号及七号的祝捷运动大会，定九号同朱理治[59]来后方。开会地点以安塞为便。”“完全同意李德同志对延川、延长的部署[60]。一方面军十天内仍在原地集结训练，俟阎锡山情况明了后，再定向南或向东的方向。”

同日　和彭德怀致信杨虎城。信中说：“盖日本帝国主义实我民族国家之世仇，而蒋介石则通国人民之公敌。”“是以抗日反蒋，势无偏废。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驱除强寇，四万万具有同心，诛戮神奸，千百年同兹快举。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奋，行程二万，所为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镳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信中还以“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故国三千，惨矣燕云在望。亡国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阶下囚之前途，避之为上”的语句，激发杨虎城的爱国热情。在此前后，会见曾在第十七路军工作过的汪锋，了解杨虎城和第十七路军的情况，要他前往西安，把信交给杨虎城。

同日　致信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参议杜斌丞。信中说：“从汪锋同志知先生不忘情于革命，甚感事也。时至今日，论全国，论西北，论陕西，均舍抗日反蒋无第二条出路。”“为今之计，诚宜急与敝方取一致行动，组成联合战线，敝方愿在互不攻击的初步条件下，与虎城先生商洽一切救亡图存之根本大计。”“如得先生居中策划，以共同作战对付公敌为目标，则敝军甚愿与虎城先生成立谅解，逐渐进到共组抗日联军、国防政府之步骤。先生为西北领袖人物，投袂而起，挺身而干，是在今日。东北军中如沈克等（此次敝军追击董英斌，消灭沈师一个团，非所愿也），均应与之联合。甘肃邓君宝珊[61]，亦为绝无出路之人，敝军亦愿与发生关系。”

同日　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宣称：“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一、四方面军名义应取消”。

同日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发布《关于伤病员柴菜费调养费抚恤费之通令》，规定在目前较低的物质条件下使伤病员能迅速治愈并恢复体力。

12月6日　离开东村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前往瓦窑堡。八日到王家坪，十一日到安塞，十三日到达瓦窑堡。

12月8日　和彭德怀、刘志丹发表《告陕甘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书》，号召陕甘苏区人民勇敢地当红军到前方来，用一切力量来保护我们的土地和自由，保卫我们的苏维埃政权。

12月9日　北平爱国学生数千人，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下，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一二九运动爆发。

12月10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对内蒙古人民的宣言》，号召内蒙古人民起来抗日反蒋，指出：“我们认为只有我们同内蒙古民族共同奋斗，才能很快地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同时相信，内蒙古民族只有与我们共同战斗，才能保存成吉思汗时代的光荣，避免民族的灭亡，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我们愿意彼此缔结攻守同盟，去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最后提出尊重内蒙古人民的民族权利、内蒙古区域各民族平等等五点宣言。

12月13日　致电彭德怀，要红一方面军仍在套通、田儿地区进行第二个十天训练计划，不应向南移动，应在原地待机。

12月15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改变对富农的政策，以扩大全国抗日讨蒋的革命战线。命令规定：富农之土地，除以封建性高额出租应全部没收之外，其余富农自耕及雇人经营之土地，不论其土地之好坏，一概不在没收之列；富农之动产及牲畜耕具，除以封建性高利贷出借者外，均不应没收；除统一累进税外，禁止地方政府对于富农之惩罚及特殊税捐；富农在不违反苏维埃法律时，各级政府应保障其经营工商业及雇用劳动之自由；在实行平分一切土地之区域，富农有与普通农民分得同样土地之权。命令同时还规定：富农仍无权参加红军及一切武装部队，并无选举权。

12月16日　致电彭德怀并转徐海东、程子华，提出为消灭井岳秀[62]侵入苏区部队，粉碎其夺取安塞、安定的整个计划，决定调红二十六军北上，会合七十八师，于十七日进行出动准备，限二十二日到达子长县附近集中待命。

12月17日—25日　出席在瓦窑堡开始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称瓦窑堡会议）[63]。会议着重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方针问题。根据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特点，会议讨论并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完满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二十三日，毛泽东作军事问题的报告。报告分三个部分：一、关于战略方针。要以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一九三六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扩大红军。红军行动应放在“打通苏联”和“巩固扩大苏区”两项任务上。“游击战争在民族革命战争中有极大战略上的作用”。在一切省份发展游击战争，着重于主要省份，如河北、山东、河南、满洲、察哈尔、江苏、陕南、山西、甘肃等。做好白军和白区的工作。二、关于作战指挥上的基本原则。几年来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告诉我们：战略防御时，反对单纯防御，执行积极防御，反对先发制人，执行后发制人，诱敌深入，以退为进；战略进攻时，既要夺取先机，反对机会主义估计不足，又要适可而止，反对冒险主义和冒险政策，要波浪式的发展，实行发展中的推进政策；基本原则还是运动战，反对不让寸土的办法，大踏步前进后退；集中兵力于一个方面，一个拳头打人，反对分兵主义；战略的内线作战和战役的外线作战，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战斗前要有充分的准备，要改善红军的技术条件；实行统一指挥下的分割指挥，军委在军事范围内有完全的权力。三、关于行动方针。主要分三个步骤。第一步，在陕西的南北两线给进犯之敌以打击，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从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做好渡黄河去山西的准备。第二步，到山西去，准备击破阎锡山的晋绥军主力，开辟山西西部五县以至十几县的局面，扩大红军一万五千人，并保证必要时返回陕西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第三步，根据日军对绥远进攻的情形，适时地由山西转向绥远，用小的游击战争与日军周旋。总的方针是与苏联取得联系。会议于二十三日当天通过《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64]。二十五日，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

12月17日　和周恩来复电彭德怀，同意夺取甘泉、宜川的部署，指出：一军团用坚决而机巧的手段取得甘泉并相机夺取宜川，十五军团进到牛武镇、龙泉镇地域工作。两军团的发展方向为正南，首先赤化洛川、宜川两县，加紧扩红。

同日　为优待红军技术人员，节省使用各级指挥机关办公费等，和周恩来、彭德怀发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办公费、津贴费之规定的命令》，规定无线电技术人员、医务人员、电话技术人员、红校军事教育专家，均列为技术人员，发给特殊津贴。

12月21日　和张闻天致电彭德怀并转林彪，答复林彪对战略问题的来电[65]，指出：“在日本进占华北的形势下，陕南游击战争不能把它提到比陕北等处的游击战争还更加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后者是更重要的。尤其不能把游击战争提到似乎比主力红军还更重要的地位（如提出红军主要干部去做游击战争），这样的提法是不妥当的。林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是同我们有些分歧的，中央认为有当面说明之必要。现在前方军事不紧张，因此仍望林来中央一行，并在此一个时期，这于林是有好处的。”

12月24日　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杨尚昆，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左权，下达关于准备东征的行动计划，指出：中央讨论了战略方针、作战原则及行动计划，通过了军委的报告。关于行动方向，如东村时所定。要求以四十天为期，完成渡黄河东征的准备工作。其中包括夺取甘泉、宜川两城，赤化宜川、洛川两县，给北面进攻着的敌人以打击，前线部队用极大努力扩红，后方完成五千人扩红计划，并在北线和南线分别组建红二十八、红二十九军[66]。

同日　为夺取宜川城，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取得宜川城，对于以后有很大利益。现有四十天工夫，请令一军团详细侦察用地道法攻开该城的可能性”。“强袭甘泉如不奏效，即改用地道法”。

12月27日　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阐明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精神。报告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新形势下，国内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不仅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抗日的基本力量，而且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即使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也可能发生分化。在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下，民族资产阶级变化的总的特点是动摇。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在斗争的某些阶段，他们中间的左翼有可能参加斗争，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至于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也不是完全统一的，这是许多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环境所造成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报告强调，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反对狭隘的关门主义，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同时，报告唤起党内注意记取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要求共产党员须在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领导作用。报告还指出，把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由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关于革命的转变，报告指出：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这个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杨尚昆，林彪、聂荣臻、朱瑞，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提出：“凡属同意党的纲领政策而工作中表现积极的分子，不念其社会关系如何，均应广泛地吸收入党，尤其是陕甘支队及二十五军经过长征斗争的指战员，应更宽广地吸收入党。”“凡属经过长征的分子，一律免除候补期。”

12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北方局工作。毛泽东发言指出：我们东进及长征都是为着抗日。我们要将各种运动联系起来，各种力量，各种运动，都要总结到政权中去。游击队在晋东北及河北、河南、山西特别发展，要布置几个要紧的地方。会议决定，刘少奇为中共中央驻北方局代表。

12月30日　关于红二十八、红二十九军的组建问题，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抄送陕甘省委及萧劲光：依前电所告战略计划[67]，二十八军已在陕北组成，刘志丹任军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预计一月份扩大到一千五百人。陕甘二十九军亦应着手组织，由萧劲光负责，限一月底扩大到八个连约一千人。

同日　分别致电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要一军团和十五军团选调人员和马匹送来瓦窑堡，以完成组建骑兵团四个整连的编制。

12月31日　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杨尚昆，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要求对红二十五军指战员进行一次普遍而深刻的教育，使他们对地方，对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务必发生良好关系，不应以骄傲而轻视的态度批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对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原有干部之尚怀不安与不满应进行诚恳的解释。电报指出：“徐、程、郭三同志对此项有深刻认识、正确的指导与教育工作，使十五军团全体指战员团结如一个人一样。”“对一军团调去的干部，同样要教育他们不得发生任何骄傲与轻视的态度。”

[1]指国民党军四川“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刘湘所属的川军。

[2]鸡鸣三省村，一般认为在云南威信县水田寨附近。

[3]周恩来在1972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召集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说：“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

[4]潘文华，当时任国民党军川南“剿匪”总司令部总指挥。

[5]据陈毅回忆，当时他反复看了这份电报，心情振奋。他认为这样的决议，博古、李德是写不出的，估计毛泽东可能已回到中央领导岗位。

[6]毛泽东对这首词在1958年12月曾作批注：“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以下诸篇，反映了这一种心情。”

[7]“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据毛泽东1962年5月回忆说，“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作者自以为颇为成功的这两句话。”

[8]周、吴，指周浑元、吴奇伟，当时分别任国民党“追剿”军第2路军第2纵队司令、第1纵队司令。

[9]林彪、聂荣臻，当时分别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团军团长、政治委员。彭德怀、杨尚昆，当时分别任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团军团长、政治委员。董振堂、李卓然，当时分别任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军团长、政治委员。

[10]刘伯承，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

[11]万耀煌，当时任国民党“追剿”军第2路军第2纵队第13师师长。

[12]原定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团政治保卫分局局长罗瑞卿为政治委员，后来他因病未能到职，由聂荣臻担任。

[13]刘文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24军军长兼川康边防军总指挥。杨森，当时任国民党军第20军军长。郭勋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21军模范师师长。

[14]项英，当时还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中区分会主席等职。张国焘，当时还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5年6月29日、7月又先后任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

[15]徐向前，当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1935年6月29日又任中革军委委员。陈昌浩，当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35年6月29日、8月又先后任中革军委委员（7月任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6]岷、嘉两江，指岷江、嘉陵江。

[17]张国焘、陈昌浩1935年6月17日致电中共中央，称“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再者水深流急，敌已有准备，不易过”，“沿岷江北打松潘，地形粮食绝无”；提出红军北攻阿坝，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或暂时向南进攻。

[18]理番，今四川理县。

[19]甘、青，指甘肃、青海。

[20]雅、名、邛、大，指四川雅安、名山、邛崃、大邑。

[21]张国焘1935年6月20日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红一方面军南打大炮山，北取阿坝，以一部向西康发展；红四方面军北打松潘，东扣岷江，南掠天全、芦山、灌县、邛崃、大邑、名山。并说“目前给养困难，除此似别无良策”。

[22]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1军第1师师长。1935年10月又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1路军第2纵队司令。

[23]田颂尧，当时任国民党军第29军军长、四川“剿匪”军第2路军总指挥。

[24]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发言说：此战略向南向成都打，这些敌人是不成问题的，并消灭了他。向东打地势限制。松潘北边情况还没有确切调查。我们去甘南还是站不稳的，还是要移动地区。

[25]1935年7月初，张国焘向中央慰问团李富春提出解决组织问题的建议，说要充实总司令部，徐向前、陈昌浩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委，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18日，陈昌浩致电张国焘、徐向前转朱德，提出：“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仍请焘任军委主席”，“中政局决大政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

[26]指四川松潘毛儿盖。

[27]岷州，今甘肃岷县。

[28]青、宁、新，指青海、宁夏、新疆。

[29]西固，今甘肃舟曲。

[30]墨洼，即麦洼，今属四川红原县。

[31]张国焘当时违背中共中央战略方针和指示的电报，大都以朱德名义同他联署。中共中央在1936年7月14日致共产国际书记处的报告中指出：“朱德同志过去与中央完全一致，分离以来受国焘挟制，已没有单独发表意见的自由，但我们相信基本上也是不会赞助国焘的。”朱德在1960年11月9日的谈话中也指出：“到阿坝时，张就变了，不要北上，要全部南下，并发电报要把北上的队伍调回南下，我不同意，反对他，没有签字。”

[32]刘伯承，当时随左路军行动。

[33]俄界会议后，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以及中央直属部队逐步实行整编，将红军第1军、第3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第1、第2、第3纵队。整编工作到哈达铺才完成。

[34]彭雪枫、李富春，当时分别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第2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

[35]谢觉哉，当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秘书长。毛泽民，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总供给部副部长。

[36]1935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俄界会议与张国焘决裂，那时口号，打到陕北去，以游击战争与苏联发生联系。榜罗镇会议（由常委同志参加）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因为那时得到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与红军，所以改变决定，在陕北保卫与扩大苏区。

[37]毛泽东对这首词在1958年12月21日曾作批注：“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别的解释，不合实际。”

[38]今马尔康县白莎寨。

[39]今属宁夏。

[40]毛泽东对这首词在1958年12月21日曾作批注：“苍龙：蒋介石，不是日本人。因为当前全副精神要对付的是蒋不是日。”

[41]耿家湾，即耿湾。

[42]关于陕甘支队通过洪德城的情况，毛泽东在1935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洪德城是最危险的一关。我们过渭水后，敌人知道了底细，即急风暴雨般地追击。我们通过洪德城后，敌人二点半即到，如不早通过，要受阻碍。

[43]吴起镇，今陕西吴旗县城。保安，今陕西志丹。

[44]这10个省是：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

[45]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37军军长。1935年10月下旬又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1路军第3纵队司令。

[46]陶峙岳，当时任国民党军第37军第8师师长。

[47]董英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57军军长、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2路军第7纵队司令。

[48]杨虎城，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驻陕绥靖公署主任、国民党军第17路军总指挥、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3路军总司令。孙蔚如，当时任国民党军第38军军长、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3路军第9纵队司令。

[49]叶剑英，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1935年11月8日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兼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参谋长。

[50]郭述申，当时任中共陕甘晋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政治部副主任。

[51]杨立三，当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兵站部部长。

[52]指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学良出席了这次大会。

[53]中部，今陕西黄陵县。

[54]肤施，旧县名，1937年2月改名延安。

[55]洛、博，指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

[56]1935年11月19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对外关系的演说，声言：“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

[57]毛泽东在报告中另一处是这样说的：“抓住战略枢纽去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去部署战斗。”

[58]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中关于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十大纲领等主张。

[59]朱理治，当时任中共陕甘省委书记。

[60]1935年12月3日，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副军团长刘志丹奉命率一部兵力到达延川，防止延川、延长黄河东岸国民党军西渡，并相机歼灭从肤施逃出之敌。同日，李德将这个部署电告彭德怀、毛泽东。

[61]邓宝珊，当时任国民党军新编第1军军长。

[62]井岳秀，当时任国民党军第86师师长、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3防守区副司令。

[63]关于这次会议最初几天的情况，毛泽东在1935年12月19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政治局会议开了三天，关于总的政治问题（形势及任务）讨论完了。真是一次很好的讨论，可惜你没有来参加。明后天讨论军事问题。”

[64]这个决议的基本内容与毛泽东的报告记录稿是相同的。

[65]据《聂荣臻回忆录》记载：“中央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以前，曾征求军团领导干部对战略问题的意见。林彪在信中就正式向中央提出，要到陕南去打游击，说这比在陕北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更重要，而且要求把红军主要干部调出，由他带领到陕南打游击。”

[66]1935年底和1936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28、第29军先后成立。刘志丹、宋任穷分别任中国工农红军第28军军长、政治委员，萧劲光、朱理治分别任中国工农红军第29军军长、政治委员。

[67]指毛泽东、周恩来1935年12月24日关于准备东征的行动计划致彭德怀、杨尚昆，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左权电。

1936年　四十三岁

1月1日　复电朱德[1]，通报说：以张学良东北军为主力对北方苏区之第三次“围剿”正为我彻底粉碎。目前正猛烈扩大红军，苏区有极大发展，民众斗争十分热烈，游击战争正向陕、甘、晋、绥、宁五省发展。“国际除派林育英同志来外，又有阎红彦[2]同志续来。据云，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地位，被称为除苏联外之第一党，中国党已完成了布尔什维克化，全苏联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政治局在国际指示之下，有新策略决定”，“其主要口号为民族统一战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结合”。“兄处发展方针须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对党内过去争论，可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决不可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

同日　和周恩来复电彭德怀：“原则上可同意甘泉敌人归还其主力，但须向其指出，要抗日须与红军合作，且须影响和组织其他东北军一同抗日。”“交涉宜努力进行，要处处表示我们诚意。只要其加入抗日，一切条件无不可以磋商。”

1月4日　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并告左权、聂荣臻，指出：三个月后红军大量扩充，必须现在就准备，抽出老兵入教导营。有了红校就不需要教导营的理由是不对的，红校是训练连长的，教导营是训练排长的。“陕甘支队和二十五军经过远征的战士，原则上每人都要使之成为干部，不应该使之当作一个兵去消耗掉。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1月5日　关于红一方面军主力行动部署，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杨尚昆，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朱瑞[3]，指出：“为使洛河以东苏区与洛河以西苏区平衡向南发展，为使苏区愈加向南发展，将来南面敌人向北进攻愈困难，为使晋敌减少威胁，一军团及二十五军[4]有进出于洛川、白水、澄城、韩城、宜川五个县城之间，扩大苏区，扩大红军，扩大抗日宣传，筹足战费之任务。”

1月7日　关于北征军[5]的行动部署，和周恩来复电刘志丹、宋任穷，指出：“为使伏击敌人有广大回旋余地，同意我北征军改向韩家岔、石牌子行动。该处敌堡如已完成大部，即应改袭击为包围，准备打敌援队；如敌已退走，即应直逼横山，调动援敌。”又指出：“围困敌堡城镇，必须断其交通，方易速敌增援。打援敌不论大小，必须以主力出动，实行两翼包围（自然要有主要突击方面），并切实断敌退路，以期一举消灭，勿使漏网。”随后，北征军给国民党军井岳秀第八十六师以打击，并包围横山。十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刘志丹、宋任穷，要红七十八师开始南移，归还主力，到达瓦窑堡附近集中待命；要红二十八军仍在北线行动，以消灭井岳秀小部队，并迷惑该敌，使其不知红七十八师行动为目的。

1月9日　和秦邦宪、林伯渠、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杨尚昆[6]：目前财政状况因暂时不能有任何税收，更由于陕北地方贫瘠，唯一的来源是红军及游击队在活动区域的筹款。望在今后行动区域中特别加强督促，应在没收汉奸、国民党卖国贼财产充裕抗日基金的口号之下进行。

同日　致电彭德怀，徐海东、程子华并杨尚昆，左权、聂荣臻，要红七十五师和红二师的十三团坚决消灭向三皇丈、永乡镇前进之敌，指出：“兵力要集中使用，如左、聂未到，则以小部钳制敌主力，而以我最大主力包围敌一个团而消灭之；如左、聂及十三团到，则采取包围消灭敌主力之计划。”

1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东征山西的方针和准备工作。毛泽东在会上发言并作结论。发言分析敌我力量对比情况，指出：阎锡山[7]有四个优势：（一）优势兵力；（二）本身作战能力；（三）防御力较强；（四）社会力量强，有民团与保甲制度。他有五个弱点：（一）战略形势孤立，蒋介石、张学良暂时不能援助；（二）战略上的防御地位；（三）人民一般不满；（四）作战指挥差；（五）攻击精神差。我们的长处是：（一）进攻的；（二）能打运动战；（三）有侦察条件；（四）有陕西游击队、地方干部的配合；（五）有人民援助；（六）红军能作战。在作结论时，强调首先要打胜仗，才能创造苏区；还对新兵的补充和训练，干部的训练和配备，枪支弹药的修造，被服、食盐的供应等各项准备工作，提出具体任务和要求。

1月14日　致电彭德怀，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规定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分别于二十日前和二十四日集中于临真镇和甘谷驿；要求两军团集中后，加紧训练，二十七日完成一切准备；提出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于二十七日开达延长城。

1月15日　致电彭德怀，提出同东北军谈判的条件为：全部军队停战，全力抗日讨蒋；目前各就原防互不攻击，互派代表商定停战办法；提议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请表示目前东北军可能采取之抗日讨蒋最低限度之步骤（不论是积极的或消极的）；立即交换密码。

1月16日　致电彭德怀，提出去洛川同东北军进行谈判的代表从前方选派；要彭德怀即刻印刷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政治决议案，由高福源[8]、伍修权[9]去洛川带给王以哲[10]等人。本日，彭德怀来电：谈判人选改派李克农[11]，由他带发电密码本同高福源去洛川。十九日，李克农赴洛川。

1月1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行动方针和组织分工问题，毛泽东作关于目前行动方针与计划的报告。报告说：今年我们的基本任务是巩固和扩大苏区及打通苏联。我们要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联系起来，扩大抗日力量及主力红军。二月至七月，我们的行动在山西，由山西到绥远的转机，要看日本对山西、绥远进攻的程度及我们力量如何而定。我们向南、向西、向西北，文章不好做。向东的军事基本方针是稳打稳扎政策，背靠苏区建立根据地，争得渡黄河来往的自由。我们在陕北要扩大自己的力量，使它能担当保卫陕北的任务。山西的发展，对陕北有极大帮助，我们要下大决心到山西。政治局随军行动，陕北组织中央局。会议决定：彭德怀、林育英到中央政治局工作；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林育英、何凯丰随红军主力行动；周恩来、秦邦宪、邓发组成中央局，周恩来任书记，主持后方工作，王稼祥病愈后可参加会议。

1月19日　致电彭德怀，告以“近与高桂滋[12]谈判合作问题，有成功希望”。在此前后，中国抗日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致信高桂滋，提出两军各守原防，互不相犯；互相接济所需物资；互派代表在共同基础上订立初步的抗日讨卖国贼协定等谈判合作条件。信中还说：“居今日而言，抗日讨卖国贼，非有广大之联合战线不为功，此不但在国内者为然，即在国际者亦然。”“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暴虎入门，懦夫奋臂，谁谓秦无人而曰甘受亡国奴之辱乎？寇深情急，竭意进言，惟阁下熟思而审图之。”

同日　和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发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命令英勇的抗日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开通抗日前进道路，同日本直接开火；命令陕甘苏区的抗日红军和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坚决保卫陕甘苏区、扩大陕甘苏区这个抗日战争的根据地；命令黄河两岸的抗日红军、游击队和民众，奋勇过河东去，在河东发展抗日根据地，配合红军主力打大胜仗。为严守行动秘密，这项命令直至二月十二日红一方面军主力东渡黄河前才公布。

1月20日　关于同东北军谈判问题致电彭德怀即转李克农，提出：“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我方愿与东北军联合之诚意，务使进行之交涉克抵于成。”“向彼方指出，东北军如不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求出路，则前途是很危险的。”本日晚，李克农同张学良在洛川举行会谈。二十一日，李克农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报告同东北军会谈中了解的情况：张学良表示愿意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东北军中同情中共抗日主张者不乏其人，对“剿共”态度消沉，愿意目前各守原防，恢复通商。

1月21日　致电彭德怀，徐海东、程子华并林彪、聂荣臻，要求红七十五师、红八十一师及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应在道佐铺、麻子街、甘泉一带整理待命；指出渡河时间，因进路尚未侦察好，新兵月底方能到齐，洛川谈判待数日才有结果，须推迟至下月初；规定一切关于行动方针的文件，非待命令不得下达。

1月2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电令张国焘立即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党内公布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

1月24日　林育英致电张国焘、朱德：“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基于第一位”。“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13]。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以提交国际解决。”

1月25日　关于红一方面军的作战方针问题，和张闻天复电彭德怀：常委考虑过你的意见，认为向北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取阎锡山为对手，基本的作战方针取稳扎稳打，依靠黄河发展并以调孙楚[14]求得陕北残敌的肃清，跃进深入敌后野战急进，有大批分派撤退无隔断危险时才行之。同时保证第二批退回渡河的船只。”

同日　和周恩来、彭德怀等二十位红军将领联名发出《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指出：“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此书信并提出关于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具体办法，建议互派代表共同协商。

1月31日　从瓦窑堡经延川到达延长县城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在延长主持召开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进一步讨论战略方针和东征战役问题。在发言中反复说明东征讨伐阎锡山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对我们有利，指出：我们执行的是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希望通过东征建立一块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连接，也解决红军的给养和扩大等问题。在补充发言中说：一定要保证黄河各渡口在我手中，使我进退有据。

同日　就渡河侦察注意事项，和彭德怀致电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指出：侦察任务至迟二月五日完成。每天与我们联络一次。龙王池[15]以南闻是白区，暂不要去，着重龙王池至禹王坪之线。侦察进行要十分隐秘。

2月3日　和张闻天、彭德怀致电周恩来、秦邦宪、邓发：“河冰全解，我军决从上游过河，主要作战方向仍应在东边”。“请周速布置清涧封锁，免走漏消息。”

同日　和彭德怀电告林彪、聂荣臻、左权，徐海东、程子华并报周恩来：我们率电台出发侦察，左即率侦察人员取黄河以西，延长、延川城以东之中间道路，隐蔽向老娃关以北之马灰坪跟进侦察。

同日　和彭德怀致电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部二局局长曾希圣：将所得山西部队的番号、兵力、官长姓名及驻地情形来电详告。

2月8日　在清涧县袁家沟，侦察渡口情况，督促渡河准备工作。晚九时，和彭德怀致电叶剑英，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转张闻天、周恩来、左权：“各部加紧训练，准备十二三号行动。”“请前委先来前方，注意荫蔽，走延水城[16]、双庙河、川口镇至袁家沟（地方干部、警卫连今后随剑英）。”晚十一时，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叶剑英、杨立三，提出：将皮筏、水手于十一号集中剑英手中，立三和兵站组织准备在十三、十四号行动。

2月上旬　遇大雪，作《沁园春•雪》[17]：“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2月10日　和彭德怀致电叶剑英、杨尚昆，林彪、聂荣臻、朱瑞，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甲）政治上解释新策略，着重于对俘虏、对商人、对富农、对小地主的具体政策，部队中了解程度如何即告。（乙）大批准备将来使用的干部，消灭降级使用现象，不要把骨干的干部通通使用于现职。立即扩大教导队（一军团）。”

2月12日　为发布东征命令，和彭德怀致电叶剑英、杨尚昆，林彪、聂荣臻、朱瑞，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并告周恩来：“东征命令即行发布，于十三、十四两日传达解释完毕。十五日一军团，十六日十五军团及方面军直属队向渡河点开进，各以四天行程到达准备渡河位置，待命渡河。在开进时，连队中讨论东征令，在指战员中建立巩固的信心，发扬高度的积极性。”“东征行动在渡河之日以前对居民群众仍须严守秘密，每个指战员注意严守秘密。”

同日　为红军主力东渡后巩固渡口问题，和彭德怀致电周恩来，提出：红一方面军东渡后，拟调红二十八军之第一团以刘志丹、宋任穷二人中一人指挥，由河东向军渡、柳林、中阳行动；阎红彦、蔡树藩所部则巩固东岸沿河，以便主力向正东并以后转到东南作战。

2月13日　关于在部队中提拔干部问题，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指出：“干部问题是一个有决定作用的问题，我们向你们屡次提出这个问题，不是单从发展一军团的观点出发，而是从发展北方以至全国的革命武装力量出发，要求你们在原则上与实际上更大与更具体地注意。部队一经东渡即难于进行这种组织工作。”电报要求他们利用最近几天时间，切实解决下列问题：一、清查降级使用人员，把他们提升起来。二、提拔老战士开办教导营。三、此次红校毕业生原则上应保存，继续训练。

2月16日　下午六时，和彭德怀致电聂荣臻、程子华、叶剑英等，部署红一方面军主力近日行动及集结地区。十一时半，又致电聂荣臻、程子华，强调指出：“隐蔽运动避敌发现，为争取胜利之严重条件，各兵团应遵照迭次命令，于敌机活动时间停止运动，派出主官首长指挥，绕过暴露地段及集中地。如不严格隐蔽因而暴露企图，将唯各兵团首长是问。”

2月17日　和张闻天、彭德怀致电周恩来，指出：“不论从战略上，从战役上，从消灭山西敌人上，从消灭陕北敌人上，均须集中全力争取东面胜利。”“因此，二十八军主力须移于吴堡附近，第一步乘李生达[18]撤退，肃清吴堡、佳县、神木、府谷一带；第二步配合沿河武装相继渡河，向柳林、军渡以北山西地方发展苏区。”“恩来暂时指挥重心移至清涧县委驻地，指挥二十八军及阎、蔡[19]所部，沿河西岸七八县群众动员，沿河东岸七八县拆毁堡垒，争取群众，东西两岸前后方之运输与渡河点之保持。如此长线无统一指挥，必致零乱。”

2月18日　和彭德怀在袁家沟发布东征作战命令。命令规定：红一方面军的第一步任务是，“东渡黄河，以坚决手段消灭东岸地区之敌，占领吕梁山脉各县，首先占领石楼、中阳、永和等县，粉碎沿河堡垒线，控制船渡于我手中，在东岸造成临时作战根据地”；以沟口、河口两处为主渡点；两军团派出渡河司令员、政治委员及船只指导员，指挥每个渡河点，以保证最敏捷、最有秩序地渡河；二十一日晚八时为渡河时间。

同日　出席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作关于东征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指出东征的任务有三项：一是到外线打击卖国贼阎锡山，并调动他在陕北的四个旅的兵力，借以粉碎敌人对陕甘边区新的“围剿”；二是配合北平“一二九”学生抗日爱国运动和全国反内战高潮；三是壮大自己的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报告强调说，当前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渡过黄河。

2月19日　致电周恩来，告以东征军渡河准备工作提前完成，改为二十日黄昏开始渡河；要周于二十三日前来河口，在东征军前进后指挥维持河口、义牒镇、石楼一线交通的游击部队。

同日　和彭德怀致电王以哲并转张学良，指出：贵军与敝军之联合抗日号召全国，必为蒋介石等所深恨，制造谣言以中伤破坏两方团结，实意中事。希望贵方不为奸人谣言所动，威利所屈，坚持联合抗日之立场。特派李克农即日起赴洛川面谈一切。

2月20日　关于渡河时间、地点等问题，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萧劲光[20]并告毛泽民[21]、叶剑英，指出：“甲、渡河时间一律本日二十时（即下午八时）开始，不得先后参差。乙、本日二十时起至明晨八时止，各电台每二时联络一次，特别是渡河得手与否立即电告。丙、林、聂以小部从福禄坪佯攻，徐、程以小部从辛关佯攻。丁、阎红彦率八十一师第三营从马花坪渡河、徐、程派一个营从社里渡河。戊、彭从沟口渡河，毛依河口得手与否决定从河口或从沟口渡河。”

同日　晚八时，红一方面军主力发起东征战役，分别从绥德县沟口、清涧县河口等地强渡黄河，一举突破阎锡山晋绥军的防线。至二十三日，红一方面军全部控制辛关至三交镇之间各渡口，占领包括山西三交、留誉、义牒在内的横宽五十余公里、纵深三十五公里地区。阎锡山急调入陕的晋绥军主力回防柳林、离石、中阳地区。

2月21日　从河口东渡黄河。晨七时，致电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徐海东、程子华：从河口至三交镇沿河之敌约两团现在我大包围中。我一军团应速向小蒜镇、十五军团速向义牒镇截敌追敌，两军团并各以先头师乘胜向石楼急进，相机占领该地。义牒镇、河口两点是方面军主力后方联络线，十五军团须酌派小部保护，候抗日游击队明日或后日接替。上午八时二十分，致电叶剑英、杨尚昆并飞送徐海东、程子华：方面军直属队接十五军团渡河后，即在对岸适当地点宿营，严密配备警戒，构筑工事，并派小队分向上下游堡垒线各十里以上侦察游击，等候我到达。中午十二时，电告杨立三：杨森[22]、蔡树藩等领导的游击队五六百人由河口过河后，以义牒镇为指挥中心，执行维持交通、保持主要渡口、组织本地游击队等项任务。周副主席日内来河边主持你的工作，向他请示。我由义牒镇向石楼前进。晚八时，致电彭德怀，林彪、聂荣臻，要他们下决心速进，夺取中阳。同时电告徐海东、程子华：二十二日，十五军团主力须尽一切可能夺取石楼；所有未渡部队改从辛关渡河。

同日　和张闻天、彭德怀发出中共中央及军委给李克农的训令。训令指出：估计张学良愿意与我们继续谈判，准备订立互不侵犯协定；同意抗日，但不同意讨蒋；不反对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口号，但不同意马上实行这个口号；接受蒋介石的策略，即取消苏维埃红军、取消苏维埃制度与暴动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策略：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求得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坚持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坚持抗日讨卖国贼不可分离；如张提出取消苏维埃，则克农提出取消南京政府，在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中作取消双方政府、成立全国人民公意的政治制度的初步讨论；如张提出取消暴动，则克农提出取消一切国民党的压迫制度、封建剥削；要求停止内战，不拦阻全国红军集中河北，不反对红军充任抗日先遣队；原则不让步，交涉不破裂。二十五日李克农等到达洛川，同王以哲会谈。

2月23日　到达距石楼四十里的张家塔。上午九时，致电徐海东、程子华：“石楼为东征战略要地，须尽一切方法夺取之。”晚八时，致电彭德怀并告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阎敌因我突然东渡颇现惊惶失措之态，正在布置防御，判断敌短时间内尚难集中大力向我进攻。”“不论中阳、石楼等城能否攻克，不论阎锡山向我进攻之力量与时机如何，方面军目前基本的方针是用极大努力，在中阳、石楼、永和、隰县等纵横二百里地带建立作战根据地，为赤化山西全省之起点，为迎接阎锡山向我进攻之战场，全部工作的中心放在迎接更大战斗的基础上。”九时，又致电徐海东、程子华，要他们于二十四日来张家塔一叙，把所有报纸杂志及敌情材料带来。

2月24日　和彭德怀向各军团、各师、各团首长发出为粉碎晋绥军进攻及争取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的训令。训令通报：我方面军已胜利渡过黄河，粉碎了阎锡山的封锁线，占领黄河东数百里地区，完成了东征战略之第一步任务。阎锡山“在战略的防御形势下，正在准备着战役的进攻，企图集中兵力打击我军。救援石楼城，驱逐我军于黄河以东六十里之封锁线地带”。训令指出：阎锡山因仓卒应战，须从陕北及远地调兵，到战役攻击之日尚须十天左右时间。方面军有坚决粉碎敌人援兵之任务，基本方针是在柳林、离石、中阳、孝义、隰县、永和一线内围石楼，求得打增援部队，用大的速度争取居民群众与红军一致，集中兵力消灭敌之一路至两路，取得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之有利条件，完成东征计划第二步任务。目前极短时间之内（估计十天左右），我们是处在两个战斗任务之间，即渡河战斗已经完结，而进攻尚未到来，其任务是集中全力准备作战。具体要求是：（一）使红军与居民群众相结合；（二）使红军干部了解与熟悉山西的敌情、地形、政治经验、社会情形等；（三）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提高战斗力。

同日　为准备应付晋绥军四路进攻问题，同张闻天、彭德怀致电周恩来：“甲、敌有四路总攻计划，大战在即，我们准备一切。乙、现派十五军团两个团分向永和、隰县前进，发动各县群众，相机下两城，扫除辛关两个大渡口。丙、请速动员绥、清、延、延[23]四县沿河赤少队迅速过渡，拆毁堡垒，发动群众保护渡口。”又急电周恩来，催促红二十八军主力东调，说二十八军如能及早赶到，定能夺取吴堡、佳县、神府许多地方，而且直接援助了主力。

2月26日　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通报红十五军团战果：消灭晋绥军两个营，击溃一个营，共俘三百余人，缴步枪二百支，迫击炮二门，机枪多挺。

同日　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提出对关上之敌，如地形有利，应于二十七日坚决消灭之。二十七日，红一军团攻克关上村，歼灭晋绥军独立第二旅旅部又两个团，俘虏官兵四百余人，缴获步枪二百余支，山炮三门。

2月28日　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朱瑞，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指出：“关上、水头之线，即石楼、中阳、孝义、隰县四县交界地区，是我军作战枢纽，在地形上又是最好的临时后方根据地。望下创造作战根据地的决心，努力进行该地东南西北四方面各五十里地区的群众工作。”

同日　和彭德怀致电李克农，通报国民党各派政治主张及东征战况。指出：周继吾、张子华[24]昨日到瓦窑堡。据谈，蒋介石系陈果夫主张联红反日，曾扩情主张联日反红，此外孙科、于右任、张群、冯玉祥等均主张联俄联共，并云蒋介石亦有与红军妥协反日的倾向。我方所组织抗日东征军，连日突破东岸二百里封锁线，消灭与击溃杨耀芳、杨澄源[25]、李生达等部共三个旅、占领石楼、中阳、孝义、隰县、永和五县广大地区。

2月29日　和彭德怀复电李克农，对同王以哲初步达成的三条协定草案提出补充意见：一、为巩固两军团结一致对日，确立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则（包括陕甘边区及关中区）。二、富县、甘泉、肤施交通可即恢复来往。三、肤施、甘泉两城现驻部队所需粮柴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凭价购买。四、恢复红白两区通商关系。三月三日，复电李克农，同意他与王以哲达成的口头协定。

2月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及西北抗日红军大学校长周昆、政治委员袁国平发出红校招生布告。该校办校宗旨是：为适应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之开展，供给各个抗日战线上的领导人才，决定招收各地革命青年爱国志士来校学习，以培养和造就大批军事政治的民族抗日干部，领导民族革命战争，争取中国民族独立自由与彻底解放。

3月1日　从张家塔移至石楼北端的李家塌。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告周恩来、秦邦宪及刘志丹、宋任穷，部署关上、水头胜利后的行动。电报说：“一军团与十五军团连日的胜利，特别是关上的胜利与水头的占领，使红军取得了在山西创立根据地的初步自由”，“使我们夺取了石楼、中阳、孝义、汾西、隰县五县交界这个在军事上有极大意义的地区”，“对于我们的作战与创造根据地给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电报指出，关上、水头的胜利，使汾阳公路与汾水铁路完全暴露在我们面前，估计阎锡山会使用四五个师在短期内向我进攻。因此一切为着打第二个胜仗，是我们现时唯一正确的口号。“为巩固这一区域，争取打第二个胜仗，两军团主力应在以关上为中心与以水头为中心的地区，蓄养部队锐气，发动群众斗争，把英勇的红军与有利的地区结合起来。”电报还指出：吴堡、佳县、神木、府谷广大区域的恢复与占领，使红军战略后方增加了力量。南边讲和的策略使东北军成为革命的友军，亦已达到第一步的成功。这些都是大有助于主力红军的。

同日　和彭德怀致电周恩来，刘志丹、宋任穷并告秦邦宪、李维汉[26]等，通报敌军动态和红军争取打第二个胜仗的问题。电报请周恩来直接指挥红二十八军及吴堡、佳县、绥德、米脂地方部队，大举袭敌作堡垒，扩大胜利；无定河以西部队须多调向东岸，与神木、府谷红军连成一片，企图夺取一二个城。

同日　总司令彭德怀、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发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提出：“一切爱国人士，革命仁人，不分新旧，不分派别，不分出身，凡属同情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本军均愿与之联合，共同进行民族革命之伟大事业。本军所到之处，保护爱国运动，保护革命人民，保护工农利益，保护知识分子，保护工商业。本军主张停止一切内战，红军、白军联合起来，一致对日，”“以一当十，是我精神；以十当一，是我实力。”布告还指出：“有不明大义，媚外残民，甚至抵抗本军者，是自弃于国人，本军当以汉奸卖国贼论罪。”

3月2日　和张闻天、彭德怀致电秦邦宪，要他和林伯渠、高福源、周继吾、张子华来石楼，讨论外交问题、对日作战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主力红军取道问题等。并说，已约周恩来来此。

同日　关于执行优待俘虏政策问题，和彭德怀、杨尚昆致电林彪、聂荣臻、朱瑞，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并致张云逸[27]，刘志丹、宋任穷，阎红彦、蔡树藩，萧劲光，转告各地方武装首长，指出：“必须向全体红色战士指战员说明优待俘虏、特别优待官长的用意何在，以及对于清查敌军大小军官，一经解除武装，一律不得剥衣，不得搜身，不得打骂，不得捆绑，不得讥笑，而以热烈欢迎、诚恳招待的态度向着他们，用此策略以瓦解白军。”

3月4日　判断阎锡山进攻部署业已完毕（集结机动部队近十四个旅，分四路由隰县向北、介休向西、汾阳向西、中阳向南反击），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告刘志丹、萧劲光，要求各部队除进行驻地附近地方工作外，加紧作战准备，侦察敌情，待敌前进，弄明情况，然后迅速集中主力消灭其进攻部队一路或数路。

同日　和张闻天、彭德怀致电秦邦宪：“同意周继吾先回南京。兄偕高、张[28]二人来此开会”。同时，致电秦邦宪转周继吾，提出与南京当局谈判的意见：“（甲）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乙）我兄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见：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丙）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五日，将上述五项意见请李克农通报王以哲，并由王转达张学良。

同日　和张闻天、彭德怀致电秦邦宪、李维汉、林伯渠、张云逸，指出我军与王以哲军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口头协定业已订立，请通知陕甘省委、省苏、军区告富县、甘泉、延安、洛川等县，凡属王以哲军，务以友军相待，对其通过苏区者表示诚意的欢迎与招待；另要钱之光前往洛川找李克农，采办西药、布匹等物资。

同日　和彭德怀致电曾希圣，指出：“二科工作是希[29]指导下，是表现了大成绩的。这一工作虽偏技术性质的，但其意义与结果都是军事政治上一助力。前方的胜利你们是与有劳绩的，望以此鼓励二科同志们。”

3月5日　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指出：阎敌东面三路已明，北面当亦有三路，南面将是两路，八路估计共有十六个团至多二十个团。“我军应以关上、水头为枢纽，背靠石楼，集中两军团最大主力，以连续战斗消灭其东面之两路或三路为基本作战方针。如南面之敌迫近水头，亦可从南面打起，依明日情况决定。”又致电徐海东、程子华，强调“我军须集中优势兵力而后作战。”

同日　和彭德怀复电李克农：“本日两电[30]均悉，甚慰。”“周、博[31]均来前方商事，十号可毕，十七号我方负责代表可到延安，赴友邦代表及西安常驻代表人选即可决定。”电报提出要李克农直接来石楼报告谈判情况，并将书报直接带来。

3月6日　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晋军主力仍是东面、北面之李生达、孙楚两部，其方法是分路推进，不是冒进；“我军以待机各个击破，集中主力，连续战斗，先打东面，再打北面，击其侧后，包围消灭之战法，本日两军团均须集结休息，不应作战。”又致电林彪、聂荣臻，指出：“为准备打一仗后，又打第二仗，又打第三仗，必须以主力一部抄敌后路，把敌包围消灭，免去追击。必须免去追击，才能当日集合队伍于一处，才便于打第二仗，才便于应付意外变化。敌人战斗力虽弱，但主力数不少，我们应该集结部队好好地打。”

同日　国民党中央军六个师在阎锡山的请求下陆续进入山西，分别向灵石、平遥、介休、侯马地区开进。

3月7日　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通知中央政治局八日在交口开会，讨论军事报告，要他们与宋任穷、王首道、郭述申等人参加。

3月8日　中共中央在大麦郊[32]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东渡黄河以来的政治、军事形势，调整了东征战役的战略部署；还具体研究了兑九峪（今兑镇）战斗部署，决定在这一带集中兵力重创晋绥军。

3月10日　红一、红十五军团主力由郭家掌、大麦郊地区出动，向兑九峪晋绥军发起攻击，将其第二、第三两个纵队击溃。至此，阎锡山组织的第一次反击被粉碎。

同日　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理治[33]、萧劲光：王以哲派兵到甘泉换防，我们已同意。“无论王以哲是否好意，你们应执行前电不得对王部攻击。王即增兵一团到甘泉，对于我们亦无大妨碍。”

3月11日　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指出：敌军昨日被我击溃，向兑九峪方面退走。“我军有以主力乘胜东进，致迫太原，彻底打破阎敌总进攻部署，扩大战略上的战果，扩大宣传，扩大苏区，扩大红军，夺取民众，争取创造苏区有利条件之任务。”电报对红一和红十五军团行动作了部署，并告总部在大麦郊指挥。

3月12日　主持召开红一和红十五军团领导干部会议。为进一步发展胜利，扩大战果，创立河东根据地，会议决定兵分三路：以总部特务团和黄河游击师组成中路军，转战隰县、交口、石楼、永和一带，牵制晋西方面的敌军；以红一军团全部及红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主力组成右路军，沿汾河和同蒲路南下作战；以红十五军团主力两个师为左路军，北上直逼太原向晋西北行动，并掩护红一军团南下。

3月16日　和周恩来等听取本日到达石楼的李克农作洛川会谈情况的汇报，了解张学良、王以哲对于抗日救国的进一步计划，认为张学良的抗日要求是有诚意的。中共中央立即决定派周恩来为中央全权代表到肤施同张学良会谈，共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根本大计。本日，毛泽东同彭德怀致电王以哲，将中共中央上述决定通知他并告张学良，还对他惠赠图书表示感谢。

3月17日　阎锡山集中四个纵队兵力再次向石楼方向反击，太原和晋南、晋西北防守减弱。十八日凌晨，毛泽东和彭德怀分别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作如下部署：右路军继续南下，相机夺取赵城、洪洞、临汾，并向曲沃、闻喜、运城前进，以小部在霍县附近牵制关麟征[34]部。左路军乘虚北上，第一步相机占领文水、交城及其附近区域，破坏电线，扩大宣传，声言进攻太原；第二步相机占领静乐、岚县、岢岚等地，创造晋西北游击根据地。中路军牵制反击之敌，控制黄河渡口，维持后方交通。右路军从十九日起由霍县地区南进，占领赵城、洪洞、临汾、襄陵[35]、曲沃等县广大乡村，破坏同蒲铁路一百余公里。左路军于十八日由灵石以西地区北上，二十五日袭击晋祠镇，威胁太原，并于三十一日进至兴县以南曹家坡地区。

同日　和彭德怀、杨尚昆致电林彪、聂荣臻、朱瑞，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通报驻大麦郊一带部队没收富农中农财产、破坏学校用具、乱向商人捐款等严重现象，要他们立即纠正并严格检查纪律。

3月20日　出席在山西西部大麦郊上贤村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张闻天作报告。

同日　和彭德怀致电王以哲转张学良及抗日东北军全体官兵，指出：“敝军迭次宣言，全国红军、白军亟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乃阎锡山置若罔闻，不顾民族国家之存亡，甘心依附仇人，而与同胞为敌，诚不识是何居心？诸公深明大义，抗日救国早具同心，应请仗义执言，责阎锡山以叛国之罪，劝其即刻悔悟，撤其拦阻红军之兵，开赴张家口，与红军一同执行抗日任务。敝军本民族大义，决不追究其既往。”“至于陕甘苏区（包括陕甘边区及关中区）为抗日战争之后方，坚决巩固此后方，使我抗日将士安心杀敌，应不独红军与全苏区抗日人民之责，诸公近在接壤，自亦具有爱护维持之心。倘有捣乱此抗日后方者（例如毛炳文辈），愿诸公与敝军联合制止之。”

同日　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指出：“晋敌新部署尚在迟疑未决中，我一军团在南面，十五军团在北面，应利用此时间扩大占领区域，扩大进攻声势，扩大政治宣传，破坏统治基础，加紧争取民众当红军，尽可能占领几个县城。”三月二十日，右路军围攻赵城、洪洞、临汾、曲沃四县城，左路军围攻文水、交城。二十一日，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如城高难下，不必强攻，以扩大宣传、扩大红军为第一。”

3月21日　致信内蒙古鄂托旗张司令，表示苏维埃红军深愿与内蒙人民领袖共商救蒙大计，希望即派代表来苏区协商，缔结双方亲密的友谊与协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负责保障来人之行动自由与安全。

3月22日　和彭德怀移至石口[36]，致电林彪、聂荣臻，指出：根据目前敌情，“你们可在霍县、赵城、洪洞、临汾、曲沃广大区域放手发动群众，扩大红军能达千人目的即是大胜利”。当晚，又复电林彪、聂荣臻，完全同意他们的部署及工作计划，指出：注意搜缴民团枪支武装游击队。霍县、赵城、洪洞、临汾四县东西均山地，可能造成部分苏区。注意建立党支部。如得有大批新报纸，我们即派队来取。

同日　和彭德怀致电徐海东、程子华并告林彪、聂荣臻，下达关于红十五军团创造晋西北根据地的训令。训令指出：十五军团有在晋西北创造苏区根据地，并配合在神木、府谷行动的二十八军，控制黄河一段，打通与陕北联系的任务。行动区域是以岢岚、岚县为中心的各县。“在此区域内，消灭地主武装，消灭北上小于自己之敌军部队，尽最大可能，用一切努力夺取一二个县城于我手中。”“广泛地扩大宣传，分发财物，发动广大群众，直至普遍建立游击队，建立政权，分配土地。”“猛烈扩大红军，争取在一个月扩大一千五百人。”当晚，毛、彭再电徐海东、程子华，要他们在执行上述基本任务之前，以七天左右时间在文水、交城、清源[37]、太原、阳曲公路线及其西面地区扩大宣传红军。

3月2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石口继续举行。毛泽东发言指出：中央十二月决议[38]符合共产国际“七大”决议，中央的工作是与国际决议一致的。现在世界已处在革命与战争时期，其特点是革命一天天向上，反革命一天天向下。中国共产党处在战争中，要把革命与民族解放联系起来。中国共产党站在民族解放的最前列，我们的任务，是要利用每一分钟争取最大多数群众。中央提出的“国内革命战争与民族战争联系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集中河北”，“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这些口号，是布尔什维克的，不是冒险主义的。超过会冒险，不足会右。我们现在的口号是恰如其分的。在谈到“联俄问题”时说：中国人的事要自己干，相信自己。从前我们有信心，才创造了苏维埃，现在为什么失掉信心？但招个朋友更好。故一应相信自己，二不要朋友是不对的。

3月2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石楼城西南端四江村继续举行。毛泽东出席会议，两次发言，进一步阐明世界形势已处在革命与战争的新阶段，指出华北形势是世界最大的喷火口之一。他说：日、美、英、国民党、苏维埃[39]、苏联六个势力的矛盾集中于华北。日本已把喷火口爆发。我们到华北对日作战，不是跑得太远，而是太慢。华北有广大的、革命情绪极高的群众，在那里还可以进行没有固定战线的大规模的运动战。没有胜利的把握而行动，不对。不相信战役上以多胜少，战略上以少胜多；不相信向华北发展，以为向华北发展会动摇了陕北，是完全不对的。向河北开进是战役问题，红军将来主要做山西的文章。

同日　蒋介石委派陈诚为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太原绥靖公署第一路总指挥，由其率领入晋的国民党中央军援助晋绥军作战，企图首先夺取黄河渡口，再在黄河以东分割围歼红一方面军主力。敌军于二十六日进至三交、留誉、石楼等城镇，二十九日占领晋西黄河沿线各渡口。

3月25日　在四江村继续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进行第二项议程，讨论战略方针问题。毛泽东作报告，指出：华北是全面对日作战的战场，华中是后方。黄河流域以华北五省为战场，其他为后方。经营山西，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我们的方针，是“以发展求巩固”，只有发展才能求得巩固。目前经营山西为主，也要准备在河北、山西、绥远三省进行运动战。在战略上采取大胆的方针，因为客观环境好。在战役上采取谨慎的方针，在有利地形上以多胜少，以求减少错误。在山西临时采取分兵原则，三个集团军采用打网式的普遍的游击战。求得敌人一般的削弱，我们自己则争取群众，扩大红军，而扩大红军为主中之主。二十六日，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报告。发言同志一致同意这个报告。会议决定，战略方针由毛泽东起草。

同日　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规定右路军的行动方针及左路军的行动问题。指出：“（一）为普遍摧毁反动基础，为普遍发动民众，为破坏千里黄河堡垒线与主要铁路线，先锋军（右路军）今后行动方针如下：甲、在现地区尽可能长久打，第一网分兵翼城、绛县，小部包围沁水，示欲东向。乙、第二网打在汾城[40]、新绛、稷山、河津、乡宁五县，任务扩红；一部在临汾、襄陵吸引敌人南向。丙、第三网转至永和、大宁、吉县、隰县、蒲县，任务第一破坏黄河堡垒，第二扩红。丁、第四网突然打向介休、平遥、祁县、太谷，任务第一毁路，第二扩红。戊、第五步占领正太铁路[41]，任务第一毁路，第二扩红。己、尔后或出河北，或出长治、晋城，依情况决定。（二）十五军团（左路）在此时期在晋西北转动，包括破坏黄河北段敌堡垒线，与神府苏区打通。”本日，同彭德怀致电叶剑英、李富春[42]，要求中路军猛烈扩大红军，创造河东战场，即或遇着某些困难，必须坚决克服之；提出首先以赤化石楼全县为中心，及永和、隰县以北，中阳、柳林以南。

3月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最后一次会议在石楼县城附近举行。毛泽东作关于外交（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指出：国民党破裂为民族反革命派与民族革命派。民族反革命派，以蒋介石为代表，坚持其自大革命失败以来的反动路线。他们可能在民众逼迫下假装抗日，其作用在瓦解抗日阵线。民族革命派中的右翼（其中又分左派和右派），是民族改良主义，不相信有力量抗日，不同意苏维埃与土地革命，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政策，赞成联俄联共。民族革命派中的左翼，包括宋庆龄等和中下层军人、中小工商业者、中小资产阶级，他们坚决联俄联共，有坚决进行民族战争的勇气，赞成土地革命，在我们的领导下可以坚决走上抗日。这一派很有势力，是我们同反革命派争夺的中心。中共中央的外交（统一战线）方针是：（一）不但要把民族改良主义与民族反革命派区别开来，而且要把民族改良主义的左派和右派区别开来。要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下，使民族改良主义中的右派同蒋介石进一步分离，使其中的左派同蒋决裂。（二）同民族革命派的左翼建立坚固的同盟。（三）向蒋介石提出的五个条件[43]，是同一切人交涉的基本。（四）中央对李克农的外交训令，今天仍然适用。对张学良的策略是：1.蒋、张分开；2.互不侵犯；3.坚持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对蒋召集的会议原则上反对；4.不破裂，求得实际利益；5.提出“取消苏维埃”，则以“取消国民政府”相对；6.提出“取消暴动”，则以“取消国民党压迫”相对；7.不反对红军集中河北。（五）苏维埃成为问题时，由人民投票。（六）不管任何派别，都与其进行外交谈判。（七）在基本原则上不能让步妥协。（八）对民族反革命派采取各个击破，对民族革命派采取各个争取。（九）外交谈判随时准备破裂，届时宣布谈判经过与内容，以扩大我们的影响。（十）发表普遍的或个别的请求书。报告最后指出，关于外交（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军事外交集中于军委，政党外交集中于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挥。会议一致通过毛泽东的报告。

3月28日　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告朱瑞、郭述申，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电报说：中央政治局会议完满地讨论了政治、军事、外交问题。关于政治问题，分析了华北时局，决定了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为党与红军的重要任务。关于军事问题，批准了军委的提议：在争取迅速对日作战方针下，第一时期以经营山西为基本战略方针，在此种方针下向河北、河南、绥远三省境内作战役的跳跃是许可的；确定以发展求巩固的原则，目前是普遍摧毁反动基础，普遍发动群众，猛烈扩大红军，各个消灭敌人；十月革命节前扩大红军三万六千人；在陕、甘及华北五省发展游击战争；提高红军干部的政治水平与军事水平，保证红军战争中优秀的与坚强的领导；加强政治工作，保证红军的统一与团结。

3月29日　和彭德怀、周恩来发布《中国人民抗日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为一致抗日告全国民众书》，要求停止一切内战，不分红军、白军，共同一致，联合抗日。并指出：蒋介石不允许红军抗日要求，竟以六个师之众入晋阻拦抗日红军前进。红军为民族自由独立、领土完整，与全国爱国同胞共同奋斗，反对卖国贼阻拦抗日红军道路。

同日　和彭德怀致电徐海东、程子华并告刘志丹、宋任穷，李维汉、张云逸，聂荣臻、林彪，命红十五军团乘东面敌人距离尚远，西、南两面敌情薄弱，在现地休息一天后，以小部在岚县西境拒止东敌主力向兴县；以兴县全境为范围适当部署兵力，扫除沿河封锁线，猛烈扩大红军。又致电林、聂，徐、程等，告以我炮兵营及后方笨重物件安全渡过河口，叶参谋长率第二二四团本日来永和北部，放弃义牒及沿河渡口，让敌达到所谓封锁黄河之“妙计”；提出“我一军团、十五军团须依前令，分别以迅速行动扫除南北段黄河封锁线，使敌得了数十里，而失掉数百里。”

3月31日　凌晨，关于红十五军团同红二十八军配合行动问题，和彭德怀致电徐海东、程子华并告刘志丹、宋任穷：十五军团“即到兴县城附近，速与刘、宋配合破坏黑峪口、罗峪口一段封锁线，一部拒止东边敌人，然后找有利机会配合刘、宋消灭敌人之一部，才能停止敌人尾追，开展自己工作”。本日拂晓，红二十八军在罗峪口附近东渡黄河，开始扫除罗峪口至黑峪口一段黄河封锁线。当晚，毛、彭再电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宋任穷：十五军团应集中全力找寻有利机会与东西来敌打遭遇战，再消灭敌一个团，此刻万不能分散。在不便作战时，则以一部监视敌人，主力集结休息，准备作战。刘、宋专任由南向北扫除堡垒，消灭守敌。

4月1日　为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晋西会议[44]精神，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发出关于红一方面军改编的训令。训令指出：“为执行党中央争取迅速对日作战的决定，将第一方面军全部改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第一军团改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第一路军，第十五军团改为第二路军”。“抗日先锋军以华北五省为作战范围，第一阶段以在山西创造对日作战根据地为基本方针。以山西为方针下，可以全部或一部跃入绥远或河北或河南之一部，作为临时步骤。”训令重申“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指出“战略上以少胜多，战役上以多胜少为目前军事指挥的基本原则”；要求先锋军在七个月内完成五万人的编制并武装起来，以扩红为总方针的第一等任务。

4月2日　关于目前形势、任务和战略方针问题，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目前阶段战略基本方针，是在山西战胜敌人，造成抗日根据地，把山西与陕北联系起来，在山西作战与赤化，不但包括晋东南，还包括晋西南、晋西与晋东北。不管晋东南以外之三区怎样，人民经济条件较差，亦不能看轻其重要性。”电报强调：“山西的经营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没有山西即不能设想同日帝进行大规模作战”。“在战役方针上，不规则无定向（这一仗在东打，那一仗在西打，没固定战线，全依情况决定）可以而且应该成为现实的指导原则。在战略方针上，不规则无定向是不许可的，应有明确的方向与地区。”

同日　和彭德怀再电林彪、聂荣臻，要求红一军团坚持在现地区作战，指出：蒋介石压迫张学良、杨虎城出兵延长、延水，即将出动。一军团在现在地区取得胜利，可将现地区变成苏区。由中路军去晋西南配合你们，把黄河与陕北打通，张、杨出兵可能延缓，外交有所凭借而进行。“所以你们应把握此时机，坚决在现地区作战。”“基本上不改变你们出晋东南方针，取得上述胜利后，你们仍出晋东南。你们现有大批新兵，打仗又可增扩新兵，这样无论从哪方面说，在现地区作战都是最正确的方针。”

同日　和彭德怀致电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宋任穷：要红十五军团在现地休息训练三四日后逐步向南，到达离石公路、隰县区域回旋一时期，尔后依情况或出汾阳、文水，或出介休、灵石；注意找寻机会，以遭遇姿势向后回击，或向前迎击，消灭敌人的小集团兵力；整个工作中，扩红列入第一位。

4月3日　鉴于敌情发生变化，和彭德怀致电周恩来并告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宋任穷，宋时轮[45]，萧劲光，指出：“因敌情变动[46]，复令一军团暂不去晋东南，明日开始转入蒲县地区集中训练，准备作战。尔后一时期内，由一军团与我们共任这一区域之赤化与破坏封锁线。”“十五军团现在汾、临[47]交界，明日起令其逐步向南，在临县、离石、中阳地域猛烈扩红赤化。”“二十八军决令其随十五军团行动一时期，打些小仗，予以磨练，责其扩大至二千，尔后依河西需要令其西渡。”“为对付张、杨进攻，四月份陕北、陕甘扩红全部编入二十九军、三十一军。”“前后方联络，准备开辟永和关、三交镇以北两处渡口，以一军团任南面，十五军团任北面。”

4月4日　和彭德怀移至隰县东端的义泉镇。

4月5日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发布《为反对卖国贼蒋介石阎锡山拦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下抗日捣乱抗日后方宣言》。

4月6日　关于周恩来赴肤施会谈问题，和彭德怀复电王以哲并转张学良：“敝方代表周同志偕克农依约于八日赴肤施与张学良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双方会谈之问题，敝方拟定为：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二、全国红军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帝迈进问题。三、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四、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五、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

同日　和彭德怀致电刘志丹、宋任穷并告徐海东、程子华：红二十八军要逐步向南，而不是要你们一气走四五天，走一二天即展开工作，休息整理，发动民众，扩大红军，待敌接近，然后收齐队伍再跃进一步，再散开工作。徐、程到三交镇时，应即展开于三交南北一线，休息扩红。当晚，又致电刘、宋等，规定“二十八军以后直属于本部指挥”。

4月8日　和彭德怀复电林彪、聂荣臻：“你们不是迅速离开晋西南的问题[48]，而是尽可能长久地在晋西南工作，直至敌情不许可继续留此区域时，然后离开此区域，转至另一区域。”你们在晋西南尽可能完成如下任务：打仗，训练新兵；发动群众，造成游击区域；粉碎沿河封锁线的一段；继续扩红。为利于你们以后向东北与向东的长距离跃进，必须尽量吸引敌人向晋西南与沿河的方面，尤其在胡宗南入晋的条件下，必须如此估计到。以后东边的胜利，将使西边敌人没有长久留驻之可能。

4月9日　和彭德怀致电张闻天，指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在此时机发讨蒋令，策略上把我们自己最高的政治旗帜弄模糊了。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令旗帜下实行讨蒋，还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在这口号之外，同时发布主张内战的讨蒋令，在今天是不适当的。”“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大题目下，号召全国人民、蒋系官兵一致反对蒋介石接受广田三大原则[49]，反对拦阻红军抗日与捣乱抗日后方”。“无疑的，日本正在企图用反共统一战线来击破我们的反日统一战线。此时，我们应紧握反日统一战线去击破日本反共的统一战线。因此，我们的基本口号不是讨蒋令，而是抗日令。”

4月10日　关于红一军团近期任务，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你们须在一星期内，从永、大、吉[50]方面打一缺口，完成与后方交通之任务。此间正是蒋令张学良、杨虎城大举进攻陕北苏区，我们与张、杨进行的谈判也正在这几天内。”“你们破除永、大、吉封锁线之行动，敌兵疑渡河，可与当前外交以实力帮助。”

同日　和彭德怀、周恩来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宋任穷，朱理治、萧劲光等：奉苏维埃中央办事处命令，委任叶剑英、聂荣臻、刘志丹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4月11日　和彭德怀复电林彪、聂荣臻，通报周恩来同张学良会谈结果。电报说：“周副主席于九日下午八时入肤施城，十日晨四时出城，与张学良谈一夜，结果：（一）国防政府、抗日联军认为唯一出路，十大政纲张研究后，提出意见。（二）赞助红军集中河北，四方面军出甘肃，张之部队可让路，二、六军团则须得中央军同意，彼可任斡旋。（三）派赴苏联代表，他的由欧洲去，我们的张任保护，由新疆去。（四）完全同意停止内战，并谓如红军与日军接触，则全国停战运动更有力。（五）在他未公开表明抗日以前，不能不接受蒋令进占苏区。”“（六）通商问题，普通办货由我们设店自购，军用品由他代办，子弹可供给。（七）互派代表常驻。（八）张云，红军出河北恐不利，在山西亦恐难立足，彼主张红军经营绥远，但如红军决定出河北，他可通知万福麟[51]部不打我们。”

4月12日　和彭德怀复电林彪、聂荣臻：“同意你们首先集中全部兵力在乡宁、吉县、大宁、蒲县地域找寻作战机会，求得在此地域打一二仗，消灭敌一二个团，这是最好的方针[52]。你们准备以十天至十五天时间完成作战与破坏封锁线任务，而把作战置于第一阶段。只要能打一胜仗，打破封锁线就不是迫切问题了。”

4月13日　和彭德怀、杨尚昆致电林彪、聂荣臻、朱瑞并转红一军团全体同志，强调东征军近期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右路军发动了汾河群众，筹措了巨款，解决了被服，特别争取了扩大红军的胜利；左路军亦连战皆捷，特别十二日三角庄战斗，击溃敌第六十六师一个旅，消灭一个团，团长被俘；中路军在石楼、隰县、汾西广大地区发动了群众，组织了游击队，二十余区域开始分散土地，打了些小仗。电报还指出，东渡以来红一方面军扩大二分之一。

同日　和彭德怀移至隰县北部距石楼城一百四十里的康城镇西北。致电刘志丹、宋任穷：“二十八军有相机消灭三交镇、转角、辛关、义牒一带之敌，恢复黄河交通之任务。”十四日，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在指挥进攻三交镇的战斗中牺牲。

4月14日　和彭德怀复电周恩来：十三日十二时电[53]悉，我们完全同意。“张、杨两部关系，由你统一接洽并指导之，以其处置随时告我们，我们一般不与发生关系，对外示统一，对内专责成。”同时，和彭德怀电告王以哲：从本日起，敝方与贵方一切具体接洽与商谈关系，统由周恩来负责。

同日　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指出：“数日后，北敌必至关上、中阳、兑九峪之线，南敌必至乡宁、黑龙关之线。此时，如我河道已通，便可放心作战，不受压迫；如万一找不到良好作战机会，要向另一区域转移，亦较为从容。”“破坏河防与寻敌作战，二者不宜兼顾。”“寻敌作战以运动战为上策，以打停止中之敌为下策。”十五日，红一军团攻克吉县，俘虏吉县县长及民团三百余人。

4月16日　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命红一军团自明日起，以两个师打马斗关至永和关之河防，任务完成后，位于永和、大宁、隰县之间准备作战；以两个师相机夺取大宁，不论夺取与否，应位于大宁及蒲县、大宁、隰县三县之交，拒止蒲县、吉县敌之急进。十七日至十八日，红一军团扫除平渡关至清水关四十余公里沿河据点。红十五军团自十四日起进至大麦郊休整。国民党军分别围歼红一方面军左、右两路军的企图被粉碎。

4月17日　和彭德怀、杨尚昆致电林彪、聂荣臻，宋任穷：责成你们在大宁、蒲县、永和区域，创造一个三百人左右的游击支队，配备干部和武装，以便尔后你们向另一区域移动时，增加晋西南化为苏区的力量。

4月20日　和彭德怀致电周恩来、张闻天并邓发[54]，要邓发快些动身去苏联。其任务，关于军事方面的有如下各项：（一）对日作战彼我双方的共同步骤问题；（二）两军委间通信联络问题；（三）我军向绥远行动并向绥远创立局面问题；（四）技术帮助问题；（五）人员帮助问题。

4月22日　晨一时，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告周恩来、张云逸，指出：山西敌军主力正构筑从三交镇起，经中阳、孝义、灵石、临汾、新绛至河津之东南北三面封锁线，一部在永和、大宁、隰县、石楼守城，估计本月底或下月初将有数路向我进攻。陕西方面张学良的王以哲军已开始进至富县、甘泉之间构筑堡垒，杨虎城的四个旅进至韩城、宜川之间，均准备继续向北进攻，并从西面封锁黄河。晚十二时，毛、彭再致电林、聂，徐、程并告周，提出红一方面军行动方针和部署：“行动方针基本的为了向东或向北突出封锁线，进到晋东南或晋西北，特殊的也为了必要时西渡打杨虎城（张学良、杨虎城正向陕北进攻）”。红一军团坚持桑壁镇及其以西地区，保证清水关、铁罗关两渡口及必要的回旋地区于我手中；红二十八军、红三十军在义泉镇以西吸引敌军第五纵队而迟滞之；红一方面军总部率红十五军团以三天进至克城镇、午城镇之线。电报还指出：“对于作战无论在何种情况，均须选择十分有利之条件，极力避免无把握之战斗。”“万一情况改变到暂时不许可我们在山西继续活动时（没有出封锁线可能时），我们也准备暂时地回到陕、甘，经营神府[55]区域、三边[56]区域、环水区域、渭水区域、陕南区域等次要的战略方向”。“若干时间之后，即情况改变到东出有利于我作战之时，仍然准备回到东面主要方向。”

4月24日　鉴于国民党军将大举向红军进攻，和彭德怀两次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宋任穷、蔡树藩，宋时轮、阎红彦[57]并告周恩来，决定：红一军团三个师以桑壁镇为枢纽，位于永和、隰县、大宁三城之间，并派兵向永和、石楼、大宁三城及永石、石大之间游击侦察；红十五军团进至康城镇、勍香镇之线；红二十八军在义泉不动，派队向隰县、午城游击侦察；红三十军由勍香镇出发，在黑龙关、土门镇之线扩大影响，迷惑陈诚。总部于明日率第一分队由康城镇出发，以三天到桑壁镇与林、聂开会。

4月25日　和彭德怀率红二十八军离开康城镇，前往桑壁镇红一军团军团部。连日研究敌情，及时调整部署。

4月28日　和彭德怀致电周恩来、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叶剑英、杨尚昆，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电报指出：山西方面，阎锡山和蒋介石有五十一个团，取堡垒主义向我推进；陕西方面，蒋介石强令张学良、杨虎城军向陕北进攻，企图封锁黄河；国民党军控制下的神府、三边地区和环县、合水及其以西地区均较空虚。“根据上述情况，方面军在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而在陕西、甘肃则产生了顺利条件，容许我们到那边活动，以执行扩大苏区，锻炼红军，培养干部等任务。另一方面，则粉碎卖国贼扰乱抗日后方计划，亦是当前的重要任务。此外，则有派一支队去陕南扩大苏区、吸引敌人之必要。”“我军决西渡黄河，第一步集结于延长地域。渡河时机、渡河秩序及集结地域之区，分别命令定之。”“向西执行上述任务，仍然是为着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之基本的政治的任务。华北各省仍然是战略进攻方向的主要方向。在把蒋介石部队调出山西以后，在积极地进行山西干部的创造，山西士兵运动的加强，神府苏区的扩大等条件下，再一次进入山西作战的机会是会有的。坚持以陕甘苏区为中心，向各方面作战，而以东方各省为长时期内的主要方向，这是确定的方针。”

同日　和彭德怀致电张闻天：“东面情况已根本地发生变化，丧失了继续作战的可能，为稳固计决定西渡。”“提议开政治局会，讨论新的行动方向及其他与此关连的问题，地点拟在延长。”“新的行动方向有二方案：一、方面军全部先到神府、东胜区域一时期，尔后向西边陕甘宁区域。二、方面军全部即向陕甘宁区域（包括黄河以南大道以北），而以二十八军、三十军去神府区域。此两方案请你及政治局各同志考虑，我们亦正在考虑。”关于西渡黄河的部署，毛、彭又致电张闻天、周恩来：“方面军及两军团直属队先渡，五月三号前渡完。”“我们即赴清水关指挥。”

5月2日　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致电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宋任穷、蔡树藩，宋时轮、阎红彦，部署部队渡河时间、地点及顺序；规定部队白天休息，夜间渡河。红军从本日晚分批经清水关、铁罗关西渡黄河，至五月五日全部渡完，进至陕西延长、延川、永坪地区休整。红军东征，历时七十五天，消灭国民党军七个团，俘敌四千余人，缴获各种枪四千余支，炮二十余门，取得江河作战经验，提高了战斗力，迫使晋绥军由陕西撤回山西。红军扩大新兵八千余人，筹款三十余万元。在山西二十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

5月5日　和彭德怀致电各兵团首长，下达工作方针，规定：以十天为教育部队、总结经验及准备新行动的时间。各部队依照自己的情况，立即定出军事教育、政治教育、整理组织及总结在山西作战经验的具体办法。“政治上解释与鼓动的基本口号：反对卖国贼蒋介石捣乱抗日后方，粉碎卖国贼对陕甘宁苏区的进攻，猛烈扩大抗日根据地陕甘苏区，争取迅速对日作战。”还规定，在十天内由军委召集一次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大会，由军团及军召集一次庆祝胜利并追悼刘志丹同志大会。

同日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向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全国海陆空军，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各报馆，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同胞，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通电指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执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屡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通电呼吁“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号召“全国凡属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团体、人民、党派，赞助我们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组织停止内战的促进会，派遣代表，隔断双方火线，督促并监视这一主张的完全实现”。

5月7日　和周恩来、彭德怀复电刘鼎[58]即转张学良、王以哲，认为再度会谈极为必要，即请张学良决定时间，愈快愈好。电报提出会谈问题为：（一）张学良的政治、军事、经济问题；（二）同杨虎城、阎锡山、马鸿逵、邓宝珊、盛世才、王均[59]、毛炳文七部建立联合战线问题；（三）东北军和红军今后行动方针问题。随后，周恩来同张学良再度会商。

5月8日、9日　出席在延长县交口镇大相寺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关于当前形势，毛泽东说：现在反日反法西斯的运动如暴风雨般地发展，工农商学兵各界都要抗日救亡。我们的任务，总的是建立全国人民的统一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具体的政治任务，在目前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口号是争取直接对日作战，以红军作先锋。对南京的态度，在我们方面是发一回师宣言，主张停战议和。关于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毛泽东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陕南、甘肃、陕北、宁夏四个方向作了比较，认为“甘肃是上述几条路的必由之路。地方虽不好，但有极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在报告中还着重提出办红军政治学校的问题。他说：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国大局面，没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来会犯罪。办一所红军大学来培养大批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这次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报告，确定当前主要任务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并作出红军西征的决定。

5月13日　在延长县大相寺出席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大会，作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任务的报告，指出：这次东征，打了胜仗，唤起了人民，扩大了红军，筹备了财物。当前的任务是扩大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西面的甘肃、宁夏地区是无堡垒地区，我军应到这一地区进行外线作战。十五日晚上，作大会结论，指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打倒了本位主义，反对了自由主义，我们有了更加统一的意志、统一的思想。

5月15日　在大相寺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国际关系和我党的外交政策问题。毛泽东发言说：现在对国际各国统一战线与国内统一战线问题，我们只能说日本侵略中国，也侵犯了各国在中国的利益。我们同各国的关系，将来可根据双方的利益得到解决，尊重各国的利益。

5月18日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在大相寺发出西征战役命令，红军西征开始。命令指出：“为着极力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使之巩固，为着扩大抗日红军，为着更加接近外蒙和苏联，为着一切抗日力量有核心的团聚”，西北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第八十一师、骑兵团组成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进行西征战役，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发动进攻；以红二十九军、红三十军等和陕北地方部队牵制蒋介石、阎锡山的西渡部队以及陕北、渭北敌人；以红二十八军准备出陕南，同陈先瑞第七十四师会合，活动于陕、鄂、豫三省，调动并吸引蒋介石主力于该方面，使我主力易于在西方取得胜利。

5月20日　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邓发、王稼祥、何凯丰、彭德怀、林彪、徐海东、程子华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萧克、关向应、夏曦[60]，告以目前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和红军同东北军合作的情况。电报说：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全国广大人民的同情与拥护，我党与各党各派的统一战线正在积极组成中。“弟等与国焘同志之间，现在已经没有政治上和战略上的分歧。过去的分歧不必谈，唯一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与蒋介石。弟等对于兄等及二、四两方面军全体同志之艰苦奋斗表示无限敬意，对于采取北上方针一致欢迎，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焘兄之意暂时采用协商方式。总之，为求革命胜利，应改变过去一切不适合的观点与关系，抛弃任何成见，而以和协团结努力奋斗为目标。”六月六日，经过中共中央、朱德和刘伯承以及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长期斗争和劝说，张国焘被迫在炉霍宣布取消第二“中央”。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建立红军大学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一）学习时间为六个月，部分的九个月到一年。前方干部现可自给，目的是为顾及时局开展，准备大批高级干部。（二）教育方针：高级及上级科，前三个月偏重政治，占三分之二，后三个月政治、军事并重，军事上战役战术与战略各占一半，主要是战略高深原则的学习，联系到常识，部分的联系文化学习；普通科前三个月文化、政治、军事各三分之一，后三个月文化、政治与军事各半，着重于军事，军事着重于战术问题，战略战役授以基本概念，从具体的学习到原则的了解。（三）教育内容：高级及上级科，政治——世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时事问题，材料——列宁主义概论及各种重要书籍；军事——中国革命战争中基本问题，时事问题；其他重要书籍。（四）教育方法：高级及上级科，指导自动研究为主，讲授为辅。普通科，政治，教授与讨论结合；军事，讲授与演习结合。（五）组织：校长林彪，教育长罗瑞卿，校务部主任周昆，教务部主任何涤宙，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教育委员会，由林彪、罗瑞卿、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周昆组成。教员，由张闻天、秦邦宪、周恩来、毛泽东、林育英、何凯丰、李维汉、杨尚昆、叶剑英、林彪、罗瑞卿、罗荣桓、张如心、袁国平、董必武担任。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

5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在讨论对东北军的工作问题时发言指出：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要争取军队，要在抗日问题上接近东北军，工作重心摆在第五十七军上，要集中力量去做，在三个月内一定要有大的进步。

5月25日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向回族人民宣告：主张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保护清真寺，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联合回族中一切武装力量，成立“回民抗日军”；取消军阀官僚民团的一切苛捐杂税，改善回民的生活；保护回文，发展回民的文化教育；回汉两大民族亲密地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

同日　关于目前形势与战略方针，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彭德怀、林彪、徐海东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任弼时、贺龙、萧克、关向应、夏曦，指出：“国内及国际的政治形势均取着暴风雨般的姿态向前发展，党的反日统一战线策略有第一步的成就。”“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气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在兄等大计决定之后，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出动，进一步策应兄等，使蒋军不能拦阻。至于奉军[61]，已与秘密约定不加拦阻。”

同日　致信阎锡山，指出：“敝军西渡，表示停止内战，促致贵部及蒋氏的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救国大计，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集事。敝军抗日被阻，然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达目的不止，亦料先生等终有觉悟的一日。侧闻蒋氏迫先生日甚，强制晋军二度入陕，而以其中央军监视其后，是蒋氏迄无悔祸之心”。“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民之公敌”。“今遣郭团长返晋，面致手书，如有所教，迄令郭君再来，以便沟通两方，成立谅解”。在此之前，毛泽东曾会见被红军俘获的阎锡山部第六十六师第三九二团团长郭登瀛，要他把信交杨效欧转阎锡山。

同日　分别致信晋绥军第七十二师师长李生达、第六十六师师长杨效欧及赵次陇，申明红军西渡为表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决心；并说，值郭团长返晋之便，托致此函，愿与晋军、与阎锡山停战议和，筹商大计。

5月26日　就红一军团行动部署致电彭德怀：“已电张[62]让出曲子、环县、洪德城，但一军团应不待张复电即进至元城镇，派一部向庆阳方向游击，阻止熊[63]师主力，相机占领曲子及其南北一线，惟以不与东北军正式作战为原则，对马鸿宾[64]则坚决打击之。”

同日　和周恩来致电阎红彦、蔡树藩，指出：蒋、阎两敌以三十个团入陕，晋敌有于本月底渡河消息。红三十军应以主力位于宋家川之线以南，迟滞国民党晋绥军前进。

同日　和周恩来、杨尚昆电告彭德怀、刘晓[65]，左权[66]、聂荣臻、朱瑞，徐海东、程子华、王首道[67]：陕甘宁省委[68]、省苏于本月底可到保安。萧劲光为陕甘宁边区军事部部长，赖传珠为副部长兼政治工作部部长。萧已于昨日去保安。陕甘宁省一级拟驻吴起镇。

5月2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主要研究军事行动问题。毛泽东作报告，指出：我们在六、七、八月要以洪德城为中心创造新的根据地。东边蒋介石、阎锡山以三十个团向我们进攻，是我们的主要敌人。蒋介石对陕、甘加紧部署，企图将我们同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隔开，同东北军隔开，同苏联隔开，在西北大干“剿共”。现在不能说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矛盾消失，西北军阀派别多，于我们有利。我们的阵势在西，而蒋介石集中兵力在东。我们的工作，第一，在安塞以西、洪德城附近四五百里地区做赤化工作；第二，对东北军完成主要方面的准备工作，特别是政治上的，内部的团结，干部的创造等；第三，坚持陕北游击战争，最好是在白龙山及神木地区，变“太平世界”为“不太平世界”，方式以小游击队活动为最好，短小精悍，在每区中应有一大的游击队。

同日　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刘晓、徐海东、程子华、王首道：你们取得宁条梁后，将进到蒙民集中地区，要特别注意执行中央对内蒙人民的宣传，扶助蒙民自决，而不是赤化，以建立北线上的缓冲地带。当占领教堂区域时，如俘得神父，应特别优待，不应侮辱。“宣布凡属以前教堂及军阀所占领的蒙地，完全退还内蒙民众。”二十九日，和周恩来又致电彭德怀：“争取教堂与我们建立和平关系是重要的事，不必提高条件[69]”。

5月29日　致电彭德怀并告刘晓，聂荣臻、朱瑞、邓小平[70]，徐海东、程子华、王首道，通告：红二、红六军团六月中可到甘肃；红四方面军已接受我们方针，六月底北上，七月底到夏洮；对张国焘的关系承认暂时采取协商方式，并告张国焘我们与他们之间已没有政治上、策略上的分歧，过去分歧不必再谈，务与之协和团结为目标；西边创造新根据地，东边坚持游击战争，南边作东北军的工作，为六、七、八月之三大基本任务；红校[71]六月一日开学，年底毕业。

5月　致信盟克耳纪，提出：蒙族内部事务，应由蒙族自己解决，国民党绥远政府不得借此挑拨离间；愿与蒙族人民团结一致，以实力援助其解放；蒙人自己组织政府，有应用自己语言文字及宗教信仰的自由；坚决反对日本侵略内蒙及国民党官员的欺凌压迫；将长城沿边各地如宁条梁等地划为通商地区，增进汉蒙商业的发展；愿与蒙族联合一起，缓急相助，共同打倒公敌。

6月1日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发出布告，向全国人民、党派团体、军队提出救国救民主张二十条，其中包括：全国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抗日救国；停止内战，不分红军白军，一致抗日；全国各党各派各团体创立抗日人民联合战线；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取得中华民族的解放与独立；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抗日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全国红军与全国军队集中河北打日本；全国人民武装起来一致对日作战；推翻汉奸卖国贼的统治；废除苛捐杂税，废除高利贷；保护知识界、科学界、文艺界一切进步分子；保护工农利益；保护工商业。

同日　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转杨至诚并告萧劲光、左权、徐海东等：为胜利进行野战军后方勤务工作，决定组成野战军后方勤务部，以杨至诚兼部长，统一指挥野战军兵站、供给、卫生诸机关。

同日　在瓦窑堡出席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开学典礼，并讲话。

同日　红一军团在曲子地区向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进攻，迫使第一〇五旅旅长冶成章以下一百五十余人投降，红军进占阜城。三日，又在阜城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六个步兵营，击溃两个骑兵营，俘敌一千一百余人。

6月2日　和周恩来、杨尚昆电告左权、聂荣臻、朱瑞、邓小平等：要特别优待冶成章旅长，治好伤口后，送后方一行，谈后即送其回宁夏。俘获官兵可分配送走二三十人，要有回民，给以优待。其余大多数则训练数天，妥送吴起镇，交萧劲光派队护送后方，沿途布置欢迎。

6月5日　西方野战军决定继续分左、右两路西进。彭德怀致电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告毛泽东，提出：野战军西征的第一步作战任务基本完成。左路军消灭了马鸿宾的主力，夺取了阜城、曲子、环县、洪德城之线碉堡。右路军夺取了宁条梁，争取了教民的拥护，影响蒙民，打击了三边、盐池的地主武装。为继续消灭二马部队，扩大地域，争取赤化，扩大红军与征集资材，左路红一军团主力继续西进，夺取豫旺堡、七营、黑城镇等要点；右路红十五军团主力，向西南夺取豫旺县城、小台子、萌城等地。两路军均于七日开进。六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认为部署甚妥，“但为蓄积部队精力，以利西面战斗计，两军团似宜各在原地多休息一二天，九号左右开始西进。”

6月6日　关于巩固陕甘宁根据地西部的问题，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指出：“横山、定边间五百里工作是西方根据地的北面屏障，是北出绥、宁[72]打通苏联的战略枢纽。应以八十一师与二十八军、骑兵团全力担负，限一个半月内（七月半止）完成初步赤化。”“庆阳、洪德城线及其东西地区是西方根据地的重心，是镇原以北人口经济条件较好地带，应以一军团一个师及军团政治部一半及陕甘宁红军主力全力担负，亦限七月半完成初步赤化。”“安边、定边是战略要点，保持于敌人之手将成后患，清涧等城可为殷鉴。但一时不易攻下，应计划于二月至三月内多方设法攻下之。”十日，西方野战军决定，由红二十八军同红八十一师、骑兵团组成中路军（又称北路军），担负夺取安边、定边、堆子梁等地，巩固陕甘宁根据地西部的任务。

同日　致电彭德怀等，通报统一战线工作等情况：“统一战线工作[73]更进一步，各种准备正向着具体化。”“日军五千人北平，人心大震，冀察政委会有分裂趋势。”“反蒋运动呈开展局面，两广有宣布独立之传说，刘湘、何键似均不稳。”

6月7日　和周恩来致电宋时轮、宋任穷，阎红彦、蔡树藩，萧劲光，通报西征战役第一阶段情况：“我野战军执行军委西征战役计划，左路军在曲子、阜城战斗，缴获马鸿宾师[74]步枪一千二百余支，迫炮数门，俘敌冶旅长一，官兵千六百余人，占领洪德城、环县、曲子、阜城、三岔纵横约三百余里广大地区；右路军占领了宁条梁，打击三边、盐池一带地主武装，争取长城内外教民、蒙民数万拥护抗日红军，恢复并扩大了三边苏区版图。”“目前，野战军已完成了第一步作战任务，正胜利地向西猛烈进展中”。

同日　和周恩来、杨尚昆电告左权、聂荣臻、朱瑞、邓小平：你们向西行动时，请设法同甘肃固原县[75]哥老会龙头唐宝山联络，并争取他参加抗日。

6月8日　关于对回民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政策，和周恩来、杨尚昆致电彭德怀、刘晓，左权、聂荣臻、朱瑞、邓小平，徐海东、程子华、王首道，指出：“中央决定回民工作基本原则是回民自决，我们应站在帮助地位上去推动和发动回民斗争。”电报提出对回民工作的政策：在回汉民杂居地方，组织联合政府，在回民区域组织回民政府，凡愿谋回族解放的贵族、阿訇及一切回民均可参加；只有在回民群众同意下，才能打回人土豪；群众团体是回民联合会、解放会、抗日会，回民新战士成立单独伙食单位，称回民抗日军。电报还规定三大禁条，即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吃大荤，禁止毁坏回文经典；四大注意，即讲究清洁，尊重回民风俗习惯，不准乱用回民器具，注意回汉民族团结。

同日　对红色中华社记者发表关于两广事变[76]的谈话，指出：“这时候国民党中一些愿意抗日救国的领袖与反对南京的派别，从南京分裂出来是完全可能的与应该的。”“西南抗日反蒋的军事行动，客观上是革命的与进步的行动，虽然这中间还不免有个别分子夹杂有权位、地盘等不正当的动机。”“吾人更希望西南的领袖能彻底执行抗日救国的纲领，将两广造成抗日救国的根据地，开展抗日战争，武装民众，实施广泛的民主自由，严厉制裁汉奸，没收日本与汉奸财产，改善工农职员生活待遇等。西南的领袖须执行这些彻底的革命纲领，来却除一部分人民对你们的怀疑，并吸引全国人民的同情羡慕，则胜利可操左券。”

6月9日　和林育英、张闻天致电朱德、张国焘，通报国内外政治局势，指出：“目前国际情况，一面日本对华猛进，一面英苏妥协对日之形势。蒋介石利用胡汉民死亡，做其冬天作总统的迷梦，并扩充兵力，大借美债。反蒋运动之开展是必然无疑的。”“自胡汉民死后，亲蒋派邹鲁出洋，证明反蒋已成定议。唯近日陈济棠尚派代表到南京回旋，似粤桂步骤不尽一致，桂进较急，粤进较缓，内幕尚待续证。”还说：“俟情况证实，此间拟派重要代表南下联络，并做到互相配合。”

同日　和周恩来复电彭德怀，同意他与鄂王及张司令代表谈判的内容及原则，并要他注意同鄂托克旗建立通商关系，以便能经过该旗进而与阿拉善旗建立友好关系。

6月10日　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宁夏外交根据联合抗日与回人自决两原则由你负责进行。”“安边、定边的外交争取要用大力，旦八等寨子亦然。庆阳方向则着重东北军。”

同日　和周恩来致电李富春、萧劲光并告彭德怀，左权、聂荣臻，同意左、聂关于加强在悦乐、曲子、阜城地域的军区兵力的意见，同时指出：所加强的兵力，除向庆阳设防警戒并肃清团匪外，“应以主要力量进行争取东北军工作，而不是向东北军突击或攻击”。

6月12日　在瓦窑堡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主要研究西南事变（即两广事变）及整个形势发展的问题。周恩来作关于西南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发言指出：时局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日本派兵到华北，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的势力退出华北，中国内部整个起了很大变化。帝国主义世界也起了变化，英国原是支持日本侵略中国的，现在变为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西北是抗日的大本营，西南事变的发动，对西北也起了作用。我们的口号，我们的重心是抗日，请蒋出兵，以扫除抗日阻碍。蒋介石在群众中还有欺骗作用。我们的办法是坚决驳斥胡适之[77]的亦即蒋介石的民族改良主义的言论，指出蒋介石的政策是卖国的政策。要广泛宣传抗日救国大会，以对抗蒋介石的国民大会。要使西南从不是武装民众抗日变为武装民众抗日。

同日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发表《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宣言对两广事变表示支持，提出要立刻召集全国抗日代表大会，并实现下列纲领：“（一）宣布对日绝交宣战，讨伐‘满洲国’，收回华北与东北失地。（二）取消一切中日间的不平等条约与卖国借款。（三）惩办丧权失地祸国殃民的汉奸卖国贼。（四）动员全中国海陆空军直接对日作战。（五）没收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的一切财产作为抗日经费。（六）保证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完全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七）成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八）联合全世界以平等待我的国家与民族，联合日本国内的一切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众。”

6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会议决定中央撤出瓦窑堡，并进一步讨论西南事变问题。

同日　关于东北军进攻瓦窑堡问题，和周恩来致电萧劲光、李富春转杨至诚[78]并告彭德怀，指出：“东北军分三路向瓦窑堡前进，今日其右路到平步塔，中路已过青化砭，左路似由下寺湾向上桥前进，估计明十五日可进至永坪、蟠龙、安塞之线。绥、清[79]敌人亦有配合可能。”“我军决定出瓦窑堡准备作战。”

同日　西方野战军决定发起西征第二阶段作战，以最大努力赤化占领区域，摧毁安边、定边、豫旺堡及豫旺城等支点，打击敌出扰部队，肃清民团。左路军（红一军团）在曲子镇、阜城、七营、上新堡等地区集结，向四周赤化，打击马鸿宾出扰部队；右路军（红十五军团）主力夺取豫旺县城，第二步以夺取韦州城为目的；中路军（红二十八军、红八十一师、骑兵团）主力第一步夺取安边。

6月15日　关于中共西北中央局及军委机关迁移问题，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宋时轮、宋任穷，阎红彦、蔡树藩，李富春、萧劲光并转杨至诚，指出：“估计到瓦窑堡迟早必失，我军决搬空瓦市，准备作战。中央及军委各机关准备移至洪德城、河连湾一带，其辎重先行，并以杨家园子及吴起镇附近为转运休息地点。”“中央此次准备迁移与抗战，并不改变利用目前西南事变，加速进行西北大联合的根本大计。在干部及群众中应解释，中央迁都是为着直接领导和巩固新的更大的西北根据地，是为着更便利于发展东西的游击战争，是为着更易于争取东北军，准备着新的回攻。”

6月19日　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彭德怀复电朱德、张国焘[80]并转任弼时，指出：“关于二、四方面军的部署，我们以为宜出至甘肃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域”，以避免引起回汉冲突，利于争取青海三马[81]，也利于以后东出陕南策应时局。

6月20日　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书，再次提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指出：“只要你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和苏区，立即动员全国对日抗战，并实现民主自由与制裁汉奸，我们和红军不独不妨害你们抗日，而且用一切力量援助你们，并愿和你们密切合作。”“我们随时都准备同贵党任何组织、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军政领袖进行关于合作救国的谈判。”并表示中共愿以全力支持西南诸领袖的抗日事业，并呼吁国民党立即将军队开入华北对日作战。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指出：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我们在东北军中的工作目标，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使东北军实行彻底抗日的纲领。超出这个范围的一切言论与行动，均在排除之列。

6月21日　国民党军高双成部乘虚袭击瓦窑堡。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率中共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安全撤出。

6月22日　红六军团到达甘孜县普玉隆，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会合。三十日，红二军团在甘孜县绒坝岔同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先头部队会师。七月二日，红二、红六军团齐集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主力会师。

6月23日　东北军进入瓦窑堡，红二十九军、红三十军撤离瓦窑堡。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及中央党政机关和军委各部开始西移保安，本日到达桑树坪附近。二十四日，到达凉水湾。

6月25日　就红四方面军行动问题，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询问：“何日开始北上？经何路？何日可达何处？敌情如何？我陕甘应如何策应？均请见告。”

6月28日　致电彭德怀并转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通报全国抗日反蒋形势，指出：全国形势的发展，“证明中央估计革命已走向了新的阶段，是完全正确的”。关于同南京政府谈判情况，指出：“南京以铁道部次长曾养甫出面答复我们的信已到，满纸联合抗日，实际拒绝我们的条件，希望红军出察、绥、外蒙边境，导火日苏战争。”

6月29日　关于打通同苏联的通路问题，致电彭德怀，提出：“从总的战略上看，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其他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而这一任务是必须一及十五军团担负。”红军接近苏联的通道有二：一是宁夏及绥远西，这一条路距离较近，人口经济条件较好，但不易造成根据地；二是甘、凉、肃三州[82]，这一条路能够造成巩固的根据地，但距离较远，某些区域人口稀少，行军宿营恐怕有些妨碍。红军出动的时机亦有二：一是夏天或秋天，如能解决渡河船只，这是最好时机；二是冬天，夏秋不成功则只好等候结冰。“不论采取哪一条路与哪一个时机，给马鸿逵以坚决的打击都是决定的条件。因此，请你考虑在七月下半月一及十五军团向金积、宁安[83]之间或宁安、中卫之间行动的问题，及在黄河抢夺船只的问题。”

7月1日　就今后战略方针和任务问题致电彭德怀：“我野战军行动方针应依你的计划，七月以赤化现地为目标，八月以迫近河边求战为目标，九月以后依情况决定。如外蒙能出兵策应并解送军械，我军又有渡河作战条件，则出宁夏最为有利，否则只好候冰期。如须等候冰期，则十二月以前我军活动区域除灵武、金积外，自当展及固原、海原、靖远地区，将三边、靖远之间完全赤化。那时东北军当无理北进，甘、宁之交当可巩固。”电报指出：我们与东北军关系现有进一步发展可能。为准备在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后不久，东北军能作政治军事上的发动（为策应西南甚宜早动），七、八两月须注大力于该部军、师、团三级的工作。派较得力的人分途去见军、师、团长，根据他们的思想程度与接受可能，向他们解释“抗日”、“反蒋”、“联俄”、“联共”等问题。“这个中层乃是枢纽，目前最为重要。”此电还通报，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当派红二十八军南下策应。

同日　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彭德怀等六十八位在陕甘根据地的党政军负责人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萧克及红二、四方面军指战员，庆祝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县会师。电报指出：“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的胜利的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地进军，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与苏联、外蒙打成一片，与全国抗日人民、抗日军队、抗日党派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组织人民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挽救中国之危亡，解放中华民族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西北的政治环境是很好的，二、四方面军北上之后，我们就有更伟大的力量来进行西北各民族、各党派、各武装势力的大联合。”“我们是准备着庆祝你们北上抗日的伟大胜利。”

7月5日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红二、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兼红二军团军团长，任弼时为政治委员兼红二军团政治委员，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治委员；陈伯钧为红六军团军团长，王震为政治委员。

7月5日—7日　和周恩来、张闻天在安塞召开会议，听取刘鼎关于东北军情况的汇报。会议要刘鼎放手大胆地工作，争取张学良；强调对东北军的政策不是瓦解、分裂或把它变成红军，而是帮助、团结、改造，使之成为抗日的力量，成为红军可靠的友军。

7月6日　电告彭德怀：“刘鼎来，布置了那边的工作，那边的工作大有希望。”“中央机关及红校在保安，军委后方各部在吴起镇，洛甫、恩来、我暂在安塞，若干天后去保安。”

7月12日　致电彭德怀：我昨天到保安，周尚在安塞。红二十八军恐须七月底或八月初才好南下，目前仍在原地执行任务待命。

7月13日　傍晚，步行至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外交部，看望本日到达保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84]，对他们来苏区访问表示欢迎[85]。

7月14日　关于西征战役的作战指挥问题，致电彭德怀：“（甲）在对敌两团以上兵力作战时，似宜集结更优势之兵力，期于一举消灭之。（乙）在作战条件不具备时，不妨再引退些，把敌诱至条件具备之情况下，以便一举消灭，这里须要更多的忍耐性。（丙）扩大与训练部队，使红军生息强大，造成将来战略上大举反攻之主要的条件。（丁）对何柱国指挥‘进剿’之全部东北军[86]，宜决定消灭其一部，这样做不会妨碍大局，反有利于大局。（戊）对西征以来的整个指挥，我都是同意的。以上各条，在你的过去部署中大概都包括了，现提出来，请特别考虑一番。”

同日　出席欢迎斯诺和马海德的欢迎会，并即席讲话。

7月15日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对哥老会宣言。宣言肯定哥老会自辛亥革命以来“光荣的事迹”，并指出：不管我们过去互相间有过怎样的误会与不满，我们现在都应该忘却抛弃，我们要在共同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下联合起来，共赴国难。“我们欢迎各地各山堂的哥老会山主大爷，四路好汉弟兄都派代表来或亲来与我们共同商讨救国大计”。

同日　会见斯诺，回答他关于苏维埃政府对外政策的提问。毛泽东说：今天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反抗日本经济和军事征服的斗争，这是在分析苏维埃政策时必须注意的主要任务。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而且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除了日本和那些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以外，所有国家可以组成反战、反侵略、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当中国真正获得了独立时，外国正当贸易利益就可以享有比从前更多的机会。苏维埃政府是欢迎外国投资的。我们要接受一切合法的外资来完成我们建设的计划，我们否认一切足以影响中国独立主权的外国投资，坚决反对一切政治借款。我们几万万的人民，一旦获得真正的解放，把他们巨大的潜在的生产力用在各方面创造性的活动上，能够帮助改善全世界经济和提高世界文化水准。一个独立自由的中国，对全世界将有伟大的贡献。

7月16日　自晚九时至次日晨二时，同斯诺谈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方针问题。毛泽东说：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这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至于战争能延长多久，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如果抗日统一战线有力地组织起来，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日本革命起来得快，则这次战争将迅速结束，中国将迅速胜利。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中国当前的任务是收复全部失地，不仅仅是保卫长城以南的主权，东三省是必须收复的。关于这次战争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是运动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针。

7月18日、19日　同斯诺谈苏维埃政府的对内政策问题。毛泽东说：在整个中国正面临着要变为日本奴隶的迫切关头，为着把一切爱国分子组成一个抗日的民族阵线，我们的政策，在许多方面已经改变了。从苏维埃运动开始以来，我们永远是欢迎知识分子参加的。一切自由职业者，均给予苏维埃市民的权利。小资产阶级、小商人等等，并给予政治权利。出身于资本家或地主家庭，但本人参加革命的，也给予苏维埃市民全部权利，而且能被选举担任官职。富农的土地是不被没收的，被没收的地主也给他们一份土地。小地主的财产不被没收。参加抗日运动的地主，给予特殊的看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只限于任何一个阶级的参加，也不可能在一个单独的战线上进行。一些资本家，一些银行家，甚至许多地主和许多国民党军队中的军官们，已经表示了他们为民族解放而战的志愿，我们不能拒绝他们在这个斗争中担负一种职务。甚至蒋介石，如果他一旦决定参加反日的抗战，我们也会欢迎他参加的。现在我们的目的，不能是社会主义，更不能是共产主义，我们要求的是全民族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即使实现了民主共和国，我们也不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大概不会像苏联那样快，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有着较长的和更困苦的路要走。

7月20日　致电彭德怀：何柱国集中五个师向我攻击，我军如何部署？如与之决战，须集中最大兵力方为有利。

7月21日　致电周恩来、萧劲光并告彭德怀，指出：红七十八师、红八十一师调豫旺，红二十八军调定边、盐池。现安边、靖边之线防御力量甚少，感吴起、保安之线颇受威胁。请周令红三十军飞速开新城堡。萧、赖[87]将吴起以北之部署情形电告。

7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土地政策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土地革命与反帝是中国革命主要元素，两个任务不能减弱。但在亡国灭种面前，同时提出两大任务不妥当。为了使民族战线扩大，因此应满足广大农民的需要。两个任务不同时提出，但都须解决。没收地主土地平均分配的原则，不能取消；被没收的地主，仍分给他一份土地，使他能够进行生产。会议决定发出《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指示指出：“为要使土地政策的实施能够实现清算封建残余与尽可能地建立广大的人民抗日统一战线的目的，需要进一步审查实施土地政策，并给以必要的改变。”指示作了十条决定，其中有：对地主阶级的土地、粮食、房屋、财产一律没收，没收之后仍分给耕种份地及必需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富农的土地及多余的生产工具均不没收；苏区内允许土地出租。

同日　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出：目前陕甘宁有一百五十余团兵力在蒋介石的命令压迫之下向我进攻。我们正动员全部红军并苏区人民粉碎敌人的进攻，迎接你们北上。“二、四方面军以迅速出至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时，即令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何柱国、毛炳文等部，取得三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伟大的局面。”

7月23日　同斯诺谈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苏联的关系问题。毛泽东说：共产国际不是一种行政组织，除起顾问作用之外，它并无任何政治权力。虽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员，但决不能说苏维埃中国是受莫斯科或共产国际统治。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的胜利中，它必须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决不能代表俄国人说话，也不能替第三国际来统治，它只能为中国群众的利益说话。毛泽东在回答红军何以能够胜利的问题时指出，原因有三：第一，红军是民众的军队，人民群众千方百计地支持它。第二，依靠共产党用正确的战略战术来领导。第三，红军的指挥员是能干、正确、聪明、忠实和真诚的。在回答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内革命的主要任务时指出：中国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因此首要工作是调整土地问题——实行土地改革。

同日　关于地方武装集中与分散问题致电彭德怀，指出：“地方武装分散与集中并用的原则，分散以到班为止，集中以到独立师为止，中间有排、连、团的各种形式，依照敌情与苏区巩固的程度而适宜配置之。在敌情严重及苏区尚未巩固之时，应偏重于分散配置。”“过去中央苏区与今年春季陕北苏区采取过于集中的配置，致使县、区、乡失去了自卫武力，县、区、乡的党与政府失去了指挥游击战争的能力，在敌人进攻时便变为不利于我们。”“请考虑独立师的分散配置及其他地方武装不过分集中的问题。”

同日　致电彭德怀：部队[88]集中之后，宜作十天训练计划，军事政治的突击，即以此为对何柱国作战的准备。十天后如果还没有良好作战机会，则再训练十天。目前休息、训练是主要要求。

7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统战联络工作和上海党组织的工作。毛泽东发言指出：上海的工作是有进步的，对他们的指示，着重点在建立更广泛的统一战线，但须分清敌友。对一切可能同情我们的应大大地开门，但对真正的法西斯分子是应该关起门来的。对文化界的矛盾，也应注意，并要好好说服他们。对他们的指示信，不要太简单。对华北方面，也应去一封信。华北工作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但对他们的弱点，同样亦应给予指出。会议决定成立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以王稼祥、李维汉、杨尚昆、林育英、吴亮平、秦邦宪、张闻天为委员，由王稼祥负责。

7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工作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这个时期的工作委员会有很大的进步，可谓很好的模范，请恩来同志写出一篇文章来。过去我们确定的工作方针是：第一，在西边建立根据地；第二，在东边开展游击战争；第三，建立联合战线。以后的工作方针还是这三条，但次序要变更，把建立联合战线放在第一位。对东北军，对杨虎城部队，对南京部队，都要建立工作委员会。最重要的是庆阳方面，这里敌军多，应广泛地去联合他们。建立联合战线的工作，应大家出马，不应关起门来。不仅注意上层，还应该抓紧中级的工作。红军的行动应配合这一工作。在目前，要注意蒋介石的进攻。会议决定：成立白军工作部，由周恩来负责；派林育英去庆阳方面，负责西线工作。

同日　和周恩来、杨尚昆致电彭德怀并转左权、聂荣臻、朱瑞，徐海东、程子华、王首道，宋时轮、宋任穷[89]，萧劲光，李富春，刘晓，指出：“两个月来，西方野战军以其坚决机动的指挥与英勇牺牲的战斗，完成了在西方创造根据地的任务[90]。东方的游击战争是坚决地持久着，南方的统一战线是发展了。中央与军委三大战斗任务，已经完成第一阶段的要求。”“目前情况是蒋介石压迫西北各派军队，为了阻止我野战军的发展，为了阻止一、二、四方面军的会合，为了摧毁苏区，指挥何柱国、马鸿逵、汤恩伯、杨虎臣[91]等对我野战军、陕甘宁及陕北进攻，并部署王均、毛炳文等对二、四方面军阻拦。”“我们的任务是继续执行三大任务，争取三个任务在第二阶段上的胜利。在西方是打破马、何进攻，猛力扩大红军，巩固根据地。在沈克[92]、马鸿逵、何柱国三个集团中进行统一战线，并把统一战线的任务提到比较其他任务在政治比重上更加高的地位，虽然打破进攻是野战军目前的中心任务。在东方亦是把争取汤、陈、二高[93]加入统一战线作为第一任务，同时继续游击战争的坚持，以保老苏区。在南方，最主要的是发展统一战线于杨、王、刘[94]各部中。综合这些任务，在第二阶段上完成，就能使我们更有力量地迎接二、四方面军的北上与完全会合，更有力量去造成西北大联合与打通苏联，使得我们有一切优良条件去准备打破蒋介石在两广问题结束后可能增加兵力到西北的阴谋，与争取迅速对日作战。”

同日　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朱德、关向应、贺龙、徐向前、王震、陈昌浩等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

7月28日　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对红二、四方面军行动情况颇为悬念。电报说：“不知粮食够用否？目前确至何地？八月中旬可出甘南否？两广[95]因无革命决心与内部不巩固发生内变，然而全国革命高涨的基本形势没有变化。西北统一战线有了进步，三个方面军会合之后即能引起西北局面大变化。兄等行军情形盼时告。”

7月3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白区工作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白区工作，在政治策略的影响方面有很大成绩。现在要加强组织建设，使之能担负起政治任务。目前白区工作在组织上很有发展的线索，据外来的同志说，在许多地方有很多大革命时期的落伍分子，现在又积极地肯干起来。他们过去没有犯什么罪，错误是声明过一下，尽可利用他们去做工作。西安周围、渭水南北，都有党的组织，应去发展扩大。各方面的工作，都须有党的组织才有力量。目前外面情报，只有军事情报，没有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情报，这是因为没有归党去进行。外交工作，原则上要建立独立系统，分清责任，限于政治军事方面的外交。会议决定，毛泽东负责对东北军及整个统战联络的领导工作。

8月1日　致电彭德怀：“目前情况下，野战军似宜以休养生息为主，如无充分有利的作战条件，不妨以八月全月为整训时间。从政治的军事的党的各方面进行有计划的教育，务达到一定的进度。一面派出人员从陕甘宁全省进行扩红，后方医院进行治疗改善，以便在八月增加兵员。团以上高级干部宜有特别的教育计划，为将来计，高级干部教育占了特别重要地位。高级干部教育内容主要的是学习政治。”电报还指出：如果我们在八月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成绩，到九月份同红二、四方面军南北夹击夺取陕甘大道的战斗，就将更有力量进行了。

同日　和周恩来、彭德怀签署通令：命令除红军大学及总政治部直属毛泽东指挥外，所有红二十九军、红三十军各直属独立部队，各省军事部，军委各部门，后方各机关，统归周恩来指挥。任命红军大学校长林彪兼志丹城卫戍司令。

同日　和周恩来、彭德怀连致两电给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通报朱绍良[96]、王均等布防和封锁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路线的情况，并提出红二、四方面军的行动部署。电报说：四方面军到包座略作休息，宜迅速北进，二方面军随后跟进，到哈达铺后再大休息，以免敌人封锁岷西线，北出发生困难。包座到哈达铺五百里有险隘五六处，宜选精锐二千余人以机敏坚毅之首长率领向前开路。最好除此路外再在西边选一条直达岷州附近之路，分两路北进较为妥当。

8月3日　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热烈欢迎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指出：“接八月一日电[97]为之欣慰。团结一致，牺牲一切，实现西北抗日新局面的伟大任务，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已将你们的来电通知全苏区红军，并号召他们以热烈的同志精神，准备一切条件欢迎你们，达到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

8月5日　为《长征记》征稿事，和杨尚昆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出信函，说：“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同时，又向各部队发出电报：“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于九月五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

8月9日　和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就目前形势和战略方针问题致信张学良：“根据二、四方面军北上、西南事变发展、日本对绥蒙进攻等情况，我们认为兄部须立即准备配合红军选定九、十月间有利时机，决心发动抗日局面，而以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为基本战略方针。”信中指出：蒋介石一解决西南问题，就有极大可能进攻西北。“无论如何兄不要再去南京了，并要十分防备蒋的暗害阴谋。目前此点关系全局，卫队的成分应加考查，要放在政治上可靠的干部手里。”

8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等问题的报告，并作结论。报告说：蒋介石依靠日本、出卖投降的基本战略没有改变，但他准备开国防会议，实行局部的对日作战等，战术有所改变，而战术的改变有可能影响其战略的动摇。两广事变虽然遭到挫折，但它使蒋介石内部裂痕加深。蒋介石过去让出东三省，镇压群众，不同我们往来。现在改变了，也说统一战线、国防政府，要同我们往来，这是为了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日本的退让，以巩固他的统治。我们愿意与南京谈判，现在还是这个方针。在今天应该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我们可以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在许多策略方面要有所改变，但是一定要停止“剿共”，一定要实行真正的抗日。报告指出，创造西北国防政府，红军与东北军正在协商中，两方面都要做艰苦的努力，在东北军要加强政治工作，在地方应加紧巩固工作。报告认为，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对于打通苏联，保卫苏区，统一红军领导，都有很大的意义，应极力地欢迎红二、四方面军，并使他们完全在中央领导之下。毛泽东在结论中进一步指出：民众抗日已经冲破蒋介石的压迫，但是还没有冲破蒋介石的最高界限，即还没有实现民主。蒋介石总是说先统一，我们则要求他先给抗日的民主。“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现在已不适合，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同时要注意提高对同盟者的警戒性，保持党的独立性。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决定公开发表宣言，专门写一封信给蒋介石。

8月11日　致电刘鼎，请他同张学良商量：红二、四方面军即出岷州、陇西之线打毛炳文，速乘此机调固原两师入兰州，我一方面军可不打固原。望派飞机到肤施接潘汉年，以便快晤张学良。

同日　致电彭德怀等红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军将领，要求广泛宣传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胜利，指出：“我二、四方面军前锋已抵哈达铺及西固[98]附近，西岷大道被我切断，毛炳文、王均、鲁大昌[99]惊慌异常，我三个方面军会合之势已成。这一空前的伟大胜利，将兴奋着全苏区全中国的广大群众和同情我们的武装部队，将震惊着我们的敌人。望即根据上次军委总政的电令，分别在部队中、地方群众中广大宣传，并以扩大部队，训练部队，培养干部，争取胜利，巩固苏区，争取白军，联合苏蒙，共同抗日，保卫西北，庆祝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胜利，庆祝三个方面军大会合等为中心口号，来作庆祝胜利的动员。”

8月12日　和张闻天、林育英、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彭德怀、何凯丰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提出关于今后战略方针的建议：“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有配合甲军[100]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由此任务之执行以配合并推动全国各派统一战线，达到大规模抗日战争之目的。”电报提出对南京的策略为：“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地分别地进行谈判。依据过去与南京谈判的基础，在忠实进行抗日准备，实行国内民主与实行停止‘围剿’等前提之下，承认与之谈判苏维埃、红军的统一问题。”“继续停战议和请蒋抗日的号召，目前阶段实行他不来攻我不去打，目前不出河南；他若来攻，则一面坚决作战，一面申请议和。”“在抗日进军路上，遇到蒋介石部队和其他部队，实行先礼后兵政策。”“一切统一战线的谈判，以忠诚态度出之。”

同日　和周恩来、杨尚昆致电彭德怀等红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军将领，提出“为加强统一战线的活动与争取白军工作，需要从前线俘获的白军官兵中施以着重的政治教育并特别优待，以便训练出一批可以奔走各方的人才，至少可做联络交通”。

8月13日　致信杜斌丞[101]，希望他进一步推动杨虎城参加抗日联合战线，对西北各部亦望他大力斡旋。

同日　致信杨虎城，对杨同意联合战线表示欢迎，告以派张文彬[102]奉诚拜谒，提出：“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盘之策划。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

同日　致电彭德怀，提出：红一方面军八月至九月中旬仍以训练生息为宜，同时求部分扩红，巩固现有根据地，形成强有力的中心力量。准备九月中旬以后向西出动一步，仍以休养、训练、扩红、扩地为目的，对东北军何柱国、董英斌二部放弃打的企图，全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当红二、四方面军甘南任务完成，九、十月间北上时，红一方面军便以军容整壮之姿态与之会合于固原、海原地区。

同日　就红四方面军的行动部署问题，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如能攻占岷州城，则打马、打毛、打王[103]，均十分有利，战略上大占优胜。万一攻不开，则围城打援。毛炳文现正以一部从陇西增援，是消灭他的好机会。朱总司令宜派人去见王均、曾万钟[104]，彼等孤危，不难收效。城内鲁大昌亦宜派人，允许放他向临潭跑。”

8月14日　分别致信韩复榘、张自忠、刘汝明[105]，呼吁组成抗日联合战线，并告以派同志前去拜谒，“乞赐接谈，如承不弃，予以具体进行办法”。

同日　致信宋哲元[106]，称赞他情殷抗日，希望他及二十九军，一面联合华北人民群众，作实力的准备；一面恢复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西北军光荣历史时期曾经实行的联俄联共政策，一俟时机成熟发动大规模的抗日战争。

同日　致信宋子文[107]：“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弟等频年三呼吁，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外对内方针，目前虽有若干端倪，然大端仍旧不变，甚难于真正之联合抗日。”“先生邦国闻人，时有抗日绪论，甚佩甚佩！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一九二七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则非惟救国，亦以自救。”

同日　致信傅作义[108]，指出：“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亟望互派代表，速定大计，为救亡图存而努力”。

同日　致信易礼容[109]，指出上海工人运动国共两党宜建立统一战线，希望他努力促成之；询问李达夫妇情况，谈到读了李达之译著，甚表同情，有便乞为致意。信中还说：“闻兄之周围有许多从前老同事，甚为怀念他们，希并致意。希望你们能发展一个有益于国有益于民的集体力量。”

同日　致信王世英[110]并转刘少奇[111]：必须向宋哲元及二十九军继续做工作。韩复榘、傅作义、阎锡山、张自忠、刘汝明、商震[112]六处，一有机会，即须接洽。“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千万注意。”

8月18日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中央财政部部长林伯渠发出关于筹款的训令。训令指出：根据最近中央对于土地政策的新决定，对于地主，只要他不反对抗日红军，应避免用没收办法，而以募捐的方法使其尽量拿出金钱、粮食和物品，宁可少没收一家，不可错没收一家。在筹款中，必须注意经济政策，没收地主的商店固然不对，没收一般的商店尤不容许。在苏维埃法律范围内，给商人以适当的保护。在不损害商业的条件下，向富商作深入的救国宣传，进行募捐运动，筹得抗日经费。

8月19日　和杨尚昆致电彭德怀、刘晓，就改哥老会为江湖抗日救国会问题，提出：我们对哥老会是以统一战线的策略争取其大多数到抗日战线上来；不应勉强使回人哥老会加入汉人哥老会，也不应勉强将他们合并，必须坚持回人事情由回人自己处理的原则。

8月22日　就红一、二、四方面军的战斗部署问题，电询彭德怀：“假如以四方面军待机独立攻青海，一方面军独立攻宁夏，而以二方面军位于中央（例如在岷州、静宁、天水地区）钳制敌人，策应两方，估计能达占青、宁两地之目的否？主要的是一方面军有独立战胜宁马[113]之把握否？”“如以二方面军位于陕甘大道附近钳制毛、王、何[114]，看一、四两方面军分攻宁、青之第一步战果，再定增加与否及向何方增加，距离与时间上来得及否？我觉得如果冰期在两月以上，则增加是来得及的，判断合于事实否？”

8月2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肯定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对于外交政策的新解释“较之过去是有了若干进步”，但“基本上依然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要求”。《致国民党书》郑重宣言：“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在全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的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并在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我们“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

同日　致电潘汉年[115]：同南京进行具体的进一步的谈判，以期在短期内成立统一战线，这是我们进行整个统一战线的重心。应于接电后七天内回到保安，领受新的方针，再以七天至十天到达南京开始谈判。

同日　和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致电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陈绍禹：为着避免与南京冲突，为着靠近苏联，为着保存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这一带布满着为红军目前技术条件所不能克服的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希望苏联方面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非多兵久驻之地。目前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只有占领宁夏才能改变这一情况。否则，只好把三个方面军的发展方向放到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待明年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的计划。而这种做法，对我们非常不利，将造成许多损失。

同日　和周恩来、彭德怀发出关于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及红二、四方面军任务的训令。训令规定：在九至十一月，我二、四方面军的任务是在甘南活动，消灭毛炳文、王均部，发展苏区，准备冬季新的行动。我西方野战军九至十一月的任务是，消灭二马部队于运动战中，在不付过大代价条件下，克服若干必要的城寨，占领海原、打拉池、同心城及其以北地区；从发动回民群众斗争之中，争取回民大量加入主力红军；发展西北苏区，保障定边、盐池、豫旺苏区，策应红二、四方面军作战。三十一日，西方野战军由豫旺堡南北地区向西出动，迅速控制了中宁至固原大道以西、海原以东地区。九月十四日，又占领将台堡和打拉池。红二方面军于九月十一日从哈达铺附近出动，至十九日，先后攻占成县、徽县、两当、康县等地。红四方面军则在九月七日前攻占漳县、临潭、渭源、通渭四座县城，以及岷县、陇西、临洮、武山等县的广大地区。

8月26日　就红军大学教学问题致信校长林彪，指出：“三科的文化教育（识字、作文、看书报等能力的养成），是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如果学生一切课都学好了，但不能看书作文，那他们出校后的发展仍是很有限的。”信中提出，应把文化课更增加一些，增加到全学时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在定期检查时，把文化作为重要的检查标准之一。

同日　致电潘汉年，指出：“因为南京已开始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张学良“继续保持与南京的统一是必要的”。

8月27日　和周恩来、杨尚昆致电彭德怀、刘晓，聂荣臻，程子华等，要求西征军目前抓紧对马鸿逵、马鸿宾的争取工作。

8月30日　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出：日本向绥远有急进之势。全国民众抗日运动有更大发展。南京抗日、联日两派斗争颇烈。估计蒋介石在西南问题解决后出兵到西北，尚有两个月左右时间。蒋介石有于西南问题解决后分化东北军撤换张学良的企图。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一）迫蒋抗日，造成各种条件使国民党及蒋军不能不与我们妥协，以达到两党两军联合反对日本的目的。（二）紧密地联合东北军，并进行西北其他各部的联合谈判，造成西北新局面。（三）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准备冬季打通苏联。（四）发展甘南作为战略根据地之一，同时巩固与发展陕南苏区，使之成为另一战略根据地，与陕北、甘北相呼应。（五）迫使胡宗南部停止于甘肃以东。”

8月底　致信王以哲：蒋介石的政策开始有若干的转变，“南京国民党左派之开始形成，实为近可喜之现象。蒋氏及国民党果能毅然抛弃过去之政策，恢复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停止进攻红军，开放各派党禁，弟等极愿与之联合一致，共同担负抗日救亡之事业。双方谈判现将进至比较具体的阶段，虽何时成就尚不可知，然希望实已存在。倘能达到成功之域，对贵我双方之合作事业自有极大之便利也”。信中认为，王以哲等“仍宜严密警戒，十分团结自己的团体，预先防止东北团体中某些居心不正分子的乘机捣乱，则以全国与西北的有利形势，以东北军与红军的联合力量，决不怕外间若何之风波也”。

9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示说：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

9月3日　致信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第十七师师长孙蔚如，指出：贵我双方彼此接壤咫尺，同是中国人，何嫌何仇自相煎灼！“自即日起，双方即应取消敌对行为，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同时允许经济通商，保证双方来往人员之安全。”

9月4日　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介绍陕西、甘肃、宁夏各苏区情况，指出：陕甘宁苏区，版图颇大，东西长约一千二百余里，南北亦六百里。现有盐池、定边、靖边、安定、安塞、延川、保安、环县、豫旺九城在我手中。各县地形山多、沟深、林稀、水缺、土质松，人户少，交通运输不便，不宜大部队运动，物产一般贫乏，不能供给大军久驻。神木特区，东西长二百余里，南北约三百余里，游击战争颇发展。关中苏区，南界距西安九十里，中部、三原、庆阳等十县的乡村已连成一片，县城非我所有。陕南苏区发展至二十余县，部队约二千人。

同日　致电西安刘鼎即转潘汉年，告以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方面的谈判代表已到，为了讨论整个统一战线问题及西南问题，请潘汉年动身回保安。

9月7日　致电宋时轮并转贾拓夫[116]：我们委任回人马怀蔺为西北抗日救国军第一路游击司令。马为哥老会首领，在宁夏有群众，应优待和帮助他。马由保安到定边，需沿途派兵接送。十日，再电贾拓夫：马怀蔺到定边后，要经常以开会方式同他讨论，争取马部军队，争取宁夏军队、群众及组织游击队，并详细调查宁夏的军事、政治、经济、地理等各方面的情况。

同日　致电刘鼎：前电请你买军事书，已经去买否？现红校需用甚急，请你快点写信，经南京、北平两处发行军事书的书店索得书目，择要买来，并把书目付来。

9月8日　和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出：“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二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三月南京有人来接洽，我们提出一般的条件再往南京。六月、八月南京又有两次来件。八月上旬政治局讨论了对南京的方针，大体见以前给你们的电报，然而我们的估计还是不足的。八月下旬国际有进一步指示。目前我们的联络代表又已出去向南京接洽，双方正式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问题，依情势看有成就之希望。”“你们不要提出‘打倒中央军’及任何中国军队的口号，相反地要提出‘联合抗日’口号。”“你们提出的出川、陕、豫、鄂方案，是一种向南京进攻的姿势，只在不能出西北及与南京谈判决裂之时，才是可行的与必须的。”

同日　致电彭德怀，告知红二、四方面军行动计划和统战工作进展情况：红二方面军出两当、徽县，扩大占领区域，相机消灭王均。红四方面军在岷县、临潭、渭源、漳县、陇西、武山地域，一部出通渭、静宁。林育英率一组人在曲子主持统战工作，由周恩来指挥。南京代表来而复去，约主要负责人见面，有成就希望。李宗仁、白崇禧有代表来华北，我们有人去南京。

同日　致信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阅报知尚斤斤于‘剿匪’，无一言及于御寇，何贤者所见不广也！”“‘开发西北’、‘建设西北’、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办法则不可。日本帝国主义正亦有此大志，正用飞机大炮呼声动地而来，先生欲与之争‘开发’，争‘建设’，舍用同样之飞机大炮呼声动地以去，取消它那一边，则先生之‘开发’、‘建设’必不成功”。信中希望邵力子去旧更新，重整《觉悟》[117]旗帜。

同日　致信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军副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王均：“从井冈山就同先生打起，打了十年，也可以休息了！”“两党合作之局既为时不远，双方前线宜尽可能减少冲突。如何之处，敬候卓裁。”

同日　致信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军总司令、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两党两军之间，无胶固不解之冤，有同舟共济之责。”望抛嫌释怨，以对付共同之敌。“尚祈致意蒋先生，立即决策，国事犹可为也。”

同日　致信国民党军第三十七军军长毛炳文：“红军北上为抗日，此外悉无所求，先生断乎不可以恶意抗拒。”“已电告甘南甘北部队，在贵军不过为已甚条件下，不与先生以困难。如先生赞同一致抗日之议，可随时派人与前线红军首长协商。”

9月10日　和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指出：胡宗南、毛炳文、王均部三个师准备向通渭进攻，红四方面军通渭、庄浪部队宜向西迫近秦安游击，迟滞敌军，掩护红二方面军提前北进。红二方面军速通过通渭进至界石铺、通渭之间休息，准备经界石铺转静宁、固源、隆德之间。同日，又致电彭德怀并告左权、聂荣臻，要红一军团第二师速转移至静隆大道，相机袭占庄浪，迟滞胡宗南、王均部进攻通渭，以便红二方面军转移至通渭以北地域休息。

9月11日　和周恩来、秦邦宪致电彭德怀、刘晓、李富春：同意富春办法，组织流通图书馆。明日开始寄第一次书十本，先交富春停三天，转寄彭德怀、刘晓停一星期。各同志务须按时寄回，以免散失。以后将一星期或十天寄一次。

9月13日　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并任弼时、贺龙、刘伯承：红四方面军宜迅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的隆德、静宁、会宁、定西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不让胡宗南占领该线，这是最重要的一着。我们已派一个师向静宁线出动，滞阻胡宗南西进，以便于红四方面军出陇定大道，并准备作战。

9月14日　就占领宁夏的部署问题，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拟作如下部署：红一方面军主力，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开始从同心城、豫旺之线攻取灵武、金积地区，以便十二月渡河占领宁夏北部；红四方面军以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阻止胡宗南西进，十月或十一月初进取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之线，以便十二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红二方面军在陕甘边积极活动，吸引胡宗南于咸阳、平凉之线以南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互相策应；由陕北派出游击支队至泾水以南活动，牵制胡宗南的侧后。“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断，并不使妨碍尔后一、四两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动。当一、四两方面军夺取宁夏时，二方面军仍在西兰大道以南，包括陕甘边与甘南，担负钳制敌军之任务。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在这一对于中国红军之发展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发动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行动中，三个方面军须用最大的努力与最亲密的团结以赴之，并与甲军取得密切之配合。”

9月15日　和周恩来、杨尚昆致电彭德怀等红一方面军负责人及陕甘宁省委负责人，指出：九、十两月须用全部精力进行宁夏的军队运动与回民哥老会运动，务必取得决定的成绩。所有各兵团领导及政工人员，务必克服对统一战线及回民工作认识不足、教育不力、工作不切实的弊病，必须选拔与指定多数得力干部担任此种工作。

9月15日、1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目前政治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发言，着重阐明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和建立民主共和国问题。他说：民族资产阶级在大革命时参加过革命，一九二七年叛变了革命。现在，由于经济危机的加深，日本的压迫，买办资产阶级在南京政权占据了绝对优势，民族资产阶级有转变到革命方面的可能。事实证明，只有共产党有力量领导抗日统一战线，但这样的领导是要争取，现在正在争取。国民党也正在争取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中间阶级有成立新的政党的可能，他们有广大的群众，但他们是动摇的，我们应当争取他们。大革命时，我们同资产阶级实行联合，这是世界上第一次，那次联合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现在重新与资产阶级联合，更应该由我们领导，这样才能实现抗日的胜利。要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加紧对南京以外各党派的统一战线工作，更能逼蒋走到抗日。我们改倒蒋为批蒋，改反蒋为联蒋，而我们的警戒是不能放松的。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建立民主共和国是当前的任务。民主共和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不是国民党所说的西方现代国家，它是有资产阶级参加的工人农民的国家。一旦民主共和国建立起来，我们应该参加，但要保持共产党政治上的独立性。民主共和国一定要在群众运动、红军和苏维埃不断扩大的条件下，才能建立起来。毛泽东还批评了过去中央苏区在组织问题上的宗派主义错误，指出对“罗明路线”、对萧劲光等人的处理是错误的，不让瞿秋白随军长征也是不对的。十七日，政治局作出《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指出：“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最好方法，也是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扩大与巩固共产党，保障共产党政治上组织上完全独立，和内部的团结一致性，是使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与民主共和国得到彻底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

9月17日　致电彭德怀：“胡宗南全部到西安，正陆续西运，甚速。已连电朱、张速以主力进占界石铺。为配合打击胡宗南，似有以我一军团一部向固原南部及西南部出动之必要。而在一二日内聂率之第一师宜集中行动，配合策应于静隆大道北侧，向大道绕击，阻滞胡敌西进，同时以利我四方面军北出界石铺大道。”同日，和周恩来、彭德怀再电朱德、张国焘：我第一师已到静宁、会宁北端的单家集一带，红四方面军主力务须在三天内进占界石铺及以西地段，否则胡军乘汽车将在二三日内控制界石铺。

9月18日　致信宋庆龄，对她自武汉分共近十年来的革命救国言论和行动，表示敬仰。希望她利用国民党中委的资格作具体实际的活动，以“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信中说派潘汉年前来面申组织统一战线的意见，与她商酌公开活动的办法，并请她介绍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118]等与潘汉年面谈。

同日　致信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119]，提出：要达到实际地停止国民党军队对红军进攻，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信中还说：“我相信我们最近提出的民主共和国口号，必为诸位先生所赞同，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民主分子实行真正抗日救国的最好方策。”

9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夺取宁夏问题。毛泽东发言说：今天讨论一个军事问题，就是夺取宁夏，大体计划已定下来了。夺取宁夏是打通苏联、发展红军、开展西北局面和对日作战的枢纽。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围绕这一环。夺取宁夏的胜利，对开展局面有决定的意义，陕甘亦可巩固。宁夏堡垒比较多，如果没有群众工作，专靠硬打是不行的。在这里，白军工作、哥老会工作、回民工作是整个战略计划的一部分。加紧十一、十二两月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决定成立宁夏工作委员会，李维汉为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并以叶参谋长名义指挥军事。对于马鸿逵，要坚决、迅速地消灭之。我们总的策略是联合一切，但不联合马鸿逵，要估计到马鸿逵是绝对无联合可能的。对于土豪，目前一切不打。以后在不妨碍军事行动时，原则上不打，但在红军需要时、群众需要时，也可以打，并要估计到一切土豪没有不站在马鸿逵方面的。

同日　就夺取宁夏、打通苏联的问题，和周恩来、彭德怀复电朱德、张国焘并致任弼时、贺龙：“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因宁夏是陕、甘、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地区后给我们帮助，没有说甘西。”宁夏气候比绥远、青海、陕甘北部及甘西较暖，且是产大米区域，在西北为最富。红四方面军占领宁夏南部后，应顿住几个月，待明年春暖再攻甘西。“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上，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一瞬间，则拒止胡军把一、四两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一环。时机迫促，稍纵即逝，千祈留意，至祷至盼。”

9月21日　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复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贺龙、任弼时、刘伯承、关向应：统一指挥十分必要，我们完全同意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四同志的意见[120]。周恩来因准备去南京谈判，以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六人组织军委主席团，指挥三个方面军。主席团地点暂在同心城附近为宜。

9月22日　致信蒋光鼐、蔡廷锴[121]，提出：“为达推动全国（包括南京在内）进行真正之抗日战争起见，特向先生及十九路军全体同志提议，订立根据于新的纲领之抗日救国协定[122]，拟具草案八条借供研讨，并祈转达陈真如[123]先生及十九路军各同志。如荷同意，即宜互派代表集于适当地点正式签订。”

同日　致信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124]，指出：目前抗日救国大计必须进入具体实际的阶段。蒋介石氏及中国国民党一律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实为真正救国政策的重要一着。贵我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实属绝对必要。对贵方所提草案各条，提出敝方意见，略有修改，如荷同意，即祈诸位先生签名盖章，即成定案。如有尚待磋商之处，即祈惠示，往返商妥，再行确定。

同日　致信于学忠[125]，介绍彭雪枫[126]去申述中国共产党的联合救国之旨；指出“西北停战议和，首先贵我两军停止自相残杀，实为刻不容缓”。

同日　致信蔡元培，希望他持抗日救国大义，起而率先，“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撤废其爱国有罪卖国有赏之亡国方针，发动全国海陆空军，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精神，拯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于水深火热之境，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召集人民选举之全国国会，建立统一对外之国防政府，建立真正之民主共和国，致国家于富强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

同日　朱德致电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刘伯承，指出：张国焘不同意静会战役计划，拟根本推翻。“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127]的，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

9月23日　在保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访问，主要谈联合战线问题。在解释共产党对国民党政策的改变时说：主要有三个因素影响这种改变，第一是日本的严重侵略，如果不同国民党合作，我们对日抗战的力量是不够的；第二，中国的民众和许多爱国的官员都渴望国共两党为抗日救国而重新合作；第三，国民党内的许多爱国分子也赞成同共产党重新联合。为了实现这一联合，一定要建立一个民主共和政治制度和国防民主政府。这个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一）抵抗外敌侵略；（二）给予民众以民主权利；（三）发展国民经济。在回答实行联合战线，共产党是否放弃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时说：这要由反日运动的发展来决定。如果不救济农民，反日纲领是不能实现的。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性质，它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反对帝国主义，但并不反对现在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同日　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致电朱德、张国焘并告贺龙、任弼时：已照来电向部队大动员，拥护与庆祝会合胜利，并通知全党全军注重当前的政治任务，对过去争论一概不谈。林育英俟朱、张到达界石铺大道即动身来前方。

同日　致电刘鼎：我党与南京谈判条件已交潘汉年带来西安。张学良从中斡旋甚好，迅速达成和平统一，国家民族之福。蒋介石向西北进攻，我方已有相当准备，立于防御地位予以打击，促其觉悟。

同日　致信李济深，希望他和李宗仁、白崇禧派遣政治上负责人员来陕，能有专人常驻，沟通情意。信中说：“国难如斯，非有几个纯洁无私之政治集团及许多艰苦奋斗之仁人志士为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中坚，伟大的反日统一战线之真正完成与坚持斗争，是不能容易达到目的的。”

9月24日　致电彭德怀并告聂荣臻：接朱德来电，张国焘又动摇了北上方针，我们正设法挽救中。为使胡宗南不占去先机，请加派有力部队南下交红一军团指挥，增兵界石铺并分兵至隆德、静宁大道游击，至要。

同日　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再次表明同张国焘之间的争论应该一概不谈，集中全力与团结内部，执行当前军事政治任务。电报说：胡宗南部陆续入陕，企图压迫与削弱红军，隔断中苏，隔断东北军与红军，然后强迫我们就范，成立妥协。我们的对策：第一步骤似应集合三个方面军于静宁、会宁、定西一线及其南北，给胡宗南以相当打击，使其不能达到隔断红军、各个击破的企图。第二步骤以两个方面军占领宁夏，以一个方面军控制胡宗南，占领宁夏是整个政治军事上极重要一环。至于第三步骤则在占领宁夏之后，那时我们已得远方帮助，处于有利地位，分兵略取甘西、绥远，乃至重占甘南均甚容易。电报还说：红一方面军一师已占领界石铺，红四方面军宜以先头师迅速进入，余部陆续北上。

同日　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复电任弼时：“中央内部的团结一致，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必要条件。”“当前政治的军事的总方针，已为大家所同意，则中央内部的团结已有充分保障无疑。关于统一指挥等问题，正依照你们的提议等待国焘同志等北上商讨一切。”

9月25日　致电彭德怀并告聂荣臻：“四方面军决心向西，从永靖渡河，谋占永登、凉州，其通渭部队二十四日撤去。据云渡河后以一部向中卫策应一方面军占宁夏。此事只好听他自己做去。”电报强调目前阻止胡宗南西进仍属重要，界石铺仍应确保于我手中。同日，又电彭德怀：“四方面军既向西，应考虑何时由何地策应二方面军北上问题”。

9月26日　致电彭德怀：“国焘动摇，老总[128]曾有电来表示很不满意，说到漳县与张等开会，但结果仍是西进。其参谋长周子昆电告，部队已动，在通渭者二十四日撤，其部署是经永靖渡河向乐都进。他们有造船工人，据云渡河不成问题。但我所虑者，毛、胡[129]将先据乐都，且将先据永登、凉州，遮断其西进路。所谓一部出中卫策应，恐是空中楼阁。”

同日　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秦邦宪致电任弼时、贺龙、刘伯承：“请你们向国焘力争北上计划之有利，西进将被限制于青海一角，尔后行动困难，且妨碍宁夏计划。”本日，又和林育英等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四方面军有充分把握控制隆、静、会、定[130]大道，不会有严重战斗。一方面军可以主力南下策应，二方面军亦可向北移动钳制之。北上后粮食不成问题，若西进到甘西则将被限制于青海一角，尔后行动困难。”

同日　致电刘鼎，提出不要买普通战术书，只要买战略学书、大兵团作战的战役学书，中国古时兵法书如《孙子》等也买一点。张学良处如有借用一点。

9月27日　和周恩来、彭德怀复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131]并致贺龙、任弼时、刘伯承，告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关于坚持四方面军执行北进方针的意见，指出：“中央认为：我一、四两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一、四两方面军合力北进，则二方面军可在外翼制敌；一、四两方面军分开，二方面军北上，则外翼无力，将使三个方面军均处于偏狭地区，敌凭黄河封锁，将来发展困难。”“中央认为，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九月十八日之部署[132]，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从靖远渡河，一方面军跟即渡河，或合力先取宁夏，或分途并取宁夏、甘西，二方面军仍在外翼制敌，则万无一失。”复电强调说，务请顾及整个局势，采纳北上方针。本日，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中央明令已下，请速令通渭部队仍回占通渭，其余跟即北上。”二十九日，红四方面军总部重新发布北进命令。

同日　关于同南京进行谈判问题，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指出：“南京内部已起变化，民族资产阶级与上层小资产阶级均与以前不同，所以我们重提国共合作，力求停止内战，以便真正抗日，这是当前唯一正确方针。恩来准备出去，仍应南京要求，实亦有此必要，因七个月来，往来接洽者均次要代表，非负责人不能正式谈判。”

9月28日　致电彭德怀并告聂荣臻：朱德、张国焘来电说“停止西渡转向北进，先头师十月四日可到通渭，八日到界石铺。”为策应红四方面军北上，红一方面军第二师应立即南下，取直径超越隆静大道，相机袭取庄浪、秦安、天水，然后在大道渭水之间向华亭、陇县广大地区纵横游击，成为三个方面军之中间的战略支队。

9月29日　和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并告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回师北上之电敬悉，各同志十分佩服与欢慰。”“兄处似宜即用原占通渭部队，日内迅占通渭，以取先机。”

同日　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二十八日电[133]悉，你们尚保存伟大力量，将来发展无量，可为中国革命庆贺。”“随营学校非常必要，你们所需干部主要靠此供给。我们从前线部队抽出大批高级干部，开办红大训练，储为将来之用。”“前四个月专学政治理论，后四个月政治军事并重。此外尚有造就连排长的普通科六百人，均长征中之优秀下级干部与战士。因此暂时不能供给你们，但准备于毕业后分配你们一部分。”

9月　为国共两党谈判起草《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草案提出：鉴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侵略的有加无已，“惟有两党合作并唤起民众，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与国家，实行对日武装抗战，方能达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保卫与恢复中国领土主权，争取国家独立与民族生存之目的。”协定草案共八条，其中规定：为了实行对日武装抗战，实现抗日救国联合战线，建立民主共和国，从本协定签字之日起，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为。国民党方面承认：停止进攻红军与进犯苏区，划定红军屯驻地区，改革现行政治制度，允许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释放政治犯。共产党方面承认：红军不向国民党区域攻击，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的言论与行动，抗日作战时，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的条件下，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实行统一指挥与统一编制。这个协定草案的基本内容成为后来国共谈判的基础。同时它也是中国共产党同各地方实力派谈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

10月1日　致电刘少奇，提出力求迅速争取与刘湘[134]建立关系，并指出：刘湘代表如在天津，应留他等候中央代表一同赴川。如该代表要求离津，应从他取得介绍信及各种关系。

同日　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并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建议他们发一通知给各部队，“对一切白军相遇接近时，先由我方试派人员携带要求建立反日统一战线而态度诚恳的信件，如彼方先派人来或因同意我方要求派人来接洽，不论其动机仅是怕打或真有合作抗日诚意，我方均一律以诚恳面貌招待他们，以期沟通双方，扩大西北统一战线范围”。

10月2日　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并致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认为红二方面军准备在一星期后进入渭水以北地域，是可行的。根据红二方面军渡渭水后的敌我态势，提出：在十月、十一月内，似有集中三个方面军全力选择有利机会给南敌以打击的必要。但如果红四方面军的渡河技术能保证迅速在靖远、中卫地段渡河，则自以早渡为妙，对南敌一般可暂取钳制手段。

同日　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询问可否先期占领通渭。同时指出：现全国人心愤激，要求南京抗战，南京亲日、抗日两派争论未决，新事变在酝酿变化中。

同日　和周恩来致电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指出胡宗南十余个团数日内即将到达清水、秦安地域，与天水王部[135]靠近，要求红二方面军应准备迅即开始移动，取天水以西道路。次日，和周恩来再次致电贺、任、关、刘：“你们宜乘胡敌尚未全部集中之时，迅速开始转移为佳。转移道路似宜走武山附近，并先以支队附电台从天水附近渡河，向胡敌前进，迫近胡敌，节节钳制，掩护主力转移。”

10月3日　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提出红四方面军目前的行动部署：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宜攻占庄浪，以后续部队接占通渭。庄浪、通渭两处部队均向秦安迫近，掩护红四方面军主力北进，并掩护红二方面军从天水以西向北转移。除以一部接替已控制在我手中的会宁、界石铺大道外，宜迅将主力集结马营、通渭地区，主要注意天水、秦安方面。岷县、临潭部队宜迅速北撤。武山、甘谷方面宜配置相当兵力，掩护红二方面军转移。

10月4日　致电彭德怀：朱、张来电主张速从靖远、中卫渡河，他们有造船工人，只要木料铁钉。同心城地区有铁匠能打铁钉否？我们准备派铁匠来同心城。同日，和周恩来、彭德怀电告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准备即派铁匠至同心城造铁钉。

10月5日　和张闻天、周恩来致电林育英并告彭德怀：红四方面军屡次来电要求你去一次，我们觉得有此必要。请你立即结束现任工作，十月二十日前到达同心城，与朱、张会面，转达国际“七大”精神。党中央新政治决议案日内即送同心城。

同日　和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并告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提出：“为彻底消灭迫近会宁城西南门之敌，请你们令向会、静前进之部队即速截断会、静、定西间道路，以便我第一师及守城陈支队[136]明（六）日将敌击溃后全部俘虏之。”“二方面军从六号起以四天行程经天水以西到达通渭。千万请你们派有力一部立即占领庄浪，在通渭、庄浪两地部队均向秦安迫近游击，以确实掩护二方面军之到达。”

同日　和周恩来致信张学良，提出：为迅速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只要国民党军队不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我们首先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静待国民党当局的觉悟。仅在国民党军队向我们攻击时，我们才在自卫的方式上与以必要的还击，这同样是为着促进国民党当局的觉悟。祈将敝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

同日　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同意迅速从靖远、中卫渡河之意见，但甘谷、庄浪仍宜配置必要兵力迟滞胡敌，任掩护二方面军北进。”

同日　致电李维汉，宋时轮、宋任穷，要他们立即派人经宁夏直到阿拉善旗达王[137]根据地的定远营，确实侦察该地日本人修建机场、储存飞机情形，该地城堡高厚程度，达王步骑蒙兵数目，及宁夏到该地沿途里程、房屋、关隘等情形。

10月6日　致电彭德怀并告左权、聂荣臻：“四方面军同意我们意见，以一个军到靖远布置渡河，以一部向甘谷、武山间及庄浪活动，掩护二方面军北移。主力位于通渭、马营、陇西、会宁地区，对付胡、毛[138]及定西敌。二方面军五日由徽县到天水以南，约九号到通渭。尔后拟令其转至瓦亭、隆德、静宁大道及其以南地区。”电报说：红一军团主力在红四方面军接防静、会段后，“我意以占领固原城、硝河城、青石咀三点之中间地区及其附近，南与二方面军接近为适宜，以便尽量将胡宗南军与东北军向西吸引，利于尔后之机动”。

同日　致电李维汉、宋时轮：“目前不应过分威胁宁夏，因此东方仍以支队活动为适宜。二十九军亦不宜过早到定边。”

10月8日　和张闻天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并彭德怀，通报同南京谈判的情况，并指出：“估计南京在日本新进攻面前，有与我们成立妥协可能，但一面仍以重兵压境，企图迫我就范。我们应争取迅速开始主要代表之谈判，求得在实行抗日与保存苏区、红军等基本条件下，成立双方之统一战线。”

10月10日　致电彭德怀：朱、张已到会宁，询问见面人员与地点，中央已复。我们意见，以兄西去就他们为宜。“朱、张来电称中央及毛、周、彭，自称西北军委，又一电称执行毛、周、彭所示任务，亦事实上承认我们军委。我们方面曾有两电去，称朱总司令、张总政委，以后即照此种方式解决，以便顺利执行宁夏战役。朱、张以两总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之决定指挥各军作战。为使之增加对于执行军事任务之坚决性，防止可能的动摇性（在目前是防止对宁夏战役之某种可能的动摇），兄须加以特别之注意。”“见面时对老问题请一概不谈。”

同日　致电潘汉年、叶剑英：张子华[139]来电称，陈立夫[140]赴宁数日可回，见了曾养甫，曾约恩来飞赴香港或广州会谈。我们答复：先停战，后谈判。看其复电如何再说。

10月11日　和张闻天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彭德怀，征求他们对《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的意见，指出：《草案》全文电达，请你们提出意见。“此草案是我方起草，准备恩来带往谈判，彼方可能容纳之最后限制，尚不详知。”

同日　和张闻天致电左权、聂荣臻，刘晓，李富春，李维汉，宋时轮：同哥老会建立统一战线，是在争取其中优秀的分子，及扩大群众参加抗日，并利用它进行白区白军工作；而不是在苏区内另外给哥老会组织团体与军队，扩大与加强它在苏区内的影响与力量，造成我们自己工作中的困难。

10月11日、1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红军政治工作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红军的政治工作，在克服长征中的疲劳现象、提高政治情绪上有成绩。应特别注意干部教育，在这方面过去有成绩，也有很多经验，主要是：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际并重；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教育课少而精。政治工作的方式要有计划性、纲领性和灵活性，既要集中统一，又要有伸缩性，注意各地方、各时期、各部队的差别，要适应游击战争的特点。整个红军教育，包括军事教育、政治教育、纪律教育和文化教育，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发言还着重谈了干部政策问题，指出：我们的干部政策，第一，是信任干部，对干部应用之不疑；第二，对个别干部的错误，不应扩大化，应帮助他彻底解决问题；第三，尊重地方干部，他们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第四，注意对干部进行政治教育。我们的干部标准是：第一执行党的路线，第二能与群众联系，第三有独立工作能力，第四遵守党的纪律。

10月13日　致电彭德怀：“请按照十月作战纲领[141]准备作出宁夏战役计划纲要，与朱、张面商后提出于军委。”“一、二两师本月底须集中固原以北，以便全野战军集中训练，至少半个月，预先准备粮食。”“充分注意个别同志之可能的动摇性。准备在无别部参加时，野战军单独执行冰期计划。”

同日　和杨尚昆致电彭德怀、左权、聂荣臻、朱瑞、邓小平：“九月二十三日小平同志来信，及一军团党务委员会的决议，我们完全同意。盼你们坚持这种方针，深入干部中去，从根本上转变工作作风，与发展思想上的斗争，教育干部，将干部的政治、军事、文化水平大大提高一步，是执行一切政治军事任务的决定一环。”

10月14日　致电叶剑英：要迟延胡宗南进攻，使我在十一月十五日以前保持西兰大道于手中，以便红二、四方面军休息整理，顺利执行新任务。我方已向南京提出四项意见：第一，希望宁方坚持民族立场，不作任何丧权让步。第二，我方首先执行停止对国民党军队攻击，仅取防御方针，等候和议谈判集力抗日。第三，请蒋暂时以任何适当名义停止军队进攻，以便开始谈判。第四，在进攻未停止、周恩来未出去以前，准备派在沪的潘汉年进行初步谈判。

同日　和张闻天、秦邦宪、周恩来复电彭德怀，指出：为求党与红军的真正统一与顺利执行当前任务，对国焘及其他干部不可求善太急。我们政策应表示对他们信任。准备经过长期过程，使国焘及其他干部逐渐进步，估计他们是可能进步的。

10月15日　和张闻天、秦邦宪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并告彭德怀，指出：现中日关系极度紧张，蒋介石似有以重兵保长江流域及黄河以南，而于晋、绥实行局部抗战之意。我们为抓紧目前有利时机扩大停战抗日运动，除公开致函国民党并去电要求停战谈判外，现拟以红军各将领名义发布致西北各军将领书，重申请其立即停止内战，出兵援绥，并表明红军愿作前驱，以保卫西北、保卫华北、保卫中国、收复东北。此文件苏区发布后，拟向我周围白军白区进行广大的停战抗日运动，以响应和援助可能发动的绥东抗战。现请红二、四方面军将现任各军师长政委姓名电告，以便列入在内，以广宣传，以壮声势。

同日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向苏维埃新闻社发表谈话，指出：“苏维埃中央政府与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现已发布命令：（一）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革命军之任何攻击行动；（二）仅在被攻击时，允许采取必需之自卫手段；（三）凡属国民革命军，因其向我进攻而被我缴获之人员、武器，在该军抗日时一律送还，其愿当红军者欢迎；（四）如国民革命军向抗日阵地转移时，制止任何妨碍举动，并须给以一切可能之援助。”谈话还说：“吾人已决定再行恳切申请一切国民革命军部队与南京政府，与吾人停战携手抗日，该项申请书，已在草拟中”；“如南京政府诚能顾念国难停止内战出兵抗日，苏维埃愿以全力援助，并愿以全国之红军主力为先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10月16日　和周恩来致电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并致朱德、张国焘：“我三个方面军目前应以休息整理、蓄积锐气、准备执行新的战略任务为基本方针。对敌采迟滞其前进方针，判断在敌情地形等条件下可能达此目的。即使船渡不成，我亦应坚持此方针，方于尔后行动有更大利益。”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就林育英去红四方面军问题，讨论了红四方面军的情况和中央的方针。毛泽东在会上首先发言指出：四方面军拥护中央是有诚意的。对四方面军应该有个整理，并且应该经过张国焘，才更顺利些。我们应该帮助他，使他的进步能更顺利，并经过他将四方面军整理好。工作怎样做？第一，任命他为前线指挥；第二，张浩（林育英）同志去的任务主要在政治方面完成统一团结，将四方面军的政治、军事、文化水平提高一步。关于国焘过去错误的性质与程度问题，原则上是不说的。但如说到时应指出：这一错误是严重的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另方面应指出是个别的、是机会主义性质的（对中央路线的估计不足），但不是整个路线的错误。因为就其整个历史来说，还只是某个时期个别的错误。还有一点，如果他以后不再犯这样严重的错误，将来不一定提这一错误，如果仍继续发生这样的错误，那是应与之作斗争的。

10月17日　和张闻天、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并告彭德怀，通报国民党提出的谈判条件，指出：“与南京谈判有急转直下势，第三次与南京联络之代表十四日回西安，携带来国民党条件如下：（一）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二）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与国军同；（三）共产党代表公开参加国民大会；（四）即派人具体谈判。”电报并指出，蒋介石十六日到西安，我们正交涉由蒋派飞机接恩来到西安与蒋直接谈判。

同日　和杨尚昆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将中共中央对回民问题的决定摘要通报，征求他们的意见。决定的主要内容为：坚持回民事情由回民自己办理，保护阿訇和清真寺；红军在回民中只没收反动军阀官僚及广大回民群众所痛恨的人的财物，应由回民自己动手没收，尽量发给贫苦回民；对于回民中地主高利贷者暂不没收，而采取减税、规定租额等以改善回民生活；红军不打回民土豪；应联合阿訇与回民中知识分子，经过他们去接近回民。

10月18日　和张闻天、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并致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指出：“我党致国民党书已在全国各地及国民党军队中发生极大影响，得到国民党中及各阶层中广大同情。日本侵略日亟，亦不能不影响国民党军队之干部。我三个方面军集中，彼等又有所畏惧。正与国民党谈判，彼方当有不欲使谈判弄僵之意。”“总观各方情况，目前时局正处在转变交点，我应不失时机，善于运用，争取国内和平转向对日抗战。请照昨电意旨由朱总司令致书王均、毛炳文，向前同志致书胡宗南及其他黄埔生，贺龙同志致书何柱国各部及胡部，发展我们影响。书中一本诚恳相劝之意，不作任何自夸语，自能发生效力。一面严整壁垒，提高士气，立于不败之地。”

同日　起草徐向前致胡宗南的信，表示双方宜“弃嫌修好”。信中说：“吾辈师生同学之间倘能尽弃前嫌，恢复国共两党之统一战线，共向中华民族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决一死战，卫国卫民，复仇雪耻在今日。”次日，毛泽东、周恩来将此信电达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请专函缮送胡宗南，并即印刷多份向各军发送”。

10月19日　鲁迅在上海去世。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和《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中央与南京国民政府电》，并向鲁迅夫人许广平女士致唁电。唁电说：“中华民族失去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的领袖”。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指出：“他没有一个时候不和被压迫的大众站在一起，与那些敌人作战。他的犀利的笔锋，完美的人格，正直的言论，战斗的精神，使那些害虫毒物无处躲避。”“鲁迅先生在无论如何艰苦的环境中，永远与人民大众一起与人民的敌人作战，他永远站在前进的一边，永远站在革命的一边。他唤起了无数的人们走上革命的大道，他扶助着青年们，使他们成为像他一样的革命战士，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绩。”

同日　电告彭德怀：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二十号开始渡河，朱德、张国焘二十号去打拉池。红四方面军有残废干部及老弱幼孩等六百四十人，由余洪远率领来同心城，请处理并发动慰劳。

10月中旬　约林育英、聂洪钧和刘道生到住地谈话，就派他们去红二、四方面军帮助开展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谈了意见，要他们多看别人的长处，少说别人的缺点，注意搞好同红二、四方面军的团结。

10月21日　红二方面军首长到达静宁以北的平丰镇，同红一军团会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终于胜利会师，结束了长征。

同日　中革军委和总政治部致电朱德、张国焘并告彭德怀，贺龙，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指出：三个方面军已完全会合，为着政治上动员全军执行新的伟大任务，为着使全军完全团结于共产国际、党中央与军委的路线之下，为着使全军从政治上军事上提高一步，中央及军委决定，从十一月一日起至七日止，以十月革命节为中心，进行七天的教育计划。全军同时于十一月七日举行庆祝三个方面军会合、誓师抗日与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大会。

10月22日　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转朱德、张国焘：“会谈时请首先注意宁夏战役的准备与部署问题，关于如何夺取定远营，如何克服城堡困难及如何接取远方货物等，均须注意，并以商定结果见告。”

同日　致信彭雪枫，指出：急须将同绥晋关系弄好，得信后即赴津迅速转至绥远办理此事。我有付南汉宸一信，要求他介绍你见傅作义。“交涉要诚恳，要机警，要有耐性。专作上层交际，不与党的组织相关涉，不要引人见疑。”“如傅[142]同意，待绥远办好后，请傅介绍见阎[143]，不同意则罢，你的工作以傅为主。”“用费从带去之四百元中开支，十分节省用，不要爱奢华，不要失掉我们的立场，不要接受人家的馈赠，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许可从人家借一点钱，日后如数归还，用数要报账。有闲功夫注意看书报，加紧学习。”

同日　致电叶剑英、刘鼎，告诫他们及其他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同志：外面用费须节省又节省，千万不可过费。无论何时不要丧失我们的立场，不要接受别人的馈赠。信中并要他们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还请他们买一部《孙子兵法》和一些关于战役指挥与战略方面的军事书籍。

同日　致信刘少奇，指出：“北方统一战线非常要紧，特别着重于军队方面，加紧二十九军工作之外，晋绥应放在第一位。”“民族革命同盟[144]如有些力量，须好好联络，首先推动他们赞助晋绥与我们的关系。”信中还通报：“三个方面军已全部在西兰大道会合，内部已基本上统一团结。玉阶、特立[145]任前线指挥，在中央与军委决定之下行动。二、四方面军均保存了基本力量并比前进步，一方面军亦加强了。”

10月23日　致电叶剑英、刘鼎，要他们通过张学良或另设他法向阎锡山表示下列各点：“一、完全同情晋绥当局及其军队对日抗战捍卫疆土的决心与行动，他们的这种决心与行动将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苏维埃与红军将竭以全力以为之助。二、我们十分盼望与晋绥当局成立谅解以至订立抗日协定。三、只要晋绥当局真正抗日，而不与日本妥协，红军在未得晋绥当局同意之前，决不冒然向晋绥开进。四、在双方谅解之后，红军依约进入划定之地区与防线，担任一定战斗任务，并服从统一之指挥，红军不干涉晋绥当局之行政事宜。五、某方[146]援助我们可担任介绍。”

10月24日　复电彭德怀并致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同意二十三日九时电[147]之计划。”“胡、毛、王、关[148]业占大道，如继续北进，而地形、给养条件又可能给以基本限制，则我处南北两敌[149]之间，非击破南敌无法向北。现虽有各种材料判断，南敌不能持久，但蒋介石在短期内拼命一干之可能仍是有的。因此，目前先决问题是如何停止南敌。”

10月25日　致信傅作义，指出：日寇西侵，国难日亟。红军远涉万里，急驱而前，所求者救中国，所事者抗日寇。红军主力的三个方面军已集中于陕甘宁地区，一俟取得各方谅解，划定抗日防线，即行配合友军出动抗战。此信最后说：“兹派彭雨峰[150]同志来绥，与先生接洽一切，乞以先生之意见见教，并希建立直接通讯关系。”

同日　和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并致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根据敌向打拉池追击及三十军已渡黄河的情况，我们以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我处南北两敌之间，北面作战带阵地战性质，需要准备二个月时间。不停止南敌，将使尔后处于不利地位。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向北。”电报还提出具体部署。

10月26日　致电彭德怀，指出：“（一）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二）目前以打胡敌、取定远营两着为最重要。（三）三十军占领永登是对的。九军必须占定远营，这是接物攻宁的战略枢纽，不应以一方面军去占，不便利，又失时机。（四）四、五、三十一军，二方面军，应以打胡为中心，仅抗击不够，打法可采诱敌深入。（五）一方面军速集结同心城休息。”

同日　和朱德等四十六人联名发出《红军将领给蒋总司令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要求“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并与红军携手共赴国防前线，努力杀贼，保卫国土，驱逐日寇，收复失地。”并提出：“不论诸先生派代表进来，或要我们派代表出去，或即在前线上谈判，我们都愿接受。只要内战一停，合作门径一开，一切谈判都将要在抗战的最高原则之下求得解决。”

10月27日　开始为红军大学一科（上干队）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直持续到西安事变发生。

10月28日　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朱德、张国焘：“甲、胡敌以我避免决战，十分轻我，向打拉池锐进，王、毛向靖远进。乙、我三个方面军主力应依兄等二十七日部署，立即集结在有利阵地，在数日内坚决突击消灭胡敌先头一个师至两个师，以小部抗阻靖远王、毛。丙、九及三十军速复河岸西向中卫、定远营扫荡前进。丁、此是消灭敌人开展局势最适当之时机，请兄等速图之。”

同日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朱德、张国焘并告各军首长及政治部主任，表示完全同意朱、张二十七日五时部署。电报指出：目前我们正处在转变关头，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分散作战则削弱，有受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之虞，更不能达到扩大苏区，扩大红军，把红军提到新阶段，争取抗日统一战线胜利之目的。现当敌人轻我锐进之时，正是我们打胜仗时候，必要时拟请德怀赶赴前线指挥此次战役。在政治上立即开始大动员，坚决消灭南敌。

同日　和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关向应、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完全同意前敌总指挥兼政委彭德怀同志俭日七时之海打战役战略计划[151]，望各兵团首长动员全体红色指战员下最大决心，努力争取整个战役的全部胜利，开辟今后伟大的战略胜利之途径。”

10月29日　致电彭德怀，指出：“与南敌决战，关系重要。现敌轻我锐进，胡敌先头又是郭华宗[152]旧部周、孔[153]两师，打得好可获大胜。”同时提议：“全战役须掌握在你一人手里。”“以野战军[154]全部为主力，从二方面军抽二分之一辅助之，专打周、孔两师。四方面军为右翼钳制队，或任右翼之部分突击，专对付胡之西路及毛、王两路。”“实行打时要在有利之地形条件下，首战限于打两个师，并首先消灭其一个师。不合此条件时再退一步，总以胜仗为目的。”

10月30日　致电张浩（林育英），提出：“一、目前方针是先打胡敌后攻宁夏，否则攻宁不可能。二、你与朱、张略谈后即转二方面军，提高其士气，再转朱、张处。三、对张态度不对，不要太软，也不要太硬，诚意相处，避免硬化。”

同日　和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目前方针，先打胡敌，后攻宁夏，否则攻宁不可能。请二兄握住此中心关键而领导之。除九军、三十军已过河外，其余一、二方面军全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统照德怀二十九日部署[155]使用，一战而胜，则全局转入佳境矣。”

同日　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告朱德、张国焘，指出：蒋介石以我军大部西渡，东岸所余不多，令胡宗南猛追。胡令周祥初、孔令恂两师向打拉池急进。关麟征师向靖远追击，毛炳文、王均部尾其后，似不会全部北进。何柱国令一骑兵师随胡军右翼相机追击。据以上情况，给我们打周、孔两师的极好机会。对周、孔右翼的骑兵师须以红二方面军有力部队拦阻之。红三十一军必须照彭令，由西向东打。电报强调指出：“打拉池、西安州为我军尔后宁夏战役之屏障，万不可失，深望注意。”本日，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撤至贺家集、同心城。三十一日起，国民党军陆续向靖远、打拉池、中卫等地进攻，隔断红军主力同河西部队的联系。海打战役计划以至夺取宁夏战略计划被迫中止，红军主力向东转移。

10月　连续几个晚上同斯诺谈个人历史和关于红军长征的经过。谈话通常从晚上九点多开始，持续到次日晨两点。[156]

11月1日、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青年团的工作。会议作出的《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指出：“由于中国国内形势的剧烈的变动，最广大青年群众参加到救亡运动与民主自由的斗争中来，在中国共产党前面提出了根本改造青年团及其组织形式，使团变为广大群众的非党的青年组织，吸收广大青年参加到抗日救国的民族统一战线中来，把建立为发扬文化与争取民主自由的广大青年运动，当作自己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最中心任务。”

11月2日　致信北平各位教授[157]，对惠赠各物，衷心感谢，并说：“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

11月3日　和周恩来就徐向前、陈昌浩提出的“我方决定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的计划，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指出：“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及后方行动。”五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提出：“你们之河北纵队，目前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乘敌人尚未十分注意你们的时候，站稳脚跟。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敌人可能隔断你们与河右面主力之联络，你们尽可能派一部带电台保持黄河五佛寺附近渡口在我手，但不可因此妨碍你们主力的行动。不得已时可不必留兵力守渡口，如有必要当由三十一、四军负责来接通你们。”“宁夏战役能否实现决之于明后日之决战，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

11月4日　致信陈公培[158]，说：“各方统一战线，深仗大力斡旋，对内则化干戈为玉帛，对外则求一致之抗战，争取民族革命战争与民主共和国之联系及其彻底胜利之前途。疾风劲草，愿共努力！”

11月8日　和张闻天致电朱德、张国焘并徐向前、陈昌浩等七同志，答复徐向前、陈昌浩等七同志十一月七日关于河西部队组织前委与军分会提议的来电，指出：“我们基本上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以昌浩为主席、向前为副”，其余名单照来电批准。

同日　和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林育英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指出：“胡、毛、王、关各部北进，我宁夏计划暂时已无执行之可能。”电报提出新的作战计划，征求他们的意见。后来由于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和西安事变的爆发，这个计划没有实施。

11月9日　和周恩来复电张子华，要他转告陈立夫、曾养甫：“只要国民党方面不拦阻红军抗日去路，不侵犯红军抗日后方，红军愿首先停止实行向国民党军队攻击”。“我们提议国民党方面，立即下令暂时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进攻，双方各守原防，以便双方派代表举行谈判。至恩来飞赴广州会谈，在确保安全条件下，是可行的。”“国方未下令停止攻击，双方主要代表未会谈前，我方拟派在沪之潘汉年同志，先与陈、曾会谈，望征同意。”十日，潘汉年在上海沧州饭店同陈立夫会谈。陈立夫配合蒋介石在西北的军事行动，态度突变，提出必须取消对立的政权和军队，红军可保留三千人，师长以上领导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按才录用，并要周恩来出来谈判。潘汉年严词拒绝。

11月11日　和周恩来致电徐向前、陈昌浩：“甲、你们现到何处，情况如何？乙、由于河东还未能战胜胡、毛、王各军，妨碍宁夏计划之执行。我们正考虑新计划，但河东主力将与西路军暂时地隔离着。丙、请考虑并电告下列各点：（1）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否？（2）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3）你们能否解决衣服问题？”十二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依据西面情况，徐、陈所部有单独前进接近新疆的把握否？如遇困难要重返河东时有可能否？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黄河东岸已被敌人封锁，东返同西进比较困难更大，下决心西进。十二日复电中央：我们计划第一步进占凉州、永昌，略作休整补充；第二步进占甘州、肃州，争取年前接通新疆。

11月12日　和张闻天、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并告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指出：由于北路军的行动有妨碍绥东抗战及吸引汤军回堵的政治上军事上不利，而加厚向南兵力，可使兵力不分割，因此我们觉得除徐、陈之西路军外，其余全部向南为有利。依照前方敌情、粮食情况，同意彭德怀关于提早向南之意见。此电还同意红军总司令部移到甘肃洪德河连湾（今属环县）陕甘宁省委所在地，周恩来赴河连湾同朱德、张国焘接洽。

同日　致电中共驻东北军联络代表刘鼎，通报同国民党谈判的情况，表示对曾养甫、陈立夫所提的四条，即共产党公开活动，苏维埃继续存在，苏区派代表参加国会，红军改名照国民革命军编制及待遇但不变更原有人员等，我方均可同意，并派潘汉年为正式代表迅速进行谈判；请告知张学良，要他多方设法促其早成。

11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和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并作结论。在报告中说：红军的行动方向，原来是向宁夏，被蒋介石破坏了，现在要改变。我们新的方针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向东南，即向京汉路发展。但这在政治上不是抗日的方向，在军事上有很多限制，不甚有胜利的把握；好处是没有自然界很多阻碍，有游击队帮助，可以扩大陕甘宁苏区。另一个方向是向东，即是原来的过黄河。这在政治上是很好的，是抗日的，对扩大红军也有利，但也要估计会受到敌人的限制。这两个方向各有利害，一般地说是向东，向东南比较困难。阎锡山说日可抗，红军不可抗，向东有逼阎与我们讲和的可能。报告在讲到统一战线问题时说：我们总的方针就是要团结群众，用群众的力量，利用国民党将领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等要求与红军联合的变化，逼蒋介石走到与我们联合。我们的原则是在抗日的目标下逼蒋抗日。现在与南京妥协的范围缩小到红军怎样处理的问题，他们要求我们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我们准备承认，这在政治上是胜利的。在作结论时，更明确地指出：红军行动方向主要是向东，预计明春过黄河。四方面军一部分已向西，能否调回来是个问题。现在我们的行动，都是脚踏两边船，最好是，向西的还是向西，向东的还是向东。如果向西不能达到目的，当然可以转向东。同南京谈判改红军番号问题，我们没有争论，但群众方面要很好地解释。

11月14日　和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指出：“据彭电胡敌继续向豫旺进攻，不消灭其一部不能南进。似此有打胡敌之机会，自以集中一、四、十五、三十一军在数日内打一仗，再南进。”“究应如何，统由彭依前线实况决定可也。”本日，毛泽东、周恩来又给彭德怀连发两电，提出：“朱、张来保安后，前线部队统交你指挥，当可放手做去”。“打敌办法，如两翼伏击不便，可以一翼伏击，正面敌前进与之遭遇而消灭之。请依情况酌定。”

11月15日　和周恩来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同意他们向凉州进发，并告知新疆接济[159]正准备中。

同日　关于一、二、四方面军集结准备对胡宗南部作战问题，两次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指出：“蒋介石仍坚决打红军，与南京妥协一时难成，我们应坚决粉碎其进攻。”“胡宗南占领豫旺后之行动，两三天后即可明白。”“目前两三天内，四方面军即在甜水堡、保牛堡集结，二方面军在毛居井及以北集结，一方面军在环县西集结，各兵团鼓动作战准备，胡敌东进时消灭之。”

同日　中革军委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甲、敌既继续向我进攻，目前中心是打破敌人之进攻，然后才能开展局面，才有利统一战线，否则敌以为我可欺，不但局面不能开展，与南京的统一战线也是不可能的。乙、我有打破敌人之许多有利条件，敌情、地形、群众等方面，都有利于我作战，粮食困难是敌我共同的。丙、一切具体布置及作战行动，各兵团首长绝对服从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之命令，军委及总部不直接指挥各兵团，以便适合情况不影响时机地战胜敌人。”十六日，红军各部开始向山城堡南北地区集中。

11月18日　和张闻天、周恩来复电徐向前、陈昌浩并告朱德、张国焘，强调：如使东面地区为毛炳文过早占去，红军回旋余地狭小不利。我们意见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以一部控制古浪险要，远距毛炳文。同时，加紧军事训练，恢复体力，检查政治工作，教育每个指战员会做群众工作，与人民发生良好关系，严整政治纪律，建立会计给养制度，使尔后和远方[160]同志见面时焕然一新。电报还指出：肃州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荒僻，将来只能去一部。

同日　致电朱德、张国焘：“四军萌城抗战[161]甚为得力，请鼓励其继续抓紧阻止该敌，以利一方面军与三十一军之突击。”现胡军已露疲惫，兵力又颇分散，一战而胜前途大佳。“只有战胜胡军才便开展局面，才是策应河西的好办法。”

同日　和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朱德、周恩来、贺龙联名向红一、二、四方面军各军团军事政治首长发出《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动员令》。动员令说：“当前的这一个战争，关系于苏维埃，关系于中国，都是非常之大的，而敌人的弱点、我们的优点又都是很多的，我们一定要不怕疲劳，要勇敢冲锋，多捉俘虏，多缴枪炮，粉碎这一次进攻，开展新的局面”。

11月20日　晨五时，致电彭德怀：胡军现陷在困难中，遵蒋令由保牛堡改向定边、盐池，解决给养，控制战略要屯，其主力进路必经红柳沟，但丁师[162]有经山城堡、青岗峡向定边之可能。“我以集结四个军从其右侧后打去最好，四军则从正面吸引之”。“打时，以首先消灭其一个师、取得确定胜利后再打第二仗为原则。”晚十一时，又电彭德怀：蒋介石令胡军向定边、盐池急进，丁、周[163]两师受阻，不得不向山城堡。“我可集全力放手作战，消灭丁德隆，则全部有利矣。”二十一日，红军向进入山城堡地区的国民党军第七十八师的一个旅另一个团发起进攻，消灭其一个多旅，取得山城堡战役的胜利。此后，胡宗南部被迫全线后撤，国民党军对陕甘宁根据地的进攻，实际被停止。

同日　和张闻天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捷电甚慰。“主力在永昌、肃州之线，坚决保持东边回旋地区，以小部进占安西、敦煌。”

11月21日　和朱德致电傅作义，祝贺绥远守军抗日胜利，电报说：“足下之英勇抗战，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为中国军人争一口气”。“红军抗日援绥，且具决心。”“吾人深信，吾人现所努力之停止内战、抗日救国之行动，必能对于足下之抗日义举，遥为声援。”

11月22日　和张闻天致电潘汉年，强调对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是，我只能在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并指出，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以此迫蒋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

同日　出席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在会上发表演讲，指出：“中国苏维埃成立已很久，已做了许多伟大惊人的事业，但在文艺创作方面，我们干得很少。今天这个文艺协会的成立，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我们要抗日我们首先就要停止内战。怎样才能停止内战呢？我们要文武两方面都来。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如果文的方面说服不了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那我们就要用武的去迫他停止内战。你们文学家也要到前线上去鼓励战士，打败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这是你们伟大的光荣任务。”

11月23日　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指出：“现时敌军中发展着四种矛盾：第一种是抗日与‘剿共’之间的矛盾；第二种是蒋军与东北军之间的矛盾；第三种是上级的严令进攻与下级的对红军恐惧的矛盾，此种矛盾现在极大发展着；第四种是官长与士兵间的矛盾，此种矛盾以近日的物质困难与疲劳而加深。我们的任务是捉住这些矛盾，更加团结一致，统一指挥，忍受与克服一切困难，不失每一个有利时机，灵活调动部队，准备连续战斗，坚决地各个击破进攻之敌，首先是彻底地击破胡宗南。”

同日　和张闻天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指出：远方来电正讨论帮助你们，但坚决反对退入新疆。你们作战方法应“集中最大兵力，包围敌之较弱一部而消灭之，另以一部兵力钳制敌之余部。如此方能从敌取得补充，方能予敌以重创，根本消灭其战斗力，方能使敌知所警戒。应该力避如过去一样的消耗战，提倡集中兵力包围消灭其一部的消灭战，如此方能解决问题”。

11月25日　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在你们打破马敌之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关于作战方面：（一）集中两个主力军于一个有利阵地打马部，不管敌是两三个团还是五六个团，概用此法。（二）敌少，则主力从两翼包围，并以有力一部迂回至敌后。（三）敌多，则以一部钳制其一翼，以主力包围其一翼。（四）不论敌多敌少，正面不使用主力。（五）两翼包围时，不可平分兵力，应置最大兵力于一翼。（六）凡打两团以上之敌，二兄均宜亲自指挥，亲自看地形，亲授干部以机宜。惟须十分注意荫蔽，一切高级干部均应教育他们荫蔽，避免无益牺牲。（七）估计不能胜利之仗不打。（八）总之，不打则已，打则必须有所缴获。与其击溃敌许多团，不如干净消灭敌一个团。望酌行之。”

11月28日　致电彭德怀，通报国际国内及红军情况，指出：“蒋介石还站在中间地位，对日仍力求妥协，但比过去强硬了许多，对我力求缩小苏区打击红军，但已觉得困难，许其部下二陈[164]与我谈判。潘汉年去南京两次，距离甚远，一时不易成就。我之政策，一方面从人民、从反蒋军阀、从国民党内部造成运动；一方面红军消灭蒋军，双管齐下，迫蒋妥协。苏区与红军任务坚持打蒋，不稍放松。”

同日　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就其二十五日关于作战部署的来电，提出：“我的意见，把全部一万八千人集中于四五十里内，进则集中的进，退则集中的退，打则集中的打，不打则已，打则必包围消灭一部。如此打两三次，有问题就解决了，教育训练也方便些，只要粮房不缺，似以此法为好，望酌行之。”

11月30日　致电彭德怀，通报胡宗南败后其内部充满联俄容共、一致抗日空气，张学良建议我们“对胡军勿作仇敌，应尽力争取”。电报指出：我们完全同意张的建议，希望立即采取如下具体办法：（一）首先释放一部分俘虏，勿骂其长官。（二）用诚恳和气与尊重彼方态度，分别写信致胡宗南、孔令恂、周祥初。（三）派人到豫旺见胡。（四）用毛、朱、张、周及各方面军各军团各军首长名义，发表告胡军官佐士兵书，简单明了说明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志愿。

同日　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指出：敌进则坚决消灭之，数日内胡军仍有进攻可能。如敌改取守势，我军全军在此地区休息训练一个月，包括三个方面军政治上团结、体力休养、部队改编、制度统一、军事训练、政治训练、地方工作训练、党的路线解释、政治形势与红军任务解释、各种干部会议等项。

11月—1937年4月　读西洛可夫[165]和爱森堡[166]等著、李达和雷仲坚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三四遍，写了约一万二千字的批注。较多的批注集中在认识论和辩证法上，尤其集中在辩证法的三大规律部分。其中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批注最多，约占批注文字的一半。这些批注，是写作《实践论》、《矛盾论》的直接准备。这些批注有几个显著特点：（一）紧密联系中国革命实际。比如，在批注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时，指出：“中日民族矛盾要用联合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去解决。一九二七（年）后的国内矛盾，却只用联合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去解决。劳资间的矛盾，在平常时期要用工人统一战线去解决。党内及革命队伍内正确路线与错误倾向间的矛盾，用思想斗争的方法去解决。在国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矛盾，用革命去解决。”“社会与自然间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去解决。过程间的矛盾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又如，关于对立面互相渗透的批注写道：“游击战争与正规战争，保存游击性与克服游击性；分配土地的土地私有与准备转变为社会主义；共产党的民族性与国际性；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战争与和平，和平与战争；同资产阶级联盟与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叛变；共产党同国民党妥协正是加强共产党的独立性；军队的休息训练，同时即是加强战斗力，退却与防御同时即是准备进攻……都是互相渗透互相转变的对立，一切对立都是这样的。”（二）注意对党内错误路线的批判。比如，批评机会主义的特征是理论脱离实际，指出：“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批评军事冒险主义者的“外因论”说：“五次反‘围剿’失败，敌人的强大是原因，但战之罪，干部政策之罪，外交政策之罪，军事冒险之罪，是主要原因。机会主义，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帝国主义吸引与国民党叛变，对于革命说当然是原因。外的力量，须通过内的规律性（机会主义等）才能曲折的即间接的发生影响。”（三）用成语、典故、民谚等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比如，用“路遥知马力”来解释质和量的关系：“路遥知马力，马力是质，路遥是量”。为了阐明量变引起质变，批注说：“人多成王”，“长袖善舞，多财善贾。韩信将兵”。在批驳布哈林的“均衡论”时写道：“履与足矛盾时，削足适履正是布哈林的思想，这是可能的吗？不可能的。”“所谓补苴罅漏的办法，结局将使大局溃败”。“堵住矛盾发展，取得内部的安定，以求得所谓平衡，结果是无济于事的，这是破落户救穷的办法。从构成外部平衡来求得内部平衡，这是布哈林的根本办法”。（四）对原著的观点有重要的概括和发挥。比如，对“教程”中关于认识过程两个阶段的特征的论述，作了概括性的批注，将“教程”以举例方式所作的个别分析，推进到一般分析：“感性认识：片面、现象、外的联系”；“理性认识：全体、本质、内的联系”；“感觉是解决现象问题，理解是解决本质问题，只有在实践过程中才能暴露其本质而理解他。”又如，“教程”讲对立统一规律时，仅举例说明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导方面的决定作用，没有在理论上展开分析。毛泽东对这个思想作了发挥，写了长达一千二百字的批语，发展了“教程”的观点，其中说：“矛盾之中，不论主要与次要的，对立的两方面，不但是对立的斗争，而且互相依赖其对方，以行其对立与斗争，两方面斗争的结果，发生相互渗透的变化，即转化为同一性，转化到相反的方面。”“究竟哪一方是主导的呢？主要看过程发展之情况在一定条件之下来规定。资本主义社会在长时期中，资产阶级是主导方面，但到革命前夜时期及革命以后，无产阶级就转变为主导方面了”，矛盾的主导方面，“凭过程发展至一定阶段中，斗争双方的力量如何而定。主导与非主导是互相转变的”。

12月1日　和周恩来、朱德、张国焘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指出：张学良承认尽力使全线停战，但又谓无法长停，似蒋介石尚不愿取长期守势。我军似须一面整理，一面准备作战，再打一仗则大局定了。十二月确定在现地区[167]以随时准备打胡姿势，加紧休息整理。一二月后绥远、西北、全国有起较大变化的可能。

同日　致电彭德怀，告以朱、张、周已到保安[168]，情形甚好。“你对团结与改进一、二、四方面军的方针及对许多问题的意见，我都同意，很对的。但在某些步骤上，我的意见还宜改得温和一点。两星期前批评国焘一电，昨日整顿纪律一电，原则上完全正确，但在措词上有一二句颇为刺目，在今天是不相宜的，请留意及之。”

同日　和朱德等十九位红军将领率中国人民红军致信蒋介石，批评他调集胡宗南等部共二百六十个团进攻红军和苏区；希望他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信中写道：“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12月2日　两次致电刘少奇，提出：急须同晋绥当局成立友好关系，以便利红军行动。速从民族解放同盟或其他关系与晋阎、绥傅接洽，其条件为：“（一）晋绥容许红军参加抗日战线，划定一定防地，帮助解决给养，弹药。（二）红军愿意服从阎氏之统一指挥，并不干涉晋绥行政。（三）红军派出代表驻在晋阎、绥傅处，以资联络。”

12月4日　蒋介石抵达西安，胁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进攻西北红军，否则将张、杨部队分别调至福建和安徽。

12月5日　致信冯玉祥，指出：“目前急务似无急于停止内战。诚得先生登高一呼，众山齐应，今日停战，明日红军与西北‘剿共’各军立可开进于绥远战场。”“泽东与先生处虽异地，心实无间，倘得不吝教诲，锡以圭针，敢不拜赐！”

同日　致信孙科，说：“今日天下之人莫不属望国民抗日，然国民党中如不战胜其降日派与妥协派则抗日不可能，因此天下之人莫不属望于国民党中之抗日派能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向着降日妥协之辈进行坚决之斗争。进行此种斗争，非有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不可，非有领袖不可，因此天下之人又莫不属望于哲生[169]先生。”

同日　致信杨虎城，就以下事情同他协商：其一，联合救国之大计，以长安为中心的五六省区宜有一种具体合作计划。其二，敝方三个方面军会合之后，部队甚大，给养困难，弹药亦待补充，拟向兄处暂借三十万元。其三，敝军行动方向目前虽尚难确定，然不论东西南北，均与贵军唇齿相关患难与共。其四，空间通信再不可缓。

12月6日　和周恩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甲）远方可于两个半月后将货物送达安西。（乙）你们第一步相机夺取甘州，第二步夺取肃州并调查肃州至安西道上是否便于行军，计算占领甘、肃两州包括休息补充时间在内共需多少天，并计划西路军全部包括红五军在内，在甘州地区集中训练一二星期，休息体力恢复力气。（丙）我主力在保卫苏区、消灭胡军的任务下暂不西进。

同日　在保安出席红军大学为欢迎朱德、张国焘举行的联欢大会，并发表演讲。

12月7日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转发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关于扩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的命令：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二十三人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等七人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以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治委员。任命刘伯承为总参谋长，叶剑英为副总参谋长；王稼祥为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副主任。

12月8日　出席红军总参谋部二局、三局工作人员联欢会，并发表讲话。

12月9日　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组织一万五千多青年学生，在西安举行爱国请愿运动。游行学生从西安步行赴蒋介石临时行辕所在地临潼，要求蒋介石答应抗日。为避免爱国学生遭受蒋介石宪兵镇压，张学良驱车赶至途中劝阻学生，向他们表示：在一星期内准有满足你们心愿的事实答复你们。

12月10日　和周恩来致电张学良，告知中共与蒋介石谈判情况：“陈立夫第三次找潘汉年谈，红军留三万，服从南京，要我方让步。我们复称根本不同意蒋氏对外妥协、对内苛求之政策，更根本拒绝其侮辱红军之态度。红军仅可在抗日救亡之前提下承认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不能减少一兵一卒，并须扩充之。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以外，静待谈判结果。”“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

同日　致电潘汉年，指出：“合作为实行抗日救亡，但至今蒋介石似尚无抗日救亡之决心。合作谈判缺乏必要之前提，南京抗日派诸君如不能促成蒋氏此种决心，则谈判显无速成之望。”“红军在彼方忠实地与明确地承认其参加抗日救亡之前提下，可以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在这些上面我们并不坚持形式上的平等，也不须用两个政府出面谈判，但是必须两党（不是两政府）平等地签订抗日救亡之政治军事。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而且须要扩充之。离开实行抗日救亡任务，无任何商量余地。”

同日　和朱德等以中革军委主席团的名义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董振堂、黄超[170]及红五军团[171]全体指战员，为纪念宁都暴动五周年“特对五军团全体英勇的指战员，致以无限的敬意，更望在董军团长领导下继续宁暴伟大的精神，坚决配合一、二、四三个方面军主力，粉碎敌人新的进攻，为创河西抗日根据地而奋斗”。

12月12日　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扣留蒋介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当日，张学良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同日　和周恩来复电张学良：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线。固原、庆阳、富县、甘泉一带仅留少数红军，决不进占寸土。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恩来拟赴兄处协商大计。

同日　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常会、中政会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孔祥熙任行政院代院长，何应钦负责指挥调动军队，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由中常会电请旅居德国的汪精卫回国。孔祥熙、宋美龄连夜由上海赶回南京，主张和平营救蒋介石。

12月13日　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毛泽东在会上首先发言指出：这次事变是革命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它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的背景，完全是站在抗日和反对“剿匪”的立场上。它的影响很大，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蒋介石的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我们对这次事变，应明白表示拥护。同时，也要估计到蒋介石的部下，如刘峙等可能进攻潼关，威胁西安，胡宗南也可能向南移动。在兰州、汉中这些战略要点，我们应即部署。我们在政治上的步骤，应使张学良、杨虎城这些人物在行动上和组织上与我们一致，要派重要的同志去做工作。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以西北为抗日前线，来影响和领导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围绕这一环，我们要向人民揭露蒋介石的罪恶，稳定黄埔系、CC派，推动元老派、欧美派以及其他杂派赞助西安事变。对英美应很好联络，使它们对西安事变在舆论上表示赞助。我们的政治口号是召集救国大会，其他口号都是附属的。中共中央暂不发表宣言，但在实际行动上应积极去做。在与会者发言后，毛泽东作结论说：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新的阶段，前面摆着很多道路，也有许多困难。为了争取群众，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应该把抗日援绥的旗帜突出起来。

同日　和周恩来致电张学良，就西安事变后西北的局势陈述意见：甲、重兵置于潼关、凤翔、平凉，潼关尤要。乙、号召西安及西北民众起来拥护义举，对全国亦然，只有将全部行动基础置于民众之上，西安起义才能确定地发展其胜利。丙、对全军举行广大深入的政治动员，此着是最紧要任务之一。丁、胡宗南、曾万钟、关麟征等军向南压迫时，红军决从其侧后配合兄部坚决消灭之。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请派飞机来延安接。

12月14日　和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及红军各方面军负责人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提出西安事变后的行动方针：（一）立即宣布组成西北抗日援绥联军，张学良为总司令，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分别编为三个集团军。成立联军军政委员会，以张学良、杨虎城、朱德为主席团，张为主席，杨、朱为副。（二）目前军事步骤为，抗日援绥军三部主力应集中于以西安、平凉为中心之地区，发扬士气，巩固团结，与敌决战，各个击破之，只要打几个胜仗即可大大开展战局。（三）目前第一要务是巩固内部，战胜敌人。本日，还同周恩来致电张学良：“十分注意洛阳、咸阳之敌，彼等有围城救蒋之企图，请将全部精力注意于集中与团结东北军及十七路军上面。”

同日　中革军委主席团发出关于西安事变的指示电，指出：西安的抗日起义，开始了中国革命形势的又一新阶段。我们要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巩固东北军、十七路军和西北民众今后的联合；争取全国民众、南京抗日派、各省和蒋系军队中一切可能参加抗日的力量到我们方面来；争取英法的同情赞助，在反对内战的旗帜下坚决击破亲日派的进攻，巩固西北抗日局面；暂不公开反对南京政府，以便争取可能抗日的部分。

同日　西安方面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由张学良、杨虎城分任正副主任委员。南京方面孔祥熙接受宋美龄建议，召集高级会议，决定在“讨伐”之前先进行和平营救蒋介石。端纳[172]由南京飞抵西安，在张学良陪同下会见蒋介石，劝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阎锡山致电张学良、杨虎城，对西安事变提出四个问题，态度暧昧。十六日、十八日，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以及刘湘，分别发表通电，主张政治解决西安事变。其他地方实力派采取观望态度。

12月15日　和朱德、周恩来等红军将领致电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呼吁他们谋国共之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希望他们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的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

同日　致电张学良：闻兄之前顾问英人端纳有来陕说，如宜经过端纳停止南京正在发动的内战，并争取英国同情，乘端纳返宁派人同去，与何应钦、孔祥熙、陈立夫三人接洽。十六日，经过端纳斡旋，宋美龄表示愿同宋子文、顾祝同到西安会商，张学良表示欢迎。

12月16日　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提出：“为了坚持决战胜利，千祈注意发动民众，主要将沿陇海路、西兰公路、西梁公路各县之民众发动起来，拥护抗日联军，拥护西安起义，反对中央军进攻，保卫抗日首都，保卫抗日根据地。”

同日　致电阎锡山，提出：“时局应和平解决，万不宜再起内战，自速覆亡。”“先生一言九鼎，敢乞周旋宁、陕之间，先停军事行动，再议时局善后。”“当前急务抗日第一，抗日所急在于援绥，谓宜举宁方西进之军改道北进，张、杨二公所部尤志切同仇。红军则久矣，愿附骥尾与国仇相见，于绥、察之间共组抗日联军，推先生为统帅，各军指挥调遣惟先生之命是从。给养方面以红军言，所需甚少，但能发伙食费，即可不事征发，一切地方行政社会秩序不加丝毫干涉。”

同日　南京国民党政府命令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下设东、西两集团军，由刘峙、顾祝同分任指挥官，分别由潼关、天水等地向西安进逼。

12月17日　周恩来从延安飞抵西安，同张学良会谈，商定：东北军、第十七路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红军南下肤施、庆阳一线接防。红军加入由东北军、第十七路军成立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

同日　日本外相声言，南京若与张、杨妥协，日本将不能坐视。日本关东军发表声明，要求南京“反共防共”。二十一日，日本驻华大使川樾接见张群，声明张学良所提八项主张，“在思想上和日本为东亚大局着眼的根本方针，恰正相反”。

12月18日　接到周恩来报告国内各派对西安事变反应的来电。来电说：南京亲日派的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给蒋介石的信中称“宁抗日勿死敌手”；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精卫将回国；阎锡山向张提议，将蒋送山西；韩复榘认为南京现在办法不能解决西安问题；李宗仁、白崇禧表示张此举乃被逼得不得已；余汉谋[173]、何键表示拥护国民党中央；蒋态度开始时强硬，现亦转取调和，企图求得恢复自由，“对张有以西北问题、对红军求降求合完全交张处理之表示”。

同日　中共中央就西安事变问题致电国民党中央，指出“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呼吁国民党立刻实行下列处置：（一）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二）将讨伐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及十七路军的抗日要求；（三）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四）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五）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

12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中央关于西安事变的通电，以及力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有关问题。毛泽东在会上首先发言指出：西安事变后南京一切注意力集中在捉蒋问题上，把张、杨一切抗日的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的一面。这次事变促进抗日与亲日的分化，使抗日战线更为扩大，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光明的一面。现在光明面被黑暗面掩盖住。我们应坚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场上，对于光明面予以发扬，对于黑暗面给以打击。西安事变有两个前途，胜利或失败。我们应争取和帮助西安方面，把阵线整理好，打击讨伐派，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夺取胜利。我们应与东北军、西北军接近，对他们的态度，不仅不与南京混同，而且与阎锡山也不同，我们对张、杨是同情的。应当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毛泽东在作结论时指出：西安事变是站在红军的侧面，受红军的影响很大。它要取得斗争的胜利，无疑地是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与广大群众的帮助。现在的营垒是两方面，一方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亲日派，另一方是共产党与抗日派。中间还有动摇与中立的一派，我们应争取这些中间派。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只有内战结束才能抗日。有六种力量可能使内战结束：一是红军，二是东北军，三是西安的友军，四是人民，五是南京的内部分化，六是国际援助。应把六种反内战的力量团结起来，使内战结束，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会议通过《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提出“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本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联名向南京、西安当局发出通电，重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并提出具体建议：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听候和平会议解决；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包括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参加。

同日　起草并发出十余份电报，其中发给周恩来的十一份，通报了国内外形势并提出军事部署等，其要点是：时局正在发展，一方面日本军阀、中国汉奸、南京右派，极力制造内战局面；另一方面西安抗日军、红军、中国人民、中国反蒋实力派、南京左派、国际和平国家，正在结合反对内战，拥护抗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乃为团结一切国内、国际左翼及中间势力，为反对内战、拥护抗日而斗争。张、杨必要坚持，更有前途，一点不须气馁。争取十七路军全部稳定于抗日反内战立场，是当前重要一着。

同日　致电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12月20日　致电周恩来，转述共产国际的来电如下：“既然发动已成事实，当然应当顾及实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甲、用吸收几个反日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丙、停止消灭红军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

同日　致电周恩来，指出：“如宋子文态度同情陕变，兄可设法见他，一面提出我党调和陕变、中止内战、共同抗日之主张。站在完全第三者的立场说话，痛陈时局危急，内战是死路之意旨。征求他即召集和平会议，解决国是。”本日给周恩来的另两次电报，还分别提出：“红军主力第一步集结庆阳，如胡宗南南下决消灭之。王以哲军应固守固原、西峰。”“东北军应以洛川为后方，十七路军以韩城为后方，两军辎重宜逐渐向两地迁移，准备万一放弃西安时不至仓卒误事。”

同日　派人送一封信给中国共产党派往山西等地做统一战线工作的代表彭雪枫，要他立即商办苏区与阎锡山方面建立电台交通、徒步交通和通商关系等事宜，并嘱咐他“在外间交接，态度务须诚恳，立场务须坚定，用费务须节省”。

12月21日　致电潘汉年，要他立即向陈立夫等提出：“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护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南京及各地左派应速行动起来，挽救危局。共产党愿意赞助左派，坚决主张在下列条件基础上成立国内和平，一致对付日本与亲日派。（甲）吸收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乙）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之地位。（丙）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成立合作关系。（戊）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

同日　致电周恩来，要他“派人去董钊、樊松甫、王耀武[174]、胡宗南等处，告以何应钦、何成濬[175]等亲日派实欲置蒋于死地之阴谋，愿与谈判恢复蒋自由之条件，黄埔系不要受亲日派、阴谋派所愚，并发传单揭破日本与何应钦派联合害蒋之阴谋”。

同日　和朱德、彭德怀致电王以哲转马鸿宾：“承王军长介绍贵师与敝方结为抗日友军，曷胜欢迎。从此化敌为友，谊同一家，为抗日而誓师，为救亡而奋斗，相亲相爱，互助互援。”

12月22日　致电周恩来，通报红军进军和陕北苏区恢复情况：红军正向南急进，二十天内准可集中咸阳[176]。罗炳辉、萧劲光、谢嵩[177]三部钳制胡宗南，必要时宋时轮部也加入。陕北苏区均恢复，瓦窑堡、延川、延长、延安四城均入我手。

同日　复信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诸先生，陈述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的主张并望成立联合阵线。信中说：“来信问到红军在西北的战略企图，我们告诉你们，红军的唯一企图在保卫西北与华北，目前是集中于陕甘宁地区，首先求得国民党军队的谅解，在合作基础上共同进入抗日阵地，舍此并无其他企图。”“当此国亡无日之时，我们的志愿是抗日救亡，也仅仅在于抗日救亡，各方虽尚有若干对我们怀抱疑虑的人，但悠长的岁月将证明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所做的。”“希望双方结成坚固的阵线，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到底，并望你们推动各方首先是晋绥当局迅速执行抗战并成立各派的联合阵线，我们亦正在向各方面这样去做。”

同日　致信阎锡山，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提出：“敝方为大局计，不主决裂，亦丝毫不求报复南京，愿与我公及全国各方调停于宁、陕之间，诚以非如此则损失尽属国家，而所得则尽在日本。目前宁军攻陕甚急，愿我公出以有力之调停手段。”信中还说：“如何使晋、绥、陕、甘四省亲密团结，联成一气，俾对国事发言更为有力之处，敬祈锡示南针。”

同日　宋子文、宋美龄、端纳等抵达西安。蒋介石授意二宋代表他同西安方面谈判，并说对商定好的条件，他以“领袖”人格保证，不作书面签字，回南京后分条逐步执行。

12月23日　致电周恩来，指出：“时间正在变化中，张、杨不会久处孤立。但应告张、杨及其干部，把工作放在困难点上。即使困难，奋斗到底，最后胜利是我们的。如无此种决心，则遇有挫折，将不能支持。凡事向好坏两面着想，力争好的前途，同时也准备对付坏的局面。”

同日　致电南汉宸，指出：“因十七路军不巩固，极须大力进行政治工作，杨虎臣极望兄回帮助。”“兄至十七路军，应坚定其军政干部抗日救国、联红联共、不怕牺牲、直干到底之决心，并发展党的组织，争取十七路军变为真正的人民抗日军。”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参加西北抗日联军军事政治委员会及关于组织抗日联军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发言，主张参加西北抗日联军军事政治委员会，对外暂不宣布，对内可以宣布。并说，我们加入抗日联军，同时向南京招手。

同日　请山西吉县县长璩象咸代向阎锡山、赵戴文[178]面陈下列各点：“（一）十分钦佩晋绥当局对日寇的英勇抗战、开放爱国运动及取消防共组织，敝方与晋绥的基本方针已属一致，希望晋绥当局坚持此方针不变更。（二）希望即刻实现双方的密切合作，首先停止对西北的全部内战（包括对红军的与对西安的），给南京亲日派以压力达到此目的。（三）红军要求晋绥当局同意开赴绥察抗日，愿受阎之指挥，不干涉晋绥行政与社会秩序，晋绥发给伙食、弹药。（四）建立晋西、陕北交通通信，恢复通商关系，从吉县、延长局部开始。（五）不使汤恩伯回陕，并调出李仙洲、高桂滋、高双成离开陕北，此事请阎、赵大力帮忙。”

同日　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同宋子文谈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次日，周、张、杨又同宋子文、宋美龄谈判，并达成肃清亲日派、释放爱国领袖和政治犯、开放政权和召集救国会议、待抗战发动允许中共公开、联俄等协议。当晚，周恩来等会见蒋介石。蒋介石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等条件，但他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协议。张、杨同意其要求。

12月24日　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179]：“对临时军政委员会名单，我们方面拟参加朱德、彭德怀、贺龙、叶剑英、徐向前五人。恩来、伯渠参加实际工作不参加名单，以便将来进行国民党工作。泽东不参加。对张、杨说明，共产党为争取全国各派，应采此种方针，对张、杨亦是有利的。”

12月25日　蒋介石被释放。张学良没有告知周恩来等，就亲自陪送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飞赴洛阳。二十六日，抵南京。至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二十七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发表所谓蒋介石对张、杨的训词，称离开西安之前，张学良、杨虎城“不再强勉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

同日　致电周恩来：“提议东北军、西北军均以富县、甘泉、延安、牛武镇、羊泉镇、张村驿为总后方，再以庆阳、曲子、环县为第二后方，立即开始输送，先搬最重要物品。为避飞机，主要不置于城市而置于乡村，靠近苏区万无一失。但此决不动摇以西安为中心持久作战、奋斗到底之决心。”

同日　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指出：“在五个条件下[180]恢复蒋之自由，以转变整个局势的方针，是我们提出的。谈判结果，蒋与南京左派代表完全承认。昨晚电恩来，待先决条件履行及局势发展到蒋出后不再动摇才释放。但他们今日已经释放蒋介石，宋子文、张学良、宋美龄今日同机飞洛。依情势看，放蒋是有利的，是否达成有利，当待证实后告。野战军仍速开咸阳集中。”

12月26日　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指出：“为督促南京撤兵，为准备万一变化，为便利扩大补充野战军，仍应执行原计划，惟不驻咸阳，而照一、二、四方面军次序，驻兴平、武功、扶风、凤翔线，处在南京军天水集团与潼关集团[181]之间，对东北军、西北军则处在其外侧。”“西安已有五万元向庆阳运送。一切购买，不打土豪。驻乡村不驻县城。”

12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西安事变问题的报告，并作结论。报告指出：我们过去估计西安事变带有革命性是对的，如果它没有革命性便不会有这样好的结果。西安事变给国民党以大的刺激，成为它转变的关键，逼着它结束十年的错误政策，结束十年内战，而内战的结束也就是抗战的开始。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合作，是划时代的转变，是新阶段的开始。蒋介石释放后，他的动摇是否最后结束？现在还只能说是结束的开始，我们要动员一切力量结束他的动摇。西安事变使蒋介石的地位降低了，而我们的地位提高了。我们在西安事变中实际地取得了领导地位，应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开展全国局面，把红军扩大起来，与张、杨更加团结，成为抗日的核心，这是我们当前的任务。我们的具体策略是推动左派，争取中派，打击右派。与会者发言，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最后，毛泽东作结论指出：巩固西北根据地，扩大红军和苏区，改造东北军和西北军，做好全国群众工作，把群众组织起来，这是工作的重心。加强对国民党的工作，特别要做好左派、中派和军队的工作，重视宣传工作，党报应办起来。培养干部，要办党校和红军学校，造就群众的、军事的、党的、政治的四种人才。应督促国民党三个月后召开救国会议。

同日　致信韩复榘，表示愿合作抗战。信中说：“西安事变，西北抗日局面成立，先生主张和平解决，今已达到目的。惟蒋氏难免又受群小包围，延缓抗日发动亦意中事。今后如何改组国防政府，如何组织全国之抗日联军，如何确定救亡大计，均愿与先生及鲁军方面切实合作。”

12月28日　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指出：“蒋介石氏在西安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和西北人民的抗日的要求，首先命令进行内战的军队撤离陕甘两省，这是蒋介石氏转变其十年错误政策的开始。”但是，蒋介石发表的《对张杨的训词》，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声明》驳斥了蒋介石所说的西安事变系受“反动派”包围的谰言，分析了促成西安事变的各种因素。《声明》最后要求蒋介石“不打折扣”地实行自己的诺言，希望他“能一洗国民党十年反动政策的污垢，彻底地改变他的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基本错误，而立即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这个声明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到红军大学作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报告，指出：现在蒋介石出于无奈，已经承认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但并没有签字。对于这个问题，蒋介石签字当然好，但签了字这个人也会赖着不执行啊，就是不签字，迫于形势，他也有可能执行。究竟执行不执行呢？这就要全国人民进一步努力，逼迫蒋介石执行。世界上很多事情不可能都是顺利的，都要有一定的压力才能成功。

12月29日　为争取教堂同苏维埃红军建立和平友好关系，和周恩来联名提出，可同各教堂订立如下协定：“（甲）教堂承认苏维埃红军之抗日救国及反军阀卖国贼之主张，苏维埃红军承认教堂之存在。（乙）拒绝一切国民党军阀之军队、民团、侦探进入教堂区域，一切教民均为苏维埃公民，服从苏维埃法律，苏维埃红军承认宣教与信教的自由。（丙）教堂之财产不没收，由教堂自动捐助抗日救国经费。（丁）经济通商不加阻碍。（戊）其他事项随时协商办理。”

12月31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要求他们与杨虎城商谈中共中央迁移延安后红军驻地问题，指出：“中央十日内迁移延安，南面甘泉、北面瓦窑堡两城不能不交给我们，否则殊为不便。请与杨商交出甘泉，并请杨电高桂滋交出瓦窑堡，陕西红军可不进攻清、绥[182]，野战军可不进占旬邑、淳化、耀州为交换条件。”[183]

同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西路军已放弃永昌、山丹，向甘、肃两州进，但二马[184]追击甚紧。请商杨虎城电马步芳，停止向西攻击，红军亦不向凉州。

同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请将自十二月十二日起的整份西安《解放日报》、整份《申报》、整份天津《大公报》送来延安，写明交毛泽东收。

12月　完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前五章的写作。原计划写作的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及其他问题，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工夫再写而搁笔。本书是对十年内战经验的总结，是当时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一场大争论的结果。这部著作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战争绝对领导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着重批判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党内在革命战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为抗日战争战略问题的提出作了理论准备。本书根据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诸条件，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从小到大、以弱胜强的规律和特点，并由此规定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红军战争的指导路线，规定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书中讲述的关于人民战争的路线、战术的原则，主要是：要掌握“围剿”和反“围剿”长期反复的规律；要采取积极防御的战争方针；要在一定条件下为着进攻所必须采取的退却和诱敌深入；要实行集中兵力这个克敌制胜的作战方法，把运动战作为红军的主要作战形式；要采取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把歼灭战作为红军作战的一个根本指导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特别是辩证法和认识论。书中写道：“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又说：战争的胜负，主要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也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毛泽东当时曾以这部著作在陕北红军大学作过讲演。一九三七年五月首次以油印本印行。一九四一年由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在延安出版单行本。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月　作《临江仙•给丁玲同志》：“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首词毛泽东用电报发给随红一方面军赴三原途中的丁玲。

[1]1935年12月30日，朱德致电毛泽东、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并转林育英，通报四川、青海国民党军活动情况，提出红军第一方面军与红军第四方面军应互通情报。

[2]阎红彦，1934年7月被中共中央指派为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赴莫斯科，未及参加会议，即受共产国际之命送密电码回国，于1935年12月返抵陕北。

[3]朱瑞，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团政治部主任。

[4]二十五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第75师，此处沿用旧称。

[5]北征军成立于1935年12月中旬，由中国工农红军第28军、第78师及军委骑兵团组成。

[6]杨尚昆，当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1936年2月任主任）。

[7]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兼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8]高福源，原国民党东北军第107师第619团团长，1935年10月在榆林桥战斗中被俘，1936年初被释放返回洛川。1月16日后，受东北军委派，到甘泉邀请红军派正式代表赴洛川会谈。

[9]伍修权，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部第1科科长。

[10]王以哲，当时任国民党东北军第67军军长、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2路军第6纵队司令。

[11]李克农，当时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

[12]高桂滋，当时任国民党军第84师师长，驻防陕北绥德、米脂、清涧地区。

[13]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14]孙楚，当时任国民党军第101师师长、晋绥军正太护路军总司令、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3防守区司令兼陕北“剿匪”前敌总指挥。

[15]龙王池，即山西吉县黄河东岸边的龙王辿。

[16]延水城，即陕西延川县城。

[17]毛泽东对这首词在1958年12月21日曾作批注：“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

[18]李生达，当时任国民党军晋绥军第19军军长兼第72师师长。1936年2月下旬又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太原绥靖公署第2路军第3纵队司令。

[19]阎、蔡，指阎红彦、蔡树藩，当时分别任中国工农红军黄河游击师司令员、政治委员。1936年4月1日分别任红军第30军军长、政治委员。

[20]萧劲光，当时任中共陕甘省委军事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第29军军长。

[21]毛泽民，当时任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国民经济部部长。

[22]杨森，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黄河游击师参谋长。

[23]绥、清、延、延，指陕西绥德、清涧、延长、延川。

[24]周继吾，即董健吾，中共秘密党员，公开身份为上海圣彼得教堂的牧师。1935年底受宋庆龄、宋子文委托前往陕北，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张子华，当时受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委派，与董健吾同行，向中共中央汇报同国民党代表曾养甫等会商的情况。

[25]杨耀芳、杨澄源，当时分别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太原绥靖公署第2路军河防部队第71师师长兼晋西警备司令、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太原绥靖公署第2路军第1纵队司令兼第69师师长。

[26]李维汉，当时任中共西北中央局组织部部长。

[27]张云逸，当时任中革军委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后方办事处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副参谋长。

[28]高、张，指高福源、张子华。

[29]希，指曾希圣。

[30]李克农1936年3月5日致电中共中央，报告3月4日、5日同张学良在洛川会谈的情况。张学良提议，中共方面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负责人中推出一位与他在肤施再作一次商谈，时间由中共方面决定。双方商定，红军和东北军代表经新疆去苏联，由张学良负责同盛世才交涉；中共选派一位色彩不浓而能负相当责任者常驻西安。

[31]周、博，指周恩来、博古（秦邦宪）。

[32]大麦郊，今属山西交口县。

[33]朱理治，当时任中共陕甘省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29军政治委员。

[34]关麟征，当时任国民党军第17军第25师师长。

[35]襄陵，旧县名，1954年和汾城县合并为襄汾县。

[36]石口，今属山西交口县。

[37]清源，旧县名，1952年和徐沟县合并为清徐县。

[38]指1935年12月在瓦窑堡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于12月25日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39]苏维埃，这里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力量。

[40]汾城，旧县名，1954年和襄陵县合并为襄汾县。

[41]正太铁路，今石太线。

[42]叶剑英，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参谋长，在石楼附近统一指挥中路军。李富春，当时任中共西北中央局地方工作委员会书记，在石楼附近主持地方工作。

[43]指1936年3月4日中共中央要周继吾向南京当局提出的进行谈判的5条意见。

[44]指1936年3月20日、23日、24日、25日和27日连续在晋西大麦郊、石口、石楼等地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45]宋时轮，当时任中央工农红军第15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

[46]1936年3月29日，国民党军晋绥军全部占领原由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控制的黄河渡口，企图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围歼在黄河以东。4月初，国民党军晋绥军和中央军分别向兴县以南地区和临汾、侯马、赵城地区集结，寻歼红军第1军团、第15军团。蒋介石还强令张学良和杨虎城向延长、延川进击，袭扰陕甘苏区。

[47]汾、临，指山西汾阳、临县。

[48]林彪、聂荣臻1936年4月7日致电彭德怀、毛泽东等，称：“先锋军主力决于明八号开始西移，并拟集中于乡宁城和相机占领乡宁城。”

[49]1936年1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发表“对华三原则”，即：（一）中国彻底取缔反日言论和行动，放弃依赖英美的政策；（二）中国承认“满洲国”，确立中日“满”经济文化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

[50]永、大、吉，指山西永和、大宁、吉县。

[51]万福麟，当时任国民党东北军第53军军长。

[52]林彪、聂荣臻1936年4月11日两次致电彭德怀、毛泽东，提议先在乡宁以南之区域求得打一仗，然后再去打黄河封锁线。

[53]周恩来1936年4月13日致电毛泽东、彭德怀，说“后方与张电台呼号由刘鼎带去，前方仍保持与王以哲电台关系”。

[54]邓发，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粮食部部长。1936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决定，邓发为中央代表经新疆赴苏联。邓发于同年6月启程赴莫斯科，1937年秋回国。

[55]神府，指陕西神木、府谷。

[56]三边，指陕西靖边、安边、定边。

[57]宋任穷、蔡树藩，当时分别任中国工农红军第28军军长、政治委员。宋时轮、阎红彦，当时分别任中国工农红军第30军军长、政治委员。

[58]刘鼎1936年5月4日来电称，此间悉红军西渡，张学良要求早日与周恩来见面商谈。刘鼎，当时受中国共产党委派，在红军和东北军之间做联络工作。

[59]盛世才，当时任国民党新疆省边防督办。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3军军长、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1路军副总司令兼第1纵队司令。

[60]任弼时，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团政治委员。贺龙，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团军团长。任弼时、贺龙同时指挥中国工农红军第2、第6军团。萧克，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团军团长。关向应，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团副政治委员。夏曦，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团政治部主任。

[61]奉军，即东北军。

[62]张，指张学良。

[63]熊，指国民党军东北军第115师师长熊正平。

[64]马鸿宾，当时任国民党军第11军第35师师长、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1路军第4纵队司令。

[65]刘晓，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地方工作部部长。1936年10月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66]左权，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团参谋长。1936年6月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团代理军团长。

[67]王首道，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政治部主任。

[68]1936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决定，将陕甘省委改为陕甘宁省委，李富春任书记。

[69]彭德怀在1936年5月28日致电毛泽东说：“徐、程来电，小桥畔教徒回信，允本日派代表接头。我们答应以信仰自由但传教不得干涉政治为原则，与之谈判。”

[70]邓小平，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团政治部副主任。

[71]红校，指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

[72]绥、宁，指绥远、宁夏。

[73]指建立中国工农红军同国民党军东北军、第17路军合作抗日的统战关系。

[74]指马鸿宾任师长的国民党军第11军第35师。

[75]固原县，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

[76]1936年6月上旬，广东粤军首领陈济棠和广西桂军首领李宗仁、白崇禧发动“两广事变”，成立抗日救国西南联军，并进军湖南。蒋介石急调部队入湘，阻拦联军北上。7月，在蒋介石的压迫与分化下，陈济棠失败。9月，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妥协。

[77]胡适之，即胡适，字适之。当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教授。

[78]杨至诚，当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兵站部部长兼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后方勤务部部长。

[79]绥、清，指陕西绥德、清涧。

[80]张国焘1936年6月10日致电中共中央，同意率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北上，但准备向夏河、洮河西北行动，在青海、甘肃、新疆边远地区另辟局面。

[81]指国民党青海省政府主席、国民党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2防守区司令马麟，国民党军新编第2军军长兼第100师师长、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1路军第5纵队司令马步芳，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1路军第5纵队骑兵第5师师长马步青。

[82]甘、凉、肃三州，今甘肃张掖市、武威市、酒泉市。

[83]金积，旧县名，1960年撤销，所辖地区分别划归宁夏吴忠市、青铜峡市。宁安，指宁安堡，即宁夏中宁县城。

[84]乔治•海德姆，美籍黎巴嫩人，后取中国名字为马海德。

[85]斯诺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情况，在其《复始之旅》（《斯诺文集》第一卷）一书中写道：直到吃晚饭时，毛泽东才来。他用劲和我握了握手，以平静的语调寒暄了几句，要我在同别人谈话过后，熟悉一下周围环境，认识方位，然后去见他。他缓步走过挤满农民和士兵的街道，在暮霭中散步去了。

[86]何柱国，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东北军骑兵军军长。在张学良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时，何柱国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指挥东北军步兵、骑兵5个师及第35师残部，自庆阳至固原一线向红军进攻，但暂时未敢发动全面进攻。

[87]萧，指萧劲光。赖，指赖传珠，当时任中共陕甘省委军事部副部长。

[88]指由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团、第15军团为主组成的红军第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

[89]宋时轮、宋任穷，当时分别任中国工农红军第28军军长、政治委员。

[90]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西征以来，占领甘肃洪德城、环县、曲子镇及陕北三边广大地区，完成了扩展西部根据地的任务。

[91]杨虎臣，即杨虎城。

[92]沈克，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直属纵队司令兼第106师师长。

[93]汤，指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13军军长。陈，指陈长捷，当时任国民党军第19军第72师师长。二高，指高桂滋、高双成，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84师师长、第86师师长。

[94]杨、王、刘，指杨虎城、王以哲和当时任国民党东北军第105师师长的刘多荃。

[95]指发动两广事变的广东、广西军事当局。

[96]朱绍良，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甘肃绥靖公署主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1路军总司令。

[97]朱德、任弼时、张国焘1936年8月1日致电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我二、四方面军此次向包座、巴西、阿西前进便利，俟兵力稍集结后，即向洮岷、西固，约八月中旬，主力可向天水、兰州大道出击，以消灭毛炳文、于学忠为目的，来配合你军。在蒋敌进攻的严重关头，我一、二、四方面军只有在积极密切关系和一致战略方针下坚决对敌，才不致受敌各个击破，可能造成西北新局面。“我二、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对三个方面军大会合和配合行动，一致兴奋，并准备好了一切，谋西北首先胜利奋斗到底。”

[98]西固，今甘肃舟曲。

[99]鲁大昌，当时任国民党军新编第14师师长。

[100]甲军，指东北军。

[101]杜斌丞，当时任国民党军第17路军总参议。

[102]张文彬，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团政治保卫分局局长，当时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工作。

[103]马，指马步芳。毛，指毛炳文。王，指王均。

[104]曾万钟，当时任国民党军第3军第7师师长。

[105]韩复榘、张自忠、刘汝明，原均为西北军将领，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天津市市长和察哈尔省政府主席。

[106]宋哲元，当时任国民党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29军军长。

[107]宋子文，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银行董事长。

[108]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晋绥军第35军军长。

[109]易礼容，当时在上海由国民党控制的工会中工作。

[110]王世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华北联络部负责人。

[111]刘少奇，当时是中共中央代表，主持北方局工作。

[112]商震，当时任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河南省保安司令。

[113]指宁夏马鸿逵、马鸿宾，前者任国民党宁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新编第7师师长、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防守区司令。后者任国民党军第35师师长、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1路军第4纵队司令。

[114]毛、王、何，指毛炳文、王均、何柱国。

[115]潘汉年，当时是中国共产党同南京国民党当局谈判的代表。

[116]贾拓夫，当时任中共三边特委书记。

[117]《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1919年6月创刊，邵力子任主编。从1920年起，该刊逐渐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园地。1924年国共合作后，继续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马克思主义。1925年五卅运动后，邵力子离任去广州，《觉悟》的政治倾向逐渐右转。

[118]吴稚晖，当时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孔祥熙，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李石曾，当时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北平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当时任南京中央研究院院长。孙科，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

[119]章乃器，曾任上海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中国征信所董事长。陶行知，教育家。曾任南京晓庄师范学校校长。沈钧儒，律师。邹韬奋，新闻记者和出版家。曾主编《大众生活》周刊、《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他们都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和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领导人。

[120]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1936年9月19日致电朱德、张国焘，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指出：“胡敌由陕入甘，时机紧张，如我军指挥不集中，兵力无具体适切部署，则良机可以都全失去。”并提出建议：“马上以军委主席团集中指挥三个方面军作战。岷县朱张，陕北周王，应迅速亲临前线会合工作。”

[121]蒋光鼐，曾任国民党军第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曾任国民党军第19路军军长。他们于1933年参加组织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当时均为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主要领导成员。

[122]指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草拟的《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

[123]陈真如，即陈铭枢，曾任国民党军第11军军长（第19路军前身）。1933年参加组织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当时为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主要领导成员。

[124]李济深，参加发动两广事变，当时任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主席。李宗仁、白崇禧，国民党军桂军首领，在两广事件中反对蒋介石。

[125]于学忠，当时任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东北军第51军军长、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2路军总司令。

[126]彭雪枫，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派往山西等地做统一战线工作的代表。

[127]指中共中央西北局1936年9月16日关于红四方面军继续北上与中共中央及红一方面军会合的决定。

[128]指朱德。

[129]毛、胡，指毛炳文、胡宗南。

[130]隆、静、会、定，指甘肃隆德（今属宁夏）、静宁、会宁、定西。

[131]朱德、张国焘等1936年9月26日致电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并告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红四方面军已决定西渡黄河，并已按西渡计划行动。如兄等仍以北进万分必要，西渡计划万分不妥时，则请中央明令停止西渡，并告今后行动方针，弟等当即服从。

[132]指朱德、张国焘、陈昌浩1936年9月18日发布的关于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计划。

[133]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1936年9月28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通报红二方面军的编制、人数（全方面军共一万三千三百余人）和士气等情况，反映“因远途中经过大小十余次战斗，干部伤亡颇多，因此，请派师、团级军政干部若干”。

[134]刘湘，当时任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21军军长、四川“剿匪”军总司令。

[135]指王均任军长的国民党军第3军。

[136]陈支队，指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15军团第73师政治委员陈漫远指挥的独立支队。

[137]达王，指蒙古王爷达理扎雅。

[138]胡、毛，指胡宗南、毛炳文。

[139]张子华，当时以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的身份同国民党政府的代表谈判国共两党联合抗日问题。1936年11月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局副局长。

[140]陈立夫，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兼国民军事训练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

[141]十月作战纲领，指中共中央、中革军委1936年10月11日发出的《十月份作战纲领》。纲领要求中国工农红军各方面军作好渡河和攻击宁夏的准备，从11月中旬起，以红军第一方面军的西方野战军全部和红军第四方面军的3个军，进攻宁夏；以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另两个军、红军第二方面军全部和陕甘宁军区独立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必要时抽一部参加进攻宁夏。

[142]傅，指傅作义。

[143]阎，指阎锡山。

[144]民族革命同盟，即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由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于1935年7月在香港建立的抗日反蒋团体，以“争取民族独立，树立人民政权”为基本政治主张。

[145]玉阶，即朱德，字玉阶。特立，即张国焘，又名特立。

[146]指苏联。

[147]彭德怀1936年10月23日9时就宁夏战役部署致电毛泽东，主要内容是：战役分两步进行，第一步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占领黄河沿岸，以红军第四方面军第4、第30军攻击中卫，牵制马鸿逵。第二步渡过黄河，控制宁夏门户，以一部兵力袭占定远营，相机攻占宁夏省会。

[148]胡、毛、王、关，指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

[149]南敌，指从会宁、静宁至隆德、固原一线由南向北进攻红军的国民党军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各部及东北军王以哲、何柱国等部。北敌，指沿黄河一线布防的国民党军邓宝珊、马鸿逵、马步青等部。

[150]彭雨峰，即彭雪枫。

[151]指彭德怀1936年10月28（俭）日提出的在海原、打拉池地区打击国民党军胡宗南的战役计划。

[152]郭华宗，1931年任国民党军第43师师长，率该师参加过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被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歼灭一部。

[153]周、孔，指周祥初、孔令恂，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1路军第2纵队第43师师长、第97师师长。

[154]指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

[155]彭德怀1936年10月29日发布关于各兵团集中协同消灭胡宗南部的命令，其要点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1军团在古西安州、关桥堡、麻春堡一带，第15军团在盐池一带，红军第四方面军第4、第31军在打拉池一带，以形成对胡宗南部作战的有利部署。

[156]斯诺采访后写的《西行漫记》中写道：“一天晚上，当我的其他问题都得到答复以后，毛泽东便开始回答我列为‘个人历史’的问题表。”“他说，如果我索性撇开你的问题，而是把我的生平的梗概告诉你，你看怎么样？我认为这样会更容易理解些，结果也等于回答了你的全部问题。”“在以后接着几个晚上的谈话中，我们真像搞密谋的人一样躲在那个窑洞里，伏在那张铺着红毡的桌子上，蜡烛在我们中间毕剥着火花，我振笔疾书，一直到倦得要倒头便睡为止。”

[157]各位教授，指193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的许德珩，以及马叙伦、杨秀峰、张申府、程希孟等教授。他们当时组织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许德珩和夫人劳君展（新民学会会员）得悉毛泽东已到达陕北，随后他们买了三十多双布鞋，12块怀表和十几只火腿，委托中共地下党员徐冰、张晓梅设法转送到陕北。

[158]陈公培，早年参加过中国共产党。1933年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时期，曾担任国民党军第19路军同红军联络的代表。这时寓居香港。

[159]指苏联方面拟从新疆供给武器装备和军需物资。

[160]远方，指苏联和共产国际。

[161]指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4军、第31军1936年11月17日在宁夏盐池县萌城地区设伏，击溃胡宗南部第1师第2旅，毙伤敌六百余人的一次作战。

[162]指丁德隆任师长的国民党军第1军第78师。

[163]周，指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1路军第2纵队第43师师长周祥初。

[164]指陈果夫、陈立夫。

[165]西洛可夫，今译布罗科夫，苏联哲学家。

[166]爱森堡，今译爱森贝格，苏联哲学家。

[167]指定边、盐池、环县地区。

[168]朱德、张国焘、周恩来于1936年11月30日到达保安。

[169]哲生，即孙科，字哲生。

[170]黄超，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政治委员。

[171]这是沿用的旧称。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已于1935年7月改称红军第5军。

[172]端纳，英籍澳大利亚人，曾任张学良顾问，1934年至1940年为蒋介石不具名义的顾问。

[173]余汉谋，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广东绥靖公署主任兼国民党军第四路军总指挥。

[174]董钊，当时任国民党军第28师师长、“讨逆军”东集团军先锋。樊松甫，即樊嵩甫，当时任国民党军第46军军长。王耀武，当时任国民党军第3集团军第10纵队第51师师长。

[175]何成濬，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武汉行营主任。

[176]周恩来1936年12月21日致电毛泽东，提出希望红军主力10天内集中长武、彬县一线，再10天集中兴平、咸阳一线。

[177]谢嵩，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29军军长。

[178]赵戴文，当时任国民党山西省政府主席、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副会长。

[179]秦邦宪是1936年12月23日和叶剑英等一起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的。

[180]指毛泽东1936年12月21日致潘汉年电报中所列5条。

[181]天水集团，指何应钦组织的“讨逆军”的西集团，由顾祝同指挥，集结于天水等地。潼关集团为其东集团，由刘峙指挥，集结于潼关等地。

[182]清、绥，指陕西清涧、绥德。

[183]1936年12月30日，周恩来同杨虎城商谈中国工农红军驻地问题，杨提出红军不要进入太逼迫西兰公路的旬邑、淳化、耀州（耀县）。

[184]指马步芳、马步青。

1937年　四十四岁

1月1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并告彭德怀、任弼时，指出：南京内部斗争甚烈，亲日派不甘心下台，有最后挣扎、扣留张学良[1]、进攻西安的危险。昨日何应钦令刘峙将复员各军原地停止，举行演习。今日何又令李默庵部以演习为名，秘密向洛南前进。政局已起变化，请立作如下处置：与杨虎城、王以哲等商议团结对敌；秘密通令东北军、西北军紧急动员，防御亲日派进攻；布置渭河北岸及渭南、洛南、商县、蓝田的阵地，为坚守计；红军准备进至兴平、扶风策应；加紧晋、绥、川、桂、直、鲁的活动，反对内战。本日，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注意张、杨部下右派之活动，注意你们的安全，注意与张、杨左派密切联系，准备万一的事变。”

同日　和周恩来联名致电潘汉年，指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极于国事有利，但闻亲日派极力阻碍蒋介石新政策的实施，不执行撤兵命令，企图重新挑起内战，将给民族国家以极大损害。“共产党与红军坚决站在和平解决国事之立场上，赞助国民党一切有利于救亡图存之改革，愿与陈立夫、宋子文、孙哲生、冯焕章[2]各方面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盖今日一切有良心的人，均应团结起来，制裁亲日派之祸国阴谋。望本此方针，速与陈立夫先生接洽。”

1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成立陕甘省委问题。为了适应向南发展的需要，会议决定恢复陕甘省委，李维汉任书记。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谈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和我们的方针，指出：自张学良被扣留南京消息传出后，西安左派要积极起来，同时右派也要积极起来。南京方面，左派在奋斗中，亲日派也在大大活动。蒋介石的态度还不甚清楚。目前局势在混乱中，亲日派与各个右派结合起来，他们现在的目标是要弄坍西安，正向西安进军。目前我们的方针，仍是打击右派，争取中派，所不同的是对军事上应有准备，对西安更要积极地帮助与团结。现在不仅是西安问题，而是全国问题。以下两点是不变的：一、与西安合作；二、打击亲日派，争取中间派。至于蒋介石是否能改变态度，还要看一看。

同日　中革军委主席团致电前敌总指挥部彭德怀、任弼时及各军团首长：为策应抗日联军[3]第一、第二集团军，争取整个联军的团结一致，反对敌人的分化孤立政策，并积极准备于不得已时与进攻之敌作战，巩固西北抗日联合的胜利，推动时局的发展，野战军应根据周副主席与杨虎城主任商定的计划，从明日起秘密向旬邑、淳化二县集中，注意不越过泾水以南，严守军事政治纪律。

同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指出：“目前全局重心，在巩固张、杨两军团结于红军周围，以对抗亲日派，推动时局转向有利方面。”“南京亦正在争此一着，用分化与威胁手段夺取张、杨两军，以孤立红军。”

1月3日　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红十五军团出陕南的理由为：（一）“该地为影响数省之战略区域，为敌进攻之一翼。该军向陕南，不但可以打击正向洋县集中之万耀煌[4]、王耀武两师，且可钳制正向商县进攻之李默庵、李铁军[5]，以保障西安右翼。”（二）“与陈先瑞[6]配合，扩大苏区，扩大红军。”（三）“有助于主力而不妨碍主力之作战”。

同日　致电王以哲：“时局变化，亲日派回师进攻我抗日联军。惟有万众一心，巩固团结，坚决作战，争取最后之胜利。”“罗炳辉军[7]明（四）日从大水坑向固原附近开进，配合兄部作战。”

1月5日　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并告彭德怀、任弼时，指出：“南京报复派现在没有政治口号，只能偷偷摸摸地干，希望吓一吓，把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等吓得就范，然后慢慢宰割孤立红军。目前只要三方面团结，真正的硬一下，并把红军的声威传出去，使中央军不敢猛进（猛进时消灭其一部），有可能释放张学良，完成西北半独立局面。你们速发拥蒋迎张通电，你们把朱老总谈话在上海散播。彭、任速令十五军团出陕南。”

同日　关于同将到西安的国民党代表张冲谈判的原则问题，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指出应向张冲表示：（甲）“南京在蒋回后重新宣布‘剿共’方针，重新向西北进兵，并扣留张学良，破坏协定与破坏信义。”（乙）“同意南京用政治方式解决西北善后问题，但须在下列条件之下：（一）立即撤兵；（二）立即释放张学良回陕；（三）保证西安协定[8]之实行。”（丙）“两党关系，三大纲领已与蒋、宋磋商，并已明白为蒋、宋所承认，细目委潘汉年全权接洽，恩来无去南京之必要。”本日，又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向张冲表示，只要南京军不开火，红军决不向南京军开火，仍处于调人地位。”“恩来绝对不可去南京。”

同日　中革军委主席团电示徐向前、陈昌浩、李先念及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一）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二）全军集结二三点一天左右行程，能集中作战，大力训练补充，伺机消灭敌人；（三）全靠你们自己团结奋斗，争取胜利，不要靠任何外面的援助。”

同日　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任命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孙蔚如为陕西省主席、王树常为甘肃省主席，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

1月6日　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指出：“（甲）目前中心在坚决备战，拒顾迎张[9]。（乙）顾来则张、杨两部全被宰割，红军将被迫登山。（丙）张、杨两军速筑坚固阵地，红军担任野战，坚决为保卫西北革命局面奋斗到底，不为南京和平空气所松懈。如此干法才能求得和平，广西前事[10]可证。（丁）恩来此时绝对不应离开西安，张学良去宁已上了大当。”本日，毛泽东、张闻天又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指出西安报纸的宣传中心，应放在揭破亲日派汉奸制造内战阴谋上面，引起军民的敌忾心与坚决性。

1月7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彭德怀、任弼时，要求野战军全部十日在耀县、三原、咸阳集中后，应于十二日以前完成扩红、筹款等各项工作，愈快愈好。并提出：“准备以主力（拟一、四方面军）出商、洛[11]控制陕、豫、鄂边境，留一部于渭北（拟二、四方面军），战略上突破敌人包围形势，使平汉、陇海两路暴露于我面前，迫蒋就范。”

同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西路军现占领高台、临泽，令其暂时在该地停住。但二马骑兵扰击甚紧，子弹十分缺乏，希望派飞机送子弹去，如有可能请设法运送十万发。”

1月8日　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通电坚决要求南京当局立刻下令停止对西安方面的军事行动，肃清亲日派，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使国内和平立即实现；强调蒋介石应挺身而出，制止祸国殃民的内战重新爆发；指出今日中国人心之背向已显而易见，一切甘冒不韪投降日本之亲日派分子，必将自趋于毁灭之途。

同日　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如敌决心开战，红军主力应以第一步出商、洛，第二步出豫西，第三步出京汉路为上策。如此方能改变整个局势，分化南京，迫蒋就范。留二方面军在渭北策应友军在内线作战。尔后内线之红军与友军同外线之红军主力互相策应为战略上之配合作战。”

同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指出：解放社昨日广播过于尖锐，在没有开火以前，要着重要求南京撤兵释张，和平解决，攻击的锋芒放在少数亲日派身上。

1月9日　关于潘汉年去南京谈判和周恩来致蒋介石信的内容，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甲）应痛陈和平，万不可战争，要蒋抑制一部分主战人物的不顾大局，客观上徒利日本大损中国。（乙）张回才能妥善解决西北问题，请蒋注意此点。（丙）撤兵组府请蒋另主持，不为旁人[12]。（丁）周暂难分身，一俟大局略定，即可出去见蒋。（戊）共产党在对内和平对外抗战基础上用全力赞助蒋。”

同日　和张闻天复电周恩来，指出：“力主和平，拉拢蒋、宋，策动国内各派各界舆论，策动英美，保持西北目前局面，非不得已不开火，乃目前基本方针。此方针应使杨、何、孙、王、缪、刘、杜、黄[13]及宣传委员会主要人了解，改正其‘左’的宣传，但军事方面，仍极力备战，绝不放松。”“红军即在三原、咸阳集结待机，不可轻动。”

同日　蒋介石派王化一、吴瀚焘到西安，提出和谈的甲乙两案。甲案：东北军调甘肃，第十七路军不动，归杨虎城指挥，红军回陕北，中央军驻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乙案：东北军调河南、安徽，第十七路军调甘肃，红军回陕北，中央军驻潼关到宝鸡沿铁路各县。

1月10日　随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由保安动身迁往延安。十三日，到达延安。

1月1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延安工作问题。王观澜汇报来延安后二十天的工作，李见珍汇报进城的情况。毛泽东发言说：延安工作方针与方法基本上是好的，产生了好的影响，应该继续这一方针。现在不打土豪，土豪喜欢；保护商人，商人喜欢；取消苛捐杂税，使贫民喜欢。以后应进一步使群众更加喜欢，使土豪的喜欢减少。应该使在延安工作的同志明了，延安工作对全国有影响，延安的各种具体工作都应把握这一原则。关于延安的政权形式问题，抗日救国会只是暂时的，这里最好是不派县长，应成立抗日革命委员会，将来要成为苏维埃政权。因为这是我们首都所在地，不应与人共管。关于金融问题，毛泽东说：认为用白票就不能用苏票[14]、用苏票就不能用白票，这种估计是过分的。我同意总司令的意见，还是在城内苏票、白票混用。我认为中心问题是从外面办货来的问题，用合作社来调剂是可以的。

1月16日　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甲）杨、于即日通电就职[15]。（乙）向蒋交涉条件仍以你们前电各条为妥，因杨、于就职后南京更加无名，条件略高无妨碍，并为尔后留出再让一步之余地。（丙）条件中主要者为：（一）张回陕，顾驻洛。（二）华县以西属张、杨军。提出之语气尽量改得缓和些，可以不提红军。（丁）携赴奉化以速为妙。”

1月17日　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代表携谈判方案在奉化见蒋介石，提出：（一）设陕甘绥靖主任，张学良为正，杨虎城为副，行营主任顾祝同驻洛阳；或设西安行营主任，张为正，杨、顾为副。（二）军事善后问题，潼关、华阴由中央军驻扎，陕、甘其他地区由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分驻。还向蒋介石提出，由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决定抗日、联俄、容共国策。蒋介石表示不接受。

1月18日　关于准备对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建议书和处理西安善后问题的条件，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指出：“（甲）对三中全会，正由上海、华北两方策动一大的左派运动，西安方面望注意策动宁、绥、川、桂，我们亦准备提出建议书。（乙）南京已宣传陕变即可告一段落，汪入京后左右派斗争当更趋激烈，内战对蒋系已处不利，和平解决之趋势已渐明显。杨、于、孙[16]就职，应与要求张回、要求陕甘防区不变二事同时进行，对后二事目前不应让步，在力求和平的总方针下争此二着之实现，这种可能是存在的。”

1月中旬“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中革军委主席毛泽东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二十一日，抗大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出席并讲话，他说：抗大像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磨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打倒日本，去创造新社会。

1月21日　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并告彭德怀、任弼时，指出：解决西安问题，“在于是否有保证让步而确能停止战争，让步而依然是战争，且得出比西安事变前更坏之局面，则不能让步”。无论和战，应使杨虎城、孙蔚如、何柱国、王以哲、于学忠、缪澂流、刘多荃及左派自己打定主意，我们处在建议与赞助地位。无论和战，红军主力应按前定计划出至陕南，处在川陕之间。

同日　和周恩来致电潘汉年，指出：“为避免内战一致对外，我们原则上不反对蒋之方针，并应劝告西安服从南京统一方针，蒋宜给张、杨以宽大，以安其心。”但坚决要求蒋同意下列各点：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不执行“剿共”政策，并保证红军最低限度的给养；暂时容许一部红军在陕南驻扎；令马步芳停止进攻河西红军；为使红军干部确信蒋之停止“剿共”、指定防地与发给经费，要求蒋亲笔答复周恩来一信。潘汉年接电后即同宋子文商议，但没有任何结果。

同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西路军在高台、临泽一带不能立脚。二十日晨高台被马步芳、马步青部攻破，董振堂牺牲，五军损失两个团。“他们从本日起转向东进，望速商于学忠准备派一部策应，并与交涉红军离开河西抗日，勿加干涉。”

1月22日　和周恩来复电潘汉年，要求蒋介石：第一，“给我们以亲笔信，信内说明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再则指定驻地与允许按月发给经费”。第二，同意红军一部驻在陕南柞水、镇安、旬阳、安康、汉阴、紫阳、石泉、镇巴等八县（这八县原来大部是苏区），红军主力则驻庆阳、合水、正宁、宁县、西峰、旬邑、淳化、中部、洛川、富县、甘泉、肤施、清涧、宜川、瓦窑堡、安边、豫旺等县镇。复电要潘汉年向蒋介石说明下列观点：“我们是革命政党，自己确定的政策决不动摇。我们的政策是与蒋一道团结全国（即反对分裂与内战）共同对日，以后许多事情均愿与蒋商量，一切有利日本与汉奸而有损国力与两党合作之事，均当与蒋一道坚决反对之。”

1月23日　关于接应西路军东进问题，致电周恩来、秦邦宪：“西路军已于二十一日晚开始向东急进，以十天行程到达黄河边。甲、能否设法停止二马追击；乙、于学忠能否策应西路军；丙、至低限度请查清黄河结冰段或有渡船处，帮助西路军顺利渡过黄河右岸。”

1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作关于同国民党谈判问题的报告，指出：和平问题主要看我们决定，问题是如何保证。首先要蒋介石写亲笔信给我们，第一停止“剿共”，第二划清防地，第三保证给养。蒋介石有电报问我们到底要什么地方，我们提出了八个地方，我们有了这些地方，可以监视他们并同四川取得联系。关于防地，延安、延长、甘泉、富县，增加瓦窑堡以及豫旺等。蒋介石已答应凉州以西归我们，令马步芳不要进攻。自从释放蒋介石，我们总的方针是和平，西安亦是如此。中国对日本，中国有理；西安与南京，西安有理。现在已一般地趋向和平了，所以能趋向和平，就是因为红军靠近张、杨。现在的问题，就是要顾祝同不来，张学良回来。我们的让步是潼关归南京，最后的让步是退到渭水以北，西安让给蒋介石，但蒋要少驻兵，杨虎城部驻一个师。我们不能让步的是张学良问题。现在的困难，就是怕和平没有保障。毛泽东报告后，会议进行讨论。最后，毛泽东再次发言指出：对国民党三中全会应有表示，这次表示应有新内容。应说明不是人民阵线而是民族阵线，对西安事变问题我们的立场是和平解决。关于这些问题的说明还是不够的。我们现在申明不待民主共和国成立就愿意成为统一的区域，一种是民族革命政府，一种是人民革命政府，我们苏区是人民革命政府。我们是特别的，但应归他管。西安事变将蒋扣留，我们是主张和平解决的。释放蒋后，我们军队开去，还是为了和平。我们的错误，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决议时提出了抗日没有放弃反蒋，然而在五月间还是渐渐在变，彻底的转变是在共产国际指示以后。西安事变后，我们通电中说将蒋交人民裁判，是不对的。

1月25日　关于向蒋介石提出交涉的几个问题，和周恩来复电潘汉年。复电指出：“（甲）杨、于、孙通电就新职，并准备取消临时组织，已表示服从中央，目前只须蒋先生处以宽大，在陕、甘不驻多兵，优待汉卿显示爱护两部，释其疑虑，即可彻底和平解决，我们当以全力斡旋，务底于成。（乙）为要说服红军将领起见，如无蒋先生手书甚为困难。因多年对立，一旦释嫌，此简单表示在蒋先生为昭示大信，在红军即全释疑虑。且此书即经兄手声明乘机直飞西安面交恩来，当绝对保守秘密，如有泄露由我方负全责。陕南驻军一部，实为事实所限，务请蒋允诺。（丙）已命西路军在甘、肃附近停止两天，请蒋速令马军让出甘、肃二州，即可停止东进。”

同日　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红军经费等问题，和周恩来致电潘汉年，指出：全部红军、地方武装和游击队，每月伙食费至少需一百万元。如照国民革命军待遇，发给薪饷再加购买费，每月至少一百二十万元。“徐向前部如在河西，可照蒋意在凉州以西，但请蒋电劝马步芳让出凉州、肃州等城，以便就食，并令马部停止攻击徐部，如向河东开则另外指定防地，此点望速复。”

同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指出：“（甲）目前谈判要点在要求陕、甘不驻多兵[17]与红军一部驻陕南，后者由汉年交涉，前者应由杨[18]向顾祝同严重提出，要求不超过十个师，至低不超过事变前数目，蒋如有不继续战争的诚意，无拒绝此点之理由。（乙）严重注意左派的过左情绪，宜由左派中明白分子自己说服左派，我们不宜说得过多。（丙）洛甫本日出发来西安。”

同日　两次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立即准备退出西安的一切事情。”“现在一切工作应放在退出西安后可能发生的新战争或新压迫的基点上去布置。”西安退出后，应注意张、杨两军内部间以及与我们间进一步团结，而避免可能的分化与分歧。

1月26日　和周恩来致电潘汉年，提出同蒋介石交涉事项。电报说：“恩来正在苦口斡旋，中央社忽大发讨伐电讯，引起张、杨两部及西安学生异常愤激，特别东北军方面更愤，认中央无诚意，抗战论又高扬，使我们陷入困难中。望速交涉：第一，中央社改取和平论调；第二，前线中央军不作引起愤激之动作；第三，对西安合理要求表示让步；第四，请蒋示意阎百川出面调停，最好阎到西安一行。”本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请他将致阎锡山电交彭雪枫转送；致阎电表示恳望阎出面斡旋，俾得和平解决西安问题。

1月27日　和朱德、张国焘致电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甲）无论从哪一面说，主要的从政治方面说，均应对南京让步。（乙）全力说服左派实行撤兵[19]。（丙）十五军团亦准备撤退。（丁）和平解决后三方面团结一致，亦不怕可能发生的新的战争。”同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无论如何要说服东北军左派，全军整然撤退，不可冲突。”“请以红军代表资格正式向左派申言，为大局计应即撤兵”。

同日　东北军少壮派应德田、孙铭九等五十余人向周恩来请愿，激烈反对和平解决方针，坚持释张再撤兵。周恩来说服无效。深夜，周恩来获悉孙铭九等已拟了一个暗杀名单，内有东北军主和派和共产党员。

同日　致电潘汉年，指出：恩来用全力斡旋，结果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诸人已完全同意服从中央，但东北军大多数师团干部坚决要求张学良回西安一行，与东北军干部见一面，训话一次，即行撤兵，否则要打。我意蒋介石不妨让张来陕一次，仍回南京，使撤兵不生波折，很和平地解决此问题。

1月28日　连发两电致周恩来、秦邦宪并告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罗、宋所部[20]可出平凉。西路军东进至山丹的沙河堡，敌集中防堵，又不能东进，在该地回旋一时期，相机消灭敌人。近日打一胜仗，缴枪二百余支。请与王以哲交涉，罗、宋所部开至平凉附近策应，防胡宗南军由天水东进。和平解决后，罗、宋可由平凉向兰州以西策应西路军。

1月29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告以蒋介石令胡宗南绕过难攻的据点，向西安进迫，已达静宁、会宁地区。并指出：“判断蒋意，仍以军事威胁求不战解决问题，因正面不好进，故从天水、汉中两方前进，威胁西安，以此尚有相当时间，以利交涉与说服左派。”

同日　和周恩来复电潘汉年：“为坚决赞助蒋先生方针和平解决西北问题，并永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起见，我们决定放弃陕南驻兵的要求，将徐海东部第一步由商县撤至礼泉，第二步撤至正宁、庆阳，可在渭南撤兵之前三天开始由商县撤退，以便在中央军进驻西安之前，通过西安、咸阳线，惟须在陕北或宁夏增加一部分防地。”

同日　东北军的团以上军官和主要幕僚在渭南开会。因应德田等坚持反对和平解决，会议决定在张学良未回来前，决不先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决一死战。

1月30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应提醒杨虎城“对整个政治前途之自信心，对其他高级干部亦然，经过他们去提醒中级干部，认识自己的前途，并说明我们与他们始终愿在一起，为和平统一御侮救亡之总方针而奋斗。撤兵后蒋如食言进攻，彼时曲在蒋，我们则为最后自卫而战，国人当同情，我们现在作战则失去国人同情”。

同日　和朱德、张国焘复电周恩来、秦邦宪、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21]，指出：“我们意见如下：（甲）和平是我们基本方针，也是张、杨的基本方针。（乙）但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我们不能独异失去张、杨。（丙）向张、杨两部表示我们始终同他们一道，在他们不同意撤兵以前，我们不单独行动，协助他们争取更有利条件。（丁）用以上态度，争取最后的和平。”

同日　致信徐特立[22]，祝贺他六十岁生日。信中说：“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贺信称赞徐特立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不躲避责任；祝愿他健康长寿，“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

1月31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指出：“我们与张、杨两部应取进则同进、退则同退之方针，我们立场已向南京表明，即打亦不至基本妨碍我们方针，无论打胜打败，结果仍是讲和，但对张、杨两部影响较好。”“当然在打之前，力争张回，而免去打。”

同日　致信李克农：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的演义）。

2月2日　主张和平解决西安善后问题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被东北军中主张武力解决的青年军官枪杀。

同日　和朱德、张国焘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并告彭德怀、任弼时：“（甲）十分注意你们的安全，紧急时立即移至三原。（乙）十五军团亦望周、博令其注意。”

2月4日　致电潘汉年：“前线已开始撤退，和平前途可逐步实现”。“红军在商县以东者早已开始撤退，主力亦昨日起开始撤退，约七天可通过咸阳，在三原者本日开始向指定地点移动。”“但蒋对东北军、十七路军抚慰政策必须坚持不变。”“望你同张冲兄在五天至七天内飞来延安一行，商决各种合作问题。”

同日　和朱德、张国焘致电杨虎城、于学忠转王以哲家属，吊唁王以哲遇难。同时，还向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副军长吴克仁及全军官兵发出唁电。

2月8日　致电周恩来，请同顾祝同面商：防地必须增加金积、灵武、中宁、豫旺、安边、宁条梁、瓦窑堡、清涧、宜川等处。

同日　顾祝同率国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九日，张冲、潘汉年到达西安。

2月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这个电报发表，各方面会有不同的看法，然而在政治上是可以说明的，是可以表示我们真正抗日团结御侮决心的。

同日　关于同国民党政府谈判的主要内容和条件，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23]：（一）关于和南京方面交涉的政治立场，请参阅致三中全会电。（二）军事方面，同意编为十二个师四个军，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为军长，组成一路军，设正副总司令，朱德为正、彭德怀为副。（三）饷项，如对方应允即改番号，即照中央军待遇领受，如对方仍欲缓改，则每月接济至少八十至一百万。（四）如有国防委员会的组织，红军应派代表参加；如暂时无此种组织，红军亦需要驻京代表，参与国防准备。（五）党的问题，求得不逮捕党员、不破坏组织即可，红军中组织领导不变。十日，毛泽东、张闻天再电周恩来，提出同国民党政府方面谈判的补充内容和条件：“我们参加者：（一）军事机关如军委会、总司令部、国防会议等；（二）政府集会如各派各党之代表会议、国民大会等；（三）抗日时参加政府。”

同日　傍晚，出席为欢迎本日到达延安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举行的宴会。晚十时，在凤凰山住处会见范长江，作竟夜长谈。谈到战略问题时，毛泽东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在不应当搞广昌大决战，不应同陈诚指挥的主力硬拼。应当暂时放弃苏区，分红军为四路，猛出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四点，施以佯攻，以诱动江西兵力，然后择弱点一战，胜而后回江西，再突破弱的方面，则苏区可以保全。谈到共产党现时的要求时，毛泽东说：希望中国走上宪政民主之路，以民主求统一求和平。和平统一之后，始可以言抗日。故为实现民主政治，共产党可放弃土地革命和苏维埃、红军的名义。有人反对共产党谈爱国主义，这是不彻底懂得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是反帝国主义的，在半殖民地的国家提倡爱国主义，本质上就是反帝国主义的。

2月10日　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文说：深望国民党三中全会，本着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如国民党三中全会果能确定此国策，则中国共产党为表示团结御侮的诚意，愿给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如下的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2月1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秦邦宪关于西安事变的经过与结束的报告。在会上发言指出：对西安事变我们过去估计前途有两方面是对的。对国民党的估计也是对的，我们这种估计是从去年九月开始的，西安事变后能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是因为我们的总方针正确。我们过去最大部分的工作是用在西北，现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对全国工作的布置更为需要，全国工作摆在我们面前。关于和平是否确实的问题，我们应当认识，和平的可能性大，但也有打起来的可能，我们要准备自卫战。不过主要应采取巩固和平的政策，应向着联合全国抗日的方向努力。我们的通电[24]，是大的让步，是带原则性的让步，是对工人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等的让步。这是为着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为着现阶段的革命，为着抗日。对于土地问题，在大阶段来说是不放松的，但在目前阶段上是应停止没收土地的。苏维埃过去十年斗争是对的，现在改变也是对的，应从理论上说清楚这个问题。形式上虽然改变，然在实质上没有多大的改变。

2月12日　和张闻天复电周恩来[25]，提出同张冲、顾祝同谈判应注意的事项：防地要包括金积、灵武在内，如东北军真调走时，我们还应要求海原、固原、镇原及西峰镇，因为现有的防地实在不够；西路军防地虽指定，但让防未实行，且未停战，应要求停战让防；陕、甘以外各省的红军游击队，一律改民团或保卫团，千人以上者亦然，绝不宜调来陕、甘集中；政训联络员设法拒绝，至少拖延之；致三中全会电中所述要求，他们实行五条，则我们实行四条，你谈判时应同时提出，否则彼方将迫我方再让步，实际在我方者是最低条件，勿要再让。

2月14日　关于同国民党政府要求增加防地等问题，致电周恩来，指出：“借十五军团北调允许增加防地之机会，要求金积、灵武、中宁、豫旺、清涧、宜川六县及安边地区（包括宁条梁及靖边以北）与瓦窑堡。此外无定河下流两岸直至黄河，包括河口、川口、马灰坪、枣林坪一带原有苏区，现驻李仙洲部须退出。”“宁夏及整个陕北亦应提及，但可将来再商。”“西路军待春暖以一部占安西州，接取货物，主力在甘、肃二州地区，但须马部退出该地。”

2月15日　致电周恩来：“西路军问题请作两步交涉。第一步电令二马停战让防，或派人示意令其自让，同时派飞机送款、弹去；第二步派兵增援。”

2月15日—22日　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举行。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向大会提出恢复孙中山手订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和联共抗日的主张。会议通过的《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虽然没有根本放弃反共立场，仍提出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政府，但已由武力“剿共”变为和平统一，实际上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国共合作的主张。

2月18日　致电周恩来：“请多方设计找人去青海，西路军问题解决甚关重要。”

2月21日　和张闻天、秦邦宪、朱德、张国焘致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指出：“桂代表本日返三原，令其速赴川、桂、粤活动。京、沪两方小开[26]负责。山西彭雪枫回。直、鲁暂时无办法，过一时再说，但唐则民即可回津。各方活动均以巩固和平促成抗战为目标。”后方已实行裁员减膳，党政军共裁两千多人，伙食费每人每月不超过三元。

同日　致电周恩来：“目前重点在再弄到五十万元款。（一）西路军甚急，目前已到不能不出兵援助之，募得款方可成行。（二）前方三月份无伙食费，因此伯承[27]谈话应着重于此，甚盼于二三日内带款回延，此二十分急迫。”

2月22日　关于增援西路军问题，复电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并告刘伯承：增援西路军尚未作最后决定，但已到严重考虑时机，因西路军已至极危险时候，如该军失败则影响甚大。

2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人事安排和特区组织机构。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苏区工作委员会可暂不成立，中央在此，特区政府当然要归中央管，不归工作委员会管。会议决定：政府名义暂时不变动，工作由林伯渠负责，暂时不成立苏区工作委员会。会议还决定：秦邦宪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郭洪涛任副部长；何凯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吴亮平任副部长；张浩任中共中央工农部部长；李见珍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邓颖超参加工作。

2月25日　和张闻天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周恩来：对国民党三中全会的讨论拟稍等一等，目前着重对南京关系各具体问题的解决及前方部队的训练。

2月26日　就增援西路军问题，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刘伯承：“甲、增援军决以四军、三十一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骑一团充之。乙、立即准备完毕。丙、伯承接电即到淳化待命。丁、对外守秘。”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刘伯承为援西军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

同日　周恩来同参加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回到西安的张冲继续谈判。周恩来除表示对国民党三中全会宣言和决议的某些内容保留将来申明的权利外，着重同张冲等谈红军改编的具体问题。经过激烈争论，双方各有让步，协议红军编制三个师。

2月27日　致电周昆、袁国平[28]：现因准备增援西路军，须立即整理工兵连，并用大力在三天内招雇并准办匠工、器具、物料等，以每天造一只大型船为度。

2月2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秦邦宪关于西安事变中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一）西安事变是在特殊的环境下，偶然地仓促地发生的，是不能事前准备的，并且转了很多弯，以后也少有。工作要按照政治情况急速地变化，在这里表现出与地方工作的隔离，我们定下来的方针与地方工作没有很好地联系起来。我们在急速转变的环境中，大的方面达到了我们的目标，这是好的。不过在总方针与地方方针隔离这一点上，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革命政党的方针，应注意到全部与局部的联系，要把我们的方针在政治上与群众联系起来。这次有一种冲突，一是要打要杀，一是要和要放，这种冲突表现在领导者与群众中。我们坚持了和平的方针，但在政治上与群众隔离了。（二）西安事变是暂时性的，我们的工作应在暂时的原则下进行与布置。（三）十五年来的斗争证明群众信仰共产党，在这次事变中更证明了群众从政治经验中相信共产党。我们政治路线上有大的转变，应对群众做大的教育，这是我们重要的工作。（四）在解决土地问题上的改变，主要是争取上层分子，土豪、商人、资本家，是消灭两个政权的对立。所以，这次是胜利了，是有意义的。（五）关于取消苛捐杂税、加薪加饷问题，尽量地废除苛捐杂税，这是必要的，然而仅限于此。（六）红军的影响很大，工作方法上应注意。组织参观团到西安与群众相见，解释和平解决的意义。秦邦宪在作结论中说，西安事变正如毛主席所说是暴风雨的突变。

同日　关于增援西路军问题，致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指出：“为避免平分兵力及准备万一时东面作战，一方面军全部不动为宜”。“增援步骤，第一步在靖远地域渡河，徐陈[29]主力置西岸，罗宋两部[30]置东岸，估计此时即可解徐陈之围。第二步，或徐陈去安西而增援军东归，或徐陈与增援军一同东归，或增援军主力与徐陈会合一同西进但罗宋东归，看情形决定，但似以第一种较有利”。三月一日，又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增援军主力改以四军、三十一军即四方面军之两个军充之，十五军团不去，免平分兵力。罗、宋所部先行出动，抢渡造船。”

3月1日　关于同国民党政府谈判的方针和对付反蒋派的方针问题，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指出：“（甲）关于谈判方针：（一）红军编五万人，军饷照国军待遇，临时费五十万，以此为最后让步限度，但力争超过此数。（二）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各军及地方部队不在五万人之内，均改保安队及民团，在特区行政经费内开支。（三）要求遣散老弱、收回苏票之善后费。（乙）关于对付反蒋派之方针：（一）坚持拥蒋抗日路线。（二）一方面向蒋建议废除挑拨离间、排斥异己政策，改为实际的团结全国、一致对外政策，但对于勾结日本之地方派，则与蒋一道反对之。（三）一方面向各反蒋派建议废止反蒋政策，争取推动南京进一步改变国策，并废除军事、财政等方面与南京对立之方针，以达到抗日救国目的。”

同日　在凤凰山住处会见美国作家、记者史沫特莱，回答她对中日战争与西安事变提出的一些问题。在回答关于中国共产党执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的，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但是，我们要求英、美、法等国同情中国的抗日运动，至少保持善意中立。我们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民族的，这就是说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及一切阶级，只除开汉奸在外。有人说共产党倡导人民阵线，这是不对的。共产党倡导的是民族战线，这种民族战线比起法国或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来范围广大得多。在回答是否可以认为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民族战线，放弃阶级斗争，而变成了民族主义者的问题时，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决定实行的各种具体政策，其目的完全在为着要真正抵抗日本，保卫中国。共产党人决不将自己观点束缚于一阶级与一时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热情地关心全国全民族的利害，并且关心其永久的利害。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我们主张从两方面努力，适当地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现在提出的这些政策，没有问题的是带着爱国主义性质的。有人说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他们是不顾民族利益的，他们不要保卫祖国，这是极糊涂的话。中国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他们主张世界大同运动；但同时又是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者，为了保卫祖国，愿意抵抗日本到最后一滴血。在回答没有国际援助，中国能否支持战争的财政经济负担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没有友军，中国也是必须抗战的，而且以中国的资源与自然条件，是能够支持长期作战的。但是我们正在寻找友军，中国决不能自处孤立。我们主张中、英、美、法、苏建立太平洋联合战线，否则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在回答中日战争的前途问题时，毛泽东说：日本对中国战争的最后结果，将不是日本的胜利，而是日本财政、经济以及政权的崩溃。中国人应该有战胜日本的自信心。在回答外面传说中国共产党现在的政策是向国民党屈服、投降和悔过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知道外面正有人这样说，可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却不这样说。要检查任何一个政策一个行动的是否正确，只要看一看日本人的态度就行了。现在也只要看一看日本人是如何地反对所谓“屈服、投降和悔过”的政策，就可以证明我们的政策是何等革命的政策了。没有疑义的，共产党的这种步骤是对国民党一个大的让步，但这种让步是建立在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原则上面，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这叫做双方让步，互相团结，一致抗日。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诚然至今还不能令人满意，但是业已开始了它的转变，三中全会的决议，可以看作这种开始转变的证据。这个谈话，以《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为题，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六日至四月三日的《新中华报》。

3月2日　和朱德等出席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二期开学典礼。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并为第二队学员题词：“要学习朱总司令：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3月3日　和张闻天复电周恩来，指出：目前谈判焦点只在红军人数问题上，为使谈判迅速成功，我们认为红军主力编为四个师十六个团及两个工兵师共六万人的提议，一般地可以接受。我们今天的中心是在谈判成功后，我们在南京政府下取得合法地位，使全国各方面的工作得以开始。

3月5日　致电刘伯承、林育英，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等，“请周于明日或后日，即向顾祝同、张冲说明增援事，特别说明四军、三十一军要求西援之迫切，如顾电令二马停战，或派人乘机赴青海说通二马，我军即中途停止。”

同日　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内容，和张闻天复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在我们发表宣言[31]同时，要求国民党亦发表宣言式的公开文件，承认我们的合法地位。陕甘宁行政区设主席与委员会制为宜，林伯渠为主席，经费（包括保安团队在内）每月三十万，又收回苏票二百万。

3月6日　和张闻天致电任弼时，指出国内和平实现后的形势以及党与红军的任务：“甲、三中全会在法律上确认为伟大西安谈判顺利地和平解决，成为开始在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新阶段，也走到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举国抗战开始一个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快慢，决定于各力量斗争的结果，中间可能发生各种曲折与变化，但总的方向是不会变化的。乙、今天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准备对日抗战，以推动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工作与抗战的开始。党的工作仍然是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成为这一运动中心领导的力量。一切工作均应转变，以适合这一总任务。红军应利用时机，加强内部政治上的与军事上的训练，加紧党在红军中的堡垒作用，重新教育干部，使他们能够负担新形势下的新任务，严整军风纪，学习群众工作，使红军成为抗日军队的模范。”

3月7日　致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红军编制仍以四个师为宜，因徐向前部分不能不编一个师，但如蒋介石坚持三个师时，亦只得照办。

3月9日　关于西路军问题，致电周恩来：“甲、援西军现停止于白杨城、青石咀之间待命。乙、徐、陈所部在沙河堡仅占地十里，被敌包围，粮水均缺，不能持久。丙、全力用政治方法解决，并须速解免去军事增援为上策。丁、此事须在你去南京之前督促张冲、顾祝同即速办理并得确定结果，如：（一）二马撤兵停战，（二）飞机送款、弹，（三）容许西路军安全东还或容许其去肃州、安西。”

3月10日　致信美国记者斯诺：“自你别去后，时时念到你的，你现在谅好？我同史沫得列[32]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今托便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我们都感谢你的。”

3月11日　关于同蒋介石直接谈判等问题，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请你估计此刻即去南京或牯岭与蒋介石直接谈判的可能性，现在问题非与蒋谈不能解决。如果承认贺衷寒所提各点[33]不但非常危险，而且过几天有可能连贺案亦被推翻，因此决不能同意。对外宣言，已有毛的谈话[34]（允生[35]带上），党的宣言以暂缓为宜。

同日　和张闻天再致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刘伯承、张浩：“全体的政治局会议，须待与国民党关系确定后才好开会。你如能在近日去南京而在两星期左右确定国共关系，则拟在月底或月初开会。会后并须召集代表会议，拟在四月底或五月初开会。”

3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谈判问题。毛泽东发言说：摆在蒋介石面前有两条路，一是走向日本的路，一是走向我们，他现在还在徘徊中。谈判应该是政治的斗争，谈判的胜利是表示我们的诚意，但一定要在合作的原则上，不是投降。谈判的方针，无疑是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合作的方向，而不是无产阶级做资产阶级的尾巴。如果这样，我们便要失去信仰。我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至于谈判的方法，应先谈原则问题，再谈技术问题。我们应召集会议，发表宣言，从政治上动员。国民党的代表应确定，有些人可不同他谈。

同日　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方针，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张浩等，指出：贺衷寒[36]、顾祝同所改各点，太不成话，其企图在于欲使我党放弃独立性，而变成资产阶级政党的附属品。关于此点，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立场，绝对不能迁就。在整个谈判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立场。彼方所提如划去民选、分裂苏区、派遣副佐人员、取消政治工作人员、缩小红军至两万余人、地方部队由行营决定、改要求为请求、服从一切命令、置西路军不提等，均须严拒，申明无从接受。我们的最低限度：（一）三个国防师组成某路军领导不变，副佐不派，学校必须办完本期，政工人员不变，每师人数一万五千余，编制表自定，服从国防调动，西路军立即停战。（二）苏区完整，坚持民选，地方部队不能少于几千人。两星期来彼方着着进迫，我们现应改换姿势，将上述最低限度要求提出，申明在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介石解决问题。总的和平局面已定，政治上采取进攻的姿势，只会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不会使谈判根本破裂。

同日　中革军委主席团在接到西路军本日给军委的告急电报后，复电徐向前、陈昌浩：你们现已处于特殊情况之下，已不是一般方法所能解决问题，必须立即采取特殊方法达到保存一部力量的目的。因此，我们向你们提出下列两种方法，请你们考虑决定一种：（一）率现存的三团人员向蒙古边境冲去；（二）率现存的三团人员打游击战争。以上方法不论采取哪一种，均须将伤病者安置民间，均须采取自主自动姿势，均须轻装，均须采取变化不测的战术。西路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数月，歼灭河西国民党军两万余人。广大指战员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殊死斗争中，表现了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和为党为人民英勇献身的精神。但终因敌众我寡，兵败祁连山。三月十四日，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率余部三千多人，分三路游击。由李先念直接率领的一个支队，于四月底进至甘肃、新疆交界处的星星峡。后由陈云、滕代远将他们迎至新疆。

3月13日　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请即日动身回延安开会，在延安留三五天出去见蒋谈判。剑英留西安与顾祝同保持联络。

同日　和朱德致电绥远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吊唁绥远抗战阵亡将士。电文中说：“诸将士英勇杀敌，成仁取义，伟大之精神足以昭示后世，风励全国。泽东等追念国殇，同深恸悼”。

3月14日　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谈判并不破裂，只是不承认贺案，而对十五条[37]须加以原则上与条文上的补充修改。”“和平大计已定，现谈判者是国家政策与两党关系（包括红军、苏区等组织方式问题）之具体方案问题，必须原则上妥当与事实上能行，故须会商后续谈。”

3月16日　和张闻天复电周恩来，指出：“（甲）既然张、顾愿不采用贺案[38]，你即在西安顿住几天待命。（乙）惟要顾立电两马停战，否则要顾担负西路军损失的全部政治责任。”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财政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财政观点当然是需要的，但有一个原则即须受政治上的限制。关于“平等观念”，在游击时代就有的。将这个原则用到具体事实，红大每人每天八分伙食费是不能动摇的。津贴问题应有分别，红大一队的应特别，一般的是不是平等，要看情形。伙食是第一，应增加到八分，津贴还是其次的。应组织中央一级购买委员会，有计划地有组织地购买，以国民经济部部长为该委员会主任。

3月17日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西路军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李先念、李卓然：同意你们成立工委会，并分为三路游击。你们现应以主动的游击战争，独立争取自己的生存及发展。

3月21日　同延安干部、群众一起参加“延安城市卫生运动周”的大扫除劳动，并对参加大扫除的人说：“注意卫生，健康身体，就是增强国防力量！”“卫生运动不是一个人的事，要大家来做。”

3月23日—31日　出席在延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延安会议）。会议讨论的议程有两项：（一）国民党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二）张国焘的错误。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其中二十五日休会一天）进行第一项议程，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进行第二项议程。毛泽东在二十三日就第一项议程发言，讲了三个问题。第一，关于中日矛盾与中国国内矛盾问题。他说：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原则有进一步明确的必要。（一）中日矛盾是主要的，国内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这个问题早在以前我已提出，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会议决议上还没有明确规定。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变化，十二月会议决议是估计到了，但对蒋介石的变化没有估计到。中日矛盾是基本的主要的，这一认识是真理，在政治事变中证实了这一估计，国民党三中全会就是一个明证。我们的政策的变化，国民党的政策的变化，主要的根据就是这一主要矛盾。（二）三民主义的革命的方面，与我们现时的政纲不是相冲突的，我们应当拿起这一武器。三民主义在理论上也要改一改。（三）阶级斗争应该以照顾大局为原则，劳资两方面都要如此，采取协商办法，这种改良是革命的。土地革命现在不是主导的地位。（四）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开始了国民党政策上的转变，从通过的决议看，是从妥协到抗战、从独裁到民主。这一转变，是由于日本的侵略、抗日派的扩大与我们的政治影响。从开始转变到彻底转变还要经过一些时期，还会有很多曲折。第二，关于过渡阶段问题。他说：第一阶段争取和平已经达到了；从西安事变到抗日开始是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民主问题，“改善人民生活”不是主要口号，“立即抗日”也不是主要口号，主要口号是“准备抗日”。为了抗日要争取民主，是目前的主要任务，是这次政治局会议的主要议事日程。一切都要带国防性，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各方面的都是要为着抗日。第三，关于领导权问题。他说：资产阶级从来都是想无产阶级服从它，做它的尾巴，这是应当着重说明的，并加紧对群众的教育。目前形势对我们更有利，政治攻势都在我们方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平运动、民主运动，都是我们创始的。三民主义的武器，我们可以拿来使用。然而我们要得到以下的保障：（一）积极地参加民主与民族运动，（二）党的独立性，（三）我们在全国的宣传任务，（四）我们在全国的组织任务。

