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学术文库
出版说明

“中华学术文库”收录中国传统人文学术高水平的研究著作，范围为史学、哲学、宗教、社会、民族、语言、文学、艺术及考古、出土文献等领域。文库崇尚朴实严谨，力避浮泛陈言，既重视以文献学为基础的实证研究，亦强调现代视角和问题意识，方法不拘一格，风格兼收并蓄。以期接续学术传统，彰显学术精神，鼓励学术创新，开辟学术新境。

“中华学术文库”面向海内外学术界征稿，实行学术委员会评鉴制度。由学术委员会提名两位同行专家进行书面评审，经专家评审的书稿，在获得学术委员会评鉴通过后，列入文库出版计划。

“中华学术文库”每辑三至五种，计划每年度出版一辑，视入选书稿确定，可以空缺。本文库由中华书局设立专项出版基金，并保障学术委员会的独立运作及文库的遴选和印行。

中华书局编辑部

二〇〇九年五月

中华学术文库
专项出版基金暨学术委员会

主任委员：

李　岩（中华书局）

委　员*：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李　零（北京大学中文系）

荣新江（北京大学历史系）

桑　兵（中山大学历史系）

唐晓峰（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巫　鸿（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中心）

王汎森（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徐　俊（中华书局）

阎步克（北京大学历史系）

*以姓氏音序排列

注释

□□□□□

本书中所出现的如上方框同原版纸书。

目次

中华学术文库出版说明

自　序

上篇　重谈中国古代以年号纪年的启用时间

一、汉武帝以前的纪年与改元问题

二、《史记·封禅书》有关追记年号的记载

三、《汉书·郊祀志》有关追记年号的记载

四、释元朔年号所从出之天瑞

五、元狩始建年号说辨误

六、汉武帝以年号追记诸元的政治意图

七、司马光辨析元鼎始建年号说

八、驳元封元年始增入元朔、元鼎两纪元说

九、论太初元年始正式启用年号纪年

十、太初改制与年号纪年制度的施行

十一、相关纪年文物

附论　汉“元朔五年弩”鐖郭铭文述疑

一、所谓“元朔五年”与年号纪年起始时间的矛盾

二、鐖郭铭文与《史记》、《汉书》相关记载的异同

三、铭文所署工匠和督造官员不符合汉代兵器铸造管理制度

中篇　汉宣帝地节改元事发微

一、问题的由来

二、判断改元时间的一般原则

三、改元前后年号特殊用例辨析

四、改元地节的具体时间

五、霍光专政与宣帝入主的政治背景

六、宣帝亲政与地节改元

下篇　所谓“天凤三年鄣郡都尉”砖铭文与秦“故鄣郡”的名称以及莽汉之际的年号问题

一、秦故鄣郡与所谓“鄣郡”

二、孙吴故鄣郡与所谓“鄣郡”

三、王莽更改汉郡名称与所谓“鄣郡”

四、字体风格、职官称谓与志墓铭文的性质

五、东汉前期史书省记两字以上年号的通行用法

六、“太初元将”与两字以上年号的省略记法

七、金石材料的发现与天凤、地皇年号研究

八、天凤、地皇两年号的本来面目

九、所谓“上戊历”的由来

十、“始建国天凤”年号之行用缘由

十一、在“太初元将”与“始建国天凤”之间

十二、所谓“三万六千岁历纪”与“始建国地皇”年号

十三、馀墨零识

【附】改订西汉新莽历史纪年表

自　序

这本《建元与改元》，是由几篇研究西汉新莽年号的论文汇集成的专题论文集。

我做过的研究，大多没有预先筹划，只是在胡乱翻书的过程中，偶得一间，觉得能够对某一史事有所裁断，就动笔写下一时的看法。这些研究西汉新莽年号的文章，更纯粹出于偶然。研究汉武帝启用年号纪年的确切时间，是阐释汉代州制的副产品；研究王莽的年号，是考述秦始皇三十六郡的辅助工作；研究汉宣帝地节改元问题，则是梳理新朝年号过程中牵连带出的题目。文章虽然只有寥寥三四篇，论述起来，却是大费周章，不知不觉之间，竟然累积成书，年号研究，也就俨然成为我在历史地理学和版本目录学之外的另一项专业。

史学界广泛流行邓广铭先生提出的治史“四把钥匙”之说，即谓研治中国历史，需要以年代学、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学与版本目录学知识作为入门的钥匙。没有入门的钥匙，自然无法登堂入室。年代学的内容当然不仅局限于年号，但对于中国古代史来说，年号却是年代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按照时下通行的习惯，不妨采用“年号学”一称来界定那些与年号研究相关的问题，藉以体现它在年代学当中的分支地位。

这种年号之学，乍听起来，似乎有些唐突，实际上却是源远流长。东汉人应劭在注释《汉书》时，对西汉诸帝年号的寓意，即大多做有解说，堪称系统研究年号之第一人。唐天宝时人封演撰著《古今年号录》，“以肃宗至德、代宗永泰乃陈后主、齐明帝年号，为失于考据，遂起汉武建元至于唐，纂为一卷”（《玉海》卷一三《律历》），其书虽然久已失传，但旁观封演所撰《封氏闻见录》，考述各项典章制度和社会习俗，俱原原本本，要言不烦，自可想见《古今年号录》一书亦应约略相当。自此以后，考述年号的著述，层出叠见，其宋代以前名声昭著者，便有后蜀杜光庭撰《古今类聚年号图》一卷、北宋杨备撰《历代纪元赋》一卷、宋庠撰《纪元通谱》（又称《纪年通谱》）十三卷、章衡撰《编年通载》十卷、南宋晁公迈撰《历代纪年》十卷、侯望撰《古今年号录》五卷，以及王应麟写在《玉海》里面的一篇《历代年号》等。后来经历元明以至清朝，所成专书更不下数十种。迄至清代后期，尤以叶维庚《纪元通考》和李兆洛《纪元编》两书最为流行。

如邓广铭先生所讲的治史工具，年号只是纪年的标尺，编制出一份准确详备的年号表，似乎即可穷尽其事，这只能说是年号学研究中最表层的内容。然而，即使是这一层面的研究，也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么容易，还存在很多难以澄清的问题，本书涉及的西汉新莽年号，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况且年号是天子神圣权威的象征，所关非细，如同本书各项研究所体现的那样，对年号问题的深入研究，必然会触及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心理甚至帝王的生理状况等诸多问题。因此，年号学本身，乃是中国历史学殿堂中的一尊神祇，并不仅仅是为他人开启门扉的锁钥。在这一方面，业师黄永年先生撰写的《唐元和后期党争与宪宗之死》这篇文章，透过看似平常的《赵氏夫人墓志》，阐明唐穆宗改元“永新”的历史真相，允称典范，亦足以说明年号学研究的丰富内涵。

面对年号学研究的广阔空间，我希望自己能够发现和解决更多问题，也相信会有更多同仁能够投身其中，从这一侧面，来揭示历史的面目。

需要说明的是，这次汇集出版这些文章，较诸在期刊上刊登的文稿，大多做过不同程度的增删改订，若有学者引述，希望能够以此为准。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将其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自立项目，对本项研究给予了1万元经费资助，在此谨致以诚挚的谢意。

感谢中华书局的胡珂君帮助订正书稿中很多疏误。

2011年12月17日记

上篇　重谈中国古代以年号纪年的启用时间

关于中国古代以帝王年号纪年这一方式的启用时间，东汉人班固在《汉书》中所作记述，即已模糊不清，甚至还有明显的谬误。至迟从宋代起，相继有很多人做过考述，但核诸相关史事，迄今为止的各种说法，似乎都还不够允当，更缺乏对相关记载的深入考辨分析。近年我因在研究两汉州制的时候，偶然涉及这一问题，尝试提出了不同于时下通行观点和历史上各派见解的新看法。由于我的看法，只是作为一个辅助环节，写在拙著《两汉州制新考》一文当中(1)，不关心古代政区地理的人，很少会去翻阅，而实际上这又是文史学界比较普遍关心并会影响到很多研究的基础问题；加之当时囿于篇幅，未能充分展开论述，有很多重要的论证环节，还需要加以补充。所以，我想有必要将这一问题单独提取出来，详细增补史料，在这里予以更为全面的阐释，以便具体说明各项相关问题；同时，也供更多学者了解我的看法，相与切磋，提出批评。

一、汉武帝以前的纪年与改元问题

年号纪年，始自西汉武帝时期，这几乎是古今一贯的共同认识。虽然偶然可以见到个别人另外持有一些看似不同的看法，譬如清人赵翼尝有言曰：“周厉王出居于彘，公卿相与和而修政，号曰‘共和’，似此为年号之始。”(2)但所谓号曰“共和”，不过是因为当时“王室乱，大臣行政”，史官没有办法用通行的周天子某王第几年形式纪事（与《春秋》诸侯某公第几年的纪年形式相当），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特殊纪年方式(3)。与赵氏约略同时人崔述即曾对此做有解释说：“共和之名年，意本因二相和衷共摄而称之。”(4)可见，它与年号纪年本来没有任何关系。其实就连赵翼本人，在另外的场合，也同样表述说：“至武帝始创为年号。”(5)因此，赵氏提到西周周、召两公摄政之“共和”与年号的关系，只不过是试图为年号制度追溯历史渊源而已，而他所能搜求到的踪迹，则只有这么一件似是而非的事例。

汉武帝行用年号纪年以前，普遍行用的纪年方式，是当时人记述某帝王在位期间的史事，只标记其在位年数，而无需标注出具体是哪一位帝王，曹魏人王朗谓之曰：“古者有年数无年号，汉初犹然”(6)。

这种用法，源自当时人对在位的帝王一般尊称作“今上”。所以，比较庄重的用法，应当是写作“今上”或省称为“今”。书作“今上”的例子，如司马迁在《史记》当中即屡屡称用；省写为“今”的用例，如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之“编年记”，写录于秦始皇三十年，其记述秦始皇时年代，即始自“今元年”(7)。由此再进一步简省，便是只标注年份而不称“今”字。当时各级各类衙署相互行用的文牍，由于官吏彼此之间不会产生歧误，通常都是如此。例如，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所抄录战国魏律，载录魏安釐王二十五年王命，即径作“二十五年”某月日云云(8)；又如湖北江陵张家山出土汉简《奏谳书》所录秦至汉初高祖时期的司法案例，亦均但书某年某月某日，而俱无朝代、帝王之区别；张家山出土的西汉吕后二年律令，也是仅题作“二年律令”，不记其出自吕后当政时期(9)。专门用于纪年的历谱，现在见到有张家山出土高祖五年至吕后二年间诸年历谱竹简；另外，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西汉文帝时期的帛书《五星占》，亦记有文帝初期诸年份。这些在当时写录的简帛，都是仅仅记作元、二、三年云云，也没有标注“今上”或是“今”字(10)，这与敦煌出土西汉元帝永光五年历谱起首即书作“永光五年”的情况(11)，适成鲜明对照。至于在更早的时候，反映这种纪年形式的铜器铭文，更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西汉文帝以前，只有极个别人，如战国秦惠文王和魏惠王（即所谓梁惠王），于在位期间有过“改元”的做法，亦即中止正在行用的王年，启用另一元年，重新记其年数(12)；其馀绝大多数君王，自始及终，都仅使用“一元”纪年，即如清人赵翼所云：“古者天子诸侯皆终身一元，无所谓改元者。”赵氏且谓“秦惠文王十四年更为元年，此实后世改元之始”(13)。事实上，宋朝人高承早已谈到过这一点，谓“改元之始，由秦惠王也”(14)。这种说法，实际上还不够准确。盖秦惠文王改元值周显王四十五年，而魏惠王改元值周显王三十五年，尚早于秦惠文王十年，只不过由于《史记·魏世家》记魏惠王事阙佚其改元称王以后史事，这次改元，未能引起后世大多数学者注意，才会出现高承和赵翼上述说法。因此，魏惠王这次改元，也可以说是年号纪年最早出现的萌芽。

汉文帝在位期间改元一次，景帝改元两次，从形式上看，都是在沿承魏惠王或是秦惠文王的做法。不过，清人顾炎武、梁玉绳都早已指出，魏惠王和秦惠文王实行改元的原因，是“以称王之故”(15)，即这两个人都是在由侯称王的时候改行新元，所谓“改元”不过是为了改侯年为王年(16)。出土战国秦兵器中有“王三年戈”、“王五年上郡疾戈”、“王六年上郡守疾戈”和“王十年上郡守中（？）戈”这样一些题作“王某年”的铜戈，有研究者指出，这正是惠文王改侯年为王年后秦国为体现二者之间的区别而刻意为之(17)。另外，在此之前，史籍中尚有西伯姬昌在周初受命称王而行改元之举的说法，后世学者，聚讼纷纭，迄今尚无定说(18)，魏惠王和秦惠文王这种做法，或许即是师法于文王成规。然而，西汉文、景二帝并没有诸如此类的特殊政治需求，其何以要改行新元，从汉文帝改元的缘起当中，似乎可以看出端倪。

当时，赵人新垣平以数术干文帝：

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书阙下献之。平言上曰：“阙下有宝玉气来者。”已视之，果有献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寿”。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顷之，日却复中。于是始更以十七年为元年，令天下大酺。(19)

宋人王楙据此判断说，文帝改元的目的，就是“以求延年之祚”，而景帝改元同样也是本着这样的愿望(20)；明人郎瑛亦以为这些帝王不过是“皆欲延年之意耳”(21)。所谓“延年之祚”，其实并不仅仅是指帝王本人要万寿无疆，生命长驻，更为重要的还是要延续国祚，希求皇图永固，亿万斯年。更易旧纪元、启用新纪元，意味着除旧布新，与民更始，因而是恒延其年的重要途径。如下文所述，在后来武帝元封元年的改元诏书当中，即清楚写有“自新，嘉与士大夫更始”这样的内容；而西汉末哀帝建平二年时，待诏夏贺良等言“汉历中衰，当更受命……宜急改元易号，乃得延年益寿”，哀帝因之下诏云“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与天下自新”(22)，所说尤能清楚显示上述内在因缘。

后世的历史著作和现在通行的历史年表，对文帝和景帝所改行的新纪元，系分别标以“中元”、“后元”诸色字样，俨若后世之年号，故亦尝有个别人即此论述说：“古未有年号，始于汉文帝惑于方士新垣平玉杯之诈，改后元元年。”(23)然而，宋人赵与时早已指出：“汉之诸帝，不过改元年耳。后人因其有二元，则别以为‘后’；因其有三元，则复冠以‘中’，非当时本称也。”(24)清人顾炎武也考述说：“汉文帝后元年、景帝中元年、后元年，当时只是改为元年，后人追记之为‘中’、为‘后’耳。”(25)即系由记事者在事后书以“中元”、“后元”，以区分其重新开启之元年，而在当时，则不管其为前元、中元，后元，都一样但谓之“今上某年”，或是只称“某年”而已。

二、《史记·封禅书》有关追记年号的记载

汉武帝即位后，像这样的改元，变得愈为频繁；阴阳数术观念的支配作用，也变得更为明显，即如司马迁所说，武帝“尤敬鬼神之祀”(26)。迄至元封，一直是每六年一改；太初以后，又改为四年一改元。旧史所见汉武帝行用过的年号，依次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延和），最后还有一个所谓“后元”。隋开皇时人费长房对此做有论述说：“自从开辟，三皇五帝，夏、殷、周、秦，迄文、景前，并以帝王标年，无别立号。至武帝世，始制年名，称‘建元’云。”这里所说“年名”，亦即年号，盖费氏另有表述云汉武帝“始建年号，称建元元年”(27)。唐人颜师古亦尝就《汉书·武帝纪》建元元年之年号注释云：“自古帝王未有年号，始起于此。”(28)北宋真宗时王钦若等奉敕撰修《册府元龟》，同样以为“孝武肇创建元之号”(29)，及神宗元封中高承论中国各项事物起源，也认为年号“始自汉武帝建元元年”(30)。费长房、颜师古、王钦若和高承等人这样的说法，假如是指“建元”为史籍中年代最早的年号，固然不误，但伪题班固撰述的《汉武故事》，径称刘彻“年十四即位，改号建元”(31)，俨若武帝甫一即位便正式称用“建元”年号，则属随意漫书之小说家言，殊不足凭信。

实际上，武帝即位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是沿承文、景两帝成规，屡屡改启新元而已，并没有使用年号纪年。这一时期的年号，都是出自后来追记。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对武帝首度追记年号的情况，做有很明确的记述：

其后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一元曰“建”，二元以长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兽曰“狩”云。(32)

据此，元狩以及在它前面的建元、元光等年号，都是在后来补定。

不过，武帝三元本名元朔，四元才是元狩，清朝学者周寿昌等早已指出，上面引述的《史记·封禅书》，文句应有脱漏(33)。盖古代文献在流传过程中，数字本来就很容易产生讹误，古时“四”字写作积四横划，与“三”字字形更极易混淆，清人王引之在《经义述闻》中总结古书形近致讹的规律，即将“‘四’字古文与‘三’相似而误书为‘三’”列为一种常见的数字讹误用例(34)；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一书中，也举述有诸多“三”、“亖”混淆的例证(35)。今本《史记·封禅书》这处脱漏，应系抄录《史记》者由于疏忽而误将“三元”与“亖元”相混淆，复以两字上下邻近而误将三元、四元两条记述混而牵合为一体使然(36)。即《史记·封禅书》原文，应当大致如下：

三元【以□□□□曰“朔”，亖（四）元】以郊得一角兽曰“狩”云。

【　】里添补的就是今本《史记》漏掉的文字，只是具体佚失有多少个字，现在已经无从考究。

宋人王应麟叙述武帝元狩以前诸元得名缘由，谓“一元曰‘建’，二元以长星曰‘光’，六年更始而曰‘朔’，郊得一角兽曰‘狩’”，实际上就是用“六年更始”四字，来臆补《史记·封禅书》佚失的文字(37)。又《史记·封禅书》继此“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事下，记云“其明年”冬武帝始立后土祠于汾阴并“亲望拜”，武帝尚“始巡郡县”；同年夏，复得宝鼎于后土祠旁(38)，而核诸《汉书·武帝纪》等文献，可知这些均属元鼎四年的事情(39)。从而可以判定，此有司建言以天瑞命诸元事，应当发生在元鼎三年，亦即武帝第五纪元之第三年(40)。所以，《史记·封禅书》在这里自应如此一并论及一、二、三、四诸元。在元鼎三年之前，汉廷“有司”所说这种区别前后不同纪元时“以一、二数”的情况，在汉代铜器铭文中还偶有存留。如存世“中私府锺”镌作：“中私府铜锺，容一石，重卌六斤，四元七年正月甲寅造。”(41)所记“四元七年正月”，就应当是指元狩纪元第七年（亦即后来的元鼎元年）的第四个月（当时还是以十月为岁首）(42)。

三、《汉书·郊祀志》有关追记年号的记载

依据上述记载，元鼎三年始采用以天瑞追记此前诸元的做法，本来十分清楚，可是，清朝康熙、乾隆间人牟庭相，在所著《雪泥书屋杂志》一书中，却从《史记·封禅书》上述文字脱漏当中，解读出来另外一重很特别的涵义：

《封禅书》……其文不言元朔而以元狩为三元，盖有脱缺。《郊祀志》曰“今郊得一角兽曰‘狩’云”，亦脱元朔不言。今以二文参互考正，当云：“一元曰‘建’，二元以长星曰‘光’，三元曰‘朔’，今郊得一角兽曰‘狩’云。”以此言之，是年号起于元狩，元狩以前之元则因有司言而追命之也。当时谓建元曰“一元”，元光曰“二元”，元朔曰“三元”，有司言之明甚矣。(43)

案牟庭相文中所说的《郊祀志》，是指《汉书·郊祀志》，其记述相关史事的内容为：

后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不宜以一、二数。一元曰“建”，二元以长星曰“光”，今郊得一角兽曰“狩”云。(44)

两相校核，可以看到，《汉书·郊祀志》有关汉武帝改以天瑞命名纪元的记载，基本上是原封不动地袭用《史记·封禅书》旧文，班固所做改动，主要有两处。一是省掉了“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的“命”字，结果使文义变得模糊不清，害得曹魏时人苏林不得不为之添附注释云，“有司言元宜以天瑞”的意思，乃是“得诸瑞以名年”。班固对《史记·封禅书》所做另一处改动，便是牟庭相所说，将“三元以郊得一角兽曰‘狩’云”这句话，改成了“今郊得一角兽曰‘狩’云”(45)。由其第一处改动省掉“命”字后文义反而远不如司马迁原文明晰这一点来做类推，后面这第二处改动，也不一定像牟庭相所认为的那样，真的就会比今本《史记·封禅书》原文更加合理。

如前文所论，有司建言宜以天瑞命元，事在元鼎三年，亦即汉武帝第五纪元，所以，汉廷臣僚在当时绝对不会将前一纪元武帝四元时期（亦即后来追记的“元狩”时期）猎取异兽的事情称作“今郊得一角兽曰‘狩’云”；《汉书·郊祀志》中这样的话，显然应当是班固因《史记·封禅书》原文带有明显脱漏而不得不曲为之弥缝的结果。盖班固所见《史记·封禅书》，已经缺漏三元改称元朔的记述，当时改称元朔的具体“天瑞”，复又无从为之补苴（唐人颜师古注释元朔年号之由来，首先引述东汉人应劭的解释云：“朔，苏也。孟轲曰‘后来其苏’，苏，息也，言万民品物大繁息也。”颜师古接着又自己阐释道：“朔犹始也，言更为初始也。苏息之息，非息生意，应说失之。”(46)另外，清人王先谦在《汉书补注》中尚另有解说，谓之曰：“以置朔方郡，故称元朔。颜说亦非，武帝初改之元皆有事实无空言也。”(47)但这些说法，都有违“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的原则，殊不足采信），班氏只能阙而不提，而这样一来，亦不宜跳过“三元”直接述说“四元”改称元狩的缘由，因而，便不能再继续使用“四元以郊得一角兽曰‘狩’”的提法。

班固在《汉书·郊祀志》中不仅不提三元、四元，还在《史记·封禅书》“以郊得一角兽曰‘狩’云”这句话前面置入一“今”字，若孤立地看待这条史料，固然可以像清人牟庭相那样，将有司建言以天瑞命元事，比定在武帝四元之初，亦即元狩元年。尽管从这段记事在《汉书·郊祀志》当中的前后位置来判断，与它在《史记·封禅书》中一样，也应当属于元鼎三年，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史记》旧文的惯性承袭，班固特地赘加这一“今”字，亦未尝不可以如牟庭相所理解的那样，是班固在一定程度上或许持有年号启自元狩的看法。这样考虑，是因为在《汉书》当中，还另外写有一些似乎可以与之相印证的记述。

《汉书·武帝纪》记载说，武帝在其第四纪元之初亦即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获白麟，作《白麟之歌》”(48)。《汉书·终军传》记述说，这只白麟“一角而五蹄”，形状十分奇异，而“时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辄复合于木上。上异此二物，博谋群臣”，跟从武帝在场随扈的谒者给事中终军上有奏言曰：

臣闻《诗》颂君德，《乐》舞后功，异经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窜屏葭苇，与鸟鱼群，正朔不及其俗。有司临境，而东瓯内附，闽王伏辜，南越赖救。北胡随畜荐居，禽兽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摄。大将军秉钺，单于犇幕；票骑抗旌，昆邪右衽。是泽南洽而威北畅也。若罚不阿近，举不遗远，设官竢贤，悬赏待功，能者进以保禄，罢者退而劳力，刑于宇内矣。履众美而不足，怀圣明而不专，建三宫之文质，章厥职之所宜，封禅之君无闻焉。

夫天命初定，万事草创，及臻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必待明圣润色，祖业传于无穷。故周至成王，然后制定，而休徵之应见。陛下盛日月之光，垂圣思于勒成，专神明之敬，奉燔瘗于郊宫，献享之精交神，积和之气塞明，而异兽来获，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济，白鱼入于王舟，俯取以燎，群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见于神祇，而获兽以馈，此天之所以示飨，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时令日，改定告元。苴白茅于江淮，发嘉号于营丘，以应缉熙，使著事者有纪焉。

盖六鶂退飞，逆也；白鱼登舟，顺也。夫明暗之徵，上乱飞鸟，下动渊鱼，各以类推。今野兽并角，明同本也；众支内附，示无外也。若此之应，殆将有解编发削左衽袭冠带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竢之耳！

终军如此对奏之后，“上甚异之，由是改元为元狩”(49)。单纯看这条记载，称用“元狩”纪元，似乎即是出自终军的建议，并且就发生在武帝四元改元的时候。班固在《汉书·郊祀志》中，对“以郊得一角兽曰‘狩’云”这句话，冠以“今”字，应当与此具有很密切的关联；也就是说，班固本人应当持有武帝以天瑞纪元乃是发轫于元狩时期的看法，因此才特地添加这一“今”字，前述清朝人牟庭相对《汉书·郊祀志》的理解，看起来应当符合班氏的本意。其实，东汉人荀悦在改编《汉书》为《汉纪》时，早就按照这样的理解，将上述《汉武·武帝纪》和《汉书·终军传》的相关记载，合并为一处，系于元狩元年之下，从而最早明确地将武帝启用年号的时间，定在了元狩元年(50)。

四、释元朔年号所从出之天瑞

除了牟庭相以外，后世还有一些学者，认同班固在《汉书·郊祀志》中所采取的处理方式，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人物，是清代乾嘉时期以史学考据著称于世的钱大昕。钱氏在所著《廿二史考异》中评论班固对《史记·封禅书》相关记载所做更改说：

班史改以为“今”，无“三”字，盖得之矣。言建元、元光而不言元朔者，“建”以斗建为名，“光”以长星为名，皆取天象。若元朔纪年，应劭解“朔”为“苏”，取品物繁息之义，不主天瑞，故不及之耳。(51)

稍晚于钱大昕，张云璈也有类似说法云：

元狩之前尚有元朔，但言三元而不及元朔者，以元朔不主天瑞，故不数也。(52)

上述看法，其实并不完全是由钱大昕辈首创，很早以前，宋人吕祖谦就循从差相近似的思路，对《史记·封禅书》脱漏武帝三元元朔得名缘由的情况做出过解释。吕氏乃谓：“有司独不言元朔改元之由者，盖自建元至于元封，率六年而改元。元光之后，久无天瑞，故六年复而更始耳。朔者，始也，言更为初始也。”(53)前述王应麟拟以“六年更始而曰‘朔’”来补苴《史记·封禅书》的阙文，在武帝三元未有用以命年的天瑞这一点上，所持看法，应当也大致相同。

今案钱、张两氏所说，似乎并不合理。盖当有司建言拟采用“以天瑞命”的方式追记前此诸纪元的时候，这一命名原则，理应覆盖当时已经行用过的一、二、三、四诸元，“元朔”的得名，自然也无由逸出于这一通则之外。事实上当时命名一元为“建元”，虽然可以如钱大昕所释，是“以斗建为名”，但严格地说，“斗建”只是一种恒有的天象，并不是特殊的天瑞。如前面第二节所述，颜师古在“建元”年号下尝注释云“自古帝王未有年号，始起于此”，似乎即是说明“建元”之意只是表示始建年号；又曹魏时人苏林释《汉书·郊祀志》之“一元曰‘建’”，亦仅云“建元元年是”(54)，好像也是指“建元”年号即是开启新建纪元之意，故元人王幼学乃谓之曰：“自古无年号，始起于此，故曰建元。”(55)总之，按照旧时的解释，“建元”并不是出自某一具体的天瑞，或者说只是视汉武帝肇建新元并使用年号纪年本身为一大“天瑞”而已。不过，始建新元并采用年号纪年，不仅是一朝大事，也是有史以来的一件大事，虽然严格地说，这样做不尽符合“以天瑞命”的原则，世人却应当能够理解和认可。只是这样一来，剩下的二、三、四元总共只有三个纪元，也就更不能再有不符合这一原则的特例。

“朔”本来就是月光变化之天象，寓有复归原初的吉祥语义，即前述唐人颜师古所说“更为初始”，故古时视朔旦为吉日良辰；而月轮的运行状况，也是古时天人感应的内容之一，《史记·天官书》有言曰“月行中道，安宁和平”(56)，《汉书·天文志》记述说“月行则以晦朔决之”(57)。“元朔”的由来，很可能与某种特殊的月行现象有关。元狩五年，司马相如在去世前书写遗札“封禅文”，极力怂恿刘彻登封泰山，他在这篇文字当中曾描述说，武帝即位以后“符瑞臻兹”，或谓“符瑞众变，期应绍至”，“且天为质闇，珍符固不可辞”(58)；又元鼎四年时，吾丘衍亦谓武帝即位以后，“恢廓祖业，功德愈盛，天瑞并至，珍祥毕见”(59)，从而可知，在元鼎三年议定“元宜以天瑞命”时，本已显现有诸多珍祥“天瑞”，若此“元朔”天瑞之记载，后来乃因《史记·封禅书》文句的夺落而沉埋不显。总之，应劭的解释并不符合实际，不宜据此强为班固找寻开脱的理由。

吕祖谦和王应麟等人认为元朔年号的得名，是因为“元光之后，久无天瑞，故六年复而更始”，但如前所述，汉武帝在太初以前，每启用一个新的纪元，都是“六年复而更始”，后来被追记为“元朔”的这第三个纪元，在这一点上，与建元、元光、元狩、元鼎、元封诸元并没有任何特出之处。也就是说“元朔”这一年号，可以用在上述随便哪一个纪元上面，甚至可以用来命名王朝时期无论哪一个朝代的任意一个纪元。因为只要是改元，其本身就都可以寓有颜师古所说“更为初始”的意蕴。假若汉武帝仅仅是从“朔”字中撷取这样平常的语义来命名其第三纪元，与同时“以天瑞命”的建元、元光、元狩各个纪元名称，未免太不相称；这对于即位后事事刻意讲求阴阳数术以树立其神圣权威的汉武帝来说，尤为无法令人理解。

“元朔”这一年号所表征的天瑞，虽然久已失去明确的说明，但若是能够充分尊重《史记·封禅书》“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的记载，认真检核相关文献，似乎还是可以重新揭示出它的本来面目。《史记·封禅书》在元鼎四年得宝鼎于汾阴后土祠旁之后，写有如下记述，可以为我们认识这一问题，提供重要线索：

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亲郊之。”上疑未定。齐人公孙卿曰：“今年得宝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与黄帝时等。”卿有札书曰：“黄帝得宝鼎宛眗，问于鬼臾区。鬼臾区对曰：‘帝得宝鼎神策，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纪，终而复始。’于是黄帝迎日推策，后率二十岁复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黄帝仙登于天。”(60)

据此，“与黄帝时等”亦即与所谓黄帝时代在同一时日到来的“朔旦冬至”，应属一大祥瑞，若是有幸遇到这一日期，即象征着“得天之纪，终而复始”。

当时的历法和与之交织牵连的阴阳数术学说，都没有确立规整如一的体系，其历法观测推算之错综纷纭，可以从后来施行《太初历》时“罢废尤疏远者十七家”这一情况中略见一斑(61)；仅就大的历元起算体系而言，在社会上即有“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凡六家，各自有元”(62)。公孙卿在上面谈到的只是众多历法家当中的一种学说，而对于这种“朔旦冬至”发生规律的认识以及具体的观测推算，还都另有不同的说法。

中国古代历法的一般规则，是以夜半作为一日的开始，朔旦作为一月的开始，冬至作为一年的开始，从而规定冬至到冬至为一岁（回归年），朔旦到朔旦为一月（朔望月），夜半到夜半为一日。制定历法，则首先注重“历元”，即以某甲子日夜半朔旦冬至，作为起算的原点；更进一步，还要确定“上元”，即把在日月合璧时相并出现金、木、水、火、土五星联珠的“历元”，定为“上元”，作为推算历日最初始的端点(63)，古人描述这样的日子为“五星如连珠，日月若合璧”(64)。

大致在春秋战国之际，已经创制并在一部分地区施行一种“四分历”。这种历法的原理，是通过对朔日的测定和大小月安排的调整，人们逐渐认识到一个朔望月长度比较精确的数值，并认识到一回归年大致为365又1/4日，因而十九年的日数与235个朔望月的日数几乎完全相等。这样，若是在十九年中安排七个闰月，则十九年后，冬至和同一月份的朔旦可以在同一天里重新出现，古代历法称这样的十九年周期为“一章”；不过，这时同一历日并没有能够回到同一天的同一时刻，需要经过四个这样的十九年，亦即七十六年，才能回到同一时刻（但仍不一定值同一甲子）。也就是说，假若起始那天正逢朔日冬至夜半，则整整七十六年之后又会重逢这样的朔日冬至夜半，《淮南子·天文训》所谓“天一以始建七十六岁，日月复以正月入营室五度无馀分，名曰一纪”(65)，即此意也。古代历法称这样集合四“章”的七十六年周期为“一篰”，也有文献将“篰”字写作“蔀”(66)。

《易》曰：“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67)每一个月的朔旦或是每一年的冬至，本来都是一个天文轮回的开端，都可以寓有唐人颜师古所说“更为初始”的象征意义；东汉光武帝时人崔篆在所撰《易林》中尝有句云“天地易纪，日月更始”(68)，更是把天地万物的运行秩序，与日月轮回周期直接联系到一起。上述历法体系中每一章开始的朔旦冬至，是月首和岁首这两种天文轮回开端的组合，需要相隔十九年才会在同一月份内重新遭遇一次，于是，被古人赋予了更为强烈的“更为初始”意义。正是因为如此，据《史记·封禅书》记载，汉武帝在元鼎五年十一月辛巳这一次朔旦冬至的赞飨词中，写有“朔而又朔，终而复始”的词句；在太初改历之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的赞飨词中，也讲述说“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复始”(69)。

与此相比，在这种历法体系当中每一篰开始的朔旦冬至，不仅朔旦与冬至重逢于同一天内，而且还又回归了同一时刻。《周髀算经》称述这样的天象为“齐同日月之分”，即：“月馀既尽，日分又尽，众残齐合，群数毕满。”(70)这种天象远隔七十六年始得一遇，轮回的周期是普通一章之首朔旦冬至的四倍，其“更为初始”的意义，自然愈为强烈，应当完全可以归之为天示祥瑞，将这一上天之定数，视作天地万物复始如初的重要标志。《吕氏春秋》称人之中寿，不过六十(71)，故《礼记》云“六十岁制”，即因在正常情况下，大多数人行将寿终正寝，从而“始制为送死之具”(72)。汉武帝时人亦尝有语云：“凡人中寿七十岁。”(73)虽然较《吕氏春秋》所说，寿数稍有增益，但同样清楚显示出，当时对于许多人来说，终其一生也无法完整经历一次这种“篰”的轮回，甚至有相当多的人，可能竟没有机会经历一次“篰”首的来临；而即使是那一少部分年高寿长的老者，也只不过是仅仅重启天历新“篰”之一端而已。因此，若有机缘遭逢这种“篰”首，人们理应会为之深感庆幸。

在汉武帝三元亦即后来所追记的元朔年间，恰好就遇到了这样的吉日良辰。《汉书·律历志》有记述云：

凡武王即位十一年，周公摄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距炀公七十六岁，入孟统二十九章首也。……炀公二十四年正月丙申朔旦冬至，……距微公七十六岁。……微公二十六年正月乙亥朔旦冬至，……距献公七十六岁。……献公十五年正月甲寅朔旦冬至，……距懿公七十六岁。……懿公九年正月癸巳朔旦冬至，……距惠公七十六岁。……惠公三十八年正月壬申朔旦冬至，……距厘公七十六岁。……厘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距成公七十六岁。……是岁距上元十四万二千五百七十七岁，得孟统五十三章首。……成公十二年正月庚寅朔旦冬至，……距定公七年七十六岁。……定公七年正月己巳朔旦冬至，……距元公七十六岁。……元公四年正月戊申朔旦冬至，……距康公七十六岁。……康公四年正月丁亥朔旦冬至，……距缗公七十六岁。缗公二十二年正月丙寅朔旦冬至，……距楚元七十六岁。……汉高祖……八年十一月乙巳朔旦冬至，楚元三年也，……距元朔七十六岁。……武帝建元、元光、元朔各六年。元朔六年十一月甲申朔旦冬至，……距初元七十六岁。元狩、元鼎、元封各六年。汉历太初元年，距上元十四万三千一百二十七岁。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74)

