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所收文章都是作者收藏和阅读古代典籍的心得。一部分内容是谈论人所熟知的常见书，还有一部分是讲述作者独具特色的收藏品，但后者也是立足于常见基本典籍来阐释稀僻书籍的特色和价值。作者认为，只有尽可能熟知常见典籍，才能把握历史的背景和文献自身的源流，以此为基点，更好地认识乃至发掘利用稀僻书籍的特色和价值；反过来看，只有尽量拓展对文献史料的视野，充分了解各种类别和形式的典籍，也才能更好地理解并摆正常见史籍的基础地位。

作者简介

辛德勇，1959年生，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兼事中国地理学史和中国地图学史研究。已出版的著作有《隋唐两京丛考》、《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黄河史话》、《未亥斋读书记》、《读书与藏书之间》（初集、二集）、《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两京新记辑校　　大业杂记辑校》、《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困学书城》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纵心所欲：徜徉于稀见与常见书之间／辛德勇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8

（未名中国史丛刊）

ISBN 978-7-301-18634-3

Ⅰ．①纵…　Ⅱ．①辛…　Ⅲ．①藏书—文集　Ⅳ．①G25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36942号

书　　　名：纵心所欲——徜徉于稀见与常见书之间

著作责任者：辛德勇　著

责 任 编 辑：刘　方

封 面 设 计：奇文云海

标 准 书 号：ISBN 978-7-301-18634-3/K·0764

出 版 发 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 子 邮 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三河市富华印装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开本　19.25印张　260千字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6.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出版弁言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自20世纪80年代初一路走来，已经将近而立之年。

中心创立伊始，我们的前辈邓广铭、周一良、王永兴、宿白、田余庆、张广达等先生曾经共同制定了“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多出成果，快出成果”的方针。全体同仁在这片清新自由的学术天地中勤勉奋励，从容涵育，术业各自有专精，道并行而不相悖。

为有效凝聚学术力量，积极推动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持续发展，并集中展示以本中心科研人员为主的学术成果，我们决定编辑《未名中国史丛刊》。《丛刊》将收入位于前沿、专业质量一流的研究成果，包括中心科研人员、兼职人员、参加中心项目成员和海外长期合作者的个人专著、文集及重大项目集体研究成果等。

致广大，尽精微，这是中心学人共同的方向。我们将为此而努力。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二〇一一年七月

未名中国史丛刊

（第一种）

丛刊编委会

主　　　编　邓小南

副　主　编　侯旭东　刘浦江

编　　　委　（依音序排列）

邓小南（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侯旭东（清华大学历史系）

刘浦江（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罗　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荣新江（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沈卫荣（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王利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吴玉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张　帆（北京大学历史系）

注释

□□□□□

本书中所出现的如上方框同原版纸书。

目　录

出版弁言

自　序

与书相随

念书非易

行走在读书与藏书之间——回答《藏书报》记者采访的谈话

翻自己的稀见书

题孙人和旧藏初印本《禹贡本义》

薛季宣的《未央宫记》与汉长安城未央宫

述钱塘汪氏自存本振绮堂重刻《湖船录》

从《西教纪略》到《教务纪略》

题嘉庆初刻两卷本黄钺《壹斋集》

读通行的常见书

《周礼》地域职官训释——附论上古时期王官之学中的地理学体系

《汉书》赵佗“处粤四十九年”说订讹

释“白田”

准望释义——兼谈裴秀制图诸体之间的关系以及所谓沈括制图六体问题

隋大兴城坊考稿

《冥报记》报应故事中的隋唐西京影像

太原的异名与罗贯中的籍贯问题

关于《水经注图》

记百万塔陀罗尼清末传入中国的一条史料

自　序

刚开始读古代文史书学习历史的时候，跟老师学到的治学路数，是读常见基本书而尽可能了解其他各种相关史料。后来有能力有机会买旧书，出于好奇，一直比较侧重搜求稀僻书籍，但读书写文章，却一如既往，还是以常见史籍为重心。现在很少买旧书了，读书生活，依然可以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读人所熟知的常见书，另一部分是倦怠时为换脑子而胡乱翻自己书房里独具版本特色的藏书。

自两年前编成《困学书城》之后，不知不觉之中，箧笥积稿又可以辑为一集。除了最前面谈自己读书经历和对读书、藏书看法的两篇文章之外，收在这里的文章，即分别属于上述两类阅读过程中形成的一些认识或感想，或深或浅，但都是直接因书而生。这两类阅读其实并不矛盾，二者之间，本来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即只有尽可能熟知常见典籍，才能把握历史的背景和文献自身的源流，以此为基点，更好地认识乃至发掘利用稀僻书籍的特色和价值；反过来看，只有尽量拓展对文献史料的视野，充分了解各种类别和形式的典籍，才能更好地理解并摆正常见史籍的基础地位。如果说收在这里的这些十三不靠的文章有什么共同取向的话，那就只有我对待治史和读书的这一点态度。

虽说都是读书，每个人的取向往往会有很大差别，至少可以把读者划分成若干大的类别。人生一世，所谓走自己的路，很难做到；西洋贤哲说要“诗意地栖居”，更是渺不可及。孔夫子为自己规划的人生境界，是希冀到古稀之年以后，能够“纵心所欲”，尽管他老先生小心翼翼地为此附加了一个“不逾矩”的大框框，实际上只是想多兜几个圈子而已，却始终也没有摆脱凄凄惶惶的丧家犬日子。我对人生没有追求，只是希望到书架上翻书时，能够随心之所欲，因此，借用孔子这句话来作书名。书中所配书影，都摄自我自己的藏本。

2009年6月9日

与书相随

念书非易

老辈人管上学叫念书，因为上学就是为读书求文化。我是七七级大学本科的学生。七七级入学，较正常学制晚半年，是在1978年的春天，到今年正好三十周年。大学毕业若干年后，听到过一段“钢七七，铁七八，七九、八零豆腐渣”的顺口溜，这显然是出自七七级学生之口的自吹自擂。其实，当年我们进入校门的时候，虽然颇有几分春风得意，但在学校念书的境遇，却并不都那么美满，因此，学术训练往往存在很多严重的缺陷。

首先是念什么书，由不得自己的性子，要服从组织安排。“文革”十年，大学没有通过考试招收学生，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旷日持久的疏离，致使许多省区的招生部门，竟然会搞错学科的文理属性，我就是这样作为文科的考生而被录取到属于理科的地理系读书。

地理系大一的基础课程，有高等数学、普通物理和普通化学。正因为不喜欢数理化，才执意考文科，一进校门就上这些课，实在让人心烦意乱。不过新知识总是有吸引人的力量，多上几堂课，也就安下心来；特别是对高等数学，还产生了比较浓厚的兴趣。真正的困窘，是校园里张贴有告示，严禁学生到其他系里听课，以便牢固树立所谓“专业思想”。这样要想学习自己更感兴趣的文科课程，就只能依靠自学，虽说很风光地上了大学，在学习方式上，却和从前在家随便乱翻书，并没有太大差别。一开始想学中国古典文学，课外看了一年古代诗文；大二确定要学历史地理学，又连续看了几年历史学的书籍，基本上都是自己找书念，甚至没有想过要去查询历史系的课程设置。

清佚名批点乾隆小郁林刻本姚培谦著《春秋左传杜注》

到大三的时候，准备报考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生，古代汉语是必考的基础课，心里没底，忍不住溜进历史系的课堂，偷听了三四次讲《左传》的历史文选课，结果很失望，没发现有什么神秘的招数，进度又缓慢得难以忍受，所以听听也就罢了。唯一完整偷听过的历史系课程，是考古学通论，授课老师是从校外聘请来的考古学者，对学校的规定，不大在意，恰巧我又有过一面之缘，私下请教过问题，就默许我坐在大教室后面的角落里旁听。

不知道是不是与这种经历有关，我一直以为，在大学里学文科知识，在特别必要的时候，偶尔请老师指点一下路径，再适当听听专题讲座，其馀主要依靠自己读书，或许会比整天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效果会更好一些，效率也会更高一些。问题是这样学习，需要有充分而又便利的图书资料做保证。

对于一个本科生来说，学校的藏书大多应该能够满足需求，可是很多书不允许外借，只能在馆内阅读。谈到大学生活，如饥似渴地疯狂读书，似乎是七七级共同的记忆，也是社会的一般印象，但实际上多数人只是读一些本专业教科书性的书籍，纯粹是为应付考试，在这一点上，与现在的大学生并没有多大区别。我一直无法理解的是，这些不借阅书籍的人，偏偏很喜欢坐在阅览室里背讲义、写作业（当时有固定的教室和固定的座位，并不是没有地方做这样的事情）。阅览室有限的位置，大多被这类人占据；尤其是女生，还很普遍地提前占下座位而姗姗迟来，弄得真正去图书馆看书的人，往往找不到位置。

有一次晚饭后，我和一位同学提前很长时间，来到图书馆门口，等候开馆，结果进入阅览室一看，几乎所有座位都在下午闭馆前被人用书包、坐垫之类的物品“圈占”。我这位同学性格暴烈，积蓄已久的怨气怒火不禁喷薄而出，将此等什物一扫而光，奋力抛出窗口，在楼下散落一地。

借书读书派与背讲义写作业派愈演遇烈的冲突，促使学校做出决定，给各个班级限量配发阅览证。我们班四十位同学，只得到5张阅览证，假如在班级内部平均分配，轮流使用，能够到图书馆去读书的时间，少得几乎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幸好握有分配大权的学习委员，顾念我和那位扔人占座物品的同学读书最为心切，本着“按需分配”的合理原则，将其中两张固定分发给我俩使用，其馀三十七位同学则轮流使用剩下的三张阅览证。当时去图书馆读书亦殊非易事，于此可见一斑。

回想起来，我读本科期间，在学校图书馆读书，确实得到不少意想不到的照顾。像所有大学图书馆一样，有些阅览室不对本科生开放。我们学校图书馆有一间教师阅览室，里面除了老师教学和从事研究需要的深奥学术专著之外，还有一小部分新出版的外文时事和文艺期刊，这是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虽说已经改革开放，但那时还很难看到这些原版国外即时报刊。由于好奇心实在难以抑制，大概是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鼓起勇气，向管理员提出到教师阅览室阅读外文期刊的请求。因为我的专业完全不“涉外”，大概从来没有学生提出过类似要求，管理员老师很是错愕，稍微思索后问道：“你能看懂么？”当我大模大样地做出肯定的回答之后，没有想到这位老师竟然爽快地让我入室读书，只是附加有一个条件：不要对别的同学讲。这样每周我都安排半天时间，蹭到教师阅览室里阅读外文期刊，不仅外文能力有很大提高，而且由此看到了世界的多姿多采。

作者抄录《诗词曲语词汇释》的《新华字典》

有些基本书籍，特别是工具书，应当在手边置备一册，不能只是到图书馆查阅，可是，当时有很多书籍在书店里根本无法买到。记得在阅读古典文学作品时，因为买不到张相的《诗词曲语词汇释》，就从学校图书馆借出此书，将其中的重要内容，用铅笔抄录到手边的《新华字典》上。这在当时，并没有觉得有多么辛苦，可是，看看时下大学生们，甚至都无须复印，一点击鼠标，就能够轻松下载阅读各种电子文本的书籍，实在有恍如隔世之感。

2008年12月21日记

原刊《南方都市报》2009年1月18日BⅡ18版

行走在读书与藏书之间
——回答《藏书报》记者采访的谈话

我不是真正意义的藏书

藏书报：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藏书？

辛：其实我一直没觉得自己是在藏书，如果说收藏的意味多一点的话，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开始买一些线装书。一开始，主要也是考虑自己用，后来看着人家买书收藏，自己也试着买一点不是马上用得着的，但主要出发点还是买一些做研究用的史料，所以和一般的藏书还是有些差别的。

一般意义上的藏书，我理解是要从作者的权威性、著作的经典性与代表性、专题内容的系列性、版本的珍稀性以及较高的可增值性上着眼收藏，而我则更侧重于书的内容，内容要和我从事的专业有关系。所以，我还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藏书，买下的书，主要还是考虑用的，尽管有的不是马上能用的，有的和我专业离得不是太近。

我研究的专业比较窄，但读书的兴趣比较广，这主要和我跟随黄永年老师读书有关系。黄永年老师教我一些目录学的知识，为我打开了比较广阔的学术视野。客观上还有一个原因，即我原来不是学历史的，是学地理的，对历史文献太生疏。读研究生的时候，因为基础比较差，就想多学一些。历史文献的学习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听老师讲，一个是到图书馆去自己找书看，学习历史文献也要求多动手摸一摸。在图书馆的时候，我尽可能多看看，从书架上拿下来摸一摸，但图书馆闭馆以后就不能看了，所以就买一些常用的史料书籍，基本上还是围绕着自己的专业。

我在今天买书，仍然主要侧重历史文献，就是为了自己看书方便。

读书与藏书之间

藏书报：去年12月份中华书局出了您的一本书《读书与藏书之间》，是偶然出版的还是本身就想着出这样一本书？

辛：我自己倒没有特别想出。我买到书后，一般要尽可能浏览一下。买回来的书，若是并不稀见的大路货，一般不会就这些书籍写文章，因为没有什么可写的。不过，访书的经历，有时可以谈一谈。例如在这本文集里有一部分内容，是我在日本出差的时候，白天到图书馆看书，或是去书店买书，晚上没有事情干，就随手写一些买这些书的感想。后来有一部分在互联网上公布了，有朋友看了，说还有人感兴趣。我另外还买下一些书籍，或是比较稀见，或是内容独特，有闲暇时间，我就把这些书籍的独特价值和我的感想写下来，这样陆续积累了一些文章。

在我买下的书籍当中，真正史料价值特别大的稀见书籍，我根本顾不上写，已经发表的这些东西，大部分上不是史料价值特别大的。这是因为我主要的精力是放在做历史地理学研究上。

我非常重视收集珍稀史料，但做研究走的是读常见书的路子。我的老师史念海先生和黄永年先生，教我的就是这种路数。所以，即使是从历史文献研究的角度看，也不愿意把主要精力放在读自家独有的孤本秘籍上。

中华书局的贾元苏女士看到我的一些谈旧书的文章后，觉得这些东西可以出版，有些读者或许有兴趣看，我就敛一敛，编成了这本文集。书中有四五篇文章，所谈论的书籍是史料价值大一些的，但大多数不是。因为出得比较急，这里面有自己当时一时的想法，还有一些错误，书出版以后我自己看到一些，也有朋友和我谈过，在互联网上一些朋友也指出过，我想如果以后有机会重印的时候，会吸收大家的指教来完善它。借此机会，我要向所有提出批评和帮助的朋友，表示感谢。

明末刻本《按浙文告》

我个人对于此书的出版，并没有刻意追求，但我想有机会出版了也好，可以和爱好书籍的朋友交流交流。现在喜欢藏书的人很多，相当多的人很关注书的版本、品相等，但若是要把藏书作为一种文化来看待的话，目前还需要更多的人来写些东西。我这个东西写得不好。虽然时下已经出版过一些高水平的书话类书籍，但还有很多高人，知识丰富，对书的了解极为深刻，却深藏在书山的背后。如果这些人都能把自己对书籍的认识和了解写出来并正式发表出版的话，是会相当精彩的。

藏书报：您怎么看待读书与藏书的关系？

辛：首先要界定什么是藏书。我觉得第一点藏书要有系列，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必须要集中到某一个方面，如果什么都要，那就只能是一个大书库。要经过选择，选择成系列，或从内容上，或从版本上等等。我的书是不成系列的，所以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藏书。

另外，藏书作为一种收藏行为，对书籍的版本、品相等是要很讲究的，绝大部分书应该按照特定的方式来讲究收藏，对书籍品质上的要求有特别的讲究，不是买来就算的。

真正意义上的藏书家，有的书他是不会轻易打开看的，因为这是一种艺术品。我不是藏书家，我的大部分书籍，都不是按照特定方式讲究的，几乎所有研究文史的教员，和我一样，都有这样一些书。我买的书，即使是最珍贵的书，也是要在清闲的时候来慢慢看的。

先读书再藏书，藏书首先是为了读书，其次才是收藏。这是我自己的做法，但我不仅不否定而且还特别赞赏为收藏而收藏，这才是藏书家。

藏书报：您一直在强调自己不是在藏书，但您知道吗，您的名气在圈子里是比较响的？

辛：其实不是，是我的老师黄永年先生有名气。老师和学生是不能联系在一起的。我的特点是我把有些想法写出来了，真正的藏书家很多是藏而不露的。因为我不是藏书家，也不是版本学家，所以就随便谈谈。从我个人角度讲，是把它作为提高自己的机会，和朋友交流交流。有些东西你若只是想想，往往也就闪过去了，但写文章在落笔时就要慎重一些，要查些资料，这样可以使你的知识得到扩展。

清末大藏书家李盛铎手书《木犀轩收藏旧本书目》

藏书报：如果从学者的角度讲，这本书和您的专业联系不是很大，那您的这本书和您做学术研究有冲突还是有联系？

辛：冲突倒是没有，是有联系的。我做的研究很窄，就是中国历史地理。你想做任何一个领域的研究，都有很多相关的知识需要了解，但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用到。我的老师教给我说，要从读书中读出问题来。我不知道会碰到什么问题，这就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慢慢地积累知识。

历史已经远离我们而去，你贴近历史的最好方法，就是读书。史籍蕴涵的信息量是最大的，应该尽可能扩充自己的视野。我收集这些东西，是要扩展自己对史料学的视野。所以，我感觉自己不是藏书，我始终有“功利”的目的，是为了做研究。我不是马上拿来就用，但我也不是纯粹的读闲书，我是为了丰富自己对历史的认识和感觉。

藏书报：大家感觉您在藏书圈子中有点另类，在学术界中也有点另类？为什么是游离在读书藏书之间？

辛：不是我喜欢这样，是我确实和别人都有点儿不一样。从事学术研究的朋友都觉得我在收藏，搞收藏的朋友虽然没说我不在收藏，但和人家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其实我觉得收藏是件很好的事情，经典的以珍稀版本为主的收藏更是充满诱惑力，只是我没有那个能力，所以就收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珍贵的书

藏书报：您自己有多少书？

辛：大概有一万册上下，大部分是和专业有关的，没有关系的很少，和收藏靠得上边儿的古籍，只有百多部。

藏书报：您的这些书中有没有特别珍贵的？

辛：古籍中我没有太早的版本，也没有特别珍贵的。我收藏古籍的多数都是清代甚至更晚的，只有少数明末刻本，嘉靖以前的刻本，就更为稀少了。

值得一提的书籍，可以谈谈清末学者杨守敬的《水经注图》。在这本书里面，有杨守敬本人和他的弟子熊会贞的批改，可以称之为《水经注图》的最终定本，学术界却一直无人知晓。无论是从版本收藏角度，还是从学术研究角度看，都算得上是比较珍贵的名品。不过达到这一档次的精品，实在没有几本，我收藏的多少有些说道儿的古籍，主要是清代中期以后有独特史料价值或版本比较稀罕的本子。此外，还有一些不太知名的清人稿本。这类书籍，能对公立图书馆的藏书，或是对研究个别问题，起到一种拾遗补缺的作用。

清末著名沿革地理学者杨守敬手批所著《水经注图》

藏书家大多比较注重“名头”，而我买下的这些书，绝大部分是没有名头的，主要还是注重它的史料价值。我对版本的选择主要还是目录学角度的版本，是由目录学演化而来的版本标准，即选书更看重它是一个稀见的种类，而不在于它版刻有多么精美。这也是因为我没有那个实力。对于形式的东西，不是不喜欢，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版刻特别精美的书籍，谁见到了，眼前都会为之一亮。

藏书报：实际上您藏书也不是在有目的地藏，对吗？

辛：其实怎么说呢，我不是刻意地收藏，主要还是为了读、用，利用书中蕴涵的内容。

没有根本不读书的藏书家

藏书报：什么样的人才能算藏书家？

辛：藏书家和普通人在拥有书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但藏书家和普通拥有书的人还是不一样的。藏书家有相当数量的书；藏书家收书，一定要对书籍品质有专门的讲究，不仅仅是能阅读了就可以；藏书家要就某方面的内容形成一个系列。还有，就是对版本的讲究，藏书家要有一批很特别的版本。这样就可以说是藏书家。

藏书报：其实从来就没有根本不读书的藏书家，怎么理解？

辛：藏书家藏书要进行挑选，选书的过程，自然就蕴涵着阅读。有些藏书家的读书和别人没有什么两样，只是他的珍贵藏本不能随便翻看而已；有些藏书家的阅读方式，确实和一般人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总是要读一些。他可能很在意形式的美，就和看画一样，但你不能说看画不是看，这是一种很美好的感觉。有些藏书家或许不是很纯粹地精读，很大程度上是在做艺术的欣赏，他不是要读透书中的内容，把别人的精神吸收到自己的思想中，但其中也有对知识的涉猎，这就足够了。

藏书最重要的是兴趣爱好

藏书报：近几年藏书比较热，有的人觉得藏书数量很重要，从您的角度能否给新加入藏书行列的人提些建议。

辛：藏书数量很重要，但我觉得不能把着眼点放在数量上，数量是一个结果。如果想在藏书方面有所发展，一定要注重选择。因为数量是必然的，只进不出，一定会有一定的数量，但很可怕的是，如果单纯考虑数量，你就会发现收下了很多垃圾。我刚开始买书的时候，买下的一些书籍就不怎么样。绝大多数人都有这样一个过程，但一开始藏书，就要从主观意识上考虑对质量和内容的选择。

清乾隆活字印本孙星衍著《京畿金石考》

对内容的选择，可能有两个不同的着眼点。一个是大家谈得比较多的藏品的保值、增值，还有一个是自己的兴趣爱好。我想既然客观上存在这样两种倾向，就都还是合理的。更多的人注重藏书的保值、增值作用，也有利于书籍被更好地收藏起来，保存起来。但对于一个有品位的收藏家来说，还是应当把收藏的重点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上。

所有的收藏品，如果纯粹想要利用它来保值、增值的话，你就很难从事收藏，必须买了以后就很快卖掉，尽可能加快资金周转速度。其实回顾历史，可以看到，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永久的无价之宝，市场一直波动起伏。

最好的境界，是从书籍的收藏中体会到一种精神的愉悦，但这并不等于完全不理会市场价值。谁的资金都是有限的，近代大藏书家也多是进进出出，需要对市场有所判断。只是主要的出发点，还是要放在自己喜欢这一点上。

我见到有一些人过多地跟着别人走，跟着市场走，丧失了自己的判断。市场会有盲目的时候。比如活字本现在卖得很好，有的人是专藏活字本，所以才买活字本，也有的人是买某一种有特殊版本价值的活字本；另有一些人却是不明白所以然，稀里糊涂地跟着买。藏书首先要考虑你自己的收藏爱好是什么，考虑自己的收藏特色，然后再考虑市场价格。不要盲目跟着别人的脚步走，这样才不至于在潮流起伏回旋时对自己造成冲击，甚至受到损伤。

翻自己的稀见书

题孙人和旧藏初印本《禹贡本义》

湖北宜都人杨守敬，号惺吾，晚年复自号邻苏老人，未及弱冠，即倾心于清儒学术研究，并特别关注山川地理形势。中年以后，杨氏以屡试不第，绝意科名，始专心从事学术著述。首先即着力考证舆地沿革，撰著《隋书地理志考证》；晚年以充任两湖书院教习而寓居武昌菊湾，直至辛亥革命爆发，才不得不逃避海上。邻苏老人在武昌前后生活将近十年，撰述有《水经注疏》，还编绘有《水经注图》，与之相辅而行，并完成《历代舆地图》，都是沿革地理学的一代名著。罗振玉称誉杨守敬氏在地理之学上的贡献，谓足以与王念孙、段玉裁的小学和李善兰的算学鼎足并峙，构成清代三大绝学。假若从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杨守敬的舆地沿革成果，也可以说是这门学科赖以立足的重要基点，并不能因为今天学术的进步而对它有所忽视。

《水经注疏》、《水经注图》和《历代舆地图》诸书，均属煌煌巨册，世人评述杨守敬在舆地沿革研究方面的贡献，自然都要首先论及。不过，学术之博大与精深，常常难得兼擅其美。就考稽精深而言，这几种著述因涉及范围过于广泛，实际上大多只能限止在一定层面上；特别是对于那些重大疑难问题，精义并不多见。

《禹贡本义》牌记

《禹贡本义》内封

除了上述鸿篇巨制之外，在杨守敬的舆地沿革著述当中，还有一些篇幅单薄的小书，其中就包括这里所要介绍的《禹贡本义》。《禹贡本义》过去只有一种杨氏家刻本，连同邻苏老人两页自序在内，也不过五十番（这是就后印通行本而言，初印本总共只有四十八页），所以全书仅统编作一卷，诚可谓之曰戋戋小册。然而，准以其小，适得其精。民国时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拟续修《四库全书》，版本目录学家伦明为此书撰述提要，称道云：“是书以今证古，明乎分合变迁之故，广征群言，断以己意。”伦氏并且评判说，书中诸条所做结论，“俱确凿不可易”(1)，可谓推崇备至。古往今来，实在没有几部著述，能够得到如此全面的肯定和这样高的赞誉。要是用今天的惯用语来讲，算得上是难得一见的“学术精品”。

《禹贡本义》付梓于光绪丙午，亦即清德宗载湉之光绪三十二年，行世传本内封面镌有“光绪丙午刊于鄂城菊湾”字样，杨守敬自撰《邻苏老人年谱》，亦记述是年“刻《禹贡本义》”(2)。这一年杨守敬六十八岁，对于文史研究者来说，正是足以结集上乘精品的黄金年龄（汇集杨氏精粹论文的《晦明轩稿》，所收基本上都是舆地考据文章，亦梓行于前此五年的光绪二十七年），而邻苏老人刊刻此书的地点，则应当就是在他武昌菊湾的宅第当中。

由于刊刻时代很近，加之邻苏老人之学术声望，遐迩闻名，此杨氏家刻《禹贡本义》流布很广，并不稀见，今稍具规模的学术藏书单位，差不多都蓄有其书；甚至直到十年动乱之前，在南北各地的旧书肆上也都还很容易买到。不过，时至今日，古刻旧椠，日渐稀少，普通学人要想置备一册，于枕边厕上摩挲翻检，则已经成为一种迹近梦幻的奢望。

大约十几年前，我在北京琉璃厂书市的乱书堆里，有幸找到过一册这种光绪刻本《禹贡本义》。虽然封皮略有残损，但正文首页钤有“孙人和读书记”朱文印记，知为晚近学者孙人和旧藏。

这个刻本字作清代通行的方体，尽管尚属整饬，但刊刻技艺，殊为平常。对于大多数古董家路数的藏书者来说，像这样的清末学术书籍，通常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版本价值。不过，学人藏书，趣味往往与此有别。孙人和博学多识，治学注重考究文献源流，周一良乃径以“文献学家”称之，因注重蓄藏清人考据性学术著述与学者文集、以及清人精校精刻的经子典籍而颇为并世学者瞩目。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日本年轻学子仓石武四郎在北京留学期间，大肆搜罗清人学术著作之旧刻佳本，曾借住孙人和家中很长时间。仓石氏有诗句自我标榜云：“词章家每争朱义，藏弆家偏竞宋刊。我是两家门外汉，但沾古泽一心欢。”(3)这样的藏书宗旨，应当是受到孙人和等中国学者的影响所致，而且他寄寓于孙家，也显然是为便于随时求得孙氏的指点。当时旧书铺向老主顾售书，常常是由伙计送书上门，并留下“头本”亦即第一册作为样品，听由买者从容斟酌挑选。仓石武四郎与孙人和同吃同住，耳濡目染，版本学知识和技能都会迅速得到提升。仓石武四郎藏书身后捐赠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日本学者颇以其蓄藏有诸多清刻佳本而自喜，饮水思源，似乎不能不念及当年孙人和氏所施予的恩惠。

孙人和旧藏初印本《禹贡本义》正文首页

昔伦明撰《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咏及孙氏时有句云：“不辞夕纂与晨抄，《七略》遗文尽校雠。读罢一瓻常借得，笑君全是为人谋。”伦氏复有自撰释文就此叙述说：

盐城孙蜀丞人和，喜校雠，经子要书，皆有精校之本。所收书，亦以涉及考据者为准。每得一未见书，必夸示人，踵门借者不少吝。卢抱经序《群书拾补》，有益人益己语。(4)

以上所说，似乎尚嫌不够清楚。孙氏藏书，类多钤有图章，除前述“孙人和读书记”外，尚有“蜀丞”、“孙氏人龢”、“盐城孙氏”、“盐城孙人和字蜀丞珍藏”等，身后散入厂肆。十几年来，我陆续经见很多孙人和旧藏，虽然都只是清代中期以后所刊刻，但多属初印精本，往往笔锋清爽，墨色鲜亮如漆，且时有流传尠少之珍稀刊本，于寻常刻本中自有其不同寻常之处，故民国时北京大学即曾影印过他收藏的道光刻本程廷祚《青溪文集》。

因经济条件所限，阅肆所见孙氏故书，余大多无力购藏，然而先后收入寒斋者，尚有乾隆三十二年卢文弨邵州校刻本《孔子家语》，本属长沙叶德辉鄎园旧藏；又有道光二十六所刊安徽泾县学者朱珔的文集《小万卷斋文稿》，本属盱眙吴棠望三益斋旧藏，都是清刻学术书籍当中难得一遇的上乘逸品。

在孙人和收藏的这些初印清代刻本当中，有一部分书籍，与后来大量刷印的通行本字句存在一定差异：或是最初试印样本，尚存留墨钉有待补刻；或是初印少量书籍之后，作者对内容加以增删润色，重新付印时，便按照改定的书稿，剜改修补了书版。譬如乾隆六十年夏陈鳣简庄家刻所著《论语古训》，我曾先后收到过两部印本，一部即孙人和的藏书，另一部为陈氏同时人蒙古族学者法式善诗龛旧藏。法式善藏本的字迹，墨色虽然也相当清晰，但终究不如孙人和藏本更显黑亮清爽；更为重要的是，两相参校，可见法式善藏本较孙人和藏本增添有很多字句，清楚说明孙人和本刷印更早，应是最初的印本，而其书印行未久，陈鳣就在原版上补刻了一些新增的内容。与广泛流通的后印本相比，像这样的初印本，实际仅下于手书原稿一等，是反映作者修改定稿过程的绝佳实物资料。

我得到的这部孙人和藏《禹贡本义》，就是与上述《论语古训》性质相同的初印佳本，其中也有很多内容，与后印本不同。如第十六页“九江”条开头一句话，此初印本为：

《禹贡》三见九江，两属荆州，一属导江。

而通行的后印本则改刻作：

《禹贡》九江，荆州两见，导山、导江两见。

这是因为原本云“《禹贡》三见九江”，即谓整篇《禹贡》在“荆州”之下提到过两次九江，在“导江”部分提到过一次九江，所说有明显疏误，遗漏《禹贡》“导山”部分也写有“过九江”的记载（“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为迁就已经刻成的书版，改动时要斟酌尽量少更动版面，所以，只是将原版“三见九江两属荆州一属导江”这十二字，改镌成“九江荆州两见导山导江两见”。仔细揣摩，可以看到，由于过分拘泥少重刻版片，“《禹贡》九江，荆州两见，导山、导江两见”的说法，实际上很不通顺；尤其是“导山、导江两见”这句话，甚至可以说存在语病，可以做出两种明显歧异的解释：一种是在导山与导江这两部分记述当中总共出现过两次九江，另一种则是在这两部分记述当中分别出现过两次九江，通常似乎更容易理解为后者，然而，前者才与《禹贡》的记载相符合。依照初印本的句式，这段内容杨守敬本来应该写作：“《禹贡》四见九江，两属荆州，一属导山，一属导江。”文从字顺，根本不会有任何歧义。只有对比前后两个印本，了解其书版剜改过程，才能明白这处文字何以会如此别扭。

类似此书，因迁就剜改版面而致使文气不畅的情况，在古籍刻本当中，其实并不十分稀见，而且清代后期开始使用的西式铅字排版印刷技术，也具有相同的缺陷，对内容的修改，同样需要尽量减少更动版面的范围。了解古籍刊印过程中这一技术因素对文字内容的限制和影响，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文献当中某些看似不甚妥帖的内容。

初印本《禹贡本义》

后印本《禹贡本义》

在《禹贡本义》的“黑水、三危”条下，初印本与后印本也有一处明显的不同。孙人和旧藏初印本在第三十三页至第三十四页之间，记有如下一段内容：

陶文毅《蜀日记》云：“《禹贡》言黑水有三，一雍、一梁、一至三危入于南海，本非一处，亦犹雍有沮水，兖又有沮水；梁有蒙山，徐亦有蒙山，不必强合为一也。”斯言也，实先得我心，惟以梁州之黑水在马湖，而以导水之黑水为牂柯江，与经例似不合。

其“强合为一也”以下，后印本乃书作：

斯言发自阎百诗，惟文毅以牂柯江当黑水，其流似短；百诗以九江同在荆州，与例不合。

二者之间，差异愈为显著。

今案上文“陶文毅公”为清嘉道间人陶澍，而所谓“阎百诗”云云，说见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

《禹贡》一书，有南条之荆山，有北条之荆山；有徐州之蒙山，有梁州之蒙山；有荆州之沱潜，有梁州之沱潜；有兖州之沮水，有雍州之沮水。或曰上山水毕竟各见于一州，未闻一州之内水重见也者。曰以山证之，豫州之内有导山之熊耳，在庐氏县；有导水之熊耳，孔《传》以为宜阳县。况九江一为禹所疏，以人工名；一为九水所会聚，以泽浸名，同见荆州内，何不可之有？为禹所疏者，曰甚得地势之中；为九水会聚者，第曰禹经之而已、江合之而已，其书法固自别也。但故道唐犹存，而宋眇然，以致诸公起而辨之。扬州浸曰五湖，张守节《正义》曰盖古时应别，今并相连，余亟赏其通人之言。秦与荆战，取洞庭、五湖，既有洞庭，又言五湖，则是九江既豬九而为五，又会五而为一，水道之变如此，宋儒乃以己所未见而遽疑《禹贡》乎？且蔡氏之尤悠谬者，以今寻阳之地将无所容九江，不知汉寻阳县在大江之北，今黄州府蕲州东浔水城是，东晋成帝咸和中始移于江南，今九江府德化县西十五里是，杜佑曰温峤所移也。譬诸河源本在西南，而张骞乃求之西北，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蔡氏郡邑之迁改、朝代之换易尚所不详，而可与谈水道乎？……余之著斯考也，将以上质紫阳，下亦如道元云，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岂好与蔡氏抵捂者耶！(5)

阎若璩的学术水平和声望，以及《尚书古文疏证》的影响，都要大大高出于陶澍及其《蜀日记》之上，而且两相比较，可以看出，在论《禹贡》山水之同名异地这一问题上，阎氏所说亦较陶澍更为明晰透彻。更为重要的是，杨氏在《禹贡本义》的自序中讲述其研治《禹贡》的心得时，通篇只是“历举本书异地同名不能合一之证”，以为在阐释相关记载时，“离之两美”，此乃“治《禹贡》者所不可不知”之通用法则(6)，可见这一点正是杨氏研治《禹贡》最为得意的见解。因此，杨守敬本来应当首先具体引述阎若璩的观点，适当展开讨论，然后再附带谈及陶澍的相近看法。可是，他在撰稿时却疏忽未能顾及于此，而在雕版事竣开始刷印之后，才发现这一重大漏洞。为图省工省事，已不便改刻过多内容，才只好像这样勉强牵合上下文义。

杨守敬原稿中如此明显的纰漏，正说明学术研究是一项令人遗憾、甚至有时还很令人尴尬的事业。这里没有神，也从来就没有神话，任何一项成果都难得尽善尽美，或多或少总会留下一些瑕疵，即使是像《禹贡本义》这样精湛的学术著作，也绝不可能如伦明所称赞的那样，其全书每一个观点都会成为永世不可移易的定论。这也就意味着绝大多数传统的问题，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恐怕都还难以轻易终结，即使不去另行寻觅新的领地，吾辈也大可不必为缺乏足够的立足空间而忧惧惶恐。

像这类后印时剜改初印本文字的情况，本来随便哪一部著述，都有可能出现，但《禹贡本义》的情况，还是稍微有些特别。其特别之处，一是剜改频繁，远不止一次；二是杨守敬的其他著作，也普遍存在这种情况。

我本人前后收下过三部《禹贡本义》，除了前述孙人和旧藏本的刷印时间明显先于其他两部印本之外，另外两部书的印行时间，也不相同，在此姑且以次印本、后印本别之。这三部印本墨色的鲜亮程度，依次递减，即使不比对内容，也可以清楚看出其时间序列关系。

初印本《禹贡本义》

次印本《禹贡本义》

后印本《禹贡本义》

当孙人和旧藏初印本由杨氏家中向外流布的时候，杨守敬对这种初印本曾经做过校改，但只是简单更易一二单字，可以说，大致上应当属于文字校订和词语修饰性的改动，或者说这只是将初印样本视同校样，对它做了最后一次更为彻底的校对。杨氏命工匠将改订后的内容，以另纸逐一粘贴到初印本相应的地方。这种情况，在孙人和旧藏初印本上，可以看到很多。

在所谓次印本上，杨守敬此前改订的单字，同样还没有在书版上改刻，也就是说，这个次印本的版片，实际上与初印本并无差异，只是从墨色上可以看出，其刷印时间要稍微迟晚一些而已。但与孙人和旧藏本不同的是，有几处涉及实质性内容同时也更动较多字句的重大修订，被用剜改后的新版刷印出来，粘贴到原来相应的纸面上，这就包括前面所列举的两项内容。另外，还有初印本“三江既入震泽底定”这一条目，次印本也用空白纸条，将“既入震泽底定”六字遮盖，只剩存“三江”二字作为条目名称，与通行的后印本完全相同。这些情况说明，在这部书从杨守敬家流出的时候，书版已经剜改，并且曾用改刻过的书版，刷印有新本。

《禹贡本义》大量印行的后印本，较诸次印本又做有更多改动，最为突出的是“三江”条的内容，几乎已经完全重新改写，所述观点出现明显变化。如初印本、次印本并谓《汉书·地理志》所记扬州之北、中、南三江，乃“足知其缀《职方》，而非以说《禹贡》”（并见第十四页），而后印本则论述说：

《汉志》：毗陵，北江在北，东入海，扬州川；芜湖，中江出西南，东至阳羡入海，扬州川；吴，南江在南，东入海，扬州川。三言“扬州川”，则固明明以为扬州之所独。说者谓其缀《周礼·职方》，是也；然亦何尝非以诠《禹贡》？盖《禹贡》扬州本有“三江既入”之文也。（见第十三页）

前后所说，判若两人，对比着看，恰像在打自己的耳光。内容改写后，篇幅增大许多，为此不得不新增添“又十三”和“又十四”两个页码，这样便不必因新增版面而依次改动下面各个版面的页码，虽然不甚美观，却可以减少一些麻烦。这也为此番改刻书版，留下了再明显不过的痕迹。

后印本《禹贡本义》新增之“又十三”页

杨守敬自中年以后，连连有新著问世，都由他本人出资，鸠工在家中雕印。杨氏出身寒微，且终生未能获取功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要靠授馆卖字为生，亦曾绍承祖业，经管过商铺，因此在经济上颇为精于算计，绝非寻常酸腐书生。他还有过开纸行的经历，自然熟悉印刷用纸事宜；又曾于困顿之中以出售所刻本人自纂《楷法溯源》，从而获知“卖书亦颇得利”(7)，后来还在日本帮助黎庶昌操持刊刻《古逸丛书》，愈加谙熟刻书业务。因此，杨守敬曾不止一次为人代刻书籍，这与他自己的著述稿一甫成，即匆忙刊刻行世一样，恐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出于售书获利的考虑。这样一来，势必要在家中常年养有刻工，武昌菊湾的杨宅，便会有几分类同于书坊。事实上，版刻史上之所谓家刻与坊刻，从来就不一定都有十分清楚的界限。南宋时唐仲友以士大夫之身份，在家中既开“彩帛铺”，同时又刊刻售卖书籍(8)，杨守敬出身商户而常年在家刻书的情况，与之颇有几分相似。

反过来看，正因为家中常年豢养有刻书工匠，杨守敬的著述才有条件想刻就刻，随写随印；同时，也正因为付梓往往过于匆促，书稿尚存有诸多瑕疵，刷印后也才需要不断订补，而邻苏老人因自恃挖补便利，版木能够随改随修，愈加放手赶刻赶印赶卖自己的书籍。这样一来，杨守敬的著述便大多都像这部《禹贡本义》一样，随修补随刷印，前后不同时期的印本，内容常常会有很大出入，即以我个人经眼的地理名著而论，《水经注疏要删》和《水经注图》的书版，即均叠有挖补。

在杨守敬这些著述当中，有个别书籍，如《水经注疏要删》，他本人留有记述云，曾“以《要删》所录间有谬误者挖改之，又以续有所得，补刊二次”(9)，因而或许能够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但其馀大多数书籍，并没有这样的记录，学者利用就很容易惹出麻烦。譬如湖北出版社出版的《杨守敬全集》，整理者在点校《晦明轩稿》时，就对各图书馆收藏的同一版本书籍之篇目内容互有差异而感到困惑不已，虽尝试做出种种解说，却始终未能中其肯綮，不知道这本是古书刊印过程当中经常会出现的情况。因此，我在这里介绍《禹贡本义》的版本情况，也希望能够引起大家注意，在利用杨守敬包括地理文献在内的各种学术著作时，要特别留意其传世印本的复杂性。

2009年1月4日记

原刊徐少华主编《荆楚历史地理与长江中游开发——
2008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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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柯绍忞等《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北京，中华书局，1993）之《书类》，页289。

(2) （清）杨守敬《邻苏老人年谱》（上海，大陆书局，1933，《近代名人年谱丛刊》本），页45。

(3) 仓石武四郎《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北京，中华书局，2002），页2。

(4) 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页103。

(5) （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清乾隆眷西堂刻本）卷六上，页70b—72a。

(6) （清）杨守敬《禹贡本义》（清光绪三十二年杨氏家刻初印本）卷首《禹贡本义自序》，页1a—2b。柯绍忞等《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北京，中华书局，1993）之《书类》“禹贡本义”条，页289。

(7) （清）杨守敬《邻苏老人年谱》，页24。

(8)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公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刻本）卷一八《按唐仲友第三状》，页20a—27a。

(9) （清）杨守敬《邻苏老人年谱》，页47。

薛季宣的《未央宫记》与汉长安城未央宫

南宋永嘉学派宗师艮斋先生薛季宣，曾撰写过一篇题作《未央宫记》的文字，系统记述西汉长安城未央宫的兴建始末与宫城内殿堂台阁的建置情况。这篇文章，篇幅并不很长，全文总共还不到两千字，收录在薛氏诗文别集《浪语集》当中。

薛季宣这部集子，最初是在宋理宗宝庆二年八月，由其侄孙师旦、师石兄弟共同编纂，刊刻行世(1)。然而，由于永嘉学派所宣扬的思想观念与后来成为官方主流意识的朱子学说颇有违异，从而在后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如清末学者孙诒让所云，至艮斋门人陈傅良身殁之后，“先生之绪绝而弗续，元明以来，晦蚀尤甚，遗书虽流传未绝，儒者几不能举其凡目”(2)。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薛氏此集，“自明以来，刻本遂绝”(3)，不再有人重新雕版印行。因此，明代以及清代晚期以前各地著名藏书家所著录的传本，凡明确标注版本者，如明末祁氏澹生堂藏本(4)、清代瞿氏铁琴铜剑楼(5)，都是只有源自宋刻的抄本；甚至清乾隆时官修《四库全书》，多方搜求公私藏书，也只能找到所谓“两淮马裕家藏”的一部传抄本，用作著录的底本(6)。

其实，即使是这一类抄录本，也还往往残缺不全。如明万历《内阁藏书目录》所著录者即已经是“阙二册”的残本(7)；祁氏澹生堂收藏的明代抄本，原书三十五卷，也只存有三十四卷(8)，后来这部书传入丁氏善本书室时，则仅剩有三十卷，又有四卷在流传过程中毁失不存(9)。然而，公私书藏却依旧珍重存储，其书在世间流通之尠少，可想而知(10)。这在宋代著名学者的诗文集当中，是十分少见的特例。

直到清同治十年（辛未）至十一年（壬申）间，始经温州瑞安人孙衣言呈请李鸿章出面主持，并由李氏“捐奉属桂芗亭（案即桂嵩庆）观察刊之金陵书局”(11)，而当时实际从事校勘事宜者，则是孙衣言的儿子著名学者孙诒让(12)。这也是当今所见薛氏文集的最早刊本。金陵书局版刻事竣之后，刷印无多，李鸿章即命以书版归诸孙衣言，听由孙氏以之汇印入所辑录温州乡邦文献汇刊《永嘉丛书》，“使浙中学士大夫得读先生之遗集，而世之有志于永嘉之学者亦有所津逮”(13)，此书方在世间得以广为流布。盖孙衣言怂恿李文忠公刊刻此书，本来就是出自仰慕乡贤的心意。

《浪语集》中所收《未央宫记》首页

金陵书局本《浪语集》内封面

金陵书局本《浪语集》牌记

在同治金陵书局刻本问世以前，由于写录传本难得一见，除了像黄宗羲、全祖望撰著《宋元学案》以及厉鹗作《宋诗纪事》这样特别专门的研究，不能不花大力气多方搜讨，以求一览其书，其馀大多数清代学者在从事相关研究时，往往既无从了解亦无法利用《浪语集》当中的有用资料。即以这篇《未央宫记》而言，薛氏所记，本来对考订西汉长安城的宫室建置，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可是，乾隆年间毕沅在校刻《长安志》和《三辅黄图》时，却都没有引证此文，这就应当是基于上述原因。另一方面，现代学者在研究相关问题时，由于过分崇信清代学者在文献校勘方面所具备的功力，也没有人想到，竟然还会有如此专门的记述却未曾被清朝学者所知，从而也一直没有人注意到薛季宣这篇文章对长安城宫室研究的史料作用。

下面，将首先对《未央宫记》的文字，加以点校，然后再来分析薛季宣的撰著意图和它的文献价值。

一、《未央宫记》校读

薛季宣《浪语集》的通行版本，现在有两种。第一种是前述清同治金陵书局刻本。这种版本又分为两种印本。一种是书版刚刚刻成时在南京刷印的初印本，内封面背后镌有“同治辛未二月金陵书局开雕”牌记，当时印制数量十分有限，传留于今世者更寥寥无几，故政治与学术地位尊崇如张之洞者，在光绪初年撰著《书目答问》的时候，尚且无缘寓目，乃标注《浪语集》之版本云：“止见传抄本。今温州人议刻。”(14)甚至在傅增湘的遗著《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书目》当中，亦同样未有著录(15)。这在晚清刊刻的重要学术著述当中，是十分罕见的特例，故业师黄永年先生曾讲授说，完全有理由将此金陵书局印本《浪语集》列为晚清刻印的善本。这一书版印数较多的另一种本子，是孙衣言将书版带回温州以后作为《永嘉丛书》零种印行的本子。钱塘丁氏《八千卷楼书目》将前一种印本称作“金陵局本”，而将后者著录为“《永嘉丛书》本”(16)，其实只是同一部书版早晚不同时间的印本。《浪语集》在今天比较容易阅读的第二种通行版本，是台北影印的《四库全书》文渊阁写本。

根据孙诒让的记述，金陵书局本付梓时，是根据钱塘藏书家丁丙收藏的祁氏澹生堂旧藏“明抄残本”和浙江仁和藏书家朱学勤结一庐所藏另一“旧抄本”，相互参合两本所勘定(17)。曾有研究薛季宣的学者，谓此孙氏父子刻本，系“采用南宋宝庆二年薛季宣侄孙薛师旦刻本为底本，校以丁丙所藏明抄本和朱学勤所藏旧抄本”(18)，所说自属明显疏误。又如前所述，《四库全书》的底本，是“两淮马裕”亦即扬州藏书家马曰琯、马曰璐兄弟小玲珑山馆藏本。朱氏结一庐的藏本，其抄写质量如何，没有见到记述；马氏兄弟小玲珑山馆所藏《浪语集》，四库馆臣尝做有评议曰：“藏书家辗转传抄，讹脱颇甚。”(19)其他传本，若瞿氏铁琴铜剑楼所蓄“旧抄本”，同样也是因“辗转传抄，讹夺甚多，无从校正”(20)；而孙诒让在校勘金陵书局本时更清楚讲述说，薛氏此集“明以来梓本久佚，藏书家辗转传抄，脱误最甚”(21)，所说“脱误最甚”之辗转传抄本，自然要包括祁氏澹生堂旧藏本在内。

《未央宫记》附记宫区内各项建置名录

可见，就文字内容的准确性而言，清代学人所见《浪语集》，已经远不足以云善本，孙诒让亦尝自述云，尽管他在校勘此书的时候，是以“精校付刊，复录其异同，为《札记》□卷，然讹缺尚未能尽补正也”(22)。《未央宫记》篇幅虽然很短，但也有一些字句颇显窒碍，似应存有舛讹；另外，在不同传本之间，其文字也略有参差，凡此，都需要稍加校理。在此仅以金陵书局本（简称“金陵本”）为基础，参校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简称“四库本”）以及清虞山张燮小琅嬛福地旧藏抄本（简称“小琅嬛本”），试对《未央宫记》做一初步校读，以便进一步分析利用。

未央宮记

丞相先酇侯臣何，昧死再拜，言皇帝陛下：“陛下從天下義兵，誅亡道秦，西都關中，以根本制枝葉，天下幸甚。京師，諸夏之父母也，要令四方諸侯，知有所法。今咸陽遭項氏殘滅之後，堂殿泯毁，櫟陽、興樂承秦故①，雖靡敝一時之制②，非法度之宫也。臣不勝大願，昧死請陛下，詔有司度長安地，作天子之宫曰未央，爲漢家建萬世亡窮之業③。臣何昧死再拜以聞。”制曰：“可。”尚書令下御史將作，按地圖以詔書從事，丞相裁處其宜，太卜卜筮並吉。

【校勘】

①　堂殿泯毁，櫟陽、興樂承秦故，此“興樂”，四庫本作“長樂”，小琅嬛本此句作“堂殿毁，櫟興築承秦故”。案據宋敏求《長安志》卷三引西晋潘岳《關中記》，漢長樂宫“本秦之興樂宫”。

②　雖，金陵本原作“雍”，小琅嬛本同，文義不通，此據四庫本改。

③　亡，小琅嬛本作“無”。

七年，初作宫長安，因龍首山以抗前殿①，東西五十丈，南北十五丈，其高三丈五尺。殿北營宣室殿，爲帝者之正處。掖庭宫在其内，有漸臺以供眺望。曲臺殿石渠、天禄、麒麟三閣，藏先代典籍及名臣勳著。承明殿廬爲文儒著作之地。織室、暴室、凌室爲織文、染練、藏冰之所。其外周廬環列，繳以徼道。宫垣有闕門二，正北端門曰玄武闕，其東蒼龍闕。四面設公車司馬，典受四方章奏。立太倉、武庫，所以儲國用、謹兵防也。宫周二十二裏九十五步五尺，疏山以爲臺，殿不假版築，高出長安城。

【校勘】

①　前，小琅嬛本闕此字。案此處記事多據晋人葛洪之《西京雜記》，《西京雜記》卷一作“因龍首山制前殿”。

其二月，上自平城至，見長安宫室壯麗，怒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宫室過度也？”丞相何曰：“天下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悦，即自櫟陽徙都長安。

九年十月，未央宫成。上朝諸侯王，置酒前殿，上爲太上皇壽曰：“始者，大人常以臣不如仲能治産業，今臣之業孰與仲多？”殿上皆稱萬歲。

自古帝王興建都邑，未嘗不爲子孫久長經遠之度，是故詒遠莫若儉。禹都安邑，湯徙亳從先王居①，周文、武作都豐鎬，周公營洛邑，其始未嘗不卑宫室、謹法度；降及後世，瑶臺瓊室興焉。且富不期驕，人情好泰侈大，生於安逸，此理勢然也。作法於儉，其弊猶奢；以奢示人，而謂子孫不吾加者，丞相之計，豈不疎哉！豈不疎哉！

【校勘】

①　徙，小琅嬛本同，四庫本作“作”。

抑嘗聞先生長者言，高祖、項羽皆楚人也，漢始都洛，五年夏，上感留侯良、奉春君敬説，即日駕之關中，居櫟陽。其秋擊燕王荼，六年取楚王信，七年征韓王信，上皆行幸關東，至洛陽。初，項羽既燒秦宫室，或勸羽自王關中，項王見秦宫室皆已燒殘破，心思東歸。高祖雖居關中，自言遊子悲故鄉，吾萬歲後，魂魄猶樂思沛，蓋其心未嘗一日不在東也。酇侯作宫宏侈，因貳以濟，殆託辭決定都之計，旨哉①！

【校勘】

①　旨，小琅嬛本同，四庫本作“者”。

雖然，猶有憾焉。令何稍知古今、畧法先王而通其變，以安上志，高祖樂於從善，使後嗣知所準則，可亡奢侈之弊。且高祖以漢太祖，而猶出言詫大①，何法宫乃復窮奢極靡，子孫安取制哉？其後孝武帝新作宫殿，孝成帝興建昭陽，土木被金珠，楹桷加文鏤，增高極於雲漢，窮幽達於泉壤，侈過天道②，超越振古，財用殫竭於上，人力困窮於下，其視孝文皇帝惜百金費罷營露臺遠矣！

【校勘】

①　出言詫大，“詫”四庫本作“誇”，又小琅嬛本“出言”作“出此言”。

②　天道，小琅嬛本同，四庫本作“寰宇”。

初，未央宫世世增廣，有臺殿四十三，池十三，山六。其臺殿三十二、池十二、山五在外，餘在後宫。門闥中、外凡九十五，而掖庭有月影臺，雲光、九華、鳴鸞三殿，開襟閣，臨池觀，不在簿籍。成帝又增後宫八區，爲内殿十四。宫城開拓，後至二十八里，宫館益盛，而漢業衰矣。詩曰：“商邑翼翼，四方是極。”高祖有焉。又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孝文皇帝近之矣。

臣愚，學不足以通古今之志，顧何以書漢先帝積累之業，惟以列職太史，典司著述，敢效《周書》“明堂”、“作洛”，謹昧死記未央宫興治本末如上。

未央宫。亦曰紫微宫。

殿：前殿　宣室　麒麟　温室　金華　承明　武臺　壽成　萬歲　廣明　清涼（亦曰延清室①）　永延　壽安　平就　宣德　東明　飛雨　通光　曲臺　白虎　延年　回車②　宣明　長年　見德　神明　玉堂（亦曰白玉堂③）　含章　神仙　昆德　高門（亦曰高門宫④）　温調　龍興　敬法（有敬法闥⑤）　朱雀

右三十五殿在外。按《漢宫殿疏》，溫室在長樂宫。《漢宫閣記》⑥、班固《西都賦》在未央宫。《三輔黄圖》二宫皆有温室⑦。玉堂，《漢書》在建章宫，《三輔黄圖》未央宫⑧、建章宫皆有玉堂，而建章宫曰内殿⑨。

【校勘】

①　亦曰延清室，小琅嬛本同，四庫本闕此五字。

②　回車，小琅嬛本同，四庫本作“四車”。

③　亦曰白玉堂，小琅嬛本作“亦曰玉堂”，當脱“白”字，四庫本闕此五字。

④　亦曰高門宫，小琅嬛本同，四庫本闕此五字。

⑤　有敬法闥，小琅嬛本同，四庫本闕此四字。

⑥　閣，小琅嬛本同，四庫本作“闕”。

⑦　案四庫本在“《三辅黄圖》”下增有“後”字。

⑧　未央宫，小琅嬛本同，四庫本闕“宫”字。

⑨　建章宫曰内殿，小琅嬛本同，四庫本“曰”作“自在”。

椒房　昭陽　飛翔　增城　合　蘭林①　披香　鳳凰　鴛鸞　安處　常寧　茝若　椒風　發越　蕙草　鉤弋

右十六殿在後宫掖庭。按鉤弋殿與鉤弋宫名同，《三輔黄圖》宫别在直門南。又成帝後宫八區，又增至十四殿，而椒房、鉤弋二殿不在其數中，未詳。

【校勘】

①　蘭林，小琅嬛本作“林蘭”。

堂：朱鳥堂①　畫堂

室：非常室②　暴室

閣：宣室　石渠　麒麟　天禄　增盤

臺：玉臺　果臺　鉤弋　通靈　蘭臺　漸臺

觀：甲觀

山：東山　西山，皆有臺

池：滄池③

田：弄田

門：四面公車、司馬　金馬　青瑣　作室　閶闔

倉：太倉

闕：玄武　蒼龍　白虎　嶢闕　屬車④

庫：武庫

府：靈金内府⑤

署：内謁者　宦者　鉤盾　虎威　章溝

獄：掖庭

廏：未央　長樂　路軨（亦作輅軨）　承華　騎馬　大馬

圈：彘圈　虎圈

【校勘】

①　朱鳥堂，小琅嬛本同，四庫本無“堂”字。

②　非常室，小琅嬛本同，四庫本無“室”字。

③　案池類及此“滄池”條四庫本闕。

④　屬，原作“蜀”，小琅嬛本同，四庫本作“屬”。案“屬車”為漢天子鹵薄之一，係當時之常語，故據四庫本改。

⑤　金，諸本同作“奎”，《三輔黄圖》卷六作“金”，蓋因所蓄藏漢高祖斬白蛇劍係“殷時靈物”而得名，故“奎”字應屬形近傳寫訛誤，據改。

右未央宫室之雜出於傳記史籍者，附記於上，亡者闕之。其制度爲不足取，皆略而不書。

二、《未央宫记》的撰著缘由

如上列原文所见，薛季宣在这篇《未央宫记》当中讲述其撰述缘起时，自言“惟以列职太史，典司著述”，故“敢效《周书》‘明堂’、‘作洛’，谨昧死记未央宫兴治本末如上”。所谓“明堂”和“作洛”，是《逸周书》中的两个篇名，分别记述武王克商之后于宗周明堂“大朝诸侯”时天子与四方诸侯相互之间所居处的位置关系和在今洛阳这一天下之中“作大邑成周”时的规划设置状况。西汉时期的长安城和未央宫，其政治功能和地位，正同西周的宗周、成周以及明堂相当，故《逸周书》当中既然存有“明堂”和“作洛”这两个篇章，薛季宣在记述西汉史事的时候，自然有理由效法这一成规，来撰写这篇《未央宫记》。

不过，检核相关传记资料，可知薛季宣其人自“年十七起从妻父荆南帅孙汝翼辟书写机宜文字”之后，在朝的官职，只是由大理寺主簿递升至大理寺正，终其一生，并没有“列职太史、典司著述”的经历(23)；而且审读原文，可以看出，薛氏所书“谨昧死记未央宫兴治本末如上”云云等词句，显然是在模拟汉朝人的口吻，并不是宋朝史官应有的语气，所以，这篇《未央宫记》实际只是一篇自我作古的拟作。薛季宣身为赵宋命官而模拟汉人手笔来撰述这篇文字，应当是出于他应对“博学宏词”考试的需要。

薛氏到荆南为其岳丈孙汝翼做幕僚之后，又曾到四川制置使萧振幕下任职，继之复调任鄂州武昌令，也是由此才正式履入仕途，而他入仕的门径，乃是缘自“世荫”(24)，并非出身于科举功名。艮斋传道门生陈傅良为其撰述行状，称道乃师自从年少进入孙汝翼幕府时起，即“绝不治科举业”(25)；薛氏亦尝自言“以惰不为科举之习”(26)，复与友人述及科举曰：“我本无患得之意，未始低头就之。”(27)若仅就进士科考试而言，薛季宣师弟上述说法，固然属实，然而，没有兴趣习练应考进士科目，并不意味着他绝然无意于以科举入仕。因为如薛氏本人所云，当时像他这样“借荫而仕”的人，本“不敢齿于士夫之列”(28)。观薛季宣致同乡潘必胜书，谓“我国家取士之法，不许以它求致。国有庠，乡有贡，苟以叙进，青紫可如芥而拾”，为此，殷切劝告潘氏，不必奔走干谒权贵以求取功名，而应循此科考正途进取于世。薛氏还很有感触地讲到，他本人为此亦且“自悔自怜”(29)，可见他终究还是希望能够有个堂而皇之的正途名分。宋代的科举，实际上并不止进士一科，包括“博学宏词”在内的所谓“词科”，即是足以与进士并重的一项科目。

宋代词科始设于北宋哲宗绍圣元年。当时系因改革科举，纯用经义取士，继“罢诗赋，废明经”之后，复又停罢制举试策，致使“词章记诵之学俱绝”，朝廷主事者“惧无以收文学博异之士”，于是决定设置“宏词”一科，以甄选专门人才，来为朝廷撰述诏、诰、章、表、箴、铭、赋、颂等各色应用文词(30)。所谓“宏词”科的名目、考试资格和办法以及待遇等等，后来都有所变化(31)，其名目一变而为“词学兼茂”，再变称作“博学宏词”；而词科考试的内容，自大观四年改称“词学兼茂”以后，均大致包括有古、今两大界域，即可以划分为以历代故事借拟为题和就本朝故事、时事出具题目这样两种试题类型，“盖质之古以觇记览之博，参之今以观翰墨之华”(32)。与以阐释经义为主的进士科相比，像这样的词科考试，显然要求应试者具备非常广博的学识，而薛季宣其人正符合这样的条件。

南宋时期的浙东学术，独具特色，与分别以朱熹和陆九渊为代表的其他两大派别，鼎足并峙。在浙东学术内部，虽然尚有永嘉、金华或者再细分出永康等各个分支的区别，但崇实黜虚，稽考历代史事特别是其典章制度，谙练掌故，以通知成败，即总结古昔兴衰治乱的经验而运用于现实政治的所谓“经制之学”，大略言之，也可以说是浙东诸家的共同特征。为此，这一派学者不能不特别究心于史学，故近人何炳松甚至干脆径以“浙东的史学”来概称宋代浙东学术(33)。如此博览群书，并不是寻常士人所易企及的事情，故浙东一派学者，最有条件应试词科，诸如吕祖谦、唐仲友这些浙东学派最有代表性的学者，便都曾考中此科(34)。

具体考察薛季宣读书治学的取向，则有艮斋弟子陈傅良，云乃师“自六经外，历代史、天官地理、兵刑农末，至于隐书小说，靡不搜研采获，不以百氏故废，尤邃于古封建井田乡遂司马之制，务通于今”(35)，此即清人孙诒让所说“稽核考索以求制作之原，甄综道势，究极微眇”(36)。若仅就薛季宣读书的广博程度而论，艮斋友人吕祖谦亦尝称述曰：“公之学既有所授，博览精思，几二十年。百氏群籍，山经地志，断章阙简，研索不遗。”(37)清代四库馆臣在纂修《四库全书》的时候，更特别推崇其超逸于时贤的程度说：“季宣学问，最为淹雅。”(38)

薛季宣虽然不耐烦株守经义程文以应考进士，但他既然如此博通今古，对从事于词科以获取功名，便不应有什么抵触；特别是薛氏刻意讲求历代制度，并对“田赋、兵制、地形、水利甚曾下功夫”，本来就是为直接见诸事功，其进取意向之锐，甚至被同时学人以“喜事功”一语相讥刺(39)。全祖望更总括薛季宣的学术本质说：“其学主礼乐制度，以求见之事功。”(40)全氏且进一步对比同时诸家名公宿儒的学术取向，评判其治学宗旨云：“予观宋乾淳诸老，以经世自命者，莫如薛艮斋。”(41)词科较诸普通进士出身，明显更受朝廷器重，故在其始设之时，原本限定只有进士及第者才有资格诣礼部应试，如孙仲益便是“以大观四年登进士，又七年再中词学科”(42)。至高宗绍兴年间以后，虽然也准许诸如像薛季宣这样的无出身人以恩荫亦即“任子”身份参与其间，但入选词科者多位至卿相，或是身入翰苑，史载“自绍圣乙亥至绍熙癸丑，以宏词中选者凡七十二人，其后至宰执者十一人，……入翰苑者二十一人”(43)，永嘉学派另一大师叶适甚至描述说，宋室南渡七八十年以来，“前后居卿相显人，祖父子孙相望于要地者，率词科之人也”(44)。中选词科，显然更容易升迁至高官要位，故依然为士子所青睐。对于薛季宣来说，这既契合性情，又便于他施展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恰可谓一举两得，不能不说是一条建功立业的终南捷径。

宋末著名学者王应麟在理宗淳祐元年考中进士以后，不仅不引以为荣，反而还颇为不屑地说道：“今日之事举子业者，沽名誉，得则一切委弃，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国家所望于通儒。”于是，乃“闭门发愤，誓以博学宏词科自见，假馆阁书读之”。十四年后，王氏果然于宝祐四年考中词科(45)。两相类比，可以推想，尽管薛季宣“惰不为科举之习”，却同样会乐于以博学宏词的身份自见于朝廷。

在薛季宣所生活的南宋前期，词科考试的名称，已经在高宗绍兴三年改作“博学宏词”，具体测试的文章类型和内容，系“以制、诰、诏、书、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十二件为题，古今杂出六题，分三场，每场一古一今”(46)。根据过来人王应麟的记述，当时准备博学宏词考试，首先需要“编题”，亦即分门别类纂录相关史料：

东莱先生曰：编题只是经子、两汉、唐书、实录内编。初编时须广，宁泛滥不可有遗失，再取其体面者分门编入再所编者，并须覆诵，不可一字遗忘。所以两次编者，盖一次便分门，则史书浩博难照顾；又一次编，则文字不多易检阅。如宣室、石渠、公车、敖仓之类，出处最多，只一次编，必不能尽记。题目须预先半年，皆合成诵，临试半年覆试，庶几于场屋中不忘。(47)

请注意，按照吕祖谦的说法，有关前后两汉的史籍，正在“编题”的基本范畴之内；更清楚地讲，应该说是以“《史记》、两汉、唐史题目最多”，而上文所列举的宣室、石渠、公车诸项题目，正都是汉长安城未央宫的主要设置。另外，在王应麟拟定的“编题”门目当中，尚专门列有“宫殿”一项(48)。王氏在具体讲解“记”的选题范围时，亦首先举述说：“如宫室兴造、制度名物，皆可为题，须详加编纂。庶无遗失。”并且他还将“未央宫记”这一题目，作为具有典范意义的例证，就此论述说：“如未央宫，先略说高帝、萧何定天下作宫一段，乃说‘为之记曰’。”(49)

为了更加清楚地说明这类“记”的写法，王应麟还列举周必大的《汉未央宫记》作为范文曰：

作记有叙其事于首者，如宫殿经始于某年某月、落成于某年某月之类先说在头一段，然后入“为之记曰”云云。周子充（案“子充”为周必大字）《汉未央宫记》首云“汉高皇帝”云云、“八年丞相萧何始治未央宫”云云是也。(50)

案周必大与薛季宣约略同时，在绍兴年间先中进士，后举博学宏词(51)，此记今存周氏文集《文忠集》内(52)，知此尤可证薛季宣模拟汉室史臣口吻撰著这篇《未央宫记》，一定是出于应对博学宏词考试的需要。

周必大考中博学宏词，为绍兴二十七年丁丑科，而这一科所试之“记”题，系“绣衣卤簿”，并不是“汉未央宫”，而且终赵宋一朝，在词科考试中也从来没有出过“汉未央宫记”这样的题目(53)，这说明不管是周必大，还是薛季宣，他们所写的《未央宫记》，都不是正式应试时在考场内书写的试卷。像对付所有考试一样，应试博学宏词科，也需要预先练习撰写各种文体。吕祖谦尝论及预习词科作文的方法说，虽然“作文固欲多”，但若“不甚致思，则劳而无功，不若每件精意作三两篇，谓如制，文、武、宗室、建节、作帅，各作三两篇，其他诏、表、箴、铭、颂、赞、记、序之类，亦事事作三两篇，皆须意胜语赡，与人商榷，便无遗恨，则能事毕矣”(54)。可见，每一种体裁的文章，至少也要精心试写出三两篇来，才能熟练掌握写作的技巧。

更为重要的是，在正式参加博学宏词考试之前，应试者需要“先投所业三卷”，然后由“朝廷降附学士院，考其能者召试”(55)。这也就意味着若不先行拟撰几篇精彩的文辞，实际上根本无法取得参与考试的资格。举绍兴十八年壬戌科博学宏词的洪适，在他的文集《盘洲集》当中即收录有两卷这类“词科习稿”。另外，在洪适《盘洲集》和薛季宣友人吕祖谦的《东莱吕太史外集》当中，还各自收录有两卷专门用作入试梯航的“宏词进卷”(56)。明了这一点，我们会尤为容易理解，薛季宣和周必大分别撰写的这两篇《未央宫记》，应当就是这种用于“温卷”的得意佳作。类似的作品，在《浪语集》中还收有《汉舆地图序》和《汉宣室箴》等许多篇文章(57)，而所谓“汉舆地图序”，实际上就是孝宗隆兴元年癸未科博学宏词的试题(58)，在吕祖谦的文集当中，尚存有当时的试卷(59)；《汉宣室箴》更是宣和二年庚子科和绍兴五年乙卯科两次重出过的试题(60)，在宣和庚子科博学宏词中选者刘才邵的文集当中，同样也存有当年应试的卷子(61)。

三、《未央宫记》的文献价值与西汉未央宫建置

薛季宣的《未央宫记》，虽然只是一篇用于应试的拟作，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具备历史意义和学术研究的资料价值。宋代词科取士，自高宗绍兴初改定科目名称为博学宏词以后，每科所取未尝超过三人，常常只有一两个人；至淳熙八年辛丑科以后，复减少至每科普遍只录取一人。更为极端的是，在宁宗庆元五年，三十一名应试者竟然没有一人合格。即使是在绍兴年间以前，词科考试取中四人者也只有哲宗绍圣四年丁丑和徽宗政和二年壬辰两科；录取人数最多时虽曾取中过五人，却仅有哲宗绍圣二年乙亥一科而已(62)。激烈至如此严酷程度的竞争，必然促使作者倾心尽力展现自己的学识和才华，以期脱颖而出。