三十日，毛泽东就第二项议程发言，他说：张国焘路线毫无疑义是全部错误的。我们欢迎他们转变，这是中央的干部政策。张国焘的哲学，一言以蔽之是混乱，其中主要的东西是机械论和经验论。他只承认看得到的东西，因此他的思想是反理论反原则的。他老是将自己描绘成实际家，恰恰证实他是真正的经验论。那次我们接到捉了蒋介石的消息以后，他举出几十条理由要求杀蒋介石。张国焘要改正自己的错误，首先要放弃自己的经验论。他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全体，只知有今天而不知有明天。由于进行科学的分析，所以我们能预见运动的法则，在军事上即是有战略的头脑，这正是张国焘所缺乏的。张国焘的机械论，只看见形式，不看见内容。他把日本和蒋介石看作有无穷力量的魔鬼，害着恐日病和恐蒋病，说什么十倍于现在的力量也不能战胜日本，在革命战争中只想起后梯队的作用。他看不见日本和蒋介石都存在着种种矛盾。他不承认事物内部的矛盾，不知道红军中、共产党内都有矛盾，只有加强党内斗争、思想教育和党内民主来解决这些矛盾。张国焘在鄂豫皖的初期，还不能说是机会主义路线，自从打了刘湘以后，便完全形成了机会主义路线。他到川西北以后，弄出一个联邦政府，还要造出一个政治局。会合后中央要迅速北上，他按兵不动，中央尽力迁就他，安他一个红军总政委。但是一到毛儿盖，就反了，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线，这是完全不对的，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红军是不能干涉党中央的路线的，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反党的“中央”成立之后，中央还是采取忍耐的态度。那时张国焘的电报却凶得很，“禁止你们再用中央名义”的话头都来了。我们却慎重得很，当时中央通过的关于反对张国焘错误的决议，只发给中央委员。张国焘入党以来，还曾有若干阶段是在党的路线下工作的，但他的机会主义史问题是必须要指出来的。我们应该用诚恳的态度要求张国焘转变，抛弃他的错误，今后应从头干起。三十一日，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

3月25日　和张闻天致电庆阳步校负责人周昆、袁国平：“国焘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立即开展讨论，彻底揭发，以求党内的统一与团结。”

3月26日　复电叶剑英：民族扫墓我方决派林伯渠参加，并与张继[39]见面，请询问礼节仪式及日期见告。

3月27日　为解救西路军危局，和张闻天、秦邦宪、朱德、张国焘致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甲、西路军情况万分紧张，他们东进西进都成不可能，有被消灭危险。乙、对两马不但十万，就是二十万和更多些都可以[40]，而且必需。丙、此事须以最快速度办妥，最好在二十天内。丁、条件：西路军过黄河右岸来，请两马不要阻拦和恶意追击。如果两马同意西路军西进，则西路军可停肃州以西，将来并不东犯。戊、须对两马晓喻和平大义，告以与我们讲和，对他将来有莫大利益。”

3月29日　致信范长江，对他本年二月到西安和延安采访后，在上海《大公报》发表报道西安事变真相和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通讯，深致谢意，随信附上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记录稿和祭黄帝陵文，请他在可能时予以发布。

3月下旬　为了直接同蒋介石谈判，按照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要求，周恩来飞抵上海，再由潘汉年陪同到杭州，同蒋介石进行谈判。三十日，周恩来飞返西安，四月初回到延安。

4月1日　电告彭雪枫：“与南京谈判，在红军、苏区方面以保证我们的绝对领导为原则，在两党关系方面以保证我党独立性为原则，这些方面绝对不能让步，对方已大致承认。”

4月3日　和朱德、张国焘等致电叶剑英，要他与顾祝同交涉西路军的善后问题。指出：向顾祝同说明，关于彼方对河西红军见危不救故意使其消灭一事的政治责任，我方保留质问与追究之权。现集凉州的西路军被俘的六千人，要求顾迅即电马步芳全部调来平凉，转至红四方面军归队。徐向前、陈昌浩二同志及其他干部，如为马步芳所虏，应严令马不得加以任何残害行为。对河西余部，请顾令马不得再行追击，让其转赴新疆。

4月5日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的特派代表林伯渠，参加祭黄帝陵的民族扫墓典礼。毛泽东撰写的祭文说：“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

4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国民大会选举法与组织法的修改问题。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与选举法的通知》。

4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青年工作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青年工作，依靠多数是很重要的，不要孤立。

4月11日　致电潘汉年：“闻法院对沈钧儒等起诉将判罪，南京又有通缉陶行知事，爱国刊物时遭封禁，我方从上海所购之书被西安政训处扣留，南京令华北特务机关密捕我党党员。以上各事完全违反民意，违反两党团结对外主旨，望即入京向陈、张[41]诸君提出严正抗议，并要求迅即具体解决。”

4月12日　出席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的西北青年救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开幕典礼，并发表演讲。在演讲中将中国共产党过去的策略与口号同目前新的策略与口号的关系及变化作了解释，着重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第一个步骤——争取国内和平基本上完成。现在是进入第二个步骤——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开展争取民主权利来团结全国人民到抗日战线上来。希望大家把共产党的策略口号向全国青年宣传解释，使全国青年都懂得。

4月13日　和周恩来电告叶剑英：“西路军工委来电，约十八号可抵敦煌。现有人数九百多，枪五六百[42]，到后恐更要减少。由敦煌到新疆路极难走，恐不易通过。”望你向顾祝同交涉，务使这批人到敦煌后马军不得为难，必须全部送至兰州转给我们。

4月15日　中共中央发出告全党同志书，指出：“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与国民党三中全会之后，中国革命的形势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任务，即是要巩固已经取得的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与实现对日抗战。”“今年二月十日本党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即是为着执行这些任务而表现的明确的方针。”为着完成目前阶段的任务，“我们要求全党同志在任何曲折变化的形势下，紧紧抓住中日两国间的基本矛盾，作为自己一切行动的基点，认定中华民族的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并坚信这个敌人我们是能够战胜的”。“中央号召全党同志在党中央领导之下，以艰苦的工作与模范的行动，去取得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4月16日　和周恩来致电叶剑英：望将中央关于国民大会选举法的修改意见与张冲当面商榷，要他转达蒋介石、陈立夫及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讨论。

4月18日　和周恩来致电叶剑英：送兰州的河西红军，望速向顾祝同接洽，派张文彬去接或开至平凉接收[43]。

4月20日　和朱德致电刘伯承、张浩并转西路军工委会：“你们不应在敦煌久停，而应尽可能地只休息两三天，最迅速地取得粮食和骆驼向星星峡进。”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和民族联盟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这一联盟应宽泛，不要严密，我们不要替它造成一个组织来制约我们。所以这个规约愈简单愈好，不用固定代表制、执行委员等组织，用有事议议的方式较好。

4月22日　复电周小舟[44]，指出：“（甲）谈话[45]着重指出，政治制度之民主改革及人民自由权利之重要性与迫切性，为巩固国内和平、增强国内团结、实现对日抗战，没有民主自由是不行的。（乙）国民大会选举法与组织法，须按照民主原则彻底修改，过去颁布的选举法、组织法，我们是坚持反对的。（丙）我们根本反对苏州七爱国领袖[46]之被审讯，主张立即释放。（丁）向张季鸾[47]征求能否来延安一行，如同意，我表示欢迎。”二十三日，再致电周小舟，要他向阎锡山提出和平团结一致对外、容许共产党公开参加救国运动、赞助全国民主改革运动等要求。

4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秦邦宪准备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的组织问题报告的大纲。毛泽东在会上发言，着重讲了党内组织上的一致的问题，他说：现在看到一些情况，如有的地方有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做法，在陕北也有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问题，等等。应当很明白地指出主要是路线上的一致，只有在这一原则上的一致，才可团结一致。过去，我们有过痛苦的经验，陈独秀、李立三的宗派主义等，今后这样的缺点还是不免发生的，因为中国经济落后，容易出现这些缺点。我们的任务是开展反对宗派主义的斗争，只有思想上的一致，才能战胜敌人。党在全国发展中，知识分子的成分是要占一个数目的。这种状况的存在，更加重了我们教育的责任。每一个组织上的错误，总是由于思想上的差误，组织上的一致与思想上的一致是不能分离的。要在思想上保持一致，就要在组织上扩大民主，慎重作组织上的结论。

4月26日　周恩来飞抵西安，继续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4月—8月　为克服党内教条主义思想影响，为在抗大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撰写《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全书分三章十六节，共六万一千字。第一章“唯心论与唯物论”，第二章“辩证法唯物论”，第三章“唯物辩证法”。第三章原计划写三节，分述辩证法的三个根本法则，后来只写了第一节“矛盾统一法则”，其他两节“质量互变法则”和“否定之否定法则”没有写。写作讲授提纲经过了近一年时间的准备和酝酿，精心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和其他哲学书籍，所写几万字的读哲学书的批注，形成了讲授提纲中一些论点的雏形。讲授提纲密切联系中国革命实际，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内容。在此期间，毛泽东以这个讲授提纲在抗大讲课，每星期二、四上午讲授，每次讲四小时，下午还参加学员讨论，共授课一百一十多小时，历时三个多月。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这次讲课所用讲稿的主要部分。

5月1日　和张闻天、朱德致电徐向前：“庆祝你脱险归来，并相信你一定能够在中央领导下再接再厉地为革命奋斗到底。盼于病体痊愈后即来中央。”[48]

同日　和张闻天复电潘汉年，指出：“目前工作的中心，关键是在扩大群众的民主运动，各方面发动修改国民大会选举法，要求开放党禁，实现民主权利，以推动南京政府逐渐向左。”“对外间各种谣言与怀疑，应站在坚定的立场与之斗争，或向其解释，对极左的倾向决不能有任何让步。”

5月2日　出席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党代表会议）开幕式，被推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会议于五月十四日闭幕。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和结论。

5月3日、4日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报告首先分析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以来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任务。报告指出：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这个新时期的第一阶段从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开始，主要任务是争取国内和平；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三中全会开始了第二阶段，主要任务是争取民主。报告接着阐述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的问题，指出争取政治上的民主和自由，成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国内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动员人民参加抗战。所以，中国必须立即开始实行下列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第二方面，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包括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等。报告着重强调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指出：是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是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是革命成败的关键。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无产阶级怎样通过它的政党实现政治领导呢？第一，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实现政治口号的动员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第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发挥无限的积极性，成为实现政治口号所提出的任务的模范；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巩固和发展与同盟者的关系；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这个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

5月5日　关于国共两党发表宣言问题，同张闻天、秦邦宪复电周恩来：“坚持两党发共同宣言为有利，此宣言在共同纲领确定之后发表，宣言大意不外共同纲领草案上所说的。向张、顾[49]说，如他们要我党单独发，则第一，彼党须同时发宣言，第二，我党宣言中不得不驳复三中全会宣言及根绝赤祸文件中我党及人民不能忍受之许多东西。”

5月8日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作题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结论对一些同志在“和平问题”、“民主问题”、“革命前途问题”上的不正确认识作了回答，进一步论述了当时的中心任务。关于和平问题，指出：我们说和平取得了，并不是说和平巩固了，相反，我们说它是不巩固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结论不是回到“停止内战”或“争取和平”的旧口号去，而是前进一步，提出“争取民主”的新口号，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平，才能实现抗战。我们提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这样三位一体的口号，是为了把革命车轮推进一步。关于民主问题，指出：那种认为“强调民主是错误，仅仅应该强调抗日”的看法，是不正确的。民主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关于革命前途问题，指出：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既反对尾巴主义，又反对冒险主义和急性病。不流血的转变是我们所希望和力争的。结论强调要完成党在新时期的中心任务，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指出：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必须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这个结论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

5月9日　和张闻天、秦邦宪复电周恩来，提出国共两党关系问题解决的步骤：“一、确定共同纲领。二、发表共同宣言。三、发表特区政府及四个师师长以上首长。四、我们实行军队改编，南京实行释放政治犯。五、目前为免除顾、张等疑虑，可由周发表一谈话。”

同日　在住地同参加秋收起义后成立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尚存的部分同志合影。

5月10日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诞生十周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红军总司令朱德发出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通知说，今年“八一”是中国红军诞生的十周年，在过去这十年中，红军写下了许多蜚声国内外的辉煌史实。为着纪念这个有特殊意义的红军诞辰，决定大规模地编辑十年来全国的红军战史，组织红军历史征编委员会，号召红军指战员写出自己关于各种历史战斗的见闻，并提供各种纪念品。

5月13日　复电李宗仁：“和平、民主、抗战为今日民族解放斗争不可分割的方针。和平虽已实现，然非民主不足巩固和平。抗战迫在面前，然非民主不足保证抗战。促成全国政治之民主改革与开放人民之自由权利，为当前任务之重心。”

5月14日　就国民党派考察团来陕北一事，和张闻天、秦邦宪、朱德、张国焘致电周恩来：同意他们派考察团，并力争由张冲率领。考察的目的应为增进团结，绝对不能有妨碍团结之表现。坚决反对康泽[50]及其他任何叛徒进来，非叛徒而蓄意破坏的分子也坚决拒绝。

5月15日　致信西班牙人民，对西班牙政府和人民反对德意法西斯及西班牙卖国贼的斗争，表示支持和声援。

同日　在延安同美国记者韦尔斯谈话，回答她提出的关于国共合作、阶级斗争、争取民主、准备抗战等问题。[51]毛泽东说：国共谈判仍在进行，最主要的是两党的共同政治纲领，这是两党合作的基础。纲领的原则在实现民族、民主及民生的任务。在抗日战争中，阶级斗争问题应有适当的解决。我们要在正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中的共同政治纲领里提出：给工农以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普遍的选举权；对工人必须改良待遇，改善劳动条件；对农民应减租减税，关于土地问题应以立法及其他适当手段解决。民主制度是对日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非它不可。我们所以把民主问题强调起来，为的是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依靠民主运动，没有广大人民的要求与推动民主运动，则民主政治不会实现。全国各界各党各派应团结起来为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我们时刻准备着应付事变，不管战争爆发在何时与何地。我们提出的准备，与国民党过去的准备论是具有不同的内容的，国民党过去的准备论是先安内而后攘外，是无止境的内战，是消耗抗日力量，而今天所作的准备是停止内战，巩固国内和平，实行民主政治，开放人民救国的一切自由，组织、训练和武装民众，加速完成军事、政治、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抗战准备工作。

5月23日　和朱德致电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军事部部长黎林：为着彻底肃清苏区内的土匪，保障一切建设事业的实施，创造抗日模范特区，陕甘宁地方武装应作出清匪计划。电报对有关县区清匪的兵力布置提出具体意见。

5月25日　和张闻天、秦邦宪致电周恩来，提出同蒋介石进行的谈判须力争办到者：（一）特区政府委员九人名单为林伯渠、张国焘、秦邦宪、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涛、高岗、张冲、杜斌丞。（二）红军设某路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但准备让步设总指挥部）。至少四个师，一师师长林彪，二师师长贺龙，三师师长徐向前，四师师长刘伯承。先发表上述六人，其余待后呈请委任。为加强抗日政治教育，政治部制度照旧（但准备让步设政训处）。（三）取缔北平、西安、上海等地破坏两党合作的行为。（四）取缔利用土匪、流氓、会党破坏红军、苏区的行为。（五）增加红军防地。

5月29日　出席陕甘宁特区政府为欢迎本日到延安的国民党中央考察团涂思宗一行举办的晚会，并致欢迎词。毛泽东说：过去十年两党没有团结，现在情形变了，如两党再不团结，国家就要灭亡。他还对怀疑两党合作是否有诚意，是否是临时的策略等看法，作了解释和说明，表示我们是希望两党长期地合作下去，并且努力向着这个目标做。三十日下午，出席延安城各机关、群众团体和武装部队在南门外大操场举行的欢迎中央考察团的群众大会。在会上讲话指出：现在最中心最主要的是打日本救中国，要打日本救中国，就要国内团结。

5月中下旬　派彭雪枫去北平、天津、济南、聊城等地，向这些地方的地下党组织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等指示，并调查华北地区日军、伪军和国民党驻军的政治军事动态。

6月1日—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在中央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上对刘少奇作的《关于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所引发的一些意见分歧。三日，毛泽东作长篇发言，对有意见分歧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群众斗争的策略问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联系这个问题，还有党内关系、宣传教育问题，也是极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关系于党的政治路线能否实现。少奇的报告是基本上正确的，错的只在报告中个别问题上。少奇对这个问题有丰富的经验，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斗争和处理党内关系，都是基本上正确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他系统地指出党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毛泽东说：党与群众工作的发展与缩小、成功与失败，不完全决定于主观方面，也决定于客观方面。在客观有利时而弄得不好，在客观不利时而不使事情弄得不十分坏，这是主观的原因。然而大发展，必在客观有利之时。主观指导受客观可能性的限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党曾经犯过右的与“左”的总路线上的错误，使革命受到损失，这是不能否认与不应否认的事实。但是，党员群众与广大干部始终没有犯过总路线上的错误，这是没有使党受致命伤及能够迅速纠正错误的最主要原因。总路线错误只在最高领导机关中发生与推行出去，只在几个极短的时期中犯过总路线的错误。党除在个别时期犯了“左”、右倾路线错误之外，还在差不多一切时期中犯了若干个别问题的“左”、右倾原则上的错误。这在斗争策略、宣传教育、党内关系问题上都有过，有些现在还存在着，在将来也会不能避免，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给以解决和给以防止。总起来说，党是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革命，并且取得伟大的成绩。党在过去犯过许多大的、小的、“左”的、右的、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性的错误，党也从对这些错误的斗争中锻炼得更强些，革命成绩也从克服错误的斗争中得出来。党在十五年中造成与造成着革命的与布尔什维克的传统，这是我们党的正统。我们党内存在着某种错误的传统，这就是群众工作、宣传教育与党内关系问题上的“左”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公式主义、命令主义、惩办主义的方式方法与不良习惯的存在。这在全党内还没有克服得干净，有些还正在开始系统地提出来解决。“左”的传统是由于几种原因：（一）民族与社会的双重压迫，造成群众生活与党的环境的极端困难，这些困难压迫着我们，这是“左”比右总要好些的观点的来源；（二）党内小资产阶级与幼年无产阶级成分的存在并且占着大的数目；（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的传统还不十分深厚；（四）在克服错误路线时，在斗争策略、宣传教育、党内关系这三个问题上的错误，没有得到彻底的克服。要克服“左”的传统，在于普及与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于多数干部中。

6月4日　复信庆阳步兵学校教育长郭化若，说：“你在长期苏维埃战争中，为革命奋斗到底的忠诚与劳绩，我们都是完全承认与一致赞扬的。你的身体情形如此，除同意你下期来延安外，正在替你买药，不久当可买来寄你。”

同日　周恩来携带《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以及十三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到庐山同蒋介石谈判。八日至十五日，周恩来同蒋介石进行多次谈判。由于蒋介石推翻以往谈判中达成的原则意见，谈判没有结果。十八日，周恩来回到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谈判情况。

6月5日　复电叶剑英并告张文彬：同意派文彬等去兰州任联络。要求顾祝同介绍文彬至青海，释回红四方面军干部，并设法收容流落民间的人员。向徐向前同志问明陈昌浩同志留藏地址，秘密设法接引回来。

6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北方局工作。毛泽东发言说：刘少奇同志提出“保卫华北”、“保卫平津”的口号很好，用以进行政治动员，带国防实际性，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我们应积极进行政治宣传，应在不放弃寸土口号下来动员。关于组织问题，他说，北方局要成立，中央代表另派，北方局和省委不需设许多委员会，只设部。会议决定仍给华北派一中央代表，杨尚昆、彭真等负责北方局工作。

6月12日　致电中共北方局负责人王世英，指出：“已与彭泽湘[52]在延安谈好我们同第三党合作问题，他已同意我们的做法，并愿回北平指示第三党同我们合作。”本日，致电潘汉年说：“第三党彭泽湘来延安谈，尚好，表示同意我们主张并愿合作。他明日离延安经北平约半月到上海，我嘱他找你。”

同日　和朱德、林彪、萧劲光和李德等五人被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为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设立军事研究委员会，目的在总结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提高红军的军事知识，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民族革命战争。

6月20日　出席苏区文艺协会举行的高尔基逝世一周年纪念会并讲话，指出：高尔基具有实际斗争精神和远大的政治眼光，他不但是一位革命的文学家，并且是一位很好的政治家。

6月22日　在凤凰山住处会见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问题专家毕森、美国《太平洋事务》杂志主编拉铁摩尔、美国《美亚》杂志主编贾菲等，回答了他们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的一些问题。关于国民党政策的转变，毛泽东说：国民党政府在继续改变着它的政策，这一转变是在张群与川樾的谈判[53]期间开始的，又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清楚地表现出来。目前最为紧要的步骤是国民党政府在民主问题上的政策转变。国民党没有完全放弃其统治的根本基础，也就是他们的军事独裁。目前群众的口号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改革、实现对日抗战，所有这些统一于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共和国的总口号之下。关于领导权问题，毛泽东说：领导权并不依赖于力量的大小，而要看领导者的纲领和所做的努力。共产党并不要谋求自己的私利，它所谋求的只是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全民族的利益、劳苦大众的利益。如果战争胜利了，日本被赶出去了，如果形势朝这个方向发展，这就意味着革命运动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会见后，毛泽东同他们一起到朱德住处共进晚餐，然后又出席文艺晚会。二十三日，再次在住处会见毕森、贾菲等，回答他们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怎样发展和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毛泽东说：统一战线将呈现出一些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些阶段的详细情况，我们是难以预料的。统一战线的构成，基本力量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在它的一翼，民族资产阶级在它的另一翼。他们有一些共同的东西，也有一些不同的东西，他们之间的分歧将导致曲折的斗争。统一战线的前途还会受到发生在国际舞台上的外部事件的影响。就中国国内来说，建立民主共和国是统一战线工作在目前阶段的主要目标。民主共和国建立之后，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将提上下一步的议事日程。中国不可能成为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前途，第一步是民主共和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中国不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呢？首先，中国争取独立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这同西方建立民主制国家的历史是根本不同的，那时是资产阶级取得了领导权。因此，中国的独立的民主共和国也就不同于历史上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它是以共和国形式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一部分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在中国，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个条件决定了中国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走上社会主义的前途。此外，还有国际条件，其中苏联的存在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6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各省工作和红军改编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关于各省工作问题，如果我们在各省的领导弱，讲统一，国民党不发钱，就要发生很大困难。所以还是较缓进行，我们派人弄通了再说。首先要各省变更政策，执行新政策，变更对地主的政策、土地政策。如果军事上敌人进攻，就坚决地打，俟大局定了，不会妨碍我们的军队，我们即可与之协商改编办法。原则上苏区归我们办，红军归我们办，各地都要弄好关系。但对国民党采用经济上限制、硬要缴枪等事，须与之抵抗。基本原则是不能减弱我们的力量。

同日　和朱德、周恩来致电张云逸，指出：应坦白地向李宗仁、白崇禧说明，“只有以抗日民主与蒋比进步才能生存发展，如以军阀政策与蒋比前后，则只有失败”。为扩大蒋介石、汪精卫在庐山函请各方谈话的范围，应设法推动广东、广西、香港三方政治人物应邀前往。广西、香港方面应进行宪政促成运动。本日，还致电彭雪枫，要他推动山西方面政治人物参加蒋介石、汪精卫邀请的庐山谈话会，并向山西方面提议进行宪政促成运动。

同日　致信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指出：“从一些美国朋友和其他方面，我们听说美国共产党和美国人民大众是深切关心着中国的反日斗争而曾多方援助我们。这使我们感觉到，我们的斗争绝不是孤立的，我们从国外得到英勇的援助。”“世界现在正处在一个大爆裂的前夜，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企求解放的人民一定要联合起来进行共同斗争。”

6月25日　致信何香凝，信中说：“承赠笔，承赠画集，及《双清词草》，都收到了，十分感谢。没有什么奉答先生，惟有多做点工作，作为答谢厚意之物。先生的画，充满斗争之意，我虽不知画，也觉得好。今日之事，惟有斗争乃能胜利。先生一流人继承孙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景仰奋兴者有全国民众，不独泽东等少数人而已。承志[54]在此甚好，大家都觉得他好，望勿挂念。”“时事渐有转机，想先生亦为之慰，但光明之域，尚须作甚大努力方能达到。”

6月26日　和周恩来致电潘汉年，通报延安与南京间电台已接通，南京来电催周恩来再去谈判，中共中央已复电，告以须待中共关于国共合作宣言拟好和得蒋介石复电（已电告蒋，总的指挥机关及主持人选仍须照定）后，周恩来即前往。

6月28日　和朱德致电叶剑英：“请商何柱国以电话告顾，我们将派人去鄂豫皖及闽西南两处联络。鄂豫皖为郑位三，同行约十五人，闽西南为方方，同行为十人，均带有小电台，请行营发护照并介绍附近最高长官接洽。”

同日　就兰州西路军收容人员送西安问题，同周恩来致电叶剑英，指出：对兰州新到被俘人员，应除慰问外并向他们解释一切，最好能派人同来西安，免使途中散失。请何柱国电贺耀祖[55]，兰州收容人员概送西安处置，切勿中途遣散。

6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首先讨论闽西南和鄂豫皖的工作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过去遭到失败的苏区，有些地方还保存有游击队，如闽西南、鄂豫皖等。据报纸和新闻记者的报告，很多过去遭到失败的苏区的人民，对共产党很拥护，说明我们过去的斗争没有白费，这是一个很大的力量。这个消息要使红军里面的人都知道。现在应用相当长期的工作恢复我们的力量。对于这些游击队，应采取坚决方针，要保存；但要改变名称不叫红军，又不打仗，这是非常困难的工作。有些准备不改编的，就改为抗日义勇军。保存这些游击队，这些根据地，是有重大意义的。组织上可成立闽粤赣省委，以张鼎丞、邓子恢、谭政、方方为常委，张鼎丞为书记。对于江西的工作，要想各种方法搞进去。鄂豫皖工作，要特别注意重新讨论党与群众工作。那里保存了很大的力量是好的，然而有一缺点就是没有深入的群众工作。党的最中心的任务就是能够抓紧群众工作，要依靠群众开展鄂豫皖工作。接着，会议讨论国共谈判问题。在周恩来介绍国共谈判情况后，毛泽东说：关于谈判，我们确定的原则是保持独立性。但现在的情形，是要限制我们党，限制我们军队，一切行动要受同盟会的决定，并且蒋介石有最后决定之权。这次去谈判就要签字。我们的态度，还是在他定的圈子里做事。当然他这个圈子在形式上是大大地损伤我们的独立性，在实质上也若干损伤我们的独立性。现在应从政治上来观察，是不是根本上损伤独立性，那还不是的。党的独立性主要是政策问题。大革命时期形式上是独立，实质上是做了尾巴。现在我们的政策是逐渐地冲破他的圈子。我们不能因为这种限制就与他决裂。在前途上，我们是可以战胜他的圈子的。他这个圈子可以限制我们一些工作，但有两条他不能限制，一是党的秘密活动，一是红军给饭吃。红军、苏区实际上归我们管。毛泽东还说，对国民党元老派应找他们谈谈，对各教授也应注意做工作。

6月30日　关于暑期各地学生来苏区参观的接待问题，和朱德、周恩来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叶剑英，指出：“应由前总政治部办一临时招待处，由西安介绍这些坚决要进来的学生至云阳、淳化一带参观，指令专人与之谈话并讨论各项问题，发给刊物文件阅看，如愿留作短期训练者可给以一二星期训练。事毕如交通已通，可择其最好者来延安一游，余则直接出去。”

7月以前　读米丁[56]等著、沈志远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写了约二千六百多字的批注。这些批注集中在关于实践是认识的标准、对立统一规律和质量互变规律方面。批注最多的是对立统一规律问题，约占本书批注文字的一半；其次是对认识论问题的批注。毛泽东对本书的批注，重点在矛盾论和认识论方面，这同他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的批注一样，是写作《实践论》、《矛盾论》的直接准备。他在批读本书“社会的实践为认识底标度”一节时写道：“实践是真理的标准。”“实践高于认识。”“正确的理论积极的指导着实践。”“实践是发展的，理论也应是发展的。”“马克思以前一切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社会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哲学的研究不是为着满足好奇心，而是为改造世界。”“认识世界的规律性，找到正确的理论，为着有效的指导实践，改造世界。”他在读本书“唯物辩证法之诸法则”一节时批注说：“外因通过内因并被曲折才能发展。”“不废除外因，但内因是主导的。不明内因，即无从了解发展。”“各种不同的过程有各种不同的矛盾。”“互相排斥又互相贯通，互相敌对又互为存在条件。”“相互排斥又相互依赖”，“相互依赖相互排斥相互转变”。“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矛盾不同于对抗或冲突。”“相互依赖是对立斗争的表现，相对中存在绝对。”“共同点与特殊点都是要紧的，而特点尤要。”他在批读本书“量变质和质变量底法则”一节时写道：“与过程同一的直接的定性是质，量是过程的定性，但非与过程直接同一的、而是在某一一定时期内对过程无关重要的、外在的定性。量虽增减，质仍不变。但在一定的瞬间以后，事情就生变化，量的改变促成质的改变。”“量的变化是以质的定性为基础而受其限制的，但同时量的变化又反过来影响于质。这即是说，受一定的质规定的事物，只在某一瞬间以前是这样，等到量的变化达到一定的质的限度和一定的界限时，量就要求质的变化。同时这一变化，也是由质到量的变化。旧质一消灭，新量就向前发展了。”“量的变化，在一定限度内，带着同质事物不断增长的性质。即是说在一定限度内，量虽变化，该事物仍为该事物。只有在一定阶段内，在一定条件下，量的发展才能求质的变化，事物此时就失去旧质而变到新质事物。这种质的变化过程同量的变化过程相反，量是渐渐的变，质是跳跃的变。”

[1]1936年12月31日，张学良被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0年。1937年1月4日，徒刑被赦免，交军委会“严加管束”，从此张学良被长期监禁。

[2]冯焕章，即冯玉祥，字焕章。

[3]抗日联军，这里是指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同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由国民党军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国工农红军组成的西北抗日联军。

[4]万耀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3集团军第10纵队指挥官兼第13师师长。

[5]李铁军，当时任国民党军“讨逆”军东集团军第95师师长。

[6]陈先瑞，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74师师长，在陕南地区坚持游击战争。

[7]指罗炳辉任军长的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

[8]西安协定，指1936年12月24日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同宋子文、宋美龄议定的关于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协定。

[9]顾，指顾祝同。张，指张学良。

[10]1936年6月两广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用分化、收买的办法，首先搞垮了广东势力。接着又企图将李宗仁、白崇禧调离广西以削弱和瓦解桂系势力。李、白坚决抵制，并动员军队准备对付蒋介石的武力解决，最后蒋介石被迫作罢。

[11]商、洛，指陕西商县、洛南。

[12]原文如此。

[13]杨、何、孙、王、缪、刘、杜、黄，指杨虎城、何柱国、孙蔚如、王以哲、缪澂流、刘多荃、杜斌丞、黄显声。

[14]白票，指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纸币。苏票，指苏维埃政府发行的纸币。

[15]1937年1月15日，周恩来向杨虎城建议：杨虎城和于学忠通电就职；派人去奉化见蒋；坚决拒绝乙案，对甲案可基本接受，但须中央军全部出甘肃，西安留东北军、第17路军各一部，等等。1月16日，杨虎城、于学忠发表通电，接受国民党政府革职留任处分，要求准许张学良回陕，并要在奉化的蒋介石回南京主持救国大计。

[16]孙，指孙蔚如，当时任国民党军第17路军第38军军长兼第17师师长、西安戒严司令、抗日援绥军第1军团军团长。

[17]指国民党中央军。

[18]杨，指杨虎城。

[19]1937年1月28日，国民党军东北军代表同顾祝同达成协议：东北军在7天内将渭河南岸部队撤到北岸。

[20]指罗炳辉任军长的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和宋时轮任军长的中国工农红军第28军。

[21]周恩来等1937年1月30日致毛泽东等的电报中说：“我们主张接受甲案实现和平，在接受甲案后南京如继续进攻，则我方实现自卫战”。“但本党主张未能说服西安左派，也未能使杨虎城及稳健派同意，他们不论红军参加与否均主抗战”。

[22]徐特立，当时任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教育部部长。1913年春至1918年6月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和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教师。

[23]1937年2月上旬至3月上旬，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在西安关于实现国共合作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问题、苏区改特别区问题等进行第一次谈判。

[24]指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

[25]周恩来1937年2月11日致中共中央书记处并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电中说：“今日张冲见顾询究竟，顾云，蒋电彼先与我商大概，然后再去见蒋。张因此提出两案，甲案系临时的，论防地、接济及联络人员；乙案是基本的，张提出取消苏府改特区，改变红军番号名称，照国军编制，政训工作派联络人，其他边区地方部队改为团队等四条。”

[26]小开，即潘汉年。

[27]伯承，即刘伯承，当时任中革军委总参谋长，正在西安参加同国民党政府方面的谈判。

[28]周昆、袁国平，当时分别任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二分校（又称庆阳步兵学校）教育长、政治委员。

[29]徐陈，指徐向前、陈昌浩。

[30]罗宋两部，指罗炳辉任军长的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和宋时轮任军长的红军第28军。

[31]周恩来1937年3月4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建议党应准备发一宣言，说明举国一致对外的重要性和党保证实行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提出的4项承诺等。

[32]史沫得列，通常译为史沫特莱。

[33]指贺衷寒对1937年3月8日周恩来、叶剑英同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商定的准备送蒋介石最后决定的提案所作的重大改动，亦称“贺案”。主要内容有：将“陕甘宁行政区”改为地方行政区，直属各省政府；裁减红军改编后的定员，3个师，2万7千人；将红军改编后“服从统一指挥”改为“服从一切命令”；不提在河西走廊停止进攻西路军。

[34]指毛泽东1937年3月1日同美国作家、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

[35]允生，即李允生，冯雪峰的化名。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等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红军大学和中央党校工作。1936年4月受中共中央派遣到上海开展上层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当时任中共上海办事处副主任。

[36]贺衷寒，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中将处长。

[37]1937年3月8日，周恩来、叶剑英同顾祝同、贺衷寒、张冲会谈，将一个月来双方谈判作一归纳，由周恩来写成条文，准备送蒋介石作最后决定。周恩来起草的条文，包括政治问题5条、改编问题4条、善后问题6条，共15条。同日，周恩来将这15条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

[38]1937年3月15日，张冲向周恩来申明“贺案”作废，仍以3月8日提案作为谈判基础。

[39]张继，国民党元老。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兼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国民政府委员。

[40]毛泽东1937年2月24日致电周恩来：“听说马步芳很爱钱，请你考虑是否有办法送一笔钱给马，要他容许西路军回到黄河以东。”

[41]陈、张，指陈立夫、张冲。

[42]指李先念、李卓然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余部。

[43]1937年5月，张文彬到兰州孔心墩机场附近的集中营，经交涉由国民党军队将关在那里的一千五百多名西路军指战员解往西安，途中至四十里铺，由附近的红军接应，摆脱押送的国民党军队，回到苏区。

[44]周小舟，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

[45]指周小舟应阎锡山之约几天后到五台县河边村同他谈话。

[46]指在上海领导各界抗日救亡运动于1936年11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的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7人，称“七君子”。

[47]张季鸾当时任《大公报》总编辑兼副总经理，这时他在太原。

[48]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谈到，他辗转回陕，“刚到延安，毛主席就接见了我。他简单问了问西路军的情况，我如实作了回答。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这话使我很受感动”。

[49]张、顾，指张冲、顾祝同。

[50]康泽，当时任国民党复兴社中央常务干事会书记长。

[51]这个谈话，原载北平出版的《人民之友》，题为《抗日民主与北方青年》，后转载于1937年8月20日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

[52]彭泽湘，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中干会成员。

[53]张群与川樾的谈判，指1936年9月15日至12月5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张群同日本驻中国大使川樾，就日方强行在成都设立总领事馆引起中国方面抵制而开始的所谓“全面改善邦交”的谈判。这次谈判由于日方的步步进逼和全国舆论的反对而没有达成协议。张群亦于1937年3月3日被免去外交部部长职务。

[54]承志，即廖承志，廖仲恺、何香凝的儿子。当时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

[55]贺耀祖，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副主任、甘肃省政府代理主席。

[56]米丁，苏联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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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　四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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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　四十四岁

7月7日　夜，日本侵略军向卢沟桥一带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并炮轰宛平城。驻守卢沟桥附近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一一〇旅在旅长何基沣指挥下奋起抵抗。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性抗日战争开始。

7月8日　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国共两党合作抵抗日本的新进攻。

同日　红军将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表示红军将士愿为国效命，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本日，又致电北平宋哲元〔1〕，天津张自忠〔2〕，张家口刘汝明〔3〕，保定冯治安〔4〕，请他们策励全军，为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而战。

同日　致电南汉宸〔5〕，要他立即以毛泽东及红军代表的名义，与华北当局及各界领袖协商团结抗日的具体办法。

7月9日　收到叶剑英〔6〕关于西安救国团体向中共提出四项建议的来电后，和张闻天〔7〕复电叶剑英：请答复救国会及各方，我们同意他们的各项要求，并且正在做。请他们努力与政府、国民党党部及各界领袖协商，迅速组成对付大事变的统一战线。

同日　和张闻天电示上海、太原、广西、西安中共负责人：请根据党的宣言及红军通电，与当地政府、国民党党部及各界领袖协商，迅速组成统一对外之阵容，才能应付大事变。

7月13日　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后，本日写一题词：“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全国，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这是今日对日作战的总方针。各方面的动员努力，这是达到此总方针的方法。一切动摇游移和消极不努力都是要不得的。”

同日　出席延安市共产党员与机关工作人员紧急会议，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需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

同日　致电叶剑英：积极同国民党中央军、第十七路军及冯钦哉〔8〕等接洽，协商对日坚决抗战之总方针及办法。我们拟先派四千人赴华北，主力改编后出发，正向蒋介石提出要求。红军大学增加抗日课程，准备陆续派出。

7月14日　和朱德发布关于红军在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开赴抗日前线的命令。

同日　和朱德等致电叶剑英，让他通过西安行营转告蒋介石：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惟红军特长在运动战，防守非其所长，最特长于同防守之友军配合作战，并愿以一部深入敌后方，打其后方。

同日　关于广西、四川等地方当局对全国抗战应采取的方针问题，致电张云逸〔9〕，指出：“为坚蒋氏抗日决心，各方应表示诚意拥护蒋氏及南京的抗日政策，不可有牵制之意。”“此时各方任务，在一面促成蒋氏建立全国抗战之最后决心（此点恐尚有问题）；一面自己真正地准备一切抗日救亡步骤，并同南京一道做去。此种方针甚关重要，请与李总司令〔10〕及川代表张斯可先生恳商决定。盖此时是全国存亡关头，又是蒋及国民党彻底转变政策之关头，故我们及各方做法必须适合于上述之总方针。”

同日　致电王稼祥〔11〕：“你在上海写的信收到了。闻你已到目的地，不胜欢慰。身体如何？”日军大举进攻华北，“红军准备开动，赴前线协同作战。八号我党发布宣言，主张坚决抗战，保卫平津，红军将领亦有通电，大得各方欢迎。华北、上海及各地救亡运动正大起来，我们正令各地组织统一战线机关。恩来、博古、伯渠〔12〕已到庐山数日，谈判抗战方针与亲密合作。”

7月15日　致电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彭德怀、总政治委员任弼时、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副主任邓小平：红军政治工作决定依目前情况须加修改，为着直接对日抗战的政治工作，望迅即重新起草。根据这一电报精神，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作出《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由于国内和平的实现，更由于华北事件加速了对日抗战的爆发，使红军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新阶段中，部队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第一，一切工作为着积蓄与加强抗战的力量，保证抗战的胜利；第二，保证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依靠于党的领导的加强，保持红军的光荣传统，巩固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第三，提高部队的军事技术和战术，提高指战员的政治文化水平，迅速走上正规化的道路，并造就大批新的干部，使之适应于对日作战的需要。

同日　致信阎锡山〔13〕：“关于坚决抗战之方针及达到任务之方法问题，红军开赴前线协同作战问题，特派周小舟〔14〕同志晋谒，乞予接见并赐指示是祷。”

7月16日　关于红军准备参战及编制问题，和朱德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叶剑英、刘伯承、张浩（林育英）〔15〕。电报指出：在国民党政府“许可主力红军参战条件下，拟以原一、二、四方面军出动，即以方面军编为师，军编为旅，师编为团。而以二十七军、二十八军、二十九军、三十军、三十一军五部共五千人，连同地方武装，准备编为第四师，留置后方，保卫苏区根据地”。在国民党政府“不许可主力参战，但许可部分参战条件下，则以二十七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骑兵团共三千余人，编成一游击师派去，活动于热、察、冀间，而多派红大干部随去，扩大义勇军运动”。

7月17日　致信阎锡山：“关于红军协同作战，昨派周小舟趋谒，现令彭雨峰〔16〕速返太原，再求指示。日寇大举，全华北危险万状，动员全力抗战到底，发动民众与扶助义军工作，实属刻不容缓。兹有敝方指导华北工作者数人拟在太原驻止，祈先生予以方便。”

同日　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准备实行对日抗战。

7月18日　出席延安市抗日救国会召开的延安市援助平津抗战将士市民大会，报告卢沟桥事变的经过及最近情况。

7月23日　写《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文中指出抗战存在着两种方针、两套办法和两个前途。两种方针，一种是坚决抗战的方针，另一种是妥协退让的方针。两套办法，一套是动员全国人民、全国军队，争取广泛外援的办法，具体地说就是要实现八大纲领，另一套是与此相反、不实现八大纲领的办法。两个前途，一个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一个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全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文章号召一切爱国的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全国的爱国同胞、爱国军队、爱国党派团结起来，坚决地实行第一种方针，采取第一套办法，争取第一个前途。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

7月24日　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甲）恩来已到沪，不日回陕。事情还没有弄妥，改编事待周回后再定。（乙）华北事已妥协，仗暂时打不起来。党已发宣言反对妥协，红军暂时不发电为宜，待周回后再说。”

7月25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红军各首长已集云阳（朱总亦去）讨论改编，现令他们等你们回来讨论决定。”“蒋对红军办法不能接受，只有拖之一招。”

7月28日　关于红军改编问题，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甲）请你们即去云阳商定改编。（乙）由云阳回西安后，以根据朱、彭、林、贺、萧、刘、张、徐〔17〕诸将领意见告蒋鼎文〔18〕以下之各点，请其转达蒋介石：（一）八月十五号前编好，二十日出动抗日。（二）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19〕），以便指挥作战。（三）三个师四万五千人，另地方一万人，设保安正副司令，高岗〔20〕为正，萧劲光为副，军饷照给。（四）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散。（五）担任绥远方面之一线。（六）刺刀、工具、子弹、手榴弹等之补充。”

7月29日　北平失陷。三十日天津失陷。

7月　写《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二章第十一节“实践论”，并以此为讲稿在抗大作过讲演。这一节后来单独成篇，以原题为篇名编入《毛泽东选集》。《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中国共产党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而写的。这篇文章以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为核心，全面地阐明实践作为认识的来源、动力、标准对于认识的基础地位和主导作用，指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社会实践，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推动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文章论述了基于实践的关于认识的发展过程，即从实践中产生感性认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理性认识又回到实践。“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文章论述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相互关系，指出：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文章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表现形式及特征作了分析，指明教条主义者不承认认识依赖于实践，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经验主义者不承认革命理论对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文章从哲学的高度，指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本质，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实践论》同本年八月写出的《矛盾论》，都是毛泽东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为形成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同月　为抗大第二期毕业证书题词：“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

8月1日　出席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抗战动员体育运动大会，并发表演说，指出此次平津失陷，是由于华北当局动摇不定，没有抗战决心和压制民众的爱国抗日运动所致，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方针，就是坚决打日本。号召同志们准备出发到河北去，到抗日的最前线去，把我们这里的方针与办法带到全国各地去，把我们的决心带到抗日最前线去。六日，抗战动员体育运动大会闭幕，毛泽东在闭幕词中提出，要努力学习军事体育来武装我们的手足，学习政治来武装我们的头脑。

同日　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认为依当前敌我情况，红军作战必须坚持以下两条原则：“（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并说，以上原则，请与各同志商定，并准备携告国民党。

同日　和张闻天致电朱德、周恩来转彭德怀、任弼时：红军抗日出动的路线、兵力和作战方针，不应请蒋介石决定颁发，只能待适当时机，由我们提出与之商定。

同日　在收到张冲〔21〕关于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即飞南京共商国防问题的急电后，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等：“拟复以朱、周、叶〔22〕三人赴京，如何盼复。”

8月3日　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并告叶剑英：“此次赴宁，须求得下列问题一同解决：（一）发表宣言。（二）确定政治纲领。（三）决定国防计划。（四）发表红军指挥系统及确定初步补充数量。（五）红军作战方针。”

同日　收到朱德、周恩来草拟的中共方面准备向南京国防会议提出的提议案，共十九项。

8月4日　下午，在延安凤凰山住处同张闻天商讨对国防问题的意见。当天，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提出在同蒋介石谈判时中共方面对国防问题的意见：“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防御。将来准备转变到战略进攻，收复失地。”“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与独立自主的指挥权。”“担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依现时情况，红军应出三分之一兵力，依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为中心，向着沿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执行侧面的游击战；另以一部向热冀察边区活动，威胁敌后方（兵力不超过一个团）。红军应给与必要的补充。”“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

同日　致电叶剑英、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红军闽粤边区部队被国民党军阴谋缴械事件〔23〕，是极严重的教训，红军各部都应引为深戒。

同日　收到朱德、周恩来等的来电，来电提出关于对日抗战和红军主力出动抗战的意见，准备作为同蒋介石谈判的意见。

8月5日　关于红军参战等问题，和张闻天复电朱德、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指出：关于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问题，红军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消灭敌人一部的任务。这是在一定地区内协助正面友军作战，而不是“独当一面”。我们事实上只宜作侧面战，不宜作正面战，故不宜以独当一面的语意提出。关于使用兵力问题，应提出按情况使用兵力的原则，在此原则下，承认开拔主力。但须估计战争的长期性与残酷性，以及陕、甘是我们的唯一可靠后方（蒋介石在陕、甘则尚有十个师）等问题。

同日　复电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红军出动抗日，主力仍以在韩城、宜川渡河为有利。

同日　和张闻天复电朱德、周恩来、秦邦宪等：“我们以为朱德同志以即去南京一行为有利。”〔24〕

8月7日　写完《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三章第一节“矛盾统一法则”，并以此为讲稿在抗大作过讲演。这一节后来经作者作了部分补充、删节和修改，以《矛盾论》为篇名收入《毛泽东选集》。《矛盾论》是作者继《实践论》之后，为了同一的目的，即为了克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文章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文章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而特别着力地分析了矛盾的特殊性问题。文章说：矛盾的普遍性是指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矛盾的特殊性是指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及每一物质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质。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必须对它们实行具体的分析。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教条主义者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任何事物。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文章论述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矛盾。主要矛盾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的矛盾则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文章说，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的研究，是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文章论述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矛盾的同一性包含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矛盾的斗争性是指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互相斗争。矛盾的斗争贯串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在同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

8月8日　和张闻天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拟在红军开动时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同时讨论作战问题，地点在洛川。

同日　为红军主力出动抗日事，致电彭德怀、任弼时：三个方面军宜靠拢前进，凡事以谨慎为宜。

8月9日　出席中共中央召集的有各单位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在讲话中指出：卢沟桥事变是中国大规模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开始。国民党转变已大进一步，但离彻底转变还远。目前还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即统治者怕群众起来。蒋介石的抗战决心是日本逼起来的，应战主义是危险的，在华北实际是节节退却。在谈到红军时说：红军今日以前是准备调动，今日以后是实行开动。红军应当实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指挥，才能发挥红军的长处，集团的作战是不行的。同时还要估计到特别的情形，防人之心不可无，应有戒心，保障红军之发展扩大。他还对此前的八条抗日救国纲领提出补充意见，成为十条。

同日　致电红军前方总指挥部，强调红军开动必须走韩城。

8月10日　致电彭雪枫，指出：同各方接洽，在积极推动抗战的总方针下，要有谦逊的态度，要向他们请教各方面的情况，不可自夸红军的长处，不可隐瞒红军若干不应该隐瞒的缺点。应向各方着重说明红军“只宜于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不宜于以战役战术上的集中指挥去束缚它，致失去其长处”。与阎锡山交涉红军出动路线问题，请他同意红军由韩城渡河，经蒲县、孝义、汾县开赴抗日前线。立即开设太原公开办事处，以你为主任。

8月12日　电告朱德、周恩来：阎锡山已答应红军由韩城渡河，经同蒲路输送。

8月13日　再次会见美国记者韦尔斯，给她一份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草案。毛泽东说：如果有国民党政府的合作，这个十大纲领就能实现，我们就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同日　日军进攻上海。

8月14日　和张闻天复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十三日关于《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修改等问题的建议的来电，指出：宣言可以修改，但决不能照康泽提案〔25〕，我们的修改案即告。

同日　致电彭雪枫：红军本可迅速出动，因南京对于宣言、纲领、指挥部、参谋长等问题诸多留难，以致尚须待朱德、周恩来此次在南京谈判结束才能确定出动日期。此点可向阎锡山说明。

8月17日　为红军抗日的出动路线问题，分别致电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和秦邦宪、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强调指出：“红军为安全计，为荫蔽计，为满足晋绥渴望计，决走韩城渡河，在侯马上车，到大同集中，再转至怀来、蔚县，决不走平汉路。”在给朱、周、叶的电报中还指出，红军“在独立自主的指挥与游击战山地战原则下受阎百川节制，速通知阎”。

8月18日　中共中央发出给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十项条件的训令，指出：“两党合作须建立在一定原则上，目前最重要问题，须使党与红军放在合法地位。因此要求国民党迅即实现下列各项，以便红军早日开赴前线杀敌。”要求实现的各项是：（一）发表我党宣言，同时蒋介石发表谈话；（二）发表边区组织；（三）发表指挥部；（四）发给平等待遇之经费；（五）发给平等待遇之补充器物；（六）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七）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发挥红军特长；（八）为适应游击战原则，须依情况出兵与使用兵力；（九）不分割使用；（十）第一批出动红军的使用区域，在平汉线以西、平绥线以南地区，并受阎百川节制。

同日　和张闻天复电周恩来、叶剑英，指出：黄白案〔26〕将红军分割出动，其中包含着极大阴谋，坚决不能同意。在根本问题解决后，我军主力（不是全部）决由韩城渡河，决不走陇海线和平汉线。

同日　和张闻天致电秦邦宪、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甲、国民党阴谋已表现得很明显，它的企图是：（一）将红军全部送上前线。（二）分路出动，使不集中，强使听命。（三）红军受命出动后即变为蒋之属下，彼以命令行之，彼时党的问题与边区问题，由彼解决，甚至将不许发表宣言并取消苏区。乙、我们对策见中央给周、叶训令。丙、此事关系重大，须在洛川会议中慎重讨论。”

8月20日　从延安出发去洛川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8月22日—25日　出席在洛川冯家村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洛川会议。会议议程为：（一）政治任务问题；（二）军事问题；（三）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并作结论。在报告中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任务及国共两党关系，指出抗日战争的持久性，提出红军的基本任务和战略方针，强调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他说：中国抗战存在着两种政策和两个前途，即我们的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政策和国民党的单纯政府抗战的政策，坚持抗战到胜利的前途和大分裂、大叛变的前途。我们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在统一战线下是相对的独立自主，但一定要争取战略方针的共同商量；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山地战要达到建立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小游击队可到平原地区发展。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要保持高度的阶级警觉性。红军主力全部出动要依情况决定，要留一部分保卫陕甘宁边区。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主要内容是：（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抗日的民族团结。宣传提纲指出：卢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全国人民必须坚固地团结起来，为保卫祖国而作战到底。今后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这里的关键是国民党政策的全部的和彻底的转变，特别是在发动民众和改革政治等问题上。会议决定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增为十一人，毛泽东为书记（实际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实际称副主席）。会议对所讨论的问题基本取得一致意见，对于八路军的作战原则存在一些不同认识，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充分讨论。《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这个宣传提纲编入《毛泽东选集》。

8月22日　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委任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

8月25日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发出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27〕的命令。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林彪任师长，聂荣臻任副师长，周昆任参谋长，罗荣桓任政训处主任，萧华任政训处副主任；第一二〇师，贺龙任师长，萧克任副师长，周士第任参谋长，关向应任政训处主任，甘泗淇任政训处副主任；第一二九师，刘伯承任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倪志亮任参谋长，张浩任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任政训处副主任。命令指出：“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挥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

8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洛川召开的座谈会，在会上说：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组织的程度比资产阶级高，所以统一战线由无产阶级提出。在联合抗日的情况下，要把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贯通起来。在统一战线的长期过程中，国民党有计划地从各方面影响和吸引共产党及红军，我们要提高政治警觉性。要使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跟随我党走。国民党内有些人动摇于国共两党之间，这对我们吸引国民党是有利的，共产党吸引国民党的条件是存在着的。两党之间互相吸引的问题，要在斗争中解决。他指出：统一战线建立后，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要注意在党内加强教育。

8月30日　由洛川回到延安。当夜，复叶剑英二十九日来电，指出拒绝康泽所提丁惟汾〔28〕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任，必须以林伯渠为边区政府长官，张国焘为副长官。

8月31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周恩来宜即赴太原、大同晤阎锡山，商量好八路军入山西后各事，即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补充计划等。九月五日，周恩来到达太原。

同日　电告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国民党对红军实行种种限制，每月只给军饷五十万元并非百万元，并无枪炮等之补充，仅有衣物及少数弹药之补充，宣言拖延不发，陕甘宁边区要以丁惟汾为主任，要向红军派政治部副主任及参谋长。我们坚持原则，与之斗争。

9月1日　致电周恩来等，提出对付康泽等人的进攻应采取的对策：陕甘宁边区设长官，不设主任，任林伯渠、张国焘为正、副长官；委任任弼时、邓小平为八路军政治部正、副主任；拒绝国民党向八路军派遣高级参谋。电报还指出：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及八路军总部接连出发，第一二九师非待国共间各主要问题解决后决不出动，这种部署是完全正确的。八路军主力接蒋介石第一次命令即由甘肃出发并无丝毫延迟，国民党一切无理的拖延与限制则层出不穷，表示其没有必要的诚意。

同日　在中央一级积极分子会议上作关于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全国性抗战已经开始，但还是单纯的政府抗战，压制人民的积极性，必须动员一切力量，实现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争取胜利。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八路军的主要任务，是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组织义勇军，建立抗日根据地，由“壮气军”地位到实力领导地位。报告提出是“资产阶级追随无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追随资产阶级（国民党吸引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的问题，指出必须反对即将成为全党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

9月3日　致电周恩来等，告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约在九月二十五日前后可以展开于北平、石家庄、太原、大同、张家口之间。请周恩来、彭德怀到太原与阎锡山交涉，明确规定红军活动区域。

9月4日　致电彭雪枫转周恩来，指出：冀、察、晋、绥四省军政人物的做法“完全脱离民众，挫败之后失去胜心，整个华北战线酝酿着极大危机，利用红军新到壮其气而相当改变其做法，是一极好时机”。请周恩来考虑同他们会面，详细交谈。

9月7日　为八路军活动区域问题，再致电周恩来等，指出汤恩伯、卫立煌、刘汝明〔29〕三部六万余人已将蔚县、涞源、广灵、灵丘四县及其东北地区占据，上述地区已无八路军活动余地。阎锡山有将八路军开赴阳原、大同之意。现时对八路军有利地区是阜平、唐县、曲阳、行唐、灵寿、平山、繁峙、浑源、五台、盂县及涞源、灵丘两县之南部地区，望向阎锡山力争规定上述地区为八路军活动区域。

同日　写《反对自由主义》一文。文章说：“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但是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文中列举自由主义十一种主要表现，指出它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对革命十分有害，强调提出反对和克服自由主义是思想战线的任务之一。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

9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宣传教育工作。毛泽东就教材和教学法等问题发表意见，强调教学要理论联系实际，军事理论应讲授战略思想、战略原则。并指出：有的高级军事干部，对战略问题毫无兴趣，上不联系战略，下不联系红军实际，变成外国教条主义；教学法要研究，旧的考试方法要改变，现在的教学法多是注入式，要注意启发式。

同日　关于对待托派分子的原则问题，和张闻天致电林伯渠，全文如下：“请告罗汉我们对待托派分子的下列原则：（甲）我们不拒绝同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合，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乙）在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三条件时，我们亦愿与之联合抗日。（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丙）至于其他关系，则在上述三条件实现之后，可以再行考虑。”〔30〕

9月12日　关于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致电彭德怀：“甲、同意你偕恩来去南京一行。乙、在晋、在冀、在京，均着重解释我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个基本原则，取得他们的彻底了解与同意。丙、此原则中包含：（一）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现在蒋鼎文还在说刘师应速上前线，彼等用意或者不明白使用大兵团于一个狭小地域实不便于进行游击战争，如果是这样，可见我们对此原则并未向他们有过彻底坚持的说明；或者他们含有恶意即企图迫使红军打硬仗。（二）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如不弄清这一点，必将发生无穷纠葛，而红军之伟大作用决不能发挥。（三）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四）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丁、你未回军以前属我直接指挥，通知朱、任、林、贺。”

9月13日　日军占领大同。

9月14日　就驳斥蒋鼎文的无理态度问题，致电林伯渠等，指出：“游击战争与按照情况使用兵力，是朱、周在京与蒋、何、白、黄〔31〕决定之战略方针与指挥原则。红军主力已上前线，多兵堆于狭地不合游击战使用，因此一二九师留驻待机是完全正当的。蒋鼎文身为军人不懂军事，还应加意学习我们的兵法，依照他的无知妄想是要打败仗的。”

同日　鉴于湘鄂赣边区游击队负责人在谈判改编时接受国民党提出的由武汉行营派副职人员的要求等错误，和张闻天致电秦邦宪、叶剑英、周恩来等，提出在“统一战线中，地方党容易陷入右倾机会主义，这已成为党的主要危险，请严密注意”。

9月16日　关于八路军三个师的部署问题，复电朱德、任弼时。电报指出：“日寇分两路进攻广灵、灵丘，晋军已放弃大同，绥远全境实际已失，以五台为中心之晋东北日寇将以重兵进据，并继进攻取太原。在此情况下，我三个师已无集中晋东北一处之可能，更无此必要。”“拟以百十五师位于晋东北，以五台为活动重心，暂时在灵丘、涞源，不利时逐渐南移，改以太行山脉为活动地区。以百二十师位于晋西北，以管涔山脉及吕梁山脉之北部为活动地区。以百二十九师位于晋南，以太岳山脉为活动地区。”

9月17日　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林彪、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徐向前，指出：根据华北日军进攻的形势，恒山山脉成为敌军夺取冀、察、晋三省的战略中枢，敌军向这里出动主力，阎锡山指挥的各军已失锐气，节节败退。在此情况下，过去决定八路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已根本上不适用了，如果仍按原计划全部进到晋东北恒山山脉，必将使自己处于敌人大迂回中，完全陷于被动地位。因此应改变原来的部署，以达到在战略上展开于主动地位，即展开于敌之侧翼，钳制敌之进攻太原与继续南下，援助晋绥军使之不过于损失力量，真正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广泛发动群众，组织义勇军，创造根据地，支援华北游击战争和扩大自己本身。还指出：八路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果部署得当，能在华北，主要在山西，起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

9月19日　致电彭德怀：“敌于太原，志在必得，此时部署应远看一步。”“贺龙部应位于晋西北，处于大同、太原之外翼，向绥远与大同游击，方能给敌南进太原以相当有效的钳制作用”。“因此，贺师应速赴晋西北占先着。”

9月21日　致电彭德怀，进一步阐明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还要在目前照样再做。我完全同意你十八日电中‘使敌虽深入山西，还处在我们游击战争的四面包围中’这个观点。请你坚持这个观点，从远处大处着想，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与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

同日　八路军总部令第一一五师在晋东北地区活动，第一二〇师挺进晋西北抗日前线，第一二九师准备开赴晋东南地区。

9月22日　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七月提交国民党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二十三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团结御侮的必要，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共产党的宣言和蒋介石的谈话，宣布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成立。

同日　和张闻天致电秦邦宪、叶剑英，指出：“宣言既已发表，目前谈判须解决者，应着重下列三事：（一）发布共同纲领。（二）解决边区问题。（三）解放报〔32〕在全国发行。”

9月23日　复电彭雪枫并告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提出在山西进行游击战争的意见：“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在山西应分为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向着进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敌人，取四面包围袭击之姿势，不宜集中于五台山脉一区，集中一区是难以立足的。”五台山脉应使之成为重要的游击区域之一，现在就应加紧准备，不宜迟缓。同时应该充分注意晋西北管涔山脉地区的部署与准备。太行、太岳山脉之晋东南与吕梁山脉之晋西南，亦不可不于此时作适当之部署。“游击战争除军事部署以外，最主要的是紧密依靠乡村广大人民群众，只有如此，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9月24日　关于山西地方党的工作问题，致电周恩来、朱德等：山西地方党目前应以全力布置恒山、五台、管涔三大山脉之游击战争，而重点在五台山脉，该处应设置军政委员会一类的领导机关，立即开始普遍地组织地方支队和群众组织，在半个月内应全部布置完毕。一切工作应在敌占太原的设想下作布置的出发点。

9月2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毛泽东发言说：目前时局需要有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府，我们要明确提出参加这样的政府，不是提出参加国民党政府。在日本占领区域，我们可以建立许多小块政权，南方各地也有小块苏区政权，在这些地方，要以共产党为主体参加政权。在战区的地方政府，如果能够实行抗日纲领，同时国民党政府又不反对，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共产党员可以去参加。

同日　关于华北工作问题致电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33〕等，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需负严重的责任。”应“发动全华北党（包括山东在内）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地但是有计划地组成游击队”。“为此目的，应着重于高级干部之分配及独立领导的党政军集体机关之组织。要设想在敌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要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

同日　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并告林彪，提出关于华北八路军作战的战略意见，指出：拟使用第一一五师配合国民党军一部，待日军在华北相当深入后，收复灵丘、涞源、广灵、蔚县四县，然后向着大同、张家口、北平线，大同、太原线，北平、石家庄线举行大规模的侧后袭击战，在灵、涞、广、蔚四县建立根据地。如若成功，还可用相当一部进出热河方向，如此或能造成华北战争的新局面，支持相当时期的持久战。蒋介石、阎锡山关于保定决战、晋北固守的方针，完全是处在被动挨打的姿式下，如无上述部队袭入敌后，决难持久，只有实行上述计划才能变被动为主动。现仅剩下此一着活棋，应向蒋、阎极力建议。

同日　和张闻天电告周恩来，同阎锡山谈话请根据下列各点：“我们宣言及蒋谈话宣布了统一战线的成功，建立了两党团结救国的必要基础。”“蒋谈话指出了团结救国的深切意义，确定了共产党在全国合法地位，发出了‘与全国人民彻底更始’的诺言。但还表现着自大主义精神，缺乏自我批评，未免遗憾。今后问题是彻底实现三民主义及与三民主义相符合的中共提出的十大纲领。”

同日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在平型关东北公路两侧山地，伏击日军精锐坂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歼灭日军一千多人，取得了全国抗战以来第一个歼灭战的胜利，也是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后首战告捷。十月一日，毛泽东致电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中央代表秦邦宪、叶剑英和潘汉年，通报平型关战役的战果，并指出：“是役已将敌攻平型关计划破坏，但敌还从雁门关一带进攻。我游击支队正活动于灵丘、涞源、蔚县之间，颇有缴获。敌用大兵团对付我游击队，还不知道红军游击战法。我们捷报发至全国，连日各省祝捷电甚多”。

9月26日　致电朱德、彭德怀，庆祝八路军取得的第一个胜利。同时指出：向恒山山脉及其东、西、北三方向突击，展开敌人侧面游击战争的计划，暂时尚无执行的条件，要待敌人更深入、后方更空虚时才能执行。

9月28日　致电刘伯承、徐向前、张浩并告朱德、彭德怀，贺龙：“保定、沧州、献县均失，国军溃乱不堪，卫立煌退石家庄。”“我一二九师（缺一个团）接电立即出动，经临晋渡河到侯马上车，在太原补充衣、弹，速开正太路南北地区。”

9月29日　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进一步阐述八路军在山西作战的战略意见，指出：华北大局非常危险，河北、山东不久将失陷，中国阵地将变为扼守黄河、运河两线。这一形势将影响到上海战线发生某些变化，南京将被大轰炸，国民党如不妥协必将迁都。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这根本的是因为有八路军，其次是阎锡山与我们合作。由于这两个力量的结合，将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关于使用第一一五师配合国民党二三个师，待日军相当深入后，向灵丘、涞源、广灵、蔚县四县及其以北突破找其空虚后方的计划，请你们着重研究一番。如实行这一计划，可能在一个时期内开展一个新局面，有利于在山西全省创立我们的根据地。

同日　写《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一文。文章指出：九月二十二日发表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二十三日蒋介石发表的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谈话，宣布了两党合作的成立。“抗日需要一个充实的统一战线，这就要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加入到统一战线中去。抗日需要一个坚固的统一战线，这就需要一个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这个统一战线的行动方针，同时也就是这个统一战线的一种约束”。“共同纲领是什么呢？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在八月二十五日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然而要实行三民主义和十大纲领，需要实行的工具，这就提出了改造政府和改造军队的问题。”加强国共两党的团结，加强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的团结，实行一切必要的改革来战胜一切困难，这是今日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

9月30日　和张闻天致电秦邦宪、叶剑英，提出关于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原则：以集中五分之三、留下五分之二于原地改为保安队为原则，反对国民党提出的全部集中的要求；保安队均须进行政治上的整理，反对投降主义，反对国民党派遣任何人；集中五分之三为一个军，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陈毅〔34〕或刘英〔35〕为参谋长，反对国民党插入任何人；任何游击队区域，均须中共中央派人亲去传达改编指示，然后集中。

10月2日　致电秦邦宪、叶剑英，令项英来中央讨论南方游击队改编问题，指出“南方游击队万不宜集中，项在江西的做法上了国民党的当〔36〕”。

10月3日　和张闻天致电张文彬（南杰）〔37〕：“国民党企图集中南方各游击队，我们决不可中其计，速派人传达党的正确的方针。”

10月4日　关于对待交八路军指挥的国民党军队的方针问题，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八路军各师负责人，指出：“我们对于国民党交给我们指挥之部队，应采取爱护协助态度，不使他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不使他们给养物资缺乏。对作战应使他们主要打几个小胜仗，对动员民众应详告以政策、方法，对他们多取商量，表示殷勤爱护之意，力戒轻视、忽视、讥笑、漠不关心及把他们置于危险地位等错误态度。经过上述方针，争取他们与红军团结一致，使他们真心愿意围绕于红军周围。为达上述目的，除作战指挥由上级负责外，对他们应取态度及方法须向全军指战员进行教育，使此方针能全体彻底执行之。”

10月5日　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同意周恩来与阎锡山、程潜〔38〕商定的作战计划，并对八路军作出具体部署。

同日　致电周小舟〔39〕，指出：“你在工作中的政治方向是没有错的，工作中表现了积极与努力，一般说来是有成绩的。”“但在工作中还表现了一些缺点，这就是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轻躁、粗率与骄傲的作风”。“改变的方向是用谨慎、周密与谦逊的态度去观察问题，去处理工作，去待人接物，特别在统一战线工作中须严格采这样的态度。”

10月6日　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并告林彪、聂荣臻，提出华北作战的战略补充意见，指出：“敌占石家庄后，将向西面进攻，故龙泉关、娘子关两点须集结重兵，实行坚守，以使主力在太原以北取得胜利。”“山西军已处最后关头，将不得不打一仗。”“此战役之关键在于下列三点：（一）娘子关、龙泉关之坚守。（二）正面忻口地区之守备与出击（出击是主要的）。（三）敌后方之破坏。”为达上述目的，必须：（一）要求南京速加派主力军三四个师位于娘子关。（二）要求卫立煌军四个师担任正面出击兵团之主力，晋军以两个师协助出击，余任守备。（三）八路军第一一五、第一二〇两师主力，担任从东西两面破坏敌人侧后纵深地区。另要求南京派主力军两个师从涞源、蔚县行动。

同日　写《农村调查》序言一。序言说：“从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期间起，到一九三四年离开中央苏区为止，我亲手从农村中收集的材料，现在仅剩下下列各部分：（一）寻乌调查；（二）兴国调查；（三）东塘等处调查；（四）木口村调查；（五）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六）分青和出租问题；（七）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八）分田后的富农问题；（九）两个初期的土地法；（十）长冈乡调查；（十一）才溪乡调查。”“这里存下来的，都是中央苏区的材料，前九部分是属于初期的土地革命，后两部分是属于深入了的土地革命。虽不完全，亦可见其一斑。”

10月9日　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在敌人后方地区及迫近敌人地区，必须执行没收大地主政策，因为大地主多属汉奸，不没收大地主不能迅速发动群众，不没收大地主八路军给养难于解决。请通令各部实行。十一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复电说：“我们考虑结果，认为在上述地区，目前以没收当汉奸之地主为妥”。十五日，和张闻天复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十一日电悉。没收大地主，指没收汉奸政策的主要阶级内容，大地主而未为汉奸者，当然不在没收之列。在一切汉奸分子中，首先应坚决没收大地主，而对中层分子之为汉奸者，在未得民众同意以前，不应急于没收。工农中有被迫为汉奸者，应取宽大政策，以说服教育为主。这是统一战线中的阶级路线，有向全体明确说明的必要。”

10月10日　和谭政电告任弼时、邓小平等，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已成立，即日开始办公，任弼时为主任（毛泽东代理），谭政为副主任。

同日　关于判处黄克功死刑问题〔40〕，写信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信中说：黄克功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他“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10月12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南方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在此之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

10月13日　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秦邦宪、叶剑英，指出：“须知华北战局重点并不在太原，而在娘子关、龙泉关一带之太行山脉。如太行山脉及正太路在我手，敌进太原如处瓮中，我军是还能有所作为的，请你们深刻考虑此点。”

同日　再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秦邦宪、叶剑英，提出太原失守后的战略部署意见，请他们考虑向国民党提出。电报指出：“太原即使失守，亦无关大局，因大同、太原线两侧均有我军向该线袭击，敌在我四面包围中，华北大局之枢纽，现乃在恒山山脉及正太路。该地区如失，则华北战局立即转为局部战，敌已达到控制全华北枢纽之目的。”电报并提出，为确保太行山脉、正太铁路于我手中，准备向大同、张家口、北平线作战略反攻，支持华北持久战，用以消耗敌人，保卫中原各省之目的，而应实行的具体部署。

同日　和张闻天致电潘汉年、刘晓〔41〕等，提出反对对国民党的投降主义倾向，指出：“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在部分左倾领袖及党员中是在增长，主要表现是在对国民党的投降，只知对国民党统一，处处迁就它的要求，而不知同它的错误政策做斗争。”“民族统一战线，不但不取消对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进行批评与斗争，而且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使统一战线充实巩固起来，使之继续前进。”我们应不失时机对国民党的错误政策进行批评与斗争，主要方向，首先是改组国民党，然后改组政府与改造军队。这不是使国共合作分裂，而是使之更进一步发展。

10月16日　为阎锡山拟集中十四个团并要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参加与日军决战事，致电林彪：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南京与蒋介石、何应钦决定，周恩来、彭德怀又在山西与阎锡山当面决定，基本不应动摇此方针。

10月17日　致电朱德、彭德怀并告周恩来，同意彭德怀意见，由周电蒋介石调主力军入晋，以调川军为宜。电报还指出：“我军各部胜利之后，易生骄志，易启轻敌观念，而敌在失败之后，对我必增加愤恨之心理，发生谨慎之心理，因此，请你们告戒各部首长，仍一本谨慎沉着精神使之与勇猛奋发精神相配合，争取与日寇之持久战。”

同日　和张闻天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周恩来：“军分会十月八日指示文件〔42〕，有原则错误，望停止传达。”

10月19日　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朱德等：在山西须坚持与阎锡山合作，不参加任何倒阎阴谋，但原则问题决不让步。

同日　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会上作《论鲁迅》演讲，指出：我们纪念鲁迅，不仅是因为他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鲁迅具有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三个特点形成了伟大的“鲁迅精神”。这种精神使鲁迅成为艺术上了不起的作家，革命队伍中优秀成熟的先锋分子。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10月20日　关于准备在日军占领太原后八路军的作战部署问题，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指出：敌人占领太原后，在太原以北的国民党抗战部队将溃乱无序，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一二九师和八路军总部的联系可能被隔断。为此拟定部署意见如下：留杨成武团〔43〕在恒山、五台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第一一五师主力准备转移于汾河以西吕梁山脉；第一二九师在正太路以南之现地区坚持游击战争；总部准备转移至孝义、灵石地区；第一二〇师坚持晋西北之游击战争。

10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陇东特委的工作。毛泽东在发言中批评陇东这一时期工作中对国民党的迁就倾向。

同日　和张闻天复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并告周恩来，指出：“关于恢复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原有制度，我们完全同意，请即速令执行。惟党代表名义不妥，仍应名为政治委员。”

同日　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恩来长电〔44〕，对大局分析及我党政策完全正确，我们完全同意。”“请恩来拟具建议书，即去南京代表我党严重与正式地向国民党建议，并推动各界促进时局之转变。党的宣言，俟恩来南京谈判后再行决定，目前以解放报论文为号召。”

10月23日　为陕北公学成立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

10月25日　致电朱德、彭德怀，指出目前决定的战斗在正太路，并提出相应的兵力部署意见。

同日　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七七一团被日军袭击事，致电八路军各级负责人：“小胜之后，必生骄气，轻视敌人，以为自己了不得。七七一团七亘村受袭击，是这种胜利冲昏头脑的结果。你们宜发通令于全军，一直传达到连队战士，说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一个艰苦奋战的长过程。凡那种自称天下第一、骄气洋溢、目无余子的干部，须以深切的话告诉他们，必须把勇敢精神与谨慎精神联系起来，反对军队中的片面观点与机械主义。”

同日　会见英国记者贝特兰，同他进行长时间谈话。毛泽东说：“中国的抗战不但为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尽了它的伟大责任。”抗战中的教训是由于中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存在的弱点，即：只实行政府和军队的抗战，不许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参战；军事上采取单纯防御，打的大半是被动的仗，造成许多土地的丧失和许多军队的失利。因此，政治和军事都需要改革。他还说：“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军事上的第一要义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要达到此目的，必须采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避免一切被动呆板的战法。如果大量军队采用运动战，而八路军则用游击战以辅助之，则胜利之券，必操我手。”毛泽东在谈话中，首次提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三个基本原则：第一，官兵一致；第二，军民一致；第三，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这个谈话编入《毛泽东选集》。

10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绥德、米脂、清涧、佳县、吴堡五县警备区的工作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对当地统治阶级的策略是：联合左翼分子，争取中立分子，孤立豪绅与法西斯分子。

同日　正太路要隘娘子关失守，山西抗战形势急转直下。

10月3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西路军失败的教训。陈昌浩〔45〕作检讨报告。毛泽东发言指出，张国焘路线的实质是逃跑主义、军阀主义与反党反中央的路线。

同日　致电王兆相〔46〕等并告八路军总部、第一二〇师：“十分注意部队的纪律，无论如何困难，不得乱拿工农一草一木，每天出发训话一次。”

10月　写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提纲分析了中日战争的现状和国际形势，指出中国抗战现时的失利是暂时的与局部的失利，不是最后的与全部的失败，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提纲提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七项任务。

同月　写信给艾思奇〔47〕谈哲学问题。对艾思奇《哲学与生活》一书中关于差别与矛盾关系的论点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

11月1日　在陕北公学开学典礼上作关于目前时局的讲话，指出：现在的形势是很紧张的。民族投降主义是目前新的危险。坚决打到底，是目前时局下应采取的根本方针。在军事上要用八路军的打法，就是要“活打”，不要“死打”。要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组织他们，武装他们。要做到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要造就大批的有革命理论，富于牺牲精神的民族革命干部，他们是革命的先锋队。

11月2日　和张闻天复电林伯渠并告周恩来、秦邦宪等：我们决坚持山西抗战，即使太原失守，日军也不能安枕，国民党各军也不得不和我军一道作战，不至轻易退回黄河以南。

11月4日　和张闻天、张国焘〔48〕致电秦邦宪、叶剑英：向国民党提出并力争解决特区的范围和目前急需的经费等问题。

11月6日　关于新四军的编制和领导人选问题，致电秦邦宪：叶挺已到延安，项英明日可到。新四军拟以项英为副军长，陈毅为政治部主任，周子昆为参谋长。

11月8日　太原失陷。

同日　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八路军各师主要负责人，指出：“太原失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则附于八路军，这是华北总的形势。”国民党在华北各军残部将大量溃散，“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三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之”。吕梁山是八路军的主要根据地，但其工作尚未展开，第一一五师的第三四四旅、第三四三旅应立即迅速转移至吕梁山地区；第一二九师全部在晋东南，第一二〇师在晋西北，准备坚持长期游击战争。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特区选举与财政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特区〔49〕政府应坚持实行独立自主原则，过去一个时期有些同志改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是不好的。

11月9日　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周恩来等，指出：在华北正规战争业已结束，游击战争转入主要地位的形势下，日军不久即将转移主力向着内地各县之要点进攻。在华北的国民党各军大溃，阎锡山亦无主。八路军“应在统一战线基本原则下，放手发动人民，废除苛杂，减租减息，收编溃军，购买枪支，筹集军饷，实行自给，扩大部队，打击汉奸，谅纳左翼，进一步发挥独立自主精神，如此作去，期于一个月内收得显著成绩，以便准备充分力量对付敌向内县之进攻。”

11月11日　在秦邦宪、叶剑英八日关于国共两党关系有趋恶化之势的来电上批注：“国民党自大主义依然十足，国危至此，还是统制政策不变，我们唯有坚持原则立场，逐步前进，最后冲破国民党的统制。”

11月12日　上海失陷。

同日　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分析上海、太原失陷后的形势和强调提出反对投降主义。报告指出：在中国抗战中存在着国民党的片面抗战主张同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主张的原则分歧。目前处在从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期中，片面抗战已经无力持久，全面抗战还没有来到。这是一个青黄不接危机严重的过渡期。争取实现全面抗战是全国人民共同的迫切任务。卢沟桥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在党内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是把抗日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在全国要反对民族投降主义，这种倾向发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翼集团中，它使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这个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

同日　和张闻天致电秦邦宪、潘汉年、刘晓，部署上海失陷后的救亡运动和党的秘密工作。

11月13日　致电八路军总部及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并告八路军各师负责人，指出：山西国民党各军大溃，“正规战争结束，剩下的只是红军为主的游击战争了”。“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成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改造军队，克服危机，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

11月15日　关于目前山西工作原则，复电周恩来并告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目前山西工作原则是‘在统一战线中进一步执行独立自主’。因为国民党及阎、黄、卫〔50〕在日寇打击之下，已基本上丧失在山西继续支持的精神与能力。我们须自己作主，减少对于他们的希望与依靠，故‘独立自主’之实行，须比较过去‘进一步’，这是完全必要的。但仍然是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绝对的独立自主。在大的方面仍应与国民党及阎、黄、卫商量，例如周电所述各条〔51〕及朱、彭要求补充等是完全对的。仅仅不要希望与依靠他们，因为他们答应的东西很多不能兑现。我们计划要放在他们不答应、不兑现、不可靠时我们还是能够干下去这样一个基点上。”

11月16日　和张闻天、萧劲光致电高岗，为了联合内蒙边境各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任命他为八路军骑兵司令，率骑兵团及蒙汉支队向内蒙出动，活动于陕北的靖边、定边、安边以北及沙漠以南地区。

11月17日　致电叶剑英并告林伯渠：“八路军仍在长城南北及同蒲以东至平汉线作战，前锋迫近北平、保定、张家口，并无一个人退回陕北，但中央军则确有一部分退过黄河以西。”

11月23日　关于坚持山西游击战争的方针问题，和张闻天致电刘少奇、杨尚昆并告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甲）坚持山西游击战争的方针，是中央已定下的方针，谁也不应该对此方针发生动摇。（乙）坚决执行这一方针，决不能束缚红军主力的适当的使用与适当的转移，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丙）红军主力的使用决定于今后全国抗战形势的发展，不决定于山西一省的形势，你们不要仅看局部，而且要看到全国。（丁）应该及时预防红军主力需要转移时，在同志中丧失坚持山西游击战的自信心。（戊）组织问题待恩来、胡服、德怀来开会决定。”

11月27日　写信给表兄文运昌，告他不宜来延安工作，因为无法解决他的家庭经济负担。信中说：“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但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帮助你们，大概你们也是已经了解了的。”

同日　和彭德怀致电朱德、任弼时，指出为防备日军进攻晋察冀边区和晋西北地区，在八路军占领区域立即进行以下三项准备工作：加强新部队的政治教育与党的工作，这是巩固部队工作的核心；加强必要的军事与游击动作的训练；动员地方民众。

11月29日　到延安机场迎接受共产国际派遣从苏联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陈绍禹、康生和同机到达的中共驻新疆代表陈云。

12月2日　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任弼时、邓小平等，指出：“山西仍须着重巩固统一战线，尤其是与阎的关系，特别在日寇缓进阎留山西的条件下，我们更应避免与其作不必要的磨擦。”

12月5日　和彭德怀致电朱德、任弼时，指出对进攻晋察冀边区之日军的作战，应注意：“（一）避免正面抵抗，袭击敌之后尾部队。（二）在敌之远近后方活动，使敌进一步仍在我包围中。（三）同蒲、正太路必须积极活动，予以有力的配合。（四）注意在敌后方破坏伪组织、伪军。（五）加紧瓦解敌军工作。（六）在确有胜利条件下，集结适当力量给敌以部分的歼灭和有力打击，增加敌恐怖与进攻困难是必要的，但须详细审慎。”

12月6日　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任弼时、邓小平等，指出：“日寇正在进攻我军，企图引诱阎锡山及国民党之中右派分裂抗日阵线，我们无论在友军区域及敌人后方，均应执行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为基本方针，破坏敌人阴谋。”在内部，要加强统战教育，并切实检查。

12月9日—1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陈绍禹在会上作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提出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批评洛川会议以来中央采取的正确方针和政策。他认为过去太强调解决民主、民生问题，不赞成提改造国民党政府的口号；反对关于国民党内有左、中、右三种势力的提法，认为只有抗日、亲日之分；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提国民党和共产党谁吸引谁的问题，主张共同负责共同领导。毛泽东十一日、十二日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重申并坚持洛川会议确定的方针和政策。他说：统一战线的总方针要适合于团结御侮。在统一战线中，“和”与“争”是对立的统一。八路军与游击队是全国军队的一部分，但是要在政治工作上、官兵团结上、纪律上、战场上起模范作用。过去我们反对国民党派大官来是必要的，因为西安事变后国民党要派大批人来侮辱和破坏红军，应该拒绝。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不是说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方面去。我们所谓独立自主是对日本作战的独立自主。战役战术是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独立自主，对敌军来说我是主动而不是被动的，对友军来说我是相对的集中指挥，对自己来说是给下级以机动。总的一句话：相对集中指挥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洛川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是对的。由于毛泽东等的抵制，陈绍禹的错误意见没有形成会议决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增补陈绍禹、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由周恩来、陈绍禹、秦邦宪、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同国民党谈判；由项英、周恩来、秦邦宪、董必武组成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

12月13日　南京失陷。

12月14日　和项英复电叶挺，指出：新四军原则上可以按照何应钦提议作进一步磋商。其他条件如前所商，尤其不要何应钦派人。如暂时说不通，可稍延缓，但不要破裂。项英即来武汉。

12月16日　和彭德怀致电朱德、任弼时，提出拟趁敌人空虚，派两个支队到平汉路以东地区游击。一个支队由第一二九师的一部组成，另一个支队由聂荣臻部的一部组成。其任务是：侦察情况；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发动民众与组织游击队；破坏伪组织；收集遗散武器，扩大自己。“该两支队出去须十分谨慎、周密、灵活，根据情况灵活地决定自己行动”。

12月19日　致电朱德、任弼时：“卡尔逊〔52〕既坚欲去五台，不便拦阻，但须：（一）除写信给美使馆外，需写一信交总统府说明：如遇危险，中国中央政府及八路军无责任。（二）派可靠队伍送他，严密保护。”

12月24日　和萧劲光、谭政〔53〕指示绥德等五县警备区，延长、延川河防司令部和边区各部队的军政负责人，强调在友军区域内应坚持统一战线原则。

12月25日　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二十八日，毛泽东复电项英，同意新四军编四个支队。一九三八年初编成的四个支队是：第一支队，陈毅任司令员，傅秋涛任副司令员；第二支队，张鼎丞任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员；第三支队，张云逸任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

12月30日　和张闻天、康生、陈云连发两电给陈绍禹、周恩来、项英、秦邦宪、叶剑英。一电是关于长江南北作战部署的意见，提出为使日军进攻武汉时处于中国军队之战略包围中，必须建立两个主要军区及几个辅助军区〔54〕。另电是关于日军进攻的形势与我之战略部署，电报在分析了日军作战步骤后，具体提出在华北、西北的设防意见。两电中均说，所提意见请考虑后向蒋介石提出。

12月下旬　在延安会见李先念、李卓然、李天焕、郭天民、程世才〔55〕等，谈四方面军和西路军等问题。毛泽东说：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不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西路军是失败了，但这不是说西路军广大的干部和战士没有努力，他们是英勇的、顽强的。

1937年冬　贺子珍为治伤离开延安到西安。后经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去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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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哲元，当时任国民党军第29军军长。1937年8月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第1集团军总司令兼第59军军长。

〔2〕 张自忠，当时任国民党军第29军第38师师长。1937年10月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第1集团军第59军副军长。

〔3〕 刘汝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29军副军长兼第143师师长。1937年8月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第1集团军第68军军长兼第143师师长。

〔4〕 冯治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29军第37师师长。1937年8月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第1集团军第77军军长兼第37师师长。

〔5〕 南汉宸，当时在天津开展中共统一战线工作。

〔6〕 叶剑英，当时任中革军委副总参谋长，受中共中央派遣，在西安进行东北军、西北军和整个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1937年8月任八路军参谋长。

〔7〕 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在党内负总责。

〔8〕 冯钦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7军军长。1937年8月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第2集团军第14军团军团长。

〔9〕 张云逸，当时任中革军委副总参谋长，受中共中央派遣在华南进行统一路线工作。

〔10〕 指李宗仁，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广西绥靖公署主任、国民党军第4集团军总司令。1937年9月任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11〕 王稼祥，当时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937年初离开延安去苏联治病。同年11月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12〕 恩来、博古、伯渠，即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秦邦宪、林伯渠当时受中共中央委派协助周恩来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13〕 阎锡山，字百川，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兼太原绥靖公署主任。1937年8月又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14〕 周小舟，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受中共中央派遣在山西进行统一战线工作。

〔15〕 刘伯承、张浩，当时分别任中国工农红军援西军司令员、政治委员。1937年8月分别任八路军第129师师长、政训处主任（10月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后任政治委员）。

〔16〕 彭雨峰，即彭雪枫，当时受中共中央派遣在山西等地进行统一战线工作。

〔17〕 朱、彭、林、贺、萧、刘、张、徐，指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萧劲光、刘伯承、张浩、徐向前。

〔18〕 蒋鼎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前敌总司令。1937年8月、11月先后任国民党军第四战区第4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

〔19〕 康泽，当时任国民党政府汉口禁烟缉私处主任，蒋介石拟派他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

〔20〕 高岗，当时任中共陕甘省委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书记。1937年8月又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

〔21〕 张冲，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是参加国共两党谈判的国民党代表之一。

〔22〕 叶，指叶剑英。

〔23〕 中共闽粤边特委所属闽南抗日独立大队大队长何鸣，对国民党利用谈判改编之机消灭独立大队的阴谋丧失警惕，致使近千人的部队在1937年7月16日被国民党军第157师包围缴械。这一事件称何鸣事件。

〔24〕 朱德、周恩来、秦邦宪1937年8月5日致电张闻天、毛泽东，说他们反复考虑朱德目前去南京同国民党谈判问题，意见不完全一致，朱德本人认为他目前去南京较以后去有利。6日，朱德、周恩来从云阳镇抵达西安，于9日与叶剑英一起飞抵南京，参加国防问题讨论会，并同国民党谈判。

〔25〕 朱德、周恩来1937年8月12日同张冲、邵力子、康泽商谈《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内容，康泽提出宣言中不提民主，取消对民族、民权、民生3条的解释，不提同国民党获得谅解共赴国难。

〔26〕 黄白案，指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一部部长黄绍竑和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提出的八路军出动方案。具体内容是：八路军以两个师由渭南上车，经风陵渡、同蒲路至代县附近下车，到蔚县一带集中。另一师沿陇海路转平汉路，在徐水下车，到冀东玉田、遵化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27〕 1937年9月11日，八路军按战斗序列改称第18集团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改称第18集团军总司令部，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改称第18集团军总司令、副总司令。

〔28〕 丁惟汾，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

〔29〕 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第7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兼第13军军长。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第14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第7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68军军长。

〔30〕 1937年8月下旬陈独秀出狱，罗汉在南京会见叶剑英，说陈独秀愿回到党的领导下工作。经叶剑英介绍，罗汉到西安。9月5日，林伯渠自西安致电张闻天，说罗汉、李侠公要见张闻天，要求恢复组织关系。9月8日，张闻天、毛泽东复电林伯渠，同意罗汉、李侠公去延安一谈。后因大雨受阻，罗汉未去延安，于9月9日致电中共中央，提出5点建议和要求。其中提到请中央劝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陈、彭、郑3人，均于1929年被开除党籍）回党工作。9月10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发出此电，说明中共中央对待托派分子的原则。后来陈独秀始终拒绝回答中共中央提出的3项条件。

〔31〕 蒋、何、白、黄，指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黄绍竑。何应钦，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战区司令长官。1938年1月又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

〔32〕 指中共中央在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1937年4月创刊。

〔33〕 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负责人。1937年12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副书记。

〔34〕 陈毅，1934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时，被任命为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南方办事处主任，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

〔35〕 刘英，当时任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书记、闽浙边临时省军区政治委员。

〔36〕 1937年9月，项英在南昌同国民党谈判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期间，曾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纪念周上发表演说，表示一切服从国民党。项英的这个演说，被国民党利用，给党造成损失。

〔37〕 张文彬，当时奉中共中央的指示，到广东组织和领导广东人民进行抗日战争。1937年10月任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

〔38〕 程潜，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1937年10月25日又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代理司令长官。

〔39〕 周小舟，当时正奉命以中革军委联络员身份前往新疆执行任务。

〔40〕 1937年10月5日，抗日军政大学第6队队长黄克功，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开枪把刘茜打死。1937年10月11日，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黄克功被处以死刑。

〔41〕 刘晓，当时在上海从事恢复、重建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工作。1937年11月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

〔42〕 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前方军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以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军分会十月八日指示文件”，指华北军分会发出的《目前华北战争形势与我军任务的指示》。

〔43〕 指杨成武任团长的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

〔44〕 周恩来1937年10月19日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说鉴于日军集结全力猛攻山西并企图夺取上海，国民党政府对持久抗战发生动摇，国内妥协和平空气抬头，中国抗战出现新的危机，提出以下建议：（一）中共公开发表宣言，反对和平妥协，坚持抗战到底；（二）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战紧急方案；（三）向阎锡山、黄绍竑、卫立煌提出华北的进一步的计划；（四）要求国民党政府增派军队到华北支持抗战；（五）八路军在华北积极行动，直接配合友军作战并扩大发展游击战争，等等。

〔45〕 陈昌浩，原任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西路军政治委员。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46〕 王兆相，当时任八路军第120师直属工兵营营长，驻防神府地区。

〔47〕 艾思奇，哲学家。1937年10月到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

〔48〕 张国焘，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理主席）。

〔49〕 毛泽东在1937年11月4日给秦邦宪、叶剑英的电报中说：陕甘宁边区的名称须叫特别区，“边区”二字对外不好。在这次会议的发言中又说，陕甘宁边区应称为特别区，即“特区”。11月10日，边区政府发出通令，规定陕甘宁边区政府“俟后统称为陕甘宁特区政府，不再称陕甘宁边区政府”。1938年1月，特区政府又通令恢复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名称。

〔50〕 阎、黄、卫，指阎锡山、黄绍竑、卫立煌。

〔51〕 指周恩来1937年11月13日在给毛泽东等的电报中所说的他当天与卫立煌、黄绍竑谈判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一）部队改造，（二）政治工作建立，（三）政权开放， （四）民运开放， （五）战略战术改变， （六）后方补给。

〔52〕 卡尔逊，当时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情报观察员。卡尔逊在去前线以前，给美国驻中国大使詹森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很快要到前方去”。“这是我自己要求并且是在朱德总司令劝我不要去的情况下前往的，如果我阵亡或者受伤，我希望明确说明，八路军或中国政府方面没有任何责任。”

〔53〕 萧劲光，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兼政治委员（1937年12月改称八路军留守兵团，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谭政，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

〔54〕 两个主要军区是：（一）苏浙皖赣边军区，以皖南为重心，攻击并准备攻击南京、芜湖、杭州、浙赣路与湖口之日军。（二）鄂豫皖军区，以舒城、桐城、黄梅、广济、商城、固始为中心，攻击并准备攻击占领津浦、平汉、淮南三条铁路及沿江之日军。辅助军区是：浙南军区，鄂赣军区，汉水军区，豫西军区等。

〔55〕 李先念，原任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第30军政治委员。李卓然，原任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原任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第30军政治部主任。郭天民，原任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司令部一局局长。程世才，原任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第30军代理军长。

1938年　四十五岁

1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讨论党校工作时指出，中国革命问题课程，党校高级班和低级班都从辛亥革命讲起。在会上还提出建立军委总政治部工作的问题，要求首先建立组织部和宣传部的工作，宣传部的工作第一步是编印士兵教科书和干部读本。

同日　和张闻天致电邓发〔1〕，告以延安拟发展电影事业，请他设法募集全副摄影机和放映机，并配足底片五万尺和苏联新制影片的一些拷贝。

1月10日　为解决部队给养困难问题，和陈云等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提出前方部队目前不足的给养，主要应依靠民众的自愿援助来求得解决。这种捐助，仍应在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拥护抗日军队战胜日军的口号下进行，应该从统一战线的开展中去解决。

1月11日　《解放》第二十八期发表以陈伯钧〔2〕署名的《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一文。这篇文章，是陈伯钧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节录毛泽东一九三四年所著《游击战争》小册子中论游击战术的部分。节录稿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分为三个部分：一、袭击是游击战争的基本作战形式，二、袭击战术的要领，三、袭击行动之敌。第一部分是毛泽东审阅时新加写的，第二、三两部分毛泽东审阅时根据抗日战争的情况作了较大的增删。在第三部分末尾，毛泽东加写：“以上十八条都是袭击行动敌人的方法，抗日游击部队应该加以研究。”全篇文末，毛泽东加写的一段话是：“但一切战术都以适合情况为原则，文字条文仅能作为实战的参考，不能死板应用。抗日战争中一定有许多新的可贵的经验，胜过过去文字条文的东西，希望大家共勉，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1月12日　致信艾思奇，信中说：军事问题我在开始研究，但写文章暂时还不可能。哲学书多研究一会再写还更好些，似不急在眼前几天。梁漱溟〔3〕到此，他的乡村建设理论有许多怪议论，可去找他谈谈。

1月13日　在陕北公学作关于时局中几个问题的讲话，主要讲两个问题。第一，当前和今后的困难是什么？他说，现在的困难是中国打了几个败仗，失掉一些地方，形成军事上暂时失利，引起国内一部分人主和。将来还会有物质上的困难。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办法，应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阵地战为辅。应该普遍地发展游击战，游击战使敌人灭亡不了中国。和是没有出路的。第二，中国能不能克服这些困难，中国能不能进步？他指出，只要了解困难，不怕困难，有牺牲精神，困难总是可以克服的。困难虽然多得很，但进步是会到来的，因为战争能够改变一切，改变人，改变全国不良状况。世界上没有比战争更大的能够改变人的力量。

1月14日　和张闻天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指出：共产国际指示我党在此时不应参加国民党政府。参加华北政权机关，当然也不相宜。

1月17日　开始读李达《社会学大纲》〔4〕，全书共五篇。

1月24日　为陕北公学第三、第四、第五队毕业纪念题词：“勇敢向前、稳着脚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

1月2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报告陕甘宁边区保安队情况，指出今后保安部队应受保安司令部统一指挥。并提议成立残废总院。

同日　和谭政致电八路军总部并转各师及政治部：八路军前后方和南方各游击区部队的政治工作，统归军委政治部领导。为统一对外名义，军委政治部以八路军政治部名义出现。

同日　抗大举行一二八运动大会，进行军事、政治、体育和文化娱乐方面的竞赛。毛泽东为大会题词，并在闭幕式上讲话。

1月29日　致电邓发转在苏联的王稼祥〔5〕：红军大学〔6〕缺战略教本，请搜集战略书，并找人翻印，先后寄回。

1月　一天，在延安会见梁漱溟〔7〕，就抗战前途问题进行长时间谈话。毛泽东很肯定地说：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性不存在。他阐述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观点，使梁漱溟十分信服。这次谈话从晚六时至第二天凌晨。

同月　又一次会见梁漱溟，谈话的内容是如何建设一个新的中国。毛泽东指出，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提出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政治主张，是走改良主义的道路，不是革命的道路。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不明显、不强烈、不固定，不同意搞阶级斗争。毛泽东同他就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发生了相持不下的争论。这次谈话从晚六时一直继续到第二天天明。

2月1日　从本日起继续写中断了二十年的日记，毛泽东说这是“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

同日　应武汉《自由中国》创办人杨朔的请求，为该刊创刊题词：“一切爱国人民团结起来为自由的中国而斗争”。

2月4日　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及陈绍禹、周恩来、叶剑英，请朱、彭、任即行电告秘密准备执行雾灵山计划〔8〕的各种条件，主要是干部配备。请陈、周、叶向蒋介石交涉派五千人去冀东所需要的半年经费和装备。

2月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报告目前军事问题，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决定战略方针由速战速决改变为长期进攻，目前总的目标是进攻武汉。现在日本要求中国妥协的道路还存在，如果英国出来主和，国民党便会发生和平妥协的危险。要估计到武汉、广州等地失陷以后中国将发生的新的变化，要估计到国际不能帮助时也能自力更生地干，要鼓励国民党在极端困难环境之下也要继续坚持抗战。热河、河北两省交界的雾灵山一带，派杨成武〔9〕去发展新的游击区域。这是敌人的远后方，东面策应东北抗日联军，南面策应晋察冀，北面与蒙古接近，西面与绥远联系，在天下有变的时候，这个地区可以首先得到国际的援助。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发展雾灵山游击战争的电报给前方。

2月9日　关于开展雾灵山区游击战争问题，致电八路军总部、长江局并告北方局，指出：以雾灵山为中心的区域有广大发展前途，那是独立作战区域，应派精干部队去，派去的军政党领导人员须有独立应付新环境的能力。

2月11日　在延安反侵略大会上作讲演，说：现在世界的侵略者结成一条侵略阵线，世界的反侵略者则团结世界上大多数人民保卫世界的和平，这两个相反方向的阵线在全世界斗争着。现在有三个反侵略的统一战线，即中国的统一战线，世界的统一战线，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反侵略是今天世界政治的总方向。在世界人民和日本人民的援助下，中国一定能战胜日本侵略者，悲观主义是没有根据的。

2月15日　关于新四军的行动原则问题，复电项英、陈毅，指出：“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四军基础。如有两个支队，则至少以一个在茅山山脉，另一个则位于吴兴、广德、宣城之线以西策应。”

同日　和滕代远〔10〕致电朱德、彭德怀，林彪、左权并告周恩来、叶剑英，提出在河北、山东、江苏北部日军力量空虚，山西、察哈尔、绥远的日军一时无力南进的情况下，第一一五师第一步进入河北、第二步进入山东、第三步进入安徽境内，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行动的设想。指出这一战略行动在国内国际的政治作用是很明显的，从抗日军事战略来说也是必要的和有利的。电报征询朱德等对这一战略行动是否可行的意见。

同日　复信范长江〔11〕，指出：中国迫切需要一个国共两党及全国各界关于从共同抗战到共同建国的共同纲领。有了这个纲领，来信中提出的关于用实际行动帮助国民党健全的问题，以及所担心的两党军队会成为两党互信障碍的问题，都可以解决。复信借鉴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指出：“今后症结不但在于要有一个纲领而且要保证永不许任何一方撕毁这个纲领，这是一件最中心的事。”

2月1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任弼时关于八路军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发言说：目前要派出军队进行各县作战。政治工作组织条例，要组织一个委员会讨论，然后交中央批准。

2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王观澜〔12〕关于绥、米等五县警备区工作的报告。毛泽东提出，在紧紧掌握抗日的总方针下可以考虑解决土地问题，实行减租。在扩兵、粮饷等问题上，要注意到统一战线各方面的关系。

2月22日　为陕北公学第六、七、八、九、十队毕业题词：“为战胜日本解放中国而奋斗到底”。

2月23日　关于敌情判断和中国军队的战略部署意见，和任弼时致电八路军总部及各师，北方局和长江局。电报指出：日军为夺取陇海、平汉两路直取西安、武汉，决胜点必在潼关、武胜关，而潼关的得失又是武胜关能否守住的关键条件。应向蒋介石、阎锡山提出以下战略计划：为保卫潼关，须将兵力分为两部分，一部固守郑州、洛阳、潼关一线，阻敌过黄河，一部坚持晋南晋西战局。在潼关确保不失的情况下，以正面阵地战配合二十万左右兵力的两翼运动战，保卫武胜关和武汉。八路军将依战局发展情况配合友军作战。“我们认为必须告诉国民党，如果近百万军队均退至黄河以南平汉以西之内线，而陇海、平汉尽为敌占，则将形成极大困难。故总的方针，在敌深入进攻条件下，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困难，减少自己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

2月25日　复信何长工〔13〕，提出废止残废院名称，拟改称教导院。要求力改过去的错误方针，把这件事当作训练干部积极地办好。

同日　复电朱德并告彭德怀：必须使用全力歼灭府城西进之日军。请预告阎锡山、卫立煌，“即使该敌冲入临汾，亦决不可动摇整个战局。该敌甚少，可用一部包围之，其余全军均应决心在敌后打不要后路之运动战，如此必能最后制敌”。

2月27日—3月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主要讨论抗战形势、国共两党关系和抗日军事问题。二十七日，陈绍禹作政治报告，坚持他在去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右倾主张，附和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的叫喊，强调在军事上要服从国民党的统一领导。二十八日，毛泽东就抗日军事问题作了发言，指出：中国抗战最后是必然胜利的，但必须经过许多困难。国民党的腐败与共产党力量的不足，日本的兵力不足与野蛮政策，再加上复杂的国际条件，造成了中国抗战的长期性，即持久战。中国抗战应有战略退却，前一段没有大踏步的进退，只是硬拼，这是错误的。应该知道保存实力到最后便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日军的继续进攻，将使中国被割断为许多块，因此在原则上应分割指挥，以便于发展。将来战争的具体形势，是内线外线作战互相交错，日军包围我们，我们在战役上也包围日军。中国抗战要争取外援，但主要是靠自己，强调自力更生。他在发言中还提出要大大发展中共党员，只有大党才能选拔大批的干部，建议中央对这个问题作出新的决议〔14〕。这次会议决定派任弼时立即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抗战情况和国共两党关系等。

2月下旬　一天晚上，会见从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来延安访问的舒湮〔15〕等五位青年记者，回答了他们提出的以下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设国防工业、国际援助、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游击战术。谈话进行了两小时。

2月　在延安会见美国合众社记者王公达，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毛泽东说，自己对中国抗战的前途完全是乐观的，因为中国抗战的过程必然是先败后胜、转弱为强，这已是确定的方向。又说：我们从来主张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者的配合。游击战对于战斗方式来说，始终是辅助的。但在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战争中，特别是地域广大的国家，游击战无疑在战略上占着重大的地位。八路军现在四个区域〔16〕进行着广大的游击战争，这是将来举行反攻收复失地的有力基础之一。他还说，国共两党现在和将来合作的目的是共同抗日与共同建国，但必须是有纲领有原则的合作，这种合作才能是长久的。

同月　和周恩来领衔发出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文中说：艺术是宣传、发动与组织群众的最有力的武器，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已是不容稍缓的工作，因此决定创立鲁迅艺术学院，要沿着鲁迅开辟的道路前进。

3月2日　鉴于日军在山西军渡、碛口猛攻河防，绥德、延安紧急，威胁河东整个军队的归路，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致电朱德、彭德怀并八路军三个师的负责人，要他们部署兵力，巩固河防，并阻滞日军向潼关的进攻。

3月3日　和张闻天、任弼时致电朱德、彭德怀，指出：八路军主力留在山西攻击日军后路，必须是在黄河、汾河不被隔断的条件下，否则对于整个抗战及国共关系是非常不利的。对八路军总部的转移以及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与第一二九师主力的部署，务望本此方针考虑切实妥善办法。

同日　下午，对陕北公学第六、七、八、九、十队毕业学员作临别赠言。他说：中国长期抗战的前途是先败后胜，转弱为强，是在艰苦困难的轨道上前进。即使日军占领了我国大部分土地，我们还有两个致敌人于死命的区域——内线和外线两个作战区域。内线是云、贵、川、湘，外线是日本占领的大片土地。日军得到了城市、大路的速决战，同时得到了乡村、小路的持久战，城市速决战它胜利，乡村持久战是我们胜利。你们在陕北公学学到了政治方向和工作作风，要按统一战线的方针去做。无论在前方后方，内线外线，去创造无数大大小小的抗日根据地，去建立全中国的五台山，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3月5日　为抗大同学会成立题词：“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便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

3月6日　致电朱瑞〔17〕并告八路军总部及中共中央北方局：晋豫边很重要，望有计划地部署沁水、翼城、曲沃、垣曲、济源、博爱、晋城地区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在西北两面之行动。

同日　复电彭雪枫〔18〕：“目前根据地仍应坚持陕甘边，但准备转移时，最好是在鄂豫皖边，望以大力发展该区工作。”

同日　致电朱德、彭德怀，贺龙等，指出：日军分五路包围第一二〇师及傅作义〔19〕部，企图压迫我军渡过黄河。第一二〇师应同傅作义部协力各个击破敌人。目前重点在坚决击破正向静乐、方山、五寨三点前进之日军，必须击破此三路中之一路或二路，方能破坏日军之包围计划，巩固晋西北根据地，策应其他区域之作战。

3月8日　关于中共中央军委指导问题，致电朱德、彭德怀，八路军各师及晋察冀军区，电文如下：“（甲）军委指导只提出大的方针，由朱、彭根据此方针及当前情况作具体部署。军委有时提出具体作战意见，但是建议性质，是否切合情况，须由朱、彭按当前敌情情形加以确定，军委不加干涉。（乙）关于敌我位置、作战情况等，除总部随时向军委报告外，各师给总部报告之电报应同时发给军委一份，使军委充分明了情况。”

同日　出席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举行的纪念三八妇女节晚会，并讲话。

3月9日　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的战略方针，致电朱德、彭德怀，指出：“政治局决定之战略方针，包括现时在华北及将来转移至陕西、河南两个阶段，不是单指目前而言。”目前阶段，八路军在不被日军根本隔断条件下，应在敌后配合友军坚决作战，有效地消灭与削弱敌军，只要没有被敌军隔断的危险决不应过早渡过河来。但同时应准备下一阶段情况迅速变化时的转移，为了保障将来转移便利，必须巩固吕梁山脉的转移枢纽，并布置太岳山、王屋山工作。如果八路军全部被限制于华北敌军的包围圈中，根本不能转移至陕甘豫边区，则对整个抗战及全国政治关系都是不利的，这是政治局战略决定的基本精神。

3月12日　出席延安各界举行的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和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大会，并发表讲话。他说：孙中山的伟大在于他的三民主义的纲领，统一战线的政策，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孙中山的一生中，他是坚持自己的主义的，三民主义只有发展而无弃置；对统一战线也是不但坚持了而且发展了；他经过了许多艰难曲折，然而总是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再接再厉。这三项是留给中国人民的最中心、最本质、最伟大的遗产，应当继承并发扬光大。他又说：我们真诚地追悼抗日阵亡将士，表示永远纪念他们。中华民族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为了反对侵略，维护民族自尊与人类正义，我们的方法就是战争与牺牲。

3月13日　和张闻天致电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决定派袁国平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副主任。十八日，毛泽东又将上述任命电告项英。

3月15日　出席在中央礼堂举行的抗大第三期三大队毕业典礼，并讲话。他就抗大同学毕业后的工作方法问题，讲了三点意见。一、尊重对象。在对付环境、处理工作时，要尊重对象，不管是敌人还是友人，都应当认真地考察和研究，而不应当忽视。二、了解对象。工作无成就的最大原因便是不求甚解，马马虎虎，在形式上大体上望一望便要解决问题，这是错误的。了解应当是在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中去了解，了解应当是多方面的，表面、里面、侧面都看到，不是片面的。社会是学校，一切在工作中学习。学习的书有两种：有字的讲义是书，社会上的一切也是书——“无字天书”。三、继续下去，不要畏难，不要被环境被工作征服和统制，要反过来征服和统制环境。

同日　为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题词在《新中华报》发表。题词是：“妇女在抗战中担负了重大的责任，必须把妇女群众组织起来，必须有大批的妇女干部领导妇女工作。”

3月16日　读完李达《社会学大纲》全书。在阅读此书过程中，写了一些批注。在该书讲到“唯物辩证法，是在哲学斗争的过程中锻炼起来的”处，毛泽东批注：“斗争就是辩证”。在该书讲到在两种实在可能性中进行选择时，所选择的一种实在的可能性应是事物发展过程的链条中的特殊的一环，是促进或延缓过程的发展的枢纽处，毛泽东批注：“西安事变时抓住两党合作，七七事变后抓住游击战争。”在该书讲到认识过程“第一要阐明由物质到意识的推移的辩证法，第二要阐明由感觉到思维的推移的辩证法”处，毛泽东批注：“第三要阐明由思维到物质的推移的辩证法，即检验与再认识。”

3月17日　致电周恩来、叶剑英，朱德、彭德怀，指出：同蒋介石及国民党高级将领谈军事问题时，请注意分现在与将来两个阶段，说明现在以大军留在华北作战是需要的，也是可能的，但将来军事情况的变化将使我军活动范围缩小和补给困难，那时只能留若干较小的兵团即若干个游击兵团于华北，各军主力须在敌未将黄河各渡口封锁以前渡过河来。在敌人后方创设许多抗日根据地是完全可能和十分必要的，国共两党均须用极大努力去干。

3月18日　开始读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三日、二十八日、三十一日和四月一日，继续阅读。

同日　在辜俊英纪念手册上题词：“全体华侨同志应该好好团结起来，援助祖国，战胜日寇。共产党是关心海外侨胞的，愿意与全体侨胞建立抗日统一战线。”

3月19日　在抗大第四期第五大队开学典礼上讲话，指出：在抗大要学习打仗，也要学习政治，更着重于军事。政治是管着军事的，二者又要统一地配合起来。在抗大要学到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和灵活的战略战术。

3月20日　对抗大第三期第三大队讲话，进一步阐述政治方向、工作作风和战略战术问题。他说：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是最本质的规律，我们要用这个规律去观察一切事物。三民主义的第一个口号是民族独立，第二个口号是民权自由，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结合的地方就在这里。所以说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三民主义者。

3月21日　再次对抗大第三期第三大队讲话，讲团结问题、调查工作和战地工作。关于调查工作，他说：调查应当是客观的、全面的、历史的、联系的、本质的。工农是最有知识的人，他们的知识比我们丰富得多，实际得多。你们出去，不要先当“老师”，应该先当“学生”，了解情况，调查明白，再说话，再定方针。

3月22日　和刘少奇致电八路军总部、各师和北方局等并转各省委、特委，指出：在华北对瓦解敌军的宣传工作异常不够，许多地区看不见一句向敌军进行宣传的标语口号。为在政治上瓦解敌军，教育群众，影响友军，各部队、各地党部及群众团体应用中、蒙、日三种文字大量书写对日军及伪蒙军进行宣传的标语口号和材料。

3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华北工作问题。毛泽东指出：对日本应有正确的估计，日本是一个强大、精明的帝国主义，日本民族是强悍的，武器是先进的。日军的进攻在占领西安、武汉、广州后将要告一段落，将在华北修路筑堡，使游击队不能有大部队的活动，抗日根据地可能缩小，但能支持。坚持抗战必须有广泛的民主，抗日与民主不可分。将来在日军占领区的后方要建立抗日根据地。八路军主力移动后的部署，现在就要准备，应在各区域建立游击兵团。毛泽东建议刘少奇留在中央指导华北工作。

3月24日　和刘少奇致电八路军总部、各师、朱瑞并各省委、程子华、杨尚昆，提出组织游击兵团的任务，指出：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八路军主力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有转移地区作战的必要。为了在八路军主力转移至其他地区后，我党仍能在统一战线中有力地坚持与领导华北抗战，必须立即组织以八路军名义出现的下列游击兵团。在晋西北，除宋时轮支队〔20〕外，再组织四个支队；在晋西南，组织三个支队；在晋东南，组织七个支队；在平汉路以东，组织若干支队。上述各支队至少各有一千人左右，各以八路军有战斗经验的主力一二个连作基础，由地方游击队及新兵编成。

同日　和张闻天、刘少奇致电朱瑞并朱德、彭德怀等，指出，“摆在冀晋豫全区面前的中心任务，是以最快的速度创造冀晋豫边区成为坚持抗战的巩固根据地”。因此，该区共产党与八路军的任务是：建立完全在党领导下的有战斗力的若干游击兵团及地方游击队；广泛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争取使友军，特别是准备永久留华北打游击的友军，成为坚强进步的抗日军；逐渐改造政权机关，使之成为广泛人民阶层的抗日民主政权；逐渐求得军事、政治的统一指挥与领导，采取必要过渡办法，以准备将来召集冀晋豫边区政府代表大会，成立边区临时政府；在统一战线方针下，坚决执行动员武装群众及肃清汉奸的政策；设法召集全边区或若干县联合的群众团体的代表会议，以动员群众参战及建立真正有广大群众的团体，在抗日的大前提下，满足人民一些迫切要求；大大发展党，建立与健全各级党的领导机关。电报还指出，朱瑞准备留在冀晋豫边区负总责。

同日　晚上，会见记者邓静溪〔21〕，回答了他提出的中国抗战前途、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八路军的情形等问题。关于八路军，毛泽东说，每月由国民党政府拨给几十万元的经费，枪支装备都是由日本的“义务输送队”给我们送来，现在差不多有一师人的装备都完全像日本军队了，只有臂章不同。

3月25日　和刘少奇致电朱德、彭德怀、朱瑞等，指出冀鲁豫地区工作十分重要，目前急需建立军事、政治的统一指挥与领导，除建立武装外，并应建立与改造地方政权，组织民众，但武装以精干为原则。由朱瑞负责组织冀鲁豫边区省委，管辖平汉路以东、沧石路以南、黄河以北及鲁西鲁北地区工作。

同日　开始读潘梓年〔22〕寄来的新著《逻辑与逻辑学》。毛泽东在读书日记中写道：本日看到九十三页，“颇为新鲜”。二十六日继续阅读，二十七日读完全书。

3月29日　对陕北公学第十一至第二十队演讲时说：有了人民、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进步这三个条件，中国不会亡国。有人说地方太小了，好的地方已被敌人占去，即使抗战也不行。然而我是顽固党的最后胜利派，仍旧主张我们会胜利。王羲之说“大块假我以文章”，岂只大块地方可以做文章吗？小块也行。有人说中国亡了，我说不是全亡，城市亡了，乡村未亡；大路亡了，小路未亡；白天亡了，夜里未亡。抗日不仅需要大大发展共产党，而且需要非党布尔什维克，例如鲁迅就是非党布尔什维克。

同日　关于刘伯承师、徐海东旅的位置问题，致电朱德、彭德怀，指出：依此时敌情，河南、安徽、潼关、西安乃至武汉有很快发生严重变化的可能，同时日军确有进攻陕北在政治上打击共产党的计划，因此刘师、徐旅两部宜位于同蒲路东侧，依太岳山脉为根据，发动群众，袭击同蒲路，配合林彪、贺龙两师，打击晋西之敌，并便于向西转移为合宜。

同日　和滕代远电询贺龙、萧克、关向应：能否沿大青山脉创造一个游牧性质的骑兵支队？

3月30日　对抗大干部讲话，强调办学校是组织和增大抗日力量的有效方法，希望他们下决心在抗大做教学工作。他说：没有共产党是不能战胜日本的，没有干部也是不行的。我们希望抗大四个月办一期。每期三千人，加上陕北公学和党校，每年训练三万人。以后抗大要上战略课，讲大局大兵团的战略。只有了解大局的人才能合理而恰当地处置小的问题。即使是当排长的也应该有个全局的图画，这样才有大的发展。

3月底　一天晚上，十一时开始会见来中国帮助八路军抗战的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同他进行长时间的亲切谈话，谈到西班牙人民进行的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战的有关问题。在讨论建立八路军战地医疗队问题时，白求恩说如果有战地医疗队，前线的重伤员百分之七十可以救治，毛泽东对这一点十分关注，热烈支持建立战地医疗队的提议。谈话一直进行到次日凌晨二时。

4月1日　在陕北公学第二期开学典礼上讲话。他说共产党之所以被人们信仰，是由于它的政治方向代表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意愿，它的工作作风继承了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他送给陕公同学两件礼物，第一件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第二件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4月2日　和张闻天、刘少奇致电陈光、罗荣桓〔23〕并杨尚昆，部署第一一五师建立吕梁山为中心的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事宜。

同日　对即将从延安迁到瓦窑堡的抗大第四期第一大队作临行讲话，说抗日军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要开展，就是在政治方面知大局，顾大体，因此在军事方面要讲点战略问题、兵团以上的问题。二要积极，就是要有政治热情和政治积极性，有了这种积极性就可以战胜工作中的困难。三要有朝气，就是要有蓬蓬勃勃向上发展之气。

4月5日　在陕北公学作关于国共两党合作问题的讲演。对两党为什么能够第二次合作、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需要一个共同纲领和国共两党应当互相尊重等问题作了说明。驳斥有的人借口“统一”而要取消共产党的谬论，阐明共产党的存在是有它的阶级基础的，中国现在有地主、资本家、工人、农民等，因此有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存在，目前谁也不能吞并谁，国民党要取消共产党是不可能的。指出两个不同的政党要统一起来就要有一个桥梁，组织一个共同的委员会，或者是另外组织一个党，国共两党都参加进去，作为统一战线的上层组织。

同日　电告周恩来、叶剑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到延安，那边游击战争大可发展，鲁南第四支队三个月内由七十人发展至一千二百人、八百支枪。除决定罗炳辉〔24〕去负军事总责外，正选派政治部主任一人及中级以下军事及政治工作干部二三十人前去。

4月9日　在抗大第四期第三大队开学典礼上讲话。要求学员们在抗大期间学到抗日救国这样一个宗旨。他说：为了实现这一宗旨，第一，要学到正确坚定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的战略战术，这样便能够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第二，要学做干部，干部要把成千成万的广大人民变为有组织的队伍，没有这样的队伍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的；第三，要有不怕任何艰苦，不怕牺牲，向前迈进的决心，革命的过程，像在波涛汹涌的江河中行船，懦弱的人常常会动摇起来，不知所措。

4月10日　出席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大会，并讲话。他说：在十年内战时期，革命的文艺可以分为“亭子间”和“山上”两种方式。亭子间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山顶上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看。既然是艺术，就要又好看又好吃，不切实、不好吃是不好的，这不是功利主义而是现实主义。抗日战争使这两部分人汇合了，彼此都应当去掉自大主义。要在民族解放的大时代去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指导下，实现文学艺术在今天中国的使命和作用。

4月上旬　从三月下旬开始的台儿庄战役至此结束，中国军队取得重大胜利。

4月11日　在陕甘宁边区国防教育会成立会上讲话，指出：战争规定一切和改变一切，目前的战争是打日本，教育的方针也是打日本，教育方针是根据政治方针而转变的。国防教育的任务是教育和训练全国人民参加抗战，求得民族解放。

4月1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贾拓夫〔25〕关于陕西省委工作的汇报和张闻天关于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及五届四中全会的说明。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可以派一批陕西学生和进步分子到陕公、抗大、中央党校学习，培养大批干部，并指出国民党这次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继续抗战与民主两点上有进步。

同日　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成立一周年纪念题词在《新中华报》发表。题词是：“青年是抗日战争的生力军，目前青年团体的任务是团结全国一切阶层的青年男女，大批地走上抗日战争的战场去，充实正规军的战斗力，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在后方的青年人，也是一切为着战争胜利而工作。中国的解放主要依靠青年人。”

4月16日　和张闻天、康生、陈云、刘少奇发电报给中共中央长江局转张国焘，希望他翻然悔悟，早日归来〔26〕。

4月17日　上午，会见途经延安的国民党政府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在交谈中，毛泽东分析了日军的动向，指出目前山西抗战很重要，拖住了日军的“尾巴”；还说明国共合作的重要性及反对投降主义问题。谈话后毛泽东设午宴款待卫立煌。晚上，陪同卫立煌出席延安各界举行的欢迎晚会，并致欢迎词。十八日，卫立煌离开延安。

4月18日　和滕代远致电贺龙、关向应、萧克：平绥线以北广大地区，能否建立游击根据地，请你们调查见告，并请转告宋时轮调查见告。

4月20日　关于巩固与发展晋察冀根据地问题，和张闻天、刘少奇致电彭真、聂荣臻〔27〕并告朱德、彭德怀，秦邦宪，指出晋察冀根据地已大体建立，目前中心任务是巩固和继续发展。电报并对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应当进行的工作和采取的政策，提出意见。

同日　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举行的晚会，作题为“结团体，打日本”的讲话。他说，中国有一个大团体，叫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世界也有一个大团体，就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只有团结，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4月21日　关于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力发展游击战争问题，和张闻天、刘少奇致电朱德、彭德怀，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28〕等，指出：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和群众工作正在深入这两个条件下，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大地发展与坚持游击战争是可能的。党和八路军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大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抗日斗争。因此，应即在河北、山东平原划分若干游击军区，并在各区域成立游击司令部，有计划地系统地普遍发展游击战争，并广泛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在收复的地区应即建立政府。

4月24日　复电项英：“主力开泾县、南陵一带，先派支队去溧水一带侦察甚妥，惟须派电台及一有军事知识之人随去。”

4月28日　在鲁迅艺术学院作题为“怎样做艺术家”的讲演。他说：现在艺术上也要搞统一战线，不管是写实主义派、浪漫主义派或其他什么派，都应当团结抗日。艺术作品要有内容，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鲁迅艺术学院要造就具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斗争经验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派艺术工作者，这三个条件缺少任何一个便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青年艺术工作者应到大千世界中去，到实际斗争中去，使艺术作品具有充实的内容。浪漫主义原来的主要精神是不满意现状，用一种革命的热情憧憬将来，这种思潮在历史上发生过伟大的积极作用。一种艺术作品只是流水账式地记述现状，而没有对将来的理想是不好的。在现状中看出缺点，同时看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

4月30日　在抗大第三期第二大队毕业典礼上讲话。他说：八路军都应当成为全国的模范。模范作用不在于口头上说，而在于事实上做；不在于两只手举起来赞成马克思主义，主要的在于实际中去实行马克思主义。他要求大家学习愚公挖山的精神，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三座山统统移掉。

5月3日　在抗大第三期第二大队作关于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态度问题的讲话。他说：去年九月二十二日发表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表明了中共对三民主义的态度，即“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中共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本质上是三民主义的。中共愿同国民党一道，在统一战线、抗日第一的原则下实行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

5月4日　关于新四军如何开展游击战争问题，复电项英，指出：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就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新四军主力部队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之间广大地区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创造根据地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现在条件与内战时候有很大不同。当然无论何时应有谨慎的态度，具体的作战行动应在具体情况许可之下进行。

同日　下午，在抗大第四期第一大队成立大会上作关于国共合作问题和开除张国焘党籍问题的讲话。他说：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伤，这是过去历史已经证明了的。合作的条件是反帝反封建。张国焘对共产党路线发生动摇，私自跑到国民党那里去，并声明脱离共产党，因此开除他的党籍。

同日　出席延安青年纪念“五四”晚会，并发表讲话，号召青年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奋斗。

5月5日　晚上，会见卡尔逊，谈话继续到次日凌晨。谈话内容包括抗日战争，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形势，各个时代政治思想的发展，宗教对社会的影响等。关于抗日战争，毛泽东说：只要人民有志气忍受困难，有决心继续抵抗，中国就不会垮台。中国像一个容量一加仑的细颈瓶，而日本灌进了半品脱水。它的部队进占一地方，我们转向另一地方；他们追击，我们就后退。日本兵力不足，无法占领全部中国，只要人民决心继续抵抗，它就无法用政治手段控制。他说：有几种围困。日本在五台山包围我们，围困我们。但我们有另一种围困，比如日本在太原驻守，太原的东北是聂荣臻的部队，西北是贺龙的部队，林彪的部队在西南，朱德的部队在东南。日军在山西一出动就会撞上我们的巡逻队。正像山西是华北的战略锁钥一样，五台地区也是山西的锁钥，我们占领五台，日本人就不能控制山西。另一种围困应是美国、苏联同中国一道围困日本，这将是一种国际的围困。卡尔逊认为德国侵略捷克斯洛伐克，英国就会参战。毛泽东认为英国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打仗。

5月7日　对陕北公学即将毕业的第二期学员讲话，讲关于张国焘叛党及被开除党籍问题。讲话中他列举了张国焘所犯过的“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分裂党的错误，指出张国焘一贯是两面派，这次叛党是被资产阶级引诱。他最后说，张国焘叛党在全党可引为教训，我们每个同志都应当坚定革命的旗帜，不怕困难，坚决奋斗。

5月8日　对来延安参观的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讲话。他说，现在全国团结抗日，工农是其中的大多数，担负着艰苦的工作，责任很大。现在的缺点是工农还没有普遍组织起来，对自己的使命认识不够。希望工农迅速组织起来，工人要在抗日中做先锋。讲话前，他还会见这个大队的领队，询问了该队的情况。

5月9日　出席中共中央军委直属队“五一”运动大会总结会，并讲话，祝贺他们在军事、政治、文化、体育各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5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作关于中日战争形势的报告。他说：现在蒋介石与我们的估计都认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近《大公报》两篇社论态度变化，认为鲁南战争是准决战〔29〕，否认中日战争是持久战。我们对于中日战争的估计，过去也有两种意见。我一贯估计中日战争是持久战，因为中国是大国，日本不能完全吞并中国，同时中国又是弱国，须要持久战争才能取得胜利。会议听取关于国民党“蚕食”陕甘宁边区的政策的报告，毛泽东指出对资产阶级要有警觉性，并提出为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破坏陕甘宁边区的反动活动应当采取的一些具体措施，包括由边区政府出一布告，以表示政府的力量。

同日　电贺第一二〇师在同蒲路北段袭敌取得的胜利。

5月11日　会见国民党老党员施方白，对他提出的九个问题作了回答。关于抗战胜利的把握如何的问题，毛泽东说：抗战的必胜是确有把握的。关于中国是不是需要进行社会革命，是不是要在资本主义发展以后才进行社会革命的问题，毛泽东说：中国将来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的，但不一定要经过如同西方各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也不一定需要如同十月革命那样的流血革命，中国可能和平地走到社会主义。关于是不是在抗战胜利后就进行社会革命的问题，毛泽东说：不是，条件还不具备，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抗战胜利后，中国的政治当然会有很大的进步，但不是立即实行社会主义，而是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十二日，为施方白题写赠言：“中国目前阶段一定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即彻底战胜日寇与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将来阶段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即实现更进步的更完满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完成这两个革命都要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只有好好团结一切革命势力于统一战线里面，才能达到目的。”十三日，赠送一张自己签名的照片给施方白。

5月12日　关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性质和对三青团的方针问题，和张闻天、康生、陈云、刘少奇复电陈绍禹、周恩来等〔30〕，指出：我们首先应承认，三民主义青年团为国民党青年团，为国民党候补党员性质的组织。我们的目的是，一、使三民主义青年团实质上成为各阶级、各党派广大革命青年的民族联合；二、经过三民主义青年团去改造国民党，一方面以青年团的力量推动国民党进步，另一方面经过它使大批革命青年加入国民党，发展与巩固国民党内部的革命力量。复电中提出的目的后来没有实现，三青团成为欺骗和控制青年的反动组织。

同日　在修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稿的过程中，本日告中共中央军委编译处处长郭化若：“校对须注意，你自己至少校一次”，“注意标点符号，不使弄错一个”。

5月13日　就《大公报》宣传“准决战”问题，致电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何凯丰〔31〕：“《大公报》否认持久战，提倡准决战的论调，我们认为是不对的。徐州决战只应该是某种程度的战役决战，而决不应该看作战略决战，必须准备在徐州决战失败后仍有充足力量为保卫武汉而战。”

5月14日　和张闻天、刘少奇致电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并总部，北方局等，指出：目前山西日军被击退，阎锡山的旧势力极力想恢复他们的统治，在晋西北、晋东南均极力向八路军及新兴抗日势力进攻。为巩固统一战线，改善我们与阎的关系，并继续发展抗日力量起见，请朱德、彭德怀及贺龙、萧克、关向应〔32〕在集合更多、更大、更忍无可忍的材料之后，用适当的措词公开致电有关方面抗议，将各种破坏八路军的谣言、电文印送各有关方面，并请阎对这类破坏行为加以制止。

同日　致电朱德、彭德怀，贺龙、萧克、关向应：“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甚关重要，请你们迅即考虑此事。”

同日　就林彪五月二日在抗大所作《抗大的教育方针》讲话的记录稿，晚上写信给林彪，信中说：“已经看过，很好。但有些不适合的地方，已为改了，请你再看。‘无条件的进攻’一语不妥〔33〕，进攻也是有条件的，但进攻是主要的，基本的，中心的。”

5月15日　起草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本日发布。布告揭露国民党顽固分子破坏陕甘宁边区人民利益、破坏统一战线的阴谋活动，坚定表示为增强抗日力量，巩固抗日后方，保护人民利益，对进行破坏活动的分子将严惩不贷。这个布告纠正了当时党内一部分同志对这种破坏活动采取的软弱退让态度。这个布告编入《毛泽东选集》。

5月19日　徐州失陷。

5月20日　致电朱德、彭德怀，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指出：徐州失守后，河南将很快落入敌手，武汉危急。那时蒋介石将同意我军南进在豫、皖、苏、鲁四省深入敌人后方活动，第一二九、第一一五两师将相应地作整个新的部署。未到适当时机，不应向蒋介石等提出这一点，只是自己预作准备。山东方面已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已派张经武、郭洪涛〔34〕率党、政、军干部去。

5月21日　出席抗大对第三期教学进行总结的干部会议，并讲话，讲安心当教员、编教材和军队的民主等问题。他说教员是教育干部的干部，下决心当教员，办好抗大，十分重要。他强调要编游击战、战略、战术、政治工作等教材，并说游击战争教材由他负责，战略教材他负担一部分。他说：十年来的战争经验我们在军事上形成了路线，但见之于文字的却不多。过去对战略比较忽略，现在我们提倡写书，提高战略空气，中央组织部因此也发起抗日战争研究会。军队在军事指挥上应强调单一的指挥，强调服从，而官兵政治上平等，生活上同艰苦，这就是民主。

5月24日　出席抗大第四期开学典礼，并讲话。他再次强调抗日战争是艰苦的长期的。要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就要增加抗日力量。办学校，办抗大，是增加抗日力量的一个办法。

5月26日—6月3日　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讲演。他全面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总方针，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他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战争的双方存在互相矛盾的许多特点，基本的特点是“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地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亡国论者只看到敌强我弱这一个特点，速胜论者则根本忘记敌强我弱这一特点。他根据敌我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各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在战争过程中的发展变化，预见了中国持久抗战将经历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他着重分析了争取战略相持阶段到来的条件和相持阶段中敌我斗争的形势，指出：“这个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他还阐明能动性在战争中的作用，战争和政治的关系，实行持久战总方针所应采取的具体作战方针、作战原则和作战形式等。他指出：“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即敌之进攻和保守阶段中，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他进一步明确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他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阐明人民战争思想，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他再次强调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军。他的讲演最后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论持久战》是毛泽东继《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之后的又一篇最重要的军事著作，这篇著作进一步坚定了中国人民持久抗战的胜利信心，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和具体道路。这篇著作编入《毛泽东选集》。

5月26日　致电八路军总部及各师、晋察冀边区、新四军军部、山东省委，指出：“甲、徐州失守后，判断敌将以进攻武汉为作战计划之中心。乙、以为敌置武汉抗日的重心于不顾，而将主力立即转向华北及西北打击游击队及切断中苏交通的估计，是不适当的，这一步骤的到来将在稍后。丙、如果欧洲发生战争或重大危机，敌将迅速进攻广东。丁、我们的口号是：保卫武汉，保卫广州，保卫西北，坚持华北游击战争。戊、在上述情况下，华北游击战争还是广泛开展的有利时机，目前应加重注意山东、热河及大青山脉”。

5月28日　在主持编写《抗日战争丛书》过程中，答复郭化若说：“抗日战争当然没有什么战略进攻，只有战役反攻及战略反攻，是整个战略防御中积极的部分，靠此部分战胜日本，通俗地说，谓之进攻当然也是可以的。”

同日　收到孙雪韦（即刘雪苇）转来胡风赠送的《七月》半月刊第三集第一期后，本日复信孙雪韦：“我已看了‘座谈会记录’〔35〕，很喜欢。如有新的，请续寄我。”

5月30日　所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在本日出版的《解放》第四十期发表。文章指出：由于中国这个大而弱的国家被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由于中国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所以抗日游击战争主要地不是在内线近距离地直接地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这样在整个抗日战争中虽然仍处于辅助地位的抗日游击战争，就必须放在战略观点上加以考察。文章分析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六个具体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对统一和提高全党全军对抗日游击战争战略地位的认识，促进抗日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篇文章，曾收入解放社一九三九年出版的由毛泽东题签的《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一书，作为该书第七章。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

6月2日　复电项英，指出：“地区扩大，已不患无回旋余地。望根据战争的实际经验，凡敌后一切无友军地区，我军均可派队活动。不但太湖以北吴淞江以西广大地区，即长江以北，到将来力能顾及时，亦应准备派出一小支队。”“敌之总目标在进攻武汉，你们可放手在敌后活动。”

6月6日　和刘少奇致电郭洪涛，同意他关于山东四支队恢复用八路军番号的建议。电报指出：你们的基干部队可恢复八路军游击部队番号，并组织支队司令部，但不可太多，全山东有四五个八路军支队即可。其余在我们领导下的游击队，可以各种名义出现，但抗日联军名义不好。

同日　在邱琮〔36〕的来信上批示：“这是邱琮先生的善意的建议书，其中颇多可采，应抄交各有关同志，希着重注意此建议。”

6月7日　和张闻天、刘少奇致电邓小平并朱瑞，刘伯承，聂荣臻、彭真，指出：目前我们在河北应加强武装部队、临时政权及民众组织，并巩固它们在群众中的信仰。这样，对于一切都好应付，可使国民党所委派的人不得不同我们合作。如果他们拒绝与我们合作并从各方面来公开反对我们，就应在团结抗日的口号下，公开批评他们破坏团结，在群众中孤立他们。

6月8日　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在不致引起国民党误会与磨擦的原则下，河北、山东等处凡属我们独立领导、已得广大民众拥护和受邻近的友党友军欢迎的游击队，以用八路军名义为合宜。

同日　《新华日报》刊载由毛泽东、朱德、陈绍禹、周恩来、张闻天等联名代表中共中央给美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美共中央主席福斯特、总书记白劳德的复电〔37〕，感谢美国共产党和美国人民对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同情和帮助。

6月9日　和张闻天复电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并告项英：同意关于组织新四军委员会的提议〔38〕，以项英、叶挺、陈毅、张云逸、周子昆〔39〕、袁国平为委员，项为主任，叶为副主任。

6月11日　关于开创绥远大青山抗日根据地问题，复电朱德、彭德怀并贺龙、萧克、关向应，同意朱、彭十日来电中关于派骑兵或步兵开创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考虑，强调派去的部队须选精干的，领导人必须在政治上、军事上都能胜任，并且机警耐苦和有在该地创立根据地的决心。次日，收到朱德和彭德怀来电，说决定派李井泉〔40〕率部队开创大青山抗日根据地。

6月12日　和谭政致电八路军总部及各师，晋察冀边区，新四军军部，对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恢复毛泽东、周恩来等国民党党籍〔41〕一事作了说明。电报指出：“国民党监委会恢复毛、周等党籍的举动，表示国民党在徐州失守武汉紧急的时候，进一步联合我党坚持抗日，将来趋势有恢复十三年办法〔42〕之可能。但监委会此举尚须执委会通过，并须先征求我们的意见”。

6月14日　晚上，会见平民教育会派来延安参观的诸述初，谈话两小时，毛泽东的秘书周小舟参加。毛泽东从平民教育工作谈到政治问题，说：政治是最基本的、最主要的。平教工作的大规模发展，必须有为平民的政治，一切推行的方法，还在其次。政治的问题主要是对人民的态度，看你是想和老百姓做朋友还是要站在老百姓的头上压迫他们。只要和他们接近，和他们打成一片，他们自然相信你。关于农民，毛泽东说：农民的性格有两方面。一是黑暗的，如自私自利、愚蠢守旧等，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专写那黑暗面的作品。一是光明的，如急公好义、勇敢牺牲等。他们一身就具备了这两种矛盾的性格。政治的作用，便在发动他们这光明面的积极性，逐渐克服他们的黑暗面，实现民主的政治。现在边区所实行的，就是这种民主政治。在抗战期中我们发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那何愁没有人上前线，何愁没有钱抗战！

6月15日　写信给在《解放》周刊编辑部工作的吴亮平，信中说：“接了美国一位同情者的信，我想请你起草一封回信。信内除感谢她外，并说及八路抗战情形，请她转告美国兄弟姊妹们多给我们援助，我们和他们是站在一起的。”

同日　和张闻天复电林伯渠〔43〕：“甲、国民党进步中某些顽固分子的反动行为，并不足怪，亦不必惊惶。乙、应该在各地利用机会动员群众，给顽固分子以相当打击，指出他们违反中央意志，违反抗战建国纲领，使之孤立。丙、边区最近采取的一些办法，不过为了自卫，并非有意与之对立。目前无让步的必要。”

同日　鉴于日军又向晋西北进攻，和刘少奇致电第一二〇师负责人并告朱德、彭德怀，请他们考虑：目前是否可以向傅作义及其他军政首长提议，召集晋西北及绥东各部队首长（连游击队在内）、各政府与民众团体的领袖开一个会议，讨论如何打退日军进攻、保卫晋西北的作战计划，并相机提出建立根据地的某些重要问题。电报指出，只要情况允许，这个会议召集成功，是可能解决许多问题、推进统一战线的。

同日　对周恩来六月十五日来电中提出的八路军集结较大兵力于一些较大城市附近，以调动日军和打击它的增援部队，并夺取附近城市的建议，致电朱德、彭德怀，周恩来，指出：“敌之主要进攻方向在武汉，对华北、西北则均暂时无法多顾，反给我以放手发展游击战争并争取部分运动战的机会。我上月二十六日电已大体指出，目前为配合中央作战，为缩小华北敌之占领地，为创造并巩固华北根据地，都有大举袭敌之必要。周电提议是正确的，惟具体作战须全依敌我当前实际条件而定，不因人家议论而自乱步骤，这也应该注意。”

6月16日　毛泽东、秦邦宪、陈绍禹、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被国民党政府聘请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6月27日　在陕北公学作关于时事问题的讲演，讲持久战和保卫武汉问题。

同日　校完《论持久战》第一、第二部分清样。告出版科《论持久战》拟出单行本，是否可用一次排版印出。

6月30日　在抗战一周年和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前夕，《新中华报》发表毛泽东的题词：“共产党员，应与各党各派各界人民一道坚持抗战，为驱逐日寇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并在斗争中起模范作用，不达目的，决不停止！”

6月　为抗大毕业证书题词：“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用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

同月　为《边区儿童》题词：“儿童们起来，学习做一个自由解放的中国国民，学习从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争取自由解放的方法，把自己变成新时代的主人翁。”

7月1日　出席中共中央召集的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的干部会议。在致欢迎词中说：中共中央以万分诚意欢迎世界学联派遣代表团来华考察，感谢世界学联对中国的衷心援助。抗战虽然要自力更生，但外援也有重大意义，我们需要国际援助，希望代表团把中国人民的这一愿望带给将要开幕的世界青年大会和全世界人民。

同日　本日出版的《解放》第四十三、第四十四期合刊的《抗战一周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专刊》刊登毛泽东的题词：“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

7月2日　会见世界学联代表团柯乐满、雅德、傅路德、雷克难，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在回答关于边区在中国的意义和作用时说：边区是一个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它把抗日战争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以民主制度的普遍实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边区的意义和作用，在于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使他们懂得这种制度是最有利于抗日救国的，是抗日救国唯一正确的道路。在回答关于目前中共在全中国的作用时说：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是目前中共的基本主张，它在全国的作用和意义也在这里。在回答关于有什么条件可以缩短持久战的时间时说：必须加强三个条件，一是中国的统一战线更加巩固和扩大，这是基本的；二是日本国内人民的援助；三是世界各国的帮助。在回答关于抗战胜利后中共的主要任务时说：抗战获得最后胜利后中共的主要任务，一句话，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这是中国的历史任务。建立这样的一个国家，不是把日本赶到鸭绿江之后的第二天才开始的，抗战过程中的各种工作，就都与建立这样的国家有关联。不过许多重要工作是要在抗战胜利之后才能完成，例如基本的经济建设等。

7月3日　关于在河南发动敌后游击战争问题，和张闻天、刘少奇复电彭雪枫、朱理治〔44〕，指出：一般同意你们对游击战争的布置，但游击战争的发动一般不应过早，需在敌人后方比较空虚的地区发动，对伏牛山脉须即去建立党与群众的工作基础。

7月5日　电贺将于七月六日开幕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电报说：“寇深祸极，神州有陆沉之忧，然民意发抒，大难有转旋之望。转旋之术多端，窃谓以三言为最切：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诚能循是猛进，勿馁勿懈，则胜利属我乃决然无疑。”

7月7日　出席延安各界举行的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大会，并献挽词：“抗战到底，浩气长存”。在大雨中领导进行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奠基典礼，在哀乐声中为死难者敬献花圈。

7月8日　和刘少奇致电聂荣臻、彭真。电报根据天津来电转告日军对冀东游击队的进攻计划后，提出对冀东地区的工作要求：冀东我军须用更敏捷行动向迁安、遵化、卢龙地区扩大活动，因该地区敌人力量较弱，党的力量较大，且能呼应南部暴动冲破敌人包围线。对敌军的交通，必须多派小部队破坏。要在长城口外建立根据地，必须要将长城各口放在我们内外控制之下，同时冀东根据地亦开始能确立，敌人的聚歼计划才不能实现。

同日　和林彪、罗瑞卿电告西安、武汉、河南、南昌、香港、新四军等处中共负责人：抗大第五期需及时招收大批学生，主要从河南、湖北、陕西、四川、湖南、江西六省招收，不限名额，多多益善，不分男女、年龄、学历、出身，来者不拒。其他各省来者亦不拒。

7月9日　在抗大纪念“七一”、“七七”及突击运动〔45〕总结大会上讲话，指出：突击队员是有名英雄，还有许多无名英雄，有名英雄是从无名英雄中产生出来的，二者不能分离。军队与人民、官长与士兵、领袖与群众的关系，也是如此。

同日　复电朱德、彭德怀〔46〕，认为集中兵力攻正太路是否适当还须考虑，目前不必急于集中，看一看情形再决定为宜。

7月10日　和张闻天等致电陈绍禹、周恩来等，请他们考虑在向参政会提出的保卫西北各项条件之中，把要求承认陕甘宁边区，保持边区已有的民主制度及民众已得到的土地、牲畜、房屋，确定疆界，要求经济帮助等，作为重要的一项。

7月16日　对八路军留守兵团负责干部讲话。在讲到抗战的战略方针时说：在全国是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但在部分的时间、地点和军队，如在抗战第一阶段华北的八路军，是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这个方针去年八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便提出来，“基本上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一年来证明，去年八月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在讲到领导方法时说：部队高级干部是发命令的，同时又要团结干部。人有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方面，领导主要应当注意和发扬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方面，消极的批评和斗争少一点。发扬人家的长处，不要夸大坏处。这一点，陈云同志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7月17日　为巩固吕梁山地区问题，致电朱德、彭德怀并周恩来、叶剑英，指出：“陈长捷〔47〕军万余人，此次作战大部逃跑，仅余数千毫无战斗力，王靖国〔48〕军大体相同，要这些军队巩固吕梁山脉各县，完全无望。卫〔49〕部在乡宁者，亦朝不保夕。我一一五师陈旅〔50〕顾此失彼东西奔波，亦未打一个好仗。”“请你们立即考虑徐旅〔51〕西移归还建制，并朱、彭以一个人西移指挥该师问题，我以为应向蒋、白、阎、卫建议，要巩固吕梁山脉于我手中，保障某些渡口，非徐旅西移及朱、彭以一人去指挥，好好打几个胜仗，不能解决问题，否则将贻误大局。”

7月18日　和朱德致电巴黎法国《人道报》转国际和平大会，请求大会号召和组织各国人民，给正在英勇反抗法西斯侵略的中国人民和西班牙人民，以更大的同情和更有力的援助！

7月22日　和刘少奇复电郭洪涛并告朱德、彭德怀等，指出：“对石友三〔52〕应继续采取争取的方针，表示接受其指挥，并表示援助他统一鲁南各游击队的指挥，同时要求他划出一定防地给我们作根据地与后方。”“省委或八路军支队应派负责代表和石友三恳切谈一次，说明中共与八路军对他的希望并竭诚援助他，同时向他说明并吞各游击队的方针不对，必然要引起许多内部磨擦，除与日本勾结的土匪部队应肃清外，对各抗日游击队应采取容纳与争取的方针。”

7月26日　复周恩来关于同蒋介石、何应钦谈判扩大八路军的情况的来电〔53〕，指出：“加编三个师如不可能，以第二方案发表四五个司令部并规定适合现况之部队数目与经费数目为适宜。”

7月31日　和谭政致电八路军总部及各师，晋察冀军区，新四军军部等，下达解决干部家庭困难的决定。决定指出：依据目前的财力，关于干部家庭困难的解决，只能作消极的应付，不作积极的调剂与抚恤。救济的意义在于表示党的共产主义同情和关怀，减除某些干部对家庭问题的顾虑，借以提高其积极性。

7月　在听取抗大副校长罗瑞卿、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关于抗大一些学员自由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比较突出，少数干部对待这些倾向工作方法简单等的汇报后，特对抗大全校教职员和学员作关于抗大民主问题的报告。着重指出，抗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事性质的学校，不是什么统一战线的组织。抗大有思想的自由、政治的民主，这并不妨碍抗大的军事性质。报告对于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如何正确地运用民主等问题，作了阐述。报告还指出，应取消斗争会这种粗暴的方式，大家有什么意见尽管投到意见箱里去，保证大家的意见能到学校最高当局。

8月1日　出席抗大第四期第一大队、第二大队、第六大队的毕业典礼，作关于继续努力，以求贯彻的讲话。他说：我们要全国民众团结起来，用团结的力量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用团结的力量去建立一个新中国。然而这不是一件短时期的工作，所以我们必须继续努力，以求贯彻。

8月2日　对抗大第四期第一大队、第二大队、第六大队毕业学员讲话。首先讲“战争第一”问题，说：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对外不独立，对内不民主。根据这一特点中国革命便是战争第一，军事第一，这早被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所证明了的。枪杆子里出农会、出工会、出政权、出共产党，枪杆子里出一切，这是真理。我们说枪杆子第一，是在革命的政治前提下，枪杆子必须服从革命的政治。其次讲“老老实实”问题，说：中国历朝以来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有两条，一条是正当的，一条是不正当的，明君用人在贤，昏君用人在亲，所以用干部要注意。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老老实实的，所以要讲究老实，有多少讲多少。既反对自大，认为自己盖世无双，又反对自卑，把自己看得太渺小。

8月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林伯渠关于国民参政会会议经过的报告。会议决定九月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等事项。

同日　复电朱德、彭德怀，指出：“集中南面兵力攻正太路有如下缺点：一、不能必胜；二、敌有由道清〔54〕攻洛阳，由临汾攻潼关之势，我军向北不便策应南边，因此仍以现时部署不大变动为宜。”“稼祥同志已回，担任军委工作及总政治部主任，兼代八路军政治部主任，机关设延安，在前方者改为野战政治部。”

8月5日　对抗大第四期毕业学员作关于出去后怎样工作的讲话。他说：抗大的同学毕业出去后，作什么呢？第一，当学生。在学校学的仅仅才开了一道门，还要在学校外面去学。一切客观存在的东西，不管是人是物，都是研究的对象，都是先生。马克思主义也是没有完的，马克思主义是空前而不绝后，要学习一辈子。第二，当教员。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都是学生，要团结他们，组织他们，向他们学习，同时又教育他们。第三，当指挥官。现在在抗战，“游击战争”四个字，是制敌的一个锦囊妙计，要下决心到敌人后方去进行游击战争，你们大多数人要到前线当军事指挥官或政治指挥官。

8月6日　致电陈绍禹、何凯丰：“致参政会贺电，《新华日报》改易了一些文句，与我发致该会的及在解放报发表的不符，对外显示了一点分歧，似不甚妥。尔后诸兄如有意见请先告后方，以便发时一致。”

同日　关于保卫武汉和坚持抗战总方针等问题，和张闻天、陈云、康生、王稼祥、刘少奇致电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何凯丰、叶剑英，指出：“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在抗战过程中巩固蒋之地位，坚持抗战，坚决打击投降派，应是我们的总方针。而军队力量之保存，是执行此方针之基础。”

8月8日　关于目前冀南工作的意见，和刘少奇致电徐向前、邓小平、宋任穷〔55〕转晋冀豫省委等，指出：“我们一般方针应积极参加与掌握河北地方行政机关，不应放松。目前我们要加紧建立与强固各县政府，推选或委派最得力同志去任县长，并可派定临时专员，造成既成事实，再与鹿〔56〕商讨交涉。为此，有请杨秀林〔57〕去路东并带干部暂时主持冀南政府工作的必要，请迅速决定行动。”

8月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冯文彬关于青年工作的报告。

8月10日　和张闻天、陈云、康生、刘少奇、王稼祥致电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何凯丰：我们提议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召集中央青委扩大会议或中央青年工作会议，讨论全国青年工作问题，要各地青年工作负责人参加。

8月12日　和王稼祥复电贺龙、关向应：“根据井泉真〔58〕电及你们来电，去大青山行动以暂缓执行为宜。”

8月13日　和王稼祥、刘少奇复电聂荣臻、彭真，指出：“宋邓纵队〔59〕主力在现地区平谷、蓟县、密云一带加紧工作，站稳脚跟，再逐渐向东南发展的方针是好的。但宋、邓有立即派遣一营左右之兵力并带干部东出玉田、丰润、滦县，配合当地暴动起来的游击队行动，并给那些游击队以各种帮助的必要。”

8月15日　出席陕甘宁边区教育厅主办的暑期小学教员国防教育研究班毕业典礼，作关于教育与战争的演讲。

8月16日　和张闻天复林伯渠十二日来电〔60〕，指出：在谈判中请坚持所提三个条件，一、陕甘宁边区区域为二十三个县；二、人员由国民政府正式委任；三、每月津贴十万元。谈判中心是区域问题，各县都须是完全的。此电并发武汉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

8月17日　和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致电聂荣臻、彭真并告朱德、彭德怀，提出边区货币政策的原则：“一、边区应有比较稳定的货币，以备同日寇作持久的斗争。二、边区的纸币数目，不应超过边区市场上的需要数量。这里应该估计到边区之扩大和缩小之可能。三、边区的纸币应该有准备金：第一货物，特别是工业品；第二伪币；第三法币。四、日寇占领城市及铁路线，我据有农村。边区工业品之来源是日寇占领地，边区农业产品之出卖地，亦在日寇占领区域。因此边区应该有适当的对外贸易政策，以作货币政策之后盾。五、边区军费浩大，财政货币政策应着眼于将来军费之来源。六、在抗战最后胜利之前，法币一定继续跌价，法币有逐渐在华北灭迹之可能。杂币会更跌落，伪币亦会有一定程度的跌落。边区纸币如数量过多，亦会跌落。问题中心在于边区纸币应维持不低于伪币之比价。”电报还对晋察冀边区发行纸币提出一些具体办法。

8月18日　关于同鹿钟麟谈判晋察冀、冀中、冀南抗日根据地问题时应坚持的原则，和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致电聂荣臻、彭真，徐向前、邓小平、宋任穷等，指出：“与鹿谈判原则为要求鹿对一切维持现状，承认既成事实，不妨害华北抗战，军事行政照既定方针进展。”

8月20日　和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致电徐向前、邓小平、宋任穷等，指出：“冀南新政府〔61〕成立，须即实行几件善政：（一）救济各地广大饥饿的群众（粮款向富人筹集及提出一部地方公款）。（二）组织秋收运动。（三）规定二五减租办法。（四）发布在敌人进攻时人民自卫与避难办法及空舍清野办法。（五）发布人民防匪自卫办法。（六）组织廉洁政府，规定各级政府人员生活费及公费。”强调冀南新政府要“以完全新的姿态在人民面前出现”。

同日　和王稼祥电告八路军总部及各师等，鉴于日军有庞大的特务机关，对抗日军队尤其八路军不断地进行破坏阴谋活动，而我八路军锄奸工作的机关反而零碎不全，中央和军委特决定在八路军总部、各师、各旅及军区成立锄奸局，团设特派员。锄奸局的工作在各级军政首长领导之下进行，组织上保持独立系统。

同日　和王稼祥、刘少奇致电聂荣臻、彭真，徐向前、邓小平等，要求迅速建立与巩固在中共领导下的河北的统一军事行政系统，使鹿钟麟来后不致容易被他拆散。如果在河北形成几个军事行政系统，那将来的困难与磨擦将会更多。

8月22日　在中共中央党校讲话，进一步阐述当学生、当先生、当战争领导者三个问题。他强调说：学校以外是一个大学校，那里的东西多得很，学之不尽，取之不竭。孙中山关于民族民主革命的一套，不是从学校里来的，而是在大学校里学的。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从学校里来的，而是在大学校里学的。列宁也是在学校外面创造了列宁主义。学校学习是第一章，出去以后是大规模的学习，要不断地学下去，活到老，学到老。在党校学得了一个方法，出了学校还是学习，在实际斗争中，在工作中，尤其要老老实实当学生。

8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介绍准备在政治局会议〔62〕上作报告的大纲，题目是《抗日战争与民族战线的新阶段新形势与党的任务》。

夏秋　在毛泽东倡议下，延安新哲学会成立。会务工作由艾思奇、何思敬〔63〕负责主持。

9月7日　关于和石友三共同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问题，和张闻天、刘少奇致电郭洪涛，指出：山东各党派军队与我们的关系进一步好转，已使我们有可能开始在黄河以东建立大块抗日根据地。希望你们根据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及敌后工作的基本原则与山东实际情况，和石友三议定共同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纲领。建立根据地的各方面工作可由石友三公开出面来做。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刘少奇致电聂荣臻，对张荫梧〔64〕企图侵占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正太路以北地区的平山、行唐、阜平等县的计划，提出对策意见。

9月10日　复信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65〕，信中说：“目前寇患虽深，诚能群策群力，抗战到底，则最后胜利，自属于我。惟战争进至新阶段，困难因之增多。克服困难，鄙意似宜实施新的战时政策，使人力物力能获得广大之发动，则持久作战，庶有巩固之基础”。

9月10日前后　到延安城南门欢迎从武汉归来准备参加中共中央会议的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和徐特立。

9月14日—2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王稼祥在十四日会议上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毛泽东在二十四日会议上作长篇发言，讲了五个问题：一、这次会议的意义，二、共产国际的指示，三、抗战经验总结问题，四、抗日战争与抗日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五、今后任务。他指出，共产国际的指示是这次政治局会议成功的保证，同时又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导原则，指示的最主要点是强调党内团结。他分析了武汉即将失陷后的形势，指出抗日战争将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相持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他论述了统一战线中统一与斗争的辩证关系，由于国共合作是对立阶级的政党的合作，所以斗争是严重的不可避免的，具体表现是国民党顽固分子的磨擦和共产党的反磨擦。统一战线中统一是基本的原则，要贯彻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记统一；同时不能不辅助之以斗争的原则，因为斗争正是为了统一，没有斗争不能巩固与发展统一战线。在二十七日最后一天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发言，说这次政治局会议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从而可以保证六届六中全会的成功，并建议在六中全会通过一个中央工作规则。这次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议程，决定由毛泽东代表中央向全会作政治报告。

9月26日　和朱德、彭德怀、刘少奇致电聂荣臻转宋时轮、邓华和冀东特委，指出：根据各种条件，“创造冀热察边区根据地，创造相当大的军队，是有可能的。但环境是严重的，工作是困难的，必须以高度的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克服斗争中的一切困难，坚持统一战线的原则，建立坚决持久抗战胜利的信心，克服起义的新军中不可免的复杂的严重现象。”目前应以主要力量在白河以东、以部分力量在白河以西创造根据地。“在整顿军队方面，目前应注意培养基干兵团与基干游击队，使之成为战斗的纪律的模范，成为领导斗争的核心。”

9月29日—11月6日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

9月29日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开幕。毛泽东被推为全会主席团成员，并在会上宣布全会的议程。

同日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决定，以毛泽东名义写信给蒋介石。毛泽东起草的信中说：“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必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并说因武汉紧张特让周恩来立即返回武汉，向蒋介石转达中共中央的意见，商议一切。毛泽东的这封信，由周恩来在十月四日当面交给蒋介石。

10月2日　和朱德、彭德怀等致电聂荣臻，宋时轮、邓华，中共冀热区委：“在冀热边区创造抗日根据地有极重要的战略意义，宋邓纵队与冀热边区全体同志应为达成这个任务而坚决斗争。”

10月12日　下午，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作政治报告，题目是《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十三日下午，十四日下午和晚上，继续作报告。报告共八个部分：一、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二、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三、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四、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五、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六、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与世界的反法西斯运动；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八、召集党的七次代表大会。报告指出，在将来武汉不守的情况之下，抗日战争的形势将出现许多新的情况，过渡到一个新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在抗日战争的新阶段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这种新姿态就是统一战线的广大的发展与高度的巩固。报告强调全党要普遍地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他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66〕，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的《解放》第五十七期发表，题为《论新阶段》。其中第七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编入《毛泽东选集》。

10月15日　和朱德等致电中共冀热区委并告宋时轮、邓华，再次指示他们应坚持冀热察边的艰苦斗争，创造根据地，培养基干部队，准备持久斗争。

10月16日　和张闻天、陈云、王稼祥、朱德、彭德怀致电周恩来：为着直接有力地配合支持武汉以及武汉失守后滞阻敌人继续前进，以八路军一部进至鄂豫皖地区活动为有利。在朱德到武汉见蒋介石之前，请向陈诚〔67〕、白崇禧透露此意，让蒋知道。

10月21日　广州失陷。

10月24日　关于建立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和政策，和王稼祥、贺龙等致电周士第、甘泗淇〔68〕转李井泉，指出：在大青山建立晋察冀式的根据地在今天不可能，但坚持长期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完全可能，而且是中心任务。因此，那里一切政策应以长期游击战争性质为出发点。要处处照顾到同傅作义的统一战线。要团结蒙汉人民联合抗日，以我们正确的少数民族政策来改变中国过去的传统的错误政策，以我们的模范作用来推动影响国民党首先是傅作义的转变。要尊重蒙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并发扬其文化，吸收蒙族知识分子，培养蒙族干部。

10月27日　武汉失陷。

同日　和王稼祥、刘少奇等致电朱瑞，徐向前、宋任穷：对鹿钟麟，要坚持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设置。要向他极力解说，广州、武汉失陷，目前形势严重，各方只有依靠已得成绩加紧工作，才能支持难局。

10月30日　复柳夷〔69〕八月关于他申请入党遇到困难的来信。复信说：“如果陕公抗大党的同志所说，你的表现够上入党资格仅仅过去加入与脱离国民党一点无人证明，是确实的，而你在延又有九月之久，并无其他不能入党的问题存在，我以为是可以入党的。”信中并告诉他，可持此信请抗大三大队负责同志或抗大政治部主任张际春考虑解决他的入党问题。

11月5日　下午，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作结论报告。六日下午，继续作结论报告。结论讲了五个问题。第一，六中全会的成功。毛泽东说：这次会议总结了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部经验，科学地分析和估计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的方针和任务。这次会议是一个好的会议，是党的历史上少有的，讨论的问题多，经验丰富，态度认真。我们党奋斗了十七年，空前地进步了，党已经能够更灵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第二，广州、武汉失守后的形势。毛泽东说：在敌强我弱形势没有发生决定性变化的条件下，广州、武汉的放弃是正确的。这种战略退却虽一时表现了有利于敌不利于我，但从整个形势看表现了有利于我不利于敌，我们保存了实力，敌人的兵力更分散了。日军占领上海等地时是一鼓作气，占领武汉后它的力量就再而衰，其战略进攻接近了顶点，这是相持局面快要到来的象征。在相持阶段中，我方作战形式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敌后游击战争应分为两大区域，在已经大大发展了游击战争的区域，应大力加以巩固；在没有充分发展或正在发展游击战争的区域，应迅速地广大地发展游击战争。所以，应当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第三，民族统一战线的长期性。毛泽东针对陈绍禹的右倾投降主义，对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作了论述。他说：“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这个问题的论述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第四，战争与战略问题。毛泽东强调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论述了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中党的军事战略的转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等问题。这个问题的论述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战争和战略问题》。第五，其他问题。毛泽东讲到过去干部政策上的错误，新老党员的关系，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边区工作等。

11月6日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所作的《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报告，通过了《抗日民族自卫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政治决议案。全会重申党的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本日，全会闭幕。这次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推动了党的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11月8日　将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第一部分的修改稿交给《解放》编辑部负责人徐冰，附信告诉整个政治报告须三四天工夫才能修改完毕，第一部分先付排，请他们校第一、第二遍，他自己校第三、第四遍。

11月10日　和王稼祥、刘少奇致电项英并转周恩来、叶剑英：“白崇禧已允新四军张云逸同志率一个营到长江以北安徽境内活动，已否派去？”“现在安徽中部最便利我军活动，新四军可否派二个至三个营交张云逸同志率领过江。”

11月13日　出席抗大女生大队（第八大队）成立典礼，并作讲演，指出：妇女同胞所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尤甚，我们反对一切对于妇女的压迫，尤其是仇恨日本帝国主义对于妇女的侮辱。我们抗日，不仅为求得民族平等，而且要求得妇女的地位平等。只有中华民族解放，才能有妇女的解放。

11月20日　日机轰炸延安。当晚毛泽东的住处由延安市内凤凰山麓迁至延安城外杨家岭。二十一日和十二月十二日，日机又轰炸延安。三次轰炸，造成一部分军民伤亡，一些房屋被毁。

11月24日　和王稼祥致电八路军总部、晋察冀军区和第一二〇师，指出：估计到今后华北形势的发展，冀中区域的中心任务是巩固现有武装部队，依靠群众力量，坚持长期游击战争。为此，决定派程子华带一部分干部去冀中，任吕正操纵队（八路军第三纵队）政治委员，加强该部队的正规化是目前中心任务；贺龙、关向应率第一二〇师一部去冀中，争取扩大第一二〇师。

同日　关于山东聊城地区抗日领导人范筑先牺牲事，和王稼祥、杨尚昆、滕代远致电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徐向前、朱瑞：应用一切办法团结与巩固范筑先领导的抗日部队，并实际帮助鲁西北地区抗战。

11月25日　和王稼祥、杨尚昆致电朱德、彭德怀，聂荣臻并转宋时轮、邓华，指出：宋邓支队深入冀东，苦战数月，配合并促成地方党所领导的冀东起义，建立了冀东游击区，取得了成绩。但是由于没有尽可能地保持和发展这一胜利，以致退出原地区，军队及群众武装受到相当大的损失。为了在冀热察地区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和创造根据地，决定成立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派萧克前去工作，并成立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军队及地方党和政权工作。

同日　和王稼祥、滕代远致电彭德怀，征求他对以下部署的意见：拟派陈光、罗荣桓率第一一五师师部及第三四三旅两个主力团去山东、淮北，由陈士榘〔70〕率第三四三旅的补充团等在晋西南地区坚持抗日战争。二十八日，彭德怀复电表示同意，并提出拟让第三四三旅的第六八五团先由山西长治出动。

11月30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在会上提议：（一）关于抗大、陕公、党校等各学校教育工作应进行一次专门讨论，规定教育行政、教材、教员、经费各方面的统一方针。（二）延安各机关各部门工作须进行一次彻底的检查和整理。会议对上述建议作出决定：下一次书记处会议讨论学校教育工作；由书记处发一检查工作的通知，召集干部会议进行检查工作的动员，军事系统的干部会议由毛泽东、王稼祥负责召集。

11月　在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作关于抗战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的讲话。他说：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要进到一个新阶段，即敌我相持的阶段，但现在还没有进到相持阶段。在半殖民地的中国，我们长期作战就依据乡村，乡村同城市作战有一定的困难，这也是中国采取持久战的道理。讲话估计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大多数不会同日本讲和，国民党是有进步的，磨擦是局部现象，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必须看到全局。

同月　与江青结婚。

12月1日　和王稼祥电告朱德、彭德怀，聂荣臻：吸收革命知识分子加以教育成为我们的干部，意义实大。武汉失守，西北受日军威胁，钱粮两缺，因此中央决定在晋东南和晋察冀设立抗大两个分校，由抗大本校分出干部和学员开赴上述两地。延安抗大本校改为培养八路军比较高级干部的学校。

12月4日　电告秦邦宪〔71〕、叶剑英，朱德、杨尚昆，林伯渠等，要八路军总部和驻重庆办事处、驻西安办事处，迅即设法打消蒋介石调高桂滋部队到陕北的企图〔72〕。

12月5日　致信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信中说，“敌攻西北之计划是要来的，因之准备不可或疏”，特嘱八路军留守兵团绥德警备区司令员陈奇涵前去报告防务，并送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决议、宣言等。

12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学校教育方针等问题，决定组织抗日战争研究委员会，毛泽东为主任，王稼祥为副主任。

12月8日　在后方军事系统干部会上作关于贯彻六届六中全会的指示进行检查工作的动员报告。他说：六中全会指出日军还在进攻，我们有许多困难，我们的力量还不够，但我们能停止日军的进攻。后方工作在六中全会总的指示之下，要克服困难，要增加力量。检查工作，要在五个方面进行检查，即工作、学习、生产、统一战线和党的生活。生产，即生产运动。我们现在钱虽少但还有，饭不好但有小米饭，要想到有一天没有钱、没有饭吃，那该怎么办？无非三种办法，第一饿死；第二解散；第三不饿死也不解散，就得要生产。我们来一个动员，我们几万人下一个决心，自己弄饭吃，自己搞衣服穿，衣、食、住、行统统由自己解决，我看有这种可能。

12月10日　收到彭雪枫〔73〕关于他率新四军游击支队在河南渡过新黄河〔74〕进至鹿邑等地后部队扩大情况和当地缺少干部等的电报后，本日和王稼祥、刘少奇致电朱德、周恩来、叶剑英，提议即派八路军的一部并多带干部到陇海路以南新黄河以北津浦路以西地区活动。

12月12日　在抗大干部晚会上作报告。他说：现在抗大有一万人，陕公有三千人，青训班有二千人，还有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党校，共约两万人。我们办了许多学校，训练了许多干部，这个政策是对的。怎样才能使全盘的工作真正推动起来、开展起来，这就是要有干部。我们训练大批干部到前线去，领导游击队，领导军队，组织群众，发展统一战线，等等，这就是教育工作的意义。在工作方面，六中全会一共说了十五条，其中一条就是关于物质的保证。以后我们要自己解决物质上的供给，要自己种地，自己动手。他还宣布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抗大成立两个分校的决定。

12月13日　和王稼祥致电八路军总部，晋察冀军区等，说明中央决定抗大成立两个分校，是为了准备对付日军进攻西北，减少陕甘宁边区财政粮食的困难，扩大抗大学员人数和加强理论同实际的联系。开往晋东南分校人数五千左右，工作人员杂务人员在内，开往晋察冀分校人数二千左右。准备以陈伯钧、邵式平为晋察冀分校正副校长，以何长工、周纯全为晋东南分校正副校长。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的延安党政军机关及各群众团体检查工作的干部晚会，代表中央书记处作报告。他号召各机关在抗战新阶段的形势下，克服当前一切困难，增加新的力量，停止敌人的进攻，以便准备实施我们的反攻。要求后方各工作部门，以战斗的精神深入检查工作，以担负起本部门的工作任务。

12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生产运动的准备问题。

12月15日　对抗大即将分配工作的八大队（女生大队）学员作关于政治上的持久战的讲话。他说：抗日的持久战需要的时间很长，要经过很多变化，我们打日本必须要有一个政治上的持久战。所以，每个革命者在政治上要有持久性，要准备应付各种曲折，准备克服困难。世界上无论什么事情都是走曲路，而不是走直线。这个问题也就是走“之”字路还是走“一”字路。无论什么事情都是走“之”字路，而不是走“一”字路，走“之”字路是世界上任何事情发展的原则。我们抗日战争要经过防御、相持和反攻三个阶段，这也是走“之”字路。

12月2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妇女工作等问题，决定成立妇女工作委员会，李富春任主任。毛泽东提议，陕甘宁边区今后须注重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准备收集材料作报告并讨论一次工作。

12月22日　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提出实行中日“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项原则，对国民党政府进行诱降。

12月28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搞磨擦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国民党顽固派侵吞边区的办法有十余种：一、政府，二、税收，三、邮政，四、军队，五、教育，六、党部，七、缩紧、“蚕食”，八、医务，九、保甲，十、实业，十一、农贷，十二、土匪。现在他们又向我们进攻，我们必须采取强硬政策予以抵制。对何绍南〔75〕要采用较强硬的政策，对其他方面要采用较温和的政策。检查站要重新建立起来。

12月29日　潜逃到越南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在河内发表通电（艳电），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近卫声明提出的三原则，对日妥协。

12月30日　和王稼祥、滕代远、谭政电告八路军总部、各师、陈再道〔76〕支队、吕正操纵队、山东部队等：中央和军委为了更深刻了解各部队现状、作战经过和执行六中全会决议情形，决定各部队派人到延安来报告工作。

同日　和王稼祥致电彭雪枫，肯定他在皖豫苏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根据地的计划是很对的，“已开始获得成绩，望放手做去，必收大效”。并告：刘少奇、朱理治、郭述申〔77〕带六中全会文件及干部、电台等，已去竹沟布置中原局工作。决调第一一五师主力东向，拟分布于胶济路南北、津浦路东西、陇海路南北，朱、彭已在布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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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邓发，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驻新疆代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1939年底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

〔2〕 陈伯钧，当时任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旅长。1937年10月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4月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

〔3〕 梁漱溟，20世纪30年代在山东、四川等地进行过有利于地主阶级的“乡村建设”实验。

〔4〕 李达，哲学家。所著《社会学大纲》于1935年以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讲义印行。1937年5月由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

〔5〕 王稼祥，当时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

〔6〕 红军大学，1937年1月改名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

〔7〕 梁漱溟写的《我的努力是什么》和《再忆初访延安》两文，记述了他1938年1月访问延安的情况。文中说：“在延安谈话最多的是毛泽东先生。前后共谈八次。有两次不重要，一是他设宴招待的一次，又一次是临走之前，他来送行。其余六次，每次时间多半很长，至少亦两个钟头。最长者，就是通宵达旦。——这样有两次。”又说：“在临别时，毛主席说：我对你说一句要紧的话，要贡献你一句要紧的话。恩格斯写了一本书，叫《反杜林论》。你要读读《反杜林论》。”

〔8〕 雾灵山，在河北省兴隆县。1938年5月，挺进冀东的八路军第4纵队，以主力的一部开辟以雾灵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9〕 杨成武，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0〕 滕代远，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

〔11〕 范长江，当时是《大公报》记者。193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2〕 王观澜，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1938年5月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副书记兼统战部部长。

〔13〕 何长工，当时任八路军两延（延长、延川）河防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毛泽东在信中任命他为荣军教导院院长兼政治科科长。

〔14〕 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

〔15〕 舒湮，当时任《星粤日报》编辑，以邹韬奋编辑的《抗战》三日刊的特约通讯员身份访问延安。

〔16〕 这4个区域是：一、平汉、平绥、正太、同蒲4条铁路之间及其以东以北的地区；二、平绥铁路以南、同蒲铁路北段以西和黄河以东的晋西北地区；三、平汉、正太、同蒲3条铁路之间的晋东南、冀西南地区；四、晋西南地区。

〔17〕 朱瑞，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

〔18〕 彭雪枫1938年3月1日致电毛泽东等，认为在豫西、陕南、湖北这一纵横千里的广大区域内建立和发展抗日根据地是大有希望的，提出“以目前山西战局及陕北三边形势看，我军有以陕南、豫西及通南巴这一地域作大后方的绝对必要”。

〔19〕 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北路军前敌总司令、第7集团军总司令兼第35军军长。

〔20〕 宋时轮支队，指宋时轮任支队长兼政治委员的八路军第120师雁北支队。宋时轮于1938年5月任八路军第4纵队司令员。

〔21〕 邓静溪在毛泽东会见他的第二天（1938年3月25日），写了《毛泽东先生会见记》。其中说：晚上“九点半钟的时候，记者被一位科长引进毛先生住的那间窑洞似的屋子”。“他的外表，很像朴实的农夫，但他的举止，却似文雅的书生”。“他谈起话来，老是那样的不慌不忙，沉着持重，随时带着征询对方意见的语调。用语很通俗，听起来似乎觉得‘平淡无奇’，过后想起来，却又‘隽永有味’”。谈话结束，“他持着洋烛送我出门”。

〔22〕 潘梓年，当时任重庆新华日报社社长。

〔23〕 陈光，当时任八路军第115师代理师长。罗荣桓，当时任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主任，主持全师工作。1938年12月任八路军第115师政治委员。

〔24〕 罗炳辉，抗日战争开始后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以八路军副参谋长身份进行统战工作。1939年1月任新四军第1支队副司令员。

〔25〕 贾拓夫，当时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

〔26〕 1938年4月4日张国焘乘到陕西省中部县（今黄陵县）祭黄帝陵之机，私自逃离，随后在国民党军政要人的庇护下经西安到达武汉。驻武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曾多次与张国焘谈话，中央亦从延安发电报给张国焘，劝其改正错误回党工作。张拒绝对他的挽救，于4月17日声明脱离共产党，公开投靠国民党。中共中央于4月18日作出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27〕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部长，以北方局代表身份协同聂荣臻指导晋察冀、平汉路东及平津党的工作。1938年11月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聂荣臻，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8〕 邓小平，当时任八路军第129师政治委员。

〔29〕 1938年四、五月间进行的鲁南战役（即徐州战役）是徐州会战的第3阶段，同年4月25日《大公报》社评说：“现时的时局，就是抗战前途的重要关头，我们在这一战胜利了，其有形无形的影响，就可以得到准决胜的功效”。“全军将士注意！现在就是准决战”。4月26日《大公报》社评又说：“这一战当然不是最后决战，但不失为准决战。因为在日本军阀，这一战，就是他们最后的挣扎”。

〔30〕 1938年3月底至4月初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同年4月6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要旨》。同年5月6日，陈绍禹、周恩来等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说三青团问题日渐具体化，对这个问题不能长期缄默，更不宜无条件赞助。

〔31〕 何凯丰，当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宣传部部长。

〔32〕 关向应，当时任八路军第120师政治委员。

〔33〕 林彪1938年5月2日在抗日军政大学讲话中关于进攻战法问题说：“我们要无条件的进攻，有条件的防守”。毛泽东在林彪讲话记录稿上改为：“我们作战要以进攻为主，防守为辅”。

〔34〕 张经武，原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高级参谋，1938年10月到山东参加组织和领导抗日武装斗争。同年12月，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郭洪涛，原任中共绥德特委书记、八路军留守兵团绥德警备区司令部政治委员。1938年5月到山东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兼军事部部长。

〔35〕 指刊载在《七月》半月刊第3集第1期题为《宣传、文学、旧形式的利用》的座谈会记录。这次座谈会在1938年4月26日举行，参加的人有胡风、聂绀弩、吴组缃、欧阳凡海、鹿地亘、艾青、吴奚如、池田幸子。《七月》半月刊为胡风主编，当时在汉口出版。

〔36〕 邱琮，国民党抗日人士。1938年2月以广州中山大学理学院地质系教授的身份到延安。毛泽东曾在延安会见他。同年5月邱琮离开延安到西安。在西安他根据自己在延安的观感，从根本策略、统一战线、教育、文化、军事、对敌军政治工作、检查行旅、招待外来人员、生产建设9个方面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整理成《管窥谨献》，寄给毛泽东等。

〔37〕 《新华日报》1938年6月4日刊载美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美共中央主席福斯特、总书记白劳德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电报，电报祝贺中国军队在台儿庄战役取得的重大胜利，并表示将尽一切力量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

〔38〕 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1938年6月7日致电毛泽东、张闻天，说叶挺要求在新四军组织一个委员会，以便共同商议处理一切军政问题。

〔39〕 张云逸、周子昆，当时分别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3支队司令员、副参谋长。

〔40〕 李井泉，当时任八路军第120师第358旅政治委员。1938年7月任八路军第120师大青山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41〕 1938年6月3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第14次常委会通过恢复陈独秀等26人的国民党党籍的决议，其中包括周恩来、林伯渠、吴玉章、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叶剑英7人。

〔42〕 指1924年建立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具有共同的政治纲领和确定的组织形式。

〔43〕 林伯渠1938年6月13日发电报给毛泽东、张闻天等，报告西安一些国民党顽固分子以反共代替抗日，企图造成对日妥协局面，他建议党似应在陕甘宁边区的某些小问题上作可能的让步，以阻止对日妥协局面的出现。

〔44〕 彭雪枫，当时任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兼统战工作委员会主任。朱理治，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

〔45〕 1938年6月，抗大在全校掀起迎接“七七”抗战1周年创造抗战突击队员的革命竞赛运动，提出“向学习突击，向工作突击，向生活突击”等口号。运动历时1个月，涌现出520名模范突击队员和一批先进单位。

〔46〕 朱德、彭德怀1938年7月3日致电毛泽东等，提出准备于8月中旬集中10团以上兵力，消灭正太路沿线敌人。

〔47〕 陈长捷，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第7集团军第61军军长。

〔48〕 王靖国，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第2路军司令官兼第19军军长。

〔49〕 卫，指卫立煌。

〔50〕 陈旅，指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陈光原任旅长。1938年3月李天佑任代理旅长。

〔51〕 徐旅，指徐海东任旅长的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

〔52〕 石友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鲁中游击部队第军军长。

〔53〕 周恩来1938年7月26日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日前同林伯渠见蒋介石、何应钦，他们借口200个师已满额，不愿给师的番号。我以为可提两个方案：一、仍请编3军6个师或3师9个旅27个团；二、请委五台聂荣臻，冀热宋时轮、邓华，津浦徐向前、陈再道，河防萧劲光以司令名义，并请发司令部及其所属部队经费。

〔54〕 道清，即道清路，指河南滑县道口镇到博爱县清化镇的一段铁路。

〔55〕 宋任穷，当时任中共冀南区委员会战时动员部部长、八路军第129师东进纵队政治委员。1938年8月14日任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副主任。

〔56〕 鹿，指鹿钟麟，当时任国民党政府河北省主席。

〔57〕 杨秀林，即杨秀峰，当时任冀西游击总队司令员。1938年8月14日又任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主任。

〔58〕 真，即11日。

〔59〕 宋邓纵队，指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治委员的八路军第4纵队。第4纵队由宋时轮率领的雁北支队和邓华支队于1938年5月合编而成。

〔60〕 林伯渠1938年8月12日在西安致电毛泽东、张闻天、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蒋鼎文今日早上说，行政院认为陕甘宁边区问题可由陕西省就近解决，边区至多只能划17个县。我拟根据原来所提的3项条件交涉。

〔61〕 指冀南行政主任公署。

〔62〕 指1938年9月14日至2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

〔63〕 何思敬，当时在抗日军政大学任教员。

〔64〕 张荫梧，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冀察战区河北民团总指挥。

〔65〕 1938年8月国民党政府中央赈济委员会派曹仲植、郝瑞珍等到陕甘宁边区赈济灾民。郝瑞珍到延安时带来孔祥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毛泽东的这封复信也是托郝瑞珍转交孔祥熙。

〔66〕 这里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在1938年11月发表的《论新阶段》中，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个修改，是毛泽东在编辑《毛泽东选集》时改的。

〔67〕 陈诚，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国民党军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武汉卫戍司令部总司令。

〔68〕 周士第、甘泗淇，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120师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

〔69〕 柳夷，当时在抗日军政大学任干事。

〔70〕 陈士榘，当时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参谋长。1938年12月14日任八路军第115师晋西独立支队支队长。

〔71〕 秦邦宪，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南方局委员兼组织部部长。

〔72〕 高桂滋，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南路军第17军军长兼第84师师长。在此以前，高桂滋曾派他的秘书到延安见毛泽东，试探中共对他的部队调陕北一事的态度，毛泽东当即表示不许可任何部队借名进驻实行破坏陕甘宁边区的企图。

〔73〕 彭雪枫，当时任新四军游击支队（1940年2月改称第6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74〕 蒋介石1938年6月9日命令国民党军队炸开郑州以北花园口黄河大堤，企图以黄河水患阻止日军西犯，致使黄河改道向东南流入贾鲁河，再流入安徽颍河，在正阳关一带注入淮河。黄河的这一段河道称新黄河。

〔75〕 何绍南，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绥德地区专员。

〔76〕 陈再道，当时任八路军第129师东进纵队司令员。

〔77〕 郭述申，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新四军第4支队政治委员。

1939年　四十六岁

1月2日　为八路军总政治部主办的《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写发刊词。发刊词指出：八路军在一年半抗战中，执行了“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坚持了与发展了华北的游击战争，创立了许多敌后抗日根据地，缩小了敌人的占领地，钳制了大量的敌军，配合了正面主力军的抗战，延缓了敌人进攻西北的行动，兴奋了全国的人心，打破了民族失败主义者与悲观主义者的错误观点。“增强技术装备，深研战略战术，正确地运用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地进行争取敌伪军工作，由军队自身参加生产运动，这是八路军在新阶段中应该加重注意的重要问题”。一月十五日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号，还刊载毛泽东题词：“停止敌人的进攻，准备我们的反攻！”

1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汪精卫叛国投敌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目前主要目的，第一是消灭国民党的军队与政权，第二是消灭共产党的军队与政权。蒋介石最近在军事上、外交上及反汪行动上都表现是进步的，但在进步中又要限制我们。蒋的政策是联共又反共，所以最近反映出来各地磨擦增加。我党对目前事件的方针是拥蒋反汪，须发出一个指示电。会议决定由张闻天起草指示电。会议还决定将华南及西南各省合并成立一中央局，建议改名为西南局（一月十三日接受周恩来的提议，仍定名为南方局），以周恩来为书记。

1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问题时，发言指出：六中全会后边区工作要有一个推动，要从边区议会做起，使边区能应付困难环境，造成对外有好的影响。因此边区议会要开，国民党攻击我们立异，我们为实行民主制度必须立异，否则不能表示我们的进步。议会名称仍用参议会好。〔1〕边区问题解决必须坚持下列原则：（一）边区事情由我们办；（二）保证民主制度。关于磨擦问题，发言指出，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1月13日　就八路军今后发展主要方向问题，和王稼祥复电周恩来、秦邦宪、何凯丰并告朱德、彭德怀，指出：“我们必须坚持与争取向鲁、皖及华中开展，但在目前磨擦很多、军委会严令禁止八路军入中原的时候，我正规部队可暂缓去华中。”

1月17日　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开幕会上讲话，指出：抗战一定要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是互相配合的。没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就不能实现民族主义，抗战就不会胜利。边区的进步主要表现在民主，而这民主又是苏维埃在现阶段的发展物，现在各阶级、工农商学兵各界都可参加参议会。一九三九年边区的施政方针是：大大发展国防经济，发展农业手工业，改良人民生活；发展国防教育，办初级的、中级的、高级的学校，开展识字运动，使边区人民大大提高文化水准；大大发展国防的民众运动，加强军事训练。

同日　复信何干之〔2〕。信中说：“看了你的信，很高兴的。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延安有陈伯达〔3〕同志在作这方面的研究，你又在想作民族史，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地做去。我则有志未逮，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亦至今没有着手。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将来拟研究近代史，盼你多多指教。”“你的研究民族史的三个态度，我以为是对的，尤其第二个态度。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只有一点，对于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过的）应采取不赞同态度，不使和积极抵抗政策混同起来。为抵抗而进攻，不在侵略范围之内，如东汉班超的事业等。”

1月18日　下午，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作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报告，指出：武汉失守了，但还没有进到敌我相持的新阶段，而是敌攻我守与敌我相持两个阶段中间的过渡时期。完成这个过渡需要三个条件：中国坚持持久抗战并增强抗日力量；日本的困难增长；国际上给中国更多的援助。目前军事、经济、国内矛盾、国际环境都使日本更加困难，这就逼使日本不得不在一定时间停止其进攻。中国的抗战，一方面更加困难，一方面更加进步，而进步一定压倒困难。近几个月来的国际形势也对中国有利。报告最后指出：共产党的任务，是要坚持抗战，强固与扩大统一战线。八路军、新四军的任务，主要是在敌后拖牛尾巴，配合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陕甘宁边区要成为抗战的堡垒，民主的模范。

1月20日　为《论持久战》英译本写序言，题为《抗战与外援的关系》。序言说：“上海的朋友在将我的《论持久战》翻成英文本，我听了当然是高兴的，因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的这本小书，是一九三八年五月间作的，因为它是论整个中日战争过程的东西，所以它的时间性是长的。至于书中论点是否正确，有过去全部抗战经验为之证实，今后经验也将为之证实。”“在伟大抗战中，基本的依靠中国自力胜敌，中国的力量也正在发动，不但将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且将压倒敌人而驱除之，这是没有疑义的。但同时，需要外援的配合，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因此我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利益，也为了世界利益。”

1月21日—30日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举行。会议声言仍要“坚持抗战到底”，但按蒋介石的解释，这个“底”就是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会议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原则通过《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决定设置防共委员会，严密限制共产党和一切进步力量的言论和行动。

1月2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周恩来本日来电〔4〕，决定复蒋介石一电，说明取消共产党和马列主义绝对不可能，打断蒋介石企图取消共产党的念头。

1月22日　中共中央复电周恩来，拒绝蒋介石提出的国共两党合并为一个大党的主张，并要周恩来将中央复蒋介石电转交蒋。中央复蒋电中说：“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并则纯为另一事。前者为现代中国之必然，后者则为根本原则所不许。”

同日　为修改《陕甘宁边区实录》一书初稿，写信给周扬〔5〕。信中说：“此稿李六如、和培元〔6〕各写一半，我全未看。因关系边区对外宣传甚大，不应轻率出版，必须内容形式都弄妥当方能出版。现请你全权负责修正此书，如你觉须全般改造，则全般改造之。虽甚劳你，意义是大的。最好二月十五日前完稿，二月底能出书。”后来，毛泽东为《陕甘宁边区实录》题写书名并题词，题词是：“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实施三民主义最彻底的地方。”

1月25日　出席在延安举办的陕甘宁边区农产品展览会开幕式并讲话，指出：这个展览会的意义很大。前方努力打仗，后方努力生产，一定能打垮日本帝国主义。在边区，不仅老百姓要如此做，其他如学校、党政机关、军队都要参加生产运动。

1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生产运动与东北抗日联军问题。关于生产运动，毛泽东发言指出：一、准备工作。现在到春耕还有两个月，要雷厉风行地不失时机地进行准备工作。二、进行生产动员。在二月一、二、三日进行生产动员，分配生产任务，并使各单位有余利以提高其兴味。各机关学校等单位组织生产委员会。三、总的生产运动委员会，以林伯渠为主任，李富春为副主任。四、生产运动的意义，是在长期抗战中实行自给自足等。在听取关于东北抗日联军的报告后，毛泽东发言指出：东北义勇军抗战最久，有七年的历史，现在虽只有一万人，但成为很好的基础。现在的问题是使中央同东北抗日联军建立联系，首先派交通员并设法派电台去。东北抗日联军，如果有好的领导，在有山村及反对民族敌人等条件下有发展的可能，否则也有削弱的可能。

1月27日　关于驳斥国民党诬蔑新四军作战不力的谰言，和王稼祥致电周子昆、赖传珠〔7〕、袁国平，指出：“你们应将新四军一年余作战经过、胜利及艰苦奋斗的材料，整理电告重庆及此间，以便发表，并痛驳四军作战不力之说。”本日，又同王稼祥致电周恩来、秦邦宪、何凯丰、董必武，指出：国民党对新四军的诬蔑，“这是对新四军之可能的新的压迫之准备，望将新四军作战经过及胜利材料广为公布，并痛斥新四军游击不得力之说”。

1月28日　在八路军延安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总结时发表讲话，指出：检查工作会议是一种领导方法，是最具体地学习领导方法。通过检查工作会议，团结了干部，发扬了优点，克服了缺点。在讲到学习问题时说：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学习的方法是“挤”和“钻”。

2月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上，林伯渠希望中央对出席一届三次国民参政会有具体的指示。毛泽东说：关于八路军、新四军与陕甘宁边区问题，我们不能让步，我们必须坚持一定的立场，这一点请林老告知周恩来、秦邦宪、何凯丰等。军事区域，根据现在情况决不能答应向北发展，向华中发展问题不放弃，但暂不提。陕甘宁边区至少坚持二十二个县，边区政府主席不许派人来担任。

同日　关于陈伯达写的《墨子哲学思想》一文，致信陈伯达。信中说：“《墨子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有几点个别的意见，写在另纸，用供参考”。毛泽东的意见，主要有：事物的“质与属性不可分，但有区别的，一物的某些属性可以除去，而其物不变，由于所以为其物的质尚存”。“说因果性的一段，似乎可以说同时即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物之所以然’是必然性，这必然性的表现形态则是偶然性。必然性的一切表现形态都是偶然性，都用偶然性表现。”关于中庸问题，“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

2月2日　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讲话〔8〕。他说：今天开生产动员大会，意义是很大的。要继续抗战，就需要动员全中国的人力物力。要发动人力，就要实行民权主义；要动员物力，就要实行民生主义。今天的生产动员大会，也就是实行民生主义的大会。陕甘宁边区有二百万居民，还有四万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要解决这二百零四万人的穿衣吃饭问题，就要进行生产运动。生产运动还包含一个新的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的意义。这二百零四万人中，有学生、军人、老百姓等等，今年都要种田、种菜、喂猪，这是农；要办工厂，织袜做鞋等，这是工；要办合作社，这是商；全体都要学习，老百姓要开展识字运动，这是学；最后是军，八路军自然是军，学生要受军训，老百姓要组织自卫军。这样，工农商学兵都有了，聚集在每一个人身上，叫作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也叫做知识与劳动团结起来，消灭了过去劳心与劳力分裂的现象。

同日　为抗大第五期学员杨海泉题词：“与民众在一道，一刻也不脱离民众，中国革命就一定能够胜利。”

2月4日　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闭幕会上讲话，批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所确定的反共、溶共方针，指出：为国为民的共产党是绝对不应当溶化的，应当溶化的是那些发国难财、吃磨擦饭的顽固分子和其他的坏东西。国民党鼓吹的“一个主义”、“一个党”的谬论应该取消。讲话还指出，对付国民党的“磨擦”，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

2月5日　在中共中央党校作题为《反对投降主义》的讲话，指出：要达到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目的，中心的任务就是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巩固统一战线，就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关门主义与投降主义。统一与斗争是统一战线的原则问题，统一是统一战线的第一个的基本的原则；斗争是统一战线的不可缺少的原则，这是不能也不应当忘记的。现在国民党采取防共政策，要从政治上组织上瓦解共产党。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要记取陈独秀投降主义使大革命遭受失败的教训，反对政治上的软弱症，使自己的力量增强起来，才能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2月6日　鉴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反共的方针，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南方局：“对此次参政会我们应宜采取较冷淡态度，以促蒋及国民党反省”。十二日，毛泽东、陈绍禹致电国民参政会秘书处：“因事不能出席本届参政会，特电请假。”

2月上旬　会见美国合众社记者罗伯特·马丁。毛泽东说：中国需要民主才能坚持抗战，不单需要一个民选的议会，并且需要一个民选的政府。日本现在有骑虎难下之势，准备继续进攻西安等地。抗战第一阶段将结束在西安的失守〔9〕，第二阶段是日军困驻于城镇的时期，第三阶段是驱逐日军出中国的时期。共产党今日的纲领与三民主义没有基本上的冲突，但有不同点。废除私有财产制，是国共两党纲领的基本异点。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如果那时英、美、法等国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如果这些国家不来打中国的话，那末，中国政府将对外来投资及外人在中国财产给以保障（付以代价）。中共在中国实行的纲领，是根据中国的需要，而不是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统治。

2月7日　出席延安职工纪念二七罢工十六周年大会，并讲话。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一、中国无产阶级有伟大的斗争历史；二、中国无产阶级有伟大的历史任务，在目前就是抗日救国；三、中国无产阶级有光明的前途——社会主义。

2月8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王稼祥关于华北华中磨擦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发言指出：国民党对我们的磨擦是取消我们已有的力量。现在我们党内许多党员对国共两党的区别存在模糊认识，不懂得我党力量增强才能巩固统一战线。要国民党进步没有斗争是不行的。今天对党内教育，必须注重斗争是不可少的，要教育党员如何团结同盟者及如何与同盟者斗争。毛泽东还提议设立干部教育部，管理各学校的教育方针、教学工作、招生工作等，以张闻天为部长，李维汉为副部长〔10〕。会议决定党的七大延期召开。

2月11日　为冯福新题词：“坚定的政治方向，艰苦的工作作风，二者不可缺一。”

2月14日　出席为印度援华医疗队到达延安举行的欢迎晚会。医疗队是受印度国民大会派遣来华的，于二月十二日到达延安。

2月16日　应苏联《真理报》之约，为苏联红军建立二十一周年纪念写《中国军队应当学习苏联红军》一文。文中指出：“苏联红军经过二十一年的锻炼，它的陆军、空军，还加上海军，已经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了”。“中国军队有许多长处”，但“至今还保存着许多缺点，重要的是政治素质不完善，新式技术不足，近代化的军事素养不足，尤其是政治工作之不足与缺乏正确方针，这些都是要向苏联红军学习的”。

2月18日　和王稼祥、谭政致电八路军新四军各部等，指出：今后在战斗中俘获的日军俘虏，应尽量释放，多加宣传优待，严禁枪杀及其他侮辱行为，借此降低日军之作战决心而动摇其军心，以利于粉碎敌之进攻。

同日　农历除夕。约原湘赣苏区负责人王首道、张启龙、谭余保到住处谈话，同他们谈过去湘赣苏区的问题。毛泽东说，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忘了把张启龙等人的问题讲一下，过去湘赣省委对你们的处分是错误的。凡是过去搞错了杀错了的，都应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你们提出一个名单来。谈话后，留王首道等一起吃午饭。

2月20日　致信张闻天，对陈伯达写的《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提出商榷意见，主要有：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伯达的指出是对的；但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论来说则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理论就没有正确实践’的意思差不多。”“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又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二、关于中庸问题，“伯达的解释是对的，但是不足的。‘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孔子的中庸观念，包含着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的思想。“这个思想的确如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三、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

2月中旬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陈绍禹关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报告。毛泽东发言指出：现在日本的企图是在政治上拉拢国民党，建立傀儡政府，在军事上截断国际交通。蒋介石所谓抗战到底是只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状态，这实际上是承认割让东北。现在国际上和平阵线尚未形成，民主国家与法西斯谋妥协，这是很大的国际形势变动。会议还听取李富春关于妇委工作的报告，毛泽东说：过去党内一贯忽视妇女工作，主要由于没有一些经常做妇女工作的干部，今后要负责同志经常注意妇女工作。会议决定中央妇委设立常委，建立机关进行工作。

2月25日　出席延安召开的第一次技术人员晚会，并讲话，指出：今天开会，就是说明技术人员在政治上的地位，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我们是以政治管理技术，但是没有技术的政治是空的。一些人轻视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作，一些技术人员自己也轻视自己的工作，都是不正确的。没有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作，就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也不能建设新中国。

2月28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共讲四个部分。（一）和战问题。我们所了解的战争的长期性，包含了不战不和的情况。目前和战问题上战是主要的，因为日本进攻中国是坚决的。战争的发展是曲线的。日本提出的建立“东亚新秩序”，是一个大帝国主义的幻想。最近江浙资产阶级主和，国民党也有一些人赞成“东亚新秩序”。在和战问题上存在着两面性，但战是主要的。（二）军事问题。日本执行建立“东亚新秩序”的方针，对中国一方面是政治诱降，另一方面是军事进攻，用军事行动来达到政治目的。日本所占领的中国的地区都是军事要点，以压迫中国投降。最近日本扫荡华北，是为肃清共产党的力量，作进攻西北的准备。（三）政治问题——统一战线。在战争条件下中国是一定要进步的，但这种进步是错综曲折的、不平衡的，表现出进步与不进步的两面性。国民党的妥协倾向与磨擦倾向也是错综曲折的，不是直线的。国民党中主张联共同时又防共的占多数，我们要增加左翼，争取中间派。要阻止妥协、磨擦危险倾向的发展，我们的主要方针是争取国民党的大多数，争取中央军，发展八路军、游击队，要我们有力量造成抗战的局面，逼迫蒋介石不得不继续抗战。（四）结论：还是六中全会后的方针，援助蒋介石团结全民族，同时发展自己的力量，防止他们的动摇。只有斗争才能达到抗战到底的目的，妥协反共危险是可能克服与阻止的。我们的口号是打到鸭绿江，收复一切失地。执行巩固华北的方针，现在敌人要巩固华北，我们也要巩固华北，这是一个大的斗争。目前中心任务仍要宣传六中全会，对内加紧教育。

3月2日　为聂荣臻写的《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一书作序言。序言说：“晋察冀边区是华北抗战的堡垒，那里实行了坚持抗战的民族主义，那里实行了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那里也开始实行了改良民生的民生主义，总之一句话，那里实行了互相联结不可分离的三民主义。”“唤起民众就是要实行民权民生主义，否则无从唤起，尤其是民权主义，真如大旱望云，一刻不可或缓。”“聂荣臻同志的这个小册子，有凭有据地述说了该区一年半如何实行三民主义与如何坚持游击战争的经验，不但足以击破汉奸及其应声虫们的胡说，而且足以为各地如何实行三民主义，如何唤起民众以密切配合抗战的模范。”十八日，毛泽东写信给聂荣臻，说：“你著的书及送我的一本照片，还有你的信，均收到。这些都是十分宝贵的东西。书准备在延安重庆两处出版（我与王主任〔11〕各作一序），照片正传观各同志。望努力奋斗，加深研究，写出更多的新作品。”

3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陕北公学和职工学校的教育方针。毛泽东发言指出：陕北公学是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像过去的上海大学。职工学校同样要有严肃的政治纪律，防止工人中的帮口观念。职工识字少的要进行文化教育。会议决定调陈伯达到毛泽东处工作。

3月6日　关于抗大分校的教育计划问题，和王稼祥、滕代远、罗瑞卿致电朱德、彭德怀、左权、傅钟〔12〕并告一分校校长何长工、副校长周纯全，指出：原则同意抗大分校应当加强军事教育，以培养初级军事干部为目的的教育计划。同时指出：“虽以培养军事干部为目的，但政治教育仍占重要地位，至少亦应与军事教育列于同等地位。”“为了教育深入，必须坚持学校教育方法上少而精的传统”。“最好能给学生到部队中去实习的机会”。

3月8日　出席在延安北门外广场举行的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并讲话，指出：纪念三八妇女节开大会，就是要妇女结团体，争取妇女的自由与平等。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是密切联系的，要真正求得社会解放，就必须发动广大的妇女参加；同样，要真正求得妇女自身的解放，妇女就一定要参加社会解放的斗争。

3月12日　出席延安纪念马克思、孙中山晚会，并讲话。他说：现在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联系起来，在唤起民众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以求达到中国之自由平等上基本上是相同的，国共应该很好地团结，长期合作。

3月15日　在杨家岭住处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的爱德华、卓克华、柯棣华、巴苏华、木克华五位大夫。毛泽东首先代表中国人民感谢印度国民大会和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所给予的同情和支持；并回顾了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印传统友谊，指出这种友谊在目前团结反帝的斗争中达到了新的高峰，医疗队来到中国，就传布了人民团结反帝的精神。在谈到甘地时，毛泽东表示他不赞成甘地的“非暴力抵抗”思想，并以中国历史为例，强调以革命暴力反对反革命暴力的必要性。谈话后，宾主共进午餐。进餐时，毛泽东说：我们吃的是小米，拿的是步枪，却满怀信心要战胜日本强大的武装。

3月18日　出席在陕北公学大礼堂举行的延安纪念三一八惨案、巴黎公社和慰劳保卫工作人员的晚会，在讲话中指出：我们要消灭敌人，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的战争，一种是隐蔽的战争。隐蔽的战争有战略的进攻，打入敌人内心；也有战略的防御，保卫自己。要打败敌人，须内外夹攻，所以两者都有同样重要的意义。每个保卫工作人员应认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与光荣性。

同日　和王稼祥、谭政、萧劲光致电八路军、新四军各政治机关：“在抗战中，从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与战士中涌现出许多民族英雄。表扬这些英雄及其英勇行为，对外宣传与对内教育均有重大意义，各政治机关应注意收集这些英雄的事迹，除在各部队报纸上发表外，择其最重要者电告此间及广播。军政杂志今后专设八路军、新四军抗战英雄一栏，望各级政治部供给材料。”

3月19日　就目前战略部署、生产运动和在职干部学习等问题，复电彭德怀，指出：尽一切可能扩军是很对的。“巩固着重于华北”，“发展则应着重鲁、苏、皖、豫、鄂五省，目前请特别注意鲁省，该省我们已有基础”。“苏北亦应责成鲁南去发展。至于发展皖、豫、鄂三省，特别河南是我们全国长期抗战的枢纽地带，目前虽尚无大发展可能，但应极力准备之。”边区正发展生产运动，以备最困难时能自给自足。“前方注意银行、税收是很对的，但根本之计在生产，请考虑在某些较稳固区域不但发动民众增加生产，而且发动机关、学校、部队（在不妨碍工作、学习及战斗下）亦自己动手从事生产”。在职干部的学习是重要的，在不妨碍工作与战斗前提下应成为运动，中央已设立干部教育部。

3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听取张稼夫〔13〕关于晋西南工作的报告和林伯渠关于一届三次国民参政会的报告。林伯渠说：蒋介石提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不少内容是对付共产党的，企图在理论上与我党斗争。毛泽东的《论新阶段》在上海印了十二万份，共产党的各种书籍在外面销售很快，国民党表示害怕。

3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李维汉关于鲁迅艺术学院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发言指出：鲁艺过去培养了一批干部，建立了学校的基础，领导者虽努力，但工作做得不好，主要是中央领导没有抓紧，没有确定正确的方向。现在必须确定明确的方向与制度。鲁艺的创作去年上半年较有朝气，后来差了，有许多非现实的非艺术的作品。

4月1日　关于收集敌占区材料，致电八路军总部等，指出：“关于敌人在占领区的掠夺资财，攫取原料，经营工业，发行纸币，强征壮丁，以充其军实及队伍，其收效的具体程度究竟如何？请收集材料概略电告。并请此后党政军机关尽量注意此项材料，随时供给，以便参考。”

4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罗瑞卿关于抗大工作检查的报告。毛泽东就几个问题发表了意见：（一）道德教育问题。今后教育要注意人格的教育与人格的陶冶，人格的教育即思想意识的锻炼。（二）新老干部问题。过去在干部中主要反对骄傲自大，这是当时的情形。现在新干部人数多了，要注意教育新干部。新老干部要结合起来，老干部是骨干，有经验，有办法，同时要欢迎新干部，帮助新干部。（三）抗大的工作。过去对于抗大的招生工作没有很好地组织，今后归干部教育部执行。抗大要组建图书馆，进行捐钱捐书。

4月8日　和王稼祥复电朱德、彭德怀：同意规定部队干部的等级，后方已设委员会研究此问题，惟规定每个干部之等级必须慎重估计其斗争历史及职务，否则会引起不满与纠纷。

同日　下午，在抗大检查工作总结大会上作时事报告，指出：现在日本宣言要建立“东亚新秩序”，就是要在亚洲东部建立新的国际关系——独霸东亚，以代替旧的国际关系——门户开放。有些人说日本已经没有力量向中国进攻了，这是不正确的。在目前敌人停顿期间，速胜论又在发展起来。有些人以为这场战争很快会结束，不需要长期合作了，所以又跟共产党多搞磨擦，这对夺取抗战胜利是不利的。必须认清中国现在还处在劣势地位，日本还要继续进攻我们，抗战是长期的，长期抗战需要长期合作。我们全国大多数人民的抗战到底的“底”是在鸭绿江。抗大要有坚定的政治方针，艰苦的工作作风，灵活的战略战术。

4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刘少奇关于华中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发言指出：六中全会决议发展华中的方针是正确的，现有两万党员，将近两万军队，这是大的成绩，比华北的发展更大。现在敌人准备大举进攻华北，派大臣及大将到华北部署大的进攻，将来趋势我们经济将更困难，部队也将缩小，地区也将缩小。现在全国共产党与游击战争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华中。

4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关于陕西省委工作的报告和关于中央组织部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发言指出：自长征时组织部工作是重新建立的。过去组织部工作缺乏长期历史的传统，一年多来组织部工作是有成绩的。今后组织部积累经验是重要的，仍要注意过去的经验，使党有一条正确的组织路线。要使延安的工作走向全国性的工作，过去组织部的工作主要是放在延安，现在各部门的工作都在积累全国性的经验，方法是找人来和派人去。

同日　和王稼祥、谭政、吴溉之〔14〕致电八路军总部、三个师及有关的纵队、军区等，指出：日本特务机关正在华北各地大肆活动，开始打入八路军部队，进行收买并组织叛变。只有大批培养锄奸干部，健全和加强各级锄奸部门的领导，才能对付敌人的阴谋破坏。因此，决定在延安继续开办训练班培养较高级的锄奸干部。电报还对各单位应选送学员的数目与标准作了规定。

同日　《新中华报》刊登毛泽东题词：“为消灭文盲而斗争”。

4月21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指出：“我在华中之游击战争及武装力量有很大发展前途”，“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并在战略上华中亦为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新四军在江北指挥部应成为华中我武装力量之领导中心，除指挥我原有武装外，更有建立及发展新的队伍之任务”。

4月下旬　写《五四运动》一文。文中说：“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文中首次提出以下论断：“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

4月24日　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讲话。他说：抗大同别的机关一样，生产的第一阶段的任务已完成了，这证明中共中央所决定的计划是可以实现的。历史上几千年来做官的不耕田，读书人也不耕田，假使全国党政军学，办党的，做官的，大家干起来，那还不是一个新的中国吗？你们将工农商学兵结合起来了。你们读书叫学，开荒是农，打窑洞做鞋子是工，办合作社是商，你们又是军，你们是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个人身上，文武配合，知识与劳动结合起来，可算是天下第一。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讲区分革命的、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看他是不是同工农相结合。我们不但能组织工农，训练工农，并且自己也做工农，这样我们就更加革命化了。

4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国民党提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问题。毛泽东发言说：要用国民党提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在陕甘宁边区发动一个大的运动，反对纷歧错杂的思想与贪生怕死等，说明只要国民党抗日，我们就能服从。中央书记处作出一个提纲，从五月一日到三十日进行边区的大动员，动员反对反共，反对不民主，反对妥协，最重要一点是强调反对反共。利用他们的东西来反对他们，压倒他们。会议决定毛泽东在五月一日延安动员大会上讲话。

4月29日　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问题的报告，指出：中国需要全国总动员，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等等，这样才能支持长期抗战。共产党是历来号召全国总动员的，就是要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纲领与办法，有它的积极意义，有它的好的方面；同时也有消极意义的方面，这一方面是对付共产党的。我们的任务，是发扬它的积极方面，防止和阻止它的消极方面，使它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谁是真正信仰三民主义的，要看他实行不实行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衡量一切东西的尺子，就是实践。

同日　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所在地同本日到达延安的邓发、邓小平、萧三〔15〕相遇，邀他们到自己住处杨家岭共进晚餐。晚餐后同萧三谈话。

5月1日　出席在延安南门外广场举行的延安各界为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及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发表题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的讲话，指出：国民精神总动员，就是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振奋抗战到底的精神，打到鸭绿江边，争取最后胜利。为了争取最后胜利，就要改造全国国民的精神，把一切不好的东西统统去掉，例如自私自利、贪生怕死、贪污腐化、萎靡不振等，提倡和发扬中华民族的艰苦奋斗精神；还要纠正一切不利于抗战的错误思想，例如反国家反民族的汉奸思想、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等，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同日　出席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开幕式，并讲话。他说：现在全国的工作是什么？是打日本，建设新中国，所以叫“抗战建国”。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新的建设。陕甘宁边区的政治建设、军事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都搞得很好。这次工业展览中，有重工业、轻工业，有大工业、小工业，在边区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做出这些成绩来，是非常有意义的。

5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晋西北工作和河北磨擦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我们在河北的根本方针要达到以八路军为主，使八路军力量扩大，主任公署和县政权无论如何不取消。又说：对最近国民党在瓦窑堡的磨擦，我们采取强硬态度已取得胜利。现在磨擦的中心区在庆阳，已发生武装冲突，庆阳附近五县我们坚持不让，如果打起来了，我们便提出与国民党谈判。

同日　出席在抗大第五大队坪场举行的延安青年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大会，作关于青年运动的政治方向的讲话。他说：现在规定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这是很对的。中国革命现在的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是从孙中山开始的。孙中山开始的革命，几十年来没有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群众还没有动员起来。在中国革命中，知识分子起了先锋作用、带头作用，但主力军是工农大众，没有工农大众的动员起来和组织起来，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目前的抗日战争是中国革命的最伟大、最活跃、最生动的一个新阶段，这次抗日战争是一定要胜利的。演讲重申，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毛泽东演讲完毕，接受延安青年献旗，旗上书写“新中国的火炬”几个字。这个讲话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青年运动的方向》。

5月5日　在八路军留守兵团军事会议上讲话。他说：这次会议是讨论军事问题，军事要在政治方针指导之下，我就讲讲后方军事工作的政治方针。贯彻六中全会的政治方针，现在是尽一切力量争取相持阶段的到来，在游击战争中发展我们的力量，准备反攻。留守兵团的任务，一方面是准备对日作战，一方面是保卫陕甘宁边区。国民党中的顽固分子，现在对陕甘宁边区确定了一个方针，叫作“四面包围，中间破坏”，就是在边区四周搞军事进攻，在边区内部派奸细搞破坏。保卫边区，主要靠武装力量——留守兵团与保安队。中国的事，历来是有枪为大。我们要干革命，没有枪是不行的，只有民众运动没有枪，就要垮台。我们巩固陕甘宁边区，有一个方针、两条原则，一个方针就是“一步不让”，两条原则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和“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讲话谴责最近国民党顽固派在瓦窑堡、陇东、旬邑等地制造磨擦，指出这次会议对磨擦问题要深刻地讨论清楚，这是一个大问题。

同日　傍晚，到鲁迅艺术学院访萧三，谈文学问题。毛泽东说：《聊斋志异》是封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作者蒲松龄反对强迫婚姻，主张自由恋爱，反对贪官污吏，但是不反对一夫多妻，他的这种主张在封建社会不能明讲，乃借鬼狐说教。《聊斋志异》其实是一部社会小说。鲁迅把它归入“怪异小说”，是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看法，是不正确的。谈话后，同萧三一起去中共中央组织部大礼堂参加纪念马克思诞辰和马列学院成立一周年的晚会。

5月10日　出席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大礼堂举行的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一周年纪念大会，并讲话。毛泽东还为鲁艺成立一周年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

5月1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和讨论王世英〔16〕关于山西阎锡山部情况的报告。王世英说阎锡山最近召开的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即秋林会议）基本上是右倾的，阎的报告中批评军队的政治工作，撤换进步分子等。毛泽东发言指出：阎锡山态度的变化，除整个磨擦趋势增大外，还有日本的挑拨离间，山西旧派的不满，国民党中央的压力等。我们对阎锡山仍应有条件地拥护，可以对他进行必要的批评。会议还决定鲁迅艺术学院改为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扩大招生。

同日　出席冼星海指挥演出的《黄河大合唱》音乐会。《黄河大合唱》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冼星海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是个空前的音乐会，毛主席还叫三声好。”

5月12日　傍晚，萧三如约来访。毛泽东同他谈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工作，并告昨天中共中央开会决定他在鲁艺做编辑部的工作。萧三将自己写的一个诗本（手抄本）留下请毛泽东看。

5月17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和讨论张闻天关于中央宣传部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发言指出：中央专门讨论各部门的工作是重要的，今后要两三个月讨论一次。党的大政方针要由宣传部组织具体的宣传工作，宣传部要注意宣传工作的组织与领导，要有领导的艺术。要注意全国各地的刊物，经常收集材料。要注意组织地方党组织的对外宣传，要指示各地方党组织首先建立对外宣传机关，这甚至比建立党部还重要。还要注意国民教育的方针和方法，现在国民教育的方针是民主主义的。过去中央苏区国民教育方针是共产主义的，文艺政策是共产主义的，都不对。王稼祥在会上提出，现在国民党有许多怪论，我们应当答复。会议决定要注意回答国民党宣传中提出的问题，由毛泽东撰文答复坚持抗战三阶段问题、主流与逆流问题。

5月20日　在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的学习运动动员大会上讲话。他说：我们党根据历来的经验和目前的环境，在最近发起了两个运动，一个是生产运动，一个是学习运动，这两个运动都有普遍的和永久的意义。六中全会关于学习问题的决议，是非常重要的。共产党要领导几千万几万万人的革命，假使没有学问，是不成的。学习的方法是“挤”和“钻”，工作忙就要挤时间，看不懂就要钻进去。中国本来把读书就叫攻书，读不懂的东西要当仇人一样攻之。在延安已经组织有哲学小组、读书小组等，已经见了功效。我们这个干部教育制度很好，是一个新发明的大学制度，是一所无期大学。自古以来真正有学问的人，都不是从学堂里学来的。进学校只是进一个门，要求得更进一步的学问，一定要在学校外边学习，要长期研究。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学到底，懂一点就满足了，满足是学习的最大顽敌。大家都要学到底，把全党办成一个大学校。

5月24日　致信印度国民大会领袖尼赫鲁，感谢印度人民和印度国民大会给予的医疗和物质援助，并告知印度医疗队已经在此开始工作，受到八路军全体指战员非常热烈的欢迎。七月十一日，尼赫鲁复信毛泽东，说他可能在今年八月或九月来中国作短期勾留，届时希望能和毛泽东见面。

5月25日　本日出版的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主办的《文艺突击》新一卷第一期发表毛泽东为战地文化资料展览会的题词手迹：“发展抗战文艺，振奋军民，争取最后胜利。”

5月26日　写《抗大三周年纪念》一文，指出：“抗大为什么全国闻名、全世界闻名，就是因为它比较其他的军事学校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斗争”。“一部分人是反对抗大的，就是投降派与顽固派。”“投降派顽固派人们之起劲地反对抗大，证明抗大的革命性进步性，增加了抗大的光荣。”“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一的”。

5月30日　出席西北青年救国会举行的模范青年授奖大会，作题为“永久奋斗”的讲话。他说：中国青年运动有很好的革命传统，这就是“永久的奋斗”，模范青年应是永久奋斗的模范。讲话后他给模范青年授奖章。

5月3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共产国际的指示。指示指出，现在有新的慕尼黑协定和国民党反共投降的主要危险，国民党反共就是投降的准备。毛泽东发言指出，国民党的借口很多，我们为了保卫自己的力量不要怕国民党的借口，我们无论如何要坚持自卫的原则。

6月1日　出席在延安南门外体育场举行的抗大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作关于抗大的政治方针的讲话，指出：三年来，抗大造就了很多的抗日干部，在前线打日本有很大的功劳。抗大的目的，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投降，抗战到底，这就是抗大的政治方针。大会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献旗致敬。

同日　为英国援华委员会举行“中国周”写《中英两国人民站在一条战线上！》一文。文章向在国际反侵略阵线中和我们站在一起的英国人民表示感谢并致热烈的敬礼。指出英国人民抑制远东强盗并且同时援助中国的最有效的办法，是对他们的政府施以断然的压力，要它立即实施对日制裁。

同日　本日出版的《中国妇女》创刊号刊载毛泽东的题词：“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到之之法，艰苦斗争，世无难事，有志竟成。有妇人焉，如旱望云，此编之作，伫看风行。”

6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河防问题。萧劲光报告说，日军约一个师团以上的兵力于六月六日进攻山西西部黄河渡口军渡，有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可能。毛泽东发言指出：蒋介石有借口对付日军而占领陕甘宁边区的企图。河防必须坚守。对国民党的态度，须准备在对方态度急转直下时我们的应付，在某些方面可采用较温和的态度。庆阳方面必须守住，那是我们的生命线。延安应召开干部会议，延安机关学校实行必要的军事布置。

6月8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在会上介绍准备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的内容。会议同意毛泽东报告的内容。

6月10日　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反对投降问题的报告，报告讲三个问题。（一）目前形势的特点。“目前形势的特点在于：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而其反共活动则是准备投降的步骤。”“目前的这种形势，是由于三方面因素造成的，即是：（甲）日本的诱降政策；（乙）国际的压力；（丙）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三种原因中以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为主要原因”。（二）抗战的前途。“抗战是一定要坚持下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是一定要使之巩固发展的”。国民党存在投降与继续抗战的两种可能性，无论是哪一种可能性，中国革命都是长期的曲折的。“我们从来也没有设想过抗战应该是速胜论、直线论（一字论），而历来主张长期论与曲线论（之字论）”。正如六中全会指出的，相持阶段必是“更加困难，同时更加进步”的阶段。（三）当前的任务。要从坏的可能性作准备，“全党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可以对付事变——各种意料之外的袭击，各种大小事变。”要吸取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那时，精神上没有准备，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不论何种情况，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与三民主义”。“积极帮助蒋与督促蒋向好一边走，仍然是我们的方针。”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在河北、山东，特别是在陕甘宁边区所进行的磨擦，是必须给以坚决抵抗的，但必须严格站在自卫立场上，绝不能过此限度。“统一不忘斗争，斗争不忘统一，二者不可偏废，但以统一为主，‘磨而不裂’。”高级干部会议对这个报告进行了讨论。

6月13日　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结论，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组织两支新的战略同盟军，一支是国际投降主义者，一支是中国投降主义者，前者用以包围中国外部，后者用以迂回中国内部。我们的努力方向，就是要动员国际的国内的反投降势力，打退这两支敌人的同盟军。目前要极力争取的，用党的全力去争取的，是克服投降可能，争取多数抗日，拥护并帮助并监督并批评国民党与蒋介石，使之能够从反汪精卫斗争中从今后发展中克服投降倾向，这是目前的中心任务。因此，应强调团结，强调统一，强调国共长期合作，而不是强调其他东西。要加强群众运动，只有正确地开展阶级斗争，以与统一战线相配合，才能克服投降，单有统一而无斗争是非常危险的。群众是我们的最后依靠，也是抗战的最后依靠。

6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华北问题。

6月17日　写信给萧三：“（一）大作〔17〕看了，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盼望你更多作些。（二）高尔基晚会如无故障当来参加，惟这几天较忙一些。（三）马，待查问一下看，这事倒不很容易。如你在边区范围内行动，那我可以拿我的马给你用一下；如往外边，就得另想法了。”

6月24日　和王稼祥、谭政、吴溉之对八路军新四军各部发出关于锄奸工作的训令，指出：“在目前形势下敌探奸细与反共分子对我军的破坏工作一定积极化，并且他们可能相互结合。因此锄奸工作的重要性大为增加，我们必须用新的注意力对付新的阴谋破坏，从认识上、组织上以至技术上，改变到适合新的情况，这是当前锄奸工作的总方向。”

6月30日　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写《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一文。在文章的开头，毛泽东写道：“我手边收集了不少材料，撰写一篇纪念抗战两周年的论文，借以答复自《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出版以来从某些方面发出的责难、挑战和质疑，名之曰《再论持久战》。这里只能简略地说一说当前时局的危机问题。”文章指出：半年以来，“所谓和战问题竟闹得甚嚣尘上，投降的可能就成了当前政治形势中的主要危险；而反共，即分裂国共合作，分裂抗日团结，就成了那班投降派准备投降的首要步骤”。“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是团结抗战以求解放”。“反对投降和分裂——这就是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的当前紧急任务。”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反对投降活动》，并将开头一段话略去。

同日　国民党政府颁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限制共产党人和一切进步分子的思想、言论和行动。

7月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对时局宣言和致国民党书等文件。毛泽东发言指出：这些文件指出反共、防共、限共问题。我认为防共、限共是国民党的防御口号，要强调反对内战危险，指出反共危险便是内战。这些文件中，都要强调反对内战。宣言中的文字要简洁些，纲领每条只要一两句话。周恩来发言说，我们要指出支持长期抗战是坚持敌后游击战争，请毛泽东作《再论持久战》，答复如何继续支持抗战的办法。

7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继续讨论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对时局宣言，决定由毛泽东、秦邦宪负责修改，七月七日发出。

7月7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发表。宣言指出当前政治形势的重要的特点和可能的趋向，是存在着对日中途妥协与分裂国共合作这两种最大的危险。只有认清这个特点，克服这个趋向，才能使抗战获得胜利而避免悲惨的命运。宣言明确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

7月9日　向陕北公学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的同学讲话。他说：送给同学们三个法宝。第一个法宝是统一战线。现在时局的特点是妥协投降分子要闹分裂，我们就以抗战的进步、全国的团结、坚持统一战线来对付。一定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长期合作，凡是可以多留一天的，我们就留他一天，能够争取他半天一夜都是好的，甚至留他吃了早饭再去也是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战略的，又是策略的。从规定革命力量的相当布置计划，决定无产阶级的主要打击方向这一点来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战略的，它规定战略任务，调动同盟军。第二个法宝是游击战争。你们不要看轻这“游击战争”四个字，这是我们十八年艰苦奋斗中得来的法宝。斯大林说，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中国现在的革命，要把日本打出去，没有武装斗争，其他就没有办法。第三个法宝是革命中心的团结。这是指共产党要与共产党的同情者好好地团结起来。没有革命中心的团结，别的法宝就不能使用。

7月12日　在陕甘宁边区县长、区长联席会议讲话，指出：创造边区是你们第一个功劳，现在保卫边区也一样要你们来建立丰功。我们反磨擦的目的在于讲和，为了把统一战线搞得更好，巩固团结，反磨擦是达到讲和的最好办法。边区的县长、区长、乡长，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都要提高文化程度、政治水平和办事能力。我们的口号是：工作！学习！生产！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又要生产。

7月20日　出席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的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并讲话。他说：创办中国女子大学，是革命的需要，目前抗战的需要，妇女自求解放的需要。女大叫我题字，我就写了下面几个字：“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抗战胜利之时”。只有全国妇女都起来了，革命才能得到成功。

7月24日　日本外相有田八郎与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在东京签订协定，称《有田—克莱琪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是：英国承认日本在中国进行大规模战争时，日军有权“铲除任何妨碍日军或有利于敌人之行为和因素”，“英国政府无意赞助有碍于日军达成上述目的之任何行为”。这一协定是英国牺牲中国主权与日本妥协的产物，是“东方慕尼黑”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

7月29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指示》，指出：在英日谈判中英国对日本已作了重大的原则的让步，造成“东方慕尼黑”的可能的严重局势。党必须用最大的力量，推动各方共同起来，在舆论上行动上反对任何形式的“东方慕尼黑”阴谋。

7月　为受国联防疫团派遣在延安作防疫工作的蒋灿题词：“精神一到，何事不成。抗日战争中，人人努力，个个奋进，打上十年八年，没有不能胜利的道理。”

8月1日　出席在延安南门外体育场举行的延安各界人士追悼平江惨案〔18〕死难烈士大会，发表题为《用国法制裁反动分子》的演说。演说谴责中国反动派杀害新四军平江通讯处负责人涂正坤、罗梓铭等，指出：“杀抗日的人，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中国的反动派执行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命令，准备投降”。还指出：“中国应该统一，不统一就不能胜利”。但是什么叫统一呢？“第一个，统一于抗战”；“第二个，统一于团结”；“第三个，统一于进步”。“现在国内流行一种秘密办法，叫做什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19〕，其内容全部是反动的，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进步的。”演说强烈要求严惩制造平江惨案的反动派，取消反动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这个演说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必须制裁反动派》。

8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对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的态度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对此次参政会采取积极方针是对的，因为现在是处在和战问题的重要关头。对上次参政会采取消极态度也是必要的。参加国民参政会的目的，在于暴露坏分子的阴谋，暴露汪精卫派等的阴谋。要注意反对暗藏的汪精卫派及准备投降的某些银行家及军人派，使国民党政府抗战的基础转到中产阶级方面来继续抗战，现在有分化大资本家的可能。对党派问题及团结问题，我认为在国民参政会上要提出来，不提出反易于处于防御地位。保障民权、保证团结、保证在敌后的发展、保障财政问题、反对投降分子等提案都是必要的。会议还讨论对英外交政策问题，决定反对英日共同声明〔20〕，反对张伯伦的妥协政策。

8月4日—15日　在这期间出席四日、六日、九日、十日、十一日、十三日、十四日、十五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连续听取周恩来作长篇报告。报告以近一年来的材料，特别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的材料，阐述了抗战两年的总结、目前时局的关键、统一战线诸问题等。

8月13日　出席陕甘宁边区学生救国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讲话。讲话强调民主的重要性，指出没有民主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取得最后胜利是不可能的。

8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工作路线、陕甘宁边区等问题。会议决定七大代表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到达延安，由毛泽东在七大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统一战线工作）。关于党的工作路线，毛泽东说，以浙江、广东、四川等省为好，原来的老苏区等区域党的工作路线转变较差，必须彻底转变。

8月18日、1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秦邦宪关于南方党的工作报告。

8月21日、2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张鼎丞〔21〕关于新四军与东南党的工作报告。

8月21日　和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杨尚昆，指出：王震〔22〕旅以调两个充实团到陕北为宜，其余可后调。一二〇师师部暂在平西，准备将来必要时转移到晋西北。

8月22日　和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致电彭德怀、贺龙、程子华〔23〕、杨尚昆等，指示对阎锡山企图取消或改变山西战委会所应采取之对策。

8月23日　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8月23日、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周恩来的报告和秦邦宪的报告。毛泽东在二十四日会议上发言，指出：一、南方工作，是广大的地方工作与统战工作，工作做得好，各省工作有成绩，这是在周恩来领导下取得的成绩。南方工作的弱点是：党不巩固，群众运动不深入，统一战线中没有中层阶级更大的发展。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小资产阶级性的三民主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主要政纲与我党相同，但整个革命全部政纲与我党纲领则不相同。中国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态度，一是理论上承认它，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二是实践上实行它，八路军、新四军、边区和党的工作，都是执行三民主义这一共同纲领。要公开号召、宣传解释三民主义，否则不能扶持左派与争取群众。一切策略的出发点不要脱离国民党的大多数。三民主义本身不能发展到社会主义，叶青〔24〕的三民主义和平转变论是错误的。是否要公开宣传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我认为是必要的。在国民党退步、妨碍统一战线开展时的危险，是怕反磨擦破坏统一战线，不知道反磨擦的必要，忘记了区别性；在磨擦到尖锐时的危险，可能最容易忘记同一性，忘记三民主义与统战策略。

8月26日　写信给在苏联学习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信中说：“你们近来好否？有进步否？”“我还好，也看了一点书，但不多，心里觉得很不满足，不如你们是专门学习的时候。”“为你们及所有小同志，托林伯渠老同志买了一批书，寄给你们，不知收到否？”

8月27日　致电已到重庆对中国进行访问的尼赫鲁，邀请他到延安访问，并感谢印度国民大会派遣的援华医疗队对八路军的援助。后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尼赫鲁于九月五日提前回国，未能到延安访问。他九月二日曾复电毛泽东，对不能访问延安表示遗憾，并向毛泽东和英勇的八路军致敬。

8月29日　在陕甘宁边区小学教员暑期训练班毕业典礼上讲话，指出：目前全中华民族的任务是，第一要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第二要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第三要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抗战教育在抗战中占着一个重要的地位。抗战教育，一是办学校，办小学、中学、大学；二是社会教育，设立夜校，推行识字运动等。教员应当在工作中学习，应当向学生学习，向老百姓学习。在抗战教育中，知行合一是一件大事。陶行知〔25〕主张知行合一，提倡生活教育，把教的、学的、做的统一起来，这在马克思主义说来，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现在我们的教科书中还缺少一部分，就是生活教育。

8月3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的国际形势。会议决定最近召集两次干部大会，由毛泽东报告《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与国际形势。

9月1日　关于目前国际形势和中国抗战问题，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指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打破了张伯伦、达拉第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挑动苏德战争的阴谋，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团对于苏联的包围”。英、法的反动资产阶级对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奉行所谓“不干涉”政策，目的在于企图从中取利。“张伯伦以损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这将是一切反动政策的发展规律。”“日本对中国正面大规模军事进攻的可能性，或者不很大了；但是，它将更厉害地进行其‘以华制华’的政治进攻和‘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而在其占领地则将继续疯狂的军事‘扫荡’；并想经过英国压迫中国投降。”中国抗战的战略相持阶段已经到来，“从现时起，全国应以‘准备反攻’为抗战的总任务。”这个谈话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

同日　德军向波兰发动进攻。九月三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9月7日　《新华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题为《国际新形势与我国抗战》。社论指出：早已开始的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范围，现在是更加扩大了。帝国主义战争扩大这一新的国际形势，可能对中国抗战产生有利的和不利的影响。“然而，最主要的，是中国本身的问题。只要我们能始终坚持抗战到底国策，坚持内部团结，尤其是国共合作的方针，坚持力争全国进步的方针，那末，在有利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可以缩短时间，减少牺牲，而取得抗战的胜利，就是在更困难的形势下，我们同样可以而且一定能够克服一时困难，进而取得抗战的胜利。”

9月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德波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形势。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在干部大会上对这个问题作一次报告。

同日　和陈绍禹、秦邦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发出《对于过去参政会工作和目前时局的意见》，指出：一年来，国民参政会已集会三次，对抗战建国的各种问题曾有提案三百余件。“值得惋惜的是，政府对参政会之决议，绝大多数尚不能确切与有效地见诸实施，以致减少了参政会工作应有之成效，同时也就不能满足全国同胞对参政会之急切希望。”在目前急剧变化的国内外形势下，全中国人民的严重任务，就是“坚持抗战到底国策，反对中途妥协危险，力求全国团结加强，反对各种分裂阴谋，力求全国向前进步，反对一切反动倒退现象”。

9月10日　到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处拜访昨日率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到达延安的南北总团长张继、北路团长贺衷寒等，并设宴招待。随后，又陪同到中央大礼堂出席延安各界举行的欢迎会，并致欢迎词。

9月12日　和陈绍禹、秦邦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致函为反对汪精卫派汉奸而举行罢工的香港工人，向他们表示慰问，并捐款三百五十元。

9月14日　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关于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讲演，指出：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参加战争的现在开始，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进入第二阶段，即已是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一切直接间接参加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不论是德、意、日，不论是英、美、法，都是为了重新瓜分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为了掠夺世界人民。所以，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是非正义的掠夺的战争。第二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是持久的战争，其规模将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得多。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将在这个战争中起维护人类利益、干涉帝国主义的伟大作用。中国、苏联、各国人民解放运动、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应该组成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用以对抗反革命的统一战线。世界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的前途也是光明的，一个自由独立的新中国将会出现。

9月16日　会见随北路慰劳团来延安的中央社记者刘尊棋、《扫荡报》记者耿坚白和《新民报》记者张西洛，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谈话的内容，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抗战的相持阶段是否已经到来。毛泽东说：“我以为，相持阶段是有条件地到来了。就是说，在国际新形势之下，在日本更加困难和中国绝不妥协的条件之下，可以说已经到来了。”“至于新阶段的具体内容，就是准备反攻，一切都可以包括在这一概念之中。”（二）关于磨擦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已向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提出，“要求取消那个秘密流行成为各地磨擦根源的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现在汪精卫有三个口号：反蒋、反共、亲日。”我们的口号一定要与汪精卫的口号对立起来，而绝不能混同。共产党不是国民党的敌人，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的敌人，不应该互相反对，互相限制，而应该互相团结，互相协助。（三）国共两党是否有分裂的可能。毛泽东说：“如果只说到可能性的话，那末，团结和分裂两种可能性都有”。“我们不但希望长期合作，而且努力争取这种合作”。“但是要给长期合作找到政治保证，分裂的可能性才能彻底避免，这就是坚持抗战到底和实行民主政治。”这个谈话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

9月18日　出席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延安各机关、学校、团体纪念“九一八”八周年大会，并讲话。他说：“九一八”到今天已有八年了，卢沟桥抗战也打了两年了，可是，现在中国还是在两条道路上徘徊着：一条是妥协、投降、分裂、倒退的道路，这就是亡国的道路；一条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道路，这就是复兴的道路。我们的口号只有一个，就是“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

9月22日　出席延安文化界、青年团体、各报纸杂志社同北路慰劳团等举行的座谈会，并讲话。

9月24日　会见再次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斯诺，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毛泽东指出：陕甘宁边区，这是在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时以及一九三七年的春天和夏天，蒋介石几次当着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的面亲口承认了的。一九三七年的冬天又经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会议正式通过，到现在还没有发表。关于抗日与民主问题，毛泽东指出：现在的中国，是一个不民主的国家。自抗战开始以来，国民党政府在民主民生政策方面，至今还没有什么变化。抗日而没有民主，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与民主是一件事的两方面。关于国民党政府的阶级基础问题，毛泽东指出：现在的国民党政府，主要的还是地主与资本家的代表。作为抗战的政府，它的基础主要地应该放在、也将不得不放在中等阶级与广大的农民之上。关于中国革命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有两篇文章，上篇和下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一道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这是上篇；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下篇。关于欧洲战争对日本等国的影响问题，毛泽东指出：日本要利用欧战来达到他的两个目的，即灭亡中国与进攻南洋。日本想在世界大战中发一笔大横财。罗斯福也想在世界大战中发一笔大财，他想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争取领导权。

9月25日　在陕甘宁边区机关、学校、部队秋收动员大会上讲话，指出：今年四万人生产了三万担粮食，自己解决了一年所需的一半，这不是小事。这次生产运动证明了什么呢？第一，思想是可以变成物质的。一种思想，只要是有根据的，是符合事实的，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就可以变成物质。第二，看不起劳动是不对的。世界上最有学问的人第一是工人农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点是不对的，应当改为“万般皆下品，唯有劳动高”。第三，团结可以战胜一切。消灭坏事物，靠人民的团结；发展好事物，也靠人民的团结。

9月28日　应中苏文化协会之约，为纪念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二周年，写《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一文。文章批驳了认为这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由于苏联不同英、法订立互助条约而同德国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所促成的，以及苏联红军似乎即将参加德国帝国主义的战线等说法。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

9月下旬　设宴欢迎国民党军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美国记者斯诺和苏联朋友等。宴会后，陪同他们出席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欢迎晚会。在欢迎晚会上发表讲话，说：今天开这样盛大的晚会，热烈欢迎中国的、外国的许多朋友和来宾。国内的团结，再加上国际的团结，日本帝国主义一定会打倒的。

9月　为陕北国民党辖区绥德、榆林一带发生旱灾，捐款一万元，赈济灾民。

同月　为筹建中的陕甘宁边区医院图书馆捐款一百元。

10月1日　为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辑、解放社即将出版的时事问题丛书第二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一书，写题为《研究沦陷区》的序言。序言指出：中国沦陷区问题，“成了抗战第二阶段——敌我相持阶段的极端严重的问题”。“敌我相持阶段，在敌人，是确保占领地并准备进一步灭亡全中国的阶段；在中国，是确保未失地并准备收复沦陷区的阶段”。对于“在沦陷区中敌人干了些什么并将要怎样干这个问题方面，抗战干部中没有研究或没有系统研究的，乃是十人而九”。延安组织了一个时事问题研究会，系统地研究时事问题，并着手编辑时事问题丛书，为一切抗战干部们供给材料。“‘瞎子摸鱼’，闭起眼睛瞎说一顿，这种作风，是应该废弃的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或者说，‘研究时事问题须先详细占有材料’，这是科学方法论的起码一点，并不是什么‘狭隘经验论’。”序言最后指出：这一类时事问题丛书，仅仅是材料，是重要的材料。“要解决问题就须要研究，须要从材料中引出结论，这是另外一种工作”。

10月4日　为十月二十日创刊的党内刊物《共产党人》写《发刊词》，指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十八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这篇发刊词编入《毛泽东选集》。

10月5日　为安吴青训班二周年纪念题词：“带着新鲜血液与朝气加入革命队伍的青年们，无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非党员，都是可宝贵的，没有他们，革命队伍就不能发展，革命就不能胜利。但青年同志的自然的缺点是缺乏经验，而革命经验是必要亲身参加革命斗争，最下层工作做起，切实地不带一点虚伪地经过若干年之后，经验就属于没有经验的人们了！”

10月7日　复信国民党政府参军长吕超。信中说：“王右瑜〔26〕先生到延安，接谈甚快。奉读大示，向往尤深。先生翊赞中枢，功高望重，下风引领，敢不拜嘉。国难当前，团结为第一义，此物此志，当与先生同之也。”

10月10日　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在国际新形势下的政策是专力进攻中国，企图解决中国问题，以准备将来扩大其对国际的冒险行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仍然是当前时局中的最大危险，目前的反共现象和倒退现象仍然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准备投降的步骤。我们的任务，仍然是协同全国一切爱国分子，动员群众，切实执行我党《七七宣言》中‘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以准备反攻力量。”这个决定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

10月15日　出席八路军留守兵团、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政治工作会议开幕式，并讲话，对今后工作作了指示。

10月17日　和王稼祥复电朱德、彭德怀并告贺龙、关向应：“一二〇师如何部署，由你们依情况决定。两个月前我们谓该师师部将来准备移晋西北，系指国民党反共之时，现未到此时候，故不应来晋西北”。

11月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召开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问题时，发言指出：陕甘宁边区在日军进攻的威胁之下，在国民党的四面包围之中，要反对太平观念，要努力做好对内对外的工作，争取全国与国际的援助。要注意发展农业生产。要注意吸收外来的技术干部，发展国营工业。要培养掌握马列主义的干部，边区党委有义务输送一批干部到外面去。凡属对外关系方面的大问题，须经过中央批准。在讨论《中央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草案时，发言指出：党有很大的发展，党与群众有好的联系，但党内也有脱离群众的现象。许多共产党员不知道脱离群众是一种罪恶。这个决定必须阐明：一、党要进一步地依靠群众，当前克服投降危险更需要发动群众。二、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工作，要与国民党左派人士联合，要有步骤并要有长期深远的计划。要以群众工作的好坏作为判断党的工作好坏的主要条件。三、在八路军、新四军活动区域的群众工作，要实行减租减息减税，废除高利贷；群众团体要坚持照顾最大多数及发扬民主的原则；军队的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要帮助地方群众工作。四、群众工作是克服投降危险的决定性条件，同时是巩固党的重要条件，经过群众斗争锻炼的党才是巩固的。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复电陈毅，同意来电提出的对盐务局、电报局及学校等的方针，指出：“凡不积极反共之国党、国府、省府人员及地方绅士，均应采取协作政策，望通知部队及地方党实行。”

11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统战部为欢送印度援华医疗队赴八路军抗日前线工作而举行的宴会。在宴会上，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谈起中国古代的许多奇闻轶事。

11月3日　和王稼祥、滕代远复电李井泉、姚喆〔27〕，指出：“在欧战爆发，波兰亡国，德、英、法等继续战下去和假如中国抗战到底不中途投降的条件下，中国便已进入抗战第二阶段”。“绥东专员已逃，你们应乘机用大力建立当地抗日政权的工作”。

11月5日　给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林若虚复信。信中说：“顷接八月一日大示，如见故人！前信未到，非敢慢也。寄奉百元，聊佐薪水，为数甚微，将意而已。尚祈努力奋斗，为乡里启新知，为抗战培实力，不胜祷企。”

11月14日　在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讲话，指出：中国缺少两样东西，一是独立，一是民主。而要独立又必须首先要民主，离开民主就不能独立。陕甘宁边区应该成为全国的一个民主的样本。中国多了两样东西，一是帝国主义势力，一是封建势力。现在陕甘宁边区存在着四种矛盾。外部的有两种，一是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二是同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的矛盾。内部的也有两种，一是资本主义的生长，二是封建残余的存在。这四种矛盾内外相通，以外部为主。

11月中旬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陈绍禹关于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的报告。毛泽东发言指出：目前时局可能好，可能坏，现在看好的可能更大，抗战两年后要投降是困难的。国民党还没有下最后决心坚决反共，即所谓“反共好，反不了”。中产阶级活跃起来，现在敢于讲话。在目前时局下，我们的统战工作要有新姿态，提议对统战工作发一指示。要告诉全党克服投降是可能的，不要等待投降的到来。文化界与外界要加强联系，中央文委扩大，由张闻天兼任书记，并出版《中国文化》。最近召开文化界代表大会。提议组织一个招生委员会，大批吸收知识分子。关于宪政问题，我们要研究。

11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举行追悼白求恩〔28〕大会，并由中共中央、八路军和追悼大会向其家属发慰问电。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照张闻天提出的草案修改通过。吴玉章为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周扬为副院长。

11月24日　和陈绍禹、林伯渠、吴玉章等发起成立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本日召开发起人会议，不久将举行成立大会。

同日　和王稼祥、滕代远就日军中将阿部规秀在河北省涞源县黄土岭被八路军击毙一事，致电八路军总部，新四军军部，晋察冀军区，中共驻重庆、西安、桂林办事处，指出：“此消息总部应向各方公布，广为宣传。”“重庆及各方应在报纸上作文，鼓吹八路军游击战争的威力，粉碎游而不击之诬言。”

11月下旬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彭德怀关于华北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发言指出：华北党的工作，在朱德、彭德怀领导下是有成绩的，是我们党的政权的军队的工作基础。华北有六十万党员、二十余万军队，是全党中最大的部分。目前的中心问题是组织中产阶级，因大资产阶级已处于动摇麻痹状态中，联共又反共，联苏又反苏。中产阶级包括一部分资产阶级，如穆藕初等。要组织中产阶级，组织工农民众，组织武装力量和政权，这是我们克服投降危险的内部条件。现在我们要大用知识分子，过去十年内战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不正确的。扩编军队问题，如蒋介石承认八路军扩编为三个军九个师，我们应争取二十二万人的经费。

12月1日　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决定针对党内和军内存在着的不重视知识分子，不愿意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思想，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而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这个决定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

同日　延安各界举行追悼白求恩大会。毛泽东题写的挽词是：“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热忱。”

12月3日　阎锡山的晋绥军进攻驻晋西南地区的决死队第二纵队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晋西独立支队，破坏永和、石楼、洪洞、蒲县等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和“牺盟会”等抗日群众团体，杀害抗日干部和八路军伤病员，制造“十二月事变”（即“晋西事变”）。第一次反共高潮开始。

12月初　约鲁迅艺术文学院戏剧系主任张庚谈话，提出在延安也可以上演一点国民党统治区作家写的作品，比如曹禺的《日出》就可以上演，应当集中延安一些好的演员来排演。

12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财政、经济和生产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现在华北的财政经济尚未统一，要做到统一须有统一的组织。中央财经部要成为全国性的组织，要统一收支、计划等。现在要收集材料，准备在七大作一报告。陕甘宁边区必须增加农业税，否则边区不能存在。建议由李富春作报告，向民众说明这主要是为了保卫边区，为了供给军队与干部的给养，否则不能争取全国的胜利。商业税应规定一定的标准。陕甘宁边区党代会应当开展党内反腐化的斗争。会议通过征收救国公粮的决定。

12月6日　关于晋西事变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和王稼祥致电朱德、左权、彭德怀，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等，指出：“晋西南阎〔29〕部新旧两军已发生严重武装冲突，表现着山西旧派投降日寇的表面化，其性质是对抗日的叛变。”“反新军反抗日的武装叛变，可能在晋西南、晋西北再扩大化。”我们的方针是：“速即通知进步分子，立刻警惕，准备坚决应付事变。对叛军进攻绝不让步，坚决有力地给予还击，并立即由新派提出反对叛军口号，但不要反对阎。”“在新军内迅速巩固党的领导，不可靠者断然撤换”。“八路本身严加警戒，以防意外，并应给新军以鼓励、掩护和支持”。“晋西南、晋西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们绝不能放弃。”

12月9日　和王稼祥致电贺龙、关向应、李井泉等，指出：晋西南新旧军已起武装冲突，晋西北武装冲突亦可能发生。我们意见，李井泉立即离开大青山支队，到晋西北加强政治领导。在晋西北组织军政委员会，统一地方党和军队的领导，由李任主席。

同日　和王稼祥再致电八路军总部、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晋西独立支队等，补充说明对晋西事变的估计和我们的方针。关于对晋西事变的估计，电报指出：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其目的在向我们示威，取得我们让步，以便他能确实掌握晋西南、晋西北两区，压倒新派与我们力量，以准备实行投降时的比较有利阵地”。但目前阎本人“对实行投降与公开反共，似尚未下最后决心”。“整个说来，现时局是布置投降的时期，未至实行投降的时期。”“晋西南、晋西北两区为华北与西北间之枢纽，必须掌握在抗战派手里，决不能让投降派胜利，否则是很危险的。”关于我们的方针，电报指出：“坚决反击阎之进攻，力争抗战派的胜利。”应利用阎尚未至下最后投降决心时机，应利用旧派内部的矛盾。“估计到新军可能打些败仗，发生叛变，并要准备打些败仗与一部分叛变。”“新军中、政权中、牺盟中的统一与决心第一要紧，一切真正不稳分子，必须开除出去。”

同日　为延安世界语协会题词：“我还是这一句话：如果以世界语为形式，而载之以真正国际主义之道，真正革命之道，那末，世界语是可以学的，是应该学的。”

同日　晚上，出席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延安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毛泽东说：“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一二九运动发生在红军北上抗日到达了陕北之时。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帮助了一二九运动，同时，一二九运动也帮助了红军。这两件事的结合，就帮助了全民抗战的发动，帮助了中华民族，增进了全民族的利益。”“一二九运动中共产党起了骨干的作用。没有共产党作骨干，一二九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首先是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给了青年学生一个明确的政治方针；其次是红军到了陕北，配合了北方的救亡运动；再次是共产党北方局和上海等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如果知识分子跟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结合起来，就是说，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那末，事情就好办了。拿破仑说，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支毛瑟枪。但是，要是没有铁做的毛瑟枪，这个笔杆子也是无用的。你们有了笔杆子，再加一条毛瑟枪，根据拿破仑的说法，那末，你们就有三千零一支毛瑟枪了。有了这，什么帝国主义也不怕，什么顽固分子也不怕。”“总之，一二九运动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

12月12日　关于巩固山西决死队第四纵队的方针，和王稼祥复电中共晋西北区委书记赵林，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旅长彭绍辉、政治委员罗贵波等，指出：“你们对巩固四纵队的方针是根本妥当的，望坚决执行之”。“如果你们能够不失时机而方法又很恰当又很适宜地去巩固四纵队，则晋西北阵地就基本上巩固了，最好是能避免武装冲突，又能巩固四纵队”。“你们是否经常与雷任民、续范亭〔30〕二人接头。他们办法较多，你们要多同他们商量、讨论。要使雷任民能够直接指挥四纵队，号召四纵队的党员及新派团结在雷任民的周围，没有领导中心是不能胜利的”。

12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艾思奇关于准备陕甘宁边区文代会报告内容的介绍。艾思奇在介绍中说：新文化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特殊地说是三民主义的文化，还有无产阶级彻底的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化。毛泽东发言指出：我认为不提三民主义文化为好，因为三民主义的本质就是民主主义。民主主义有两派，一派是彻底的民主主义，一派是不彻底的民主主义。以提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为好，即彻底的民主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早已中国化了。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东西，中国有特殊情况，不能一下子就完全中国化。边区的教育方针应该是民主主义的，应该宣传当前民主主义的任务，同时又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因此，学校也不能只教共产主义思想体系，而忽视当前实际任务。新文化用下面四大口号为好：民族化（包括旧形式），民主化（包括统一战线），科学化（包括各种科学），大众化（鲁迅提出的口号，我们需要的）。

12月20日　为庆祝斯大林六十诞辰，在《新中华报》发表《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文，指出：“庆祝斯大林，这不是一件应景的事情。庆祝斯大林，这就是说，拥护他，拥护他的事业，拥护社会主义的胜利，拥护他给人类指示的方向”。“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只有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领袖，社会主义的人民，社会主义的思想家、政治家、劳动者，才能真正援助；而我们的事业，没有他们的援助是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

12月21日　为八路军政治部、卫生部将在一九四〇年出版的《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写《学习白求恩》一文，指出：“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纪念白求恩》。

同日　晚上，出席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党委、陕甘宁边区政府等联合举行的庆祝斯大林六十诞辰大会，并讲话。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

12月22日　设宴欢迎途经延安的抗日将领、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宴会后，陪同马占山出席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欢迎晚会。在晚会上讲话说：今天开会欢迎始终如一抗战到底的马占山将军。中国古代社会即是欢迎有始有终的人，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半途而废的人不被人所欢迎。抗日是一件大事，要始终如一，抗战到底。现在有些投降派，半途而废，他们是虎头蛇尾。我们要和马将军一道，和全国抗战的人一道，抗战到底。

12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反磨擦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陕甘宁边区的武装冲突自今年三月起，七、八、九三个月停顿了，现在又发生武装冲突，并且有中央军参加。陇东、关中对边区关系很大，我们不能让步。现在国民党抓住我们不愿破裂统一战线这一点，准备搞大磨擦，但也不能认为便会是公开的“剿共”战争，国民党怕公开。我们对付的方针是反磨擦，但方法要灵活。现已发出通电号召全国反对磨擦。现在阎锡山表面上未投降，心中已投降，他在打新军便是投降，样子上还未投降，实际上已反共，样子上还没公开反共。我们要利用阎的这种矛盾，在拥阎之下反阎，在这种矛盾之下我们可以取得胜利。新军主要力量在晋东南，旧军主力在晋西南、晋西北。现在新军虽然打了两次胜仗，但局面还很严重，要准备长期斗争。这次的冲突，是新旧两派斗争的生死决斗问题，须严重注意，但不是短期能解决的。国民党自五届六中全会以后以军事反共为主了，与过去以政治反共为主不同。现在国内中产阶级更积极，马占山说投降很困难，中国没有武装民众不能决定问题。现在，我们要提倡坚持性顽强性。我们对陕甘宁边区须采取坚决争取的方针，一尺一寸也不放松。有磨擦也可以教育我们，实际上使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

同日　关于晋西事变，和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杨尚昆，贺龙、关向应，指出：晋西南拥阎讨逆战争，取得了第一个胜利，但旧军主力在晋西南还有颇大力量，这是阎锡山决死之争，他必以全力对付，请你们注意其严重性。如此战新军失败，蒋介石必增强阎锡山，倚之为反共降日的华北支柱，那时就麻烦了；如此战新军胜利，可能使阎锡山转舵。

同日　关于晋西事变，和王稼祥致电中共晋西北区委，第一二〇师，八路军总部，彭绍辉、罗贵波等，指出：晋西北新派力量加上我们力量，可能造成优势，在反投降派的斗争中，如果方针不错，是有胜利把握的。你们对巩固新军及进步政权还须大胆地坚决地继续进行，并注意很有理由地应付阎锡山。阎已令赵承绶〔31〕调兵进攻四纵队，武装冲突势不可免。应立即准备作战，继续巩固新军。武装冲突不应由新军先发动，而应在赵承绶进攻时，新军占有利阵地，取防御姿态反攻而消灭之。第一二〇师师部现在还不宜立刻到晋西北，但应立即准备于必要时转移。

12月26日　和王稼祥致电朱德、杨尚昆并彭德怀，指出：据王世英电告，阎锡山拟过黄河召集重要军事会议，晋西南新旧斗争将进入更严重阶段。晋西我军及新军力量均较薄弱，晋西斗争我们如失败，则影响整个华北很大，请注意。

12月27日　《新中华报》刊载毛泽东向该报记者谈话，驳斥国民党军某战区司令长官部通报所散布的谣言。该通报称：“据报，毛泽东已由新疆返延安，在本月五日向其所属各负责人报告，李立三率领七百三十人，内有俄人及苏联飞机多架，将乘反攻敌人之际夺取中央政权，以兰州为中国之莫斯科。”毛泽东驳斥说：“这种消息是日本人造的，怎样由中国的战区司令部发出来，未免奇怪。”“一切想挑动国共分裂准备投降日寇的人，造作了千百件情报，但这一件是最拙劣的”。“‘夺取中央政权’，好大题目！明明是夺取边区，还在今年七月就把边区的旬邑夺取了，近日又夺取了边区的镇原、宁县两城，飞机大炮全使用上来了。据闻还要夺取边区的庆阳、合水、淳耀、富县，打下夺取延安的基础。前面是日本人大块地夺取中国国土，后面是中国人小块地夺取陕甘宁边区”。

12月28日　和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左权：“晋西斗争之胜利，依靠于正确政治方针，正确战略战术，强兵良将，缺一不可。”

同日　关于做好巩固决死队的工作，和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贺龙、关向应，彭绍辉、罗贵波等，指出：“据德怀同志电告，决死三纵队八团、九团、十二团已叛变，这是一个严重教训。”希望立即进行下列工作：加紧肃清与撤换新军中的反动分子及坏分子，北方局及三个区党委应尽量设法抽调自己的委员和派干部去新军帮助做政治巩固工作。“应坚决撤换新军中反动军官，军事指挥能力固属重要，然政治上可靠为第一要义，否则背叛事件必再发生。”“在拥阎讨逆口号之下，完全独立自主自筹给养，遇敌进攻则消灭之，这是整个山西的总方针。”

12月30日　和王稼祥致电贺龙、关向应，指出：你们需准备一切，将整个晋西北化为第二个五台山。你们的主要根据地是晋西北、绥德及吕梁山，望担起全部责任，师部宜即过来。

12月31日　和王稼祥致电八路军总部、第一二〇师，指出：“晋西南新旧军对战结果，我陈支〔32〕及决二纵〔33〕共五个团已于二十七日离开晋西南到达汾离封锁线以北之招贤镇，留保安旅及我之游击三团及游击四个大队于晋西南。”“目前整个形势，阎以全力进攻晋西南，准备得手之后，转攻晋西北，隔断华北与边区以及华北各个区域的联系。为此目的，中央军正在晋东南发动并准备随时增加晋西南战争，胡宗南〔34〕一个师已到宜川东南，将牵动华北全局，关系全党的重大斗争。”“胜利地进行这一斗争，保持山西抗战根据地在我手中，保持华北与西北的联系，这是目前中心问题。”电报还对军事部署提出了具体意见。

12月　主持撰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第二章定稿。第一章《中国社会》由几位在延安的同志起草，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第二章《中国革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第三章准备写《党的建设》，因担任写作的同志没有完稿而停止。毛泽东在第二章中，分析和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他指出：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关于中国革命的动力，他指出：“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这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所已经证明了的根本规律之一”。关于现阶段的中国革命的性质，他指出“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首次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一九四〇年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结束以后，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形势和总结了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章第四节“中国革命的动力”这一部分作了修改，加写了三段话，主要内容是：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加以区别。这一著作编入《毛泽东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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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会上说，重庆国民党方面来电，提出边区参议会是否改为准备会，并不向外宣传。

〔2〕 何干之，当时任陕北公学的教授、中国问题教研室主任。

〔3〕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在中央宣传部工作。

〔4〕 周恩来1938年1月21日致电中共中央：“蒋昨晚约我问延安有无意见，并又提统一两党事，我告以不可能，彼仍要我电中央请示，希望在全会中得回电”。

〔5〕 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

〔6〕 李六如、和培元，当时分别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秘书。

〔7〕 赖传珠，当时任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

〔8〕 毛泽东1942年12月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说，1939年，“我们在干部动员大会上曾经这样提出问题，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

〔9〕 毛泽东当时认为：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还没有到来，还处于防御阶段与相持阶段之间的过渡时期，日军占领武汉后还会向西安进攻。

〔10〕 193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成立干部教育部的通知，张闻天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

〔11〕 指王稼祥。

〔12〕 傅钟，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副主任。

〔13〕 张稼夫，当时任中共晋西南区委员会宣传部部长。

〔14〕 吴溉之，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锄奸部部长。

〔15〕 萧三，原新民学会会员，作家。1939年从苏联经新疆回到延安。

〔16〕 王世英，当时任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

〔17〕 指萧三1935年5月12日交给毛泽东看的那个手抄诗本。

〔18〕 1939年6月12日，根据蒋介石的秘密命令，国民党军第九战区第27集团军派兵包围新四军驻湖南平江嘉义镇的通讯处，惨杀新四军上校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6人，称为“平江惨案”。

〔19〕 《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即《防制异党活动办法》。

〔20〕 指《有田—克莱琪协定》。

〔21〕 张鼎丞，当时任新四军第2支队司令员。1939年6月到延安，入中央党校学习。

〔22〕 王震，当时任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旅长兼政治委员。

〔23〕 程子华，当时任八路军第3纵队政治委员兼冀中军区政治委员。

〔24〕 叶青，原名任卓宣，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旅欧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叛变革命。1938年参加国民党，长期从事反共理论宣传活动。

〔25〕 陶行知，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

〔26〕 王右瑜，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参军处参军。1939年9月，担任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副团长，与慰劳团一同到达延安，并带来参军处参军长吕超致毛泽东、朱德的信。

〔27〕 李井泉、姚喆，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120师大青山骑兵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谋长。

〔28〕 白求恩于1939年11月12日在河北省唐县去世。

〔29〕 阎，指阎锡山。

〔30〕 雷任民，当时任山西新军决死队第4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续范亭，当时任山西新军暂编第1师师长。

〔31〕 赵承绶，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第7集团军总司令兼骑兵第1军军长。

〔32〕 陈支，指陈士榘任支队长、林枫任政治委员的八路军第115师晋西独立支队。

〔33〕 决二纵，即山西新军决死队第2纵队。

〔34〕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国民党军第六战区司令长官。

1940年　四十七岁

1月1日　中共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发表毛泽东为纪念该报创刊一周年的题词：“动员报纸，刊物，学校，宣传团体，文化艺术团体，军队政治机关，民众团体及其他一切可能力量，以提高民族觉悟，发扬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反对任何投降妥协的企图，坚持抗战到底，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我们一定要自由，我们一定要胜利。”

1月5日　和王稼祥致电贺龙、关向应等，令贺、关直接负责指挥晋西北对阎锡山旧军的作战。本日，同王稼祥致电聂荣臻、彭真：贺、关即赴晋西北指挥，晋西北关系全局，“吕梁山已失，靠夺取晋西北作战略枢纽”。二月二日至八日，贺、关率师部及主力五个团分批返回晋西北。

同日　和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等，指示他们即日着手以牺盟会负责人的名义，写一本晋东南七县惨杀〔1〕记，内容记载晋城、阳城等七县惨杀经过，广发本地及西安、重庆，并送一本来延安。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项英〔2〕电：“（甲）如遇急变不能向北，当然只有向南，你的决心是对的。（乙）陈毅〔3〕仍应力争江北。（丙）蒋介石投降还不是马上的事，你们还来得及准备，但是内部秘密准备，不要露形迹。（丁）努力争取一切军队的同情者。（戊）一切自力更生，不要靠任何外援。”

1月8日　和王稼祥、萧劲光写信给谢觉哉〔4〕，指出关于陇东六县（环县、庆阳、合水、宁县、正宁、镇原）问题谈判的两个基本条件是：一、陇东六县属陕甘宁边区二十三县范围，地方行政应即全部移交边区管辖；二、边区及八路军保证不向六县境外越出一步。如果国民党方面不愿照上述条件解决陇东六县问题，则我方只能承认双方停止冲突，暂维现状，交换俘虏，其他问题由双方中央解决。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为欢迎一月五日自新疆归来的三百多名八路军指战员（原西路军的一部）举行的晚会，并讲话。

1月9日　出席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5〕，作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长篇演讲。这篇演讲，经过修改、补充而成文，于一月十五日完稿，二月十五日在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发表，题目仍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二月二十日出版的《解放》第九十八、第九十九期合刊也刊载了这篇文章，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这篇文章驳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叫嚣，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提出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文章指出：“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文章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历史特点和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国际环境，指出：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文章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开始的，“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百年中，分为前八十年和后二十年两个大段落”。〔6〕文章驳斥了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谬论和为了反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反对革命而恶意宣传的所谓“一次革命论”，同时指出某些似乎并无恶意的人“也迷惑于所谓‘一次革命论’，迷惑于所谓‘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纯主观的想头”，是错误的。文章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纲领，勾画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国体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是民主集中制。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实行“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国营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

1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发言中说：对山西新旧军的磨擦问题，我们采取强硬的方针是对的。我们反磨擦的方针，一方面在军事上我军占优势的区域要取攻势；另一方面在理论上也要采取攻势，批评资产阶级专政，要在理论上说明它的不好，使顽固派孤立。他提议边区文协代表大会发表一个宣言，驳斥叶青等的错误言论。还指出：南方工作要加紧争取中产阶级，争取时局好转。争取中产阶级的工作大有文章可做。

同日　致电王世英，指出：“（甲）国共分裂之谣不可信，这是汉奸放的空气。（乙）你应对外表示八路拥护阎长官抗日建国一如往昔，但希望旧军停止进攻新军，双方和解以利抗日。”

1月11日　复电彭德怀：目前国内的政治形势“还不是全国下雨〔7〕之时，在全国任务还是组织进步力量，力争中间阶层，击破大资产阶级的动摇与反动，这种可能性现在还未丧失。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是阎锡山的反动，他就是目前大资产阶级中最反动的部分，他的阴谋十分恶毒，他已封锁了吕梁山与中条山。我们对策，以贺关力量首先夺取晋西北的全部，至少是大部，以晋东南力量巩固晋东南未失阵地，争回已失阵地之一部，打开一条通洛阳的路，十分要紧。然后由贺、关与晋东南各出一部，向吕梁山攻击，至少恢复原有陈支队阵地及一条交通线，打通延水关。如果此时阎锡山愿意讲和（还未丧失此种可能），则让他占领吕梁山的大部，我只占一小部及一条交通线就此罢手，否则战事难免扩大。”

同日　复电彭德怀，指出目前不可能实行征兵制，因为财力难以负担，“只能加重自卫军训练，以老百姓吃自己的饭穿自己的衣为原则”。

1月15日　出席中共中央为吴玉章六十诞辰举行的祝贺大会，并致祝词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他今年六十岁了，他从同盟会到今天，干了四十年革命，中间颠沛流离，艰苦饱尝，始终不变，这是很不容易的啊！”

1月16日　出席在延安举行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农工展览会开幕典礼，并讲话。他说：“政府的人如不同老百姓结合，事情就办不好。有两种政府，一种只知道刮刮刮，另一种则帮老百姓的忙——边区政府就是这种帮忙政府。”“这里有八路军，但八路军也就是老百姓，故军队不要忘本，本就是工农”。“八路军有两条规矩，一条就是官兵合作，一条就是军民合作，大家亲亲密密团结起来，日本一定打倒的。”在讲到磨擦问题时说：“我们要吃团结饭，不要吃磨擦饭，吃了磨擦饭肚子痛，要死人，还要亡国的。”“磨擦要同日本帝国主义磨擦，将它磨入海中去，不要在自己内窝子磨擦。”

同日　和王稼祥致电王世英，要他立即向阎锡山等表示：山西新旧军斗争应和平解决，以便团结抗日，拟派南汉宸去秋林协商。

同日　和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杨尚昆，指出：晋西北新旧军的斗争，我们已大体上胜利了。〔8〕阎锡山可能同国民党中央军进一步结合起来，夺取晋东南。因此，对庞炳勋、朱怀冰〔9〕的进犯不能不采取武装的抵抗，否则将丧失晋东南。

1月17日　和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杨尚昆，贺龙、关向应，聂荣臻、彭真等，指出：晋西北须立即建立新的政权，采用原来赵承绶的山西省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形式较好，迅速用民选办法推举续范亭为主任，各县的反动县长、专员应迅速全部撤换，委任新人。二月一日，晋西北行政主任公署成立，续范亭为主任。

1月18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在会上谈山西磨擦问题，说：在山西的反磨擦斗争中我们取得了胜利。现在阎锡山有三万余旧军在吕梁山脉，将来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旧军依靠中央军进攻我军，另一种就是和平解决，减少磨擦。我们现在正准备派人去谈判，争取和平解决，但我们也准备不惜与中央军打，只有反磨擦才能取得存在与发展。

1月19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东南局书记项英并转东南局各同志，进一步明确新四军的发展方针，指出：“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六中全会早已共同确定，后来周恩来到新四军时，又商得‘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华中是我们目前在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在华中可以发展（彭雪枫部由三连人发展到十二个团，李先念〔10〕部几百人发展到九千人），而大江以南新四军受到友军十余师的威胁和限制的时候，我们曾主张从江南再调一个到二个团来江北，以便大大地发展华中力量。”“由江南抽兵到皖南，请考虑，因为我们觉得似乎皖南发展较难；江南发展较易，江南陈毅同志处应努力向苏北发展。”

1月20日　和王稼祥致电贺龙、关向应、滕代远等，指出：“旧派在晋西北失败后，有可能再调兵反攻晋西北或由日寇进攻晋西北，而旧军则袭击后方。同时阎必与中央更加勾结，以谋夺取晋东南。”“因此晋西北必以突击方式，抓紧目前有利时机，进行一切工作。一切应当快做，迟缓就会失掉时机。”“晋西北新政权总机关，应当立即成立，愈快愈好。”“晋西北新政权的各种政策仿效晋察冀边区。”