案上述内容，班固已经注明系依样移录刘歆的《世经》，所依据的历法，也是刘歆编造的《三统历》。现代学者研究认为，刘歆的《三统历》本质上就是基于四分历法的《殷历》（甲寅元），除了岁首叠经变动，以及在一些具体的技术环节上不断有所进步之外，秦汉相承，用的一直都是这样的历法。具体落实到各篰篰首所在年份这一点上，《三统历》中实际用于上述纪事的“孟统”只是先于《殷历》一个干支也就是一天而已（另外还先于《殷历》四章，也就是一个整篰）(75)，因此，上述记载仍然可以看作是从西周武王至汉武帝太初改历时期完整无缺的“逐篰首日一览表”（其中汉以前的冬至在正月、汉以后的冬至在十一月，这种月份差异应当是由于前者的月份为建子的周正，以夏历十一月为岁首，而后者的月份则属建寅的夏正）(76)。从中可以看到，在汉武帝三元第六年年初冬至的时候，正好碰到了这样一个篰的首日“朔旦冬至”，这也是汉朝建立以来第二个这样的朔日，用它来作象征“终而复始”的天瑞，正恰如其分(77)。元朔六年这一朔旦冬至作为天文现象的重大性和神圣性，都不会亚于武帝二元元光因以得名的“长星”；即使这一“长星”为哈雷彗星，其再现周期，也不过与七十六年一遇的朔旦冬至篰首相当。所以，“元朔”年号应当就是由此得名。

依据这一结论和上文所述当时人相关观念，若是妄自以“日月复始”四字来拟补《史记·封禅书》三元天瑞阙文(78)，补苴之后的《封禅书》相关文字则应当是：

其后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一元曰“建”，二元以长星曰“光”，三元以日月复始曰“朔”，四元以郊得一角兽曰“狩”云。

自我作古，识者所嗤，恐怕已经很难做出圆满的复原，只是希望做这样的补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史记·封禅书》的本意。

对这一问题还要稍加解释的是，前述齐人公孙卿谓“其冬辛巳朔旦冬至”时，先是提到“今年得宝鼎”，所以，他讲述这些话，应当是在“得宝鼎”之后，如下文第七节所述，所谓“得宝鼎”是指武帝元鼎四年六月在汾阴后土祠旁获得古鼎，随即被视作天瑞，并以之命名“元鼎”年号。当时系以冬初十月为岁首，故公孙氏“其冬辛巳朔旦冬至”云云，应当是在预测翌年冬季亦即元鼎五年年初的天象，所以，这也就是上文所述《史记·封禅书》记载的元鼎五年十一月辛巳那一次朔旦冬至。班固在《汉书》的《武帝纪》和《郊祀志》当中，也沿承《史记·封禅书》旧文，记载有这次朔旦冬至(79)。

问题是这次朔旦冬至，与《汉书·律历志》所记“元朔六年十一月甲申”那次朔旦冬至，前后相距只有十一年，看起来似乎并不符合十九年重一轮回的天文规律。那么，在这二者之间是否有一次记录是错误的呢？

从理论上讲，在十九年重一轮回的这一个回归周期之内，与十九年前完全重合的日子，应该只有一次，十一月朔旦冬至也是如此。古人云“至、朔同日谓之章”(80)，讲的就是在同一章内，冬至和朔旦两相重合的唯一性。可是，假若适当放宽对测算精度的要求，则在十九年内，却很可能出现另一个看起来十分接近的日子。就十一月朔旦冬至而言，依据现代历法来做非常粗略的推算，可以看到，似乎存在一种如同下图所示的规律：

即在每两个十九年周期（A——A1，A1——A2，……）的中间，还存在着另一个规整的十九年一遇周期（B——B1，B1——B2，……），而这两种十九年周期起点之间的间隔，若由第一个周期（A周期）起算为11年，由第二个周期（B周期）起算则为8年。这第二个周期（B周期）实际上不会是真正的朔旦与冬至相重合的日子，只是朔旦与冬至发生的时间非常接近而已，它和这“一章”之内所有的日子一样，都有十九年循环一次的规律。

据清人汪曰桢研究，《史记·封禅书》与《汉书·郊祀志》记载的元鼎五年这次朔旦冬至，无论是用所谓“殷术”推算，还是用“颛顼术”来推算，与实际天象都并不相符，冬至出现在十一月二日，较实际朔日要迟晚一天；而元朔六年那一次朔旦冬至，则与汪氏以颛顼术推算出来的“十二月甲申朔冬至合”（案汪氏解释其所说“十二月甲申朔冬至”与《汉书·律历志》所记“元朔六年十一月甲申朔旦冬至”的差异，谓乃是因为该年“应闰十”，故“以十一月为闰十月也”）(81)。元鼎五年这次所谓朔旦冬至，恰好是在元朔六年那次朔旦冬至的十一年之后。因此，它正应该属于上面推算的朔旦与冬至非常接近重合的那个日子，或者说是一个“假朔旦冬至”。

公孙卿所述“后率二十岁复朔旦冬至”的循环规律，实际上就是指十九年重再回归这一历法周期。他说“黄帝迎日推策，后率二十岁复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黄帝仙登于天”，假若果真是“二十岁复朔旦冬至”，黄帝“迎日推策”二十次，总共应有四百年，不会是三百八十年；而若是“十九岁复朔旦冬至”，则施以“二十推”之后，正好是三百八十年。所以，“率二十岁复朔旦冬至”的说法，肯定不够准确，公孙卿所持历术，应该还是“十九岁复朔旦冬至”；只不过他所指称的“朔旦冬至”，并不真正是朔旦与冬至重合的日子，而是那种“假朔旦冬至”。

在历法测算比较严密的情况下，当然不会将这样的“朔旦冬至”弄假成真。然而，在汉武帝的时候，天文观测和历法推算都还相当粗疏，因所谓日月运行有迟有速，并不能总是很好地测准各种天象周期，从而造成了前文所述诸种历法和数术学说同时共存的局面，同时也给真、假朔旦冬至周期并行，在客观上提供了可能(82)。特别是当时是用所谓“平朔”法规定朔望月为固定的长度，定“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这与朔望月的实际长度往往有所出入；为此，复又规定：“先藉半日名曰阳历，不藉，名曰阴历。所谓阳历者，先朔月生；阴历者，朔而后月乃生。”(83)实际月相与历法所定朔日既不能很好吻合，依据历法推定的“朔旦冬至”与实际情况出现某种程度的偏差，也就在所难免了。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当时朝廷采用的历法，完全没有确定的标准。

后来在太初元年改定历法时所使用的一个重要基点，是这一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84)，而由此上溯一十九年亦即“一章”，正值《汉书·律历志》所记“元朔六年十一月甲申朔旦冬至”。这可以进一步证明，元朔六年这一次朔旦冬至，准确无误；同时也说明汉武帝时期在社会生活中实际采用的历法，与《汉书·律历志》中记录有“元朔六年十一月甲申朔旦冬至”的历日，应当属于同一体系。这样，相对而言，公孙卿所持推算方法，就应当属于一种主流之外的历术，它所选定的年岁测算基点只是一种“假朔旦冬至”。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据《汉书·律历志》记载，这位公孙先生本来和壶遂、司马迁三人一道，同为武帝太初改历的首要倡导者和主要参与人(85)，可是，这次改历遵用的“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这一基准点，与他先前推算的元鼎五年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却并不相符，这愈加证明那一次所谓朔旦冬至乃绝不可信。

按照明朝人邢云路的推算，依公孙卿所议推定的元鼎五年十一月辛巳那次朔旦冬至，冬至降临的实际时间，比清人汪曰桢测算的初二还要滞后一日，即冬至时值十月初三。邢云路为此发出感慨说：“彼昏不知则实并至与朔而同步之三日也。吁嗟！步历之舛亡论已，独奈何汉武以此事天感黄气之祥，协平蛮之吉，然则太乙之神非至朔同日亦可降祥，而南旗之指，即用月三日亦能效灵乎？则不可得而解矣！”(86)《史记·封禅书》记武帝在元鼎五年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的时候，“始郊拜太一”，有“黄气上属天”，臣下奉之为“神灵之休”；又其秋征讨南越，画日月北斗等“灵旗”指所伐国，而出兵后竟如愿剿灭越人。邢氏所说“黄气之祥”和“平蛮之吉”就是指这两件事情。

所谓降祥效灵之天人感应，本来都是出于现实政治需要所做牵强附会。邢云路这一疑问，其实正启示我们思索汉武帝接受公孙卿主张的内在因素，即：公孙卿推算的朔旦冬至，既然并不具有历术上的权威，而且所指时日又很不准确，那么，汉武帝究竟何以会信从其说呢？如前文第二节所述，武帝在元鼎三年以所谓“天瑞”追记年号以后，为更进一步增强自己的神圣权威，随即就在下一年于汾阴设立后土祠，并效法尧舜，“始巡郡县”。同时，武帝也正急于寻找更多的祥瑞。元鼎四年得古鼎于汾阴后土祠旁，恰适逢其时，群臣逢迎圣意，竟指之以为天瑞，其实正如宋人钱时所指斥，不过是“偶发异代之埋藏，而遂指之以为瑞，果谁欺哉！”(87)顾颉刚甚至更进一步指出，此鼎本为术士新垣平在文帝时所预埋，“使新垣平不诛死，则汾阴之鼎早出于文帝世矣”(88)。在这种情况下，公孙卿揣摩武帝心思，或有意或无意地谬指所谓“朔旦冬至”，而汉武帝又言听计从，也就不难理解了。按照《史记·封禅书》的记述，本来公孙卿先是找到一位名叫“所忠”的武帝幸臣，“因所忠欲奏之”，不料“所忠视其书不经，疑其妄书，谢曰：‘宝鼎事已决矣，尚何以为？’”公孙卿只好另找门路，“因嬖人奏之”。结果则如其所料，博得汉武帝龙颜大悦，“拜卿为郎，东使候神于太室”(89)。读此可知，公孙卿所说“与黄帝时等”的朔旦冬至，在当时即被冷眼旁观者视为诬妄，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汉武帝用以自欺欺人而已。

五、元狩始建年号说辨误

钱大昕虽然认同班固对《史记·封禅书》有关追记年号这段文字的处理方式，却避而未谈它与年号纪年出现时间的关系，这是钱氏治学审慎使然。在这一问题上，令人颇感意外的是，与钱大昕同时亦且同样研读考稽诸史的赵翼，却竟疏忽至根本没有注意到武帝三元年号为“元朔”而不是今本《封禅书》所记之“元狩”，完全没有看出《史记·封禅书》这段文字存在问题，从而径谓之曰：“是帝至元狩始建年号，从前之建元、元光等号，乃元狩后重制嘉号，追记其岁年也。”(90)令人颇感诧异的是，清代末年品评学术以严苛著称的李慈铭，乃极力称颂赵氏此说“精核可传”(91)，而在当代学者中，则有王树民沿承此说，以为建元、元光诸年号，是“元狩元年才定下来的”(92)。

王先谦在清末撰著《汉书补注》，本来多泛泛罗列诸家已有成说，不大提出自己的看法，可是，在处理这一问题时，竟如同牟庭相一样，明确表述说：

《封禅书》、《孝武纪》皆作“后三年有司言元不宜以一、二数，三元以郊得一角兽曰‘狩’云”，《郊祀志》作“今郊得一角兽曰‘狩’云”。案既云“今”，则非元鼎中语。“后三年”，“三”字盖误，当是“后一年”。故《汉纪》（案指荀悦《汉纪》）于“获麟”之下书“由是改元朔为元狩”，《通鉴》亦于“获麟”下书“久之，有司又言”云，莫能定为何年。以此《传》（案指《汉书·终军传》）证之，则“获麟”未久改元不疑。(93)

案王先谦偏偏对这一问题如此确信不疑，很可能与朱熹编纂《资治通鉴纲目》时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方式有关，盖《通鉴纲目》就是将武帝以天瑞命年一事，置于元狩元年郊雍获麟事项之下(94)。然而，王先谦谓《汉书·武帝纪》于“获麟”之下记有“由是改元朔为元狩”的说法，却与事实明显不符，此说系出自东汉人应劭的注释，并不是班固《汉书》本文(95)；而《汉书·武帝纪》只是系“获麟”事于武帝四元初始亦即元狩元年。《汉书》这样的编排以及应劭的注释是否正确，姑且留待下文予以详细论述，但王先谦意欲径行改订“后三年”为“后一年”，并谓有司建言以天瑞命元事非元鼎中语，却明显不能成立。盖不仅如前文已经论及的那样，《史记·封禅书》在此“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事后面所记“其明年”诸事，均属元鼎四年，足证这条记事必属元鼎三年无疑，而且在它前面所记述的内容，也同样可以清楚证明这一点。

《史记·封禅书》这条记事的上文，是讲汉武帝“病鼎湖，甚，巫医无所不至，不愈。……使人问神君。神君言曰：‘天子无忧病。病少愈，强与我会甘泉。’于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汉书·郊祀志》所记相同(96)。《史记·酷吏列传》载义纵当“五铢钱白金起”之时，迁右内史，任内正遇到“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97)，应即《史记·封禅书》所记武帝“病鼎湖”一事。汉“造白金及皮币以足用”，事在元狩四年；“罢半两钱，行五铢钱”在元狩五年(98)。所以，汉武帝卧病鼎湖，绝不能早于元狩五年。《史记·酷吏列传》复记载御史大夫张汤死于汉武帝这次患病一年以后(99)。张汤因罪自杀，事在元鼎二年冬十一月(100)，故武帝病居鼎湖，自应为元鼎元年(101)。《汉书·武帝纪》记载元鼎元年“夏五月，赦天下”(102)，应当就是武帝在这次“病良已”之后所施行的那次大赦。

《史记·封禅书》记“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事，系在武帝病居鼎湖“其后三年”，则由元鼎元年下数至第三年，正是在元鼎三年的时候。《汉书·郊祀志》改署“今”字，视此举如元狩年间行事，显然有误；王先谦的推论，自然更不能成立。

宋人司马光在撰著《资治通鉴》的时候，由于未能辨析《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这一差异究竟孰是孰非，便采取了一种很含混的调和办法：

元狩元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畤，获兽，一角而足有五蹄，有司言：“陛下肃祗郊祀，上帝报享，锡一角兽，盖麟云。”于是以荐五畤，畤加一牛以燎。久之，有司又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一元曰‘建’，二元以长星曰‘光’，今元以郊得一角兽曰‘狩’云。(103)

司马光在这里既采用了《汉书·郊祀志》的写法，书作“今元”云云，并系此事于元狩元年岁首，但同时复用以“久之”二字，尽量拉开它与元狩改元的关系，以此来兼顾《史记·封禅书》的记述。这显然只是一种权宜性处理方式，用心良苦，却并不能解决问题，即如清人王先谦所说，实乃“未能定为何年”(104)。

司马光之所以对此束手无策，很可能是因为他难以解释《汉书·终军传》的相关记载；而王先谦固持元狩时期首开以天瑞纪元的说法，同样也是因为有《汉书·终军传》作参证。然而，终军这篇奏对，其本身却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终军文中“昆邪右衽”，是指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降汉事；“票骑抗旌”，是指“票骑将军”亦即“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兵出征匈奴事，而武帝命霍去病为骠骑将军，也在元狩二年(105)，都是所谓终军于元狩元年奏上此对以后才发生的事情。清人齐召南即曾就此质问说：“终军此时何以能预言耶？”况且即使终氏真的是以某种特异功能而未卜先知，也不应该像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样，将这些神秘的预测，写成既有的事实。故宋人刘奉世以为“军此对颇可疑”，特别是终军宜改元的建议和汉武帝竟由是而改元的记载“皆可疑”；刘氏复进一步明确断言：“军对非真，史误因之。”齐召南也怀疑其中或有“后人所改窜，而班氏误承用也”(106)。清人周寿昌则在对比《汉纪》相关记载后论述说：“考荀悦《汉纪》述此对，从‘昔武王’以下云云以上等语皆删去，亦以年事互校，多不合也。”(107)

尽管终军这篇奏对，内容看起来颇显怪异，但是它本身的真实性却似乎不容置疑。这是因为王充在《论衡》当中，曾经反覆多次引述过其中一部分内容(108)。王充与班固行年相当，撰述《论衡》时，班固的《汉书》尚未完稿，更没有在社会上流行，这说明终军这篇奏对还另有其他渠道流传，应当有比较可靠的来源。那么，转换角度分析终军奏对的时间倒错问题，就完全有理由怀疑，《汉书·终军传》记述的奏上时间，也许并不准确，实际上恐怕比这要更晚一些，周寿昌在清朝末年就曾揣测说：“终军此对，不必定在元狩元年。”(109)

今施之勉即秉持同样的思路，举述确凿证据，清楚论证了终军奏上此对的真实时间并不是《汉书·终军传》所显示的元狩元年。终军做出这一奏对的缘由，是武帝郊雍获取异兽“白麟”，而《史记·封禅书》记载汉廷在此前一年，有制作白鹿皮币和白金的举措：

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为币，以发瑞应，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获一角兽，若麃然。有司曰：“陛下肃祗郊祀，上帝报享，锡一角兽，盖麟云。”于是以荐五畤，畤加一牛以燎。锡诸侯白金，风符应合于天也。(110)

如上文所述，所谓皮币白金，本来出现在元狩四年。《汉书·武帝纪》载元狩四年冬，汉廷以“用度不足，请收银锡造白金及皮币以足用”(111)。施之勉即由此展开论述说：“据《汉武纪》，造白金及皮币，在元狩四年，而此郊雍获麟，紧接上文，则此‘其明年’，当是元狩五年无疑。”(112)因此，终军就此所上奏对，自然也只能是在元狩五年这一年，奏对中理所当然会提到元狩二年的事情。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班固为了迁就他获麟事在元狩元年的错误认识，竟然有意去除与此相抵牾的史事，在依据《史记·封禅书》撰述《汉书·郊祀志》时，删掉了上述《史记·封禅书》中“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为币，以发瑞应，造白金焉”这一段话，并将“其明年”三字改写作“后二年”(113)，曲为弥缝的痕迹，十分明显。

《汉书·终军传》在错误地记述汉武帝因获取“白麟”而“改元为元狩”这句话的下面，还有记述讲到，“后数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众来降者，时皆以军言为中”(114)。所谓“时皆以军言为中”，应当是指终军奏对篇末“若此之应，殆将有解编发削左祍袭冠带要衣裳而蒙化者焉”这句谀颂话很快得到了应验，而“解编发削左祍袭冠带要衣裳而蒙化”是指“外国宜有降者”(115)，其“编发左祍”者即指南越北胡等诸色汉王朝周边部族。今案在西汉初年，劲越强胡俱属朝廷之心腹大患，有“名王”来降，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不应别无记载，而覆按《史记》、《汉书》，不管是在元狩元年，还是在元狩五年，距其岁首十月之数月以内，都没有胡越两族王者相继来降的记载，而且核诸当时形势，也不具备胡越“名王”率众归化的客观条件，所以，恐怕根本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事情。

文献所见，只是在距元狩元年年初将近两年之后的元狩二年秋，有前述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降附汉廷一事；又在元狩元年后十二年、元狩五年后八年的元封元年，又有“东越杀王馀善降”事(116)。昆邪王降汉一事，虽然略近于元狩元年岁首，但也远远超过“数月”的期限；加之《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昆邪王降汉时率众“凡四万馀人，号十万”(117)，故西汉时亦有人称颂汉武帝“北攘匈奴，降昆邪十万之众”(118)，而东汉人王充记述《汉书·终军传》所说终军奏对灵验事，乃书作“匈奴名王亦将数千人来降”(119)，人数相差同样过于悬殊。

东汉人荀悦错误地系武帝郊雍获麟以及因终军奏对而称用元狩年号一事于元狩元年，在处理《汉书·终军传》“后数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众来降者”这一说法时，也因为其事于史无徵而遭遇到很大困难。由于实在找不到一丝一毫沾边儿的记载，于是，荀悦干脆将“越地”两字改换成“北地”，复将“后数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众来降者”，改写成为“是岁，北地匈奴名王率众降”(120)。但这样做只是减少了“越地”名王降汉这一处抵牾，“北地匈奴名王”的事情，依然没有着落。

综合上述情况来分析，所谓终军奏对之灵验，恐怕应属不实传言，尽可置而不论。

郊雍获麟与终军奏对既然都是在元狩五年，那么，《汉书·终军传》“由是改元为元狩”的说法，显然也只能出于后人附会误解，汉武帝四元，并未在新元行用之初即以吉语“元狩”纪年；《汉书·武帝纪》系郊雍获麟事于元狩元年，也是属于同样的错误；至于应劭疏释说因此而“改元曰元狩”，更属将错就错(121)。晚清学者吴敏树即曾明确批评班固这一疏失说：“郊雍获麟系之元狩元年，以致诸事参差不合。盖《武纪》本书既亡，班固补作，以为因瑞名元皆是改元当年之事，附会成文，不知始初追改之故。身居汉代，有此大误，正于本书未曾细读故也。”(122)

今考古发掘所见西汉武帝时期的“小半两”钱石范，有在侧壁镌刻“四年三月”注记者，蒋若是认为，此等钱范铸造的钱币，其形制重量等项特征均与《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所记武帝元狩四年“令县官销半两钱（德勇案，《史记·平准书》记此钱‘法重四铢’），更铸三铢钱”事相吻合，而据《史记》等书记载，翌年亦即元狩五年，武帝复又命改铸形制与此具有明显差别的五铢钱(123)，从而可以推断这一钱范，应属元狩四年所造(124)。这一实物，足以进一步确认“元狩”这一年号并未施用于当时。又前面第二节篇末所述“中私府铜锺”，题作“四元七年正月甲寅造”。所说“四年”，自属元狩四年无疑，可是依然没有使用年号。因此，我们还是要尊重《史记·封禅书》的记载，将汉武帝用某种所谓“天瑞”命名年号来追记已行用过纪元的时间，确定在元鼎三年。

西汉“四年三月”钱范拓片
采自《秦汉钱币研究》

尽管如此，联系后来发生的事实，可以看出，终军这次在奏对中建议武帝“宜因昭时令日，改定告元”，以便“发嘉号于营丘”，“使著事者有纪焉”，这与四年后“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而诱使武帝用来命名纪元的“天瑞”，正首先是这次所获取的“白麟”。如前文所述，“获麟”后汉武帝随即“锡诸侯白金，风符应合于天也”，这一举动清楚显示出武帝本人已经将其视作吉祥天瑞。司马相如在临终前留给汉武帝的“封禅文”中述及武帝一朝“符瑞之富”，亦仅举述此次郊雍获麟，且谓之曰此乃“三代之前，盖未尝有”的“天瑞之徵”(125)，这也可以从侧面印证，所谓“白麟”现世，对汉武帝决定以“天瑞”纪年，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故论年号之起，诚然应如今人施之勉所说：“改元之议，由于获麟，而自终军发之。”(126)后来武帝以“元狩”追记四元，也正是由于“军上此对有合帝意”使然(127)。

元狩五年终军这一建议，虽然说是最早提出了以年号纪年的设想，但在当时毕竟还没有实施。清末人王荣商据此论述说“年号之起，不在元鼎”(128)；施之勉亦由此推导出“年号之起，实在元狩”的结论，并同样以此来否定宋人刘攽等谓年号始自元鼎的观点(129)，王、施所说，并不能够成立。

六、汉武帝以年号追记诸元的政治意图

曹魏时人王朗，以为汉武帝使用年号纪年，实质上乃是由于“元改弥数，中、后之号不足，故更假取美名”(130)，所说也有一定道理。因为改元次数增多以后，事后仅标记一、二、三、四诸元相区别，确实不是十分方便，很容易发生混淆。不过，从魏惠王、秦惠文王和西汉文、景二帝改启新元的动机，到汉武帝元鼎三年追记年号时所遵循的“元宜以天瑞命”原则，无不清楚显示出改元与使用年号，都是具有强烈政治意义的行为，绝不仅仅是在形式上“假取美名”而已。

早在元光元年，武帝在征召贤良文学之士策问时，就是把“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的三代盛世，作为施政追崇的目标(131)，并且还专门询问董仲舒：“三代受命，其符安在？”(132)可见他一直十分关注并热衷期盼天降瑞应。元狩五年这次汉武帝西行郊雍而获得异兽白麟，恰与《春秋》所记“西狩获麟”之异事相当，而如《公羊传》所释，“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时人董仲舒亦释此“获麟”事云：“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西狩获麟，受命之符是也。”(133)东汉人何休更进一步清楚阐释说：“上有圣帝明王，天下太平，然后乃至。”(134)故此番获麟，果真应属天赐奇瑞，而终军复又出面讲明：“此天之所以示飨，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时令日，改定告元。”加之若是追溯历史渊源，文帝在西汉首次施行改元的时候，就是利用新垣平“候日再中”而果然“日却复中”这一所谓特殊天象作为契机(135)，尚有乃祖成例，可资援依凭借，如班固所云：“王者改作，乐必得天应而后作。”(136)那么，汉武帝为什么不依照终军所请，当即施以天瑞纪元，竟要拖到四年以后的元鼎三年去呢？

《史记·封禅书》记汉武帝在获麟后“锡诸侯白金，风符应合于天也”这一举动，似乎能够透露出其中玄机。“风符应合于天也”这句话中的“符”字，晋人晋灼释作“瑞也”；“风”字晋人臣瓒释作“风示”之意，亦即在颁赐白金以示恩典的同时，风示各地诸侯王，让这些人明白并且接受：汉武帝已经获得天授瑞应，其神圣权威已绝非寻常天子可比(137)。武帝这样和缓行事，是因为汉初以来诸侯王国据地自重的局面，在当时还没有很好地得到控制。

汉武帝对诸侯王国所采取的控制措施，主要有两项。一项是分封制度上的“绞杀”办法，这就是自元朔二年起全面施行的所谓“推恩法”，通过逐渐缩减王国的封地以削弱每一位诸侯王的实力，这一点学术界早已都很熟悉，毋庸赘述。另一项是地域政策上的威慑箍制办法，相对比较容易直接贯彻实行，这又包括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将诸侯王封地，从具有神圣象征意义的泰山等五岳移出，将这些地方收归汉廷直辖，以显示天子至高无上的尊严和权威；二是扩展大关中区域亦即汉廷腹心重地的范围，增强汉天子雄踞关中以俯临关东诸侯王国的实力，此即如娄敬所说，可以愈加“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138)，这也同样需要东移一部分诸侯王国。两相比较，以推恩法来销蚀诸侯王国，是径行削弱对方的势力，需要较长一段自然过渡的时间；而上述两项地域控制措施，则是直接增强壮大汉廷的力量，稍加挪移，即可实现。只是元狩五年郊雍获麟的时候，这两项地域控制措施，都还没有能够落实到位，故汉武帝审时度势，未敢贸然行事，一边先释放一些信息，试探诸侯王的动向；一边抓紧时间，采取行动。

《史记·封禅书》紧继上述“锡诸侯以白金，风符应合于天也”事下，便有记述云：

于是济北王以为天子且封禅，乃上书献太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县偿之。常山王有罪，迁，天子封其弟于真定，以续先祀，而以常山为郡，然后五岳皆在天子之邦。(139)

这里所说常山王，是指景帝子刘舜的儿子刘勃，其继承王位，事在汉武帝元鼎三年四月(140)，“王数月，废，国除”，一个多月以后，武帝下诏册封其弟刘平为真定王(141)。据《史记·五宗世家》和《汉书·地理志》记载，册封刘平时已转至元鼎四年(142)，但从常山王“王数月”而获罪的记载来看，刘勃国除，应当还是在元鼎三年的时候。估计应是在元鼎三年底刘勃国除之后，汉廷即“以常山为郡”，随后才在元鼎四年年初，改封刘平于真定。

较此稍早一些时候，在元鼎三年年初的冬季里，汉武帝还施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广关”行动，其中包括“徙函谷关于新安，以故关为弘农县”和“以常山为限，而徙代王王清河”等一系列向东推移关中东部关塞并迁移诸侯王国于新关塞之外的举措(143)，将大关中区域的东界，由今山陕间黄河－旧函谷关－武关－长江三峡－四川盆地东南缘，向东推进到太行山－新函谷关－武关－长江三峡－柱蒲关和进桑关（今广西、贵州间山地）一线，大大扩展了朝廷依托关中以控御关东的能力(144)。

元鼎三年以天瑞追记纪元名称的举措，与上述事件之间，应当具有内在的联系，即在这些强有力的控制措施基本到位之后，汉武帝才得以从意识观念上进一步强化其作为汉家天子的地位。盖当时各地的诸侯王乃至列侯，还都行用自己在位的王年以自成一独立的纪元体系(145)，这是由周人那里沿承下来的所谓天子不颁朔制度，即“春秋列国未尝用周天子正朔，周天子亦未尝颁历于诸侯也”(146)。如《汉书·律历志》载录刘歆《世经》，在记汉高祖八年时复并记适值“楚元三年”，清人全祖望解释说，“是必刘歆之文也。盖周历之后有鲁历，以鲁纪年，刘氏为楚元之后，故援其例而以楚纪年”(147)，即谓所说“楚元三年”是指汉初楚王的纪年。实则西汉前期诸王、侯均有纪年，《史记》之《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以及《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诸表记述累累，开卷自见。又存世汉文帝后元六年赵王群臣上酬刻石，题作“赵廿二年八月丙寅”(148)，则是很具体的实物例证。这些诸侯王的纪年方式，在形式上与汉天子并没有任何区别，从而也就无法体现出天子惟我独尊的威严。皇帝使用年号纪年之后，诸侯王纪年，往往会并称帝年与王年，如汉宣帝时之鲁孝王石刻，记云“五凤二年、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149)，同类文物，尚有署作“元康五年、六安十三年正月乙未”的汉阳泉使者舍薰庐（炉）(150)，俱已尊卑分明，秩序井然。凸显大汉天子凌驾于诸侯王之上的神圣地位，这也应当是汉武帝最终启用年号纪年的内在深层原因(151)。

七、司马光辨析元鼎始建年号说

按照《史记·封禅书》的记载，元鼎三年初以天瑞追记四元以前诸纪元的时候，并没有为当时正在行用的第五纪元亦即后来确定的元鼎年号定名。宋人吴仁杰曾分析说：“时虽从有司之议，改一元为建元，二元为元光，三元为元朔，四元为元狩，至五元则未有以名，帝意将有所待也。”(152)即武帝是在等待出现中意的吉祥天瑞以后，再为其第五纪元命名。可是，我们都知道元狩之后的五元，在史籍中留下的年号是元鼎，而《汉书·武帝纪》在元鼎元年五月下有“得鼎汾水上”的记载(153)，很容易给人造成元鼎年号得名于此时此事的错觉，譬如宋人郑樵即据此判断说，元鼎改元，乃是“为得此鼎”(154)。

对于这一问题，司马光在撰著《资治通鉴》时，曾在元鼎元年事项之下，写有一篇很有名的考证：

《汉书·武纪》此年云“得鼎汾水上”，《汉纪》云：“六月，得宝鼎于河东汾水上，吾丘寿王对云云。”按《封禅书》，栾大封乐通侯之岁，其夏六月，“汾阴巫锦为民祠魏脽后土营旁，得鼎，诏曰：‘间者巡后土云云。’”《武纪》：“元鼎四年，十月，幸汾阴。十一月，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上。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礼乐志》又云“元鼎五年得宝鼎”。《恩泽侯表》：“元鼎四年四月乙巳，栾大封侯。”然则得鼎应在四年。盖《武纪》因今年攺元而误增此得鼎一事耳，非两曾得鼎于汾水上也。《封禅书》：“天子封太山反，至甘泉。有司言宝鼎出为元鼎，以今年为元封元年。”然则元鼎年号亦如建元、元光，皆后来追改之耳。(155)

据此，则追记“元鼎”这一年号，乃是缘自武帝五元四年在汾阴得到宝鼎。前面第五节曾叙述清人王荣商以为“年号之起，不在元鼎”，这一说法虽然并不正确，但王氏论元鼎年号与元鼎这一纪元的关系，谓“元狩六年以后当改称元年，而未有年号，……至四年得鼎，始以元鼎冠元”(156)，却是最合情理。与司马光同时人刘攽，则对年号的起始时间做有更清楚概括说，汉武帝“自元鼎以前之元，皆有司所追命，其实年号之起在元鼎耳，故元封改元则始有诏书矣”(157)。

汉武帝朝至少在元封年间以前，当时人实际行用的纪年方式，仍一如文帝、景帝时期，只是谓之元年、二年、三年。《史记·三王世家》载汉武帝册封齐王闳、燕王旦和广陵王胥的策文，起首俱但称“维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某某为某某王云云(158)，而武帝册立这三位皇子为王，事在元狩六年(159)；又银雀山汉墓出土相当于武帝元光元年的历谱，起首书作“七年历日”(160)，即属武帝一元亦即后来追记的“建元”七年，盖历书需要在前一年岁末预先颁布，尚在宣布改启第二纪元之先。

由于当时的记事文书，并没有使用年号，只记有元年以至六年的年数，而汉武帝又频频改用新元，后来整理这些记事时，一不小心，就很容易出现归错纪元的情况。如《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记石洛侯刘敬始封于元狩元年四月戊寅、缾侯刘成始封于元狩元年十月辛卯、甘井侯刘元始封于元狩元年十月乙酉(161)，而《汉书·王子侯表》记其始封时日，分别是在元鼎元年四月戊寅（《汉书》误将“石洛侯”书作“原洛侯”，刘敬名字别书作“刘敢”）、元鼎元年七月辛卯（“缾侯”《汉书》作“缾敬侯”，未详孰是）和元鼎元年七月乙酉(162)。其中元狩元年四月丁未朔，本月无戊寅，而元鼎元年四月壬申朔，戊寅为初七日，故应以《汉书·王子侯表》为是，此即司马廷撰著《史记》缀加年号时疏忽致误，班固乃在《汉书》中予以订正(163)；而元鼎元年七月庚子朔，也没有辛卯日和乙酉日，但十月己巳朔，乙酉为本月十七日，辛卯为本月二十三日(164)，因知班固同样是为订正司马迁排列年号的舛错而改元狩元年十月为元鼎元年十月，只不过因汉人书写“十”、“七”两字形体颇为相近，后世传写，讹“十月”为“七月”而已。

这些实例可以佐证司马光诸人上述推论不诬。宋人吴仁杰尝有论述云：“谓年号起于元鼎固然，谓元鼎为后来追改者亦不误也。”(165)吴氏所说“起于元鼎”，是指元鼎三年始追记建元、元光、元朔、元狩诸年号；“元鼎为后来追改”，则应当是指至五元四年始追记元鼎年号一事。

虽然如前所述，司马光并没有弄清汉武帝追记一、二、三、四诸元的具体时间，他对年号纪年问题的研究，实际上还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不足，但《资治通鉴》这一名著的巨大影响力，使得司马氏提出的元鼎年号亦出于追记这一观点，成为后世最为通行的说法；同时，尽管并没有人继续做出更进一步的考辨，它还是被中外学术界比较普遍地用作一种确定的结论(166)。

八、驳元封元年始增入元朔、元鼎两纪元说

按照前面所做的论述，在元鼎三年的时候，汉廷已经以天瑞命名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各个纪元的年号，第二年就又遇到宝鼎出世这一珍祥天瑞，理应随即以之追记正在行用的第五纪元，前述司马光诸人也应当是这样理解。可是，人们对历史事实的认识，情况却并不这样简单。《史记·封禅书》脱落三元元朔的名称及其得名缘由这一点给认识武帝年号所造成的混乱，并不仅仅限止于误导出元狩始建年号的错误说法等问题；受其影响，清人郭嵩焘还提出一种看似更为离奇的看法，其中就涉及到元朔和元鼎纪元以及这两个年号的行用时间等一系列问题。

郭嵩焘的相关看法，写在一封与同乡学者王先谦讨论汉武帝纪元的信函里：

武帝立纪元建元，为天下创始而无诏。其后元光、元朔、元狩、元鼎，以至元封，始一见诏书，以登封泰山，与士大夫更始。当时盖隐其事，班史仍之，不一详著其由。流传二千馀年，无由辨而知之。