词科考试所要征求的人才，固然主要是着眼于辞章与记诵，亦即所谓“宏词”与“博学”，但不管撰写何等美妙的文章，披露何等广博的学问，其中不言而喻的共同思想内涵，是要文以载道，体现出深醇的儒学修养和高明的经世见识。

就此汉初兴建未央宫一事而言，最不易下笔的地方，是如何评议萧何过分壮丽宫室的做法。薛季宣《未央宫记》文中萧何兴建未央宫，使宫室壮丽过甚，且谓“非壮丽亡以重威”云云，完全本诸正史记载，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63)，并非出自薛季宣虚拟杜撰，而按照宋代以后儒家学者的道德要求，这类劳民伤财的举措，自然应当受到批判。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即对此做出严厉斥责说：

王者以仁义为丽，道德为威，未闻其以宫室填服天下也。天下未定，当克己节用以趋民之急；而顾以宫室为先，岂可谓之知所务哉！昔禹卑宫室而桀为倾宫，创业垂统之君，躬行节俭以示子孙，其末流犹入于淫靡，况示之以侈乎？乃云“无令后世有以加”，岂不谬哉！至于孝武，卒以宫室疲敝天下，未必不由酂侯咎之也！(64)

由于觉得这实在不是一代贤相萧何所应当做的事情，真是“史有存之不如其亡者”也，司马光后来竟干脆将它从心目当中剔除出去，硬是强迫自己对此视而不见，径谓之曰：“是必非萧何之言。”(65)

司马光确实是地道的老实人，虽然无以欺世，却又不安于心，于是，只好如此糊弄自己。然而，也颇有一些人却要另辟蹊径，刻意曲为之解说。譬如，曾从学于司马光的刘安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就与乃师截然不同：

（萧）何之意深矣。高帝、项王皆楚人，丰沛、临淮，相去至近，二人之心岂一日忘山东哉！羽见秦地皆已烧残，乃思东归，使其如昔日之盛，未必不都关中也。汉五年夏，虽自雒阳驾之关中，然长安宫殿未成，寄治栎阳。又高帝之在关中无几时矣，五年秋亲征臧荼，复至洛；六年十二月取韩信，还至雒阳；七年冬十月自征韩信，又自雒阳至长安。时宫阙已成，乃自栎阳徙都长安，则高帝都长安之心方定矣。然何欲顺适其意以就大事，不欲令窥其秘也，故假辞云云，此何之深意也，而史氏见萧何之意，又不欲明言之，又不欲不言之，乃书“上悦”两字，以见高帝在何术中，而且乐都关中也。(66)

南宋时人陈埴，也有类似说法，谓“何不欲以据形势、定根本正言于高帝，恐费分疏，姑假世俗之言以顺适其意，与买田宅自污意同”(67)。其实，刘邦听从张良、娄敬辈谋划而定都关中，是根据当时的政治和军事地理形势所做重大战略性抉择，此等国家根本大计，初不必依赖宫室壮丽以安定其心，明人王崇庆即很委婉地批驳刘氏说：“史书‘上悦’二字，恐一时实录如此，未有所谓‘术’之说。”(68)

前文已经论及，与薛季宣约略同时的周必大，同样为应试博学宏词而拟作有一篇《汉未央宫记》，两相对比，或许更容易显现出薛季宣的见识。盖周必大对这一问题，即做出了与刘安世完全相同的评判，谓之曰“盖不如是不足以定民心而固邦本也”；周氏复即此论述说：“非皇居伟丽，则无以示形势而坚定鼎之策。”等等(69)。案周必大本来十分赏识薛季宣的学识品行，并主动与之订交，对其多方呵护(70)。大概是因为文章撰述于周必大之后，并已见到周文，薛季宣虽然也先解释说萧何此举或许是出于“托辞决定都之计”的考虑，但笔锋一转，随即大加挞伐，以至斥之为“穷奢极靡”，并厉声诘问曰：“子孙安取制哉？”相互对比，可以看出，他们两个人立论的基点，显然大相径庭。

周必大其人在中第之后，立朝刚正不阿，固然为一代名臣，此《汉未央宫记》所发议论，很可能只是因为应试需要求新出奇，才有意与以司马温公为代表的正统说法立异，但薛季宣所说却未必尽属虚拟的空论；以其才学，更不会只是简单重复司马光的观点。这是因为南宋初年修治临安宫室，正面临着与西汉兴建长安城非常相似的情形，薛季宣论汉未央宫而指斥其穷奢极靡，应当是有为而发。盖艮斋蒙恩入对，即首以固守勿失“清心寡欲，恭俭节用”之治国宗旨，来劝戒孝宗皇帝(71)，俨然视此为朝政大要。

比司马光更递进一步，薛氏具体指陈萧何所谓“非壮丽亡以重威，且亡令后世有以加也”的恶劣后果说：“其后孝武帝新作宫殿，孝成帝兴建昭阳，土木被金珠，楹桷加文镂，增高极于云汉，穷幽达于泉壤，侈过天道，超越振古，财用殚竭于上，人力困穷于下，其视孝文皇帝惜百金费罢营露台远矣！”如此尖锐的词句，正可用以警醒南渡宋帝，切勿重蹈汉人以宫室糜弊天下的覆辙，犹如薛氏另有诗句所云：“民劳势自倾。”(72)这一点也可以说正是薛季宣此文命题立意之核心所在。然而，这样的文章，很容易招致人主反感，并不适合用于求试，若周必大之《汉未央宫记》，则显然要更为稳妥。在薛季宣因庸医误投药剂而以四十岁之英年过早辞世之后，周必大曾在写给友人的书信中谈到，薛氏“骨相太屯，知难任重，可伤可惜”(73)，这很可能就是在暗指薛氏过于刚直不阿而不能理智地应对世务。

应考“博学宏词”一科，“博学”是基本条件。作为一篇用于“温卷”的“记”文，有特定的篇幅限制(74)，对于西汉未央宫这样的题目来说，本来不太容易展示作者搜讨典籍的广博程度及其研读能力，薛季宣却开动脑筋，主要利用篇末“附记”的形式，对未央宫的建置做了系统的记述，以此来实现上述目的。

有关汉长安城未央宫的系统记述，首推成书于汉魏之际的《三辅黄图》，省称《黄图》，其书乃“记三辅宫观、门阙、陵庙、明堂、辟雍、郊畤等事”(75)，有图有文，本来最为明晰周备。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三辅黄图》原书早已散佚不存，今所见传本，乃是叠经补缀之后在唐代中期前后形成的一部重编本(76)，其行世最早的刻本，梓行于绍兴二十三年，正是薛季宣所生活的年代，系由抚州州学教授苗昌言在州学主持刊印(77)，而这种唐人重编本与原书的面貌已经有很大差距。

清人孙星衍在对比分析唐宋以前诸书所引《三辅黄图》之佚文后，曾就此论述说：

《三辅黄图》一卷，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不著撰人名氏。……旧书有图，特以文为标识，故其词甚简。今书中所称“旧图”云云者，标识之辞；下有文复出者，图说是也。……《隋志》云记三辅宫观、陵庙、明堂、辟雍、郊畤等事，是其体例，尚可寻求。后人既益以注解，多引《史记》、《汉书》及《三辅故事》、《三秦记》、《宫阙疏》、《庙记》等书，传写者又乱入本文。……程大昌以为唐人增续成之，是也。乐史、宋敏求所引，又胜于南宋时本。……《玉海》所引有……序……，又云始于三辅治所，终于杂录，一帙凡一（案检核《玉海》，“一”当系“二”字之误(78)）十九条，是其篇目已非《隋志》之旧。然王（案指王应麟《玉海》）所引据，词旨简质，尚与今本不同。今本于三辅治所前增三辅沿革，其辞至劣；又分十九条（案应正作“二十九条”）为三十六条，……芜累甚矣。(79)

对于未央宫的研究来说，除了所记建置名目时有舛错之外，今本《三辅黄图》最为明显的弊端，是它未能清楚地集中反映未央宫的基本建置，大多数建置，包括最主要的建置类型“殿”在内，都是散见于若干不同的地方，而且即使是在这各个部分内部，记述的次序也几乎完全没有章法，这显然是在原来的地图佚失不存的情况下后人重编此书未能得其要领的结果。正因为今本《三辅黄图》之芜杂舛乱，已经不足以完全信从，后来的学者才需要博览相关史籍，来重新恢复西汉长安城未央宫的各项建置。

北宋神宗熙宁年间宋敏求撰著《长安志》，在汉代宫室部分专门列有一节，记述未央宫建置(80)。然而，正如宋敏求同时人周邦彦在一阕词中所形象描绘的那样，当时“未央宫阙已成灰”，只剩得“终南依旧浓翠”(81)，宋敏求所做记述，只能是利用前人成书中的相关记载。清代四库馆臣曾称誉《长安志》“精博宏赡，旧都遗事，借以获传，实非他志所能及”(82)。实际上，在北宋时期的历史著述当中，考据之学，才刚刚兴起，宋敏求同时人司马光所撰《通鉴考异》，堪称始开先河，而宋敏求本人包括《长安志》在内的一系列著述，更多局限于排比编纂文献的阶段，不过是辑录保存史料而已，并没有做出什么实质性的考据研究(83)。因而，《长安志》所记未央宫建置，大体来说，只是在《三辅黄图》等文献的基础上，添注一些《史记》、《汉书》的相关记事，并不能为复原未央宫的建置，提供更为明悉的依据。

到了薛季宣所生活的南宋时期，历史考据研究的范围，较诸北宋，已经逐渐向外扩展。在这一过程中，除了刘敞、欧阳修以来疑古惑经学术风尚的影响之外，词科考试对应试者博览群籍并展现学术见识的要求，显然也是其中一项重要的促动因素。譬如，在治学方法和著述形式上通常被视作清代考据学内在渊源的《困学纪闻》一书(84)，就是出自前述“誓以博学宏词科自见”的学者王应麟；而在南宋初年同样考中博学宏词的吕祖谦，更直接承续司马光《通鉴考异》的路数，在所著《大事记解题》等书当中展现出相当精湛的历史考辨能力(85)。

与吕祖谦和王应麟同样倾心于博学宏词一科的薛季宣，在考辨文献方面，也具有很好的素养。薛季宣不仅如前所述，学问淹雅，于百家群籍，研索无遗，尚且撰著有《书古文训》、《诗性情说》等诸多著作；除此之外，如其弟子陈傅良所述，“若《阴符》、《握奇》、《山海经》、《古文道德经》、焦延寿《易林》及刘恕《十国纪年》、庄绰《揲蓍谱》、林勋本《政书》、姚宽《汉书正异》之属皆校雠，为之叙其文，精确趣实，可以济世”，而且“其校异书，必解剥其不正者”(86)。其实薛季宣整理校勘的典籍，并不止于此，其有序文收录于《浪语集》中者，即另有《古文周易》、《遁甲龙图》、《香奁集》以及《李长吉诗集》，等等(87)。陈傅良所说《握奇》亦即《风后握奇经》的薛氏整理本，今收存在《浪语集》内(88)，展读此本，即可知薛季宣的文献校勘水平，甚至足以与清代乾嘉时期的校雠学家相并比，洵非泛滥读书而徒事搜求掌故的辞章之徒。

薛氏《浪语集》中今存有一篇题作《辨李廷珪墨》的文章，辨析所谓“歙州进务官李廷珪宝（保）大元年正月奉旨造”墨之伪(89)，虽然只是针对文玩琐事，却仍然体现出其分析问题眼光之犀利与思维之缜密。最能代表薛季宣考订文献能力的事情，大概应属他首次辨明《后汉书·马武传》所记云台二十八将的排列次序，并由此厘定阅读古书的一项重要通例，即古书凡遇书作上下两重排列者，皆需先将上面一列顺次读讫，而后始及于下面一重。此说有功于学术殊广，因而颇受后世学者赞誉(90)。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薛季宣对古代文献当中的地理问题，尤为关注，而为之用力殊深，朱熹即尝评价薛氏《书古文训》（案乃称作“书解”）说：“其学问多于地名上有功夫。”(91)

有关西汉长安城的著述，正是在南宋时期，超越汇辑保存文献阶段，开始走向深入的考辨。在这一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著述，应属与薛季宣同时人程大昌所撰《雍录》(92)。程大昌撰著《雍录》，在充分肯定《长安志》“引类相从，最为明悉”的同时，亦直言不讳，批评宋敏求此书“不免时有驳复”，以为对这类问题，绝不可“苟随无所可否”(93)。这些话本来是从考据研究角度出发所做的评判，盖《雍录》一书意在从事专题考辨，其主旨与汇编文献的《长安志》已迥然有别，所说自然合情合理。唯清代四库馆臣未能识及此点，乃直接针对程氏上述看法做出反驳，谓宋敏求书“实则凌云之材，不以寸折为病”(94)，所说实在很不得要领。

作为一种考据性研究，程大昌的《雍录》在论及汉长安城未央宫的时候，只是将其中“有尝附出时事”的某些建置，设置若干专题，加以考辨疏证。另一方面，在《雍录》当中，程大昌氏只是作为一个很次要的辅助性环节，分别转录《三辅黄图》和《长安志》中列举的未央宫建置名称，用以反映其总体状况。这样的表述，不仅极为粗疏，而且较诸《三辅黄图》和《长安志》两部著作原书，显得更为混乱。譬如在其转录《三辅黄图》部分，“飞羽殿”与“飞雨殿”两歧并出，“武台”亦前后重见，等等(95)。

相比之下，薛季宣这篇《未央宫记》，篇幅虽然简短，却试图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尽可能比较清晰地展现出未央宫内各项建置的总体构成状况。在这一点上，他不仅以其考辨性分析而超越于宋敏求《长安志》的文献编纂工作之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弥补了程大昌仅仅考释个别问题的局限。

薛季宣在《未央宫记》中所做最重要的研究工作，是将《三辅黄图》和《长安志》中混乱堆砌于各处的殿、堂、室、阁、台、观等诸项建置，通过归纳汇聚和考索判别，将其中应当隶属于未央宫者，明确归属于这一宫区之内。不仅如此，《未央宫记》还将未央宫区内最主要的建筑——“殿”，清楚区分为位于后宫“掖庭宫”区域之内和后宫之外的其他区域这两大部分。这也是在今本《三辅黄图》和《长安志》这两部著述当中所未曾做到的事情，晋人葛洪在《西京杂记》当中虽然总括叙述有这两大区域内台殿以及池、山的数目，但也没有谈到具体的名目(96)。薛季宣这一研究，是第一次而且迄至今日也是唯一的一次，清楚表述了西汉长安城未央宫区内部的各项建置，在学术史上和史料价值方面都具有特别意义。

虽然由于受到篇幅限制，薛季宣没有能够写出他的取舍依据，但从《未央宫记》所列各项建置与《三辅黄图》和《长安志》的记载都有明显区别这一点来看，他显然经历过一番审慎的考辨。譬如，《未央宫记》记未央宫诸殿，继所谓“前殿”之后，首举宣室殿，这里面就大有名堂。《三辅黄图》虽然也是如此排列，但却只是记述说它是“未央前殿正室”(97)。若然，所谓“宣室”，似乎只是前殿当中的一个“室”，根本算不上是一处堂而皇之的大殿。至于《长安志》，更排列此殿于高门殿、猗兰殿、承明殿、清凉殿诸殿之后，全然没有体现出它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地位(98)。在薛季宣同样为应对博学宏词考试而拟作的《汉宣室箴》中，透露出他对此殿的性质，本来做有很深入的探索：

惟七年上行幸关东，丞相酂侯何守，始作未央宫于长安。前殿之北，营宣室殿，以为帝者之正处。汉制，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孝文皇帝尝受摄事太祠还致福厘于此，感鬼神之事，前席贾谊而问鬼神之本，上自谓不及也。孝宣皇帝尽心庶狱，尝以季秋后受谳时斋居决事，当时刑狱称平。益州刺史王襄，使才士王褒作《中和》、《乐职》、《宣布》之诗，选童子何武、杨福众等传习歌颂。上方求通达茂异士，乃召见武等曰：“此盛德之事，朕何足以当之？”孝成皇帝鸿嘉时，举敦朴能直言士，王嘉等皆得宣室召见，对政事得失。中间孝武皇帝不忍亲亲之思，为上姑馆陶公主置酒，诏谒者引内主所近幸董偃郎，东方朔辟戟而谏，上为称善，曰：“止。”偃宠由是日衰。宣室之居，其为当时尊严如此。(99)

薛氏考述未央宫建置之谨饬不苟，由此可略见一斑。洪迈《容斋随笔》亦曾考证此事，说法与之大致相同，可以进一步印证薛季宣这一结论(100)。东汉人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用“天子宣室也”来解释“宣”的字义，清人段玉裁以为此说“盖礼家相传古语”(101)，此亦有助于印证宣室殿在当时的尊崇地位。昔孙诒让曾特别称道薛氏《浪语集》中“叙、记诸作，综贯经史，卓然名家”(102)，读此《未央宫记》，愈信仲容先生良非虚誉。

尽管就总体而言，《未央宫记》所表述的结论，有些或许也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但像这样经过考辨而得出的明晰记述，正是准确认识未央宫内部设置所应努力从事的工作。况且如前所述，直至南宋末年，王应麟所见《三辅黄图》与今本尚存有一定差异，南宋初人薛季宣见到的相关文献，更有今日无由获知的内容。因此，薛季宣这篇《未央宫记》的具体结论，自然亦不容轻视，应该作为我们今天复原未央宫建置极为重要的基础。

在薛季宣之后，南宋晚期人俞文豹，在所著笔记《吹剑录》中，也区分内外宫区，列举了未央宫中的主要建置，但所做叙述，并不十分清楚，也不够严谨(103)。后来元朝人王士点在所著《禁扁》一书当中，对未央宫的建置也曾有所著录，但此书既缺乏严谨的考订，又颇欠全面。譬如在“殿”这一项下面，竟列举有诸如萧何殿、曹参殿、韩信殿之类的名目(104)，一望可知，绝不可能是当时实有的殿名。案在王士点之前，萧何、曹参、韩信这三所殿名，曾见之于《太平御览》所引《汉宫殿名》，以及李昉在北宋初开宝年间奉诏纂辑的《历代宫殿名》一书(105)。然而，上述两书俱未明言萧何、曹参、韩信三殿是否隶属于未央宫下。又《历代宫殿名》载有萧何等三殿名称，盖缘于其书体例只是简单汇集“见于载籍”的宫室建置名目(106)，而《长安志》对此弃而不录，显然是由于宋敏求已嫌其过分荒唐。王士点在《禁扁》当中罗列此等殿名，说明他只是有闻即录，并没有做过什么像样的考辨。由此可见，对于西汉未央宫的研究来说，《禁扁》一书并不比薛氏此文更具有学术价值。

考古工作者已经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区发掘了很多重要遗址，并出版有专门的考古报告(107)，但要想做出更为全面准确的复原，仍然需要充分利用文献记载。在这一方面，除了充分重视和利用诸如《未央宫记》这样的文献之外，还需要依循薛季宣走过的路径，更为深入地做好文献考辨工作。

为便于开展这样的工作，谨在此附列“《未央宫记》与《三辅黄图》、《长安志》、《吹剑录》、《禁扁》诸书所记未央宫建置对照表”，希望能够为相关研究提供一定参考。这份表格中的“未央宫记”一纵列，为薛季宣此文开列的各项建置；而“三辅黄图”一纵列，系列举今本《三辅黄图》所记相关内容，其中很多建置，都是出自《三辅黄图》引述的其他文献。另外，与“长安志”一纵列相同，“三辅黄图”一纵列表中标注的绝大多数“殿”，并没有记明到底是位于后宫掖庭宫之内，还是坐落在后宫以外的其他区域，这份表格上的标注方式，只是为便于同薛季宣的《未央宫记》相对照而已。《吹剑录》在列举建置名称时，虽然大体上区分开了未央宫外部区域与掖庭宫内宫，但明显比较粗糙，只能做一般性参考。为便于学者审辨印证，本表最后的“禁扁”一纵列，不仅列举了书中明确归属于未央宫名下的建置，还附注有《禁扁》虽归属不明而在薛季宣《未央宫记》、今本《三辅黄图》或宋敏求《长安志》这三种文献当中隶属于未央宫的建置(108)。另外，李昉在宋初编纂的《历代宫殿名》一书，虽然记述有很多西汉宫室建置的名称，且成书年代较早，但书中完全没有区分标注各项建置究竟隶属于哪一宫区，对于复原未央宫的内部设置，价值相对较低，故在此暂且不予罗列。

附：《未央宫记》与《三辅黄图》、《长安志》、《禁扁》诸书所记未央宫建置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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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案此“四库殿”，今陈直《三辅黄图校证》卷二“汉宫”条（页40）改作“回车殿”，《雍录》卷二“未央宫”条（页26）引作“四车殿”，与宋敏求《长安志》所记殿名相同。

说明：（1）“建置类别”一纵列中之“未央宫殿”，表示薛季宣《未央宫记》所记后宫掖庭宫之外的殿；“掖庭宫殿”表示《未央宫记》所记掖庭宫属殿；“不详所在殿”表示其他书籍所记具体位置不详的未央宫属殿。（2）加注【】形括号者，表示见于《未央宫记》而未列入篇末建置名录的设施。（3）加注〔〕形括号者，表示异名异写。（4）加注（）形括号者，表示说明性内容。（5）用〓〓〓形符号，表示所记内容与《未央宫记》或前面一纵列其他记载完全相同。（6）加注〖〗形括号者，表示该建置名称与《未央宫记》或前面一纵列其他记载虽略有差异，但推测应属同一建置。（7）加注◎形符号者，表示《禁扁》虽有记述，但并没有注明该建置隶属于未央宫或是其他宫区。

2009年1月30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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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薛季宣《浪语集》（清同治辛未壬申间金陵书局刻初印本）卷末薛师旦撰后序，页32。

(2) （清）孙诒让《籀庼述林》（民国五年刻本）卷四《艮斋浪语集叙》，页10b。案此文系孙诒让代乃父孙衣言作，初刊印于金陵书局刻本《浪语集》卷首。

(3) （清）官修《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影印清浙江刻本）卷一六〇《集部·别集类》，页1379—1380。

(4) （清）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北京，中华书局，2006，《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影印清光绪辛丑钱塘丁氏刻本）卷三〇《集部》“艮斋先生薛常州浪语集”条，页759。

(5) （清）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北京，中华书局，1990，《清人书目题跋丛刊》影印清光绪刻本）卷二一《集部·别集类》“艮斋先生薛常州浪语集”条，页326。

(6) （清）官修《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〇《集部·别集类》，页1379—1380。

(7) （明）孙能传、张萱等纂《内阁藏书目录》（北京，中华书局，2006，《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影印民国初年张均衡刻本）卷三《集部》“艮斋先生薛常州浪语集”条，页336。

(8) （明）祁承㸁《澹生堂藏书目》（北京，中华书局，2006，《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影印清光绪刻本）卷一三《集类·别集》上《续收》“艮斋浪语集”条，页267。案清邵懿辰撰，邵章续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卷一六《集部》“浪语集”条下（页743）附录孙诒让注语谓“祁本兵燹后散失，仅存三册，可惜也”。

(9) （清）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三〇《集部》“艮斋先生薛常州浪语集”条，页759。

(10) 案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卷二四《集部·宋别集类》著录（页350），此祁氏澹生堂及丁氏善本书室递藏明抄本，今仅残存卷三至二二、卷二七至二九共二十三卷，藏南京图书馆。

(11) （宋）薛季宣《浪语集》卷首题清孙衣言撰刻书序言，页2a。

(12) （清）邵懿辰撰，邵章续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卷一六《集部》“浪语集”条下（页743）附录有孙诒让注语，云乃父衣言“命诒让合诸抄本校刊”。

(13) （清）孙诒让《籀庼述林》卷四《艮斋浪语集叙》，页11。

(14) （清）张之洞《书目答问》之《集部》“浪语集”条，据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卷四，页277。

(15) 傅增湘《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书目》（北京，中华书局，1993）卷一三《集部·别集类》“浪语集”条，页81。

(16) （清）丁立中《八千卷楼书目》（北京，中国书店，2008，《海王村古籍书目题跋丛刊》影印1923年排印本）卷一五《集部·别集类》“浪语集”条，页241。

(17) （清）孙诒让《籀庼述林》卷四《艮斋浪语集叙》，页11b。清邵懿辰撰、邵章续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卷一六《集部》“浪语集”条下（页743）附录孙诒让注语。

(18) 周梦江《薛季宣的生平、著作及其对道学思想的异议》，刊邓广铭、徐规等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之“一九八四年年会编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页440。

(19) （清）官修《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〇《集部·别集类》，页1380。

(20) （清）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二一《集部·别集类》“艮斋先生薛常州浪语集”条，页326。

(21) （清）孙诒让《温州经籍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潘猛补校补本）卷二〇《集部·别集类·宋》之“薛氏季宣《艮斋先生薛常州浪语集》”条，页868。

(22) （清）孙诒让《温州经籍志》卷二〇《集部·别集类·宋》之“薛氏季宣《艮斋先生薛常州浪语集》”条，页868。案孙氏所撰《浪语集》校勘札记，一直没有刊印行世，检金陵书局本《浪语集》目录（页33b），末行列有“札记■卷，嗣出”字样，与孙氏在《温州经籍志》中的表述形式一样，卷次俱空缺未填，说明当时他还没有将札记条目整理成书。又同治十二年夏初，张文虎撰《跋〈浪语集〉》一文，亦谓闻孙诒让尚“别有《札记》未刊”，见张氏《舒艺室杂著》（清光绪刻本）甲编卷下，页36。

(23) （宋）吕祖谦《东莱吕太史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吕祖谦全集》第一册本）卷一〇《薛常州墓志铭》，页159—167。《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卷四三四《儒林传·薛季宣》，页12883—12885。

(24) （宋）薛季宣《浪语集》卷二五《答徐元德书》，页3a。

(25) （宋）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清光绪四年瑞安孙氏诒善祠塾刊《永嘉丛书》本）卷五一《宋右奉议郎新改差常州借紫薛公行状》，页12b。

(26) （宋）薛季宣《浪语集》卷二五《答徐元德书》，页3a。

(27) （宋）薛季宣《浪语集》卷二三《答陈同父书》，页9b。

(28) （宋）薛季宣《浪语集》卷二六《王正言札子》，页4a。

(29) （宋）薛季宣《浪语集》卷二五《复潘秀才书》，页7a—8a。

(30)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书局，1957）“选举”一二之一至二，页4448。

(31) 聂崇岐撰有《宋词科考》一文，可参看，见聂氏文集《宋史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80），页127—170。

(32) （宋）王应麟《玉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影印清光绪浙江书局刻本）卷二〇一《辞学指南》自序，页3670。

(33) 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万有文库》本）第六章第四节《程氏学说的入浙》，页189。

(34) 《宋史》卷四三四《儒林传·吕祖谦》，页12872。（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丛书集成》初编排印《史学丛书》本）卷一八四绍兴三十年二月戊午，页3079。

(35) （宋）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卷五一《宋右奉议郎新改差常州借紫薛公行状》，页22b。

(36) （清）孙诒让《籀庼述林》卷四《艮斋浪语集叙》，页l0a。

(37) （宋）吕祖谦《东莱吕太史文集》卷一〇《薛常州墓志铭》，页166。

(38) （清）官修《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〇《集部·别集类》，页1379—1380。

(39) （宋）吕祖谦《东莱吕太史别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吕祖谦全集》第一册本）卷七《尺牍·与朱侍讲元晦》，页412。

(40) （清）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五二《艮斋学案》，页1690。

(41) （清）全祖望《鲒埼亭集》（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清嘉庆姚江借树山房刊本）卷一二《亭林先生神道表》，页2a。

(42) （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清嘉庆原刻本）卷三一《跋孙尚书大全集》，页7a。

(43) 《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二，页3649—3651。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北京，中华书局，2000）甲集卷九“词科宰执数”，页181；又甲集卷一三“博学宏词科”条，页259—260。

(44) （宋）叶适《水心先生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明景泰刻本）卷三《法度总论》三“宏词”，页19a。

(45) 《宋史》卷四三八《儒林传·王应麟》，页12987—12988。

(46)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三“博学宏词科”条，页259—260。

(47) （宋）王应麟《玉海》卷二〇一《辞学指南》之《编题》，页3670—3671。

(48) （宋）王应麟《玉海》卷二〇一《辞学指南》之《编题》，页3671。

(49) （宋）王应麟《玉海》卷二〇四《辞学指南》之《记》，页3723—3724。

(50) （宋）王应麟《玉海》卷二〇四《辞学指南》之《记》，页3723。

(51) 《宋史》卷三九一《周必大传》，页11965。

(52) （宋）周必大《文忠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九二《汉未央宫记》，页8a—10a。

(53) （宋）王应麟《玉海》卷二〇四《辞学指南》之《记》，页3725—3725；又同卷之《辞学题名》，页3731—3733。

(54) （宋）王应麟《玉海》卷二〇一《辞学指南》之《作文法》，页3674。

(55)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三“博学宏词科”条，页260。

(56) （宋）洪适《盘洲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部丛刊》影印宋刊本）卷二五《词科习稿》一，页1a—14b；卷二六《词科习稿》二，页la—13b；卷二七《进卷》一，页1a—14b；卷二八《进卷》二，页1a—14a。（宋）吕祖谦《东莱吕太史外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吕祖谦全集》第一册本）卷三《宏词进卷》一、卷四《宏词进卷》二，页641—671。

(57) （宋）薛季宣《浪语集》卷三〇《汉舆地图序》，页24b—26b；又卷三二《汉宣室箴》，页16b—18a。

(58) （宋）王应麟《玉海》卷二〇四《辞学指南》之《序》，页3730。

(59) （宋）吕祖谦《东莱吕太史外集》卷四《试卷六篇·汉舆地图序》，页675—677。

(60) （宋）王应麟《玉海》卷二〇四《辞学指南》之《箴》，页3721。

(61) 《宋史》卷四二二《刘才邵传》，页12607。（宋）刘才邵《檆溪居士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一《汉宣室箴》，页3a—5a。

(62)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三“博学宏词科”条，页260。宋王应麟《玉海》卷二〇四《辞学指南》之《辞学题名》，页3731—3733。

(63) 《汉书》卷一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高帝纪》下，页64。

(64)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卷一一汉高帝七年春二月，页380。

(65) （宋）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部丛刊》影印宋绍兴刻本）卷七四《史剡》，页3a，页6。

(66) （宋）马永卿《元城语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重印《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明王崇庆《元城语录解》本）卷下“高帝”条，页35—36。

(67) （宋）陈埴《木钟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一“萧何未央之营前殿、建北阙，周匝二十重九十五步，街道周回七十里，台殿四十三所，宫门闼凡九十五，壮丽如此，宜高帝之所以怒、温公讥其非，元城乃以为萧何坚汉高都长安之深意，当从何说为正”条，页41b—42a。

(68) （明）王崇庆《元城语录解》卷下“高帝”条，页36。

(69) （宋）周必大《文忠集》卷九二《汉未央宫记》，页8a—10a。

(70) （宋）薛季宣《浪语集》卷二三《淮西与周侍郎书》，页1a—2b。

(71) （宋）薛季宣《浪语集》卷一六《召对札子》一，页1b。

(72) （宋）薛季宣《浪语集》卷四《书江表志》，页6b。

(73) （宋）周必大《文忠集》卷一八六《书·吕伯共正字》之“淳熙元年”，页24b—25a。

(74) 案（宋）王应麟《玉海》卷二〇四《辞学指南》之《试卷式》（页3730）谓博学宏词考试所要求之“记”，规定“限三百字以上”，虽说这是一个最低限度而不是字数的最高限制，但还是可以反映出当时应试用“记”的大致篇幅。

(75) 《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卷三三《经籍志》二，页982。

(76) （宋）程大昌《雍录》（北京，中华书局，2002）卷一“三辅黄图”条，页5—6。陈直《三辅黄图校证序言》，见陈直《三辅黄图校证》（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卷首，页1—3。

(77) （宋）苗昌言《三辅黄图序》，见陈直《三辅黄图校证》卷首，页5—6。

(78) （宋）王应麟《玉海》卷一四《地理·地理图》之“汉《三辅黄图》”条，页262—263。

(79) （清）孙星衍、庄逵吉《三辅黄图新校正》（清嘉庆十九年刊《平津馆丛书》本）卷首孙星衍自序，页1a—2b。

(80) （宋）宋敏求《长安志》（北京，中华书局，1990，《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清乾隆毕沅刊《经训堂丛书》本）卷三《宫室》一《汉·未央宫》，页88—90。

(81) （宋）周邦彦《清真集》（清光绪郑文焯校定写刻本）卷下《西河·长安道》，页11b。

(82) （清）官修《四库全书总目》卷七〇《史部·地理类》，页619。

(83) 黄永年《〈雍录〉点校本前言》，据作者文集《黄永年古籍序跋述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7），页195。另参见李裕民《论宋学精神及相关问题》，据作者文集《宋史新探》（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页165。

(84) 傅斯年《诗经讲义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之《泛论〈诗经〉学》三《宋代〈诗〉学》，页10。

(85) 别详拙文《以五原郡的始设时间为例述吕祖谦之历史考辨》，刊《江南文化研究》第1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页6—11。

(86) （宋）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卷五一《宋右奉议郎新改差常州借紫薛公行状》，页12。

(87) （宋）薛季宣《浪语集》卷二七《书古文周易后》，页8b—9b；卷三〇《遁甲龙图序》，页12b—13b；又同卷《香奁集序》，页32a—33a；又同卷《李长吉诗集序》，页33a—34a。

(88) （宋）薛季宣《浪语集》卷三〇《风后握奇经》，页1a—8b。

(89) （宋）薛季宣《浪语集》卷二七《辨李廷珪墨》，页7b—8b。

(90) （清）卢文弨《钟山札记》（清乾隆刻《抱经堂丛书》本）卷四“两排读法”条，页18。

(91)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94）卷七八《尚书·纲领》，页1989。

(92) 别详黄永年《〈雍录〉点校本前言》，据作者文集《黄永年古籍序跋述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7），页194—196。

(93) （宋）程大昌《雍录》卷一“长安志”条，页7。

(94) （清）官修《四库全书总目》卷七〇《史部·地理类》，页619。

(95) （宋）程大昌《雍录》卷二“未央宫”条，页26—27。

(96) （晋）葛洪《西京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卷一，页1。案中华书局标点本之相关文字，标点存在严重错误。

(97) 《三辅黄图》卷三“未央宫”条，据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页53—54。

(98) （宋）宋敏求《长安志》卷三《宫室》一《汉·未央宫》，页89。

(99) （宋）薛季宣《浪语集》卷三〇《汉宣室箴》，页16b—17a。

(100) （宋）洪迈《容斋随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之《续笔》卷七“宣室”条，页304—305。

(101)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影印清嘉庆经韵楼原刻本）门部，页338。

(102) （清）孙诒让《温州经籍志》卷二〇《集部·别集类·宋》之“薛氏季宣《艮斋先生薛常州浪语集》”条，页868。

(103) （宋）俞文豹《吹剑三录》（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张宗祥整理《吹剑录全编》本），页79—80。

(104) （元）王士点《禁扁》（上海，古书流通处，民国影印清康熙扬州诗局刻曹寅辑《楝亭十二种》本）乙编第五“殿”，页1a—2a。

(105) （宋）官修《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85，影印宋本）卷一七五《居处部·殿》引《汉宫殿名》，页854。宋李昉《历代宫殿名》（清钱塘丁氏善本书室旧藏清抄本），页4。

(106) （宋）王应麟《玉海》卷一五八《宫室·宫》“开宝历代宫殿名”条引宋《中兴馆阁书目》，页2900。

(10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汉长安城未央宫》（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6）。

(108) 案本文所据清康熙年间曹寅于扬州诗局刊刻的《楝亭十二种》本《禁扁》，虽然版刻字体十分精雅，却有诸多非常明显的文字错讹，在此谨照录原文，暂不予订正。

述钱塘汪氏自存本振绮堂重刻《湖船录》

在记述故都城郭宫室风物的时候，寄寓所谓“麦秀黍离”之感，应当首推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踵继其事者，有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追记北宋都城开封之繁盛，最受后世读者称道。《东京梦华录》撰著于南宋立国之初的高宗绍兴十七年，孟元老尝自述其拟定书名之缘由云：“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其乐无涯者，仆今追念，回首怅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1)鉴戒之意，显然于斯。

惟耽于逸乐，本人之常性，天之常理，初非一二书生依恃笔墨所能轻易移改。高宗赵构为女真人所逐，仓惶驻跸钱塘，本来只是暂设“行在所”于临安府城，孰知待稍得偏安之后，士庶亦复视同京邑，恬然游嬉其间，而当地更有长安、洛阳、开封等北方都城所绝不具备的湖光山色，尤其诱人流连忘返，故华胥之梦非但未能警醒，反而愈加沉酣痴迷，其情形恰如南宋末年人文及翁登第后游湖时在一阕《贺新郎》词中所描述的那样：“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回首洛阳花世界，烟渺黍离之地，更不复、新亭堕泪。”(2)冷眼旁观者，于是也就有了“直把杭州作汴州”的痛楚感慨。真像常言所说的那样，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南宋覆亡前夕，便有吴自牧预感浮华若梦，“城池苑囿之富，风俗人物之盛，焉保其如畴昔哉！”转瞬或即幻化飘逝，遂执笔写出《梦粱录》一书，用以缅怀杭州城往事(3)。及至元人入据江南之后，周密复撰述《武林旧事》，描摹承平时节胜游乐事，其间自然都要谈到宋人游赏西湖的盛况。

游赏西湖，荡桨泛舟是不可或缺的项目。吴自牧在《梦粱录》中即列有专节，记述各种游湖的船只(4)；周密之《武林旧事》，在记述西湖探春时节“水面画楫栉比如鱼鳞”的热闹情景时，也谈及湖上舟楫的一些具体情况(5)。唯迟至清朝康熙年间，朱彝尊撰著《说舟示戴生锳》一文（后人往往简称为《说舟》），始汇集前人相关记载，专门叙说旧日西湖所尝浮有之诸色游船名目：

西湖船制不一，以色名者，有明玉、戗金、金胜、宝胜、大绿、间绿、游红，申屠仲权诗“红船撑入柳阴去”、释道原诗“水口红船是妾家”是也。以形名者，有龙头，白乐天诗“小航船亦画龙头”是也；有鹿头，杨廉夫诗“鹿头湖船唱赧郎”是也；有燕尾，张思廉诗“斜日轻风燕尾船”是也。形色杂者，有百花、十样锦，钱复亨诗“谁家楼外停歌舞，又上西湖十锦船”是也。以姓名者，有黄船、董船、刘船，见吴自牧《梦粱录》。盖大者谓之头船，尤大者贾秋壑所造车船也。车船棚上无人撑驾，但用车轮脚踏而行，其速如飞。小者谓之瓜皮船，廉夫诗“小小渡船如缺瓜”、欧阳彦珍诗“瓜皮船子送琵琶”、张大本诗“瓜皮小船歌竹枝”、周正道诗“瓜皮船小水中央”是也。又有总宜船，取东坡居士“淡妆浓抹总相宜”之句名焉。李宗表诗“总宜船中载酒波”、凌彦翀诗“几度涌金门外望，居民犹说总宜船”是也。泗水潜夫述《武林旧事》，值探春竞渡日，画桡栉比如鱼鳞，无行舟之路。杨谨思诗“大船挝鼓银酒缸，小船吹篴红绣窗”，今则败舫数艘，无复征歌按舞者矣。(6)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梦粱录》和《武林旧事》两书以及白居易等唐宋间人的诗篇之外，朱彝尊在文中还引述有许多元朝人的诗句。

元朝文人杨维桢，号铁崖，即朱彝尊《说舟》文中以字相称之杨廉夫，当年因寓居湖畔长达七八年之久，颇有馀暇，得以悠游湖上，乃随其游兴所至，写成《西湖竹枝词》十数篇，歌咏西子湖水滨波上的景色风物，一时流布南北各地，名人雅士相与唱和者无虑百家。杨维桢于顺帝至正八年秋编选其中部分篇章，将近二百首，辑成《西湖竹枝集》一书（另有别名题作《西湖竹枝词》），版行海内，在明代天顺和万历年间复不止一次重刻，朱彝尊在清代初年，寻检应当比较便利。譬如，朱氏此文开篇引述之“红船撑入柳阴去”一语以及论述瓜皮船等诗句，即大多见载于铁崖夫子此集(7)。可以推测，这部《西湖竹枝集》，应当是朱彝尊考述杭州湖船时，在吴自牧和周密上述著述之外的另一个重要资料来源。

清道光《一枝轩四种》本《西湖竹枝词》首页

通记宋代西湖游船而引述元人诗篇，这是因为赵宋一朝相关文献有限，而元代在杨维桢影响下出现的这一大批西湖竹枝词涉及较多杭州湖船的内容，复以蒙元直接承续宋祚，其游船规制，未必遽然变更，而湖滨故老口耳相传，尚多知晓前朝掌故，故透过文人雅士之所吟诵歌唱，庶几可依稀遥瞰天水风物。

至清世宗雍正五年，钱塘当地士人厉鹗（字太鸿，号樊榭），复以朱彝尊此文为基础，于“暇日翻寻故册，自宋元以来及近时耆旧所造，又得数十条，连缀于后。其出于先生者，间有增注，都为一编”(8)，题署书名曰《湖船录》。厉鹗对朱彝尊旧文所做“增注”，一是原文只有船名而缺少文献出处者，引述文献，予以印证，如在“百花船”下摘录明初人邓林（号退庵）《湖山送杭庠皮司训》诗中“今日独为千里客，何时重上百花杭”一联；二是原文虽引有相关文献，但仍予以添补，如在“游红船”下增列有元人钱惟善（字思复）的诗句“红船大于屋，坐客不能满”(9)。

清道光丁未钱塘汪氏振绮堂刊本《湖船录》内封

朱彝尊的《说舟》是作文章，行文自然要讲究参差错落；厉鹗则是写一篇书稿，因此，落笔时首先要厘清眉目。厉氏为《湖船录》所定体例，是以船名为条目，再在条目下添附文献出处。全书首列朱彝尊文中已经讲到过的船只品类，随后再记述厉氏增广的湖船名目，总共新增补七十一项条目，已较《说舟》原文扩展三倍以上，且已将近四倍。

我在这里所要讲述的道光汪氏振绮堂刻本《湖船录》，卷首镌有广陵马曰璐题署于雍正庚戌亦即雍正八年四月的序文，次之为同年三月吴兴姚世钰序，再次乃雍正丁未亦即雍正五年厉氏自序。姚世钰于文末书有“并促实板行之”的话，可知当时尚未开板梓行。

清道光丁未钱塘汪氏振绮堂刊本《湖船录》卷首马曰璐序首页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载有一篇《厉太鸿〈湖船录〉序》，文中述及此书撰述情况云：

雍正已酉（七年），吾友厉二太鸿相遇于扬，以所辑《湖船录》示予，且令弁一言于其首。是年，予入京师，东临碣石，以观沧澥。辛亥（九年）南下，太鸿方卧病，不得一握手。明年（雍正十年），予复北辕。转盼五载，偶过唐丈南轩座上，则太鸿之书在焉，不禁枨触于平山之诺，因辄濡笔为文以寄之。(10)

不仅于汪氏振绮堂刻本《湖船录》中未见全氏此序，而且据清人记述，在最初印行的原刻本中，同样也没有刊载此文(11)。因而，可以推断，值其属笔撰序之时，厉氏书当已刊成，所谓“太鸿之书在焉”，讲的就应该是已经印行的刻本，故未能将序文刻入书中，谢山先生亦因而才发出“不禁枨触于平山之诺”的感叹。又从全祖望在雍正九年见到厉鹗时没有谈及《湖船录》版刻与否的情况来推测，大概较此稍晚始雕镌成书，亦即此书初次付梓大概是在雍正九年至十年之间。

清末钱塘著名藏书家八千卷楼主人丁午，曾对《湖船录》的早期版本做有如下记述：

厉征君《湖船录》，初刊小字本于邗上，凡七十九则，姚、马、自序而外，列题词十六家。再刻附于诗文集后，增者十则，遗“采芳艇”一条，削诸家题词。振绮堂汪氏即从再刻翻行也。(12)

厉鹗卒于乾隆十七年，他本人编定的诗词集《樊榭山房集》和《樊榭山房续集》，在去世前虽已刊刻，但所编文集《樊榭山房文集》乃迟至乾隆四十三年始由其受业门生汪沆付梓印行(13)，故丁午所说附刊于厉氏“诗文集”后的“再刻本”，应当梓行于此《樊榭山房文集》付刻之后，亦即乾隆后期。丁午尝述及此本版刻形式，谓“版式与《樊榭山房诗文集》同”(14)。

汪氏振绮堂刊本《湖船录》卷末镌有道光丁未（二十七年）钱塘金城识语，谓“厉征君《湖船录》旧有刊本，百余年来家藏者少”(15)。依金氏所说，至道光年间，初刻和再刻两种版本，都已经难得一遇。又钱塘丁氏《八千卷楼书目》著录此《湖船录》版本，罗列有“刊本，汪氏刊本，《昭代丛书》本，《掌故丛编》本”(16)，其所谓“刊本”，亦不知是指雍正年间的初刻祖本，抑或是指乾隆年间附刊于诗文集后的第二次再刻本。

令人十分遗憾的是，这两种早期刻本，似乎并没有能够流传下来，至少我们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上尚未找到它的踪迹，即使别有传本，也已经极为罕见难求。其实，这本来不足为怪。就在《湖船录》杀青仅仅一年之后，厉鹗于雍正六年春，另行写就《东城杂记》一书，考述杭州东城旧闻遗事，但厉氏生前没有顾上刊刻，仅有手稿存留，及至嘉庆末年，始由钱塘振绮堂主人汪远孙（号小米）梓行于世。汪氏振绮堂自乾隆时起累世富有藏书，本多珍本秘籍，时人龚自珍尝作诗大加称赞云：“振绮堂中万轴书，乾嘉九野有谁如？”(17)不过振绮堂中蓄有《东城杂记》书稿，却还另有特殊缘由。盖汪远孙自述其得以庋藏厉鹗此书之原初稿本，乃是由于厉氏“与先本生曾大父鱼亭公友善，每一书成，辄就商可否，是以著述手稿，多藏予家”(18)。然而，即便与厉家关系近密如此，当嘉庆末年汪远孙校刻《东城杂记》的时候，本来想要一并校梓《湖船录》，却因“检旧本不获而止”(19)，其雍正原刻本和乾隆再刻本传世之稀，可想而知。

丁氏《八千卷楼书目》上著录的“汪氏刊本”，就是钱塘汪氏振绮堂刻本。不过，依据此本内封面以及卷末所附汪远孙外甥金城识语，可知这一刻本镌印于道光丁未亦即二十七年夏至到岁末冬日之间，汪远孙已在此前去世，振绮堂中实际主持刻书的人是远孙弟迈孙（字少洪），而由金城出面向人乞借旧本并担任具体的校勘事宜(20)。由于此书刻成未久，杭州及其周边地区即遭遇洪杨战乱，兵燹所及，书版印本蒙受损毁至为惨重，致使此本殊少流传于世，昔孙殿起编撰《贩书偶记》正续编，俱未著录此本，亦可说明这一点。

清道光丁未钱塘汪氏振绮堂刊本《湖船录》牌记

至于雍正原刻本（或乾隆再刻本）和道光重刻本这两种难得一见的珍稀版本，何以竟会有机缘一同汇聚于八千卷楼书阁之中，乃是因为楼主丁申、丁丙兄弟本以罗致乡邦文献为己任，据地利之便，多方求索，苦心惨淡，自然能够获取常人所不易得到的藏品。

《八千卷楼书目》记述《湖船录》诸色版本，显然是按照其雕版时间先后依次开列。列在这一“汪氏刊本”之下的“《昭代丛书》本”，收录在杨复吉、沈楙悳续辑的沈氏世楷堂刻《昭代丛书》（亦即所谓“大《昭代》”）之“别集”当中，最早印行于道光二十九年；而所谓“《掌故丛编》本”，则是指八千卷楼主人钱塘丁氏自家在光绪年间刊刻的《武林掌故丛编》。编录《武林掌故丛编》的丁丙，同时另行辑印有丛书《西湖集览》，其中亦收有厉氏此书，实际上是用同一书版分别刷印于这两部丛书之中。再往后，到清末番禺沈宗畸等印行《晨风阁丛书》，也把此书编选在内。

以上就是《湖船录》在有清一代的所有印本，可以看到，汪氏振绮堂在道光二十七年刊行的这一版本，不仅是现存诸本中最早的刊本，同时也是厉鹗此书现有传本中唯一的单刻旧本，然而存世却如此稀少，加之字体雕镌谨饬不苟，算得上是清刻本中的上乘逸品，自然应以罕秘珍本视之。按照现在通行的标准，像这样的刻本，完全够资格列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十分幸运的是，我不仅于数年前在京中购得这一刊本，而且在其卷首尚钤盖有“振绮堂兵燹后收藏书”朱文印记，可知犹是杨、洪浩劫之后剩存于家中的振绮堂自存书籍，墨色亮洁如漆，自然是雕版事竣之后最初的印本，尤为值得宝爱珍藏。

版本学上的善本书籍，自与作者之撰述是否精善以及见识高明与否没有直接的关联，而审度一部书的内容，评判它的价值，则不能不首先关注作者的撰述宗旨。关于厉鹗撰著《湖船录》的旨意，全祖望在他那篇《厉太鸿〈湖船录〉序》当中曾做有阐释云：

西湖为唐宋以来帝王都邑，一举目皆故迹。太鸿搜金石之遗文，足以证史传；访池台亭榭之旧事，足以补志乘，而独惓惓于兰桨桂棹之间，繁举而屑数之，说者以为是骚人之结习、学士之闲情也。虽然，太鸿之志，则固有不尽于此者。

清道光丁未钱塘汪氏振绮堂刊本《湖船录》正文首页

江南佳丽，西湖实出广陵、平江之上。至若高吕妖乱，法云、山光诸寺为墟；淮张割据，虎邱亦遭城筑。独西湖自开辟以来，并无血瀑魂风之警，画舫笙歌，不震不动，是固浮家泛宅之徒所不能不视为福地者。然而，时值雍平，人民丰乐，相与征歌选舞，穷极胜情。泛桃花者，除不祥；投楝叶者，观竞渡。妖姬操橹，歌儿荡楫，唱河女，和竹枝。当斯时也，鹿头、燕尾，亦共匆忙，而舟子声价，俱为雄长。若其运会，稍涉陵夷，则冶游渐复阑散，败艘萧寥，聊备不时之需，即有行吟之客，憔悴来过，落日荒江，不觉减色。是以李文叔记洛阳名园以验中州之盛衰、而魏鹤山谓花竹和气足征民生安乐者，其即太鸿之志也夫？嗟夫，太鸿以掞天之才，十载不上计车，荷衣槲笠，流连于摇碧之斋、不系之园，而予历陆风尘，未有宁晷，太鸿睹兹文也，其能弗动劳人之念哉？(21)

全祖望所说“李文叔记洛阳名园以验中州之盛衰”，是指北宋末人李格非记述西京洛阳私家园林的《洛阳名园记》。李格非在此书篇末附有一段心思深沉的议论：

洛阳之盛衰者，天下治乱之候也。……方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馀邸。及其乱离，继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树，兵车蹂践，废而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与唐共灭而俱亡者，无馀处矣。予故尝曰：“园圃之废兴，洛阳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废兴而得，则《名园记》之作，予岂徒然哉！呜呼，公卿大夫方进于朝，放乎以一己之私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乐，得乎？唐之末路是矣。(22)

虽然说洛阳在宋代并不是真正的都城，其实际政治地位和象征意义亦均远不足以比拟北宋的开封和南宋的杭州，但在当时，洛阳城中这些“名公卿园林”，却备受世人推崇，号称“为天下第一”(23)。仅仅就这一点而言，正堪与临安城在南宋无与伦比的繁华相提并论，都是惟我独重，傲视宇内。正因为如此，李格非才会以天下之治乱，觇候于洛阳园圃之废兴，而后来吴自牧在南宋末年撰著《梦粱录》来记述杭州城一代盛况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二者差相仿佛的感时伤世情怀。又全氏所说“魏鹤山谓花竹和气足征民生安乐”，是指宋人魏了翁在给黄庭坚文集作序时，曾称誉黄氏“以草木文章发帝杼机，以花竹和气验人安乐，虽百岁之相后，犹使人跃跃兴起也”(24)。全祖望引述此语，显然是在讲即便描摹草木花竹，也要有所寄托，不应当只是就事论事，而在他看来，以为这同样也应该是厉鹗撰述《湖船录》的内在动机。

然而，这样的推断，似乎并不符合实际情况。朱彝尊的《说舟示戴生锳》，尽管没有什么针对现实政治的实质性内容，但毕竟还在文章末尾点缀有“今则败舫数艘，无复征歌按舞者矣”这样的感慨话，或许还勉强可以说作者似曾有所寄寓，可厉鹗在《湖船录》当中，却连像这样的门面话，都没有写出一个字来，只是非常平淡地叙述说，他是鉴于“西湖风漪三十里，环以翠岚，策勋于游事者唯船为多”，所以才撰著此书，希冀“传之士友间，以为湖上故事云尔”(25)。

与上面这篇《厉太鸿〈湖船录〉序》情况相似的是，乾隆八年，全祖望在为厉鹗《辽史拾遗》一书撰写序文的时候，同样也是刻意揣摩其间似乎理应蕴涵的微言大义：

余尝窥作者之用心，非特订缪补亡已也，盖别有旨趣存焉。今日车书混一，八荒在宥。大同，国之屏翰；关东，国之根本；幽、蓟、涿、易，实畿甸洪基，万年永赖。辽之旧疆，视汉扶风、冯翊为尤重。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注史之意，其在斯乎？其在斯乎？(26)

谢山先生本人治史，始终拳拳于表彰明季忠节人士，所谓神州陆沉之戚，每每充溢笔端；然而，在厉鹗的著述当中，却丝毫看不到这样的政治情怀，他在自序中陈述说，动笔编著《辽史拾遗》，只不过是因阅读元人官修《辽史》而病其陋略而已(27)，即对于厉鹗本人来说，不管是《辽史拾遗》，还是《湖船录》，都只是纯粹的学术性著述，并未隐含有什么深刻的政治意向，哪怕只是一种泛泛的“政治关怀”。全祖望所说，恐怕只是他自己借题发挥，以宣泄胸中郁积的感慨。

实则沧桑更替之伤痛，贤士大夫每每有不忍于心而假借他故发为叹息者，不独明清间沦夏为夷使然。清人杨静亭在道光二十五年刊印的《都门纪略》，后来京师书商相继重刻有很多种增补本，本来是一部城市生活指南手册性书籍，主要为暂居都城的外省行旅客商出行城内各处提供便利，即如杨氏自序所言，乃傅使“阅是书者，按图以稽，一若人游市肆，凡仕商来自远方，不必频相顾问”(28)。可是，民国时夏仁虎为《北京市志稿》编纂《艺文志》，在著录此书时，却别有一番意味地施以评论说：“即以当《东京梦华录》可也。”清末另外还广泛流通有一部题作《朝市丛载》的书籍，性质与《都门纪略》大致相同，夏仁虎虽然明明白白知道此书“亦坊贾所刻”，其用途不过是“取便初入京人士”而已，却还是特地缀加一笔，心绪沉郁地写道：“然今日读之，已有沧桑之感。”(29)夏仁虎系前清举人，居官位至御史，入民国后尝撰著有《旧京琐记》，即以《东京梦华录》自比(30)，可见他就上述两书所发议论，实际上只是在自说自话，与原书的旨趣并没有什么关系。夏仁虎看待《都门纪略》和《朝市丛载》的着眼点，与全祖望看待《湖船录》，恰相类同。参互比对，愈可知全氏所窥测《湖船录》“作者之用心”，其实只是谢山先生自己用心用情之所在而已。

朱彝尊和厉鹗前后相继，记述杭州湖船名目，实际上与他们两人相类似的知识构成和学术取向，具有很大关系。朱彝尊在康熙十八年，中博学鸿词科，圣祖南巡时还曾赐以“研经博物”匾额；厉鹗也曾在乾隆元年受荐举应考博学鸿词科目，虽因在答卷时误以论置诗前而稀里糊涂地报罢落选，但博闻多识，泛及天地间古今万物，正是参与博学鸿词考试最基本的条件。盖腹有博学，方能笔写鸿词。对比朱彝尊《说舟示戴生锳》与厉鹗《湖船录》这两种著述，可见博搜广记西湖游览胜地之诸色舟船名目并附注诗文出处，以增益见闻，并留作赋诗作文的参据，这才应当是他们两个人一脉相承的撰述宗旨。

虽说出自同一机杼，具体的写作缘由往往也会有所差别。如同《说舟示戴生锳》一文篇题所显示的那样，朱彝尊提笔撰述此文的契机，或许只是因应门下生徒的咨询，可是，厉鹗从而广之撰就《湖船录》一书，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缘于他一贯究心两宋史事。除前述《辽史拾遗》之外，厉氏还撰著有《宋诗纪事》一百卷和《南宋院画录》八卷等与赵宋王朝有关的书籍，俱以史料详备而著称。《辽史拾遗》二十四卷引据典籍多达三百种，《宋诗纪事》则“历二十年之久，披览既多，颇加汰择，计所抄撮，凡三千八百一十二家”(31)，征引文献愈为丰富。故沈德潜在纂录《国朝诗别裁集》时评判说厉鹗“尤精熟两宋典实”(32)，实堪称允洽。正因为如此谙熟两宋时期包括辽金在内的各种文献，厉鹗才能够信手拈来这些描摹雷峰塔下兰桨桂棹的琐碎资料，编纂出《湖船录》一书。

尽管如此，与《宋诗纪事》和《辽史拾遗》这一类鸿篇巨制相比，《湖船录》不过是厉鹗于“暇日寻故册”时随手连缀成篇以聊备一段掌故而已，并没有刻意追求完备无缺，因而难免存有一些疏漏。丁午即曾批评说，厉氏此书虽对朱彝尊《说舟》“间加增注”，而对于相关文献，却往往“遗其习见易知者”；而且其行文方式，亦“似于书例稍疏”(33)。其中最为显著的地方，莫过于漏掉朱彝尊在《说舟》当中已经提及并且全祖望在《厉太鸿〈湖船录〉序》也称道过的“燕尾船”而未加著录，实在是不应有的疏忽。为弥补厉鹗书之所未备，同时也为增列《湖船录》问世百馀年间陆续出现的新名目，丁午乃在光绪五年写成《湖船续录》一书，先后汇印于《武林掌故丛编》和《西湖集览》这两部丛书当中。

丁午在印行《湖船续录》的同时，还一并重新校印了厉鹗的《湖船录》，这就是前文提到的《八千卷楼书目》所著录的所谓“《掌故丛编》本”。审读前文引述的丁氏自序可知，他在当时见到了包括此汪氏振绮堂刻本在内的三种早期刻本，并对比记述有各种版本的基本特征。按照丁午的记述，此振绮堂刻本所从出之“再刻本”，其优胜处是较原刻本增补有十则条目，逊色的地方则是遗落“采芳艇”一条，并削除未载原刻本中厉氏友人十六家题词。丁氏此番重刻，兼采原刻本、再刻本与振绮堂重刻本这三种刻本的长处，同时亦补刻有一直未能载入书中的全祖望序文，并且还以“午补注”的形式相区分，在一些条目下增添有注解和说明性文字(34)。对于普通研究者来说，若单纯就内容而言，此本虽属后出，且颇为常见易得，却允称最为完善。

不过，正如常语所云，书囊无底。丁氏重刻此书，虽然依据原刻本载入赵虹、沈嘉辙、杭世骏等十六位并世名家的题词，并首次刻入全祖望为此书补写的序言，却没有注意到骈文名家吴锡麒还专门为《湖船录》题写过一阕《西子妆》，似乎也完全有理由一并附刻在厉氏书卷首：

霞水双篙，星萍一棹，写得烟波千古。曾向涌金门外望，溯风流，惯寻鸥语。新题旧谱，把花月都勾留住。总相宜，道销金锅子，并销愁去。频年误，阻风中酒，殢我天涯路。如今圆合西湖梦，问吟篷，美人迟暮。尊前试数，已零落，游红窗户。响菇蒲，摇入孤山冷雨。(35)

吴锡麒为厉鹗钱塘同乡后辈，对樊榭先生之诗、词俱极为推崇，尝有语云：“慕竹垞（案朱彝尊号竹垞）之标韵，缅樊榭之音尘。”(36)以至吴氏做诗填词，竟每每步其旧韵，并且还曾邀集同乡友人，于厉鹗墓旁购置田地，以充祭祀之用(37)。其追从之切，仰慕之深，洵堪称来世知音，而吴锡麒在这阕词中乃谓厉鹗撰著《湖船录》的旨趣，仅仅是要“把花月都勾留住”而已，这要比原刻本中的其他十六家题词，都更为清楚地点明了樊榭先生本人的撰述动机。——这正是全祖望很不以为然的“骚人之结习、学士之闲情”。

嘉庆间原刻本《有正味斋词集》当中之《题樊榭先生〈湖船录〉后》词

明社之屋久矣，大多数文人学士，因为本来就没有孟元老所说华胥梦觉般的经历，从而也就不大可能普遍揣有像谢山先生那样浓烈的汉家故国情怀。

2009年4月3日记

原刊《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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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北京，中华书局，1982，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本）卷首孟元老自序，页4。

(2) （元）刘一清《钱塘遗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影印清嘉庆四年扫叶山房刊本）卷一“游湖词”条，页5。

(3) （宋）吴自牧《梦粱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卷首吴自牧自序（无页码）。案吴自牧此序署作“甲戌岁中秋日”，值咸淳十年恭帝即位之初，清官修《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卷七〇《史部·地理类》“梦粱录”条（页625—626）以为“其时宋尚未亡，不应先作是语，意“甲戌”字传写误欤”？但据李裕民《四库提要订误》（北京，中华书局，2005，增订本）卷二《史部·地理类》“梦粱录”条（页137—139）考证：“此书应作于咸淳十年八月初六日至九月二十五日之间，自序作于十年八月中秋，正与此吻合。吴自牧作书之时，下距元人灭杭，不到一年半，形势危急，不可能没有预感，他怕眼前的繁华，顷刻间成为一场梦景，其名《梦粱录》之意当在此。”

(4)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二《湖船》，页110—111。

(5) （宋）周密《武林旧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卷三《西湖游幸》，页38—39。

(6) （清）朱彝尊《曝书亭集》（清康熙原刻本）卷六〇《说舟示戴生锳》，页10。

(7) （元）杨维桢《西湖竹枝词》（寒斋存清刊两卷本）卷上“杨维桢”条，页1a—1b；“杨伋”条，页8a；“欧阳公瑾”条，页9a；“释文信”条，页10b；卷下“申屠衡”条，页6a；“张守中”条，页12a；“周南”条，页12b。案杨维桢《西湖竹枝词》此本系与杨氏《复古香奁集》合刻，检《中国丛书综录》著录有清道光七年刊《一枝轩四种》，即一并收录有这两种著述，但我收存的这部书“玄”、“弘”、“宁”诸字均未作改易避讳，而《一枝轩四种》则传本甚罕，二者是否属于同一刻本，尚有待日后核对。

(8) （清）厉鹗《湖船录》（清道光二十七年钱塘汪氏振绮堂刻本）卷首厉氏自序，页1a。

(9) （清）厉鹗《湖船录》，页1b，页2a。

(10) （清）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部丛刊》影印清嘉庆姚江借树山房刊本）卷二六《厉太鸿〈湖船录〉序》，页2b。

(11) （清）丁午《湖船续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3，《杭州掌故丛书》之《南宋古籍考》附印本）自序，页146。

(12) （清）丁午《湖船续录》自序，页146。

(13) （清）厉鹗《樊榭山房文集》（清乾隆原刻本）卷首汪沆序，页1a—2a。

(14) 见（清）钱塘丁氏八千卷楼刻本《湖船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3，《杭州掌故丛书》之《南宋古籍考》附印本）附丁午案语，页133。

(15) （清）厉鹗《湖船录》卷末金城识语，页1a。

(16) （清）丁立中《八千卷楼书目》（北京，中国书店，2008，《海王村古籍书目题跋丛刊》影印1923年排印本）卷一三《子部·杂家类》“湖船录”条，页196。

(17) （清）龚自珍《龚自珍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十辑《己亥杂诗》，页525。

(18) （清）厉鹗《东城杂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丛书集成》初编排印《粤雅堂丛书》本）卷末汪远孙识语，页1。

(19) （清）厉鹗《湖船录》卷末金城识语，页1a。

(20) （清）厉鹗《湖船录》卷末金城识语，页1a。

(21) （清）厉鹗《湖船录》卷末金城识语，页1a。

(22) （宋）李格非《洛阳名园记》（清嘉庆张海鹏照旷阁校刻《学津讨原》本）卷末，页10。

(23) （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二四，页191。

(24) （宋）魏了翁《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宋本补配明锡山安国活字印本）卷五三《黄太史文集序》，页5b。

(25) （清）厉鹗《湖船录》卷首厉氏自序，页1a。

(26) （清）厉鹗《辽史拾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丛书集成》初编排印《史学丛书》本）卷首全祖望序，页1。

(27) （清）厉鹗《辽史拾遗》卷首厉氏自序，页1。

(28) （清）杨静亭《都门纪略》（清道光二十五年原刻本）卷首杨氏自序，页2a。

(29) 吴廷燮等《北京市志稿》（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之《艺文志》卷八，页446，页448—449。

(30) 夏仁虎《旧京琐记》（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新世纪万有文库》本）卷首《旧京琐记引》，页75。

(31) （清）厉鹗《宋诗纪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影印钱钟书补订《万有文库》本）卷首厉氏自序，页1。

(32) （清）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北京，中华书局，1975，影印清乾隆二十五年教忠堂重订写刻本）卷二四“厉鹗”条，页424。

(33) （清）丁午《湖船续录》自序，页146。

(34) （清）丁午《湖船续录》自序，页146。

(35) （清）吴锡麒《有正味斋词集》（约清嘉庆间原刻本）卷五《西子妆·题樊榭先生〈湖船录〉后》，页7b—8a。

(36) （清）吴锡麒《有正味斋骈体文》（约清嘉庆间原刻本）卷八《〈佇月楼分类词选〉自序》，页1a—2b。

(37) （清）吴锡麒《有正味斋骈体文续集》（清嘉庆间原刻本）卷五《公置厉樊榭征君墓田记》，页13b—14b。

从《西教纪略》到《教务纪略》

清德宗光绪二十九年秋至三十年秋之间，山东巡抚周馥主持刊刻了一部有关基督教问题的重要著述，题署的书名为《教务纪略》。《教务纪略》全书编作四卷，分为教派、传教、教规、教例、条约、章程、成案、杂录八部分内容。是书卷首另附有清廷列朝帝后谕旨一卷，后来有的刻本还新增附有一卷附录。民国时有些旧书店的营业书目将此书卷次标作“五卷”(1)，即应是通计有卷首抑或卷尾，而不会是别有他本对正文另行做有不同的编次。

据姚佐绶等编纂《中国近代史文献必备书目》著录，此书在清末至少有光绪三十年山东书局印本、同年河南排印处印本、光绪三十一年南洋官报局印本，以及光绪三十二年兰州官书局印本这四种版本(2)，可知曾在各地风行一时，现今亦散存有多种刊本。可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在孙殿起编《贩书偶记》的正、续编里，却没有见到此书名目，看起来似乎不太合乎常理。孙氏书目仅著录个人经眼过手的典籍，见闻容有未周；不过，更为出乎意料的是，在《清史稿·艺文志》及其各种增补之作当中，直至近年出版的王绍曾主编《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不知为什么也都没有著录《教务纪略》一书。这种情况显示出此书存世旧本的流通阅览途径似乎并不十分顺畅。所幸在1986年，上海书店汇集出版《清代历史资料丛刊》，曾依据光绪三十一年南洋官报局本，将此书影印（依据此书卷末杨文鼎等人的跋文，可知《教务纪略》至少还有过一种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两江学务处刻本）(3)，遂使学术界利用其书变得相当便利，并受到国内研治近代东西交涉史事者的普遍关注。

上海书店影印本《教务纪略》正文首页

上海书店影印本《教务纪略》扉页

上海书店印行此书，对学术研究既有所助益，也因无意的疏误，造成了消极的影响。在《教务纪略》开篇的卷端之处以及书中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题署编撰者的姓名。主事者周馥在序言中叙述其纂述缘起云：

光绪二十六年，在京襄赞和议，承全权大臣奏派，办结京师顺直教案。窃见教民受祸之惨，平民受扰之毒，国家赔款抚款之巨，心实痛之。事毕，履任直藩，民教宿怨未释，凡所以惩劝而安辑者，无不备至。幸锋镝潜销，光华复旦。惟虑民教之再起风波也，爰属直绅李进士刚己，搜辑各集，撮录要旨，俾辟见闻而拓风气，非劝人入彼教也。要使先知彼教大旨，与夫各国正教之所出、尊奉之所由，而后廷旨驰禁、听其内地传教之大意，亦昭然共白于天下。(4)

上海书店这次影印的时候，或即依据上文“爰属直绅李进士刚己，搜辑各集，撮录要旨”云云，在出版说明中谓周馥“委任李刚己等编成《教务纪略》一书”，并在封面和版权页上径行题署云本书系“李刚己辑录”。无独有偶，海峡对岸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的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收录此书，也是这样来题写作者的姓名，估计应是出自同样的缘由。