1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一九四〇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时，发言指出：我党过去的财政经济工作是有成绩的，特别是中央苏区，没有财政经济工作所造成的物质基础，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发言阐述了财经工作中必要与可能、统一与独立、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生产运动的政治意义与经济意义等问题。还说：在一定意义上没有经济工作人员便没有饭吃，所以总务处长是第一个英雄。对边区的公粮征收，要注意积蓄力量，不要一次征光了。羊毛不能一次搞光了，动员人力也是如此。在讨论国共谈判问题时说，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让步，而是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们还是坚持三军九师、二十三县，不能再让步。次日，中央书记处电示南方局，指出与国民党谈判中，边区、扩军等问题不能再让步。

1月25日　本日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第二卷第一期刊载毛泽东题词：“一面战斗，一面学习，百折不回，再接再厉。”

1月27日　和王稼祥致电朱德等，要薄一波〔11〕、续范亭等人及各地牺盟会等组织继续不断打电报给阎锡山方面，痛陈旧军进攻新军、破坏牺盟会、惨杀抗日人员的罪恶，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山西内部问题，团结抗日，免为敌人利用。

1月2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目前时局的指示。指示要求全党不要把各地发生的投降、反共、倒退等严重现象孤立起来看，应认识其严重性，并坚决反抗，不要被这些现象的威力所压倒。强调全党还应看到目前国内国际尚存在许多有利于我们争取继续抗战、团结、进步的客观条件。指出：“力争时局好转，同时提起可能发生突然事变（在目前是局部的、地方性的突然事变）的警觉性，这就是党的目前政策的总方针。”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北方局，山东分局，第一一五师并告中原局，彭雪枫，项英，陈毅电。电报指出：“时局的发展充分证明，只有广大发展革命武装力量以与全国工作相配合，才能制止投降与反共，才能巩固统一战线，才能争取时局好转。而现时能够发展武装的地区，主要的只有山东与华中。”“因此请你们严重注意此事，把发展武装力量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在今年一年内，山东分局与一一五师至少应发展军队（包括游击队）到十五万人枪（一一五师应分配干部与兵力到山东全境去），中原局至少发展到十万人枪”。“没有自卫军的广大发展，即无法广大发展军队，无法建立巩固根据地。因此有组织有训练的抗日自卫军，至少须十倍于正规军与游击队。例如山东有十五万军队，至少须有一百五十万至二百万有组织有训练的自卫军。华中有十万军队，至少须有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自卫军。现在你们的自卫军还太少。”“要建立这样大的武装力量，没有政权是不行的。因此必须以坚决与逐步的计划，极力争取山东、豫东、皖北、苏北的大部政权归入我们与进步人士的手中。”“要使干部明白，没有伟大革命武装与伟大革命根据地，抗日胜利是不可能的。”

1月29日　和王稼祥致电项英、叶挺，指出：“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争江北不可。”“须秘密准备多数渡口，为紧急时用。”

1月30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刘伯承、邓小平并告朱瑞、徐向前〔12〕、陈光、罗荣桓电，指出：对河北与山西境内的任何军队，不论是中央军、晋绥军及石友三〔13〕部，如果进攻八路军地区，“我应在自卫原则下，在有理有利条件下，坚决反抗并彻底消灭之”。并应加紧进行反对进攻八路军和决死队的宣传工作，造成全体军民反汉奸反进攻的热潮。这一方针同样适用于山东地区。

同日　和王稼祥就扩军问题复电朱德、彭德怀、杨尚昆：“今年扩军三十万原则很对，但具体分配主要部分应放在有枪区域，我们意见在老黄河以北，以供消耗及收集残枪为原则。在此原则下，如晋西北及十五区域扩军不宜过多。否则，经费决难维持，不能持久。在老黄河以南、新黄河以北包括苏北在内，有枪可收，物力亦富，应大加扩充。”

1月3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草案。毛泽东对草案作说明，强调指出目前时局中的倒退、投降危险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克服，但仍是局部的现象，我们的任务是要抓住争取时局好转，同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我们坚持团结，即是合理的统一，否则是不利于抗战的统一，防止顽固派用统一来打击我们。他说，草案中提出的为争取时局好转应执行的十大任务，是一方面团结和发展进步力量，一方面削弱反动倒退力量。他还指出，目前华北的抗日政权还不是工农小资产阶级政权，而是抗日民主政权，是几个阶级联合的政权。中共中央的这个决定于二月一日发出，同日中央还发出关于抗日民主政权的阶级实质问题的指示。

2月1日　出席延安民众声讨汪精卫大会，发表题为《相持阶段中的形势与任务》的讲话。讲话揭露和谴责汪精卫同国民党顽固派里应外合地反共和破坏抗日；驳斥国民党顽固派借统一之名行专制之实的假统一，提出共产党以抗战、团结、进步为基础的统一论；强调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共产党的根本方针是，决不悲观失望，力争时局的好转，挽救时局的逆转。大会一致通过毛泽东为大会起草的声讨汪精卫的通电，通电提出全国讨汪、加紧团结、厉行宪政、制止磨擦、保护青年、援助前线、取缔特务机关、取缔贪官污吏、实行《总理遗嘱》、实行三民主义等十项要求。这个讲话和通电编入《毛泽东选集》时，分别题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和《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

2月3日　和陈绍禹、林伯渠、吴玉章以国民参政员身份致电国民参政会秘书处，揭露国民参政会华北视察团〔14〕的主要任务是从陕、甘、晋、冀、豫等省特务机关收集诬蔑共产党、八路军和陕甘宁边区的材料，妄图将磨擦事件的责任归罪于共产党。

同日　对陈云写的《游击小组是游击区的一切工作的中心》〔15〕一文作修改后，本日复信陈云，信中说：“文章有用，并可在军政杂志上发表。文字上与某些观点上我认为不妥的，改了，是否妥当，请你自己酌定。题目不恰当，游击区的重心还是游击队，不是游击小组，没有游击队，游击小组是不能存在的。不宜太夸大游击小组的作用。”

同日　和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指出：对石友三部应采取坚决彻底消灭政策，争取方针已不适用了〔16〕。根据这一指示，八路军于二月九日发起自卫反击作战，中旬石部主力退向河南清丰东南地区。

2月5日　出席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并讲话，指出：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

2月7日　延安出版的《中国工人》创刊号发表毛泽东为该刊写的《发刊词》。发刊词指出：“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最后解放，只能在社会主义实现的时代，中国工人阶级必须为此最后目的而奋斗。”“团结自己和团结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当前的任务。《中国工人》的出版，就是为了这一个任务。”“《中国工人》应该成为教育工人、训练工人干部的学校，读《中国工人》的人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工人中间应该教育出大批的干部，他们应该有知识，有能力，不务空名，会干实事。没有一大批这样的干部，工人阶级要求得解放是不可能的。”发刊词希望《中国工人》“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这篇发刊词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新中华报》〔17〕发表毛泽东为该报改版一周年纪念写的《强调团结与进步》一文。文章指出：抗战、团结、进步，是三位一体的方针。“没有团结和进步，所谓抗战只是空唤，抗日胜利是没有希望的。《新中华报》第二年的政治方向是什么？就是强调团结和进步，以反对一切危害抗战的乌烟瘴气，以期抗日事业有进一步的胜利”。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必须强调团结和进步》。本日，该报还发表毛泽东的题词：“抗战团结进步，三者不可缺一。”

2月9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南方局电：中央同意南方局所说现在同国民党谈判〔18〕的中心，已不是陕甘宁边区应为二十三个县、八路军扩编为九个师的问题，而是全国磨擦问题。望据此观点与国民党谈判停止磨擦的有关问题。

2月10日　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关于战略方针向各战略区发出指示：“八路军、新四军的当前战略任务是在粉碎敌人‘扫荡’，坚持游击战争的总的任务下，扫除一切投降派顽固派的进攻，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置于共产党进步势力管理之下，同时极大发展鄂中与鄂东，以便与全国工作相配合，坚持华北、华中抗战，稳定全国统一战线，争取时局好转”。

2月11日　为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起草复徐向前、朱瑞，陈光、罗荣桓电，指出：“我们的政策分两方面，对反共派顽固派取坚决反攻彻底消灭的政策，对一切尚有希望之人取极力争取的政策。沈鸿烈〔19〕属于顽固派，对我百端磨擦，故须在自卫原则下坚决消灭之。在打击沈鸿烈（秦启荣〔20〕是其最坏之一部）的斗争中要注意分化其部下，争取其尚有希望分子。于学忠〔21〕与沈鸿烈不同，他是尚有希望的，除对其反共政训人员应加以坚决打击外，对东北军应极力争取，至少使之取中立态度。”“河北磨擦事件望刘、邓〔22〕亦照此办理。”

同日　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起草复萧克及挺进军〔23〕军政委员会电，指出：“二月一日电今日看到。你们的计划是完全正确的，望照此坚决执行。”“你们的成功是脚踏实地，稳打稳扎，一步一步前进，这在敌情严重地区是应该如此的。”“中央规定你们的战略任务是确保平西根据地，发展冀东游击战争，直至热河、山海关，并准备将来再向辽宁前进。这同你们所提的‘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发展平北’这些目前的任务是一致的。”电报并强调应“十分注意财政工作与经济建设工作”，“这于支持长期战争是基本决定条件之一”。

同日　为新军起草薄一波致阎锡山的电报，希望阎锡山调和山西新旧两军，重新团结，一致抗日。

同日　关于处理晋西事变的意见，和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贺龙、关向应、滕代远，指出：在蒋介石的分化政策下，阎锡山可能与新军达成妥协，新军也以在有利条件下仍属阎指挥、恢复合法地位为宜，我们的政策在于暂时中立阎，不使阎与国民党中央联合对我，不使新军受国民党中央指挥。并指出，同阎锡山谈判应由萧劲光以居间调停形式出面进行。

2月12日　针对国民党以增援陕西河防为名进行反共军事部署一事，和王稼祥等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致电朱德、彭德怀，贺龙、关向应，聂荣臻、彭真，要他们迅速准备从第一二〇师抽调一个有战斗力的旅（如王震旅）到绥德、米脂、佳县、吴堡一线，第一二〇师师部及冀中所属部队移至现在王旅位置。

2月14日　《新中华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由司令员文年生、副司令员陈先瑞、政治委员阎红彦署名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富甘警备区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布告》〔24〕，布告声明富县、甘泉两县属于陕甘宁边区二十三县范围，本军奉命驻防〔25〕，保卫边区，对于友军维持统一战线，实行互不侵犯。

同日　《新中华报》报道，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的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组织机构和教育方针已基本确定，大约一个月后即可在延安正式开学，陈云任校长。

2月15日　设晚宴招待西北摄影队〔26〕。该队是去内蒙古拍摄《塞上风云》影片外景途经延安的。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他们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生活、工作、学习情况。在领队应云卫介绍《塞上风云》的内容和拍摄计划后，毛泽东说，《塞上风云》这部电影较好地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题材。上海青年画家沈逸千应邀出席晚宴，毛泽东在沈逸千即席为他画的速写像上签名留念。

2月16日　致电驻榆林国民党军第二十二军军长高双成，转告续范亭来电称：已决定继续保证每月过河粮食六百大石〔27〕，敬希查照。

2月19日　出席延安青年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并讲话，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就是中国人民大众的宪政。打日本需要青年，参政也需要青年，青年应是宪政运动的先锋队，延安青年要推动全国青年起来为促进宪政运动而奋斗。

同日　起草萧劲光致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主任程潜电，要求通知陕西省政府速将陕甘宁边区境内国民党政府任命的县长撤走。电文指出：“国共合作已历三年之久，边区行政尚未确定，一县而有两县长，古今中外无此怪事！且陕省所派县长及绥德专员等专以制造磨擦、扰乱后方为能事，在边区已忍让三年，在彼辈益肆无忌惮”。“边区民众群以拘捕治罪为请。劲光为体念钧座息事宁人意旨，顾全边区与陕省之团结起见，故请钧座令知陕省府自动撤回，否则实行护送出境，盖亦仁之至义之尽也”。〔28〕

2月20日　出席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作题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演说，指出：抗日和民主是目前中国的两件头等大事。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汉奸、反动派的专政。而蒋介石所说的宪政，是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应当动员人民大众起来，促进和争取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实现。大会通过由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理事长吴玉章、理事毛泽东等联合署名的宣言，向全国提出关于宪政的四项意见。这个演说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和王稼祥、林伯渠、萧劲光致电伍云甫〔29〕、王震等，要他们采取一些步骤，拒绝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任命包介山为绥德专员，发动绥德绅士民众请求委任王震兼任专员。

同日　关于反磨擦斗争的形势问题，致电彭德怀，指出：“蒋在华北、西北、中原向我的攻势，经过我们几个月的坚决反攻，可以说基本上已把他的攻势打下去了。边区二十三县已逐渐统一，华北（新黄河以北整个华北）我们已占领了优势，中原我们也发展了。蒋现已整个处在防御地位”。

2月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30〕。会议讨论是否出席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大会〔31〕的问题，大多数人主张不出席，毛泽东发言指出：过去参政会只是请客，决议不能实行，反共的决议便实行了。如果不出席，我主张一个也不去，董老也只去一次，首先将我们各种提案送去。我们不怕决裂就不会决裂，要决裂我们怕也会决裂，这是一个两大力量斗争的问题，社会物质的问题。我们对参政会要提以下几个提案：（一）反汪，（二）宪政，（三）团结，（四）参政会决议要实行等。关于山西问题，毛泽东指出：现在山西的形势是八路军、阎锡山、中央军三大力量的斗争。我们的方针以保持原有力量为好，维持三角鼎立的形势为好。新旧军已经不能再打了，今后是僵局或是和平，我看僵局是过渡的阶段，和是确定了的。我们去谈判的方针，是新旧军互不处罚为好，去谈判的人以萧劲光、王若飞〔32〕二人为好。

2月21日　和王稼祥致电贺龙、关向应等：“注意吸收一批不左不右之中间派人士参加政府与文化经济工作，以便争取他们，任何党外机关只要保证我们及左派的领导就行了”。

2月23日　和王稼祥致电贺龙、关向应，指出：贺龙致阎锡山电，用语太硬，我们已加修改。“以后对外立词，请注意和缓些”。“你们准备派两个团向南行动，现不适宜，谅已停止，如未停止请即设法停止退回来。但晋西游击战争仍应积极发展”。

同日　起草致阎锡山的信，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山西发生的磨擦事件，并告知派萧劲光、王若飞前往谈判。二十五日，萧劲光、王若飞持毛泽东写给阎锡山的这封亲笔信到达秋林镇，同阎锡山谈判。

2月24日　关于新军工作的几点意见，和王稼祥致电贺龙、关向应，林枫、赵林并告朱德、彭德怀、杨尚昆，指出：新军部队绝对不应该编入八路军，应注意巩固新军干部的团结；晋西北施政大纲六项没有提到坚决实行阎锡山的十大纲领，是一个大缺点；十分注意争取中间派人士，不可使他们感到冷淡和不满。

2月2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提议：上海党的方针，第一是乡村工作，并建立政权及军队，要组织十万军队；第二是上海城市工作，城市工作应非常谨慎，乡村工作要放手大干。应组织上海市委及外县工作委员会。要江苏省委副书记刘长胜到政治局报告一次工作。

3月3日　和王稼祥致电贺龙、关向应：“萧克挺进军方面，盼望你们经常加以注意，给以子弹与干部（学生）的帮助。该部任务是巩固平西根据地，发展冀东游击战争，这在战略上是有颇大意义的。”

3月4日　在陕甘宁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上讲话，共讲四个问题。一、新民主主义问题。民主主义有三种，英、美、法是老民主主义，即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我们是新民主主义；苏联是新新民主主义，即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是暂时的，过渡的，是一个楼梯，将来还要上楼，和苏联一样。二、边区问题。陕甘宁边区的方向就是全国新民主主义的方向，边区有十大好处，即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土豪劣绅、没有发国难财的、没有吃磨擦饭的等，是全国的模范，是取消不了的。三、宪政问题。要揭破国民党顽固分子搞假宪政的阴谋，我们要搞真宪政、真民主。四、磨擦问题。共产党对任何国民党军队不放第一枪，但你放第一枪，我就放第二枪。现在国共之间是大和小打、大团结小磨擦，还不是放着日本不打到处反共的那个时候。

3月5日　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致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等并告新军各领导人电，通报萧劲光、王若飞同阎锡山谈判的经过和今后对阎的基本政策。电报指出：萧劲光、王若飞在秋林镇住四天，受到极大欢迎，谈判是成功的。今后我们的基本政策是，继续团结阎锡山，巩固山西旧军力量在阎的指挥下，保存阎在吕梁山脉的地盘，恢复新军和阎的指挥隶属关系，以利华北和西北的抗战。还指出：为保证此种政策的实现，双方商定划区作战的条件，在晋西以汾（阳）离（石）公路为界，在公路以南，准备停止游击战争；在晋东南以临（汾）屯（留）公路为界，八路军及新军不向路南发展。

同日　关于对阎锡山发函电及宣传联络应采取的态度问题，致电八路军、北方局、第一二〇师的负责人等并告新军各领导人，指出：“目前尊重阎锡山的一定地盘，保存这个国共之间的中间力量，对于抗战与国共合作是有大利益的。”我们及新军应乘此次同阎锡山谈判取得成功的机会，极力争取阎系一切人员，使他们团结成为一个中间单位，彻底打击蒋介石企图消灭阎系取而代之以便直接反共的恶毒政策。

同日　和王稼祥致电王震：靠近榆林的米脂及佳县暂时不要边区化，应维持现状。榆林一带是邓宝珊、高双成等许多中间势力的集中地，我们的政策是极谨慎地争取这些中间势力。绥德、吴堡、清涧、安塞四县边区化，也应是逐步大体上的边区化，不是说和老边区一模一样。在何绍南走后，你的态度要放和缓些，十分注意不要失去中间派绅士的同情。对友军、对绅士和对顽固派完全不同，你们须注意研究这些态度问题。

同日　和王稼祥致电彭德怀：“反磨擦的武装斗争在西北、华北的主要的地区，有暂时告一段落之必要与可能，因蒋之军事攻势已基本上被我击溃，而蒋现时实无法大举‘剿共’。”“我们方面目前任务是在主要地区求得对内和平，以便在半年之内集中力量巩固已得阵地。”实现对内和平的步骤，重心是争取使蒋介石、阎锡山、卫立煌承认军渡、汾阳、临汾、屯留、壶关、林县、漳河、大名一线为双方作战地界，在此线以北的国民党军向南调，在此线以南的我军向北调；而重心的重心又在朱怀冰退出磁县、武安、涉县及承认壶关、林县为我驻军地区。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项英，刘少奇，张云逸，陈毅电，指出：对于蒋介石令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南开之类的无理命令，应一概置之不理。同时还应不断向顽固派提出新问题要求答复，一步一步向之逼紧，才能争取我之独立地位。“在目前阶段内，两党斗争问题即反磨擦问题上的战术，就是攻势防御，而决不可采取单纯防御。”

3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刘长胜报告上海工作。毛泽东发言指出：上海工作，城市工作较好，乡村工作对国民党过于让步，没有积极建立政权与军队。城市工作的中心要放在重要产业部门及大学，职员和学生是产生干部的来源。中央批准上海党的路线，应起草一个给上海党的文件。还指出：东南局工作同志没有大大发展政权、军队的决心，现在应采取华北路线，大大地发展。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关于政权问题的指示。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在人员构成上实行“三三制”。指示说：“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在政权建设上，应力避过右和过左的倾向，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但目前更严重的是忽视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左”的倾向。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

3月7日　和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杨尚昆，指出：我们觉得此时应对卫立煌〔33〕有所让步，将八路军第三四四旅略向北撤。“在此次反磨擦斗争中，我们能够巩固临汾、屯留、平顺、漳河、大名之线，已算很大胜利。在此线以南，应与国民党休战，维持卫之地位。在汾离公路以南则与阎锡山休战，维持阎之地位。在何绍南驱逐后，我们亦决定在边区境内与国民党暂时休战。这种休战现时是完全必要的。”

同日　对蔡元培去世向其家属发出唁电，唁电中称蔡元培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3月10日　出席八路军后方技术干部及技术部门政治干部座谈会并讲话，指出技术工作对革命的重要意义，发扬技术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提高他们地位的必要性，并谈到党对技术干部的关心等。

3月11日　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上作题为《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报告根据反磨擦斗争特别是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从对抗日的态度上，首次对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加以明确的区分，指出：亲日派大资产阶级早已彻底投降日本，准备傀儡登场。欧美派大资产阶级则尚能继续抗日，但其妥协倾向依然严重存在，他们是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顽固派。“中等资产阶级就是除了买办阶级即大资产阶级以外的民族资产阶级”，他们赞成团结抗日。“开明绅士是地主阶级的左翼，即一部分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地主，他们的政治态度同中等资产阶级大略相同”。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都是抗日统一战线中的中间势力。报告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报告强调指出：“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报告阐述了同顽固派斗争的自卫原则、胜利原则和休战原则，即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对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原则作了进一步发挥和具体化。这个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

3月14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起草致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刘伯承、邓小平等电：“（甲）反磨擦斗争必须注意自卫原则，不应超出自卫的范围。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则对全国的影响和统一战线是很不利的。尤其对中央军应注意此点，因国共合作主要就是同中央军的合作。（乙）目前山西、河北的反磨擦斗争即须告一段落，不应再行发展。”

同日　和王稼祥致电贺龙、关向应等，指出：在新旧军斗争停止后，“新军、新政权、牺盟对阎应有一定程度的服从命令和一定程度的独立自主”。“我党在新军、新政权、牺盟中的工作不宜操之过急，不应当什么都同八路军一样，对其中的党员亦不能一开始要求过高，而是逐渐引导向坚定的党员方向走。”

3月15日　和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等，指出：自朱怀冰部被消灭后，蒋介石已下令庞炳勋、范汉杰〔34〕、刘戡、陈铁〔35〕各部主力集中于太南周围，并有加调六个师渡河的消息，目的在迫我军退出陵川、林县一线。“我们此时必须避免同中央军在该地域作大规模战斗，因此须准备让步，以便维持两党合作局面。”

同日　将本日拟就的致卫立煌电发给伍云甫，嘱其转袁晓轩〔36〕面交卫立煌。电报说：“目前抗日局面必须维持，国共合作必须巩固，此为国人所期望，亦先生与弟之素志，延安面叙之意，固始终如一也。惟地方磨擦事件日益加多，如不加以调整，实于抗战不利，除电八路军诸同志注意外，请先生亦作合理之处置，俾一切争论问题得以和平解决”。

同日　起草中央秘书处发全国各台的电报，指出：八路军新四军讨汪救国通电于十五日发表，各地接到后，立即多印多发，在友军中尤应多寄，一切公开刊物均须登载。

同日　出席延安生产总结发奖大会，并讲话。

3月16日　出席因故改期在本日举行的延安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并讲话。他说：妇女的力量是伟大的，世界上什么事情，没有妇女参加就不能成功。全国妇女要加紧团结起来，齐心合力，为争取全国妇女的自由平等而奋斗。

同日　复电彭德怀：“元电〔37〕今日阅悉。从大的方面看，须避免在陵川、林县地域再与中央军冲突。如彼进迫，我应北退，如彼再三再四进迫不已，然后我军加以还击，其曲在彼，否则政治上对我甚为不利。目前斗争重心应移至淮河流域，因李品仙〔38〕现正派队向雪枫、胡服〔39〕两区压迫，蒋介石已注意该地，企图切断我军与新四军联系。我军将来出路，实在中原，此时不争，将来更难了。故提议调三四四旅至陇海、淮河之间，协助彭雪枫创立根据地，并策应胡服，将来再调一部深入苏北，使八路军、新四军打成一片。这种行动，也即是把一个新问题摆在东边，使蒋、卫注意力不得不转向东边，减轻其对华北的注意，华北方能确实巩固。”

3月19日　和王稼祥复电朱德、彭德怀、杨尚昆：一、今后八路军坚守平顺、漳河线，不再退让。二、卫立煌表示希望与朱、彭会谈，请考虑择地与卫会谈。如决定会谈，请将陕甘宁边区、扩军、补充、增饷、新军、河北及皖东进攻新四军各问题全般提出，托他转告蒋介石。

同日　起草王稼祥、谭政复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电：望以后多打电报，汇报新四军在政治工作的各方面如何保证中央路线实行的情况，例如在建立政权、发展经济、执行扩军计划、发展统一战线等方面。

3月20日　和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刘伯承、邓小平等，指出：“山西、河北两省反磨擦行动，全部告一段落，在此期间内，偃旗息鼓，一枪不打，向一切国民党军队表示友谊，求得恢复感情，推动时局好转。”

3月2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在会上提议采取和平攻势策略问题，说：山西新旧军的斗争，我们失去十一个县，但得到晋西北及新军全部，并使阎锡山中立。要巩固晋西北还是一项大的工作。现在各处磨擦已处在一种新的形势，我们要采用和缓些的政策，军事上实行休战，政治上实行和平攻势。只要我们要发展就还会有磨擦，休战也不过是暂时的。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刘少奇及江北新四军各负责人电：“迭电均悉。你们的决心及布置均是正确的，望坚决执行。在这种坚决方针之下，发动新四军全部官兵的积极性，发动凤阳、定远、合肥、无为、含山、全椒、和县、滁县、嘉山、来安、盱眙、天长、江都、六合、江浦等十五县数百万民众的积极性，肃清反共势力，建立民主政权，争取中间势力，争取一切进步的及中间的国民党，并极力讲究作战方法，就能各个击破反共势力的进攻，并在这种艰苦斗争中巩固这个战略上极端重要的抗日根据地〔40〕。在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时期，反共派的进攻是没有人民援助的，你们的自卫战争是能够胜利的。八路军现正设法援助你们，但你们不要靠外面的任何援助，要用完全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精神战胜一切进攻者。”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等电，指出：国民党政府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奉令实行全部反动政策，坚决进攻皖东、淮北新四军，企图将张云逸、彭雪枫等部完全消灭，切断八路军、新四军的联系。八路军有坚决迅速援助新四军的任务，请朱、彭速定具体部署。

3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秘书处召集的中央直属机关、学校在职财政经济及各种技术工作干部会议。并在当天的晚会上作演讲，说召开这次会议，是向埋头苦干与艰苦奋斗的财经工作干部、技术工作干部表示慰问和敬意。

3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秦邦宪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报告。秦邦宪在报告中说，半年来两党关系总的情况是日益恶化、尖锐化。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会议，主要问题是反汪精卫和反共产党，南方局主张至少要派董必武出席，以影响中间力量。毛泽东建议由秦邦宪、林伯渠、邓颖超、董必武四人出席此次国民参政会，得到会议通过。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在国共关系中，抗战以来最大的胜利就是防线的划定。现在我们党的力量可以起半决定作用。八路军、新四军讨汪救国通电的作法较好，我们应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态度。会议决定滕代远调前方工作，由王若飞继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

3月24日　出席陕甘宁边区工人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并讲话，号召边区工人为争取宪政而奋斗。

3月25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及中央军委起草指示，指出：“应使干部明白，所谓国共合作，主要就是同中央军合作，我全体干部在加强对一切军队的团结说服工作中，要特别着重对中央军的团结说服工作。”

3月26日　出席延安各界为周恩来、任弼时等从苏联返抵延安和秦邦宪日前从重庆回到延安，在北门外广场举行的欢迎会。

3月29日　和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刘少奇，项英，指出：我们完全同意朱、彭的决心，将第三四四旅调陇海路南增援华中，陈支队〔41〕调胶东。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磨擦受到严重失败后，磨擦中心将移至华中。在华中武装磨擦中，我方的军事策略应当是：以淮河、淮南铁路为界，在此线以西地区避免武装斗争，在此线以东地区则应坚决控制在我手中；将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则应坚决争取全部苏北在我手中，陈毅部队立即应当向苏北发展。在华中军事磨擦日益尖锐的情况下，国民党顽固派“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地区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遭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支队〔42〕靠拢，再向苏北转移”。

3月30日　汪精卫伪中央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

3月　对蒋介石在三月召开的全国参谋长会议上的多次讲话，作如下批语：“全部讲话表现三点：（一）军队是暮气沉沉；（二）国民党是靠法令吃饭〔43〕；（三）讲的还是抗战。”

4月1日　关于在华北华中的方针问题，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致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彭雪枫，刘少奇，项英，陈毅等电，指出：在华北地区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挑衅，我军应谨守防线，极力忍耐，不还一枪，非得中央同意，不得发生军事冲突，以使山西、河北两省归于平静局面。鄂中、皖东、淮北地区，新四军应坚决地有计划地进行自卫战争，皖东、淮北两地务须坚持，待援军到后反攻。华北八路军应抽调足够力量（四五万人）南下华中增援新四军，打退国民党军的进攻，建设以淮河以北，淮南铁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为范围的新的抗日根据地。“总的目的，在于打退反动进攻，扩大抗日势力，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

同日　为严防国民党军越过黄河进占绥德地区，和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贺龙、关向应并转王震，指出：李文第九十军三个师有偷渡黄河进占绥德警备区的可能，企图隔断陕甘宁边区与华北的联系和进攻边区。因此请贺、关统筹我军的河防布置，无论如何不能让九十军越过黄河，这是关系八路军整个生命的问题。本日，起草八路军河防兵团政治部致第九十军书，希望他们坚持抗日，不要枪口对内。毛泽东嘱萧劲光将这封信铅印广为散发，并登《新中华报》和广播。

4月2日　致电彭德怀：目前局势相当严重，对我威胁最大的是绥德、皖东两点。如河防不守，则前后方联络隔断，延安在危险中。如皖东不守，则皖南部队被隔断，八路军出鄂豫皖边及豫鄂西的道路也被隔断。所以，对李文第九十军的行动和李品仙部的进攻，值得严重注意。

4月3日　致电项英，询问：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在遭国民党军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是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部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党内干部是否已有应付可能遭到袭击的精神上的充分准备等。

4月4日　致电彭德怀：“蒋召周、朱谈判，主要将是华中问题，彼现梦想将新四军调入黄河以北，划黄河以北给我，把我送入敌人手上，堵塞归路困死饿死。我决不能上他的当，故黄克诚〔44〕及彭吴支队〔45〕仍应迅速南下，在周、朱谈判以前到达盐城、宝应、蚌埠之线”。

同日　为“四四”儿童节题词：“天天向上”。

4月5日　关于发展和巩固华中根据地问题，和王稼祥致电彭德怀、黄克诚，陈光、罗荣桓，彭雪枫，刘少奇，指出：蒋介石有停止军事冲突同我进行谈判的意向，企图把八路军和新四军统统纳入黄河以北，划定黄河以北为我两军防区。但是我军不入华中不能生存，在可能的全国性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在黄河以北而不入中原，“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因此，应乘这次反击韩德勤〔46〕、李品仙等部进攻之机，派必要部队南下。“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4月6日　和王稼祥致电贺龙、关向应，王震，指出：李文第九十军原定渡河进攻陕甘宁边区，后经我方质问蒋介石、程潜、阎锡山，同时动员加强河防，知我方有准备，故已改变行动。现判断李文部进攻的危险暂时已经过去。

4月10日　在鲁艺二周年纪念日，题“鲁迅艺术文学院”校名，并题“紧张、严肃、刻苦、虚心”八字校训。

4月12日　和王稼祥复电朱德、彭德怀，指出：同意武安、涉县由卫立煌派县长，向卫再让一步，但对庞炳勋军队进驻这两县应坚决拒绝。目前应力争八路军和中央军的和好团结，朱总能否与卫立煌一晤〔47〕。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朱德电：请你于见卫立煌后即经西安来延安。“见卫立煌谈话中心，在于强调团结抗战，缓和中央军中一部分顽固派的反共空气，向他们声明，只要中央军不打八路军，八路军决不打中央军，决不越过汾离、临屯〔48〕漳河之线以南，要求他们也不越过该线以北。”

同日　关于对蒋介石推动中间派〔49〕向八路军、新四军进攻应采取的方针问题，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及中央军委起草致陈光、罗荣桓，彭雪枫，刘少奇等电，指出：当地方实力派迫于命令向我进攻时，八路军、新四军应在不妨害自己根本利益条件下，先让一步，求得妥协；当他们不顾一切向我进攻，妨害我之根本利益时，应对其一部分给以坚决打击，作为警告，然后仍求得妥协。只有中间派转变成了坚决的不可变化的顽固派，才采取完全决裂彻底消灭的政策。国民党中央军来进攻时，八路军、新四军也应同样采取上述方针。“中央军各级官长中只有一部分军官及政训系统是顽固派，其他多是中间派，也有一部分进步派，决不能把中央军看成都是顽固派。”

4月13日　致电彭德怀：“时局正在发展，可能日益坏下去，最后变为降日‘剿共’的极坏局面，然亦可能拖一个时期。如能拖到一年，那时国际国内条件均将变化，某方〔50〕要降要‘剿’都困难，时局便有确定好转希望。我们方针是力争把目前局面拖下去，同时准备对付最坏局面。”

4月15日　和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项英，指出：一、为对付韩德勤的进攻，第一一五师彭（明治）吴（法宪）支队约一万二千人，不日从鲁苏边出动，向苏北前进，估计约三星期内外可与刘少奇方面配合夹击韩德勤。韩德勤是顾祝同〔51〕唯一嫡系，受我打击后，顾有对皖南、江南新四军采取压迫手段之可能，望项英准备应付办法。惟决不可先动手，应取自卫原则。二、左权、黄克诚率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共一万二千人已从太行山出动，不日到冀鲁边界，随时可调至陇海路南与彭雪枫配合作战。

4月1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项英电：“关于江南、皖南部队应如何适当部署，由你们依情况决定。”“叶、张两团〔52〕以留在江北发展为适宜，你们将来的主要阵地有移至江北之可能。”

4月20日　中共中央致电项英、刘少奇，指出：蒋介石、顾祝同的阴谋是想把新四军江北、江南部队全部陷死在苏南敌后狭小区域，隔断八路军与新四军之联系，以求在适当时机消灭新四军。皖北、皖东、淮南、苏北是我军在全国的最重要的战略地区之一，是击败蒋介石把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困在敌后，消灭新四军之阴谋的重要斗争地区。因此，在与顾祝同的谈判中，绝对不能答允四、五支队和叶、张两团南调〔53〕。叶、张两团及苏北全部均暂归中原局指挥，部队调动应依照中央的电令。至于江南部队如何部署，由项英视情况自行决定。

4月21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刘少奇、张云逸、邓子恢〔54〕并告项英电，指出：你们不要提反对李品仙的口号，也不要提反对桂军的口号，对桂军进攻应取劝告及争取的态度，不到必要时机与必胜地点，不要轻易同桂军作战。“目前中心是在淮南铁路以东，肃清地方反共武装，广泛发动民众，建立以各县抗日联防办事处为名义的抗日民主政权，团结广泛小资产分子及开明绅士加入政权，切不可由我一党包办。对淮南铁路以西地方不可发动游击战争”。

4月25日　关于时局等问题，致电彭德怀：一、“时局一方面加重了投降危险，另一方面仍未丧失克服此种危险的可能性。”二、“国民党的限共与磨擦政策不会改变，但目前还没有与我党立即分裂的意图。”三、李品仙部仍在进攻新四军，请令彭吴支队速向苏北前进，第三四四旅速向淮北前进。“苏北、淮北、皖东是八路、新四两军最重要的生命线，彼既向我进攻，我自不能坐视”。四、“蒋邀周去颇迫切。邵力子使苏，似尚有赖苏救急之意。彼方财政经济问题甚严重，军队战斗力大减，人民离心力日增，蒋的文章并不好做。周去将给以团结抗战之助力。”

4月26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陈毅并告刘少奇，张云逸，指出：“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武装斗争中的自卫原则，并不是要限制自己发展，而是要放手发展，在放手发展中，如遇顽固派阻碍及进攻，则我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打击之。在团结抗战时期，我军不应向友党后方行动，而应向战争区域与敌人后方行动。在战争区域，特别是在敌人后方，我应放手发展武装，建立政权，建立根据地，在有理有利有节条件下，坚决打击阻碍我发展的反共顽固派。”

4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在发言中说：广东省委过去的工作成绩是，发展了进步势力，即发展了党；争取了中间势力，主要在军队方面；同顽固势力的斗争也有成绩。但没有大力发展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是一个缺点。今后工作方针，应把发展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作为发展进步势力的中心，应将工作重心放在武装工作和战区工作。现在应上山还是下水呢？现在一切偏僻的地方都成为国民党的地区，我们不要上山，而要下水，深入敌后活动。对于时局估计，要准备最坏局面，要在最坏一点上来布置工作。

4月　和王稼祥等决定以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的名义，公开出版发行《磨擦从何而来》小册子。其中收集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国民党的六个文件，用事实和材料向社会披露磨擦问题的真相。

5月3日　出席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开学典礼，因身体不适而未讲话。

5月4日　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为中央起草关于在抗日战争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对东南局及新四军军分会的指示。指示针对东南局书记项英存在严重的右倾观点，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扩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对国民党的反动进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等，强调应坚决执行中央多次指出的发展方针。指示指出：在一切日本占领区和战争区域，应不受国民党的限制，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坚持执行防共反共限共政策，“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斗争是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巩固国共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针，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错误”。当然，这种斗争应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估计目前时局的时候，应懂得，一方面，投降危险是大大地加重了；另一方面，则仍未丧失克服这种危险的可能性”。“我们的任务，是坚持地猛力地执行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三项唯一正确的方针，用以达到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目的。如果对时局的估计和任务的提出发生过左过右的意见，而不加以说明和克服，那也是绝大的危险”。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

同日　和王稼祥致电刘少奇：“望令叶飞部开返苏北，在苏北地区放手发展，在今年内至少扩大至二万人枪。严令叶飞定出分期实现计划，立即动手在高邮、泰县、泰兴、清江等县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放手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

5月5日　关于新四军兵力部署问题，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项英、陈毅电〔55〕，指出：一、“同意军部、后方机关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但请注意皖南阵地仍须坚持并发展。二、“新四军一、二、三支队主力的主要发展方向也不是在溧阳、溧水、郎溪、广德等靠近中央军之地区，而是在苏南、苏北广大敌人后方直至海边之数十个县，尤其是长江以北地区”。三、应在吴淞口至南京之间及芜湖以西长江两岸控制多数渡口，务不使被切断渡江交通。四、“速令叶飞在北岸扩大部队，建立政权，不要顾虑顾祝同、韩德勤、李明扬〔56〕之反对”。

5月11日　和王稼祥致电刘少奇：武汉敌人分三路向鄂豫进攻，已占确山、竹沟、泌阳。豫南宜发展，请令李先念路西部队派部队及干部向北发展。

5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冯文彬关于青年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发言指出：青年工作是整个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一部分，各种民众工作的共同目标是抗日，要与整个工作联系起来。

5月27日　出席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欢迎朱德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57〕的晚会。

5月28日　会见和朱德同时抵达延安的作家沈雁冰（茅盾）。沈雁冰向毛泽东讲述了他在新疆一年的经历等。

5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朱德关于国共磨擦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目前时局有拖与好转的可能，当然也要警惕有逆转与发生突然事变的可能性。朱总报告说得很对〔58〕，我们还要努力争取中间势力，对顽固势力也要争取与分化，即使打了他们，也还要争取他们。不能把顽固派当作汉奸打，把中间派当作顽固派打。目前顽固势力削弱，中间派的势力增大，国民党军队的多数军官也是中间派。我们要大大组织进步势力和中间势力，这就必须有统一战线的办法，如实行“三三制”的政权等，同时在理论上也要多作说明。

5月30日　致电贺龙、关向应：战地写生队沈逸千等拟由榆林转赴晋西北工作，请加以保护。

5月31日　新华社奉命辟谣，驳斥日本同盟社捏造的“毛泽东在甘泉逝世”谣言。

6月1日　和王稼祥、朱德致电刘少奇，彭雪枫、黄克诚并彭明治、朱涤新〔59〕：“对华中我兵力布置，军委已有原则电报，今后一切具体行动由胡服之命令实行之，克诚、雪枫、彭朱等均应服从胡服之指挥。”

同日　下午，在杨家岭住处会见到延安参观访问的南洋华侨领袖、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国民参政员陈嘉庚〔60〕和筹赈总会常委侯西反，就中共进行的反磨擦斗争和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作了解释和说明，并设晚宴款待他们。会见和宴会时，朱德、陈绍禹作陪。宴会后毛泽东等陪同陈嘉庚等出席延安各界举行的文艺晚会。

6月4日　下午，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看望陈嘉庚，交谈至夜十时左右。

6月初　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看望沈雁冰，同他畅谈中国古典文学，对《红楼梦》一书发表了许多见解。建议他到鲁艺工作，并送他一本刚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

6月5日　德国对法国发动全面进攻。十日，意大利向英、法正式宣战。

6月9日　和朱德等出席鲁迅艺术文学院成立二周年纪念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他首先说明艺术在革命中的重要性以及鲁艺在两年中的进步，并阐述在抗战中文化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指出为了建立中国的新文化，我们必须向各方面学习，向老百姓学习。

6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纪念“七七”抗战三周年问题，提出中央准备发表纪念宣言，并发一个指示〔61〕，政治局的同志都要写纪念文章等。毛泽东发言指出：目前形势，欧战将扩大，形成英、法、美对德、意、日的对抗。欧战已影响到中国，最近国民党搞磨擦也减少了。写“七七”抗战三周年的文章，要解答一些实际问题，例如政权问题，应当公开说明“三三制”问题，说明只有统一战线政权才能争取中间力量。目前党内错误倾向主要是“左”倾，表现在政权问题、土地问题、群众工作等方面，要发一个中央关于纠正“左”倾错误的指示。我们在党内要紧，但党的政策要宽。

6月11日　和王稼祥致电王震，指出：涧峪岔高双成部队决不能打，此间即派南汉宸〔62〕去榆林交涉。顽固派正挑拨高双成向我磨擦，我们决不可中计。绥德、清涧、安塞、吴堡等四县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县政府及专员公署人员分配实行“三三制”。

6月21日　出席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并讲话，说：“今天开这个会，我心里很高兴。回想前年开新哲学会成立会的那一天到现在，已两年了，工作有了成绩。今年开过了这个年会之后，一定会更好。理论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过去我们注意的太不够，今后应加紧理论研究。现在人的条件比过去好了，有许多文化工作者与哲学家都会聚在这里。必须承认现在我们的理论水平还是很低，全国的理论水平还是很低，大家才能负起克服这种现象的责任。我们要求全国在这方面加以努力，首先要求延安的人多多努力”。

6月22日　法国贝当政府的代表在希特勒德国政府提出的停战协定上签字，法国正式投降。

6月26日、2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二十六日会议上作《关于目前形势的估计》的报告，指出：“法国投降与英国失败，造成了两个对立的帝国主义阵线之间的极大的不平衡状态。这一形势，一方面将促进德、意帝国主义扩大战争胜利的贪欲，促进日本帝国主义加紧进攻中国与侵略南洋的野心；另一方面，又将促进美国帝国主义加紧武装起来走上战争的轨道。目前帝国主义营垒中的形势是：一方面——德、意、日扩大战争，一方面——美国、英国及法国残余不得不对抗德、意、日。”“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时期，一开始即是一个战争与革命交错的时期，而没有一个单纯的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如同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头两年半那样。”“因此，不能设想在这次战争之后，再有一个世界资本主义和平稳定的时期。”中国目前处在新的环境中，主要是：“从英、美、法方面发动的东方慕尼黑危险，已经不存在了，或至少可以说很大地减少了。”“中国投降危险的主要来源，已由英、美、法移至日、德、意，而日本是策动中国投降的最主要的外来力量〔63〕”。共产党力量的发展，“是迫使国民党主体‘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最主要的国内因素”。国民党党内与党外存在着广大的中间势力，还保存着更多的抗日积极性。总之，中国目前的抗战形势是：“一方面投降危险空前的增长了，一方面好转的因素亦增长了”，“总的形势是于抗战有利的”。“虽然即使能好转，目前大体上也必然还是一个拖的局面”。毛泽东这个报告提纲，曾作为党内文件印发。二十七日会议讨论毛泽东的上述报告。讨论结束后，毛泽东作结论，讲了战争问题、革命问题、中国问题、党与非党问题等。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的宣言；召开二百人的干部会议；政治局各同志写纪念“七七”的文章。

6月27日　和王稼祥、朱德致电彭雪枫，刘少奇并告八路军总部，陈光、罗荣桓，同意彭雪枫、黄克诚两部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以彭雪枫为司令员，黄克诚为政治委员。“活动于津浦路西、陇海路南，以对日寇作战，巩固豫皖根据地，扩大与整训部队为中心任务”。“请陈、罗令彭朱支队到徐州以东南下，活动于津浦路东地区。彭、黄应设法抽调一部兵力过津浦路东，帮助苏北发展，俟彭朱支队到达后，苏北部队再行合编，成一八路军纵队。”“华中确应成立统一的指挥部”，“现在华中部队统归胡服指挥，苏北、淮北之纵队，可归彭、黄指挥”。

6月下旬　根据截止至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六日的大量资料，撰写《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发展》一文。文章指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分为片面性与全面性的两个大阶段，这第二个大阶段是从去年九月欧战爆发开始的。但从去年九月到现在，又已有了三个小的发展阶段。”所以，“连同片面性阶段，也可以说共有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帝国主义的片面战争阶段，从一九三一年起至一九三九年八月苏德签订协定止。在此期间，日、意、德三个帝国主义国家已经次第开始了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但英、美、法却不抵抗，反而纵容这种战争，并企图挑动日苏战争和德苏战争，极力避免帝国主义自己的全面战争。第二个阶段是英、法已向德国宣战但并没有展开真面目战争的阶段，从一九三九年八月苏、德签订协定起至一九四〇年三月苏、芬签订和约止。在此期间，英、法、美仍然避免帝国主义相互间的战争，企图引导反苏战争。他们采取种种办法迫德反苏，利用苏芬战争，在世界范围内掀起反苏高潮。在英、美、法的策动和影响下，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发动了反苏宣传，一方面发动了反共高潮。“‘磨擦从何而来’呢？许多人不明白从张伯伦到何绍南这样一条垂直的线索。”第三个阶段是帝国主义双方开始进行真面目战争但还没有扩大到世界范围的阶段，从苏、芬签订和约至一九四〇年六月法国向德国投降。苏联战胜芬兰，订立苏芬和约，迫使帝国主义战争的双方不得不真打起来，世界就明确地划分为三个阵线：德、意、日帝国主义战争阵线，英、美、法帝国主义战争阵线，苏联的和平中立阵线。但在这个阶段内帝国主义战争范围只限于欧洲。法国投降以后为第四个阶段，是帝国主义战争的扩大、持久与准备最后决战的阶段。《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发展》一文，当时作为内部参考材料印发。

7月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在《新中华报》发表。宣言的中心思想是号召抗战到底，团结到底。

同日　为纪念抗战三周年而作的《团结到底》一文在《新中华报》发表。文章指出：投降危险是空前地加重了，“抗战的第四周年将是最困难的一年。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投降分子，战胜一切困难，坚持全国抗战”。为此，中共在政权、军队、财政、经济、文化、教育、锄奸等方面，均必须从调节各阶级利益出发，实行统一战线政策。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

7月6日　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的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讲述《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一九四〇年七月七日发出）。报告分析了处在新的巨大变化中的国际国内形势，指出根据当时形势全党应当执行的各项政策，主要有：在反共高潮下降时期，对国民党应强调团结一致；必须继续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游击队，但应限制在战区、敌人后方及陕甘宁边区境内；纠正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中的“左”倾错误，同时对右倾错误也不放松；继续巩固党的工作，党内要严；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必须执行组织上的隐蔽政策和精干政策。报告在分析中间势力还保存抗战积极性时指出：“中间势力的成分现在比前次更有了新的补充〔64〕，把国民党中央军的大部分也放在里面了。中间势力观念在党内尚未普遍，这是要注意纠正的。”在讲到投降危险与好转的可能性之增加将表现于抗日阵线内部的分化时，指出：“我之任务在争取一切可能好转的部分，争取国民党主体（即蒋介石）延长合作时间而孤立与驱逐一切投降派。”报告在谈到全党应加强统一战线教育时指出：“必须了解，阶级斗争与阶级联合（统一战线）的教育都是阶级教育，二者不可缺一。以前一时期强调斗争教育是必要的，否则不能达到反磨擦的胜利。现在只知团结不知斗争的现象尚有，但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放松了统一战线的策略教育。决不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是重要的。国民党一打一拉的政策我们应该学习。”

7月12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周恩来，刘少奇，项英，陈毅等，指出：“华中目前斗争策略，以全力对付韩德勤及苏北其他顽军，切实发展苏北，对李品仙应取守势并力争和缓，以防蒋、桂联合对我”。还指出：“苏南自陈毅、粟裕〔65〕北上后，兵力较弱，指挥无人。请项英同志妥为布置，以维持我军原有地区，并准备于适当时候，将军部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

7月13日　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就会议对他七月六日报告的讨论情况作结论，进一步解释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战争与革命问题，二、中国问题。结论指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尚有可供革命利用的矛盾，一切国家的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都必须利用这些矛盾，资本主义战线可能在三处被冲破——欧洲、印度和中国。在论述统一战线中团结与斗争的关系时说：“我们历来是强调团结的，今后还是一样——对付一切抗战派。”“我们历来是强调斗争的，今后还是一样——对付一切投降派。”“我们又强调团结又强调斗争——对付一切又抗日又反共的顽固派。”“有时强调团结，有时强调斗争——依顽固派的态度是团结为主还是反共为主而定。”“斗争为了团结——为了延长合作时间。”关于学习问题，指出：“一切皆在变化中，不应该用顽固的形式主义的观点，而应该用活泼的辩证法的观点，去注意一切变化”。例如，这次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就有许多新的东西。有人说“从什么年月学好了，或者什么天才”，这“都是骗人的，有用的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具体环境与具体策略，用点苦功”。毛泽东作的这个结论，曾以党内文件印发，题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讨论时局问题的结论》。

7月16日　国民党提出一个“中央提示案”，提出：将陕甘宁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辖十八个县，八路军在陕甘宁留守部队一律撤至该区内。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地境，规定为冀察两省、鲁北及晋北之一部，八路军、新四军应于奉命后一个月内全部开赴上述规定地区，不得在原驻各地设立留守处、办事处、通讯处及其他一切类似机关，非有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不得越出规定地区。八路军的编制，在三军六个师三个补充团外，再加两个补充团，不准有支队；新四军的编制为两个师；八路军、新四军所有纵队、支队及其他一切游击队，一律限期收束；编军之后，不得再委其他一切名义或自由成立部队。

7月20日　关于对苏北顽固分子的方针问题，和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原局，陈毅，指出：一、与李品仙力求和缓冲突；韩德勤部南下进攻的可能性很大，我华中部队仍应增援陈毅，压下韩的攻势，发展苏北。二、汉奸首领及参加暴动的反动分子头目的土地财产可以没收，但应极谨慎，而不应对一切汉奸、一切反动分子和顽固分子均没收其土地财产，变成相当普遍的没收土地与分配土地运动。三、极力扩大统一战线工作，拉拢一切动摇分子，只打击当前直接向我进攻的一部分，以暂时中立其余部分。

7月24日　经毛泽东、朱德等发起，延安各界举行纪念成吉思汗公祭大会及成吉思汗纪念堂、蒙古文化陈列馆落成典礼。

7月30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等，指出：关于苏北战略，我们同意胡服意见。韩德勤部南下攻我时，我应大举反攻，一举而驱逐或消灭韩部，发展苏北。还指出：同意陈毅意见，对两李〔66〕应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其对我同情或中立，因此目前不应进攻两李部队。

同日　本日和八月一日、四日、七日、八日五天，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67〕关于统一战线工作和南方党的工作的长篇报告，周恩来的报告用了四天多的时间。在八月八日会议上，毛泽东作长篇发言，讲政治形势和党的各项工作。关于政治形势，指出：亲苏、和共、改良是国民党今后的可能发展方向，但需要一个斗争过程。亲苏可能首先实现；和共问题，今后可能出现“大和小战”的局面，同时又可能是“外和内反”；要国民党改变政策，必须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现在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是接近变化的时期。关于党的各项工作，指出：今后要重视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南方党的工作是带全国性的工作。南方党以巩固为主，但在没有党组织或党组织很少的地方发展还是必要的。其工作路线是普遍化，打入社会，肃清内奸，在国民党统治区党内要提出“打入社会”的口号。其经常工作有四项，即政治估计、组织问题、统一战线、文化工作。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统归周恩来管理，以统一党的领导。讲到统一战线工作时，指出：利用矛盾，联合多数，反对少数的策略，是从大革命、苏维埃、抗日三个时期总结出来的。中间势力问题是一个中心问题，现在注意了中间势力，过去许多干部没有这种观念，不了解中国的阶级关系。现在蒋介石大体上处于孤立地位，但还没有完全孤立。最近中共中央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是孤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最好的文章，受到中产阶级的欢迎，上海《大公报》发表了这个宣言。发言强调国民党统治区的文化工作的重要性，要求中央文委建立实际工作机关，组织文化、宣传、教育工作。发言提出要处理好几种关系，即：外来党员与本地党员的关系，军队与地方党的关系，老干部与新干部的关系，正规军与游击队的关系，党与群众的关系，进步势力与中间势力的关系。发言最后指出：过去中央工作方向偏重军事和战区，对南方和日本占领区注意很少，今后政治局须用大力加强这方面工作。中央今后注意力，第一是国民党统治区域，第二是敌后城市，第三是我们的战区。

7月　为《美洲日报》创刊题词：“起来，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而奋斗到底。”

同月　接沈雁冰到杨家岭住处长谈一次，内容是三十年代上海文坛的斗争以及抗战以来文艺运动的发展。

8月1日　和朱德、王稼祥、彭德怀联名发布关于举办军队干部的高级干部班和上级干部班的命令，指出：为了八路军、新四军今后发展的需要，必须培养高级和上级干部，而且现在各部队也可能抽出少数人员受训，故决定在延安军政学院设高级干部班，以培养团级以上干部为目的；在八路军总部设上级干部班，以培养营级以上干部为目的。

同日　为延安大众读物社编辑出版的《大众习作》题写刊名。

8月3日　次女李讷在延安出生。

8月11日　关于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及国民党目前态度等问题，致电彭德怀，指出：全国十八个根据地工作最差最无秩序最未上轨道的是财政经济工作，许多重要工作都接受了苏维埃时期的教训，独财经工作至今没有接受过去的教训，如不速加注意，必遭破产之祸。还指出：“因内外迫逼国民党投降与抗战两派正在激烈斗争与分化过程中，国民党（蒋介石）亲苏、和共及初步政治改良这三个方向，似已不可避免，统一投降与统一‘剿共’已不可能，我们正在力促这三件事的实现。”今后统一战线应有更广泛开展，而中心点是争取国民党政府的二百万军队。

8月13日　和朱德、王稼祥、谭政致电彭德怀、杨尚昆、罗瑞卿、陆定一〔68〕，聂荣臻、彭真、朱良才〔69〕，提出对野战军政工会议和晋察冀军区干部会议的意见，指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在抗战中应有其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是根据党的政策与共产党在民族斗争中的独立性而来的。因此模糊我们政治工作的独立性的原则，无视国民党军队的传统与作法对我们的恶劣影响是不对的。然而所谓政治工作的独立性，并不是要我们抄袭内战时期一切作法，相反地我们应当根据民族战争的环境来确定政治工作各方面的具体方针，我们应当使军队的政治工作变成实现党的每个政策的有力武器。”还指出：军队各种干部，尤其是军政干部，必须了解掌握党的政策与策略，因此必须加强干部中的策略教育，使其成为干部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项；必须明确规定处理军队党与地方党、外地干部与本地干部、老干部与新干部、正规军与地方武装等几种关系的原则；应当注意政治工作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

8月15日　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追悼张自忠〔70〕将军大会。毛泽东送“尽忠报国”挽词。

8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参考莫洛托夫报告、日本松冈〔71〕报告、蒋介石告沦陷区民众书等材料，讨论国际国内政治形势。毛泽东发言指出：日本企图以截断中国西南交通迫使中国言和，而蒋介石没有外援将不能继续抗战，所以中国抗战有和平妥协的可能。要准备这一年多是国际国内的大的转变关头，中国处在大事变的前夜，我们在思想上要有各种准备，政策要非常谨慎。

8月1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李富春关于中央和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绥米地区，要发动民众的春耕秋收运动，使民众得到利益。今后收税，不能增加太多，陕甘宁边区公粮不能收十万担。

8月19日　关于一二〇师的工作，和朱德、王稼祥、谭政致电贺龙、关向应、甘泗淇并告八路军总部，指出：晋西北在新旧军斗争之后，由于未能妥当地实施政策，一部分地主出现对立现象，一般民众也动摇、彷徨，应引起严重警惕与注意。“你们应与区党委共同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中央七七决定，着重指出世界大事变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对于中国抗战是有利的，并在会议中根据中央决定严格检讨自己的政策，号召干部从全局着眼认真研究党的政策。目前部队应以全力进行驻地周围的群众工作，达到安定秩序，巩固民心。”关于晋西北财政困难问题，指出：“要解决粮食、经费的困难，部队应积极向敌占区扩张。同时，必须停止扩大，把中心力量集中在巩固部队，提高现有质量，不可只求数量的扩充。”

8月20日　华北八路军在正太铁路沿线同时向日军发起攻击，百团大战〔72〕开始。此战役八路军先后出动一百零五个团，二十余万人，至十二月上旬基本结束。这次战役，八路军作战一千八百余次，毙伤日军二万余人、伪军五千余人，俘日军二百余人、伪军一万八千余人，八路军伤亡一万七千余人。

8月28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朱瑞〔73〕、陈光、罗荣桓、黎玉等，指出第一一五师、山东纵队及山东地方工作今后的努力方向，主要是：（一）“巩固与扩大一一五师与山纵，使两部打成一片。坚持山东根据地，并在将来必要时准备再调一部向苏北发展。故山东是你们的基本根据地，华中则是你们的准备发展方向”。（二）“对山东抗战作长期打算，因此必须实行正确政策，尤其是财政经济政策”。山东虽已提出统筹统支，但据说各部队仍多自筹自支，民众负担颇重，且无严格规定。“因此，分局、一一五师及山纵应组织统一的财政经济委员会，确实整理财政收入与开支。各地区党政军亦应组织同样的委员会。政策应当是集中的统一的，办理应当是分散的。”（三）“开展山东统一战线，采取纯粹自卫原则，减少军事磨擦。但这不是要我们停止反对投降分子的斗争，而是要我们更努力地从政治上争取中间派，孤立顽固派。”

9月初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中央提示案”，提出关于调整作战区域及游击部队的三项办法：（一）扩大第二战区至山东全省及绥远一部；（二）按照八路军、新四军及各地游击部队全数发饷；（三）各游击部队留在各战区划定作战界线，分头击敌。

9月5日　读范文澜〔74〕关于中国经学简史的讲演提纲后，致信范文澜：“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

9月6日　关于对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大地主和开明绅士以及国民党军官进行分省调查事，致电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饶漱石〔75〕，指出：一、将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大地主与开明绅士加以区别，每类每省调查数十人至一百人，每人立一小传。对国民党军官进行调查，总司令、军长、师长每人也立一小传。

同日　中共中央军委致电中原局、新四军：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军令部已向顾祝同发出扫荡长江南北新四军的命令，请叶挺、项英、刘少奇准备自卫行动，皖南尤须防备。

9月1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指出：“目前国际国内的政治情况，正处在剧烈变化的前夜，我党对于这种变化，必须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国际方面，帝国主义战争带有扩大、持久与准备决战的性质，抗日的中国则将成为帝国主义者双方争夺的对象。国内方面，是三种势力及三种可能性之间的激烈斗争时期，顽固派要求维持现状，投降派准备组织贝当政府，进步派与中间派则要求亲苏、和共与政治改良。第三种可能性的实现，即是中国时局的初步好转。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将是日益不利于顽固派，而日益有利于进步派与中间派。党内对于时局的悲观估计与不耐烦情绪，显然是不正确的。我们必须在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军事上加速准备一切条件，一方面准备迎接时局好转，一方面又准备对付投降派的突然事变。

9月1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发言中，首先对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作了说明，指出：应补充现在中国处在大事变的前夜。目前时局趋势有三个方向，一是维持现状，使抗战有利于大资产阶级；二是进步，在不损害大资产阶级利益前提下，对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部分的让步；三是投降，在重庆失守后中国将变为南北朝，会产生中国的贝当式的投降政府与汪精卫合流。我们的方针，是团结与争取进步派、中间派，分化顽固派，争取可能变化的顽固派，反对投降派，以争取时局的初步好转，即亲苏、和共、政治改良的实现，再争取时局的彻底好转，即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建立。同时，我们必须在政治上、军事上、思想上、组织上准备可能到来的突然事变，使我们在任何可能变化条件下都能应付。其次，对几个具体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关于百团大战，指出不要说百团大战是大规模的战役进攻，现在还只是游击性的反攻。关于民族形式问题，指出我们的立场应该是发展新的东西，反对旧的东西，反对复古思想，但须运用民族的形式。还在会上提议组织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统一边区党政军工作的领导，会议通过了这一提议。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复电叶挺、项英，对叶、项九日来电中提出的目前在苏北的新四军各部及八路军一部在军事行动上暂时统一于新四军军部指挥的问题，指出：“在苏北防战条件及地理远隔条件下，八路军、新四军只能作战略配合，不可能希望他们作战役配合，两军各部均应准备独立作战，各部均不向韩进攻，而于韩向我进攻时各个击破之。”“八路军苏北各部，既分散又复杂，不宜变动指挥关系，皖东亦归中原局指挥为宜，陈毅可改归你们直接指挥。”

9月23日　在杨家岭作《时局与边区问题》的报告。关于时局问题，指出：帝国主义战争的趋势是扩大和持久，现在还是处在最后决战的前夜。中国时局的发展有三种可能性，一是不变，一是变好即进步，一是变坏即投降。变坏是投降派的路，如果重庆失守，可能出现中国的贝当，这就是现在的突然事变。我们同国民党蒋介石的关系，团结与斗争都要，但现在是以团结为主。我们的方针，要一方面放在争取时局好转上，一方面放在对付坏转上，在某一种意义上，在布置工作时应以对付坏转为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战问题上可分为三派：右派即投降派，中派即顽固派，顽固派中的左派即可变派。对投降派要完全孤立，要打倒；对顽固派也要孤立，但还要团结他们；对顽固派中的左派，要分化和拉拢，必要的斗争和批评也是需要的。过去，我们没有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较好的同盟者。文化运动要大大发展，有文化的有知识分子的军队是不易消灭的。过去对知识分子没有大量吸收吃了亏，对敌后民主政权建设太慢也吃了亏，武汉失守以后，这两条都不好办了。对百团大战的估计，百团大战是“敌我相持阶段中一次更大规模的反扫荡的战役反攻”。这是“一次”，因为以后还要有；“更大规模”，表示以前有过大规模的反扫荡，但这次更大；“反扫荡的战役反攻”，表示不是战略反攻。百团大战各地方都要干，要继续下去，同时要有防备顽固分子背后进攻的部署。关于边区问题，指出：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源地，又是全国有名的政治的文化的中心。边区还不巩固，首先是外部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其次是本身的建设也不够。边区的经济，原有的农业、手工业发展了，又增加了新的工业。新的国营经济，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与俾斯麦的和列宁的都不同。要消灭党内资本主义思想，发展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边区党代表大会把资本主义痛打了一顿，但有些地方是打得超过范围。党外资本主义是要发展的。边区有四种经济，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合作社经济、半自足经济。私人资本主义要节制，但非打击，更非消灭，消灭限于党内。要处理好几种关系，新老干部关系，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关系，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关系，党的干部与非党干部关系，正规军与游击队的关系。

9月2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毛泽东提出的陕甘宁边区工作问题，决定边区中央局组成人员的名单和由任弼时领导边区工作，中央局以高岗为书记，谢觉哉为副书记，常委还有林伯渠、萧劲光、高自立、张邦英、王世泰、刘景范。原边区党委名义仍然存在。在讨论边区财政经济问题时，毛泽东指出：各个根据地的中心问题，都是经济问题。整个经济工作要实行自给的原则，边区要实行六万五千人的自给，要把经济建设当作党与民众团体整个工作的中心，边区党委和政府工作的中心。今年公粮以决定征收九万担为好。在我们自己的区域，在革命战争时期，不能机械地执行工人八小时工作制，不能无条件地增加工资。官富民富是对的，但在党员中不要提发展私人经济的口号。在党内反对贪污腐化，反对发财思想是对的。

9月27日　德国、意大利、日本在柏林签订军事同盟条约。

9月30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并告叶挺、项英，陈毅，指出：陈毅、黄克诚部在苏北运河以东地区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不仅扩大主力，并应建立无数的小游击队，建立新政权，这样才能击破韩德勤。同时对韩德勤部中下层及苏北各顽军与地方人士，应广泛开展联络工作，争取同盟者，孤立韩德勤。

10月3日　为黄克诚〔76〕率领的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阜宁、盐城地区增援新四军陈毅部反击韩德勤进攻一事，致电周恩来，指出我们的方针是“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让周恩来先告何应钦停止韩德勤的进攻行动，否则八路军不能坐视。四日，反击韩德勤进攻的黄桥战役打响，六日战斗结束，这一战役歼灭韩德勤部一万一千余人。

10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对德、意、日三国签订军事同盟条约一事作分析，指出：三国同盟条约订立后战争会扩大。中国有可能利用帝国主义大战来解决中国民族战争的胜利问题。我们党的政策是进行独立自主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要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对付共同的敌人，但不能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现在我们应加紧反对德意日同盟的宣传。关于参加国民参政会问题，发言指出，现在的国民参政会，是在大资产阶级统治条件下多请一些客罢了，只有建议权、调查权、询问权，没有决议权，人员也增加很少。我们的态度仍是主张召集有全权的国民大会。

10月7日　延安清真寺举行落成典礼。毛泽东题写寺名“清真寺”。

10月8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等，指出：蒋介石令顾祝同、韩德勤扫荡大江南北新四军，大江南北比较大的武装磨擦是可能的。主力战将在苏北与江南。最困难的是皖南的战争与军部。我们意见，军部应移到第三支队地区，如顽军来攻不易长期抵抗时则北渡长江，如移苏南尚有可能，也可移苏南。向南深入黄山山脉游击，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是最不利的。

10月9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叶挺、项英，指出：国民党军“无论何部向我进攻，必须坚决消灭之。只有消灭此等反共部队，才有进攻日寇之可能。你们的部署与决心是完全正确的，国民党任何无理责难都不要理它。”陈毅部大胜，振我士气，黄克诚南下增援是完全正当的。

10月11日　关于在山东缓和磨擦的问题，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朱瑞，陈光、罗荣桓：“目前方针是缓和磨擦，强调团结。除电胡服、叶、项缓和对韩、李〔77〕关系外，山东方面亦应对沈、秦〔78〕缓和一下。只要沈、秦各部没有向我进攻，我即不向彼等行动，双方维持现状，各守现有防地，仅在彼方进击时，我才反击之。”

同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争取苏北著名绅士致电陈毅，黄克诚，项英，刘少奇，彭雪枫，指出：江浙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心，韩国钧、黄炎培、张一麐等为江苏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著名代表，如果我们能够以正确的政策耐心地争取他们与我们合作，则对于争取整个江浙民族资产阶级集团以及整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很大的作用，对于孤立买办大资产阶级集团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望你们把与韩国钧等苏北绅耆的统战工作看成是党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最重要的任务，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提到党的策略原则的高度。

10月12日　为留用黄桥战役俘虏的国民党官兵和大批收容知识分子，和朱德、王稼祥致电陈毅并告叶挺、项英、刘少奇、黄克诚：“俘虏兵只释放少数坏分子，其余一概补充自己，加以训练，增强部队战斗力。下级俘虏军官亦应留一部分稍带革命精神者，其余官长一概优待释放，不杀一人（不论如何反动）。”对知识分子，只要是稍有革命积极性，不问其社会出身如何，来者不拒，一概收留，为建设广大抗日根据地之用。

同日　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因为蒋介石站在反日立场上，我们不能在南方国民党统治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曾生部队在东江失败〔79〕就是明证。“因此军部应乘此时速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皖南战斗部队，亦应以一部北移，留一部坚持游击战争。”新四军皖东部队，应迅速部署向西防御，坚持皖东根据地。“皖东决不可失，如失皖东，则蒋介石必沿运河、淮河构筑封锁线，断我向西之前途。”

10月13日　关于韩德勤进攻失败后华中的工作方针，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刘少奇，陈毅，指出：“为对付日寇进攻，为巩固国内团结，华中磨擦在韩进攻失败后，应设法暂时缓和一下，采取完全自卫的方针。苏北韩失败后，我应加紧开展地方工作，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扩大与整训自己的部队，对韩不应进攻，而应在韩再向我进攻时，各个反攻击破之，否则会妨碍我在重庆之统一战线工作。但胡服建议控制旧黄河以南阜宁一带战略要地，是必要的，可执行。”“对李品仙应力求和解，这是有关桂系与我们的整个关系。”

10月14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陈毅并告刘少奇，叶挺、项英，黄克诚，提出同韩德勤等谈判的主要条件，请韩德勤及李明扬、陈泰运〔80〕转陈国民党中央及顾祝同下令：“（一）停止安徽向皖东进攻。（二）撤退皖南对新四军之包围。（三）撤退苏南对新四军之包围”。

同日　关于建设苏北根据地等问题，和朱德、王稼祥致电陈毅并告刘少奇等：“建设苏北根据地是很大工作。同意陈毅统一苏北军事指挥，同意胡服去苏北与陈会合，布置一切”。“注意苏北与皖东打成一片，不要使中间有间断。尊重李明扬、韩国钧等中立态度及其利益，注意收集蒋、顾、韩的反共证据（人证物证），注意收集知识分子，注意调节各阶层利益，实行政权中的‘三三制’，预防‘左’的危险，注意组织财政经济工作，从长期战争出发，勿使人力物力浪费。”

同日　关于注意吸收职业教育社代表参加苏北政权工作，致电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并告叶挺、项英，彭雪枫，指出：“你们注意吸收陶行知等生活教育社人员去参加苏北文化教育工作是对的，这是主要方面。但同时也应注意黄炎培、江问渔等所领导的职业教育社在江浙两省知识分子中有颇大影响，因为黄、江不仅在文化教育界有地位，而且是经营工商业的民族资本家著名代表，因此，你们也应吸收职业教育社社员及其各方的有关人员，参加我们的文化教育和财政经济事业。”应设法同江浙民族资本家代表张一麐、黄炎培、江问渔、褚辅成、穆藕初等联络，欢迎他们派人或介绍人参加苏北根据地的各项工作。

同日　致电周恩来、叶剑英，指出：“苏北根据地的工作对全国有重大政治影响，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成为我们建立苏北模范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问题之一”。“因此请你们除对生活教育社人员加以联络，鼓励他们去苏北外（这是主要方面），同时亦对黄炎培、江问渔、张一麐、褚辅成等江浙民族资产阶级之代表加以联络争取工作，向他们说明苏北事件真相，说明我们在苏北的各种政策，征求他们对苏北问题的意见，约请他们派人和介绍人到苏北去办教育文化事业，去投资兴办实业，并说明我们欢迎他们派人和介绍人参加苏北的政权工作和民意机关工作，以便经过他们，扩大我们争取江浙民族资本家的范围，并帮助我们巩固苏北根据地。”

10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关于对待反共俘虏的问题。会议决定：对反共俘虏今后原则上一律不杀害，也不要他们自首，而应加以优待；对这一问题，中央应有明文规定。会议还决定由毛泽东起草关于地方党与军队关系的决定。

10月18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优待反共俘虏的指示。指示说：“任何国内反共派向我进攻被我捕获之俘虏官兵、侦探人员、特务人员及叛徒分子，不论如何反动与罪大恶极，原则上一概不准杀害。这一政策是孤立与瓦解反共派的最好方法，应使全党全军从上至下有普遍深入的了解。”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北方局、冀南区党委、晋冀察分局、第一二九师并告山东分局、第一一五师、中原局电，指出：“根据九月十五日彭真电所述冀南的土地政策，我们认为是过左的，是违反抗日统一战线原则的，业已造成了严重结果。”“晋东南及山东两地土地政策是否有过左错误，望北方局、山东分局及一一五师加以检查报告我们。”

同日　关于防止和纠正“左”倾错误的问题，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叶挺、项英，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并告彭德怀、杨尚昆，刘伯承、邓小平等电：“由于没有使中下级干部彻底了解，由于上级没有事先预防与及时检查，致使许多地方犯有极左错误，主要是在土地政策、劳动政策、财政政策、锄奸政策、对待知识分子政策、对待俘虏政策、对待国民党人员政策，以及我之政权组织上表现过左。其结果是缩小了我之社会基础，引起中间势力害怕，给日寇、汪逆与顽固派以争夺群众团聚反动力量的机会。待错误形成再去纠正，已使我们受到极大损失。现在华中工作正在发展（山东亦然），你们必须预防下级执行政策时冒犯过左错误，你们必须懂得‘左’倾错误是当前主要危险，必须及时检查下级工作，纠正过左行动，否则在敌人与顽固派的夹攻中要取得我党我军发展与巩固的伟大胜利，要长期坚持根据地，是不可能的。此事望你们尖锐地提起全党全军注意，切勿等闲视之。”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八路军各办事处负责人电，指出：“国民党有抄袭我办事处之可能，为慎防起见，望将一切秘密文件烧毁并随时准备对付抄袭，而以沉着态度出之，任何时候不要惊慌散乱。”

10月19日　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发出致朱德、彭德怀、叶挺电（即“皓电”），断然拒绝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中央提示案”提出的调整作战区域及游击部队的三项办法，强令八路军和新四军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撤至黄河以北（即“中央提示案”第三项所规定的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地区）。

10月20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必须保留兴化〔81〕及韩德勤方有文章可做，否则我重庆办事处有被攻击危险。我军应在大邹庄以东、射阳以北、蚌延河以南停止，进行谈判。速告黄、陈〔82〕，至要至要。近日国民党对我十分险恶。”

10月2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目前形势问题举行的临时会议。会议认为，目前时局有由小风波转到大风波的可能，如果美国进占新加坡，日军退出武汉造成国共分裂，而苏联对中国又没有援助，这将是中国的最黑暗的局面。党的工作布置应放在准备整个东方大黑暗的基点上。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时局的指示。

同日　起草朱德、彭德怀复蒋介石电，答复蒋十二日来电对苏北事件的查询，揭露国民党军韩德勤部进攻苏北新四军的真相。

10月24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陈毅、粟裕：“关于军部北移与胡服会合、统一领导华中问题，我们已屡电叶、项，你们可去电催。”

10月25日　将周恩来十月二十四日来电转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周恩来来电说：目前国民党方面的种种情况，“均证明反共高潮是在着着上升，何白十九日电是表示了国方决心”。“如果国际形势更利于英美派，局部‘剿共’会进入全面反共”。

同日　关于对世界形势的估计及对国民党可能进攻的对策，复电周恩来并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指出：国民党英美派“现在仍是动摇于英美路线与贝当路线之间，他们仍不敢过于得罪苏联，全面反共的决心也不容易下”。“但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目前，“我们的对策是稳健地对付国民党的进攻，军事上采取防卫立场，他不进攻，我不乱动。政治上强调团结抗日”。强调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各根据地上实行完全的自足自给（边区已有准备），再支持一年，世界形势就大变了，目前是准备待机时期”。

同日　为准备对付最黑暗的局面，再致电周恩来并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国民党现在发动的反苏反共新高潮，一方面是放弃独立战争参加英美同盟的准备步骤”。“一方面也有向日本示意的作用。国民党愿意替日本担负镇压中国民族革命的责任，以求交换日本对国民党的让步，同时又将加入英美同盟吓日本，以求日本的让步，故何应钦等反共活动特别起劲，日本也正在拉蒋、何”。我们要准备蒋介石做贝当，准备他宣布我为反革命而发动全面反共，准备对付最黑暗局面。

10月29日　收到周恩来关于对付国民党新高压政策的意见的电报，立即转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陈毅。周恩来来电说：“国民党目前是从局部讨伐入手。一月满期后，拟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各地办事处，然后实行局部讨伐，亦即东讨北锁的高压政策。”

同日　关于目前时局，致电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项英，指出：一个月来英、美与德、日、意在中国的斗争是异常激烈的。“英国的开放滇缅路〔83〕，美国的借款〔84〕，尤其是撤侨，都向中国表示英、美的反日决心，要求中国不跑德、意、日路线，而英、美两使坐镇重庆，紧紧拉住蒋介石不让跑掉。”“运城、鄂北两飞机场的停开，阿部〔85〕的回国，南宁的撤兵〔86〕，海通社〔87〕在重庆正式开设，则是表示日本让步和德国劝和的开端。”“蒋介石现在是待价而沽，一方面准备加入英美同盟，一方面也准备加入德意日同盟。”“目前是蒋介石最得志时候”。“在七八月间蒋介石确曾准备于重庆失守时迁都天水，准备亲苏、和共与某些政治改良，至九月已动摇，至十月乃大变，这是德意日同盟与英、美对日积极化的结果。”但无论哪一种局面，国共间的严重斗争是不可免的，蒋介石驱逐新四军、八路军于老黄河以北而封锁之，这一计划是有了决心的。十一月一日，毛泽东对这份电报作了一些修改，发给八路军、新四军的有关负责人。修改的文字指出：“我们一方面要坚持华北、华中各根据地，一方面要打破蒋介石的进攻，这就是我们所处的严重局面。如何有步骤有计划有秩序地冲破这一严重局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11月1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周恩来、秦邦宪、何凯丰、叶剑英电，指出：“对何白‘皓电’则尚须迟几天拟复，因‘皓电’是哀的美敦书，我们态度须恰当，并无置之不理之说”。“根本问题是此次决裂即有和大资产阶级永久决裂之可能，故政治措词容易，军事部署困难。”目前有两个方案：（甲）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乙）政治与军事上同时进攻。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电告八路军、新四军各部：据重庆确息，蒋介石已在积极准备十一月中旬开始“剿共”。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复电叶挺、项英：“（甲）三十日电悉。要求顾祝同划郎溪、广德、溧阳、溧水、金坛、宜兴六县为我防地，并保证移动时沿途的安全，你们可答应移苏南。如顾不同意，可求希夷〔88〕先生去苏北一行。（乙）皖南各友军中联络工作应大大发展。这对于你们今天有特别严重的意义和作用，你们在这方面的成绩是不大的。”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项英电，指出：“（一）希夷及一部工作人员必须过江北指挥江北大部队。（二）你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苏南再渡江北，或整个留皖南准备于国民党进攻时向南突围，二者应择其一，这一点可以确定。（三）如移苏南须得顾祝同许可，如顾不许可则只好留皖南（因据来电直过皖北已无可能），但须准备打内战，并蒙受政治上不利（蒋介石‘进剿’新四军的计划是决定了的）。望考虑电复。”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叶挺、项英，张云逸，陈毅、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甲）蒋介石已通知我们限在十一月二十日以前，将在华中与山东的新四军、八路军一律开至华北。近据确息，蒋已令汤恩伯率九个师、李品仙率三个师立开豫、皖，准备期满后向你们进攻，皖南、鄂中两方面亦必有进攻布置。（乙）你们应立即开始加紧军事、政治各方面的准备，补充兵员，厉行整训，征集资财，加紧根据地的创造与巩固，加强友军中统战工作，加强部队中政治工作，并预计如何打破蒋介石的这一严重进攻，预先向内部与民众宣传反共如何是罪恶，是为至要。”

11月2日　致电周恩来：“中央几次会议都觉此次反共与上次不同，如处理不慎，则影响前途甚大。故宣言与指示拟好又停。今日会议，讨论你东日〔89〕来电，仍主表面和缓、实际抵抗，宣言决定暂时不发，只发一简要的对内指示及答复何白‘皓电’。此次反共是国民党发动的，投降危险是严重的，让各中间派纷纷议论揣测，我们在时机没有成熟以前不拿出积极办法，稍等一下再说话不迟。现距何白‘皓电’限期尚有二十天，拟日内拟好复电，待十号左右拍发，不必复得太早。对时局宣言，虽已有基本估计，并已拟好决定，但尚须看一看日苏谈判与美国大选后形势，看一看日蒋关系的发展，才能决定发表。”

同日　和朱德、周恩来等致电印度国民大会主席尼赫鲁，对他被印度当局逮捕入狱表示慰问。

11月3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何应钦白崇禧‘皓电’，中央决定用朱、彭、叶、项名义答复，采取缓和态度，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爆发时间。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你们有何意见，盼立复。”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周恩来电：“（甲）冬酉电〔90〕悉，所见甚是，望即刻开始作紧急布置，博古、凯丰即回。（乙）我们的炸弹宣言，已决定缓发，待时机成熟时发，并先得你的同意。复何、白电，亦推至十号左右，惟此电内容决取缓和态度，在彼方没有动兵以前，一切对外表示，均取缓和态度，不必着忙。（丙）军事方面正在部署。”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指出：“目前时局，处在转变关头，我们处理恰当与否，关系前途甚大。蒋介石准备投降，决心驱我军于黄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锁，置我于日蒋夹击中而消灭之，其计至毒”。“在此次反共高潮中，甚至以后相当长时期内，我们与蒋介石并不表示决裂，而提出请求撤惩何应钦，坚持抗战国策，撤退反共军，给人民以自由，释放抗日政治犯，恢复国内和平，召开国民大会等条件”。“惟你们一切部署，应放在反共军必出动之判断上，放在最黑暗局面上，丝毫不能动摇，以免上蒋的当。”

同日　复电周恩来：“我们亦判断蒋目前还处在三角交叉点上〔91〕，对德日谈判，目前还在讨价还价中。”“我们现在是两面政策，一面极力争取好转避免内战，一面准备应付投降应付内战，而把重点放在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方面，方不吃亏，方不上蒋的当，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有了这一着，就不会重踏陈独秀的覆辙了。”

同日　致电李克农、项英并告周恩来：“蒋介石准备投降，加入英美集团的宣传是掩护投降的烟幕弹，再不要强调反对加入英美集团了，要立即强调反对投降。目前的投降危险是直接的投降危险，目前的反共高潮是直接投降的准备”。“以上估计速告南方各省党部及党外人员。反对直接投降，是目前全国的中心任务。”目前统战活动要十分加紧。李克农速向白崇禧的秘书等建议不要上蒋介石投降反共的当，必须看清楚蒋介石此次推动桂军打先锋的阴谋，速速停止覃连芳〔92〕军的东进。速告各方准备对付全国规模的黑暗局面。全党应该完全地、有秩序地退却下来。

11月4日　关于争取友军的工作，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刘少奇，张云逸，陈毅、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指出：“根据华北（朱怀冰三个师打八路军时，由于我们火线上的统战工作，其中一个师守中立）、陕甘宁边区（保安队和我们交战时，由于我们的联络工作，预三师在旁边观望不动）和苏北黄桥（由于陈毅统战工作的结果，两李及陈泰运严守中立）等反磨擦战斗的经验，在反磨擦的武装斗争中，加紧争取友军对我同情或严守中立的工作，不但有很大的意义，而且有很大的可能。”在今天华中的条件下，一方面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较我军占优势，另方面在那里聚集着各种不同系统的地方军和杂牌军。“因此，立即动员一切可能的党政军民力量去进行争取友军工作，成为你们今天最中心任务之一。”“陈毅对两李及陈泰运等之统战工作，有丰富宝贵之经验。望大家加以详细研究，加以发扬，广泛运用。”

11月5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撤退问题致周恩来电，要周恩来令李克农向国民党方面表示，为避免内战、顾全大局计，新四军准备遵令北开，但在未渡江以前尚有许多事要办，桂林办事处尚须保留。待北开后，办事处亦遵令撤退。并要周恩来也向何应钦、白崇禧及各方作上述表示。还指出，桂林办事处内部应实际准备撤退，以免受损失。

11月6日　将起草的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复何应钦、白崇禧电报稿的要点，电告周恩来，征求他的意见。

同日　关于应同英、美作外交联络等问题，致电周恩来，指出：“蒋加入英美集团有利无害，加入德意日集团则有害无利，我们再不要强调反对加入英美集团了，虽然我们也不应该提倡（因为它是帝国主义战争集团）。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这三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以期制止投降打击亲日亲德派活动。”“‘剿共’则亡党亡国，投降则日寇必使中国四分五裂，必使蒋崩溃，请你利用时机向国民党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以图挽救。是否于适当时机，请求见蒋面陈一次，亦请你考虑。”

同日　为动员党内外一切力量制止蒋介石“剿共”降日，致电李克农，项英，董必武〔93〕并告周恩来，指出：我们应向国民党人员及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说明“剿共”则亡党亡国，投降则日寇必使蒋崩溃。但说话时，不要骂蒋骂国民党，只骂亲日派。要告诉党员和一切抗日人员，只要大家团结与积极活动，制止“剿共”投降还有可能性，还有这种时间。

11月8日　致电周恩来，告以复何应钦、白崇禧电，拟用“佳电”发出。

11月9日　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电何应钦、白崇禧，驳斥何白“皓电”，拒绝要八路军、新四军撤到黄河以北的命令，但表示为顾全大局，江南新四军部队可以移至长江以北。这个电报即“佳电”，由毛泽东起草。

同日　关于“佳电”发出后的宣传工作及对各方进行活动问题，致电周恩来，指出：“佳电”中“明确区分江南、江北部队，江南确定主力北移，以示让步。江北确定暂时请免调，说暂时乃给蒋以面子，说免调乃塞蒋之幻想。你处对外宣传，请强调免调各理由”。“又‘佳电’所称肺腑之言，乃暗示彼方如进攻，我方必自卫，而以鹬蚌渔人之说出之，亦请对外宣扬，以期停止彼之进攻。”李宗仁〔94〕有将由桂赴立煌开会之说，如过重庆，请与开诚一谈。汤恩伯是否向东移动乃蒋介石是否有决心进攻的表现，判断在我尚未复电表示态度前汤或只作移动准备，尚未实行移动，故我应设法活动使其不动。请考虑可否对张冲〔95〕表示，如汤东进则战争难免，皖南部队北移亦难免发生波折，我方均不负责任。刘少奇已到盐城，正与黄克诚、陈毅开会，准备对付汤恩伯、覃连芳的进攻。他们计划，如汤、覃进攻，即动手解决韩德勤，此亦蒋介石、顾祝同的利害问题，请考虑作适当表示，或亦可延缓其进攻。

11月10日　致电叶挺、项英，就叶挺同顾祝同谈判事指出：叶挺见顾祝同时，请要求顾电蒋介石，停止汤恩伯、覃连芳两军东进，否则引起战事，由彼方负责。覃军两师已到商城、固始，覃及各师长均集立煌，计划攻皖东。汤军九个师在南阳准备东开，形势紧急。“希夷谈判时，应以此项大局为第一位问题，其余都是第二位问题。”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黄克诚、陈毅，陈光、罗荣桓，指出：“东北军五十七军霍守义〔96〕师已由鲁南向苏北转移，这对苏北是一个麻烦的问题。你们必须立即考虑应付策略，指示徐海线附近部队，我对东北军基本政策是争取，不是打击，你们应考虑于其南下时，我取欢迎态度（不管他如何顽固），告以苏韩〔97〕各种反动证据，劝其不要参加磨擦，于其向我进攻时，我应先取让步态度，只有至万不得已时才作自卫反击，但随即退还人枪，争取友好。”

11月12日　致电周恩来、叶剑英：根据七日国民党中央所发第二十四号政治情报，足证彼方目前尚无投降与全面“剿共”的决心，我方反投降反内战的活动如果有力，制止投降、内战尚有可能性。

同日　致电周恩来，李克农，项英，刘少奇、陈毅，董必武，指出：“蒋介石一面调兵遣将准备进攻新四军，一面却仍怕乱子闹大不好收拾。你们应向各方面放出空气，略谓华中方面有三十万大军（二十九个师）准备向新四军进攻，我们希望能停止出动，以免演成内战，两败俱伤，敌人获利。但如一定要打新四军，则新四军不能不自卫，八路军亦不能坐视不救，那时乱子闹大，彼方应负其责。这种空气如放得适当，可能停止或延缓其进攻。”

同日　再致电周恩来，李克农，项英，陈毅、刘少奇、黄克诚，彭雪枫，董必武，彭德怀，指出：你们应将蒋介石调动二十九个师进攻新四军的事实公开宣布，不应秘密。“你们应向各方宣传上述军队准备大规模进攻的严重形势，如果打响，就是大规模内战，鹬蚌相争，只使日本人渔人得利。目前苏北业已和平，如又发生战争，新四军不能不自卫，八路军亦不能坐视，衅由彼启，我们不能负责。你们应向各方奔走呼号，为制止内战挽救危亡而奋斗”。

同日　前往距延安城十五里的柳树店，看望正在中国医科大学治疗肺病的续范亭，被正在开会纪念白求恩大夫去世一周年的该校师生请进礼堂讲话。毛泽东勉励大家，要向白求恩大夫学习，为革命多做工作，多做贡献。

11月13日　致电周恩来、叶剑英，请向何应钦、白崇禧交涉，撤退准备进攻新四军的霍守义、莫德宏〔98〕两个师，并停止其他部队的行动，否则我军将实行自卫，届时责由彼负。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目前正从重庆设法，缓和汤、李〔99〕进攻，朱、彭、叶、项联名致何、白‘佳电’已发出，周、叶正在谈判，做到仁至义尽。如彼最后决心进攻，毫无转圜余地，我们方可动手打韩〔100〕，故目前只能作打韩准备，不能马上动手，至必须动手时，我们当有命令。”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彭雪枫并告刘少奇：“（一）目前在政治上军事上均只能作防御的自卫战。（二）只能依靠现有兵力，不能希望华北增援。（三）目前在重庆办交涉，须做到仁至义尽，不能马上动手打。”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对于国民党在华中举行的军事进攻，决采取自卫的防御战，兵力上除陈、罗〔101〕调动一部外，华北各部暂不调动。另在重庆及各方进行统战活动，以求在政治上取得有理有利地位，并使抗战能再拖一时间，这种可能性还未丧失。”

11月14日　复电周恩来：“根据七日中央指示〔102〕及朱彭叶项‘佳电’所取政治立场，军事上亦取完全自卫的防御战，并力求不爆发大冲突。”“已令苏北取拉韩政策，非至万不得已时不得解决韩，与重庆活动配合一致。”

同日　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制定“剿灭黄河以南匪军计划”和“解决江南新四军案”。接着，密令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第二十一集团军李品仙和鲁苏战区韩德勤等部共二十万人，准备向华中八路军和新四军进攻；密令第三战区顾祝同部从浙赣前线抽调兵力，部署围歼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

11月15日　致电周恩来，项英，董必武，刘少奇，彭德怀，陈毅、黄克诚，张云逸，彭雪枫，李先念，八路军三个师，晋察冀军区，指出击退蒋介石此次反共进攻的方针和措施是：“对于蒋介石此次反共进攻，决对皖南取让步政策（即北移），对华中取自卫政策，而在全国则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用以争取中间势力，打击何应钦亲日派的阴谋挑衅，缓和蒋介石之反共进军，拖延抗日与国共合作时间，争取我在全国之有理有利地位。”“蒋对华中压迫已具决心，因此我要积极准备自卫。”新四军“皖南部队既要认真作北移之准备，以为彼方缓和进攻时我们所给之交换条件，又要要求彼方保证华中各军停止行动，以为我方撤退皖南部队时彼方给我之交换条件”。还“应广泛宣传‘佳电’内容，剥夺蒋、何、白之政治资本”。如果我们各方面的工作做得好，这次反共高潮是可能打退的，虽然我们决不应该估计蒋介石会放弃对我的压迫政策，并且还要准备对付投降、夹击的最黑暗的局面。

11月16日　和朱德、王稼祥、谭政发出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华北、山东各部队今冬任务的指示，内容有：一、坚持抗战，与敌人的冬季“扫荡”作斗争。二、进行一次冬季扩兵运动，补足现有编制的兵数。三、尽量争取时间，进行休息与整军。务使我主力兵团，既能保持战斗，又能养精蓄锐，以便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四、强化政治工作，深入传达中央关于形势的估计及各方面的政策。五、加强干部的团结、党的团结，在困难环境中，对待干部要有正确关系。对因客观困难或能力关系而不能完成任务的干部，不应当加以打击，要记着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的教训，那时因客观困难不能完成任务的干部很多受了打击，使他们感觉无出路。现在困难增加，要强调干部同生死共患难的精神。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发出关于对黄埔系军人进行统战工作的指示，指出：“我党我军中过去把黄埔生看作一个笼统的反共集团的传统观念是错误的、有害的。在目前严重时局，极须改正此观念，利用一切机会与黄埔生军人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不要刺激他们，而应以民族至上的观念来打动他们，使他们不肯投降日寇，使他们对反共战争取中立或消极态度。这对挽回危局有重大意义。”

11月17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陈毅：“你的统战方针与统战工作是正确的，以后盼将这类材料随时电告我们，同时告新四军各部，使他们都照这样办。”

11月18日　和朱德、王稼祥批转陈毅十月二十八日关于苏北统战工作的报告，指出：中央及军委完全同意陈毅的统战方针及统战工作，为使各部队团以上干部深切研究统一战线的策略，破除其狭隘而不开展，顾小利而忘大利，称英雄而少办法的观点，特将陈毅的报告转发全军学习。

11月19日　关于苏北的作战部署，和朱德、王稼祥复电刘少奇、陈毅、黄克诚，指出：（一）“大局有变动可能，我们正争取停止汤、李进攻。”（二）“你们目前一个短时间内的总方针是积极整军，沉机观变。只要军队能打是可以变被动为主动的”。（三）“五纵队主力须位置于韩、霍〔103〕两军之间，隔断其联络，万万不可听其打成一片，能办到这点，霍师态度就会好转，韩德勤也会就范。”（四）“为达此目的，你们应立即准备一个局部战斗，即是用五纵队主力，从东沟、益林出发，突然攻占凤谷村、车桥两点，再行攻占平桥、阳念、黄浦、安丰地区，打通皖东、苏北联系。限电到五日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五）“根本方针仍是拉韩拒汤、李，上述战斗胜利后，韩有就范可能。”（六）“津浦路西应发动坚决的游击战争拒止莫德宏的扩展”。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董必武，指出：（一）说贺龙师三千人南下，完全是造谣。（二）据关中报告，胡宗南各部以贺师南下为借口，纷纷向关中边区开进，即将大举进攻。请你速见熊斌〔104〕、胡宗南、蒋鼎文，要求他们停止进攻，否则引起大冲突双方都不利。

11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秦邦宪关于目前形势和南方工作的报告。

11月21日　关于如何打破蒋介石的反共诡计，致电周恩来，李克农，项英，刘少奇，彭德怀，指出：“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发表‘皓电’是吓，何之纪念周演说是吓，汤、李东进也是吓，胡宗南集中四个师打关中也是吓，命令李克农撤销办事处也是吓，他还有可能做出其他吓人之事。除吓以外，还有一个法宝即封锁”。对一切吓我之人，应以我之法宝（政治攻势）转吓之。我们除在“佳电”中表示和缓，在皖南作出让步外，其他寸步不让，有进攻者必须粉碎之。胡宗南部正准备进攻关中边区，只待胡发动进攻，我们即在苏北发动一个局部战斗以报复之，隔断韩德勤、霍守义两部，打通皖东、苏北。“只有软硬兼施，双管齐下，才能打破蒋介石的诡计，制止何应钦的投降，争取中间派的向我，单是一个软，或单是一个硬，都达不到目的。”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叶挺、项英电，指出：“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但须认真准备北移。我们决心以皖南的让步换得对中间派的政治影响。”

11月23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冯白驹〔105〕：“顽军有向你们进攻可能，你们应从军事上政治上加紧准备粉碎其进攻，其方法是待其进攻时集中主力，打其一部，各个击破之。”

11月24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一）你们必须准备于十二月底全部开动完毕。（二）希夷率一部分须立即出发。（三）一切问题须于二十天内处理完毕。”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再致电叶挺、项英：“立即开始分批移动，否则一有战斗发生，非战斗人员及资材势必被打散。”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萧克，指出：“目前时局在转变关头，我党一面须坚持各抗日根据地，一面须准备对付蒋介石的‘剿共’战争。平西、平北及冀东区域的坚持与发展，增加了对整个局势的意义，望从艰难中支持下去，与聂、彭打成一片”。“军委历来对你处没有多少帮助，今后将更少帮助，一切望你及同志们独立支持之。”

11月25日　和王稼祥致电徐向前、朱瑞、陈光、罗荣桓：应极力争取东北军于学忠部，对于部进行的小磨擦，在行动上应稍加忍让。“东北军是中间势力，与我有西安事变前后之友好历史，我对之应取争取团结态度，决不能轻启衅端，即顽固分子从中挑拨，我们亦应加以忍让为要。”

11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发言中指出：现在，统治阶级内部是分裂的，国民党统治总的特点是不巩固。在资产阶级中，民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是分裂的；在地主阶级中，开明绅士与大地主是分裂的；在大资产阶级中，英美派与亲日派是分裂的。国民党外部阵地与内部阵地都不巩固，即中日间、国共间的阵地是不巩固的，内部各派之间的阵地也不巩固。因此，蒋介石要实行反共的统一战线，进行两面战争，既要抗日，又要反共。只要蒋介石不投降，就仍处在日军的进攻中，这是一条严重的战线。所以，目前蒋介石的反共只能实行攻势防御，即军事攻势、政治攻势、思想攻势。目前主要的还不是军事攻势。军事上可能采用战役的攻势。要打破国民党的反共统一战线，须要三个条件，即日本的进攻，德国的积极行动，共产党积极地打破反共统一战线，而主要的在于共产党的力量与正确政策的实行。共产党打破反共统一战线的政策是：“表面缓和，实际抵抗，局部战斗，针锋相对。”

同日　为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贺龙，刘伯承，聂荣臻，吕正操等电，指出：为应付突然事变起见，须准备七万精锐部队，待命行动。从一二〇师、晋察冀军区、冀中军区、一二九师和留守兵团抽选精锐组成，一切准备工作限二月一日前完毕。

11月28日　致电董必武：胡宗南调动大军准备不日向关中边区进攻。在胡进攻期间，西安空气必十分紧张，望令西安办事处人员加紧检点，准备应付紧急情况。

同日　和朱德致电王世英：六十一师钟师长已向胡宗南请示如何处置你们办事处及电台，可能对你处加以危险。应征得阎锡山同意后搬去克难坡附近。向阎锡山、杨爱源〔106〕、赵承绶说明国民党反共是自杀政策，我们希望晋绥军取中立态度，双方维持友好。

11月29日　和朱德、王稼祥复电叶挺、项英：“感酉电〔107〕悉。（一）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一部分资材经苏南。（二）头几批可派得力干部率领，希夷可随中间几批渡江，项英行动中央另有电示。”

同日　致电董必武并告周恩来，刘少奇，项英，彭德怀，李克农，指出：“‘佳电’在各方面起了很好影响，使得国民党不好回答”。“我们应乘此时机更将‘佳电’广泛散播，我们人员应天天出马，采取‘佳电’立场，到处游说，即顽固分子亦应去见，表示团结、抗战、尊重蒋，只批评亲日派何应钦，使国民党中下人员更加泄气，特别是军人，着重军师两级。”“朱总二十日致胡宗南电，胡二十七日有回电，态度颇好”。我们决派南汉宸日内去见胡宗南，作一番大解释工作。胡军及西安紧张空气，可能大泄下去，进攻边区可能避免。“但我各地军事准备仍不可松懈，我们愈有准备，蒋愈不敢进攻，各办事处亦然。否则仍是危险的。”

11月30日　日本政府公开承认南京汪精卫伪政权，同时公布了汪精卫和日驻汪伪政权的特命全权大使阿部信行签订的《日满华共同宣言》。

同日　获悉同盟社关于日本政府公开承认南京汪精卫伪政权的消息后，致电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李克农等，指出：“汪精卫任正式主席，不要林森〔108〕了，日汪条约快签订（有本日签订说），同时日军从二十四日起向鄂北、鄂西大举进攻。在此情况下，国共关系可能变化，望利用时机善处之。”“汤恩伯北进反共，敌人却西进反蒋，算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在日本承认汪精卫后（二十七日汪有致蒋最后忠告电），打重庆危机可能到来，望预作宣传，把国民党反共气焰压下去。”

同日　关于目前蒋介石反共政策的实质及我们的方针，致电周恩来、叶剑英并告彭德怀，刘少奇，项英，指出：“此次蒋、何、白串通一气，用‘皓电’、调兵、停饷、制造空气、威胁办事处等等手段，全为吓我让步，并无其他法宝。”还是我们历来说过的话，蒋介石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这种可能性依然存在，他只有吓人一法。“蒋现在的特点是内外不稳固（内外危机交迫）。在他统治下，军、政、财经、文化、人心一概不稳固，其危机在蒋历史上是空前的，这是其内部不稳固。对敌对我没有防线，这是其外部不稳固。为挽救危机稳固内外防线起见，结成蒋桂何联盟”。“其中心战略是攻势防御，以攻势之手段，达防御之目的，决非全般战略攻势，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本质上蒋与过去一样，依然未变，仍是又抗日又反共的两面政策，而其对日则是绝对防御（毫无攻势），对我则是攻势防御，所以（一）不稳固；（二）两面政策；（三）攻势防御。这三点就是蒋目前的全般实质。在此情况下，我之方针是表面和缓，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缓和所以争取群众，抵抗所以保卫自己，软所以给他以面子，硬所以给他以恐怖。”而真正的军事调动，只有第一一五师两个团，其他一律不动，但各地仍须积极准备。

同日　致信延安大众读物社社长周文：“群众报〔109〕及《大众习作》〔110〕第二期都看了，你的工作是有意义有成绩的，我们都非常高兴。”

11月　为修改八路军政治部编的《抗日战士政治课本》一事，致信萧向荣〔111〕。信中说：“战士课本写得很好。第一、第二、第四课〔112〕看了，可即付印。第三课〔113〕须加修改，望送来看，要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非亲日派（即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宣传部正在付印的一本书〔114〕中，我已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关于这一部分加了修改，请你向罗迈〔115〕同志索取一阅。在第三课中，主要应说各阶级对抗日的态度，才有现实意义，亦请加以注意。”“在去年十二月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时，正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头几个月，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的态度是否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有区别，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来，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出来了，请参看三月十一日我的那个《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12月1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叶剑英电，提出击破国民党反共进攻的十二项谈判条件，指出：“我们应从各方面采取攻势，击破国民党的反共进攻：（一）皖南部队北开，但须延缓开动时间，解决补充条件，保证道路安全。（二）苏、鲁、皖三省部队事实困难绝对不能移动，立即停止霍守义、莫德宏之进攻，否则引起冲突，我们不能负责。（三）华北部队无饷无弹，如再不发给，迫至无路可走，惟有渡河南下。（四）停止进攻边区之军事部署，停止构筑封锁线，我们则保证不向彼方攻击，所谓我向宜川、宜君攻击，全是谣言。（五）彼方释放罗世文〔116〕，我方释放孙启人〔117〕。（六）停止陇海、咸榆两路捕人、扣车、扣货，已捕之人、已扣之物一律释放归还。（七）如张国焘、叶青加入参政会，我方决不加入。（八）桂林办事处决不自动取消，如彼方要封，则让其封闭。（九）取消何应钦停发八路军饷之命令，要求立即发给十一月经费及十月余欠。（十）停止石友三隔老黄河之行为，并停止其配合敌伪进攻八路军。（十一）保证各办事处之安全，如有逮捕、暗杀、失踪等事，彼方应负其责。（十二）拒绝与何应钦、白崇禧谈判，要求与蒋直接解决问题，或与指定之他人谈判，否则宁可不谈。以上十二项，除参政员一项外，均用朱、彭、叶、项意见提出，由你们代表转达之。也不必同时一次提出，遇谈判某一项或某几项问题时相机提出之，但对各项态度均坚决不变。”

12月3日　关于打破汤恩伯、李品仙进攻的作战部署，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黄克诚、陈毅，指出此次汤恩伯、李品仙进攻，必须坚决打破，现拟定部署如下：“（甲）黄克诚部主力不少于一万二千人，待命开皖东，立即调查由现地至皖东、淮南路之路程及沿途情形电告；（乙）罗炳辉〔118〕部待命开回皖东，受黄克诚指挥，准备协同黄部达成一定战略任务；（丙）陈毅部协同黄纵队留苏部分，巩固苏北根据地，以为整个华中之战略后方。”

同日　出席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召开的经济自给动员大会并讲话，说：现在根据地的工作粗枝大叶已经不行了，必须以细密的组织工作来代替，经济建设的任务就是适应现在的环境而提出的。要细心地待人接物，仔细地认识自己周围的人物，具体地分别地对待他们，团结他们，这样才能使革命走向胜利。我们今天进行的经济建设，也要懂得这个道理，孤家寡人是什么也干不成的。

12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目前形势。毛泽东首先作长篇发言，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回顾了抗战以来党的方针、政策，提出党的各项政策应当组织委员会进行总结并订出条例，指出了党的历史上特别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的错误。他说：目前国共磨擦有和缓的可能。十一月三十日蒋介石派人找周恩来谈，说江南部队开拔时间可以延迟，并要我军停止向他们进攻。胡宗南对我军的态度也有好转。现在，小的冲突不可免，但大的战争不会有。日本方针是承认汪精卫，打倒蒋政权，但日、蒋仍有合作的可能。日本可能先关大门（即南进占海口），后扫房子（即进攻重庆等），也可能先进攻中国内地。现在回想起来，自近卫上台后英、美诱降危险已经过去这个观点是对的。在国民党主张加入英美集团时，我们不主张加入英美集团的宣传是对的，但作为政策是不对的，重庆、延安方面都有缺点。去年反磨擦战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创立了华中各处根据地，我军扩大到五十万人。有了上一次的经验，所以蒋介石这一次不敢大举“剿共”。此外还有外部原因，就是日汪协定，英、美援华、苏联的政策等使蒋不易投降。在蒋统治集团内部也有欧美派与亲日派的矛盾。我党在历史上有三个时期。在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联合一切，下令制止工农运动。到苏维埃时期，在初期暴动时实行打倒一切，到六大时纠正了。但到苏维埃末期又是打倒一切，估计当时是苏维埃与殖民地两条道路的决战。实行消灭富农及小地主的政策，造成赤白对立。这种“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的只有陕北苏区，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遵义会议决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在苏维埃后期土地革命潮流低落了，但民族革命潮流高涨起来。在过去这两个时期的“联合一切”、“打倒一切”的东西，的确不是马列主义，当时主持的人认为是马列主义，实际上这都是绝对主义。现在我们的统一战线的路线是又联合又斗争，不是绝对的联合或斗争。在抗日问题上对国民党又拥护又斗争，在反共问题上也有现在与将来之分，即反共也有高潮、低潮之分。在武汉失守前，国民党军队溃退，我们在日军进攻时和靠近日军的地区可以大发展，因此对蒋的办法应是先斩后奏（如王震旅到绥德、米脂），斩而不奏。这个观点现在只有项英处没有了解，因此军队少发展。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发得太迟了。在建立政权和吸收知识分子问题上，我们曾经失去了一些时机。我们总的政策是在团结中要斗争，在斗争中又要团结，是统一中的独立，统一是主，独立是辅。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战略上是统一的，游击战是独立的，即统一中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对统一战线政策（总的政策）、劳动政策、土地政策、锄奸政策、文化政策、干部政策、政权中的组织政策，都要准备总结，提议组织委员会负责。七七决议批评了“左”的错误，但对各个具体问题没有明确的指示。

在陈绍禹、秦邦宪、朱德、康生、张闻天、陈云等发言后，毛泽东再次发言。他说：总结过去的经验，对于犯错误和没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一种教育。了解过去的错误，可以使今后不犯重复的错误。抗战以来的倾向，在统一战线初期是“左”倾（主张苏维埃与国民党对立），国共合作后有一时期是右倾，反磨擦后又是“左”倾。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否认独立自主的方针，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错误的，这一口号到六中全会才取消。在战略问题上，洛川会议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前方同志不服从，到十二月会议及六中全会才得到正确的解决。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大体上要分大革命、苏维埃与抗战三个时期，总的错误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不平衡性。苏维埃末期犯了许多“左”的错误，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与实际联系起来。总结各项政策都要搞出条例来。关于时局估计是投降减少（这一次投降被制止），反共高潮开始下降（以后反共还会来的），宋子文〔119〕可能上台，这就是所谓时局有好转可能。

12月5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电，反对国民党要张国焘任参政员，指出：“对张国焘态度是原则问题，须对彼方严正提出，如彼方令张国焘出席，是表示彼方愿以同张国焘合作代替同我党合作，我们即不能参加参政会，此点绝对不能让步。如彼方不顾抗议，我们决定真正不出席；如彼方尚愿顾全国共合作，自可令张国焘自动撤销参政员。”

12月6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周恩来、叶剑英并告叶挺、项英，彭德怀、左权，指出：为隔断韩德勤、霍守义，打通苏、皖，以便黄克诚增援皖东，粉碎桂军莫德宏之进攻起见，新四军苏北部队必须从淮安、宝应间打开一缺口。苏北新四军各部正与韩部在曹甸、安丰激战，韩部已被截断，只待曹甸、安丰、阳念、黄浦、平桥等地占领，此次战役即可结束。仍留兴化、高邮及他处不打，保存韩德勤。此缺口打通后，黄克诚主力即可向皖东增援。

12月7日　蒋介石批准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十一月十四日拟定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十二月十日军令部部长徐永昌致蒋介石签呈中提出“有先行下达命令之必要”，如十二月三十一日“尚未遵令北移，应即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

12月8日　何应钦、白崇禧复电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再次强令八路军、新四军“将黄河以南之部队，悉数调赴河北”。这个电报即“齐电”。

12月9日　蒋介石下达手令：“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一月三十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所有部队，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

12月10日　关于抗大问题，和王稼祥致电彭德怀、左权并告滕代远，指出：“为迎接新的局势，大量准备并培养干部是极其重要的。抗大总校不能取消。但由于分校之分散，对各分校之具体领导应责成各地分局及最高军事首长负责。完全统一是不可能的。总校应多注意总结经验、指导方针、统一材料之编辑、统一各种教法、培养教员、调剂干部，以帮助及加强各分校的领导及教育能力。”“各地任意抽调分校干部是不对的，已有另电纠正。”“总校机构宜小，而苏北局面扩大，望再分出一个分校的干部，派去苏北。此分校要比山东分校还要强些，因为苏北局面是很大的局面。”

同日　蒋介石密令顾祝同，江南新四军至期限仍不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同时，国民党还故意泄露皖南新四军北移路线，暗示日军加强沿江封锁兵力，并令李品仙部在江北无为地区加强布防，准备与日军夹击新四军皖南部队。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聂荣臻、彭真，朱瑞、彭雪枫等，指出：“为重视学校，保证学校的教育能力，使教育干部及学校工作干部，不致任意调散，以后关于抗大各分校干部的调遣与改换工作谨慎从事，以增强而不削弱学校教育能力为原则。总校对分校有调剂之权。”

12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发言中说：准备写一篇文章，主要解释以下几点：1．说明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区别，过去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中没有说清楚。2．《新民主主义论》虽说明了各党各派各阶级的联合专政，但没有把各党派联合专政的方针与具体政策联系起来。如地主、资本家要人权、财权等便是具体的政策。现在各根据地土地政策、劳动政策都是过左的，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过高增加工资等，必须解释清楚，把理论与实际政策说清楚。3．实行自我批评，对过去我党的包办作风要有慎重的必要的自我批评。此外要把亲日派资产阶级与英美派资产阶级加以区别。

同日　关于华中地区的各项政策，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中原局并告北方局、山东分局、东南局、南方局、南委的电报，全文如下：“（一）苏北组织政权机关及民意机关时，应坚决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只占三分之一，在开始时还可少于三分之一，网罗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一切不积极反共之领袖人物参加，其中应有国民党中派及左派，韩国钧等民族资产阶级及开明地主均应该参加，也可容许少数右派代表，真正组织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政权，力避我们包办。这对于全国是有大影响的。（二）劳动政策力避过左，目前只作轻微改良。例如十四小时工作日者减至十三小时或十二小时，不要实行八小时制，保证资本家能赚钱。（三）土地政策应实行部分的减租减息，以争取基本农民群众，但不要减得太多，不要因减息而使农民借不到债，不要因清算旧债而没收地主土地，同时应规定农民有交租交息之义务，保证地主有土地所有权，富农的经营原则上不变动。要向党内及农民说明，目前不是实行土地革命的时期，避免华北方面曾经发生过的过左错误。（四）同意胡服对税收办法的意见，在无更好办法之时暂时照旧法征税，惟苛杂应酌量减轻。（五）锄奸政策，以镇压众人皆恶之少数最反动分子为原则，极力避免多杀人。除政府外各机关团体不得自由捕人罚人。（六）经济政策是尽量发展工业农业生产与商业流通，力避破坏生产与商业，号召上海资本家到苏北办实业。（七）文化教育政策只去掉买办大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容许民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思想存在，容许自由主义的文化人及教育家办报办学。（八）总之目前你们的政策只去掉买办大资产阶级及封建大地主的专制主义及作初步的民生改良，一方面保证工农小资产阶级人权、政权〔120〕、财权及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另方面也应保证除汉奸以外一切资本家地主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只要不武装暴动，任何党派、阶层有活动之自由。应容许国民党之存在，应组织进步的国民党。（九）整个华中都应执行上述方针（当然华北亦如此）。（十）你们如何具体执行各项政策，望随时电告。”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中原局电，要他们尽量招收上海及苏北的广大青年职工、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及半知识分子，准备办两万人的大学校，不分男女、信仰、党派、阶级，只要稍微有点抗日积极性的，一概招收，来者不拒。大量招收上海、苏北原有的教职员参加办学。一切不反共的旧军官，凡愿来的，一概收留。指出：“开办大规模学校是你们开展工作的中心一环。”

12月14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叶挺、项英电，指出：“移动时间蒋限十二月底移完，我们正交涉展限一个月，但你们仍须于本月内尽可能移毕。”“蒋以新四军正在移动，不同意项副军长来渝，因此中央决定项随军队渡江然后经华北来延安。”“叶、项二人均以随主力去皖东为适宜，资材及后方移苏南者可由周子昆、小姚〔121〕负责指挥。”

同日　致电周恩来、叶剑英，廖承志〔122〕，董必武，李克农，叶挺、项英，刘少奇、陈毅，指出：“石友三通敌叛国，被其部下高树勋〔123〕逮捕枪毙，大快人心，证明八路军反对石友三是完全正确的。卫立煌通电亦系宣布其通敌卖国状，惟国民党不宣布其汉奸罪状，谓其自由扩军不服调遣，杀鸡给猴看，又一对我之恐吓伎俩，望向各方面揭穿之。”

12月15日　关于向国民党提出制止对新四军的进攻，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南方局、东南局电，指出：“应分别向顾祝同、何应钦及参政会特种委员会提出，江北苏、皖、鄂三省已在大举进攻新四军，皖南、苏南之新四军军部及其三个支队亦已被中央军重重包围有准备攻击讯，请其制止江北之进攻，撤退皖南、苏南之包围。”

12月16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并告叶挺、项英：“依大局看，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局部进攻是必然的。华中斗争是长期慢性斗争，我们要有决心与耐心。”“苏北部队亟须整训扩大一短时期，然后以主力一部增援皖东。”“皖南部队务须迅速渡江，作为坚持皖东之核心。其大批干部分配苏北、皖东两处建设根据地。”

12月18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甲）重庆形势严重，项、曾〔124〕二人暂勿离开军队。（乙）希夷及一部人员北上，望速作部署。（丙）秘密文件必须烧毁，严防袭击。”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再致电叶挺、项英，再次强调：“你们的机密文件电报须一律烧毁，切勿保留片纸只字，以免在通过封锁线时落入敌人手中，你们的密码须由负责人带在自己身上。”

12月19日　关于蒋桂军在华中的军事动态及我之对策的问题，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左权，陈光、罗荣桓，叶挺、项英并告刘少奇、陈毅，指出：（一）据西安消息，现在皖、豫交界之李仙洲〔125〕三个师，准备东进援助韩德勤，有渡淮河向砀山前进讯。综合各方情况，蒋、桂对华中进攻是有决心的。（二）以打击李仙洲为目的，望彭德怀、左权令杨得志〔126〕率部南下，须于一个半月内达到彭雪枫地区，望陈光、罗荣桓令第五旅〔127〕迅即南下，不可再推迟，应于半月内到达张爱萍〔128〕地区，“望叶、项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为要”。

同日　关于日汪条约签订后的形势问题，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左权，叶挺、项英，贺龙、关向应，聂荣臻、彭真，刘伯承、邓小平，刘少奇、陈毅等：“在日汪条约签订后，此次严重的投降危险已被制止，故不应如十月、十一月那样地强调反投降了，否则不但国民党起反感，人民亦不了解。至日本诱降不会放弃，国内亲日派仍有乘机活动可能，那是必然的。国民党反共必然继续，进攻华中不会停止，但大规模内战与国共分裂目前是不会的。”

12月20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希夷渡江以速为好，不应征蒋同意。如蒋反对，便不好过江了。江边须有周密布置，速与胡服、云逸联系在对岸作准备。”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指出：“据叶、项电，叶军长及干部一部分准备渡江，你处需在江边作周密布置。”“与韩〔129〕谈判条件不可过苛，并须尊重李、陈〔130〕各部利益。兴化、高邮地区应保留给韩，我军应停止于兴、高以外地区，苏北应全面休战，求得妥协，巩固已得阵地”。

12月23日　为巩固和发展苏北根据地，扩大和整训军队，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彭雪枫，张云逸，指出：“目前重心在苏北，其次才是淮北与皖东。故陈、黄两部及一一五师增加之两个团，目前均应集中于苏北，加紧整训扩大，努力巩固苏北根据地，并准备于蒋介石真正向我淮北、皖东进攻时，首先解决韩德勤（最后由中央决定），第二步才向淮北、皖东出动。这是胡服前电意见，我们认为是恰当的。”“在蒋介石没有真正投降以前，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没有便利的战场。因此你们一方面要认真准备对付蒋介石的进攻，决不可松懈自己的准备。但另一方面，也要晓得蒋介石的困难，他的困难甚多，没有便利战场即是其一，敌占涡阳、蒙城后，这个困难更增加了。所以你们很可以利用时机积极准备一切，包括扩大整训军队，巩固与发展根据地。”“你们的军队愈扩大，愈精强，你们的根据地愈发展，愈巩固，任何进攻都是不怕的，故认真扩大与整训军队，认真发展与巩固根据地，就是粉碎任何进攻的可靠资本。”

12月24日　复电周恩来：“同意你见蒋时的交换条件〔131〕，惟江北部队请缓调改为请免调，照‘佳电’立场告蒋。”

12月2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央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指示指出：在目前反共高潮的形势下，我们的政策有决定的意义。但是我们的干部，还有许多人不明白党在目前时期的政策应当和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有重大的区别。过去十年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政策，现在不应当再简单地引用，尤其是土地革命后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不但在今天抗日时期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要克服在策略问题上不善于区别对待的片面观点和过左过右的摇摆，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仍然是过左的观点在作怪。指示从策略原则分析了党在抗日时期的总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出：它“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这种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体现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政策，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对顽固派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政策，国内阶级关系上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策等。指示综述和重申党的各项具体政策：政权组织政策、劳动政策、土地政策、税收政策、锄奸政策、保护人民权利的政策、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和军事政策。指示最后指出：“在日寇加紧侵略中国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行反共反人民的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时候，惟有实行上述各项策略原则和具体政策，才能坚持抗日，发展统一战线，获得全国人民的同情，争取时局好转。”这个指示关于政策的部分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论政策》。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作报告，指出：最近国民党动员反共，汤恩伯领特费准备反共，各方面都实行反共的高压政策，现在还不能说是反共高潮下降，但不过是大吹小打，因目前国民党在全国反共是困难的。国民党认为英、美借款等国际形势对他很有利，想利用目前形势给我以打击，我们的方针是新四军是不能走的，他要打也由他。在此次反磨擦中我们的收获主要是取得苏北。

同日　为皖南新四军渡江受阻事，和朱德致电周恩来、叶剑英：“据项英电称，顾祝同忽令新四军改道繁、铜〔132〕渡江，而李品仙在江北布防堵截，皖南顽军复暗中包围，阻我交通，南岸须通过敌人封锁线，江中须避敌艇袭击，非假以时日分批偷渡则不能渡，势将进退两难等语。请速向蒋交涉下列各点，并电告结果：（一）须分苏南，繁、铜两路北移；（二）须有两个月时间，若断若续，分批偷渡；（三）皖南军队不得包围，不得阻碍交通；（四）皖北军队由巢、无、和、含〔133〕四县撤退，由张云逸派队接防，掩护渡江；（五）保证不受李品仙袭击；（六）弹药及开拔费从速发下。”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彭德怀、左权，陈光、罗荣桓，叶挺、项英，指出：“华中局面紧急，非组织机动突击兵团，不足应付大规模战斗。因此同意胡、陈二十一日电，将苏北各部统一编为两个纵队”。“部队编制后即行加紧整训一个月至两个月，充分准备一切对付蒋、桂两军之进攻。”

同日　关于蒋介石及其军队各派系对反共的态度问题，致电周恩来，指出：蒋介石内外情况只能取攻势防御，大吹小打，故复电以拖为宜，拖到一月底再说。胡宗南全无战意，其他中央军可知，如白崇禧也软下来，彼方非自己转弯不可。何应钦系统与CC系统是想打的，都是亲日派，但中央军与桂军如不愿打，则亲日派也无能为力。汤恩伯部据所得情况也很少打的兴趣。桂军至今只一三八师四个团在淮南路东，其他几个师毫无东进消息。李仙洲虽准备向砀山进，但何日开动尚无确息。现苏北战事已停，望向刘斐〔134〕说明，要求停止李仙洲、莫德宏东进，否则难免引起大冲突。我第一一五师教五旅已到苏北，现正连同黄克诚、陈毅各部集中整训，统一编制，一两个月后战斗力必大提高，然后以主力西进，对桂军施以教训。望示意白崇禧，如想保持友谊，则请他将莫德宏师撤退。杨得志旅一个月后可到淮北，皖南三个团又北上，足以对付蒋、桂军进攻。只要蒋不投降，大举进军是不可能的，始终不过是大吹小打而已。

12月26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电，指示他们克服动摇犹豫，坚决执行北移方针。全文如下：“各电均悉。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自己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同日　和朱德致电项英：“关于销毁机密文电是否执行，你应估计在移动中可能遇到特别困难，可能受袭击，可能遭损失，要把情况特别看严重些，在此基点上，除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外，必须把一切机密文件电报通通销毁，片纸不留。每日收发电稿随看随毁，密码要带在最可靠的同志身上，并预先研究遇危险时如何处置。此事不仅军部，还要通令皖南全军一律实行，不留机密文件片纸只字，是为至要。”

同日　收到周恩来关于他十二月二十五日会见蒋介石情况的电报，电报说：蒋在会见中声称“只要你们说出一条新四军北上的路，我可担保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周恩来指出蒋介石的话靠不住，蒋是“在吓、压之余，又加哄之一着”。

12月27日　和朱德致电叶挺、项英，周恩来、叶剑英，指出：新四军渡江仍须对桂军戒备以防袭击，请周、叶向蒋交涉，下令李品仙不得在巢县、无为、和县、含山地区妨碍新四军北移。

同日　起草朱德、叶挺致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副司令长官李品仙的急电，电称：“新四军江南部队遵令北移，祈饬庐、巢、无、和、含、滁〔135〕地区贵属勿予妨碍，并予以协助，以利抗战，特此电恳，敬盼示复。”

12月3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发言指出：目前时局还不能说反共高潮已开始下降，好在过去没有发出文件。现在国民党各报纸动员舆论反共，华中有十二个师进攻我们。华中我军部队应统一指挥，以陈毅为副总指挥，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党的工作统一于中原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致中原局的电报。

同日　致电周恩来，指出：“复刘为章电〔136〕，前稿既不发，大家意见，以拖一下为好。他们反共，让他们去反，‘剿共’也让他们来‘剿’，反得全国天怒人怨，那时我再表示态度，索性不着急。”“齐电是要驳的，也待明年一月或二月再驳。”

同日　和朱德致电叶挺、项英，转达周恩来二十九日来电的意见：“据恩来电称，江南部队分地渡江有危险，皖北让路蒋虽口头答应，但让出巢、无、和、含四县恐不易，李品仙已在布置袭击我的阴谋，仍以分批走苏南为好等语。我们同意恩来意见，分批走苏南为好。”

12月31日　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的战略部署，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中原局，东南局，北方局，山东分局，南方局，南委，八路军新四军各首长电，指出：蒋介石派遣李仙洲、汤恩伯、李品仙向华中、山东我军进攻的决心已经下了，我党我军有举行自卫战斗，打破这一进攻、争取时局好转的任务。所有华中及山东的党与军队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为坚持抗日根据地打破顽固派进攻而奋斗。“军事指挥在总指挥叶挺未到江北以前，统一于副总指挥陈毅、政治委员刘少奇的指挥之下；叶挺到江北后，统一于叶挺、陈毅、刘少奇的指挥之下”。“山东分局划归中原局管辖，中原局统一领导山东与华中。”“全国各地（华北、华中、西北、西南、东南）对于国民党这一进攻及其在全国的高压政策，必须坚决反对之。必须指出国民党这一行动的危险性，在于日益削弱抗战力量，非但不利于共产党，更加不利于国民党，不利于全国人民，只有利于敌人与亲日派”。“我们对于反共军不但要注意打击，而且要注意争取，注意统一战线工作，注意灵活地运用策略。”“估计到华中的斗争是长期斗争，不是短时间可以解决的，因此反磨擦斗争必须与扩大巩固根据地、扩大巩固军队密切联系起来”。“目前中原局的任务是积极进行粉碎这一进攻的布置与力量，目前南方局的任务，则是利用各种矛盾，动摇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决心。”

12月下旬　顾祝同根据蒋介石将皖南新四军“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命令，调集了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兵力，任命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为前敌总指挥，采取“逐步构筑碉堡，稳进稳打”的方针，准备歼灭新四军皖南部队。

12月底　接见从前线回来到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同他们进行谈话。毛泽东说，不习惯蹲窑洞，这是要不得的。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延安的窑洞有马列主义，延安的窑洞能指挥全国的抗日斗争。蒋介石现在比我们住得阔气，有洋房，有电灯，可是全国人民都不听他的。我们不要看不起自己，不要看不起土窑洞，全国人民的希望都寄托在我们身上，寄托在延安的土窑洞里。要好好学习，认真总结抗战几年来各方面的工作经验。革命的路程将是很长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是一下就可以成功的。党如果能领导得好，和人民紧密团结，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革命胜利的路程可能缩短；相反的，如果犯了错误又不能立即去纠正，革命胜利的时间就要拖长。毛泽东强调干部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性，说：没有大量的真正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干部，要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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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39年12月8日至26日，国民党军第二战区第8集团军总司令孙楚奉阎锡山之命率独立第8旅进攻山西新军决死队第1、第3纵队，并破坏晋东南地区沁水、阳城、晋城、高平、陵川、壶关、长治等7县抗日民主政权，杀害共产党员及其他进步分子五百余人。

〔2〕 项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

〔3〕 陈毅，当时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

〔4〕 为解决陇东6县问题，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派曾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中央代表的谢觉哉，同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进行谈判。谈判从1940年1月中旬开始，持续到2月间，最后没有取得积极成果，只达成了一个“暂维现状，听候对方中央解决”的协议。

〔5〕 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40年1月4日至12日在延安举行。毛泽东等97人被大会选为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执行委员。

〔6〕 1956年3月14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的一次谈话中说：“《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阶段，后二十年是一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

〔7〕 阎锡山曾暗示部下：“天要下雨，要赶快备雨伞，一落人后，就要吃大亏。”意思是国民党政府快要对日妥协了，山西要赶快做投降的准备。

〔8〕 1940年1月11日至13日，山西新军和八路军在临县地区击溃国民党晋绥军赵承绶部，迫使晋绥军于13日夜放弃临县县城退向晋西南地区，至此晋西北八路军和新军反顽作战取得胜利。

〔9〕 庞炳勋，当时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40军军长。1940年2月又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朱怀冰，当时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民政厅厅长、国民党军第97军军长。

〔10〕 李先念，当时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

〔11〕 薄一波，当时任山西新军决死队第1纵队政治委员兼保安司令。

〔12〕 朱瑞、徐向前，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1纵队政治委员、司令员。

〔13〕 石友三，当时任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冀察战区副总司令、第69军军长兼察哈尔游击总司令。

〔14〕 该团由蒋介石指定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李元鼎为团长，邓飞黄为副团长，梁实秋、于明洲、余家菊、卢前为团员，于1940年1月30日由重庆出发。

〔15〕 即《陈云文选》第1卷中的《论游击区的一个重要斗争形式——游击小组》一文。

〔16〕 1940年1月下旬，国民党军石友三部在河北南部的南宫、威县、枣强、清河等地，先后将八路军东进纵队两个连和青年纵队一个排包围缴械，接着又围攻东进纵队第2团和清河县大队等部，并准备夺占冀南抗日根据地。

〔17〕 1939年2月7日《新中华报》由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

〔18〕 从1940年1月初起，中共代表、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在重庆同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就扩军和边区问题进行了几次谈判，但都未获结果。

〔19〕 沈鸿烈，当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山东游击司令部司令。

〔20〕 秦启荣，当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建设厅厅长、国民党军鲁苏战区游击第3纵队司令。

〔21〕 于学忠，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总司令。

〔2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

〔23〕 1939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以八路军第4纵队为基础，在平西成立冀热察挺进军，萧克任司令员，并组织军政委员会，统一指挥平西、平北和冀东的抗日战争。

〔24〕 1940年1月8日，发生国民党富县县长蒋隆延策划的暗杀八路军人员事件。为确保陕甘宁边区的安全，毛泽东写了这个布告。

〔25〕 为了防备国民党军新编骑兵第2师（师长马禄）北上进犯陕甘宁边区，确保边区南大门的安全，1939年12月文年生奉命率领警备第8团开到富县一带，加强警备。

〔26〕 西北摄影队隶属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所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

〔27〕 此前，高双成曾致电续范亭请开粮禁。

〔28〕 后来程潜回电，同意陕甘宁边区各县县长应由边区政府委派。国民党政府任命的县长，陆续离开了边区。

〔29〕 伍云甫，当时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

〔30〕 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是在1940年2月间举行的，会议记录未载明开会的具体日期。

〔31〕 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会议于1940年4月1日至10日在重庆举行，中共参政员董必武出席。

〔32〕 王若飞，当时任中共华中工作委员会兼华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1940年春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同年5月又任八路军副参谋长。

〔33〕 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1940年4月又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总司令。

〔34〕 范汉杰，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第27军军长。

〔35〕 刘戡，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第93军军长。陈铁，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第14军军长。

〔36〕 袁晓轩，当时任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

〔37〕 彭德怀1940年3月13（元）日致电毛泽东，提出蒋介石、卫立煌节节向林县压迫，我军准备以防御姿态还击再消灭其一两个军，“如此前途可能争取好转，同时亦可能扩大武装斗争的危险，但扩大并不会到全国性的反共战争”。

〔38〕 李品仙，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21集团军总司令。

〔39〕 雪枫，即彭雪枫。胡服，即刘少奇。

〔40〕 指1940年上半年建立的皖东抗日根据地。

〔41〕 陈支队，指陈士榘任支队长、林枫任政治委员的八路军第115师晋西独立支队。

〔42〕 苏南陈支队，指陈毅任司令员的新四军第1支队。

〔43〕 蒋介石在1940年3月9日的讲话中指责说，18集团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说晋省友军私通敌寇，像这种说法是不应该的；并要叶剑英转告朱、彭：“革命军人一切要照中央法令”。毛泽东对这段话写了“靠法令吃饭”的批语。

〔44〕 黄克诚，当时任八路军第2纵队政治委员。1940年4月，黄克诚率八路军第2纵队主力第344旅（欠1团）、独立游击支队、河北民军第1旅由晋东南南下进入冀鲁豫边区，同冀鲁豫支队合编为新的第2纵队。6月下旬，第2纵队进入豫皖苏边区同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第6支队会合，随即合编为八路军第4纵队。8月上旬，黄克诚率一部兵力到达皖东北。

〔45〕 彭吴支队，指彭明治任支队长、吴法宪任政治委员的八路军第115师苏鲁豫支队。

〔46〕 韩德勤，当时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苏鲁战区副总司令。

〔47〕 1940年5月上中旬，朱德从华北前线回延安绕道在洛阳停留期间同卫立煌会晤。

〔48〕 汾离，指山西汾阳、离石。临屯，指山西临汾、屯留。

〔49〕 这里的中间派，指地方实力派。

〔50〕 指国民党方面。

〔51〕 顾祝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司令长官。

〔52〕 指叶飞领导的新四军第1支队原第6团和张道庸（陶勇）领导的新四军第2支队原第4团。

〔53〕 1940年4月，顾祝同多次提出要江北新四军全部南调，并要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到上饶谈判。4月中旬，袁、顾开始谈判。4月16日，项英致电中共中央：“袁到上饶正求缓和，以我估计，江北部队不南调，冲突仍不免，全国局势日益恶化，我主张将近调江北之叶张两团全部急返江南，以应大事变。”

〔54〕 张云逸，当时任新四军参谋长兼江北指挥部指挥。邓子恢，当时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兼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

〔55〕 陈毅1940年4月28日致电毛泽东、王稼祥，建议皖南、苏南新四军合并，认为：“合则两利，否则两面孤军，而且目前主要发展方向是苏南”，“军部东移领导力量增强，干部加多，且可控制主力在手中以应付事变，并提高质量，故为比较稳当政策”。

〔56〕 李明扬，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苏鲁皖边区游击指挥部总指挥。

〔57〕 朱德于1940年5月26日回到延安。

〔58〕 朱德在报告中说，从打退国民党这一次反共磨擦（即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我们得到一个大的教训，这就是争取中间力量是非常重要的。他在报告中还提出，对顽固势力我们也要争取。

〔59〕 朱涤新，当时任八路军第115师苏鲁豫支队（即彭吴支队）政治委员。

〔60〕 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一书中记述了他访问延安的情况，说：“毛泽东主席来余寓所数次，或同午饭，或同晚餐”，“毛主席与余谈论两党磨擦事”。

〔61〕 1940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决定指出，必须纠正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中的“左”倾错误。一年以来在反磨擦斗争中发生了许多“左”的错误，主要是：在军事斗争中有些地方没有坚持自卫原则；乱打汉奸；财经工作中侵犯商人财产，滥罚款滥征捐；在政权问题上不执行“三三制”政策；对顽固分子只有斗争没有团结，甚至把顽固分子看作汉奸，把中间分子看作顽固分子；对党外干部不接近不信任。

〔62〕 南汉宸，当时任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秘书长。

〔63〕 1940年上半年，日本实施所谓“桐工作”计划，对重庆国民党政府进行诱降，双方代表先后在香港、澳门举行了两次谈判，后因形势发生变化，才中断和谈。

〔64〕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中说，中间势力是：国民党中的多数党员，中央军中的多数军官，多数的杂牌军，中等资产阶级，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上层小资产阶级，各抗日小党派。

〔65〕 粟裕，当时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1940年7月下旬改称苏北指挥部）副指挥。

〔66〕 两李，指李明扬、李长江。李长江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苏鲁皖边区第1路游击指挥官。

〔67〕 周恩来于1940年7月27日从重庆回到延安，带回国民党“中央提示案”。

〔68〕 罗瑞卿、陆定一，当时分别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副主任。

〔69〕 朱良才，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70〕 张自忠是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右集团军总司令兼第33集团军总司令，1940年5月16日在豫鄂会战中牺牲。

〔71〕 松冈，即松冈洋右，当时任日本外相。

〔72〕 百团大战，最初称交通破袭战。

〔73〕 朱瑞，当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兼统战部部长、八路军第1纵队政治委员。

〔74〕 范文澜，当时任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

〔75〕 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八路军参谋长。李克农，当时任八路军新四军驻桂林办事处处长。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

〔76〕 黄克诚，当时任八路军第5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

〔77〕 韩、李，指韩德勤、李品仙。

〔78〕 沈、秦，指沈鸿烈、秦启荣。

〔79〕 1940年3月，使用国民党第四战区东江指挥所新编游击大队、第2游击大队番号的，由中共领导的两支武装，大队长分别为曾生、王作尧，共七百余人，离开敌后抗日地区，在向海丰、陆丰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的堵截，部队损失严重。4月，部队转移到海陆丰国民党统治的后方地区，由于不能公开活动，给养困难，医药缺乏，到七八月部队只剩下百余人。

〔80〕 陈泰运，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苏北游击纵队司令。

〔81〕 指新四军不要占领韩德勤的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部所在地兴化县。

〔82〕 黄、陈，指黄克诚、陈毅。

〔83〕 滇缅路，从云南省昆明至畹町，出国境同缅甸公路相接，是当时我国西南部通向国外的交通要道。1940年7月17日被英国封锁，同年10月日重新开放。

〔84〕 指1940年9月25日签订的“中美钨砂借款”，美国政府贷款1500万美元给国民党政府。

〔85〕 阿部，即阿部信行，当时任日本驻南京汪伪政府大使。

〔86〕 1940年10月28日日军自龙州南宁撤退。

〔87〕 海通社德国希特勒纳粹政府的通讯社。

〔88〕 希夷，即叶挺，字希夷。

〔89〕 东日，即1日。

〔90〕 1940年11月2日酉时，周恩来、秦邦宪等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东电刚到，根据中央判断，决策既定，我们即遵照电示，向一切紧张布置。惟既准备决裂，即需顾及外间疏散隐蔽需时，中央宣言及回何、白复电，均请缓发，以免打草惊蛇，使各方受到不可能避免的袭击，同时我们并争取最后可能。先派博古、凯丰乘飞机到兰州转延安，一切如何，请立复。”

〔91〕 1940年11月1日，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三国协定后，英积极拉蒋，蒋喜。现在日本拉蒋，蒋更喜。斯大林电蒋，蒋亦喜”。“蒋现在处于三个阵线争夺之中”。

〔92〕 覃连芳，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战区第11集团军第84军军长。

〔93〕 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兼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书记。

〔94〕 李宗仁，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95〕 张冲，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顾问事务处处长。

〔96〕 霍守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57军第112师师长。

〔97〕 苏韩，指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

〔98〕 莫德宏，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战区鄂豫皖边游击总司令部第48军第138师师长。

〔99〕 汤、李，指汤恩伯、李品仙。

〔100〕 韩，指韩德勤。

〔101〕 指陈光任代理师长、罗荣桓任政治委员的八路军第115师。

〔102〕 指1940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

〔103〕 韩、霍，指韩德勤、霍守义。

〔104〕 熊斌，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局局长。

〔105〕 冯白驹，当时任广东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第1总队总队长兼政治委员。

〔106〕 杨爱源，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6集团军总司令。

〔107〕 叶挺、项英1940年11月27（感）日酉时致电毛泽东、朱德，说经他们多方研究与考虑，由苏南北移路线，途中困难多，危险性较大，不如由新四军第3支队地区兼程北移皖北较有利，又直接增援皖东，因此决心将大批工作人员化装过封锁与部分资材先经苏南至苏北。请中央电示是否同意这一行动计划，以及叶挺与项英是否同行，或分途北进，何人先走等。

〔108〕 林森，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主席。

〔109〕 群众报，即《边区群众报》，是延安大众读物出版社1940年3月创办的面向工农群众的报纸。

〔110〕 《大众习作》，是延安大众读物出版社1940年8月创办的辅导通讯员和初学写作者提高写作能力的刊物。

〔111〕 萧向荣，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八路军军政杂志》主编。

〔112〕 毛泽东对《抗日战士政治课本》下册第4课作了修改，加写了“在今天就是不没收一切非汉奸的资本家的企业，凡属不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忠实走狗的企业都不没收，而只实行劳动条件的相当改良。”“在今天抗日时期中，则不是没收任何非汉奸的地主的土地，而是将一切非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忠实走狗的土地实行改良政策，就是一方面地主应实行减租减息，一方面农民应实行交租交息，地主仍有土地所有权。”“在文化上，要废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独倡的文化教育，将它改变成为一切参加抗战的人民大众服务的文化教育。”等文字。

〔113〕 第3课的题目是“中国革命的动力”。

〔114〕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编的《党建论文集》。

〔115〕 罗迈，即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116〕 罗世文，曾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四川省临时工委书记、川康特委书记。1940年3月在成都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46年8月牺牲。

〔117〕 孙启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33师师长。1940年10月在黄桥战役中被新四军俘虏。

〔118〕 罗炳辉，当时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5支队司令员。

〔119〕 宋子文，国民党英美派代表。当时任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联合办事处常务理事（1942年6月任副主席）。1941年12月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

〔120〕 这里和下文中的“政权”，指政治权利。

〔121〕 小姚，即饶漱石。

〔122〕 廖承志，当时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

〔123〕 高树勋，当时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第39集团军第69军新编第6师师长。1941年2月又任第39集团军副总司令。

〔124〕 曾，指曾山，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

〔125〕 李仙洲，当时任国民党军第92军军长，辖第13、第21、第15师。

〔126〕 杨得志，当时任八路军第2纵队司令员。

〔127〕 指梁兴初任旅长、罗华生任政治委员的八路军第115师教导第5旅。

〔128〕 张爱萍，当时任八路军第5纵队第3支队司令员。

〔129〕 韩，指韩德勤。

〔130〕 李、陈，指李明杨、陈泰运。

〔131〕 周恩来1940年12月24日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说他拟于25日会见蒋介石，向蒋提出新四军皖南部队决定过江，江北部队缓调黄河以北，交换条件是：速给新四军补充弹饷，停止国民党华中部队的前进，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取消张国焘的国民参政员资格。

〔132〕 繁、铜，指安徽繁昌、铜陵。

〔133〕 巢、无、和、含，指安徽巢县、无为、和县、含山。

〔134〕 刘斐，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次长。

〔135〕 庐、巢、无、和、含、滁，指安徽庐江、巢县、无为、和县、含山、滁县。

〔136〕 指原拟发的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1940年12月18日为新四军北移及苏北事件等致刘斐（字为章）的电报。

1941年　四十八岁

1月1日　出席八路军军政学院开学典礼的晚会，观看平剧《法门寺》、《潞安州》。

1月3日　和朱德复电叶挺、项英：“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开动，是完全正确的。”〔1〕

1月4日　夜，新四军皖南部队九千余人由安徽泾县云岭分三路向南出发。按照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新四军军分会的决定，具体的转移路线是：由云岭驻地先向东南行进，绕道茂林，经三溪、旌德、宁国、郎溪，沿天目山麓进至溧阳苏南根据地，然后待机北渡。六日，新四军行至泾县境内的丕岭一带后，突遭国民党军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指挥的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被迫抗击，殊死奋战。至十四日，除二千余人突围外，其余六千余人大部壮烈牺牲，一部被俘。

1月7日　和朱德发急电复叶挺、项英五日来电〔2〕，指出：“你们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宁国一带情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顽军布置未就突过其包围线为有利。”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指出：“在游击战的总方针下，彭雪枫地区（即涡河两岸）、谭希林〔3〕地区（即路东）均不应放弃”。“谭希林、罗炳辉两部仍应以游击战坚持于津浦、淮南之间，力戒浪战，战则必胜”。“应把此次反共高潮看作我们奠定华中基础的机会，如同上次反共高潮奠定了华北基础那样，虽然华中的斗争是长时间斗争，不到蒋介石遇了更多更大困难他是决不放手的，但我们奠定基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同日　和朱德致电彭德怀、左权等：“中央十一月准备七万机动兵力的指示，仍然有效，惟把准备时间延长至六月底，望从兵力及经费两方面加紧准备为要。”

1月9日　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我江南遵令北移被阻，战况激烈，请向国民党严重交涉。”

同日　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项英、袁国平等“在紧急关头已离开部队，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令小姚在政治上负责，叶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

同日　和朱德复电刘少奇：九日电悉。你说项、袁等已离开部队，“我们尚未接到此项消息，他们何时离开的，现到何处，希夷、小姚情形如何，军队情形如何，望即告我们。得叶、项微〔4〕辰电，他们支〔5〕夜开动，微晨到太平、泾县间，此后即不明了。”

1月10日　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首先转告叶挺、饶漱石九日来电内容，说：接希夷、小姚九日来电，说项、袁等率小部武装不告而别，行动方向不明。部队受敌包围激战，决定九日晚分批向北突围。刘少奇的电报并说：他们在何处及情况如何我亦不知，二支队在江南集结，待命行动接应他们，亦不知他们行动。他们应从泾县以北青弋江、宣城向郎溪东进才安全，而先向南行动到茂林拖了许多天致受敌包围。

同日　关于加强对反共军的宣传工作，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彭雪枫，张云逸、邓子恢，李先念等，指出：“你们应根据中央十二月二十五日指示之十大理由〔6〕，公开宣传，并发反共军。”“你们应公开写信给反共军首长如汤恩伯、李仙洲、李品仙等，将此类信件公开印刷分寄反共各军，争取他们共同抗日，劝告他们停止反共。”“如你们宣传工作做得好，可以动摇反共军官心军心，迟延其进攻速度”。“你们的宣传对任何部队都取争取政策，不要伤其官长，对他们过去抗日成绩应加赞语。”“宣传工作弱的部队，各首长应亲自动手，亲自检查，务使措词恰当，宣传有力。击破反共军十分之七靠宣传。”

同日　叶挺、饶漱石在被围中急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支持四日夜之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即斟酌实情，可否由中央或重庆向蒋交涉立即制止向皖进攻，并按照原议保障新四军安全移江北及释放一切被捕军部工作人员。”

同日　项英等离队突围不成，回到军部。项英并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与袁国平等离队经过，表示“此次行动甚坏，以候中央处罚”。

1月上旬或中旬　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巴苏华。毛泽东用木炭在地上画出日军、国民党军和新四军的位置，说明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严重局势。指出：中国共产党仍坚持把日本侵略者作为打击的主要敌人。如果国民党企图破坏这一全国的主要政治方向，它必将遭到反击，它的计划必将失败，但中国共产党绝不鼓励内战。

1月11日　和朱德、王稼祥复电刘少奇、陈毅：“你们转来叶、姚电悉，叶、姚是完全正确的，望你们就近随时去电帮助他们并加鼓励，惟项英撤职一点暂不必提”。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即转叶挺、饶漱石并全体同志电：“希夷、小姚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望全党全军服从叶、姚指挥，执行北移任务。你们的环境虽困难，但用游击方式保存骨干，达到苏南是可能的。”

1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皖南新四军由叶挺、饶漱石负责领导的指示电。电文说：“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

同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叶剑英，指出：“新四军全军东进，行至太平、泾县间之茂林，被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已六天，突不出去，据云尚可固守七天。望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放我东进北上，并向各方面呼吁，证明国民党有意破裂，促国民党改变方针，否则有全军覆灭危险。”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即转叶挺、饶漱石，指出：“你们当前情况是否许可突围？如有可能，似以突围出去分批东进或北进（指定目标，分作几个支队分道前进，不限时间，以保存实力达到任务为原则）为有利，望考虑决定为盼。因在重庆交涉恐靠不住，同时应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

1月13日　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发表抗议国民党军包围皖南新四军的通电。通电说：“我江南新四军军部及部队万人遵令北移，由叶挺等率领行至泾县以南之茂林地区，突被国军七万余人重重包围，自鱼〔7〕至文〔8〕，血战七昼夜，死伤惨重，弹尽粮绝。”“在战斗中据所获包围军消息，此次聚歼计划，蓄谋已久，布置周密，全力乘我不备，诱我入围，其所奉上峰命令有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等语。”“我八路军新四军前受日寇之扫荡，后受国军之攻击，奉命移防者则遇聚歼，努力抗战者则被屠杀，是而可忍，孰不可忍？”通电要求国民党中央立解皖南大军之包围，开放北上之道路。

同日　关于注意利用日蒋矛盾粉碎顽军的进攻，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指出：有情报证明淮南路日军撤退全是谣传，蒋、桂对日军仍是敌对的。据去春晋东经验，我打朱怀冰后，蒋调集大军正准备通过晋城、长治线向太行山我军进攻之际，被日军集中“扫荡”，将各反共军打得七零八落。同时日军在皖南、鄂西采取攻势，反共高潮因而下降。此种经验，你们很可利用，但不要因此松懈自己准备。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彭德怀、左权，叶挺、项英、饶漱石，周恩来、叶剑英，指出：同意刘少奇、陈毅十二日电〔9〕，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限电到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以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新四军一万人的聚歼计划。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部，彻底解决华中问题。电报还指出：周、叶正在重庆抗议，我们正用朱、彭、叶、项名义发出抗议通电，望电达茂林被围部队，如无法突围应再坚持十天，可能有办法。为应付严重事变，华北准备机动部队应加紧，重庆、桂林、西安、洛阳各办事处应即刻准备好对付蒋介石袭击。皖南事变应公开宣传。

同日　致电周恩来、叶剑英，指出：“你处交涉应带严正抗议性质，勿用哀乞语气为盼。”本日，同朱德、王稼祥再电周恩来、叶剑英，告以叶挺军部率六个团仍在茂林地区被围困中，处境极危，傅秋涛〔10〕两个团也未突出大包围线外。“请向当局提出最严重交涉，如不立即解围，我们即刻出兵增助，破裂之责由彼方担负。我们今日发出之通电，望立即散发。”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急电刘少奇、陈毅：“（甲）我们已向当局提出最严重之抗议，申明如不撤围，破裂之责在彼。（乙）我全国政治上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丙）立告叶、项、姚诸同志，如能突围则设法突围，如不能突围则坚守下去便有办法。”

1月14日　和朱德、王稼祥发急电给彭德怀、左权，贺龙、关向应，聂荣臻、彭真，刘伯承、邓小平，吕正操、程子华，朱瑞、陈光、罗荣桓，刘少奇、陈毅，周恩来、叶剑英，指出：“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除已令苏北、山东迅即准备一切待命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同时发出最严重抗议通电，并向蒋介石直接谈判外，我华北各部须遵前令提前准备机动部队，准备对付最严重事变。”

同日　致电周恩来、叶剑英，指出：“现在不是走何路线问题，而是救死问题，如不停止攻击，即将全军覆灭。请立即要蒋下令停战撤围。”

同日　叶挺为挽救危局，保全部队，亲赴国民党军第一〇八师师部谈判，被无理扣押。〔11〕

1月1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皖南事变的发言，指出：皖南新四军的失败，从我们自己方面来说，首先是由于新四军的领导项英、袁国平等没有反磨擦的思想准备，其次便是指挥上的错误。新四军本来可以北上，但项英动摇，如不是项英动摇，是可以不失败的。对于皖南事变，我们要实行全国的政治反攻，像前年我们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时那样的非常强硬的态度。只有不怕决裂，才能打退国民党的进攻。中间派喊叫，我们也不可全信。左派主张我们马上与国民党大打起来，我们也不能实行这种政策。对项、袁的错误须立即宣布，如何处置交七大解决。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这个决定发到各中央局高级干部。

同日　亥时，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指出：“在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如此我在政治上有利，在军事上稳健”。

同日　致电周恩来、叶剑英并告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等，指出：“蒋介石一切仁义道德都是鬼话，千万不要置信”。“中央决定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必须不怕决裂，猛烈反击之，我们‘佳电’的温和态度须立即终结”。

1月17日　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通令，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并将叶挺交军法审判。

1月1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会议讨论为驳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一月十七日谈话的文件，决定照原稿修改发表。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国民党最近消灭皖南新四军，现在又公开宣布取消新四军，这表明国民党准备与共产党大破裂的决心。国民党干出这件大事，定有帝国主义指使。国民党“皓电”、“齐电”是准备破裂的具体步骤，我们去“佳电”也还不转变态度，这就证明下了决心反共。现在国民党准备大举进攻华中部队，在各处大捕共产党员，因此我各办事处须实行自卫式的撤退。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急电：“立即转告克农〔12〕，桂办应立即撤退，否则克农会被拘押，克农可回延安，密码密件立刻烧尽。”本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还发出关于大量撤退重庆办事处和西安办事处的干部的指示。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周恩来、叶剑英，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朱瑞、陈光、罗荣桓，指出：蒋介石称，朱德、叶挺各部迄未遵命移动，我应以党政军力量迫其就范，相机消灭。“蒋已令各战区进剿，李宗仁已任命汤恩伯为淮北区总司令，李品仙为淮南区总司令，王仲廉为鄂中区总司令，冯治安为襄西区总司令，开始进攻，限二月完成。”

同日　为改变包围韩德勤、沈鸿烈的作战计划，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朱瑞、陈光、罗荣桓等：“前因援救皖南，同意胡、陈建议包围韩、沈。现皖南已失败，华中汤恩伯（淮北区）、李品仙（淮南区）、王仲廉（鄂中区）、冯治安（襄西区）已开始向我进攻，因此我华中、山东各部须为适应反共军进攻而分别作具体之部署，统由刘、陈规定指挥之。”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慰问患病的徐海东〔13〕：“闻病沉重，非常惦念，当此紧张时局，我们无限关怀你早愈、健康，特电慰问，希安心休养。”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指出：皖南事变“是抗战以来国共两党间，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空前的严重事变”，国民党一月十七日反动命令，表示“已在准备着与我党破裂，这是七七抗战以来国民党第一次重大政治变化的表现”。中央决定：各抗日根据地经过刊物、报纸、会议、群众大会，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应充分提高警觉性和作战的充分准备。

1月19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并告刘少奇，指出：蒋介石宣布新四军为“叛逆”，将叶挺付审判，似有与我党破裂决心。我们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采取必要步骤。在政治上全面揭破蒋之阴谋，但暂时不提蒋名字，见《新中华报》社论〔14〕及中共发言人谈话〔15〕，惟仍取防御姿态，在“坚持抗日，反对内战”口号下动员群众。在军事上先取防御战。在组织上拟准备撤销各办事处。

1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作报告中指出：目前时局的发展，我们要从根本上考虑了。自蒋介石十七日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后，实际上蒋已准备得罪我们，得罪苏联，已是准备全部破裂的开始。蒋首先破裂，一切同情与理由都在我们方面。要挽救时局，实现好转，必须取消十七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谈话。会议决定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确定了任命名单，并决定用中共中央军委名义发表谈话。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央军委主席团，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委实际工作由主席团办理；驻国民党统治区的各办事处停止同国民党的一切法律关系，实行撤退。

同日　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在延安发布，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二十五日，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重新建立。这个命令和同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的谈话合为一篇编入《毛泽东选集》，题为《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

同日　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名义，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谈话揭露了日本和亲日派的整个阴谋计划，指出：此次皖南事变，酝酿已久。自日德意三国同盟订立以后，日本和亲日派就蓄谋镇压中国的抗日运动，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实现中日妥协。至去年年底，全部计划准备完成。袭击皖南新四军部队和发布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不过是这一计划表面化的开端。谈话严正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谈话对国民党顽固派提出最后忠告：“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如能实行以上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已甚。如果继续胡闹，必然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那就悔之莫及了。

同日　致电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指出：蒋介石已将我们推到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一切已无话可说。中央决定将各办事处逐步撤销，人员陆续撤回，八路军总部不再向蒋介石呈报任何文电。延安军委已于二十日发表命令、谈话，收到望广泛散播。“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惟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便在四个月或六个月后能够有力地转入攻势。在准备时期边区及晋西北方面不作大的军事调动，以免震动。八路人员暂时亦不发表反蒋言论。”

1月25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周恩来电，指出：“为了对抗蒋介石一月十七日的步骤，我们必须采取尖锐对立的步骤回答他，否则不但不能团结全国人民，不能团结我党我军，而且会正中蒋之诡计。”“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我们应该抓住一月十七日命令，“坚决反攻，跟踪追击，绝不游移，绝不妥协”。“你们须立即向国民党表示，如果他们不能实行我们所提的十二条（主要是取消一月十七日命令），你们应要求他们发护照立即回延。”

同日　关于皖南事变后的形势和对蒋斗争策略问题，致电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我们一月二十日的策略，可以对付两种情势中之任何一种。如蒋业已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破裂对付破裂；如蒋并未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尖锐对立求得暂时缓和。”“我们三个月来的让步态度（‘佳电’及皖南撤兵）取得了中间派的好感，但给了蒋以向我进攻的机会，这种态度应立即结束，转到尖锐对立与坚决斗争的立场。”“蒋的阴谋是各个击破，把新四军看成地方事件，我们却不能这样，必须把它看成全国性事件。”“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暂时仍取守势。”“中间派的话不可不信，不可尽信。只有我们取坚决斗争绝不妥协的立场，才能真正争取中间派，否则中间的动摇立场客观上是于蒋有利的。”

同日　周恩来将中共中央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面交国民党代表张冲转国民党中央。

同日　苏联驻中国大使潘友新会见蒋介石，指出中国内战意味着灭亡。使馆武官崔可夫也向何应钦和白崇禧表示内战有害于反侵略斗争，暗示继续内战可能导致苏联方面停止援助。

1月27日　致电周恩来：同意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逐步撤退的办法，在蒋介石宣布全面破裂（取消八路军番号，宣布中共“叛变”）以前，办事处仍留少数人不走。蒋介石不取消一一七命令并实行十二条，则不能恢复谈判，这个态度是完全正确的。日、蒋间矛盾尚可利用，日军如大举进攻，必是配合亲日派之行动，目的在威胁蒋介石妥协。

同日　蒋介石在重庆国民党中央纪念周发表讲话，声称皖南事变“完全是我们整饬军纪的问题”，“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杂其中”。

1月28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张云逸、邓子恢，彭雪枫，李先念，黄克诚等，指出：（一）“延安军委已公开发表新四军领导人员，发表抨击重庆谈话，并代你们发表就职通电及声讨亲日派宣言。你们都收到否？望广为散发。”（二）“在皖南事变及一月十七日蒋介石宣布新四军‘叛变’后，我们对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应有政策上的变动，即由一打一拉政策改变为完全孤立他的政策，在党内外尽量揭破他的反动阴谋，惟在蒋没有宣布全部破裂时（宣布八路及中共‘叛变’），我们暂时不公开提出反蒋口号，而以当局二字或其他暗指方法代替蒋介石名字。但对实行‘三三制’及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央指示中所述各项政策均不变，对统一战线原则均不变。”（三）对皖南失散力量，张云逸、邓子恢应设法派人过江，加以指导，收集一部在芜湖一带抗日。（四）对皖西、鄂东及河南方面，即应布置游击战争。

同日　致电廖承志，询问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发言人谈话，一月二十日中央军委命令及谈话，一月二十三日新四军将领就职通电，一月二十四日新四军声讨亲日派通电，均收到否？望广为散播。并指出：你处宣传活动，即根据这些文件，并望将这些文件寄给刘晓〔16〕和英、美共产党。

1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毛泽东发言，对《决定》的十条逐一作说明，指出：皖南事变及一月十七日反动命令是全面破裂的开始，这种估计是正确的。破裂的责任在蒋介石，一切理由都在我们这边。前年七七宣言斗争性多，去年七七宣言团结性多。蒋介石认为我们去年的七七宣言及“佳电”能得到中间派的同情，便抓住我们。我党只有采取尖锐对抗的政策，才能抵制蒋介石的政策。蒋介石一月二十七日讲话，说皖南事变只是所谓军纪问题、局部问题，我们必须说明是政治问题、全局问题、外交问题，是日寇与亲日派推到投降反共的一方面。从开始破裂到全面破裂还有一些时间。这种破裂不应说是国共之间的破裂，而是反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与全国人民之间的破裂。我们要维持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但中共必须保持独立性。应公开批评蒋介石。对目前时局的解决办法是十二条。毛泽东在会上第二次发言时还指出：日本企图使中国彻底投降，亲日派想推动蒋介石由抗战到投降，蒋介石目前还是第三集团。

同日　致电周恩来，指出：“从破裂开始到全面破裂尚可能有一个过渡时期，其时间快慢长短，依国内外各种条件决定。我们方针，不是促它快，但要准备它快，在蒋没有宣布全面破裂以前，我办事处尚须留下少数人撑持门面，因此相当的时间是可能有的。”“在国民党没有宣布全面破裂以前，我们并不断绝和他们往来，惟对两党关系，须坚持我们十二条件，不再谈其他问题（如北移、扩军、边区等）。”“蒋二十七日讲演已转入辩护（防御）态度，可见各方不满”。

同日　和朱德复电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全体工作同志：“感电〔17〕悉，甚慰，望努力奋斗，光明就在前面，黑暗总会灭亡。全国全世界人民都是援助我们的。”

1月3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起草致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及各师各军区政治部、新四军各级政治部电，指出：“我们须利用从开始破裂到全面破裂之间的一段过渡时间，因此中央决定在目前除中央军委及新四军表示与蒋介石尖锐对立的态度外，八路军将领暂时对外保持沉默态度，不发表宣言、通电、演说等文件，而动员民众团体发表文件，在报纸上发表社论，声援新四军，驳斥重庆军委会一月十七日命令及一月二十七日蒋介石演说”。发表文件和社论时，中心应痛骂日本与亲日派联合发动内战消灭抗日军队的阴谋。

1月31日　复信毛岸英、毛岸青，信中说：“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岸英要我写诗，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我的身体今年差些，自己不满意自己；读书也少，因为颇忙。”

1月下旬　日军发起豫南战役，国民党军汤恩伯部向西败退。

2月1日　关于日蒋矛盾等问题，复电彭德怀，指出：“日蒋矛盾仍是目前的基本矛盾，我们仍须尽量利用之，使时局再拖几个月的可能性仍是有的，国共由一月十七日的开始破裂到将来某时的全部破裂有一个过程，此过程可能短，亦可能长，由日蒋矛盾的变化及我们政策来决定，我们方针是利用这个过程使破裂于我有利。但我军事准备应放在可能短一点上。”目前政治上我已有主动性，军事上亦必须掌握主动性，估计此主动性要待国际条件成熟才能完全到我手中。“我们决不能丧失主动性。这是胜利与失败的重要条件。”“国际条件今年夏秋必有一个变化，明春又会有一个条件。”

同日　关于日军进攻河南与中共对时局的方针问题，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董必武，刘少奇、陈毅，彭德怀、左权等电，指出：“日寇乘蒋介石注全力于反共之际，集中五个师团以上兵力分数路包围汤恩伯、何柱国、李仙洲、李品仙诸军约十五万人于平汉以东。”“此次河南战役是宜昌战役后最大的战役，不论其军事结果如何，在政治上给蒋介石以很大的打击，因他煽起皖南事变造成国共间深刻裂痕，敌乃乘虚而入。蒋介石自三国同盟〔18〕成立、日美矛盾激化、英美苏三国助华之后，即兴高采烈，轻视日本，集中其精力拼命反共。”蒋介石造成国共裂痕之后，“敌即于一月下旬发动大举进攻，蒋介石反共结果已如此明显。各地应强调宣传蒋介石此种全力对内的反革命作法，完全为敌人造机会，如不变计，必至闹到亡国；强调地提出我党中央解决时局的十二条办法，只有蒋介石立即悔祸，实行我党中央所提办法，才能使已被蒋介石开始破裂了的国内团结重新恢复，只有恢复国内团结，才能抗御日寇之进攻，挽救国家于危亡”。电报还指出：“蒋介石在我们表示强硬立场之后，又遇敌人大举进攻，乃向我们提出廉价的妥协办法，允许华中我军展期北移及新四军归入八路军增编一军等条件，已为恩来同志坚决拒绝”。“蒋在危急时求妥协之心，已可概见。我们必须坚持尖锐斗争立场，不达到我们必要条件决不与之妥协。”

同日　关于今后华中战略任务，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并告彭德怀：“目前华中指导中心应着重三个基本战略地区。第一个基本战略地区是鄂豫陕边，其办法由彭雪枫、张云逸、李先念三地逐步向西推进，以在一年内达到鄂西、豫西及陕南建立游击根据地为目的”。“第二个战略中心是江南根据地。又分为苏南、皖南、浙东及闽浙赣边四方面”。“第三是苏鲁战区。这是目前华中的基本根据地，主力所在，用力最大”。

2月2日　关于日军进攻态势及中共在政治、军事上的方针问题，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周恩来、董必武等，指出：敌有占洛阳可能，汤恩伯、胡宗南、卫立煌主力有被击溃可能，“反共高潮可能下降，中日矛盾仍属第一”。我们的方针：政治方面，继续攻势，坚持十二条，在适当的条件下不拒绝妥协，但目前绝不松口。军事方面，八路军原地不动，仍不松懈准备，新四军力争河南，不惜全力以赴。黄克诚部即改新四军番号，新四军已成全国人民心目中极荣誉的军队，这是皖南代价换来的。统战方面，注意团结中条山、河南、湖北各友军，“大大发展交朋友，共同打退日寇的进攻，良机难得，以德报怨”。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彭德怀、左权，周恩来、叶剑英电：“中央决定在蒋介石对新四军问题没有满意解决以前，我八路军停止给他任何呈报（战报亦停止），亦不向他请领经费。他的来件，办事处可以照例收下，但不要复他。”

同日　在杨家岭住地同二月一日离开重庆今日回到延安的叶剑英，进行长时间谈话。叶剑英带来周恩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信以及邓颖超送毛泽东的相片，向毛泽东汇报了皖南事变前后同国民党谈判的情况。当晚，毛泽东致电周恩来：“（一）剑英本日上午十时抵延，畅谈五小时，收到来示，欣慰之至。报纸题字〔19〕亦看到，为之神王。（二）小超同志照片收到，敬谢。”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并告彭雪枫、黄克诚：彭雪枫部和黄克诚部均须用新四军番号。刘、陈应“速将苏南、苏北、皖东、鄂中、淮北及克诚六部编为六个师，将各师师长、政委名单立即电告，以便军委立即发表委任令，广播全国”。

2月5日　和朱德致电廖承志：同意用毛、朱、周名义致电陈嘉庚、柳亚子、张一麐〔20〕等，对他们为全国团结抗战仗义执言表示敬佩与鼓励。

2月7日　在准备发给共产国际的《新四军事变后的各方动态》上加写两段话。一段是：“中共方面的整个立场，见于一月二十日发表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与谈话，其中包括十二条要求，全党一致拥护，情绪异常兴奋。党外人士例如冯玉祥〔21〕说，只有共产党的十二条国事才能解决，参政员张一麐等看了，异常高兴，中间人士从前怕共产党过于强硬引起破裂者，现在则赞成我党采取强硬态度。蒋、何、白原估计我们可以吓下来，以为苏联不要破裂，中共一定也不敢强硬，今见如此，出于他们意外，表示着慌，蒋几次派他的代表张冲、张治中〔22〕与周恩来商妥协办法，并派叶剑英返延。”另一段是：“综合各方情况，截至今日止，由于蒋介石做得太错，我们的有理而强硬的态度，日本向河南的进攻，英、美、苏的外交压力，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中间派的同情我们，广大人民的对蒋愤慨等等原因，已开始有了妥协的基础，内战已可避免，中国时局有发生有利于我们的变化的象征。”

同日　关于日军进攻河南的形势和对蒋介石政治动向的分析，致电周恩来：“此次敌军进攻规模甚大，战况激烈，似比宜昌战役还要大些，完全是蒋、何、白反共计划召来的。”“蒋介石原知敌人一、二、三月内要进攻的，他之所以发动皖南事变，发表一一七命令及部署大军进攻淮北、皖东、鄂中新四军，均是想以反共停止敌人进攻”。“岂知日本人的想法另是一样”，“利用国共冲突，乘机进攻”。“故河南进攻，对蒋是一瓢极大的冷水，把他的全部的幻想打破了。”“军事反共事实上既已终结（虽然皖东与关中边区还在进攻），请注意蒋介石诸人如何处理国共关系，依我观察，他们非求得个妥协办法不可。敌人攻得如此之急，一一七命令如此丧失人心，他的计划全部破产，参政会又快要开了，非想个妥协办法，更加于他不利。”

同日　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居里会见蒋介石。八日，蒋介石收到罗斯福希望国共合作的来函。

2月8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通知，指示各地在抗议皖南事变及追悼皖南事变殉国烈士大会中，应要求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接受中共提出的解决时局十二项条件，平反皖南冤案。十日，又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通知：“关于抗议皖南事变及追悼皖南死难烈士，前定二月十三日或以后数日内开会，兹决定缓开，待时局明朗后再通知开会。”十一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大会停开。

2月9日　进犯阜阳的日军开始撤退，同时放弃涡阳、蒙城等地。十日，败退到新黄河以西的国民党军分三路向豫皖苏边区新四军进攻。

2月1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指出：这次日军进攻河南，扰乱了反共军对新四军的进攻计划，但在豫南战役中中央军损失不大，他们仍能布置进攻我们。二月六日国民党中央发出指示，要发动舆论逼使八路军、新四军退到老黄河以北，现在积极布置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反共军有三师两旅，看来反共高潮仍未降低。

2月12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罗炳辉，黄克诚，彭雪枫等，指出：“此次敌寇发动华中攻势，其行动如山洪暴发，忽涨忽退，蒋此次反共计划一般地已被捣乱。目前整个形势在变化中。华中军事除李仙洲及王仲廉指挥之新二军仍继续执行原来反共任务外，汤军〔23〕主力正在进行休整”。“你们目前任务是求得巩固现地区，与李仙洲斗争”。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望令克诚部向西推进，求得与雪枫区域联成一片，以巩固华中阵地。”

2月13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雪枫并告陈毅、刘少奇：李仙洲部两个师向你们进攻，你们主力先应向北退却，然后相机反击消灭之，一切靠自己解决问题。

2月14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周恩来电：“（一）同意以我党七参政员名义将十二条提到参政会要求讨论，以期恢复国共团结、重整抗日阵容、坚持对敌抗战，否则我们不能出席参政会。（二）同意在参政会外成立各党派委员会讨论政治问题。”〔24〕

同日　关于目前国共关系和中共的策略，复电周恩来，指出：蒋介石“反共不会变，高潮可能下降，‘剿共’可能停顿（只说可能）”。“只要此次高潮下降，‘剿共’停顿，将来再发动高潮，再举行‘剿共’就困难了（除非投降），故目前是时局转变关头。”“敌必向蒋进攻，某君〔25〕估计是对的，利用日蒋矛盾仍是我们政策中心。”“但对蒋让步则危险（如你所说），目前是迫蒋对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国内外）。”“只有军事攻势才会妨碍蒋之抗日，才是极错误政策。政治攻势反是，只会迫蒋抗日，不会妨蒋抗日，故军事守势、政治攻势八个字是完全正确的，二者相反正是相成。”我之政治攻势（十二条）压倒了蒋之攻势，我们的目的不在蒋承认十二条或十二条之一部分，他是不会承认的，而在于以攻势打退攻势。“一月十七日以前他是进攻的，我是防御的，十七日以后反过来了，他已处于防御地位，我之最大胜利就在于此。”十六日，又将这一电报发彭德怀、刘少奇。

2月15日　毛泽东等共产党七参政员致函国民参政会，声明在国民党政府对中共中央一月二十日所提出的解决皖南事变十二条善后办法未予采纳以前，拒绝出席参政会。十九日，周恩来将此公函送交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

2月17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德怀、左权并告刘伯承、邓小平，刘少奇、陈毅，指出：卫立煌“是可与合作人物，对他的政策应十分谨慎，应向着争取他与我们长期合作的方向去做”。“日蒋矛盾甚大，日寇仍有深入进攻可能。”“蒋介石强我华中部队集中华北的政策，日本认为是对它不利的（破坏它华北的根本利益），这亦是日蒋矛盾之一。”这个矛盾很可利用。“日蒋没有妥协以前，蒋大举对我进攻是不可能的，第一他没有便利战场，第二政治上不好动员，第三英、美都不赞成，第四蒋、桂已有矛盾。这一估计已经证实，故华中我军应加紧对付他的小进攻（如李仙洲、莫德宏、陈大庆〔26〕之类），但不怕他的大进攻。”“目前蒋、桂、何都陷于僵局，我再忍耐一下，时局于我有利。”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关向应，聂荣臻、彭真，吕正操、程子华，朱瑞、陈光、罗荣桓，陈毅、刘少奇，进一步阐述中共中央决定的军事守势、政治攻势的方针，指出：“目前党的政策的中心出发点是利用日蒋矛盾，日蒋还有严重矛盾，故必须利用之，因此我们采取了军事守势、政治攻势的政策，这个政策的时间愈长愈有利，愈短愈不利。”“我党领导的一切武装部队，包括新四军在内，目前对反共军，基本上只应该打防御战，不应该打进攻战，不应该企图在大后方发动反蒋的游击战争，这些办法目前都是有害的。”新四军虽已无合法地位，“亦不应该去大后方，暂时仍以限制于敌占区及其附近地区活动为原则。河南敌退后，彭雪枫过新黄河的活动应暂时放弃，主力向河南发展任务目前应改为准备而不是实行”。“对八路军机动部队的准备亦然，目前也是准备，不是实行”。“在加紧准备机动部队中，必须抑制部队中可能发生的急躁情绪，必须使部队高级人员懂得，一方面要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全面破裂），一方面又要在自己的行动上避免引起过早破裂，要知道破裂愈迟愈有利，愈早愈有害。”

2月18日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关于新四军所属各师军政负责人的委任令：粟裕为第一师师长，刘炎为政治委员，钟期光为政治部主任；张云逸为第二师师长，罗炳辉为副师长，郑位三为政治委员，郭述申为政治部主任；黄克诚为第三师师长暂兼政治委员，吴文玉为政治部主任；彭雪枫为第四师师长暂兼政治委员，萧望东为政治部主任；李先念为第五师师长暂兼政治委员，任质斌为政治部主任；谭震林为第六师师长暂兼政治委员；张鼎丞为第七师师长，曾希圣为政治委员。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刘少奇、陈毅，彭雪枫，指出：“顽军虽有重新进攻华中我军之可能，然经日军‘扫荡’后整训须时，故雪枫部应在涡河南岸尽可能努力迅速建立根据地，不到不得已时不要全部退至涡河北岸与放弃涡南。”“可由黄克诚酌派一部分部队进至原雪枫地区。”

2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杨尚昆关于华北情况和政策上几个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要加强中央秘书处组织。秘书处工作主要有政治、军事、党务、情报、同延安各机关的联系五个部分。会议决定调陶铸、胡乔木〔27〕等四人到秘书处工作。

2月20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起草致彭德怀、罗瑞卿电，指出：前总在二月九日所发政治训令是不适当的。训令“混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从理论上动摇了‘三三制’，使全军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即整个资产阶级都已经或快要叛变了，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苏维埃时期又要到来了。这样就将中央及全党一年以来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都有可能从理论上给以推翻”。“在现时提倡土地革命是非常错误的，这样将使我们党孤立起来。中央曾经并正在努力向党内外说明党的政策不是土地革命政策而是统一战线政策”。“认为在统一战线教育以外另有所谓与统一战线教育相对立的阶级教育，在现时应该强调起来，而不知道统一战线教育即是阶级教育，即是无产阶级及农民阶级对现时还在抗日的各个资产阶层（大资、民族、小资）与地主阶层（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的立场和态度。除此以外，并无所谓另外单独的阶级教育。只有认为统一战线仅有联合并无斗争，才另有提出专门强调阶级对立或阶级斗争之必要”。“在反共高潮时期，主要地应该防止的是‘左’倾危险，而不是右倾危险”，而二月九日训令势必助长“左”倾危险的发展。“二月九日训令包含着脱离中央七七决定与十二月指示各项基本原则的倾向，我们明白这是由于皖南事变的刺激而发生的。须知皖南事变也罢，乃至蒋介石叛变投降与全面破裂也罢，七七决定与十二月指示的基本原则是不会变化的。现在有些同志似乎觉得在皖南事变后，中央七七决定与十二月指示中所持的原则立场已经不适用了，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2月21日　和任弼时致电周恩来：“七大代表已到齐，只待你回，拟五一开会〔28〕，不便再延，请你估计有无回延可能，并准备何时回延”。

2月22日　将所起草的叶剑英二月二十三日致张冲电，发给周恩来转交张冲。电报说，中共中央嘱叶剑英向张冲提出以下意见，请转达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并望答复。“一月十三日皖南事变及一月十七日宣布新四军叛变之命令是国民党方面表示开始破裂国共合作的行动。”“本党中央认为除由国民党方面采纳十二条办法之外，绝无任何其他办法足以挽救由国民党方面所引起的破裂危机，而此种破裂危机如不挽救，则民族危亡之大祸将随之而至”。“截至本日为止，国民党方面对于本党之政治压迫与军事进攻有加无已〔29〕。”“本党中央认为十二条办法如不能获得满意解决，各种政治压迫与军事进攻如不能停止，则国共关系与时局危机，必将益形严重，一切空言延宕之方法将毫无补于实际。”

2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目前时局复周恩来的电报作了说明，指出：目前时局仍无大变，周恩来已将十二条要求交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国民党非常着急。在皖南事变时国民党非常强硬。到蒋发表谈话〔30〕后，缩小范围，逐渐软下来，因为他们怕中间派同情我们，又怕军人动摇，胡宗南、陈诚〔31〕、卫立煌等都表示不愿马上内战，更怕国际压力。所以在周将公函交王世杰时，王要求收回缓发两天。宋美龄说蒋吃软不吃硬，实际上蒋对我们是吃硬欺软。我党目前只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敷衍，另一种是采用政治攻势，像我起草的复周恩来电和叶剑英复张冲电的态度。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二月二十三日复周恩来电。复电指出：“同意你的根本立场〔32〕，但不拒绝谈判。”“致参政会公函不能撤回，并须广泛发布。”应告张冲如下各点：“自一月二十五日将十二条交与张冲转达蒋先生后，国民党方面置之不理，故不得不函达参政会要求解决。”“如国民党方面认为可以谈判十二条，参政会方面自可暂时不付讨论，而由两党在会外谈判，但在谈判无满意结果前，我们不能出席参政会。”“国民党方面如无破裂决心，必须迅即停止各方面的政治压迫与军事进攻。”

同日　为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铅印单行本写如下一段话：“这本小书是一九三六年秋季作为当时红军大学的教本而写的，目的在总结内战的经验。只完成五章，尚有战略进攻，战略转移，政治工作，及其他许多问题，没有工夫再写了。四年来只有油印本，兹应军政杂志社之请，用铅印出版，借供党内同志们参考。这是一场大争论的结果，是表示一个路线反对另一个路线的意见，对于目前的抗日战争还是有用的。”

2月24日　电告周恩来：（一）李长江叛变，陈毅率新四军讨伐〔33〕，二十日占领泰州，俘获人枪数千，李率数百人西逃，逆部有两个支队反正，望广为宣传。（二）李仙洲向新四军进攻，陷涡阳、蒙城，彭雪枫部化整为零仍在涡河、新黄河间坚持游击战争。（三）七参政员公函明日可发表，并电香港。

2月25日　在一份关于华侨方面对国共分裂危险的反应材料上加写一段话：“国民党方面，在各方反对其反动措施的压力下，虽然不会变更其反共的根本计划，但更大的破裂，却有被制止的可能。只有国民党内部外部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各种中间势力与进步势力加强其对买办资产阶级分子的压力，时局才有好转的可能性。”

2月26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周恩来电：“有电〔34〕悉。（一）非十二条有满意解决并办理完毕确有保证之后，决定不出席参政会。（二）张冲所提条件不能接受，七参政员公函不能撤回。（三）如彼方有诚意解决问题则应（甲）参政会延期两个月开会，（乙）在两个月内解决十二条及一切悬案，（丙）派机送恩来回延开会以便讨论彼方意见。”

同日　致电周恩来，指出：“蒋介石除对我秘密党及办事处逞凶外，他处绝无办法。”国内外形势日益对我有利。“蒋介石反共是一定的，但大举是不可能的，蒋介石手忙脚乱之时快要到了。”

2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报告目前时局与中共对策问题，指出：现在国民党与英美方面都怕国共分裂，蒋介石企图拉拢我党及各小党派参加参政会。我们的对策是蒋如果不答应我们提出的十二条，我们就不出席参政会。

同日　周恩来、董必武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告以蒋介石于今天上午约见各小党派代表张澜、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褚辅成、左舜生六人，原则上同意他们提出的成立由有关各方面组织的委员会等建议。随后，各代表即约周恩来谈话，说蒋已答应成立各党派委员会。周、董电报还说：蒋介石现用一切力量骗我们出席参政会，我们决不上当。他想以各党派委员会作为我们出席参政会的交换，我们也决不交换。关于各党派委员会的组织和讨论内容及中共代表人选等，请中央电示。

2月28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周恩来电：“（一）可以加入各党派代表委员会，每党派代表一人。（二）我党派恩来为代表参加委员会。（三）委员会以讨论各党派关系（当然首先是国共目前的紧张关系）及国家大事为其任务。（四）委员会不属于参政会。（五）我党参加委员会，但在十二条没有满意解决前，仍坚决不出席参政会。”

同日　修改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以周恩来或董必武的名义向张冲提出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致周恩来的电报。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是：（一）立即停止全国向我军事进攻；（二）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及各党派之合法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及各地之被捕人员；（三）启封各地被封书店，解除扣寄各地抗战书报之禁令；（四）立即停止对《新华日报》之一切压迫；（五）承认陕甘宁边区之合法地位；（六）承认敌后之抗日民主政权；（七）华北、华中及西北防地均维持现状；（八）于十八集团军之外，再成立一个集团军，共应辖有六个军；（九）释放所有皖南被捕干部，拨款抚恤死难家属；（十）发还皖南所有被捕人枪；（十一）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每党派出席代表一人，国民党代表为主席，中共代表副之；（十二）中共代表加入国民参政会主席团。

3月1日　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在重庆开幕。由于国民党不肯接受中共提出的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中共参政员毛泽东等七人拒绝出席会议。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谈判无结果坚决不出席参政会复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的急电〔35〕，指出：“（一）临时办法无结果无明令保证，绝对不能出席（绝对不能出席），必须坚持我们的原则立场。（二）告诉国民党及小党派，延安回电已到，为顾全大局起见，同意临时办法十二条，在有结果有明令保证时可以出席，以示我党仁至义尽。（三）判断此次谈判决不会有结果，故你们的决心须在不出席上，亦不宜外出活动，坚守自己的原则立场。如我们此时出席，我们即失掉一切立场，结果将非常之坏。（四）即选周为主席团，亦决不能出席。”

3月2日　关于不出席参政会问题再致电周恩来：“昨夜书记处会议讨论来电，反复考虑，认为蒋介石正发动一切压力迫我屈服，我若出席，则过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势完全崩溃，立场全失，对我一切条件他可完全置之不理，一切文章不能做了，因此决不能无条件出席，但明令保证的条件是决不会答应的，因此须决心不出席。”“我不出席，他亦无可奈何”。“我已提出让步条件（临时办法），他不答应，其曲在彼”。“只要熬过目前一关，就有好转可能，在半年内如能解决善后条件，我仍准备出席九月间的二次参政会。”

同日　急电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对共产党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本日致国民参政会公函，表示“完全同意”，并嘱“立即转发港、沪并广播各地”。董必武、邓颖超的公函说，他们经中共中央同意提出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如得国民党政府采纳并有明白保证，他们将出席国民参政会。

3月4日　致电周恩来，指出“蒋将继续增加对我压迫，请作准备。”“参政会通过拥蒋案以报复我之不出席，但我如出席亦会通过此案，我们赔了夫人又折兵，便上大当，故不出席是千对万对的。”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德怀、左权，贺龙、关向应，彭真，刘伯承、邓小平，指出：“关于机动部队准备事，须能适应走与不走两种情况，决不可一心一意只准备走，致放松坚持根据地的决心与注意力，及耗费太多之经费，因此应该以准备兵力与现款二事为宜，其他如船只、粮食、草料等项不特别增加经费，凡须特增经费者，须从缓办。”

同日　致电廖承志并告周恩来：对国民党“参加英美集团或订立中缅协定一事不必强调反对，要把宣传与政策加以分别，我们并不放弃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宣传，但对英美援华与中缅联防则不应反对，可表示听任态度，因此事可使蒋介石难于投降与难于反共。我们必须尽量利用两派帝国主义间的矛盾”。

3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先就目前时局问题发言，说：过去我们的“佳电”及撤兵，一方面取得了中间派的同情，另一方面使国民党抓住我们怕破裂，更加向我们进攻。在我们向参政会提出十二条时，蒋表示着慌。我们继续坚持强硬的立场，蒋动员所有小党派向我们要求出席参政会，因此我党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提出新的十二条办法。这一次我党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三个战士坚持了党的立场，这是有重大的意义。我认为我党此次坚定的立场是对的，给了国民党以坚决的打击，会给各方面以极大的影响。我们的孤军奋斗是有极大的意义。我党外交政策并不反对英、美援华，但反对参加英美集团。我们不反对参加中缅联防，在反日的目的下赞成中缅联防，利用帝国主义间的矛盾。现在以大势观之，国民党反共政策是不会停止的，但在日本南进的政策下反共高潮将会降低。在讨论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时，毛泽东说：财政方针主要是发展的方针，手段是票子。应当转变过去的紧缩政策，根据新的方针，立即实行新的政策。要决心立即投资生产事业，主要是投资盐的生产。纸票新增发六百万元，因为现在特别需要，不得不发。以二百万投资盐的生产，二百万买粮食，一百万支付中央与边区的经费，一百万由银行周转。各种垄断的办法必须立即改变，私利不要妨碍人家，政府要实行纠正。要实行贸易自由政策，过去实行以公营事业吞并私人事业的政策是不对的。对边区资本主义发展不要害怕，过去提党内反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口号，后来改用反对贪污腐化的口号。

3月6日　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第六次会议上，作关于中共七参政员不出席会议之演说，重弹军令、政令必须统一的滥调，攻击中共提出的解决时局善后办法十二条和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但又不得不声称“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会议通过对毛泽东、董必武参政员等未能出席大会事件之决议，并以大会秘书处名义再次致电中共七参政员，促其出席会议。

3月8日　毛泽东等中共七参政员复电国民参政会，再次说明不出席参政会的理由，指出：中共为挽救时局，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善后办法十二条。迟延期月，未获一复，而政治压迫、军事攻击反变本加厉。……似此情形，若不改变，泽东等虽欲赴会，不独于情难堪，于理无据，抑且于势有所不能。”为顾全大局委曲求全计，“乃由在渝参政员必武、颖超二人提出临时办法十二条，请求政府予以解决，以便本党参政员得以出席大会”，但亦未蒙政府置答。复电重申这两个十二条是中共七参政员是否出席此次参政会的条件。如能在此会期间，“采纳泽东等所提各项办法，一有定议与实施上之保证，则本次大会虽届临毕之时，中共在渝参政员亦必应命出席，否则惟有俟诸问题解决之日”。

同日　出席在文化沟举行的延安“三八”国际妇女节纪念大会。

3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时局问题发言说：此次参政会，中共不出席，邹韬奋等退出，已变为反共的反动的舆论机关。蒋介石在参政会上报告，说对我党提出的十二条一条也不能答应。现在不理他，待国民党八中全会时给以政治上的进攻。会议决定，中共对此次参政会采取不理态度。会议还讨论了召开中共七大的准备工作。当天，毛泽东起草中央书记处通知：各根据地对重庆国民参政会的一切东西不要发表，也不要批评，取置之不理的态度。

同日　致电周恩来，分析蒋介石六日在参政会的演说并提出对策。电报说：“我们攻势（双十二条及不出席）结果，迫得蒋介石作正面回答，却把问题向全国公开了（借一切国民党报纸发表我们的十二条，同时暴露了蒋介石的真面目），蒋原欲把问题缩小，现在却扩大了（由军事问题扩大到政治问题、党派问题）。这些都是我们攻势的结果。”“蒋六日演说及参政会决议仍是一打一拉的两面政策，我们七参政员齐〔36〕电，亦是一打一拉的两面政策，这种拉锯式的斗争将延下去，就是所谓拖，可能再拖一年。”蒋介石六日演说，是“一种阿Q主义，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选举必武为常驻委员及近日西安放人似是这种收兵的表现”。“我们却还应继续我们的攻势，直到我们的临时办法各条实际上被承认（主要是扩军、防地、新华报及路上少捉人）。”

3月14日　复电全美洲洪门总干部监督司徒美堂等，表示对美洲侨胞关怀祖国，呼吁团结，敬佩无已。指出：自国民党发出一月十七日反动命令后，国共合作已遇到严重的危机。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利益为重，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迄未稍变，已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解决时局的善后办法和临时办法各十二条，希望“公等一致主张，予以赞助”。

3月15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周恩来电：“删未电〔37〕悉。（一）可以先解决新华、捕人、发护照、发饷等小问题，惟对大问题绝不放松。（二）蒋之表示，不完全是哄，有部分让步以谋妥协之意，因国内外情势不容许他不让步。”

同日　电告周恩来，驻安徽、河南的蒋桂两系在地盘问题上发生严重矛盾，白崇禧电告李品仙保存实力不打硬仗，对东进“剿匪”已完全不提。

3月17日　关于日苏订立条约对国共关系的影响问题，致电周恩来，指出：“蒋急于转圜，似乎是由于近日国际关系。”“松冈西行目的在订立日德、日苏两种条约，两约如订，大战即发，英、美要阻止日、苏订约，命蒋向中共转圜，蒋亦甚惧日苏亲善，似有求助于我之意，日本则利用国共恶化，有求苏助日制蒋意。”“如日、苏只订经济条约不订政治条约，蒋有答应我临时办法各条可能，如日、苏订立政治条约，则国共、中苏关系均可能一时恶化。”

同日　为《农村调查》一书写第二篇序言。序言指出，出版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这篇序言和四月十九日写的跋合为一篇编入《毛泽东选集》，题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

3月18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目前时局的通知，指出：“从何白‘皓电’（去年十月十九日）开始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至皖南事变和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达到了最高峰；而三月六日蒋介石的反共演说和参政会的反共决议，则是此次反共高潮的退兵时的一战。时局可能从此暂时走向某一程度的缓和。”“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内对我党和进步派的压迫政策和反共宣传，决不会放松，我党必须提高警惕性。”同时，“在全国和各根据地上，要反对对时局认为国共已最后破裂或很快就要破裂的错误估计以及由此发生的许多不正确的意见。”这个通知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

3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时局的通知，并决定缓发。在讨论出版发行工作时，毛泽东指出：要使发行与消耗量相适合，要出版教科书及通俗书籍。合并刊物问题〔38〕，现在继续停刊，把文章放在《解放》上。会议决定合并刊物后，暂时只出版《解放》、《共产党人》、《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文化》四种刊物。

同日　致电周恩来、董必武，询问：蒋介石组织党派委员会有何用意？蒋是否同意党派委员会只能是商谈接洽机关，不是决定机关，一切有关某一党派的问题非经该党派同意不生效力？蒋是否想借此站在各党派之上，以便统驭全国？以上各点请立复。二十日，周恩来、董必武复电毛泽东，为了对付蒋介石拉拢各党派而组织党派委员会的计划，建议采取以下对策：向蒋提出党派委员会必须置于参政会之外，各党派必须平等。

3月21日　致电周恩来：“号〔39〕午电悉。（一）党派委员会问题中央还未讨论，请暂时不要答复他们。（二）请你考虑在新四军问题未解决前，不加入党派委员会是否更妥当些，因蒋目的在使我加入党派委员会束缚我们手足。”

3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增强党性问题。毛泽东发言说：党性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要使中级以上的干部实行检查，干部巩固了党便巩固了。实行自我批评，是一个很难办到的事情，鲁迅也说解剖自己是困难的。自遵义会议后党内思想斗争少了，干部政策向失之宽的方面去了。对干部的错误要正面批评，不要姑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团结全党，但同时必须进行斗争，斗争是为了团结。我党干部要做到虽受到打击也要服从组织，就是在一个时期为上级所不了解，并且孤立，都要能够忍耐下去。要能上能下。项英、袁国平的错误，中央也要负责，因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是有些错误的。当时对形势估计不足，没有迅速地布置工作；其次对国共关系忽视了斗争性，因此边区也失掉些地方，直到张国焘逃跑后才解决，对全国的影响也很大。会议决定由王稼祥起草关于党性问题的决定。

3月　关于从重庆订购书报问题，三次致电周恩来、董必武。要订购的书报有：《中央日报》、《扫荡报》、《新蜀报》、《新民报》、《时事新报》、《新中国日报》、《华光日报》、《国家社会报》；重庆各党派集团及昆明、桂林等地的报纸、杂志；向中国文化服务社订购各种政府公报、杂志、报纸；向中国经济研究所订购《四川经济参考资料》、《贵州经济》、《日本对支经济工作》、《列强军事实力》，《中外经济年报》（三九、四〇年版）、《中外经济拔萃》（创刊起全要）。并要求将商务、中华及其他书局出版的有关中国经济书籍尽先寄来，“重庆所有的经济书籍望尽力搜集寄来”。

4月1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电，指出：“李先念部队有绝大战略意义。办事处、新华日报及重庆、桂林、贵阳各地一切应疏散的党与非党的干部，应千方百计尽其可能送到李先念那里去。”

4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毛泽东准备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的提纲，内容是关于最近六个月来同国民党反共高潮作斗争的经验总结。这个提纲的八点内容，都包含在一九四一年五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在反对第二次反共高潮斗争的教训的党内指示中。

4月5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朱瑞、陈光、罗荣桓并告彭德怀、左权，陈毅、刘少奇，对山东、华中的战略部署提出意见，指出：“在日蒋矛盾依然尖锐存在条件下，反共军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这一点给我党在山东、华中巩固扩大根据地以有利条件。”“但山东、华中敌、顽、我的三角斗争是长期性的，三方中无论哪一方均不可能迅速解决问题。”“因此你们战略部署须适应上述根本情况，作长期打算，勿为临时消息所左右。”“中央已同意中原局建议，陇海路以北的党与军队之领导，仍归还北方局与八路总部，陇海以南则归中原局与新四军部，华中局仍称中原局。”

4月8日　致电周恩来，指出：“蒋有派两个师绕道绥西进驻榆林向我压迫讯，其中一师系新编第三十四师马志超部已到宁夏。蒋派陈长捷为晋陕绥边区‘剿匪’总司令，日内率直属队经陕、甘、宁夏似赴榆林。蒋之目的在夺取盐池，压迫绥德。请严重向蒋交涉。”

4月9日　致电周恩来，指出：根据各处消息，蒋介石有从北面布置兵力向我压迫的可能。请一面向蒋抗议，一面告诉刘斐，盐池为我给养命脉，如被占领非与蒋拼命不可。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贺龙、关向应、续范亭并告彭德怀、左权：“蒋有加强北面兵力攻取盐池并南攻绥德可能，你们应准备抽调有力部队准备于必要时西渡增援，暂在原地待命。”

同日　致电廖承志，请他在香港为延安儿童保育院购买听诊器、窥耳器等医疗器械。

4月10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本日三次致电贺龙、关向应等，指出：何应钦到西安布置“剿共”军事，李文部分驻宜川、洛川、宜君、耀县的四个师似有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企图，如其进攻则可能是突然袭击延安、富县两点。你们应做好准备，并准备抽调五个团待胡宗南进攻延安时为保卫延安之用。

同日　致电周恩来：蒋介石似有袭击延安的企图，望立即揭穿，并告知友人。

4月11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廖承志及各战略单位，通报说：据息，何应钦此次来西安是主持西北“剿共”军事会议，已于十日在临潼开会，讨论中心问题为进攻陕甘宁边区之部署，进攻边区总指挥已决定为胡宗南，在一个月后开始进攻。

4月12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贺龙、关向应并告彭德怀、左权，指出：“准备机动部队集结集训，布置甚妥”。“惟集结位置须选在行止两用之处，庶依情况须行则行，须止则止，可以活用”。

4月13日　《苏日中立条约》在莫斯科签订。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约见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表示“苏联将毫无变更地继续援助中国”。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贺龙、关向应并告彭德怀、左权，指出：“如果蒋介石冒险打延安，我们现时还只能决定内线作战，不是打出去，一二〇师兵力须在保卫边区同时又相当兼顾晋西北之两点上。”“蒋介石是否决心打延安主要决定于蒋对苏联态度，日苏条约订立后蒋之态度如何尚须数日才能看清，但我现应放在蒋决心打延安一点上来布置。”

4月14日　关于苏日中立条约和蒋介石准备进攻延安等问题致电周恩来，指出：“日苏条约使苏联彻底解除被攻威胁，对国际对中国发言权增高，使英、美利用三国同盟为反苏工具之幻想最后破产，对制止中国投降与反共危险有积极作用。”“对蒋进攻延安阴谋准备公开揭破，但还拟看一看，如蒋知难而退，则饶他一次以免引起紧张局面。”

4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苏日中立条约，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对苏日中立条约发表意见》。毛泽东发言指出：苏日条约订立之后，苏、日双方都得到自由，但对中国问题没有解决。蒋介石目前有三大困难，即财政、外交与中间派问题，中间派对投降与反共都不积极，财政困难更大。目前不会有新的反共高潮，蒋介石进攻陕甘宁边区似还不会立刻到来，但我们必须准备。会议还讨论后方工作、在延安出版日报等问题，决定成立后方工作委员会，统一管理延安党、政、军、民整个后方工作，由叶剑英负总责；决定由原指导陕、甘、宁、青等省工作的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西北中央局，统一领导西北工作；决定秦邦宪为即将在延安出版的日报〔40〕的社长兼主笔。

4月17日　关于苏日中立条约问题，致电周恩来，指出：“蒋介石历来认为苏联依赖他的抗日，他乃敢于放手反共，日苏条约对蒋给了一个严重打击。”“摆在蒋面前的是外交、财政、中间派三大困难问题。关于外交者是第一日本威胁加重，第二美、英重心在对德，第三苏联获得自由；关于财政者是收入不足十五分之一（五万万对七十五万万）；关于中间派者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地方实力派并不热心反共也不赞成投降。”“在日苏条约订立、苏联获得自由之后，蒋投降与反共将更加困难”。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雪枫：为了政治上打击蒋介石反共，军事上迟阻李仙洲援助韩德勤，同意陈锐霆〔41〕团在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反对中国人打中国人等口号下光荣起义，起义后照外围军待遇。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贺龙、关向应并告彭德怀、左权，指出：“你们部队主力择适当地点集中整训，不要妨碍生产建设，以便坚持根据地。延安亦是这个方针（准备应付蒋之万一进攻，但不妨碍生产）。”

4月19日　为《农村调查》一书写跋，指出：现在党的政策既不是十年内战后期的“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也不是陈独秀主义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的两重性的政策”。同时指出：“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和保护社会经济中的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是我们在抗日和建设民主共和国时期不可缺一的任务。在这个时期内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但是不要把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地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

4月20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雪枫并告陈毅、刘少奇，指出：陈锐霆团起义后不要改为八路军或新四军番号，可称九十二军独立旅，陈任旅长，保存外围军形式，归彭雪枫指挥。二十一日，再致电彭雪枫并告陈毅、刘少奇等，指出：如昨电所说陈团起义后仍打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第九十二军的旗帜。“对陈团内部须坚决执行一个路线的转变，使全团掌握在党的领导下，主要军职以党员与可靠分子充之，但须团结一切不反共的中间分子。”“惟有实行这种革命的两重性政策，才有利于争取国民党军队，也才有利于团结陈团中的中间分子。我对陈团的政策和对山西新军的政策是一样的，但和山东对一一一师的政策不同，山东没有采取内部坚决转变的方针”。

同日　复周恩来十九日来电，同意他关于国民党统治区顽固派、英美派、亲日派、中间派等对苏日条约所持态度的分析，指出：在德国打击下，英国对苏邦交即将好转，美国亦将大体上取英国的步骤，决不能得罪苏联，中国英美派、顽固派、中间派及进步派中之动摇分子均将在英、美影响下对苏献媚。“英、美总方针是先对德后对日，决不敢对日本取强硬态度”。“我们方针是要争得蒋及国民党主体转变到亲苏、和共、改良的方向，而以维持他们的政权、承认我们的地位为条件。”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德怀、左权，贺龙、关向应，聂荣臻，指出：无论蒋介石是否马上进攻延安或增兵榆林，从聂荣臻处调两个旅至晋西北机动位置是必要的。两旅到后主要集结整训，并从事生产。

同日　致电周恩来，请他为续范亭购买药品。“续范亭胃病甚重，似胃溃疡，来延医治，略有好转，请购乐努食丁二十盒航快寄来为盼。”

4月26日　复电周恩来，指出见蒋介石时可提出：（一）要求他派飞机送你回延安参加大会〔42〕。（二）表示我党愿意同国民党继续团结抗日，惟望国民党改变对内政策，并对八路军发饷，合理解决新四军问题。

4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审查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拟在第二届参议会竞选时提出的施政纲领，决定照毛泽东的修改稿通过，于五一劳动节发布。会议还通过以高岗为书记的中央西北局成员名单，并决定组织一委员会，解决过去边区党内争论问题。

4月28日　关于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修改和发表问题，写信给任弼时并转边区中央局。信中说：施政纲领的最后修正稿付上二份，请在边区刊物上发表，并印多张广为散布于边区境内及境外。干部人手一张。群众报上，须为之逐条加以通俗解释，并张贴于通衢。与此纲领发布同时，须由边区中央局发一通知，亦同样在报上发表，在通衢张贴，并使干部人手一张。毛泽东对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作过多次修改。纲领共二十一条，第七、第八、第十、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九、第二十条是毛泽东起草的，对其他一些条他也作了重要修改。第七条是：“改进司法制度，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不重口供。对于汉奸分子，除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外，不问其过去行为如何，一律施行宽大政策。争取感化转变，给以政治上与生活上之出路，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对于一切阴谋破坏边区分子，例如叛徒分子反共分子等，其处置办法仿此。”第八条是：“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同时实行俸以养廉原则，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必须之物质生活及充分的文化娱乐生活。”第十条是：“在土地已经分配区域，保证一切取得土地的农民之私有土地制。在土地未经分配区域（例如绥德、富县、庆阳），保证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及债主的债权，惟须减低佃农租额及债务利息，佃农则向地主缴纳一定的租额，债务人须向债主缴纳一定的利息，政府对东佃关系及债务关系加以合理的调整。”第十四条是：“继续推行消灭文盲政策，推广新文字教育，健全正规学制，普及国民教育，改善小学教员生活，实施成年补习教育，加强干部教育，推广通俗书报，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保护流亡学生与失学青年，允许在学学生以民主自治权利，实施公务人员的两小时学习制。”第二十条是：“对于在战斗中被俘之敌军及伪军官兵，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实行宽大政策，其愿参加抗战者，收容并优待之，不愿者释放之，一律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写悔过书。其有在释放之后又连续被俘者，不问被俘之次数多少，一律照此办理。国内如有对八路军、新四军及任何抗日部队举行攻击者，其处置办法仿此。”

4月30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刘少奇、陈毅、饶漱石，指出：敌占宁波、奉化、温州、福州，如系久占，你们应注意组织各该地的游击战争。从吴淞，经上海、杭州、宁波直至福州，可以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上海、杭州线的军事领导有单独成立战略单位之必要，此区有大发展前途，可划为第八师区域。

5月1日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在《新中华报》正式发表。同日，《新中华报》刊登的《边区中央局发布施政纲领》报道中说：“此纲领内容极为重要，不但表示团结抗战之总方针，并包举各方面的正确政策，例如军事政策，优抗政策，‘三三制’政策，人权保障政策，司法政策，廉洁政策，农业政策，土地政策，工商政策，劳动政策，税收政策，文化政策，妇女政策，民族政策，华侨政策，游民政策，俘虏政策及外国人政策等。”“据中共中央书记处人员称，边区中央局此项施政纲领之发布，适当国内外政治形势发生激烈变化之时，实具备着伟大的政治意义，不仅陕甘宁边区可以施行，而且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均可以施行，即在全国范围内说来，亦必有甚大之影响云。”

5月2日　致电周恩来，要他就陈长捷至西安事质问国民党，指出：“如陈至榆及向榆林增兵势必引起重大纠纷，如保持榆林现状，我可保证不向榆林、宁夏、内蒙作任何行动，否则引起纠纷责在彼方”。

5月5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陈毅、刘少奇并告彭德怀、左权，详细告知国民党军在华中的动态及蒋介石同桂系的矛盾。指出：蒋、桂在华中的防区方面有重大矛盾，“各欲置对方于危险地带，置自己于有利地带”。据汤恩伯称，已奉蒋令，该集团负责区域划定为淮河以北，平汉路以东，黄河以南，津浦路以西地区，“亦可见蒋攻我之心未死，没有敌人大举‘扫荡’，他是不会放手的”。自苏日条约签订后，国民党苦闷彷徨，桂系亦感无出路，据重庆消息，白崇禧很苦闷，说蒋介石“反共无决心，和共亦无决心”，近日白、蒋间颇有隔阂。

同日　和陈伯达致电周恩来，急切需要购买以下各种书报：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出版的《四川经济参考资料》、《贵州经济》、《列强军事实力》、《日本对支经济工作》以及该所出版的各期《中外经济年报》、《中外经济拔萃》；西南实业协会编辑的《四川工厂名录》；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辑的《中华民国统计提要》、《西南实业通讯》、桂林出版的《实用国民年鉴》；并询问前托购的商务出版的方显庭的《中国工业资本问题》一书，是否已购得。还指出：“关于各种统计公报及经济书籍，这里很需要，此后请指定专人多为购买，重庆运来书籍以此类较多为好，请嘱办事处同志注意。”

5月7日　中条山战役（又称晋南战役）开始。集结在这个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约十五六万人，虽有八路军积极配合作战，国民党军仍然溃败，退出中条山地区，在三个星期内，损失兵力约七万余人。

5月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时局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重庆国民党方面要刘斐同周恩来谈话，说明日军发动新的军事进攻，要求我们在军事上配合。会议决定复电周恩来。会议还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我党在反对第二次反共高潮斗争中的教训》的党内指示，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用电报发各战略单位。这个指示指出：“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全部地叛变投降，也决不能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在这种情况之下，指导着国民党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它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而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两面性。”我们的方针是“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时期的两次反共高潮都证明：“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除了对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便无他路可循。”“但是斗争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我们在皖南事变前所取‘佳电’的立场，对于事变后我们转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争取中间派。”“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现在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周恩来电：“（一）对于敌军进攻，须强调‘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号召。（二）对于国民党要求我们配合作战，须告以当然如此，不成问题。（三）我们要求事项：（甲）速解决新四问题；（乙）速发饷弹；（丙）停止反共；（丁）派机送周回延开会。”

5月9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八路军、新四军各部负责人，提出我军在日军进攻中的方针。电报说：“敌正集中兵力，企图进攻河南、陕西、云南，打通平汉路，截断西南、西北两交通线。”战事有在近日发生可能，国民党要求我军配合作战。我们方针，“仍按我军现在姿态，巩固各根据地，耐心发展敌、伪、奸三种工作（这是极重要的），按当地情况许可，拔取敌伪某些深入我区的据点，在接近豫陕地区，应有相当部队配合友军作战，并极力发展统战工作，但不要乘机向国民党地区扩展，使蒋、桂各军放心对敌”。

5月10日　致电周恩来：“已电总部拟具配合中央军作战计划，惟新四、饷弹、反共三大问题，请蒋速予解决。”

5月12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陈毅、刘少奇，指出：“敌占领郑州后意图不明，蒋令何柱国〔43〕袭击陇海线，扰敌后路，兼有防我意。为减轻蒋对我恐惧起见，彭、邓〔44〕所部，不应越过津浦线以西，仍在原地不动为要，张、罗〔45〕亦不可扰击李品仙。”

5月14日　关于党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配合作战，致电彭德怀，“目前国民党非常恐慌，望我援助甚切。判断在日寇此次打击下，国民党不能不向我讨好，国共地位将发生根本变化，我党在抗战中将日益占据领导地位。因此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但决不为国民党激将法所冲动，而是周密考虑情况，给以有计划的配合。”“我意主要配合区域应是晋东南与冀南，其他作为次要配合区域（即按寻常状态作战）。”

同日　致电廖承志：“（一）日寇准备大举进攻，我军决配合国民党作战。（二）对鲁斯〔46〕一类美国人可与之多联络，表示我党坚决抗日到底，武汉失守后主要抗战的是我党，国民党打得很少。我党对内要求，只有一个民主。对外交是主张与英、美联系的。”

同日　致电周恩来，要他告诉崔可夫及党外人士：“武汉失守后，两年半来，日本政策是主要对共、放松对国，以利诱降。故两年半来，国民党对日打得很少，它也和日本一样，主要对共，放松对日，发动两次自毁藩篱的反共高潮给日本看，希望日本不再进攻，这个政策是根本错误了。我党对日则无日不战，对目前进攻，又决定配合作战。东条陆相在今年一月议会中声明，重庆政府自前年冬季攻势以来没有打什么仗，只有共产军作了有力反攻，就是证据。”

同日　和朱德致电彭德怀：据报日军沿黄河增兵甚多，扬言渡河。又传日军于日前由平民〔47〕抢渡，沿河民众甚为恐慌，西安粮价亦猛涨，正在疏散，人心惶惶。“我军于此时机有在敌侧背给以打击以振奋国民党之必要，如何望告。”

5月15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电告彭德怀、左权：八路军总部应不断向蒋介石等通报敌情、战况，特别是胜利消息（包括全华北的），以影响其抗战决心，争取国共关系好转。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出版《解放日报》等问题的通知，全文如下：“五月十六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事业亦加改进，统归一个委员会管理。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各地应注意接收延安的广播。重要文章除报纸、刊物上转载外，应作为党内、学校内、机关部队内的讨论与教育材料，并推广收报机，使各地都能接收，以广宣传，至为至要。”

同日　致电廖承志、周恩来，请他们在香港、重庆为续范亭购买治疗肠溃疡的乐努食丁注射剂五十盒，速寄延安。

5月16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毛泽东题写报名和写发刊词。发刊词说：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就是本报的使命。“现在是中国存亡绝续的关键，全国一切抗日党派抗日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主要的敌人。中国共产党是站在这一斗争的前线的，过去如此，现在还是如此，将来还是如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始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团结，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武器，也就是我们的口号。”

5月18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社论指出：“目前国际形势中的主要特点有三个：一是德国大胜利，二是中国发展着的抗日战争，三是苏联的和平政策。我们一般地估计国际问题，特殊地估计日本问题，都不能离开这样三个特点。”否则就不可避免地要作出不正确或不大正确的结论。德国有夺取世界霸权的趋势，英、美对付德国的“锦囊妙计”是：“不让希特勒向西，不让苏联置身事外，又来一个欧洲慕尼黑，这就是他们的总方针。”“再一次施行远东慕尼黑，利用中日矛盾与苏日矛盾，迫日向西向北，以配合其迫德向东的西方政策。”对于中国发展着的抗日战争，很多人是估计过低的，殊不知“基本上决定日本的动向的正是中国”。“中国现在是一堆民族革命的大火，在这里高举着火炬的是几万万人，而共产党则站在这个火炬行列的最前线。”“世界究竟是谁人的世界？帝国主义强盗们说一定是他们的世界，而人民则说一定是人民的世界。中国究竟是谁人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者说一定是它的中国，而我们则说一定是中国人的中国。‘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呢？只有人民，只有我们，才能正确答复这个问题。”“世界上一切反动派都无法估计革命力量之发展，这一点是反动派们注定了的致命伤。”

5月19日　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改造全党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任务，批判了理论和实际脱离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但在这一结合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缺点，即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有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一种是主观主义的态度。我们党内许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违背了理论和实际统一这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另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报告提出三点建议：一、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二、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三、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这个报告对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和路线学习起了推动作用，给全党的整风学习提出了明确的方向，是整风学习必读文件之一。这个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

5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何凯丰〔48〕关于青年工作的报告。在讨论中毛泽东最后发言，指出：大革命时期恽代英领导青年团是搞广大的群众运动。苏维埃时期形成狭小的组织是错误的第二党方针。抗战时期青年工作是有成绩的，但在组织问题上有缺点。现在群众运动发展了，我们的观点还落在后面。群众生活是广大的，我们了解的很少，主要错误是反映群众生活不够。我们对青年工作是重视的。中央青委的主要任务是政治领导，过去对掌握政策注意不够，而且要注意了解群众要什么政策。青年工作要提高一步，不是要搞基干组织，这次讨论否决了基干组织，而是要加强同群众的联系，把落后群众提高起来。

5月2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揭破远东慕尼黑新阴谋》的通知。通知号召全党揭穿和反对正在酝酿的“日美妥协，牺牲中国，造成反共、反苏局面的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指出：日本在发动晋南战役的同时发动了谣言攻势，诬蔑共产党和八路军。事实上，“新四军虽被宣布为‘叛变’，八路军虽没有领到一颗弹一文饷，然无一刻不与敌军搏斗。此次晋南战役，八路军复自动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两周以来在华北各线作全面出击，至今犹在酣战中。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一切对于共产党的污蔑，其目的都在使抗战失败，以利投降。我们应发扬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反对一切失败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这个通知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就目前形势和统一宣传问题，致电八路军、新四军各部负责人，指出：日军发动此次小规模战争，现华中、华南已退返原防，晋南亦无大战，证明其目的仅在吓蒋，此次进攻似已至结束期。“目前西方新慕尼黑危险虽因苏联的坚强政策暂时被打破，但东方新慕尼黑危险却日见增涨，日、美、华妥协反共反苏反德的阴谋正在东京与华盛顿交换意见，国民党两星期来对国际局势一言不发，而只宣传共产党如何不配合作战，可见其正在沉机观变中”。“在此时局动荡之秋，我党宣传必须统一于中央的宣传政策之下，因此我军各首长必须严格遵照中央二月一日指示〔49〕不得随便发表意见”。

同日　复信旅美华侨王履孚、甄玉莹等，信中说：“比接正月十二日大札，具见关怀祖国，力主团结抗战，钦佩良深。”“所可虑者，美、日妥协诱迫投降之说，近忽甚嚣尘上，远东慕尼黑之阴谋，死灰复燃，亲日派之活动，未可忽视。”“所可告者，不论国际风云如何诡谲，敌伪与亲日派如何呼应，中共同人必与国内一切真诚抗日之党派团结抗战到底，不达民族解放之目的誓不休止。”

5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时局的报告，提出：目前西方慕尼黑阴谋，已经暂时被打破。由于德国对英战争的不断胜利，使英、美对日将有更大的让步，以便集中力量应付欧洲，因而东方慕尼黑的危险仍然存在。蒋介石在今年四月以前是以皖南事变来缓和日本的进攻，当时何应钦到西安布置“剿共”，企图以向我进攻来取得日本的停止进攻。最近日军对华的进攻是“游击战”，目的在于逼蒋投降，没有准备进攻洛阳与西安。目前，日本对于中国问题的办法尚未完全确定，国民党的态度也还未决定，最近三个星期没有发表谈话。我党应积极揭破和反对这种阴谋。关于党的对外宣传问题，指出：过去习惯对外宣传不统一，表现在各根据地宣传政策不统一，今后要统一起来。会议决定中央对外宣传工作统由秦邦宪负责。

同日　和朱德致电卫立煌，指出：“目前惟有国共团结并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实行亲苏外交，坚持抗日到底，方能挽救危亡，美国是靠不住的，日、美、华妥协阴谋必须拒绝。”“我们所希望于国民党的只是（甲）坚持抗日；（乙）民主政治；（丙）改善国共关系这样三点而已。关于改善国共关系又分三点，即（甲）对新四军问题予以解决；（乙）对八路军饷弹予以发给；（丙）对反共言论与反共行动予以停止。除此以外，并无其他要求。”电报还说：“赞同卫长官与胡宗南先生会见，时间约定后，我们即派南汉宸来洛，共商团结对敌大计”。

同日　复电周恩来，指出：“对国民党的第二个将军（第一个问我们是否配合作战，第二个问我们是否拥护国家中心，都是向我们将军），暂时应置之不理，你意与我们一致”。“卫立煌对我积极配合作战甚为兴奋，他提议约胡宗南在洛阳会见，并派车接南汉宸去，共商团结抗战大计，我们已复电同意。”

5月30日　电告彭德怀：“九个月来中央社第一次广播我军战绩，谓据洛阳讯，我军已截断正太路车不通等语，是卫处已起作用，望对正太、平汉两路战绩多报卫、蒋。”“为答复国民党造谣诬蔑，新华社已予以反击（反将一军），待国民党语调好转我亦放缓和些。”

同日　致电周恩来：“二十七日罗斯福炉边谈话〔50〕仍具两面性，即迫德妥协与准备参战。对东方仍含日、美妥协阴谋。”

5月31日　致电周恩来：“英、美方针在西方是迫德反苏，在东方是英、美、日、华妥协反共反苏，时局之紧张空前未有。赫斯走后〔51〕略见好转，且看下文。”

5月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联名发出《军委关于陕甘宁边区部队生产工作的指示》，主要内容有：一、在生产工作的政治动员中，必须将自给自足的口号与抗战建国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基础的任务连接起来，使生产工作能够遵循着党的财政经济政策来进行，克服违反政策的行为与本位主义，做到先公后私。二、提倡现品自给。三、加强后勤所属各工厂的生产。四、彻底实行贸易政策。

6月3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突然天降大雨，电闪雷鸣，参加会议的延川县代县长被雷电击中身亡。同时，一位农民的一头驴也被雷电击死，这个农民逢人便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要追查这个农民，毛泽东加以阻止，并说要想想我们做了什么错事引起了群众的反感。后来检查发现是公粮征多了，一九四一年征二十万担，人民负担太重而不满。于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减征公粮，一九四二年的公粮由原定的十九万担降为十六万担。同时开展大生产运动，减轻群众的负担，受到了群众的拥护。

6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的报告》。在六月十八日，七月十六日、二十三日、三十日，八月六日、二十一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继续听取彭真的这个报告。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贺龙，询问关向应病情有无起色，并告药物即寄去。

6月6日　电告周恩来：“中条山战事已告段落，敌人似在收兵休整，下一次进攻方向可能是河南。”

同日　修改中共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草案（曾经六月四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给何凯丰、胡乔木写如下批语：“关于过去青年团，将白区、苏区加以区别，似更好些，如同意，请给洛、弼一阅。此决议抄正后付《解放日报》发表，并发广播，个别地方（包括重庆、香港）还发战报台。”

6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发言指出：目前大局，可能德国继续反英反美，美国参战，造成长期战争；中国则继续国共合作，造成长期战争，长期磨擦。因此，我们的战略方针，要准备继续四年的长期战争。现在华北、华中要支持长期战争，就要加强政治工作，实行七分政治，加紧敌伪军工作，不要像百团大战那样硬打。现在国民党的方针，也不是大打，桂系将采取守势，日军将继续进攻中国。会议还讨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周年问题，决定由毛泽东起草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周年的党内指示。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复电陈毅、刘少奇，指出：估计日军在最近转移大军“扫荡”敌后尚不可能，皖北情况尚不十分严重，同意新四军第四师主力东开休整的部署，但应注意皖北原有阵地的坚持。彭雪枫等四师在皖北所得的经验教训应深入检讨，并将结论电告。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并告刘伯承、邓小平：“关于太岳军区问题，事关重大，中央正在慎重考虑中，日内即有答复，部队暂勿行动。”八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及中央军委即电彭德怀、左权并告刘伯承、邓小平，指出：从大局着眼，目前争取以蒋为统帅仍继续抗战局面十分必要。当此中央军在中条山溃败，日军仍将继续进攻，而在东方慕尼黑危险尚未过去的时候，我们对蒋方针着重在拉，而卫立煌在拉蒋抗日问题上有更大作用，目前卫立煌处境甚为困难，我们须极力同他拉好关系，予以种种援助，万万不可把关系弄坏。因此，你们所提建立太岳军区及派兵南下的计划，在目前时机是不适当的。因为这将给国民党亲日派以投降反共的借口，给蒋以刺激，给卫以反感，结果将使我们处于不利地位，所以这一计划暂不应执行。

6月9日　关于在冀南平原地区同日军斗争的方针和政策，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并彭德怀、左权、罗瑞卿，指出：日军在冀南之“蚕食”政策，其目的在于缩小我之活动地区，扩大其占领地区。击破日军的“蚕食”政策的中心环节，“在于有正确的政策，主要应从政治上着手，而不能只是军事进攻或以军事进攻为主”。“一般说，我党我军在此种三角地带工作的出发点，应该是善于隐蔽自己，保存实力，处处为民众着想，要保护民众使民众不致吃亏（也就是保存自己）。对于民众中某些被迫应付敌人的行为，不仅不应尖锐地反对（这不是右倾退缩），反而应该因势利导成为带有计划性的应付敌人的办法，甚至成为策略”，打破日军分离我军民团结的毒计。“单纯的军事斗争，表面上的尖锐对立政策，将引起敌人残酷的镇压，其结果恰恰是造成群众的恐惧，使敌寇得逞其阴谋”。“在这些地区内应多采用两面政策，加强伪组织伪军工作，多交朋友，不要大吹大擂（隐蔽自己），群众团体及政权只能采取隐蔽的方式，不能与根据地一样”。

同日　起草朱德、彭德怀致卫立煌的电报〔52〕，指出：“目前大局，非国共两党贵我两军密切合作不足以图存。敌于晋南得手后，有进图郑、洛〔53〕、西安可能，八路军决在委座及吾兄领导下与友军配合作战，坚决破坏敌之进攻，为保卫郑、洛、西安而战。惟配合有直接、间接两种，直接配合则效速，间接配合则效迟。敝军担任平汉、平津、津浦、北宁、平绥、正太、白晋北段及同蒲北段中段之破袭，从远后方、近后方牵制敌人，此间接配合也。八路军以有力一部进入中条山及汾南三角地区，担任同蒲南段、白晋南段及道清路之破袭及黄河北岸之控制，从侧面打击与牵制敌人，以利贵军主力在黄河南岸西岸之力堵，此直接配合也。”“德等愚见，认为非有此一方面之部署，则牵制敌人难期速效，盖敌之重兵已集济源、运城地域，仅作远道配合，究属远水难救近火，此次中条战役其证明也。”“今之建议，亦纯属进言性质，如以为可，则令行之，如以为不可，则弃置之。”如批准上述建议，“敝军到达中条及三角地区时，须请求允准发动民众组织抗日游击队，盖德等认为唯有此策为最有效。此次中条失利之原因固多，而无民众组织以障蔽敌之耳目，明快我之耳目，实为主因，并非兵不精将不勇或指挥不善之咎也。”

同日　关于中条山战役后对国民党的方针问题，复电周恩来，告以彭德怀、刘伯承等部署进占中条山，中央已去电制止。指出：“此事只能取合法步骤，朱、彭给卫建议一电即转给你，望你在渝有所活动，蒋如真欲保卫河防，只有让我进入中条山，如他不许，则我可解脱责任。”此次中条山战役的损失，为上海战役以来最大损失。“目前我对国民党方针是着重于拉，中条失败后拉好的可能性甚大”。

6月12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朱瑞、陈光、罗荣桓等，指出：“目前我党方针在拉蒋抗战。我军应坚持党中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自卫的原则。”如有向国民党军进攻的行动，应立即停止。

6月13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征求他们对取消抗大总校的意见。电报说：抗大总校在目前各分校极端分散而又遥远的情况下很难进行领导，事实上各分校在各地区兵团的直接领导下仍可进行教育工作，教育方针与教材等归军委第四局负责，因此我们意见取消总校，将总校改为一个分校。

同日　林伯渠、谢觉哉来访，谈话至傍晚。夜，毛泽东写信给林伯渠，信中说：“今日所谈，系大政方针与人事政策，承你同意，以后必可办通。”关于预决算，有两点还请注意：（一）“凡必不可免之钱，予以慨允，使受者得所。”“其原则就是‘必不可免’四字。弱小部分，予以扶助，亦包括在此原则内。”（二）“不管是中央的，军队的，地方的，一概包揽，为之统筹。军队不分国军，地方军（不立此名目），一概统筹。”“总之发展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这封信写好后当时没有发出。十五日，毛泽东又在信上加写了以下内容：（一）“追加预计，不可免的”，“故只能由你在预算中加重总预备费，尔后按需要（必不可免者）支用”。（二）“不必肯定边币只维持一千万，宜作千五百万之打算，较不束缚手足。”（三）预计算中应把自力更生部分打进去，“须与党、政、军各部分的实际状况密切联系，了解其情形，方能算计。尤其是军”。（四）“商品货币流通量成正比例说，亦不宜坚持，宜估计到许多新条件，还待今后研究。如持之过坚，将来不准，有损信誉。”

6月17日　致电周恩来，说：“你的一文一信〔54〕《大公报》的复文〔55〕（《大公报》此文很有意思，很可注意）都看了，你的信与文均在《解放日报》发表并广播，那封信写得很好。”“依你观察，此刻是否到了蒋转弯的时机，可否找张季鸾、王芸生开一次谈判”。“向他们申明只要不妥协不反共，我们是拥蒋（所谓国家中心）到底的，否则是蒋拒绝人家拥他，解散新四军，对八路不发饷弹，公开的普遍的反共言论与反共行动，叫人如何拥法？问他们有无改善国共关系的办法。”

6月1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除继续听取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的报告》外，还作出以下决定：（一）为着更能统一与集权地解决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与批准党、政、军三方面的各种预算、决算，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由林伯渠、朱德、任弼时、李富春、高岗组成，林伯渠为主席。（二）改变过去经济自给的办法，准备实行统一的实物供给制度，决定组织一个委员会，由任弼时负责主持。（三）抽调一部分学生参加陕甘宁边区的实际工作。

6月22日　德军突然发动对苏联的进攻，苏德战争爆发。

6月2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指出：“德国法西斯统治者已于六月二十二日进攻苏联。”“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在目前时期，一切力量须集中于反对法西斯奴役。”这个决定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谭政复电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同意陈赓、薄一波〔56〕统一太岳军队的指挥，同意组织太岳纵队。

6月26日　在起草的一份电报中指出：“英、美、华都站在苏联方面，现在是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阵线的对抗，其前途对苏对华有利。中国时局可能好转，我们方针是争取好转打击日寇。”

6月28日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复电刘少奇，指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包括一切还在抗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内的，是全民族联盟，不但是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在抗日一点上确是如此，在民主一点上则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坚决的反对力量，但在我根据地内则大地主大资本家为保存其经济利益为向我作合法斗争亦可赞成我之民主政权。故在抗日过程中不论在全国范围内在根据地内，除汉奸外，对大地主大资本家是一拉一打政策，拉其抗日，打其反共反民主，但目前拉还是主要的，打是辅助的，打是达到拉之手段。”电报还指出：“在中国孤立大资本阶级与俄国孤立资产阶级不同，在中国只孤立其反共方面，在俄国则是绝对孤立政策。”

同日　复电彭雪枫并告彭德怀，陈毅、刘少奇，指出：“你五月三日电的观点是不适当的，是错误的，六月十五日电亦还未改变。蒋介石还在抗战，蒋在全国军队中，在中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中，还有很大信仰，目前抗战还少不了他，他也还没有破裂统一战线，他还是两面政策”。“罢工罢课的策略只能使自己陷于孤立，八路南下的策略也只能加深国共裂痕，与中央缩小裂痕的方针是不合的。我们对付蒋介石反共政策的方针只应该是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政策，你的意见却超越这个方针。”电报还指出：“在苏德战争爆发后，我党对国民党态度尤须慎重，不可大意。”

6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西北局在中央大礼堂召开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周年大会。会上张闻天作《纪念我党二十周年我们的任务》的报告。

6月30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德怀：“当日寇有举行反苏战争之危险时，情报与破路二事甚为重要。”

6月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的指示》，指出：“在党外要深入地宣传中共二十年来的历史，是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历史。它最忠实地代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今天无论在国际国内任何困难情况下，它都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到底，抗战到底，反对分裂，反对投降。”“在党内要使全党都明了中共在中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在今天它已成为团结全国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决定因素，它的政策，关系全国抗战的成败与全中国人民的命运。因此每个党员都要正确懂得如何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方针，要加强策略教育与学习党在二十年革命斗争中的丰富经验。”

7月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决定要求“党更进一步地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的党，要求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决定指出：“今天巩固党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决定还指出存在于党内的各种违反党性的错误倾向，如个人主义、无组织的状态、分散主义等，并提出克服这些错误倾向的办法。

7月2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德怀，指出：日苏战争有极大可能爆发，如日本攻苏，将在华北加强镇压。我军须准备配合苏军作战，“但此种配合，是战略的配合，是长期的配合，不是战役的配合与一时的配合，请在此基点上考虑一切问题”。

同日　致信续范亭：“重庆买的药已到两盒，送上应用，不知是你讲的那种无误否？闻尊体有进步，大家都欢喜。我有些不适，近日已略好，勿以为念。”

7月5日　致电周恩来：“一、七七宣言今晚最后脱稿，明（六日）上午开始广播。二、宗旨主要拉英、美、蒋反德、日、意，但包括对蒋批评。三、你可将我党力主团结之方针告张冲，以影响他们的宣言。”

7月6日　致电周恩来，指出：“苏联战局有渐趋稳定形势，日本似不是攻苏而是牵制英、美，英、美均同情苏联，国共关系有好转可能。”“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凡反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坏的，以此来分界限，不会错的。”“目前反法西斯领导权，已握到苏联手中，只要苏联战局稳定，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都环绕于苏，这是很好的形势。”“对英、美主要是拉，批评可减少。”

7月7日　中共中央发表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指出：“目前是全世界法西斯阵线与反法西斯阵线的伟大斗争时代，双方的决斗已经开始了。”“大家应该警觉起来，特别团结，特别努力，坚持我们民族解放的旗帜，脚踏实地，向前奋斗，配合各国人民反抗法西斯的斗争，争取我们的完全胜利”。宣言提出中国当前内政外交十项基本方针的建议，并重申：“本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始终不变，愿与中国国民党及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人民团结到底，为抗战建国的共同目标而奋斗。”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下设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毛泽东兼政治研究室主任。

7月8日　致电周恩来、廖承志：我患肌肉性发炎，需用亚陀方耐尔，延安已无此针剂，别人亦需用，拟请设法购买若干，如有可能则买五十盒。

7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七月九日共产国际关于苏德战争与各国共产党任务的指示，表示完全同意这一指示。

7月15日　复电周恩来，指出：关于准备配合苏联对日作战问题，“我们决心在现在条件下以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我们采取巩固敌后根据地，实行广泛的游击战争，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而不采孤注一掷的方针。”“关于见蒋，张冲既两次来催，似可一见，看他说些什么，如能释放叶挺及发八路几个月饷，国共关系即可开始转圜，但仍不可求之过急”。“英苏协定〔57〕将成世界政治的枢纽，美国在政治上只能跟着这条路线走，不能操纵一切了。英苏协定将影响日本，增加其顾虑，亦将影响中国，促成中苏、国共的好转。”

同日　写信给刘雪苇〔58〕：“来信及提纲〔59〕收读。虽然我提不出什么意见，但是赞成你写这本书。”

7月18日　关于准备配合苏联对日作战的方针等问题，复电刘少奇〔60〕，指出：“反攻口号是对的，七七宣言上已提积极进攻口号，将来可用带战略性的反攻口号。”“但八路、新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全局决定于苏联打胜仗”。“乘机取利，制日制共，是蒋的方针，因此我们对蒋还是既不让又不攻的方针，让地盘给蒋在我既事实上不可能，他也决不会同日本拼，他是很机会主义的，很精巧的。”

7月2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如何对付国民党最近制造的第十八集团军“近复擅自行动”的反共谣言。会议决定采取以下应付办法：用事实揭穿这一谣言，并指出国民党准备在苏联西线战争吃紧的时候压迫我军撤到黄河以北，美国企图拉拢日本退出轴心国，酝酿东方慕尼黑阴谋；解放社发新闻或社论进行驳斥。会议还讨论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照毛泽东起草的草案通过。

7月22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周恩来、董必武电，请向各小党派说明：“（一）我们决赞助他们的民主运动；（二）国民党正在发动反共宣传，目的在杀鸡给猴看，打击各小党派，目前还谈不到对十二条的让步问题，仅在国民党真有好转诚意时，我们才准备谈判具体条文（对某几条可以商量）。”

7月24日　下午，谢觉哉来访，谈话至夜晚，派汽车送谢回住处。二十六日上午，谢写信并附《池盐运销研究》一文送毛泽东。当夜毛泽东到陕甘宁边区政府访谢，谈话至次日晨一点方归。

同日　致电彭德怀：“此次国民党发动反共宣传，全由何应钦一手主持，得蒋默认，但为英美派郭泰祺〔61〕、王世杰等所反对！自我们联络英、美在华人员与英美派，集中揭露亲日派阴谋后，据恩来二十三日电告，彼方〔62〕业已失败。”

7月30日　关于尽量吸收医务人才的问题，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向各兵团首长发出指示：“医务人材培养过程很长，且技术不易高深，我军医务建设在技术上进步不大，今后应尽可能地吸收大后方与广大沦陷区技术水平高深的医务人材，不惜其津贴予以任用，政治上作非党干部看待，生活上作专门家待遇之。”

同日　关于当前形势和斗争方针，致电黄克诚并告刘少奇，指出：“只要苏能胜德（两星期来德军已无进展），日必不敢反苏，只要英、美、苏合作（英、苏已订同盟，美、苏日益接近），蒋必不敢大举反共，整个形势于我有利。假如日冒险攻苏，蒋迫我北上，我之方针亦无变更，政治上仍是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军事上在武器未改变前仍是与敌人无时间的不冒险亦不消极的长期游击战争。华中、山东部队决不北上，对蒋之进迫则取自卫政策，对国民党每一反共宣传与反共行动仍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方针，对蒋、何是何反我我亦反何，何停我亦停。此种方针应准备长期坚持下去，不为一时一事所冲动，望注意为盼。”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除继续听取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的报告》外，还讨论改革中央机关组织机构问题，延安学校合并问题，中央领导同志分工问题，各办事处工作管理问题等，并作出关于这些问题的决议。

7月31日　关于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政策的争论问题，致信林伯渠、谢觉哉。信中说：“最近两次谈话，又读谢老两信，又得高岗同志转达二老意见，使我对现行边区财政经济政策的争论问题有更多的了解。我的了解仍不足，现行政策的几个根本点（预算分散，纸币，运盐）又尚在执行之中，最后的谁是谁非，还无法作结论”。“我现在不能断定纸币与运盐不失败，我同二兄谈过，如弄得不好，也许要失败的。但我现在还不能同意停止现行政策，采用另一政策，因为另一政策也许要失败的，或失败得更大。”信中还建议他们：“多从反面（即现行政策的正面）设想，现行政策固然已出了很多毛病，但另一政策是否即毛病较少？从相对性设想，勿只从绝对性设想（即只设想现行政策完全是错的，另一政策完全是对的）”。“注意检查自己工作中的缺点，例如在税收工作上，在纸币发行工作上，在领导方式上，我觉得都是有严重缺点的。”

7月下旬　作家萧军想离开延安回重庆去，到毛泽东住处辞行。他向毛泽东谈了他在延安见到的一些不良现象以及某些同志的宗派主义、行帮作风，并建议党应当制定一个文艺政策。毛泽东挽留萧军留在延安，并托他帮助收集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和情况。

7月　根据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的精神，延安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九月八日又改名中央研究院），毛泽东出席成立大会，并作题为《实事求是》的报告，要求大家一定要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调查研究敌友我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8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决定指出：“二十年来，我党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研究，虽然是逐渐进步的，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还不知道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决定“责成各级党部将本决定与中央七月一日所发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联系起来，向党的委员会及干部会议作报告，并讨论实施办法”。

8月2日　复信萧军：“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63〕已付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

8月3日　为加强河防事，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贺龙、周士第，指出：据报军渡、碛口线集日军四千余，准备渡河。查王震旅主力北调应付何文鼎〔64〕，河防空虚。望迅速布置加强河防兵力，准备打击渡犯之日军，另以一部从侧面威胁，务使日军不能得逞。

8月5日　复信谢觉哉。信中说：“你的各信我都转给弼时、王明、高岗、陈正人〔65〕四同志看，使他们多了解你。他们都愿意多和你及林老谈，都愿把事情把关系弄得好些。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对下情搜集亦然，须故意（强所不愿）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经验，用此方法，很多时候，前所认为对的，后觉不对了，改取了新的观点。客观地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你三日信的精神，与此一致，盼加发挥。此次争论，对边区，对个人，皆有助益。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事情只求其‘是’，闲气都是浮云。过去的一些‘气’，许多也是激起来的，实在不相宜。我因听得多了，故愿与闻一番，求达‘和为贵’之目的。现在问题的了解日益接近，事情好办。”“在短时间内，总结一下边区工作很好，请准备材料及意见。你身体有病，切勿过劳，暂时以休养为主很好。”

8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除继续听取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的报告》外，主要讨论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几个争论问题。关于增发边币问题，原决定发三百五十万元，因经费困难至今年六月已发一千五百万元，有一种意见认为，边币贬值都是由于发行多了。关于盐的产、运、销问题，一种意见，主张由边区政府管理，盐的运销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认为官督民运会引起民变；另一种意见，主张由留守兵团管理，由政府组织民众运输。会议决定委托毛泽东召集林伯渠、谢觉哉，高岗、陈正人、陈绍禹、任弼时、朱德商谈，统一思想，解决问题。会议还决定调南汉宸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厅长。

同日　致信谢觉哉，对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的基本方针提出意见。信中说：“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简单的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首先是发展农、盐、工、畜、商各业之主要的私人经济与部分的公营经济，然后是输出三千万元以上的物产于境外，交换三千万元必需品入境，以达出入口平衡或争取相当量的出超，只要此两点解决，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此两点的关键，即粮盐二业的经营，如能增产二十万至三十万担粮与运三十万至四十万驮盐出境，即算基本地解决了两个问题。”按此两点来检查我们的工作，则：（一）“今后必须停止公业投资，发动私业投资，即大放农贷与合作社贷款，兼放畜牧贷款与私商贷款，以达增加粮食产量，牛羊产量，与相当繁荣商业之目的。”（二）“盐为达到出入口平衡之唯一的或最主要的办法，只要能年输三十万驮出境，换取三千万元（以每驮法币百元计）棉、布进来，即算平衡了出入口”。“出入口问题一解决，则物价、币价两大问题即解决了。据此以观今年盐的官督民运政策，不但是未可厚非的，而且是完全正当的”。信中最后说：“昨日政治局会议决定委托我召集一次有关同志的会议，解决本问题。我想先作个别商讨，然后再开会议，较为有益”。

同日　致信林伯渠，询问边区财政经济方面的一些情况，并索阅预算表及林的边区财经意见书、三年计划等。

8月9日　复信谢觉哉：“八日信及安塞报告均收，已看一遍，尚待详看。准备开的总结会议是积极的，非单为辩论个别问题，请准备一积极建议，包括全部财经问题，分列若干条。”“大家希望能统一意志与统一行动，我意须确定一行动纲领，否则无法统一。”

同日　致信高岗、陈正人，信中说：谢老八日信及所附从安塞来的报告，均附上，请察阅。“如安塞报告，情形是很坏的，是否属实？你们有此类调查否？是否你们所得的仅偏于好的一面，而事情之实际则基本是坏的，即是说运盐是行不通的。又报告中所说‘向友区迁徙’，‘收成已坏’，‘无人锄草’等项是否属实，统请见告。”

8月10日　致信萧军：“我现在有时间，假如你也有暇，请惠临一叙。”当天晚上即与萧军晤谈，当萧军谈到《解放日报》拒绝发表他们与周扬争论的文章时，毛泽东说：《解放日报》不给登，你不是自己办了一份《文艺月报》吗？你可以登在《文艺月报》上啊！

8月11日　傍晚，从杨家岭住处漫步来到杨家沟半山腰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住地，看望萧军、艾青、罗烽、白朗、舒群等作家，不巧罗烽、舒群不在。

8月12日　致信谢觉哉，谈劳役和边区政府党团问题。信中说：“劳役须经政治动员是完全对的，这就是我们的劳役与国民党的劳役之原则的区别，我们的特点是革命加战争。”“边府党团不应与政府委员会混同，党团只须三五人，任务是掌握政策”。

同日　清晨，致信萧军：“昨晚未晤罗、舒二同志，此刻不知他们二位及兄都有暇否？又艾青同志有暇否？又各位女同志有暇否？如有的话，敬请于早饭后惠临一叙。我们谈通一些问题，是很好的，很必要的。”当天早餐后，萧军、王德芬夫妇，艾青、韦夫妇，罗烽、白朗夫妇，还有舒群，一同应约来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畅谈有关文艺和文艺界方面的许多问题，并共进午餐。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宣传部副部长何凯丰也在座。

8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等问题发言。关于边区财政经济问题，毛泽东说：现在边区财经问题主要有两个矛盾，即生产的人民与消费的人员的矛盾，人民一百四十万要供给八万人的生活，军队、机关等自己生产只能供给五分之一，尚有五分之四须人民负担；其次是出入口不平衡，相差甚大（八百万元）。解决矛盾的方针是（一）发展经济，（二）使出入口平衡。发展经济，今年投资多在公营事业，今后要投资数百万元于民营的工、农、商业。发展经济的原则，主要民营，部分公营。扩大国营企业不是新民主主义前期的事，而是新民主主义后期的事，只有在有了大工业时才能办到。平衡出入口，要使盐大量出口，现在采用组织人民运盐的官督民运办法，是平衡出入口的好办法。运盐要不违农时，进行政治动员，组织劳动力。能够解决发展经济与平衡出入口这两个问题，就能使边币稳定。劳役问题，由于陕甘宁边区有革命的民众，劳役是可能的；由于战争，劳役是必需的。会议同意毛泽东的上述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陕甘宁边区工作方针的决定》。

同日　致电张冲〔66〕家属，吊唁张冲去世。

8月14日　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接见绥德警备区学生参观团代表十余人，向他们了解绥德、米脂的民情及民众呼声，解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想把中国搞好，希望把这个意思转告绥、米父老兄弟姐妹们，并要求大家努力学习，帮助和改进当地工作。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王世英，指出王靖国〔67〕即将东进中条山，显然是制造晋绥军与八路军磨擦的阴谋。指示王世英去见阎锡山，请阎保证王靖国东进后不反对八路军，保持八路军与晋绥军的良好关系。

8月17日　致电彭德怀：“中条山十县既只有敌伪全无友军，派一个团带干部去发展游击战争，是很对的。如有必要还可酌量多派一点，以不使卫〔68〕感到威胁为度。阎锡山与蒋矛盾甚大，向我们拉拢，王靖国部队东进，目的在占地盘吃饭，我们应让他占一部分地盘不与摩擦。”

同日　关于对伪军的政策问题，和王稼祥、谭政、傅钟致电陈毅、刘少奇：“对待伪军应采德威兼施办法。不打不能迫使其就范建立我军的威权，但专打则势必结成生死冤仇，不打与专打两个极端政策对我们都是不利的。”对伪军中的两面派分子，应控制使他不完全倒在敌人方面来反对我们。“对伪军俘虏，不分官兵与社会出身，原则上一概不杀。对我成见深放了又来打我的分子也可以不杀，即再捉再放的办法比杀的办法要好，效果要大。”“我们应耐烦地采取七擒孟获政策。”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陈毅、刘少奇电，指出：“十日电〔69〕悉，领导机关在最困难时移至皖东是可以的必要的，但不能大举向西发展。目前中苏英美、国共两党均亟需联合对付法西斯，桂系李、白亦与何应钦有区别，故不宜大举西向。”

8月1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发言对八月十四日罗斯福、丘吉尔联合宣言〔70〕进行分析，指出：罗丘宣言证明美国决心参加反侵略战争，对英、美、苏、中等都是有利的。这一宣言对德国没有和平的余地，但对日本留有妥协的余地。会议同意毛泽东的上述分析，并指出我们应警惕日本可能进攻苏联与国民党趁机反共的危险。十九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最近国际事件的声明。

8月19日　致信陈正人，信中说：我要朱理治〔71〕写了一报告书，很有些价值，可作你们起草财经纲领的参考。起草前，请与南汉宸、高自立、叶季壮〔72〕、朱理治及粮食局贸易局诸人加以研讨。“他们是实际经手人员，从他们收集各方面确实的材料与意见，起草的东西方更准确。”

8月21日　关于利用阎锡山、蒋介石之间矛盾的问题，致电彭德怀：王世英回延，称阎已允与陕甘宁边区通商（已开始运盐），又允我再设电台，声称华北仅余我们两家，宜好好合作等语。“阎之目的在求生存，希望在河东占一地盘而我不打他。”“判断阎现时不会投敌。我应利用阎蒋矛盾，给阎以生存余地，请善处之。”

8月22日　致电彭德怀，指出：国民党发动反共宣传，其目的似准备舆论，以便在日本攻苏时迫我北上；再则民族资本家对我同情，我党政治影响扩大；拉铁摩尔〔73〕新来，有加以压抑之必要。我们将驳复国民党反共宣传。

同日　复谢觉哉二十一日来信，指出：在陕甘宁边区，“今年的所以采取这些政策，首先是根据于革命与战争两个基本的特点，其次才是根据边区的其他特点（地广，人稀，贫乏，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等）。”“凡人（包括共产党员）都只能根据自己的见闻即经验作为说话，做事，打主意，定计划的出发点或方法论，故注意吸收新的经验甚为重要，未见未闻的，连梦也不会作。”“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边区有政治、军事、经济、财政、锄奸、文化各项重大工作，就现时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而不要提民主或其他什么为中心工作。”还指出：“政治党团向中央局负责，是执行中央局决定的，其任务是掌握政策，总结经验，大事须经中央局批准。”

同日　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74〕第二期工作报告上批示：“很好的一个报告。各同志阅后保存于秘书处。”“延安的学校应照此种精神去办。这是理论与实际联系的学校，不是单纯的概论学校。”

8月26日　为《鲁忠才长征记》〔75〕写按语：“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个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

8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中央机关组织与编制问题。关于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问题，会议决定，在七大前不改变中央书记处的组织，但为增强中央工作效能起见，除每周一次政治局会议外，以住在杨家岭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张闻天、陈绍禹、陈云、何凯丰七人组成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暂定每周开会两次。会议还决定任弼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任副秘书长。会议在讨论党内教育方针问题时，毛泽东说：我党干部的理论水平比内战时是提高了，现在干部中多读了些理论书籍，但对于理论运用到中国革命实际上还不够，对中国及世界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缺乏研究和分析。我们还没有各种问题的专家，对于许多实际问题不能下笔。延安的学校是一种概论学校，缺乏实际政策的教育。过去我们只教理论，没有教会如何运用理论，就像只教斧头本身，而没有教会如何使用斧头去做桌子。延安研究哲学是空洞的研究，不研究中国革命的内容与形式，不研究中国革命的本质与现象。首先应当承认我们党缺乏关于中国革命实际的理论，才能真正实行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我们要培养行动的理论家。改造学习要采用革命的精神，对干部教育、学校教育、国民教育都要有一个大的改造。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彻底打破目前党内教学方法与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决定由张闻天等组成委员会，研究改造学习的办法，并起草有关的决定。

8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决定：编辑马、恩、列、斯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言论，由毛泽东等十一人组成编辑委员会。为加强中央对全党思想上的领导，由中央同志组成思想方法学习小组，毛泽东任组长。

8月30日　致电周恩来：“太平洋局面似还是拖，日本和战皆难，你的观察如何？”九月三日，周恩来复电毛泽东，关于太平洋局势，认为罗斯福对日本采取哄与拖的政策，反映到中国仍是拖的局面。

8月　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举办的小学教师暑期讲习班捐款四百元，慰劳小学教师。

9月1日　同国民党联络参谋陈宏谟、郭亚生、周励武谈话四小时。陈等表示蒋介石、何应钦、张治中、吴铁城〔76〕在国共关系上均愿转圜，要求朱德到重庆去一次。毛泽东告诉他们以下几点：（一）国民党方面释放叶挺，共产党方面即派董必武一人出席参政会，否则仍不能出席。（二）共产党决不推翻国民党政府，决不越过现有疆界，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在敌后有发展权利，承认现有防地，承认边区；至于在敌后的国共两军，双方下令互不攻击。（三）恢复新四军，发给欠饷，停止逮捕。（四）何应钦停止反共，共产党即停止反何，并可重新来往，但何若再反共，共产党必再反何。此外，还谈到周恩来回延安开会事。最后约定，视国民党方面同周恩来在重庆进一步商谈的情况，再定目前可能解决的具体事项。当天深夜，将上述谈话情况电告周恩来，并说：“如彼方找你时，请先谈释放叶挺与必武出席这一初步的交换条件及你回延开会事。”

9月4日　徐特立〔77〕来谈大学管理委员会事。谢觉哉亦来访。

9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关于苏联国防部要求八路军在日苏发生战争时派兵到南满一事，会议同意毛泽东所拟的复电。会议还讨论关于出席参政会，民主同盟等问题。

9月8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决定：政治局学习小组，除研究马恩列斯著作外，同时研究六大以来的中央文件，着重研究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一段，由王稼祥任副组长，负责组织这一研究。会议还决定：组织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何凯丰、冯文彬分别任正副书记；组织大学管理委员会，由何凯丰、邓发、李维汉等九人组成；马列研究院改名中央研究院，成为用马列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公开学术机关。

同日　致电周恩来，指出：“积极支持民主同盟的方针是很对的。”“香港甚重要，但目前派不出大员，还是由廖、潘维持，待七大后再讲罢。”“七大代表留此多者一年，少亦半年，专等你回开会，我们意见，一定要等你，你看年内有可能回延否？”

9月9日　关于配合国民党作战，争取时局好转问题，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德怀、左权、罗瑞卿，陈毅、刘少奇，陈光、罗荣桓，指出：“敌攻湘北，又犯郑、洛，国民党正集中力量抗敌，我八路、新四各部应向各重要交通线予以可能的袭击，配合国民党之作战。同时对国民党敌后各部应停止任何攻击性行动，仅在彼方举行攻击时，取防卫手段。同时并向国民党各部发出通知，要求配合对敌。所有上述方针，其目的都为争取时局好转。”

9月10日—10月22日　出席在这一期间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检讨了党在十年内战后期的领导路线问题。九月十日，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指出：“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六中全会对主观主义作了斗争，但有一部分同志还存在着主观主义，主要表现在延安的各种工作中。在延安的学校中、文化人中，都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现在，延安的学风存在主观主义，党风存在宗派主义。”报告强调指出：“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要实行学制的改革，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组织思想方法论的研究组，首先从政治局同志做起。“以思想、政治、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政治局的根本业务。”“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报告提出：“中央研究组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决议”。“延安开一个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同志全体出马，大家都出台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研究组（又称中央学习组）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会议还决定：自九月十六日起《解放日报》扩大为四版，增加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教育内容；今后《解放日报》的文字，应力求生动活泼，尖锐有力，反对党八股；中央各部委工作同志要多给《解放日报》写文章，解释党的政策，介绍工作经验，使之真正成为全党反映实际领导工作的机关报。这次会议，对十年内战后期中共中央领导犯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的认识。所说的“十年内战后期”，是指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开始的中共临时中央领导的时期。

9月13日　向中共中央妇委、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作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着重讲了两个问题。一、情况是逐渐了解的，认识世界需要不断的努力。他说：“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所以，我们的调查工作要面向下层，而不是幻想。同时，我们又相信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他回顾了自己调查农村、认识农村的过程，是经过六七年时间才基本完成的。二、方法。1.分析和综合，先分析后综合，在分析中也有小的综合。应当学习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和苏东坡研究历史的“八面受敌”法。2.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十样事物中，“如果你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末，仍旧是没有发言权”。

9月15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中宣部工作要点、军队老干部工作、组织工农干部教育研究委员会、中央秘书处工作等问题。

9月16日　致信高岗、陈正人，请他们考虑答复反映民族学院存在困难的一封来信，指出“民族学院的困难须要设法解决，经费似宜增加一点改善其伙食”。

9月18日　和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林伯渠电唁《大公报》总编辑、国民参政员张季鸾去世。

9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讨论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干部保健费的决定。

9月22日　致信续范亭：“大示敬悉。已交组织部陈云同志考虑，俟得复后再行奉告，你的要求是正当的。我的风湿近日采用洗澡，晒太阳，按摩，吃水果诸法，颇有起色，知注敬告。关向应同志已动身来延，不日可到。”

9月24日　致电周恩来：“我又找陈宏谟等谈了一次，欢迎他们去华北视察，看我们到底作了些什么，看一看没有八路军全国是否能继续抗战（他们要求去晋西北与晋东南，还未下决心），同时向他们证明我并未去苏联。”

9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同意：刘少奇回延安休养，刘少奇担任的华中局书记与新四军政治委员职务，由饶漱石代理；董必武兼任南方局宣传部部长。会议通过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又称高级研究组）的决定等。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修改的《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决定指出：成立高级学习组的目的是“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与政治水平”。高级学习组“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第一期为半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达克服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决定还指出：延安及各地高级学习组统归中央学习组管理指导。中央学习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

9月29日　起草中央研究组组长毛泽东、副组长王稼祥给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各同志的通知：“本组研究方针，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目的。关于实际方面的材料，请各同志看六大以来的文件（要目见另单〔78〕）。关于理论方面，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请各同志首先看下列材料：（一）《“左派”幼稚病》（用一九三九年解放社版）；（二）艾〔79〕译《新哲学大纲》第八章‘认识的过程’（即《哲学选辑》第四章）；（三）李〔80〕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四）河上肇〔81〕《经济学大纲》的‘序说’（已油印发出）。”

9月底　接见陇东分区士绅参观团。在谈到陕甘宁边区人民的负担较重时，毛泽东说：“我们老百姓应该将眼光放远大些，今天中国抗战正处在困难阶段，边区建设也处在困难阶段，只要大家协力渡过这一时期，大家生活便可改善，负担也可减轻了。”他希望人民多讲话，多协助政府工作。他讲的“亲爱团结”四个字，给代表团留下深刻的印象。

10月3日　致电刘少奇并告陈毅：中央决定刘少奇来延安一次，并望能参加七大。何时可以动身盼告。

10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关于出席参政会问题，会议决定应以积极准备出席的态度，主动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条件与国民党谈判，如国民党不答应任何条件，则我们仍不出席。会议还决定根据文化水平、党龄、工作关系三个条件，将延安高级研究组扩大到二百五十人。

10月7日　晚上，和王稼祥、任弼时同陈绍禹谈话。陈绍禹认为现在中央是只要把同中产阶级的关系搞好，而当现在苏联与中国都异常困难的时期，必须同大资产阶级搞好关系。他说，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新民主主义论》是只要民族资产阶级，这不好，应同大资产阶级、蒋介石把关系搞好。他认为中央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太“左”了。在此之前，毛泽东曾同陈绍禹进行过两次谈话。

10月8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陈绍禹首先在会上作长篇发言，谈武汉时期的工作和对目前时局及中央的方针政策的看法。他说：《新民主主义论》中，只说工农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的政权，只说要联合中产阶级，没有说要联合大资产阶级；在谈经济政策时，说不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是不对的。今天的政权要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参加，新民主主义只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今天主要是共同打日本。今后阶级斗争需要采用新的方式，使党不站在斗争的前线，而使广大群众出面，党居于仲裁地位。（毛泽东插话：皖南事变后这半年多，国内是最和平的时期，这是一因为日本的政策，二因为我们的政策。）我认为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与六届六中全会的路线是一致的，我的了解不能说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便是一切经过蒋介石。会上，一些同志对陈绍禹提出了批评意见。毛泽东发言说：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有许多错误，我们等待了他许久，最近我和王明谈过几次，但还没有谈通。昨晚，我与稼祥、弼时同他谈话，他提出许多原则问题。他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认为我们太“左”了。恰好相反，我们认为他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让步太多了，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他提出的政治问题，他提议检查中央的政治路线。关于苏维埃后期的错误问题，停止讨论。希望王明对六中全会以前即武汉时期的错误和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王明在武汉时期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的错误，但不是路线的错误。

10月11日　复电刘少奇：“来电悉。（一）即来延安，既于目前工作不利，自宜缓期。（二）七大大约还需等半年才开，甚望你能到会，请与陈、姚〔82〕各同志商，能否在两三个月内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两三月后动身来延参加七大，七大后你在延安休养，即在延安指挥华中。（三）依国内外大局看，蒋及国民党不会投降，亦不可能大举‘剿共’，华中我军主要是对敌伪分散作战，你来延安指挥华中，似对华中工作不会有大损失，而你的身体得到休养，则有大益。以上请考虑见告。”

10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任弼时向会议报告，陈绍禹因病不能出席政治局会议，陈提出以下意见：（一）关于他在武汉时期的工作，同意毛泽东十月八日作的结论。（二）关于他对目前时局的意见，请政治局同志到他住处去谈，以后由政治局进行讨论，他病好后再看记录。毛泽东在会上说：王明生病，关于武汉时期工作只好停止讨论。关于王明在武汉时期工作中的错误，就以十月八日书记处工作会议的意见作为定论。对他说明，他在武汉时期的工作，路线是对的，但个别问题上的错误是有的，我们就是这些意见。如他还有什么意见，等他病好后随时都可以谈。以上意见委托弼时同志向他说明。关于政治局会议讨论苏维埃后期“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论问题，我准备在此次政治局会议上只作一个结论草案，提交七中全会。七中全会也只作结论草案，再提交七次大会作成党内的结论。结论的要点是：（一）说明这一时期“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比之立三路线，形态更完备，时期更长久，结果更悲惨。（二）这一错误的时期问题，从一九三二年开始，到一九三四年五中全会时便发展到最高峰。（三）我党二十年来的历史问题。五四运动到大革命时期，是唯物辩证法运用比较好的时期，是我党生动活泼时期。一九二七年下半年，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其思想是机械唯物论的。立三路线与苏维埃后期是“左”倾机会主义时期，是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四中全会虽在形式上克服了立三路线，但在实际政策上没有执行正确的转变。遵义会议后，又恢复了按辩证法行事，即按实际办事。从抗战四年来，我党的自觉性比五四时期更提高了，更加生动活泼，更能灵活地运用辩证法。（四）这次讨论，要从检讨过去错误中得到经验教训，使全党了解失败为成功之母。要采用治病救人的办法。现在我们党最缺乏的是对于中国实际的调查和研究，今后我们要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统一起来。（五）要进行加强对学习组的领导、对过去被冤屈打击的干部重新作结论等实际工作。会议决定：组织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组成，以毛泽东为首，由王稼祥起草文件；组织审查过去被打击干部的委员会，以陈云为首。

10月15日　和任弼时致电周恩来，请为中央机关等订购书报杂志，除告知为党政军领导机关及学校订购有关的报纸杂志外，还指出：调查研究局需要中外各地各种关于政治的经济的书报，此项工作希望重庆方面有专人负责搜集。是否可以推动中国文化服务社在延安办一分社，请考虑。

10月16日　日本近卫内阁总辞职。十八日，东条英机任首相的内阁正式成立。

10月18日　致电周恩来，征询他对时局的看法。电报说：“本定今天讨论，因材料不足（苏、德战况，日阁动向，英、美动向，重庆动向），须再看几天才有眉目，改于后天（号日）交换意见，请将你的观察见告。依大局看，似乎还不能说对苏对我已经是怎样不利的。但我们应准备不利情况的到来。”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各地应即组织高级学习组的通知，指出：“请即根据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加以考虑，规定各该地参加高级学习组的名单（注明现任职务及党龄）及其组长、副组长、秘书，电告中央，以便指定材料，开始学习（重庆高级学习组已经建立，共二十五人，周恩来为组长，董必武为副组长）。”

同日　关于从苏北、安徽各根据地招收知识青年到延安学习问题，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刘少奇、陈毅，指出：“因西安交通被国民党严密封锁，知识分子来源已断，不但抗大三分校教育行将停顿，即军委机关及留守兵团亦得不到知识分子的补充。提议由苏北以至安徽各根据地内招收政治纯洁、体格强健、有中学程度之知识青年六百至一千人来延，不分男女，经你们初步审查之后，即可组织成队，经华北分批送达此间，如有熟练工人及技术人材更好。”

10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时局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说：最近时局有到转变关头的味道。国民党说不要悲观，实际上有悲观情绪，蒋介石又提三北政策（即日军北进，国民党军北进，八路军新四军北进）。现在我们党员中也有悲观情绪，这种悲观失望是没有根据的。过去我们党的困难莫过于大革命失败后反动时期的游击战争和长征时期，但我们都渡过了，现在我们党有长期斗争历史和新的力量，是能够应付困难的局面的。我们的路线仍须继续过去的方针，坚持团结，要团结就要进行斗争，我们要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要保证党的独立性，只在文章中说要独立性是不够的。过去我们有的同志不了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使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使共产主义混同于三民主义，使我们失去独立性，这是非常危险的。现在莫斯科危急，但德国的进攻可能已到最高点，决定的关键在今后一二个星期内，一个星期后看形势发展更会明显。日本新内阁（东条英机内阁）应估计为直接准备战争的军人内阁，日本有北进的危险，但尚未与英、美妥协还不敢北进；南下可能性较大，但日本要准备战争，也不会立即南下，目前不会对我国有大的军事行动，但今后仍有大的进攻形势。

同日　关于反对对目前时局的悲观情绪，致电周恩来并告廖承志，指出：“东条内阁是一个直接准备战争的军人内阁，它是直接准备战争的，但还不见得马上动兵。其战争趋向有北进危险，但南进的可能性并未丧失。国民党正肯定北进，我们不必与之一致。无论日本北进南进，其对华侵略决不放松，此点我们应加强调。关于德苏战争，莫斯科一线虽尚未脱离被侵略危险，但苏联还是能坚持的，德国的情况并不怎样好，美、英、苏、中的合作必能胜法西斯。当此党内外都生长着悲观情绪之时，我们应坚持正确立场反对这种悲观情绪。”

同日　电告周恩来，根据某些情报，国民党似有转圜之意，望加注意。

同日　为阻击何文鼎师南下，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贺龙、周士第并告彭德怀、左权。电报说：原驻桃力民的何文鼎师南下接收现驻安边地区的邓宝珊部新十一旅防务。这一着对边区威胁极大，决抽调王震旅及留守兵团部队（三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归王震、贺晋年〔83〕指挥，阻止何师南下，一二〇师驻佳县之五团亦归王震指挥。

10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在职干部学习问题等，决定：延安党与政治工作的高级干部，由中央学习组领导，先学习理论部分；各种专门干部，应将理论学习与自己的实际工作相联系。

10月29日　电告周恩来：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决定调何文鼎师进驻安边，则安边、盐池将不保，经济来源将断绝，我们决定用武力自卫，请向军委会交涉停止调动，否则引起冲突责在彼方。十一月一日，再致电周恩来：何文鼎如不停止南下，我们决心消灭之，请告蒋介石、刘斐立即制止。如何师不停止南下，我们必须向边区增兵。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中宣部的业务与半年工作计划，中组部的业务及半年工作计划等。

10月30日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思想方法问题》的报告，讲解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批判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指出：理论、观念、概念、原理、原则，都是从实际中得来的，这叫做唯物论，这是马克思主义起码的一条。理论正确不正确，要拿到实践中去，“实践是真理标准”。只从书本出发，从主观幻想出发，不从实际出发，不顾现实，这就是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一件事情没有一定的条件是做不到的，一切都要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矛盾和统一，分析和综合，这叫做方法论，也叫做辩证法。”“理论还是要学的，而且要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不要做书面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去分析新的事件，解决新的问题。”

同日　冒雨出席在延安召开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并讲话。他说：我想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团结，促进各民族团结，共同打倒法西斯。今后同法西斯斗争还有一个困难时期，还有更大的仗要打，现在只有五六分困难，十分困难还在后面。现在我们有三条统一战线，一条是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条是东方的ABCD阵线〔84〕，一条是英、美、苏的联合行动，有这三条统一战线，法西斯一定会打倒的。今天全世界反法西斯需要实际工作，研究问题，加紧学习，甚至多种一点小米都是好的，不要夸夸其谈。

11月1日　和王稼祥向各地高级学习组发出通知，规定各地高级学习组理论部分的研究材料共十件，计有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结论及闭幕词、《联共党史》结束语、《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艾思奇译的《新哲学大纲》第八章、李达等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六章等。

11月3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关于延安高级学习组问题，会议确定一百三十四人为政治学习组组员；委托任弼时、李富春、胡乔木审定提出参加思想方法学习组的名单；通知各学习组组员，今年十二月底以前读完《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季米特洛夫报告及六大以来文件选集，明年一月进至深入学习阶段。

11月4日　和王稼祥向各地高级学习组发出关于学习内容的通知。通知说：“第一步均以列宁主义的政治理论与我党六大以来的政治实践为中央学习组及各地高级研究组学习研究范围。”“现定在本年内，先将季米特洛夫在国际七次大会报告及列宁《‘左派’幼稚病》二书，与六大以来八十三个文件，通读一遍。这种通读的目的，在于获得初步概念，以便在明春可进到深入研究阶段。”“暂不进行关于思想方法论的研究。”

11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即将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问题。会议还讨论周恩来电询是否出席国民参政会问题，决定复电周恩来：国民党在放叶挺或发饷二者中做一件，我们即派一参政员出席；如一件不做，则以请假方式不出席，而不公开提出条件表示不出席。

11月6日　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开幕会，发表演说，批评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他说：“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就是要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和全国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合作，只要不是汉奸，都要联合一致，共同奋斗。”“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一部分共产党员，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还保存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作风。他们还不明白共产党员有义务同抗日的党外人士合作，无权利排斥这些党外人士的道理。”“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党的人总是少数，党外的人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的人合作，现在就应在参议会中好好实行起来。”这篇演说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在出席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开幕会时，同应邀出席开幕会的国民党联络参谋陈宏谟、周励武、郭亚生谈何文鼎部进攻边区及共产党参政员出席参政会二事。毛泽东表示：（一）何来必打；（二）放人、发饷二事做一，我方即出席参政会，否则我方请假不作别的表示，以示不与国民党为难。陈宏谟等要求陕甘宁边区部队不要打响，他们担保何文鼎不来进攻，并认为共产党对参政会的上述态度是公允的。毛泽东还向他们说：“你们不要以为只有共产党困难，可以欺负，须知国民党还有极大困难在后头，我向你们保证，只要国民党抗日，不论国民党有何等危险困难，共产党决不趁火打劫，仍与你们合作的”。

11月7日　在延安发表关于目前时局的广播讲演，指出：“目前全世界人类的任务是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而全中国人民的任务则是团结起来反对日本的进攻。现在这两种团结都有大大加强的必要。”“美国应该毫不踌躇地向德国宣战，这是一个绝对不可回避也不应回避的步骤，实现得愈迟就只有让德国炸沉更多的美国船。同时，美国绝不应听信日本的阴谋，与日本订立任何的妥协，美国应和中国及英国一道，以实力制裁日本法西斯。”“日本法西斯虽然同时在准备着南进和北进，但是无论他们采取哪一条冒险的道路，西进以求消灭中国是必然的。”但只要全中国真正的团结一致，就能战胜日本的进攻，希望国民党当局为此目的迅速采取各种必要的措置。

11月9日　和林伯渠、吴玉章、陈绍禹、秦邦宪联名电贺冯玉祥六十寿辰。

11月10日　复电周恩来，除告以六日与陈宏谟、周励武、郭亚生谈话的情况外，指出：“连日侦察，何文鼎尚在桃力民未动，王震、贺晋年已集中了约六千兵力于三边，有可能吓住何文鼎不来。你处可不再进行交涉，如彼方说减少兵力〔85〕，决不要答应他。至于蒋以破裂吓人，只是瞎吹牛皮，他决不敢的。”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这次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选举边区政府正副主席时，在两个副主席中要有一位非党的进步人士。

11月11日　关于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建议周恩来直接与蒋介石谈判出席参政会的条件问题，起草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周恩来、董必武电：“放叶、发饷，必作一件，方能出席。否则请假。空言不算数。坚持不变。”

11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毛泽东发言说：提议组织计划起草委员会，由李富春负责，彭真为顾问，限三天写出边区一九四二年度财政经济计划，交政治局通过。实行半统筹统支，统筹的主要项目是粮食、草料、被服、食盐、药材、纸张六项，从一九四二年一月起实行。一九四二年动员运输公盐十二万驮。会议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意见，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11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和西北中央局招待陕甘宁边区参议员的宴会，《解放日报》的报道说，毛泽东席间同边区诸老“纵话乡土风情，笑谈国际局势，状如家人，一种亲爱精诚之气象，感奋四座”。

11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以七参政员名义致函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说明因事不能出席本次参政会，特此请假；并电告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准备应付各方面可能的压力。会议基本上同意李富春代表计划起草委员会提出的边区明年财政经济计划，并补充要缩减边区政府机关人员至三分之一等意见。