今略可考见者，元狩元年，当武帝之十九年，诏书亦有“涤除天下，与之更始”之文，似当为改元言之；而《郊祀志》载是年“有司言元宜以天命，不宜以一、二数，一元曰‘建’，二元以长星曰‘光’，今郊得一角兽曰‘狩’”，而不及改元事。疑是年改元，如文帝、景帝中元、后元之比，有司建言天瑞，当时未卽行也。《终军传》：“从上幸雍，获白麟，一角五蹄。军因言‘宜昭令日，改定告元’。上异之，由是改元为元狩。”亦从后追为之辞。至三十一年，改元元封，乃用有司以“狩”纪元之议，又得终军证其义，合之前后各元，适得六年之数，因以六年一元，追纪前事，而增入元朔一元，以元朔二年卫青岀云中，收河南地，置朔方郡，为始用兵匈奴，功最，纪元以表之，而先一年以合六年之数〔应劭、颜师古注全失其义〕。元鼎四年，得宝鼎汾阴后土祠旁，作《宝鼎之歌》，亦先四年，以合六年之数。以是知其追改无疑也〔班史：“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郊祀志》及《史记·封禅书》皆不载，由后人因纪元附益之〕。(167)

郭嵩焘这些话讲得颇有些晦涩零乱，看起来头绪很不清楚，需要适当加以归纳和诠释，才能弄明白他的想法。仔细分析归纳，可知郭氏的观点应当大致是：（1）在武帝即位之第十九年，亦即后来追记的元狩元年，颁布有“涤除天下，与之更始”的诏书，这显现出武帝在这一年有改用新元的举措。（2）《汉书·郊祀志》记载同年亦即元狩元年，有司所言元不宜以一、二数，“一元曰‘建’，二元以长星曰‘光’，今郊得一角兽曰‘狩’”，这说明在元狩元年这次改元之前，应当已经有过两次改元；同时还说明在有司建言改用天瑞命名一元、二元和“今”诸纪元的时候，在一、二两元之后，已经又改启了第三个纪元。不过，这三次改元都如同此前文帝、景帝时期的改元一样，并没有使用年号纪年。（3）至武帝即位之第三十一年，改元元封，也就是在这时，才采用有司以天瑞命元的建议，用建元、元光、元狩诸年号来追记前面三次纪元的名称。（4）与此同时，因为考虑到此前之三十年，正为六之倍数，而一元建元恰好六年，二元元光和三元元狩都是十二年，为六的两倍，所以，确定以六年作为每一纪元的时间长度。这样，就需要将原来的二元亦即元光纪元一分为二，插入一个纪元，定名为元朔；又将原来的三元亦即元狩纪元一分为二，插入一个纪元，命名为元鼎。其中元朔年号，得名于卫青在元朔二年收复河南地，设置朔方郡；元鼎年号得名于元鼎四年在汾阴后土祠旁得到宝鼎。

上述观点，乍看起来，颇似“非常异议可怪之论”，然而，后来却有一些学者，对此亦持有相近或相同的观点。

1936年，雷海宗在《清华学报》上发表《汉武帝建年号始于何年？》一文，将武帝以天瑞命年事定在元鼎元年年初，谓当时武帝已经改元两次，共有三元，第一元（即后来的建元）六年，第二元（即后来的元光）十二年，第三元（即后来的元狩）当时已有七年。“但当时恰巧又获鼎。武帝遂又决定改元。所以第三元也共是六年。为整齐起见，武帝又把第二元分为两半，每半六年：第一半就用有司所建议的元光，第二半武帝定为元朔，……因为方才获鼎，就改当年为元鼎元年，叫元狩恰巧也有六年。”(168)雷海宗并没有读到郭嵩焘的文集，在首次追记年号以及整齐诸元间隔的时间等具体问题上，雷氏的看法与郭嵩焘不尽相同，但在汉武帝原本并无六年一改元之制以及元朔纪元出于后来所增置这一点上，雷海宗所说却与郭氏多年以前的讲法完全相同。

受雷海宗这篇文章影响，翌年，杨联陞在《清华学报》上又发表《汉武帝始建年号时期之我见》一文，对武帝使用年号的过程，虽然没有做出最终的判断，以为在目前情况下，姑且以阙疑为妥，但同时也明确阐述说，假如一定要在已有诸说当中择取一种相对比较合理的观点，他是要选择郭嵩焘的说法，以为元封元年封禅以后，“方用有司言，追建以前年号。六年一元之制，或始于此”。杨氏还对郭嵩焘的观点做有补充论述云：

《史记·封禅书》记武帝封禅后，“有司言，宝鼎出为元鼎，以今年为元封元年”。……很像是有司重提前议，并建议元鼎及元封两年号。元封元年，正是武帝三十一年。把以前的三十年五等分，也许是此年的事。(169)

这正好弥补了上面所总结郭嵩焘看法中第四点内容在表述上的含混和所做论证的不足。

四年以后，严耕望复撰述《武帝创制年号辨》一文，论述此事。严氏虽未尝见及郭嵩焘和雷海宗、杨联陞的著述，但所遵循的思路和所得出的结论，却与之大体相近。严耕望与郭、杨两人看法一致的地方主要是：武帝在即位三十一年时更改纪元，始增列元朔、元鼎两个纪元和这两个年号，也是在这一年，才划定以每六年作为一个纪元。在此之前，一元建元有六年，二元元光和三元元狩俱有十二年（雷海宗与严耕望等人的不同之处，是他认为只有元朔出于后来增置，元鼎则是当时所定）。严氏与郭嵩焘和杨联陞的不同之处，则主要有下述两点：（1）严氏认为汉武帝第一次更改纪元是在即位之二十七年，亦即后来追记的元鼎三年，“当时无年号之称，但以数纪，称是年为二十七年”。郭嵩焘虽然没有明确讲述，但按照我在上文所做的理解，应当是认为在他所说元狩改元之前，已经行用过两个纪元，即一元（后来所定建元）和二元（后来所定元光）。在这一点上，雷海宗与郭嵩焘看法比较相近。（2）严氏认为武帝第一次更易纪元，即如有司所请，以天瑞命年，故“年号之创，自此年始”，而不是郭、杨二氏所说元封元年第二次更改纪元的时候，但也不是雷海宗所说的元鼎元年。严耕望并且提出，“盖第一次改元之时，尚无每元六年之规定，故即以天瑞之年为新元之始，年数参差在所不顾”。至元封元年实行第二次改元后，因改定每个纪元均以六年为限，“然天瑞不能按此年限次第降临，故不能每元均始天瑞之年”(170)。

郭嵩焘谓有司言宜以天瑞命名元狩以前纪元之事在元狩元年以及雷海宗定此事于元鼎元年，这都明显不能成立，前文已经做过考辨，此事一定是发生在元鼎三年。又《汉书·武帝纪》明确记述武帝在元狩元年所颁布的这道诏书，乃是由于新立太子，且在此前刚刚清除淮南王等之“篡弑”，再说下诏时已至夏季四月，距冬十月岁首已过去整整半年(171)，所以，应与改元没有什么关系（尽管这并不妨碍在这一年会改用新元）。盖“涤除天下，与之更始”这类词句，本是当时大赦诏书中常用的套话，例如此前在元朔二年三月册立皇后卫氏的诏书里有句云：“其赦天下，与民更始。”翌年三月又有诏书云：“朕嘉与士大夫日新厥业，祗而不解，其赦天下。”(172)这些类似的话，就都与改元毫无关系；尤其是册立卫皇后的诏书，性质与元狩元年册立太子的诏书，更为相近。不过，上述两点，实际上都并不影响郭嵩焘等人的基本观点。

除此之外，郭嵩焘、雷海宗、杨联陞、严耕望这几位学者看待武帝年号问题的共同基点，是他们一致认为，《史记·封禅书》有关追记元狩以前诸纪元年号的记载，并没有文字脱漏；同样，《汉书·郊祀志》的相关记载，与《史记·封禅书》也没有任何实质性差别。后人认为《史记·封禅书》有脱漏，并认为《汉书·郊祀志》的记事与之不同，是因为这些人都存有武帝自登基起即有规律地六年一改元的错误观念。一旦抛弃这一先入为主的虚假前提，设定在元封改元以前，武帝一元前后历时六年、二元和三元都行用了十二年（或如雷海宗说，仅二元有十二年），至元封改元（依雷海宗说系至元鼎改元），始增入元朔和元鼎两个纪元（按照雷海宗的说法是只增入元朔一个纪元），并按照每六年一个纪元来等分武帝在位这三十年时间，便能够通畅解释《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的记载。

直到近年，廖伯源依然认为，严耕望对于汉武帝年号的研究，至少就对传世文献记载的疏说而言，“释旧说之疑，正前人之误，最为周密，几乎可成定论”(173)。那么，郭嵩焘、严耕望等人这样的解释到底是不是能够成立呢？

首先，这真是一种地地道道的“书生之见”，假如能对行政管理的运作程序，有一些具体的体验，多半即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因为纪元的改变，涉及到无计其数文书档案的管理和利用，让已有的历史“改弦更辙”，实际上是无法操作的。譬如按照这种说法，二元七年，到元封年间以后就变成了元光元年，涉及到每一件既往的事物，都要先行换算年份，上下不胜其烦，恐怕不会有人去做这种傻事。看一看王莽改制时胡乱变更地名，“每下诏书，辄系其故名”的可笑情景(174)，就会明白，这种做法在现实生活中是根本行不通的。

其次，《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下面一段记述，涉及到武帝三元亦即后来所定元朔年间使用纪元的具体情况：

元朔六年中，衡山王使人上书请废太子爽，立孝为太子。爽闻，即使所善白嬴之长安上书，言孝作輣车镞矢，与王御者奸，欲以败孝。白嬴至长安，未及上书，吏捕嬴，以淮南事系。王闻爽使白嬴上书，恐言国阴事，即上书反告太子爽所为不道弃市罪事。事下沛郡治。元朔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与淮南谋反者未得，得陈喜于衡山王子孝家。(175)

文中“元朔”年号，自是出于后人追加，但其“七年”云云，必定是直接来自当时档册。盖据《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记载，有司治衡山王与淮南王狱，事在这一年刚刚进入冬季的岁首十月月中(176)，元狩改元的诏令应尚未颁布(177)。若依郭、严诸人所说，当时的案牍应是记作“十三年”（即郭氏所说二元之第十三年），或是“十九年”（即严氏所说武帝即位以来之第十九年）；而若经过后世换算以后，则理应直接改写成“元狩元年冬”，决不会改写成现在这个样子。这是武帝登基后即固有六年一改元制度的铁证，同时也证明元朔和元鼎两个纪元也绝不可能是迟至元封元年始行增设；特别是元朔这一纪元在元鼎三年追记年号以前必定存在无疑，从而也就证明今本《史记·封禅书》有关元鼎三年追记年号的记述，必定存在前文所述文字缺漏。

不过，对《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元朔七年冬”这样的写法，还需要稍事说明。由于不明白当时的改元和年号制度，清人梁玉绳曾经质疑说：“元朔安得有七年？乃元狩元年之误。”(178)今中华书局本《史记》之点校者，亦因未能谙悉其翌年改元之理，径行误改“元朔七年”作“元狩元年”。这样的错误认识，很容易理解，无需多做解释，但近人崔適对此还另行做有很特别的考说，并且言之凿凿，煞有介事，不能不适当予以辨析。

崔適谓《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此“元朔七年冬”本当书作“元朔六年终”，并有论述云：“《五宗世家》：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七年，以淮南党事发，自杀。胶东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立，二十八年，以淮南事死。《阳陵侯傅宽传》：宽以孝惠五年卒，子须侯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侯则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三十二年，坐与淮南谋反死。以年数校之，皆在元朔六年，与此传合。”案崔適所说的这些记述，若是按照汉代逾年称元的惯例来推算，这几位王、侯因淮南、衡山两王谋反而牵连致死的时间，并不都是崔氏所说元朔六年。实际情况是，江都易王非之死确在元朔六年，而胶东康王寄的卒年应在元狩二年，侯偃的卒年则应在元狩元年，可见上述记载很不严谨，不宜用作判断淮南、衡山之狱发生时间的依据。崔適复谓《汉书·五行志》述及此事，“亦云元朔六年”(179)，实则《汉书·五行志》虽然有记载云淮南、衡山两王“至元朔六年，乃发觉而伏辜”(180)，但这只是很宽泛地在讲《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所记“元朔六年中”事件初被“发觉”的时间，盖《汉书·五行志》另有记述云：“武帝元狩元年十二月，大雨雪，民多冻死。是岁，淮南、衡山王谋反，发觉，皆自杀。使者行郡国，治党与，坐死者数万人。”(181)《汉书·武帝纪》在元狩元年下也有清楚记载说：“十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赐谋反，诛，党与死者数万人。”(182)参合《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所记，这一年十月岁首，有司奉诏治狱，十一月裁决定谳，二王伏法，并追究党与，《史记》与《汉书》的记载，正两相契合。由此愈加可以确证，有司推治衡山王安与淮南王赐反罪一事，必定发生在《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所记汉武帝第三纪元之七年岁首冬初。

又严耕望以为在武帝即位二十七年亦即后来追记的元鼎三年以前，从未有过改元，只是“但以数纪，称是年为二十七年”(183)，这更不符合历史实际。盖不惟《史记·封禅书》“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云云，已经清楚表明当时已经存在一元、二元等多次纪元，而且如上一节所述元狩六年武帝册封齐王闳等诸王的策文，俱书作“维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某某为某某王云云，而若是依照严耕望的说法，应当写作“维二十四年四月乙巳”云云才是。煌煌诏命，尤可证在元鼎三年追记年号之前，一直是在奉行六年一易新元的制度。

进一步肯定今本《史记·封禅书》元鼎三年追记年号的记载存在前文所述文字缺漏，即如釜底抽薪，拆毁郭嵩焘诸人论证的根本基础，其相关结论，自然不复成立。不过，在这一派人的论述当中，还有两点，需要稍加说明。

一是杨联陞谈到的“《史记·封禅书》记武帝封禅后，‘有司言，宝鼎出为元鼎，以今年为元封元年’。……很像是有司重提前议，并建议元鼎及元封两年号。”今案审度《史记》文义，其“有司言宝鼎出为元鼎”云云，正是一种叙述既有事实的口吻，“宝鼎出”句前应隐有“昔”字语义，即文如“昔宝鼎出为元鼎”。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过去既然已因宝鼎出世而命名第五纪元为元鼎，现在封禅事成，便应该援依成例，将正在行用的武帝第六纪元，定名为元封。所以，这一记载不仅不能证明元鼎年号出于元封元年追记，更不能证明元鼎纪元出自元封元年增置，反而恰恰证明，以“元鼎”来命名武帝第五纪元，必然是发生在元封元年以前。

二是严耕望谓元鼎三年更改纪元并选定建元、元光、元狩三个年号时，“即以天瑞之年为新元之始”，所说很不准确。“建元”年号，实际上本无具体天瑞可言，前面第四节已经有过叙述。

《史记·封禅书》谓“二元以长星曰‘光’”。“元光”年号所从出之“长星”，清人周寿昌搜讨相关天象，主要有“上年星孛东方长竟天，本年客星见于房，二年天星动摇”(184)。客星见于房与天星动摇，似乎都与“长星”无关，而且还都不是吉兆，前者占曰“为兵起”，“其二年十一月，单于将十万骑入武州”；后者占曰“星摇者，民劳也”，“后伐四夷，百姓劳于兵革”(185)。

所谓“星孛东方长竟天”，见于《汉书·武帝纪》建元六年秋八月下记载，周寿昌对此感到不解，曾质疑说：“长星何瑞，可以纪年？”清人段长基在嘉庆年间撰著《历代统纪表》，谓元狩元年祠雍五畤获一角兽，“始以天瑞纪元”(186)，显然也是由于未能理解“元光”和“元朔”这两个年号究竟体现着何种天瑞。今案古人所谓星孛于天，系指彗星，《春秋》记载鲁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时人释之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187)，可见此等长星自可视作吉祥瑞应。又《汉书·五行志》另有记述云，这次“长星出于东方，长终天，三十日去。占曰：‘是为蚩尤旗，见则王者征伐四方。’其后兵诛四夷，连数十年”(188)。《史记·天官书》对此亦有记述曰：“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见，长则半天。其后京师师四出，诛夷狄者数十年，而伐胡尤甚。”(189)所说“元光”时“蚩尤之旗”，显然也是指建元六年这一次“星孛东方长竟天”星象。在汉武帝去世之后著名的盐铁论战当中，桑弘羊称述武帝“兴义兵以诛强暴，东灭朝鲜，西定冉、駹，南擒百越，北挫强胡，追匈奴以广北州，汤、武之举，蚩尤之兵也”(190)，所说“蚩尤之兵”，正与《史记》、《汉书》“蚩尤之旗”云云相照应；班固本人对这一星象与武帝征伐四夷的关系，更有直接叙述云：“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见，其长竟天。后遂命将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191)盖秦汉时尊奉蚩尤为主兵之神祇，凡为师旅，祷之足以使“气势之倍增也”(192)，所以刘邦起兵反秦时即“祭蚩尤于沛庭”(193)。汉武帝视外攘夷狄以廓土斥境为一大能事，故当即缘此“王者征伐四方”之徵，视彼长星为吉瑞以命年。

这样一来，二元“元光”之天瑞不仅未在新元之始，甚至根本就不在这一纪元之内，而是在上一纪元“建元”最后一年的下半年里。像这样以上一纪元内的嘉瑞来命名下一纪元的年号，在西汉后来的历史上，亦屡见不鲜。如昭帝之“元凤”，缘于四年前的上一纪元始元三年，有“凤凰集东海”(194)；又如宣帝之“神爵”，本自前一年的上一纪元元康四年“神爵五彩以万数集长乐、未央、北宫、高寝、甘泉泰畤殿中及上林苑”(195)，等等。可见建元六年“星孛东方长竟天”这一天象，确实应属“元光”年号所从出之瑞应。

至于“元狩”因以得名的“获麟”事件，实际上发生于元狩五年，而并非如严耕望所云出现于元狩元年，前面第五节所引述施之勉的考证，则已经做出了清晰的结论。

既然未曾一定要“以天瑞之年为新元之始”，那么，严氏据以论说建元、元光、元狩诸元“年数参差在所不顾”，亦即武帝太初以前未尝固定以六年一改纪元，也就不攻自破，失去存在的地界了。

严耕望曾撰有《正史脱讹小记》一文，选录其读隋以前正史所见脱讹六十条，意在“俾青年读者略窥正史夺讹之面目，提高警觉，唤起戒心，期尽量避免为古史脱讹所误导”。这篇文章中举述的首条例证，为《史记·货殖列传》记温、軹两地“北贾赵、中山，中山地薄人众”，其两“中山”间应脱佚一“赵”字。诚如严氏所云，“此事本易明，但前人校《史记》，迄未发现此一重要夺文，致史意全非”(196)。然而，《史记·封禅书》元鼎三年追记年号事的文字脱漏，其造成讹误的原因和道理，本来与《史记·货殖列传》这处脱讹完全相同，严氏明于此而暗于彼，令人殊感遗憾。盖从事历史研究，明学理易而治史事难，具体研治某一史事时，每个人都难免会因偶然的障蔽而陷入认知的盲区。

九、论太初元年始正式启用年号纪年

武帝六元“元封”这一年号，在这一纪元刚刚开头的第一年里，就被确定，不像前面那些年号，都是新元行用很久才得以命名，好像是当时即已使用年号纪年，故日本学者宫崎市定乃谓汉武帝“在第五次改元的时候，即制定年号，称当年为元封元年，由此依次纪年”(197)。然而，若是深入加以探究，却可以看出，其实它也还是属于追记的性质。

尽管如刘攽所云，元封“改元”时武帝下有诏书，但这并不能说明自元封元年即已确立以年号纪年的方法。西汉在太初元年以前的历法，是以夏正十月为岁首，也就是新一年开始的月份。汉武帝因为要奉行六年一改元的成规，在进入元封元年这一年的岁首十月以后不太长的时间内，即应当已经改行新元，而按照《汉书·武帝纪》的记载，其实际下诏确定“元封”年号，却是在这一年夏四月登封泰山之后，汉武帝为表述其以此“自新，嘉与士大夫更始”的意愿，才诏令“其以十月为元封元年”(198)。由年初之冬季十月到夏季四月，时间已经过去整整半年，其属于事后逆推追记的性质，仅供史官过后记事时使用而非当时朝野实际行用的纪年方式，本来是一清二楚的。上一节已经谈到，《史记·封禅书》记云“有司言，宝鼎出为元鼎，以今年为元封元年”，其语义应当是在封禅事成之后，援依先前因宝鼎出世而命名第五纪元为元鼎的成例，将已经行用一段时间的武帝第六纪元追记为“元封”；像“其以十月为元封元年”和“以今年为元封元年”这样的说法，其实正意味着“元封”这一年号，应当一如元鼎以及更早的建元、元光、元朔、元狩诸年号，只是用于追记往事。

需要稍加说明的是，今本《汉书·郊祀志》在述及武帝确定元封年号一事时，其遣词用句，与《史记·封禅书》以及《汉书·武帝纪》略有差异，乃谓“下诏改元为元封”，清人王念孙曾特地对此做有校订云：

景祐本作“下诏改元封元年”是也。此后人以意改之耳。《武纪》诏曰“其以十月为元封元年”，《封禅书》亦曰“以今年为元封元年”。(199)

其实，班固在《汉书·郊祀志》中本附有说明云“语在《武纪》”(200)，王念孙所说，固然符合孟坚初意，并不能依此得出汉武帝在改行这一新元之初即已设定并启用“元封”年号的结论。

这一事实表明，在武帝第六纪元亦即元封年间，实际并没有使用年号纪年，当时还应当是在沿用过去不冠年号、只称年数的纪年方法，借用清人赵翼的话来讲，便是“即有改元，亦不过以某年改作元年”而已(201)。

唐人司马贞在所著《史记索隐》当中，曾引述西晋时人张华的《博物志》，来注释司马迁在其父司马谈去世三年之后继任太史令一事：

《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202)

稍习秦汉官府文书者一望可知，这样的文字一定是照录当时的档册。王国维通过比对晚近出土汉代简牍的书写格式，就此论述说：“《博物志》此条，乃本于汉时簿书，为最可信之史料”(203)。后来郭沫若在1955年复通检居延汉简，检得一百五十多条同类例证，进一步论证诚如王国维所说，其“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云云这段记述应当出自西汉当时的行政文书，绝非后世史籍叙事之语(204)。与张华同时人傅瓒，亦即唐颜师古《汉书》注频频引及之“臣瓒”，他在注释《汉书》的时候，时或引述有所谓“茂陵书”，或称“茂陵中书”，司马贞谓其书“亡于西晋”(205)，亦即毁失于典午东迁之际。《汉书·王莽传》记云赤眉军入长安，“宗庙园陵皆为发掘，唯霸陵、杜陵完”(206)，清人姚振宗推测所谓“茂陵书”或“茂陵中书”，很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遭乱民盗掘从汉武帝墓中得到的简牍文书(207)。观所谓“茂陵书”这一名称，与众所熟知的“汲冢书”何其相似，即知姚氏所说当可信从(208)。张华其人本以谙熟《史记》、《汉书》相关掌故而著称于当时，晋武帝“尝问汉事，及建章，千门万户，华画地成图，应对如流”，人称即使是汉武帝当时以强记默识著称的张安世，亦且“不能过也”(209)。因此，他自然会关注这批西汉案牍，而所谓“茂陵书”中与太史公直接相关者，即尝述及“司马谈以太史丞为太史令”一事(210)，故《博物志》所说，理应同样源出于此。《史记》记司马谈病逝于武帝元封元年泰山封禅之后，司马迁任太史令既然是在乃翁卒后三年(211)，则茂陵出土档案所记司马迁于“三年六月乙卯”除太史令事，必定是在元封三年。如陈梦家总结汉简纪年通则时所云：“完整的汉简，在年月日以前必冠以年号，而不单称‘元年’、‘二年’”(212)，这当然是指年号纪年制度建立以后的情况，反过来看，由这一文书徒称“三年”而并未冠加年号的情况可以确认，武帝第六纪元之“元封”年号，绝对没有行用于当时。

类似的证据，还有甘肃灵台出土的“安定郡库鼎”，鼎盖铭文铸有“二年，冶偷铸”云云字样(213)。曾有学者以“元鼎之前无年号”为前提，依据《汉书·地理志》元鼎三年始设安定郡的记载，以为“铭文中的‘二年’不会是元鼎二年，只能是元鼎以后某二年”，并由此推导出“武帝有年号的铜器上仍可用无年号的纪年”的结论(214)。殊不知就连普通戍卒书写的木简都不敢略有疏忽，堂而皇之的钟鼎铭文，又何以会率尔从事，实际上这座鼎理应铸造于元封二年，正是由于当时尚未使用年号纪年，才会出现这种只称“二年”而不用年号的用法。

安定郡库鼎铭文拓片
采自《汉代铜器铭文选释》

更早尚有清人陈介祺，因考释汉桂宫铜灯铭文，亦述及元封期间是否使用年号问题：

汉铜灯十七字，曰“桂宫”，曰“前浴一”，曰：“内者重二斤四两。二年少府造。”班孟坚《西都赋》：“自未央而连桂宫。”《三辅黄图》云：“桂宫，武帝太初四年起，在未央宫北。《史记》本纪、《汉书·地理志》俱不载桂宫事，惟纪载元封二年作甘泉通天台、长安飞廉馆。《郊祀志》：“长安作飞廉、桂馆。”师古曰：“飞廉及桂馆，二馆名。”《通鉴》：“长安作蜚廉、桂观。”《集览》：“桂观即桂宫。”《三辅黄图》又云：“蜚廉、桂观，俱在长安城中，近北宫。”似分桂观、桂宫为二。此云“二年”，与纪合，可证桂宫非太初四年作，而《汉志》作“馆”，《通鉴》作“观”，俱有传异，未若《西都赋》之可据也。

自古帝王未有年号，武帝始纪元，变易之初，犹存古意，故曰“二年”也。(215)

其实，所谓“二年少府造”云云，与“安定郡库鼎”之“二年”铭文相同，也是元封年间尚且未尝使用年号之绝佳证据，陈介祺因未能识及于此，对这通铭文未冠加年号，始终心存困惑，稍后复重为考释时，一方面引述《汉书·武帝纪》载太初四年起明光宫事，以为“不能一时并作二宫”，《三辅黄图》所说太初四年兴建的桂宫，“或‘明光’误作‘桂’欤”？同时又讲述说：“此曰‘二年’而无纪元，必不能删去不用，则宫是武帝前作。”(216)前后矛盾，无以自解。

需要说明的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在陕西兴平汉武帝茂陵陵区以内的南位镇张里村汉陵砖厂地下约6—7米深处，曾发现一从葬坑。此地距汉武帝茂陵约1公里，坑内出土有一批西汉铜器，其中包括三件在口沿上镌有元封年号的铜铫。这三件铜铫的铭文，内容大体相同，分别为：“上林乘舆铜铫一，容一斗，重一斤六两，元封三年正月庚子有诏予水衡都尉给共，第十八。”“□□乘舆铜铫一，容一斗重一斤三两，元封三年正月庚子有诏予水衡都尉给共，第十九。”“甘泉上林乘舆铜铫一，容一斗重一斤三两，元封三年正月庚子有诏予水衡都尉给共，第廿二。”报告这一发现的学者以为：“‘元封三年正月庚子有诏’表明此批加刻铭文的铜器是奉汉武帝之诏在水衡都尉的监造下铸造的。”(217)似谓这三件铜铫铸造于元封三年正月庚子汉武帝诏书颁下之时。要是这样，也就表明元封三年正月已经行用年号纪年。然而，汉代铜器上的纪年铭文，并不都是铸造器物的时间记录；特别是铜器铸就之后，往往会改变原定的使用官署，或是转移拥有的物主，从而留下后来管理的注记，或是表示领有权的标识。这些后来增刻的铭文，有时也会带有纪年。

这三件铜铫上的纪年文字，就明显属于后来增刻。其“元封三年正月庚子有诏予水衡都尉给共”云云，显然不会是镌刻于元封三年正月庚子汉武帝下诏这一天，而应当是诏书颁布之后的某一个时日。《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记云“元光五年有诏征文学”(218)，就是一个与此相同的史家叙事文句。元封三年正月庚子这道诏书的具体内容，应是诏命调配（予）这些铜器给水衡都尉，以供（给）共厨（共）使用。铭文中“共”系“共厨”之省，而“共厨”亦即“供厨”，乃假“共”为“供”。如西汉有好畤共厨鼎，铭文本来镌作“共厨”，而宋代一些金石书籍如《宣和博古图》等，便是将其著录为“汉好畤供厨鼎”，甚至还直接将铭文中的“共厨”也书作“供厨”(219)，足见宋代学者对此已有共识。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在元封三年这一诏书颁布之前七年的元鼎二年，汉武帝始置水衡都尉，铭文中所说“上林”和“甘泉上林”，分别设有令长等官佐，隶属于水衡都尉之下。《汉书·百官公卿表》还明确记载“上林有八丞十二厨”(220)，这种“厨”应该就是所谓“供厨”，用以供给汉武帝游赏中需要的食物。

对于汉武帝来说，元封三年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年份。前此三年的元鼎六年，汉武帝发兵攻取南越国，结束了岭南地区自秦末以来一直脱离于朝廷直接管辖的独立状态，将其纳入汉廷的版图；翌年，亦即元封元年，复平定东越，使武夷山以东的闽中地区回归于中原王朝的疆域之内，从而成功地收复了秦王朝极盛时期领有的所有疆土。紧接着，在这下一年，也就是元封二年，又寻衅发兵，“募天下死罪击朝鲜”。第二年的夏天，亦即元封三年夏，在汉朝强大的军事攻击下，“朝鲜斩其王右渠降，以其地为乐浪、临屯、玄菟、真番郡”(221)，这就是所谓朝鲜四郡，汉朝完全占领朝鲜半岛。至此，汉武帝开疆拓土的事业设计，已完满实现，对此他不能不意满志得。今所见存世西汉文字瓦当，有铭文制作“惟汉三年，大并天下”(222)，应当就是用以彰显这一丰功伟绩(223)。朝鲜人斩右渠王降汉，虽然是在元封三年夏天，但基于汉朝和朝鲜之间差异悬殊的实力对比，以及一举平定南越、东越两地的威势，汉武帝应当有充足的理由自信，朝鲜已经注定是它的囊中之物，汉军东征，不过是探囊取物而已，奏功捷报的传来，只是时间问题。因此，我们看到，元封三年春，当征东战事，尚在进行之中的时候，汉武帝就指令于京城附近“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来观”，联系三年后的元封六年夏，在太初改元更制之前，汉武帝又一次令“京师民观角抵于上林平乐馆”的做法(224)，可以看出，这应该是一种与民同乐的欢庆活动。

在这一背景之下，审视“元封三年正月庚子有诏予水衡都尉给共”这件事情，就不难看出，这道诏书，应当与同一时间内“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来观”这一举措（案“作角抵戏”事在春季，而正月为春季之首月，元封三年正月丁亥朔，庚子为该月第十四日，可谓春初），具有内在关连，这就是在成功“大并天下”之后，汉武帝踌躇满志，想要放松身心，多事游赏，为此颁下诏书，责令调配物资，充实水衡都尉属下之上林苑和“甘泉上林”等苑囿的器物，以备乘舆巡行之需。根据这样的分析，从揭示汉武帝在元封三年至太初元年间的行为和心态这一角度来看，这三则铜铫铭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足以增补《汉书》纪事的疏略，值得研治西汉史事者重视，但从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铭文上的元封纪年，并不能解作元封时期世间行用年号纪年的实例，因为与前述司马迁履历档册、安定郡库鼎铭文和桂宫铜灯铭文相比，这几则叙述旧事的铭文，完全有可能是进入太初时期以后，在为这批新调配给“上林苑”和“甘泉上林苑”的铜器编号注记时，才镌刻上这些铭文（考虑到几年之后汉武帝就正式启用年号纪年，作为追记年号的一种特殊形式，这些铭文也不能完全排除是在元封四年或五年、六年这几年之内同样以追记的形式所增刻）。汉代铜器移用于他处之后，常常像这样重新编号注记，如吕大临《考古图》所著录“好畤共厨鼎”，其铭文即镌有“好畤第百三十”、“大回中今第八百六十”、“长乐宫……四百廿五”这样三种次第编号(225)，分属于各个不同时期的用主。检视目前所见各种汉代铜器铭文，可知铸造铜器时于铫上镌刻铭文者极为罕见，陕西兴平发现的这几件铜铫上未见铸造者刊勒的铭刻，或即缘于这一通例，从而仅留下其移用于水衡都尉属下各处之后所标记的序号。

又《史记·平准书》有记述云“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贬秩为太子太傅”云云(226)，这与《平准书》叙事于此前均未曾称用年号的情况，有明显差异，清人吴敏树曾就此分析说：“年号独目元封者，此前皆是追称之名，元封则元年已有定号。”(227)实际上《史记·平准书》这处“元封”纪年，也只是出自“记事”性记述，并不是直接移录当时文书档册的“记言”性内容，而《史记》叙事记年月，在“记事”与“记言”之间，本来均有所区别，即如清人俞正燮所论，其“记事”之词，每以作者司马迁写作时所用称谓追名之，以“易晓也”；与此相对应的“记言”之词，则是“依其言记之，不失实也”(228)。再说，从行文语气看，在“其明年”后复赘加“元封元年”，似乎更像是后来补述《史记》或读《史记》者所窜入，而不类太史公笔法。所以，《史记·平准书》之“元封元年”云云，应当同样属于后人追加。

不过，同以往用“天瑞”追记诸元的做法有所不同，这次用以纪元的登封泰山一事，只是人为的举措。这正犹如东汉人王充驳斥光武帝中兴而并无祥瑞显现的说法时所云，“帝王瑞应，前后不同。虽无物瑞，百姓宁集，风气调和，是亦瑞也”。王充即以封禅泰山为例论述说：“帝王治平，升封太山，告安也。秦始皇升封太山，遭雷雨之变，治未平，气未和。光武皇帝升封，天晏然无云，太平之应也，治平气应。”(229)史载汉武帝东封泰山之时，“其夜若有光，昼有白云起封中”，“既已封泰山，无风雨灾”(230)，东汉光武帝后来封禅时所遭逢的“风气调和”景象，正与之完全相同。

御史大夫兒宽在扈从登封泰山之后，奉表上寿，颂之曰：“将建大元本瑞，登告岱宗。”汉魏间人李奇释此“大元”为“太初历也”，而云“本瑞谓白麟、宝鼎之属”(231)。今案释“本瑞”系比拟白麟、宝鼎之类天瑞，固然不误，但太初历制定于六年之后，兒宽无以预知，而且“太初”这一年号与登封泰山亦毫无关联，故对此“大元”似应另求别解。所谓“大元本瑞”既然与泰山封禅事直接相关，所说“大元”则只能是指当时武帝刚刚开启的第六新元，也就是在这次登封之后所追记的元封元年，而它的“本瑞”，便是汉武帝泰山封禅这一圣事。清人周寿昌即依据“将建大元本瑞”这句话判断说，“元封”亦如建元等年号一样，“皆从后补书无疑”(232)。

由兒宽这些话中还可以看出，以登封泰山这一“人事”来命名纪元，事先应当还曾有所谋划，即汉武帝已经不再静待“天瑞”显现，这清楚呈现出由事后追记纪元名称向事先确定年号的过渡倾向。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元鼎”之缘于汾阴后土祠旁地下得鼎而却可以归诸“天瑞”，是因为按照汉朝人的观念，“神鼎者，质文精也，知吉凶存亡，能息能行，不灼而沸，不汲自盈，中生五味”(233)，再说当时在迎送宝鼎至甘泉宫供奉的路上，遇到有“黄白云降，盖若兽为符”，哪怕仅仅是遇有此等“庆云”浮动，也完全可以算作是天示吉瑞(234)；而吾丘衍所上谀词，乃径称“此天之所以与汉”(235)，汉武帝自然会乐于将其与所谓“获麟”一体看待。

据《汉书·律历志》记载，在接续元封之后的太初元年，当时汉武帝改元的诏令，便是“其以七年为元年”(236)，既不称“七年”从属元封，也不言“元年”属于哪一年号，一如当初战国秦惠文王改侯年为王年之时以“十四年更为元年”的做法(237)，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情况，则是年号纪年制度施行之后哀帝改元诏书中“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的书写形式(238)，这正明确无疑地印证了上述推论。

案汉武帝时虽然按照“六”或“四”的定数改启新元，但并非自然轮流更替，而是还要专门颁布诏书，而其下诏改元的日期，一般是在进入新岁之后未久的时候，所以，在这次改元的诏命中才会出现“其以七年为元年”的说法。这与上一节谈到的《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元朔七年冬”云云的记事，是基于同样的历法制度。