按照周馥在序言中的说法，像这样来标注作者，当然有它一定的道理；而此说影响所及，其实不仅是出版商，也波及一些专门的学术性书目和学术单位的藏书目录，甚至包括某些比较专门的研究性著述在内。例如，前述姚佐绶等编《中国近代史文献必备书目》，以及日本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就都同样将李刚己氏著录为此书的编撰者(5)，而近人刘声木在所撰《桐城文学撰述考》一书当中，也是把此书列在李刚己的名下(6)。时下研究者引述此书，绝大多数人都将其视作李刚己的著述(7)；而通行的语词工具书《辞海》和专业辞书《中国历史大辞典》同样俱书作“清末李刚己著”，则更能反映出这已经成为中国历史学界通行的定论(8)。

清末进士、山东东昌府知府江宁人魏家骅当时受周馥委派，具体负责校刊《教务纪略》一书，故亦有古旧书店的营业书目尝著录此书为魏氏所撰(9)。覆按原书，可以看到，魏家骅在卷首《例言》的最后一条里，乃清清楚楚叙述说，其据以刊刻的底本，已迥非李刚己原稿：

是编成于李大令刚己，家骅与校雠之役，搜讨教务各籍，稍变原书之体例而增损之，其先后修饰者，为吴京卿汝纶、孔编修祥霖、张观察士珩。(10)

显而易见，李刚己写成的文稿，从体例到材料，以至文字叙述形式，都经由众人之手，做了不止一度的修改，故周馥在序言中只说是指使李刚己来“搜辑各集，撮录要旨”，并未明确指称李氏为执笔撰述之人，刻书时也没有安排将此书的作者署作李刚己，盖亦有因。《教务纪略》只能算作是由周馥统领众人修纂的一部“官书”性著述，李刚己不过是受命搜集材料并充当初稿的起草人而已。因此，在著录《教务纪略》一书作者的时候，恐怕还是署作“周馥”要更切合实际一些。事实上，在过去古旧书店的营业书目当中，就见有这样正确的著录(11)，说明编纂者曾对此做过审慎的斟酌。

周馥在《教务纪略》序言里提到的“全权大臣”，是指处理庚子事变的和议大臣李鸿章。周馥其人起家做官，即因缘于李鸿章赏识其笔札诗章，复以办事干练深得倚重(12)。史称李氏总督畿服先后垂三十年，施行所谓北洋新政，叠有创立，称盛一时，而“馥赞画为多”(13)。但是，李鸿章这次特地奏派周馥前来“办结京师顺直教案”，并不仅仅是看重他办理政务的一般能力，而是还应另有特殊原因。

在这次受命来京畿办理教案之前，周馥是在四川担任布政使。据记载，周氏在川“既莅政，虑教案易生衅，撰《安辑民教示》颁郡县，教士大悦”(14)，以至“各国教士致书称谢”(15)。对处理民教纠纷，具有成功的经验。美国教会派遣来华的英籍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记述说，当时周馥在成都有效劝阻了四川总督奎俊集中杀戮在川外国人的意图，使“在四川的外国人保住了性命”(16)。

义和团能够大张声势，烧教堂，杀洋人，并最终引发庚子之难，与原直隶布政使廷雍的纵容甚至怂恿，本来具有直接关系(17)，而在廷雍直接统辖之下的直隶保定等地，西洋教士遭受拳民侵害所蒙受劫难尤为深重，西人多以“大屠杀”（massacre）称之(18)，故八国联军进入保定府之后，便将其作为罪魁祸首拘押，随即被统率联军之德国元帅瓦德西（Alfred Graf von Waldersee）动用军事法庭的名义惩处死刑，以相报复。显而易见，妥善安抚西洋传教士和当地皈依洋教的教民，并避免再度发生大规模民教冲突，是继任直隶布政使所面临的最大难题。

庚子事变后，李鸿章以直隶总督奉命出任和议大臣，当即奏请朝廷，转调周馥继任直隶布政使一职。在担任四川布政使之前，周馥曾在直隶总督李鸿章属下效力多年，并且出任直隶按察使长达八年之久(19)。不过，李文忠公向朝廷举荐周馥出任直隶布政使一职，却并不仅仅是看重他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他在荐疏中除了讲述周馥“前在直久任藩臬，情形极熟”之外，还特别赏识周氏“洋务、军务均有历练”(20)，所谓“洋务”，自然要包括他在四川处理教案的经历。也正因为如此，朝廷且命周馥“先随鸿章入都，理京畿教案”，故周馥协助李鸿章办理教案数月，及至相关涉外教务问题大体安定之后，“始赴保定受布政使印”(21)。周馥自己讲述说庚子事变后与列强和议，其“最急迫繁杂者，莫如京内教案及顺直通省教案”，而实际上竟是完全由他一人独任其事(22)。据记载，当周馥进入保定直隶布政使署履任时，法国士兵尚且盘踞在衙门之内，气焰相当嚣张，“及闻公来，法兵郊迎入署，观其设施无间言，乃徐引去”(23)。当时洋人之棘手与周馥之敏于应付处置，于此可见一斑。

周馥在四川撰述的《安辑民教示》虽然只有寥寥六条(24)，但刊布这一文告所获得的良好功效，以及来到畿辅后处理洋教问题的实际体会，应该是他拟议撰述《教务纪略》的一个重要触动因素。然而，更为直接的原因，是在处理所谓顺直教案的过程当中，周馥还曾“奉旨派议民教永远相安章程”，并为此“屡商各国教士及洋官”，可是，这些洋人却“皆言各国无此章程”，因而纷纷表示“难出意见”，故直至办理完结教案，“迄无端绪”(25)。因洋人不予配合而没有能够实现朝廷这一旨意，周馥显然颇感遗憾，同时也很不甘心，所以，他才会如下文所述，随后即去组织人编著《教务纪略》这样的书籍，以求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这种“民教永远相安章程”的作用。事实上，也正是这一基本出发点，决定了《教务纪略》一书的性质。

同时，上述这些经历也促使周馥更为关注西洋宗教的状况，并尽可能收集了当时所能找到的所有有关基督教的著述，传教士李提摩太称周氏是“第一个对基督教产生兴趣的清政府高官”(26)。若是对比一下二十馀年前，当曾纪泽在光绪四年奉旨出使英、法两国的时候，友人金和作诗送别，尚且以“羶酪窥文教，将无在此时”这样的诗句，来妄自臆想要用儒家文化去训育开化红毛番夷(27)，便能够更具体地体会到在对待西洋文化方面周馥意识观念进步和开明的一面。

周馥虽然没有在《教务纪略》书中题署自己的姓名，但光绪三十年刻书事竣时撰写的跋文，乃自言“《教务纪略》编次既定”；光绪三十一年增辑重订此书时所附识语，亦谓之曰正是由他本人，“遂约同志，纂《教务纪略》一书，刊印流布”；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两江学务处在他直接指使下印行此书时，有杨文鼎等撰写跋文叙述刊刻缘起，也记作“两江督宪建德尚书……以前在东省（案指周馥在山东巡抚任上）曾辑刊《教务纪略》一书”(28)。凡此，均足以证明周馥本来一直是将此书视作他自己组织编纂的书籍，而在马其昶为他撰写的碑文里，也是径称《教务纪略》一书为周馥本人的著述(29)。

周馥称李刚己为“直绅”，是因为李氏乃直隶冀州南宫县人。李刚己于光绪甲午（二十年）成进士。戊戌（二十四年）廷试，“即用知县，分省山西”。尚未授以具体职位，即在庚子（二十六年）夏丁父忧回籍守制。“其冬，佐湖北学政蒋公（式芬）幕。明年（二十七年），复依吴（汝纶）先生于莲池。”至癸卯（二十九年）始服阕赴晋，补大同知县，历署代州直隶州知州以及灵丘、繁峙、五台、静乐等县知县(30)。

据前引周馥序文，知其指使李氏为编纂《教务纪略》一书而动手“搜辑各集，撮录要旨”，事在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事变之后未久周馥履任直隶布政使期间，而周馥在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底始接到调令，于十月中旬交待手续后，从四川经上海乘轮船由秦皇岛转赴北京，估计还需要花费两个多月时间(31)，到北京应当已经接近年底。至光绪壬寅（二十八年）四月，周氏又被擢升为山东巡抚，直至光绪甲辰（三十年）九月，因复蒙擢署两江总督而离开山东(32)。

对比两人仕履行迹，可知李刚己着手从事此书撰述事宜，正值其居丧守孝时期。惟光绪二十六年冬李氏既已受聘入湖北学政蒋式芬幕府，自无缘由亦且无暇复再受命于周馥；而如前所述，周馥在光绪二十六年年底到北京后，又先协助李鸿章处理京畿教案数月，实际上则是一直持续到光绪二十七年六月中旬(33)，直到六月二十二日，即这一年的七月清廷与各国议定善后赔款办法也就是签订所谓《辛丑条约》的前一个月月末，方至保定正式就任直隶布政使一职(34)。因而，可以更进一步推断，起草《教务纪略》书稿，应当是在李氏赴莲池书院依从吴汝纶以后的光绪二十七年七月至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周馥离任直隶布政使这一期间。因当时李刚己已分发山西知县，故魏家骅仍有“大令”之雅称。

光绪二十八年春夏之间，就在周馥即将由直隶布政使转任山东巡抚的时候，李提摩太前去拜访了他。这次会面期间，周馥告诉李提摩太，在这之前不久，他安排手下一位很有才学的官员，在守丧中为其撰写一篇有关基督教的著述(35)，这显然是指李刚己为周馥起草《教务纪略》书稿一事（李提摩太记述李刚己为周馥的下属官员，应是理解有误。另外，李提摩太还记述说周馥筹划的这部著述最终并没有能够出版，也是见闻未周）。当时，周馥还对李提摩太讲到，他为李刚己起草撰述此书，提供了自己过去收集到的一整箱有关基督教的书籍和小册子(36)。李刚己能够在短时间内写出书稿，与这批资料肯定具有密切关系。不过，李刚己是在保定的莲池书院从事撰述，莲池书院本身也是以富有藏书著称(37)，而其主事者吴汝纶又非常关心西学，由于保定密迩京城，与保定府毗邻的河间府献县亦从清初即是天主教在中国的传布中心，当地天主堂刊布书籍甚夥，所以，莲池书院一定也会藏储有很多相关的著述。周馥和莲池书院的西教书籍加在一起，能够为李刚己起草书稿，提供更为充分的资料保证。

李刚己其人不仅官运很不通顺，终其一生，只是偃蹇于僻县荒城之区区知事，李氏自嘲为“蝼蚁小臣”(38)；更为可叹的是，其年寿亦且不永。徐世昌纂辑《晚晴簃诗汇》，谓李刚己“诗为吴挚甫、范肯堂所激赏，中遘世变，学业未竟其志，才、命略似唐李贺、宋王令，诗亦雅与二家相近”(39)。其实，李刚己在民国三年辞世时，得年四十有三岁，以其才学品行，虽然令人痛惜，但同李贺、王令在二十七八岁上即英年早逝相比，已堪称中寿；而刚己年仅二十二岁即中式成进士，更属少年得志，自远胜于李、王二人之迄于殁世亦未能跻身科第。

李刚己诗作的风格和艺术造诣，可概见于徐世昌在《晚晴簃诗汇》中甄选的这首《辟畺以诗送别，即次原韵答之》（诗题中谓“辟畺”者系乃师吴汝纶子闿生）：

湘乡太傅轲雄侍，笔力横挽三千秋。吾师继之道益大，如开沧海朝群流。罗珠网玉不知数，我瓦砾耳犹相收。束发受书今十载，足疲路远无时休。扶摇羊角未能上，飞抢还作榆枋游。天寒岁晚林木死，风烟惨淡交龙虬。凄绝曾张旧游处，白日一跌归冥幽。孤寒八百沦草莽，大帙三万开穷愁。孰料纷拏燕雀际，鸾章凤质惊双眸。吐气刚如断马剑，论文高似元龙楼。诸公谁司荐达事，苹藻可以为神馐。昨来苦语更牵挽，归期已决焉能留。事变真难巧历算，出处或作山灵羞。侯王将相亦人耳，空有馀责如山丘。(40)

通检李氏存世诗作，下面这首题作《秋风动和孟君燕》的古诗，或许更具有徐世昌所比拟之李贺、王令一派险怪幽奇的风格：

秋风动，悲秋风，长日西下天雾靀。山薮蓊郁稀人踪，蒿莱极望奔狐鼨。大火飞灰烟瑟瑟，寒焰作磷鬼懵懵。亭立浑茫日不转，两仪荒黑奚有穷。君不见，四天高，万星浓，杂光错点向极冬。君不见，大江莽阔水奇兀，黄河急溜破天窟。雷訇訇，风，仰涛俛波下溟渤。(41)

徐世昌已经谈到，就像李贺、王令因分别得到过韩愈、王安石的奖掖始得以彰显于世一样，李刚己的诗文也深得乃师吴汝纶、范当世、贺涛、张裕钊诸人激赏，目之为天生奇才，旷世稀有。吴汝纶甚至称誉这一得意门生之诗古文“雄肆淋漓，殆为绝诣，即在古人，亦所罕觏”；而汝纶子闿生撰著《李刚己传》，尤为推重其古文手笔云：“先公主持文教数十年，一时俊彦云起，至于文章学力，未有庶几及刚己者。其后继先公志事以斯文诏后进，惟武强贺先生为大师，其为文章，卓然自立一宗，然以刚己较之，其才气独若胜也。”(42)此等褒扬词语，出自师友之间，或许不无溢美的成分。然而，近人刘声木在1929年写成的《桐城文学渊源考》一书，乃通论自明人归有光以来的桐城流派辞章文士，竟推重李氏古文辞造诣云：“为文雄肆淋漓，才气宏伟，浑涵迤演，殆为绝诣。”(43)稍后，钱基博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撰著《现代中国文学史》，举述民国初年之古文名家不过十馀人而已，刚己亦得以列名其间，钱氏且称誉其为文“颇得介甫之瘦折拗劲”(44)，这些话便大抵可以看作是后世学人盖棺论定的客观评语了。

李刚己氏之歌诗篇章是否堪与李长吉、王逢原辈并比，世人自可揣摩品味，不过，李贺与王令生逢唐宋太平盛世，即使尽逞人生之能事于韵语丽句，也不必有太多遗憾和惆怅。李刚己则与之不同，既然是身际晚清末世之“惨淡河山落木时”(45)，有志男儿便不能不“涉世常深杞国忧”(46)，借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即是面对“天下多故，事变繁兴”的政局，上之者应当能够匡救天下之过失；退而求其次，也要“殚忠尽力，立功名于世”(47)。观李氏中第后为官施教，行事举措尽显燕赵慷慨悲歌之风，勇于周人之急，抒时之难。身后同乡刘登瀛为之作传，谓吴汝纶门下虽如贺涛等辈皆以古文“卓然有立”，“而能以吴先生之道施之政治者卒尠，君有意乎先生之吏治矣，然亦不得竟其志”(48)；徐世昌所谓“学业未竟其志”，应同样是讲李刚己没有来得及施展治国救世的抱负和才干。故周馥在拟议编述《教务纪略》一书时而能属意于彼，盖亦有因，初非仅看重其文辞高古者。

虽然诗文都颇受师友称道，但刚己“以早岁服官，故撰著颇简，前著者又多散佚。君殁后，其孤葆光搜访共得诗文若干首刊之”(49)，这就是民国六年在北京刊印的《李刚己遗集》（案此系内封面题署的书名，若依卷端题名，这部诗文集更正式的全名应当书作《李刚己先生遗集》），其中即包含有李刚己为《教务纪略》一书撰写的初稿，题作《西教纪略》。《李刚己遗集》全书分作五卷，卷首有吴闿生序，卷一为诗与词，卷二为文与书牍，卷三、四、五均为《西教纪略》，卷末刊有《附录》一卷，收录李氏传记志表。

据李葆光记述，吴闿生为刊刻此书，“开示款式，校勘讹误”，助力殊多(50)。这部《李刚己遗集》系以写刻形式刊印，较诸三年前吴闿生等人为老师贺涛校勘的扁方体字本《贺先生文集》，颇显精雅。李氏此集，刊刻年代虽近，却由于社会变化剧烈，内容已经不再合乎时宜，刷印流传并不很多，据《清人别集总目》著录，国内公藏，只有八部(51)。由于流布不广，加之前人编述清人著作目录，往往只视及书衣，根本不检读内文，甚至犹如所谓“隔山买牛”，仅仅就他人提到的书名来编录书目，很容易将此书视作无足轻重的寻常诗文集子，故或缺而未载（如民国初年编纂的《清史稿·艺文志》和台湾商务印书馆在1968年出版的彭国栋著《重修清史艺文志》）。近人武作成撰《清史稿艺文志补编》著录有“《李刚己诗集》一卷”(52)，则似乎应属此《李刚己遗集》之讹误，或是曾经有人将其中的诗作抄出单行。另外王绍曾主编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著录此书书名为“李刚己遗稿”(53)，“稿”字应属编者误书或是手民误植。

《李刚己遗集》内封面和牌记

基于《教务纪略》之初稿《西教纪略》在晚近中西关系史上的重要性，《李刚己遗集》本来有资格列入近年坊间编印的《续修四库全书》，然而，我们却未能见到。不过，若是考虑到远比此书通行而且也更为知名的《教务纪略》，亦同样为《续修四库全书》所失收，倒真是要见怪不怪，大可不必为之诧异了。

《西教纪略》与《教务纪略》在卷次划分、篇名等主要构成形式上的差别，如下表所示：

上面所列《教务纪略》的情况，依据的是上海书店影印本，其中最后一项，依据周馥的识语和杨文鼎等人的跋文，可知乃始见于光绪三十一年五月的两江学务处刻本，自然是光绪三十年初成原本所没有的内容。

具体勘比两书内容，可知《教务纪略》卷一上《教派》和卷一下《传教》两篇，大体上可以与《西教纪略》卷一之《西教源流》篇相对应，应当是就李刚己原稿加以添改；《教务纪略》卷二上之《教规》篇，大致可以与《西教纪略》卷三《教理教规》篇之“教规”部分相对应，而删除了《西教纪略·教理教规》的“教理”部分内容；与《教务纪略》卷三之《条约》、《章程》两篇相关的内容，即周馥序言所谓“官书之有关教务者”，在《西教纪略》当中，是附在卷二《奉旨开禁》篇的后半部分，不过内容远不及《教务纪略》丰富；其馀《教务纪略》卷二下《教例》与卷四《成案》、《杂录》两篇的内容，均未见于今本《西教纪略》，而《西教纪略》中则有卷二《奉旨开禁》篇的主体内容和卷三《教理教规》篇的“教理”部分内容，不见于《教务纪略》。

《李刚己遗集》目录

据李刚己之子李葆光讲，《西教纪略》原本的篇幅与《教务纪略》一样，总共也是四卷，不过其末尾第四卷在李刚己去世之前即已佚失，所以后来刊入《李刚己遗集》的文稿只有前三卷，实际上是一部残本。对这阙佚的第四卷，李葆光云“先君在时，尝请暇时补入，以成完书。先君谓末卷率抄录公牍成案，佚不足惜，勿需补也”(54)。显而易见，《教务纪略》卷四上《成案》篇的内容，就应当是在《西教纪略》卷四的基础上改订而成。《西教纪略》卷一篇末附有一份《光绪二十六年春中国天主教教士教堂教民表》，资料截止于光绪二十六年，这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推断，《西教纪略》的具体撰述时间更有可能是在光绪二十七年下半年的时候(55)。

《西教纪略》之《凡例》与正文首页

李刚己谓抄录公牍编成的第四卷书“佚不足惜”，自然是与主要出自其一己之手的前三卷相对而言，这也就意味着李氏是将这前三卷书稿，视作反映自己独到学术见识的著述，尽管他也曾谦称此稿“初不敢自附于著作之林”(56)。李葆光在谈到刊刻《西教纪略》使用的底本时，说它乃是“经先君手自点定”(57)，这也显示出李刚己对这部书稿确实很是看重，并非仅仅是敷衍周馥的嘱托而已。如前所述，李刚己为周馥起草书稿，是在光绪二十七年秋至光绪二十八年春期间，而仅仅两年多以后，至光绪三十年八月，《教务纪略》一书即删改告成并刊布于世，并不是草稿写成后被弃置箧笥，迟迟得不到刊刻。在这种情形下，李氏父子依然筹划刊布《西教纪略》原稿，并最终将其编入刚己身后遗集，显然他们并不满意在周馥主持下最后改定的《教务纪略》，而且也绝没有将它看作李刚己本人的著作。

如前所述，李刚己本以能文而著称于当时，亦且自负所长，“文学为最”(58)。姑且不论对内容所做实质性更改是否允当，即或是那些大致保持不变的内容，《教务纪略》定稿时，对李氏初稿的文字显然亦做有很多改订，而两相对照，可以看出，首尾出自李氏一人之手的《西教纪略》，其文脉辞气明显胜出魏家骅诸人七手八脚编定的《教务纪略》（案魏家骅在《教务纪略》的《例言》里开列参与“修饰”诸公姓名而首举吴汝纶，恐怕主要是用以慑服以文辞自负的李刚己，以吴氏名望之尊，不会实质性地介入其中，应当只是借以虚称相敷衍）。所以，仅仅就文辞而言，恐怕李刚己也不屑于将《教务纪略》认作自己的作品，而更希望能够留存下《西教纪略》的本来面目；更何况李刚己其人初非徒以辞章自嬉，虽然生不逢时，济世无术，但在中第之初，即曾“冀工楷法入翰林”(59)，思以笔墨贡献于朝廷，国变辞官后仍然希图通过教育青年，而能够于吾国文化“为千钧一线之延”(60)，并在诗中抒发过“著书径欲续迁藏”的抱负(61)。因此，与文章的辞彩相比，他应当更为在意自己的观念是否会在社会上得到传播并获得认可。

通过前面所做对比可以看到，就整体而言，《教务纪略》中完全属于周馥嘱人在《西教纪略》原稿上新增添的内容，主要有《教例》和《杂录》两篇。《教例》主要是摘录各国管理西洋宗教的法律条文，周馥云用以“明信守也”；《杂录》则是从《中西纪事》、《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等中外成书以及当时人处理教务的相关函牍当中，摘取诸如“西人教法异同考”、“记中外各教”、“拳教源流考书后”、“粤督陶复李提摩太书”、“美国李佳白民教相安议”等涉及西洋宗教的专题论述，周馥称之为“采辑近人论教诸篇，并附西人之说”(62)。仅仅多列举一些这样的材料，即使会让李刚己觉得繁芜累赘，也不大可能会影响到他所想要阐释的见解。那么，倒过来看，《西教纪略》原稿中未被《教务纪略》定本采用的那些内容，是不是会让李刚己觉得已经影响到他的基本见解，从而无法割舍呢？

周馥讲述说，他组织人编纂此书的基本意图，是“冀当世读书明理之士，咸览是编而知源流，则凡乡曲无知一切猜疑之见，自可焕然冰释”(63)，与此相对应，李刚己也在《西教纪略》的卷首陈述说：“此书之旨，不过略陈本末，俾众皆晓然于西人传教、国家保教之本意，庶此后咸释疑忌。”(64)乍看起来，二者之宗旨似乎无甚分别，这也应该是周馥嘱托李刚己起草此书时所确定的基调。然而，在趋向同一目标的时候，每个人所选择的路径，却并不一定相同。

翻看《西教纪略》，其卷首《凡例》的开篇第一条乃是：

东西各教，均有所长，识者宜择善而从，不可偏废。故此书于天主、耶稣两教相攻之言与儒者讥西教、西人讥儒之说，概皆不录，以矫入主出奴之习。(65)

而在《教务纪略》的《例言》当中，这一条目不仅被降置于第二的位置，而且还做了具有实质性意义的重大删改：

是编以调辑民教为宗旨，凡中国儒者讥西教与西人讥儒教之言，一概不录，惧长争教之焰。(66)

二者之间最关键的差异，在于李刚己勇于明确指出“东西各教，均有所长，识者宜择善而从，不可偏废”，即在他看来，舍弃所谓入主出奴的自大观念，平等尊重中国固有的儒家思想和外来西洋文化，并从中汲取有益成分，使之相辅相成，这应当是中土人士认识西洋基督教及其衍生文化的根本出发点(67)。

对于西方宗教与文化的源流关系，李刚己在《西教源流》篇前面的序论里，还做有更进一步的阐述：

自唐虞以至于两汉二千余年之间，西方文教渐兴，印度、埃及、波斯、希腊、罗马诸国，莫不有教，其间伟人杰士以著述名世者，不可胜数。虽各教互有纯驳，然其学术皆有孤诣独到，凡性理、格致、天文、舆地、测算、绘画、制造之旨，皆能穷深极奥，虽以今日西国文学之盛，而其导源，仍不外乎此。(68)

前面讲过，李葆光说《西教纪略》书稿，系经李刚己“手自点定”，其所谓“点定”，实际上是圈点出重点内容，李葆光将其刻入《李刚己遗集》时，依样刻出了这些圈点。上面这段话，就全部附有李氏圈点，显示出李刚己十分重视这样的表述，而在周馥编定《教务纪略》时，它却同样也遭到删除。众所周知，当时洋务派盛行的主张，是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李刚己盛赞西方文化技术成就之“孤诣独到”，则是破除这一成见，先性理而后格致，并谓若欲寻求其性理之学渊源，乃不能不首先知晓其宗教。这样的认识，应当是李刚己所说对西教“略陈本末”之大本，舍此则无以真正做到“晓然于西人传教、国家保教之本意”；而周馥在编定《教务纪略》时，删去这些内容，即是在刻意回避对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一根本问题做出清楚的表述。

对于蒙受李鸿章拔擢起家并一直追随李鸿章办理洋务的封疆大吏周馥来说，这是涉及国家何者为体、何者为用的根本性问题，哪怕他内心完全赞同李刚己的看法，在公开表述时也要慎重其事；况且从改定《教务纪略》内容的种种情况来看，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上，他与李刚己的看法确实还存在着很大差距。尽管与当时那些即使是在总理各国事物衙门任职，而一听闻《海国图志》、《瀛寰志略》两书之名，尚且“色然以惊”的昏庸官员相比(69)，周馥多方收罗西教书籍，主动了解西洋宗教知识，并乐于与教士相互往还，已属相当开通，但身为一省大员，或许是大量迫在眉睫的事物性问题，一时妨碍了他做出更进一层的思索。

在魏家骅为《教务纪略》所撰写的《例言》里，取代李刚己上述说法而被置于首位的内容，是撰著者基于“基督教大旨出入于释回两教”的情况，确定编纂此书的宗旨，乃是“务使人晓然于基督教与释、回两教无异，庶人心可化去教界”(70)；而在周馥署名撰述的《教务纪略》序言里，有云西教之“劝善惩恶，较之释、道二氏之教，尤为切实。乃淄流羽衣遍各行省而莫之怪，胡独于西教而疑之斥之耶”(71)？表述的正是同样看法。这说明正是出自周馥本人的旨意，才着意将李刚己所要切入的中西文化关系问题，转换成为新来西洋宗教与中国旧有之佛教、道教的关系。

按照上述尊重和汲取西方文化的思想，李刚己为周馥起草撰述的《西教纪略》，本来是写成一部向社会公众阐释西洋宗教形态的著述，文化和学术色彩都很浓重，可到了周馥手里以后，他却另行安排魏家骅等人，将其改编成为一部具有很强事务性手册性质的读物，与其说是写给普通民众阅读，“俾辟见闻而拓风气……使先知彼教大旨，与夫各国正教之所出、尊奉之所由”，不如说更像是专门写给各级官吏以备处理民教关系的工作指南。

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两江学务处重印此书时，有跋语谓周馥编纂《教务纪略》的动机之一，即是基于地方有司“以未谙彼国宗教之源流与向来办理教案之约章条款，无所依据以为晓喻禁戢之方”，以至处理教案时多所掣肘；而当时重新印行此书，也是遵循周馥的指令，“饬发各属，以便遵守”(72)。周馥自己在这次刻书的识语中讲述说，他刊印此书的用途，就是“俾官民略知教务要领”(73)，所谓“教务”云云当然只属于官事，与民无涉；李提摩太则有记述说在李刚己的草稿刚刚写成不久的时候，周氏本人对此做过更为清楚的表述，即谓周馥正是鉴于传教士过去印行的书籍“没有针对官员的心理把观点表达清楚”，才指使人来“写一篇适合官员阅读”的读物(74)。这一点在魏家骅撰写的《例言》中有着更为直接的表述，即：“建德中丞惩前毖后，命辑录是编，以便牧民之吏得所依据，遇事自能因应合宜。……其最要则在平日劝导愚氓，破除疑忌，地方多明白教务之人，自不至酿成教祸，此尤建德中丞刊布是编殷勤属望者也。”(75)由此可见，周馥将书名由《西教纪略》更改为《教务纪略》，正是用以体现出与李刚己判然有别的应用目的，而周氏为此书设计的上述应用目的，实质上乃是前述光绪二十七年处理顺直教案时朝廷圣旨所希求的“民教永远相安章程”。

明了这先后两部书稿，从本质上看应属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书籍：一部是讲给民众什么是西洋宗教的《西教纪略》，另一部则是告诉官吏怎样处理民教关系的《教务纪略》，这样也就很容易理解前面所举述的二者在篇目构成上的主要出入。

被周馥删掉的《西教纪略》卷二的主体内容，是具体讲述“国初优礼教士及道咸以来开禁始末”，用以使读者“深思列圣覆育万物兼容并包之意”，这样便能明白“保邦睦邻之术岂外是哉”！清朝诸帝这些兼容并包外来文化的具体事例，正是李氏对其东西各教宜择善而从这一主张所做的权威性注解，可这些记述对处理民教纠纷案件，却没有直接的联系，讲多了还会有张大外夷的嫌疑，故周馥尽可略而不谈。又《西教纪略》卷三《教理教规》篇中的“教理”部分内容，应是李刚己为说明西教的内在蕴涵而设，同样是附属于其东西各教均有所长这一基本观念，在顽固守旧一派人看来，或许这更像是在替西人传布教义，同时又不能直接满足周馥处理民教关系的事务性需求，所以，也被剔出于《教务纪略》之外。

至于《教务纪略》中新增的《教例》这一篇章，周馥指使人在《例言》里对这些内容在处理民教纠纷中的实用价值，做有很清楚的说明：

东西各国通行教例，国会与教会界限厘然，两无妨碍，此为消弥教祸之本。胪举各条，以著世界政学日明，则宗教势力自然日减。(76)

目的很简单，只是为限制和削减教会的势力与影响，这与李刚己择其善者而从之的意愿，恰如背道而驰。省此可知，周馥在《教务纪略》中对李刚己《西教纪略》原稿所做其他重要增改，大致都与他们二人在撰述宗旨上的这一差异有关。

那么，面对清廷朝野困扰不已的民教冲突问题，周馥和李刚己分别开出的这两副路数大不相同的药方，究竟哪一剂方子才是协理阴阳移精变气的金匮真言呢？病有表里虚实，事有轻重缓急，对于直接面对相关政务的周馥一类大小官吏来说，当务之急，是需要对症下药，消疮祛脓。在这一点上，像《教务纪略》这样的书籍，显然更切合实用，故此书在当时不仅一再翻刻重印，而且还相伴出现有使之更为通俗化的大众宣讲读本。譬如，与李刚己同出于吴汝纶门下的高步瀛，清末在直隶学务处任职时，就执笔编纂过题为《民教相安》的小册子，审其内容，可知大致即由《教务纪略》衍生而来(77)。不过，《教务纪略》这类书籍治标不治本的缺陷也十分明显，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还是需要按照李刚己的思路，首先以一种平等、尊重的态度，并怀抱择善而从的心愿，来平心静气地认识和接受西洋宗教以及其他西方文化。

光绪三十一年，周馥在署理两江总督任上指令属下重印《教务纪略》一书时谈到，在编纂此书三十多年之前的同治初年，他在金陵与友人论及无良教民滋事时，曾很简单地以为“教民犯罪，可以三尺法治之”，而其友人则谓之曰：“此遏其流而非清其源也。”此公复指点周馥说，治本之道，是应由“官家”来刊布《圣经》，尤其是《新约》，以“使民不惑”，周馥云当时虽“心韪其言，顾未敢冒昧从事”。所谓“未敢冒昧从事”诚或有之，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对此尚缺乏足够的认识。近代鼓吹效法西洋维新变法的代表性人物冯桂芬，在咸丰年间写成的《校邠庐抗议》一书当中，虽然极力主张取法于泰西诸国“富强之术”，同时却强调一定要恪守“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的立场，并特别指出西洋传教士著述中之“述耶稣教者率猥鄙无足道”(78)，显然还根本不明白学习西洋宗教知识对理解西方科学文化的意义。在如何对待西洋宗教教理教义这一方面，周馥当时的认识，实际上即依旧停留在冯桂芬过去的水准上。

及至《教务纪略》印行半年多以后，周馥才真正意识到，脱离这一正本之道而徒施事物性手段，确实难以治理所谓教务问题：

（前此所刊《教务纪略》一书）于彼教之旨，固未细绎，今来金陵权督篆，因各处民教意见未融，时有龃龉，忽忆昔年友人之语，不禁为之怦然。因检《新约》译汉刻本，属幕僚为之撮要，录集为《新约节存》一篇，附诸《教务纪略》之后。(79)

基于同样的认识，周馥在山东巡抚任上，还曾向教会索取二百部《圣经》，发给其下属官员，“以便他们对基督教的宗旨能有更好的理解”(80)。李刚己尝谓“不知教理，无以明立教之旨”，并敏锐指出教理与教规“诚不可以偏废”，因此，他当初特地在《西教纪略》卷三《教理教规》篇中专门阐释西教教理，正是为了使人知悉“彼教之旨”(81)；而且李氏所做论说，一依新、旧二约而妥为梳理，纲目清晰，内容周备，并非如周馥所云，是在当时未曾“细绎”。相比之下，周氏这次倩人所纂《新约节存》，不过是选载了二十几小段《圣经》的内容，远不及李刚己的论述更能传达西教义理；而在缺乏必要预备知识做引导的情况下，即骤然令那些尚处于蒙昧之中的庸官俗吏去直接阅读《圣经》，其效果更只能是犹如泼下一头雾水，根本无法摸清这丈二洋和尚的头脑。诚如俗语所云，若是早知今日，当初又何必会弃而不用李刚己的文稿呢？

处理教务的实际教训，虽然使周馥终于意识到理解西洋宗教教理教义的重要性，但他仍然没有能够做到像李刚己那样，将西洋宗教作为一种自有其“孤诣独到”之处的文化来理解和宣扬，而是一如其编纂《教务纪略》之初，依旧刻意强调西洋教理与“吾儒学术初不相背”的一面，故所编《新约节存》只是属意于那些“精论诚笃近儒家、坚忍慈爱近释氏”的内容，并时或附加案语，具体疏解其与中国旧有文化“固无不同”之所在(82)。读此《新约节存》，会愈加知悉，《教务纪略》与《西教纪略》这两部书，始终是大异其趣。

就在周馥组织李刚己等人撰著《教务纪略》前四年（光绪二十五年），当义和拳民初起之际，直隶河间府吴桥知县劳乃宣，即鉴于山东“冠县等处义和拳党类与天主教民为仇”，因彼等“扬言专仇教民，不扰良善，而民教不和之处，良民遂多为所惑”，其受蛊惑之甚者“竟至聚众抗官”，从而未雨绸缪，执笔撰述并刊行有《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一书，于本县境内，预加防范(83)；至庚子事变平息之后，复又相继编印《庚子奉禁义和拳汇录》和《拳案杂存》两本小册子，广为散布。劳氏刊印这些著述，本意更希冀“为当道所采择，见诸施行”，以为“宇内苍生之幸”(84)，与周馥印制《教务纪略》的宗旨，大体相同，只不过是在造成民教冲突的两方面当中，周氏书系针对“洋教”一边，而劳书却是面向“拳民”一侧，二者恰好相辅相成。不过，与周馥的思路和做法有所不同的是，劳乃宣氏的著述简明扼要，并不拘泥于详晓曲喻义和拳党的种种具体情形，而是单提直指，以一义总摄众义，反复申说，着力揭破义和拳乃“乱国邪教”白莲教之别派支流这一内在实质。劳氏尝特地解释其撰述旨趣云：“惩办者治标也，解惑者治本也。医家治病，治其标而不治其本，虽暂疗必复发，故余兢兢于解惑之义，三致意焉”(85)。虽然现代学者对他的政治立场，并不一定都能够认同，但两相比较，可见其思考问题的层面，显然要比周馥更为深入，而同李刚己的《西教纪略》差相仿佛。

劳乃宣《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内文

李刚己受人之邀，却因性情清高耿介，“不屑迎合上官意旨”(86)，写出这样大拂嘱托人兴致的书稿，实际上倒并不是要一味自适己意。对待西洋宗教问题，主张吾国国民首先要平等对待、深入认识并合理吸收西洋文化，这只是在当时西来新学勃兴而风气已经大开的客观形式下，一个纯粹的学人以其学究方式做理性思考后所必然要得出的结论。

在李刚己动笔撰述此书十七年前的光绪十年，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mest Faber）前后用五年时间，在《万国公报》上，连续刊载了他所撰写的比较东西文明的著作《自西徂东》（Civilization, China and Christian）。花之安在陈述其撰述宗旨时明确讲到：

中国欲求西国之美好者，须知从其根本出发。其理于何而得乎？非从耶稣道理，何以致此乎？盖西国从耶稣道理，如一至美生活之树，其质甚壮，其根甚深，固无忧其戕败矣。耶稣道理实有生活之气，到处贯通，中国若得其道理，真一至美之树，生气贯通，无处不有，何至有颓废之患耶？(87)

后此十年，亦即李刚己着手撰写《西教纪略》之前七年的光绪二十年，薛福成在亲身考察英法诸国之后，亦深有体会地说，对待西洋文化，“惟默审其所以异，乃能知其所以同；苟循其流，必穷其源而后已”(88)。稍后，刚己业师范当世，更公然宣称已告别累年积学之故我，谓之曰：“我之今日，乃独皇然于西学之合乎天理、周夫人事，而视我向之所为，几不成其为学。且其道深博无涯涘，断不尽于已译之书，而年老舌钝，不复能往而自求，则因以责之于君子，望之于吾徒，如秦皇汉武之所谓三神山，未能至而必欲甘心焉者。”(89)如前所述，李刚己在《西教纪略》中详细阐释西教义理，即是基于西洋性理、格致、天文、舆地、测算、绘画以至制造诸学诸艺之所以能够穷深极奥，实乃无不导源于此。在同一历史背景下，花之安、薛福成、范当世、李刚己诸人相因相承的思想轨迹，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刚刚发生的庚子事变，大祸弥天，真是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朝野上下，创深痛巨，致使清廷不得不在当年年底下诏变法，随即颁行一系列新政新学的措施，譬如设立督办政务处以实施新政、会试开设经济特科、改总理各国事物衙门为外务部、科举考试废除八股制义而增以列国政治艺学，等等，这些都接二连三地出现在李刚己动笔撰述此书之前几个月内，剧烈变动的时事，自然对他会有更为直接也更为深切的触动。

然而，若是纯粹从感情好恶角度来看李氏本人的主观意向，他似乎更负有一种传承民族文化的使命感。受时代风潮影响，李刚己在个人生活上，颇有一些西洋化的色彩，譬如他与老师吴汝纶一样，不满意中医而崇信西洋医术药物，谓“中药多有名无实”(90)，但他自己在文化上的总体追求，亦如同吴汝纶、贺涛辈一样，进退失据，只是在新旧之间仿徨，即吴氏门人籍忠寅所评定之“先天下人求新，后天下人求古”(91)。至于他们这一派人的具体作为，不过是斤斤株守于传布桐城派之文章义法而已。对此，李刚己尝有论述曰：

近年两海大通，国人率讳言古学，竞谭新术，而桀黠者流又往往谬讬学说以阴济其私，民德既日流于卑污，而文体亦从而阘茸不能上跻于古。此其风会所趋，不独为斯文之不幸也，且恐文学衰微而民德益难望有修饬之一日。何则？吾国先哲垂训所赖以建人极而奠国基者，其精微难言之妙，仅于文焉可窥寻一二，文事不能讲明，斯古人之嘉言懿训，虽存犹亡；而人民之修德立行，亦无所取法矣。其贻害于家国，可胜道哉！(92)

这一片苦心，诚然可嘉，无奈桐城文章固已衰微无从振作，复有梁启超辈之新文体从中蜕变而出，风靡于世，即使天假其年，李刚己氏恐怕也不会再有更多更大的建树，他留存于世最重要的著述，就应属这部无意间写成的《西教纪略》。

我们今天阅读《西教纪略》一书，只是将其看作反映中西关系的史料，当然不会过多留意李刚己的叙事笔法。不过，正因为李氏为桐城派文人，他才会习惯性地在这部书稿上划出很多圈点。因这些圈点意在点明关键所在，不同于寻常评点章句文法，对我们理解李刚己看待西洋宗教和西方文化的观念，倒是会大有帮助。

说到圈点文章，最后再附带说明一下，由于古文卓有声誉，特别是其赏析辞章之眼光过人一等，世称所“评点古文，批窍中綮，食古入奥”(93)，因而在光绪三十一年的时候，李刚己曾经受人嘱托，为一部中小学堂使用的《古文辞读本》做过评点，并撰有序言。该序已收入《李刚己遗集》，文中叙述这一古文读本之编纂缘起曰：“今中丞南皮张公病之，乃取周汉以降辞约义显之文三十六篇，属刚己详加评识，杂采旧说，以为中小学堂读本。”(94)后来坊间翻印，流传很广，至北洋政府时期，尚且通行，其中有印本倩光绪戊戌科状元夏同龢题署“张文襄选”者，盖视作晚清重臣张之洞所编。若然，则李刚己应与张之洞具有比较亲近的关系，并颇得张氏赏识，这是考索李刚己的社会交游关系和他的思想观念形成因素时应当注意的问题。

不过，冀州南宫人李刚己与天津南皮人张之洞虽属直隶同乡，却似乎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徐凌霄、徐一士昆仲在所著《凌霄一士随笔》中曾就此做有辨识说：

中丞为巡抚之称，其时张之洞官总督盖二十年矣，不应仍称中丞，是书与张之洞无涉明甚。惟之洞同族曾敭，时官巡抚，南皮张公，殆曾敭耳。曾敭之名，未若之洞之著，故有此张冠张戴之事。书贾寡识，无足深咎，何状元公亦漫不省察耶？(95)

今案吴闿生谓刚己中第后恰值张曾敭任山西巡抚，张氏“宾礼刚己，延之幕府，倾心委纳，事大小壹依办刚己，刚己措之裕如，晋政大举，曾敭以此博贤能声”(96)，可证李刚己在山西时曾受知于张曾敭，二人过从密切，故曾敭中丞编选《古文辞读本》而命其评点，徐氏兄弟所说当是。读书偶识于此，附缀篇末，以免读及李刚己此序与获观当年之《古文辞读本》者重再滋生疑惑。

2008年10月3日记。同年10月9日修改定稿

原刊《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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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1937年印行的北平《修绠堂书目》第五期，页79。

(2) 姚佐绶、周新民、岳小玉《中国近代史文献必备书目》（北京，中华书局，1996）六《外交》，页23。

(3) 案姚佐绶等《中国近代史文献必备书目》（页23）著录此上海书店影印本，书作“据光绪三十一年南洋官报局铅印本影印”，并另将此光绪三十一年南洋官报局印本著录为“铅印”本，均属讹误。实际上上海书店影印本的底本，明显属于木版刻本，冀淑英等编《西谛书目》（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卷一《史部·杂史类》（页17b）著录这种南洋官报局印本，即正确书作“刊本”。

(4) （清）周馥《教务纪略》（上海，上海书店，1986，影印清光绪三十一年南洋官报局刊本）卷首周馥自序，页1。

(5)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编《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分類目録》（東京，汲古書院，1981）之《史部·政书類·雜録之属》，页401。

(6) 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考》（台北，世界书局，1974，杨家骆主编《中国学术名著》丛书影印《直介堂丛刻》本）卷四，页11a。

(7) 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如由中国最具规模的清史研究机构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组织编纂、该校教授李文海担任主编的《清史编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在引述此书时，即标示为“李刚己辑录”（见该书第三卷《康熙朝》下康熙三十一年二月壬午条，页37）；颇致力于中西关系文献研究的清史专家王庆成，在《清代西教在华之环境——康雍乾道咸朝若干稀见文献考释》一文中亦据此依样转述。王文见《历史研究》1997年第6期，页41。

(8) 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历史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页2615。

(9) 中国书店编印《古旧书刊介绍》第七期（北京，中国书店，1957）《史部·纪事本末》，页13。

(10) （清）周馥《教务纪略》卷首魏家骅撰《例言》，页2b。

(11) 中国书店编印《古旧书刊介绍》第九期（北京，中国书店，1958）《史部·纪事本末》，页11。

(12) 王逸塘《今传是楼诗话》（天津，大公报社出版部，1933），页2—3。闵尔昌《碑传集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清代碑传全集》本）卷一五马其昶撰《清授光禄大夫陆军部尚书两广总督周愨慎公神道碑文》，页1355—1356。

(13) 《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卷四四九《周馥传》，页12535。

(14) 闵尔昌《碑传集补》卷一五马其昶撰《清授光禄大夫陆军部尚书两广总督周愨慎公神道碑文》，页1355。

(15) （清）周馥《周愨慎公自著年谱》（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影印民国十一年秋浦周氏石印本）卷上光绪二十五年乙亥，页602。

(16) 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合译《亲历晚清四十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Reminiscences by Timothy Richard，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第十五章第9节《周馥采取的措施》，页280。

(17) （清）刘春堂《畿南济变事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义和团史料》本），页306—328。

(18) 案从西方传教士立场记述当时西洋传教士在与义和团冲突中所遭受人员伤亡和财物损害的著述，可参看Isaac C. Ketler著The Tragedy of Paodingfu,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02．又Marshall Broomhall编著Martyed Missionaries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with a Record of the Perils & Sufferings of Some Who Escaped，The Province of CH? H-LI, London: Morgan & Scott, 1901, pp．153-159。

(19) 闵尔昌《碑传集补》卷一五马其昶撰《清授光禄大夫陆军部尚书两广总督周愨慎公神道碑文》，页1355。

(20) （清）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北京，中华书局，1958）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庚寅，页4570。

(21) 《清史稿》卷四四九《周馥传》，页12536。

(22) （清）周馥《周愨慎公自著年谱》卷下光绪二十七年辛丑，页626。

(23) 闵尔昌《碑传集补》卷一五马其昶撰《清授光禄大夫陆军部尚书两广总督周愨慎公神道碑文》，页1356。

(24) （清）周馥《周愨慎公自著年谱》卷上光绪二十五年乙亥，页602。

(25) （清）周馥《周愨慎公自著年谱》卷下光绪二十七年辛丑，页626—627。

(26) 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合译《亲历晚清四十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第十五章第1节《访问北京》，页275；又第十七章第2节《访问中国北方》，页297。

(27) （清）金和《秋蟪吟馆诗抄》（民国五年刊本）卷七《奇零集》之《送曾袭侯出洋》，页26。案曾纪泽出洋事在光绪四年，见曾氏别集《曾纪泽遗集》（长沙，岳麓书社，1983）之《日记》卷一光绪四年戊寅，页331—350。

(28) （清）周馥《教务纪略》卷末光绪三十年八月周馥跋，页1a；又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周馥识语，页2a；又光绪三十一年五月杨文鼎、张预跋，页1a。

(29) 闵尔昌《碑传集补》卷一五马其昶撰《清授光禄大夫陆军部尚书两广总督周愨慎公神道碑文》，页1356。

(30) （清）李刚己《李刚己遗集》（民国六年都门刊本）卷末《附录》之刘登瀛撰《李刚己传》，页1a—2a。

(31) （清）李鸿章《李鸿章全集》（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之《李文忠公电稿》卷二八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周藩四川来电》，页4242；又卷二九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一日《覆四川新调直藩周》，页4249。清周馥《周愨慎公自著年谱》卷上光绪二十六年庚子，页607—608。

(32) 闵尔昌《碑传集补》卷一五马其昶撰《清授光禄大夫陆军部尚书两广总督周愨慎公神道碑文》，页1355—1356。钱实甫《清季重要职官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59）之《巡抚年表》，页213—215。

(33) （清）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七年六月辛丑，页4685。

(34) （清）周馥《周愨慎公自著年谱》卷下光绪二十七年辛丑，页628。

(35) 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合译《亲历晚清四十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第十七章第2节《访问中国北方》，页297—298。

(36) 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合译《亲历晚清四十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第十七章第2节《访问中国北方》，页297。

(37) （清）贺涛《贺先生文集》（民国初年清稿本）卷二《书常乃亭斋壁》，页17b—18a。

(38) （清）李刚己《李刚己遗集》卷一《县斋书怀》，页20。

(39)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民国退耕堂刻本）卷一八二，页8a。

(40)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一八二，页8b—9a。案此诗原载《李刚己遗集》卷一，页14b—15a。

(41) （清）李刚己《李刚己遗集》卷一《秋风动和孟君燕》，页3b—4a。

(42) （清）李刚己《李刚己遗集》卷末《附录》之李葆光撰《先府君行述》，页11a—15b；又同处吴闿生撰《李刚己传》，页18a—21b。

(43) 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台北，世界书局，1974，杨家骆主编《中国学术名著》丛书影印《直介堂丛刻》本）卷一〇，页5a。

(44)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编《古文学》之《文·散文》，据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之《钱基博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页190。

(45) （清）李刚己《李刚己遗集》卷一《感兴二首》，页17b。

(46) （清）李刚己《李刚己遗集》卷一《感兴用辟畺韵》，页15b。

(47) （清）李刚己《李刚己遗集》卷二《书〈史记·万石张叔传〉后》，页19b。

(48) （清）李刚己《李刚己遗集》卷末《附录》之刘登瀛撰《李刚己传》，页5a。

(49) （清）李刚己《李刚己遗集》卷末《附录》之贾恩绂撰《李君刚己墓表》，页10a。

(50) （清）李刚己《李刚己遗集》卷末李葆光跋，页1。

(51) 李灵年、杨忠主编《清人别集总目》（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页781。案此书所附李刚己小传，谓李氏“字以行”，应当是指刚己“以字行”，乃误。据《李刚己遗集》卷末《附录》之刚己子李葆光撰《先府君行述》（页10b），李刚己氏并非以字行，而恰恰相反，是“以名为字”；又李刚己之字是由乃师范当世肯堂先生所定，此《附录》中所收范当世撰《刚己字辞》（页17），更明确叙述说，当时范氏系“以名汝者字汝”。

(52) 武作成《清史稿艺文志补编》之《集部·别集类》，据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82）页602。

(53) 王绍曾主编《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北京，中华书局，2000）之《集部·别集类》，页2038。

(54) （清）李刚己《李刚己遗集》卷末李葆光跋，页1a。

(55) （清）李刚己《李刚己遗集》卷三《西教纪略》一《西教源流》，页20a—22a。

(56) （清）李刚己《李刚己遗集》卷三《西教纪略》卷首《凡例》，页2a。

(57) （清）李刚己《李刚己遗集》卷末李葆光跋，页1a。

(58) （清）李刚己《李刚己遗集》卷末《附录》之李葆光撰《先府君行述》，页13b。

(59) （清）李刚己《李刚己遗集》卷末《附录》之吴闿生撰《李刚己传》，页18b。

(60) （清）李刚己《李刚己遗集》卷末《附录》之赵衡撰《李刚己墓志铭》，页7b。

(61) （清）李刚己《李刚己遗集》卷一《登城有感》，页22b。

(62) （清）周馥《教务纪略》卷首周馥自序，页1b—2a。

(63) （清）周馥《教务纪略》卷首周馥自序，页2a。

(64) （清）李刚己《李刚己遗集》卷三《西教纪略》卷首《凡例》，页1b—2a。

(65) （清）李刚己《李刚己遗集》卷三《西教纪略》卷首《凡例》，页1a。

(66) （清）周馥《教务纪略》卷首魏家骅撰《例言》，页1b。

(67) 案李刚己对所谓“华夷之辨”不以为然，并积极赞同“以西法治中国”，尚别见于《李刚己遗集》卷二《故记名总兵鲍公墓碑》，页5a；又同卷《拟修保定曾文正公祠碑》，页16a。

(68) （清）李刚己《李刚己遗集》卷三《西教纪略》一《西教源流》之序论，页2。

(69) （清）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之《出使日记续刻》卷五光绪十八年壬辰闰六月初四日，页588。

(70) （清）周馥《教务纪略》卷首魏家骅撰《例言》，页1。

(71) （清）周馥《教务纪略》卷首周馥自序，页2a。

(72) （清）周馥《教务纪略》卷末光绪三十一年五月杨文鼎、张预跋，页1a。

(73) （清）周馥《教务纪略》卷末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周馥识语，页2a。

(74) 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合译《亲历晚清四十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第十七章第2节《访问中国北方》，页297—298。

(75) （清）周馥《教务纪略》卷首魏家骅撰《例言》，页2b。

(76) （清）周馥《教务纪略》卷首魏家骅撰《例言》，页2a。

(77) 案高步瀛、陈宝泉合编《民教相安》，我所见到的有清光绪末至宣统间刻本，连目录计三十八页，所开列篇目为：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始末、传教的条约节要、待遇外国教士、平民与教民相处、基督教的源流、基督教的教理、重要教案、各国民人奉教的情形。

(78) （清）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之《采西学议》，页55—57。

(79) （清）周馥《教务纪略》卷末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周馥识语，页2a。

(80) 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合译《亲历晚清四十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第十七章第11节《周馥的建议》，页309—310。

(81) （清）李刚己《李刚己遗集》卷五《西教纪略》三《教理教规》之序论，页1。

(82) （清）周馥《教务纪略》卷末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周馥识语，页2a。

(83) （清）劳乃宣《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北京，中国书店，2008，用清光绪旧版重刷《拳案三种》本），页7a。

(84) （清）劳乃宣《拳案杂存》（北京，中国书店，2008，用清光绪旧版重刷《拳案三种》本）卷上《〈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书后》，页7a。

(85) （清）劳乃宣《庚子奉禁义和拳汇录》（北京，中国书店，2008，用清光绪旧版重刷《拳案三种》本）卷末劳氏自撰跋语，页5a。

(86) （清）李刚己《李刚己遗集》卷末《附录》之李葆光撰《先府君行述》，页12b。

(87) 花之安《自西徂东》（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卷首《自序》，页2。

(88) （清）薛福成《庸盫文别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六《西轺日知录序》，页226—227。

(89) （清）范当世《范伯子诗文选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寒碧笺评本）之《答桂生书》，页361—363。

(90) （清）李刚己《李刚己遗集》卷二《家书》之四月朔日致伯冲侄书，页45b。案吴汝纶之崇信西医，于尺牍中亦多有表述，徐凌霄、徐一士兄弟合著《凌霄一士随笔》（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民国笔记小说大观》第三辑本）卷七“吴汝纶诋斥中医”条（页1357—1362）对此略有撮述，可参看。另外，陈登原在论述清初以来国人信用西医情况的变迁过程时，也举述吴汝纶相关尺牍作为比较典型的事例；杨树达阅读《吴挚甫尺牍》后，亦特别称道云：“吴崇科学，信西医，当时士大夫中不易得也。”陈说见所著《国史旧闻》（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四分册之“西医西药”条，页456—459；杨说见所著《积微翁回忆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945年，页219。

(91) 籍忠寅《困斋杂稿》（清末民初间手稿本）之《挽桐城吴先生联》（案原书未编排页码）。

(92) （清）李刚己《李刚己遗集》卷末《附录》之李葆光撰《先府君行述》，页14b—15a。

(93) 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卷一〇，页5a。

(94) （清）李刚己《李刚己遗集》卷二《中小学堂〈古文辞读本〉序》，页32a—34a。

(95)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卷一“《古文辞读本》非张之洞选”条，页12—13。

(96) （清）李刚己《李刚己遗集》卷末《附录》之吴闿生撰《李刚己传》，页18b。

题嘉庆初刻两卷本黄钺《壹斋集》

在晚近以来着意收藏古刻旧籍的学者当中，郑振铎对画家别集，曾给予特别的关注。当年郑氏搜罗这类诗文集子，应该是为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史积累资料，而不会仅仅是将其视作案头的清供雅玩。在他那个年代，即使是像著名画家沈周的《石田先生集》和陈淳的《陈白杨集》这样一些精美的明代写刻本，也还没有太高古董价值；至于普通明清印本，特别是那些看似呆板的清代方体字刻本，更几乎无人留意。郑振铎对此不禁暗暗窃喜，躲在书房里偷偷写道：“画人集不可多得，幸非时人所着意，当不难徐徐聚之。”(1)

然而，时至今日，情况已经大不相同。现在市面儿上买古书的人，除了欣赏版刻和装帧技艺之外，其稍微顾及书籍内容者，往往玩儿的就是金石书画、花鸟虫鱼，名画家的集子，自然不会被新一代藏书家们疏忽放过。再加上还有一些收藏古画的人，连类而及，也会凑将过来，购买古代与书画有关的典籍。而今市面儿上买画的价码，远远超出于古书之上，古刻旧本再贵，也只不过相当于古画价格的零头，这些人出手便会显得更为阔绰。所以，现在要想得到一部在版刻上稍微有些特色的画家别集，实在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我买这部《壹斋集》，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古籍拍卖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红火，在一家书店凌乱不堪的残破书堆里，偶然碰到这本书。店里本来就没当回事，经理和老师傅又都很熟，对我给些照顾，结果没花几个钱，就收了下来。书之遇与不遇，往往同人之遇与不遇一样，只是彼此之间有没有缘分的问题。

能够以很低廉的价格得到此书，它的面相当然不会十分美妙。订书的丝线，七零八落，前后书衣，早已不知飘落何处，书头书根，也都颇有伤残；加之全书连同目录，不过只有一十六页而已，混放在乱书堆里，如同一叠零散的残页一样，自然不会引人注目。然而，只要打开书卷，稍一翻看，就能够发现，这一副破败皮相所遮掩的真身，竟是字体清丽、墨色鲜亮，堪称地地道道的最初印佳本。

作者黄钺，原名戊，字左君，后来于原名上添加“金”字偏旁，乃成今名，并改字左田；又以目有微眚，自称井西盲左，晚年亦号左翁老人。依照籍贯，黄氏属安徽当涂人，实际上则是家于芜湖，乾隆五十五年进士，官至户部尚书，道光二十一年卒，享年九十有二。事俱《清史稿》本传、《清史列传·大臣传》，以及缪荃孙《续碑传集》据光绪重修《安徽通志》所收录之传记等史籍。

黄钺其人在清代政坛和学术领域，都算不上第一流人物，但在文化艺术方面，却是多才多艺，声名卓著，故李元度在同治年间撰著《国朝先正事略》，在名臣、名儒、经学各项类传当中，都没有为黄钺设置席位，而只是将他编排在《文苑传》里面。黄钺的安徽同乡、也是李元度的同年友人方濬师，为此愤愤不平，以至公开抱怨说：“顾或者但以诗、画目公为文人，实不知公者也。”(2)实则平心而论，黄钺虽然在仁宗、宣宗两朝，俱深荷倚重，并蒙受到种种非同寻常的礼遇，其立朝行事，亦堪称端谨勤敏，不过在政治上确实没有什么重大作为。

黄钺得以名噪士林，并最终擢升高位，首先与朱筠、朱珪兄弟相继大力提携举荐具有密切关系，故嘉庆皇帝尝谓之曰：“汝本寒士，因石君（案朱珪字石君）荐拔，遂至于此。”(3)然而，臣下举荐是一回事，皇帝想不想用，却是另外一回事。黄钺能够得到嘉庆皇帝赏识，其中最为关键的原因，本来既不在其政治才能，也不在其作书绘画等项技艺，而是他在乾隆重臣和坤权倾朝野的时候，不仅不曲意依附，并且还公然与之抗衡。

方濬师在所著《蕉轩随笔》中，尝记述黄钺相关行事云：

公之品节，以不入故相和坤门为最著。初，公之为诸生也，即有名，乾隆癸巳，高宗五巡江浙，公献赋行在，列二等，文誉日起。和坤思罗致之，公不应。迨庚戌成进士，未殿试，和又使人招之，公笑而不答。和衔甚，遂未与馆选。公试卷实前十，本云官部曹，未几即假归，主讲书院，课徒自给。家无储粟，晏如也。曾有句云：“藏身人海日憧憧，沈谢何刘亦难记，驰驱九陌逐下风，不肯轻投一人刺。”其孤标如此。(4)

《清史稿》本传也记述说黄钺在中第后，授户部主事，由于“时和坤管部务，钺不欲趋附”，故“乞假归，不出”(5)。

到嘉庆四年安徽巡抚朱珪举荐他重新入朝做官的时候，黄钺在家乡安徽主讲于紫阳、敬敷等南北各地书院，已经将近十年，与现实政治完全隔阂，从来没有机会展现出施政理事的才能，嘉庆皇帝特地起用并继而重用他的唯一原因，只能是他不苟合于和坤的政治立场。要想跻身于政坛并获得成功，才能其实可有可无，甚至往往有不如无，而在登场时选对立足的位置，永远是第一位的，这是古今一贯的道理。尽管黄钺本人不愿附从和绅的举止，或许只是出于他耿介正直的天性，但嘉庆皇帝在铲除和坤之后，正需要延揽像他这样站在对立面上的人，来消除和坤经营多年的势力和影响。

嘉庆原刻本《壹斋集》文集目录

嘉庆四年春正月，太上皇弘历终于离世而去。颙琰甫一亲政，当即下令处死和坤，而黄钺随之便在当年奉召入京。史载在养心殿召见时，嘉庆皇帝特地向黄钺询问说：“朕居藩邸时，知汝名久矣，何以假归不出？”(6)此语诚可谓明知故问，颙琰不过是想当面确认一下黄钺对待和坤的态度而已。《清史稿》本传卷末附有史臣评论，乃径谓之曰：“黄钺以不附和坤，特邀殊遇，改授馆职，驯参机务。”(7)这段话实际上已经清楚点明黄氏受到嘉庆皇帝重用的根本原因。《清史稿》虽然颇受今人贬斥，但当时修史诸公，俱曾身历逊清，熟悉王朝政治运作的潜在机制，自然很容易看出文字表象背后的实质性内容，这是现代学者不大好比拟的优势。

正因为在政治上四平八稳，并没有什么特出的建树值得称道，对于黄钺其人，我们就更要重视他在文化艺术方面的成就。黄钺的风雅才艺，展现在诗、书、画、印几大领域，时人刘瑗誉之曰：“诗文书画，名满天下。”(8)黄氏作诗，效法唐人韩愈，自言“平生爱学昌黎体”(9)；治印则属师承秦汉一派，“不尚讹缺剥蚀以为古，娟秀中具刚劲”，在当时亦卓然名家，论者云“设起尹子汪君、云美顾君（案即明末汪关与明清间人顾苓，二人俱以长于治印而知名）于九京，亦应让此君出一头地矣”(10)。不过，与写诗治印相比，他的书画技艺似乎更为出色，以至有人评论说，因“人喜其书与画，遂掩诗名”(11)。《清史稿》本传记述说，黄钺“书、画并被宸赏”(12)；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亦云其人“工书善画，所进画幅，久邀睿赏，与富阳相国称董、黄二家，内府名迹，均经其鉴定”(13)，即谓黄钺的书法画艺适与同时之富阳人董诰齐名。

我对古代书画一无所知，在这里只能撮述文献中相关记载，以供阅读黄氏著述者参考。黄氏书法，最著名的事情有两件：一是曾为道光皇帝代笔，书写《仁宗睿皇帝圣德神功碑》(14)；一是晚年眼睛失明之后，犹能挥毫作书(15)。另外，与普通藏书爱好者或是关心书籍史的人都有一些关系的是，乾隆三十九年，黄钺尝因“在京应试不第，挑取《四库全书》馆誊录”(16)，从而可知今存《四库全书》写本，并不都是由普通书手抄录，其中也颇有一些书籍，乃出自像黄钺这样的名家手笔，这也是普通读书人稍加留心即很容易看到的黄氏手迹。

附带说明一下，在四库馆司职誊录期间，黄钺还做了一件对流通古书很有功德的事情，这就是抄出馆中所藏毛氏影宋抄本《字通》，后来并转录给浙江钱塘藏书家鲍廷博，将刻入《知不足斋丛书》第二十七集(17)。《字通》是南宋人李从周撰著的一部字书，意在举述隶书、楷书字形的原初形态和造字原理，后世流传极罕，现今虽然仍有宋本存世，但自元代迄于清末，所知见者仅此鲍氏一刻，自是全赖黄氏始得以流通于士林。

在绘画方面，若仅就其题材形式而言，则有后人总结为：“善山水，兼工花卉墨梅。”(18)除了点染技巧精妙过人，世人观摩其画，以为于丹青笔法之外，尚别有“士气”在焉。如道光时人刘瑗在所著《国朝画征补录》中有论述曰：

余所见山水四幅，笔墨安雅，蹊径新稳，所谓画有士气者也，除前代杨龙友（明末画家杨文骢），近无其匹。(19)

所谓“士气”，应即读书人读入诗书之中以后自然生成的书卷气，借用黄钺自己讲过的一句话来说，便是“读万卷书，庶几心会”(20)，而蓄此“士气”，自然就会摒除画工般徒事技艺之匠气。秦祖永在光绪年间品评黄钺画作，即从这一角度出发，谈到与刘瑗相类似的说法：

黄左田钺，萧疏简净，取境大方，极有意致。曾见小幅山水，邱壑松秀，林木潇洒，有文秀之致，设色亦雅淡清洁，不染尘氛。南田翁云士大夫画贵无作气，左田画可谓无作气矣。(21)

“南田翁”为清初著名画家恽寿平，秦氏所说“作气”，大致应与今世俗语之“匠气”相当。综合清人评论，可知浓重的文人书卷气，应当是黄钺绘画作品比较突出的内在特征。

按照常理，像这样文人特征过于鲜明的绘画，应该不大容易仿制赝品，孰知到黄钺晚年的时候，由于名望太高，求之者甚众，市面上竟也是“贋作杂出”，常常有人被作伪者所欺，“万钱买一帧，金购一册”。无可奈何之下，甚至“有购得者转求其自定真伪”(22)。时至今日，黄钺的传世作品，恐怕更是鱼龙混杂，寻常收藏爱好者实在不容易辨别了。

另外，由于绘画技艺高超，更早在嘉庆十九年黄钺只有六十五岁的时候，他甚至还亲眼见到过知名学者王芑孙为人所欺而误将黄钺画卷当作董其昌作品收藏的事情，黄氏自言“披览不觉失笑”，并戏题绝句云：“却笑孔融太轻忽，虎贲那得似中郎。”(23)

画家不同于“作气”的所谓“士气”，其深层底蕴固然源自百家诗书，举凡经、史、子、集，都要有所涉猎汲取，但一位好的艺术家，理应要对所从事的艺术本身，具备系统的修养，这样才能继往开来，使自己的艺术创作逐渐得到升华。

前人揣摩黄钺绘画风格，或谓其林壑笔墨“得萧云从余韵”(24)，或谓其“山水喜宗北苑（南唐画家董源）”；既评之曰有画作“似倪黄合作（元代画家倪瓒和黄公望）”，亦论之曰另有一些作品“直是白阳山人（明代画家陈淳）”。从表面上看，似乎大略不出明季以来所谓南宗山水一派的路数；实则黄氏所宗，本不拘一格，亦惟其如此，才能够“随笔点染，变化莫测，皆成妙绝”(25)。

如前所述，在嘉庆年间，清廷内府收藏的历代名家丹青笔墨，都曾命由黄钺加以鉴定，而他自己后来也提到过在北京城中“客以画请鉴甚夥”的情况(26)；另外，他还撰著有记述家乡芜湖清初以来名画家事迹的《画友录》一书，足见黄钺对前人画迹，确实相当富有见识，而且其鉴赏水平受到朝野上下的普遍推崇。早在嘉庆五年，黄钺就写有诗句曰：“平生爱画似刘侯，千轴江山贮两眸。客若纵观无不可，为君一一细追求。”(27)在这方面的自负之情，固然久已溢于言表。

《清史稿》本传记述说，黄钺在朝仕职期间，曾担任“《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总阅”(28)。实际上当时所修，应当是《秘殿珠林》和《石渠宝笈》的三编，《清史稿》的记载不够准确。盖两书俱著录历代书画名作，《秘殿珠林》专记有关释道两家者，《石渠宝笈》则通记其他世俗作品，两书“续编”乃纂集于乾隆五十六年至五十八年之间，黄钺当时尚未重新入朝做官，无由“总阅”其书；而“三编”纂录于嘉庆二十年，《清史列传》记述同一事件，即是书作：“嘉庆二十年二月，接纂《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命钺偕吏部尚书英和、兵部右侍郎姚文田专司检阅。”(29)近人缪荃孙亦曾考述云，黄钺这次所参与“接纂”者，正是承继于“续编”之后的“三编”事宜(30)。受命承当《秘殿珠林》和《石渠宝笈》两书三编“总阅”这一职事，反过来又可以进一步拓展黄钺的书画眼界。

基于对历代名家作品的丰富见识和自己的长期绘画实践，以及更为广博的文化修养，黄钺撰写了一篇很有名的山水画理论著述，题作《二十四画品》，卷端有简短序言曰：

昔者画缋之事，备于百工；两汉以还，精于学士。谢赫、姚最并有书传，俱称《画品》。于时山水犹未分宗，止及像人肖物。钺涂抹馀闲，乃仿司空表圣之例，著《画品》廿有四篇，专言林壑理趣。管蠡之见，曾未得其二三，后有作者，为其前驱可耳。(31)