同日　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致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电：“寒午电〔86〕悉。我们是被聘的参政员，蒋介石决无强迫我们出席之理，我们绝对不能在蒋介石压迫下出席参政会。请以下函即刻送达参政会。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王秘书长勋鉴：同人等因事不克出席本次参政会，特此请假，敬希谅察。毛泽东、陈绍禹、林伯渠、吴玉章、秦邦宪、董必武、邓颖超十一月十五日。因事二字请勿漏，并请你们即刻准备对付蒋介石从各方面给予我们的压力。”

11月16日　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致周恩来电，指出：接共产国际来电，主张我们出席参政会。请要王世杰担保放叶、发饷，则在渝两个参政员的请假书可以撤回，并准备出席〔87〕。十七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在重庆召开，董必武、邓颖超出席。

同日　致电周恩来，告以周励武、郭亚生本日从西安来电，说蒋鼎文、朱绍良已呈准蒋介石，何文鼎师缓调。电报指出：“三个联络参谋确做了许多有利团结的工作，周、郭到渝时望接待之。”八路军“已切断何师到安边通路，这是彼方决定何师缓调的主因”。

11月1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计划草案。毛泽东发言说：财政经济方针须实行下列两大原则：一、精兵简政，调整人员。裁判的人员须使之各得其所。二、扩大收支，发展事业。扩大必要事业如文化事业等的经费。这次会议确定了精兵简政的方针。

11月21日　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闭幕会并讲话，说：本届参议会的胜利成功，除通过了很好的决议外，第一是暴露了我们很多东西，暴露了我们的好东西，同时也暴露了我们许多缺点。第二，这次参议会是个很大的学习，在乡、县、边区三级参议会中，党内外人士亲密合作，可以克服我们许多同志的关门主义弱点。最后毛泽东号召共产党员坚决反对主观主义与关门主义的作风，实事求是，与党外人士民主合作。在本届参议会中，米脂县参议会议长、边区参议员、开明绅士李鼎铭等十一人，提出《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的经济紊乱之现象》案。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经过充分讨论，参议会于十一月十八日通过精兵简政决议。

11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关于根据地内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决定，关于军队与民兵的武装问题的指示等。

11月25日　审批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的规定。次日，为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实施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的通知，指出：“近因各地高级学习组组织或宽或严，未能一致；由中央逐一审查批准，势不可能。特制定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各地收到后，即根据此条例加以审查，决定去取，除组长、副组长、秘书三人须向中央报告其姓名、业务外，其余可只报人数。”

11月30日　致电周恩来：据陈长捷二十六日致朱绍良电称，已令何文鼎师向安边开动。“请质问刘为章所谓何师缓调是否缓兵之计，我军直至今天未放一枪，如何师一定南下则将坚决自卫，一切责任由彼方负之”。

12月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对何文鼎师进攻安边的对策，决定用一切办法争取何文鼎师不到安边，如何师定要进占安边，我则坚决抗击之。在讨论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草案时，毛泽东说：这个草案很好，但有缺点，只强调研究实际，未说明研究理论的重要，只说要有的放矢，没有强调矢的重要。过去的教育，主要缺点是只教学没有注意教人家去用。最容易的是只教学，最难的是教用。要教会人分析问题，研究中国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如学木匠，要学三年才能用，如果只教规矩、绳墨只要三个钟点就教好了。草案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联系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对于各种问题要先做分析工作，准备若干年做过分析工作之后再作综合的理论工作。要将这个草案写成两个决议，一个是延安适用的，一个是给全国用的。

12月8日　〔88〕日本海空军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同日，美国和英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时局，毛泽东提议中央发表一个声明，并须有工作布置。他说：过去情况尚未弄清楚，因莫斯科危险未过去，日苏战争、国共关系也未明朗化。现在已明朗化了。自罗斯托夫胜利开始，苏德战争的好转已确定。日美战争爆发后已解除日苏战争的危险。过去蒋介石估计是三北政策，现在是三南政策了，对蒋不利。日军可能截断滇缅路，使蒋向南。日美战争爆发，对中苏两国有利之处有六点：第一，华北华中日军的“扫荡”势将逐渐减弱，即是说无大举增兵之可能了；第二，国民党对边区的进攻可能会减少；第三，给亲日亲德两派一致命打击，我们使国民党既不投降又不能“剿共”的可能性更大了；第四，中国民主政治的前途也更大了；第五，苏联可从东方抽调一部兵力向西；第六，欧洲有建立第二条战线之可能。将来战争欧洲会短些，东方会长些。日美战争前途，最初对日会有利，战争会延长，将要二三年后英、美准备好才能决战。英、美可能集中力量先打败德国，然后英、美力量均向东打败日本。今后将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我们的政策要一打一拉，有硬有软。过去有人认为对国民党硬会坏事，这是不对的。当硬时应该硬，使它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例如打败了阎锡山的旧军，因此阎对我们代表客气。关于工作布置，提议由中央发一指示。要加强南洋华侨工作，廖承志应大胆地在香港与英国建立关系。要加紧训练干部，经华北调一批高级干部来训练，两年内培养出四五万个高级干部。在谈“三三制”时，他说：过去并没有做好，没有使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三三制”一是分化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扩大其矛盾；二是打破共产党的关门主义，集中民众的意见，要与非党干部接近才能感觉新的问题。对地主的政策，不要说削弱大地主的话，现在不应削弱。说削弱富农更是错误的，要让富农发展，不能削弱。

12月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继续讨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时局。毛泽东主持修改通过《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中央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宣言说：“这一太平洋战争，是日本法西斯为了侵略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而发动的非正义的掠夺的战争，而在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起而抵抗的一方面，则是为了保卫独立自由与民主的正义的解放的战争。”“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全世界一切民主国家将无处不受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同时全世界的一切民主国家也将无处不起而抵抗。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化了。”宣言分析了世界法西斯阵线与反法西斯阵线当前的形势及今后的发展，指出“法西斯阵线的最后失败局面与反法西斯阵线的最后胜利局面是已经确定了。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应该继续过去五年的光荣战争，坚决站在反法西斯国家方面，动员自己一切力量，为最后打倒日本法西斯而斗争”。同日，中共中央还发出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

12月10日　根据毛泽东对国社党的估计，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国社党的策略的指示。指示说：最近国社党张东荪、汤芗铭等在北平向中共提出所谓两党合作抗战纲领，主张经济上以社会主义为原则，采取计划经济，实现农业集体化。这完全是托派的主张，是挑拨中共与地主资产阶级的关系，以孤立我党的阴谋。国社党是一个极端投机取巧的集团，它有时以右的面貌出现，从国民党方面挑拨国共关系；有时以“左”的面貌出现，企图从共产党方面离间国共关系。因此，我们对于国社党应严加警惕，不应与他们签订任何政治文件，但不在报纸上公开反对国社党。

12月12日　致电周恩来，通报十二月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时局的分析和估计。电报说：“在半年内英、美均非日本之敌，但只要留得新加坡、马尼拉、达尔文等二三据点，即可在半年后造成对日相持局面，以待日军之敝，然后举行反攻。”“英、美的总方针可能是对日取守，而对德取攻，先集合英、美、苏力量解决德国，然后集合英、美、苏、中力量解决日本，而两方面苏联都将是决定力量。”“德国目前进入了进退维谷的歧途，但东线既已无路可走，便有迫使希特勒在东线取守势，在南线或西线取攻势的可能，如此则是希特勒自己造成第二条战线，也就有了迫使英、美采取集中主力（英是海陆空主力，美是空军与资源主力）打德之可能性。”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谭政、傅钟致电彭德怀、罗瑞卿，指出：估计到敌后各根据地间交通已经很困难，今后更加难于通过，来往费时间，所以要求我们对各根据地的领导方法注意改进。“领导方法之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利用一切可能进行调查收集材料，对敌后抗战的各个具体问题加以深入研究，得出具体结论”。

12月13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电，指出：“英大使等既要我们派人去新加坡，正宜利用此机会派人去，请你考虑派必武或其他适当人去的问题。去人目的不但在新加坡并在指导整个南洋工作”。

12月16日　为病中的王观澜题词，谈对待疾病的态度，全文是：“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就是急性病，也只好让医生处治，自己也无所用其着急，因为急是急不好的。对于病，要有坚强的斗争意志，但不要着急。这是我对于病的态度。书之以供王观澜同志参考。”

12月1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基本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由毛泽东再加修改后，公开发表。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时，加写两段话：“关于马列主义的教授与学习，应坚决纠正过去不注重领会其实质而注重了解其形式，不注重应用而注重死读的错误方向。必须用全力使学者由领会马列主义实质到把它具体应用于中国环境。”“本决定适用于延安，但一切基本原则不但适用于延安，同样亦适用于其他地方。”

12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陕西国民党区域党的组织问题及陕西省党的工作决定草案。毛泽东发言说：国民党反共后，我们提出荫蔽精干的政策，精干是小而精，荫蔽是要求公开合法，但都做得不好。过去我们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口号是提出了，但没有具体的组织方法。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主要是秘密问题、公开合法问题与领导方法问题。决定草案认为过去组织不巩固，这种估计不好。过去发展党的组织是对的，不能说庞大无力。我们不可能设想绝对巩固的党，因为世界上没有绝对巩固的东西，而只是我党工作做得好些，能适应社会环境，就会巩固些。党的组织要达到精干的目的，不完全在于党员的社会地位的高低，党的组织只是上层不见得是精的。我们在国民党区域战略上是退却，总方针是保护自己，但在战术上要有进有退。关于领导方式，对下层组织我们应少管，应指示他们要保存力量，少死人，多交友，发挥其独立性和创造性。

12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在中央书记处之下设立图书室，征集时事材料，供政治局委员讨论政治问题的参考。今年过新年举行团拜、晚会及简单的聚餐，废止请客拜年的旧习。

12月23日　致信续范亭：“两示敬悉。电已照发，所见很对。承馈酒蜜，即与若飞分尝。我臂部十愈五六，是洗澡晒太阳之功，再过一时，或可全愈。尊恙有起色，大家欢喜。惟不宜急于求愈，不宜即准备行动，我看你的身体至少再休养一年，以为如何？住地以适为主，中央医院如有房子自好，否则即住现处，有林、谢、高、南〔89〕诸人谈谈可慰寂寞。元旦此间有一小晚会，如有兴致可来看看，我派车子接你。”

12月25日　关于修改《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指示第一号》草案，致信任弼时：“土地指示我改造了，改成能够公开发表的，请你审阅付缮交各同志去看。原文提得不清楚不明确，又有许多重复及遗漏之处，改造后似乎好些。参考意见三件亦有些问题，待修改后再交你。”

12月28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起草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战略方针的指示。指示说：“一九四一年我根据地受了很大损害，应乘一九四二年敌人忙于太平洋对中国采取战略守势之际，集中精力恢复元气，坚决执行中央十二月十三日指示〔90〕，精兵简政，发展经济，发展民运，发展敌占区工作，发展对敌伪的政治攻势，有计划地训练干部，在军事上是粉碎敌人可能的‘扫荡’（任何‘扫荡’必须坚决粉碎之）”。“世界大势及国内大势迫得国民党要作某种政治上的转变，但其过程仍是慢的，我党我军的宣传，务须避免刺激国民党，静观变化，少作批评，极力忍耐，不要躁急。总之明年的中心任务在于积蓄力量，恢复元气，巩固内部，巩固党政军民。对敌伪以政治攻势为主，以游击战争为辅。对国民党以疏通团结为主，以防制其反共为辅。如敌人不攻苏联，我们即取此政策以待敌军之敝。如敌攻苏联或苏联攻敌，我们即有充分精力配合苏军作战”。

12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战略方针的指示；讨论西北中央局对陕西工作的决定，照毛泽东修改过的草案基本通过，并委托毛泽东根据本日讨论的意见再加修改；讨论一九四二年中央预算及中央直属的供给问题，照李富春提出的草案基本通过；同意毛泽东提议，除完成编辑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外，重新编辑中国革命，党的建设，西方革命运动史三本教科书。会议还决定张如心调任毛泽东的读书秘书。

12月30日　和王稼祥致电周恩来：“中共党史的学习请先从讨论《六大以来》的文件入手。”

12月　由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党内重要秘密文件汇集《六大以来》正式印制。编入的文件，起自一九二八年七月，迄至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共五百余件。这是整风运动中高级干部学习党史的主要材料。

冬　为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

本年　研读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四版）一书，写了约一千二百字的批注，大部分写在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内。这些批注主要有：“中国主观主义者与张国焘主义者的方法论都是机械论。”“本质的矛盾，或基本矛盾，才是根据。”“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在认识过程，个别决定普遍；在实践过程，普遍决定个别。”“在认识过程，战术决定战略；在实践过程，战略决定战术。”“中国主观主义者的一般是脱离个别的（脱离实际）。”“中国主观主义者有许多折中论，他们不能指出矛盾的指导方面（决定方面）。”“中国主观主义者也带着形式主义性质。”“唯心辩证（黑格尔），唯心形式（德波林及中国德波林派），唯物形式（法国启蒙者、陈独秀），唯物辩证，四者之中，只有最后一种是正确的。”“不注意具体特点，妄把主观构成的东西当作特点（抽象的特点，没有客观实在性的特点），李立三及其后的主观主义者正是如此。”“‘三三制’、新的土地政策、劳动政策、文化政策、知识分子政策、锄奸政策与干部政策，都是新的实践中所发现的诸现象间的新的关联形式。”“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

本年　写题为《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的长篇文章。文章分九个部分，对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中共中央的七个决议和指示、当时一位中央负责人的一篇指导性文章、中共苏区中央局的一个决议，逐篇进行分析和批评。毛泽东批评的这九个文献是：中共中央关于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中共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致各级党部的一封信（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日），《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几省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中共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一九三二年四月十四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

这篇文章，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以及策略方面，批判了王明“左”倾路线的主观主义、冒险主义、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文章通过对王明路线的批判，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文章说：“所谓对于情况的估计，就是根据我们对于客观地存在着的实际情况，加以调查研究，而后反映于我们脑子中的关于客观情况的内部联系，这种内部联系是独立地存在于人的主观之外而不能由我们随意承认或否认的。”“如果我们还想改变客观情况的话，那就可以根据这种真实地反映了客观情况内部联系的估计，规定行动方针，转过去影响客观情况，把它加以改造。”又说：“‘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是旧哲学家的命题。‘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文章在批评王明路线领导者们的所谓两条战线斗争时说：他们的两条路线斗争是主观主义的，不是根据于客观实际而仅仅根据于主观愿望，对于不合他们胃口的一切人都看作是“机会主义”。他们不知道，两条路线斗争“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就是对于时间与空间中运动着的一定事物的过去与现在的发展状态加以分析与综合，因而可以肯定它的暂时安定性（即该事物的本质及其属性）的一种方法”。他们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方法，就是他们的乱斗法，没有可能把对付敌人和对付犯错误的同志加以区别，在党内造成一种乱斗的习惯，不分青红皂白，大事小事，一律都是“最坚决无情的斗争”，造成党内离心离德、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

本年　为九月至十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起草书面结论草案，题为《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结论草案对王明“左”倾路线作了这样的概括：“这条路线的性质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而在形态的完备上，在时间的长久上，在结果的严重上，则超过了陈独秀、李立三两次的错误路线。”结论草案分析了王明“左”倾路线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所犯的严重原则错误。思想方面，犯了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错误；政治方面，在形势估计上，在策略任务的提出与实施上，在对中国革命许多根本问题的解决上，都犯了过左的错误；军事方面，犯了从攻打大城市中的军事冒险主义转到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军事保守主义（同时也包含着拼命主义），最后在长征中转到完全的逃跑主义的错误；组织方面，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草案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实际上克服了当作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解决了当时最主要的问题——错误的军事路线、错误的领导方式和错误的干部政策，“实质上完成了由一个路线到另一个路线的转变，即是说克服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这个结论草案没有形成正式决议，它的许多重要内容和思想观点，后来被吸收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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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四军军部1941年1月1日致电毛泽东等，告以“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但对向苏南转移的具体路线没有说明。

〔2〕 叶挺、项英1941年1月5日来电说，新四军皖南部队于1月4日夜开动，5日晨到太平、泾县间茂林地区。

〔3〕 谭希林，当时任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

〔4〕 微，即5日。

〔5〕 支，即4日。

〔6〕 指中共中央1940年12月25日《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中所指出的反对国民党强令八路军新四军限期移至黄河以北的10条理由。

〔7〕 鱼，即6日。

〔8〕 文，即12日。

〔9〕 刘少奇、陈毅1941年1月12日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要求速向重庆严重交涉停止包围攻击新四军，并建议由朱瑞、陈光、罗荣桓部包围沈鸿烈部，刘少奇、陈毅部包围韩德勤部，以与国民党交换。

〔10〕 傅秋涛，当时任新四军第1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皖南新四军转移时，临时编队，傅任第1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1〕 皖南新四军其他领导人项英、周子昆等后在赤坑山蜜蜂洞被叛徒杀害，袁国平在战斗中牺牲。

〔12〕 克农，即李克农。

〔13〕 徐海东，当时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4支队司令员。

〔14〕 指1941年1月19日《新中华报》社论《抗议无法无天之罪行》。

〔15〕 指1941年1月23日《新中华报》刊载的《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发表谈话》。

〔16〕 刘晓，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

〔17〕 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全体工作人员1941年1月27日致电毛泽东、朱德等：“向你们保证无论在任何恶劣的情况之下，我们仍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坚守我们的岗位，为党的任务奋斗到最后一口气。”

〔18〕 指日本、德国、意大利1940年9月27日在柏林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而结成的军事同盟。

〔19〕 指1941年1月18日重庆《新华日报》刊载的周恩来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20〕 柳亚子，曾任孙中山的秘书、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41年谴责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被国民党开除党籍。张一麐，当时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21〕 冯玉祥，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1937年8月、9月又先后任国民党军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同年9月、10月，先后被蒋介石解除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职务。

〔22〕 张治中，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

〔23〕 指汤恩伯部。

〔24〕 周恩来1941年2月10日在重庆玉皇观同参政员黄炎培、周士观、沈钧儒、邹韬奋、章伯钧、张申府、左舜生、张君劢商谈对国民参政会的态度。事后，周恩来将商谈情况电告毛泽东，主张接受他们的建议：中共七参政员将中共中央提出的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善后办法提交参政会要求讨论，以此作为出席参政会的条件，否则不出席；在参政会外成立各党派委员会，讨论国共关系和民主问题，在此会上也提出“十二条”进行讨论。

〔25〕 指崔可夫，当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兼国民党政府军事顾问。

〔26〕 陈大庆，当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直辖第31集团军第29军军长。

〔27〕 据胡乔木回忆，他从此担任毛泽东的秘书。

〔28〕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来没有如期在1941年5月1日举行。

〔29〕 关于政治压迫，例如：对《新华日报》之种种压迫，对八路军办事处之种种压迫，各地继续不断地逮捕与暗杀共产党员，各地报纸公开攻击共产党、八路军及新四军，各地强迫共产党员自首脱党。关于军事进攻，例如：庞炳勋向冀南进攻，李仙洲向淮北进攻，李品仙向皖东进攻，陈大庆向鄂中进攻，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进攻。

〔30〕 指蒋介石1941年1月27日在重庆国民党中央纪念周的讲话。

〔31〕 陈诚，当时任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六战区司令长官。

〔32〕 周恩来1941年2月20日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说：昨日将7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公函送王世杰，声明在中共中央所提十二条（原文照抄）未得政府裁夺以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同时将此公函抄送各小党派及有正义感之参政员二十余人。王世杰得公函后，立即找张冲谈话，认为此系中共表示破裂。黄炎培、左舜生等访王世杰，亦说时局严重，必须设法解决。张冲从昨晚至今午，接连以电话及公函请我暂行收回此公函两天，以便他从中奔走，请蒋约我谈话，我均严词拒绝。张冲认为十二条虽已提出一月，尚非正式公文，今向参政会提出，势必付诸讨论。张仍请求以他名义代电延安，缓期两日提出。

〔33〕 国民党军鲁苏战区苏鲁皖游击区第1路游击指挥官李长江于1941年2月13日公开投敌，就任汪精卫伪政府军第1集团军总司令。新四军第1师于2月18日即发起讨伐李长江部的战役。

〔34〕 周恩来1941年2月25日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当日与张冲谈判情况。电报说：“今晨张冲又来，约谈三小时，我坚决告他，七参政员公函不能撤回。”周恩来在电报中还说，张冲提出具体办法三条请他电告中共中央：（一）军事上十八集团军以正规军开到黄河以北，其他游击部队全部留华中，配合友军作战；（二）参政会改请董必武、邓颖超出席会议；（三）目前军事进攻停止，政治压迫要总解决，需请蒋介石负责纠正，再不发生新事件。张冲的唯一要求是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并望明早答他。

〔35〕 周恩来1941年3月1日两次急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他当日与张冲谈判无结果的情况，并请示是否出席国民参政会。电报说：现在不出席与谈判仍是对立着，僵局必须打开，中间的办法已没有用，一切待中央立即指示。

〔36〕 齐，即8日。

〔37〕 周恩来1941年3月15（删）日未时致电毛泽东，报告他14日同蒋介石谈话情况，说蒋在我们的政治攻势下，为敷衍局面，采取表面和缓而实际仍在加紧布置以便各个击破。其法宝仍是压、吓、哄三字。压已困难，吓又无效，现在正走着哄字。并请示可否利用目前的可能先解决捕人、发饷等小问题，还是等大问题一起解决。

〔38〕 中共中央1941年3月26日发出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指出：“由于目前技术条件的限制，与某些书籍小册子的急于出刊，决定《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自四月起暂时停刊，以四个月为期。”在停刊期间，关于这些方面的指导性的文章，分别登载其他有关刊物上。

〔39〕 号，即20日。

〔40〕 指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1941年5月16日在延安创刊。

〔41〕 陈锐霆，当时任国民党军第92军第142师第425团团长，1941年4月19日率部起义。

〔42〕 指准备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43〕 何柱国，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战区第15集团军总司令。

〔44〕 彭、邓，指彭雪枫、邓子恢。

〔45〕 张、罗，指张云逸、罗炳辉。

〔46〕 鲁斯，美国援华委员会委员、作家和记者，1941年5月8日到达重庆。

〔47〕 平民，旧县名，在陕西省，后并入大荔县。

〔48〕 何凯丰，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

〔49〕 指中共中央1941年2月2日《关于发表有全国意义的通电、宣言与对内指示的规定》。内容如下：一、凡无中央及军委及总政治部之指示，各将领各政治部一概不发有全国意义的通电、宣言与对内的普遍指示；二、各地各军上级机关在未得中央及军委同意前，不要命令各部发表带全国性的通电、宣言与对内的普遍指示；三、以后各将领、各中央局发有全国意义之通电、宣言及对内指示，须先得中央及军委同意。

〔50〕 炉边谈话，也称炉边闲话，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当时发表施政演说的一种方式。1941年5月27日，罗斯福发表炉边闲话说：“美国之国策首先就是当希特勒企图征服和威胁西半球时，美国必须在任何地区积极反攻之”。又说：“吾人不能容忍希特勒支配世界，同时亦不能容忍上次世界大战后即一千九百二十年代的世界”。对日美关系，则说“尚未予以研究”。

〔51〕 赫斯，德国国家社会党副领袖。他于1941年5月只身一人驾驶战斗机自德国出奔英国。赫斯素与德国的倾向西方的路线有关，反对与苏联谅解。

〔52〕 毛泽东起草这封电报后，和朱德联名拍发彭德怀征求意见，并嘱此电由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转交卫立煌。

〔53〕 郑、洛，指河南郑州、洛阳。

〔54〕 一文，指周恩来为1941年5月25日《新华日报》撰写的代论《论目前战局》，同年6月14日《解放日报》转载了这篇代论。一信，指周恩来1941年5月21日写给张季鸾（重庆《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重庆《大公报》主笔）的致《大公报》的信，这封信在同年5月23日《大公报》发表，6月13日《解放日报》作为代论转载。

〔55〕 指《大公报》1941年5月23日的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

〔56〕 陈赓，当时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旅长。1941年8月又任八路军太岳纵队司令员。薄一波，当时任八路军决死第1纵队政治委员、太岳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1年8月任八路军太岳纵队政治委员。

〔57〕 1941年7月12日，苏联和英国签订《关于在对德战争中共同行动的协定》。

〔58〕 刘雪苇，当时任延安星期文艺学园副主任。

〔59〕 指刘雪苇写的中国新文学史讲授提纲。刘雪苇当时打算按这个提纲写一本中国新文学史。

〔60〕 陈毅、刘少奇1941年7月12日致电毛泽东，说：“如日本向苏联进攻，我们当号召全国向日寇反攻，即使国民党不积极反攻，我八路、新四亦必须独力反攻，以牵制日本，敌后某些据点可能放弃。”

〔61〕 郭泰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

〔62〕 指国民党。

〔63〕 指萧军向毛泽东借阅《毛泽东抗战言论集》。

〔64〕 何文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战区新编第26师师长。

〔65〕 陈正人，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组织部部长。

〔66〕 张冲，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组织部代理副部长，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顾问事务处处长。长期以来担任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谈判的代表，1941年8月11日去世。

〔67〕 王靖国，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第13集团军总司令。

〔68〕 卫，指卫立煌。

〔69〕 陈毅、刘少奇1941年8月10日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提出“敌伪如再‘扫荡’，我主力在苏北即甚难活动。因此我华中今后发展方向应转向西，以皖东为基础，沿长江两岸逐渐向西发展，与李先念联系，以便将来能向大别山同皖南、赣北、鄂南山地发展”。

〔70〕 指1941年8月1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大西洋的纽芬兰海面的美舰上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宣言，通称《大西洋宪章》。

〔71〕 朱理治，当时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

〔72〕 高自立，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兼民政厅厅长、建设厅厅长。叶季壮，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后方勤务部部长兼政治委员。

〔73〕 拉铁摩尔，美国历史学家、中国问题专家。他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推荐给蒋介石的政治顾问，1941年7月到达重庆。1942年被召回美国。

〔74〕 这是八路军政治部1940年8月在延安创办的一所日本士兵学校。学生大部分是战场上被俘的日本士兵，一部分是自动投诚的日本士兵。

〔75〕 《鲁忠才长征记》是高克林1941年8月13日晚向富县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以及王毓贤、孔照庆进行调查后根据记录整理而成的。这个调查报告具体地记述了富县城关区第一次运盐的经过，包括牲口数、往返日期、沿途的各站概况、生活情况及问题、经验教训等。这个调查报告和毛泽东写的按语发表在同年9月14日《解放日报》。

〔76〕 吴铁城，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

〔77〕 徐特立，当时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

〔78〕 毛泽东、王稼祥1941年10月1日确定的选读篇目为70篇。

〔79〕 艾，指艾思奇。

〔80〕 李，指李达。

〔81〕 河上肇，日本经济学家、社会主义活动家。

〔82〕 陈、姚，指陈毅、饶漱石。

〔83〕 贺晋年，当时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1团团长。

〔84〕 ABCD阵线，即由美国、英国、中国、荷兰4国组成的太平洋抗日联合阵线。1941年春美、英、中、荷在远东建立对日警戒、防卫、协同作战的抗日同盟。ABCD分别代表美、英、中、荷4国。

〔85〕 周恩来1941年11月9日致电毛泽东、朱德，告以刘斐向他转达的蒋介石的两点意见：一、何文鼎部接防命令已下，不能改变；二、何文鼎部决不进攻陕甘宁边区，如我向他进攻，必变成全面破裂。收回成命不可能，只能将来减少兵力。

〔86〕 周恩来1941年11月14（寒）日午时致电毛泽东，转达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崔可夫希望中共参政员出席国民参政会的意见。

〔87〕 周恩来、董必武1941年11月16日致电毛泽东，说张治中、王世杰已担保在国民参政会后释放叶挺，故决定董必武、邓颖超向参政会报到，董一人出席，以便督促其发饷。

〔88〕 夏威夷当地时间为1941年12月7日。

〔89〕 林、谢、高、南、指林伯渠、谢觉哉、高岗、南汉宸。

〔90〕 疑有误，似应为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

1942年　四十九岁

1月7日　和陈云致电周恩来、刘少奇：“关于大后方党的工作，中央拟作一决定，特征求二兄意见，请将政治、组织两方面意见见示为盼。”

1月8日　复电周恩来，认为他对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1〕的分析甚好，并将分发各方面。复电指出：“我们方针是巩固自己，沉机观变”。“今年内德、意会向下，日本还会向上，英、美会削弱，国民党会分化”。

1月9日　接见出席在延安召开的中国青年反法西斯大会的绥德分区代表团，同二十名代表一一握手，询问他们学习和生活的近况。在两小时的座谈中，回答了他们提出的二十多个问题，其中包括太平洋战争没有苏联参加能不能胜利，毛泽东幼时爱看什么书、什么时候知道革命，中共对三青团的态度等。谈话结束后，毛泽东手擎灯烛送代表们出会客室。

1月10日　审改摘要转发的周恩来关于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情况的材料，在结尾部分加写一段话：“九中全会表现了国民党的极大动摇性，这种动摇，似要待到法西斯失败时才会起变化，那时变好变坏，当依国际国内条件来决定。”

1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同意张闻天赴绥德及晋西北考察研究的计划〔2〕，决定：张闻天出发后，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由何凯丰代理，日常行政工作由李维汉主持，以徐特立为第二副部长。会议还决定：致电周恩来，请他考虑在适当时机要求回延安；致电中原局决定刘少奇回延安。

1月1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处理邮务问题的指示、中央党校教育计划等。

同日　为何凯丰、徐特立、范文澜等编的《文化课本》作序，指出：“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没有这个基础，就是说不识字，不能看，不能写，其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限于直接见闻的范围，这样的人，虽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虽然也能学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学得好也是不可能的。”

1月20日　审阅一份情况通报，加写三段话，指出：“叶军长已被解至重庆，国民党迫令其写悔过书，判断叶不会写，因此释放恐还会拖一时期。”“由于我集中兵力于三边〔3〕并占领蒙边军事据点，迫得重庆取消何文鼎师进驻安边之命令，边区北部暂告平静，我增防队已返原防。”“陕甘宁边区自从不但在参议会而且在边区政府实行‘三三制’以来，获得各地中间派的广大好评，即国民党对此亦无法挑剔，同时边区内部的阶级关系获得合理调整，一切政令顺利推行，足证认真地彻底地实行‘三三制’，实是团结全国人民解决内部困难的最正确最有效的政策。”

1月21日　和朱德致电彭德怀、左权，聂荣臻，贺龙、关向应，指示他们切实侦察日军动向并速报，还指出：日本在满洲放出北进空气，如新加坡不守，日军与希特勒配合进攻苏联的危险是存在的。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朱瑞、陈光、罗荣桓并告刘少奇电：中央派刘少奇去山东解决存在的问题，请你们先行准备总结山东工作的一切必要材料。

1月22日　和叶剑英致电周恩来，告知傅作义于去年派骑兵第四师、第五师到八路军大青山根据地武川地区，对我党我军进行破坏工作。指示周恩来先向傅作义在渝办事处提出交涉，要傅将骑四师、骑五师调回绥西，否则在该地须与我大青山支队协同抗敌，勿与我磨擦。

同日　审改关于太平洋战争后沦陷区情况的通报材料。在通报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立即占领上海、北平、天津等地租界及其所实行的统治政策处，毛泽东加写以下一段话：“总之，极端毒狠的殖民地政策，现已推行于租界，不分阶级，有财即掠，表示了日本法西斯最后挣扎时期的紧张性。”

同日　出席欢迎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第七一七团的晚会。在讲话中指出：你们这次在三边，完成了一个重要任务。你们到了那里，顽固分子就不敢来了，你们没有打仗，就赢了一个大胜仗。边区是个好地方，顽固分子可不喜欢这个地方，所以才把你们从前方调回来，有事就打仗，没事就生产和学习。

1月23日　为印发和学习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致信谭政、莫文骅〔4〕：“将四军九次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课材加以熟读（各级干部均须熟读）。”八路军留守兵团接到毛泽东这一指示后，即大批印发红四军九大决议给各部队，并于四月六日向各部队发出训令，指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不仅对当时中国红军的建军上有着很大的意义与决定作用，就是对今天八路军、新四军的建设上，仍然有着伟大的实际意义。”

同日　关于订购书籍报刊，和任弼时、李富春致电周恩来、董必武：一、全国各地日报暂订二份；二、各种书籍刊物，不论普通的专门的，各买三份；三、其他需要的特别书籍，均由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电告，以兹统一。

1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解放日报》工作，发言指出：社论、新闻、广播三者应并重。重视社论与专论，并出题目分配中央同志写文章，报社要组织写文章的工作。报纸的第三版和第四版应贯穿党的政策，题材应切实，文字应通俗。要组织新闻，在新闻中表现党的路线。中央各部委应组织自己的新闻，要写新闻稿、评论稿。广播比三千份报纸更重要，要成为第一位的工作。党务广播材料，要求中央各部委、西北局每月至少一条。关于中央宣传部的工作，发言指出：中宣部要利用一切宣传工具，熟悉宣传干部，这是宣传指导的中心问题。干部教育，主要是指导与编印课本。延安高级学习组约三百人，认真地教育这三百个高级干部，是政治局与中宣部的责任。国民教育，应研究和指导根据地的国民教育，包括四千万人，还要研究全国的国民教育。中宣部的业务之一是指导文学革命，六中全会指出党八股必须废除，空洞抽象的言论必须纠正，教条主义必须休息。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其中关于中宣部工作的决议，指出中宣部三大工作任务中，宣传指导为第一位，应付以极大的注意力；干部教育为第二位；国民教育为第三位。

1月25日　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三周年题词：“准备反攻”。

1月26日　起草《中宣部宣传要点》，内容是反对党内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要点指出：“鉴于遵义会议以前，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错误给予党与革命的损失异常之大，鉴于遵义会议以后党的路线虽然是正确的，但在全党内，尤其在某些特殊地区与特殊部门内，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残余，并没有肃清，或者还很严重地存在着。故在去年内，中央政治局多次地着重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发表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开展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干部学校的决定与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此外，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央的决定，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了反对宗派主义的演说。这些决定及演说，已在全党起了指导的作用，已引起了很多同志的注意，已在具体纠正至今尚存在着的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残余，这是好的现象，这是一方面的现象。但在另一方面，中央的决定及中央同志的演说，在另外许多同志中，并没有引起深刻的注意。”宣传要点列举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残余在党内存在的种种表现，并指出：“凡此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如不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而要进行斗争，加以克服，非有一个全党的动员是不会有多大效力的，因此希望全党全军的各级领导机关与各级领导同志对于这个问题加以注意，进行宣传，进行工作。”

1月2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和这一决定的三个附件（关于地租及佃权问题，关于债务问题，关于若干特殊土地的处理问题）。决定指出：“抗战以来，我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土地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也就是一方面减租减息一方面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当此抗战进入更加艰苦的时期，要求各根据地更加发动广大群众的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更加团结一切抗日阶层来坚持敌后的长期斗争。中央在详细研究各地经验之后，特将我党土地政策作一总结的决定。”决定阐述了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土地政策的出发点的三项基本原则，即：（一）“承认农民（雇农包括在内）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故党的政策是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保证农民的人权、政权〔5〕、地权、财权，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抗日的与生产的积极性。”（二）“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开明绅士并是赞成民主改革的。故党的政策仅是扶助农民减轻封建剥削，而不是消灭封建剥削，更不是打击赞成民主改革的开明绅士。故于实行减租减息之后，又须实行交租交息，于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之后，又须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只是对于绝对坚决不愿改悔的汉奸分子，才采取消灭其封建剥削的政策。”（三）“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社会成分与政治力量。富农的生产方式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与生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故党的政策，不是削弱富农阶级与富农生产，而是在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之下，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保障富农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对富农的封建剥削部分，也实行减租减息。毛泽东在会上指出：这一决定是第一次公开承认资本主义生产并给予奖励。现在解决土地问题必须保存一部分封建性，不使地主跑到敌人方面去。实行这个政策，是破坏敌人统一战线的最好办法。土地政策，研究了好几个月了，是我党以前未曾有过的决定。凡事不要轻易决定，决定只是已经成熟了的事情。

2月1日　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报告指出：“我们的学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党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文风也有些不正的地方。所谓学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主观主义的毛病。所谓党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宗派主义的毛病。所谓文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党八股的毛病。”“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关于主观主义，报告指出：“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但是在这两种主观主义中，现在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关于宗派主义，报告指出：“由于二十年的锻炼，现在我们党内并没有占统治地位的宗派主义了。但是宗派主义的残余是还存在的，有对党内的宗派主义残余，也有对党外的宗派主义残余。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关于党八股，报告指出：“党八股是藏垢纳污的东西，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害人的，不利于革命的，我们必须肃清它。”报告最后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这个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整顿党的作风》。

同日　复信周文〔6〕：“来信收到，并已转中宣部、解放报〔7〕各同志阅。你的意见〔8〕很对，我们正着手改革，并准备专为此事开一次干部会。”“望你向解放报写些关于此问题的文章，打击党八股与新文言。”

2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同意毛泽东提出的中央在二、三两个月内研究讨论的十一个重要问题的议程，并通知各地，准备有计划地进行传达与讨论。当天，毛泽东根据会议决定，为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各地党部及军队负责人的通知。通知说：中央现对若干重要问题正在研究，准备在二、三两个月内作成决定或指示发到各地，以便各地同志对于讨论与传达有所准备。通知所列的重要问题有：土地政策的决定、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演说、党与非党干部关系的指示、党政军民关系的指示、巩固党的检查、“三三制”的检查，等等。

2月3日　和朱德复电彭德怀，指出：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今年可以解决，并在去年打下了基础。今年更有计划地组织了人民的、部队的及机关学校的劳动，生产运动可能向上发展，在不受灾的条件下不需外援。八路军前方拟支援边区的布匹、火柴等，可不必送来。银行较去年为好，边币已稳定，二元二角合一元法币，此间不能禁止法币。

2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

同日　关于写名人列传事，致电周恩来：“（一）黄炎培〔9〕传写得很好，很有用处。（二）望推动研究局收集材料写名人列传，如能对党、政、军、学、财、经、报、教各界深入调查，写一千个名人列传，必有大益。”

2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通过中央青委提出的《关于根据地各级青委组织与工作暂行条例》和中央妇委提出的《关于根据地各级妇委组织与工作条例》。会议还决定，高级学习组阅读材料时间延长一个月，如已阅读完毕的，增阅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

2月8日　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发表《反对党八股》的演说。指出：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打倒党八股，就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没有藏身的地方。“从历史来看，党八股是对于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所以，党八股“也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或发展”。“如果我们今天不反对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则中国人民的思想又将受另一个形式主义的束缚。”演说详细论列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并强调指出：“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这个演说编入《毛泽东选集》。

2月1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解放日报》问题时，发言指出：报纸要以自己国家的事为中心，这正是表现一种党性。现在《解放日报》还没有充分表现我们的党性，主要表现是报纸的最大篇幅都是转载国内外资产阶级通讯社的新闻，散布他们的影响，而对我党政策与群众活动的传播，则非常之少，或者放在不重要的位置。《解放日报》应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中国抗战、我党活动和根据地建设上面，要反映群众的活动，充实下层消息。过去《红色中华》是以苏区建设为中心，《新华日报》受了限制。提议根本改变《解放日报》现在的办报方针，使它成为贯彻我党政策与反映群众活动的党报。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委托秦邦宪根据会议的意见，拟出改革方案，提交中央讨论。在新方案实施前，先进行改良。在讨论《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时，毛泽东说：过去的在职干部教育存在以下四个缺点，应加以改正。一、没有着重本身业务的学习，今后应以业务教育为中心；二、对政治教育的忽视，今后应注重时事与政策的教育，对下级干部特别要着重当地政治情况及具体政策的教育；三、对文化水平低的工农老干部没有以文化教育为主，今后应强调文化教育；四、无组织无目的地进行理论学习，今后应学习实用的革命理论，真正做到理论与实际联系。并指出，应根据这四点意见，重新起草决定。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决定重新起草决定，提交下一次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会议同意发出《中央宣传部关于进行反主观主义、反教条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给各级宣传部的指示》；并决定编印两种研究参考材料：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文献，六大以来白区工作重要历史文献。

同日　在《中央宣传部关于进行反主观主义、反教条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给各级宣传部的指示》上批示：“很好。发党播。登党的资料。抄给西北局宣传部、总政宣传部。”

2月13日　复电陈毅、刘少奇：“少奇返延，须带电台，并带一部分得力武装沿途保卫。”

2月17日　参观延安美协举办的讽刺画展览，对作者华君武、蔡若虹、张谔给以赞扬，并鼓励他们继续努力。〔10〕

2月18日　写庆祝苏联红军二十四周年纪念的文章。文章指出：“当此全世界划分为法西斯和反法西斯两大阵线并进行着最后决战的时候，红军便是人类绝大多数的主要希望所寄。”“红军的历史说明了一个无可置辩的真理：只有与人民紧密相联系的武力才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宣扬和学习这个真理，依照这个真理来加强反法西斯的战斗，使反法西斯的胜利快一些到来，这便是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在庆祝红军二十四周年中的任务。”

2月20日　致电周恩来，指出：“我们已定思想、政治、政策、军事、党务五项为政治局业务中心，而以掌握思想为第一项。掌握思想之实施为干部教育，已将党校改组，中央同志实行教课。已公布改造干部学校决定，不知你处收到否？在职干部教育决定日内亦可公布。高级学习组各地均已举办，此是极重要的关键。”“财政经济今年亦有办法，边区现实行半统筹统支半自给自足制度，已走上轨道，不怕封锁了”。“总之目前是以整顿内部训练干部为基本中心，抓紧此点以准备应付时局的变化。”本日，毛泽东还将此电发给刘少奇、彭德怀。

同日　在一份情况通报上加写一段话：“日本确有准备攻苏讯，且有谓二月底即将发动者。我各地负责人应有精神上之准备，设想到日苏战争发生后的各种情势及我党任务，估计在国民党盼望已久之日苏战争爆发时，彼方很可能对我加强压力，迫我北上，我应准备对付此种局面。但滇缅路不久将断，英、美援华物资必经苏联，国民党亦更困难，对我决裂是不会的。”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刘少奇及华中局电，指出：“除吕振羽、贺绿汀外，其他高级文化人亦望调抽一批带来延安从事学术研究，他们在苏北游击环境无研究学术可能，不如来延成就较大。”“护卫少奇的手枪班须是强有力的，须有得力干部为骨干。”

2月21日　关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路线问题，和王稼祥复电周恩来，指出：“政治局在去年十月间曾详尽检讨了过去路线问题，一致认为四中全会至‘九一八’中央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好几个严重原则错误。‘九一八’至遵义会议（共三年又四个月）中央路线是错误的。遵义会议以后中央路线是正确的。结论〔11〕已写好，尚待七大前周及少奇、德怀回来方能讨论决定，交七大通过，在内部发表（对外不发表）。现在高级学习组中可以讨论过去问题，但不牵涉人的问题。研究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请加注意。”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德怀、左权、滕代远，同意将抗大总校大部分员生拨给第一二九师成立分校，并指出：“从员生中选择可任高级军政教育之教员及可资深造之学生共约二百名左右，由代远率领回延安”。

2月23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陈毅、刘少奇、饶漱石，朱瑞、陈光、罗荣桓等电，指出：“训练干部是当前大事，请你们考虑在不严重减弱斗争力量条件下，从华中及山东军队中地方上抽调一批高级干部来延安进中央党校与抗大总校的问题，如何抽调及抽调多少望电告。并望少奇加以组织。”

2月2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在职干部教育问题时，发言指出：政治局五大业务中以思想为第一位，要抓住思想首先要以干部教育为主。现在有些干部“习非胜是”，把不正确的东西也习以为是。纠正干部的毛病，要精细，不能粗暴。但必须造成一个风气，要造成一河大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水，实行思想革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彻底改革各部门的工作。过去中宣部只想用一两桶水是无法彻底改革的。党校课程要改造。现在党校教中国古代史及西方史，离现实太远。应首先进行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教育，总课题为党的路线，研究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政策、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六大以来》。会议照毛泽东起草的第三次草案修改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会议还通过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确定“今后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其政治指导由毛泽东同志负责，组织指导由任弼时同志负责。其日常工作由邓发、彭真、林彪三同志组织管理委员会管理之”。毛泽东还在会上指出，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主要是解决个人与党的关系、局部与全体的关系，现在反对宗派主义是党性决定的发展。

3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白区工作总结委员会的会议，在会上谈了党的创立至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的简单经过，指出：中国有两个教条，一是旧教条，一是洋教条，都是思想上的奴隶。五四运动打破了旧教条的奴役，是一个重大的启蒙运动。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犯了洋教条的毛病，现在开展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同样是一个重大的启蒙运动，许多干部中毒很深，需要做启蒙工作。

同日　致信谢觉哉。信中说：“县参议会的确宜改选，不必做成全边区普遍改选运动，而在今年秋收后先择若干县改选，其余则待明春，以便一县一县地指导改选工作，造成真正‘三三制’的。”“林老宜即休养两三个月，劝他不要急工作，要有放得开不怕塌台的精神，请告他下决心，不可大意。你亦宜带半休养性质，只抓大者要者，小而次者出入可也，保存精力长期斗争为上策”。

3月4日　和朱德、王稼祥写信慰问八路军留守兵团、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信中说：“四年以来，你们留守边区，是有很大成绩的。”“现在已经冰解河开，春天来临，这是我们走上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要准备反攻，在今后两三年内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加倍努力开展生产运动等。“完成这些任务，必须要依靠我们全体更加百倍的团结和发扬忍苦耐劳、永不疲倦的战斗意志。我们应当在上下级间，在指挥员与战士间，在全体人员相互间，认真加强团结友爱、互相照顾的关系，克服其间的任何冷酷、无情、不知友爱和隔阂与不团结现象，在这种钢铁般的团结与艰苦奋斗的努力下面，便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没有什么障碍不能战胜，没有什么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3月8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的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

3月9日　参加三月六日凌晨在延安中央医院病逝的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副书记张浩的葬礼，为张浩守灵、执绋、抬棺和给墓穴奠土。

3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中央宣传部关于讨论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及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调查研究的决定的通知稿。会议决定，先讨论这三个文件，了解这些文件的精神与实质，然后再进一步检查各部门的工作。

3月1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秦邦宪提出的改造《解放日报》草案。毛泽东发言说：我党现有八十万党员，五十万军队，但党报是弄得不好的。我们自去年七月起已开始改造党的工作，但党报尚未实现彻底的改造。今年中央要抓住党校、党报、中宣部这三个重要部门的工作。党报是集体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对党内党外影响极大，是最尖锐的武器。要达到改造党的目的，必须首先改造党报的工作。报社的同志要了解经过党报来改造党的方针，现在报社的同志没有了解这个方针。报纸必须地方化，要反映地方情形。党报要反映群众，执行党的政策。党性是一种科学，是阶级性的彻底表现，是代表党的利益的，无论什么消息都要想想是否对党有利益。党报要允许同情者作善意的批评。毛泽东还提出发一个关于党报工作的指示、报社的同志要学习写分析文章、调一些好干部到报社工作等意见。

3月12日　和朱德复电彭德怀，就阎锡山部梁培璜六十一军配合日军“扫荡”八路军太岳区，摧毁抗日根据地的严重事件，指示彭德怀：“六十一军横行，势必还击，但目前不宜组织大规模的战事，致招决裂，而应组织若干突击队坚决打击其个别出犯部队，以警戒其行动，以后再观其态度，决定对策。”次日，和朱德致电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王世英：请向阎锡山交涉，要求阎令六十一军撤回原防区，制止杀人掠地行动，以固团结。

3月14日　致电周恩来，指出：张申府纪念《新华日报》的文章〔12〕表示对我党满腔热情，已在《解放日报》转载。“他对于把党报变为容许一切反法西斯的人说话的地方这一点是很对的，新华、解放都应实行。关于改进《解放日报》已有讨论，使之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新华日报》亦宜有所改进。”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讨论改善中央直属干部的生活等问题。

3月18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决定中央学习组与白区工作总结委员会共同开始研究中共党史，按大革命、苏维埃、抗战三大时期进行，一面请现在延安的每个时期党的负责人报告当时情况，一面从各方面收集党史资料，并首先编印一本适合中级干部阅读的党史文件选集。

3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经毛泽东大量改写的《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关系的决定（草案）》。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我党在过去三个时期中，大革命时期更生动活泼，十年内战时期犯了教条主义，党内党外都是一切打倒，造成自己孤立，直到现在坏的传统仍然存在。我党必须实行公开的自我批评，不怕家丑外扬，隐瞒是不能教育党员的。今后凡重要问题，都要召集大的会议，征求同志们的意见。中央要听同志们的意见，党要听党外人士的意见。党员只是百分之一，我们要听百分之九十九人士的意见。共产党的作用，就是要集中人民的意见，作出决议，并坚持下去。将原料加以制造成为精制品，即是决定政策，造成作风。我党没有人民，便等于鱼没有水，便没有生存的必要条件。我们没有排斥党外人士的权利，只有与党外人士合作的义务。必须规定许多办法来实现党与非党人士合作，实行“三三制”也是具体的办法。

3月21日　致电刘少奇：“必须路上有安全保障才能启程”。

3月22日　出席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边区政府、八路军留守兵团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举行的干部晚会，欢迎伤愈从苏联回国的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从晋西北因公返延的第一二〇师师长贺龙、从绥米警备区归来的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等，并观看平剧《四郎探母》。

3月23日　在延安举行的高级技术干部季会上讲话，强调技术建设的重要性，对不统一不合理的现象必须立即纠正。指出季会所提出的建议〔13〕，是与目前中共中央号召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精神是一致的，并赞扬了专家们敢做敢讲的精神。

3月24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德怀、左权等：“敌攻乡宁、吉县甚急，阎正坚决抵抗，要求我们援助。望令我军及时予以必要援助，以争取晋绥军之抗战，是为至要。”

同日　和任弼时致电周恩来、董必武：中央正在编印中共党史资料选录，请用一切方法找到下列各文件邮寄或送延安：（一）汪陈〔14〕联合宣言。（二）彭述之著《中国革命根本问题》。（三）瞿秋白著《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四）五次大会决议。

3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中央学习组新的学习计划，决定通读《六大以来》一书的计划告一段落，从下周起开始研究中共党史与中国革命史，首先请毛泽东报告中共发展三个时期的轮廓。会议还决定：本年内首先注重党的路线的学习，然后再进行各种专门业务的精研。各种学习研究方法，都须采用“古今中外法”，即研究问题须收集当前的与历史的、中国的与外国的各种材料、论著，加以分析与综合。

3月30日　在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他说：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这个工作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现在正在开始做。”“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我们党的历史，我觉得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大革命时期是第一个阶段；内战时期是第二个阶段；抗日时期是第三个阶段。”“中共党史分成这三个阶段，就斗争目标、打击对象、党的政治路线讲，都合乎事实，都说得通。”“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研究中国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

3月31日　和秦邦宪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召集延安各部门负责人和作家共七十多人开座谈会，讨论《解放日报》改版问题。毛泽东讲话指出：“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利用报纸。”他批评在整顿三风的讨论中出现的绝对平均的观点和冷嘲暗箭的作法，指出：“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4月1日　《解放日报》改版，发表社论《致读者》，宣布从今天起报纸的版面加以彻底的改革，“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

4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15〕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方法。毛泽东发言指出：讨论整顿三风报告与检查工作，开展自我批评，要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不应放任。思想斗争的火力，不是只对着老干部，而应对着新老干部双方的毛病，使新老干部相互批评之后，更进一步地相互了解与团结。态度一定要好，态度不好，就会引起人家不满意。不要暗箭，不要冷嘲，热骂还好，冷嘲就不好，因为它会搞得疑神疑鬼。这种空气不要在共产党里面增长，它不利于大家，它使党不团结，使党分裂。不要暗箭，应该是采取积极的态度上下夹攻。我们的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机关学校里面要开展民主，但还须有领导，使这个运动发展到正确的方向去。对于我们各部门的工作，这一次要来一个彻底的检查。会议决定：在《解放日报》上设批评与建议栏，用严正态度开展正确的批评，纠正无的放矢与无原则的攻击毁谤的态度；《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关系的决定（草案）》，由于涉及方面甚广，暂不发表。

4月3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通过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延安进行讨论整顿三风与检查工作的各系统，由以下一些人分工负责领导：中央直属系统由康生、李富春负责，军委直属系统由王稼祥、陈云负责，中央党校由毛泽东负责，各学校（军事学校除外）由何凯丰负责，陕甘宁边区系统由任弼时、高岗负责。

4月4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为儿童的题词：“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

同日　致信萧军：“来信及附件收读，并转给几个同志看去了，感谢你的好意。”当时，萧军受毛泽东的委托，陆续将收集到的文艺界情况材料送给毛泽东。

4月初　一天晚上，到中央研究院用马灯和火把照明看《矢与的》墙报。从三月二十三日起，《矢与的》的最初三期连续发表了王实味的三篇文章〔16〕。毛泽东看后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这也是有的放矢嘛！

4月7日　写信约萧军在当天下午或晚上来谈，萧军应约而来。他们接连两天谈了有关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等问题。〔17〕

4月9日　复信欧阳山〔18〕：“来信收到。拟面谈一次，如同意，请于今日惠临一叙，并盼与草明〔19〕同志偕来。”当天欧阳山与草明应约而来，毛泽东同他们谈了关于党的文艺方针等问题。十三日，再致信欧阳山、草明：“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赐示为盼！”

4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准备以毛泽东、秦邦宪、何凯丰的名义召集延安文艺界座谈会，拟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

4月1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作关于目前时局问题的发言。他说：中国局面恩来估计正确。蒋介石的政策是外宽内紧，积极准备太平洋战争后的行动，现蒋经国〔20〕已到西北。蒋介石对我们现已组织政治攻势与军事攻势，我们准备对付蒋的进攻。今后两年将是最困难的时期。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下星期一他在中央学习组讲时局问题。

4月13日　根据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在中央学习组作关于时局的报告。报告指出：去年冬季国际形势有两件大事，一件是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了主动权；再一件就是爆发了太平洋战争，美国参战。日本反苏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大。如果日苏战争爆发，国民党有可能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他们布置很久了。今明两年是我党最困难的两年，我们准备在这两年中间地方缩小，人口减少，军队缩小，党员减少，财政经济缩小。我们的困难有两种，一种是反共高潮的困难，另一种是我们自己的经济困难。今天的困难，是黎明之前的黑暗，是胜利前夜的困难。在没有反共高潮时，要工作照常，加强干部教育。反共高潮来了，要应付反共高潮，但也不放弃教育。我们的干部在现在的状态下，是相当狭窄的，如不提高一步，就不能掌握将来的新的局面，所以为了将来要加强教育，为了现在也必须加强教育。再就是精兵简政，精兵简政是为了克服困难。中央指定了一个裁总委员会，要考虑如何达到精兵简政之目的，如何各得其所，还要同检查工作结合起来。

同日　分别致信萧军，欧阳山和草明，舒群〔21〕，要他们代为搜集文艺界的反面意见。

4月1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准备应付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的通知。毛泽东就延安的学习与检查工作问题发言，指出：（一）在学习与检查工作中，要对干部的思想与组织观念（即言行）进行审查与鉴定工作。对各机关学校中的积极分子与落后分子不要平均看待，要使积极分子起模范作用。（二）在检查工作与审查干部中发现反革命分子，应加以清除，以巩固组织。这次高级组学习计划的改变，由研究历史到注意十八个文件的学习，到现在审查干部，是很有益处，很有必要的。现在先研究现实的文件二十二件，研究党的历史的学习计划暂停一个时期。在整风运动中，表现有老三风不正与新三风不正，现在须要纠正平均主义、极端民主主义等。

同日　复信欧阳山、草明：“如果你们在搜集材料，那很好，正反两面都盼搜集，最好能给我一个简明的说明书”。

4月19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陈毅电：关于韩德勤的军力与地区，“以能维持韩生存又对我无危害为原则。因此，地区可划给一个适当的立足地”。

4月20日　在中央学习组作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报告指出：今年明年是最困难的两年，所以要加强内部教育。为了迎接新的光明的世界，也要加强教育。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全面的、全党范围的、经过中央领导的对整个干部进行的内部教育，过去还很少。从去年七月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开始，我们才全体地从上而下地一致地注意了这个问题，这个意义非常之大。在延安所进行的教育、学习，是有全国意义的。现在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改变我们的学风、党风、文风。要搞彻底，来一个彻底的思想转变。这个转变已经准备很久了，从遵义会议以来就在准备，特别是去年七月党性决定颁布以后，到今年四月已经有十个月了，已经作了很多准备工作。这次整顿三风，一定要搞彻底，一点偏风也不让有。每个同志必须明白，这次整顿三风，中心在自己身上。要反复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历史、自己现在的工作，把它反省一下。都要写笔记，首先首长要写，班长、小组长都要写。中央领导同志分工对各系统进行领导。这次整风学习搞得好不好，对目前，对将来，对领导整个革命，关系很大。

4月21日　复电周恩来：“一百零九条〔22〕已收到，中央已根据你的材料及估计发了准备应付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指示，同时将你的材料通知远方及各地干部，并在延安干部中作报告。日苏战争时机当在五月至八月内，在爆发前我们一面准备应付反共高潮，同时继续抓紧党内教育，以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为中心，认真进行改造作风巩固内部的工作，这无论是为着应付目前困难与迎接将来光明都是必要的。”

4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在学习与检查工作时期内，编辑“学习”专刊〔23〕，在《解放日报》第四版上发表，每三日出刊一次，组织陆定一为主任的编辑委员会。会议还讨论周恩来电询中央对出席下届国民参政会的态度问题，决定复电周恩来，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似不宜拒绝出席参政会。

4月27日　致信萧军：“准备本星期六开会〔24〕，请你稍等一下出发？开完你就可走了。会前我还想同你谈一下，不知你有暇否？我派马来接你。月报〔25〕1—14期收到，谢谢你！”

同日　和何凯丰发出邀请一百多位文艺工作者和有关负责人参加文艺座谈会的请柬：“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4月下旬　一天，邀请鲁艺文学系和戏剧系的几位党员教师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到杨家岭谈话。毛泽东一见面就问：你们是主张歌颂光明的吧？听说你们有委屈情绪。一个人没有受过十年八年委屈，就是教育没有受够。又说：知识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的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在回答是喜欢李白还是喜欢杜甫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在谈到《聊斋志异》时，毛泽东说：《聊斋志异》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看，其中一篇叫作《席方平》的，就可以作为史料。《聊斋志异》是反对八股文的。有人问：现在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感人的比较少，是不是由于生活要经过沉淀，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然后才能够写成很好的作品？毛泽东说：写当前的斗争也可以写得很好，四月六日《解放日报》上一篇黄钢的作品《雨》，写得很好，就是写当前敌后抗日战争的。

5月2日　出席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发表讲话。他说：“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的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关于立场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关于态度问题，指出：歌颂和暴露两种态度都是需要的，问题是在对什么人。对于敌人，应当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对于人民群众、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则应当赞扬，使他们团结、进步、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关于工作对象问题和工作问题，指出：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这“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要了解和熟悉各种人，了解和熟悉各种事情，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关于学习问题，指出：“我的意思是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文艺工作者还要学习社会。只有这样，“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这个讲话和五月二十三日作的结论合为一篇编入《毛泽东选集》，题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5月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为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加强陕甘宁边区与晋西北的防务，统一军事指挥，决定组织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以贺龙为司令员，关向应为政治委员。并决定晋西北成立中央分局，关向应为书记，林枫为副书记，分局直属中央指导。会议还决定成立后方工作委员会，叶剑英为主任，叶季壮等为委员。十三日，中央军委发出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的指示，规定联防军司令部直辖下列各部队：第一二〇师、留守兵团、晋西北新军、第三五九旅、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炮兵团。

5月7日　复电周恩来：我们正从军事、财政各方面准备对敢于进攻者施以痛击，已组成联防军司令部，统筹晋西北与陕甘宁边区两处军事。

5月12日　在《解放日报》“护士节专刊”上发表题词：“尊重护士，爱护护士”。

同日　和任弼时、王稼祥会见十一日到达延安的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苏联塔斯社随军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名字叫孙平）。

5月14日　致电张闻天〔26〕：“（一）贺、林〔27〕带来的信及五月一日的信均收到，后一信对我们很有益处，请继续写。（二）现在延安展开了广大的学习运动，三个月后各机关学校检查工作”。

同日　致信续范亭：“你三月间的漫谈，到今日才复你，可见我的不对。我把你的漫谈当作修省录，但不同意你的夸赞，因为夸得过高过实了。因此我也不把这漫谈退还你，目的是使你不能发表，我觉得发表不好，如你尚有副本，也务请不要发表，就你的地位说，发表也有妨碍的。不自高，努力以赴，时病未能，你的诗〔28〕做了座右铭。”

5月16日　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与会者对文艺问题发表的各种意见。

5月19日　起草朱德致胡宗南电：“据报贵部正在积极动员进攻边区，采取袭击办法，一举夺取延安，此种军事行动归陶峙岳〔29〕指挥，总兵力为五个军等语。事属骇人听闻，大敌当前，岂堪有此，敢电奉询，即祈示复。”

5月2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目前时局、整风学习、文艺座谈会等问题。关于时局问题，毛泽东发言说：国民党企图发动进攻边区的反共战争计划，由于日军尚未发动反苏战争而进攻云南、浙江以及国民党内部问题的严重，有暂时延缓的趋向，但我们仍应根据精兵简政、迁移多余资材、不误整风学习、不误农民生产等原则，进行必要的战争准备工作。关于整风学习问题，会议认为，延安整风学习运动的热潮已经发动起来，中央必须加强领导。会议决定：（一）延长学习时间，机关由四月二十日起延长到九月二十日共五个月，学校由四月二十日起延长到八月二十日共四个月。（二）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由毛泽东负总责，康生副之。（三）健全各单位的学习组织与领导。（四）改进学习方法。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结论问题，毛泽东说：延安文艺界中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浓厚。现在很多作品描写的是小资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同情。鲁迅的《阿Q正传》是同情工农的，与延安文艺界不同。必须整顿文风，必须达到文艺与群众结合。要注意普及与提高，并以普及为基本的。同时，注意吸收外国的东西。会议同意毛泽东指出的延安文艺界中存在着的偏向，党的文艺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会议决定，今后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要根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所作的结论，经常有计划地召集文艺界的党员开会，加强党对文艺界整风运动的领导。

5月23日　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最后一次会议。在朱德讲话后，毛泽东作结论，讲了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首先，讲党领导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他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目前还存在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其次，讲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他说：一个是源和流的问题。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这要区分清楚。但借鉴是必要的，“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一个是普及和提高的问题。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第三，讲文艺工作的党内关系和党外关系问题，指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党的文艺工作者应当在抗日、民主、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团结起来。第四，讲文艺批评问题，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结论还批评了抽象的“人性”、“人类之爱”等错误观念，澄清了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动机和效果、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等关系问题上的许多糊涂思想。第五，指出延安文艺界中还存在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

5月27日　和朱德复电刘伯承、邓小平并转彭德怀：“感日〔30〕五时电悉，总部被袭，左权阵亡〔31〕，殊深哀悼。瑞卿、立三〔32〕已否脱险，甚念。目前总部电台已全部损坏，建议总部暂随一二九师行动。”

5月28日　在高级学习组作报告，讲了三个问题。（一）时局问题。最近日本人打云南，打浙江，使得国民党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计划暂时停顿了。国共之间暂时可以缓和一下，但是仗还是要准备打的，所以我们组织了联防军司令部，晋西北与陕甘宁边区统一军事行动，统一指挥。英、美对于开辟第二条战线不很热心。第二条战线总有建立的一天，因为希特勒快要垮了，有死老虎可打，他们一定去打。今年明年，我们要遇到很大困难，财政的困难，战争的困难，准备缩小，人口缩小，根据地缩小，党也缩小。（二）整顿三风问题。一个多月来整顿三风有很多成绩，党内党外有很高的积极性，有很多人改变了态度，改变了面貌，但是也有一些偏向，例如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不着重学习和领会文件，轻视整风，害怕整风，学习、领导、工作都缺乏计划性等等。现在是深入学习的问题。（三）延安文艺界问题。现在华北、华中各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延安，有大批的文学家、艺术家，这是一种很好的现象，绝不是坏现象。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这是我们党正面地肯定地说应该欢迎大批的知识分子，只要是抗日的就应该吸收。最近准备作一个关于文学艺术工作的决定，召开了三次座谈会，目的是解决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我们党的结合问题，和工人农民结合的问题，和军队结合的问题。要结合，就必须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转变到无产阶级思想，这样才能够在思想上与无产阶级、与工农大众相结合，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总是要格格不入的。我们的政策要好好引导小资产阶级出身的艺术家自觉地不是勉强地、慢慢地与工农打成一片。少数人不能打成一片，这是思想问题，不能勉强，不能用粗暴的态度。对文化人对知识分子要采取欢迎的态度，要懂得他们的重要性，没有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

5月30日　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对学员讲话，指出：提高要以普及为基础，不要瞧不起普及的东西，大树也是从像豆芽菜一样小的树苗长起来的。那些瞧不起普及的人，他们在豆芽菜面前熟视无睹，结果把豆芽菜随便踩掉了。你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还有一个大鲁艺，还要到大鲁艺去学习。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老师。你们应当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立足点逐步移到工农兵这一边来，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向六届七中全会提议，七大应增加城市工作的议程，该项议程的报告和决议应从抗战的需要和我党的任务出发，提出目前在敌占区城市工作的重要性，并联系到对过去城市工作的批评。

5月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作家艾青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到前线去。毛泽东回信说：赞成你去晋西北，但不宜走得太远，因同蒲路不好过。目前这个阶段，希望你蹲在延安学习一下马列主义，主要是历史唯物论，然后到前方，切实研究一下农村阶级关系，不然对中国战况总是不很明晰的。

6月1日　复电刘少奇：“因沿途通过无保障，山东又缺乏统筹之人，故你不宜西进亦不宜南返，以中央全权代表资格长驻一一五师，指挥整个山东及华中党政军全局似较适宜，如同意，中央即下正式通知。盼复。”

6月2日　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一）同意李富春所提总学委巡视团各巡视员的分工。（二）加强《学习》报编辑委员会。（三）解答各方面所提出的问题，决定由何凯丰负总责。（四）总学委抽阅延安高级干部的学习笔记。（五）增加中央学习组的人数。

6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林枫关于晋西北工作报告的第一部分（一九四〇年晋西事变到现在两年来的工作概况）。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给予联防军司令部三项职权：统一晋西北与陕甘宁两个区域的军事指挥及军事建设；统一两个区域的财政经济建设；统一两个区域的党政军民关系〔33〕。

6月7日　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会议决定的主要内容是：（一）参加中央学习组的全体同志编组研究某些重要文件，先行讨论《联共党史》结束语及《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两个文件，并准备测验与调阅笔记。参加中央学习组的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同志，混合编为十个小组，毛泽东为第一组组长，高岗、谢觉哉为副组长。（二）对总学委抽阅各系统的笔记作了分工，毛泽东和彭真负责抽阅党校系统的笔记。（三）由中央宣传部通知全国各地党部，按照延安经验，暂时停止其他政治、业务教育及党的历史研究，集中力量研究二十二个文件及检查工作，将整风运动展开到全党。由中央学习组通知全国各地学习组，暂行停止党的历史研究，先行研究二十二个文件。

6月8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决定全党均应进行整顿三风的学习运动，各地各级党委各级宣传部及原有的高级学习组均应按照中央指定的二十二个文件，有计划地领导这一运动。并具体指出：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必须成立学习总委员会，各部门各单位成立学习分会。在学习二十二个文件期间，应把其他一切学习暂行停止。学习时期规定为四个月到五个月，起止时间由各地自行决定。

6月12日　致信罗烽〔34〕：“你的文章〔35〕读过了，今付还。”“我觉得关于高尔基的一篇是好的，这篇使我读后得到很大的益处。但其余的文章，和这一篇的观点不大调和，我虽只看一遍，但觉有些是不明朗化，有些则论点似乎有毛病。我希望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自己的作品检查一番，对于你的前进是有益的。”

6月13日　致电周恩来，指出：“二十二个文件的学习在延安大见功效，大批青年干部（老干部亦然）及文化人如无此种学习，极庞杂的思想不能统一。”“华北、华中斗争极紧张残酷，要熬过今明两年须费极大牺牲，两年后如能保存现有军队（五十七万）的一半，全国则保存现有党员（八十万）的一半，便是胜利。”“大后方党宜将省委、特委一概取消，只留县委、区委，必要时连县、区委也取消，只留支部，便可大量保存，否则是无法保存的。省、特、县、区四级干部均转入支部工作，可以开辟很多新支部，其任务是勤学、勤业、交朋友三项，以待时机，除有据点者外（如方方〔36〕）请下决心办理。”

6月16日　经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军队中整顿三风的学习与检查工作的指示，指出军队整风是为了反对军事领域中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提高党性，以团结全军，增强战斗力，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6月17日　复周恩来本日来电，就蒋介石准备发动反共内战的问题指出：“除布置侦察及作军事准备外，请你即找刘为章作和缓运动。”

6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三项议程：（一）听取林枫关于晋西北工作报告的第二部分（政权工作）。（二）讨论抗战五周年纪念问题。毛泽东发言说：纪念“七七”五周年宣言的内容，应拥护建立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二条战线，提出应有信心明年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并提出战后建国的主张。（三）讨论整风学习问题。毛泽东发言说：现在的学习运动，已在中央研究院发现王实味托派〔37〕。我们要发现坏人，拯救好人，要有眼光去发现坏人，即托派、日特、国特等三种坏人。要区别坏人及犯错误的同志，要做细密的观察、调查工作。会议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在此次整风运动中，各机关学校主要负责同志要善于把真正犯错误的同志与破坏革命的坏人加以区别的意见。

6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决定今后总学委会议与书记处会议合并举行，关于学习问题的决定需要公布时，用中央总学委名义发通知。会议讨论通过王稼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纪念“七七”抗战五周年的决定。

同日　和王稼祥复电陈潭秋〔38〕：“（一）目前学习以三风文件为主，党史之研究暂停止。（二）各种材料有便时当寄你们。”

6月23日　致电周恩来：明日拍发中共中央关于纪念“七七”五周年决定，收到后请在《新华日报》公布。延安决定举行盛大纪念“七七”的大会，另有宣言和通电，强调团结抗战及战后建设三民主义国家。

6月24日　复电陈毅：“马〔39〕电悉，所见甚是。皖南、浙西只可发展游击，我主力不应南进。”

6月25日　致信林哲〔40〕，祝贺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41〕。信中说：“今天看了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创立的消息，非常高兴，我跟同盟诸同志的心是完全一致的，同盟给我的信，我十分感谢！现在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又快开会了，我谨以至诚祝大会的成功！”“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意你及一切日本革命同志的革命活动，我们将尽一切可能援助你们，请以此意告诉同盟诸同志。”

6月26日　关于国共关系及延安整风学习情况，致电周恩来，指出：“国共一时不会好转，也不会决裂，是拖的局面。但到希特勒倒后，国际局面变化，势必影响中国，国共好转与民主共和国前途还是有的，我们好好做下去，争取此局面。目前四个月国际国内都是关键。”“延安学习二十二个文件收到绝大效果，有一万个干部参加此种学习。”

6月29日　和朱德会见晋西北士绅参观团，并在青年食堂设宴招待。参观团结束访问时，分别向毛泽东和朱德献旗、致颂词。

6月30日　致电周恩来，请他考虑利用纪念“七七”机会，找王世杰谈一次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并表示愿见蒋介石一谈，请王向蒋转达。

7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草案）和《中共中央告抗日根据地全体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书》（草案）。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有一个新内容，就是战后的建国方针和强调团结的问题。中国民族问题是一个基本问题，国民党五十年来都抓住民族这个口号，所以在人民中间有很大的影响。我们提出战后办法是有策略意义的。现在我们的政策，在形式上是改良的，实际上是革命的。今年七、八、九三个月是时局转变的关键，主要是日苏战争是否爆发，第二条战线是否建立，德国进攻高加索是否得手，过三个月后今年的局面就定了。国共关系也决定于这三个月。我对联络参谋说，谁打西安谁是汉奸，谁打延安也是汉奸。对何应钦，我们只是反对他的反共，何反共我反何，何不反共我也不反何。我们在统一战线中没有过去的斗争是不能存在的，在斗争之后又要团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的上述两个文件，由毛泽东修改文字后发表，并由中宣部发一全党讨论这两个文件的通知。会议还讨论在目前敌人残酷“扫荡”的严重情况下暂将八路军总部移到晋西北指挥作战的问题，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待电商彭德怀、刘伯承等后再作决定。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草案，毛泽东发言指出：过去四方面军干部除何畏〔42〕等以外都是好的，经过六年证明这些干部是好的。原四方面军有的干部犯了错误，要按错误的性质加以处理，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是张国焘路线。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延安党政军民机关、学校人员，均须严格遵守政府法令，执行政府命令，并责成西北局、联防军司令部加以保证。

同日　复电董必武：“恩来须静养〔43〕，不全愈不应出院，全愈出院后亦须节劳多休息，请你加以注意。”恩来现在病中不应走动，拟请你找王世杰一谈，要求陈宏谟、郭亚生返延安，询问可否释放叶挺，申述我党中央“七七”宣言大意，请王介绍见蒋介石。

7月4日　关于整风问题，致电聂荣臻：“你七月一日的文章已全部收齐看到，即付《解放日报》发表〔44〕。此文号召整风学习，纠正整风中的偏向，并指出边区学习特点，对整风开展有很大作用。但有一点请你注意者，不要把三风分为某些是下级多些，某些是上级多些。即如党八股，就是包含着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在内的，如果不包含这些，就不叫做党八股了。如果县以上还有党八股残余存在，即是证明还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残余存在。此次整风是全党的，包括各部门各级干部在内，所谓各部门，就是不但有地方，还有军队，所谓各级，就是不但有下级，而且主要与首先的对象是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只要把他们教育好了，下级干部的进步就快了。在一个根据地内，主要应着重教育边区与地委两级，其次是县一级，只要他们有了正确方向，区、村干部的毛病就易纠正。我说这点，是想引起你注意抓紧党、政、军、民、学各方面高级干部的学习领导，克服在他们中存在着的三风不正的残余。我们在延安亦是特别抓紧高级组的学习，着重阅读与自我反省，已发现许多同志的毛病，正在纠正中，你们那里可作参考。”

7月6日　复电董必武：“为争取国共好转，我们准备出席参政会，不争名额，但以维持原额为宜。恩来病状如何？甚念。”

同日　复电曾山〔45〕、赖传珠：“浙江战局〔46〕不久将告一段落，日寇新的步骤现尚难断定，但你们须准备应付敌之‘扫荡’。我们军队的任务不是向南发展，而是支持现有根据地，前已于复陈毅同志电中说明了。”

7月7日　《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和《中共中央告抗日根据地全体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书》。宣言指出：“摆在我国抗战面前有两大问题，即：（一）如何争取时间，克服困难，以达抗日的最后胜利；（二）如何对目前的抗战及对战后中国的建设取得各党派的一致意见，以便更好地团结抗战，团结建国。这就是时间与团结的两大问题。”“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各抗日党派不但在抗战中应是团结的，而且在抗战后也应是团结的。”战后的中国，应当是独立的、统一的、和平的、民主的、民生幸福的、经济繁荣的中国，应当是各党派合作经过人民普选的民主共和国。

7月9日　关于山东工作的重要性等问题，致电刘少奇：“我们很望你来延并参加七大，只因路上很不安全，故不可冒险，仍以在敌后依靠军队为适宜。”“你的行止，以安全为第一，工作为第二，以此标准来决定顿在山东还是仍回军部。”“但有一点须与你商酌的，即是山东的重要性问题”。“我们的方针是极力团结国民党，设法改善两党关系，并强调战后仍须合作建国”。国民党在战后仍有与我党合作的可能，虽然亦有内战的另一种可能，但我们应争取前一种可能变为现实。考虑到战后的一些复杂情况，则“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故掌握山东及山东的一切部队（一一五师、山纵、杨苏纵队〔47〕）造成新四向北转移的安全条件，实有预先计及之必要”。“上述掌握山东任务须请你担负之，至于执行此任务，自以你在山东为便利，但如苏北比山东更安全，则在苏北亦可执行”。“在你确定行止后，中央即通知华中、山东及北方局付托你以指挥山东、华中全局的权力。”“日寇攻我方针之一是寻找我主要指挥机关给以打击，八路总部被袭，左权阵亡是一严重教训，今春一一五师师部亦曾遇到危险，请予严重注意，一切主要指导机关及主要指导人总以安全为第一义。”“学习二十二个文件在延安收到绝大效果（延安有一万干部参加学习），在学习中发现各种纷歧错杂的思想并获得纠正，绝大多数干部都说两个月学习比过去三年学习效果还大，请你按照敌后特点注意指导此种学习。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

同日　下午，到延安交际处看望晋西北士绅参观团，对诸士绅所提问题，一一详作解答，畅谈五个小时。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抗战中坚持团结抗日，在战后也是要坚持团结建国的。他以陕甘宁边区为例，说明人民普选的参议会与“三三制”的民主政权，是团结各个阶级共同抗日的最好的政治形式。战后更需要贯彻这种精神，团结各个阶级的人民，共同建设民主共和的新中国。毛泽东还说明减租减息及交租交息政策在中国实施之必要，指出这对于农民和地主都有好处。

7月13日　复电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当此全世界反法西斯、中国抗日胜利在望之际，深望彼此团结一致，共济时艰”。

7月15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中央三日给你的电收到否，此电主张总部迁晋西北，北局机构改为太行分局，以小平为书记，华北各分局归中央直接指导，你的意见如何，盼复”。十六日，彭德怀复电毛泽东，主张八路军总部仍驻晋东南。

7月17日　电慰周恩来：“十七日电悉。尊翁逝世〔48〕，政治局同人均深致哀悼，尚望节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并注意以后在工作中节劳为盼。”

7月20日　复电陈毅：“军委给五师指示方针电已告，你谅收到，与来电所述意见〔49〕是相同的。但目前不宜公开宣传顽军罪恶，因我方正和国民党重开谈判，不宜刺激它。”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就中央学习组学习此次规定文件的问题，作出决定：学习时间定为三个月；在学习中应联系党的历史来研究，主要是总结经验教训，少联系到个人；除十八条〔50〕外，另指定一些学习参考材料；应作笔记，真正写出心得和自己的反省。会议还讨论了周恩来关于拟同蒋介石面谈调整国共关系的来电，决定由毛泽东起草复电。

7月2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同意毛泽东起草的复周恩来电。会议决定中央学习组各小组讨论会，统一于每隔一周之星期一上午十时同时在杨家岭召开，从八月三日开始。

7月24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复电王世英：“已令前方援助晋绥军之英勇抗战，请告阎长官。”

7月2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继续听取林枫关于晋西北工作的报告，决定由林枫起草今后晋西北工作方针的草案。会议讨论精兵简政问题时，毛泽东发言提出：精兵简政适合于目前需要，但做得还不彻底。明年陕甘宁边区脱离生产的人员要减至六万人，晋西北减至五万人。边区主要是两项工作：教育工作和经济工作。晋西北加上打仗一项。要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少而精，能学习的学习，能生产的生产。军队不继续补充，按现有实际人数充实连队，可以实行小团制。至于敌后，要准备很大的缩小。搞一个统筹统支与自给自足相配合的很好的经济制度，以七分统筹、三分自给为主旨。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出相应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出版工作。针对稿件缺少的问题，毛泽东说：最近经验，少而精的东西还能看而且有益，多了无法看。有富裕的排印时间，可印《鲁迅全集》、《海上述林》、小说、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

7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晋西北工作决定草案时，毛泽东说：在关于参议会、“三三制”问题之后应加一句话：“九月份进行的参议会，要使之成为团结各阶级建设根据地支持抗战的机关。”他还在会上发言指出，敌后有两件工作未深入，一是整顿三风，二是精兵简政。在敌后根据地困难日益增长的环境下，必须使各根据地负责同志深刻认识精兵简政与整顿三风的重要性，中央应发出指示性的电报。整顿三风必须从上至下地在党内有计划地认真进行。精兵简政问题，如果想不到敌后严重的必然趋势就是缩小，现在不想到几个月后适应环境的主动步骤，就会手忙脚乱，敌后变化会是突然的，所以要主动地定出办法。摆在全党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渡过敌后的困难。精简的比例是：在全部脱离生产的人员中，军队占百分之七十，党、政、民、学占百分之三十；全部脱产人员占老百姓人数的百分之三。要按这个比例，主动地、彻底地、有计划地执行。毛泽东还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法西斯国家将被打败。只有美国恐怕是个大家伙，战后法西斯国家都要依赖它，它可能支配世界。今年打败希特勒的问题还要看一看，恐怕对冬季反攻、对德国的弱点估计过大了。战后中国的前途有两种可能，我们在宣传上应以争取好转的前途为前提。争取同大多数人一道，是我们策略的出发点，而不是孤立自己。

7月31日　复电刘少奇：指出：（一）目前英、美不愿中国内战，国民党近日态度好转这是一个原因。此种好转还会发展，我正极力争取。（二）我们现向国民党表示，在战后或在反攻阶段具备了北上可能条件时，我黄河以南部队可以开赴黄河以北。（三）国共关系，现因国内外情势变化及我们坚持合作政策，他们已有改取政治解决的表示。最近恩来见蒋介石谈得还好，蒋已重新指定张治中、刘斐与我们谈判，另指定卜士奇任日常联络，蒋之联络参谋继续来延安，都是好转征兆，但不能求之过急。

8月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同意彭德怀、罗瑞卿、刘伯承关于八路军总部及北方局暂留在原地区的建议，但须注意安全。会议决定彭德怀任北方局书记，邓小平任太行分局书记，北方局及太行分局名单，以能到会及必要者为限，由彭、罗、刘提出交中央批准。会后，毛泽东按照会议决定的内容，为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彭、罗、刘电。

8月3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将中央学习组原定学习十八条的计划，暂行停止，待二十二个文件学完后再行恢复。同时为准备将来的学习，重新指定四十三人编成九个小组，由中央同志直接领导，继续研究《联共党史》结束语六条和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会议还决定，为着使整风学习更能深入与活跃，应当联系本部门工作的检查，这样可在整风学习中收到改进思想、转变作风的实效。检查工作应抓住一些重要的突出的问题，特别是有关思想方面的问题。

8月4日　就精兵简政问题复电陈毅：“有一点须请你注意，即伴随着极端残酷斗争，根据地缩小必然要到来，而且可能很快到来，这一点如不预先计及，将来必要吃大亏。在此情形下，不论华中、华北，都不能维持过大军队，如愿勉强维持，必难持久，一九三四年下半年中央苏区的经验我们不应忘记。以华中论，你们决定现有八万主力军、四万地方军扩大至十万主力军、十万地方军，共计二十万，党、政还不在内，江南、皖东、淮北、鄂中均已缩小，这个总数是太大了。明年必是非常困难的一年，其困难程度为目前许多人所不能想像，高级领导机关必须预为计及。内战时还可以有长征，现在则绝不能有长征。如使根据地民力财力迅速枯竭，弄到民困军愁，便有坐毙危险。现在华北、山东须下绝大决心实行彻底的精兵简政，否则到了明年必不能维持。华中情形虽略有不同，但总方向是相同的。此事请你预加考虑，到年底或明春作一通盘计划，达到精简目的为盼。”

8月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同意八月三日中央书记处关于改变中央学习组学习计划的决定，并按工作关系重新决定由四十八人编成九个小组，继续研究《联共党史》结束语六条和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毛泽东、胡乔木、陈伯达三人编为第一组。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草案，王稼祥作说明：抗战以来，根据地的党、军队与党政军委员会形成“三权鼎立”，现在要解决此问题，一方面从思想上解决，另一方面从组织上解决。解决的主要方针和中心思想是：缩减军权；提高政权；调整党政军民的关系。会议基本通过这一草案。

8月9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华中局电：“新四军恢复番号或编入八路为一军，目前尚未至与国民党具体谈判的时机，你们目前尚不必提出要求。”

8月15日　致信谢觉哉：“关于‘还政于民’这个口号之不妥，我记得对你说过了。早几天解放报社论〔51〕末段有‘官方干部’、‘纯老百姓代表’的话，也有不妥处，不知此文是否你写的？我们的政府是真正代表老百姓的，是民的，故不可说‘还政于民’，也不可分为‘官方’、‘非官方’。那天社论的意思并不坏，是说要让新选代表多说话，只是不宜将‘官方’、‘纯老百姓’这样对称起来。请加考虑。”

8月17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周恩来电〔52〕：“毛现患感冒不能启程，拟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见蒋，请征蒋同意，如能征得蒋同意带你至西安，你回延面谈一次，随即偕林或朱赴西安见蒋则更好。”

同日　复信谢觉哉：“我对一得书〔53〕感到兴趣，是有益的；虽间有一二点觉说得不甚恰当，但不要紧。”“边区参议会似宜改至明春开，那时时局更开展，便于对外表示意见，不要把这里的参议会看成只是本区的参议会，而要把它看成所有华北、华中各根据地的参议会的领袖。又经过今年一年，本区的工作经验也更好总结，故此事值得再考虑。”

8月1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国际国内形势问题。会议认为，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八月十二日至十五日进行了会谈，讨论关于建立第二条战线问题，在这种国际形势下，中国局势有好转可能，即亲苏、和共、政治改良。

8月19日　四时半，复电周恩来：“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我感冒已十日，过几天要动也可以动”。“关于我见蒋，中央亦尚未作最后决定”。周恩来即日又来电说：与蒋晤面时间“似嫌略早”，可由林彪或朱德“先打开谈判之门”。如蒋约林或朱来渝，也可答应，“以便打开局面，转换空气，一俟具体谈判有眉目”，毛泽东再来渝。

同日　致信谢觉哉、陈正人，指出：“今天所谈二届参议会应以准备精兵简政为中心，在开会以前应实行精简，开会以后应检查（点验）精简，而精简包括精少、效力、统一诸方面。今看本日（十九日）报纸《精兵简政在晋冀鲁豫边区》一文，所包事项尤多，尚有节省、反官僚主义诸项，此文我看很好，请你们也看一看，是否我们这里可以完全仿效？此事应在整风学习完后来一个如像整风这样的大举，方能普遍、深入与切实见效，过去还只是耳边风。”

8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毛泽东同蒋介石会谈问题，决定先派林彪去，看情况再定。毛泽东在会上就整顿三风、精兵简政和陕甘宁边区工作问题发言，指出：总的目标是整顿三风、精兵简政，办法是五整〔54〕。中央和军委要以工作和教育作为两个标准来进行大整。工作按现状条件布置，过去要四五个人的，现在只要半个人。教育是专门学习，储备力量，扩大学校。陕甘宁边区政府要加强，抓住中心，掌握政策。可考虑李维汉到边区政府任秘书长，完全服从西北局的领导。边区参议会停开，主要实行精兵简政，然后再开。

8月25日　修改一份关于最近日苏关系及国共关系的情况通报。通报指出：斯大林、丘吉尔会谈后，反希特勒战争即将进入决战的阶段，这是整个战争的新形势。国民党最近已放弃了五月间的军事反共计划，而采取政治上解决国共关系的方针，蒋介石两次见周恩来谈话，国共关系确有走向好转的趋势。毛泽东在修改时加写了一些内容，其中有：“由于缅甸失陷，西南国际通路断绝，迫使国民党不能不注意西北国际通路，并与苏联增强外交关系。”“加以地方与中央的矛盾，财政税收的困难，人民对负担的不满，其内部困难日益增加，如再扩大反共战争，将至不可收拾，这亦是对国共关系避免军事解决改取政治解决的重要原因。”“由于我党一贯实施争取好转的政策，特别是今年‘七七’宣言，重申我党拥蒋合作方针，这不能不起促进好转的作用。”

8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正式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规定九月一日发出，作为整风文件。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财政比例，要保证军事第一，党、政、军按比例支钱，根据人数、工作、生产能力三个条件确定财政比例。精兵简政，除包括精简、效能、统一外，加上节约和反官僚主义两项。精兵简政是一个政策，牵涉到军民关系、军事建设、行政效能、工作作风、财政政策等各方面。中央和军委共有二万四千余人，应减为五六千人。中央工作的原则是指导工作和教育干部。西北局高干会十月开会，讨论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解放日报》今年四月改版后是有进步的，要执行党的日常政策。《解放日报》社论及广播消息，是中央向人民说话，个人发表的文章也有很大的影响。今后日常政策问题报社应请示中央。要使《解放日报》成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还需要作很大的努力。由秦邦宪、陆定一〔55〕起草一个党报工作条例。

同日　致电周恩来：“蒋到西安时，决先派林彪见蒋，然后我去见他。依目前国际国内大局，我去见蒋有益无害，俟林彪见蒋后即确定我去时间。”

8月31日　代表中共中央电贺英共机关报《工人日报》复刊。贺电说：“我们热烈庆贺《工人日报》的启封，并坚信复刊后的《工人日报》将继续是团结动员英国一切力量，战胜纳粹主义的号角。《工人日报》的复刊，不仅是英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而且也是在世界范围内击败法西斯主义的有力因素。”

9月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决定针对在某些地区党政军民关系中还存在着统一精神不足、各自为政等不协调的现象，强调党的领导的一元化。决定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党的领导的一元化，一方面表现在同级党、政、民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又一方面则表现在上下级关系上。在这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之严格执行，对于党的统一领导，是有决定意义的。”“在这里，应当再一次地提醒各根据地党、政、军、民领导同志的注意，各级党委及政府、军队、民众团体中的党员负责同志，不得中央许可，不得发表带有全国意义和全党全军意义的宣言、谈话及广播”。“加强各抗日根据地的统一，是为了更顺利地进行反对日寇的战争，‘一切服从战争’是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

9月3日　复电周恩来，重申亲自见蒋介石的重要性，指出：“目前不在直接利益我方所得之大小，而在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蒋如约我到重庆参加十月参政会，我们应准备答应他。蒋在兰州顿了半个月，这几天可能即到西安，林彪准备在蒋电约后即动身去，我则在林去后再定去西安的日期。”五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再次陈述对毛泽东会见蒋介石一事的意见。认为毛见蒋“时机尚未成熟”，蒋对人“包藏祸心”，“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为非合并即大部消灭”，国际国内局势也“非对我有利”。周恩来指出毛与蒋会晤可能出现的一种前途不能不防，即蒋“约毛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毛长期驻渝，不让回延”。“若如此，于我损失太大”。因此，提议林彪出面，“不将话讲死，看蒋的态度和要解决的问题，再定毛是否出来”。毛泽东采纳了周恩来的这一建议。

9月7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社论阐述精兵简政政策的重要性，指出：“什么是抗日航船今后的暗礁呢？就是抗战最后阶段中的物质方面的极端严重的困难。”“今后的物质困难必然更甚于目前，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假若我们还要维持庞大的机构，那就会正中敌人的奸计。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所以我们说，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政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这篇社论编入《毛泽东选集》。

9月15日　关于国共合作问题，复电周恩来：“国内关系总是随国际关系为转移，第一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苏芬战争及英美反苏时期，第二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继续存在、英美苏关系仍未好转而轴心则成立三国同盟时期。自苏德战起，英、美、苏好转，直至今天，国共间即没有大的冲突。这个期间，又分两段，在英、美、苏未订具体同盟条约及滇缅路未断以前，蒋的亲苏、和共决心仍是未下的，在此以后，他才下这个决心。我们估计这个好转的总方向是定了，目前任务是促成谈判，促成具体解决问题，故应避免一切枝节，极力表示好意。”还告知：林彪昨晨已乘车起身，闻蒋介石已返渝，我们仍要林到西安后要求赴渝，以期打开商谈门路。

同日　致电陈毅：“目前已至促成国共好转，恢复两党谈判，使新四军恢复合法地位，以便坚持抗战时期。关于打磨擦仗方面，已电李先念今后极力避免，并设法与周围国军改善关系，其他部队，请你加以注意。”“苏北报纸刊物请你抓紧，务使他们的宣传服从于党的当前政策。”

同日　致电朱瑞：“目前已至恢复国共谈判时期，山东方面凡可避免的国共磨擦，均须避免。”“一切报纸刊物宣传，分局均须抓紧，使不违背党的政策”。

同日　同秦邦宪谈话半日，谈《解放日报》工作及各部门利用报纸推进工作的问题。

同日　致信何凯丰，说：“报馆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各部门利用报纸做工作的事，我想还要讨论一次，以促中央各部门同志的注意。各根据地当局也还未把报纸看作自己极重要武器，我想要写一电报（或须用书记处名义），提出此种任务。整风完后，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把军委编译局并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如再有力，则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我想亮平〔56〕在翻译方面曾有功绩，最好还是他主持编译部，不知你意如何？不知他自己愿干否？为全党着想，与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译工作，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

同日　复信谢觉哉：“死者〔57〕已矣，生者务宜注意。关于你及林老的工作及生活，亟宜有所调节，务不过劳，文章亦不宜写得太多，请加考虑为盼！”“罗迈〔58〕到政府工作，许多事可交给他做。”

同日　关于调查研究问题，复电张闻天，指出：“考察敌我斗争情况时，如有可能请择敌军一个具体部分，例如一个大队，加以详细调查（编成、装备、作战及政治工作等）。如有时间还望择我军一个营加以具体调查。这样使调查不至偏于农村。”“关于商业不知有调查否？”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发布关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与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合并及干部任命的命令：“为贯彻精兵简政，为统一军事指挥，着令将联防司令部与留守兵团司令部合并，除指挥晋西北部队外，直接指挥陕甘宁边区各部队，但留守处及留守兵团司令部名义保留，联防司令部名义对外一律免用。”任命贺龙为司令员，徐向前、萧劲光为副司令员，关向应为政治委员，高岗为副政治委员（在关向应患病期中代理政治委员），张经武为参谋长。

9月18日　致电林彪，嘱他在西安与各方多谈，然后赴重庆见蒋介石；并询问与胡宗南会谈结果。

9月20日　起草《〈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征稿办法中约请邓发、彭真、吴玉章、蔡畅、范文澜、艾思奇〔59〕等十六人为第四版征集稿件，并强调指出：“各同志担负征集之稿件，须加以选择修改，务使思想上无毛病，文字通顺，并力求通俗化。”“每篇以不超过4，000字为原则，超过此字数者作为例外。”

9月21日　致电刘少奇：“安抵一二九师无限欣慰，望休息短期然后来延，并对华北工作加以考察。关于最近时局情况我有电至总部，可索阅。来延路上安全保障，请商刘、邓作周密布置。”

10月6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复电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60〕：“在顽军继续进攻时应坚决打击之，以求生存，在获得胜利后应表示愿与他们恢复和平，以求好转，望本此原则实施。”

10月9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决定，为统一财政委员会实际工作的领导，向西北局提议组织财经办事处工作会议，以贺龙为主任，执行财经委员会所决定的方针与任务。

同日　为《解放日报》发表刘少奇《论党内斗争》一文，写编者按语：“这是刘少奇同志于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在华中局党校的演讲，理论地又实际地解决了关于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为每个同志所必读。现当整风学习开展与深入的期间，特为发表，望全党同志注意研读。”

10月12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红军的伟大胜利》。社论指出：斯大林格勒“这一战〔61〕，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斯大林格勒一战将停止法西斯的进攻，这一战是带决定性的”。“拿破仑的政治生命，终结于滑铁卢，而其决定点，则是在莫斯科的失败。希特勒今天正是走的拿破仑道路，斯大林格勒一役，是他的灭亡的决定点”。这篇社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同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为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的题词：“推陈出新”。

10月14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历史教训》。社论指出：“希特勒的实力和他的野心之间的矛盾，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这个矛盾，表现在他采取避实击虚政策上面。”“一切他所避开的地点，都成了红军向他进攻的出发点”。社论评述了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八月二十三日至十月九日期间苏联红军的正确战术和十分激烈勇猛的抵抗。社论最后指出：“整个苏德战争已经证明：只要人们不对法西斯讲慈悲，就是说，多一点勇气，法西斯就会失败的，这就是历史的教训。”“日本的实力与他的野心之间的矛盾，也是一定要把日本法西斯压得粉碎。”

10月16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评柏林声明》。社论指出：“柏林发言人已于十月十二日正式发表声明。该声明说：‘德军已由攻势转入守势。’该声明又说：‘此不应视为吾人未来的作战计划……而以镇静态度及必胜信心以观变化。’”“这后一段是说谎的。”“所谓‘守势不应被看作将来的作战计划’，似乎还有第三个攻势的希望似的，但这只是完全的谎言。希特勒的旧军队是疲敝不堪了，精锐部分已经耗完。”“日本的情况稍有不同，它的实力还可以举行一个进攻，这是因为过去的战争没有动用它的主力的原故。”“但是不论怎么样，世界形势已起了根本的变化，一切法西斯国家实际上都已丧失了主动地位，不管德国或日本，都是如此，也不管日本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政策，都是如此。”

10月17日　致电彭德怀，指出：“送大批干部回后方保存甚为必要，后方经济虽困难，但可组织干部团，实行屯田政策及分散到后方部队中担任副职，一部分则进军事学校或党校”。并询问刘少奇现到何处，是否还在总部，过封锁线有困难否？

10月18日　起草中共在延安的四位参政员毛泽东、陈绍禹、林伯渠、秦邦宪致重庆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电：“闻参政会定本月二十二日开会〔62〕，弟等因事不克到会，特此请假”。本日，复电周恩来，告知在延安的四位参政员已于今日致电参政会秘书处请假，并指示：董必武、邓颖超出席参政会应采取今年“七七”宣言所表示的态度。

10月19日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开幕会上讲话，共讲三个问题。（一）关于国际国内形势。指出：法西斯和反法西斯阵线在今冬要起变化，德国已宣布了今后采取守势，这是件大事情。这正是有关整个世界、整个人类历史转变的时候。这样的形势对中国是有影响的，从去年夏天苏德战争爆发后国共关系是比较向好的。我们始终坚持抗战的方针，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磨擦到来了，我们采取防御性的斗争。我们总的方针是团结，但有时要斗争，斗争过去又是团结。今年“七七”宣言的方针是我们坚持到底的方针，是打胜日本以后还要坚持团结的方针，那时我们仍是采取国内和平的方针，那时也有国内战争的可能性。（二）关于整顿三风。指出：从今春开始的整顿三风，是进行了很大的党内教育，是根据抗战以前和抗战以后新老党员的情况提出的。新党员没有受过马列主义的教育，有的只是民族斗争中的教育，老党员中的一些人是从遵义会议以后才纠正了过去的许多缺点，但许多人又增长了新的缺点自由主义、教条主义等。对于“党棍”要坚决清除。没有斗争便不能有进步。有人说我们所进行的党内斗争是不符合中国的习惯的，但我们说我们必须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使党员更提高更进步。现在这个会开得非常好，这就是行动上、工作上的整顿三风，是整风学习的考试。（三）关于边区的建设。指出：我们的军队将来要采取朱总司令提出的“南泥湾政策”，开荒生产，建立工厂，减轻人民的负担。要重视作经济工作的同志，中央去年就有了决定。这次开会我们是要大检查、大整顿。我们这次所提出的“七整”——整政、整军、整民、整党、整财政、整经济、整关系，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做的。通过“七整”，要达到精简、效能、统一、节约、反官僚主义五项目的。其中尤其达到统一是最重要的，一定要作到统一领导。

西北局高干会议从本日开始，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结束。会议解决了边区党的历史教训问题、统一领导问题和当前任务问题。

10月21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周恩来电：“如彼方提周为主席团〔63〕，可予同意，不必以毛代，因毛不能经常出席。”

10月24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并告陈毅、饶漱石、赖传珠：“李宗仁铣〔64〕令该战区于明二十五日起，限期两个月彻底肃清我军（其部署另告）。在此情况下，你们可本自卫图存原则，进行武装反磨擦，但总方针仍应按六日电示（以斗争求团结）执行。”

10月25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陈少敏电，对她请示在顽军不断进犯情况下应采取的政策问题指出：“除对国民党中央目前不要批评外，对顽军破坏团结、进攻边区仍应号召民众予以抵抗，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

同日　修改贺龙的整军报告提纲〔65〕并写批语。毛泽东修改时加写了一段话：“凡此所讲，我们相信是一定能够在全军执行的。因为我们八路军有很好的品质，我们是全国最好的军队，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与人民结合一起的军队，是有光荣历史传统的军队。我们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发扬我们的光荣传统，克服自己的弱点，完成整军的任务。”毛泽东写的批语是：“此件很好。讲前即印发到会者，讲后还要印发全军干部，到营级止，当作干部教育材料。但不对外发表，要注意保存。讲时，可考虑要李鼎铭等人来听。”

同日　致电周恩来转林彪：“第一次见蒋〔66〕时是否谈到了我见蒋的问题，如未谈到，第二次见蒋请提出，征询他关于会面的时间、地点等。李宗仁对李先念打得很凶，请找张治中一谈，要求停止进攻。”

10月28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电，指出：最近一时期内各地宣传曾发生若干不适合目前党的政策的事件。“查各地中央局、中央分局对当地通讯社工作及报纸工作注意甚少，对宣传人员及宣传工作缺乏指导，尚不认识通讯社及报纸是革命政策与革命工作的宣传者、组织者这种伟大的作用，尚不懂得领导人员的很多工作应该通过报纸去做。西北中央局已经发表了一个关于报纸工作的决定，各地亦应仿此办理，改正过去不讨论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的习惯，抓紧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拿《解放日报》所发表的关于如何使报纸增强党性的许多文件去教育我们的宣传人员，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

同日　复电周恩来：“（一）二十七日两电收到，同意所提方针，重在缓和关系，重开谈判之门，一切不宜在目前提的问题均不提。林在二次见蒋后即回延。（二）边区正开高干会议，实行整党、整军、整政、整财、整民、整学、整关系，大整顿，大检查，可减缩万余人，经济问题有办法，困难可克服。敌后亦大施精简，统一领导，亦可克服困难。”

10月31日　复电林枫，指出：“晋西北只有人口七十万至一百万，望检查如此迅速缩小的原因，与周、甘〔67〕商讨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向敌人挤地盘的具体方案（即具体的积极的全面的反‘蚕食’斗争）。必须振奋军心民心，向敌取积极政策，否则地区再缩小前途甚坏。”十一月，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召开高干会议，传达和研究贯彻毛泽东的上述指示。

11月2日　复贾拓夫〔68〕一日来信，贾拓夫在信中询问毛泽东准备何时在西北局高干会议讲解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复信说：“大约可在十号左右讲，那时再商量确定日子。请你将布化十二条及结束语第四第五条按听众之数铅印或油印若干份，先期发与他们研究。十二条译文要用最近一次师哲〔69〕译出的，请注意。”

11月6日　写《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一文，七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我坚信，今年的十月革命节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战胜法西斯阵线的转折点。”“十月革命的旗帜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法西斯势力则必归于灭亡。”“我们的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五年多了，我们的前途虽然还有艰苦，但是胜利的曙光已经看得见了。战胜日本法西斯不但是确定的，而且是不远的了。”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

11月11日　和朱德、林伯渠发出由周子健〔70〕转郑延卓电，欢迎郑延卓来延安。

11月14日　参加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大会讨论，听取关于边区历史问题的发言。

11月16日　致电林枫〔71〕、周士第、甘泗淇：“少奇同志过路，你们派人接护时须非常小心机密，不要张扬，但要谨慎敏捷。”

11月21日、23日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情况，讲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首先指出，一般地说，中国共产党从它的路线、工作、经验、觉悟程度、同群众的联系来说，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如果拿完全布尔什维克化的标准来说，那还有许多条件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接着，逐条进行讲解。斯大林的第一条讲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毛泽东指出：执行这一条，就要领导一元化，承认中央的九一决定〔72〕，党要领导军队、政府和民众团体。斯大林的第二条讲党特别是党的领导者必须完全精通与革命实践密切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指出：十年内战时期，有马列主义对非马列主义的斗争。遵义会议以后，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比较正确的，但党内还有很大的缺点，党内产生了一种自由主义坏倾向。遵义会议以前，在党内关系问题上，主要偏向是过火的斗争。遵义会议以后，党内的主要偏向是自由主义，而不是过火的斗争。现在我们要增强理论，党校的同志每人要读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这次高干会后我们应当有一个学习，每人选读几十本马克思主义的书。斯大林的第三条讲党在制定各种口号、指示时，应根据对国内和国际具体条件的分析。毛泽东指出：这一条讲方法论、思想方法问题。制定口号、指示时，国际条件、外国的经验固然要考虑，但主要的是对我们国内的具体情况加以周密的研究和分析。斯大林的第四条讲党要在群众的革命斗争中检查自己的口号、指示是否正确。毛泽东指出：理论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从客观实际得到证明的。实践是考验真理的标准尺度。斯大林的第五条讲党的全部工作、每一个行动，都要走向使群众革命化。毛泽东指出：这一条的原意是党不要有社会民主党的作风，要有布尔什维克的作风，不要有改良的作风，要有革命的作风。我们中国共产党没有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我们党有两种缺点，一个是“左”，一个是右。现在我们党内自由主义相当浓厚，我们应该反对自由主义，同时当然也要反对过左的。斯大林的第六条讲党在工作中要善于把最高的原则性和同群众最大限度的联系相结合。毛泽东指出：这一条是讲群众工作的原则。我们对群众的关系，是一方面要教育群众，一方面要向群众学习。要把党的最高的原则性同群众的当前的日常要求联系起来，最高原则不要变成了关门主义，联系群众不要变成了尾巴主义。斯大林的第七条讲党在工作中要善于把不调和的革命性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机动性相结合。毛泽东指出：这一条是讲统一战线原则，革命与妥协的关系。列宁写了一本书，叫“左派”幼稚病，就是讲的这个第七条。这里有一个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机动性问题，我们的“三三制”就是最大的灵活性、机动性，要灵活地用各种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达到革命的目的。不调和的革命性不要同冒险主义混淆，最大限度的灵活性不要同迁就主义混淆。斯大林的第八条讲必须使党不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怕批评，要善于在自己的错误中改进和教育自己的干部。毛泽东指出：如果党害怕承认自己的缺点，害怕及时地公开地承认和纠正自己的缺点，那末党就不免于灭亡。公开地承认错误，揭露产生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就是郑重的党的标志。斯大林的第九条讲党要善于把先进战斗员中的优秀分子选拔到基本的领导核心中去。毛泽东指出：领导核心有什么条件，斯大林讲两个条件，就是要十分忠诚，十分有经验。斯大林的第十条讲党必须经常改善自己的社会成分，消除那些腐化党的机会主义分子。毛泽东指出：不够党员资格的，也要清洗，还要经常吸收好的分子。斯大林的第十一条讲党必须建立起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毛泽东指出：建立铁的纪律，是区别于社会民主党的条件之一，也是区别于自由主义。建立铁的纪律的基础是思想的统一。斯大林的第十二条讲党应有系统地检查自己的决定和指示的执行。毛泽东指出：整顿三风以后我们要有一次大的检查。这次高干会议也算一次检查，会后要进行精兵简政，整党、整政、整军、整财政、整经济、整民、整关系，是有系统的，而且是有威信的人去检查。最后，毛泽东总括地说：这个十二条，很值得我们好好地研究一下。这是我们全党的“圣经”，是“圣经”，而不是教条，是可以变化的。

11月23日　《解放日报》前总编辑杨松因病去世。毛泽东题写的挽词是：“杨松同志办事认真，有责任心，我们应当记得他，学习他。”

同日　复信欧阳山尊、朱丹、成荫〔73〕，指出：“你们的剧〔74〕我以为是好的，延安及边区正需看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希望多演一些这类的戏。”

11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十中全会〔75〕问题的指示》，并决定在报上发表国民党十中全会的文件，同时发表中国共产党的意见。指示指出：“十中全会的这一决议，对于从一九三九年到现在四个年头的国共不良关系，做了一个总结，是对于我们今年‘七七’宣言的回答，开辟了今后两党继续合作及具体地谈判与解决过去存在着的两党争论问题的途径，虽然这些争论问题还不见得很快就能完全地解决”。“十中全会的决议，表示了这种解决的原则，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求我们不超出他们所设定的严格的范围，他们则答应和我们合作”。因此，“磨擦还会有的，但方式会缓和一点。各地对于国民党人员应继续采取诚恳协商，实事求是，有理有节的态度，力戒骄傲夸大有害无益的态度，借以争取更进的好转”。

11月30日　致电彭德怀：“关于从华北抽出五千至一万干部到后方保存教育，我们正作接收准备，请你订出一个分批派送计划，作八九批陆续送来，免人注意。国共关系好转，边区可能取得合法地位。林彪已去重庆，国民党派郑延卓〔76〕来延安。”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李先念并告陈毅、饶漱石电：“你们干部缺乏，因交通阻绝，无法派来。抗战趋势，全军将大减小，你处亦应准备在明年秋冬及后年春夏缩小到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那时量小质精，干部就够用了。”

11月　从本月开始至一九四三年一月，为了解和研究国际国内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情况，大量抄录中央社和塔斯社、合众社、路透社、同盟社等一些外国通讯社所报道的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情况，这些国家是：美国、法国、西班牙、苏联、德国、英国、南斯拉夫、葡萄牙、罗马尼亚、土耳其、芬兰、澳大利亚、瑞士、意大利、匈牙利、日本。

12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审定的给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的指示，指出：各根据地很多都是机关庞大，系统分立，单位太多，指挥不便，干部堆在上层，军区、分区两级缺乏领导中心。这些现象，与目前及今后极端严重的分散的游击战争环境是完全矛盾的。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必须根据中央关于统一领导的决定和精兵简政的政策，在今冬明春做到以下各项，以应付明年的严重环境，迎接最后胜利的到来。（一）在军区、分区两级建立领导核心，军区建立领导一切的区党委或中央分局，只留三个主要负责人，分负党委、政府、军队责任，其中一人为书记，是领导核心。军区、分区两级许多性质类似的机关合并办公，腾出大批干部加强下级。（二）没有实行精兵简政的地方立即着重研究，实行精简；已经实行了的地方再加审查，凡不彻底的地方须彻底来一次大大的痛快的精简。军队在抗战期间原则上不再补兵，全军准备在明年至后年缩小一半，由五十七万准备缩至二十余万，量小而质精，更有战斗力。地方党、政、民、学大大缩减，大批干部及知识分子派到区、乡去，派到需要的部门去，尤其是知识分子须令经过下层锻炼。（三）干部必须根据整顿三风的精神，实行自我反省，消除宗派主义余毒，乐于交出机关交出部队，被分配到新的岗位去。

同日　致电周恩来、林彪，告知与郑延卓谈话的情况：“郑延卓在延两星期，明日返渝。我同他谈了两次，表现尚好。参观了许多地方，接谈了几十个人。据称：观感与外边所见两样。谈到边区，我说区域维持现状，人员加以委任。谈到军队，我说应编四军十二师。此外停捉停打停封，发饷发弹发药，也说到了。”“谈到三民主义，我说现应实行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民生主义，议会制的民权主义。谈到社会主义，我说将来要实行的，现在无条件。”“他要求我给蒋一信，我答应了”。

同日　致信蒋介石：“前承宠召，适染微恙，故派林彪同志晋谒。嗣后如有垂询，敬乞随时示知，自当趋辕聆教。郑委员延卓兄来延，宣布中央德意，惠及灾黎，军民同感。此间近情，已具告郑兄，托其转陈，以备采择。郑兄返渝之便，特肃寸楮，借致悃忱。敬颂勋褀不具。”

12月8日　为写《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收集整理材料一事，致信南汉宸：“各件均收，写得很好，大有益处。现我还急需贸易、金融、工业三部分，并须在三天至多四天要，请你日夜赶办，于本星期五交我。金融过去原不归你经手，但现已归你；工业你也管了一部分，由你将你管的、建厅管的、军队管的综合起来写成一件，最为适当。”

12月11日　和朱德致电周恩来、林彪：“徐海东同志卧病皖东三年未愈，现敌‘扫荡’形势恶劣，不便休养，拟经大别山送大后方调治。请与蒋交涉，可否速告。”

12月13日　为写《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收集整理材料一事，再致信南汉宸：“后送各件收到，甚慰。拟再请你对粮食、税收、贸易、金融、财政、供给等项干部在自己工作中应注意之点（应兴应革），每项写一千至一千五百字左右给我，以插入报告中教育干部，对于你今后的工作有大助益。此次高干会主要需要教育材料。在三至四天内送我即可。”“每项能写二三千字更好。”“如何使他们不扰民、不贪污、不浪费而又能完成任务。每个问题分列若干条应注意之事项。”

12月18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周恩来、林彪电，请他们根据以下意见同国民党交涉：“（一）在允许合法化条件下，可同意国民党到边区及敌后办党。（二）军队要求编四军十二师，新四军在内。（三）边区可改为行政区，人员与地境均不动（地境不动一点请注意）。（四）黄河以南部队，确定战后移至黄河以北，但目前只能做准备工作，不能实行移动，此乃完全为事实所限制，绝对无法移动”。二十四日，周恩来、林彪约张治中谈判，转达中共中央的上述四条意见，并声明如认为这四条可谈，请留林继续谈，如相去太远，则请蒋介石提出具体方针交林带回延安商量。张逐条记下，答应报蒋。

同日　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文风学习的通知》。通知指出：“文风的改造是整顿三风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正确思想、正确党风借以表现的具体形式，必须认真学习，不可忽视。”“对于文风的学习，各学委会必须抓紧领导，作具体的布置，号召全体参加学习的同志以学习学风和党风的精神来学习文风”。要求每个同志，认真检查自己过去和现在的工作和自己所写的文件、作品，借以坚决地彻底地肃清党八股的余毒。十二月及明年一月上半月内专门学习文风，个人学习总结可移到一月去。

12月20日　为写《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收集整理材料一事，再一次致信南汉宸：“请你写的东西不知着手否？我要的是关于粮草、税收、金融、贸易四部分，每样要说政策，说工作，是向广大的干部说话，使他们看了懂得政策的方向，懂得工作的方法。在说政策说工作时要批评错误意见，批评工作缺点，使他们有所警惕。每样要有点历史，有点分析，又有一九四三年应如何作法。请你从今天至星期四四天之内下一番苦功赶一下，于星期五日交我就好了，或在星期二三先将粮草一件交我，余在星期四五交我。金融、贸易二件请找银行与贸易局的人研究一下，粮、税你是熟的。你前交报告很好，只是向少数人说的，不是向广大干部说的，故须重写。”“你写的被服部分我已采入工业问题里去了。”

12月25日　复信续范亭〔77〕：“大示敬悉。我近日忙着，你又有病，迟一下我们再谈更好。你身体差些，望维持。我右臂比上半年好一点，中医似乎有效。又是一年了，真是‘天增岁月人增寿’吧！其余不尽。”

12月29日　为印度援华医疗队柯棣华大夫〔78〕写挽词：“印度友人柯棣华大夫远道来华，援助抗日，在延安华北工作五年之久，医治伤员，积劳病逝，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12月底　接见八路军新四军干部，在同他们谈话时说：你们当旅长、团长的同志，在整风中不要怕丢脸。下级对你们有意见，让他们统统讲出来，他们窝在心里的怨气吐完了，心情就舒畅了。你们把架子放下来，从实地向群众检讨反省一番，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就改善了，内部就更加团结了。当毛泽东听他们说陕甘宁边区一家老百姓给一个分区司令员提了意见，就高兴地说：这是天大的好事！那个老百姓很有觉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老百姓受官府的气，受当兵的欺负，他们敢怒而不敢言。现在他敢向我们一个分区司令员提意见，敢批评这位“长官”，你们看这有多么好！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变化！

12月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期间，亲自组织收集和整理经济和财政方面的历史的和现状的材料，为会议写题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书面报告，共十章。原计划写的税收和节约两章，因高干会议闭幕，来不及写而付阙如。报告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批评了不从发展经济、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也批评了离开具体条件搞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发展计划的冒险思想。在公私关系上，提出正确的口号是“公私兼顾”或“军民兼顾”，批评不顾战争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的观点，也批评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地加重人民负担的观点。报告指出：为了抗战建国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同时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战。“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有许多同志的头脑还没有变成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者的头脑，他们只做了向人民要东西的工作，而没有做给人民以东西的工作。“我们的第一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在目前条件下，就是领导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程度。否则就会军民交困，一切也就无从说起了。“所以党与政府用极大力量注意人民经济的建设，乃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任务”。报告指出：许多部队、机关、学校的生产活动，负行政指挥责任的人不大去管，有少数人甚至完全不闻不问，只委托供给机关或总务处去管，这是由于不懂得经济工作的重要的原故，有的人是中了董仲舒等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些唯心的骗人的腐话之毒。在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下，就大多数同志来说，中心工作“确确实实地就是经济工作与教育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两项工作而有其意义”。报告还指出：这次高干会以后，“我们就要实行‘精兵简政’。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书面报告，由贺龙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九日向西北局高干会议作了传达。这个报告的第一章《关于过去工作的基本总结》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

本年　为拍摄《南泥湾》影片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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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于1941年12月15日至23日在重庆召开。

〔2〕 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1942年1月26日，他率领农村工作调查团从延安出发，用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在陕北和晋西北作调查，亲自或指导调查组写出了十几份调查报告。

〔3〕 指陕甘宁边区的定边、安边、靖边。

〔4〕 莫文骅，当时任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

〔5〕 此处和下文中的“政权”，指政治权利。

〔6〕 周文，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

〔7〕 指延安《解放日报》。

〔8〕 可能是指周文关于改革文风的建议。

〔9〕 黄炎培，1941年3月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被推选为主席，同年8月辞去主席职务。

〔10〕 毛泽东参观讽刺画展览后，有一天邀华君武、蔡若虹、张谔三人谈话。毛泽东说：有一幅画，叫《一九三九年所植的树林》（华君武作）。那是延安的植树吗？我看是清凉山的植树。延安植的树许多地方是长得好的，也有长得不好的。你这幅画，把延安的植树都说成是不好的，这就把局部的东西画成全局的东西，个别的东西画成全体的东西了。漫画是不是也可以画对比画呢？比方植树，一幅画画长得好的，欣欣向荣的，叫人学的；另一幅画画长得不好的，树叶都被啃光的，或者甚至枯死了，叫人不要做的。把两幅画画在一起，或者是左右，或者是上下。这样画，是不是使你们为难呢？华君武说：两幅画对比是可以画的。但是，不是每幅漫画都那样画，都那样画，讽刺就不突出了。有一次桥儿沟发大水，山洪把西瓜地里的西瓜冲到河里，鲁艺有些人下河捞西瓜。但是，他们捞上来后不是交还给种西瓜的农民，而是自己带回去吃了。这样的漫画可不可以画呢？毛泽东说：这样的漫画，在鲁艺内部是可以画的，也可以展出，而且可以画得尖锐一些。如果发表在全国性的报上，那就要慎重，因为影响更大。对人民的缺点不要老是讽刺，对人民要鼓励。对人民的缺点不要冷嘲，不要冷眼旁观，要热讽。鲁迅的杂文集叫《热风》，态度就很好。

〔11〕 指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

〔12〕 指国民参政员张申府写的《新华，新华，我看着你生长，长大——〈新华日报〉创刊四周年纪念祝辞》，《新华日报》1942年1月11日发表。同年3月9日《解放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

〔13〕 这次季会在1942年3月22日一致通过向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政府提出7项建议，主要内容是：（一）设立全边区的生产建设委员会；（二）设立全边区的卫生管理委员会；（三）组织各种科学研究团体；（四）实行精兵简政；（五）在可能的条件下建设工业学校；（六）在现有条件下尽可能地改良技术干部与工人的待遇；（七）每年分春夏秋冬召开四次季会。

〔14〕 汪陈，指汪精卫、陈独秀。

〔15〕 指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8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等。

〔16〕 王实味，当时任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研究员。他在《矢与的》墙报上发表的3篇文章是：《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答李宇超、梅洛两同志》。此外，王实味还在《谷雨》杂志上发表《政治家与艺术家》，在《解放日报》上发表《野百合花》等文章。这些文章鼓吹绝对平均主义，以错误的方法批评党的领导干部及当时延安存在的某些问题。

〔17〕 这一时期，毛泽东还曾同作家艾青谈有关文艺方针政策等问题，并请他代为收集反面的意见。

〔18〕 欧阳山，作家。当时任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

〔19〕 草明，作家。当时是欧阳山的妻子。

〔20〕 蒋经国，蒋介石的儿子。当时任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干事、国民党江西省政府第4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21〕 舒群，当时任《解放日报》文艺专栏主编。

〔22〕 周恩来1942年4月18日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分析了当前时局的危机，列举了3个月来的反共事件109项，指出蒋介石国民党有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可能。

〔23〕 《解放日报》1942年5月13日开辟“学习”专刊，至1943年1月16日一共刊载期。

〔24〕 指年月日开始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25〕 指《文艺月报》。

〔26〕 这时张闻天率调查团在晋西北进行社会调查。

〔27〕 贺、林，指贺龙、林枫。

〔28〕 续范亭1942年作《赠毛主席》诗：“领袖群伦不自高，静如处子动英豪。先生品质难为喻，万古云霄一羽毛。”

〔29〕 陶峙岳，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政治部主任、第34集团军副司令、陕西民众动员指挥部参谋长。

〔30〕 感日，即日。

〔31〕 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1942年5月25日在山西省辽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掩护总部突围转移，在战斗中牺牲。

〔32〕 瑞卿，即罗瑞卿，当时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立三，即杨立三，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后方勤务部副部长、八路军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

〔33〕 1942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原给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的统一晋西北与陕甘宁两个区域党政军民关系的这一项职权，改由中共中央西北局执行。

〔34〕 罗烽，作家。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秘书长。

〔35〕 指罗烽1941年3月到延安后写的几篇文章。关于高尔基的一篇，指罗烽写的《高尔基论艺术与思想》一文。

〔36〕 方方，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

〔37〕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1991年2月7日作出《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决定中说：“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

〔38〕 陈潭秋，当时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

〔39〕 马，即日。

〔40〕 林哲，即野坂参三，当时是日本共产党领导人之一，1940年到延安。

〔41〕 1942年6月23日，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举行成立大会，大会向毛泽东发了致敬信。

〔42〕 何畏，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9军军长、第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政治委员。

〔43〕 周恩来1942年6月下旬在重庆患病住院。

〔44〕 聂荣臻的文章题为《全面展开整顿三风的学习与检查》，发表在1942年8月23日《解放日报》。

〔45〕 曾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组织部部长。

〔46〕 1942年5月至8月，日军为破坏中国浙江省空军机场，向国民党军发动进攻，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在第九战区一部兵力的配合下进行了抵抗。

〔47〕 杨苏纵队，指杨得志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的八路军第2纵队。

〔48〕 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于1942年7月10日在重庆去世。

〔49〕 陈毅1942年7月18日致电毛泽东，报告新四军第5师因国民党军进攻情况紧急曾要求派部向西援助，他认为这一做法不妥，主张第5师以分散独立活动作战为主。并说衅端由国民党军方面开始，新四军军部拟公开宣传此事，以揭破顽军诡计，但等中央决定态度后再办。

〔50〕 指《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结束语六条和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

〔51〕 指1942年8月12日《解放日报》社论《迎接第二届第二次边区参议员大会》。

〔52〕 周恩来1942年8月14日应约会见蒋介石。蒋提出拟在西安约毛泽东一谈。当日周恩来将见蒋情况电告毛泽东，并说蒋欲见毛泽东的目的“未可测”。周提出两个办法：（一）以林彪为代表，赴西安见蒋；（二）要求蒋偕周至西安，然后周飞延安，再同一人（林彪或其他负责人）回西安见蒋。

〔53〕 指《解放日报》为谢觉哉开辟的杂文专栏“一得书”。

〔54〕 指整军、整政、整党、整财、整关系。

〔55〕 陆定一，当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

〔56〕 亮平，即吴亮平，当时任延安《解放》周刊编辑部主任。

〔57〕 指王凌波。1942年9月3日，王凌波因脑溢血去世。王凌波与谢觉哉是同学，都是湖南早期共产党员。

〔58〕 罗迈，即李维汉。

〔59〕 邓发，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党校校长、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长。吴玉章，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延安大学校长、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蔡畅，当时任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范文澜，历史学家。当时任延安中央研究院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艾思奇，哲学家。当时任延安《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

〔60〕 任质斌，当时任新四军第5师代理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陈少敏，当时任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副书记。

〔61〕 指1942年10月9日苏联情报局宣布的苏联红军突破斯大林格勒西北部工业区德军包围线。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从1942年7月17日开始，至1943年2月2日结束。

〔62〕 指国民参政会三届一次会议。

〔63〕 指国民党方面可能提周恩来为国民参政会主席团成员。

〔64〕 铣，即16日。

〔65〕 这是贺龙准备在中共中央晋绥分局高干会议和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的关于整军问题报告的提纲。报告讲3个问题：一、为什么要整军；二、整军的内容；三、怎样进行整军。

〔66〕 林彪于1942年10月7日到达重庆，10月13日在张治中陪同下会见蒋介石。10月16日，周恩来和林彪会晤张治中，林向张提出停止全国军事进攻等项要求。

〔67〕 周、甘，指周士第、甘泗淇，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120师暨晋绥军区参谋长、政治部主任。

〔68〕 贾拓夫，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部长。1943年1月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

〔69〕 师哲，当时任毛泽东的俄文翻译。

〔70〕 周子健，当时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

〔71〕 林枫，当时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代理书记、八路军第120师暨晋绥军区副政治委员。

〔72〕 指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

〔73〕 欧阳山尊，戏剧家。曾任八路军第120师政治部战斗剧社社长。1942年10月至1943年4月任鲁迅艺术文学院晋西北分院院长。朱丹，后改名朱丹西，戏剧活动家。当时任八路军第120师政治部战斗剧社副社长。成荫，剧作家、电影导演。当时任八路军第120师政治部战斗剧社政治指导员。

〔74〕 指1942年冬战斗剧社在延安演出的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晋察冀的乡村》、《荒村之夜》、《虎列拉》、《自家人认自家人》、《求雨》等。

〔75〕 国民党十中全会，指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1942年11月12日开幕，27日闭幕。全会通过了“特种研究委员会”的报告，提出对共产党仍本“宽大政策”。

〔76〕 郑延卓，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粮食部参事，受行政院赈委会派遣携款30万元到陕甘宁边区赈灾。

〔77〕 续范亭，当时任晋绥边区行政公署主任、八路军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在延安休养治病。

〔78〕 柯棣华因积劳成疾，于1942年12月9日在河北唐县去世。

1943年　五十岁

1月1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在中央大礼堂举行干部晚会，进行团拜庆祝新年，并欢迎刘少奇从华中回到延安。毛泽东出席晚会并讲话，指出一九四三年在前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是战斗、生产、学习，在后方陕甘宁边区的主要任务是生产和学习。号召大家努力工作，发展生产和教育，援助前方，争取胜利。

1月5日　复电陈毅、饶漱石〔1〕，同意他们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来电提出的在日军大举“扫荡”的严重形势下新四军可能被迫在某些地区作分散布置的计划，“惟浙东方面不宜去人”。电报还指出：“整个抗战，尚须准备两年，你们须想各种办法熬过两年，保持我军基本骨干，不怕数量减少，只要骨干存在，即是胜利。我们正与国民党谈判，将新四军编为八路一个军，取得合法地位，并答应国民党于胜利后开至黄河以北，以期继续合作，共同建国。”

1月6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德怀并转张际春〔2〕，指出：“同意北局决定及际春亥马〔3〕电意见，抗大总校应即结束，除连排级以下学员及陆中〔4〕编为抗大六分校，徐深吉任校长，袁子钦任政委，归刘、邓领导外，其余营级以上学员，总校在职干部及图书（带重要的）材料，一部基金，应统由际春负责带来延安。”后张际春调任北方局宣传部部长。总校一千多名教职员改由副校长何长工率领，于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四日出发，在三月上旬到达陕北绥德县。

1月10日　关于中共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的生产总结与生产计划，复信王中〔5〕：“你送来的材料很有用。这是小集体生产与个人生产，我还要整个敌工委的‘一九四二年的生产总结与一九四三年的生产计划’，以便看出全般情形，请通知有关同志在十天内外做好交我。做这个总结与计划时，应包括（一）全机关生产，（二）小集体生产，（三）个人生产，当然主要的是全机关生产。其中要指出成绩，又要指出缺点，要有自我批评。”

1月11日　修改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即将召开的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准备发布新的施政纲领给晋察冀分局的复电。复电指出：“二十九年〔6〕发布之施政纲领在群众中有很大影响，并且直至现在还是适用的。目前不但不应发布和旧纲领并无多大区别的新纲领，而且不应对旧纲领条文有所修改，致影响旧纲领在群众中的威信。此次参议会可发一宣言，此宣言由参议会中共党员发起，邀党外人士联署向参议会提出通过，然后发表。宣言中拥护二十九年之施政纲领，同时对二十九年纲领中未包括之事项加以叙述。”

1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国共谈判问题时，发言指出：据周恩来、林彪一月十日来电，现在中心问题是：（一）是否答应以何白“皓电”及国民党中央提示案作为谈判的基础，（二）是否答应以李先念部调江北作为于学忠部移出山东的交换条件。会议认为调防事实上难以办到，决定由毛泽东起草给周恩来、林彪的复电，将情况进一步询问清楚后，中央再讨论决定。毛泽东在会上还说：去年中央工作改变为以全国工作为主，少管延安的日常工作，并开始经过报纸来指导工作，今年中央各部委更要重视利用报纸来指导工作。会议决定调陈伯达兼任毛泽东的学习秘书，专门研究经济问题。

1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闭幕会，作关于领导问题的讲演。毛泽东用“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两句话，阐明领导的真实意义，指出党的领导就是集中人民意见，经过思考研究变成党的意见，然后又把党的意见拿到人民中去实现，这就是所谓群众观点和领导艺术，就是真正理论与实际的联系。

同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对领导经济建设成绩卓著的王震等二十二人给予奖励，毛泽东分别为他们在奖状上题词，其中有：“有创造精神”，“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忠实努力，不夸不骄”，“一刻也不离开群众”，“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生产教育，两者兼顾”，“为群众谋福利”，“艰苦奋斗，不屈不挠”。

1月16日　根据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意见，复电周恩来、林彪，请答复有关与国民党谈判的几个问题，其中有：“彼方提出以前年提示案为谈判基础及以何、白为主持人，除面子问题外，是否还有借以拖延之目的？”“我向陈宏谟向郑延卓几次表示部队目前绝对（绝对）无法移动，不是不愿移，而是无地方，无路走”；“似宜一口咬定铁一般事实，暂时不动将来必动为有理有利”。“具体解决问题的时机目前是否已经成熟？是否再等一下（苏联更胜利，国党抗敌更需要我们）较为有利？”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复电李先念、任质斌：“敌对大别山发动‘扫荡’是暂时的，现已向后撤退，我们不可乘机取得，只应收回被侵占地方，协助友军击敌，以利两党谈判。”

1月18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德怀、滕代远，朱瑞、陈光、罗荣桓，转去于学忠的一份反映同八路军冲突的电报，要他们一定制止八路军同原东北军的冲突。

1月25日　复彭德怀去年十二月十八日来电，指出：（一）“我们应争取在抗战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去年‘七七’宣言是在这个基点上发的”。“去年九月蒋约我见面，派了林彪去，现尚未回；到适当时机，我准备出去见蒋，以期谈判成功”，也是从这个基点出发的。“就是精兵简政，除当前使用外，也有这个作用，我们既不准备打内战，无须多兵，兵少又可减轻国民党的畏惧心理，求得和平，以待全国人民的觉悟，如果人家要打，我们也有恃无恐。”（二）“民主政权的实质是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与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二者均为抗战。改善生活的条件，一是减轻农民对地主的负担，即实行减租减息；二是减轻农民对政府的负担，即实行精兵简政与发展一部分公营经济；三是认真帮助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及副业生产，增加农民的粮食收入及副业收入。各根据地上对这几件事都有很多工作可做。陕甘宁边区的中心工作是经济与教育二项，敌后各根据地的中心工作是战争、经济与教育三项。”（三）“教育以对象分，有干部教育、国民教育等项，目前重点应放在干部教育上，而不应放在国民教育上（不是不要国民教育）。以内容分，有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军事教育，文化教育等项，而对于干部，特别就目前时期说来，应着重思想教育，其办法就是整风学习与审查干部，这是建党的基本政策。”“整风，主要是整高级干部（犯思想病最顽固的也是这些干部中的人）”，其次是中级干部，再次才是下级干部。“有些根据地把这个方向弄颠倒了”。“如果能在今明两年（抗战胜利前）经过整风与审查，将多数高级及中级干部的思想打通，又能保存党与军的骨干，那我们就算是胜利了。保存骨干与教育骨干这是今明两年的两个严重任务，高级负责人必须抓住这个方针。”

1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决定：为了庆祝中美、中英分别签订《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与换文》和《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与换文》，委托王稼祥为中央起草一决定，公开发布，另对党内发一指示；同意陈绍禹提出的赴苏联治病的要求，并电告共产国际征询意见。

1月2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庆祝中英中美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决定》，并决定举行庆祝活动；会议决定调艾思奇任《解放日报》第四版编辑主任，并增印一千份《解放日报》。会议还讨论整风和审干问题。

2月1日　在谢觉哉、贾拓夫关于中共中央西北局一月二十九日召集的陕甘宁边区政府非党人士座谈会情况的报告上批示：“以后西北局可每两月召集座谈会一次。”

2月5日　农历正月初一，延安群众敲锣打鼓，扭起秧歌，到毛泽东住处拜年。毛泽东看新秧歌剧《兄妹开荒》演出时，称赞说：这还像个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样子。毛泽东在同前来拜年的干部和群众代表谈话时，问大家能不能做到“耕三余一”，并指出在大生产运动中主要是把劳动力组织起来，搞变工互助。

2月7日　为进一步改善国共关系，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向各战略区发出对统战工作的指示，指出：“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日趋好转，国方上层虽仍采拖的办法，而其局部与下层已发现迫切需要与我党我军调整关系的现象。我们应不放松每一机会和每一小的事件，主动地加强局部统战工作，改善关系，以求更加促进国内整个形势的好转。各区应本此方针，按具体情况执行，并报告我们。如有磨擦事件，必须先经报告批准，不许自由行动。”

2月9日　致电周恩来、林彪，指出：“边区财政难关已渡过，现党政军积蓄资产值边币五万万以上（合法币二万万五千万以上），今年决定大发展农、工、盐、畜生产，提出丰衣足食口号，如不遭旱大有办法，人民经济亦大有发展，可达到丰衣足食。边区高干会〔7〕（党政军民三百余人）展开彻底的自我批评，对过去历史，当时任务（生产与教育），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诸问题都获圆满解决，气象一新，各事均好办了。”

2月10日　致电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聂荣臻，林枫，朱瑞、罗荣桓，饶漱石：“为了总结去年整风学习，确定今年学习计划起见，请你将你处去年学习经验扼要电告我们，特别是下面几项：（一）大多数同志对于整风学习是否有正确的认识，有无偏向和误解？（二）在哪些干部中收效最大？有无把整风对象轻重倒置，只整下级不整高级？（三）是否根据具体环境及各种不同干部订立学习计划，有无不顾战争环境，不管干部程度的毛病？（四）学习方法，是否能使整风学习与实际工作密切联系，是否学用一致，有无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五）各级负责同志是否以身作则，亲身负责领导学习，有无放弃职责，将学习领导交给秘书或他人管理之事？以上问题望予速复为盼。”

2月12日　复电林彪并告周恩来：“谈判方针昨已电告。可以答应以‘皓电’为谈判基础。”“国共谈判成功大概要等到实行反攻前夜，不到反攻，彼方认为是不需要和我妥协的。彼方目前正在注视日、苏变化，以为日、苏开战彼可渔人得利。”

2月19日　农历正月十五，邀请枣园村二十四位年过六十的老人来作客，为他们集体祝寿。毛泽东祝他们健康长寿，希望他们发挥种庄稼的丰富经验，大大地发展生产，过上更好的日子。

2月21日　为庆祝苏联红军成立二十五周年与红军反攻的伟大胜利，致电斯大林、联共中央和红军将士们。贺电说：“五大洲一切民族爱好自由的人民，都已由亲身的经验，一致公认红军和苏联人民是抵抗法西斯暴力的中流砥柱，是创造新的和平世界的急先锋。”红军近三个月来的攻势，“无疑是历史上空前的，并且其规模和速度还在不断加大”。“红军将希特勒匪徒完全驱出国境，只是时间问题了。”“我们相信，由于中国人民的团结奋斗，由于苏联、英、美的胜利和对于中国的援助，我们也一定能够转入反攻并取得最后胜利的。”

2月24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稿，在改写的一段话中，强调妇女工作者要真正成为农村群众生产的组织者与指导者，就必须学得农村经济知识，了解妇女生产内容，许多女干部必须到合作社或公营经济机关去工作。“那些浮在上层，空闲无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2月28日　关于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合并后的人事安排问题，致电彭德怀征求意见：拟以黎玉为第一一五师及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罗荣桓以政治委员兼军区司令员及代理师长；黎、罗及朱瑞三人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常委，朱瑞为书记；陈光调延安学习。

3月10日　为贯彻毛泽东去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为使即将到基层参加实际工作的党员作家进一步了解党的文艺政策，中共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联合召开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刘少奇、陈云、何凯丰等在会上讲话。会后，延安文艺界提出响亮的口号：“到农村、到工厂、到部队中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

同日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该书强调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把十年内战的责任推在共产党身上，诬蔑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新式割据”，暗示两年内一定要解决共产党。

3月1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方案，决定修改后提交下次政治局会议讨论。会议决定：王稼祥、陈云因病休息三个月，陈云病假期间，中央组织部日常工作由王鹤寿〔8〕负责，重要问题请示刘少奇处理；恢复给政治局同志发一份外版书报杂志。

3月15日　复电彭德怀，指出：“同意你对今年华北整风学习的计划。”“对于三月间召开的地委级以上干部会议，应采取从检查实际工作到领会文件精神的方式，在讨论中要注重反对自由主义，深入地开展自我批评，彻底揭发一切缺点错误，把问题提到思想原则上去，才能达到上下贯通，干部团结，改造工作。”

3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时局与方针问题的报告。关于时局问题，指出：德国是今年被打坍还是明年？首先要估计到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即今年不能打坍，第二条战线未能建立等，也要估计到。这两种可能性是哪一种，现在还不能确定。日本是扶汪打蒋的方针。国民党由于日本的进攻，外援不到，要求内援，所以国共谈判未停，国共关系有好转可能。中国抗战有打七八年的可能，我们还要坚持两年到两年半。〔9〕关于方针问题，指出：今年中央工作总方针是要从研究与指导两方面来达到保存骨干、准备将来的目的。中央机关的任务是工作、生产和教育，去年以完成整风学习为第一位，今年要以工作为主，从五月一日起开始。干部教育与国民教育，干部教育是第一。中央直属干部要进行思想教育，读马、恩、列、斯著作四十本。干部中各种教育主要是整风教育与思想教育，在各种干部中主要是高级干部教育。研究与指导，要研究国际、国内、历史、经济、文化等问题；中央同志要善于利用报纸指导工作，要有一半的时间用在报纸上。方针要增加一条，我们的领导要联系群众，方法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或者说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中央各部门的工作要实行彻底的转变，肃清一切脱离群众的作风。我去年与许多部门工作同志很少接触，今年要多接触，要多接触才能有知识。会议讨论了中央机构调整和精简方案，整风学习总结计划。会议决定：四月底结束整风学习，从五月起实行新的学习计划。陕甘宁边区要以工作为第一，整风不要停了工作，今后要在工作中进行整风。

3月19日　和刘少奇复电陈毅、饶漱石，同意新四军释放在反磨擦战斗中俘虏的韩德勤〔10〕。

3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定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并决定他为书记处主席。决定指出：中央机构调整的目的，“在于使中央机构更加简便与灵活，使事权更加统一与集中，以达到更能增强中央的领导效能”。“在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与组织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毛泽东任宣传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任组织委员会书记。为着分工而又统一各地区工作的领导，决定华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王稼祥负责管理，华中党政军民工作统归刘少奇负责管理，陕甘宁、晋西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任弼时负责管理，大后方工作归陈云负责管理，敌占区工作归杨尚昆负责管理。“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必须将自己的工作向政治局作报告”。“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泽东同志为主席”。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中央党校由毛泽东兼任校长。

同日　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整风学习总结计划》，规定中央各部委和军委直属各机关的学习文件与工作检查四月底结束，审查工作可转入学习结束后之下一阶段，作为今年一年的中心工作之一。学校系统的学习文件、检查工作、审查干部六月底初步结束。

3月21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二十九日用陕甘宁边区青救会名义，召集延安青年纪念黄花岗烈士就义三十二周年大会，由何凯丰作报告。

3月23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释放韩德勤问题，决定：如韩同意向西去，则发还一部分人枪就地解决问题；如韩不同意西去，则暂留一时期，待国民党表示态度后解决。会议决定，中央书记处每星期一、星期五下午开会，临时问题随时由毛泽东主席召集会议。

3月27日　关于蒋鼎文〔11〕命令庞炳勋〔12〕部向八路军进攻一事，和朱德复电彭德怀：“蒋、庞挑衅以事先设法消弭，不致引起冲突为上策，因坏人故意寻衅，此时引起较大冲突，对我极为不利。仅在万不得已时，才可在严格自卫原则下，给向我进攻之部队以部分打击。”

3月29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张云逸、饶漱石并转陈毅，同意按陈毅二十七日来电所提办法处理韩德勤问题。但无论如何必须与韩德勤订立一合作抗日密约，方不上当。〔13〕

3月30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同意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复周恩来、林彪电。关于国共谈判问题，指出：“周回林留，或周、林均回，仍须向彼方正式提出，如彼不允，则林独回”。关于制止磨擦问题，指出：“无论华北、华中、边区，中央都曾几次下令禁止磨擦，我军亦无任何侵犯友区行动。但彼方进攻之事则屡起”，请交涉制止。

4月3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指出：“自一九四二年四三决定后，整风运动有了大的成绩。”“但是由于有些地方的领导同志还不认识整风的深刻意义，故在这种情况下的地方，还没有获得成绩。有些地方则在部分的机关、学校、部队中获得成绩，而在其他的机关、学校、部队中则尚未深入。因此中央决定，从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到一九四四年四月三日，继续开展整风运动。”“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如果各地能于今明两年对敌斗争的严重环境中，恰当地分配时间与人力，将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与肃清内奸几件互相联系着的重大工作做好，就是我党的极大胜利。”

同日　复电周恩来，指出有种种迹象使我们怀疑国民党欲改变十中全会政策，寻找借口停止谈判，并向我们作进攻行动。

4月5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为着指导的便利，今后驻重庆办事处的工作归毛泽东直接管理，驻西安办事处的工作归任弼时管理；中央及军委直属单位和陕甘宁边区各机关，分别召集全体人员会议，号召特务奸细分子自首。

4月6日　复电周恩来：“此间日内即拟具给何应钦复电〔14〕，你收到后即转交何，但暂不公开发表，俟彼方有进一步反共表示时（例如由中央社发表反共广播），即将此电公开发表。此次我方应取守势，待彼方进攻再行反驳，而不应事先公开发表文件。”

4月13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草案第一号、第二号（关于领导方法）、第三号（关于克服自由主义）。毛泽东发言指出：党内与党外的自由主义是有区别的，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是进步的。思想自由与自由主义应有区别，党内有思想自由，但不能有自由主义。立场上的坚定性与策略上的灵活性要有区别。党内斗争也应有策略，过去反张国焘错误的斗争是模范的。会议决定以上三个指示照毛泽东提出的草案修改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第三号指出：自抗日统一战线成立以来，党内生长了一种自由主义倾向。“自由主义是目前党内斗争中的主要的不良倾向，在整风中必须克服此种倾向，才能达到彻底整风之目的”。“整风是一个伟大的党的思想斗争，实行此种斗争的武器就是自我批评。有自由主义偏向的人则不愿拿起这个武器，尤其是许多上级与高级干部害怕自我批评，这种现象必须在此次整风中着重地纠正过来。自我批评是马列主义政党的不可缺少的武器，是马列主义方法论中最革命的最有生气的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政党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最适用的方法，而在目前则是反对错误思想建立正确作风的最好方法”。

4月15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通过关于继续清查特务、进行防奸教育问题的决定。会议决定中央研究院并入党校，中央研究院名义取消。会议同意北方局提议萧华参加山东分局为委员，并决定由朱瑞、罗荣桓、黎玉、萧华组成山东分局常委会。

4月22日　复何凯丰四月二十一日来信，指出：“增加肃奸教育办法极好，请即令人编辑材料，在一周左右弄好，以便尽速付印”。“《中国之命运》我已要陈伯达写一意见（数千字，征引原文），送政治局各人看，看后再考虑办法。”

同日　再复信何凯丰：“从前你有几封信我还未回复，兹复于下：（一）小资产自由主义问题，今年五五〔15〕来说，还不相宜，就全党来说，目前还是让自由主义暴露的时候，还不宜于就作总论。惟今年五五，中宣部或可发表一个一般整风学习的总结性的东西，以推动全党的整风，请加考虑。（二）生日决定不做〔16〕。做生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三）高、中两级干部教育计划，依你昨日主张暂停为好，先做肃奸教育，配合此次肃奸工作，昨信已复。（四）中宣部今年业务集中于干部教育、国民教育、文艺运动三项，同意此种意见。惟译、著方面（译是马列，著是历史），须集几个人来干，期于有些成绩。以上请考虑。明日拟开一次宣委会议。”

4月24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高级、中级干部教育计划暂缓三个月发布，在五、六、七三个月内，专门进行防奸教育。重新恢复总学委，负责领导这一项工作。其日常事务仍由康生主持。中央书记处的这一决定，得到二十八日政治局会议的批准。

4月25日　对王若飞四月二十二日关于送阅陕甘宁边区政府整风总结广播稿的来信，批复如下：“这些党播〔17〕，都写得很好，又简短，又具体，又生动，请送少奇、弼时、凯丰三人阅后发出。惟延安学习最好的是中直、军直，请你选择三五个典型，每个写成三五件党播（例如中央党校，不是一件党播能写得好的）。”

4月27日　和朱德复电周恩来、林彪，答复刘斐所提的几个问题，指出：“陇南、伊盟两处事件，事前我们毫不知情，事后未有任何一人参与，刘为章所称一切，全是诬词。”“现闻陇南事变扩大，叛民武装达二万人，伊盟七旗拥护沙王反对陈长捷、何文鼎杀人夺地、夺牛夺马等虐政”。“太行山战事，我一二九师亦是被‘扫荡’者，蒋、庞〔18〕事前一意对我，现被敌攻，我军决不记前仇乘机图利。至所谓横山事件，乃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派遣所谓反共同盟军二百余人装作土匪分股侵入边区，我军只在境内剿匪，绝无一兵一卒跨越边境，刘为章所说完全违反事实。”

4月28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刘少奇关于华中工作的报告；讨论中央关于目前各抗日根据地职工运动决定草案；还讨论了中国共产党党旗样式，决定长阔为三与二之比，左角上有斧头镰刀，无五角星。

4月30日　复周恩来四月二十八日来电〔19〕，指出：“在国际酝酿反苏暗流下，国民党有发动反共宣传可能，你处准备答复是必要的，材料已要剑英即办。”“望向各方先作口头解释，并要求见何见张〔20〕见蒋，加以解释。”

同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通过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解释“今年打垮希特勒，明年打垮日本”问题给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的电报，于五月一日发出。其中说：“当苏联提出一九四二年打败德国时，是以英、美约定于一九四二年建立第二条战线为根据的，在当时不但可以而且应该提出此种口号以为动员努力之目标。但当英、美没有开辟第二条战线，又无新的约定时，就没有继续宣传此种口号”。“当苏联根据英、美约定提出上述口号时，我党亦提出一九四三年打败日本的口号，这也是不但可以而且应该的。但当英、美没有履行诺言因而去年打败德国没有实现时，我党即不应继续宣传此种口号，而应向群众解释今年所以还不能打败日本的原因，鼓励群众坚持努力争取胜利。”“各中央局及分局须作长期坚持打算，准备再作两年至三年的极端艰苦斗争，并须准备或有的意外变化。”

5月2日　刘志丹〔21〕灵榇在志丹县举行公葬。毛泽东为新建的刘志丹陵园内的纪念碑题字，正面题写“革命烈士纪念碑”，背面题写碑文：“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

5月4日　关于研究彭德怀写的《论公营商店》一文〔22〕，致信贾拓夫。信中说：“彭德怀同志写的这篇文章，在边区是否可行？应否与如何改变现在公营商店的方针、性质？请你研究一下，并和高、贺〔23〕、陈云诸同志谈论一番，以其意见写出交我为盼！”“贸易公司就是公营商店，在此次高干会上是实现了彭文所指的方针的；其他机关、部队的商店，实是私营商店，不过以公营为名而已，要使这类商店实行彭文方针，似是不可能的，因它们是以为本机关、部队营利为目的，而真正的公营商店，是不以为自己营利为目的。”

5月5日　印度援华医疗队巴苏华大夫离开延安，动身回印度。行前，毛泽东、朱德等分别向他介绍中国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并托他带回中共中央致印共中央的信和毛泽东、朱德致印度国民大会的信，信中对印共积极致力于全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谋求民族独立的工作表示关切和支持，对印度国民大会派遣医疗队来华表示感谢。

5月6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委托高岗、贺龙拟定在保安、太白镇之间地区的开垦建设计划。会议决定：从今年五月到明年五月内，留守兵团应着重注意进行军事教育，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拟交具体教育计划；审查内奸工作从四月一日起分三期进行，每期三个月，在此项工作进行过程中必须反对官僚主义与粗暴方式。

5月8日　关于目前不要刺激国民党等问题，复电周恩来并告林彪，指出：国民党联络参谋徐佛观、郭仲容已到延安〔24〕。“斯大林‘五一’声明后国际形势将好转，第二条战线今年可能开辟，今冬明春可能击败德国，国民党可能对我好一点，目前彼方可能不发动宣传攻势，故我们不应先作公开声明，只作文电声明及口头解释。《解放日报》及各根据地报纸还是一点也不刺激国民党。”

5月15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为适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并考虑到各国斗争情况的差异和复杂，需要各国共产党根据本国的情况独立地解决面临的问题，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

5月18日　关于在陵川、林县一带避免同国民党军发生冲突，致电彭德怀，指出：国民党正在寻衅发动反我斗争，因此我军配合作战部队必须避免与国民党军队任何冲突，避免给国民党任何借口，该地敌、我、友三方情况如何望即报。

5月中旬　会见近日到达延安的国民党联络参谋徐佛观、郭仲容，同他们恳谈国共关系问题，请他们向重庆、西安国民党方面转达共产党精诚团结的意旨。

5月19日　复电周恩来，指出：太南〔25〕作战，日军先攻孙殿英〔26〕、庞炳勋，后攻我第一二九师，孙、庞大败，第一二九师奋战半月，已获胜利。我已电告彭德怀，“该地配合作战之我军部队即速北撤（该地似已无国军），不给国民党任何借口”。

同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改派袁任远〔27〕去榆林见邓宝珊、高双成，调整双方关系，去前先来延安一次，并要国民党联络参谋也派一人同去米脂视察一下当地情形。关于“七七”宣传运动周，会议决定：由解放日报社编委会准备起草“七七”宣言；指定前后方主要负责同志准备在六月上半月前各写一篇文章；由中宣部及总政编写八路军新四军抗战小册子。

5月21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季米特洛夫五月二十日给毛泽东的电报。来电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将于五月二十二日公布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请中共中央急速讨论这一提议，并将意见告知。会议决定：（一）先由毛泽东复电表示赞成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提议。（二）待共产国际公开宣布解散共产国际组织的提议后，中央再作决定。（三）将季米特洛夫来电内容转告周恩来并告中央的处理意见，同时将此电发给北方局、华中局和晋察冀、山东、晋绥、太行四个中央分局。会议还决定今后防奸工作应遵照的六项原则：首长负责；自己动手；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教育干部。

同日　将季米特洛夫来电内容电告周恩来，并告知：“政治局会议于二十一日决定，完全同意此种提议。俟收到国际主席团正式提议后，当即发表中央的正式决定。你处收到国际主席团文件后应与各报同时在《新华日报》发表，但不作评论，俟收到中央决定后即公布中央决定，并发表拥护之社论。”

5月24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电：“共产国际解散，中央即将开会讨论中国的政策，请你即回延安，能交涉飞机回延更好。”

5月26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是在中央本日收到莫斯科《真理报》发表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后立即召开的。会议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并决定即日召开延安干部会议，由毛泽东主席传达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提议和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共中央的决定指出：（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自即日起，中国共产党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二）共产国际在它存在的时期中，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包括对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尽一切可能给予援助。但在现在的各种条件下，各国共产党更加需要根据自己民族的特殊情况和历史条件，独立地解决一切问题，因此，“共产国际之解散，是比较其继续存在，更加有利的”。（三）“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结果，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共产国际的解散，将使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心与创造性更加加强，将使党与中国人民的联系更加巩固，将使党的战斗力量更加提高。”（四）“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而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服务于我民族的抗战建国事业。”

同日　晚上，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召集的延安干部大会。大会由任弼时主持，李富春传达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接着，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毛泽东向大会作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他首先指出，共产国际的解散，是一件大事。他肯定了共产国际在它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在帮助各国组成真正革命的工人政党上，在组织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事业上，特别是在帮助中国革命事业上，有巨大功劳。他接着指出，但是现在共产国际这个革命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合斗争的需要了，如果还继续保存这个组织形式，便反而会妨碍各国革命的发展。现在需要的是加强各国民族共产党，而无须这个国际的领导中心的必要了。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是为了减弱各国共产党，而是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这就增加了我们的责任心，每个同志都要懂得自己负担了极大的责任，从而发挥高度的创造力。他强调指出，有两种团结是绝对必要的，一种是党内的团结，一种是党和人民的团结，这些就是战胜艰难环境的无价之宝。全党同志必须团结在中央的周围，只要共产党人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环境，都会向我们投降的。党的干部应当和广大群众打成一片，克服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们人人要有彻底的革命精神，我们不要有一时一刻脱离群众。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我们就一定会胜利”。

同日　致电周恩来：“中央对国际解散共产国际的建议已作出决定，即日由战报发来，你收到后，除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外，并请即交塔斯社驻渝代表，请他们全文发莫斯科，此间不再发去。《解放日报》另有社论一篇，亦将发给你”。

5月27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通过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央关于一九四三年翻译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翻译工作尤其是马列主义古典著作的翻译工作，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延安过去一般翻译工作的质量，极端不能令人满意。为提高高级干部理论学习，许多马、恩、列、斯的著作必须重新校阅。中央指定何凯丰、秦邦宪、张闻天、杨尚昆、师哲、许之桢、赵毅敏等组成翻译校阅委员会，由何凯丰负责组织这一工作的进行。今年要首先校阅党校所用全部翻译教材及译完西方史两册，以应急需。

6月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决定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口号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在运用这些领导方法时还应注意抓住中心工作。“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这个决定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同日　复电彭德怀，同意他五月二十五日来电中提出的对太南庞炳勋残部、孙殿英残部的处置办法，并指出：国民党对敌、对外（英、美）、对共、对民、对党（中央与地方，CC系与复兴社）五方面均无妥善办法，危机日渐增长。国民党对我疑忌甚大，不愿解决问题，打击我党威信，厉行特务政策，企图从内部破坏我党。“抗战还须准备三年，彼时中国情况如何，深堪注意”。“我党应在此三年中力求巩固，屹立不败。对敌应用一切方法坚持必不可少之根据地，反‘扫荡’反‘蚕食’之军事斗争与瓦解敌伪之政治斗争均须讲究最善方策。对国民党应极力避免大的军事冲突，使彼方一切力量均用在对敌上。对人民除坚持‘三三制’外，应以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如人民（主要是农民）经济趋于枯竭，我党即无法生存，为此除组织人民生产外，党、政、军自己的生产极为重要。对党内政策，一是整顿三风（应坚持一年计划）；二是审查干部（清查内奸包括在内）；三是保存干部（送大批干部来后方学习）。如能实施上述各项，不犯大错，我党即可立于不败之地。”

同日　复中共冀中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小舟一月二十九日来信，复信说：“一个人只要无限忠心，什么缺点也易于纠正，你对自己的看法是对的。”

6月4日　复周恩来五月三十日来电并告林彪、董必武，要周恩来争取能顺利回延安。复电并指出：陕甘宁边区今年农、工、商、盐各业蓬勃发展，公私生活已大改善。“参加‘三三制’之党外人士情绪很好，认为只有我党有办法，边区为全国唯一乐土。精兵简政、拥政爱民、整顿三风、审查干部诸政策深入实行，党内外关系大为改善，党内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大为克服，六月一日中央又发表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当使全党领导方面有一进步”。

6月6日　关于紧紧抓住整风这个关键，致电彭德怀，指出：“整风前一阶段注重学风是正确的，但后一阶段便应注重党风。因学风是思想方法问题，党风是实践问题，只有在后一时期（今年下半年）注重党风，才能将思想方法应用于党性的实践，克服党性不纯现象。”在党风学习中，自我批评应更发展，应着重提出反对自由主义错误，从思想上纠正党内自由主义。“直待党风学完后（文风应和学风一起学）才实行审查干部（主要是清查内奸），应在明年上半年了。如能在今年一年真正做好整风，明年一年真正做好审查干部，就算是了不起的成绩，我党百年大计即已奠定，请你紧紧抓住此关键”。本日，毛泽东还将此电转发新四军军部、山东分局、第一二九师、晋西北、重庆等，希望参照办理。

同日　再致电彭德怀，对他四月七日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提出不同意见，指出：“你在两月前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谈话，我们觉得不妥”。“例如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又如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为着反封建。又如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二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目前国内各阶级间有一种为着打倒共同敌人的互助，但是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废止剥削而且在政治上没有废止压迫（例如反共等），我们应该提出限制剥削与限制压迫的要求，并强调团结抗日，但不应提出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

6月9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电，指出：“（一）回延宜速勿耽搁；（二）望带孔原〔28〕回延，留少文〔29〕为董〔30〕助手。”

同日　何应钦、白崇禧、胡宗南等在陕西耀县举行军事会议，策划进攻陕甘宁边区。十八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部署进攻陕甘宁边区，准备分九路闪击延安。七月二日，胡宗南电令各部于十日前完成一切准备，待命行动。

6月10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共产国际正式宣告解散。

6月15日　致电周恩来、林彪：“何时动身，盼于七月一号前赶到延安，共商‘七七’宣言，成都、西安两地望勿耽搁，一则求速，一则避嫌。”

6月16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形势问题的发言。他说：现在苏联的力量增加，有可能在今年冬季把德军打出去。关于国共关系，两年来我党采取“和国”方针，不刺激国民党，也没有在报纸上反对国民党。去年我们估计国民党在五月会有一次反共高潮，但没有来，只搞了两次反共宣传。最近周恩来、林彪见蒋介石时，蒋说要照他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所说的办，要共产党交出军权、政权。王明认为国民党是民族联盟、民主主义与民粹派的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现在国民党不是大革命时代的国民党。他们所说的“民权主义”实际上是法西斯主义，没有民主；民生主义是闹得民不聊生，到处发生民变。在会议讨论“七七”宣言的起草问题时，毛泽东又说：我看日本的崩溃是必然的，国民党自蒋介石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后好转的可能很少。对国民党不采用决裂态度。国民党内部弱了，没有力量向我们大举进攻。边区现在进行生产建设、精兵简政、拥政爱民，做得很好。我们还需要时间，进行整风一年，读马列主义一年，读中国问题一年。我们的对敌政策是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对国民党要避免公开武装冲突，把同盟者国民党的力量用去对付日本；对民政策是拥政爱民，发展生产，使我党与农民关系弄好；对党内是保存干部，教育干部，进行整风。会议还继续听取刘少奇关于华中工作的报告。

6月17日　在杨家岭大礼堂设宴欢迎本日到达延安的邓宝珊。邓宝珊是奉命到重庆开会，特意途经延安，停留一星期。毛泽东同他几次单独会晤。二十日，在交际处再次设宴款待他。席间，毛泽东说：胡宗南以重兵包围陕甘宁边区，不过是挑了两筐鸡蛋叫卖而已，我们给他丢两块石头，就全部砸烂了。

6月28日　周恩来、林彪、邓颖超、孔原等一百余人，离重庆回延安。七月九日到达西安。七月十六日到达延安。

同日　收到彭德怀给中共中央军委的来电。来电报告国民党军李仙洲〔31〕部的一万余人袭占八路军巨野根据地，经多次交涉李仙洲部均置之不理，故拟消灭李部围攻八路军之一个团，然后退还部分人枪，求得和平妥协。二十九日，毛泽东、朱德复电彭德怀表示同意。

6月29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草案，决定照毛泽东起草的草案略加修改通过，并同意刘少奇的提议，在宣言末段增加“全体共产党员必能巩固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一语。会议决定七月一日由中央办公厅召集干部会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周年，请毛泽东作报告。

7月1日　出席中共中央办公厅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周年和抗战六周年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干部晚会，并作报告。报告指出：现在，全世界全中国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和我们中国共产党，任务都只有一个，就是打败人类公敌法西斯侵略者德、意、日。过去一年里，世界的战争形势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法西斯侵略者已经丧失了主动权，主动权到了同盟国手里了。今后的问题是要解决法西斯，分为两步，先解决德国，然后解决日本。今后的一年，是欧洲战场决战的一年。这一次的反法西斯战争，必然要造出一个更加进步的世界，一个更加进步的中国，这就是大方向。有了方向还要有政策。我们党的政策可以分为对全国的和在陕甘宁边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两部分。关于对全国的政策，党中央在纪念抗战六周年的宣言中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四条建议，即加强作战，加强团结，改良政治，发展生产；至于抗战胜利以后，那还是我党去年“七七”宣言中提出的希望与各党各派继续合作，共同建国的方针。关于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策，几年来我们创造了许多新东西，例如反“扫荡”、反“蚕食”、生产运动、土地政策、“三三制”、精兵简政、拥政爱民、拥护军队、整顿三风等。这些政策还要继续执行，一切为了战胜敌人，为了克服现在的困难，迎接将来的光明！

同日　致信康生，要他在《防奸经验》第六期上登载以下几句话：“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

7月2日　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在《解放日报》发表。宣言首先分析了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与法西斯侵略同盟两大阵线所发生的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及其意义。接着指出：在中国抗战的第七年，为了克服现有的困难和准备好将来反攻时的力量，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四项建议：（一）应该加强作战。只有加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互相援助，特别是加强对于敌后抗战军民的援助，才是加强整个中国战场作战努力的具体办法。（二）应该加强团结。抗日战争应该是始于团结，终于团结，团结是全国人民抗日的基础。如何加强这个团结，以利抗日，实在是一切任务中的最重要的任务。（三）应该改良政治。唯一的方针是实际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实行若干必要的政治上的改革。（四）应该发展生产。经济改革的基本方针，应该是为着发展生产而实行一个调节各阶级经济利益的民主集中的经济政策。宣言重申去年中国共产党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中提出的战后合作建国的主张。宣言最后说：抗战的第六周年，同时即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第二十二周年。二十二年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奋斗的方向，是使中华民族起死回生的完全正确的方向，并将在今后的历史实践中继续坚持下去，直到完全胜利而后已。

7月3日　致电周子健转周恩来、林彪，指出：“胡部五十三师到洛川接替马禄防务后，已有一部侵入边区地境，修筑工事，似有逐步侵占企图。兹将富甘〔32〕、陇东、关中三方面情形电达，请就近向胡提出交涉，退出侵占地区。”“数月以来，迭据西安情报，蒋严令胡宗南准备进攻边区，巳巧〔33〕胡曾到洛川召集军官会议，部署军事，此事请在西安加以探询，并向胡商谈军事冲突对抗战团结之利害。”

7月4日　致电周子健转周恩来、林彪：“近日边区周围国方部队纷纷调动增加，准备进攻，有数日内爆发战争可能，内战危机，空前严重。请向胡交涉，一切问题均可于你们回延时讨论解决”。

同日　急电董必武，指出：蒋介石调集二十余师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战事有在数日内爆发的可能，形势极度紧张。请立即将上述情况向外传播，发动制止内战运动。特别通知英、美有关人员，同时找张治中、刘斐交涉制止，愈快愈好。

7月6日　国民党政府官方通讯社——中央通讯社发表一条公开反共、破坏团结的新闻，称：“西安各文化团体曾于第三国际解散后举行座谈会，讨论国际局势，并经决议联名电延安毛泽东先生，促其自觉，及时解散共党组织，放弃边区割据。”〔34〕

同日　国民党当局禁止《新华日报》刊登《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当夜派军队包围报馆。

同日　对国民党当局禁止《新华日报》刊登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周年的社论，并派人来报馆监视一事，电示董必武：“你们应将‘七一’纪念论文立即设法单印传播出去，又朱德同志给蒋、胡电〔35〕亦应速即向外传布”。“办事处一切秘密文件速即烧毁，以防突然查抄”。

同日　《解放日报》发表刘少奇写的《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文中指出：斯大林所说的两种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内历来也是存在的，前一种假马克思主义者，实质上就是中国的孟什维主义。“后一种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就是毛泽东同志以及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的其他许多同志，他们历年来所坚持、所奋斗的路线，他们的工作方法，实质上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八日，《解放日报》发表王稼祥写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文中指出：“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中国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

7月7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对付国民党发动的反共宣传与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此次蒋介石、胡宗南调集河防兵力积极准备进攻边区，国民党公开宣传“取消中共”、“取消边区”，制造反共舆论的举动，是他们企图利用德苏及日苏的紧张关系，估计日本会进攻苏联，利用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军事压迫、政治阴谋，企图解散中共、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军的反动行为。我们过去两年采用不刺激国民党的“和国”政策，保持了两年多的比较平静，是正确的。现在情况变化，就不适用了，而要采用以宣传对付他们的反共宣传，以军事对付他们的军事进攻。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作出四项决定：（一）在坚持统一战线，实行三民主义，拥护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的原则下，集中力量痛斥国民党反共分子的反动政策与挑起内战、破坏抗日团结的“第五纵队”的行为。立即公布朱德总司令致蒋、胡的电报及反对西安特务张涤非制造反共宣传的新闻。延安各机关、学校、部队应配合学习“七七”宣言举行热烈的讨论。（二）七月九日召开延安各界群众大会，纪念抗战六周年，在群众大会上表示坚持抗战，反对内战，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并用大会名义发表通电。（三）进行军事上的作战准备，但后方机关不到必要时不要移动。（四）由中央书记处对各地发出一个内部通知，陕甘宁边区各地由西北局发出。

同日　致电周子健转周恩来、林彪：“胡宗南进攻部署已完成，请你们努力在西安设法转圜，力求避免战事。并告必武。”

同日　致电彭德怀：“蒋、胡乘第三国际解散有进攻边区部署，我方正力请求避免，不得已时恐须一战。”

同日　下午，胡宗南部炮击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驻军前沿警戒阵地。

7月8日　关于对付国民党发动的反共宣传和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问题，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电，指出：“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进攻。”“各地应响应延安的宣传，在七月内先后动员当地舆论，并召集民众会议，通过要求国民政府制止内战、惩办挑拨内战分子之通电，发来新华总社，以便广播，造成压倒反动气焰之热潮，并援助陕甘宁边区之自卫战争。其宣传方针，根据延安民众大会通电之内容与口号。”

7月9日　延安各界群众三万余人举行纪念抗战六周年大会，紧急动员全边区人民制止内战，保卫边区。大会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通电揭露国民党军队一个月以来积极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和中央社发出破坏团结抗战的反动言论，以为发动内战的舆论准备。通电要求蒋介石等立即撤退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军队，避免内战，严惩挑拨内战的反共特务分子和通敌叛国的汉奸。

同日　起草朱德再致蒋介石、何应钦、胡宗南等电，抗议国民党军队炮击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警戒阵地，要求制止进攻。

同日　关于印发中共方面揭露国民党当局反共和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各种文电材料，致电董必武，指出：“速将‘七七’宣言、朱总致蒋胡电、延安新华社揭穿西安特务假造民意新闻及延安民众大会通电（今日发出）密印分发各报馆、各外国使馆、各中间党派、文化人士，并注意设法寄往成都、桂林、昆明各界及地方实力派，是为至要。此种宣传品散发愈普遍则愈于我方有利，请用全部精力组织此事，并很机密地进行之。”

同日　起草任弼时致周子健电：“速将朱总、萧主任〔36〕致蒋、胡等电报、新华社揭发西安特务假造民意新闻及本日延安民众大会通电，设法密印数十至数百份，密发社会各界，此种工作甚为重要。”

同日　复电周恩来、林彪：“请与胡谈后速来延，胡提意见勿与争辩，只说回延会商，一切可以和平解决。判断彼方计划是陈兵边境，迫我作城下之盟，否则进击。我已进行全边区党政军民总动员，准备自卫。”

同日　关于准备对付蒋介石进攻边区的军事部署，致电彭德怀，指出：“蒋、胡尽撤河防兵力开到洛川、中部、州〔37〕线，密令积极准备待命进攻。我已调晋西北四个团渡河南开准备作战，晋西北现仅留六个小团，颇为空虚，同时事变有可能发展至两党破裂，我党不能不事先有所筹划。如至那种局面，拟实行前年春季所定计划，从五台、太行抽调十个大团（约两万人）西开应变。请你在日内加以考虑，提出意见电告。目前此间除作军事准备外，极力进行政治动员，展开宣传战斗，并将此种宣传散播至西安、重庆各地及英、美、苏各国，动员国内外舆论打击蒋之反革命企图。”

7月10日　致电周恩来、林彪，指出：“江〔38〕电所提都是小事。从江日晚上我们发觉胡奉蒋令限灰日〔39〕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听候蒋之手令即行进攻，并继续调动第一军至州、淳化，调动第八师至中部之后，我们即于支日〔40〕起提出反对内战危机与保卫边区的任务，并向蒋、胡呼吁团结，请其撤兵与制止内战。因此，江电所说诸小节，你们不要再提，应从制止内战着眼。”

7月11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关于中共“七七”宣言在重庆被扣、张道藩〔41〕发出挑拨声明、外国记者纷纷询问内战危机的新闻稿，揭露国民党当局禁止《新华日报》发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周年的社论和刊登中共中央“七七”宣言的无理行径，以及国民党宣传机关对国民党军队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一事无法掩盖的窘境。

7月12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社论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不用力抵抗日本的侵略和惩办汉奸卖国贼，而极力反共、破坏团结抗战和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这种亲痛仇快的行径，提出严厉的质问和抗议。社论说：“我们正式向中国国民党中央提出抗议：撤退河防大军，准备进攻边区，发动内战，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中央社于七月六日发出破坏团结、侮辱共产党的消息，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言论，也是不能容许的。”这篇社论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复电彭德怀：决从五台区先调六个团至晋西北待命，由吕正操〔42〕率领，可将晋西北工作交他管理。如榆林方面有事，又可要吕担任北线。

同日　致电聂荣臻、萧克〔43〕并转吕正操、程子华〔44〕等，指出：蒋介石、胡宗南有以董钊〔45〕驻榆林从北面压我之势。“决从五台区调六个团由吕正操率领西进，至晋西北待命。不论蒋、胡此次是否实行进攻，此六个团西调计划不变更。”

7月13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国民党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和中共的对策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由于近日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苏联打退德国攻势，重庆各国大使的干涉，而主要是我党动员广大群众对蒋介石、胡宗南调兵进攻边区与公开宣传“取消中共”、“取消边区”表示坚决的反抗，使国民党不得不暂时和缓进攻边区的形势。但在新调来进攻边区的军队尚未完全撤走时，不能认为已经停止了这次进攻。中央在发表今年“七七”宣言时，对国民党采取了比较和缓的态度。而发现国民党积极布置进攻边区与公开宣传取消中共后，我们采用“坚持抗战，反对内战”、“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方针，并动员群众准备力量，表示坚决反抗，是非常必要的。延安民众抗战六周年纪念大会呼吁团结、反对内战通电的态度，也是完全正确的。过去两年来采取不刺激国民党的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取得了比较平静的环境来进行各种建设。中央今后除继续贯彻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审查干部六大政策外，并须利用这次事件迅速进行下列各项工作：（一）实行政治攻势，打击国民党的反共气焰。（二）在军事上实行必要的准备，调若干兵力来边区及晋西北，加强军事技术训练，组织机关自卫军及加强民兵工作。（三）加紧进行清查特务奸细的普遍突击运动与反特务的宣传教育工作。（四）加强党内与人民中的阶级教育。（五）进行揭露国民党种种罪恶行为与反动思想、政策的宣传工作，以对抗国民党的反革命宣传。

同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关于中国政治黑暗，抗战不力，英美盟邦大不满意的新闻稿。新闻稿说：英、美人士对中国政治黑暗，和蒋介石将美、英援助不用在前线打日本而用在补充后方部队，大不满意。最近熊式辉〔46〕在纽约、华盛顿、伦敦的招待会上，都在这些方面受到英、美人士的质询。英、美向熊式辉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以大量的武器继续援助国民党政府。

同日　致电董必武，指出：你的工作很得力。由于种种原因，蒋介石在七月十日不得不电胡宗南改变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决心，现在内战危机或可避免。延安民众大会通电已于九日用万万火急电发蒋、胡及各方要人，故你处仍应密印散发，表示共产国际解散后我方之强硬姿态，借以击退国民党之无耻反共宣传。

同日　致电周子健，指出：“蒋、胡秘密调兵准备进攻，你们所得情报完全正确，帮助中央甚大。现经我们揭穿，已引起各国大使干涉，我们又积极准备应战，故迫得蒋不得不于十日改变计划”。“为击破国民党的无耻反共宣传计，你们仍应将延安民众大会通电密发社会各方，不得停止不发。”

同日　关于在敌后抓紧实行六大政策，致电彭德怀，指出：蒋介石估计欧洲第二战场不易开辟，德再攻莫斯科，日必攻苏，因此调兵遣将准备向我进攻，迫我作城下之盟，又见我两年缄默，以为可以压服。殊不知自我党实行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审查干部六项政策后，党内党外，精神物质，焕然一新，大进一步，空前团结，无隙可乘。敌后亦请你们抓紧此六大政策，求于今明两年完成任务。在群众中所提经常任务，则是战争、生产、教育三项。这个电报还发给一些中央局和中央分局。

同日　再致电彭德怀，指出：我宣传闪击已收效，更因延安紧急动员，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改变计划。十日蒋介石令胡宗南停止行动，十一日蒋、胡均复电朱德声明无进攻意，十二日胡下令开始撤退一个师及两个军部（第一军及第九十军），内战危机似可克服。此次蒋之阴谋迅速破产，是我抓紧时机捉住反对内战、反对侮辱共产党两个要点，出其不意给以打击。“望用一切方法克服困难，保持国共一年和平，我党即可能取得极有利地位。”

7月15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山东分局并告北方局电：“（一）同意你们对付于学忠、李仙洲的方针。（二）对友好者坚决团结之，对顽固而暂时尚未向我进攻者则设法中立之，对向我进攻者则坚决反击之，这就是你们应付各派国民党军队的原则，但一切磨擦仗均须将顽方攻我压我情形电告中央，以便通知国民党中央，杜绝其借口及诬蔑。”

同日　致电朱瑞：“看你最近一时期所写整风通令及其他电报，比较从前切实了，进步了，希望从此更切实更进步。为求了解实情，从具体实情的分析出发，言语文字电报力求简短明确，内容充实，不讲浮泛话。”

同日　康生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的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报告，“抢救运动”开始。

7月16日　周恩来、林彪一行一百余人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叶剑英、张闻天等的欢迎。

7月17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向中央政治局提议在八至九个月内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电告彭德怀、聂荣臻、薄一波〔47〕、吕正操、朱瑞等来延安参加七大；由中央宣传部选定一批历史文件，指定几本马列书籍，准备于九月起在七大代表及延安高级干部中进行研究；由中央办公厅准备召集一次干部晚会欢迎周恩来、林彪回到延安。

7月18日　《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再接再厉，消灭内战危险》的社论，社论中不点名地批评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社论说：“今年三月，大后方出版了一本中国法西斯主义的‘经典’”。“这本‘经典’的中心思想，一句话说完，就是要在两年内解决中国共产党，以便实行法西斯主义”。

7月19日　关于陈伯达写的《评〈中国之命运〉》一文，致信秦邦宪、陆定一：“陈伯达文章看过改过，送上请阅，请在今日或明日发表，以约5，000字登在社论地位，其余接登第四版，一天登完。以两天或三天广播之，并请广播两次。另印一小册子，亦请在日内印出，印15，000份”。“以此作一次大宣传。印时请定一亲校一次，使无错字。”

7月21日　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电，指出：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一文，本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并广播两次。各地收到后，除在当地报纸上发表外，应即印成小册子。一切干部均须细读，加以讨论。一切学校定为必修之教本。一切地方应注意散发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应乘此机会作一次对党内党外的广大宣传，切勿放过此种机会。

同日　致电董必武，指出：“此次反共高潮之近因，一由于国际解散，二由于相信日将攻苏，故蒋企图以宣传攻势动摇我党，以军事压迫逼我就范。乃事机不密，为我党揭穿，通电全国，迎头痛击，于是不能不竭力否认（如胡、徐〔48〕等复电），尽量敷衍（如对周、林），并稍示缓和（边境已有两个师后撤）。但实际上目前军事准备决不会放松，政治压迫亦必会加紧（如七七封锁新华，目前检查渝办）。我为彻底揭穿其阴谋并回答其自皖变以来的宣传攻势计，除已发之通电及解放社论外，并于本日公布陈伯达驳斥蒋著《中国之命运》一书，以便在中国人民面前从思想上理论上揭露蒋之封建的买办的中国法西斯体系，并巩固我党自己和影响美、英各国，各小党派，各地方乃至文化界各方面。”电报要求中共中央南方局将《评〈中国之命运〉》一文，印译为中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散发，并搜集各方面对此文的反应。

7月24日　致信林伯渠：劳动英雄杨步浩等人来谈，“获知乡村情形，很有兴趣。兹转介至尊处，倘有时间，乞为接谈，他们极愿晋谒领教。并望招待他们住一晚，第二天回家，因他们离此七十里之远”。

7月25日　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倒台。

7月30日　关于审干方针及在敌后的八项政策等，致电彭德怀并告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负责人，指出：“敌后整风请督促务于今年切实办完，以便从明春起开始全面审查干部，明年一年办完”。电报重申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强调“必须拿这种实事求是的方针去和内战时期曾经损害过党的主观主义方针完全区别开来，这种主观主义方针就是逼、供、信三个字”。还指出：“前电所述六项政策，在敌后应加对敌斗争（反‘扫荡’反‘蚕食’），再加阶级教育，成为八项政策，其次序是：一、对敌斗争；二、整顿三风；三、精兵简政；四、统一领导；五、拥政爱民；六、发展生产；七、审查干部；八、阶级教育。”“阶级教育即是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的教育，不是离开统一战线的孤立的阶级教育，对外不提阶级教育名称。”

7月　在枣园同袁任远谈话，询问绥德搞“抢救运动”的情况。毛泽东反复讲：不要搞逼供信，你逼他，他没有办法，就乱讲，讲了你就信。然后，你又去逼他所供出的人，那些人又讲，结果越搞越大。我们过去在肃反中有很沉痛的教训。我们这次无论如何不要搞逼供信，要调查研究，要重证据，没有物证，也要有人证。不要听人家一说，你就信以为真，要具体分析，不要轻信口供。对于有问题的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杀人一定要慎重，你把人杀了，将来如有证据确实是搞错了，你虽然可以纠正，但人已死了，死者不能复生，只能恢复名誉。另外，也不要随便捉人，你捉他干什么，他能跑到哪里去。

8月1日　关于中共七大代表到延安出席大会问题，中央政治局致电北方局、太行分局、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冀鲁豫区党委、冀中区党委，指出：“党的七次大会决定在年底举行，并决定彭德怀、罗瑞卿、蔡树藩〔49〕、薄一波、聂荣臻、吕正操、朱瑞、苏振华〔50〕诸同志来延出席大会。在彭、罗、蔡、聂来延期间由邓小平代理北局〔51〕书记，以宋任穷为一二九师副政委并代理政治部主任，以程子华代理晋察冀分局书记及军区政委，以萧克代理军区司令员，以刘澜涛为军区副政委，薄一波职务由北局指定人代理。山东分局书记由罗荣桓代理，苏振华职务由黄敬代理。来延诸人交代职务后即行动身，近者九月内，远者十月内，到达延安参加预备会。”

8月2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发言分析欧洲、日本和中国的时局，指出：墨索里尼倒台后，意大利新首相虽然宣称要继续打下去，但现在的局面是不利于打而利于讲和，英、美也要求意大利无条件投降。墨索里尼倒台，日本十分重视，加强对国民党的诱降政策，国民党最近到处发动舆论，鼓吹取消边区、取消中共。国民党为进攻陕甘宁边区新调来的六个师，现已撤回四个师，此次反共高潮已被打退。国民党对我们的政治攻势的回答，是到处宣传取消中共。会议决定：今晚举行欢迎周恩来等的干部大会，周恩来发表公开讲演；委托中央总学委对延安各机关、学校、部队全体人员进行对国民党（包括三民主义与蒋介石）的正确认识及对国民党的正确政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的教育工作。会议同意中央书记处提议，准备于明年二三月间召开七大。

同日　晚上，出席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的欢迎周恩来等从重庆归来的干部晚会。周恩来在会上发表演说，指出：“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8月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森治丧机构的唁电：“国府主席林公领导抗战，功在国家，兹闻溘逝，痛悼同深。谨此致唁。”

8月5日　中央总学委发出有系统地进行一次关于国民党的本质及对待国民党的正确政策的教育的通知，指出：“自从抗战以来，党内即有不少的一部分同志对今天的国民党、三民主义、蒋介石及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不正确的了解，因而在实践上亦犯了许多错误，虽经毛泽东同志与党中央多次纠正，但这些问题在许多同志的头脑中至今仍未彻底解决。在审查干部的工作中，在共产国际解散的讨论中，在这次反对国民党进攻边区的斗争中，证明不仅许多青年党员的思想中还保存许多错误观点，即老党员中亦有些人有这种观点。因此，教育全党同志把这些问题（国民党、三民主义、蒋介石）彻底弄清楚，无论对于目前保卫边区和审查干部的工作上，或对于从思想上政治上使党更加巩固、统一和布尔什维克化的事业上，都是有极端重大的意义的。”“中央总学委决定自八月十六日至八月三十一日的半个月中，各单位一律以主要力量来进行这个教育。”通知还指出，延安对失足分子的“抢救运动”告一段落。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晋察冀分局电，对精兵简政问题作重要指示：“毫无疑义，你们应实行精简，在这个政策上迟疑不决，就将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你们现在只有九十万人口的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其他能收公粮的九十万人口是处在游击区中，而你们连马匹折合计算尚有八万多人脱离生产，这是决不能持久的。目前你们应即下决心减去三万，只留五万，其中文武比例，应是文一武四。减去三万人中，除吕部六千西移外，另调聂部四千西移，共计一万人西移，其余两万在本地安插。如果明年更困难，再准备从五万中减一万。”本日，毛泽东致电聂荣臻，再次强调“你们要下决心减去三万人，否则民困军疲，将来很危险。只要能保存三万精兵（包括游击队），就是了不起的成绩。”

8月8日　在中共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讲话，指出：这次党校一共开六门课，就是整顿三风、审查干部、党的历史、马恩列斯著作、军事课和文化课。通过学习，要达到季米特洛夫所说的干部的四条标准，即无限忠心，联系群众，有独立的工作能力和遵守纪律。学好了以后，要干两个革命，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个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革命都要在我们手里完成，我们这一辈子就干这两个革命。还指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爱民”，是为了从老百姓身上取东西，是为了剥削，所以，反动统治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

8月11日　为抽调干部送延安学习问题，致电彭德怀：“请你和刘、邓、杨、黄〔52〕等说通，从直属机关、学校，从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抽调好的真正可造的高级、上级干部五百左右送延学习，其他大批中级干部及犯错误有嫌疑而前方不好处的人亦可送延，但不在此数目内。边区物质条件增加二三万兵、一二万干部不成问题。边区今年雨量充足，可望丰收。”

同日　关于发动反对中国法西斯主义的运动，和周恩来致电董必武，指出：“边区军事虽稍缓和，但国民党的武装准备并未放松，其宣传斗争则更加紧，各地参议会、新闻、文化、妇女等团体请解散中共电，已有十多处，中央社更发反共社论、专电动员舆论。”“此间除继续广播评《中国之命运》各文外，拟于八、九两月发动反中国的法西斯主义运动，通电全国，主张取消各种特务组织，严禁传播法西斯主义思想，以揭穿蒋记国民党实质，并教育自己。”电报同意重庆、桂林的文化界进行反压迫的抗议，并指示重庆《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应“多登载反法西斯主义文章，以开展思想斗争”。

8月12日　致电聂荣臻及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各同志，指出：“拥政爱民是红军以来优良传统，任何区域均须执行”。“你们正须彻底执行拥政爱民政策，特别是军队干部对于党政民的一种骄气、傲气必须深刻检讨，开展自我批评，才能使军队与党政民打成一片更好地对付敌人。”

同日　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致晋察冀分局电，告知政治局重新决定晋察冀分局及军区的主要工作人员。分局以聂荣臻为书记，程子华、刘澜涛为副书记。聂来延期间，程子华代理书记。军区以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克为副司令员，程子华、刘澜涛为副政治委员。聂来延期间，萧克代理司令员，程子华代理政治委员。北岳、冀中两区党委取消，两区工作集中于晋察冀分局。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晋察冀分局电，指出：“支持斗争与保存干部均属重要，如对保存干部认识不足，将犯严重错误。你处前送干部好的重要的甚少，兹决定由你们从直属机关、学校（抗大、党校）及北岳、冀中、平北各区抽调好的高级、上级干部四百至五百人送延安学习”，“最好的中级干部亦可选一部分”。

同日　关于广为散发《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小册子，和周恩来致电董必武：“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及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两文件即用战报发你处，收到后速即抄送史迪威尔〔53〕及英、美、苏各使馆，然后将第一件的第五条（关于敌军编制、装备）删去，连同第二件合印一小册，题为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向各界及外埠广为散发。请注意利用此有力文件作宣传，延安将于数日内发表。”

8月13日　致电中共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电报指出：“蒋介石及国民党进攻边区的阴谋，虽因我们的揭穿，有准备，及外国人的干涉而暂时停止，但他们的阴谋并未放弃，同时在全国广泛发动要求解散共产党的舆论。”“蒋之代表张治中在周恩来、林彪两同志离渝前，非正式地告诉他们，说国民党在国际解散后拟有两个方案，一是要中共交出军权、政权以取得党的合法化，一是国共两党合一。据今年七月统计，全部在华日军三十六个师六十万人，国民党只抗击二十五万人，共产党抗击了三十五万人。全部汪精卫、王克敏〔54〕的伪军六十二万人（大部分是蒋介石军队投敌伪化的），国民党只牵制了广东方面的六万人（但并不攻击他们），在华北、华中五十六万伪军，均为共产党所抗击，国民党对之一枪不打。”“我党政策是尽一切方法避免和国民党破裂，避免大内战，同时揭露国民党的抗战不力与反共阴谋，对抗国民党的反共言论，并准备自卫实力。”

8月15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以中央文件正式公布毛泽东关于审查干部和肃清内奸的九条工作方针。决定指出：“这一次我党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并准备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不称为肃反，不采取将一切特务分子和可疑分子均交保卫机关处理的方针，而采取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方针”。“上述首长负责的整个方针，是和内战时期曾经在许多地方犯过的错误的肃反方针根本对立的。这个错误方针，简单地说来，就是逼、供、信三字。”“这种错误思想的余毒，在许多干部中特别是在保卫工作干部中，至今还是严重地保存着。只有采取上述首长负责的整个方针，才有充分可能肃清这种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而使这次审查干部乃至审查一切人员，达到最妥善最彻底之目的。”决定对九条方针逐条作了详细阐释。

同日　关于《两条路线》的编辑问题，批示胡乔木：“加上‘调查研究’、‘增强党性’两个决定，即可付印。交弼、康、刘、周〔55〕一阅。”

8月16日　关于抽调干部到延安学习问题，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邓小平转太行分局各同志电，希望他们按照中央关于保存干部给晋察冀分局电报的精神正确地处理这一问题，“即是将全部干部分为支持斗争与保存学习两部分，而从直属机关、学校（抗大、党校等）及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各区抽调好的有造就前途的高级、上级干部四百至五百人送延学习”。

8月20日　致信胡乔木，指出：一九四二年四三决定“宜选入党史文件”，《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由康生交你。“党书〔56〕请于九月五日前印出，以便交去华北干部带去敌后”。

8月22日　致电贺龙，告知：（一）吕正操部于二十五日前后分南北两纵队过同蒲路，吕正操与聂荣臻同来，请准备一切；（二）南线平静，目前不至有战事；（三）为准备应付明年的战事及可能的旱灾（太行区今年旱灾甚重），陕甘宁、晋绥两边区粮食及财政须作妥善筹备。

同日　在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关于《质问国民党》一文发表后的反映材料上批注：“过去宣传总是不痛不痒，唯独此次打到痛处，故能动员群众压倒反动派气势”。

8月23日　中国共产党发表《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和《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两个重要文件。新华社关于发表这两个重要文件的电讯说：“共产党方面于本日发表两个重要文件，其一题名为《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其二题名为《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蒋介石先生在其所著《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曾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今观此二项材料，究竟真如蒋先生所说呢？还是相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凡属国人，必须明辨之矣。”

8月27日　致电董必武：“如无突变，你可准备出席此届参政会〔57〕，并争取民主同盟对抗战、民主问题取一致态度。”

8月30日　在关于胡宗南等对《解放日报》发表的批判《中国之命运》的文章争相阅读、读后表现沉默的情况反映上，写批语：“请博古加印《评〈中国之命运〉》及愚民哲学〔58〕各一万本，专发西安及沿途驻军，并召集有关同志讨论散发方法。”

8月30日、9月1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三年来大后方工作的报告。在三十日会议上，毛泽东讲抗日时期党的路线问题。他说：国民党这次对我们的军事进攻确实打下去了。现在他们准备下次进攻的部署。国民党对我们的政治进攻，由于苏联罗果夫〔59〕发表文章反对国民党要求取消中共，英、美也表示不满，我们的坚决抗议和公开批评蒋介石及国民党，现在蒋介石下令停止取消中共的宣传。这次我们提出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这是被侵略国半殖民地的法西斯主义。我们同国民党合作，是同被侵略国的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合作。同时这种法西斯主义是反共反人民的，它的政策是两面政策，抗日与反共。我们对国民党的斗争是以斗争求团结，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王明同志只要团结不要斗争的路线是错误的。王明同志抹杀国民党内部的区别，反对抗日阵线中有左、中、右之分，只分抗日阵线和非抗日阵线。他认为中国是被侵略国就没有法西斯主义。现在证明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更加反动了，如出版《中国之命运》，调兵进攻陕甘宁边区，同时又更软弱了。毛泽东又说：王明同志一九四一年进中央医院前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新民主主义论》要修改；两年来他还向人宣传中央路线是错误的。会议根据毛泽东提议，决定继续举行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抗日时期党的路线问题。

9月1日　复电山东省临时参议会一届二次大会：“当此中国抗日阵线内部一部分绥靖主义者，失败主义者，投降主义者企图对敌妥协，制造内战，危机严重之际，尚望贵会及敌后全体爱国军民，团结一致，再接再厉，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而奋斗”。

9月2日　在关于中共的完全攻势（发表《评〈中国之命运〉》、《质问国民党》等文和揭露国民党将领投敌之材料等）在国民党一部分党政军高级人员中引起的反响的情报上批示：“责成出版局与中宣部开会研究出版发行事宜，检查自己工作中的错误缺点，开展广大有力的出版发行工作，废除官僚主义与被动态度。”

9月3日　关于从华中抽调兵力协助山东开辟工作，和朱德、刘少奇致电陈毅、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指出：“于学忠退出山东后，我山东工作大开展，鲁中南主要山地均为我控制。这对华中及山东今后斗争极关重要。但山东目前兵力不够分配，新发展地区不能迅速巩固。望速从华中一、二、三、四师每师抽调一个小团到山东，归山东分局及山东军区指挥，协助山东开辟工作。”

9月6日—13日　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在重庆召开。蒋介石在十三日闭幕会上声称：“中共问题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因此应该以政治方法来解决”。

9月7日—10月6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一期间举行的会议。会议主要批评陈绍禹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多次发言并作小结。他在发言中说：王明是十年内战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创造者与支持者，博古是执行者与发挥者。一九三七年洛川会议通过的决议，实际上有人是不同意的，在形势估计、国共关系、战略方针这三个问题上有不同意见。现在党内主要的危险是闹独立性，我们要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主义，六届六中全会在政治路线上是克服了，但未作结论，组织问题也没有说，目的是希望犯错误的同志慢慢觉悟。到了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六月后编了党书〔60〕，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才可能召开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大家才承认十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是一个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党校去作整风报告的，我的《农村调查》等书也不能出版，整风也整不成。另一个关键就是今年中央的九月会议与高级干部现在的学习。中央检讨党的路线的会议开了很久，现在提议把会议暂停，等前方负责同志回到延安再开。先进行高级干部的学习，时间定为三个月。这次的九月会议是有收获的，以前许多同志未注意的问题引起了注意，例如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现在有几位同志议论四中全会是错误的，此事大家可以研究。毛泽东在小结中指出：我们是要团结的，弄清路线的是非，才能真正团结。以斗争求团结，在中国有四个范畴：无产阶级与地主资产阶级求团结；无产阶级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求团结；无产阶级本身的团结；无产阶级先锋队内部的团结。整风就是自我批评，就是以斗争求团结，结果是更加团结了。党内斗争的方法，要避免党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错误斗争的方法，那样的方法没有解决思想问题。直到前年九月会议和整风，才从思想方法上解决问题。现在的斗争还是继续整风的精神，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9月11日　致信秦邦宪，请他在《解放日报》转载罗果夫在《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上发表的批评国民党政府的文章，并配发一小注，其中指出：“罗果夫此文曾被美国及英国报纸广泛登载，引起世界人士的注意，在重庆亦曾博得中国真正爱国人士的广大欢迎，实为我六年抗战中苏联人士第一次对于中国政府有系统的批评。此种批评，与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一切真正爱国人士的见解完全一致，但望国民党当局对于国际国内的公正舆论，勿加漠视，认真纠正自己的错误，抗战前途，庶有裨益。”

同日　和周恩来致电董必武，指出：距国民参政会“十八日开会尚有六天，等待国民党情况弄清后再作决定，你在十七日以前不要报到”。十六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董必武：“决定你出席此次参政会。会中如有反共报告、提案及决议，视情况或当场抗议或退席会后再提书面抗议，由你依具体情况行之。”

9月18日—27日　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会议在重庆召开。何应钦在会议第四日所作的军事报告中，不顾会前王世杰向董必武作出的保证会上不作反共言论的承诺，污蔑攻击共产党和八路军。中共参政员董必武依照会议规则向何提出质询，并据实驳斥。CC分子捣乱会场，起哄攻击董必武的质询。董必武当即声明退席，不再出席会议，以示抗议。二十六日，会议通过《关于军事报告中涉及第十八集团军部分之决议案》，诬蔑八路军破坏政令军令之统一。

9月26日　复电董必武，指出：“你在参政会的行动是正确的”。蒋介石调动兵力到陕甘宁边区周围，都是针对我们的。“蒋所谓政治解决是欺骗，至少目前无此意”。

9月27日　陈潭秋、毛泽民等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

9月28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董必武电，指出：“双十社论〔61〕可说团结抗敌是第一义，希望蒋制止内战危机，实现民主。”如你当选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第一次会议可不出席，将来如情况略好仍可出席。

9月29日　和周恩来致电董必武，指出：《解放日报》日内发表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社论，当作我党的表示。“告小党派不要过于乐观，要静观国民党事实表现。蒋及国民党每遇一次危机即来一次宪政欺骗，毫无诚意，不要上当。”“驻会委员第一次会请假不去，以示对参政会通过反共决议之抗议。”

9月30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公开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关于检讨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会议决定：在彭德怀回到延安以前，暂停开中央会议，待彭到后再行续开，并可用续开续断的方式，准备在七大时再作总论；从十月份起五个月内组织在延安高级干部及七大代表二三百人，讨论党史文件和《联共党史》，中央会议负责领导这一讨论。

9月底　对董必武关于国民参政会内部斗争情况以及将董的名字放在驻会委员末位的来电，写如下批语：“蒋利用邵〔62〕达其欺骗目的，仍要董但置末位，以示一拉一打，反映国民党不敢破裂，但反共是继续的。”

9月　和朱德、周恩来将山东方面查复秦启荣事件的情况电告董必武，请他依此实情答复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电文说：国民党鲁苏战区第三游击纵队司令秦启荣乃国民党派在山东的主要反共健将，一九三九年以来秦启荣部袭击八路军之事层出不穷，完全执行由重庆委托勾结日军进攻八路军之任务。“最近事件，发生于本年七月二十三日，秦启荣亲率特务大队及其所属各支队，配合伪军张步云部向八路军鲁中部队大举进攻。激战十余日，始将该部击退，战后传闻秦启荣于此役阵亡。中央社所谓八路军袭击山东友军云云，乃颠倒是非，恶意污蔑，应予驳斥。”

10月1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关于减租，指示指出：“凡未认真实行减租的，必须于今年一律减租。减而不彻底的，必须于今年彻底减租。”关于生产，指出：“党委、政府和军队，必须于今年秋冬准备好明年在全根据地内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包括公私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而以农业为主体。”关于拥政爱民，指出：“各根据地党委和军政领导机关，应准备于明年阴历正月普遍地、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以后应于每年正月普遍举行一次”。指示指出：“我党在各根据地所实行的各项政策中，举其现时最切要的，共有十项。这十项政策就是：第一，对敌斗争；第二，精兵简政；第三，统一领导；第四，拥政爱民；第五，发展生产；第六，整顿三风；第七，审查干部；第八，时事教育；第九，‘三三制’；第十，减租减息。这十大政策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只要全党认真地实行十大政策，就能达到克服困难迎接光明之目的。这个指示的第一、第二、第三部分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

同日　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电，指出：“中央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是一个重要文件，应在军队及党政民各方面广作宣传，并当作上课材料。”

10月5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社论指出：国际形势已到了大变化的前夜，现在无论何方均已感到了这一变化。在这一形势面前，国民党可能要另打主意了。十一中全会后国民党人可能打的主意，不外三种：（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二）照老路拖下去；（三）改变政治方针。社论以大量的事实，揭露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在华北、华中的反共军事磨擦没有断过，把最大的仇恨集中在共产党；而共产党则相忍为国，完全实践了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发表的共赴国难宣言中的四条诺言。社论提出：在蒋介石和国民党愿意的条件下，共产党愿意随时恢复两党的谈判。社论指出：“总之，在国民党可能采取的三个方向中，第一个，投降和内战的方向，对蒋介石先生和国民党是死路。第二个，以空言骗人，把时间拖下去，而暗中念念不忘法西斯独裁和积极准备内战的方向，对蒋先生和国民党也不是生路。只有第三个方向，根本放弃法西斯独裁和内战的错误道路，实行民主和合作的正确道路，才是蒋先生和国民党的生路。但是走这个方向，在蒋先生和国民党今天尚无任何的事实表示，还不能使任何人相信，因此，全国人民仍然要警戒极端严重的投降危险和内战危险。”这篇社论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通过关于党史学习的名单和分组，并决定：总学委以毛泽东为主任，刘少奇、康生为副主任，胡乔木为秘书；在日内召集中央会议，由各小组正副组长参加，由毛泽东报告学习和时局问题；学习时间暂定为三个月，开始从抗战后入门，然后再回到大革命、内战及抗战时期的问题，并向政治局提议在参加学习者中间公开宣布允许讨论党的路线问题。会议还决定在《解放日报》发表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社论后，《解放日报》暂停发表公开批评国民党的文件，地方性报纸仍可批评。

同日　根据本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的决定，起草中央宣传部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电，全文如下：“（一）十月五日《解放日报》发表《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及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你们收到后，除登报外，应大量印成小册，广为散发，除教育干部外，应发到国民党区域各大城市及沦陷区人民中去。这个文件就是党的方针，就是对于时局的总结。（二）《解放日报》从十月六日起，暂时停止登载揭露国民党的言论，以示缓和，看一看国民党是否有政治解决及缓和时局的趋向。十月六日起，新华总社及各地分社相互停发一切揭露国民党的稿件。但各地报纸仍应继续揭露国民党，特别是反特务斗争消息应不断在报上登载。陕甘宁边区则用地方小报登载此种消息。党内阶级教育，继续进行，绝不停止。”

同日　复电董必武，指出：“六日起解放报及新华社一切揭露国民党稿件暂时停止，风平浪静以示缓和，五日文〔63〕内并指出愿意恢复两党谈判”。“以后谈判由你担任”，见蒋介石时除表示欢迎政治解决外，应指明“整个西北国民党军队备战甚急，延安不相信政治解决具有诚意，但延安欢迎政治解决不愿破裂，如继续合作，则延安保证继续实践四条诺言，要求撤退若干军队”。

10月9日　在绥德反奸大会材料上写如下批语：“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一个不杀则特务敢于坦白，大部不抓（不捉），则保卫机关只处理小部，各机关学校自己处理大多数。须使各地委坚持此种政策。”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晋绥分局电，指出：晋绥分局范围内增加七大代表二十人，明年二月到达延安；中央十一月一日起开会，望贺龙于本月半动身，月底到延安。

10月10日　复电董必武：你应出席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第一次会议。十五日，董必武出席了这次会议。

10月14日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报告。报告首先指出：这次高干会与上次高干会不同的，就是准备打仗的问题。我们反对破裂，反对内战，但投降派煽起破裂，就要有办法对付。报告指出，我们党现在是有二十二年经验的党，有军队有根据地的党，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堪称政治上坚强的军队。我们党已有二十二年三次革命的经验，不能再容许王明路线占领导地位了。王明路线曾企图占党的统治地位，一九三八年时曾危害过党，直到六中全会才在政治上克服了。王明路线的特点是：（一）以速胜论反对持久战；（二）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独立自主；（三）军事上反对游击战主张运动战；（四）在组织上闹独立性，不服从中央，闹宗派主义。报告对十大政策作了阐述，指出当前各根据地最中心的任务是四项：第一是对敌斗争；第二是发展生产；第三是整顿三风；第四是审查干部。四项做好，党即可巩固，现在还只相当巩固，还不十分巩固。关于发展生产，报告特别讲组织劳动力的问题，指出经过土地革命和减租减息的农民劳动如果不从个体劳动转到集体劳动，则生产力还不能进一步发展。如果全体人民的劳动都组织在集体互助劳动之中，则全边区一千四百万亩耕地的收获要增加一倍以上。这个方法将来可行之全国，将来中国的经济史上要大书特书的。合作社性质基本是一个群众观点，要想到群众。群众观点是我们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报告还指出：马列主义的方法论，自我批评是一条，反对自发论的思想是又一条。在去年高干会以前自发论的思想是很流行的。要改造世界，这才是马列主义。要批评错误，要以斗争求团结。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要运用到四个范畴。第一，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要从斗争中把资产阶级提高到抗日纲领的地位，无产阶级是可以领导资产阶级的。第二，是无产阶级对农民，这是与第一个范畴完全不同的范畴，农民是我们最可靠的同盟军，对农民要以同志态度以斗争求团结，把农民提高到党的纲领的水平。第三，是无产阶级自己的队伍，以斗争求团结，统一劳动阶级，反对一切分裂无产阶级的落后思想，反对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孟什维主义思想。第四，是在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内也要发展自我批评，反对一切机会主义思想，以斗争求团结。

10月17日　致电董必武：“对蒙特巴顿〔64〕所询各项，除你处已有材料可告他外，军队五十万数目及活动地区与我党外交政策及对教会态度均可告他。”

10月19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一九四二年五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二十日，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学习这个讲话的通知：“《解放日报》十月十九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此文件决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各地党收到这一文章后，必须当作整风必读的文件，找出适当的时间，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深刻的学习和研究，规定为今后干部学校与在职干部必修的一课，并尽量印成小册子发送到广大的学生群众和文化界知识界的党外人士中去。”

10月21日　和朱德、彭德怀致电邓小平、滕代远等，指出：（一）蒋介石对陕甘宁边区军事布置仍在积极准备中。（二）决由冀鲁豫边区调三个大团，保证每团二千五百人，到达陕北，今年年底补充准备完毕，明年二月底到达陕北绥德待命。无论情况如何变化，此计划决不改变。

同日　致信侯健存大夫：“在边区政府工作的吴吉清同志（他过去是我的特务员）的小孩患病甚重，群医束手，拟请费神为他检查一下，看是否还有希望，未知可否？”

10月26日　和朱德、周恩来等致电吊唁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张一去世。

10月下旬　和任弼时、彭德怀到南泥湾视察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屯垦和生产情况。在五六天时间里，毛泽东等深入部队驻地，了解战士们的生产和生活情况。毛泽东鼓励战士们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他还说，敌人封锁我们，我们的回答就是自己动手，用我们的双手做到生产自给，丰衣足食。

10月　在国民党联络参谋徐佛观声称胡宗南部绝无进攻陕甘宁边区之意致朱德的电报上，写了如下批示：“危机并未过去，不要听信甘言。”

同月　中共中央书记处由延安杨家岭迁往枣园，毛泽东的住处也迁到枣园。

同月　毛泽东主持编辑、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的《两条路线》（上、下）成书。这部书是延安整风运动中党的高级干部研究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学习的主要的党的文件集。所收文件起自一九二二年党的二大宣言，迄至一九四三年十月《解放日报》发表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共一百三十七篇。

11月4日　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宣传要点》。全文如下：“（一）斯大林‘五一’命令中及中央‘七七’宣言中所称今年打败希特勒一节应作如下的解释。打败希特勒不但需要苏联的努力，而且需要英、美的努力，但在过去时期内，因为只有苏联单独抵抗希特勒及其欧洲伙伴，英、美两国没有执行他们在一九四二年开辟第二条战线的诺言，故使得希特勒还能继续进攻，使得希特勒还没有被打败。现在希特勒对苏联的第二个夏季攻势已经破产了，这是苏联单独作战的结果。今后世界反法西斯的任务，就是发动对法西斯阵线的进攻，最后地打败法西斯。今年十月革命节乃是整个反法西斯阵线由防御到进攻的转折点，是特别值得庆祝的。（二）日寇为了破坏我们的秋收正在整个华北进行它的秋季大‘扫荡’，我八路军及华北人民正在作英勇的反‘扫荡’战斗，一定要粉碎日寇的计划。各根据地目前时期的宣传应集中于鼓励人民配合军队粉碎敌人的进攻，保卫秋收，打击敌伪的‘蚕食’政策，扩大我们的根据地。”

11月5日　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致电斯大林、苏共中央和苏联全体军民，热烈庆祝十月革命二十六周年，庆祝红军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伟大胜利、庆祝莫斯科三国会议及中国参加的四国宣言〔65〕的伟大成功。并表示：中国人民将永远和苏联人民携手并进，团结一致，争取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11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办公厅为庆祝十月革命二十六周年举行的干部晚会并讲话，指出：在这一年之中，苏联红军的胜利转变了战争的全局，关系于整个人类的命运。讲话肯定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所取得的成功，指出：“不久的时间内，我们将看得见第二战场的实行开辟，从东西两面夹击希特勒而打败他，决定地解决欧洲的问题。欧洲问题解决，就是折断了整个法西斯的脊骨与右手，剩下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左手，也就不难打断了”。讲话表示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将同全国爱国的军民一齐努力，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国家。

11月7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调陈毅来延安参加七大，就此谈通历史和现在的一些问题，新四军军长职务由张云逸代理。八日，毛泽东致电陈毅并告饶漱石，指出：“我们希望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如陈来延参加七大，并在此留住半年左右，明了党的新作风及应作重新估计的许多党内历史上重大问题，则一切不和均将冰释，并对党有极大利益。“陈来延期内职务由云逸暂行代理，七大后仍回华中，并传达七大方针。”

11月10日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第八期开学时作整风动员讲话，指出：“我党自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九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

11月11日　和朱德、彭德怀致电邓小平、滕代远等，指出：“敌正在加紧对华诱降，蒋仍未放松对边区军事准备，我为推迟内战，坚持敌后抗战，尽可能屯兵陕北，是十分必要的”。望以六团单位补足七千五百人，由杨得志〔66〕率主力五千人，年底或明年正月初出动来延安。

11月12日　和朱德参观延安市为促进陕甘宁边区经济繁荣、便利商品交易举行的为期一月的骡马大会。毛泽东、朱德细心观看，关心和询问商家的营业情况，许多货摊主人纷纷起立表示欢迎。

11月13日—27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一期间举行的会议，会议继续批评陈绍禹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在发言中说：遵义会议以后的路线和遵义会议以前的路线，是马列主义和非马列主义的区别。遵义会议前被诬为机会主义者的，今天已变为主要领导者。但这个码头仍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这是一个矛盾，已经忍耐了多少年，从前年九月会议到现在又忍耐了两年，我还要求同志们再忍耐一下，不忙解决这个问题。遵义会议只集中解决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当时军事领导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时，由于王明的回国，进攻中央路线，结果中断了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路线。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我只对持久战、游击战为主、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是坚持到底的。六届六中全会，我对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是作了否定的结论的，但当时没有发表。六中全会的很好的条件是王稼祥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前年九月会议，提到抗战时期党的路线问题，王明坚决不承认路线错误。我说不说路线错误也可以，但有四个原则错误，即（一）速胜论，（二）运动战，（三）对国民党只要团结不要斗争，（四）组织上闹独立性。但王明仍不承认，不久来了反攻，说他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央路线是错误的。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是马列主义的灵魂。有许多同志喜欢作总结，而不喜欢分析问题。综合是分析的结果，分析是综合的手段。统一的东西必须经过分析，发现问题，暴露问题，分析问题，才能有正确的结论。我们的目的是揭发路线错误，又要保护同志，不要离开这个方向。洛川会议我提出抗战后主要危险是右倾，大家都没有了解。在革命中，资产阶级采取暴力政策，革命队伍容易出“左”倾机会主义；资产阶级采取改良政策，革命队伍容易出右倾机会主义。蒋介石在他的阶级敌人面前是警觉、坚定、明确的，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一点，他是阶级政治家。大革命时，我们第一个失败的关键是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我主张反击，因我们有三分之一，左派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一，左派很赞成，结果我们自动退却。《联共党史》上很少提“路线”二字，中国同志就喜欢咬此二字，以后少用为好。

11月13日　中直、军直第二届生产展览会开幕。毛泽东为展览会题词：“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们应时刻注意的，庆祝今年生产的胜利。”

同日　在董必武十一月十二日关于蒋介石等一再询问周恩来是否以及何时从延安出来到重庆的来电上批示：“拟答：周三年在渝无事可做，在国民党未真想合理解决问题以前，不拟出来，各事可经董谈判，如至真能合理解决问题时，周可以出来。”十五日，复电董必武：“可告国民党，周在渝三年无事可做，暂时不拟出来，董被委以全权与彼方谈判一切问题。”

11月22日—26日　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在开罗举行美、英、中三国首脑会议，讨论联合对日作战的计划，作出在滇缅路发动对日作战的决定，并签订开罗宣言。宣言表示三国的宗旨是：剥夺日本从一九一四年以来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的一切岛屿，把日本侵占的领土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等等。宣言坚持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

11月28日—12月1日　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德黑兰举行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讨论对德作战中的一致行动和战后和平等问题，签订了德黑兰总协定和德黑兰宣言。总协定规定美、英等国应于一九四四年五月发动诺曼底登陆战役，开辟欧洲第二战场。

11月29日　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作题为《组织起来》的讲话，指出：陕甘宁边区一年来组织群众进行生产运动，取得很大的成绩。把群众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我们有打仗的军队，又有劳动的军队。打仗的军队，我们有八路军新四军；这支军队也要当两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我们有了这两支军队，我们的军队有了这两套本领，再加上做群众工作一项本领，那末，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目前我们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好像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这个讲话编入《毛泽东选集》。

11月下旬　派人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接邓宝珊〔67〕、续范亭到自己住处谈话，朱德、周恩来在座。毛泽东说：国民党可能采取三个方向，第一个是直接投降和内战方向，这条路是走不通的；第二个是一面假装抗日，一面积极反共，这条路最终也是行不通的；第三个是根本放弃法西斯独裁和内战政策，这才是一条生路，我们大家必须为此而努力奋斗。三民主义必须通过三大政策来实现。现在日本的困难越来越大，抗战胜利在望，只须国共两党继续努力了。

12月1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我们现在的纲领很简单，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一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是如此。这里面有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人民大众很多，首先是几万万农民，其次是几千万小资产阶级，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资产阶级也参加，抗日时期地主也参加，但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许多同志如王明同志就不了解这一点。

12月4日　复信续范亭。信中说：“贵体虽有起色，但看东西仍不宜太多，请加注意。邓先生西北人望，调护国共关系，出力甚多，此次南行，讲了许多好话，我们心中感谢他。惟此次见面，似不满足，因我们未谈具体办法。其实我们毫无具体办法，例如撤消封锁，承认边区，恢复新四等等，除听候国民党解决外，我们方面是毫无办法的。边区周围情况仍紧，惟国际环境日好，日寇又有进攻之势，时局或可不走向决裂。明年春夏尚有一关，过了此关，或有好转之望。”

12月9日　参观陕甘宁边区第三届生产展览会后，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办公厅邀请十七位劳动英雄座谈生产经验，包括移民、打盐、义仓、部队生产、变工扎工及合作社等问题，鼓励他们要将这些生产经验在群众中广泛宣传，使这些经验能指导全边区人民的合作生产。

12月10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各军政治部电，指出：“明年军队的拥政爱民运动及民众的拥军运动应规定于旧历正月举行，不应在阳历一月举行，以便利用群众过旧历新年的习惯。应规定明年旧历正月全月为拥政爱民月及拥军月，以便各地各部在这一个月内选择一周或两周举行这个运动。”

12月14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主要讨论高级干部学习党的路线问题，决定：学习时间为半年，从今年十一月起至明年四月底；学习的课本为六种，即《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两条路线》上下册；学习要展开争论，提出中心问题，开展自我批评，要联系实际材料，要有历史观点等等。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组织由任弼时、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参加的政治工作委员会，以任弼时为主任，陶铸为秘书。

12月16日　和彭德怀复电邓小平，指出：“努力生产，注意积蓄，准备迎接更加艰苦局势之到来，这是完全对的，请你坚持此方针”。复电着重分析目前国际形势及敌后的任务，指出：“开罗会议，打击了日本诱降（但未最后放弃），堵塞了蒋介石寻求妥协之门，给与澎湖、台湾、满洲支票，可能招致日寇正面进攻之祸。德黑兰会议肯定开辟欧陆第二战场，与蒋希望快在太平洋反攻相违背。胡蒋此次由开罗飞返重庆不及前次废约之大吹大擂、兴高采烈了。时局于抗日、革命是极为有利的，但困难仍在增加（如开罗会议可能促使日本财阀间军阀间各派别之矛盾减少而较前更妥协团结，坚持持久战争等），特别处于敌后之华北须有充分准备，再坚持三五年，防止在德黑兰、开罗会议及苏联不断胜利下，引起轻敌，放松长期准备。请随时注意各区实际情形予以纠正。”

12月17日　在读了刘少奇六月二十八日关于人性、是非、善恶等问题致续范亭的信后，写信给刘少奇。信中说：“一气看完了你这一篇，前后看了三遍。并且率直批上了我的意见”。“我也没有研究透彻，不能说我批的全都无错，还请你看后告我。”毛泽东的批语主要有：人和其他动物“最基本区别是人的社会性，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从事社会生产的动物，人是阶级斗争的动物（一定历史时期），一句话，人是社会的动物，不是有无思想。一切动物都有精神现象，高等动物有感情、记忆，还有推理能力，人不过有高级精神现象，故不是最基本特征。”关于思想在根本上不能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主观在根本上不能离开客观而独立存在，“这是两个问题，思想不能离开物质，精神现象是人脑的属性，讲的是脑子与脑子的属性的关系，一种物质运动形态与别一种物质运动形态（精神是一种特殊的物质）的关系，这是一个问题。主观反映客观，讲的是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内心与外物的关系，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关于人的自然本质、人的自然本性，“当作人的特点、特性、特征，只是一个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的动物，自然性、动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人是动物，不是植物矿物，这是无疑的，无问题的。人是什么一种动物？这就成为问题，几十万年直至资产阶级的费尔巴哈还解答得不正确，只待马克思才正确地答复了这个问题。即说人，它只有一种基本特性——社会性，不应说它有两种基本特性：一是动物性，一是社会性，这样说就不好了，就是二元论，实际就是唯心论。”“所谓是非善恶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地发展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不同阶级的不同真理观，这就是我们的是非论。道德是人们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这就是我们的善恶论。把人性分为自然性、社会性两个侧面，并承认自然性是无善无恶的，就给唯心论开了后门。”“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12月20日　致信胡乔木：“请你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不论是翻译的，写作的，搜集若干种给我。听说有个什么苏联作家写了一本猴子变人的小说〔68〕，我曾看过的一本赖也夫的社会学〔69〕，张伯简也翻过（或是他写的）一本《社会进化简史》〔70〕，诸如此类，均请收集。”

12月22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反特务斗争问题，决定将以下意见分别传达到各系统高级干部，加以研究后再交书记处最后决定。传达的意见主要有：（一）指出延安反特务斗争的过程，是由熟视无睹（指反特务斗争前）到特务如麻（指“抢救”运动以后），现在应进到甄别是非轻重的阶段。（二）指出“抢救”运动以来的反特务斗争，要从两方面去进行工作检查。好的方面：真正清查出一批特务分子；发现与培养了一大批有能力的干部；打破了官僚主义，提高了工作效能；暴露了许多人的错误，如贪污腐化等；深入地进行了阶级教育。阴暗的方面：夸大特务组织，甚至弄成特务如麻；某些部门或某些地方产生了群众恐慌的现象；有些部门被特务分子利用进行破坏；相当普遍地发生了怀疑新知识分子的现象；忽略统一战线，许多干部对统一战线的观念降低。（三）今后延安审查干部应转入新的阶段，即甄别是非轻重的阶段，须采用分析方法，将坦白分子分为六类：特务分子、变节分子、党派分子、被特务利用的分子、党内犯错误分子、完全弄错的分子。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对特务分子也要分清重要的与普通的，自觉的与被迫的，首要的与胁从的。有许多青年在抗战初期加入国民党，是为了抗日，不是错误，他们的错误是没有向党报告。

同日　关于陕甘宁边区生产与财政情况及对太行区发展生产与贸易的意见，和朱德、彭德怀致电邓小平、滕代远、杨立三，指出：“边区生产运动已普遍展开，农业（牲畜、粮、棉）手工业特别毛棉织物均有显著增加，变工扎工、劳动英雄起组织增产的重大作用。在贸易上出入口可平衡，经济上已开始建立了自给基础。惟财政开支过大，尚未做到收支平衡，因此本币仍低于法币，中央已在注意调节开支中。”“太行最主要入口是盐，出口是核桃、花椒。在敌人加紧经济封锁情形下，必须用一切办法开发冀南及南乐、清丰一带之小盐，经过群众及伪组织关系运太行。政府并须确实掌握调济市场，稳定粟价，推销花椒出口（怕封锁）换取必需物资入口（主要是盐）。至于核桃自己可以榨油，不怕封锁。胡麻是敌必需品，封锁与敌不利，目前封锁是表面现象。并请注意克服政府中某些同志手工业生产上的垄断思想。”

12月24日　致信刘少奇，向他介绍《从猿到人》一书中编入的恩格斯的两篇短文《劳动在由猿进化到人的过程中的作用》和《人类进化的过程》（《〈自然辩证法〉导言》中的一段），“十分精彩，可以看”；编入的郭烈夫〔71〕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达尔文主义》一篇，“亦可一阅”。信中并说：“郭烈夫的《唯物论》，瞿秋白曾有译本，我看过，还好，后来听说他犯有错误，我还不知其错误究在何处。我正在找其他唯物史观的书看，看后再送你。”

12月25日　关心从华中来延安参加七大途中的陈毅，本日电嘱邓小平：“陈毅同志到时，请告他可在沿途略作休息，以免过劳，大会要在四月后开。”

12月27日　和康生致电中共中央华中局转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师，山东分局，第五师，指出：“反特务斗争必须坚持少捉少杀及少捉不杀方针，才能保证彻底肃清特务及虽有弄错及诬陷（可能有大部被弄错，可能有一部被诬陷）亦留有最后挽救之余地。”“应通知下级对于证据确实的特务分子一九四四年一年之内不许杀害一人，延安、陕甘宁边区及晋西北今年反特务运动中清出大批特务没有杀一人，故虽有许多被弄错的，被诬陷的，因党内错误被误认为特务的，仅有党派问题但未作坏事亦被认为特务的，均得在复查过程中加以平反。此种经验，值得注意。”

12月28日　关于组织研究陈绍禹、秦邦宪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问题，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饶漱石、罗荣桓，黄敬〔72〕，邓小平，程子华、林枫电，指出：“政治局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指示电，日内即可发给你们。你们应很慎重地组织这一研究。参加研究的高级干部范围目前不宜太多，每一分局所属地域内约在一百人至二百人左右为适宜，名单应由中央局或分局决定。”“在干部研究前，中央局及分局委员须作讨论，在思想上酝酿成熟，然后领导干部研究。此种研究的性质是整风的深入与高级阶段，其目的是使干部提高认识与增进统一团结，并为将来讨论七大决议作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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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代理书记和新四军代理政治委员。

〔2〕 张际春，当时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代理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43年1月6日后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部长。

〔3〕 亥马，即12月21日。

〔4〕 指抗大总校附设陆军中学，1942年5月在河北邢台县成立。

〔5〕 王中，当时在中共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负责行政管理工作。

〔6〕 指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即公元1940年。

〔7〕 指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

〔8〕 王鹤寿，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科科长。

〔9〕 关于时局问题，毛泽东在1943年3月2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又作了补充说明：罗斯福企图先打败日本，丘吉尔则主张先打败德国，后打日本。苏联计划打日本由美国、中国担负，打德国由英国、苏联对付。日苏不战是世界局势的一个枢纽，国共关系要看日苏关系的变化。

〔10〕 1943年3月中旬，在新四军对日军的反“扫荡”作战中，韩德勤率总部特务营和保安第3纵队王光夏部等，西渡运河，侵入新四军淮北根据地的中心地区，经多次劝说、警告其退出，均无效。韩部捕杀根据地的地方工作人员，收缴地方武装枪支，抢掠财物等，遂引发新四军与韩部的冲突，在冲突中韩德勤被俘。

〔11〕 蒋鼎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总司令。

〔12〕 庞炳勋，当时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24集团军总司令。

〔13〕 1943年3月25日，陈毅由新四军军部到达第4师师部，主持同韩德勤的谈判。27日，陈毅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在蒋介石对韩德勤问题下决心之前，主动送韩出境。中央同意陈毅的建议后，新四军于4月1日礼送韩德勤出境，发还人枪，并划定活动区域，《新四军陈毅军长与韩德勤会谈备忘录十条》也在当天签订。

〔14〕 中共中央书记处1943年4月5日会议决定由叶剑英起草给何应钦的复电，答复何应钦关于国共磨擦向共产党方面提出的一些问题。

〔15〕 指5月5日马克思诞辰纪念日。

〔16〕 194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50岁生日，党内一些同志酝酿为他祝寿，并提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17〕 指党务广播稿。

〔18〕 蒋、庞，指蒋鼎文、庞炳勋。

〔19〕 周恩来1943年4月28日致电毛泽东、朱德，指出根据各方情况和刘斐的信，估计国民党有在报上公开反共的可能。请即将最近八路军、新四军作战和配合友军的情况以及他们进攻我军情况电告，以便将前者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并向外国记者宣传我们的战绩。

〔20〕 何，指何应钦。张，指张治中。

〔21〕 刘志丹在红军东征期间于1936年4月14日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牺牲。后葬于陕西子长县瓦窑堡，1943年5月由瓦窑堡迁葬于志丹县新建的陵园内。

〔22〕 1943年5月1日，彭德怀关于他写的《论公营商店》一文致信毛泽东：“最近与华北来延某些干部谈及公营商店未得到解决，特别冀鲁豫、山东、太岳问题更多些，即延安最近会议虽然解决了许多问题，但金融政策及公营商店似还欠明确方向，我写了一个《论公营商店》，请审阅，如无多毛病，请加以修改后，最好以社论名义发表。”

〔23〕 高，指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理政治委员。贺，指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八路军第120师师长暨晋绥军区司令员。

〔24〕 国民党联络参谋陈宏谟、郭亚生1943年2月从延安撤回重庆，由徐佛观、郭仲容接替他们的工作。

〔25〕 太南，指太行山南部地区。

〔26〕 孙殿英，原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第24集团军新编第5军军长。1943年4月战败投降日军，后任伪南京政府第24集团军副总司令。

〔27〕 袁任远，当时任陕甘宁边区绥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绥德警备区政治委员。

〔28〕 孔原，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部部长。

〔29〕 少文，即刘少文，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情报部部长。

〔30〕 董，指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在周恩来回延安期间负责南方局工作）兼宣传部部长和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

〔31〕 李仙洲，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第28集团军总司令。

〔32〕 富、甘，指陕西富县、甘泉。

〔33〕 巳巧，即6月18日。

〔34〕 1943年6月12日，西安劳动营训导处处长、复兴社特务分子张涤非，召集只有9个人参加的所谓西安文化团体座谈会，在张涤非操纵下通过他事先写好的攻击马列主义已经破产、要求解散中国共产党的反动电文。

〔35〕 朱德于1943年7月4日致电胡宗南，7月6日致电蒋介石、何应钦等，抗议国民党军进犯陕甘宁边区的挑衅行为，要求制止内战，呼吁团结。

〔36〕 指萧劲光。曾任八路军留守兵团主任。

〔37〕 中部、州，今陕西黄陵县、彬县。

〔38〕 江，即3日。

〔39〕 灰日，即10日。

〔40〕 支日，即4日。

〔41〕 张道藩，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42〕 吕正操，当时任八路军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司令员。1943年9月到达晋西北，同年11月任晋绥军区司令员。

〔43〕 萧克，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1943年8月任代理司令员）。

〔44〕 程子华，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政治委员。

〔45〕 董钊，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战区第34集团军第16军军长。

〔46〕 熊式辉，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驻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

〔47〕 薄一波，当时任中共太岳区委员会书记、八路军太岳纵队政治委员、太岳军区政治委员。

〔48〕 徐，指徐永昌，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

〔49〕 蔡树藩，当时任八路军第129师政治部主任兼太行军区政治部主任。

〔50〕 苏振华，当时任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副政治委员。

〔51〕 指中共中央北方局。

〔52〕 刘，指刘伯承。邓，指邓小平。杨，指杨秀峰，当时任晋冀鲁豫行政委员会主席。黄，指黄镇，当时任八路军第129师政治部副主任。

〔53〕 史迪威尔，即史迪威，当时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任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

〔54〕 王克敏，当时任汪精卫伪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55〕 弼、康、刘、周，指任弼时、康生、刘少奇、周恩来。

〔56〕 指在毛泽东主持下编辑的《两条路线》。

〔57〕 指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1943年9月18日至27日在重庆召开。

〔58〕 指艾思奇写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一文。这篇文章发表在1943年8月11日《解放日报》。

〔59〕 罗果夫，当时任苏联塔斯社中国分社社长。

〔60〕 指《六大以来》。

〔61〕 指《新华日报》将在1943年10月10日发表的社论。

〔62〕 邵，指邵力子，当时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宪法促进委员会秘书长。

〔63〕 指《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及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一文。

〔64〕 蒙特巴顿，即蒙巴顿，英国勋爵。当时任东南亚盟军最高指挥官。

〔65〕 1943年10月19日在莫斯科开始举行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拟定了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并邀请中国参加这一宣言。10月30日，三国外长与中国驻苏联大使在这一宣言上签字。

〔66〕 杨得志，当时任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司令员。

〔67〕 邓宝珊从西安返榆林途中于1943年11月下旬到达延安，停留半个月。当时邓宝珊偶感风寒而患病，毛泽东着人送去狐皮10件给他做大衣衣料。

〔68〕 苏联科普文学作家伊林、谢加尔夫妇合著的《人怎样变成巨人》一书。

〔69〕 赖也夫斯基著、陆一远译的《唯物的社会学》一书。

〔70〕 伯简，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社会进化简史》是他编纂的。

〔71〕 郭烈夫，苏联哲学家、历史学家。

〔72〕 黄敬，当时任中共中央冀鲁豫分局书记、冀鲁豫区委员会书记兼宣传部部长、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

1944年　五十一岁

1月5日　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发出关于学习与发行《毛主席三大名著》的决定。《毛主席三大名著》包括《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是晋绥分局一九四三年十月印制的。决定指出：毛泽东的三大名著，是指导中国革命解放人民的理论武器与具体方略，所有共产党员都应熟读深思，领会贯通，并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各机关部队应认真组织学习讨论，作为经常课本。

1月9日　致电董必武，请他转交给郭沫若〔1〕的电报。给郭的电报说：“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

同日　晚上，观看中共中央党校俱乐部演出的平剧《逼上梁山》后，写信给该剧的编导杨绍萱、齐燕铭〔2〕：“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1月10日、11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聂荣臻关于晋察冀边区工作报告。毛泽东在听取报告时，对一些问题作了插话。关于农业生产，他说：用组织起来的办法，可以克服缺乏劳动力、缺乏肥料等困难。关于百团大战，他说：在群众中应该说打得好，在高级干部中也要说明百团大战是英勇的，只能在战术上加以说明。关于政权问题，他说：虽然非党人士比党员少，但能吸收中间人士，有很大的影响，使我党有所顾虑，不致变成清一色。现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只有几个非党人士，有很大的影响，能进行合法斗争，这种法治的斗争能够教育我们。关于整风审干，他说：过去延安重视知识分子，不重视工农分子，“抢救运动”以来，又走到完全不相信知识分子。现在应估计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好的。关于国民党问题，他说：除非国民党下决心跟我们破裂，否则我们不应与它破裂。会议通过中央书记处对晋察冀分局干部扩大会议的指示。

1月10日　看了彭德怀一九四三年六月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地委干部整风学习会上作的《关于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发言的记录稿后，写信给彭德怀：“看了十二条的分析，你是用了心的，这种研究态度是很好的。内容也是一般地正确的，只是在个别地方有些缺点。”毛泽东对发言记录稿批注了意见。在记录稿“必须使得党不把自己看成为国会选举机构的附属物……而应看作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联合之最高形式”这句话旁批注：“党是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工会、合作社、军队、政府（与其他阶级联合的）、国会党团等阶级联合的一切形式，均须受党的领导，中国党是照这一条建立的，但在党员中认识不很深刻。”在记录稿“一九一五年出版的《新青年》……在后一时期实际上起了中国共产党党报的作用，成为青年运动的指导刊物”这句话旁批注：“《新青年》传播了共产主义思想，但还不是党报。”在记录稿“大革命的后一时期，陈独秀犯机会主义，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于是大革命也就失败了”这句话旁批注：“加上客观原因。”在记录稿“二七年，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暴动，创造了红军的基础”这句话旁批注：“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广州暴动创造了红军。”在记录稿“我们华北党基本上是执行了中央路线”这句话旁批注：“就华北全党来说，就整个六年半来说，应该说执行了中央路线。”并删去“基本上”三字。在记录稿“必须认真进行整风工作”这句话旁批注：“地方要去掉官僚主义作风，军队要去掉军阀主义作风，全党要去掉教条主义作风。”

1月12日　和刘少奇复电张云逸、饶漱石，指出：“如果敌军放弃无为，顽军向无为大举进攻时，同意你们的意见，七师主力转到含、和〔3〕地区，而以一部留巢、无〔4〕坚持游击。又沿长江两岸，特别由安庆至九江一段尚有发展可能，应加派得力部队前去建立游击根据地。”

1月18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有关区党委电：“为保持国共间之平静，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起见，请你们通饬有关各部队，对于国民党军队，我军谨守防地，不得发生由我启衅之任何事件。仅在彼方进攻时，我应执行自卫原则。如发生大的事件，须先行报告，待命处理。”

1月19日　复信林伯渠：“来示诵悉，生产节约今年必比去年有更好成效，你个人的计划〔5〕能实行，必有好的影响。我也定了一点计划，准备实行。”

1月24日　审改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对坦白分子进行甄别工作致邓小平，饶漱石，林枫、程子华的电报。在电报的“有党派问题的分子，被欺骗蒙蔽的分子及仅属党内错误的分子三类，占绝大多数，这种估计大致合乎事实”之后，毛泽东加写：“这些人在分清是非后，均应平反，取消特务帽子，而按其情况作出适当结论。”在电报的“要教育同志认清：从党内清出特务固然是成绩，从坦白分子中”之后，毛泽东加写：“将弄错了的人平反同样是成绩，而且是完全必要的。但这种平反，不是在反特务斗争正在高潮之时，而是在高潮过去，特务已经清出之后，由领导同志先向高级干部解释明白，对于所有坦白分子进行复查，根据复查结果而加以平反。”在电报第三个问题的末尾，毛泽东加写：“在反特务斗争中要注意保护知识分子。”

1月　会见国民党联络参谋郭仲容。郭征询关于两党合作的意见，毛泽东答：中国共产党拥蒋抗战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始终不变。郭要求林伯渠、朱德、周恩来赴渝，毛泽东答：林、周或可先后赴渝。郭又提及何白“皓电”和西北军事二点，毛泽东答：谈判可以何白“皓电”为基础，反攻时胡宗南部与边区部队可按比例开赴前方。

2月4日　复电董必武，指出：“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而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年上半年我们应做些工作。除延安报纸力避刺激国民党，并通令各根据地采谨慎步骤，力避由我启衅外，拟先派伯渠于春夏之交赴渝一行，恩来则准备于下半年赴渝。”

2月7日　延安市人民秧歌队、市政府和群众团体的代表到中共中央所在地杨家岭，向毛泽东献旗。毛泽东会见他们并讲话，说：我代表中共中央欢迎你们。我们共产党人要更加努力工作，把工作做得比过去更好，来回答你们。现在全世界全中国都在团结一致打法西斯，我们边区党政军民已经团结一致，今年更要团结一致，为增加生产，巩固后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努力。边区已有进步，今年还要进步，共产党人愿意和边区人民打成一片，听取人民的意见，使工作做得更好些。

2月8日　为中央总学委起草复山东省文协要求解释鲁迅诗中“千夫指”的含义的电报，指出：“鲁迅虽借用‘千夫指’古典的字面，但含义完全变了，你们的解释〔6〕是不适当的。”

同日　在金城〔7〕六日关于“抢救运动”冲击到钱拯〔8〕及其子女的一份报告上批示：“钱拯应优待他，他可能不是汉奸，他的子婿是否是特务也还是疑问，如不是，应平反的。”

同日　致电罗荣桓：“你的病况，中央同志大家关心。因来电所述病情甚为严重，故我们复电在山东医治，如不可能则去上海，实含若干冒险性质。究竟近情如何，是否完全不可能在山东医治，又是否完全不可能来延安而非去上海不可，如果去上海又如何去法，均望详告。”

同日　起草朱德致阎锡山电，对国民党军第六十一军节节迫近薄一波部一事〔9〕，提出“目前抗战阵营亟需团结，六十一军行动，请予制止，免起冲突”。

同日　和朱德、彭德怀复电滕代远〔10〕、邓小平，指出：“目前须争取时局平静，不生波澜。六十一军东进，可能是蒋、阎设置的挑衅计划，迫我冲突，造成口实。”“应付方针，除此间电阎请加制止外，你处应令太岳部队先行忍让，不和它冲突，去信六十一军交涉撤回，顾全大局；同时集中兵力于适当地点修筑防御工事，彼若坚决来攻，然后以后攻姿态打击之，但非至最后不得已时，不要发生冲突。”

2月9日　和朱德、彭德怀再致电邓小平、滕代远、杨立三〔11〕等：“日寇有进攻西北企图，阎部东进目的在挑起国内冲突缓和日寇进攻，我们万万不可中计。阎部东进无论多少，我军应让出一块地方，坚持不打政策，至少六个月内不得发生冲突。特达，望遵照勿误。”

2月14日　关于浙东新四军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问题，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张云逸、饶漱石电：“你们取自卫立场是必要的。为着打击进攻的顽军采取迂回动作也是必要的。”

2月17日　会见国民党联络参谋郭仲容，告以中共中央决定派林伯渠赴重庆谈判，行期在三月十二日以后，郭仲容可以随行。次日，毛泽东将会见郭仲容的情况写信告诉林伯渠。

2月22日　和朱德复电邓小平、滕代远、杨立三：“杨得志部既到太行，休息数日后，即率部及新兵经晋西北来边区，赶上春耕生产。”

2月24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七大的准备工作和党的历史问题等。关于七大的准备工作，决定由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刘少奇作组织问题（包括党章）报告。关于党的历史问题，决定：（一）陈绍禹、秦邦宪的错误应视为党内问题。（二）临时中央与五中全会因有国际承认，应承认是合法的，但必须指出合法手续不完备。（三）学习路线时，对于历史上的思想问题要弄清楚，对结论必须力求宽大，目前是应该强调团结，以便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四）在学习路线时，须指出六大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六大是起了进步作用的。（五）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时期，也不采取一切否定的态度，凡做得对的，也应承认它。关于宪政问题，会议决定在延安举行宪政问题座谈会，中央对各根据地发一关于宪政运动的指示。

2月26日　关于在审干坦白运动中应注意的问题，和康生复电邓小平、滕代远，指出：“你们的审查干部工作，已进入坦白运动，并收到一些成绩，这是很好的。为使今后工作更能顺利正确进行，必须认识反奸斗争是一种隐蔽的尖锐的斗争。因为敌人是隐蔽的，所以在未发现特务之前，党内一般的倾向，是麻木不仁，熟视无睹，又因为斗争是尖锐的，所以在已发现特务之后，特别是进入坦白运动之时，党内倾向就容易转入‘特务如麻’、‘草木皆兵’。这种先右后‘左’，常常是反奸偏向的一般规律，而且从右到‘左’，时间可能是很快的。”“在没有开展反奸斗争的地方，应纠正右的倾向，在已开始发动群众反奸斗争的地方，应防止‘左’的偏向”。电报还指出：特别是在进入坦白运动的地方，应注意下列问题：（一）“要灵活地运用坦白运动，不要机械地搬运延安各机关的经验。”（二）“要正确地估计敌人的力量。”“不要把一切从敌区及国民党区来的学生、知识分子、军人、文化人、技术工作人员等等，一切犯过错误的半条心的人，一切坦白分子及逮捕了的犯人，都看成是特务分子；不可将一切敌后或大后方党的组织或左倾革命团体，都看成是红旗政策的特务组织。”（三）“在坦白运动中，要不断教育干部进行调查研究工作，搜集真凭实据，不要轻信口供，使所有干部懂得没有调查研究，没有真凭实据，要判别一个人的是非轻重是很困难的”。（四）“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不超过可疑分子的百分之五）的原则，不要在坦白大会上把不坦白的人就实行逮捕。在已经发动坦白运动的地方，要在干部和群众中深刻地广泛地进行反对逼供信的教育，详细地讨论中央的各种指示，使他们懂得逼供信的绝大危险，绝大害处，不仅可以冤枉同志，而且必然会中特务的诬害阴谋。”“因此你们要不倦地进行教育，订出一定的条例，宣布一定的纪律，而且要随时进行检查工作，时时地反对逼供信的错误。”“以上几点，我们不是说你们已经犯了这些偏向，而是根据各地经验告诉你们，提起你们注意。”这一电报还发给华中局、山东分局和晋察冀分局。

3月1日　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关于宪政问题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的指示，指出：“（一）在国际国内形势逼迫及舆论要求下，国民党不得不于十一中全会允许于抗战结束一年后实行宪政，并允许各地在其种种限制下讨论宪政问题，虽其目的在于欺骗人民，借以拖延时日，稳固国民党的统治，但是只要允许人民讨论，就有可能逐渐冲破国民党的限制，使民主运动推进一步。（二）中央决定我党参加此种宪政运动，以期吸引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于自己周围，达到战胜日寇与建立民主国家之目的。（三）除我党代表已参加重庆方面国民党召集的宪政协进会会议外，延安亦已举行宪政座谈会。各根据地亦可于适当时机举行有多数党外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借以团结这些党外人士于真正民主主义的目标之下。并向党内干部说明党对宪政运动的政策，防止过左过右的偏向，检查‘三三制’执行情形，力求巩固与非党人士的民主合作。”

3月5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的长篇讲话。

关于路线学习问题，讲话指出：（一）党内党外问题。在去年党的路线学习中，有部分同志对王明、博古同志怀疑是党外问题，现在确定是党内问题。（二）合法与非法问题。过去有同志认为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非法的。现在看到洛甫反省笔记中说到临时中央共产国际来电批准过，在当时上海严重情况下有上海国际代表机关批准，五中全会也经过共产国际批准，根据这一点是合法的，但选举手续不完备。确定了上述决定后，就好检讨四中全会是否是政治路线的错误。四中全会经过共产国际与中央的承认，这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政治内容是不好的。（三）思想弄清与结论宽大问题。我们自整风以来就是治病救人的，在清查党内历史中有人怀疑好像不是治病救人的方针，现在我们的方针，还是在思想上要清算彻底，组织结论要慎重和适当。过去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除反张国焘斗争外，有两次大的斗争，即反陈独秀与反李立三的斗争，那时在思想上没有很彻底的讨论，但结论作得严重，因此未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前车之覆并没有成为后车之鉴。这一次我们要在思想上弄清楚。过去未做过认真研究理论和研究历史的工作，对犯错误者只是惩罚。没有认清立三路线的错误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急性病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的必然性，不是个人的偶然现象，而是社会现象。中国社会最基本特点是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社会，党对这个问题要慎重处理。我们要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要强调个人问题，因此我们的组织结论可以宽大些。这个方针现在就要宣传解释，使同志们了解实行这个方针的必要。思想要弄清，结论要宽大，对党才有利。对抗战时期也许不在七大作结论。七大只作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的结论，这个结论应取得经验教训，要照顾以后，不重视惩办，只作政治结论，以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四）不要反对一切。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也不要一切否认。当时我与博古在一起工作，有共同点，都要打蒋介石，分歧点就是如何打蒋介石，就是策略上的分歧。在土地问题上，六大决议是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雇农、贫农、中农，争论是在没收土地后博古等主张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我是不同意的。如果把过去一切都否认就是一种偏向，我们要分析，不要笼统地一概否定。我在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也说到要保留好的东西，这才是实事求是。（五）对六大的估计。在讨论中有少数同志企图否认六大，有人说六大基本上是错误的。我认为六大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大指出革命性质，提出十大政纲，指出形势是两个高潮之间，反对速胜论，提出要争取群众，六大的基本精神是有群众观点的。（六）党内的宗派是否还有？我认为经过几次分化是没有了。经过遵义会议的分化、抗战初期的分化，又经过这次的分化，现在是没有这个宗派了。去掉这个包袱才合乎事实，利于全党的团结。现在比较严重的是山头主义，这种东西相当妨碍我们的合作，在党政军民关系上表现还严重。（毛泽东关于路线学习讲的这六条方针性的意见，得到政治局会议的赞同和批准，成为政治局的结论。）

关于工作作风问题，讲话指出：经过整顿三风、审查干部和路线学习，最近有些领导同志的工作作风有进步。但从全党来说这个作风问题还很严重，在某些环节中还有相当多的人存在这个问题，主要问题是脱离群众和不用脑子想问题。作风不改变，不仅个人无成就，大则会使革命丧失前途。

关于时局和方针问题，讲话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打内战。我们是不愿打内战的。去年下半年给国民党的政治攻势，逼出了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声明对共产党问题要政治解决。现在我们还是处在困难的地位，例如经济困难、党内整风和反特斗争没有弄好，我们要有一年的和平环境才能完成上述工作。我们的七大也要抓住三民主义和四项诺言，强调避免内战，集中力量抗日，强调战后和平。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议陈云参加西北局领导，任财经办事处政治部主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由彭真代理。

同日　和康生、彭真复电黎玉、萧华〔12〕并告中共中央北方局，指出：“鉴于过去湖西锄奸错误的影响，至今在党内党外尚未完全消灭，因此山东分局对审干及反特工作，必须十分细心，正确掌握中央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坚决反对逼、供、信路线，有准备有步骤地慎重进行，今年不要普遍举行”。“再则审干反特，你们二人均须亲自参加，取得经验”。

3月9日　周恩来受毛泽东、朱德及中共中央的委托，致电董必武转外国记者团，热烈欢迎他们来延安参观。

3月15日　致电饶漱石并转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军分委各同志，肯定陈毅在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电文如下：“陈毅同志抵延，知悉华中工作发展情况，甚以为慰。关于陈、饶二同志间的争论问题，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在陈动身前两同志已当面谈清，现已不成问题。中央完全相信，在陈、饶二同志及华中局、军分委各同志的领导下必能协和一致，执行中央路线，争取战争胜利。关于内战时期在闽西区域的争论，属于若干个别问题的性质，并非总路线的争论，而且早已正确地解决了。关于抗战时期皖南、苏南的工作，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不能与项英同志一概而论。无论是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如有同志对以上两点不明了时，请漱石同志加以解释。”

3月16日　关于山东工作及对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方针，和朱德、彭德怀复电罗荣桓、黎玉、萧华并滕代远、邓小平，指出：“争取国内和平、团结抗战、坚持敌后斗争是我党一贯方针，去秋国民党向边区威胁，经我政治上猛击，引起英、美及国内人士之注意与对国民党之不满，逼迫蒋不能不暂时改变对我斗争方式（军事反共转到政治反共为主），因此对顽斗争应坚持自卫原则，决不衅自我开，保持我党经常的政治主动地位。”“鲁南、鲁中、滨海三区，从去年夏秋后，地区扩大一倍以上，极应利用时机努力发动群众，深入减租减息，加强游击队与组织民兵，并须在今年内做出一定成绩。在老区域注重生产，继续深入群众工作，准备坚持今后更艰苦局势，盼深刻注意。”

3月17日　延安各界为八路军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二月七日病逝）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的挽词是：“马本斋同志不死”。

3月22日　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谈发展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讲话论述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关系和应将文化教育工作提上陕甘宁党政领导机关的议事日程。他说：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军事和政治力量不取消，生产力就不能解放，经济就不能发展，因此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倒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军事和政治。军事和政治应当仅仅是为着解放生产力，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我们搞了多少年就是为了这件事。至于文化，它是反映政治、军事、经济的，同时又是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如果不发展文化，我们的政治、军事、经济就要受到阻碍。我们党首先学会了政治，后来又学会了军事。总的说来，政治、军事我们比较会，经济、文化就不大会。经济、文化不大会，这个共产党就没有多大用处。陕甘宁边区的直接任务就是两项：生产和教育。去年我们搞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生产取得很大成绩，这是一个基础。今年应把文化教育提上议事日程，学会文化工作。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提出这个问题，请大家考虑，调查研究一下，到今年冬天我们要开一个会进行讨论。讲话还对文化工作方面的报纸、学校、艺术、卫生等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会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和西北局宣传部组织了六个调查组，分别到陕甘宁边区的六个分区，深入农村调查文化教育情况，总结经验，为这一年十月至十一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作准备。

同日　在宣传工作会议讲话中，称赞《解放日报》昨日发表的关于延安市完全小学在春季招生中学生骤增一倍的消息〔13〕，说：这是很好的一个新闻。这个小学现在办得很好，过去办得不好，群众不欢迎。这条消息说明完小已经做出了实际的成绩，应当广播到全国去。

3月27日　关于反顽斗争必须坚持自卫原则，和朱德、彭德怀再致电黎玉、萧华并告滕代远、邓小平，指出：日军有打通平汉路模样，英美记者团将于近日来延安。“因此，反顽斗争更须严格坚持自卫原则，不应见小忘大，衅自我开”。对山东顽军应“灵活执行一打一拉。在自卫原则下，有理有利地打，能造成更多拉的条件，能和缓磨擦，达到争取与中立多数，孤立少数顽固分子”。

3月28日　复董必武三月二十三日关于询问毛泽东的近著尚有哪些应译为英文的来电，指出除董来电所述最近已译出英文的《新民主主义论》、边区财经政策演说、《论合作社》、《组织起来》数篇外，“无其他文章可译”。

4月2日　关于周扬〔14〕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写的编者序言，致信周扬：“此篇看了，写得很好。你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实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一课。只是把我那篇讲话〔15〕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此外，第十页上‘艺术应该将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联合起来’〔16〕，似乎不但是指创作时‘集中’起来，而且是指拿这些创作到群众中去，使那些被经济的、政治的、地域的、民族的原因而分散了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了政治原因，但其他原因仍在）‘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能借文艺的传播而‘联合起来’，或者列宁这话的主要意思是在这里，这就是普及工作。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把他们提高起来’。是否可以作这样解释，请再斟酌一下，或同懂俄文的同志商量一下加以酌定。其余没有意见。”

4月3日　致电中共中央华中局和山东分局：“中原大战，国共有重新协调之望，已派林伯渠同志艳日〔17〕由延赴渝谈判。我华中、山东各部务遵前令集中注意于对付敌伪，整训部队，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及谨慎地清查特务，切勿刺激国民党，望通令所属知之。”六日，又将上述内容电示中共中央北方局并转冀鲁豫分局。

同日　阅改任弼时准备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即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去年边区财经工作的估计与今年边区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讲演稿，写了如下批语：“可以有五百人听，中央同志及中直可去二百人左右。另在党校第一部讲一次。”“在十天内印出。印五千本，发到五千个干部阅读。”毛泽东对讲演稿作了修改。在讲演稿“新社会制度的建立，就是为着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它是为着经济发展的，而且只有经济发展了才使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巩固的基础”后，加写一段话：“并且还因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一方面为着革命与战争事业的物质供给上的需要，一方面为着人民的需要，都必须从事经济建设的工作，不应该也不可能等候把全部敌人打平后，才去进行建设工作。加以中国地方的广大，要使全国人民都信服我们所指出的道路的正确性而拥护我们，而参加革命奋斗，需要我们拿建设的榜样给他们看，才能作得到。”在讲演稿“在这次高干会以后，应当是可以引起全党来在思想上认识贸易、金融、财政工作的重要”后，加写一段话：“认识贸易、金融、财政是组织全部经济生活的重要环节，离了它们，或对它们采取了错误方针，全部经济生活就会停滞，或受到障碍。”

4月5日　和朱德、彭德怀致电罗荣桓、黎玉、萧华、李作鹏〔18〕并告滕代远、邓小平：“近日，日将库页岛权益还苏，北和苏联，南抗美、英，进攻中国（打通平汉路甚至粤汉路），‘扫荡’敌后，东条〔19〕此项政策，更加明显，因此日蒋冲突今年必更剧，故争取国内平静，准备拉蒋抗日，是目前政策中心。”

4月6日　和周恩来两次致电董必武，通报蒋介石已令西安一带的特工人员布置各种伪装，以中共叛徒、受害者、知情者种种面目出现，向外国记者“控诉”，捏造各种诬蔑中共之词。请董必武速将上述情形透露给各记者，使有精神准备，并注意揭破。

4月9日　关于陈毅同饶漱石的争论问题，复信陈毅：“来信已悉，并送少奇同志阅看。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感冒宜多睡，少动多食。余容面叙。”十日，毛泽东看望陈毅，并说：这个问题容易解决，将来你回去是可以解决的，主要是人家对你有误会。

4月10日　出席延安各界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的追悼朱德母亲的大会〔20〕，并献挽词：“为母当学民族英雄贤母，斯人无愧劳动阶级完人。”

4月11日　谭政〔21〕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在毛泽东的授意与主持下由谭政起草的。当时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正在彻底检查部队的政治工作，从整个政治工作的方向、制度、作风进行全面检讨。谭政起草前，毛泽东曾召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领导人贺龙、徐向前、萧劲光、谭政等讨论军队政治工作问题。初稿写出后，毛泽东作了修改，加写了三千字左右，并要谭政将修改稿送周恩来审阅，以及向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各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征求意见。毛泽东加写的文字中，有：“中国共产党从它参加与领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以来，从它参加与领导为这个民族民主革命而战的革命军队以来，就创设了并发展了军队中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种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以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教育群众，是以人民革命的精神教育军队，使革命军队内部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与革命人民、革命政府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完全服从革命政党的政治领导，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并进行瓦解敌军、协和友军的工作，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解放民族，解放人民的目的，这就是我们的军队和其他军队的原则区别。我们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就是指的这个意思。”“如果我们的军队没有共产党领导，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军事工作与革命的政治工作，那是不能设想的。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而如果没有这种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军队，就不可能是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之所以能够如此英勇坚持，艰苦奋斗，再接再厉，百折不回，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二十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关于学习谭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报告的通知，指出：这个报告“是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问题的全面总结，其中关于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部分及组织形式、工作制度部分，都是八路军、新四军全体适用的；关于边区经验部分，亦值得全军重视”。这个报告“不但特殊地解决了军队政治工作问题，而且也一般地解决了我党历史经验、领导方法与工作作风上的许多问题，为全党干部所应注意。”

4月12日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学习问题与时局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和同年五月二十日在中央党校第一部的报告，合并整理成《学习和时局》一文，于同年七月发给八路军总部，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等。这个报告讲了两个问题。（一）关于学习问题。毛泽东传达并进一步发挥了他三月五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路线学习讲的六条意见，这六条意见曾经得到政治局会议的同意作为政治局的结论。（二）关于时局问题。他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指出：目前国际形势有两个特点，一是反法西斯阵线力量的高涨和走向胜利，法西斯阵线力量的衰落和走向失败；二是反法西斯阵线内部人民力量的增长和反人民力量的衰落。关于国内形势，去年八月中共中央发表了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说明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实际地位改变了。他还说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和抗日根据地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上升的，第二个阶段是下降的，第三个阶段又上升了。第一个阶段好比是伸开的手掌，第二个阶段是缩回的拳头，第三个阶段是再伸出强有力的拳头。为了争取胜利，要去掉一个东西，要学习一个东西。要去掉我们背上各种各色的包袱，解除精神上的负担。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要引为鉴戒。要学会开动脑子，善于思索，养成分析的习惯。如果我们既放下了包袱，又开动了脑子，既是轻装，又会思索，那我们就会胜利。《学习和时局》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

4月14日　关于印发林伯渠三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三三制”经验的报告，写给李维汉一个批语，说此件很有用，由西北局印五千份，分发到县级党政军干部、党校学生及中央直属干部。毛泽东在林伯渠报告谈到中间分子的右翼处，改写了以下一段话：“县以上参议会中，可以吸收这种政治态度较右但不是坚决反共分子的少数人（用聘请方法），这对于影响外面的地主资本家与安定本地富有阶层，都有作用。对待他们的态度，要团结和斗争并重，责之以大义，晓之以利害，可使其服从大局。应该给以适当的礼貌与尊重，团结他们，并利用其一技之长，但不可任以要职，更不可假以大权。”

4月15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国共关系问题和林伯渠去重庆谈判问题。周恩来说，国民党现在对我们主要采取政治斗争，我们的方针，照毛主席估计的，目前还是求和缓。毛泽东说：这次总的态度是不卑不亢，表示我们要想求和缓，要求抗战到底，团结到底，不表示盛气凌人的态度。我们要求与他们一同抗日，使他们不感觉我们威胁他们。对中间派主要是宣传民主，争取他们的同盟。对英、美主要是宣传抗战，要求英、美派人常驻陕甘宁边区。毛泽东和任弼时提出，对在新疆被扣押的八路军人员，向邵力子提出要求释放，不能释放即要改善待遇。

4月18日　日军发动河南战役，开始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国民党军队溃败。至五月九日，日军打通了平汉铁路。五月下旬，国民党军队退到洛宁、嵩县以西的伏牛山区。

4月22日　致电滕代远、邓小平并转杨得志、苏振华、黄敬，指出：日军打通平汉铁路战役，一部已由中牟渡河，其主力似集结博爱、孟县、济源地区，准备向黄河以南侵犯。我军应乘日军南犯后方空虚时，开展豫北地方工作，以便将来可能时开辟豫西工作基地。

4月29日　关于李健侯〔22〕所著《永昌演义》一书，写信给李鼎铭。信中说：“近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们的光荣。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

同日　林伯渠受中共中央委派离延安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五月二日到达西安。林在西安同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派来的代表张治中、王世杰举行多次会谈，初步交换了意见。十七日，林同张治中、王世杰乘飞机到重庆。

4月30日　致电董必武转十一位外国记者：“诸位来延，甚表欢迎”，“只要政府同意即可动身”。

同日　宴请续范亭等。饭后交谈中，续范亭得知去年旧历十一月十九日正是毛泽东五十岁生日，而延安各界并未举行任何祝寿活动，对此深有感触，赋诗一首：“半百年华不知老，先生诞日人不晓。黄龙痛饮炮千鸣，好与先生祝寿考。”在谈到粮食对战争的重要性时，毛泽东说：韩信在登坛拜将以前，还在汉中当过“粮食部长”。朱总司令自述他初做军官就充当司务长，旧日司务长正是管连队生活，并负训练与作战的责任。现在我们的大将们都研究粮食问题，全体指战员都亲自动手，建立各单位的大小家务。各部首长、干部不但都能管理军队生活，而且都能直接参加生产，这是全世界军队没有的奇迹，同时也是中国军队的大改革，这对革命是一件很大的事。

5月10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问题。会议决定组织下列报告准备委员会：军事问题报告准备委员会，由朱德负责召集；组织问题报告准备委员会，由刘少奇负责召集；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由任弼时负责召集；周恩来准备在大会作一次关于统战工作的报告，统战工作报告准备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召集。会议还决定在七大前召开七中全会，五月二十日左右召开首次会议，通过关于大会的准备问题。会议还讨论对林伯渠五月四日请示同国民党谈判的条件来电的答复问题。

5月11日　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的决定复电林伯渠，指出，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条件，“林彪前提四点〔23〕，当时何应钦回说时期不同，要另行考虑，故今年恩来提出五点〔24〕（即在孙中山纪念会演说之最后五点），现张、王〔25〕既要我们先提主张，可即以此五点及你带去六点为谈判内容，并要求至渝后，先恢复渝办、西办〔26〕两电台及人员自由来往，以便利谈判。”

5月13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毛泽东所提对林伯渠十日关于国共谈判条件问题来电的复电问题。林伯渠来电说：六、七、八三日在西安同张治中、王世杰的会谈中，“张、王的态度是倾向照林彪提案解决，但不愿作正面肯定的表示。他们办法是探求我们能接受的意见向蒋报告，再由国民党中央作一提示案，交我转延安接受”。会议决定先复电林伯渠，说明中央正在讨论，要他飞渝继续谈判。会后毛泽东根据会议决定复电林伯渠。

5月15日　关于国共谈判条件问题，再复电林伯渠，指出：王世杰、张治中“既屡求我方提具体意见，故决提全国者三条，两党者十七条，明日由军政部台发来，请备公函交给王、张”。“为顾全彼方面子，谈判全文暂勿向外发表，但在判明彼方毫无诚意时，准备向外发表”。“林案已被何应钦否决，年来情况亦大有变更，故须另提新案”。“要求彼方将提示案草稿先交我们审阅，协议妥当，再将正式提示案交我，如不事先协商妥当（内容及文字），则属彼方片面意见，我方不负实行之责”。

5月16日　发出五月十五日致林伯渠电，告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方面提出的解决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二十条。关于全国政治者三条：（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二）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三）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关于两党悬案者十七条，主要内容有：中共领导的军队目前至少应编为五个军十六个师；中共军队防地，抗战期间维持现状，抗战结束后另行商定；请政府在物质上充分援助八路军新四军；同盟国援助中国之武器弹药、药品、金钱，八路军新四军应获得其应得之一份；请政府停止对于华中新四军及广东游击队的军事攻击；请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并承认其为抗日所需要的各项设施；请政府通令取消“奸党”、“奸军”、“奸区”等诬蔑与侮辱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民主地区的称号；请政府停止特务人员对于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民主地区的破坏活动；请政府释放各地被捕人员；请政府允许中共在全国各地办党办报，中共亦允许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民主地区办党办报；请政府停止对重庆《新华日报》的无理检查与破坏发行。

5月19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五月二十一日召开六届七中全会，确定参加会议的名单和议程，并决定向七中全会提议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组成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还决定为贯彻党政军一元化原则，原决定成立的华北军分会、华中军分会及各地军政委员会组织均取消，今后有关军事问题统由中央局、分局或党委讨论决定。在会议讨论刘少奇报告党章草案问题时，毛泽东说：经过生产与锄奸运动，证明有许多原来准备洗刷的党员是好的。陕甘宁边区工人有很大发展，过去只有七百人，现在发展到一万二千人。

5月20日　在中共中央党校第一部作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对国际国内形势进行分析，指出：目前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都是反法西斯力量上升，人民革命力量上升，所以就全世界来说是胜利快要到来，就中国来说也是胜利快要到来。目前我们就是如何迎接胜利，因此要特别强调两个问题。一是要防止骄傲。骄傲是最害人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上了骄傲不少的当。骄傲像一个包袱，什么人都可以背上这个包袱。现在是要放下这个包袱，放下这个包袱才能接近群众。我们每个同志都不要骄傲，不要只看到自己的长处，要随时看到自己的不足，随时学习。二是要打开思想，善于思索问题。如果大家放下了骄傲这个包袱，能接近群众，可是不能替群众解决问题，还是没有用。现在就是要大家多想问题，才能解决问题。

5月21日—1945年4月20日　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举行。

5月21日　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七中全会的两项任务，即准备七大和在全会期间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他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作工作报告，讲抗日准备时期和抗战时期的主要问题，指出：这两个时期我们的目的就是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奋斗。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的方针就是发展自己，团结友军。这个方针最初决定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瓦窑堡会议，直到现在都为执行这个方针而斗争。关于发展自己，即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根据地，以此为代表中华民族打击日军的中心力量，中央曾做过很多工作来说服反对这个方针或不积极执行这个方针的同志。事实说明没有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中国的抗战决不能有今天。关于团结友军，我们始终站在团结国民党抗日的立场上，但遇到反共磨擦则要同它斗争。在反磨擦中，我们是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使磨擦斗争归于缓和，将国民党引导到对敌斗争目标上去。我们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根据地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团结友军的政策也是完全正确的。今年军事仍以精练为主，明年准备发展，并占领一批小城市，在获得美国配合时，准备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会议通过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七中全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及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会议决定，在全会期间由主席团处理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会议同意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提出的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六点意见，并形成决议。会议通过七大的议程及报告负责人，政治报告——毛泽东，组织及修改党章报告——刘少奇，军事报告——朱德，党的历史问题报告——任弼时，统一战线报告及公开讲演——周恩来。除政治报告不设准备委员会外，会议同意中央书记处提议的其他四个报告的准备委员会的名单。

5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办公厅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为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的代表举行的招待会，接受职工代表的献旗和献词，并发表讲话。讲话指出：五年前边区才真正开始有了一点工业，当时只有七百个工人，现在有一万二千个工人，所以边区工业的进步是很快的。它的数目虽小，但它所包含的意义却非常远大。谁要不认识这个最有发展前途、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谁的头脑就是混沌无知。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需要工业。要使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需要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抗击了百分之五十八的敌军，百分之九十的伪军，这方面我们是有经验有成绩的。但是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我们还不大懂，可是这一门又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因此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工业技术。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学习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

同日　林伯渠将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二十条送交张治中、王世杰，张、王以二十条如此写法无异暴露政府之罪状为借口，拒绝接收和转呈国民党政府。二十三日、二十五日，林伯渠连续致电毛泽东，汇报张、王拒不接收和转交二十条等情况。

5月24日　出席延安大学〔27〕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大礼堂举行的开学典礼，并在会上讲话，指出延安大学应为抗战及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服务。他说：现在边区教育已经开始走上轨道，这是与边区及各个抗日根据地的进步有联系的。所有我们一切工作，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延大是设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学科的大学，学生要学习政治、经济、文化，要准备去做政治、经济、文化的工作，要为实际服务，不要犯教条主义。他指出：“共产党人在工作中有缺点错误，一经发觉，就会改正。他们应该不怕自我批评，有缺点就公开讲出是缺点，有错误就公开讲出是错误。一经纠正之后，缺点就不再是缺点，错误也就变成正确了。”

5月27日　关于艾青写的《秧歌剧的形式》一文，致信胡乔木：“此文写得很切实、生动，反映了与具体解决了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除报上发表外，可印成小册，可起教本的作用。最好把文尾附注移至文前，并稍为扩充几句，请与作者商酌。”

5月30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向七中全会提议，七大应增加关于城市工作的议程，该项议程的报告和决议，应从抗战的需要和党的任务出发，提出目前敌占区城市工作的重要性，联系到对过去城市工作的批判。

5月31日　关于修改中共中央提出的解决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二十条，致电林伯渠，指出：“（一）为尊重张、王意见，以利谈判，以示我方希望解决问题之诚意，特修改文件内容词句，请再次提交张、王。（二）请向张、王声明，拥蒋及执行四项诺言等屡经申明，故未重述于上次文件中。为尊重他们意见，故将其加入于此次文件。又二十条均属事实，请求政府解决极为必要，为尊重他们意见，改为十二条，其余八条，作为口头要求，仍请政府考虑解决。（二）如彼方再不接收与解决，则曲在彼方，我方委曲求全之诚意可大白于天下。”

5月　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于本月开始。这项工作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日常工作由任弼时主持。毛泽东确定关于起草《决议》的指导思想，并提出许多重要的思想理论观点。一九四一年由他起草的《结论草案》，是这个决议的最初蓝本。《决议》的起草，曾几易其稿，毛泽东作过多次修改，并经过党的高级干部的多次讨论和其他人的修改，历时一年。《决议》是一个集体创作。

同月　对中共中央党校即将到前线去的学员讲话。毛泽东说：在整风中有些同志受了点委屈，有点气是可以理解的。但已经进行了甄别，还生气不讲团结，这就不好。整风中的一些问题，是则是，非则非，搞错了的，摘下帽子，赔个不是。讲到这里，毛泽东向大家敬礼赔不是，并说：同志们，我举起手向大家敬个礼，你们不还礼，大家想想，我怎么放下手呢？这时全场起立鼓掌。

同月　在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领导下，晋察冀日报社编辑的《毛泽东选集》一至五卷出版，编选的大部分是毛泽东抗日战争时期的著作。

6月3日　复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28〕五月二十三日来电，指出：“完全同意你们对时局的估计与对谈判的方针，你们的意见和我们是一致的。”“修正文件虽然去掉八条，但主要内容未变，又可借此重开谈判，如再不接收，则曲在彼方，那时准备由延安用电报拍给蒋。”“会见华莱士〔29〕及拉铁摩尔〔30〕时可以新十二条及口头提议八条均告知他们。”

6月5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现在必须认识，从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驱逐日军的任务，“有些只有依靠我党才能胜任，有些主要依靠我党才能胜任，依靠国民党是无望的”。因此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区党委“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必须把争取敌占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及准备群众武装起义这种工作，提到极重要地位”，“以期在今年下半年及明年上半年，就能收获显著成绩，准备配合世界大事变，在时机成熟时，夺取在有我强大军队与强大根据地附近的一切敌占城市与交通要道”。毛泽东在会上对指示作了说明，他说：占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这个任务的提出，是以以下情况作为出发点，即：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抗击了四分之三的敌军，根据地人口有八千多万，整风和生产取得了成效，国民党在精神上物质上都下降，汤恩伯一败如水，英、美舆论和民主政团同盟都同情我们，国民党内部有分化。现在如不提出这个任务，则我们在抗战中将犯大错误。但根据地在这一年内的主要任务，还是巩固而不是发展。将来为了团结群众，也可以在共产党以外组织一种阵线。会议决定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彭真为主任，并建议七大的议程增加城市工作一项。