依照情理推测，下诏改元的日期，不应与改元之年首日相距太远。古人云“历始冬至”(239)，若是联系当时对冬至的重视程度以及冬至在测算历法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特别是“朔旦冬至”为历法每一章和每一篰直至“上元”日的起算点，是古时最重要的纪“元”节点，似乎可以大致推测，在太初新历实行以前，改行新元最有可能会选在新岁第二个月冬至的时候(240)。如上一节所论，淮南王和衡山王获罪事在元狩元年岁首十月月中，而当时尚未改元，仍在延续“元朔”这一纪元，称“元朔七年”，正可以对这样的推论给予一定程度的支持。当然，改元的时间，有时也可能会更晚一些，如前面第二节谈到的“中私府锺”，铸造于“四元七年正月甲寅”，进入新年已经三个多月，却还没有改行新的纪元(241)。

《史记·历书》记太初改元事，与《汉书·律历志》略有不同，乃谓“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为太初元年”(242)。此“太初”二字疑非武帝诏书原文所有，而是出自后人添增，盖如下文所述，汉廷确定并使用“太初”这一年号，应在这一年的五月。《汉书》中后人在诏令中添附年号的类似例证，比较有代表性者有《汉书·武五子传》录武帝册封齐怀王闳等策文，书作“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汤”云云(243)。乍看起来，这篇策文中“元狩”云云似乎应属策文所固有，但宋人吴仁杰对此曾做有考述曰：“据此，则‘元狩’之称又似非追改，在当时策文已如此矣。以《三王世家》参考之，策文三皆曰‘惟六年四月乙巳’，读此乃悟《武五子传》所著‘元狩’字亦追书耳。记事而系年，追书年号，可也；今赐策具载当时本文，乃复出此二字，岂不疑误后世。”(244)不过，即使“太初”二字为诏书原文所固有，“七年”二字之前未尝冠以“元封”这一事实，也清楚表明终元封时期一直没有行用年号纪年。《史记·封禅书》上文将“太初”年号与元封七年改元事粘附在一起，虽然很不准确，但系改元一事于十月朔旦冬至“已詹”之时，却很可能是出自当时的实录。在班固身后五十馀年的东汉顺帝汉安二年，尚书侍郎边韶在谈到太初改历一事时，也说汉武帝是“因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而“改元易朔”(245)，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与《史记·封禅书》上述记载起到相互印证的作用。

由此看来，真正在当时即行用年号纪年，最早只能算作是始自接续元封之后的汉武帝第七纪元亦即太初元年。不过，假若由此再深加探究，严格地讲，就连太初元年，在这一年的最初几个月，也是出自稍后追记。因为据上引武帝改元诏书，知当时只是“以（元封）七年为元年”，显然还没有确定“太初”年号。

十、太初改制与年号纪年制度的施行

在现实生活中采用年号纪年，虽然对于后人来说，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但当初创立这一制度，却是一项重大变革，理应有其特定的社会因缘。

东汉人应劭阐释“太初”年号的由来说：“初用夏正，以正月为岁首，故改年为太初也。”(246)这一年号，显然与约略同时制定的《太初历》具有密切关联。据《汉书》记载，当时乃是改行新元在先（当时依照常例，还没有考虑命名年号），议定汉《太初历》在后(247)。汉武帝在当时相并施行有“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等一系列重大改制举措，都发生在这一年“夏五月”的时候(248)。所以，“太初”年号也应当是在这一年五月间与《太初历》一并启用(249)。

若是进一步分析此事，还可以看到，按照现代学者张汝舟的研究，《史记·历书》记述的“历术甲子篇”，首书“太初元年岁名焉逢摄提格”，其所说“太初”，是用在四分历二十蔀历表第一蔀“甲子蔀”开头表示通用年次的一个特定书名；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用来表示四分历的起算“历元”（公元前1567年），与汉武帝纪年本来没有直接关联(250)。因此，汉武帝伴随此番改历而选用“太初”作为年号，应当更为合乎情理。《史记·封禅书》载录上述相关事宜，书作“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为太初元年”(251)，所叙使用太初年号与改历诸事的相对时间次序，允得其实。

这一“太初”年号，若是向前追记，比较严谨的用法，似乎也只应追溯到这一年的正月。清人许宗彦尝有论述云：“汉武帝改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则是元封无七年；以正月为岁首，则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三月又不得属之太初元年；若系之元封六年，则一年又不得有十五月。是以《史记·历书》‘甲子篇’两书太初元年，一为元封七年后之亥、子、丑三月，一为改建以后建寅之元年。”(252)这种解释固然很有道理，但前面第四节引述《汉书·律历志》所记西周武王以来的历法篰首，曾述及“汉历太初元年，距上元十四万三千一百二十七岁。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其“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之“前”字，就应当是在特定情况下，对太初元年正月行用太初年号以前、元封七年十月进入新元以后这一段过渡时期的表述方式，而这种表述方式，应当更能反映出当时的实际情况。

所谓“正历，以正月为岁首”，即将岁首由夏正十月改至正月；由此开始，原来行用的六年一改元制度，也在连续使用六个纪元而达六六三十六之数以后，调整为每四年一改换新元。汉武帝之所以会有“改正朔，易服色”的举措，乃是因为当时人普遍认为：“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253)又有语云：“圣王必正历数，以定三统服色之制。”(254)亦即受命改制，以示天下万象更新。可是，汉朝自从高祖立国以来，一直袭用秦朝的历法制度和服色，虽然从文帝时起，朝野上下即屡屡酝酿更改，却始终未能付诸实施。因此，这次改易正朔服色是武帝所做重大制度改革，犹如清代学者凌曙所指出的那样：“改正朔，若云天时之改耳。”(255)正是因为如此，司马迁著《史记》时撰述《今上本纪》，才将其列为武帝一朝的治国大政，并在《自序》里用“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纪”这样的话，来描述这次改历的庄重神圣(256)。所以，伴随着新历的颁行，汉武帝对整个纪年体系和“宗庙百官之仪”都做了重大更改，意欲“以为典常，垂之于后”(257)。这一系列制度改革其相互之间显然具有密切的关联，年号本来即是与历法一同用于纪年记事，班固评述汉武帝一生的业绩，乃是将“改正朔、定历数”相提并论(258)，启用年号纪年应当是与其更改历法相伴随的改革措施之一。如前所述，汉武帝最初追记年号，即是缘自所谓“天瑞”，而“改正朔，易服色”正“所以应天也”(259)。

据《史记·封禅书》记载，当时改制规定“数用五”，即包括有“官名更印章以五字”在内(260)。西汉郡级以上职官的五字高官图章，是这次大规模改制活动留存至今最多的实物痕迹；而首次正式启用以年号纪年，则与“以正月为岁首”一样，后来成为贯穿中国整个王朝时期的定制，如清人赵翼所称赞：“朝野上下俱便于记载，实为万世不易之良法。”(261)

依照经前文拟补以后的《史记·封禅书》所说，汉廷追记元狩以前诸年号，乃是因“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故“一元曰‘建’，二元以长星曰‘光’，三元以日月复始曰‘朔’，四元以郊得一角狩曰‘狩’云”，后来又追记的元鼎、元封两个年号，同样是在“元”字后增添一表示吉祥“天瑞”的字样。这样的年号，实际上只是为“元”年、二年之“元”字添加修饰成分，即“建元”谓以“建”作名之“元”，“元光”谓以“光”作名之“元”，元朔谓以“朔”作名之“元”，馀亦依此类推。不过，清人钱大昕曾以为当时所追记年号，只有“建”、“光”诸字，“建元”、“元光”等“元”字系出自“后人妄增”(262)，这种说法却好像并不合理。盖追记年号，主要用于史官记事与朝野叙事，今史书所见，应当就是当时确定的名称。如前所述，后来元封改元的诏书，曾提到“其以十月为元封元年”，“元封”就是正式的名称；同类性质的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诸年号，命名方式，理应与之相同。又建元与元光、元朔、元狩等年号其表述天瑞之字与元字的组合次序有所差异，这也应当是出自朝廷诏命，若是任由“后人妄增”，其前后组合次序似乎也应当整齐划一才是。至于英人鲁惟一，将“元鼎”这一年号的涵义，理解为始现人间的“天下第一鼎”（The Very First Tripod），释“元封”之寓意为前所未有的封禅初典（The Primary Feng Ceremony）(263)，则纯属望文生义，更不足为训（因为按照同样的逻辑，根本无法解释元光、元朔和元狩这几个年号）。

从本质上看，可以认为，以这种形式追记的年号，与汉文帝以来每启用一新的纪元而后人便用中元、后元或一元、二元相区别的纪年方法，存在着深切的内在共性；而自太初以后的年号，则已经完全脱离了这种形式，这也是年号纪年制度真正确立定型的重要标志。

武帝在征和（延和）四年以后，改行新元，可能是由于一时没有找到满意的吉祥名目，又曾一度倒退回到太初元年以前先改元、后追记年号的做法。所以，时人纪年，复又仅徒称元年、二年（后人追记，则称作“后元元年”、“后元二年”）而暂不赘饰年号。宋人赵与时称“武帝虽屡更年号，偶最后不曾命名，独称元年，后人因其崩也，亦以‘后’称焉耳”(264)，所说最得其实(265)。《汉书·律历志》历数汉廷诸帝年号与年数，而对汉武帝在征和四年以后的最后两年，则一如文帝、景帝时期，只书作“后二年”(266)，足以清楚说明这一点(267)。

十一、相关纪年文物

关于汉武帝的年号问题，陈直在1977年校补印行的《汉书新证》一书中曾举述说，杭州邹氏藏有建元元年砖、清人吴荣光《筠清馆金石记》记有“高阳右军，建元二年”戈、西安南郊曾出土有“建元四年长安高”陶尊、清刘体智《小校经阁金文》记有元光二年尺，依据这些实物，可以判断汉武帝建元、元光等年号“其非追记可知”。此外，陈直在《汉书新证》中还依据刘体智《小校经阁金文》列举有“元朔二年龙渊宫行壶”和“元朔三年龙渊宫鼎”，依据刘体智《善斋吉金录》列举有“元朔二年龙渊宫壶”，依据清人鲍昌熙《金石屑》列举有“元鼎二年柏梁四九”砖（据云系“宋元丰三年吕大防得于汉故城者”）(268)；而在《史记新证》中还依据清梁廷枏《藤花亭镜谱》举述有汉元光元年五月丙午铜镜(269)；另外在所著《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一书中，复依据刘体智《小校经阁金文》，举述有元狩元年建昭宫鼎(270)，这些器物似乎也都能够证明汉武帝在太初以前即已使用年号。所以，后来李崇智撰著《中国历代年号考》一书，即谓“以上诸器年款足以证明汉武帝建元、元光等并非后来追命”(271)。

实际上，较陈直更早，已另有宋人赵明诚，在《金石录》中著录有建元二年刻石之“郑三益阙铭”，当时赵氏便判断此阙应属汉武帝建元二年(272)。另外，明朝人田汝成所著《西湖游览志》一书，在叙述三茅宁寿观得名缘由的时候，尚有记载曰：“宋绍兴二十年，因东京旧名，赐额曰宁寿观，并畀古器。其一汉鼎，高尺有九寸，广尺，两耳旁出，曲上三尺。牛首识云：‘有汉建元三年八月作牛鼎，祀太室。铭曰：惟甲午丙午，帝若稽古，肇作宋器。审厥象，作牛鼎，格于位室，从用飨，亿宁神休，惟帝时保万世其永赖。’”(273)清人严可均即将此铭视作汉武帝文字，收入所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274)。

后来复有人沿承陈直这样的做法，增列一些类似的所谓纪年文物，继续来论证武帝初期的年号并非出自追记(275)；或者认为在目前情况下，过后追记与武帝登基即创制年号这两种说法，“皆无绝对之强证足以证明，或俟他日无可辩驳之新证据出现，再作确定之论断”(276)。但是，这些学者所称引的纪年文物，实际上绝大部分都是陈直过去提到过的器物(277)。

今案上述所谓纪年文物中“建元”与“元光”这两个年号，在汉武帝以后，其他朝代都另有帝王使用，如清人叶昌炽即质疑赵明诚《金石录》所著录之建元二年“郑三益阙铭”说：“刘聪、苻坚皆以建元纪年，未必为汉石也。”其实，以“建元”纪年者，尚有东晋康帝和南朝齐高帝等君主，在这种情况下，其中有一部分器型年代属性不是很明显的文物，若非明确排除上述“建元”、“元光”年号属于其他帝王的可能性，显然还不能草率地用以否定《史记·封禅书》的确凿记载。

更为重要的是，上述这些建元至元鼎年间的纪年文物，都不是得自科学的考古发掘，既然与《史记》、《汉书》的记载相抵牾，便完全有可能是出自后人赝造，即因作伪者不谙汉代年号的实际使用情况而依照后世的年表来臆造“罕见”纪年文物。清人俞正燮在《癸巳存稿》中列有“金石文”条，早已专门论述过诸多古人伪制金石文的问题，其中还讲到两个伪称年岁的典型事例，对我们分析这类问题更易有所启示：

《唐阙史》云：“裴休亲表宰曲阜，土人垦田得古铁器如盎，有古篆九字，曰‘齐桓公会于葵丘岁铸’。刘蜕曰：‘葬而虞卒哭，乃谥。葵丘岁为桓公三十年，未卒不得以谥称也。’休悟，命击碎之。”《五代史·唐六臣传》云：“张策父同，为邕管经略使。策少好学，同居洛阳敦化里，浚井得古鼎，铭曰‘魏黄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十一字。策曰：‘建安二十五年改延康，十月又改黄初，是黄初元年无二月也。’”二器皆初出土者，盖已先售其欺矣。(278)

所谓“初出土”者，尚有此等欺人伪器，说明赝造古物，确实有着悠久的传承。类似的例子，还有南宋初学者薛季宣，也专门考辨过所谓“歙州进务官李廷珪宝（保）大元年正月奉旨造”墨。盖“其岁正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寔（南唐）烈祖（李昇）升元七年也，烈祖殂以二月庚午，元宗（李璟）以三月己卯朔践祚，改元保大，则保大元无正月”，因此，自然绝对不会存在所谓“宝（保）大元年正月”奉旨造作之物。薛氏同样也是依据传世文献的记载，来揭穿行骗者的把戏(279)。其实前述《史记·封禅书》所记新垣平指使人献给文帝的“人主延寿”玉杯，就属于典型的赝品，后来新垣平即是因为此等欺诈伎俩败露而遭受诛杀(280)。因此，研究历史问题，对出自贩夫贾竖之手的所谓前代金石器物，更应当持以审慎，需要像刘蜕、张策和薛季宣诸人一样，首先充分重视传世典籍所记述的基本史实，而不宜简单地惟“文物”是崇，以为只要在残砖断瓦上搜寻到片语只字，就都可以用来订正金匮石室之书。明清之际人徐枋，即曾针对上述张策识破所谓“黄初元年二月鼎”一事，发出感慨说：“学者而悉若是也，又何有‘宰相须用读书人之叹哉’！”(281)

在陈直举述的这些所谓西汉纪年文物当中，如吴荣光《筠清馆金石记》著录的“建元二年”戈，王国维早已指出系出自伪作(282)；而所谓“元光二年尺”，亦为今考论汉代尺度者所不屑于齿及(283)，其不足信据，自是显而易见。

下面即以所谓远出自北宋且堪称“流传有绪”的“元鼎二年柏梁四九”砖为例而稍加讨论。检核鲍昌熙《金石屑》原书，可知这块古砖已经被人制作成为砚台，并在上面镌有“频阳张敏珍藏”字样。“宋元丰三年吕大防得于汉故城”这一说法，系出自这方砚台上面的一段铭文：

元丰三年五月，余编长安故图甫成，出近甸咨询古之遗迹，北经汉故城，获此砖于荒烟蔓草中。方尺，厚寸许。回文盘曲，古藻纷披，阴文曰“元鼎二年，柏梁四九”八字，盖当年工作号记也。携之沿渭流而归，亟命工制为研，朝夕与对，不觉弘我汉京云。时同事者有京兆户曹参军镏（刘）君景阳、鄜州观察使石君苍舒暨弟并州推官大临共赏之。

有宋元丰三年龙图阁待制汲郡吕大防题。

频阳张君与予同校正长安故图，因得借观。至正二年秋九月陕西诸道行御史台治书侍御史东阳李好文识。(284)

上面这段话，咋看起来，俨乎其然，煞有介事，实际上这寥寥二百馀字，却是谬误连篇。吕大防编绘《长安图》并将其刻制成碑，是长安城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虽然图碑原石大约在金元之际毁弃不见，直至清末光绪宣统间才有碑石残片重新出土面世(285)，但元人李好文在所纂《长安志图》当中引述有图碑题记相当一部分内容，而《长安志图》正是赝造此等与古长安相关的文物时最便查阅的参考书籍。审视“元鼎二年柏梁四九”砖砚铭文，知其正应当是粗通文墨之古董商贩依据李好文书的相关记述胡乱点窜而成（《长安志图》卷首刊有“前进士频阳张敏同校正”字样，此公即所谓“珍藏”这方砖砚的“频阳张敏”）。无良贾竖在砚铭中留下的纰漏，本来相当明显，只要不过分佞嗜世所未知的出土文字资料，其实很容易判别。

首先，“余编长安故图”的提法，不符合吕大防所绘地图的性质。所谓“故图”，在当时是特指前人绘制的舆图，譬如吕大防在这幅《长安图》的题记中曾谈到“予因考正长安故图”(286)，元人李好文就此评判说：“观吕氏此言，是图之作，其来尚矣”(287)，即谓这一“长安故图”乃是前人旧图，吕氏在《长安图》的题记当中更明确叙述说，他所绘制的地图，便是以这样的“旧图及韦述《西京记》为本”(288)，而吕大防编绘的长安地图，虽然是用以反映昔日隋唐长安城的面貌，却是在他本人亲自主持下，“案长安都邑城市宫殿故基为图”(289)，故绝不会名以“长安故图”。宋朝人或称此图为《长安图》(290)，亦称此图为《长安京城图》或《唐长安京城图》(291)，且谓吕氏绘制此图特别是撰述图说题记之首要价值，即在于“正长安故图”(292)，这些情况足以进一步印证“余编长安故图”云云绝不应该出自吕大防之口。

其次，吕大防设衙治事的永兴军城，就设在今西安城垣之内，汉长安城位于它西北面的渭河南岸，往返于两地之间，无需北至渭河岸边，更不会依循渭河水道行走，所以，砖砚铭文谓吕大防在汉长安故城获此“元鼎二年柏梁四九”砖之后，系“携之沿渭流而归”的说法，背戾实际地理方位关系，迹近南辕北辙，根本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元鼎二年柏梁四九”砖砚铭文

再有这篇砚铭的文辞，亦且颇欠通顺，不大可能是出自一代名臣如吕大防者之手笔。譬如仅以得一废旧汉砖即云“弘我汉京”，非但区区微物，拟于不伦，其“我汉京”云者，恐怕也不应当是赵宋时人所应有的口吻。又如“时同事者有京兆户曹参军镏（刘）君景阳、鄜州观察使石君苍舒暨弟并州推官大临共赏之”这句话，更有不止一处语病。单纯从语法角度讲，或应去掉末尾三字，书作“时同事者有京兆户曹参军镏（刘）君景阳、鄜州观察使石君苍舒暨弟并州推官大临”，或应去掉开头五字，书作“京兆户曹参军镏（刘）君景阳、鄜州观察使石君苍舒暨弟并州推官大临共赏之”，但却不宜像现在这样，将两句独立的话胡乱牵混为一事。若从这几个人物之间的关系上看，“大临”其人本是铭文作者吕大防的弟弟“吕大临”，可是依照“鄜州观察使石君苍舒暨弟并州推官大临”这样的写法，却只能将他理解为石苍舒的兄弟“石大临”，荒唐殊甚。

砚铭结尾处题署的官衔，留下了更为明显的破绽。宋代典制系以京官带原衔署理地方政务，例称以某京官知某府、州、军事，吕大防当时的身份，是以龙图阁待制知永兴军府事，他在镌刻《长安图》石碑的时候，便是如此题写(293)。今此砚铭徒冠以“龙图阁待制”这一虚位而失记实质性的官职“知永兴军府事”，如此本末倒置，显然不可能出自吕氏之手。

这篇铭文用“回文盘曲，古藻纷披”来形容“元鼎二年柏梁四九”这几个字，同样很不得当。盖据《金石屑》摹印的汉砖字体而言，本来平平正正，略无“回文盘曲”可言，此语令人颇感诧异。检《长安志图》描述西京遗存瓦当，尝谓其文字“皆作古篆，盘曲隐起，以为华藻”(294)，始悟砚铭中“回文盘曲，古藻纷披”云者应即藉此移形换影而来，殊不知砖铭上汉隶的形体与古篆迥不相侔，似这般东拼西凑，犹如将描摹阆苑仙葩风流态度的文句错置于刘姥姥身上，可以说已经荒唐到匪夷所思的程度。事实上，汉砖上镌刻的“元鼎二年柏梁四九”这八个字，不仅绝没有“回文盘曲”之所谓“古藻”，而且就连它本应具有的西汉古隶字体，也没有得到体现，而是呈现为东汉时期比较成熟的八分隶书的轮廓(295)，若进一步审视其字划笔锋，似乎已经带有明显的颜鲁公架势(296)，治学者何以竟能轻易遭受此等庸劣奸商蒙蔽，信以为汉武帝柏梁台遗物，这倒是一个令人警醒、同时也引人深思的问题。

其实不仅是“回文盘曲，古藻纷披”这两句很不着调的话，这方砖砚上的铭文，通篇都是依据《长安志图》的相关记载，胡乱改窜而成。譬如李好文《长安志图序》书有“尝因暇日，出至近甸，望南山，观曲江，北至故汉城，临渭水而归”云云诸语(297)，应当就是砖砚铭文中“出近甸咨询古之遗迹，北经汉故城，……携之沿渭流而归”这些胡话脱胎而出的蓝本（殊不知所谓“沿渭流而归”与李氏所说“临渭水而归”，犹如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根本不是同一条路）。古董商贩系依据《长安志图》来赝造这方砖砚，其最为有力的证据，是题署吕大临的官衔为“并州推官”。检视今存《长安图》残石拓本以及《云麓漫抄》引述的《长安图》题记，可知吕大临当时身为“邠州观察推官”(298)，范纯仁为陈安仁氏撰写墓志铭文，亦谓其长女“适邠州观察推官吕大临”(299)，而今传诸刻本《长安志图》，则均将吕大临的官职讹作“并州观察推官”，赝造者当然只管暗自袭用而不察其文字有误，这也是这篇砚铭出自近人伪制一项无可置疑的铁证。

唐代中期以来，特别是进入宋代之后，砚台成为文人士大夫竞相收罗的案头雅玩，至迟从北宋时期起，就颇有智巧商人因其所好，伪造牟利，尤为乐于仿制古砖瓦砚，故清初人张潮尝谓之曰：“每见铜雀瓦研，辄诋为赝物，不复宝爱，盖其色泽款识，皆不足以动人，吴中驵侩，类能为之。”(300)前人辨识墨研真赝，其年号是否合乎历史文献的记载，本来是一项最基本的手段。譬如北宋仁宗时期的著名学者刘敞，很早就辨识过一方伪刻年号的端砚，两宋之际人叶梦得尝述及此事：

长安李士衡观察家藏一端研，当时以为宝。下有刻字云：“天宝八年冬，端州东溪石。刺史李元书。”刘原甫知长安，取视之，大笑曰：“天宝安得有‘年’，自改元即称‘载’矣，且是时州皆称郡，刺史皆称太守，至德后始易，今安得独尔耶？”亟取《唐书》示之，无不惊叹。李氏研遂不敢复出，非原甫精博固无与辨。(301)

读此可知，吾辈若是援据传世旧砚铭文来研治史事，于审辨真伪这一环节，不能不慎之又慎。就普通文人或是古玩藏家而言，似此伪铭，或许不太容易分辨，但对于今天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学者来说，像刘敞这样通过年号和官制来拆穿赝品的面目，本来是最基本也是最简单不过的办法，而陈直等人长久以来竟能深受蒙蔽，这不能不令人为之感慨。李慈铭在批评清末金石学的弊病时曾经谈到，遇到此等“杜撰年号”的所谓纪年文物，当时人即往往“不辨年代，而曰可补正史”(302)。陈直一类学者的疏误，正是承此流弊所致。

另外，如《西湖游览志》所记汉“建元”牛鼎铭文，不仅文辞鄙陋做作，而且，姑不论西汉时尚未见有以甲子名岁的用法(303)，建元三年乃时值癸卯，其“甲午丙午”，亦不知所云(304)；核诸《史记》、《汉书》，则可知武帝至元鼎四年“始巡郡县”，元封元年始“亲登嵩高，……令祠官加增太室祠”(305)，并不存在建元三年“作牛鼎，祀太室”的事情。这一所谓汉武帝“建元”牛鼎，乃是绍兴初年有人在临安献上朝廷，鼎上铭文的纪年，实际上只是书作“惟甲午八月丙寅”云云字样，南宋人或以这一时日与南朝刘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八月二日的干支相偶合，遂有传言谓此鼎系由宋孝武帝刘骏铸造(306)。清人汪师韩后来考证清楚，这件铜鼎本是北宋徽宗政和四年所造，而田汝成《西湖游览志》“盖以宋孝武讹汉孝武，以孝建元年讹为建元”(307)，去其本来面目，已经不可以道里计。这件所谓“牛鼎”，应当是宋徽宗为体现其“隆礼作乐”的慕古观念而命人仿作的礼器，与为牟利而制作的伪器尚有所区别(308)。

我曾就陈直所述汉武帝前期纪年文物问题，请教清华大学李学勤教授和复旦大学裘锡圭教授，蒙两位前辈垂示，这些文物基本上都不大可靠，而且裘锡圭教授过去还曾在文章中专门论述说：“武帝前期在当时亦无年号，建元至元鼎年号皆后来追加。观《史记·封禅书》自明，前人多已言之。《汉金文录》、《小校经阁金文拓本》等书所著录汉器中记元朔、元狩、元鼎年号诸器，皆为伪作，字体卑弱，与武帝时真器迥然有别。”(309)因此，这些缺乏科学考古发掘依据的所谓纪年文物，若非经过严格鉴定，并不宜轻易用作论证的凭据，而在裘锡圭撰文论述此事之后，文物考古工作者赵化成已另撰写专文，进一步一一辨析上述建元、元光、元朔诸年号纪年器物，指出这些器物或如清人叶昌炽所质疑，属于后世其他帝王年号；或属赝造的伪器、伪铭，实际统统不可信据。赵氏在考辨过程中特别着重指出这些所谓纪年文物，大多并不符合考古发掘所见相关器物的一般通例，如谓“纪年砖铭始于东汉”，又如谓“纪年镜始于王莽时”，等等(310)。虽然几乎与赵氏发表这一文章同时，在洛阳附近就发现了西汉成帝时铸造的所谓“四神规矩纹”铜镜，上面带有“永始二年五月丙午”云云铭文(311)，可以对赵氏所说纪年镜的始见时间，略加修正，但在汉武帝时尚绝无此类物件，却仍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除此之外，那些踵随陈直研究路径的学者，还较陈直旧作新举述有一件“元光元年脊兽瓦”，号称得自湖北沙市市郊的“古文化遗址”。据公布者报告，发现这件脊兽瓦的时间，是“大跃进”后期的1960年，为当地开挖水渠时掘地所得，而报告者公布这一器物的时间，已经迟至1984年年初。这件器物的公布者只是报告说，在约十多万平方米的遗址范围内，“暴露有较明显的文化层，散布着较丰富的文化遗物”，而对文化层的基本性状以及这件器物的出土层位，没有任何具体的描述，似乎根本没有经考古学者做过起码的勘察(312)。这样的来源，与陈直所列举的那些器物，实际上没有本质性差别，丝毫也不具有考古学意义上的可靠性，它的真伪与实际年代，还是需要重新鉴定。

不过，有关学者在引据这件器物作为论据时，说它“极为罕见”(313)，这倒完全属实。其实这种造型的脊兽瓦在西汉时期不只是罕见，应该说是闻所未闻，而且至今也没有再见到过第二件同样的物品。迄今为止，考古工作者不仅发掘过许多汉代宫室遗址，而且还出土有数量繁多的汉代建筑造型明器，却既没有发现同样造型的建筑构件，也没有见到带有这种装饰物的建筑造型。如此独一无二，恰恰足以证明这件脊兽瓦绝不可能制作于汉武帝元光元年。

孙机总结汉代屋顶装饰构件的使用情况说：“汉代并无一整套鸱尾－脊兽构件。这种屋面装饰的正式产生，当在南北朝时。”孙氏并且直接指出了这件所谓汉武帝元光元年脊兽的真实年代：“此元光为刘宋时一度割据雍州、荆州等地的刘浑之年号，沙市地区当时在刘浑的控制之下。”(314)案刘浑于宋孝武帝刘骏孝建二年，“在襄阳与左右戏造书檄，自署为楚王，号元光元年，置百官长史”，事见《南史》、《建康实录》等书记载(315)，孙机所说应差相近似。惟孙氏所作判断，是以其确属古代文物为前提。如上所述，这件器物并没有可靠的古文化层位关系记录。刘浑自号楚王时不过是一位年龄只有十七岁的顽劣少年，史籍记述说，其称用年号，备置百官，都只是“以为戏笑”而已。当时，他刚刚由京口徙镇襄阳，这一闹剧甫一敲响开场锣鼓，长史王翼之即“得其手迹，封呈世祖”，刘浑其人则随即被“免为庶人，下太常，绝其属籍，徙付始安郡”(316)。在如此短暂的时间之内，是不是有可能在远离襄阳四百公里以外的今沙市地区留下带有其元光纪元的宫室建筑，这还十分令人怀疑。因此，这件脊兽以及上面所刻元光年号的实际年代，说不定会比孙氏所说要更晚一些(317)，但无论如何，肯定与汉武帝纪年毫无关系。

这些以所谓“文物”来质疑传世文献记载的学者，另外也还谈到了一些很可能确实属于汉代实物的纪年文字，这就是汉简当中的武帝前期年号，其中包括近年在敦煌采集的“□鼎三年敢言之……□”残简和居延简中“元朔元年”残简，但这两支简都残损过甚，不能信其必为当时行用的公私文书。事实上，由于简上仅有“元朔元年”四字，考古发掘者一开始就没有将这枚竹简视作当时行用的文牍，仅仅“疑是学字书”而已(318)，故不必多加讨论。

武帝太初以前纪年竹简，其文字稍完整者，有敦煌悬泉置遗址发现的“孝武皇帝元鼎六年九月辛巳下”云云简，过去虽有人以为“此为汉武帝元鼎六年九年辛巳所下诏书残文”(319)，但“孝武”是刘彻谥号，自然称用于武帝身后，故竹简整理者已释之曰“并非元鼎之物”(320)；廖伯源对武帝追记年号问题，虽持骑墙待证之说，亦谓“此简文必书于武帝崩后，不可用作证据”(321)。据此推而论之，上述“□鼎三年”和“元朔元年”两支残简，应当都是诸如此类重抄引述旧时公牍的追记文字，或是习字者随意漫书，而不会是当时书写的文书。

敦煌、居延等地，不管当时的具体政区设置如何，总归是要在汉武帝取得河西地区之后，才能派驻军队，并在当地留存下来汉朝简牍。敦煌等河西四郡的始设年代虽然众说纷纭，迄今尚无定论，但无论如何也不得早于元狩二年秋昆邪王杀休屠王降附汉朝之时(322)；再说汉廷“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事在太初三年(323)，今居延所见汉简，固然不得早于此时。据此可以确认，绝不可能存在“元朔元年”行用于当地的公私文书，居延发现的这支题写有“元朔元年”纪年的残简，一定是出自事后写录。

与此相关的是，上个世纪70年代在居延遗址发掘出土的汉代简册当中，还有一件所谓元狩四年除官牒书，文曰：

牒书：除将司御史三人ヽヽ一牒，元狩四年四月甲寅朔甲寅，尉史□敢言之。

考古发掘者认为“这是一份官吏任命书，证明居延此时已有建置设施”，并且即此论述曰：“这比过去公认的太初三年路博德筑居延的年代提前将近二十年。”甚至还进一步推论说：“它的发现，对探讨汉代河西四郡和居延的开创，研究太初以前的历法，是一个重要的发现。”(324)徐苹芳在评价这件文书的价值时，也认为它的发现，使得我们对居延塞始筑时间的认知，“比旧居延简所提供的又提前了二十九年”(325)。

相关考古发掘情况披露后，裘锡圭有机会看到简文照片，知所谓“元狩”年号“元”下一字原无“犬”旁，裘氏且对此做有考辨云：

其实这个字並非“守”字，而是“凤”字的草书简体。年号是常用字，居延汉简常常把年号写得非常草率。这条简文把“凤”字所从的“凡”省为“几”，並且把两旁的笔划写得比较短，看起来有点像“宀”的草体，又把“鸟”旁写得有点像“寸”的草体。因此“凤”就被误认为“守”。此简所记年月日为“四年四月甲寅朔甲寅”。检《二十史朔闰表》，武帝元狩四年四月为己未朔，与甲寅相距至五天之多，而昭帝元凤四年四月则正为甲寅朔。这就证实了简文“元”下一字确是“凤”字而不是“守”字。所以这条简文既不能推翻武帝元鼎以前年号为后来追加的旧说，也不能用来研究汉代居延开创的时代和太初以前的历法。(326)

后来甘肃文物部门撰述《居延新简释粹》，述及纪年简牍的年代，谓“居延新简中纪年简约一千二百馀枚，最早者为天汉二年”(327)，显然认同了裘锡圭上述释读。

其实，这件简牍存在的毛病，还不止裘锡圭所说文字释读问题。再说文字判别，往往言人人殊，说不定还会有人固持“元守（狩）”之见；特别是该简出土于肩水金关遗址，完整的报告，至今尚未公布，会给准确认识这一问题，造成严重隔膜。因为事关重大，为清除疑虑，在此谨从另一角度，再略加申说。

今案此简系与前述“元朔元年”残简同时出土，习字者既有其一，自不妨再重有其二。这批简牍出土时，“有的与杂草、畜类混合堆积成薪，有的垫在圈底，或当作垃圾抛在各处”(328)，已经表明其中有很多是毫无用处的废简，在这当中掺杂有后来戍卒习字的简文或吏员模仿习作的文书，是很自然的事情。如前所述，在太初三年汉武帝“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之前，居延泽畔本来绝不可能出现此等汉朝公牍，姑且将这一不可或缺的社会背景置而不论，检视这件“牒书”本身的形式，亦明显不符合常规。盖这种牒书，乃是上级长官辟用下级官员时行用的公文，如东汉安帝永初六年刊刻的《青衣尉赵孟麟羊窦道碑》记赵氏履历云：“青衣尉赵君，故治所书佐，郡督邮随牒除，到官六日，郡召守蜀铁官长。”(329)郡督邮以牒书辟用赵孟麟这位县衙书佐来出任青衣县尉，自然是以上除下。又《魏略》记杨沛“初平中，为公府令史，以牒除为新郑长”(330)，这种公牒，当然也是出自上级官府的委任状。然而，居延新简中见到的这件牒书，其篇末所署“尉史敢言之”云云，却显然是下级对上级表示敬畏的官场例行套话，亦即所谓“上行文书”用语，怎么会出现在这种上行于下的除官牒书当中？永田英正和汪桂海、李均明诸人都在相关著述中均列举过这类“除书”的具体格式，检读可知，此等下行文书不仅不会书有“某某敢言之”式文辞，而且依照常例，本当书有诸如“书到，听书牍署从事如律令”或是“听书从事如律令”之类的命令语句(331)。相互比较，尤可证这件所谓元狩四年牒书，其前后抵牾若此，当然只能是后来戍边者胡乱涂抹的产物。因此，即便确实是写作“元狩四年”而非“元凤”，同样不能将其认作当时书写的纪年实物。若进一步推究其形成缘由，应是下级文吏随手抄录衙署既有文案，用作练习，故“元凤四年”云云之前半段，系录自某一实用文书，而“尉史敢言之”或许是录自另一了不相干的上行文书，或者是随手漫书，惟不管怎样，都与前半段毫无关联。