黄钺在这里提到他撰述《二十四画品》，乃沿承两类相关成例，一类是谢赫和姚最的著述，另一类是司空表圣的著述。

谢赫是南朝齐人，所著书全称《古画品录》，是现存最早的品评绘画书籍；姚最是南朝梁陈间人，所著书全称《续画品》，盖赓续谢赫书而作。这两部书都是用大致接近四字赞语的形式，来评述著名画家。自从《史记·太史公自序》发其端绪，东汉三国以迄南朝时期，逐渐流行一种用四言有韵赞语形式来品评人物的著述体裁，《隋书·经籍志》中著录有很多这一类书籍，《文选》亦收录有晋人夏侯湛的《东方朔画赞》和袁宏的《三国名臣序赞》，刘宋范晔《后汉书》的纪传后面，也都附有类似的赞语。因此，就著述形式而言，谢赫和姚最论画的书籍，同样是这一风气之下的产物，只不过其中既夹杂有四言以外的句子，且篇幅长短亦复参差悬殊，又基本不再编为韵语，与当时典型的人物赞，已经有一定差别；从另一角度看，这也是由于六朝时人行文普遍崇尚骈俪，以至“序事之文，亦多四字为句，罕有用散文单行者”(32)。

司空表圣即唐末人司空图，旧传著有《二十四诗品》，分别提出雄浑、冲淡、纤浓、沉着等二十四种做诗的意象，各自撰写十二句四言韵语，以具体的形象比喻，加以表述。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据今人陈尚君考证，此《二十四诗品》实际上出自明末书贾伪造，并不是司空图的作品(33)。

黄钺的《二十四画品》，在形式上确实是亦步亦趋，仿效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即同样是分作二十四种意象或者称之为格调（分别为气韵、神妙、高古、苍润、沉雄、冲和、淡逸、朴拙、超脱、奇辟、纵横、淋漓、荒寒、清旷、性灵、圆浑、幽邃、明净、健拔、简洁、精谨、隽爽、空灵、韶秀），同样是每一意象或格调均书以十二句四言韵语，做出形象的比喻。至于它从谢赫和姚最那里承续来的东西，则主要是“画品”这一个篇题名称和评论绘画的内容，而与谢、姚两人论画著述近似人物“赞语”的叙述形式，虽然也存在一定联系，但已经具有比较明显的差异。上个世纪20年代，郑午昌撰著《中国画学全史》，谓黄钺这篇《二十四画品》，“以四言韵语曲达画趣，足与《诗品》并传”(34)。郑氏所说《诗品》，自然是指所谓司空图著《二十四诗品》。

此《二十四画品》，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和《清史稿·艺文志》等许多旧时目录俱著录为一种单篇的书籍(35)，后来也确实有多种作为独立著述汇刻于丛书之内而流行的版本，但它最初的印本，实际上只是编为黄钺文集当中的一卷，就收录在我买到的这部《壹斋集》内。

这部《壹斋集》总共只有两卷，《二十四画品》编在卷二，卷一是十二篇赋，所以，它应该属于不包含诗篇的“文集”。卷首卷尾都没有序跋，也不知道当初是否镌刻有内封面和牌记，没有办法直接判断它的梓行时间。不过，从字体上看，很明显应当属于嘉庆、道光之间的北京刻本，而书中对道光皇帝是宁的“宁”字不加避讳，说明应当是嘉庆时所刻。到目前为止，在各种通行的清人著述目录，包括李灵年、杨忠联合主编的《清代别集总目》和柯愈春编纂的《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这两部清人别集专门目录在内的一系列书目当中，还未曾清楚著录有这样的两卷本黄氏文集，这一点正是这部《壹斋集》值得特别珍重的地方。

传世黄钺年谱《黄勤敏公年谱》，系黄氏吩咐儿子富民编纂草本，初仅记述八十六岁以前的行事，而由黄钺亲手删改定稿。在谱主去世以后，黄富民复增续乃父八十六岁以后事迹，在同治年间刊印。年谱中首次提到黄钺刊刻的著述，是在嘉庆二十年六月，“刻《壹斋集》二十七卷成”(36)，这当然不可能是特指这种两卷本《壹斋集》。不过，黄钺专门收诗的诗集也是题名为《壹斋集》，乃按照作品的写作顺序系年编录，分几次增续而成，最终定本达四十卷之多，其第二十五卷，系癸酉、甲戌亦即嘉庆十八、十九两年诗，而第二十六卷为乙亥至丁丑亦即嘉庆二十年至二十二年间诗作。显而易见，嘉庆二十年六月刻成的《壹斋集》，若仅仅是指这一诗集，只能是它的前二十五卷，绝不应该刻出“二十七卷”这一数目来。今柯愈春编纂《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以及黄山书社点校合印本《壹斋集》整理前言，俱谓诗集前二十七卷系嘉庆二十年刊刻于京师(37)，即属不审之误。不过，若是考虑到清朝著名学者张文虎早就有过同样的疏失，并且还更为疏忽地误书嘉庆二十年（乙亥）为十九年（甲戌）(38)，对此恐怕也不足深怪。

嘉庆原刻本《壹斋集》文集卷二首页

对张文虎以下诸人的疏误应当多给予一些理解，其最为主要的原因，乃是黄钺本人和他的儿子黄富民，在所编《黄勤敏公年谱》当中，自己就稀里糊涂地搞错了这一问题。盖黄钺年谱下文记述云道光十年（庚寅）他在家乡芜湖“续刻《壹斋集》二十八卷至三十五卷成”(39)，而检核黄钺书可知，《壹斋集》诗集之第三十四卷系“辛卯、壬辰”亦即道光十一、十二两年诗，而第三十五卷系“尽癸巳一年”亦即道光十三年诗，显然都绝对不可能刊刻于道光十年，唯第三十三卷系“尽庚寅一年”也就是道光十年诗作，尚且能够在当年底基本刻成之后，于翌年年初勉强补入个别年尾诗作。从第二十六卷到第三十三卷和从第二十八卷到第三十五卷，同样都是八卷书，所以，可以推测，黄氏父子一定是错误地记忆嘉庆二十年初刻《壹斋集》诗集时即已刻成前二十七卷，才会以第二十八卷为起算点（实际上应该是第二十六卷），加上这新刻的八卷诗作，依次推算出来这次所补刻者为第二十八卷至三十五卷，这当然是完全错误的。

黄钺诗文别集的刊刻和印行情况，可能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需要一一核对散存于各地的藏本，才能完全厘清前后演化脉络（譬如《壹斋集》诗集的第二十八卷和第二十九卷两卷，前后不同印本所收录诗作的数目，就有过很大变动）。不过，据李灵年、杨忠主编的《清代别集总目》著录，现今国内南京、山东、四川以及上海复旦大学、杭州大学和台湾师范大学各图书馆，都收藏有一种嘉庆二十年刻二十五卷本《壹斋集》(40)，而上海图书馆所藏一部题作嘉庆二十年刻本实际明显属于后来增补的印本，亦在卷首目录的第二十六卷下镌有“以下续刻”的附注(41)，足以证实黄钺最早刻印的诗集，确实只有二十五卷。

因此，完全可以断定，黄钺在自定的年谱当中记述云嘉庆二十年刻成《壹斋集》“二十七卷”，应该是在初刻的二十五卷诗集之外，再加上我收存的这种两卷本《壹斋集》，是将此二者合算在一起的别集总卷数，亦即黄钺本来是同时刻成《壹斋集》文集两卷与《壹斋集》诗集二十五卷，由于两书书名完全相同，后来一定被黄氏父子错误地记成了《壹斋集》诗集二十七卷，同时还忽略了文集的存在。清末钱塘丁氏《八千卷楼书目》著录有“《壹斋集》二十五卷附二卷”(42)，其仅云“附二卷”而不著录所附缀者名目，应当就是缘于这两卷书是同样题作“壹斋集”的黄氏“文集”。

另外，《贩书偶记》著录有“《壹斋集》二十五卷、《赋》一卷、《二十四画品》一卷，当涂黄钺撰，嘉庆二十年刊”(43)，也正应该是一并记述这同时刊印的两种《壹斋集》。像孙殿起这样将两卷本《壹斋集》拆分成“《赋》一卷、《二十四画品》一卷”，本来很不得当。盖按照其本来的含义，“集”或“文集”乃包含诗歌在内各类文体之总汇，起初是出于后人裒集，书名也是由后世辑录者题署，自南朝齐梁间始由作者自题别集名称，当时即有按照不同体裁而分别编录命名的做法。黄钺如此编排，便是将“诗”与狭义的“文”区分开来，各自编为一书，其略显不同于常规之处，只是分体编排的两种集子采用了同一个书名，没有再缀加任何区别性的标志。虽然这种形式相当罕见，但名从主人，后世还是不好随意更动，这是从事古籍书目编纂工作必须恪守不渝的基本准则。

如前所述，这部《壹斋集》文集首卷收录的是赋，这本是沿承昭明太子《文选》以来置赋于各类文体之首的成例。不过，黄氏编印文集，除了《二十四画品》系谈艺的专门著述需要另当别论之外，实际上却单单只刻入赋而略不涉及其他文种，这未免多少有些怪异。道光十八年，黄钺八十九岁的时候，在一首题为《听侄孙安淳读〈壹斋集〉示之》的七言绝句中曾经写道：“也为私鸣也为官，春余阁阁到秋阑。是中却有由衷语，莫作谈风说露看。”(44)黄钺在这里所自鸣得意者，自然是针对壹斋之诗而发，说明他十分看重自己的诗作。不过，如前引方濬师《蕉轩随笔》所记，中第之前使黄钺声誉鹊起、获得朝野广泛赞誉的文辞，却是乾隆皇帝五下江南时应召献上的赋(45)，而不是那些诗。从而可知，写赋对黄钺曾经有过一番特别的意义，而除了这些赋以外，当时黄钺对自己其他体裁的文章，大概都并不十分在意，所以才没有耗费财力，将其刊刻入集。因而，《壹斋集》文集当中这一卷赋，对我们认识黄钺其人与其文学才华，便也具有一种别样的价值。

嘉庆原刻本《壹斋集》文集卷一首页

黄钺在北京刊刻的书版，后来运回了芜湖老家，其中也应当包括这部《壹斋集》文集。不料，及至咸丰三年，黄氏家刻诸书版片，与宅邸中所蓄藏“公《两朝恩赉记》赐书五千三百九十七卷”，一并毁弃于洪杨之役战火(46)。这应该是原刻本《壹斋集》文集流传十分稀少的一项重要原因。另外，篇幅过于单薄，也使它在流传过程中很容易毁失。不过，此嘉庆初刻两卷本《壹斋集》之完全不见于时下通行书目著录，并不意味着它在世间已经别无传本，读前述《贩书偶记》之著录即可以推测，这种情况，显然与当事诸君未能准确着笔编述具有一定关系。

在一首题画诗中，黄钺尝抒发其思慕古昔风雅之无奈心绪云：“余生也晚殊可怜，云烟过眼空茫然。风流事事都非昔，岂仅丹青远逊前。”(47)而今吾于近乎二百年后蓄此戋戋短册，亦不过用以自遣无聊生涯而已，本来就不必非属天壤间孤本不可。

2009年2月22日记

原刊《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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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郑振铎《西谛题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西谛书目》附印本）之“陈白杨集”条，页16b。

(2) （清）方濬师《蕉轩随录》（清同治十一年刻本）卷七“黄勤敏公”条，页39b。

(3) 缪荃孙《续碑传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清代碑传全集》本）卷八《黄钺传》，页834。

(4) （清）方濬师《蕉轩随录》卷七“黄勤敏公”条，页38。

(5) 《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卷三五一《黄钺传》，页11269。

(6) 《清史稿》卷三五一《黄钺传》，页11269。

(7) 《清史稿》卷三五一《黄钺传》，页11270。

(8) （清）刘瑗《国朝画征补录》（清道光刻本）卷下《黄钺》，页32。

(9) （清）黄钺《壹斋集》之诗集（合肥，黄山书社，1999，合印《壹斋集》本）卷三九《听侄孙安淳读〈壹斋集〉示之》，页739—740。

(10) （清）汪启淑《飞鸿堂印人传》（清光绪刻《翠琅玕馆丛书》本）卷七《黄钺传》，页6b—7a。

(11)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民国退耕堂刻本）卷一〇七，页28a。

(12) 《清史稿》卷三五一《黄钺传》，页11270。

(13) （清）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精装大开本）卷四一《文苑·黄勤敏公钺》，页479。

(14) 缪荃孙《续碑传集》卷八《黄钺传》，页834。

(15) （清）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四一《文苑·黄勤敏公钺》，页479。

(16) （清）黄富民《黄勤敏公年谱》（合肥，黄山书社，1999，合印《壹斋集》附印本），页924。

(17) （宋）李从周《字通》（北京，中华书局，1999，影印清乾隆嘉庆间刊《知不足斋丛书》本）卷末附清黄钺跋，页749—750。

(18) 李濬之《清画家诗史》（北京，中国书店，1990，《海王村古籍丛刊》影印民国初年刻本）戊集上《黄钺》，页255。

(19) （清）刘瑗《国朝画征补录》卷下《黄钺》，页32。

(20) （清）黄钺《壹斋集》之文集（寒斋藏清嘉庆间原刻本）卷二《二十四画品》，页1a。

(21) （清）秦祖永《桐阴论画三编》（清光绪八年刻本）卷下《黄钺》，页2b。

(22) （清）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四一《文苑·黄勤敏公钺》，页479。清黄钺《壹斋集》之诗集卷三六《题画三首》，页682。

(23) （清）黄钺《壹斋集》之诗集卷二六《甲戌冬，何上舍耿绳招余及子卿小饮，出示王教谕芑孙赠其尊人兰士太守董文敏画稿，披览不觉失笑，乃余在朱文正公浙江学幕中写赠青浦廖闳者。尔时子卿同在幕中，犹及见之。上方尚有题句，不知何时为人裁去，流传松江，为王君所得，以其无款，遂以为董笔。阅三年，耿绳乞书其事，因题二绝句》，页498。

(24) （清）秦祖永《桐阴论画三编》卷下《黄钺》，页2b。

(25) （清）钱泳《履园丛话》（北京，中华书局，1979）卷一一下《画学·画中人》，页306。

(26) （清）黄钺《壹斋集》之诗集卷三五《道光辛卯，再至京师，客以画请鉴甚夥，真伪相半。癸巳初夏，忆其最佳者，各记一诗》，页665。

(27) （清）黄钺《壹斋集》之诗集卷一五《读画》，页272。

(28) 《清史稿》卷三五一《黄钺传》，页11269—11270。

(29) 《清史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卷三七《大臣传续编》二《黄钺》，页2874。案清黄富民《黄勤敏公年谱》（页936）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

(30) 缪荃孙《云自在龛随笔》（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卷二《书画》，页37。

(31) （清）黄钺《壹斋集》之文集卷二《二十四画品》，页1a。

(32)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4）卷九“古文自姚察始”条，页196。

(33) 陈尚君《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据作者文集《唐代文学丛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页433—481。

(34) 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十二章《清之画学》，页345。

(35) （清）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卷二七五《经籍考》一九，页10207。《清史稿》卷一四七《艺文志》三，页4351。缪荃孙《续碑传集》卷八《黄钺传》，页834。

(36) （清）黄富民《黄勤敏公年谱》，页936。

(37) 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卷三二，页872。清黄钺《壹斋集》（合肥，黄山书社，1999，合印本）卷首今陈育德、凤文学之《前言》，页18。

(38) （清）张文虎《舒艺室诗续存》（清光绪十三年刻本）之《黄勤敏公〈壹斋集〉诗板毁于粤寇，小田常以为恨，同治初其同邑许小琴太守（文深）重刊于广东，而远莫能致，太守嗣君秋生服官闽省，去夏乘轮船至沪，以板来归，奉贤阚邑侯助资成之，子昚为〈归诗图〉，以志其谊》，页3b。

(39) （清）黄富民《黄勤敏公年谱》，页949。

(40) 李灵年、杨忠主编《清代别集总目》（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页1995。

(41) 案这一版本是请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博士研究生赵玉蕙同学帮助查阅，谨致谢意。

(42) （清）丁立中《八千卷楼书目》（北京，中国书店，2008，《海王村古籍书目题跋丛刊》影印1923年排印本）卷一八《集部·别集类》，页288。

(43) 孙殿起《贩书偶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卷一六《别集类·嘉庆》，页421。

(44) （清）黄钺《壹斋集》之诗集卷三九《听侄孙安淳读〈壹斋集〉示之》，页739。

(45) 案据清黄富民《黄勤敏公年谱》（页925），黄钺此次诣行在献赋，应在乾隆庚子亦即四十五年，方濬师氏记作“乾隆癸巳（三十八年）”，乃误。

(46) （清）黄钺《壹斋集》（合肥，黄山书社，1999，合印本）卷末附录清许文深《重刊〈壹斋集〉后序》，页914。清方濬颐《二知轩诗续钞》（清同治刻本）卷一一《黄勤敏公竹笔筒歌次汪研山鋆韵》，页22a。

(47) （清）黄钺《壹斋集》之诗集卷二四《题董文恪公山水小卷》，页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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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地域职官训释
——附论上古时期王官之学中的地理学体系

《汉书·艺文志》论古代学术渊源，谓诸子之学毕出于王官。实际上，出自王官的学术，尚不止《汉书·艺文志》所列诸家学说，譬如史学，就是出于史官；与此相似，地理之学，最初也在王官之学当中。

宋人司马光论我国地理学之缘起，即以为其滥觞于《周礼》当中职方氏等地域职官：

《周官》有职方、土训、诵训之职，掌道四方九州之事物，以诏王知其利害。后世学者，为书以述地理，亦其遗法也。(1)

案《周官》即《周礼》本名。司马光虽然指出《周礼》记述的职方、土训、诵训这几个官职，在中国古代地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创始性地位，但对其具体缘由，却语焉未详；而历代研治《周礼》者，其训解职方、土训、诵训诸官，既嫌牵强，又疑义颇多。至于现代研究地理学史等相关问题的学者，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上述记载所昭示的重要涵义，也没有能够作出适当的解释。

前人诠释《周礼》，著述繁多，而在清末由孙诒让集其大成。下面即以孙氏《周礼正义》为基础，采摘诸家学说而略事申论，试对此予以疏释。

《周礼·职方》记述职方氏之职事曰：

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郑玄注：天下之图，如今司空舆地图也〕。(2)

上述职方氏所司诸事，都是后世所谓地理之学的核心内容，这一点本来显而易见，不易理解的只是“职方”一词的含义。孙诒让虽对职方氏所执掌的具体事项，一一做有详细的疏说，但“职方”二字究竟是什么语义，孙氏却没有做任何说明(3)。

其实，清同光间约略与孙诒让同时的于鬯，在所著《香草校书》一书中，对“职方”一语的本义，即曾做过很精当的考释：

职本“记职”（德勇案，此“职”字或应为“识”之笔误）之义。故樊毅修《华岳庙碑》，称“《周礼·识方氏》”，“识方”即“职方”也。《说文》耳部云：“职，记微也。”是“职”为本字，“识”反借字。《大戴·哀公问五义》记云“若天之司，莫之能职”，亦用本字；而《荀子·哀公》篇作“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识”，即用借字矣。又《史记·屈原传》云“章画职墨兮”，亦用本字；而《楚辞·怀沙》章作“章画志墨兮”，《说文》无“志”字，或以“志”即“识”之古文，则“志”为记志义，亦借字也。而后人皆知“记识”、“记志”，反昧于“职”字之本义，虽郑注犹解此“职方”为主四方之贡者。殊不知致方贡、致远物，实怀方氏，非职方氏也。且郑于土方氏、怀方氏、合方氏、训方氏、形方氏诸注，莫不言主，则彼亦职方氏矣。此足明“职”非“主”义也。

职方者，乃记识四方之谓也，赖《华岳碑》用借字，反得存古义。欧阳修《集古录》于碑文“识”字，颇疑古《周礼》之学自如此。宋人于小学虽疏，其用意却不谬，特不能言耳。而惠栋《古义》乃云《周礼》多古字，“职”字作“识”，则竟不知“职”为“识”，而反以“识”为“职”，其殆颠欤？窃谓凡《周礼》官名，此职方氏外，若职内、职岁、职币、职丧、职金，莫非“记识”之义。故职内“职”言凡受财者受其贰令而书之，职币“职”有书楬之语，职金“职”亦有楬而玺之之语也。《周书·职方》篇“职方”仿此。(4)

上文释“职方”意即“识方”，自属允当；唯于氏仅浮泛地释“方”字为“四方”，实际上对它的确切语义，依然阙而未论。因而，“职方”一词的完整语义，似乎还是不够清晰。

今人杨向奎，在诠释“格物”一词时，曾经论及“方”字系“”之省文，为“旗柄”之义；“物”的本字“勿”，则是“旗勿”，即象征旗柄所悬三游，在表示旗帜并用作图腾以区别部类族属的语义上，二者可以互通，故古人每以“方物”联举，《易·系辞》所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即其证也(5)。《周礼》记述职方氏的首要职事，是“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而依据杨向奎的研究，所谓“职方氏”之“方”，正应解作用来区别这些“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的标志。

因此，所谓“职方”，其本义应是记识各地诸种部类族属的居民与物产特征，并“周知其利害”。这样来诠释“职方”的语义，才与“职方氏”的职掌，密切吻合；从而，可以较诸以往更为准确地把握这一地域职官的性质。

关于土训和诵训，《周礼》分别作有具体的记载。《周礼·土训》记云：

土训掌道地图，以诏地事〔郑玄注：道，说也，说地图九州形势、山川所宜，告王以施其事也。若云荆、扬地宜稻，幽、并地宜麻〕。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诏地求〔郑玄注：地慝，若障蛊然也。辨其物者，别其所有所无。原其生，生有时也。以此二者告王之求也。地所无及物未生，则不求也。郑司农云：“地慝，地所生恶物害人者，若虺蝮之属。”〕王巡守，则夹王车。(6)

又《周礼·诵训》记云：

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郑玄注：说四方所识久远之事，以告王观博古，所识若鲁有大庭氏之库，殽之二陵〕。掌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郑玄注：方慝，四方言语所恶也。不辟其忌，则其方以为苟于言语也。知地俗，博事也。郑司农云：“以诏辟忌，不违其俗也。《曲礼》曰：‘君子行礼，不求变俗。’”〕王巡守，则夹王车。(7)

上记土训与诵训两官的职事，分别涉及“地慝”与“方慝”两词，前人对此，一向缺乏通解。

《周礼》别载有“胥师”一职，乃司掌市肆政令之官，系“察其诈伪饰行儥慝者而诛罸之”，郑玄注曰：“郑司农云：‘儥，卖也；慝，恶也，谓行且卖奸伪恶物者。’玄谓‘饰行儥慝’谓使人行卖恶物于市，巧饰之令欺诳买者。”(8)可见，与前引《周礼·土训》和《周礼·诵训》中所见相同，东汉人郑玄和郑众（按即“郑司农”），二人看法基本一致，都是一贯释此“慝”字作“恶”义解，具体针对“地慝”而言，则“若障（瘴）蛊然也”，为“地所生恶物害人者”；“方慝”乃“四方言语所恶也”。

孙诒让在笺释这一问题时，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见解，只是在“地慝”项下阐发说“二郑义足互相备”；孙氏复在“方慝”项下略有补充疏释云：

清中期刻本宋叶时著《礼经会元》

注云“方慝，四方言语所恶也”者，亦训“慝”为“恶”也。四方各有鄙恶之语，为人所恶，故谓之方慝也。惠士奇云：“《王制》：‘大史典礼，执简记，奉讳恶。’盖四方所讳所恶，谓之方慝。”云“不辟其忌，则其方以为苟于言语也”者，“辟”与“避”同。《韩诗外传》云：“指缘谬词谓之苟。”谓王言若不避其方之忌，则闻者将窃议其言之苟谬。若《大戴礼记·保傅》篇云“天子答远方诸侯，不知文雅之词”是也。云“知地俗，博事也”者，上诏观事，是博古事；此知地俗，是博今事也。郑司农云“以诏辟忌，不违其俗也”者，《曲礼》云：“入竟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注云：“俗谓常所行与所恶也。”此辟忌，即谓方俗所恶，故告之，使不违。(9)

这样的解释，乍看起来似乎也有一定道理，但若仔细斟酌，实际上却是窒碍难通。

土训“道地慝”，既然是为了“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诏地求”，那么，君王之所求，至少不可能只是、甚至根本不可能是“地所生恶物害人者”。因此，土训绝不应该只向君王讲述所谓“地恶”。同理，诵训“道方慝”，既然是为了“诏辟忌，以知地俗”，一个地方的风俗，不管是就其当地人自身的习惯倾向而言，还是就君王对待这一方人士的看法而论，都不可能只有厌恶而没有尚好，正如孙氏引《礼记》郑玄注所云，所谓“俗”者，乃是谓“常所行与所恶也”(10)，除了“所恶”之事以外，还一定要有并非所恶之“所行”。显而易见，诵训也绝不可能只向君王讲述所谓“方恶”。关于“地慝”与“方慝”的确切涵义，还需要另行寻求解释。

清末民初时人章炳麟，曾阐释此“慝”字别有语义云：

《管子·正世》：“百官有常，法不繁匿。”案《左》定四年《传》：“繁弱”，《上林赋》作“蕃弱”；《汉书·成帝纪》引《书·尧典》“于变时雍”作“于蕃时雍”。然则，“繁”通“蕃”，“蕃”通“变”，是“繁”亦通“变”也。“匿”即“慝”之正字。《汉书·王嘉传》引《书·洪范》“民用潜忒”作“民用僭慝”，是“慝”通“忒”。《说文》：“忒，更也。”“繁匿”即“变忒”，“变忒”即“变更”也。(11)

案《诗·瞻卬》有句并用“忒”、“慝”二字，郑玄训释其中的“慝”字，也是解作“恶”义：

鞫人忮忒，谮始竟背。岂曰不极，伊胡为慝。〔毛亨传：忮，害；忒，变也。（郑玄）《笺》云：……慝，恶也。……〕(12)

清人马瑞辰阐释此“慝”字的语义，则与郑玄不同：

“岂曰不极”承上“谮始”言之，谓其谮毁人之忮忒岂曰不中正乎？“伊胡为慝”则承“竟背”言之，言伊何为差忒也。《说文》：“忒，更也。”“，失常也。”“慝”即“忒”之假借，犹《鄘·柏舟》诗“之矢死靡慝”，假“慝”为“忒”也。上既言“忒”，用本字，故下借“慝”字，以与上“忒”字为韵。此亦阮宫保所云“义同字变”之类。《笺》训“为慝”为“为恶”，失之。(13)

如章炳麟、马瑞辰二人所论，“慝”与“忒”通，有“变更”之义；唯清人段玉裁释“忒”字之义，复有解说曰：

（《说文》）左部曰：差者，忒也，参差不相值也，不相值即更改之意。(14)

据此，“忒”与“差”字语义相通，而所谓“参差不相值”也就是参差不一；更简单地讲，即为差异。依循此义，《周礼》所云“地慝”、“方慝”，就应当是指地域之差别，也就是各地独特的地理特点。

虽说都是讲各处的地理特点，从现代地理学的角度看，“地慝”与“方慝”各自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却分属于地理学上两大不同的分支领域，相互之间，还存在着很大差别，这也是在《周礼》中分别列有土训和诵训这两项官职的内在缘由。土训“道地慝”，是要令君王“辨地物而原其生”，这也就意味着，若是借用现代地理学当中的术语来表述，所谓“地慝”，是指特定地域内的自然地理特征；而诵训“道方慝”，是为了使君王得以知其“地俗”，则意味着所谓“方慝”是指特定地域内的人文地理特征。

“训”字的本义为“说教”，即“顺其理”以“说释而教之”(15)。结合《周礼》的记述，可知“土训”之义，应是告君王以“地慝”；“诵训”则是告君王以“方慝”。讲“地慝”的职官而名之曰“土训”，这本是顺情合理的事情，没有什么费解的地方。相比之下，讲“方慝”的职官以“诵训”为名，却令人很不容易理解，这需要从“方慝”的表现形式和采录方式入手，来揭示“诵”字的内在涵义。

“方慝”一词中的“方”字，应当与“职方”之“方”相同，本义是表示在特定地域上居住的部类族属，这里虽是用来表示特定的地域，但其既与“土训”之“土”相对应，所寓涵义，显然应当是强调特定地域内部类族属的人文特征。

郑玄训解《周礼·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这句话的语义，是“说四方所识久远之事，以告王观博古”，又谓《周礼·诵训》所说“知地俗”，乃为“博事也”；孙诒让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归纳说：“上诏观事，是博古事；此知地俗，是博今事也。”郑玄和孙诒让的解释，缺乏合理的依据，含有许多想当然的成分，不宜信从。

其实，《周礼·诵训》“掌道方志”之“志”，应即于鬯释“职方”之“职”时所说的“记识”之义(16)，清人钱大昕谓“‘志’之为言‘识’也”，讲的也是同样的道理(17)。《诵训》中的“方志”，与《土训》所“掌道”的“地图”，两相对应，应是一以描绘地图的形式来表述“地事”，一以文字记述的方式来表述“观事”，而“观事”这一词语，从字面上看，并没有“久远之事”或是“博古”的涵义。《周礼》记土训职掌，首云“掌道地图，以诏地事”，继之复云“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诏地求”；记诵训首云“掌道方志，以诏观事”，继之复云“掌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这两处前后不同的表述，前面的“掌道地图，以诏地事”和“掌道方志，以诏观事”，应当是总论；后面的“道地慝”和“道方慝”，则应当是对同一职事的具体叙述，并不是一古一今之类两项完全不同的内容。

《诵训》之“观事”与《土训》之“地事”相对应，所以，“观”字应与“地”字的语法功能相同，都是修饰“事”字的限定成分。“观”在秦汉以前往往被假借为“贯”，清人朱骏声曾就此论述说：

（观假借）又为贯。《尔雅·释诂》：“观，多也。”《诗·采绿》：“薄言观者。”《文王有声》：“遹观厥成。”《臣工》：“奄观铚艾。”或曰即《尔雅》“灌木、丛木”之“灌”，按：“灌”亦“贯”字之借，故《释文》云：“本作‘’也。”(18)

“观”可以假借为“贯”，而“贯”除了上面举述的“多”这一语义之外，还是今通行用语中“习惯”、“惯常”之“惯”的本字(19)，即《尔雅》训释之“贯，习也”(20)。因此，《周礼·诵训》的“观事”，似乎可以解作“惯事”，亦即“惯行之事”。

如前所述，孙诒让在诠释《诵训》所云“地俗”时，曾引据《礼记》郑玄注对“俗”字的注解，乃谓系“常所行与所恶也”。“所恶”只是“常所行”事中的一种，而郑氏所云“常所行”之事，岂不正是“惯行之事”？东汉人许慎释“俗”之字义为“习也”(21)，正与《尔雅》所记“贯”字语义相同。这样一来，《周礼·诵训》中的“观事”，若宽泛地讲，可以认为其大体类同于后世通常所说的“风俗”。

东汉人班固，在《汉书》当中，是比较普遍地使用“风俗”一词，来表述各地民风习俗的差异(22)，书中收录的西汉官方诏书、职官等，尤为如此。例如高祖刘邦册封韩信为楚王的诏书，称“齐王信习楚风俗”(23)；武帝元朔元年鼓励臣下进言的诏书中宣称要“广教化，美风俗”(24)；至于派遣使者视察各地的“风俗”，更是贯穿西汉一代通行的做法，王莽时甚至还专门设有“风俗大夫”一职(25)。朝廷系统采录各地风俗，则在成帝时有“张禹使属颖川朱赣条其风俗”(26)。凡此，均说明这是西汉时期的通行用法。这样的用法，也被后世普遍沿承。

不过，同样是在西汉时期，撰著《史记》的司马迁，却是另行使用“谣俗”一词，来表述各地的民风习俗(27)。

太史公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叙述各地使用食盐种类的差异时说：

夫天下物所鲜所多，人民谣俗，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领南、沙北固往往出盐。(28)

这里的“谣俗”，大致是指社会习俗。此外，在概括叙述全国山西、山东、江南和龙门碣石以北几大区域物产的差异后，太史公总结说：“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29)又《史记·天官书》有记述云“谣俗车服，观民饮食”(30)，这两处“谣俗”，涵义也都与此相同。

《史记·货殖列传》在记述种、代两地的民风时，也使用了“谣俗”一词：

地边胡，数被寇，人民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僄悍，而武灵王益厉之，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31)

这里所说的“谣俗”，显然是讲居民风尚。

将上述两种语义合在一起，可以看出，司马迁所说的“谣俗”，也就相当于班固在《汉书》中所用的“风俗”。司马迁使用这一与并世帝王都不相同的词汇，并不是其独出心裁，而是在沿袭着一种更为古远的用法。《战国策》载司马憙游说赵武灵王语，谓：“臣来至境，入都邑，观人民谣俗。”(32)司马迁所说的“谣俗”，显然也是等同于“风俗”(33)。

“谣俗”等同于“风俗”，单纯从字面上看，似乎有些费解。民俗学家江绍原曾阐释说，“谣”、“由”同声，二者可以通用，“谣俗”亦即“由俗”。因“由”字有“随”、“从”、“用”诸义，所以，“谣俗”也就是“风俗”(34)。然而，“随”、“从”、“用”诸义与习俗风尚并没有直接联系，这样的解释，显得还不够通畅。

其实，司马迁将“谣”与“俗”联系到一起，是由于当时往往透过歌谣来了解各地的民风和习俗，《汉书·艺文志》在记述西汉设置乐府以采录歌谣的情况时，对此即做有明确说明：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按照地域来源，分别著录有吴、楚、汝南、雁门、云中、陇西、邯郸、河间、齐、郑、淮南、左冯翊秦、京兆尹秦、河东、蒲反（坂）、洛阳、河南周、周诸地的“歌诗”，河南周之“歌声曲折”、周“谣歌诗”、周“谣歌诗声曲折”，以及燕、代之“讴”，凡地域明确之各地各类歌谣，共220篇(35)，这些就都应当是足以从中观览各地风俗的歌谣。

这种通过歌谣来了解各地风俗的做法，并非汉武帝创立，《礼记》当中就有记载云：“天子五年一巡守，……观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36)其所陈之诗，应与《汉书·艺文志》所说歌谣相当(37)。事实上，就连乐府这一采录歌谣的机构，也是由秦朝沿袭而来(38)。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东汉时期。如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即“广求民谟，观纳风谣”(39)；和帝刘肇亦曾“分遣使者，皆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40)；灵帝时羊续为南阳太守，“当入郡界，乃羸服间行，侍童子一人，历观县邑，采问风谣”(41)。尽管由上述事例中可以看出，东汉时采录歌谣的目的，已经开始向知晓舆情方向偏倾，但是其“观风俗”的传统用意，依然未曾丧失。也正因为如此，东汉时仍有人使用“谣俗”一词，来表述各地的风尚习俗(42)。

从前述《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情况来看，作为“谣俗”资料的“谣”，至少应当包括有歌、歌诗、谣歌诗、讴这几种形式在内（清人王先谦释曰：“声曲折即歌声之谱。”(43)顾颉刚亦云：“歌诗为白文，而声曲折就是乐谱。”(44)二人所说应是）。观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所收录的各类篇什，可知当时的歌谣形式，应当较此更为复杂，在此无需详细讨论。这是因为在此阐释“谣俗”一词的来源及其与“诵训”的关系，关键不是歌谣的体裁，而是它的口头表述形式。

关于古代诗歌的口头表述方式，《墨子》讲述有“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45)。汉初人毛亨，本此训解《诗经》而移易其前后次序(46)，称“古者教以诗乐，诵之、歌之，弦之、舞之”(47)，即诵、歌、弦、舞四种方式。“弦”应是在歌唱诗篇时配以器乐演奏，“舞”则是副以舞蹈展示(48)，即弦、舞都不可能脱离唱“诗”而独立存在；按照一般的情理，“舞”还一定要有“弦”伴奏(49)。所以，“歌”只能是指无音乐伴奏的清唱，即《释名》所谓“人声曰歌”(50)；而“诵”则应当是不成曲调而又有抑扬顿挫的念诵(51)，《广雅》以“言也”释之(52)，就是因为“诵”在性质上更接近于说话，而与“歌”有本质性的差别。《左传》记述卫国卿士孙蒯入见卫献公，献公令司职音乐的大师，“歌《巧言》之卒章”以戒之，大师以为这几句诗词句过于刺激（《巧言》这几句诗为：“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无拳无勇，职为乱阶。”），不宜歌唱，故辞不遵命；这时，因事记恨卫献公的乐人师曹，主动请求演唱，于是，“公使歌之”，然而，师曹却并未“歌之”，而是有意“诵之”，以求“怒孙子以报（按即‘报复’）公”。西晋人杜预解释师曹“诵”而不“歌”的缘由，说是师曹“恐孙蒯不解故”(53)。这一记载，足以证明“诵”的词句，确实要比歌唱更为平直易懂。毛亨《诗》传移易《墨子》诵、弦、歌、舞为诵、歌、弦、舞，应即缘于由“诵”诗到“歌”、“弦”、“舞”诗，其表述方式，乃是递进繁复。

不过，《尔雅》对“谣”字的训诂，却似乎与上述理解存在矛盾。《尔雅·释乐》云：“徒歌谓之谣。”(54)《初学记》引《尔雅》此语，其上较今本多出“声比于琴瑟曰歌”一句话，其下尚另有注文解释“徒歌”的语义说：“谓无丝竹之类，独歌之。”(55)据此，《尔雅》所说的“谣”，也就是没有乐器伴奏的清唱；而“歌”则成为有乐器伴奏的“乐歌”。《诗·园有桃》有句云：“心之忧矣，我歌且谣。”这是歌、谣对举的实例，而汉初毛亨疏释其含义，乃是完全本诸《尔雅》：

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56)

依此，“合乐”是以乐曲伴奏的歌唱，“徒歌”也就是没有乐曲伴奏的清唱，这也是后世训解“歌”、“谣”涵义最通行的说法。若是由此类推，来诠释“诵”的含义，恐怕会很容易将其与“徒歌”等同起来。可是，按照前述对诵、歌、弦、舞四种表述方式的理解，“歌”本来就是“徒歌”；若是“合乐”而“歌”，就应当称之为“弦”，或者是“弦歌”(57)，所以，《尔雅》的训诂，看起来并不合理(58)。

汉人薛汉，在所著《韩诗章句》一书中，对此“歌”与“谣”的区别，另有解释说：

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59)

“有章曲”应当是指有乐律的曲调，“无章曲”则应当是指不成乐律的念诵(60)。不成曲调的“谣”，自然无法“歌之”，更不能“弦之、舞之”，因此，只能“诵之”(61)。反过来看，诵读的“歌诗”，无论其体裁是否属于“谣”，在表述形式上也是等同于“谣”。实际上，诵读本来就是“歌诗”最基本的表述形式，当初汉武帝设立乐府，以观风俗，就是“采诗夜诵”(62)。

乾隆乙巳江宁刘文奎刻（清）宋绵初著《韩诗内传徵》

记录“谣俗”亦即各地风俗特征的基本载体是歌谣，其实这也就是诵训所司掌的“方志”。按照《周礼》的记载，诵训这一职官的使命，就是直接向君王报告这些内容。这是极为严肃的政务，当然不宜“歌之、弦之、舞之”，即使是“谣”以外其他体裁的“歌诗”，也只能像“谣”一样念诵。——这应当就是“诵训”这一官职得名的缘由，这也是王室采集各类歌谣考察风俗而统名之为“谣俗”的原因。《国语·楚语》载楚大夫申公云：“诵诗以辅相之。”又卫武公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导我。”(63)这两处所说“诵”字的语义，都与《周礼》“诵训”之“诵”相通。

关于《周礼》的成书年代，学术界虽然一直聚讼纷纭，但多数学者倾向认为，其大多数篇章，应写定于战国时期，书中所记，虽含有理想化设计的成分在内，但多是依据东周以来的制度，其中也蕴涵有不少更早的史事(64)。有学者比较册命金文所见西周官制后，甚至以为其中“有相当成分为西周官制实录”(65)；更具体说，还有人以为此书应制作于西周末年之宣、幽二王时期，所依据的材料，则是始自周初，下延至西周末年之厉、宣、幽诸王期间(66)；另有学者在进一步研究后更具体地指出：“《周礼》一书是承自西周中、后期的至春秋时期周、鲁、卫、郑仍在实行的官制汇编。在汇编中作了整理加工，所以排列得那么整齐。它不涉及战国新起官制，但在职文中，在记载原有官制职掌的基础上，到战国时又增加了不少当时的事实资料，所以成为这么一部资料繁备而又有纷歧的周代官制书。”(67)因此，上述职方氏诸官所司舆地事务，完全可以用作研究古代地理学起源的依据。虽说目前还无法具体证实这几个职官在先秦时期有过实际的运作，但透过《周礼》所记职方等三官执掌的地理事务，至少可以清楚看到上古时期人们对王官之学当中地理学体系基本框架所作的理想规划，而这样的认识，其在地理学发展史上的意义，并不亚于实际职官的设置；同时，虽然地域职官的具体设置，或许会与此略有出入，但《周礼》的记载，至少足以表明，地理之学，当时应是在王官的掌握之中。

《周礼》当中虽然还有一些职官执掌的事务，与地理学知识具有一定关系，但是其重要性都远不能与上述职方、土训和诵训三者相比。

“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应当是统一掌管天下各地的所有地理知识，即各地的地理知识，都要汇总到这里；至于职方氏“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则应当是分析处理这些资料，总结归纳各地的地理特征，以备需索稽求。

王官之学最主要的特征，是其直接服务于君王。职方氏掌管的地理知识，被分别划分成“地慝”和“方慝”两大部分，分别由在君王出巡时夹右王车而平时亦必定侍从于王廷以备顾问的土训和诵训，提供给君王。由于是王官之学，不同的职掌，也就意味着不同的学科分支。“地慝”与“方慝”的划分，在地理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即前者大致相当于现代地理学术语中的自然地理，后者则大致相当于人文地理。这样，职方与土训、诵训诸官相互协同运作，就构成了上古王官之学中地理学知识的总体框架体系。

在久远的上古时期，吾国先人就对地理知识的性质，做出了如此准确清晰的认识和划分，而在中国地理学后来的发展过程中，直到引进西方近代地理学体系之前，这样的认识和划分，却一直隐没失传，再也没有重现。秦汉以后，中国地理学的主体内容，逐渐转变成为在政区统领下的综合描述，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对于地理要素的区分归纳和系统记述。这一点看起来似乎有些令人难以置信，但却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确实存在的一个独特现象。地理学史上还有一些与此类似的情况，如关于城市地理的著述，在秦汉以前，其主体内容只是关于城市位置选择与城市内部平面布局设置原则这些通用的技术原理和方法问题，这一类著述，后来也同样失去传承(68)。这是中国古代学术总体发展演变过程中值得关注的重大转折，这一转折的出现，应当与秦汉以后中国社会形态的转变，密切相关。老子尝有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69)上古时期，君王需要特别着意于“法地”亦即顺应各地的地理特性以行事，自然需要充分掌握各项地理要素本身的特征；秦汉以后，以皇权为标志的行政权威，完全凌驾于自然与其他人文地理要素之上，地理学的内容，便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不过，这需要在具体揭示各个学科相似现象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出深入的剖析。

解析《周礼》职方等地域职官的职掌，辨明其王官地理之学的属性，还有助于认识中国古代地理学发展史上其他一些重要现象。譬如，秦汉以后，中国地理学知识的核心内容，为本朝政区地理，可是，在《汉书·艺文志》中，却见不到一部与此相关的著述；究其原因，就是因为直到西汉时期，地理学还在延承着王官之学的性质。萧何随刘邦进军咸阳，“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方使汉王得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70)，就是因为地理学书籍，这时还完全掌握在王官手中，民间尚且不得与闻。地理学这种王官之学的属性，由先秦历经西汉，从东汉时期起，开始发生变化；但直至西晋时期，始得以根本改观。不过，这样的变化，已不是本文所要论述的问题，我将另行撰文，阐释其演变过程。

2005年12月19日记

原刊《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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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影印《四部丛刊》初编本）卷六五《河南志序》，页12b。

(2) 《周礼·夏官·职方》并东汉郑玄注，据唐贾公彦《周礼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卷三三，页861。

(3) （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卷六三，页2636。

(4) （清）于鬯《香草校书》（北京，中华书局，1984）卷二二《周礼》四，页448。

(5) 杨向奎《释“勿”——“格物”新诂》，刊唐嘉弘主编《先秦史论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页378—384。

(6) 《周礼·地官·土训》并东汉郑玄注，据唐贾公彦《周礼注疏》卷一六，页747。

(7) 《周礼·地官·诵训》并东汉郑玄注，据唐贾公彦《周礼注疏》卷一六，页747。

(8) 《周礼·地官·胥训》并东汉郑玄注，据唐贾公彦《周礼注疏》卷一五，页737。

(9) （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三〇，页1195—1197。

(10) 案郑玄此语见《礼记郑注》（清嘉庆十一年张敦仁影宋刻本）卷一《曲礼》上，页15b—16a。

(11) 章炳麟《膏兰室札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章太炎全集》第一册）卷一，页45。

(12) 《诗·大雅·荡之什·瞻卬》并毛亨传、郑玄笺，据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卷一八，页578。

(13) （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卷二七，页1032—1033。

(14)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心部，页509。

(15) 《说文解字》并（清）段玉裁注，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言部，页91。

(16) 参见（清）徐鼒《读书杂释》（北京，中华书局，1997）卷一二“‘志’古文‘识’字”条，页194—195。

(17) （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清嘉庆原刻本）卷二四《〈凤阳县志〉序》，页31b。

(18) （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北京，中华书局，1984）乾部，页713。

(19) （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乾部，页741—742。

(20) 《尔雅·释诂》，据清郝懿行《尔雅义疏》（北京，中国书店，1982，影印清咸丰六年杨氏海源阁刊本）卷上之又一，页39b。

(21) （汉）许慎《说文解字》人部，据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页376。

(22)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页1640）：“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

(23) 《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一下《高帝纪》下，页51。

(24) 《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66。

(25) 《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页4179。

(26)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页1640。

(27) 案《史记》中另外也有使用“风俗”的情况，但这都是引述书中人物的语言，而不是司马迁本人的叙述，如卷八《高祖本纪》（页380）、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页3088），其中《高祖本纪》“齐王韩信习楚风俗”一语，今中华书局点校本虽然没有用引号标示为刘邦原话，但审其上下文义，并对照《汉书·高帝记》（页51），可知必定是转录高帝诏书原文。除此之外，在《史记》卷二三《礼书》（页1160）和卷二四《乐书》（页1175）当中，尚各有一处写到“风俗”，是以司马迁叙述的形式出现，其中后者还冠有“太史公曰”字样，但《史记》的《礼书》和《乐书》，原本都早已亡佚，今本乃是出自后人替补，已与司马迁无关。关于今本《史记》这两篇的补书性质，说详余嘉锡《太史公书亡篇考》，见《余嘉锡论学杂著》（北京，中华书局，1963），页35—49。

(28) 《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卷一二九《货殖列传》，页3269。

(29)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页3254。

(30) 《史记》卷二七《天官书》，页1339。

(31)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页3263。

(32) 《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三三《中山策》“阴姬与江姬争为后”条，页1180。

(33) 案《史记》沿用战国时行用的“谣俗”一词，并不是偶然为之，而是它的义例书法在很多方面都还沿承着战国以来的传统，说详胡宝国著《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之《〈史记〉与战国文化传统》一章，页1—29。

(34) 江绍原《“谣俗”殆即“由俗”欤？》，见作者文集《江绍原民俗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页1—6。

(35) 《汉书》卷三〇《艺文志》，页1754—1756。

(36) 《礼记·王制》，据郑玄注《礼记》（清嘉庆十一年张敦仁影宋刻本）卷四，页5。

(37) 案关于西周以来采诗观风制度的施行情况，请参见王志《上博简〈孔子诗论〉与汉儒所传周代采诗说》一文，刊《九州学林》2004年秋季卷（二卷三期），页94—111。

(38) 秦始皇陵出土有镌刻“乐府”二字的编钟，见王学理《秦始皇陵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一章第一节《长达三十七八年的修陵史》，页9；又近年在西安相家巷亦出土有秦“乐府丞印”封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的发掘》，刊《考古学报》2001年第4期，页531，图版拾陆—1。

(39) 《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卷七六《循吏列传》，页2457。

(40) 《后汉书》卷八二《方技列传》，页2717。

(41) 《后汉书》卷三一《羊续传》，页1110。

(42) （东汉）王充《论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卷二三《四讳篇》，页358。

(43) （清）王先谦《汉书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三〇《艺文志》，页894。

(44) 顾颉刚《〈诗经〉研究》，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编委会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二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页489。

(45) 《墨子·公孟》，据吴毓江《墨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3）卷一二，页705。

(46) 参见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北京，中华书局，1989）卷八，页280。

(47) 《诗·郑风·子衿》毛亨传，据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卷四，页345。

(48) 参见清孙诒让《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2001）卷一二，页456。

(49)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述吴公子季札访鲁，鲁人“请观于周乐”，季札先听其歌，后观其舞，得见舞者舞象箾南籥、大武诸乐章，唐人孔颖达疏释曰：“乐之为乐，有歌有舞，歌则咏其辞而以声播之，舞则动其容而以曲随之。”说见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卷三九，页2006—2008。又清人徐养原在《顽石庐经说》（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影印《清经解续编》本）卷七《堂上堂下说》（页2734）中亦曾阐释乐、舞关系说：“必先有堂上堂下之乐，然后及舞，凡乐皆然；未有不歌不管而遽舞者。”

(50) 《释名·释乐器》，据清王先谦《释名疏证补》（清光绪二十二年刻本）卷七，页8b。

(51) 《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卷九《晋语》三（页315）“惠公入而背外内之赂，舆人诵之”云云条下孙吴韦昭注谓：“不歌曰诵。”《汉书》卷三〇《艺文志》（页1755）引诗传亦曰：“不歌而诵谓之赋。”都说明“诵”与“歌”具有本质的差别。又《周礼·春官·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句下郑玄注云：“以声节之曰诵。”（见唐贾公彦《周礼注疏》卷二二，页787）清人徐养原疏解“以声节之”的涵义说：“诵如举子读文，有抑扬顿挫之致。”徐说见所著《顽石庐经说》卷八《歌永言说》，页2734。

(52) 《广雅·释诂》，据清王念孙《广雅疏证》（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影印清嘉庆原刻本）卷四上，页116。案对“诵”字同样的训释，更早尚见于东汉赵岐《孟子注》，见宋孙奭《孟子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卷四上《公孙丑》下，页2695。

(53) （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卷一五襄公十四年左氏传并杜预注解，页909—912。

(54) 《尔雅·释乐》，据郝懿行《尔雅义疏》卷中之三，页7a。

(55) （唐）徐坚《初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一五《乐部》上“歌”条，页376。

(56) 《诗·魏风·园有桃》并毛亨传，据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五，页357。

(57) 《史记》卷一七《孔子世家》（页1936）载孔子删诗事云：“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这里所谓“弦歌”，应与《墨子》“弦诗三百”之“弦”语义相当。

(58) 唐人孔颖达释《园有桃》诗“我歌且谣”句（见《毛诗正义》卷五，页358），谓：“此文歌谣相对，谣既徒歌，则歌不徒矣，故云曲合乐曰歌。……歌、谣对文如此，散则歌为总名。”从中可以看出，孔氏应是明知所谓“歌”本来即是“徒歌”；但“疏不破注”是作疏的规矩，为迁就毛亨注引《尔雅》“徒歌谓之谣”的说法，孔颖达只得勉强解释说，这里因“歌、谣对文”，便“歌不徒矣”。

(59) （唐）徐坚《初学记》卷一五《乐部》上“歌”条引《韩诗章句》，页376。

(60) （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一〇（页323），以为薛汉《韩诗章句》此说，等同于毛亨《诗》传“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的说法；又清陈奂《诗毛诗传疏》（北京，中国书店，1984，影印清道光原刻本）卷九（页5b），亦曰《韩诗章句》所云“无章曲”，即“所谓徒歌也”，所说似乎都有差误，特别是陈奂本已看出《韩诗章句》所说“章曲”之“章”，乃“乐章也”，那么，不成乐章的“无章曲”，又怎么能够是“徒歌”呢？自是无法自圆其说。

(61) 宋人吕祖谦即谓：“诵咏之为谣。”吕说见所著《吕氏家塾读诗记》（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排印本《吕祖谦全集》第4册）卷一〇，页204。

(62) 《汉书》卷二二《礼乐志》，页1045。班固在《汉书·食货志》（页1123）中叙述上古“先王制土处民”的方式时讲到，在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顾颉刚《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一文（刊《古史辨》第三册，北平，朴社，1932，页608—657），以为在“比其音律”亦即谱为乐歌之前，大师所采之诗，应属清唱之徒歌。今按当时采自民间的“诗”，除了徒歌之外，似乎还应当包括很大一部分仅以“诵”的形式流传的“谣”，正因为民间传诵的“谣”，与王室乐师“比其音律”以后制作的乐歌相比，能够更直接地反映各地的民风习俗，所以才会通行“谣俗”一词。

(63) 《国语》卷一七《楚语》上，页531，页551。

(64) 参见宇野精一《中國古典學の展開》（東京，北隆館，1949）第七章《周禮製作年代私見》，页207—286。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原刊《文史》第6辑（1979），此据作者文集《顾颉刚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页172—242。杨向奎《〈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成书时代》，原刊《山东大学学报》1954年第4期，此据作者文集《绎史斋学术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页228—276。又葛志毅《〈周官〉与战国制度》，见作者文集《先秦两汉的制度与文化》（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页221—268。

(65) 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86）第四章《册命诰命与西周官制》，页163—219。

(66) 林泰輔《周官製作時代考》，原刊〔日〕《东亞研究》第3卷第12号（1913年12月）、第4卷第1号（1914年1月）、第4卷第2号（1914年2月），此据作者文集《支那上代史之研究》（東京，光風館書店，1927），页303—333。

(67) 刘起《〈周礼〉真伪之争及其书写成的真实依据》，见作者文集《古史续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页619—653。

(68) 别详拙稿《由国朝到宫室再到里坊——论〈两京新记〉在中国古代城市文献编述史上的意义》，收入拙作《困学书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页174—183。

(69) 《道德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影印清光绪浙江书局刊《二十二子》本）上篇二十五章，页3。

(70) 《史记》卷五三《萧相国世家》，页2014。

《汉书》赵佗“处粤四十九年”说订讹

《汉书》一向号称难读，不惟因其文辞简奥，语多假借，复以传写模印之间，或以音近，或以形似，衍生诸多错讹。由于年代久远，往往苦无善本可资校勘，需要治史者多方勾稽，潜心揣摩。晚近以来，如清人王念孙撰著《读书杂志》、近人杨树达撰著《汉书窥管》，于此均多有阐发，但理校旧典，殊非易事，书中仍存留一些窒碍不通的章句，有待疏解。《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载汉文帝派遣陆贾出使南越国，南越王赵佗有报汉文帝书，自言“老夫处粤四十九年，于今抱孙焉”(1)。前人笺释《汉书》，对此赵佗“处粤四十九年”之说，略无异辞；赵宋以来之《汉书》传本，于此亦别无异文(2)。然而，核诸当日汉越史事，其说却颇有抵牾，今本《汉书》这处文字，似乎即存在着明显的舛讹。

班固在《汉书》当中沿承《史记·南越列传》的记载，叙述陆贾此番出使之缘由云：“文帝元年，初镇抚天下，使告诸侯四夷从代来即位意谕盛德焉。乃为佗亲冢在真定置守邑，岁时奉祀。召其从昆弟，尊官厚赐宠之。诏丞相平举可使粤者，平言陆贾先帝时使粤。上召贾为太中大夫，谒者一人为副使。”(3)所以，陆贾这次出使南越，应当是在文帝元年刘恒刚刚即位不久的时候。

按照《史记·南越列传》的记载，南越国王赵佗本为太行山东之真定县（今河北石家庄附近）人，故如上文所述，文帝时有“为佗亲家在真定置守邑，岁时奉祀”的举措，而赵佗本人在“秦时用为南海龙川令”，至二世时，南海尉任嚣病且死，始召其“行南海尉事”，赵佗则由此占据岭南立国，“至建元四年卒”(4)。所以，赵佗其人在秦末应当已经成年，至其去世时，复身历“汉兴七十年”，晋人皇甫谧便据此判断说，此时“佗盖百岁矣”(5)。

能够享年百岁，即使在今天也并不多见，当时自然要更为稀罕一些，但这毕竟还属正常寿命的范围之内，如张苍即“年百馀岁而卒”(6)，万石君石奋亦得年九十有六(7)，似乎并不值得特别诧异。然而，清人王鸣盛尚依据赵佗“老夫处粤四十九年”的说法，另行做有推算云：

南粤王赵佗，至武帝建元四年，佗孙胡为南粤王云云，《史记》作至建元四年卒。徐广引皇甫谧云，尔时汉兴已七十年，佗百岁矣。按佗于文帝元年已自称“老夫处粤四十九年”，历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至武帝建元四年，凡四十三年，卽以二十馀岁为龙川令，亦一百十馀岁矣。(8)

清末周寿昌著《汉书注校补》、王先谦著《汉书补注》，均依样采录了上述说法，似乎都认同王鸣盛这一考辨(9)。

明嘉靖十六年广东崇正书院重修本《汉书》

一百一十多岁，是相当惊人的高寿，假若果真如此，赵佗“老夫处粤四十九年”这句话确实与否，恐怕就需要加以斟酌了，近人吕思勉即对此明确质疑说：“逾百岁者究罕，佗果至百十馀岁，安得汉人绝无齿及者？”(10)不过，这句话的问题，还不止于此，还有更为令人费解的疑点。王鸣盛上述考辨，是以赵佗在二十馀岁入粤任龙川令为前提，在此基础上叠加迄至文帝元年的“处粤四十九年”和文帝元年至武帝建元四年去世时为止的四十三年，合计约一百一十馀岁。但按照这样的推算，赵佗入粤之年，就应当由文帝元年上溯四十九年，“则自始皇二十年，佗已居粤”(11)，然而，如同周寿昌所指出的那样，彼时“秦尚未并天下也”(12)，自然不可能派兵远征南越，更不可能在岭南设置诸如龙川令之类官职，北方真定人氏赵佗，便亦无由弃身于此蛮荒绝域。设若一定要相信赵佗至文帝元年已经“处粤四十九年”的说法，那么，就必须颠覆长久以来学术界公认的基本史实，重新诠释战国后期以来中原和百越地区的历史进程；可是，我们却根本找不到相应的理由。再说，若是按照王鸣盛的思路，赵佗以二十馀岁入粤任龙川令，至文帝元年，居留粤地长达四十九年之久，方为“于今抱孙焉”而沾沾自喜，而当时赵佗应当已届七十高龄，得子及孙，都未免过于迟晚，显然也很不合乎情理。

其实，赵佗入粤经过，在史籍中本有事迹可寻。据《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秦始皇二十五年，王翦在率领六十万大军伐灭楚国，“虏荆王负刍，竟平荆地为郡县”之后，随即“因南征百越之君”(13)。《淮南子》记有秦将尉屠睢率军征越事，所述应当就是这次战役的具体过程：

明末春融堂刊本汪明际著《淮南子删评》

（秦始皇）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领（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徐干之水，三年不解甲驰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徒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谪戍以备之。(14)

《淮南子》说驻扎在南岭与武夷山地上的秦朝南征军，持续“三年不解甲驰弩”，直至越人“杀尉屠睢”之后，始“发适戍以备之”，即大致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前后，用从全国各地因罪谪发的边卒，来取代这些自始皇二十五年征楚以来所征发的普通秦民，戍守用以阻遏震慑越人的边防线。

《史记》、《汉书》记述这次谪发戍卒驻守秦越边境，都谈到值“秦兵大败，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15)；《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复有记述云：“又使尉佗逾五岭攻百越。尉佗知中国劳极，止王不来。”(16)故知此尉佗应当就是后来割据岭南自立的赵佗，从而亦可知赵佗率谪发之戍卒驻守五岭秦越边境，事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前后，而他率兵“逾五岭攻百越”并入居岭南粤地，则应当是在秦军攻取岭南的始皇三十三年(17)。

由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214年）下延至汉文帝元年（公元179年），共历时三十五年，若加上秦始皇三十三年当年，则为三十六年，赵佗断无“处粤四十九年”之事，故《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所记，必有文字错讹。

古代文献在流传过程中，数字很容易产生讹误。在这当中，古时“四”字有积四横划的写法，书作“亖”，与“三”字字形更极易相互混淆。清人王引之在《经义述闻》中总结古书形近致讹的规律，即是将“‘四’字古文与‘三’相似而误书为‘三’”，列为一种常见的数字讹误用例(18)；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一书中，也举述有许多因字形相近而误书“三”字为“亖”字的具体例证(19)。在有关秦汉史事的记载方面，俞樾亦曾专门举述过《史记》书中这两个字因同作“积画”而误“三”作“亖”的例证：

《秦本纪》孝公十二年，“并诸小乡聚，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六国表》：孝公十二年，“初取小邑为三十一县”。其数不同。按：《商君传》“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疑本纪“四”字误也。古“三”“四”字多积画，往往致误。(20)

《史记》当中类似的例证，尚有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在蒙恬将兵“北击胡，略取河南地”之后，秦廷“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21)，而《史记》之《六国年表》和《匈奴列传》记同事则俱书此“三十四县”作“四十四县”(22)。虽然这“三十四县”和“四十四县”，究竟哪一种写法更为准确，现在还不易判别，但二者之间的歧异，自然也是因“三”、“四”两字形近互讹所致。就赵佗“老夫处粤四十九年”这句话而言，还有一个情况，这就是从出土简赎、铜器铭文等秦汉时期书写的实物中可以看出，当时凡以数字纪年，其二十、三十、四十，俱分别书作廿、卅、卌诸字。这种写法，也被延续到后世(23)。“卅”与“卌”，显然也很容易混淆。因此，今本《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老夫处粤四十九年”之“四”字，也很可能是由“三”字讹变而来（或者“四十”原写作“卌”，是由“卅”讹变而来）。

同样，“六”与“九”两字，亦以字形有近似之处而容易相互致讹。其“六”讹为“九”的实例，如《礼记·文王世子》记周文王谓武王语曰：“我百，尔九十，吾与尔三焉。”《礼记》继此并有记述云：“文王九十七乃终，武王九十三而终”(24)。此“武王九十三而终”之说，与武王实际享年相差悬殊，故自宋代以来，学者屡有考说。咸丰初年，魏源在所著《书古微》一书中论及相关史事，以为《礼记》此文，“当作‘我百，尔六十，吾与尔三焉。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六十三而终”，盖“古文‘六’、‘九’形近，‘六’讹为‘九’，传写之讹”(25)。案周武王年寿，似以清儒阎若璩、陈逢衡等人所说六十六岁最显允洽(26)，尽管魏源谓武王享年六十三而终，其间尚寓有若干曲折，需待另行加以阐释，但魏氏独具慧眼，揭示出《礼记》“尔九十”与“武王九十三而终”这两处“九”字，俱系由“六”字形讹所致，却堪称发千古之隐微，诚属精当不易之正解。其实，陈逢衡在嘉庆年间已先于魏源注意到“古字‘九’与‘六’多混”、“古篆‘六’与‘九’多讹”的普遍现象(27)，反映出清代学者对于这一数字讹变规律乃持有共识。

实际上不惟古文古篆，后世典籍中同样的写录刊刻讹误，亦所在多有。如《汉书·田蚡传》记田氏“辩有口，学《盘孟》诸书”(28)，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引东汉人应劭所著《汉书集解音义》，释此《盘盂》云：“黄帝史孔甲所作铭也，凡二十六篇，书槃盂中，所为法戒。”(29)裴骃《史记集解》以及唐颜师古《汉书注》引述曹魏时人孟康语，亦谓“孔甲《盘盂》二十六篇”(30)；另外，此“孔甲《盘盂》二十六篇”，尚别见于《汉书·艺文志》著录(31)，应当确凿无疑，而今传颜师古《汉书注》转录应劭此语，却是书作“二十九篇”(32)，两相校核，《汉书注》这一“九”字，即显然应属“六”之讹误，晋朝人晋灼很早就指出过这一点(33)。若此之类的例证，似已无需多事举说。明此通例，便有充分理由推测，今本《汉书》赵佗“处粤四十九年”之“九”字，也完全有可能是“六”字的舛讹。

若是依循古代典籍中上述数字讹变规律，将赵佗所说“老夫处粤四十九年”，订正为“老夫处粤三十六年”，便正与汉文帝元年时赵佗入粤的实际年数相吻合。在今本《旧唐书·地理志》中，有一个与此非常相似的例证，也是将“三十六”这个数字讹书成“四十九”：

昔秦并天下，裂地为四十九郡，郡置守、尉，以御史监之。其地西临洮而北沙漠，东萦南带，皆际海滨。(34)

案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35)，从无“四十九郡”之说。检《晋书·地理志》有记述云：

始皇初并天下，惩战国，削罢诸侯，分天下三十六郡。于是兴师逾江，平取百越，又置闽中、南海、桂林、象郡，凡四十郡，郡一守焉。其地则西临洮而北沙漠，东萦南带，皆临大海。(36)

两相比对，由其“西临洮而北沙漠，东萦南带”云云诸语十分明显的袭用痕迹可以看出，《旧唐书·地理志》上述记述，显然是参用《史记·秦始皇本纪》和《晋书·地理志》相关内容，点窜成文；而宋人欧阳忞撰著《舆地广记》，同样是参用《史记·秦始皇本纪》和《晋书·地理志》此文，乃书作：

（秦始皇）遂并天下，分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于是兴师逾江，平取百越，又置闽中、南海、桂林、象郡，凡四十郡。其地西临洮，北沙漠，东萦西（南）带，皆临大海焉。(37)

读此，愈可知本不会有秦裂地为四十九郡之事，今本《旧唐书·地理志》其“四十九郡”一语自应是“三十六郡”的讹误。这一如此雷同的事例，尤足以印证今本《汉书》之赵佗“处粤四十九年”必定是以字形相近而由“三十六年”讹变而来(38)。

2008年7月27日记，7月28日改定

原刊《文史》2009年第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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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九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页3849—3852。

(2) 如宋初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时所据《汉书》，即已然如此，见《册府元龟》（北京，中华书局，1989，影印宋眉山刻本）卷九七七《外臣部·降附》，页3889。

(3) 《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卷一一三《南越列传》，页2970。《汉书》卷九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页3849。

(4) 《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页2967—2970。

(5) 《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刘宋裴骃《集解》引刘宋徐广《史记音义》，页2971。

(6) 《史记》卷九六《张丞相列传》，页2681。

(7) （清）刘文如《四史疑年录》（清嘉庆刻本）之《汉书疑年录》卷一，页6a。

(8)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本）卷二七“赵佗年”条，页231。

(9) 清周寿昌《汉书注校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国学基本丛书》本）卷五二，页915。清王先谦《汉书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九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页1598。

(10) 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乙帙《秦汉》“赵佗年数”条，页620—621。

(11) （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北京，中华书局，1981）卷三四，页1405。案清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卷五二（页915）据此推算赵佗入粤“当始皇二十三年”，似略有差误。

(12) （清）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卷五二，页915。

(13) 《史记》卷七三《白起王翦列传》，页2341；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34。

(14) 《淮南子·人间训》，据何宁《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卷一八，页1289—1290。别详拙稿《王翦南征百越战事钩沉》，待刊。

(15) 《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页2958。《汉书》卷六四下《严安传》，页2811。

(16) 《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页3086。

(17)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53。

(18) （清）王引之《经义述闻》（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影印《皇清经解》本）卷三〇《通说》下“形讹”条，页9399。

(19)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影印清嘉庆经韵楼原刊本）四部“四”字下，页737。

(20) （清）俞樾《湖楼笔谈》（北京，中华书局，1995，俞氏《九九消夏录》附印本）卷三，页209。

(21)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52—253。

(22) 《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页757—758；卷一一〇《匈奴列传》，页2886。

(23) （宋）洪迈《容斋随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卷五“廿卅卌”条，页69—70。

(24) 《礼记·文王世子》，据《礼记郑注》（清嘉庆丙寅张敦仁影宋刻本）卷六，页15b—16a。

(25) （清）魏源《书古微》（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影印《皇清经解续编》本）卷七“泰誓武王观兵克殷蒙文王元年共十三祀发微”条，页6404。

(26) （清）阎若璩《四书释地》又续之“武王未受命”条，据清樊廷枚《四书释地补》（清嘉庆丙子梅阳海涵堂刊本）又续补，页67b—68a。清陈逢衡《竹书纪年集证》（清嘉庆癸酉裛露轩刻本）卷二四，页23a—24b。

(27) （清）陈逢衡《竹书纪年集证》卷二一，页27b；卷二八，页3b。

(28) 《汉书》卷五二《田蚡传》，页2377—2378。

(29) 案今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所载刘宋裴骃《史记集解》（页2842），因系采用清同治金陵书局刻本，已径改“凡二十六篇”为“凡二十九篇”，参见清张文虎《校勘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77）卷五（页641）。故此处引文乃是另据民国商务印书馆百纳本《二十四史》影印宋庆元年间建安书坊黄善夫刻本《史记》卷一〇七《魏其武安侯列传》，页3a。

(30) 《史记》卷一〇七《魏其武安侯列传》刘宋裴骃《集解》引孟康语，页2842。《汉书》卷五二《田蚡传》唐颜师古注引孟康语，页2378。

(31) 《汉书》卷三〇《艺文志》，页1740。

(32) 《汉书》卷五二《田蚡传》唐颜师古注引应劭语，页2377—2378。

(33) 《汉书》卷五二《田蚡传》唐颜师古注引晋灼语，页2377—2378。案清人张文虎为金陵书局校刻《史记》，反而依据今本《汉书注》的讹误，来改易《史记集解》的正确引文，颠倒是非，疏谬殊甚，并导致今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也同样沿承了这一错误写法。