同日　林伯渠同张治中、王世杰会谈。林伯渠将中共中央修正后的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书十二条（附口头要求八条）递交张、王。张、王表示不接收，经林据理力争后才收下，但仍声言不能转报国民党政府。同时，张、王将《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交林伯渠。六日，林伯渠致信张、王，指出国民党政府提示案与中共中央的十二条意见相距甚远，但仍愿将这一提示案报告中共中央，并再次要求张、王将中共中央的十二条转报国民党政府。十五日，张治中、王世杰致信林伯渠，说已将中共十二条意见转报国民党政府，但坚持解决办法只能按国民党政府提示案办理，不能变更。至此，谈判陷入僵局。

6月6日　英、美军队在法国诺曼底地区对德军实施战略性登陆作战，开辟欧洲第二战场。

6月9日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二十一人到达延安，其中有美联社的斯坦因、美国《时代》杂志的爱泼斯坦、合众社的福尔曼等外国记者六人。

6月12日　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首先致词说：我十分欢迎各位记者来到延安。各位到延安时，正遇着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第二战场的开辟，其影响不仅在欧洲，而且将及于太平洋与中国。”中国共产党坚持国共合作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民主的中国的政策始终不变。“中国是有缺点的，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取得胜利，也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毛泽东致词后将记者提问综合为三个问题回答：（一）关于国共谈判，（二）关于第二战场，（三）关于中共的希望和它自己的工作。他着重谈了第三个问题，指出：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我们共产党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做的一切工作，都贯彻着一个民主统一或民主集中的精神。”“我们认为全中国只有民主制度、民主作风，目前才能胜敌，将来才能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与国际关系。”这次会见长达三小时。会见后，毛泽东设宴招待记者参观团。宴会后，又陪同他们观看平剧。

6月14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纪念联合国日〔31〕，保卫西安与西北！》。社论指出：“欧洲与太平洋早已转入进攻，欧洲且已进入决战阶段，但是日寇还在向中国进攻，中国不但还没有转入进攻的迹象，而且还不能停止退却，这是今天中国的新形势。”国民党政府与国民党统治人士“因长期执行不适宜的政策，而陷于几乎丧失战斗力与束手无策的境地，军队不战而溃，或一触即溃”。“中国正面战场现在已处于极端严重的状态，我们希望我们的政府及国民党统治人士即刻进行严肃的自我批评，修改自己的政策，从今天起，与民更始，则事尚可为。”“要医治中国这个时症，再无他药，惟有团结与民主，离了这些，军事危机是无法解决的。”“目前最严重的任务是保卫西安，保卫陕西与西北”。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兵役制度问题致晋察冀分局电，指出晋察冀边区参议会通过义务兵役制，“实行退伍是不好的”。改变这一决定时，应说明“参议会通过义务兵役制，原是出于体念人民的好意，但现在日寇尚在践踏我们的家乡及沦陷区人民。我们必须再接再厉，驱敌出国，为人民及自己报仇”。并指出：“嗣后动员补兵，均以不打倒日寇不回家为口号，不再宣传义务兵役制。”

6月18日　致电各中共中央局、分局，各军区并转各区党委，指出：国民党拼命在外国人及中国人面前，抹杀或隐蔽我党我军在抗日战争中的成绩、力量和作用。此次中外记者团来延安，我们除正面答复外，并用敌伪文件给予反证。望各局各委及军事机关立即动员搜集大批敌伪出版的关于称赞我党我军勇敢、巧妙，畏惧我军实力及其种种对策之言论及统计数字，用新闻密码火速发来。

6月20日　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致电中央，请示大资产阶级特别是英美派大资产阶级有无革命性问题。毛泽东将此电批给胡乔木拟复。七月十三日，中央宣传部复电晋察冀分局，指出：“还在抗日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在其抗日一点上是有革命性的，应该联合的，这是主要的；但其抗日不积极，又反对民主，故其革命性不大。”“在今天的中国与世界，敌友我三方均有武装与政权，阶级力量的分合变化极其复杂，有时并极其迅速而巨大，套用战略策略的简单公式已往往不能解决问题，但以人民群众（工、农、小资产阶级）为基础，根据各阶级对革命的具体态度，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对最反动分子各个击破的总方针则决不会错。望你们告诉同志们，叫他们多研究实际而少争论名词。”

6月22日　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向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作题为《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的长篇谈话。他指出：“中国抗战，一开始就分为正面和敌后两大战场；而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以后，敌后战场就在实际上成了中国的主要战场。”“敌后战场有三个，即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在华北敌后战场抗战者为八路军，在华中敌后战场抗战者为新四军，在华南敌后战场抗战者为中共领导的游击部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现有四十七万多人，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以前，抗击了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点五；国民党的军队有几百万人，只抗击了侵华日军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五。如果把全部日军和全部伪军合计起来，则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以前，共产党的军队抗击日伪军总数一百三十四万人中的一百一十余万，即百分之八十四，国民党的军队只抗击了百分之十六。“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就在华北、华中、华南这三个敌后战场与十五个以上抗日根据地上，进行异常残酷的非未曾目击者所能想像的抗日战争，至七年之久。赖有这些敌后战场，才挽救了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叶剑英的这篇谈话，毛泽东作过修改，在谈话讲到伪军处，加写了一段话：“国民党之所以让这些伪军投敌，投敌之后不加讨伐，并反而暗地和他们联络，其目的，不但为着在现时反对共产党，而且含有深远计划，而准备在日寇失败退出大城市与交通要道时，好让这些伪军藏其敌旗，打起国旗宣布‘反正’，占领这些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配合正面国民党军队，进行全国的反共战争。几年来在伪军中流行的所谓‘曲线救国论’，就是为着这种叛变民族的目的，全体人民是应该现在就起来注意这种阴谋的。”

6月27日　致电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询问国共谈判是否有解决问题的希望，在几种情况下，国内外各界朋友将取何种态度，如林、王马上回延安，是否会有不良影响。并告中外“记者团在延一般情况尚好，特务捣乱未成功，惟斗争仍继续中”。

6月28日　致电林伯渠、董必武：“美军事人员来延，请你们代表我及朱、周表示欢迎，飞机场即日开始准备，来延日期请先告。”

6月29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美军事使团来延安和国共谈判问题。会议决定：对美军事使团表明我们现在需要合作抗战，抗战胜利后需要和平建国，民主统一；在交涉中以老实为原则，我们能办到的就说办到，办不到的就说办不到；使团到后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叶剑英出面接待和谈判。

6月30日　关于国共谈判问题，致电林伯渠、董必武，指出：现梁寒操〔32〕已发表谈话，应以林伯渠、周恩来名义分别在延安、重庆两地发表公开谈话以答复之，文稿另电告。关于谈判事，可利用美机来延安机会，请张治中、王世杰两人或一人偕林伯渠来延安商谈国民党政府提示案。如张、王均拒绝，则林单独回延安讨论，好作具体回答。

同日　关于用林伯渠名义在重庆发表谈话的稿子，致电林伯渠、董必武，指出，谈话稿如次，请在《新华日报》发表（不论通过检查与否）：“《新华日报》记者顷以六月二十八日梁寒操先生关于国共问题的谈话就询于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同志，承其答复如次：‘国共谈判尚在继续商讨中。中共中央曾有意见书提交当局，嗣得国民政府提案，虽其距离尚远，但已转我党中央。必要时或将亲回延安报告，以便商得具体答复。至具体解决，只要有利于团结抗战，促进民主，中共无不乐于商讨。’云。”

7月1日　晨，读了丁玲〔33〕写的《田保霖》和欧阳山写的《活在新社会里》两篇文章〔34〕后，写信给他们。信中说：“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话，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当天下午，丁玲、欧阳山应约到枣园毛泽东住处谈话。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指出：为了最后驱逐日军出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并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一定要在一年内，加紧整训现有军队，在现在物质基础上与战斗、生产间隙中，把我军的军事训练与政治工作极大地提高一步，准备将来使我军发展一倍至数倍的条件。目前根据地一切工作的中心任务，仍然是提高，是深入，是巩固，是准备将来大发展的条件，这不论对军事工作，政权工作，经济工作，民运工作，干部教育工作，都是如此。”“军事训练就是练兵，并总结带兵、用兵与养兵的经验。”政治工作，根据古田会议决议及谭政报告，须作一次普遍的彻底的有计划的改造。“一年大整训期间，不但要整训全部主力军与游击队，而且要整训全部民兵与自卫军。”这个指示，是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指示起草过程中，毛泽东曾写信给陈毅、刘伯承、聂荣臻，征求他们的意见，信中说：“此件根据你们意见补充了，虽长三千字，但较充实些。惟其中民兵、干部训练方法等项具体办法是否恰当，请再一阅提出意见，凡不大妥者均请指明，以便修改。”

同日　周恩来在延安就国共两党谈判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他说：“自林伯渠同志代表我党中央赴渝谈判，已经两月，一切问题尚在继续商谈。林同志经西安时，国民政府曾派张治中、王世杰两先生前往接洽。至重庆后，我党中央经林同志手提出书面意见交张、王转交国民政府。嗣得张、王转来政府提案，内容相距尚远。我党中央现正研讨复案，期谋合理解决。所谓合理解决，即是于团结抗战及促进民主有利，在此原则下，我党无不乐于商讨也。”

同日　《解放日报》本日和二日连载萧三写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文。

7月2日　复电林伯渠、董必武，指出：“三十日电悉。提示案、张王来信及你们巧〔35〕电（三十日才收）均收到。既然如此，我们可以接收提示案〔36〕而准备提出一个复案。”周恩来已于一日发表声明。“故现在已不是退回问题，而是研究复案问题。我党曾多次派大员赴渝谈判，有充分理由邀请张、王来延一商。如不能来两人，则来一人。如两人均不愿来，则林偕美军事人员回延，以便中央能听取详细报告，研究复案。如外人飞机容不下则乘车回延。此外，请董将双方提案原文在便谈时交各小党派朋友阅看，但不发表。”

同日　同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举行谈话会。十二日，记者团除五名外国记者留下继续参观访问，其余离开延安回重庆。〔37〕

7月3日　中共中央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招待出席陕甘宁边区合作社会议的全体代表。毛泽东到会并讲话，阐述了合作社的方针和任务等。他说：自一九四二年边区高干会后，一年半中间，合作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整个工作走上了轨道，出现了大批的模范合作社。“每一个模范合作社，都是一本活的教科书！”他指出：第一，合作社是为广大群众办的。这个方针在前年冬天高干会上就已确定，这次合作社会议要重申这一方针。第二，合作社的业务主要有十项：工业、农业、运输、畜牧、供销、卫生、信用、教育、植树、公益。通过合作社把全边区的人民组织起来。第三，合作社是统一战线的性质，所有农民、工人、地主、资本家都可以参加合作社，它是政府领导、各阶层人民联合经营的经济、文化及社会公益事业的组织。第四，所有干部都应认清合作社事业的重要性，不应该有丝毫轻视的心理。会后，毛泽东接见了十六位合作社代表，询问了各人的姓名、年龄及合作社的情形。

7月4日　为庆祝美国独立一百六十八周年，和朱德设宴招待在延安的美国侨民和中外记者团。宴会后，又出席延安各界在王家坪大礼堂举行的庆祝晚会。

同日　为准备和安排美军观察组飞机在延安降落的问题，致电林伯渠、董必武，告知飞机在延安机场降落时应注意的事项，包括雨季飞机不能超过的重量，跑道的长度、宽度和降落方向，机场标记等。

7月5日　审阅谢觉哉本日送审的关于召开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的决定，作了大量修改。关于这次参议会主要讨论的问题，毛泽东将“选举问题”单独列为一项。关于主要讨论的问题之一的“军事问题”，毛泽东全部改写为：“过去拥军优抗工作与组织民众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还有缺点。今后两项均应加强，务以军民一体与全民皆兵之阵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今年参议会应该检讨此种工作。”关于主要讨论的问题之一的“边区经济文化建设问题”，毛泽东几乎全部改写，强调指出：“总之，应使现在已经蓬勃发展或已开始发展的经济运动，文化运动，卫生运动，更加向前大踏步发展。其办法：一是公营，一是民营。而主要的方法是民办公助，号召人民组织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只有公私合作，公私兼顾与在自愿原则下（禁止任何强迫摊派）把绝大多数人民都组织到经济的文化的卫生的合作运动中去，才能完成上述任务，今年参议会应具体检讨这些工作。”

同日　阅改刘子久〔38〕关于学习问题给淮北区党委的信，加写几段话。其中一段话是：“我们是最进步阶级和最进步人民的先锋队，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应该一变历史上的状况，就是说，在我们党内，在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内，是不但有很多的千里马，而且有很多伯乐的，埋没英雄的现象，是不应该有的，一时有这种现象是应该很快消灭的。”〔39〕《解放日报》二十七日全文发表了这封信。

7月7日　复电林伯渠、董必武，指出：关于国共谈判，现在应“是要求和张、王见面，在见面时声明提示案已转交中央，中央来电认为双方意见相距尚远，为求进一步商谈计，邀请张、王偕林来延一行。如张、王拒绝来延则林回延报告谈判经过，以便讨论对提示案之复案。如彼方既不派张、王来延，又不让林回延作详细报告，则继续商谈无法进行，对于提示案之复案亦无从作出，谈判拖延之责全在彼方，我方不任其责。”

7月11日　设宴招待出席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常驻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和边区政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联席会议的常驻参议员和政府委员，并讲了“三三制”的推广和上下一致两个问题。

7月14日　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美联社、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记者斯坦因，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会见从下午三时持续到十五日凌晨三时。关于中国共产党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方法问题，毛泽东说：各国的共产党只有一件共同的东西，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方法。中国共产党特别需要严格地把共产主义观察、研究、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和新民主主义的实际政策相区别。没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方法，我们将不能指导中国社会革命的民主阶段；没有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我们就不能把共产主义哲学正确地适用于中国社会。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是民主，不是社会主义。关于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社会经济内容的问题，毛泽东说：新民主主义的中心经济特点是土地革命，就是在当前，对日作战是我们的主要任务时，也是如此。农民是我们战争努力的基础。将来的新民主主义不能建立在分散的落后的农业经济基础上。中国社会的发展主要地要依靠工业的发展，因此，工业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基础。只有工业社会才能成为完全民主的社会。但是为了发展工业，土地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政策问题，毛泽东说：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我们的减租政策（不是土地没收）具有两重利益，一方面改善农民生活，一方面吸引地主留在乡村，参加抗日战争。关于中国共产党战后对中国工商业资本采取的态度问题，毛泽东说：中国的私人资本及外国的私人资本，在战后都必须给以宽大的机会，以便扩大发展，因为中国需要发展工业。在战后中国与世界的商业关系上，我们要以与一切国家自由平等的贸易政策来代替日本把中国做为殖民地的政策。铁路、矿山等等能够操纵国民经济的主要产业，最好由国家经营，其他工业必须由私人资本来发展。为了利用我们在手工业及农村小规模工场手工业方面巨大的潜力，我们必须依靠强大的民主的合作社。关于共产党如何注意听取群众意见的问题，毛泽东说：这是重要的一点。假若一个党的领袖人物真是为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工作，忠实地为此而努力着，他们就有听取人民群众意见的许多机会。经过乡、镇、区、县的人民会议，经过党员和各阶层人民的交谈，经过其他的会议、报纸和人民的来信，我们能够而且常常发现群众的真正的意见。关于“中国第一”还是“共产党第一”的问题，毛泽东说：没有中国，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你提的问题等于是问是先有孩子还是先有父亲，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并不是说我们就忽略了中国文化遗产及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价值。接受中国古代思想或外国思想，并不是无条件地接受过来，它们必须和中国实际情形结合，根据实际情形而实行。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中国历史遗产和外国思想，盲目地接受和盲目地拒绝，我们都反对。我们中国人必须以自己的头脑来思想，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中国土地上生长起来。

7月18日　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路透社、《多兰多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的记者武道，同他进行了关于政治科学、国共两党关系等问题的谈话。毛泽东说：我们批判地接收中国长期的传统，继承那些好的传统，而抛弃那些坏的传统。我们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来自国外的事物。我们曾经接受了诸如达尔文主义、华盛顿和林肯树立的民主政治、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德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俄国的列宁主义。我们接受一切来自国外的、对中国有益和有用的东西，我们抛弃坏的东西，例如法西斯主义。一九四三年七月以前，我们在一段长时间内克制对国民党的批评，因为我们期待着国共两党关系会得到改善。然而发生了国民党进行军事威胁的七月事件，我们在七、八、九三个月进行了十分广泛的批评。一九四三年九月，国民党在十一中全会上提出和共产党的分歧应通过政治方式解决，从那时到今年五月，我们没有进行批评。最近提出的批评是由于以下的原因造成的：第一，国民党军队没打好，没能顶住日军的进攻。第二，来自华盛顿和伦敦的批评比我们尖锐激烈得多，并指出中国有不抵抗的危险。鉴于全国局势的严重性，我们才提出批评。为了改变局势，国民党必须改变它的根本政策，它必须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采取同人民团结的政策。只有这样，军事形势才能得到改观。我诚恳地盼望你和其他志愿援助中国人民的外国朋友们，帮助国民党认清新的形势。我们一切希望都是为了团结和民主。

7月19日　致电李先念，中共中央华中局、北方局、山东分局、冀鲁豫分局、晋察冀分局等，通报时局近况。电报指出：（一）国民党军队在河南、湖南作战中大溃败。（二）国民党政府直接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并未减少，封锁依然存在。（三）英、美、苏记者到边区已一个多月，他们感到兴奋。蒋介石在事前沿途布置反共宣传，又派一批人同来监视他们，进行破坏中共工作，但未达到目的。这些人现已离边区，他们出去后可能进行破坏宣传。但是英、美、苏三国主要记者尚留边区，他们愿意多看一看，并将赴晋西北参观。他们对英、美、苏的新闻报道有利于我们。（四）罗斯福三次致电蒋介石要求派美国军事代表团来延安，均被蒋拒绝；此次华莱士来华，正式提出罗斯福第四次电报，蒋始被迫答应。美军事人员十八人不日可到延安。（五）国共谈判无进展，实际上仍不承认我党的合法地位，关于军队只承认我们十个师即十万人的名义，关于政权只承认陕甘宁边区一处，我党提出的其他要求都不答应。林伯渠尚在重庆，但是根本调整国共关系，要待蒋更困难及美方施以更大压力时才有希望。（六）国民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机构，腐化达于极点，酝酿着极大危机。（七）我党在华北、华中、华南三个敌后战场，近几个月有新发展，消灭了许多敌伪军，夺回了许多土地。在人民面前，我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与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间的区别，越来越明显了，一个在进攻，在发展，在巩固；一个在退却，在萎缩，在充满着危机。但是我党困难仍是很多的，日军将向我们施行残酷进攻，经济困难依然极大，决不可粗心大意，失去警惕性。

7月2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战略区电，要求调查并电告天主教、耶稣教的教徒在抗日根据地及游击区分布的情况，以及他们在抗战中的表现和对中共的态度等，并指出：“据云单是天主教全国有教徒四百万，华北有一百五十万，绥远有二十二万。这是一个大问题，日本人及国民党均在争取教民，必须引起我党注意，争取教民是我党不可疏忽的任务。”

同日　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代号“迪克西使团”）第一批人员在组长包瑞德上校率领下乘飞机到达延安。第二批人员于八月七日到达延安。驻延安美军观察组共十八人。

7月24日　《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时评《德国的内战〔40〕》。毛泽东审阅时加写了两段话。一段话指出：现在不单是外国人反对希特勒，而且德国人——希特勒的同僚们反对希特勒了。“希特勒政策走到了它的反面，希特勒很快就要被埋葬了”。另一段话指出：“目前阶段上的德国内战，还只表现于德国统治阶层内部的分裂，还不是从人民方面发动的。但是国防军的叛变，是站立在德国人民反希特勒情绪日益高涨的基础上面的。”“德国从法西斯强盗的毁灭政策中得救，将依靠着德国人民”。

7月26日　出席为美军观察组第一批人员到达延安举行的晚宴。席间同坐在身旁的观察组成员谢伟思〔41〕进行交谈。在交谈中，毛泽东提出美国是否有可能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的问题，并说他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考虑到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军观察组会立即撤离延安，而那时正是国民党发动进攻和打内战的最危险的时机。

7月28日　致信谢觉哉：“明季南北略〔42〕及其他明代杂史我处均无，范文澜同志处或可找得，你可去问讯看。《容斋随笔》换一函送上。其他笔记性小说我处还有〔43〕，如需要，可寄送。”

同日　为使中共中央在今秋能对几项工作作出恰当的指示，致电李先念，饶漱石，罗荣桓，黄敬，邓小平，程子华、林枫，请他们调查和答复十项问题。主要有：经过时事教育、整风、反特、减租之后，对于党外人士的团结和“三三制”的推行是否产生了“左”的现象？减租工作的偏向是否还存在？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两项工作是否有进步，缺点是什么？今年秋冬军队轮番大整训的可能性如何？中央对城市工作的指示实现的可能性如何？经过今年大生产运动，是否可以减轻人民负担百分之十至二十而不影响财政支出？在我们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方面是否已经看见农民收益的增长，农民对按家计划、互助组织和合作社的态度如何？

8月3日　和刘少奇、陈毅致电中共中央华中局，指出：“关于如何使游击战争极广泛地发展到上海周围、杭州周围、沪宁路两侧，使沪、杭两城及沪杭路完全在我们游击战争紧紧包围之中，以便加紧进行这些大城市工作并准备夺取这些大城市。再则如何使沿海的水手、从吴淞至沙市的长江水手及长江两侧各小河的水手尽可能组织起来，以便将来配合夺取大城市。以上两项工作请你们加以研究，分段分区给各地党与军队以一定的任务，努力争取完成。”

8月6日　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致各级党委电，要求各地收到《解放日报》发表并经新华社广播的叶剑英同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谈话《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44〕后，多印小册子向党内党外散发，并作为党校及中等以上学校课本之一。同时，收到新华社广播的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的报告《陕甘宁边区“三三制”的经验及其应该纠正的偏向》后，作为党内干部读物，除多印小册子发给党内干部阅读并作党校课本外，还应根据此件检讨当地“三三制”政权工作，发扬成绩，纠正错误。

同日　致电林伯渠，指出：“（一）梁寒操对外记者所谈，我们决定暂时不理，俟九月底外记者从晋西北返延时将向他们发表谈判经过。（二）国民党将阎锡山与外记者所谈诬蔑我党的全部谬论在西安报上发表，我们决定日内将叶剑英六月二十二日与记者团谈话登报并广播，同时发表文章、消息揭穿阎锡山。”

8月12日　《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社论《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毛泽东在审改时重拟了标题（原题为《论衡阳的失陷》），并加写了三段话，指出：衡阳失守〔45〕，是国民党政府和统帅部不要民众与自愿放弃主动权的消极战略的结果。“政府的措施中，没有一件是号召和组织民众起来参加保卫衡阳、保卫西南与西北的。西安国民党人竟在报纸上批评延安在联合国日纪念大会上数万到会民众所表示的保卫西安与西北的坚强意志，认为是‘共产党的阴谋’。总之，一切大好河山，都由国民党包办，不要人民干与。可是国民党先生们啊，这些大好河山，并不是你们的，它是中国人民生于斯、长于斯、聚族处于斯的可爱的家乡。”“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要民众，虽危险也有出路；不要民众，一切必然是漆黑一团。国民党有识人士其思之。”

同日　致电林伯渠、董必武：“（一）你们所拟谈话稿甚好，略加修改用恩来谈话方式于本日发表，你处收到后速在重庆及各处散布，并立即设法送往外国。（二）衡阳失守，敌后抗战地位更形重要，我军四十七万须要求政府全部承认，不要谈五军十六师了。（三）外国人在延安很高兴，他们对我军的发展甚感兴趣。”本日，《解放日报》发表周恩来关于国共谈判迄今无结果的谈话，驳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梁寒操七月二十六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所谓国共谈判已解决了一些问题、双方的观点事实上并无严重分歧、根本解决问题的障碍在中共方面等谎言。周恩来指出：经过三个月的谈判，“任何一个具体的即使是最微小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双方在解决问题的原则上，有着很大的距离”。根本解决问题的障碍，就在于“国民党统治人士及其政府始终固执其一党统治与拖延实行三民主义的方针，而不愿立即实行真正的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以保证战后和平”。目前国内的军事冲突并未停止，内战危机并未过去。要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国共两党必须结，国共之间所存在的问题，必须从速解决”。

8月14日　《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题为《韩钧同志谈晋西事变真相》的新闻报道。报道首先说：“西安《西京日报》所载阎锡山对中外记者团谈话中，有阎锡山在一九三九年准备冬季攻势时，新军二纵队负责人韩钧率部叛变等语。本报记者为使国人了解此亲痛仇快事件的真相，特访问当时亲历艰危的韩钧同志。”韩钧谈话分为三部分：（一）阎锡山仇视人民；（二）阎日两军夹击决死队；（三）究竟谁是叛军？毛泽东审阅时，在第三部分的末尾加写了一段话：“对这件事〔46〕，不独薄一波、韩钧及其他在决死队、牺盟会工作的共产党人与非共产党人能够以我们的亲身经验去证明，还有国民党老前辈续范亭先生（他是阎氏任命的暂一师师长，后为新军总指挥）也能以亲身经验作证明。更重要的是山西全省的老百姓，他们能够将阎氏罪恶如数家珍地告诉人们的。”

8月15日　《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重新改写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社论说：在过去，在盟国政府与盟国人民方面，他们所了解的中国抗战情形、所得的印象，是中国抗战的主力军是国民党，将来反攻日军也主要依靠国民党。“这些印象，直到现在还是统治着盟国朝野大多数人的思想的。”“所以出现了这种完全违反事实的现象的原因，主要的在于国民党统治人士的欺骗政策与封锁政策。”“只许国民党的丑诋、恶骂、造谣、诬蔑，向世界横飞乱喷，决不许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真相稍许透露于世。”“但是事实胜于雄辩，真理高于一切，外国人中国人的眼睛，总有一天会亮起来的。现在，果然慢慢地亮起来了，中外记者团与美军观察组，均先后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来到延安了。这是关系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反抗日寇解放中国的问题，这是关系中国两种主张两条路线谁是谁非的问题，这是关系同盟各国战胜共同敌人建立永久和平的问题。”“关于国民党的抗战不力、腐败无能这一方面，大半年以来的外国舆论与中国舆论，已经成了定论了。关于共产党的真相究竟如何这一方面，大多数的外国人与大后方的中国人，还是不明白的，这是因为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和封锁政策为时太久的原故。但是情况已经在开始改变。大半年以来的外国舆论中，已经可以看见这种改变是在开始。这次记者团与观察组的来延，将为这种改变开一新阶段。”

8月17日　在董必武向周恩来请示如何对待增补国民参政员问题的电报上批示：“应与张、左〔47〕商各党派联合政府。参政会可同意增人，取积极态度，但是第二位的。以上请周考虑拟复。”十八日，周恩来起草的复董必武、林伯渠的电报中说：请考虑目前由我党向全国提议并向国民党要求提前召集各党派及各界团体代表会议，改组政府，然后由此政府召开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讨论反攻，实行民主，这一提议是否可能引起大后方响应，尤其是小党派、各地方实力派的同情。毛泽东在电报上写了如下批注：“应先召集党派及团体代表会，改组政府，方有召集民选国大之可能；否则是即使召集，也是假的。我们如此提议，蒋必不从，将来他召集假国大，我有理由说话。此意我党七大应作决定。”

8月18日　关于第三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问题，致电董必武、林伯渠，指出：“参政会开会，你们可仍持去年出席的态度。小党派如有民主提案，我们可副署，但不单独提案，表示在政治解决未达到目的前，一切提案都无从说起。”如林伯渠未离渝可出席。何应钦、俞鸿钧〔48〕等如向我进攻，“我取针锋相对态度还击之，并对外发表抗议”。

同日　复李维汉十六日来信，对他报送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厅长高自立今年五月在边区工厂代表会议上作的《为工业品的全面自给而奋斗》的总结报告，认为很好，应该发表并广播，另印小册子发主要干部。

8月20日　致电八路军山东军区、新四军军部，希望他们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收集日本海军在青岛、烟台、连云港常舶舰数目及类型，每日进出口船舶数目，以及连云港是否已设为潜艇基地等材料，以便供给盟军。并望他们专门建设这种情报工作，供给中央军委。

同日　致电邓小平、滕代远，罗荣桓、黎玉，张云逸、饶漱石，告知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后，观感极佳。他们拟乘飞机到敌后抗日根据地，望在太行、山东、华中三地区，选择适当地点各开辟一个飞机着陆场。

8月21日　复电李先念、郑位三〔49〕、任质斌、陈少敏并告张云逸、饶漱石，指出：“可告欧高士〔50〕少校，彼所提三项问题，已得延安批准，均可合作办理：第一，可先在五师范围设无线电网，将来再在长江下游及广州附近设置，惟均须得到延安批准；第二，可供给敌军情报；第三，美海陆军登陆时协同作战问题，我们正与驻延美军观察组人员协商，准备一切。”电报还说：“你们可在合作过程中将国民党进攻破坏情形告知，请其反映到上面去”。九月七日，又同朱德复电郑位三、李先念等，认为他们同意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在五师范围内建立无线电网及对美军取合作的态度是正确的，即照来电所说施行。

同日　复电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指出：“美军准备在中国登陆，要求和我军配合作战，五师地区美军已派人去，我们已许其设无线电网并供给情报，不久他们即将派人来军部并在上海及沿江沿海设无线电网，其目的不但目前便利空军轰炸，而且准备将来登陆作战取得配合。美军在中国登陆时间，据有些美国人估计已不在很远。因此请你们认真布置吴淞、宁波、杭州、南京间，特别是吴淞至宁波沿海及沪杭甬铁路沿线地区的工作，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及准备大城市的武装起义。一师及苏中、苏南的党在此工作上应担负很大责任。”

同日　修改陈毅所写《皖南事变的真相》和《苏北事件的真相》〔51〕后，复信陈毅：“各件均好。略有增改，请再酌”。“各件重抄送去后，请留副本交李富春转秘书处保存，将来有用”。毛泽东在修改《皖南事变的真相》时加写了以下内容：“我们曾于某部分友军处获悉，蒋介石于一九三九年〔52〕十二月初即已下令各军，叫他们不要截击新四军首批通过的辎重行李，让其安全通过，以便待新四军军部及主力通过时，各军合击，一网打尽。当时许多人不相信，直至袭击事变发生，方才证实。”

8月22日　复电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对他们十六日来电提出的在两党谈判中关于军队数目应如何措词问题，答复如下：“应作如下措词：为了准备配合盟国反攻，敌后四十七万军队，不仅不能减少，而且应奖励它，装备它，增强它，政府首先应全部承认它的合法地位，承认其一部取消其大部的想法是违反抗战需要的，而且是办不到的。我们在建议书〔53〕中是请求政府给予四十七个师的番号，所谓五军十六师是暂时至少数目，其余三十一个师仍请政府继续给予番号，决不是可以取消这些军队，也决不是不再请求给予番号。盟国援华物资一定要公平合理分配。这样说，和建议书原意是适合的。”

同日　和刘少奇、陈毅复电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提出对华中整训部队的意见：（一）华中部队整训应着重练兵、带兵、养兵、用兵四大项，而以练兵为中心。这四项是当务之急，能在一年内解决得好，我军战斗力可提高数倍，便利去应付战局变化的需要。（二）关于培养团级干部，军部可办团级训练队，吸收离职的旅、团级干部，并选一部优秀的营级干部参加，时间不宜太长，以提高干部的指挥艺术为中心。（三）关于特种兵人员，如工兵之类，可在各抗大开办。

8月23日　同谢伟思就国共关系问题进行长时间谈话。毛泽东指出：国共两党关系的状况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我们共产党人深知内战的惨痛经验。对中国说来，内战将意味着长年累月的破坏和混乱，中国的统一，它对远东的稳定作用，以及它的经济发展，统统会推迟下去。中国防止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外国的影响。在这些外国中，尤其最重要的是美国，国民党在今天的处境下必须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国民政府应该立即召开一次临时（或过渡的）国民大会，应邀请一切团体派代表参加。在人数分配方面切实可行的妥协可以是，国民党大概占代表数的一半，所有其他代表占另一半，蒋介石将被确认为临时总统。这次临时国民大会必须有全权改组政府并制定新的法令——保持有效到宪法通过之时为止。它将监督选举，然后召开国民大会。我们现在只是要求：美国政策要努力引导国民党改革自己。国民党已在忙于为发动内战制造借口。我们可以说，内战是不可避免的，但不是十分确定的。

8月　同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交谈，毛泽东说，今年雨水多，入伏以来，我就担心下雨，怕庄稼受损失。还说陕甘宁边区的农村要在几年里做到：每家余一年粮，拴一犋牛，扶育一百棵树，建一个厕所，掏一口井，每人还要识一千个字，而且每乡要有一个合作社，一个铁匠炉，一个民办小学，一个医务所，一个秧歌队……大家都要过丰衣足食、健康快乐的生活。

8月29日　和周恩来电告董必武：八月二十日美国空军第二十航空队的一架重轰炸机在苏北盐城、阜宁上空爆炸起火，坠落在新四军建阳金家桥根据地内，新四军第三师和该地游击队立即出动营救。该机飞行员十二名，其中一名毙命，我救出五名已抵第三师师部，其余六名正寻找中。以上情况望即转告有关方面。

8月30日　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致信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张治中，说奉中共中央之命，对张、王八月十日来信答复如下：国民党政府提示案与中共提出的书面意见十二条及口头八条，在原则问题上相距太远，中共无法接受。双方谈判相距甚远的真正原因，在于国民党政府始终不愿意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及足以团结全国各党派各阶层抗日力量的民主政治。我们希望国民党政府在解决全国政治问题与国共关系问题上，应把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而不把一党一派一己的私利放在第一，应从有利全国团结抗战、有利促进民主的观点出发，而不应从维持一党统治的方针出发，才能使双方的谈判易于接近，才能使一切问题可以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

8月31日　致信秦邦宪，就《解放日报》原拟发表的一篇题为《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建立在家庭里》的社论稿，谈了三方面的问题。（一）“原文着重改造家庭，关于联系群众运动方面说的很少（即在已发表的那篇社论〔54〕上亦是如此），而问题的重点，恰是使家庭改造与群众运动联系起来”。“我们是提倡‘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的两重政策”，“不断地走出，不断地巩固，这就是我们的需要”。（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三）“我在改文中加上了解放个性，这也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

9月1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提议召开各党派代表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关于王震等是否率部南下、关于开展满洲工作、关于建立城市工作部等问题。关于国民党变不变、倒不倒的问题，毛泽东说：变而不倒与先变后倒均有可能。以蒋介石的愿望，国民党一定要打共产党的，可能不打是五个方面的条件，即美国、日本、共产党、人民及国民党内部。我们的政策放在争取不打，争取国民党变，这样才有文章可做。会议决定：派王震、王首道等率部于十月南下发展湘、鄂、赣等地的工作；中央及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及城市工作部，中央城市工作部以彭真为部长、刘晓为副部长。

9月4日　中共中央关于提出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问题，致电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指出：“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是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估计此项主张国民党目前绝难接受。但各小党派、地方实力派、国内外进步人士，甚至盟邦政府中开明人士，会加赞成。因此，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以反对国民党一党统治及其所欲包办的伪国民大会与伪宪。”“望你们在起草回答张、王的信中加上此项主张，以说明这是我们对于实施民主政治的具体步骤和主张。”“在这次参政会中，如取得小党派及进步人士同意，可将是项主张作成提案”。五日，董必武、林伯渠出席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提出这次大会应着重讨论国共谈判、召开国是会议、成立各党派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城市工作部门的指示，指出：“地委以上各级党部须立即建立城市工作部，在党委与上级城市工作部领导下，专门负责管理城市及交通要道工作，不兼其他任务。其负责干部，应根据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为当前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之原则来配备，要真能负责指导争取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千百万群众，瓦解伪军伪警，以准备武装起义之艰巨工作。”

同日　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满洲工作问题，分别对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发出指示，指出满洲工作之开展，不但关系中国未来局面至巨，而且已成刻不容缓之紧急任务。指示晋察冀分局及冀中区党委、冀热区党委，山东分局及胶东区党委各成立一满洲工作委员会，负责动员和领导一切可能的力量开展满洲工作。

9月5日　《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社论《采用新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式》。社论指出，选举与奖励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这是推动和改进工作，产生和培养干部及联系群众的一种好方法，是当前各种工作中可以普遍采用的新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式。毛泽东为社论加写的一段话中说：“但敌后必须以战斗英雄、民兵英雄与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并重，并且战斗英雄与民兵英雄还应放在前列”。

9月6日　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到达重庆。

9月7日　《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在国民参政会开幕会上蒋介石氏说话不当的新闻稿，批评蒋介石用武断的词令，掩饰目前的军事危机，大唱其无条件的统一论，不讲民族的解放。毛泽东在加写的文字中指出：“这种将一切都统一于国民党、统一于寡头政治的统一论，是与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在民族独立与民主自由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统一的民主统一论，针锋相对的，其中包含了阴风惨惨的杀机。”

同日　致电张云逸、饶漱石，罗荣桓、黎玉，邓小平、滕代远等：第三党张云川等已离渝赴北平，准备到各根据地访问，望妥为招待，给以参观访问之便利。

同日　电告晋西北、晋察冀：美军观察组上尉考林、中尉琼思二人将于最近分赴晋绥边区及晋察冀边区，考察地形、建立情报网和了解爆破工作实施之范围等。

9月8日　出席中央警备团为张思德举行的追悼会。张思德是中央警备团战士，九月五日在安塞石峡峪烧木炭时牺牲。毛泽东题写挽词：“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并在会上讲话，阐述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意义，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这个讲话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为人民服务》。

9月9日　和刘少奇复电张云逸、饶漱石、曾山，指出：“机场筑好后，大批美军人员陆续飞来军部及各师，我们应表欢迎”。“虽可能引起日寇‘扫荡’，但比较全局，利多害少。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既定方针”。

9月11日　复电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参政会报告两党谈判〔55〕时，林准备根据周谈话〔56〕及复张、王信，对国民党反动意见加以驳斥，并宣传我抗战成绩、力量与合理要求，是对的，国民党提示案根本不提抗战需要，我党合理要求则全是根据抗战需要，这是双方根本不同点。”“根据来电，各小党派、地方实力派拟和我党联合提出改组政府，请你们考虑现在我党中央单独向参政会提出是否合宜”。

9月12日　致电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如与纳尔逊〔57〕、赫尔利见面提及援助事，望提美国援华军火至少应以二分之一给八路军新四军，亦即国共平分，不再提三分之一，因不论战绩、兵力、地位共都优于国也。”

9月14日　关于山东审干问题，复电罗荣桓、黎玉、萧华，指出：“延安审查干部经验中，在初期有许多是过左的，后来已纠正，你们不要重复。山东应该稳重谨慎地去作，凡无充分可靠证据，不要轻信某人为特务，要把特务、叛变、自首、党派及犯错误等项分别看待，严重嫌疑分子（有证据者）可以暂时逮捕候讯，但为数应极少，尤要坚持一个不杀方针。”

9月15日　复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十四日来电，指出：（一）关于美国物资分配，不管将来事实上之结果如何，我们应在原则上主张按照抗战成绩（我军打击敌伪六分之五）为标准，不应按照现有两党军队数量为标准，因此我们应主张至少两党平分援助物资，前电所说至少三分之一不恰当，请改正。（二）小党派既不赞成我党单独向参政会提出改组政府，即请作罢。至于林报告谈判经过时是否应当顺便提到此点则请你们酌情决定，但在再复张治中、王世杰的信中则必须正面提出。

同日　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大会上报告四个多月来国共谈判经过，强调提出挽救目前抗战危机准备反攻的救急办法，是必须对国民党政府的机构、人事、政策迅速来一个改弦更张，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由政府召开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参加的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

9月18日　复林伯渠、董必武九月十六日关于国民参政会开会情况的来电，指出：严肃批评，并指蒋名，甚为必要。如五参政员决定来延安〔58〕，最尖锐的批评可以暂停，但决不可作为条件，只可说如五参政员去延安及国民党态度改善，延安批评自然会和缓。本日，致电林伯渠、董必武转胡政之、王云五、冷遹、傅斯年、陶孟和五参政员：“闻五先生决定来延，甚表欢迎，敬祈早日命驾为祷。”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办公厅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招待八路军留守兵团全体模范学习代表及从敌后转战归来参加整训的各部队战斗英雄代表的大会，并讲话。讲话指出：“武汉失守以来，特别是最近二年以来，中国抗战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巨大的变化。现在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人民部队抗击了在华的敌伪军六分之五，国民党只打了六分之一。豫湘战役，敌人如入无人之境，情形极为严重。中国不亡，是由于有了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主要地由我们支持了抗战局面。这就是今天中国的抗战形势。”“军队要有统一领导和纪律，才能战胜敌人。正确的自我批评，对于领导和纪律，不但不会削弱它，而且只会增强它。”“与人民利益适合的东西，我们要坚持下去，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我们要努力改掉，这样我们就能无敌于天下。我们的军队一向就有两条方针：第一对敌人要狠，要压倒它，要消灭它；第二对自己人，对人民、对同志、对官长、对部下要和，要团结。这是党中央和西北局的方针，也是全体人民所要求的方针。”

9月22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形势、国共关系、审干等问题。毛泽东发言说：现在重心有逐渐转移的趋势，我们自己常常估计不足。这次参政会公开，对我们是有利的，逼得蒋介石发表双方的文件。现在在全国面前暴露了中国有两个平等的东西，不是一大一小。十二条原则上提得对的，但未想到改组政府。现在时机成熟，时局变化得很快。这次参政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已不敢提了。中共威信在大后方之高，是全国、全世界注意的问题，现在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估计到我们。审查干部问题，结论不忙作，待整个甄别工作告一段落后，再由中央讨论一次。因为搞错了许多人，所以对于“抢救”我有些怀疑，乱子就出在这里，以后“抢救”二字不能用。

9月24日　《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社论《评此次国民参政会》。社论指出：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是一次不平常的会议。它表现了国民党寡头专制统治的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深刻危机，反映了全国人民对于国民党误国政策之愤怒，暴露了国民党内部各集团之互相倾轧和斗争，也揭破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玩弄‘民主’伪装‘民主’的卑鄙伎俩”。社论正告国民党统治集团及蒋介石：“‘不变应万变’，固然不行，‘万变保不变’，亦一样不行。现在需要彻底的一变，即将寡头专制变为真正的民主政治”。

9月26日　和贺龙、高岗、陈毅、林彪、聂荣臻以及美军观察组包瑞德等，在延安东关大操场观看八路军留守兵团模范学习代表举行的投弹、射击、刺杀等七项军事技术表演。

9月27日　关于复张治中、王世杰九月十日给林伯渠的来信问题，致电林伯渠、董必武，指出：由于美国需要与国民党情况危急，国民党急于按照他们自己的愿望解决问题，张、王十日信又最无理取闹，复张、王信原稿语气欠健，不足以杀彼辈之气焰，故修改如另电。你们收到并交张、王后，请在报上发表，如不能发表，则印单张广为散发，并多送外国人。毛泽东重新起草的林伯渠复张治中、王世杰信，再次强调指出：“现在唯一挽救时局的办法，就是要求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由现在的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的代表，开紧急国是会议，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并由这个政府宣布并实行关于彻底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新政策。”并指出：“我们这个建议，实是代表全国人民的要求，即贵党中亦有不少人士同具此心。”“此计不决，则两党谈判即使可能解决若干枝节问题，至于关系国家民族的重大问题，必不能获得彻底解决的。”这封信在十月十三日交给张治中、王世杰。

9月30日　致电吕正操、林枫：“请你们考虑，在其他各分区也令他们开展八分区那样的战斗，打出威风来扩大自己挤小敌人，但在每一处打胜仗后应叫那里提高防备敌人报复的警惕性。”

10月1日　《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社论《新四军的胜利出击与中国的救国事业》。社论指出：今年一至六月，新四军作战一千余次，俘敌伪军一万余人，缴枪一万一千余支，攻克敌伪据点四百二十座。七月以来的三个月中，进行大战役十三次。总计今年新四军的胜利出击，解放国土十余万平方公里，人口五百万以上。毛泽东在加写的文字中说：“对于新四军的胜利表示痛恨的，只有两种人，就是日本侵略者与中国蒋介石。日本人的痛恨我们，不必说了。至于蒋介石，他有两件事最受日本侵略者欢迎：一件是反共活动，一件是《中国之命运》。蒋介石的千万件反共活动中，尤以阴谋袭击新四军，逮捕叶挺将军与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最受日本人欢迎。当一九四一年春，蒋介石干出此种破坏抗战、危害国家、背叛民族的罪恶事件时，日本同盟通讯社曾嘉奖说：‘蒋介石几年来未做什么好事，但解散新四军一事算是做得好。’”“不管日蒋如何合谋危害新四军，但是新四军依然在发展壮大，依然在打胜仗。”

10月3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河南工作大发展与调部队和干部去河南、湘赣问题。

10月4日　在秦邦宪的陪同下，到清凉山中央印刷厂礼堂看望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的全体工作人员，并讲话。在讲到办党报和通讯社工作的两个方面——指导和反映时，毛泽东说，党中央对于各地工作的领导和指示，除一些日常性的指示活动外，大政方针很多是通过《解放日报》和新华社传达下去的。党中央了解国内外情况有许多来源，你们是一个重要渠道。他勉励大家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把《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办好。

10月5日　和朱德等出席在延安举行的美国陆军中印缅战区统帅部对包瑞德的授勋仪式。统帅部为嘉奖包瑞德在华工作成绩卓著而授予他勋章。

10月7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在会上发言指出：这几个月我们的作战，特别是山东有很大发展。今后主要发展方向是南方，江南、湖南、河南；同时要注意东北，还要准备苏联打日本。在干部配备上，主要的是注意南方，同时注意东北。关于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发言指出：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的时代，对革命是有功绩的，错误应由张国焘负责，不是群众与广大干部的问题。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在延安及各地同四方面军关系上存在的问题，主要由一方面军干部负责。对红七军也应承认是有功劳的。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然后才能消灭山头主义。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任命杨尚昆为中央军委外事组组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处长，王世英、金城为副处长。

10月9日　《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评张平群错误发言的新闻稿。新闻稿指出：十月四日在重庆召开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某记者询问国民党政府当局对于组织联合政府的意见，政府发言人张平群答称：“此说不值讨论，吾人亦不拟讨论。”毛泽东加写的话中指出：“果真‘不值讨论’吗？整个大后方人民或者已受或者要受敌骑蹂躏了，人民要求立刻追问国民党的责任，这个责任是值得讨论的。果真‘不拟讨论’吗？你们尽管‘不拟’，人民的死活、国家的存亡是不能不讨论的。”新闻稿最后指出：“不管国民党当局‘讨论’与否，废止寡头专政，改组国民政府与统帅部，这个要求是无法抗拒的”。

同日　出席八路军总部举办的舞会，同谢伟思进行了约二十分钟的谈话，谈到国共关系问题。毛泽东认为国民党还不准备妥协，因此眼前没有希望召开拟议中的紧急国民大会和改组政府。但是他说：“我们愿意等待。我们在耐心方面有过长期锻炼。”

10月10日　上午，同朱德、周恩来等出席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庆祝双十节举行的招待会，应邀出席的有美军观察组成员、外国记者及延安各界代表。

10月11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起草的对蒋介石双十节演说的评论。评论指出：“空洞无物，没有答复人民所关切的任何一个问题，是蒋介石双十演说的特色之一”。蒋介石的演说，还“使人们感觉内战危险不但存在，而且在发展着。中国人民现在就要牢牢地记着，不知哪一天的早晨，蒋介石会要下令讨伐所谓‘叛逆’的”。“蒋介石的态度越变越反常了，他坚决地反对人民改革政治的要求，强烈地仇视中国共产党，暗示了他所准备的反共内战的借口。但是，蒋介石的这一切企图是不能成功的。如果他不愿意改变他自己的作法的话，他将搬起石头打他自己的脚。我们诚恳地希望他改变作法，因为他现在的作法是绝对地行不通的。”这篇评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

同日　同意周恩来主持会议提出的延安追悼邹韬奋〔59〕活动的建议。纪念活动包括：将延安的华北书店改名韬奋书店，编辑出版邹韬奋著作选集，举行追悼大会等。

10月14日　和朱德复电邓小平、滕代远等，指出：华北可能成为主要的决战战场。在决战开始前，敌军可能在华北还有一时期最严重的“扫荡”与摧毁，我们应有此准备。在可能条件下，我军应乘虚尽量消灭伸入根据地内的伪军、日军的小据点，扩大根据地，但一般地暂时不打交通要道及较大城市。充实现有小团，健全游击队，加强民兵组织，利用冬寒认真练兵。继续深入减租减息斗争，注重各种生产，改善军民生活，巩固军民团结与社会团结。这些工作做好，就是预见困难、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条件。

同日　关于开辟河南根据地的部署，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郑位三、李先念等电，指出：（一）八路军第一批南下部队两个团，在司令员皮定均、政治委员徐子荣率领下，已于一个月以前在新安以北渡过黄河，进入登封、临汝、禹县地区一带，正从事建立根据地。（二）中央已决定派戴季英、王树声〔60〕等从陕北率两个老团并大批干部进入河南活动，建立河南人民解放军，为解放河南而斗争。戴、王等在一个月内可从延安动身，中央派到五师的部队及大批干部亦可同时动身。（三）你们派到豫南的部队应坚持进行活动，建立据点，发展地方武装，并设法与皮、徐部队取得联系。

10月17日　董必武、林伯渠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报告本日第一次同赫尔利谈话的情况。赫尔利说：他约林、董谈话是蒋介石允许的，蒋也允许他必要时去延安；中共军队组织、训练都好，力量强大，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种因素；蒋介石为抗日的领袖，是全国公认的事实；中国现政府不民主，等等。董、林来电还指出，“蒋见我态度强硬，怕我们不承认他是抗战领袖”。十九日，毛泽东在董、林来电上写了如下批语：“九月下半月至十月上旬，蒋对罗、丘压力，硬抗了几个星期。在此期间，对我方亦表示硬性。但在双十演说出了一通气之后，又软下来。对美国软，对我方亦随着软些。邵力子召集的国、共及中间三方会议，决定派五参政员来延及要求延安停止骂蒋等，即其表现。蒋最怕指名批评他，美国亦怕我们不要蒋，故在许蒋存在条件下，可以作出一些有利于我们的交易来。”

10月18日　董必武、林伯渠致电毛泽东，报告本日第二次同赫尔利谈话的情况。赫尔利说，他拟约张治中、王世杰和我们谈，得出两党合作初步结果后，他拟向蒋介石谈。蒋同意后，他便到延安来和毛泽东谈，求得双方合作的基础。最后蒋、毛见面，发出宣言，两党便合作起来了。

10月24日　董必武、林伯渠致电毛泽东，报告十月二十三日第三次同赫尔利谈话的情况。赫尔利说，蒋介石二十一日交他一方案，被他当场退回。至于方案的内容，他保守秘密。他只打了一个比喻说，蒋叫你们在前面打，他们在后面打，意思就是要消灭你们。他问蒋为什么不可以和共产党并肩作战？他已告蒋，要马上行动，实行民主，释放政治犯，不能再等了。

10月25日　在中共中央党校大礼堂对即将去前线的干部作报告。首先讲时局问题，指出：中国的局势起了很大的变化，从今年四五月间到现在变化就更大。国民党反共，抗战不积极，贪污腐化，没有一点希望了，政治、军事、经济都没有希望了。中国人民要解放，中国要得救，只有共产党才有办法，全国人民都仰望着我们。我们对国民党的方针，自国共合作以来，就是改良方针，不是打倒它，因为日本人还在我们面前。现在的口号是改组政府、改组统帅部。这个口号不是改良主义的，而是革命性的。我们要尽量发展自己的力量，抗战以来，中央就是这个政策。从现在的环境看，还需要大大的发展，广东、湖南、河南都可以大发展。其次讲团结问题，指出：共产党要团结各阶层人士。共产党员好像柳树一样，到处插下去就可以活，长起来。柳树也有缺点，容易顺风倒，所以还要学松树，挺而有劲。柳树有机动性，松树有原则性，柳树可亲，松树可靠，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可亲、要可靠。党内也要加强团结。山头主义在今天才指出来，没有早些指出来，这是我的责任。再其次讲审干、反特务问题，指出：审干、反特务发生许多毛病，特别是在“抢救运动”中发生过火。去年“抢救运动”，搞了十几天，我们马上就使它停止了。“抢救运动”的基本错误是缺乏调查研究和缺乏分别对待这两点。“抢救运动”有错误，错误是夸大了问题方面，但不能说是路线错了。最后，毛泽东指出：前途是光明的，但也有困难。决定中国事情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以上我讲的，就是一个原则，为中国人民服务，为中华民族解放！

10月30日　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讲话，阐述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中的统一战线方针。讲话指出：“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解放区的文化已经有了它的进步的方面，但是还有它的落后的方面。”“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为了进行这个斗争，不能不有广泛的统一战线。”在教育工作、艺术工作、医药工作方面，都要实行统一战线的方针。“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这个讲话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

10月31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主力南征的区域和组织机构等以及其他问题。会议决定：由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干部和部队在湖南湘水和资水之间以衡山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由王震、王首道、贺炳炎、廖汉生、王恩茂等八人组成军政委员会，以王首道为书记；部队用“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名义〔61〕，以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治委员；增派第三五九旅第七一八团随同出发。会议还决定取消过去夏曦〔62〕关于解散洪湖地区党组织的决定。会议同意毛泽东关于大后方党员绝大多数是可靠的、有问题的只是少数的这一估计。

10月　接见曾在中共湘赣省委工作过的一些同志，了解湘赣省委工作中的一些情况和问题。在毛泽东关怀下，召开了曾在湘赣省委工作过的几十位同志的座谈会，总结湘赣省委工作的经验教训，研究解决一些历史遗留问题。

11月1日　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出席八路军南下支队在延安东关机场举行的誓师大会。首先检阅南下支队的指战员。检阅后，毛泽东讲话说：你们这次到南方去，到敌人的后方去插旗帜，开辟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是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你们会遇到许多困难，但是前途是光明的。你们要以最大的毅力去克服各种困难，上下一心，团结一致。要像“王者之师”那样，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真正做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忠实地为人民服务。最后他祝全体指战员身体健康并取得远征的胜利。

11月2日　和刘少奇致电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指出：美军可能在杭州湾登陆，而我们在那一带工作还很薄弱。为了配合美军登陆及准备夺取杭州、上海、苏州、南京等大城市，除粟裕带两个团南进外，请你们考虑设立苏浙军区，以粟裕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苏南及全浙江，将来必要时设立中央分局领导之（苏浙军区于一九四五年一月成立）。

11月6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赫尔利来延安谈判问题。毛泽东说：蒋介石要赫尔利来调停，可得救命之益。至于能拿出什么东西来，多少可以拿一点。他给以小的东西，加以限制，而得救命的大益。对国民党问题，赫尔利看得相当乐观。赫尔利来我们要开个欢迎会，由周恩来出面介绍，再搞点音乐晚会。

11月7日　和周恩来等到延安机场迎接从重庆飞抵延安的赫尔利。林伯渠同机到达。

同日　和朱德设宴庆祝苏联十月革命二十七周年。出席宴会的有苏联、美国、英国的来宾，在延安的国际友人及延安各界人士百余人。席间，毛泽东举杯庆祝同盟国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苏联红军的胜利。

11月8日　上午，和朱德、周恩来同赫尔利进行第一次会谈。赫尔利首先说明自己是受罗斯福的委托作为他的私人代表，来谈判关于中国的事情。这次来延安，还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和批准。然后他提交一份他和蒋介石共同草拟的题为《为着协定的基础》的文件，内容有五点，主要是要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遵守并执行国民党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要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和士兵接受政府的改组，然后国民党政府才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会上宣读了这一文件，赫尔利并作了一些说明。上午会谈至此结束，历时五十分钟。

同日　下午三时，同赫尔利进行第二次会谈。毛泽东首先对赫尔利到延安表示欢迎。接着毛泽东说：中国需要在民主的基础上团结全国抗日力量。首先希望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和组织，迅速来一个改变，这是解决问题的起码点。如果没有这一改变，也可能有某些协定，但是这些协定是没有基础的。因此必须改组现在的国民党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人士的联合国民政府，改变现在政府的不适合于团结全中国人民打日本的老政策。关于改组军队，我以为应当改组的是丧失战斗力、不听命令、腐败不堪、一打就散的军队，如汤恩伯、胡宗南的军队，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不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及不妨碍民主的基础上，我们愿意和蒋介石取得妥协，即使问题解决得少一些、慢一些也可以，我们并不要求一下子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要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和妨碍民主，那就不行了。然后，毛泽东对《为着协定的基础》提出具体修改意见，主要是：增加将现在的国民党政府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及无党无派政治人士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改组统帅部为包含所有抗日军队代表的联合统帅部的条文；将原条文中的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要遵守和执行国民党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和士兵要接受国民党政府的改组，修改为一切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统帅部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统帅部所承认；增加保障人民各种自由权利的规定；要求承认中国共产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

11月9日　下午三时，同赫尔利进行第三次会谈，讨论经过修改后的协定草案。毛泽东说：我们所同意的方案，如蒋介石先生也同意，那就非常好。赫尔利说：我将尽一切力量使蒋接受，我想这个方案是对的。赫尔利还说：如果蒋先生表示要见毛主席，我愿意陪毛主席去见蒋，讨论增进中国人民福利、改组政府和军队的大计，并担保毛主席及其随员在会见后能安全地回到延安。毛泽东说：我很久以前就想见蒋先生，过去情况不便，未能如愿。现在有美国出面，赫尔利将军调停，这一好机会，我不会让它错过。我还不了解蒋先生是否会同意我们的五要点。他如同意，我即可与他见面。我总觉得在我和蒋先生见面时，要没有多大争论才好。毛泽东还强调说：我很希望在赫尔利将军离开中国以前见蒋先生。毛泽东提出，这五要点双方同意之后，应当由双方共同签字，公开发表。赫尔利表示他也要在上面签字。会谈商定：今天把文件准备好，明天签字。

同日　晚上，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向全会报告同赫尔利会谈情况，指出：经过三次会谈修改后的五点协定，没有破坏我们的解放区，把蒋介石要破坏解放区的企图扫光了；破坏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使共产党得到合法地位，使各小党派和人民得到了利益。如果蒋介石签字承认这个协定，就是他最大的让步。明天签字后，我们的文章做完了，问题即在重庆了。关于见蒋介石的问题，不能拒绝，尤其此时要考虑，为了民族的利益。签字后不去见蒋，我们就输理了。现在我不去，将来再说。今天中央委员会批准这个新五条，明天即可签字。周恩来在发言中说：蒋介石认为我们参加政府和成立联合政府是有区别的。赫尔利则将二者混而为一，所以他以为蒋介石不至于为难。全会一致同意五点协定。

11月10日　上午十时，同赫尔利进行第四次会谈。毛泽东首先说明：（一）关于我们所同意的文件，请赫尔利将军转达罗斯福总统。（二）关于我们与赫尔利将军商谈的这个协定，昨天晚上我们中央委员会开了会，一致通过这一文件，并授权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个文件上签字。（三）我今天还不能和赫尔利将军同去重庆。我们决定派周恩来和你同去。总之，我们以全力支持赫尔利将军所赞助的这个协定，希望蒋先生也在这个协定上签字。随后，毛泽东与赫尔利分别在《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上签字。这个协定还有待于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签字。下午二时，赫尔利携带签字后的协定乘机离开延安，周恩来和包瑞德同行。

同日　应赫尔利的建议，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信中说：“我很荣幸地接待你的代表赫尔利将军。在三天之内，我们融洽地商讨一切有关团结全中国人民和一切军事力量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的大计。为此，我提出了一个协定。”“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我现托赫尔利将军以我党我军及中国人民的名义将此协定转达于你。”

同日　致电罗斯福，祝贺他连任美国总统。

11月15日　在一份情况通报上，关于反奸斗争的政策加写了一段话：“我们必须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及九条方针的原则，不警惕不严肃的右倾思想是不对的，不谨慎不精细的‘左’倾思想也是不对的。”

同日　为《解放日报》准备发表的“邹韬奋先生逝世纪念特刊”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11月19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河南工作问题，听取戴季英、王树声的汇报。毛泽东发言指出：我们总的方针是抗日统一战线，军事战略以抗日为主。统一战线是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有理是自卫原则，有利是局部原则，有节是暂时原则。关于干部问题，城市工作干部原则上要派，但主要的还是从本地找。整个大后方的绝大多数党员是可靠的，要破除认为很多党员是不可靠的“左”的观点。有少数不可靠的，还要加以分析，要在斗争中进行考验。总之，需要有两种态度：一是严肃态度，二是谨慎态度，防止“左”的或右的观点。

同日　赫尔利同蒋介石谈话，将他十一月十日在延安同毛泽东签署的五条协定草案交蒋介石，被蒋拒绝。二十一日，蒋介石提出另一协定草案，共三条，主要是：中共派代表参加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中共将一切军队交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管辖，进行整编；承认中共合法。

11月20日　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据我们所得消息，蒋介石准备组织政学系政府，通不过，则请党外数人参加。郭仲容等来探我们的态度，我均告以非联合政府、联合统帅部不能解决问题。周恩来来电还询问民主纲领是否已起草。二十一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民主纲领（即联合政府纲领）请你起草，并和小党派非正式商量后电告我。

11月21日　复信郭沫若：“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63〕，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吧，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同日　致信柳亚子：“广州别后，十八年中，你的灾难也受得够了，但是没有把你压倒，还是屹然独立的，为你并为中国人民庆贺！‘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饮茶’，这是你几年前为我写的诗，我却至今做不出半句来回答你。”

同日　致信沈雁冰：“别去忽又好几年了，听说近来多病，不知好一些否？回想在延时，畅谈时间不多，未能多获教益，时以为憾。很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同日　周恩来两次会见赫尔利。赫尔利将蒋介石提出的协定草案转交周恩来。周恩来表示要立即返回延安，同中共中央商量。本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报告同赫尔利会见的情况。毛泽东在此电上批写：“党治不动，请几个客，限制我军”。

11月22日　周恩来、董必武见蒋介石。蒋介石要中共交出军队，派代表参加国民党政府，然后才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周恩来、董必武坚持联合政府的主张，并对蒋所说“政府的尊严不能损害”予以驳斥。

11月23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国共两党谈判、国内形势等问题。毛泽东说：来一个协定，去一个协定，现在又来一个协定，我们坚持同赫尔利在延安签订的协定是有道理的，现在蒋介石不同意，要发动一个尖锐的批评。我们开七大宣布组织解放区联合委员会，这是一种步骤；另外一个步骤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暂时不搞，还是提成立联合政府。可调一些人到广西、广东去，中国的国土蒋介石丢在哪里，我们就到哪里。华中来电决定向南发展，基本上可同意。还要准备几千干部到满洲去。

11月24日　致电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转浙东纵队诸同志：“代表大会来电阅悉。望努力杀敌，发展武装部队，扩大解放区，改善解放区军队与人民的生活，准备配合盟军驱逐日寇。”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江军政委员会诸同志电，指出：“宣言草稿及八月决议均阅悉，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宣言在加上几句桂、柳〔64〕失陷情况及号召广西人民起来斗争之后，即可发表。八月决议应在干部中进行讨论，求得大家了解，坚决执行。”

11月25日　致电周恩来：“请与有关朋友商解放区联合会事，并考虑有无办法来延，你回延后准备即开七大，并接着不很久即开解联。”

11月29日、30日　周恩来连电毛泽东，将蒋介石提出的协定草案和我方所拟的复案及备忘录报告中共中央，并说如中央原则同意复案及备忘录，则由董必武回延安报告有关情况，由周恩来将复案及备忘录交赫尔利转蒋介石。十二月一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复案已到，目前不宜交去，应坚持五条协定，俟七大开后再议复案，如交复案过早是不利的。因此，请周、董同时回延，并告赫尔利周不能原机返渝。”

12月1日　复信陈毅，信中说：“来示〔65〕读悉，启示极多，十分感谢！”“白区劳绩必须承认，你说得非常之对。还有‘南北’问题，南方党问题，久想讲，那天临时忘了，恐怕还有别的。七大讲一次，似有必要。一切不公不平之事，必须使之归于公平，以利团结对敌。有所见时，请随时告我。”“你的思想一通百通，无挂无碍，从此到处是坦途了。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没有什么行不通的。每一个根据地及他处只要有几十个领导骨干打通了这个关节，一切问题就可迎刃而解。整个党在政治上现在是日见成熟了，看各地电报就可以明了。”

同日　修改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准备在二届二次参议会作的《常驻会工作及明年改选问题》报告后，致信谢觉哉，指出：关于此次参议会的问题，中央想讨论一次。“政治民主有其自己的内容，经济是其物质基础，而不就是政治民主的内容。文化是精神的东西，它有助于政治民主，也不就是政治的内容。”“人民各项权利，在我们这里，只能说实现了几个重要部分，例如，管理政府，工作权，在现有物质条件限制下的言论、出版、集会权等。至于休息权，中国目前大体上还谈不到，工农更是如此。教育权、老病保养权，还在走头一步。苏联宪法是几个五年计划的产物，在中国许多部分还是理想，不是事实。”

12月4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给晋察冀分局等关于审干反奸问题的指示稿上加写一段话：“九条方针中，最主要的是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两条，两条中又以调查研究为最中心关键，凡无调查研究或虽有而是表面的非真凭实据的，一概不能误认为特务，此点特须使一切干部充分认识清楚。”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答复王震、王首道二日关于“可否取道敌、阎交界线通过”的请求电，指出：“阎锡山在孝义兑九峪线筑工增兵，防我甚严，你们不可引起冲突，只可在其防线以外通过”。

12月7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本日，周恩来、董必武自重庆飞返延安。会议听取周恩来报告此次同国民党谈判情况。会议认为：国民党所提三条明显地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因此无法求得双方提案的基本共同点。为了答复各方询问，准备早日公布五条协定，以引起舆论注意和督促国民党政府改变态度。会议决定：一、周恩来、董必武不再去重庆谈判，并致函赫尔利说明原因。二、筹建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由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发起。成立准备委员会，由党内周恩来、林伯渠等十四人和党外李鼎铭、续范亭等二十一人共同组成。

12月8日　和周恩来同包瑞德进行会谈，坚决拒绝蒋介石的三点建议，批评赫尔利背弃与中共签署的五点建议并为蒋介石的反建议作说客。毛泽东说：蒋介石提出的三点建议等于要我们完全投降，交换的条件是他给我们一个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席位，而这个席位是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赫尔利说我们接受这个席位，就是“一只脚跨进大门”，我们说如果双手被反绑着，即使一只脚跨进了大门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欢迎美国的军事援助，但不能指望我们付出接受这种援助要由蒋介石批准这样的代价。美国的态度令人不解，五点建议是赫尔利同意的，现在他又要我们接受牺牲我们自己的蒋介石的建议。在五点建议中，我们已经作了我们将要作的全部让步，我们不再作任何进一步的让步。由于蒋介石已拒绝成立联合政府，我们决定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组成一个独立政府的初步的步骤。

12月9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一、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有四个目的：组织沦陷区，加强解放区，帮助大后方，促进联合政府。这四个目的要鲜明地提出。二、在目前情况下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也要从反面考虑一下。虽然不叫政府而叫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但是要想到美国不帮助，蒋介石取消八路军，中间派不赞成，我们是否会孤立。三、现在只成立准备委员会，中央主要负责人不要公开发表讲话，也不写社论，看看情况再讨论决定。

12月12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在会上明确提出：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暂缓成立，报上也不宣传，可放口头空气。现在全国总的任务是建立统一中国一切力量的民主联合政府，其他的不提，七大也要采取这种态度。

同日　和周恩来复电王若飞〔66〕，指出：我们毫无同美方决裂之意，五条协定草案可以不发表。“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我们所拒绝者仅仅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中央在三个月内集中精力开七大，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只能在七大以后再说。”毛泽东、周恩来并要王若飞将以上意思转告包瑞德或戴维斯。

12月13日　将郑位三、李先念、任质斌四日关于新四军五师财政困难急待解决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批给陈毅、刘少奇：“请研究办法。我的意见：（一）师部只管直属队，各分区财政宣布一概自筹，或自筹大部。不把担子交给下面，是无法解决的。但不知道那里是否已交下面还不能解决，或是未交不能解决，请去电询问。（二）与贺、高、陈〔67〕商，设法接济。”十八日，中共中央复电郑位三、李先念等，指出：你处是处在分散游击环境，依照敌后各地经验，经济供给的完全统筹是办不通的，统一政策领导下由分区分散自筹的办法却证明是较好的办法。

12月15日　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第二次参议会上作题为《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说，指出：“整个反法西斯战争有很大的胜利，打倒希特勒明年就可以实现。我们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但是，中国内部的状态仍然是不团结，国共谈判毫无结果，国民党仍然固执其一党专政及失败主义的政策。因此，全国人民的总任务是：“全国人民一致起来，大声疾呼，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变现行政策，以便迅速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中国人民不论在大后方，在沦陷区，在解放区，都要为此目标而奋斗。”中国解放区“现在已经成了抗日救国的重心”。一九四五年解放区的任务有十五项，主要是：巩固和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整训和扩大正规军、游击队、自卫军和民兵，加强军队的内部团结，进一步改善军民关系；加强民族统一战线，认真执行“三三制”政策；深入开展减租运动；普遍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注意文教工作；提高干部的工作能力和水平；用多方面的努力和各种办法促成民主的联合政府尽可能迅速地建立起来。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强调党内党外都要大大地提倡民主作风，指出：“我们工作作风中的一项极大的毛病，就是有些工作人员习惯于独断专行，而不善于启发人们的批评讨论，不善于运用民主作风。”“各级领导人员，有责任听别人的话。实行两条原则：（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们许多人中仍然缺乏民主作风，我们一定要改正这个缺点。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如果我们改正了这个缺点，那我们就能团结更广大的人民，我们的事业就能获得更大的与更快的发展。”

12月15日—17日　和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同美国战略情报局伯德上校，就美军可能在山东沿海地区采取的军事行动，中共方面能够提供何种合作和支持的问题，进行探讨和磋商。在场的还有包瑞德。

12月16日　复信赫尔利。信中说：“十一月间，罗斯福总统选举胜利时，我曾去电祝贺他。在他回给我的电报上说：‘为着击败日本侵略者，愿意和中国一切抗日力量作强有力的合作’。请你转达给罗斯福总统，我对于他的这个方针，表示完全同意，并向他致谢！”“请包瑞德上校带此信给你。我希望包上校能够早日回延工作。”“其他要说的，均见于周恩来将军给你的信上”。

同日　周恩来致信赫尔利，指出：国共谈判无结果，是由于国民党当局拒绝五条协定草案。对五条协定草案同意暂不发表，但为了便于人民监督政府改变态度，当在适当时候发表。“在国民党一党政治下的任何人事变动，都不可能变更目前国民政府的制度和政策。”

12月18日　复电程子华〔68〕，指出：“敌对蒋仍是一打一拉，目前又到了拉的时候，但将来还可能打。”“蒋对我党不愿作任何原则上让步，我党应坚持联合政府，在此种立场上不关闭谈判之门，其他不应再谈，结果仍是拖。”“希望你们努力向雁北、绥东、察哈尔、热河及冀东敌占区发展，扩大解放区。同时努力从事城市工作。”

12月19日　在吕正操十七日转来王树声、戴季英的电报上批示：“高岗、陈云同志：王震来电，太岳大雪，多人受冻，脚部冻伤成残废者三十多人，要王、戴部备足鞋袜。今阅此电，又缺少放哨大衣。请急为处置为盼。”

12月20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听取董必武关于大后方工作的报告。毛泽东最后讲话说：董老的报告很好。大后方工作有成绩，南方局、办事处、《新华日报》做了很好的工作。大后方有十万党员，绝大多数是可靠的，去年审干时估计有些错误。审干应采取严肃与谨慎的态度，两者缺一不可。现在沦陷区扩大了，沦陷区的工作很重要，应提到与解放区同等重要的地位。我们要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援助大后方。要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党务五门搞好。

同日　关于怎样办地方报纸问题，对晋绥边区《抗战日报》作以下指示：本地消息，至少占两版多至三版。排新闻应以本地为主，国内次之，国际又次之。对于外地消息与国际消息应加以改造，对新华社的文章不能全登，有些应摘要。应根据当地人民的需要（联系群众、为群众服务）办报，否则便是脱离群众，失掉地方性的指导意义。

12月22日　复赫尔利十二月二十一日关于希望周恩来再去重庆商谈的电报，指出：“在目前，吾人认为国民政府尚无根据我们提议的五条方针来进行谈判的诚意，而周恩来将军又因有某种会议需要准备，一时难以抽身，故我们提议请你先派包瑞德上校来延一谈。”

同日　致信邓宝珊：“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去秋晤叙，又一年了，时局走得很快，整个国际国内形势都改变了。许多要说的话，均托绍庭〔69〕兄专诚面达。总之只有人民的联合力量，才能战胜外寇，复兴中国，舍此再无他路。如果要对八年抗战作一简单总结，这几句话，鄙意以为似较适当，未知先生以为然否？”

12月24日　对晋察冀边区一级英雄李勇因骄傲而落选一事，致电程子华，指出：“李勇这类现象，陕甘宁边区也发生了，各地还会发生，其责任主要的不是在他们本人，而是在于领导他们的人。嗣后凡当选的英雄模范，须勤加教育，力戒骄傲，方能培养成为永久模范人物。如果只有赞扬，没有教育，骄傲落选，将是必然现象，此点请加注意。”

12月25日　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关于形势方面，指示指出：国共谈判无结果，但未关闭谈判之门。蒋介石军队溃败不堪，重庆及国民党区域人心惶惶。如果日本再向西南及西北进攻，国民党崩溃甚至投降的危险是可能发生的。“最近八个月，中国政治形势起了一个大变化。国共力量对比，已由过去多年的国强共弱，达到现在的国共几乎平衡，并正在走向共强国弱的地位。我党现在已确实成了抗日救国的决定因素。”关于任务方面，指示指出：“一九四五年方针见之十二月十五日毛主席演说，各地应按照自己特点部署工作，特别注意发展生产、城市工作及扩大解放区三方面。”如果在数年之后，我们能达到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有纪律有训练的军队，而又有充足的粮食及日用品供养这个军队，而不感到勉强与竭蹶，中国的命运就可由我们掌握了。“一切决定于任务的提出与政策的恰当，精密地掌握政策的执行，十分必要。”

同日　复电邓小平：“关于十个问题〔70〕的答复，早已收到，内容极好。除抄给此间许多同志阅读外，并转发各地参考。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路线，望坚持贯彻下去。并请告知太行区党委负责同志，我十分感谢他们给我以关于今年生产的非常有用的总结报告。”

同日　复电罗荣桓、黎玉：“（一）关于十个问题的答复，早已收到，内容很好，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二）每一地区从开始减租到全部彻底完成减租任务，大体要经过三年时间，还要抓得很紧，稍为放松，即难完成。生产工作、民兵工作、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文教工作，大体也是如此。要有这些时间，全体干部才能学会，全体群众才能发动。你们已有丰富经验，估计一九四五年山东全党工作会有极大进步。（三）人民生产工作，希望加强注意。（四）城市工作希望一年内有普遍发展。（五）减租后，贫农、中农粮税负担必须增加，地主、富农负担则须酌减，方见公平，方能维持军费，但赤贫者须免税。（六）减租后，地主收地必须抑制，其收回自种者可被允许，但仍须同时照顾农民利益，必须保证农民有地可种。”

同日　复电郑位三、李先念、任质斌：“美军极注意国共磨擦，闻蒋令李宗仁发动对我进攻，他们即令欧高士等来你处进行考察，究竟谁进攻谁。望将国民党一切无理进攻情形随时告知欧高士，同时望通令各部重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自卫原则，不给国民党以借口。”

12月28日　周恩来致信赫尔利，说明中共不愿在国民党政府有无可能接受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建议问题上继续进行抽象的探讨。特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四点要求，以观其是否有决心实行民主和团结，即：（一）释放全国政治犯；（二）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和进攻华中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的国民党军队；（三）取消限制人民自由的各种禁令；（四）停止一切特务活动。以上四点，请赫尔利转达国民党当局。

12月30日　复电王震、王首道，庆贺南下支队经过五十天行军，安全渡过黄河〔71〕。指出：遇安全处宜略作休息，然后前进。一入湘鄂交界，局面将较紧张，一切望依据环境决定。并请告皮定均、徐子荣，中央对他们的努力，甚为满意，并问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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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郭沫若，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

〔2〕 杨绍萱，当时任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员。齐燕铭，当时任中共中央党校教务处文教科科长。

〔3〕 含、和，指安徽含山、和县。

〔4〕 巢、无，指安徽巢县、无为。

〔5〕 指林伯渠订的1944年个人生产节约计划。

〔6〕 山东省文协1944年1月24日致中央总学委的电报中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用鲁迅两句诗，第一句‘横眉冷对千夫指’，解‘千夫’为敌人。惟细读原诗所用‘千夫指’典故，似即‘千夫所指，无病而死’，若然，则千夫是大众，而千夫所指的家伙则是敌人。这样的解释，虽不违背毛主席话的精神，但千夫的解释恰恰相反，请问明毛主席电示为盼。”

〔7〕 金城，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副处长。

〔8〕 钱拯，中国同盟会会员，曾参加辛亥革命，1943年到延安，1945年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毛泽东批示后不久，钱拯及其子婿得到平反。

〔9〕 指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所属第61军军长梁培璜指挥所部3个师，于1944年1月底东渡汾河，向八路军太岳根据地浮山地区薄一波任政治委员的八路军太岳纵队进攻。

〔10〕 滕代远，当时任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

〔11〕 杨立三，当时任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副参谋长。

〔12〕 黎玉，当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副书记、八路军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萧华，当时任八路军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

〔13〕 《解放日报》1944年3月21日报道说：延安市完全小学在去年上半年以前，教学方针脱离群众，教的是天下国家大事，很少陕甘宁边区的事情，在学校所学的不能为群众服务，因此群众不愿送子弟入学。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听取了群众意见，改变了教学方针，教学内容增加了记账、写信、写路条、写契约、珠算等，自编一些介绍边区的乡土教材，并实行教学与生产相结合，受到群众的欢迎。

〔14〕 周扬，当时任延安大学校长、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5〕 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6〕 这是周扬写的编者序言中引用的列宁对蔡特金的一段谈话。周扬当时用的译文是：“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的最深的根源，应该是出自广大劳动群众的最底层。它应该是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为他们所挚爱的。它应该将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联合起来，并把他们提高起来。”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蔡特金《回忆列宁》一书的中译本中，这段话为：“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

〔17〕 艳日，即29日。

〔18〕 李作鹏，当时任八路军山东军区参谋处处长。

〔19〕 东条，即东条英机，当时任日本内阁首相。

〔20〕 朱德母亲于1944年2月15日在四川原籍去世。

〔21〕 谭政，当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22〕 李健侯，当时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在米脂县文献委员会工作。

〔23〕 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林彪受中共中央委派在重庆同国民党谈判。谈判中，林彪根据中央指示，向国民党提出四点：（一）在允许中共合法的条件下，可允许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办党；（二）八路军新四军编为4个军12个师；（三）陕甘宁边区改为行政区，人员、地域不动；（四）八路军新四军黄河以南部队，在抗战胜利后北移。

〔24〕 指周恩来1944年3月12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19周年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演讲中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的五点要求，即：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为国民党政府的地方政府；承认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敌后武装为国民党政府所管辖所接济的部队；恢复新四军的番号；撤销对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包围。

〔25〕 张、王，指张治中、王世杰。

〔26〕 指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和驻西安办事处。

〔27〕 1943年4月，鲁迅艺术文学院、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和新文字干部学校并入延安大学。1944年4月，行政学院也并入延安大学。

〔28〕 王若飞，当时任中共中央研究局党务研究室主任，是参加国共谈判的中共代表。

〔29〕 华莱士，当时任美国副总统。1944年6月20日到达重庆访问。

〔30〕 拉铁摩尔，美国历史学家、中国问题专家。当时任美国国务院战时情报局太平洋分局局长，随同华莱士访华。

〔31〕 1942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起以每年6月14日为联合国日，全世界反法西斯国家都在这一天举行纪念活动。

〔32〕 梁寒操，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33〕 丁玲，作家。抗日战争时期曾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副主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

〔34〕 这两篇文章介绍了陕甘宁边区合作社工作中的模范人物，发表在1944年6月30日《解放日报》。

〔35〕 巧，即18日。

〔36〕 毛泽东在获悉张治中、王世杰1944年6月15日致林伯渠的信之前，鉴于张、王6月5日向林伯渠声称不能将中共中央意见书转报国民党政府，故曾于6月17日电示林伯渠将国民党政府提示案退还张、王。

〔37〕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写的《延安一月》中说：“我们于五月三十一日进边区，六月九日到延安，不断地参观，连续地谈话，不知不觉，一个月了。正式的程序终止于七月二日毛先生的谈话会。起初我们预备在正式参观之后，再作若干日的自由活动，可是这时忽然有人提议‘回重庆去’。……终于向主人方面提出辞行。主人为了尊重我们的意见，也立刻为我们准备行程”。“十一日朱德将军为我们在交际处设宴饯行，十二日清晨，告别延安”。

〔38〕 刘子久，抗日时期曾任中共淮北区委员会书记。当时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39〕 在这段话前面，刘子久信中的话是：古人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40〕 这里所说的德国的内战，指1944年7月20日由德国国防军领袖组织的发生在元首大本营的企图暗杀希特勒的爆炸事件和国防军在柏林等地发动的兵变。

〔41〕 谢伟思，当时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二等秘书、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政治顾问。

〔42〕 指清初计六奇编撰的《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

〔43〕 谢觉哉1944年7月1日日记记载：“日前至毛主席处，见其衣袋有线装书，问之为《阅微草堂笔记》，他说其文字可玩味。”

〔44〕 叶剑英的谈话发表在1944年8月10日《解放日报》。

〔45〕 衡阳于1944年8月8日失陷。

〔46〕 指阎锡山通敌、反共、反人民。

〔47〕 张、左，指张澜、左舜生。

〔48〕 俞鸿钧，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政务次长（1944年11月任财政部部长）。

〔49〕 郑位三，当时任新四军第5师政治委员。

〔50〕 欧高士，美军炮兵少校。受美国第14航空队陈纳德将军派遣，于1944年8月14日到达新四军第5师。

〔51〕 《皖南事变的真相》和《苏北事件的真相》两件，是陈毅应包瑞德的约请而写的。

〔52〕 应为1940年。

〔53〕 指中共中央1944年6月向国民党中央提出的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书。

〔54〕 指《解放日报》1944年8月25日社论《发扬根据地新式家庭》。

〔55〕 指中共谈判代表林伯渠准备在国民参政会作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

〔56〕 指周恩来1944年8月12日对新华社记者发表的关于国共谈判的谈话。

〔57〕 纳尔逊，当时任美国国务院战时生产局局长。1944年9月随赫尔利来中国。

〔58〕 1944年9月15日国民参政会决议，由参政员冷遹、胡政之、王云五、傅斯年、陶孟和5人组成延安视察团，赴延安视察，并于返渝后向政府提出关于加强全国统一团结之建议。后来，1945年7月到延安同中共会谈的参政员是6位，即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

〔59〕 邹韬奋于1944年7月24日在上海去世。

〔60〕 戴季英，当时任中共河南（豫西）区委员会书记、八路军河南（豫西）军区政治委员。王树声，当时任八路军河南（豫西）军区司令员。

〔61〕 第359旅主力组成的南征部队出征前，命名为八路军独立第1游击支队，通称南下支队。进入湖南攻占平江后改称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

〔62〕 夏曦，1931年至1934年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

〔63〕 《反正前后》，是郭沫若1929年写的反映自己1910年和1911年生活经历的作品。

〔64〕 桂、柳，指广西桂林、柳州。

〔65〕 陈毅1944年12月1日致信毛泽东。信中说：“你对湘赣部队的讲演，启发作用很大。在几年整风弄清路线原则之分歧后，作大度的自我批评，讲团结对外，这足以教育一切人，主张印发全党。华中的团结亦只有走此道路。”“近来与许多人谈话，广泛阅读文件，似乎更感觉以前所见不免皮相，才知道处理许多问题疏虞之处甚多，别人的批评、反对，其中‘事出有因，查实无据’者有之，而自己过与不及两种毛病则所在多有。那种‘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已’的自己条条做到的态度，实在要不得。”

〔66〕 王若飞1944年12月11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说赫尔利对我们将公布5条协定草案感到很恼火，认为使他难堪；并说包瑞德认为当我们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时，蒋介石会宣布我们搞分裂而打击我们。

〔67〕 贺、高、陈，指贺龙、高岗、陈云。

〔68〕 程子华，当时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代理书记、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代理司令员和代理政治委员。

〔69〕 绍庭，即刘绍庭，抗日战争时期曾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

〔70〕 指毛泽东1944年7月28日致李先念，饶漱石，罗荣桓，黄敬，邓小平，程子华、林枫的电报中，要求各地答复的10个问题。

〔71〕 八路军南下支队于1944年12月27日踏冰南渡黄河。

1945年　五十二岁

1月1日　出席中共中央举行的新年干部晚会，并作简短讲话。他说：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一切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员，中国各阶层人民，国际反法西斯的朋友，都要更好地团结起来。我们团结得越好，对敌人的打击也就越有力量。

同日　同前来祝贺新年的郭述申〔1〕等谈话。毛泽东说：同敌人斗争要有长远准备。过去只顾眼前，扩兵筹款，不久根据地也搞空了。河南的同志做得对，他们把扩大的军队留在地方，已扩大了一万多地方部队。去年各根据地生产搞得好，部队每人每日五钱盐、五钱油、一斤菜，比前几年好多了。不管敌人是早倒还是晚倒，我们都要作好准备，有备无患，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1月5日　复电太岳区党委：“二日电悉。不是两年胜利，而是两年准备胜利。我们至少还需两年时间进行各方面准备工作，对于争取胜利方有较大把握。”

1月7日　和刘少奇同高岗、林伯渠、李维汉、贾拓夫、刘景范〔2〕谈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总结问题。在谈到区乡干部作风问题时，毛泽东和刘少奇一致指出：上级指示行不通的，打个招呼，顶回来，才是真正对革命负责。党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

1月10日　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上作题为《两三年内完全学会经济工作》的讲话，首先指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有三个作用，即带头作用、骨干作用、桥梁作用，勉励大家切记不可以骄傲。然后着重讲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指出：“我们必须在两三年内，使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解放区，做到粮食和工业品的全部或大部的自给，并有盈余。”他强调发展经济必须从现在所处的农村环境出发，他说：“有一个问题必须再一次引起大家注意的，就是我们的思想要适合于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目前所处的环境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被敌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游击战争的农村根据地”，不应“带着城市观点去处理农村”。只有“注意使我们的思想完全适合于我们所处的环境，然后才能使我们的工作样样见效，并迅速见效”。这个讲话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

1月11日　复信赫尔利，对他一月七日来信中提出的在延安召开有他参加的国共两党会议的提议，加以婉拒，指出“恐此项会议得不到何种结果”。请赫尔利向国民党政府转达中共下述提议：“在重庆召开国是会议之预备会议，此种预备会议应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政团同盟〔3〕三方代表参加，并保证会议公开举行，各党派代表有平等地位及往返自由。”表示如果国民党政府同意这一提议，周恩来可到重庆磋商。

同日　复信刘昆林〔4〕：“你长期不被信任，难怪你不满意。但真金不怕火烧，还是应该有耐心，等候同志们了解你，除此都不是出路。看你此次的信，你的问题似乎可以获得解决了，更希望你耐心等候。”

1月15日　王若飞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报告十四日约民盟的沈钧儒、黄炎培等座谈中共关于召开有国民党、共产党和民盟三方面参加的国是会议预备会议的提议，他们认为中共方面态度完全正确，完全符合全国人民的要求，并提出加速准备中共、民盟及国民党内民主派间的共同纲领草案等项建议。毛泽东批阅了电文，请周恩来起草共同纲领。二十一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复王若飞电，指出：与民盟座谈得很好，共同纲领此间正在起草。预备会议应讨论国是会议和联合政府之组织及其实际步骤，应通过共同纲领，应保证放人、撤兵、给人民自由、废除特务四条的实现。

1月17日、18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座谈会。在十七日会上说：今天的会是座谈会性质，目的是为起草七大的军事文件，又为着同志相互间打通思想。总的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了解情况，弄清问题，达到团结的目的。抗战期间的路线问题，无论中央的、地方的，八年中总路线都是正确的，只在短时期内王明来了一个插曲。有些闲话说路线不正确，应扫清。抗战的上升、下降、又上升三个时期，路线都是正确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有很大成绩，并不排除用自我批评来检讨工作。

1月22日　复赫尔利一月二十日来电〔5〕，告知决定派周恩来赴重庆代表中共同国民党政府谈判。二十四日，周恩来飞抵重庆。行前，毛泽东指示：一、争取联合政府，与民主人士合作；二、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具体步骤，国民党、共产党、民盟参加；三、要求国民党先办到以下各项——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等，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实现一些自由，取消特务活动。

1月28日　复周恩来一月二十七日来电，指出：“你拒绝了赫尔利的两个补充办法〔6〕是很对的。这是将中国军队尤其将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对不能同意。”“如果谈到国民大会问题时，应表示：我们不赞成在国土未完全恢复前召集任何国民大会，因为旧的国大代表是贿选的过时的，重新选举则在大半个中国内不可能。即在联合政府成立后也是如此，何况没有联合政府。并望以此征小党派同意，共同抵制蒋的国大把戏。”

1月30日　和朱德、任弼时听取林伯渠、李维汉汇报陕甘宁边区政府检查工作中党外人士提出的意见，有些党外人士认为他们有职无权，非党员受歧视。听汇报后，毛泽东赞成用谈心的方法征求意见，并说：议论和批评对我们总是有帮助的。说党包办，总是有原因的，我们要研究解决。凡是正确的意见，都要研究解决。

同日　英国《新闻时事报》发表斯坦因写的《毛泽东朱德会见记》一文〔7〕，该文介绍了毛泽东同斯坦因几次会见和长谈中的一些情况。在几次长谈中，毛泽东告诉斯坦因的第一件事就是：我还是一个小学生，群众的小学生，如果我们要争取到胜利与和平，群众的意见与经验一定要作为我们政策的基础。因为人民能教给我们许许多多事情。我们的任务就是听从他们，学习并了解他们的经验、愿望、批评，确定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的总和，再作为政策交还给他们。毛泽东说他的领导靠人民的信任，靠当前在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各级政府之下的八千六百万人民的信任。关于国共关系，毛泽东说：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我们自动地退让，但我们却绝未放弃过在陕甘宁边区和在我们所解放的区域内自由组织地方政府的权利——那是在国家权力下的地方政府。我们也绝未放弃过在国民政府最高统帅下，领导我们自己所建立起来的军队的权利。最后，我们也绝未放弃过在真正的民主中，共产党要同国民党有平等政治地位的权利。我们正在争取真正的民主。

1月31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题为《游击区也能够生产，也必须生产》的社论。社论指出：一切解放区党政军工作人员，特别是游击区工作人员，应从思想上完全认识游击区能够和必须进行军民的大规模的生产运动。还指出：“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我们要战胜日本侵略者，除其他一切外，还必须努力于经济工作，必须于两三年内完全学会这一门；而在今年——一九四五年，必须收到较前更大的成绩。”这篇社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

2月3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周恩来一月三十一日和二月二日关于同国民党谈判情况及党派会议问题的来电。毛泽东发言指出：去年九月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是正确的。这是一个原则的转变，以前是你的政府，我要人民，九月以后是改组政府，我可参加。联合政府仍然是蒋介石的政府，不过我们入了股，造成一种条件。为着大局，可能还要忍耐一点。如何避免缴枪，要采取慎重步骤。但要注意前途是流血斗争，绝不能剥笋，无法剥笋，要反对右的危险。党派会议是预备会议性质，是圆桌会议，不是少数服从多数。对我们提出的条件，国民党要先实行几条才能召开国是会议。蒋介石如提出召开国民大会，我们要抵制。

同日　致电周恩来，指出：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已在开会，数日后即可见结果。苏联“红军迫近柏林，各国人民及进步党派声势大振。苏联参与东方事件可能性增长。在此种情形下，美、蒋均急于和我们求得政治妥协”。“请明白告诉国民党及小党派：除非明令废止一党专政，明令承认一切抗日党派合法，明令取消特务机关及特务活动，准许人民有真正自由，释放政治犯，撤销封锁，承认解放区，并组织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我们是碍难参加政府的”。

同日　再致电周恩来：除坚持废除党治外，请着重取缔特务、给人民真正的自由、释放政治犯、撤销对边区的包围四条。请直告赫尔利、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如这四条不先办到，不能证明废党治、行民主不是骗局，我们万难加入政府。因加入政府要负责任，没有先行四条，我们无从负责任，即使形式上废除党治，成立联合政府，亦将毫无用处，不过骗人空招牌而已”。

2月4日—11日　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会议签署的《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即《雅尔塔协定》），规定苏联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苏联参战的条件包括：维持外蒙古现状；大连商港国际化，保证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中、苏共同经营中长铁路；千岛群岛须交与苏联。

2月5日　复电周恩来：“狄巴斯〔8〕带来信件已悉，同意你的做法，但请注意（一）对王世杰提案〔9〕不完全拒绝，只说可回延商讨；（二）不要强调国是会议；（三）强调如无真民主，我们是万难加入政府的。请于三四天内探明各方真意后回延。”

2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的追悼彭雪枫〔10〕大会。毛泽东题写的挽词是：“雪枫同志在与敌人斗争中牺牲了，全民族和全党都悲痛这个损失。为了补偿这个损失，应该学习雪枫同志的英勇精神，更加努力扩大解放区，扩大八路军、新四军，促成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使日本侵略者在有效的联合打击下早日消灭，使独立民主的新中国早日实现。”

同日　复信孙毅〔11〕：“你给我的信早已收到了，今日问边章五〔12〕同志，知你还在杨家湾，迟至今天才复你，甚以为歉！多年劳苦，希望你好好休息一会。五军团有光荣历史，有惨痛经验，现在可以正确地总结一下。待你在延安休养与学习快要完毕时，我希望和你晤谈一次，那时请你通知我。”

2月11日　致电王震、王首道，将修改后的《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司令部布告》发给他们，并指示布告待到达株洲、醴陵地区张贴为宜。布告说明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入湘是为了开展民族战争，号召三湘人民起来保乡卫国。十二日，再致电王震、王首道：昨电发后，继思布告暂不宜发表。待你们到达目的地，根据地已选好，部队已摆开，情况已明了之后，再行发表为宜。要“稳重前进，不要太急”。你们似宜全部进到衡阳附近，选定一处作中心点，然后向各县扩展。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王震、王首道、郑位三、李先念二月五日来电的电报，指出：豫中局面尚未广大打开，王树声、戴季英进到豫南尚需时日，五师在豫南部队应维持现状。为加强河南，已令太行再出一部（二千人）渡河南下。

2月12日　复电周恩来：“断然拒绝赫尔利〔13〕，完全正确。我们必须坚持八条，并先做四条，否则将长独裁之志气，灭民主之威风。民主同盟纲领〔14〕卖到二百元一份，可见民意所在。今日美新闻处广播美洲十家华侨报纸要求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可见我党主张已得海外拥护。外国多数舆论亦是拥护此项主张的。美政府扶蒋主张可能被迫放弃，我党必须攻掉此项主张。”

同日　致信秦邦宪：“今天报载张平凯〔15〕《晋察冀机关部队大生产的第一年》，请全文分数日广播。此文写得生动，又带原则性。早几日《贯彻减租》社论，及路家口村新闻〔16〕，谅已广播了，也是很好的。我们报纸自己能写这样的社论，大进步了。（谁人写的？）”“《民主同盟宣言》请予发表，广播。”

2月13日　周恩来在重庆同赫尔利会见蒋介石。蒋宣称：不接受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组织联合政府无异于推翻政府，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周恩来逐条予以批驳。国共谈判又陷入僵局。十六日，周恩来飞返延安。

2月14日　农历正月初二，延安市西区群众、警备团、枣园机关的代表和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二百余人，齐集在俱乐部，给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拜年。毛泽东向大家表示感谢。他说：去年一年当中，靠大家努力，做出不少成绩。今年大家要更加团结，要多生产粮食，要多纺纱织布，要讲卫生。

2月15日　在中共中央党校讲演，主要讲时局问题、山头主义问题、审查干部问题。关于时局，他说：今天全世界的主要问题是几个大国是不是能够团结到底消灭法西斯，我可以说，他们之间磨擦是有的，但是团结占主要地位。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能不能够团结起来消灭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求团结，这次国共谈判我们提出八条，国民党一条都不办。我们要准备力量，要扩大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关于山头主义，他说：这是一个事实上存在的问题，是中国社会的产物，中国革命特别情形（根据地被敌人分割）的产物。我们应当承认山头，承认的目的是要消灭山头，使山头溶化，全党变成一体。各个山头要检讨历史，这种检讨在指导上要正确，就是从团结出发，团结全党是第一；加以分析、批评，这是第二；然后再来一个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是我们的方法，这是辩证法。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什么叫公道？坚持真理这就是公道，修正错误这也是公道。关于审查干部，他说：前年、去年我们进行了审查干部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犯了许多错误。这些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我赔一个不是。审干应采取严肃、谨慎的态度，严肃态度是反对右倾，谨慎态度是反对“左”倾，这是两条战线的斗争。

2月17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关于国共谈判无结果周恩来返回延安的新闻稿。新闻稿说：“一月二十四日由延安飞赴重庆的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同志，在重庆留了三个星期，和国民党政府方面举行了多次商谈。由于国民党当局依然坚持一党专政，反对联合政府，反对人民与民主，并企图吞并八路军、新四军，以致仍如过去谈判一样，未能成立任何协议，恩来同志乃于十六日上午十二时飞返延安。”

2月18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扩大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同国民党谈判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发言指出：自去年九月以来，每次谈判都对我们有益，特别是这一次，因为每谈一次就孤立了一次顽固派。国民党军队现在情况与以前不同了，不但杂牌军而且中央军也开始变化了。谈判的方针我看是对的，赫尔利来时我们开了中央会议，现在还是那五条方针。国民党和赫尔利都是要我们廉价或无代价下水，我们抵制了这些东西，现在又要套我们的军队，我们也抵制了。我们提出八条和党派会议，这是有原则的妥协，“左”一点、右一点（不妥协或无原则的妥协）都是危险的。毛泽东还说，中共要求派代表参加制定联合国宪章的旧金山会议。

同日　周恩来致电赫尔利，指出：四月二十五日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会议，决不能单独由国民党政府派遣其代表去出席。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应包括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三方面代表，国民党代表只应占代表团全人数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的代表，应由共产党及民主同盟派遣。电报并要求赫尔利将上述意见转达美国总统罗斯福。二十日，赫尔利复电表示不同意。

2月22日　致信萧三〔17〕，指出：“你的《第一步》，写得很好。你的态度，大不同于初到延安那几年了，文章诚实，恳切，生动有力。”“我读这些文章，很得益处。”为着使延安文艺工作同志们多参加群众性的集会，须关照高岗、贾拓夫、谭政、李维汉、李富春、彭真〔18〕几位同志，遇有这类会议不要忘记组织文艺同志们去参加。

2月24日　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向南发展的战略方针致电华中局，指出：“积极布置南进，同时又根据情况审慎考虑具体步骤，这种精神完全正确，中央和你们是一致的。”苏南粟裕部、浙东何克希〔19〕部、皖南部队，应就现地扩大及深入农村工作，整训及扩大部队，准备大举跃进。目前要争取半年左右时间，深入扩大苏南工作，这是我党我军在江南生根落脚的基础。

3月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河南区党委电，指出：华北各根据地因长期战争，连年旱灾，财政均感困难，你们必须确定与坚持自力更生的财政原则，不要希望外援。但中央仍决定由华北各根据地共帮助你们伪联币一千万元作资本，嗣后即须全部自给。本日，中共中央向北方局、晋察冀分局、平原分局、山东分局发出关于对河南进行财政援助的电报，强调指出：“迅速发展河南建立根据地，打通华北与鄂、湘联系，这是准备反攻、夺取华北、巩固苏北的重要步骤之一，没有河南之发展与巩固，想要完成上述任务将发生严重困难。”

同日　蒋介石在重庆宪政实施协进会上发表演说，提出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坚持独裁统治，拒绝成立联合政府。还说国民党政府准备组织一个三人委员会管理整编共产党军队的一切事宜，并在他的节制下指派一名美国将官直接统率共产党军队。

3月2日　复信王梓木〔20〕：“来信看到了。欢迎你回来。你过去做了许多有益于党与人民的工作，今后望你继续做下去。一时的错误你已改正了，了解了，也就过去了，不要时时记在心里。也许你经过这个挫折会要大进一步的，那末，错误也就转变为有益了。”

3月5日　在王若飞三月三日来电上批注一些意见。关于目前逼蒋让步条件，毛泽东批注：“根本谈不到成熟。”关于王世杰的提议，毛泽东批注：“王提议应拒绝。”关于来电所述周恩来再去重庆可以推进大后方民主运动的意见，毛泽东批注：“看见了一方面利益，但马上出去，政治上不利。”关于下届国民参政会，毛泽东批注：“不争议席，听其委派，但均可参加。”八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批注的意见，为中共中央起草复王若飞电。

3月6日　致电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吉洪诺夫，吊唁著名作家阿·尼·托尔斯泰去世。

3月7日　在王若飞三月六日关于有消息传出蒋介石可能指派中共方面参加旧金山会议代表的来电上批示：“似须电若飞，向王世杰提出我方出席人选，免蒋随意委派。”本日，周恩来起草致王世杰信，声明两事：（一）蒋介石三月一日讲话宣布在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表明国民党政府一意孤行，国内团结问题的谈判再无转圜余地，因此对王所提的政治咨询会议草案，已无再答复的必要。（二）对于出席四月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共中央认为必须包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代表，中共中央决定派中央委员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三人参加代表团。要求王世杰将以上两事迅速转达国民党政府。这封信经毛泽东修改后，于三月九日发出。

3月8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新华社记者对王世杰谈话的评论，揭露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世杰七日答外国记者称“现在政府决将关于国民大会的召集问题，提付国民参政会审议”这一说法的荒谬性和欺骗性。评论指出：“自从国民参政会成立以来，根据它的组织法，根据历来的事实，任何决定问题的权力也没有，现在叫它‘审议’起国民大会的应否召集来，按照王博士〔21〕的法律，它说‘应’也没有用，它说‘否’也没有用。假如忽然有用起来，岂非犯法乱纪”。评论最后指出：中国人民必须振作精神，整顿国家，好打日本侵略者。“整顿之法，就是追问独夫蒋介石丧师失地祸国殃民的责任，坚持反对任何形式的猪仔国民大会，立即废止蒋介石独夫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3月9日　修改周恩来致赫尔利信。周恩来在信中将他本日致王世杰信内声明的两事通知赫尔利，并要他尽快转达美国总统罗斯福。

3月10日　复信王枚〔22〕：“来信及代耕粮款收到了，感谢你的好意及援助。我不缺少物资，我决定把你送给我的三千五百元转送给你，作为我对你致谢的礼物，希望你接受。”

3月13日　会见九日返抵延安的谢伟思。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美国对涉及中国的问题依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看法，美国政策依旧是暧昧不明的。还指出：中国战后最急需的是发展经济。中国必须建立起轻工业以供应市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像中国这样大而又落后的国家，在未来的长时间里，必然是农业占优势。农民问题是中国未来的基本问题。除非在解决农业问题的基础上，中国工业化不可能取得成功。中国必须实行土地改革和民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将给中国带来民主和坚实的工业化的手段。最后指出：蒋介石拒绝成立任何真正的联合政府，他宣布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召开国民党一手炮制的国民大会，他现在走的道路是直接导向中国内战和国民党毁灭的道路。必须向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中国的朋友美国，讲清楚蒋介石决心立即在国民党独占的基础上建立立宪政府这一最新策略所具有的危险。和平过渡到宪政的唯一希望就是成立联合政府。

3月16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七大准备工作。会议决定向七中全会提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康生、高岗、陈毅、陈云、林伯渠、任弼时、董必武、彭真、张闻天、徐向前、贺龙十六人为七大主席团；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人为主席团常委，处理中央日常事务。七大正式议程为：（1）毛泽东作政治报告。（2）朱德作军事问题报告。政治报告与军事报告合并讨论，重要发言有周恩来讲统战问题、彭德怀讲华北情况、陈毅讲华中情况、高岗讲陕甘宁情况等。（3）党章问题报告及讨论，报告人刘少奇。（4）历史问题报告及讨论，报告人任弼时。（5）通过各种问题决议及通电。（6）选举中央委员会。

3月25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关于历史问题决议改在七中全会上讨论通过，先召集四五十人的座谈会征求意见；为求得七大能集中注意力去讨论当前问题（即政治、军事、组织报告），原先拟定许多同志发言的办法取消，到会代表可根据这几项报告所提出的问题，正面地联系当地实际情况发表意见，希望在七大上不涉及历史问题，以免妨碍集中注意当前的全国问题。

3月27日　国民党政府公布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成员名单，中共方面代表只有董必武一人。本日，中共中央致电王若飞，指出：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名单既已公布，为委曲求全我们同意董老参加，但须告王世杰、邵力子，对只给中共一名代表表示不满。

3月28日　和朱德等出席中共中央办公厅在杨家岭礼堂为林伯渠六十寿辰举行的祝寿会。本日，《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为林伯渠六十寿辰的祝词，祝词说：“你是我国革命老战士，自辛亥以来，在历史进程中，你总是站在革命的最前线。”你领导陕甘宁边区政府，“给新民主主义的各种制度立定了规模”。

3月29日　函告李富春：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修改本今日印五十本，留一本给我，四十九本由秦邦宪交你。今日给参加七中全会的每人发一本，叫他们收到即看，附白纸一张，请他们再写意见，于三十一日开会时带交。给陈绍禹、冈野进、王稼祥各发一本。

3月30日　复电王震、王首道，指出：你们跳跃前进及留一营兵于鄂南设小后方之计划是很好的。你们究以衡阳、宝庆（今邵阳）为中心或以郴州、宜章为中心建立根据地，待你们南进后看情形再定。“十分注意纪律教育，做到秋毫无犯，团结一切好人”。入湘后可相机公开号召。

3月31日　主持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会议讨论为七大准备的政治报告草案和党章草案。毛泽东对政治报告草案作说明。他说：现在是有更大希望的时期，我们应在此时机提出适当的纲领，动员全国人民来实现。这个纲领就是动员全党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我们的原则是放手发动群众。一般纲领与具体纲领的区别，过去没有指出。其实大革命、内战、抗战各个时期的一般纲领都没有变，以后还可用若干年。工农民主专政是新民主主义的本质。具体纲领在各个大小阶段是不同的。长期以来找不出一个适当的口号，现在有了联合政府这个口号，很好。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是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这个口号一提出，重庆的同志如获至宝，人民群众也非常拥护。联合政府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是坏的可能性，那就是要我们交出军队，国民党给我们官做。军队我们当然是不交的，政府还是独裁的，我们去不去做官呢？我们要准备这种可能性，不应完全拒绝去做官，这是委曲求全为了团结抗战，好处是可以进行宣传。第二种可能性是形式上废止一党专政，实际上是独裁加若干民主。第三种是以我们为中心，我们的军队发展到一百五十万人以上、人口一亿五千万以上时，政府设在我们的地方。在蒋介石发展到无联合的可能时，就应如此做。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我们要建设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但是现在还没有，所以我只写了不管多少迂回曲折，前途是光明的。如果同志们同意这些基本观点，政治报告修改后可以印发，我已修改了八次。毛泽东还讲到历史问题决议草案，他说：不算旧账这句话当然不是一个口号，总结经验也可以说是算账。不采用大会这个形式来算账，才能集中注意力于当前问题。草案中没有说白区工作损失百分之百、根据地损失百分之九十的问题，没有说非法问题，没有说品质，也没有说宗派。这些不说，我看至多是缺点；说得过分，说得不对，却会成为错误。遵义会议、六中全会都采用这个方针，因为那时许多干部不了解、不成熟，那时采取调和态度是正确的。党内过去的历史错误，主要是一个社会现象，由于党在政治上不成熟，犯错误的同志是因为不自觉。现在大家都觉悟了，主要思想都一致了。七中全会的同志要说服七大的代表们，把过去党的历史问题委托七中全会解决比较好，以便自己集中力量来解决抗战建国的任务。会议一致通过政治报告草案和党章草案。会议还决定：“为着使七大集中力量讨论当前的政治、军事、组织问题，决定在取得各代表团的同意之后，准备将若干历史问题的议案提交七中全会的下次会议讨论和通过。”

3月、4月　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作多次修改〔23〕。在第一次修改中，将《决议》草案的标题改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文内加写了“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三月二十四日，对《决议》草案从头至尾修改一遍后，给任弼时写了一个短信：“请邀周、朱、洛、刘（如在此时）看一下，是否这样改，然后印若干份，编号发给四十多个同志，再集他们座谈一次，就可成定议，再交七中通过。”毛泽东这次修改的主要内容是：强调党的六大的基本方针是正确的；批评六届四中全会打击所谓“右派”的错误，对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受打击的同志作了肯定的评价；指出遵义会议纠正军事上组织上的“左”倾错误、确立新的中央领导这一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对于后来胜利地克服张国焘错误路线、正确地解决西安事变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四月七日和八日，毛泽东对《决议》草案，又作了三次修改，主要加写了开头的一大段话，即后来正式通过的决议的第一部分。四月八日以后，毛泽东对《决议》草案又作一次修改，指出：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共中央确定的抗日方针和所进行的抗日工作都是正确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间特别长久，所给党和革命的损失特别重大”。一九五〇年，由毛泽东提议，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决定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附录编入《毛泽东选集》。

4月1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董必武带随员二人参加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

同日　下午，在住处和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同谢伟思〔24〕进行最后一次谈话。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寻求友好的美国支持在中国实现民主和在对日作战中进行合作。对国民党的政策仍旧是：一方面批评并试图激励其进步；另一方面提出能够作为实现真正统一、民主和使全国一切力量致力于赢得战争的基础的妥协。这个妥协必须意味着国民党和蒋介石专政的结束，这个妥协必须包括承认共产党军队是国家军队的一部分，解放区政权是合法的地方政府。对于国民党，我们不打第一拳，不放第一枪。但是蒋介石现在计划召开的国民大会一定会带来内战。一旦受到攻击，我们将予以反击。一旦中国发生内战，希望美国对国共双方采取不插手政策。

4月4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召集一次七大代表团联席会议，解释历史问题决议草案中若干问题，由毛泽东出席讲话。

4月5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成立解放区青年和妇女联合会，并通过关于召集解放区青年、妇女代表会的通知。

同日　苏联宣布废除一九四一年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

4月9日　对重庆《新华日报》五日时评《我们的坚定而明确的态度——评赫尔利将军谈话》，写一批语：“重庆此件很好。延安暂取不理态度。”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四月二日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布美国的军事援助只给国民党政府，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军队阻碍了中国的统一。《新华日报》的时评指出，赫尔利的谈话“有助长中国分裂与内战的危险，有拖延抗战胜利的危险”。

同日　复电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指出：你们将重点移到平汉路以西，向老河口方向发展是对的。“你们除食粮外，其他用费应由主要依靠税收转到主要依靠生产自给，放手由各区自己生产解决，只有这一办法才是最可靠办法。”“今年应该是你们展开大生产运动的一年，万勿错过春耕时机，望在财政会上切实讨论，口号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关于群众工作不好，应通令一切党政军民一齐动手做群众工作，将一齐动手打敌人，一齐动手生产自给，和一齐动手做群众工作三者结合起来。总之，一切依靠最广大群众力量去解决问题。放手将解决问题的责任交给各分区，交给广大群众，你们上面领导同志只总其大纲，给予号召、指导、检查和调剂，实行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切不可将一切重担都由上面负起来，致使下面都望着你们要吃要穿要办法，你们虽忙甚急甚，也不能尽如意。”

4月12日　董必武偕秘书章汉夫、陈家康〔25〕乘机离渝赴美，出席旧金山会议。

4月13日　和朱德致电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对罗斯福总统于四月十二日逝世，向美国人民及总统遗族表示深切吊唁。同时向延安美军观察组致函吊唁，并派叶剑英、杨尚昆到观察组表示哀悼。

4月20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和基本通过朱德准备向七大作的军事报告和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在讨论历史问题决议时说：《决议》不但是领导机关内部的，而且是全党性质的，与全国人民有关系的，对全党和全国人民负责任的。哪些政策或哪些部分在群众斗争中证明是适合的，哪些是不对的，如果讲得合乎事实，在观念形态上再现了二十四年的历史，就对于今后的斗争有利益。党是政治团体，不是家庭或职业团体，都是五湖四海因为政见相同而结合起来的。政见不同就要有争论，争论时分清界限是必要的，但今后要少戴帽子为好。凡是过去政治上犯过错误的同志，现在都改正了，都要如《决议》所说的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决议》把许多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我的错误缺点没有挂上，不是我没有而是没有挂，为了党的利益没有写上。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会逾矩的。会议通过七中全会主席团提出的七大的议程（政治报告、军事报告、修改党章报告和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及常务主席、秘书长、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大会议事规则等。

4月21日　主持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作《“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指出：这次大会的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简单讲，就是一个团结，一个胜利。胜利是指我们的目标，团结是指我们的阵线，我们的队伍。我们要有一个团结的队伍去打倒我们的敌人，争取胜利；而队伍中间最主要的、起领导作用的，是我们的党。没有我们的党，中国人民要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党在二十四年的历程中，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不怕牺牲。党内有不同意见，主要是在三个问题上：第一，什么是敌人，什么是朋友；第二，如何组织队伍；第三，如何打法。我们这次写历史决议案是很谨慎的，决议案昨天七中全会基本通过了，交给七大以后新的中央采纳修改。我们的大会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前面还有困难，我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党要团结得如兄弟姊妹一样，为全国胜利而奋斗，不达胜利誓不休！毛泽东在报告中还说，陈独秀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有功劳，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预备会议通过六届七中全会提出的七大的议程：一、政治报告（毛泽东）；二、军事报告（朱德）；三、修改党章报告（刘少奇）；四、选举中央委员会。还通过七中全会提出的七大的主席团及常务主席（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正副秘书长（任弼时、李富春）、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彭真为主任）、议事规则等。

4月23日—6月11日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

4月23日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幕。毛泽东致开幕词，指出：我们的大会是处在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道路、两种命运：“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我们的任务就是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这个开幕词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两个中国之命运》。

同日　国民党政府公布国民参政会第四届参政员名单。中共参政员共八名，除上届参政员毛泽东、林伯渠、秦邦宪、陈绍禹、邓颖超、董必武、吴玉章外，增加了周恩来。

4月24日　向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书面政治报告。报告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抗战中两条不同指导路线的斗争和人民战争的基本经验，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民主革命阶段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指出中国人民应当争取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前途。报告指出：作为一般纲领，我们在政治上的主张，是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作为具体纲领，当前我们主张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纲领是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切中国共产党人不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而空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部分组成。“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报告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报告还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报告号召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久就要诞生了，让我们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吧！”这个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论联合政府》书面政治报告中的一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作报告，讲路线问题、几个政策问题、关于党内的几个问题。在讲路线问题时说：七大的路线是，放手动员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国人民，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我们党历来的路线用一句话讲，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人民大众的主要部分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民主革命。但是，从领导思想来说，我们要同农民划清界限，要把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水平。没有这一条，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的社会，两头小，但是两头强，中间大，但是政治上是软弱的，中间阶层是动摇的。我们曾经设想过国民党可能改造，直到今天，我们对国民党还是“洗脸政策”，要求它修改其错误政策。在讲政策问题时说：一般纲领与具体纲领的划分，从前也是有的，不过没有在一个地方把它们分开来写。我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比较充分地肯定了资本主义，这是有好处的。我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肯定的，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至于操纵国民生计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是不包括在内的。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相当长的时间搞不清楚，这是一种民粹派的思想。关于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在我的报告里已经提到了，但是没有强调。如果强调就要列出共产主义的纲领，可是我们认为现在还是不列出的好。对于国民党，我们要尖锐地批评，但也很客观，并没有超过他们的实际，还要留有余地。我们给国民党留余地，就不会犯错误。我们要扩大解放区，一切可能进攻的地方，就要发动攻势，要以进攻为主防御为辅。关于转变，由游击战转变到正规战，由乡村转到城市，我们要有这个准备，事先要有清醒的头脑，以减少转变中的意见分歧。现在要用很大的力量转到城市，准备到城市做工作，准备夺取大城市，掌握铁路、工厂、银行。城市工作要提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要实际地去做。我们现在的根据地，是一个战略出发地。在讲党内的几个问题时说：一个新闻记者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大公报》上，说共产党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民族解放就是解放个性，政治上要这样做，经济上要这样做，文化上也要这样做。党员是有各种不同的，抹煞各种不同是不行的，抹煞差别性也就没有统一性。党性就是普遍性，个性就是差别性，没有一种普遍性不建立在差别性的基础上。没有整风和生产这两个环子，党就不能前进了。整风是前进的精神基础，生产是前进的物质基础。现在党内有几部分干部，如理论工作者，知识分子，在沦陷区、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干部，本地干部，平时感觉对他们不很公平，这要特别注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懂得一寸，就讲懂得一寸，不讲多了。我提议读五本马列主义著作：《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我们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党，二十四年有了很多经验的党。我们是一个准备胜利的党，我们要在全国胜利，我们有这个志向。全党要团结起来，为全国人民解放而奋斗！

4月27日　在枣园主持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听取各代表团讨论毛泽东作的政治报告和朱德作的军事报告的情况的汇报。

同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全军生产自给，今年应是普遍推行的一年——兼论整风与生产的历史重要性》。社论指出：“军队的生产自给，在我们的条件下，形式上是落后的、倒退的，实质上是进步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这篇社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

5月1日　在枣园主持中共七大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各代表团讨论的内容不加限制，历史检讨可以联系，但以讨论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和朱德的军事报告为中心。

同日　为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第七一九团烈士碑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5月3日　和朱德致电斯大林，祝贺苏联红军于五月二日攻克柏林。

5月4日　致电王震、王首道：顽方既以六个师向你们进攻，你们可以采用机动作战。湘鄂赣边区根据地必须创立，以为南北枢纽。

5月5日—21日　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举行。大会拒绝成立联合政府，决定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坚持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5月6日　和周恩来复电王若飞，告以国民党军薛岳、李品仙、顾祝同、胡宗南〔26〕、阎锡山等部向八路军、新四军进攻的情况。

5月8日　在枣园主持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会议听取各代表团讨论情况的汇报。在听汇报后说：结论缓一点作，多酝酿些好，小组中有许多好的意见。对中国的斯科比〔27〕估计得严重些好，蒋介石一定要反共。总之，这次苏联强大了，人民觉悟了，我们党也强大了。同志们强调困难是好的，但结论要多指出光明才好。

同日　德国无条件投降，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

5月11日　朱德、林伯渠、李鼎铭欢宴在延安的苏、美、英等国朋友，庆祝盟军在欧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毛泽东出席祝贺。

5月14日、15日　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报告中说：“党章的总纲上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在党章的条文上又规定：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这是我们这次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历史特点。”“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5月16日　在枣园主持中共七大主席团常委会议。会议决定：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一旅和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第二梯队从延安南下，经湘鄂赣待机去湘粤桂边（小北江一带五岭山脉中）开辟新的根据地，并准备为东江纵队的退路。警一旅行军时用八路军第三游击支队的名义，支队司令员文年生，政治委员雷经天；第三五九旅第二梯队行军时用八路军第二游击支队的名义，司令员刘转连，支队代理政治委员张启龙。两部五月底集中，六月初出发。会议还批准由王首道、王震提出的中共湖南省委名单，并决定湖南省委由华中局代表郑位三领导，同时与中央发生关系，湘鄂边区党委由湖南省委领导。

5月17日　在枣园主持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会议讨论选举问题，决定由任弼时、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李富春组成一非正式的委员会，与各代表团主任商定一个中等人数的候选名单，并拟定选举条例。

5月19日　在枣园主持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会议通过选举中央委员会条例草案，准备在二十三日提交大会通过。会议决定大会发言方针，着重正面，多讲形势与任务，不可能在大会讨论及结论中解决一切问题，须向代表们说清楚。关于大会决议，会议决定政治报告准备用一句话的决议；军事报告作一简单的决议；关于党章报告，即通过党章，不另作决议。会议还决定举行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

5月23日　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主持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会议听取对选举问题讨论情况的汇报。各代表团讨论中，提出中央委员会要少而精，有人提出不要照顾山头、陈绍禹是否要列入中央委员会候选名单等意见。毛泽东在听汇报后指出：少而精的思想是好的，但这是理想。山头是要照顾的。中央委员会不可能每个人都有各方面的知识。如何对待犯错误的人，过去八七会议不要陈独秀出席，后来又不选他，过去还有人主张所有犯错误的人都不要，这些都是不对的。现在拟的名单，形式上看很庞杂，实际上大不同。现在世界形势变了，党有了三个时期的经验，整风以来二十五个中央委员中起了很大变化。少而精只是一方面的真理，少不见得就很精，多一点也不见得就不精。就是说要照顾到山头，要照顾到犯错误的同志，不要一次就精得不得了，太精了就会脱离群众。

5月24日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主席团作关于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的报告。报告指出：我们的大会开得很顺利，三个议事日程已经过去了，第四个议事就是选举中央委员会。关于选举方针，主席团交换过几次意见，认为选举的标准应当是，要能够保证实行大会路线的同志来组织中央委员会。按这个标准，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不应该选？犯过路线错误但是已经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的人可以选入中央委员会，必须有承认错误并且改正错误这一条原则。过去我们图简单、爱方便，不愿意与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一掌推开，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还是相当地存在着。六次大会不选陈独秀为中央委员，党并没有从此就毫无乱子，天下太平了。最近十年，我们采取了忍耐的态度，这样的方针帮助了我们，虽然也出了些纠纷，但是比较顺利。历史经验证明，要图痛快，就不痛快，准备了麻烦，麻烦就少。要不要照顾山头？我们有许多根据地，白区也有许多块，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这些，就没有中国革命。有山头不是坏事，坏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消灭山头主义，就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缩小山头，这是一个辩证法。没有全国产业的发展，交通的方便，要彻底消灭山头主义情绪是不可能的。是否每一个中央委员都应该是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人？事实上，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我们的新的中央应该包罗各种人才，尽可能地照顾各个方面、各个山头，知识也是一样，要尽可能地通晓的方面多一点。如果我们有各方面的人，每一个人都通晓一方面或者有比较多的专长，那我们的中央就会比较完全。我们要从集体求完全，不是从个人求完全。关于中央委员会的人数问题，报告指出：主席团考虑了很久，没有提出确定的人数，我提议七十人左右。新的中央委员会不要太小，也不要太大。七大要选举一个比较大的中央，必须比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二十五个人要扩大，才能够适应目前党的情况、将来的发展以及国际国内的形势。

5月27日　在枣园主持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会议讨论中央委员会选举问题，决定中央委员会由正式中央委员四十五名、候补中央委员二十五名组成。毛泽东在会上说：关于战略指导问题，斗争形式与组织形式是由日本、我们、国民党三方力量决定的，而我们是处在中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采取何种形式？我们在抗战开始时搞的麻雀战是进攻的形式，是对的。一九四〇年后我们应退却。一九四〇年冬以后，敌后才转入相持，现在基本上还未脱离相持阶段。后来我们采取更分散的形式——武工队。后来，十大政策那一整套我们学会了，加上太平洋形势的变化，我们又前进了，比一九四〇年发展更大了。今后的问题，要得到技术条件，要准备二十到三十个旅，十五万到二十万人，脱离军区，将来开到东北去。关于干部问题，新老干部关系、外地本地干部关系发生问题，一般情况不要老干部、外来干部负责。两万老干部团结带领广大的新干部、本地干部、非党干部的问题，是关系中国革命胜败的问题。凡是历史上跌了交的事，不要害怕正视，当作经验是很好的。历史地看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我们不搞工业，不学工业，我们就会灭亡的。这个问题在转变中要讲一下。

5月31日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讲三个问题：国际形势，国内形势，若干思想政策问题。关于国际形势，指出：把世界引向进步，这是历史的总趋向。英、美联合日本和德国俘虏组织反苏反共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这种可能性今天不存在。资本主义有它的历史，现在总的说来，资本主义是向下的，但农业国中的资本主义是向上的，是不平衡的。中国也要发展资本主义，蒋介石搞的是半法西斯半封建的资本主义，我们是发展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将来还有用，在中国与欧洲、南美的农业国家中还有用，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之发展的。关于国内形势，结论强调既要看到光明的一面，又要看到困难的一面，并列举了今后可能出现的十七种困难，例如外国大骂，国内大骂，内战爆发，党内意见分歧，党员散掉三分之一，天灾，赤地千里，等等。提醒全党高级干部要有充分准备对付非常不利的情况，方针就是全党团结起来，克服困难。关于思想政策问题，指出：如无预见，即无领导，为着领导，必须预见，预见前途和可能发生的偏向。比如这次大会要求注意城市工作，注意东北地区。如果对工人运动、大城市、经济、工业、正规化等问题不能解决，共产党一定会灭亡。东北四省极重要，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有了东北四省，我们即有了胜利的基础。能不能领导大资产阶级？或能，或不能，有时能，有时不能，看情况决定。党性与个性的关系，即普遍性与差别性、集体与个人的关系问题。我们党内大大发展了个性，因为有了自由。《共产党宣言》中讲得很清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能设想把一百二十万党员变成一百二十万块木头，不能把党员变成一模一样，那会有什么党性！只要服从党，在此范围内尽量发展各人的长处，不要只喜欢那些纸糊泥做的人。当然，也不是说一定要有不同的意见，才算有个性。我们是现实主义者，理想的现实主义者，革命的现实主义者。阵地要一个一个夺取，力量要一点一点积累。二十四年的经验证明，枪是一支一支地增加，土地是一块一块地扩大，切切实实地一个一个夺取阵地，合起来就有天下。大会通过对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案：“大会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并认为必须将报告所提出的任务，在全党的实际工作中予以实现。”

6月2日　在枣园主持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会议首先听取叶剑英介绍关于美国在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战场进行军事布置的计划，毛泽东说：美国现在定下的方针是联蒋抗日、拒苏反共，全面称霸东方，决不会退让。对美国的态度是，只要它是打日本，我们就愿意同它合作，要他们的最高统帅部派人来和我们谈判，订一个军事条约。美国只帮助蒋介石反共，这种政策是很危险的。会议接着听取各代表团对候选人意见的汇报，并进行讨论，毛泽东说：选举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自己选不选自己有自由，只有在自己选自己对党不利时才不选，否则就应自己画自己的圈。所有同志把自己想讲的话彻底讲清楚好。历史证明，凡是原则性的问题，敷衍下去，总有一天还会出来。彻底弄清楚，才有利于团结。会议决定，六月五日开大会进行预选。

6月7日　在准备南下的第三五九旅第二梯队和警备第一旅营以上干部会上讲话。他说，这次有两个旅，还有很多干部，要到前方去，这是关乎中华解放的问题。他在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后说：我今天代表全党向你们赠送的礼物就是“由小到大，一定胜利”。你们这次出去，能不能胜利，决定于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官兵关系的好坏和政策的正确与否。你们要同人民团结得像一家人，有了正确的政策就到处无敌。

6月9日　复电罗荣桓：“来电〔28〕悉。病未好，甚系念。拟派林彪同志来鲁，尚未最后决定。稍迟当可酌定电告。你可于休养中在病情许可下指导大政方针。工作多交黎玉同志办。”

6月10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公布昨（九）日正式中央委员选举结果，共选出正式中央委员四十四人，毛泽东当选正式中央委员。接着，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问题的报告，他说：（一）今天选举候补中央委员，这个选举的意义也是很重大的。如果八大推迟，不能如期召开的话，那么候补中央委员的作用就更大。所以希望大家重视这个选举。（二）在昨天的选举中，王稼祥同志没有当选。我在这里要说几句话。王稼祥同志是犯过错误的，在四中全会前后犯过路线错误。但是，他是有功劳的。他现在病中，他的病也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伤而起的。我认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而且从过去看，在四中全会后第三次“左”倾路线正在高涨时，在遵义会议时，在六中全会时，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昨天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他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三）关于东北问题，我觉得这次要有东北人当选才好。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的发展，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只要我们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现在我们的基础是不巩固的，因为我们根据地在经济上还是手工业的，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连成一片。毛泽东报告后，大会进行选举候补中央委员的投票。

同日　致电邓小平：“拟在最近举行一中全会，你在七大当选为中委，望接电即赶回总部，待美国飞机去太行时，就便乘机回延开会。”

同日　和全体中共中央委员和七大代表一起观看鲁艺演出的大型歌剧《白毛女》。

6月11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公布候补中央委员选举结果，选出候补中央委员三十三人，王稼祥当选候补中央委员。大会基本通过《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草案）》和《中国共产党党章》，决定以七大名义召开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毛泽东致闭幕词，他说：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做了三件事：第一，决定了党的路线；第二，通过了新的党章；第三，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今后的任务就是领导全党实现党的路线。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毛泽东以“愚公移山”的寓言，鼓励全党坚持奋斗，挖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的路线的领导之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毛泽东致闭幕词后，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这个闭幕词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愚公移山》。

6月12日　在枣园主持中共七大主席团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决定张启龙、文年生率部南下的任务、战略方针等。十八日，第三五九旅第二梯队、警备第一旅在张启龙、文年生率领下，由延安出发南下。

6月13日　在枣园主持中共七大主席团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召开七届一中全会问题，决定六月十八日召开七届一中全会，议程为：推举中共中央主席、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正副秘书长；是否出席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关于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问题；中共七大及六届七中全会委托七届一中全会处理的党章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两文件；华北工作问题。会议决定，拟由七大主席团常委经七大主席团向七届一中全会提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主席及政治局、书记处主席，正副秘书长名单。

6月15日　在枣园主持中共七大主席团会议，各代表团主任列席。会议首先讨论是否参加定于七月七日召开的第四届国民参政会问题，毛泽东说：我们不出席参政会，跟着也就不参加国民大会。不参加好处很多，因为这一套都是独裁，而以民主为招牌。这次不参加是给美、蒋一个警告，给反蒋的民主派撑腰。我们拟发表谈话，举出三项理由，而以第三项为主，意思是说如果不开国民大会我们还可参加参政会。会议决定不参加此次国民参政会并发表谈话。会议接着讨论准备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的议程，决定推举毛泽东等十三人组成中央政治局，推举毛泽东等五人组成中央书记处，推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局、书记处主席。

同日　为新华社起草关于中共中央负责人声明不参加此届国民参政会的新闻稿。新闻稿指出：定于今年七月七日召集的所谓国民参政会，“中共方面将没有什么人去出席”。这是因为：（一）去年九月以来，中共与中国民主同盟及其他广大民主人士，一致要求国民党政府迅即取消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实行民主改革。此项主张，实为中国大多数人民公意之反映，但已被国民党政府所拒绝。（二）此次所谓新的国民参政会的召集，“完全由国民党一手包办”，“不但与民主原则相违背，亦与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不符合”。（三）尤其重要的，是国民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意孤行地决定于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那个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分裂人民的准备内战的所谓国民大会，而在行将开会的国民参政会上，就要强迫通过许多具体办法，以便实现国民党的反动决议。“中共方面为保卫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利益起见，决定不参加此次会议，以示抗议。”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王震、王首道并告郑位三、李先念电，指出：“你们数月来在湘鄂边行动是有成绩的。惟王陵基〔29〕集中对我，我主力回旋地小，已处被动。今后方针，不外（一）仍在现地坚持；（二）向南发展。”目前整个形势仍于我有利，“日、美决战当在明年夏季以后，故你们尚有一年至一年半以上之时间可以利用，过此则将发生变化，国民党有发动内战可能，到那时你们的根据地须具相当规模以便应付内战，造成南方一翼，此任务具有重大意义。”

6月17日　中共七大代表及延安各界代表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毛泽东主祭，并献挽词“死难烈士万岁”。公祭后，毛泽东讲话，他说：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一个大追悼会，追悼几十年来中国革命队伍在各条战线上所牺牲的人，我们今天的公祭可以一直上溯到一八四〇年平英团那些英雄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压着我们，破坏我们的生产力。我们要冲破这种压力，获得独立和民主，解放中国的生产力。反动派用屠杀的办法，以为能削弱和消灭革命运动。相反地，他们杀得越厉害，革命队伍就越大，这是一条规律。我们党开了七大，决定了中国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路线、纲领和政策，这是几十年奋斗的结果，是无数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古语说“其始也简，将毕也巨”，我们今天已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万党员。现在国内国际的形势很好，我们有信心完成先烈们交给我们的责任，我们一定能胜利。

6月18日　和周恩来复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七参政员六月二日来电〔30〕，欢迎他们来延安商谈国是。本日，毛泽东致电王若飞：复七参政员电请你抄送。“估计蒋得此消息后，不一定要他们来，如仍许其来，即使无具体内容，只来参观，亦应欢迎之，并争取你陪他们同来。”

6月19日　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主持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十三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会议讨论通过《关于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及其筹备事项的决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大会是危险的，故我们拒绝参加。我们决定不参加，把一个问题摆在美、蒋面前，也使中间派有文章做。这次国民大会开不开得成，蒋介石下决心的时候是在十一月。不开的好处是大家不合法；开的好处是蒋介石骑虎难下，成为众矢之的。我们的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则是稳当的、有利无弊的。它可能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向联合政府发展，选举一个解放区联合会；另一个也是向联合政府发展，但要经过一个曲折。成立解放区联合会，这是一个重大的步骤，前途就是成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政府。他还说：王明同志写信给我，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一中全会的三个文件——全会议程、中央分工、解放区代表会议决议。

6月2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湘鄂赣区党委、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军政委员会各同志电，指出：“我军的战略方针是在日寇占领区域实行分散的游击战争，建立与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建立与扩大军队、游击队与民兵，削弱敌军伪军与联敌攻我之顽军；对于国民党军队不应该超过自卫立场”。因此，你们现有主力及张启龙、文年生后续部队均应取道敌占区向南，直至湘粤边界和广东部队联接，并准备将兵力与干部分为几部分，分散建立许多游击根据地，逐渐成为巩固根据地。准备一切条件，使我军在日军崩溃国民党发动内战时，能够依据五岭山脉坚持并发展。

6月2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各级党部的通知：一切七大文件，包括各种报告及党章，均须在报纸上发表，文件长的分段登载，或出特刊，使党员与党外人士均能阅读。

6月30日　和周恩来复电沈钧儒、陶行知、张申府：“三先生拟来延赐教，无任欢迎，何日命驾，乞示行期。”

7月1日　和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到机场欢迎由王若飞陪同从重庆到达延安的六位国民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王云五因病未能同行）。

7月2日　下午，在杨家岭会见褚辅成等六参政员，听取他们述明来意和对国内问题的意见。陪同会见的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褚辅成等六人说明他们对于国际国内局势的看法，认为国内团结有绝对的必要，并指出国共双方都有愿意恢复谈判的表示。毛泽东接着说：双方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挡住了，这块大石就是国民大会。晚上，出席中共中央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为欢迎褚辅成等举行的宴会，并陪同他们出席文艺晚会。

7月3日　下午，和周恩来同章伯钧、左舜生谈话。晚上，和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到褚辅成等六参政员下榻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同他们继续会谈。本日会谈情况，黄炎培《延安归来》中有如下记载：“今天谈话时间特别长，谈到的事项特别多。各抒所见，但不涉辩论，尽大家自由发表。结果约定由中共方面把意见写出来，明日公开阅看。”

7月4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通过《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

同日　在杨家岭会见褚辅成等六参政员，进行第三次会谈。毛泽东将中共方面整理的《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交褚辅成等。会谈记录包含两部分内容：一、褚辅成等与中共方面同意下列两点：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二、中共方面之建议，其中说“在国民政府停止进行不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国民大会之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民主的政治会议”，并提议在政治会议召开前，应对这一会议的组织、性质、议程以及释放政治犯等作出确定。毛泽东对中共方面之建议作了说明。晚上，出席在王家坪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举行的为褚辅成等六参政员饯行的宴会。

在近几天与黄炎培等的交谈中，有一次毛泽东问黄炎培的感想怎样？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7月5日　晨，致信傅斯年：“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31〕，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语以广之。敬颂旅安！”随信附去手书的唐代诗人章碣《焚书坑》一诗：“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32〕，刘项原来不读书。”

同日　和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到延安机场欢送褚辅成等六参政员回重庆。

同日　复电王震、王首道，指出：“你们决定南进是正确的，沿途除必要休整时间外不宜停留过久。沿途如有有利和可靠之人民武装应酌量派出些干部散布种子，助其扩大，主力不宜浪战过分损耗精干力量。”并告张启龙、文年生两部已到晋西北，不久渡汾河南下。

7月7日　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见蒋介石，报告延安商谈结果，并将从延安带回的会谈记录交王世杰。

7月7日—20日　国民参政会四届一次会议在重庆举行。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此次会议，其他方面也有很多人未出席。第一天会议到会人数之少，为历届参政会所未有。

7月10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评论《评蒋介石参政会演说》。评论指出：蒋介石在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开幕时说什么政府对于国民大会召集有关的问题，拟不提出任何具体的方案，而要听取参政会的意见。这表明所谓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一件公案，大概就此收场了。这件公案和帝国主义者赫尔利有关系，他是极力怂恿蒋介石干这一手的。蒋介石今年三月一日的演说，赫尔利四月二日的声明，在以中国人民为牺牲品的共同目标下，一唱一和，达到了热闹的顶点。从此以后，似乎就走上了泄气的命运。反对者到处皆是，不计其数。评论警告蒋介石及其一群：“对于违反人民意志的任何欺骗，不管你们怎样说和怎样做，是断乎不许可的。”这篇评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

7月12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拟定准备提交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名单：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总政治部主任刘少奇，总参谋长叶剑英（后改为总参谋长彭德怀、副总参谋长叶剑英）；中央组织部部长彭真（兼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副部长陈伯达；中央社会部（中央情报部在内）部长康生；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会主任周恩来；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张闻天，副主任何凯丰；中央职工委员会主任邓发；中央妇女委员会主任蔡畅；中央青年委员会主任冯文彬。

同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评论《赫尔利政策的危险性》。评论指出：赫尔利四月二日在华盛顿所发表的声明，宣称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这是代表美国政府中的一群人的意见，但这是错误的而且危险的意见。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这篇评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

7月14日　对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转来的一份关于开辟河西地区工作的请示电，写如下批语：“请刘、邓〔33〕商彭、滕〔34〕拟复。由冀鲁豫调得力人率大部西渡，负责开辟郑州、许昌、郾城与新黄河间广大地区，甚为必要。”

7月15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林枫等十六人为晋绥分局委员，林枫为书记；组织吕梁区党委，以张宗逊等九人为吕梁区党委委员，张宗逊为书记；成立吕梁军区，以张宗逊为吕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贵波兼政治部主任，解学恭为参谋长。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河南区党委电，指出：“你们今后作战方针，是向西防御，向东向南进攻（即对顽中区取防御方针，对敌占区取进攻方针），以求利用时间北与太岳、太行，东与渡新黄河西进之冀鲁豫部队，南与五师部队完全打成一片，逐步地争取数百万群众，扩大民兵、游击队与主力军（在财力许可下），建立可靠的军事、政治、经济基础”。如不能完成上述任务，我党在河南就将处于失败地位。完成上述任务依靠你们现有力量，自力更生，不靠任何外援，这是必要的与有益的。

7月19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鄂豫区拟成立中央局，领导新四军第五师及王树声、戴季英领导区域的工作，徐向前病愈后去任中央局书记，傅钟任该战略区政治部主任。

同日　新华社发表经毛泽东修改的评论《新华社记者再评赫尔利政策》。毛泽东加写一段话：“为了共同战胜日寇与建设世界和平，我们希望一切愿以平等待我的公正的美国舆论界、政府人员及军队人员积极起来纠正赫尔利式的错误政策，因为这个政策的结果只会拖延对日战争的胜利与破坏世界和平。”

7月21日　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淳化县爷台山八路军防地发动进攻。国民党军的进攻不断扩大，八路军于二十七日撤出爷台山地区。

7月22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关于时局的评论《内战危险空前严重》。评论指出：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已于二十日闭幕，整个会议所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国民大会问题，十九日通过一个决议案。这个决议包含了某些妥协性，但是并未变更国民党要召开国民大会的反动计划。国民大会这个法宝仍然拿在独裁者手里，他想什么时候使用都由他，而且即使没有国民大会仍然可以打内战，中国人民绝对不可稍有疏忽与大意。“只有三个条件可能改变中国的政治形势：第一个，解放区军民一致团结起来，坚决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坚决制止内战；第二个，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民主力量一致团结起来，坚决反对内战；第三个，英、美、苏三国在东方问题上团结一致，反对中国的内战。中国人民应该为争取三个条件，反对内战危险而奋斗。”

同日　致电中共中央重庆工委委员徐冰、刘少文，指出：“蒋一切布置都是准备反共的，内战危机空前严重，望将延安反内战新闻在大后方设法传播。这些新闻的措词将使中间派认为太尖锐，但日后将证明我们意见之正确性。”“望用最大注意力布置云、贵、川三省农村据点，准备将来打游击，不使我党在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处于完全挨打与束手无策的地位。”本日，再致电徐冰、刘少文，告知胡宗南由河南前线及西安等处调动四个军的兵力，开到陕甘宁边区边境三原、淳化一带，其一部已袭入我关中地区，内战危机突趋严重，让他们向邵力子提出质问，要求制止内战。

同日　致电王震、王首道，指出：“蒋介石一切准备都是反共的，内战危险空前严重。”“你们的唯一任务是争取目前一刻千金的时间，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并与广东我军连成一片，准备于内战时牵制南方一翼。”不要希望在浏阳、醴陵、衡阳、宝庆（今邵阳）一带建立根据地，蒋介石必于日军失败后出死力铲除这些根据地，那时将使我军处于不利地位。“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是全党应取的态度。谦虚则不骄，谨慎则不躁，骄与躁是革命工作的大敌。希望你们以此自守，并教育一切干部。”凡事要设想一切可能的困难，只有对一切困难有了充分精神准备，才能想出克服困难的办法，走向光明的前途。

同日　致电张启龙、文年生：渡汾河战役虽有损失，但已胜利通过，此次经验对于以后行军作战将有帮助。已令王震、王首道率部南开，直达粤北。“你们目的地亦是湘南、粤北，在不使部队过于疲劳条件下应注意酌量缩短行军过程，争取在阳历年底到达五岭与二王会合”。

7月23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如何打退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淳化县爷台山的进攻。毛泽东说：胡宗南他们已经战役展开，问题是大打还是小打，小打就是打爷台山。要准备他们大打大闹。大打，要准备他们打到延安。他要求西北局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全力组织好这次战斗。会议决定：集结八个团的兵力，由张宗逊、王世泰指挥，打击进入关中的国民党顽军；将胡宗南部进攻边区事通知美军观察组和国民党联络参谋；由朱德致电胡宗南、蒋介石提出抗议。

7月25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关于爷台山战事扩大的新闻稿。新闻稿说，爷台山战事扩大，蒋军正面攻击部队，除暂五十九师外，又增加了一个师，并配备有许多新式武器。“爷台山为一重要据点，蒋军志在必得，然后深入关中分区，据为向北进攻之有利阵地。但我军士气高涨，决不让任何反动派轻易窜入，屠杀边区人民。关中全区民众已迅速动员起来，协助守军作战，送茶水，抬伤兵，热烈异常，对于战胜这些反动派，具有充分的信心。”

7月26日　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

7月27日　致电徐冰、刘少文：二十一日至今七天侵入边区之胡宗南部，计有第三十六军之暂十五师、暂五十九师和第十六军之预备第三师，战线长达百余里。我们决将入侵之胡军打出去。

7月29日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致电福斯特和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欣悉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特别会议决定抛弃白劳德〔35〕的修正主义的即投降主义的路线，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并已恢复了美国共产党。我们对于美国工人阶级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这个伟大的胜利，谨致热烈的祝贺。”这个电报编入《毛泽东选集》。

7月30日　就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劝告中共不要批评赫尔利一事，致电徐冰、刘少文，指出：美国报纸经常批评外国元首，为什么中国人不能批评赫尔利？赫尔利曾经批评中共，把中共和军阀并列，并且是当作整个党来批评的，为什么中共不能批评他？“我们的批评是将美国政府与美国人民分开，又将美国政府中决定对华政策的人物与其他人员分开，又将美国政府一部分错误政策与其他正确政策分开，只要美国政府的现行扶蒋反共政策有一天能改变，我们就将停止批评这个政策，否则是不可能停止的。以上意见，请向有关方面给予解释。”

同日　再致电徐冰、刘少文，告以胡宗南军此次进攻分为四路，共侵占八路军防地四十四个村。东面第一路侵入陕甘宁边区三十四里，中间第二路侵入边区二十四里，中间第三路侵入边区十二里，西面第四路侵入边区十里，东西两端顽军相距四十五里。指示他们将上述情况在报上公布，并向各方交涉。“如彼方全部撤退，我方保证不超出边区原有防地一步。如爷台山不撤，难免一战，我方已调集相当兵力待命。”

8月4日　复电王震、王首道：已达湘潭南部，行军顺利，甚为欣慰。今后南进究走何路，由你们根据情况决定，总以出敌不意，走“之”字路，如你们最近二十余天所取办法为有利。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广东区党委电，告知王震、王首道部一个月内可到湘粤边，文年生、张启龙部四个月内可到湘粤边，广东区党委应立即加强北江及小北江各部的兵力及领导，并从东江纵队派出一有力支队，于半月至一个月内到达湘粤边宜章、乐昌地区，准备与王震、王首道会合，开创湘粤边根据地。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电，指出：你们必须在日本失败前准备一切，对付必然要来的内战局面。“日寇失败内战爆发后，你们现有平原地区必难完全保持，现在就应考虑在桐柏山、大别山、鄂西、鄂南、鄂东、襄北扩展根据地问题。此项任务甚为困难，但必须精心设计，预为筹划。”“一切自力更生，不靠任何外援，准备精神的与实力的条件对付将来内战危险，应是你们今后工作的出发点。”

8月6日　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九日，又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解放日报》九日刊登美国在日本投下第一颗原子弹的消息〔36〕，毛泽东看到这条消息后，约胡乔木、余光生、陈克寒〔37〕谈话，指出不应夸大原子弹的作用。

8月8日　苏联对日宣战。

同日　八路军向侵占爷台山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反击。九日，收复爷台山地区。

8月9日　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主持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会议通过分别根据六届七中全会和七大的讨论意见修改后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党章》。会议着重讨论时局问题。毛泽东阐述了苏联参战后的形势和党的方针、任务。他说：苏联参战，使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我们准备发表一个声明。我们的任务有四项，即配合作战、制止内战、集中统一、国共谈判。现在同苏联红军配合作战，是痛快的。具体如何配合，还要等战争的展开。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配备干部，发展攻势，准备几十个旅打仗，考虑一个计划。防御的问题在解放区一般地是不存在了，只有局部还有敌人的“扫荡”，因此我们应广泛发展进攻，这与制止内战有关。我们要对日本军队放手进攻，这不会犯冒险主义，要学习较大规模的作战。如果在战略上今天还不放手就会犯错误，当然战役上要谨慎。日本交防给蒋介石，这种接防一般地是难于制止的，中间是蒋，我们的文章就在左右两翼做。我们在第一个时期的主要方针是取之于日伪，扩大了地方，扩大了力量，然后才有可能在第二时期回过头来对付内战的威胁。在干部分配、财政、城市工作、装备分配等方面，都要考虑集中统一问题，大城市归中央管。在苏、美、中协定的基础上准备继续国共谈判，国共谈判要在国际的基础上（不是一切）来解决。苏联参战后，美国的政策可能有某些改变，但靠蒋介石是一定的，所以我们与美、蒋是一个长期的麻烦。内战的危险随着日本垮台而增加。

同日　和朱德致电斯大林：“我们代表中国人民，对苏联政府的对日宣战，表示热烈的欢迎。中国解放区的一万万人民及其军队，将以全力配合红军及其他同盟国军队消灭万恶的日本侵略者。”

同日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对苏联对日宣战发表声明。声明说：中国人民热烈欢迎苏联对日宣战。“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阶段已经到来了，全国人民应该加强团结，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这个声明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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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郭述申，1939年夏至1941年2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新四军第5支队政治委员，1941年3月到达延安。1942年1月入中共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和参加整风，1943年5月任该校第三部主任。

〔2〕 刘景范，当时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秘书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

〔3〕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1944年9月改名“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

〔4〕 刘昆林，当时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因1928年脱党等事而受到审查，曾多次写信给毛泽东。

〔5〕 赫尔利1945年1月20日致电毛泽东，说他相信国民党政府准备作出重要让步，建议再派周恩来到重庆谈判。

〔6〕 周恩来1945年1月27日致电毛泽东，报告25、26两日同赫尔利、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会谈情况。电报说，赫尔利和宋子文、王世杰提出在政务委员会以外的两个补充办法：（一）由美国、国民党、共产党各派一人组织军队整编委员会；（二）由美国派一将官任敌后中共军队的总司令，国民党、共产党各派一人为副总司令。周恩来拒绝了这两个补充办法，指出这是不公允和无理的。

〔7〕 斯坦因在《毛泽东朱德会见记》中，记述了他几次访问中对毛泽东的印象。他说：在我同毛泽东谈话的30小时当中，通过所有我所访问过的几百个共产党人，也包括地主、商人等等，我开始了解毛泽东先生所享有的信任与爱戴了。“他几乎羞怯的谦逊与自然的热诚，反映着对于别人的人性尊严的深深敬重，以及对人的学习能力的深深信任，那正是他不断地让负责的工作者们所牢记的基本意识之一。”“一开头，他显得有点温和。但他却有一种人的坚定性，那种人相信着智慧的说服而不信强力，并且知道怎样鼓舞别人热衷于战争的胜利作为当前的目标，热衷于社会与文化的进步作为久远的目标”。

〔8〕 狄巴斯，当时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武官。

〔9〕 指王世杰提出的政治咨询会议草案。

〔10〕 彭雪枫，1941年2月至1944年9月任新四军第4师师长，1942年11月至1944年9月兼任淮北军区司令员，1944年9月在对日军作战中牺牲。

〔11〕 孙毅，1931年12月参加宁都起义。后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第14军第41师参谋长、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当时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12〕 边章五，又名边章伍，1931年12月参加宁都起义。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中共中央军委一局局长。

〔13〕 周恩来1945年2月11日致电毛泽东，报告2月10日同赫尔利、宋子文、张治中、王世杰会谈情况。会谈中，周恩来强调在召开党派会议之前，国民党政府必须实现中共提出的释放政治犯等4项主张。赫尔利敷衍其事，提出发表由他和宋子文起草、有利于国民党的共同声明，当场遭到周恩来断然拒绝。后赫尔利又提出要周恩来起草共同声明，周恩来提出如要发表声明，必须说明中共方面的要求以及国共双方主张的不同之点，以明真相。

〔14〕 指1945年1月15日中国民主同盟对时局宣言。宣言提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召集党派会议产生联合政府，保障人民各项自由权利，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废除特务、劳动营一类法西斯组织等10项政治主张。

〔15〕 张平凯，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生产民运部部长。

〔16〕 指《解放日报》1945年2月9日发表的《太行平顺路家口检查减租的经验》一文。

〔17〕 萧三，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常委。

〔18〕 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

〔19〕 何克希，当时任新四军苏浙军区第2纵队司令员。

〔20〕 王梓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长期被派在国民党军队中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武汉、重庆等地做统战工作。1945年2月回延安，任八路军总部高级参谋。

〔21〕 指王世杰。王世杰年在法国巴黎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

〔22〕 王枚，当时在中共中央军委二局菜园生产队任文化教员。

〔23〕 毛泽东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修改，档案中保存下来他的这6次修改稿。

〔24〕 谢伟思于1945年4月4日离开延安，奉召回美国。

〔25〕 章汉夫，当时任《新华日报》总编辑。陈家康，当时任周恩来的秘书。

〔26〕 薛岳、李品仙，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九、第十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代理司令长官。

〔27〕 斯科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派驻希腊的英军司令。1944年10月德国侵略军在希腊败退，斯科比率领英军，带着在伦敦的希腊流亡政府头目，进入希腊。同年12月，斯科比指挥英军并协助希腊政府军进攻长期抵抗德军的希腊人民解放军，屠杀希腊共产党员和爱国人民。

〔28〕 罗荣桓1945年5月27日致电毛泽东、朱德，说自己的病未全愈，准备来延安治疗，山东分局的工作请中央决定，或暂时指定一代理书记。

〔29〕 王陵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30集团军总司令。

〔30〕 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1945年6月2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电报中说：“团结问题之政治解决，久为国人所渴望。自商谈停顿，参政会同人深为焦虑。月前经辅成等一度集商，一致希望继续商谈。”

〔31〕 1945年7月初褚辅成等六参政员访问延安时，毛泽东在同傅斯年的一次谈话中，称赞他在五四运动中作出的贡献，傅斯年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

〔32〕 在唐代诗人章碣的《焚书坑》一诗中，第3句是“坑灰未冷山东乱”。

〔33〕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

〔34〕 彭、滕，指彭德怀、滕代远。

〔35〕 白劳德，曾任美国共产党总书记。1944年5月，他主持解散了美国共产党，而另行组织非党的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1945年6月，在福斯特领导下，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通过了批判白劳德路线的决议。同年7月，又举行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特别代表大会，决定重建美国共产党。白劳德在1946年2月被开除出党。

〔36〕 《解放日报》1945年8月9日刊登的这条消息的提要中说：“战争技术上的革命，原子炸弹首袭敌国广岛。东京承认广岛所有生物被烧死。该城烟火弥漫，高达四万英尺。”

〔37〕 余光生，当时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陈克寒，当时任新华社编辑科科长。

参加本卷编写的有：

姚　旭　陈　廉　李兴仁　徐　焰

周炳钦　李　捷

目录

1945年　五十二岁
1946年　五十三岁
1947年　五十四岁
1948年　五十五岁
1949年　五十六岁
后记
修订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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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　五十二岁

8月10日　晚上，得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1]并告华中局电：“苏联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你们所处地位不可能夺取大城市，而应乘机扩大地区，夺取武装，夺取小城市，发动群众，准备对付内战。”

同日　晚十二时，朱德总司令在延安总部发布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抗日部队向附近敌伪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内缴出全部武装，在缴械后，我军当保护其生命安全，如敌伪拒绝投降，予以坚决消灭。

8月1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定》，指出：“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为此目的，各地应将我军大部迅速集中，脱离分散游击状态，分甲乙丙三等，组织成团或旅或师，变成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集中行动，以便在解决敌伪时保证我军取得胜利。解决敌伪后，主力应迅速集结整训，提高战斗力，准备用于制止内战方面。但各地均应保留必要数量之地方兵团与游击队，放手提拔地方干部带兵，用以保卫地方，民兵枪支必须保留，决不可一切皆集中。”“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今冬明春，必须在一万万人民中，放手发动减租（已经减好的照旧），在一切新解放区一律减租，放手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地方党、地方政府与提拔地方干部，以便迅速确立我党在基本群众中的基础，迅速巩固一切新解放区。但是，绝对不可损害中农利益（中农也是基本群众）；富农除封建剥削部分实行减租外，不应加以打击；地主须使之可以过活，没收分配土地是过早的。”“国共谈判将以国际国内新动向为基础，考虑其恢复，延安对美国与国民党的批评暂时将取和缓态度[2]。但各地对蒋介石绝对不应存在任何幻想，必须在人民中揭破其欺骗，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危险，应有必要的精神准备，但目前阶段主要注意力应集中于解决敌伪，勇敢、坚决、彻底地夺取最大的胜利，不可分散注意力。”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王震、王首道[3]电：“苏联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你们任务仍是迅速到达湘粤边与广东部队会合，坚决创造根据地准备对付内战。”

8月1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绥、晋察冀两分局电：“我绥远部队务用全力歼灭傅作义东进部队[4]，我晋冀、平北、冀东三区部队务速分兵北进，迎接外蒙军及红军。”按照中共中央指示，晋绥军区全力抗击自归绥[5]沿平绥线向张家口进攻的傅作义部队。晋察冀部队八月二十三日从日伪军手中攻占察哈尔省会张家口，打通与晋绥军区的联系，配合长城以外的苏蒙军解放察哈尔全省。冀东三个军分区部队分别向承德、赤峰、沈阳进军。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山东分局电：万毅东北军[6]速即完成出发准备，待命开往东北。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局电，指出：“江南力量就现地向四周发展，夺取广大乡村及许多县城，准备内战战场”。江北力量的任务是“力争占领津浦路及长江以北，津浦以东，淮河以北一切城市，消灭伪军，准备与李品仙、何柱国[7]作战，并以有力部队配合八路军占领陇海路”。

同日　中共中央决定建立鄂豫皖中央局（十月三十日改称为中原局），郑位三为代理书记。本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及河南区党委电：鄂豫皖中央局成立后，河南区党委受鄂豫皖中央局之领导。

8月13日　起草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致蒋介石公开电，指出：在你给我们的命令上说“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还有不许向敌人收缴枪械一类的话。现在日本侵略者尚未实行投降，而且每时每刻都在杀中国人，都在同中国军队作战，都在同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作战，苏美英的军队也在每时每刻同日本侵略者作战，为什么你叫我们不打了呢？“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这个电报和八月十六日朱德致蒋介石电合为一篇编入《毛泽东选集》，题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

同日　为新华社写的评国民党中宣部发言人谈话和蒋介石命令的评论，本日在《解放日报》发表。评论指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发表谈话说，第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于八月十日在延安总部所发表的限令敌伪投降的命令，是一种‘唐突和非法之行动’。这种评论，荒谬绝伦。根据这种意见，可以逻辑地解释为朱德总司令根据波茨坦公告和敌人投降的意向，下令给所属部队促使敌伪投降，倒反错了，应该劝使敌伪拒绝投降，才是对的，才算合法。无怪中国法西斯头子独夫民贼蒋介石，在敌人尚未真正接受投降之前，敢于‘命令’解放区抗日军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束手让敌人来打。无怪这同一个法西斯头子，又敢于‘命令’所谓地下军（实际上就是实行‘曲线救国’的伪军和敌伪合流的戴笠系特务）和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而不许解放区抗日军队向敌伪‘擅自行动’。这样的敌我倒置，真是由蒋介石自己招供，活画出他一贯勾结敌伪、消除异己的全部心理了。可是中国解放区的人民抗日军队，绝不会中此毒计。”“现在我们向全国同胞和世界盟邦呼吁，一致起来，同解放区人民一道，坚决制止这个危及世界和平的中国内战”。这个评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

同日　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关于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讲演指出：“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今后我们还要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着人民来制止内战。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按照我们的方针，人民的方针，是不要打内战的。”“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全国性的内战不论哪一天爆发，我们都要准备好。早一点，明天早上就打吧，我们也在准备着。这是第一条。现在的国际国内形势，有可能把内战暂时限制在局部范围，内战可能暂时是若干地方性的战争。这是第二条。第一条我们准备着，第二条是早已如此。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这个讲演编入《毛泽东选集》。

8月14日　苏联和国民党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中华民国和苏联友好同盟条约》。[8]

8月15日　日本电台广播天皇裕仁投降诏书。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麦克阿瑟为驻日占领军司令官，指定蒋介石享有在中国（除满洲外）受降的权利。[9]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局电，指出：“关于各城市的警察，我方入城前，即应以军事机关命令他们负责维持秩序。入城后不可将警察拘捕起来，以免秩序无人维持，更易引起混乱，所有警察局长，在能服从我们军事管制命令的条件下，亦可暂时不加调换。”

8月16日　起草朱德总司令致蒋介石电，再次指出蒋介石命令第十八集团军“就原地驻防待命”是完全错误的，并且提出：“凡被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由解放区军队接受其投降，你的军队则接受被你的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的投降。”

同日　为新华社写的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10]的评论，本日播发。评论指出：这是“蒋介石公开发出的全面内战的信号”。制止内战唯一的办法是：“坚决迅速努力壮大人民的民主力量，由人民解放敌占大城市和解除敌伪武装，如有独夫民贼敢于进犯人民，则取自卫立场，给以坚决的反击，使内战挑拨者无所逞其伎。”这个评论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致电张云逸、饶漱石、曾山、赖传珠[11]并告河南区党委、新四军第五师：“作战决定于打法，不浪打，非确能聚歼不打，养精蓄锐，以多胜少，例如以五六个团打一个团，可能聚歼”；“以打胜仗为目的，不以占地为目的，津浦能全占则全占之，不能则占一部，又不能则让顽伪全部代替了日寇位置，亦胜于过去局面，只要日寇投降，大局于我有利”。

同日　复蒋介石八月十四日第一次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的来电，复电说：“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8月1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河南文年生、张启龙[12]并告王树声、戴季英[13]电，指出：“你们及整个河南我军必须学会机动作战及分散游击，无把握的硬仗应避免”。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罗荣桓、黎玉、萧华[14]电：“万毅支队即调东北，经河北至热河边境待命。该支队现有二千五百人，汰去老弱及开小差者外，能有一千五百到达目的地即好。东北干部凡能调动者尽可能调至万部。”

同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组织晋察冀中央局，聂荣臻、程子华、罗瑞卿、刘澜涛、萧克、赵振声[15]为常委，成仿吾、李运昌、胡锡奎、刘仁、杜理卿[16]、朱良才、詹才芳、赵尔陆为委员，聂荣臻为书记兼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程子华、罗瑞卿、刘澜涛为副书记兼军区副政治委员，萧克为军区副司令员。

8月1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贺龙、林枫[17]电：李井泉已动身来你处任副政委，张宗逊率两团到延安来你处，张任副司令。林枫准备去东北。去东北干部一千二百人一星期后由延安出发，交林枫率领北进。“包围大同由冀察晋担任，你处北方任务仍是阻止傅作义。”

8月2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中局八月十九日报告[18]的电报：“你们发动上海起义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彻底执行此方针，并派我军有力部队入城援助。其他城市如有起义条件，照此办理。”本日，又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察冀分局并告各分局电：“对于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应迅速布置城内人民的武装起义，以便于不失时机配合攻城我军实行起义，夺取这些城市，主要是平津。”

同日　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北方局，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邓小平任书记，薄一波任副书记，刘伯承等为委员。决定成立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滕代远任第一副司令员，王宏坤任第二副司令员，薄一波任第一副政治委员，张际春任第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下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军区。

同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彭德怀任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任副总参谋长。

8月2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局电，改变上海起义的方针，指出：“浙东主力到上海有被消灭危险，不如仍在浙东，困难时可退浙南。日本投降条约即将签字，蒋介石已委任上海官吏，在此形势下上海起义变为反对蒋介石，必被镇压下去，宜改为群众组织各种团体发动清查汉奸斗争，立即建立群众性及《新华日报》上海版两种报纸，分开出版，而不建立政府。”

8月22日　复蒋介石八月二十日第二次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电，复电说：“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改变占领大城市方针的指示[19]稿，加写一句话：“对大城市仍应积极派人去发动群众，争取伪军，出版报纸，布置秘密工作，争取我党在城市中的地位。”

8月23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作长篇发言，分析国内外形势，说明党在新的环境下所采取的方针和对策。毛泽东说：现在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经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全世界，欧洲、东方，都是如此。不能有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肯定的。中国有两种可能进入和平情况，一种是我们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原因有二：一是苏联为了国际和平和受中苏条约的限制，不可能帮助我们；二是蒋利用其合法地位，使日本完全投降他。我们只能承认这个事实，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蒋介石的地位，有利的方面是，有合法地位与大城市；不利的方面是，在他面前摆着强大的解放区，他内部有矛盾，他不能满足人民的民主、民生的要求。我们的地位，有利的方面是，抗日的功劳蒋介石不能磨灭，在全国人民中的地位为大革命和内战时期所没有过，为民主、民生而奋斗的纲领能解决蒋介石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不利的方面是，没有大城市，没有机械化的军队，没有合法地位。我们现在新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过去是抗战、团结、进步）。和平是能取得的，因为苏美英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中国人民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它的摊子未摆好，兵力分散，内部矛盾，无论如何弱于日军加伪军，加上解放区的存在，我们不易被消灭，人民与国际反对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与必须避免的。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是有现实基础的。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有上述诸条件，以便医好自己的创伤，壮大自己的力量，将来等待机会消灭我们。关于承认解放区、解放军的争论，一定是非常激烈的，可能要打打停停，甚至可能要打痛他才能逼他让步。对国民党的批评，本来是决定停一下的，因日本突然投降，蒋下令要我们“驻防待命”，不得不再批评一下，今后要逐渐缓和下来。以后仍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团结，有理有利有节。不可能设想在蒋的高压下，没有斗争可以取得地位。中国的局面，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有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还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准备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一个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这次谈判应该去，不能拖，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各解放区要作持久之计。打仗一定要有利，无把握的仗不打。不增加人民负担，今冬大减租，明春大生产。只要我们站稳脚跟，保持清醒的头脑，就不怕一切大风大浪。

在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再次发言。他说：今天的方针是七大定下来的，七大的方针就是反对内战。当前内战的威胁是存在着的，但国民党有很大困难，至少今年不会有大内战，故和平是可能的。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利用国会讲坛去进攻。我们很需要这样一个时期来教育全国人民，来锻炼我们自己。谈判不成，国民党进攻我们，是否打？应该打。条件是打胜仗。我是否去重庆？还是出去。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先派恩来同志出去。我出去，决定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我和恩来同志出去后，书记处还有五人开会。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在毛泽东去重庆期间，刘少奇代理其主席职务，并增选陈云、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会议还决定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

8月24日　复蒋介石八月二十三日第三次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来电，复电说：“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

同日　致电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并转粟裕、叶飞[20]：“（一）时局变化，抗日阶段结束，和平建设阶段开始；（二）我党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城市进行和平、民主、团结的工作，争取我党的地位，不取军事占领政策；（四）力争占领小城市及乡村；（五）中央正向重庆谈判，避免内战，实现和平建国；（六）蒋介石困难甚多，加上国内外压力，可能赞成和平建国；（七）江南、江北我军主力各就现地集结整训，恢复疲劳，养精蓄锐，准备于顽军进攻时，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打，打则必胜，每次消灭其一部，各个击破之），打得几个大胜仗，威震大江南北，对于促成国共谈判非常有利，顽军亦不敢轻视你们；（八）一切作持久打算，依靠人民。”

8月2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王震、王首道电，指出：“你们艰苦行军，到达仁化、汝城间，中央甚为怀念。望依三省边大山休息，恢复疲劳。”同时，为中共中央起草复郑位三、李先念电，同意他们关于王震、王首道鄂南支队留在鄂南的建议。

同日　毛泽东、周恩来等七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从重庆回来的王若飞[21]再次研究毛泽东去重庆的问题。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决定毛泽东去重庆。在这以前，接到斯大林来电说，日本投降，国共应言归于好，共商建国大事。如果继续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

同日　复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官魏德迈八月二十五日来电，复电说：“鄙人承蒋委员长三电相邀，赫尔利大使两次表示愿望来延，此种诚意，极为心感。兹特奉达，欢迎赫尔利大使来延面叙，鄙人及周恩来将军可以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往应蒋委员长之约，以期早日协商一切大计。”

同日　刘伯承、邓小平乘美军观察组飞机回太行[22]。他们离延安时，毛泽东说：我们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首先立足于争取和平，避免内战。我们提出的条件中，承认解放区和军队为最中心的一条。中间可能经过打打谈谈的情况，逼他承认这些条件。今后我们要向日本占领地进军，扩大解放区，取得我们在谈判中的有利地位。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别的法子是没有的。

同日　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认为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并协同英美苏及一切盟邦巩固国际间的持久和平。”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六项措施：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会议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

8月26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继续讨论去重庆谈判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我去重庆的问题，昨晚政治局七同志与若飞同志商谈，决心答复魏德迈的电报，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签字之手在我。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我们让步的第一批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批是江南，第三批是江北，要在谈判中看看。在有利条件下是可以考虑让步的。陇海路以北迄外蒙一定要由我们占优势。东北行政大员由国民党派，我们去干部，一定有文章可做。如果这些还不行，那末城下就不盟，准备坐班房。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何鸣事件外，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如果是软禁，那倒不怕，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红军不入关，美国不登陆，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三国过问。三国都不愿中国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的独裁的。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必须去。领导核心还在延安，党内也不会有什么扰乱，将来还可能有多一些的同志到外面去。因为有了里面的中心，外面也就能保得住。延安不要轻易搬家。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

同日　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党内通知）。通知指出：“蒋介石垄断了受降权利，大城要道暂时（一个阶段内）不能属于我们。”“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同时我党力量强大，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通知还指出，在谈判中，我方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可能在谈判后，“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至于东北三省为中苏条约规定的范围，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我党是否能派军队进去活动，现在还不能断定。但是派干部去工作是没有问题的，中央决派千余干部由林枫同志率领去东北。”这个通知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枫并转吕正操[23]及贺龙电，指出：“（一）赴东北四省工作之干部团一千二百人及赵副旅长[24]所率一个团不日由延安出发，交林枫率领开至热河边境，相机进入东四省[25]工作；（二）军队是否能去辽吉黑三省，现在尚不知道。目前晋绥争夺战极其重要，故正操及其所部暂时仍在现地执行原任务”。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局电，告以陈毅昨日飞抵太行转赴华中，决定饶漱石任华中局书记及新四军政治委员，陈毅任新四军军长及华中局副书记，其余不变。

8月2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各区党委通知：“在毛离延期间，刘少奇同志代理主席职务，并增选陈云、彭真二同志为候补书记。”

同日　复电贺龙，指出目前正在同国民党谈判中，应积极向敌占区发展，暂时不宜向石楼、隰县深入。

8月28日　上午十一时许，和周恩来、王若飞在二十七日来延安迎接的蒋介石代表张治中[26]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乘飞机离开延安。下午三时许，到达重庆，在机场对中外记者发表书面谈话：“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于蒋介石先生之邀请，表示谢意。”毛泽东与欢迎者握手并合影，然后乘车至张治中官邸桂园稍事休息。随即会见郭沫若[27]与夫人于立群及王世杰[28]，接见记者，赴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参加中共南方局欢迎晚会，会见南方局负责人和新华日报社、群众周刊社的章汉夫、许涤新、胡绳、戈宝权等人。晚八时半，在张治中、邵力子[29]陪同下，和周恩来、王若飞应邀赴蒋介石在林园官邸举行的欢迎宴会。作陪者有张群、陈诚、吴国桢、王世杰、周至柔、蒋经国[30]、赫尔利、魏德迈。应蒋介石之请，当晚下榻林园。

8月29日　上午，和周恩来、王若飞在林园同张治中商谈谈判的内容和程序问题。下午，同蒋介石第一次直接商谈。蒋介石表示一切问题愿听取中共方面意见，并重提所谓中国无内战的说法。毛泽东列举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中的大量事实指出，说中国没有内战是欺骗。最后蒋介石提出谈判三原则：一、所有问题整个解决；二、一切问题之解决，均须不违背政令军令之统一；三、政府之改组，不得超越现有法统之外。晚上，同张治中、王世杰、张群等继续商谈，双方同意先作一般性交换意见。当晚应蒋介石之请，仍下榻林园。

同日　国民党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密令各战区印发蒋介石在一九三三年“围剿”红军时编订的《剿匪手本》。

8月30日　由林园返回桂园。上午分别访晤宋庆龄[31]、赫尔利。到桂园访谈的有：柳亚子、沈钧儒、陈铭枢、王昆仑、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冷、傅斯年、王云五[32]等。柳亚子赠毛泽东七律一首，以“弥天大勇”、“霖雨苍生”称赞毛泽东，并向毛泽东索诗留念。下午，前往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特园（又称“民主之家”）访问民盟主席张澜，民盟中央委员、特园的主人鲜特生在座。毛泽东首先向张澜转达朱德对老师的问候，转达吴玉章对老友的问候。张澜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表示不相信蒋介石有和平民主的诚意，是假戏。毛泽东说，我们就来一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辨是非，这场戏就大有价值了。晚上出席张治中的宴会，于右任、孙科、邹鲁、叶楚伧[33]作陪。宴会后，于右任辞去，吴铁城[34]来，毛泽东同他们交谈。

同日　致电刘少奇并转告中共中央，下月初准备向国民党提出的十一条意见是：（一）在和平、民主、团结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现三民主义。（二）拥护蒋先生，承认蒋先生在全国的领导地位。（三）承认国共两党及抗日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确立长期合作、和平建国方针。（四）承认解放区部队及地方政权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和合法地位。（五）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六）重划受降地区，解放区抗日军队参加受降工作。（七）停止一切武装冲突，各部暂留原地待命。（八）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九）政治民主化的必要办法：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政治会议，各党派参加政府，重选国民大会；由中共推荐陕甘宁边区及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山西五省省府主席，绥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浙江、广东及东北十省[35]副主席，北平、天津、开封[36]、上海四特别市副市长；推行地方自治，实行普选。（十）军队国家化的必要办法：公平合理的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解放区部队编成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驻地集中于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中共及地方军事人员，参加军委会及其他各部的工作；设立北平行营及北方政治委员会，任中共人员为主任。（十一）党派平等的必须办法：释放政治犯，取消一切不合理禁令，取消特务等。

8月31日　上午，和周恩来、王若飞到国民参政会，出席邵力子的宴请。下午，在桂园会见中国民主革命同盟领导人王昆仑、许宝驹、屈武、侯外庐、曹孟君、谭惕吾等，畅谈近三个小时。晚上，和周恩来、王若飞在桂园会见阳翰笙、冯乃超、于伶。后到红岩村看电影，并进行交谈。

9月1日　晚七时，和周恩来、王若飞参加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孙科、副会长邵力子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而举行的盛大鸡尾酒会。散会后，当毛泽东出门时，聚集在大门口的几千群众鼓掌高呼：“欢迎！欢迎！”八时，和周恩来、王若飞应张群、王世杰、吴铁城的邀请，在冯玉祥[37]的陪同下，到吴铁城住宅出席宴会。

9月2日　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同日　上午十时，在桂园约见王世杰。中午，和周恩来、王若飞到特园，出席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名义举行的宴会。毛泽东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来了。今天我们聚会“民主之家”，今后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参加宴会的有民盟负责人沈钧儒、黄炎培、冷、鲜特生、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左舜生等。在宴会上，毛泽东反复强调“和为贵”，并同沈钧儒谈健身运动，同黄炎培谈职业教育，同张申府谈五四运动往事。宴毕，特园主人拿出纪念册，请毛泽东题词留念，毛泽东题写“民主在望”四个字，并说，道路尽管曲折，前途甚是光明。下午，会见邹鲁及各方友好。晚八时半，和周恩来、王若飞去林园赴蒋介石的晚宴，在座的还有孙科、吴铁城、张群、王云五、张伯苓[38]、傅斯年等。宴会后，同蒋介石就中共领导下的军队编组数目和驻地、解放区、政治会议、国民大会代表等问题直接商谈。

9月3日　上午，会见王世杰。下午往访于右任、戴季陶、白崇禧、吴稚晖[39]。下午五时，会见韩国临时政府[40]官员。六时，会见郭沫若、于立群、翦伯赞、邓初民、冯乃超、周谷城[41]等，征询他们对时局的意见。晚七时半，赴苏联大使彼得洛夫的宴会，会见英、美、法等国大使和荷、比等国使馆官员。

同日　将八月三十日拟定的中共十一条意见略加修改后，由周恩来、王若飞面交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转蒋介石。

9月4日　上午，会见来桂园回访的白崇禧。

同日　蒋介石将他自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正式指定他们四人为谈判代表，要他们拟具对中共九月三日所提方案的复案。蒋自拟要点如下：一、中共军队之编组，以十二个师为最高限度。二、承认解放区，绝对行不通。三、拟将原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政治会议，由各党派人士参加。四、原当选之国民大会代表，仍然有效，可酌量增加名额。

同日　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在毛泽东领导下，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自本日起至十月五日止，共进行十二次谈判。

同日　和周恩来、王若飞应赫尔利大使邀请共进午餐，美国访华团团长史奈德亦在座。下午五时，应蒋介石邀请，参加在军委会举行的庆祝抗战胜利茶会。会后，毛泽东同蒋介石直接商谈。晚上，出席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魏亚特将军的招待会。

9月5日　和周恩来赴邹鲁的午宴。毛泽东在桂园会见《大公报》记者，他说：目前尚未可能有确切结果以慰国人。我国政令军令的统一必须建于民主政治的基础之上。只有包括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代表人士的政治会议，始能解决当前国是，民主统一之联合政府始能带给全国人民以幸福。边区和各解放区情形与其他地区不同，有民选政府，有自卫军，无保甲长。保甲长为统治人民者，最要不得。协商的另一结果为国民大会将延缓举行。对代表问题则双方意见犹未能一致，中共方面不主张维持旧代表，原则上主张普选。下午，毛泽东还会见中国妇女联谊会代表和各方友好。晚上，出席曾访延安的六位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等的宴会。

9月6日　和周恩来、王若飞赴于右任的午宴，在座的还有陈立夫[42]、叶楚伧等。下午，访晤居正[43]。往中正学校、中央大学访问故旧。到沙坪坝南开中学访柳亚子、张伯苓。晚上，和周恩来、王若飞出席宋庆龄的宴会。宴会后访晤苏联大使彼得洛夫。

9月7日　和周恩来、王若飞赴覃振[44]的午宴。下午，和周恩来、王若飞往访英国大使薛穆、法国大使贝志高，各谈一小时余。应邀赴加拿大大使欧德伦茶会，谈二小时。和周恩来、王若飞赴冯玉祥的晚宴。

9月8日　下午四时，和周恩来在桂园举行茶会，招待在重庆的各国援华救济团体负责人，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出席。毛泽东致词感谢各方人士八年来对陕甘宁边区及各解放区的援助，并希望能继续这种援助。晚七时半，和周恩来、王若飞赴孙科的宴会。

9月9日　下午，在红岩村会见郭沫若、于立群等，并同他们共进晚餐。在谈到郭沫若在文化界应采取的态度时，毛泽东认为态度应该强硬些，要有斗争，指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9月10日　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及地方部队三万余人，对侵入上党解放区的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所部开始进行自卫反击。至十月十二日，上党战役胜利结束，歼国民党军三万五千余人，生俘军长史泽波和师长多名。

9月11日　晚上，在桂园宴请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向他们介绍了两党谈判情况，并征询他们的意见。席间，周恩来报告了国民党军队向上党地区进攻的消息，在座者皆为之愤愤不平。

同日　收到中共中央来电。来电说：胶东派一个排乘汽船到大连已返回，苏军在东北仅控制大城市及要道，乡村及小城市相当混乱，伪组织有的等待交代，有的畏罪逃跑，有的小城市被土匪占领。群众情绪极高，这个排在大连登陆后，一经号召便有数百人参加工作。从胶东去东北水路甚便，亦甚安全，部队过海船只不成问题。根据上述情况，已电告山东抽调四个师共二万五千人至三万人，由萧华率领即日分散进入东北，并已电华北各地去东北干部即日集中启程。

9月12日　上午，在红岩会见许德珩、劳君展夫妇。许德珩谈了民主与科学座谈会的情况。毛泽东勉励他们说，既然有许多人参加，就把座谈会搞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许德珩说，我们也在考虑这样做，但担心成立组织人数太少。毛泽东说，人数不少，即使少也不要紧，你们都是科学文教界有影响的代表人物，经常在报上发表意见和看法，不是也起到很大宣传作用吗？随后，和周恩来应蒋介石之邀去林园共进午餐，餐后同蒋介石直接商谈。

9月13日　和周恩来、王若飞首次招待在渝外国记者。毛泽东发表谈话说：目前双方保证不向外公布会谈情形，但希望会谈成功。“全国人民都期望和平，我到重庆来尽一切努力以达到和平。我们共产党人希望会谈将有良好结果，使中国能由抗战转到和平建设的时期。”本日，应邀先后赴赫尔利的午宴和戴季陶的晚宴。

同日　关于重庆谈判情况，中共中央书记处通知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一）我们与国民党初步交换意见的谈判，已告一段落，国党毫无诚意，双方意见相距甚远，谈判将拖延一时。（二）蒋对具体问题表示：政府法统不容紊乱，军令政令必须统一，国大要速开，旧代表有效，但可增加名额容纳各方，容纳各党派参加政府。对党派合法问题将制定政治结社法。不主张似法国的多党状况。对释放政治犯及大赦均不同意，只允许我提名单释放若干。对于人民自由，说已切实实行人身自由保障法。特务不能取消。（三）关于两党关系的重要问题：对军队只允编十二个师，需完全服从命令，按指定地区集中。对解放区民主政府，则表示含糊。对参加受降、停止进攻、反对利用伪军等，则避而不答。”

9月14日　和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并转告张云逸、饶漱石，李先念，林平[45]：“上海《新华日报》及南京、武汉、香港等地以群众面目出版的日报，必须尽速出版，根据国民党法令，可先出版后登记，早出一天好一天，愈晚愈吃亏。”“华中可去上海等地公开活动的，如范长江、钱俊瑞、阿英、梅雨[46]等，要多去，快去。除日报外其他报纸、杂志、通讯社、书店、印刷所、戏剧、电影、学校、工厂等方，无不需要，就近请即先到上海工作，在今后和平时期中有第一重大意义”。

同日　和周恩来会见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和池田幸子，以及各方来访友好。晚上赴白崇禧的宴会。

9月15日　复中共中央九月十四日来电[47]和十五日来电[48]，指出：“浙东、苏南、皖南三地部队须立即开始注意控制北上通路，保障北上安全，并准备将来适当时机渡江北上，请通知华中拟具体意见。”

同日　下午，到特园看望张澜，向张澜介绍和谈情况。告诉他关于承认党派合法地位、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召开政治会议等项大致获得协议，国大代表问题尚待继续磋商，目前症结仍在军队数字和驻地、解放区政府和区划两大问题。蒋介石正在美国支持下运送兵员，名为接收，实为准备发动内战。张澜建议，将两党已谈拢的问题公之于众，免得蒋介石将来不认账；如你们不便说，我可以采取给两党公开信的方式，把问题摊开来。毛泽东赞同这个意见。[49]下午五时，在桂园宴请中国青年党中央委员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等，周恩来、王若飞、徐冰、潘梓年作陪。

9月16日　下午四时半，在红岩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会见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总部的霍华德􀅷曼、爱德华􀄝尔、杰克􀏃德尔曼三位士兵。他们希望了解中国解放区的情况。毛泽东向他们介绍解放区的情况，并阐明了中共有关国际、国内问题的主张。还请他们吃晚饭，向他们询问美国的情况。

9月17日　应邀到林园同蒋介石共进午餐，张群、吴国桢、赫尔利在座。餐后，同蒋介石直接商谈，双方的争执仍在军队和政权问题。下午，在桂园举行茶会，招待产业界人士，到会者有刘鸿生、范旭东、胡西园、吴羹梅、吴蕴初、章乃器、潘昌猷。毛泽东赞扬他们为发展中国民族工业所作的贡献，同时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本是得不到发展的，只有在国家独立、民主、自由之下，民族工商业才有发展前途。并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对待民族资本的政策。

同日　蒋介石写信给阎锡山并附《剿匪手本》两册。当时阎部正在进犯以长治为中心的晋东南解放区。蒋介石在重庆谈判开始后，至本日止，还命令四个战区的司令长官傅作义、胡宗南、孙连仲、李品仙等，分别率领所部沿铁路线向解放区进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心开展交通破击战，打击沿铁路线进犯的国民党军，以求达到争取和平的目的。

同日　和周恩来复中共中央十七日来电[50]，表示完全同意力争东北的方针。指出，东北及热河、察哈尔控制在手，全党团结一致，什么也不怕。并告国共谈判无进展。

9月18日　出席国民参政会的欢迎茶会并致词，指出：“今后当为和平发展、和平建国的新时代，必须团结统一，坚决避免内战，除此方针之外，其他任何方针均属错误。”

9月19日　复中共中央本日来电[51]，说：“（一）浙东、苏南、皖南、皖中部队北撤，同意你们及张、饶计划[52]，越快越好，此间已当作一个让步条件，向对方提出，且有好影响。（二）同意陈、饶[53]去山东，罗及萧[54]去东北，林彪去热河[55]，亦以快为好。华中由谭、邓[56]组织分局。”

同日　同周恩来、王若飞共同研究军队缩编及驻地问题的新方案，由周恩来、王若飞在本日举行的国共谈判中向张群、张治中、邵力子提出。新方案要点是：一、关于我方军队与国民党军队的比例，我方愿让步到一与六之比，如国民党方面缩编为一百二十个师，我方应为二十个师；国民党方面缩编为六十个师，则我方应为十个师。二、关于军队、军队驻地和解放区，第一步，我方将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湖南、河南等八个地区之军队撤退，集中于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第二步，再将苏北、皖北、豫北地区之军队撤退，将我方所有军队集中驻于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与山西之大部分，绥远之小部分，及陕甘宁边区等七个地区。解放区随军队驻地之调整而合并。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与陕甘宁边区之主席，山西、绥远两省之副主席，天津、北平、青岛三个特别市之副市长，由我方推荐。对中共的新方案要点，国民党方面仍认为违背“军令统一”，指责中共分裂。中共方面据理反驳。双方未获协议。

同日　设午宴招待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

9月20日　访陈立夫、叶楚伧、程潜[57]、贺耀祖[58]。

同日　收到中共中央本日来电。来电说，据西安确息，蒋介石密示所属：“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则以土匪清剿之。”

同日　和周恩来、王若飞、董必武出席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在李子坝报社举行的宴会。席间，大公报社一位负责人重提所谓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毛泽东回答说：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的炉灶里不许我们造饭。毛泽东为大公报社职工题词：“为人民服务”。

9月21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就军队和解放区问题继续商谈。国民党方面全面否定中共的方案，指责中共“割据地盘”。中共方面指出：割据是军阀所为，革命党人焉有割据之理！国民党方面自高自大，视我党为被统治者，不愿平等对待中国共产党是无助于谈判进行的。谈判陷于僵局。会后，九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休会五天。本日，赫尔利约毛泽东谈话，要求中共交出军队，要么破裂。毛泽东的回答是：还要讨论。

9月22日　上午，邀请青年党领导人蒋匀田来桂园，双方就政治主张、斗争方式、国内形势等问题进行讨论。随后，会见在重庆的作家和戏剧界人士。

9月23日—26日　访问友好。

9月26日　收到中共中央本日来电，来电说：九月初我军扩大到一百二十七万，解放区人口一亿二千五百五十万，县城二百八十五座（人口与县城均不包括东北在内，反攻前县城八十九座在内）。

同日　关于重庆谈判情况，中共中央通知各中央局、分局，各区党委：“在最近的继续谈判中，除军队允许增加几个预备师，特务机关可不再捉人杀人，政治犯可释放一部分外，基本上无若何进展，即起草联合公报事，亦为蒋所阻，谈判乃遭受挫折。”“谈判将坚持原定方针转入第二阶段。”

9月27日　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在《新华日报》发表。毛泽东说：“在实现全国和平、民主、团结的条件下，中共准备作重要的让步，包括缩减解放区的军队在内。”“中共的主张见于中共中央最近的宣言，这个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与人民军队，允许他们参加接受日本投降，严惩汉奸伪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及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除了军事与政治的民主改革外，中共将向政府提议，实行一个经济及文化建设纲领。这纲领的目的，主要是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土地改革与工业化，奖励私人企业（除了那些带有垄断性质的部门应由民主政府国营外），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欢迎外人投资与发展国际贸易，推广群众教育消灭文盲等等。”“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国家民主化。”

同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张治中、邵力子恢复谈判。关于缩编军队问题，双方商定成立另一小组，先行商谈再议。关于解放区问题，双方同意交政治会议解决。

9月28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谈判达成两项协议。关于参加军队整编小组人员名单，中共方面为叶剑英，国民党方面为林蔚、刘斐[59]。关于政治会议，双方同意在结束训政、实施宪政以前，设政治会议，由国民政府召集之，各党各派及社会贤达推荐代表出席，协议和平建国方案与召开国民大会问题。按照周恩来提议，双方初步商谈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名额。

同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争夺东北方针部署的指示》，指出：不应将主力部署在满洲门口抵住蒋介石，“我发展东北的部署，应将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有依托的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十月九日中央指示指出：进入东北部队“必须迅速摆开分散，每县一连一排，迅速发展扩大，收编改造伪军、伪警”。“只有在目前高度分散发展之后，下一时期才有大量部队集中作战”。

9月29日　周恩来往访张治中，告知他毛泽东拟早日返回延安的意向。张治中表示：我既然迎接毛先生来，当然要负责送他回去。

9月30日　下午，在红岩会见青年学生，勉励他们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准备担负更重要的任务。

同日　谈判休会。周恩来、王若飞和张治中、邵力子、张群在国民参政会联名宴请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王云五、曾琦、陈铭枢等，共商政治会议的组织等问题。

同日　美国海军陆战队一万八千余人从日本冲绳岛开至塘沽登陆。十月一日，美国海军陆战队一千四百余人，在冀东解放区的秦皇岛登陆，配合国民党军侵占了冀东解放区的北戴河、留守营、海阳镇、深河堡等港口和城镇，进驻天津、北平、唐山等地，为国民党进占华北、抢占东北建立战略基地。

10月2日　约柳亚子到红岩见面。四日，致信柳亚子，信中说：“前曾奉告二语：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吾辈多从曲折（即困难）二字着想，庶几反映了现实，免至失望时发生许多苦恼。而困难之克服，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此点深望先生引为同调。”

10月5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举行最后一次谈判。谈毕，周恩来提出，毛泽东来此一月有余，拟于下周返回延安。周恩来将他起草的《会谈纪要》[60]提交对方以供讨论。

10月7日　复信柳亚子，指出：关于和谈结果，“目前发表文章、谈话，仍嫌过早。人选种种均谈不到”。“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毛泽东随信附上《沁园春􀋪》手迹。

10月8日　国共双方代表就《会谈纪要》交换意见并修改定稿，预定十月十日签字。

同日　晚上，出席张治中在国民党军委礼堂举行的欢送宴会，周恩来、王若飞陪同前往。到会各党派、各界人士四五百人。毛泽东发表讲话，指出：“这次商谈，全国的人民、全世界的友人与各同盟国的政府都很关心，因为商谈不是仅仅关于两党，而且是与全国人民的利害有关的问题。商谈的情况如张先生所说，是可以乐观的。”“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的一切打算都是错的。”“不能否认，困难是有的，不指出这一点是不好的。”

10月9日　和周恩来、王若飞应蒋介石夫妇邀请，到林园共进午餐，宋子文[61]、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等在座。餐后，毛泽东同蒋介石直接商谈。蒋介石仍然提出要中共放弃军队和解放区。毛泽东表示不能同意。

10月10日　下午，周恩来、王若飞同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桂园客厅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签字后，邵力子说，这次商谈得以初步完成，多赖于毛先生不辞辛苦奔波，我们请他见面。毛泽东正在桂园二楼，下楼和在场者一一握手。下午四时，蒋介石到桂园回访毛泽东，谈十余分钟，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同蒋介石乘车去国民政府礼堂参加双十节国庆招待会。会后毛泽东回桂园。晚上，和周恩来、王若飞到林园蒋介石官邸辞行，毛泽东同蒋介石直接商谈。当晚毛泽东下榻林园。

同日　美国海军陆战队又在青岛登陆，美国海军航空队三个大队进驻北平、青岛。

10月11日　晨，同蒋介石作最后一次直接商谈。蒋介石表示在解放区问题上不再让步。毛泽东告诉蒋介石，周恩来、王若飞将在重庆继续商谈。上午九时半，由张治中、周恩来陪同，乘车到九龙坡机场。陈诚代表蒋介石到机场送行。到机场送行的有重庆各界人士和八路军办事处及《新华日报》工作人员等五百余人。毛泽东同各界代表握手话别；同陈诚、张治中、陶行知[62]夫妇在飞机旁合影留念。他还同在桂园服务的国民党宪兵握手说，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登机前，毛泽东向中外记者发表简短谈话，他说：中国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但是可以克服的。然后和张治中、王若飞登机，九时四十五分起飞，下午一时三十分回到延安。

同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报告重庆谈判的经过。毛泽东说：重庆会谈纪要是恩来同志起草的，采纳国民党方面意见略有修改。其中，国民大会与解放区问题未解决，对我们重要的是和平与解放区问题。蒋介石不给解放区几个省主席，省以下可以给。我们乃提出维持现状，将来解决。赫尔利回美国前，要我们交出解放区，说要末承认蒋介石的要求，要末破裂。我说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本来说解决军队数目之后发公报的，后来又说要解决解放区以后才发公报，从此就停了几天。民主同盟说我们调子低。这样，我们就开始攻势，恩来十天之内向文化、妇女、产业、新闻、小党派、国民党民主派各界活动。但我们守约，谈判情况可以口头说，不登报。我们清楚地表示要和平，而他们不能这样讲。这些话大后方听得进去，要和之心厉害得很。但他们给不出和平，他们的方针不能坚决明确。我们是路线清楚而调子很低。社会舆论造成了非发会谈公报不可。这个会谈纪要，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第二，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如地方自治，在纪要发表后，我们提出省府民选，可以找出根据来的，因为孙中山说过。还有言论、集会、出版自由等等。我原准备九号走，蒋介石留我过双十节。张治中讲，不发表这个会谈纪要不行，你这么大的面子来了，就总得搞个什么。解放区问题，还要经过斗争。我对王芸生[63]说：“我们对国民党，只是有所批评，留有余地，并无另起炉灶之意。”王芸生听了说，多年写社论没有方针，今后有了。陈立夫表明是他首先主张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有许多人说CC派破坏谈判，我看很多CC派人物包括陈立夫在内是动摇的。毛泽东报告结束后，会议一致同意《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

10月12日　同张治中共进早餐，朱德、彭德怀、叶剑英、吴玉章[64]、王若飞、杨尚昆[65]作陪。当张治中询问对今后谈判的意见时，毛泽东说，希望此次谈判中尚未获得协议的国民大会问题与解放区问题，早日商得共同意见，以便政治协商会议能及早顺利开幕。上午九时，张治中和王若飞乘原机飞往重庆，毛泽东到机场送行。在去机场路上，毛泽东对同车的张治中说：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你把《扫荡报》改为《和平日报》就是一个例子。《扫荡报》是在江西围攻我们时办的，你改了报纸的名字，有些人是一定不赞成的。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的指示。指示指出：双十节国共协定今日公布。“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除粤、鄂、豫、浙及苏南等地顽军正在向我进攻外，沿平汉、津浦、同蒲、正太等路顽军正在向我大举进攻，争夺北宁、胶济、平绥三路的战斗亦将到来，我方必须提起充分注意，战胜这些进攻，绝对不可松懈。”“解放区问题未能在此次谈判中解决，还须经过严重斗争，方可解决。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不解决，全部和平建国的局面即不能出现。”“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目前伪军未解散，敌军未缴械，解放区问题未解决，谈不到编整部队问题。即将来实行编整时，我方亦自有办法达到一枪一弹均须保存之目的。过去中央指示各地扩大军队整编主力计划，继续执行不变。”“东北问题未在此次谈判中提出，我党一切既定计划照样执行。”

同日　中共中央军委致电山东罗荣桓、陈毅：华东的中心任务，除调兵东北外，是切断津浦铁路，阻止国民党军北上，并消灭其一部或大部。

10月13日　蒋介石发布进攻解放区的“酉元密令”[66]，要求国民党军队将领：“遵照中正所订的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达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赐，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希转饬所属剿共部队官兵一体悉遵为要。”

10月16日　就东北应坚决阻止蒋军登陆问题，致电彭真：大连为自由港，苏方已拒绝国民党军登陆，旅顺亦不许登陆，故蒋方从营口、锦州试探登陆，还可能从安东[67]等处试探。“蒋军从秦皇岛登陆，向山海关、锦州攻击前进，是必然的。除令在途各部兼程急进，胶东方面星夜海运，并令林彪急至沈阳助你指挥外，望你就现有力量加强训练，并动员民众坚决阻止登陆，争取时间。”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察冀中央局、晋绥分局并告东北、晋冀鲁豫两中央局电：即将开始的平绥战役，关系我党在北方的地位及争取全国和平局面，极为重大。蒋介石令傅作义集结五万余人于归绥、集宁、大同之线，一俟陆运、空运、海运兵力集中北平、天津、秦皇岛等地，即将配合傅部进攻张垣[68]，并进攻沈阳、承德。顽伪军企图切断我东北、华北、西北之通路。此次平绥战役，系为收复失地打开交通道路而战，具有充分的理由，望鼓励士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反共反人民之顽伪军，完成你们的神圣任务。

同日　电告聂荣臻：“蒋系十六军主力已达石家庄[69]，可能迅到北平，九十二军从武汉、九十四军从上海均于酉东[70]开始空运平、津，现已半月，月底运完，故本月底蒋系至少有三个军到平、津，望注意平、津蒋军动向之侦察。”

10月1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王震电：“南支在王、王[71]领导下，克服了由于突然事变所产生的极大困难，胜利地北渡长江，保存了基本力量，中央对全体指战员深表慰问之忱。目前五师及王、戴[72]处境较为困难，南支既加入五师野战兵团序列，望在郑、李[73]领导下，协助五师及王、戴争取一个至几个战役的胜利。南支尔后行动当与五师及王、戴的整个行动加以考虑。目前鄂豫我军的胜利行动，对于争取华北及东北的胜利有重大帮助。”

同日　关于举行平汉战役（又称邯郸战役），以歼灭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率领自新乡沿平汉路北犯邯郸的三个军，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冀鲁豫中央局电。电报指出：“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你们须准备一个半月以上的时间，在连续多次的战斗中，争取歼灭八万顽军的一半左右或较多的力量，方能解决问题。望利用上党战役的经验，动员太行、冀鲁豫两区全力，由刘、邓亲临指挥，精密组织各个战斗，取得第二个上党战役的胜利。”随后，刘邓部诱敌深入至漳河以北、邯郸以南的袋形战场，于二十四日突然出击，二十五日将敌包围，利用夜间进行近迫作战、逐点割歼和渗入袭扰，以削弱和疲惫敌人，待后续部队赶到参加总攻。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及各军区电，指出：“在反对顽军向解放区进攻争取和平局面的战斗中，望各地注意收集顽军反共反解放区的证件，不论是文字的或俘虏官佐的口供，都甚重要。文字证件及俘虏官佐均加拍照，送来延安。”

同日　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指出：“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我们的方针是保护人民的基本利益。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下，容许作一些让步，用这些让步去换得全国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并强调：“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这个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

10月1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电：“鄂南及九江附近之力量须立即北移。”

同日　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东北发展方针给东北局的指示稿，加写一段话：“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二十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萧劲光[74]电，要他们两人均赴沈阳，愈快愈好。二十三日，又为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要求竭尽全力独占全东北，万一不成亦造成对抗力量，以利将来谈判。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罗荣桓、陈毅、黎玉电，指出：“山东除竭尽全力组织渡海外，陈、黎组织津浦战役是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望陈、黎精心计划，组织一支至少三万五千至四万人的野战军，在徐州、济南间适当地区占领铁路一段并向南北扩大占领区，然后选择时机，歼灭蒋军一两个师，打一个开始的好胜仗。”国民党军第十二军及骑兵第二军在十月份乘我山东主力部队开赴东北、新四军入山东部队尚未到达之隙，在日伪军掩护下，从徐州沿津浦线北上进占济南。山东部队于十月十八日发起津浦战役，至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胜利结束，共歼国民党军二万八千余人，控制津浦线二百余公里，截断徐州国民党军继续经济南向天津及东北开进的陆上道路。

10月20日　关于和平建设过渡阶段的形势和任务，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区党委，各兵团首长电。电报指出：“目前开始的六个月左右期间，是为抗日阶段转变至和平建设阶段的过渡期间。今后六个月的斗争，是我们在将来整个和平阶段中的政治地位的决定关键。在这一期间内，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例如重庆、上海、北平）内的任务，是扩大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工作，与广大友好的及可能争取的中外人士合作，组织广大群众，发动要求民主、惩治汉奸、挽救经济恐慌、救济失业人民与援助还乡人民等项运动，并与政府当局继续谈判尚待解决的问题。我党在解放区的中心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反对顽军的进攻及尽量扩大解放区。为此目的，除移动大量军队与干部去东北及热河等地，并在那里组织人民，扩大军队，阻止与粉碎顽军侵入外，在一切解放区，是组织强大的野战军，有计划地歼灭向我进攻的顽军，歼灭的愈多愈干净愈彻底愈好。”“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这是我党既定方针，也是国民党被迫不得不走的道路，这在双十重庆协定上已经规定下来，但国民党力图在最近几个月内控制更多地方，力求他们在华北、东北占优势，力图削弱我党我军，以便在有利于他们的条件下实现和平妥协，故在目前过渡阶段上发生了大规模的猛烈的军事斗争（不能把目前这种大规模的军事斗争误认为内战阶段已经到来）。这一不可避免与已经到来的当前形势，我党必须认识清楚，必须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到团结之目的这一方针，毫不动摇地争取目前的胜利，以便有利地转到和平发展的新阶段。目前斗争的胜利愈伟大，和平实现的时间将愈迅速，愈对全中国人民有利。”

10月21日　关于各方参加政协的代表名额问题，周恩来同国民党代表谈判达成协议：国民党代表八人，共产党代表七人，民主同盟六人，青年党五人，无党派人士九人。

10月2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原局郑位三、李先念电：“你们须准备至少六个月内在豫鄂活动。三部会师后，集中强大野战军打几个大胜仗，方能有助于整个局势，也方能转变你们自己的局势。”“目前你们野战军会合王、戴[75]、二王[76]，以夺取桐柏山区域最为适宜，不可过早向其他区域去，反而增加你们的困难，且于大局不利。”“只要打胜仗，财政就有办法，几个胜仗以后，占领大块地区（至少七八个县），不怕不能解决财政问题。”二十四日，王树声、戴季英率河南军区部队到达桐柏山区，与新四军第五师及南下支队会合。三十日，中共中央决定李先念任中原军区司令员，郑位三任政治委员，王树声任副司令员，王震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戴季英任副政治委员，王首道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10月23日　关于组织晋察冀第二野战军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聂荣臻、萧克、罗瑞卿、刘澜涛并告彭真、程子华[77]，林彪、萧劲光电，指出：至下月上旬，顽方即将有三个军八个师集中北平，判断除以一部保护北平及平津线外，主力将向承德进攻，并威胁张家口。决定迅速组织晋察冀第二野战军，由晋冀、冀中、平北现有精干地方兵团抽调至少三万人，编成十二个至十五个大团，限于两星期至多三星期内集中平北军区，完成作战准备。其任务为协同热河、冀东部队，坚决歼灭向承德进攻之顽军，巩固热河及平北。第二野战军以萧克为司令员，罗瑞卿为政治委员。林彪、萧劲光野战军以歼灭由天津、秦皇岛线向东北进攻之顽军为目的，位于沈阳、山海关线。

10月24日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中分局，以邓子恢、谭震林、粟裕、张鼎丞、刘晓五人为常委（十一月二十六日又增补曾山为常委），邓子恢任书记兼华中军区政治委员，谭震林任副书记兼华中军区副政治委员，粟裕任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任副司令员。二十九日，中央采纳粟裕的建议，张鼎丞任华中军区司令员，粟裕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兼华中野战军司令员。以后又任命谭震林兼华中野战军政治委员。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电：“庆祝你们占领桐柏[78]。望努力扩大战果，大批歼灭顽军，占领多数县城，创造新局面。”

10月25日　关于组织冀东纵队，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真、程子华转告李运昌[79]电，指出：蒋介石正由陆海空运兵至平津、唐山、秦皇岛线，其数达二十万。其中十万将位于平津、唐山、秦皇岛线，是进攻东北的；十万位于北平、天津线，除一部守备该线外，主力将向热河进攻。我已决定组织晋察冀第二野战军。李运昌所部冀东部队，迅速从现有全部队伍中抽调较有战斗力者一万五千至二万左右，编为七个至十个大团，总称为冀东纵队，由李运昌亲率位于机动地区，依将来情况决定，或者配合辽宁野战军打击由关内向关外进攻之顽军，或者配合萧克、罗瑞卿及程子华野战军打击由北平向承德进攻之顽军。

同日　在抗大七分校作报告，欢送即将上前方去的学员。毛泽东说，我们解放区，华北、华中、东北、陕甘宁边区，共有一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地方，一百三十万军队，二百五十万以上的民兵。国民党进攻解放区的军队共有八十万，包围陕甘宁边区的还不算在内。已经打了好几仗，头几仗他们都没有争到面子。仗还要打下去，恐怕半年还不一定。如果我们打赢了，我们派代表和他说：蒋委员长，我们从前谈判过，我们还是和平吧！那时候就可以和平了。如果是他打赢了，解放区就要变成黑暗的地方。我们总的任务，是为全国和平而奋斗，把敢于进攻我们的反动派打垮下去，取得和平。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希望你们扩大自己的队伍，巩固自己的队伍，一定要把官兵关系搞好。我们党内要有民主，对同志要有同志的、朋友的、兄弟的、姐妹的态度，全党团结一致，什么敌人也不怕。第三条，要和老百姓搞好关系，关心他们，解决他们的困难，我们的军队要和全体人民团结起来。

10月2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张际春、李达电，认为平汉战役部署甚当。“俟后续到齐，养精蓄锐，那时敌必饥疲，弱点暴露，我集中主力寻求弱点，歼灭其一两个师，敌气必挫。”二十八日，后续部队到齐，当晚发起总攻。三十日，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约一万人起义。当天，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胡宗南部在石家庄的第十六军三个师久未作战，估计每师不超过五千人，似不十分积极南下，如北面地方兵团及民兵能作有力之阻击、困扰，可能迷惑该顽不敢冒进，给我以充分时间，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当面之敌。三十一日，黎明前，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另一副司令长官马法五率主力向南突围。当晚，刘邓所部突入马法五长官部，马部失去指挥，顿时大乱，四散奔逃，刘邓所属各部围追堵截溃逃之敌。十一月一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指出“高树勋起义意义很大，你们处置很对”，并建议高部改称“民主建国军”或“人民建国军”。十一月二日，毛泽东、朱德电贺高树勋率部起义：“闻兄率部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凡属血气之伦，莫不同声拥护。特电驰贺，即颂戎绥。”这一天，平汉战役结束。此役俘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共歼国民党军三万人。由石家庄南援之胡宗南部第十六军闻风回撤。

10月2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蒋已展开八十万军队向我华北、华中进攻及准备进攻东北，我党决心动员全力，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华中，六个月内粉碎其进攻，然后同蒋开谈判，迫他承认华北、东北的自治地位，才有可能过渡到和平局面，否则和平是不可能的。”

10月29日　为中共中央连续起草两电致重庆中共代表团，指出：“目前最急者是停止内战问题，不停止内战，一切无从谈起。”“东北、华北、苏北、皖北及边区实行孙中山民选地方自治，不得委派人员。”

10月3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热河分委[80]并告彭真电：“本年两个月内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望动员热河全党全军紧张工作，一切为着粉碎蒋介石向热河进攻之总目标而努力。”

10月3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决定以林彪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吕正操为第一副司令，李运昌为第二副司令，萧劲光为第三副司令兼参谋长，彭真为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为第二政治委员，程子华为副政委。”十一月二日，为中央起草复东北局电：“同意周保中为第四副司令，伍修权为第二参谋长”。决定“组织北满分局，陈云为书记，林枫为副书记，任务为控制北满各地，组织军队，建立政权，发动民众，镇压反动，巩固东北之后方”。中央并决定高岗、张闻天为北满分局委员，高岗兼北满军区司令员，陈云兼北满军区政治委员。

11月1日　关于十一月作战部署，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各战略区电：“我党任务是夺取东北、巩固华北华中，而十一月开始之主要作战方向已转至东北方面，第二个作战方向则是华北华中。”“东北方面，林、彭立即布置内线作战，先在葫芦岛至锦州、营口至海城之线尽力阻滞登陆之蒋军，以待已到部队之组成及路上部队之到达，并于适当时机坚决歼灭蒋军，不使进沈阳。”“聂、贺军[81]待绥远作战完毕，则以主力转至平津方面，策应东北作战。”“刘邓、陈黎[82]及华中三处，除开东北者外，仍服原任务，准备歼灭必然继续向北进攻之蒋军主力。”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指出：各主要铁路均被切断，蒋军各部均不得进。谈判时我已提出各铁路双方不驻兵，运兵要协商，但实际上我方不能同意彼方运兵，因运兵即是内战。对美政策仍取友好态度，只在美军向我进攻条件下我方不能不自卫。

同日　美国军舰将国民党军第十三军从上海运抵秦皇岛，随后，又从越南海防市将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军运抵秦皇岛。

11月2日　电告彭真：“沈阳得失决于美军是否协助蒋军进攻，如不协助，依靠你们现有兵力及不久到达之兵力，很能打胜孤立前进之蒋军；如协助，亦需坚决作战，争取时间，控制东西北满。”“葫芦岛打枪[83]，重庆已有反映，王世杰请苏方令中共撤退，苏方说，这是中国自己的事，他们不与闻。似此如我在葫岛、营口、安东等地坚决抵抗，可能使蒋方有所顾虑，先在关内集中兵力。”

11月3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等电：“国民党诬蔑我党发动内战，亟应作有力回答，请从高树勋处及缴获文件中，清出最有用者用新华社明码发表。蒋介石发有剿匪手册，每师数十本，注意清查公布，至要。”新华社于六日、七日、十一日发表缴获的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密令七件。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指出：“关于放弃鄂豫解放区及其军队北移问题，请不要再提，相反，应和华北、华东同样实现人民自治，因为我们看到浙东、苏南、皖中、皖南解放区自我军退出后遭受屠杀。”本日又电中共代表团：“华北、东北、苏北、皖北及边区全部归人民自治（孙中山主张）……中央政府不得违背自治原则派遣官吏，已派者须取消。东北问题现在就应提出，华北各地敌伪受降全部归我。……东北由东北人民自治军保护治安，中央军不得开入，否则，引起内战由彼负责。”

11月5日　以中共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指出：“国民党当局正在大举调兵，像洪水一样，想要淹没我整个解放区。他们在九、十两月几个进攻失败之后，正在布置新的更大规模的进攻。而阻碍这种进攻，亦即有效地制止内战的武器之一，就是不许他们在铁路上运兵。我们和旁人一样，主张交通线迅速恢复，但是必须在受降、处置伪军和实行解放区自治三项问题获得解决之后，才能恢复。”“交通问题应该迅速解决，这三大问题尤其应该迅速解决。三大问题不解决而言恢复交通，只是使内战扩大延长，达到内战发动者们淹没解放区的目的。”这个谈话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国民党进攻的真相》。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一）刚才博古[84]说，前在焦作被迫降落之国民党飞机，内有军委会（蒋署名）给阎锡山的信及剿匪手册两本，此信由太行拍来总社，博古已发广播，此事一下揭穿了蒋的秘密，且看反映如何。（二）你可借此转入主动地位，采取有理有利态度。”本日，又致电中共代表团，指出邯郸战役缴获大批文件证明政府有全盘反共内战计划，请考虑采取强硬态度，说政府一面谈判，一面大举进攻，现并大举调兵，所谈尽是欺骗，我们不能信任；如欲取信，必须立即解决受降（包括撤兵驻防）、处置伪军、解放区自治三大问题。

11月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减租和生产的指示。指示指出：“我党当前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站在自卫立场上，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保卫解放区，争取和平局面的出现。为达此目的，使解放区农民普遍取得减租利益，使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取得酌量增加工资和改善待遇的利益；同时又使地主还能生活，使工商业资本家还有利可图；并于明年发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增加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救济饥民、难民，供给军队的需要，成为非常迫切的任务。”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指出：“美国政府深堪注意，友人[85]意见值得考虑，但在美蒋坚决进攻方针下，我们无法退让，只有自卫一法。”“目前的谈判，彼方全为缓兵之计，并无诚意解决问题，彼方一切布置均为消灭我党。我方宣传弱点甚多，你提出的意见是很对的，应当采取‘哀者’态度，应当照顾中间派，不要剑拔弩张，而要仁至义尽；但是总的情况，我处内线，彼处外线，我是防御，彼是进攻，再过一时期各方均会看得清楚。目前谈判方针在不束缚手足”。“今日新华社发表国民党军队百余万向我进攻的详细番号[86]，当有利于揭破彼方之欺骗。”

11月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程子华、热河分委、冀热辽区党委、晋察冀中央局、东北局电，指出：热河军队、财政及干部均依靠晋察冀解决，而东北局集中注意组织内线作战，无暇兼顾，因此，改变过去决定，成立冀热辽中央分局，仍归晋察冀中央局指挥。冀热辽中央分局以程子华为书记，以萧克、罗瑞卿、李运昌、胡锡奎、赵毅敏、吴德、詹才芳为委员。以萧克为冀热辽军区司令，李运昌为副司令，程子华为第一政治委员，罗瑞卿为第二政治委员。萧克、罗瑞卿指挥的晋察冀第二野战军改称冀察晋辽热第二野战军，仍以萧、罗为该野战军首长，任务主要是保卫热河及坚持冀东、平北斗争。

11月1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向民众宣传蒋介石收复东北无功、抛弃东北有罪，造成民众反蒋热潮；派大批民运党务干部去沈阳山海关线、沈阳营口安东线，把发动民众创造战场当作当前紧急战略任务，千万注意。”

11月12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发言说：要组成强大的野战军，聂荣臻七万，贺龙三万，刘伯承七万，陈毅七万，李先念三万，粟裕五万，关内六大军区共三十二万野战军。东北二十万。总共五十二万。再过几个星期可以完成。蒋介石的基本弱点有两个，兵心不固，民心不归。高树勋起义影响很大，起义通电传得很广，现在已令各处庆祝[87]。我们破路是制止内战手段之一，我们组织破路司令部，群众得铁轨、枕木，积极得很。我们承认蒋介石来势很凶，但除了抵抗以外，别无办法。现在要搞生产与减租，新地区还要搞大的减租运动，否则，群众情绪不能提高，生产也无兴趣。

11月15日　致电林彪、彭真，提出：“应令李运昌、杨国夫[88]两部坚持山海关、绥中之线，节节抗击，消耗疲惫敌人，而令黄、梁[89]两部从冷口、界岭口分路隐蔽开至锦州、锦西、兴城三角地区处于内线休整部队，恢复疲劳，补充枪弹，熟悉地理民情，创造战场，演习夜战，俟敌进至绥中地区或兴城地区，业已疲劳消耗至相当程度，我则可集中最大兵力，计黄克诚三万五千，梁兴初七千，杨国夫七千，李运昌、沙克[90]在盘山、锦州至山海关一带者至少二万（新部队可以参战作为辅助兵力），共约七万人，于最有利之时机地点，由林彪或荣桓亲去指挥，举行反攻，分作几个战斗，每次歼灭二三个师，最后全部歼灭三个军[91]，即能从战略上解决问题。冀东已编成两个野战旅，可调至山海关、绥中、兴城之线的西面山地隐蔽集结，于正面主力举行决战时，从侧面切断敌人后路。总之从内线作战着眼，此种方针最为有利。”十六日，山海关被国民党军占领。

11月16日　蒋介石对参加复员整军会议的各战区司令长官、各方面军司令官、各集团军总司令讲述《剿匪战术之研究与高级将领应有之认识》，宣称：“我们回想这二十年来，奸匪始终是本党唯一的敌人”。

11月中旬—12月中旬　因疲劳过度，患病住院。

11月19日　彭真、林彪致电中共中央，报告苏军通知他们，长春铁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给蒋军，有苏联红军之处，不准我军与蒋军作战，要我军退出铁路线若干里以外，以便蒋军能接收，他们能回国。二十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复电，指出：“长春路沿线及大城市让给蒋军，我们应作秘密工作布置”，“大城市让出后，应力求控制次要城市，站稳脚跟，准备和蒋军斗争”。“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只要我们能争取广大乡村及许多中小城市，紧靠着人民，我们就能争取胜利”。二十四日，刘少奇电告东北局：“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主力在紧张情况下从城市撤走是困难的，必将引起混乱。你们应趁顽军尚未到达时，将主力从容移至安全地带，在冬季好好进行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工作，这样明春才有办法应付。黄克诚及梁、罗[92]等部亦须迅速分散到西满各地，才能过活，否则严冬一到，分散与剿匪均难进行，冬季工作将不能获得很好结果”。二十六日，东北人民自治军主动撤出锦州，改变了在锦州决战的计划。十一月底，东北局撤离沈阳，迁往本溪。

12月3日　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新四军军长陈毅兼山东军区司令员，新四军政治委员饶漱石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黎玉为新四军副政治委员兼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舒同为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本月初，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到达临沂与陈毅会合。十八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东局，陈毅、张云逸、黎玉、饶漱石、舒同为常委，饶漱石为书记，陈毅、黎玉为副书记。

12月15日　出席中共中央会议。会议讨论通过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指示指出“尽一切努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仍是各解放区的中心任务”，并要求各解放区抓紧做好练兵、减租、生产等十项工作，以巩固解放区，提高我军战斗力。指示强调“不论时局发展的情况如何，我党均须作持久打算，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会议决定：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邓颖超、叶剑英、陆定一、吴玉章七人为中共代表出席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南方局（原称重庆局），董必武为书记，王若飞为副书记。

12月17日　中共中央发言人就杜鲁门十五日发表的对华政策声明发表谈话：“要求中国内战之立时的、全面的与无保留的终止；并要求即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执行各党派代表会议的职权，结束一党专政与改组国民政府。”

12月20日　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为加强西满分局，中央决定：李富春为书记兼西满军区政委，黄克诚为副书记兼副政委，林彪为西满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李运昌为副司令员，由李、黄、林、吕、李再加张平化组成西满分局常委。”

12月22日　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到达重庆。二十三日，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会见马歇尔，提出停止内战，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草拟宪法，然后由改组了的政府筹备国民大会通过宪法。

12月25日、26日　读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

12月27日　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恢复谈判[93]。中共代表团书面提出关于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建议：“双方下令所属部队在全国范围内均暂各驻原地，停止一切冲突。”当日，周恩来应邀赴马歇尔的宴会，并就政协和东北问题进行会谈。

12月2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的指示。指示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这是在现时条件下所作不到的。也不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内。这是因为国民党既然得了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就不会容许我们在其靠得很近的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种地区，我党应当作充分的工作，在军事上建立第一道防线，决不可轻易放弃。但是，这种地区将是两党的游击区，而不是我们的巩固根据地。因此，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指示还指出，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群众工作的内容，是发动人民进行清算汉奸的斗争，是减租和增加工资运动，是生产运动。我党必须给东北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群众才会拥护我们，反对国民党的进攻。指示要求将正规军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同日　中共中央致电陈毅，张鼎丞、邓子恢，郑位三、李先念，指出：“中央同意五师主力即作战略上之转移，只以一部主力配合地方部队坚持原来根据地。”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又致电郑位三、李先念和中原局，指出：“估计国内和平的趋势已经确定，只是具体实现和平还有许多曲折。因此，我们在鄂豫多年奋斗所创造的成绩必须保持，也可能保持，以便在和平实现时能争取我在鄂豫皖区一定的地位。目前因为困难，你们主力之一部应该转移，但必须留有力之一部（能作分散游击战者），在各根据地坚持，李先念同志最好还是留下，万不可全部开走。只要我能坚持下去（时间可能也不会很长），就不独能增强我在谈判中的地位，而且可能争取到我在将来湖北、河南、安徽政府中某种地位。望你们根据这种考虑来布置你们的工作，并将布置电告。”

12月31日　重庆中共代表团收到国民党政府关于停止军事冲突的复文，国民党政府表示原则上同意停战。下午，国共双方代表继续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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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郑位三，曾任中共鄂豫边区委员会书记。1945年10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中原军区政治委员。李先念，当时任中共鄂豫皖湘赣区委员会书记、新四军第5师师长兼政治委员。1945年10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常委、中原军区司令员。陈少敏，当时任中共鄂豫皖湘赣区委员会副书记兼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

[2] 蒋介石于1945年8月11日命令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就原地待命，不许向敌伪收缴枪械，因而暂时和缓对国民党的批评这一决定未能实现。

[3] 王震、王首道，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独立第1游击支队（南下支队）司令员、政治委员。

[4] 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率领自五原东进部队中的4个军，在占领归绥后继续向张家口东进。

[5] 归绥，今内蒙古呼和浩特。

[6] 万毅，当时任八路军山东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支队长。曾任国民党军东北军第111师第333旅旅长，中共秘密党员。1942年8月第111师脱离国民党军，接受八路军第115师领导，9月万毅任第111师师长。1943年夏第111师改称滨海支队。

[7] 李品仙，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战区司令长官兼第21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5集团军总司令。

[8] 这个条约规定，在东北“一俟收复区域任何地方停止为直接军事行动之地带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即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条约还规定，经过外蒙古公民投票后，国民党政府应承认外蒙古独立；由满洲里至绥芬河及由哈尔滨至旅顺、大连的中国长春铁路为中苏“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共同所有权应平均属于两方”；大连为一“自由港”，苏联经该港进出货物“均免除关税”，苏联在旅顺“有权驻扎陆海空军”。

[9] 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事情是很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就必须以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等到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方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

[10] 蒋介石的发言人1945年8月15日在重庆记者招待会上指责共产党违反蒋委员长对朱德总司令的命令，说“委员长之命令，必须服从”，“违反者即为人民公敌”。

[11] 张云逸，当时任新四军代理军长。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治委员。曾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组织部部长。赖传珠，当时任新四军参谋长。

[12] 文年生、张启龙，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独立第3游击支队司令员、独立第2游击支队政治委员。他们率部进至河南新安时，正值日本投降。

[13] 王树声、戴季英，当时分别任八路军河南（豫西）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

[14] 罗荣桓，当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八路军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黎玉、萧华，当时分别任八路军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

[15] 赵振声，李葆华的曾用名。

[16] 杜理卿，许建国的原名。

[17] 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八路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晋绥野战军司令员。林枫，当时任八路军晋绥军区政治委员。

[18] 中共中央华中局1945年8月19日报告说：“上海我可掌握控制的力量总共有二十万人，我能掌握大部分水电工人、邮政工人、电车工人、电话工人、铁路工人。日本厂十万失业工人可动员，沪东、沪西各可动员数万。沪西大部分巡捕我可控制。伪方只有税警团、保安队维持秩序，甚恐慌。根据目前主客观力量可以发动群众武装起义，但暂不向驻守不动的日军攻击。”“即使将来万一不能长期坚持，亦可退到农村发展游击战争取得胜利。”

[19]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指出，蒋介石利用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

[20] 粟裕，当时任中共苏浙区委员会书记、新四军苏浙军区司令员兼代理政治委员。叶飞，当时任苏浙军区副司令员。

[21] 王若飞，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委员会书记，负责主持南方局日常工作。

[22] 同机飞抵太行的还有：陈毅、薄一波、陈赓、萧劲光、李天佑、邓华、陈锡联、陈再道、宋时轮、滕代远、张际春、杨得志、林彪等。1945年9月9日，聂荣臻、萧克、刘澜涛、罗瑞卿搭乘自延安去晋察冀接回被救的美军飞行员的飞机返回。由于苏联出兵东北未曾事先通知中共中央，参加中共七大的几个大战略区主要负责人在大反攻开始时尚未离开延安。

[23] 吕正操，当时任八路军晋绥军区司令员。

[24] 指八路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1旅副旅长赵承金。

[25] 东四省，指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4省。热河于1955年撤销，原辖区分别划归河北、辽宁两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26] 张治中，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

[27] 郭沫若，文学家、历史学家、无党派民主人士。

[28] 王世杰，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

[29] 邵力子，当时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秘书长。

[30] 张群，当时任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陈诚，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部长。吴国桢，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政务次长。1945年8月31日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周至柔，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航空委员会主任。蒋经国，蒋介石的长子。当时任国民党军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

[31] 宋庆龄，当时任保卫中国同盟主席。

[32] 柳亚子、陈铭枢、王昆仑，当时任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常务干事。王昆仑还是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负责人之一。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冷、傅斯年、王云五，当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33] 于右任，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孙科，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邹鲁、叶楚伧，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

[34] 吴铁城，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

[35] 指东北9省和热河省。

[36] 在1945年9月3日将这11条意见交给国民党代表之前，毛泽东将开封市改为青岛市。

[37] 冯玉祥，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1937年8月、9月曾先后任国民党军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同年9月、10月，先后被蒋介石解除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职务。这时在重庆闲居。

[38] 张伯苓，当时任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

[39] 戴季陶，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训部部长。吴稚晖，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40] 韩国临时政府，全称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这是1919年3月1日朝鲜反日起义失败后，流亡中国的朝鲜民族主义者于同年4月1日在中国建立的流亡政府。

[41] 翦伯赞，当时任《中苏文化》杂志副主编。邓初民，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冯乃超，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委员。周谷城，历史学家。当时任复旦大学教授。

[42] 陈立夫，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

[43] 居正，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司法院院长。

[44] 覃振，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司法院副院长。抗战期间，曾自愿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创办的“塘田战时讲学院”院长。

[45] 林平，即尹林平。当时任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书记。

[46] 范长江，新闻记者。当时任新华社华中分社社长、华中新华日报社社长。钱俊瑞，当时任新四军政治部宣教部部长。阿英，即钱杏，作家。当时任华中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委。梅雨，即梅益，当时任中共上海文委书记。

[47] 中共中央1945年9月14日电告：苏军在东北的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代表贝鲁罗索夫中校与我冀热辽第16分区司令曾克林（当时任沈阳卫戍司令员）乘飞机于本日同来延安，该中校向朱德总司令转达马林诺夫斯基口头通知，请命令八路军已到沈阳、平泉、长春、大连等地的各部退出。朱德表示，热河、辽宁各一部在中日战争爆发时即有八路军活动并创有根据地，请允许该地区八路军仍留原地。

[48] 中共中央1945年9月15日电告：已决定迅速地坚决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强大力量；彭真、陈云、伍修权、叶季壮已去东北；决定组织东北局，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同日，毛泽东还接到中央转来新四军第3师师长黄克诚9月14日的电报，黄建议山东应调3万至5万人去东北，华中应调3万至6万人去山东，江南的第1师应调江北。

[49] 毛泽东和张澜商谈后，张澜于1945年9月18日在重庆《新民报》发表《给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信中说：“今日商谈内容，似应随时公诸国人，既能收集思广益之效，更可得国人共商国是之实。”“所作成的解决方案，必须不与国人之公意相违”。“吾人虽不获事前参与，事后必须保留批评之自由。”

[50] 刘少奇1945年9月17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提出我们全国战略方针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建议新四军江南主力立即转移到江北，皖南、皖中新四军第7师也向北撤退，从山东、华中抽调10万至15万人北上。

[51] 刘少奇1945年9月19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电报中说：“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此电并决定几个战略区领导人的调配。

[52] 中共中央1945年9月19日致毛泽东、周恩来电，提出长江以南部队北撤计划，并告知张云逸、饶漱石的建议，其内容是将江南主力迅速北调，越快越好，浙东和皖南部队及党政干部全部转移，以此作为对国民党的一个让步。

[53] 陈、饶，指陈毅、饶漱石。

[54] 罗、萧，指罗荣桓、萧华。

[55] 林彪之前被任命为山东军区司令员，1945年8月25日飞抵太行后，即前往山东，途中得知中央调令后，转道出山海关。1945年10月，林彪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

[56] 谭，指谭震林，当时任中共淮南区委书记、新四军第2师政治委员兼淮南军区政治委员。邓，指邓子恢，当时任中共淮北区委书记、新四军第4师兼淮北军区政治委员。

[57] 程潜，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兼战地党政委员会主任委员、武汉行营主任。

[58] 贺耀祖，当时任国民党政府重庆市市长。

[59] 林蔚，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次长。刘斐，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次长。

[60] 这个《会谈纪要》，不仅把双方已一致同意的内容在文字上确定下来，而且对没有取得一致的问题也分别说明双方各自看法。在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上说明了中共先后提出的四种解决方案和双方争执所在。

[61] 宋子文，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1945年11月又任国民党政府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

[62] 陶行知，教育家。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

[63] 王芸生，当时任重庆《大公报》总编辑。

[64] 吴玉章，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

[65] 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外事组副组长。

[66] “酉元密令”，即蒋介石1945年10月13日密令。这个密令，在邯郸战役中被晋冀鲁豫部队缴获，新华社于1945年11月6日公布。

[67] 安东，今辽宁丹东。

[68] 张垣，今河北张家口。

[69] 第十六军属国民党军第一战区第34集团军建制。是由山西运城沿同蒲路、正太路运至石家庄的。邯郸战役（即平汉战役）中，该军由石家庄南下，以配合孙连仲部北上，企图南北夹击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因刘邓部队在邯郸战役中迅速取胜，该军缩回石家庄。

[70] 酉东，即10月1日。

[71] 南支，指八路军南下支队。王、王，指王震、王首道。1945年10月上旬该部由广东北部北返到达大悟山地区，同新四军第5师会合。

[72] 指王树声、戴季英领导的河南军区部队。

[73] 郑、李，指郑位三、李先念。

[74] 萧劲光之前被任命为山东军区副司令员，1945年8月25日飞抵太行后，即前往山东，途中得知中央调令后，转道出山海关。1945年10月31日，萧劲光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三副总司令（同年11月2日改任第四副总司令兼第一参谋长）。

[75] 指王树声、戴季英领导的河南军区部队。

[76] 指王震、王首道领导的八路军南下支队。

[77]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至10月31日撤销）第一政治委员。1945年10月31日又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一政治委员。程子华，当时任中共冀热辽中央分局书记、东北军区（至10月31日撤销）司令员、冀热辽军区政治委员（1945年11月改称第一政治委员）。1945年10月31日又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副政治委员。

[78] 桐柏战役，于1945年10月20日发起。中原军区主力经过1个半月连续作战，相继攻克豫鄂边境平汉路以西的桐柏、枣阳、新野、唐河4座县城，歼国民党军二千余人。

[79] 李运昌，当时任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

[80] 中共热河分委是晋察冀中央局1945年9月20日决定成立的，胡锡奎为分委书记。

[81] 指聂荣臻指挥的晋察冀军区第一野战军和贺龙指挥的晋绥野战军。

[82] 陈黎，指陈毅、黎玉。

[83] 指运送国民党军的美国军舰，企图在葫芦岛港口靠岸，被东北人民自治军击退。

[84] 博古，即秦邦宪，当时任延安解放日报社社长。

[85] 指苏联方面。

[86] 新华社1945年11月7日发表的《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之番号及进攻事略》中，列举了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49个军127个师的番号（共一百余万人）及其进攻地点。尚不包括海运东北的第52军和第13军5个师及包围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在内。

[87] 中共中央1945年11月12日发出《关于扩大邯郸起义宣传的指示》。

[88] 杨国夫，当时任山东军区第7师师长。

[89] 黄，指黄克诚。梁，指梁兴初，当时任山东军区第1师师长。

[90] 沙克，当时任晋察冀军区冀中纵队参谋长。1945年9月下旬率部进军东北。

[91] 指已到秦皇岛正向山海关进攻的国民党军第13军、第52军和准备从石家庄开至山海关的第16军。

[92] 梁，指梁兴初。罗，指罗华生，当时任派往东北的山东军区第2师师长。

[93] 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双十协定》后，自10月20日至11月17日，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又进行10次谈判。11月25日周恩来等返回延安，国共谈判暂停。12月16日周恩来等抵达重庆，27日恢复谈判。

1946年　五十三岁

1月5日　中共代表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就停止军事冲突、恢复交通问题达成协议。随后，双方开始讨论并拟定停战命令以及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等问题。

1月7日　苏联派来为毛泽东治病的阿洛夫和米尔尼柯大夫飞抵延安。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随同回到延安。

1月8日　复信在苏联学习的蔡博[1]等青年：“永福[2]回来，接到你们的信，十分高兴。正如你们信上所说，新中国需要很多的学者及技术人员，你们向这方面努力是很适当的。”

1月9日　关于中原军区部队停止转移问题，中共中央复电中原局：“停战谈判已有结果，命令可能在日内下达。”“你们停止东进北上的计划，在原地坚持是对的。[3]望你们在最近一星期内计划控制较大的地区及若干城镇，以便在停战时刻到后你们能有较大地区立足及生存。”

1月10日　国民党政府代表同中共代表商定的停止军事冲突的协议公布，确定一月十三日午夜生效。十一日，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由美国驻华代表罗伯逊、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组成，十三日赴北平工作。

同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同时下达停战令。毛泽东在停战令中指出：“本党代表和国民政府代表对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之办法、命令及声明，业已成立协议，并于本日公布在案。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包括正规军、民兵、非正规军及游击队，以及解放区各级政府，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均须切实严格遵行，不得有误。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今已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

同日　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出席会议。会上，蒋介石宣布四项诺言：保证人民自由，各政党一律平等，实行地方自治和普选，释放政治犯。政治协商会议于三十一日闭幕。

1月11日　关于停战后在东北（满洲）的政策问题，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指出：“国共停战协议及命令已公布，望遵行。停战是包括满洲在内的，但我们同意国军开入满洲及在满洲境内调动，并在谈判记录上取得默契四点，即在满洲不得驻兵过多；经过秦皇岛登陆的国军只能开入满洲；如派遣国军经过华北我区其他路线而入满洲，须事先经过协商；进入满洲各地的国军调动，须按日报告北平执行总部。”在停战令下达后，蒋介石推翻上述默契，坚持认为东北是接受主权问题，不包括在停战协定之内，并继续向东北增兵进攻中共部队。十三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民主联军[4]总司令林彪、东北局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政治委员彭真，指出：国民党拒绝与我谈判东北问题，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后要向我们进攻是不能避免的。望东北局立即布置一切，在顽军进入东北向我进攻时，坚决击破其进攻。

1月27日　到机场迎接周恩来等返回延安。

1月28日　复信柳亚子：“一病数月，未能奉复，甚以为歉。闻报先生已迁沪，在于再[5]追悼会上慷慨陈词，快何如之。”“贱恙是神经疲劳，刻已向好。”

2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示指出：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已获得重大结果”，“从此中国即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国际国内反民主势力依然强大，蒋介石国民党此次开始实行民主改革，如同他们过去实行抗日一样，带着极大被迫性，因而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长期的。”“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同时指出：“除开个别地方，国民党都依然可能向我们进行武装袭击，我们应严加警惕。武装斗争是一般的停止了，为了保障国内和平，各地应利用目前时机大练兵三个月。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敌人破坏。”“要抓紧生产运动的领导，以迅速克服财经的困难。练兵、减租与生产是目前解放区三件中心工作。”

2月2日　中共中央致电陈毅，指出必须巩固华中现有地区，因中央机关将来可能迁淮阴办公。

2月4日　农历正月初三，和朱德等请延安西区居民代表一起吃饭，共度春节。

2月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同意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秦邦宪和何思敬[6]五人为宪草审议委员的我方人选，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范明枢[7]（如范不能去则提彭真）、张闻天为国民政府委员的我方人选，以便将来指导中心移至外边。并指出：“同意以周、林、董、王（若飞）分任行政院副院长、两部长及不管部。”三月十七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如果蒋介石坚决要修改宪法原则，我们便须考虑是否参加政府及是否参加国大的问题。我党国府名单及国大代表名单暂勿提出，民盟亦然，请与民盟商酌。”根据这一指示，中共代表团未交出参加国民政府的名单。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等电，告知军队整编时，我们当力争有高树勋部的地位。

2月9日　同美联社记者谈话，说：“政治协商会议成绩圆满，令人兴奋。但来日大难，仍当努力，深信各种障碍都可加以扫除。”“总的方面，中国走上民主舞台的步骤，已经部署完成，其间马歇尔特使促成中国停止内战，推进团结、和平与民主，其功殊不可没。实际上中国恢复和平，建立民主政府，世界各国也交相有利。”“各党当前的任务，最主要的是在履行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组织立宪政府，实行经济复兴。共产党于此准备出力拥护。”

2月10日　董必武、王若飞返延，毛泽东同他们共进晚餐。十一日晚，董、王来毛泽东住所谈话。十三日，送董、王赴渝。

2月12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谈判整军方案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美国和蒋介石要以全国军队统一来消灭我们，我们要统一而不被消灭。军党分立还不是最危险的，合编分驻才是最危险的。杂牌军还没有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合编的，连杂牌的集团军都没有与蒋介石嫡系部队掺杂合编。我们现在只有对付好，才能摆脱危险。全国军队统一，原则上我们只好赞成，实行步骤要看具体情况，这是我们与法国不同的。

2月13日　中共中央发言人阐明中国共产党在东北问题上的态度，说明苏军开入东北后，原东北抗日联军保存下来的部队、被俘后获得自由的八路军战士和华北游击队员及民兵，以及前往东北消灭敌伪的八路军、新四军一部已在东北发展了力量。发言人说：“东北人民在这些抗日武装领导下，现已组成为一支数近三十万人的东北民主联军，分布于苏军所未驻防或已撤退的东满、南满、西满、北满各地，此外还有各地的保安队与警察，协力肃清敌伪残余，维护社会秩序。敌伪消灭以后，各地人民又根据地方自治的原则，推选各方公正人士，成立了各县民主政权，负责地方行政。”“为了实现东北的和平民主与团结建设，我们认为以下的原则是应该确定的：（一）现在国民政府接收东北的机构是国民党一党包办的，不合于东北与全国的民意，因此从行营及其政治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到各省政府，都应该改组，尽量吸收东北民主人士与国内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使一切民主分子享有公平有效的代表权；（二）对于东北现有抗日民主部队应予承认并整编，使与国民政府派去的军队共维地方治安，消灭伪军土匪，避免军事冲突；（三）对于东北各县民主自治政权应予承认。如认为他们的基础尚有不够广泛之处，亦应采取协商改组办法，或另行选举。不应不予承认，或坚持委派的不民主办法，而反对人民选举的民主办法；（四）现在中苏友好，国共停战，全国要求裁兵复员，东北治安又有地方部队协力维持，故国民政府为恢复主权而开入东北的军队，应限制在一定数量之内，以轻民负，以利和平。至于收编东北伪军及利用华北伪军（如姜鹏飞部新二十七军）去接收东北之权，则应予以禁止。”

2月19日　周恩来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毛泽东到机场迎接。二十一日，周恩来飞抵重庆，向马歇尔提出，军事三人小组应去东北，停战令适用于东北，军队整编方案应包括东北。

2月25日　审阅胡乔木为《解放日报》起草的社论稿《重庆事件与东北问题》，加写一段话：“国民党军事当局对于东北伪军尽量收编，甚至把伪军姜鹏飞部开入长春‘接收主权’，为什么对于东北人民的爱国武装必加以消灭然后甘心呢？”

3月4日　军事三人小组成员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飞抵延安，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林伯渠等和各界群众六千人到机场欢迎。同日，中共中央举行欢迎晚会，毛泽东同张治中交谈。张治中说，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应该搬到南京去，您也应该住到南京去。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阴，开会就到南京。

3月5日　上午，和朱德、林伯渠等及延安各界代表到机场欢送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离延安赴武汉。马歇尔在上机前对毛泽东表示感谢，并说“我们的会晤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毛泽东答称：“我也愿意重申我们对您帮助中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事业的努力的衷心感谢。”

同日　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飞抵武汉，听取武汉执行小组的汇报。周恩来提出，新四军第五师驻地粮食不足，要求将全师四万人调驻安徽东北部五河地区。国民党政府对此故意拖延不予解决。

3月6日　关于精兵简政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晋冀鲁豫中央局、华中分局并告聂荣臻、贺龙电，指出：“无论将来情况如何，我们均须精兵简政，减轻民负，方有利于解放区之巩固与坚持。你们三处兵额最大，负担极重，如何实行精简，应速决定方针。我们意见，第一期精简三分之一，并于三个月内外完成。被精简人员武器，有计划地妥善地分配到农村生产中去。第一期完成后，取得经验，第二期再精简三分之一。”因国民党挑动内战，至五月间停止了精简复员工作。经过这次精简，全军总数由一百三十八万人减至一百二十七万人。

3月7日　就叶挺五日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入党申请一事，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董必武、王若飞电：“同意叶入党。叶来电与中央复电，均于今晚广播，收到时请在《新华日报》发表，并先告叶，但不要登广告。”八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复叶挺电：“你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斗争，经历了种种严重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

3月1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电，询问：“你们区域工业及工运中好的与坏的倾向表现如何？（一）是否有因劳动条件提得太高，致有生产低落资本家畏避之事发生，如有此种现象，你们采取了何种对策？（二）经过斗争，工人有了组织，又适当地满足了工人改善生活的要求，而这些要求并不过火，没有伤害资本家的企业兴趣，只是提高了工人们的劳动热忱，因而发展了生产，繁荣了经济，对劳资双方均为有利，此种事例，在你区多不多？是否成了一般倾向？（三）工会及党支部的工作方针是和厂方合作（不论公营私营），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为共同任务，就是说，实行了解放区工业与工运的正确方针。或者不是这样，而是工会及支部与厂方对立，只顾工人暂时片面利益，不管生产是否发展，经济是否繁荣，即是说，承袭内战时期的白区工运方针。这两种方针，在你们区域内，党与工会干部了解情况如何？以上三个问题，请就所知于最短时间用简电答复我们。”

同日　复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研究室洪禹一月间的申诉信。复信说：“到今天才复你，这是由于我几个月来都在病中的原故，请你原谅。在详细看了你的信以后，我感觉应当同意你的意见。”“在你的问题得到解决的时候，请你告知我是如何解决的，我愿意知道这事的结果。总之我感觉对你及许多同志很负疚，因为我们工作中做得不好的事实在太多了。”在毛泽东的过问下，洪禹在延安审干期间受到错误审查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同日　苏联红军撤离沈阳。十三日，国民党军进入沈阳。

3月1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电：“哈尔滨决不能让国民党驻兵，抚顺及营口要力争双方不驻兵。”并指出重庆苏联友人态度过于软弱，他们的话不要全听。十六日，周恩来在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会谈时，说明中共军队在东北所占地方不能让，国民党军只能进驻现时苏军撤出的地区。张治中坚持删去“现时”二字，双方在东北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此时由美国军舰运去东北的国民党军已达五个军，包括其精锐的“五大主力”中的新一军、新六军。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关于时局，有四条分析，大家看是否恰当。第一，法西斯主力军打倒了，替人民民主向前发展开辟了道路。第二，法西斯残余势力与同盟国内的亲法西斯势力，已经在并一定要继续组织反苏反共反民主的反革命运动，并企图掀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些反动势力是当今的主要敌人。第三，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内有两部分民主势力，即广大人民及资产阶级内部的和苏和共派。不但广大的人民在此次大战中极大地提高了觉悟，能反对反动派，而且资产阶级内部继续分裂，这曾是打倒法西斯主力军的条件。只有张伯伦，没有丘吉尔，只有汪精卫，没有蒋介石，就打不倒法西斯主力军。英美法中的资产阶级与德意日的资产阶级分为两大集团，今后还是继续分裂，成为反苏反共与和苏和共两大派。我们应促进它。蒋介石的主张有两条：第一条，对一切革命党全部消灭之；第二条，即如一时不能消灭，则暂时保留，以待将来消灭之。和苏和共派中的中、左两派，今天都是能与我们合作的，因为中派还主张“暂时保留”。不要以为天下都是黑的，无缝的，因此有可能击破反苏反共的阴谋，有可能走到以内战代替世界大战的前途，至少是迟滞大战的爆发。第四，党的路线是联合广大人民及资产阶级的中、左两派，打倒法西斯残余势力和资产阶级中的反革命。这是党历来的路线。凡是最顽固的、不能妥协的就反对，凡是能妥协的就联合。不管风浪多么大，我们要有个把握。蒋介石的两条，第一条很清楚，第二条是人们容易忘记的，稍为平静一点就忘了。二月一日到九日就忘了，较场口事件[8]以后就不忘记了。马歇尔能放长线，蒋介石也较何应钦不同。假如有一个放长线的，放半年我们就会忘了，那就危险得很。

3月16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国民党修改政协决议和宪草原则问题致周恩来的电报稿，加写一段话：“最近时期一切事实证明，蒋介石反苏反共反民主的反动方针一时不会改变。只有经过严重斗争，使其知难而退，才有作某些较有利于民主的妥协之可能。”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电：“若无政治上、军事上、地盘上之交换条件并同时解决，我决不能让出地方。停战协定并未规定让国民党接收全路及全撤退区[9]，可见具体问题须再协商决定”。“过去让彼占领锦州，现又让其占沈阳，即是履行协定。一切均应到前方与前方将领去谈。”

3月1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电，提出对东北停战协定的修改意见：我们决不能承认小组只随政府军，这是侮辱中共的规定。必须增加一项政府保证按政治协商会议各项决议之原则迅速与中共商讨解决东北政治问题，否则不要签字。本日，为中央起草致彭真、林彪电，指出：“国民党还不停战，沈阳以北长春路沿线之苏军撤退区同意你们派兵进驻，以为将来谈判之条件，时间愈快愈好。”“全满各地均须注意：除罪大汉奸外，不杀一人，以收人心而利谈判。”

3月18日　苏军撤出四平，东北民主联军进入该城，从而阻断了国民党军沿长春铁路北进的通路。与此同时，进占沈阳的国民党军开始向辽阳、抚顺、鞍山、海城、营口、铁岭、法库等地进攻，并先后占领上述各城市。

3月2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并告林彪，黄克诚、李富春[10]电：“我党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而以南满、西满为辅助方向。”“黄李部动员全力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顽军北进时，彻底歼灭之，决不让其向长春前进。”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电：“为使工业与工运问题在党内展开讨论，纠正目前严重存在着的过左偏向，请将中央关于工业与工运三个问题询问电转发至区党委（或省委）及分区党委两级讨论，特别注意抄给从事工业与工运的干部加以讨论，并将他们意见反映到中央来。但在纠正偏向时，须着重于干部思想上打通，不要着重于犯错误的责任。对于他们领导群众艰苦奋斗，还须给以勉励与安慰，以便好好地将‘左’倾偏向纠正过来，而不是泼冷水。”

3月27日　吉伦[11]、张治中、周恩来签订《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协议规定：（一）执行小组到东北的任务仅限于军事调处工作；（二）小组应在国共双方驻地工作；（三）小组应前往冲突地点或双方军队密接地点，作公平之调处；（四）关于政治问题则另行商谈迅求解决。但是三人会议未就东北停战日期达成协议，国民党军在东北继续进攻，迫近四平和本溪。

同日　关于东北主力军和地方兵团的当前任务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及林彪电，指出：目前时机，对蒋对匪两项任务中，第一是对蒋。必须使用主要力量，并须迅赴事机。但是为了防止蒋军与股匪联络，在我区设置据点，贻害将来，必须在乡区留下次要力量，配合地方党政，迅速剿匪。

3月28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经济建设的几项通知》稿，加写一段话：“解放区劳资关系必须取合作方针，以达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无论公营、私营，都是如此。任何工厂工会与党支部，必须与厂方协同制定生产计划并协同执行之，力求以较低之成本，得较多较好之产品，从此获得较多之盈利，劳资双方有利。工人之福利必须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中求之，任何片面的过火要求，都将破坏解放区的经济。”

3月31日　致信胡乔木：“起草了一个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电，请你到少奇同志处拿了看一看。请你清出一九四二年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决定[12]加以审查，看其中是否已有现时已不适用之处，列举告我为盼！”

3月　坚持读英语，每周两次（星期一和星期五）。

4月1日　国民党飞机八架到延安上空示威。

4月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及军队首长电，指出：“目前正是国际国内反动逆流高涨之时，望提高警觉，加强侦察，加强防御配置，严防敌人突袭，切勿大意。”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及林彪电：“（一）美蒋决以十五个军（已到七个，尚有八个待运）向我大举进攻，尽占东北点线，然后与我谈判。（二）我方对策，一方面利用停战小组力争停战；另一方面不要被停战小组所迷惑，必须同时有对付十五个军进攻的全盘与持久计划。”

4月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林彪并告彭真电，指出：“林支日从四平所发电[13]悉。集中六个旅在四平地区歼灭敌人，非常正确。党内如有动摇情绪，哪怕是微小的，均须坚决克服。”“本溪方面亦望能集中兵力，歼灭进攻之敌一个师。”“上述两仗如能打胜，东北局面即可好转。”“在当前数日内，争取四平、本溪两个胜仗，则是关键。”并指出：“各军区后方剿匪与发动群众斗争，一刻不能松懈，望同时严督实行。”十四日，东北局发出《剿匪指示》，强调进一步肃清各地股匪、残匪仍是当前的战略任务之一，并强调清匪最根本的办法是深入减租减息，分配土地，发展生产，实行基本群众之武装自卫。

4月7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驳蒋介石》的社论，驳斥蒋介石四月一日的讲演。社论指出：蒋介石在这里一连撕毁两项诺言。第一，蒋介石在东北联合敌伪进攻东北民主联军，屠杀中国人民，还不叫军事冲突，而叫“接收主权行使国家行政权力”，这样他就撕毁了东北停战协议中关于执行组“应前往冲突地点或政府军与中共军密接地点，使其停止冲突，并作必要及公平之调处”的诺言。第二，蒋介石用武力推翻东北人民自治政府，执行法西斯恐怖统治，这叫做“没有内政问题可言”，这样，他就撕毁了东北停战协议中“关于政治问题则另行商谈迅求解决”的诺言。蒋介石才在三月二十七日完全虚伪地接受了东北停战的协议，而在仅仅五天以后的四月一日讲演中，就连忙公开撕毁了它。社论还列举大量事实，证明“蒋介石及其党羽丧失东北有罪，恢复东北无功”。社论表示，中国人民已经决心制止东北和其他地方的内战，为坚持东北与全国人民的民主权利而奋斗。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指出：“《驳蒋介石》一文，收到后请立即在《新华日报》照样全文发表，并印单行本广为散布。”同时电告各中央局：“《驳蒋介石》一文，除在我区发表外，沪、宁、港、粤、武汉、平、津、青、济、云、贵、川及东北各大城市，速印单行本广为散发，不能公开者，则秘密散发之，愈多愈好。”

4月8日　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14]等乘美国飞机回延安，因遇恶劣天气，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因飞机失踪，毛泽东心绪不宁，不胜悬念。十三日，得知飞机失事。随即成立毛泽东等二十六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二十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为“四八”烈士的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同时发表他的《向“四八”被难烈士致哀》一文，文中说：“你们的死是一个号召，它号召全党党员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和平、民主、团结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

4月1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叶剑英、饶漱石[15]、周恩来并告彭真、林彪电：“此次国、美急于要三人会议去沈，目的全在压迫我方承认国方占领长哈齐[16]三市及沈哈铁路线。恩来在渝已据理力争，根本拒绝，望叶、饶注意，切勿答应国、美任何要求。”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聂荣臻、程子华电，要求迅速加强察哈尔北部和热河北部两处工作，指出：“国、美两方通同一气，久欲寻找借口在热察两省建立反苏反共据点，因此察北、热北两处匪患必须迅速肃清，两处之无秩序状态必须迅速消除，两处之群众斗争必须迅速发动。为此目的，须选派大批得力干部前往工作，并派有威信之领导人前往领导一切”。

4月11日　关于纠正群众工作中的错误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复陈毅电。电报指出：“（一）群众工作中的错误有两类。第一类是空白村子及命令主义。空白村子是右的领导，完全不去发动群众的结果。命令主义，表面上是在积极发动群众，实际上是用少数人包办及强迫群众服从的办法，代替群众自觉的与有组织的斗争，即用非群众路线代替群众路线，其结果亦仍然是空白村子，并使群众受到坏影响。故凡属存在这一类错误现象的地方必须注意研究与纠正。（二）第二类是党在领导群众斗争过程中所发生的过火行动，即‘左’的错误。其中，首先应当注意的，是侵犯中农利益，一经发现，必须迅速纠正。其次，是除减租减息外，过分地打击了富农与中小地主，亦必须注意于适当时机加以纠正。（三）至于给汉奸、豪绅、恶霸、反动分子以严重打击，只要是真正群众的行动，则不是错误，而是必需。大城市中豪绅地主的大声叫喊，是必然现象，我们绝不应为其所动。但是，到了群众斗争已经胜利，清算减租已经实现之时，党便应当劝告群众，对地主阶级由打的政策，改变为拉的政策。例如让逃亡地主还乡，给地主以生活上的出路，并联络开明绅士参加某些工作等。拉的政策，其目的在于减少反对力量，使紧张空气和缓下来，因此是必须的。但应注意不要拉得过早，损害群众利益与影响群众情绪。（四）只要是真正的群众运动，当我们纠正‘左’的错误，即纠正干部及群众对于中农、富农及中小地主的过火行动时，应当用极大的善意与热忱去说服他们，使他们在自觉与高兴的基础之上纠正他们的错误，想出补救的办法，绝对不可泼冷水，绝对不可使他们感觉受了挫折。”

4月1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及林彪电：“同意林真子电[17]，以集中力量歼灭敌人为主，不以固守城市为主，并须统筹全局，作长期打算。”“望你们重视破路，看作战胜敌人的重要方法。”“注意组织民兵，全满普遍实施民兵制度。”“注意组织受县区指挥之游击队，全满各县均应有游击队。”“全满普遍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巩固后方，一切从长期打算出发。”

同日　《解放日报》发表《东北应无条件停战》社论。毛泽东在修改社论稿时加写一段话。在要国民党当局“首先实行停止进攻，停止增兵”一句话后面加写：“解决东北问题应当从这里着手，舍此再无他道。东北应无条件停战，难道这不是全国人民的要求吗？”

4月1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并告彭真电：“马歇尔有于文日[18]动身来华说。马到华后东北可能停战，国方必于数日内尽力攻夺四平、本溪。望注意在可能条件下击退其进攻，守住四平、本溪，以利谈判。”

4月1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长春守军全部是伪军[19]，东北人民现在与将来都有权利消灭这些伪军，谈判时不要承认伪军为政府军。”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及林彪电：“马歇尔到华后，可能迅速停战，马、周、陈诚[20]之三人会议可能在二十号至二十五号之间到沈阳。长、哈问题必须争取于停战前解决。”本日，又为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及林彪电，要求：“夺取长、哈、齐后，注意纪律，给市民以好影响。”“保护国民党一切文职人员，不要杀害一人，以利谈判，军事俘虏亦不杀害。”

4月18日　国民党军向四平发动猛烈进攻。四平保卫战开始。本日，东北民主联军占领长春，驻守的伪军全部被歼。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并告叶剑英等电，转告周恩来十六日由重庆来电的内容（蒋表面愿求妥协以欺骗国人，暗中布置军事，阴谋甚大，马歇尔来后态度如何，尚难断定），并指出：“望准备一切条件，应付任何事变。各战略区主要负责人不得中央许可，不要离开队伍。”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重庆中共代表团电，指出：“铣夜电[21]悉。估计及应付甚当。民盟及国民党民主派两方动态关系甚大，望多做工作。”“如长、哈、齐三地占领，后方巩固，军队锻炼更多，蒋要大打也不怕。”

同日　得知东北民主联军占领长春的消息后，致电东北局：“我应力争保持长春于我手中，如我能在四平地区大量歼灭顽军，此种可能性是有的。但目前尚难作最后决定，须看斗争结果如何而定。在未作最后决定前，你们应作长期保持计划。”

4月1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彭真并转周保中[22]，陈云、高岗电，指出：“（一）长春占领，对东北及全国大局有极大影响，望对有功将士，传令嘉奖。（二）杨师[23]立即或休息数日南下参战，必须增加四平方面兵力，歼灭新一军主力，并准备继续打几个大胜仗，方能保卫长春。（三）用全力夺取哈、齐二市。（四）用全力发动长、哈、齐三市及长哈齐线东西两侧各二百里左右地区的数百万群众，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与武装起来，作为控制全满之中心区域。迅速准备一切，为保卫长春而战。”并指出：必须注意坚持广泛民族统一战线。为群众所反对之汉奸、豪绅、恶霸，必须惩办，但不要牵连太广。“工人工资及其他劳动条件切不可提得过高，必须采取劳动合作，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劳资两利的政策，决不可只顾工人暂时片面利益，结果害了自己。”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长春已得，已令彭、林、周、陈、高夺取哈、齐，并发动群众，整顿军队，为保卫长春而战。同时增强四平兵力，歼灭进攻之敌，坚决保卫整个北满。至西满、南满我军已打出经验，寸土必争，决不退让。”“如国、美要求我让出长春，请断然拒绝。”

同日　关于在四平地区举行战役决战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彭真、林彪电，指出：“要战胜顽敌保卫长春，必须准备对付飞机坦克（参加过抗日的将士有办法对付之），并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于四平南北地区举行数次大的战役决战，才能解决问题。”

4月2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及林彪电，提出“长春防御工事一概保留，准备于必要时把长春变为马德里[24]”，并要求“南满部队速调一部北上，交林直接指挥作战”。根据这一指示，在本溪方向的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于四月下旬北调参加四平保卫战，东北民主联军约十万人在四平一线同国民党军展开激战。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叶剑英电：“为争取时局好转之可能，东北美机轰炸事除由报纸发表外，请叶向罗伯逊提出抗议，周暂时不用抗议形式。因马歇尔初来[25]，周应和他维持过去那样的良好关系，以期争取东北停战，并解决一切国内大问题。看马歇尔在这些问题上所取态度如何，再考虑我们是否应取强硬态度。”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电，强调对美、蒋要区别对待，指出：“不要准备对国、美两方同时弄僵。我们坚决反对国民党内战与独裁方针，力争和平与民主，为此目的，不怕与国民党弄僵。但对美国则除非他恢复赫尔利政策，公开全面地赞助国民党实行内战与独裁，我们不应和他弄僵。因此，我党一切反内战反独裁的主张（东北、宪草、国大、自由、组府、运兵、借款等），均应向马歇尔严正表示意见，但应避免用激烈态度与抗议形式。周、马之间仍应尽可能保持友好关系，使国民党无隙可乘。”二十二日，周恩来同马歇尔会谈，周说：中共愿执行三月二十七日指令，而国民党违背指令，武力占领我方七个城市，我方遂也进占长春。他们既不遵守这些条款，我们只能被迫采取自卫行动。苏军即将撤完，东北已无接收问题，因此不应再有军队调动，东北应无条件停战。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李富春、黄克诚电：“巧午电[26]悉。望克服一切困难争取胜利，十天之后可能好转。”

4月2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彭真电，指出：“过去蒋军作战重心放在南面，是因估计长、哈苏军不会速撤。现在蒋军作战重心已经放在北面，以争夺长、哈为目标，故南满我军宜多抽调向北，并须兼程开进，以便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大量敌人（至少三四个师），保卫长、哈。一切决定于战场胜负，不要将希望放在谈判上。”本日，又为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及林彪电：“新一军是缅甸远征军蒋军主力，我必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养精蓄锐，待其疲劳不堪，粮弹两缺，选择良好地形条件，以数日之连续战斗，将其各个击破，全部或大部歼灭之，就可顿挫蒋方攻势。望照林电令杨国夫、曹里怀[27]及第八旅等星夜南下，南满两个旅兼程北上，必要时还应加调部队，总期集中优势兵力，争取这一有决定性的战役胜利。”

4月22日　自本日起重读列宁《国家与革命》。

4月23日　致电彭真并告林彪：“东北局近来几次指示我都看了，都好，特别是卯皓五条指示[28]很好，望切实执行。速将南北主力依林彪电向四平集中，速招新兵补充前线，速组织民兵及地方部队剿匪保乡，速发动四平以北哈市以南广大群众为保卫长、哈而战，速在全满解决土地问题，放手地大量地用本地人做事。取得长、哈后，一定有许多人把眼光集中于大城市，忘记乡村，忘记艰苦工作，须再三指出纠正。”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提出要求延期召开国大：“关于国大问题：我们希望在和平民主条件下，各党派合作开国大，但现在一切重要问题都未解决，东北在打仗，宪草未定，政府未改组，自由无保障，五五[29]时间太促，决不能开，必须延期，请与民盟协同力争延期为要。”

4月24日　东北民主联军在苏军从齐齐哈尔撤退后，占领该市。

4月2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程世才、萧华、罗舜初[30]并告林彪、彭真电，指出：“如敌向你们进攻，未能在野战中粉碎其进攻时，你们应以有力一部（例如两个团）死守本溪，以主力在外面行动，挫敌锐气，争取时间，以待停战到来。停战时机已不在远。”本日，又为中央起草致林彪并告彭真电：“马歇尔已提出停战方案，有停战之可能。望加强四平守备兵力，鼓励坚守，挫敌锐气，争取时间。”

4月2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电：“四平守军甚为英勇，望传令奖励。”“请考虑增加一部分守军（例如一至二个团），化四平街为马德里。”

4月2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重庆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电，指出：“马歇尔说为蒋设想，总要接收一些地方才行。你应告马，蒋除占沈阳及北宁线外，近一个半月又占我抚顺、鞍山、辽阳、海城、营口、铁岭、昌图、开原直至四平附近。这一带是满洲主要工业区，我占地面积虽较宽，但工业甚微，故我决难再让。东北军民对蒋军屠杀政策甚愤慨，要求设立民主机构。”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电：“目前情况，马歇尔虽急于停战，但蒋尚想击破我主力，打到长春。因此，我从长春及南满调来的生力军集中后，我们意见只在有充分把握能击溃新一军，并歼灭一大部，根本改变战争局面这样的条件下，才应当使用生力军。否则不宜轻易使用，留待将来使用为有利。”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彭真、林彪电：“请考虑打下去为有利，还是迅速停战为有利。如打下去，须准备五月间顽方能增加一个军的兵力（九十三军卯号[31]第一批上船，估计全部到东北当在五月中旬及下旬）。如我能于五月上半月歼灭及击溃现攻四平之新一军，则以打一仗再停战为有利”。

同日　苏军自哈尔滨撤退，东北民主联军占领该市。

4月29日　因中原军区部队在国民党军包围封锁下供应极端困难，处境十分危险，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电。电报指出：“（一）为反对国民党阴谋围击五师[32]，本日已发表公开声明；（二）迅向马歇尔交涉保证五师不被围攻，并迅即转移；（三）请考虑是否可以向马歇尔借美金百万元，为五师粮食及转移之用，六个月后由苏鲁两省筹还；（四）五师问题办妥你再赴东北。”五月一日，周恩来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徐永昌谈判交涉，指出国民党军三十万人包围中原解放区郑位三、李先念部六万人，并准备发起进攻以发动全国性内战，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此阴谋立即加以制止；同时致电已去南京的马歇尔，指出国民党军敢于进攻中原解放区，破坏停战协定，以致全国糜烂，其全部责任当由国民党负之。就在五月一日这天，中共中央发言人声明：“根据可靠情报，国民党军事当局即将对被围已久的我中原军区李先念将军所部六万余人实行凶恶的‘围歼’计划。”“如果国民党当局竟纵容国民党内挑战分子掀起中原的血战，则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认为中国全国范围内的内战，已由国民党方面再一次发动，其一切后果，均须由国民党当局负其全责。”

4月3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王震电，指出“只要顽军不破裂，应依原计争取合法转移为上策”，并要求“五月上半月必须将二万人复员完毕”。

4月　针对当时对于国际形势一种悲观估计，写《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的内部文件。文件指出：“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因此，美、英、法同苏联的关系，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而是或者较早妥协或者较迟妥协的问题。”同时指出：美、英、法同苏联之间的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针对这种情况，人民的民主势力对于反动势力，亦应采取同样的原则。”这个文件编入《毛泽东选集》。

5月1日　中共中央致电郑位三、李先念、王震：“你们须立即准备突围，以最大决心，坚决奋斗，团结一致，才能克服困难，战胜危险，但主力突围方向应详细考虑。”并指出：“主力向西当然亦有许多困难与危险，但比向东地区广大（豫西、鄂西、陕南、川东），便于机动，且早麦将熟，如和平破裂，即准备在这一广大地区作长期游击战争，牵制敌人，配合华北、东北，将起重大战略作用。”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电：“国民党反动派除在东北扩大内战外，现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此种情况下，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接此指示后，立即下令全军练兵，上级督促检查，将此看成决定胜负的关键之一。”

同日　致电林彪：“东北战争，中外瞩目。蒋介石已拒绝马歇尔、民盟和我党三方同意之停战方案[33]，坚持要打到长春。因此，我们必须在四平、本溪两处坚持奋战，将两处顽军打得精疲力竭，消耗其兵力，挫折其锐气，使其以六个月时间调集的兵力、武器、弹药，受到最大消耗，来不及补充，而我则因取得长、哈，兵力资材可以源源补充，那时便可能求得有利于我之和平。”

5月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中原局电，同意中原局一日提出的向西突围的计划，指出：“顽进攻时，在原地打几仗不轻走，以免中敌挑拨之计和自取困难。万不得已向西突围，方针甚好，即照此执行，但一切准备工作宜快。”四日，周恩来同马歇尔会谈，说明国民党军将向中原解放区进攻，这是新的全面内战，我方将自卫还击。为制止进攻，希望政府派代表到湖北协商解决第五师的转移问题。经马歇尔和国民党政府代表徐永昌同意，八日周恩来同美方代表、国民党政府代表一起抵达中原解放区中心宣化店。九日回武汉。十日，周恩来同徐永昌及美方代表白鲁德签订停止中原战事的协议，当天，他们飞回南京。

5月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彭真电：“自蒋介石拒绝停战后，东北我军须作长期打算。前方不要攻坚，除必须数量之守城部队外，应控制强大机动部队，以为有利时机在运动战中打击敌人之用。除坚持四平阵地外，速准备公主岭及他处之第二线阵地。”[34]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聂荣臻、刘澜涛、程子华、萧克并告叶剑英、罗瑞卿[35]，林彪、彭真电：“同意冀热辽分局辰东[36]电，在一星期内发动对朝阳、平泉铁路线上顽军之攻击及彻底破坏该段铁路线，理由是顽方违约调动两个师去东北打内战，为阻止再调动，我不能不破路。”“攻敌及破路时，各部应集中力量攻击某几点，每一部只应选择一点举行攻击，得手后再打第二点、第三点，切忌处处都打，分散兵力。并应保留预备队，以利继续战斗。”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程子华、萧克并转詹才芳[37]电，对詹才芳部破路成绩表示甚为欣慰，指示继续不断破毁锦榆线[38]。

同日　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飞抵南京（中共代表团对内称南京局）。另在重庆设中共代表团联络处，吴玉章任联络代表，党内任四川省委书记。五日，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

5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毛泽东发言说：（一）解决土地问题的方针，七大讲的是减租减息，寻找适当方法实现耕者有其田。当时七大代表多数在延安时间太久，各地新的经验没有能够充分反映。现在中央的这个指示，就是群众所创造的适当方法，为中央所批准的[39]。（二）国民党统治地区人多，有大城市，有外国帮助，他大我小。但是，他有一大弱点，即不能解决土地问题，民不聊生。我们只有依靠人民同他们作斗争。如能在一万万几千万人口中解决了土地问题，即可长期支持斗争，不觉疲倦。（三）解决土地问题，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全党必须认识这一点。（四）不要怕农民得到土地，推平平均分配一次不要紧。农民的平均主义，在分配土地以前是革命的，不要反对，但要反对分配土地以后的平均主义。平均分配土地一次不要紧，但不能常常平分下去。旧式富农实际上要侵犯一些的，新式富农则不应侵犯。（五）现在类似大革命时期，农民伸出手来要土地，共产党是否批准，今天必须表明态度。（六）土地改革时期，不要怕自由资产阶级动摇，只要我们实行了土地改革，农民得到土地，我们的力量更强大，则更能巩固地团结他们。（七）暂不宣传耕者有其田，仍叫反奸清算、彻底减租减息，将来一定要宣传。（八）对工商业政策和工人运动与此不同。我们在抗战中就提出了劳资合作、劳资两利口号。但在党内思想上没有弄通，工会与厂长总是对立的，口号下面缺少具体办法。要工人方面与厂方共同订出生产计划，做到原料足，成本低，产品多，销路广，实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在公营工厂毫无疑问应该这样做，在私营工厂也要尽力提倡这种办法，但要得到资方同意。第二国际提出的劳资合作的口号是反动的，因为是帮助垄断资本的；我们同样的口号是革命的，因为是反对垄断资本的。解放区的工厂，不论公营的、私营的，利润必须比国民党区域高才行，否则，解放区外面的资本家不来。只管工人眼前的、片面的利益，不顾资本家乃至公营工厂的死活，那是自杀。就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官僚资本压迫下的民族工业，工人也是与资本家同命运的。这个道理，希望各地同志切实说明。这次会议原则上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通称《五四指示》）。