惟廖伯源尝谓“□鼎三年敢言之……□”这支残简上面的“□鼎三年”若是“元鼎三年”，则“此简文为破‘追改说’之证据”(332)，饶宗颐等亦云此简“即汉武帝时期敦煌早期开发之见证，时当敦煌设郡之前，神马出渥之后”(333)，故对此尚需进一步加以申说。实则“□鼎三年敢言之”云云这种写法，恐怕根本不可能用于当日实际交往。盖不论公私，亦不拘今古，相互致送文书信札，有时虽会省略年岁不书，仅记日月(334)，却断无只称某年而不署具体月、日之理，汉简中所见通例，也是书作“某年某月某干支朔某干支日某官某人敢言之”云云。所以，这支汉简上所署“元鼎”年号，绝不可能出自元鼎三年当时的官府文书，多半应属习字者信笔涂抹，盖年号与“某某敢言之”都是当时文书中最为常用的词句，居延简中即发现写有“敢敢敢敢敢敢敢言之之之”和“元元寿寿二年”这类习书文字(335)。这枚“元鼎三年”简最初公布时，没有讲述其具体形制(336)，今覆案后来所公布的照片，知此“□鼎三年”云者，正是写在一三棱“柧”形，诚所谓“率尔操觚”之作，万万当不得真的(337)。因而，并不能将“□鼎三年敢言之”这支残简用作否定“追改说”的证据。

洛阳武库锺铭文拓片
采自《秦汉金文汇编》

需要说明的是，今大连旅顺博物馆存有罗振玉旧藏古代铜器“雒阳武库锺”，锺上刻有“元封二年雒阳武库丞”云云铭文(338)，现在一般将其视作汉武帝时期器物(339)。今案此锺同样也不是考古发掘所得，本属清人端方陶斋藏品(340)。据所刊印拓片审其铭文，则较诸同时期秦汉铜器文字，字迹亦颇显板滞，欠缺应有的自然灵动韵味，字体不仅隶意十足，有些字如“武库”的“武”还带有浓重的草书意味(341)，在同一时期的铜器铭文当中，颇为罕见，而且检读容庚《金文续编》可知，其中大多数文字的写法，都与汉代通行的金文字形具有比较明显的差别，显露出造作的迹象，甚至还有凭空杜撰文字构型的嫌疑。世间既已多有伪造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诸年号器物者，对这一铜锺，便需要审慎对待。参考前文所述太初改元诏令的说法，这件铜器是否可靠，似乎也大可斟酌。

武库系汉廷存放兵器的仓储，当时人称洛阳武库乃“精兵所聚”(342)，即指聚藏精良武器，从未见有其兼司诸如盛酒之锺这类铜器铸造的记载。东汉初年时人尚有语云“武库军府，甲兵所聚，非里邑居，不可舍止”(343)，就是讲武库作为军器仓储重地与民用房舍的区别。《续汉书·百官志》记考工“主兵器弓弩刀铠之属，成则传执金吾入武库”(344)。西汉武帝时武安侯田蚡任丞相，“尝请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库！’”(345)武帝之怒，应当就是因为考工为武器制作之所，而武库为武器贮藏之所，田蚡既然敢占取考工居地，何不干脆直接占据武库。这也说明武库并不制作武器(346)，从而也就更不大可能铸造像锺这一类酒器。在切实可信的汉代铜器当中，迄今为止，尚别无第二件出自洛阳武库或是长安以及其他地区武库铸造的器物(347)。今所知有一件“上党武库”戈和一件“洛阳武库熏炉”(348)，但铭文中并无武库官员督造的注记，应属这两处武库藏储的用品，与铸造器具无涉。另外，清人武亿曾著录有一汉代方壶，铭文云“元寿武库容四斗重二十斤八两”，武氏对此颇感困惑，谓之曰：“方壶用之燕礼，盖以贮酒，今题‘武库’字，未审何义，或当时武库内所遗欤？”(349)假若此壶以及壶上铭文均确属汉代遗物，“元寿”则应与“上党”一样，是一个失于记载的地方政区名称，该壶也就与上述两件铜器一样，属于元寿武库拥有的器物，同样与铸造无关。若谓“元寿”二字为汉哀帝年号，那么，这段铭文在“武库”前面冠此年号而又不镌刻具体纪年，则只能是拙劣赝造的产物。明此可知，标称出自武库铸造，正是这段铭文最为令人生疑的地方。

另外，现今所知武帝时期刻有容积的12件铜制器皿，经实测后折算，除此之外的其馀11件，所标称的一升，是在170.5至210毫升之间；其中复有6件，是在184.66至194.5毫升这一范围之内，独有这件铜锺，数值高达223毫升(350)，与今人所推测之汉升合今200毫升这一标准容积(351)，亦嫌偏差稍远。从这一点来看，似乎也不大合乎常规。所以，估计这件“雒阳武库锺”应同样属于“黄初元年二月鼎”式的赝品。

其实，由于不了解汉太初以前年号俱属追记而谎称武帝前期纪年文物，本是古已有之的事情。譬如，梁人陶弘景在所著《古今刀剑录》中，即曾煞有介事地讲述说：“武帝彻在位五十四年，以元光五年岁次乙巳铸八剑，长三尺六寸，铭曰‘八服’，小篆书，嵩、恒、霍、华、太山五岳皆埋之。”(352)这种方术家言当然纯属无稽之谈，稍有史学常识者，自可一望而知。同时人刘之遴好古爱奇，亦尝收得带有“元封二年龟兹国献”铭文的“外国澡灌”(353)，铭文不伦不类，事亦殊显离奇。同时尚有“鄱阳嗣王范得班固所撰《汉书》真本献东宫”(354)，实则“语皆谬妄”，系出于奸人伪造(355)，知伪制古物，本是一时风气。又严可均编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亦从南朝陈人虞荔所著《鼎录》当中辑录有武帝建元元年之“定天下，万物伏”鼎文(356)，惟今通行版本《鼎录》俱未见著录此鼎，《四库提要》乃谓虞荔此书“流传既久，屡经窜乱，真伪已不可辨”(357)。今观虞氏书尚记有所谓汉武帝元鼎元年所得宝鼎，文曰：“元鼎元年，汾阳（阴？）得宝鼎，即吾丘寿王所识之鼎。高一丈二尺，受十二石，杂金银铜锡为之，四面蛟龙，两耳能鸣，三足马蹄，刻山云奇怪之象，纪灵图未然之状。其文曰：‘寿考天地，百祥臻侍，山伏其灵，海伏其异。’此铭在底下，又别有铭，或浮或沉，皆古文复篆。此上古之铸造也，总有九枚。”(358)案武帝于汾阴后土祠旁得鼎，事在元鼎四年而非元年，前面第七节已经做过论述，而所得宝鼎“鼎大异于众鼎，文镂无款识”，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当中做有明确记载(359)，《鼎录》却如此这般煞有介事地胡说什么鼎上刻有“寿考天地”云云铭文，其书显然同样不足信据。

至宋代金石学兴起之后，文人学士间始有较多人偏好收藏金石文字，于是便出现更多专门迎合其好奇心理而伪制的汉武帝前期纪年器物。如北宋英宗治平元年，裴煜（字如晦）在写给欧阳修的一封信中即曾谈到：“煜尝谓周秦东汉，往往有铭传于世间，独西汉无有。王原叔言华州片瓦有‘元光’字，急使人购得之，乃好事者所为，非汉字也。”(360)所幸王洙（字原叔）嗜而不佞，因而能够轻而易举地识破其鬼蜮伎俩。由于赝造古物特别是铜器很快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行为，明初人曹昭撰《格古要论》，即特地介绍当时人伪造古代钟鼎的技巧以及审辨办法(361)。迄至明朝万历年间，赝造古代纪年文物，在某些地区甚至已经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时人江盈科记述苏州地区精致甲于天下的手工技艺，即谓其“善为伪古器，如……铜鼎之乍铸者，而能使之即陈，系以秦汉之款，摽以唐宋之记。观者为其所眩，辄出数百金售之，欣然自谓获古物，而不知其赝。故吴中有‘宋版《大明律》’之谣”(362)。足见以传世文物证史者，不能不慎重其事。

清代以来，随着考据学的兴盛和蓄藏金石铭文风气的普遍流行，古董商投其所好，赝造出更多这类纪年器物，例如罗振玉就曾谈到：“近镜值既昂，黠工遂翻沙橅造有年号之镜以渔利。”(363)除了陈直所列举者之外，阮元在《两浙金石志》中还著录有建元二年和建元三年砖(364)，陆心源在《千甓亭古砖图释》一书中亦著录有建元元年砖(365)，陆氏复在《吴兴金石记》中据冯登府《浙江砖录》著录有元鼎元年砖(366)，而冯登府的《浙江砖录》除了这方元鼎元年砖外，另外还著录有建元元年、建元二年和元朔三年三方汉武帝早期纪年砖(367)，方朔和汪鋆亦分别在《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这两部书中著录有元守（狩）二年“嘉禾纪瑞刻石”(368)，莫绳孙则在《金石文字集拓》中据陈季槃藏品著录有“元狩二年作”砖铭(369)，姬佛陀所编《专门名家》著录有“汉元狩砖”、“汉元鼎砖”(370)，等等。又近人王修在《汉安廎砖录拾遗》当中尚著录有一方元鼎六年砖(371)，今人王恩田近年编著的《陶文图录》，作为真品，亦著录有一陶质“元狩二年八月大司空督造未央宫万岁殿”铭文(372)，殷荪等编《秦汉砖铭百种》，同样收有一幅“元狩二年”砖铭的拓片(373)。数量繁多，难以一一举述。

这些所谓金石文字，同陈直等人所说武帝太初以前各种纪年文物一样，与上述“元光剑”、“建元鼎”以及“元光瓦”的性质恐怕并没有什么区别，同样都是因为妄人无知而臆造出了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器物（譬如清人陆增祥就是将所谓元狩二年“嘉禾纪瑞刻石”视作典型的伪作(374)，而罗振玉称陆心源《千甓亭砖录》中之汉砖本“多伪造者”(375)。又如所谓“元狩二年八月大司空督造未央宫万岁殿”陶文，应是赝造者见汉长安城故址出土的瓦片上常常带有“都司空”官名，便胡乱编造出“大司空督造”的铭文，殊不知“大司空”与“都司空”这两个官名虽然只有一字之差，性质和职掌却完全不同，都司空是宗正属官，位阶不过令丞而已，而大司空乃是朝廷最高监察官，位居三公之尊，根本不会去管、同时他也管不着土木工程，再说此官是由御史大夫改名而来，其改名时间，已迟至成帝绥和元年，在汉武帝元狩二年的时候，汉朝还根本没有“大司空”这一官职(376)，又何以会有其人出面“督造未央宫万岁殿”之事？真是活见鬼的事情）；复以文人好奇，竟相珍秘，宝玩日久，某些学者便亦习焉不察其伪（例如日本学者仁井田陞在论述中国古代土地买卖法律程序时，尽管有所怀疑，还是将所谓汉武帝建元元年和建元三年的两件买地券用作史料依据(377)，张传玺已指出其纪日干支与历谱不合等显著纰漏，将这两件买地券定为赝品(378)），甚而至于反执伪器以疑信史（譬如清代流传有所谓“会仙左题字”拓片，其刻石时间题作“元光二年十月”，清人陆增祥在《八琼室金石祛伪》中已断然斥为伪刻(379)，陈垣编著《道教金石略》，却反而依据陆书将其赫然列置篇首(380)，即应怀揣与陈直类似的心理）。

总而言之，从上个世纪初发现西陲汉简，到几十年来考古学者所发掘的无数汉代文化遗址，迄今为止，在所有这些有科学发掘和记录的考古探索中，还没有从地下的汉代文化层内发现一件切实可信的太初以前年号纪年文物，即与陈直等人的看法恰恰相反，并没有可靠的文物证据，能够否定《史记》和《汉书》有关汉武帝使用年号时间的记载。

在西汉国都长安城未央宫区一处官署建筑遗址内，曾出土很大一批“工官”类纪年骨签，有些刻有年号纪年，有些则仅刻有年数而无年号，其年数均为元年至六年。考古发掘者根据骨签上河南工官令、丞姓名的组合情况推断，这些元年至六年的纪年骨签，“在时代上至少应跨八至九个纪年组”。考古发掘者复以元鼎四年以前武帝的年号俱属追记为前提分析说：“从文帝后元至武帝元鼎九个纪年组，除文帝后元和景帝前元纪年为一至七年之外，其馀诸纪年组纪年均在一至六年或六年以内，据此我们推断‘河南工官’之设当在文景之际。”今案如上文所论，武帝采用年号纪年，实际上并不是始自元鼎四年，而应当是太初元年，因此，这九组元年至六年的纪年组，应当包括元鼎元年至六年和元封元年至六年在内。实际上在这批出土的有年号纪年骨签当中，其最早的一年，正是上文所推测的太初元年(381)，这更确切无疑地显现出，直到太初元年以前，在现实生活中一直没有正式采用以年号纪年的方式(382)，元鼎和元封这两个年号，一如元鼎三年追记建元、元光、元朔和元狩年号一样，在当时还只是用于记述往事(383)。与前面提到的那些似是而非的所谓“文物”证据所提供的信息相反，这些切实可靠的汉代文物与传世文献的记载两相印证，竟然能够如此契合，相信已经展现出历史的真相(384)。

————————————————————

(1) 拙文刊载于《文史》2007年第1期，页5—75。

(2) 清赵翼《陔馀丛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卷二五“年号重袭”条，页503。

(3) 《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三二《齐太公世家》，页1482。

(4) 清崔述《丰镐考信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丛书集成》初编排印《畿服丛书》本）卷七，页125。

(5)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4，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本）卷二“武帝年号系元狩以后追建”条，页38。

(6) 《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一四《礼志》一，页333。

(7) 《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图版五〇之第009号简。

(8) 《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图版一一二至一一三之第694—706号简。

(9)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之《奏谳书》，图版，页53—72，释文注释，页213—231；又《二年律令》图版，页7，释文注释，页133。

(10)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之《历谱》图版，页3—4，释文注释，页129—130。马王堆出土帛书《五星占》，据刘乐贤《马王堆天文书考释》（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中篇第三章第七节《土星行度》，页89—90。

(11) 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北京，中华书局，1993）之《图版·小学术数方技书》，页19；又《考释》一之《小学术数方技书·术数类》“永光五年历谱”，页86—88。

(12) 秦惠文王改元事见《史记》卷五《秦本纪》，页207；魏惠王改元事见《史记》卷四四《魏世家》刘宋裴骃《集解》录西晋荀勖引“古文”（案应即古本《竹书纪年》）并唐司马贞《索隐》引《竹书纪年》，页1848—1849。

(13) 清赵翼《陔馀丛考》卷二五“改元”条，页516。

(14) 宋高承《事物纪原》（北京，中华书局，1989）卷一“改元”条，页33—34。

(15) 清顾炎武《日知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影印清道光十四年刊清黄汝成《日知录集释》本）卷七“梁惠王”条，页555—558。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北京，中华书局，1981）卷三，页113—114。案《史记·秦本纪》和《史记·魏世家》之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引《竹书纪年》记其改元事，都没有直接述及改元与秦、魏两国君主称王的关联，惟东晋孔衍在所著《春秋后语》（济南，齐鲁书社，1993，王恒杰《春秋后语稽考》点校敦煌卷子本）中叙述秦国史事（页44），乃径云“惠王十四年，初称王，改十四年为元年”，所记最能反映历史原貌。

(16) 案雷海宗《汉武帝建年号始于何年？》一文认为，像魏惠王和秦惠文王这样“因改君号而改元，与后代的改元不同，不能算作真正的改元。”雷文原刊《清华学报》，1936年11卷3期，此据作者文集《伯伦史学集》（北京，中华书局，2002），页125。

(17) 陈平《试论战国型秦兵的年代及有关问题》，刊《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编委会编《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纪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页310—335。

(18) 《史记》卷四《殷本纪》（页119）记西伯姬昌“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唐张守节《正义》引《易纬》云：“文王受命，改正朔，布王号于天下。”张氏复引述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云：“文王即位四十二年，岁在鹑火，文王更为受命之元年，始称王矣。”后世持文王受命称王改元说其论辩最坚者，应属清魏源《书古微》（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影印《皇清经解续编》本）卷六《〈西伯戡黎〉篇发微》（页6402）以及清俞樾《达斋丛说》（北京，中华书局，1995，俞氏《九九消夏录》附印本）之《文王受命称王改元说》（页325—326）。

(19)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383。

(20) 宋王楙《野客丛书》（扬州，江苏古籍刻印社，1984，影印《笔记小说大观》本）卷一一“汉诸君末年”条，页4b。

(21) 明郎瑛《七修类稿》（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一九《辨证类》“改元”条，页275。

(22) 《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一一《哀帝纪》，页340；卷七五《李寻传》，页3192—3193。

(23) 明颜文选注唐骆宾王《骆丞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灵泉颂》，页349。

(24) 宋赵与时《宾退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卷一〇，页127。

(25)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二〇“后元年”条，页1536。

(26)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384。

(27)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昭和二年发行《大正新修大藏经》之《史传部》印本）卷二，页29—30。案费长房书作“始制年名”，是避忌与上文“无别立号”之“号”字重复，而清魏崧撰《壹是纪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影印清道光刻本）卷一《天文类》“纪元用号始于汉”条（页146—147）亦称年号为“国号”，谓“汉武帝建元元年，后世人君有国号始此”，则是一种比较特别的用法。

(28) 《汉书》卷六《武帝纪》唐颜师古注，页156。

(29) 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北京，中华书局，1960，影印明崇祯刻本）卷一五《帝王部·年号》，页169。

(30) 宋高承《事物纪原》卷一“年号”条，页34。

(31) 旧题汉班固撰《汉武故事》（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影印明嘉靖万历间刻《历代小史》本），页70。

(32)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389。

(33) 清周寿昌《汉书注校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国学基本丛书》本）卷三，页37。朱一新《汉书管见》（长沙，岳麓书社，1994，《二十五史三编》本）卷二，页387。

(34) 清王引之《经义述闻》（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影印《皇清经解》本）卷三〇《通说》下“形讹”条，页9399。

(35)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影印清嘉庆经韵楼原刊本）四部“四”字下，页737。

(36) 案此类夺落事例甚多，亦属古书流传过程中发生讹变的一种通例，请参见清王念孙《读书杂志》（北京，中国书店，1985）原编第十五册《淮南内篇第二十二》，页48—49。

(37) 宋王应麟《玉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影印清光绪浙江书局刻本）卷一三《律历》“总论改元”条，页239。

(38)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389—1392。

(39) 《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83—184。《史记》卷三〇《平准书》，页1434—1438。

(40) 参见清王先谦《汉书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六《武帝纪》引宋刘攽《两汉刊误》语，页83。

(41) 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选释》（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之《拓本》篇“酒器”部分，页172。

(42) 裘锡圭《从马王堆一号汉墓“遣册”谈关于古隶的一些问题》，据作者文集《古代文史研究新探》（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页290—291。案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选释》之《释文·按语》“酒器铭文”部分（页702）释读此“四元七年”为“十年”，疑误。

(43) 清牟庭相《雪泥书屋杂志》（清咸丰安吉官署刊本）卷一，页14a—15a。

(44) 《汉书》卷二五上《郊祀志》上，页1221。

(45) 《汉书》卷二五上《郊祀志》上并唐颜师古注，页1221。

(46) 《汉书》卷六《武帝纪》唐颜师古注，页167。

(47) 清王先谦《汉书补注》卷六《武帝纪》，页87。

(48) 《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74。《汉书》卷二五上《郊祀志》上，页1220。

(49) 《汉书》卷六四下《终军传》，页2814—2817。

(50) 汉荀悦《汉纪》（北京，中国书店，1991，《海王邨古籍丛刊》影印《龙溪精舍丛书》本）卷一二，页109。

(51) 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丛书集成》初编本）卷三，页47。

(52) 清张云璈《四寸学》（清道光辛卯简松草堂刻本）卷三“三元”条，页10a。

(53) 宋吕祖谦《大事记解题》（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吕祖谦全集》第八册本）卷一一，页748。

(54) 《汉书》卷二五上《郊祀志》上，页1221。

(55) 清玄烨《御批通鉴纲目》（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四下录元王幼学《通鉴纲目集览》，页303。

(56) 《史记》卷二七《天官书》，页1331。

(57) 《汉书》卷二六《天文志》，页1295。

(58) 《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页3063—3068。

(59) 《汉书》卷六四上《吾丘衍传》，页2798。

(60)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393。案“帝得宝鼎神策”之“帝”，原作“黄帝”，今中华书局校印清张文虎《校勘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77）卷三（页356），新增附有校语谓“‘黄’字涉上下文‘黄帝’而衍，当删”，今从之。

(61) 《汉书》卷二一上《律历志》上，页976。

(62) 《续汉书·律历志》中，见《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志第二，页3038。参见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上海，上海书店，1983）卷一七“六历”条，页407。

(63) 陈遵妫《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第二章第三节《古代治历的方法》，页27—28。

(64) 《续汉书·天文志》上，见《后汉书》志第十，页3214。

(65) 《淮南子·天文训》，据何宁《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卷三，页205。

(66) 《周髀算经》（北京，中华书局，1963，钱宝琮校点《算经十书》本）卷下，页75—77。《续汉书·律历志》下，见《后汉书》志第三，页3057—3059。《淮南子·天文训》，据何宁《淮南子集释》卷三，页204—205。陈久金《历法的起源和先秦四分历》，刊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编《科技史文集》第1辑《天文学史专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页18—19。

(67) 《周易》（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宋刊魏王弼、晋韩康伯注本）卷七《系辞》上，页10b。

(68) 汉崔篆《易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续修四库全书术数类丛书》影印毛晋汲古阁影元抄本）卷二，页353。

(69)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395，页1401。

(70) 《周髀算经》卷下，页75—76。

(71) 《吕氏春秋·孟冬季·安死》，据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卷一〇，页535—536。

(72) 《礼记·王制》并清人孙希旦释语，见清孙希旦《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卷一四，页383。

(73) 《淮南子·原道训》，据何宁《淮南子集释》卷一，页50。案甘肃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编《武威汉简》（北京，中华书局，2006）之《王杖十简》（摹本二四，图版贰贰），谓汉制“年七十受王杖”，应即缘自当时人年寿长短的这一实际情况。

(74) 《汉书》卷二一下《律历志》下，页1015—1023。

(75) 饶尚宽《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附录》六《〈颛顼历〉和〈三统历〉辨正》，页298—315。张闻玉《古代天文历法说解》（三友堂自印本，2004）第七讲第三节《关于刘歆〈三统历〉》，页247—254。张培瑜等《中国古代历法》（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第四章《太初历和三统历》，页291—465。

(76) 参见清卢文弨《读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2010）之“律历志”条，页173—174。

(77) 今本《史记》卷二六《历书》篇末所附《历术甲子篇》，一般认为是由褚少孙缀加，篇中记述的历数，起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终成帝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清人钱大昕敏锐地注意到其间的年数，乃是“尽七十六年而止”，并对此做有阐释说：“自太初元年至此，凡七十六岁。古术家以十九岁为一章，七十六岁为一蔀。太初冬至日得甲子，所谓甲子蔀也，至是岁而一蔀终，其明年入癸卯蔀。”虽然篰首的起算点与《汉书·律历志》的记载有所不同，但同样可以看出当时人对“篰”这一纪年周期的高度重视。钱说见所著《三史拾遗》（清嘉庆稻香吟馆刊本）卷一《史记》（页12）以及《潜研堂文集》（清嘉庆原刻本）卷一六《太阴太岁辨》（页1）。

(78) 案除前述“得天之纪，终而复始”、“朔而又朔，终而复始”、“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复始”等相关用例外，《汉书》卷二二《礼乐志》（页1057）所载汉《郊祀歌》十九章之《惟泰元》篇亦尝有句云：“精建日月，星辰度理，阴阳五行，周而复始。”

(79) 《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85；卷二五上《郊祀志》上，页1231。

(80) 《续汉书·律历志》下，见《后汉书》志第三，页3056。

(81) 清汪曰桢《历代长术辑要》（清光绪刻本）卷四，页3b—4a，页5b—6a。

(82) 案顾颉刚在其读书笔记当中，列有一节，专门谈到过“汉初历法乱”问题，见《顾颉刚读书笔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第六卷《缓斋杂记》（二），页4288。

(83) 《汉书》卷二一上《律历志》上，页976。

(84) 《史记》卷二六《历书》，页1260—1261。

(85) 《汉书》卷二一上《律历志》上，页974—976。

(86) 明邢云路《古今律历考》（明万历刻本）卷一〇《历代考·史记历书》，页13。

(87) 宋钱时《两汉笔记》（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九，页530—531。

(88) 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第六卷《古柯庭琐记》（二）“汾阴之鼎为新垣平豫埋”条，页4152—4253。

(89)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393—1394。

(90)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武帝年号系元狩以后追建”条，页38。

(91) 清李慈铭著，今王利器辑《越缦堂读书简端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之《廿二史札记》部分，页210。

(92) 王树民《汉代的两个年号问题》，原刊《文史》第35辑（1992年6月），此据作者文集《曙庵文史杂著》（北京，中华书局，1997），页227—228。

(93) 清王先谦《汉书补注》卷六四下《终军传》，页1267。案顾颉刚过去在《汉代学术史略》（上海，亚细亚书局，1935）一书中（页31），也持同样看法，后来在所著《顾颉刚读书笔记》第六卷《缓斋杂记》（一）“吴敏树论天瑞名元为元鼎三年事”条当中（页4198—4199），始改从清人吴敏树说，谓年号纪年始自武帝元鼎三年。案顾氏《缓斋杂记》撰述于1955年。

(94) 见清玄烨《御批通鉴纲目》卷四下，页302。

(95) 《汉书》卷六《武帝纪》并唐颜师古注，页174。

(96)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388。

(97) 《史记》卷一二二《酷吏列传·义纵》，页3146。

(98) 《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76—177。

(99) 《史记》卷一二二《酷吏列传·义纵》，页3146—3147。案《史记·酷吏列传》记述在武帝治愈疾病并行幸甘泉宫后，“至冬，杨可方受告缗，纵以为此乱民，部吏捕其为可使者。天子闻，使杜式治，以为废格沮事，弃纵市。后一岁，张汤亦死”。当时以十月为岁首，冬季亦自十月开始，故“至冬”亦即转入新年，因而义纵死时，似应已经进入元鼎二年，而“后一岁，张汤亦死”云云，因上文未明言更年，应当是上承武帝病居鼎湖诸事之时间而言。

(100) 《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82；又卷二七《五行志》中之下，页1424。

(101) 参见施之勉《读史记会注考证札记》，原刊《大陆杂志》第41卷第3期，1970年，此据大陆杂志社编印《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四辑《史记考证研究论集》（台北，大陆杂志社印行，年代不详），页86—88。

(102) 《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81。

(103)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卷一九汉武帝元狩元年，页622—623。

(104) 清王先谦《汉书补注》卷六四下《终军传》，页1267。

(105) 《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76—177。《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页2929。

(106) 见宋吕祖谦《汉书详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卷一七《终军传》，页359。

(107) 清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卷四二，页731。

(108) 汉王充《论衡》之《异虚篇》、《讲瑞篇》、《指瑞篇》，据刘盼遂《论衡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五，页101；卷一六，页347；卷一七，页352—353。

(109) 清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卷四二，页731。

(110)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387。

(111) 《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78。

(112) 施之勉《读史记会注考证札记》，据大陆杂志社编印《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四辑《史记考证研究论集》，页86。

(113) 《汉书》卷二五《封禅书》上，页1219。

(114) 《汉书》卷六四下《终军传》，页2817。

(115) 汉王充《论衡》之《指瑞篇》，据刘盼遂《论衡集解》卷一七，页353。

(116) 《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90。

(117)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页2909。

(118) 《汉书》卷七三《韦贤传附子玄成传》，页3126。

(119) 汉王充《论衡》之《指瑞篇》，据刘盼遂《论衡集解》卷一七，页352—353。

(120) 汉荀悦《汉纪》卷一二，页109。

(121) 案施之勉对此有考述云：“《武纪》书获麟于元狩元年者，盖因今年改元，而误系于此也。《通鉴考异》云，《武纪》于元鼎元年云得鼎汾水上，其实得鼎应在四年。《纪》因今年改元而误增此得鼎一事，非两曾得鼎于汾水也。获麟在元狩五年，《纪》系于元年，其误正同耳。”说见所著《读史记会注考证札记》，据大陆杂志社编印《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四辑《史记考证研究论集》，页86。

(122) 转引自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第六卷《缓斋杂记》（一）“吴敏树论天瑞名元为元鼎三年事”条，页4198。案吴敏树此语，我没有见到原文，顾氏引述，亦未注明出自何处。检吴氏《柈湖文集》（清光绪十九年长沙思贤讲舍刊本）卷三《史记别抄序》有语云（页7）：“余独以此悲史公本志之不明、笔削之不彰，又以知后代史官文字之不相逮及者，亦由未讲乎此也。故欲以已意论说《史记》书中语汉事者数十篇，详究本末，发挥为文。所以然者，而首事《封禅》、《河渠》、《平准》三书，以谓纪述繁重，尤难于此，将以私授之学者焉。”观顾颉刚引述吴氏论《史记》诸说，均在上述《封禅》等三“书”范围之内，疑即出自吴敏树这部《史记别抄》。惟此《史记别抄》一书，为余所未见，检通行古籍书目，亦未见著录，故在此转据顾氏所述。

(123) 《史记》卷三〇《平准书》，页1427—1429。《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页1163—1165。

(124) 蒋若是《论西汉四铢半两钱》，据作者文集《秦汉钱币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7），页78—79，附图十四。

(125) 《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页3070—3071。

(126) 施之勉《读史记会注考证札记》，据大陆杂志社编印《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四辑《史记考证研究论集》，页88。案施氏又云“所谓天瑞，是指获白麟”，无视建元、元光、元朔亦同属“天瑞”，所说显然过于片面。

(127) 清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卷四二，页731。

(128) 清王荣商《汉书补注》（清末民初间刻本）卷三，页1b。案王荣商这一观点，尚得到今人杨树达的认同，杨说见所著《汉书窥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卷一，页48—49，页54。

(129) 施之勉《读史记会注考证札记》，据大陆杂志社编印《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四辑《史记考证研究论集》，页88。

(130) 《宋书》卷一四《礼志》一，页333。

(131) 《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60—161。

(132) 《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页2496。

(133) 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符瑞》，据清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卷六，页157。

(134) 汉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清道光扬州汪氏问礼堂仿宋建安书坊余仁仲刊本）卷一二，哀公十四年，页8b—9a。

(135)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383。

(136) 汉班固《白虎通义·三正》，据清陈立《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94）卷八，页361。

(137) 《史记》卷一二《孝武本纪》刘宋裴骃《集解》，页458。

(138) 《史记》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页2716。

(139)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387。

(140) 《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83。

(141) 《汉书》卷五三《景十三王传》，页2435。

(142) 《史记》卷五八《五宗世家》，页2103。《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页1631。

(143) 《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83。《史记》卷五八《梁孝王世家》，页2081。

(144) 别详拙稿《汉武帝“广关”与西汉前期地域控制的变迁》，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2期，页76—82。

(145)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二〇“年号当从实书”条，页1523—1526。又顾炎武《金石文字记》（清康熙原刻《亭林遗书》本）卷一“鲁孝王刻石”条，页5a—6b。

(146) 清洪颐煊《筠轩文钞》（北京，邃雅斋书店，1934，《邃雅斋丛书》影印清嘉庆刻本）卷二《春秋天子不颁历说》，页11a—12b。

(147) 清全祖望《经史问答》（清乾隆年间鄞县万氏杭州刻本）卷九，页14a。

(148) 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影印民国吴兴刘氏希古楼刻本）卷二“群臣上酬刻石”条，页2。

(149) 清王昶《金石萃编》（北京，中国书店，1985）卷五“鲁孝王石刻”条，页1a。

(150) 清陈介祺《簠斋金文考》（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之《汉阳泉使者舍薰庐考释》，页17—22。案铭文“十三年”系六安王刘定纪年，该年值汉宣帝神爵元年，惟元康五年三月始改元神爵，故神爵元年前两月器本应题署元康五年，原器“元康”二字已阙损，“剜补新铜痕宛然”，陈介祺以为系出土后为“解事伧父……凿而损之，以为可文其误，而不知其忽于五年三月之始改神雀（爵）也”。又陈氏原文偶失疏忽，笔误“元康”为“地节”。

(151) 案日本学者平势隆郎在《中国古代紀年の研究——天文と曆の檢討から》（東京，汲古書院，1996）第二章第三节《顓頊曆と漢の夏正》当中（页182—192）已经从历法变迁角度谈到，汉武帝制定年号（元号）的目的，乃是为了体现其凌越于诸侯王和列侯纪年方式之上的绝对权威。又廖伯源《说新——兼论年号之起源》一文，也已经指出：“武帝创制年号之别一原因，应是武帝欲扩大天子与诸侯王之距离。”廖文原刊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思想、政权与社会力量》（2002年），此据作者文集《秦汉史论丛》（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页20—21。

(152) 宋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北京，中华书局，1999，影印清乾隆嘉庆间刊《知不足斋丛书》本）卷二“年号”条，页153。

(153) 《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82。

(154) 宋郑樵《通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影印民国《万有文库》之《十通》本）卷五下《前汉纪》下，页85。

(155)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〇汉武帝元鼎元年下《考异》，页652—653。

(156) 清王荣商《汉书补注》卷三，页1b。

(157) 见清王先谦《汉书补注》卷六《武帝纪》引宋刘攽《两汉刊误》语，页83。

(158) 《史记》卷六〇《三王世家》，页2110—2113。案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夏应元等汉译本）第九章《前汉时代（中）》即谓（页186）“是为当时尚无年号的证据”。

(159) 《史记》卷一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页865；卷二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页1139。《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79。

(160) 吴九龙释《银雀山汉简释文》（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之《银雀山二号墓汉简释文》，页233。

(161) 《史记》卷二一《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页1109，页1114—1115。

(162) 《汉书》卷一五上《王子侯表》上，页471，页474—475。

(163) 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北京，中华书局，1962），页15—16。参见清桂馥《札朴》（北京，中华书局，1992）卷八“石洛侯”条，页313。

(164) 陈垣《二十史朔闰表》，页16。

(165) 宋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卷二“年号”条，页153。

(166) 案中国古代明确承袭此说的纪年研究著作，可以举述清人叶维庚在《纪元通考》（北京，中国书店，2008，用清同治重刻书版刷印本）卷一《历代正统年号》篇首（页1）所论述作为代表，当代中国学术界比较普遍地袭用此说，无需举述。作为国外学者的通行看法，譬如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在《漢書補注補》一文中，即是援引刘攽的解释。狩野氏此文见所著《兩漢學術考》（東京，筑摩書房，1964），页288。又日比野丈夫在所著《秦漢帝国》（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0，《中国文明の歷史》之三）之《武帝の時代·年号の始まり》一节中（页176—177），亦谓中国古代用年号纪年，始于元鼎四年。又如英国学者Michael Loewe（鲁惟一）在《剑桥中国史》的秦汉卷里，也表述有同样的看法。Michael Loewe说见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ume 1：The Ch'in and Han Empires，221B.C.-A.D.220，ed. Denis Twitchett and Michael Loew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ty Press，1986），pp.155-156.