(34) 《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三八《地理志》一，页1383—1384。

(35)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35，页239。

(36) 《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一四《地理志》上，页406。案文中“东萦南带”之“南”字，原作“西”，审其上文已述“西临洮而北沙漠”，而尚未言及疆域南界，且秦国西境亦绝不侧临大海，检唐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卷一七一《州郡》一（页4456），其袭用《晋书·地理志》此文，乃书作“其地则西临洮而北沙漠，东萦南带，皆临大海”，故据改。

(37) （宋）欧阳忞《舆地广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国学基本丛书》本）卷一“秦四＋郡”条，页16。

(38) 案本文发稿后始获读黄展岳《读史札记》之《赵佗年寿与第二代南越王》一文（刊《人文杂志》1984年第6期，页87—88），乃谓《汉书》赵佗“处粤四十九年”的记载，应是“三十九年”之讹，所说尚未能达其肯綮，而且其论证方式亦与拙文有明显差别。

释“白田”

“白田”一语，首见于《晋书·傅玄传》所载傅玄奏疏。在西晋建立之初的武帝泰始四年，傅玄官御史中丞，因当时“颇有水旱之灾”，傅玄上疏言事，论及“白田”一事：

古以步百为亩，今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所觉过倍。近魏初课田，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馀斛，水田收数十斛。自顷以来，日增田顷亩之课，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亩数斛已还，或不足以偿种。非与曩时异天地，横遇灾害也，其病正在于务多顷亩而功不修耳。窃见河堤谒者石恢甚精练水事及田事，知其利害，乞中书召恢，委曲问其得失，必有所补益。(1)

清末吴士鉴撰著《晋书斠注》以及后人引述《晋书》上述记载，于“白田”二字未作疏释，或以为“白田”既与“水田”相对举，其指称旱田，当略无疑义，自然无需再赘加笔墨。不过，就我读书所见相关史料而言，若是略加诠次梳理，似乎还是可以对此做出更为清楚一些的说明，或许会有助于研治魏晋史事以及古代农史。

案“白田”后世又有称做“白地”者，如《元史·食货志》有记载云，中统五年，“诏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儒人凡种田者，白地每亩输税三升，水地每亩五升”(2)；而元官修《通制条格》转录当时原始档册，乃是书作“白田每亩叁升，水田每亩五升”(3)，可证《元史》所记“白地”亦即傅玄所说“白田”。明末左光斗拟议在北京近畿地区兴办“屯学”，谓假若有“愿入屯学者，试其文理稍通，更加骑射，申本院收录，给以武生衣巾，授之水田一百亩，使自耕之，每亩收租稻一石。惟本地人或不惯水田，暂令耕水田五十亩，收租五十石，仍种白田五十亩，随年之丰俭，官、生两分之，岁以为常”(4)。左光斗氏所说，同样是以“白田”与种植稻谷的“水田”对举。及至清代，嘉道间人秦笃辉对此更有明确记述云：

俗以陆地为白田，便水者为水田。《晋书·傅玄传》“白田亩收十馀斛，水田数十斛”，是其语所自来。(5)

或许有人以为此“便水者”究竟是指水浇之旱地抑或今日种稻之水田，尚且不够分明，检宋人陈旉《农书》，在论述水稻秧苗播种插栽技术时曾谈到：“若气候尚有寒，当且从容熟治苗田，以待其暖。……多见人才暖便下种，不测其节候尚寒，忽为暴寒所折，芽蘖冻烂瓮臭，其苗田已不复可下种，乃始别择白田，以为秧地，未免忽略。”(6)这里与“白田”对举的田地，自属种植稻谷的水田，可知上述诸书所记“水田”，亦应同属此等与旱田相对应的土地。

然则“白田”一词，初未见称于秦汉以前，至晋人傅玄忽称用此语，实则亦有因焉。盖迄至汉末，中原地区的水田，总体数量一直极为有限，而江南水乡，则因开发尚浅，很多地方都还处于司马迁所谓“火耕而水耨”的原始状态(7)，自然不会受到中原人士重视。及至孙权据有江东，江南土地始深度开发利用，因当地的自然条件，最适宜种植稻谷，水田的垦殖面积便在这时得到大幅度扩展。到西晋结束三国分治局面的时候，就全国而言，水田已经成为一种占有重要份额的土地利用形式，所以，才会通行“白田”这一特指旱田的词汇，并且得以与“水田”相并举。

明末刻严于鈇评点本《风俗通》

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在一则谈所谓李树神异的故事中，曾写有如下记事：

汝南南顿张助，于田中种禾，见李核，意欲持去，顾见空桑中有土，因殖种，以馀浆溉灌。后人见桑中反复生李，转相告语。有病目痛者，息阴下，言：“李君令我目愈，谢以一豚。”目痛小疾，亦行自愈。众犬吠声，因盲者得视，远近翕赫，其下车骑常数千百，酒肉滂池。间一岁馀，张助远出来还，见之，惊云：“此有何神？乃我所种耳。”因就斮也。(8)

干宝《搜神记》记述这一故事，文字一如上引《风俗通义》(9)，显然即是由此转录，适可证实应氏书原文本当如此。田中有桑，诸人且可群相往来息止于树下，自然应属旱地，而不会是水田。晋人葛洪在所著《抱朴子》中讲述这一故事时，即径云张助所耕种之田，乃是“白田”(10)。葛洪这样以“白田”来更易《风俗通义》旧有的写法，正可以与前文所述傅玄的讲法相印证，进一步证明普遍行用“白田”一语，应当是在西晋立国前后才刚刚出现的事情。

进一步深入探究，还可以看到，“白田”这一说法，其本身很可能就是直接由南方普遍垦殖“水田”而衍生出来。《齐民要术》记述种植旱稻之方法云：

旱稻用下田，白土胜黑土。……凡种下田，不问秋夏，候水尽，地白背时，速耕，杷劳频翻令熟。(11)

据研究，旱稻或称陆稻本来即起源于南方(12)，南方人因普遍种植水稻而惯于种植稻米，从而在土质稍逊的“白土”上种植旱稻，这应该是一种很自然的作法；也很可能就是因为在南方耕垦的旱地，起初主要是这类适于旱稻种植的“白土”，所以，人们才会将旱地称作“白田”，而这种起源于江南水田地区的用法，则随着西晋统一江东，很快通行于全国各地。

需要说明的是，《水经·温水注》引述东晋人俞益期《与韩康伯书》，尝述及林邑国地界农田垦殖状况云：

九真太守任延始教耕犂，俗化交土，风行象林。知耕以来，六百馀年，火耨耕艺，法与华同。名白田，种白谷，七月火作，十月登熟；名赤田，种赤谷，十二月作，四月登熟，所谓两熟之稻也。(13)

这里所说“两熟之稻”，显然是在“白田”和“赤田”这两种不同品质的地块上分别播种的稻谷，即所谓异亩异时，而不是在同一地块上获而再种。至于文中所说“白田”，并不是与“水田”对举，而是与“赤田”对举，这很可能只是林邑地区独有的用法，未必与中国其他地区相同。不过，《水经注》文中之“火耨耕艺”，应当就是指《史记·货殖列传》所记述的“火耕而水耨”，而“火耕”的具体含义则是指烧荒，亦即所谓“刀耕火种”，是一种比较原始的旱地耕垦形式；再联系下文“火作”云云的说法，林邑地区这种“白田”，似乎同样也是一种旱作田地，有可能是指在旱地上以火耕的方式种植陆稻(14)。只是迹象毕竟过于模糊，其准确涵义，目前还很难做出清楚的判断；即使确实是指旱田，其具体得名缘由，恐怕也还需要另做探讨。

2008年8月20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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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四七《傅玄传》，页1321—1322。

(2) 《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卷九三《食货志》一“税量”，页2358。

(3) （元）官修《通制条格》（北京，中华书局，2001）卷二九《僧道》，页718。

(4) （明）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影印明末云间平露堂刻本）卷四九五左光斗《题为议开屯学疏》，页5482—5483。

(5) （清）秦笃辉《平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59，《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湖北丛书》本）卷三，页34。

(6) （宋）陈旉《农书》（北京，中华书局，1999，影印清乾隆嘉庆间原刻初印《知不足斋丛书》本）卷上“善其根苗篇”，页710。

(7) 《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卷一二九《货殖列传》，页3270。

(8) （汉）应劭《风俗通义·怪神》之“李君神”条，据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0）卷九，页342。

(9) （晋）干宝《搜神记》（北京，中华书局，1979）卷五，页65—66。

(10) （晋）葛洪《抱朴子内篇·道意》，据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九，页175。

(11)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北京，中华书局，1956）卷二“旱稻”，页25。

(12) 游修龄《中国稻作史》（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第一章第五节《中国稻作的分化和传播》，页50。

(13) （北魏）郦道元《水经·温水注》，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上海，中华书局，民国排印《四部备要》本）卷三六，页22b—23a。

(14) 案有学者认为这种以原始火耕方式种植的陆稻，很可能是水田稻作出现之前的稻米种植形式。说见游修龄《中国稻作史》第一章第五节《中国稻作的分化和传播》，页51。

准望释义
——兼谈裴秀制图诸体之间的关系以及所谓沈括制图六体问题

一、前人之成说

西晋裴秀编制《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在序文中讲述绘制地图的六项基本准则，谓之“制图之体”，所谓“准望”，为其中之一(1)。两晋间人干宝，援依裴秀自己这种说法，称呼这些准则，为绘制地图之“六体”(2)；晚近研治地理学史和地图学史的学者，则将其进一步简约规范为“制图六体”(3)。

《禹贡地域图》全称为《禹贡九州地域图》，又省称为《地域图》。全图久已失传，裴秀自序则见于《晋书》本传等处引述，而文字互有出入，或题作“禹贡九州地域图论”、“地域图论”(4)。其与制图六体相关部分，以唐初官修类书《艺文类聚》所收最为详备，也属最早，兹移录于下(5)：

今制地图之体有六：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6)；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7)，各因地而制形(8)，所以校夷险之故也(9)。

有图象而无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有分率而无准望，虽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虽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之于山海绝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

故必以此六者参而考之，然后远近之实，定于分率；彼此之实，定于准望；径路之实，定于道里；度数之实，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筭。

故虽有峻山巨海之隔，绝域殊方之迥，登降诡曲之回(10)，皆可得举而定者，准望之法既正，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

研治地图学史的学者，对于上述六条准则，评价极高。如侯仁之认为，它为中国“自古以来即已发达的地图制作，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因此我们可以称裴秀是中国传统地图学的创始人”(11)。

可是，由于年代久远，古今悬隔，对于所谓“制图六体”涵义的解释，却是一件颇费周章的事情。清代康熙年间的地理名家胡渭，称道裴秀此法，乃是“神解妙合”，以至一般治地理者，咸“莫知其义”(12)。胡渭的话，反映出传统地理学者解读裴秀“制图六体”的困惑。

1959年内部铅印本侯仁之著《中国地理学简史》

胡渭说在他之前，人们都没有弄懂“制图六体”的具体涵义，因此，他提出了自己的解释：

分率者，计里画方，每方百里、五十里之谓也；准望者，辨方正位，某地在东西、某地在南北之谓也；道里者，人迹经由之路，自此至彼里数若干之谓也。路有高下、方邪、迂直之不同。高谓冈峦，下谓原野；方如矩之钩，邪如弓之弦；迂如羊肠九折，直如鸟飞准绳。——三者皆道路夷险之别也。

人迹而出于高与方与迂也，则为登降屈曲之处，其路远；人迹而出于下与邪与直也，则为平行径度之地，其路近。然此道里之数，皆以著地人迹计，非准望远近之实也。准望远近之实，必测虚空鸟道以定数，然后可以登诸图，而八方彼此之体皆正。否则，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而不可以为图矣。(13)

开创中国地理学史与地图学史研究的王庸，完全认同上述看法。早在20世纪30年代，王氏即谓，胡渭此语，“言之甚明，阅此则可以不必另作解释矣”(14)。

尽管如此，胡渭毕竟是将近三百年前的学者了，他的这些说法，和现代的语言、概念，终究还是有很大差别。所以，王庸随后在其身后出版的《中国地图史纲》一书中，又用现代的术语，对裴秀“制图六体”逐一做了如下说明：

所谓“分率”就是比例尺，在地图上一寸或一分，代表实际地面上多少里；“准望”就是方位，各地的方位必须明确，而后各地的前后、左右和距离才可以确定；“道里”是人行道路的实际里数；“高下”、“方邪”和“迂直”，是由于地势的高低和道路之邪正、曲直，而影响到道里的远近。

其实这“六体”之中，最主要的是“分率”和“准望”；因为比例和方位正确了，那么由于“高下”、“方邪”、“迂直”而影响到道里之差，都可以从分率和准望去校正它们。所以裴秀批评旧图之不正确，亦只是说它们“不设分率，又不考正准望”，而不及其他。(15)

从此以后，国内研究中国地理学史或是地图学史的学者，大体上都是踵循王庸的看法，这基本上已经可以视作当今学术界的定论。

然而，由于时代和学术背景的限制，胡渭对于裴秀制图六体的解读，特别是对于“准望”的理解，似乎并没有能够中其肯綮；而王庸由此引申出来的解释和看法，也就需要重新审视。因而，本文拟对此略事陈说。

二、准望新解

在这里之所以要特别强调“准望”的问题，是因为在所谓“制图六体”当中，它处于最重要的基础地位，如同裴秀本人所云，“准望之法既正，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然而，“准望”的涵义却最为费解，也可以说，它是准确理解“制图六体”的关键。

胡渭说：“准望者，辨方正位，某地在东西、某地在南北之谓也。”王庸则更为简捷明了地讲，“‘准望’就是方位”(16)；曹婉如进一步通俗地解释说此“方位”即为“方向”(17)。可是，“准望”的涵义，假若果真如此简单，那么，何以在胡渭之前，竟然会长期无人领会，弄得人人“莫知其义”？这是非常令人疑惑的。

在对于“准望”涵义的理解上，英国学者李约瑟的看法，与前述胡渭以来的既有观点，大不相同。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依据《晋书》裴秀本传，全文翻译了裴秀《禹贡地域图》的序文，其中，“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这句话被翻译为：

画矩形网格（准望），这是绘出地图各个部分之间的正确相对位置的一种方法（所以正彼此之体也）。(18)

李约瑟把“准望”理解为“画矩形网格”，这恐怕不够准确，也过多地脱离了这两个字字面上的文义。但是，这里需要特别加以注意的是，所谓矩形网格，实际上意味着一种包含有方位和距离要素的坐标体系。

事实上，李约瑟在具体论述裴秀的“制图六体”时，就是直接用“准望坐标”，来表述“准望”的科学内涵。所以，李约瑟所说的“画矩形网格”，其核心内容，并不在于画矩形网格这一地图绘制方式，而是透过“画矩形网格”这种表述，反映出他敏锐地体会到，所谓“准望”的涵义，绝不仅仅是此一地理要素与彼一地理要素之间的“方位”，即胡渭所讲的“某地在东西、某地在南北”，而是至少应当包括有方位和距离两项要素在内的“各个部分之间的正确相对位置”(19)。如前文所述，胡渭在把“准望”理解为“某地在东西、某地在南北”的方位的同时，又说到“准望远近之实，必测虚空鸟道以定数”，这说明他已不自觉地意识到“准望”应当包含有距离要素。

尽管这还不是“准望”的确切内涵，但是，与胡渭和王庸诸人的研究相比，李约瑟显然找到了正确的解读路径，而且已经趋近于其固有的涵义。

李约瑟在谈到对于“准望”的理解时，特别指出，沙畹由于错误地把“准望”解作“准确地定出方位”，从而便无法解释裴秀《禹贡地域图》序文中下面这段话的含义，即：“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裴秀说路径远近，背离实际，便会导致“失准望之正”，这可以充分说明，所谓“准望”，无疑应包含有距离要素在内，而不是单纯用以表示“方位”的概念。

沙畹的疏误，也是胡渭、王庸诸人的疏误。李约瑟用通解全文以诠释文意的方法，已经从基础上动摇了他们这一派人的观点。除了注重通解全文，强调要合理地解释制图诸体也就是各项地图绘制准则之间的内在联系之外，李约瑟在判读裴秀《禹贡地域图》自序时，与胡渭、沙畹以及王庸等人的不同之处，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注重从文字字义入手，分析制图诸体本身的语义；二是注重从地图绘制的一般原理出发，来认识制图诸体的科学涵义。上文引述的对“准望”的解读，就充分体现出这两点特色。

正是由于在研究中特别注重上述三点，李约瑟才得出了远比其他所有人都更为科学的结论。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李约瑟从这几个角度所做的工作，都还有一定欠缺，结果他最终并未能索得“准望”一语的真谛，并进而影响到对整个“制图六体”的理解和把握。

基于这种情况，下面仍旧遵依李约瑟的研究视角，来进一步分析“准望”的涵义。

按照裴秀自己的说法，“准望”的作用是“正彼此之体”。在这句话中，最关键的词是“体”字。东汉末刘熙的《释名》训释“体”字云：“体，第也，骨肉、毛血、表里、大小相次第也。”(20)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体”字为“总十二属也”。清人段玉裁谓此所谓十二属，即人体之顶、面、颐、肩、脊等十二个主要组成部分(21)。两相参证，可以把“体”字的本义理解为身体各个部分的组合构成次序。依此，则裴秀所说的“彼此之体”，应当是指各项地理要素的相对位置关系。

按照这样的理解，李约瑟把“所以正彼此之体也”，翻译成为“这是绘出地图各个部分之间的正确相对位置的一种方法”，应该说大体上比较接近裴秀的原意。不过，“正彼此之体”的“正”字，似乎不宜理解为“正确”(22)；而且原文中并没有“绘出”的语义，它是李约瑟解读上下文句做出的个人判断，不一定符合裴秀的本意。另外，“一种方法”的译法，显然是把“体”字视同“制图六体”的“体”字，这很不妥当。

“正”字义为不偏不斜，在这里用作动词，就是使之不偏不斜。如上所述，“彼此之体”是指各项地理要素的相对位置关系，这样，所谓“正彼此之体”，就应当翻译成为“摆正（或者雅称为‘正定’）各项地理要素的相对位置关系”。然而，各项地理要素的相对位置关系，本来就是一种确定的客观存在，为什么还需要重新“摆正”或者是“正定”呢？

这里涉及对于“准望”内涵的准确理解。李约瑟在谈到裴秀的“制图六体”时，除了翻译《禹贡地域图》自序之外，具体展开论述的问题，只有“矩形网格”制图法；而所谓“矩形网格”制图法，就是出自他把“准望”解作“画矩形网格”。

“画矩形网格”，是一种地图绘制形式，中国古代称做“计里画方”，即用等距矩形网格，覆盖整个图面。今存西安碑林的伪齐阜昌石刻《禹迹图》，是我国存世最早的采用计里画方形式的地图。

清初人刘献廷，最早把裴秀“制图六体”中的“准望”，与计里画方形式联系到一起。刘献廷谈到，元代朱思本的《舆地图》，“纵横画界，以五十里为一方，即准望之遗意也”(23)。虽然刘献廷的说法，看起来与李约瑟基本相同，但是，刘献廷并没有具体考察裴秀“制图六体”中其他各项准则的涵义，更没有涉及这些准则相互之间的关系。所以，这样的提法，并不具备深刻的学术意义。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尽管李约瑟在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时，已经读到了刘献廷的这一看法，却只是淡淡叙述说，刘氏充分认识到裴秀时代即已出现了矩形网格制图法(24)，而没有引述刘献廷提到的“准望”与计里画方的联系(25)。

有意思的是，主张“准望”为“方位”的胡渭一派主要代表人物，同样认为，裴秀的“制图六体”当中，包含有计里画方的内容。不过，这些人对于计里画方与“制图六体”关系的看法，并不一致，分为两种派别。第一派是胡渭等人认为，计里画方体现在“分率”当中，而不是“准望”，此即前引胡渭所云：“分率者，计里画方，每方百里、五十里之谓也。”王庸在这一点上，基本是秉承胡渭的观点，认为“图上的分率怎样表现，裴秀虽没有明说，大概是用计里画方的办法”(26)。第二派是王成组认为，计里画方体现在“准望”上。由于王氏与胡渭等人一样，认为“准望就是考校方位”，所以，他认为计里画方的功能，是“借以表明任何两地之间的方位关系”，“也就是以图上的方格为准，观察各地的四至八到”(27)。

上述诸种看法，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却有一个完全一致的共同点，这就是所有这些人，都是从地图的表现形式角度，来思考计里画方的问题，即在考虑计里画方问题时，不自觉地把“准望”或“分率”理解成为一种地图表现形式。

出现这种情况，本不足为怪。因为计里画方确实只是一种地图表现形式。然而，所谓“制图六体”，阐述的首先是制图准则问题，也就是制图的基本原理问题，而不仅仅是怎样来表现这一原理。在地图上标示等距矩形网格，既可以体现出编图比例，同时也可以反映各项地理要素所处的方位和相对位置，胡渭、王成组和李约瑟诸人，就是分别从这三个不同的角度出发，抓住计里画方所表述的一个侧面，来支撑自己对于裴秀“制图六体”的理解。就像曹婉如在讨论胡渭、王庸等人把“分率”与计里画方必然联系到一起的看法时所指出的那样，“画方固然是分率的具体表现，但有分率的图不一定都画方”(28)。同理，方位和相对位置关系正确的地图，同样不一定在图上画方。因此，胡渭、王成组和李约瑟诸人关于计里画方与“制图六体”之间关系的看法，恐怕都不一定能够成立；至少在制图准则的意义上，是绝对不能成立的。

李约瑟想到，利用计里画方的方法，可以“绘出地图各个部分之间的正确相对位置”，这样的思路，是很科学的。不过，要想在地图上，画出反映地面实际地理要素相对位置关系的“矩形网格”，从理论上讲，首先需要用“矩形网格”坐标（亦即平面直角坐标）来标定实际地物，然后，才能像用方格法缩放地图一样，把实际地理要素，缩小平移到地图上。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有一位名叫陶懋立的学者，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他谈到，所谓“准望”，就像现代地图上的经纬线一样，“以地之某方，图为某位也”，但由于“古人未解以北极定纬度”，于是，便往往“就国都与某适中之地起点，以为计里画方之数而已”(29)。“以地之某方，图为某位”这种说法，应该是把表现“准望”的计里画方，正确地理解为一种制图原理了。遗憾的是陶氏只是一语带过，并没有进一步深入阐释这一问题。

假如大地是一个水平的平面，那么，用这样的计里画方方法，亦即“矩形网格”坐标，来标定实际地物，确实可以起到标定各项地理要素的相对位置关系，也就是“正彼此之体”的作用，或许可以不妨像李约瑟那样，把“准望”解作“画矩形网格”。可是，大家知道，大地上并不存在水平的地面，所以，并不能这样简单地用“矩形网格”坐标，来标示实际地理要素。

现代制图学在绘制地图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选用合理的投影方法，把地球球体表面亦即大地水准面上的地理要素，转绘到平面地图上。在裴秀生活的时代，一般还没有地球球面的概念，是把大地视为平面。然而，地平面并不能等同于水平面，高山深谷地形高下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地形的起伏，会直接影响到两地间距离与方位的量算。

所以，古人在绘制地图时，同样需要首先解决如何把分布在起伏不平地面上的各项地理要素，转化到一个接近水平的平面上来的问题。不然，则无法准确地把这些地理要素绘制到平面地图上去。借用地图投影的概念，不妨认为，从观念上来说，需要以一种类似“平面水平投影”的形式，把立体的地形地物，转化到同一基准平面上来，并由此摆正或者说是正定各项地理要素的相对位置关系。——这应当就是裴秀所说的“正彼此之体”这句话的涵义。胡渭说“准望远近之实，必测虚空鸟道以定数”，事实上讲的只能是这种同一基准平面上的相对位置关系。只不过是把从地下向地表方向投影的概念，表述为从高空向地表俯瞰而已。

李约瑟把“准望”解作“画矩形网格”，在文字字义分析方面，是基于他判断：“‘准’可以肯定是指水平线。……‘望’……意即垂直线。”(30)水平线与垂直线相交织，便构成了矩形网格。曹婉如不赞成这种解释，认为“‘望’是远视或对准的意思，并没有垂直之意”(31)。在“并没有垂直之意”这一点上，曹婉如的意见是大体正确的。不过，曹婉如进而又推测：“‘准望’二字可以认为即‘平望’之意，或系指用水平仪以望测方向的意思。”(32)曹氏并以此来维护“准望”系指“方位”的观点，这就需要进行探讨了。

“准望”在中国古代，本来是表示地理测量的专门术语。魏晋南北朝时期使用这一术语的实例，如三国时牵招为曹魏雁门太守，郡治广武，井水咸苦，“招准望地势，因山陵之宜，凿原开渠，注水城内，民赖其益”(33)；又如南朝刘宋时，王浚为扬州刺史，上书请求在吴兴郡兴修水利，遣人“准望地势，格评高下，其川源由历，莫不践校，图画形便，详加算考”(34)。其“准望”一词的涵义，显然是指地理测量。因此，裴秀《禹贡地域图》自序中“准望”一语的涵义，也应当与此相去不远。

推本溯源，“准望”的这种语义，在古代有关测量的著述中，最早见之于《周髀算经》。《周髀算经》载周公问用矩之道于商高，商高答曰：“平矩以正绳，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测深，卧矩以知远。”约三国孙吴时人赵君卿注“正绳”云：“以水绳之正，定平悬之体，将欲慎毫厘之差，防千里之失。”(35)“正绳”即确定水准，而“望高”、“测深”、“知远”则都必须在水准的基础上进行，是三项最常用的地理测量用途。古人遣词用字，往往举偏以该全(36)，故举“望高”可以兼寓有“测深”、“知远”诸义。至魏晋间人刘徽撰《海岛算经》，不论“望高”、“测深”，还是“知远”，在叙述测量方法时，就一律用“望”来表述观测了(37)。所以，表示“水准”的“准”字与“望”字组合为“准望”，即可表述地理测量之义，故后世测量地势的工具有所谓“水平望尺”(38)。

“准望”的涵义如此丰富，显然不是仅仅测量“方位”所能局限。上面举述的同一历史时期的用例，也都是为复杂的水利工程量测地形，并非测定方位。裴秀云“准望”者，乃“所以正彼此之体也”，正是借用“准望”之地理测量这一涵义，表示用测量的方法，求得各项地理要素在同一水平面上的相对位置，这是绘制地图的一项重要准则。

从现代制图学原理来看，各项地理要素在同一水平面上的相对位置关系，实际上是在同一平面直角坐标体系中所处的不同位置。因此，对于每一项地理要素来说，所谓“准望”，也就意味着它的地理坐标(39)。

清朝康熙年间，天文世家礼部尚书何国宗，受圣祖钦命，参与绘制《皇舆全览图》，“以天度定准望，一度当二百里”(40)。这显然是以天文坐标来确定地理经纬度坐标(41)。平面直角坐标与地理经纬度坐标，虽然不尽相同，但是，在以“准望”表示坐标这一点上，“以天度定准望”的说法，应该说是非常准确地把握了“准望”的本质涵义，清末人简朝亮对此做有更为清楚的表述说：“准望者，准天文经纬而为地理之望也。”(42)道光年间，周济刊行《晋略》一书，在《裴秀传》中述及所谓“制图六体”时，特缀加“四至八道”一语来阐释“准望”的意义(43)。所谓“四至八道”（亦即“四至八到”），也就是各项地理要素在同一水平面上的相对位置关系，因此，周济可以说是目前所知最早比较准确地清楚理解并合理表述这一概念的古代学者。前述民国时人陶懋立将“准望”比作经纬度的提法，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

清道光己亥未隽斋原刻本周济著《晋略》

总括以上论述，简单地说，裴秀“制图六体”当中的“准望”，就是地理坐标。不过，在此需要特别予以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地理坐标，在制图准则的意义上，首先是指实际地物在水平投影平面上的坐标，其次才是把它转绘到地图上的反映。

三、裴秀制图诸体之间的关系

陶懋立可以说是最早体察到“准望”内在涵义的现代学者，可是他的独到看法，却从未引起学术界关注。出现这种情况，与陶氏缺乏系统的论述，特别是缺乏对“制图六体”的总体理解，具有很大关系。

裴秀在《禹贡地域图》的序言中，批评他所看到的汉代地图水平低下时，指斥这些地图的主要缺陷，是“各不设分率，又不考证准望”(44)。如前所述，王庸已经注意到，这说明在“制图六体”当中，“最主要的是‘分率’和‘准望’”。

裴秀“制图六体”之所以费解，关键在于“准望”；而“准望”之费解，除了一般人因缺乏投影观念而不易理解之外，还在于“准望”不仅仅是实际操作的准则或原理，同时也是一种绘制地图的基本观念。

这种观念是绘制任何一幅地图，首先需要给所要绘制的地理要素，确定其平面地理坐标。一旦确定这种平面地理坐标，就可以按照所需要的比例，将各种地理要素转绘到地图上去。用裴秀“制图六体”的术语来讲，就是根据各个地理要素的“准望”，按照特定的“分率”，来绘制地图。按照这样的理解，“分率”和“准望”，是裴秀制图诸体当中最基础的两项准则；而两相比较，“准望”更是绘制一幅地图需要最先确定的因素，此即裴秀所云“准望之法既正，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

那么，“准望”又是通过何种途径加以确定的呢？前面讲过，“准望”一词即源自地理测量。

早在西汉初年的《周髀算经》一书中，就已经记载有成熟的运用勾股定理进行三角测量的方法，而这一方法的产生，就是直接源自地理测量。三国孙吴时人赵君卿认为：“禹治洪水，决疏江海，望山川之形，定高下之势，释昏垫之厄，使东注于海而无浸逆，乃勾股之所由生也。”《周髀算经》当中不仅提及“望高”、“测深”、“知远”诸种测量方式，甚至记有测量太阳距地高度的具体方法(45)。至东汉初年成书的《九章算术》一书，列有“勾股”一章，专门记述测算“高深广远”的方法(46)。稍早于裴秀的魏晋间人刘徽，所著《海岛算经》，更是专门叙述各种地理测量方法。

从这些反映测量技术的专门著作中可以看出，在裴秀所处的西晋时期，如果社会需要，在技术上完全有能力，用仪器实测出各项地理要素之间比较精确的相对距离，包括水平直线距离(47)，只不过需要耗费较长的工时和付出较高的成本而已。上文引述的曹魏牵招和刘宋王浚在水利工程中所作的实地测量，就是很好的证明。

可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最常用的大范围、小比例普通地图，通常并不需要制作得十分精确。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一般是通过步测两点间的距离(48)，即“制图六体”当中的“道里”，来确定各项地理要素之间的相对位置，亦即“准望”。

由此可见，“道里”是确定“准望”的技术途径，此即裴秀所说，“道里”的功用是“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在裴秀制图诸体中，“道里”是比“分率”和“准望”要低一级的准则。

“道里”作为普通语词的基本语义，原本为道路里程。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裴秀的“制图六体”当中，“道里”的涵义不仅仅是里程距离，它同时也还包含着“方位”在内，即“道里”是一个矢量，它是指特定方向上的里程。中国古代地理书籍上往往记载有四至八到，云某地东北至甲地若干里、西南至乙地若干里，粗略地讲，这可以说就是“制图六体”中的“道里”。

确定地图“准望”需要的理想“道里”，是各项地理要素之间在同一水平面上的直线距离。所以，简单地说，“道里”就是地物之间的水平直线距离，此即胡渭所云“准望远近之实，必测虚空鸟道以定数，然后可以登诸图”，不过如上所述，在一般情况下，“道里”的数据是通过步测来获取的，而实际的测算工作，一般又只能在两点间的道路上实施，如胡渭所云：“道里者，人迹经由之路，自此至彼里数若干之谓也。”由于实际地形的起伏阻隔，“路有高下、方邪、迂直之不同”(49)，几乎所有两点之间的道路，都不可能是一条笔直或接近笔直的水平连线，二者之间会存在一定的偏差。

这种偏差如果不大，在古代地图所要求的精度允许范围之内，一般可以忽略不计，直接以两点间的道路里程作为“道里”，并据此推求相关地理要素的“准望”。但是，假若偏差超出了地图精度所要求的范围，就需要设法予以订正。裴秀“制图六体”中后面三项准则，即“高下”、“方邪”和“迂直”，就是把造成道路里程与水平直线“道里”偏差的地形因素，归纳为“高下”、“方邪”和“迁直”三种类别，并分别给出订正的原则。

本文第一部分所引胡渭对于“高下”、“方邪”和“迁直”的解释，是比较合理的。只是他解释“高下”的涵义，说“高谓冈峦，下谓原野”，似乎略嫌片面。其实，“高下”不仅针对高出于原野的冈峦。在绘制地图的实际操作中，应当是以比较辽阔的平野为推求“准望”的基准水平面。这样，“高下”针对的对象，也应当包括比基准原野低洼的沟谷陂池。

曹婉如在胡渭的基础上，对如何运用“高下”、“方邪”和“迁直”三体，做了更直观的图示说明，谓即“逢高取下，逢方取斜（邪），逢迁取直”(50)。按照上文的论述，曹氏的解说，除了“逢高取下”可更改为“逢高、下取平”之外，其余者很精当（见下曹婉如图改绘之示意图）。

逢高、下取平

逢方取斜

逢迂取直

由“高下”、“方邪”、“迁直”与“道里”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这三项是比“道里”更低一级的技术操作准则。清末人简朝亮尝有疏释云：“道里者，人迹所由也，此与虚空鸟道不同。自道里言之，则有高下焉，有方邪焉，有迁直焉，此三者与准望相求，皆以句股之法求之也。”(51)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揭示出准望、道里和高下、方邪、迂直这几项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

总结以上论述，裴秀制图诸体之间的关系，可以图示如下：

由上图可以清楚看出，所谓“制图六体”，实际上表述的是绘制地图的基本工作流程。

四、制图六体文本通说

前面谈到，通解全文，是正确解读“制图六体”的重要一环。在上面的论说中，为叙述方便，暂时回避了对裴秀《禹贡地域图》自序中相关内容的总体释读问题，而对于“制图六体”的正确理解，理应能够合理地释读裴秀有关“制图六体”的全部叙述。在前人的研究中，只有李约瑟和曹婉如做过通体译解的尝试(52)，却存在一些很值得商榷的地方。其他学者一些不尽合理的看法，大多也都直接与未能通畅地解读“制图六体”的总体内容有关。

为此，下面首先将裴秀有关“制图六体”的叙述，译解为现代汉语，然后再结合前人的看法，谈谈我的理解和体会。

时下绘制地图的准则有六项：第一项为分率，用它来处理实地广袤的缩小幅度；第二项为准望，用它来摆正各项地理要素的相对位置关系；第三项为道里，用它来确定准望所依据的距离数据；第四项为高下，第五项为方邪，第六项为迂直，这三项，要分别根据实际地理状况以选取所应采用的模式，用它来订正地势变化造成的距离误差（今制地图之体有六：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形，所以校夷险之故也）。

〔人们绘制的地图，〕假如有图形而没有〔统一的〕分率，那么就无法查看各项地理要素之间的实际〔直线〕远近距离；若是设有分率却没有〔系统的〕准望，虽然在图上某一局部会得到准确的相对位置关系，但是在其他部分，就难免会产生偏差。若是有准望而没有道里（案指“道路”），那么在山海绝隔的地方，就不能相互通行；只有道里（案指“步测之道路里程”），而没有经过高下、方邪、迂直这几个方面的订正，那么〔据此拟定的〕水平直线距离数值，必定与实际〔直线〕远近距离不符，从而失却准望的准确性（有图象而无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有分率而无准望，虽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虽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之于山海绝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

因此，一定要用这六项准则来规范绘图作业。这样，〔在绘制地图时〕实际地物的远近距离，由分率来确定；实际地物的相对位置关系，由准望来确定；实际的水平直线距离，通过道里（案指“步测道路里程”）来测定；而它的度数（案指“水平直线距离的具体数值”），则需要通过高下、方邪、迂直的折算来确定。所以，尽管有高山大海的阻隔，距离之辽远哪怕直到人迹罕至的异国他乡，道路之迂曲甚至上下盘绕到了怪异迷离的程度，却都能够一一确定这些地理要素。这是因为一旦定好测定准望的方法，那么不管各项地理要素之间曲直远近，都会得到准确的体现（故必以此六者参而考之。然后远近之实，定于分率；彼此之实，定于准望；径路之实，定于道里；度数之实，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筭。故虽有峻山巨海之隔，绝域殊方之迥，登降诡曲之回，皆可得举而定者，准望之法既正，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

裴秀这段文字的第一段，是讲制图诸体各自的功用及其相互关系，前面已经对此做过比较具体的论述。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今制地图之体有六”这句话中的“制”字，对于理解裴秀这段话至关重要，它表明这段话讲述的都是绘制地图而不是阅读利用地图的准则，前人对于“制图六体”的一些错误理解，往往与未能充分注意和把握这一点有关。下面主要针对文本本身的涵义与前人的看法，再略加说明。

关于“分率”，“分”作“分合”之“分”解，意即划分开来的每一量度单位；“率”则为“比率”的意思，两字合为一制图专门术语，表示每一量度单位的比率，即比例或比例尺。“辨广轮之度”：“辨”通“辨”(53)，在这里义为办理、处理。“广轮”语出《周礼》，谓：“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东汉马融释曰：“东西为广，南北为轮。”(54)这里是以“广轮”来表示实地的广袤程度。“度”表示“幅度”。如上所述，这段话是在讲绘制地图的基本准则，所以，在这里可以将其解作比例缩小的幅度。

前人论“分率”，基本上是一准胡渭的解释，谓“分率”乃“每方百里、五十里之谓”，即释分率为比例。惟胡渭以为“分率”一定是以“计里画方”的形式来体现，现在则一般认为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虽然可以或者可能画方，却并非必须或是一定要画方(55)。将“分率”释为比例或比例尺，固然不误，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下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这句话，是在具体解释在绘制地图过程中“分率”的作用。除了李约瑟将其译作“这就是为所要绘制的地图定出比例尺”之外，其他人大多都没有做出解释，说明大多数研究者并没有充分地从地图制作流程的角度，来理解“制图六体”。曹婉如把这句话翻译成为“用以分辨地图上的距离和面积的大小”，这似乎可以反映大多数人的思路。与李约瑟恰恰相反，这些人是从阅读和利用地图的角度，来理解“制图六体”当中的“分率”，而这样的思路，并不符合裴秀这段论述的主旨。

“准望”前面已经做过专门讨论。

“道里”本是中国古代地理书中常用的术语，前引胡渭语释曰：“道里者，人迹经由之路，自此至彼里数若干之谓也。”这样的解释，符合这一术语在古代的一般用法，即前文所述其表述道路里程的基本语义。后来的研究者，大多数人也都沿袭了这一解释(56)。李约瑟把“道里”译作“步测直角三角形的边长”，这脱离“道里”的本义太远，如曹婉如所云，恐怕“与裴秀原意不符”(57)。

由于李约瑟对于“道里”的理解存在明显问题，所以，他对裴秀原文中讲述“道里”功用的“所以定所由之数也”这句话的解释，同样没有参考意义。曹婉如在把“道里”释为“人行的道路”的同时，把裴秀解释“道里”这句话，翻译成为“用以定人行道路的里程”，若把二者结合在一起，差不多就成了“用人行的道路来定人行道路的里程”，同义重复，显然不够妥当。此“由”字，曹氏乃释为“经过之意”，其实在这里可释为“凭依”之义；“数”即数据。这句话本是承上文“准望”而来，故“所由”即指确定“准望”的依据，“数”字便可解作“距离数据”。

裴秀论述“制图六体”的第二段话，与讲述制图诸体功用的第一段话，主题明显不同，它是用虚拟的形式，设想假若缺乏制图诸体中的任何一体，绘制出来的地图，将会出现什么问题，以此强调说明，“制图六体”，缺一不可。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前所述，所谓“制图六体”，实质上是地图绘制作业连续流程中四道不同工序的作业原理，其中每一道工序的实现，都以前一道工序的存在为前提条件，而裴秀的虚拟假设，却是从业已形成的地图向最后一道工序，再依次向最初一道工序倒叙，论述地图上有后一道工序而缺乏前一道工序将导致怎样的后果。

因此，严格地说，这些假设的前提，都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比如“有图像而无分率”，画地图就是按照一定的比例，把实际地物缩小到纸面或其他载体上来，没有“分率”就根本不可能有“图像”，或者说没有“分率”的“图像”就不能称之为地图，所以，根本不存在没有“分率”的“图像”。又如“有分率而无准望”，比例尺作用的实现，依赖于特定的坐标体系，假如没有一定的坐标体系，比例尺将无所用之，因而，事实上也不存在没有“准望”的空洞“分率”。

这样，便很难从纯粹科学的角度，来理解裴秀这段话，只能把它理解为一种文学性很强的铺张描述。即使是这样，由于违背事物本身的特性，在进行这样的描述时，裴秀也不得不不同程度地改换制图诸体的固有概念。不然，行文将遭遇逻辑的障碍。譬如按照我在上文的译法，“分率”添加了“统一”的限定，“准望”添加了“系统”的限定。

最为严重的是，这段文字中前一处“道里”的涵义，由“制图六体”中所表示的“水平直线距离”，被完全改换成了表示“路径”语义的“道路”。这是由于“准望”本来完全是依据“道里”来确定的，这里却硬要假设“虽有准望，而无道里”，所以，不得不把“道里”的涵义改换成为“道路”。同一语词而随文变换语义，自是古人行文中常见的用法(58)，此处则因裴秀勉强随文演绎，势不得已，更不足为怪。

如前所述，作为普通语词的“道里”，其基本语义为道路里程。由“道路里程”转换成为“道路”，是由其基本语义内涵向内减省收敛。由于古代的道路里程，一般都是通过步测而得来，所以，“道里”亦可兼含有“步测之道路里程”的语义，将其理解为动词，便可表示“步测道路里程”。这段文字中的后一处“道里”以及下一段内容中的“道里”，就应当分别这样理解，而“制图六体”的“道里”这一专门术语，便是由此引申而来。因为在地面水平、两点间道路笔直的理想状态下，“步测之道路里程”即等同于水平直线距离，这也就是“制图六体”中的“道里”。“道里”的这种语义转换途径，可以图示如下：

由于“道里”的语义已经转换，于是裴秀又在下文，引入“径路”这一概念，用以衔接“道里”以下诸体，顺畅他的说法。李约瑟把“径路”译作“地图上标出的道路”，曹婉如释为“人行的路程”，似乎都不够得当。今案“径”字在这里应解作“径直”之义，“径路”即直路，也就是水平直线距离。在这里，裴秀实际上是用它来取代了第一段所讲的“道里”概念。

最后一段，在第二段虚拟陈述的基础上，返回到第一段的主题，重复论说制图诸体的功用。在这里，有三点需要特别予以说明。

一是首句“必以此六者参而考之”，“参”意指考察、验证，“考”意指了解，“之”代指绘制地图的工作，直译可译作“用这六项准则来查验掌握制图工作”，所以，这里将其意译为“用这六项准则来规范绘图作业”。

二是本段结束时，着重强调了“准望”在整个制图过程中的核心位置。

三是由于第二段中“径路”与“道里”的语义替代，影响到这里的叙述，依旧无法使“道里”恢复到它本来的制图术语涵义，改用“道里”表示步测道路里程。同时，由于文章排比形式的要求，又提出“度数”一语，来表述水平直线距离的具体数值。这样，“度数”便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制图六体”中“道里”原来的涵义。这里又一次体现出裴秀本人对于制图方法的隔膜。

五、论所谓沈括制图六体问题

在清初的胡渭之前，只有北宋的沈括，比较具体地谈论过如何运用裴秀“制图六体”来绘制地图的问题。沈括的论述，见于其所著《梦溪笔谈》：

地理之书，古人有飞鸟图，不知何人所为。所谓“飞鸟”者，谓虽有四至，里数皆是循路步之，道路迂直而不常，既列为图，则里步无缘相应，故按图别量径直四至，如空中飞鸟直达，更无山川回曲之差。

予尝为《守令图》，虽以二寸折百里为分率，又立准望，牙融傍验高下、方斜、迂直七法，以取鸟飞之数。图成，得方隅远近之实，始可施此法。分四至八到，为二十四至，以十二支、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八干、干坤艮巽四卦名之。使后世图虽亡，得予此书，按二十四至以布列郡县，立可成图，毫发无差矣。(59)

由于上述内容在传写刊刻过程中产生一些文字舛讹，现代学者对于它的理解，也出现了一定分歧。

学者们出现不同理解的文字，是“又立准望，牙融傍验高下、方斜、迂直七法”这一段话。

李约瑟读作“又立准望、牙融、傍验、高下、方斜、迁直七法”；又其中“牙融”，李约瑟据别本作“互融”，李氏并将其释作“相互融合”，认为其涵义“很可能是指相似直角三角形法，也可能是道里的延伸”；李氏又释“傍验”为“根据边部进行检查”。这是把“互融”和“傍验”视作与“分率”、“准望”、“高下”、“方斜”、“迁直”相并列的制图准则(60)。与李约瑟的观点相近，王成组虽然感到很难解释“牙融”和“傍验”的具体涵义，却同样认为这七个术语构成了所谓“制图七法”(61)。若是这样，似乎沈括对于裴秀的“制图六体”，又有了新的发展。

胡道静和曹婉如都不同意这样的看法(62)。除了二人同样认为“牙融”的“牙”字本为“互”字之外，胡道静还根据沈括书中回避其叔父沈同名讳的情况，推测“牙融”之“融”字本应作“同”，即“互融”应订正为“互同”。胡、曹二人还一致认为，“七法”之“七”应是“之”字的讹误；“傍验”并非专门名词术语，而应用作动词，与下文“高下、方斜、迁直之法”连读。

这样，按照胡道静的读法，这句话为：“又立准望、互同，傍验高下、方斜、迂直之法。”按照曹婉如的读法，则为：“又立准望、互融，傍验高下、方斜、迂直之法。”于是，“分率”与“准望”、“互同”（或“互融”）、“高下”、“方斜”、“迂直”，便构成了与裴秀“制图六体”相近的制图准则，胡道静谓此乃“沈括的‘制图六体’”。因此，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所谓“制图七法”。

胡道静和曹婉如澄清不存在“制图七法”，这一点十分正确。不过，如上文所述，裴秀的“制图六体”，是一个完整制图流程中各个主要工序的操作原理，假如确实存在一个可以与之比拟的沈括的“制图六体”，那么，就必须合理地解释，其中不同于裴秀“制图六体”的部分，在制图程序中所起的作用。

对此，胡道静起初在《古代地图测绘技术上的“七法”问题》一文中认为，“互同”的语义是“递推互校”，在地图学上的涵义等同于“道里”。曹婉如则据《尔雅·释诂》“融”有“长”义，推断“互融”应是指两地之间的路程；作为制图准则的涵义，同样等同于“道里”。

后来在《沈括》一文中，胡道静又改变看法，认为“道里”已隐含于“分率”之中，“互同”是与“道里”完全不同的另一项制图准则，它可能是指类似于现代地图使用的等高线标记，这是沈括对裴秀“制图六体”的发展和补充。这样一来，所谓沈括的“制图六体”，便与裴秀“相同者五，互异者一”，即无裴秀既有之“道里”而有裴秀所无之“互同”。

“互同”或“互融”若是等同于“道里”，沈括在其他“五体”都采用裴秀旧称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在此标新立异，另行创用如此生涩的术语。即使此说成立，那么也正说明沈括对于裴秀的“制图六体”，没有任何创新，所以无需多事辩说。

至于胡道静认为“互同”与等高线有关，更纯属揣摩之词，没有相应的事实依据。胡氏在裴秀“制图六体”之外，另拟“互同”一体，其逻辑前提，是沈括未尝提到的“道里”一体，业已隐含于“分率”之中，所以，“就不再作为一法”，无需叙说。殊不知“道里”并非他所理解的“地图上的距离”，而是确定“准望”的途径，是万万省略不得的制图程序，并不能被其他任何制图之“体”所隐含。可见，胡道静缺乏对于裴秀“制图六体”科学内容的正确理解。

沈括在这段话里没有提到“道里”这一术语，是因为他满篇讲述的就是“道里”问题。这段文字的核心内容，是论述地物之间的水平直线距离问题，而如前所论，这正是绘制地图所需要的理想“道里”。

胡道静把“互融”改订为“互同”，是因为他认为“互同”系表述制图准则的专门术语。这一前提既然难以成立，那么，胡氏的改订也就缺乏理据了。

其实，正像“傍验”不应读作专门名词术语一样，“互融”不过是表示相互融通的普通语词。“互融”与“傍验”及其以下文字应当连读，表示根据各段路径的具体情况，交互选取“高下”、“方斜”、“迂直”三种方法，“以取鸟飞之数”，亦即所谓“道里”(63)。

由此可见，沈括对于裴秀的制图理论，没有任何创新发展，并不存在所谓沈括“制图六体”。

附带谈论一下，前人称道沈括的地图学成就和贡献，除了上述所谓“制图六体”和制作立体地形图之外，主要还有两点，都与《梦溪笔谈》这段记述有关：一是说过去西晋裴秀和唐人贾耽所绘制的全国地图，都是以一寸折百里(64)，而沈括绘制的《守令图》是以二寸折百里，比例尺增大了一倍，所以“在精细程度上确有超越裴氏之处”(65)；二是说沈括因熟悉罗盘而以二十四至定道里方向，其精密程度，比传统的四至八到超出三倍，从而也使得所制地图更为准确(66)。

今按地图比例尺大小与所制地图的精密程度，并没有必然联系。一般来说，大区域的小比例尺地图，是依据小区域的大比例尺地图缩编而成。所以，对于同样面积的较大区域来说，比例尺越小，编绘难度越大。因此，沈括以二寸折百里的《守令图》，不但不一定会比裴秀以一寸折百里的地图更精密，而且从制图难度角度讲，还很可能要更容易一些。

其次，沈括改四至八到为二十四至，严格地说，与地图绘制毫无关系。上引《梦溪笔谈》原文，明确讲述沈括是在按照常规办法绘成地图，“得方隅远近之实”以后，才“按图别量”，“分四至八到，为二十四至”，所以，这只能用于提高复制地图的精度。

前面已经讲过，粗略地讲，四至八到就是确定“准望”所需要的“道里”。沈括明知二十四至比四至八到精确，却只能将其用于复制地图而不是绘制地图，这是因为在以粗略的步测为测量手段的情况下，过于细密的坐标方位划分，在实际操作时根本无法实现。

总结以上论述，可见沈括并没有发展裴秀创立的“制图六体”，他对古代地图学的理论贡献，主要是倡导采用二十四至，量取地图上的“道里”，作为记录地物相对位置的坐标参数，用以准确地复制地图，或是复原地图。当然，从理论上讲，利用这些参数，也可以根据需要，重新编绘地图。在地图印刷技术尚未普及的情况下（至少在沈括所处的北宋时期就是如此），这种复制或复原方法，对于地图的流通和使用，应当很有益处。

六、制图六体的提出及其在地图学史上的意义

本文开头即已指出，所谓裴秀“制图六体”，出自其所撰《禹贡地域图》自序。然而，《禹贡地域图》却并非裴秀个人的创制。于是，有人怀疑，“制图六体”乃至这篇序文都是出自他人之手。这样的看法，涉及“制图六体”的产生背景，并进而影响到对其学术史意义的评价。因此，有必要在此一并予以辨析。

王庸在20世纪30年代，最早注意到《水经·穀水注》记载裴氏有门客名京相璠，曾襄助其绘制地图，以为裴秀制作地图，即由京相璠这类人从事具体工作，而他本人，“大抵不过发凡起例”，盖“裴氏身为司空，其不能从事工作，固在情理之中”(67)。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学术界大体上都沿承了这种看法(68)。

可是，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却又出现了新的观点，而所谓新观点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源自对《水经注》有关记载的不同理解。《水经·穀水注》的相关记载，原文如下：

〔天渊〕池水又东流于洛阳县之南池，池即故翟泉也，南北百一十步，东西七十步。皇甫谧曰：“悼王葬景王于翟泉，今洛阳太仓中大冢是也。”……京相璠与裴司空季彦修《晋舆地图》(69)，作《春秋土地名》，亦言今太仓西南池水名翟泉。(70)

“季彦”为裴秀字。上文中“京相璠与裴司空季彦修《晋舆地图》”之“与”字的涵义，前人从未专门做过说明，然而从诸家的理解来看，大体上是读作“和”、“同”之义。1987年，刘盛佳发表《晋代杰出的地图学家——京相璠》一文(71)，不同意这种解读，认为“与”字应当读作“给予”之义；刘氏并把这句话翻译成白话为：“京相璠给裴秀编绘《晋舆地图》。”

刘盛佳认为，这样一来，京相璠就成了《晋舆地图》的编绘者，并因之而成为地图学家。刘氏评价说：“其在我国地图学史上的地位要高于裴秀。”刘氏复又推测说，此《晋舆地图》，极有可能就是《晋书·裴秀传》中所记载的《禹贡地域图》；由此进一步推论，则阐述“制图六体”的《禹贡地域图》序文，也有可能是根据京相璠等人的实践经验而撰述成文。

今按刘盛佳这篇文章，在研究方法和思路上都存在很大问题。虽然刘氏所叙述的内容，间或有能够予以科学论证的地方，但是，其所做论述，并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价值。所以，本来没有多大必要直接针对此文，进行讨论。在这里谈到刘盛佳的文章和他的看法，只是由于刘氏此文所涉及的一些主要问题，确实与“制图六体”的产生缘由，具有密切关系。

另外，在刘文刊布后，陈桥驿复撰文进一步引申发挥刘氏的观点。陈氏先是谓《禹贡地域图》的序言，“很可能是由京相璠执笔而让他（德勇按指裴秀）挂名的。则《禹贡地域图》显然就是京相璠（当然也包括其他助手）的作品。后世把这种古代的著名地图包括制图理论归之于裴秀，实在是一种历史的误会”(72)；继之又云：“完全可以肯定，《禹贡地域图》和‘制图六体’的知识产权应该属于京相璠。”(73)显而易见，陈氏更为明确地否定了旧史中裴秀提出“制图六体”的记载。

陈桥驿的这些看法，是写在随笔性的札记和文章当中。所以，与刘盛佳的看法一样，不拘对错，都有必要重新予以论证。

有关京相璠的记载，仅见于上文引述的《水经·穀水注》。所以，要想论证这些观点，必须首先重新审视这条唯一的史料。审视这段文字的逻辑结构，可以看到，郦道元在《水经·穀水注》中谈及京相璠，是因为他需要引述京相璠的《春秋土地名》，来论述翟泉的位置；而文中谈到裴秀的《晋舆地图》，则是为了说明《春秋土地名》的由来。至于“与”字，在这里应读去声，即“参与”之“与”。按照这样的理解，《水经·穀水注》这段话的意思，应当是讲：京相璠在参与裴秀编制《晋舆地图》工作过程中所撰写的《春秋土地名》一书(74)，对翟泉的位置所在有如此这般的记述。

通过对《水经·穀水注》的正确解读，可以得到一些重要信息。

首先，可以确认《水经·穀水注》所提到的《晋舆地图》，就是《晋书·裴秀传》记载的《禹贡地域图》。

裴秀编制的地图，见于其他文献记载的共有两种：一种是前述《禹贡地域图》；另一种为《地形方丈图》(75)，又省称《方丈图》(76)。对于《水经·穀水注》所谓《晋舆地图》，过去看法不一，有人认为是指《地形方丈图》(77)，有人如同刘盛佳，认为是指《禹贡地域图》(78)，但是几乎都没有进行论证，或是没有相应的论据。据记载，《地形方丈图》是依据一幅“天下大图”缩编而成，原图“备载名山都邑”，“王者可不下堂而知四方”(79)，并不涉及历史地理内容；而《禹贡地域图》的内容则是“上考《禹贡》山海川流，原隰陂泽，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国县邑，疆界乡陬，及古国盟会旧名，水陆径路”(80)，明显包括大量历史地理内容在内，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一部历史地图集(81)。

按照《水经注》的记载，京相璠既然是为编制《晋舆地图》而撰著《春秋土地名》，那么，两相比较，这种需要春秋古地名的《晋舆地图》，就不应该是《地形方丈图》，而只能是《禹贡地域图》。

其次，可以确认，京相璠与裴秀在编制《禹贡地域图》一事中的关系，是京相璠参与裴秀主持的制图工作。由此可以证实，在这一点上，王庸过去的说法，合乎实际。

在编制《禹贡地域图》时，裴秀身为司空，京相璠只是他的一位门客(82)。《晋书·裴秀传》谓裴秀所担任的司空一职，“职在地官”(83)。所谓“职在地官”，是自上古沿承下来的职事，相传夏禹平治水土，即因其身为司空(84)。这一职位，在东汉至魏晋时大体上是“掌水土事”，“凡营城起邑、浚沟洫、修坟防之事，则议其利，建其功。凡四方水土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85)。而据《礼记》记载，上古时“司空执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泽，时四时，量地远近，兴事任力”，“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86)；在记述战国法家治国措施的《商君书》中，更有司空负责丈量城邑的具体规定(87)，可以与《礼记》的说法相印证。可见，量度国家的地理状况，显然是司空的主要职事之一。

所以，不管是援依古例，还是按照西晋当时的制度，裴秀出面负责主持编绘《禹贡地域图》，而召集京相璠参与其中，本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裴秀乐于豢养通晓地理的京相璠为门客，恰恰可以说明他本人对地理一直很有兴趣，编绘《禹贡地域图》，并不仅仅是在履行所应承担的政务。

可是，刘盛佳却因脱离《水经·穀水注》原文的整体逻辑关系，看不出“京相璠与裴司空季彦修《晋舆地图》”，是“作《春秋土地名》”的限定前提，错误地把“修《晋舆地图》”与“作《春秋土地名》”视为相并列的两件事，并误解“与”字为“给予”之义，把“与裴司空季彦”，视作“修《晋舆地图》”和“作《春秋土地名》”的限定状语，得出“京相璠给裴秀编绘《晋舆地图》，撰写《春秋土地名》”的错误认识；刘氏复又援引《隋书·经籍志》中京相璠撰述《春秋土地名》的记载，以为按照他这种解读方式，可以先以此来验证《春秋土地名》确系出自京相璠之手，从而推论，与之相并列的《晋舆地图》，也必定同样是由京相璠绘制。这种建立在完全错误基础上的推断，结论自然不能成立。

其实，京相璠不仅不像刘盛佳等人所认为的那样，称得上是《晋舆地图》亦即《禹贡地域图》的真正编绘者，即使是他为编绘此图上的春秋时期地名而撰写的《春秋土地名》一书，也并非全都出自他一人之手(88)。因为《隋书·经籍志》明确记载，此书乃是“晋裴秀客京相璠等撰”(89)。这个“等”字说明，《春秋土地名》的撰述者，显然还包括有裴秀其他一些门客在内。清人丁国钧、丁辰父子即曾就此论述说：“《隋志》云‘璠等撰’，盖非出一人之手，以之为主，故题璠名。”(90)由此看来，京相璠在编制《禹贡地域图》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应该非常有限，甚至就连主要编绘者恐怕都谈不上(91)，根本不足以与主持其事的裴秀相提并论，更没有资格取而代之，领取《禹贡地域图》乃至“制图六体”的“知识产权”。

清光绪间木活字印本丁国钧著《补晋书艺文志》

恢复裴秀在编制《禹贡地域图》工作中“发凡起例”的领衔地位，并不意味着“制图六体”就一定出自他的创见。陈桥驿等人虽然质疑并试图剥夺裴秀对于“制图六体”的首创权，却没有找到有说服力的证据。在前面第四节的论述中已经指出，从裴秀讲述“制图六体”之第二段内容以下使用术语的混乱情况，可以看出，裴秀本人对于地图绘制理论，并不十分精通，甚至可以说还颇有些隔膜。假如是由一位从事实际技术操作的制图技术人员，来撰文阐述这些理论，不大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由此可以推论，所谓“制图六体”，应当是裴秀依据绘图技术人员准备的相应材料，铺叙修饰成文，予以表述出来。

前面对“制图六体”内容的分析表明，所谓“制图六体”，阐述的是中国古代制作任何一种地图都不可或缺的基本工作程序原理。换句话，只要能够称之为地图，那么，它在制作时就不能逃避这些准则。前面曾经谈到，裴秀在《禹贡地域图》的序文中，指斥其所见“汉氏舆地及括地诸杂图”，“各不设分率，又不考正准望”(92)，其实这是一种很不科学的说法。完全没有“分率”和“准望”，就根本不可能绘制出地图。“分率”或许不够精密，“准望”可能相当粗疏，但这并不等于完全没有。因此，从地图产生之日起，绘制地图的技术人员，就应当一直或不自觉或自觉地在奉行并传承着这些制图规则，只不过在具体制作地图时，其精细严整程度，往往不一定十分合乎理想的要求而已。

这种制图原理，直到普遍采用西方制图方法之前，在中国始终相承未变。清初的胡渭，说裴秀的“制图六体”，乃是“神解妙合”，而“志家终莫知其义”(93)。他所说的“志家”大致可以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地理学家。虽然这些“志家”或地理学家，大多根本无法理解裴秀的“制图六体”，可是绘制地图的方法，却一直沿承上古以来的旧规而没有发生改变。这一历史事实，可以充分说明，按照这样的制图原理来绘制地图，自另有一技术层面的传统和传承途径，并不依赖裴秀的理论阐释而存在。王庸虽然依据事务的一般发展规律来衡量，意识到所谓“制图六体”，不见得完全出于裴秀一人的创制，“可能是根据汉魏以来制图者积累的经验”(94)，却因未能真正理解“制图六体”的内在含义，而无法作出更为本质的判断。

基于这样的技术背景，裴秀根据绘图技术人员提供的资料来阐述所谓“制图六体”，就丝毫也不奇怪了；而裴秀叙述“制图六体”的意义，便更多地体现为用文字记录了古代的地图绘制准则，使文人了解地图绘制原理，并自觉地加以运用。唐代贾耽和北宋沈括的地图绘制活动，就深受裴秀“制图六体”的影响(95)。李约瑟称裴秀为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96)。依照本文的论述，这项桂冠似乎也只能体现在记录并用特定的术语来表述制图准则这一意义上。当然，仅仅是这一点，在一门学术发展的早期阶段，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借用王成组的话来讲，这终归是一件划时代的事件(97)。

原刊唐晓峰主编《九州》第四辑，商务印书馆，200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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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三五《裴秀传》，页1039—1040。

(2) （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北京，中国书店，1989）卷一五七《地部》一“地篇”引干宝《晋纪》，页677。

(3) 王庸《中国地理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第二章第四节《裴秀制图》，页57。

(4) （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九六《艺文部》二《图九》，页367。（唐）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卷八《地部》“地”，页100。（唐）徐坚《初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五《地理》上“总载地”，页90。宋官修《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85）卷三六《地部》一“地上”引《晋书》，页170。案除诸书所引裴秀自序之外，省称《禹贡地域图》为“地域图”之较早者，尚有《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二三《魏书·裴潜传》裴松之注引《文章叙录》，页673。

(5) 文见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六《地部》“地”，页100-101。案前人论裴秀“制图六体”，多依据《晋书》本传收录的《禹贡地域图》自序，陈连开始注意到《艺文类聚》等书所录裴秀自序的异文，说见所著《中国古代第一部历史地图集——裴秀〈禹贡地域图〉初探》，刊《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3期，页80。

(6) “辨”原讹作“辩”，据《晋书》本传并《初学记》卷五引文改。

(7) “三”原作“六”，此据《晋书》本传并《初学记》卷五、《太平御览》卷三六引文改。

(8) “形”，《初学记》引文作“行”，《晋书》本传引文作“宜”。

(9) “故”，《晋书》本传引文作“异”，《太平御览》卷三六引文作“数”。

(10) “回”原作“因”，此据《太平御览》卷三六引文改。

(11) 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62）第二章第二节《封建统一国家分裂时期地理学上的一些成绩（三国至南北朝）》，页19。

(12) （清）胡渭《禹贡锥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卷首《禹贡图》篇末识语，页122。

(13) （清）胡渭《禹贡锥指》卷首《禹贡图》篇末识语，页122—123。

(14) 王庸《中国地理学史》第二章第四节《裴秀制图》，页57—58。

(15) 王庸《中国地图史纲》（北京，三联书店，1958）第三章《裴秀制图及其在中国地图史上之关系》，页19。

(16) 沿承这一观点的代表性著述有：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第二章第二节《封建统一国家分裂时期地理学上的一些成绩（三国至南北朝）》，页19；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第三篇第二章《裴秀制图的实践与理论》，页73；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第八章第二节《传统制图理论的创立》，页292；卢良志《中国地图学史》（北京，测绘出版社，1984）第三章第二节《裴秀在地图学上的建树》，页44；曹婉如《裴秀京相璠》，载谭其骧主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第一卷，页151—153。唐锡仁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地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第五章第六节《地图测绘知识的发展》，页257。案：据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汉译本，北京，科学出版社，1976）第五卷地学第一分册第二十二章第四节《东方和西方的定量制图学》（页111）所述，法国学者沙畹，早在1903年，就袭用清人胡渭的解释，把“准望”翻译成“准确地定出方位”。

(17) 曹婉如《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的理论和方法初探》，刊《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卷第3期，1983年，页256；又《裴秀京相璠》，载谭其骧主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第一卷，页147，页153。

(18)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地学第一分册第二十二章第四节《东方和西方的定量制图学》，页110—111。

(19) 案：此《中国科学技术史》地学部分，在英文原本中编在第三卷，出版于1959年。李约瑟释“准望”为“矩形网格”，在国内似乎仅胡道静曾予以关注，在所著《古代地图测绘技术上的“七法”问题》一文中，称裴秀“制图六体”之“准望”，为“直角网格”。不过胡氏事实上只是转述李约瑟的结论而已，并没有自己的理解和论述。胡道静文载《中华文史论丛》总第五辑（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4），页236。

(20) （汉）刘熙《释名·释形体》，（清）王先谦《释名疏证补》本（清光绪丙申刊本）卷二，页12a。

(21)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四篇下，页166。

(22) 案前述沙畹把“准望”的作用释为“准确地定出方位”，其中“准确”二字，应当与李约瑟相同，也是出自对裴秀“正彼此之体”的“正”字的错误理解。

(23) （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57）卷二，页55。

(24)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地学第一分册第二十二章第四节《东方和西方的定量制图学》，页115。

(25) 案曹婉如把刘献廷列为主张“准望”为计里画方的代表人物，见所著《裴秀京相璠》，载谭其骧主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第一卷，页151。

(26) 王庸《中国地图史纲》第三章《裴秀制图及其在中国地图史上之关系》，页20。

(27) 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上册）》第三篇第二章《裴秀制图的实践与理论》，页73。

(28) 曹婉如《华夷图和禹迹图的几个问题》，刊《科学史集刊》第6期，1963年10月，页38。

(29) 陶懋立《中国地图学》，刊《中国地学会地学论丛》卷三，1927年，转引自曹婉如《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的理论和方法初探》，刊《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卷第3期，1983年，页253。

(30)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地学第一分册第二十二章第四节《东方和西方的定量制图学》，页111。

(31) 曹婉如《华夷图和禹迹图的几个问题》，刊《科学史集刊》第6期，1963年10月，页38。

(32) 曹婉如《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的理论和方法初探》，刊《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卷第3期，1983年，页253。

(33) 《三国志》卷二六《魏书·牵招传》，页732。

(34) 《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九九《二凶传·王濬》，页2435—2436。

(35) 《周髀算经》（北京，中华书局，1963，钱宝琮校点《算经十书》本）卷上，页22。

(36) 刘师培《古书疑义举例补》（北京，中华书局，1956，《古书疑义举例五种》本）九《举偏以赅全之例》，页179—180。

(37) （曹魏）刘徽《海岛算经》（北京，中华书局，1963，钱宝琮校点《算经十书》本），页265—272。

(38) （宋）沈括《梦溪笔谈》（上海，上海出版公司，1956，胡道静校注《梦溪笔谈校证》本）卷二五，页796。

(39) 中国古代在绘制地图时所采用的坐标体系，虽然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但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考察。在明确裴秀“制图六体”特别是“准望”的涵义之后，我拟另行撰文，讨论这一问题。本文所谓“平面直角坐标体系”，不过是一种权宜的表述形式而已。

(40) 《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卷二八三《何国宗传》，页10185。

(41) 案（清）阮元《畴人传》（上海，商务印书馆，1955）卷四一《何国宗传》（页518—521）载国宗在康熙年间，曾“实测各直省及诸蒙古之高度、偏度”，其所说“偏度”和“高度”即指经度与纬度，此即实测各地之经纬度坐标。

(42) （清）简朝亮《尚书集注述疏》（清光绪读书堂刻本）卷三《夏书·禹贡》，页230b。

(43) （清）周济《晋略》（清道光己亥未隽斋原刻本）卷二《裴秀传》，页7a。

(44) （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六《地部》“地”，页100。

(45) 《周髀算经》卷上，页13—34。

(46) （汉）佚名《九章算术》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63，钱宝琮校点《算经十书》本）《勾股》，页241—258。

(47) 有关情况可参看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地学第一分册第二十二章第四节《东方和西方的定量制图学》，页196—219；又曹婉如《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的理论和方法初探》一文，刊《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卷第3期，1983年，页256—257。

(48) 这里所说的“步测”，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并不排除在以步测为主的总体前提下，个别时候根据需要，采用一些诸如丈绳之类的简单工具进行丈量。

(49) （清）胡渭《禹贡锥指》卷首《禹贡图》篇末识语，页122。

(50) 曹婉如《裴秀京相璠》，载谭其骧主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第一卷，页154；又《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的理论和方法初探》，刊《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卷第3期，1983年，页256。

(51) （清）简朝亮《尚书集注述疏》卷三《夏书·禹贡》，页230b。

(52) 李约瑟的译文见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地学第一分册第二十二章第四节《东方和西方的定量制图学》，页110—114；曹婉如的译文见《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的理论和方法初探》，刊《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卷第3期，1983年，页256—257。