5月5日　周恩来飞抵武汉同国民党政府代表、美方代表会谈，要求尽早让新四军第五师部队撤出。

5月6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萧华并告林彪电，指出：“本溪虽失[40]，你们牵制敌人甚多，这就是胜利。望鼓励各旅继续在本溪周围阻击敌人，并派部袭击敌之来路，务使新六军、五十二军不能北上为要。”

5月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贺龙、李井泉[41]并告聂荣臻电：“你们须加紧准备对付傅作义之进攻。”“速在卓资山、集宁、凉城、丰镇等处构筑强固工事，并预先指定守城部队（数目不要太多），屯集粮弹，准备死守，以待主力从机动位置歼灭敌人。”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林彪并转吕正操、萧华电，要求开展对滇军的工作，指出：六十军及九十三军系云南部队，归孙渡指挥，孙驻锦州，六十军军长曾泽生驻新民。“你们应设专门机关派专门负责人进行该军工作，东北干部中一切滇籍干部尽可调作此项工作。收集该军每一个逃兵，加以训练，进行兵运。”五月下旬，东北民主联军围攻海城时，国民党军滇军系统的第六十军第一八四师直属队及一个团在师长潘朔端率领下起义。

5月1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电：“请考虑强调停战。不停战，宪草、整军等事无从谈起，以打破国民党一面在东北大打，一面又和各党派谈宪草、要我党交整军材料之阴谋。我们应强调东北停战是先决问题，不停战一切不谈，整军材料也不交。”

同日　致信薄一波，认为刘伯承、邓小平九日来电提出的准备在敌进攻中原五师时，出击焦作、新乡、开封以策应五师的计划甚妥。信中根据周恩来赴湖北宣化店，在十日迫使国、美代表和我方达成停止中原内战协议的情况，指出：“目前五师虽获致临时协定，根本危机依然存在，故仍须准备对策。”本日，为五师筹款事致信刘少奇、任弼时，指定华中、山东、晋冀鲁豫、晋察冀四处再负担五师一个月经费。与此同时，驻安徽的国民党军向华中军区四分区（淮南津浦路以西的解放区）发起进攻，至十三日占领了四分区中心城市定远县城和其他主要城镇，扩大了中原军区与苏皖解放区的间隔。

5月14日　东北国民党军将新六军由本溪方向调至四平方向，共集中十个师的兵力，向四平发起总攻。

5月1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彭真电，通报美蒋对东北问题的态度，并提出我方的对策。电报指出：“现在是马歇尔第二次出面调停，请你们考虑军事全局，再打下去是否有利，应否考虑有条件地让出长春换得其他地区的合法，并取得时间整补军队，以便将来之用。望复。”“作战方面，务望用全力击溃新六军，并坚守四平。同时令萧华率南满各旅积极动作，热河方面及詹才芳纵队正在积极动作，可能将九十三军大部吸引于锦州地区（该军一个师守备绥中，其余两师大约月底可到锦州）。在此形势下和美蒋成立妥协较为有利。”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周恩来电：可向马歇尔提出，（一）东北停战一星期，（二）长春国共双方不驻兵。

同日　关于时局和我之对策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及周恩来、叶剑英、罗瑞卿、饶漱石、李立三、伍修权[42]电。电报指出：“国民党除在东北大打外，积极准备全国内战，但因美国政策除一般扶蒋及助蒋在东北作战外，对全国内战尚不赞成，蒋对我军实力、国际舆论及国内人心有所顾虑，故尚不敢立即发动全国内战，但其准备是异常积极的。”我党方针是力争东北停战及制止全国内战，至少也要推延全国内战时间。因此我应采取如下对策：（甲）“不向国民党挑战，如国方向我蚕食或进攻，我必须坚决将其击退，收复失地，否则彼方得寸进尺，大内战将来得更快；但我必须坚守自卫立场，不向彼方主动进攻；纠纷发生，经过斗争之后，由执行小组加以调处，使我处于有理有利之地位。”（乙）“对执行部及各执行小组的工作加以调整，改善对美国人关系，无论美国人如何偏袒国方，我除据理力争外，只要美国未恢复赫尔利政策，策动全国内战，我即应尽可能争取美国人。”“即对国方代表及国方官长，亦须注意争取。总之，我方权利所在，必须力争，彼方无理要求，必须拒绝；但总的精神是求得在不吃亏的基础上解决纠纷，而不是使纠纷扩大。”（丙）“东北方面是，一方面坚决作战，四平街保卫战支持的时间愈长愈有利；另方面是我对外谈判人员应强调停战与争取停战。热河方面，因彼方源源调兵扩大东北内战，故我不能不对锦热路[43]加以破击”。（丁）“除东北加紧作战，同时抓紧减租生产外，各解放区均应抓紧练兵、减租、生产三大任务，必须于今后六个月内做出显著成绩，即以此制止全国内战，如国民党必欲发动内战，我亦能将其彻底粉碎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戊）“在一切大城市中除发展群众工作外，应用极大力量争取各部分中间派及国民党中间派。”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冀热辽军区司令员萧克、第一政治委员程子华并转冀东军区司令员詹才芳电，指出：“（一）东北战局异常紧急，务望萧、程指挥热河各部积极动作，尽量歼灭顽军有生力量及彻底破毁铁路；（二）至作战第二阶段时，望考虑抽出黄朱文纵队[44]东出阜新、义县地区举行袭击，吸引九十三军（云南军，其主力目前正在葫芦岛登陆）；（三）詹纵队主力速向锦西、锦州地区推进，广泛破击北宁路吸引九十三军，是为至要。”根据中央军委的电令，从即日起冀热辽部队开始破击北宁铁路的作战。十八日，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电，指出：“我热河破击战已进行四天，除吸引十三军全部不能动外，又吸引九十三军新到之一个师开至热河。在此形势下，九十三军只能对付热河及北宁路。”

5月1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并告彭真电，指出：“巧电[45]悉。（一）四平我军坚守一个月，抗击敌军十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顽强英勇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二）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地放弃四平[46]，以一部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两翼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三）如果采取此项方针，我军必能从目前的被动与不利地位转变到主动与有利地位，而敌则愈前进愈分散，粮弹愈困难，其力量必减弱下来。（四）长春以南铁路应迅速彻底破坏。”二十七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各战略区的电报中又指出：“东北四平街之所以能久守，主要是因敌未料我军有防线，故逐次增兵，便于为我各个击破，使敌遭受我军重大打击。故四平防御战为一时特殊条件所致，不能成为我一般的作战方针。”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和林彪电，指出：“四平退出，我兵力获得自由使用，顽占领面积愈大，补给线愈长，将愈困难”。“鉴于在敌北进以前未能破坏沈阳四平段铁路，使我吃了大亏，现应动员一切力量昼夜不停彻底破坏长春至四平段铁路”。“立即开始在稳固后方建立兵工厂，自己制造枪弹，作长期战争打算”。“长春卫戍部队应立即开始布置守城作战，准备独立坚守一个月，不靠主力援助，而我主力则将在敌人两侧及远后方行动”。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萧克、程子华并告聂荣臻、唐延杰[47]，叶剑英、罗瑞卿电：“热河作战之主要目的在于吸引十三军、九十三军并消耗他们，此战役应着重破路与部分歼灭及消耗其有生力量，破路应十分彻底，务使长期不能修复。此战役应延长至月底，再看情形考虑调处问题，不要收束太早，以利援助东北。”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叶剑英电：“（一）四平已难再守，决定放弃该城，打运动战；（二）最近一星期，顽方连夺我安次、萧县、夏邑、定远四城，并向我水东区[48]进攻，每处使用兵力约二万之众，明为挑衅行动。我在大局上仍忍耐，惟须取局部报复手段。”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北满分局电：“我们虽已得了长、哈两个大城市，但乡村及中小城市工作仍是第一位，切不可将大批干部堆积在长、哈两市。应令各县加紧练兵、剿匪及解决土地问题，今年务必将土地问题全部或大部解决完毕。土地问题解决，兵也有了，匪也容易剿了，大城市也巩固了。”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张鼎丞、粟裕、谭震林并告陈毅，周恩来电：“顽占我萧县、夏邑、定远，应速向执行组提出抗议”。

5月2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陈毅、舒同和张鼎丞、粟裕、谭震林电：“四平已失，为不给顽方以发动大战之借口，各地除对顽方进攻之地区例如定远、夏邑、萧县等处予以还击收复失地外，仍应保持平静，不要有所动作。”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党内通知，指出：“必须使全国性内战爆发的时间尽可能推迟，方对我有利。如不能推迟半年，即推迟三个月、两个月以至一个月的时间爆发，亦将使我之准备比较充分。因此，我在目前对时局的基本方针，是避免挑衅，拖延时间，积极准备”。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聂荣臻、刘澜涛电：“必须将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与剿匪任务联系起来，方能达根除匪患目的。”“望通令晋察冀热辽全军协助地方党政，动员民众，解决土地问题，至要至要。”

5月22日　鉴于东北局提出坚守长春困难，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电：“在目前条件下我应决心让出长春，请你根据此项决心负责进行谈判”。“让出长春有三种方案。第一种如中央上次所提，双方不驻兵，中间派任市长；第二种如马歇尔所提，执行小组先去，一切谈好后蒋军再去；第三种蒋军无条件即进长春，这种情况最坏，结果恐谈不好，仍是要打”。本日，又致电周恩来，提出对于时局的估计及我党的方针，指出：“马歇尔二十日声明似是美政府授意，对于马歇尔愿和态度及民盟五人三点主张[49]，我们应表欢迎。”“延安宣传即日转向缓和。”

同日　东北民主联军撤出长春，国民党军进占该市。

5月23日　致电民盟张君劢、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梁漱溟，对于他们关于东北停战的提议，“原则上极表赞同，一切由恩来面商”。

5月2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电，指出：“退出长春后，无论政治上、军事上我方已获自由，并非不利。”

同日　蒋介石飞赴沈阳，行前交马歇尔三项条件与中共谈判。主要内容为：坚持“接收东北主权”，“恢复交通”，在国共双方发生争执时由美方行使“最后决定权”。对这三项条件，中共方面坚决拒绝。

5月2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并告叶剑英、罗瑞卿电：“东北方面，我们让到长春双方不驻兵为止，此外再不能有任何让步。美蒋要打，让他们打去，要占地，让他们占去。我们绝不能在法律上承认他们的打与占为合法。”

5月2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及林彪电，指出：“目前军事方针，除以一部与敌保持接触，给以扰乱及破路外，主力应不怕丧失地方，脱离并远离敌人，争取时间休整补充，恢复元气，再行作战。”“总之，东北是未了之局，我党须准备长期斗争，最后总是要胜利的。”

同日　南京中共代表团召开会议，听取滕代远[50]传达中共中央的意见。会议认为，内战不可避免，但尚有缓和与推迟的可能。我党方针仍是避免挑衅，推延战争，积极准备反击。次日，周恩来电告中共中央：“蒋自进长春后，在全国更积极备战”，“现内战已临全面化边缘”。

5月2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军区首长及政治部主任电：“望根据中央五四土地问题指示，通令全军协同地方党政帮助农民群众解决土地问题。此项通令应在连队中宣布，并解释其重要性。”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各军区首长电，要求充分准备对付国民党大举进攻，指出：“国民党在东北扩大战争，在关内积极准备对我大举进攻，因此我应有对敌作战之充分准备。”本日，再次致电各军区首长，指出：“黄色炸药为攻城之重要武器，各军区应设法大量购办，储存备用，每旅应有数百斤至数千斤。各大战略单位应自己制造黄色炸药。在练兵中，除练三大技术[51]，练守城，练夜战等项之外，应着重练习攻城战，其中包括练习黄色炸药之使用。此事甚为重要，望唤起全军注意。”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关于鞍山战斗及俘虏官兵的处理问题的指示，指出“对六十军[52]之俘虏官兵，予以特别优待，详细调查其内部情形，抓紧顽军反蒋情绪，转变为反内战，号召他们学习高树勋，建立民主建国军。对这些俘虏应举行热烈的群众欢迎大会，负责人分别进行谈话，造成六十军反内战的热烈情绪，然后分途遣送一部比较进步分子回队，每一个据点送回十数名，并给以较多旅费。”

5月3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叶剑英、罗瑞卿电：“时局紧迫，凡不在执行部及执行小组工作之人员而又已经暴露难于立足者，应速向解放区疏散。北平新华社及《解放》三日刊被迫停刊后，全部人员应去解放区。”

5月3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叶剑英电：“国民党在东北扩大战争，占我长春、吉林等十余城，现正向哈尔滨进攻中。在关内五个月来，占我城镇乡村数百处。本日悉，北平十一战区出动兵力数万，大举攻我冀东三河、宝坻、香河、宁河等县，而不用任何事先通牒。因此，我将在各地采用报复手段，如国、美质问时，你们可以上述理由答之。”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东局并告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邓子恢、张鼎丞、粟裕、谭震林电，指出：国民党在东北扩大战争，占我四平、长春、吉林等十余城，在关内五个月来占我城镇乡村数百处，近日又占我安次、萧县、夏邑、定远，攻我水东。本日悉北平十一战区司令部不用事先任何通牒，即出动数万兵力进攻我冀东数县。“因此你们已用不着事先提出照会即可动手攻取泰安、大汶口、张店、周村、德州、枣庄等地。”六月七日至十六日，山东军区部队在胶济线、津浦线上发动以伪军为目标的讨逆作战，攻克泰安、德州、枣庄、周村、张店、胶县等城镇，歼伪军三万多人。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贺龙、李井泉电：“为便于集中兵力对付傅作义之进攻，请贺、李考虑是否有把握在短期内夺取大同、怀仁、山阴、朔县、神池、宁武、代县、繁峙等据点。”六月四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贺龙、李井泉并告聂荣臻、刘澜涛，刘伯承、邓小平电：“大同口泉地区敌多守固，又有日军，又可能牵动傅作义，因此暂时只作准备工作，加强侦察及内应，准备黄色炸药，不要动手。”“朔县、宁武敌较少，又不致牵动傅作义，你们可首先攻取一处。”从六月中旬至七月中旬，晋绥部队和晋察冀部队之一部向长期以来不断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阎锡山部发起反击，于六月十七日攻克朔县。

6月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王震电，指出：“（一）美蒋对我极为恶劣，全面内战不可避免。要求美机运款接济你们，恐已希望甚小，你们须求自救之道。如一方面节省用费留出准备突围时费用；另方面麦子已熟，向民众征收粮税。（二）必须准备对付敌人袭击及突围作战，预拟突围后集中行动及分散行动两个计划。大概在突围及突围后一个时期内以全军集中行动为有利；而在敌人追剿紧急，行军给养均极困难时，便应分为两股或三股，各自独立行动，可以避免集中行动之困难，而利于分别牵制敌人与互相作战略上之策应。（三）目前时机紧迫，你们应充分注意，并团结内部，准备艰苦斗争。”

6月5日　收到周恩来关于蒋介石已同意马歇尔在东北停战十五天进行谈判的报告，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及林彪电，转告这一情况，并指出：望立即部署坚守哈尔滨十天，至要至要。次日，又致电东北局，林彪，并告萧华、曾克林[53]，李富春、黄克诚，陈云、高岗：“十五天停战协定七日起实行，至二十一日为止。在此十五天内，我党代表团在宁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我东北民主联军各部应利用此十五天时间，休息补充，提高士气，准备再战”。七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彭真、罗荣桓电，指出：“（一）你们如不在哈尔滨，望即去哈尔滨，主持和战大计。（二）我党基本方针应是在不丧失基本利益下实现和平，长期战争于我不利。（三）恩来本日来延开会，佳日[54]返宁，约寒日[55]赴哈尔滨和你们见面。（四）哈尔滨机场如有破坏，速即修好，勿误。（五）全军加紧休整，准备再战。”蒋介石因在东北的兵力不足，下令从六月七日起在东北休战十五天。

同日　《解放日报》发表《美国应即停止助长中国内战》社论。毛泽东在修改社论稿时，加写几段话，其中写道：“很明白，华北和东北的内战，是由美国代替国民党运送军队和军火之后，才能发生与加剧的，如果没有美国的军事运输，中国反动派要在东北华北进行大规模的内战，就根本没有可能。”

6月1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张鼎丞、粟裕、邓子恢、谭震林并告陈毅电，指出：“鱼电[56]悉。国民党攻我淮南路东，现又攻我路西及南通区，我向国民党某区取主动攻势在政治上是没有问题的。”“我必须用一切方法歼灭敌人于南线，保卫九百万人口的南线各区。”华中野战军接到中央军委的复电后，即准备在苏中地区向国民党军进行反击。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陈毅、舒同和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电，要求对驻守济南、徐州、开封等地的国民党军开展高树勋运动。

6月1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华中分局电，指出：“我山东及华中部队麦收后，均应补充新兵。每连补足一百二十人，以利将来作战。”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叶剑英电：“我为报复起见，攻克枣庄、泰安、大汶口、张店、周村、德州、胶州等处，如美国人讲话，应驳斥之。数月来国民党攻占我村镇数百处，县城四十处（尚有二十六处未恢复），人口三百万，美国人不说话。现在他们说话了，可见不公平。如果国民党不停止进攻，我方的报复也不会停止。”本日，又为中央起草致华东局并告周恩来电，指出六月七日至九日周恩来回延安讨论时局，党中央“决定竭力争和平，哪怕短时期也好”。要求“山东我军肃清大汶口伪军后，暂时告一结束，全军休整练兵，准备于国民党不愿和平时，能够进行有力作战”。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陈毅并告周恩来、叶剑英电：“我占枣庄、泰安、德县后，声威大振，美怕我攻青，国怕我攻济，此时我如在彼方不攻五师及不增加军队等条件下保证不攻青、济，美蒋即可安心。”本日，周恩来同马歇尔会谈，指出国民党方面军事行动未停，针对蒋介石散布的谣言，声明共产党军队绝不攻济南、青岛，除非国军要消灭我第五师。

6月1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饶漱石，林彪、彭真，周恩来，叶剑英电：“我党方针是竭力争取和平，争取于十五天内保持平静，争取延长停战时间，变暂时停战为长期停战”；“同时我东北全军应积极准备再战，并应准备长期战争”。

6月16日　经毛泽东修改的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东北局主要领导干部重新分工的决定指出：“目前东北形势严重，为了统一领导，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四同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并以林、彭、罗、高、陈五人组织东北局常委。”

6月1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饶漱石，叶剑英，周恩来电，通报东北国民党军七十军二十一个师的分布情况和国民党方面的一些动向。本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饶漱石、李立三及林彪、彭真、罗荣桓电，指出：“在停战问题上国、美有矛盾，望注意利用。”

同日　蒋介石经由马歇尔向中共提出停战条件，即要中共退出热河、察哈尔两省，山东的烟台和威海，东北的哈尔滨、安东、通化、牡丹江和白城子，以及六月七日以后在山东解放的大小城镇。二十五日，蒋介石又要求中共退出胶济铁路沿线、苏北和六月七日后在山西、河北解放的大小城镇。

6月18日　周恩来同马歇尔会谈，对国民党方面十七日对整军方案提出所谓补充办法，即要中共军队退出热河、察哈尔、烟台、威海、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安东等地，表示愤慨，说无考虑的可能。本日，毛泽东接周恩来电称：我们观察，马、蒋区别日益缩小，“东北案系马提，关内案系蒋提，马并非完全反对”，“因此，美马作用亦值得重新估计”。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陈毅、舒同和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电，指出：“对夺取兖州及聊博[57]两战役，望在本月内准备完毕，但在未得中央最后电令前不要实行攻击。”“如蒋方于十五日期满后重新发动向东北进攻，或大举攻我苏北，你们便可夺取兖州、聊、博。”

6月1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王震电，指出：南京周恩来电称：蒋决定大打，你处须随时注意敌情，准备突围。“突围后有两个可能前途，第一个能达向北目的；第二个被敌阻隔不能达向北目的。”“因此你们须作两个准备：第一个争取一切可能向北；第二个在向北不可能时，准备在国民党区域创造根据地，以待时局之变化。”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电：“中原郑、李电，他们准备于垣曲、济源间渡河，请你们准备船只及接护。请你们计算郑李部从该地渡河可能条件如何。”二十一日，刘、邓、薄电报中央：北岸部队很难进入南岸活动，故派队过河接护实感困难，须五师自行负责，黄河北岸我们可负完全责任。同时，五师突围后，有大军尾追，在陇海线必遇有力堵击，而我们又无法直接配合，如走直线，恐难实现过河目的，此点似应顾及。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陈毅、舒同并告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电，指出：南京周恩来电称，蒋介石决定大打，除围攻五师外，胶东、苏中两区必定进攻，望根据此种情况进行准备。“统一胶东、滨海两区指挥，集中兵力于即墨、胶州、高密之线，待敌进攻时歼灭之，此处须准备对付三个美械军，如能歼灭其二三个师，即可顿挫敌锋，阻其西进”；准备夺取济南；准备粉碎徐州北进之敌；华中须准备于蒋军大举进攻苏中时坚决粉碎之。为推迟蒋军大举进攻时间，目前我不应有进攻行动。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贺龙、李井泉，聂荣臻、刘澜涛并告陈毅、舒同电，指出：“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大打后，我晋察冀热辽主力应对付热河及平津方面蒋军主力，以一部协助贺、李对付傅作义及夺取同蒲北线，以又一部协助刘、邓、薄夺取正太线。”“我贺、李统一指挥晋绥主力及聂刘一部，准备粉碎傅作义之进攻及夺取同蒲北线，以一部协助刘、邓、薄夺取晋西南及同蒲南线。”“我晋冀鲁豫主力应对付河南方面蒋军主力，其余用于夺取正太线、同蒲南线及晋西南，最后协同晋西北、晋东北，夺取太原。”电报强调：“我大打必须在蒋大打之后，以示衅由彼启。”

6月2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电：“站在有理立场取强硬态度是很对的，只有如此，才有出路。”“已令各地准备一切，粉碎蒋之大举进攻，估计打六个月后又将讲和。”“东北方面须尽可能争取延长休战时间。”本日亥时，为中央起草复周恩来辰时来电，说：“同意对马歇尔暂不作针锋相对的批评。”

6月2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王震电，指出：“国民党危机空前扩大：大城市人民对国民党极大不满，酝酿反战运动；各省灾荒甚重；杂牌军动摇者多；美国舆论已开始批评国民党。如重新爆发内战，估计打不长久，半年之后，可能议和。”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聂荣臻、刘澜涛，程子华、萧克电，指出：“如果敌于平泉集中三个师西进，我不能于野战中歼灭其主力，承德即有被占之可能。假如将来出现这一形势，则应考虑固守承德或者主动放弃承德的问题。如有把握歼灭敌军主力，从根本上粉碎其进攻，则应当固守承德；如无此种把握，则应准备放弃承德。一则保存杨苏纵队[58]及其他部队有生力量不至过于消耗，坚持冀热辽广大区域，俟土地问题解决，兵力即可增强，那时可能收复锦热路及承德；二则抽出赵纵队[59]回晋冀，协同太行、冀中夺取保府[60]、石门[61]及正太路。”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舒同，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电，指出“蒋在济南增加一个军，暂难攻击”，同时要求十日内外完成夺取聊博区、兖州、元氏之准备。

同日　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等七人联名致函蒋介石，提议由三人会议立即宣布东北长期停战并重申全国停战命令，规定停止一切军事冲突之具体办法，命令双方部队严格遵守。本日，蒋介石宣布，东北停战再延长八天，至三十日止。

同日　致电周恩来：“美国在华舆论界已开始批评国民党，反对中国内战，深堪注意。望本既定方针，争取美国人，打击反动派。”次日，又致电周恩来：“今日用中共中央主席名义发表声明，抗议美国军事援华法案。你收到后，请即正式具函送交马歇尔，请其转达美国政府。”

6月22日　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出席三人会议情况：国、美方案，不仅在东北即在关内也想侵入我区。国方一切为了大打，八天[62]后整军方案也难得协议。故应在此八天积极备战。

同日　关于全局破裂后太行、山东两区的作战计划，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陈毅、舒同电，要求南线部队实行外线出击，向南作战。电报指出：全局破裂后请你们考虑下列方案：太行区以豫东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主要兵力尽可能攻取十几个县城，主要着重在野战中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相机占领开封。山东区以徐州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攻取徐州、蚌埠间若干县城，主要着重调动徐州之敌于野战中歼灭之，相机占领徐州。只要占领开封、徐州间及徐州、蚌埠间主要铁路线及上述各县城之半数左右，即为有利。中原部队突围向河南出动，其任务为钳制河南之敌。华中部队粟谭主力对付江北之敌。“上述作战胜利（不一定要取得开封、徐州）后，如形势有利，可考虑以太行、山东两区主力渡淮河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之线前进。”“这一计划的精神着重向南，与蒋的精神着重向北相反，可将很大一部蒋军抛在北面，处于被动地位。”这一计划可保障五师不致被消灭或吃大亏。这一计划依靠老根据地，逐步向南，稳扎稳打，并不冒险。如能逐步渡淮而南，即可从国民党区域征用人力物力，使我老区不受破坏。蒋现延长休战至本月三十日，七月初即将大打，我须速定战略方针，以利作战。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并转各分局、各省委、各纵队电，指出：“蒋介石为着完成进攻准备，延长休战八天至三十日止。如我党不能承认其苛刻条件（例如东北只给旧黑龙江，其余一切不给），七月初将向东北及全国进攻。你们现在即应准备于谈判破裂时，动员全党全军克服任何动摇犹疑恐惧心理，利用我方各项有利条件，紧紧依靠群众建立根据地，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在我党取得大的胜利之后，必能实现国内和平。”

同日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反对美国对华军事援助的声明。声明指出，美国实行所谓军事援助，实际上只是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只是以强力支持国民党独裁政府继续陷中国于内战、分裂、混乱、恐怖和贫困。声明坚决要求美国立即停止与收回对华的一切所谓军事援助，立即撤回在华的美国军队。

6月2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原局电：“（一）二十一日电[63]悉。所见甚是，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二）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免延误时机，并保机密。（三）望团结奋斗，预祝你们胜利。”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并告李富春、黄克诚电：“南京谈判，蒋介石只许兴安、齐齐哈尔、北安、延吉四处由我党驻兵，白城子、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安东均由蒋驻兵，我们认为不能接受”。

6月24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舒同并告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电，提出作战重点的兵力部署：“（一）开徐间陇海线之占领及豫东淮北各城之占领全归刘、邓、薄负担；（二）陈、舒全力担负占领徐蚌间铁路线及调动徐敌出击而歼灭之；（三）以苏中地方兵团吸引并牵制通扬线上之敌，粟、谭率主力占领蚌浦间铁路线，歼灭三、四分区[64]之敌，策应北面作战；（四）动员民众，公私兼顾，彻底破坏陇海路、津浦路；（五）必须策动杂牌军及伪军举行起义；（六）以上为第一阶段，渡淮向南为第二阶段；（七）郑李主力在豫鄂西吸引敌人，一部在原地吸引敌人；（八）准备时间为半个月，必要时酌量延长；（九）不要阻止敌方向青、济等地增兵，彼方向北增兵愈多愈好。”

6月2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局并告陈毅、舒同电：“苏中地区在蒋优势兵力进攻下，有暂时失陷可能。你们宜作事先准备，以免临事仓卒，受过大损失。”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电：“我党方针是争取长期全面和平；如不可能则争取再延长休战时间；又不可能则请考虑恩来托故回延，准备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并带必要人员回来，而留董老及其他同志坚持代表团工作，以待时局之变化。大概半年之后又可能和。”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电，指出：“（一）国民党一切布置是打，暂时无和平希望；（二）谈判破裂，全国大打，不限于东北；（三）全靠自力更生；（四）半年至一年内如我打胜，和平有望；（五）友邦[65]在将来可能在外交上给以援助；（六）我党在南京谈判中当尽最后努力，付出最大让步，以求妥协，但你们不要幻想。”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周恩来电：“同意整军方案”。

同日　和朱德致电周恩来转上海人民团体请愿代表马叙伦等，对于他们二十三日在南京下关车站遭国民党特务殴打表示慰问。

6月2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并告陈毅、舒同电：“（一）八天期满后国民党即将向我大举进攻。（二）为粉碎国民党之进攻，决令刘邓主力出陇海、豫东，陈舒主力出徐蚌间，调动敌人而歼灭之。（三）你区应以一部在苏中吸引并牵制通扬线上之敌，粟、谭率主力（不少于十五个团）位于三分区与陈、舒配合，一举占领蚌浦间铁路线，彻底破坏铁路，歼灭该地之敌，恢复三、四分区失地，并准备打大仗，歼灭由浦口北进之敌。[66]（四）用全力策动孙良诚起义。（五）午灰[67]前完成一切攻击准备，待命攻击。（六）你们一切听陈、舒指挥。（七）为应付长期连续作战，你们应准备动员并适当使用自己的各项后备力量，一切作长期打算。”

同日　国民党军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全面内战爆发。

同日　收到李先念、郑位三本日下午二时火急电：“七十二军、新十五师今日拂晓由河口出动，向我佛塔山一线阵地突然猛攻。当将我咀子山、大成炮占领，刻仍在激战中。国方这一行动，显为大规模围歼之开始。请速强硬提出，并广为宣传。（请转南京周）。”随即，皮定均率第一纵队第一旅佯装主力向东突围往华中军区转移，鄂东军区就地坚持斗争，以吸引和迷惑来犯之敌。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率中原局、军区机关及主力组成北路突围军，王树声率南路突围军，于晚间开始突围，先后于六月二十九日、七月一日西越平汉铁路，而后分别向陕南、鄂西北方向前进。

6月2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并告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陈毅、舒同，邓子恢、张鼎丞电，指出：“蒋介石所谓四十八小时后有惊人举动，是指阴谋歼灭我中原部队而言。蒋于月中下令聚歼，有不许漏网之语。昨宥[68]起实行攻击，我中原部队不得不起而自卫。这一自卫斗争是否能不受严重损失，现尚不能预计。请对外广泛揭发国民党之阴谋。”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叶剑英电：“中央正考虑由各解放区发行土地公债发给地主，有代价地征收土地分配农民。其已经分配者，补发公债，如此可使地主不受过大损失。惟汉奸、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特务分子不在此例。你们可向中间派非正式地透露此项消息。”根据毛泽东等关于以有偿赎买方式解决土地问题的考虑，中共中央于七月十九日发出《关于研究答复制定土地政策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提出以赎买方式解决土地问题，并要求各地迅速研究其实施的可能性电告中央。由于全面内战爆发，各地对此反映不一，有些地区要求暂缓发布新政策，因而以赎买方式解决土地问题的设想没有实行。

6月28日　关于北线夺取三路四城[69]的兵力部署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聂荣臻、萧克、刘澜涛、罗瑞卿并告程子华电：“在国民党大打后，你们基本任务是保卫地方与夺取三路四城。”“当敌进攻承德时，你们的主力不是保卫承德（因为这将劳而无功），而是乘敌北进，集中杨、杨、郭、赵四个纵队[70]及冀中、冀晋全力举行平汉战役，占领从长辛店至石门整个平汉路，相机占领保定、石门两城。”电报列举了组织平汉战役的七点利益后指出：“希望你们用全力组织平汉战役，于半月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所有对平汉、正太、同蒲三路之进攻，均是攻城战”。夺取三路四城“须准备六个月或较多时间，但是必须完成此任务”。

同日　关于南线作战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舒同并告邓子恢、张鼎丞电：“陈、舒电请由刘、邓统一指挥，中央认为甚为必要”。“必须待谈判破裂国民党动手打我，然后方能打他，争取有理地位。”根据陈、舒建议，为准备充分，避免仓卒作战起见，将准备时间延长至七月二十日，必要时延长至七月三十日。

同日　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发出关于时局近况的通报，介绍内战的形势及国内外舆论的反映，同时说明：“我解放区自日本投降后十个月以来，比较日本投降以前发生了如下各项变化：第一，地区扩大了两倍至三倍，特别是创造了东北战略区域，这是过去没有的；第二，人口增加一倍半，现在有人口一万万三千万，而在去年八月以前，一面负担人口实际上只有五千万左右；第三，军队主力由分散变为集中，技术条件提高了，我军开始能攻城，能守城；第四，解决了或正在解决土地问题，农村面目改观，根据地更加巩固，干部信心提高；第五，没有了日本人，代替日本人位置的中国反动军队，不管美国怎样帮助，总比日军战斗力要差。”

6月2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电：“中原部队被攻，再不突围即被歼灭，为求生存该部决定日内突围，此举完全为求生存，并不牵涉和战问题。如政府愿和，应停止攻击与追击，允许该军由豫西渡河入山西或由陕西入陕北”。同日，又为中央起草致周恩来、叶剑英电，指出：“国民党二十一个师攻击我中原军区，我军突围求生存，理由全在我方，国民党毫无理由，切不可以为我军突围是不对的。”

6月3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一）蒋介石在各方逼迫下明日起继续停战[71]；（二）望利用此时机加紧进行军事、政治、群众工作各方面之准备；（三）敌不攻我，我亦不攻敌，保持平静；（四）克服党内一部分同志的恐惧心理，准备持久战争；（五）提倡自力更生，不要依赖外援。”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电：“以后局面是边打边谈，我们须准备应付此种局面。”

同日　致信新华社代理社长余光生：“从现时起，凡各地蒋军向我进攻之消息，均请发表，并广播；因蒋口头说停战，实际在作战，我应发表新闻予以揭穿。”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舒同，邓子恢、张鼎丞电，决定推迟原定的外线出击时间，指出：“蒋为各方所迫将发继续停攻命令，似此我各部暂时宜位于待机位置，以免集中过早暴露企图。”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即将赴苏联治病的罗荣桓电：“你到目的地后，除治病外，请找菲里波夫[72]对满洲情况有所陈述，但勿作过高与过多要求，东北斗争主要靠自力更生。此外，请就你所知对关内解放区情况有所陈述，勿作任何要求，因关内应完全靠自力更生。”七月，罗荣桓赴苏联治病，翌年五月回国。

7月1日　针对蒋介石本日发布给各战区长官的命令[73]，和朱德公开发布致全体战地司令员命令：“在任何地点，如国民党军队不攻击我军，我军即不应主动地攻击国民党军。但如被攻击，我军将坚决采取自卫手段，以保护人民之生命财产，并维持民主政府的法令。”

7月2日　关于蒋介石的边打边谈政策和我方对策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电：“（一）据恩来巳三十[74]电称：蒋介石政策如中央所指是边打边谈。东北方面因兵力不足一时不致有大动作，关内则必在所谓自卫、恢复交通及难民还乡等口号掩护之下向我中原、苏北、山东、热河等地进攻，同时保持谈判。这样一则便于美国军事援助，二则不过于刺激群众。（二）望各地照原定计划加紧准备粉碎国民党进攻，同时对执行部及小组工作仍取积极态度，适应边打边谈之情况。”

同日　周恩来同蒋介石会谈。蒋要中共让出安东、胶济线、苏北、承德、察哈尔省张家口以南地区，由国民党军进驻。周恩来予以拒绝。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刘澜涛并告孙毅、林铁[75]电，指出：“在二十天至一个月内请令冀晋、冀中两区对平汉线保持绝对平静，不要有任何破击扰乱之事，以便麻痹敌人放松对我之戒备。”

7月4日　根据各地情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和华中分局电，指出：“胶济、徐州、豫北、豫东、苏北之顽可能同时向我进攻，果如此，我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

7月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并告叶剑英、李克农[76]电：“（一）时局有好转可能，主要原因是我党力量存在及坚决斗争。（二）我军主力现作准备，如坏转则大打，如好转则不打，如拖延则小打。（三）请根据中央七七宣言（今夜广播）精神，坚持政治、军事同时解决，即全面长期无条件停战，全部实现政协决议及整军原则；蒋介石一切无理要求，坚决拒绝。（四）我五师已脱危险期，到了随、枣[77]南北地区，堵兵甚少，追兵不力。我军休息数日后即自由行动。如时局好转，则在国民党不追不堵条件下可以退到华北；如时局坏转，又堵又追，该部将在广大区域自由活动，以求生存。”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电：“你们任务是活动于鄂西北、豫西南广大地区，一面保存自己，同时钳制大量敌人，对全局贡献极大。”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电：“同意你们攻大同计划[78]。望令张、罗、杨[79]精心计划，充分准备，坚决夺取之。同时准备歼灭傅作义向我进攻之部队。”

7月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及周恩来、叶剑英、伍修权电：“中央七七宣言尖锐批评美国及中国反动派，唤起国人起来救国，足以振奋人民意志，置反动派于困难地位，以便在人民面前孤立他们。但同时指出，加强对美国民主人士之联系，主张国内开各党派在内的政治协商会议，不论何人，只要赞成政协者均表欢迎。因此，各地对北平执行部及各小组仍应照前指示尊重国、美两方代表，并注意拉拢美国一切人员。对马歇尔不要公开说他好，也不要公开说他不好，在谈判中仍须经过他来缓和局面。对各地美军，仍应避免冲突；对国民党军队，则看彼方态度，彼打我亦打，彼停我亦停。对谈判，我党已有所让步，但国民党贪得无厌，提出很多无理要求，应予拒绝。”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聂荣臻电：“我打平汉应在国民党向我大打，例如打苏北、打承德之时，现在只作准备。请争取于本月内大体准备完毕。”“打时四个纵队（陈正湘[80]不在内）中以一个位于平绥路，以三个打平汉，配合冀晋、冀中，兵力很够。”

7月7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七七”九周年纪念宣言》发表。毛泽东修改宣言稿时加写两段话，指出：“目前中国反动派的猖獗，不是表示他们的强大和有生命力，而是表示他们的软弱和回光返照。任何国家的法西斯统治，都具有这种性质，中国不能是例外。法西斯主义是最丑恶的，因而又是最软弱的最无生命力的。”“我们一定要打败中外反动派的一切反动企图，我们一定要实现独立、和平与民主，我们一定要实现停战令、政协决议与整军方案。凡愿意实现这些的，不论什么人，我们就表示欢迎。凡属反对这些的，不论什么人，我们就表示反对。”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并告叶剑英电：“对五师，要求彼方停追停剿”；“各地大员不要出外谈判”。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电：“希望你们不但生存，而且发展，并为全局牵制大批敌人，这有极大战略意义。”

7月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曾生[81]电，庆祝东江纵队自广东海运安全到达烟台。该纵队到达山东后改称两广纵队。

7月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叶剑英电：“（一）一月十三日后，顽在关外占我二十余县及重镇，在关内除收复者外，亦占十余县，最重要者为占我二千余村镇，五百万人口之中原解放区被占是其中之最显著者。（二）顽如能全面长期停战，我自可停止报复，否则绝无片面停止理由。（三）大同、太原两点决暂时不打，待顽攻苏北或承德或他处时再打，但山西其余各县凡能打者，我必打之。除非全局及五师能真正和平解决，不应考虑派小组到山西来束缚自己手足。（四）朔县、繁峙是攻占，山阴、宁武、代县是顽自己放弃，尚拟攻占怀仁、应县、崞县[82]、五台、定襄、忻县、介休、灵石、霍县、孝义、中阳、石楼、汾西、蒲县、隰县、大宁等县，使几个解放区打成一片，以为丧失中原解放区之代价。”

7月1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电，通报马歇尔转来蒋介石发给全国各长官的一个以自卫为名进行内战的命令。电报指出：“必须认识蒋介石此种作法的两面性：一方面，国际国内大局迫使他不能全国大打，有些地方兵力不够也无法大打，故声言要停战，要和平，我党力量强大及坚决斗争是迫使他如此做的最主要因素；另方面，对五师，对胶济，已在大打，对苏皖即将大打，对豫北对热河亦在准备打，均以自卫为名。此种边打边谈以打为主的局面，至少还将继续一时期，各地应充分注意粉碎蒋介石的进攻。”

7月1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电，对东北局关于东北形势及任务的决议提出修改意见。对决议中和战问题的一段内容，修改成为：“克服和战问题上的混乱思想，准备以长期艰苦斗争取得和平。目前英美矛盾增长，美国内部矛盾又极严重。蒋介石在全国范围说来仍感兵力不敷分配，且人心不顺，经济困难。尤其重要的是我党我军的力量强大与坚决斗争，因此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于十五天及八天停战期满后，又宣布无期停战。在某些蒋军力量不足地区，停战对于蒋军亦属有利；但在蒋军力量充足地区，例如对中原区，对胶济路，蒋介石已经发动大打，对苏皖有很快大打可能。对东北，目前蒋军兵力不足，利于停战，但如增兵到来，便有极大可能向我再进攻。蒋介石在此次南京谈判中，除允许给我兴安省、新黑龙江省及嫩江省[83]一部与延吉地区外，其余均要接收，不但要占点，而且要占面，此为我方所绝不能接受者。与其不战而失如此广大地方，将来不能收复，不如战而失地，将来还可收复。况且战的结果，除若干城市要道还可能失去外，我亦有粉碎蒋军进攻收回许多失地之极大可能。因此，全党必须下最大决心，努力准备一切条件，粉碎蒋军进攻，以战争的胜利去取得和平。一切游移不定及侥幸取得和平的想法，都应扫除干净。”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张云逸、黎玉，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周恩来七月十日自南京来电，说国民党拟于本月十二日开始大举进攻苏皖区。望充分注意。接此电后，粟裕率部于七月十三日发起苏中战役。

7月1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转各部队首长的指示电：“任何部队，在每一次行动前，必须进行一次公开的全体的纪律教育，并以按照当前具体情况应当注意的具体事项，在不泄露机密的条件下，明确地告诉一切指战员，方能于行动时使一切指战员遵守政治纪律，给人民以良好影响。”

7月13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张云逸、黎玉，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电，提出山东、苏北的作战部署，指出：“对桂顽进攻淮北，应有反击准备，但鲁南大军[84]仍不宜此时南下，以免陷于被动地位”；“刘、邓所部亦在现地整训待机，不要轻动”。电报告知周恩来十二日南京来电内容：苏北大战即将开始，蒋军将由徐州向南，由津浦向东，由江北向北，三方面同时动作，先求解决苏北，然后打通津浦、平汉。电报指示：“在此情况下，待敌向我苏中、苏北展开进攻，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85]加入战斗，最为有利。”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电：“蒋介石决心大打，其计划是先攻苏皖，后攻华北，并企图消灭我中原军。”“我中原军之任务，是以机动灵活之行动，在鄂、豫、皖、川、陕广大地境内，在外线牵制反动派大量军队，帮助我内线作战部队取得胜利，是为作战之第一阶段；然后我内线部队渡淮向南，与中原军会合，夺取信阳、大别山、安庆之线，是为第二阶段。”

同日　到中央党校，看望由新疆出狱回到延安的马明芳、杨之华等一百二十九位同志。十六日，同朱德等出席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的宴会，招待出狱归来的同志。

同日　和朱德致电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李公朴[86]的夫人张曼筠：“惊悉李公朴先生为反动派狙击逝世，无任悲愤！先生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化事业，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今为和平民主而遭反动派毒手，是为全国人民之损失，抑亦为先生不朽之光荣。全国人民必将以先生之死为警钟，奋起救国，即以自救。肃电致唁。”

7月15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陈毅、宋时轮[87]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午寒电[88]悉。“在蒋军尚未进攻苏皖时，我军仍在现地待机，最近几天可看一看泰兴战斗[89]结果如何”。本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转粟裕并告陈毅、宋时轮电，指出：“此次泰兴作战不论胜败如何，均须于结束战斗后，立即整理部队，准备再战。即使打了大胜仗，也要如此，因敌人会继续进攻，我军在南线须准备打四五个大胜仗，方能解决问题。”

同日　宣家堡、泰兴战斗结束，华中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美械部队两个团三千余人。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原局电，就中原部队的战略任务作出指示：“胡宗南[90]有强兵节节堵击，北上很难通过，且牵制大批敌军在敌后建立根据地是我中原军的光荣战略任务。因此，我中原军全部应遵中央午文[91]电，在鄂、豫、皖、川、陕五省境内进行机动灵活之作战”。七月下半月，李先念、郑位三等所率的中原局、中原军区直属队和第二纵队主力进入鄂豫陕边界地区，王震所率的第三五九旅进入陕南，王树声所率的第一纵队主力进入鄂西北武当山一带，张体学所率的鄂东独立旅分散在鄂豫皖边的大别山区进行游击活动，皮定均所率的第一旅穿越淮南地区于七月二十日进入苏皖解放区。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戴季英并告王震电，指出：“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敌人毫无所得。你们这一行动已调动程潜、刘峙[92]、胡宗南三部力量，给反动派以极大震动与困难，故你们的行动关系全局甚大。”

7月16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各中央局、各军区电，要求学习陈赓[93]部集中主力各个歼敌的作战方法。电报指出：“此次阎军万余，胡宗南第一、第二十七两军五万余向我晋南解放区进攻。我陈赓纵队现已开始作战[94]，采取集中主力打敌一部、各个击破之方针，取得两次胜利。我各地作战亦应采取此种办法，每次集中大力打敌一部，其比例应为三对一，最好是四对一，以求必胜，各个击破敌人。望将此种战法普遍教育团级以上将领，是为至要。”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宋时轮并告华中分局、中原局电：“请你们考虑，鲁南、太行两军现在是否已至开始行动之时机，两军准备情况如何，华中原定破击蚌浦路之九个团已准备完毕否。以上各点盼告”。本日，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复电中央军委：“依晋冀鲁豫情况，若敌人先我出动，我可乘其弱点，最为有利。”“我们原来因为黄河问题，故主早日发动，现黄河堵口大汛前不能完成，自以迟动为有利。现我们正扩兵，如能于八月中旬开始则很从容”。二十日，刘伯承、邓小平致电中央军委，建议先将野战军领导机关移至菏泽。当天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刘、邓并告陈、宋电：“同意刘、邓率野战司令部进至菏泽地区，三纵进至朝城、濮县地区待机。”二十六日，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起草复刘、邓电，指出：“对陇海线总以准备充分、攻击奏效为原则，时间上可酌量推迟数天，一切由你们依前线情况决定。”原定南线七月底外线出击的计划就此后推。

7月17日　就三人小组向突围的中原部队空投通知要求谈判一事，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并告周恩来、叶剑英电：“目前国方重心在歼灭我军，无意和平。你们应集中注意对付敌人，不要上当。只有到敌人无法歼灭我军，我军反而严重威胁敌人大后方之时，才有可能迫使敌人改变计划，停止追击，恢复和平。因此你们暂时不要派代表出去，但可写信给两小组（由地方交顽军转达），要求国方停止追击，以便派遣代表出去谈判。”

同日　和朱德致电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闻一多[95]的家属：“惊悉一多先生遇害，至深哀悼。先生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今遭奸人毒手，全国志士必将继先生遗志，再接再厉，务使民主事业克底于成，特电致唁。”

7月1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王震等电，请他们考虑将部队以团营为单位化整为零，在陕南分散游击，然后分枝以团营为单位向豫西、川东、陇南发展。本日，又为中央起草致王树声、刘昌义、张才千[96]并告郑位三、李先念电，指出：“你们必须下决心在鄂西山地各县建立根据地”，“以团营为单位，分散在鄂西各县游击活动”。“成败关键是取得人民拥护，目前抢食办法非常危险，必须改变政策，分散游击，依靠民众。”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宋时轮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徐州附近之作战关系全局，如打得好，歼灭蒋军东进主力，则我军可以南打九十九及五十八等军[97]，可以切断徐蚌路，配合刘邓大军发展新局面，杂牌军亦可能起来反内战；如打得不好，则苏中、淮北将处于困难地位。因此，你们必须等候八八师、二八师出来，并进至有利我们之地点，然后集中全力歼灭其一个师，得手后再歼第二个师。此两师解决，则全局胜利。”次日，山东野战军自鲁南隐蔽进入淮北地区。

7月2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的指示，指出：“我党我军正准备一切，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借此以争取和平。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还必须作持久打算。“总之，我们是一切依靠自力更生，立于不败之地，和蒋介石的一切依靠外国，完全相反。”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聂荣臻电，指示平汉战役的准备分为侦察、训练、移动三部，目前着重侦察事宜，主力部队及地方部队之攻城训练各就原地进行。

7月2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指出：“为使军队补充好，训练好，并使群众工作做出成绩，东北方面，在八、九两月内仍应保持平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同时须准备于一个月后能作战。”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电，指出：“请你们考虑目前是否可能经过马歇尔要求国方对中原军停战，以利谈判”。二十六日，周恩来分别访马歇尔和司徒雷登[98]，提出马上实行全面长期无条件停战，改组政府，按照政协原则处理地方行政。下午马歇尔飞庐山转告蒋介石。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郑位三、李先念、王震，陈赓、谢富治[99]电，通报粟裕集团（十二个团）七月十五日在苏中歼敌一个旅之后，又于七月二十日歼敌两个旅，俘师长王铁汉。同时，为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电：“（一）庆祝你们打了大胜仗；（二）敌情尚严重，望将参战主力集中休整，补充缺额，恢复疲劳，以利再战。”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宋时轮电，指出：“估计陈、宋第一个战役[100]可能于数日内结束，第二个战役可能于月底开始，我刘邓军来不及配合第一个战役，但是可能与必须配合第二个战役。因此，提议刘邓军日内即开始运动，俭[101]前或艳[102]前到达攻击准备位置，于三十或世[103]动手，夺取汴徐线，尔后依情况向南发展，夺取豫东、淮北诸县。”八月二日，刘伯承、邓小平复电中央军委，报告本日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八月十日夜开始作战。晋冀鲁豫野战军随即由鲁西南向陇海路开封、徐州段运动。

同日　关向应[104]去世。随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组成治丧委员会，延安各界举行悼念活动。毛泽东致送挽词：“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向应同志不死。”

7月2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察冀中央局并告晋绥分局电，指出：“大同由你们负责攻取，请即加筹划，能于八月内取得为最好。”“平汉、正太、同蒲三路及吕梁各县均须争取于八月内取得，一到九月，时局可能发生变化。”二十四日，聂荣臻致电中共中央，提议先攻取大同，第二步向平汉路挺进，第三步再向正太路进攻。二十五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复聂荣臻电：“同意先取大同，再取平汉，再取正太。”当天，大同前线指挥部组成，以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为司令员，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罗瑞卿为政治委员。三十一日，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集中九个旅和地方武装共三十个团的兵力开始大同外围作战。

7月23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王树声、刘昌义、张才千并告郑位三、李先念电：“你们与郑、李之间有第七十六、第十、第十五、第六十六等师重兵隔断，你们万万不可再北进。你们必须就现地歼灭敌人，建立根据地，作长久打算。”次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王树声、刘昌义、张才千并告郑位三、李先念、戴季英、王震电，指出：“你们任务是在长江以北、襄河以西以南广大区域内实行机动灵活之作战，各个歼灭敌人，发动民众，建立根据地。这一任务必须说服全体指战员坚决执行。必须逐步转变向华北归队及向郑、李会合的思想，因为敌人重重阻碍不许可你们这样做。只要你们善于作战，再打几个二十一日那样的胜仗（集中优势兵力，每次歼敌一营一团，各个击破），只要你们能解决军民关系，你们就能够建立根据地。”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王树声等率领的中原军区第一纵队主力会同鄂中军区部队，分散于鄂西北武当山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并于八月下旬建立以王树声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鄂西北军区，开始创建鄂西北根据地。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舒同并告陈毅、张云逸、黎玉电：“叶赖纵队[105]决定使用于南线”。

7月2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李先念、文建武、任质斌[106]电：“只要你们能生存，恢复谈判及实行停战是有希望的，因国民党对我中原军四出游击深为恐惧。”“你们应下决心以团为单位，分散于陕南各县，划分区域，每团管一县至二县，分散的程度以能打民团及国民党一连一营为标准”。中原局所率的直属部队于七月下旬在陕南龙驹寨（今属丹凤县）与中共领导的陕南游击队会合后，又与河南军区部队在豫西卢氏会合，八月三日成立了以文建武为司令员、汪锋为政治委员的豫鄂陕军区。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叶剑英、李维汉[107]并告周恩来电，指出：（一）据李先念电，军事调处执行第三十二小组由飞机抛下公函，称该小组及第九小组已到龙驹寨，要李派代表去龙驹寨谈判，然后经三人委员会决定停战驻地及给养问题。如联络不上，则该两小组于二十五去西安停三天，然后去北平请示等语。（二）计时该小组今日已到西安，已令周子健[108]代表李先念去接洽，声明愿意谈判，惟须政府军停止围追以利谈判[109]。（三）望你注意此事，并适当处理。如政府及马歇尔要谈苏北问题，我们则要谈中原军问题。

同日　和朱德致电陶行知家属，对陶行知于当日去世表示哀悼：“先生为人民教育家，为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忽闻逝世，实为中国人民之巨大损失。”八月十一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题写的挽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

7月2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宋时轮，张鼎丞、邓子恢电：“蒋军经过整编，其战斗力一般加强，我军对其作战时，必须取集中优势分割歼灭方针，其比例为三对一或四对一，否则不易解决战斗，欲速不达。无好打之机会时，宁可迟几天，等候机会。”

7月2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黄林、张水泉[110]电：“你们暂时即在洛南、商南、卢氏一带打游击，再不要西进了。”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王震并告李先念、文建武、任质斌电：“（一）你们通过商山大道到达安武、黑山，布置分散游击战争，甚慰。（二）李、任、文等不再西进，分为七股就地打游击。”

7月3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张鼎丞、邓子恢、粟裕电，指出：“在我军主力未获充分补充休息恢复疲劳以前，及敌未进至有利于我之地形条件以前，宁可丧失一些地方，不可举行勉强的无把握的作战。此次粟部歼敌二万，打得很好，今后作战亦不要过于性急，总以打胜仗为原则。”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宋时轮电：“庆祝你们歼灭九十二旅之胜利。”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等部于七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在徐州东南之朝阳集歼灭国民党军第九十二旅五千余人。

7月3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吴诚忠、张体学、熊作芳[111]并告郑位三、李先念和华中分局电，指出：“你们决定分散游击甚慰”；“大别山各游击队统一归你们指挥”；“到处扶植地方游击队，到处创立游击根据地”。

8月1日　关于攻打大同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刘澜涛并告贺龙、李井泉电：询问“应县久攻不下，你们对攻大同把握如何？”“如大同久攻不下，其结果将如何，此种可能性应当估计到。”根据中央军委这一指示，二日，聂荣臻主持召开阳高会议。三日，聂电告中央军委，说会议认为攻占大同对今后各方执行任务均为有利。六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电：“你在布置大同战役后，望集中注意于准备平汉战役。”

8月2日　收到粟裕建议速将淮南第五旅东移苏中作战以及陈毅建议粟裕率部西调开展淮上新区两电后，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并告张鼎丞、邓子恢，陈毅、宋时轮电：“一个月内在苏中再歼敌两个旅有可能否？如你们能在八月内歼敌两个旅，南线情况即将改观，那时粟可率主力转至淮南作战。”六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电：“似以同意粟裕意见，在苏中再打一仗然后主力西调为有利。因粟部西调过早，一则苏中人心不顺，二则敌军亦将早日西调”。

8月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贺龙、李井泉电，指出：“在全国和平未实现以前，你们不要接受阎锡山缓兵之计，签订任何停战协定，束缚自己手足。”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宋时轮电：“叶赖纵队决定南调不再改变”。“你们手里有五万机动兵力，只要有耐心，不性急，总可找到各个歼敌之机会”，“如能打三四次每次歼敌二三个团之仗，即可转换局势”。

8月6日　在延安杨家岭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同她就国际国内形势作重要谈话。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他说：“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在谈到美国是否可能举行反苏战争的问题时，毛泽东说：“美国反苏战争的口号，在目前的实际意义，是压迫美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这个谈话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

8月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并告陈毅电：“由你率主力与陈军长会合集中力量打开淮北局面，或出淮南切断蚌浦线，直接配合陈宋、刘邓之作战，这是一个方案。照你微午[112]电办法，八月内再在苏中打一仗然后西移，这是又一个方案。你对以上两方案意见如何盼告”。本日，国民党军一部自海安向东昌进至华中野战军主力隐蔽集结地区，粟裕电告中央军委，“歼敌良机已到”，并希望调淮南第五旅去苏中参战。次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并告陈毅、宋时轮，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电：“歼敌良机已至，甚好甚慰”。“如连续歼敌两个旅有便利条件，则可连续歼敌两个旅，否则可先歼其一个旅，休息数日再找机会歼其另一个旅。”“预备部队或钳制部队如有可调者，望张、邓、谭尽可能满足粟之要求，集中最大兵力于主要方向。”十日晚，华中野战军主力向冒进至李堡之敌发起突然攻击，次日晨结束战斗，歼敌一个半旅共九千余人。

8月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并转各满分局、各省委电：“（甲）鱼日[113]司徒[114]向周转达蒋介石五条：（一）让出苏皖边区；（二）让出胶济线；（三）让出承德及其以南；（四）东北在十月十五日以前退至黑龙江、兴安、嫩江及延吉，其余均交出；（五）鲁晋两省须让出六月七日后占领地区。周答绝对不能接受，一条也不行。（乙）你们须积极准备作战，务于八、九两月准备完毕，待命行动。在两个月内，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周恩来电：“蒋之五条绝对不能接受，一条也不行。你的答复很对。我各解放区正在动员全力粉碎蒋介石进攻。”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致华中分局并陈毅、张云逸、黎玉的电报稿，加写一段话：“我们必须自觉地向富农让步，坚持中央不变动富农自耕土地的原则。但在已经解决并取得多数人民同意的地方，不要再变动。此外，对待一般中小地主亦应与对待汉奸豪绅恶霸有所区别。”

8月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电，指出：中原军负担极重，急需援助。八月十日至九月十日一个月内，“如我粟裕军能在苏中歼敌二至三个旅，陈宋军能在徐蚌线及其以东歼敌二至三个旅，刘邓军能占领汴徐线及豫东淮北十余城，并歼敌二至三个旅，共歼敌六至九个旅，则于大局有极大利益。一则蒋军向苏中、苏北之进攻必受顿挫，二则新黄河受我军威胁，这两点均将迫使蒋介石从我中原军方面抽调至少数个旅向东向北增援。如嗣后我军有更大胜利，中原军面前之蒋军被调向东向北者必愈多，因而使我中原军能在陕南、豫西、川东、鄂西、鄂中、鄂东、皖西等七八处地方站住脚跟，即是战略上一大胜利”。

8月1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李先念、任质斌、文建武电：“划定数个军分区，以营为单位，依靠民众，分散游击，是唯一出路，甚好甚慰。”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电，告知关内粉碎蒋军进攻之战争正在发展的情况，并指出：“东北我军还可能有两个月时间或更多时间从事休整、剿匪及做群众工作，在此时间内可放手分散以利工作。”

同日　关于调查安平事件[115]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叶剑英电：“此次安平调查，国、美合作造假证据，说成一切为中共有计划袭击美军是必然的。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应准备宣布国、美进攻我方被迫自卫之一切证据，并准备向国际申诉。此案对美方不利之处是暴露国、美站在一边，美方之假中立已难保持，而内战结果我方日益胜利，三个月后将使美蒋陷入困境。”

同日　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说战争日益扩大，且有席卷全国之势，国共双方所谈判的问题似无获得解决可能。

8月11日　得知王震所率的三五九旅自八月上旬进入陕南镇安、柞水地区遭敌二十个团的兵力围攻，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王震电，指出：“你部应坚决就地分散和敌人打小圈子，只要是小部队就可从敌人间隙中穿过来穿过去，望按情决定。”随后，王震率三五九旅继续突围向西前进。

8月12日　关于华中野战军继续在苏中作战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宋时轮电，指出：“粟裕军前日在苏中第二个胜仗[116]，不但使苏中蒋军陷入极大困难，亦将使淮南第五军无法北调。粟部在苏中民情熟悉，补给容易，地形便利，苏中敌军装备亦比第五军差，较易取胜。马上调淮南，因敌人硬，地势险，不一定能完成切断蚌浦路任务。不如令粟部再在苏中作战一时期，再打一二个胜仗，使苏中蒋军完全转入守势，保全苏中解放区，对全局有极大利益。这样配合淮北作战，更为有利。”

同日　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今后将有一个相当时期是大打大闹时期，而主要是靠打得好，消灭蒋力量来解决问题。”

8月13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并告陈毅、宋时轮电，祝贺晋冀鲁豫野战军占领陇海路的大胜利，并要求第二步应夺取豫东各县，“威胁新黄河，迫使刘峙从陕豫调动之军队向新黄河布防，不敢集中开封一处向我攻击，如此可以争取半月以上时间，占领豫东全境（主要的）及涡河流域，推迟主力决战时间”。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谭震林并告陈毅、宋时轮电，指出：“苏中各分散之敌利于我各个击破，望再布置几次作战。即如交通总队[117]凡能歼灭者一概歼灭之。你们如能彻底粉碎苏中蒋军之进攻，对全局将有极大影响。”十五日，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谭震林电，认为他们留在苏中内线作战的意见很对，指出：“望利用苏中各种有利条件，继续在那里作战，如你们能在今后一个月内再打二三个胜仗，继续歼敌二三个旅，则对整个局势助益极大。”二十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张云逸、邓子恢并粟裕、谭震林电：“粟谭主力留在苏中作战，暂时不要西移。待苏中作战任务彻底完成，而淮南方面又有十分必要时，再行考虑西移。”二十一日，华中野战军发起丁（堰）林（梓）战斗，当天结束，歼敌五千余人，切断了南通至如皋的公路，打开了主力西进黄桥的通道。

8月上中旬　致信胡乔木：“请写一篇号召解放区军民起来粉碎反动派进攻的社论。目前亟需这样一篇社论，以利公开动员。”胡乔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起草的社论《全解放区人民动员起来，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八月十六日在《解放日报》发表。

8月1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分局电：“淮北路西分区工作十分重要，你们应派吴芝圃[118]及其他党政军民工作干部一大批迅去该区工作，至要。”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王震电，指出：“我们希望你率所部进至陇南后，即在两当、徽县一带分散游击，建立陇南游击根据地，对于目前牵制敌人，帮助五师及粉碎蒋介石向整个解放区进攻，帮助必大。对于将来我军向南发展则是一准备步骤。”但在国民党军重兵紧紧包围和不断攻击的情况下，王震所率的三五九旅难以在陕南和陇南立足，乃于八月十九日突破敌设在川陕公路上的封锁线，随后北渡渭河，向陕甘宁边区急进。二十二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王震电，对其率部渡渭河向陕甘宁边区前进表示甚慰，并告知已令关中、陇东部队策应。二十九日，三五九旅突破胡宗南部的围堵，在陇东同陕甘宁边区接应部队胜利会合。

8月1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指出：应集中兵力歼灭向我军进攻的国民党军第十八师，“我集中兵力之程度最好四比一，至少三比一”。本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刘、邓电：“你们须准备用各个歼敌方法，每次歼其一个旅，连续打几个胜仗，方能解决问题。在打一个旅时，须集中主力先歼其一个团，然后再歼其另一团。”

8月2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电，通告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主力第一师、第二十七师等部共五个旅向北进攻的情况，指出：“你们宜利用目前时间迅速夺取霍、灵[119]，创造战场，以利将来作战。”随后，陈、谢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以小部阻击阎锡山部南下，隐蔽集中主力三个旅在临汾、浮山间待机捕歼胡宗南部的第一师。

8月22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各首长电，庆祝晋冀鲁豫野战军出击陇海路战役取得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的大胜利[120]，并指出：“望集中主力至少十八个团于路北休整，补充新兵，以利再战。”“凡无把握之仗不要打，打则必胜；凡与顽正规军作战，每战必须以优势兵力加于敌人，其比例最好是四比一（四千人打一千人，四万人打一万人），至少是三比一，歼其一部，再打另一部，再打第三部，各个击破之。望以此教育干部，克服战役上及战斗上平均用力普遍求胜之轻敌观念”。随后，当东西援敌靠近时，晋冀鲁豫野战军顺利地转移到陇海路以北休整。此次出击陇海路战役，共歼敌一万六千余人。

8月23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电，通报如下：“蒋介石直接向我进攻之兵力，伪军及保安队不算，单算正规军计有汤恩伯[121]十一个旅（扬州、如皋线），薛岳[122]三十五个旅，刘峙三十个旅，程潜七个旅，胡宗南十六个旅（晋南、陕南及边区），王耀武[123]十四个旅，孙连仲[124]十四个旅，杜聿明[125]二十四个旅，共计百五十一个旅。这是最高限度的兵力，全部摆上来了，难再增加，即增为数不大。我们任务就是要从这一五一个旅中歼灭约四十几个旅，就能解决问题。过去在东北歼灭的不算，热河及胶济线歼灭小部亦不算，午元至未马[126]共已歼十个旅。”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李先念、戴季英，文建武、任质斌电，通报刘邓军出击陇海路后在民权以南又歼敌一个旅另一个团，迫使刘峙仓卒从陕南、豫西南和鄂西、鄂中调兵应战，指出：“我陕南、豫西、鄂西各部乘此时机，部队越分散越好，控制的地方越广大越好。给养被服可用此法解决，疲劳体力可用此法恢复，民众武装可用此法培植（只有培植了民众武装才算生根）。”

8月2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热河分局以及李立三、伍修权、边章伍[127]、周恩来、叶剑英电：“最近三个月，国、美密谋诱致林彪、陈毅、李先念、贺龙诸重要负责人去大城市谈判，企图羁留他们，以利进攻，但为我识破拒绝。最近国、美密谋在进攻热河之前诱致李运昌，现已拒绝。蒋军攻热得手后，将攻哈尔滨，彼时可能又发生诱骗企图，望东北局及李、伍、边先有精神准备，切勿上当。八个月来我们受国、美密谋欺骗之事极多极大，应当提高警惕性。”

8月25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李先念、文建武、任质斌和王树声、刘子久、罗厚福、文敏生[128]电，指示：“你们解决衣服时不必一律做军装，最好穿便衣，以便与民众打成一片，目标又小。”本日，又起草中央军委致方正平[129]并告李先念、文建武、任质斌电：“我军恢复疲劳后，必须着重歼灭反动保安团队（不反动者则联络之），才能建立根据地。但目前时期不要打任何县城，以免引起大的震动。”

8月2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并告刘伯承、邓小平，张云逸、黎玉电：“现在秋高水落，正是歼敌时机。薛岳手中有三十几个旅，我军不论在津浦线上，在陇海线上，或在两线之间，或在他处，总之，必须寻找机会，歼灭薛部正规军八个至十个旅（刘邓则须歼灭刘峙八个至十个旅），方能初步解决问题。”

8月2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各野战军、各军区首长电，通报粟裕、谭震林部的作战经验，指出：“我粟谭军从午元至未感[130]一个半月内，作战六次[131]，歼敌六个半旅及交警总队五千，造成辉煌战果。而我军主力只有十五个团，但这十五个团是很充实与很有战斗力的，没有采取平均主义的补充方法。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例如未宥[132]集中十个团打敌两个团，未感集中十五个团打敌三个团），故战无不胜，士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优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并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

同日　关于热东、冀东作战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程子华、李运昌并告聂荣臻、萧克、刘澜涛电，指出：“（一）蒋军进攻计划是先攻热东、冀东及长城线，以一部向承德佯攻，俟热东、冀东及长城线得手后，再以全力攻承德；（二）你们应动员全力在热东、冀东及长城线上打击与消耗敌人，迟滞敌人前进时间，对佯攻承德之敌必须给以有力回击以阻止之；（三）上述斗争时间愈延长，愈对我先取大同再取平汉之作战计划有利。”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张宗逊、罗瑞卿并告聂荣臻、贺龙电：“（一）蒋军北线作战计划规定，大同属十二战区[133]，傅部有相机占领卓资山、凉城之任务；（二）你们必须立即开始部署歼灭傅军向卓资山、凉城进攻之部队，同时不影响我对大同之攻击；（三）你们所得情况如何，歼灭傅部把握如何，及是否可以不影响对大同之攻击，均盼告。”本日，张宗逊、罗瑞卿致电中央军委并聂荣臻、贺龙，报告：“大同战役计划本已包括打击傅顽出援在内，在野战中消灭傅顽一个到两个师是比较有把握的。进行对傅作战时，大同亦能围困和保持既得阵地，俟消灭傅顽后，再回师继续攻击夺取之。”

同日　国民党军集中三个军向冀热辽解放区中心城市承德进攻，冀热辽部队主动放弃承德。

8月2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电，指出：“现在敌人逐步向东企图打通陇海线，并威胁淮阴、临沂，我军必须寻找机会歼敌。我军休整一个月之计划事实上不可能，将使自己陷入被动地位。你率主力应在睢宁以东地区待机，仿粟裕办法，集中主力歼敌一部，休整若干天又打，打后又休整若干天，如此常保高度士气，纪律亦可改善。九月正是作战时机，刘邓军、中原军均希望你军配合。此时不打，敌占地愈多，威风愈大，我士气民气均将受损，故必须寻机作战，灭敌人威风，壮自己志气，每次歼敌一团一旅，打五六次，即可造成有利局势。”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王震电：“庆祝你们到达边区的胜利。”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蒋军可能于十月向你们大举进攻，望利用九月加紧准备一切作战条件。”

同日　根据国民党军调集其主力第五军、整编第十一师、整编第三师等部共三十二个旅三十余万人，乘晋冀鲁豫野战军结束陇海路战役尚未休整之机，由郑州、徐州分路向鲁西南解放区内的定陶、曹县一带进行合击这一敌情，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电报指出：“俟第三师两个旅进至适当位置时，集中全力歼灭其一个旅，尔后相机再歼其一个旅。该师系中央军，如能歼灭影响必大”。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集中四个纵队五万余人，九月三日将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师诱至定陶以西，发起定陶战役，至六日将其全歼，俘敌中将师长赵锡田。七日，乘胜追击敌整编第四十七师，歼其两个旅。定陶战役历时四天，共歼敌四个旅一万七千余人。七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刘、邓电：“庆祝你们歼灭第三师的大胜利，望传令全军嘉奖。”“敌人尚有进攻力量，我军此次参战主力立即集结休整补充，准备再战。”《解放日报》于九月十二日发表题为《蒋军必败》的社论，指出这一胜利，“是继续中原我军突围与苏中大捷之后又一次伟大胜利。这三个胜利，对于整个解放区的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

8月3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谭震林并告陈毅，张鼎丞、邓子恢，刘伯承、邓小平电，认为粟、谭二十九日来电提出的争取七至十天休息，一面休整，一面包围海安的建议“所见甚是”。“不管敌情变化如何，一、六师至少休整十天加以补充。五旅攻占黄桥后，亦须休整，养精蓄锐，以备再战。”本日，华中野战军第五旅攻占黄桥。至此苏中七战七捷结束，共歼敌六个旅五个交警大队共五万三千余人，俘国民党将军十三名。

9月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周恩来并告叶剑英电：“同意你的估计及彻底揭露美蒋阴谋的方针，望坚决执行；目前只有这一方针才能与解放区胜利的自卫战争相配合，彻底击破反动派的进攻。”“各国人民觉悟程度日益增长，进步舆论日益发展，配合苏联坚决反对各国反动政策的活动，使整个局势日益有利于民主派，不利于反动派。”

9月2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李先念、任质斌、文建武电，强调应集中兵力着重消灭保安团，指出：“一日电悉。完全同意你们计划，望按具体情况粉碎敌之进攻。作战时，着重打保安团。只要你们用各个击破方法歼灭大部分保安团，顽正规军即被孤立，那时再打正规军不迟。”“作战时应集中优势兵力打敌一部（例如集中一千五百至二千人包围歼灭保安团五百人），期于速决尽歼，得手后休整数日，再打第二仗。只要每次都是歼灭战，打三四个胜仗，即可开展局面。”

9月4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电：“蒋军北进可能极大，你们决定集中主力给北进顽军以坚决打击很对。望迅速将主力移至机动位置，隐蔽集结，准备作战，以歼灭顽军一个旅为目标。”随后，陈赓等率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以主力在晋西南的洪洞一带隐蔽集中，待胡宗南部整编第一旅于九月二十二日北进至临汾、浮山间官雀村时，将其包围，至二十四日将该旅四千余人歼灭。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谭震林并告陈毅电：“希望能于九月上半月完成东面作战任务，下半月休整，十月上旬攻取扬泰[134]线，中旬休整，下旬进入淮南作战。”这样，又一次延长了内线作战时间。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大同前线张宗逊、罗瑞卿电：傅作义九月一日部署进攻集宁，“望令丰镇守军沉着应战，于顽来攻时相机反击而歼灭之”。大同前线指挥部随即以主力北上寻求首先歼灭傅作义援兵，留下第三纵队等部继续围攻大同。六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萧克、刘澜涛并告张宗逊、罗瑞卿电，指出：“绥傅大举进攻，必须集中优势兵力迅速歼灭该敌。此战役归你们总负责，如何部署，速告。”七日，聂荣臻、萧克复电中央军委：“傅顽东犯，尚不能取得东西两面之直接配合，我先集中力量打傅顽与继续围攻大同，尚属有利”。当日，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起草复张宗逊、罗瑞卿并告聂荣臻、贺龙电：“集中十三个团于机动地区，于敌东进时于运动中或于其立足未稳时歼灭其一部，得手后再歼第二部、第三部，你们的部署很好，望按实情处理。”“命令集宁守军死守，任何情况下不许放弃，否则执行纪律。”

9月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电，提出：“无条件停战之要求，现在已感不适宜，蒋军已占我二十余县，其中有承德、淄博、台儿庄等要地，无条件停战可使蒋军获得休整以利再战，而我则不能恢复失地，因此必须开始考虑改变此要求。必须（一）蒋军退出被侵占之解放区，（二）蒋军从东北、华北、华中、西北撤退二分之一开往华南各省，方能保证停战之后不再打，否则无保证。我军现正开始动员起来，决心将蒋军驱出解放区，在六个月至八个月内，歼灭第一线全部进犯军三分之一，即一六二个旅中五十四个旅（阎傅马[135]及伪军保安队交警等不在内）。你们意见如何，望讨论见告。”八日，周恩来复电，认为中央决定歼敌三分之一力量的胜利以转变局势，是绝对正确与需要的。

9月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张鼎丞、邓子恢并告张云逸、黎玉电：“我刘、邓已大胜，对你们必有帮助。同意八师暂不北调，俟秋高水落，集中兵力在淮海歼敌，并与粟、谭南北配合[136]，巩固两淮[137]，开展局面。”

9月9日　关于粟裕、谭震林八日提出的撤围海安北上泗阳、稳定两淮局势的建议，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谭电，指出：“同意放弃海安，休整十天，准备向北机动。”此电改变了中央军委本月四日关于华中野战军攻取扬泰线和西进淮南的决定。

9月1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鄂西北区党委[138]各同志并告中原局电：“我们完全同意中原局八日电，以十五旅全部即调陕南，另派一部分力量到大洪山，联系当地力量发展大洪山根据地。这样，鄂西、鄂中、陕南成犄角之势，牵制蒋军一大部分力量，协助华北、华中、西北粉碎国民党进攻，这是你们的伟大战略任务。你们应把这一战略任务传达每一指战员，坚决克服归队思想。”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并告粟裕、谭震林电：“陈电决定待宿迁蒋军渡运东进，我军准备于宿迁、新安、沭阳之间歼敌，或进至睢泗[139]地区歼敌，以打中央系为目标，不打桂系，此项计划甚好。待打一二胜仗后，台儿庄地区之敌必分兵南顾，不敢向鲁南深入，那时可将叶纵[140]南调和主力一起继续开展局面。”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张宗逊、罗瑞卿并告聂荣臻、贺龙电：“（一）张、罗九日十九时电悉。敌攻集宁，正是歼灭傅部良机。（二）速令杨得志部四个团开到集宁西南地区作为最后决胜之用。（三）严令集宁防军死守一星期，我军主力务于三天至七天内彻底歼灭窜至集宁附近之敌。（四）歼敌方法最好将我主力突入敌后由西向东打，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例如四对一），先解决一个师，得手后再解决一个师，最后全部解决该敌。望按实情处理。（五）集宁附近之敌彻底歼灭后，乘胜收复卓资山，相机占领三道营、旗下营及陶林。”晋察冀、晋绥部队二十五个团于九月十一日包围了傅作义三个师并将其打乱，歼敌五千余人，但未能对已被打乱之敌组织连续攻击，而转兵西进打援，结果打援未能奏效，原已被打乱之敌又乘隙重新整顿，于十三日攻入集宁，继续向大同前进。晋察冀、晋绥部队于十六日撤除对大同的包围。

9月1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原局、鄂西北区党委、鄂皖边地委诸同志电，通报各地战况，并指出：在陕南、鄂西、鄂中、鄂东对付我中原军者共十四个旅，分属胡宗南、程潜、刘峙三人指挥。“我中原军的任务就是咬紧牙关，克服困难，在当地立稳脚跟，创立根据地，钳制这十四个旅，协助老解放区粉碎国民党进攻。你们过去两个多月英勇斗争已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中央希望并责成你们今后还要起同样的作用，全党全军均关心你们，你们不是孤立的。”

同日　对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送审的社论稿及来信[141]写如下批语：“不但澄清对美幻想，主要应澄清悲观思想，指出必胜前途，这是目前的中心问题。”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宋时轮，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电：“敌六个旅南下，两淮危急[142]，粟率苏中主力（一、六师）立即开两淮，准备配合陈宋主力彻底歼灭该敌。但陈、宋现应独立作战，务于粟、谭到达前歼灭南下之敌一个至两个旅，顿挫敌之前进，争取时间，以待苏中主力到达，协力歼敌全部。”华中野战军主力随即由海安兼程北上淮阴。但两地相距五百华里，一路经水网地带，又缺少船只，天雨不断。本日，谭震林于淮安电告中共中央和陈毅、宋时轮：“华中主力最快要二十号才能赶到两淮。”十二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电：“你们务必在泗阳、淮阴之间歼敌一个至两个旅，顿挫敌锋，以待粟谭主力到达，歼灭余敌。此战关系大局，望集中全力以赴。”十九日，两淮被国民党军占领。

9月13日　原杨虎城部组成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143]，毛泽东发去贺电：祝你们胜利地参加了人民军队大家庭，希望你们团结一致，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到底。

9月14日　周恩来向马歇尔提交备忘录，指出美国政府售与国民党政府八亿二千五百万美元的剩余物资和设备，使中国人民感到极大的不安与愤怒；要求美国政府在中国和平团结及联合政府未实现时，将决定售与国民党的物资船舶等全部冻结。

9月16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指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这种战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全歼，方能最有效地打击敌军，使敌军被歼一团少一团，被歼一旅少一旅。”“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李先念、任质斌、文建武电：“四分区反顽战斗迭获胜利，甚好甚慰，望传令嘉奖。”“望将陕南、豫西建立根据地的经验经常通知王、刘、罗、文及张体学[144]，鼓励他们学习照办。”

9月17日　接见当天到达延安的王震。

9月1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萧克、刘澜涛、罗瑞卿电：“我们同意你们十六日十八时电之精神[145]，除各方布置外，集中主力于适当地区待敌分路前进，歼灭其一个师（两个团左右），得手后看情形如有可能，则再歼其一部，即可将敌第一次进攻打破。”“此种歼敌计划，是在保卫察哈尔之口号下进行动员，但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使主力行动自如，主动地寻找好打之敌作战。如届时敌数路密集不利于我，可以临时决定不打。若预先即决定不打，则将丧失可打之机，对于军心士气亦很不利。”中央军委此电，实际上改变了原定夺取大同、保定、石家庄、太原四城和平汉、同蒲、正太三路的外线出击计划，而采取内线歼敌的方针。

9月1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王树声、刘昌义[146]、罗厚福、刘子久、文敏生电，指出：“（一）占领草店[147]歼敌一个营，甚慰，望传令嘉奖。（二）望鼓励各部多打此类胜仗，每次歼灭保安团一营一团，正规军一连一排，就能振奋军心民心，解决衣粮，建立根据地。”

9月2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告张鼎丞、邓子恢电：“我放弃淮阴后，各部主力撤至距敌较远地区休整，以一部扰击敌人，待一、六师到达之后，待敌分散有机可乘之时，各个歼灭敌人。依据苏中经验，敌分散占领我区，利于我各个歼敌，人民亦可从战争中获得锻炼，惟军事工业须迁往安全地点。”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察冀中央局并告在北平的叶剑英、李克农电，询问法学家陈瑾昆教授由北平到张家口后的情况，要求中央局向陈解释，因战争紧张，在他访延安时毛主席曾答应同他合办法律大学暂时不能开办，同时托中央局向他转致问候并在生活上给予优待。二十二日，毛泽东致电陈瑾昆：“今日阅悉尊著《余为何参加中共工作》，义正词严，足以壮斗士之志，夺奸邪之魄，拟付《解放日报》发表，并广播全国。蒋军正大举进攻张垣，拟请先生来延安共策工作之进行。”随后陈瑾昆到达延安。

9月2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陈毅、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电，同意他们的建议，集中山东、华中两个野战军，“统一指挥，向淮海行动，打开战局，望即按此方针坚决执行”。次日，为中央起草致陈毅等电，指出：“山野、华野两军集中行动，两个指挥部亦应合一。提议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如同意请即公布（对内）执行。”二十五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并告张云逸、黎玉、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电，指出以陈士榘任合并后指挥部参谋长为适宜。二十六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谭电：“山野、华野会合后第一仗必须打胜。”二十八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电，对两军会合后第一仗的打法提出意见：“（一）不要打桂系，先打中央系；（二）不要分兵打两个敌人，必须集中打一个敌人。”

9月23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刘澜涛并萧克、罗瑞卿电，提出歼灭进攻张家口之敌的部署：“作战时注意第一仗只包围一至两个团，集中最大兵力及全部炮兵攻击一点（切勿同时攻击两点以上），得手后扩张战果，逐一歼灭之。第一仗胜利后，依情况再决定新行动。”“先以一部阻敌，使其疲劳消耗，引其进入有利于我之地点，然后歼击之。”

9月25日　获悉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及地方武装在浮山城附近歼灭胡宗南整编第一师第一旅后，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等电，传令嘉奖作战部队。本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叶剑英及林彪、李富春电，通报这一胜利，并指出：“不管淮阴、菏泽、集宁甚至其他某些要地已被或将被敌占，我野战歼灭敌四五十个旅是完全可能的（七月至今已歼二十旅）。只要此目的达到，局面即将改观。蒋之后备已用尽，歼一旅即少一旅。”

9月27日　致信陆定一，指出：“文章的写法宜改变，因为在解放区军民中目前的中心问题不是对美蒋的幻想问题，存在这种幻想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向军民描写美蒋怎么厉害，怎么凶，这在七月以前是必要的，七月以后则不但不必要，且有副作用了。目前解放区军民心目中的中心问题是能否胜利与如何取得胜利，尤其在失了一些地方之后大家很关心。因此我们的文章与新闻立论之重点，不是说敌人如何压迫，如何凶狠，而是要解释敌人虽有二百师兵力，虽有美国援助，虽已经占去一些地方与还可能占去一些地方，但是有种种条件我军必胜蒋军必败。”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察冀中央局、冀热辽分局、冀东区党委电，提出平绥等地下一步作战的战略意图：“你区除阎、傅外，蒋军正规部队共为二十四个旅（师），你们首先应为歼敌三分之一即八个旅而斗争。”“此次平绥作战，必须力争打几个胜仗，每次歼敌一团一旅。如能在几次作战中共歼敌二三个旅，此次进攻即可粉碎。热河、冀东两区应积极行动多打胜仗援助平绥。”

9月2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南京中共代表团并叶剑英电，指出：“一切按照今年一月停战协定及政协决议解决问题。如国、美进行和平攻势，我们即提出双方退至一月十三日前的位置。这包括：（一）退出侵占地；（二）一月十三以后调动至长江以北的一切军队均须复员。这样咬住停战令与政协，便可击败一切无理进攻。”

9月29日　同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斯蒂尔谈话。在斯蒂尔问到美国调解中国内战是否已告失败时，毛泽东回答说：“我很怀疑美国政府的政策是所谓调解。根据美国大量援助蒋介石使得他能够举行空前大规模内战的事实看来，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借所谓调解作掩护，以便从各方面加强蒋介石，并经过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压迫中国民主力量，使中国在实际上变为美国的殖民地。”毛泽东还说：“蒋介石如能按照今年一月间的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决议处理中国政治军事经济等项问题，而不是按照所谓‘五项’或十项违反上述协定和决议的片面要求，那末，我们是仍然愿意和他共事的。”这个谈话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

同日　国民党军开始向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发起进攻。本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南京中共代表团并告中共驻北平军调部代表电，指出：“请向国、美提备忘录，如彼方攻张家口，即是表示最后决裂，一切后果由彼方负之，并公布备忘录。”三十日，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等公开发表声明指出，如果国民党政府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即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因此而造成的一切后果，均由国民党方面负责。

9月3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冯白驹、黄康、李振亚[148]电：“祝贺你们粉碎国民党进攻的胜利。希望全党全军团结一致，为消灭敌人扩大解放区而斗争。”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你们须力争于三个月内外歼灭薛岳七个至十个旅，刘、邓则担任歼灭五军及十一师，总之，今后一时期内主要打击薛岳，转换战局。”

10月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指示，总结全国规模内战爆发以来三个月战争的一系列经验，提出今后的作战方针和作战任务。指示指出：“除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基本矛盾，蒋介石无法克服，为我必胜蒋必败的基本原因之外，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过去三个月内，已歼敌二十五个旅。必须在今后三个月内，再歼敌二十五个旅左右，我军必能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三个月总结》。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刘澜涛，萧克、罗瑞卿电：“庆祝杨成武、王平所率各部在平汉线上之大胜利[149]，望传令嘉奖。”

10月3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提出：“你们是否已发动对邱、胡[150]的歼灭战？歼灭该敌目前正是时机。”本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鲁西南发起巨野战役，经四天激战，毙伤邱清泉、胡琏两部五千余人，双方形成僵持局面，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动停止进攻。

10月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电，指出：周恩来自上海返南京后，“须将过去无条件停战口气改变为恢复一月十三日地区与军队原状，以保证停战后不再破坏。这一问题不解决，其他一切皆不能谈”。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冀察热辽分局并晋察冀中央局电，同意分局来电提议，将分局、省委、区党委三机关合并，另设野战司令部（段苏权、黄火青分任司令员、政治委员），受军区指挥。恢复热河省政府，与冀东各自行使职权。党政军机关，照以上办法合并后，抽出大批人员充实下层及去东北。同时指出：“你们的中心任务是解决土地问题与多打胜仗两项。这两项互相配合，缺一不可。”

10月5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萧克、罗瑞卿并告聂荣臻、刘澜涛电：“你们已歼敌一个团，取得初步胜利，望令各部坚持各个击破原则，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每次歼敌一个团，至多不要超过两个团，分为多次，歼灭十六军全部或大部。”六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等电：“如敌十六军转入固守不利于我军继续攻击，即应撤回休整补充新兵，准备再战。”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办公厅在中央礼堂举行的盛大晚会，欢迎中原突围归来的将士及由京沪返延的廖承志等，对他们作了亲切的慰勉。

10月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电：“（一）闻傅作义一部窜至张北，必须立即击灭，巩固后方；（二）傅作义还可能以一部东进，你们必须准备击退该敌；（三）请考虑将平汉方面杨成武一个旅调回平绥。”

10月9日　周恩来向马歇尔提交备忘录。备忘录强调指出，只有立即无限期地停止进攻张家口，并将进攻部队撤至原防，才足以表示政府愿意重开谈判，避免破裂，否则一切严重后果，应由政府方面负全责。备忘录同时提出，关于停战问题，双方在关内应恢复一月十三日的位置，在东北应恢复六月七日的位置。

10月1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刘澜涛电，指出：“进攻张家口任务，蒋已交给傅作义。你们必须严防傅部于数日内进攻张垣，你们必须数日内布置好巩固张垣之防务。”本日，在致聂荣臻、刘澜涛的另一电报中要求：“你们应先在张家口设立坚固碉堡及防线，派兵固守。”十一日，晋察冀部队撤离张家口。国民党政府当天宣布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十二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聂荣臻、刘澜涛、萧克、罗瑞卿、张宗逊并转各纵队、各首长电，指出：“张垣失守后，傅作义部已极端分散，利于我各个歼灭。但目前我仍应以一部在张垣附近钳制傅军，我主力仍在东面原地依原计划歼敌，以期彻底击破东面之敌。”“目前你区敌人进攻，无论傅作义、李宗仁[151]均已达到顶点，其后备已经用尽，我们方面一城一地之得失无关大局，主要任务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

10月1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陈毅、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电：“你们仍照过去决定，集中山野、华野全军（包括八师）在淮海地区打几个大仗，开展局面，对淮海本身，对鲁南，对苏中，对配合刘、邓均好，对将来出大别山转入外线作战（几个月之后）亦有利。在此方针下，八师亦暂时不回鲁南。”

10月1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陈毅、张鼎丞、邓子恢、曾山并告粟裕、谭震林电：“望你们集中山野、华野全力（决不可分散）歼灭东进之敌，然后全军西渡收复运西[152]，于二至三个月内务歼薛岳七至十个旅，就一定能转变局势，收复两淮，并准备将来向中原出动。为执行此神圣任务，陈、张、邓、曾、粟、谭团结协和极为必要。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你们六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返电商贻误戎机），战役指挥交粟负责。鲁南方面由叶纵及各警备旅监视该敌，必要时可考虑将滨海警备旅派去。只要淮北胜利，鲁南之敌决不敢深入临沂。总之，转变局势主要依靠你军与刘邓军，而其关键是歼灭薛岳十至十五个旅（你们担任歼灭七至十个旅，刘邓担任歼灭三至五个旅），只要不再犯错误，此项目的是能实现的。”

10月17日　就国民党军占领淮阴后向苏北解放区沭阳、涟水东进情况，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电，指出：“此战关系极大，不宜打得过早，望诱敌深入沭阳附近，然后集山、华[153]，全力聚歼之。”

10月18日　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声明阐述中共在抗战结束后，为了求得国内的和平、民主所作的八次让步，以及蒋美得寸进尺，非迫使中共与中国民主运动完全消灭不止。声明指出：蒋介石十月十六日声明中提出的关于和平的八项条件[154]，只是为了再一次蒙蔽人民，以达到自己的野心。“本党诚不忍再使我痛苦的人民接受此项可耻的欺骗，所以本党没有旁的要求，只要求首先恢复信义。今日信义的神圣标准为何？这就是一月十日蒋介石、毛泽东、马歇尔三人亲自签署的停战令与一月三十一日蒋介石和全体政协代表一致通过的政协决议。本党为表示最后最大让步计，兹特郑重声明：今日一切会谈如欲有其真实结果，必须承认停战、政协两协定的神圣效力，即承认恢复一月十三日国共双方军事位置为一切军事商谈的准则，承认实行政协一切决议为一切政治商谈的准则。本党认为：蒋介石与马歇尔应该重视自己的信义和人格，没有任何理由推翻自己所签字的神圣协定。只要他们有这种最低限度的诚意，本党一定继续与他们通力合作，以求和平的真正实现，民主的真正开始。”

10月1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华中分局电：“同意将华中八分区与冀鲁豫六分区合组一个军区[155]，吴芝圃任区党委书记，张国华为司令员，属太行局领导，以利斗争。”

10月20日　关于中共机构疏散问题致信任弼时[156]，指出：“敌大军占焦作，将来有攻上党可能（虽然目前不会），太行并不怎样安全。目前中央机构，凡疏散至各区分配工作者均可进行”。

10月2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国民党和平攻势完全是欺骗，关内战争不会停止，必能使蒋军不易开东北。”二十五日，又为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你们的估计是正确的。中美反动派消灭解放区的政策不会改变，我党同志绝不要幻想恩赐和平，只在大量歼灭敌军有生力量，粉碎敌人多次进攻，并使解放区获得发展之后，暂时休战才有可能。在全国与东北均是敌强我弱，为改变此种形势起见，必须准备长期艰苦斗争。”

10月2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张体学电，对于他所率部队在大别山区的极端困难处境表示甚为关切，并告知现李人林[157]率部在大洪山活动；五师主力在陕南、豫西保存万余人，建立鄂豫陕边区；下分五个军分区；王树声、罗厚福两部在鄂西建立军区，下分五个军分区，部队亦保存万余。

10月25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并告萧克、罗瑞卿电，通告胡宗南部入晋后的动向，并指出：“我陈赓纵队原拟歼击北上之敌，因敌七个旅密集行军不好打，故转入临汾以南打敌后路，收复大部失地，亦是威胁敌之好方法。”

10月2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电：“如能在今后三个月内外再歼敌七八个旅，则蒋之进攻即可根本打破，苏北即可巩固，然后我主力再转至外线，似较有利。因内线作战歼敌较易，补充亦较易。大约在明春三四月间转入外线为适宜。”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询问：敌人尚有多少进攻力量？“内线作战歼灭敌人一半左右，失地大部收复之后应照前计划以主力向中原出动，此计划约在何时可以实现？”十一月一日，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复电中央：如果我们能消灭川军两个旅，王仲廉[158]两个旅，王敬久[159]两个旅，就可以打开局面，收复大部失地。三四个月实现此计划，是有可能的，届时尚可向南发展。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张云逸、黎玉电，询问：薛岳及王耀武尚有多少进攻力量？要求你们在鲁南及胶济两线于今后三个月内外歼敌约六七个旅，有此把握否？如敌切断陇海路，我粟谭主力是否尚可在苏北坚持斗争，以便在内线作战中继续大批歼敌？三十日，陈毅、张云逸、黎玉等复电中央军委：“整个华东局势，计胶济线、淮北、鲁南、苏中四个战场，目前不集中山野、华野全力彻底解决一面，战局难以改变。仍主张全力解决鲁南、鲁中之敌为主。”当天，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张云逸、黎玉电：“有十几个团在手，只要打得好，可使深入鲁南之敌彻底被打败。”“你们手里有十五个团，如能歼灭其两个旅，即可停止其进攻。”三十一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张云逸、黎玉，粟裕、谭震林电，指出：“敌既不打通津浦，又不切断陇海，而进攻临沂，其目的是欲调动我苏北主力北援（调虎离山），以便先解决苏北，然后以苏北、苏中主力（十二个旅以上）进攻山东，我们切不可上当。”

10月3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琼崖独立纵队冯白驹、黄康、李振亚二十六日电：“你们意见很对。你们应当坚决斗争，扩大军队，扩大解放区，学会集中主力打运动战，争取每次歼灭敌军一营一团，同时发展民兵游击队，配合主力作战。”

同日　和朱德设宴招待来延安访问的英国统一援华基金会会长克利浦斯夫人。

同日　和朱德等出席在中央礼堂举行的干部晚会，庆贺高树勋部邯郸起义一周年，并欢迎抵达延安的以范龙章为首的民主建国军[160]参观团和法学家陈瑾昆教授。

11月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彭真、高岗、陈云电：“酉世电[161]悉。你们作战计划甚好，望坚决执行。”本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等电：“除北满五个师绕道南进外，请考虑再加西满一二个师（旅）集中行动，更利连续作战”；“俟敌人分散疲劳后，南满两纵队主力宜集中行动，各个歼敌”。

11月2日　辽东军区十月三十日发起的新开岭战役本日胜利结束，歼灭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师八千余人。三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萧华[162]电：“（一）庆祝你们歼灭敌人一个师的大胜利，望对有功将士传令嘉奖；（二）这一胜仗后南满局势开始好转，望集结主力争取新的歼灭胜利。”九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萧华、江华、程世才、罗舜初[163]并告林彪等电，指出：你们此次作战经验很好。第一次集中五个团打二十五师未能奏效，第二次集中八个团打该师，就胜利了。“以后作战，凡打大一点的仗，总要集中十团八团兵力，最好能集中十二个团打，以期必胜。这是战役上必须集中兵力。”“战术上亦须集中兵力。你们世日[164]包围二十五师，东日[165]九次攻击皆未奏效。冬日[166]拂晓，集中炮火攻破南北山一点，从此扩张战果，即于半天内将该师全部歼灭。尔后作战，每次均须采用此种方法。”

同日　致电林平[167]并告周恩来：“请代向何香凝先生致问候之意，现战事日益好转，有把握粉碎反动派之进攻。我党方针是恢复一月十三日位置及实现政协决议。”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刘澜涛、萧克、罗瑞卿电：“如十六军将南下，以先打十六军再转平汉为好；如十六军不南下，则可转至平汉作战。”“你区须再歼敌六至七个师（旅），方能停止敌人进攻，而这是完全可能的。”十一月上旬，国民党军第十六、第九十四军向晋察冀解放区的涞源进犯，晋察冀野战军以伏击手段歼灭第九十四军第一二一师先头部队三六九团，其余敌人退回涞水。六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刘澜涛、萧克、罗瑞卿电：“庆祝你们歼灭九四军之三六九团及另一营，望传令嘉奖。”“从本月起，你们应为歼敌七个正规旅而奋斗。”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电：“望集中一纵、八师全力包围敌一个旅，以几天几夜之作战歼灭之”。山东野战军于十日至十一日进行台儿庄至枣庄公路线反击战，歼灭国民党军第七十七师一部。

11月3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下一步你们究打敌何部，可依那时情况再决定，总以拖住邱、胡不使加入鲁南为原则。”“薛岳所属李默庵[168]（苏中）、李延年[169]（苏北）、冯治安[170]（鲁南）、王敬久（鲁西）、王耀武（胶济）及直属各部共达八十个旅，为全国第一个强敌，而我苏中、苏北现处困难中。如邱、胡加入鲁南，切断陇海，则苏中、苏北难于支持，极为不利，此种情况望加注意。”

11月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决定陈云去辽东，任南满分局书记兼南满军区政治委员。十二日，中央决定萧劲光任南满军区司令员，萧华任南满分局副书记兼南满军区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

11月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察冀中央局和冀热辽分局电，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平绥线及平津线以北三个区党委归冀热辽分局领导为适宜。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南方各省工作方针的指示，指出在全面内战形势下，南方各省乡村工作应采取两种不同方针：（甲）“凡有可能建立公开游击根据地者，应即建立公开游击根据地，原有各根据地如海南岛，如南路、中路、西江、北江、东江、闽南、闽西，应鼓励原有公开或半公开武装紧紧依靠群众继续奋斗，不应采取消极复员政策，长敌人之志气，灭自己之威风。现在南方各省国民党正规军大批调走，征兵征粮普遍施行，正是我党发动游击战争的好机会。”（乙）“凡条件尚未成熟之地区，则采取隐蔽待机方针，以等候条件之成熟。此种地区在目前当然是占多数，但其目标仍是积极准备发动公开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之各种条件，而不是不管条件是否成熟一概采取长期隐蔽方针。”

11月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南京中共代表团并告叶剑英电：“据悉蒋介石拟于十一号下虚伪的停战令，你们有所闻否？我们准备事先揭穿他。”本日，蒋介石发表声明，宣布其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将于十一月十二日如期召开，并发布所谓“停战令”。事实上，国民党军仍继续向解放区进攻。十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廖承志发表声明指出：“此次停战令和历次的一样，不是什么‘停战令’，而是继续大打的作战令。”“如果蒋氏欲证明他对和平具有诚意，那么，他就应当：（一）下令停开一党包办的所谓国大，（二）恢复一月间第一次停战位置。”

11月9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在延安的党政军民中公开动员保卫延安（但暂不登报），一切笨重器材在一两个月内疏散完毕。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萧克、罗瑞卿、刘澜涛电：“只要能大量歼敌，先打九十四军或五十三军再打十六军也好，你们应争取每月歼敌两个旅左右，三至四个月歼敌六个旅左右不是不可能的。手里要经常掌握十二至十八个团一起行动，要能一次包围敌一个师（三个团）而歼灭之，就能打开局面。”

11月10日　获悉胡宗南于本月上旬下令抽调在晋南的四个旅入陕，准备进攻延安，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电：“你们到吕梁后看情况，如胡军向延安急进，则你们亦急进；如胡军缓进，则你们可攻占吕梁各县，待命开延。”二十四日，获悉胡宗南又令整编第一师从陕西禹门口东渡返回晋西南后，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电：“务于数日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隰县、蒲县、乡宁、吉县、大宁等五县，并准备在蒲县、乡宁地区歼灭整一师可能向我进攻之部队。”十一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十二日，陈赓等率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进入吕梁地区，在三五九旅、独四旅的配合下，连克中阳、石楼、永和、大宁、隰县、蒲县等城，迫使胡宗南急令已入陕的整编第一、第九十师东返晋西南。

11月14日　复信东北局宣传部部长何凯丰，并为《东北日报》题写报名。信中说：“书四本及来信已收到。报头写了一个如左，请斟酌采用。你身体谅好些？我病了大半年，现好得多了，大约再有半年，当更好些。各同志均此问候。”

11月15日　国民党单独召集的“国民代表大会”在南京开幕。除依附国民党的青年党、民社党和少数所谓社会贤达外，第三方面人士大部分未参加。本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电：“‘国大’已开会，除董及少数人留京外，周及其余各人宜即回延。”十六日，周恩来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坚决不承认这个“国大”，和谈之门已为国民党政府当局一手关闭了。十九日，周恩来由南京飞返延安，从即日起中共代表团改为中共驻南京办事处，董必武任主任。

11月1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蒋介石召开伪国大和准备进攻延安给各中央局的指示，指出：“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蒋介石军队在被我歼灭了三十五个旅之后，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总之，蒋介石自走绝路，开‘国大’、打延安两着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这个指示，第一次将“自卫战争”改称“人民解放战争”，并指出蒋介石的前途是灭亡。这个指示和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通知合为一篇编入《毛泽东选集》，题为《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

11月20日　得知豫北滑县战役捷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对孙震[171]作战大捷甚慰，如能扩张战果，再歼孙震一部，并准备歼灭王仲廉之可能的增援队则最好。”十八日至二十二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在滑县歼灭国民党军近两个旅一万二千余人。

11月21日　出席中共中央会议。周恩来报告国共谈判情况和国民党统治区情况。毛泽东最后讲话。他说：战后的世界变为美国反动派与世界人民的对立，在中国也反映这种对立，因此中国的斗争与世界有密切的联系。中国人民中间以及我们党内都有打不打的问题，但这个问题现在是解决了，剩下的问题便是胜不胜。现在揭破蒋的阴谋、清除和平幻想已退为第二位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建立坚定的胜利的信心。我们说中美反动派外强中干，要藐视他们，这不是为了单单安慰鼓励自己，而有其事实根据。世界在进步，苏联在高涨，美国在面临危机。美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将成为世界的主要矛盾，因此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宽广的。我们的问题是要熬过明年一年，后年就要好转。美蒋威信降低之速是出于意外的，世界进步（在欧洲、在亚洲各国）之速是出于意外的。我们在国际国内都有广大的统一战线，这是基本问题。在土地问题上也并不妨碍我们团结地主，抗战时期减租减息也得罪了地主，但仍可以团结。土改完成后，在明年也可以对地主大拉一把，照顾他们的生活，让他们一样可以生产，富足起来。在军事上，歼灭战已经经历了事实的证明，过去至今已歼灭了三十八个旅，占七十五个旅的过半数。蒋介石的攻势是可以战胜的，经过半年到一年，消灭他七八十个旅，停止他的进攻，开始反攻，把他在美国援助下七八年积蓄一年内打破，达到两党平衡。达到了平衡就很容易超过。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就可以再向长江以南。约三年到五年，解决土地问题，这是一切工作的根本。南京谈判是有了成绩，达到了教育人民的目的。现在是否提打倒蒋介石？做此工作而不提此口号，口号仍是一月十三日停战位置与政协决议。而且消灭他七十五个旅以后，美国还会加强援助，新的困难又会来，因此不但要准备三年到五年，还要准备十年到十五年。一方面要藐视他们，非此不足以长自己志气，灭他人威风；而另一方面要重视他们，每一仗都要谨慎。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第一次提出做打倒蒋介石的工作。

11月26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并告王震、罗元发[172]电，强调指出：要使全体指战员“人人明白，发展吕梁区是保卫延安、巩固太岳的重要条件”。

11月2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张云逸、黎玉电：“望令胶东密切注意八军行动，如该军有调东北征候，我军务须以积极行动抑留之。至要，至要。”

11月30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为朱德六十寿辰题词：“人民的光荣”。

12月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冀东区党委并告晋察冀中央局、冀察热辽分局电：“你区及热河就一般情况来说，暂时自然是以游击战为主的局面，但你们应经常集中三个旅（九个团）寻敌弱点打运动战，打不甚坚固之据点。以一部打正面，以主力打迂回，每次歼敌一个营、两个营至一个团，在半年内力争歼敌五六个团，收复可能收复之各据点。各分区则都是游击战争。”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察冀中央局电：“同意照刘邓区[173]组织方式，指导重点放在前线，现有之野战司令部取消，其人员合并于军区。”

12月9日　在王家坪会见西方记者，回答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在回答国民党是否仍然企图进攻延安时说：进攻延安的计划是早已定了，还要打，但我们有很大可能把进犯的军队给打垮。在回答中国国内局势是否就要打下去时说：是要打下去，因为人家要打。中国共产党现在的方针仍然是尊重政治协商会议的路线，并为恢复一月停战协定的位置而奋斗，现在召开的非法的分裂的“国民大会”，应该解散。在回答中国共产党现在是否不受停战协议的约束时说：停战协定早已让人破坏了，我们当然不再受它约束，将来的谈判就是看战争的结果而定。在回答所谓美国人完全支持蒋介石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排外的缘故时说：共产党并不排外。现在有两种美国人。马海德、李敦白、史沫特莱、斯特朗这样的美国人，我们都欢迎。不光是这样的人，就是反对我们的人，我们也愿意让他们到解放区来看一看，只要做一些比较公道的报告就对我们有好处。希望记者都成为人民的代言人，而不要成为反动派的代言人。在回答人民代表会议是否准备召开时说：现在还没有召开，将来是一定要召开的，因为它是人民的代表会议，至少也要总结一些工作经验。在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反对中美条约[174]、将来共产党得势后是否废除这一条约时说：中美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将来一定废弃。十一月四日是中国新的国耻纪念日。这个商约应该废止，另订平等条约。在回答现在世界局势是否还是有利于民主运动发展时说：民主运动现在更高涨了。从今年二月至今美国帝国主义分子所干的一套都是违背人民意志的，快要失败了。美国反动分子与美国人民是有区别的，反动分子想独霸世界，势必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美国反苏是放烟幕弹，想独霸世界，首先就是损害中国和英国的利益，其次就是美苏间的中间地带。在回答是否欢迎英国对中国进行调解时说：英国现在没有勇气反对美国政策，它跟着美国走，中国问题还是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但欢迎外国的技术帮助。在回答中国共产党对香港问题的态度时说：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将来可按协商方法解决。

12月上旬　国民党集结重兵进攻南满，南满解放区仅剩四个县比较完整，南满分局书记陈云主持纵队以上干部参加的七道江会议，决定坚持南满根据地以钳制国民党军对北满的进攻，并得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批准。十三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并告东北局电：“在目前情况下暂取守势，力求拖延敌对北满之进攻，并准备迎击敌之进攻，部署甚妥。南满方面应集中主力各个歼敌，收复失地，于拖延敌对北满进攻必有帮助。”据此，东北民主联军采取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南打北拉、北打南拉的方针，破坏国民党军先南后北、各个击破的计划，迫使东北的国民党军处于南北两面作战的不利状态。

12月1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并告陈毅、张鼎丞、邓子恢电：“（一）庆祝盐城大胜[175]，望对指战员传令嘉奖；（二）望粟即日北返，部署沭阳作战；（三）一师及皮旅[176]于结束追击战斗后休息二三天，即行北返。”粟裕接此电后立即自盐城北返，于十二日同由山东南下的陈毅会合，筹划在淮海地区歼敌。

12月13日　得知国民党军整编第十一师由晋冀鲁豫战场调到苏北，会同整编第七十四师等部共二十五个旅进攻苏北后，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谭震林并告陈毅，张鼎丞、邓子恢电：“整十一师到达宿迁后，必配合六十九师及预三旅[177]等向沭阳进攻。惟有歼灭该敌，方能保持沭阳在我手中。如沭阳失守，华野主力即难在苏北继续作战，有被迫转至鲁南可能。对此点必须严重估计到。你们对此意见及部署如何，盼告。”本日，整编第十一师、整编第六十九师在苏北由宿迁分别向新安镇、沭阳进犯。十五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陈毅、粟裕电，同意他们的决心和部署，即先集中二十三个团在宿迁、沭阳间歼敌；除阻击整编第十一师外，集中三倍兵力围歼整编第六十九师。当天，山东、华中两野战军发起宿北战役，至十九日，在宿迁以北歼灭整编第六十九师师部及三个旅，共二万一千余人。

12月16日　中共中央会议听取周恩来汇报蒋管区工作。会议决定设立中央城市工作部，周恩来为部长，李维汉为副部长。会议还决定设立香港分局。

12月1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粟裕电：“如果你们四面之敌不好打，似以南下寻歼八十八师，恢复嘉、巨、金、鱼、城、单[178]各地，调动邱清泉东进而歼灭之，较为有利。”晋冀鲁豫野战军于三十日向巨野、金乡、鱼台之敌发起突然进攻，一九四七年一月十六日巨（野）金（乡）鱼（台）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一万六千余人。

12月1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王震、彭绍辉、罗贵波[179]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等电，通报向吕梁地区进攻的国民党军动向，并指出：“此次作战，不但保卫吕梁，而且有保卫延安意义。你们应迅速集中兵力于蒲县附近地区，准备连续战斗，以歼敌两个旅为目标。”随即，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和晋绥野战军、太岳军区各一部在晋西南歼灭胡宗南一部。二十六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王震电：“你们最近两仗打得很好，每次歼敌一个营，若能再打几个这样的仗，就可等于一个大胜仗。”二十八日，进入吕梁地区的胡宗南部被迫撤退，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又将其后卫第六十七旅歼灭。吕梁战役于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结束，共歼敌一万零七百余人。

12月22日　复电暹罗[180]华侨建国救乡联合总会等七十一个华侨团体，称赞这些团体关于反对国民党片面召开“国民大会”的来电“义正词严”，表示“至深钦佩”。复电申明全国人民对国民党召开的非法的分裂的一党“国大”及其通过的所谓宪法决不承认。“今后本党决为恢复政协路线与恢复一月十三日军事位置而奋斗到底。尚望海外同胞一致努力，以实现祖国之独立、和平、民主。”

12月24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谭震林，张鼎丞、邓子恢电：“敬电[181]悉。主力似不宜分散，如放弃七十四师不打，似宜集中二十五个团（包括四师、九师、十纵、警旅在内）左右兵力于鲁南地区，歼灭二十六师，迫退冯治安部，然后相机出淮北较为有利”。次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粟电，指出：“鲁南战役关系全局，此战胜利即使苏北各城全失亦有办法恢复。你们必须集中第一、第六、第八、第四、第九、第十各师及一纵、警旅等部，并有必要之部署准备时间，以期打一比宿北更大的歼灭战。第一仗似以打二十六师三个旅为适宜，因该师系鲁南主力，该师被歼，全局好转；若先打冯部，则恐一时不能解决鲁南问题。究应如何，望根据具体情况处理。”二十七日，山东、华中两野战军开始隐蔽北进鲁南。

12月2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陈毅、粟裕，张鼎丞、邓子恢电：“苏中、苏北、皖东敌占县城及要镇各县，我党必须坚持游击战争。第三、第四、第七各分区[182]，必须派部队派干部恢复工作。只要各分区各县能坚持游击战争，收复县城便有希望。”本日，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同意华中、山东两区合并给华中分局的电报稿，加写一段话：“敌愈向北攻，敌后必愈空虚，愈有利于坚持游击战争。派部队派干部恢复淮南、淮北工作必须立即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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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蔡博，蔡和森的儿子。

[2] 永福，即毛岸英，毛泽东的长子。

[3] 中共中央中原局1946年1月8日致电中央：由于停战最近有很大可能，又由于到豫北、华东没把握走通，我们已决定全部留原地坚持。

[4] 从1946年1月起，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该军的其他领导人员是：第二政治委员罗荣桓，副总司令吕正操、李运昌、周保中、萧劲光（兼参谋长），副政治委员程子华。

[5] 于再，昆明南菁中学教师。1945年在昆明学生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一二•一运动中牺牲。

[6] 何思敬，法学家。当时任延安大学法学院院长，重庆中共代表团法律顾问。

[7] 范明枢，当时任解放区山东省参议会议长。

[8] 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二十余团体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国民党特务捣乱会场，打伤郭沫若、李公朴及新闻记者等六十余人。

[9] 指东北的长春铁路全线及苏军完全撤退区域。

[10] 黄克诚、李富春，当时分别任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

[11] 吉伦，为马歇尔1946年3月11日返美述职后代理马歇尔在中国的工作的美方代表。

[12] 即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

[13] 林彪1946年4月4日在四平前线致电中共中央和东北局：“我此刻已到四平街……集中近六个旅的兵力拟坚决与敌决一死战。”

[14] 邓发，当时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民运工作委员会书记。1945年9月代表解放区职工出席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工会代表大会。1946年1月回到重庆。

[15] 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山东军区政治委员、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第27小组中共方面组长。

[16] 长哈齐，指吉林长春和黑龙江哈尔滨、齐齐哈尔。

[17] 真子电，指林彪1946年4月11（真）日子时电。电报说：根据目前东北形势及蒋介石继续增兵的情况，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迅速实现东北和平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为主，以免既不能保卫城市又损失了力量，造成以后虽遇有利条件亦不能消灭敌人。

[18] 文日，即12日。

[19] 当时驻守长春的是原伪满洲国的“铁狮”部队。

[20] 陈诚1946年4月3日接替张治中为军事三人小组国民党政府方面的代表，张治中奉国民党政府之命前往新疆。

[21] 指周恩来1946年4月16日夜致中共中央并转东北局的电报。

[22] 周保中，当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东满军区司令员。

[23] 指杨国夫任师长的东北民主联军北满军区第7师。

[24] 马德里是西班牙的首都。该城以30年代西班牙共和军和国际纵队在此顽强坚守而闻名一时。

[25] 马歇尔于1946年4月18日到达中国。

[26] 指李富春、黄克诚1946年4月18（巧）日午时致中共中央电，其中说：“新一军已到距四平七八里之地点，连日飞机助战，四平已难保持。目前最大问题，敌有新力量源源增加，而我无新力量增加。”

[27] 曹里怀，当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吉林军区司令员。

[28] 指彭真1946年4（卯）月19（皓）日为中共中央东北局起草的五条指示，即：一、除一部分干部及部队负责进行长、哈、齐等城市之攻取与巩固工作外，其他应在原地区加紧发动群众，特别是肃清土匪；二、大量抽出地方武装编成独立团、营，以便及时补充主力；三、在四平以北松花江以南准备新的战场；四、在防匪自卫口号下大量发展民兵；五、精简机关，绝大部分人员应分散下乡或到工厂去发动群众。

[29] 指国民党拟于1946年5月5日召开国民大会。

[30] 程世才、萧华、罗舜初，当时分别任东北民主联军南满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31] 卯号，即4月20日。

[32] 因中原军区部队大部分是原新四军第5师部队，当时习惯上仍将中原军区部队称为5师。

[33] 这个方案是：东北民主联军退出长春，国民党政府只派行政人员和平接收长春，不得派军队进入；同时，依据政协决议和整军方案，谈判解决东北问题。

[34] 这时，东北民主联军为保障四平侧翼安全，将主力向四平两侧延长防线至百余里，因而已无机动兵力。

[35] 罗瑞卿，当时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参谋长。

[36] 辰东，即5月1日。

[37] 詹才芳，当时任冀东军区司令员。

[38] 锦榆线，指锦州至山海关的铁路，今京哈线的一段。

[39] 1946年4月，薄一波、邓子恢、黎玉到达延安，参加刘少奇主持的汇报会。在会上，他们反映在深入减租减息的运动中，若干地区展开了清算斗争，农民利用清算租息，清算负担，清算抢掠和霸占，清算黑地和挂地，清算劳役及其他剥削等方式方法，使地主以土地偿还农民，地主土地大量转移到农民手中，实际上开始了土地改革。刘少奇听取汇报后，认为各地各搞各的，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政策，应发一个指示，以便各地有所遵循。于是，由刘少奇主持，薄一波、邓子恢、黎玉参加，胡乔木执笔，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这一文件经毛泽东修改过。

[40] 本溪于1946年5月3日被国民党军占领。

[41] 贺龙、李井泉，当时分别任晋绥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

[42] 李立三、伍修权，当时分别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第27小组中共方面政治顾问、参谋长。

[43] 锦热路，指锦州至承德的铁路，即今锦承线。

[44] 黄朱文纵队，指黄永胜任司令员、朱涤新任政治委员、文年生任副司令员的晋察冀军区热辽纵队。

[45] 林彪1946年5月18（巧）日致电中共中央和东北局，说：“四平以东阵地失守数处，此刻敌正猛攻，情况危急。”

[46] 在此电发出的前一天（5月18日），东北民主联军已撤出四平。

[47] 唐延杰，当时任晋察冀军区参谋长。

[48] 水东区，指河南省东部陇海铁路以南、新黄河以东地区，又称睢（县）、杞（县）、太（康）地区。当时为冀鲁豫军区第12军分区。

[49] 中国民主同盟张君劢、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梁漱溟5人提出的3项主张是：（一）共产党军队撤出长春；（二）国民党政府军不再进军长春，但进行和平接收长春；（三）现有东北政务委员会今后移驻长春，但委员会人选应由各方面包括东北地方有代表性的团体在内，进行协商推定。

[50] 滕代远，当时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军事顾问。

[51] 指射击、刺杀、投弹。

[52] 六十军系滇军，同国民党军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有矛盾。

[53] 曾克林，当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南满军区副司令员。

[54] 佳日，即9日。

[55] 寒日，即14日。

[56] 指华中军区1946年6月6（鱼）日致中共中央军委电。电报中建议：拟集中第1、第6两师及第7纵队，攻占扬州至泰州公路线上的宜陵、白塔两个据点，相机夺取泰州，以巩固南线苏中900万人口之富裕区。

[57] 聊博，指山东聊城、博平（1956年并入茬平县）。

[58] 杨苏纵队，指杨得志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的晋察冀军区第1纵队。

[59] 赵纵队，指赵尔陆任司令员的晋察冀军区冀晋纵队。

[60] 保府，即河北保定。

[61] 石门，即河北石家庄。

[62] 指1946年6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东北停战延长8天，至6月30日为止。

[63] 中共中央中原局1946年6月21日关于突围问题致电中央，建议“中央能允许我们在本月底即开始实施主力突围计划，即经鄂中，分两个纵队分别向陕南及武当山突围，然后转至陕甘宁边区”。

[64] 指华中军区所属淮南军区津浦路以东的第3分区和以西的第4分区。

[65] 指苏联。

[66] 粟裕1946年6月27日电告：在淮南集中大兵团作战，粮食、民夫和交通运输均极困难，目前主力集中于苏中，民夫及作战用具都已准备完毕，是否在苏中打一仗再西移。邓子恢、张鼎丞、粟裕、谭震林6月29日又电告：如苏中失陷、淮南战局万一不能速胜，则我将处于进退两难（苏中大部为水网，如被顽占据，不易夺回），如不在苏中打仗便西移，不仅对群众很难说服，即对部队亦难说服。30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电：“部队暂缓调动”。于是，华中野战军主力仍留苏中。

[67] 午灰，即7月10日。

[68] 宥，即26日。

[69] 三路，指平汉铁路、正太铁路、同蒲铁路。四城，指保定、石门（石家庄）、太原、大同。

[70] 杨、杨、郭，指杨得志、杨成武、郭天民，当时分别任晋察冀野战军第1纵队、第3纵队、第2纵队司令员。赵，指赵尔陆。1946年6月冀晋赵尔陆纵队和冀晋陈正湘纵队合编为晋察冀野战军第4纵队，陈正湘当时任司令员。赵尔陆，当时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第5小组中共代表。

[71] 1946年6月30日，东北停战延长8天的期限已满，蒋介石出于各方面的压力和兵力不足，宣布在东北继续停战。

[72] 菲里波夫，斯大林的代称。

[73] 蒋介石1946年7月1日通过广播演说公开发布给各战区长官的命令，声称：“如共军不进攻我军，则我军亦不进攻共军。”

[74] 巳三十，即6月30日。

[75] 孙毅，当时任晋察冀军区所属冀中军区司令员。林铁，当时任中共冀中区委员会书记、冀中军区政治委员。

[76] 李克农，当时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秘书长。

[77] 随、枣，指湖北随县、枣阳。

[78] 聂荣臻、刘澜涛1946年6月24日致电中央军委，建议：“如政治上许可，在步骤上以攻占大同为有利，然后沿同蒲路南归。”

[79] 张、罗、杨，指张宗逊、罗瑞卿、杨成武。

[80] 指陈正湘任司令员的晋察冀野战军第4纵队。

[81] 曾生，当时任山东野战军东江纵队司令员。

[82] 崞县，今山西原平。

[83] 兴安省、新黑龙江省、嫩江省，是国民党政府于日本投降后在东北新划任定的省份。当时国民党将东北划为9省，兴安省、新黑龙江省和嫩江省所辖范围为今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和黑龙江省西部。

[84] 指当时集结在鲁南的山东野战军。

[85] 指当时分别集结在鲁南、豫北的山东野战军和晋冀鲁豫野战军。

[86] 李公朴，爱国民主人士，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1946年7月11日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87] 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宋时轮，当时任山东野战军参谋长。

[88] 陈毅、宋时轮1946年7（午）月14（寒）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建议“立即执行前定作战计划，截断津浦南段、陇海徐西段，造成山东、太行主力在淮北之会合，准备渡淮作战”。

[89] 泰兴战斗，即苏中战役的第一仗，后称宣（家堡）泰（兴）战斗。

[90]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郑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91] 午文，即7月12日。

[92] 程潜，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主任。刘峙，当时任国民党军郑州绥靖公署主任。

[93] 陈赓，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司令员。

[94] 指1946年7月13日至22日进行的闻（喜）夏（县）战役。

[95] 闻一多，诗人、教授。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昆明民主周刊社社长，1946年7月15日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96] 王树声、刘昌义、张才千，当时分别任进入鄂西北的中原军区第1纵队司令员、副司令员、参谋长。

[97] 此处用的是旧番号。国民党军第99军和第58军，这时已分别改称整编第69师和整编第59师。

[98] 司徒雷登，1946年7月11日继赫尔利任美国驻中国大使。

[99] 谢富治，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政治委员。

[100] 指朝阳集战役。

[101] 俭，即28日。

[102] 艳，即29日。

[103] 世，即31日。

[104] 关向应，当时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

[105] 叶赖纵队，指叶飞、赖传珠分别任司令员、政治委员的山东野战军第1纵队。当时该部在山东北线（胶济线）的南侧。

[106] 文建武，当时任中原军区第2纵队司令员。任质斌，当时任中原军区副政治委员兼第2纵队政治委员。

[107] 李维汉，当时是南京中共代表团成员。

[108] 周子健，当时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

[109] 与此同时，在陕南的中原部队根据飞机抛下的执行小组的公函，派出张文津等为代表，直接找陕南国民党军交涉停战。国民党军却继续以重兵围攻，并于8月秘密杀害了中原部队派出的谈判代表张文津（干部旅旅长）、吴祖贻（干部旅政治部主任）和毛楚雄（干部旅工作人员、毛泽覃的儿子）。

[110] 黄林、张水泉，当时分别任河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111] 吴诚忠、张体学、熊作芳，当时分别任中原军区鄂东独立第2旅旅长、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

[112] 微午，即5日午时。

[113] 鱼日，即6日。

[114] 司徒，即司徒雷登。

[115] 安平事件，指1946年7月29日，驻天津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国民党军同冀东解放区部队在河北香河县安平镇的武装冲突事件。

[116] 苏中战役中的宣泰战斗，如（皋）南战斗和海安战斗，因连续进行，当时合称为苏中第一次胜利，将李堡战斗称为第二次胜利。

[117] 交通总队，即国民党政府的交通警察总队，系由戴笠指挥的忠义救国军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淞沪别动军（投降日伪后驻上海，改称税警总团）于1945年9月经蒋介石批准合编而成。该部配有美制武器，用于华中战场。

[118] 吴芝圃，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第8地委书记、华中军区第8军分区政治委员。

[119] 霍、灵，指山西霍县、灵石。

[120] 1946年8月1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第3、第6、第7纵队乘敌之虚，向陇海路出击，至12日，连克兰封、砀山等城镇、车站十余处，迫使敌军从围攻中原军的部队中抽出3个整编师救援开封，从徐州和蚌埠抽调“五大主力”中的两支主力第5军和整编11师救援砀山。13日至21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又在豫东连克杞县、通许、虞城等地。

[121] 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绥靖公署第1绥靖区司令官。

[122] 薛岳，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绥靖公署主任。

[123] 王耀武，当时任国民党军第2绥靖区司令官。

[124] 孙连仲，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主席北平行辕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

[125] 杜聿明，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令部司令长官。

[126] 午元至未马，即7月13日至8月21日。

[127] 边章伍，又名边章五，当时是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长春执行分部中共方面小组成员。

[128] 王树声、刘子久、罗厚福、文敏生，当时分别任鄂西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一副政治委员、第二副司令员、第二副政治委员。

[129] 方正平，当时任豫鄂陕军区副政治委员。

[130] 午元至未感，即7月13日至8月27日。

[131] 此时中共中央军委尚未接到华中野战军邵伯保卫战的报告，故称“作战六次”。邵伯保卫战上报中央军委后，《解放日报》乃称“苏中七战七捷”。

[132] 未宥，即8月26日。

[133] 1946年8月10日，蒋介石为促使国民党政府主席北平行辕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增援大同，将原属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所辖的大同划归第十二战区管辖。

[134] 扬泰，指江苏扬州、泰州。

[135] 阎傅，指阎锡山、傅作义。马，指国民党政府主席北平行辕第十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马占山。

[136] 这里的南，指华中野战军主力所在的苏中地区；这里的北，指山东野战军所在的淮海地区。

[137] 指江苏淮阴、淮安。

[138] 鄂西北区党委，由中共中央1946年9月1日批准组成，王树声任书记，刘子久任第一副书记，文敏生任第二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刘昌义、罗厚福、张才千、吕振球、刘子厚任委员。

[139] 睢泗，指江苏睢宁、泗阳。

[140] 指叶飞任司令员的山东野战军第1纵队。

[141] 指1946年9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的题为《蒋军必败》社论的送审稿。陆定一在送审社论稿时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在战争过程中，宣传上主要目标，为揭露美国，澄清同志对美的各种幻想。”

[142] 1946年8月上旬，山东野战军进攻泗县失利后，撤至泗阳休整。9月10日起国民党军沿运河两岸南下，进犯两淮（淮阴、淮安）。

[143]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杨虎城的第17路军被蒋介石撤销总部，缩编为第38军。该部第17师和55师分别于1945年7月17日和1946年5月15日在洛宁、巩县相继起义，起义后接受晋冀鲁豫军区领导。

[144] 王、刘、罗、文，指王树声、刘子久、罗厚福、文敏生。张体学，当时任鄂东独立第二旅政治委员。中原军区突围后，率部在鄂东坚持斗争。

[145] 聂荣臻、萧克、刘澜涛、罗瑞卿1946年9月16日18时电报说，平绥线处于敌人严重进攻之中，我已集结主力准备打击进攻之敌，保卫察哈尔。

[146] 刘昌义，当时任鄂西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147] 草店，湖北省均县县城以西的一个镇。

[148] 冯白驹、黄康、李振亚，当时分别任琼崖游击队独立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参谋长。

[149] 1946年9月29日至10月3日，杨成武、王平（冀晋军区政治委员）率晋察冀野战军1个旅和晋察冀军区各独立旅在平汉铁路北段发起大规模破击战，歼敌八千余人，控制铁路一百二十余公里，策应了平绥铁路东段的作战。

[150] 邱，指邱清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5军军长。胡，指胡琏，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11师师长。这两支部队属国民党军的“五大主力”。

[151] 李宗仁，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主席北平行辕主任。

[152] 指运河以西的淮北地区。

[153] 指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

[154] 蒋介石1946年10月16日提出的八项条件，主要内容是要中共承认其侵占广大解放区的既成事实，同意“恢复交通”和让其占领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并参加其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

[155] 华中8分区，原是淮北津浦路以西地区。冀鲁豫6分区即原冀鲁豫军区12分区，在陇海路以南，贾鲁河以东的睢（县）杞（县）太（康）地区，又称水东区。这两区合组为豫皖苏区党委和豫皖苏军区。

[156] 任弼时，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秘书长。

[157] 李人林，当时任鄂西北军区第4军分区司令员。

[158] 王仲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31集团军总司令。

[159] 王敬久，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27军军长。

[160] 民主建国军，是高树勋1945年10月率领起义的部队。

[161] 指1946年10（酉）月31（世）日林彪、彭真、高岗、陈云致中共中央电。其中说：敌利用松花江阻我北满部队，而集中主力进攻南满和西满，最近正布置攻洮南。但长春以北敌兵力较空虚。我拟以5个师兵力，以火车运输从哈尔滨经齐齐哈尔绕至松花江以南，再步行向敌发起攻势，以破坏敌攻洮南及策应南满。

[162] 萧华，当时任中共辽东省委书记、辽东军区司令员。

[163] 江华当时任中共辽东省委第二书记辽东军区政治委员程世才当时辽东军区副司令员兼第3纵队司令员。罗舜初，当时任辽东军区第3纵队政治委员。

[164] 世日，即31日。

[165] 东日，即1日。

[166] 冬日，即2日。

[167] 林平，即尹林平，当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书记兼港粤工作委员会书记。

[168] 李默庵，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绥靖公署第1绥靖区司令官。

[169] 李延年，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

[170] 冯治安，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3绥靖区司令官。

[171] 孙震，当时任国民党军郑州绥靖公署第5绥靖区司令官。

[172] 王震，当时任中共吕梁区委员会书记、吕梁军区政治委员、晋绥军区第2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元发，当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旅旅长兼政治委员。

[173] 刘邓区，指晋冀鲁豫军区。该军区在作战时组织指挥所到前方，平时指挥所合于军区。

[174] 中美条约，指《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通称《中美商约》，1946年11月4日，国民党政府同美国政府在南京签订。

[175] 华中野战军在1946年11月27日至12月7日的盐（城）南反击战中，歼灭由东台、兴化两路来犯之敌六千余人。

[176] 皮旅，指从中原突围至华中的皮定均任旅长的中原军区第1纵队第1旅。

[177] 即原属国民党军整编第57师的预备第3旅，这时已编入整编第69师战斗序列。

[178] 嘉、巨、金、鱼、城、单，指山东西南的嘉祥、巨野、金乡、鱼台、城武（今成武）、单县。

[179] 彭绍辉、罗贵波，当时分别任晋绥军区第2纵队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

[180] 暹罗，泰国的旧称。

[181] 指1946年12月24（敬）日陈毅、粟裕等致中共中央电，该电建议放弃歼击整编第74师，集中主力歼灭鲁南之敌。

[182] 第七分区，指淮北津浦路以东地区。

1947年　五十四岁

1月1日　在《解放日报》发表《新年祝词》，指出：“现在国民党当局还没有表示任何起码的和平意图，他们在美国政府指使下，正在忙于以分裂的‘国大’和独裁的‘宪法’来装饰自己，以便使他们的战争和美国的援助‘合法’化。但是只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坚持不屈不挠的奋斗，那么，在不久的将来，自由的阳光一定要照遍祖国的大地，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一定要在今后数年内奠定稳固的基础。”

同日　修改陆定一《对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一文，并加写一段话：“总而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切都变了，并正在继续变。在人民方面，是变得如此坚强，如此有觉悟，有组织，有决心，有信心。在反动派方面，则已变得如此横蛮猖獗，但又如此外强中干，众叛亲离，对于前途完全失去信心。可以预断，三年至五年后的中国与世界，其面目将比现时大不相同。全党同志与全中国人民，都应当为一个新中国与新世界而坚决奋斗。”

1月4日　关于一月二日发起的鲁南战役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电，指出：“（一）希望于歼灭二十六师之后，接着彻底歼灭七十七师。（二）第二步行动待此役结束后再定，但我们觉得沭阳得失无关大局，似以攻取台枣线[1]歼灭五十一师、五十九师，根本解决鲁南问题为最好。”

1月6日　关于加强对蒋管区学生运动的组织与领导，中共中央致电董必武并转上海工委、叶剑英、吴玉章、张曙时、方方[2]、林平：“此次平、津、京、沪学生的反美示威，成绩甚好，影响甚大。”“我党在蒋管区的工作，应尽量利用这次学运的成果，扩大民族爱国主义的宣传与活动。”“经过学生活动与报章揭露，要将这些宣传深入到工人、店员、妇女、城市贫民、工商业家、自由职业者乃至华侨中去，引起他们的响应，以扩大这一运动。”

1月1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粟裕电：“（一）歼灭一四〇旅、六十二旅各一部甚慰，如能歼灭该两旅全部开辟东南战场，于大局有利；（二）此战结束后，望相机攻占金、鱼、城、单、丰、沛[3]诸城全部或大部或一部；（三）迅速集中最大兵力（四十个团左右），准备打大歼灭战。”

同日　到杨家岭祝贺徐特立七十寿辰。为徐特立七十寿辰题词：“坚强的老战士”。

1月11日　关于东北民主联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中的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高岗、彭真电。电报指出：“（一）最近北满、东满开始打胜仗甚慰，包围其塔木一点，引起九台、吉林、德惠三处之敌无计划的增援，均被我歼灭或击溃[4]。这一经验指出，围城打援是歼灭敌人重要方法之一。利用结冰时期有计划地发动进攻，普遍寻找敌人薄弱据点，采用围城打援方法，大量歼敌，转变敌我形势，甚为必要。（二）南满四纵二十天敌后作战[5]经验亦指明，只有采取勇敢进攻方针，才是胜敌之道。他们还要勇敢一点，要敢于进攻一营两营驻守之敌而歼灭之，并且每次均一定要准备打援兵。（三）关内几个主要战场，我军开始取得主动，并且益发展成为大歼灭战。蒋介石的主要力量（薛岳八十个旅、顾祝同[6]三十个旅、胡宗南二十四个旅，共计一百三十四个旅）大批被歼灭。全国计算六个月零十天，共已歼敌正规军五十一个旅，至今年七月可能歼敌一百个旅左右，根本转变敌我形势。在此种情况下，迫使蒋介石以全力对付陇海线各战场，不可能向东北增兵，只要你们能用一切方法，将杜聿明现有力量（五军十五个师及技术兵种、保安部队等）加以削弱，例如平均每月歼敌一个师（相当于关内之旅）以上，一年内歼敌十二个师以上，就可使自己转入有利地位。如此打两三年（因敌被歼后又可补充），就可从根本上转变敌我形势，并建立巩固根据地。”

1月16日　致信法学家陈瑾昆：“从新的观点出发研究法律，甚为必要。新民主主义的法律，一方面，与社会主义的法律相区别，另方面，又与欧美日本一切资本主义的法律相区别，请本此旨加以研究。目前美蒋所提和谈，如过去一切和谈一样，全属欺骗性质，因其军事失败，企图取得休息时间，整军再战，我们切不可上当。”

同日　关于对美蒋恢复和谈阴谋所采取的方针，中共中央致电驻南京办事处，指出：蒋方已通知你们恢复和谈，并派张治中[7]来延安。根据目前形势，恢复和谈只利于蒋重整军队再度进攻。所谓恢复和谈全是欺骗，应使其恢复不成，彻底揭露其原形。毛泽东在这个电报上加写一段话：“对于美方调停，此时形式上我们虽然尚不公开正面反对，但实际上应拒绝之”。

1月1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王震、彭绍辉并告贺龙、李井泉电：“（一）攻克孝义[8]甚慰。（二）如平、介之敌向你们攻击，你们可于野战中歼灭之，而后夺取平、介；如平、介之敌不动，你们即应攻击介休，调动平遥及灵、霍[9]之敌增援而歼灭之，然后逐一夺取平遥、灵、霍，如此则孝义可巩固”。

同日　关于鲁南战役第二阶段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陈士榘，粟裕、谭震林电，指出：“目前除以一部打枣庄外，主力立即准备打欧震[10]，以歼灭欧部八个旅为目标，务于一星期内准备完毕。”十九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粟、谭电：“前电要你们迅速准备打欧震，但欧震集团北进甚速，数日内即将占领陇海线，如果各部准备不及，不能歼敌于立足未稳之时，则索性推迟至两星期以后发起歼击”。二十日，山东、华中两野战军攻克枣庄，鲁南战役结束。此役歼灭国民党军两个整编师和一个快速纵队共五万三千余人，俘整编第二十六师师长和整编第五十一师师长。

同日　关于发起豫皖边战役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粟裕电：“你们已击破方先觉[11]、刘汝珍[12]两部，形势极为有利，望乘胜展开攻势，向你们附近广大地区敌占据点中一切较薄弱可攻取者广为攻取，不论敌正规军、伪军、民团广为歼灭，收复大批失地。并不被铁路所限制，路北扫荡一时期，即可越过路南攻占大批县城市镇，北面有隙可乘又过路北行动”。“如此大约有两个月时间，即可将路北路南广大地区创造为机动战场，以便吸引邱军[13]及其他薛、顾[14]主力来此而歼灭之。大约在今年五月间主力即可向中原出动。”据此，晋冀鲁豫野战军决定分成陇海路北南两集团，分别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于一月二十四日开始发动豫皖边战役。

1月22日　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和晋绥野战军一部攻克孝义包围汾阳后，阎锡山立即调三个军由文水、平遥、介休分三路增援孝义、汾阳。陈赓、谢富治部署阻击援敌。本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电，指出：“照来电是采取防御方针，而不是采取进攻方针，即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诸路中之一路而迅速解决之。不要位于敌诸路之合击点上，而要位于敌之一翼。”据此，陈、谢以一部阻击北、中两路援敌，集中主力歼击南路援敌，至二十九日，在孝义东南地区歼灭该敌，并击溃北、中两路援军，共歼敌一万一千余人。

1月23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文建武、汪锋电，指出打大歼灭战必须注意两个条件：“（一）集中优势兵力包围敌军一部，每一仗只打一部分敌人，切不可同时打几部分敌人；（二）以主力打迂回，以一部打正面，切不可以一部打迂回，以主力打正面。你们如能实行上述两个条件，多打歼灭战，形势就会好转。”

1月2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董必武、王炳南[15]并告叶剑英电（其中第三条是周恩来加写的）：“（一）目前情况下董暂在上海工作，不要回宁；（二）王亦不要去看美蒋两方的人，对他们表示冷淡；（三）如美蒋两方再来人催询四条[16]回答，可告他们根本拒绝此四条，非完全接受我方两条[17]（最低限度），不能开谈。”

同日　农历正月初三，和朱德宴请延安地区劳动英雄、居民及驻军干部代表。毛泽东在讲话中，号召军民积极生产，改善生活，丰衣足食，婚嫁丧葬不要铺张，并强调军民之间、乡邻之间要和睦团结，争取和平光景的早日实现。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陈毅、饶漱石及华东局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我们已令刘、邓缩短内线作战时间至四月底为止，准备五月开始（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向中原出动，转变为外线作战。华东方面亦请按此计划办理，努力争取于五一以前在内线解决蒋军主力，并完成外线作战的一切准备条件（弹药、新兵、干部、经费等）。”

1月25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萧克、罗瑞卿电，指出：“打大歼灭战的两个条件：（一）以小部兵力钳制敌之其他部分，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一个敌人，决不可同时打两个敌人，也不可将很多兵力使用于钳制方面；（二）以一部打正面，以主力打迂回，决不可以主力打正面，以一部打迂回。希望你们按以上两条检查过去经验，部署新的作战，好好打几个大歼灭战。”二十日至二十八日，晋察冀部队进行保（定）南战役，歼灭国民党军八千余人，隔断了保定与石家庄敌军的联系。

1月28日　关于继续发展豫皖边战役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晋冀鲁豫野战军陇海路北集团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指出：“攻克曹、单甚慰。望乘邱军尚未到达之际，攻占铁路一段，调动商丘七十五师增援而歼灭之。”据此，北集团控制民权、商丘间铁路三十余公里，南集团歼灭由商丘救援亳县的整编第七十五师第十六旅大部。二月四日，豫皖边战役结束，歼灭国民党军九千余人。北集团攻克定陶、单县、曹县，南集团攻克柘城、太康、鹿邑、杞县、亳县。

1月2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萧克、罗瑞卿、刘澜涛、黄敬[18]电：“（一）连续攻克望都、新乐、定县，歼灭侯如墉[19]等部甚慰，望对指战员予以嘉奖；（二）你们已在平汉线取得主动，望在今上半年用围城打援、各个歼灭之方法，将平汉线上蒋系各军基本解决，以便下半年主力转入平绥线，解决傅作义。”

同日　美国驻华使馆发言人发表声明，宣布美国代表退出军事三人小组，并撤出军事调处执行部美方人员。次日，国民党政府宣布解散军事三人小组及军事调处执行部。

1月3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陈赓、谢富治、王新亭[20]并告贺龙、李井泉电：“同意四纵及二十四旅转移至平、介以东，补充新兵，整训一个月。王、彭、罗[21]率吕梁各部坚持吕梁。”

1月3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电，指出：“蒋介石企图于三月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22]以前击败我军。据南京息，蒋军日内即将进攻，似此甚有利于我在野战中大量歼敌。我军方针，似宜诱敌深入，不但不先打陇海路，即敌至郯马[23]地区是否就打，亦值得考虑，似宜待其进至郯马以北发起全力歼击，可连续打数个大歼灭战，使自己处于完全主动地位，丝毫不陷于被动（如打得太早即有打成胶着陷于被动可能）。”“此外，后方机关须迁至安全地点，临沂须准备万一失去。许世友、王建安野战军须立即组成[24]，开至胶济路南待机歼敌，以对付蒋方南北夹击之计。总之，此次蒋军孤注一掷，我军必须有全盘计划，准备以连续作战歼灭其十个旅左右，便可彻底打破其进攻，而这是完全有把握的。”

1月下旬　为统一和加强华东全军的领导，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撤销新四军番号，山东军区、华中军区合编为华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华东军区由陈毅任司令员，饶漱石任政治委员，张云逸任副司令员，黎玉任副政治委员，陈士榘任参谋长，舒同任政治部主任。华东野战军由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治委员，陈士榘任参谋长，唐亮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一至第十二纵队（缺第五纵队）和特种兵纵队。

2月1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分析国内形势，讨论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任务的指示。指示指出：“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指示强调指出：“为着彻底粉碎蒋军的进攻，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再歼蒋军四十至五十个旅，这是决定一切的关键。”为此，在军事方面，必须继续坚持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必须用一切努力加强炮兵和工兵建设。在巩固解放区方面，必须大力发展农业和工业生产，厉行节约，特别是要在三分之一尚未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实现“耕者有其田”。在会议讨论中，毛泽东说：中国的两个基本矛盾，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都未解决，因此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现在总的形势是，革命高潮快要到来。这种高潮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过三次，第一次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北伐战争，第三次是抗日战争，这三次都是全国规模的。第一次革命高潮无产阶级没有参加，第二次、第三次是我党领导的，但形式上是和国民党共同领导的，这次是我党单独领导的。凡是高潮，总是敌人有弱点，给我们以可乘之机，否则困难。这次高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正如文件上所说，这一形势是在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代替日本帝国主义与汪精卫的地位，采取了以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及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的情况下所造成的。蒋管区人民生活比抗战时期还要困难。全中国人民除了为独立、民主、和平而斗争外，再没有别的出路了。解放区的胜利越大，则高潮来得越快。《大公报》指出中国的三个前途：第一，政治协商的前途；第二，南北朝的前途；第三，十月革命的前途。中间派的报纸没有一个说蒋介石能统一全中国的。关于对待蒋介石问题，毛泽东说，今天对待蒋介石同抗战时期不同。就是在抗战时期蒋介石也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凡能对我进攻之处无不进攻。我们同他斗争的时间长，妥协的时间短。如果我们不在抗战时期坚决抵抗反动派的进攻，就没有今天的局面。日本投降后的和平谈判中，我们是受了损失的，在苏浙边、皖南和皖中、湖北，或是军队受了损失，或是人民受了摧残，但是，这是局部的，而且那时我们不仅在军事上需要而且在政治上也很需要。现在这个指示也没有堵死将来谈判和平的可能，我们还没有提出打倒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口号，实际上是要打倒他们。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

同日　中共中央发表关于不承认国民党政府一切卖国协定的声明，指出：“本党为了挽救祖国的危机，维护国家权益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尊严，兹特郑重声明：对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以后，由国民党政府单独成立的一切对外借款，一切丧权辱国条约及一切其他上述的协定谅解，与今后未经政治协商会议通过或未经征得本党和其他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各党派同意的一切同类外交谈判，本党在现在和将来均不承认，并决不担负任何义务。”

2月3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粟裕、谭震林电：“你们目前任务是拉住王敬久主力”。从本月中旬开始，晋冀鲁豫野战军同国民党军第五军、整编第八十五师周旋于民权、兰封和鲁西南地区，有效地牵制这些敌人，以配合华东野战军进行莱芜战役。

2月6日　关于举行莱芜战役，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告饶漱石、张云逸、黎玉，张鼎丞、邓子恢，刘伯承、邓小平电。电报指出：“（一）完全同意微未电第三方案[25]，这可使我完全立于主动地位，使蒋介石完全陷于被动。（二）一星期至十天内，全军在原地整训，对外装做打南面模样。待敌十二军占领莱芜，七十三军及四十六师占领新泰、博山之线，然后秘密移动全军（缺一个纵队），首先歼灭七十三军、十二军及四十六师，然后攻占胶济全线，时间须一个月至一个半月。此时南面敌人必已被动地深入临沂以北山地，我可全军回击，大批歼敌。总之，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力争主动，避免被动。（三）为使王耀武放手南进，我渤海区应停止攻击。”按中央军委批准的作战方案，华东野战军于二月十九日对莱芜地区之敌完成战役包围，二十日发起全线进攻，仅用三天时间歼灭国民党军七个整旅五万六千余人，俘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长官李仙洲及第七十三军军长韩浚，收复县城十三座，控制胶济铁路二百五十多公里，连同南线及胶济线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军七万余人。二十四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华东野战军电，祝贺莱芜战役的胜利。

2月1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陈毅、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电，庆祝他们歼灭郝鹏举[26]部及俘郝鹏举的胜利。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萧劲光、陈云、萧华电，庆祝在高丽城子及三源浦两地歼灭敌人之胜利[27]。

同日　为统一陕甘宁边区人民解放军行动签发命令：将独一旅、三五八旅、新四旅、教导旅、警备一旅、警备三旅组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司令员张宗逊，政治委员习仲勋，副司令员王世泰、副政治委员廖汉生，参谋长阎揆要，政治部主任徐立清。

同日　在延安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并同她谈话。[28]毛泽东说：中共愿意同国民党恢复谈判，条件是：双方恢复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停战协定签订时的实际控制区域；取消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由“国大”通过的“宪法”，恢复一年前各党派一致通过的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他又说：你在离开延安以后，一定会听到敌人传布的许多关于我们的所谓“暴行”的谣言。不过你一定记得你在许多地方看到过我们的部队，它是世界上若干最有纪律的部队之一。在谈到美国拥有原子弹时，毛泽东说：原子弹的诞生，也就结束了它的生命。全世界那些笨人在奢谈原子战争，但是原子弹在战争中已不能再度使用。它在广岛上空的大爆炸已炸毁了它自己。它的收效也就是它的死亡，因为全世界的人民都反对它。自然，原子能将继续予以发展，它的巨大的能力将为人们所利用。

2月2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萧克、罗瑞卿电：“今后行动应学习陈粟、刘邓、陈谢三区大踏步进退、完全主动作战的方针。你们部队休整若干天后，请考虑是否可以打第三军。其目的不在占地而在歼灭顽伪有生力量，并吸引保定以北之敌南下，利于第二步歼击之。”“总之，大踏步进退，不拘一城一地之得失，完全主动作战，先打弱敌，后打强敌，调动敌人，各个击破。”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粟裕、谭震林电：“你们应开至大名、冠县一带巩固地区休整，引诱吴绍周[29]部深入黄河以北，待我休补完毕然后歼灭该敌。”二十四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粟、谭，刘、邓电：“除以一部监视王敬久外，主力应集中于黄河以北巩固区域休整补充，待华东部队完成胶济任务后，准备相机会合两军歼灭欧、王[30]”。据上述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于本月底北越老黄河，进入朝城、范县老解放区，休整待机。

2月24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萧劲光、陈云、萧华并告林彪电，对他们在三保临江作战中歼敌一个团两个营，表示极为欣慰。

2月2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军队中组织党委会的指示，指出：“关于军队中党的组织形式，七大时已有原则决定，应根据古田会议决议的原则，组织军队中各级党委会，以避免军队中单纯的首长制所产生的一些缺点。根据晋冀鲁豫实行这种改组的经验，证明这种改组是正确的，举凡关于作战、工作、政策及干部等问题，除紧急情况之处断应由首长担负外，在一般情况下，经过军队中各级党委会之民主讨论和决定，再由首长执行，较少数首长人员之间商谈解决，更为全面与适当，因而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作用，使各种工作能更好的进行。”指示要求各部队在中央草拟的军队中党的组织条例尚未公布前，可根据晋冀鲁豫经验及其文件实行改组，并将经验电告中央。据此，人民解放军团以上部队党委会先后成立。

2月2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电：“此次大举进攻[31]时机甚好，歼灭城子街敌五个营，占领九台、农安，极为欣慰。”

2月底　人民解放军自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二月，八个月歼灭国民党军队七十一万余人，蒋介石全面进攻解放区的计划遭到破产，被迫于三月初改为重点进攻，即将主要兵力用于进攻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国民党根据这个方针，纠集三十四个旅二十五万人的兵力，准备从南、北、西三个方向对陕甘宁解放区发动进攻，企图占领延安。

3月2日　中共中央负责人就国民党政府迫使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办事处撤离一事[32]发表评论说：“蒋方这一荒谬措施，无论是出于蒋介石本人的命令或是其地方当局的胡作非为，都是表示蒋方已经决心最后破裂，放手大打下去，关死一切谈判之门”，“妄图内战到底，实现其武力消灭中共及全国民主势力的阴谋”。“蒋介石这一荒谬步骤，如不立即改变和放弃，那真是他自己走到了绝路，一切后果应由他负责。”

同日　胡宗南部整编第二十九军一部进入陇东庆阳地区，企图吸引我军西调，然后集中全力袭取延安。毛泽东及时指出，集中全力歼灭其一个旅。据此，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一部向进入西华池（属合水）之敌第四十八旅发起攻击，至五日歼敌一部，并击毙其旅长。

同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对付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的问题。

3月6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饶漱石、张云逸、黎玉、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指出：“你们主力五个纵队争取休整半月以上，甚为必要。至下一步行动，目前可从几个方案考虑，待敌情发展再行决定。但考虑行动应以便利歼敌为标准。不论什么地方，只要能大量歼敌，即是对于敌人之威胁与对于友军之配合，不必顾虑距离之远近。转入外线之时间，现亦不必顾虑，因五师主力一部已渡河到达太岳，一部正待机北渡，鄂西王树声部一部已渡江去湘西，一部留原地。因此，中央原令你们提早转入外线援助五师之计划，现可改变，大约本年全部时间均可用于内线作战。”

3月7日　董必武率中共驻上海、南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乘飞机回到延安。

3月8日　吴玉章率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乘飞机回到延安。

同日　关于在蒋管区发动农民武装斗争问题，中共中央致电上海分局书记刘晓转告曾镜冰[33]：“目前蒋管区后方甚为空虚，许多省份只有保安团并无正规军，特别东南各省为然。蒋如在前线大败，有些地方保安团也会抽赴前线，而财政经济愈破产，人民生活愈不得了，不论城市乡村的群众斗争情绪和要求亦将会增长增高。”你们“应多从人民为生存而斗争的口号着想，以利群众斗争的发动、深入和继续。在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上，你们也可先从合法斗争形式上建立群众基础，先从敌人力量较薄弱的地方发动武装斗争，求得生存和发展，尤其在组织上，开始不要铺张门面，过分刺激敌人反易招致敌人过早过大的打击”。

3月9日　关于发展豫北攻势作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薄一波等电：平汉作战可推迟至二十四日开始行动。你们作战目标，“专打平汉线及道清[34]西段之敌，第一仗即将后方移至太行，由西向东打三十二师等部。究应如何打法，请按情酌定。陈谢王所部尔后即归你们指挥”。据此，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于本月二十三日发起豫北攻势作战，至五月二十五日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四万余人，俘暂编第三纵队司令官孙殿英、第二快速纵队司令官李守正，解放县城九座，控制平汉线一百五十公里，迫使豫北的国民党军缩踞于安阳、汲县、新乡等几个孤立据点。

3月1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电，提出：“三月份可全部作为休整时间，你们全军彻底休整一个月，以利尔后作战。”在华东野战军休整期间，蒋介石为了实施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撤销徐州、郑州两绥靖公署，组成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主持的“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统一指挥原徐州、郑州两绥署的部队；将王敬久集团自冀鲁豫战场调至山东，将“五大主力”中的三个主力部队即整编第七十四师、整编第十一师、第五军分别编入三个兵团，在山东战场上的总兵力达二十四个整编师六十个旅约四十五万人。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张宗逊、习仲勋、王世泰、廖汉生电：“（一）西安确息，胡宗南准备伞兵千人，寅齐[35]在西安集中，待命起飞袭击延安；（二）望着新四旅立即开延安，以两天行程赶到延安附近，保卫延安为要。”

3月1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晋冀鲁豫中央局电，同意他们提出的苏、杨两纵队合并成一个纵队（第一纵队），杨勇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

同日　上午，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撤离延安。下午，国民党军飞机轰炸延安。

3月12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萧克电：“你们作战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能歼灭敌人，就是对于他区的配合”。

同日　由枣园搬到王家坪解放军总部办公。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叶剑英率中央机关一部分人员离开枣园北上，转移至子长县（瓦窑堡）的王家坪。

3月13日　拂晓，胡宗南军十五个旅十四万余人，分兵两路，右集团董钊[36]，左集团刘戡[37]，同时自宜川、洛川一线向延安发动进攻。保卫延安部队依托既设阵地，节节抗击进攻之敌。国民党军空军出动飞机四十五架对延安进行轰炸。彭德怀急调新四旅一个团守卫延安机场，准备歼敌空降兵，并劝说毛泽东尽早撤离延安。毛泽东说：我是要最后撤离延安的。下午，一颗重磅炸弹落在毛泽东的窑洞前不远处爆炸，毛泽东镇定自若。

3月16日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布关于边区各部队保卫延安的部署的命令：“敌以五师十二旅约八万人进攻延安，经三天猛烈攻击，突破我第一线阵地，由于我军坚决英勇抵抗，敌伤亡甚大，困难增加，颇疲劳，今后将更甚。”“我边区各兵团有坚决保卫延安任务，必须在三十里铺、松树岭线以南甘泉、南泥湾、金盆湾地区，再抗击十天至两星期（十六日至二十九日），才能取得外线配合，粉碎胡军进攻延安企图。”本日，中央军委决定，所有驻陕甘宁解放区的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

3月18日　下午，中共中央和西北局部分领导人在王家坪毛泽东住的窑洞内举行会议，讨论撤出延安和西北野战兵团对国民党军进攻的作战问题。其间，由于敌机轰炸，会议移到防空洞内继续进行。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讲了全国战争的形势，分析了陕甘宁边区目前的情况，还要求对撤出延安问题做好干部、群众的思想工作。晚八时，和周恩来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次日凌晨，转移到延川县永坪镇西南面的刘家渠。在撤离延安之前，毛泽东接见了参加保卫延安的人民解放军部分领导干部，对他们说：敌人要来了，我们准备给他打扫房子。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敌人进延安是握着拳头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头伸开，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要告诉同志们：少则一年，多则二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3月19日　傍晚，和周恩来率中共中央机关由刘家渠出发，深夜转移到清涧县徐家沟。次日，周恩来前往子长县的王家坪，同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会合。

同日　参加保卫延安作战的部队，经过六天的战斗，歼敌五千人后，主动放弃延安。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我军撤出延安的解释工作的指示，指出：“蒋胡急于进攻延安，正表示国民党当前处于极端困难情况之下（军事、经济、政治上极大困难），是为着振奋人心并借以团结内部所采取的一种行动。我们失去延安虽有某些损失，但中外人民和民主人士，特别在退出临沂、鲁中胜利之后，不会因为退出延安对我丧失信心。而我们若能将胡敌大部吸引在陕甘宁而加以打击消灭，这正便利于其他解放区打击和消灭敌人，恢复失地”。

3月21日　率中共中央机关由徐家沟出发，转移到清涧县高家崄，在这里观察敌人占领延安后的动向。

3月23日　批准彭德怀、习仲勋二十二日提出的关于围歼胡宗南部第三十一旅的部署。根据这一部署，西北野战兵团于二十五日将该旅（缺一个团）二千九百余人全部歼灭在青化砭地区，俘旅长李纪云，取得撤出延安后的第一个胜利。二十六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习仲勋电：“（一）庆祝你们歼灭三十一旅主力之胜利，此战意义甚大，望对全体指战员传令嘉奖。（二）一三五旅可能向青化砭方向寻找三十一旅，望准备打第二仗。”

3月24日　率中共中央机关由高家崄出发，转移至子长县任家山。

3月25日　率中共中央机关转移至子长县王家坪，同先期到达这里的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会合。

同日　听取任弼时汇报刘胡兰英勇就义的事迹，深为感动，挥笔写下“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字。刘胡兰是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妇救会秘书，中共候补党员，牺牲时十五岁。

3月27日　复电彭德怀：“宥[38]电悉。积极歼敌方针极为正确，部署亦妥，已令陈、谢积极动作。现在不怕胡军北进，只怕他不北进，故陈、谢迟几天行动未为不利。傅作义的一〇一师等部向晋西北进攻，左云失守。阎锡山攻占孝义、兑九峪，有向中阳、石楼出扰之可能。数月内贺、李[39]处局面将较紧。但只要陕北及陈谢在南线胜利，即有办法对付阎、傅。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贺龙、李井泉并告彭德怀、习仲勋电：“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目前主要敌人是胡宗南，只要打破此敌，即可改变局面，而打破此敌是可能的。”

3月28日　关于发起晋南攻势作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王新亭并告彭德怀、习仲勋，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薄一波、王宏坤，贺龙、李井泉电：“陈、谢率主力四个旅日内西进，并令十二旅（二十三旅）在后跟进，用突然动作袭占曲沃、新绛、河津、稷山四县；同时王率二十二旅及地方兵团攻占翼城、绛县。然后全军相机逐一攻占乡宁、吉县、蒲县、汾城、襄陵、万泉、荣河、猗氏、临晋、闻喜及三角地带一切可能攻取之地方。攻占上述各地之主要目的不在占地，而在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故上述各地于占领后，应交地方部队及工作人员管理，并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一些无法巩固之地方，只守可能巩固之地方，而主力则准备使用于他处。攻占上述各地之任务，希望于四月内完成之，五月内准备执行新任务。你们全军统由陈、谢指挥。”据此，陈谢集团于四月四日在晋南发起攻势作战，威胁胡宗南侧后，配合西北野战兵团作战。

同日　中共中央在王家坪决定留在陕北。周恩来由王家坪去晋西北布置工作。次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到达清涧北面石咀驿附近的枣林沟。

3月29日晚—30日　在枣林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讨论中央机关行动问题。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枣林沟会议后，中央机关人员为了便于行动，编成四个大队，成立了直属队司令部，任弼时为司令（代号史林），陆定一为政治委员（代号郑位）。毛泽东代号李得胜，周恩来代号胡必成。

3月3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察冀中央局、冀热辽分局、东北局电：“兹决定冀热辽分局改为受东北局领导，接电后东北局、东总及东北政委会即与冀热辽分局、军区、政府发生指导关系（冀东包括在内）。”

同日　和任弼时致电贺龙即转周恩来：“（一）中央决定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在少奇主持下进行各项工作。朱、刘二同志明晚由石咀驿（绥德南七十里）动身去临县与董、叶[40]诸同志会合，经五台往太行。中央直属机关人员已至晋西北者，照前议一部往太行，一部就地疏散，由你告董、叶处理，嗣后听从中央工委指示。（二）接电后请你于数日内回来，嗣后即由毛、周、弼三人主持中央。我们现在在石咀驿附近。（三）敌已占两延[41]，下一步行动待侦。（四）如敌攻清涧，我们准备移至安定、保安之间。为免被敌隔断，故请你早回河西，河东事由刘、朱、董、叶处理。”

同日　复电彭德怀、习仲勋，同意二十九日来电提出的拟寻求歼击胡宗南部一三五旅的决心及其部署。

3月31日　和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枣林沟，经田庄，转移到子洲县邱家坪。刘少奇、朱德等前往晋绥解放区。

4月2日　和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到子洲县高家塔。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萧克、罗瑞卿电：“正太战役应尽可能提早举行及缩短作战时间，以便于本月底或下月初抽调一个纵队（杨得志）去晋西北打傅作义（晋西北有四个旅在陕北作战）。”据此，晋察冀部队于四月九日发起正太战役。

同日　致电彭德怀、习仲勋，指出：“我军歼击敌军必须采取正面及两翼三面埋伏之部署方能有效，青化砭打三十一旅即是三面埋伏之结果。此次我在蟠龙、永坪设伏，因敌未走此路，且只有正面（较弱）及右翼，缺少左翼埋伏，故未打成。但只要敌前进，总有机会歼敌。”本日，彭德怀、习仲勋复电中央军委，说明自青化砭战役后，敌异常谨慎，不单独一路前进，而数路平列，纵横三四十里以十个旅布成方阵，以致三面伏击已不可能，对敌人此种小米碾子式战法，须耐心长期疲困、消耗它，迫其分散，寻找弱点歼灭之。三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彭、习电：“敌十个旅密集不好打，你们避免作战很对”。“你们数日内仍以隐蔽待机为宜。”彭德怀以少量兵力同敌人周旋，胡宗南兜了几个大圈，处处扑空。

4月3日　和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转移至子长县涧峪岔。

同日　东北民主联军粉碎了国民党军第四次对临江的进攻。东北民主联军经过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军四万人，收复城镇十一座，坚持了南满根据地，巩固和发展了北满根据地，粉碎了国民党军“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迫使其由攻势转为守势，为东北民主联军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

4月4日　和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到子长县石家湾。

4月5日　和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到靖边县青阳岔。十日，在这里同周恩来会合。

4月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通知，指出：国民党采取召开伪国大、宣布国共破裂、进攻延安这些步骤，“丝毫不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强有力，而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危机业已异常深刻化”。中央决定：“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而此项目的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同日　就继续发展晋南攻势，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王新亭电，指出：“（一）攻占新绛、稷山甚慰，十旅纪律甚好予以嘉奖；（二）望相机攻占河津、万泉、荣河等地；（三）工事太坚者不必强攻，应超越前进，攻其较弱者。”十四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谢等电：“占领曲沃后以主力南下，相机攻占运城外围各据点，如有可能，则攻取运城及整个三角地带各城，直至风陵渡，威胁关中，是很好的。”遵照上述指示，第四纵队等部迅即在晋西南三角地区展开，至二十五日连克霍县、芮城、浮山、翼城等二十余城，并控制了禹门口、风陵渡两个重要的黄河渡口，整个晋西南地区除运城、安邑、临汾等孤立据点外，全获解放。五月十一日晋南攻势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一万四千余人，使进攻陕北的胡宗南部的侧后受到威胁，有力地策应了彭德怀、习仲勋在陕北的作战。

4月10日　修改新华社社论稿《中国人民伟大斗争的二十年（为四一二惨案二十周年纪念作）》，加写一段话：“过去的二十年是中国人民伟大斗争的二十年。这个斗争快要结束了，这就是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灭亡。因为蒋介石要灭亡中国人民，因此中国人民必然团结起来灭亡蒋介石。”这是日本投降以后，第一次公开号召灭亡蒋介石反动统治。

4月11日　中共中央决定中央和军委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暂时驻在晋西北，组成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员的中央后方委员会（简称后委），进到临县地区，统筹后方工作。

同日　致电彭德怀、习仲勋：“清涧之二十四旅一个团本日调赴瓦窑堡。该团到瓦后，一三五旅很可能调动，或往安塞，或往蟠龙，望注意侦察，并准备乘该旅移动途中伏歼之。”此时，胡宗南士兵在陕北无数山梁之间爬上爬下，睡野地，啃干粮，历时十二天，陈谢展开晋南攻势后，胡宗南不敢再北进转圈，主力南下集结休整补充。十四日，留守瓦窑堡之一三五旅南下进入羊马河以北高地时，西北野战兵团迅速将其包围，经八小时激战，全歼该旅四千七百余人，取得撤出延安后的第二个胜利。十五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全歼胡宗南部一三五旅的通报：“这一胜利给胡宗南进犯军以重大打击，奠定了彻底粉碎胡军的基础。这一胜利证明仅用边区现有兵力（六个野战旅及地方部队），不借任何外援即可逐步解决胡军。这一胜利又证明忍耐等候、不骄不躁可以寻得歼敌机会。”

4月13日　上午，和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从青阳岔出发，下午转移到靖边县王家湾（今属安塞县），在这里停留五十多天。

4月1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林彪并告高岗电，同意他们八日电提出的以主力出南满的战略计划。

4月15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萧克、罗瑞卿并告朱德、刘少奇电，奖励晋察冀部队在正太线取得的胜利。电报指出：“（一）第一期作战胜利歼敌万余，攻克数城甚慰，全军将士应予传令奖励；（二）傅作义对晋西北已无大威胁，杨纵[42]可不调动；（三）你们彻底完成正太作战任务后，休整若干天再歼三军一部甚为必要，尽可能全部歼灭第三军，只要能歼敌有生力量，时间可以延长。”从十四日开始，晋察冀部队主力按原计划由正定地区西进。

同日　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习仲勋电：“敌现在已相当疲劳，尚未十分疲劳；敌粮已相当困难，尚未极端困难。”“目前敌之方针是不顾疲劳粮缺，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然后封锁绥德、米脂，分兵‘清剿’。”“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这个电报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薄一波、王宏坤并告陈赓、谢富治、王新亭、韩钧[43]电，指出：“五师文汪部[44]七千人是该师精华，你们应当作自己建制部队一样给以积极帮助。中原局郑、李[45]诸同志（现在离石待机过路来你处）希望你们补充该部一部新兵、一部俘虏及相当武器弹药，望召文、汪征询情况，给以关于整训的指示并商定补充计划。补充与整训完成后，可给以适当的作战任务，使该部在战斗中壮大起来，以便将来和大军一道出河南作战。”

4月17日　审阅新华社社论稿《战局的转折点——评蒋军一三五旅被歼》，加写两段话：“可以预计，四月开始的两三个月内，蒋军将由攻势转变成为守势，人民解放军将由守势转变成为攻势。”“历史事迹的发展表现得如此出人意外，蒋介石占领延安将标志着蒋介石的灭亡，人民解放军的放弃延安将标志着中国人民的胜利。”

4月2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察冀中央局转程子华、李运昌、黄永胜[46]并告东北局电：“你们过去时期以休养生息为主要方针是对的，现在必须转变，以打运动战为主，为着完成必要的准备工作，需要一个月左右时间也是可以的。你们现归东北局及东总[47]领导，尔后应向东北局及东总作报告及请示方针。”

4月22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萧克、罗瑞卿并告朱德、刘少奇电：“你们现已取得主动权，如敌南援，你们不去理他，仍然集中全力完成正太战役，使敌完全陷入被动，这是很正确的方针。正太战役完成后，应完全不被敌之动作所迷惑，选择敌之薄弱部分主动地歼击之，选击何部那时再定。这即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作战政策。”据此，晋察冀部队在国民党军守备力量较弱的正太路继续发动攻势作战。四月九日至五月四日进行的正太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三万五千余人，切断了太原与石家庄的联系，孤立了石家庄的国民党军。

4月23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彭德怀、习仲勋电，认为他们二十日电提出的牵制敌人主力，疲劳与动摇其军心，各兵团准备继续困扰敌人的部署甚妥。

4月26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习仲勋电：“（一）陈赓威胁西安，董军[48]可能南撤；（二）瓦市敌可能逃跑，其道路或经瓦市东北（玉家湾、李家川等地）向清涧，或经瓦市西南向蟠龙，望部署歼击之。”二十八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习仲勋：“感酉电计划[49]甚好。让敌北进绥德或东进清涧时，然后再打蟠龙等地之敌。”五月二日，再电告彭、习：“攻击蟠龙，决心很对。如胜利，影响必大。即使不胜，也取得经验。”西北野战兵团于五月二日深夜对国民党军后方重要补给基地蟠龙镇突然发起攻击，至四日歼灭守军一六七旅等部六千七百余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和给养，取得中共中央撤出延安后的第三个胜利。五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贺电。这次胜利连同青化砭、羊马河战役的胜利，被称为西北战场的“三战三捷”。

同日　致电林彪、高岗：“请你们考虑，在东北今后是否尚须破坏铁路。我们感觉似不宜再破路，例如南满、吉奉[50]安奉[51]、四梅[52]，打通诸路，敌我来去，争夺必尚有一个时期，即尚有一个时期被敌利用而我不能利用，即使如此也不要紧，不久将来即可全为我用，若再破坏则将来修复极为困难。”

4月2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李先念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文、汪所部多者已休整二月余，少者亦有月余，已电太行给以补充，现请考虑如该部已获补充，可否令该部于五月中旬结束整训，准备于五月下旬或六月依刘、邓计划开往豫皖苏边区。作为该区主力之一部，相机向河南发展（如刘邓主力出豫西，则随刘、邓一起行动）。”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电，庆祝他们攻克泰安，歼灭国民党军第七十二师的胜利[53]。

5月1日　新华社发表经毛泽东修改的社论《全力准备大反攻——纪念五一节》。社论指出：战争的形势“由蒋军的局部进攻与人民解放军的局部反攻，改变到蒋军的全面防御与人民解放军的全面反攻”。“我们的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全力准备大反攻。这个反攻将是长期的，因此，速胜的观念是不对的，无论在军事方面和经济方面，都要作长期的打算，在长期的全面的艰苦奋斗中取得胜利。”

5月3日　审阅新华社社论稿《五四运动二十八周年》，加写一段话：五四运动所开始的新的文化事业，“它为现在的革命战争与将来的革命建设而服务，没有它，革命战争与革命建设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面前还有强大的敌人与艰苦的战斗，因此，我们十分需要广大有力的革命文化事业，为战胜敌人克服困难之共同目标而奋斗，为独立、民主、和平的新民主主义中国而奋斗”。

5月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陈赓、谢富治，陈毅、粟裕并告彭德怀、习仲勋电：“现在可以确定下列诸点：（一）刘邓、陈粟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顾祝同系统；（二）晋南（陈谢）、陕北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胡宗南系统；（三）刘邓军十万立即开始休整，巳东[54]以前完毕，巳东后独立经冀鲁豫出中原，以豫皖苏边区及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以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潼关、南阳之线以东，津浦路以西，为机动地区，或打郑、汉，或打汴、徐，或打伏牛山，或打大别山，均可因时制宜，往来机动，并与陈、粟密切配合行动，凡有共同作战之处，陈、粟受刘、邓指挥；（四）陈谢主力（四个旅）在现地工作待命，随时准备从下流或从上流渡河，受彭、习指挥，歼灭胡宗南及其他杂顽，收复延安，保卫陕甘宁，夺取大西北。”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陈毅、粟裕电[55]并告刘伯承、邓小平：“敌军密集不好打，忍耐待机，处置甚妥。只要有耐心，总有歼敌机会。你们后方移至胶东、渤海、胶济线以南广大地区均可诱敌深入，让敌占领莱芜、沂水、莒县，陷入极端困境，然后歼击，并不为迟。惟（一）要有极大忍耐心，（二）要掌握最大兵力，（三）不要过早惊动敌人后方。因此，请考虑一、六两纵队是否暂缓南下为宜，因南下过早，敌可能惊退，尔后难于歼击。但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六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粟电：“目前形势，敌方要急，我方并不要急”。“第一不要性急，第二不要分兵，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凡行动不可只估计一种可能性，而要估计两种可能性。例如调动敌人，可能被调动，亦可能不被调动；可能大部被调动，亦可能只有小部被调动。凡在局势未定之时，我主力宜位于能应付两种可能性之地点。”据此，陈、粟决定：第一和第七纵队停止南下；野战军主力后退一步，集结于莱芜、新泰、蒙阴以东地区待机；已南下的第六纵队隐蔽于鲁南敌后，待机配合主力截断敌人一部的退路。

5月6日　关于上海中央分局改为上海局，中共中央致电刘晓、刘长胜、钱瑛、方方、林平：“为加强与调整蒋管区我党工作的领导，中央决定将上海中央分局，改为上海中央局，管辖长江流域、西南各省及平津一部分党的组织工作，并于必要时指导香港分局。上海局仍以刘晓、刘长胜、钱瑛、张明四同志组成，刘晓为书记、长胜为副书记。”

5月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电：“为着于六、七两月内击破顾祝同系统第一线兵力（位于泰安、新泰、蒙阴、临沂之线约三十个旅）之目的：（一）刘邓军仍按中央辰支[56]电，争取于巳东[57]前休整完毕，巳灰[58]前渡河，向冀鲁豫区与豫皖苏区之敌进击，第二步向中原进击。为着在该区长期立脚，全军应有充分的政治动员（使每个人明白政治任务，提倡吃苦耐劳不怕困难）及干部、经费等项的充分准备。对中央二一时局与任务指示，应作普遍传达。（二）陈粟军在巳灰以前应集结全力（二十七个旅）寻求与创造歼敌机会，并准备于巳灰以后配合刘邓军大举出击。谭[59]率七纵亦似于巳灰以后向苏中出动为宜。”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萧克、罗瑞卿并告朱德、刘少奇电：“东北我军由北满出动主力八个师（每师约万人）入南满，向敌举行反攻[60]，五、六、七月是重要关键，你们必须钳制关内敌军，不使东调，使东北取得胜利。你们主力立即开始休整，辰有[61]前休整完毕。你们下一步作战打何地、何部最能拖住敌人，配合东北作战，望拟具计划电告。”聂荣臻、萧克、罗瑞卿于十八日提出打津沧线，这一建议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晋察冀部队于六月十二日在津浦铁路北段之陈官屯至沧县间发动攻势，至十五日攻克青县、沧县、永清等城镇，歼灭国民党军九千五百余人，配合了东北民主联军的夏季攻势。

5月9日　中共中央同意东北局五月七日的建议，取消西满分局，黑龙江、嫩江、辽北三省直归东北局领导。

5月1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饶漱石、黎玉、粟裕并告刘伯承、邓小平，朱德、刘少奇电，指出：“你处中心关键是用全力解决粮食问题，只要你们能维持二十七个旅的粮食至秋收，以后全力能在现地区坚持几个月，必能击破蒋军，根本转变局面。因此，你们应动员地方党政为彻底解决粮食而奋斗。”

5月1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刘伯承、邓小平，彭德怀、习仲勋并告朱德、刘少奇电，对蒋介石的两步方针进行分析。电报指出：“（一）从实施黄河堵口复故计划之时起，蒋介石一贯方针，第一步驱我至黄河以北，第二步于黄河以北歼灭我军。（二）二月间刘、邓渡河休整，蒋认为已经驱逐，再难飞渡，故敢将王敬久军用于山东。（三）很长时间开放泰安缺口，让陈、粟由此北渡，陈、粟不听且歼李仙洲[62]，蒋乃开放胶济，封锁泰安，压陈、粟北撤西转。今后方针必以第一线各部（五军、十一师、七十四师、八十三师、二十五师、六十五师、七师、四十八师等）向胶济线前进。如陈、粟放手让路，敌必误认为不敢恋战，可达驱逐目的。（四）胡宗南此次进攻，亦是企图将我驱至河东，寅世[63]占清涧故意不去绥德，让一条路给我走。差不多过了一个月，卯宥[64]起才令董钊率八个半旅北上，辰冬[65]到绥德，认为可以驱我渡河。辰微[66]我克蟠龙，彼始惊悉我在延安附近，令董钊迅速南撤，绥德不留一兵仍然开放着。由此证明，胡军目的完全不是所谓打通咸榆公路，而是驱我过河。（五）待陈粟击破顾祝同第一线，刘邓渡河向南，彭习向陇东、关中进军，蒋将发现他的迷梦归于破产。”

5月12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电，指出：“敌五军、十一师、七十四师均已前进。你们须聚精会神选择比较好打之一路，不失时机发起歼击。究打何路最好，由你们当机决策，立付施行，我们不遥制。”陈毅、粟裕十三日决定，集中主力歼灭孟良崮地区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当晚，以两个纵队正面攻击，以两个纵队隐蔽楔入该师两翼，割裂该师与左右邻的联系，隐蔽在鲁南敌后的一个纵队北上堵塞该师退路，十四日全线发起进攻，其他各纵阻击援敌。十四日亥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陈毅、粟裕十三日酉时电，并告刘伯承、邓小平：“歼击七十四师极为正确。”十六日，华东野战军全歼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三万二千余人，击毙师长张灵甫。十七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野战军指战员的贺电。

5月13日　东北民主联军的夏季攻势开始。这次攻势以大量歼灭敌人，夺取可以夺取的中小城市，打通南满与北满的联系为目的。

5月14日　西北野战兵团为庆祝“三战三捷”的重大胜利，在真武洞（今安塞县城）召开有一万军民参加的庆功祝捷大会。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慰问西北野战兵团全体指战员，并致祝贺，还在大会上宣布：党中央和毛主席仍留在陕北。

同日　致电周恩来、陆定一、彭德怀、习仲勋：“完全同意六月作战方针，除留警七团于现地外，全军出陇东，先打新一旅，再打一百旅或其他顽部。”西北野战兵团于十九日制定出战陇东的作战计划，主力于二十九日西进，六月中旬收复环县。

5月16日　中共中央关于中原局机构及干部配备问题复电徐向前[67]、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并告朱德、刘少奇，同意中原局机构以邓小平、刘伯承、李先念、张际春、郑位三、李雪峰、刘子久、陈少敏为常委，邓小平兼书记，郑位三、李先念、李雪峰为第一、第二、第三副书记。李先念为刘伯承的副司令员，随刘、邓一起工作。

5月19日　和朱德复电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全体代表：“曾经饱受困难的内蒙同胞，在你们领导之下，正在开始创造自由光明的新历史。我们相信：蒙古民族将与汉族和国内其他民族亲密团结，为着扫除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建设新蒙古与新中国而奋斗。庆祝你们的胜利。”[68]

5月2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高岗电，庆祝他们歼灭国民党军第七十一军主力及其他各战线的胜利。[69]

同日　关于东北民主联军夏秋季和冬春季的作战任务，致电林彪、高岗并告朱德、刘少奇：“出师顺利，甚慰。东北在你们领导之下，改革了土地，发动了群众，建设了一支强有力军队。在全国各区中，就经济论你们占第一位，就军力论你们已占第二位（山东为第一位）。目前你们以八个师南进，希望能于夏秋两季解决南满问题，争取于冬春两季向热河、冀东行动一时期，歼灭十三军、九十二军等部，发动群众，扩大军队。该两区共有人口一千五百万，为将来夺取长春、北宁两路，长沈平津四城必不可少之条件。夺取两路四城必须准备的条件有三：你们已在北满建立了强大根据地，解决了第一个条件；现正在向南满作战，估计不要很久即可解决第二个条件，建立强大的南满根据地；第三步还要解决冀热辽地区的根据地问题。关内方面，我苏鲁军[70]负担最大。在他们面前，集中了三十二个整编师八十五个旅（包括被歼者在内），直至此次歼灭七十四师，才使敌人进攻发生了困难，今后再歼二三个师（军），即可转入全面反攻。我刘邓军现攻安阳，六月间可以十万人渡黄河向中原前进。我彭习军（只有六个不充实的旅）对付胡宗南三十一个旅的进攻，两个月作战业将胡军锐气顿挫，再有几个月必能大量歼敌，开展局面。陈赓部四个旅拟使用于西北。聂萧罗军上月正太作战歼敌三万余，缴枪一万五千以上，现须休息半月，约下月中旬拟打津沧线，配合你们作战。总观全局，目前大部分地区已转入反攻作战。只待山东再打一二个胜仗，即可转入全面反攻。”

5月22日　关于山东战场作战方针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张云逸、饶漱石、邓子恢、黎玉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指出：“歼灭七十四师，付出代价较多，但意义极大，证明在现地区作战，只要不性急，不分兵，是能够用各个歼击方法打破敌人进攻，取得决定胜利。而在现地区作战，是于我最为有利，于敌最为不利。现在全国各战场除山东外均已采取攻势，但这一切攻势的意义，均是帮助主要战场山东打破敌人进攻。蒋管区日益扩大的人民斗争，其作用也是如此。刘、邓下月出击作用也是如此。而山东方面的作战方法，是集中全部主力于济南、临沂、海州之线以北地区，准备用六七个月时间（五月起），六七万人伤亡，各个歼灭该线之敌。该线击破之日，即是全局大胜之时，尔后一切作战均将较为顺利。”

5月23日　新华社为“五·二〇”南京学生反蒋示威波及各大城市事件发表《蒋介石的末路》的时评，指出：“蒋介石在进攻解放区的军事战线上，遭遇了严重的危机；在压迫剥削人民的经济战线和政治战线上同样遭遇了严重的危机。由于粮价狂涨引起的五月初旬以来的各地粮食危机和‘米骚动’刚在开始，京、沪、平、汉、津、青、浙、赣等地以反内战、反饥饿、挽救教育危机为中心口号的学生运动，又达到一新的高潮。”

5月24日　关于夺取大西北的部署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韩钧电：“你们纵队六月内完成休整及一切西进准备工作（包括肃清吕梁，打开通路），准备于七月上旬由大宁、军渡之间渡河，先至陕北作战，再至宁夏、甘肃广大区域作战，以歼灭胡军及其他顽部，夺取大西北为目标，即借此以保卫山西。”

5月2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并转中原军全体同志电，表扬中原部队在钳制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中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电报指出：“我中原各部为着反对卖国贼蒋介石的进攻，从去年七月起在陕南、豫西、鄂西、鄂中、鄂东、湘西等地，在极端困难条件之下，执行中央战略意图，坚持游击战争，曾经钳制了蒋介石正规军三十个旅以上，使我华北、华中主力渡过蒋介石进攻的最困难时期，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所有参加这一英勇斗争的指战员，均为全国人民所敬佩，中央特向你们致慰问之意。所有参加这一斗争的部队，在和优势敌人的艰苦战斗中，虽然遭受了不小损失，但是基本骨干依然保存。中央希望你们在位三、先念二同志领导之下，加紧学习，根据中央路线检讨经验，团结一致，准备为着执行新的战斗任务而奋斗。”

5月30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关于目前时局的评论。评论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和全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现在已经发现它自己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无论是在军事战线上，或者是在政治战线上，蒋介石政府都打了败仗，都已被它所宣布为敌人的力量所包围，并且想不出逃脱的方法。”这个评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同日　复电在东北工作的蔡畅[71]，告诉她已要苏联方面允许贺子珍回国去哈尔滨，并请她对贺加以照顾。

6月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无论刘、邓是否按原定时间行动，你们和刘、邓之间在目前阶段上均只须作战略配合，不须作战役配合。你们的战役作战应完全单独进行。”

6月3日　关于战略进攻开始的时间，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粟裕、谭震林及朱德、刘少奇电：“（一）同意本月刘邓野战全军休整，渡河时间推迟至月底；（二）在此期间，望令老黄河以南、新黄河以北各区[72]之地方部队亦以主力从事休整，以期下月配合作战更为有利；（三）主力南进须作长期打算，望作政治上物质上之各种准备工作。”

6月4日　修改新华社社论稿《破车不能再开——评第四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加写两段话：“另有一部分君主立宪派，他们不赞成蒋介石的君主专制，但仍希望蒋介石接受他们的君主立宪论，这次也参加了参政会。但是，这个参政会连同蒋介石政府在一起，按照于斌主教在开幕词中所说，是辆破车。”“就在这次参政会开会的第一天，即五月二十日，南京六千爱国学生结队向参政会请愿，表示要饭吃，要和平，却被全城军警展开巷战，不许请愿。这个参政会的参政员们亦溜之大吉，不愿接受请愿”。

6月6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陈赓、谢富治、韩钧并告彭德怀、习仲勋电，同意五日来电提出的准备于十五日以后开始北移西渡的意见，并强调：“要准备吃很多的苦，要有克服一切困难的勇气，要有消灭胡宗南[73]夺取大西北的雄心，并要准备打阵地战（以后运动战将大大减少），学会近迫作业，善于攻坚。”

6月上旬　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晋察冀野战军再次组成，杨得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第一政治委员，杨成武任第二政治委员。下辖第二、第三、第四纵队。

6月8日　胡宗南部刘戡率四个半旅，沿着延河北进，先头部队进到离毛泽东等住地王家湾只隔一个山头，形势危急。毛泽东决定向西北方向转移，当晚率中共中央机关冒雨离开王家湾，九日，转移到靖边县小河村。又经过一夜风雨中行军，于十日晨转移到靖边县天赐湾。

6月1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保密问题的指示，指出：“以后凡中央密电所发出之任何文件，凡未得中央许可者禁止印发。”“私人不得记录党政军机密事件及不得携带此种笔记本，中央迭有通知，特重申禁令。”

6月14日　致电朱德、刘少奇：“你们在今后六个月内如能（一）将晋冀察军事问题解决好，（二）将土地会议开好，（三）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做好这三件事，就是很大成绩。”又说，陈谢纵队本月休整，决于七月一日西调，协同边区兵团开辟西北局面；东北方面进展极快；山东方面正计划新的攻势作战；刘邓军本月休整，准备月底出击，并新组四个纵队，今后该区将有八个纵队作战。“就全局看，本月当为全面反攻开始月份。”

6月15日　关于陕甘宁边区三个月的作战情况，致电高岗并告各地首长：“敌以三十一个正规旅加上保安团队为数二十万人以上，压迫我仅有一百五十万人口及四万余军队的边区，约为七个半人对付一个敌人。以敌人力量论，山东第一，边区第二，以人口与敌人相比较，则边区为第一。但三个月战争已使敌人士气沮丧，对前途无信心。我军则士气甚壮，信心甚高。”“本月九日至十一日刘戡率四个旅至我驻地游行一次，除民众略有损失外无他损失，中央仍在卧牛城附近不远地方工作。我主力现在陇东作战[74]，并准备于下月初调陈赓纵队过河，与边区部队协力歼灭胡宗南，夺取大西北。”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伯渠、王维舟[75]等并告彭德怀、习仲勋、马明方[76]，叶剑英、杨尚昆电，指出：“敌之‘清剿’，主要在骚扰我区，捉走壮丁。据我们经验，只要我们采取积极态度，坚持反‘清剿’斗争，即使是十数人的游击队，经常保持与敌接触，也可使敌踌躇不敢冒进，或者据山筑工，不敢下沟捉人。这样，既可迟敌前进，便我掩护群众及机关转移，又可阻敌骚扰，减少群众及机关损失。”

6月16日　和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由天赐湾返回小河村，在这里停留四十五天。

6月1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朱德、刘少奇、聂荣臻并转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电：“青沧战役[77]胜利完成甚慰”。“下一步行动，似以全力（主力三个纵队不要分散，再加地方部队）向平津段出击，截断杨村、黄村段，争取在大清河北歼灭援敌为有利；如援敌不好打时，则转向平保段出击。如此，可在平津、平保两线往来机动，寻歼敌之正规部队。”晋察冀野战军鉴于平保线之敌较弱，遂于二十五日对保定北部地区之敌发起攻击，至二十八日先后攻克徐水、固城等据点，歼灭国民党军七千余人。

6月21日　新华社发表经毛泽东修改的时评《哀号无济于事》。毛泽东修改时加写两段话：“黄埔军人中现在正发展厌战情绪，其中有些人正在酝酿反蒋反战，投奔人民解放军。这种情况，随着今后蒋军的失败，必定会有可观的发展，中国人民衷心欢迎这一发展。真正的黄埔革命精神，仅仅属于站在人民立场上的革命军方面，这就是事物的根本变化。”“总而言之，蒋介石的灭亡局势是确定了。蒋介石正在为此哀号，并且今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哀号文告发表，但是大势已去，不能挽回了。”

6月22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彭德怀、习仲勋电，同意他们二十一日提出的收复三边[78]的作战计划，指出：“三边敌力强大，请注意各个击破，每次集中全力歼其一两个团，以一个月以上时间完成任务”。三十日，毛泽东电告彭、习：“你们打三边时除注意攻坚外，应部署强大力量准备于其逃跑时歼灭之。此外，请注意每次作战集中全力只打一点，得手后再打第二点，哪怕是打一个团也是如此。这样可保证全歼，且常保有余力在自己手中，足以应付意外情况”。西北野战兵团自五月二十九日至七月七日，先后收复环县、定边、安边、靖边等地，歼灭青海军阀马步芳、宁夏军阀马鸿逵所部两千四百余人，结束陇东、三边战役。

同日　为转发晋冀鲁豫中央局六月十六日通报，起草中共中央指示。指示指出：“各局、各首长必须检查自己地区工作是否有上述类似情形[79]，如有必须严格纠正，务须从长期战争着眼，不能只顾目前忘记将来，只顾军队忘记人民，是为至要。”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据悉蒋以东北危急，令杜聿明坚守两月，俟山东解决即空援东北等情。山东战事仍为全局关键，你们作战方针仍以确有胜利把握然后出击为宜。只要有胜利把握，则不论打主要敌人或打次要敌人均可，否则宁可暂时忍耐，不要打无把握之仗。”

6月24日　复林彪、罗荣桓二十一日来电，指出：“八天作战占领四平一半，你们决心再以一星期时间歼灭四平之敌，占领此战略枢纽，极为正确。四平占领，不仅对我军建立攻坚信心关系甚大，而且对全国正在斗争的广大群众是一大鼓励。”后来由于国民党军新一军、新六军第五个军十个师自沈阳、长春南北两个方向逼近四平，东北民主联军歼灭援敌一个团后撤围。

6月25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韩钧并告彭德怀、习仲勋电：“（一）你纵仍在曲翼[80]地区荫蔽休整待命，待陈赓来中央商定开动日期，然后部队再动。因胡军主力尚在延甘富[81]地区，彭、习正打三边，你们出动过早，有引起胡军过早向榆林增援可能。（二）陈赓即日来中央。”

6月29日　关于华东野战军分兵出击敌远后方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电报指出：“蒋军毫无出路，被迫采取胡宗南在陕北之战术，集中六个师于不及百里之正面向我前进。此种战术，除避免歼灭及骚扰居民外，毫无作用。而其缺点则是两翼及后路异常空虚，给我以放手歼击之机会。你们应以两个至三个纵队出鲁南，先攻费县，再攻邹、滕、临、枣[82]，纵横进击，完全机动，每次以歼敌一个旅为目的。以歼敌为主，不以断其接济为主，临蒙段[83]无须控制，空费兵力。此外，你们还要准备于适当时机，以两个纵队经吐丝口攻占泰安，扫荡泰安以西以南各地，亦以往来机动歼敌有生力量为目的。正面留四个纵队监视该敌，使外出两路易于得手。以上方针是因敌正面既然绝对集中兵力，我军便不应再继续采取集中兵力方针，而应改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其外出两路之兵力，或以两个纵队出鲁南，以三个纵队出鲁西亦可。”此电改变了中央军委五月二十二日要求华东野战军不分兵，集中全部主力于济南、临沂、海州之线以北地区，自五月起以六七个月时间各个歼灭该线之敌的方针。华东野战军于七月一日分兵三路：由叶飞、陶勇率领第一、第四纵队于当夜越过临（沂）蒙（阴）公路，向鲁南敌后挺进；由陈士榘、唐亮率领第三、第八、第十纵队向泰安、大汶口敌后挺进；由陈毅、粟裕、谭震林率领第二、第六、第七、第九纵队和特种兵纵队处于正面战场，集结在沂水、悦庄公路两侧地区。

6月30日　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四个纵队约十二万余人，从张秋镇至临濮集一百五十公里地段上，一举强渡黄河，在冀鲁豫军区部队配合下，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

7月1日　新华社发表经毛泽东修改的社论《努力奋斗迎接胜利——纪念中国共产党创立二十六周年》。毛泽东修改时加写三段话，其中两段是：“我们有个伟大的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者、爱国的民族资本家、开明绅士、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这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困难，我们一定要正视这些困难，宁可作长期打算，不要有速胜论，有困难我们一定要克服，也一定可以克服。同胞们，同志们，勇敢前进，努力奋斗，迎接胜利。”

同日　东北民主联军自五月十三日开始的夏季攻势结束，历时五十天的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军八万二千余人，攻克城市四十二座，迫使东北国民党军收缩在中长路长春至大石桥段和北宁路沈阳至山海关段狭长走廊地带，转为防御。二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84]：“四平战役虽未全部解决敌人，但已取得经验，给了敌人很大打击。援敌如太集中不好打，可弃之不打，而以一个月时间休整部队，八月间再行出击，出击方向提议向北宁路方面。”

7月2日　关于华东野战军陈士榘所部应以神速动作打开同刘、邓会合的道路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电报指出：“莱芜距敌主力甚近，陈士榘所部似以越过莱芜，直打泰安及其南北之线为宜。得手后收复肥城、东阿、平阴、宁阳、汶上、济宁，与刘、邓直接联系。尔后，并应准备出鲁西，与刘、邓协同打陇海路出淮河，展开新局面。判断蒋方七天或十天内必改变部署，以主力一部回到兖、泗[85]，阻止我军与刘、邓会合。因此，我军必须在七天或十天内，以神速动作攻取泰安南北及其西方、西南方地区，打开与刘、邓会师之道路，如动作过缓，则来不及。如攻泰安时间过长，亦可置之不打，并应在打泰安时，先以一部抢占泰安以西及西南各县。”

同日　新华社发表经毛泽东修改的陕北观察家痛斥蒋介石的评论。毛泽东修改时加写一段话：“观察家说：一年来蒋介石采取了许多步骤，召集‘国大’、制定‘宪法’、‘改组’政府、驱逐中共代表、占领延安。现在又有所谓‘通缉’中共领袖，其目的都是为着打击中共及一切民主力量的威信，并将他们孤立起来。但其结果却是完全相反，致命地打击了蒋介石自己在人民中残存的一点威信，并把他自己完全孤立起来。蒋介石的崩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7月3日　关于杨得志、罗瑞卿部下半年的行动部署，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朱德、刘少奇、聂荣臻即转杨得志、罗瑞卿并告林彪、罗荣桓电。电报指出：“现在距雨季尚有一个月，主力应即照杨、罗电移至高阳、雄县以东，休息若干天，争取在午号[86]或午有[87]以前，在永定河以北（平津间）进行一个战役。此役完成后即回至石门[88]以东，休整一个月（八月），然后进行石门战役（九月）。打石门以后休整一时期，即应移至平绥、平汉两路之间，对该两路之敌作战，计时约在十月半以后，准备以三四个月时间将该两路之敌充分削弱，然后与我东北部队配合夺取平绥路。我东北部队目前须有一个多月休整，尔后即可以一半兵力向北宁路及热河、冀东进击，明春即可向平绥路进击，以占领整个平绥路，打通华北与东北联系为目标。你们应按照这个方向进行部署。”

7月4日　关于陈谢部队开往陕北还是开往鄂豫陕问题致电彭德怀、习仲勋，提出：“关于击灭胡宗南夺取大西北，有两个方案仍然值得考虑：（一）陈谢纵队照原议来边区，从内线歼灭其相当数量，然后出外线（陇南）与边区集团直接协力完成任务。（二）估计到边区人口稀少，粮食及各种供应颇为浩繁；又估计到鄂豫陕三省交界及平汉以西、汉水以北、渭水以南广大地区敌力空虚；又估计到假如使用陈纵于该区，必然要吸引胡部一个军（五个到八个旅）使用于该方面，而如果胡部有一个军出该方面，则边区敌力大减，利于边区集团各个歼敌；又估计到刘、邓十二万人已渡河向陇海前进，如若陈纵到鄂豫陕边开辟新战场，对刘、邓亦有帮助，但陈纵基本任务是协同边区集团击灭胡宗南夺取大西北，并不变更。以上两案，究以何者较为适宜，请予考虑。”电报并告知陈赓约于十二三日可到小河，彭、习是否也可来小河会商一次。

7月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攻克泰安甚慰。正面蒋军近日陷入麻痹状态，进退维谷，此种麻痹状态可能再延长几天。你们除正面待机及令叶、陶[89]进击临、枣外，望令陈、唐[90]以主力向南，于数日内相机攻占大汶口、泗水、曲阜，歼灭七十二师残部及二十师一部，然后以全力向西，攻占路西、湖东[91]各县，以聊城为后路。目前数日内，不要顾虑八十五师之增援。”

7月10日　关于全军一年作战总结及今后两年计划，致电林彪、罗荣桓、高岗。电报指出：“第一年我军共歼敌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七十八万人，歼伪军、保安部队等杂部三十四万人，共歼敌一百十二万人。”“敌军主力仍在南线[92]，连被歼者（其中大半已补充，惟人数不足，战力弱，一部在准备补充中）计算在内，共一百五十四个旅，其中，山东（包括苏北）八十八个旅，太行二十六个旅，西北（包括晋南、榆林、宁夏，不包括兰州以西）四十个旅。北线[93]敌力较弱，共有六十四个旅（被歼者在内），其中，东北（不包括冀东、察北）二十四个旅，五台及晋绥四十个旅（孙连仲十五个旅，傅作义十个旅，阎锡山十五个旅）。敌后方守备兵力三十个旅，其中，新疆及甘西八个旅，湘、鄂、川、滇、黔五省十六个旅，东南各省及台湾六个旅。全国敌正规军二百四十八个旅，去年七月共有兵员一百八十余万人，一年作战被我歼灭七十八万人，补充六十万，逃亡二十万，现有兵员一百五十万人。”“我军山东有二十七个头等旅，太行（不包括陈赓）有十三个头等旅、十四个二等旅，西北有边区六个旅（其中四个是晋绥来的），陈赓四个旅，晋绥三个旅，五台有九个头等旅、四个二等旅，东北（包括察北、冀东）有头等二等三十二个旅。我全军共计一百一十二个旅（东北、山东两炮纵，东北、晋绥四个骑旅不在内），九十万人。此外，地方部队六十万人，军事机关四十万人。”“第二年我军任务：山东、太行两区力求占领长江以北；西北方面力求占领甘、宁大部；北线我军力求占领中长、北宁、平承、平石、平绥、同蒲各路之大部及路上除平、津、沈以外各城，孤立平、津、沈，如能占领沈阳则更好。其中极重要的是占领平绥路，打通东北与华北联系，使华北、西北我军获得军火接济。”“上述北线任务应以东北我军为主力，五台、晋绥为辅助完成之。”“东北我军目前休整一个月至两个月，约于八九月间发动新攻势，以四个月至六个月时间占领中长、北宁两路之大部，相机夺取长春、四平、辽阳、锦州等城。如能顺利达成上述任务，约在明春即须以东北有力兵团，配合五台、晋绥进攻平绥路。待战争发展平绥路附近时，五台、晋绥我军统一归林、罗指挥作战。”“在第二年计划顺利完成条件下，第三年山东、太行两主力即可向长江以南发展，东北、五台我军，除留必要兵力攻击平、津、沈及其他第二年尚未占领之城市，并守备本地外，即可以相当数量之兵力加入西北及长江以南作战，而主要是加入西北，以期夺取西北各省及四川全省，巩固后方。”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陈毅、粟裕、谭震林电，祝贺攻克费县歼灭冯治安部一个旅的胜利。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转全军将士电，祝贺攻克郓城歼灭曹福林[94]主力的胜利。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指出：“（一）叶、陶歼灭峄、枣[95]之敌后，似宜向西攻占邹、滕、临、韩[96]，切断津浦，吸引桂系及欧震向西，直接威胁徐州，策应刘、邓。（二）陈、唐望照前电主力迅速南下，歼灭大汶口、泗水、曲阜等地之敌，以小部向西攻占肥城、平阴、东阿。（三）正面我军望精心选择机会歼灭黄百韬[97]部，然后再决第二步行动。（四）刘、邓已克郓城等地，如能歼灭七十师并争取在路北多歼几部敌人，然后休息若干天整顿队势，举行陇海作战，似属有利；我军愈在内线多歼敌人，则出到外线愈易发展。”整个七月份，华东野战军三路分兵，叶飞、陶勇在鲁南，陈士榘、唐亮在鲁西，陈毅、粟裕、谭震林在鲁中正面作战，在战略上调动和分散了国民党在山东的军队，打乱其进攻部署，配合了刘、邓的战略进攻。

7月13日　致信陈瑾昆，信中说：“立法工作是一新部门，得兄主持，日起有功，是大好事。时局如兄所料，人民战争是发展的；惟艰苦奋斗，尚须付以数年时间。”

7月14日　新华社发表经毛泽东修改的社论《总动员与总崩溃》，指出：“七月四日蒋介石的‘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丝毫没有令人惊异。”“事实上蒋介石的真正总动员老早实行过了，在以前他是只做不讲；现在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总动员，只等着一个总崩溃了”。“总动员救不了总崩溃，这个公式连蒋介石集团也无法否认。”

7月1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王宏坤，郑位三、李先念电，指出：刘、邓十四日电提出迅速补充太行纵队及五师，两个月内向豫西出动，极为必要，望照此执行。

7月19日　关于改变陈谢纵队使用方向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王宏坤，郑位三、李先念，谢富治、韩钧电：“（一）为着协助陕甘宁击破胡宗南系统，同时协助刘、邓经略中原，决将陈谢纵队使用方向改为渡河南进，首先攻占潼洛郑段[98]，歼灭该区敌人，并调动胡军相机歼灭之。尔后，向豫西、陕南、鄂北进击，创建鄂豫陕边区根据地，作为夺取大西北之一翼。陈谢纵队仍属彭习序列不变，同时仍属晋冀鲁豫建制。（二）提议赵基梅纵队[99]（五师主力）、秦基伟纵队[100]及孔汪[101]三十八军与陈谢纵队一同南进，统受陈、谢指挥。（三）上述陈、赵、秦、孔四部统于电到二十天内完成一切政治、军事、经费、干部等项准备工作，未皓[102]以前渡河。”二十二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王宏坤电：已决定陈谢纵队、秦基伟纵队、五师、三十八军四部统由陈、谢指挥出豫西。出动时间必须在八月二十五日以前。“待五师出发后，先念即可偕中原局工作人员及王树声并带一批干部去刘、邓处工作。”

7月21日—23日　在靖边县小河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会议总结第一年战绩，着重讨论军事计划和地方工作等问题。毛泽东讲话。在分析战争形势时，他首次提出对蒋介石的斗争用五年时间来解决（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但不对外宣布，还是准备长期作战，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不像蒋介石那样，先说几个月消灭我们，不能实现又说再过几个月，到了现在又说战争才开始。关于统一战线问题，他说：蒋介石在政治上更加孤立了。日本投降后的和平谈判是必要的，全部问题政治解决的目的虽然没有达到，但是教育了群众。统一战线的成分有了变化，减少了一部分，增加了一部分。减少的是解放区的地主，因为我们现在要进行土地改革，但是南方的地主却因为征兵征粮首先与蒋介石闹翻，与我们还没有决裂。增加的是中间派，他们在抗战时期还相信蒋介石，现在则与我共同抵制蒋介石的国民大会，这是十年内战时期所没有的。我们是打倒官僚资本而保护民族工商业。关于军事计划，他说：原先计划陈赓率部西渡黄河集中在陕北打胡宗南，现在决定陈赓率部南渡黄河挺进豫西，协助西北我军打胡宗南，在战略上、粮食供应上都有利。今年只能削弱胡宗南，到明年七月可以造成消灭胡宗南的条件。陕北在军事上、财政上以依靠晋绥为主，战争使陕北我党领导的地方和人口缩小，今后更是如此。现在由贺龙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的身份来统一指挥后方，实行精简节约，开展地方工作。处处从全面长期着想，这个口号非常重要，要在全党全军中解释。敌人的把握放在我们不能长期支持这一点上，我们的对策就是主力转入外线，内部精简节约。边区要实行简政，降低生活水平，从干部降低起。关于土地改革和“三三制”问题，他说：“三三制”不变，但解释是共产党员、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三分之一，而不包括反动地主。土地政策今天可以而且需要比《五四指示》更进一步，因为农民群众的要求更进了一步。平分是原则，但按情况可以有某些伸缩，如对杜斌丞，但对共产党员则不应例外。中农土地应该不动，在群众大潮流中，如中农同意，富裕中农拿出少许土地也是许可的，但不能正式写在文件上。军队打出去时，在新区与其没收地主土地，不如按阶级路线摊派缴税，利用旧机构有时也是需要的。立即实行耕者有其田势必成为强迫群众。会议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会议还决定，由彭德怀、习仲勋、王震、张宗逊、徐立清、刘景范、张德生组成西北野战兵团前委，彭德怀为书记，以讨论政策与执行战略任务。

7月23日　关于晋冀鲁豫野战军直出大别山，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华东局电。电报指出：“刘、邓对羊山集、济宁两点之敌，判断确有迅速攻歼把握则攻歼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此电改变了中央军委五月四日关于刘邓兵出中原以豫皖苏边区和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的计划，同时提出华东野战军两个纵队南渡长江的计划：“叶、陶两纵出闽浙赣，创立闽浙赣根据地。其步骤：第一步于现地休整数日，迅速歼击泰安、大汶口、肥城、平阴、东阿、东平地区之敌，占领该区。以一个半月至两个月时间在该区内（或在聊城）完成休息补充、配备干部及政治动员；第二步，出至皖西，建立临时根据地；第三步，相机渡江至皖南，建立第二临时根据地；第四步，至闽浙赣目的地。广东纵队[103]受叶、陶指挥随同南下，并请考虑组织东南分局，子恢、鼎丞、曾山前往主持。”

7月2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林彪十日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建议的电报，指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时机尚未成熟，在第二年作战再歼敌一百个旅左右，攻占中长、北宁大部，平绥、同蒲全部，并向长江流域发展，全国人民更加同情我党之时，可以考虑此问题。”

同日　为转发刘少奇四月二十四日给晋绥同志的信写批语，对信中提出的晋绥一些地区土地改革存在不彻底问题、不彻底原因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给予充分的肯定。批语说：“少奇同志这封信写得很好，很必要。少奇同志在这封信里所指出的问题，不仅是在一个解放区存在着，而是在一切解放区在不同的程度上存在着；他所指出的原则，则是在一切解放区都适用的。因此，应将这封信发到一切地方去，希望各地领导机关将这封信印发给党政军各级一切干部，并指示他们研究这封信，用来检查自己领导下的一切群众工作，纠正错误，发扬成绩，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改造一切脱离群众的组织，支持人民战争一直到胜利。”

7月26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滕代远、薄一波、王宏坤并告刘伯承、邓小平，谢富治、韩钧，郑位三、李先念电，要求他们到国民党区域作战，除完成新兵补充、军事整训、干部配备及经济、粮食、船只等项准备工作外，还必须做两件事：“第一，必须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使一切指战员明了任务的光荣与重要性，指出到国民党区域作战与在解放区作战的不同，指出战胜国民党的各项条件，使一切人具有克服困难的决心与勇气，具有远征意志，完成充分的精神准备。第二，各纵各旅领导机关，必须由你们派人帮助他们研究并确定到国民党区域工作的各项政策，包括如何征集粮食，如何发动群众，如何利用与对付国民党的保甲、税收机关及区乡政府人员，如何对付地主武装及建立群众武装等项。”

同日　致电朱德、刘少奇、康生[104]，通报近期工作和战争情况：（一）“中央已召集彭、贺、习、马、贾[105]诸同志开会三天，检讨工作，决定河东、河西统一后方工作由贺负责，西北局回后方主持；又决定精简人员，规定新的生活标准，以利持久；又决定向脱离群众的干部作斗争，展开土地改革。”（二）“野战军自打合水、曲子、环县歼灭八十一师及骑二旅大部后，三边敌人逃回宁夏，收复三边；现决定向榆林行动，给该方之敌一个打击，相机夺取榆林，吸引胡军北援，以利陈赓纵队行动；[106]决定陈纵不来边区，八月底向豫西出动”。（三）“刘、邓歼敌八个半旅，山东歼敌一个半旅，邱清泉、吴绍周等十个旅从鲁中被迫调至兖州，山东局面稍见松动。”

7月27日　关于刘邓部休整及南进的部署，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粟裕、谭震林电：“（一）利用五军回驻莱芜，吴绍周亦在对付叶、陶之机会，望你们立即集结全军休整补充半个月，执行中央梗[107]电任务。（二）我们已面告陈赓，准备提早至未哿[108]以前渡河。陈赓约未鱼[109]可到太岳。（三）从现在起，陈赓集团即归刘、邓指挥，望令陈、秦、赵各纵及三十八军提早于未删[110]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未删至未哿间渡河。（四）未齐[111]左右边区部队开始攻击榆林方面之敌，吸引胡军主力北援，以利你们南进。如陈赓能于未哿前渡河，你们能于未删左右南进，则可能取得几个星期时间在豫西及大别山立住脚跟。”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王宏坤，陈赓，谢富治、韩钧，郑位三、李先念电：“从现在起，陈谢集团归刘、邓直接指挥。”“陈谢集团组织前委，以各部首长为委员，陈、谢、韩三人为常委，陈赓为书记，谢富治为副书记。”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郑位三、李先念电：速令到达豫皖苏边区的张才千、李人林两部[112]加紧整训，务于八月二十五日以前整训完毕，届时随刘、邓南下，恢复鄂豫皖工作。

7月2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区各级首长并转全军指战员电，通令嘉奖刘邓军鲁西南战役大捷，指出：“第二年第一个月作战，除山东及他处歼敌一部外，我刘邓军自午东[113]至午俭[114]在郓城、巨野、定陶地区，以连续不停之作战，歼敌正规军九个半旅及四个师部，毙伤俘敌五万余人，战绩甚大，特此通令嘉奖。”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华东局，晋冀鲁豫中央局并告陈赓、谢富治及彭德怀电。电报指出：（一）“在山东敌不西进及刘、邓所告各种情况下，刘邓全军休整半个月后，仍照刘、邓原来计划，第一步依托豫皖苏，保持后方接济，争取大量歼敌，两个月后看情况，或有依托地逐步向南发展，或直出大别山”。（二）“陈谢集团照原计划于八月出潼、洛，切断陇海，调动胡军一部增援，相机歼灭之，以配合陕北之作战。”“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三）“两个月内山东全军仍在内线作战，两个月后准备以叶纵再加他部取道皖西或苏中，相机出闽浙赣，两个月内派干部或小支队先去。”

7月3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赓、谢富治、韩钧和陈毅、粟裕、谭震林电：“如你们决心直出大别山，请注意下列各点：（一）开一次团长以上干部会，除告以各种有利条件外，并设想各种困难条件，建立远征意志。（二）营长以上每人发鄂、豫、皖三省有县境的明细地图一份，油印的亦好。如能每连发一份更好，使一切干部明白地理环境。（三）大体确定征粮、征税办法，告知一切干部。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办法，所得不多，名誉又坏。在我方政权未建立以前，仍应暂时利用国民党下层机构及税收机关（在我党有力人员监督指挥之下），以大体上的累进方法征粮，惟免除赤贫人口负担，方能解决大军给养。国民党人员未逃跑者除极坏分子外，均可利用，逐步过渡到人民政权。”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请考虑要李先念率赵基梅纵队即日动身，于八月十五日前到巨野和你们一道去大别山。如先念直接掌握该纵为大别山军区骨干，对于建立根据地当有帮助。

7月31日　中共中央军委决定西北的野战部队正式定名为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张宗逊任副司令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张文舟任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又两个旅，共五万人。

8月1日　和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小河村，沿大理河向东转移，第二次到达青阳岔。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电，指示李先念遵照刘、邓七月三十一日电令，即日率赵基梅纵队东进，最好能于八月十日前到达郓城，一切能工作的干部均随同行动。

8月2日　和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由青阳岔出发，到达火石山。

8月3日　陈士榘、唐亮、叶飞、陶勇五个纵队于八月一日西渡运河，进入鲁西南地区。本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粟裕、谭震林电：“待陈、唐、叶、陶五个纵队集结郓城地区时，该五纵统归你们指挥，就现有力量从内线钳制敌人”。

同日　和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由火石山出发，当晚到达横山县肖崖则村。

8月4日　和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由肖崖则村出发，到达子洲县巡检寺。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谭震林，华东局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提出山东主力现在西边，请考虑粟裕带炮兵主力迅速去鲁西南，统一指挥陈、唐、叶、陶五个纵队，积极策应刘、邓作战。“刘、邓南下作战能否胜利，一半取决于陈、唐、叶、陶五个纵队是否能起大作用。”

8月5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粟裕、谭震林电：“待陈、唐、叶、陶五个纵队渡过运河后，请令该五纵以有力部队沿运河西岸择要筑工固守，制止敌邱、欧[115]西渡”。

8月6日　关于刘、邓直下大别山可能遇到的情况及采取的对策，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粟裕、谭震林，陈赓、谢富治电，指出：“你们对于出动后敌之可能对策估计如何？我们觉得敌可能采取两种或三种办法：第一种办法，迅速组织进攻，使你们不能立足。但此种办法难于调动很多军队，估计可用于进攻者约十二个旅（或较多）左右，即七师、四十八师、十师、七十九师、三师、五十八师各两个旅。其中除桂系外，战力均不甚强。其出发地点不一，在短期内势必参差不齐。如我能于运动中歼灭其四五个旅，其攻势必受顿挫。我可取得休息机会，以利再战。敌此种办法的基本缺点是进攻兵力太少，我之回旋余地甚大，并有迫我渡江南进之危险（敌很怕此着）。第二种办法，宁可给我以立足机会，不急于尾我进攻。除上述十二个旅（或较多）外，并从山东抽调十几个旅，共二十几个旅，以一个月至两个月时间，先从长江、平汉两线完成部署，然后向西向北进攻。此种办法之基本缺点是给我以立足时间，且使山东攻势完全破坏，鲁西、豫东亦大部难保。即使集中二十几个旅，分两线多路进攻，我亦可能于运动中各个击破之。第三种办法，即同时采用上述两种办法，既以十二个旅左右分数路迅速进攻，又从山东抽调十几个旅用于长江方面。你们必须同时准备对付这几种办法，而主要准备对付第一种办法，即用全副精神注意于运动中大批歼灭敌人，一切依靠打胜仗。”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陈毅、粟裕，华东局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同意陈毅、粟裕五日提出的由陈、粟率野战军直属机关和第六纵队去鲁西南指挥六个纵队作战，谭震林、黎玉、许世友组成东兵团[116]，华东局去渤海[117]的建议。七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刘、邓并告陈、粟电：“陈粟六纵全部必须从内线，即从你们的反对方向钳制敌人，才是最有力的钳制。你们不要希望他们出陇海线直接掩护”。“只要陈、粟六个纵队集中处于内线，一切有办法；如果分散南进，则全局不利。”此电实际上改变了七月二十三日要叶飞、陶勇率第一、第四纵队分兵渡江南下的计划。九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正式通知刘、邓、陈、粟：“原定叶、陶去闽浙赣之任务，停止执行”。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并告陈士榘、唐亮、叶飞、陶勇电：“目前整个形势对我有利，敌已分散，我已集中。敌机动兵力分置于鲁中、运东[118]、陇海（桂系等）三处，加以鲁西之敌新受巨创，士气不振。我则以一部钳制鲁中之敌，主力位于鲁西南。敌虽想从运河、陇海两线向鲁西南进攻，但估计短时间内尚不可能。敌目前既怕你们全力向东攻邱、欧，又怕你们全力向南攻陇海。在此情况下，你们全军可以安全休整十天内外，鼓励士气，整顿队势，以利争取新胜利。此次华东各部虽有几仗未打好，但完成了集中兵力、分散敌人之巨大任务，待陈、粟率野直及六纵到郓、巨，我军实力更厚，领导更强，对于争取新胜利极为有利。”由于蒋介石以八个整编师十八个旅约十四万人的兵力，分由菏泽、袁口、嘉祥等地对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分进合击，企图逼其处于郓城、鄄城之间狭小地区内，然后利用连日大雨，黄河水位陡涨，破坏黄河大堤，水淹刘邓军。根据这一新的情况，刘伯承、邓小平当机立断，决心提前结束休整，乘敌合击部署尚未完成之际，立即隐蔽突然南进，执行挺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七日，刘、邓率主力四个纵队自郓城地区南下，经巨野、定陶之间跳出敌人的合围圈南进。

8月8日　和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巡检寺，到达绥德县李家崖。

8月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指出刘邓及山东两军于八月七日开始由郓城向豫皖苏及大别山前进。“为有力地协助刘、邓行动，我陈谢集团应提前于未灰[119]至未删[120]间渡河，首先控制潼洛段山区，再看形势决定下一步行动。”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情况紧急不及请示时，一切由你们机断处理。”十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刘、邓，陈、粟电：“在敌主力东迫郓城西迫鄄城情况下，我在郓、巨作战已不适宜，即北撤亦来不及，只有南进才利机动，刘、邓决心完全正确。”

8月1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贺龙、习仲勋并告彭德怀电：“我刘邓大军已开始向大别山前进，陈谢集团未哿[121]前渡河进攻潼洛段。请令王世泰率警一、警三两军[122]迅速行动，直出长武、州[123]，攻占泾河以南、渭河以北诸县，吸引暂二旅、新一旅等部，使不能东调。”

同日　和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李家崖，到达绥德县黄家沟。

8月1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陈毅、粟裕、饶漱石电：“七月几仗虽减员较大，并未妨碍战略任务，目前整个形势是有利的。”“刘、邓南下，全局必有变动，鲁西南诸敌势必大部南去。陈、粟率六纵及野直进至聊城待机与宋、王[124]会合，可能开展鲁西南局面，并利于直接策应陈、唐、叶、陶。”“总的意图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使我内线获得喘息机会，以利持久。”本日，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北渡黄河，第六纵队和特种兵纵队跟进。

同日　刘邓野战军主力从民权至商丘间和虞城地区分三路越过陇海路，分别向大别山疾进。

8月12日　关于刘邓大军南进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粟裕电，指出：“有三点请你们斟酌：（一）鉴于二万五千里长征时期休息太少，疲劳太甚，减员太多，而那种性急有许多是不必要的。此次我军南进，必须减少不必要的性急，力争少走路，多休息。情况紧张时应当走几天长的，但应跟着休息几天，恢复疲劳。（二）在目前几个星期内，必须避免打大仗，专打分散薄弱之敌，不打集中强大之敌，待我军习惯于无后方外线行动，养精蓄锐，又在有利于我之敌情、地形条件下，方可考虑打大仗。（三）不要希望短期内就能在大别山、豫西、皖西等地建立巩固根据地，这是不可能的，这些都只能是临时立足点。必须估计到我军要有很长时间（至少半年）在江河之间东西南北地区往来机动，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并在歼灭敌人几十个旅之后，方能建立巩固根据地。”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韩钧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现敌大军向刘、邓追击，若你们于刘、邓出陇海线后半个月之久方能渡河完毕，则对刘、邓援助过于迟缓。又胡宗南主力正向榆林增援，三十六师两个旅本日到横山、榆林间，刘戡五个旅本日到石湾。彭、习亦甚盼你们早日渡河，变动局势。”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陈谢集团两个纵队和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共约八万余人，分两路先后在晋南、豫北交界处的垣曲、济源间及茅津渡以东地段南渡黄河，跨过陇海路挺进豫西。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电：“（一）我攻榆林未克，敌钟松[125]部明元日[126]可进榆林，刘戡五个旅可到麒麟镇以东。（二）我军即在榆林、米脂间休整待机，隔断刘、钟两部，吸引该敌，以利陈、谢行动。陈、谢定于未哿[127]渡河。（三）为防刘、董[128]进占绥德，我无定河、黄河间各后方机关，必须迅速移至黄河以东，望贺、习立即部署移动。”

8月1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刘少奇电：“我们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将支电[129]所述方针提到土地会议上去讨论，我们认为你们提出的原则是正确的。”

同日　傍晚，和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从黄家沟出发，渡过无定河，转移到绥德县延家岔。

8月14日　下午，和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延家岔，转移到米脂县城郊井家坪。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李先念并告陈毅、粟裕电，指示李先念率赵基梅纵队到聊城以南、黄河北岸地区，接受陈、粟指挥，相机南进。

8月15日　下午，和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由井家坪出发，傍晚转移到米脂、佳县交界的陈家岔。

8月16日　上午，和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由陈家岔出发，夜晚转移到佳县以西十五公里的曹家庄。

8月17日　黎明，和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曹家庄，中午到达佳县白龙庙村。经过暂短时间休息后，继续行军。十八日，冒雨抢渡五女河，傍晚到达佳县杨家园则，为山洪所阻，即在此宿营。

8月19日　上午，和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杨家园则，中午到达佳县梁家岔。二十一时半电告彭德怀：“我们明二十日在梁家岔（梁家岔在柏树坞北三十里、槐树湾南十里）休息不动。”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随即架通电话。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陈毅、粟裕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认为陈、粟十五日提出关于陈唐兵团不宜急返内线的报告极为正确。并指出：“陈、唐、叶、陶必须克服部队中转回内线之情绪，学习刘、邓向外线英勇奋斗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在淮河以北、黄河以南广大区域行动，绝对不可有渡黄河北返或运河东返老根据地长期休整之思想。”

8月20日　寅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彭德怀电，完全同意他十九日提出的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十六师的作战计划。根据这一作战计划，西北野战军于本日拂晓对沙家店之敌发起攻击，激战至黄昏，歼灭三十六师主力六千余人，从而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开始转入内线反攻。

8月21日　关于克服一切困难争取整个军事形势的转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央工委和各战略区首长电，指出：“我全党全军应在目前数月内一致努力，克服一切困难，争取整个军事形势的转变。申、酉、戌、亥四个月[130]，将是敌我两军转变形势的关键，务望各同志齐心协力，争取胜利。”

8月23日　和周恩来、任弼时骑马由梁家岔到西北野战军指挥部住地佳县前东原村，向参加沙家店战役总结会的旅以上干部祝贺胜利，研究部署新的战役。毛泽东在会上说：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用我们湖南话来说，打了这一仗，就过坳了。又说：侧水侧敌[131]本是兵家所忌，而我们彭老总指挥的西北野战军英勇奋战，在短短一天时间里，就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同日　下午，和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梁家岔，转移到佳县朱官寨，在这里停留一个月。结束了转战陕北时期最艰难的阶段。

8月24日　致电陈毅、粟裕并告刘伯承、邓小平及华东局：“粟裕同志巧酉电[132]意见极为正确。西兵团作战范围，规定为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望转示榘、唐、叶、陶及六、十两纵及炮纵坚决执行。”“现已有约二十个旅之敌军向刘、邓方面前进，鲁西南及豫皖苏边区较为空虚。你们必须在九、十两月内歼灭几部敌人，攻占多数薄弱城镇，逐步将此两区创造成有利战场及支援刘、邓之后方。若西兵团在九、十两月内不能达到上述目的，而使刘、邓在大别山站不住脚，甚或遭受不利，因而被迫北返，则于大局不利。”“我华东军在第一年作战中已表现自己为全国各区战绩最大的军队，七月减员较多，无损大局。希望你们尽速赶至鲁西南，统一指挥西兵团各纵，配合当地地方兵团完成中央付给我华东军的伟大任务。我相信你们必能完成此种任务。”电报提出：“第二年作战基本任务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部分任务是在内线歼灭敌人，借以破坏国民党之计划（将战争引向解放区，破坏解放区，使不能持久），达到我们分散敌人，各个击破敌人，并使解放区不被破坏，使战争能够持久之目的。”

8月25日　致电饶漱石、黎玉并告陈毅、粟裕，刘伯承、邓小平：“蒋介石似乎判断我主力必守胶东，企图以四五个师向胶东进攻，吸引我主力进入内线后，即在青岛、平度、掖县线建筑坚固工事加以封锁，以两个师左右守备该线，然后以三四个师向东攻击。彼似希望此计迅速成功，以便抽出两三个师用于他处。目前彼在临沂以北使用了二十个旅，与向大别山对付刘、邓之兵力约略相等，而在鲁西南对付陈、粟之兵力则甚薄弱，在陕北对付彭、习之兵力，自三十六师被歼后已甚感不足（仅有七个机动旅），在豫西对付我陈赓之兵力则完全没有。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必在胶东方面力求速决，以便抽兵。因此，我们完全同意你们以一部位于内线，以主力（二、七、九纵）位于外线，以利持久之方针。只要许、谭率三个纵队位于外线（诸城一带），寻机打一二个小胜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敌即不敢向胶东深入，胶东大部至少一部即可保全。”

8月26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并告彭德怀、习仲勋，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电，指出：“陈、谢渡河后，主力攻占新安、渑池、陕县、灵宝、阌乡[133]，相机夺取潼关；以一部攻占宜阳、洛宁、卢氏、嵩县；另以一部攻占洛南、商县、商南，切断西荆[134]公路，迫使胡军一部向陕南布防。”并指出：“一个月内，胡军主力不可能到豫西，陈、谢应乘此时机放手发展。”三十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谢电，指出：“（一）西面空虚，攻取较易；洛阳附近敌所必争，不应使用主力。（二）速以四纵全力、三十八军及二十二旅抢占陕县、灵宝、阌乡、洛宁、卢氏，相机抢占洛南、商县、商南。秦纵[135]位于新孟洛地区，牵制洛阳之敌，以一部攻占宜阳、嵩县。（三）避开强固设防据点，专打守备薄弱据点，并力求运动战，求达机动迅速、广占敌区、多歼敌人之目的。”根据上述指示，陈、谢以主力向国民党军兵力空虚的豫陕边挺进，以一部活动于新安、孟津、洛阳地区，牵制洛阳之敌，以利于主力以后南出汉水或东出平汉路。

8月2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电：“敌大军向刘、邓追击，情况异常紧迫。目前几个星期内是重要关头，望你们率六纵、十纵、炮纵星夜兼程急进，不惜疲劳，不要休息，不要补充，立即南渡，统一指挥陈、唐、叶、陶”。二十八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粟电：“目前中心一环，是你们率六纵、十纵、炮纵迅速南渡，与陈、唐、叶、陶会合，在九、十月内打开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平汉以东、运河以西之广大局面，大量歼敌（打有把握之仗），并在渤海、冀南建立补给中心，则侵入胶东之敌必难持久。否则两头失塌，刘、邓亦难在南边立脚，则于大局不利。”二十九日晚，陈毅乘车前往撤至黄河以北的第十纵队进行动员。三十日，毛泽东致电陈、粟：“现在欧震、张淦、罗广文、张轸、王敬久、夏威[136]各部均向刘、邓压迫甚紧，刘、邓有不能在大别山立脚之势，务望严令陈、唐积极歼敌，你们立即渡河，并以全力贯注配合刘、邓。”三十一日，第六纵队和特种兵纵队日夜兼程赶到黄河北岸阳谷、寿张地区，陈毅、粟裕率六纵、十纵、特纵于九月三日南渡黄河，四日渡河完毕，五日在郓城地区与陈士榘、唐亮、叶飞、陶勇会合。

同日　刘邓野战军全部渡过淮河，胜利地进入大别山地区，完成了千里跃进任务，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计划破产。

8月2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许世友、谭震林，陈赓、谢富治并告彭德怀、习仲勋，朱德、刘少奇（转聂荣臻、萧克），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林彪、罗荣桓电：“在目前情况下，给敌以歼灭与给敌以歼灭性打击，必须同时注重。给敌以歼灭是说将敌整旅整师干净全部地加以歼灭，不使漏网。执行这一方针，必须集中三倍或四倍于敌之兵力，以一部打敌正面，以另一部包围敌之两翼，而以主力或重要一部迂回敌之后方，即是说四面包围敌军，方能奏效。这是我军的基本方针，这是在敌军分散孤立、敌援兵不能迅速到达之条件下必须实行的正确方针。但在敌军分数路向我前进，每路相距不远，或分数路在我军前进方向施行防堵，每路亦相距不远之条件下，我军应当采取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针。这即是说，不要四面包围，只要两面或三面包围，而以我之全力用于敌之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不以全部歼灭敌军为目标，而以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为目标。这样做，可以减少我军伤亡，其被歼灭之部分可以补充我军，其被击溃之部分可以使其大量逃散，敌能收容者不过一部分，短期内亦难恢复战斗力。现在顾祝同系统尚有三十二至三十五个战略性野战机动旅，分散使用于胶东、鲁西南、皖西及河南，若我能依情分别采取上述两种方法，在短期内给其十个至十五个机动旅以歼灭及歼灭性打击，则局势可以迅速改变。”

同日　鉴于胡宗南军六个半旅于二十七日由米脂北七十里地区南撤，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电，指示他“率全军立即转至敌之先头（米脂、绥德之间或直出清涧），阻敌南进”。二十九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彭电：“请率全军以三天至四天急行军赶到石咀驿、九里山之线，夺取先机，制敌死命”。三十日，再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彭电：“敌已确定全军南撤，九十师可能以一部向东佯动吸引我军，以利其主力迅速向南。我军务宜摆脱当面之敌，以三天急行军先敌抢占绥、清[137]间一段，阻敌南进。然后以一部节节阻敌，主力大举沿公路南下（不要脱离公路），直指咸阳，制敌死命，有力地配合刘邓、陈谢。”据此，西北野战军以二纵队沿咸榆公路西侧追击，九月二日进至清涧以北之九里山、石咀驿一线阻击敌人；主力沿咸榆公路以东追击。

8月2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饶漱石、黎玉（转谭震林），陈毅、粟裕电：“华东局及九纵被迫留在胶东，震林率二、七两纵在诸城。这样，实际上比饶、黎、许率九纵到诸城或震林率二、七纵到胶东都要好些。这样，胶东有九纵、十三纵及广大地方部队，可以逐步形成有力的内线作战兵团，直接保卫胶东，可以采取于运动中半歼灭半击溃之作战方针（即对敌一个或二个旅，以歼灭其一部击溃一部为目标而部署战役作战，注意多打小胜仗）。震林在诸城应完全遵照饶、黎指示休整待机，在胶东外线直接配合内线，目前不要南下临沂或陇海。作战时应注意打小规模歼灭战，每次以歼敌一团一旅为目标，不打无把握之仗。”

同日　致电林彪、罗荣桓：“希望你们能于九月下旬开始作战，配合南线”。“新的作战，似宜以有力兵团进攻山海关、沈阳线上之敌，以另一有力兵团进攻中长线上之敌，以求分散敌人，各个击破，重点放在中长路或山沈路，由你们酌定。”据此，东北民主联军于九月下旬发起了大规模秋季攻势作战。

8月3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首长电：“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同志现在担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同志为副政委），不能兼顾军委工作，特以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代理军委总参谋长工作，副参谋长仍是叶剑英同志。”

9月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指示，指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指示强调：“到国民党区域作战争取胜利的关键：第一是在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第二是在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只要这两点做到了，我们就胜利了。”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

9月2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韩钧并告刘伯承、邓小平，彭德怀电：“攻占新安、渑池、宜阳、洛宁等地，歼敌四千余，甚慰”。“你们作战范围，包括黄河、渭水以南，汉水以北，平汉路以西，西安、汉中线以东广大地区。应使干部熟习这一地区地理、敌情、民情，准备以至少半年时间，在这一地区东西南北往来机动，大量歼灭敌人，才能建立根据地”。“作战原则，对敌守备薄弱之据点及城市则坚决攻取之，对敌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又环境许可之据点及城市则相机攻取之，对敌守备强固之据点及城市则避开之，着重点放在调动敌人打运动战及占领广大乡村，消灭反动武装，发动群众，必须准备经过一个困难时期，逐步建立根据地。”

9月3日　关于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应迅速建立无后方作战的思想，致陈毅、粟裕电，指出：“刘、邓已实行无后方作战。陈、谢亦决心深入敌区，准备与后方隔断。你们的胶东、渤海都成了前线，决不可希望仍有过去一样的接济，对晋冀鲁豫亦不可要求过高过大。从你们自己起到全军一切将士，都应迅速建立无后方作战的思想，人员、粮食、弹药、被服一切从敌军敌区取给。准备在连续作战之后缩编部队，准备打得剩下三千人、四千人一个旅，而战斗意志愈打愈强（彭副司令所部就是如此）。俘虏兵即俘即补，重炮不要带去，不要怕后方被敌切断，勇敢地向淮河以北、平汉以东进军。”

9月4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并告刘伯承、邓小平，彭德怀电：“（一）据密息：二十七旅以一个团分散守备灵宝、阌乡及该地车站，主力驻华阴为预备队，陕南、豫西南各县似甚空虚。（二）你们应以四纵有力兵团位于阌乡以西，准备歼灭二十七旅主力之增援，以四纵主力分别同时包围陕[138]、灵、阌三城，相机攻占之。得手后，交三十八军守备，令其着重肃清三县地主武装（这是非常重要的）。四纵全部则分两路，一路取捷径出陕东南，相机攻取洛南、商县、商南、荆紫关诸城镇；一路出伏牛山，相机攻取卢氏、淅川、内乡三城。四纵于占领上述各地后，即应散开于各县乡村，攻破地主围寨，消灭地主武装。上述任务，争取于本月内完成。（三）秦纵以有力兵团位于洛阳以西，阻止洛敌西犯，其余南进，相机攻取嵩县、鲁山、南召诸城，并消灭各县地主武装。（四）应将占领县城与占领乡村、消灭敌正规军与消灭敌地主武装看得同等重要。全军都要有在豫西、陕南、鄂北建立根据地的决心。”六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谢、韩电：“四纵主力西进，相机攻取陕、灵、阌三县以后再入陕东南及豫西南。”

9月6日　关于彻底平分土地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复中央工委五日来电。复电指出：“平分土地利益极多，办法简单，群众拥护，外界亦很难找出理由反对此种公平办法。中农大多数获得利益，少数分出部分土地，但同时得了其他利益（政治及一般经济利益）可以补偿。因此土地会议应该采取彻底平分土地的方针，将农村中全部土地、山林、水利，平地以乡为单位，山地以村为单位，除少数重要反动分子本身外，不分男女老少，在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平均分配。不但土地、山林、水利平均分配，而且要将地主富农两阶级多余的粮食、耕牛、农具、房屋及其他财富拿出来，适当地分配给农民中缺乏这些东西的人们，地主富农所得的土地财产不超过也不低于农民所得。大规模的森林及水利工程不能分配者由政府管理。此外，同意即由土地会议通过土地法大纲，作为向各解放区政府的建议。”

9月11日　关于陈粟野战军沙土集战役[139]胜利后的任务，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陈毅、粟裕并告刘伯承、邓小平，饶漱石、黎玉，陈赓、谢富治及彭德怀电。电报指出：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在“郓城沙土集歼灭五十七师全部之大胜利，对于整个南线战局之发展有极大意义，特向西兵团全军将士致庆贺慰问之忱”。“在目前几个月内，你们人员补充主要靠俘虏，应采即俘即补方针，弹药补充主要靠取之于敌。应注意打有准备有把握之仗，同时严整军纪，争取群众，你们就一定能完成在黄河、淮河、运河、平汉之间创造巩固根据地，协助刘邓、陈谢创造鄂豫皖与鄂豫陕两大根据地，协助饶、黎、谭保卫山东根据地，协助苏中、苏北恢复根据地之伟大任务。你们处在上述四大根据地之中间地带，你们的胜利有重大战略意义。”

同日　修改新华社社论稿《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加写两段话：“没有前途，没有出路，灰心丧志，慌乱动摇，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贪污腐化，愈陷愈深，互相埋怨，见死不救，这就是整个匪军营垒的现状。再打一年两年，蒋介石匪帮就离全军覆灭不远了。”“打倒蒋介石才有和平，打倒蒋介石才有饭吃，打倒蒋介石才有民主，打倒蒋介石才有独立，已经是中国人民的常识了。”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目前几个月内，你们作战似应避开桂系主力七师、四十八师，集中注意歼灭中央系及滇军。因七师较强，不易俘缴，四十八师情况不明，似和七师相差不远，而中央系各部及滇军五十八师则在运动中易于歼俘。”据此，刘邓军于本月在商城、光山地区，同滇军整编第五十八师连续打了三仗，把敌人机动兵力吸引到大别山北麓，保障第三、第六纵队向皖西、鄂东地区展开。

9月13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电：“必须注意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对五军、七十五师暂时不打很对。对俘虏应采取即俘即补方针。俘获后有数天训练，开一个翻身会（吐苦水），即可补入部队。彭习野战军全靠俘虏补充，即用此种方法，而战斗力很好。用此种方法，只要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均有俘获，即能保持兵员的经常状态。”

9月14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电，指出：陈、谢已克灵宝、阌乡、卢氏，现正以三个旅攻陕县，三个旅向西急进，直迫潼关。鲁崇义的整编三十师主力现被我王新亭部阻困于临汾，难于西撤。西安、潼关线空虚。拟令陈、谢攻克陕县后率五个旅向渭南、华阴攻进，以秦基伟三个旅及三十八军一部留豫西活动。“在此种情况下，我军似宜扭住刘、董于大小劳山以北、永坪以南地区，协助陈、谢得手，削弱刘、董，使其恐慌动摇，进退维谷，至时机成熟时，各个歼灭之，或与陈、谢直接会合于渭水以北根本解决之。”

同日　西北野战军开始在岔口、关庄一带追歼胡宗南军，经过三天战斗，给了南撤的胡宗南军以重大杀伤。十九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电：“三天战斗给了敌人以相当削弱，迟滞了敌人南进，特别是认识了敌人士气衰落，我军士气大增，不怕这个敌人，对于我军向渭北出击争取胜利，大有利益。”

同日　东北民主联军秋季攻势开始。

9月15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并告华东局电：“现在的中心问题是打胜仗，只要再打两三个沙土集这样的胜仗，不但能调动胶东敌军，而且能保障你们及刘、邓的后方通路。只要前面打胜仗，敌即无法断我后路。但我军在一个时间内，必须要有一往无前不要后路的决心。”陈、粟决定，留第十纵队和晋冀鲁豫第十一纵队于鲁西南牵制邱清泉部，陈粟野战军主力及李先念率领的刚由豫北南渡准备转用于大别山的第十二纵队，于九月二十六日分五路横越陇海线，南下豫皖苏地区。十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军委又决定增调两广纵队从渤海区至鲁西南。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陈赓、谢富治，饶漱石、黎玉、谭震林并告各首长电，通报各战区的作战情况。电文如下：“目前情况：（一）我军在大别山、豫西、鲁西南、豫皖边区及陕北，业已完成战略展开任务。（二）我刘邓军已在豫东南、鄂东、皖西占领十多县及广大乡村，威震大江南北。该区群众很好，粮食已可吃新谷，地方工作已在布置，现在准备歼灭敌主力之作战。在该区周围之敌共二十三个旅，其中机动兵力约十二个旅左右，近又有抽整十师二个旅去郑州消息。（三）我陈粟西兵团已集中鲁西南，并已歼灭五十七师，奠定了该军扩大根据地至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并在该区内继续歼敌之有利地位。该区敌只有十五个旅左右，其机动兵力不过五个旅左右。（四）我陈谢兵团已占豫西九县（宜阳近被敌占），除歼灭大量保安部队外，并歼灭胡宗南七十六师之新一旅、三十六师一个独立团，又歼灭洛阳李铁军[140]部整十五师六十四旅一个团，击溃两个团。现该区除陕县尚未攻克外，淅川、南召以北，洛阳、临汝、鲁山以西，均为我占。现渭水、黄河以南，汉水以北，平汉以西甚为空虚，利于我军放手发展。（五）陕北我已收复佳县、米脂、吴堡、子洲、镇川、横山、靖边、保安、吴旗、安定、固临诸城镇。彭率野战军已进至青化砭、延川之线以南地区，胡军主力七个旅又二个团则在该线以北被我阻击，无法迅速南撤。我军待完成歼敌一部之任务后，准备不久即打到外线去。（六）目前只有胶东方面敌尚维持十五个旅左右的攻势，该区尚有一个时期是困难的。但估计只要陈粟、刘邓、陈谢三方面再打几个胜仗，中原及长江发生更大震动之后，胶东敌军将被迫大批南撤。只要我军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每战均能歼敌一部（不论多少），就能改变该区形势。”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韩钧并告彭德怀及刘伯承、邓小平电：“你们在陕州[141]作战完毕后，不论得手或不得手，休整数日，留三十八军一个师于陕、灵、阌地区。你们亲率四纵全部及三十八军一个师，携带数天粮食，于商州、潼关之间自择道路（避开坚固据点），进入渭华[142]以南、商洛[143]以北地区，然后相机攻占临潼、渭南、华阴、华县、潼关、蓝田、洛南诸城。如你们能于本月下旬进入上述地区，并开始作战，则甚为有利。那时，我彭副司令所部及王世泰两个旅，当可钳制胡军主力，并可能向洛川一带前进，配合你们作战。”

9月16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你们全军冬衣准备，不要将重点放在由后方按时供给上面，而要放在自己筹办上面，你们如能努力收集棉花布匹，每人做一件薄棉衣，或做一件棉背心，就能穿到十二月、一月，那时后方冬服可能接济上来。”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电：（一）“目前一个月内是重要关节，望鼓励全军将士英勇奋斗，配合陈、谢完成重要任务。”（二）“请令王震[144]率两个旅立即向延安以南开进，占领大小劳山、甘泉之线，节节阻敌南退。”（三）“主力六个旅即于现地休息三天、四天，至多五天，解释行动方针，约于二十二日左右向南急进。全军（六个旅）直迫宜川，相机攻取该城；然后向南相机攻取韩城、合阳、澄城、蒲城、白水、平民、朝邑[145]、大荔诸城。争取于十五天至二十天内完成上述任务。”九月十七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电：执行上述任务的时间可按情况推迟，“总以歼灭或迟滞敌军，协助陈、谢渭华作战为原则”。据此，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于二十三日攻克大小劳山，阻敌南进。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陈毅、粟裕，饶漱石、黎玉、许世友、谭震林电，指出：“我们认为震林所率二、七两纵，目前不宜离开滨海”，“一可钳制八十三师、二十八师、四十五师等部；二可策应胶东内线。大约坚持一个月至多两个月，局势就会变化。如二、七纵出鲁南或苏北，则八十三师、二十八师等部必跟去，亦不见得容易歼灭，对于胶东则减少直接配合作用”。

9月1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西北局并告彭德怀和陈赓、谢富治、韩钧电，指出陈谢韩兵团已将豫西之敌大部扫清，“请西北局选派大批地方工作干部，给以一星期训练，送往彭副司令处，随军至渭北，转往陕南交汪锋指挥，发展陕南根据地。”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韩钧电：“在十五天至二十天内，胡军主力尚不能向你们攻击。你们必须很好利用这十五至二十天时间，打开陕东及陕南局面，这是有决定重要性的。如不能在陕东、陕南建立根据地，则将妨碍你们在豫西及鄂西北建立根据地。”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电：“提议王世泰部编为第四纵队，辖两个旅，参加野战军作战，使该部正规化。”随后，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组成，王世泰任司令员。

9月1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韩钧电：“请令秦基伟主力（两个旅）由伊阳向东，相机攻占临汝，然后由临汝向东南，以一个旅相机攻占郏县、襄城、宝丰、叶县，威胁许昌，吸引整三师及一二四旅向该方向救援。该旅即留在上述各县，与救援之敌周旋。以另一个旅相机攻取鲁山、南召县城后，迅即转至卢氏、嵩县、伊阳、鲁山、南召、内乡六县交界，即伏牛山地区纵横二百里内外，展开乡村工作，剿灭民团、土匪，发动群众，建立游击队，创造该纵后方。必须使该纵干部明了，该纵后方不是新安、渑池，而是伏牛山，用全力在伏牛山建立根据地，是为至要。”本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谢、韩电，庆祝攻克陕县的胜利。

9月1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察冀中央局并告中央工委及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电：“根据中央工委建议，为着加强晋察冀工作之目的，决定派彭真同志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资格帮助与指导晋察冀工作。”

同日　致电杨尚昆，请将中共中央九月一日指示[146]叫师哲[147]译交阿洛夫转斯大林。

9月2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电，同意以教导旅、新四旅编为第六纵队。

9月21日　和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朱官寨，到达佳县张家崖窑。二十三日，迁移到佳县神泉堡。

9月23日　关于打李铁军部的部署，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韩钧并告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转王新亭[148]），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彭德怀电。电文如下：“因西潼线[149]已到及数日内可到之敌共有十个半旅，难于得手；汉水流域无敌正规军，可留待一个月后去占；郑洛[150]区李铁军部六个旅较弱，故改变部署如下：（一）于二十六日前以三十八军一部开文底，逼近潼关佯动，迷惑敌人。（二）刘[151]旅附三十八军一部，除留小部控制卢氏剿匪外，立即西进，相机攻占洛南、商县、商南、山阳诸县，肃清反动，发动群众，援助陕南游击队。（三）三十八军主力位于陕、灵、阌三县剿匪。（四）你们率主力四个旅，协同秦纵向[152]旅，于二十六日开始荫蔽东进，突然包围六十四旅及武庭麟师部（可能在磁涧），相机歼灭之，收复新安。（五）在打六四旅期间，秦纵主力可继续休整。（六）歼灭六十四旅后，协同秦纵歼击李铁军主力，并相机攻占郑洛以南、平汉以西十余县。（七）准备一个月时间，完成上述任务，然后留秦纵位于上述地区，四纵向汉水流域。”二十五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谢、韩电：“你们南渡后第一个月作战成绩很好，歼敌二万余，控制渑、陕、灵、阌、宁、卢六县。原定第二步打西潼线上之敌，第三步出汉水、豫西南，因西潼敌已先我集中兵力，把握较少，故改变计划，东打李铁军，并相机占领郑洛以南、平汉以西若干县。包括作战与休息在内，估计大约须一个月左右时间。如此举成功，不但对你们有利，对陈粟、刘邓亦有利。”“在你们打李铁军期间，彭副司令所部留在陕北内线，完成歼敌、整训、补充等项任务，时间约一个月左右，然后打出去，第一步向渭北，第二步向陇南，与你们相呼应。但你们及任何其他战略单位之作战，均是独立性的，各按自己情况独立部署行动，不要依赖任何方面之直接配合。”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并贺龙、习仲勋电：“（一）决定你军主力（六个旅）在内线一个月至一个半月，完成歼敌、休整、补充三项任务，然后打出去。望按此部署一切，主要是筹粮一万五千大担。（二）王震两个旅相机攻占劳山、甘泉等地，阻敌数天后即可先出渭北。”二十四日，西北野战军决定先在陕北执行内线作战任务，十月一日全歼延川、延长守敌。

9月24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朱德、刘少奇并告聂荣臻、萧克、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电：“此次大清河战役[153]，歼敌一部，虽未获大胜，战斗精神极好，伤亡较多并不要紧。休整若干天，按照该区具体条件部署新作战，只要有胜利，无论大小，都是好的。一切按自己条件独立部署作战或休整，不要顾虑东北或别区配合问题。”

9月25日　和周恩来、任弼时等前往中央警卫团驻地阎家峁看望新入伍的几百名战士，勉励他们要好好学习军事、政治、文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9月26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韩钧电：“（一）打六十四旅行动时间，由你们自己决定，总以确保胜利为原则。（二）宜阳之敌，可能向新安增援，你们要准备打援敌，应令秦纵参加此次作战。（三）应以一部向潼关方向之敌佯动，迷惑该敌（直至现时止，西安方面均认你们必打西潼线，甚为恐慌），以利主力荫蔽东进，突然包围六十四旅而歼击之。”据此，陈谢集团以一部在豫陕边地区活动迷惑关中敌人，主力于本日隐蔽东进，十月二日在铁门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十五师师部及第六十四旅大部，李铁军第五兵团主力逃回洛阳。陈谢集团在豫陕边地区转战月余，共歼敌三万三千余人，解放县城十二座，建立了三个军分区。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转王宏坤、张际春并告陈赓、谢富治、韩钧电，指出徐、滕、薄二十四日提出的“以彭、罗[154]监视临汾之敌，集中八纵两个旅夺取运城，再北上相机夺取临汾，并打阎敌”的计划甚好，望坚决执行。据此，晋冀鲁豫军区第八纵队等部于十月七日开始围攻运城，历经一个月，歼援敌三千七百余人。由于胡宗南部的整编第三十六师北渡黄河增援，对运城的进攻暂停。

9月3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陈毅、粟裕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一）你们分两路前进方针很好。至少一个月内专打分散薄弱之敌，发动群众，了解情况，然后看情形再集中相当兵力，打有把握有准备的较大规模的仗，半个月时间太短。（二）士榘所部第一步相机攻占尉氏、洧川、鄢陵、扶沟；第二步应向南相机攻占商水、项城、沈丘、临泉、上蔡、汝南、新蔡，在该地区建立根据地，与刘、邓衔接。（三）你们则在夏邑、永城、宿县、亳县、涡阳、蒙城、怀远、凤台、阜阳、太和地区建立根据地。（四）你们与士榘所部暂时分开建立根据地，将来看情形，各留一个纵队在当地发展根据地，集中三个纵队打较大规模的仗。如此方可迫使敌人分得很散，造成好打之条件。（五）各纵辗转活动，破击三条铁路，歼灭分散之敌，极为重要。”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电，指出王世泰部已占白水，王震部日内可到白水附近，“该两部应会合一起，即以白水为枢纽向四周发展，建立渭北根据地”。

10月2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电：“两延[155]得手后，我军似宜迅即以主力打清涧，以一部打瓦市，以期同时歼灭两地之敌，使绥德之敌无法逃跑。然后两路北进，歼灭绥德之敌”。本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电：“清、瓦两处可先打一处，再打一处，不必同时打”。根据上述精神，西北野战军于六日集中兵力首先进攻清涧之敌，十一日攻克该城，全歼守敌整编第七十六师师部及一个旅，师长廖昂被俘。延（延长、延川）清（清涧）战役共歼胡宗南军八千余人。

10月3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陈赓、谢富治、韩钧并告陈毅、粟裕，刘伯承、邓小平电，对陈谢集团歼灭第六十四旅大部，收复新安甚慰，认为他们上月二十九日电提出的如宜阳敌好打则全力歼灭宜阳之敌，否则将主力进至洛阳西南伊、洛两河之间，佯攻洛阳，分别歼灭各路回窜之敌的意图是好的，望依情况临机决定。并指出：“总以于一个月内各个歼灭李铁军诸旅，并攻占洛阳、郑州之线以南，鲁山、叶县之线以北，平汉以西诸县为目标。”

同日　关于陈粟野战军进入豫皖苏地区开展工作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电报指出：“你们兵力业已展开于广大地区，现应确定一个月至两个月内，只打小仗不打大仗。各纵应划定地境，每纵几个县，从事歼灭境内小股敌军、民团、土匪、保甲，建立政权，实行土改。每县拨出一个营的架子（干部）及一个连的兵力，建立各县武装基干。各纵主力则在自己辖境内往来机动作战，包括破击铁路在内。你们五个纵队范围，不但包括陇海以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淮河以北，而且可以一部渡淮南进，直达寿县、合肥、巢县之线以东，长江以北地区，与刘邓区域、苏中、苏北完全衔接。如一个月至两个月时间不够，还可酌量延长。使敌主力置于无用之地，疲于奔命，而我则于短期内歼灭了敌之爪牙，建立了我之根据地，为不久将来集中兵力作战打下基础。此种工作看似不甚重要，实则具有伟大战略意义。”据此，陈粟野战军以纵队为单位分别消灭保安团队，派遣大批干部发动与组织群众，至本月底，攻克县城二十四座，歼敌一万余人，在沙河以南、淮河以北建立了拥有一千多万人口的三个专署和军分区。李先念率领的第十二纵队于十一月初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归刘邓野战军建制。

10月4日　关于大别山地区的作战方针，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粟裕电。电报指出：“为着（一）分散大敌，使敌主力疲于奔命；（二）歼灭小敌，使我获得歼灭敌正规军一旅两旅、一团两团之多数机会，广泛歼灭民团、保甲；（三）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四）解决物资，目前主要是冬衣等项目的，请考虑你们手中集中的九个旅，分出三个旅越路西进，相机攻占孝感、云梦、应城、安陆、京山、天门、钟祥、随、枣[156]诸县。你们手中集中六个旅，仍有每战歼灭弱敌两个旅、强敌一个旅之能力。目前向西南，相机攻占麻城、黄安、黄陂、礼山、广水、花园诸地，并相机控制铁路一段。尔后则可向东方或向东北方机动。而桐柏山地区，则留待赵、王[157]两纵去经营。陈谢十个旅分散五个旅于豫西、陕南十余县，打民团、土匪、保甲及一团一营之正规军，集中五个旅打中等规模之仗，甚有效力。陈、粟目前情况，则宜以纵队以旅为单位分散歼敌，过一时期后，再集中六至七个旅往来机动，打中等规模之仗。此种办法可制敌死命。”据此，刘邓野战军主力分两路向鄂东、皖西展开后，于本月八日至十日，先后在皖西张家店和鄂东黄陂之柳子港、李家集等地歼敌一部，打破了敌人跟踪与合围的企图，接着连克广济、望江等县城，直逼长江，扩大了活动地区。

10月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转许世友、谭震林及各纵队电，庆祝他们收复掖县及歼灭敌人数部的重大胜利[158]，并指出：“自从你们转入反攻后，我军业已无例外地全面转入反攻。敌人已没有任何一处再能进攻。我刘邓、陈粟、陈谢三军共四十八个旅约四十万人，业已在长江、黄河间立住脚跟；西北我军不久即将向敌区进攻；东北我军攻势有很大发展。整个形势于我有利。希望你们在华东局正确领导之下，继续争取胜利。”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你们手里只有七个旅，不要再分散。现在不要出平汉及平汉以西。陈、谢环境很好，不须你们配合。你们按照自己情况，逐步克服困难，争取胜利。无把握的仗不要打。”

同日　写信给毛岸英，指出：“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作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

10月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央工委，晋察冀中央局电：“（一）土地法大纲业已修改完毕，决于明（十）日发表。（二）从报上登载至传达到乡村，当在半个月以后，似不至影响种麦。如中央局认为可能发生影响，可以推迟若干天发表。至于按照土地法实行分配土地，应在你们土地会议决定实行步骤全部布置完毕以后，方才开始。”

10月10日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本日公布，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基本政策。这个宣言第一次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称，第一次以宣言形式郑重向中外宣布“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这个宣言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中共中央公布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和《中国土地法大纲》。《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同意这个土地法大纲，并予以公布。希望各地民主政府、各地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及其委员会，对于这个建议加以讨论及采纳，并订出适合于当地情况的具体办法，展开及贯彻全国土地改革运动，完成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

同日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本日发布。训令指出：“本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多年，其内容各地各军略有出入。现在统一规定，重行颁布。望即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这个训令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训令》，发至各级军政首长。训令指出：“现在，我们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六十七条。你们接到后，应即发给全军指挥员、战斗员，逐条讲解牢记，认真实行。同时，在你们所到之处，你们应当将这些口号，向全国人民，向蒋党蒋军被欺骗被胁从的人们，普遍地书写、张贴、印发、宣讲，务使他们完全了解，万众一心，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

10月1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各首长电，通报西北战场的情况与经验：“西北我军在彭副司令指挥之下，包括三个地方旅在内，总共只有十个旅，每旅大者五千余人，小者三千余人，全军共计四万余人。边区人口一百五十万，三分之一左右沦于敌占，一切县城及大部乡村均曾被敌侵占，现仍有十一城在敌手。本年荒旱，近数月粮食极端困难。七个月作战未补解放区新兵，补的都是俘虏，即俘即补。七个月中没有作过一次超过两星期的正式整训，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行军作战中。然而我军战斗意志极其坚强，士气极其高涨，装备火力大大增强，人员因有俘虏补充，亦比三月开始作战时略有增加。利用边区地方广大，人民拥护，七个月内击破了胡宗南中央系步骑二十四个旅及杂牌十个旅的攻势，被我歼灭及受歼灭性打击者达十一个旅，加上敌人拖疲饿瘦，使我转入了反攻。人民虽受敌人摧残搜括的灾难，却极大地提高了觉悟。我军虽在数量上少于敌人几倍，但在战斗力上优于敌人，尤其是在精神上压倒敌人。敌人极怕我们，我们不怕敌人。目前，我军主力准备再在内线一个短时期，即打到敌后去。估计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即可歼灭胡军大部，并夺取西北许多地方。这一经验，望各首长转知所属，加以研究，对于若干干部似乎认为一定要有定期大休整，要有两三千人一个团的充实的大部队，要有大批民夫、大车随军使用，要有充分的后方粮弹供给，才能打大胜仗，稍有疲劳减员即叫苦连天的思想，转变为一切取给于敌，不靠后方接济，大大减少民夫、大车，节省粮弹，提倡不怕伤亡，连续战斗，善于利用两个战役或战斗之间的空隙进行短时休整（七天、十天或半月），善于捕捉战机，经常保持旺盛士气，多打胜仗，每战确保胜利，一切从打胜仗中解决问题的思想。这后一种思想，必须在各军巩固地建立起来，特别是关内各军必须如此。即使有后方接济，亦决不可存依赖之心，必须将重点放在依靠前线，依靠野战军从前线自己解决问题，不但西北有此经验，各区自己亦必有这种经验，务望总结起来，加深部队教训，争取大反攻胜利。”

10月1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转各纵队各旅电，庆祝他们在张家店、歧亭、李家集等处歼敌两个旅的胜利。并指出：“自你们进到鄂豫皖边区并立住脚跟，配合陈、粟在淮河以北，陈、谢在豫西、陕南，彭、张在西北，许、谭在山东，我军已完成了南线第二年作战的战略展开，并打了许多胜仗，迫使南线诸敌分散应付，处于被动，创造了我军在今后大量歼敌的条件。尚望各同志在刘、邓正确领导下，继续努力，团结全党全军，克服困难，完成伟大战略任务。”

10月13日　复电林彪，同意他十二日来电提出的在东北民主联军的秋季攻势中，准备攻击吉林同时打援的计划，并指出：“关内除李宗仁系统可能抽调少数出关外，各战场蒋军均感兵力不敷应用，很难抽援东北。”“你们攻克吉林后，应将主攻方向转至北宁、平绥两线，沈阳、锦州间，锦州、山海关间，山海关、天津间，天津、北平间，北平、张家口间，均为很好作战地区。依据关内各战场经验，在敌尚有能力举行大规模进攻时期，因敌高度集中前进，我集中的大军很难求得运动战机会。在现时敌已被迫分散于黄河、长江间六七个战场上，采取战略守势时期，我集中大军更难求得运动战。但如我兵力不太大，则尚有许多运动战机会，且可大量歼灭分散守备之敌。故目前南线各军的野战机动兵团，大体都是以五个旅至十个旅的兵力组成之，其余则以纵队以旅为单位分散作战。你们今后野战兵团之组成，除若干特别情况外（例如目前打吉林，将来打锦州或他处），亦应注意此种经验。”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电，同意彭德怀于本日提出的集中六个旅北上打榆林、神木的作战计划，并指出：“行动时间，须待刘戡南下到达延安附近时，我军开始北进为有利。如刘戡在现地徘徊，则似宜先打宜川引其南退，然后打榆神。”据此，西北野战军于本月下旬发动了第二次攻打榆林战役。

10月15日　关于再次筹划南渡长江问题，致电陈毅、粟裕：“战局可能发展得快，六个月内（十月至三月），你们各纵在河淮之间作战，另准备以原淮南独立旅恢复淮南。六个月后（约在明年四月），你们须准备以一个或两个纵队出皖浙赣（不是闽浙赣）边区。”

10月17日　从神泉堡出发，过佳芦河，到达佳县县城，进行调查研究。当晚，在住处召集县领导干部谈话，了解当地土改情况，嘱咐大家要依靠群众，把工作做好。次日晨，接见出席县委召开的区委书记和区长联席会议的同志。为县委题词：“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

10月18日　中午，到达谭家坪，参观峪口纸厂。该厂生产马兰纸，毛泽东详细了解纸的生产情况。

10月20日　关于豫西、陕南作战部署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韩钧电，指示他们休整完毕后：（一）“拟以一个旅破平汉路。因许昌以北敌力较大，应直向许昌、武胜关段及武胜关以南机动破袭，吸引十师向南，然后转破许昌以北。”（二）“一个旅位于新、宜、伊、嵩[159]剿匪、分财、分田，与卢氏打通并监视洛敌。”（三）“主力五个旅，第一步分数路同时出动，相机攻占陇海以南，平汉以西，方城、南召、舞阳一线以北诸县，歼灭民团、保甲、土匪及小股敌军，发动群众分地主粮食、财物。第二步看形势集结兵力，歼击由洛、郑、漯、许[160]可能向我前进之敌，但遇五师[161]主力则避开之，遇三师、十师等部则各个歼灭之。如洛、郑、漯、许之敌取守势，则延长第一步作战方案之时间。”

同日　关于组织野战机动兵团打中等规模之仗的部署，致电陈毅、粟裕，指出：“你们全军除休整者外，酉戌两月[162]均依现态势分散作战及工作。亥月[163]初起，集中六个至九个旅组成一个头等野战机动兵团，打中等规模之仗，其余仍分散作战及工作。明年一月以后，看形势再组成一个至二个各包含四个至六个旅的二等三等野战机动兵团，其余仍分散作战及工作。”

10月21日　来到白云山脚下的南河底村。第二天（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上午到白云山看庙会，参观白云观时询问寺院人员的生活情况。在参观寺院的建筑、雕塑、塑像等古迹后，毛泽东说：“这些东西，都是历史文化遗产，要好好保存，不要把它毁坏了。”随后，又看佳县群众剧团演出的山西梆子，并为剧团题词“与时并进”。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陈赓、谢富治电：“（一）刘、邓巧[164]电提议，十一月二十日左右三军举行大破平汉路战役，使三区打通，使敌分割支解，以利分别歼击，我们认为极为必要，且有胜利把握。但不知陈、粟方面时间上来得及否，是否能集中九个旅打较大之歼灭战？（二）请你们考虑下列方案：（甲）照刘、邓巧电，三军同时破平汉；（乙）刘邓、陈谢两军为主，陈粟一部（在沙河以南者）为辅，担任破平汉，时间推迟至十二月上旬举行，陈粟主力则于十一月下旬举行大破陇海战役，断徐、郑交通并吸引五军东援，以利平汉得手。以上两案何者为宜？（三）陈、谢本月底休整完毕，十一月初开始攻击嵩山区及以南各县，准备十二月上旬协同刘、邓破平汉。”

10月2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杨得志、杨成武、耿飚[165]并告各首长电：“你们领导野战军在保定以南歼灭敌第三军主力，俘虏军长罗历戎，创晋察冀歼灭战新纪录[166]，极为欣慰，特向你们及全军指战员致庆贺之忱。”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聂荣臻、萧克、刘澜涛、黄敬、罗瑞卿并告朱德、刘少奇，杨得志、杨成武电，批准他们二十二日提出的关于乘胜夺取石家庄的建议，并指出：“清风店大歼灭战胜利，对于你区战斗作风之进一步转变有巨大意义。目前如北面敌南下，则歼灭其一部，北面敌停顿，则我军应于现地休息十天左右，整顿队势，恢复疲劳，侦察石门，完成打石门之一切准备。然后，不但集中主力九个旅，而且要集中几个地方旅，以攻石门打援兵姿态实行打石门，将重点放在打援上面。”据此，晋察冀野战军经过充分准备后，十一月六日对石家庄发起攻击，十二日解放河北省重镇石家庄，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十三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杨得志、杨成武、耿飚电：“庆祝晋察冀我军攻克石家庄歼灭二万余人之大胜利。”“尚望团结全军继续寻机歼敌，争取冬季作战之大胜利。”

10月24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陈毅、粟裕并告刘伯承、邓小平，陈赓、谢富治电：“（一）陈、粟决定提早集中主力大破陇海路，孤立徐州，甚好。惟集中兵力时，各新占区域应留下适当兵力，继续分散工作；破路时间以十一月上旬开始为好。（二）陈、谢日内开始东进，攻占平汉以西各县，十二月初协同刘、邓大破平汉路。那时，陈、粟陇海战役应已完毕，并获得短时休息，亦可协同破平汉路。（三）精密研究破路技术（东北铁路大翻身办法又快又彻底，你们应采用），很好地组织破路战役，求达彻底破路与大量歼敌两项目的，但不打无把握之仗。”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主力于十一月八日向陇海路兰封（今属兰考）至郝寨段及津浦路徐州以南段展开破击战，至十一月十七日共破坏铁路一百五十余公里，歼灭国民党军一万余人，攻克萧县、砀山、民权等县城九座，车站十七个，威逼徐州，沟通豫皖苏和鲁西南的联系，迫敌调动十五个旅应援以推迟白崇禧围攻大别山的时间。

10月27日　修改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反对刘航琛[167]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稿，加写一条：“我们在政治上要孤立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中的右翼）和在经济上保护他们，二者似乎矛盾，其实并不矛盾。在蒋介石打倒以后，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但这并不是把他们当作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一样立即打倒他们，那时，还将有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在经济上，则将在长时间内容许他们存在，并使他们的经济在政府法令许可下有一个一定程度的发展，以利经济之恢复与发展。对于在平分土地后生长出来的新富农，也是如此。在这个问题上的过左性急是错误的。”同时，就修改和发出这一指示致信周恩来：“指示电很好，很有必要。惟须增加一条，作为第五条，将对自由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完全弄清楚，预防过左倾向发生。这一倾向，在历史上是发生过的。此电当作普遍指示，发往各地。”

10月2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庆祝在高山铺地区歼灭敌四十师及八十二旅之大胜利。高山铺战役是刘邓野战军进入大别山后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本月，刘邓主力沿长江北岸展开，乘虚接连解放舒城、庐江、桐城、潜山、广济、英山、望江等城和江岸重镇武穴。蒋介石以为刘邓军即将渡江，急令整编第四十师和八十二旅经浠水向广济兼程前进，十月二十六日进入刘、邓预设在蕲春的高山铺的袋形阵地被围。二十七日刘邓主力发起总攻，全歼国民党军一万二千余人。十一月正式成立鄂豫、皖西两个区党委和军区。

同日　上午，离开南河底村。下午，到达佳县城关吕家坪。

10月31日　上午，回到神泉堡。

同日　致电刘少奇：“朱总到杨、杨[168]处帮助整训一时期很好，但杨、杨举行石门或他处作战时，请劝朱总回工委，不要亲临最前线。”

11月2日　致电彭德怀、张宗逊，指示他们置有力部队于榆林城北，准备打邓宝珊[169]所率绥远援兵。本日晚八时，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张电：“邓宝珊东[170]晚八时抵扎萨克，据称援兵陆续赶到。你们除以主力攻城外，必须以有力兵团准备打邓援兵，务不使入城。”四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张电：“你们应将重心放在打援方面，只要援敌歼灭榆城可从容解决。”五日，再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张电：“如十个团打邓、八个团攻城确有把握，并于灰日[171]以前取得打邓、攻城两项胜利，则可照你们原定计划执行不变；否则应改变计划，停止攻城，集中全力先打邓再打马[172]，然后攻城。”西北野战军在两次攻城未克、敌援军逼近榆林的情况下，根据上述指示，于十二日改变原来计划，除以一部兵力继续包围榆林外，主力西移打援，至十五日，在元大滩等地歼灭援敌四千余人，敌主力绕道进入榆林。

11月3日　修改新华社时评稿《蒋介石解散民盟[173]》，加写一段话：“民盟方面现在应该得到教训：任何对美国侵略者及蒋介石统治集团（或其中的某些派别）的幻想，都是无益于自己与人民的，应当清除这种幻想，而坚决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如果民盟能够这样做，则民盟之被蒋介石宣布为非法并不能损害民盟，却反而给了民盟以走向较之过去更为光明的道路的可能性。”