(167) 清郭嵩焘《郭嵩焘诗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84）之文集卷二《与王益吾祭酒论汉武帝纪元元鼎以上五元皆追改》，页17—18。

(168) 雷海宗《汉武帝建年号始于何年？》，见作者文集《伯伦史学集》，页125—131。

(169) 杨联陞《汉武帝始建年号时期之我见》，刊《清华学报》，第12卷第1期，1937年，页253—256。

(170) 严耕望《武帝创制年号辨》，刊《责善》半月刊，第2卷第17期，1941年，页7—8。

(171) 《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74。

(172) 《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69，页171。

(173) 廖伯源《说新——兼论年号之起源》，据作者文集《秦汉史论丛》，页23。

(174)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页4137。

(175) 《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页3097。

(176) 《史记》卷二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页1138。

(177) 参见清杨于果《史汉笺论》（清道光乙巳非能园刊本）卷五《史记·淮南衡山列传》，页10a。

(178) 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四，页1430。

(179) 崔適《史记探源》（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八“淮南衡山列传”条，页211—212。

(180) 《汉书》卷二七上《五行志》上，页1333。

(181) 《汉书》卷二七中之下《五行志》中之下，页1424。

(182) 《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74。

(183) 严耕望《武帝创制年号辨》，刊《责善》半月刊，第2卷第17期，1941年，页8。

(184) 清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卷三，页38。

(185) 《汉书》卷二六《天文志》，页1305—1306。

(186) 清段长基《历代统纪表》（上海，中华书局，民国《四部备要》缩印纸皮本）卷三，页146。

(187) 《春秋》昭公十七年并公羊传、左氏传，公羊传据汉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卷一〇，页10a；左氏传据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卷二三，页2424。

(188) 《汉书》卷二七下之下《五行志》下之下，页1517。

(189) 《史记》卷二七《天官书》，页1348—1349。

(190) 《盐铁论·结和》，据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卷八，页480—481。

(191) 《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赞语，页2770。

(192)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367。汉郑玄《周礼·春官肆师》注，据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卷三七，页1484。

(193)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页350。

(194) 《汉书》卷七《昭帝纪》并唐颜师古注引东汉应劭语，页221，页225。

(195) 《汉书》卷八《宣帝纪》并唐颜师古注引东汉应劭语，页258—260。

(196) 严耕望《正史脱讹小记》，原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9卷上册，此据作者文集《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页489—490。

(197) 宫崎市定《中国史（上）》（東京，岩波書店，1977）第一篇五《前漢》之“年号制”，页177—178。

(198) 《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89—191。

(199) 清王念孙《读书杂志》原编第四册《汉书》第五，页48。

(200) 《汉书》卷二五上《郊祀志》上，页1236。

(201)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武帝年号系元狩以后追建”条，页38。

(202) 《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唐司马贞《索隐》，页3296。

(203) 王国维《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一一《太史公行年考》，页492—493。

(204) 郭沫若《〈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史学论集》，页445—447。

(205) 《史记》卷末附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序》之唐司马贞《索隐》，页5。

(206) 《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页4193。

(207) 清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北京，中华书局，1955，重印《二十五史补编》本）卷二“茂陵书”条，页1479。

(208) 案“茂陵书”是史料价值极高的“出土文献”，绝非晚近以来敦煌、居延乃至睡虎地、张家山等地新获简帛所可比拟，它的发现，本是中国古代简帛文献出土史上一项非常重大的事件，但时下研究相关学术史的著述却罕见提及，殊属费解。别详拙稿《谈历史上首次出土的简牍文献——〈茂陵书〉》，刊《文史哲》2012年第4期，页49—59。

(209) 南朝宋刘义庆著，梁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62，影印宋绍兴刻本）卷上《言语》，页27a。

(210) 《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刘宋裴骃《集解》，页3286。

(211) 《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页3295—3296。

(212) 陈梦家《汉简缀述》（北京，中华书局，1980）之《汉简年历表叙》，页234。

(213) 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选释》之《拓本》篇“饪食器”部分，页34。

(214) 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综合研究》（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上卷第三章第三节《断代标准的确定与存在的困难》，页82—83。

(215) 清陈介祺《簠斋金文考》之《汉桂宫灯考释》，页15—16。

(216) 清陈介祺《簠斋金文考》之《汉桂宫灯考释》附《汉灯考记》，页54。

(217) 张文玲《茂陵博物馆收藏的几件铭文铜器》，刊《文物》2012年第2期，页80—83。案这几件铜器铭文的情况，承蒙裘锡圭先生垂告，谨致谢意。

(218) 《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主父列传》，页2949。

(219) 宋徽宗敕纂、王黼著《重修宣和博古图》（扬州，广陵书社，2010）卷五“汉好畤供厨鼎”条，页93—95。宋王俅《啸堂集古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卷上“汉好畤供厨鼎”条，页20b。

(220) 《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页735。

(221) 《史记》卷一一五《朝鲜列传》，页2985—2990。《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93—194。

(222) 陈直《关中秦汉陶录》（北京，中华书局，2006）上册第二集《瓦当瓦片类》上之“汉佳汉三年大并天下瓦”条，页211。赵力光《中国古代瓦当图典》（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页485—491。

(223) 别详拙著《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9）上篇第二章《两汉州制新考》，页118—126。

(224) 《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94，页198。

(225) 宋吕大临《考古图》（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影印明万历间刻《泊如斋重修考古图》本）卷九“好畤共厨鼎”条，页501—504。

(226) 《史记》卷三〇《平准书》，页1441。

(227) 转引自顾颉刚著《顾颉刚读书笔记》第六卷《缓斋杂记》（一）“吴敏树论天瑞名元为元鼎三年事”条，页4199。

(228) 清俞正燮《癸巳类稿》（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新世纪万有文库》本）卷一一“秦汉亥正记事记言说”条，页358—359。

(229) 汉王充《论衡》之《宣汉篇》，据刘盼遂《论衡集解》卷一九，页389。

(230)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398。

(231) 《汉书》卷五八《兒宽传》并唐颜师古注，页2632。

(232) 清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卷三，页37。

(233) 唐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卷九九《祥瑞》下《鼎》引孙氏《瑞应图》，页1719。

(234)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392。

(235) 《汉书》卷六四上《吾丘衍传》，页2798。

(236) 《汉书》卷二一上《律历志》上，页974—975。参见宋林虙、楼昉《两汉诏令》（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元至正九年苏天爵刻明修补印本）之《西汉诏令》卷六《改元诏》，页24a。

(237) 《史记》卷五《秦本纪》，页207。

(238) 《汉书》卷七五《李寻传》，页3193。案《汉书》卷八《宣帝纪》（页259）载宣帝神爵元年改元诏书，径称“其以五年为神爵元年”，看似仅有现行纪元的年数而并无年号，实则诏书上文乃另有“元康四年嘉谷玄稷降于郡国”云云，此但云“五年”，不过是承上略书而已。又案此所谓“太初”系指“太初元将”，见《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页4094），此处班固行文乃有所简省。

(239) 《续汉书·律历志》下，见《后汉书》志第三，页3057。

(240) 案唐宋间佚名纂《古文苑》（北京，中华书局，1985，《丛书集成》初编影印《守山阁丛书》本）卷一三（页313）所收录东汉人崔骃《韈铭》，有句称“机衡建子，万物含滋，黄钟育化，以养元基”，就是讲冬至“律中黄钟之宫，元化胚胎于此”。

(241) 裘锡圭《从马王堆一号汉墓“遣册”谈关于古隶的一些问题》，据作者文集《古代文史研究新探》，页290—291。

(242) 《史记》卷二六《历书》，页1260。

(243) 《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页2749。

(244) 宋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卷二“作诰”条，页155—156。

(245) 《续汉书·律历志》中，见《后汉书》志第二，页3035。

(246) 《汉书》卷六《武帝纪》唐颜师古注引应劭语，页199。

(247) 《汉书》卷二一上《律历志》上，页974—975。

(248) 《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99。

(249) 参见陈久金《颛顼历和太初历制定年代考略》，刊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科技史文集》第3辑《综合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页68。

(250) 张汝舟《〈历术甲子篇〉浅释》，见作者文集《二毋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页42—49。

(251)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402。

(252) 清许宗彦《鉴止水斋集》（清嘉庆二十四年德清许氏家刻本）卷一三《太岁超辰说》，页15b—16a。

(253) 《史记》卷二六《历书》，页1256。案类似的表述，尚有班固《白虎通义·三正》引《尚书大传》：“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见清陈立《白虎通疏证》卷八，页360。

(254) 《汉书》卷三〇《艺文志》，页1767。

(255) 清凌曙《春秋公羊礼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丛书集成》初编排印《咫进斋丛书》本）卷一一，哀公十四年，页178。

(256) 《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页3296，页3303。

(257) 《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99—212。《史记》卷二三《礼书》，页1160—1161。

(258) 《汉书》卷六《武帝纪》，页212。

(259) 《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页2510。

(260)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402。

(261)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武帝年号系元狩以后追建”条，页38。案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一五“魏末周初无年号”条中（页330—331），亦举述有个别短期不用年号的特例；又罗振玉在所著《重校订纪元编》（民国乙丑东方学会铅字排印本）卷首的自序里（页1b），亦举述有燕慕容隽“初立未建元号，但称燕元年、燕二年”的情况。

(262) 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三，页47。

(263) Michael Loewe，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ume 1：The Ch'in and Han Empires，221B.C.-A.D.220，p. 156.

(264) 宋赵与时《宾退录》卷一〇，页127。

(265) 劳榦《汉武后元不立年号考》，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页189—191。

(266) 《汉书》卷二一下《律历志》下，页1023。

(267) 案王树民《汉代的两个年号问题》（见作者文集《曙庵文史杂著》页227—228）尝谓武帝最后这一纪元，原本应当称作“征和后元”，后人省称为“后元”，所说缺乏可信依据，并不能够成立。

(268) 陈直《汉书新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页26，页28，页34。又陈直《关中秦汉陶录》上册第一集《陶器类》之“汉建元四年陶尊”条，页11。

(269) 陈直《史记新证》，页37—38。

(270) 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08）之《两汉工人的类别》，页223。

(271) 李崇智《中国历代年号考》（北京，中华书局，2001），页1—2。

(272) 宋赵明诚《金石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古逸丛书》三编影印南宋刻本）卷一，页2b。

(273)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北京，中华书局，1965）卷一二《南山城内胜迹》，页161—162。

(274)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影印清光绪刻本）之《全汉文》卷四“武帝”二，页150—151。

(275) 贾麦明《汉武帝“建元”、“元光”纪年疑义》，刊《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页70—71。

(276) 廖伯源《说新——兼论年号之起源》，据作者文集《秦汉史论丛》，页24—27。

(277) 案贾麦明在《汉武帝“建元”、“元光”纪年疑义》一文中引据加拿大传教士福开森在民国时编纂的《历代著录吉金目》一书，列举有一枚“元光元年”铜镜，但福开森氏在《历代著录吉金目》（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中标注该镜即出自梁廷枏《藤花亭镜谱》（页1324—1325），所以，这应当就是陈直在《史记新证》中已经提到过的那件物品。

(278) 清俞正燮《癸巳存稿》（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丛书集成》初编排印《连筠簃丛书》本）卷一〇“金石文”条，页277。

(279) 宋薛季宣《浪语集》（清同治辛未壬申间金陵书局刻初印本）卷二七《辨李廷珪墨》，页7b—8b。

(280)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383。

(281) 清徐枋《居易堂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卷五《建元同文录序》，页106—107。

(282) 王国维《国朝金文著录表》（上海，上海书店，1983，《王国维遗书》本）卷五，页621。

(283) 杨宽《中国历代尺度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55）五《周汉之尺度》，页33—38；《重版后记》，页92—96。案近年有收藏古尺之朱勇年者，又提到所谓“元狩二年”尺和“元鼎二年”尺，俱得自古董市场，商贩号称一件出自长安汉墓，一件出自南京将军山墓土之中，然而审其拓本字迹，即甚显造作，应同样属于赝品。朱勇年藏品见所著《古尺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卷五之“汉武帝元狩二年铜尺”条与“汉武帝元鼎二年银尺”条，页2a—3a。

(284) 清鲍昌熙《金石屑》（清光绪二年刻本）第三册“汉柏梁台砖”条，页3。

(285) 参见拙文《考〈长安志〉〈长安志图〉的版本——兼论吕大防〈长安图〉》，原刊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古代文献研究集林》第2辑（1992年），收入拙著《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6），页304—341。

(286) 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分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第45图《长安城图残片》。

(287) 元李好文《长安志图》（清乾隆甲辰毕沅灵岩山馆刊本）卷上，页10b。

(288) 宋赵彦卫《云麓漫抄》（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丛书集成》初编影印《涉闻梓旧》本）卷八，页232。

(289) 宋王应麟《玉海》卷一五《地理·地理书》之“唐《两京新记》”条引《中兴馆阁书目》，页291。

(290) 宋赵彦卫《云麓漫抄》卷八，页232。又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八《地理类》之“长安图记”条，页242。

(291) 宋郑樵《通志》卷六六《艺文略·地理》之“都城宫苑”，页781；又卷七二《图谱略·记有》，页838。

(292)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地理类》之“长安图记”条，页242。

(293) 元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上，页10b。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分册，第45图《长安城图残片》。

(294) 元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中，页13a。

(295) 此点承蒙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郭永秉教授教示，谨致谢意。

(296) 案《金石屑》一书摹刻精致，近人林钧在《石庐金石书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1，影印民国十二年刊本）卷九《图谱类》中（页9b—10a）特别称誉此书“仿刻精工，所摹各家手跋，俨同原迹”，书中所刻其他汉代隶书字也未见同样的情形，因此，并不存在因描摹失真而导致字体严重变形的问题。

(297) 元李好文《长安志图》（明成化四年郃阳书堂刻本。案李氏序文，清毕沅刻本已遗失不存，故此处特改用他本）卷首，页1a。

(298) 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分册，第45图《长安城图残片》。宋赵彦卫《云麓漫抄》卷八，页232。

(299) 宋范纯仁《范忠宣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四《朝请大夫陈公墓志铭》，页11a。

(300) 清林佶《甘泉宫瓦记》（清道光中吴江沈氏世楷堂刻《昭代丛书》本）卷首清张潮序，页1a。

(301) 宋叶梦得《避暑录话》（明末毛氏汲古阁刻《津逮秘书》本）卷下，页22b—23a。

(302) 罗继祖《两启轩笔麈》（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卷一《史札》之“李慈铭论清嘉庆以来学术”条引李氏致潘祖荫书，页56。

(303)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二〇“古人不以甲子名岁”条，页1501—1504。清孙诒让《古籀拾遗》（清光绪庚寅精刊本）卷首附《宋政和礼器文字考》之“甲午簋”条，页11a—12b。

(304) 案据清人桂馥《札朴》卷八“古镜文”条（页311）以及王国维《二牖轩随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王国维学术随笔》本）卷二“铸器之日”条（页138），两汉魏晋时期铸造铜器，系以五月丙午日中之时为冶铸家之吉日良辰，故于铜器上每每铸有“某年五月丙午”字样（庞朴《“五月丙午”与“正月丁亥”》一文，对此也有专门论述，该文原刊《文物》1979年第6期，后收入《庞朴文集》第二卷《古墓新知》，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页318—325），但汉代传世铜器却绝无“甲午丙午”这样的用例，此所谓牛鼎铭文之奇怪写法，显然是伪造者胡乱模仿复妄自别出心裁所致。

(305)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389。《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90。

(306) 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北京，中华书局，1990，《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清道光十年钱塘汪氏振绮堂刻本）卷一三《行在所录·宫观》之“宁寿观“条，页3487。宋陈世崇《随隐漫录》（扬州，江苏古籍刻印社，1984，影印《笔记小说大观》本）卷五，页380。案清人程瑶田、钱大昕均从此说，程氏且叠撰数文，反复详加申说。程说见所著《通艺录·解字小记》（合肥，黄山书社，2008，《程瑶田全集》本）之《记丰润县牛鼎呈朱竹君翁覃溪两太史》以及《丰润牛鼎说示潘二生》、《考定丰润牛鼎非宋器记》诸文，页530—535。钱说见所著《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嘉定钱大昕全集》本）卷一，页13。

(307) 清汪师韩《韩门缀学》（清乾隆年间刻《上湖遗集》本）卷五《丰润鼎》，页9a—10b。

(308) 参见苏芳妹《宋古器物学的兴起与宋仿古铜器》，见邢义田等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之《美术与考古》（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页347—457。

(309) 裘锡圭《从马王堆一号汉墓“遣册”谈关于古隶的一些问题》，据作者文集《古代文史研究新探》，页290—291。

(310) 赵化成《汉“建元”、“元光”、“元朔”诸器辨伪兼及武帝前期年号问题》，刊《文博》1996年第4期，页48—50，页59。案刘振东、张建锋合撰有《西汉砖瓦初步研究》一文，系统论述西汉砖瓦的分期断代问题，而文中所列年代最早的纪年铭文，乃是带有汉末成帝“元延元年”戳印的板瓦，这一研究可以进一步说明西汉一朝至少是迄至武帝时期尚无纪年砖铭。刘振东等文刊《考古学报》2007年第3期，页339—358。

(311)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五女冢267号新莽墓发掘简报》，刊《文物》1996年第7期，页42—53。

(312) 丁安民《我国现存最早的纪年脊兽》，刊《江汉论坛》，1984年第1期，页109—110。

(313) 贾麦明《汉武帝“建元”、“元光”纪年疑义》，刊《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页71。

(314)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之《建筑》Ⅲ《瓦，鸱尾，下水管》，页170。案孙机此说，承中央民族大学黄义军教授提示，谨致谢意。黄义军教授并特地向荆州博物馆考古研究所贾汉清所长请教这件脊兽的情况，贾汉清所长转询原沙市博物馆专家文必贵后，致函告曰：“据文必贵说，此文物出土于沙市西干渠一带，那里有很多南北朝时期的遗址；对于它的年代，很多人都有争议，但不少人认为可能是南北朝时期的。”黄义军教授也认为“筒瓦上的动物造型与六朝时期长江中游的俑类神似”。这些学者所提供的情况和看法，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印证孙机提出的结论。

(315) 《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一四《宋宗室及诸王传》下《武昌王浑》，页404。唐许嵩《建康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一三《世祖孝武皇帝》，页476。案《宋书》卷七九《文五王传·武昌王浑》（页2042）“元光”年号记作“永光”。

(316) 《宋书》卷七九《文五王传·武昌王浑》，页2042—2043。

(317) 案赵化成《汉“建元”、“元光”、“元朔”诸器辨伪兼及武帝前期年号问题》一文（刊《文博》1996年第4期，页49—50）认为此“元光元年”当属金宣宗年号。今案宣宗时金军虽大举南侵，但在这一带始终没能突破襄阳、枣阳一线，恐怕不大可能在长江岸边的今沙市一带兴修土木工程。

(318) 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刊《文物》1978年第1期，页10。

(319) 饶宗颐、李均明《敦煌汉简编年考证》（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之《汉武帝》第一，页1。

(320) 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一《诏书、律令、司法文书与政治类》，页4。

(321) 廖伯源《说新——兼论年号之起源》，据作者文集《秦汉史论丛》，页27。

(322) 《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76—177。

(323)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页2916。《汉书》卷六《武帝纪》，页201。

(324) 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刊《文物》1978年第1期，页10。

(325) 徐苹芳《居延考古发掘的新收获》，刊《文物》1978年第1期，页27。

(326) 裘锡圭《新发现的居延汉简的几个问题》，原刊《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4期，此据作者文集《古文字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2），页610—611。

(327)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薛英群等注《居延新简释粹》（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之《序言》，页18。

(328) 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刊《文物》1978年第1期，页7。

(329) 宋洪适《隶释》（北京，中华书局，1985，影印清洪氏晦木斋仿宋刻本）卷四“青衣尉赵孟麟羊窦道碑”条，页49。

(330) 《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一五《魏书·贾逵传》刘宋裴松之注引《魏略》，页486。

(331) 永田英正《居延汉简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张学锋汉译本）第七章第一节《居延令移甲渠吏迁补牒》，页397—401。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桂林，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第二章第四节《官府往来文书》，页64—67。李均明《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之《书檄类·官府往来文书》“除书”条，页54—55。

(332) 廖伯源《说新——兼论年号之起源》，据作者文集《秦汉史论丛》，页26—27。案这枚简系自敦煌小月牙湖东墩采集而得，见吴乃禳、李永良、马建华《敦煌汉简释文》（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之《释文·新中国建立后出土的汉简》第1278A号简，页132。

(333) 饶宗颐、李均明《敦煌汉简编年考证》之《汉武帝》第一，页1。

(334) 参见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第六卷《古柯庭琐记》（一）“古人纪事常有日月而无年”条，页4096。又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二〇“古人不以甲子名岁”条（页1506），谓钟鼎之文“多有月而不年、日而不月者”，理亦相通。

(335)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页338；页372。

(336) 敦煌市博物馆《敦煌汉代烽燧遗址调查所获简牍释文》，刊《文物》1991年第8期，页38。

(337)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北京，中华书局，1991）之上册《图版》壹壹肆第1278A号简，又下册《释文·建国后新简》之第1278A号简，页268。

(338) 罗振玉《雪堂类稿》（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新世纪万有文库》本）戊《长物簿录》之《雪堂所藏古器物目录》（页18）有著录，又罗氏《雪堂类稿》丙《金石跋尾》之《金文跋尾》（页6）载有《元封二年雒阳武库锺跋》一文。

(339) 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选释》甄选器物颇为审慎，自言凡属其本人“能确认的伪器伪铭不选录”，书中没有选入一件前文举述的陈直等所谓汉武帝前期纪年文物，而仍着录有此“雒阳武库锺”。见该书《拓本》篇之“酒器”部分，页161；《释文·按语》部分之“酒器铭文”，页702。

(340) 清端方《陶斋吉金录》（清光绪三十一年石印本）卷六，页1。

(341) 钟铭拓本见孙慰祖、徐谷富《秦汉金文汇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页119；又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选释》之《拓本》篇“酒器”部分，页161。

(342) 《汉书》卷七四《魏相传》，页3133。

(343) 汉崔篆《易林》卷二，页356。

(344) 《续汉书·百官志》二，见《后汉书》志第二十五，页3581。

(345) 《史记》卷一〇七《魏其武安侯列传》，页2844。

(346) 案宋徽宗敕纂之《重修宣和博古图》卷二七“汉言书府弩机”条（页534）尝著录有东汉安帝“延光三年书言府作六石鐖”，并做有考述云：“书言府者，所谓言则左史书之之义，天禄、石渠之属也，盖汉之武库，随府有之，如盾省是也。”其后，若南宋初人薛尚功之《历代钟鼎彝器款识》等书，类皆承用此说。假若果如其言，汉代的武库自应铸造有矢弩一类兵器，然而实际情况却并不是这样，清人张澍后来就此做出考辨云：“（《汉书》）《朱博传》云：‘姑幕县有群辈八人报仇廷中，皆不得，长吏自系书言府。’据此，是拘系罪人之所也。书言云者，鞫讯犯人书两造之供辞耳，而薛尚功乃云‘书言府者，所谓言则左史书之之义，天禄、石渠之属，盖汉之武库随府有之，若盾省是也’，其说非。既云书言，何得又云武库耶？”今案张说应是，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记当时审理案件程序，谓“凡讯狱，必先尽听其言而书之”，此即“书言府”命名缘由所在，显而易见，书言府应是出于其以强力拘系罪囚之特殊需求而铸造有一定武器，与武库本了无干涉，所以，这一铜弩铭文并不能用作汉代武库铸造兵器的证据。张澍说见所著《养素堂文集》（清道光刻本）卷一八《书〈钟鼎款识〉后》，页1b—2a。睡虎地秦简见《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图版一〇二之第582号竹简。

(347) 参见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综合研究》上卷第四章第二节《制作地、制作机构与铜器种类》，页118—128。

(348) 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选释》之《拓本》篇“兵器”部分，页450。王翰章、陈孟东《陕西凤县出土东汉洛阳武库东卢铜熏炉》，刊《文博》1988年第1期，页96。案该炉铭文参据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综合研究》上卷附录二《汉代铜器铭文汇集》，页410。

(349) 清武亿《金石一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影印清道光二十三年刻《授堂遗书》本）卷一“汉方壶”条，页167—168。

(350) 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综合研究》上卷第六章第一节《度、量、衡铭文资料》，页157—159。

(351) 天石《两汉度量衡略说》，刊《文物》1975年第12期，页79—85。

(352) 梁陶弘景《古今刀剑录》（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影印明万历新安程氏刊《汉魏丛书》本），页747。

(353) 《南史》卷五〇《刘虬传附刘之遴传》，页1250。

(354) 《南史》卷五〇《刘虬传附刘之遴传》，页1251。

(355) 清邵晋涵《南江书录》（清光绪中贵池刘氏刻《聚学轩丛书》本）之“汉书”条，页9a—11b。

(356)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全汉文》卷四“武帝”二，页150。

(357) 清官修《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影印清浙江刻本）卷一一五《子部·谱录类》“鼎录”条，页982。

(358) 陈虞荔《鼎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说郛三种》第七册影印清顺治宛委山堂刻本），页4477。

(359)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392。

(360) 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北京，中国书店，1986，《欧阳修全集》本）卷一《前汉雁足灯铭》附录《裴如晦帖》，页1101。

(361) 明曹昭撰，王佐增辑《新增格古要论》（北京，中国书店，1987，影印明末刻本）卷六《古铜论》，页16a—18b。

(362) 明江盈科《雪涛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之“伪古书”条，页46—47。

(363) 罗振玉《雪堂类稿》甲《笔记汇刊》之《镜话》第47“赝造年号古镜之法”条，页528。

(364) 清阮元《两浙金石志》（清道光刻本）卷一“汉建元砖”条，页4。

(365) 清陆心源《千甓亭古砖图释》（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影印清光绪十七年秋石印本）卷一，页1a。

(366) 清陆心源《吴兴金石记》（清光绪刻《潜园总集》本）卷二“元鼎砖”条，页1a。

(367) 清冯登府《浙江砖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历代陶文研究资料选刊》影印清道光十六年刻本）卷一，页31—33。

(368) 清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清同治三年刻本）卷二《汉元狩嘉禾纪瑞刻石跋》，页12a—13a。清汪鋆《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清光绪元年刻本）卷一“嘉禾纪瑞刻石”条，页5a。

(369) 清莫绳孙《金石文字集拓》（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影印本），页122。

(370) 姬佛陀《专门名家》（上海，广仓学宭，1917）第一集《专目》，页2b，页3a—3b（案该书内文石印拓片来编列页码）。

(371) 王修《汉安廎砖录拾遗》（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历代陶文研究资料选刊》影印民国十九年铅印本），页273。

(372) 王恩田《陶文图录》（济南，齐鲁书社，2006）卷八《汉代及其以后》，页2489。

(373) 殷荪、冯宏伟编纂《秦汉砖铭百种》（上海，上海书画社，2002）第三辑第三十八种“元狩二年砖铭”，图版第110号。

(374) 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附《八琼室金石祛伪》之“嘉禾纪瑞刻石”条，页953。

(375) 罗振玉《雪堂类稿》甲《笔记汇刊》之《俑庐日札》“陆心源《千甓亭砖录》汉砖多伪·吾浙出砖尤多”条，页388。

(376) 《汉书》卷一〇《成帝纪》，页329；又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页725，页730。

(377) 仁井田陞《中国法制史研究》之《土地法·取引法》（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60）第二章《漢魏六朝の土地買賣文書》，页407，页425—427。

(378) 张传玺《契约史买地券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第十七章《为日本学者仁井田陞所用五件买地券献疑》，页297—299。

(379) 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附《八琼室金石祛伪》之“汉会仙左题字”条，页953。

(380) 陈垣著，陈智超与曾庆瑛校补《道教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之《汉魏六朝》部分，页1。

(38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汉长安城未央宫》（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上册第三章《中央官署建筑遗址的发掘》，页91—118。又刘庆柱《汉代骨签与汉代工官研究》，原刊《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四辑（1997年），此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保管所合编《汉长安城遗址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页524—538。

(382) 案吴荣曾在《西汉骨签中所见的工官》一文当中已经指出，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出土的这批骨签，“似可证实武帝开始使用年号，当是后期之事”，不过吴氏仍然相信在元封时期已经使用年号，似乎尚未能达其肯綮。吴文原刊《考古》2000年第9期，此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保管所合编《汉长安城遗址研究》，页580—590。

(383) 案英国学者Michael Loewe在《剑桥中国史》秦汉卷中曾叙述说，自元鼎四年确定元鼎年号以后，年号纪年已经普遍出现于官方文书（state document）当中。其实，这只是西洋学者写在这类书里一种很随意的说法，并不是严谨的学术性表述，恐怕没有必要过于认真对待，事实上也没有相应的文献或者文物证据足以证成其说。说见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ume 1：The Ch'in and Han Empires，221B.C.-A.D.220，p. 156。

(384) 案除了这批“骨签”之外，目前所知其真实性比较可靠的有纪年铭文铜器，始见于汉武帝太初四年，同样有助于说明这一点。相关纪年铜器铭文，见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选释》之《拓本·饪食器》“谷口鼎”，页3；又同书《拓本·饪食器》之“骀荡宫高行宫”，页503。

附论　汉“元朔五年弩”郭铭文述疑

所谓汉“元朔五年弩”，系河北保定古兵器收藏家徐占勇达观斋藏品，见于徐氏所编撰《弩机》一书著录。在这件铜弩的鐖郭外侧，镌有铭文八十字，内容如下：

元朔五年，青三万出朔方，夜至匈奴，围之。右

贤王惊走，轻骑校尉郭成追之百里。得

右贤禆（裨）王十余（馀），男女百五十余（馀），畜百万，

引兵而返。王拜青大将军，王赐金

百万。青命乍（作）弩五千，弟（第）五百十八。

郭工广造，太傅监。(1)

上述记事，多与《史记》、《汉书》有关记载相契合，而且内容如此丰富的铭文，在秦汉铜器铭文中尚极为罕见，镌刻在铜弩鐖郭上更属仅见，因此，自然会吸引研治秦汉史事与金石文字者高度关注此器。

所谓汉“元朔五年弩”

鐖郭铭文拓片

一、所谓“元朔五年”与年号纪年起始时间的矛盾

我注意到这篇鐖郭铭文，是因为最近撰文探讨中国古代以年号纪年的启用时间问题，愚见以为正式行用年号纪年，应当是在武帝太初元年；此前武帝建元至元封诸年号，都应出于事后追记，主要用于史官记述往事(2)。因承友人相告，近年新面世有这样一张铜弩，带有元朔年号，而单纯审辨文字，似无明显赝造痕迹。假若拙说能够成立，那么，这件刻有“元朔五年”制造铭文的铜弩鐖郭，就一定是伪制的赝品；反过来说，要是这篇铭文确实出自汉武帝元朔五年，那么，我推论太初元年始正式行用以年号纪年，就肯定站不住脚，正所谓“汉贼不两立”也。

事实上，我对这篇鐖郭铭文的疑虑，并不仅仅是出自我本人对年号问题先入为主的看法。按照我的推测，将年号这一纪年形式应用于当世生活的肇始时间定在太初元年，这一点或许未必能够成立，但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用年号这一形式来追记以往的史事，乃首倡于汉武帝元鼎三年，这在《史记·封禅书》当中有非常清楚的记载，建元、元光、元朔、元狩这几个年号，应即拟定于此时(3)。因此，很难相信，先于此时竟会有人在社会上使用这几个年号，并留下镌刻有建元、元光、元朔和元狩年号的实物。虽然早在宋代，就有人谈到过记有汉武帝建元年号的器物，清朝以至现代，相继有人提到过更多类似的汉武帝前期年号纪年实物证据，看起来似乎颇有颠覆《史记》上述记载的迹象，但这些所谓年号纪年文物，如同这件“元朔五年弩”一样，均属市面上的流通品，并没有出土地层依据。裘锡圭教授曾就此论述说：“武帝前期在当时亦无年号，建元至元鼎年号皆后来追加。观《史记·封禅书》自明，前人多已言之。《汉金文录》、《小校经阁金文拓本》等书所著录汉器中记元朔、元狩、元鼎年号诸器，皆为伪作，字体卑弱，与武帝时真器迥然有别。”(4)依照裘氏这一结论，在汉武帝当时乃绝不可能制作诸如“元朔五年”之类带有“元朔”年号的铜弩。

或者有人以为，制作五千张铜弩，需要耗费许多时日，恐怕不易一时完工，到制成这件“第五百十八”号鐖郭的时候，说不定已迟至元鼎三年追记年号以后，从而便会在弩身上镌刻有“元朔五年”这一记录初命作器时间和缘由的年号。若不考虑其他因素，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这样的可能，但从元朔五年（前124），历经元狩纪年六年，再到元鼎三年（前114），前后已长达十年，要是历时十年之久，工匠们才造出这件“第五百十八”号铜弩，那么，按照这样的速率，这些工匠造出卫青所要求生产的全部五千张铜弩，岂不需要花费上百年时间？如此遥遥无期，实在是令人很难想象的事情。

二、鐖郭铭文与《史记》、《汉书》相关记载的异同

即使不考虑这样的假设是不是合乎情理，姑且抛开年号问题不谈，这件铜弩鐖郭上的铭文，同样还存在很多问题。

首先，是它与《史记》、《汉书》相关记载的高度一致性。铜弩鐖郭铭文所记史事，见于《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

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汉令车骑将军青将三万骑，出高阙，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代相李蔡为轻车将军，皆领属车骑将军，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为将军，出右北平，咸击匈奴。匈奴右贤王当卫青等兵，以为汉兵不能至此，饮醉。汉兵夜至，围右贤王，右贤王惊，夜逃，独与其爱妾一人、壮骑数百驰，溃围北去。汉轻骑校尉郭成等逐数百里，不及，得右贤裨王十馀人，众男女万五千馀人，畜数千百万，于是引兵而还。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将军印，即军中拜车骑将军青为大将军，诸将皆以兵属大将军，大将军立号而归。天子曰：“大将军青躬率戎士，师大捷，获匈奴王十有馀人，益封青六千户。”(5)

《汉书·卫青传》记事大体相同，仅个别文句，略有改易。如“元朔之五年”，《汉书·卫青传》无“之”字；又如“汉轻骑校尉郭成等逐数百里”之“逐”字，《汉书·卫青传》作“追”。但是，《汉书·卫青传》所记内容乃至词句，基本上是依样袭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旧文(6)。此外，在《史记·匈奴列传》和《汉书·匈奴传》里，另有较此稍为简略的记载，同样也是《汉书》袭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的记述(7)。

将这篇“元朔五年弩”鐖郭铭文，与《史记》、《汉书》上述记载相对比，可以看出，铜弩鐖郭铭文的前半部分内容，直如节录《史记》、《汉书》的文字，行文宛若出自同一手笔；而由铜弩鐖郭铭文中“轻骑校尉郭成追之百里”这一个“追”字来看，更像是自《汉书·卫青传》当中截取而来。刊勒铭文于金石，与记录史事于竹帛，书写的难易程度和留存文字的用途，都有很大差别，故虽反映同一内容，二者之遣辞用语，一般应有比较明显的差别；正因为如此，后世才会形成专门的碑铭文体。昔民国年间，曾有奸人赝造所谓“祖逖祠堂碑”底本，谎称系袁宏真迹之未上石者，“藏者视若瑰宝，万金不易”，章太炎一经寓目，当即判断属于伪作，其中一个重要特征，便是“作伪者只知录《晋书》本传”，而实际上“汉魏碑版，披文相质，未有直叙如史传者，北朝及唐，悉守是例，晋碑虽少见，其录在《艺文类聚》者，体亦不异，袁作《桓公碑》，更亲切可以为比。今此碑直同《晋书》本传，纯质无文，与当时碑版迥殊，乃是昧于古今文体者所为”(8)。蓄此鉴戒，对这篇酷似班马手笔的铭文，更应当谨慎对待。

晋人陆机尝用“博约而温润”来概括“铭”的文体特征，说明事博而文约是铭文区别于其他文章类别的重要外在形式(9)。就铜器金文而言，究其实质，应如清人张穆所云：“古人剬钟范鼎，义专褒显，面人俪事，不患本末不审，故款识流传，类皆隐括行能，文质究宣，但主名勋，不关记事。”(10)在目前已知的秦汉时期铜器铭文当中，我们更根本找不到第二件与此相同乃至接近的纯记事性铭文，除了帝王诏命以及或求吉祥或以厌胜的词句之外，当时的绝大多数器物铭文，不过仅仅是“物勒工名，以考其诚”，清人陈介祺早已总结其共同特征云：“汉器之铭无文章，记年月、尺寸、斤两、地名、器名、官名、工名而已。”(11)再说，即使是效法三代，铭文于金，以昭德纪功，也应当是庄重镌铸于钟鼎之类特制的礼乐之器，即蔡邕所说“钟鼎礼乐之器，昭德纪功，以示子孙”(12)，而不应当是这种大规模批量加工的作战实用铜弩。

两汉大将率军征伐异域，用以颂勋扬威的形式，西汉时有霍去病“封狼居胥，禅于姑衍”，武帝还为纪念他的战功，“为冢象祁连山”(13)；东汉时有班固为窦宪在燕然山上“刻石勒功，纪汉威德”(14)，尚且未闻有镌刻铭文于此等实用铜器的举措。惟东汉桓帝末桥玄以度辽将军捍御三陲，曾铭功于黄钺，与此所谓铜弩鐖郭铭文，粗看起来，似乎略有几分相似，但所谓“黄钺”宛如权杖，本来就是天子神圣权威的象征，桥玄此番率兵出征，蒙桓帝“假黄钺”，便是用以增重其威势，如蔡邕为此撰写的《黄钺铭》所述：“帝命将军，秉此黄钺，威灵振耀，如火之烈。”(15)这件黄钺显然是比普通钟鼎更为尊崇的礼器，而与行伍间士卒所荷铜弩性质完全不同。所以，仅从铜弩鐖郭铭文的内容来看，很令人怀疑它是由作伪者妄自剪切《史记》或《汉书》相关记载删节而成。