(53) 《荀子·议兵》“城郭不辨”，唐杨倞注云：“辨，治也，或音辦。”清人郝懿行以为古无“辦”字，故《荀子》多以“辨”为“辦”。唐、郝二说俱见清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卷一〇，页283。

(54) 据（唐）贾公彦《周礼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卷一〇，页702。

(55) 曹婉如《华夷图和禹迹图的几个问题》，刊《科学史集刊》第6期，1963年10月，页38。唐锡仁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地学卷》第五章第六节《地图测绘知识的发展》，页257。

(56) 王庸《中国地图史纲》第三章《裴秀制图及其在中国地图史上之关系》，页19。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第二章第二节《封建统一国家分裂时期地理学上的一些成绩（三国至南北朝）》，页19。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第八章第二节《传统制图理论的创立》，页291。

(57) 曹婉如《裴秀京相璠》，载谭其骧主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第一卷，页154。

(58) 说详刘师培《古书疑义举例补》六《二语相联字同用别之例》，页168—170。

(59) （宋）沈括《梦溪笔谈》之《补笔谈》卷三，页991—992。

(60)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地学第一分册第二十二章第四节《东方和西方的定量制图学》，页210—213。

(61) 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上册）》第三篇第四章《宋代制图的多样化》，页77。

(62) 胡道静《古代地图测绘技术上的“七法”问题》，刊《中华文史论丛》总第五辑，页236；又《沈括》，载谭其骧主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第二卷，页64—67。曹婉如《论沈括在地图学方面的贡献》，刊《科技史文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第3辑，页83。

(63) 唐锡仁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地学卷》第七章第四节《沈括在地学上的贡献》（页360）认为，沈括“取鸟飞之数”的提法，比裴秀“制图六体”中的“道里”，要“更明确更科学”。今按：如本文所论，裴秀所谓“道里”，本来就是指水平直线距离，即沈括所说“鸟飞之数”，故沈括这种说法，并没有什么比裴秀“更科学”的地方。

(64) 按此所云裴秀制全国地图，应指裴秀据旧有“天下大图”缩编的《地形方丈图》，见唐虞世南《北堂书抄》卷九六《艺文部》二《图九》之“方丈图”条引《晋诸公赞》，页367。案据《晋书》卷四七《傅玄传》附《傅畅传》（页1333），《晋诸公赞》又作《晋诸公叙赞》，惟《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卷三三《经籍志》二（页960）著录傅畅时为西晋秘书监，而《晋书》本传记载畅仕西晋官秘书丞，未详孰是。

(65) 胡道静《古代地图测绘技术上的“七法”问题》，刊《中华文史论丛》总第五辑，页236。

(66) 竺可桢《北宋沈括对于地学之贡献与纪述》，原刊于《科学》第11卷第6期，1926年，此据《竺可桢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页71—72。胡道静《古代地图测绘技术上的“七法”问题》，刊《中华文史论丛》总第五辑，页236。唐锡仁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地学卷》第七章第四节《沈括在地学上的贡献》，页360。

(67) 王庸《中国地理学史》第二章第四节《裴秀制图》，页60—61。

(68) 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第二章第二节《封建统一国家分裂时期地理学上的一些成绩（三国至南北朝）》，页19；Chen Qiaoyi, Map Making in Ancient China, China Reconstructs. pp. 42-43, Vol. XV, No. 4, April. 1966；卢良志《中国地图学史》第三章第二节《裴秀在地图学上的建树》，页48—49；曹婉如《裴秀京相璠》，载谭其骧主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第一卷，页155—156。唐锡仁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地学卷》第五章第六节《地图测绘知识的发展》，页258。

(69) 按“季彦”原作“彦季”，此从清杨守敬《水经注疏要删补遗》据《三国志》裴注引西晋荀勖《文章叙录》并《晋书》本传改本，见《水经注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页1463。

(70) 北魏郦道元《水经·穀水注》（台北，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70，影印乾隆五十九年刊清赵一清《水经注释》本），页902—904。

(71) 刘盛佳《晋代杰出的地图学家——京相璠》，刊《自然科学史研究》第6卷第1期，1987年，页58—65。

(72) 陈桥驿《裴秀与京相璠》，见所著《郦学札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页208—213。

(73) 陈桥驿《论学术腐败》，刊《学术界》2004年第5期，页134。

(74) 按如下文所论，所谓《晋舆地图》是指《禹贡地域图》。清人姚振宗似乎早已看出撰写《春秋土地名》一书与绘制《禹贡地域图》的关系，他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一书中引述《水经·穀水注》后写道：“按《晋书·裴秀传》，秀为司空，作《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奏之，璠等是书，盖作于其时，晋武帝泰始中也。”（（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55，重印开明书店《二十五史补编》本，页5152。）

(75)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卷三《述古之秘画珍图》，页76。

(76) （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九六《艺文部》二《图九》之“方丈图”条引西晋傅畅《晋诸公赞》，页367。

(77) 王庸《中国地图史纲》第三章《裴秀制图及其在中国地图史上之关系》，页22。

(78) 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第二章第二节《封建统一国家分裂时期地理学上的一些成绩（三国至南北朝）》，页19。

(79) （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九六《艺文部》二《图九》之“方丈图”条引西晋傅畅《晋诸公赞》，页367。

(80) 《晋书》卷三五《裴秀传》载裴秀《禹贡地域图》自序，页1040。

(81) 陈连开《中国古代第一部历史地图集——裴秀〈禹贡地域图〉初探》（《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3期，页76—79）一文，经过深入论证后认为，裴秀《禹贡地域图》“是以历代区域沿革图为主体的历史地图集”，所说信而有据。

(82) 《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一，页932；又卷三三《经籍志》二，页983。

(83) 《晋书》卷三五《裴秀传》，页1039。

(84) 《尚书·尧典》，据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一，页9b。

(85) 《续汉书·百官志》一，据《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志第二十四，页3561—3562。《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三九《百官志》上，页1219。

(86) 《礼记·王制》，据《礼记郑注》本（清嘉庆十一年张敦仁影宋刻本）卷四，页10a—11a。

(87) 《商君书·境内》记曰：“其攻城围邑也，国司空訾其城之广厚之数。”近人朱师辙释云：“訾，量也。”见蒋鸿礼《商君书锥指》（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五，页120。

(88) 案（唐）林宝《元和姓纂》（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页41b）记“晋有樗里璠，著《春秋土地记》三卷”，清人丁国钧以为“此书当即京相璠等所撰，因复姓又同名涉误”，所说应是。丁国钧说见其子丁辰撰《补晋书艺文志附录》（清光绪间锡山文苑阁木活字印《常熟丁氏丛书》本），页2a。

(89) 《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一，页932。

(90) （清）丁国钧撰，丁辰注《补晋书艺文志》（清光绪间锡山文苑阁木活字印《常熟丁氏丛书》本）卷一，页17a。

(91) 按王庸一派人虽然正确地承认，裴秀是编绘《禹贡地域图》的实际主持者，但同时对京相璠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却估价偏高。如王庸认为，此图“主要是出于京相璠之手”（《中国地图史纲》第三章《裴秀制图及其在中国地图史上之关系》，页22）；曹婉如认为：“裴秀在地图学方面取得的成就，当以京相璠之助为多。”（《裴秀京相璠》，载谭其骧主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第一卷，页155。）

(92) （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六《地部》“地”引，页100。

(93) （清）胡渭《禹贡锥指》卷首《禹贡图》篇末识语，页122。

(94) 王庸《中国地图史纲》第三章《裴秀制图及其在中国地图史上之关系》，页21。

(95) 《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一三八《贾耽传》（页3748）载贾耽进“陇右山南图”表云：“晋司空裴秀创为六体，……六体则为图之新意，臣虽愚昧，夙尝师范。”

(96)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地学第一分册第二十二章第四节《东方和西方的定量制图学》，页108。

(97) 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上册）》第三篇第二章《裴秀制图的实践与理论》，页74。

隋大兴城坊考稿

隋西京，曰大兴城，亦谓之京师。以高祖初都城西北之汉长安故城，又云新都。其地在汉属杜县，周之京兆万年县界，南侵终南山子午谷，北据渭水，东临灞、浐，西枕龙首原。出《玉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影印清光绪浙江书局刻本）卷一七四引唐韦述《两京新记》、北宋宋敏求《长安志》（北京，中华书局，1990，《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清乾隆毕沅刊《经训堂丛书》本，案下文引述《长安志》凡不另加标注者均属此本）卷六。《唐六典》（日本千叶，広池学园事业部印本，1973）卷七：今京城隋文帝开皇二年六月诏左仆射高颎所置，南直终南山子午谷，北据渭水，东临浐川，西次沣水。案宋程大昌《雍录》（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02）卷三引宋吕大防《长安图记》：《西京记》云大兴城南直子午谷，今据子午谷乃汉城所直，隋城南直石鳖谷，则已微西，不正与子午谷对也。程氏就此评判曰：古今水道有移改，山无移改也，此语盖吕氏亲见之详，可据也。浐水西岸有阪，文帝恶阪之名，改名长乐阪。出《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85，影印宋本）卷六二引《两京新记》。

高祖素嫌台城制度连小，又宫内多鬼妖。出《隋书·李穆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德勇案：此台城应指西汉以来之长安故城。尝梦洪水没都城，意恶之。出《通鉴》（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56）卷一八二。将迁都，夜与高颎、苏威二人定议。通直散骑常侍太史令庾季才旦而奏曰：“臣仰观玄象，俯察图记，龟兆允袭，必有迁都。且尧都平阳，舜都冀土，是知帝王居止，世代不同。且汉营此城，经今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愿陛下协天人之心，为迁徙之计。”帝愕然，谓颎等曰：“是何神也！朕自今已后信天有道矣。”然帝以初受命，仍甚难之。

太师李穆复上表曰：“帝王所居，随时兴废。天道人事，理有存焉。始自三皇，暨夫两汉，有一世而屡徙，无革命而不迁。曹、马同洛水之阳，魏、周共长安之内，此之四代，盖闻之矣。曹则三家鼎立，马则四海寻分，有魏及周，甫得平定，事乃不暇，非曰师古。往者周运将穷，祸生华裔，庙堂冠带，屡睹奸回，士有包藏，人稀柱石，四海万国，皆纵豺狼，不叛不侵，百城罕一。伏惟陛下膺期诞圣，秉箓受图。始晦君人之德，俯从将相之重。内翦群凶，崇朝大定，外诛巨猾，不日肃清。变大乱之民，成太平之俗，百灵符命，兆庶讴歌。幽显乐推，日月填积。久屈箕、颎之志，始顺内外之请。自受命神宗，弘道设教，陶冶与阴阳合德，覆育共天地齐旨。万物开辟之初，八表光华之旦，视听以革，风俗且移。至若帝室天居，未议经创，非所谓发明大造，光赞惟新。自汉已来，为丧乱之地，爰从近代，累叶所都，未尝谋龟问筮，瞻星定鼎，何以副圣主之规，表大隋之德？窃以神州之广，福地之多，将为皇家兴庙建寝，上玄之意，当别有之。伏愿远顺天人，取决卜筮，时改都邑，光宅区夏。任子来之民，垂无穷之业。应神宫于宸极，顺和气于天壤。治康物阜，永隆长世。臣日薄桑榆，位高轩冕，经邦论道，自顾缺然，丹赤所怀，无容噤默。”帝省表曰：“天道聪明，已有征应，太师民望，复抗此请，是则可矣！”出《隋书·庾季才传》、《隋书·李穆传》、《册府元龟》（北京，中华书局，1960，影印明崇祯刻本）卷一三。《太平御览》卷一五六引《两京新记》：帝以长安故城汉以来旧邑宫宇蠹朽，谋欲迁都。仆射苏威等议合帝旨，太史令庾季才奏当迁都。帝曰：“吾乃今知天道！”

遂于开皇二年六月丙申诏曰：“朕祗奉上玄，君临万国，属生人之敝，处前代之宫。常以为作之者劳，居之者逸，改创之事，心未遑也。而王公大臣，陈谋献策，咸云羲农以降，至于姬刘，有当代而屡迁，无革命而不徙。曹、马之后，时见因循，乃末代之宴安，非往圣之宏义。此城从汉代以来，雕残日久，屡为战场，旧经丧乱。今之宫室，事近权宜，又非谋筮从龟，瞻星揆日，不足建皇王之邑，合大众所聚。论变通之数，具幽显之情，同心固请，词情深切。然则京师百官之府，四海归向，非朕一人之所独有，苟利于物，其可违乎？且殷之五迁，恐民尽死，是则以吉凶之土，制长短之命。谋新去故，如农望秋。虽暂劬劳，其究安宅。今区宇宁一，阴阳顺序，安安以迁，勿怀胥怨。龙首之山，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斯。公私府宅，规模远近，随来条奏。”出《隋书·高祖纪》上。德勇案：“此城从汉代以来”，“代以来”三字《隋书》原本无，据《册府元龟》卷一三补；又“恐民尽死”，“民”《隋书》原作“人”，盖避唐太宗讳改，据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昭和二年发行《大正新修大藏经》本）卷一二回改；“龙首之山”，“之”字《隋书》原本无，据《历代三宝记》卷一二补。

诏规建制度，先筑宫城，次筑皇城，次筑外郭城。出元李好文《长安志图》（清乾隆毕沅校刻《经训堂丛书》本）卷下。德勇案今本《长安志图》本记此诏颁布日期为“隋开皇三年六月”，而据《隋书·高祖纪》开皇三年三月，隋室即已迁居新修大兴城中，故此“三年”自属“二年”之讹误，今改正。仍诏左仆射高颎、上柱国陇西郡公李询领营新都大监，颎总领其事，京兆尹彭城郡公虞处则领营新都总监，将作大匠刘龙、太子左庶子宇文恺、工部尚书钜鹿郡公贺娄子干领营新都副监，太府少卿张煚、高龙叉领营新都监丞。宇文恺创制规模，凡所规划，皆出于恺。《隋书·高祖纪》上：仍诏左仆射高颎、将作大匠刘龙、钜鹿郡公贺娄子干、太府少卿高龙叉等创造新都。《隋书·高颎传》：领营新都大监，制度多出于颎。《太平御览》卷一五六引《两京新记》：左仆射高颎总领其事，太子左庶子宇文恺创制规模。唐《故邛州别驾陇西公李君墓志》：祖询，隋上柱国，营新都大监。《隋书·虞处则传》：开皇初，迁京兆尹，封彭城郡公，营新都总监。《隋书·宇文恺传》：及迁都，上以恺有巧思，诏领营新都副监。高颎虽总大纲，凡所规划，皆出于恺。《唐六典》卷七：隋新都，太子左庶子宇文恺创制规模。《隋书·贺娄子干传》：征授营新都副监，寻拜工部尚书。德勇案：刘龙司职，史载不详，其时刘龙为将作大匠，高祖诏书列其名于高颎之次、贺娄子干之前。《隋书·张煚传》载：及高祖受禅，煚俄迁太府少卿，领营新都监丞，丁父忧去职。隋制，太府少卿置员一人，故高龙叉当继张煚任太府少卿职，依前兼领新都监丞。案《隋书》卷四五《文四子·房陵王勇传》记高龙叉后司职副将作大匠，然今本《隋书》讹龙叉名作“高龙义”，宋敏求《长安志》卷六《唐宫室》复讹作“尚龙义”，检《北史》卷七一《隋宗室诸王·房陵王勇传》仍作“高龙叉”，可证当以《隋书·高祖纪》为是。

七月癸未，诏新置都处故墓悉令迁葬，仍诏人工无主者，官发殡葬。出《册府元龟》卷一三。十二月丙子，名新都曰大兴城。《隋书·高祖纪》上：开皇二年十二月丙子，名新都曰大兴城。《历代三宝记》卷一二：开皇二年，诏建新都，因即名城曰大兴城，殿曰大兴殿，门曰大兴门，县曰大兴县，园曰大兴园，寺曰大兴善寺。唐释道宣《续高僧传·阇那崛多传》（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昭和二年发行《大正新修大藏经》本）：园花池沼，其号并同。《太平御览》卷一五六引《两京新记》：隋文初封大兴公，及登极，县、门、园、池，多取其名。《长安志》卷七：文帝初封大兴郡公，及即位，以名城、县、门、殿、园、池及寺焉。《隋书·高祖纪》上：周明帝即位，授右小宫伯，进封大兴郡公。

开皇三年，春正月，庚子，将入新都，大赦天下。三月丙辰，雨，常服入新都。出《隋书·高祖纪》上。德勇案：《太平御览》卷一五六引《两京新记》云：开皇二年六月十八日移入新都。系误书文帝下诏迁都之时为迁入新都时日。

及炀帝大业九年，复发丁增筑城垣。《隋书·炀帝纪》：大业九年三月丁丑，发丁男十万，城大兴。大业末，杨玄感反，又增筑之。《隋书·李敏传》：杨玄感反后，城大兴城，敏之策也。

明崇祯毛晋汲古阁刊《津逮秘书》本王应麟著《通鉴地理通释》

宫城

宫城曰大兴宫。出宋王应麟《玉海》卷一七四。东西四里，南北二里二百七十步，周十三里一百八十步，崇三丈五尺。南即皇城，北坻苑，东即东宫，西有掖庭宫。出《长安志》卷六。德勇案：《太平御览》卷一五六引《两京新记》、宋赵彦卫《云麓漫钞》（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丛书集成》初编影印《涉闻梓旧》本）卷八引宋吕大防《长安图记》，并作南北“二里四十步”，二书复同云宫城“周十三里一百八十步”，唐三百六十步一里，依《长安志》方与城周长相合。又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5）及日本学者福山敏男《唐长安城之东南部》转述吕大防这一题记，俱误作南北“二里二百四十步”，衍“二百”。又《新唐书·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载唐宫城长千四百四十步，广九百六十步，周四千八百六十步，合长四里，广二里二百四十步，周十三里一百八十步，其“广二里二百四十步”亦与周长不合，今不取。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曰：隋时规建，先筑宫城，次筑皇城，次筑外郭城，故西京宫城最在北，皇城在宫城南，外郭城又在皇城南也。德勇案：徐说于史无征，或出于徐氏臆度。

宫城正殿曰大兴殿。《长安志》卷六：宫城正殿太极殿，隋曰大兴殿。《隋书·房陵王勇传》，高祖御大兴殿。《隋书·高祖纪》下：仁寿四年八月丙子，高祖梓宫殡于大兴前殿。《通鉴》卷一八〇胡注：大兴前殿，大兴正殿也。《旧唐书·高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武德元年五月，改隋大兴殿为太极殿。唐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上海，上海出版社点校本，1983）卷二：大业十三年十月壬戌，李渊率百僚，备羽仪法物，迎代王即位于大兴殿。东廊有左延明门，西廊有右延明门。《禁扁》（上海，古书流通处，民国影印清康熙刊《楝亭十二种》本）卷戊：隋西京宫中有左、右延开门。《长安志》卷六：唐太极殿东廊有左延明门，西廊有右延明门。德勇案：《禁扁》之左、右“延开门”应是左、右“延明门”之讹，此唐门名应承自隋朝。正殿南宫城正门曰广阳门。《长安志》卷六：正殿南承天门，开皇二年作。初名曰广阳门，仁寿元年改曰昭阳门（《唐六典》所记略同）。《隋书·高祖纪》下：开皇九年夏四月庚戌，上御广阳门，宴将士，颁赐各有差。《隋书·房陵王勇传》：集群官于广阳门外，宣诏以戮勇。《隋书·五行志》上：大业十二年，显阳门灾。旧曰广阳，则帝之姓名也。国之崇显，号令之所由出也。《隋书·礼仪志》四：隋制，正旦及冬至，文物充庭，皇帝出西房，即御座。皇太子卤簿至显阳门外，入贺。复诣皇太后御座，拜贺讫，还宫。《隋书·礼仪志》三：开皇中，乃诏太常卿牛弘、太子庶子裴政，撰宣露布礼。及九年平陈，元帅晋王以驿上露布。兵部奏，请依新礼宣行。承诏集百官、四方客使等并赴广阳门外，服朝衣，各依其列。内史令称有诏，在位者皆拜。宣讫，拜；蹈舞者三，又拜。《隋书·礼仪志》三：隋制，季春晦，以禳阴气；秋分前一日，禳阳气。有司预备雄鸡羝羊及酒于宫门为次。未明，鼓噪以入，方相氏执戈扬盾，周呼鼓噪而出，合趣显阳门，分诣诸城门。门外两观。出《太平御览》卷一八三引《两京新记》。《通鉴》卷一七七：开皇九年四月丙辰，帝坐广阳门观。胡注：广阳门之观阙也。广阳门东曰长乐门，西曰永安门。《唐六典》卷七：唐宫城南面三门，中曰承天，东曰长乐，西曰永安。《隋书·王劭传》：仁寿中，文献皇后崩，劭复上言曰：皇后迁化，不在仁寿、大兴宫者，象京师之永安门，平生所出入也。德勇案：唐宫城南面长乐、广阳、永安三门均应承自隋朝。东面一门建春门。《长安志》卷六：唐太极宫东面一门凤凰门，隋曰建春门，后改通训门。西面二门，南曰通明门，北曰嘉猷门。《长安志》卷六：唐太极宫西面二门，南曰通明门，北曰嘉猷门。德勇案：唐太极宫西面通明、嘉猷二门应承自隋朝。北面二门，正北曰玄武门，次东曰安礼门。《禁扁》（上海，古书流通处，民国影印清康熙刊《楝亭十二种本》）卷戊：隋西京宫城有玄武门、安礼门。《太平御览》卷一八三引《两京新记》：唐宫城北面三门，正北玄武，次东安礼门、玄德门。《隋书·房陵王勇传》：高祖惑于邪议，遂疏忌勇。乃于玄武门达至德门量置候人，以伺动静，皆随事奏闻。《通鉴》卷一七九胡注曰：玄武门，隋大兴宫城正北门。德勇案：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长安志》卷六，记长安太极宫北面三门与《两京新记》同，惟《长安志》明确记述最东面的玄德门乃“东宫北门”，是则除去东宫之后的宫城主体部分，实际仅有玄武门和安礼门两座城门，其名称均应承自隋朝。当广阳门内，北有大兴门。《唐六典》卷七：承天门北太极门，隋曰大兴门，炀帝改曰虔福门。德勇案：虔福，《长安志》作“干福”。门内即大兴殿。出《唐六典》卷七。复有大兴后殿。《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大业十三年十月十一日丙辰，代王先在东宫，乃奉迎居于大兴后殿。

近大兴殿有顺阳阁。《通鉴》卷一八四：义宁元年十一月，李渊迎代王于东宫，迁居大兴殿后，听姚思廉扶至顺阳阁下，泣拜而去。大兴殿北东偏有虔化门。《唐六典》卷七：唐太极殿次北曰朱明门，左曰虔化门。德勇案：“虔化”《长安志》作“干化”。又《通鉴》卷一八四，义宁元年十一月，李渊自长乐宫入长安，以武德殿为丞相府，日于虔化门视事。胡注曰：虔化门在大兴殿前东偏。今案胡说不够准确，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曰：《通鉴》，高祖封唐王时，日于虔化门视事，是虔化隋旧门名也。大兴殿北有中华殿。《唐六典》卷七：唐朱明门次北曰两仪门，其内曰两仪殿，隋曰中华殿。中华殿东有武德殿。《唐六典》卷七：唐虔化门之东曰武德西门，其内有武德殿。《隋书·高祖纪》下：开皇十九年正月，大射武德殿，宴赐百官。又《隋书·崔彭传》：高祖尝宴达头可汗使者于武德殿，有鸽鸣于梁上，上命彭射之。既发而中，上大悦，赐钱一万。《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三：义宁元年十一月甲子，少帝以李渊为丞相，进封唐王，位在王公上，以武德殿为丞相府。

别有射殿。《隋书·高祖纪》上：开皇六年九月，上素服御射殿，诏百僚射，赐梁士彦三家资物。嘉则殿。《隋书·高祖纪》下：开皇十三年二月，宴考使于嘉则殿。唐杜宝《大业杂记》（清光绪中归安陆氏刊《十万卷楼丛书》摘录本）：初，欲迁都洛阳，移京师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大业元年，敕柳顾言等入嘉则殿简次。文思殿。《隋书·高祖纪》下：开皇十一年正月，皇太子妃元氏薨，上举哀于文思殿。含章殿。《隋书·裴肃传》：肃至京师，见高祖于含章殿。《隋书·许善心传》：开皇十六年，有神雀降于含章闼，高祖召百官赐宴，告以此瑞。善心于座请纸笔，制《神雀赋》，其词曰：至尊未明求衣，晨兴于含章之殿，爰有瑞爵，翱翔而下。崇德殿。《隋书·炀帝纪》上：大业五年二月，上御崇德殿之西院，愀然不怡，顾谓左右曰：此先帝之所居，实用增感，情所未安，宜于此院之西别置一殿。承乾殿。《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1）卷九三引《大业杂记》：三年，帝御崇德殿，不怡，曰：“先朝不甚御此殿，宜于此馆之西别为一殿。”因乃造承乾殿，后改为毓德殿。德勇案：据上崇德殿条引《隋书·炀帝纪》，其事似应在大业五年，疑此“三年”为“五年”之讹。唐王方庆《魏郑公谏录》（清光绪五年定州王氏谦德堂刊《畿辅丛书》本）卷四《对所居殿隋文帝造》：太宗谓房玄龄等曰：“朕所居殿，隋文帝造，已经四十馀年，损坏处少。唯承乾殿是炀帝造，工多觅新奇，斗栱至小，年月虽近，破坏已多。今为政更欲别作意见，亦恐似此屋耳。”公对曰：“昔魏文侯时，租赋岁倍，有人致贺，文侯曰：‘今户口不加，租赋岁倍，此由课敛多，譬如皮，熟之令大则薄，令小则厚，理人当亦如此。’由是魏国大化。臣今量之，陛下为政，百夷宾服，天下已安，但须守今日化道，亦归之于厚，此即是已足也。”仁风殿。《隋书·北狄西突厥传》：炀帝将西狩，六年，西突厥酋长射匮遣使求婚，帝于仁风殿召其使者。紫微殿。《长安志》卷六，于唐西内大明宫下所附别见者中列有紫微殿，贞观末，阿史那社尔平龟兹，献俘于此殿。疑此唐紫微殿即承自隋朝。

德勇案：元王士点《禁扁》卷乙列举隋宫殿名，在西京大兴宫正殿大兴殿之下，依次列有中华、嘉则、武德、观德、明德、大仪、弘徽、桂华、圆基、澄华、景华、清暑、澄光、翠华、合欢、成象、崇德、临芳、仪鸾、仁风、凝芳、紫麟、武成、徽猷、紫微、香风、瑶泉、文思、漏景、含象、显仁、巢鸾、含凉、临华、允武、光辟、临光、流杯、凝华、凝晖、结绮、飞宇诸殿，虽没有标明所属宫区，但其中如中华、嘉则、武德、崇德、仁风、文思、紫微诸殿，并见上文，可以确认位于大兴宫内，或有可能隶属于大兴宫；明德殿很可能为大兴宫之东宫正殿，观德殿在大兴城禁苑，俱见下文，故其余各殿似有一定可能亦同属大兴城内，姑且列此备考。又案《禁扁》著录隋代宫室建置，内容和次序都比较杂乱，似不尽可信；另外，宋初人李昉撰《历代宫殿名》一书，亦记有诸多隋代宫室建置名称，王士点的《禁扁》似即从中多有因承，但《历代宫殿名》的内容和次序较《禁扁》更为杂乱，几乎完全无从判定书中所记宫室建置是归属于大兴城，还是洛阳城，抑或其他离宫别馆，其可信性和所在地点，尤其需要参考其他记载，审慎斟酌。所以，除个别有明确记载者或另有文献印证，对《禁扁》和《历代宫殿名》所著录的隋代宫室建置，在此一般不予采录。

东宫。正殿曰明德殿，本名嘉德殿。《长安志》卷六：东宫正殿曰明德殿，本名嘉德殿。德勇案：唐明德殿或承自隋朝。殿南嘉德门外东廊有左永福门，西廊有右永福门。《长安志》卷六：嘉德殿南有嘉德门，门外东廊有左永福门，西廊有右永福门。德勇案：唐东宫左、右永福门应承自隋朝。正殿南东宫正门曰重明门。重明门东曰永春门，西曰广运门。《太平御览》卷一八三引《两京新记》，列举唐宫城南面诸门名称，在大兴宫南门永安、承天、长乐三门之东的东宫南面，自西向东，依次记述有广运、重明、永春三门。德勇案：唐长安城宫城太极宫与东宫南面诸门名称，传世文献，久有舛误，请参见拙著《隋唐两京丛考》所做考辨。唐东宫南面广运、重明、永春三门名称，应即承自隋朝。北面门为至德门。《隋书·房陵王勇传》：高祖惑于邪议，遂疏忌勇。乃于玄武门达至德门量置候人，以伺动静，皆随事奏闻。《通鉴》卷一七九胡注：至德门在宫城东北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永乐大典》载《太极宫东宫图》，北门为至德门，案至德门当是隋时旧名。有宣慈殿。《隋书·萧吉传》：房陵王时为太子，言东宫多鬼魅，鼠妖数见。高祖令吉诣东宫，禳邪气，于宣慈殿设神座，有回风从艮地鬼门来，扫太子座。吉以桃汤苇火驱逐之，风出宫门而止。

掖庭宫。《隋书·五行志》上：开皇中，每夜有人来挑宫人。其后有物如人，夜来登床。宫人抽刀斫之，若干枯骨，其物落床而走。宫人逐之，因入池而没。明日，帝令淘池。得一龟，径尺余，其上有刀迹。杀之，遂绝。长秋监在宫西南。《长安志》卷七：掖庭西南、安福门内、大横街北，有内侍省，隋长秋监。《隋书·百官志》下：炀帝即位，多所改革。三年定令，改内侍省为长秋监。

皇城

皇城。东西五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三里一百四十步，出《唐六典》卷七、《玉海》卷一七四引《两京新记》。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曰：《新书·志》，皇城长一千九百一十五步，广一千二百步。案唐法以三百六十步为里，则南北之广当作一千二百二十步。周十七里一百五十步。出《云麓漫钞》卷八引吕大防《长安图题记》。南面三门，正南中曰朱雀门。《唐六典》卷七：唐皇城南面三门，中曰朱雀，门正南当明德门，正北当承天门，门外横街正东直春明门，正西直金光门。《玉海》卷一七四引《两京新记》：唐皇城南面三门，正南曰朱雀门。《隋书·食货志》：开皇九年，陈平，帝亲御朱雀门劳凯旋师，因行庆赏，自门外，夹道列布帛之积，达于南郭，以次颁给，所费三百徐万段。《隋书·列女传·陆让母》：上集京城士庶于朱雀门，遣舍人宣诏曰：“冯氏以嫡母之德，足为世范；慈爱之道，义感人神。特宜矜免，用奖风俗。”《旧唐书·李密传》：李密讨炀帝檄文有“兼朱雀门烧，正阳日蚀”。东曰安上门，西曰含光门。《唐六典》卷七：唐皇城南面三门，朱雀左曰安上，右曰含光。《玉海》卷一七四引《两京新记》：朱雀门东曰安上门，西曰含光门。《隋书·礼仪志》二：开皇初，社稷并列于含光门内之右。德勇案：唐皇城南面安上、朱雀、含光三门均应承自隋朝。东面二门，北曰延喜门，南曰景风门。西面二门，北曰安福，南曰顺义。《唐六典》卷七：皇城东面二门，北曰延喜，南曰景风；西面二门，北曰安福，南曰顺义。《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大业十三年十月十一日丙辰昧爽，诸军咸自逼城，李渊闻而驰往，才至景风门东面，军头雷水吉等已先登而入，守城之人分崩。德勇案：唐皇城东西两侧之延喜、景风、安福、顺义四门均应承自隋朝。其中左宗庙，在唐安上门之东。出《唐六典》卷七，详下太庙。右社稷。在含光门内之西。出《唐六典》卷七，详下太社。城中南北七街，东西五街。出《玉海》卷一七四引《两京新记》。百僚廨署，列乎其间。出《唐六典》卷七。《长安志》卷七：自两汉以后，至于晋、齐、梁、陈，并有人家在宫阙之间。隋文帝以为不便于事，于是皇城之内，惟列府寺，不使杂人居之，公私有辨，风俗齐肃，实隋文新意也。

隋皇城北附宫城，南直朱雀门，皆有大街，各广百步。出《云麓漫抄》卷八引宋吕大防《长安图题记》。广阳门外有东、西朝堂。《长安志》卷六：唐承天门外有朝堂。《隋书·高祖纪》下：开皇十一年五月，诏百官悉诣朝堂上封事。《隋书·柳骞传》：大业三年，车驾还京师，拜为齐王府长史。帝法服临轩，备仪卫，命齐王立于西朝堂之前，北面。牛弘宣敕谓齐王曰：我昔阶缘恩宠，启封晋阳。出藩之初，时年十二，先帝立我于西朝堂。《太平广记》卷一三五并宋季心子《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7）卷一引《两京新记》：长安朝堂，即旧杨村，村门大树犹在。初，周有异僧枨公，言词多验。时有人集于树下，枨公逐去之，曰：“此天子坐处，汝等何敢居此！”至隋文即位，果移都于此。后隋末望气者云：“乾门有天子气，连太原，甚盛。”炀帝乃置离宫，数游汾阳以厌之。后唐高祖起并、汾，遂有天下。唐张《朝野佥载》（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丛书集成》初编排印《宝颜堂秘笈》本）卷一：西京朝堂北头有大槐树，隋曰唐兴材（村）门首，文皇帝移长安城，将作大匠高颎常坐此树下检校。后栽树，行不正，欲去之。帝曰：高颎坐此树下，不须杀之。至今先天，百三十年，其树尚在。柯叶森竦，株根盘礴，与诸树不同。

广阳门街之东、宫城之南第二橫街之北。

侧唐安上门街之西，有左监门卫、左翊卫二府。《长安志》卷七：左千牛卫次东左卫，隋左监门卫、左翊卫二府之地，武德初并为此卫，卫东安上门街。

广阳门街之东、第六横街之北。

抵皇城有太府寺。《长安志》卷七：安上门街街东第一少府寺，次东左藏外库院，隋太府寺置于此，又分置坊院。东有南北街，街东即皇城东面、景风门南也。

广阳门街之东、第七横街之北。

唐安上门街街东第一太府寺玉作坊。次东太庙。《长安志》卷七：安上门街街东第一太庙，其地本隋太府寺玉作坊，坊中有御井。贞观中废玉作坊，于此置太府寺赐坊，以曝四方贡赋之物湿者，先天中置庙废坊焉。《长安志》次之又载有中宗庙和元献皇后庙。德勇案：唐太庙乃承隋代之旧，非先天中所置。《唐会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卷一七：开元五年正月二日，太庙四室崩，上召宰臣宋璟、苏颋问其故，又召姚崇相询。《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影印清嘉庆原刻本）卷二〇六姚崇《对太庙屋坏奏》曰：太庙殿本是苻坚所造，隋文帝创立新都，移宇文庙故殿造此庙，国家又因隋氏旧制，岁月滋深，朽蠹而毁。又《全唐文》卷二八一陈贞节《驳孙平子请袝孝和皇帝议》曰：今国家太庙，因隋旧制。开皇之际，创造新都，移故太极殿，是苻坚所造，经今将四百年，日月滋深，朽蠹而毁。又《全唐文》卷二九四储无量《太庙屋坏请休德疏》：臣案《括地志》云：“隋文帝创立新都，移宇文庙故殿，改造此庙。”德勇案：隋唐太庙本在一地，则隋太府寺玉作坊即应另属他处。检《唐会要》卷一二载：初令以仪坤庙为中宗庙，至开元四年八月九日，敕宣于太庙西少府监赐坊别造中宗庙，隶入太庙署。今案太庙北隔横街为唐少府监，太府寺则在少府监西，隔安上门街，故《长安志》“太府寺赐坊”应为“少府监赐坊”之误，唐中宗庙乃本设置于唐少府监赐坊亦即隋太府寺玉作坊地。广阳门街之西、宫城之南第二横街之北。

广阳门街西有谒者台。《长安志》卷七：从东第一中书外省，次西四方馆，隋曰谒者台，即诸方通表、通事舍人受事之司。

广阳门街之西、第五横街之北。

含光门街之东，有陨星石。《长安志》卷七：秘书省省西含光门街。明吴道南《秘笈新书》卷五引《两京新记》（据清曹元忠辑本《两京新记》，见清光绪刻《南菁札记》）曰：西京秘书省听事前有陨星石，隋自咸阳移置于此。少监王劭作《瑞石颂》以赞美之。

广阳门街之西、第七横街之北。

侧含光门街之东，有蕃客馆。《长安志》卷七：鸿胪客馆馆西含光门街。《隋书·刑法志》：仁寿中，用法益峻，杨素于鸿胪少卿陈延不平，经蕃客馆，庭中有马屎，又庶仆毡上樗蒲。旋以白帝。帝大怒曰：主客令不洒扫庭内，掌固以私戏污败官毡，罪状何以加此！德勇案：隋蕃客馆应即唐之鸿胪客馆，故姑系于此。街西第一太社。《隋书·礼仪志》二：开皇初，社稷并列于含光门内之右。《长安志》卷七：南门额隋平陈所得，即东晋王右军所题，隋代重以粉墨模之。

禁苑

禁苑曰大兴苑，开皇元年置。出《长安志》卷六。苑东西二十七里，南北三十三里，出《册府元龟》卷一四。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云：南北二十三里，《旧唐书·地理志》作“三十里”，《玉海》引作“二十里”，案《长安志》言永泰门去宫城二十三里，今从之。德勇案：“二十三里”与苑周一百二十里之数不合，今参据《旧唐书》之记载而从《册府元龟》。周一百二十里。出《唐六典》卷七。东至浐水，西连长安故城，南连京城，北枕渭水。汉长安故城南北、东西十三里，亦隶入苑中。出《册府元龟》卷一四。《隋书·地理志》上：京兆郡长安县，有旧长安城。《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大业十三年九月乙亥，令敦煌公李世民率新附诸军，自鄠县道屯长安故城。文帝增修未央池。出《玉海》卷一五七引《两京新记》。太子勇尝筑小城于其中。《隋书·房陵王勇传》：高祖将废勇，时姬威又抗表告太子非法，曰：皇太子于苑内筑一小城，春夏秋冬，作役不辍，营起亭台，朝造夕改。有观德殿。《长安志》卷六：唐内苑观德殿，在玄武门外。德勇案：唐观德殿应承自隋朝。

外郭城

外郭城。东西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出《隋书·地理志》上。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旧书·地理志》云长六千六百六十五步，案当作“六千五百九十五步”。德勇案：《旧唐书·地理志》同《隋书·地理志》，此出《新唐书·地理志》，徐松误。南北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出《隋书·地理志》上。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地理志》：广五千五百七十五步。德勇案：此出《新唐书·地理志》。周六十七里。出《玉海》卷一七四引《两京新记》。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曰：《地理志》周二万四千一百二步。德勇案：此亦出《新唐书·地理志》。其崇一丈八尺。出《唐六典》卷七。《长安志》卷七：隋开皇二年筑，永徽四年，率天下口税一钱，更筑之。南面三门。正中曰明德门，出《隋书·地理志》上。又曰太阳门。门外道东二里有圆丘。《隋书·礼仪志》一：高祖受命，为圆丘于国之南、太阳门外道东二里。其丘四成，各高八尺一寸。下成广二十丈，再成广十五丈，又三成广十丈，四成广五丈。德勇案：《旧唐书·礼仪志》一载圆丘在明德门外道东二里，是太阳门即明德门。道西一里，去宫十里，有南郊坛。坛高七尺，广四丈。出《隋书·礼仪志》一。东曰启夏门。出《隋书·地理志》上。门外道西、国南十四里，有先农坛。《隋书·礼仪志》三：隋制，于国南十四里启夏门外，置地千亩，为坛，孟春吉亥，祭先农于其上。《长安志》卷七：启夏门外西南二里，有圆丘，先农、籍田二坛。道东、国南十三里，有雩坛。高一丈，周百二十尺。出《隋书·礼仪志》二。西曰安化门。出《隋书·地理志》上。门外道西去宫十二里，有黄帝坛。坛高七尺，广四丈。出《隋书·礼仪志》二。东面三门。北曰通化门。出《隋书·地理志》上。门外国城东北七里，有风师坛。高三尺。出《隋书·礼仪志》二。中曰春明门。出《隋书·地理志》上。《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大业十三年冬十月辛巳，李渊军至灞上，仍进营，停于大兴城春明门之西北。门外有朝日坛。出《隋书·礼仪志》二。道北去宫八里，有青帝坛。高八尺，广四丈。出《隋书·礼仪志》二。南曰延兴门。出《隋书·地理志》上。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案《通鉴·隋纪》，李渊迁馆于安兴坊，胡身之注：安兴坊盖在安兴门外；又引《雍录》，长安城东面三门，有安兴。是延兴先为安兴，不知何时改。德勇案：《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义宁元年十月甲午，关中群帅等各请率骁锐登城，时帝在春明门外，闻而驰入，舍于罗郭安兴坊以镇之。是安兴坊在春明门内。据吕大防《长安图》残石，安兴坊为朱雀街东第四街北来第三坊，胡三省注误。又宋程大昌《雍录》（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02）谓延兴门初名安兴门，别无他证，不足从信。然则延兴门诚非此门本名，乃开皇四年所更。《续高僧传·昙延传》：移都龙首，有敕于广恩坊给地，立延法师众。开皇四年下敕，改延众可为延兴寺，面对通衢，京城之东西二门，亦可取延名以为延兴、延平也。开皇三年初隋入大兴城，不当待至四年方命定城门名称，故延兴、延平二门应为新更之名，惜原名失传。门外国城东南七里，有灵星坛。出《隋书·礼仪志》二。西面三门。北曰开远门。出《隋书·地理志》上。《隋书·高祖纪》下：上诣武库，见署中芜秽不治，于是执武库令及诸受遗者，出开远门外，亲自临決，死者数十人。《隋书·食货志》：大业十年，帝不怿，遇高丽执送叛臣斛斯政，遣使求降，发诏赦之。囚政至于京师，于开远门外磔而射杀之。门外有夕月坛。坛下为坎，深三尺，广四丈，为坛于坎中，高一尺，广四丈。出《隋书·礼仪志》二。道南去宫八里，有白帝坛。高九尺，广四丈。出《隋书·礼仪志》二。中曰金光门。出《隋书·地理志》上。《隋书·炀帝纪》下：大业十年十一月丙申，支解斛斯政于金光门外。又《隋书·斛斯政传》：斛斯政叛投高丽，后高丽遣使送还，宇文述请变常法处之，炀帝许之。于是将政出金光门，缚政于柱，公卿百僚并亲击射，脔割其肉，多有噉者。门外国城西南八里，有雨师坛。高三尺。出《隋书·礼仪志》二。南曰延平门。出《隋书·地理志》上。德勇案：开皇四年改此名，本名佚，参见上延兴门。初，北面一门，曰光化门。出《隋书·地理志》上。《长安志》卷七：光化门当皇城西第三街，西北出趣长安故城。德勇案：“光化门当皇城西第三街”，《长安志》原作“光化门当皇城西第二街”，《长安志》卷六另有记述曰：唐禁苑“南门三门，中日景曜门，东曰芳林门，西曰光化门”；宋程大昌《雍录》卷九亦记云：光化门者，禁苑南面西头第一门，在芳林、景曜门之西也。因皇城西侧总共有三条南北纵向街道，如下文所记，唐芳林门亦即隋华林门当皇城西第一街，次于其西的皇城西第二街就应正对唐景曜门，这样，位于景曜门西侧的光化门，就只能是当皇城西第三街，今本《长安志》之“第二街”应为“第三街”之误，因作此订正。又案：《隋书·天文志》中，长安城北门曰北落门，以象北也。此“北落门”者，他书未见，所指不详，姑书此备考。后于其东增开华林门，《长安志》卷七：芳林门隋曰华林门，当皇城西第一街，北入苑。德勇案：《隋书·高祖纪》上，开皇六年十月，甘露降于华林园，园当在门外苑内。皇城东增开兴安门。南当皇城之启夏门，旧京城入苑之北门，开皇三年开。出《唐六典》卷七。

郭中南北十四街，东西十一街。出《旧唐书·地理志》一。《云麓漫钞》卷八引吕大防《长安图题记》曰：纵十一街，各广百步，皇城之南横街十，各广四十七步，皇城左右各横街四，三街各六十步，一街直安福门、延喜门，广百步。其间列置坊一百九，《隋书·地理志》上：里一百六。德勇案：罗城本一百一十四坊地，东、西两市各占二坊，余一百一十坊地，故《唐六典》卷七谓凡一百一十坊，应是即此而言。惟吕大防《长安图题记》云在此一百一十坊地中，“外郭东南隅一坊，始建都城，以地高不便，隔在郭外，为芙蓉园，引黄渠水注之”。《长安志》卷一〇记云外郭城西南隅之和平、永阳两坊，其和平坊东半，筑入永阳坊之大庄严寺，西半筑入永阳坊之大总持寺，二坊实已合而为一，故吕大防《长安图题记》引《两京新记》以及《旧唐书·地理志》一、《长安志》卷七等又有街东西各五十四坊、计一百单八坊之说。不过据《长安志》卷一〇，大庄严寺本隋禅定寺，乃仁寿三年始置，大总持寺本隋大禅定寺，乃大业三年始置，故大兴城在隋代初年应为一百零九坊，而《隋书·地理志》之“里一百六”应为“里一百九”的讹误。《长安志》卷七：隋炀帝改坊为里，每里置里司一人，官从九品下，至义宁初废。市二。出《隋书·地理志》二。有雍州、大兴、长安二县所治，寺观邸第编户错居焉。出《长安志》卷七。《隋书·地理志》上：大业三年，改雍州为京兆郡。雍州及大兴、长安两县治大兴城中，详下光德、宣阳、广恩三坊。《长安志》卷七引《两京新记》曰：大业初有寺一百二十，谓之道场；有道观十，谓之玄坛。《历代三宝记》卷一二：开皇二年，诏建新都。三宝慈化，自是大兴；万国仁风，缘斯重阐。伽蓝欎跱，兼绮错于城隍；幡盖腾飞，更庄严于国界。法堂佛殿，既等天宫；震旦神州，还同净土。沙门济济，习六度以熏心；信士诜诜，修十善以为行。四海以之静浪，九服所以息尘。故地德既其显丕，天休自然畅朗。白鹿已见，骐驎将降不遥；苍乌既翔，凤凰来仪非远。于是皷腹黄齿，争买祗陁之园；击壤青衿，竟聚育王之土。浮图于焉闲发，宝刹尔星罗。大业初有寺一百二十，谓之道场；有道观十，谓之玄坛。出《长安志》卷七引《两京新记》。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北京，中国书店，1986，《欧阳修全集》本）卷五引《两京新记》：隋尝更名佛寺为道场。其大兴、长安两县，率栽橘树。《历代三宝记》卷一二：晏子云“橘生江北化为枳”，今大兴、长安，率栽橘树。

清光绪刻《畿辅丛书》本徐松著《唐两京城坊考》

隋氏设都，虽不能尽循先王之法，然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坊有墉，墉有门，道亡奸伪，无所容足，而朝廷官寺，民居市区，不复相参，亦一代之精制也。出吕大防《长安图题记》残石。原石缺字据日本学者福山敏男《唐长安城之东南部》所做增补。

当皇城南面朱雀门，有南北大街，曰朱雀门街。南出外郭之明德门，自朱雀门至明德门，九里一百七十五步。出《长安志》卷七。《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大业十三年十月戊午，李渊收阴世师、骨仪、崔毗伽、李仁政等，并命陇西公斩于朱雀街道，以不从义而又愎焉。时人亦称天街。《续高僧传·灵藏传》：移都南阜，任选形胜而置国寺，藏以朝宰惟重，佛法攸关，乃择京都中会，路均远近，于遵善坊天街之左而置寺焉。大兴、长安二县应以此街为界，大兴领街东五十四坊及东市，长安领街西五十五坊及西市。《长安志》卷七云唐万年、长安两县以朱雀门街为界，各领街东西五十四坊及东西市。德勇案：唐万年本隋大兴县，长安县则承隋之旧，而唐万年、长安县治即隋大兴、长安县治，故私测隋大兴、长安二县亦以朱雀门街为界。惟朱雀街东五十七坊地除东市二坊及东南隅一坊外，馀五十四坊，街西五十七坊地除西市二坊，馀五十五坊。《长安志》卷七又云：皇城之东，尽东郭东西三坊，皇城之西，尽西郭东西三坊，南北皆一十三坊，象一年有闰。每坊皆开四门，有十字街四出趣门。皇城之南，东西四坊，以象四时；南北九坊，取则《周礼》南北九逵之制。隋《三礼图》见有其像。每坊但开东、西二门，中有横街而已。盖以在宫城直南，不欲开北街泄气以冲城阙。棋布栉比，街衢绳直，自古帝京，未之有也。朱雀街东第一坊，东西三百五十步；第二坊，东西四百五十步；次东三坊，东西各六百五十步。朱雀街西准此。皇城之南九坊，南北各三百五十步；皇城左右四坊，从南第一、第二坊南北各五百五十步，第三、第四坊，南北各四百步。两市各方六百步，四面街各广百步。《云麓漫钞》卷八引吕大防《长安图题记》：市居二坊之地，面各二门。

大兴县所领。

朱雀门街之东，从北第一兴道坊。出《长安志》卷七。

西南隅，至德女冠观。开皇六年立。出《长安志》卷七。周汾州刺史杨敷后夫人萧妙瑜宅。王其祎、周晓薇《隋代墓志铭汇考》（北京，线装书局，2007）第二六七号《周故大将军淮鲁复三州刺史临贞壮公杨使君后夫人萧氏（妙瑜）墓志》：仁寿三年正月，薨于长安之道兴里。德勇案：“道兴里”名未见著录，据墓志知萧妙瑜系“梁高祖武皇帝之孙，丞相武陵贞献王之女”，宋郑樵《通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重印商务印书馆《十通》本）卷二〇有记述云，身为南朝梁明帝萧岿之女的炀帝萧皇后，在唐贞观四年由突厥回归京师之后，系被太宗“赐宅于兴道里”，故颇疑此《萧妙瑜墓志》之“道兴”为“兴道”乙误，而萧皇后在唐初得以居止于兴道里，或即与萧氏家族在此本拥有宅邸密切相关，因而姑系萧妙瑜宅于此。又案：杨敷事见《周书》（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1）本传。

次南开化坊。出《长安志》卷七。

街南之东，炀帝在藩旧宅。《长安志》卷七：坊半以南，大荐福寺。寺院半以东隋炀帝在藩旧宅。西门之北，法寿尼寺。开皇六年立。出《长安志》卷七。

次南安民坊。《长安志》卷七：开化坊南安仁坊，本名安民坊，永徽元年改。

次南光福坊。出《长安志》卷七。

圣敬寺。大业七年废。出《长安志》卷七。德勇案：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作“圣经寺”。大兴寺。《太平御览》卷六五七引《两京新记》：光福坊大兴寺有阿育金像，历宋、齐、梁、陈，数有奇异。陈国亡，忽面自西向，虽正之，还尔。隋文帝载入长安，内中供养，后移置此寺。寺众以殿大像小，不可当阳，乃置之于北面。明日，乃自转正阳、众咸惊异。复置北面，明日复还转南面，众乃忏谢，不复更动。

次南靖善坊。出《长安志》卷七。

大兴善寺。初曰遵善寺。隋文承周武之后，大崇释氏，以收人望。移都先置此寺，以其本封名焉。《续高僧传·灵藏传》：藏之本师，素钟华望，为太祖隋公所重，道义斯洽，得丧相符。藏与高祖，布衣知友，情款绸狎。及龙飞兹始，弥结深衷，礼让崇敦，光价朝宰。移都南阜，任选形胜而置国寺。藏以朝宰惟重，佛法攸凭，乃择京都中会，路均近远，于遵善坊天街之左而置寺焉，今之大兴善寺是也。《酉阳杂俎》曰：寺取大兴城两字、坊名一字为名。出《长安志》卷七。德勇案：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记隋唐西京寺院建置，见于其续集之第五、六两卷，后有析作单书名《寺塔记》者，本文所作考述，即援据此单行本《寺塔记》（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寺殿崇广，为京城之最。号为大兴佛殿，制度与太庙同。出《长安志》卷七。德勇案：《长安志》初云大兴善寺尽一坊之地，又云总章二年，火焚之，更营建又广前居二十亩之地，是则隋时大兴善寺尚未尽占全一坊地。《贞观公私画史》（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于安澜编《画品丛书》本）：寺壁有刘乌画。唐段成式《寺塔记》卷上：《新记》云，（大兴善寺）优填像，总章初为火所烧，据梁时西域优填在荆州，言隋自台城移来此寺，非也。《寺塔记》又载寺有“左顾蛤像”，旧传云隋帝嗜蛤，所食必兼蛤味，数逾数千万矣。忽有一蛤，椎击如旧。帝异之，寘诸几上。一夜有光，及明，肉自脱，中有一佛二菩萨像。帝悲悔，誓不食蛤。非陈宣帝。有舍利塔。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北京，中华书局，2003，周叔迦等校注本）卷四〇：仁寿元年十二月，诏于京师大兴善寺起塔（以供养佛舍利），先置舍利于尚书都堂。《寺塔记》卷上：髪塔内有隋朝舍利。塔下有记云：爰在宫中兴居之所，舍利感应，前后非一。时仁寿元年十二月八日。有旃檀像堂。《寺塔记》卷上：旃檀像堂中，有《时非时经》，界朱写之，盛以漆龛，僧云隋朝旧物。德勇案：发塔并旃檀像堂事，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误作《历代名画记》文。

次南兰陵防。出《长安志》卷七。

次南开明坊。自朱雀门街第六横街以南，率无居人第宅；自兴善寺以南四坊，东西尽郭，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出《长安志》卷七。

次南保宁坊。出《长安志》卷七。

次南安义坊。坊南抵京城之南面，西南通明德门。出《长安志》卷七。

右朱雀街东第一街九坊。出《长安志》卷七。

朱雀街东第二街。北当皇城南面之唐安仁门。街东从北第一务本坊。出《长安志》卷七。

次南崇义坊。出《长安志》卷七。

坊内横街之北，正觉寺。《长安志》卷七：坊内横街之北，招福寺，本隋正觉寺。又《寺塔记》卷下：崇义坊招福寺，本日正觉，国初毁之。

次南长兴坊。出《长安志》卷七。

灵感观。出《长安志》卷七。

次南永乐坊。出《长安志》卷七。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案“永乐”，《旧书·裴度传》作“平乐”。德勇案：《新唐书·裴度传》同作“平乐”，《长安志》卷七引《唐实录》则作“永乐”，当是。

西南隅，宝胜寺。《长安志》卷七：永乐坊西南隅废明堂县廨。县东清都观，观本隋宝胜寺地。坊内横街之北，资敬尼寺。开皇三年，太保薛国公长孙览为其父立。出《长安志》卷七。古塚。在坊内横街之中，不详姓氏。出《长安志》卷七。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李济翁《资暇集》云，永乐坊内古塚，今人皆呼为东王公墓。有祠堂加其上，俗以祈社，称造化东王公，大谬也。案韦氏《两京新记》云，未知姓名，时人误为东方朔墓也。当时人已误，今又转东方朔为东王公，后代必更转为东里子产矣。

次南靖安坊。案“靖”或作“静”，出《长安志》卷七。德勇案：《唐会要》卷四八与下文《尔朱端墓志》并作“静”。

西南隅，崇敬寺。《长安志》卷七：坊西南隅崇敬尼寺本僧寺，隋文帝所立，大业中废，寺东，乐府。出《长安志》卷七。车骑将军归化郡开国公尔朱端宅。《隋代墓志铭汇考》第一〇九号《隋故车骑归化郡开国公尔朱公（端）墓志铭》：开皇十一年正月，薨于京师静安里。

次南安善坊。出《长安志》卷七。

明堂。《长安志》卷七：隋明堂在此坊。

次南弘业坊。《长安志》卷七：安乐坊南大业坊，本名弘业，唐神龙中避孝敬皇帝讳改。

次南昌乐坊。出《长安志》卷七。

次南安德坊。坊南抵京城之南面，东即启夏门。出《长安志》卷七。

右朱雀街东第二街九坊。出《长安志》卷七。

朱雀街东第三街。即皇城东之第一街。北当兴安门，南当启夏门。

街东从北第一曰翊善坊。出《长安志》卷八。

次南永昌坊。出《长安志》卷八。

仁法寺。《长安志》卷八：永昌坊东来庭坊本永昌一坊之地，唐置大明宫后分为二坊，隋末有仁法寺，大业七年废。

次南永兴坊。出《长安志》卷八。

善果寺。大业中废。出《长安志》卷八。清都观。《长安志》卷七：永乐坊清都观，本在永兴坊，武德初徙。开皇七年，道士孙昂为文帝所重，常自问道，特为立观。德勇案：“问道”，清毕沅校刻本《长安志》及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俱作“开道”，此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长安志》改。右骁卫将军长孙晟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曰：隋右骁卫将军长孙晟居于此，太宗文德顺圣皇后长孙氏，晟之女，大业中后常归宁。德勇案：事出《旧唐书·后妃传》上。西门之北，安平公宇文恺宅。《太平御览》卷一八〇引《两京新记》：永乐坊西门北，魏征宅，本宇文恺宅。

次南崇仁坊。出吕大防《长安图》残石。《长安志》卷八：北街当皇城之景风门。德勇案：《长安志》卷八永兴坊下曰：次东广化坊，其下又次南崇仁坊，而进昌坊（晋昌坊）南又有安兴坊，后改广化。据吕大防《长安图》残石，永兴东安兴、南崇仁，《长安志》应有舛错。

北门之东，宝刹寺。本邑里佛堂院，开皇中立为寺。佛殿后魏时造，四面立柱，当中构虚起两层阁，榱栋屈曲，为京城之奇妙，故夫寺以宝刹为名。出《长安志》卷八。德勇案：“夫寺”，清毕沅校刻本《长安志》作“天子”，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同，此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长安志》。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卷三：佛殿南杨契丹画涅槃等变相，据裴《录》，亦有郑法士画，今不见也。又《历代名画记》卷八：宝刹寺一壁，佛涅槃变、维摩等，亦为杨契丹妙作，与田僧亮同品。德勇案：《历代名画记》所说“裴《录》”，应指唐裴孝源撰《贞观公私画录》，今传裴氏《贞观公私画史》有记述云隋京师宝杀寺壁有郑法士、杨契丹画，正与《历代名画记》所说相应，而“宝杀寺”自属“宝刹寺”之讹误。

次南平康坊。出《长安志》卷八。

南门之东，菩提寺。开皇二年，陇西公李敬道及僧惠英所奏立寺。出《长安志》卷八。《寺塔记》卷上：菩提寺佛殿东西障日及诸柱上图画，是东廊迹，旧郑法士画，开元中，因屋坏移入大佛殿。又《历代名画记》卷三：佛殿内东壁，据《西京记》合有郑画，今亡。十字街之北，阳化寺。内史舍人于宣道为父建平公义、母独孤夫人所立。出《长安志》卷八。西北隅，太师申国公李穆宅。出《长安志》卷八。

次南宣阳坊。出《长安志》卷八。

东南隅，大兴县廨。《长安志》卷八：坊东南隅，万年县廨，去府七里，县门屋宇文恺所造。太平公主降薛绍，于县廨设婚席，初以县门隘窄，欲毁之，高宗敕：宇文恺所造，制作多奇，不须毁拆也。又《太平御览》卷一八三引《两京新记》：万年县县廨门宇文恺所造。高宗末，太平公主出嫁，于县廨为婚第，以县门窄隘，欲毁之。高宗敕：“其宇文恺所作，不须拆，于他所开门。”遂存。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3）卷一：万年县，隋开皇三年迁都，改为大兴县，理宣阳坊，武德元年，复为万年。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清光绪八年金陵书局刻本）卷二五：万年县，隋开皇三年，迁都于龙首川，改万年为大兴县，属雍州，仍移于宣阳坊东南隅，盖取文帝初封国号义名城及县也。唐武德元年九月，改大兴县为万年县。德勇案：据上述文献可知，唐万年县廨即隋大兴县廨。西南隅，净域寺。开皇五年立。恭帝禅位，止于此寺，薨焉。出《长安志》卷八引《两京新记》。宋敏求云：《酉阳杂俎》谓此寺本唐高祖太穆皇后宅，与《两京新记》不同。唐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净域寺壁有张僧繇画，自江外移来。亦有孙尚子画。德勇案：“净域寺”，《寺塔记》卷下作“静域寺”。佛殿东廊有古佛堂。其地本雍村，堂中像设，悉是石作。相传云隋恭帝终此堂。出《寺塔记》卷下。

次南亲仁坊。出《长安志》卷八。

街东之北，兵部尚书樊子盖宅。《长安志》卷八：坊街东之北，有太仆卿王希雋宅，即隋兵部尚书樊子盖宅。

次南永宁坊。出《长安志》卷八。

明觉寺。大业七年废。出《长安志》卷八。南门之东，尚书左仆射房国公苏威宅。出《长安志》卷八。西门之北，兵部尚书田弘宅。弘子仁恭、德懋及孙元基，并以孝义旌表，时论美之。出《长安志》卷八。

次南永崇坊。出《长安志》卷八。

次南显国坊。《长安志》卷八：永崇坊南昭国坊，本犯中宗庙讳，长安中改。

香海寺。大业七年废。出《长安志》卷八。西南隅，修慈尼寺。德勇案：《长安志》卷八：坊西南隅崇济寺，本隋慈恩寺，开皇三年鲁郡夫人孙氏立。贞观二十三年，以尼寺与慈恩僧寺相邻，而胜业坊甘露尼寺又比于崇济尼寺，敕换所居焉。（崇）本“弘”字，神龙中改。又胜业坊修慈尼寺，本弘济僧寺，隋开皇七年立，贞观二十（案此处疑夺一“三”字）年以与甘露尼寺相近，初自昭国坊换居之。是则隋时弘济寺本在胜业坊，修慈尼寺本在显国坊；又《长安志》载崇济寺本隋慈恩寺，此“慈恩寺”当为“修慈尼寺”之讹，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作“修慈寺”，尚差相近之。

次南进昌坊。案唐人多云“晋昌坊”，然“晋”、“进”义同。出《长安志》卷八。

半以东，无漏寺。《长安志》卷八：坊半以东，大慈恩寺，隋无漏寺之地。宋王洙等《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部丛刊》影印宋本）卷八引《两京新记》：唐慈恩寺，隋无漏寺之故地，武德初废。南院临黄渠，竹木深邃，为京城之最。《寺塔记》卷下：慈恩寺本净觉故伽蓝，因而营建焉。西南隅，兴道寺。《长安志》卷八：坊西南隅，楚国寺，隋兴道寺之地，大业七年废。水竹幽静，类于慈恩。

次南通善坊。德勇案：《长安志》卷八：进昌坊南安兴坊，后改广化坊。据吕大防《长安图》残石，安兴坊在皇城东第二街、永兴坊东，《长安志》卷八别载广化坊，即在永兴坊东。《长安志》本街诸坊之末云“右皇城东第一街之十五坊”，实际上若包括所谓“安兴坊”以及永兴坊东的“广化坊”，总计有十七坊，故今本《长安志》文应有舛错，安兴坊当在永兴坊东，进昌坊南则为《长安志》次于“安兴坊”之下的通善坊。

次南通济坊。坊南街抵京城之南面。出《长安志》卷八。

右皇城东第一街之十三坊。《长安志》卷八：右皇城东第一街之十五坊。德勇案：因据《长安志》卷八记载，其最北面的翊善、永昌两坊，在唐兴建大明宫以后，均因开丹凤门街而一分为二，故隋大兴城此街总共应设有十三坊。

朱雀街东第四街。即皇城之东第二街。街东从北第一长乐坊。出《长安志》卷八。

次南大宁坊。出《长安志》卷八。

次南安兴坊。出吕大防《长安图》残石。《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大业十三年十月甲午，李渊在春明门外，驰入，舍于罗郭安兴坊以镇之。德勇案：《长安志》卷八：安兴坊后改为广化。《颜鲁公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部丛刊》影印明刊本）卷五《河南府参军赠秘书丞郭君（揆）神道碑铭并序》：天宝八载，终于安兴之私第。《全唐文》卷四二九于邵《内侍省内常侍孙常楷神道碑》：贞元五年，卒于广化里之私第。现知碑志，言安兴者均在天宝八年之前，言广化者，均在贞元五年之后。《唐会要》卷八六，至德二载正月，坊名有“安”者悉改之，寻并却如故。综合上述记载，可以推测，安兴坊名当于此时更而未复，广化坊则与隋无涉。又《长安志》卷八记大宁坊南胜业坊，将安兴坊错置于进昌坊南，参见前崇仁坊、通善坊。

总化寺。大业七年废，出《长安志》卷八安兴坊下。街之西北，净住寺。本吏部尚书裴弘济宅，开皇七年立为寺。有石塔，本姚苌之浴室。出《长安志》卷八。德勇案：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以宋敏求《长安志》安兴坊下舛入有进昌坊之朱泚宅，便将安兴坊下之净住寺等一并归入进昌坊，实误。据吕大防《长安图》残石，净住寺属安兴坊。

次南宜仁坊。《长安志》卷八：胜业坊本名宜仁，后改。

街北之西，弘济寺。《长安志》卷八：坊街北之西，修慈尼寺，本弘济僧寺，隋开皇七年立，贞观二十年，以与甘露尼寺相近，初自昭国坊换居之。德勇案：参见前显国坊。寺西，甘露尼寺。开皇七年立。出《长安志》卷八。

次南都会市。俗曰东市。《长安志》卷八：宜仁坊南东市，隋曰都会市。《隋书·百官志》下：京师东市曰都会。德勇案：参见下利人市俗亦曰西市，是则隋亦俗称都会市为东市。

南北居二坊之地。东西南北各六百步，四面各开二门，定四面街各广百步。北街当皇城南之大街，东出春明门，广狭不易于旧，东面及南面三街向内开，并广于旧街。出《长安志》卷八。

次南安邑坊。出《长安志》卷八。

街之北，玄法寺。本礼部尚书张颖宅，开皇六年立为寺。《酉阳杂俎》卷四：安邑坊玄法寺者，本里人张颖宅，颖尝供养一僧，僧念法华经为业，积十余年。张门人谮僧通其侍婢，因以他事杀之。僧死后，阖宅尝闻经声不绝。张寻知其冤，惭悔不及，因舍宅为寺。出《长安志》卷八。德勇案：《寺塔记》卷上复云：张颖铸金铜像十万躯，金石龛中皆满，犹有数万躯。又“张颖”，《寺塔记》作“张频”。右武卫大将军宋国公贺若弼宅。出《长安志》卷八。民尹氏宅。《隋代墓志铭汇考》第四六四号《尹君妻王氏志》：隋大业十二年正月廿日，大兴县永宁乡住在安邑里民尹氏故人妇女王铭记。

次南宣平坊。出《长安志》卷八。德勇案：《长安志》云“宣平”或作“宣政”，今检诸书及唐人墓志中未见称“宣政坊”者，疑宋敏求所见系字误。

西南隅，法轮寺。本太保薛国公长孙览宅，开皇三年，为周太傅郧国公韦孝宽所立。出《长安志》卷八。德勇案：清毕沅校刻本《长安志》作“隋开皇三年，本传郧国公韦孝宽所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长安志》“本传”作“今周”，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舍此二字，径作“隋开皇三年，郧国公韦孝宽所立”。据《周书》本传，韦孝宽卒于北周大象元年十一月，赠太傅。是则毕沅校刻本《长安志》“本传”当为“太傅”之讹，合而观之，知二本脱文适可互补，法轮寺乃文帝为孝宽所立。寺东，义阳府。出《长安志》卷八。《隋代墓志铭汇考》第四五三号《大隋故济阴县令吴府君（弘）之墓志铭》：弘第四子义阳府备身。德勇案：《长安志》有附注谓义阳府乃“贞观中置”，王其祎在《隋代墓志铭汇考》中指出：“今据此志，知义阳府隋代已置，唐之义阳府盖承隋之旧。”丰宁公主静徽宅。《隋代墓志铭汇考》第三一六号《大隋丰宁公主（静徽）墓志铭并序》：大业六年三月，薨于宣平里第。

次南升平坊。出《长安志》卷八。

东北隅，汉乐游庙。汉宣帝所立。因乐游苑为名，在高原上，余址尚存。出《长安志》卷八。

次南修华坊。《长安志》卷八：升平坊南修行坊，本名修华，武太后时避讳改。

通法寺。大业七年废。出《长安志》卷八。

次南修政坊。出《长安志》卷八。

次南青龙坊。出《长安志》卷八。

东南隅，普耀寺。开皇三年，独孤皇后为外祖崔彦珍所立。出《长安志》卷八。日严寺。炀帝为晋王，仁寿元年，施营第材木所造，因广招名僧以居之。出《长安志》卷八。

次南曲池坊。坊南街抵京城之南面，以近芙蓉园，因以名。出《长安志》卷八。东北隅，天宝寺。《长安志》卷八：坊内建福寺，本隋天宝寺，寺内隋弥勒阁，崇一百五十丈。

右皇城东第二街之十一坊及东市。出《长安志》卷八。

朱雀街东第五街。即皇城之东第三街。出《长安志》卷九。街东从北第一永福坊。《长安志》卷九：街东从北第一坊，尽坊之地筑入苑。十六宅。《政要》：先天之后，皇子幼则居内。东封后，以年渐成长，乃于（长乐坊）安国寺东附苑城同为大宅，分院居之，名为十王宅。令中官押之，于夹城中起居。其后盛、寿、陈、丰、恒、凉六王又就封，入内宅。德勇案：《雍录》卷四“十六宅”条谓安国寺在朱雀街东第五街，“五”乃“四”字之误。此“安国寺”之正式名称作“大安国寺”，据《长安志》卷八，位于朱雀街东第四街从北第一坊长乐坊，《雍录》卷一〇“安国寺与兴唐观、兴唐寺”条亦记云“安国寺在朱雀街东第四街之长乐坊”，其东隔街即十六宅坊地。吕大防《长安图题记》：外郭东北隅永福一坊，筑入苑。是则“永福”即此坊名称。