11月4日　关于胡宗南企图打通陇海路及我之对策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韩钧电，指出：“胡宗南利用我陕北主力攻榆林时间，将第一师两个旅、三十六师一个半旅调至潼关，协同三十师、六十五师进攻豫西，目的在恢复陇海交通。在此情况下，我十二旅及十七师应停止西进，位于卢氏地区监视六十五师，掩护四、九两纵现在向东尔后向南之作战；五十五师及查[174]旅一个团位于现地，监视西面诸敌。你们应准备陕、灵、阌、渑、洛诸城全部失去，而只坚持乡村，黄河南北交通暂时断绝。待你们在东面及南面打开局面，并寻机歼灭李铁军兵团一部或数部之后，在胡军已分散在陇海线之后，即可找到歼灭胡军重占陇海之机会。”本月八日起，陈谢集团以“牵牛战术”调动、分散并疲惫敌人，以两个旅展开于南阳以西地区，以两个旅展开于方城、舞阳、泌阳地区，以三个旅展开于洛阳东南地区，以陕南部队加强在豫陕边活动。豫西的国民党军被迫退守南阳、洛阳和平汉路。陈谢集团乘机放手歼灭保安团队，大力开展地方工作，至本月底解放十几个县城，建立豫陕鄂边区行政公署和军区，八个专署和军分区，完成了战略展开。

11月5日　东北民主联军秋季攻势结束，作战历时五十天，歼灭国民党军六万九千余人，攻克通化、赤峰、宽甸、本溪、叶柏寿、朝阳、黑山、安东等十五座城市，切断了长春至四平的铁路线，控制了东北大部铁路，迫使敌军收缩于仅占东北面积百分之十五的中长路和北宁路的几个孤立城市内，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同时，调动了关内国民党军五个师到东北，有力地配合了华北作战。

11月6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致电斯大林：“我们代表正在为独立民主而战斗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热烈庆祝伟大十月革命的三十周年，庆祝世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先驱——苏联日益强盛，庆祝中苏两大民族的伟大战斗友谊日益增进。”

同日　修改新华社社论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加写一段话：“中国人民现在正在进行伟大的革命战争，其目的是打倒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这个战争业已取得伟大的胜利，必将继续胜利，直到打倒一切敌人，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当此庆祝十月革命三十年的日子，中国人民应当相信，我们苦难的日子是完全能够度过的，什么困难也能克服，获有美国帝国主义援助的蒋介石反动集团，我们完全有把握将其彻底打倒。我们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帝国主义的国家与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组成的力量打倒我们的敌人。中国民族是一个能战斗的民族，俄罗斯人在十月革命以来所创造的战胜帝国主义与国内反动派的伟绩，中国人亦能创造出来。今后数年的时间，必能证明这一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已是燎原的时候了。”

11月13日　致电林彪并告朱德、刘少奇，东北局：“望东北局用全力加强军事工业之建设，以支援全国作战为目标。”

11月14日　和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从神泉堡出发，当天到达阎家峁。

11月16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张宗逊电，指出：“在十八师向榆林靠拢情况下，我军宜乘虚进攻三边。该地只有几个保安团，较易解决，并吸引十八师回援，歼其一部。该地为十八师准备的粮食必不少，吃的问题可能解决。”据此，西北野战军令由黄龙山区北上的第四纵队，经安定向三边挺进，至二十九日连克宁条梁、安边堡等地。

11月1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耿飚并中央工委，晋察冀军区并告林彪及东北局电：“（一）同意移至晋县，休整三个礼拜，然后配合东北作战。（二）东北本月下旬开始新战役，若你们能于下月中旬开始新战役，则可起有力配合作用。（三）你们应准备于结冰期间四个月内（十二月至三月），进行几个战役，争取切断平津、平保及可能时平张等铁路，夺取铁路及其附近可能夺取之城市、据点，歼灭在这些铁路、城市、据点及其附近之可能歼灭的敌人，准备和东北我军直接配合作战。”电报还指出：“迭获胜利后，干部骄傲轻敌之心理必然会发生，你们应严格防止之，首先是领导者自己应防止此种心理之发生。”

同日　致电晋察冀中央局转杨之华[175]：“你们妇委五人联名于申宥[176]发给中央的电报，中央已于酉鱼[177]复电，同意你们提出的今后妇女工作方针。现再将该两电转发各中央局、分局参考，以引起他们对妇女工作更多的注意。”

11月18日　复信吴玉章[178]：“宪草尚未至发表时期，内容亦宜从长斟酌，以工农民主专政为基本原则，详情由王、谢[179]二同志面达。”

同日　复信张曙时[180]：“法律工作是中央新设领导工作的一个部门，兄及诸同志努力从事于此，不算‘闲居’。将来时局开展，出到外面工作，自属必要。目前则在激烈战争中，年老的人出去，似乎尚非其时。法律本于人情，收集各解放区实际材料，确是必要的。”

同日　复信陈瑾昆：“国内外大势观察正确，不会有第二个方向，进度亦快，不会稽延不决，诚如尊论。惟我们宁可作从长打算，估计到一切可能的困难，以自力更生精神，准备付以较长时间，似属有益。兄及诸同志对于宪草惨淡经营，不胜佩慰。惟发表时机尚未成熟，内容亦宜从长斟酌，以工农民主专政为基本原则（即拙著《新民主主义论》及《论联合政府》中所指之基本原则），详由王、谢二同志面达。”

11月1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陈毅、粟裕并告各首长电：“庆祝你们破击陇海路之大胜利[181]。”

11月20日　和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阎家峁，到达佳县乌龙铺。

11月21日　上午，和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由乌龙铺出发，当日到达米脂县申家。

11月22日　和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由申家出发，下午到达米脂县杨家沟。在杨家沟住四个月。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王震，王新亭并彭德怀、张宗逊，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贺龙、习仲勋告陈赓、谢富治电：“各电均悉。（一）攻运[182]未克，打援又未全歼，在指战员中引起一时情绪不好，是很自然的，但我军精神很好，一二次仗未打好并不要紧，只要你们虚心研究经验，许多胜仗就在后头，望将此意向指战员解释。（二）同意二、八两纵择地休整一时期，然后找阎锡山打几仗；然后两纵同出渭北，协同西北主力歼灭胡宗南，有力地配合陈、谢。（三）在你们休整及打阎期间，注意编组新的地方军，并带领一同训练与作战，几个月后代替八纵在晋南的任务。”

11月2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电：“十二月你们应以配合刘、邓破击平汉路及歼灭土顽为中心，明年一月起准备打胡宗南。最近你们歼灭很多土顽，有大的战略意义。”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张宗逊并告贺龙、习仲勋电：“依大局看，以放弃北线计划，集结训练一个月，配合陈、谢打胡为有利。但如十二月能确有把握攻克榆城，亦可考虑第三次攻榆。”西北野战军鉴于敌人主力进入榆林，决定放弃攻打榆林，转入整军。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粟裕（陈毅已去中央工委）并告晋冀鲁豫中央局，华东局，中原局及张云逸、邓子恢电，指出：“在划定给你们之区域内（黄河以南，运河以西，平汉及淮南铁路以东，长江及淮河以北，以淮南铁路及淮河为你们与刘、邓之分界），以今年九月初至明年八月底之一年时间，做到完成土改、消灭敌人两大任务，将此两大任务明确告之各级一切干部，并领导他们与刘邓、陈谢两军比赛，有步骤地完成任务，不要落在友军之后。”鉴于十一月二十七日白崇禧在九江设立指挥所，以十五个整编师又三个旅的兵力开始对大别山区的围攻，毛泽东在这个电报中说：“在明年八月以前不准备派主力部队渡江，各部均要在现地安心工作与作战。”

11月下旬　修改中共中央关于重发《怎样分析阶级》等两个文件的指示稿，在第四条“此两项文件原是一九三三年为纠正在阶级分析问题上的过左观点而制定者”一句后面，加写一段话：“那时，凡在土地斗争尚未深入的地方，发生右倾观点，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土地斗争；凡在土地斗争已经深入的地方，则发生‘左’倾观点，给许多中农甚至贫农胡乱戴上地主富农等项帽子，损害群众利益。以上两类错误均须纠正，而这两个文件则主要是为纠正‘左’倾错误而发。目前正当各解放区开展与深入土地斗争之时，土地会议之召集，土地法大纲之颁布，给了右倾观点以严重打击，这是完全必须的。但随着斗争之深入，‘左’倾现象势将发生。此项文件发至各地，决不应成为妨碍群众斗争的借口，而应在放手发动农民群众彻底平分土地的坚决斗争中，适当地纠正业已发生与业已妨碍群众利益的过左行动，以利团结雇农、贫农，坚决保护中农（这是确定不移的政策），正确地执行土地法大纲，消灭封建半封建制度。”

12月4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电：“（一）同意你们打运城。（二）王震纵队应位于黄河北岸要点，确实保证河南敌不能北渡，方有把握；否则敌必增援，攻运仍无把握。（三）彭张主力本月休整，下月上旬向渭北出动，王震纵队须于该时西渡勿误。”据此，晋冀鲁豫野战军王新亭第八纵队和进入晋南地区的西北野战军王震第二纵队，于本月十七日再度发起对运城的围攻，至二十八日攻克运城，歼灭守敌七千余人。

同日　关于刘邓全军明年的任务，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指出：“（一）你们全军（除陈、谢）明年八月以前在长江以北作战，完成创造大别山、桐柏山及江汉区根据地，并与陈谢、陈粟两区联成一片之任务。明年八月以后，为着进一步分散敌力，便于歼灭之目的，依当时长江以北任务完成之程度，决定派主力或一部渡江，创造湘鄂赣边区根据地。（二）为着准备执行上述计划，请考虑目前开始派少数地方工作人员或少数游击支队南渡，求得生根。请清查张体学[183]旧部中是否尚有熟悉鄂南情形的人，足以派去负此责任（张体学本人暂时不去）。到明年夏季，则准备派一个较大的游击支队南渡。以上均为先遣部队。此种人员及部队须加以训练然后派去。”

12月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耿飚并告彭真、聂荣臻、萧克、黄敬，中央工委电，同意杨、罗、杨、耿六日提出的下一步准备集中力量向平保段出击，以削弱敌人，孤立保定，配合东北人民解放军作战的报告，并指出：“下一步作战方针，以歼灭敌人为原则，至于何时在何地打及如何打法统由你们依情况决定。东北方面冬季作战本月中旬可打响，你们二十日以后开始打甚为适宜。”

12月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陈赓、谢富治并告粟裕电：“因为敌人向大别山进攻，刘、邓已停止破平汉计划，这是对的。请陈、谢考虑是否仍有单独破击许信段[184]铁路之必要，如陈、谢以五个旅破该段，第一可使该路暂时切断，第二可将李铁军调至东边，以利下一步向西行动，但是否可行望按实情决定。”九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并告刘、邓，陈、谢电：“如无重大不便，粟部以攻击平汉郑许段[185]以配合陈、谢攻击许信段为宜，郑许战役结束后再打开封，并彻底平毁陇海郑州兰封段似亦方便”；“如粟定于十三日攻郑许段，则陈、谢攻许信段时间可与粟同时举行，亦可提早几天举行。”据上述指示，在粟裕统一指挥下，陈粟、陈谢两军于本月十三日发起平汉、陇海路破击战。

12月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目前时期，华野仍以打中等规模之仗为有利。如敌集中强有力兵团向你们攻击，仍宜避开，别求机动。”

12月15日　东北民主联军冬季攻势开始。

12月2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陈赓、谢富治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一）粟皓[186]电悉。刘、邓行军忙碌，电台难于联络。（二）刘、邓将敌主力吸引至西面后，我主力乘隙向东，此举甚为适当，破坏了白崇禧[187]驱我向西、向北计划。（三）完全同意粟皓丑[188]意见，粟及陈、谢两部长期配合刘、邓行动，直到粉碎敌人对大别山之进攻为止。（四）配合方法，除八、十及十一纵照粟电转至民权，相机歼灭吴化文[189]及新二十一旅，攻占商丘，再东向破击津浦外，主力三、四、六、一等四个纵队，提议由粟亲率南下与陈、谢会合，并归粟统一指挥，沿平汉向南直迫武汉，沿途节节破路，攻克一切可能攻克之城镇、车站，歼灭一切孤立分散之敌军。尔后看情况，或与刘、邓配合夹击大别山之敌，或回师向北打各分散之敌。现白崇禧主力纷纷东进尾随刘、邓，留武汉附近者仅川军五十六师两个旅，留信阳、武汉之间者仅八十五师及二十师及九师之第九旅共五个旅，在泌阳、桐柏、南阳间者仅三师两个旅。你们南进时，遇敌分散则歼灭之，遇敌集中固守则绕过之。如此行动，可保证粉碎敌人进攻大别山之计划，又可全部破坏平汉路。是否可行，有何困难，你们另有何种更有效之方法，盼告。”邓小平接此电后，致电中央军委，要求陈粟、陈谢对大别山支援不宜急躁，要立足于长远考虑，“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在三个月内，陈粟、陈谢能大量歼敌，江汉、桐柏及豫陕鄂区、淮河以北地区能深入工作，对全局则极为有利。”中央军委同意这一建议。至本月底，陈粟、陈谢向南打到确山地区，与刘邓大军一部会合，结束平汉、陇海破击战。这次作战，歼灭国民党军第五兵团部、整编第三师和四个旅共四万余人，攻克许昌、漯河、驻马店、民权等城镇五十余座，破路四百余公里，迫使国民党军从大别山区抽调十三个旅北援平汉路，有力地配合了刘邓大军主力在大别山地区的反围攻斗争。

12月2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粟裕、陈赓、谢富治电：“庆祝你们两军配合行动破击平汉、陇海两路之大胜利。”

同日　在米脂县杨家沟向平剧院讲话，提出改造旧艺术，创造新艺术。讲话指出：接受旧的艺术，要创造新的艺术。旧的艺术是有缺点的，尤其它的来源，我叫它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历史并不是那些英雄宰相创造的，而是那些劳动者农民创造的。比如孔明一出来，神气十足，压倒一切，似乎世界就是他们的，农民不过是跑龙套。然而世界上百分之九十是工人、农民。我们住的房子，都是他们的手盖的，但是旧剧却把他们形容成小丑。土豪劣绅连个柱子都搬不动。当然也有些剧本是好的，如《打渔杀家》之类。有些你们可以改造它，用自己的创造力掌握了这门技术，从政治上来个进步，就可能写些新的。希望你们大大创造，将来夺取大城市后更多地改造旧戏，把那些旧的接受过来，去领导他们。

12月23日　关于东北民主联军举行冬季攻势，复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东北局，中央工委：“十二日电[190]早已收到，兹复如下：（一）结冰期内，你们集中全力在山海关、辽河地区作战是完全正确的，你们明年建军计划也是正确的。（二）现时到解冰尚有三个多月，在此期内，如果我军只在许多战斗之间进行若干短时间的休息补充，而不进行大休整，待解冰以后再进行大休整，则估计可能利用冰期歼灭大量敌人，可能将沈阳、铁岭、抚顺、本溪、锦州、葫芦岛、秦皇岛等几个大据点之间的中小据点、广大乡村及锦州以西、以北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归于我手。只要办到这一点，尔后就只剩下打大据点的问题了。（三）不论冬季作战胜利大小，解冰以后，你们可将冀热辽的两个纵队派至冀东作战，而以主力在满洲打大据点。（四）你们两个纵队派至冀东，配合晋察冀全力在明年春夏两季，不但占领北宁路津榆段的大部，而且可能在张家口、天津间打开一个至两个缺口，使东北、华北开始打通联系，经东北输送炮弹、炸药至华中、中原与西北，此种任务极为重要。”

12月25日—28日　在米脂县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

12月25日　向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提交《目前形势与任务》[191]的书面报告。报告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报告总结了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经验，提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总结了土地改革的经验，阐明了土地改革的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提出了“为了坚决地彻底地实行土地改革，巩固人民解放军的后方，必须整编党的队伍”；规定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纲领；提出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三大经济纲领。会议的决定指出：“这个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这个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在会议上，就敌我形势、统一战线、英美苏关系等问题发表讲话。关于敌我形势，他说：政治方面，人心动向变了，蒋介石被孤立起来，群众站在我们方面。这个问题在长时期没有解决。十年内战时期我们孤立，抗战时期蒋介石逐渐失掉人心，我们逐渐得到人心，但仍未根本解决。直到抗战胜利以后这一两年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军事方面，蒋介石转入防御，我们转入进攻。以前讲反攻，不完全妥当，以后都讲进攻。经济方面，蒋介石的情形到了今年已经很严重，我们现在也困难，特别是山东、陕北两处，但我们的困难可以解决。根本上是我们有土地改革，蒋介石没有，并且我们主力打出去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走上了轨道。土地法公布是一件大事，以前中间派劝我们发公债券向地主购买土地，现在我们搞平分土地，他们也赞成了。晋冀鲁豫与东北在这方面工作做得最好，东北在短期内建立了很大的军队，就是主要得力于土地改革。革命已经进到了高潮，将来还会更高。高潮主要表现在战争的胜利。战争需要是不间断的，不让蒋介石得到休息、整训、补充。关于统一战线，他说：其原则是孤立敌人而不是孤立自己。北伐时期，本来不孤立，但脱离了农民，脱离了军队，因为右倾而孤立了。内战时期，主要的特点是“左”，在城市中不但被孤立，而且后来立也立不住了。农村中赤白对立，对中小资产阶级的过左政策，片面的工人利益，把工商业很快搞垮。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损伤了一部分中农。当然，我们在农村中还是有群众的，不能说在农村中完全孤立。总之，内战时期的结果没有孤立蒋介石，而是孤立了我们自己。在抗战时期，我们孤立了蒋介石（要在抗战以后再孤立他就来不及），又团结又斗争，坚决与他的反人民政策作斗争，这是反右。但是，如果只有斗争而不与蒋介石合作，不停止没收土地改取减租减息、“三三制”等政策，则群众不能了解我们。抗日时期实行这些政策是完全必要的，吸引一些绅士到政府中来是完全必要的，将来在西安、太原、上海等地这样做还是需要的。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所规定的对蒋方人员的不同政策也是完全必要的。劳资两利，公私两利，这就不“左”不右。对学生、知识分子不要犯冒险政策，延安审干是一个宝贵的教训。关于英、美、苏关系，他说：有两种提法，一种是英、美、苏或者妥协或者破裂，另一种是在若干问题（包括某些重大问题）上早一点妥协或者迟一点妥协，我看应该是第二种提法。妥协也不是在一切国际问题上妥协，这是不可能的。总的趋势是要与苏联大做生意。但不是大国妥协就要影响中国在国内妥协，各国人民的方针是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的斗争。

12月2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罗荣桓电：“庆祝你们攻克彰武，歼敌一个师的胜利。”

本年　作《五律·张冠道中》：“朝雾弥琼宇，征马嘶北风。露湿尘难染，霜笼鸦不惊。戎衣犹铁甲，须眉等银冰。踟蹰张冠道，恍若塞上行。”又作《五律·喜闻捷报》：“秋风度河上，大野入苍穹。佳令随人至，明月傍云生。故里鸿音绝，妻儿信未通。满宇频翘望，凯歌奏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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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枣，指山东台儿庄、枣庄。

[2] 吴玉章，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张曙时，当时任中共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

[3] 金、鱼、城、单、丰、沛，指山东金乡、鱼台、城武（今成武）、单县、丰县、沛县。

[4] 1947年1月，北满军区部队冒零下40度严寒，越过冰封的松花江南下，一部包围其塔木（在吉林县北），主力歼灭九台、德惠来援之敌两个团及保安团队一部。

[5] 指辽东军区部队1946年12月18日起在本溪、抚顺、桓仁地区转战十多天，攻克据点二十余处，歼灭国民党军三千余人。

[6] 顾祝同，当时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1947年3月又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总司令。

[7] 张治中，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主席西北行辕主任兼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

[8] 晋绥军区第3纵队独立第2旅、独立第4旅于1947年1月17日攻克山西孝义。

[9] 灵、霍，指山西灵石、霍县。

[10] 欧震，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19军军长。这时指挥8个整编师为主要突击集团，准备向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进犯。

[11] 方先觉，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88师师长。

[12] 刘汝珍，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68师师长。

[13] 指邱清泉任军长的国民党军第5军。

[14] 薛、顾，指薛岳、顾祝同。

[15] 董必武，当时任中共驻南京办事处主任，并负责中共驻上海办事处工作。王炳南，当时在中共驻南京办事处负责外事工作。

[16] 指蒋介石1947年1月16日提出的重新恢复谈判的4项条件：（一）国民政府愿意派一个代表团到延安去或是邀请共产党派一个代表团到南京来，或同意在任何双方可以接受的地点举行圆桌会议；（二）政府与共产党方面应立即颁布停战命令，并商讨该命令的实施问题；（三）政府愿意根据三人小组会议的原则，重新讨论有关整编军队与恢复交通的实际的计划；（四）政府表示愿意对于发生争执的地区的政治管辖问题与共产党方面立即达成一项协议。

[17] 指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恢复谈判的两项条件：（一）废除违反政协决议召开的国民大会制定的宪法；（二）恢复1946年1月13日停战生效时的军事位置。

[18] 黄敬，当时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常委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47年3月又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第三副书记兼晋察冀军区第四副政治委员。

[19] 侯如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保安第五总队总队长。

[20] 王新亭，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太岳军区司令员。

[21] 王、彭、罗，指王震、彭绍辉、罗贵波。

[22] 指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

[23] 郯马，指山东郯城、马头镇。

[24] 许世友，当时任胶东军区司令员。王建安，当时任鲁中军区司令员。194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华东军区报告，同意以胶东、鲁中两军区部队组织胶济野战军（许世友任司令员，王建安任政治委员）。后胶济野战军又以原王建安、许世友两军区部队分别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8、第9纵队。

[25] 陈毅、粟裕、谭震林1947年2月5（微）日未时致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提出的第三个方案是：以第2纵队进攻连云港的白塔埠，以1个纵队伪装华野主力在临沂地区与敌纠缠，主力则兼程北上，彻底解决山东北线敌人，进击胶济线。

[26] 郝鹏举，原任汪精卫伪军淮海省保安司令。抗战胜利后该部被收编为国民党军第6路军，任总司令。1946年1月在台儿庄率部起义，改编为华中民主联军，任总司令。1947年1月率所部投敌，被收编为国民党军第42集团军，任总司令。2月6日，该部在连云港白塔埠地区被华东野战军歼灭大部，郝被俘。

[27] 东北民主联军二保临江作战，于1947年2月上旬在通化以北高丽城子歼灭国民党军四千余人，并攻克三源浦要点，迫使国民党军停止了对临江的再次进攻。

[28] 据斯特朗在《我为什么七十二岁来到中国》中回忆：“在我离开延安之前的那天晚上，我被邀请去向毛泽东主席告别。”“那天我接到周恩来的邀请，要我到杨家岭的礼堂去看戏。”“戏演完了以后，周恩来带着我进入山边一个窑洞，那里已经摆好一张桌子和一些椅子，还有茶和花生。我在那里最后一次和毛主席谈话。他肯定我不能随同共产党一起到山里去，并说，我已经知道了外界需要知道的关于他们所有地区的情况，我应该带着这些情况走向世界。‘当我们再同外界取得联系时’，——他认为这需要‘大约两年’——我可以再回来。他说，我特别应该把这些情况带到美国去。”

[29] 吴绍周，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85师师长。

[30] 欧、王，指欧震任军长的国民党军整编第19军和王敬久任军长的国民党军整编第27军。

[31] 东北民主联军于1947年2月下旬第二次越过松花江，向敌出击，歼灭九台以北城子街守敌一个多团，歼敌援军一千余人，有力地配合了南满保卫临江的战斗。

[32] 国民党政府于1947年2月27日、28日分别通知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的办事处，限3月5日前撤离全部人员。

[33] 曾镜冰，当时任中共闽浙赣区委员会书记。这时曾镜冰自延安抵达上海，准备返回闽浙赣地区发动农民进行武装斗争。

[34] 指河南滑县道口镇至博爱县清华镇的铁路。

[35] 寅齐，即3月8日。

[36] 董钊，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1军军长。

[37] 刘戡，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29军军长。

[38] 宥，即26日。

[39] 贺、李，指贺龙、李井泉。

[40] 董、叶，指董必武、叶剑英。

[41] 指陕西延长、延川。

[42] 指杨得志任司令员的晋察冀军区第2纵队。

[43] 韩钧，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副司令员。

[44] 五师文汪部，即豫鄂陕军区司令员文建武、政治委员汪锋率领的部队。该部系中原突围出来的中原军区第2纵队一部和河南军区部队合编组成。因中原军区是由原新四军第5师等部组成，这里仍沿用旧称。

[45] 郑、李，指郑位三、李先念。

[46] 程子华，当时任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黄永胜，当时任冀察热辽军区副司令员。

[47] 东总，指东北民主联军总部。

[48] 指董钊任军长的国民党军郑州绥靖公署第一战区整编第1军。

[49] 指彭德怀、习仲勋1947年4月27（感）日酉时向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董钊、刘戡两军27日15时进抵瓦窑堡，有犯绥德模样，我野战军本日隐蔽于瓦窑堡东南及西南，围歼蟠龙之敌。

[50] 吉奉，指吉林市到沈阳（旧称奉天）段铁路。

[51] 安奉，指安东（今丹东）到沈阳（旧称奉天）段铁路。

[52] 四梅，指四平到梅河口段铁路。

[53] 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的国民党军主力，于1947年4月中旬向新泰、蒙阴一线发起全线进攻。华东野战军于4月24日集中3个纵队向敌左翼侧出击，26日攻克泰安，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72师主力二万四千余人，活捉师长杨文泉。

[54] 巳东，即6月1日。

[55] 陈毅、粟裕1947年5月3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提出鲁中敌人集中，不好打，准备分兵第1、第6两纵队进入鲁南敌后，第7纵队进入苏北敌后，以扯散敌人重点进攻的兵力。

[56] 辰支，即5月4日。

[57] 巳东，即6月1日。

[58] 巳灰，即6月10日。

[59] 谭，指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谭震林。

[60] 指东北民主联军举行的夏季攻势作战，这次攻势作战于1947年5月13日开始至7月1日结束，共歼国民党军八万二千余人。

[61] 辰有，即5月25日。

[62] 李仙洲，原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第2绥靖区副司令官，1947年2月在莱芜战役中被俘。

[63] 寅世，即3月31日。

[64] 卯宥，即4月26日。

[65] 辰冬，即5月2日。

[66] 辰微，即5月5日。

[67] 徐向前，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

[68] 内蒙古自治政府于1947年5月1日正式成立，乌兰夫（云泽）当选自治政府主席。

[69] 在东北民主联军1947年5月13日发动的夏季攻势作战中，18日在怀德以南歼灭四平方向来援的国民党军第71军的第88师全部和第91师主力。

[70] 苏鲁军，指当时在山东、苏北、苏中地区作战的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谭震林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

[71] 蔡畅，当时任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兼东北局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

[72] 老黄河以南、新黄河以北各区，主要指鲁西南和豫皖苏两地区。1938年6月9日国民党在花园口扒开黄河大堤，淹没豫东、皖北、苏北44个县，使黄河改道入淮河，从花园口至淮河这一段黄河，称“新黄河”。“老黄河”，指的是花园口以下至入海处，从此成为平陆。1947年3月15日，国民党在花园口抛石堵口复故，使黄河水又流入老黄河，企图以此阻止刘邓大军渡河南下并将山东解放区分割成南北两块，割断刘邓、陈粟两军的联系。

[73]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74] 陇东作战，后称陇东、三边战役，指西北野战部队主力1947年5月29日自安塞西进，为收复环县、定边、安边、靖边的作战。

[75] 林伯渠，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王维舟，当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

[76] 马明方，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

[77] 晋察冀野战军于1947年6月12日至15日举行青沧战役，解放了青县、沧县，歼灭国民党军九千五百余人，配合了东北战场的作战。

[78] 指陕西靖边、安边（1949年并入定边）、定边。

[79] 指晋冀鲁豫中央局1947年6月16日通报中列举的一些地方在扩兵、支前等项工作中，造成群众负担过重的情形。

[80] 曲翼，指山西曲沃、翼城。

[81] 延甘富，指陕西延安、甘泉、富县。

[82] 邹、滕、临、枣，指山东邹县、滕县、临城（今薛城）、枣庄。

[83] 临蒙段，指山东临沂至蒙阴段公路。

[84] 刘亚楼，当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

[85] 兖、泗，指山东兖州、泗水。

[86] 午号，即7月20日。

[87] 午有，即7月25日。

[88] 石门，即河北石家庄。

[89] 叶、陶，指叶飞、陶勇，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第1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4纵队司令员。

[90] 陈、唐，指陈士榘、唐亮。

[91] 路西、湖东，这里指津浦铁路以西，东平湖、南阳湖、昭阳湖以东地区。

[92] 南线，这里指华东、晋冀鲁豫、西北（包括晋南、榆林、宁夏，不包括兰州以西）诸战场。

[93] 北线，这里指东北、晋察冀、晋绥诸战场。

[94] 曹福林，当时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郑州指挥部第4绥靖区副司令官兼整编第55师师长。

[95] 峄、枣，指山东峄县、枣庄。

[96] 邹、滕、临、韩，指山东邹县、滕县、临城（今薛城）、韩庄。

[97] 黄百韬，当时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整编第25师师长。

[98] 潼洛郑段，指陇海铁路潼关、洛阳、郑州段。

[99] 指赵基梅任司令员、由原中原军区部队编成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2纵队。

[100] 指秦基伟任司令员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9纵队。

[101] 孔汪，指孔从周、汪锋，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所辖西北民主联军第38军军长、政治委员。

[102] 未皓，即8月19日。

[103] 指归华东野战军建制和指挥的两广纵队。

[104]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时在河北平山县参加全国土地会议。

[105] 彭、贺、习、马、贾，指彭德怀、贺龙、习仲勋、马明方、贾拓夫（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

[106] 西北野战军1947年7月30日向榆林开进，8月6日开始攻击。8月11日国民党军整编第36师增援榆林进抵横山以北地区。8月12日彭德怀决定撤围，榆林虽未打下，但诱敌北过无定河，给陈谢集团渡过黄河、南进豫西，造成了有利形势。

[107] 梗，即23日。

[108] 未哿，即8月20日。

[109] 未鱼，即8月6日。

[110] 未删，即8月15日。

[111] 未齐，即8月8日。

[112] 指张才千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人林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的中原游击纵队所辖第1、第4支队。该两部于1947年6月到达豫皖苏解放区，整训后编为中原独立旅。

[113] 午东，即7月1日。

[114] 午俭，即7月28日。

[115] 邱、欧，指邱清泉、欧震。

[116] 东兵团（东线兵团），亦称内线兵团，以后称为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由华东野战军第2、第7、第9纵队及新组建的第13纵队组成，许世友为司令员，谭震林兼政治委员。与此同时，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直属机关和第1、第3、第4、第6、第8、第10纵队、特种兵纵队，及配属华野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1纵队，称西兵团（西线兵团），也称外线兵团。

[117] 指山东渤海地区。该区在胶济线西段以北，津浦线北段以东，渤海湾和潍河以西，天津和塘沽以南。中共中央华东局后来移至渤海地区的惠民县。

[118] 指运河以东。

[119] 未灰，即8月10日。

[120] 未删，即8月15日。

[121] 未哿，即8月20日。

[122] 指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警备第1旅、警备第3旅。

[123] 州，今陕西彬县。

[124] 宋，指宋时轮，当时任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司令员。王，指王秉璋，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1纵队司令员。

[125] 钟松，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整编第29军第36师师长。

[126] 元日，即13日。

[127] 未哿，即8月20日。

[128] 刘、董，指刘峙、董钊。

[129] 支电，即1947年8月4日电。刘少奇于7月17日主持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会议首先由各地代表汇报情况。8月4日，各地汇报即将结束，转入讨论，刘少奇将要讨论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向中央作了汇报。

[130] 即九、十、十一、十二4个月。

[131] 侧水侧敌，指沙家店战役的战场，北面是沙漠，东面是黄河，西面、南面是无定河和国民党军，回旋余地狭小。

[132] 粟裕1947年8月18（巧）日酉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判断敌有大部随刘邓南去可能。为更有力地支援刘邓，建议将西兵团作战地域扩展到陇海路以南。不仅可拖住一部敌人不能南去，且可迫使鲁中、胶济线之敌抽一部西来，以减轻鲁中及胶济线我军负担。

[133] 阌乡，1954年9月并入河南灵宝县（今灵宝市）。

[134] 西荆，指陕西西安至荆紫关。

[135] 秦纵，指秦基伟任司令员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9纵队，当时受陈谢集团指挥。

[136] 欧震，当时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第3兵团司令官。张淦，当时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第3兵团第3纵队司令。罗广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整编第10师师长。张轸，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主席武汉行辕前进指挥所主任。王敬久，当时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第2兵团司令官。夏威，当时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第8绥靖区司令官。

[137] 绥、清，指陕西绥德、清涧。

[138] 陕，指河南陕县。

[139] 1947年9月7日至9日，陈粟野战军西兵团将国民党军整编第57师全部九千五百余人歼灭于山东菏泽以东、郓城西南的沙土集地区，俘虏该师师长段霖茂，策应了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行动和东兵团的胶东保卫战。

[140] 李铁军，当时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郑州指挥部第5兵团司令官。

[141] 陕州，河南陕县的旧称。

[142] 渭华，指陕西渭南、华阴。

[143] 商洛，指陕西商县、洛南。

[144] 王震，当时任西北野战军第2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45] 陕西平民县1950年并朝邑县，朝邑县1958年并入大荔县。

[146] 指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指示。

[147] 师哲，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

[148] 王新亭，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8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49] 西潼线，指陇海铁路西安至潼关段。

[150] 郑洛，指河南郑州、洛阳。

[151] 刘，指刘金轩。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第4纵队第12旅旅长。

[152] 向，指向守志。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第9纵队第26旅旅长。

[153] 晋察冀野战军于1947年9月2日至12日举行大清河北战役，歼灭国民党军五千余人。

[154] 彭、罗，指彭绍辉、罗贵波，当时分别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吕梁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

[155] 两延，指陕西延川、延长，1947年10月1日为西北野战军收复。

[156] 随、枣，指湖北随县（今随州）、枣阳。

[157] 赵，指赵基梅，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2纵队司令员。王，指王宏坤，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0纵队司令员。

[158] 华东野战军东兵团自1947年10月2日进行胶河战役，至10月10日歼灭国民党军一万二千余人，收复掖县。从此，东兵团转入反攻。

[159] 新、宜、伊、嵩，指河南新安、宜阳、伊川、嵩县。

[160] 洛、郑、漯、许，指河南洛阳、郑州、漯河、许昌。

[161] 指国民党军整编第5师（原第5军），是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

[162] 酉戌两月，即10月、11月。

[163] 亥月，即12月。

[164] 巧，即18日。

[165] 耿飚，当时任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

[166] 晋察冀野战军于1947年10月11日至22日取得清风店战役的胜利，歼灭国民党军第3军主力一万七千余人。

[167] 刘航琛，当时被聘为国民党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提出组织和平统一大同盟以为美蒋的缓兵之计。

[168] 杨、杨，指杨得志、杨成武。

[169] 邓宝珊，当时任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部总司令。

[170] 东，即1日。

[171] 灰日，即10日。

[172] 马，指马鸿逵，当时任宁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政府主席西北行辕副主任。

[173] 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11月6日，民主同盟总部被迫发表解散公告。

[174] 查，指查玉升，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第4纵队第22旅旅长。

[175] 杨之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

[176] 申宥，即9月26日。

[177] 酉鱼，即10月6日。

[178] 吴玉章，当时任中国解放区战犯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

[179] 王，指王明，当时任中共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谢，指谢觉哉，当时任中共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

[180] 张曙时，当时任中共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

[181] 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自1947年11月8日至17日进行陇海路破击战，攻克县城9座、车站17个，歼灭国民党军一万一千余人，破坏铁路一百五十余公里，威逼徐州，沟通豫皖苏与鲁西南的联系，迫敌调动15个旅应援，其中包括准备用于大别山的8个旅，推迟了国民党军围攻大别山的时间。

[182] 运，指山西运城。

[183] 张体学，当时任鄂豫军区第4军分区司令员，中原突围时任鄂东军区代理司令员。

[184] 许信段，指平汉铁路许昌至信阳段。

[185] 郑许段，指平汉铁路郑州至许昌段。

[186] 皓，即19日。

[187]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部长。

[188] 皓丑，即19日丑时。

[189] 吴化文，当时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第2兵团第84师师长。

[190] 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1947年12月12日关于举行东北冬季攻势作战和1948年建军计划致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12月15日，东北民主联军冬季攻势作战开始。

[191] 公开发表时，题目改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1948年　五十五岁

1月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一）庆祝你们突围东进之胜利；（二）庆祝十纵、十二纵在桐柏、江汉两区之胜利。”[1]

1月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人民解放军[2]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彪，副政治委员罗荣桓、高岗、陈云及全体指战员电：“庆祝你们一九四七年消灭敌军二十八万余人的伟大胜利。尚望继续努力，为完全解放东北而奋斗。”

1月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指示指出：为了及时反映情况，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后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争取革命战争更加伟大的胜利起见，从今年起，规定如下报告制度。（一）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二）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

1月8日　致电林彪、罗荣桓并告中央工委：“东北与华北敌人愈打愈少，几个月后形势将起变化，请考虑某些铁路不破坏或只作战术性破坏，而不彻底破坏。例如彰武、新立屯、义州[3]、承德间铁路不加破坏；打虎山[4]、锦州、山海关、天津间铁路只作战术性破坏；铁岭、长春间及吉林、长春间铁路则不再破坏；沟帮子、营口、大石桥间及鞍山以南铁路似亦可不再破坏。”

1月9日　为转发习仲勋关于在高家堡发生的破坏纪律行为的报告[5]写批语：“我军到任何地方，原则上不许没收任何商店及向任何商人捐款。官僚资本，在该地成为根据地时，亦只许由民主政府接收经营，不许军队没收或破坏。军队给养应取给于敌人仓库、地主阶级、土地税及政府向商人征收之正当的营业税及关税。没收敌军官佐家属的财产，亦是完全错误的。高家堡破坏纪律的行为，应追究责任，并向全军施行政策教育与纪律教育。”

同日　致电贺龙、习仲勋及中共中央西北局诸同志，同意习仲勋关于老区土改工作的意见[6]，指出：“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

1月中旬　审阅任弼时一月十二日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加写以下内容：“我们必须按照实际情形去划分阶级，进行土改，决不可将本来不是地主富农的人们人为地划成地主富农，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打乱革命阵线，帮助敌人，孤立自己。这是一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必须引起全党同志的注意。”“一切解放区的领导同志们及所有从事土地改革工作的同志们均必须严肃地检查这个划成分的问题，公开地明确地改正自己所犯的错误。哪怕只是划错了一个人，也必须改正。”“这些侵犯中农利益，不照顾中农，排斥中农的倾向是非常危险的，是一种反马列主义的极端的‘左’倾冒险主义倾向。”“无论如何，只应该把打击面放在真正的封建剥削阶级的范围以内，绝对不许可超出这个范围。在人民解放军所到的原先是国民党统治的地方，打击面还要缩小些。在那里，首先只打击大地主、豪绅、恶霸，地主武装，保甲制度，特务分子，依照战争胜利和根据地巩固的情况，依照群众的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逐步地发展到消灭全部封建制度。”“杜斌丞是民主同盟的人，是一个民主分子，他被胡宗南杀死了，但是类如杜斌丞这样的人还是有的。有这样的人参加民主政府，使民主政府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政府，而不是共产党一党包办的政府，这样对于团结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一道奋斗是有利益的。”我们反对乱杀人，“多杀人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我们的任务是解决问题，解决如何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将中国建设成为独立的强盛的人民民主共和国这样的问题，除了在战争中在火线上必不可免地要杀死许多敌人以外，多杀了人，杀错了人，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可能推延问题的解决，甚至可能引导到革命遭受暂时的失败”。关于审干问题，“无论在农村中，在城市中，在军队中，在机关和学校中，在任何审查党员或干部的会议上，被审查者都有申诉理由的权利，这种民主作风决不可少”。

1月14日　关于对中间派及中产阶级右翼分子的政策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香港分局、上海局及各中央局电：“对民主同盟的恢复活动，对李济深等国民党反蒋派，对在美的冯玉祥，对一切可以争取的中间派，不管他们言论行动中包含多少动摇性及错误成分，我们应采积极争取与合作态度，对他们的错误缺点，采取口头的善意的批评态度。”“要在报纸上刊物上对于对美帝及国民党反动派存有幻想、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反对共产党的某些中产阶级右翼分子的公开的严重的反动倾向加以公开的批评与揭露，文章要有分析，要有说服性，要入情入理。”“对一切应当争取的中间派的错误观点，在报纸刊物上批评时，尤其要注意文章的说服性。”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陈士榘、唐亮并陈赓、谢富治，刘伯承、邓小平电，庆祝粟陈唐全军十二月各役共歼敌三万余人的大胜利，并指出：“既然决定不去抢占汉水中段，敌情又不紧张，如果粮食条件能解决，刘邓、粟陈唐、陈谢三军应争取休整一个整月”，“补充人员弹药，处置伤病员，训练技术，研究战术，普遍施行诉苦运动，三查运动，整顿纪律，研究城市政策及城乡群众工作各项策略及方法”。

同日　致电邓小平，就新解放区的各项政策问题征询他的意见：“（一）在新区是否应当分为两种区域，一种是可以迅速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一种是要经过长期拉锯战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对两种区域的工作采取不同的政策？（二）新区土改是按土地法大纲分平，还是对富农及某些弱小地主暂时不动？新区中富农及弱小地主态度如何？（三）是否有开明绅士和我们合作？（四）是否有许多知识分子和我们合作或表示中立？（五）各阶层商人态度如何？我军是否可以避免向新区工商业资本家进行筹款？如果筹款，方式如何？（六）如何处理国民党政府、党部、三青团的各种人员？其中是否有些人是可以争取的？如何处理保甲长？”

同日　致电刘少奇，对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执行土地法的指示草案提出意见。电报说：“我觉得这个指示似乎有些过了时机，土改运动已经按新方针向前发展，运动中发生了许多急待回答的问题（主要是过左），而这些问题，指示草案中或者缺乏具体的回答，或者回答的分量不够，这是因为土地会议及写指示草案的时期着重点没有也不应当放在这方面。”又说：“中央十二月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农、中小资产、党外人士、知识分子、打人杀人等项问题，研究了如何分析阶级，主要目的是纠正‘左’的偏向。”

1月15日　和周恩来、任弼时出席在杨家沟召开的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毛泽东作长篇讲话。他说：大革命的经验和以后各个时期的经验都证明，中国革命要胜利，就必须实行一条总纲领，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我们实行的统一战线，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所谓无产阶级领导，就是经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主要是农民。这次打内战，胜利的把握很大。但是没有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全国胜利是不可能的。蒋介石确实孤立，但是蒋介石孤立并不等于我们胜利。如果我们的政策不对，比如侵犯了中农、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开明士绅、知识分子，对俘虏处置不对，对地主、富农处置不对等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胜利，共产党越发展越多会变成越发展越少，蒋介石的孤立会变成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性完全有，在理论上不是不存在的。地主阶级当作一个阶级要消灭，当作个人要保护。地主阶级、旧式富农占农村人口十分之一，有三千六百万人，这是一个财宝。我们废除他的私有权，但我们要他这个人，分土地给他，让他生产，这是社会的劳动力。对地主要安置好，安置不好出乱子，不可能胜利。至于土改中的打人杀人，我们共产党人主张不打人，打人是野蛮的方法。杀人越少越好，尽可能不杀，那些罪大恶极的群众痛恨的大特务大汉奸可以杀。全国胜利了，土地分配了，还要不要统一战线？还要。那时是巩固胜利，没有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胜利就不可能巩固。他最后说：我们要习惯听闲话，准备多听闲话，把听闲话当作收集舆论、收集不同意见的机会。多收集各种意见，认识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样工作就可以减少盲目性。

1月1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冀鲁豫中央局并告中央工委、新华总社电，批评新华社晋冀鲁豫十三日的一则电讯。电报指出：电讯中有边区政务会议应尊重农代会筹委会意见，应依据贫雇农、工人要求改进工作等语，但其中不但没有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连中农、独立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也没有提到。电报又指出：“像晋冀鲁豫这样大范围的政权机关不应只代表农民的，它是应当代表一切劳动群众（工人、农民、独立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及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及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的，而以劳动群众为主体。因此，边区最高政权机关是边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政府，而不是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政府。尽管现在各解放区是农民占绝大多数，但是必须顾到工人及其他各阶层民众，在农民中则必须顾到中农。”

1月1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定草案（又称“中央一月决定”），本日在中央扩大会议上讨论并原则通过。会后，毛泽东致电刘少奇：中央本日原则通过了“中央一月决定”，须待征求你们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发往各地[7]。这个决定草案主要是指导全党纠正已经出现的某些“左”的倾向。决定草案提出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土地改革在群众尚未认真发动和尚未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反对右倾；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左’倾”。决定草案对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若干具体政策作了规定。指出：“‘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在乡村，是雇农、贫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联合一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单独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必须避免对中农、中小工商业者、知识分子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对于那些同我党共过患难确有相当贡献的开明绅士，在不妨碍土地改革的条件下，必须分别情况，予以照顾。”必须将新富农和旧富农区别开来，地主和富农中的恶霸与非恶霸区别开来。“土地改革的中心是平分封建阶级的土地及其粮食、牲畜、农具等财产（富农只拿出其多余部分），不应过分强调斗地财”。决定草案强调：“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这个决定草案编入《毛泽东选集》。

1月20日　为转发习仲勋一月十九日关于西北土改工作情况的报告写批语：“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8]。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解为不动。”

1月24日　致电刘少奇，对中央一月决定提出补充意见：“为了稳定中农之目的，老区新富农照富裕中农待遇即不得本人同意不能平分”；“给教堂、祠堂、庙宇留少数园地”；“保护和平通商传教的外国人”；“新区执行土地法应与老区不同，在新区应分两阶段，第一阶段没收分配地主土地，中立富农；第二阶段平分土地”。

1月26日　关于中原三支大军三个月的作战方针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李达[9]并告粟裕，陈赓、谢富治，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华东局，邓子恢[10]，中央工委电：“你们在三个月内，以分遣坚持，多休息打小仗，待三万新兵到手充实部队后，则打中等规模之仗为有利。三个月后南北[11]配合行动，可能进入打大歼灭战之阶段。”“三个月内，陈粟、陈谢两军作战原则是调动敌人打中等规模之歼灭战，其机动范围是郑、洛、潼方向，南阳、襄樊方向，信阳、广水方向，淮阳、开封方向，总以能歼灭较多敌人，首先配合你们，其次配合彭、张及徐、滕、薄，又其次配合苏中、苏北为原则。”

1月2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电，指出：“关于由你统率叶、王、陶[12]三纵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任务问题，我们与陈毅同志研究有三个方案：（甲）就现态势再休整半月，你率叶、王、陶三纵乘敌不备从宜昌上下游渡江。陈、唐[13]指挥三、八两纵及陈赓主力进入江汉地区，打八十五师等部，掩护你们渡江。此举缺点是新兵与干部来不及送上。（乙）丑、寅、卯三个月[14]照原计划进入伏牛[15]秦岭以南、长江以北、平汉以西地区。除作战外，你率叶、王、陶三纵在该地区争取休整一个整月，然后渡江，陈、唐指挥三、八两纵及陈赓主力在江北任掩护。此举好处是新兵及干部可以送上，缺点则敌人可作准备。（丙）丑、寅、卯三月至伏牛、长江之间作战，辰月[16]全军北返，你率叶、王、陶择地休整两三个月，秋季渡江。此举好处是准备充分，缺点是要到秋冬之间才能实现调动敌人之任务。以上三案各有优劣，请你熟筹见复。至于你率三纵渡江以后，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敌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你们以七八万人之兵力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应使休息时间多于行军作战时间，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达到闽浙赣，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防不胜防，疲于奔命。渡江地点似以秭归、宜昌附近，宜都、江陵附近，石首、监利附近，择地渡江进入湘西为较适宜。由洪湖、沔阳地区渡至鄂南，敌似更不及料，亦可考虑。”

1月28日　为转发邓子恢关于渤海整军经验报告写批语：“在一切官兵关系恶劣、纪律不好、战斗力薄弱之部队，应采取渤海整军经验，组织士兵委员会，放手发动士兵群众的民主运动，只有益处，没有害处。”

1月3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关于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的指示，指出在军队内部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指示说：“部队内部政治工作方针，是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华东局并告粟裕、陈士榘，刘伯承、邓小平等电，决定：（一）韦国清率二纵于二月下旬赴苏北与十一、十二纵会合，成立苏北兵团，以韦国清为苏北兵团司令员，陈丕显为政委，吉洛为副政委[17]。苏北兵团受陈毅、粟裕指挥。（二）许世友、谭震林率七纵、九纵、十三纵为山东兵团，担负山东战场作战任务，受华东局节制。

1月3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电，庆祝攻克邓县歼敌六千余人的胜利。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18]电，庆祝攻克新立屯歼敌一个师的胜利。

同日　为转发朱德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日致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的信写批语：“朱德司令亥灰信中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用民主讨论方式，发动士兵群众，在作战前、作战中、作战后，讨论如何攻克敌阵，歼灭敌人，完成战斗任务。特别是在作战中，放手发动连队支部、班排小组，反复讨论如何攻克敌阵，收效极大。陕北将此种情形叫做军事民主，而将诉苦运动，三查三整，叫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这些军队中的民主生活，有益无害，一切部队均应实行。第二个问题，是工厂中商店中工人、店员、职员的生活条件，不可过高。我党工商业政策的任务，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如果我党不善于领导工人阶级执行这一任务，提出了过高的劳动条件，重复过去历史上犯过的错误，致使生产降低，经济衰落，公私不能兼顾，劳资不能两利，就是极大的失败。这件事，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决不可只看见眼前的片面的所谓劳动者福利，而忘记了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此事，中央早已发了指示。但在许多地方并未引起注意，许多中央局、分局未能据此发出指示，未能向工会工作同志及工人群众进行正确的解释，迁就党内与工人群众中的孤立的片面的狭隘的思想，仍然执行历史上使我党遭受过严重挫折的错误方针。各地中央局以下各级党委，必须以严正态度对待此项问题，立即改正党内在此项问题上存在着的错误思想与错误政策。”

1月　在杨家沟同陈毅多次谈话。毛泽东说：自日本投降后，特别是一九四七年这一年发生了根本变化，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事变。敌我双方的形势都有了根本的改变。政治方面，人心动向完全改变，人心向我，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对蒋介石深恶痛绝。孤立蒋介石是长期的斗争，也是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内战时期这个问题没有解决。那时我们孤立，我们只有苏区工农群众，其他阶层都脱离了，而蒋介石的基础较大。抗日时期我们竭力解决这个问题，情况有所改变，我们的朋友多了。因为我们采取了适当政策，如坚决打日本，拿住了抗日旗帜，减租减息，改善了与地主的关系，发扬了民主，争取了资产阶级及其各党派。蒋介石的主要错误，是消极抗战，坐山观虎斗，他失去了民族领袖的地位。其次是垄断经济，政治上搞特务，实行一党专政，这三条使他送掉了国民党的江山。现在，人心向我，解决了孤立蒋介石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我们的政策适当。这是一九四七年发生根本变化的政治原因。军事上，一九四七年七月我们转入进攻以来，蒋介石转入防御地位，于是军事上完全改观。二十年来我们长期处于防御、被“围剿”的地位，没有进攻敌人。一九四七年七月，我们历史上第一次转入进攻。不要说“反攻”，反攻是带着防御的意味，不能完全概括这一形势的内容。战争初期是自卫性质，我们那时的方针是迟滞内战；现在是要消灭蒋介石，已不是自卫性质。自从蒋介石召开伪国大，制定伪宪法，人心愈失。同时全国举行革命进攻（不是自卫防御），把蒋介石的进攻打垮，造成大革命，叫“进攻”更适合。蒋介石要返回过去的形势，已是不可能，“黄鹤一去不复返”。今天是我们如何转入江南、四川、两广的问题。美国主张放弃纬线四十度以北，即东起安东，经过北宁线、平绥线、大同，西至西安，就是放弃东北，争取华北，巩固长江，经营华南。蒋介石说，有放不得之苦，放弃一地，共产党就都堆下来了。经济方面，蒋介石的经济一九四七年比一九四六年更严重，美国帮助也不能解决问题。我们的经济也有问题，但自转入进攻，主力移出，负担减轻，恢复了大块土地，办法更多了，我们的经济问题解决了。蒋没有土改，我有土改。一九四八年蒋介石将更加困难。一九四八年再搞一年，可以有根据地说，更大的胜利一定要来的。战争不应使其间断，要一直进行到底，不使敌人有休息机会。如蒋介石见大势已去，说要下野，金蝉脱壳，移花接木，想借此得到休息的机会，以图卷土重来，预见到这种情况，宣传上要予以揭露，要向群众说清楚，不是消灭蒋介石个人，而是要消灭蒋介石集团及其阶级。帝国主义国家对革命国家一定要干涉，干涉方式多种多样，出兵参战亦可打退。我们不去挑战，只应战。美国人还有几年凶的，你若被他吓倒，就上了他的当。吓不倒也就算了。以前只能讲“有利于我”，现在可以讲“胜利到手”。在日本投降时，我们还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日本投降了，惧的是优势问题未解决，东西得的少，蒋介石强大，严重的内战临在头上，成败两个可能还在斗争。现在好了，我们的优势已经确定了，这不是估计，而是事实。

2月1日　关于粟裕部渡江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并告刘伯承、邓小平，饶漱石、邓子恢电：“叶、王、陶三纵[19]即开陇海线附近再休整一个半月，三月下旬出动。”“渡江路线，争取走湖口、当涂之间，或南京、江阴之间。渡江方法采宽正面分路或分梯队偷渡，望加紧布置水上及两岸工作。”“三、八、十、十一等四纵集中配合刘邓、陈谢两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忽集忽分战法，机动歼敌。”为准备渡江作战，二月上旬，粟裕率华东野战军机关及第一、第四、第六纵队，由漯河出发，进入鲁西南休整并进行渡江准备。

2月3日　致电刘少奇，指出土地法的实施，应当分三种地区，采取不同策略：（一）在日本投降以前的老解放区，土地大体已经分配，只须作些调整，中心工作是按照平山经验，用党内外结合的方法整理党的队伍，解决党同群众间的矛盾。（二）日本投降至一九四七年八月大反攻前解放的地区，土地问题已初步解决。这种地区完全适用土地法，普遍地彻底地分配土地。必须组织贫农团，确定贫农团在农会和政权中的领导地位。（三）一九四七年八月大反攻后新解放的地区，实行土地法应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中立富农，专门打击地主，先分大地主的浮财，分大中地主的土地，照顾小地主，然后进到分配地主阶级土地。第二阶段，将富农出租和多余的土地及其一部分财产予以分配。新区土改第一阶段，大约须有两年时间；第二阶段，须有一年时间。太急了，必办不好。老区和半老区的土地改革和整党，也须有三年时间（从今年一月算起），太急了，也办不好。这个电报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

2月5日　审阅新华社纪念“二七”二十五周年社论稿，将原题改为《坚持职工运动的正确路线，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并加写两段话：“必须指出，直到现在，中国共产党内，还有不少的党员，不少的干部，不少的工会工作人员，甚至有不少的担负高级领导职位的领导人员，并不了解党的工业政策与职工运动的路线。他们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他们只知道片面的、狭隘的、近视的所谓‘工人利益’，而不能稍微看远一点。他们忘记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时期内实行过的那种‘左’倾冒险主义的工业政策与职工运动路线曾经给予工人阶级、劳动人民与革命政府以何等重大的损害。他们完全不研究一九三七年以来十一年内中共中央历次发布的正确的工业政策与职工运动方针。他们固执地抵抗党的路线。”“党的一切地方领导机关必须严肃地讨论中央的路线及全部工业政策与工运方针，坚决地纠正一切危害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及革命政府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思想、政策与办法，迅速地使工业建设与工人运动走入正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聚积一切力量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2月6日　致电李井泉[20]、习仲勋并告刘少奇、薄一波，就按三种地区（老解放区、半老解放区、新解放区）的不同情况实行土地改革问题，征询意见。本日，又致电邓小平并刘邓野战军后方指挥所，陈赓、谢富治，粟裕、陈士榘、唐亮，征询对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斗争策略和组织形式的意见，并指出：“土改时间问题，我在几个月前觉得可以快些，后来得到陈、谢在陕、灵、阌[21]区的经验及晋绥、陕甘宁等老区经验，觉得不能过于性急，应以条件成熟为原则”。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完全同意刘、邓二月四日建议，组织两个有力支队继粟裕之后渡江南下牵制敌人一部兵力，一支出川、湘、鄂，一支出湘、鄂、赣，二、三两月作充分准备，三月底或四月初行动，并以陈再道[22]率两个旅加强江汉军区，包括经营鄂西及汉水中流在内。

2月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指示该野战军指挥所从大别山移至淮河、陇海、沙河、伏牛山之间，指挥刘邓三个纵队，陈士榘、唐亮四个纵队，陈赓、谢富治一个半纵队，共八个半纵队，“在淮河、汉水、陇海、津浦之间集中，机动打中等的及大的歼灭战”。并指出，这样部署，可将敌主力吸引至淮河、汉水以北，利于粟裕部机动，利于大别山、江汉等地放手发展，还因为北面有巩固的后方可为依托利于打歼灭战。邓小平根据这一指示，率野战军前方指挥所从大别山区的新县北上，二月二十四日和刘伯承率领的后方指挥所在皖西北临泉县会合。

同日　就正在进行冬季攻势的东北野战军下一步作战行动问题，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朱德、刘少奇，指出：“你们现在打辽、鞍、本、营[23]区域之敌很有必要。这个战役完成后，你们就可解放辽南，两个纵队增至主攻方面去。下一次作战有两个方向，一是打抚顺、铁岭、法库之敌，一是打阜新、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昌黎、滦州等地之敌。究竟打何地之敌为好依情况决定。但你们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你们上次电报曾说锦州方向无仗可打，该方向情况究竟如何？如果我军能完全控制阜、义、兴、绥、榆[24]、昌、滦地带，对于应付蒋军撤退是否更为有利？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如果我军尚无足够力量阻止其撤退，则撤退后的蒋军似将控制锦州、承德、北平、天津四角及其中间地区，并打通津浦北段，其给养当然会很困难，士气会更衰落，但兵力则较集中，这些可能情况亦须预先见到。当然蒋军死钉在东北不撤退的可能性也有，但除非我军强大到使其无法撤退，否则是难于设想的。”

2月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并告林彪、罗荣桓，中央工委电：“东北土改打击面过大，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立刻着手改变政策。中央在去年双十节公布土地法的决议中即指出，中国地主富农虽然各地有多有少，但按一般情况来说只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东北地主富农即使较别地为多，也决不会多到占人口或户口四分之一这样多。因此你们应将打击面大大缩小，弄错了的必须纠正。”

2月1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的指示，指出：“最近几个月中，许多地方的通讯社和报纸，不加选择地没有分析地传播了许多包含‘左’倾错误偏向的不健全的通讯或文章。”指示列举了在阶级路线、整党、土改、领导者和群众的关系、工商业和工人运动的方针等问题的宣传上出现的错误。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其宣传部，新华总社和各地总分社，“对过去几个月的宣传工作，加以检查，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务使对于战争、土地改革、整党、工人运动这些伟大的斗争，对于这一整个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保障其获得胜利。”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

2月12日　在林彪给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电报上写一批语。林彪在电报中，要求出版毛泽东选集发表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毛泽东给他的信[25]时，不要公布他的名字。批语写道：“（一）这封信不要出版。（二）请陆、乔[26]负责将文集全部审阅一次，将其中不适宜公开发表的及不妥当的标出，并提出意见，待修改后再出版。叫东北局暂缓印行及翻译外文。”

2月1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的指示，指出：新区进行土地改革“不要性急，应依环境、群众觉悟程度和领导干部强弱决定土地改革进行的速度。不要企图在几个月内完成土地改革，而应准备在两三年内完成全区的土地改革”。新区土地改革应分为两个阶段，准备在两三年内完成。总的打击面，一般不能超过户数百分之八，人口百分之十。分别巩固区和游击区。在巩固区逐步进行土地改革。在游击区只作宣传工作和荫蔽的组织工作，分发若干浮财，不要公开成立群众团体，不要进行土地改革，以防敌人摧残群众。反动分子必须镇压，但是必须严禁乱杀，杀人愈少愈好。严格注意保护工商业。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27]完稿，共二十五章，两万多字。其中第一章《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第二章《中国目前的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革命》是毛泽东写的，主要内容有：“在目前整个中国社会经济中，一方面，存在着外国帝国主义的经济，本国封建主义的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和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这些就是旧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另一方面，存在着新式的国家经济、被解放了的农民和小生产者的经济和在新民主国家指导下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新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国现阶段的人民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改变旧的社会经济形态，旧的生产关系以及树立在其上面的一切社会的政治的精神的旧的建筑物，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生产关系以及树立在其上面的一切社会的政治的精神的新的建筑物。我们的基本任务，就是如此。”“新民主国家企业中的劳动者，已经是不被剥削的人们，他们所生产的用于扩大再生产和为全体人民谋利益的属于剩余价值的部分，不能认为被剥削。”所有劳动人民即无产阶级、农民、独立劳动者以及一切受人剥削的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其中，以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贫农）为人民民主革命和新民主国家政权的领导阶级[28]，而无产阶级则是主要的领导阶级。无产阶级、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的任务，是联合自由资产阶级，以人民民主革命的方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由资产阶级“在革命胜利以后的经济建设中，他们也可以参加这种建设。只要中国尚未进到社会主义社会，他们是可以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一道前进的。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中，应当允许自由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团体派遣他们的代表参加工作”。“中国人民民主革命所应当和必须消灭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不是自由资本主义。”毛泽东对其他各章作了修改。其中，在第八章加写：“在一九四七年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以前即已成为新式富农者，在平分土地期间，应按富裕中农待遇；在一般情况下，其多余的土地不得本人同意，不应抽出分配”。在第二十五章加写：“人民法庭的审讯和判决，必须遵守下列条件：（甲）禁止肉刑；（乙）重证据不重口供；（丙）不得指名问供。”

2月1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的指示，请中央工委和各中央局、分局及各野战军前委，对这个文件提出修改意见。指示指出：“此项文件的目的，是在纠正党内广泛地存在着的关于在观察及划分阶级问题上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及补足在土改中缺乏对各阶级阶层人们的具体明确政策的缺点。我们认为，单有土地法大纲及其他党的若干指示文件而无这样一个完备的文件，很难使我们的工作人员不犯或少犯错误。我们既要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又要在这个伟大斗争中不要因为划错与斗错阶级成分及采取错误政策而打乱自己阵线，增加敌人力量，使自己陷于孤立。不要忘记，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五年而特别是一九三一年至三五年时期我党曾经因为政策过左陷于孤立，处于极端危险的地位，而在我党与国民党破裂时期党内主要的危险倾向，曾经是现在仍然可能是‘左’倾冒险主义。如果我们现在不严重地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就将在政治上犯错误。”

2月17日　为转发邓小平关于新区土改政策之补充意见，起草给中央工委、各中央局和野战军前委的批语：“（一）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二）分阶段分地区极为必要。在第一阶段将打击面缩小至只打击大中地主及国民党反动分子时，并不是说富农、小地主中的保甲长、恶霸、反动分子为农民所要求打击者也不要打击，我们只要注意对富农、小地主的多数暂时不去惊动就无危险了。（三）确定先组织贫农团，树立贫雇农威信，几个月后再组织农民协会，团结全体农民，并严防地富及坏人混入。”

2月18日　对徐向前二月十七日关于拟攻临汾，在作战前准备普遍进行攻坚训练的报告，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徐向前并告李井泉、周士第，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29]，滕代远、薄一波电：“（一）完全赞成先作攻坚战术训练，待解冻后再打临汾，只要攻克临汾就是对彭、张的大帮助。（二）但临汾之敌有两种可能，一是固守不动，二是弃城北走。因此你所率准备攻城的各部队的整训位置应放在便于打逃敌而又很隐蔽的地点，并要预先作出准备打逃敌的计划，以便不失时机歼灭可能逃跑之敌。（三）李、周应令吕梁部队确实受领向前所给协同作战的任务。”临汾战役预定三月十日开始，因胡宗南自三月六日开始将守临汾之第三十旅主力空运西安的新情况，提前于三月七日发起。此役历时七十三天，于五月十七日攻克临汾，歼敌二万五千余人，俘国民党军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梁培璜，拔除了晋南地区国民党的最后一个据点，使太岳和吕梁两解放区联成一片。

同日　为转发彭德怀关于征收营业税的调查报告[30]写批语，指出：“各地对于工商业的税收政策的内容及其结果如何，完全没有或很少向中央作报告”。“据所知的远不完全的材料看来，极端危险的带有破坏性的既不符合于正确的经济观点，也不符合于正确的财政观点的冒险主义的税收政策是存在着的。这种冒险主义的政策必须加以纠正。望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认真检查一次对工商业的税收政策，以其结果报告中央”。

2月19日　致电薄一波[31]：“分别不同情况的地区采如像来电所说的不同的政策，这样做是正确的。但下面是否这样做却是另一问题，你们必须经常和下面保持通讯联系，随时纠正偏向，不要待几个月后开总结会议的时候才来作一次总纠正。这样作，损失太大。随时纠正偏向，则损失较小。”

同日　致电李井泉：“凡属已经平分土地，地主富农的封建经济基础已经消灭，只是尚不十分彻底，尚须酌量调剂土地的地区，例如绥德黄家川那样的地区，即不应再去平分土地，只应采取合理的抽补办法，满足一部分农民土地尚感不足的要求。在这样的地区再去平分土地是错误的。你们现在采取的政策是正确的。在这类地区，只在农会内部组织贫农小组保障贫雇农利益”。“在这种贫农占少数、新老中农占多数的地区，也去组织贫农团，硬要指挥一切，这就是冒险的命令主义，是违反全国土地会议的路线的。”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电：“如鲁西南被敌扰乱不能安心休整，一、四、六等三个纵队可考虑移至黄河以北，安心休整两个月。”据此，粟裕率华东野战军领导机关及第一、第四、第六纵队于三月初进到黄河以北的濮阳地区休整。

2月20日　致电刘少奇，提议由中央工委于三月初召集彭真、聂荣臻、薄一波、陈毅、邓子恢、康生、饶漱石到中央工委所在地开会，讨论刘少奇关于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合并的提议，以及支援整个南线北线的财政、经济、军工干部，成立华北机构，成立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等问题。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邓小平、李先念电：“丑皓电[32]悉。同意你们四个纵队暂时离开大别山，以便集结力量作战之意见。”二月底，四个纵队全部转移至淮河以北、沙河以南的淮西地区休整补充，由地方武装坚持大别山地区的游击战争。

2月2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庆祝东北野战军攻克鞍山、法库歼敌两个师的大胜利。

2月22日　修改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稿，加写几段话：“在平分或调剂土地中，对于在抽动新富农及中农的土地时必须充分说明理由取得本人同意一点，甚为重要。如果本人不同意，则应向他们让步，不得采取强制办法。”“土改工作与整党工作，均是很细致的群众工作，必须依据群众的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领导干部的多少强弱，决定工作的进度。每一个乡村土改与整党问题的解决，均必须酝酿成熟，取得绝大多数人的同意，方能作出决定，采取行动，不能由少数人强制解决，致犯命令主义的错误。同时，对于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意见，又必须耐心说服，实现党的领导作用，不要犯尾巴主义的错误。”“在一切地方，在土改工作与整党工作大致完成以后，即应实行普选，成立乡村人民代表大会，并改选乡村政府。”“除尚未巩固的新区以外，一切党支部，均应公开。一切党的支部，在其讨论有关群众利益的问题的一切会议上，包括党的批评检讨会议在内，均应有党外群众参加，不许开秘密会议，借以破除群众对党的组织与党的会议的神秘感觉，使党内一切好的与坏的现象暴露于群众之前，为群众所监督，为群众所批评或拥护。”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陈士榘、唐亮，陈赓、谢富治电：“目前两星期内你们的任务是钳制十一师及其他平汉郑信[33]段之敌，使其不能威胁刘邓主力在沙淮[34]间集结及补上新兵。在刘邓主力业已集结并补上新兵之后，照我们意见只要环境许可，刘邓尚须有一短时期休息整训。如果刘、邓亦同意这样做，又不反对你们执行郑潼[35]战役，则可照你们意见，以你们现有兵力先打郑潼线。但要寅月[36]上旬才能作具体决定，目前两星期内你们应在郑信段寻找作战机会，以协助刘、邓。”

2月23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聂荣臻、萧克、赵尔陆[37]，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电：“同意你们的作战计划，即于三月上旬以三个纵队向蔚县、西河营、桃花堡方向歼敌，尔后向北向东进击，以两个纵队向阳高、天镇线歼敌，尔后向柴沟堡、大同线进击，一个纵队出大清河北等项部署”。并指出：“此次行动是一年多以来你们主力部队第一次远出行动。你们必须克服干部中怕远出，怕山地战，怕到人稀粮少地区作战，以及怕傅作义等项错误思想。干部中如果现在尚存有这类思想，你们必须坚决地加以克服。”要求部队要以刘邓、陈粟、陈谢诸军敢于在江淮河汉之间远离后方，而能与强大敌人作战的艰苦奋斗精神，以林罗军敢于在零下三十度气候条件下在完全敌占区与强敌作战的精神作比较，保证远出机动作战的胜利。

2月25日　关于总结城市工作经验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野战军前委并告中央工委电，指出：“多年以来，我们占领了很多城市，有了丰富的经验。但是没有总结，让这些经验埋没，让各种错误的方针及方法反复重犯，让良好的经验限于一地无法为全党取法。这是经验主义、地方主义还在我们党内占有重要地位并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结果。”“为了将党的注意力不偏重于战争与农村工作，而引导到注意城市工作，为了使现已取得的城市的工作在我们手里迅速做好，为了对今后取得的城市的工作事先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与组织准备，中央责成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对于自己占领的城市，凡有人口五万以上者，逐一作出简明扼要的工作总结，并限三至四个月内完成此项总结，电告我们。”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陈士榘、唐亮电，询问能否在三月份以他们两军十一个机动旅，各个歼灭分布在郑潼线及其以南地区的裴昌会[38]七个旅，而不要他部直接协助。本日，又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询问刘、邓对郑潼线作战部署的意见，问他们环境是否容许陈唐、陈谢两部十一个机动旅于三月上旬举行郑潼线战役，而将向汉水流域之行动推迟到四月举行。二十八日，陈、唐报告中央军委：以我们现有机动力量于郑潼线作战，歼灭裴昌会兵团已够使用。具体行动意见，仍先向郑洛段行动，切断郑洛段铁路，威胁洛阳，调动整编第四十一师及孙元良兵团西援，歼灭该敌后向洛阳、郑州，乘胜扩大战果，歼敌裴兵团东援部队，果如此，则洛阳有极大收复之可能。三月四日，刘、邓向中央军委报告：如陈谢、陈唐先在郑洛段作战，三月五日前后即可作战，不宜再迟。三月初，鉴于西北野战军已在宜川、洛川地区取胜，胡宗南急调位于潼关、洛阳间的裴昌会兵团西援，陈唐、陈谢指挥的四个纵队趁虚于五日自襄城、禹县地区向洛阳开进，准备举行郑潼线战役，夺取洛阳。

2月2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工商业政策的指示，批评某些地方的党组织违反中央的工商业政策，造成严重破坏工商业的现象。指示指出：“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的实行某种政策。”并强调：“全党同志须知，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具体说来，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

2月29日　在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检查报社发现“左”偏》的报告上写一批注：“开明绅士问题不是什么革命性质的原则问题，中央并未这样指出过。中央指出，不要抛弃那些赞成反蒋和土改而愿意同我们合作的从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开明绅士，如陕北的李鼎铭、晋绥的刘少白[39]等人，借以分化地主阶级，是于反蒋和土改有利益的”。

3月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陈士榘、唐亮，陈赓、谢富治，粟裕、刘先胜[40]，徐向前，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电，对刘邓、陈唐、陈谢各部作战作出部署，并对其他各区作战计划进行通报。关于中原、山东两军作战计划，部署如下：“刘、邓应即将一、二、十、十一等四纵组成为一集团，寅卯两月[41]在津浦以西、平汉以东、淮河以北、黄河以南地区机动作战，包括休息时间在内。辰巳两月[42]或仍在该区配合粟、刘机动，或向平汉以西机动，依情况决定。粟、刘即令十、十一纵完全接受刘、邓指挥。”“陈、唐并指挥陈谢主力，寅卯两月举行陇海郑潼线作战，包括休息时间在内。日内开始第一阶段打郑洛段，相机攻取洛阳；第二阶段打洛潼段，争取歼灭裴昌会兵团大部（原七个旅已有两个旅西开合阳、潼关，一个旅在商洛未动，现留阌乡至洛阳一线者约四个旅）、孙元良兵团一部，配合彭、张渭北作战。彭、张现正围攻宜川，吸引九十师、二十七师增援，各个歼灭之，现正战斗中。”“许、谭[43]所部除留十三纵于胶东外，主力七、九两纵配合渤海地方兵团，寅月[44]上旬开始向胶济西段作战。韦国清率二纵丑[45]下旬由诸城南下苏北，与该地十一、十二两纵合组苏北兵团，加强苏北之作战。”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的指示，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民族资产阶级是人民大众的一部分，他们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性，他们可以参加反对美蒋，或者采取中立的态度，因此有可能和必要去团结他们。对这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必须慎重地加以处理，必须在原则上采取一律保护的政策。否则，我们便要在政治上犯错误。对那些过去和我们合作过、现在也还同我们合作、赞成反美蒋和土地改革的开明绅士，仍应采取团结的政策。他们也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统一战线中的一分子。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

3月2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三月二日电：“庆祝你们歼灭九十师、二十七师之巨大胜利”。“同意以一、四两纵取中部[46]、宜君，相机取同官[47]，以三、六两纵在攻克宜君后取洛川、富县、甘泉，控制甘泉至同官公路机动地带，二纵取澄城、白水，并准备协同一、四纵作战。”并指出：“此次休整两个半月，部队战斗力如此提高，以致一举歼灭胡宗南两个主力师（四个旅），证明用诉苦及三查方法整训部队，发扬政治、经济、军事各项民主收效极为宏大，故宜注意两个战役之间的必要整训。”

3月4日　为转发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关于宜川战役战果的报告，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批语，指出：“宜川战役我以十一个旅七万人包围歼灭胡军精锐部队五个旅（缺一个团，洛川），两个师部，一个军部，共二万八千人，无一漏网[48]，为西北战场第一大捷。其基本原因在于两个多月的冬季整训。”经此役后，“我向渭北、陇南进军之门户，业已洞开”。

同日　和周恩来致电朱学范[49]：“接二十九日电示，欣悉先生到达哈尔滨，并决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的共同事业而奋斗，极为佩慰。我们对于先生的这一行动，以及其他真正孙中山信徒的同样的行动，表示热烈的欢迎。”

3月6日　致电刘少奇，阐述政策与经验的关系。电报指出：“凡政策之正确与否及正确之程度，均待经验去考证；任何经验（实践），均是从实行某种政策的过程中得来的，错误的经验是实行了错误政策的结果，正确的经验是实行了正确政策的结果。因此，无论作什么事，凡关涉群众的，都应有界限分明的政策。我感觉各地所犯的许多错误，主要的（坏人捣乱一项原因不是主要的）是由于领导机关所规定的政策缺乏明确性，未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公开明确地分清界限。其所以未能明确分清界限，是由于领导者自己对于所要做的事缺乏充分经验（自己没有执行过某种政策的充分经验），或者对于他人的经验不重视，或者由于不应有的疏忽以致未能分清政策的界限。其次，是由于领导者虽然知道划分政策的界限，但只作了简单的说明，没有作系统的说明。根据经验，任何政策，如果只作简单的说明，而不做系统的说明，即不能动员党与群众，从事正确的实践。以上两种情况，各中央局与中央均应分担责任。我们过去有许多工作，既未能公开地（此点很重要，即是说在报纸上发表，使广大人们知道）明确地分清界限，又未能作系统的说明，不能专责备各中央局，我自己即深感此种责任。最近三个多月，我们即就各项政策，努力研究，展开说明，以补此项缺失。但各中央局在这方面自然有他们自己的责任。又其次，是政策本身就错了。此点许多下级党部擅自决定其自以为正确其实是错误的政策，不但不请示中央甚至也不请示中央局。”“又其次，是领导方法上有错误，即是上下联系不够，未能迅速了解运动的情况，迅速纠正下面的错误。”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央工委电，指出：合并晋察冀、晋冀鲁豫“两个中央局，成立北方局，有利无害。时机亦已成熟，拖下去无必要。我们意见即以中工委为中心合并两个中央局成为北方局，刘少奇兼任北方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任第二书记，聂荣臻任第三书记。两区的军政两项机构，暂时不合并。但将财经逐步集中于华北财经办事处。华北财办实际上管两区财经，同时在政策方面领导华东、西北两区的财经。经过几个月，待党务及财经两方面工作在统一之后有了头绪，再将军事机构合并。待开全区人民代表大会，选出华北人民民主政府，再将两区政府合并”。

3月7日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评论，评述西北战场形势及解放军新式整军运动的意义，指出：宜川大捷改变了西北的形势，并将影响中原的形势。这次胜利，证明人民解放军用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这个评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

同日　关于迅速对洛阳及洛郑线发起攻击，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士榘、唐亮，陈赓、谢富治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等电：“（一）我彭张赵军[50]正向澄城、白水、洛川、中部、宜君、同官攻进，向前军正攻临汾。（二）敌一师、三十师、三十六师将全部缩回陕境，估计一部守潼关，大部回至西安一带。（三）你们率三、四、八纵应以夺取洛阳并准备歼灭孙元良援兵之目的，迅速对洛阳及洛郑线发起攻击，希望能于两周内外完成此项任务。”洛阳战役于三月八日开始，十四日攻克洛阳，全歼守敌二万余人。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庆贺全歼洛阳守敌的电报。因郑州国民党军整编第十八军、整编第四十七军增援，人民解放军十七日撤出洛阳。

3月8日　为发出关于吴满有[51]一类人入党问题的电报加写按语：“说今后不要提倡新式富农的意见是不对的。我们提倡新式富农的目的和俄国革命后保存富农的目的是不相同的。中国富农经济不占重要成分，粮食供给主要依靠中农、贫农，并不是依靠富农，我们鼓励吴满有一类人之目的，在于这样能够稳定新旧中农，刺激其生产。如果过去这是需要的，现在这种情形仍未改变，不能说这种需要已不存在。如果中国的某些地区有依靠富农粮食供给的情形，那就鼓励富农经济更加是需要的了。一种模糊的违反经济要求的‘左’倾情绪在人们的思想中作怪，在土地法公布后甚为普遍，做宣传工作的同志应当加以批判，而不应为其动摇而投降这种情绪。”

3月10日　致电刘少奇：我们拟于三月二十日动身东移，约于四月十五日左右可到你处，届时拟约粟裕一商行动计划[52]。

3月12日　为发表《山西崞县是怎样进行土地改革的》[53]这个典型经验，加写按语，指出：“关于如何在农村中进行整党工作，我们有了晋察冀区平山县的典型经验（这是刘少奇同志总结的）。关于如何在老区调剂土地而不是平分土地（因为那里已经平分了）的工作，我们有了陕甘宁区绥德县黄家川的典型经验。现在又有了晋绥区崞县这样一个平分土地的经验（虽然不完全）。这三个经验，值得印成一个小册子，发给每个乡村的工作干部。这种叙述典型经验的小册子，比我们领导机关发出的决议案和指示文件，要生动丰富得多，能够使缺乏经验的同志得到下手的方法，能够有力地击破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的反马列主义的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前委的领导同志们，在对自己领导的各项重要工作发出决议或指示之后，应当注意收集和传播经过选择的典型性的经验，使自己领导的群众运动按照正确的路线向前发展。现在是成千万的人民群众依照党所指出的方向向着封建的买办的反动制度展开进攻的时候，领导者的责任，就是不但指出斗争的方向，规定斗争的任务，而且必须总结具体的经验，向群众迅速传播这些经验，使正确的获得推广，错误的不致重犯。”

3月14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耿飚并告中央工委，晋绥分局等电：“你们只有在宽大机动中大量歼灭敌人，迫使敌人分散配备，才能克服你们遇到的敌人大量集中不利我军歼灭的困难问题。你们机动的范围，第一是整个平绥线包括绥远全省在内，第二是北宁线，第三是平承线，第四是平保线。目前所采出平绥线的方针，应当执行到敌人已经大量集中该线，我军已无好仗可打之时为止。下一步主力的行动，可以出平保线打一二仗，调回敌人主力，然后再出平绥线。你们拟派两个纵队出绥远的计划是很好的，可令该两纵于攻克柴沟堡一线之后，不要停留太久，迅速出绥远，以绥远全境为活动范围。”

同日　复电邓小平：“寅齐电[54]悉，非常之好，立即转发各地仿照办理。希望你对陈唐、陈谢各部及豫皖苏区，凡你处电台能联络的同志，或骑马能送信的同志，或当面接洽的同志，将你所说的那些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普遍通知他们，只要有机会就不失时机地指导他们，并要他们向你处反映结果。”

同日　为转发邓小平寅齐电，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分局、前委负责人的批语，指出：“没有全般的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中国革命是永远不能胜利的。最可怕的是领导同志的自满自是，自己缺乏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而又对中央的指示熟视无睹（不细看这些指示，不研究这些指示，忙于不应当忙的事务工作，而忽视了策略指导与政策指导这种自己责任上的主要工作）。我们要求你们每两个月做一次（每年共六次）的综合性的工作报告，就是要求你们将这种策略与政策的规定、策略与政策在实行后的结果及根据这种结果而作出的你们的自我检讨（这些就是你们日常工作的主要工作）向我们作报告。”

3月15日　东北冬季攻势胜利结束，历时三个月，歼灭国民党军八个师并争取一个师起义，共十五万六千余人，收复城市十八座，压缩东北国民党军于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

3月17日　致电刘少奇：“我们决定发表弼时同志一篇讲演[55]，不发表一月决定草案，因为弼时同志的讲演比一月决定充实得多。”

3月20日　致电刘少奇：“此次工委和华北、华东、华中各负责同志一起，彻底检讨各项领导工作上的错误缺点，并由此获得纠正，走上正轨，极为欣慰。”“我们明日动身东移，由此到兴县走路及谈话十天，坐车去代县五天，走路到你处十天，约卯删[56]可到你处。”

同日　为转发西北野战军前委指示各纵应继续提高政策教育的电报写批语，指出：“须知政策与策略是我党我军的生命。不注重政策与策略的教育，不使这种教育贯彻到底，使全体指战员充分明了，不加检查，让单纯军事观点占了统治地位，不尖锐全面彻底地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向这种错误观点让步妥协或隐瞒这些现象不向前委或军区反映，而前委或军区则不向或少向中央反映，只将战绩向上级及中央反映，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不对的，是离开了或多少离开了党的路线的，必须认为是极端严重的现象，应当立即加以检讨。”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通报。通报指出：“最近几个月，中央集中全力解决在新形势下面关于土地改革方面、关于工商业方面、关于统一战线方面、关于整党方面、关于新区工作方面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的问题，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偏向，而主要是‘左’的偏向。我们党的历史情况表明，在我党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右的偏向，而在我党和国民党分裂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左’的偏向。”“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通报在全面分析了敌我双方军力发生的变化以后，指出目前南北两线敌军在大别山和淮河以北这两个地区尚有主动权，其余一切战场的敌军，全是被动挨打。“我们的方针是稳扎稳打，不求速效，只求平均每个月消灭国民党正规军八个旅左右，每年消灭敌军约一百个旅左右。”“五年左右（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消灭国民党全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个通报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关于情况的通报》。

3月21日　电告彭德怀：中央机关本日动身东移，约四月十五日可到中央工委所在地。“陕甘全局，除陈谢一个旅在陕南外，由你们独力担任。”

同日　和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从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出发，前往晋绥区，今日到达绥德县吉镇。

3月22日　到达佳县螅蜊峪。

3月23日　从陕西省吴堡县川口渡口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临县，在寨则山村过夜。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央工委并中原局电：同意由“中原局管辖津浦路东陇海路南包括豫、陕、鄂整个地区，统一该区党政军民一切工作之领导。陈、邓[57]加入中原局。苏北仍归华东局”。

3月24日　和周恩来、任弼时到达中共中央后委驻地临县三交镇双塔村，同杨尚昆等后委留守人员见面。当晚，研究中央机关今后行动路线问题，商定分为两路：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在此稍作逗留后，乘车经晋绥军区前往晋察冀；中央机关和后委机关留守人员由杨尚昆率领直接前往西柏坡。

3月2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电，对报告制度作了补充规定：“（一）你们对于下级发出的一切有关政策及策略性质的指示及答复，不论是属于何项问题（军事、土改、财政、经济、整党、政权、外交、工青妇运、宣传、组织、文教、城工、肃反、打人杀人及对待中间人士等），不论是用电报发出的或用书面发出的，均须同时发给中央一份。（二）下级向你们所作政策及策略性的报告，其内容重要者，亦须同时告知我们，文长者摘要电告或函告。（三）每一个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均有单独向中央或中央主席随时反映情况及陈述意见的义务及权利。”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央工委电，指出东北局二月十四日回答中央关于哈尔滨市劳动法草案的批评与指示一电，内容很好，请中央工委在抄送此电给各地时，在文尾附抄下列文句：“东北局此电表示的方针是正确的，其中所述哈尔滨去年秋季所犯对于私人资本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华北、华东、华中、晋绥各区曾有相同情形，或者还更严重。在公营工业方面，例如邯郸局[58]管辖下的军工企业，则有与东北相反的情形，工人待遇甚高，产品成本很贵，难于持久。望各中央局对于自己的工商业及工运方针，作一全面检讨，务使这方面的工作彻底走上正轨。”

3月26日　和周恩来、任弼时从双塔村乘车出发，到达晋绥解放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兴县蔡家崖，同贺龙、李井泉会面。在这里停留八天。

3月27日—29日　和周恩来、任弼时听取贺龙、李井泉汇报晋绥解放区战争、土地改革、整党、工农业生产、工商业政策和支前工作等情况，并先后召开贫农团代表、土改工作团代表和地方干部代表等座谈会，详细调查农村各阶级的比例、土地占有、土改工作团怎样发动群众等情况。

4月1日　在贺龙主持的晋绥干部会上讲话，肯定了晋绥解放区的土改工作和整党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晋绥党组织对工作中曾经发生过的几个“左”的偏向的纠正。讲话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讲话解释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土地改革工作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这个讲话编入《毛泽东选集》。

4月2日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讲党的群众路线和怎样办好党报的问题，指出：“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这个谈话编入《毛泽东选集》。

4月4日　到达岢岚县城。当晚听取县委书记丛一平关于土地改革、整党情况的汇报。

同日　致电彭德怀：“西北战场重要性已增长，战争规模已扩大，四百多万人口支援这一战争已感吃力，民负应减轻不应加重。”

4月5日　和周恩来、任弼时等接见参加岢岚县三级干部会议的代表，随后乘车到达神池县城。

4月6日　到达代县，听取县委书记兼县长苏黎和土地改革工作团副团长、晋绥日报社社长郝德青的汇报。指示土地改革工作团应该和农村党支部一起，共同领导当地土地改革运动，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克服“左”的偏向。途经雁门关时，下车凭吊古战场，观看牌楼、石碑，边看边朗读碑文。

4月7日　由晋察冀军区派来迎接的人员带路，经过深沟高山，到达繁峙县伯强村。原计划当天到达五台山区台怀镇，因下雪路塞，被阻于伯强村。邀请村党支部书记、村长、贫农团长等干部，座谈该村土地改革、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情况。

4月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洛阳前线指挥部电，对城市政策作指示：“极谨慎地清理国民党统治机构，只逮捕其中主要反动分子，不要牵连太广。”“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界限，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都叫作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禁止农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斗争地主。”“入城之初，不要轻易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一切作长期打算。严禁破坏任何公私生产资料和浪费生活资料，禁止大吃大喝，注意节约。”这个电报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本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分别致东北局、华东局、晋冀鲁豫中央局电，指出上述指示完全适用于新解放的各城市，要求他们责成各市委将占领后所采取的政策及施行结果作出总结，电告中央。

4月1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耿飚电：“你们主力先歼天镇附近之暂四军主力，如有可能再歼怀安之敌，是正确的。完成这些任务之后，或者向平绥东段进击，或者向绥远协同在绥两纵歼灭三十五军，打开绥远局面，然后主力回师打平绥东段，依情况决定为适宜。”此时，晋察冀野战军正进行察南绥东战役。四月上旬攻占天镇、怀安等地，转入休整。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转许世友、谭震林、谢有法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电，指出：“许、谭、谢卯东电[59]悉。你们对昌潍地区之敌宣布宽大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点是不正确的，即对罪大恶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的大反革命分子及大恶霸分子，也和其他敌方人员不加区别地一概宣布既往不咎，将功折罪。”“中央不止一次地向各地各军领导同志指出，中央的一切政策必须无保留地执行，不能允许不得中央同意由任何下级机关自由修改。但在日本投降以后的两年多时间内，不少地方在关于土地改革的政策方面，在关于工商业及工运的政策方面，在关于打人杀人的政策方面，在统一战线的政策方面，在宣传教育的政策方面，以及在其他某些方面，地方党和军队的领导机关不得中央同意甚至不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即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前委及其他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的同意，自由地迫不及待地粗率地冒险地规定及执行明显地违背中央路线和政策的某些政策，地方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恶劣作风，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恶劣作风，多报功绩少报（甚至不报）错误缺点的恶劣作风，对于原则性问题粗枝大叶缺乏反复考虑慎重处置态度的恶劣作风，不愿精心研究中央文件以致往往直接违反这些文件中的某些规定的恶劣作风，仍然存在。所有这些不良现象，中央要求一切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严肃地注意加以改变”。电报还指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我党已经处在夺取全国政权的直接的道路上。这一形势要求我们全党全军首先在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及策略方面，在军事上的战略及重大战役方面的完全统一，经济上及政府行政上在几个大的区域内的统一，然后按照革命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地考虑在军队的编制和供应上，在战役行动的互相配合上，以及在经济上在政府行政上（那时须建立中央政府）作重大的统一。总之，革命形势要求我党缩小（不是废除）各地方各兵团的自治权，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而在各地区和各部分则统一于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

4月11日　在谭震林四月一日关于淄、博、张、周[60]的情况及所取之政策的报告上加写按语，指出：在工厂企业管理委员会中，“没有提到工程师、技师及有经验的职员。须知单是经理及工人代表是不够的，必须有工程师、技师及职员参加管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应当是厂长负责制下面的管理委员会。在任何企业中，除厂长或经理必须被重视外，还必须重视有知识有经验的工程师、技师和职员，必要时不惜付出高薪，即使是国民党人，只要有可能也要利用”。二十六日，为转发谭震林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的与按语内容相同的批语。

同日　和周恩来、任弼时从伯强村出发，冒雪过五台山，经鸿门岩险地，到达杨林街，夜宿台怀镇塔院寺。

4月12日　和周恩来、任弼时到达河北阜平县西下关村。任弼时召集本村和临近村的党员干部座谈会。结束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参加座谈的村干部见面，一一握手问候。晚上开会议定，到阜平晋察冀军区驻地城南庄后，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去西柏坡与中央工委会合，毛泽东因准备去苏联，暂留城南庄。

4月13日　由聂荣臻陪同，到达晋察冀军区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住军区大院。在城南庄期间，和周恩来多次听取聂荣臻等汇报工作，并同任弼时主持召开的区县干部座谈会的同志们见面。

4月21日　关于粟裕建议缓出闽浙赣以集中兵力在黄淮地区打几个大仗的问题[61]，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电：“为商量行动问题，请陈毅、粟裕两同志于卯有[62]至卯世[63]数日内同来平山中工委开会为盼。”

同日　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封面上写批语：“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

同日　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

4月22日　复电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64]：“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意见。”“我们可令杨、罗、杨[65]（正在商量中）以三个纵队出至承德、北平之线以东地区，或者可能出至承德以东地区，起配合作战之作用。”“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你们所说打沈阳附近之困难，打锦州附近之困难，打锦榆段之困难，以及入关作战之困难等，有些只是设想的困难，事实上不一定有的”。“因此，你们自己，特别在干部中，只应当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耿飚电：“你们有配合东北作战的任务，主力三个纵队必须于辰初[66]出动，辰删[67]以前到达热河境内。因此，你们派赴门头沟之一个纵队应立即收回，集结三个纵队于桑干河以南，休息至辰冬[68]左右为止。”

4月23日　周恩来、任弼时等前往西柏坡。

4月2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西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电，庆祝收复延安的伟大胜利，指出：“去年三月十九日国民党匪军占领延安的时候，我们就断言，这种占领将标志着国民党匪军的失败和中国人民的胜利，一年多以来的一切事变，充分地证明了这一断言。”尚望全体军民“继续努力，为消灭全部匪军，解放整个西北而奋斗”。

4月25日　致电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通知他们即将召开的中央会议准备讨论的问题：（一）邀请港、沪、平、津等地各中间党派及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二）关于在今年冬季召开二中全会的议题。（三）关于酌量减轻人民负担、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问题。（四）关于消灭某些无政府状态和酌量缩小地方权力的问题。（五）关于区、乡、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大纲草案。（六）陈粟兵团的行动问题及其他问题。以上各问题请他们先作大概的讨论，然后再到城南庄商定。

4月27日　写信给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请他经过妥善办法告诉张东荪、符定一[69]，感谢他们的来信，对他们的一切爱国民主活动表示热烈同情，并邀请他们二位及许德珩、吴晗等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参加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会议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地点在哈尔滨，开会时间在今年秋季。会议的决议必须参加会议的每一单位自愿同意，不得强制。

同日　写信给蓝公武[70]：“三十年前，拜读先生在《晨报》及《国民公报》上的崇论宏议，现闻先生居所距此不远，甚思一晤，借聆教益。兹派车迎候，倘蒙拨冗枉驾，无任欢迎。”

4月29日　转发薄一波关于工商业问题的报告，并在报告中的两处加写批注。对“在公私企业中，成立以厂长为首的三人委员会，以利生产”一句，批注：“企业中的管理委员会究竟以三人为有利还是以五人左右为有利，值得研究。如果只以厂长、支书及工会主任这样三个人组织委员会，如果这三个人又都是党员，而无工程师、技师或职员的代表参加及有能力的党外人士参加，似乎是不妥的。”对“有些人认为工商业均带封建性。不斗工商业，不能肃清封建，满足群众要求”一句，批注：“这类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其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必须坚决反对。”

4月30日—5月7日　在城南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通称城南庄会议。

4月30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庆祝五一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口号于当日由新华社播发，《人民日报》五月二日刊载。

5月1日　写信给李济深、沈钧儒[71]，信中说：“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72]

5月初　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三项议题：（一）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地区；（二）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二）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适当缩小地方权力。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一）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地区无疑会有很大困难，打出去的主力会减弱，打不了很多胜仗，但无此一条不能战胜国民党。打出去以后，敌我都到蒋管区去吃，不能依赖后方，后方要尽量供给前方。（二）我一方面为胜利欣喜，一方面担心人民负担不起。要使后方农业、工业长一寸。土地改革、整党、开人民代表会议，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生产。为了发展生产，人民的负担要适当减轻。（三）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缩小地方权力。会议认为这三条都是战略性的。这三条以后概括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三项任务。

5月5日　在城南庄会议期间，中共中央书记处同陈毅、粟裕等商讨渡江问题后，毛泽东于本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华东局电，指出：“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使江淮河汉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逐一解决，正如去年秋季以后将战争引向江淮河汉，使山东、苏北、豫北、晋南、陕北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解决一样，这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惟目前渡江尚有困难。目前粟裕兵团（一、四、六纵）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的道路，即在少则四个月多则八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三个纵队在汴徐[73]线南北地区，以歼灭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在此期内，由该兵团派出十个营，附以地方干部，陆续先遣渡江，分布广大地区，发展游击战争。以上计划是我们和陈、粟及一波、先念所商定者。”为组织协同作战，电报还指出：粟裕兵团，“约于本月底渡河作战。陈、唐所率三、八两纵应回至豫皖苏区，调换一纵西去，以便该兵团有一、三、四、六、八及十一等六个纵队集结打大仗”。“本月内请刘、邓命一纵、十一纵在汴徐以南适当地点休整，待粟裕命令，月底协同作战。当粟裕打五军等部时，许谭兵团应向津浦线行动，相机歼灭并钳制十二师、七十五师、八十四师、七十三师等部。其动作时间，应在本月下旬，请华东局令知许、谭准备。同时，令知韦陈兵团[74]，在苏北发起歼敌战役，配合动作。”

5月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许世友、谭震林并华东局电，指示山东兵团“应集结休整至本月十八日或二十日为止，准备于十九或二十一日以后开始向津浦线行动。那时如新泰敌一个旅未退，则以围新泰打援军为第一目标，如该敌已退，则直向济南、徐州间选择某地攻击并打援，以协助粟裕兵团之作战。粟裕兵团渡江目前尚有困难，决定在运河以西、淮河以北地区歼灭几批敌人再行南进。”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香港分局、上海局及潘汉年电：“中央已于五一节提出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而其第一步则拟召集各反美反蒋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不属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社会知名人士开一次政治协商会议。自然这些在目前均尚是宣传和交换意见时期，尚未到正式决定和实行时期。你们可用非正式交换意见的态度（不是用正式决定和邀请的态度），和各真诚反美反蒋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社会知名人士交换意见，并以各方反映电告。”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出：“基本上同意你们五日十九时半来电的第三个方案[75]，即用三个月至四个月时间攻克长春并争取歼灭援敌，待秋收后再攻承德或他处。”同时指出：“在攻长春的三个月至四个月时间内，你们必须同时完成下一步在承德、张家口、大同区域作战或在冀东、锦州区域作战所需的粮食、弹药、被服、新兵等项补给的道路运输准备工作。”

5月9日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改变华北、中原解放区的组织及确定人选的决定：（一）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区。（二）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个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刘少奇兼任第一书记，薄一波为第二书记，聂荣臻为第三书记。（三）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聂荣臻为司令员，薄一波为政治委员，徐向前、滕代远、萧克依次分任第一、第二、第三副司令员。（四）两边区政府在华北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前，暂时成立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董必武为主席，黄敬、杨秀峰为副主席。（五）中央委托华北局办理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和华北大学。（六）中原中央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陈毅、邓子恢分任第二、第三书记。（七）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以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陈毅、李先念分任第一、第二副司令员，陈毅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及政治委员。（八）中央已与中央工委会合，中央工委即行撤销。

5月1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程子华电，通报杨得志、罗瑞卿[76]率部配合东北作战的部署：“杨得志、罗瑞卿率三、四两纵及二纵一个旅共七个旅决于十四日或十五日出发，十七日或十八日过平绥路，尔后即以歼击十三军为目标，向密云、古北口之线及承德方向进击。”随即杨、罗率部于五月十二日发起冀热察战役，六月二十五日结束，歼敌二万四千余人，攻占丰宁、隆化、平泉等城，对承德形成包围态势，以配合东北野战军的作战。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请即令陈、唐率三、八两纵迅速东进，直达汴徐线附近，接受粟裕指挥，协力歼击五军。”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绥分局电：“你们万余人进驻运城地区，必须向所有人员讲明对待当地人民及党政军的正确态度。”“分局应将工业生产问题放在领导工作的重要位置。有了工业生产的条件，党如果不注意恢复及发展工业，党的领导人员如果缺乏工业方面的知识，如果不用力去学会这一方面的知识，那就会要犯错误。在收复延安后，西北局亦须注意恢复及发展工业。”

5月18日　国民党军飞机轰炸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大院，击中毛泽东的住房。当晚，毛泽东转移到离城南庄二十多里的花山村。

5月21日　写信给周恩来、胡乔木，对即将重新公布的一九三三年关于划阶级成分的文件提出意见，认为其中关于知识分子部分说得不完全，是不妥的。“原件说地主出身者是地主，富农出身者是富农，中农出身者是中农，这是说社会出身，这是对的。但必须补充说，根据知识分子所从事的职业，例如参加军队者是军人，参加政府工作者是政府职员，参加生产企业者是工人、职员、技师或工程师，参加文化工作者是教员、记者、文艺家等，并将着重点不放在社会出身方面，而放在社会职业方面，方可避免唯成分论的偏向。”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陈毅、粟裕电，指出：“我一、四、六纵可于二十五日左右由临濮集、郓城地区南渡，先在鲁西南及陇海线上歼灭几部敌人，造成集中一、三、四、六、八及十一等六个纵队全力歼灭五军之条件，而以歼灭五军为夏季作战之中心目标。”“刘、邓担负钳制十八军使不能东援。”“许、谭除以九纵休整并作预备队外，主力应立即出动夺取泰安及其南北地区，保证钳制济南及济南徐州线上各敌使不能西援。”并指出：“陈毅不参加此次作战，尽可能迅速地偕同邓子恢及大批干部去豫西和刘、邓会面，建立中原军区及中原局经常工作。”“粟裕全权指挥一、三、四、六、八及十一纵之作战，并指挥许、谭在津浦线上之配合作战。”

5月22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粟裕电：“夏季作战的重心是各方协助粟兵团歼灭五军。只要五军被歼灭，便取得了集中最大力量歼灭十八军的条件，只要该两军被歼灭，中原战局即可顺利发展。望本此方针，部署一切。”

5月24日　致电邓小平，指示新解放区在解放后的相当时期内，只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口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而不立即实行分浮财、分土地的社会改革政策，把主要打击对象限于政治上坚决反对我党我军的重要反革命分子，以利集中一切力量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电报强调指出：“这一个减租减息阶段是任何新解放地区所不能缺少的，缺少了这个阶段，我们就要犯错误。”这个电报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

5月2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一九四八年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以及发出这个指示的通知，对一九四八年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作了部署。指示指出，不要因为领导土地改革工作和农业生产工作，而忽视和放松对于城市工作和工业生产工作的领导。指示再次提出，必须坚决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指示要求“在干部会议中和在工作中，必须教育干部善于分析具体情况，从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条件的具体情况出发，决定当地当时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及前委电：中央决定将一九三三年《怎样分析阶级》及《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两个文件略加修改，经新华社广播。各地收到后，立即在报纸上发表，并印成小册子（加入任弼时同志报告为附件）发给各级党委及工作团，当作正式文件，遵照实施。《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尚须继续收集意见加以考虑修改，暂时不准备发表，可作为高级领导机关的参考文件，不要普遍印发。

5月27日　离开花山村，乘车到达西柏坡，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会合。

5月28日　关于同外国订立商业性协定问题，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中共中央东北局，指出：“嗣后凡有借有还之协定，只要有可能，你们尽可订立。但须将要求详情事前报告中央审查批准，事后将经营结果及偿还情形报告中央审核。”“事前不经批准，事后又不报告经营结果及偿还情形，则是不许可的。”“凡在有借有还之商业性协定以外之要求，则必须遵守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之原则，非万不得已，不要轻易提出要求。”

5月2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77]并告许世友、谭震林，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及华东局电：“许、谭以执行你们俭[78]电第一方案为好，即第一步占领泰安、泗水、大汶口、曲阜，第二步相机攻占汶上、济宁、兖州三点中之一点，并求得调动他点之敌增援而歼灭之，逐次攻占汶、济、兖三点。第三步，相机攻占邹、滕、临、韩[79]。”“如果汶、济、兖三点之敌难攻，而邹、滕、临、韩较为易攻时，亦可先攻邹、滕、临、韩后攻汶、济、兖，或于汶、济、兖、邹、滕、临、韩七点中选择其较易者先攻，较难者后攻。总之，许、谭任务是逐一攻占七点，准备以四五个月完成此项任务。”

5月3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电，对他们二十九日提出的或者集中主力打承德或者出冀东对平古[80]、平津、津榆线进行广泛攻击的两个作战方案作了复示：“我们觉得攻承德如无把握似以出冀东较为适宜。”

5月3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东北局电：“为准备东北主力出至锦、榆、津、平[81]线及平、张、绥、包[82]线作战，你们必须精心筹划由东北运输粮食至该两线之各项技术问题”。“热河、冀东尤其是察北、绥东出产之粮食，不足供给大军长期需要，必须准备由东北加以充分之接济。四月间，我杨罗杨军[83]两个纵队出至绥东，因当地无粮，不能久留，丧失良好之歼敌机会，你们必须引为教训。”

同日　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请考虑将张东荪、吴晗、许德珩等尽快从平、津接出来，以便征得他们同意后，选为华北行政机构的委员，并有一二人任部长，一二人任副部长。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电，指出：“中央去年二月一日指示‘三三制’仍应执行，废除‘三三制’的意见是错误的。但自去年二一至今年的一年多时间内很多解放区不得中央同意，擅自修改这一指示，从政治上及组织上打击‘三三制’党外人士，其中除少数是罪有应得者外，大多数的打击是过左的错误行动。”中央责成各中央局、分局，“于电到后半月至一月内，将当地地委一级，区党委一级，中央局或分局一级共三级的党外知名人士列一总名单，注明简历、现状及我党对他的待遇意见，电告中央”。并应对统一战线、“三三制”及党外人士问题，对中央作一总结报告。

6月3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张震[84]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等电：“在整个中原形势下，打运动战的机会是很多的。但要有耐心，要多方调动敌人，方能创造机会。最近时间内，陈、唐需要协助刘、邓作战。只要刘、邓能打一二个好仗，局势就会开始起变化。因此你们到达适当地区后，不是休息三天，而是休息半月左右，全军精心研究技术战术，养精蓄锐。即使有打小仗的机会，主力也不要去打。等候刘、邓对张轸[85]作战完全结束，陈、唐到达陇海汴徐线附近并休息若干天恢复疲劳之后，再采取调动敌人之行动，于运动中歼灭敌人。在打五军、七十五师等部时，不要企图一次打得太多，而要准备一次只打一两个旅，各个歼灭该敌，因为该敌是比较强的，要说服干部不要急于求赫赫之名，急于解决大问题，而要坚忍沉着，随时保持主动。”本日午时，又致电粟裕、张震：“陈、唐钳制十八军是临时性任务，不日即可归还建制，你们举行大战役时应待陈、唐归建以后。”“你们暂在城武[86]地区待机是正确的。”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一年来办报情况给中宣部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的批语：“各地领导机关（包括中央局区党委两级）对于报纸通讯社等极端重要的宣传机关放弃领导责任，或者虽未放弃领导但是抓得不紧，听任许多错误观点广泛流行，宣传工作极不严肃。此种状况，必须坚决改正。改正方法之一，是中央局（分局）及区党委（省委）对于自己的报纸，必须于每天出版之前，由一个完全懂得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政策的同志，将大样看一遍，改正错误观点，然后出版。各地领导同志，必须以严肃的科学的态度对待宣传工作。”

6月8日　审阅中共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执行中央一九四八年土改整党指示计划的通报稿，加写一段话：“必须依照中央指示将已经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地区和尚未解决土地问题的地区划分清楚，并公开宣布。在尚未解决土地问题而其主观客观条件均已完全成熟可以和应当实行平分土地的地区，必须争取一次进行到底，达到彻底解决，方能有利于生产。”

6月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电，同意该部向冀东区域机动作战的计划。

6月1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上海局、香港分局并告潘汉年电，请他们向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征询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有关问题，如开会时间、地点，何人召集，到会代表，应当讨论的问题，人民代表会议何时召集以及如何召集等项的意见。

6月17日　关于将寻歼第五军改变为攻占开封的部署，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张震并告中原局、华东局电，指出：“完全同意铣午电部署[87]，这是目前情况下的正确方针。”“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要请示。”“请刘邓确实钳制十八军及四七军。”本日，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发起开封战役（又称豫东战役第一阶段）。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许世友、谭震林并粟裕、张震，华东局，中原局电：你们仍应执行原计划，“攻击兖州，调动八十三师、二十五师来援，减轻敌对粟、张方面之压力，这是你们援助粟、张使粟、张作战得手的最好办法”。六月二十日，山东兵团包围兖州。

6月1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甘泗淇[88]电：“你们以七万人左右担负西北作战重任是很艰苦的，但别方面很难给你们以兵力上的直接援助。杨、罗[89]几次要求向前兵团[90]协助打傅作义，你们现又要求该兵团协助打胡宗南，我们认为均不适宜。因为我集中敌亦集中，不一定能打好仗。我集中兵力太大粮食决难持久，别方面则失去歼敌机会，不如固定各兵团之兵力与任务，不惜时间，各自寻机歼敌较为有利。向前兵团业已北上，日内发起晋中战役，嗣后该兵团拟固定在晋中打阎[91]，直至攻克太原为止，你们不要希望其西调。”

6月19日　就攻克开封后的各项政策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张震，陈士榘、唐亮并告中原局，华东局等电。指示攻克开封后，“对蒋伪公营企业、银行、商店，市政机关，医院，学校及私营企业、商店，教堂等，应由攻城部队一律加以保护，不要没收”。对“敌方党政机关的人员、经济机关与文化机关的人员、警察及豪绅地主等均不要俘虏和逮捕，而应令他们负责维持城市秩序”。“城内公用物资除武器、弹药、公粮及其他军用品可由军队取用以外，一律保护不要破坏。”“除持枪抵抗者外，不杀一人”。开封于六月二十二日晨攻克，歼国民党军约四万人，击毙整编六十六师师长李仲辛。豫东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出祝贺开封战役胜利的电报。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韦国清、吉洛并告粟裕、张震，华东局电：你们应遵照粟张十八日电集中可能集中之兵力打敌弱点，我们十五日亥电要你们出击津浦线之意见不要执行。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精神，苏北兵团趁国民党军第八十三师、第七十二师外调之机，向陇海路东段发动攻势，歼敌万人。

6月22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并粟裕、陈士榘、唐亮电：“目前打很大规模的歼灭战，主客观条件都不成熟，故须避免。你们两大集团今后或者分开行动，每次歼敌以不超过一个整编师为限度；或者集中行动，一次歼敌以不超过两个整编师为限度。目前必须打有确实把握的仗，哪怕歼敌一个旅也是好的，例如宛西那样的仗。”

6月25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陈士榘、张震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电，指出：“敬十九时电[92]悉，部署甚好。”

6月26日　关于发起睢杞战役，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粟裕、陈士榘、张震电。指出：

蒋令邱清泉、区寿年两兵团从民权、兰封、开封之线向西南急进，以期合击我军。“在此情形下，粟、陈、张部署在睢杞通许之线（或此线以南）歼敌一路是很适当的[93]。如能歼灭七十五、七十二两个师当然更好，否则能歼灭七十五师也是很好的。”本日，华东野战军按计划撤出开封，二十七日，对进至睢杞地区的区寿年兵团进行合围，开始了豫东战役第二阶段，又称睢杞战役。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执行中央土改与整党指示的初步意见》，写批语，指出：“在今后一年的工作中，不但要避免过去数年所犯过的严重政治错误不使重犯，而且要紧紧地抓住季节，于秋季农民较闲时及冬季农民最闲时在农村开会（亦不可过多），做完可做和应做的工作。过去各地在秋冬两季开高级及中级干部会布置全年工作的习惯未能顾到农民的季节，对于农村工作有极大妨碍，这种情况从今年起必须改变。”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许世友、谭震林并粟裕、陈士榘、张震等电，指出：“你们攻兖行动已将二十五师二个团调至滕县，八十三师亦于有日[94]起由民权车运滕县，估计数日内可到，然后增援兖州。这对于粟、陈、张是极大援助。”二十七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许、谭电：“七纵及鲁中部队暂时仍应吸引二十五师、八十三师援兖，该两师不到兖州附近不要解围，以利粟、陈、张行动。”二十八日，自苏北经徐州北上增援兖州的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五师已进抵滕县以北，山东兵团立即撤围兖州准备打援。因睢杞战场紧急，整编第二十五师转而南下增援睢杞。七月一日，山东兵团再度包围兖州。

6月2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中原局电。电报说：“完全同意你们六月六日的指示[95]，望即发给中原全党全军切实执行。”电报提出在指示中应加上两段话。其中一段是毛泽东加的，文字如下：“不但如此，由于我们的进军吸引了大量敌人到中原方面，这样就从根本上破坏了敌人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企图彻底摧毁解放区的反革命计划，而将战争引向了国民党统治区域，不但保存了原有解放区的基本区域，而且使我各路友军在山东，在苏北，在豫北，在晋南，在西北，在东北等地顺利地歼灭了大量敌人，恢复了广大失地，使全局都转入了攻势，我们的辛苦并不是白费的。”七月九日，中央将中原局的指示转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

6月3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并告粟裕、陈士榘、唐亮电：“现在是打歼灭战的极好时机，粟、陈、唐正围歼区兵团五个旅于睢县地区，吴绍周[96]必兼程北进，如果你们集中全力于运动中围歼该敌，可能打一大胜仗。”为保障睢杞作战，中原野战军于本日至七月一日在西平以西阻击吴绍周兵团，予以重大杀伤，迫使整编第十八军向吴绍周兵团靠拢。

7月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等电，指出：“二十五师[97]艳日[98]开始车运，估计本日可达商丘、柳河之线，许、谭拖住该敌已来不及。你们于完全解决六旅及新二十一旅之后，应速以一部防御二十五师，主力则继续歼灭区兵团。”

7月6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许世友、谭震林并告华东局电，指出：务望刘、陈、邓“决心不失时机寻歼吴绍周，借以拖回十八军，保障粟、陈、唐、张取得完全胜利”。许、谭即“集中三个纵队及鲁中兵团全力攻克兖、济，歼灭十二师并准备歼灭八十四师南援部队，你们于兖州将克未克之时，注意以一部兵力监视济宁之敌，不使该敌跑掉，以利续歼”。本日，国民党军多路逼近睢杞战场，华东野战军在歼灭黄百韬三个多团后主动收兵撤出战斗。八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电：“在来电[99]所述各种情况下，你们的撤退是正确的。”历时九天的睢杞战役歼灭国民党军五万余人，活捉兵团司令官区寿年和整编第七十五师师长沈澄年。包括开封、睢杞战役在内的豫东战役，在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的山东兵团、苏北兵团配合下，共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兵团部、两个整编师部、六个旅，共九万余人。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祝贺睢杞战役胜利的电报。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许世友、谭震林、刘少卿[100]并告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华东局，中原局电：“关于集中三个纵队及鲁中兵团全力在雨季以前攻克兖州、济宁、汶上诸点，全歼十二师及其他杂部，并争取歼灭从北面来的援敌，打通山东和粟部的交通，孤立济南，以利雨季后你们兵团放手南进或西进，更有力地配合粟部打大歼灭战，粟、陈、唐、张和我们意见已完全一致，希望你们本此方针精心组织此次战役。关于完成任务的时间，应按敌情和你们自己的条件来决定，十天或二十天均可。”据此，山东兵团集中主力于七月十二日黄昏对兖州守敌发起总攻，激战至十三日下午，全歼守敌，俘第十二军军长兼第十二师师长霍守义。十六日，济宁、汶上守敌逃走，济南援敌北返，山东兵团歼其后尾部队八十四师一部。至七月十八日，兖州战役结束，并歼灭国民党军六万三千余人，济南陷于孤立。

7月12日　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给中央宣传部关于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准备印毛主席选集可否允其印刷的请示电报上批示：“无论国内，国外，暂时均不要出选集。半年后，经审查后，再说。”

7月1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原局并告粟裕、陈士榘、唐亮电：“粟兵团应在现地区作战至明年春季或夏季，歼灭五军、十八军等部，开辟南进道路，然后南进（不歼灭五军、十八军不走）。”[101]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华北局，华东局，许世友、谭震林并告粟裕、陈士榘、唐亮电：“兹决定黄河以南运河以东地区，即兖州、济宁、汶上、宁阳、东阿、平阴、东平、肥城等县，划归华东局及华东军区管辖。”

7月14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告粟裕、陈士榘、张震，许世友、谭震林，华东局电：“兖州已克，守敌全歼，许、谭正准备歼灭援敌八十四师。此战如胜利，拟令许、谭攻济南，如能在八、九两月攻克济南，则许、谭全军（七纵、九纵、十三纵、渤纵、鲁纵）可于十月间南下配合粟陈、韦吉打几个大仗，争取于冬春夺取徐州”。

7月16日　关于攻打济南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许世友、谭震林并粟裕、陈士榘、张震电：“望鼓励士气，于尽可能短促时间完成对济南之包围（首先夺取飞机场），并乘胜夺取济南。如果可能，你们应争取于十天内外夺取济南。”本日，粟裕、陈士榘、张震致电中央军委：以许、谭现有力量攻济与打援均难得手。建议许、谭与我们争取休整时间一月，而后协力攻打济南，并同时打援。十七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电：“许、谭所部暂在现地休息待命。”二十三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许世友、谭震林并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电：“（一）按粟部情况目前难于进行作战，雨季又到，你们各纵应即进入休整，地点在大汶口、兖州地区，暂定一个月，分为两期，半个月为一期，期满情况许可再延长之。粟、陈、唐、张所部亦照此休整，韦吉部何时开始休整由粟、陈、唐、张规定令行；（二）休整完毕，或配合粟、陈、唐、张各纵在陇海南北打几仗然后攻济南，或先攻济南并打援，由粟、陈、唐、张依情况提出计划并统一指挥。”

7月17日　关于襄阳、太原、济南各地战况及今后兵源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邓子恢并告粟裕、陈士榘、唐亮等电：“襄阳攻克[102]，康、郭[103]就俘，胜利极大，甚好甚慰。删日[104]徐、周[105]最后解决三十三、三十四两军，俘赵承绶、沈瑞[106]。榆次之敌，逃入太原市。忻州之敌南逃，被我地方部队歼击中。晋源县（即太原县）之敌，或逃或被解决，日内可明了。至此，阎锡山仅剩太原市一个孤城，我军不日即可合围”。“许、谭亦于删日最后歼灭十二师、八十四师，至此，王耀武仅剩济南孤城”。“今年华北、华东、东北、西北各区除个别地方原定扩兵计划准予完成外，其余均不应扩兵。”“各区扩兵（包括东北在内）均已至饱和点。支前供应和后方可能性之间发生极大矛盾，此项矛盾如不解决，则不能支持长期战争。故今年后方原则上不应扩兵”。“今后前线兵源全都依靠俘虏及某些地方部队之升格。”“我军战胜蒋介石的人力资源，主要依靠俘虏，此点应提起全党注意。”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香港分局电：“南方各游击区应执行减租减息的社会政策及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以便联合及中立一切可能的社会力量，争取游击战争胜利，不应当过早实行分配土地的政策，致使自己陷于孤立。”

7月18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揭破国民党的和平阴谋的指示稿，加写一段话：“敌人和平运动公开出现以后，估计将产生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可能暂时迷惑一部分人民；另一方面，则将对国民党军队及其后方发生动摇和瓦解的作用。由于这后一种原因，国民党虽然正在准备发动和平阴谋，但仍有极大顾虑。针对这两方面的可能性，我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揭露工作，应依敌方和平运动发动后的情况，一方面坚决揭露敌人和运的欺骗性，使群众不被欺骗。另一方面，号召群众起来反对假和平，要求真和平。其具体要求，应是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美军及美国军事代表团退出中国，取消中国对美国的一切卖国条约，国民党及其政府公开向人民承认发动内战的错误，惩办一切战争罪犯，取消伪宪伪国大及依据伪宪伪国大所成立的反动政府，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不包括反动派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取消特务机关，实行言论集会自由，反饥饿，反迫害，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这样将美帝和国民党的假和平运动，转变为人民要求真和平的运动，以与人民解放军的攻势作战相配合，促进反动派瓦解崩溃的速度。在蒋管区提出上述口号时应依群众情绪及环境所许可的情况有所增减，酌量提出，并须和群众生活上的迫切要求相配合，务使美帝和国民党更加孤立，而不使自己陷于孤立。”

7月19日　中共中央致电聂荣臻、薄一波、徐向前、滕代远、萧克、贺龙、李井泉、周士第及华北和晋绥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祝贺晋中战役[107]的胜利，指出：“庆祝你们继临汾大捷后，在晋中地区歼灭敌一个总部、五个军部、九个师、两个总队及解放十一座县城的伟大胜利。晋中战役在向前、士第两同志直接指挥下，由于全军奋战，人民拥护，后方努力生产支前，及各战场的胜利配合，仅仅一个月中，获得如此辉煌战绩，对于整个战局帮助极大。现在我军已临太原城下，最后结束阎锡山反动统治的时机业已到来。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为夺取太原，解放太原人民而战！”

7月2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电，指出：关于胡宗南军的行动，我们获得胡应蒋要求以二至三个师出兵中原和分路北犯黄龙两种情况，“不论他出哪一着，均于你们有利，均可歼击获胜。你们首先准备歼击可能北犯之敌是正确的。”

7月22日　关于东北野战军南下作战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东北局电。电报说：“午哿、午养两电[108]均悉。向南作战具有各种有利条件，我军愈向敌人后方前进，愈能使敌方孤悬在我侧后之据点被迫减弱或撤退，这个真理已被整个南线作战所证明，亦为你们的作战所证明。攻击长春，既然没有把握，当然可以和应当停止这个计划，改为提早向南作战的计划。在你们准备攻击长春期间，我们即告知你们，不要将南进作战的困难条件说得太多太死，以致在精神上将自己限制起来，失去主动性。现在你们已经将注意力移到向南作战方向，研究南面的敌情、地形、粮食等项情况，看出其种种有利的条件，这是很好的和很必要的。并且应向全军指战员首先是干部充分说明这些条件，以鼓励和坚定他们向南进取的意志和坚定他们的决心。”“现在距八月中旬已不足一个月，你们的政治动员和准备粮食等项工作，必须加紧进行，否则八月间还不能在北宁、平承、平张等线打响。关于具体作战计划，希望你们详加考虑，拟出全般方案电告。你们指挥机关似以先期南下和程子华、罗瑞卿诸人会面为适宜。”

7月23日　就牵制傅作义部不使增援东北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薄一波转杨成武并告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出：“（一）杨成武部在现地区之作战应于二十五日以前结束，全军主力撤至平保线以西山地荫蔽休整，一部接近平保线休整。（二）杨成武立即开始组织西进兵团担负向绥远作战之任务，此兵团组成为一纵全部、二纵两个旅、六纵两个旅，共三个纵队七个旅，杨成武为西兵团[109]之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从二十六日起至八月九日止共十五天，为休整时间，八月十日开始西进，取道大同以南，务于八月二十五日左右到达归绥附近，并相机夺取归绥，尔后相机向包头、五原、临河地区攻击，占领整个绥西产粮区，或向归绥以东机动，吸引傅作义至少以一个军西援，以利东面之作战。（三）杨罗耿部本月底结束在现地之作战，即行休整至八月十五为止，准备于八月二十日左右直接接受林、罗、刘的作战任务。（四）杨成武兵团从午宥[110]起，直接受军委指挥，其后方补给由华北军区担任，晋绥军区协助之”。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徐向前、周士第并告华北局电：“马辰电[111]悉，计划甚好。全军应即进入休整及补充兵员。”从此，徐周兵团长期围困太原。

7月2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的指示，重申严格执行报告制度：“希望你们严格督促所属厉行报告制度，你们则应以身作则严格遵守对中央的报告制度”，“彻底消灭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正确态度，彻底纠正存在着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

7月29日　审阅修改新华社社论稿《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加写两段话：“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早已证明是失败了，他们的防御也已证明是失败了。他们所最后赖以抵抗解放军保存自己的设防城市与设防地带，在解放军攻坚能力大大提高的条件下，又已证明并在以后还要不断证明其失败。那末，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人美帝国主义在军事上又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抵抗解放军的进攻和阻止解放军的胜利呢？他们的彻底失败，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事。”“中国的革命是不能在一次武装及简单的斗争中就能完全胜利的，中国的反动势力是不会在一次或几次打击之下就能完全消灭的。中国人民虽然已经在广大的地区内，彻底消灭了反动势力，但是反动势力仍然在另外的广大地区内存在，而且他们在美国帝国主义援助之下，仍然还有他们一定的力量，并继续压迫那里的人民。因此，中国人民的革命只能是逐步地胜利，敌人的阵地只能一个一个地被夺取，反动势力只能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被消灭。因此，中国人民还必须准备继续作战争的艰苦奋斗，至少还要准备拿三四年时间去作这种艰苦斗争，才能最后解放全中国，并在民主基础上统一中国。”

7月3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杨成武并告聂荣臻、薄一波、滕代远，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电，指出：西进兵团（七个旅）休整补充时间，从八月一日起至二十一日为止，待命出动。华北局应为杨兵团筹划并解决他们长期在绥远作战所必须和可能的各项干部及物资供应问题。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关于你们新的作战计划，我们觉得你们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112]集团，然后再向承德、张家口打傅作义。如果你们不打范汉杰先打傅作义，则卫立煌将以大力集中锦唐线，卫、范协力向西援傅，那时你们可能处于很困难地位，西面粮食极为困难，东面则是产粮区，此点你们必须充分计算到。先打范汉杰是否有可能，望以你们意见电告。”

7月　函告周恩来：“请电晋绥将杨澄源[113]迅即送交徐向前，放入太原和阎锡山办交涉。”

8月1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复电香港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并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五月五日电示，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诸先生赞同敝党五月一日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曷胜感荷。”

同日　修改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上海局、香港分局并告吴克坚、潘汉年[114]电，电报对倒蒋活动应取的策略作如下指示：“按美国务院政策，现仍以支持蒋介石反共为主，同时对蒋无能及老吃败仗感不满。为迫蒋让出更多权力，为准备在蒋军更加崩溃时能够团结反动统治各派并企图团结一部分中产阶级分子共同反共起见，又正在进行各种阴谋活动，其中包括对我党试探和谈的可能性。到蒋介石真正无法统治下去时，则准备以李宗仁、何应钦等代替蒋介石，此时则希望与我党停战议和，以便取得喘息时间，重整兵力，然后卷土重来，消灭革命力量。在准备以李、何代蒋一点上，蒋及其死党是要反抗的，近日平、津、沪、宁一带所传出的和谣及翁文灏[115]的反共演说，都是这种阴谋与反抗的表现。我们对于美帝这类阴谋是应当揭穿的，但对反动统治内部的分裂与倒蒋运动则应当利用，以促成他们间的更大分裂。我们对于李济深、冯玉祥一类中间派人士的倒蒋活动，不要无分析地一概反对，而应告诉他们美帝及李宗仁、何应钦等反动集团是靠不住的，我们赞成倒蒋是因为蒋倒之后对于解放战争的开展有利，而不是对美帝及李宗仁、何应钦等有任何幻想。相反，应在人民中随时揭破美帝和反动派的阴谋，以免上当。望你们体会上述策略，与李济深、冯玉祥、章伯钧、谭平山及其他中间派反蒋分子保持密切联系，尊重他们，多对他们作诚恳的解释工作；争取他们，不使他们跑入美帝圈套里去，是为至要。”

8月3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电：“本日杨成武来中央面商向绥远行动问题。杨部（八个旅）本月二十日左右可完成一切准备，拟待你们在锦榆[116]线作战业已开始，杨罗兵团任务确定（或者包围承德，或者包围唐山），并开始行动吸引傅作义主力向北或向东之时，即由涞源附近，以二十天行程主力到达归绥附近，攻击归绥，一部袭取集宁、兴和，以配合你们作战。杨、罗任务究竟如何规定，何日行动，你们主力何时开始锦榆线作战，盼即告。”

8月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针对他们六日来电中提出的“不宜由我们先行调动傅作义向北向东，而应是杨成武部先行动，调动傅作义向西”的意见，指出：“绥远为傅作义所必救，不怕不能调动傅部向西，调动傅部是必然的。问题是傅作义自己有三个军及几个独立师，如果他以两个军及一二个独立师援绥，则杨成武在绥难于立足，因绥远及晋西北均缺粮，必须取得集宁、归绥两点才能解决粮食问题。过去两次入绥失败的教训不应忘记。不管你们何时开始攻锦榆线，杨罗兵团必须与杨成武兵团配合行动。兹规定杨成武兵团八月二十一日由涞源以东出动，九月十日左右向归绥、集宁两点开始攻击，杨罗耿兵团须在九月十日以前，以主力到达承德北平线并开始攻击，另以一部向平张线动作，配合杨成武兵团之作战，在这一阶段内杨、罗、耿受军委直接指挥。你们主力按上述两兵团行动时间，规定自己出动及开始攻击锦榆线之时间，并预先报告军委”。

8月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并告杨成武，程子华，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电：杨成武率八个旅决于二十一日出动，九月十日到达归绥、集宁附近，你们对于杨成武九月绥远作战有配合之任务。“在对傅作义作战这一时期中，你们所率三个纵队及杨成武部均归军委直接指挥。”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电，指出：“傅作义自己所有的三个军（三十五军、暂三军、暂四军）及各个独立师均位平绥线及北平附近，并未东去，随时可增援归绥。”“故杨、罗、耿必须向平古、平张配合行动，并须先几天打响，才能保障杨成武攻占归绥、集宁”。“你们所说的九十二军、九十四军、十六军等部是交给傅作义指挥的蒋介石部队，不是傅作义自己的。这些部队的中心任务是保卫平榆、平古、平张、平保诸线，只要杨、罗、耿向平古、平张行动，除九十二军外，均将迅速缩回。九十四军、十六军等部均在对付杨、罗、耿，且距锦榆线极远，决不会妨碍你们打锦榆钱”。“你们不要被敌人的伪装所迷惑，你们应迅速决定并开始行动，目前北宁线正好打仗，你们所谓你们的行动取决于杨成武的行动，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

8月11日　致电彭德怀，对西北野战军进行的澄合战役[117]给敌整编第三十六师以歼灭性打击，表示欣慰，并指出：“目前如我军尚有余力，敌三十八师等部又有歼击机会，则可于休息数日后再打一仗，否则应即收兵休整若干天，然后再在渭北寻机歼敌。”十五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电：你们可作一个月休整计划。“九月起，全国各区均将有大战，希望你们能配合。”

8月12日　晨六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十一日十一时电[118]悉。关于敌人从东北撤运华中之可能，我们在你们尚未结束冬季作战时，即告诉了你们，希望你们务必抓住这批敌人，如敌从东北大量向华中转移，则对华中作战极为不利。关于你们大军南下必须先期准备粮食一事，两个月前亦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两个月以来你们是否执行了我们这一指示一字不提。现据来电则似乎此项准备工作过去两月全未进行，以致现在军队无粮不能前进。而你们所以不能决定出动日期的原因，最近数日你们一连几次来电，均放在敌情上面，并且因此又均放在杨成武是否能提早出动上面。你们六日十九时电，虽曾提到粮食问题，但是你们说‘如杨成武部出动时间能提早，则我们出动时间亦能提早’。你们八日十七时电，则全未提到粮食问题，但说敌情严重，并作出结论说：‘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当着我们向你们指出，不应当将南面敌情看得过分严重，尤其不应当以杨成武部之行动，作为你们行动的标准，并且同时即确定了杨成武的行动时间以后，你们却说（相距不到三天）‘决不以杨成武部行动之迟早为标准’，而归结到了粮食问题。”“试问你们出动遥遥无期，而令该部孤军早出，傅作义东面顾虑甚少，使用大力援绥，将杨成武赶走，又回到东边，来对付杨、罗及你们，如像今年四月那样，对于战局有何利益，你们对于杨成武部采取这样轻率的态度，是很不对的。对于北宁线上敌情的判断，根据最近你们几次电报看来，亦显得甚为轻率。为使你们谨慎从事起见，特向你们指出如上，你们如果不同意这些指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并告许世友、王建安[119]、谭震林，华东局，中原局电，提出攻济打援的设想。电报指出：“你们所提三个方案[120]我们正在考虑中，待你们和许、王、谭会商提出更接近实际的意见以后，再正式答复你们。现我们只提出一些初步感想，作为你们会商时的参考材料。（一）九月作战预计结果有三种可能。第一，打一个极大的歼灭战。这即是你们所说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五军等部大部分援敌。第二，打一个大的但不是极大的歼灭战。这即是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分但不是大部分援敌。第三，济南既未攻克，援敌亦不好打，形成僵局，只好另寻战机。（二）你们第三方案之目的是为了争取第一种结果。其弱点是只以两纵占领飞机场，对于济南既不真打，而集中十一个纵队打援，则援敌势必谨慎集结缓缓推进，并不真援。邱、区兵团之所以真援开封，是因为我们真打开封，敌明确知道我是阻援，不是打援，故以十天时间到达了开封。如果你们此次计划不是真打济南，而是置重点于打援，则在区兵团被歼，邱、黄两兵团重创之后，援敌必然会采取（不会不采取）这种谨慎集结缓缓推进方法。到了那时我军势必中途改变计划，将重点放在真打济南。这种中途改变计划，虽然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好，但丧失了一部分时间，并让敌人推进了一段路程，可能给予战局以影响。（三）在一个条件即是在使用许、谭全力而不要其余各纵参加，或者即使参加也只是个别的师，至多不超过一个纵队的条件下，我们目前倾向于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达既克济南，又歼灭一部援敌之目的，即采取你们第二方案，争取上述第二项结果。”“你们集中六至七个纵队不但能阻住援敌于适当地区，而且能歼灭其一部分，至少能保障攻克济南。这就是我们所想的攻城打援分工协作计划。”

8月14日　为转发徐向前、周士第五日关于晋中战役后部队情况及整训计划给中共中央军委的报告，起草中央、中央军委致各野战军、各军区及各中央局、分局电。电报指出：“我们希望一切野战兵团及一切后方军区均有这样内容充实有分析有结论的报告。”“但是在军队中对于重要的训练计划和作战计划、训练经过和作战经过、政策教育和执行政策经过等重大事项，事前既不请示，事后又不报告，仍然将自己所指挥的野战兵团或军区机关部队看成好像一个独立国，对于中央发动党内反对这种无纪律状态的危险倾向，仍然没有认真的检讨和反省这样一种现象，是还没有完全消灭的。我们现在向一切兵团及军区的负责同志们提出警告，在战争第三年内，我们将要求你们严格执行及时的和完备的报告制度，将这件事作为一种绝对不允许违反的指令。对于事前请示事后报告的内容，必须是有分析有结论的，而不是空洞无物的；必须是既说优点长处，又说缺点错误，而不是只说优点长处不说或少说缺点错误的。”

同日　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正式分开，林彪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罗荣桓任东北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

8月15日　复电吴玉章[121]，不同意毛泽东主义的提法。电报中说：“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习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

8月19日　在审阅中共中央对处理占领城市工厂职工人员问题给东北局的电报稿上，加写一段话，指出：“在占领城市时，除持枪抵抗及实行破坏的人们必须逮捕外，一切其他的人包括国民党的重要官吏在内，均不要由军队逮捕。应待秩序安定方可由民主政府分别情况考虑逮捕那些重要官吏和最反动的分子，务必避免多捕滥捕。”

8月20日　复电林彪：八月十五日你的综合报告收到，甚慰。“此种综合报告和各个具体问题的个别报告，不但不相冲突，而且必须有此种报告，并要有多次此种报告之后，才能使我们看得出一个大战略区的全貌。对于写作此种报告的同志亦有一种好处，就是他必须在写作时既要联系又要超脱各项具体问题、各项事务工作，在全局上，在共同性上，好好思索一会。而这种思索则是一个领导同志所不可缺少的，缺少了此种思索，领导工作就会失败。”

8月22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唐亮电：关于攻济作战，提议在九月十五日以前完成有关攻城及打援的一切准备工作，九月十五日左右开始攻城，御援及打援部队九月十五日以前进入指定阵地。九月十五日以前及九月十五日以后两个月全军粮食、草料必须筹备齐全。“由临城至大汶口及由金乡至汶河两条敌援道路上，我军防御阵地的构筑，要有多道防御阵地，要能在临城至兖州间、金乡至济宁间阻止敌援二十天以上，打援歼灭战似应预定在兖州附近地区”。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目前蒋管区斗争策略的指示稿，加写一段话：“无论反动派如何疯狂镇压，只要我党能有清醒的头脑，灵活的策略，并坚决依靠广大群众，而不犯冒险主义错误，我们是一定能够对付反动派的进攻，保持并发展自己的阵地的。”

8月2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及前委的指示，要求各地改进向中央做综合报告的工作，认真检讨经验主义、无纪律等错误。指示说：“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及前委克服自己及自己属下的经验主义、游击主义、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依照东北局办法，在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及前委的一次至几次会议上加以认真检讨，实行自我批评，规定克服办法，仍有完全必要。不能因为做几次综合报告，就不检讨这个长期在党内首先在各高级领导机关内存在着尚未解决仅在近来才开始认真解决的关系重大的问题。”指示最后说：“你们对于中央的领导工作，不论是内容和方法，如有批评，亦请提出。”

8月24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唐亮电[122]：“同意调苏北兵团主力参加攻济及打援战役，酌留三十三旅、三十四旅在苏北，该兵团北移时间不可过早，免使敌警觉先我集中。”

8月25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杨成武、李天焕[123]电：“我东北主力可于本月底或九月初出动，九月六号前后即可在北宁线各城打响。”“你们接电后应即开始出动，按原计划向绥远进击。”杨成武兵团从九月五日起发起绥远战役，迫使傅作义从北平、张家口抽调十个师向西增援，达到了吸敌向西、配合东北野战军行动的目的。

8月26日　晨三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唐亮电，指出：“攻济打援战役必须预先估计三种可能情况：（一）在援敌距离尚远之时攻克济南；（二）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攻克济南；（三）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尚未攻克济南。你们应首先争取第一种；其次争取第二种；又其次应有办法对付第三种。在第三种情况下，即应临机改变作战计划，由以攻城为主，改变为以打援为主，在打胜援敌后再攻城。估计到这一点，在你们将全军区分为攻城集团和阻援打援集团之后，两个集团均应留出必要的预备兵力，特别是阻援打援集团应留出强大预备兵力，准备在第三种情况下，你们手里有足够力量歼灭援敌。”

8月27日　审阅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上海局、香港分局等的电报稿，加写一段话：“你们必须注意，对于一切中间派右翼分子，只要他们尚处在中间地位，尚未公开站在美帝及其走狗一边，直接妨碍人民革命的发展时，我们还必须联合他们一道前进，不要不适当地和过分地打击他们。”

8月28日　关于攻济打援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电。电报指出：“此役关系甚大”。“战役计划应以能对付最坏情况即我们二十六日三时电所说第三种情况为根本出发点，而不应以第一、第二两种情况为根本出发点。攻克济南之时间，不能预先只规定一种，而应预先规定三种，即二十天，一个月，两个月。这三种时间中，我们固然要争取第一种，其次是第二种，但这在战役发起之前只是一种理想，是否能实现要依攻击过程中敌之防御能力如何才能确定。”你们的根本出发点应放在一个月左右还不能攻克济南，必须大量歼灭援敌，根本停止了援敌前进，给我以所需要的一切攻城时间，例如一个半月，两个月，或更多些（打临汾曾费去七十二天）才能克城。“我们不是要求你们集中最大兵力，不顾一切硬攻济南，这样部署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要求你们的是以一部兵力真攻济南（不是佯攻，也不是只占飞机场），而集中最大兵力于阻援与打援。济南是否攻克，决定于时间，而取得时间则决定于是否能阻援与打援。故我们于十二日十二时电要你们只用东兵团攻城，至多再加个别的师或一个纵队，而用其余全力阻援及打援。二十六日三时电则要你们不但在阻援打援方面留出强大后备兵力，就在攻城方面亦须如此，以便在必要时机集中全力先歼援敌。因不真攻济南，则援敌必不来。攻城使用兵力太大，则打援又无力量。在此种形势下，同意你的意见，第一阶段以足够攻占机场及吸引援敌之力量（两至三个纵队）用于攻城，其余全部用于打援。依情况发展，如援敌进得慢，而攻城进展顺利，又有内应条件，则可考虑增加攻城兵力，先克城后打援；如援敌进得快，则应以全力先打援后攻城。”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唐亮电，指出：“我们认为，依据刘邓各纵本身情况及对付张轸、孙元良各部之任务，似以按兵不动，待你们大打，济、徐吃紧，张轸、孙元良被迫行动，然后于运动中发起攻击，歼敌一部，再歼二部三部，较能保持主动。若和你们同时动作，一击不胜，反为不利。”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稿，加写一段话：“各地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并不得在宣传中将中央和受中央委托执行中央的路线政策和任务的机关（即各中央局、分局、军委分会和前委会）相平列。相反地，必须公开向党内外声明，各受中央委托的机关是执行中央的路线政策和任务的。各中央局、分局、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在发出自己的决议、指示、命令和训令时，亦必须注意到此点，不得将自己和中央相平列，甚或向党内军内将自己造成高出中央的影响。”

9月2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谭震林、陈士榘电：“完全同意未世电所提攻济及打援之整个部署[124]。”

同日　为新华社起草声明，揭露蒋介石集团捏造和谣真相。声明指出：“七八月间国民党统治区域某些报纸刊物上所登载的所谓周恩来给张治中[125]的信，完全是蒋介石匪帮的捏造。根据可靠情报，当蒋介石匪帮的军事失败愈益明显，特别是在开封及豫东作战中遭受惨败以后，某些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对于蒋介石匪帮的作战能力表示愈益丧失信心，企图利用李宗仁、何应钦、宋子文等反动军阀政客，于蒋介石匪帮更加失败无法维持时，以和平的假面具欺骗中国人民，代替蒋介石继续反对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美国帝国主义者的这一阴谋，使蒋介石嫡系尤其是CC系感到恐慌，乃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伪造所谓周恩来给张治中的信，发给各省市党部，并指使各大城市的国民党特务分子散布和谣，借此给李、何、宋等以打击，以便团结内部，保持蒋介石的地位。”

9月3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谭政电，指出：“国民党似有将长、沈[126]军队从营口撤退之准备。如此事在你们攻击锦榆线以后实现，你们须准备于攻占锦、榆后回师歼击由沈阳撤退之敌军，务使长、沈敌军不能向华中撤走。”

9月5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同意江十九时电部署[127]。”“你们秋季作战的重点应放在卫立煌[128]、范汉杰系统，不要预先设想打了范汉杰几个师以后就去打傅作义指挥的承德十三军。照你们江十九时电部署，打了义县、高桥、兴城、绥中四处之敌以后，锦西之两个师，山海关、前屯卫之两个师，锦州之五个师，津榆线上之五个师（这五个师名义上属傅作义指挥，实际上似是属范汉杰指挥），均互相孤立，均好歼击。在歼击这些敌人时，卫立煌有极大可能增援，可在运动中歼击增援队。如此，你们可以在北宁线上展开大规模作战。在此线上作战，补给较便利，这又是中间突破的方法，使两翼敌人（卫立煌、傅作义）互相孤立。因此，你们主力不要轻易离开北宁线，要预先涉想继续打锦州、山海关、唐山诸点，控制整个北宁路（除平津段）于我手，以利尔后向两翼机动。在我杨成武部向绥远进击，我杨罗耿部威胁平张线的条件下，傅作义除已在唐山地区之五个师外，不可能有多的兵力向北宁线增援，你们主要对付的敌人，目前仍然是卫立煌。因此，你们现以七个纵队又六个独立师位于新民及沈长线是正确的。”

9月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出：“我们准备五年左右（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是具有可能性的。”“今年七月至明年六月，我们希望能歼敌正规军一百十五个旅左右。”“要求你们配合罗瑞卿、杨成武两兵团担负歼灭卫立煌、傅作义两军三十五个旅左右（七月杨成武已歼一个旅在内），并攻占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除北平、天津、沈阳三点以外的一切城市。”“你们如果能在九、十两月或再多一点时间内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就可以达到歼敌十八个旅左右之目的。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如果在你们进行锦、榆、唐战役（第一个大战役）期间，长、沈之敌倾巢援锦（因为你们主力不是位于新民而是位于锦州附近，卫立煌才敢于来援），而你们便可以不离开锦、榆、唐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于此，你们应当注意：（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三）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粮食、弹药、新兵等）和处理俘虏事宜。”这个电报和十月十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林、罗、刘电合为一篇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

同日　和朱德致电李济深并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吊唁冯玉祥[129]去世。唁电说：“冯先生连年为民主事业奔走呼号，此次归国，对于中国人民民主事业，定多贡献，今忽遭此意外，实为国家民族之损失。”同时致电冯夫人李德全，对冯玉祥不幸遇难，至深痛悼。

9月8日—13日　在平山西柏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称九月会议）。八日，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讲了八个问题。第一，关于国际形势问题的估计。英美反动派确在准备战争，战争危险确实存在着，但以苏为首的世界民主力量已超过反动力量，而且还在继续发展，所以战争危险必须而且必能克服，其条件就是努力。时间如能争取十年、十五年就必能制止战争。第二，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第三，关于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专政。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会议制度，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不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等。第四，关于财经统一。要以华北人民政府的财经委员会统一华北、华东及西北的经济、财政、贸易、金融、交通和军工生产，以及可能的和必要的建设工作和行政工作。金融工作、货币发行须先统一。第五，发展党内民主，训练干部，提高理论水平，准备占领全国后所需要的各方面工作干部。实行党内民主的办法，是实行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制度。第六，关于学习工业和做生意。全党要提出这个任务来，还要做宣传写文章。第七，加强纪律性，克服无纪律与无政府状况。第八，关于“新资本主义”、“农业社会主义”。我们的社会经济，有人说是“新资本主义”，这个名词不妥，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我们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因而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城市私人经济在量上是大的，但不起决定作用。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我们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所指的是脱离工业的，只要农业来搞什么社会主义，这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但将来在社会主义体系中，农业也要社会化。十三日，在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所作的结论中说明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指出：新民主主义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这样，并且是领导的因素，而总的说来是新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外部就是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其次，内部还有民族矛盾。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努力发展国家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观点是可以宣传的。

9月11日　关于济南战役的部署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许世友并告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华东局，中原局电。电报指出：“此次作战部署是根据军委指示决定的，即目的与手段应当联系而又区别。此次作战目的，主要是夺取济南，其次才是歼灭一部分援敌，但在手段上即在兵力部署上，却不应以多数兵力打济南。如果以多数兵力打济南，以少数兵力打援敌，则因援敌甚多，势必阻不住，不能残其一部，因而不能取得攻济的必要时间，则攻济必不成功。”“攻城部署应分两阶段，第一阶段集中优势兵力攻占西面飞机场，东面不要使用主力，此点甚为重要并应迅即部署。第二阶段则依战况发展，将主力使用于最利发展之方向，如果东面利于发展，则应使用于东面。”又指出：“整个攻城指挥，由你们担负。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整个战役应争取一个月左右打完，但是必须准备打两个月至三个月，准备对付最困难的情况，并以此作为一切部署和工作的主要的出发点。”济南战役于九月十六日发起至二十四日结束，歼灭国民党军十万四千余人，其中国民党军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率二万余人起义，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副司令官牟中珩等将领二十三人被俘。由于华东野战军打援力量的强大和迅速达到攻济目的，徐州之敌未敢北援。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发出庆祝济南解放的贺电。三十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修改审定的社论《庆祝济南解放的伟大胜利》，指出：“济南这个敌人在山东最强大据点的攻克，使华东人民解放军获得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的自由。”“任何一个国民党城市都无法抵御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电：“同意灰十八时关于军事情况的估计及部署[130]。”据此，东北野战军一部及冀察热辽军区三个独立师于九月十二日分路进入锦州南北及以西地区，出击北宁线。北宁线作战（后来被称为辽沈战役第一阶段）从此开始。

9月2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决定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重要制度，今后从中央局到地委，从前委到旅委以及军区（军分会或领导小组），政府党组、民众团体党组、通讯社和报社党组，都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又指出，“还须注意，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这个决定编入《毛泽东选集》。

9月2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按照近日北宁线敌情，甚有利于我军发展，望你们集中注意于该线之作战，首先达成歼灭该线（锦州至塘沽）敌军十九个师之目的。若此目的达成，则将来一切好办，否则将发生困难。”

9月22日　中共中央军委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李达并告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粟裕、陈士榘、唐亮，指出：“战争第三年（今年七月至明年六月）要求全军共歼敌正规军一百十六旅左右，其大体上的分配是：东北及华北第二、第三兵团（罗瑞卿、杨成武）担负三十六个旅（七月份保北歼敌一个旅在内），华东野战军四十个旅（七月份歼敌七个旅在内），刘、邓（包括陈、谢）十四个旅（七月份歼敌两个旅在内），彭、张、赵担负十二个旅（八月歼敌一个半旅在内），华北第一兵团（徐、周）担负十四个旅（七月份歼敌八个旅在内）。如能完成这一任务，即可开辟第四年大举南进的道路。”

9月24日　审阅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给东北局高干会议的电报稿，加写一段话：“关于战争第三年（今年七月至明年六月）的作战计划，要求东北全军和华北第二、第三兵团协力歼灭卫、傅[131]两军至少三十六师，攻占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四线及其线上除平、津、沈三城以外之一切城市。准备以现有主力军之半数于战争第四年向长江流域出动，留下半数攻击平、津、沈。”

9月25日　就粟裕提出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电：“敬七时电[132]悉。望你们召集许、谭、王及其他可能到会之干部，开一次讨论行动的会议，以最后斟酌的意见电告我们审查。”本日晚七时，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饶漱石、粟裕并告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刘伯承、陈毅、李达电，指出：“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目前不需要大休整，待淮海战役后再进行一次休整。淮海战役可于十月十号左右开始行动。你们应利用目前半月时间，使攻济部队获得短时休息，然后留一个纵队位于鲁西南，起牵制作用，吴化文[133]亦应移至鲁西南，其余全部南下，准备进行几个作战：（一）估计不久邱[134]兵团将退回商、砀[135]地区，黄[136]兵团将回至新安镇、运河车站地区，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二）歼灭两淮、高、宝[137]地区之敌为第二个作战；（三）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为第三个作战。进行这三个战役是一个大战役。”

9月2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出：“计划极好。惟歼灭义县、高桥、兴城、绥中、锦西五处之敌以后，如能同时打锦州、山海关两处，则应同时打两处；如不能同时打两处，则先打山海关还是先打锦州，值得考虑。因先打山海关，然后以打山海关之兵力回打锦州则劳师费时，给沈阳之敌以增援的时间；如先打锦州，则沈阳之敌很可能来不及增援，继续陷于麻痹状态（目前已是麻痹状态），我则可以主力移攻山海关、滦县、唐山、塘沽，并且只要有可能便应攻占葫芦岛、秦皇岛，完全肃清锦州、塘沽之线，直迫天津城下，迫使国民党用空运方法从沈阳调兵增防平、津”。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并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华北局，东北局电，规定战争第三年全军各部的歼敌任务。在战争的第三年（今年七月至明年六月），人民解放军全军应担负歼敌正规军一百二十八个旅左右。在此数内，你们华北第二、第三两兵团应担负歼敌正规军十二个旅（平均每月一个旅），七月份保北歼敌一个旅在内。

9月2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并告饶漱石电，指出：你们召集全军师以上干部在曲阜开一次大会，很有必要。为使你们的会议开得好一些，时间可以有七天至十天，而将执行淮海战役的时间推迟到十月十五日以后。

同日　关于淮海战役的发起时间及改造吴化文部的政策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并告刘伯承、陈毅，华东局电，指出：“黄兵团调回新安镇业已证实。你们淮海战役第一个作战并且是最主要的作战，是钳制邱、李[138]两兵团，歼灭黄兵团。”“战役时间包括打黄兵团，打东海，打两淮在内，须有一个月至一个半月。”“为顾到攻济兵团的休补，淮海战役出动时间，似须推迟至酉哿[139]左右。”对吴化文起义部队采取对待老解放军一样的态度，政治待遇及物资待遇亦和老解放军一样，不高也不低。该部休整一时期后，和解放军一道参加作战，不会故意要他去打硬仗，也不能完全不打仗。总之，要劝吴化文及其将领们采取虚心态度，逐渐去掉旧军队骄傲自大习气。

9月2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出：“先打锦州后打锦西计划甚好。”“你们是否尚有足够兵力确有把握地于二十天左右时间内歼灭义县、锦州、锦西三点之敌。我们认为，你们必须将作战重心放在攻占这三点上面，因为这是你们整个战局的关键。如果以现到锦州地区各纵难于在二十天左右时间内攻占三点，则宜从现位沈阳以西各纵中抽调一部加强之，确保迅速攻占三点至少三点中之两点。”“你们必须估计到打沈阳倾巢援锦之敌时，有好打不好打，打得胜打不胜两种可能性。因此你们是否能取得战役主动权（当然战略主动权是早已有了的），决定于你们是否能迅速攻克三点，尤其是锦州一点。”“此外，我军从九日出动至今日已二十一天，尚未开始攻击义县，动作实在太慢，值得检讨。”本日至十月一日东北野战军攻击义县，全歼国民党军第九十三军之暂编二十师约一万人。

9月　致信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请告东北局，不用‘毛泽东青年团’名称，一律称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0月1日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复电陈嘉庚并请转各地侨胞民主团体及一切主张民主的侨胞，对新加坡侨团大会及南洋各地侨团函电赞助我党五月一日对时局主张，表示“无任感佩”，并说“诸先生与各界侨胞对于召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具体意见，尚望随时电示，以利进行，实深企盼”。

10月3日　和朱德、周恩来致电到达东北解放区的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诸先生平安抵哈，极为欣慰。弟等正在邀请国内及海外华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来解放区，准备在明年适当时机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尚希随时指教，使会议准备工作臻于完善”。

同日　下午五时，关于攻打锦州还是回师攻打长春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电报指出：“二日二十二时电[140]悉。（一）你们应利用长春之敌尚未出动，沈阳之敌不敢单独援锦的目前紧急时机，集中主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在义县、兴城、绥中之敌已被歼灭的情况下，葫芦岛、锦西地区虽然已增加新五军及九十五师，并准备以四个师打通两锦交通，你们可以于攻锦州之同时，部署必要兵力于两锦交通线上，首先歼灭由锦西增援锦州之四个师，然后打下锦州。在五个月前（即四五月间），长春之敌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在两个月前（即七月间），长春之敌同样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攻锦部署业已完毕，锦西、滦县线之第八、第九两军亦已调走，你们却又因新五军从山海关，九十五师从天津调至葫芦岛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二）你们指挥所现到何处？你们指挥所本应在部队运动之先（即八月初旬）即到锦州地区，早日部署攻锦。现在部队到达为时甚久，你们尚未到达，望你们迅速移至锦州前线，部署攻锦，以期迅速攻克锦州，迁延过久，你们有处于被动地位之危险。”

同日　晚七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再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东北局电。电报指出：“本日十七时电发出后，我们再考虑你们的攻击方向问题，我们坚持地认为你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了锦州不打，去打长春，除了前电所述之理由外，假定你们改变方针打下了长春，你们下一步还是要打两锦。那时，第一，两锦敌军不但决不会减少，还可能增加一部，这样，将增加你们打两锦的困难；第二，目前沈阳之敌因为有长春存在，不敢将长春置之不顾而专力援锦，你们可利用长春敌人的存在，在目前十天至二十天时间（这个时间很重要），牵制全部至少一部分沈阳之敌。如你们先打下长春，下一步打两锦时，不但两锦情况变得较现在更难打些，而且沈敌可以倾巢援锦，对于你们攻锦及打援的威胁，将较现时为大。因此我们不赞成你们再改计划，而认为你们应集中精力，力争于十天内外攻取锦州，并集中必要力量于锦州同时歼灭由锦西来援之敌四至五个师。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望你们深刻计算到这一点，并望见复。”

10月4日　晨六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东北局电。电报指出：“三日九时电[141]悉。（一）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二）你们决定以四纵和十一纵全部及热河两个独立师对付锦西、葫芦岛方面之敌，以一、二、三、七、八、九共六个纵队攻锦州，以五、六、十、十二共四个纵队对付沈阳援锦之敌，以九个独立师对付长春之敌，这是完全正确的。你们这样做，方才算是把作战重点放在锦州、锦西方面，纠正了过去长时间内南北平分兵力没有重点的错误（回头打长春那更是绝大的错误想法，因为你们很快就放弃了此项想法，故在事实上未生影响）。我们过去一个月中曾有多次电报叫你们如此做，你们到现在才想通这一重要点，不是平分兵力，而是以主力放在两锦方面。虽然在时间上应当一开始就如此做，从你们部队行动起到今天差不多已有一个月之久，你们才把攻击重点问题弄清楚，重新增加两个纵队到两锦方面去，可能对于作战要受一些影响（是否有影响及影响之大小，要看作战结果如何才能定），但是平分兵力的错误算是纠正了。从这件事你们应取得两个教训：第一个教训是，你们的指挥所应先于部队移动到达所欲攻击的方向去（这一点我们在很早就向你们指出了），由于你们没有这样做，致使你们的眼光长期受到限制；第二个教训是在通常的情况下必须集中主力攻击一点，而不要平分兵力。（三）攻击锦州的时间愈快愈好，但因你们兵力尚未到齐，你们指挥所方才接近锦州附近，部队的攻城动员准备工作尚未进行，当然应当稍待时日，等候兵力到齐和完成准备工作，然后开始攻击。但是你们应当力求缩短这一准备过程，不要延迟太久。当然决不要有任何的慌忙。（四）关于不应当回头攻长春的理由，不是如你们所说的‘太费时间’以及‘即令不攻长春，该敌亦必自动突围，我能收复长春，并能歼敌一部’，而是如我们昨日十七时及十九时两电所说的那些理由，即你们如果真的回头攻长春，你们将要犯一个大错误。就拿突围一点来说，目前该敌突围愈迟愈有利，不突围更有利。（五）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希望你们按照你们三日九时电的部署，大胆放手和坚持地实施，争取首先攻克锦州，然后再攻锦西。”

10月5日　晨四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出：“完全同意你们四日十五时电[142]关于对付援敌的处置，这种处置，可以保障攻击锦州时不受东西两面现有任何援敌的威胁，即使再加一部援敌亦可阻止之。”

10月6日　子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徐向前、周士第、陈漫远[143]电，指出：“申俭作战计划电、酉江作战部署电及酉微战况电[144]均悉。你们原定酉巧[145]开始太原战役，现已提前十三天。因敌被迫向外扩张，给我以良好歼敌机会，如果敌人战力不强，你们又指挥得当，乘机进击，可能于短时间内全部肃清城外之敌。并可能缩短攻城时间，不要停留多久，即可乘势攻城，提早解放太原。”晚八时，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徐、周、陈电，指出：“你们拟乘胜向太原城周尽量扩大战果方针很对”。“你们现有良好机会可以全歼南面及东面之敌，得手后敌必震动，望你们乘胜扩张，逐一全歼外围之敌，占领一切机场。”此时，太原守敌共约十万人，徐向前兵团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七纵队、晋中军区三个独立旅，共十七个旅，于十月五日发起太原战役，至十二月初扫清太原外围。

同日　晨二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杨得志、罗瑞卿、耿飚[146]，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并告华北局电，指出：“（一）因我杨罗耿兵团在平张线积极活动（已歼敌一部）威胁张垣，傅作义被迫将三十五军主力及骑四师从绥东调回柴沟堡、张垣之线，此种情况对我绥东作战甚为有利。（二）我杨李李兵团应即集中全力向东，在丰镇、集宁、兴和地区乘机各个歼敌。该地一带尚有三个步兵师三个骑兵旅，你们应采取先打一部，吸引余部增援而各个歼灭之。准备分几次将敌三个步兵师、三个骑兵旅全部歼灭，重占丰、集、兴三城，然后再打绥、包[147]。（三）我杨罗耿兵团应忍受暂时一切困难，吸引三十五、暂三两军主力来攻，集中该兵团全力歼其一路，打开平张局面。如敌不来攻，亦应寻敌薄弱部作战，务必不要放松每一个歼敌机会。（四）两兵团互相呼应，但必须各自独立作战，不要互相依赖。”为钳制傅作义集团，策应东北野战军作战，杨得志兵团于十月上旬在平古铁路和平张铁路沿线发动攻势，杨成武兵团于十月中旬开始向绥西、绥北攻击。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粟裕并告饶漱石电，指出：“你们七月间关于部队思想情况的报告，算得是一个综合报告。九月的报告可在这次会议[148]后做，即将会议情况报告即可。”此次会议在检讨关于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时，应做成一个决议，在会上通过，并应有一段充分时间专门讨论有关淮海战役的作战部署、动员工作及后勤工作诸问题。

10月10日　上午九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出：“从你们开始攻击锦州之日起，一个时期内是你们战局紧张期间。”“这一时期的战局，很有可能如你们曾经说过的那样，发展成为极有利的形势，即不但能歼灭锦州守敌，而且能歼灭葫、锦援敌之一部，而且能歼灭长春逃敌之一部或大部。如果沈阳援敌进至大凌河以北地区，恰当你们业已攻克锦州、使你们有可能转移兵力将该敌加以包围的话，那就也可能歼灭沈阳援敌。这一切的关键是争取在一星期内外攻克锦州。”“你们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张宗逊电，庆祝西北野战军于十月上旬在大荔以北地区歼灭胡宗南两个师主力，指出“这一胜利将帮助你们逐一歼灭胡军主力于渭水以北地区”。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通报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这个通知，总结了七大以来党的工作，规定了今后时期党的工作任务。通知指出：会议根据过去两年作战的成绩和整个敌我形势，认为建设五百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五年左右时间内（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师）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有充分可能性的。中央决定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提出必须尽一切可能修理和掌握铁路、公路、轮船等近代交通工具，加强城市和工业的管理工作，使党的工作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到城市。通知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是支援战争、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环节。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成为完成各项任务的重要环节。这个通知编入《毛泽东选集》。

10月11日　关于淮海战役作战方针及淮海战役后的作战计划，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并告华东局，中原局电。电报指出：（一）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曹八集、峄县、临城、韩庄、沭阳、邳县、郯城、台儿庄，临沂等地”，“大体如同九月间攻济打援的部署”。这一阶段“力争在战役开始后两星期至三星期内结束”。（二）“第二阶段，以大约五个纵队，攻歼海州、新浦、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并占领各城”，“此阶段亦须争取于两个至三个星期内完结”。（三）“第三阶段可设想在两淮方面作战”。“三个阶段大概共须有一个半月至两个月的时间”。（四）“淮海战役的结果，将是开辟了苏北战场，山东苏北打成一片，邱李两兵团固守徐蚌一线及其周围，使我难于歼击。此时，你们仍应分为东西两兵团。以大约五个纵队组成东兵团，在苏北苏中作战。以其余主力为西兵团，出豫皖两省，协同刘邓，攻取菏泽、开封、郑州、确山、信阳、南阳、淮河流域及大别山各城。”（五）“你们以十一、十二两月完成淮海战役。明年一月休整。二月西兵团转移，三至七月同刘邓协力作战，将敌打至江边各点固守。秋季你们主力大约可以举行渡江作战。”这个电报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李达电，指出：“蒋令孙元良[149]三个师东进，你们应即速部署以攻击郑徐线歼敌一部之方法牵制孙兵团，否则孙兵团加至徐州方面，将极大妨碍华野的新作战。”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并告华北局电，指出：“你们两方十日九时各一电[150]已悉。同意你们共同意见，杨李李主力向西行动。”并指出：“这一行动可能吸引暂四军、三十五军等部西援，以利杨、罗、耿作战。杨、李、李主力到西边后，应确定一个时期内专打中等的及小的敌人，即用全力攻占毕克齐、察素齐、托克托、陶思浩、萨拉齐、包头及该线以西以北地区，广占地面，征集粮食。待敌主力西援，并有机可乘时，再相机集中兵力，歼敌主力。归绥城则作为将来之攻取目标，目前不要理他。这一行动，将使傅作义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他现在已经处于被动地位），以免又想打大仗又想打小仗，两头失塌。”还指出：“杨、罗、耿号召部队打大仗的精神甚好，只要有一次歼敌一个师两个师的机会，就不应放松。但如果没有此种机会时，则每次歼敌一团两团也是好的。”杨罗耿兵团从十月九日至十五日再次向北平至张家口段发起攻势，吸引敌第三十五军、第十六军东援。杨李李兵团于十月十二日至十一月五日横扫绥西、绥北。两个兵团共歼敌二万余人。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指出：由高岗、李富春出面，抽一二天时间，根据中央九月会议通知精神，邀集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高崇民[151]、朱学范等，恳谈一二次，征得他们对新政协各项问题的同意，并请他们提出参加政协会议的名单。

10月12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152]，指出：“沈敌进占彰武置于无用之地，表示卫立煌想用取巧方法，引我回援，借此以解锦州之围，不敢直援锦州，避免远出被歼之危险。锦州守敌都是杂牌，即使被歼彼亦不甚痛心。如你们能于数日内攻下锦州，沈敌势必由彰武退回新民固守。但如攻锦需时较多，卢浚泉等呼援迫切，蒋介石严令卫立煌增援，则该敌有由彰武经新立屯、黑山到打虎山或由彰武转回新民经绕阳河到打虎山之可能，但只要你们能于一星期内外攻克锦州，则该敌无论如何是不能迫近锦州的”。东北野战军按照中央军委指示，在完成攻城准备后，于十月九日至十三日，扫清锦州外围，占领锦州城外防御阵地及据点，并在塔山一线阻击了锦西之敌的反复冲击。十四日，对锦州城垣发起总攻击，经三十一小时激战，于十五日下午全歼守军，俘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及第六兵团司令官卢浚泉以下近九万人。十五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并告东北局、热河分局电，庆祝攻克锦州的伟大胜利。

10月13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邓子恢、李达并告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电，指出：十二日电[153]悉。“白[154]令黄维、张淦由确山、遂平线向唐河赊旗线前进，这样就给你们南北两区作战以必要的时间，望令陈锡联、陈赓[155]率一、三、四、九纵全力按你们所规定之时间攻击郑州，并部署阻援及打援，只要郑州攻克，你们在北面就取得了主动，就可迫使孙元良兵团回顾开封，或留在开封、徐州线而不能再东进。”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电，指出：“（一）你们攻克西拨子、岔道、青龙桥、八达岭等处歼敌一部，并准备在一周内彻底破坏怀来北平段铁路线，甚好。（二）为吸引九十二军一个师（已由北平附近开塘沽）回顾，不去增援葫芦岛，为吸引三十五军继续向东以利杨、李、李在绥远行动之目的，望你们于破路之同时，集结相当兵力，歼灭十六军一二个团。”

10月14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告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电，指出：元酉电[156]悉。据息，敌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将向鲁西南举行防御性的进攻，真如此，则对淮海、郑州两地作战有利。因此决定：“刘陈邓主力攻郑作战应推迟时间，一、三、四、九纵原地休息待命”；“粟谭主力本月不动，加紧完成淮海战役一切准备工作”。

10月15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电，指出：“寒巳电[157]电悉。华野南进时间推迟，黄维、张淦亦未急进，邱、孙可能由汴、徐向北，你们攻郑宜略推迟，各纵现地待命为宜”。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电，指出：“关于对付冯部[158]及侧击徐州援敌之兵力，我们认为除以一个强力纵队袭占运河车站，控制该段运河由正面阻援外，必须使用五个纵队攻占临、枣、峄、台[159]及其以南地区”，“不要使用五个纵队全部围冯打冯，而应至少使用两个纵队担负超越冯部南下阻敌之任务，否则就不能有效阻止援敌取得时间。”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并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电，指出：据所获情报，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向鲁西南进攻计划业已证实，其出动时间估计在十月二十日左右，月底可能占领金乡、鱼台、城武、单县、曹县、定陶、菏泽，甚至郓城、巨野一带，其目的是阻塞你们出汴徐线道路。“在此种情况下，你们淮海战役计划不但不应变更，而且给你们以极大便利”，“望将九、广两纵[160]开至兖、济地区，以主力控制运河担任防守，以一部协同鲁西南地方兵团在金、鱼、城地区应付该敌”，“其余全部速作准备，按照我们所提意见首先集结临沂、邹县之线，待邱、孙进至相当位置之际，即齐头南进举行淮海战役。”“刘、陈、邓攻击郑州时机，应待邱、孙向北深入再行决定，不可过早。”

10月16日　关于争取长春曾泽生第六十军起义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出：要六十军对新七军表示态度一点，不要超过他们所能做的限度。“只要六十军能拖出长春，开入我指定之区域，愿意加入解放军之序列，发表通电表示反对美国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及没收官僚资本，拥护共产党及人民解放军，也就够了。你们应当不失时机和六十军代表加紧商谈”。“如果六十军能照上述办法拖出长春，则一兵团（加十二纵）便应攻入长春解决新七军，即使不能一下解决也可逐步解决之。”十七日，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副司令官兼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

10月17日　应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的约请，撰写纪念十月革命三十一周年的论文，题目是《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文章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篇文章发表在十一月一日出版的该刊第二十一期，后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等电，指出：“你们下一步行动，我们认为宜打锦、葫，并且不宜太迟，宜在休整十五天左右以后即行作战，先打锦西，后打葫芦岛，争取十一月完成夺取锦、葫任务。在你们打锦、葫时，沈敌可能被迫增援。因锦、葫守军是国民党嫡系，和锦州守军多为杂牌不同。我克锦州，卫立煌实际上坐视不救，必为许多人不满。故我攻锦、葫时，沈敌可能增援。而只要沈敌远离沈阳走打虎山、大凌河增援锦、葫，便于大局有利。”

10月1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东北局，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转萧劲光、萧华、陈伯钧[161]电：关于逼迫和争取郑洞国[162]起义，“望令萧、萧、陈及各部对长春取威迫政策，堵塞其一切可能的逃路，暂时不攻击他，以促其变化”。“你们除将恩来致郑洞国电派人送交外，林彪及萧劲光亦可写信给他，萧、萧、陈并应选派适当人员与郑进行谈判。”本日，长春守敌新编第七军向解放军接洽要求放下武器，双方达成新七军放下武器的协议。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出：“我们所最担心的是沈敌从营口撤退向华中增援”。“长春合乎我们理想的解决，使蒋卫[163]很难下决心走陆路向锦、葫增援。假如蒋卫利用你们打锦、葫的时机，迅速全军退至营口据守，利用海道运粮接济，然后逐步运向津、榆或华中，则有使你们无法阻止之虞。”“攻锦、葫总需相当时间，而营口方面全无守备。因此提议，在日内长春解决后，除留几个独立师监视郑洞国及新七军（假定该部反正的话）外，攻长各纵及几个独立师应迅速全部南下，位于沈阳、营口之间，时间应在十一月上旬，过迟则无保障。并须以一个纵队控制营口，构筑坚守阵地，阻绝海上与陆地的联系，使蒋卫不敢走营口，即使他们走营口，我可先行抗击，以待主力到达聚歼。”

10月19日　寅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出：“既然长春敌人愿意投降，我五纵、六纵、十二纵即可停止去长春，该三个纵队似宜以两个位于沈阳、营口之间，以一个在营口筑工守备，并宜在你们打锦、葫以前到达该区，堵塞沈敌向营口的退路。如沈敌向锦、葫增援，则该三纵从侧后钳制沈敌，长春附近之九个独立师亦宜以大部开沈、营间”。本日，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及新七军军长李鸿率部放下武器，长春解放。当天，为中央军委起草致东北局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郑洞国为黄埔高级军官，此次又率部投降，萧、陈[164]应给以礼遇。”二十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及全体指战员电，庆贺长春解放。

同日　申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165]，指出：“如果在长春事件之后，蒋卫仍不变更锦葫、沈阳两路向你们寻战的方针，那就是很有利的。在此种情形下，你们采取诱敌深入打大歼灭战的方针甚为正确。”“但同时仍须估计在长春敌人完全解决，我北面各纵及独立师主力南下之时，蒋卫改变计划的可能，你们仍应考虑部署有力兵团于营口及其西北与东北地区，以免在蒋卫采取从营口撤退时，你们措手不及。”

同日　晚十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出：“本日十四时电[166]悉。沈敌似已决心撤退，退营口的可能性很大，你们目前第一要紧的部署是立即令萧、萧[167]率长春各独立师大部（留两个至多三个独立师在长春一带即够）及十二纵兼程从抚顺以东进至营口及其以西以北地区堵塞敌人退路。”“只要此着成功，敌无逃路，你们就在战略上胜利了。”“因沈敌决心撤退，你们须用全力抓住沈敌，暂时不能打锦、葫。在歼灭沈敌以前，锦、葫应由攻击目标改变为钳制目标。”东北野战军于二十日作了围歼廖耀湘兵团、阻击锦西之敌，以及围歼沈阳周围敌军、营口布防断敌退路的全面部署。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电：“（一）你们攻郑主力应从郑州以南出郑州、中牟之间，然后从东面向郑州攻击，否则敌人将从东面向开封逃跑。（二）如果郑州敌人不多，你们攻击时间可以提早。”按照中央军委上述部署，中原野战军由陈毅、邓小平组成前线指挥所，指挥第一、三、四、九纵队提前于二十一日夜逼近郑州，国民党守军两个师共一万一千余人于二十二日弃城北逃，大部被歼，郑州解放。二十三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诸同志及中原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电，祝贺郑州解放，指出：“济南、锦州、长春解放之后，郑州又告解放，陇海、平汉两大铁路的枢纽为我掌握，对于整个战局极为有利。”

10月2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东北局，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出：“望林、罗、刘令萧、萧迅即结束长春工作，一切交陈正人[168]接管，率十二纵及十一个独立师的大部取捷径开至沈阳、营口、沟帮子三点之间，除一部守备营口外，主力由东向西配合锦州我军作战，准备全歼廖耀湘[169]兵团，攻取沈阳。”

同日　晨四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出：“你们行动方针已有电示，即不打锦、葫而打廖耀湘，我们完全同意你们建议。如廖兵团继进，则等敌再进一步再进攻之；一经发觉敌不再进或有退沈阳退营口的象征时，则立即包围彰武、新立屯两处敌人，以各个击破为方法，以全歼廖兵团为目的。望即本此方针即刻动手部署，鼓励全军达成任务。”“因敌有随时退至营口可能，望令十纵准备，一经发觉敌有退营口的象征，即兼程开营口守备。”“高、伍[170]建议以十二纵及三个独立师由钟伟[171]指挥，由四平以北上车赶于二十四日以前全部运抵清源，以急行军开至鞍山、海城堵塞敌向营口退路，此计划甚为必要，请即电高、伍照此速办，愈快愈好。”七时，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林、罗、刘电：“以原对锦、葫防御之两个纵队及三个独立师，仍任该方防御，不再增加兵力。”“以一、二、三、五、六、七、八、九、十共九个纵队二十七个师全部，分割包围廖兵团五个军十二个师。”“高、伍提议六个师（十二纵加三个独立师）位于营口以北。我们觉得似宜增加一个师，共七个师位于营口以北，阻敌逃跑。”本日黄昏起，各纵按围歼廖耀湘兵团部署行动。次日，廖耀湘兵团开始由新立屯等地猛攻黑山、打虎山，东北野战军第十纵队等部进行坚决阻击。

10月2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彭德怀、张宗逊电[172]，指出：“目前敌主力集中澄城、合阳、蒲城，西面较空虚，你们似宜于休整二十天后全军西移，相机攻取同官、耀县、三原、泾阳、淳化一带，并准备在该区打一二仗以后派一部出乾、醴[173]、永寿，大约费时一个月左右。如果你们采取此种行动，澄、合、蒲之敌势必全部或大部西调，并于其调至西面时相机歼灭几部，那时你们才有可能收复澄、合、平、朝[174]地区取粮过冬。若只以一纵、四纵去淳化，恐不能调动很多敌人西去，我两头力弱，恐难收复澄、合、平、朝”。

10月22日　晚九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沈敌总退却情况已明，你们决心及处置[175]都是正确的。”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邓小平并告饶漱石、粟裕、谭震林，中原局电，指出：“刘峙[176]认为我华野有出苏北企图，停止邱、孙[177]向鲁西南行动，以李兵团[178]之第九军加入东面防堵，以邱兵团由商丘向砀山收缩。白崇禧则为对付我二、六、十纵，以黄、张两兵团[179]向桐柏方面进攻，陈、邓攻郑作战完全不受南面威胁。因此，为了保障我华野全军在淮海战役中完全胜利，请你们准备着，在攻克郑州休息数日后迅即全军东进，相机攻占开封。或者不打开封，直出徐蚌线。不但钳制孙元良、刘汝明[180]，并且钳制邱、李两兵团各一部。粟、谭则令九、广两纵现在立即开动，直出金、鱼、城、单与陈、邓协力作战。”下午一时，又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并告陈毅、邓小平，中原局电，指出：“完全同意你们马午电部署[181]，请即照此执行。”“陈毅、邓小平二同志现用陈、谢电台在郑州附近指挥，你们及进入鲁西南之三纵应经陈、谢台与陈、邓密切联络，以利配合。”“三纵、广纵及鲁西南两个旅应于三十日以前进至商砀线以北地区，距敌大约一百华里左右，摆成一字形阵线，断绝行人来往，不要向商砀线攻击，使敌早日觉察我在该方不过是佯攻部署，要在东面微日[182]发起战斗之同时（或者早一天即支日[183]）才向商砀线及丰县之敌举行牵制性攻击，否则可能不起大的作用。”

同日　致电吴化文等，嘉勉该军起义。电文说：“贵军长等率部起义，发表通电，决心参加人民解放事业，极为欣慰。中国共产党站在人民立场上，对于任何国民党军队的官兵们，不问其过去行为如何，只要他们能够在人民解放战争的紧要关头幡然觉悟，脱离国民党政府的反动领导，加入人民解放军阵营，坚决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即表示热烈欢迎。”

10月23日　晨五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邓小平，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电，指出：“占领郑州甚慰。你们休息两天即东进攻占开封甚好。”“如开封之敌东逃，则陈、邓月底可能进至商丘附近，可以适时密切配合淮海作战。”“请粟、谭即令三纵、广纵及鲁西南地方兵团准于月底进至商砀以北，并受陈、邓指挥。”“陈、邓东进与三纵、广纵诸部会合后第一个目标是歼灭孙元良兵团，第二个目标是攻占宿、蚌[184]。”二十四日，驻守开封的国民党军东撤，开封解放。

10月24日　晚十二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并告高岗、伍修权电，指出：“五十二军、五十三军及二〇七师主力既然尚在铁岭、沈阳、抚顺、本溪、鞍山一带，五十二军一部且已进占海城、牛庄，则敌人准备以营口为其两条退路之一，已甚明显。敌主力在黑山、北镇地区被我歼击时，其溃退部队亦可能退向营口。因此，你们仍应从各独立师中抽出一部向南，歼灭鞍山、海城、牛庄之敌，并控制营口，阻塞敌人向海上的逃路。此外，南满方面一切可用的地方部队，均应使用于对付鞍山、海城、牛庄地区之敌。”

10月25日　晨三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邓小平并告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及刘伯承、邓子恢、李达电，指出：“开封之敌已逃。你们不要去开封，也不要去商丘附近。应从现地取捷径到蒙城集中，休息数日。然后，直取蚌埠，并准备渡淮南进，占领蚌浦段铁路。以你们全军四个纵队十一个旅（只留九纵一个旅守郑州，秦基伟率九纵主力跟进）控制淮河以南、长江以北、淮南铁路以东、运河以西广大地区，吸引敌人来攻。你们则忽集忽分，机动对敌，准备在该区坚持两三个月。”“蒙城是机动地带，可东，可西，可南，可北。”陈毅、邓小平接此电后，当日报告中共中央，建议中原野战军第一步集结地点改为永城、亳州、涡阳中间地区，由郑州开进，十一月四日可达，以歼灭孙元良兵团为第一要着。如不好打，则向宿、蚌、来[185]进攻。挺进淮南，非到万分必要以不采取为好，因为该地区狭小、滨湖，山地则缺粮缺水，大兵团很难机动。

同日　下午六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出：“你们事先完全不估计到敌人以营口为退路之一，在我们数电指出之后，又根据五十二军西进的不确实消息，忽视对营口的控制，致使五十二军部队于二十四日占领营口，是一个不小的失着。”“你们必须充分估计到敌人随时有向营口退却可能，如果没有足够兵力则难于阻敌退路。”长春各独立师“应迅速经铁岭附近兼程南进，收复营口、牛庄、海城，并以主力位于打虎山、营口之间，配合你们主力夹击敌人”。

同日　晚七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并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华北局电：同意杨、李、李定于十一月十日开始打归绥的意见。杨、罗、耿即令三纵转至兴和、集宁地区，以主力位于集宁固守阻敌，以一部位于兴和阻滞援敌前进，该纵务于十一月五日以前到达兴、集地区。杨、罗、耿率四纵及其他各部越路南下，准备随三纵后跟进至兴、集地区担任阻援。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及中原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电，庆贺郑州、开封、洛阳三大名城解放，指出中原三大名城均入人民解放军掌握，对于今后战局极为有利。

10月26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陈毅、邓小平并告刘伯承、邓子恢、李达及粟裕、谭震林电：同意你们以十天行程于十一月四日集结永城、亳州、涡阳中间地带的部署。二十七日，中原野战军第一、三、四、九纵队自郑州东进。二十八日，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起草复陈、邓电：“我们同意你们不出淮南，但是否打孙元良，要看孙元良是否被你们调动到徐蚌线。如果仍在汴徐线，则似以不打为宜。你们在徐蚌线以西地区出现，对整个敌人威胁极大。这种威胁作用，胜过在汴徐线上打一胜仗。请你们考虑到达亳、涡、永中间地区休息数日之后，第一步是否可以分路攻占亳、涡、蒙三城，再看形势。估计三城占领，淮南即将震动，孙、邱两部均将被调动，而你们行动的目的是调动孙、邱，主要是调动邱清泉。”

同日　致信刘少奇，对由张闻天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草案）修改稿提出意见，指出：“此件修改得很好。”“‘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改为‘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因为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要达到这一点，必须经常和企图脱出这条轨道的私人资本作斗争。而这些私人资本虽然已经纳入这条轨道，他们总是想脱出去的，所以限制的斗争将是经常不断的。”

同日　为了对付从保定偷袭石家庄的傅作义军，为新华社起草的新闻稿公开播发，指出：“此间党政军各首长已向保石线及其两侧各县发出命令，限于三日内动员一切民兵及地方武装，准备好一切可用的武器，以利作战，尤其注重打骑兵的方法。闻蒋、傅进扰石家庄一带的兵力，除九十四军外，尚有新骑四师及骑十二旅，并附属爆破队及汽车百余辆，企图捣毁我后方机关、仓库、学校、发电厂、建筑物。据悉，该敌准备于二十七日集中保定，二十八日开始由保定南进”。“此间首长指示地方各界切勿惊慌，只要大家事前有充分准备，就有办法避开其破坏，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二十九日晨，写信给胡乔木，说：“我第一次口播已见效，九十四军军长郑挺锋二十七日二十一时告傅作义称：昨收听广播得知匪方对本军此次袭击石门行动似有所警惕。广播谓本军附新二军两师拟袭石门，彼方既有所感，必然预有准备，袭击恐难收效等语。”二十八日，郑挺锋率其两个师仅向方顺桥及其以南作试探性推进。

10月27日　为新华社起草关于辽西前线情况的新闻稿，指出：“由沈阳进至辽西的蒋军五个军，已全部被我包围和击溃，我军俘敌数万，现正猛烈扩张战果中。此五个军，即新一军，新三军，新六军，七十一军，四十九军，全部美械装备，由廖耀湘统率，在锦州作战时即由沈阳进至新民、彰武、新立屯地区。锦州攻克，长春解放，该敌走投无路，全部猬集黑山、北镇、打虎山地区，企图逃跑。我军迅移锦州得胜之师回头围歼，飞将军从天而降，使该敌逃跑也来不及。”“从十五日至二十五日十一天内，匪首蒋介石三至沈阳，救锦州，救长春，救廖兵团，并且决定了所谓‘总退却’，自己住在北平每天睁起眼睛向东北看着。他看着失锦州，他看着失长春，现在他又看着廖兵团覆灭。总之有一条规则，蒋介石到什么地方，就是他的可耻事业的灭亡。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全军现正举行全线进攻，为歼灭全部蒋军而战。”

同日　晚十一时半，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出：“（一）围歼五个军，俘敌数万，极为欣慰。（二）当面敌人解决后，望以有力兵团（不少于三个纵队）星夜兼程东进，渡辽河，歼灭营口、牛庄、海城一带之敌，阻塞敌人向海上的逃路。（三）廖兵团被歼后，蒋介石将从葫芦岛运一部兵力加强营口，并令沈阳一带敌军向营口迅速退却，此点你们必须充分地估计到。（四）如果在目前数日内，沈阳一带敌军已经或正在向营口逃跑，则你们全军须迅速向营口、海城方向追击。”晚十二时半，又为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刚发二十七日二十三时半电给你们，接到你们二十七日十八时电及十一时半电，你们业已部署大军迅速向鞍山、海城前进歼灭沈阳南下之敌，甚好甚慰。希望你们立即抽出几个纵队于明二十八日兼程东进。如能于二十九日渡过辽河，则沈阳逃敌跑不掉，否则，沈阳之敌有于三十日退到营口的可能。”按照中央军委指示，东北野战军以第十二纵队及五个独立师和一个骑兵师，星夜平行急进，于二十九日进至沈阳以东，控制了机场，相继攻占抚顺、本溪。第一、第二纵队及一个独立师向沈阳追击，于三十日从两面突入城内，十一月一日发起总攻，二日将沈阳守敌十三万四千余人全部歼灭，沈阳解放。二日当天，第七、第八、第九纵队及一个独立师，占领鞍山、海城、营口，截歼第五十二军一万四千余人。自九月十二日至十一月二日东北野战军连续进行的锦州战役、解放长春、辽西战役、沈阳战役（一九四九年三月合称为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共歼灭敌人四十七万二千余人。九日，锦西、葫芦岛的国民党军从海上撤向关内，东北全境解放。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并告陈毅、邓小平电，指出：对于淮海战役“在研究部署时，除根据当前情况外，还要估计到情况的某些可能的变化，要设想敌可能变化的几种情况，其中应包括一种较严重的情况，要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有对付的办法”。电文列举了以下六种情况：（一）黄百韬兵团八个师，在我军接近时，可能由比较分散配置利于分割围歼的状态改变为比较收缩、靠拢、难于分割围歼的状态。（二）黄兵团在几个师被歼后，有几个师因其集结在一起使我难于最后歼灭。（三）李弥两个军靠在一起，可能使我无法控制运河，如我从台儿庄向宿羊山方向之部队动作不得力，该八、九两军可能全部加入运河车站及其以东和黄百韬靠近，妨碍我全歼黄百韬。（四）如果从临城向韩庄、贾汪、柳泉攻击之部队不得力，不能吸引邱清泉一个军左右去对付该方面，又如果你们派向丰县、砀山方向攻击之部队动作不积极，不能吸引邱清泉一部留在该处，则邱部可能以一个军或超过一个军的兵力进至大许家、碾庄之线联接李弥，使李弥能积极增援黄兵团。（五）陈、邓率十一个旅十一月四日进至涡阳、永城、亳州三县中间地区，争取打孙元良并威胁徐、蚌，可能吸引邱清泉一个军及孙元良全部去对付他们。但华野的计划应放在自己直接有效地钳制邱清泉上面，如此才是最可靠的。（六）济南大捷后干部中可能发生轻敌心理，如不克服此种心理，则可能影响此次作战。以上可能出现的变化，在研究部署时须加注意。

10月28日　致电各野战军负责人，转发二十三日林彪、罗荣桓致所属各纵队首长并报东北局、中央军委的电报[186]，指出：“关于作战在以迅速动作将敌分割包围之后，不要慌忙攻击，要待准备好了之后，然后举行攻击一项问题，请你们加以注意。电中所举沙后所、王道屯的不良战例，是在九月间，他们两个独立师攻击兴城、绥中时候的事。这种情形，恐怕不但东北部队有，你们所属部队也会有的，不过你们在战术问题方面给我们反映太少，我们无从知道。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注意，请你们在全军干部中进行教育，引证不良战例以为鉴戒。”

10月29日　致信周恩来：请告聂荣臻，“如敌[187]本日（二十九）进至望都及其以南，明日进至定县以北，则我三纵应于三十日进袭方顺桥、望都一线，萧克[188]指挥之一个旅应加上去，使七纵集中向北反攻。三、七两纵应于本夜取得联络，统受郑维山[189]指挥，可能打一胜仗”。

同日　晨七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并告聂荣臻、薄一波电，指出：傅部以三个军及两部骑兵位于平保线向石门进攻，“我应集中三、四、七纵及二纵一个旅，各个歼灭该敌”。“杨、罗率主力，昨夜如尚未过路[190]，应于今夜过路，于明（三十）日起，以四天至五天行程，不惜疲劳，赶至满城地区，会合三纵、七纵作战歼敌，破坏敌之进扰石门计划。如杨、罗昨晚已过路，应于今日起亦以四天行程赶到满城。”“杨李李主力应即东移归绥附近，准备于敌十六军、三十五军南下作战后，即发起攻打归绥”。“望杨、罗令詹大南[191]部应向张北、张家口、宣化之线积极活动，钳制暂三、暂四两军，使不能增援归绥。杨、李、李在绥东并应自行配备阻援兵力。”晚七时，在得知杨、罗、耿率部通过平绥铁路后，为中央军委起草复杨、罗、耿并告聂、薄电：希望你们能于十一月一日赶到满城，击敌侧后。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蒋介石、傅作义为挽救危局刺激人心起见，令十六军、三十五军、九十四军、骑四师、骑十二旅，附坦克及爆炸部队向石家庄进攻”。“除令杨、罗、耿率部回援外，请你们考虑将现在锦西附近之十一纵派至冀东，向通县、北平方向活动，威胁北平”。本日，收到林、罗向中央军委的报告，得知塔山守备部队已撤下休整后，为中央军委起草复林、罗、刘并告热河军区电：“你们既已将塔山守备部队撤下休整，十一纵似可调出使用于北平方面。如你们同意，即请令该纵取捷径，经遵化、蓟县，到三河集结，相机攻击通县一带，并暂受杨、罗、耿指挥。”“如十一纵能出现于通县方面，调动南下敌军一部回头，则我杨、罗、耿可给其余部队以歼灭打击。”

同日　晚十一时半，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出：“你们将四纵、十一纵全部及三个独立师、一个骑兵师南调很好。惟在部署上，提议位于玉田、蓟州、三河、宝坻地区，可以同时威胁平古、平津、津榆三线，主要威胁北平，主力在该区休整，派出多数支队分向三线袭击即能起很大作用。”傅作义企图南下袭击石家庄的部队受胁被迫北撤。十一月一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薄一波、滕代远，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电，指出：“杨、罗、耿所率四个旅及后续各部应于明（二日）进至满城以西地区休息待命，看清傅部各军行动方向，再决自己的行动，并迅即与三、七两纵及各地方兵团取好联络，并统一指挥他们。”“目前一时期杨罗耿兵团即在平汉线作战。”

同日　晚十二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电：“你们打归绥的时间可以稍为推迟，待打公庙的部队回来，集结三个纵队，然后对归绥举行攻击。”

10月3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并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电：“计划与部署[192]甚好，请即照此施行。只有一点，分为虞、齐[193]两晚发起作战，是否有使黄兵团闻声警觉于齐日白天你们尚未接近该敌时迅速收缩集结之虞，似不如同时于虞晚或齐晚各处一起动作，使各处之敌同时受攻”。还指出：此役胜利建筑在两个条件上面，即：“（一）使黄、李、邱三个兵团及三个兵团中之各军互相不能增援，要达到这一点，除华野全军照俭戌电部署外，陈、邓方面亦请于虞日或齐日同时动作。（二）使黄兵团各军没有收缩集结之时间，要达到这一点，就应当在同一个晚上动作，不要在两个晚上先后动作。”最后指出：“此战打得好，可能歼灭黄兵团八个师，李兵团两个师，冯治安两至三个师，接着不久并可能歼灭东海及两淮之敌，则长江以北之战局便可展开，那时即使蒋介石将锦西、葫芦岛、营口等处之敌全部南调，亦只能布防于长江沿岸，于大局无补。故望你们精心组织这一伟大的战役。”

同日　复信刘少白[194]，信中说：“我们的工作是有错误的。好在现已一般地纠正，并正在继续纠正中”。“情形既已明白，则事情好办，你也就可以安心了。大函已转付彭真[195]同志，党籍一事，请与彭真同志商酌。”

10月31日　关于东北野战军入关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程子华、黄志勇[196]，东北局，华北局电，指出：“东北主力除四纵、十一纵等部即行南下外，其余在沈营线战斗结束后应休整一个月左右，约于十二月上旬或中旬开始出动，攻击平、津一带，准备于战争第三年的下半年即明年一月至六月期间协同华北力量歼灭傅作义主力，夺取平、津及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完成东北与华北的统一，以便于战争第四年的第一季即明年秋季，即有可能以主力向长江流域出动，并使政治协商会议能于明年夏季在北平开会。”“中央九月会议规定五年左右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任务，因为战争迅速发展，可能提早一年完成。此点你们应有精神准备，从而加速组织准备，并以此种精神教育干部。”

同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关于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的新闻稿，指出：“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他们却还在那里做石家庄的梦。”

11月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邓小平，粟裕并告华东局，中原局电，同意粟裕十月三十一日的建议，决定“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

同日　审阅并签发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统一解放军全军组织和部队番号的规定》，决定部队番号纵队改为军，军以上设兵团。全军分为四个野战军，共二十个兵团番号。全国分五大军区，与中央局同级并受其领导。与中央分局同级者为二级军区，与区党委同级者为三级军区，与地委同级者为军分区。团和分区以上各部队，均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名称。从一九四九年一月起，全军组织统一。

同日　为阻滞黄维兵团东援，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邓小平并告刘伯承、邓子恢、李达，粟裕、谭震林、陈士榘电，指出：“白崇禧以徐州陇海会战一触即发，令黄维兵团戌灰[197]在太和、阜阳集中完毕等情，我华野戌齐[198]发起战斗后，估计戌齐至戌巧[199]十天内，战况最为紧张，务须保障在此十天内邱兵团不能东援。但你们除邱、孙两兵团外，还要对付黄维兵团（四个军），你们对黄维进程之估计及对策盼告。我们认为除六纵必须立即尾黄维东进外，十纵如在南阳附近亦宜协同二纵尾黄维东进”。

11月2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刘伯承、邓子恢、李达并告陈毅、邓小平电，指出：（一）二纵及江汉、桐柏主力对平汉路破击如能彻底，并坚持多日，则不但能延滞八十五军北上的时间，且可能迫令黄维以一部从北面南下夹击，打通平汉，如此则能推迟黄维东进之时间。（二）二纵下一步行动似宜经商城方向出豫皖苏。（三）六纵似不如由内乡取直径开太和、阜阳，先黄维到达该地，从正面或侧面阻滞黄维为适宜，二纵到商城后渡淮向太和、阜阳前进，与六纵协力拖阻黄维。六日，黄维兵团先头部队开始自确山东援徐州，中原野战军以第二、第六纵队及陕南第十二旅和豫皖苏军区部队尾击、侧击，或从正面迟滞黄维东进。

11月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习仲勋、林伯渠并彭德怀、贺龙电：“因政协召开在即，临时中央政府即将建立，东北人民政府亦将建立，拟请伯渠来中央工作，并准备去哈尔滨参加政协”。

11月4日　晨二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东北局，程子华、黄志勇电，指出：“傅军南进各部已北撤，但四纵、十一纵及各独立师进至遵化、蓟州地区之计划仍不变更，程、黄率各部到达后，分派几个支队向平古、平津、津唐各线袭扰，主力择地整训，待东北主力入关后，统一发起对傅军作战。惟傅军如在我杨成武攻归绥时派兵西援，则应暂停整训，向北平等地有所动作，牵制傅军西援兵力，帮助杨成武得手，因杨、罗、耿所部已开回平汉线，并须休整，平张线上傅军已不受威胁。”东北野战军第四、第十一纵队等部组成先遣兵团，奉命于十一月初入关。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电，同意他们的休整计划，并指出：“休整时间可至十二月十五日为止，以便有几天时间开纵委会及师委会，分两项议程，专门讨论反无政府状态及整理纪律问题，并各自通过两项专门决议。”“中央前给你们第三年担负歼敌三十六个正规师的任务，你们在极短期间即已完成，你们现在应向全军正式公开提出打平、津及在平津战役中歼灭傅军主力的任务。”

11月5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邓小平并告粟裕、陈士榘、张震电，提出对宿蚌地区作战的两个方案。第一方案，陈邓部到永城后不停留，继续东进，完成对宿县的包围，然后看情况，好打则攻歼之，如敌援甚快不好打，则打援敌。此方案可望确定地调动邱兵团一部。第二方案，以一部破徐蚌路，以主力打蒙城，得手后大破宿蚌路。

同日　晨六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并告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程子华、黄志勇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出：“杨罗耿兵团现位于平保线以西相机攻歼该线之敌，从南面威胁北平，程、黄率两个纵队、四个独立师、一个骑兵师本月十二日前后集中遵化、蓟县地区，从北面威胁北平。估计傅军难于抽出两个军援绥。但仍须准备对付其一个军增援。除由程、黄命詹大南于你们攻归绥时，用全力向张北、张家口、宣化、怀来之线积极活动，钳制暂三、暂四两军外，你们自己仍应以八纵相当力量位于兴集[200]地区，协同北岳部队从正面阻击可能西援之敌。你们主力亦应留出一部作预备队，位于卓资山附近以为策应。归绥至包头线暂时只留少数部队，以便抽出八纵主力位于东面。”“攻击时间以在程黄兵团到达冀东，北平方面业已感受威胁之时为宜，具体时间可定在十五号左右”。应争取十天左右攻克归绥。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电，对东北行政委员会约法八章提出几点意见。其中关于处理国民党政府的纸币问题，指出：“原文规定一律停止使用，这在东北目前情况下原则上是对的，但仍须于文尾增加‘但对于某种货币，例如金圆券可由民主政府协助持券人向敌占区抛出’一句。因货币问题关系人民利益甚大，金圆券尚有相当价值，如一律作废一般市民受损太大，仍应由政府以压低比价的方法限期收兑若干，向蒋区抛出。”

同日　为新华社起草人民解放军占领南阳的新闻稿，指出：南阳守敌王凌云于四日下午弃城南逃，我军占领南阳。南阳为古宛县。在过去一年中，蒋介石曾于此设立所谓绥靖区，以王凌云为司令官。上月，白崇禧使用黄维兵团三个军的力量，企图打通信阳、南阳间的运输道路，始终未能达到目的。最近蒋因全局败坏，被迫将整个南部战线近百个师的兵力，集中于以徐州为中心和以汉口为中心的两个地区，两星期前已放弃开封，现又放弃南阳。从此，河南全境，除豫北之新乡、安阳，豫西之灵宝、阌乡，豫南之确山、信阳、潢川、光山、商城、固始等地尚有残敌外，已全部为我解放。去年七月，南线人民解放军开始向敌后进军以来，除歼灭大量国民党正规部队外，最大的成绩就是在大别山区（鄂豫区）、皖西区、豫西区、陕南区、桐柏区、江汉区、江淮区（即皖东一带），恢复和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创立了七个军区。豫皖苏区、豫西区、陕南区、桐柏区现已连成一片。这四个军区并已和华北连成一片。所有江淮河汉区域，“在去年下半年的一个极短时间内，我们在这一区域曾过早地执行分配土地的政策，犯了一些策略上的‘左’的错误。但是随即纠正了，普遍地利用了抗日时期的经验，执行了减租减息的社会政策和各阶层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这样，就将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阶层均联合或中立起来，集中力量反对国民党反动势力及乡村中最为广大群众所痛恨的少数恶霸分子。这一策略，是明显地成功了，敌人已经完全孤立起来”。

11月6日　粟裕、陈士榘、张震、钟期光[201]、刘瑞龙[202]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新海[203]敌四十四军有撤退至新安镇并归黄百韬兵团指挥的消息。为打开战场便于主力开进，今晚即以鲁纵围歼郯城之敌后，六纵围歼码头镇之敌，七纵围歼峄县、枣庄之敌，十纵包围临城，三纵、广纵及冀鲁豫独立旅向丰县、砀山前进，以求扫清外围。淮海战役提前从本日开始。连云港本日解放。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陈毅、邓小平并告粟裕、陈士榘、张震电：“同意你们三五天内首先解决刘汝明之方针”。“刘汝明两个军主力均移永城地区。你们决定打刘汝明应直开永城附近，并派部阻击砀山、黄口之敌的可能增援。”此电发出后，收到陈毅、邓小平五日下午一时电，又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电：你们七日发起打刘汝明甚好，刘汝明各部的具体位置当以你们所知为准确。本日，中原野战军及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两广纵队向商丘地区的国民党军第四绥靖区刘汝明部攻击。因该部主力已先期撤向蚌埠，故仅在张公店地区歼其一八一师五千余人，俘第四绥靖区副司令官兼师长米文和。

11月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陈士榘、张震、钟期光、刘瑞龙并告陈毅、邓小平，华东局及王建安、谭震林电，完全同意粟裕等六日电所述发起战役的部署，并指出：“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但将战况及意见每日或每两日或每三日报告一次。”还指出：“第一仗估计需要十天左右时间，力争歼灭黄百韬十个师（包括四十四师），李弥一个至两个师，冯治安四个师（包括可能起义者在内），刘汝明六个师（包括可能起义者在内），以上共计二十一个至二十二个师。如能达成此项任务，整个形势即将改变，你们及陈、邓即有可能向徐蚌线迫进，那时蒋介石可能将徐州及其附近的兵力撤至蚌埠以南。如果敌人不撤，我们即可打第二仗，歼灭黄维、孙元良，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起来。”本日，鲁中南纵队歼灭郯城王洪九部队后，黄百韬立即放弃新安镇，开始向运河以西撤退，华东野战军展开猛烈追击。

11月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陈士榘、张震电：“虞午电[204]悉。（一）估计及部署均很好。（二）昨今两日战况望告。”本日，中共地下党员、担任国民党军第三绥区副司令官的何基沣、张克侠率领冯治安部的三个半师在贾汪、台儿庄起义成功。

同日　函告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彭真：“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解放在即，即须准备接管干部及党政机构的配备，务于一个月至多一个半月内准备完毕。”

11月9日　下午四时，关于对徐州之敌总退却的估计和作战部署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邓小平，粟裕、陈士榘、张震并谭震林、王建安电，指出：“齐电[205]悉。（一）徐州敌有总退却模样，你们按照敌要总退却的估计，迅速部署截断敌退路以利围歼是正确的。（二）陈、邓直接指挥各部，包括一、三、四、九纵应直出宿县，截断宿蚌路，四纵不应在黄口附近打邱清泉，而应迅速攻宿县，一纵在解决一八一师后，应立即去宿县。华野三、广两纵的任务，是对付邱清泉，但应位于萧县地区从南面向黄口、徐州线攻击，以便与宿县我军联结，如敌向南总退却时，则集中六个纵队歼灭之。（三）粟、陈、张应令谭、王集中七、十、十三纵及由南向北之十一纵，以全力向李弥兵团攻击，用迅速手段歼灭该兵团的全部或大部，控制并截断徐州至运河车站之间的铁路，运东主力则歼灭黄兵团。（四）只要以上几点办到，就能破坏敌人总退却的计划，遭我全部歼灭，并占领徐州。现在不是让敌人退至淮河以南或长江以南的问题，而是第一步（即现在举行之淮海战役）歼敌主力于淮河以北，第二步（即将来举行的江淮战役）歼敌余部于长江以北的问题。（五）敌指挥系统甚为恐慌混乱，望你们按照上述方针，坚决执行，争取全胜。此时我军愈坚决，愈大胆，就愈能胜利。”何基沣、张克侠起义成功后，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顺利通过其防区，十一月十日占领陇海线上的曹八集，切断黄百韬兵团向徐州的退路。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张震并告华东局，陈毅、邓小平，中原局电，下达将国民党军刘峙集团主力歼灭于徐州附近的战役决心，将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决战。复电指出：“齐辰电[206]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电：“望在归绥附近休息待命，数日内不要开始攻城。”

11月1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邓小平电，指出：“你们务须不顾一切集中四个纵队全力攻取宿县，歼灭孙元良等部，切断徐蚌路。华野三、广两纵亦应用于攻击徐宿段，至要至盼。”本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邓电，指出：“你们应集全力（包括三、广两纵）攻取宿县歼灭孙元良，控制徐蚌段断敌退路，愈快愈好，至要至盼。对刘汝明部不要理他。”

11月11日　晨四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207]、陈毅、邓小平电，指出：“你们真[208]夜到宿县附近时，将要遇到的敌人是孙元良的一个兵团部、两个军部及三个师，望你们努力争取歼灭此敌，此战胜利，即完成了包围徐州的战略任务，然后以宿县为中心控制整个徐蚌线，构筑几道防线阻止徐敌南逃，待其南逃时协同华野全歼徐敌。”

同日　申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陈士榘、张震，谭震林、王建安、李迎希[209]电，指出：冯治安集团何基沣、张克侠部已起义，黄百韬兵团已被包围，李弥兵团已撤回徐州，蒙城孙元良兵团十一日调回宿县，“在此种形势下，只要你们歼灭黄百韬、孙元良两兵团，占领宿县及徐蚌段铁路，徐州就处于被我包围中，就可以准备第二步歼灭邱、李，夺取徐州。”按中央军委部署，中原野战军第三、第四、第九纵队于十一日夜向宿县前进，十二日包围宿县。孙元良兵团已先期自蒙城经宿县撤至徐州。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陈士榘、张震，谭震林、王建安、李迎希电，指出：“粟、谭、陈、张灰日[210]十时第一步完成对黄兵团之包围，第二步歼灭黄兵团之部署，甚好。我们前电有与此部署不相符合者，应照此部署办理。”本日，华东野战军将黄百韬兵团四个军包围于以碾庄为中心的不到十八平方公里的地域内。十一日拂晓，被截断于运河以东的黄百韬兵团第六十三军被全歼于窑湾，军长陈章被击毙。

同日　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并告东北局及各中央局、各分局、各前委负责人，指出：“国民党全军除后方部队外，分为徐州、沈阳、北平、汉口、西安、太原六个集团，以徐州、沈阳两个最大的集团为主干，沈阳集团业已被我解决，徐州集团如能被我大部解决，国民党即已失去主力。我全军九、十两月的胜利，特别是东北及济南的胜利，业已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形势。七月至现在四个多月的作战共歼敌军近百万人。国民党全军（连近月补充者在内）现已不足三百万人。我军则已增至三百余万人。九月上旬（济南战役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所作的五年左右建军五百万，歼敌五百个正规师，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估计及任务，因为九、十两月的伟大胜利，已经显得是落后了。这一任务的完成，大概只需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可达到了。”“我军大约再以一年左右的时间再歼其一百个师左右即可达成这一目的。但要全部解决国民党并占领全国，则尚须要更多的时间。我党我军仍须稳步前进，不骄不躁，以求全胜。我们的口号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以上请向干部会上宣布。”

11月13日　晨六时，关于迟滞黄维兵团东进的行动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张震电，指出：待黄百韬、孙元良两敌歼灭后，我军即可准备歼灭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夺取徐州。原在葫芦岛之第五十四、第八两军已海运南下，有可能开至蚌埠策应徐州突围，因徐蚌路已被我切断，该敌将不能起大作用。“使我们担心的是黄维的十个师，十四日到太、阜[211]，估计十五日休息一天，十六日即可能由太、阜向亳县、涡阳、永城前进，策应邱、李之突围。”“因此，中原局邓、李[212]必须将上述情形立刻告诉二、六两纵，不分昼夜，不惜疲劳，兼程前进，务必于十四日，至迟于十五日，赶到太、阜黄维的前头，由正面阻止黄维向亳、涡、永前进，不得误事。”“分局宋任穷[213]同志立即动员一切可用的武装力量，在太、阜、亳、涡、永中间地区迅速破坏黄维通路上的桥梁道路，迟滞黄兵团行动。”按中央军委指示，尾追、侧击黄维兵团的中原野战军第二、第六纵队及陕南第十二旅等部队，星夜急进，于十五日赶过黄维兵团，在涡阳、蒙城地区阻敌。豫皖苏军区部队和第一纵队第二十旅，破坏敌行进道路和桥梁、渡口，并依托洪河、泉河、颍河等天然障碍和沿途各要点，进行了连续阻击。

同日　晚十一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陈士榘、张震电，提出围歼邱清泉兵团的任务，指出：“（一）现邱清泉正在向东增援，请粟、陈、张酌量对黄百韬各军被歼情形，当黄部将近全歼之际，让邱清泉向东深入大许家、曹八集，以便将邱兵团包围使其跑不掉，然后徐图歼灭之。（二）刘、陈、邓以一部攻击宿县，以主力向北追歼孙元良之部署甚好，如邱兵团能于数日后被我包围歼击，黄维势必向徐州增援，我中原各纵及华野三、广两纵，须准备独力担任打黄维。”

11月14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告粟裕、陈士榘、张震电：“你们攻克宿州后应乘胜南进，攻占固镇，并以一部迫近设防。”“十七日或十八日起，你们应集力对付黄维，望对徐蚌路[214]预筹守备控制之策。”

同日　晚十一时，关于歼灭黄百韬、邱清泉、李弥等兵团的部署，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告粟裕、陈士榘、张震，韦国清、吉洛，谭震林、王建安及华东局，中原局电：“希望粟裕同志照元酉[215]计划集中力量首先解决黄匪二十五军，四十四军，一百军，留下黄之兵团部及六十四军吸引邱、李东进，然后以韦吉、谭王两集团向邱、李东西合围，乘势猛击，歼其一部，构成徐州与邱、李间之阻绝阵地。”“我们应即决定以中原一、二、三、四、六、九纵及豫皖苏地方兵团之全力，以徐蚌路为枢纽，对付黄维及南面可能增加之敌人，华野全部则对付陇海线上之敌人。”

同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评论指出：“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这是由于四个月内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英勇作战的结果，而特别是南线的睢杞战役、济南战役，北线的锦州、长春、辽西、沈阳诸战役的结果。”“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至于在全国一切地方消灭反动势力，完成人民解放，则尚需较多的时间。”这篇评论编入《毛泽东选集》。

11月15日　晨六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粟裕、谭震林电，指出：“我们和你们在基本方针上是一致的，需待黄兵团歼灭以后，依邱清泉、李弥、黄维三部的情况才能决定作战方针。”“我诱邱、李东进断其后路之计划恐不一定能实现。黄兵团被歼后，邱、李缩回徐州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黄维在阜阳观望形势，或到蒙城观望形势，或到蚌埠巩固其后方的可能性也很大。”“你们是否需要集中四个纵队于攻克宿县后再攻固镇一带，亦尚待你们查明确定。总之，一切须待粟、谭歼灭黄百韬，你们歼灭宿县之敌以后，依情况变化才能决定下一步作战方针。如果那时邱、李缩回徐州，黄维开到蚌埠，两处均不好打，则可给我以短时休息机会也是好的。惟目前华野仍应争取于歼灭黄兵团以后再打邱、李，你们于攻克宿县以后，如果刘汝明部在固镇，则应争取再歼刘部。”当晚，中原野战军发起对宿县县城的总攻。次日凌晨攻克宿县，歼灭国民党军一万二千余人，切断了徐蚌线，孤立了徐州。

同日　复电方方：“我军主力现时宜集中在长江流域歼灭国民党主力，则将来南方各省之占领及发展甚为容易。且此种时机已不甚远，你们应依靠现有基础逐步发展，准备迎接主力的到来。关于酌派干部南来是需要的，当令有关部门研究并准备派遣。”

11月16日　关于东北野战军入关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我们曾考虑过你们主力早日入关，包围津、沽、唐山，在包围姿态下进行休整，则敌无从从海上逃跑。请你们考虑，你们究以早日入关为好，还是在东北完成休整计划然后入关为好，并以结果电告为盼。”十七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致电中央军委，认为部队需休整补充及入关教育和加强纪律性教育，提早入关很困难。拟争取现在海城、营口的第九纵队和在黑山的第十纵队尽可能先出动。建议在发现平、津之敌撤退时，关内部队（包括四纵、十一纵）能包围一股较大敌人，以拖住敌人为好。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徐向前、周士第电：“估计到太原攻克过早，有使傅作义感到孤立自动放弃平、津、张、唐南撤或分别向西、向南撤退，增加尔后歼灭的困难。请你们考虑下列方针是否可行：（一）再打一二个星期，将外围要点攻占若干并确实控制机场，即停止攻击，进行政治攻势。部队固守已得阵地，就地休整。待明年一月上旬东北我军入关攻击平、津时，你们再攻太原。（二）如果采取此项方针，杨罗耿部即在阜平休整，暂不西进。”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徐向前、周士第兵团，从十一月中旬起，先后占领太原外围一些重要阵地，并以火力控制机场，十二月初起对太原停止攻击，转入长围久困。

同日　关于组织淮海战役总前委，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粟裕、陈士榘、张震告谭震林、王建安，韦国清、吉洛，华东局，中原局，豫皖苏分局，苏北工委，华北局电，指出：“中原、华东两军，必须准备在现地区作战三个月至五个月（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吃饭的人数连同俘虏在内将达八十万人左右，必须由你们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统筹解决。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告粟裕电，指出：你们似以二、六纵钳制黄维，以一、三、四、九纵歼灭可能向宿县进攻之三十九军、九十九军[216]似较适宜，因这些敌人均是较弱的。但据韦国清、吉洛报告，他们十五日晚已向邱清泉、李弥后尾攻击，未免过早。粟裕到韦、吉处指挥极好。请粟考虑，韦、吉各纵及三纵于明日向南撤退一步，正面七纵、十纵、苏十一纵亦同时于明晚向东撤退一大步，待十八日晚谭震林、王建安向碾庄总攻时，同时大举向邱、李攻击，似较妥善，请粟酌办。

11月17日　修改并签发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东北局、华北局电，再次提出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问题。电报指出：淮海战役，我已歼黄百韬兵团五个军十个师大部，余部亦将就歼。在我胜利威胁下，蒋军必将考虑其长江防线问题。而蒋军嫡系二十四个师从华北海运江南，是蒋介石今后唯一可以使用的机动兵力。从全局看来，抑留蒋系二十四个师及傅系步骑十六个师于华北来消灭，一则便利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二则将加速蒋介石统治的崩溃，使其江南防线无法组成。但欲抑留蒋、傅两部于华北，依华北我军现有兵力是无法完成的。望你们郑重考虑下述两个方案：（一）东北野战军提前于本月二十五日左右起向关内开动。（二）不管蒋、傅军是否撤走，仍按原计划休整到十二月半然后南进。两个方案何者为宜，望考虑电复。

11月1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决定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指出：“（一）傅作义经过彭泽湘[217]及符定一和我们接洽起义。据称，傅起义大致已定，目前考虑者为起义时间、对付华北蒋军及与我党联系等问题。现符定一已到石门，明后日即可见面，我们拟利用此机会稳定傅作义不走，以便迅速解决中央军。（二）望你们立即令各纵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此种可能很大）。”

同日　关于防止国民党军从北平、天津、张家口、唐山撤走，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并告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程子华、黄志勇电：“（一）平、津、张、唐，蒋、傅两系军队在我徐州作战胜利进展下，有分向西、南两方撤退或集中向南方（经海路，亦有某种可能走陆路）撤退的可能。（二）为着不让蒋、傅两系军队从平、津、张、唐逃走，除已令杨、李、李停止攻击归绥并将其三个纵队位于绥东地区坚决阻止傅军向绥远逃跑外，又已令徐、周停止攻击太原，以免刺激傅作义早日逃跑。（三）杨、罗、耿所部即在阜平待命，并准备随时向张家口附近出动，协同杨、李、李阻止敌人逃跑。”

同日　晚十二时，关于歼灭黄百韬兵团后的部署，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粟裕、谭震林电，指出：“敌在防御时虽尚有相当战斗能力，但攻击精神差到极点。我军捉住敌人这个弱点可以分离敌军各部，给以各个歼灭。”谭震林、王建安指挥的各纵于消灭黄百韬兵团余部后，迅速移至徐州、宿县间作为预备队，准备协同淮海战场南线各纵歼灭黄维兵团。“只要南线各敌约有一半左右被歼无法北进，北线各敌就成瓮中之鳖，可以逐步歼灭。”“应尽一切努力控制徐蚌路一段于我手中，务必隔断南北两敌，使之不能会合。”本日，中原野战军第一、第二、第六纵队在蒙城地区阻击黄维兵团，第九纵队与豫皖苏独立旅将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阻击于任桥、花庄一线。

11月19日　上午十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谭震林并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电：“现刘峙依靠黄维（十个师）、李延年（在五十四军[218]未到前是四个师）北上救命。我们觉得南线集中中野三、四纵及叶飞一纵歼灭李延年兵团于宿县以东地区，是极关重要的一着。李延年歼灭后即可续歼刘汝明或将其驱至蚌埠，则黄维便陷孤立。”你们集中八个纵队精心组织一次对邱、李之作战，以歼灭其四五个师为目标，兵力不要再增多，“以便将谭、王五个纵于结束黄百韬后迅速移至曹村、夹沟地区休整，准备打黄维”。“事实上黄维大约要二十三四日才能到宿县。如果我中野一、二、六纵作战得力，还可能使黄维多推迟几天到宿县。如果我陈谢、叶飞准确地歼灭了李延年，又歼灭了或者驱逐了刘汝明，则黄维在宿县即处于我谭、王（在夹沟），陈、谢、叶（在固镇）的包围之中，尔后即可全力歼灭黄维，如像在碾庄歼灭黄百韬那样，获得一个伟大胜利。这时对于北面之邱李等部则取钳制手段。待歼灭黄维后，再打邱、李。我们认为你们应按这个方针去部署兵力。”

同日　晚七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粟裕、陈士榘、张震告谭震林、王建安电：“现接刘、陈、邓十九日九时电，知刘、陈、邓以主力歼击黄维，以一个纵队对付刘汝明，而无力顾及李延年。在此种情况下，粟、陈、张方面必须将对邱、李、孙之作战，在目前短期内，只限制于歼敌四五个师的范围，以便抽出必要兵力对付李延年。我谭、王五个纵除为解决黄百韬残部所必须之兵力外，余部应即速西移，担负歼灭李延年的任务。只有歼灭了至少阻止了李延年，粟、陈、张的侧翼才不受威胁，才能保证继续歼灭邱、李、孙。”二十日晨，华东野战军歼灭第四十四、第一百军全部和第六十四、第二十五军各一部，攻占黄百韬兵团部驻地碾庄（黄百韬本人逃至垸上指挥残部继续抵抗），并派中野第十一、华野第十三纵队立即南下打李延年，准备在二十一日晚再派一至两个纵队南下参加对李延年的作战。

同日　起草聂荣臻致彭泽湘的复电：“符[219]老先生带来虞寒[220]两日大示收到，当即转呈上峰，弟个人认为某先生[221]既有志于和平事业，希派可靠代表至石家庄先作第一步之接洽，敬希转达某先生。”

11月20日　晚十二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程子华、黄志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东北局电。电报指出：“包围唐山敌人的时机值得考虑[222]。”“我们认为，应以锦州、新民线上及营口地区之我军先行秘密开动，以四个纵队的兵力与程、黄现有兵力同时隔断天津、北平间和唐山、塘沽间之联系，使北平、唐山两处之敌均不能到达津、沽。欲达此目的，就要推迟程、黄包围唐山的行动，并先以四个纵队夜行晓宿秘密入关，执行隔断平、津的任务。”“杨罗耿部两个纵队现在曲阳，可以出张家口附近，与杨成武、詹大南配合执行包围张家口，阻止傅军西退的任务，亦可以执行切断平、津的任务。”“为不使早日惊动傅军，我们已令聂、薄、滕转令攻击保定之七纵停止攻击，改取包围监视方针。”“傅、蒋在山海关的一个军尚未撤退，其目的是估计你们主力入关必走该地，让该部先挡一挡，争取主力逃跑或固守之余裕时间。因此你们主力入关应取四纵、十一纵所走道路，不要走山海关。”“部队行动须十分荫蔽”。请令新华社及东北各广播台在今后两星期内多发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我主力部队庆功祝捷、练兵开会的消息，以迷惑敌人。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陈士榘、张震并告谭震林、王建安，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电：“据刘、陈、邓皓十七时电[223]，中野主力决定打黄维。对李延年兵团须由你们负完全责任，中野无法派兵。除你们已派出王、张十一纵[224]及十三纵外，应即速转移四、六、八、九诸纵之主力（留一部打六十四军）对付李延年。打李延年的指挥责任即由谭、王负担，望谭、王迅即转移指挥地点至大店集、褚兰、双沟之中间适当地区。”至此，中央军委采纳了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十九日的建议，改变了此前着华野歼灭黄百韬后立即继续歼灭邱清泉、李弥的决定。

11月21日　晨三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最后确定东北野战军入关时间，指出：“你们可以位于锦州、打虎山、营口等地之五个纵队于二十三日出发，取捷径夜行晓宿隐蔽迅速行进，以三个或四个纵队担负隔断北平与天津两地之敌；以一个纵队隔断天津、塘沽两地之敌，以一个纵队加程黄兵团担负隔绝唐山、塘沽两地之敌；其余在新民、打虎山、营口地区之各部，则可于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出发。以上各部均走热河境内出冀东，不走山海关。”按照中央军委指示，从十一月二十三日起，东北野战军十个纵队分别由锦州、营口、沈阳地区出发，一部经义县、建昌、喜峰口入关，一部沿北宁路两侧从冷口入关。

同日　晨五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陈士榘、张震并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谭震林、王建安，韦国清、吉洛电：“华野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主要任务是歼灭李延年，请粟、陈、张、谭、王从目前起即将主要注意力及兵力部署的重点放在歼灭李延年三个军的上面。”“只要李延年歼灭，战局便可改观。”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潘自力并告华北局电：为着不使傅作义部逃跑，决定东北主力提早入关，你们有配合作战之任务。你们应于二十五日前准备完毕待命，于二十五日出动。

同日　致信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彭真：“关于军委全衔，提议加革命二字，即：‘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青年团文件中‘毛泽东思想’改为‘马列主义’一点，请会商决定。”

11月22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电：“（一）傅军有收缩各外围据点，集中平、津向南逃跑之可能。（二）为阻其逃跑，歼灭傅军于平、津、张、唐之目的，东北我军决早入关，为守秘密不要下达。（三）拟以你们三个主力纵队迅速秘密东进协同詹大南部切断平、张联系，包围张家口，使张家口之敌无法向平、张收缩，吸引北平之敌派部西进救援张家口，以迟滞平、津傅军向南逃跑之时间。为此，你们三个纵队除在归绥附近之部队暂时不动，迷惑归绥之敌外，主力应准备待命于二十五日东进。”

11月23日　就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陈士榘、张震，谭震林、王建安，韦国清、吉洛并转各纵委并告华东局、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华中工委电：“（一）庆祝你们歼灭黄百韬兵团十个师的伟大胜利。（二）从戌虞至戌养[225]十六天中，你们消灭了刘峙系统正规军十八个整师（包括争取何、张[226]三个师起义在内），并给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刘汝明四个兵团以相当打击，占领徐州以南、以东、以北、以西广大地区，隔断徐、蚌联系，使徐敌处于孤立地位，这是一个伟大胜利。在战役发起前，我们已估计到第一阶段可能消灭敌人十八个师，但对隔断徐、蚌，使徐敌完全孤立这一点，那时我们尚不敢作这种估计。这种形势的造成，主观上是因为我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会合并攻占宿县，客观上是敌人只有某种程度的防御能力（对于这一点决不可轻视），很少有攻击能力（对于这一点必须有充分认识）。（三）敌八个兵团，一个起义（何、张），一个被歼（黄百韬），四个受了相当打击，北面邱、李、孙[227]南面黄、刘、李[228]已被我分割为二，敌人士气将有进一步衰落。你们及各级干部，必须认识这一伟大胜利的重大意义，并向战士进行教育，这是一方面。但是，同时必须认识敌人主力邱清泉、李弥、黄维三兵团及李延年兵团中的一个军（从葫芦岛调来的五十四军），在防守方面尚有相当顽强的战斗力，敌直接与你们作战的六十六个师（冯治安四个、黄百韬十个、邱清泉十个、李弥七个、孙元良四个、黄维十一个、刘汝明六个、李延年九个、刘峙直辖五个）中，除被歼者外，尚有五十个师左右。这个敌人是可以消灭的。但是，必须准备给予全战役以三个月至五个月时间；必须准备以几个作战阶段（你们已完成了第一个作战阶段），去取得全战役胜利；必须准备全军部队及民夫一百三十万人左右，三个月至五个月的粮食、草料、弹药，十万至二十万伤员的医治；必须争取全军各部队在全战役所需时间中，有二分之一以上时间的休息整补，务使士气旺盛，精力饱满；对于兵员，必须实行随战随补、随补随战的方针；对于人民，必须实行耕战互助的方针；在战术方面，必须不是依靠急袭，而是依靠充分的侦察和技术准备（近迫作业、步炮协同等）去取得成功；必须对于我军及居民进行充分的政治工作；对于敌军进行猛烈的、有实效的政治攻势，对于刘汝明等部则进行内部策反工作。只要你们注意了和完成了这些条件，你们就有可能取得这一具有全国意义的伟大战役的胜利。”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陈士榘、张震并告谭震林、王建安，韦国清、吉洛电，同意粟、陈、张所提关于歼灭李延年部的部署。并指出：“目前应捉住徐敌孤立粮食困难这个弱点，隔断徐、蚌两敌”。“为实现长期隔断徐、蚌围困徐敌，华野应在徐、蚌之间以宿县为枢纽，构筑坚固的阻隔阵地。”

11月24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告粟裕、陈士榘、张震电，批准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歼灭黄维兵团的部署，指出：“梗二十二时电[229]悉。（一）完全同意先打黄维；（二）望粟、陈、张遵刘、陈、邓部署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三）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从十一月二十三日起，中原野战军发起歼灭黄维兵团的作战。二十五日，黄维兵团被包围于宿县西南之双堆集地区。华东野战军奉命将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归还中野建制，并以第七纵队、特种兵纵队的炮兵部队参加围歼黄维兵团之作战。同时，以五个纵队担负正面阻击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北援的任务。

同日　读完历史学家吴晗送阅的《朱元璋传》修改稿后，委托秘书胡乔木送还书稿，并致信吴晗：“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处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并告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华北局，黄志勇、程子华，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出：“成武率主力三个纵队于明二十五日由现地出发，以六天时间（愈快愈好）到达张家口附近，然后以两个纵队包围张家口西南周家河、怀安两地之敌（二一〇师及骑十一旅），以一个纵队插入张家口、宣化之间，隔断张、宣两处敌人的联系”。“总之，以抓住一批敌人不使向东跑掉为原则。抓住并包围之后，不要攻击，等候东北主力入关（守秘）围歼敌人之后，再相机攻击。”按照中央军委指示，十一月二十五日杨成武兵团三路向张家口外围疾进。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华东局并告华中工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陈士榘、张震电：“同意你们对孙良诚[230]所采取的方针和态度。因为孙良诚是在被包围后未经战斗自愿放下武器的，和别的俘虏官有区别，故对孙及其干部的待遇应比较好一些。可将他们集合送入军校学习（除反动分子外）。对孙本人给以礼遇，不要放走，要他努力帮助我们进行刘汝明、刘汝珍、曹福林[231]及刘部各师长的策反工作。一〇七军军官中凡有适合做此项工作者均应加以训练，派去刘部工作。对刘部工作甚为重要。”

11月26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并告杨成武、李天焕等电：“着杨、罗、耿率二兵团于今二十六日由曲阳出动，以五日至六日行程进至涿县、涞水以西地区待命。”

同日　上午八时，关于对傅作义的作战和谈判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程子华、黄志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电，指出：“截至现在止，平、津、张、唐之敌，尚是固守计划，没有撤退计划。”据符定一面谈，傅无出路，有与中共谈和保存实力可能。“在尚未解决蒋系以前，假如傅真愿谈判，我们应当和他谈判，以便分化傅、蒋，首先解决蒋系，但不给傅以任何政治上的借口。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计划。同时我们也准备第二个计划，即在有某种确定需要时，真正允许傅作义反正，但现时不作此项实际决定。”关于作战计划，电报提出：（一）已令杨成武包围怀来及张家口之敌，并令杨、罗、耿由曲阳进至涿县、涞水以西，必要时加至平张线，拖住几部敌人；（二）东北野战军主力的第一个作战，应不是唐山而是在平津线上之廊坊等地，达成切断平、津联系的任务。（三）在切断平津、包围唐山两个任务达成后，第二个作战任务还不是打唐山，而是歼灭平津、唐山间之敌。（四）歼灭唐山之敌。（五）夺取天津。（六）歼灭北平周围之敌。（七）夺取北平。电报最后指出：“在你们没有切断平、津以前去包围唐山，有调动北平敌人到津、唐作战或从海路、陆路跑掉的危险。如你们同意这点，望电告程、黄目前不要去包围唐山，但如唐山之敌有撤退的确实消息，则应迅速包围之。”

同日　晚八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告粟裕、陈士榘、张震，谭震林、王建安电：“二十五日十一时、二十六日五时两电均悉。黄维被围，有歼灭希望，极好极慰。但请你们用极大注意力对付黄维的最后挣扎，你们除使用华野的二纵、王张纵外，十纵亦应迅速进入战场，准备参加最后战斗，保证歼黄维的足够兵力。”

11月27日　起草刘伯承、陈毅向黄维及所属官兵的广播讲话稿，要他们放下武器，赶快投降。本日，黄维以主力四个师为第一梯队实施突围，突围中中共秘密党员、第一一〇师师长廖运周率部起义，其余三个师被击退。

同日　关于歼灭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国民党军的作战部署，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程子华、黄志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李天焕并告华北局电，指出：为着在十二月全月份内吸引傅作义部几个军于平张线上，并歼灭该线各军之一部或大部，借此使林罗主力于十二月进至冀东以后顺利地切断平津、津唐诸线，歼灭数部敌人，打开主要地区的战局之目的，部署如下：（一）以程黄部四纵、十一纵及一个骑兵师、杨罗耿所率华北第二兵团之三、四、八纵、杨李所率华北第三兵团之一、二（两个旅）、六纵及詹大南地方兵团组成平张战役之兵力，受程、黄统一指挥。（二）杨、李率所部已于二十五日由绥东地区东进，三十日左右集中于柴沟堡、怀安附近地区，然后迅速抓住并包围柴沟堡、怀安，或张家口、宣化诸点之敌一个军左右的兵力，并相机举行攻击，吸引东面敌人向西增援。（三）杨、罗、耿率所部由石家庄以北曲阳地区出发，集中于易县西北紫荆关地区待命，然后进至涿鹿地区相机作战。（四）程、黄所部在平谷地区集中，待杨、李在柴沟堡、怀安、宣化、张家口地区抓住几部敌人之后，迅即超越密云、怀柔、顺义线上之敌，向延庆、怀来地区前进，相机作战。（五）现在兴和、柴沟堡、怀安、张家口、宣化、下花园、怀来、南口等地共有敌军八个步兵师，三个骑兵旅，估计还有五个师可能增援。如此，须准备和敌军十三个步兵师、三个骑兵旅作战。敌以火车、汽车运兵是很快的，你们的动作亦须注意迅速。（六）只要在十二月份内能抓住扭打上述步骑十六个师旅于平张线上，并歼灭其一部，打得该敌不能动弹，不能西逃，也不能东窜，那就是极大的战略上胜利。（七）必须充分估计到在形势不利时，傅部直属各军可能西逃，那时，就必须以前堵后追两项手段将其歼灭。（八）又必须估计在形势不利时，该线诸敌将夺路东窜，那时，就必须以同样手段将其歼灭之。

11月28日　晨四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告粟裕、陈士榘、张震，谭震林、王建安，韦国清、吉洛电：“（一）刘、陈、邓二十七日十七时电[232]，粟、陈、张二十七日十四时电[233]均悉。（二）假如今二十八日刘、陈、邓能完全解决黄维兵团，粟、陈、张能包围蚌埠以北之李延年、刘汝明诸部，并能于今后数日加以歼灭，则整个淮海战役已起了决定性的变化。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即告结束。（三）淮海战役的第三阶段是解决徐、蚌两处之敌，夺取徐、蚌。（四）在完全解决黄维及李、刘在蚌埠以北诸部之后，全军须休整一个短时期，其时间依情况决定，大约须两星期左右。然后以主力取徐州，以相当大的一部取蚌埠、浦口、合肥及淮南、江北、运西、巢东地区诸城，直迫长江。”

同日　中午十二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程子华、黄志勇并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为不使傅作义早日警觉起见，你们暂在原地待命，在三天内不要动。

同日　晚十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粟裕、陈士榘、张震，谭震林、王建安电：“（一）粟、陈、张在歼灭固镇、曹老集一带之敌以后，请考虑以二、六、七、十一、十三等五个纵乘胜渡淮南进，切断蚌浦线[234]，包围并相机夺取蚌埠。十纵则留在宿县休整，尔后即用谭、王、李所率各纵及十纵，协同中野解决徐州之敌。是否可以如此及渡淮作战有何困难望告，以便我们作最后决定。（二）黄维解决后，须估计到徐州之敌有向两淮或向武汉逃跑可能，因此中野及华野谭、王、李各部，虽然一方面应当争取休整两星期左右，但另一方面又应当迅速处理战后工作，以利应付意外。”

11月2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告粟裕、陈士榘、张震，谭震林、王建安、李迎希电：“（一）二十八日十七时电[235]悉。从敌人固守着眼，集中火力各个分割歼击，准备以十天或更多时间解决此敌，此种计划是稳当的和可靠的。（二）解决黄维兵团是解决徐、蚌全敌六十六个师的关键，必须估计敌人的最后挣扎，必须使自己手里保有余力，足以应付意外情况。因此，粟、陈、张在解决固镇、曹老集之敌以后，华野二、六、十、十一、十三等五个纵应立即集结休息，作为歼灭黄维的总预备队。渡淮南进一事，待黄维全歼以后再说。（三）望谭、王、李坚强阻击邱、李、孙诸敌，务使该敌不能侵入宿县。”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杨成武、李天焕，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程子华、黄志勇电：“（一）杨、李在包围张、宣之敌后，即应迅速完成阻击工事，务使敌人不能逃跑（注意不使敌人黑夜逃跑），以吸引东面敌人增援。如张、宣敌在你们到达前即已向怀来逃跑，你们即应猛追到怀来，务必抓住一部敌人。（二）杨、罗、耿一闻杨、李包围了张、宣之敌，即应迅速前进包围怀来之敌。（三）程、黄仍在现地待命，使敌放心西进增援。”本日夜晚，杨成武兵团向张家口外围傅作义守军进攻，发起平津战役。至十二月一日，先后占领左卫、怀安、万全、沙岭子等地，切断张家口守军西逃道路及与宣化的联系。

11月3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粟裕、陈士榘、张震，谭震林、王建安、李迎希电：“（一）粟、陈、张，谭、王、李二十九日各电[236]均悉。各项估计及意见均甚好。（二）固镇、曹老集之敌人解决后，以江淮两个旅进淮南，以十三纵控制固镇、曹老集部署甚妥，望即执行。（三）二、六、十、苏十一等四个纵应以两个纵位于固镇以北休息，准备随时供刘、陈、邓使用，为解决黄维的总预备队，以策万全。其余两个纵是否即可照谭、王、李提议开至双沟、大王庄之线，以便配合一纵阻止邱、李主力向两淮逃跑之可能。请刘、陈、邓，粟、陈、张按情决定。（四）七纵炮兵已供刘、陈、邓使用，这里不再说了。惟炮纵应全部开去打黄维，以厚火力。（五）渤纵[237]现到何处，该纵似亦应使用于双沟地区，对付邱、李主力。（六）刘、陈、邓电台应速与谭、王、李电台沟通。（七）黄维解决后，我们现在倾向于集华野、中野全力解决邱、李、孙，然后休整一时期，再合力举行江淮战役。”本日夜晚至次日（十二月一日）凌晨，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撤离徐州，向西南逃跑。从本日夜晚起，华东野战军立即以四个纵队展开平行追击，以三个纵队尾追，以集结在宿县地区的三个纵队向西北迎头拦击，渤海纵队进入徐州守备。蒋介石深恐杜聿明一意西逃，于十二月二日、三日批评杜聿明“坐视黄兵团消灭”，令杜聿明取捷径与黄维会合，杜聿明向南突进途中，十二月四日拂晓，被华东野战军包围于永城东北的陈官庄地区。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程子华、黄志勇并告林彪、罗荣桓电：“只要杨、李确实包围了张、宣之敌，杨、罗、耿即去包围下花园、怀来之敌，你们即行向西出动策应。你们只要出至密怀顺[238]线以西，估计即可遇到敌人，你们的作战地点在密云、南口之间。”

同日　函告胡乔木：我已要东北在今后两三星期内多发东北部队练兵消息，以表示我东北主力尚未入关，林彪尚在沈阳。你收到这些消息后，请酌发口播及文播。

12月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张宗逊并告西北局电：庆贺你们歼敌二万余人的大胜利[239]。你们进行整训是必要的，但是不要提出整个冬季的整训计划。“我们的目的是你们既能整训，又能不失有利的作战时机，借以拖住胡宗南使不能调至他处。”“我们现在所要竭力争取的：一是尽可能不使傅作义部（四十个师）向江南撤退，因此东北我军仅休息二十天即已令其出动，以便早日抓住平、津敌人；二是希望你们抓住胡宗南，使他的兵力不能调至沪、宁一带。”

12月2日　晨四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程子华、黄志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李天焕电：“三十五军既已西进，程、黄应立即出动，取直径向南口、怀来前进，协同杨罗耿、杨李歼灭傅匪。”“杨、罗、耿应照程、黄电直出涿鹿。”“杨、李应照程、黄电包围张家口之敌，并阻止敌退张北。”五日，程子华、黄志勇兵团在行进途中攻克密云，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师，主力向怀来、延庆急进。

同日　晨六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杨成武、李天焕并告程子华、黄志勇电：“如果已把张家口包围，并把张、宣[240]联系切断，你们应注意加强兵力，巩固这种切断，务使三十五军不能和张垣敌人会合，这是最关重要的。”次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程、黄，杨、李电：“重点应放在隔断张、宣两地之敌。”

12月4日　下午四时，关于平津战役中各兵团的作战任务，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程子华、黄志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李天焕并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聂荣臻、薄一波、滕代远及萧劲光、陈伯钧电，指出：“各兵团任务如下：（甲）杨、李现在部署极好，即两个纵队在张家口以西，一个纵队在张、宣之间，切断张、宣联系，阻止宣化之敌向张家口集中（此点极重要）。但须注意迅速增强阻击阵地，准备打退敌人许多次的进攻，在阵地前消耗敌人，以利尔后集中兵力歼灭此敌。（乙）杨、罗、耿务以迅速行动，以主力包围宣化、下花园两处之敌，并相机歼灭之（先歼下花园之敌）。以有力一部，隔断怀来、下花园之联系，确实阻止怀来及其以东之敌向西增援。（丙）程黄部向怀来、南口之线急进，到达后，相机各个歼灭该线之敌。（丁）待上述三方面任务完成后，集中全力解决张垣之敌。”

同日　下午五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杨成武、李天焕电：“准备和进攻之敌作多日顽强战斗，巩固地切断张、宣联系，不使宣化之敌向张垣集中是你们头等重要任务。”

同日　晚九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李天焕并告程子华、黄志勇电：“目前数日最大顾虑就是张垣之敌乘我程黄部将到未到之际，突围向东，而怀来、南口之敌，则向西接应。”电报提出：“（一）杨、罗、耿务于明五日用全力控制宣化（不含）、怀来（不含）一段，立即动手构筑向东西两方的坚固阻击工事，务使张垣之敌不能东退，这是最重要的任务。不要忙于攻击宣化之敌。如下花园只有一个团，则歼灭之，如有一个师，亦不要打，只包围之，等候程、黄到怀南线后再打。（二）杨、李一纵务必固守张、宣间阻绝阵地，如兵力不足，应增加兵力。（三）如张、宣之敌绕道向北平撤退、杨罗耿、杨李两兵团则应在敌运动中追堵包围之。”本日，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两个师从北平乘汽车到达张家口，攻占重镇沙岭子，打通张家口与宣化之间的联系。六日三时半，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杨成武、李天焕并告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程子华、黄志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你们必须明白，只要宣化敌四个师（一〇一军之二七一师、一〇四军之二五〇师、二五八师，一〇五军之三一〇师）不能到张垣会合，则张垣之敌即不会西逃，如果你们放任宣化敌到张垣会合（据我们所知，张垣是五个步兵师、三个骑兵旅），则不但张垣集敌九个步兵师三个骑兵旅，尔后难于歼击，而且随时有集中一起向西冲逃的危险。只要看敌人连日打通张、宣联系之努力，就可知敌人孤立两处之不利，而这种孤立对于我们则极为有利。因为我们可以先歼灭宣化四个师，再歼灭张垣五个步兵师、三个骑兵旅。”“因此你们必须坚决执行我们历次电令，一纵确保沙岭子、八里庄一带阵地，必要时将二纵一部或全部加上去，待杨、罗、耿到达后再行调整部署（必须先得我们批准），不可违误。执行情形速告。”

同日　晚十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陈士榘、张震电：“李延年现使用七个师（其中有五十四军部队）于淮河以北，一部已到曹老集，望令六纵加强阻击，务必不使该敌北进过远，妨碍我解决黄维”。据此，华东野战军决定，渤海纵队的一个师南下；中原野战军决定以第二纵队南下，连同豫皖苏军区一部武装统归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指挥，加强阻击李延年的兵力。六日晚，孙元良兵团突围被歼。十日晨，粟裕、陈士榘、张震向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和中央军委建议，再从包围杜聿明集团的华东野战军抽调一部兵力，以求先解决黄维。经刘、陈、邓和中央军委同意，当晚，再抽调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和鲁中南纵队及炮兵一部由陈士榘率领参加对黄维的作战。

同日　将一个美国记者在香港的谈话材料[241]批送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彭真、胡乔木阅，并告：“此种阴谋必须立即开始注意，不要使美帝阴谋在新政协及联合政府中得逞。”

同日　致信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彭真，指出：“（一）此电[242]可以不发。因济南在老解放区的包围中，人口亦未超过百万，军管会取消，以市府行使政权，是可以的。（二）但沈阳、平、津、沪、宁乃至徐、汴、郑等处则是另一种情形，必须要看群众发动情形，反革命被镇压情形及周围环境巩固情形而决定军管制时间的长短。军管制的利益正是因为它帮助人民群众实行民主的独裁。如果人民群众讨厌这种独裁，必是军管会脱离了人民群众，不去帮助人民镇压反革命，而去妨碍人民镇压反革命。如果我们的军管制确是帮助人民镇压反革命，人民决不会把我们的和蒋介石的两种独裁看成一样。”“主张在大城市过早地取消军管制，是危险的。”

12月6日　晨六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程子华、黄志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李天焕并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华北局电：“杨罗耿全部到达下花园地区后，即以一个有力纵队开至宣化、张垣之间，与一纵在一起确实控制张、宣间沙岭子、八里庄一带阵地，并尽可能向张、宣两方扩展，击破敌人一切打通张、宣的企图，使张、宣两敌各个孤立，以利尔后歼击。”“杨罗耿其余两纵位于宣化以东，隔断宣化、怀来两敌之联系。”“张、宣两敌无论是互相打通联系之企图，或向东突围，或向西突围，或绕道突围之企图，均必须坚决打破之，遇有此种情形发生，即全军堵追歼灭之。”本日，傅作义部第三十五军两个师自张家口乘汽车东撤。该军离开张家口后，杨成武兵团重占沙岭子，再次隔断张家口与宣化之间的联系。

同日　下午六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东北局，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电，通报人民解放军于二日占领徐州及歼敌情况，指出：“只要东北、华北我军能够抓住平、津、张、唐之敌，西北我军抓住胡宗南，则我华东、中原两军于一个月内外解决淮河以北之敌，是完全可能的。此敌是蒋匪部队中比较最有战斗力的部分（已在徐州以东解决之黄百韬兵团亦有相当战斗力），解决此敌则蒋匪已无主力，进一步解决淮河以南之敌（连苏中在内共有二十五师）以及将来到江南作战，就比较容易了。”

12月7日　晨二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程子华、黄志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李天焕电：“（一）据杨、李称，昨六日下午张、宣敌大举向东突围[243]。（二）望杨、罗、耿全力在宣化、下花园线坚决堵击。（三）望程、黄星夜向怀来前进[244]。（四）望杨、李以一个纵队监视张垣之敌，以两个纵队向逃敌猛追猛击。（五）杨、罗、耿速统一指挥杨、李行动。”本日，傅作义部守宣化的两个师北撤张家口，杨成武兵团包围了张家口。

同日　晚八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程子华、黄志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李天焕并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聂荣臻、薄一波电，指出：（一）同意杨、李部署，除以一个旅参加下花园作战外，其余七个旅全部包围张垣之敌（四个步兵师、两个骑兵旅）。杨、李过去违背军委多次清楚明确的命令，擅自放弃隔断张、宣联系的任务，放任三十五军东逃（三十五军两个师竟敢乘车三百余辆毫无阻碍地东去，我一纵撤至铁路两侧，坐视不阻不打），是极端错误的。今后杨、李任务是包围张垣之敌，务必不使该敌向西向东或绕道跑掉（主要注意不使敌西逃），如敌逃跑则坚决全歼之。（二）现三十五军及宣化敌一部正向东逃跑。杨、罗、耿应遵军委多次电令，阻止敌人东逃。如果该敌由下花园、新保安向东逃掉，则由杨、罗、耿负责。（三）程、黄应令所部迅速到达并占领怀来、八达岭一线，隔断东西敌人联系，并相机歼灭该段敌人。杨得志、罗瑞卿接到中央军委电令后，率部加速向平绥路前进，主力于八日拂晓赶到新保安以东，将傅作义部第三十五军军部及两个师包围于新保安地区。

12月8日　晨七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确定隔断平津，包围唐山，歼击芦台、塘沽之敌的方针，指出：“现傅作义有十四个师一个骑兵师集中北平、涿县、通县、顺义、南口区域（下花园、怀来之五个师未计在内），你们的首要任务是不使这些敌人逃至天津，其方法是以四个纵队占领廊坊、香河之线，隔断平、津联系。只要此着成功，北平区敌人十四个师即无法逃脱。你们第二个任务是以一个纵队加上冀东地方兵团包围唐山敌人三个师，使这部分敌跑不掉。只要北平、唐山两区敌人跑不掉，天津、塘沽、芦台之敌（十个师）即少有单独逃跑的可能。你们第三个任务是以一个纵队隔断天津、塘沽间联系，以三个纵队攻歼塘沽、芦台线上之独九十五师、六十二军两个师（另一个在天津）及从秦皇岛撤回的八十六军三个师，共六个师之敌。只要你们除程、黄外手里有了九个纵队，即可同时实行上述三项任务。”“在平、津未隔断的条件下，如果你们除程、黄外，再使用两个纵队去打南口的十六军，并把十六军消灭了，那就有迫使北平之敌早日逃至天津、塘沽的危险。”平津之敌，没有向西安、郑州、徐州逃跑的危险，没有向绥远逃跑的危险。“敌人逃跑的主要危险是海路，但一则津塘港口快要封冻，二则船只不足，三则傅作义此时尚无此种准备。他的方针现在还是固守平、津、唐。张垣有敌二万余被围（围而不打），亦使傅作义难下弃之不顾单独逃跑的决心。”“因此你们仍应静候后续兵力到达，准备实行隔断平、津，包围唐山，歼击芦、塘之计划。”

同日　晚八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程子华、黄志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李天焕并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聂荣臻、薄一波电，提出对新保安、张家口之敌采取长困久围待命攻击之方针，指出：（一）“据杨、罗、耿本日八时两次电称，三十五军已被我抓住于宣化、怀来间之新保安地区，决以三个纵队全部包围该敌。”（二）“三十五军既被抓住，怀来之敌亦有可能不跑，十六军还有以一部增至怀来之可能，果如此，则对全局极为有利。”（三）“程、黄率步骑九个师进至怀来附近时，如怀来之敌（一〇四军两个师）未跑，则迅速包围该敌。”（四）“如怀来之敌已逃跑，则你们应于怀来地区休息数日后向南口、昌平转进，相机包围十六军一部或全部”。（五）“杨、罗、耿对新保安之敌，杨、李对张垣之敌，均采取迅速构筑多层包围阵地，长围久困待命攻击之方针。杨、罗、耿部署重点在东面，杨、李部署重点在西北两面，务使各敌不能逃跑，以利我东北主力陆续入关，完成对平、津、塘、唐诸敌之部署。”八日夜，新保安的三十五军全力东突，怀来的第一〇四军西进策应，杨罗耿兵团经昼夜奋战，至九日将援敌与被围之敌阻隔在相距五公里的地方未能会合。同时程黄兵团第四纵队于九日向怀来、八达岭间进攻，在康庄包围了正在集结西援的第十六军。

12月10日　晨三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程子华、黄志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并告杨成武、李天焕，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出：据杨、罗、耿电称，新保安之敌三十五军九日数次向东猛突，均被我击退，怀来之敌一〇四军向西猛犯，亦仅占沙城以南一个村子。请程、黄照杨、罗、耿提议速派一个军协同杨、罗、耿歼灭一〇四军，另一个军则隔断怀来、康庄间，康庄、南口间诸敌的联系，并相机歼敌一部。歼灭一〇四军的作战应力求迅速，只要该军歼灭，程、黄即可用全力阻击东面之敌。

同日　亥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程子华、黄志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李天焕并告聂荣臻、薄一波、滕代远电：“傅军本身主力三十五军、一〇四军、一〇五军各全部及两个骑兵旅，已被我军分别包围于张家口、新保安、怀来三处，又将九十四军、九十二军从天津吸引至南口及北平，使天津、塘沽、唐山仅各有一个军（塘沽尚有一个独立师），对于大局极为有利。”“被围各敌必多方企图突围，望你们严令各部迅速完成一切必要的阻击阵地，务使各敌不能逃脱。”

同日　和朱德复电何基沣、张克侠、孟昭濂、过家芳、崔振纶、杨干三[245]并转全体官兵：“十一月二十八日通电阅悉，极为欣慰。你们在徐州前线率部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极有助于革命战争的发展。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改进官兵关系与军民关系，以便早日出动与人民解放军并肩作战，为完成全国革命任务而奋斗。”

12月11日　上午九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东北野战军主力十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数日内即取神速动作，以六个纵队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之敌。以两个纵队位于廊坊、杨村诸点，以五个纵队插入天津、塘沽、芦台、唐山、古冶诸点之间，构筑两面阵地，防敌逃跑。我们的真正目的不是首先包围北平，而是先包围津、塘、芦、唐诸点。休整后，力争先歼塘沽之敌，控制海口。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从本日起的两星期内，“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为着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我们准备令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于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指挥之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兵团（已歼约一半左右）之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攻击次序大约是：第一塘芦区，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区，第四天津、张家口两区，最后北平区。”按中央军委这一部署，从次日（十二月十二日）起，东北野战军三个纵队由蓟县地区南下，至二十日先后进抵宝坻、廊坊等地，隔断了平、津间的联系。三个纵队由丰润、抚宁沿北宁线南进，至二十日解放杨柳青、唐山等地，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两个纵队由山海关向津、塘地区前进。另以四个纵队和华北军区第七纵队自十二月十七日起先后占领海淀、门头沟、丰台、南口、通县、南苑机场和黄村等地，完成对北平的包围。至十二月二十一日，平津地区国民党军被分别包围在北平、天津、塘沽、新保安、张家口诸要点。这个电报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薄一波、滕代远、赵尔陆，华北局，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电：“东北我军正陆续入关，攻击平、津、张、唐诸敌之作战业已开始。这是一个巨大的战役，不但两区野战军应归林、罗、刘、谭统一指挥，冀中七纵及地方兵团，亦应统一指挥。”

12月12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电，提出在黄维兵团歼灭后，请刘伯承来中央商谈战略方针。“黄维歼灭后，请刘、陈、邓、粟、谭五同志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好在邱、李歼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以总前委意见带来中央。”希望刘伯承能于十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间到达中央会谈。在全歼黄、邱、李诸敌后，华野、中野两军休整两个月，并大致准备好渡江作战所需诸件（雨衣、货币、炮弹、治疗药品、汽船等）及初步完成政治动员。

12月13日　晨六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薄一波、叶剑英、黄敬并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及黄克诚电：“荣臻、彭真、剑英、黄敬应时刻准备率领接收人员及工作干部乘车出发驰赴平、津。”“此次接收平、津影响中外，你们务必办到如同沈阳、济南那样的接收及管理成绩，不要落在沈阳、济南之后”。

同日　下午四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程子华、黄志勇并告聂荣臻、薄一波电，作出包围北平的部署，并告：“聂荣臻为平津区卫戍司令，薄一波为政委，彭真为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为市委副书记、北平军管会主任兼市长，黄克诚为天津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黄敬为天津市长。聂、彭、叶、黄等均于今明两日率干部由平山乘车分向平津附近前进。”

12月14日　上午十一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电：“你们围歼杜、邱、李，各纵提议整个就现阵地态势休息若干天，只作防御，不作攻击。待黄维歼灭后，集中较多兵力，再举行攻击。”

同日　中共中央致电各中央局、各分局、各前委：“兹将陈云同志关于接收沈阳经验简报[246]，转发如下。此报告甚好，可供你处接收城市时参考”。

12月15日　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一部全歼黄维兵团十万余人，生俘黄维，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结束。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修改的致中原、华东两野战军领导人及全体同志电，庆贺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伟大胜利。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李天焕并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加紧完成对三十五军的攻击准备甚好，实行攻击时间需待东北主力入关，确实完成对平、津两地的包围之后，大约在二十日左右。”“惟三十五军歼灭后，张家口敌有突逃可能，杨、李以八个旅包围敌五个步兵师两个骑兵旅有无确实阻敌把握，是否需要从南口的东北四纵调一部分（例如一个师）增强杨、李包围及万一敌突逃时的追歼兵力”。十六日晨八时，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程子华、黄志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李天焕电：对于张家口五万以上敌人，无论如何不应让其逃跑。如果增加一个师或两个师足以保障张家口敌人不跑，则可从四纵调出。但依杨、李电看来，似乎仅增加一个或两个师还不能保障敌人不跑，要增加一个纵队才有充分保障。以东北野战军四纵全部开张家口，或者以十一纵开张家口，请程、黄，杨、罗、耿各以所知南口、八达岭情况见告，请林、罗、刘就全盘局势加以考虑。十六日晚十二时，再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林、罗、刘并告杨、罗、耿，杨、李电，同意以东北野战军四纵全部开张家口归杨、李指挥。二十日，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四万余人开到张家口附近，与杨成武、李天焕兵团五万余人会合，形成对张家口傅作义集团守军（五万六千余人）的优势兵力。

同日　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程子华、黄志勇：“请你们通知部队，注意保护清华、燕京等学校及名胜古迹等。”

12月16日　晨二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程子华、黄志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李天焕并告薄一波、滕代远、赵尔陆电：自明十七日起，华北第二兵团（杨罗耿兵团）、第三兵团（杨李兵团）之作战，归林、罗、刘直接指挥。

同日　下午四时，关于同傅作义谈判的原则与策略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一）对傅作义代表谈判内容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基本原则，但是达到这个目的可以运用某些策略。（二）具体策略现在不做决定，等候傅作义代表到三河与你们接谈后，将谈话内容电告我们，再行考虑。（三）傅作义主力三个军，一个被歼，两个被围于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城内傅作义仅有三十五军一个师，一〇一军两个师，及一个骑兵师，北平绝对大部分敌军及天津、塘沽全部敌军都是中央系（只有陈长捷是亲蒋又亲傅的），傅作义很难指挥这些军队。但在不损害本电第一条所述基本原则，亦即你们来电所说的争取敌人放下武器这一原则的范围内，我们应试图利用傅作义及其集团内大批干部对于自己的生命财产危险的恐惧（傅作义是战犯，傅集团内某些人是华北人民十分痛恨的），以考虑允许减轻对于傅作义及其干部的惩处和允许他们保存其私人财产为条件，而以傅作义下令全军放下武器为交换条件。（四）但我们第一个目的是解决中央军。你们应向傅的代表试探，傅是否有命令中央军缴械的权力，如果他没有此种权力，则可向他提出让路给我军进城解决中央军。（五）至于其他敌方可能提出的条件，待他们提出后再说。”

同日　晚十二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并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电：“（一）黄维被歼，李延年全军退守淮河南岸。（二）我包围杜聿明各部，可以十天左右时间休息调整，并集中华野全力，然后发起攻击。（三）向杜、邱、李连续不断地进行政治攻势，除部队所做者外，请你们起草口语广播词，每三五天一次，依据战场具体情况变更其内容，电告我们修改播发。”

12月1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电：“拟请伯承、陈毅二同志偕来中央一商”。本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前往华东野战军司令部所在地肖县西南蔡凹，同粟裕、谭震林一起，举行总前委会议。会后，刘伯承、陈毅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邓小平返回中原野战军司令部。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罗荣桓电：“你们后面各纵陆续到达，大约月底可以完成对津、塘部署。除应争取于本月底或下月初攻歼塘沽地区之敌及新保安之敌外，对津、平、张三敌的正式攻击须待部队休整一时期方能开始。时间大约在明年一月中旬或下旬。如有特殊变化，例如敌军投降则在例外。平、津攻克后，全军须休整两个月至三个月，然后向长江流域前进，时间大约在明年五月或六月。”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程子华、黄志勇电：“丰台、门头沟、石景山、长辛店系重工业区，我五纵、十一纵正在此区作战，望令他们充分注意保护工业，其办法是一切原封不动，用原来的工人、职员、厂长、经理办事，我军只派员监督，派兵保护。”“沙河、清河、海淀、西山系重要文化古迹区，对一切原来管理人员亦是原封不动，我军只派兵保护，派人联系，尤其注意与清华、燕京等大学教职员、学生联系，和他们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战时减少损失。”

同日　起草中原、华东两人民解放军司令部《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广播稿。这个广播稿编入《毛泽东选集》。

12月18日　晨一时，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高岗并告林彪、罗荣桓电：为了讨论明年各军作战的整个战略方针问题、准备召集二中全会问题及其他问题，我们拟约刘伯承、陈毅、饶漱石、罗荣桓、薄一波诸同志来中央开会，会期一月一日至五日。请高岗考虑是否可以暂时离开工作来中央参加此次会议。同时，还致电饶漱石，请他按时到会。

同日　晨六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出敌恐天津被围，似正准备将津、塘敌十二个师集中新河一带控制海口。请他们考虑：“如果你们数日内能集中两个至三个纵队，则可从速集中兵力向天津、军粮城之间举行攻击，控制该线，并占领军粮城，迅速切断天津与新河、塘沽等处之联系，使天津之敌（五个师）不能向东集中。”“如果你们目前数日还不能集中二三个纵队执行上述任务，则似宜将塘沽、新河以北地区之少数兵力撤回宁河以北，待兵力集中后再执行上述任务。”十九日、二十一日，东北野战军第八、第九纵队及第十纵队一个师，先后攻占军粮城和新河车站，切断津、塘联系，包围了塘沽。

12月19日　上午九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李天焕，薄一波、滕代远、赵尔陆电：在四纵到达张家口，并部署完毕后，杨、罗、耿即发起攻击三十五军，准备五天左右解决战斗。三十五军歼灭后，杨罗耿部就地休整十天左右，将俘虏即刻补入部队，并加以初步溶化，补充炮弹。在此十天左右，杨、李及四纵不要攻击张家口。但须防止敌人突围逃跑。如敌逃跑，则歼灭之。如不逃跑，则继续围困之。

12月20日　就攻击新保安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出：“四纵要明（二十一）日才能接杨、李东南两面防务，因此杨罗耿以明（二十一）日开始攻击为宜”。按照中央军委指示，杨罗耿兵团二十一日开始围歼新保安傅作义部第三十五军，战至二十二日，全歼守敌。张家口守敌二十三日拂晓向归绥突围，杨李兵团和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全线出击，至二十四日下午，歼灭敌军五万四千余人，兵团司令官孙兰峰率少数骑兵逃跑。

同日　和朱德复电原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军第一一〇师师长廖运周、副师长杨柳营，并转该师全体官兵，对他们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双堆集前线起义，脱离黄维兵团，加入人民解放军方面，感到极为欣慰。

12月2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各军区、各野战军、各兵团并转各军、各师电，通令嘉奖东北野战军第四十八军第一四三师，在攻占北平西郊石景山工矿区时，纪律良好，保护工厂不受破坏，各种物资设备原封不动，该师无汽车但对炼铁厂内的汽车亦未动用。

12月22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并告邓小平、张际春电：“五十四军撤回南京，刘汝明开合肥一带，李延年第三次向北增援之可能性已大减”。“你们可集中华野全军并多休整数日，养精蓄锐，然后一举歼灭杜聿明。只要杜部不大举突围，你们应休息至下月初，约于子微[247]左右开始攻击，较为适宜”。

同日　审阅《新区图书出版发卖暂行办法》，并致信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等：“对此问题，现在不宜规定得太细密，事实上办不到，勉强去做，是危险的。此件应重新考虑，目前只规定几条容易做而又最得社会同情者即够。”还对暂行办法写了批语：“目前任何法律，都只宜规定大端，不可失之太密，否则是不利的。”“书籍与报纸不同，暂时除没收国民党书店以外，可一概放任，遇有反动书籍可个别进行干涉，暂时不必普遍立条例。”

12月23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同意允许九十二军起义，可答应他们编为一个军，答应保护侯镜如，并仍为该军军长。”“该军最大作用是便利我军攻城，最好该军能于适当时机在取得傅作义信用的条件下，控制一两座城门，或于我军攻城时夺取一两座城门，或给我军伪装部队以进城的便利。”“关于保护侯镜如，请告塘沽前线注意。”

12月24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高岗电：二十四日十一时电[248]悉。“胡宗南尚有二十八个师十五万八千人，又有青海回军（战斗力较强）在陇东配合，胡军退川退鄂亦尚未定。西北我军实力弱于胡军，更弱于胡马联军。因此目前不能切断其退路，即增加徐向前部亦无此可能。只有杨得志、杨成武、徐向前三部齐去才有可能。蒋介石整个部署亦尚未定，如以胡军调京、沪，则四川门户洞开；如以胡军守川，则他将以西安为第一线，不会轻易放弃西安。故目前不要忙于去包围胡军。”“傅作义、阎锡山、杜聿明三部解决后，我全军应休整两个月至三个月，然后以刘邓、陈粟两军出江南，以你们出湘、鄂、赣，以西北、华北（徐、杨、杨三部[249]）两军出陕、甘、川。具体部署尚待一月一日至五日的中央会议上讨论。”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李天焕电：“庆祝你们于数日内歼灭新保安、张家口两处敌人，并收复张家口的伟大胜利。”

12月25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为防天津敌人在塘沽敌人被歼时或被歼后向南面突围，请以一个纵队位于天津、静海之间”。

同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陕北权威人士谈战争罪犯名单问题的新闻稿，公布蒋介石等四十三人为头等战争罪犯。

12月27日　审阅修改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彭真、叶剑英、赵尔陆并告林彪、罗荣桓，程子华、黄志勇，华北局电，加写一段话：“燕京是司徒[250]办的学校，陆志韦[251]当然和司徒有联系，但燕京教职员中左倾者不少，陆志韦态度亦较民主，我们应采保护政策。”

同日　关于南方游击区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香港分局电，指出：同意南方三区三个纵队的建立及所提三个纵队负责人员的名单[252]。“各纵队的分散作战或集中作战，依敌情的集中或分散而灵活地决定，即敌人分散敌力薄弱时我应集中作战，敌人集中进攻情况严重时我应分散作战。”“从你们已有材料看来，各区游击部队在当地群众中生根的问题仍是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必须克服错误倾向，批判‘左’的和右的政策，深入地发展群众工作，并在部队内部队外建立群众性的党的组织，严防部队中脱离群众的单纯军事观点。”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稿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章程》稿，并告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冯文彬：“关于青年团的决议和团章已看过。写得简明扼要，完全可用”。“有些修改，请你们再看一下。”

12月2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此时罗荣桓前往西柏坡参加准备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告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李天焕电：“平、津、塘敌既然均有突围逃跑之可能，同意林之提议[253]，杨李全部、杨罗耿主力均调平、津参加会战，请林即以命令规定他们的行动。”

12月2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刘亚楼电：二十九日十一时电[254]悉。“放弃攻击两沽[255]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

12月30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文中指出，要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文章揭露中国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用各种方法力图破坏革命势力而保存反动势力的阴谋，指出：“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

12月3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电：“转来两次北平地下党来的电报已悉。请你复电北平地下党，转告傅作义派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和张东荪一道出城到你们那里来谈判。”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陈士榘、张震并告邓小平、张际春电，指出：“俭午电[256]悉。淮南敌系有计划撤退，我们追赶无益，中原各纵仍在现地整训，待华野歼灭杜部后，中野、华野统一调整位置，位于陇海沿线休整两个月至三个月，然后渡江南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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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民党军对大别山地区的围攻，采取密集靠拢、向心合击战术。刘、邓决定在内线进行小的战斗和游击战，打击和牵住敌人，邓小平率野战军前方指挥所和3个纵队坚持大别山区，采取“敌向内、我向外，敌向外、我亦向外，将敌牵到外线，以小部牵制大敌，以大部消灭小敌”的方针，积极打击和拖散敌人。由刘伯承率中原局及野战军后方机关及第1纵队在淮河以北、沙河以南地区展开，以第10、第12纵队分别向桐柏、江汉两区展开，并于1947年12月6日、13日，分别成立江汉军区和桐柏军区，实现了刘邓大军将淮河和汉水变成中原解放区的两条内河的计划。12月24日，刘邓东进部队一部攻克广济，待国民党军两个整编师来援时又跳出合击圈。东进部队在外线收复鄂东、皖西县城十余座，共歼灭国民党军一万一千余人。

[2] 自1948年1月起，东北民主联军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改为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

[3] 义州，今辽宁义县。

[4] 打虎山，即大虎山。

[5] 习仲勋1948年1月2日给贺龙并报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去秋攻克高家堡时，没收敌军大部官佐以至连排班长及其家属的财物，沿途乞食逃赴榆林者不少，对商人及摊贩大部没收，给榆林商人极坏之影响。

[6] 习仲勋1948年1月4日在关于陕甘宁老解放区的土改问题给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央的报告中说：苏维埃时期的老区可不采取平分土地的原则，而以抽补办法解决无地和少地农民的土地。如果同新区一样，就可能将新富农评为旧富农，将被没收过土地的地主富农而劳动8年以上的，又定为地主富农再去斗争，将富裕一点农民定为地富。

[7] 这个决定草案后来没有发出。

[8] 习仲勋1948年1月19日在关于西北土改工作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由于义合会议潜伏一种“左”的情绪，由于晋绥的直接影响，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凡动起来的地区，多去强调“贫雇路线”，反对所谓“中农路线”，出现乱斗、乱打、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等现象。

[9] 李达，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晋冀鲁豫野战军参谋长。

[10] 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代理书记。正在山东渤海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军工作。

[11] 指淮河以南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和淮河以北的华东野战军与陈谢集团。

[12] 叶、王、陶，指叶飞、王必成、陶勇，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第1、第6、第4纵队司令员。

[13] 陈、唐，指陈士榘、唐亮。

[14] 丑、寅、卯三个月，即2月、3月、4月。

[15] 伏牛，即河南伏牛山脉。

[16] 辰月，即5月。

[17] 吉洛，即姬鹏飞，当时任华东野战军第11纵队政治委员。1948年3月任华东野战军第4兵团副政治委员。

[18] 刘亚楼，当时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参谋长。

[19] 指叶飞、王必成、陶勇分别任司令员的华东野战军第1、第6、第4纵队。

[20] 李井泉，当时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晋绥军区政治委员。

[21] 陕、灵、阌，指河南陕县、灵宝、阌乡。

[22] 陈再道，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2纵队司令员。

[23] 辽、鞍、本、营，指辽宁辽阳、鞍山、本溪、营口。

[24] 榆，指榆关，即山海关。

[25] 这封信后来编入1951年10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6] 陆、乔，指陆定一、胡乔木。