这件铜弩鐖郭铭文的内容，既然如此悖戾常规，就需要对其文辞再逐一仔细审辨。这篇极似节录《史记》或《汉书》的鐖郭铭文，在具体词句上，又与《史记》或《汉书》略有一些出入。当年章太炎在审辨所谓“祖逖祠堂碑”作者未上石前之真迹时曾经指出，碑铭作伪者在转录《晋书》祖氏本传的同时，因“欲掩其迹”，又故意做了一些改动，惟“情虽狡狯，乃欲盖而弥章矣”，反而暴露更多马脚(16)。这件铜弩鐖郭上的铭文，与之正极为相似。

对比这篇鐖郭铭文与《史记》、《汉书》相关记述有差异的地方，能够看到，几乎所有不同都是鐖郭铭文存在问题。如《史记》“青将三万骑”，铜弩鐖郭铭文作“青三万”，语义甚为模糊。再如《史记》“匈奴右贤王当卫青等兵，以为汉兵不能至此，饮醉。汉兵夜至”，铜弩鐖郭铭文书作“夜至匈奴”，这更存在明显疏谬。盖“匈奴”只是族属名，而不是地名，卫青等率军自北边长城甫一出塞，即进入匈奴控制和活动区域，身处匈奴地界之中，而匈奴人逐水草而居，在多数情况下，并无固定居所，因而，不存在铜弩鐖郭铭文所记“夜至匈奴”的问题，卫青所至之处，只是匈奴右贤王临时驻军的地点。又如《史记》“汉轻骑校尉郭成等逐数百里”，或依《汉书》作“汉轻骑校尉郭成等追数百里”，铜弩鐖郭铭文则记作“轻骑校尉郭成追之百里”。两相对比，鐖郭铭文多一“之”字，使文气显得冗散；而少一“数”字，则又使史事大不相同。或许有人以为，二者之间，孰是孰非，并不容易判断，铜弩鐖郭铭文之“百里”，说不定正可订正《史记》、《汉书》的舛误。单纯看这一处歧异，确实不易妄下断言，但下文《史记》记述郭成等“得右贤裨王十馀人，众男女万五千馀人”，此铜弩鐖郭铭文作“得右贤禆（裨）王十余（馀），男女百五十余（馀）”，其“众男女万五千馀人”与“男女百五十余（馀）”这种差异，却一定要以《史记·匈奴列传》之“万五千馀人”为是。盖《史记·匈奴列传》下文，记述郭成等同时尚俘获匈奴“畜数千百万”，《汉书·匈奴传》书作“畜数十百万”，此铜弩鐖郭铭文虽镌作“畜百万”，但缴获牲畜数量仍然相当庞大，与“男女百五十人”很不相称；同时，其“禆（裨）王十余（馀）”仅仅附从有“男女百五十余（馀）”，同样也远不如《史记》所记“众男女万五千馀人”更合乎情理。

通看这两处数字差异，恐怕还是要以《史记》、《汉书》的记载更为真实，再结合前述各项谬误，结论只能是这篇鐖郭铭文出自作伪者对《史记》、《汉书》的妄自改易。至于坊贾在这些地方来做手脚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只不过是因为“数”（數）、“万（萬）”两字笔画都很繁复，删而去之，便可以避繁就简（改“畜数千百万”或“畜数十百万”为“畜百万”，应主要也是为避开这个比较麻烦的“数”字）。

实际上，这篇铜弩鐖郭铭文下文“王拜青大将军”以及“王赐金百万”这两句话，能够更清楚地显露出其作伪的痕迹。自秦始皇称帝以后，“帝”与“王”就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身份。及汉高祖受命，自以为“功德宜之，因而不改”，故仍定“天子正号曰皇帝”，而以“皇子封为王”(17)。迄至汉武帝元朔时期，关东地区还存在诸多拥有封国的诸侯王，“王”在当时就是特指这些人，更绝对不容许将至高无上的“皇帝”与此等群“王”混为一事。《史记》记云“天子使使者持大将军印，即军中拜车骑将军青为大将军”，“天子”自然是指汉武帝刘彻本人，故鐖郭铭文中只能同样称作“天子”，或是称作“帝”、“皇帝”，或如“史官记事曰‘上’”(18)，而断无妄称武帝为“王”这样“大不敬”的做法。这应当是作伪者见惯两周铜器中称周天子为“王”的用法，自作聪明，移用于此。殊不知正因为战国以后，诸侯各自僭称为王，秦王嬴政始创用“皇帝”一称以凌驾其上，今王已迥非昔王可比。

又卫青其人缘此役战功而蒙汉武帝“赐金百万”，不见于《史记》、《汉书》记载，这也应当是由作伪者为增添花样而妄自造作。姑不论所谓“赐金百万”，没有具体的计量单位，语词过于浮泛，与铭文于金石这种庄重的形式，很不相称；即依照一般惯例，以西汉时通用的“斤”作单位(19)，其见于《史记》、《汉书》记载，一次颁赐赏金最多者，有周勃因诛除诸吕以护持刘氏江山社稷之功，蒙文帝益封万户，同时“赐金五千斤”(20)；后来霍光拥立宣帝，“以安宗庙”，宣帝以为其“功德过于太尉绛侯周勃”，故所获褒奖亦更有过之，也不过“赏赐前后黄金七千斤”而已(21)。卫青这次征伐匈奴的功绩，无论如何也远不能与周勃重兴汉家天下以及霍光推戴宣帝登上帝位的贡献相比，而所受赏金竟高出周勃二百倍之多，较霍光也多出将近一百五十倍，这一数额明显违背常理。坊贾因避忌鐖郭铭文完全与《史记》、《汉书》雷同，胡乱编造这一句看似无关紧要的话，插入其中，以为颁赐赏金犹如俗语所说韩信点兵，多多益善，诚可谓不识轻重。

三、铭文所署工匠和督造官员不符合汉代兵器铸造管理制度

铜弩鐖郭铭文末尾云：“青命乍（作）弩五千，弟（第）五百十八。郭工广造，太傅监。”这看似简单的几句话，其实也存在着明显的纰漏。汉代兵器制造，有特定的部门和官署，卫青以带兵的将军而命人制作铜弩，这本身就不符合朝廷定制，在史籍和存世器物中都见不到同样的事例。或许有人以为，卫青既蒙武帝拜授大将军之尊号，说不定也能够被赋予超出常规的职权，所以，这一点亦不妨姑且置而不论，再来看铭文中其他文字。

先看“郭工广造”这句话，“郭”的本义是指今通称作“机匣”的铜弩核心部件，牙、望山、悬刀、钩心、键等发射操作部件，都安装在这种“郭”的上面。至西汉时期，“郭”始全面采用青铜铸造(22)。由于“郭”在弩的组成构件中这种关键作用，制作铜弩时，往往要在郭身刻上制作工匠和司职官吏的名字，但在汉代铜弩铭文当中，却绝无单称“郭”字的情况，一般都是要以“鐖郭”连用。《墨子·备高临》曾述及“连弩機郭用铜”(23)，其“機郭”二字正与今汉代铜弩铭文中习见之“鐖郭”相当，说明“機”、“鐖”两字，在这一语义上完全可以相互通用；同时，《墨子》的写法也说明“鐖郭”二字连用早已定型。

《礼记·缁衣》引《书·太甲》有语曰：“若虞機张，往省括于厥度则释。”东汉人郑玄释之云：“機，弩牙也。度，谓所拟射也。虞人之射禽，弩已张，从機间视括与所射参相得，乃后释。”(24)“牙”在弩上的作用，是以之勾拉控制弩弦。古人称“郭为方城”，“牙为执法”(25)；后人谓古代铜弩，“外有郭以为总司”，而“千斤之弩，挂于一寸之牙，发于半指之力，其妙无以加矣”(26)，牙与郭的关系及其重要性可概见于此。进而论之，检东汉刘熙《释名》阐释弩之组成构件云：“勾弦者曰牙，似齿牙也；牙外曰郭，为牙之规郭也。”(27)唐人欧阳询所纂《艺文类聚》，引述《释名》此语，则没有“为牙之规郭”句中“之规”两字，径作“牙外曰郭，为牙郭也”(28)。正因为在当时人的一般观念中，以为“郭”乃“牙之规郭”，或径称作“牙郭”，亦即“鐖（機）之规郭”，或如《墨子》干脆直接谓之曰“機郭”，所以，汉代铜弩铭文中才会如此普遍通行“鐖郭”这一用法。

不过，郑玄释“機”或“鐖”字为弩牙，只是一种狭义的用法；从广义上讲，如东汉人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所云，“主发谓之機”；清人段玉裁更清楚申述说：“凡主发者皆谓之機。”盖《说文》下文在解说“榺”、“杼”二字时复分别释作“機持经者”和“機持纬者”，说明“機”字是各种“主发”器件的总称(29)。刘熙在《释名》中对弩上所用之“機”还另外做有训释，谓弩之柄、牙、郭、悬刀诸部件，“合名之曰機，言如機之巧也，亦言如门户之枢機开阖有节也”(30)。牙、郭、悬刀等一整套触发装置，均属弩的“主发”器件，这正与许慎对“機”字通义的解说相吻合。正是基于“機”或“鐖”字这一作为通名的语义，存世东汉“建武卅二年弩鐖”的铭文，虽然分明是镌刻在鐖郭外侧，却只是记作“十湅铜濡鐖”，而没有像大多数铜弩铭文那样镌为“鐖郭”(31)。同样是基于“機”或“鐖”字这一语义，东汉时亦有以“機”、“牙”二字相并连的用法，如李尤《弩铭》有句云：“前圣制弓，后世造弩。機牙发矢，执破丑奴。”(32)晋人华峤《后汉书》亦有记述曰：“陈愍王宠射善弩，其秘法以天覆地载参连为奇。又有三微三小，三微为经，三小为纬，经纬相将，万胜之方，然要在機牙。”(33)所以，《墨子·备高临》谈到的铜制“機郭”和铜弩鐖郭铭文中并连使用的“鐖郭”，其“機”或“鐖”字，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同“機牙”之“機”一样，系出自这一通义。

另一方面，由于常常紧接在“鐖郭”二字之下，即镌刻工匠姓名，作“若干石鐖郭，工某某”，所以，已有研究者特地指出，某些人会因不明文义而误将“鐖郭”二字从中句断，并将“郭”字与下面的“工”字连读作“郭工某某”(34)。在这一点上，比较有代表性的例证，如早在清嘉庆年间，阮元即误将所谓“汉书言府弩鐖”铭文中“作六石鐖郭，工锻贤……”云云之“郭工”二字连读为一词，谓“造郭者郭工”(35)，至清末端方在所著《陶斋藏石记》中，也照样沿袭了这样的说法(36)。民国时罗振玉撰著《古器物识小录》，更明确说明云：“古皆专工为之，各为一器，故汉人弩机，多言郭工。魏正始弩机，载牙匠厶、臂匠厶，合诸工而始成器。”(37)今古兵器研究专家杨泓在引述“永元六年弩鐖”铭文时，同样误将其读作：“永元六年考工所造八石鐖。郭工吴孟作，造工王山，太仆监右工掾闿，令伦，丞诗，掾宕，史旦主。”(38)推测杨氏很可能是因“工吴孟作”下文尚记有“造工王山”，从而连类比附，以为应将“郭”字属下连读为“郭工”，方与“造工”相对应。实则此“造工王山”并非与“吴孟”辈同等身份之贱役匠师，而是司掌制造的工官，存世秦封泥有“邯郸造工”和“邯造工丞”(39)，“邯郸造工”应当是“邯郸造工令”的省文，这是秦代官印的通行形式，而“邯造工丞”则为其佐官。汉代“造工”这一职位，应当就是由秦朝沿承而来。

今存“永平十八年鐖”，在“郭”的顶部镌有铭文曰：“汝南郡八石弩鐖郭，永平十八年，工李仲造，……”(40)又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著录潍县陈氏旧藏东汉安帝“元初二年中尚方弩机”，鐖郭外侧所镌铭文云：“元初二年四月造作偿边发八石鐖郭千八百廿四具……”(41)审读这些铭文，并结合前述《墨子·备高临》“连弩機郭用铜”的说法，尤可知铜弩铭文中这类“郭”字一定要属上与“鐖”连读，过去富有学识的收藏家，本来也一直是这样释读(42)。因此，这件“元朔五年弩”鐖郭铭文中“郭工广造”的写法，“郭”字突兀而出，前文无所系连，实际上在西汉时期恐怕根本不可能存在，理应是赝造者误读同类铜弩鐖郭铭文后自以为是地胡乱加以仿造的产物。

古董商贩伪制这篇铜弩鐖郭铭文所遗留下的最大破绽，是铭文篇末“太傅监”三字。西汉制度，太傅“位在三公上”，即高踞于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之上(43)，既然身属此等高官，何以竟会亲自出面督造行伍士卒所用区区铜弩？这不仅在汉代属绝无仅有，即使是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恐怕也应该是空前绝后的事情，其不近人情事理之程度，无乃迹近荒唐。《续汉书·百官志》记太仆属下有考工，“主兵器弓弩刀铠之属，成则传执金吾入武库”(44)，上文引述“永元六年弩鐖”铭文即镌有“永元六年考工所造”字样，故存世东汉铜弩鐖郭铭文，在工匠姓名之后，每每镌刻有“太仆监某某官吏”或是“太仆监工某某官吏”字样，其具体司职监工者则多为掾、令、丞之类的低级官吏(45)。但是，考工在西汉并不隶属于太仆，而是少府的下属机构(46)。西汉武帝时武安侯田蚡任丞相，“尝请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库！’”(47)武帝之所以震怒，应是考工在当时同样为司理武器制作的官署，而武库则为贮藏兵器的处所，武帝谓田蚡既然胆敢占取考工居地，何不干脆直接占据武库。因此，如果按照东汉的情况来逆推的话，西汉的铜弩鐖郭上若是同样镌刻司职督造的官吏，理应多雕作“少府监某某官吏”或是“少府监工某某官吏”的形式。

今赝造这一鐖郭铭文者因不明此理，乃依据东汉铜弩鐖郭铭文之“太仆监某某官吏”或“太仆监工某某官吏”而胡乱变换花样，径署作“太傅监”三字。其荒诞之处，一则“太傅”与“太仆”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其官位高下与职权性质却大不相同。吕后初设太傅，本来即是为以此虚位来褫夺王陵之相权(48)，故太傅绝不会司理或是过问铸造兵器这等琐事。二则即使是职位大大低于太傅的太仆卿，也不会亲自出马督造铜弩，而只是派出其下属官吏，太傅就更不可能躬与其事。故依照通例，即使确实是由太傅分工负责监工事宜，其“太傅监”三字之下，亦必定还要署有具体司职的官吏姓名，而这篇铜弩鐖郭铭文，却在句中“监”字处戛然终止，犹如断尾蜻蜓，可以说根本不成文句。

其实，赝造者在这件铜弩鐖郭上胡乱题署“太傅监”这几个字，其更为荒诞的地方，是在汉武帝时期，西汉朝廷根本就没有设置过“太傅”这一职位。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太傅一职，系“高后元年初置，金印紫绶。后省，八年复置。后省，哀帝元寿二年复置”(49)。清人钱大昭查核《史记》、《汉书》相关记载后，一一指实说：“太傅，高后元年初置，即王陵；后省，八年复置，即审食其；后省，元寿二年复置，唯孔光、王莽二人。”(50)清末周寿昌作《汉书注校补》，通西汉一代，同样也只是找到上述几位曾出任太傅一职(51)。这一史实，可以证明《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记应有确切依据，足资凭信；特别是汉武帝在西汉诸帝当中，不仅在位时间长，而且多所创建，政务举措繁多，若曾行用过太傅这一官职，绝不可能在《史记》、《汉书》等基本史籍中略无踪影。终武帝一朝，既然从未设置过太傅这一职位，所谓“太傅监”云云，便毫无疑义只能是出自后人臆造，这件弩鐖上的整篇铭文从而也就一无可信。对学术研究而言，其唯一剩存的价值，是可以用作秦汉时期铜器铭文赝品的典型标本。因为如上所述，它几乎在每一处文句当中，都留下了比较明显的破绽。

在一一剖析其内在问题之后，再回过头来，审视这篇鐖郭铭文的外观特征，可以看到，尽管从形制等特征上来看，这张铜弩本身应确属汉代器物，而且就字形本身而言，其所仿造文字，亦相当逼真；然而，即使是在外在形式上，这篇铭文在很多方面也明显不合乎常规。第一，如此长篇铭文，在两汉的铜弩上别无所见；西汉时期的鐖郭铭文，更都仅有寥寥数字，差别愈显突出。浙江省博物馆在1952年曾征集到一件铜弩，鐖郭所镌“建平三年十月河东安邑守作六石鐖□工八千五百□卅二”云云铭文，作为西汉哀帝时期故物来说，文字已显冗长，但就连收藏单位自己人也说“铭文疑伪刻”(52)，正好可以与此所谓“元朔五年弩”繁复异常的伪铭相互印证。第二，纪年铭文，在西汉时期的铜弩上，亦别无所见。特别是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曾出土一大批镌刻铭文的铜弩器件，其中也包括有铭鐖郭，可是纪年文字(53)，却一无所见。第三，铭文纵向卧刻在鐖郭的外侧，除了河内和南阳等重要工官的产品之外（这类工官制品一般又都有自己独特的铭记）(54)，这在两汉时期的其他铜弩上也十分稀见，当时绝大多数镌刻在郭身左右两侧的铭文，都是与鐖郭上下方向相应的正常立位。惟见东汉初年有一件“建武卅二年弩鐖”，文字较多，同这件元朔五年弩鐖一样刻作卧位(55)。因此，也许有人以为，在鐖郭外侧以卧位刊刻铭文，或许属于西汉时期的特征；至东汉初年，尚延续这一风格，后来才改行立位。但武帝时期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出土的铜弩鐖郭，其鐖郭外侧的铭文，乃是刻作立位(56)，说明在鐖郭外侧，以普通的立位刊刻铭文，应属两汉时期比较通行的常态。这些情况提示我们，在利用这类缺乏考古发掘记录的文物铭刻史料时，首先应当对那些外在形式背离常规的器物，多持几分审慎的态度；进而还要怀揣戒心，细心辨识铭文内容，以免为无良贾竖之鬼蜮伎俩所欺(57)。

————————————————————

(1) 徐占勇《弩机》（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7）第二部分《弩机简介》之58“元朔五年铭文弩机”，页83。案释文参据该书卷首吴振武序，页2。

(2) 拙稿《重谈中国古代以年号纪年的启用时间》，刊《文史》2009年第1期，页43—90。

(3) 《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二八《封禅书》，页1389。

(4) 裘锡圭《从马王堆一号汉墓“遣册”谈关于古隶的一些问题》，据作者文集《古代文史研究新探》（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页290—291。案赵化成《汉“建元”、“元光”、“元朔”诸器辨伪兼及武帝前期年号问题》一文，对此尚有进一步论述。赵文刊《文博》1996年第4期，页48—50，页59。

(5) 《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页2927。

(6) 《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五五《卫青传》，页2474—2475。

(7)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页2907。《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页3767。

(8) 章太炎《与马宗霍论近人伪造碑版书》二，刊《制言》半月刊第四十三期（杭州，章氏国学讲习会，1937），页2—3。

(9) 梁萧统《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影印清嘉庆间胡克家仿宋刻本）卷一七晋陆机《文赋》并唐李善注，页241。

(10) 清张穆《汉石例序》，见清刘宝楠《汉石例》（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丛书集成》初编排印《连筠簃丛书》本）卷首，页1。

(11) 清陈介祺《陈簠斋笔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滂喜斋丛书》本），页3。

(12) 汉蔡邕《蔡中郎外集》（咸丰二年东郡杨氏海源阁仿宋刻本）卷二《铭论》，页11b—12a。

(13) 《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页2936，页2939。

(14) 《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卷二三《窦宪传》，页814—815。

(15) 《后汉书》卷五一《桥玄传》，页1696。汉蔡邕《蔡中郎集》（咸丰二年东郡杨氏海源阁仿宋刻本）卷一《黄钺铭》，页11b—13b。

(16) 章太炎《与马宗霍论近人伪造碑版书》二，刊《制言》半月刊第四十三期，页2—3。

(17) 汉蔡邕《蔡中郎外集》卷四《独断》，页1，页27b—28a。

(18) 汉蔡邕《蔡中郎外集》卷四《独断》，页1a。

(19) 案《史记》卷三〇《平准书》（页1417）有记载云：“汉兴，……于是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一黄金一斤。”刘宋裴骃《集解》引晋人臣瓒语（页1418）释之曰：“秦以一溢为一斤，汉以一斤为一金。”

(20) 《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页418；卷五七《绛侯周勃世家》，页2072。

(21)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页2947；又卷六〇《杜周传》，页2665。

(22) 参见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36《武备》Ⅴ《弩，炮》，页141—143。又杨泓《中国古兵器论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增订本）下编第八章第四节《汉代的弓弩》，页293—294。

(23) 《墨子·备高临》，据清孙诒让《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2001）卷一四，页539。案“连弩機郭用铜”之“用”，原本作“同”，此从孙诒让说。

(24) 《礼记·缁衣》并汉郑玄注，据《礼记郑注》（清嘉庆丙寅张敦仁影宋刻本）卷一七，页15b。

(25) 汉赵晔《吴越春秋》（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丛书集成》初编影印明万历刻《古今逸史》本）卷五《勾践阴谋外传》载“善射者陈音”对越王勾践语，页198。

(26) 明程宗猷《蹶张心法》（明天启刻本）之“古铜弩机说”条，页2b。

(27) 汉刘熙《释名》（民国商务印书馆缩印本《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嘉靖翻宋刻本）卷七《释兵》，页28。

(28) 唐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卷六〇《军器部·弩》，页1090。

(29)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影印清嘉庆经韵楼原刻本）木部，页262。

(30) 汉刘熙《释名》卷七《释兵》，页28。案“合名之曰機”，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六〇《军器部·弩》（页1090）引作“含括之口曰機”，清人毕沅、王先谦从之（见清王先谦《释名疏证补》卷七，清光绪丙申刻本，页9b），但《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85，影印宋本）卷三四八《兵部·弩》（页1602）引《释名》此文，乃与传世明嘉靖翻宋刻本相同。

(31) 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选释》（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之《拓本》篇“兵器”部分，页425；《释文·按语》篇之“兵器铭文”，页725。

(32) 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六〇《军器部·弩》引东汉李尤《弩铭》，页1091。

(33) 宋官修《太平御览》卷三四八《兵部·弩》引晋华峤《后汉书》，页1603。

(34) 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选释》之《拓本》篇“兵器”部分，页425—433；《释文·按语》篇之“兵器铭文”，页725—726。

(35) 清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上海，中华图书馆，民国石印清光绪五年林氏重刻本）卷一〇“建安弩机”条，页1a—2b。

(36) 清端方《陶斋藏石记》（清宣统元年石印本）卷一《本始砖泉范》，页1a。

(37) 罗振玉《雪堂类稿》（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新世纪万有文库》本）甲《笔记汇刊》之《古器物识小录》第57“弩机”条，页489。

(38) 杨泓《中国古兵器论丛》下编第八章第四节《汉代的弓弩》，页298。

(39) 周晓陆、陆东之《秦封泥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页256—258。

(40) 孙慰祖、徐谷富《秦汉金文汇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页401。

(41) 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卷一六“元初二年中尚方弩机”条，页379—380。

(42) 清陈介祺《簠斋金文题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之“弩鐖”，页128—129。

(43) 《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页726。

(44) 《续汉书·百官志》二，见《后汉书》志第二十五，页3581。

(45) 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选释》之《拓本》篇“兵器”部分，页427—428；《释文·按语》篇之“兵器铭文”，页725—726。

(46) 《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页731—732。

(47) 《史记》卷一〇七《魏其武安侯列传》，页2844。

(48) 《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页400。

(49) 《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页726。

(50) 清钱大昭《汉书辨疑》（长沙，岳麓书社，1994，《二十五史三编》本）卷九，页271。

(51) 清周寿昌《汉书注校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国学基本丛书》本）卷一一，页148。

(52) 浙江省博物馆编《浙江省博物馆典藏大系·越地范金》（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9）之《铜器》“西汉建平三年铜弩机”条，页94。

(5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汉长安城未央宫》（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上册第三章《中央官署建筑遗址的发掘》，页85—87。

(5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汉长安城未央宫》上册第三章《中央官署建筑遗址的发掘》，页85—87。

(55) 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选释》之《拓本》篇“兵器”部分，页425；《释文·按语》篇之“兵器铭文”，页725。

(5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上册第二章第二节《出土器物》，页84—87。

(57) 案陈直即曾依据其本人收藏和清代以来金石收藏家所著录的一些后人赝造的所谓西汉前期年号纪年器物，坚称武帝自建元起即已正式使用年号纪年，其中有些伪器，如同这件“元朔五年弩”一样，铭文本来带有相当明显的破绽。如所谓“元狩元年建昭宫鼎”，镌有“工威省”字样，这分明违背由官署委派吏员以省视工匠制品的成规，犹如这件“元朔五年弩”鐖郭铭文中的“太傅监”一样，是古董商贩胡乱编造的铁证；可是，陈直却将其视作罕见史料，得出了“工人可以检验铜器”的错误结论。陈说见所著《两汉经济史料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08）之《两汉工人的类别》，页223。

中篇　汉宣帝地节改元事发微

年号是帝王神圣权位的象征，汉武帝创立年号，用以纪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建元如此，改元也不是随随便便的事情，正如东晋人徐禅所说：“事莫大于正位，礼莫盛于改元。”(1)历代历朝，建元与改元，往往意味着朝政的重大转换，其中有些纪年，它的来龙去脉，在正史等基本传世史料中保存有比较清晰的记述，开卷即明；另有一小部分，则只残留若干蛛丝马迹，很不显眼，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玄机深藏，尚待读史者索隐发微。在这一方面，昔黄永年撰述《唐元和后期党争与宪宗之死》一文，从一向无人理会的所谓《赵氏夫人墓志》拓本当中，勾稽出唐穆宗即位伊始曾一度改元“永新”这一沉埋千年之久的历史事件，并用以说明穆宗李恒弑父践祚的运作过程，将这一深宫迷案的真实面目完整展现于世人(2)，堪称年号问题研究中的典范之作。依循这一轨辙，审视西汉诸帝以至王莽新朝之间年号的设置与变换，同样可以看到许多过去从未有人留意的重要史事，西汉宣帝改元地节，就是其中一个饶有趣味的例证。

一、问题的由来

“地节”次于“本始”之后，是汉宣帝启用的第二个年号。按照《汉书》本纪的记载，“本始”这一年号，总共行用四年，继本始四年之后，紧接着就是“地节元年”(3)，《汉书·律历志》罗列春秋以来君王在位年数和各纪元行用时间，亦谓“宣帝本始、地节、元康、神爵、五凤、甘露各四年”(4)。后世通行的历史年表，也都是这样编排，过去一直没有什么歧义(5)。但到20世纪初发现敦煌汉简，特别是上个世纪30年代以后在居延等地又陆续出土很多汉代简牍之后，情况开始发生明显变化。

本始六年三月简

上个世纪初，王国维在考释敦煌所见汉代木简时，最早注意到相关问题。在敦煌汉简当中，有如下一件文牍，书写于本始六年：

本始六年三月。癸亥朔。丁丑尽辛卯十五日。乙酉到官。

针对以上内容，王国维考释说：

右简云本始六年，案宣帝本始之号仅有四年，无六年，本始六年即地节二年。据《太初》术推之，则地节二年三月正得癸亥朔，与此简合。案武帝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六号，皆六年而改，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四号，皆四年而改，昭帝始元、元凤二号，亦六年一改。疑宣帝“本始”之元，初亦因昭帝之制，六年而改，后更用四年递改之制，遂以地节元年为三年，而减本始为四年。否则，敦煌去京师仅一月程，不应改元二年，尚用本始旧号，而月朔干支又恰与地节二年密合也。(6)

李兆洛《纪元编》中的地节纪元

上述分析，从汉代年号使用的总体规律出发，合情合理，大致已经阐明“地节”这一年号的实际使用情况，孰知后来的许多研究，非但未能更进一层，揭示这一现象发生的内在缘由，反而偏离这条正确路径，去历史真相，渐行渐远，使之变得日益模糊(7)。

陈梦家是继王国维之后，研究汉简成就最大的学者。20世纪60年代编撰汉简历谱时，陈梦家综观当时所知汉简的总体情况后指出：“出土汉简，同一年内新旧年号先后并见，由此可以考见改元的月份。”陈氏且具体总结居延等西北边地奉诏改行新元的规律说：“改元诏书下达边郡，约一月即可”，依此通则，推算出许多《汉书》阙载的改元月份，对汉代历史研究，贡献殊多。然而，他在利用这一方法探讨地节改元的时间时，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此外尚有一特殊之例，即本始五年改元地节，史无明文而居延汉简不但有本始五年十二月，更有本始六年正月，敦煌汉简则有本始六年三月。改元地节，至迟应在本始五年十二月，则次年正、二月间诏书应已到边郡，乃迟至三月仍称本始六年，直至六月始称地节二年，当别有故。(8)

本始六年正月简牍

居延汉简本始六年正月

陈梦家于此但云“当别有故”，却不知为什么略无一语述及王国维旧有的看法，疑偶失疏忽，没有检读王氏著述。

两相比较，知王国维和陈梦家的认识，存在一定差距：

（1）改元的时间。王氏将其定在本始六年之下一年，亦即今通行历史年表上的地节三年，若以干支纪年来表示，则属甲寅年（时值公元前67年）。陈氏以为不得迟于本始五年十二月，乃属干支纪年之戊申年（时值公元前69年）。二者前后相差两年。

（2）改元的性质。王国维认为地节元年和地节二年都属于事后追改。陈梦家则显然还拘泥于西汉常规的改元方式，即新改的年号应当启用于新纪元首年年底之前，因此，陈氏才会有“改元地节，至迟应在本始五年十二月”的说法。

（3）改元的原委。王国维认为是因为宣帝要将昭帝时期六年递改的定制，更换为四年递改。陈梦家对此没有提出具体的解释，只是对“乃迟至三月仍称本始六年，直至六月始称地节二年”这一奇特现象感到迷惑不解，以为其间“当别有故”。

对比上述认识，不难看出，围绕着地节改元问题，还有一些很复杂的环节，有待深入考察，予以澄清。遗憾地是，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没有见到后续的研究，乃至1995年时，饶宗颐等人论及本始六年三月这一简牍，仍然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本始六年即地节二年，史籍见本始年号止四年。”(9)

2003年春节前后，西安市未央区六村堡乡相家巷村东面北临汉长安城西北角的地方，在修整路基时挖掘出一批西汉五铢钱陶范，数量相当庞大。案“相家巷”或书作“向家巷”，此地系西汉朝廷所谓“上林三官”铸币故址之一，清代道光二十二、二十三年间以来，即不断有钱范现世(10)。这批钱范出土后，迅即流入当地文物市场，西安钱币学会和陕西历史博物馆等部门闻讯后赶赴现场清理，并对已经流散开来的物品加以征集，收集到一批纪年陶范，年代大致从元凤到神爵，即属于汉代昭、宣两帝时期的遗物。在这些纪年陶范当中，至少有分别出自两块祖范的一批母范，同样题有“本始五年十一月壬申造”铭文(11)。由于这个“本始五年”在通行的历史年表中找不到丝毫踪迹，从而受到古钱币学者和历史学者的普遍关注，随之重又引发人们探究地节改元问题的兴致。

“本始五年十一月壬申造”钱范拓本

最早介入这一研究的西安当地学者，似乎更多关注古钱币本身的问题，因而并不了解在敦煌和居延简牍当中已经发现的同类性质材料，实际上要远比这批钱范提供的信息丰富许多，同时也更不了解王国维和陈梦家在多年前已经做过的研究。基于这样的学术背景，他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难免要受到一定限制，甚至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偏颇。

在这些学者当中，师小群、党顺民和赵晓明的看法比较具有代表性。2004年底，师小群和党顺民发表《西安相家巷发现西汉“五铢”钱纪年陶范母》一文，紧接着赵晓明在2005年又发表《西汉宣帝本始五年钱范的发现及其认识》一文，这两篇文章都依据上述钱范纪年铭文指出：“‘地节’年号的开始应在‘本始’五年的年末，具体说应该为‘本始五年十一月壬申日’之后，或者说，地节元年只有十一月癸酉至十二月癸亥短短的50天而已，次年正月即为地节二年。”(12)赵氏这篇文章发表后，获得了中国钱币学会第四届优秀学术成果“金泉奖”，同时获得褒奖者，还有戴志强、金德平、黄锡全等在相关领域里颇有声誉的一批学者（汪圣铎著《两宋货币史料汇编》，学术分量甚重，贡献卓著，在这次评审中不过仅获得一“提名”而已），可见这一奖项至少在中国古钱币学界和泉货集藏者之间，还是具有相当分量的，说明师小群、党顺民和赵晓明上述观点得到了业内同行的广泛认同。

几乎与此同时，随着新出土简牍材料的不断增加，简帛学家也开始重新归纳分析汉简的纪年形式，于是，便再一次触及地节改元问题。2004年，张德芳在《简牍学研究》上刊布《悬泉汉简中若干纪年问题考证》一文，列举本始五年闰正月至十一月间纪年简牍5件，另有两枚虽然缺损具体月份，但也清楚写有“本始五年”字样，作者同时指出，在悬泉汉简当中，“未见地节元年简，不同于其他两个年号交替时两者混用的情况”(13)。较此稍后，在2005年9月至2006年7月期间举办的“额济纳汉简研读班”上，李蕾撰就《汉代改元问题刍议》一文，也就宣帝地节改元一事，发表了看法(14)。李蕾研究值得肯定的地方，系这篇文章各个部分的论述均以陈梦家的研究为基础（尽管文中依然没有提及王国维的著述），但令人遗憾的是，不仅没有能够较陈氏旧说更进一步，廓清有关地节改元的种种迷离景象，反而以陈梦家“所推测的改元诏书颁发的时间有一部分仍需要进一步探讨”以及“传世文献载述的缺失和汉简出土之零散”为由，将这一问题置而不论，实际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与古泉研究者只看钱不论简的情况有些相似，作为简帛研究专家的张德芳以及因闭门研读汉简而触及相关问题的李蕾，则是只论列木简，不管铸钱陶范，研究的视野，同样有很大局限。

李学勤获悉上述两方面材料之后，于2005年发表《论汉简、钱范所见纪年超长现象》一文，通贯审视边陲简牍和西京钱范中这两大类所谓“超长”纪年的记录，试图对此做出更为合理的解释。不过，在具体论述过程中，这篇文章实际上只是反复强调古人应用年号纪年的一般性原则，即：“古时年号的变更，应由朝廷颁布，下面得到通知，才能执行。”李氏且由此出发，将所有仅仅从表面上看似乎不易索解的“超长”纪年现象，统统归结为岁首改元后改元的诏命未能及时下达所致(15)。这种看法，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就包括地节在内的大多数所谓“纪年超长现象”而言，似乎并没有触及其实质性原因，从而也无助于清楚说明改元的具体时间，更无从认识引发改元的内在因素。

二、判断改元时间的一般原则

探讨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明确地节改元究竟发生于什么时候。如前所述，陈梦家在利用简牍分析汉代改元的具体时间时，谓“同一年内新旧年号先后并见，由此可以考见改元的月份”，这项判断原则，实际上是以新年号出现的最早时间，作为改用新元的时间下限，惟具体推算时，还需要由此上推一个月上下，这是改元诏书由京师长安送抵西陲边郡所需要的大致时间。其实，按照一般的逻辑，这是唯一合理可行的处理办法，所有人都应该奉行不渝，王国维虽然没有明确叙述，但从前面引述的论断中可以清楚看出，他的分析，同样是遵循这一路径。1988年，薛英群、何双全、李永良合作出版《居延新简释粹》，这几位汉简研究专家在所注释简文前面写有一篇《甘肃汉简的学术价值》，述及汉简对西汉改元时间研究的资料价值，在既未对作陈梦家已有研究做任何说明、同时也没有将陈氏《汉简年历表叙》列为参考著述的情况下，号称“以简文为依据”，推定若干改元月份，其结论与陈梦家所说高度雷同(16)。尽管薛英群等人这种论文写作方式，殊为令人费解，不过却可以看出，陈梦家提出的这一研究方法，大体上仍为当今汉代简牍研究者所认可。