次南兴宁坊。南街东出通化门。出《长安志》卷九。

南门之东，清禅寺。开皇三年，文帝为沙门昙崇所立。出《长安志》卷九。《续高僧传·慧胄传》：住京邑清禅寺，草创基构，并用相委，四十余年，初不告倦。故使九级浮空，重廊远摄，堂殿院宇，众事圆成。所以竹树森繁，园圃周绕，水陆庄田，仓廪碾磑，库藏盈满，莫匪由焉。京师殷有，无过此寺。终始监护，功实一人。《贞观公私画史》：清禅寺壁有陈善见画。又《历代名画记》卷三引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录》，云清禅寺壁“有郑法士画”，所说与上引今传《贞观公私画史》不同，未详孰是。寺内有舍利塔，1986年考古发掘塔基。在今西安市长乐路40号榆林地区驻西安办事处院内。砖砌地宫长0.89米、宽0.37米、高0.364米，出土有波斯萨珊朝玻璃小瓶一件，玛瑙、水晶、玉石等珠饰，残菩萨石像，常平五铢铁钱和隋五铢钱，以及陶罐、青瓷罐等。还出土有墨青塔记一方，字多漫漶，录文如下：“大隋开皇九年岁星在东井次皇宠入大□十月□□□十一日京师子兴宁坊清禅寺主人德□□□昙崇从八年化四方子弟等出砖石聚运迄今起基发自泉营筑安舍利佛骨八粒并诸亡宝定□基下广渐造修累积达数岁始成□□内大□社崇遂聘儒林大夫□龙□□□□深可谓□□阿育王妙塔哉□谷十月十一日雍城大兴县老界福化盘内建立十级浮图记。”德勇案：塔记录文可能有误，然已无从核校。见《文物与考古》1988年第1期郑洪春《西安东郊隋唐舍利墓清理简报》。

次南永嘉坊。出《长安志》卷九。

坊南，龙首渠。一名滻水渠，隋开皇三年开。出《长安志》卷九。正议大夫左武侍鹰扬郎将长孙汪宅。《隋代墓志铭汇考》第四八三号《隋故正议大夫左武侍鹰扬郎将长孙汪君（汪）墓志》：大业十二年三月，薨于京师永嘉里第；夫人杜氏，大业二年二月，终于永嘉里第。

次南隆庆坊。《长安志》卷九：永嘉坊南兴庆坊，本名隆庆，明皇即位，改。

东南隅，禅林寺。出《长安志》卷九。

次南道政坊。出《长安志》卷九。

护持寺。大业七年废。出《长安志》卷九。

次南常乐坊。坊内街之东，有大冢，俗误以为董仲舒墓，亦呼为虾蟆陵。《国史补》曰：董仲舒墓，门人至皆下马，故谓之下马陵，谚讹为虾蟆陵。出《长安志》卷九。又《长安志》卷一一万年县：虾蟆陵在县南六里，韦述《两京记》：本董仲舒墓。李肇《国史补》曰：昔汉帝幸芙蓉园，即秦之宜春苑也，每至此墓下马，时人谓之“下马陵”。岁月深远，误传虾蟆尔。

西南隅，弘善寺。《长安志》卷九：坊西南隅，赵景公寺，隋开皇三年独孤皇后为父景武公独孤信所立。《酉阳杂俎》曰：隋本曰弘善寺，至开皇十八年改。《寺塔记》卷上：寺三阶院西廊下，范长寿画西方变及十六对事，宝池尤妙绝，谛视之，觉水入浮壁。南门之西，大慈寺。《长安志》卷九：坊南门之西，灵花寺，本隋大司马窦毅宅，开皇六年，舍宅为寺。《酉阳杂俎》曰：本名大慈，大历初，僧俨讲经，天雨花，至地咫尺而灭，敕改为灵花寺。德勇案：今传本《寺塔记》卷上作“大同坊灵华寺”，所谓“大同坊”，应是承上文“常乐坊赵景公寺”所书“又同坊”之讹误，“华”、“花”义同，惟《寺塔记》无“本曰大慈”四字。民梁龛宅。《隋代墓志铭汇考》第一三四号《梁龛志》：大隋开皇十四年岁次甲寅四月乙丑十五日已卯，大兴县安道乡常乐坊民梁龛铭记。

次南靖恭坊。出《长安志》卷九。

次南新昌坊。南街东出延兴门。出《长安志》卷九。

南门之东，灵感寺。出《长安志》卷九：坊南门之东，青龙寺，本隋灵感寺，开皇三年立，文帝徙都，掘城中陵墓，葬之郊野，因置此寺，故以灵感为名。

次南升道坊。出《长安志》卷九。

曲江。《长安志》卷九：坊西北隅龙华尼寺，寺南有流水屈曲，谓之曲江，其深处下不见底。司马相如赋曰“临曲江之隑州”，盖其地也。张揖曰：隑，长也。苑中有曲江之象，中有长州也。师古曰：曲岸头曰隑，隑即碕字耳，言临曲江之州，今犹谓其处曰曲江。隑，钜依反。《剧谈录》曰：曲江池，本秦时隑州。德勇案：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以《太平寰宇记》之曲江与芙蓉园相连，移曲江于敦化坊南。今或以为曲江池水北流经升道坊（郭声波《隋唐长安水利》），故姑从宋敏求《长安志》。北岸，汉乐游庙馀址。《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三引《两京新记》：《关中记》云宣帝立庙曲江之北，名曰乐游庙，因苑为名，即今升平坊内馀址是也。

次南广德坊。德勇案：《长安志》卷九：升道坊南修德坊。惟修德坊别见于《长安志》卷一〇朱雀街西第三街从北第一坊，吕大防《长安图》残石同，故在升道坊南者应有舛误。检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0）卷二升道坊下列有广德坊，日本学者福山敏男《校注两京新记卷第三及解说》推测广德坊即在升道坊南，骆天骧书叙述城东诸坊虽殊为混乱，但广德坊他无所属，且又与修德坊名称易混，故升道南本为广德而后讹作修德，乃甚为可能，今姑从福山氏说。又案，广德应为唐代坊名，因犯讳，隋炀帝时不当名此，文帝时坊名亦失考。

次南立政坊。《长安志》卷九：修德坊南立政坊。德勇案：日本学者福山敏男在《唐长安城之东南部》一文中，依据唐韦公肃《礼阁新仪》、《唐会要》等云立政坊在启夏门内，怀疑《长安志》此处有错乱，其说未允。唐长安城延兴、延平二门行人殊少出入，启夏门则人马往来频繁，故立政坊虽然略近延兴门，而唐人仍以“启夏门内”称之。又《长安志》卷一〇记皇城西第一街从北第一修德坊之“德明兴圣庙”，引述《礼阁新仪》亦云“建在安化门内道西”，而不言近在修德坊旁的西门开远门，可见以南面诸门大略区分建置位置，也是唐人习惯的用法。《云麓漫钞》卷八引吕大防《长安图题记》云“开敦化以北四坊各为二”，而《长安志》卷九引《长安图》谓此坊后分出谈宁坊，亦可证立政坊当在敦化坊北侧。又福山氏依据程大昌《雍录》卷三《唐都城内坊里古要迹图》，推定城东南角空缺两坊，因而广德坊南只能有敦化一坊，无以再置立政。今案程大昌虽号称其图系“案吕图位置以定此图”，但此说实非信语，稍一复核吕大防《长安图》残石，即可知二图相乖非迩。《云麓漫钞》引吕大防《长安图题记》，明确叙述说敦化坊南之芙蓉园，仅占“外郭东南隅一坊”，今实测结果也证实其说不诬，可见《雍录》此说本不足信据。

弘化寺。大业七年废。出《长安志》卷九。

次南敦化坊。一作“敦教坊”。出《长安志》卷九。

次南芙蓉园。《云麓漫钞》卷八引吕大防《长安图题记》：外郭东南隅一坊，始建都城，以地高不便，隔在郭外，为芙蓉园，引黄渠水注之，号曲江。《雍录》卷六：隋营京城，宇文恺以其地在京城东南隅，地高不便，故阙此地，不为居人坊巷，而凿之为池，以厌胜之。又会黄渠水自城南来，可以穿城而入，故隋世遂从城外包之入城为芙蓉池，且为芙蓉园也。《通鉴》卷一九八胡注引刘《小说》曰：园本古曲江，文帝恶其名曰“曲”，改曰芙蓉，为其水盛而芙蓉富也。又《通鉴》卷一九四胡三省注引《景龙文馆记》：芙蓉园，在京师罗城东南隅，本隋世之离宫也，青林重复，绿水弥漫，帝城之胜景也。《太平御览》卷一九七引《天文要集》：芙蓉园，本隋氏之离宫，居地三十顷，周回十七里，其地延袤爽恺，跨带原隰，又有修竹茂林，绿被冈阜。

右皇城东第三街十二坊及芙蓉园。德勇案：《长安志》此街与下朱雀街西第一街之间舛讹误严重，脫落里坊数目，依通例臆补。

长安县所领。

朱雀门街之西，从北来第一善和坊。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四：《长安志》于此处阙二坊，别无善本可证。李济翁《资暇集》永乐坊古冢下注云：光禄坊内亦有古冢，《新记》不载。时之以与永乐者对，遂目为王母台。张郎中谯云：尝于杂抄中见光禄者是汉朝王陵母墓，以贤呼为“王母”，所以东呼为“王公”。案光禄之名，不见《长安志》，既云与永乐相对，又云东呼为王公，是在永乐之西，恐两阙坊内有一名光禄者，今注于第一坊下，以俟考。德勇案：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卷二朱雀街西诸坊排列较为规整，此街首为善和，次为通化，善和坊别见于《册府元龟》卷九三八、旧题后唐冯贽撰《云仙杂录》（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8）引《大唐龙髓记》和唐李肇《国史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卷下，又见于《类编长安志》卷七引《长安志》佚文；通化坊则见于《旧唐书·裴度传》、《太平御览》卷一八〇引《两京新记》以及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卷四，且据韦述《两京新记》及《类编长安志》等，今本《长安志》敦化坊下的内容，原本均属通化坊下，是知今本《长安志》是以“敦化”与“通化”坊名相近而误将通化坊内的设置连接在敦化坊下，以致失去善和、通化二坊（见福山敏男《校注两京新记卷第三及解说》、黄永年《述〈类编长安志〉》、拙著《唐长安都亭驿考辨——兼述今本〈长安志〉通化坊阙文》）。又案《资暇集》所谓“光禄坊”者，疑为“光福坊”之讹。因“光福”、“永乐”二坊恰东西相值，于“东王公”、“西王母”之说甚契，“善和”坊地则距永乐坊过远，难符其说。李匡文《资暇集》今传诸本每有讹误，清人劳权尝指斥曰“类非善本”（见吴昌绶辑《劳氏碎金》卷中，民国双照楼铅印本），如引颜师古《汉书注》“戏水驿”作“戏源驿”，“福”、“禄”两字，字形相近，草写尤为易以混淆，“光福”于传写之间讹作“光禄”，自在情理之中。

次南通化坊。德勇案：宋敏求《长安志》、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并阙此坊，据《类编长安志》卷二，当为通化，参见前善和坊。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曰：《张元忠夫人令狐氏墓志》云，夫人卒于京兆府殖业里之第，案以南数坊多以“业”为名，或此阙坊为“殖业”欤？不言县而独言京兆府，以府廨在光德坊，与此坊相近也，存之附考。德勇案：殖业坊仅此一见，疑属长安城郊，徐松说似过于牵强，不取。

南街之北，净影寺。文帝为沙门慧远立。寺额申州刺史殷仲容所题。出《长安志》卷九。德勇案：《长安志》乃将上述记载舛置于敦化坊下，参见前善和坊。《续高僧传·惠远传》：开皇七年春，往定州，寻下玺书，殷勤重请。辞不克免，便达西京。上大悦，敕住兴善。又以兴善盛集，法令是烦，虽有扬化，终为事约，乃选天门之南、大街之右，东西冲要，游听不疲，因置寺焉，名为净影。所谓“天门之南、大街之右”，正当通化坊地。《太平御览》卷九一九引《两京新记》曰：净影寺，沙门慧远讲经。初，在乡养一鹅，常随远听经，及远入京，留在寺，昼夜鸣呼不止。僧徒送入京，至此寺大门放之，自然知远房，便入驯狎。每闻讲钟，即入堂伏听，若闻泛说他事，鸣翔而去。如是六年，忽哀叫庭宇，不肯入堂，二旬而卒。寺内有远碑，亦述其事。东南隅，蔡王智积宅。《长安志》卷九亦舛入敦化坊下，记云：东南隅，行台左仆射郧国公殷开山宅，本隋蔡王智积宅。德勇案：《类编长安志》卷四记同事作通化坊；又《太平御览》卷一八〇引《两京新记》：通化坊东南隅，郧国公殷开山宅。

次南丰乐坊。出《长安志》卷九。

西南隅，法界尼寺。文献皇后为尼华晖、令容所立，有连阶双浮图，各崇一百三十尺。出《长安志》卷九。寺西，弘业尼寺。《长安志》卷一〇：崇贤坊崇业尼寺，本弘业寺，隋开皇十年，尼法觉立于法界之西，其地湫隘，大业三年，合州刺史崔凤舍宅移置于此。德勇案：“湫隘”，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长安志》作“狭隘”。横街之北，胜光寺。《长安志》卷九：丰乐坊大开业寺，本隋胜光寺，文帝第四子蜀王秀所立。大业元年，徙光德坊，于此置仙都宫，即文帝别庙。《唐会要》卷四八：丰乐坊开业寺，本隋仙都宫。德勇案：“蜀王秀”，毕沅校刻本《长安志》作文帝第二子，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长安志》作第三子，检《隋书·文四子传》，秀乃第四子，今据改。《续高僧传·昙迁传》：开皇十年春，文帝幸晋阳，下敕曰：“自十年四月已前，诸有僧尼私度者，并听出家。”故率土蒙度数十万人，迁之力矣。寻下敕为第四皇子蜀王秀于京城置胜光寺，即以王为檀越，敕请迁之徒众六十余人住此寺中，受王供养。《历代名画记》卷三：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录》云开业寺有曹仲达、李雅、杨契丹、郑法士画。

次南安业坊。出《长安志》卷九。《隋书·礼仪志》一：高祖平陈，收罗梓，郊丘宗社，典礼粗备，惟明堂未立。开皇十三年，诏命议之。后检校将作大匠事宇文恺，依《月令》文，造明堂木样，重簷复庙，五房四达，丈尺规矩，皆有准凭，以献。高祖異之，命有司于郭内安业里为规兆。方欲崇建，又命详定。诸儒争论，莫之能决。礼部尚书牛弘等又条经史正文重奏明。时非议既多，久而不定，又议罢之。德勇案：“重簷复庙”，“庙”字似不通，疑为“廊”之形讹。

西南隅，资善尼寺。兰陵公主舍宅立。出《长安志》卷九。东南隅，修善寺。《长安志》卷九：坊东南隅，济度尼寺，隋太师申国公李穆之别宅，穆妻元氏立为修善僧寺。其济度尼寺本在崇德坊，永徽中置宫，乃徙于此。

清光绪刻《南菁札记》本曹元忠辑《两京新记》

次南崇业坊。出《长安志》卷九。德勇案：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曰：《会要》言移玄都观至安善坊，疑安善为此坊旧名。今案宋敏求《长安志》除以唐韦述《两京新记》为基本依据外，也曾参据《唐会要》等书，《长安志》所在不明的修仁、正平二坊，即移录《唐会要》旧文，假若崇业坊确实本名安善，《长安志》应当有所著录，而且《长安志》朱雀街东另有安善坊，亦未记坊名为后来所改，一城之内不应有二坊重名，“安善”与“崇业”字形又颇有相近之处，故今本《唐会要》文字应有讹误，今不从《唐两京城坊考》。又案：《类编长安志》卷二亦记安业坊南为安善坊，应属同样的舛误。

玄都观。《长安志》卷九：开皇二年，自长安故城徙通道观于此，改名玄都观，东与大兴善寺相比。《唐会要》卷五〇：初，宇文恺置都，以朱雀街南北尽郭，有六条高坡，象乾卦，故于九二置宫殿，以当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兴善寺以镇之。《历代名画记》卷三：殿内范长寿画。

次南永达坊。出《长安志》卷九。

次南道德坊。出《长安志》卷九。

澄虚观。出《两京新记》（日本《尊经阁丛刊》复制侯爵前田家藏卷子本）残卷。《长安志》卷九“澄虚观”作“澄灵观”。秦王浩宅。《长安志》卷九：坊中唐开元观，本隋秦王浩宅。又《唐会要》卷五〇：道德坊唐太真观，本隋秦王浩宅。佛堂。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案《白氏长庆集》诗注云开元观西北院即隋时龙村佛堂，有古柏一株，至今存焉。

次南光显坊。《长安志》卷九：道德坊南光行坊，行字本犯中宗讳，长安中改。

次南延祚坊。坊南街抵京城之南面。出《两京新记》残卷。

右朱雀街西第一街九坊。出《长安志》卷九、《两京新记》残卷。

朱雀街西第二街。北当皇城南面之含光门。街西从北第一曰太平坊。出《两京新记》残卷。

西南隅，实际寺。《长安志》卷九：坊西南隅，温国寺，本实际寺，隋太保薛国公长孙览妻郑氏舍宅所立。西门之北，定水寺。开皇十年，荆州总管上明公杨纪为禅师慧能所立。出《两京新记》残卷。德勇案：《长安志》卷九作“荆州总管上明公杨纪以宅立寺”。又“杨纪”名，《隋代墓志铭汇考》第二二八号《大隋使持节上开府仪同三司荆州总管上明恭公杨使君（纪）之墓志》同，而《隋书》本传书作“杨文纪”。《历代名画记》卷三：定水寺，王羲之题额，从荆州将来。殿内东壁北二神，西壁三帝释，并张僧繇画，从上元县移来。又殿内东壁孙尚子画维摩诘。其后屏风，临古迹帖，亦妙。中间亦孙尚子画。东间不是孙，亦妙，失人名。内东西壁及前面门上并似展画，甚妙。前面有三圆光，皆突生壁窗间，菩萨亦妙。尚书左仆射赵士茂宅。出《长安志》卷九。德勇案：“士茂”系赵氏字，其本名为“芬”，见《隋书》本传。清王昶《金石萃编》（北京，中国书店，1985，影印民国扫叶山房印本）卷三八《赵芬碑》：薨于京师之太平里第。内史通事舍人杨文宅。《隋代墓志铭汇考》第二二六号《大隋大都督内史通事舍人普安县开国男故杨府君（文）墓志铭》：开皇九年四月，卒于京师太平坊舍。德勇案：据此杨文墓志以及上引《大隋使持节上开府仪同三司荆州总管上明恭公杨使君（纪）之墓志》，杨文同在此坊为慧能立定水寺之杨纪同为杨宽子，系亲兄弟。秘书郎杨孝偡宅。《隋代墓志铭汇考》第二二七号《大隋屯骑尉秘书郎上明国世子杨府君（孝偡）墓志》：仁寿三年五月，卒于京师太平坊宅。德勇案：据此杨孝偡墓志，其父即在此坊为慧能立定水寺之杨纪。杨纪、杨文、杨孝偡兄弟叔侄三人，似在此坊聚族而居。

次南通义坊。出《两京新记》残卷。

西南隅，唐国公李渊宅。《两京新记》残卷：坊西南隅，兴圣尼寺，高祖龙潛旧宅。《旧唐书·高祖本纪》：义宁二年三月戊辰，隋帝进高祖相国，总百揆，备九锡之礼。唐国置丞相以下，立皇高祖已下四庙于长安通义里第。

次南兴化坊。出《两京新记》残卷。

成道寺。大业七年废。出《长安志》卷九。西南隅，空观寺。开皇七年，右卫大将军驸马都尉洵阳公元孝矩舍宅立。出《两京新记》残卷。《历代名画记》卷三：本周时村佛堂。绕壁，当时名手画。佛堂在寺东廊南院。佛殿南面东西门上，袁子昂画。又有三绝，是佛殿、门扇孔雀及二龙。又《贞观公私画史》：空观寺壁有袁子昂画。

次南弘德坊。《长安志》卷九：兴化坊南崇德坊，本名弘德，神龙初改。

西南隅，济度尼寺。《长安志》卷九：坊西南隅，崇圣寺。寺有二门，西门本济度尼寺，隋秦孝王俊舍宅所立。《两京新记》残卷：崇圣寺，隋仁寿元年，秦孝王俊舍宅所立。《贞观公私画史》：灵宝寺壁有展子虔、郑法士画。德勇案：据《长安志》卷九，贞观二十三年，徙济度寺于安业坊之修善寺，以其所为灵宝寺，尽度太宗嫔御为尼以处之。是则《贞观公私画史》所谓灵宝寺画，应即隋济度尼寺旧有画迹。又《长安志》载至唐仪凤二年，复合并灵宝寺地与其东侧原道德尼寺属地，设立崇圣寺，《历代名画记》卷三载崇圣寺西殿内有董伯仁画，所谓“西殿”，也应当是指崇圣寺西院的原隋济度尼寺佛殿。寺东，道德尼寺。《长安志》卷九：崇圣寺东门，本道德尼寺，隋时立。西安西郊梁家庄出土《大唐京师道德寺故大禅师大法师之碑》：大业元年，有诏令二阇梨为太子戒师，遂即延入承明，禀资归护。居诸屡积，祈告莫因，掩以天网，不遑宁处，沉忧变景，视听两宫。乃下敕于京邑弘德里，为立道德道场，所有门人，并听出住。四事供给，一从天府。于是复殿重敞，畅象设之光华；簷庑高袤，显众侣之荣采。《历代名画记》卷三：崇圣寺东殿有展子虔画，西北有郑德文画。参见上“济度尼寺”条，可知所谓“崇圣寺东殿”，应当是指原隋道德尼寺佛殿。寺内，有龙天王祠。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北京，中华书局，1990，《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清嘉庆六年金陵孙忠湣祠刊本）卷一九：龙天王井，在台城前。旧传梁武帝为郄后立龙祠井上，号龙天王井，梁陈皆祀之。《六朝记》云梁武帝郄后性妬忌，武帝初立，未册命，因忿怼，乃投殿庭井中，众赴井救之，已化毒龙，烟熖冲天，人莫敢近。帝悲叹久之，乃册为龙天王，使井上立祠。自梁历陈，享祀不绝。陈灭，乃迁其祠于京城道德寺。大业初，又置祠于旧处。东北隅，月爱寺。《长安志》卷九：坊东北隅，证果尼寺，本隋月爱僧寺。贞观九年，徙丰乐坊之证果寺于此，改为尼寺。《两京新记》残卷：证果尼寺，隋开皇二年立。是则开皇二年所立当为月爱寺。东宫右亲卫元仁宗宅。《隋代墓志铭汇考》第九八号《大隋东宫右亲卫元君（仁宗）墓志》：开皇十年十一月，卒于长安县归化乡弘德坊宅。

次南怀贞坊。出《两京新考》残卷。

次南宣义坊、出《两京新记》残卷。

应法寺。宝积寺。并出《长安志》卷九。

次南丰安坊。出《两京新记》残卷。

宣化尼寺。出《长安志》卷九。

次南明昌坊。出《两京新记》残卷。

全一坊汉王谅宅。谅败后赐伶官，属家令寺。出《长安志》卷九。

次南安乐坊。坊南街抵京城之南面，西即安化门。出《长安志》卷九。

右朱雀街西第二街九坊。出《两京新记》残卷。

朱雀街西第三街。即皇城西之第一街。南出安化门，北出华林门入苑。出《两京新记》残卷。街西从北第一安贞坊。《长安志》卷一〇：街西从北第一修德坊，本安贞坊，武太后改。德勇案：“华林门”原作“芳林门”，此据前外郭城“华林门”下考订改。

次南辅兴坊。出《长安志》卷一〇。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曰：《长安志》安国观在正平坊，不知其坊所在。案安国观为玉真公主所居，疑辅兴即正平改名也。德勇案：《长安志》卷一〇载玉真公主所居玉真女冠观在辅兴坊，故徐松有是语。今案《长安志》卷一〇安国观在正平坊云云，乃以《唐会要》卷五〇“安国观”条误属西京，据元《河南志》（北京，中华书局，1999，影印清末民初间缪荃孙编刻《藕香零拾》丛书本），正平坊及安国观本在东都洛阳。

次南颁政坊。出《两京新记》残卷。

南门之东，惠云寺。《两京新记》残卷：坊南门之东，龙兴寺，西北隅本隋之惠云寺，有旧佛殿，今见在，有郑法轮之画迹。德勇案：“画迹”原作“书迹”。《历代名画记》卷三：龙兴寺佛殿郑法轮画，《长安志》卷一〇亦作“画”，今据改。又《长安志》卷一〇：惠云寺，大业七年废。澄觉寺。大业七年废。出《长安志》卷一〇。街东之北，建法尼寺。开皇三年，坊人田通所立。文帝初移都，便出寺额一百枚于朝堂，下制云：有能修造，便任取之。通孤贫，孑然惟有圜堵之室，乃发愤，诣阙请额而还，置于所居。柴门翁牖，上穿下漏。时陈临贺王叔敖母与之邻居，又舍宅以足之，其寺方渐营建也。出《两京新记》残卷。德勇案：寺额“一百枚”，《长安志》卷一〇作“一百二十枚”；《长安志》卷七引《两京新记》：“大业初有寺一百二十”，疑《两京新记》残卷脱“二十”。又陈临贺王叔敖，“敖”原作“教”，据《陈书》本传及《长安志》改。寺旁，陈临贺王叔敖母施太妃宅。《隋代墓志铭汇考》第二九九号《陈临贺王国太妃（施氏）墓志铭》：大业五年八月，薨于颁政里。

次南隆政坊。《长安志》卷一〇：颁政坊南布政坊，本名隆政，避明皇名改。

明法寺。道觉寺。大业、武德中，二寺并废。出《长安志》卷一〇。西门之南，法海寺。本江陵总管清水公贺拔华宅，开皇七年，为沙门法海舍宅奏立为寺，因此“法海”为名。出《两京新记》残卷。德勇案：清水公，《长安志》卷一〇作“隋海公”；又“七年”，《长安志》作“九年”。北门之东，济法寺。开皇二年，沙门法藏所立。《长安志》卷一〇：地本梁村之佛堂及隋武候将军韦和业宅，其佛殿隋光德太子之寝堂。太子薨后，舍施坼于此造。西禅院，房国公苏威所立。街东之北，明觉尼寺。本御史大夫裴蕴宅，开皇中，太保河间王弘立为寺。出《两京新记》残卷。《长安志》卷一〇：弘本名显，避中宗讳改。东北隅，右武候府。《长安志》卷一〇：坊东北隅，右金吾卫，隋曰右武候府。汉王司法参军萧绍宅。《隋代墓志铭汇考》第二一六号《隋故司法萧府君（绍）墓志》：开皇十七年九月，终于长安县雅政里宅。德勇案：“雅政”坊名未见记载，疑即“隆政”形讹，姑系此。朝请郎元世斌宅。《隋代墓志铭汇考》第二九五号《元世斌志》：大业五年五月，薨于隆政里之第。

次南延寿坊。出《两京新记》残卷。

南门之西，慈门寺。《长安志》卷一〇：坊南门之西，懿德寺，本慈门寺，隋开皇六年，刑部尚书万安公李圆通所立。《两京新记》残卷：禅院内有大石臼，重五百斤。隋末，鄠县沙门法通自终南扛来。法通少出家，初极劣，同侣轻之。乃发愤，乞愿壮健，昼夜不舍。后因昼寐树下，口中涎沫流出三升，其母惊，遽呼觉。通曰：忽梦大人遗三驮蓟，使通噉之。通噉一驮，便惊悟耳。自尔便壮健特異，试举大木石，不以为困。此寺僧行戡，本称膂力，通遂窃其袈裟，举堂柱以压之，行戡望见，惊异，尽力莫能取之。通乃徐举柱以取，众大骇。通力兼百人，时人咸伏，以为神力。惠觉寺。大业七年废。出《长安志》卷一〇。东南隅，齐州刺史卢贲宅。《长安志》卷一〇：坊东南隅，唐驸马都尉裴宅，其地本隋齐州刺史卢贲宅。

次南光德坊。出《两京新记》残卷。

东南隅，雍州廨。《两京新记》残卷：坊东南隅，京兆府廨。府内廨宇，并隋开皇中制度，其后随事改作。《隋书·地理志》上：开皇三年，置雍州，大业三年，改州为京兆郡。又载：京兆郡长安县，带郡。常法寺。大业七年废，《长安志》卷一〇。西南隅，胜光寺。本幽州总管燕荣宅。大业元年，自丰乐坊徙胜光寺于此。出《长安志》卷一〇。德勇案：“燕荣”原作“燕营”，据《隋书》本传改。

次南延康坊。出《两京新记》残卷。

明轮寺。大业七年废。出《长安志》卷一〇。东南隅，静法寺。开皇十年，左武候大将军陈国公窦抗所立。寺门拆抗宅启戟门所造。西院有木浮图，抗弟琏为母成安公主建。重叠绮丽，崇一百五十尺，皆伐抗园梨木充用。其园本西魏大统寺，周武帝废佛教，以其寺赐抗为宅焉。出《长安志》卷一〇。德勇案：“成安公主”，《两京新记》残卷及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同，《续高僧传·慧海传》作“城安长公主”，《隋书·窦荣定传》则记云荣定妻为高祖姊“安成长公主”。又“一百五十尺”，宋敏求《长安志》“尺”原作“丈”，《两京新记》残卷作“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同，一百五十丈似嫌过高，故从韦述《两京新记》。《续高僧传·慧海传》：大隋御宇，方践京邑，帝姊城安长公主有知人之鉴，钦其德望，为立伽蓝，遂受以居之。今之静法寺是也。《历代名画记》卷三：净法寺，殿后张孝师画地狱变；东壁，范长寿画。西壁亦妙，失人名。德勇案：此“净法寺”应即“静法寺”异书。又《历代名画记》在张、范二人壁画下附有张彦远自注，云“与裴孝源《录》同”，亦即文字类同于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录》，今传裴氏《贞观公私画史》，记述隋京师有一“隆法寺”，寺壁有“范长寿、张孝师画”，此“隆法寺”应即“静法寺”之讹。西南隅，尚书令越国公杨素宅。《两京新记》残卷：西南隅，西明寺。本隋尚书令越国公杨素宅。大业中，素子玄感诛后没官。《隋书·杨素传》：素家僮数千，后庭妓妾曳绮罗者以千数，第宅华侈，制拟宫禁。又曰：素负冒财货，营求产业。东西二京，居宅侈丽，朝毁夕复，营缮无已。《两京新记》残卷：贞观中，杨素旧宅赐濮恭王泰。泰死后官市立寺，寺内有杨素旧井。玄感被诛，家人以金投井。后人窥见，钓汲无所获。今寺众谓之灵井，在僧厨院内。初，杨素用事隋朝，奢侈过度，制造珍异，资货储积。有美姬，本陈太子舍人徐德言妻，即陈主叔宝之妹，才色冠代，在陈封乐昌公主。初，与德言夫妻情义甚厚，属陈氏将亡，德言垂泣，谓妻曰：“今国破家亡，必不相保，以子才色，必入帝王贵人家。我若死，幸无相忘；若生，亦不可复相见矣！虽然，共为一信。”乃击破一镜，各收其半。德言曰：“子若入贵人家，幸将此镜，令于正月望日，市中货之。若存，当冀志之知生死耳。”及陈灭，其妻果为隋军所没，隋文以赐素。深为素所宠嬖，为营别院，恣其所欲。陈氏后令阉奴望日赍破镜诣市，务令高价，果值德言。德言随价便酬，引奴归家，垂涕以告其故，并取已片镜合之。及寄其妻题诗云：“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姮娥影，空余明月辉。”陈氏得镜，见诗，悲怆流泪，因不能饮食。素怪其惨悴而问其故，具以事告。素憯然为之改容，使召德言，还其妻，并衣衾悉与之。陈氏临行，素邀令作诗叙别。固辞不免，乃为绝句曰：“今日何迁次，新官对旧官。笑啼俱不敢，方验作人难。”时人哀陈氏之流落，而以素为宽惠焉。又《太平御览》卷七三五引《两京新记》曰：杨素有美妾，姿色绝伦。时有千牛桑和，有妖蛊异术，常云：“一见妇人，便即能致。”炀帝尝密使入窃之。素宅深邃，和朝奉诏，其夜便窃以匿。炀帝奇其能，便诏素赐之。

次南崇贤坊。出《两京新记》残卷。

缘觉寺。融觉寺。贤觉寺。三寺并大业、武德中废。出《长安志》卷一〇。南门之西，海觉寺。开皇四年，淮南公元伟舍宅为沙门法聪所立。出《长安志》卷一〇。《历代名画记》卷三：海觉寺小殿前面董伯仁画像，双林塔西南展子虔画像，后面云是郑法士画，尤妙。西南院门北壁画神，失名，甚妙，或云郑法士。街北之西，大觉寺。开皇三年，文帝医人周子粲所立。子粲家代（世）方术，深为隋主所重，其地本粲之佛堂也。出《两京新记》残卷。德勇案：“子粲”，一本作“子祭”。《长安志》卷一〇作“子臻”。西门之南，法明尼寺。开皇八年，长安富商王道买舍宅所立。出《两京新记》残卷。寺西慈仁尼寺。开皇三年，大兴公主有女出家为尼，号曰“女郎师”，隋帝为立此寺。出《长安志》卷一〇。街东之南，弘业尼寺。本合州刺史崔凤宅。大业三年，凤以丰乐坊弘业尼寺所在湫隘，舍宅移置于此。《长安志》卷一〇：坊街东之南，崇业尼寺，本弘业寺，隋开皇十年，尼法觉立于法界之西。其地湫隘，大业三年，合州刺史崔凤舍宅移于此。神龙元年改为崇业。德勇案：弘业尼寺原在丰乐坊内，参见前丰乐坊下。

次南延福坊。出《两京新记》残卷。

神通寺。大业七年废。出《长安志》卷一〇。西南隅，纪国寺。开皇六年，献皇后为母纪国夫人崔氏所立。出《两京新记》残卷。《历代名画记》卷三：西禅院小堂郑法轮画，甚碎。

次南永安坊。出《两京新记》残卷。

次南敦义坊。出《两京新记》残卷。

东北隅，灵觉寺。《长安志》卷一〇：坊东北隅，废福田寺，本隋灵觉寺。开皇六年，观德王雄所立。东南隅，法觉尼寺。出《长安志》卷一〇。

次南大通坊。出《两京新记》残卷。

次南大安坊。坊南街抵京城之南面。出《两京新记》残卷。

西街，永安渠。隋开皇三年，引交水西北流入城。出《长安志》卷一〇。

东街，清明渠。开皇初，引泬水西北流，又屈而东北流入城。当此坊南街，又屈而东流。出《长安志》卷一〇。

右皇城西之十三坊。出《两京新记》残卷。

朱雀街西之第四街。即皇城西第二街。街西从北第一安定坊。出《长安志》卷一〇。德勇案：“即皇城西第二街”，“二”《长安志》原作“一”，《两京新记》残卷作“三”，此从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四。

西南隅，律藏寺。《长安志》卷一〇：坊西南隅福林寺，其地本隋律藏寺。东北隅，五通观。开皇八年，为道士焦子顺所立。子顺能驱使鬼神，受诸符箓，预告隋文帝受命之应。及即位，授上开府永安公、徐州刺史，固辞。常咨谋军国，出入卧内，帝恐其往还疲顿，令选近所，于此立观，以五通为名焉。出《两京新记》残卷。《唐会要》卷五〇：以五通为名，旌其神异也，号焦天师。功德尼寺。《长安志》卷一〇：怀远坊功德尼寺，本在安定坊。开皇五年，周宣帝女细腰公主所立。武德中移于此。

次南休祥坊。出《长安志》卷一〇。

坊内有汉顾成庙余址。庙北，汉奉明园。宣帝父悼皇考墓园也。园北，汉奉明县。出《长安志》卷一〇。东南隅，万善尼寺。本在故城中，周宣帝大象二年置。开皇二年移于此，尽度周氏皇后嫔御以下千余人为尼以处之。出《长安志》卷一〇。德勇案：“开皇二年”，毕沅校刻本《长安志》作“开皇三年”，此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长安志》以及《两京新记》残卷。寺有岐州刺史李敏第四女李静训墓塔。1957年，考古发掘李静训墓，在今西安城西梁家庄，出土有满嵌珍珠、宝石的金项链和手镯、波斯萨珊朝卑路斯王（457—483）银币，以及金银器、玻璃器和瓷器多种，为二十世纪发现之重要隋唐墓葬之一。李氏为陇西望族，曾祖李贤为北周河西郡公、骠骑大将军，外祖母为隋文帝长公主杨丽华，即北周宣帝皇后，其母为北周宣帝之女宇文娥英。（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城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9月）《隋代墓志铭汇考》第二九三号《隋左光禄大夫岐州刺史李公第四女（静训）石志铭并序》云：幼为外祖母周皇太后所养，训成长乐，独见慈抚之恩；教习深宫，弥遵柔顺之德。……大业四年六月一日遘疾，终于汾源之宫，时年九岁。……以其年……十二月，……瘞于京兆长安县休祥里万善道场之内，即于坟上构造重阁。遥追宝塔，欲髣髴于花童；永藏金地，庶留连于法子。德勇案：盖万善尼寺为北周皇后嫔妃丛葬之地，其时杨皇后尚在世，不愿其外孙女归葬原州祖坟，故就近葬于万善，以示祖孙宠爱之情也。明年，杨皇后逝世，祔葬北周宣帝定陵，祖孙仍然分离。寺西，慈和尼寺。大业元年，元德太子为尼善惠、玄懿立。出《长安志》卷一〇。处士董僧利宅。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之永徽017号《大唐故处士董君（僧利）墓志铭并序》：僧利，雍州长安人，大业四年六月，终于休祥之第。

次南金城坊。本汉博望苑之地，初移都，割以为坊，百姓分地板筑，土中见金聚，欲取便没。以事上闻，隋文曰：“此朕之金城之兆。”因以金城为坊名。出《两京新记》残卷。

西南隅，汉思后园。汉武帝卫皇后墓园也。宣帝追谥，改葬于此。地本长安故城之杜门外大道东也。出《长安志》卷一〇。北门，有汉戾后园。即戾太子史良娣墓。宣帝改葬于此。其地本白亭。出《两京新记》残卷。德勇案：“戾后园”，《两京新记》、《长安志》以及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并作“戾园”；“白亭”，《两京新记》残卷与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并作“曰亭”。《汉书·戾太子传》：史良娣葬长安城南，以湖阌乡邪里聚为戾园，长安白亭东为戾后园，今据改。园东南，汉博望苑。汉武帝为戾太子立。本杜门外道之东也。出《两京新记》残卷。东南隅，开善尼寺。开皇中，宫人陈宣华、蔡容华二人所立。出《两京新记》残卷。德勇案：“陈宣华”，“华”原作“葬”，据《隋书》本传，从《长安志》卷一〇改。街南之东，舍卫寺。《长安志》卷一〇：坊街南之东，乐善尼寺，本名舍卫寺，隋开皇六年，尉迟迥孙太师为其祖所立。西南隅，海陵公贺若谊宅。《长安志》卷一〇：坊西南隅，会昌寺，本隋海陵公贺若谊宅。义宁元年，义师入关，太宗顿兵于此。

次南醴泉坊。本名承明坊。开皇三年，缮筑此坊，忽闻金石之声，因掘得甘泉浪井七所，饮者疾愈，因以名坊及寺焉。出《长安志》卷一〇。德勇案：“及寺焉”三字《长安志》无，据《两京新记》残卷补。又案：“开皇三年”，《长安志》原作“开皇二年”，《新记》残卷作“开皇初”。《隋书·高祖纪》上：开皇三年三月丙辰，雨，常服入新都，京师醴泉出。又《通志》卷一八：开皇三年三月丙辰，以雨故，常服入新都，京师承明里醴泉出。据此，《长安志》“二年”应属“三年”之讹。

光宝寺。救度寺。并大业、武德中废。出《长安志》卷一〇。西南隅，灵应观。《长安志》卷一〇：坊西南隅，三洞女冠观，本灵应道士观，隋开皇七年立。贞观二十二年，自永崇坊换所居于此。德勇案：“贞观二十二年”，《唐会要》卷五〇作“贞观二十三年”。又《长安志》卷八：永崇坊灵应观，隋道士宋道标所立。观北，妙胜尼寺。开皇三年，周静帝皇后平原公主所立。出《长安志》卷一〇。德勇案：“三年”，毕沅校刻本《长安志》作“二年”，开皇二年，尚未迁入新都，此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长安志》及《两京新记》残卷。街北之西，醴泉寺。隋文于此置醴泉监，以甘泉水供御厨。开皇十三年，废监立寺焉。出《两京新记》残卷。德勇案：“十三”，《长安志》作“十二”。朝散大夫将作少匠任轨宅。《隋代墓志铭汇考》第二八七号《隋故朝散大夫将作少匠任君（轨）墓志之铭》：大业三年六月，卒于长安醴泉里。右屯卫步兵校尉解方保宅。《隋代墓志铭汇考》第三二六号《大隋殄寇将军奋武尉右屯卫步兵校尉解府君（方保）之墓志》：大业六年十一月，卒于醴泉里。

次南利人市。俗曰西市。《两京新记》残卷：醴泉坊南西市，隋曰利人市。《隋书·百官志》下：京师西市曰利人市。《隋书·刑法志》：仁寿中，于西市棒杀蕃客馆主客令等。

南北尽两坊之地。隶太府寺。出《两京新记》残卷。《隋书·百官志》下：太府寺管京、都市五署等。《隋书·杨伯丑传》：有失马来诣伯丑卜者，卦成，曰：“我不遑为卿占之，卿且向西市东壁门南第三店，为我买鱼作脍，当得马矣。”后果获马。

次南怀远坊。出《两京新记》残卷。《隋书·杨伯丑传》：伯丑亦开肆卖卜，有失子就伯丑筮者，卦成，伯丑曰：“汝子在怀远坊南门道东北壁上，有青裙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

法宝寺，大业七年废。出《长安志》卷一〇。东南隅，光明寺。《长安志》卷一〇：坊东南隅，大云经寺，本名光明寺。隋开皇四年，文帝为沙门法经所立。时有延兴寺，僧昙延因隋文赐以蜡烛，自然发焰，隋文奇之，将改所住寺为光明寺。昙延请更立寺以广其教，时此寺未制名，因以为名焉。德勇案：《寺塔记》卷上“长乐坊安国寺”条记光明寺得名缘由，与此不同：佛殿当阳弥勒像，法空自光明寺移来。未建都时，此像在村兰若中，往往放光，因号光明寺。寺在怀远坊。寺南有二浮图，东西相值。出《两京新记》残卷。《长安志》卷一〇：东浮图之北佛塔，号“三绝塔”：隋文帝所立，塔内有郑法轮、田僧亮、杨契丹画迹，及巧工韩伯通塑作佛像，故以“三绝”为名。《历代名画记》卷三：东浮图北有塔，俗呼为“七宝塔”，隋文帝造。冯提伽画车马并帐幕、人物，已剥落。又东壁、北壁郑法轮画，西壁田僧亮画，外边四面杨契丹画《本行经》。塔东叉手下画辟邪，双目随人转盼。三阶院窗下狂野杂兽，似是张孝师。西南净土院绕殿僧至妙，失人名。又《历代名画记》卷八：田僧亮、杨契丹与郑法士同于京师光明寺画小塔，郑图东壁、北壁，田图西壁、南壁，杨画外边四面，是称“三绝”。杨以簟蔽画处，郑窃观之，谓杨曰：“卿画终不可学，何劳障蔽？”杨特托以婚姻，有对门之好。德勇案：郑法轮画塔壁，《两京新记》残卷与《长安志》及《历代名画记》卷三同。审郑法轮为法士弟，《历代名画记》卷八称其画师法士，精密有余而高奇未足，是不足以与田僧亮、杨契丹并称大家，画塔壁者，应以法士为是，《贞观公私画史》记云光明寺壁有田僧亮、展子虔、郑法士、杨契丹画，虽然较《历代名画记》增多有展子虔画，但同样没有述及郑法轮画迹，可证《两京新记》、《长安志》以及《历代名画记》卷三所记或有舛误。又《两京新记》残卷同《长安志》，以郑、田、杨画及韩伯通塑佛像为“三绝”。今案若合计韩伯通塑像已为“四绝”，当从《历代名画记》，所谓“三绝”者，乃就郑法士、田僧亮、杨契丹画为言。民赵长述宅。《隋代墓志铭汇考》第一五六号《赵长述志》：开皇十七年四月十九日，雍州长安县修仁乡故民赵长述铭，住在怀远坊。

次南广恩坊。《长安志》卷一〇：怀远坊南长寿坊，隋曰广恩坊，避炀帝讳改。西南隅，长安县廨。去州六里。出《两京新记》残卷。德勇案：“州”原作“府”，唐京兆府，隋文帝时雍州，炀帝时京兆郡。《元和郡县志》卷一：长安县，隋开皇三年，迁都长安，移至长寿坊西南隅。愿力寺。大业七年废。出《长安志》卷一〇。南门之东，延兴寺。《长安志》卷一〇：南门之东，永泰寺，本梁太尉吴王萧岑宅，隋开皇四年，文帝为沙门昙延立为延兴寺。寺东院，莒公萧琮之堂，隋亡舍入寺。德勇案：“萧琮之堂”，毕沅校刻本《长安志》作“萧琮宅当”，此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长安志》以及《金石萃编》卷一一八柳玭《唐万寿寺记》。《续高僧传·昙延传》：移都龙首，有敕于广恩坊给地，立延法师众。开皇四年下敕，改延众可为延兴寺。《两京新记》残卷：寺内东精舍有隋中散大夫郑法士画释迦灭度之变，右院廊有藤王库真李雅画圣僧之迹也。《历代名画记》卷三：永泰寺，殿及西廊，李雅画圣僧。东廊悬门，杨契丹画。东精舍，郑法士画灭度变相。又《历代名画记》卷三引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录》：延兴寺，有郑法士、李雅画。寺东，莒国公萧琮宅。见上。街西之北，延寿公于诠宅。《长安志》卷一〇：坊街西之北，崇义寺，本隋延寿公于诠宅。德勇案：《唐会要》卷四八作“延陵公”。

次南嘉会坊。出《两京新记》残卷。

西南隅，褒义寺。本周太保吴武公尉迟纲宅。初，纲兄迥置妙象寺于故都城中，移都后，纲舍宅复立于此，改名褒义寺。其殿堂屋宇，并故都旧寺之材木。出《两京新记》残卷。德勇案：“周太保”原作“隋太保”，“尉迟纲”原作“尉迟刚”，据《周书》本传，纲乃周天和四年卒，未入隋，故大兴城中之所谓“尉迟纲宅”，应属尉迟氏家人，舍宅立寺者亦当为尉迟氏妻或其子嗣。

次南永隆坊。《长安志》卷一〇：嘉会坊南永平坊，本名永隆，明皇即位改。

东门之北，宣化尼寺。开皇五年，周昌乐公主及驸马都尉尉迟安舍宅立。寺门金刚，上人雍法雅所制，颇有灵迹。出《两京新记》残卷。德勇案：“尉迟安”，《长安志》卷一〇作“王安”。

次南通轨坊。出《两京新记》残卷。

次南归义坊。出《两京新记》残卷。

全一坊蜀王秀宅。文帝以京城南面阔远，恐竟虚耗，乃使诸子并于南部立第。时秀有宠，封土殷富，起第最华，今周垣旧迹见在。秀死后没官。出《两京新记》残卷。

次南显行坊。《长安志》卷一〇：归义坊南昭行坊，本名显行，避中宗讳，长安中改。坊南街抵京城之南面。

光禄寺供膳郭定洛居馆。《隋代墓志铭汇考》第二三九号《郭定洛志》：光禄寺供膳郭定洛，在显□坊馆西北角，去五十步，大业元年三月二十五日身死□。德勇案：此“显□坊馆”似属光禄寺官设馆舍。又案：此“显□坊”或为此显行坊，或为大兴县所领皇城东第一街之显国坊，惟志文云去此显□坊馆西北角“五十步”，系指墓穴位置，在外郭城坊内葬人，极为罕见，应当是在居民非常稀少的地方。前文朱雀街东第一街开明坊下引述《长安志》卷七，谓大兴城自朱雀门街第六横街以南，率无居人第宅；自兴善寺以南四坊，东西尽郭，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显国坊虽然也在这第六横街以南四坊之内，但位于在这四排里坊的最北面一排，相对来说，还算不上十分荒凉，坊内规模较大的隋朝建置，即有香海寺和修慈尼寺，而在显国坊南侧的进昌坊，更设有占据半坊之地的著名寺院无漏寺（即唐大慈恩寺）；相比之下，显行坊南抵城垣，坊内没有任何重要建置，“耕垦种植，阡陌相连”的情形要更为明显，从而也更有可能将墓地设在坊内，因而姑且将郭定洛居馆系于此坊。

右皇城西第二街之十一坊及西市。出《两京新记》残卷。

朱雀街西第五街。即皇城西之第三街。街西从北第一修真坊。今坊之南门，门扉即周之太庙门板也。出《两京新记》残卷。

积善寺。出《长安志》卷一〇。坊内有汉灵台。汉平帝元始四年所立。望云物之所。今余址高五尺，周回一百廿步。出《两京新记》残卷。《长安志》卷一〇：《述征记》曰：长安宫南灵台，高十仞，上有相风铜乌，或曰此乌遇千里风乃动。德勇案：“高十仞”，毕沅校刻本《长安志》无，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长安志》增补。

次南普宁坊。南街西出通开远门。出《两京新记》残卷。

坊西街，有汉太学余址。其地本长安故城南安门之外焉。出《两京新记》残卷。次东，汉辟雍。汉元始四年所立。出《两京新记》残卷。次东，汉明堂。二所并磨灭，无复馀址。《长安志》卷一〇。1956年以后，在西安西郊隋唐城修真、普宁坊内及其以西城垣以外的地区，陆续发现十五座汉代基址，全面发掘了其中两组遗址，一是隋唐西城垣外的第1～12号遗址，被认定为是王莽九庙遗址；二是在隋唐城内普宁坊西部的大土门遗址，被认定为是汉明堂、辟雍遗址。汉之灵台、太学遗址尚难辨认。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汉礼制建筑遗址》，文物出版社，2003年12月。街东之北，灵化寺。开皇三年，沙门善吉所立。其地本吉之宅。讲堂北有古冢，不详姓名，高五丈，僧徒夜暮见人仪仗伟然，乘白马，著白袴褶，翼从甚众。或有垦掘冢土，多见灾异焉。出《两京新记》残卷。德勇案：“开皇三年”，《两京新记》原作“开皇二年”，《长安志》卷一〇作“开皇五年”。审度前文颁政坊建法尼寺下引《两京新记》残卷，可知大兴城中始立寺院，系文帝初移都时出寺额任人兴建，而文帝移都，事在开皇三年，建法尼寺即坊人田通于开皇三年领取寺额所建，故此灵化寺也应当始建于开皇三年，《两京新记》之“开皇二年”与《长安志》之“开皇五年”，都应当是“开皇三年”的讹误。又案：“善吉”原作“善告”，从《长安志》卷一〇改。

次南熙光坊。《长安志》卷一〇：普宁坊南义宁坊，本名熙光，义宁元年改。

南门之东，真寂寺。《长安志》卷一〇：坊南门之东，化度寺，本真寂寺。《两京新记》残卷：寺本隋左仆射齐国公高颎宅。开皇三年，颎舍宅，奏立为寺。时有沙门信行，自山东来，颎立院以处之。乃撰《三阶集》卅馀卷，大率以精苦忍辱为宗。言人有三等：贤、愚、中庸，今并教之，故以三阶为名。寺内有无尽藏院，即信行所立。京城施舍，后渐崇盛。《续高僧传·信行传》：开皇之初，被召入京，仆射高颎邀延住真寂寺，立院处之。寺东，左仆射齐国公高颎宅。《法苑珠林》卷四六：唐雍州长安县高法眼，是隋代仆射高颎之玄孙，舍在义宁坊东南隅，向街开门。化度寺东，即是高家。据此可知，高颎捐舍其熙光坊住宅为真寂寺后，高家并未迁出此坊，故当时所捐舍者只是其西侧部分宅院。西北隅，积善尼寺。开皇十二年，左仆射高颎妻贺拔氏所立，其地本贺拔氏之别第。出《两京新记》残卷。

次南居德坊。南街西出金光门。出《两京新记》残卷。

汉圆丘余址。《长安志》卷一〇。《两京新记》残卷：东南隅，先天寺，其地本汉圆丘余址。约在今西安旧城西郊周家围墙村附近。依法寺。宝岸寺。凝观寺。三寺并大业中废。出《长安志》卷一〇。《两京新记》残卷并《太平广记》卷三七九条引《两京新记》佚文曰：凝观寺有僧法庆，造六丈夹纻像，未成，暴死。时宝昌寺僧大智，同日亦卒。三日并苏，云见官曹宫殿上有一人，似若王者，仪仗甚众。见法庆在前，有一像忽来，谓殿上人曰：“庆造我未成，何乃令死？”便检文簿，云庆食尽而命未终。殿上人曰：“可给荷叶以终其年。”言讫而忽失所在，大智便苏。众异之，乃往凝观寺问庆。时亦苏，说皆符验。庆不复能食，每日朝进荷叶六枚，斋时进八枚，如此终身。周流请乞，以成其像。东南隅，宝昌寺。《长安志》卷一〇：坊东南隅，先天寺，本宝昌寺。隋开皇三年，敕大兴、长安两县各置一寺，因立宝昌、禅林二寺，东西相对，时人谓之县寺。其地本汉之圆丘。德勇案：“本宝昌寺”，毕沅校刻本《长安志》作“本宝国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长安志》作“宝昌寺”。《历代三宝记》卷一二：开皇十三年，广州司马郭谊来京，奏闻广州有一僧行塔忏法事，敕不信占察经道理，令内史侍郎李元操，共郭谊就宝昌寺问诸大德。据此，并参据《长安志》据下文复有“立宝昌、禅林二寺”云云，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长安志》。西北隅，普集寺。开皇七年，突厥开府仪同三司鲜于遵义舍宅所立。出《长安志》卷一〇。民杨士贵宅。《隋代墓志铭汇考》第一八七号《杨士贵志》：仁寿元年正月廿六日，长安县礼成乡洽恩里住居德坊民故杨士贵铭记。

次南群贤坊。出《两京新记》残卷。

法身寺。宝王寺。二寺并大业七年废。出《长安志》卷一〇。东门之南，真心尼寺。开皇八年，宦者仪同三司宋祥舍宅所立。出《长安志》卷一〇。街东之北，真化尼寺。开皇十年，冀州刺史冯腊舍宅所立。出《两京新记》残卷。《隋代墓志铭汇考》第三九〇号《大隋真化道场尼郍提墓志之铭》：仁寿四年五月，终于真化道场。辨才寺。《两京新记》残卷：怀德坊辨才寺，海州刺史李亮子神通，以开皇十年，为沙门智凝立此寺于群贤坊。以智凝辨才不滞，因名寺焉。监门大将军黄城公元赞宅。上柱国鄜城公梁轨宅。并见《长安志》卷一〇。

次南怀德坊。出《两京新记》残卷。

西南隅，罗汉寺。开皇六年，雍州牧楚公豆卢所立也。出《两京新记》残卷。街西之北，海州刺史李亮宅。《两京新记》残卷：坊街西之北，辨才寺，本郑孝王亮隋代旧宅，武德二年，移寺于此。德勇案：《两京新记》并《长安志》俱不载李亮在隋仕历，此据《旧唐书·李神通传》。东门之北，慧日寺。开皇六年立，本富商张通宅，舍而立寺。通妻陶氏，常于西市鬻饭，精而价贱。时人呼为陶寺。出《两京新记》残卷。

次南弘化坊。《长安志》卷一〇：怀德坊南崇化坊，本名弘化，避孝敬皇帝讳改。

东门之北，经行寺。本长安令屈突盖宅，开皇十年，邑人张绪市之立焉。出《两京新记》残卷。西南隅，静乐尼寺。开皇六年所立。出《长安志》卷一〇。德勇案：“静乐”，《两京新记》残卷作“净乐”。

次南丰邑坊。南街西出通延平门。出《长安志》卷一〇。

东北隅，清虚观。开皇七年，文帝为道士吕师玄所立。师玄辟谷炼气，故以清虚名之。出《长安志》卷一〇。德勇案：“清虚观”，《两京新记》残卷作“净虚观”，《唐会要》卷五〇及日本学者福山敏男《校注两京新记卷第三及解说》所录金泽文库本《两京新记》残卷，亦俱有“以清虚为名”语，故当从宋敏求《长安志》。又案：“七年”，《长安志》原作“十年”，从《两京新记》残卷及《唐会要》改。

次南待贤坊。此坊隋初立天下诸州朝集使邸，故以待贤名之。出《两京新记》残卷。

东北隅，会圣观。开皇七年，隋文帝为秦孝王俊所立。出《两京新记》残卷。德勇案：“会圣观”，《长安志》卷一〇作“会昌观”，《唐会要》卷五〇则同《两京新记》。左领军大将军史万岁宅。《太平广记》卷三二七引《两京新记》：长安待贤坊，隋左领军大将军史万岁宅。其宅初常有鬼，居者辄死。万岁不信，因即居之。夜，见人衣冠甚伟，来就万岁。万岁问其由，鬼曰：“我故将军樊哙，墓近君居厕，常苦秽恶，幸移他所，必当厚报。”万岁许诺。因责杀生人之由。鬼曰：“各自怖而死，非我杀也。”乃掘得骸柩，因为改葬。后夜叉来谢曰：“君当为将，吾必助君。”后万岁为隋将，每遇贼，便觉鬼兵助己，战必大捷。

次南淳和坊。《长安志》卷一〇：待贤坊南永和坊，本名淳和，元和初避宪宗名改。

次南常安坊。出《两京新记》残卷。

次南和平坊。出《两京新记》残卷。

坊内南北街之东，筑入禅定寺。街西，筑入大禅定寺。《两京新记》残卷：坊内南北街之东筑入庄严寺，街西筑入总持寺。又：隋禅定寺武德元年改为庄严寺。《长安志》卷一〇：隋大禅定寺，武德元年改为总持寺。

次南永阳坊。坊西南即京城之西南隅。出《两京新记》残卷。

半以东，禅定寺。《两京新记》残卷：坊半以东，大庄严寺。德勇案：即隋之禅定寺，见上和平坊。《长安志》卷一〇：隋初置宇文别馆于此坊。德勇案：“宇文”，毕沅校刻本《长安志》及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并作“宇文改”，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长安志》作“宇文政”，均不见于《隋书》记载。《隋书·宇文传》：封平昌县公，官历刑部、礼部尚书，当即其人，故据之校改。《长安志》卷一〇又云：仁寿三年，文帝为献后立为禅定寺，宇文恺以京城之西有昆明池，地势微下，乃奏于此寺建木浮图，崇三百三十尺，周回一百二十步，大业七年成。《续高僧传·昙迁传》：及献后云崩，于京邑西南置禅定寺。架塔七层，骇临云际。殿堂高竦，房宇重深。周闾等宫阙，林圃如天苑。举国崇盛，莫有高者。仍下敕曰：“自稠师灭后，禅门不开，虽戒慧乃弘，而行仪攸阙。今所立寺，既名禅定，望嗣前尘，宜于海内召名德禅师百二十人，各二侍者，并委迁禅师搜扬。”《两京新记》残卷云：“寺内复殿重廊，天下伽蓝之盛，莫与为比。”《长安志》卷一〇：寺内有佛牙，长三寸，沙门法献从乌踵国取以归。豫章王暕自扬州持入京，隋文帝改置此寺。《隋书·沈光传》：初建禅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馀丈，适遇绳绝，非人力所及，诸僧患之。光见而谓僧曰：“可持绳来，当相为上耳。”诸僧惊喜，因取而与之。光以口衔索，拍竿而上，直至龙头。系绳毕，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拒地，倒行数十步。观者骇悦，莫不嗟异。时人号为“肉飞仙”。《两京新记》残卷：大业末，此寺有僧智兴，次当钟役，尝发愿云：“三途六趣，闻此解脱。”时仲冬寒裂，掌中凝血，不以告倦。后寺僧三果有兄住待贤坊，因从炀帝南幸，忽成梦其妻曰：“吾至彭城，不幸病死，生于地狱，艰苦备尝。赖今月初日，禅定寺智兴师鸣钟，响彻地狱，同受苦者，一时解免。今得托生，思报其恩，可具绢与之。”妻觉不信，又梦如初。妻辞以家贫，无所得绢。答曰：“有吏枉得绢卅疋，不合得用。今吾将来，置于后床，与是足矣。”妻惊觉，持火照床，果有绢卅疋。遂发哀，持绢送寺，数日而凶问至。德勇案：唐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记隋京师有东禅寺，寺壁有郑德文画，疑即此禅定寺相对于下文之大禅定寺所得别称。又《历代名画记》卷三引裴孝源《画录》亦即《贞观公私画录》，云禅定寺壁“有陈善见画”，与上引今传《贞观公私画史》之东禅寺画壁不同，未详孰是。半以西，大禅定寺。《两京新记》残卷：坊半以西，大总持寺。德勇案：即隋之大禅定寺，见上和平坊。《两京新记》残卷：大业元年，炀帝为父文帝立，初名大禅定寺，制度与庄严寺同，亦有木浮图，高下与东浮图不异。德勇案：“元年”，《长安志》卷一〇作“三年”。又“大禅定寺”，原作“禅定寺”，从《长安志》卷一〇改；“东浮图”，原作“西浮图”，盖大禅定寺本即在西，以意径改。又案：《贞观公私画史》记隋京师有西禅寺，寺壁有孙尚子画，而《历代名画记》卷三记总持寺佛殿内西面，有孙尚子画，适可印证此大禅定寺应即相对于上文之禅定寺所得别称。

右皇城西第三街之十三坊。出《两京新记》残卷。

【附录】

修仁坊。

国子学。右屯卫大将军麦铁杖宅。《唐会要》卷五〇：弘道观，尽一坊地。本修仁坊。旧有隋国子学及右屯卫大将军麦铁杖宅。显庆二年，尽并一坊为雍王第。王升储后，永隆元年八月，立为观。德勇案：修仁坊所在不详，《长安志》卷一〇“疑改易坊名”而将其附缀于西京城坊之末。

永吉里。

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河东郡开国公李椿宅。《隋代墓志铭汇考》第一二九号《大隋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河东郡开国公故李公（椿）墓志铭》：开皇十三年正月，薨于京师之永吉里第。德勇案：永吉里所在未详，是否属大兴城内里坊亦未可确知，姑列此备考。

仁训里。

燕州刺史太子左宗卫率清水县开国公杨钦宅。《隋代墓志铭汇考》第一二九号《大隋使持节上开府兆燕恒三州诸军事太子左宗卫率云朔二州道行军总管清水县开国公杨君（钦）之墓志》：开皇十九年三月，薨于长安县醴成乡仁训里宅。德勇案：仁训里所在未详，是否属大兴城内里坊亦未可确知，姑列此备考。

通明里。

周流江县令李景亮宅。《隋代墓志铭汇考》第二四三号《周故江流县令李府君（景亮）墓志铭》：五世祖演，居京兆。祖灵寿，雍州主簿；父庆，京兆郡功曹。景亮除流江县令，又辟京兆郡平正。淡于名利，不慕荣华，遂偃息丘园，杜门自绝。以大隋大业元年正月，卒于通明里第。以其年十一月，迁厝于京兆杜原。德勇案：通明里所在未详，是否属大兴城内里坊亦未可确知，姑列此备考。

务德里。

陈沅陵郡王叔兴宅。《隋代墓志铭汇考》第二六五号《前陈沅陵王故陈府君（叔兴）之墓志》：大业三年五月，薨于长安县弘教乡务德里之第。德勇案：务德里所在未详，是否属大兴城内里坊亦未可确知，姑列此备考。

敬仁里。

太子右宗卫率商州刺史城皋郡开国公扈志宅。《全隋文补遗》卷二《大隋上开府城皋公扈使君（志）碑》：开皇十四年二月，薨于京师宏政乡敬仁里。德勇案：敬仁里所在未详，是否属大兴城内里坊亦未可确知，姑列此备考。

所属坊里未详寺院

永福寺。寺壁有杨子华画。皈依寺。寺壁有田僧亮画。德勇案：以上二寺并见唐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未详所在里坊，或坊名有迁改，或有误字，或属大兴城郊寺院，姑列此备考。

【附记】本文承蒙徐苹芳先生帮助补充相关考古资料，谨致谢忱。

1986年7～8月间初稿，2009年4月26日增改新稿

原刊《燕京学报》新27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

《冥报记》报应故事中的隋唐西京影像

《冥报记》原书两卷，在世俗目录书籍当中，最早见于《旧唐书·经籍志》著录(1)；佛家著述，则较此更早有唐高宗时人释道世，在所撰《法苑珠林》中，称述其书乃“唐朝永徽年内吏部尚书唐临撰”(2)。

案唐临《旧唐书》有传，贞观二十三年高宗即位之初，检校吏部侍郎，其年迁大理卿，翌年亦即永徽元年，擢任御史大夫，“寻迁刑部尚书，加金紫光禄大夫，复历兵部、度支、吏部三尚书。显庆四年，坐事贬为潮州刺史，卒官，年六十”(3)。依此，唐氏出任吏部尚书，完全有可能是在永徽年间。又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尝述及“近见大唐吏部尚书唐临《冥报记》”云云(4)；宋人陈振孙所撰《直斋书录解题》，亦著录云“唐吏部尚书京兆唐临本德撰”(5)。“本德”为唐临字，见《新唐书》本传记载(6)，道宣与陈振孙并称唐临身份为吏部尚书，应是录自唐临本人在《冥报记》卷端题写的职衔姓名，今日本所存唐写本《冥报记》，每卷即均题作“吏部尚书唐临撰”(7)。《法苑珠林》作者道世的行年，仅略微迟晚于唐临，参据释道宣和陈振孙的记述，可知此释道世在《法苑珠林》中所说，信而有征。进而求之，《冥报记》书中记“绛州大德沙门释僧辙”事，谓僧辙坐化于永徽二年正月，“至今三岁，独坐如故”(8)，今释慧净法师复据以判断此书应撰著于永徽五年(9)，较前人著录的成书时间，更为具体，足以信从。

唐临在高宗永徽五年前后写成的《冥报记》一书，记述南北朝至隋唐间因果报应故事，用以醒悟世人，皈依崇信佛教，其中尤以隋唐间人灵应事迹为主，而且颇有一些故事，发生在这两个朝代的都城（京师），亦即其西京隋大兴城和唐长安城之中。唐临本人籍隶长安，且身历隋亡唐兴，武德初即效力于李唐王朝，后累历高官；祖唐瑾为北周内史，伯父令则隋末任左庶子，外祖高颎仕隋位居尚书左仆射，受封齐国公。家世渊源和自己受学做官的履历，都使得他具备充分的条件，熟悉隋唐时期长安城的宫宇寺观、街巷坊曲；而唐临自言其撰述《冥报记》一书，乃是一一“具陈所受及闻见由缘，言不饰文，事专扬确”，即叙事力求信实，以使“后人见者，能留意焉”，达到其通过这些故事“征明善恶，劝戒将来，实使闻者，深心感悟”的著述目的(10)。因而，尽管这部《冥报记》中所记事项的前后因果报应联系，几乎纯属胡思乱想，牵强附会，但书中所述这些故事发生的场所等与因果报应并无直接关联的具体事项，却大体可以视同信史，借以复原隋大兴城和唐长安城的历史面貌。

清翻刻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直斋书录解题》

隋大兴城和唐长安城，在当时是具有重大世界性影响的国际大都市。最早系统记述这座城市的传世典籍，目前所知，乃是唐玄宗开元年间史官韦述撰著的《两京新记》，然亦仅有残本存留于日本。《冥报记》书中涉及的隋唐西京城情况，虽然零星不成系统，但都是高宗永徽年间以前的情况，足以证实或是补充《两京新记》等晚出著述的记载；加之这种不经意的记述，有时反而会比经意的记述，更为准确地保存下一些重要的史事，起到专门著述无以替代的作用(11)，因此，即使存有同一时期的专门著述，对此仍然不容忽视。

《冥报记》成书以后，曾经在社会上风行很长一段时间。《旧唐书·唐临传》尝谓《冥报记》“大行于世”(12)。如前所述，约略同时人释道世所撰《法苑珠林》，即屡屡称引其书，这是《冥报记》一书迅速广泛流行的明显佐证。宋初官修《太平广记》，同样大量摘录《冥报记》书中的灵异事迹，说明进入宋代以后，此书依旧相当流行。宋元时期乃至明代通行的《冥报记》版本，一如其纂就之初，仍是编作两卷(13)。惟其书至迟在经历明清之际的战乱动荡之后，即已在中国隐没不显，原本并最终遗逸失传。在清顺治年间刊刻的宛委山堂本《说郛》当中，收有所谓唐临撰《报应记》一卷，然仅寥寥十数则，与他处所见唐临《冥报记》内容了不相干，且多涉及唐临身后之高宗龙朔、麟德乃至武则天时期事项(14)，知其绝非唐临所著书无疑。因此，清修《四库全书》，未能将《冥报记》录存其中。