[27] 关于这个文件的性质，毛泽东在1948年2月20日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说：“这个文件，实际上带有党纲、政纲、政策几重性质。我们如果要取得全国胜利，需要有这样一个文件，党内外才有明确遵循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的章程。”

[28] 关于半无产阶级也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的提法，后来中共中央作了修正。1951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革命领导阶级问题的修正指示》，指出：“关于中国革命的领导问题，无论过去或今后，均应只提是工人阶级（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应再把半工人阶级包括在内。”

[29] 赵寿山，当时任西北野战军第二副司令员。

[30] 彭德怀1948年2月14日给中共中央西北局并报中央的报告中说：据我们在延川城大概调查，全城征营业税者13家，内无一家雇人劳动，均属小本摊贩。1947年向这13家征营业税，折合细粮30石，如按此征收，13家全部货物不够抵偿，实际上只收到9石，约占1947年全年营业利润百分之六十。1947年，征税百分之八十用于税局办公，百分之二十上缴，税务人员粮食、衣服仍由公家发给。按此情形，从财政观点看，固不合算，从经济观点看更不利，如市场停滞，剩余产品不能交换。提议停征营业税一年至两年，以便恢复战前市场。

[31] 薄一波，当时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代理书记、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

[32] 邓小平、李先念1948年2（丑）月19（皓）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建议在大别山的4个纵队转移至淮河以北，集结补充，形成一个作战单位，便于三大部分时分时集，每个部分都能独立歼敌。

[33] 郑信，指河南郑州、信阳。

[34] 沙淮，指沙河、淮河。

[35] 郑潼，指河南郑州、陕西潼关。

[36] 寅月，即3月。

[37] 赵尔陆，当时任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兼军区后勤部司令员。

[38] 裴昌会，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5兵团司令官。

[39] 李鼎铭，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刘少白，曾任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

[40] 刘先胜，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

[41] 寅卯两月，即3月、4月。

[42] 辰巳两月，即5月、6月。

[43] 许、谭，指许世友、谭震林。

[44] 寅月，即3月。

[45] 丑，指2月。

[46] 中部，今陕西黄陵县。

[47] 同官，今陕西铜川。

[48] 宜川战役中，国民党军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自毙，整编第90师师长严明被击毙。

[49] 朱学范，当时任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世界工联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部长。

[50] 彭张赵军，指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赵寿山任副司令员的西北野战军。

[51] 吴满有，原是雇农，后成为新式富农。

[52] 指考虑让粟裕率华东野战军第1、第4、第6纵队渡江作战的计划。

[53] 这是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社会部部长谭政文1948年2月8日关于山西崞县召开土地改革代表会议情况给李井泉的报告。毛泽东为发表这个报告加写按语时，将报告的标题改为《山西崞县是怎样进行土地改革的》。

[54] 指邓小平1948年3月8日关于新解放区全般的策略与政策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55] 指任弼时1948年1月12日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所作《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

[56] 卯删，即4月15日。

[57] 陈、邓，指陈毅、邓子恢。

[58] 邯郸局，指领导机关设在河北邯郸的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

[59] 指1948年4月1日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谭震林、政治部主任谢有法关于宣布对敌宽大政策的电报。

[60] 淄、博、张、周，指山东淄川、博山、张店、周村。

[61] 粟裕1948年4月18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电报中说：我大兵团远离后方作战，得不到群众较好配合，行动不易保密，伤病员难安插，补给困难，重装备不能发挥作战能力，变成拖累。五军及整编十一师系美械重装备可能留中原以发挥其作用，蒋对桂顽两个主力师不至放虎归山，可能仍留大别山，如我军南进未能调动这四个最强的整编师南下，会使中原地区遭到摧残而难于恢复。建议中原三军依托后方作战，以便得到足够的炮弹、炸药等补给，发挥现有装备之作用而大量歼灭敌人，求得在中原地区（主要战场应在豫皖苏及淮北津浦路东路西），打几个较大规模的歼灭战。

[62] 卯有，即4月25日。

[63] 卯世，即4月31日。

[64] 李富春、谭政，当时分别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

[65] 杨、罗、杨，指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第一政治委员罗瑞卿、第二政治委员杨成武。

[66] 辰初，即5月初。

[67] 辰删，即5月15日。

[68] 辰冬，即5月2日。

[69] 张东荪，燕京大学教授，曾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1946年参加中国民主社会党，为主要领导人之一，同年11月因反对民社党参加伪国大，宣布退出该党。符定一，文字学家。1946年夏，应毛泽东的邀请到过延安。张、符二人当时均在北平。

[70] 蓝公武，当时任察哈尔省人民政府教育厅厅长，长期从事新闻工作。1945年秋到达晋察冀解放区。

[71] 李济深，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沈钧儒，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在香港主持民盟事务。

[72] 1948年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同盟），马叙伦、王绍鏊（中国民主促进会），陈其尤（致公党），彭泽民（中国农工民主党），李章达（中国人民救国会），蔡廷锴（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谭平山（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郭沫若（无党派）致电毛泽东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南京独裁者窃权卖国，史无前例”，“当此解放军队所至，浆食集于道途”，“乃读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第五项：‘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适合人民时势的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何胜钦企。除通电国内外各界暨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外，特此奉达，即希赐教”。

[73] 汴，河南开封的别称。徐，指江苏徐州。

[74] 指韦国清任司令员、陈丕显任政治委员的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

[75]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1948年5月5日19时半来电所提3个方案是：（一）正式进攻长春；（二）少数兵力围攻长春，主力到北宁线和热河冀东作战；（三）对长春以2至4个月较长时间围困，然后打援，最后攻城。来电认为“目前以采取第三方案为好”。

[76] 杨得志，当时任华北军区第2兵团司令员。罗瑞卿，当时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2兵团第一政治委员。

[77] 粟裕，当时任华东野战军代理司令员兼代理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已离开华东野战军任中原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

[78] 俭，即28日。

[79] 邹、滕、临、韩，指山东邹县、滕县、临城（今薛城）、韩庄。

[80] 古，指北平（今北京）古北口。

[81] 锦、榆、津、平，指锦州、榆关（即山海关）、天津、北平。

[82] 平、张、绥、包，指北平（今北京）、张家口、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

[83] 指以杨得志为司令员，罗瑞卿、杨成武分别为第一、第二政治委员的华北军区第2兵团。

[84] 张震，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

[85] 张轸，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第5绥靖区司令官。

[86] 城武，今山东成武。

[87] 粟裕、张震1948年6月16（铣）日午时报告中共中央军委并告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华东局：为迫敌分散，求得运动中歼敌一路，乃以陈士榘、唐亮率第3、第8纵队本晚完成对开封包围，并攻占之。

[88] 甘泗淇，当时任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

[89] 杨、罗，指杨得志、罗瑞卿。

[90] 向前兵团，指徐向前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华北军区第1兵团。

[91] 阎，指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92] 粟裕、陈士榘、张震1948年6月24（敬）日19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建议26日撤出开封，如敌重占开封，兵力必将分散，拟以5个纵队进至睢县、杞县、太康之间与民权地区，待机聚歼进入杞县之敌。

[93] 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1948年6月25日报告中共中央军委：我们拟待邱清泉兵团入开封后，以第3、第8纵队分割邱清泉、区寿年兵团之联系，以主力歼灭区寿年兵团于杞县以南。

[94] 有日，即25日。

[95] 指中共中央中原局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指示的指示。

[96] 吴绍周，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85师师长，指挥由整编第85、第28、第10师组成的兵团。

[97] 国民党军整编第25师此时和第3快速纵队、交警第2总队组成以黄百韬任司令官的兵团，后称第7兵团。

[98] 艳日，即29日。

[99] 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1948年7月7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胡琏及张轸部继续北上，至昨日午时止，18军先头部队已到淮阳西南之李集，刘汝明部12个团到陈留，邱清泉部经兰封东进袭我侧背，商丘又有由津浦线运到大批敌人，拟东西夹击我军。据此情况，加上我部作战近月，已很疲劳，为应付敌可能乘我疲劳之际的进攻，故决定放弃对25师等部之作战，北撤至民权、考城、菏泽、曹县地区休整。

[100] 刘少卿，当时任华东野战军第2兵团参谋长。

[101] 中共中央原于1948年5月5日作出粟裕兵团在内线作战4个月至8个月即渡江的决定，豫东战役的实践说明，在黄淮地区确有大量歼敌的可能，乃改变这个决定，再一次推迟渡江时间。

[102] 中原野战军趁国民党军胡琏、吴绍周两兵团北援睢、杞，于1948年7月2日发起襄樊战役，至16日结束，歼敌二万余人，攻克襄樊、老河口等城。

[103] 康、郭，指康泽、郭勋祺，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华中“剿匪”总司令部第15绥靖区司令官、副司令官。

[104] 删日，即15日。

[105] 徐、周，指徐向前、周士第。

[106] 赵承绶，当时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沈瑞，当时任国民党军第33军军长。

[107] 晋中战役自1948年6月11日开始，至7月21日结束，歼灭阎锡山正规军、非正规军共七万四千余人，另俘民卫军二万六千人。

[108] 午哿电，指1948年7月20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中共中央军委电。电报说：我军仍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地攻长春。东北主力待热河秋收前后和东北雨季结束后，即是再等一个月到8月中旬时，我军即以最大主力开始南下作战。午养电，指7月22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中共中央军委电。电报说：如华北敌人确实空虚，则我军南下与晋察冀配合作战，则有全部歼灭敌人，夺取天津、北平的重大可能；同时，亦必然引起长春、沈阳敌人撤退，有解放东北的可能。如中央同意7月20日电的建议，在我们南下尚未暴露之前，请设法派兵围攻大同，将傅作义部队分散到大同方面，以便我军能各个击灭敌人。

[109] 西兵团，这里指华北军区第3兵团。

[110] 午宥，即7月26日。

[111] 马辰电，指徐向前、周士第1948年7月21（马）日辰时致中共中央军委电。其中说：今后将进入攻取太原外围据点的阵地攻坚战。阎军外围据点工事，长宽各二十公里左右，据点棋布，堡垒林立，且多洋灰作成，一般颇为坚固。现我各纵最大问题为兵员不充实，必须完成补充兵员、整顿组织、调整装备、后方准备、弹药准备及攻坚战术技术训练等工作。攻取太原之作战原则是切实完成对太原的包围围困，控制南北机场及若干外围工矿，断绝其外援及粮弹、燃料补给，逐步攻取必要的外围据点，消灭其有生力量，瓦解动摇敌人，开辟攻城道路，完成攻城准备，然后一举攻取之。

[112] 范汉杰，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

[113] 杨澄源，原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晋西地区总指挥，1946年11月28日在吕梁战役中被晋绥军区部队俘虏。

[114] 吴克坚、潘汉年，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派在上海、香港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和情报工作的负责人。

[115] 翁文灏，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

[116] 锦榆，指锦州、榆关（即山海关）。

[117] 西北野战军1948年8月8日至13日在陕西澄城、合阳地区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36师师部及4个团共九千余人，称澄合战役。

[118]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1948年8月11日11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电报说：东北主力数月来均未作战，指战员均甚急迫要求作战，部队随时皆可出动。但在现在地区，无战机可求，南下则因大军粮食的需要无法解决。向热河运粮，道路甚远，必须运用铁路、公路。但今年雨水之大，为30年来所未有，铁路、公路冲毁甚多，近日来雨势更猛。原估计8月15日左右可修好铁路、公路、桥梁，以现在雨势来看，能否如期完成仍无把握。我们现在只待郑家屯南北运粮道路修复，雨势稍减（因全军皆无雨具）即可随时出动，决不以杨成武部行动之迟早为标准，但目前对出动时间，仍是无法肯定。

[119] 王建安，当时任华东野战军第2兵团副司令员。

[120] 粟裕等1948年8月10日致中共中央军委电中所提雨季后华东野战军作战行动的3个方案是：第一，集中全力转到豫皖苏及淮北路东地区作战，截断徐蚌铁路，孤立徐州，将重点放在打援上，求得于运动中首先歼灭5军，继而扩大战果，歼击其他兵团。第二，集中主力首先攻占济南，对可能北援之敌，仅以必要兵力阻击之。第三，攻占济南与打援同时进行，第一步以11个纵队重点打援、两个纵队攻济，第二步主力转到攻济、以一部阻击。

[121] 吴玉章，当时任华北大学校长。1948年8月13日吴玉章致电周恩来，表示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的要学习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并说“这样说是否妥当，请同主席和少奇同志商量后，赐以指示”。

[122] 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唐亮1948年8月23日致电中央军委，建议调苏北兵团（除34旅，或加上33旅）参加济南战役，俟两个月以后，全力南下攻取淮阴、淮安、高邮、宝应，则苏北局势即可大大改观。

[123] 李天焕，当时任华北军区第3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124] 粟裕、谭震林、陈士榘1948年8月（未）31（世）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提出攻济打援的部署是：先以足够兵力迅速攻占济南机场，阻止敌人空运，并分割歼灭外围之敌。攻城部队分为东西两个兵团，东兵团沿胶济线由东及东南向济南攻击，西兵团沿徐州济南铁路线向飞机场及陆军营房攻击。打援集团位于徐济线，拟在邹县以南歼援。攻济战役于9月16日发起。

[125] 张治中，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126] 长、沈，指吉林长春、辽宁沈阳。

[127]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1948年9月3（江）日19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说：“我军拟以靠近北宁线的各部，突然包围北宁线各城，然后待北面主力陆续到达后，进行逐一歼灭敌人，而以北线主力控制于沈阳以西及西南地区，监视沈阳敌人，并准备歼灭由沈阳向锦州增援之敌，或歼灭由长春突围南下之敌。对长春之敌，以现有围城兵力，继续包围敌人，并准备乘敌突围时歼灭该敌。”

[128] 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129] 冯玉祥，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1946年9月以考察水利专使名义出访美国。1948年7月31日离开美国回国，准备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9月1日因轮船在途中失火，在黑海海面遇难。

[130]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1948年9月10（灰）日18时致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说：目前北宁线作战，最主要的关键在于能以奔袭动作将锦州以南和以北的敌人堵住切断，如此，则我军第一步即能歼灭兴城、绥中等5城之敌，第二步即能将主力集中起来攻锦州和打援。决以6个纵队攻击北宁线，以5个纵队位于沈阳西北及长、沈间阻援。

[131] 卫、傅，指卫立煌、傅作义。

[132] 指粟裕1948年9月24（敬）日7时关于建议举行淮海战役的电报。电报说：攻济战斗日内即可结束，如敌停止北援，我们下步行动，为了更好地改善中原战局，暴露津浦线，并迫使敌人退守江边及津浦沿线，以减少其机动兵力，与便于我恢复江边工作，为将来渡江创造有利条件，以及便于尔后华野全军进入陇海路以南作战能得到交通运输供应的方便，和争取华中人力、物力对战争的支持，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即第一步以苏北兵团攻占淮安、淮阴、宝应、高邮，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车站沿线两岸打援；第二步攻占海州、连云港。如即进行休整，易失去适宜作战之秋凉气候和济南战役后加之于敌人之精神压力。

[133] 吴化文，原任国民党军整编第96军军长兼整编第84师师长。1948年9月19日，在济南战役中率领3个旅两万余人起义。

[134] 邱，指邱清泉。

[135] 商、砀，指河南商丘、安徽砀山。

[136] 黄，指黄百韬。

[137] 两淮、高、宝，指江苏淮阴、淮安、高邮、宝应。

[138] 李，指李弥，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第13兵团司令官。

[139] 酉哿，即10月20日。

[140] 林彪1948年10月2日22时用林、罗、刘名义致电中共中央军委：“（一）得到新5军及95师海运葫芦岛的消息后，本晚我们在研究情况和考虑行动问题。（二）估计攻锦州时，守敌8个师虽战力不强，但亦须相当时间才能完全解决战斗。在战斗未解决前，敌必在锦西、葫芦岛地区留下一两个师守备，抽出54军、95师等五六个师的兵力，采取集团行动向锦州推进，我阻援部队不一定能堵住该敌，则该敌可能与守敌会合。在两锦间敌阵地间隙不过五六十里，无隙可图。（三）锦州如能迅速攻下，则仍以攻锦州为好，省得部队往返拖延时间。（四）长春之敌数月来经我围困，我已收容逃兵一万八千人左右，外围战斗歼敌五千余，估计长春守敌现约八万人，士气必甚低。我军经数月整补，数量质量均大大加强，故目前如攻长春，则较6月间准备攻长春时的把握大为增加，但须多迟延到半月到二十天时间。（五）以上两个行动方案，我们正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

[141] 这个电报提出“仍攻锦州”，说“只要我军经过充分准备，然后发起总攻，仍有歼灭锦敌的可能，至少能歼灭敌之一部或大部。目前回头攻长春，则太费时间。即令不攻长春，该敌亦必自动突围，我能收复长春，并能歼敌一部”。中央军委的电台在3日20时15分才收到这个电报，而毛泽东于同日17时和19时为中央军委起草的批评回师打长春想法的电报已经发出。根据东北野战军《阵中日记》记载，攻锦州部队和东北野战军总部的列车并未回师北返，而是直开锦州前线，回师打长春的想法对于攻打锦州的作战，并未发生影响。

[142]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1948年10月4日15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说：锦西与锦州两地敌阵地之间只有三十余里，决以4纵和11纵在此地区采取攻势防御，另以两个独立师在锦西、葫芦岛向敌侧后进攻；以10纵及1纵1师正面抗击，以5纵、12纵全部及6纵两个师采取运动战方式从敌侧后歼灭敌人策应10纵作战。

[143] 陈漫远，当时任华北军区第1兵团参谋长。

[144] 申俭，即9月28日。酉江，即10月3日。酉微，即10月5日。

[145] 酉巧，即10月18日。

[146] 耿飚，当时任华北军区第2兵团参谋长。

[147] 绥、包，指绥远归绥、包头。1954年3月绥远省撤销，归绥（改称呼和浩特）、包头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148] 指曲阜会议。济南战役后，华东野战军转入休整。为贯彻中共中央九月会议精神，华野前委于1948年10月5日至24日在曲阜召开有师以上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

[149] 孙元良，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第16兵团司令官。

[150] 1948年10月10日9时，华北军区第2兵团杨得志、罗瑞卿，第3兵团杨成武、李天焕分别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杨、罗电称：敌暂4军昨晚已抵柴沟堡附近，傅之办法是西面抑留我3兵团，仍以主力对我东面，我们意见：3兵团主力仍应西去，以一部控制兴和、集宁、丰镇等地，尽力迟阻援敌，援敌不来，即打下归绥、包头。援敌来（估计必来），即预定在归绥附近歼击援敌。不管东面或西面，只要能歼敌三五个师或打绥、包，则平绥线局面即可打开，而我2、3兵团亦更可集中作战，大量歼敌。杨、李电称：暂4军9日已向东退走，据此情况对今后行动建议：以北岳集团和8纵1个旅及1个骑兵团控制兴和、台基庙、集宁地区，并向东活动，阻击西进之敌；8纵另1个旅及骑兵一部进击陶林、武川，扫荡歼灭绥北之敌；而以1、2、6纵主力即速西转，威迫绥远，首先肃清绥包段，攻占毕克齐、察素齐、萨县、托县，相机攻取包头，这样可以调敌西进，歼敌主力一部，又可配合2兵团作战。

[151] 高崇民，当时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民政委员会主任、安东省政府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东北总支部主任。

[152]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1948年10月11日20时半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报告截至今日攻锦部队已按计划攻占敌城外大部防御阵地，逼近城关，锦西援敌已向塔山阵地攻击两天，沈阳援敌3个军三路并进向彰武逼进，表示“阻住锦西援敌和打下锦州均有把握”。

[153]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1948年10月12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说：敌孙元良兵团之69师已于昨11日由郑州东运，“我们遵令决定以陈锡联率1、3、9纵攻歼郑州之敌，预定18日开始战斗。以陈、谢率4纵18日到襄城，并继续移靠攻郑部队，加强攻郑后备力量，并准备打援”。

[154] 白，指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155] 陈锡联、陈赓，当时分别任中原野战军第3、第4纵队司令员。

[156]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1948年10月13（元）日酉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说：我们原定18日夜开始进攻郑州，但现在孙元良兵团仅调民权附近，杜聿明兵团集结商丘周围，在我攻郑后三四日孙兵团即可赶到，杜兵团亦可尾来，如此，则我攻城未下，打援无力。因此，“我们考虑拟将攻郑时间推迟在淮海作战开始前五日开始动作”。

[157]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1948年10月14（寒）日巳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提出“在我华野推迟攻势至二十八日发动不再变更的条件下，我决心以陈锡联集团于二十日开始围攻郑州，陈、谢率部跟进加入作战”。

[158] 指冯治安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第3绥靖区所部。

[159] 临、枣、峄、台，指山东临城（今薛城）、枣庄、峄县、台儿庄。

[160] 指聂凤智任司令员的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曾生任司令员的华东野战军两广纵队。

[161] 萧劲光，当时任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1兵团司令员。萧华、陈伯钧，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政治委员、副司令员。

[162] 郑洞国，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第1兵团司令官。

[163] 卫，指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164] 萧、陈，指萧劲光、陈伯钧。

[165]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1948年10月18日20时致中共中央军委电：“十七日进占新立屯敌新一军，本日继续前进，我军决采取诱敌深入方针，我十纵主力向沟帮子、黑山撤退，我五纵主力向阜新方向撤退。”

[166]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1948年10月19日14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说：“昨日进至新立屯以南之敌，如果仍按蒋计划继续前进，则我们来不及先歼锦、葫之敌，而只有先歼灭由沈阳向锦州前进之敌。”“长春解决后，我北线各部即向营口前进。”

[167] 萧、萧，指萧劲光、萧华。

[168] 陈正人，当时任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吉林军区政治委员。

[169] 廖耀湘，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剿匪”总司令部第9兵团司令官。

[170] 高、伍，指高岗、伍修权，当时分别任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和副参谋长。

[171] 钟伟，当时任东北野战军第12纵队司令员。

[172] 彭德怀、张宗逊1948年10月18日来电说，拟于11月中旬再组织一个战役，争取收复澄城、合阳、朝邑地区，解决吃饭、过冬问题，并进行整训。

[173] 乾、醴，指陕西乾县、醴泉（今礼泉）。

[174] 澄、合、平、朝，指陕西澄城、合阳、平民、朝邑。

[175]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1948年10月22日13时半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说：敌现已开始向锦州总退却。决心照原定计划在新立屯、黑山地区与敌决战，攻锦各部已接近集结地区，两三天内可以在北镇、黑山地区集结完毕。长春方面之12纵已达四平附近，各独立师今日黄昏开始南下。辽南独2师已无去营口之必要，已令其回头至新民以西钳制敌人。

[176] 刘峙，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177] 邱、孙，指邱清泉、孙元良。

[178] 指李弥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第13兵团。

[179] 指黄维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华中“剿匪”总司令部第12兵团、张淦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华中“剿匪”总司令部第3兵团。

[180] 刘汝明，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第4绥靖区司令官。

[181] 指饶漱石、粟裕、谭震林1948年10月21（马）日午时致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提出淮海战役的修改部署。电报说：战斗预定于11月5日发起，提议修改部署如下：以苏北兵团全部及1纵、6纵、9纵、鲁中南纵等7个步兵纵队共20个旅，附特纵主力，担任分割围歼阿湖、阴平、高流、新安、瓦窑地区的黄百韬兵团8个旅；以4纵、8纵担负袭歼炮车、运河车站之敌9军，控制铁路两侧及运河两岸，准备阻援；以10纵、7纵袭歼韩庄之敌，围歼贾汪之敌，13纵围歼台儿庄之敌，直攻宿羊山、汴塘地区之敌，后策应4纵、8纵正面阻敌；以3纵、广纵进入鲁西南地区，协同冀鲁豫两个独立旅对鱼台、丰县、砀山、商丘地区之敌牵制攻击，并于21日、22日先行向砀山、商丘段佯攻，主力于25日后再行开进。

[182] 微日，即5日。

[183] 支日，即4日。

[184] 宿、蚌，指安徽宿县（今宿州）、蚌埠。

[185] 宿、蚌、来，指安徽宿县、蚌埠、来安。

[186] 林彪、罗荣桓1948年10月23日致电各纵队首长并报中共中央东北局、中央军委，说：各级干部每次攻击前须走在部队前面，亲自侦察地形和布置攻击准备。须严戒沙后所、王道屯的打法。那种打法未侦察地形状况，未等部队大部到齐，未将兵力火力很好配备，未将敌人退路截断，即仓促地乱打乱冲。

[187] 指傅作义部。该部于1948年10月28日夜令其第16军及第35军主力即开平保线，增援向石家庄袭击的第94军，29日占领望都。

[188] 萧克，当时任华北军区第三副司令员。

[189] 郑维山，当时任华北军区第3纵队司令员。

[190] 指平绥铁路。

[191] 詹大南，当时任冀热察军区代理司令员。

[192] 指粟裕、谭震林1948年10月28日在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提出的关于淮海战役的计划与部署。

[193] 虞、齐，即7日、8日。

[194] 刘少白，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开明绅士身份进行革命活动。曾任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副议长。1947年土地改革中被错斗，不久被中共中央发现和纠正。

[195]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

[196] 程子华、黄志勇，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第2兵团司令员、参谋长。

[197] 戌灰，即11月10日。

[198] 戌齐，即11月8日。

[199] 戌巧，即11月18日。

[200] 兴集，指内蒙古自治区兴和、集宁。

[201] 钟期光，当时任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

[202] 刘瑞龙，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兼后勤司令部司令员。

[203] 新海，指新浦、海州，今均属江苏连云港。

[204] 粟裕、陈士榘、张震1948年11月7（虞）日午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陈毅、邓小平，谭震林、王建安，说：徐州之敌正布置南撤，并企图以淮河为第一线守备。据冯治安部何基沣、张克侠电称，该部大部或全部起义均有可能。冯治安部如顺利起义，则徐州之敌东北及以北完全暴露。华野运河以西部队，应乘冯治安起义，按预定计划，迅即直出陇海线。如中原军歼灭刘汝明部作战已完成，则建议主力直出津浦路徐蚌段，孤立徐州甚为必要。

[205] 粟裕、陈士榘、张震1948年11月8（齐）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和陈毅、邓小平及谭震林、王建安，说：据俘称敌有南撤企图。黄百韬兵团及44军已全撤新安镇及其以西地区，并续向运河以西撤退。已令各部以猛烈动作迅速截歼。着谭震林、王建安即令第7、第10、第13纵迅速南下陇海线，使敌无法西撤，并建议豫皖苏部队迅速破击徐蚌路。

[206] 粟裕、张震1948年11月8（齐）日辰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提出如果能在江北大量歼敌，则造成今后渡江的更有利条件，且在我军渡江之后，在苏、浙、皖、赣、闽各省不致有大的战斗，也不致使上述各省受战争之更大破坏。建议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

[207] 刘伯承于1948年11月10日由豫西到达淮海前线。

[208] 真，即11日。

[209] 李迎希，当时任华东野战军第2兵团参谋长。

[210] 灰日，即10日。

[211] 太、阜，指安徽太和、阜阳。

[212] 邓、李，指邓子恢、李先念。

[213] 宋任穷，当时任中共中央豫皖苏分局书记、华东野战军第三副政治委员。

[214] 徐蚌路，指津浦铁路徐州至蚌埠段。

[215] 元酉，即13日酉时。

[216] 国民党军第39、第99军，均归在蚌埠地区的李延年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第6兵团指挥。

[217] 彭泽湘，民主人士。当时受李济深委托赴北平做傅作义的工作，后通过符定一同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

[218] 指从葫芦岛撤退，正海运上海转至蚌浦线受李延年指挥的国民党军第54军，此时尚在途中。

[219] 符，指符定一。

[220] 虞寒，即7日、14日。

[221] 指傅作义。

[222]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1948年11月19日11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提出以程子华、黄志勇所属之4纵、11纵及3个独立师、1个骑兵师于24日全力包围唐山。

[223]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1948年11月19（皓）日17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并告粟裕、陈士榘、张震，提出：“徐海作战必须从三五个月着眼，必须分作三四个战役阶段，每阶段都需要休息，整补俘兵，才能保证必胜。因此在目前情况下，特别是李延年、黄维北进条件下，最好力争迅速歼灭黄百韬，尔后即将主力集中于徐东、徐南，监视邱、李、孙3个兵团，争取休息十天半月，同时以尚未使用之5个纵队或3个纵队用于南线，协同我们歼击黄维、李延年，这个步骤最为稳当。”

[224] 指王秉璋任司令员、张霖之任政治委员的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当时该纵队归华东野战军指挥。

[225] 戌虞至戌养，即11月7日至11月22日。

[226] 何、张，指何基沣、张克侠。

[227] 邱、李、孙，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

[228] 黄、刘、李，指黄维、刘汝明、李延年。

[229]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1948年11月23（梗）日22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说：现歼击黄维之时机甚好，而李延年、刘汝明仍迟迟不进。因此，我们意见除王、张11纵外，请粟、陈、张以两三个纵队对李延年、刘汝明防御。只要黄维全部或大部被歼，较之歼灭李、刘更属有利。如军委批准，我们即照此执行。

[230] 孙良诚，原为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第1绥靖区副司令官兼第107军军长。1948年11月13日，在江苏睢宁率该军军部和一个师共五千八百余人向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投诚。

[231] 刘汝明、刘汝珍、曹福林，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第8兵团司令官、第8兵团副司令官兼第68军军长、第8兵团副司令官兼第55军军长。

[232]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1948年11月27日17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并告粟裕、陈士榘、张震等：我军已将黄维兵团压缩在双堆集附近十余村庄，全部战斗至迟明日可以解决。已告粟、陈、张立即开始歼击李延年、刘汝明的部署。

[233] 指粟裕、陈士榘、张震1948年11月27日14时关于歼击李延年的部署致中共中央军委电。

[234] 蚌浦线，指津浦铁路蚌埠至浦口段。

[235]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1948年11月28日17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并告粟裕、陈士榘、张震等：现我们从敌人固守着眼，采取集中火力，先打一点，各个歼灭的战法。我们6个纵队从19日起至28日共伤亡仅6000人，士气很高，加上华野7纵及炮兵配合，全歼该敌确有把握，但需十天左右时间才能完成。原来根据敌人总突围及廖运周起义的情况，估计可以迅速解决战斗，此种情况业已改变。

[236] 粟裕、陈士榘、张震1948年11月29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黄维在李延年、刘汝明兵团由蚌埠北援无望情况下，可能会缩集死守，待徐州之敌南援。李延年、刘汝明两部已闻风南撤。估计邱、李、孙兵团有倾巢南犯增援黄维并就便南撤的可能。谭震林、王建安、李迎希在1948年11月29日致中央军委和粟、陈、张的电报中，提出徐州之敌有经两淮撤退的可能。

[237] 渤纵，指华东野战军渤海纵队，原担负警备济南任务，1948年11月下旬南下，此时刚到徐州以东。

[238] 密怀顺，指北平东北的密云、怀柔、顺义。

[239] 西北野战军自1948年11月15日至28日在陕西合阳、澄城、蒲城地区，展开冬季攻势，歼灭国民党军第76军军部和两个师共两万五千余人。

[240] 张、宣，指张家口、宣化。张家口、宣化当时属察哈尔，今属河北。

[241] 这个美国记者说，美国国务院现政策之中心，在于如何在新的联合政府中造成一有效的反对派，以抵抗中共力量，美国则在某种方式下承认新的联合政府，恢复与中国贸易，对新中国投资，以此方式分化中共统一战线，竭力支持联合政府中之非共产分子。美国承认联合政府的条件是政府的构成须为美国可接受者，联合政府得承认美海军、陆军在上海、青岛等地的基地权。

[242] 指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批评擅自撤销济南军管会问题的电报稿。

[243] 傅作义在密云失守后，又发现东北野战军一部出现在喜峰口长城内外，判断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将合力切断平张线并直取北平，乃令第35军撤回北平。

[244] 当时傅作义命令第104军和第16军由怀来、康庄向西接应第35军撤回北平。

[245] 孟昭濂，原任国民党军第59军副军长。过家芳，原任国民党军第77军第132师师长。崔振纶，原任国民党军第59军第180师师长。杨干三，原任国民党军第59军第38师师长。以上4人均属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第3绥靖区。

[246] 陈云的简报中说：（一）军管会在出发前即确定了“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方法。“各按系统”：军管会下辖9单位，分别接管各系统。“自上而下”：入城后即通知各原有机关主管人负责办理移交手续。“原封不动”：旧职员均按原职上班。工厂、企业只派去军事代表，政权部门只撤换头子。对工人、职员一律发生活维持费，这是临时过渡办法。接收步骤，第一步是资产、档案，第二步才能整理人员。“先接后分”：各部门只有接收权，无占有权，一律不准搬动。各部门不对原来上级负责，只对军管会负责。待全部接收完毕后，再统一分配工厂、房子等。入城前连续广播，预印布告、信笺、图章、通行证、警察袖章等，并预做招牌，以便在进城后几小时即能摆开办事。（二）迅速恢复秩序：要首先恢复电力供应，迅速解决金融物价问题；警察必须收缴枪支，但又必须用其徒手服务；稳定人心，传布政策，主要靠报纸；工资问题需妥善解决。（三）迅速处理俘虏与疏散弹药。（四）军管会内部各负责人，坚持原则秉公办理，制止争房子、汽车、工厂等纠纷。（五）对于重大事件容易出乱子的问题，必须预有充分精神准备。（六）最重要的还必须是入城部队有良好的纪律教育。（七）接收一个大城市，需要有充分准备和各方面能称职的干部。依目前形势看，中央和各战略野战军，均需准备有专门办理接收大城市的班子，待工作告一段落后，即可移交给固定的市委等机关，积累经验，依次接收各大城市。

[247] 子微，即1月5日。

[248] 林彪、罗荣桓1948年12月24日11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提出关于防止西安敌人逃跑的建议。电报说：平津和太原敌人全部歼灭，已经肯定，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防止西安敌人逃走。建议西北野战军立即迅速全力插到西安以南，断敌退路。徐向前部全力向西安前进与彭德怀会合。杨得志部立即出发向太原前进，接替徐的围城任务。杨成武部待追击战结束后，亦转向太原前进。东北部队待解决平津敌人后，以一部兵力、火力协助两杨攻太原。为了使西安敌人不过早逃跑，建议对杜聿明集团的攻击，等待我北面大军转到西安以南后再开始打。

[249] 指徐向前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华北军区第1兵团、杨得志任司令员的华北军区第2兵团、杨成武任司令员的华北军区第3兵团。

[250] 司徒，指司徒雷登。原任燕京大学校长。当时任美国驻中国大使。

[251] 陆志韦，当时任燕京大学校长。

[252] 1949年1月中共中央军委正式下达决定时，将南方各游击区3区3个纵队增加为4区4个纵队，即闽粤赣区闽粤赣边纵队（司令员刘永生、政治委员魏金水），桂滇黔区桂滇黔边纵队（司令员庄田、政治委员周楠），闽浙赣区闽浙赣边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曾镜冰），粤赣湘区粤赣湘边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尹林平）。

[253] 林彪1948年12月28日11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说：我们应有与平、津、塘敌30个师同时作战的准备，要把它看作一仗，因敌很可能在我打一处时其他两处同时动作。为慎重起见，杨得志、杨成武两兵团索性皆开北平为好，这样能使力量有余裕。

[254] 林彪、刘亚楼1948年12月29日11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说：根据7纵报告，塘沽地形不利作战，除西面外其他皆为开阔之盐田，且水沟甚多，冬季亦无结冰把握，且敌主阵地在新港，我军无法断其退路，该处有兵舰，敌随时可逃入军舰退走，故两沽战斗甚难达到歼敌目的，亦必拖延平、津作战时间。我们意见，以5个纵队的兵力包围天津，进行攻天津的准备。在我未攻击前，如敌突围则先打突围之敌。我准备成熟时，敌尚未突围，则发动总攻歼灭天津之敌。

[255] 两沽，指天津塘沽、汉沽。

[256] 粟裕、陈士榘、张震1948年12月28（俭）日午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和邓小平、张际春，说：现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已率部离合肥转安庆，蒋似已放弃江淮与我作战计划，有撤守江防最大可能。建议乘敌部署未定错乱之时，中原野战军全部即发起江淮战役，分割歼敌，必要时华东野战军可抽两个纵队参战。邓小平12月30日致中央军委并告粟裕、谭震林电：中野各部必须休整，并争取补充时间，依我看，江淮之间或江汉之间恐无大仗可打，故仍以准备充分再行动似较妥善。如何，请军委核示。

1949年　五十六岁

1月1日　晨二时，关于同傅作义谈判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电，指出：“新保安、张家口之敌被歼以后，傅作义及其在北平直系部属之地位已经起了变化，只有在此时，才能真正谈得上我们和傅作义拉拢并使傅部为我所用。因此，你们应认真进行傅作义的工作。”你们应通过北平市党委将下列各点直接告诉傅作义：（甲）“目前不要发通电。此电一发，他即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和他的部属都可能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乙）“傅氏反共甚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队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地解放北平，或经过不很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劳，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罪，并保存其部属。”（丙）“傅致毛主席电，毛主席已经收到。毛主席认为傅氏在该电中所取态度不实际，应照上述甲、乙两项办法进行方合实际，方能为我方所接受。”（丁）“我们希望傅氏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偕同崔先生[1]及张东荪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谈判。”（戊）“傅氏此次不去南京是对的，今后亦不应去南京，否则有被蒋介石扣留的危险。”

1月2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陈士榘、张震并告邓小平、张际春电，同意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来电所提关于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的建议。一月六日，华东野战军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至十日下午，全歼杜聿明集团，俘虏徐州“剿总”指挥所主任杜聿明。至此，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五十五万五千余人。十七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中原两野战军首长和全体同志贺电：“淮海战役既然消灭了南线国民党军的主力，这就奠定了你们渡江南进夺取国民党匪巢南京，并解放江南各省的巩固的基础。”

1月3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电：“请令刘亚楼研究在攻击天津时，是否有办法使工业区避免破坏或减少破坏的程度。”

1月4日　就蒋介石的新年文告[2]，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揭露战犯蒋介石求和阴谋的评论，指出蒋介石求和是为了保存中国反动势力和美国在华侵略势力。这个评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评战犯求和》。

1月6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谭政电，指出：“如果敌人占据工厂顽抗，我军必须歼灭该敌，即使工厂有所破坏也不要顾惜。但是，如果天津其他区域的敌军均已解决，仅剩下工厂区的敌军而又有可能采用劝降方法解决，则应试图采用劝降方法，以便减少破坏。”本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电：“攻天津时除应注意工厂区外，还应注意学校。如果敌人占据学校顽抗非用战斗手段不能解决时，自应使用战斗手段，即使有所破坏亦在所不惜；但如果使用劝降方法亦能解决时，则使用劝降方法，以便减少对于学校的破坏程度。”

1月6日—8日　主持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形势和任务。八日，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在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战役以后，就国民党的军事主力已经被歼这一点来说，国民党政权已经在基本上被我们打倒了。基本地打倒了国民党，不等于全部地打倒了国民党。“轻敌的观念无论何时是不应该有的，我们决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一九四九年夏、秋、冬三季，我们应当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九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一九四九年必须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毛泽东在发言中说，关于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去年九月会议已经决定。一方面，决不可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的、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而完全是资本主义世界。另一方面，必须谨慎，不能急于求社会主义化。合作化必须发展，但不可能很快发展，大概要准备十几年工夫，要长期地稳健地进行。如果希望搞社会主义，太快，会翻斤斗。中共二十八年，再加两年，完成全国革命任务，就是铲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高级干部要懂得，全国打开，事情方开始，那时会感觉比打仗还难。

1月7日　晨五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电：“我们基本方针是：只要傅能让我们和平接收平、津，允许傅部编为一个军，他本人可赦免战犯罪，保存私人财产，住在北平或出外边由他自定。他的部属的生命家财不予侵犯。除此以外，不能再允许给他什么东西，亦不能称为起义”。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电，指示：“准备对北平城内机场发炮攻击，促使城内敌军分化。”

1月8日　国民党政府将备忘录分别递交美、英、法、苏四国政府，要求四国出面“调停”中国内战，相继被四国政府拒绝。

1月9日　晨二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聂荣臻电：八日十五时电[3]悉。“你们应回答如下几点：（甲）平、津、塘、绥均应解决，但塘、绥人民困难尚小，平、津人民困难甚大，两军对峙，军民粮食均有极大困难，故应迅速解决平、津问题。（乙）为避免平、津遭受破坏起见，人民解放军方面可照傅方代表提议，傅方军队调出平、津两城，遵照人民解放军命令开赴指定地点，用整编方式，根据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并由双方代表于三日内规定具体办法，于一月十二日下午一点开始实施。平、津两处办理完毕后，即可照此办法解决塘、绥问题。（丙）政府中有进步人士，平、津报纸不只中共一家，是中共民主纲领[4]中原来就有的，故不成为问题。”

1月1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平津前线各兵团，平津两市委、两军管会，华北局，东北局电，通知：“为着统一领导夺取平、津，并于尔后一个时期内（大约有三个月），管理平、津、唐及其附近区域一切工作起见，中央决定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同志组织总前委，林彪为书记，所有军事、政治、财政、经济、粮食、货币、外交、文化、党务及其他各项重要工作均归其管辖，以一事权而免分歧。两市委、两军管会关于上述工作均直向总前委请示，由总前委向中央负责。”

同日　对晋绥分局关于党代会以后的综合报告，为中共中央写两个批注：（一）“各地均应发挥此种民主精神，均应建立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制度。”（二）“各地新区外均应建立人民代表会议制度，首先是区、村人民代表会议，方能防止命令主义与官僚主义。”

1月1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聂荣臻电，指出：傅作义及其左右在接到我们意见后，企图叫我们迁就他们所设的范围（迫我就范），而拒绝我们迫傅就范的方针，明明不能指挥中央军，要说能指挥。此外，并提出什么报纸及政府用人等事，好像他们是代表人民说话，向我们要求民主权利。你们应将你们向周、张[5]宣布的三条电告北平党，叫北平党督促傅方实行。并严正地向傅左右（刘厚同[6]等）说明，傅方既不愿意执行我方所提意见，如果又不执行他自己所提的离城改编，那就是他反复无常，势将丧失信用。同时，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叫北平党将离城改编一点，在社会上及民主人士中适当地散播出去，使人们感觉我方做得仁至义尽。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聂荣臻电：“同意命令傅方代表限天津敌先头部队至迟须于十三号十二时以前开出，否则我军将于十四号开始进攻，并向傅方代表指出，我方怀疑傅方借谈判拖延时间，故天津方面必须依照指定时间开出城外，并不得对于公私财产、军用物品及公文案卷有任何破坏损毁，否则必须全体缴械，并惩办其负责人。军队出城，只能携带随身枪弹。”

1月12日　收到林彪、聂荣臻关于傅作义决定派邓宝珊[7]出城谈判的来电后，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聂电，指出：你们应根据我们一月十一日电当面向邓宝珊驳斥傅作义九日电[8]所持立场。“围城已近一个月，谈判如此之久，始终不着边际。自己提出离城改编，现又借词推托，企图拖延时间，实则别有阴谋，加重平、津人民的痛苦。傅如有诚意，应令天津守军于十三日全部开出城，听候处理。守军应负责移交一切公共财产、案卷、武器弹药、被服，不得有任何破坏损失。守军出城，只能携带随身枪弹物品。一切改编细目待出城后再说。否则我军将于十四日攻击天津。至于北平守军，可以推迟数日离城，但亦不能拖延太久。不是所谓由我军协助傅军解决抗不受命者，而是傅军协助我军入城解决一切敢于抵抗的部队。你们说这些话时应坚决明确。”还指出：“估计天津守军十三日必不会按照我们所说的时间、条件出城，你们应准备于十四日攻击天津。”

同日　关于对付天津守敌的方针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聂荣臻电：“天津既有单独谈判[9]，即可单独处理，可以不包括在邓宝珊的谈判之内。”“天津之敌如能接受你们所提限时缴械之条件，你们即可不经攻击而占领天津，如该敌不能接受你们所提条件，则你们应于适当时间内攻占天津。”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陈士榘、张震并告邓小平、张际春电：“（一）同意华野以一个兵团进驻蚌埠地区，其余各兵团分驻陇海南北适当地点以就粮为原则。（二）华野、中野休整时间现定两个半月，由子删[10]起至寅世[11]止，每半月为一期，共为五期。望按此部署休整，并完成渡江作战诸项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从本日至二十五日，华东野战军一部先后解放怀远、五河、蚌埠、合肥、扬州等十四城。

1月14日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中国共产党认为，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声明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在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并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前，丝毫也不应当松懈自己的战斗努力。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这个声明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告知：“为着揭穿南京的和平欺骗，中央于本日发表在八个条件下愿意与南京进行和谈的声明。你们收到这一声明后，应即邀请各民主人士开座谈会，希望他们予以响应。欢迎大会可在这一座谈会商得一致意见后再开。”本日，又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工委、总前委、前委并转所属电，指出：“为了揭穿和击破南京政府的和谈欺骗，中央于本日发表在八个条件下愿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声明，这与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没有丝毫的矛盾。望向党内加以解释。”

同日　和朱德、周恩来复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对他抵达沈阳，表示欢迎。

同日　东北野战军对拒绝放下武器接受和平改编的天津守敌发起攻击。十五日下午解放天津。二十一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并转所属的贺电。

1月1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各前委电，指出：“我方提出之八个和平条件是针对蒋方五个条件[12]的。蒋方有宪法、法统、军队三条，我方亦有此三条。蒋提保持国家独立，我提废除卖国条约。蒋提保持自由生活方式及维持最低生活为一条，我则分提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两条。此外，我方的第一条（惩办战犯）及第八条（政协、联府、接收）是严正战争责任与不承认南京政权继续存在。双方的条件都是对方不能接受的，战争必须打到底。故与新年献词毫无矛盾，而给人民解放军及国民党区域被压迫人民一个打击国民党的武器，揭露国民党所提和平建议的虚伪性及反动性，望向党内干部及民主人士妥为解释。”

同日　起草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致傅作义公函，敦促傅作义尽快接受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条件。公函指出：“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获得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所应得之罪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办法如下：（一）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戮革命人民，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如贵将军及贵属能够做到这些，则本军保证贵部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对于贵将军的战犯罪责，亦有理由向人民说明情况，取得人民谅解，予以减轻或赦免。（二）如果贵将军及贵属不愿意自动放下武器，而愿意离城改编，则本军为保全北平不受破坏起见，也可以允许这样做。本军可以允许贵军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上述两项办法，任凭贵将军及贵属自由选择。本军并愿再一次给予贵将军及贵属以考虑及准备之充分时间。此项时间，规定由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七日上午一时起，至一月二十日下午十二时止。如果贵将军及贵属竟敢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欲以此文化古城及二百万市民财产为牺牲，坚决抵抗到底，则本军为挽救此古城免受贵将军及贵属毁灭起见，将实行攻城。”

同日　下午四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电，指出：“邓宝珊可留他多住一天，将一个正式文件[13]交他带回给傅作义，此文件随本电发给你们，是准备于必要时公开发表的。”此电尚未发出，晚八时又续写以下内容：“上电及致傅通牒写好后，接到转来傅致邓、周[14]各电及攻克天津电，证明傅作义业已动摇，但还有许多反动观点及妄想。例如傅作义十四日还在指挥陈长捷夺回突破口，施用炸药抵抗，而在十五日十五时致邓宝珊电内又谓在此时期再有一人一物之伤亡损坏，为国家为人民均所不应。不说他自己下令停战，而说要我方停战。北平城内成立联合机构一点，似乎仍有和我方分享政权之意。因此仍须将致傅通牒交与傅方代表。你们并应对邓、周表示，在傅方没有事实表现以前，我方对傅氏答应的话仍取怀疑态度。”

同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出指示：根据战争的发展，去年十一月一日规定各野战军冠以军区地名已不适合，决定：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随后，各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于二三月间相继更改了番号。华北军区三个兵团改称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兵团，仍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

1月16日　寅时，关于同傅作义代表谈判和平解放北平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并告彭真、叶剑英电，指出：“对于傅作义所提我军数日内暂缓入城及由傅我双方组织联合委员会，临时接管市政，然后过渡到完全由我接管，你们不要正面拒绝。我军事实上不能在数日内入城。敌军开出城外时，我军入城分布接管各处的若干天内，不但需要傅方协助维持秩序，而且必须责成傅方维持秩序。北平旧市政府及其下面各局、所，特别是警察、自来水、电话等机构，若干天内均可让其暂维现状，听候逐一接管。”下午六时，就同傅作义代表谈判和平解放北平问题，再致电林、罗、聂，指出：“傅方要求军队出城，不要开得太远及各部驻地不要过于分散，这是惧怕缴械的表示。我们意见，第一步你们可以答应他们这样做，使他们放心出城。地点似可指定通县、香河、三河区域。第二步再照你们所拟办法将彼军分散插驻我军各纵之间，实行整编。第二步办法现在不要过早提出。”同时提出：“积极准备攻城。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务必使各纵首长明了，并确守这一点。让敌人去占据这些文化机关，但是我们不要攻击它，我们将其他广大城区占领之后，对于占据这些文化机关的敌人再用谈判及瓦解的方法使其缴械。即使占领北平延长许多时间，也要耐心地这样做。为此，你们对于城区各部分要有精密的调查，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做一项纪律去执行。”电报还要求将天津工业及文化机关受损失的情况查明电告。

1月17日　复电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彭泽民，对他抵达沈阳表示欢迎。

同日　复斯大林一月十四日电[15]：“我决定暂时不来莫斯科。我们十分欢迎你们派一位政治局的同志来中国，地点似在石家庄为适宜。这里比较隐蔽，可以去到我们中央所在地，可以和我们中央书记处五个同志一起谈许多问题（目前主要是政协问题、联合政府问题、外交政策问题）。”“假如你们同意这样做，来的时间以本月底或下月初为适宜。”

1月19日　和周恩来致电在上海的宋庆龄：“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稿，并在其中的“具体政策”部分加写了两项：（一）“外交关系。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待遇，但应予以切实保护。对于这些国家的武官，应与外交人员同样看待。但对美国武官，因其直接援助国民党打内战，则应派兵监视，不得给以自由。对于苏联及新民主国家的领使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人员，因为他们的外交政策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在根本上不同的，故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亦应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但因人民国家现在和他们尚和其他外国一样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故我们现在和他们的在华外交机关之间，亦只作非正式的外交来往，其所属武官同。”（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

1月2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电，指出：“根据莫文骅报告[16]看来，北平出城谈判之十个代表是傅作义布置准备和我们和平解决的一个步骤。此种代表出城谈判，对于我们争取北平人心向我，瓦解敌军内部及促使傅作义出城改编是有益的。如该代表等再来要求见你们或见叶[17]时，应妥为护送招待，并接见他们，但要警惕其可能的破坏行为。”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电：“同意你们规定北平守军各部开至沿平汉、津浦两线之间及三河、香河地区驻扎。但我军应重新部署，对敌军驻地取包围控制态势。并须对我军各部首长下达通令，使他们明了策略意图。”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天津市委并告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及中共北平市委电，指出：“你们对待外国人的每一具体步骤，均应事先向中央提出意见，经中央批准才能行动。”

同日　起草周恩来、李克农[18]复在香港的潘汉年电，让他以下列各点答复黄绍竑[19]：“（一）中共对时局的态度已见毛主席十四日声明，任何方面均可照此声明去做。（二）南京集团是主要内战罪魁。李、白[20]对内战亦负有责任，如欲减免内战罪责，必须对人民解放事业有具体而确实的贡献。如李宗仁尚欲取蒋而代，白崇禧尚欲获得美援反对我军，则将不能取得人民谅解，可以断定无好结果。（三）如白欲派代表与刘、邓[21]联络，可到郑州市政府接洽。”

同日　致电爱国华侨领袖、美国纽约安良工商总会总经理司徒美堂，邀请他回国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至盼先生摒挡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如旅途尚需时日，亦祈将筹备意见先行电示，以利进行。”

同日　致电爱国华侨领袖、南洋新加坡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邀请他回国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先生南侨硕望，人望所归，谨请命驾北上，参加会议。”

1月21日　晨四时，关于傅作义部出城整编的部署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电：“你们应即告苏静[22]转告傅、邓[23]：（一）傅、邓既决心站在有利于人民事业方面，则我们便必须告诉他们对蒋介石死党提起警觉性，他将他自己的主力一〇一军及骑四师首先开出城外，他是否有把握命令十三军、九十四军[24]等部亦能出城，对于这一点我们是怀疑的。如果蒋党不但不服从傅令反而将傅总部包围攻击，傅是否尚有足够兵力抵抗，以待我们之援助。蒋党暗害及蒋机轰炸亦须预为计及。（二）一〇一军可以先出城，由我军接替广安门、右安门一带防务，然后令中央军各部依次出城，由我军依次接防。骑四师及其他傅部最后出城，似较稳当。（三）如傅确已一切部署妥当，则第一个军出城日期可照原议在二十二日；如傅尚未部署妥当（主要是中央军问题），则我方可以推迟几天时间。”

同日　以中共发言人名义发表对南京行政院的决议的评论，对一月十九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决议提出的所谓政府“愿与中共双方立即先行无条件停战，并各指定代表进行和平商谈”的建议给予驳斥，指出这是完全置中共十四日声明于不顾，把和平之门从此关死了，如果要谈判，则只有取消这个毫无理由的决议。这个评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中共发言人评南京行政院的决议》。

同日　蒋介石以“因故不能视事”宣告“引退”，其“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但蒋介石在奉化故里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秘密指挥部队。

1月22日　傅作义正式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接受改编。自本日起，按照双方的协议，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守军开始到城外指定地点，听候改编。

同日　晨四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出：“（一）为使东北全军于解决北平问题后，能立即进入休整，应付迅速变动的全国局势起见，太原作战以华北部队担任为适宜，但你们必须配属必要数量之炮兵。（二）北平二十余万敌军出城改编，你们须令各兵团、各纵首长均看作一件大事，全军紧张地周密地在你们的统一指挥下对付这一个大事件，达到完满地处理此事件之目的，务必不要有轻敌疏忽之观点。”

同日　下午六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电：“（一）你们应同意与傅作义会面。（二）会面时间，以十三军、九十四军有一个军开出城外以后之时为适宜，如该两军抗不出城须面商协同作战事宜，则可以早日会面。（三）会面地点，以在前次你们与邓宝珊会面之处或其他适当地点为宜。（四）会面时你们对傅应有礼貌地接待他，并表示诚恳态度，如同你们最后一次对邓宝珊谈话所取态度那样。”

同日　修改新华社《评南京政府伪代总统李宗仁任命内阁阁员》新闻稿，其中写道：“李宗仁及其何应钦内阁，今后究竟是确实地接受并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和平条件[25]，实现人民所需要的和平，并借此使他们自己获得悔过自新将功折罪的机会呢？还是假借所谓‘合理的，公平的，全面的和平’的名义，求得保存反革命势力，并掩护其继续战争呢？证明这一点的时机已日益迫近，只待举行和平谈判就可以见分晓。”

同日　相继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及其他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五十五人发表对时局声明，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十四日声明中所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假和平阴谋。

同日　李宗仁发表文告，宣称“中共方面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决定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五人为和平谈判代表。

1月23日　晨四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电：“同意你们的意见，允许傅方成立结束办事处。其职务为对出城部队之管理约束，并与联合机构联系办理出城部队之补给事项。至于结束办事处存在之时间，以上述职务逐步交与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及其所属补给机构接管完毕之时为止，不要呆板规定在出城部队整编完毕后结束。”

同日　晨五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并告李井泉电：“绥远方面我只有姚喆八纵不到一万人，战力很弱，而傅、邓两部则有三万人以上。目前只好暂维现状，谈不上军队改编。至于停止战斗，恢复通车，双方派人联系（由井泉主持）等工作，则可立即开始进行。”

1月24日　从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转来傅作义方面的电报中获悉，白崇禧派出的代表黄启汉、刘仲华到达北平，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罗、聂并告彭真、叶剑英电：“可令他们即见剑英，探明来意，以凭处理”。

同日　和周恩来复电李济深：“北平解放在即，晤教非远，诸容面叙。”

同日　关于解决太原的部署，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李天焕并告华北局及徐向前、周士第、陈漫远电：“（一）北平和平解决后，太原亦有和平解决之可能。华北第一、第二兵团的大休整，应放在夺取太原之后。（二）杨、罗、耿，杨、李待林、罗派出接替所任防务之部队到达后，即开至石家庄附近休整半个月，即向太原开进。（三）东北临时配属之两个炮兵团，即直接向太原开进，受徐、周、陈指挥，控制太原一切机场，迫使阎匪谈判，和平接收太原。如阎匪顽抗则待华北二、三兵团到达后，实行攻城。”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彭真电：据息，北平郭宗汾[26]告阎锡山称，北平已于二十二日晨休战。并称，今后发电及郭个人自由能否获得，恐成问题。另据息，郭宗汾、王怀明、梁化之、杨贞吉、贾龙芝、程继忠、曹国忠、宫子清、赵恭（以上六名为阎军师长）等之家属，现均在北平。请你们注意对郭宗汾、王怀明及阎军师长在北平之家属拉一把。请叶剑英入城后经傅作义、邓宝珊介绍，找郭宗汾谈判和平解决太原、大同问题，郭宗汾在北平的电台亦让其存在，不要没收。

1月25日　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发表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谈话：“我们愿意在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声明的基础之上和南京反动政府谈判和平解决的问题。”“谈判的地点，要待北平完全解放后才能确定，大约将在北平。”谈话中还指出：“彭昭贤是主战最力的国民党CC派的主要干部之一，人们认为是一个战争罪犯，中共方面不能接待这样的代表。”“我们尚未发表全部战争罪犯名单，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新华社发表的仅仅是第一批名单，发动内战残杀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派中的主要负责人员决不止四十三个。”

1月2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罗荣桓、谭政并告北平市委、天津市委，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电，指出：“我军入北平，只宣传约法八章及毛主席一月十四日声明，不要再发出任何口号。不论军队或党、政，都应如此。你们所拟十六条口号中，有些已包括在约法八章内，例如‘没收官僚资本’，而约法八章内很多重要内容十六条口号中又未提到，故很不完全，使人怀疑这些重要内容似乎不重要了。‘实行土地改革’一条，实行于大城市附近的种菜地有很多不适宜的地方，乡村中的土地改革办法，决不能施行于大城市附近。‘消灭封建势力’一条宣传出去，必致惊动许多老官僚、老军阀及大批藏在北平的土豪劣绅，以为就要动他们了，他们将大起恐慌，埋藏财物，对于我们将来逐步地用征税方法或其他适当方法去吸收他们适当分量的财富归公的政策，会要发生困难。目前时期，在大城市中，对于这类封建财富，以保存不动为有利。‘把革命进行到底’、‘打到南京去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两条口号，只应在军队中做实际教育，而不要当作标语写在北平、天津这样的大城市里，也不要当作单纯的口号登在大城市报纸的广告上，也不要在我军尚未实行打南京时，在平、津这类大城市的市民会议上去叫出来，这样去写、去登、去叫这两个口号，就显得很不策略。因为我党正在根据毛主席一月十四日声明准备和南京的代表开谈判，借以击破美帝及国民党的和平攻势，并争取仿照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榜样去和平地解决南京等处的问题（假如有此可能的话）。”“此外，在平、津这类大城市的墙壁上写大字标语是否适宜，亦值得考虑。我们觉得，以张贴一月十四日声明及约法八章的印刷品为适宜。总之，在大城市工作的作风，决不能搬用在乡村工作的作风。在大城市，凡事均须从新仔细考虑，一举一动都要合乎城市的情况。凡属处理较重要的新事件，均须事前向上级请示，以免犯了错误，收不回来，影响很坏。务望注意。”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华中工委并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并转所属电，指出：“据华中工委报称，华中某分区地委一级同志不向上级请示，擅自回答从广州来的一个外国记者及从上海来的一个中国杂志社记者很多带侦察性和挑拨性的问题。他们似乎完全不知道事先要请示这样一件事，或者虽然知道，但不愿意请示，以致被敌人钻了空子。”“以后各地对于从国民党区域来的一切情况不明的中外记者，必须拒绝接谈任何问题。对于确系革命的或同情的记者是否接谈，亦须请示上级决定。任何下级人员，不得擅自表示态度。”

1月27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的处理办法》稿，加写三段话：（一）“我军占领的城市在其秩序安定以前，不要忙于宣布对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的处理办法，这种急忙宣布处理是盲目的，没有效力的，易使敌人隐藏和使自己被动。在社会秩序已经安定，我们对城市情况已经大体明了，那就必须着手有准备地有系统地处理这些反动组织。”（二）“如果我们一定要一切国民党、三青团的普通党员、团员一律登记，则纷扰太大，易于引起恐慌，故以不登记为有利。”（三）“我们有了党员、团员的名单，对其组织情况已全部明了，对其中的坏分子可以随时处分，故免于登记并无危险。”

1月28日　以中共发言人名义发表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这是针对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一月二十六日宣判冈村宁次无罪而发表的。这个谈话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在周恩来起草的致吴克坚[27]的电报上，加写一段话：“望要刘仲容[28]即去告李、白绝不要相信蒋介石的一套，桂系应准备实行和蒋系决裂，和我方配合解决蒋系，才能在人民面前和蒋系有所区别。”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给在商丘的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电：“白崇禧派来的代表，你们可以接见，探明来意电告。”

1月31日　傅作义部主力全部移出北平，人民解放军开始入城接防。北平宣告和平解放。自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至本日，历时六十四天的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五十二万余人。

同日　为新华社写《和平结束北平战事经过》新闻稿。其中全文公布了毛泽东为林彪、罗荣桓起草的致傅作义公函。并指出：“此公函系于一月十六日在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当面交给傅作义将军的谈判代表邓宝珊将军和周北峰将军者。当日邓宝珊将军偕同林彪将军的代表入城联络。傅作义将军即决心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指示，愿令其所部出城听候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此后数日，又经数度接洽，解决关于双方交接过渡期间的若干问题。傅作义将军于二十一日将协议诸点（但不完全）经国民党中央社公告，傅部即于二十二日开始履行协议。至本日（三十一日）傅部主力移动完毕，人民解放军开始入城接收北平防务。”

同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受斯大林委托飞抵石家庄，随即转乘汽车至平山县西柏坡中共中央驻地。当天，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会见米高扬。其后，同米高扬多次会谈。在会谈中，毛泽东说，到目前为止，中国革命发展较为迅速，军事进展也较快，比过去我们预计的时间要短些，就能过长江，并向南推进。估计渡过长江后，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攻克南京、上海等大城市。我们的口号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建立新政权。这个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还介绍了即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联合政府。他说，虽然政府的组织形式和苏联、东欧国家有所不同，但其性质与宗旨仍然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将来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一解放，接踵而来的任务是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关于中国对外政策，是打扫好房子再请客，真正的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里来，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二月八日，米高扬离开西柏坡回国。

2月1日　为新华社写关于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的新闻稿。指出：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基本原因是人民解放军的强大与胜利。北平人民，包括劳动人民，资产阶级及绅士们在内，一齐渴望和平解决，又是一个原因。北平和平解决的再一个原因，是近二十万的国民党军队除少数几个死硬分子外，从兵士们到将军们，一概不愿打了。

2月2日　和朱德复电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五十六位民主人士，对他们二月一日来电祝贺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极感盛意，并指出：“诸先生长期为民主事业而努力，现在到达解放区，必能使建设新中国的共同事业获得迅速的成功。”

2月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彭真电：“（一）对傅态度如新华社公开所表示者，他过去做的是错的，此次做的是对的。他的战犯罪我们已经公开宣布赦免，断不会再有不利于他的行动。他不应当搞什么中间路线，应和我们靠拢，不要发表不三不四的通电，应发表站在人民方面即我们方面说话的通电。如果他暂时不愿发这样的通电，也可以，等一等想一想再讲。以上态度应向傅本人及傅左右公开明确反复说明，特别是对邓宝珊、周北峰、王克俊、阎又文诸人你们要多做工作。目前留傅住在北平（城内或城外）对改编傅部和争取太原、武汉、南京、上海的局部和平解决都有必要，目前不要让他飞到绥远去。将来他去绥远或他处都是可以的。入城后，请林彪和傅、邓见面扯开谈一次。（二）南京公布有南京地方人民代表团八人一日飞平，不久并有上海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陈光甫、冷御秋五人代表团来北平，据说他们是得李宗仁同意，从事沪宁局部和平试探工作的。你们不要拒绝他们来平。他们到平后，你们应有礼貌地招待他们，探明来意，报告中央。”

同日　上午十时，人民解放军在北平隆重举行入城式。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彭真、叶剑英并告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电：“北平电信局无线电台目前若干天内，可听其照旧与京、沪等地保持联络，但应派出军事代表前往监督，并防止其逃匿器材”。“飞机场应立即控制于我手中，对民航机暂时可在我方同意的条件下，有限制地降落”。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华东、华中、华北、中原、东北各中央局调集干部，集训待命，准备随军渡江南进。

2月5日　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发表关于和平条件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的声明。这个声明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电，指出：“依整个形势看，武汉、京、沪、长沙、南昌、杭州、福州、广州均有按照北平方式解决的可能。虽然仍有再打几仗的可能，但是各地逐一和平解决的可能是很大的，太原亦有此种可能性。因此争取傅作义站在我们方面有十分必要。”“太原如能照北平样和平解决，阎锡山又能作上述傅作义那样的表示，我们亦可照待遇傅作义那样待遇他。”“只要李、白能站在有利于人民事业的一方面，依照北平办法解决京、沪、汉等处问题，我们即会以对待傅的态度对待他们。”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彭真、叶剑英、徐冰[29]电，同意让刘仲华回南京一次。并指出：“上海五代表及李之私人代表如果不是为着进行和平攻势，而是真想用和平方法解决京、沪、汉问题（全国问题谈不到），则我们可以许其来平和我方地方人员（北平市长）试谈一次；如果是为着美蒋利益欲来进行所谓和平攻势，则无来平之必要，即使来了，我们亦必尖锐地揭露之。此点请叶明确地告诉刘仲华，叫他回去通知李、白及上海、南京、武汉想来谈和者。”

2月7日　以中共发言人名义发表关于甘介侯[30]声明的谈话，指出：据国民党政府中央社五日上海电称，“甘介侯声明颜惠庆、章士钊等六人组织之和平代表团，将于二三日内飞往北平”。“中共发言人声明：如果上海颜惠庆、章士钊诸先生是以私人资格前往北平参观，并于国事有所商谈，则北平市长叶剑英将军准备予以接待。如果照甘介侯声明‘代表团之唯一任务为从事敲门，敦促中共迅速指派和谈代表，并决定和谈之时间、地点，以便政府代表团前往开始和平商谈’，则中共早已声明，和平谈判的准备工作尚未做好，目前无从谈起，我们对于任何方面的人暂时均不准备接待。”

2月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邓小平、陈毅并粟裕、谭震林，华东局，华中工委，中原局并告林彪、罗荣桓电，指出：“你们加紧整训，准备提前一个月出动，甚好。望照此去做，不要放松。但在实际上，三月仍需整训，并需着重学习政策，准备接收并管理大城市。今后将一反过去二十年先乡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的方式。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这个电报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把军队变为工作队》。

2月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并告林彪、罗荣桓电，指出：“林罗军决在平津地区休整至三月底为止。在此期内，须改编与溶化二十万傅作义军，修复津浦路津济段及平汉路郾城驻马店段，并夺取太原。四月上旬你们开始渡江行动时，林、罗即由铁路先运两个军至三个军共约十二万至十八万人直达信阳，夺取信阳、孝感之线，威胁汉口，使武汉方面之敌不敢轻动。林罗主力，亦于该时步行南下。”

2月1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彭真、叶剑英并告林彪、聂荣臻电，指出：“你们对南京代表团[31]所取态度是适当的。”“你们可向桂系有关的代表暗示，只要桂系今后行动是站在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及能达成真正持久和平之目的，我们是不会拒绝他们的。”“你们应对代表们表示，对于天津、上海恢复通船、通邮及商业联系感到兴趣，如果他们在此点上能起某些作用，我们是欢迎的。”“代表们所谓另立新中央，不如利用和谈占有国际已经承认的旧中央，运用旧中央权力实行对蒋系讨伐等语，是真正代表美国和桂系的意见，在这些方面你们不要表示态度。”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潘汉年电：“你可以和左恭、钟天心[32]见面，告诉左、钟，战争罪犯只有蒋介石及其死党中那些罪孽深重的人们不能赦免，其他各人包括孙科、薛岳、余汉谋、张发奎等在内，只要他们在将来某种紧急时机能够站在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愿受中共领导，则他们过去的罪恶行为可能取得人民的谅解而予以赦免，并给以新的出路。你应乘此时机抓紧对孙科、薛岳、余汉谋等人的工作。”

同日　阅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潘自力[33]关于部队学习情况的报告，其中反映部队营连干部中地理知识很差，须加强地理常识的教育。毛泽东就此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徐向前、周士第电，指出：“关于地理常识的教育极为重要。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制印长江以南及西北、西南的简明地图一张，图上有大的河流、山脉，有省界，有大城市及中等城市的名称。在省名及大城市名的旁边注明该省该市的人口总数。在各野战军自己担任占领和工作的区域内，标注重要县镇的名称。图幅不要太大，以纵横一公尺左右为适宜。除发给营部以上各级机关每处一张外，如能每个连队有一张，使一切识字的连排长及战士都能阅看，则极为有益。我们认为，此种地图常识的教育，将使指战员们增加勇气和对于任务的明确性。望酌量办理为要。”

2月11日　收到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二月九日电[34]后，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陈、邓，饶漱石、康生、曾希圣[35]，粟裕、谭震林并告林彪、聂荣臻电，指出：“同意你们三月半出动，三月底开始渡江作战的计划，望你们按此时间准备一切。”饶、康、曾到后即开一次华东局会议，依据上述计划及中央二月八日电方针部署一切。“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赓[36]四同志参加华东局为委员。”“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三月，中央决定邓小平为华东局第一书记。

2月12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并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华东局，中原局，华北局电：“为配合华东、中原两野战军三月半出动三月底渡江之行动，决定林、罗先出两个军约十二万人左右，于三月二十日以前到达郾城、信阳间地区，于三月底夺信阳、武胜关，四月十五日以前夺取花园、孝感地区，迫近汉口，休整待命，钳制白崇禧部不敢向南京增援，以利刘、陈、邓夺取南京。为执行上述任务，该两军应于二月十八日以前完成出发准备，二月十九日由平津线出发。”鉴于津浦、陇海路运输能力很弱，十五日中央军委电告林、罗、聂，两军应即决定全部步行南下。十六日，根据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建议，中央军委同意将两军出发时间推迟至二十五日。

2月13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天津市委，总前委并告北平市委电，指出：据天津市委一月二十八日报告，此次我军进入天津后，连续发生汽车撞死市民事件，死六人伤一人，给市民影响很坏。我们意见除严格训练汽车司机外，对于受害市民，天津市委应以林、罗名义予以抚恤，并对肇事人员给以应得之处分，所有抚恤及处分经过，应使天津市民知道。

同日　关于部队因胜利而出现轻敌等思想偏向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复邓小平、陈毅并告饶漱石、康生、曾山，粟裕、谭震林电：“二月六日报告收到，极好，即转发各处研究，指导所属纠正同类偏向。我们欢迎此种分析党内思想动向的报告。”“不要轻敌一点，甚为重要。我们说国民党基本上已被打倒，以后可能没有像辽西[37]、淮海那样规模的大作战了，绝不应当被引导到轻敌思想。敌人还是要挣扎的，我们还要打仗，不过往后的作战可能没有像辽西、淮海每次歼敌五六十万那样大的规模和局部和平解决的可能性业已增加罢了。”

同日　和周恩来致电全国轮船业联合会理事长杜月笙、上海市轮船业公会理事长魏文瀚，答复他们二月七日关于拟派船行驶华北并派人前来接洽事的来电，指出：“恢复华北、上海间航运，以利生产之发展，极为必要。大上海、唐山两轮北驶，并派员至华北接洽，极表欢迎。此间已嘱北平叶剑英市长、天津黄敬市长准备接待。英商太古公司湖南号驶抵塘沽，系属临时性质，并非事前洽定。所谓华中、华南中国船舶开往华北口岸，将不许其驶返原地，纯系报纸造谣，流言止于智者，先生等不应置信。”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天津市委并转唐山市委并告总前委，华北局，北平市委电，指出：杜月笙、魏文瀚致电毛、周称，拟派船行驶华北并派员接洽，同时与开滦矿局洽妥以煤十万吨南运俾交换面粉三十万吨，由大上海、唐山两轮往返分运，并随带邮件。另据中央社十一日电称，魏文瀚等此次随大上海轮北上，洽商华北通航事宜。电报还指出：“恢复华北、上海间船运极为重要，大上海轮到后你们应妥为办理这批生意，对魏文瀚等来访应予接待，并与洽商恢复船运事宜。”

2月14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对邵力子、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等谈话方针问题给叶剑英并告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彭真、董必武、薄一波的电报稿。电文指出：邵力子等到平后，“招待要周到，谈话要恳切。谈话以叶剑英负主责。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等四人都应和他们见面”。“如他们愿意和北平民主人士谈话，你们应允许和介绍。”“傅作义、邓宝珊和他们见面，应允许。如他们想单独谈，不愿我们的人参加，我们亦可不参加。”“如他们要求到石家庄和中央的人见面商谈，你们应允许转达中央请示”。“谈话时应强调八条[38]，特别是第一条。”在电报稿的末尾，毛泽东加写一段话：“对南北通船、通航、通邮、通电四事，你们应表示关切。津、沪通船现已开始，北平通电未停，天津亦可恢复通电，平、津民航及通邮，均可考虑恢复。估计彼等对此四事，必感兴趣。”本日下午，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黄启汉等自上海经青岛飞抵北平。

2月15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关于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的评论。评论指出：“国民党反动派从今年一月一日开始搬起的一块名叫‘和平攻势’的石头，原想用来打击中国人民的，现在是打在他们自己的脚上了。”虽然国民党已经没有一个“全面”的“政府”，“但是国民党死硬派却在反对局部和平而要求所谓‘全面和平’，其目的就是取消和平，妄想再战；他们深怕局部和平的活动蔓延起来，至于不可收拾。”这个评论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彭真、叶剑英并告总前委，天津市委，华北局并发各中央局、各前委电，指出：“为了（一）恢复南北商业联系，发展生产；（二）使南方各大城市资产阶级了解我党政策措施，便利我们在占领南方各大城市时孤立国民党，顺利地接收、管理和发展各大城市的生产；（三）使轮船、飞机、邮政、电报从国民党手中转入我们手中等项目的，我们对于不论何种轮船业、民航公司（中航、央航），都应当允许其先在平、津、秦皇岛恢复通航。北平电讯局未停，天津电讯局亦应准备恢复通电。平、津与南方邮务交通亦应恢复。银行、钱庄、邮局及商家的汇兑，亦应恢复。在通船、通航、通邮、通电、通汇之后，我们的检查，不可过严。”“你们对于南北通船、通航、通邮、通电、通汇诸事，应当看作一件大事去做，而不应当采取消极态度”。

同日　关于改编傅作义部队的方案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电，指出：“八日及十四日十五时两电[39]均悉。（一）同意你们对傅部彻底处理的方案；（二）为接收九十二军、十六军及十三军八十九师之目的，华北两兵团可以推迟至本月底或下月初执行太原作战任务”。

2月16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关于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的评论。评论针对国民党死硬派所谓“政府与其无条件投降，不如作战到底”之类的叫嚷，指出：“这些口口声声‘以拯救人民为前提’的人们，在自己‘呼吁和平’几个星期之后，又不再是‘呼吁和平’，而是呼吁战争了。”国民党死硬派“坚决地反对人民，站在人民的头上横行霸道，因而把自己孤立在宝塔的尖顶上，而且至死也不悔悟”。“一小撮死硬派不要几天就会从宝塔尖上跌下去，一个人民的中国就要出现了”。这个评论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对国民党军官的处理方针给叶剑英、彭真并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粟裕、谭震林，徐向前、周士第，各中央局的电报。电报指出：（一）首先注意吸收在军事上有较高的学识，可在我军事教育岗位上服务，且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政治上真正愿向我靠拢者，应加以适当教育，分配适当工作。经过我们考查后确合上述条件者，即应先送军校训练而不应给以参议头衔。只有某些极少数的高级军人而又确实向我靠拢者，才可给以市政府参议名义，方不致借势欺人，给人民以极坏影响。（二）确有专门的军事技术为我军建设上所必须者，即使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名望，只要政治上不是反动分子，即应吸收他们参加工作。但亦先集中各地军校经过一定时期的政治教育，然后再分配工作。（三）既无真正学识，又无专门技术，但在政治上可能向我靠拢而又可能加以改造者，应吸收到军校或其他学习机关加以政治训练，视其结果分别给以适宜的工作出路。（四）反动的和腐化的军官们，应由人民政府发动社会群众加以监视，和监视国民党文职反动腐化分子一样，用社会力量在长时期内加以强迫改造和强迫就业。

2月18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评国民党对于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驳斥国民党所谓“中共应负破坏和平之责任”的谬论。这篇社论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薄一波、董必武，彭真、叶剑英电，指出：“（一）如果四人[40]问及李济深时，可告诉他们，李等民主人士不日要来北平。并劝四人多住几天，待李等到了，大家谈谈。（二）我们的政策是要拉拢李、白、张、邵[41]及上海资产阶级（颜惠庆、杜月笙等为代表），打击国民党死硬派，便利我们向南进军。但李宗仁在上任后的和平吹嘘和一月二十日以前蒋介石及CC系的和平攻势并无区别，故我们必须揭露和回击。此种和平攻势，今后还是一样，不管什么人，只要他是在作和平攻势，我们必须回击并粉碎之。但最近时期李、白等人的态度好了一点，我们亦可以考虑对他们缓和一点。但必要的批评还是不可少的，李、白还是应当列在战犯名单之内。一则因为桂系是坚决地参加了内战的，不列李、白显得不公道；二则列了李、白并不有碍和谈，不列李、白则李、白反不便于应付蒋党。”

2月2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叶剑英并告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彭真电：请告颜、邵、章、江，毛主席欢迎他们来谈，时间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本日，又为中央起草致叶剑英电：欢迎傅作义、邓宝珊和颜、邵、章、江一道来此一谈，请问傅、邓是否同意，如愿来时，亦如颜、邵等一样，不要带任何随从，并要对谈话地点保守秘密。根据这一安排，傅作义、邓宝珊、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于二十二日飞抵石家庄，并随即乘车前往中共中央驻地平山县西柏坡。

2月2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电，指出：关于傅作义、邓宝珊的工作问题，待他们来中央谈过后再考虑。关于过去同傅作义所订协定，请你们抄录一份完全的，字斟句酌，发表出去对内对外均无不良影响者，并交傅、邓看过，得其同意，然后发来中央审阅发表。至于傅自己的通电，我们希望他好好写一个，要有自我批评，要表示反对美帝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中共政策，愿受中共领导，如傅能发此通电，对于教育傅部及对全国均将有好影响。

2月22日　和周恩来在西柏坡会见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对和平谈判及南北通航、通邮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

同日　和周恩来在西柏坡会见傅作义、邓宝珊。毛泽东同傅作义见面时，握着他的手说：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谈到对傅作义部原有人员的政策时说，我俘虏你的人员，都给你放回去。你可以接见他们。我们准备把他们都送到绥远去。傅作义说：给我？我怎么处理呢？还要送到绥远去，为什么呢？毛泽东说：国民党不是一贯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他们到了绥远，可以现身说法，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搜腰包，二不侮辱人格；可以帮助在绥远的人学习学习，提高认识嘛。这些人我们以后还要用哩！谈到绥远问题，毛泽东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们的起义。最后，毛泽东问：傅将军，你愿意做什么工作？傅说：我想，我不能在军队里工作了，最好让我回到河套一带去做点水利建设方面的工作。毛泽东说，你对水利工作感兴趣吗？那河套水利工作面太小了，将来你可以当水利部长嘛，那不是更能发挥作用吗？军队工作你还可以管，我看你还是很有才干的。傅作义对这次谈话感到鼓励。

2月23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张宗逊、甘泗淇、阎揆要[42]电，同意第一野战军发起春季攻势的作战计划，以抑留胡宗南集团不使东调宁沪。第一野战军的春季攻势于二月二十日发起，三月十九日结束，先后攻占了大荔、蒲城、耀县、富平、淳化等县城及其广大地区，歼灭胡宗南集团七千人。

2月24日　同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举行非正式的谈判，达成八点秘密协定，这个协定只交给李宗仁。协定全文是：“一、谈判以中共与南京政府各派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二、谈判方式取绝对秘密及速议速决。三、谈判以中共一月十四日声明及所提八条为基础，一经成立协议立即开始执行。其中有些部分须待联合政府办理者，在联合政府成立后执行之。四、谈判协议发表后，南京政府团结力量与中共共同克服可能发生之困难。五、迅速召集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六、南京政府参加新政协及参加联合政府之人选，由中共（包括民主人士）与南京政府商定之。七、南方工商业按照原来环境，依据中共城市政策，充分保障实施。八、有步骤地解决土地问题，一般先进行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上述秘密协定达成后，本日，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和傅作义、邓宝珊返回北平。

2月26日　函告周恩来：“少奇修改《政策汇编》（似可用此四字为书名），请印数十份，作为清样，发给二中[43]诸同志。正式出书，可在二中后一二星期内”。

2月27日　关于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起义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华东军区电：你们对重庆号的处置是适当的。“只要有可能就要争取邓兆祥、陆荣一[44]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以利争取国民党海军全部归顺过来。”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罗荣桓电：“请你对动员学生参军一事加以适当注意，告诉进行此事的机关不要操之过急，绝不要直接去各学校动员，引起误会。华大[45]现允先拨三千人，已很好，如不足七千人，暂时少一点也不要紧。湘、鄂、赣三省有广大的学生可以参军。”

2月2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薄一波，杨成武，钟赤兵电，指出：“（一）在我主力南征取得伟大胜利的情况之下，帝国主义者及国民党有向我后方袭击扰乱之可能。（二）你们有保卫秦皇岛、塘沽两处海口，准备击退敌军可能进攻的任务。（三）第二十兵团除留一个军位于大同区域以外，杨李兵团[46]部率主力两个军即开秦皇岛、塘沽两处布防，钟苏特纵[47]亦开该两处布防。在杨、钟两部未到以前，聂、薄迅即令秦、塘附近守备部队，首先部署对海上的防御，如有敌军偷袭应坚决击退之。（四）请荣臻、成武、赤兵、苏进四同志，即来军委面谈部署问题。”

3月3日　晨二时，函告周恩来，请即将六次大会的政治决议案铅印若干份发给参加二中全会各同志，作为讨论经济政策问题的参考。

3月4日　将华东军区关于敌机空袭重庆号巡洋舰的电报转发东北局，并作批示：请东北局立即通知驻葫芦岛部队准备迎接重庆号及应付空袭。重庆号三月三日驶离烟台港，三月四日到达葫芦岛。三月十七日至十九日，美蒋反动派连续派飞机到葫芦岛上空对该舰进行轰炸，二十日该舰被炸沉。

3月5日—13日　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3月5日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报告。报告提出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指出在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今后解决剩下的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说明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报告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着重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报告估计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报告指出：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报告告诫全党，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这个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

3月8日　根据兼任东北航校校长的刘亚楼建议，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彭德怀、董必武、林伯渠、贺龙、陈毅、邓小平等约见东北航校副校长常乾坤和副政治委员王弼，听取他们关于培养航空技术人才情况的汇报，酝酿创建人民空军。毛泽东等在听取汇报过程中，不断插话询问学员来源、训练水平、装备数量、飞机性能、教学能力、保障条件等情况。当常乾坤谈到航校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已培养出飞行、领航、通信、机械等各类技术人员五百多名时，毛泽东连连称赞。十七日，中央军委根据常乾坤、王弼的建议和当时形势任务的需要，决定成立军委航空局，负责领导中国人民的航空事业。三十日，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军委航空局局长、王弼为政治委员。

3月10日　复电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沈钧儒、章伯钧：“贵盟中委在平设立临时总部，并举两先生为贵盟总部主持人，愿与敝党保持密切合作，无任欢迎。兹托李维汉、齐燕铭[48]两同志先行至平接洽，有事请与磋商为盼。”

3月13日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结束时作总结讲话。讲话总结了党的七大以来中央、地方和军队的工作及经验，阐述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俄国十月革命同中国革命的关系，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十二条等。他说：凡是自己没有弄清楚或自己不懂的，都要先问下级。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请教，然后再下命令。这不会影响自己的威信，而只会增加自己的威信。下面正确的意见，必须听，并且照它做。中央领导的正确，就是综合了各地供给的材料、报告和正确的意见。如果各地不来材料，不提意见，中央就很难正确地发号施令。对下面来的错误意见也要听，根本不听是不对的；不过听了而不照它做，并且要给以批评。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提法较好，应该这样提，而不应该像王明同志的提法，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应用和发展”，这种提法不妥当。我们不要忙于想宽了，要先把中国的事情做好。现在，应该在全国和全世界善于宣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政治经济学等等。不要把毛泽东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根据过去的经验，要学习十二本干部必读的书[49]，如果在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关于十月革命同中国革命的关系，他说：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人类第一个最伟大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德、意、日帝国主义是第二个最伟大的胜利，中国革命是第三个最伟大的胜利。历史的次序也是如此。不能设想没有十月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而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关于中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他说：“毕其功于一役”，我是在流血的革命这一点上说的，就是说，流血的革命只有这一次，将来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那一次不用流血了，而可能和平解决。但这只是可能，将来是否不流血，还要看我们工作的努力。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至于说“政治上、经济上都毕其功于一役”，那是不能这样说的，王明同志这样说，那就错了。这个讲话的关于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这部分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军旗的决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地，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

3月1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太原前线司令部副司令员周士第、副政治委员罗瑞卿电：“同意仍按原计划十九兵团在榆次以西、以南地区集结，二十兵团在太原东北东西黄水[50]地区集结”。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华野、中野两军决于四月十日渡江，向着湖口、芜湖、南京、镇江、上海之线及其以南地区国民党军六十个师举行攻击。”“东野所负攻击武汉及湘、鄂、赣三省国民党军之任务业已确定，你们的两个军亦早于丑有[51]出发，你们主力应于四月一日以前完成出发准备，于四月一日至四月十五日的半个月内，全军出发完毕，争取于五月三十一日全军到达南阳、信阳、固始之线及其以南地区，完成兵力展开任务。”

3月1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陈毅、饶漱石、邓小平，粟裕、谭震林、张震[52]电：“是否攻占两浦[53]，要待谈判接触数天才能决定。如谈判有成功希望，则不要攻占两浦，以利和平地解决接收南京问题。如谈判没有成功希望，则看军事上是否有必要攻占两浦。如攻占两浦为渡江作战所必须，则攻占之；如无此种必须，则可置之不理。”决定四月一日为南京代表到达北平并开始谈判之日期，大约在四月五日以前即可判明谈判有无希望。“你们大概可以在四月六日左右实行夺取北岸据点（不一定包括两浦）之作战，四月十日实行渡江。”

3月20日　对陈毅、谭震林建议推迟渡江作战时间问题[54]，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陈、谭电：“我们不知道攻占两浦是否为渡江战斗所必要，请即查告。据我们想，似乎无此必要。如果无此必要，则除以一个兵团仍对两浦监视待命行动外，其他兵团可以提早于四月二日（南京代表到达北平之第二日）开始攻占北岸据点，至四月五日或六日完成此项任务。再以一周时间开辟港口并布置船只。如此，则全军可于四月十三日或十四日可以开始渡江，这样对于谈判有利。”本日，陈毅、谭震林复电中央军委：据我们返部两日内的了解，四月十三日开始渡江作战是可以的。对于两浦，只以一部兵力钳制即可。浦口攻占与否对整个渡江作战无重大关系。

同日　收到刘伯承、邓小平三月十九日建议改变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行动部署致中共中央军委电后，为中央军委起草致萧劲光、陈伯钧、解方、潘朔端[55]，刘伯承、邓小平、李达[56]并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出：“东野先头两个军的任务是协同桐柏、江汉、鄂豫三军区力量钳制白崇禧部，使白部不能向东增援妨碍我中野、华野之渡江。因此决定：（一）萧、陈、解、潘所部应即依照刘、邓皓辰[57]电改变部署，不要绕道太远，而要直迫信阳，沿铁路分两路并行南下，直接威胁并打击白部，并力求迅速行进。（二）萧、陈、解、潘受刘、邓指挥，一切依刘、邓意旨行动。”

3月2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原局电：李宗仁、白崇禧的代表刘仲容十六日到汉口，与白崇禧大约需有几天商量，约定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日到驻马店，请你们迅即命令卢声涛科长速往驻马店迎候。刘仲容到时，立即派妥人陪同乘车经徐州、济南、天津至北平市政府叶剑英市长处，愈快愈好，不要去石家庄。

3月23日　和周恩来乘汽车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出发时，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笑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当晚，住河北唐县淑闾村。二十四日，中午到达冀中区党委所在地保定。在省委机关午餐后，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听取冀中区党委书记林铁的汇报。下午到达涿县，听取专程从北平赶来的叶剑英、滕代远关于进入北平的安排的汇报。二十四日深夜在涿县换乘火车，二十五日凌晨到达北平清华园车站，改乘汽车至颐和园。下午五时，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等在北平西苑机场同前来欢迎的各界代表及民主人士一千多人见面，并乘车检阅部队，随后进驻香山双清别墅。中共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也于二十五日迁入北平。

3月24日　和朱德复电原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舰长邓兆祥及全体官兵，对他们的英勇的起义表示嘉勉。复电说：“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的空军虽然炸毁了重庆号，但是这只能增加你们的起义的光辉，只能增加全中国爱国人民、爱国的海军人员和国民党陆军、空军人员的爱国分子的愤恨，使他们更加明了你们所走的道路乃是爱国的国民党军事人员所应当走的唯一道路。”“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强大的国防，除了陆军，还必须建设自己的空军和海军，而你们就将是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

同日　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毛泽东为大会题词：“为增加生产，为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

同日　听说当地（保定）将举行中共中央进入北平的庆祝大会，认为不妥，嘱周恩来电告华北局，望速停止北平及各地的庆祝活动。

3月26日　中共中央将关于举行和平谈判事宜通知南京国民党政府：（一）谈判开始时间：四月一日。（二）谈判地点：北平。（三）派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以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的声明及其所提八项条件为双方谈判的基础。四月一日，加派聂荣臻为代表。

3月2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电：“宥申电[58]悉。同意你们十五日发起渡江战斗及对北岸敌人的处置。”

3月2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电：为统一称号起见，你们的军委分会改称为前委（其全称为第四野战军前线委员会）。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电：“同意你们主力于四月十一日开始出动，但须争取于五月三十一日到达南阳、信阳、固始之线及其以南地区，于六月三十日以前到达沿江北岸并相机攻占汉口、汉阳及江北各敌人据点，完成渡江准备任务，待命于七月上旬渡江。”

3月2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电：同意你们推迟至四月十五日渡江。已定四月一日为我们和国民党开始谈判时间，四月十日左右结束，谈判成败要到那时才能清楚。

3月3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及萧劲光、陈伯钧电，指出：“（一）白崇禧的代表（刘仲容）今日到北平，我们决定联合李、白反对蒋党，李、白对此计划已有初步认识，尚待我们深入工作。（二）决定要白让出花园以北地区，我军到信阳、武胜关附近时，如守敌南撤，则不要攻击或追击，让其退至花园及其以南，孝感、黄陂、黄安、阳逻、黄冈等地亦暂时不要去占，待东北主力到达后，再通知白崇禧连同汉口、汉阳等地一齐有秩序地让给我们。（三）麻城、浠水、黄梅、广济、太湖、安庆等处敌军分布情形如何，请刘、陈、邓即查告。这些地方的敌军一般应坚决歼灭之，扫清渡江障碍。惟麻城、浠水两处之敌，如不妨碍陈赓的进路，亦可以暂置不打，待后交涉要白让出。”

3月31日　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董必武等在香山接见并宴请第四野战军师以上干部。毛泽东对他们说，在两年半的解放战争过程中，我们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主要军事力量和一切精锐师团。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了。我们三路大军浩浩荡荡就要下江南了，声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同志们，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

4月1日　由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同本日到达北平的由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组成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开始举行和平谈判。

4月2日　复电傅作义：“四月一日通电读悉。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反革命内战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数年来中国人民由于这种反革命内战所受的浩大灾难，这个政府必须负责。但是执行这个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文武官员，只要他们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不问何人，我们均表欢迎。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贵将军与有劳绩。贵将军复愿于今后站在人民方面，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这是应当欢迎的。”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并告邓小平、饶漱石、陈毅电：“南京代表团本日到北平，提到李、白意见，要求我军勿攻安庆，驻安庆桂军可以撤退等语。我们认为不要攻安庆，让安庆守军向武汉撤退，如何？速告。”本日，刘伯承、张际春复电表示：“我们确定不攻安庆，最好让该城守军提早撤退，更利于渡江作战”。

4月3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总前委电，同意《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59]。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电：同意来电所述太原作战方案[60]；“同时请你们注意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如有接洽机会应利用之。”

4月4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社论指出：“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这篇社论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萧劲光、陈伯钧、唐天际、解沛然（解方）、潘朔端并刘伯承、张际春、李达，中原局，邓小平、饶漱石、陈毅电：“我们已和白崇禧代表刘仲容商定，黄冈、阳逻、仓子埠[61]、黄陂、花园、孝感、汉川、蔡甸、黄陵矶之线及其以南地区，我军暂不进占，使武汉不感震动，大商巨绅不致逃跑，将来我军进占该线及武汉地区时用和平接收办法，免遭破坏。”“其余宜昌至武穴线上长江北岸要地，凡我军已占者照旧，凡我军未占者一律暂不进占，以利和平接收。”“李宗仁代表黄启汉昨（江）日由北平返南京，除传达上项意旨外，并传达我方允许安庆方面桂军向南京或向武汉撤退。请刘、张、李即作准其撤退之部署，并令前线派人与守军试行联络。”“总之，我方对反蒋方针开始着手采取具体步骤，由敌对关系改变为交朋友关系，对张轸亦是如此。”

4月5日　函告周恩来：陈赓兵团四月五日由麻城出发，经浠水、广济、黄梅，向宿松、望江前进，限四月十五日以前到达。“请再告刘仲容不要忘记到南京后，叫李宗仁速即告白崇禧，将上述各地及安庆守军火速撤退，愈快愈好，至迟不得超过四月十日，否则守军将被歼灭。”

同日　起草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李涛复白崇禧电：“（一）支[62]电敬悉。（二）刘仲容先生本日由平飞南京，并转汉口，向李、白二先生转达敝方各项意见。（三）我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参谋部部长），因为贵方代表现不在此，而许多事项又需及时通知贵方，以利合作，奉毛主席命直接和先生通讯，倘荷同意，深以为幸。（四）支电所述立场系就贵方利益而言，但就人民利益而言，在贵方全部接受八项和平条件并经双方协力在全国范围内完全实现这些条件的时间内，要求人民解放军停止前进是不合理的，因此是不可能的。白先生历次公开言论，我们均不能同意。（五）但是为着和李、白二先生建立合作关系之目的，敝方愿意立即实行下列各项处置：（甲）安庆及其以西直至黄冈（不含）之贵方部队，请迅即撤退，并限四月十日以前撤退完毕。（乙）黄冈、团风、仓子埠、黄陂、花园、孝感、汉川、蔡甸、黄陵矶一线及其以南地区，包括汉口在内，暂由贵部驻防，维持秩序。该线以北以东各地之贵部，望即向该线撤退。所有撤防各地，不得破坏。该线以西各地，暂维现状。（丙）整个华中问题的处置，听候双方代表团谈判解决。（丁）请通知安庆及花园等处贵部负责人员，如遇敝方前线将领派员出来联络，请予接洽，勿生误会。并希各该贵部派员至敝军前线司令部取联络。（戊）以上各点敝方业已通知各该地军事首长遵办，希望白先生亦通知贵部照办，并盼见复。”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63]、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电：“阎锡山已离太原，李宗仁愿出面交涉和平解决太原问题，我们已告李宗仁代表（本日由平去宁），允许和平解决，重要反动分子许其乘飞机出走，其余照北平方式解决”。“你们应即派人进城，试行接洽，求得于十五日前谈妥。”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邓小平、饶漱石、陈毅，刘伯承、张际春、李达，中原局，萧劲光、陈伯钧并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通报我方同李宗仁、白崇禧关于驻守在长江北岸自安庆至宜昌各段的桂系军队撤退问题的交涉情况。要求我方代表同桂系守军联络时切勿使蒋系守军知道。并且指示：“中原局应设法派人秘密至武汉方面与地方绅士及资本家联络，散布和平空气，稳定他们不要逃跑。华东局对江南各地如有门路亦应如此办理。”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邓小平、饶漱石、陈毅电，转去卫立煌二月二十日给朱德的信。信中说：弟自沈阳南旋，行动不克自由，谅早洞悉。惟念老母现年八十有五，弱弟奄涛，率同子侄数十人，在肥侍养。兹值解放大军到达，望电知军政领袖，加意维护，免受惊恐。电报指示：“望转合肥县政府对卫立煌家属予以保护为盼。”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贺龙、习仲勋、李井泉[64]电，同意释放廖昂[65]。

4月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邓小平、饶漱石、陈毅电，指出：“上海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黄炎培、章乃器、盛丕华、包达三、张伯、施复亮等已到北平，表示向我们靠拢。他们是上海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我们认为，接收及管理上海如果没有自由资产阶级的帮助，可能发生很大的困难，很难对付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及国民党的强大的联合势力，很难使这些敌对势力处于孤立。这件事，你们现在就应开始注意。因此，请你们考虑，是否有必要在没有占领上海以前，即吸收他们参加某些工作。而在占领上海以后，则吸引更多的这类人物参加工作。”“不但上海如此，整个京、沪、杭区域都应注意此点。”

4月8日　上午，同周恩来在香山会见张治中，就谈判中有关事宜进行长谈。毛泽东说，为了减少南京代表团的困难，可以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的名字，对南京代表团的处境和困难，也表示谅解。并说，和谈方案先由中共方面草拟，拿出方案后正式谈判就容易了。将来签字，如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童冠贤[66]等都来参加则更好。谈话后，毛泽东邀请张治中共进午餐，张因得知毛、周昨夜通宵未眠，辞谢而归。从本日起，毛泽东还分别约见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卢郁文[67]谈话。

同日　复电李宗仁：“卯阳电[68]悉。中国共产党对时局主张，具见本年一月十四日声明。贵方既然同意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本日与张文白[69]先生晤谈时，即曾以此意告之。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标而奋斗。”

4月1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并告总前委电：顷接白崇禧方面来电称，“关于安庆撤退事，暂有困难。因自该地发生战事以来，国防部曾令坚守待援，该地辖京沪区指挥，敝方不便擅令守军撤退。拟请贵方允许，暂留该地勿攻，敝方亦不出击，以待和谈解决”。电报指出：“安庆既属国防部管辖，白崇禧自不便令撤，请令前线停止对安庆的攻击，以待和谈解决。如安庆畏我派人接洽动摇其军心，你们亦不必派人去联络，彼此暂维现状为要。”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粟裕电：“我们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有进展，可能签订一个全面和平协定。签字时间大约在卯删[70]左右，如果此项协定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变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关于江水情况如何，推迟渡江时间有何不利，望即告[71]，以便决策。”

4月11日　晨五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总前委并告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指出：“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十五日渡江推迟至二十二日渡江，此点请即下达命令。”

同日　关于攻击太原时间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并告彭德怀电：“（一）我们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进行了十一天，颇有进展。如南京方面同意，可能于十五日或十六日签字，但破裂的可能仍然存在。（二）请将攻击太原的时间推迟至二十二日。那时，如能签订和平协定，则太原即可用和平方法解决；如和谈破裂或签订后反悔不执行，则用战斗方法解决，对我亦无多大损失。”

4月13日　晨，关于国共代表团和平谈判进入正式阶段问题，致信周恩来。信中指出：“今日下午双方代表团应举行一次正式会议。在此会议上，宣布从今（十三）日起，结束非正式谈判阶段，进入正式谈判阶段，其时间为十三日至十七日，共五天。在此会议上，大略解释协定草案的要点，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另向张治中表示，四月十七日必须决定问题。十八日以后，不论谈判成败，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他们派回南京的人，十四日上午去，十五日下午必须回来。南京四要员（李、于、居、童，不要张群[72]）如愿来平，十五日至迟十六日必须到达，十七日必须举行签字式。”“应争取南京代表团六人都同意签字。如果李、何、白不愿签字，只要他们自己愿签，亦可签字。签字后他们不能回去，叫他们全体留平。如他们因南京不同意签字而不敢签，并有些人要回去，则必须争取张、邵、章[73]三代表及四个顾问[74]留在北平。”“今天晚上应举行各党派代表人物（十人）的会议一次”。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本日晨周恩来即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提交国民党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并通知当晚九时开始正式会谈。

同日　为新华社写国共和谈进入正式谈判阶段的新闻稿，宣布：“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就八项基础的和平条件举行的谈判，已达十二天。在此十二天中，双方就各项问题非正式地交换意见。从本日起，进入正式谈判阶段。”晚上，国共和谈代表团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作《国内和平协定草案》的说明，并表明了对这个草案所持的原则；国民党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表示愿意就中共所提草案再加研究，并将提出修正案。

4月14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并告第二、第三野战军电：“昨（十三）日起谈判已至正式阶段，我方协定草案已交张治中代表团，并由双方代表团开了一次正式会议。张治中等表示原则上接受我方草案，仅在个别问题上有意见。惟南京李、何、白、顾[75]等是否能拒绝美蒋干涉（此种干涉现已加紧）愿意接受，则尚无把握。我们现要李、何、于右任、居正、童冠贤等五人来北平共商。如彼等不来，则由张治中派人回南京征求意见。如南京根本拒绝不愿签字，则争取张治中代表团签字，然后由我军渡江，威迫南京批准。如南京因受美蒋胁迫不敢批准，并逃往桂林，则将协定公布，号召一切国民党主和派分子（单南京立法院即有一百多个立法委员认为无论如何要和，并谓非共军渡江不能解决问题）拥护协定的执行。万一连张治中也不敢签字，则其曲在彼，我方可将协定草案公布，争取人民及国民党中主和分子及爱国分子的同情，对我军南进，甚为有利。”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为着准备渡江的直接行动，为着给南京一个打击，促使他们接受我们的条件起见，请你们准备于卯哿（四月二十日）攻占从安庆至南通一线除安庆及两浦（浦口、浦镇）两点以外的一切你们所需要攻占的北岸（不是南岸）敌人据点及江心洲（包括扬中县）。接电后请速即部署，以便于卯哿一举攻占。而在卯哿以前则保持平静，一声不响。”

4月15日　晨五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一）和平谈判决以四月二十日（卯哿）为限期，本（十五）日即向南京代表团宣布，彼方是否签字，必须在该日以前决定态度，该日以后我军即须渡江。（二）和平协定草案最后修正稿本（十五）日交付南京代表团，彼方明（十六）日派黄绍竑飞宁请示，南京是否愿意签字尚难预料，有可能拒绝签字。（三）你们接到此电，请立即准备好，于二十日（卯哿）确实攻占除安庆、两浦以外的一切北岸及江心据点。勿误为要。”本日，粟裕、张震电告中央军委：敌人正沿江加强工事，如二十日同时攻占桥头堡，包括扬中县，则二十军必需提前四天攻占永安州，才便于船只入江。下午六时，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张震并告总前委，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指出：“为着充分准备二十二日大举渡江，同意你们迅即攻占永安州，其他各北岸及江心据点亦可早日攻占，不必等到二十号。请总委通知谭震林。”

同日　晚上，国共和谈代表团在中南海举行第二次正式会议，会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在会上指出，经过第一次正式会议后，我和文白先生就协定草案全部内容要点再度具体交换了意见。中共代表团尽可能地吸收了南京政府代表团的许多意见，凡是与推进和平事业有利、与中国人民解放有利的意见，我们尽量采纳。周恩来宣布以四月二十日为签字期限。国民党代表团表示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决定派黄绍竑代表和屈武顾问于十六日携带文件返南京请示。

4月16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和平协定最后方案已于昨（十五）夜提交张治中代表团，今（十六）日上午黄绍竑飞南京请示。南京是否同意签字，将取决于美国政府及蒋介石的态度。如果他们愿意，则可能于卯哿[76]签字，否则谈判将破裂。”“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于二十二日（卯养）一举渡江成功。”“现请你们考虑者，即假如南京愿意于卯哿签字，但要求于签字后给他们几天时间以便部署，在这种情况下，我军是否可能再推迟三天，即由卯养改至卯有（二十五）渡江。这种推迟，是否于我军士气及渡江任务之完成上发生妨碍。你们作此种考虑时，仍应假定南京虽然签了字，但汤恩伯[77]等反动将领仍然不愿执行，我军仍需用战斗方法渡江。在此种假定上，如果你们认为不应再推迟，则我们将拒绝南京的请求。只有你们认为推迟至卯有（二十五日）实行战斗渡江并无妨碍，我们方准备允许南京的请求。如何？请考虑电复。并将近日渡江准备情形、渡江把握程度及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完成全军渡江等项见告为盼。”总前委于十七日复电中央军委：我们一致认为二十日开始渡江作战，到二十二日全部投入夺取南岸的总行动，有把握胜利完成。请军委考虑，如是全局上二十日可以开始，二十二日实行总攻，则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后再考虑停顿；如认为二十日开始太早，则请于十八日先期通知延期，因二十日开始到二十二日总攻不能再停，如加停顿，必陷于非常不利。

4月1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电，指出：“卯寒电[78]悉。你们觉得何时发起打太原为有利，即可动手打太原，不受任何约束。”此时，徐向前因病未愈，彭德怀应徐向前的要求，并经中央军委批准，留在太原前线指挥作战。根据总前委的原定部署，人民解放军于四月二十日向太原守敌发起攻击。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并告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谈判至十五日（卯删）已告一段落。十六日至二十日（卯哿）是给南京考虑决策时间。在此时间内，我军应将一切必须攻占的北岸及江心敌据点全部攻占。二十日以后我军何日渡江，完全由我方选择，不受任何约束。”“南京是否同意于二十日签字，决定于美国及蒋介石的态度，因此把握不大。南京方面认为我军渡江有很大困难，他们不相信我军能够大举渡江。我们估计他们二十日以前可能不理我们，要看一下我军能否于二十日以后真能渡江。假如我军真能于二十二日（卯养）渡江成功，则协定仍可能于二十三、四、五等日签订。故你们应按原计划，确定于二十二日渡江不要改变，并必须争取一举成功，是为至要。”

同日　为新华社写新闻稿，介绍四月一日以来国共谈判情况和提出《国内和平协定》的经过。新闻稿指出：“协定全文为八条二十四款，不但采纳了南京代表团方面的意见，各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亦从旁积极提供了意见。中共代表团于十五日的双方会议上宣布，谈判以四月二十日为期限，南京代表团是否愿意于协定上签字，须于四月二十日以前表示态度，四月二十日为签字日期。十六日上午十一时，南京代表团派遣黄绍竑代表及屈武顾问飞南京，向南京政府请示，现正等候南京的答复。”

4月18日　关于渡江作战的部署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谭震林（总前委转）电，指出：“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二十日（卯哿）开始攻击，二十二日（卯养）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任务以后，再考虑略作停顿，采取第二步行动。请你们即按此总计划坚决地彻底地执行之。此种计划不但为军事上所必需，而且为政治上所必需，不得有任何的改变。”“总前委主张待渡江任务完成后，以陈谢[79]三兵团出徽州沿浙赣公路东进；以宋郭[80]九兵团监视芜湖、南京，主力位于南京以南；以陈赓四兵团接替九兵团在芜湖的任务，并准备加入攻南京；王谭[81]七兵团、杨苏[82]五兵团的任务照原规定不变等项，我们认为目前可以照此预拟施行。待粟、张方面渡江后所遇敌情变化明了以后，如须有所变更，再按情况临时改变。”

4月20日　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本日晚上，由第三野战军第七、第九兵团组成的中突击集团，首先在安徽枞阳至裕溪口段突破敌人长江防线。二十一日，第二、第三野战军在西起江西九江市东北的湖口县，东至江苏江阴县，长达五百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彻底摧毁国民党军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

4月21日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这个命令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阅粟裕、张震致中共中央军委电，其中报告二十日午两艘外国军舰侵入扬州东南的三江营口岸第三野战军防区，一被击沉，一被击伤。就此，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粟、张并告总前委，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你们所说的外舰可能是国民党伪装的，亦可能是真的，不管真假，凡擅自进入战区妨碍我渡江作战的兵舰，均可轰击，并应一律当作国民党兵舰去对付”。二十二日，从英国驻北平总领事包士敦给朱德总司令的信中获悉侵入长江人民解放军防地的均为英国军舰后，于晨三时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一）兹将英国驻北平总领事包士敦来函一件转给你们；（二）英国人要求我军对于英舰两艘营救被击损之英舰（紫石英号）船员一事予以便利，我们意见在英舰不妨碍我军渡江作战的条件下，可予以营救之便利；（三）对于英国人要求该二舰于营救事务完毕后，仍须开往南京护侨一事不能同意，应令该二英舰向下游开去。但如该二英舰不听劝告，仍开南京，只要不向我军开炮及不妨碍我军渡江，你们也不要攻击他们。”

4月22日　子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祝贺第三野战军第七、第九两兵团渡江胜利的电报。接着又为新华社写《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和《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的新闻稿。

4月23日　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灭亡。四月下旬，毛泽东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同日　关于对英国军舰事件的处置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英舰事件，现已震动世界各地。英美报纸，均以头条新闻揭载。请粟、张加强江阴方面的炮火封锁，一则使国民党军舰不能东逃。二则使可能再来之英舰不能西犯，如敢来犯，则打击之。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杨成武、唐延杰、李天焕[83]并告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华北局电，指出：“大同敌应由你们负责去解决，如果解决太原不需要你们全部兵力，可以派一个军先出发包围大同。”

4月24日　晨二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并告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通报南京城内国民党政府人员和守军已经撤逃。电报中说：二十三日八时，南京留平代表团要李宗仁电话，南京电话局遍找李宗仁及其官员后，知李等已全部离开南京，不明去向。十时，张治中、卢郁文与其在京家属通话后，始知政府人员全部撤退，国防部、宪兵、警察亦已逃空，城内秩序甚乱，抢案四出，人心慌恐。二十三日晚南京留平代表团已与南京金陵女大校长吴贻芳及市参议会议长陈裕光讲好，要他们联络各界，负责维持城内治安，防止破坏，静候解放军入城接收。另接南京治安维持委员会二十三日致毛泽东主席电称，南京守军于二十三日撤退，南京人民为安全计，联合发起各界组织治安维持委员会，推马青苑为主任委员，吴贻芳为副主任委员。地方尚称安定，恳请电饬金陵外围野战军，对南京予以和平接收。电报还说：“请你们迅即令知三十五军或其入宁接收部队，迅即入城维持秩序，并与马青苑、吴贻芳等接洽，确保南京治安，并注意保护各外国使馆。小平、陈毅二同志应即率华东局机关入城主持一切，刘伯承同志率领之机关亦望早日去南京。”第三十五军于四月二十三日晚上进入南京。总前委、华东局于四月二十五日开始从合肥向南京移动，四月二十八日到达南京。

同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灭亡的新闻稿，指出：“在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攻击之下，千余里国民党长江防线全部崩溃，南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已于昨日宣告灭亡。”

同日　太原前线解放军发起对太原城的总攻。本日，太原解放，歼灭阎锡山军队十三万五千余人，俘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孙楚、太原防守司令王靖国。

4月25日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布告，宣布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和其他一切公益事业；（五）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所有国民党政府大小官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六）一切散兵游勇，均应向当地人民解放军或人民政府投诚报到；（七）有准备有步骤地废除农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八）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这个布告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并告彭德怀电：四月二十四日两电[84]悉。（一）同意宣布梁化之、孙楚、王靖国、戴炳南四人为战犯，缉拿治罪。（二）二十兵团应尽可能迅速开平绥线夺取大同[85]，尔后即控制于该线整训。（三）十八及十九兵团改隶第一野战军建制，尔后行动整训及补给等统听彭德怀同志指挥区处。（四）中央决定徐向前同志必须继续休养，养病时期工作由周士第同志代理。病愈后工作及任职到时再定。

同日　复电彭德怀，并告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指出：“杨成武兵团需留华北暂不入陕，该兵团如损伤不大可迅开平绥线夺取大同，尔后即控制于该线，准备将来配合西北我军解决绥、宁问题。”“同意你于五月初回陕，在回陕前请对十八、十九两兵团的部署加以确定，尔后该两兵团即由你直接指挥。”

4月26日　函告胡乔木：《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应连播两三日。“尔后，凡解放一个大城市例如上海、汉口，应重新对该市重播一次。”

同日　审阅修改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样式的命令（草案），并在李涛送审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一）请朱、周、任阅，如同意，即照此确定。（二）请周交罗迈征求各民主党派领袖人物的意见。因军队是国家的主要部分，似有征求他们意见之必要。”六月十五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颁布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及军徽样式的命令。命令中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为红地，上缀金黄色的五角星及‘八一’两字，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自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诞生以来，经过长期奋斗，正以其灿烂的星光，普照全国。”“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为镶有金黄色边之五角红星，中嵌金黄色‘八一’两字。”

4月27日　晨四时，就第三十五军进占南京后擅入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住宅一事，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并告总前委，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三十五军到南京第二天（二十五日）擅自派兵侵入司徒雷登住宅一事，必须立即引起注意，否则可能出大乱子。其经过情形速即查明电告，以凭核办。“三十五军进入南京纪律严明，外国反映极好，但是侵入司徒住宅一事做得很不好。”

同日　晨六时，关于做好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粟裕、张震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你们不但要部署攻击杭州，而且要准备接收上海，以便在上海敌军假如迅速退走，上海人民要求你们进驻的时候，不致毫无准备，仓促进去，陷于被动。”“如果美舰撤退，杭州又受威胁，国民党在沪军队有迅速撤走可能。加以上海资产阶级不赞成在上海打仗，故上海和平解决之可能性甚大。”“为着多有一些准备时间，不使国民党过早退出上海，我军仓卒进入上海，请粟、张注意不要使我军过于迫近上海。同时，争取在数日内完成进驻上海的准备工作”。“何时进驻上海，须得我们批准。”

4月2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粟裕、张震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为使汤恩伯在上海稳住一个时期，以利我军先取杭州，然后有准备地夺取上海，我们认为，你们暂时不要去占苏州、昆山、太仓、吴江、嘉兴诸点，让上述各点由汤恩伯守起来，使他在上海尚不感觉直接的威胁。”美英军舰已于二十六日由上海撤至吴淞口外。英、美采取此种态度于我有利。“我方对英美侨民（及一切外国侨民）及各国大使、公使、领事等外交人员，首先是美英外交人员，应着重教育部队予以保护。现美国方面托人请求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英国亦极力想和我们做生意。我们认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美国援助国民党反共的旧政策已破产，现在似乎正在转变为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政策。”

同日　关于准备接收汉口、汉阳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萧劲光、陈伯钧并告中原局电：“和谈破裂，桂系亦从来没有在具体行动上表示和我们妥协过，现在我们亦无和桂系进行妥协之必要。因此，我们的基本方针是消灭桂系及其他任何反动派。但是，我四野主力还要一个多月才能到达汉口附近，接收汉口的准备工作尚未做好，因此，白崇禧和中央联络的电台暂时仍不割断，萧、陈前线亦应遵守前定界线不要超越，以免刺激汉口敌军惊慌，撤走得太早。”“从电到日起，萧、陈归林、罗直接指挥，解除刘、邓、张、李对萧、陈的全般指挥关系，但在工作配合上刘、邓、张、李仍得指挥萧、陈。”“萧、陈及中原局应当迅即准备接收汉口、汉阳两城，以免敌人退走，仓卒接收，毫无准备。”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山东军区并告华东局，粟裕、张震电：同意对青岛举行威胁性攻击，其目的是迫使敌人早日撤退，我们早日占领青岛，但又避免与美军作战。

同日　致电在太原的彭德怀：“假如西野[86]方面暂时不打大仗，你可否于回陕前来中央一谈关于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的问题。看样子，此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张治中等人现在决定留平，并向我方靠拢。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这件事，我们或须考虑通过张治中的帮助去做。”

同日　复信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四月二十日来信收到。叫我给你们的刊物写点文章，我是高兴的；可惜我近日颇忙，不能应命，请予原谅。”

4月2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张震并告在南京的总前委，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指出：“我军既已占领苏州，似宜在苏州停止，让昆山、太仓、嘉兴暂时留在敌手；我军应在常熟集中重兵，密切监视上海情况，防敌经海路逃跑。一经发现敌有从海上逃跑象征，立即攻占吴淞，控制浦江出口。但须事先严戒部队，到吴淞后避免和外国军舰发生冲突。不得中央命令，不得向外国军舰发炮，至要至要。”

同日　作《七律·和柳亚子先生》：“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4月3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张震并告总前委电：艳晨电[87]悉。歼灭诸敌甚慰。“部署甚妥，如你们能于一星期内完成此项部署并完成对于攻击上海的政治准备工作与军事准备工作，则你们可以立于主动地位。”“总前委除直接领导南京工作外，请迅速抓紧完成占领上海的准备工作，以便在一星期以后假如汤恩伯从海上逃跑时，你们能够主动地有秩序地接收上海。”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张震并告总前委，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据外国通讯社反映，二十七日上海敌军从海上运走约一万人，二十八日已停运。如果你们能以一个军从常熟进占浏河，威胁吴淞，则敌人不敢再从海上逃走。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华东局、总前委并告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各局、各委电，指出：“南京电报局不得中央同意，擅自停止外国记者发新闻电是何人处理的，望即查明电复。”“我们认为南京、上海两处暂时均不要停止外国记者发新闻电。南京方面应重新开放，让外国记者发电，并且不要检查。待他们发一个时期看其情况如何，再由中央决定或全部停止外国记者发电，或准许好记者发电，停止坏记者发电。”“关于政策及工作方法的指示，在你们高级领导机关方面来说，主要地是依靠写电报，发通令，而不是依靠开干部会，不是依靠口讲。一个负责人半小时可以写一个电报，一小时可以写一个通令，一天、两天、三天或四天工夫可以经过电台传达到各军、各师、各团，各省、各市、各县，有文字为凭，有范围可守，又迅速，又使下级有所遵循。此种方法，毛主席已多次向饶漱石同志提议过。而在你们方面，则对于若干政策和执行政策的方法问题，仍然不是靠文字，而是靠口头去向下面作指示。口头指示也是要的，也是有用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一则无文字可凭；二则范围不见得很明确；三则到会的少数人听到了，没有到会的多数人没有听到，有挂一漏万的缺点（只是说的只有口头报告，没有文字决议的干部会）。此次外交政策几天时间内出了很多乱子，就是因为你们过去对于这个问题对下面没有任何文电指示。对有些问题有了指示，但如果没有让各军、各师、各团，各省、各市、各县的领导同志同时普遍看到，或者指示中对一项问题不强调，不突出，不鲜明，不确定范围，则各地仍然不明白，或者不甚明白。”

同日　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李涛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斥责英国保守党首领丘吉尔和首相艾德礼为英舰侵入中国长江、并向人民解放军发炮攻击的暴行辩护，扬言要英国政府派航空母舰到中国海上实行武力报复。声明指出：“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这个声明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各野战军前委电，指出：“（一）凡在新区，嗣后对外宣传对内教育均以四月二十五日毛、朱所发人民解放军布告为标准，各局、各军均不要单独另发一般性的布告。以前各军所发约法七章或八章均取消不再发。（二）毛、朱四月二十五日布告除电台广播、报纸发表、单张印发张贴于一切新区城市及乡村俾众周知外，军内、党内均应印发作为教材迅速传达学会，一律照此执行。”

同日　复信北京大学纪念五四筹备委员会：“四月二十八日的信收到。感谢你们的邀请。因为工作的原故，我不能到你们的会，请予原谅。庆祝北大的进步！”

4月　提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城市经济工作政策，即“四面八方”政策。四面，即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八方，即公私两方、劳资两方、城乡两方、内外两方。指出要“从四面八方努力，四面八方照顾到，实现发展生产”。本月十八日，刘少奇在天津市委会议上引述了毛泽东的这一方针。

5月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并告粟裕、张震电：“（一）杭州、上海之敌所剩无几，华野[88]不日即可歼灭。（二）中野[89]的任务在于歼灭皖南、赣东、浙西三区之敌，因三区之敌亦不甚多，故中野三个兵团似不需要集中使用，而以分置于三区为适宜，以便在敌军歼灭之后即可分别开辟三区的工作。”

同日　下午，从香山双清别墅乘车到颐和园，前往柳亚子住处益寿堂访柳亚子，谈诗甚畅，随后一同乘船游览昆明湖。在交谈中，柳亚子说：今天胜利了，这是我们盼望已久的。我们都很清楚，蒋介石早晚是要垮台的，因为他们腐败无能，太不得人心了。共产党要胜利，这是肯定的。共产党的政策正确，合乎民意，人民拥护支持，这是胜利的基础。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胜利会这么快，人民解放军很快渡江成功，并且占领了南京。我们不知道毛主席用的是什么妙计。毛泽东说：打仗没有什么妙计，如果说有妙计的话，那就是知己知彼，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决策。还有，就是先生说的，人民的支持是最大的妙计。我们有一百万军队渡江，如果没有人民的大力支持，是不能成功的。毛泽东还对柳亚子说：你现在可以赤膊上阵发表文章、讲话，现在与蒋介石时代不一样了，你的人身安全是有保证的，你的意见会受到尊重的。游船绕过湖心岛龙王庙，通过十七孔桥，至湖东靠岸。毛泽东同柳亚子话别，约定五月五日再见。

5月3日　就总前委根据进占南京的经验建议推迟进占杭州、上海的时间问题[90]，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华东局并粟裕、张震电，指出：“谭、王、吉[91]已迫近杭州，不知来得及停止否？杭州城内除周[92]率少数人为后卫尚未退走外，军队、警察及省政府均已向宁波撤退，城内治安由临时组织的民警维持，在此种情形下，谭、王、吉似可以不即去占领杭州，暂时由原来已经成立的治安委员会（以救济委员会名义出现）、地方绅士吕公望等维持，以待我方干部之到达。是否可以如此，请粟、张决定。”“上海在辰灰[93]以前确定不要去占，以便有十天时间作准备工作。”“何时占领上海，要等候我们的命令。”第三野战军向杭州进军的第二十一军、第二十三军，在接到此电以前，已于本日进入杭州。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薄一波并告杨成武、李天焕电：二十兵团划归华北军区指挥。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徐向前并告周士第、罗瑞卿，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华北局，西北局电：“（一）同意你过一时期去海边适当地点作较长时期之休养。（二）同意解除你在十八兵团的工作并在病愈后改作别项工作。（三）同意以周士第为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新亭为十八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委”。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华东局，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指出：总前委转来第八兵团政治委员袁仲贤、司令员陈士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江渭清四月三十日电，报告三十五军未经请示擅自处理有关外交事件等，“请你们转发华野、中野，各军、各师以资警惕”。“从三十五军在南京数天内所犯无政府无纪律错误行为看来，你们过去在准备渡江时期，对于外交政策及其他许多事项（例如军队在城市中看戏、看电影、洗澡、坐电车、坐公共汽车等事必须和各界人民同样买票，不许特殊，以及未得上级许可不得接受人民慰劳等）似乎没有明确规定。如果没有规定，你们应速规定，通令各军一体遵行。如果过去已有规定，三十五军故意违犯，则除检查该军工作做出结论通令各军外，应向各军重申前令，引起注意，不许再有违犯。”“如果各军对于像外交问题这样重大事件，可以不请示，不报告，由各军各地擅自随意处理，则影响所及，至为危险。”

同日　致电斯大林，说：“现在我们有两大任务：军事任务与经济任务。解决军事任务，即最后消灭敌人，我们能够完成，因为我们有经验和有必需的力量。但解决第二个任务——并不比第一个任务次要，为前途着眼比第一个任务更重要——很需要你们的帮助。不解决这一经济建设的任务，我们便不能巩固革命的果实，便不能完成革命。”“因此，请您满足我们的请求派遣苏联专家给我们。”

5月5日　上午，派秘书田家英去颐和园接柳亚子到香山寓所叙谈。其间，谈论了南北朝诗人谢灵运《登池上楼》、隋朝诗人薛道衡《昔昔盐》、宋朝诗人苏轼《题惠崇春江晓景》等诗篇，并论及其中“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等名句。中午，毛泽东宴请柳亚子，作陪的有朱德、江青及女儿李讷、秘书田家英。后毛泽东将上述诸诗句题写在柳亚子《羿楼纪念册》上，并作一题记：“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柳先生惠临敝舍，曾相与论及上述诸语，因书以为纪念。”

5月6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张震转谭启龙、王建安、吉洛并告陈毅、饶漱石，刘伯承、邓小平电：“请粟、张即行部署，于辰灰[94]以后，辰删[95]以前数日内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封锁吴淞江口及乍浦海口，断绝上海敌人逃路，使上海物资不致大批从海上运走”。“在占领嘉兴以后，应继续占领嘉善、金山、平湖、乍浦、金山卫诸点，但青浦、松江、奉贤等地暂时不要去占。”“谭、王、吉集团在杭州地区休息数日后，应派一个军至两个军，迅速向东，占领杭州、宁波一线及该线以南之奉化、嵊县、新昌、诸暨、义乌等县，然后展开工作。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在占领绍兴、宁波等处时，要注意保护宁波帮大中小资本家的房屋财产，以利我们拉住这些资本家在上海和我们合作，或者减少他们的捣乱行为。”“占领吴淞、嘉兴并不放弃推迟占领上海的计划。何时占领上海，仍须依照我方准备工作完成的程度来作决定，最好再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充分完成准备工作，但是你们仍须准备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早日去占领上海。你们的准备工作，愈快愈好。”“请粟、张预先告诫部队，在占领吴淞时，极力注意避免和外国兵舰发生冲突。”“请刘、张、李[96]注意保护南京的孙中山陵墓，对守陵人员给以照顾。”

同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城市驻军不住民房的决定，规定部队应驻扎在中外兵营、公共机关、庙宇、祠堂、公所及会馆等公共场所中，业已停课之学校亦可驻扎，必要时宁可以适当代价借住整栋的旅馆，也不要租住民房。至少在一个相当时期内，不要接家眷来城居住。

5月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西北局电，同意关于榆林谈判及处置办法。陕北榆林的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第二十二军军部及所属一个师，经过同中共有长期联系的邓宝珊的积极工作，在军长左协中率领下，于六月一日宣布起义，榆林和平解放。

5月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张震并告总前委，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同意粟、张关于冻结上海物资、截敌逃路的部署，并指出：“和攻占吴淞、嘉兴等处之同时，派足够兵力占领川沙、南汇、奉贤，将敌一切逃路封闭是很必要的。”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粟裕、张震于五月十日下达了淞沪战役作战命令，上海外围战于十二日开始。

同日　关于陕中战役的部署等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中原局并告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西北局电：“我第一野战军（三十五万人）六月间开始举行夺取潼关、西安、宝鸡、汉中、天水及陇南地区之战役，希望我陕南刘金轩[97]部沿汉水向汉中方面行动，最好能直取汉中区域，切断胡宗南向川北的逃路。”

5月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萧克[98]电，指出：“你们主力已越过陇海线，快要到湖北境内了。根据长江北岸地区的粮食状况，大军久驻困难必多。又据白崇禧的意图，不是准备在衡州[99]以北和我军作战，而是准备逐步撤退至衡州以南。因此，你们全军似有提早渡江时间的必要。并且不必全军到达北岸然后同时渡江，可以采取先后陆续渡江的方法。”

5月1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总前委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林彪、罗荣桓、萧克，中原局电：“同意你们对南昌的处置，即如果南昌敌逃走，可由陈赓率兵直入城维持秩序，俟林罗部队过江后即行移交。”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南京市委并告华东局电：“（一）黄华[100]可以与司徒[101]见面，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二）见面时多听司徒讲话，少说自己意见，在说自己意见时应根据李涛声明。（三）来电说‘空言无补，需要美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这样说法有毛病。应根据李涛声明，表示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过去美国用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的方法干涉中国内政，此项政策必须停止。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联系，而不是笼统地要求美国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你们这样说，可能给美国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共也是希望美国援助的。现在是要求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割断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联系，并永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的问题，而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更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照此语的文字说来，似乎美国政府已经做了若干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只是数量上做得少了一点，有要求他‘更多’地做一些的必要，故不妥当。（四）与司徒谈话应申明是非正式的，因为双方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五）在谈话之前，市委应与黄华一起商量一次。（六）谈话时如果司徒态度是友善的，黄华亦应取适当的友善态度，但不要表示过分热情，应取庄重而和气的态度。（七）对于傅泾波[102]所提司徒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交涉，并修改商约一点，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张震转在杭州的谭启龙、王建安、吉洛电：“请告现在杭州养病的何柱国[103]将军，他给毛、朱、周、彭的电报收到了，叫他安心养病。你们对何应予以保护。”

5月12日　和朱德、刘少奇在北平接见出席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全体代表。

5月14日　第四野战军在武汉以东团风至武穴间一百余公里的地段上，横渡长江。十六、十七两日，解放武昌、汉阳和汉口。

同日　晚上，接见自香港来北平并即将参加接管上海的潘汉年、夏衍、许涤新，听取潘汉年等关于香港工作情况的汇报，询问港英当局对中共的态度，要求尽可能完好地保存上海这个工业城市，不要让国民党实行焦土政策。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并告林彪、罗荣桓、谭政，中原局电，通报毛泽东、朱德同周保中[104]谈话精神：“毛主席向他指出，抗联干部领导抗联斗争及近年参加东北的斗争是光荣的。此种光荣斗争历史应当受到党的承认和尊重。但抗联同志在过去的工作中亦和党内其他各地从事革命斗争的同志一样，是难免有缺点和错误的，应该着重检讨自己过去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借以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以便今后更好地为党工作。上述估计，适用于周保中同志及其他一切一贯地执行党的路线的抗联同志。我们认为应根据上述估计对周保中同志予以积极的帮助，启发他去掉某些包袱和片面性，这个同志会有更大的进步。”

5月16日　晚十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萧克并告华东局，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铣十三时电[105]悉。四十三军渡江后不必急于向九江、南昌前进，等候接收及工作的各项干部大体到齐，然后前进较为适宜。九江、南昌既有桂系两个军驻守，我军又不马上前进，该两处秩序似不至大乱。因此，请刘、张、李令陈赓注意。只要南昌有敌军驻守，陈兵团亦不要进占南昌，只在南昌敌人确已撤退，该兵团才去占领，维持秩序。在南昌敌军未撤的情况下，陈兵团亦不要过于迫近和威胁南昌。”

同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入城部队遵守城市纪律的指示，规定：（一）凡市内卫戍机关军风纪、交通规则、娱乐场所规则，军队人员必须共同遵守，并服从当地军事管制委员会、警备司令部及公安局之指挥，不得借口隶属关系不同，而有丝毫违抗。（二）保护城市人民生命、财产不许侵犯，除现行犯（例如抢劫、放火、行凶等），各机关不得擅自捕人。（三）保护外侨（包括领事馆）不加侮辱，凡遵守人民政府法令与安分守己之外国侨民，一律予以保护并尊重其人格，以礼貌待之；凡有违法或破坏行为者，报告上级及军事管制委员会，不得自行处理，一切有关外侨事务，不论大小均由最高机关办理，各部无权处理。没有命令不得进入外侨住宅，不准住外侨的房屋或教堂、学校，对外侨与外侨住宅，无命令时，不得施行室内检查与人身搜查。（四）我军各部人员，不得接见中外记者，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五）军人进入戏院、电影院、理发店、澡堂及公共娱乐场所游览，及乘坐电车、公共汽车者，均须照章买票，照章付钱，不得要求免票或半价付钱。（六）不经上级许可，不得接受人民的慰劳，对各阶层人士给军队个别人员送礼和被邀请吃饭赴宴者，尤需拒绝。（七）军队在城市驻扎不得借住或租住民房。（八）军队之骡马大车不得入城，必须入城者，可在装卸后即应出城。（九）不准乱放枪。（十）不准上街乱跑，严格请假制度。（十一）整顿军容，提倡礼节。（十二）对群众态度须好，不可蛮横无礼貌。

5月1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萧克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华东局，中原局电：据刘伯承、邓小平等十六日电，南浔线上之桂敌已开始沿浠水及赣江西岸向南撤退。刘、邓已令陈赓兵团两个军的主力出丰城、高安之线，准备在赣江两岸兜截南撤之敌，配合十二兵团之作战。“南浔线上之敌既已向南向西撤退，陈赓部已出赣西截敌，我们昨电叫你们令四十三军等齐干部然后前进，已不适用。你们应令四十三军不等干部到齐，即向南浔路前进，协同陈赓兵团歼灭逃敌。”

5月18日　复电出席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归来到达沈阳的中国代表团郭沫若、许德珩、李德全等二十九人：“先生等致力国际和平民主事业载誉归来，极为欣慰。请在沈阳稍候，俟马寅老[106]等到后同车返平，俾北平人民得作盛大欢迎，以壮世界和平阵容，并慰贤劳。”

同日　和朱德致电原国民党军海防第二舰队司令官林遵和舰长邵仑、李宝英等及第二舰队全体官兵：“庆祝你们在南京江面上的壮举。你们率领二十五艘舰艇毅然脱离反动阵营，参加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家庭来，这是值得全国人民热烈欢迎的行动。在巡洋舰重庆号于二月间起义并被国民党反动派于三月间炸毁以后，四月间又有你们的大规模起义，可见中国爱国人民建设自己的海军和海防的伟大意志，不是任何反动残余所能阻止的。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学习人民解放军的建军思想和工作制度，并继续学习海军技术，为中国人民海军的光明前途而奋斗！”

同日　和朱德致电原国民党军伞兵第三团团长刘农畯、副团长姜健和全体起义官兵，欢迎他们于四月十八日在上海吴淞口宣布起义。电报说：“庆祝你们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而加入人民解放军的英勇举动，希望你们努力于政治上和技术上的学习，为建设中国的新伞兵而奋斗！”

同日　在香山双清别墅会见李达[107]。当晚，李达住毛泽东处。

5月1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并告粟裕、张震电，指出：“在上海已被我军包围后，攻城时间似不宜拖得太长。你们接收准备工作已做到何种程度，是否可以于辰有[108]前后开始攻城？攻城时，似应照粟、张意见，先歼苏州河南及南市之敌，再歼苏州河北及吴淞之敌。”

5月20日　关于总攻上海的时间和步骤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张震并告总前委等电：“（一）据邓、饶、陈[109]电，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业已大体就绪，似此只要军事条件许可你们即可总攻上海。（二）为使侦察及兵力配合臻于完善起见，总攻时间似以择在辰有至辰世[110]之间为宜，亦可推迟至巳东[111]左右，如何适当由你们决定。（三）攻击步骤，以先解决上海，后解决吴淞为适宜。如吴淞阵地不利攻击，亦可采取攻其可歼之部分，放弃一部分不攻，让其从海上逃去[112]。（四）攻击兵力必须充分，如觉兵力不足，须调齐兵力然后攻击。（五）攻击前必须作战役和战术上的充分准备。”

同日　阅粟裕、张震请示如何处置黄浦江内的外国军舰的电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粟、张并告总前委，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一）黄浦江是中国内河，任何外国军舰不许进入，有敢进入并自由行动者，均得攻击之；有向我发炮者，必须还击直至击沉击伤或驱逐出境为止。（二）但如有外国军舰在上海停泊未动，并未向我军开炮者，则不要射击。（三）中国及外国轮船为敌军装载军队及物资出入黄浦江者，亦应攻击之。（四）中国及外国轮船在上海停泊未动者，或得我方同意开行者，准其停泊或开行，并予以保护。（五）为了对付外国军舰的干涉，你们应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与实力准备，即要将外国干涉者的武装力量歼灭或驱逐之，如感兵力或炮火不足应速从他处抽调补足。”

同日　收到第二野战军前委五月十五日关于第三兵团过江部队与皖南游击队会师时发生误会的情况报告后，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萧克、谭政、陶铸[113]电，转去这一报告，并指示：“请转发你们各军、师引起注意，正确地处理四野与南方游击部队会师问题，是为至要。”

5月21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五月十四日对无锡市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指示，起草中央给华中局，林彪、罗荣桓、谭政的批语：“请你们充分注意抓紧对于新占各城市的政策指导，不要过了很久才去检查和指导。”

同日　复信柳亚子，说：“各信并大作均收敬悉，甚谢！惠我琼瑶，岂有讨厌之理。江青携小女去东北治病去了，黄女士[114]的信已代收，我的秘书并已和黄女士通电话，料可获得居处。国史馆事尚未与诸友商量，惟在联合政府成立以前恐难提前设立。弟个人亦不甚赞成先生从事此项工作，盖恐费力不讨好。江苏虚衔，亦似以不挂为宜，挂了于己于人不见得有好处。此两事我都在泼冷水，好在夏天，不觉得太冷否？某同志妄评大著，查有实据，我亦不以为然。希望先生出以宽大政策，今后和他们相处可能好些。在主政者方面则应进行教导，以期‘醉尉夜行’之事不再发生。附带奉告一个消息，近获某公诗云‘射虎将军右北平，只今乘醉夜难行，卢沟未落登埤月，易水还流击筑声’，英雄所见，略有不同，亦所遭者异耳。孙先生衣冠冢[115]看守诸人已有安顿，生事当不致太困难，此事感谢先生的指教。”

5月22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张震电，同意二十一日来电所述之攻沪部署，望即照此执行。第三野战军鉴于上海守敌大部已被吸引在上海外围，一部已被歼，同时获悉汤恩伯逃到吴淞口外军舰上，苏州河以南的市区仅有五个交通警察总队，乃提前于二十三日晚上发起总攻，二十五日拂晓占领苏州河以南的市区和浦东市区。

同日　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以第四野战军指挥机关兼中原军区指挥机关，并决定将中原军区改称华中军区。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为林彪，政治委员为罗荣桓，第一参谋长为萧克，第二参谋长为赵尔陆，政治部主任为谭政。二十八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并告华中局[116]、华东局、一野、二野电：同意邓子恢又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第二政治委员，以利工作。

5月23日　关于各野战军向全国进军的部署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粟裕、张震并告林彪、罗荣桓，彭德怀、贺龙电：（一）“粟、张养午电[117]悉。你们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二）“二野亦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二野目前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此项准备是必需的，有此准备即可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三）“四野现有两个军渡江，尚有六个军已至陇海、长江之间，约于六月上旬可渡江，另有四个军正由新乡、安阳地区出发，约六月中旬可以渡江，四野主力（六个军及两广纵队）于七月上旬或中旬可达湘乡、攸县之线，八月可达永州、郴州之线，九月休息，十月即可尾白崇禧退路向两广前进，十一月或十二月可能占领两广。一野（四个兵团三十五万人）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年初准备分兵两路，一路由彭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四）“如果上海、福州、青岛等地迅速顺利解决，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业已消失，则二野应争取于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并打通长江水路。”（五）“胡宗南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香港分局电：“人民解放军秋季或冬季可能攻占两广，请你们通知所属各区，在夏秋两季有步骤地加强工作，特别是加强广州及其他城市的工作，着重工厂及学校的工作，各游击区必须加强自己的活动，准备迎接解放军主力的到来。”

同日　为转发中共南京市委关于外来党组织与本地党组织会师问题的经验，起草中央给华中局、西北局的批语：“请你们充分注意此项问题，务望抓紧领导，不可再蹈我党历史上对此问题处理不善的覆辙。”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给华东局并告华中局、西北局的电报稿，加写一段话：“据平、津经验，接管时对于企业物资（工厂出品及企业已交政府的仓库存货）不要当作战利品没收分配消耗掉，要当作企业的货品（本来是企业的货品），卖出钱来，归企业使用，否则企业失掉这批资本之后继续开工十分困难，势必又要政府投资给企业才能开工。此事望通令各城市注意。”

5月25日　关于对张轸[118]部的改编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华中局并告萧劲光、陈伯钧电：张轸部应照曾泽生、吴化文那样以起义部队待遇。张轸和我们接洽已久，此种部队集中归我改编是对我有利的，故应对张轸及其部属采取欢迎态度。由十纵、十二纵抽出一二个师与张轸部合编为一个军，张轸为军长，以我们一人为副军长，按照改造曾泽生、吴化文等部的方法加以改造。请萧、陈告知张轸，他给中央电报已收到，他的行动我们认为满意，希望他告诫部属坚决站在人民方面，将所部改造为人民解放军。并问张轸他与程潜是否有电台联系，或有其他通讯方法叫程潜率部起义，配合我军行动。

同日　关于歼灭桂系主力的作战部署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萧克、赵尔陆、聂鹤亭[119]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总前委电：“请刘、张、李迅即电知陈赓兵团暂时不渡赣江，在丰城、临江、新淦、峡江之线收集船只，完成渡江准备，待桂军七师深入宜春一带后突然向敌后方挺进，断敌退路，与四野部队配合歼敌或抓住敌人。”“二野应准备以四个军或三个军由陈赓统率，归林、罗指挥，第一步在宜春一带配合四野歼灭桂系主力，第二步待命入湘，抄击白崇禧后路，尔后待命入川。”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萧劲光、陈伯钧、韩先楚、唐天际、解方、潘朔端[120]并林彪、萧克电：“（一）四十七军一五三师入武昌纪律甚好，应予奖励。（二）请林、罗考虑待你们主力及炮兵渡江的时候，在武汉三镇举行一次军容整齐的盛大游行，例如北平入城式那样，借以振奋人心。”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各野战军电，通报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部长何应钦五月十四日要求国民党军停止退却准备抵抗的命令。指出，敌近日业已按此命令在某些地区执行。“此种情况对于我军聚歼敌军有生力量之要求，甚为有利。望各野战军注意集中兵力，妥为部署，力求聚歼当面匪军，而后追击前进，是为至要。”

5月26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电，指出：“你们攻占凤翔等地，歼敌一部后，暂时停止前进的处置是对的[121]。目前胡、马[122]两军配合在长武、宝鸡之线企图阻我进攻，而我十八、十九两兵团，尚须三四星期以后，才能到达西府[123]区域，依你们现有兵力，可以打胡不能同时对马，而欲同时对马，必须等候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或至少一个兵团开到，方有把握，否则无把握。因此你们应耐心等候三四个星期，不要性急，待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打几个好仗，即可直取兰州，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只要胡、马不走，仗是总有打的。仅在一种情况下，即胡军向汉中退却，胡、马两军又确实不能联合（即马部确实不威胁我侧翼），你们才可以不待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即向汉中方向追击胡军。”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华中局、西北局、南京市委电，通报平、津接收企业的经验，指出：“据平、津经验，我占城市初期，如果接收企业的人员只准备接收，不准备经营，待接收之后再派人经营，则接收人员存五日京兆之心，无心经营，浪费物资，对企业生产损失甚大。因此，接收初期派去接收企业的负责人，即应尽可能选择那些可以付托他们经营的人们，嘱咐他们不但要接好，而且要管好，使生产不受损失，此点务请注意。”此外，不可把企业物资当作战利品没收分配消耗掉，此点亦是平、津的经验，前已告华东局，现再重说一遍，请你们转知所属注意。

5月27日　上海解放。自五月十二日发起的上海战役，经过十六昼夜战斗胜利结束，此役共歼国民党军十五万三千余人。三十日，中共中央电贺上海解放。

5月28日　关于预防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部署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贺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饶漱石、粟裕，林彪、罗荣桓电，指出：“近日各帝国主义国家有联合干涉革命的某些象征。例如美国正在和英、法等十二国会商统一对华政策，青岛增加了美国军舰，留在南京的各国大使准备撤走，英国在香港增兵，广州国民党亦有某些高兴表示等事，可以看出这种象征，将来是否会演成干涉的事实，目前还不能断定。但我们应当预筹对策，以期有备无患。”“对策的主要方面是，我各路野战军，按照预定计划前进，歼灭国民党残余力量，使各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上完全丧失他们的走狗。第二方面是力求经济上的自足自给，准备着海上被封锁时，我们仍然有办法。在这方面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站在我们方面，极为重要。第三方面是在华北、华东部署充分兵力，以防美国海军协同国民党海陆军，向我后方的袭击和扰乱。”

同日　将邓小平、饶漱石、陈毅、曾山[124]五月二十三日向中央及中财部请求拨三百亿元人民票[125]应急的电报，批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请他们商酌两大问题：“（一）不但华东方面急需大量人民票，这是应当迅速支付的；华中方面要求增加人民票的电报估计不久也会来，这是应当预作准备的；而且必须准备今年九月以后占领粤、桂、川、滇、黔五省所需要的人民票，也需立即开始筹办。（二）九月份以后占领粤、桂、川、滇、黔五省所需要的干部以三万名计算，也须马上作出计划，通知各区遵办。”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罗荣桓、黄克诚电：华中局已同意中央意见，你们应当休养数月。

5月29日　审阅修改新华社社论稿《祝上海解放》，加写一段话：“这些外国政府如果愿意开始从中国事变中吸取教训，那末，他们就应当着手改变他们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政策，采取和中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的政策。”

5月3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香港分局，二野前委，上海、南京两市委电，提出解决今年将要占领的广东、广西、云南、四川、贵州、宁夏、青海等七省所需干部的具体办法。

同日　关于进军西南需解决的几个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第二野战军前委并告总前委电：（一）“行动方针须依辰俭[126]电待两个月后，在确无外国武装干涉条件下才能最后确定。目前你们主要注意力仍须放在现领任务之执行上面，以免分散注意，使现领任务执行不好。”（二）“兵员、牲口不足之数，除华东局能解决者外，原则上不补，到四川以后自行解决。估计黔、川没有严重的作战，减员不会很大，占领长江上游后可以就地筹补，从长解决。”（三）“出动兵力须视情况决定，如无外国干涉，自可全军出动。”

5月31日　审阅修改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致东北局电，并为转发这个电报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山东分局，平、津、济、沪、宁、汉诸市委，各野战军前委的批语：“兹将中央给东北局辰世电[127]及其附件发给你们，并请你们转发各市委、省委、区党委，据以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不克服此种错误，就是犯了路线错误。”

6月1日　和朱德、周恩来、董必武复电在上海的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革命战争迅速发展，残敌就歼为期不远。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亟盼各方友好共同致力。先生及罗先生[128]准备来平，极表欢迎。”

同日　审定中共中央对第四野战军前委关于进入江南新区指示的批复稿，加写一段话，指出：文中“‘努力发展生产’一句应改为‘尽可能维持现有生产水平不使降低’，因目前的农村生产还谈不到发展”。

6月2日　关于第四野战军休整和作战部署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萧克、赵尔陆、聂鹤亭电，指出：“同意你们各军到齐休整一短时期，然后三路或两路同时动作（惟十三兵团应先数日攻歼江北之敌）。此种计划，可以齐头并进，一气打到赣州、郴州、永州（零陵）之线，再作一个月休整，而在路上只作某些必要的小休息。为使白崇禧各部处于我军猛打猛追，骤不及防，遭我各个歼灭，如像刘、邓由江边一气打到闽北那样，你们各军到达攻击准备位置之后，只要粮食状况许可，至少应休整半个月，恢复疲劳，统一意志，然后按计划攻击前进。”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华东局，总前委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同意二野入川，积极准备在情况许可下争取八月初出动。邓小平须准备去四川。同意以叶飞三个军入闽，行动时间如能提早至本月下旬更好。攻青岛之一个军及一部炮兵可于六月十日左右出动。

同日　美军被迫从青岛撤离，青岛解放。

6月3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司徒雷登返美问题给南京市委并告华东局、上海市委的复电稿，加写的内容中指出：“美国有利用国民党逃亡政府尚存在时期提出对日和约之可能，黄华与司徒会面时可向司徒指出，我方久已宣告，不承认国民党反动政府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现在国民党政府已经逃亡，不久即可完全消灭，各外国不应再与该逃亡政府发生关系，更不应和该逃亡政府讨论对日和约问题，否则，我们及全国人民将坚决反对。”

6月4日　中共中央致电上海市委、华东局、南京市委、华中局并告华北局：上海、汉口、南京、九江的对外贸易，应力求有准备地迅速地恢复，应即设立对外贸易机构管理其事。

6月7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在香山双清别墅会见陈嘉庚，就中外局势等问题进行交谈。

6月8日　会见傅作义，商谈和平解放绥远问题。

6月9日　关于击退胡宗南部和马步芳、马鸿逵部联合反扑的作战部署问题复电彭德怀，指出：“齐电[129]悉。（一）就现有兵力与马、胡全力作战，似觉无全胜把握，不如诱敌深入，俟兵力集中再打较为适宜。（二）如你们认为有各个歼灭敌人的良好机会，我们亦同意先打一仗。（三）请将诱敌深入、待本月底或下月初兵力集中时再打，有何困难及不利之点分析电告。”十日，彭德怀电告毛泽东，认为如放弃在泾渭间作战、待六月底或七月兵力集中时再打胡、马，对我有诸多不利。如在泾渭间作战，虽我现有兵力不占优势，但胡军士气很低，胡、马互信差，麟游山天然分割胡、马联系，有利我钳胡打马。我十八、十九兵团正向西安前进，数日后我即稍占优势。十一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同意你的作战方针。作战时请注意先歼灭宁马[130]一个军，然后再歼其一个军，各个击破，一次不要打多了。”此时，马步芳、马鸿逵联合胡宗南部，向第一野战军进攻。十三日，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电告中央军委：为诱敌深入，争取时间集结四个野战兵团组织反攻，已于十一日晚放弃泾渭间三角地区。十五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彭、张、赵电，指出：“你们放弃三角地带，引敌深入，准备反攻的部署是适当的。但请充分注意马匪有利用我军分置泾渭两路，中间薄弱，采取中间突破，进取西安，使我两路不能联系之可能。”当天，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电告中央军委：我兵分两路，处泾北渭南，中间薄弱，马匪乘弱中间突破，在十四日前此顾虑甚大。现十八兵团已有五个师到西安，余在续运中，故不准备再放弃西安。此时，敌军由于进攻受挫，又发觉人民解放军第十八、第十九兵团先头部队已到达西安、咸阳等地，遂分头撤返原防，胡、马反扑被击退。第一野战军随即转入休整。

同日　派人探望正在养病的任弼时，并致函慰问：“送上红鱼一群，以供观览。敬祝健康！”

6月10日　将东北局关于纪念七一的报告批交胡乔木，并指示：“七一至七七全国各地举行纪念周。七一着重党的宣传，规模不要太大。七七举行军民示威游行，开大会，上海、南京、武汉、杭州、南昌、九江等城举行盛大的军队检阅及大示威，纪念抗日，反对美国扶日，要求早日成立日本和约，消灭国民党残余。请拟一内部指示，一单口号（可考虑分为两单，一是七一，一是七七）。”

6月13日　将傅连[131]五月二十七日来信批交周恩来处理，并告：“保安、延安时期，曾接济他家属一笔钱，后来因路断停止。请周考虑，俟福建解放后，由北平或请张鼎丞[132]接济他家一些钱。”

6月14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华东局，粟裕、张震、周骏鸣[133]电，通报说：驻福州附近的国民党军第十七集团军侯镜如部参谋处长来港接洽。据称，十七集团军辖有七十三军、七十四军、一百零六军，已疏通到可无问题之地步。但因势单力薄，难于主动起义，希望和我们前线取得联系配合。电报指出：此事请你们通知叶飞、谭震林及福建省委引起极大注意，不要放弃一切可能性争取侯镜如各军反正。除由香港方面努力策动外，请你们即速研究与侯镜如取得联系的办法。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张震、周骏鸣并告华东局电：同意十兵团入闽行动日期延至六月二十五日，如果准备工作尚未做好，延至七月上旬亦可。

6月15日　因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暂住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此后进城均住此处。九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夕，毛泽东由香山双清别墅移居菊香书屋。随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也陆续迁入北平市内。

6月15日—19日　出席在北平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十五日，在会议开幕典礼上讲话（这个讲话编入《毛泽东选集》）。他说：“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中国民主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的工作重点将是：（一）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捣乱；（二）尽一切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民主共和国[134]。”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等二十三个单位的代表，共一百三十四人。会议一致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选出了二十一人组成的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推选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

6月16日　和朱德复电国民党原河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原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十九兵团司令官张轸及全体官兵：“五月二十三日通电读悉。我们对于贵部在华中前线的举义，表示欢迎。希望贵部官兵团结一致，努力学习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政治制度，改进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参加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行列。国民党军的残余力量现已为数甚少，欲图抗抵，势将迅速被消灭。我们号召国民党军残余力量中凡属有爱国心的将领如贵将军一流人物，愿意率部脱离反革命营垒，加入人民解放军方面者，我们均表欢迎。他们过去的罪责，将因他们的有益于人民事业的行为而获得宽恕。”

同日　中国民主同盟机关报《光明日报》在北平创刊，毛泽东为该报题写祝词：“团结起来，光明在望，庆祝光明日报出版”。

6月1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电，指出：“十二日电[135]悉。粮食困难恐不但鄂南、赣北如此，湘南、赣南可能有同样情形。大军前进必须依靠铁路、公路运输，行动时间如需推迟至七月上旬，可由你们按情酌定。”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华东局并告粟裕、张震、周骏鸣及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电：同意六月十五日电意见，将华东军区及三野指挥机构设在南京，粟裕兼南京军管会主任及南京市委书记，唐亮为副主任、副书记，使二野能逐步抽出人来做准备西行的工作。“二野西进时机，似以九月为较适宜。一则准备时间较充裕；二则沿途那时才有粮食；三则四野主力（七个军）九月可到郴州、赣州线，十一月可能占广州，迫使广州伪政府迁至重庆，然后二野夺取重庆较为有利。”

6月19日　致信在上海的宋庆龄：“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

同日　在北大医学院药学系主任薛愚的来信上批示：“北大医学院与军委有房屋争执，请聂[136]令朱早观[137]查明处理，以结果告我。如无大碍，宜让与北大。”

6月20日　关于对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作战的部署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电：“我们判断，胡匪不外两途：一是以全力担任钳制我渭南各军，保证马匪右侧之安全；二是马、胡同时向我泾北、渭南举行攻势。不论胡匪采取何种计划，均给我军以首先歼灭胡匪的机会，希望你们对先打胡匪的方针，迅速集中王、周两兵团[138]主力，于马匪向泾阳攻击之际，突然发起对胡军的攻击，以歼灭三十八军、六十五军、九十军为目标。”

6月2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华东局、粟裕、张震、周骏鸣电：“在你们面前目前几个月内有四件大工作：（一）经营以上海为中心的苏、浙、皖、赣新占城乡广大地区；（二）占领福建及厦门；（三）帮助二野西进；（四）准备占领台湾。”

同日　和朱德致电国民党原广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吴奇伟等：“接读诸先生五月十四日宣言，决心脱离国民党反动派，加入人民解放军行列，极为欣慰。希望你们遵守人民解放军制度，改造部队，与人民解放军整个力量协同一致，为解放广东全省而奋斗。同时，告诉广东的一切国民党军，凡愿脱离反动派加入人民解放军方面者，我们将一律不究既往，表示欢迎。”本日，新华社播发毛泽东写的关于吴奇伟等发表起义宣言的新闻稿。

6月22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电：“假如胡、马各敌照你们来电所述，分向渭南、泾北进攻，则你们的作战计划是正确的。但请注意：（一）以许兵团[139]由泾北转至渭南，难于保持秘密，似不如令杨兵团[140]改开西安集中，留许兵团就地钳制马匪，或退至三原诱马深入较为适宜；又一个军不足钳制马匪，至少要有两个军。（二）须估计到胡、马各匪可能不战而退的情况，假如这样，则部署须准备及”时改变。

6月2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上海市委并告南京市委及华中局电，指出：“（一）同意你们巳巧电[141]为惩办布雷谣言制造者的各项处置。（二）帝国主义者正在采用利诱和威迫的两种手法，正在采取争取合法地位（以便从内部进行破坏）和继续援助国民党的两面政策，只有坚决而又适宜的斗争，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巩固自己和战胜敌人。（三）上海和武汉等地息息相关，你们在上海等地采取的各项措施，应随时通知林、邓[142]，林、邓方面在武汉等地所取措施亦应随时通知上海。（四）对紫石英号的方针，必须英方承认不得人民解放军同意擅自侵入中国内河是错误的这一点（不着重谁先开枪，因为这是没有多大关系的，重要的是擅自侵入内河，只要是擅自侵入，我军就必须打它和扣留它；也不要着重正当渡江的时机，重要的是擅自侵入人民解放军控制的内河，不管什么时机，都是不能许可的），才能释放，否则决不能释放。”

6月2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中局十一日电[143]并告华东局，二野及西北局的电报：“你们的意见是正确的，你们即可以按照你们所设计的三个步骤去部署城乡工作，这样做并不违背二中全会而正是二中全会总方针的正确的执行。”

同日　阅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六月十二日关于广东东江、韩江两边区战绩情况的报告，为中央起草复华南分局并告华中局，香港工委电：庆祝你们的伟大胜利。请你们争取时间迅速地巩固这些胜利，扩大军队及地区，以迎接第四野战军的到来，并准备于十一月、十二月或明年一月间占领广州。“你们应在东江、韩江及闽西三区放手招收大量青年学生，开办数千人的学校训练干部。同时按照可能性，抽调一千至二三千老的和较老的工作干部加以训练，为准备接管广州及其他大城市之用。”“同时应令香港训练干部，亦可招收一批广州学生来东江训练。总之，接管全省的工作干部主要地应由你们负责准备。”“加强广州地下市委工作的领导，积极发展党员，准备里应外合的条件。”“对桂林、昆明两城的地下党组织，亦应令当地加强注意力。”

6月2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各分局，各前委电，并请转发各市委，各省委，各区党委，军队的军、师、团委，地方的地委、县委，各级政府部门、财经部门、文教部门内的党组，职工会、青年团、青年联合会、妇女联合会内的党组以及宣传系统中（通讯社及报纸）的同志们。电报说：“我们向你们提议召开会议讨论下列两篇文章：（一）《消灭麻痹倾向，扑灭特务匪徒》，（二）《保护人民祖国的财产》。[144]这两篇文章是新华社于六月二十五日发表的社论，各地报纸谅必均已登载。希望你们不要一看了事，要召开会议针对社论所指出的问题，检讨自己的工作，并做出简明决议，指示全党实行。这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必须提起高度的警惕性，并拿出具体解决的办法，千万不可采取轻忽态度，是为至盼。”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电，提出钳马打胡的作战方针，指出：“根据近日情报，马匪各部业已准备向彬、长[145]撤退，胡匪各部势必同时向宝、凤[146]撤退，决不会再前进了，也不会保守不退。在此种情况下，你们应当集中王、周两兵团全力及许兵团主力取迅速手段，包围胡匪四五个军，并以重兵绕至敌后，切断其退路，然后歼灭之。许兵团留下必要兵力监视两马，以待杨兵团赶到接替。杨兵团应立即向西开进，迫近两马筑工，担负钳制两马任务，并严防两马回击。此点应严格告诉杨得志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

6月27日　关于歼击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王治岐[147]的作战计划问题，复电彭德怀，指出：“如果青、宁、胡、王四敌的主力，特别是青、宁主力不能在泾、凉[148]、宝、凤及其以东地区被我歼灭，则你们暂时不能作大的分兵。那时，为了免除西进路上的侧翼威胁，可以考虑以主力先给胡匪以打击，然后西打两马，待两马主力歼灭后再分兵。”第一野战军根据此电及当面敌情，决心采取钳马打胡的方针，以一部兵力钳制青宁两马，集中主力歼灭扶风、眉县地区的胡宗南、王治岐部。

6月2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邓子恢、谭政、陶铸[149]电，请他们找两广纵队领导人雷经天、曾生[150]等一谈，指出广“东现有大量的人民游击部队和大块的游击根据地，如果曾生的两个有战斗力的小师整训得有成效，将来开入广东配合游击队工作可起大作用，加上你们的一个至两个军就可以解决广东问题”。

同日　复信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得书甚慰，如见故人。革命高涨，大家都是高兴的。前途尚多困难，惟有团结最大多数民众，方能战胜帝国主义的反抗。相期共同努力！”

6月30日　撰写《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文章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民主革命的基本经验，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思想。文章说：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迷梦。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以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就进入政治斗争，经过曲折的道路，走了二十八年，方才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我们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文章最后说：“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武器，团结全国除了反动派以外的一切人，稳步地走到目的地。”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

7月1日　和朱德、周恩来等出席中共中央华北局、北平市委在先农坛运动场召开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大会。

同日　新华社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给将于七月二日在北平开幕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贺电。贺电说：“我们中国是处在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情况中。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政权的建立，给人民的文化教育和人民的文学艺术开辟了发展的道路。我们相信，经过你们这次大会，全中国一切爱国的文艺工作者，必能进一步团结起来，进一步联系人民群众，广泛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使人民的文艺运动大大发展起来，借以配合人民的其他文化工作和人民的教育工作，借以配合人民的经济建设工作。”

7月3日　致电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总理、原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七月二日病逝表示哀悼。

7月4日　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团校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第一期学员毕业典礼，并讲话，说：你们学了唯物史观后，就要懂得一步一步前进，有了条件，准备好力量，稳步地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二十年后，我们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看情况即转入社会主义。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邓子恢并王首道[151]、萧劲光电：（一）王、萧六月三十日电及程潜《备忘录》[152]均悉。此事请林、邓注意处理。“我们认为程潜态度是好的，应极力争取程潜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二）“程潜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留其军队和干部加以编整教育等三项要求，原则上均可照准，并迅即成立军事小组商定具体办法。我军行动在即，此事进行要快。”（三）请林、邓考虑，程潜现任军政党各项职务暂时均予保留，以程潜名义发号施令，以利接收全省及筹措给养，管理我军尚未到达地区的民政、军政事宜，使不陷于无政府状态。（四）“如程潜发表声明反美反蒋反桂，似应予以率部起义之待遇，使程潜能起影响南方各省之作用。我们亦可考虑予程潜以高级名义，例如南方招抚使之类。俟南方各省平定，程潜则来中央政府担任工作。程潜是孙中山的老干部，在国民党内地位甚高，近年治湘措施表示进步，若得程潜真心站在我们方面，将有很大利益。”

同日　致电在长沙的程潜：“备忘录诵悉。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编整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此间已派李明灏[153]兄至汉口林彪将军处，请先生派员至汉与林将军面洽，商定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军事处置诸项问题。为着迅赴事功打击桂系，贵处派员以速为宜。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诸事待理，借重之处尚多。此间已嘱林彪将军与贵处妥为联络矣。”

7月6日　晚上，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全体会议，向代表们说：“今天我来欢迎你们。你们开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因为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的组织者。”

7月7日　代表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二十二个党派团体代表共同签署发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各党派各团体为纪念“七七”抗日战争十二周年宣言》。毛泽东对宣言稿作了两次修改。宣言指出：“中国人民在建设自己的新国家的时候，当然要和一切愿意以平等友好态度对待我们的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相符合的。同时，我们当然要反对一切形式的侵略和威胁，这些是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相符合的。”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并粟裕、张震、周骏鸣电：“在我夺取舟山群岛及台湾以前，可能继续封锁下去，故你们的立脚点须放在长期被封锁的情形下考虑并解决问题。准备帝国主义者及国民党封锁我们一个长时期，而我们则仍有办法，克服困难。假如情况真是这样，则不仅有对我不利一方面，还有对我有利一方面，我们可以利用被封锁情况，动员广大群众，克服困难，巩固阵地。”

同日　晚上，冒雨出席北平各界人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纪念“七七”抗战十二周年并庆祝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的大会。到达会场时，全场欢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也带领大家高呼：“中国人民万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毛泽东在各界代表讲话后，又带领全场高呼口号：“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7月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华南分局，方方、魏金水、朱曼平[154]并告第四、第三野战军电：“我第四野战军业已部署完毕，日内开始向白崇禧进攻，待目前开始的战役告一段落后，即可以有力一部进占赣州及赣南十七县。”“我第三野战军的有力兵团现正开始由上海南进，大约八、九两月可占福州、泉州、漳州等地，如有必要，可由该兵团于歼灭闽西、闽南等处敌人之后，以一部协助你们歼灭韩江流域之敌，并占领潮、汕。”“在我三野部队进占闽西、闽南，四野部队进占赣南之前，我闽西、韩江、东江各部须独立作战，依据敌我力量对比的具体情况，适当机动处理，不要依靠外援。”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湖南省工委电，指出：“以歼灭白崇禧、宋希濂两敌之目的，我第四野战军日内即发动进攻。对长沙暂不进攻，请告程颂云[155]不要怀疑，要程令陈明仁准备和平解决事宜，不要援助白部，待白、宋两部解决，我军进驻长沙时，陈明仁再移至适当地点编整，务使长沙一带不受破坏为要。”

同日　和朱德、周恩来出席全国铁路职工临时代表会议暨全国机务会议全体代表和铁道部、铁道兵团、平津铁路管理局部分工作人员在中南海怀仁堂的集会。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说：中国从前是被帝国主义统治的，建筑铁路多是向帝国主义借款，帝国主义借款筑哪一条铁路，都是同其侵略目的相配合的。现在我们不受帝国主义统治了，我们有可能并且应该很好地恢复铁路并发展铁路。我们这样大的国家，现在还只有两万六七千公里铁路，太少了，我们需要有几十万公里的铁路。他强调指出：不管是老干部还是新干部，都要懂得依靠群众、重视群众。不仅要依靠工人和干部，还要依靠工程师等，这样你们所要组织的铁路工会，就能搞得很好了。

7月1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电：“你们应以尚未使用之一个军于适当时机经岳州向长沙、湘潭推进，并接管这一线。该军现在即宜进至岳州以北地区，并准备迅速进占长沙，缩短该地区无政府状态的时间。”

同日　致信周恩来：根据朱德建议，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苏联学习空军。同时购买飞机一百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同时须考虑在闽、浙两省建立飞机隐蔽库。请周恩来召集有关同志商酌。七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第十四兵团司令部及直属部队和军委航空局组成空军领率机关，并决定派刘亚楼等赴苏具体商谈购买飞机、聘请专家、顾问和帮助开办航校等事宜。三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听取刘亚楼等关于筹建空军情况的汇报。

7月11日　和朱德致电原国民党第二十二军军长左协中及全体官兵，对他们于五月二十九日在陕西榆林接受和平改编表示欢迎。

7月14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电：“文午电[156]悉。打胡战役已开始，甚慰。我军以尽量向西迂回，包围多数敌人然后歼击为有利。”本日，据彭德怀等十三日电相继报告，战役发起后已歼胡宗南部四个军，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逵有向胡宗南增援的消息，以及第一野战军准备歼击援敌的部署，毛泽东再次为中央军委起草复彭、张、赵电，指出：（一）“歼胡四个军甚慰。”（二）“马匪既有反扑援胡消息，你们主力停止追击准备打马是对的。但打马是一个较为严重的战役，各军宜有几天恢复疲劳，然后发起攻击，并准备一直打到平凉，全歼一切被抓住的马匪。”（三）“一兵团如已追至宝鸡，即用该兵团歼灭宝鸡、凤翔之敌，然后由凤翔抄至马匪后面，如属可能亦是有利的，请相机酌定。”至十四日，第一野战军相继占领凤翔、宝鸡等城镇，马步芳、马鸿逵部退至永寿、彬县等地，见胡宗南在关中的主力迅速被歼，在第十九兵团的监视下，未敢增援，旋即后撤平凉地区。扶眉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共歼国民党军四个军四万余人，解放了陕中地区，进一步隔离了胡宗南集团与青、宁二马，为尔后人民解放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胡、马创造了有利条件。

7月16日　关于歼灭白崇禧部的作战方针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邓子恢、萧克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一）广东只有残破不全之敌军四万余人，而我则有超过四万人之游击部队，只需要两个军加上曾生两个小师[157]，即够解决广东问题，至多派三个军加曾生部即完全够用，不需要派出更多兵力。（二）判断白崇禧准备和我作战之地点不外湘南、广西、云南三地，而以广西的可能性为最大。但你们第一步应准备在湘南即衡州以南和他作战，第二步准备在广西作战，第三步在云南作战。白部退至湘南以后，便只有十万人左右了。宋希濂[158]、程潜两部是退湘西、鄂西，不会往湘南。（三）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因为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们作战。”

同日　和薄一波、聂荣臻同傅作义、邓宝珊谈话，决定进一步解决绥远问题，允傅作义编两个军，绥远两个省政府合并。

7月1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邓子恢、萧克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陈毅、饶漱石、粟裕电，对歼灭白崇禧部的作战方针提出补充意见：“（一）基于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至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决战之判断；基于四野之总任务在于经营华中及华南六省，二野之任务在于经营西南四个省，以及进军之粮食、道路等项情况，我们认为你们各部应作如下之处置。（二）陈赓四个军即在安福地区停止待命，不再西进，待十五兵团到达袁州后，由十五兵团之一个军为先头军向赣州开进。这个军即确定其任务为占领赣州及经营赣南十余县。陈赓三个军、十五兵团两个军统由陈赓率领，经赣州、南雄、始兴南进，准备以三个月时间占领广州，然后十五兵团两个军协同华南分局所部武装力量及曾生纵队，负责经营广东全省。陈赓率四兵团三个军担任深入广西寻歼桂系之南路军，由广州往肇庆向广西南部前进，协同由郴州、永州入桂之北路军，寻歼桂系于广西境内。然后，陈赓率自己的三个军入云南。在此项部署下，陈赓四兵团以外之另一个军[159]即由安福地区入湖南，受十二兵团指挥，暂时担任湖南境内之作战，尔后交还刘、邓指挥，由湖南出贵州。曾生两个小师应即提早结束整训，遵陈赓道路或仍走粤汉路东去广州。（三）四野主力除留置河南的一个军，留置湖北的重炮部队，留置赣北的一个军，留置湘西、湘北、湘中的三个军以外，以五个军组成深入广西寻歼白匪的北路军，利用湘桂铁路南进，协同陈赓歼灭桂系于广西境内。（四）上述这种部署，是不为白匪的临时伪装布阵（例如过去在赣北，现在在茶陵，将来在郴州、全州等处）所欺骗，采取完全主动的部署，使白匪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邓小平汇报华东工作及渡江与接收宁、沪、杭情况。

7月1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邓子恢、萧克电，询问程潜各部集中长沙是否属实，指出：“如果属实，则你们应令十二兵团占领浏阳、醴陵，正面占领岳州、湘阴，但不要去占株洲，各部均不要太接近长沙，以便和程潜谈判和平解决湖南问题。”并请将同程潜谈判情况电告。本日，收到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十七日关于派人同程潜谈判情况的电报，下午四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林、邓、萧、赵电，指出：“程潜十六日晨与你们派去干部所谈诸点均甚好，均可照办。”“我们已经过我们在长沙的电台转告程潜，我军侧面占领平、浏、醴，正面占领岳州、湘阴，但暂时不占长沙，以利举行谈判和平解决湖南问题，并叫程潜及有关各方保持镇静，不要恐慌。”“但长沙、益阳、宁乡、湘潭、湘乡、衡山、衡阳诸县及粤汉、湘桂两路沿线地区，两三星期内程潜必须和平交出，以利我军进驻攻击桂系。程部则退往安化、新化、邵阳、武冈及其以西地区听候整编。如程部在对桂系作战中能先有配合行动则更好。这些都需你们派代表数人（其中应有李明灏）与程潜代表数人举行会议商谈确定，并组织联合机构，然后行动。此项会议应立即举行，如程不便派代表来汉口，则你们的代表可去长沙。”根据上述指示，二十二日林彪等派出谈判代表团赴平江同程潜的代表举行谈判。

7月1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电：“以三个兵团追歼两马[160]是否足够。我们觉得似应从十八兵团抽四至五个师西进，作为预备队。如这样做，便须该兵团集中主力攻占凤县、留坝，威胁褒城[161]（但可不占褒城），迫使南山[162]敌军后撤，然后该兵团可以抽出四至五个师西进助战。是否应当如此，请酌办。”

7月2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并告刘伯承、宋任穷、张际春、李达及华南分局电：“（一）同意你们七月十七日电[163]（二十一日才收阅）整个部署方针。（二）陈赓与邓华[164]分两路入粤是对的，但请注意桂东、桂阳道路、粮食情况。如有困难，则陈赓之重武器及大行李可循邓华道路南进，而邓华则除南始[165]大道外，可在东侧找一条辅助路。（三）陈、邓入粤后，准备以陈兵团从北江，邓兵团从东江（可能须先占惠州）两路攻广州，而在攻广州之前，两兵团各须在北江、东江休整一短期（例如半个月至一个月），与华南分局会合，商定接管广州及全省的整个部署，并配备干部。以上请转知陈、邓注意。”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东局电：邓小平已到，中央已开会讨论了他的报告并委托陈云[166]向你们面达。“上海问题，须从农村、精简、疏散三方面着手才能解决。用大力进行苏、浙、皖三省农村工作，获得农民群众的拥护，这是首先重要的，否则上海及任何城市的困难问题都不能彻底解决。其次是精兵简政，节省国家开支，这也是很重要的，你们现在即可以开始做。又其次是疏散，这需要有可行的计划，请你们与陈云商量后提出一具体方案交中央讨论。”根据中央指示，华东局随后作出疏散工作和机关部队精简工作的具体部署和规定。

同日　致信周恩来：“据张表方[167]本日称，龙云[168]代表李一平要求与我方负责人见一面，好回港复命。我意请周接见一次，告以卢汉[169]如能于我军入滇时举行起义，宣布反帝反封建反蒋桂立场，则云南问题可以和平方式解决，卢汉所部可以编为人民解放军。龙云则允其参加政协，会后仍可回港。如何，请酌办。”

同日　将中共湖南省委[170]致中央组织部的一份电报批送周恩来，并告：“据李六如[171]本日称，李达愿任教育厅长，但尚无人正式通知他。请周考虑即决定李达任湖南教育厅长，并通知他早日去湘接管学校。”二十六日，收到李达来信后，又批送周恩来，告知：“已和李达谈过，他愿意去湖南工作。”

7月2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南京市委电，告知：英“美两国在中国问题上有矛盾，我们应当利用这个矛盾。请你们在确定的一般原则下在运用的时候注意到这一点。”

7月23日　复电彭德怀：“午哿电[172]悉。打胡胜利极大，甚慰。不顾热天乘胜举行打马战役是很对的。打完这一仗应休整一短期，然后再进，惟休整时间亦不宜太长，以恢复疲劳，整顿队势，补充缺额为原则。如能于八月上半月完成打马战役，休整半月至一月，九月西进，十月占领兰州、西宁及甘、凉、肃三州[173]，则有可能于冬季占领迪化[174]，不必等到明春。”“照我想，只要平凉战役[175]能歼两马主力，则西北战局即可基本上解决。往后占领甘、宁、青、新四省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问题，没有严重的作战问题。”二十四日，第一野战军向平凉方向出动。马步芳、马鸿逵部为保存实力，各自后撤。第一野战军趁势向陇东追击。至八月十一日，第一、第二、第十九兵团先后攻占和解放了通渭、天水、泾川、平凉等十余座县城，胜利结束陇东追击战，造成进军兰州和银川、各个歼灭敌人的有利态势。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新区农村工作给浙江省委的指示，起草中央给华中局、华南分局、西北局，第一、第二、第四野战军的批语：“我们认为华东局指出的各点[176]是一切地方都应当注意的，如果你们认为有必要，请转发下级唤起注意。”

7月24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并告刘伯承、宋任穷、张际春、李达及方方电：“同意陈赓、邓华两兵团南进时间推迟至三伏以后。”“陈赓所提应将南进新任务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一点是很对的，陈、邓两兵团及各兵团均应这样做。历次证明，越是将任务及执行任务中可能遇到的顺利条件及困难条件预先说得明明白白，越有利于任务之完成及克服各种困难。”“该两兵团三伏过后即出动，以旅次行军方法，第一步进至桂东、汝城、上犹、崇义、赣州、南康、大庾、信丰地区待命。那时，华南分局方方及由北平南下之叶剑英、张云逸等同志到达赣州举行会议。这个会议是很必要的。应在这个会议上解决占领广东的若干重要问题”。“赣南国民党军沈发藻[177]等愿意脱离江西省主席方天，站在我们方面，江西省委及十五兵团留赣南工作之一个军须注意接洽联络，争取和平接”“收赣南及改编赣南敌军。从目前起的一个半月内，即在九月中旬以前，四野主力各部争取进到醴陵、攸县、湘潭、湘乡、宁乡地区，并争取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以便在陈、邓两兵团由赣南向广州前进时（大约在九月中旬），四野主力能向衡州、郴州地区前进。目前天气极热，可令四野主力缓缓前进，每天走四五十里，走两天三天休息一天两天。”

7月25日　晨七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并告刘伯承、宋任穷、张际春、李达，粟裕、唐亮、周骏鸣，华南分局电，指出：“二十三日二十四时电[178]悉。此电部署甚好，即可照此执行。”“我们今晨发给你们一电，与你们此电精神是一致的。我们在该电中说，四野主力应争取于九月中旬以前到达攸县、湘乡及其以北各地，现距九月中旬尚有一个半月，你们照二十三日二十四时电部署，休整过三伏后再进，九月中旬以前是可以达到攸县、湘乡之线的。并且你们已令各兵团派遣先遣师进得更远，便于尔后主力的推进。”“方方来电要求入粤我军有二路经三南[179]、和平、河源出惠州，我们认为是必要的。在九月中旬以前，除先遣部队外，陈、邓两兵团主力不要超过五岭界限。自九月中旬起，准备陈兵团经从化[180]、南雄两路出北江，先占韶州；邓兵团可经翁源、连平、和平分两路至三路平行南下出东江，先占惠州，在韶州、惠州集中干部，调整兵力，然后两兵团配合广东我军，会攻广州（估计此时广州余汉谋等有和平解决之可能）。但九月五日，方方必须到赣州与叶、张、陈、邓[181]会合商筹全局。”第四野战军和第四兵团从八月一日起休整四十天，分别集结于长沙、常德、南昌、固安地区，根据南方地形、气候特点，进行适应性训练。同时，第十五兵团以留置江西的第四十八军于七月二十六日发起赣西南战役，由南昌一带分两路沿赣江两侧向赣南追击。八月十四日解放赣州。

同日　复电在苏联访问的中共代表团刘少奇、高岗、王稼祥[182]，指出：借款协定，你们表示原则上同意，具体文字待译好后再谈的态度是对的。我们亦正在研究协定的文字，明天或后天即有电报给你们。同意在莫斯科建立一个中国大学。我们正需要学习苏联在各项工作中的和资产阶级不同的一套学说和制度，设立这样一个大学是很必要的，但经费应讲明由中国负担为适宜。同意在目前就开始派遣各种参观团到苏联去参观和学习各项经验。

7月26日　收到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二十三日关于部队疾病情形严重的报告后，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电，表示慰问：“盛暑行军病员大增，极为悬念。你们已改为旅次行军及三伏休整，当可使情况改善。”

7月27日　为转发方方、魏金水二十一日致中共中央军委电，起草中央军委给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陈赓、邓华的批语：“请你们考虑邓华出三南之先遣师即由三南出梅县，配合当地我军歼灭胡琏部[183]。该敌只有一万二千人，战斗力弱，我有一个师配合当地我军，可以解决该敌，然后直下潮、汕”。

7月31日　审阅修改新华社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二十二周年的社论稿，加写四段话，并将标题《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改为《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其中，关于南昌起义加写：“南昌起义及当时全国各地的许多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的。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反动派宣布了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即决定率领人民反抗蒋介石反革命。八一南昌起义就是当时一连串革命起义的第一个起义。”关于人民解放军的特点，加写：“这个军队的成分是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工农占百分之九十左右，革命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左右，而革命知识分子则是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但懂得用革命精神教育军队，坚决地执行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及其各项具体政策，而且懂得革命的前途是什么，即是说革命将经过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稳步地发展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关于如何克服困难，加写：“为着克服困难，必须完成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这就是：（一）消灭封建势力，使农民得到土地；（二）实行精兵简政，简省国家开支；（三）在上列两项基础之上初步地恢复和发展一切有益的工业和农业生产。没有这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所谓克服困难，只是一句空话。而要完成上述几项工作，在新解放区的南方和西北各省，一般地说来，必须准备付以三年左右的时间，过于性急是没有用的。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我实行封锁政策的条件下，还须加上一条疏散人口的工作。”

7月下旬　审阅新华社广播稿《八一介绍》，加写一段话：二“十二年的人民解放军的历史证明，只要坚持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保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完全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够打倒的，任何严重的困难都是能够克服的。”

8月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南分局并告华中局、华东局电：（一）广西成立省委，拟以张云逸同志为书记。（二）广东不成立省委，可设潮梅、东江、北江、中区等几个区党委或地委，受华南分局直接领导。（三）华南分局以叶剑英为第一书记，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四）华南分局领导广东、广西两省及香港工委。（五）华南分局受华中局领导。华中局第一书记林彪，第二书记罗荣桓（因病留北平），第三书记邓子恢，管辖豫、鄂、湘、赣、粤、桂六省及第四野战军（正规军九十万人）。华中局现在武汉，将来可能移至长沙。（六）西南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刘伯承为第二书记，贺龙为第三书记，管辖云、贵、川、康四省及第二野战军全部、第一野战军一部共六十万人。今年冬季可占领四省各要地。第二野战军之陈赓兵团三个军，第一步协助邓华兵团解决广东；第二步入广西，协助四野五个军解决白崇禧；第三步出云南。在我大军（共八个军）入广西打白崇禧的作战中，华南分局有以广东的财力、物力及干部协助解决广西问题的任务。（七）在福建省委接收闽西、闽南，江西省委接收赣南，湖南省委接收湘南，云南省委（陈赓等）接收云南之后，原受华南分局领导之各该省党的组织及武装力量，即归入各该省委及军区领导。

8月2日　就陈明仁在谈判中提出的要求，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电：“可以答应陈明仁保留兵团司令名义”。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并告华东局电：同意三十日电意见，“张爱萍[184]海军系统暂时不迁青岛，并仍归华东系统即归粟裕指挥。”“你们积极准备攻台湾是正确的。必须从各方面准备攻台，打破干部中的畏难心理”。

8月4日　关于进取新疆的时间问题，复电在苏联访问的刘少奇、王稼祥：我曾以甘新路上的情况及何时可以向新疆进军电询彭德怀。接彭八月三日复电说，“自胡宗南主力被歼后，两马节节后退，我一路已占平凉、固原，另路日内可占天水，接着即向兰州进军，八月底或九月初可能占领兰州，那时即可准备进取新疆”。

同日　复电刘少奇、高岗、王稼祥：“我们完全同意苏中两方组织共同委员会来把借款和定货等问题具体化；但由于我们全国经济机关方开始成立，地区不断扩大，专家缺乏，材料缺乏，故目前实无法提出全部货单。可否商请联共中央同意将共同委员会设在中国，由柯兄[185]先带主要专家来华与我们共同商定全部或主要部分货单。”“如斯大林同意先派人来华组织共同委员会，请柯兄最好先带铁路、电力、钢铁、煤矿、煤油矿、军事等专家同来。”中共代表团访苏期间，根据刘少奇同斯大林的口头协议及当时中国恢复生产建设的需要，中苏双方议定：苏联给予中国三亿美元贷款；由苏方选派二百余名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分期分批来中国工作；苏联帮助在东北办一所空军学校和一所海军学校，并由刘亚楼、张学思[186]在苏联具体商谈；帮助创办一所大学。七日，毛泽东复电刘少奇、王稼祥：同意“中国大学[187]不设在阿尔马达而设在北平，由苏联派教授”。十四日，刘少奇乘火车回国，王稼祥继续留在莫斯科。二十九日刘少奇到达北平。

8月5日　和朱德复电程潜。复电说：“为对抗广州伪府，为维护湖南秩序，为稳定军心，为便利谈判，为号召各方，所提设立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及陈明仁将军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两项临时机构，并由临时军政委员会派出临时性质的省政府主席及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官，均属必要，可即施行。省政府移交会议略延时日，以期避免刺激军政人员，亦属有益无害。弟等并认为，湖南临时军政委员会不应为空洞名义，应行使必要之职权，除敝军已接收之地方外，其余地方，应由临时军政委员会指挥，庶使秩序易于维持。总之，解放湖南及西南各地需要借重先生及贵方同志之处甚多，只要于人民解放军进军及革命工作有利，各事均可商量办理。此次先生及陈明仁将军毅然脱离伪府，参加人民革命，义旗昭著，薄海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并告萧劲光、王首道电：“我们认为，程潜所提临时机构是必要的，应予同意。毛、朱复程潜电请林、邓即转去，林、邓亦应根据毛、朱复电意旨去电鼓励程潜。”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局并告湖南省委电，指出：（一）“我军接管长沙后，除成立长沙军事管制委员会（李明灏应参加为委员）外，湖南省政府及湖南军区两机构不要马上成立，即用长沙军管会名义统一指挥已占各县”。（二）“我军入长沙，望注意维持良好秩序，极力注意做程潜、陈明仁及其一派人物中的工作，尊重他们，给他们以起义者的待遇，帮助他们进步，团结多数，打击反动分子，以便经过这种统一战线的方式，顺利地接管全省政权及改编陈明仁军队为人民解放军。”

同日　致电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野战军前委：“现在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负责人刘澜涛、胡锡奎二同志写的该校对于一万二千新学生短期班的教育经验的总结[188]转发给你们，请你们注意这种经验。假如你们同意的话，请将这个文件转发给你们所属学校的负责同志，并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以资传播和仿效。我认为这个总结里所说的方针和方法是正确的。”

8月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局并转湖南省委电，指出：林彪、邓子恢五日十二时电悉，处置甚好。“我军入长沙后，除反动报纸应当准备封闭外，程潜系统的报纸不应封闭。”“同时请湖南工委和程潜商量，如果他在新化有报纸，希望他指示该报采用新华社稿件，以为团结和教育程部党政军多数人员，打击反动分子的工具。”“请你们考虑，物色若干程潜系统中的开明分子，在程潜及本人同意的条件下，任命他们为长沙军管会的顾问。”“争取程潜、陈明仁及其一派站在我们方面，对于分化台湾、广州、广西、昆明、四川等地国民党特别是分化台湾及宋希濂等部，有极大的政治作用。对于顺利地接管湖南及改造程、陈系统则有直接作用。你们对此要当作一件重要工作去做。程潜的临时机构，不忙很快取消，省政府接交可以推延一个月左右，使程潜有时间在其内部进行教育工作，利于将来的改编和改造。”在“将来接收省政府及改编军队时，除陈明仁应任军职外，应给程潜及其一派中的开明分子以位置，并吸收他们参加工作。其办法为组织湖南军政委员会，由两方面的人成立，以程潜为主席，以我们的人为副主席，湖南省政府亦照此方式组织，成为统一战线的临时过渡机构。此办法是否可行，请你们先作考虑。”

同日　关于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西北问题，致电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现在西北敌军分向汉中、兰州、宁夏三处退却，我军亦须分向三路解决退敌。”“我们认为，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民干部又甚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其办法即为利用靠拢我们的国民党人和我们的人一道组织军政委员会，以为临时过渡机构。这样的国民党人就是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关于绥远和宁夏问题，我们准备和傅作义合作去解决。”“故我们决定组织绥远军政委员会，以傅为主席，我们的高克林[189]为副主席；委员十余人，傅部占多数，我们的人占少数。以傅部五万人，我军姚喆、王平[190]两部二万人合编为两个军，以傅部董其武[191]等为军长，我们的人为副军长。实行人民解放军的军政制度，汰坏留好，逐步改造。两个绥远省政府合而为一，以傅部董其武为主席，我们的杨植霖[192]为副主席，省府委员亦用双方的人作适当配备。此项方法对双方都有利益，可以经过一个工作过程，达到彻底改造之目的。傅作义对此项办法表示满意，拟于数日后，即令傅去绥远和我们的人一道解决绥远问题。”“我们认为在马步芳解决后，必须使用杨得志兵团深入宁夏给马鸿逵部以歼灭的打击，迫使残部退入后套，然后经过傅作义用政治方式去解决。”“对马步芳必须歼灭其主力，但他有玉树等地为后方，可以保存残部。欲最后解决青海，亦须找些与青海有联系的旧人，如我们使用邓宝珊主甘，可能打开寻找此项旧人及最后解决青海问题的门路。此外，班禅[193]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陶峙岳[194]现在动摇，有和平解决新疆的意向，我们认为应利用张治中组织新疆军政委员会，以张治中为主席，我们的人（是否王震去新疆）为副主席，再加伊犁方面[195]一人为副主席，以为过渡机关。”“整个西北亦可考虑在将来组织军政委员会，以彭为正，以张治中为副。”

8月7日　收到华东局关于上海市人民政府三日至五日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情况报告后，为中共中央起草复电，指出：“你们已召开上海各界代表会议，甚好。此种会议有很大用，可以依靠它去联系群众，帮助我们克服困难。华东所属各城市均应举行，并应看重此种会议。”

8月8日　关于方方赴赣州参加华南分局会议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方方并告华中局及陈赓电：叶剑英八月九日由北平动身，经汉口转江西，九月五日前到达赣州。方方务须于九月五日到达赣州。

8月1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中局并告各中央局、各分局、各野战军电：“八月六日电及转来河南省委八月一日电均悉。我们同意以‘中间不动两头平’的政策，作为解决河南土地问题的基点，对中农土地完全不动，而不要照土地法大纲上关于中农土地的规定。在中央政府成立后，土地法大纲须要有所修改。除上述一点外，在南方及其他新区实行改革土地制度时，必须在某些政策上（例如不要使地富扫地出门等）及工作方法上（例如要开区乡农民代表会议等）改正过去在北方土改中做得不好的地方。而且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完全掌握全部农村运动的领导，绝不许再有过去那样无政府无纪律的状况出现。除河南等若干地方外，最广大的新区，今年及明年的全年都不是实行分配土地的时期，而是准备分配土地的时期。但就在此准备期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省委、区党委，必须完全掌握农村工作的领导职务，千万不能放松此种职务。一切重大决定，均须事先报告中央，获得批准然后实行。”

同日　复信杨开智[196]：“来函已悉。老夫人健在，甚慰，敬致祝贺。岸英、岸青均在北平。岸青尚在学习。岸英或可回湘工作，他很想看外祖母。展儿[197]于八年前在华北抗日战争中光荣地为国牺牲，她是数百万牺牲者之一，你们不必悲痛。我身体甚好，告老夫人勿念。兄从事农场生产事业甚好，家中衣食能过得去否，有便望告。”

8月11日　复电周世钊[198]：“虞[199]电诵悉，极感盛意。目前革命尚未成功，前途困难尚多，希望先生团结全校师生加紧学习，参加人民革命事业，是所切盼。”本日，还复电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校友会，希望他们努“力进修，为人民的文教工作服务”。

同日　出席全国工会组织工作会议举行的宴会，并即席讲话。他说：第六次劳动大会以来，已有一年了。劳动大会规定的政治纲领和工作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必须实现的。据李立三同志说，我们工作中有组织上的关门主义倾向和方法上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倾向。我们有将近二千万的大军，但我们组织得太少。老解放区发展太少，新解放区刚才开始。除了破坏分子外，一切职工，即使是政治上落后的人，即使是国民党的工会工作人员，但有改造可能的均包括在内（资本家不能加入）。对于落后的和犯错误的人，要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否则，我们便会成为少数，便会孤立。工会工作同志应主动地和资本家搞好关系，和行政方面搞好关系。党、政、工三方面共同的目的都是为了搞好生产，有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呢？你们要做宣传工作，要向市委书记、市长做宣传工作，也要向我做宣传工作。要主动地团结进步分子、中间分子、落后分子，主动地团结各个方面，团结工人阶级、其他劳动人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消灭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势力！

8月12日　新华社发表社论《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次日，毛泽东函告新华社社长胡乔木：应“利用白皮书做揭露帝国主义阴谋的宣传。应将各国评论中摘要评介。”

8月13日　和朱德复电陈明仁：“未文电[200]敬悉。湖南举义，遐迩欢迎，颂云先生及贵主席领导有方，为功极大。贵主席主持之过渡时期省政机构极为必要，仍应行使职权，借维秩序，并利号召。尚望贵主席团结所属，再接再厉，弟等则嘱中共人员与颂云先生及贵主席推诚合作，以利革命事业之推进。至人民省政府之建立，当俟军事有进一步发展，并与颂云先生及贵主席商酌，然后办理较为适宜。贵主席如有所见，尚望随时见教。”

同日　下午，出席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并作简短讲演，庆祝各界代表会议的成功，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并从而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他说：“一俟条件成熟，现在方式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即可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全市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市政府。依北平的情况来说，大约几个月后就可以这样做了。这样做的利益很多，希望代表们加紧准备。”讲演号召北平市人民，除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及其潜伏的特务分子以外，一致团结起来，为克服困难，建设人民的首都而奋斗。会上，毛泽东取出一封随身带来的未署名的市民来信（向他反映物价高涨、捐税多和失业多等问题），当即交代表会议处理。

8月14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评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社论揭露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国内一部分具有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人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社论指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社论号召先进的人们，共产党人，各民主党派，觉悟了的工人，青年学生，进步的知识分子，有责任去团结人民中国内部的中间阶层、中间派、各阶层中的落后分子、一切还在动摇犹豫的人们，用善意去帮助他们，批评他们的动摇性，教育他们，争取他们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要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叫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篇社论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东局电，请对发行公债问题[201]加以说明：“（一）二千四百亿元的用途；（二）为什么需要二千四百亿元之多，是否可以减少；（三）估计城市工商业家对此项公债的态度将如何，是否会拥护，如不拥护，是否有失败之可能；（四）利息四厘是否适当，为什么是适当的；（五）为什么规定明年十一月起还本付息，三年还清，期限是否太促，为什么要如此规定？”十五日，陈云复电中央，对发行公债的数额、用途、利率和还本付息的时间等问题作了说明。十七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致陈云并告饶漱石、陈毅电：“公债问题关系重大，请陈云立即回来向中央报告，加以讨论然后决定。同时，请饶、陈试探民建[202]方面资本家的意见，电告我们。”经中共中央讨论研究，十二月十六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政务院通过决定，从一九五〇年一月一日起发行人民建设折实公债，第一期发行一万万分（每分之值按当时物价计算约等于一万二千元旧人民币），计一万二千亿旧人民币。

8月16日　和朱德复电原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暨全体起义将士：“接读八月五日通电，义正词严，极为佩慰。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已成全世界公认的定局。”“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著，全国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尚望团结部属，与人民解放军亲密合作，并准备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以革命精神教育部队，改变作风，力求进步，为消灭残匪，解放全中国人民而奋斗。”

8月1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局并萧劲光、王首道、金明、高文华、袁任远、周礼[203]电，提出湖南省人民军政委员会等四机构主要领导成员名单和人员配备原则，征询他们的意见。经过多次磋商，湖南省四机构先后成立和改组。十九日，长沙市军管会成立，萧劲光为主任，王首道、陈明仁为副主任。二十九日，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扩大改组为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程潜为主任，黄克诚为副主任。三十日，湖南军区成立，萧劲光为司令员，黄克诚为政治委员，陈明仁、韩先楚为副司令员，金明、唐天际为副政治委员。九月一日，湖南临时政府成立，陈明仁为主席，袁任远为副主席。

8月18日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毛泽东致电新疆伊犁特别区人民政府阿合买提江，邀请他们派代表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电文说：“我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中国的胜利。包括全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各解放区，国内各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在内的新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经过慎重筹备之后，即将在九月内召开全体会议。”“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随着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新疆的全部解放已为期不远，你们的奋斗即将获得最后的成功。我们衷心地欢迎你们派出自己的代表五人前来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如蒙同意，请赶于九月上旬到达北平”。二十七日，新疆省政府副主席、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主席阿合买提江，新疆省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民族军总指挥伊斯哈克伯克，民族军副总指挥达力立汗，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阿不都克里木，新疆中苏文化协会罗志等五名代表，前往北平出席会议，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十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致电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对遇难烈士表示哀悼。

同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别了，司徒雷登》，再评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社论揭露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侵略政策。社论指出：“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这篇社论编入《毛泽东选集》。

8月1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电，指出：“太原解放至今不到三个月，开了五次各界代表会议，成绩极好。各地除石家庄、上海、北平已报告开会外，尚未据报开会，这是很不好的。兹规定：（一）三万以上人口城市均须开各界代表会。（二）会期，中小城市至少每月一次，每次一天，至多两天。大城市每月或每两月一次，每次一天两天，至多三天。（三）每次解决问题不要多，应集中在一两个问题上。（四）代表应固定为半年改选一次，连选者得连任。在六个月内，不称职者临时改换，未吸收者逐步增加。（五）代表会毕，有向人民传达和解释会议报告和决定的任务。（六）此指示转达所属三万人口以上的一切城市勿误。（七）你们应重视此事，总结经验，报告中央为要。”

同日　复信江庸[204]：“大示敬悉。时局发展甚快，新政协有迅速召开之必要，拟请先生及颜俊人[205]先生参加，不识可以成行否？许先生事[206]，已嘱法学方面的同志注意延接。”

8月2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电：同意你们十九日关于向川、黔进军的基本命令。该命令中说：本野战军主力（除四兵团）之任务在于攻略贵阳及川东南，以大迂回之动作，先进击宜宾、泸县、江津地带之敌，并控制上述地带以北地区，以使宋希濂、孙震[207]及重庆等地之敌，完全孤立于川东地区，尔后即聚歼这些敌人，或运用政治方法解决之，以便协同川北我军逐次解放全川问题。

8月2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告知上海产业界提出国内可生产的工业品，请东北尽量在国内采购，勿再由苏联输入，并反映有大量苏联花布在平、津倾销。电报指出：请你们加以注意，使上海民族资本家有出路，并将东北过去及现在与友方交换物品的品名、数量电告。

8月22日　复电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十九兵团何时向宁夏进军，待占领兰州后看情况决定。如果王震四个军确有把握占领青海，则十九兵团可在兰州休息十天或半月后即向宁夏，否则可略为推迟。入新疆部队至少休整一个月，必要时酌量增加休整时间，好作充分准备。入川部队待与贺面商后作最后决定，大体上以十八兵团入川是适宜的。

同日　关于和平解决绥远问题，致电彭德怀、张宗逊并中共中央西北局：“傅作义、邓宝珊定于二十三日由北平动身去绥远。约定他们到绥远后，以两星期时间召集干部会议，宣布我党中央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方针，成立双方合作的绥远军政委员会及绥远省政府。两星期后，傅、邓回北平参加政协会议。会后傅去绥远实行改编军队及政权系统，邓去甘肃。”“邓去甘肃的问题，已约定待贺到北平参加政协会议时，与邓见面谈好后，随贺一道去西北，张治中也须那时才能去西北。”

8月23日　为祝贺美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致电美国共产党中央主席福斯特和政治局委员丹尼斯，指出：“美国共产党和美国进步分子，在美国反动势力高压之下，为着国际和平，为着美国工人和美国人民的民主权利，为着中美人民的真诚友谊，坚持不屈不挠的奋斗，对于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都是一个重要的鼓励和援助。美国的未来，不属于外强中干的美国反动势力，而属于你们和美国人民。”

同日　关于歼灭马步芳和攻占兰州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彭德怀、张宗逊并告贺龙、习仲勋电，指出：“马步芳既决心守兰州，有利于我军歼灭该敌。为歼灭该敌起见，似须集中三个兵团全力于攻兰战役。王震兵团从上游渡河后，似宜迂回于兰州后方，即切断兰州通青海及通新疆的路并参加攻击，而主要是切断通新疆的路，务不使马步芳退至新疆为害无穷。攻击前似须有一星期或更多时间使部队恢复疲劳，详细侦察敌情、地形和鼓励士气，作充分的战斗准备。并须准备一次打不开而用二次、三次攻击去歼灭马敌和攻占兰州。”

8月24日　阅本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在北平的发言人发表痛斥美国白皮书的声明[208]后，批示胡乔木：“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请予全文文播、口播，并播记录新闻，当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起很大作用。”当天，写信给民建负责人黄炎培，称赞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信中说：“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二十六日，收到黄炎培的复信后，再致信黄炎培：“八月二十四日大示敬悉，很高兴。”“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民建办事采用民主方式亦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种方式，看似缓慢，实则迅速，大家思想弄通了，一致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东北局电，同意对东北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名单的调整及分工，并指出：“据华北经验，政府机构中设人民监察委员会置于人民政府委员会之下，对检查工作反对官僚主义有很大好处。”二十七日，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推选高岗为东北人民政府主席，李富春、林枫、高崇民为副主席，林枫兼监察委员会主任。

同日　收到王首道关于三个师已地方化的报告[209]后，复电王首道并告林彪、邓子恢：“八月二十一日电收到。我们欢迎此类简单明了的报告，而不欢迎冗长的沉闷的报告。”

8月2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中局并告东北局、华北局、华东局、西北局、山东分局、华南分局电，指出：“（一）八月二十日电悉。望将各城各界人民代表会经验扼要电告。（二）务须催促各城开会每月至少一次。（三）各县应开县各界代表会议，由农会，工会，学生会，文化教育界，工商业界及党政军选派代表，可以选择若干开明绅士参加，讨论全县工作。大县代表二百余人，中县代表一百余人，小县代表数十人，每月或每两月开会一次，每次两天至三天开完。此事华东，华中，西北，南方各新区均可做。各老解放区更不待说。”

同日　新华社发表经毛泽东修改的时评《湖南起义的意义》。文中指出，程潜、陈明仁两将军在湖南起义，严重地震撼了华南、东南、西南、西北的国民党军残部。湖南的起义告诉他们，对于人民解放军的抵抗是没有前途的，唯一的光明前途，就是脱离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集团，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无论什么人，只要真正做到这一步，就有受到人民谅解的希望。

8月26日　晨一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彭德怀、张宗逊并告贺龙、习仲勋电：“二十四日电[210]悉。（一）如你们二十五日攻兰得手，则局面起了变化。（二）如不得手，则作为侦察性质的作战，全军将因此种流了血的侦察战获得有益的教训而确定了再战的胜利。（三）如二十五日不得手，则请照你们二十四日电的决心，确定先打援，后打城。如此，则须令对城防御之四个军或三个军构筑坚固防御阵地。并须预计打援及攻城两战所必需的充分的时间，估计至少要半个月，多则可能要一个月或更多时间。（四）为了要筹一个月或两个月的粮食及由西安接济食油、弹药及棉衣，请令十八兵团用全力向胡宗南军所在的空隙地区举行袭击，确保天水及西兰公路，以利运输。同时，在兰州附近周围二三百里区域有计划地筹措粮食。请西北局全力支持兰州前线的需要。”

同日　复电彭德怀：“（一）完全同意二十五日二十四时电的部署[211]。（二）六十二军暂留临夏，必要时亦宜令其移兰州参战。（三）务请注意筹足至少一个月的粮食、弹药，准备持久坚决歼灭两马。”同时，应彭德怀来电要求，毛泽东起草聂荣臻、薄一波致傅作义电：“我军正攻兰州，马鸿逵有向兰州增援模样。毛主席意见，如有可能，请兄电劝马鸿逵勿去增援，准备和平解决宁夏问题，如去增援，则马部和平解决机会将更少了。”本日，第一野战军攻克兰州，马步芳部主力二万七千余人被歼，其余守敌分别向永登、西宁逃跑。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东局并告各中央局、各分局、各野战军前委电：“（一）你们过去对城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项重大问题，没有发出指示，自己亦未在上海执行，故对此事处于被动地位，并因此使城市工作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失。现在你们已在上海开了一次各界代表会议，收到了良好效果，并已于八月二十四日给所属发了指示，你们因此就在此项问题上恢复了主动权。中央看了，极为高兴。除将你们电报转知各局各野外，现在请你们严催所属三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务于九月份一律开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一律将开会情形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在广播台上公开广播。不许可有不开的，不许可不公开发表和不做口语广播。借此以使所属三万人口以上城市的党的组织和各界人民代表亲密结合，经过他们去团结各界人民，克服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并克服党的领导机关中的许多人只相信少数人的党内干部会议，不相信人民代表会议的官僚主义作风。以后一切三万人以上的城市至少每月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次，每次一天至多二天就够，每次讨论和决定的问题有一个或二个就够。（二）各县要开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其办法照中央最近致华中局并告各局的电报办理。要各省委、区党委、地委负责领导办理，一改过去长期不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不良作风。此项全县各界人民会议，不论新区老区一律举行，新区在占领两三星期后即可举行，无须待乡村农会建立然后举行。举行此项会议的一个重要目的，即是经过此种会议去发动农民群众。（三）上述两项请东北局、华北局、山东分局、西北局、华中局、华南分局一律遵照办理。各野前委注意研究和协助。”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华东局，山东分局，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华中局，西北局电：“兹将彭真同志关于今年五月至七月的北平工作情况的报告[212]转发给你们作为研究材料，其中有些经验是各地可以采用的。”本日，写信给彭真：“八月十四日的报告收到阅悉，很高兴。已转各中央局参考。请你将此报告抄一份送给黄敬[213]同志看一下，并请你转告他，我希望他写一关于天津情况的报告给我，同时抄给华北局。”

8月27日　出席新政协筹备会第四次常务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修改《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毛泽东就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问题作了发言。他说：历来的中央集权地方分权问题，只有我们能解释。对于必须集中的尽量集中，必须抓紧的要抓紧，例如对司徒雷登的外交问题。有人说我们只管政策不管事务。事务是管不胜管，而政策问题是关乎几十万、几百万人民的政治经济生活的。我们是抓紧大的人事、大的政策。我们要有些集中有些不集中才能搞好，所以有些地方要给地方以监督之权。鉴于蒋介石集权，我们是又集中又不集中，需要集中的则集中。

8月28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四评白皮书》。社论指出，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革命和美国的白皮书，这表示了中国革命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白皮书是一部反革命的书，它公开地表示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干涉，这就变成了中国人民的教育材料。社论针对艾奇逊骂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极“权政府”的话，指出：“这个政府是对于内外反动派实行专政或独裁的政府，不给任何内外反动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动的权利。反动派生气了，骂一句‘极权政府’。其实，就人民政府关于镇压反动派的权力来说，千真万确地是这样的。这个权力，现在写在我们的纲领上，将来还要写在我们的宪法上。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越是反动派骂‘极权政府’，就越显得是一个宝贝。但是艾奇逊的话有一半是说错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对于人民内部来说，不是专政或独裁的，而是民主的。这个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的工作人员对于人民必须是恭恭敬敬地听话的。同时，他们又是人民的先生，用自我教育或自我批评的方法，教育人民。”这篇社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

同日　下午四时，和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等到北平车站欢迎宋庆龄自沪抵平。晚上，设宴招待宋庆龄。

同日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题词：“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214]

8月29日　复信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来信[215]已悉。当付郭、茅、马[216]三先生审议，提出意见。现已接复信，特付上，请予考虑，并请回答你对于他们的意见之赞成，或反对，或修改的意见。如果你同意的话，请付范文澜、成仿吾、黎邵西[217]三位一阅，或者座谈一次，以集体意见见告为盼！”

同日　函告胡乔木，请找清末中国和美国订立的几个不平等条约，为写评美国国务院白皮书的社论时参考。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局电，询问第四野战军的病员情况及解决问题的办法：“野司转来四十三军病员情况的电报已阅悉，甚为怀念。未知其他各军是否也有相似的情形。你们是否已采取统一的办法克服这个困难，即是说是否需要推迟进军的时间，以便使部队多得休息，及是否需要普遍增加伙食费，使战士恢复体力，请将你们的意见电告。”

8月30日　致电程潜：“八月十九日电示今日收到，敬悉。尊见极好，完全同意。当接陈子良[218]兄未皓[219]电时，我即复电（经中共湖南省委转）请他仍照前议兼领省主席，与尊意吻合。新政协召开在即，拟请我公及仇亦山[220]、陈子良出席，共商国是，倘能命驾，无任欢迎。”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并告各野战军电，指出：“（一）兹将华北局未俭电[221]转给你们。请你们仿照此电，将你们区域三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列举出来，指明哪些已开过各界代表会议，哪些还未开，会议开得好还是不好，你们处置如何等项报告我们。（二）老解放区村、区、县、省等级人民代表会议开会情况如何，新解放区县的各界代表会是否可以举行，均望电复。”

同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五评白皮书》。社论列举一八四〇年以来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事实，指出：“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自从一八四〇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止，应当写一本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教育中国的青年人。”这篇社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友谊”，还是侵略？》。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张宗逊电：马步芳和马鸿逵分两路退却，且有退新疆可能。为此请你们考虑青海、宁夏两方面暂缓进兵，先占张掖、武威，再占青海、宁夏。如何？盼复。

9月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电，指出：“（一）你们歼灭宋希濂的计划是很好的。（二）程子华兵团主力在澧州[222]、常德以西地区歼灭宋希濂以后，请考虑该部取道沅陵向芷江前进，歼灭该地区之黄杰[223]部，然后沿湘、黔、桂三省交界向柳州前进，迫使白崇禧退入广西，而不使他退入贵州，以利我军在广西境内歼灭他。因贵州太穷，运输不便，广西较贵州为富，又可取得广东接济，又有我们的游击区及游击队以为协助，较利于我军作战。（三）叶剑英、方方、陈赓、邓华等九月上旬可在赣州会合，中旬可会商完毕，下旬即可开始向广东进军。若萧劲光、程子华各部亦能于九月下旬或十月上旬进至芷江、宝庆、衡州之线，则可与我入粤部队互相配合。我们希望能于十一月占领广州及粤汉全路，十二月或明年一月全路通车，则对全国财政经济有很大利益。”

9月2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张宗逊电：“同意你们未世亥[224]电作战方针，占领青海、宁夏及永登休整一时期再分兵西进。”并询问是否可于九月十五日以前占领青海、宁夏。三日，彭、张复电说：十五日占西宁有可能，九月底能占宁夏省会。四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向青、宁进军以适合情况解决问题，不使军队太疲劳为原则，早一点迟一点都可以。”“宁夏马军力争全部缴械，其次则争取大部缴械，一部改编。总之，改编的部队愈少愈好。”“请考虑利用马鸿宾，派人向马鸿宾做些工作，争取大部和平缴械，一部改编的局面。宁夏人少地狭，马部军政党可能有二十万人，加上十九兵团十万人，粮食问题必甚严重，请预为筹备。”据此，第一野战军在解放兰州后，以第一、第二兵团进军青海，进行河西地区追击作战，求歼马步芳残部。以第十九兵团发起宁夏战役，攻歼退守宁夏的马鸿逵部。

9月3日　关于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问题，致电饶漱石：“陈云同志已回，九月二日在中央会议上作了报告。中央同意此次上海会议决定的总方针及许多具体办法。我们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不轻议迁移，不轻议裁员。着重整理税收，以增加收入。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吃。多余人员，设法安插到需要人的岗位上去。自愿和可能迁移的工厂、学校，必须精密筹划，到新地后能够维持下去，并有前途，否则不要迁移。对难民的迁移，亦须如此。着重节约那些本来可以减少的开支，但不要减少那些必不可少的开支。着重反对浪费，从这里可以得到一笔很大的钱。封锁在目前时期对于我们极为有利，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看，都是有利的。已裁的二万七千人[225]，是一件大事，已引起很多人不满，应加以处理。其办法是立即加以调查，分别自己有办法生活和自己无法生活的两类。对于后一类人，应予收回，给以饭吃。现在无事做，也应给以饭吃，维持他们，使他们活下去，否则政治上对我们极为不利。就全局来说，全国养九百万至一千万人是完全有办法的。各级领导人多和党外各界人士接触，如像陈云此次找各界代表人物谈话，你找三个旧职员谈话那样，探听各界气候，将具体问题向他们请教及交换意见，而不是泛泛的交际性的接触。”

9月3日—11日　修改、审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在此期间，毛泽东对纲领草案作过多次修改，并写了若干条批语。三日，毛泽东看过纲领草案后，给胡乔木写的批语中说：“题应是《共同纲领》。”后来，又在审稿时改写了三段话：（一）“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的地方政府及军事集团，如有愿意停止战争，承认错误，要求和平解决者，可以按照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五日国内和平协定草案的大意，用和平方法解决之。”（二）“鼓励并欢迎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爱国分子及国民党残余力量统治区域的人民群众组织响应人民解放军，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维护社会秩序及保护国家财产的工作。”（三）“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各级政权机关为各级人民政府。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二十九日正式通过的《共同纲领》第二章“政权机关”第十二条中，采用了毛泽东改写的第三段话。

9月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各分局、各野战军前委电，转发察哈尔省委关于召开各界代表会的报告，要求各地研究他们的经验，指出：“经验证明，凡未注意召开各界代表会，仍然束缚于党内狭小圈子的，就走了弯路。”“必须反对形式主义，每次会议要有充分准备，要有中心内容，要切切实实讨论工作中存在的为人民所关心的问题，要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当作一件大事去办，否则将损害党的政治威信。”“无论是各界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会，党员均不要太多，以能保证通过决议为原则。大体上，党员及可靠左翼分子，略为超过二分之一即够，以便吸收大批中间分子及少数不反动的右翼分子，争取他们向我们靠拢。”“会议之前由党委（市委、县委等）召集代表中的党员开会一次，决定方针。”

同日　函告周恩来、聂荣臻：“程潜九月二日抵汉，四日由汉动身来平，请即令铁道部注意沿途保护照料，不可疏忽。问准到平时刻，请周组织一批人去欢迎，并先备好住处。”周恩来当即提出具体安排计划送毛泽东阅后，即交聂荣臻办理。七日晚十时，程潜到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郭沫若等一百余人到车站迎接。八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和宴请程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参加会见和宴会。

9月5日　致电在长沙的陈明仁：“吾兄参加新政协已获筹委会通过。倘能命驾极表欢迎。”十日，陈明仁到达北平。北平市市长聂荣臻等到车站迎接。

9月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中局并告各中央局、各分局、各野战军电：“同意你们所提关于召开县的各界代表会议的各项意见。并将此电转发各局、各野研究照办。关于召开县的各界代表会问题，自西北局提议后，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认为有益无害。而不召开各界代表会，要等到农协在乡村中建立了基础，再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如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日中央复电（载在《政策汇编》）那样，则是很不利的。事实上，县的许多大政方针，例如剿匪，反霸，借粮，征粮，救济灾荒，修理堤坝，推动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协，减租减息问题，恢复和发展县范围内的工商业及文化教育问题，推行人民币及县的财政金融问题等，均以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经过讨论，取得代表们同意，然后传达推行，比较不开这种会，长期限于党内干部的讨论、传达和推行，要有利得多。县的各界代表会的成分，应包括党政军的代表，农民及工人的代表，革命知识分子及妇女的代表，工商业的代表，及若干开明绅士的代表。”“至于区乡，则照你们意见召开区的及乡的农民代表会议，但应吸收革命知识分子参加。”

9月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前线各野战军负责人、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南方人民武装及各界人民电，祝贺各军事前线连续告捷。全文如下：“我各路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奉命出师，向南方及西北各省大举进军以来，业已四个多月。除完成第一步计划，解放江苏、安徽、浙江各全省，江西的东北部及北部，湖北及陕西的大部，山西及豫北的残余敌占区，山东的青岛地区，共消灭数十万敌军，解放数千万人民以外，又复继续前进，解放甘肃及青海的大部，湖北的一部，湖南的中部、北部，江西全省，福建的大部，渤海的长山列岛，包括长沙、福州、兰州、西宁四个省城及赣州、常德、宜昌、天水诸重镇在内，消灭了大批敌军，解放了广大人民。在此期间，程潜将军及陈明仁将军率部起义，站在人民方面，给了国民党反动派以重大打击，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进军。我广东、福建、广西、云南诸省的人民解放军在各该省的胜利发展，极大地威胁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后方。我各路人民解放军军行所至，全体人民同胞及各界民主人士表示热烈欢迎，给予人民解放军以极大的帮助。其中，有甘肃的青海的回民同胞，和汉民同胞一样，表示热烈的欢迎和帮助人民解放军。我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长途远征，冒着酷热的气候，以无比的英勇和自我牺牲精神，为解放全国人民、统一全国领土的伟大的神圣的志愿所鼓舞，以短促的时间，完成了巨大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表示热烈的祝贺和深切的慰问。尚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完成新的军事政治任务，为消灭残余敌军，解放全国人民而奋斗。”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叶剑英、方方、陈赓、邓华并告林彪、邓子恢电，指出：“（一）你们业已聚会于赣州，极为欣慰。你们会议内容应照中央迭次电示及面告剑英者扼要做出决定。（二）方方等同志领导的华南分局及华南各地党委和人民武装有很大的成绩，新的华南分局及即将进入华南的人民解放军主力，应对此种成绩有足够而适当的估计，使两方面的同志团结融洽，互相学习，互相取长补短，以利争取伟大的胜利。（三）你们一面开会，一面即可命两兵团[226]开始向南进军，第一步进至韶关、翁源之线。准备在该线休息若干天，然后夺取广州。我们认为不应分兵去惠州，待夺取广州再占惠州为适宜。因为四野主力九月中旬即可向芷江、宝庆[227]、衡州之线前进。白崇禧必然不战而向广西撤退（他决不会在湖南境内和我决战，所布疑阵是为迟滞我军前进之目的）。我陈、邓两兵团应争取于十月下半月占领广州。陈兵团预计十一月进至梧州区域。四野主力则于同时进至柳州、桂林区域。十二月即可深入广西，寻找白部作战。刘、邓率二野主力，十一月可入贵州境内，十二月可入重庆。如此，则我各路军可以互相配合。”

同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关于叶剑英、聂荣臻任职问题的新闻稿，全文如下：“北平市长兼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将军奉命赴两广工作，担任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及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此，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了聂荣臻将军继任北平市长兼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9月9日　关于攻歼白崇禧部的部署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邓子恢电：“陈赓、邓华两兵团，第一步进占韶关、翁源地区，第二步直取广州，第三步邓兵团留粤，陈兵团入桂，包抄白崇禧后路。陈兵团不派任何部队入湖南境，即不派部去郴州、宜章等处。”“程子华兵团除留一个军于常德地区，另一个军已到安化地区外，主力两个军，取道沅陵、芷江，直下柳州。”“另以三个军，经湘潭、湘乡攻歼宝庆之黄杰匪部，与程子华出芷江的两个军摆在相隔不远的一线上。”十三日起，在林彪、邓子恢指挥下，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采取大迂回方针，分三路南进，并于十月六日至十六日在衡阳、宝庆地区歼灭白崇禧第七军、第六十八军等部四万七千余人，解放衡阳、宝庆、芷江、大庸等城，为尔后进军广西和第二野战军入川创造了有利条件。

9月10日　关于同新疆当局接洽和平谈判事，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在新疆伊犁的邓力群并告彭德怀、张宗逊电，指出：“如（伊犁当局将迪化当局所提问题向我方征求意见时，你可以表示：（一）新疆问题的解决方案各方均可以提出，但最后须取决于北平中共中央；（二）谈判地点在兰州，中共中央的负责代表为彭德怀将军；（三）如迪化当局愿派去代表去兰州谈判，我们表示欢迎。”并要求彭德怀、张宗逊电台于十二日开始同伊犁邓力群电台联系通报。本日晨八时，又为中央起草复邓力群电：为了快点同迪化当局接上头，你可以于日内进驻迪化，并迅即架设电台通报。邓力群随即从伊犁秘密前往迪化，同国民党新疆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包尔汉、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商谈新疆和平解放问题。

同日　约见张治中。谈话时毛泽东说：解放军将由兰州和青海分两路向新疆进军，希望你去电给新疆军政负责人叫他们起义为好。还说，我从新疆得到的情况，只要你去电，他们是一定照办的。张治中答道：我早有此意，不过我在五月间曾接陶峙岳、包尔汉来电问候我的情况以后，音讯就断绝了，现在我还不知道怎样同他们取得联系。毛泽东说：我们已经在伊犁建立电台，你的电报可以先拍到伊犁再转迪化，我可以告知在伊犁负责的邓力群。十一日，张治中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致电陶峙岳、包尔汉，希望他们为革命大义，为新疆和平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同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阵营。

同日　复电彭德怀，指出：“集中注意力争取于十一月初、中旬由玉门向新疆进军。”“由你们自己做准备的事项，请你抓紧进行，除帐篷、水壶、粮食外，你未提皮衣、皮帽、毡鞋，这些是很重要且须立即准备的，是否需要我们帮助你们办皮衣，要多少，请即告。”“陶峙岳、赵锡光[228]等已准备与我们和平解决，新疆主席包尔汉已派人至伊犁附近接洽和平谈判，我们已令邓力群率电台日内进驻迪化，故新疆已不是战争问题，而是和平解决的问题，本日我们邀请张治中正式谈了，请他帮助解决新疆的问题，并在新疆方面担负工作任务（尚未提到具体职位），他表示愿意听候驱策，做什么事也可以。”我们认为，应设立西北军政委员会，统辖西北五省，以彭德怀为主任，习仲勋、赵寿山、张治中、邓宝珊四人为副主任，办公地点在兰州或西安；以张治中为新疆军政委员会主任，王震及少数民族的二人至三人为副主任（或须加上陶峙岳），以为新疆的过渡机关。

9月11日　托去湖南长沙探亲的朱仲丽[229]看望杨开慧的母亲及杨开智夫妇，并带去书信。信中说：“托朱小姐来看你们。皮衣料一套，送给老太太。另衣料二套，送给开智夫妇。”

9月12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叶剑英、陈赓电：“八日电[230]悉。两兵团第一步集结并休息数日，第二步齐头进至曲江、翁源地区并休息数日，第三步协力夺取广州。除此以外均同意。”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并告林彪、邓子恢、谭政电：“（一）同意二野在华中地区通过时的作战事宜统由四野首长指挥。（二）如果白崇禧占领贵州省城，无论二野、四野均暂时不要去打他。二野的两个兵团以主力一直进至重庆以西叙府[231]、泸州地区，然后向东打，占领重庆。以一个军留在乌江以北（以遵义为中心）。二野之陈赓兵团，在配合四野五个军完成广西作战以后，即进占云南，完成对贵阳之包围。然后，四野以一部由广西向北，二野以适当力量分由云南、黔北向东向南包围贵阳之敌而歼灭之。总之，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邓力群并告彭德怀、张宗逊电，发去张治中十一日关于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给陶峙岳的电报，让他设法转交，并告如陶有复电速转来为要。

9月13日　致电王首道：“湖南大学教授谭戒甫先生来函称，拟于交通全复时北上观光等语。此人是我过去认识的，教了几十年书，请派人调查其政治背景告我。并向他说明我的意见：交通全复时可以来北平游历一次，仍然回湘在湖大任教，不作在北平久居的打算。如果他是这个意思，我是欢迎他来平看一看的。”同时，复电谭戒甫：“惠函诵悉，极慰平生，交通全复时，倘愿北来游览一次仍返湖大任教，甚表欢迎。”

同日　修改聂荣臻、薄一波给傅作义的复电，修改后的电文中说：“同意来电所提处理绥远问题的四项原则和三个步骤[232]，经过这些步骤，使绥远成为和全国一样的解放区，使绥远军队成为和全国一样的解放军。主席说，不论什么步骤和办法，只要能使绥远及其军队成为全国一样的解放区和解放军便都是好的，可以照办的。”

9月14日　关于原绥远国民党军政领导人出席政协会议的人员问题，起草薄一波致周北峰信：“毛主席说，绥远军政委员会贵方名单，除傅、邓、董、孙[233]四人外，还有些什么人，请电傅将军速即电告，以便在董其武通电发表后迅即发表”。本日，起草薄一波、聂荣臻致周北峰信：“关于傅、邓二先生出席政协会议事，本日毛主席说：如因工作关系，可以在九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之间到达北平出席。如能在二十日到平则更好。在绥远军政人员表明态度后，董其武、孙兰峰可能被邀参加政协。北峰兄参加政协事，毛主席认为是可以的，当与董、孙一道向筹备会提出。等情特达，请转告宜生、宝珊。”十九日，董其武等在绥远通电起义。经新政协筹备会协商通过，董其武、孙兰峰和周北峰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9月15日　致电祝贺法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人道报》总编辑马赛·加香八十寿辰。

9月16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六评白皮书》。社论指出：“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抵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的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也提倡‘以俄为师’，主张‘联俄联共’。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社论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作了理论上的说明。这篇社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9月17日　出席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批准周恩来代表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所作的筹备工作报告；原则通过常委会提出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同意将起草大会宣言和拟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歌、国徽两项工作移交给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向大会主席团提出报告的提议；通过常委会提出的大会主席团及秘书长名单。会议决定，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中国人民政协。

9月1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邓力群并告彭德怀、张宗逊、西北局电：“新疆在人民解放军到达并获得和平解放以后，中央准备考虑成立新疆军政委员会，统辖军政财经各方面工作。除中共方面的人以外，拟请张治中、陶峙岳、包尔汉及伊犁方面的人参加，成为统一战线的领导机关，彭德怀以西北军政委员会主任兼新疆军政委员会主任。新疆省政府改组，包尔汉仍为主席，委员由中共方面及新疆各民族方面为主体，酌加张治中、陶峙岳方面的人。以上请你向包尔汉及迪化友人透露，并征求他们的意见。”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张宗逊电，告知：顷接傅作义九月十七日电称，宁夏马鸿宾到包头，说八十一军军长系其子马惇靖，与马鸿逵部系属两事。无论如何方式，只要解放军不打，能使八十一军成为人民的军队，他均乐于接受，请先停止作战，以便商谈。中央军委请彭、张即考虑处置办法电告。同时，毛泽东起草薄一波复傅作义电：“毛主席说：我们可以将马鸿宾部与马鸿逵部分别看待，但问题的解决必须在前线而不能在北平。全国各地都是如此，宁夏不能独异。无论马鸿宾或马敦静[234]如欲解决问题，应速派代表至兰州第一野战军司令部找彭德怀司令员接洽，或到固原十九兵团司令部找杨得志司令员接洽。如马鸿宾能亲去兰州或固原一趟，则更好。彭德怀将军已知马鸿宾为人是和马鸿逵有区别的，他正想找马鸿宾接洽。如马能亲自去，或派代表去，必被欢迎，不会有任何危险。请傅宜生速为转知，以免误事。又西北前线对宁夏进军的时间已很迫近，宁夏代表应速去固原或兰州，不要再迁延了。”本日，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马鸿宾及其子第八十一军军长马惇靖在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的进逼下，接受和平条件，率部在宁夏中卫县起义。

9月20日　和朱德致电原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及其领导下的全体官兵、政府工作人员和各界同胞，欢迎董其武等在绥远通电起义，指出：“看了你们九月十九日的声明，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自从傅作义将军领导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表示欢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还企图破坏绥远军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终归失败，你们已经率部起义，脱离反动派，站在人民方面了。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

同日　函告薄一波，请他和聂荣臻在派往绥远促成起义的傅作义、邓宝珊到达北平时前往车站迎接。二十二日，傅作义、邓宝珊及孙兰峰到达北平。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邓力群并告彭德怀、张宗逊电，指出：“蒋介石对新疆必然还要勾引，陶峙岳及其部下还可能观望一下，目前不要强陶立即派代表去兰州，因我军未入新疆，陶派代表去也不能立即解决问题。我们已通知陶派代表，至于是否派及何时派则由陶自己决定，不要催他，事实上新疆局面以暂维现状等待我军入新时解决为宜。”

9月21日—30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9月21日　晚七时，出席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开幕会，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为大会执行主席之一。毛泽东致开幕词。他说：我们的会议代表着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国外华侨。“我们的会议之所以称为政治协商会议，是因为三年以前我们曾和蒋介石国民党一道开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那次会议的结果是被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破坏了，但是已在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自己的议程中将要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制定中国人民政协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徽，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的所在地以及采取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年号。”毛泽东庄严宣告：“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被人侮辱的民族了”。“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同日　致信张治中：“前次先生致陶峙岳电，我在电尾加了几句话，要陶与中共联络员邓力群妥为接洽。邓力群（邓飞黄[235]之弟）已由伊宁于十五日至迪化与陶、包[236]见了面，谈得还好。关于周、黄[237]两军，自向甘、凉、肃退后，现至何地不明。已电彭德怀同志注意与该两军联络，不采歼灭方针而取改编方针，未知能如所期否？要紧的，除由迪化派代表去兰州谈判外，周、黄自己应迅速主动派代表去前线认真谈判，表示诚意。因我军已由兰州、青海分两路向张掖疾进；而周、黄自天水西撤后，沿途派人谈判均未表示诚意，一面谈，一面跑（大概是惧歼，图至河西集中保全），使我前线将领有些不耐烦。（兄给周嘉彬信已送达周部，但未知周本人看到否？）现在先生如有电给周，可由邓力群交陶峙岳转去。”

9月22日　出席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会议听取政协筹备工作经过报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起草经过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起草经过的报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草经过的报告。董必武在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起草经过及其基本内容的报告中说：“国家的名称问题：本来过去许多人写文章或演讲都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黄炎培、张志让[238]两先生曾经写过一个节略，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国。在第四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中，张奚若[239]先生以为用中华人民民主国，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现在采用了最后这个名称”。

同日　晚上，出席中共中央为欢迎来访的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意大利参议员斯巴诺举行的宴会。

9月23日　复电彭德怀：“宁夏与绥远无关，你们应尽可能解决马鸿逵部，越彻底越好。酌量保存马鸿宾部，照我军制度改编。”

同日　阅包尔汉关于和平解放新疆的准备工作的来电，复电包尔汉：“新疆局面的转变及各族人民的团结，有赖于贵主席鼎力促成。尚望联络各方爱国民主分子，配合人民解放军入疆之行动，为解放全新疆而奋斗。”

同日　下午，出席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会议听取各党派、团体代表发言。

同日　晚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主席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举行宴会，宴请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黄绍竑、李书城、李明灏、刘斐、陈明仁、孙兰峰、李任仁、吴奇伟、高树勋、张轸、曾泽生、何基沣、刘善本、林遵、邓兆祥、左协中、廖运周、李明扬、张醁村、黄琪翔、周北峰、程星龄等二十六名国民党起义将领。应邀作陪的有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周恩来、陈毅、刘伯承、粟裕、黄克诚、聂荣臻、罗瑞卿、邢肇棠、周保中、赵寿山、张学思、杨拯民。席间，毛泽东几次举杯庆祝到会的原国民党军将领举行起义和响应人民和平运动的功绩。毛泽东说：由于国民党军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

同日　应沈雁冰的要求，为《人民文学》创刊号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并复信说：“写了一句话，作为题词，未知可用否？封面宜由兄写，或请沫若兄写，不宜要我写。”

9月24日　出席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会议继续听取各党派、团体代表发言。会上，毛泽东接受新疆代表团团长赛福鼎献给的新疆维吾尔族服装，并走到主席台前穿上，同新疆代表们一一握手。随后又接受西北回族代表的献旗，旗上用回汉两种文字写着“中国人民的舵师”。

9月25日　出席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会议继续听取各党派、团体代表发言。会上，毛泽东接受北平市妇女和儿童代表献花。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召集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问题协商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有周恩来、郭沫若、茅盾、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在讨论中，毛泽东说：过去我们脑子老想在国旗上画上中国特点，因此画上一条，以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国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的特点。苏联之斧头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英、美之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特点。我们这个五星红旗图案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这次座谈会上，除国徽一项决定继续由原小组设计外，其他各项均获一致意见。

9月26日　晨三时，函告周恩来：“尚未讲话而应讲话或想讲话的人们，如林遵、邓兆祥、刘善本、章伯钧、张元济、周善培、李书城、柳亚子、张学思、杨拯民、罗隆基、李锡九、李烛尘……等人（名单应加斟酌），本日上午或下午必须逐一通知他们写好讲稿，否则明天即来不及讲了。请注意及时组织此事。”

同日　关于解决新疆问题，复电彭德怀并告西北局：“你们应确切地于十一月一日或十月以前准备完毕（皮衣、皮帽、毡鞋、水壶、汽车、汽油、粮食、现洋、钞票等等及最重要的政治动员和干部准备），以便在十一月上旬或中旬实行进军。”“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是我党和维族的紧密合作。”

9月27日　出席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大会讨论和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讨论和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四个议案：（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为北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本年为一九四九年；（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人民的大团结。

9月28日　和朱德复电陶峙岳、包尔汉，欢迎他们率领新疆军政人员于九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先后通电起义，指出：“你们声明脱离广州反动残余政府，归向人民民主阵营，接受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处置，此种态度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我们极为欣慰。希望你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正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立新新疆而奋斗。”

9月29日　出席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大会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全体委员的名额；关于选举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规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关于代表提案的审查报告及报告中提出的由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致电联合国大会，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成立，中国人民政协所选举之中央人民政府为唯一能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否认国民党政府所派出席联合国会议所有代表的代表资格等议案。

同日　为《新华月报》创刊号题词：“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护公共财产为全体国民的公德。”

9月30日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会。会议选举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全体委员。毛泽东当选为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大会通过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言》。宣言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中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它将指挥人民解放军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消灭残余敌军，解放全国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它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它将保卫人民的利益，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它将加强人民的陆海空军，巩固国防，保卫领土主权完整，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它将联合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民族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以为自己的盟友，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者挑拨战争的阴谋，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大会还通过《给全国人民解放军的致敬电》、竖立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和由毛泽东起草的纪念碑碑文。下午六时，出席政协会议的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周恩来代表主席团致词。毛泽东宣读纪念碑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毛泽东和出席会议的各单位首席代表执锨铲土，为纪念碑奠基，表示对先烈的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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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崔载之，当时任北平平明日报社社长。

[2] 1949年元旦，蒋介石在新年文告中声称，要在保存中华民国的宪法、法统和军队等条件下，愿与共产党商谈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

[3] 林彪、聂荣臻1949年1月8日15时致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张东荪、周北峰昨晚抵此。据张谈，傅对张表示以下几点：（一）北平、天津、塘沽、绥远一齐解决；（二）要平、津以后能有其他报纸（意即不只是中共一家报）；（三）政府中要有进步人士；（四）军队不用投降或在城内缴枪的方式，采取调出城外分驻各地用整编等方式解决。如同意此方针，双方派代表协同拟定具体办法。

[4] 指1947年10月10日公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5] 周，指周北峰，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土地处处长，是傅作义的和平谈判代表。张，指张东荪。

[6] 刘厚同，当时是傅作义部少将参谋、高级军事顾问，曾是傅作义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读书时的老师。

[7] 邓宝珊，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是傅作义的和平谈判全权代表。

[8] 傅作义1949年1月9日通过北平《平明日报》采访部主任李炳泉（中共地下党员）转给林彪、聂荣臻的电报中说：有关部队问题，“亟需缜密计划，妥慎实施，方可避免糜烂，不违初衷”。“部队出城时间，须视准备工作进行之程度及双方细节问题具体商决约定。万一有少部分不听命令，尚须双方在技术上预有商订”。

[9] 指1949年1月1日天津市参议会派出的4名代表同人民解放军天津前线司令员刘亚楼的谈判。刘亚楼在谈判时提出4点：（一）天津为华北主要工业城市，人民解放军甚盼和平解决，借免遭受战争破坏。（二）一切天津国民党军队，应自动放下武器，人民解放军保证这些军队官兵生命财产的安全及去留自便。（三）人民解放军停战24小时，等候天津守军的答复。（四）如果天津守军不愿自动放下武器，则人民解放军将发动进攻，天津守军的首领们应当担负使天津遭受战争破坏的责任，而受到严厉惩罚。

[10] 子删，即1月15日。

[11] 寅世，即3月31日。

[12] 指蒋介石在1949年1月1日《新年文告》中提出的关于和平谈判的5个条件：“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

[13] 指毛泽东为林彪、罗荣桓起草的致傅作义公函（又称致傅通牒），敦促傅作义尽快接受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条件。

[14] 邓、周，指邓宝珊、周北峰。

[15] 斯大林1949年1月14日致电毛泽东：“目前你留在中国是很必要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立即派遣一位政治局的负责的委员到你们那儿来”。

[16] 林彪、罗荣桓1949年1月19日给中共中央军委转去的第4纵队政治委员莫文骅的报告说：我与北平出来谈判之代表见面，他们之中以何思源为首，谈话中表示要给傅作义一条路走，不要逼得太紧，双方代表谈判应和平解决，以免北平打坏了，并要求见叶参谋长。我已将总部指示向北平出来之10个代表提出，当时大家认为满意，干脆、很宽大，特别是傅部撤出城外听候改编及保障其本人、军官家属财产安全。谈话后已将代表全部送回北平。

[17] 叶，指叶剑英。

[18] 李克农，当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代理部长。

[19] 黄绍竑，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和国民党政府委员、立法委员。

[20] 李，指李宗仁。1949年1月21日任国民党政府代理总统。白，指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1949年4月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21]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

[22] 苏静，当时任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是人民解放军方面参加北平和平解放谈判人员。

[23] 傅、邓，指傅作义、邓宝珊。

[24] 第13军、第94军，为驻北平的国民党军中央系部队。

[25] 指1949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

[26] 郭宗汾，在北平和平解放前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当时是傅作义的和平谈判代表。曾任以阎锡山为主任的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参谋长，在北平有电台同阎锡山联系。

[27] 吴克坚，当时受中共中央委派，在上海负责党的隐蔽战线的情报联络工作。

[28] 刘仲容，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参议。在国民党政府决定派出和谈代表团后，李宗仁、白崇禧派遣刘仲容秘密到解放区同中共方面联系。这时刘到达上海，同中共上海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29] 徐冰，当时任北平市副市长。

[30] 甘介侯，当时为李宗仁私人顾问。

[31] 指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这个代表团由当时南京人民和平促进会组成，成员有邱致中、吴裕后、曾资生、邓季雨、宋国枢、夏元芝、吴哲生、苗迪青、刘达逵、黄诺等。1949年2月6日至11日代表团以私人资格来北平同中国共产党方面商谈国是。在北平期间，叶剑英等曾两次同他们接谈。

[32] 左恭，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编译处处长。钟天心，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立法院立法委员、水利部部长。

[33] 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潘自力，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参谋长、政治部主任。

[34]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1949年2月9日致电中央军委，报告总前委2月8日会议讨论的渡江作战计划。

[35]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二副书记、山东军区所属鲁中南军区政治委员。1949年3月又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席。曾希圣，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国统区工作部部长、中原军区副参谋长。

[36] 张际春，当时任第二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陈赓，当时任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7] 这里指辽沈战役。

[38] 指1949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

[39] 林彪、聂荣臻1949年2月8日在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关于北平出城部队的改编问题，我们意见拟尽量争取将傅全部军队一概大合编。如傅要求保留他的军队之一部，则亦可保留他1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或1个军，中央军则一概编散。我们觉得保留敌方建制部队愈少愈好，对全国影响来看，似亦不宜树立保存敌兵力的范例。平津战役总前委1949年2月14日15时在致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今天与邓宝珊谈，复向其说明必须使这些军队真正变为人民军队，企图保持私人势力的任何打算都是对人民不利的，我决坚持不变。关于编组区分，决定将92军及16军全部和13军之89师拨华北两兵团及7纵改编，余统由东北野战军负责改编。

[40] 指上海和平代表团的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

[41] 李、白、张、邵，指李宗仁、白崇禧、张治中、邵力子。

[42] 甘泗淇、阎揆要，当时分别任第一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参谋长。

[43] 指即将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44] 邓兆祥、陆荣一，当时分别任重庆号巡洋舰舰长、副舰长。1949年2月25日，邓兆祥率领该舰全体官兵在上海吴淞口起义，脱离国民党政府。

[45] 华大，指华北大学。

[46] 指以杨成武任司令员、李井泉任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兵团。

[47] 指东北野战军特种兵司令部所属部队，司令部政治委员钟赤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苏进。

[48] 齐燕铭，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兼第1室主任。

[49]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干部必读的12本马列主义著作是：《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党史》、《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思想方法论》。

[50] 东西黄水，地名，指东黄水、西黄水。

[51] 丑有，即2月25日。

[52] 张震，当时任第三野战军参谋长。

[53] 指浦口、浦镇。

[54] 陈毅、谭震林1949年3月19日致电中央军委，建议正式渡江作战延至4月16日为宜。

[55] 萧劲光、陈伯钧、解方、潘朔端，当时分别任第四野战军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一副司令员、参谋长、副参谋长。

[56] 李达，当时任第二野战军参谋长。

[57] 皓辰，即19日辰时。

[58] 陈毅、邓小平、谭震林1949年3月26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说：军委预定发起渡江战斗的4月13日，正值农历3月16日，月光通宵，突击队无法荫蔽，建议推迟两天即15日黄昏发起渡江战斗，甚为有利。

[59] 《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是邓小平为总前委起草的，1949年4月1日上报中共中央军委。纲要指出：这一战役的目的是，以第二、第三两野战军全部，歼灭上海、镇江、南京、芜湖、安庆等地及浙赣线蒋军的全部或大部，占领苏、皖南部和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决于4月15日18时，以全线渡江作战，开始进行本战役。由粟裕、张震指挥三野的东线第8、第10两兵团为东集团，在张黄港至三江营段渡江作战；谭震林指挥三野的西线第7、第9两兵团为中集团，在枞阳至裕溪口段渡江作战。以上两路归粟、张统一指挥。刘伯承指挥二野为西集团在枞阳至望江段渡江作战。总前委邓小平、陈毅在合肥统一指挥第二、第三野战军，主持全局。

[60] 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1949年3月30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提出中共太原前线总前委关于攻占太原的作战方案：准备第一步打敌外围据点，占领攻城有利阵地。第二步攻城，具体部署是：以第20兵团附第7军一部歼灭北郊之敌，尔后由大、小北门攻城；以第19兵团附晋中军区3个旅歼灭汾河西岸之敌，尔后由大南门攻城；以第18兵团附第7军主力先佯动配合，再歼东郊之敌，尔后由大东门攻城。攻击时间定于4月15日开始。

[61] 仓子埠，今湖北新洲县仓埠镇。

[62] 支，即4日。

[63] 彭德怀在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于1949年3月28日到达太原前线。

[64] 贺龙，当时任西北军区司令员兼晋绥军区司令员。习仲勋，当时任西北军区政治委员。李井泉，当时任晋绥军区政治委员。

[65] 廖昂，原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整编第29军整编第76师师长。1947年10月11日在清涧战斗中被人民解放军俘虏。

[66] 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童冠贤，当时分别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监察院院长、总统府国史馆馆长、立法院院长。

[67] 卢郁文，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秘书长。

[68] 李宗仁1949年4月7日致电毛泽东，表示自他主政以来“政府谋和之诚意”，重申“谋和之决心”。

[69] 张文白，即张治中，字文白。

[70] 卯删，即4月15日。

[71] 1949年4月10日，总前委复电中共中央军委：每年阳历5月初开始大水，而且5月的水比7、8月还大，两岸湖区均被淹，长江水面极宽。届时，渡江将发生极大困难。如过久推迟，则必须将部队后撤就粮、就柴草。所以我们意见，只有在能保证和平渡江条件下，才好推迟时间。同日，粟裕复电中央军委：4月下旬为黄梅雨季，现已到桃汛，江水日涨，将发生以下困难：（一）现有船只三分之二为内河船只，尔后江中行驶困难，因此以现有船只渡江，每次渡江人数势必减少三分之二；（二）雨季稻田放水，部队展开不易，江面过阔浪大，江阴下游无法渡江，甚至10兵团方面只能作为钳制佯动方向；（三）粮草困难，尤以烧草。同日，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复电中央军委：长江水势4月末5月初将加速上涨，南风大起，雨多、流急、浪大，目前粮食已成困难。

[72] 张群，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

[73] 张、邵、章，指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

[74] 指国民党政府谈判代表团的顾问屈武、刘仲华、李俊龙、金山。

[75] 顾，指顾祝同，当时任国民党军参谋总长。

[76] 卯哿，即4月20日。

[77] 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

[78] 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1949年4（卯）月14（寒）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说：自赵承绶等同赵恭所派之杜某会面后，太原敌方并无回音，而封锁更严；我军太原战役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如16日与南京谈判无大效果，可否提前攻击太原。

[79] 陈谢，指陈锡联、谢富治，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

[80] 宋郭，指宋时轮、郭化若，当时分别任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

[81] 王谭，指王建安、谭启龙，当时分别任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

[82] 杨苏，指杨勇、苏振华，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

[83] 杨成武、唐延杰、李天焕，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兵团司令员、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副政治委员。

[84] 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1949年4月24日在致中共中央军委的两次电报中提出：太原解放，太原作战结束，请军委对参战的3个兵团之整训时间、行动任务及指挥关系确定见示；拟公开宣布阎锡山部梁化之、孙楚、王靖国、戴炳南4人为战犯，并于缉拿后公审正法。

[85] 1949年4月29日，被围困在大同的国民党军一万余人，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大同和平解放。

[86] 西野，即第一野战军。

[87] 粟裕、张震1949年4月29（艳）日晨致电第三野战军各兵团、各军并报中共中央军委，报告逃向杭州被我逼入郎溪、广德山区之敌5个军已大部被歼灭，以及肃清郎溪、广德残敌和占领杭州的部署，并提出要作好接收上海的准备。

[88] 华野，即第三野战军。

[89] 中野，即第二野战军。

[90] 总前委1949年4月30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提出：根据进占南京的经验，我党我军未作适当准备就仓猝进入大城市，必然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建议推迟进占杭州、上海的时间。

[91] 谭、王、吉，指谭启龙、王建安、吉洛（姬鹏飞），当时分别任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政治委员、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92] 周，当时任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浙江警备司令部司令。

[93] 辰灰，即5月10日。

[94] 辰灰，即5月10日。

[95] 辰删，即5月15日。

[96] 刘、张、李，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

[97] 刘金轩，当时任西北军区所辖陕南军区司令员。

[98] 萧克，当时任第四野战军参谋长。

[99] 衡州，今湖南衡阳。

[100] 黄华，当时任南京市军管会外事处处长。

[101] 司徒，即司徒雷登。

[102] 傅泾波，当时是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

[103] 何柱国，曾任国民党军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5集团军总司令。这时正在杭州治疗眼疾。

[104] 周保中，当时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

[105] 林彪、萧克1949年5月16（铣）日13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请示43军渡江以后，是直接向九江、南昌前进，还是暂时停止蕲春以南等候接收南昌的干部到后再进南昌、九江。

[106] 马寅老，即马寅初，经济学家、无党派民主人士。当时是出席世界拥护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

[107] 李达，哲学家，当时任湖南大学教授。

[108] 辰有，即5月25日。

[109] 邓、饶、陈，指邓小平、饶漱石、陈毅。

[110] 辰世，即5月31日。

[111] 巳东，即6月1日。

[112] 采取这种战法的结果，让汤恩伯率五万余人从海上逃走，对于尽量避免上海在战火中的损失起了重要作用。

[113] 谭政、陶铸，当时分别任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副主任。

[114] 指黄波拉，黄绍竑的侄女。1949年初，她为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仓促离开上海，到达北平后食宿等发生困难。为此柳亚子写信给毛泽东，请求给她以帮助，毛泽东即派秘书对她一家作了安排。

[115] 孙先生衣冠冢，指北平西山碧云寺内的孙中山衣冠冢。

[116] 1949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中局，林彪为第一书记，罗荣桓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

[117] 粟裕、张震1949年5月22（养）日午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请示关于第三野战军入闽部队可否提早出动。

[118] 张轸，原任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19兵团司令官。1949年5月15日率部二万余人在武汉以南之贺胜桥、金口一带起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119] 聂鹤亭，当时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副参谋长。

[120] 萧劲光、陈伯钧、韩先楚、唐天际、解方、潘朔端，当时分别任第四野战军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一副司令员、第二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谋长、副参谋长。

[121] 第一野战军1949年5月15日发起陕中战役后，于20日解放西安，又以一部攻占了凤翔、宝鸡等地。为使主力集结，准备西进攻打青海马步芳部和宁夏马鸿逵部，张宗逊、赵寿山曾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报告部队拟暂时进行休整。

[122] 胡，指胡宗南。马，指马步芳、马鸿逵，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代理长官、副长官。

[123] 西府，指西安以西泾渭两河之间地区，古称凤翔府。

[124] 曾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兼财经委员会副书记、上海市副市长。

[125] 这里指当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人民币，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

[126] 辰俭，即5月28日。

[127] 指刘少奇1949年5（辰）月31（世）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东北局电。刘少奇在电报中列举了他在天津视察期间发现的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左”的表现及其危害：“有些干部认为和资本家接触就是立场不稳，贸易公司在原料及市场方面统制，不给资本家的生产以应有的照顾，税收机关对私人生产亦未给以应有的照顾。在劳资关系上工人有过高的要求和过左的行动，未用坚决的办法去纠正。强令资本家开工，但资本家开工后的各种实际困难未帮助资本家去克服。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坏，不说资本家还有任何好处。在党内思想上只强调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捣乱性（具有这种性质的是无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例如投机商业等，不是一切私人资本都有投机性、捣乱性）。强调限制资本主义，而不强调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在目前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的进步性、建设性与必需性，不强调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只强调和资本家斗争，而不强调联合愿意和我们合作的资本家。结果就使资本家恐慌消极，陷于半瘫痪状态，完全没有生产积极性，许多资本家就准备停工歇业或逃跑。这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据说东北城市工作也有这种倾向，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查并纠正。”

[128] 指罗隆基。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

[129] 彭德怀在1949年6月8（齐）日电中报告，陕中战役后，马步芳、马鸿逵部联合胡宗南部约二十余万人正向泾渭间集中，准备向第一野战军实施反攻，阻止我军前进，并提出拟适当诱敌深入、包围歼灭的作战部署。

[130] 宁马，指宁夏的马鸿逵部。

[131] 傅连，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后勤部总卫生部副部长。

[132] 张鼎丞，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这时准备率华东南下服务团去福建。

[133] 周骏鸣，当时任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副参谋长。

[134] 这个讲话编入《毛泽东选集》时，将“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

[135] 林彪等1949年6月12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报告鄂南、赣北粮食问题严重困难，6月初四野主力停止于长江与襄河以北就粮和休整，以待粮食的筹集，准备在本月底或7月初再出动作战。

[136] 聂，指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1949年7月任第二书记）、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华北军区司令员兼平津卫戍区司令员。

[137] 朱早观，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

[138] 指王震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第一野战军第1兵团和周士第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第一野战军第18兵团。

[139] 指许光达任司令员的第一野战军第2兵团。

[140] 指杨得志任司令员的第一野战军第19兵团。

[141] 中共上海市委1949年6（巳）月18（巧）日致电中央，说：上海英美报纸和新闻单位散布国民党退出上海时在长江口布设了水雷的谣言，恐吓群众，上海市军管会将责令英商《字林西报》等英美报纸公开承认错误，并给以严重警告。

[142] 林、邓，指林彪、邓子恢。

[143] 中共中央华中局1949年6月11日关于新区城乡工作进行步骤问题致电中央，电报中说：我们考虑按照华中各省具体情况及最近时期经验，似应将工作重点先计划放在乡村，然后再直接发展城市生产，但各时期皆采取城乡兼顾。拟这样来规定华中工作方针：贯彻七届二中全会以城市为中心的正确的总方针，根据华中有别于东北、华北（皆已完成或基本完成了乡村的反封建斗争，而大城市人口及工业又均较大）的实际情况，应经过3个步骤。这3个步骤的总精神是，先创造发展城市的前提条件，然后直接发展城市。第一步，接管城市，特别要接收好城市，这一步所需时间是比较短促的。第二步，在党的全部工作中是以最大力量进行乡村改革，从反匪、反霸直至完成土改，这一步的任务须用两三年的时间。第三步，是直接以最大力量发展城市，同时也兼顾乡村。

[144] 这两篇文章中指出，由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的捣乱和破坏活动，不少地方的国家工矿企业接连发生火灾和被毁事件，要求提高警惕，保护人民祖国的财产。

[145] 彬、长，指陕西彬县、长武。

[146] 宝、凤，指陕西宝鸡、凤翔。

[147] 王治岐，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第119军军长。

[148] 泾、凉，指甘肃泾川、平凉。

[149] 陶铸，当时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150] 雷经天、曾生，当时分别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两广纵队政治委员、司令员。

[151] 王首道，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湖南省政府主席。

[152] 指1949年6月程潜通过中共湖南省工委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递送的备忘录，表示愿根据中共中央公布的国共和谈原则，谋取湖南局部和平。

[153] 李明灏，当时任华北军政大学第3总队总队长。大革命时期，程潜在广州任孙中山大本营军政部部长兼陆军讲武学校校长时，李任该校教育长。北伐时，程潜任第6军军长，李任该军第17师师长等职。李后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部员。早同中国共产党有秘密联系。1948年11月初，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经香港秘密进入华北解放区。

[154] 魏金水、朱曼平当时分别任闽粤赣边纵队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

[155] 程颂云，即程潜，字颂云。

[156] 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1949年7月12（文）日午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报告第一野战军为消灭渭河两侧之胡宗南、王治岐部，已于11日发起扶（风）眉（县）战役。

[157] 指曾生任司令员的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两广纵队，当时共辖两个师。

[158] 宋希濂，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湘鄂边绥靖司令部司令官。

[159] 指暂归陈赓指挥的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的第43军。

[160] 彭德怀、张宗逊1949年7月14日致电贺龙、习仲勋并报中共中央军委，为追歼青海的马步芳部和宁夏的马鸿逵部，准备以第1、第2兵团出陇县，截击陇东；估计两马将总撤退，准备以第19兵团沿西兰公路猛追。

[161] 褒城，今分属陕西勉县、南郑县。

[162] 指秦岭山脉以南的陕西汉中、勉县、南郑地区。

[163] 林彪、邓子恢、赵尔陆1949年7月17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提出华中地区的部署是：以5个军入广西，以3个军留湖南，对付宋希濂，维持湘桂和粤汉交通与肃清土匪并担任群众工作，江西留6个师维持交通与肃清土匪，1个军留河南，从该军抽1个师在襄樊地区肃清土匪，陈赓、邓华两兵团目前即向广东出动。

[164] 邓华，当时任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司令员。

[165] 南始，指广东南雄、始兴。

[166] 陈云1949年5月受中共中央委托组建中央财经委员会，7月12日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当时正准备前往上海筹备召开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大区的财经领导干部会议。

[167] 张表方，即张澜，字表方。

[168] 龙云，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昆明行营主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被蒋介石武力相逼失去在云南的权力，调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1948年12月出走香港。

[169] 卢汉，当时任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云南绥靖公署主任。1949年12月率部在昆明起义。

[170]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组建湖南省委，随第四野战军南下。长沙和平解放后，湖南省委于8月20日同长期坚持秘密斗争的湖南省工委合并，组成新的湖南省委。

[171] 李六如，当时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司法部部长、东北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172] 彭德怀1949年7（午）月20（哿）日致电毛泽东，其中说，在扶眉战役中，胡宗南部损失共约五万人以上。现青宁马步芳、马鸿逵部各3个军退守平凉、泾川、陇县地区，配备相当分散，有各个歼击可能。我以10个军，准备7月26日开始攻击。为顺利完成主席6月27日指示，解放甘、宁、青3省全部，准备今冬入四川，明春夏入新疆。

[173] 甘、凉、肃三州，今甘肃张掖、武威、酒泉。

[174] 迪化，今新疆乌鲁木齐。

[175] 平凉战役，即陇东追击战。

[176] 中共中央华东局1949年7月19日给浙江省委指示电中提出的几点意见是：（一）省委计划在7、8、9三个月内完成5项任务，应特别注意到不违农时及照顾农村生产的中心任务，其他工作均应与生产任务相结合。（二）在进行农村工作时必须逐步展开，防止强迫命令及大呼隆作风。（三）老区经验不一定都适用于新区，介绍时必须很好地审查和选择。（四）新区地主、富农不准私藏枪支、弹药。

[177] 沈发藻，当时任国民党军第3编练司令部司令。

[178] 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1949年7月23日24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提出：目前正值三伏季节，主力部队决在三伏天内不作大的行动，各部将进至指定地点休整。但为了扩大占领区及便利尔后之进军，在三伏天内应以抢占地盘，调整部署为主要指导方针，各兵团均须派出先遣师压迫敌人向东退。

[179] 指江西龙南、定南、全南。

[180] 应为广东仁化。

[181] 叶、张、陈、邓，指叶剑英、张云逸、陈赓、邓华。

[182] 以刘少奇为团长，高岗、王稼祥为团员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于1949年6月21日自北平启程赴苏联访问，26日到达莫斯科。

[183] 胡琏部，指胡琏任军长的国民党军重建的第18军。

[184] 张爱萍，当时任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85] 柯兄，指柯瓦廖夫，原任苏联政府铁道部副部长、中长路苏方负责人。1949年4月从东北到达北平，后接替阿洛夫任联共（布）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

[186] 张学思，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学校副校长。

[187] 中国大学，即后来在华北大学的基础上创办的中国人民大学。

[188] 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校长刘澜涛、副校长胡锡奎1949年7月26日在关于该校第一期教育经验总结中，介绍的经验是：平津解放后，根据中共中央和华北局的指示，采取大量招收与严肃改造知识分子的方针，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中心，结合学生的思想实际，进行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思想教育，并让学生参加一定体力劳动的锻炼，把理论学习作为改造思想的武器，把改造思想作为理论学习的直接目的，逐步使学生确立革命的人生观。

[189] 高克林，当时任中共绥远省委书记、绥远军区政治委员。

[190] 姚喆、王平，当时分别任绥远军区司令员、察哈尔军区司令员。

[191] 董其武，当时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949年6月同华北人民政府签订绥远和平协议。

[192] 杨植霖，当时任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

[193] 班禅，指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

[194] 陶峙岳，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部总司令。

[195] 指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革命政府。

[196] 杨开智，毛泽东妻子杨开慧的哥哥。

[197] 展儿，指杨展，杨开智的女儿。

[198] 周世钊，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代理校长。

[199] 虞，即七日。

[200] 陈明仁1949年8（未）月12（文）日致电毛泽东、朱德，建议取消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派出的临时性质的湖南省政府，正式成立省人民政府。

[201] 陈云受中共中央委托，于1949年7月27日至8月15日在上海主持召开有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5个地区的财政、金融、贸易部门领导干部参加的财经会议。陈云和华东局就这次会议情况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为克服财政经济困难，控制市场物价，拟在城市和新区的农村市镇发行公债2400亿元（旧人民币）。

[202] 民建，即中国民主建国会。

[203] 金明、高文华，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袁任远，当时任湖南省临时政府副主席。周礼，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1949年8月20日任新组建的中共湖南省委常委。

[204] 江庸，法学家。当时是上海江庸律师事务所律师。

[205] 颜俊人，即颜惠庆，字骏人。

[206] 指江庸向毛泽东推荐法学界的许藻镕一事。

[207] 宋希濂，当时任国民党军川湘鄂边绥靖公署主任。孙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川鄂边绥靖公署主任。

[208] 这个声明题为《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声明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基本利益的矛盾决定了它对一切帝国主义（包括美帝国主义在内）的态度，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会变成美帝发展“民主个人主义”的资本或条件。只有新民主主义才是它唯一的光明幸福的道路。

[209] 王首道1949年8月21日给毛泽东，林彪、邓子恢的报告如下：“一五八师（原属四十六军）已归长沙分区。一六〇师（原属四十七军）已归常德分区。一六二师（原属四十九军）已归益阳分区，现尚在河南。”

[210] 彭德怀、张宗逊1949年8月24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报告决定集中3个兵团全力于攻兰战役，25日晨开始攻击兰州。

[211] 彭德怀1949年8月25日24时致毛泽东的电报说：攻城部队25日拂晓对兰州守敌发起攻击，与敌恶战一天，敌我伤亡相等。马鸿逵部4个军八万人左右，正倾巢援兰州，似有放弃宁夏模样，如能经过傅作义迟延宁马10日或半月出动，对我有利。根据上述情形，我军拟留62军停临夏，一、二两军东移，参加攻击兰州之敌及便于适时打击增援兰州的宁夏马鸿逵部。

[212] 指彭真1949年8月24日给毛泽东并告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报告。报告中介绍北平工作的情况和经验是：通过举办工业展览会，邀请各地代表参观，借以了解彼此供求关系；贸易公司、合作社及银行采取先给农民以工业品，秋后再收回农产品的形式，开展城乡贸易；贸易公司、合作社以原料换成品、委托加工、收购成品、代销成品等方式，取得了大量的农民和市民所需要的工业品；开展城乡和内外的贸易，必须以公营企业和合作社为领导骨干，团结和指导有经验的正派商人，共同和分头担负此项任务；在劳资关系方面，由劳资双方签订集体合同的方式，解决劳资纷争，特别是通过宣传党的“四面八方”政策，并实际解决原材料、市场问题以及给以其他可能与必要的扶助，安定资本家的情绪。

[213] 黄敬，当时任天津市市长。

[214]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题词的时间，据海军政治部的说明，是在1949年8月28日或者9月。

[215] 指吴玉章1949年8月25日写给毛泽东的关于文字改革问题的信。

[216] 郭、茅、马，指郭沫若、茅盾（沈雁冰）、马叙伦。

[217] 范文澜、成仿吾，当时均任华北大学副校长。黎邵西，即黎锦熙，当时任北平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兼中文系主任。

[218] 陈子良，即陈明仁，字子良。

[219] 未皓，即8月19日。

[220] 仇亦山，即仇鳌，字亦山，湖南知名人士。当时任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委员。

[221] 指中共中央华北局1949年8（未）月28（俭）日关于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情况报告。

[222] 澧州，今湖南澧县。

[223] 黄杰，当时任重新组建的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第1兵团司令官。

[224] 未世亥，即8月31日亥时。

[225] 指南京、上海、杭州解放后所裁减的旧人员。

[226] 指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陈赓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邓华兵团）。

[227] 宝庆，今湖南邵阳。

[228] 赵锡光，当时任国民党军新疆省警备总部副总司令兼整编第42师师长。

[229] 朱仲丽，湖南教育界人士朱剑凡的女儿。朱剑凡同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曾一起留学日本，回国后创办周南女校，毛泽东曾寄宿于该校。

[230] 叶剑英、陈赓1949年9月8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报告华南分局赣州会议制定的解放广东的作战计划，提出依照中央军委意图先消灭北江、东江之敌，进占曲江（现属韶关市）、惠阳，创造和平解决条件，争取和平解决。同时，准备对付坚守广州顽抗之敌。因第4兵团与第15兵团相隔过远，为求得同时展开，齐头并进，实行钳形合围，必须先行集结预定地区，9月底集结完毕。

[231] 叙府，今四川宜宾。

[232] 指傅作义1949年9月11日致薄一波、聂荣臻电中提出的处理绥远问题的四项原则三个步骤。四项原则是：（一）坚决团结，耐心教育，使最大多数干部均可成全；（二）肃清特务，使不能散布反动宣传，发生破坏作用；（三）纪律不好的小单位，需妥慎安排，以免操之过急，流为地方土匪盗贼，影响治安及生产建设；（四）军队逐渐整编教育，最后转入工农业生产。三个步骤是：（一）董其武等通电发出后，即彻底成为解放区，解放军，与反动政权完全断绝关系并站在敌对立场；（二）董其武等通电发出后，立刻先恢复交通；（三）他们要求我保证他们，并要求由我负责教育整编，故于董其武等通电发出后，成立军政委员会，拟再以几个月时间进行思想教育，并调整人事，逐渐将干部中进步的与落后的分开。

[233] 傅、邓、董、孙，指傅作义、邓宝珊、董其武、孙兰峰。

[234] 马敦静，马鸿逵的次子，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宁夏兵团司令官。

[235] 邓飞黄，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1949年8月参加湖南起义。

[236] 包，指包尔汉。

[237] 周、黄，指周嘉彬、黄祖勋，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120军、第91军军长。周为张治中女婿。该两军之残部在人民解放军政治争取下，于1949年9月24日在甘肃酒泉起义。

[238] 张志让，法学家。当时任复旦大学法律系主任、教授。

[239] 张奚若，无党派民主人士、法学家。当时任清华大学教授。

后记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从1985年开始撰写，经过反复修改和向专家征求意见，于1993年定稿付排。

本书在胡乔木的关心和指导下撰写，他审改了部分年谱稿。本书的撰写还得到李琦的指导。

主　编　逄先知：负责全书的修改和定稿。

副主编　冯　蕙：负责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年谱稿的修改；

姚　旭：负责1945年8月至1949年9月年谱稿的修改；

赵福亭：负责1893年至1927年7月和1935年1月至1937年6月年谱稿的修改；

吴正裕：负责1927年8月至1937年6月年谱稿的修改。

分段起草者：

蔡钊珍：1893年至1924年12月

张素华：1925年1月至1927年7月

黄允升：1927年8月至1934年12月

田逢禄、李捷、蒋建农：1935年1月至1937年6月

姜国珍：1937年7月至1939年12月

刘益涛：1940年1月至1943年12月

高　风、刘益涛：1944年1月至1945年8月

姚　旭：1945年8月至1945年12月

徐　焰：1946年1月至1946年12月

李兴仁：1947年1月至1947年12月

陈　廉：1948年1月至1948年12月

周炳钦：1949年1月至1949年9月

参加本书1985年以前的前期工作的有：廖盖隆、陈思明、钱家楣、薛培松、叶志如。参加本书工作的还有：汪裕尧、王玉璞。

应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聘请，国防大学派出姚旭等五位同志参加本书的撰写工作。

中央档案馆提供本书使用的档案材料。

许多老同志为本书提供了回忆材料。

参加本书审读的有：

中央党史研究室王淇、刘经宇、李樾、王沛、张培森；军事科学院姚杰、傅吉庆、洪明、陈伙成；中央党校王渔、盖军、王仲清、李玲玉；国防大学张麟；中央档案馆齐得平、曹雁行、殷子贤；彭德怀传记组王亚志；陈毅传记组吴克斌；罗荣桓传记组黄瑶；兰州军区离休老同志成普；北京大学萧超然；厦门大学汪澍白；湖南韶山管理局高菊村；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唐振南；湖南社科院王兴国。

本室金冲及、力平、陈思明和周恩来研究组、刘少奇研究组、朱德研究组、邓小平研究组、综合研究组、科研局的有关同志。

1993年12月

修订后记

在逄先知主持下，冯蕙、熊华源对《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下三卷的正文和注释作了修订。

2013年11月

Table of Contents

- 封面页
-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
- 书名页
- 编委会
- 出 版 说 明
- 目 录
- 1893年　诞生
- 1902年　九岁
- 1904年　十一岁
- 1905年　十二岁
- 1906年　十三岁
- 1907年—1908年　十四岁—十五岁
- 1909年　十六岁
- 1910年　十七岁
- 1911年　十八岁
- 1912年　十九岁
- 1913年　二十岁
- 1914年　二十一岁
- 1915年　二十二岁
- 1916年　二十三岁
- 1917年　二十四岁
- 1918年　二十五岁
- 1919年　二十六岁
- 1920年　二十七岁
- 1921年　二十八岁
- 1922年　二十九岁
- 1923年　三十岁
- 1924年　三十一岁
- 1925年　三十二岁
- 1926年　三十三岁
- 1927年　三十四岁
- 1928年　三十五岁
- 1929年　三十六岁
- 1930年　三十七岁
- 1931年　三十八岁
- 1932年　三十九岁
- 1933年　四十岁
- 1934年　四十一岁
- 1935年　四十二岁
- 1936年　四十三岁
- 1937年　四十四岁
- 封面
-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
- 书名页
- 目录
- 1937年　四十四岁
- 1938年　四十五岁
- 1939年　四十六岁
- 1940年　四十七岁
- 1941年　四十八岁
- 1942年　四十九岁
- 1943年　五十岁
- 1944年　五十一岁
- 1945年　五十二岁
- 封面
-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
- 书名页
- 目录
- 1945年　五十二岁
- 1946年　五十三岁
- 1947年　五十四岁
- 1948年　五十五岁
- 1949年　五十六岁
- 后记
- 修订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