今所见《冥报记》之通行传本，乃是晚近日本僧侣和佛学人士编入《大正藏》及《卍续藏经》当中的本子，所据底本，是唐代传入日本的古写本(15)。民国时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涵芬楼秘笈》，收入此书，其在中土，始得以重新流布。这个写本，卷次编为上、中、下三卷，乍看起来，其篇幅较唐临原本，似乎有所增加，实际上则非但没有增多，反而还有很大幅度减省，《法苑珠林》、《太平广记》等书所征引的《冥报记》，就有一些条目，竟完全不见于此本，说明当年流传到日本的这种写本，只是一部颇有减省的缩略摘录本，其所标注的卷次，或许也是出自当时传抄者的随意编排(16)。尽管如此，这已经是目前所知《冥报记》一书最为完整的一种传本了。

清朝嘉庆年间，在地理学和文献学两方面都颇受时人推重的学者徐松，撰述一代名著《唐两京城坊考》，逐一罗列隋唐东西两京亦即长安城与洛阳城的诸项建置，虽然书中已屡屡引及各类稗说杂记，然而，此《冥报记》一书，因当时在国内已经没有比较完整的传本，徐氏无缘寓目全书，只能通过《太平广记》等书，看到一些零星的佚文，自然未能充分利用书中相关的记载。拾其所遗以补其所缺，这也是本文选取此书来掠观窥测隋唐西京城内某些景观影像的基本缘由。

今本《冥报记》开篇第一则故事，便涉及隋唐西京城市平面布局当中的一项重要问题，即在隋大兴城建成之初，外郭城中的居民，在选择宅邸时，对所在区位主要有哪些考虑？唐临在这则故事中讲到，“隋京师大德沙门信行”，本居相州法藏寺，“开皇初，左仆射齐公闻其盛名，奏文帝，征诣京师，住公所造真寂寺”；在紧接其下的第二则“京城真寂寺沙门慧如”故事的结尾，唐临再一次讲到这座寺院时，复谓此寺，乃是其“外祖齐公所立，常所游观”(17)。这位信行和尚，乃隋唐时期重要佛教宗派三阶教的创教教宗，此番被延聘至京，对三阶教在全国广泛传布，意义至关重大，研究隋唐佛教地理，需要予以特别关注；不过，在这里引起我注意的只是信行驻锡的真寂寺这座寺院的前身。

唐临的外祖“左仆射齐公”，乃是文帝时尚书左仆射齐国公高颎。唐人韦述撰《两京新记》，记述高颎乃是捐舍自己的住宅立此真寂寺。不过，《两京新记》记述这座寺院的名称为化度寺(18)，至北宋时人宋敏求，始在《长安志》中载明化度寺初名真寂寺，唐高祖武德二年方改名为化度寺(19)。《冥报记》这条记载的价值，首先即是可以印证《长安志》记载的寺院本名，乃确实可信，不必以未见于韦述的《两京新记》而对其产生怀疑。

高颎不仅在文帝纂位之初，即操持政柄，前后“当朝执政将二十年”，权位之重，满朝罕有其比，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是主持大兴城营建的“新都大监”，总领其事，史称大兴城“制度多出于颎”(20)。以他这种特殊的地位和身份，在大兴城建成后，将自己的住宅选定在哪里，在很大程度上会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

真寂寺所在的隋熙光坊（隋末恭帝义宁元年改称义宁坊），位于大兴城最西边，北临外郭城西侧北面一门开远门，东与皇城北半部相对(21)。日本学者妹尾达彦曾对唐代长安城内居住区域的地域分化，做过很深入的研究，按照他的看法，由于大明宫和兴庆宫的吸引作用等原因，唐代中期以后，在唐长安城东部，逐渐形成了居住相对比较密集的官僚住宅区；与此相对应，在长安城的西部，则形成了西域商人和下层庶民住宅分布相对比较集中的区域(22)。那么，在隋大兴城建成之初，各色人等住宅在城市内部的分布，是否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区域分化呢？高颎宅邸偏处城市西边的事实，向我们提示，有必要全面审视一下隋代官僚住宅在大兴城内的分布情况。

下面是依据韦述《两京新记》和宋敏求《长安志》等基本史料所勾稽出的隋代部分高官贵戚住宅。

朱雀门大街以东（计13处）：

【第一街】1处。

开化坊：街南之东，炀帝在藩旧宅。〖《长安志》卷七〗

【第二街】1处。

靖安坊：车骑将军归化郡开国公尔朱瑞宅。〖《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第三八四《隋故车骑归化郡开国公尔朱公墓志铭》〗

【第三街】6处。

永兴坊：右骁卫将军长孙晟宅。〖《旧唐书》卷《后妃传》上〗西门之北，安平公宇文恺宅。〖《太平御览》卷一八〇引《两京新记》佚文〗

平康坊：西北隅，太师申国公李穆宅。〖《长安志》卷八〗

亲仁坊：街东之北，兵部尚书樊子盖宅。〖《长安志》卷八〗

永宁坊：南门之东，尚书左仆射房国公苏威宅。西门之北，兵部尚书田弘宅。〖《长安志》卷八〗

【第四街】4处。

安兴坊：街之西北，吏部尚书裴弘齐宅。〖《长安志》卷八〗

安邑坊：街之北，礼部尚书张颖宅。右武卫大将军宋国公贺若弼宅。〖《长安志》卷八〗

宣平坊：西南隅，太保薛国公长孙览宅。〖《长安志》卷八〗

【第五街】1处。

常乐坊：南门之西，大司马窦毅宅。〖《长安志》卷九〗

朱雀门大街以西（计38处）：

【第一街】4处。

通化坊：东南隅，蔡王智积宅。〖《长安志》卷九〗

安业坊：西南隅，兰陵公主宅。东南隅，太师申国公李穆别宅。〖《长安志》卷九〗

道德坊：秦王浩宅。〖《长安志》卷九〗

【第二街】7处。

太平坊：西南隅，太保薛国公长孙览妻宅。西门之北，荆州总管上明公杨文纪宅。尚书左仆射赵士茂宅。〖《长安志》卷九〗

通义坊：西南隅，唐国公李渊宅。〖《两京新记》残卷〗

兴化坊：西南隅，右卫大将军驸马都尉洵阳公元孝矩宅。〖《两京新记》残卷〗

弘德坊：西南隅，秦孝王俊宅。〖《长安志》卷九〗

昌明坊：全一坊汉王谅宅。〖《长安志》卷九〗

【第三街】8处。

隆政坊：西门之南，江陵总管清水公贺拔华宅。〖《两京新记》残卷〗北门之东，武侯将军韦和业宅。〖《长安志》卷一〇〗街东之北，御史大夫裴蕴宅。〖《两京新记》残卷〗

延寿坊：东南隅，齐州刺史卢贲宅。〖《长安志》卷一〇〗

光德坊：西南隅，幽州总管燕荣宅。〖《长安志》卷一〇〗

延康坊：西南隅，尚书令越国公杨素宅。〖《两京新记》残卷〗

崇贤坊：南门之西，淮南公元伟宅。街东之南，合州刺史崔凤宅。〖《长安志》卷一〇〗

【第四街】8处。

金城坊：西南隅，海陵公贺若谊宅。〖《长安志》卷一〇〗

醴泉坊：朝散大夫将作少匠任轨宅。〖《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第四二九《隋故朝散大夫将作少匠任君墓志之铭》〗

广恩坊：南门之东，梁太尉吴王萧岑宅。莒公萧琮宅。街西之北，延寿公于诠宅。〖《长安志》卷一〇〗

嘉会坊：西南隅，周太保吴武公尉迟纲宅。〖《两京新记》残卷〗

永隆坊：东门之北，周昌乐公主与驸马都尉尉迟安宅。〖《两京新记》残卷〗

归义坊：全一坊蜀王秀宅。〖《两京新记》残卷〗

【第五街】11处。

熙光坊：南门之东，左仆射齐国公高颎宅。〖《两京新记》残卷〗西北隅，左仆射高颎妻贺拔氏别第。

居德坊：西北隅，突厥开府仪同三司鲜于遵义宅。〖《长安志》卷一〇〗

群贤坊：东门之南，宦者仪同三司宋祥宅。〖《长安志》卷一〇〗街东之北，冀州刺史冯腊宅。〖《两京新记》残卷〗监门大将军黄城公元赞宅。上柱国鄜城公梁轨宅。〖《长安志》卷一〇〗

怀德坊：街西之北，海州刺史李亮宅。〖《两京新记》残卷〗

弘化坊：东门之北，长安令屈突盖宅。〖《两京新记》残卷〗

待贤坊：左领军大将军史万岁宅。〖《太平广记》卷三二七引《两京新记》佚文〗

永阳坊：平昌县公宇文别馆。〖《长安志》卷一〇〗(23)

以上住宅分布情况，可图示如图1。历史文献中留存下来的有关隋代权贵在大兴城中住宅的记载，很不全面；我在这里所做的统计，也相当粗疏，一些零散的记载，没有顾及一一搜寻，但上面的初步统计结果，还是向我们透露出一项重要讯息，即在隋大兴城中，当初这些权贵们在选择住宅时，看起来有比较多的人，更偏好城市的西部。需要说明的是，在这当中，有相当一部分统计资料，源自舍宅建寺的记录，而在城西舍宅建寺的人，本明显多于城东，这样统计出来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掺有一些假象；或许有人以为，权贵们舍弃城市西部这些住宅，说不定正意味着城西不如城东更适于居住。这样来看待上述统计结果，也有一定道理，不过，高官贵戚施宅与僧，本是虔心礼敬佛祖的重大行为，这样做是为了求取佛祖的优厚回报，众多信徒们决不会都去特地拣选当时社会上普遍厌弃的恶劣地方来自讨罪过，佛寺的位置所在，其实会与权贵们的住宅一样，体现出当时大多数人在选择居住空间时所持的基本好恶倾向。况且所谓舍宅为寺，主人有时只是捐舍出其宅院的一部分房舍，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弃此而另行择地兴建住宅。譬如高颎捐舍其熙光坊（义宁坊）住宅为真寂寺（化度寺）后，高家即未曾改迁新居，直至唐高宗龙朔年间，颎玄孙高法眼，依旧居住在这里，当时人清楚记述说，高法眼的住宅“在义宁坊东南隅，向街开门，化度寺东即是高家”(24)。由此可以确证，当初高颎捐给三阶教教宗信行用作寺院的只是其宅院靠西面这一部分，东部并未捐舍。对于有隋一代大兴城内高官贵戚的居地，日本学者妹尾达彦曾经做过更为全面的统计，并绘制有分布图（见图2），结果同样表明，分布在全城中轴线朱雀大街以西的权贵宅第，要多于这条大街以东(25)。

图1　隋大兴城权贵宅第分布示意图

图2　妹尾达彦编绘有隋一代大兴城内权贵住宅分布示意图

隋文帝素来崇信佛教，在迁入新都大兴城之初，即指令朝廷定出一百二十所寺院的门额，宣布只要有人愿出财力，就可以领取寺额，自行建造寺院。于是，权臣贵戚富商等诸色信士，便陆续或捐宅、或置地，竞相兴建，到隋炀帝大业初年，这一百二十个寺额，已经被统统领走，建成佛寺(26)。隋代大兴城中这一百二十所寺院，现在还有一百一十多所可以确定其名称和位置所在，其具体分布状况，如图3所示(27)。从中可以看出，寺院分布的基本趋势，与官员住宅完全一致，也是西部要远比东部密集。

图3　隋大兴城寺院分布示意图

追溯中国古代城市特别是历代都城的演变历程，便可以为这种重西轻东的现象，找寻到历史的渊源。杨宽总结中国古代都城的平面布局形态，指出从西周时期开始萌芽、历经春秋战国一直持续到西汉时期，从总体上来说，在东西方向上，一直是宫城居西，郭城在东，即君王居西。这种布局形式，到东汉洛阳城才开始发生改变，北魏洛阳城始基本确立了宫城居北、外郭城环绕西、南、东三面的另一种布局模式，亦即君王居北(28)。隋文帝建造的大兴城，承续的便是北魏洛阳城奠定的这一传统。杨宽分析上述君王居西临东平面布局形态的产生原因，以为基于当时社会礼制所形成的重视居处于西方的观念，是其主导因素(29)。反映这一观念最有代表性的表述，见于王充在论述当时“西益宅不祥”的民俗时所讲的一段话：

夫西方，长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长在西，卑幼在东。尊者，主也；卑幼，助也。主少而助多，尊无二上，卑有百下也。(30)

“西益宅”吉利与否，本是民间流传已久的一种普遍观念（据云春秋时鲁哀公欲西益其宅，当时人即有“西益宅不祥”的说法(31)），并非专指君王的宫室，所以，王充在这里所云“长老”，亦并非仅仅局限于君王。与王充同属东汉的学者应劭，在所撰《风俗通议》中谈论同样问题时，更明确讲到是“俗说西者为上”(32)，可见这显然是一种民间广泛通行的习俗。

一种普遍的社会观念一旦形成，往往会具有强劲的惯性。这种居址选择尊崇西方的观念，在北魏洛阳外郭城中，仍然可以见到清楚的痕迹；尽管当时洛阳城中宫城与外郭城的方位关系，较诸秦汉以前，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不再以西方为至尊之位。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记述北魏皇族在洛阳城中的居宅说：

民国定县王篯校注《洛阳伽蓝记》手稿

自延酤里以西，张方沟以东，南临洛水，北达芒山，其间东西二里，南北十五里，并名为寿丘里，皇宗所居也，民间号为王子坊。(33)

北魏洛阳没有修筑外郭城垣，张方沟位于外郭西部边缘，即起着洛阳城西垣的作用，在延酤里与张方沟之间这两列南北向排列的里坊，从外郭南缘的洛水侧畔向北一直延伸到北缘的芒山脚下，总计共包含有全部十五行东西向排列的里坊，可见当时是把贴近外郭城西部边缘的整整两列里坊，全部划定为皇族居住区（见图4）。显而易见，“尊长在西”的居处观念，依旧在这里起着支配性的作用。

图4　北魏洛阳城寿丘里位置示意图

（采自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第146页）

元魏洛阳外郭城重西轻东的布局形式向我们表明，权贵宅邸在隋大兴城西部的相对集中，应当也是“尊长在西”观念在社会上的自然延续。这种空间观念在都城布局当中彻底消退出去，乃是迟至唐代中期官员宅邸在长安城东部集中以后的事情。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将宫城建在城市西北部，而不是像文帝所建大兴城那样，将宫城置于都城北侧的中间部位（见图5），应当也是这种“尊长在西”的观念，还在发挥着很大的影响。不过，隋东都洛阳城这种“倒退”，只不过是都城平面布局历史演进过程中一段暂时的徘徊。在这样一种整体的发展背景之下，我们便很容易理解，作为建造大兴城的最高总管和当朝柄政的宰相，高频选择偏处西垣之下的熙光坊来建造自己的住宅，正是意图占据吉祥的“尊位”。大兴城西部其他权贵住宅的主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也应当不同程度地有类似的考虑。不过，由于这只是一种历史的惯性，实际礼制中的方位关系，尤其是帝王居地的选择，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尊长在西”的观念，在社会上已经不再具备秦汉时期那样绝对普遍的意义，加之诸如与市场、主要城门、宫城和皇城等建置的相对位置等等，这些从来也都是影响人们选择居址的重要因素，所以，实际上应是信者自信，非者自非，也有一些人更在意实际生活中相对便利或者是环境比较优越的区位，所以，大兴城中的各色人等，事实上是普遍错杂而居，如以上统计资料所示，就连诸王子的府邸，也只是较多散布于城市西部诸坊而已。

图5　隋东都洛阳城市结构示意图

以上是切入《冥报记》有关隋代西京的记载，我们所看到的一项最重要的城市布局特征。不过，目前在这里所能看到的还只能说是非常浅淡曲折的浮光掠影，今后还需要做更多的研究，来进一步论证这一问题。

接下来透过《冥报记》这则信行故事下面一些记载所看到的另一幅影像，就比上面所说要直接和清晰许多：

后（信行弟子僧）邕与其徒众隐太白山，谓众曰：“当与师等还京。”众敬邕，皆从之，即下山。夜宿武功，未明便发，谓众曰：“师等努力，今暝必须进城。”日没，至漕上，闻鼓音，叹曰：“城门闭矣！”遂宿于逆旅。至昏时，悲泣曰：“无所及矣！”众问其故，不答。明早入城，至真寂寺，而信行昨夜昏时气绝。寺僧怪问邕来，答曰：“在山遥见多人，持香花幡盖，从西来入开远门，向真寂寺。邕疑禅师欲去，故来也。昨夜昏时，见禅师导从西去，顾与邕别，故知不及也。”(34)

僧邕等人经过的“漕上”，是指隋代漕渠的岸上。隋文帝开皇四年初开这条漕渠时，其正式的名称为广通渠，隋炀帝即位后则因“广”字触犯其名讳而改名为永通渠，并且成为炀帝修建完成的隋代整个大运河体系的一部分，承负着由黄河河道向京师大兴城转运漕粮等物资的职能。漕渠尾闾东入黄河，是由唐咸阳县西十八里处筑堰分引渭水(35)。

关于隋代漕渠渠首段在大兴城附近流经的地点，以往在有关隋代的史事当中，所知仅有《册府元龟》记述的“经大兴城北”这几个字(36)。隋唐武功县治都在渭河北岸今武功县西，僧邕一行人下太白山后，先渡过渭河北至武功，是由于沿渭河北岸延伸的道路，是隋唐西京城通往西方最主要的干道，从武功东入隋唐西京城，要通过西渭桥南渡渭河，转趋京师西侧北门开远门(37)。《冥报记》上述记载清楚反映出，隋时沿渭河北岸的大道，经过武功和西渭桥，进入大兴城开远门，要途经漕渠；而后来唐太宗贞观年间玄奘从印度求法归国，在进入长安城之前，也同样是先“宿于漕上”(38)。唐代迟至玄宗天宝元年，才重新开挖疏浚，利用漕渠(39)，所以，玄奘经过的漕渠，也只能是隋文帝时期旧有的渠道，二者相互印证，可以确认隋代的漕渠，一定是与这条隋大兴城西出的大道相交叉。

《冥报记》中对于隋唐西京研究具有比较重要学术价值的内容，还有下面这则关于康抱的故事：

隋有康抱者，江南搢绅之士，少有学行。大业九年，杨玄感作乱，其兄受感武官，抱缘兄坐当死，而潜避，自匿于京师。至十年，抱因入秘书省，寻觅旧识。是时炀帝不在，皇城诸门皆闭，惟安上一门，出入皆由之。抱适入门，遇见一旧相识人姓曾。曾亦江南人，时判留守事，见抱，与语，……曾氏使人逐捕之，……抱寻伏诛。……后数日，曾宅在太平里，将入留守，由善和里，于西门内，忽见抱乘马，衣冠甚鲜，二青衣从后，谓曾：“我命亦将尽，然尚可三年，由卿枉我。我今任泰山主簿，已请天曹报杀卿！”曾叩头谢罪，请为追福，抱许，而忽不见。数日，又遇抱于此。……(40)

上述记述反映出隋唐西京城坊建置中诸多事项，可一一阐释如下。

首先，是安上门在皇城诸门当中的重要性。隋大兴城与唐长安城的皇城，北连宫城，东、南、西三面均有门连通外郭城，其中东、西两面各辟有两座城门，南面设三座城门。皇城南门中为朱雀门，西为含光门，东面一门即是安上门(41)。朱雀门是堂堂皇皇的正门，除非如举行南郊告天等重大典礼时皇帝卤簿经行其中之外，平常恐怕应是“门虽设而常关”。遭遇重大突发变故，为预防不测，关闭其馀诸门而独留安上一门，表明安上门在皇城诸门当中，应该是平常使用率较高的一座城门，不然，会造成过多不便。隋唐西京外郭城的大部分城区，分布在皇城南面，出入南门自然会给更多人带来便利；而南面东侧的安上门与西侧的含光门这两座城门相互比较，由于东宫官署在安上门街东侧，出入安上门，能够同时兼顾朝廷衙署官员和东宫僚属的便利。因此，平常行经安上门的官员，就要多于其他各门；遇有变故，也才会独留此门，作为通道。

唐末地方实力官员韩建，改建隋唐皇城作为当地官衙市民居处的“新城”，北、东、西三面都各自保留一座城门，南面起初虽保留了西头的含光门和东头的安上门两座城门，但韩建把含光门的三个门道堵死了两个，只留下东侧一个门道；最后在元代至正初年，连这一个门道也被彻底封闭，只剩下原来隋唐皇城的安上门，供行人出入(42)。前后贯通分析，可知含光门和安上门使用情况的这一后续变化，应该也是隋唐皇城本即更多使用安上门的一种自然延续。

另外，安上门一名，此前我没有在隋代史事中见到过记载，《冥报记》这则故事，是发生在隋代的事情，据此还可以认定，这座城门的名称，自隋迄唐，一直没有发生过变化。隋大兴城的皇城，除了南面正门朱雀门及其西侧的含光门之外，其余各门的名称，也都缺乏隋代当时的史事证明。证明安上门的名称，对于研究隋大兴城与唐长安城特别是皇城诸门名称的前后承续关系，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其次，是康抱身为死刑逃犯，竟然能够在接近“紧急状态”的非常时期，蒙混进入皇城，到秘书省这样的重要衙署去找人，这说明当时皇城的戒备，并不十分森严。进入皇城，当然不会毫无限制，朝廷设有专门的“皇城门守卫”，绝然不得无故擅入，不过唐《卫禁律》所列阑入禁门罪名，仅涉及宫殿、太庙、太社、山陵等与王室直接相关的各类处所的禁卫制度，提到皇城的只有对违例开门行为的处罚规定，没有开列对违规阑入皇城门者之处罚名目，这也反映出唐朝皇城的门禁，确实不是特别严厉，至少远不能与宫城相并比，唐《卫禁律》规定对越过皇城城垣者的惩治要“减宫垣一等”，就能够印证这一点。唐《卫禁律》本是直接由隋律承续而来，相互之间，不会相差很多(43)。《冥报记》这则故事，与唐律的规定相互印证，使得隋唐皇城的门卫制度，显现出大致的轮廓。不过，这仍然还只能说是一帧相当模糊的影像。

最后，抓捕康抱的曾某，由太平坊中的住宅出发，赴安上门入皇城，乃是经由善和坊西门之内，这反映出不止一个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资以印证善和坊所在的位置。

北宋宋敏求撰著的《长安志》一书，是系统记述隋唐西京城坊最为完备的史籍，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现存各种版本，均缺失朱雀门街西侧第一条街北头两坊的名称，而这两个坊的名称，涉及隋唐西京城市布局当中一些十分重要的问题，譬如宫城食用水的供给来源、全国交通枢纽都亭驿的位置。清人徐松撰《唐两京城坊考》，将北头第一坊订补为光禄坊，并极不确定地姑且推测说，第二坊或许有可能名为“殖业坊”(44)。实际上这是完全错误的。然而，至今尚有许多论及隋唐长安城的中外著述，不仅仍在盲目因袭徐松这一错误说法，甚至对此还做了更进一步的发挥，将徐松因实在没有把握确定而未曾标绘在所绘《隋西京外郭城图》上的所谓“殖业坊”，也不再做任何新的考辨，便径行认定坐实其事。

其实，这两个坊的名称，本可依据元人骆天骧著《类编长安志》加以补充(45)，可惜的是由于此书流传甚罕，当年徐松在撰著《唐两京城坊考》时，没有能够看到。经日本学者福山敏男、中国学者黄永年以及我本人的研究，始确定这两个坊从北向南，应分别是善和坊和通化坊(46)。另外，日本学者平冈武夫，很早就曾经注意到，在《册府元龟》、《云仙杂记》和《唐国史补》诸书中，都提到过善和坊这一坊名(47)。今案《册府元龟》述及此坊，系记述唐人郑注“居京师善和里”，而郑注居处京师乃唐穆宗、敬宗至文宗太和年间事(48)；《云仙杂记》又题《云仙散录》，所述善和坊事系唐末黄巢之乱时，有名许芝者，瘗埋所蓄“妙墨八厨”于其所居“善和里第”(49)；《唐国史补》所记，乃唐时“善和坊御井”，尤侧重于开元年间事(50)。凡此诸事，均未涉及隋代的情况，而隋唐长安城中诸里坊的名称，并非一成不变，往往因时而异，隋唐之际，就有很多改变，所以，这个善和坊在隋朝的名称是否如此，实际上还有待证明。

曾某所居住的太平坊，东面正毗邻唐时的善和坊，而此人从太平坊东赴安上门，要途经善和里西门，从这几个处所的相对位置关系上看，曾某所经过的只能是这个唐代的善和坊，绝无任何其他的可能。这一事件正清楚表明，善和坊在隋代即作此名称，并未有过更改。同时，以往考订善和坊的位置，使用的都是静态的记载，而历史文献中有关地理名词的记载，静态的记述，往往很容易产生讹误；具体历史活动中对地理位置的动态记载，则一般要比静态的记述更为准确。《冥报记》中康抱这则故事，也使我们得以运用动态的史料，来彻底证实善和坊的位置。

这位曾某人由家中去往皇城安上门时所走过的路径，还透露出有关隋唐西京城内交通道路使用情况的一项重要讯息。西京城内的坊里，都筑有坊墙围绕四周，而在特定的位置辟有坊门，供人出入。城市管理设有宵禁制度，夜间关闭坊门，限止诸坊居民不得相互往来；白天则按时开启坊门，通行不受约束。诸坊因其所在位置不同，所辟坊门的数目和位置也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太平坊、善和坊这些位于皇城南面的坊里，都只辟有东、西两座坊门(51)。曾某由太平坊去往安上门，本来可以出太平坊东门后，北趋外郭城金光门至春明门间的东西向大街（这条大街就在皇城的前面，北临安上门），东赴安上门，可是，此人却是东入与太平坊东门隔街相望的善和坊西门，这也就意味着他是要从善和坊内穿行而过。隋唐西京城内的街道以及坊里内部连通各坊门的主要街道，都呈规整的棋盘格式直交分布，曾某穿行坊内东西横街，并不会比走外面的大街更节省路程。因此，他的这种走法，只能理解为别有原因的通行习惯。数日后曾氏重复走此路，并前后两次在善和坊内东西横街的路上，都遇到了骑马路过的康抱鬼魂，亦同样表明当时普遍有人这样经行坊里内部的街道。

那么，当时何以会产生这种“行不由径”的习惯呢？唐成安城中规整的坊里制度，使得西京城内里坊间的大街，道路两侧全部都是光秃秃的黄土夯筑坊墙，仅极个别三品以上高官的宅院以及某一些在坊内所处位置极为特殊的住宅，可以凿开坊墙，朝向大街开设宅门(52)；而这种封闭式坊里管理制度，完全是从隋代沿承下来的前朝旧规(53)。这样一来，不仅略无景色可观，同时在这些街道两侧也找不到任何一处城市生活服务和文化活动设施。对于这样一座巨大规模的都市来说，这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必然要有相应的替代办法；而当时唯一可行的措施，便是将这些设施，安置在坊里内部主要街道亦即连通各个坊门的街道的两侧。

在生活服务方面，譬如徐松在《唐两京城坊考》书中考稽出来的长兴坊毕罗店和旅馆等，就是这样的设施(54)；又日本学者加藤繁，在《宋代都市的发展》一文中，亦举述唐长安城宣阳坊内有设“小铺席”以“货草剉姜果之类”者，升平坊“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崇仁坊内有专门制作、修理并有可能也同时兼事贩卖乐器的人家(55)；另外，比如在永昌里内有茶肆(56)，等等。在文化生活方面，如寺院包括“俗讲”在内的各类佛事活动，在隋唐时期的城市社会生活中居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著名的“和尚”文淑，在京城寺院“聚众谈说”，就经常会达到“听者填咽”的程度(57)，而西京城中更有一些专门的“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在荐福、永寿”诸著名寺院之中(58)。这些寺院都分布在坊里之内，经行坊里内部的街道，也便于察看相关的情况。在敦煌变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唐代长安城内“一任百姓点灯供养，诸官看灯，非常作乐”这样的公众娱乐场景(59)。就便利用这类生活和文化设施，以及观赏察看坊里当中的各种大众群体活动，这应当即是当时人舍弃大路不走而去穿行坊里的主要原因所在。

由此进一步推论，还可以看出，看似无比严整的隋唐西京坊里制，在其始建之初，即已为日后的瓦解，种下了必然的因缘。因为像曾某这样舍大街不行而以坊里内部的街道为正途，假若忽略不考虑宵禁这一因素，这些坊里内部的街道，实质上与坊里制崩溃以后城市街道的性质，已经颇为相似；而长安城内的宵禁，在唐代执行得本来就不很严格，常常出现诸坊坊门“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犹未闭”的景象(60)。坊内坊外街道规模上的主从关系一经转换，由前者变换为后者，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了。过去在研究唐宋之际坊市制度的变迁时，大多只关注临街开门开店现象的出现和增长(61)；而透过上面的分析则可以看到，坊里内部街道与坊外大街之间的地位变换，实际上在这当中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重要性至少不在朝向坊外大街一侧另行改门设店之下。加藤繁曾经注意到，在唐宋坊市制度变迁过程中，封闭集中交易的市制，其较早出现的废弛现象，是一部分本应在市内经营的店铺，开始向邻近于市的里坊转移(62)。按照常理，这些搬迁到民坊当中的店铺，一定要尽可能侧临坊里内部的主要街道。贯穿这一中间环节，再来审视坊市制度的前后演变过程，尤其易于清楚看出隋唐间人通常穿行坊内街道这一点对城市布局变迁的影响作用。

在《冥报记》一书中，还有一些涉及隋唐西京城市构造的资料，有待日后结合其他文献，进一步深入探究利用。譬如书中尝述及西京城内有所谓“传坐”风俗云：

长安市里风俗，每岁元日以后，递作饮食相邀，号为“传坐”。(63)

这种“传坐”风俗所反映的市里居民内部联系，直接关系到坊里作为一个地域居住单元的历史渊源，它可以一直向上追溯到秦汉以前以血缘为主的村社组织。不过，其具体的演化历程，漫长而又复杂，影像愈为模糊，已经不是在这里三言两语所能简单描摹的问题。

2006年10月10日记

原刊《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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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四六《经籍志》上《乙部史录·杂传类》，页2006。案《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五八《乙部史录·杂传记类》（页1484）、卷五九《丙部子录·小说家类》（页1540）著录同。

(2) 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北京，中华书局，2003，周叔迦等《法苑珠林校注》本）卷一〇〇《传记篇·杂集部》，页2885。

(3) 《旧唐书》卷八五《唐临传》，页2812—2813。

(4) 唐释道宣《广弘明集》（上海，中华书局，排印《四部备要》纸皮洋装本）卷一〇《辩惑篇》“叙释慧远抗周武帝废教事”条，页82。

(5)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一一《小说家类》，页320。

(6) 《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一一三《唐临传》，页4183。

(7) 见大阪市立美术馆编《唐钞本》（京都，同朋舍出版，1981）之《冥报记》，页87—103。

(8) （唐）唐临《冥报记》（净土宗文教基金会合印《冥报记》、《冥报记辑书》本，2004）卷上“释僧辙”条，页10。

(9) 释慧净《〈冥报记〉、〈冥报记辑书〉合刊序》，见净土宗文教基金会合印《冥报记》、《冥报记辑书》卷首，页1。

(10) （唐）唐临《冥报记》卷首叙文，页4。

(11)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据岳玉玺等编选《傅斯年选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页221。

(12) 《旧唐书》卷八五《唐临传》，页2813。

(13) 《宋史》卷二〇六《艺文志》五，页5220。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一《小说家类》，页320。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二一五《经籍考》四十二《子部·小说家》，页1756。明焦竑《国史经籍志》（清咸丰元年伍崇曜辑刻《粤雅堂丛书》本）卷三《史类·传记·冥异》，页66b。

(14) 见清初宛委山堂刊本《说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说郛三种》第三册影印清顺治宛委山堂刻本）七二，页3380—3384。

(15) 唐代流入日本的《冥报记》写本，不止一种，传留至今者即有京都高山寺藏本和前田家尊经阁藏本两种，这两种传本虽然大体相同，却仍有一些参差出入的地方。京都高山寺藏本今有日本影印本，见大阪市立美术馆编《唐钞本》，页87—103。

(16) 案据日本宽平三年（唐昭宗大顺二年，公元891年）成书的藤原佐世纂《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丛书集成新编》影印《古逸丛书》本）之“杂传家”下著录（页376），唐代还有一种编作十卷的《冥报记》写本流入日本，惟卷次与唐临书原本相差过多，且未题作者姓名，疑与唐临所撰并非一书，或其卷次存在传写错讹。

(17) （唐）唐临《冥报记》卷上“释信行”条，又“释慧如”条，页5—8。

(18) （唐）韦述《两京新记》，据拙著《两京新记辑校》（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卷三西京“义宁坊”条，页57。

(19) （宋）宋敏求《长安志》（北京，中华书局，1990，《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清乾隆毕沅校刻本）卷一〇《唐京城》四“义宁坊”条，页129。

(20) 《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卷四一《高颎传》，页1179—1184；又卷六八《宇文恺传》，页1587。

(21) （宋）宋敏求《长安志》卷一〇《唐京城》四“义宁坊”条，页129。

(22) 妹尾達彦《長安の都市計画》（東京，講谈社，2001）第三章第一节《宇宙の都から生活の都へ》，页176—214。又同人撰《唐長安城の官人居住地》，刊《東洋史研究》第55卷第2号，1997年，页35—74。

(23) 上述隋大兴城内高官贵戚住宅的统计，所标注的史料出处，有些还牵涉到比较复杂的考辨，这里不予赘述，我另撰有《隋大兴城坊考稿》一文（已收入本书），文中对这些问题，均做有具体说明。

(24) （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卷四六《思慎篇·感应缘》，页1413—1414。

(25) 妹尾達彦《唐長安城の官人居住地》，见〔日〕《東洋史研究》第55卷第2号，页38—39，页41。

(26) （唐）韦述《两京新记》，据拙著《两京新记辑校》卷二西京“京城”条，页13；又卷三西京“颁政坊”条，页31。

(27) 关于隋大兴城寺院的分布状况，请别详拙文《长安城寺院的分布与隋唐时期的佛教》，刊《文史知识》1992年第6期，页95—96。

(28)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上编第六章《鲁国都城曲阜的“坐西朝东”布局》、第七章《春秋战国中原诸都城的西“城”东“郭”连结布局》、第九章《秦都咸阳西“城”东“郭”连结的布局》、第十章《西汉长安的西南“城”区和东北“郭”区》、第十一章《东汉、北魏洛阳“城”和“郭”的布局》，页59—93，页101—157。

(29)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编第十四章《都城布局的变化和礼制的关系》，页184—205。

(30) （汉）王充《论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卷二三《四讳篇》，页356。

(31) （汉）刘安《淮南子·人间训》，据何宁《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卷一八，页1291—1292。

(32) （唐）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卷六四《居处部·宅舍》引东汉应劭《风俗通议》佚文，页1142。

(33) 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北京，中华书局，1963，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本）卷四，页163。“延酤里”之“里”字所据周祖谟《校释》本原无，此据寒斋藏民国王篯《洛阳伽蓝记校注》稿本所引述唐晏《洛阳伽蓝记钩沉》本增补。

(34) （唐）唐临《冥报记》卷上“释信行”条，页6—7。

(35) 《旧唐书》卷一七二《李石传》，页4485。

(36) （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北京，中华书局，1960，影印明刻本）卷四九七《邦计部·河渠》二，页5949。

(37) 别详拙稿《隋唐时期长安附近的陆路交通》，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4辑，后收入拙著文集《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6），页154—156。

(38) （唐）释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五《起尼乾占归国，终至帝城之西漕》，页125。

(39) 《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下，页216。宋王溥《唐会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卷八七《漕运》，页1598。

(40) 唐唐临《冥报记》卷下“康抱”条，页72—74。

(41) 唐官修《大唐六典》（千葉，広池學園事业部，1973）卷七“工部尚书”条，页157。

(42) 拙稿《有关唐末至明初西安城的几个基本问题》，原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后收入拙著文集《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页200—206。

(43) （唐）官修《唐律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七，页149—166；又卷八，页169。

(44) （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北京，中华书局，1985）卷四《西京外郭城》，页93。

(45) （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北京，中华书局，1990）卷二“京城外郭”条，页43。

(46) 福山敏男《校注兩京新記卷第三及び解说》，据《福山敏南著作集》第六卷《中國建築與金石文之研究》（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社，1983），页114。黄永年《类编长安志提要》，原刊《陕西地方志通讯》1982年第2期；后改写为《述〈类编长安志〉》一文，初刊于《中国古都研究》第1辑（1985年），后附印于黄氏为中华书局点校之《类编长安志》卷末，页325—347。拙稿《唐长安都亭驿考辨——兼述今本〈长安志〉通化坊阙文》，原刊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1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后收入拙著文集《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页113—116。

(47) 平冈武夫《长安与洛阳（地图）》（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57，杨励三汉译本）之《长安城》Ⅳ《长安城的坊里》，页26。

(48) （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九三八《总录部·奸佞》二，页11043—11044。

(49) 题后唐冯贽撰《云仙散录》（北京，中华书局，1998）“善和瘗墨”条引《大唐龙髓记》，页45。

(50) （唐）李肇《唐国史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卷下“善和坊御井”条，页65。

(51) （宋）宋敏求《长安志》卷七《唐京城》之“外郭城”条，页109。

(52) （宋）王溥《唐会要》卷八六《街巷》，页1576。

(53) 《隋书》卷五六《令狐熙传》，页1386。参据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吴杰汉译本）之一四《宋代都市的发展》（原刊《桑原博士還曆紀念東洋史論叢》，1931），页250—252；黄永年《不准向街开门的历史》，见作者文集《学苑零拾》（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页19—20。

(54) （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二《西京外郭城》之“长兴坊”条，页43。

(55) 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之一四《宋代都市的发展》，页263—264。

(56) 《旧唐书》卷一六九《王涯传》，页4404。

(57) （唐）赵璘《因话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卷四，页94—95。

(58) （宋）钱易《南部新书》（北京，中华书局，2002）卷戊，页67。

(59) 见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卷二《叶净能诗》，页223。

(60) （宋）王溥《唐会要》卷八六《街巷》，页1576。

(61) 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之一四《宋代都市的发展》，页239—277；又同书第一卷之一五《唐宋时代的市》（原刊《福田德三博士追憶論文集》，1933），页278—303。

(62) 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之一四《宋代都市的发展》，页263—265。

(63) （唐）唐临《冥报记》卷下“赵大亡女”条，页69。

太原的异名与罗贯中的籍贯问题

《文史知识》2009年第3期上所刊田同旭撰《罗贯中到底是哪里人？》一文，就《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的籍贯问题提出新的解说，以为前人所主张的山西太原说与山东“东原”说这两种看似互不相容的观点，从其原始记载来看，本来只是指今山西太原，与今山东之“东原”并没有什么关系，故“东原罗贯中”亦即“太原罗贯中”，罗贯中为山西太原人“应当是个明确的结论”，而所谓山东“东原”说，不过是后人误读误解相关史料而衍生出来的一种谬说而已。

而今各地方关注名人故里，大多意在为乡梓增添历史的光彩，进而复将其用作文化资源，加以开发利用。田同旭氏供职于山西大学而力主罗贯中身属太原，故所作论述，与此世风不知是不是也有一定关联。惟著名历史人物的生长地点，实际上关系到诸多历史现象所赖以产生的自然、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在学术上自有不可忽视的价值，确实需要尽可能辨明真相。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写论文一定要勇于提出独到的见解。不过，《文史知识》是一份普及性刊物，它的读者大多并不是专业研究人员，在这里讲述比较复杂的学术问题时，还是应当尽量慎重一些，尤其需要注意运用史料的准确性。我没有好好读过《三国演义》，更没有接触过前人有关罗贯中籍贯的讨论，本来没有资格对此说三道四。不过，由于田氏此文主要是就太原的地名展开论述，与我所学专业有关，所以，在这里想就相关地理文献的解读，谈一点儿不同看法，供大家参考。

按照田同旭的叙述，所谓山东“东原”说，最早见于嘉靖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之蒋大器序，乃称述罗氏曰“东原罗贯中”。因《尚书·禹贡》有句云“大野既潴，东原底平”，东汉郑玄注以为“东原，地名，今东平郡即东原”（见《史记·夏本纪》集解），后世论者便疏释蒋序所说“东原”为今山东东平。过去持此“东原”说者，以为其他文献所记“太原”当属“东原”草书字形的讹误；而持太原说者，则又反过来推测蒋大器序文当中的“东原”应是“太原”的误书。

关于《三国演义》的作者，文献记载确实比较复杂。明朝弘治至嘉靖年间人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还记述说罗贯中是杭州人，嘉靖万历间人王圻稍后著《续文献通考》，也有相同的记载。前人疏通“东原”与“太原”文字差异的做法，启示我们这种南人与北人的差异，同样也未必非互相排斥不可，或许可以思考是不是存在北人南寓的可能。惟折中调和文献记载的歧异，需要有合理可信的依据，类似这样的猜想，仅仅是一种研究的思路而已。

若单纯就“东原”与“太原”两种说法之间的关系而论，从草书“东”、“太”二字的形体和古代典籍文字讹误的一般规律来看，上述两种说法，都可以说是比较合理的推测。由于作为通行的地名来说，“太原”要远比“东原”更为世人所知悉，“东原”讹作“太原”的机率，相对来说似乎要更大一些；再说“东原罗贯中”这样的题署形式，除了嘉靖以下《三国志通俗演义》诸本之外，尚别见于明金陵世德堂刻本《三遂平妖传》，诸书一同致误的可能性自然会更小一些。

《元史》之《严实传》与《阎复传》记载严实在金元间出任东平行台，兴学养士，“招诸生肄进士业，迎元好问校试其文”，东原故地适蔚然一方文薮，罗贯中生长于斯，自亦有所熏染。加之东平自古即处于南北交通孔道，当年宋玉、项羽率军北上巨鹿救赵，就曾经过这里（别详拙文《巨鹿之战地理新解》，收入愚著《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宋室南渡之初，金人在北方黄河流域扶植刘豫暂作代理人，在伪齐正式立国之前，刘豫的官衔便是以“知东平府事”而膺任京东西淮南等路安抚使，并兼诸路马步军都统管，大名、开德等府与濮、博、滨、棣、德、沧等州亦在其节制之下（见佚名编著《大金吊伐录》第二〇三书《差刘豫节制诸路总管安抚晓告诸处文字》，又第二〇四书《册大齐皇帝文》），权力范围覆盖之广，表明东平具有非同寻常的枢纽地位；刘豫登上伪齐帝位之后，随即将东平升为东京（《宋史·叛臣传·刘豫》），可以更为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元代南北大运河开通之后，此地复因临近运河，而可以利用这条水上干道，更为便捷地北上大都，南下江浙，不仅可以随时领受时代的风气，还更便于罗氏跻身其间，从事创作，并传播自己的作品，甚至他为此而寄寓于杭州，从地理位置上看，也是顺情合理的事情。

嘉庆己卯银藤花馆刻本清方溶著《禹贡分笺》

然而，田同旭却另辟蹊径，依据《水经·汾水注》如下记述，对“太原”与“东原”之间的矛盾，做出了全新的解析：

汾水，出太原汾阳县北管涔山。……东南过晋阳县东，晋水从县东南流注之。太原郡治晋阳城，秦庄襄王三年立。《尚书》所谓既修太原者也。《春秋说·题辞》曰：高平曰太原。原，端也，平而有度（底）。《广雅》曰：大卤，太原也。《释名》曰：地不生物曰卤。卤，垆也。《谷梁传》曰：中国曰太原，夷狄曰太卤。《尚书大传》曰：东原底平，大而高平者，谓之太原，郡取称焉。《魏土地记》曰：城东有汾水南流，水东有晋使持节都督并州诸军事镇北将军太原成王之碑。

上述引文和标点，俱照录田文，其中颇有一些地方，似乎不够妥当。譬如与这里所论述问题直接相关之《尚书大传》引文，应当截止于“大而高平者，谓之太原”一语之下，在此圈以句号，清人袁钧纂集《尚书大传注》、王闿运补注《尚书大传》，从《水经注》中辑录此语，都是截止于这里，而其下文“郡取称焉”云云，应该是《水经注》作者郦道元自己的话，乃是遥承上文“太原郡治晋阳城”一语，总括《尚书》、《春秋说题辞》、《广雅》、《释名》、《谷梁传》和《尚书大传》诸书相关记述，为太原郡的得名缘由做出疏释。田同旭认为，上引《尚书大传》以及《水经注》的记载，足以“说明汉代即有学者认为东原不仅指今山东之东平，也指山西之太原”；田氏复进而质问说，那些主张罗贯中籍隶东平的学者，“不知为何对《尚书大传》与《水经注》所记‘东原即太原’视而不见，致使太原说与东平说二家长期争论不休，人为制造了一场学术疑案”。

今案原、隰对称，经传屡见，《诗·公刘》“度其隰原”就是众所熟知的例证。《公羊传》昭公元年注释“大原”（太原）地名当中的“原”字，谓“上平曰原，下平曰隰”，即是并言原、隰。检《太平御览》引《尚书大传》，亦有语云“下而平者谓之隰”。依《公羊传》例连类比附，可以推知，《水经注》引述的《尚书大传》似乎有所阙略，其原文在阐释《禹贡》“东原底平”一语当中的“原”字时，理应先写有“高而平者谓之原”的说法；事实上，也只有在这一前提之下，才会谈到“大而高平者谓之太原”云云这样的话，以进一步阐释这种“原”之“大而高平者”尚且另有专名，“谓之太原”。《水经注》引《春秋说题辞》谓“高平曰太原”，虽然不如《尚书大传》“大而高平者谓之太原”的说法准确，但二者语义却大致相同，都是解释“太原”作为普通语词的含义，与某一特定地名并没有直接关联，更根本没有“东原”其地即是今山西之“太原”的含义，而如前文所述，郦道元《水经注》引述此说，亦不过是用以说明太原郡的得名系缘于其地“大而高平”而已，与所谓“东原”本绝然无涉。田同旭的解析，与其原意相去甚远，而且检核相关地理文献，可知以“东原”来指称“太原”，绝没有任何其他例证，因此恐怕不能成立，从而也就无助于解决罗贯中的籍贯问题。

清光绪刻《郑氏佚书》本袁钧辑《尚书大传注》

除了上引《水经注》的记述之外，田同旭还引述有明陈耀文纂《天中记》、清孙之辑本《尚书大传》，以及清赵一清著《水经注释》的相关内容，宣称“明清两代学者也普遍认为东原即太原之说”。然而，核诸田氏引文，可知陈耀文《天中记》实际上是依样移录《水经注》的文字，这本是此等类书通行的作法；而孙之辑《尚书大传》则只是编录佚文，并没有表述自己的看法，况且其相关佚文就是从前引《水经注》文中录出；至于田氏所引赵一清《水经注释》，更只是郦道元《水经注》的原文，没有摘录出一句赵一清氏本人撰著的释文，实际上等同于重复引证前述《水经·汾水注》的内容。可见，在这些明清人的著述当中，同样也根本不存在“东原即太原”的说法，田同旭此说，事实上竟没有一条足以凭信的史料依据；若非另行找寻到其他佐证，似此无根之谈，姑且置之可也。

2009年3月6日记

原刊《文史知识》2009年第5期

关于《水经注图》

郦道元的《水经注》一书，撰写于北魏时期，以河流水道为脉络，记述古往今来各项地理要素，是研究北魏以前地理问题的重要文献，将书中的文字记述转绘成地图，无疑会给读者提供很大便利。

根据现有文献记载，最早致力于这项研究的人，应属清代初年的江苏常熟学者黄仪（字子鸿）。黄仪究心舆地沿革，与顾祖禹、阎若璩、胡渭等人一道进入《大清一统志》局，“尝谓班固《地志》所载诸川，第言其所出所入，而中间经历之地不可得而闻，惟《水经注》备著之，乃即经所著之水，每水各为一图。如某水出某县向某方流，径某县某方，至某县合某水、某县入某水，无一不具。阎若璩见之，叹曰：‘郦道元千古以下第一知己也。’”（钱林《文献征存录》卷三《顾祖禹传》附《黄仪传》）乾隆年间研究《水经注》成就卓著的学者赵一清，曾描述此图状况说：“黄子鸿依郦《注》每水各写一图，两岸翼带诸小水，精细绝伦，参伍错综，各得其理。”（赵一清《水经注释》卷首《水经注参校诸本》）遗憾的是这部地图没有能够流传下来。不过黄仪《水经注图》的质量，估计不会很高。这是因为《水经注》一书传世版本，存在着包括经注混淆在内的诸多严重舛误，若非先行加以系统整理，便骤然绘制地图，会遇到大量难以逾越的障碍。

及至乾隆年间，经过全祖望、赵一清、戴震诸人的校勘整理，《水经注》始大致恢复原貌，从而才能比较准确地绘制书中各项地理要素。

清同治重刻本董祐诚著《水经注图说残稿》

在这一学术背景下，江苏阳湖人董祐诚（字方立），于嘉庆二十年前后，“节取《水经注》，证以今水道，分图系说，自成一书。为之累年，仅得四卷。卷中图、说俱备，惟河水自采桑津以下，有图而无说。图大者径数尺，小者亦径尺许”。不幸的是董祐诚著此《图说》未及终卷，竟于道光三年英年早逝。道光十年，祐诚兄基诚，褒集汇刻其著述为《董方立遗书》。令人遗憾的是，大概是由于《水经注图》图幅过于阔大，刊刻困难，基诚准备将来“别为一册”，另行刊印，仅仅是以“水经注图说残稿”为名，在《遗书》中刊人其文字疏释内容（董祐诚《水经注图说残稿》卷首董基诚序）。结果图稿部分却始终没有刊行，以致失传。流传下来的《水经注图说残稿》，侧重引证相关史籍笺释地理沿革，并多注解今地所在，这正是编绘《水经注图》的前期工作。

在董祐诚之后，江苏江宁人汪士铎，大致在道光年间，又勾稽群籍，编绘出一部内容比较详细的《水经注图》。汪士铎对《水经注》研究，倾注很多心血，撰著有《水经注释文》一书（朱记荣《国朝未刊遗书志略》），正与此图相辅相成。令人惋惜的是，这部《水经注图》毁弃于道咸之际的兵燹之中，同样没有能够流传下来。咸丰五年，在安徽绩溪山中躲避战乱的时候，汪氏于授徒之暇，复又“补为《水经注图》二卷”（汪士铎《水经注图》卷首胡林翼序）。但汪士铎补绘此图，仅仅是为疏释班固的《汉书·地理志》而作，内容远不如旧图详备。汪氏自言当时“所居深谷，考证无书，舛误之处，良多不免”（汪士铎《水经注图》卷末汪氏自撰跋语），可见他本人对图上内容的考订并不满意。加之僻处深山，看不到详细的底图，图上标绘的水道也很不准确，颇似随手画出的示意性草图。咸丰九年，汪士铎应邀到湖北巡抚胡林翼幕府供职，胡氏乃于咸丰十年出资刊印此图，同时还附印有汪氏所撰《汉志释地略》和《汉志志疑》这两种短篇著述。惟勘定印制成书，是在两年之后的同治元年，卷末附有汪士铎在这一年所作覆校校记。

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期间，湖北宜都人杨守敬，在弟子熊会贞的襄助下，重又编绘出一部篇幅宏大的《水经注图》。杨、熊师弟二人，以清代中期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等名家的精湛考证成果为基础，潜心多年，进一步深入研究，写就《水经注疏》一书，成为清人研究此书的集大成著述。杨守敬在序言中叙述说，他编绘这部图集，乃是鉴于汪士铎旧图“参稽未周，沿溯不审，往往与郦书违异”，因而“既同熊君会贞撰《水经注疏》，复为此图以经纬之”，即与所撰《水经注疏》相并而行，互为表里。杨氏此图最初刊印于光绪三十一年，采用胡林翼刊印的《皇朝中外一统舆图》亦即所谓《大清一统舆图》作为底图，用朱墨两色分别套印今古地名，不仅内容空前详备精准，形式也最为得体，允称一代颠峰之作。

虽然杨守敬《水经注图》的编制水平，总体上远远超出于董祐诚和汪士铎书之上，但并不能完全取代后者，董、汪两人的著述，仍有独到之处；特别是对于中国古代历史地图编绘史的研究来说，价值愈为重要。这三种书籍的旧刻本，现在查找都很不方便。近年虽有出版社印行过其中某些图籍，但或者是收录在部头较大的丛书当中，不便备置案头检读，或者选择底本存在严重缺陷，学者利用，仍然存在一定困难。

有鉴于此，现将董祐诚《水经注图说残稿》同汪士铎、杨守敬分别编绘的两部《水经注图》合编在一起，影印出版。《董方立遗书》的道光原刻本，书版损毁于太平天国时期的战乱，印本流传稀少，故董祐诚《水经注图说残稿》这次采用祐诚子贻清同治八年成都重刻本作为底本。汪士铎《水经注》图，采用咸丰同治间原刻本。杨守敬《水经注图》，仅有光绪三十一年杨氏观海堂原刻本一种版本，这次即据以影印。

需要说明的是，汪士铎绘《水经注图》，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经籍考》、平步青《霞外捃屑》卷一“国史儒林传目”条，以及《清史稿·艺文志》等书均著录为两卷，但现在见到的刊本，所有地图都是统合在一起，没有再划分卷次，即均属一卷本。此书卷首丁取忠序云：“此本丛杂，君目眊不复能综理。……余为分图及附录为二卷，督长沙张伟夫刊之。”因知所谓“二卷”者乃连同附录一卷计之，汪氏此图从未分作两卷，孙殿起《贩书偶记》著录此书，作“《水经注图》一卷、《附录》一卷”，洵属允当。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与平步青《霞外捃屑》，于所谓“《水经注图》二卷”之外，尚同时著录“附《汉志释地略》、《汉志志疑》各一卷”，差误更多。另外，杨守敬《水经注图》刻成之后，书版陆续做有很多剜改，杨氏随改随印，故前后不同时期的印本，内容会有一定出入，读者在深入研究某些问题时，需要留意这一情况。

【附记】本文是应邀为中华书局影印《水经注图（外二种）》撰写的出版说明，中华书局总编徐俊先生另行安排在《书品》上刊出，并代为拟定篇名且署明本人姓名。

2009年5月

原刊《书品》2009年第6期

记百万塔陀罗尼清末传入中国的一条史料

研究中国印刷术的起源，在存世早期印刷品实物方面，日本的百万塔陀罗尼最早引起学术界关注。所谓“百万塔陀罗尼”，是一批用印板复制的佛教密宗咒语《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印制于日本称德天皇神护景云四年，时值唐朝代宗大历五年，亦即公元770年。日皇此举，是为纪念平定藤原仲麻吕的兵乱、感谢三宝加护和祈愿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的功德，当时总共制作一百万座木制小塔，用来安放这批经咒印本，故世人称之曰“百万塔陀罗尼”。叠经沧桑世变之后，逮至晚近明治后期，亦即相当于清朝光绪末年的时候，尚且剩存有4万多座经塔和一千多卷经咒。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韩国庆州佛国寺发现一卷《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印本之前，这种百万塔陀罗尼一直被海内外大多数研究者视作世界上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

日本、西洋和中国研究印刷史的学者，都很早就对百万塔陀罗尼做有一定的描述和探讨。不过，绝大部分中国学者，过去很少有机会接触到实物，因此，往往只能是依样转述域外人士既有的论述。尽管客观条件给中国学者的研究造成很大限制，但这并不足以对相关研究的深度构成难以逾越的屏障；况且事实上早在清代末年，就已经有中国的第一流古籍版本专家杨守敬在日本间接接触到此物，并在所编《留真谱》中摹刻了经卷的部分内容和藏经木塔的形制，而且随后不久，还有不止一座藏有经卷的小木塔流传进入中国(1)。

和刻本“天文板”《论语》

关于杨守敬接触、覆刻百万塔陀罗尼经和百万塔陀罗尼传人中国的具体经过，旅日友人陈捷近年撰著《关于日本最古的印刷品〈百万塔陀罗尼〉西传中国的记录》一文，做有深入系统的论述，为我们了解中国学者对这一早期印刷品的认识历程，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根据陈捷这项研究，在光绪十四年至光绪十六年期间受聘担任驻日公使黎庶昌随员的陈矩，曾于光绪十四年年底，在东京上野一家旧书肆内，用很低廉的价格购得带经木塔一基。陈矩任满回国时，将这座经塔带回国内，捐赠给故乡贵阳的黔灵山佛寺，并撰写一篇《黔灵山藏塔记》，勒石立碑，郑重记录其事。

陈捷研究指出，陈矩不仅独具慧眼，能够在“书贾初不知贵”的书肆上搜得此塔，而且他看到藏在塔内的陀罗尼经咒印本之后，马上考虑到，应该依据这一实物，重新审视中国印刷技术的产生年代。据我所见，这也是世界上最早将李唐王朝时期的陀罗尼经咒印本与中国印刷术的发明时间联系起来思考的说法。这一点不仅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即陈捷所云，“是我们探讨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关于中国印刷术起源研究历史的宝贵线索”，而且也是我们在进一步探讨印刷术起源问题的时候，所应着力的主要方向。正如陈捷已经指出的那样：“作为早期印刷品的实例，百万塔陀罗尼不仅是日本印刷文化史上的重要文物，而且对东亚印刷技术起源问题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关于百万塔陀罗尼的印刷，还有很多不解之谜。解开这些谜团，一定有助于我们了解包括中国、韩国在内的东亚地区印刷术发明初期的种种问题。”

基于这样的认识，在这里我想为陈捷这项研究补充一条新的资料，以期更为完整地揭示百万塔陀罗尼传入中国的历史面貌：这就是陈矩当年在日本买到的百万塔陀罗尼，其实不止赠送给贵州黔灵山寺院这一座，另外还有一基经塔，送给了出访日本的友人傅云龙。傅云龙氏在《游历日本图经馀记后编》当中录存有自书题跋《无垢净光陀罗尼塔记》，这篇短文叙说此事颠末云：

此日本神护景云所造百万经塔之一也。贵阳陈氏（矩）得其二，以一归之云龙，如获拱璧，遂制椟，记之曰：

按日本史，神护景云四年夏四月，造三层小塔一百万成，分置诸寺。日本孝谦纪天平宝字八年发愿造塔，基高各四寸五分，径三寸五分，露盘下置根本、慈心、相轮、六度等陀罗尼，至是功毕。塔木质，经镂木板，粗细略差。

经曰《无垢净光》，卷轴纸高八寸，是日本天尺，与今曲尺少异。今得自陈氏者，不惟与史纪合，且与大藏省所印《观古》本无丝毫异，可珍也已。

神护景云四年，当唐大历五年庚戍，去今一千一百三十九年也。

光绪十五年夏五月，德清傅云龙记。(2)

可见同样是经与塔完整相配成套，略无缺损。

傅云龙在光绪十三年八月至光绪十五年十月期间，以“游历使”身份奉朝命出游日本、美国、秘鲁、巴西、英属加拿大和西班牙属古巴诸地，其间往返出入，既是以东邻日本为出境首站，也是以日本作为入境前的最后一站，按照傅云龙自己的说法，就是“不得不以日本为中外之枢纽”。傅氏归途再至扶桑，时为光绪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直到九月中旬，一直居留未去(3)。当时，陈矩正身在驻日公使馆随员任上，于傅氏来日四个月前，刚刚在上野书肆上购得那一座后来捐赠给家乡佛寺的百万陀罗尼经塔。所以，陈矩赠给傅云龙的这一座经塔，或者是从同一书肆上与前者一同购买，或者是陈氏后来又有机会遇到，但入藏于陈氏行箧，也应当是在前番购塔之后。另外，傅氏在光绪十五年五月初一为日本延喜刻本《文选》残卷撰写的题跋当中，已经提到“日本百万塔藏《无垢净光经》”一事(4)，说明他在此时已经从陈矩那里得到纳经木塔。这是陈矩购藏此塔最晚的时间下限。

清光绪十六年陈矩覆刻日本佚存宋本《文中子》

在古籍版刻方面，傅云龙其人殊非等闲之辈。他这次周游列国而于归途滞留日本的时间，竟长达四个多月，傅氏自言“昔以游为主，今以记游为主”，亦即在日本整理印行这次游历各地所编纂的列国图经，“昼夜排比，随编随印，以铜版镂图、以铅字列表、以石印济木雕所不逮”。实际上，他不仅关注日本发达的新式印刷技术，在这期间，傅氏还在日本鸠集良工覆刻了彼国收藏的一些中国佚传的重要典籍，其中包括唐卷子本《论语》经文和显庆《新修本草》残卷、北宋刻《二李唱和集》（作者为北宋初年人李昉和李至）残本、以及日本延喜时刊刻的《文选》零帙等，将其编印到《纂喜庐丛书》当中；同时，傅云龙还为陈矩影写刊印的宋本诸葛深撰《历代帝王绍运图》等书题写跋语，并在《日本图经》当中撰著有一篇《中国逸艺文志》；而此前他在光绪十三、四年间初次游历日本时，即多方访求稀见典籍，赏鉴有所谓《黄石公三略》、唐初人唐临的《冥报记》、《春秋经传集解》等一大批旧抄珍本。总之，从中显现出相当深厚的版本目录学素养(5)。因此，他自然清楚知晓这种百万塔陀罗尼在世界印刷史上的地位，以及它对中国古代版刻史研究的资料价值。如傅云龙氏在题跋中所说，在获赠百万塔陀罗尼经咒之后，他不禁为之欣喜不已，“如获拱璧”，并特地制作一个函椟，珍重存储。所以，当傅云龙在光绪十五年九月下旬从东京启程回国复命的时候，绝对不可能不把这件百万塔陀罗尼带在身边。

由于陈矩在清朝驻日公使馆任职期满回国，是在光绪十六年，而傅云龙在光绪十五年九月下旬已经由东瀛返抵上海，在他离开东京的时候，陈矩还亲随使车到横滨码头送行(6)，所以，傅云龙这座经塔内的陀罗尼经咒，应当是目前所知有明确文献记载的第一件传入中国的百万塔陀罗尼经。尽管原本是得自陈矩的馈赠，傅云龙却领先于陈氏一步，将经塔带到了中国。

根据陈捷实地考察所见，陈矩赠送给贵阳黔灵山佛寺的那件百万塔陀罗尼早已不知去向，而傅云龙带到国内这一座经塔，目前也无由获知其是否尚存留于世间。不过，据傅云龙之孙傅训成所了解的情况，乃祖手稿今大多收藏在浙江图书馆和杭州图书馆，其携自日本的百万塔陀罗尼，或许即与此等文稿并存于一处，亦未可知，但愿有心人能够查找到它的下落。

傅云龙不仅率先把百万塔陀罗尼带到了中国，他也曾像陈矩一样，试图从书籍雕版印刷史角度来阐释这座经塔的价值，说见傅氏为日本延喜十三年（值五代后梁乾化三年）刻本《文选》残卷撰写的题跋：

往读陆深《燕闲录》，谓隋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笔丛》（案指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亦谓雕本肇隋，行于唐，扩于五代，精于宋人。之二说或者疑之。今质宋以前椠本，夫奚疑？

日本百万塔藏《无垢净光经》，厥式不一，皆出镂板。据《孝谦天皇纪》，刊于神护景云四年，为唐大历二年，亦唐椠一证也，先于是本一百四十五年。程大昌《演繁露》云，古书皆卷，至唐始为叶子。“叶子”云者，即今书叶。(7)

核诸陈捷《关于日本最古的印刷品〈百万塔陀罗尼〉西传中国的记录》一文所引陈矩《黔灵山藏塔记》，知陈矩文中所记相关论述，几乎与之完全相同：“阅陆深《燕闲录》，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板。又《笔丛》：‘雕本肇自隋，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余始未然其说，今据神护景云刊本经（神护景云四年当中国唐代宗大历五年），是异国刊本之行已始唐代，则二说必有所本矣。”联系前述傅云龙此番居留日本期间尝为陈矩覆刊古籍撰写题跋的情况，两相对比，颇疑陈矩《黔灵山藏塔记》所说，乃是移录撮述傅云龙既有考释而成（陈矩谓神户景云四年当唐代宗大历五年而非傅氏此处所说大历二年，应是另外参据了前引傅氏《无垢净光陀罗尼塔记》所做的更正，而擅改“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为“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板”，则属妄自改易旧典以牵合己意）。

有关这种陀罗尼经咒的印制方式问题，傅云龙在《无垢净光陀罗尼塔记》中只写有“经镂木板，粗细略差”这样八个字。“粗细略差”只是说这一印本字划镌刻比较粗率，这固然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是，所谓“经镂木板”，与傅云龙氏考述延喜本《文选》时所说百万塔陀罗尼“皆出镂板”一语相同，情况显然已不再这样简单，涉及陈捷所说百万塔陀罗尼印刷的一些“不解之谜”。

首先，百万塔陀罗尼的印版，到底是普普通通的林木材质，还是某一种金属材质，多少年来，在日本学术界以及民间印刷史爱好者之间，就一直聚讼纷纭，迄无定论。更为重要的是，虽然大多数日人著述，都把百万塔陀罗尼经咒，视作雕版印刷的制品，包括中国在内世界各国的学者，对此也都信从不疑，但另有一小部分日本学人，譬如印刷史研究专家井上清一郎，即通过科学的实验手段，证实它实际上只是犹如钤盖图章一样由上而下“钤印”上去的字迹，这与版面向上仰承纸张的雕版印刷，还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异。井上氏这一观点，得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藤枝晃教授的积极赞同(8)。若是依照此说，傅云龙“经镂木板”的判断，恐怕就很不妥当了。

韩国庆州佛国寺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印本，虽然字迹看起来似乎比日本的百万塔陀罗尼要更为成熟一些，但印版和经卷的高度却是很小，与百万塔陀罗尼经咒相当接近。假如我们将百万塔陀罗尼如此局促的高度，理解为“钤印”这种印制方式的限制作用所致，那么，诸如庆州佛国寺《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这一类形制相近的早期印刷品，是不是也存在钤印的可能，似乎就很值得考虑。

百万塔陀罗尼究竟是钤印抑或雕版印刷，已经涉及雕版印刷技术的内在渊源问题；而这类陀罗尼经咒本身的内容，更涉及促使书籍雕版印刷技术产生的直接动力问题，头绪繁复，远不像傅云龙、陈矩对百万塔陀罗尼经与中国印刷术产生时间所做的对比类推那样简单明了，同样不便在这里一一展开论述，我将另行撰写文章，尝试予以论证。

傅云龙这次在游历列国之后，停留于日本编印他依据旅行见闻和所搜集资料写成的“图经”，这是沿承宋朝出访辽、金以至高丽的使臣归国后要以所谓行程“语录”或者编纂“图经”的形式向朝廷呈报行役见闻的先例（诸如沈括《熙宁使虏图抄》、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以及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便是其中较为知名的著述），而他在《游历日本图经馀记后编》中所记述的在日本印制图经的具体办法，不仅是这批图经印制过程的工作日志性记录，同时，也是我们考察近代西洋印刷技术在日本和中国传播使用状况的绝佳史料，因而附带转录于此，以供关心近代印刷史事者参考：

（光绪十五年七月初二日）以聚珍版印《日本图经》。其活字率铸蝇头，鲜稍大者，措资补其未逮。虽已集字数百万，鸠工五十有奇，而苦不足。瓜期逼矣，编可卜夜，印难日尽，三十须臾也。

于是，以铅工补表，其镌字铅版以算不以式也；以铜版雕地图，其版文阴，印之于纸，则文阳也，印工难于木版多矣；又以石印助手民，若字则以油墨书之鸡子清纸，取西法印之，厥值虽昂，厥功则倍；若印物诸图，则取影而后再印以石；其它套版书面之属，仍雕木。如粉丝，如散钱，而急欲同条共贯，难乎不难乎！

旁观者匿笑曰：“恐非三十年不成也。”而云龙勉力晨昕为之，有进无退，先以《古巴图经》试印。(9)

上述各项印刷技术，有一些具体问题，或许还有待结合其他相关文献和社会历史背景，加以深入探讨，但像这样萃集多种西洋印刷方式以至东方传统木刻雕版印刷技法于同一部书中，诚如傅氏所说，宛若仓促间使粉丝同条、散钱共贯，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不过，对于喜好近代出版物的藏书人家而言，惟其印制非易，并且独具特色，也才更具有收藏价值。

2009年2月14日记

原刊《藏书家》第16辑，齐鲁书社，200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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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罗振玉《雪堂类稿》（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新世纪万有文库》本）戊《长物簿录》之《古器物目·雪堂所藏古器物目录》（页52）著录有“日本百万塔三。中藏《陀罗尼经》”。

(2) （清）傅云龙《傅云龙日记》（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之《游历图经馀记·游历日本图经馀记后编》，页250—251。

(3) （清）傅云龙《傅云龙日记》之《游历图经馀记·游历地球图》，页4；又《游历图经馀记·游历日本图经馀记后编》，页246—273。

(4) （清）傅云龙《傅云龙日记》之《游历图经馀记·游历日本图经馀记后编》，页246—247。

(5) （清）傅云龙《傅云龙日记》之《游历图经馀记·游历日本图经馀记前编下》，页94—97，页109—111；又《游历图经馀记·游历日本图经馀记后编》，页246—253，页257—259。

(6) （清）傅云龙《傅云龙日记》之《游历图经馀记·游历日本图经馀记后编》，页272—274。

(7) （清）傅云龙《傅云龙日记》之《游历图经馀记·游历日本图经馀记后编》，页246—247。

(8) 藤枝晃《文字の文化史》（東京，岩波書店，1971）十三《印刷のはじまり·百萬塔陀羅尼》，页220—223。又同人《敦煌学とその周边》（大阪，株式會社プしーンセンター，1999）第五四回請座《敦煌·西域の仏教考古学》之《百萬塔陀羅尼印刷物かスタンプか》，页175—178。

(9) （清）傅云龙《傅云龙日记》之《游历图经馀记·游历日本图经馀记后编》，页25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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