不过，在实际处理问题时，还会遇到一些比较复杂的情况，特别是从出土简牍的用例来看，旧年号与新年号有时似乎会前后重叠交叉使用，这种现象，使得一些学者从另外的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例如，近年张德芳即明确提出：“新旧年号交替时，两种纪年混用的情况比较普遍。后世史书的纪年与改元年号完全相对应，只是经过后人加工的结果。而汉简中的记载则更符合当时的实际。……一年内两种年号同时混用，有的甚至沿用了两年，如建平五、六年即是。……这种新旧年号交替时两者混用的情况是被允许被认可的。”(17)假若这些新的思考符合实际情况，便会从根本上冲击陈梦家确定的原则办法，那么，我们认定地节改元的时间问题，就会失去依据，无从着手。因而，不得不多花费一些笔墨，对此加以考辨。下面将主要根据前人列举过的资料，来看一看相关史实究竟如何。

附表1　陈梦家所列年号使用情况一览表

过去陈梦家在总结汉简年号使用情况的时候，可能与当时所见简牍数量不够充分有关，并没有谈到这类问题。表1系根据陈梦家《汉简年历表叙》制成，所列“改元月份”，除了神爵和竟宁出自《汉书》之外，都是陈氏采用上述方法分析汉简相关记载后做出的推测。表中最后一列“改元月份”，其中套加方框者，是在《汉书》中有明确记载的月份。

张德芳《悬泉汉简中若干纪年问题考证》一文所统计的年号使用情况，依据的资料，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敦煌汉悬泉置故址出土的简牍(18)。迄今为止，这批汉简大多还没有正式公布，而张文侧重反映改用新元之前每一年号末尾一年的用例，只偶尔披露很少一部分新年号首年的纪年简牍，本来就不成系列，又无法具体验证，有些情况目前还难以落实，实际上只能做一般性参考。附表2就是根据张氏此文，制作的表格，其中最末一列“改元月份”，是我按照陈梦家总结的规律所做的推测，为张文原来没有的内容（套加方框者也是《汉书》帝王本纪或《汉书·王莽传》有明确记载的改元月份）。

附表2　张德芳所列年号使用情况一览表

对比这两种统计结果，可以看到，就元康四年与神爵元年、建昭五年与竟宁元年、河平四年与阳朔元年、阳朔四年与鸿嘉元年、元延四年与绥和元年、建平四年与元寿元年、始建国五年与始建国天凤元年这几组年号的交替情况来说，二者几乎完全吻合，应该说基本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其中河平改元阳朔的问题，陈梦家当年轻易改订《汉书》的记载，现在看来，恐怕过于草率，留待下节再予以说明。

对于上述几次改元，有几个情况，在此稍加补充。一是张氏所说元康五年闰四月的用例，与陈梦家所说神爵元年最早月份的简牍出自四月(19)，似乎稍有交错。今检视张氏的证据，为一“元康五年闰月麦簿”，张氏以为“元康五年即神爵元年闰四月”，这应该是依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等书所做的推断，但陈梦家分析西汉简牍的实际例证，早已论证汉朝系于该年三月置闰(20)，日本学者森鹿三和大庭脩也有同样看法(21)，这一闰月理应订正为元康五年闰三月，与陈氏所说神爵元年四月的纪年，恰好前后衔接，并没有什么抵牾。陈直等曾在长安城故址收集到“神爵元年闰”残钱范(22)，近年西安相家巷所得钱范，也有“神爵元年闰月戊午”制作或题作“神爵元年闰月”残范文者(23)，均应在此闰三月所造。

此外，在居延简中，还有一件简牍提到：“御史大夫吉昧死言，丞相相上大常昌书言大史丞定言，元康五年五月二日壬子日夏至日宜寝兵，……令官各抒别火。”另有一件简牍复书有：“庚戌寝兵不听事，尽甲寅五日，臣请布，臣昧死以闻。”等等(24)。因同出自地湾遗址(25)，且内容和干支均相互吻合，可知这两件简牍应属同一份文书，惟审其语气，如“宜寝兵”之“宜”字等皆属未然之词，应当是年三月改元之前的议事记录，陈直尝云“系预告夏至宜寝兵”(26)。于豪亮曾依据此简并结合《后汉书·献帝纪》分析，两汉时期在一些重要节日或遇到重大自然灾害时，“寝兵不听事五日”，乃是一项固定的制度(27)，所以朝臣才会在事前很久就商议行事的办法。大庭脩等人更在仔细研究相关简文后，缀合复原出这支木简所属诏书册的完整形态，从中可以看出，这份诏书颁布于元康五年二月，三月送至张掖，闰三月复转发至各基层戍所(28)，即使是按照闰三月接受诏书的时间来算，仍然是在这一年四月之前。

居延新简中另有一件木简书曰：“甲渠第廿五煫长张奉世/元康五年九月戊寅除”(29)，这是典型的“吏除”档册，而这类籍册往往是由候官按照季度编制上报，含有很多事后追记的成分，并不能说明迄至当年五月尚有人奉行元康年号。另有一枚木简书分两行并列写有“神爵元年正月卅日”和“二月卅日”字样(30)，应当是在改元神爵之后，书写本年度内逐月的日数，同样与实际纪年无关。除此之外，在敦煌悬泉置旧址出土的汉简当中，还有人披露过一支写有“神爵元年二月癸丑朔己巳”字样的简牍，但公布者已经指出“本简残损严重，癸丑朔虽同朔闰表合，但不应该有己巳日，所以，本简的释文是有问题的”(31)，因而，也不能用以质疑陈梦家总结的规律。

传世汉代铜器，有署作“□□五年、六安十三年正月乙未”的汉阳泉使者舍薰庐（炉），所谓“六安十三年”系六安王刘定纪年，该年适值汉廷神爵元年，惟《汉书》既有明确记载，谓宣帝至元康五年三月始改元神爵(32)，其神爵元年前两个月内铸造的铜器，自应署作元康五年，原器“元康”二字已经阙损，“所缺纪元字处，剜补新铜痕宛然”，清人陈介祺“疑即‘元康’二字，出土后为解事伧父知史元康无五年者（德勇案：上两处“元康”原本书作“地节”，循上下文义，应属陈氏疏忽笔误），凿而损之，以为可文其误，而不知其忽于五年三月之始改神爵也”(33)。这一铭文，同样有助于验证神爵改元的具体时间。

汉宣帝元康五年阳泉使者舍薰炉铭文拓本

《汉书·赵充国传》记载神爵元年春，朝廷因担心西羌与匈奴联手犯边，派遣光禄大夫义渠安国“行视诸羌，分别善恶”，试图分化瓦解羌人，义渠安国却草率行事，“召先零诸豪三十馀人，以尤桀黠，皆斩之，纵兵击其种人，斩首千馀级。于是诸降羌及归义羌侯杨玉等恐怒，亡所信向，遂劫略小种，背畔犯塞，攻城邑，杀长吏”(34)。朝廷称之为“西羌反”，《汉书·宣帝纪》恰将此事系于是年三月颁诏改元之后。至夏四月，宣帝“遣后将军赵充国、强弩将军许延寿击西羌”(35)。其秋，赵充国上屯田之策，建议汉军长驻久防于西边，当地大、小开种落，对此深感忧虑，向赵充国质询说：汉军若是“久留，得亡效五年时不分别人而并击我”？这里所说“五年”，曹魏人如淳曾误以为是指“本始五年伐先零，不分别大、小开本意，是以大、小开有此言也”(36)，宋人刘奉世对此做有考辨曰：“本始年未伐先零，此即元康五年未改神爵已前义渠安国召诛先零之时所谓‘无所信向’，即是今无事，但羌人不能追言尔”(37)。今案西羌大、小开人于神爵元年秋天称谓刚刚过去的季春三月里所发生的战端，为“五年时”事，说明西羌地区与西北边塞一样，也是在进入夏季以后，才改称神爵元年，前面几个月还是属于元康五年。

与上述情况似乎有些抵牾的是，在居延汉简中还有一支题作“神爵元年正月卅日/二月卅日”(38)，李均明已经指出“此年三月改元，而简文已见‘神爵元年正月’，当为追述，文书之形成必晚于三月”(39)。今案审此简内容，应系改元后某时书写本年逐月日数，自属追记性质，李说可从。

二是建昭改元竟宁，张德芳只列举一支“建昭六年”的残简，见不到具体月份，而居延新简中另有一残简云“建昭六年三月庚午朔五官掾光”(40)，李蕾据之对质疑陈梦家所说年号使用规律，感到疑虑(41)。今案建昭六年二月以后的纪年简，只有这一件孤证，且文意不全，其在“建昭六年三月庚午朔”之后，不标注表述具体日子的干支或是数字，直接接以“吴官掾”，也不大符合通行的写法（哪怕就是朔日当天的事情，汉代文牍通例，一般也要不惮其烦，重复写作“庚午朔庚午”），而秦汉简牍中随意习书漫书者比比皆是，所以，至少在目前情况下，还不宜将其视作当时实际使用的文牍，姑且存疑待考可也。居延新简中另有一“吞远仓建昭五年十月尽六年九月□出入簿”(42)，则明显属于事情经过一段时间再予以汇总之后的题名，不能用作年号使用情况的证据。另一方面，陈梦家列举的竟宁元年简，最早出现于二月，应为“竟宁元年二月庚子朔壬寅居延令”云云这一支简(43)，在新近公布的肩水金关简牍中有一支木简恰好题署为同一日期(44)，时值本月初三，而居延新简中另有一枚题作“竟宁元年正月/吏妻子出入关致籍”(45)，则显然属于后来记事性文牍，并不能用以说明改元的时间。

三是由元延改为绥和，敦煌悬泉置遗址后来出土有“绥和元年五月乙亥”简(46)，可以进一步丰富陈梦家的论述，并可据此将改元绥和的月份，向前适当推溯，大致拟定在四月前后。不过，在居延新简里另有一枚题作“绥和元年正月渠”的木简(47)，同类用法，亦仅此一例，而简文顶端的“”形符号，本来就是专门用于给归类编订的档册标识卷宗名目，亦即所谓“楬”，故此“缓和元年正月”纪年应属于后来整理案牍时改题，不宜用来反映这一年正月里年号的使用情况(48)。

四是元寿改元的时间，已进入十二月以后，比较迟晚。陈梦家当时掌握的资料，至建平五年十二月，还没有接到哀帝改元的诏书，而在逐日办理的具体事务当中使用元寿元年年号的用例，在汉简中一次也没有看到，张德芳则又增列有建平五年闰月以及建平六年正月中旬的两个例证，显示出改元元寿，应是建平五年年底的事情。陈垣等过去推算元寿元年闰十一月，陈梦家则依据汉简所反映的实际情况，确定本年闰十二月，故张氏新增的材料，应是进一步加大了在闰十二月改元元寿的可能性。清人陆心源曾收藏有一方“元寿元年”铭文砖，自言出于浙江长兴(49)，由于改元时间，已届年底，浙江长兴能否在年底前奉诏改元，还很值得斟酌。即使此砖确属真品，当然也只能烧造于这一年年底。

自汉武帝创立年号纪年制度时起，西汉诸帝使用年号的年数间隔都有定数，哀帝将改元元寿的时间一直拖到年底，这差不多可以说是一个仅见的特例，近人陶元甘以为“令人不解其故”(50)，或许别有缘由。从遗留于后世的记载来看，在哀帝之前的情况是：武帝前期追加的年号是六年一改，太初元年创立年号以后为四年一改，昭帝即位，重行六年改元，至宣帝复改作四年，元帝自定一格，每一年号行用五年，成帝则再次改用四年，看似变化无常，实际上在这当中也有不变的定则，这就是新君主一定要改换老皇帝用过的年数间隔。改建平五年为元寿元年，让建平年号终止于四年，这意味着哀帝决定打破这一常规，继续沿用成帝的改元周期。对于我们今天阅读史书来说，年号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一个纪年的技术符号而已，改与不改，并没有多大实质性意义，但在古人心目中，它却是个神圣的标志，汉哀帝因身患顽疾，笃信图谶术数，对年号的使用，尤其关注，招致一大堆术士，为他设计变换过很多花样，甚至希冀以此求得身体的康复(51)。根据这一特殊情况来推测，在这一年年底之前，哀帝很可能为改变还是继续奉行成帝的改元间隔，一直踌躇未定，变与不变，成为一道不易抉择的难题，直至拖到年底无法再拖到时候，才做出这项不同于以往诸帝的特殊安排，依然遵行前朝旧制。

需要说明的是，在马圈湾出土的敦煌汉简当中，有一件简牍记有“元寿元年八月廿五日”云云文句(52)，但这是一件处理司法纠纷的文书，审其内容，显然是在追述往事，对于确定元寿改元的时间，并没有什么意义。这批简牍中另有一枚书作“□寿元年一月庚申却适亭长□敢言之”，年号前一字阙泐。今饶宗颐等以为：“两汉间年号与‘寿’字相关者有西汉哀帝‘元寿’及东汉桓帝‘永寿’。本简所见字体尚属早期隶书，故当为西汉哀帝元寿时物。”(53)西陲戍卒簿记，字迹参差不一，不宜单凭字体判断其具体年代。在目前情况下，这枚简还不能视作永寿元年一月的文牍。居延新简中另有一枚题作“临木部元寿二年二”(54)，所说月份自然应属当年二月，在目前所知汉代简牍当中，这大概是使用元寿年号纪年最早的实例了。

新莽时期由始建国改元为始建国天凤的时间，陈梦家推断在始建国天凤元年正、二月间，但《汉书·王莽传》明确记载这次改元确定于始建国五年年末，翌年从正月元旦起即行用始建国天凤年号(55)，而改元诏书的传递，有时不止一个月左右，需要花费更长一些时间。譬如，马怡研究指出，有一件新莽始建国二年十一月的诏书，由京师长安送达张掖郡，前后总共即历时六十天之久(56)。前述神爵改元的诏令，发布于这一年三月，而传递到居延，已经是闰四月月中，显示出当地奉诏改元，滞后于京师发布诏书的时间正是两个月左右，故新莽简所见之“始建国六年二月”，应该属于正常的现象，初不必疑虑《汉书·王莽传》的记载，并且由此可以进一步说明，在西北边陲改元滞后两个月上下，也是时常会发生的事情。

此外，像地节四年与元康元年，张德芳的统计，没有涉及，因而对陈梦家推测的改元月份，并未构成影响。类似的情况，还有河平四年与阳朔元年，汉代铜器中有所谓“上林鼎”，铭文署作“阳朔元年六月庚辰”，又有“上林铜鉴”署作“阳朔元年九月”，再如元延四年与绥和元年，铜器中亦有一“绥和鋗”，铭文署作“绥和元年八月”(57)，这些月份，都与陈梦家推定的改元时间相契合。

在张德芳统计的资料当中，元凤六年与元平元年、甘露四年与黄龙元年、黄龙元年与初元元年、初元五年与永光元年、永光五年与建昭元年、建始四年与河平元年、永始四年与元延元年以及元始五年与居摄元年这几组年号，前后衔接，大致也都符合陈梦家总结的年号改换规律，或是还没有看到与之相抵触的现象。

在上述各纪元改换过程当中，由甘露改元为黄龙，东汉人应劭以为“先是黄龙见新丰，因以冠元焉”，而颜师古注《汉书》，则在“黄龙元年”事下引述《汉注》云：“此年二月黄龙见广汉郡，故改年。”(58)西汉末年，王莽篡汉自立，为了与他所自居的土德相匹配，不仅规定服色尚黄，还把西汉文、宣帝两朝先后有所谓“黄龙见于成纪、新都”的事情，列为自己“肇命于新都”的重要标志(59)，而宣帝时期“黄龙”现形于“新都”，实际上只有颜师古所讲的这一次“黄龙见广汉郡”，盖清人沈钦韩尝有考证云：“《宣纪》黄龙元年不言龙见，师古引《汉注》则云此年二月黄龙见广汉郡，《地理志》广汉郡有新都县，则莽所指新都矣。”(60)相互参证，知颜师古所说，信而有征，而简牍所见年号用例，正与之密合无间。另外，需要补充的是，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有一件“黄龙元年二月己”简牍(61)，可以补充张氏列举的情况。

成帝于建始五年三月，因“河决东郡，流漂二州，校尉王延世塞辄平”，下诏“改元为河平”，《汉书》对此有明确记载(62)，张文谓建始五年简最晚见于是年四月，而“河平元年19枚简则绝无正、二月记录”(63)，其他西陲汉简所见使用河平年号的最早月份更已晚至七月(64)，很好地印证了陈梦家提出的改元时间判断原则。另外，由元始改元居摄，如同始建国天凤一样，都是在前一年年底确定新的年号之后，翌年新春伊始，即颁行各地(65)。持张德芳举述的敦煌悬泉置遗简与这一史实相核验，同样符合陈梦家所总结的时间滞后规律。

根据张德芳列举的简文，可以推测由黄龙改元为初元，大致应在初元元年正月，而西汉铜器中有所谓“阳邑铜烛行锭”，铭文谓“初元年三月河东造”(66)，亦即铸造于初元元年三月，也可以印证汉简所显示的情况。

由初元改元为永光，张德芳文只提供有初元六年正月的用例，而西汉铜器中有一件铜弩机郭，上面铭文镌作“永光元年七月廿日右尚方造”(67)，虽然还难以做出更具体的判断，但据此仍可推测改元永光的时间，至迟不得晚于七月。敦煌和居延出土的简牍中，都见有书写于永光元年五月的文书(68)，居延新简中还有一支书作“永光元年四月施刑徒”(69)，敦煌简中则还有一份时间更早的简牍，记云：“永光元年二月戊戌朔辛酉敦煌玉门都尉平丞得□敢言之，谨移部铁器簿一编，敢言之。”(70)据此可以更进一步，将这一时间推溯到这一年正月。

清道光汪氏振绮堂原刊本《汉书地理志校本》之广汉郡新都县

从永光到建昭，在张文列举的资料中，“永光”这一年号最迟出现于改元之年的八月。居延新旧简中另见有“永光三年尽建昭元年三月食月别刺”、“建昭元年三月尽/□诸官□责书”和“建昭元年三月过书刺”，“●鉼庭部建昭元年三月”(71)，比“永光”年号要早出现于五个月之久，但这几件简牍，显然都是一定期间内的综合统计性籍账，而这样的统计工作，完全有可能在该项统计截止期限以后间隔一段时间进行。另有一件“●第四煫建昭元年七月卒迹簿”(72)，与上述所谓“建昭元年三月”简性质相同。此外，还有两件“建昭元年七月甲寅除”和“建昭元年七月乙卯除”的简牍(73)，因属于所谓“吏除”类名籍，如前所述，这类籍册通常出于事后汇编，故同样不能简单地将这些带有“建昭元年三月”或“建昭元年七月”纪年的简牍，视作“建昭”年号在居延等西北边陲区域实际使用的年代。除了上述几件之外，其他建昭元年的简牍最早的月份则为是年八月(74)，两相参证，不妨姑且将改元建昭的时间，推定在这一年的七月或八月。

还有从永始四年到元延元年的转换，汉代铜器中有一“长安鋗”署“元延元年七月造”，因为是“长安共厨”所用器物(75)，其奉诏改元自然不会像边陲敦煌那样滞后许多，与张德芳列举的永始五年七月简牍相对照，可以推测，改元元延，大致应当发生在这一年六至七月之间。肩水金关出土简牍中的一支残简书有“元延元年五月”(76)，居延新简中另有一支“●元延元年六月尉史□”木简(77)，与此似乎稍有抵触，但这两支简俱缺损过甚，且没有题署具体日子，目前还不宜将其用作是年六月当地已经行用元延年号的证据。较此稍后，居延新简中有一支题署“元延元年七月”的木简(78)，虽然残损也很严重，但与其他记载没有明显冲突，而且在新近公布的肩水金关简牍中又有一支文字保存较多的木简，书作“元延元年七月丙寅朔乙酉中乡”(79)，二者相互印证，不妨将其视作元延年号在西陲简牍中应用的最早实物。这些永始、元延之间的纪年文字材料，或许还可以进一步分析和验证（特别是张德芳所述“永始五年七月”简文中的“七月”释读是否准确，还有特别辨识），不过山西朔县汉墓曾出土有“元延元年十月□□作”漆器铭文(80)，则足以论定元延改元至迟也不得晚于此时。

王莽在元始五年冬十二月平帝故世后，即确定翌年改元为居摄元年，这在《汉书》当中有明确记载(81)。张德芳谓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有一枚元始六年正月简，另有居摄元年纪年简二枚，一枚记五月间事，一枚记九月间事(82)，实际上在过去获得的居延新简中还有一件写作“元始六年二月丁亥居延甲渠候放免冠叩头死罪死罪敢言之”云云的语句(83)，应当与张氏所说元始六年正月简一样，属于奉诏改元之前的文牍，而目前所知西陲边地改元居摄之后最早的纪年简牍，应属敦煌简中“摄元年三月癸丑”一简(84)。

在陈梦家和张德芳列举的材料之外，综合考察目前所知简牍的情况，还可以对其他一些涉及年号改换的实例，加以验证。如昭帝始元七年“八月，改始元为元凤”，这在《汉书》当中有清楚记载，而居延汉简中在这一年最晚出现的月份为“始元七年闰月”(85)，汉朝置闰系于本年闰二月(86)，敦煌简中所见更晚的月份则有“始元七年五月戊戌”(87)，而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有“元凤元年九月己巳”文牍(88)，虽然还不够细密，但也与《汉书》相合。案陈直过去在长安城故址收集到有“元凤元年八月甲寅造”钱范(89)，值本月二十八日(90)，可以进一步推定改元时间应在此之前。又如，由元帝竟宁改为成帝建始，《汉书》没有明确记载，但汉简中未见竟宁二年的记录，而有居延新简题署的日期为“建始元年正月乙丑朔癸酉”(91)。癸酉为乙丑朔日后第八日，亦即正月初九，可知汉成帝应当在上一年亦即竟宁元年夏天即位之后，即已颁布诏书，宣布预定翌年改元为建始，其具体时间，则很可能是在竟宁元年七月“大赦天下”的时候(92)，不然的话，僻在居延，不可能这么快就接到朝廷诏命。

类似的情况，还有哀帝绥和二年四月即位后于翌年改成帝绥和为建平，简牍中也是没有见到过绥和三年的记录，而在建平元年正月癸丑亦即其正月第二十日，即已在公牍中留下记录(93)。这种改元方式，在当时，恐怕也是新皇帝在年中即位时的一种惯行做法，所以，由昭帝元平元年到宣帝本始元年，虽然就目前所知而言，其较早并且比较可靠的本始纪年简牍，只是“本始元年六月辛酉朔戊辰”而已(94)，但改元的具体时间，似乎更应该定在正月岁首。在清人李佐贤编纂的《古泉汇》一书当中，曾著录有一“本始元年五月”钱范(95)，所题年款虽然只比上述简牍提前一个月，但陈直依据后来出土的同类钱范推测，应出自这次发现本始五年十一月钱范的相家巷村附近，而且陈氏本人所收藏的另一带有“本始元年五月”纪年铭文的陶范，就是出自这一带，因而可以减除诏书传递所耗费的时间，将这次改元的时间下限直接上推到五月之前(96)。由此再向前推溯，则罗振玉过去还著录过一件“本始元年二月”制作的钱范(97)，近年在西安相家巷复又发现了同样的遗物(98)，从而可以进一步证实改用“本始”年号的时间，最有可能是在这一年的正月。在新近公布的肩水金关简牍中，有一支残简书作“本始元年三月”(99)，适与这一推测吻合。肩水金关简牍中另有一段文字记云“本始元年正”，虽然是弃置不用的削衣(100)，却也具有一定参考意义。后来平帝改哀帝元寿二年为元始元年，已经留存有“元始元年二月甲午”亦即本月初六的书信(101)，大致也可以验证这一通则。

除此之外，哀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初九日），改元为太初元将，未几复于八月下诏废止太初元将，重称建平二年(102)，居延汉简中有一支公牍书有“建平二年七月丙戌朔甲寅”云云(103)，而居延新简中有题作“建平二年九……”者，亦即是年九月的残简(104)，前者当是尚未接奉诏书改行新元之前的文书，后者则应应该是已经回改为建平二年之后的事情，同样符合陈氏总结的年号行用规律。

综合上述情况，可以看出，除了改神爵为元凤、改五凤为甘露、改鸿嘉为永始和改河平为阳朔，情况稍显复杂，以及我们在这里所要讨论的地节改元问题之外，其馀大多数纪元改换前后的用例，都符合陈梦家总结的规律，虽然对陈氏撰文之后新发现的简牍，目前所做归纳或许还不够全面，但与这一基本规则，应当不会有太大抵牾。饶宗颐等人在《新莽简辑证》一书当中，对新莽遗简中的纪年文牍，曾做过比较全面的梳理(105)，同时，王莽之始建国、始建国天凤和始建国地皇这几个年号的起始时间，都在正月元旦，这在《汉书·王莽传》里又有清楚记载(106)，两相核对，与陈梦家所说即无不契合。从这一总体状况出发，我们有理由推测，有关上述几次改元的用例，或许会存在某些特殊的问题，未必都是反映当时年号使用状况的案牍。

三、改元前后年号特殊用例辨析

首先让我们来看由神爵到五凤的变换。由于汉简中有神爵五年正月简，又见有五凤元年三月的纪年，陈梦家推测改元五凤的具体时间，是在正月与二月之间。张德芳在文章中共列举三件神爵五年的简牍，一件属正月，另一件署曰二月，与陈梦家过去所说月份大体相当，其实，敦煌附近过去还出土过一件神爵五年三月起首之初三日的简牍(107)，但合之仍不足以改变上述改元五凤的时间。张氏所说年号用法的另一件例证，时在神爵五年八月，则较陈梦家提到过的五凤元年三月文牍，要晚五个月上下。假若此简纪年准确无误，自然需要订正陈氏推定的改元时间，不过，张氏对这件简牍附有说明云：“此简虫蚀严重，纪年之处文字尚需进一步辨识。”(108)而且在新近公布的肩水金关汉简中，还见有一段“五凤元年三月己未朔甲”的简文(109)支持陈梦家的看法。因此，至少在目前情况下，尚不宜恃此孤证来推翻既有的结论。清人陆心源曾收藏有一方“五凤元年八月十八日造”砖(110)，据云出自浙江乌程，假若确实可信，则至迟在八月中旬，当地已经奉诏改元，它也提示我们应慎重对待这件所谓“神爵五年八月”的简牍。

另外，还需要稍加说明的是：过去斯坦因在敦煌所获取的汉简，其中有一支书作“神爵五年十二月壬申大煎都□”(111)，看起来好像迟至该年年底，仍在使用五凤年号。惟检核陈垣《二十史朔闰表》，知本年（即五凤元年）十二月乙酉朔(112)，且《汉书·五行志》有记载云“五凤元年十二月乙酉朔，日有食之，在婺女十度”(113)，可以验证陈氏推算的朔日准确无误，而壬申在乙酉后四十七日，也就是说本年十二月并没有壬申这个日子，故此简绝非实际使用的文牍，应属戍辛随意漫书，与当时使用年号纪年的情况完全没有关系。

东汉人应劭解释“五凤”这一年号的寓意，谓“先者凤皇五至，因以改元云”。宣帝时期频繁有凤皇来仪，其五次翔集，具体从何时算起，不大好定，但《汉书·宣帝纪》记载神爵四年冬十月和十二月，接连有两次飞临京城周边的杜陵和上林苑(114)，汉宣帝随之在翌年正月改元为五凤，合情合理，是很自然的事情。检《汉书·郊祀志》，对此正有明确记载：

其冬，凤皇集上林，乃作凤皇殿，以答嘉瑞。明年正月，复幸甘泉，郊泰畤，改元曰五凤。(115)

所谓“凤皇集上林”，就连所用文句都与《汉书·宣帝纪》所记神爵四年十二月凤鸟来降上林苑事一模一样，正月改元，应属确切无疑，陈梦家的推测，可以修订得更为精准，而张德芳所述神爵五年八月的简牍，释读一定存在问题。

下面再来分析由五凤改元为甘露的具体月份。这一年号转换，从表面上看起来，情况最显复杂。单纯就陈梦家归纳的汉简记录而言，当然不存在问题，但在张德芳提供的用例当中，就已经有五凤五年六月和十一月的文档，都在陈氏所说甘露元年闰五月这一使用新年号的最早月份之后，而且还有汉简表明，实际上早在二、三两月，就有使用“甘露元年”来纪年的文牍，二者之间，重叠交叉的状况，似乎相当严重。张德芳以为像这样“两种年号同时并存，可能是文书来源地不同或者出自不同人之手”(116)；李蕾也认为在五凤与甘露两个年号转换之际，西北边地“地方上曾一度处于两种纪年方式并存的情况”，并且将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归结为改元诏书的传递或快或慢所致(117)。

在一个王朝政权统治稳固时期，会有两种纪年方式并存于同一地区，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新旧年号乃奉皇帝诏书以转换更替，边塞戍所，区区微吏，自然无由置煌煌钦命于不顾而擅自行事，只要当地已经奉诏改元，不管出自谁何人之手，都不可能再顽固沿用旧年号纪年。若谓无意误书，单纯就事理而言，在改元之初旬日间内，容或偶然有之，但如上述事例，新旧年号前后交错出现的时段，已经长达数月乃至十个月之久，况且汉朝法律对误书文牍有明确的惩处措施(118)，因此，也不能用不同的吏员书字或误或不误来做解释。张德芳提出文书来源地不同，使用年号的情况或许会有所差别，这当然很有道理，盖两地距京师的里程和路况若是差距较大，奉诏改元的时间自然会先后不同，若将两地在新旧年号交替之际所行用的文书置放于同一地点，就会看到“两种年号同时并存”的假象。不过，即使是这种假象，也绝不会持续十个月之久，而在诸家所列举的简牍当中，并没有任何一件，显现出来自其他遥远地域的迹象，这些文书，无一例外，都是来自相互毗邻的敦煌和居延地区，两地之间也不会出现李蕾所说接奉诏书快慢悬殊的问题，所以，不同地区奉诏改元时间早晚的差异，同样无助于说明“五凤”与“甘露”这两个年号平行出现于同一期间的问题。

李学勤在谈及这一问题时，注意到相关纪年简牍的性质差异，有时会影响到年号的使用方式。针对张德芳举述的用例，李氏指出：

五凤五年有明确历日的最晚是“四月丙申朔丙申”，即四月初一，六月、十一月例均为悬泉置记事。……看来改元通知接到较后，下半年记事时又因有上半年内容而沿用了过时的年号。(119)

如前面第一节所述，李学勤虽然没有明确讲述，但在具体论述相关问题时，事实上是几乎将所有距离岁首较远的所谓纪年“超长”现象，都归结为年初改元之后当事者未能及时接奉诏命所致，这一论述前提，恐怕还需要斟酌，但区分不同类型文书署用年月时日的性质，却应当是在利用出土简牍论证包括甘露改元在内汉代所有改元时间的必要前提与合理途径，本文前面在解释相关纪年简文时，实际上也多次运用了这一方法。

陈梦家已经指出，西陲简牍中最早出现的甘露纪年在这一年闰五月，所依据的材料，出自敦煌，确实可信(120)，而且在后来发现的居延新简当中也有一枚同月的木简，记曰“甘露元年闰月乙未朔庚申甲渠鄣候汉彊敢言之”云云(121)，二者恰好相互印证，居延新简中另有一支简虽仅存“甘露元年五月”六字(122)，但与上述五凤五年四月丙申的纪时正相衔接，从而可知最迟至当年五月，在敦煌和居延地区，应当都已经奉诏改元为“甘露”。汉长安城旧址出土的钱范，有题作“甘露元年五月”乃至“甘露元年五月乙丑”者(123)，这种“甘露元年五月乙丑”制作的钱范，近年在西安相家巷又有新的发现(124)，其“五月乙丑”恰好为本月朔日(125)，因知朝廷下诏改元甘露的时间，必定在五月之前的四月里。居延简中另有一支除官文书，记某人履历云：

乃五凤四年五月中，除为殄北□，五年正月中，授为甲渠诚北煫长，至甘露元年六月中，授为殄北塞外渠井煫长，成去甲渠。(126)

行文时将旧年号五凤与新年号甘露，明确区分开来，显然是分别沿用当时的实际用法，其称六月从属于甘露元年，正是当地在五月奉诏改元以后的实际用例。因而，五月以后，在当时实际写录移送的文书当中，绝不应该再继续行用“五凤”年号纪年。

张德芳文中提到的两件月份较晚的五凤五年纪年简，一为“五凤五年六月……五日丁卯……冥安农□”，一作“●县（悬）泉置五凤五年十一月”，都在五月以后，所以，李学勤将其视作“记事”，亦即事后所做归纳整理性记述，固然最显合理。过去陈梦家就已经指出，当同一年内先后行用旧、新两个年号的时候，“亦有不并举新旧年号而用旧号者”(127)，当时他举述的例证，就是居延简中“建昭六年正月/尽十二月吏病/及视事书卷”这一事后整理的案卷题签(128)，实际上建昭六年正月朝廷已经改元为竟宁(129)，只不过当地还没有接到诏书依令行事而已，整理档案时却全年统一采用了年初奉诏改元前所应用的年号，“悬泉置五凤五年十一月”这支简与之性质相似，很可能是一份全年卷宗当中的一部分。居延简中另有一支篇题书作“五凤五年九月尽甘露三年”(130)，尤为清楚地体现出这一追述性“记事”性质。

不过，这类“记事”性简牍对原始纪年形式的更改，并不止这一种形式，也有很多时候，是将年初行用的旧年号，更易为后来改行的新年号。李蕾在研究甘露改元问题时最感困惑的恐怕就是下面这份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简牍：

甘露元年二月丁酉朔己未，县（悬）泉厩佐富昌敢言之，爰书：使者段君所将疏勒王子橐佗三匹，其一匹黄，牝，乘，皆不能行，罢（疲）亟死。即与假佐开、御田遂、陈……复作李则、耿癸等六人杂诊橐佗丞所置前。橐佗罢（疲）亟死，审。它如爰书。敢言之。(131)

毫无疑问，这是一件非常正规的汉代司法文书，却分明署作“甘露元年二月”，假若不是当时已经接到改元的诏书，何以会如此题署时日？而若谓河西地区在二月已经改用新元，又何以会出现陈梦家和张德芳所说五凤五年四月的简牍？

乍看起来，上述看似矛盾的材料，确实会使人感到困惑。不过，若是了解到所谓“爰书”的实际应用情况，对此也不难作出解释。这种爰书，是司法侦察和案件审理过程中书写的一种笔录，即唐人颜师古所说“以文书代换其口辞也”(132)，用作审理案件的书证。中国古代的司法审判，从立案到结案，往往要经历一段时间，其中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相关文书，常常要反复上下申报批复，才能最终定谳，这种做法，最迟从秦汉时期起，迄至清末，一直没有根本性变化。例如，在张家山汉简的《奏谳书》当中，有一件秦王政二年“四月丙辰”应案犯要求重审的旧案，原案初审于上一年十二月间，这次鞫问之后，又上报廷尉，直至当年十月间才终审定谳，前后持续即达十个月之久(133)。

检读明清时期遗存的大量同类司法档案，可以看到，在上下移送案卷的过程中，往往需要反复誊录移转同样内容的各项书证，由此逆推，秦汉时期审理案件或许也要经历类似的步骤。云梦睡虎地秦简中的“封诊式”，列举有许多种这类“爰书”的范本，其中有一部分在爰书本文之后，即清楚写有主审官员对进一步覆问的要求，并写明需要将所得结果“以书言”(134)。这样一来，有许多案子特别是那些案情比较复杂或是牵涉到比较重要事项的案子，在结案时形成的完整案卷，一定会包括前后不同时期写下的多份文书。

在张家山汉简《奏谳书》当中，另外抄录有一件汉高祖六年“淮阳守行县掾新郪狱”的案件，起首即摘录反映初始案情的“爰书”，淮阳郡守经细致复审后向朝廷廷尉上报案情，末云“为奉当十五牒上谒，为谒报，敢言之”。这种在上报案件时提到的“牒”，《奏谳书》中还有一例，是一件汉高祖八年的案件，末书“南郡守强敢言之，上奏七牒，谒以闻”(135)，过去张家山汉简整理小组和李学勤、彭浩、李均明以及日本学者池田雄一等许多人，都将其理解为构成该件案牍的简数，即整篇案牍总共包含多少支简，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有多少“牒”或多少“葉”简条(136)，实际上却应当是指附在案情“主文”之后的十五件或七件公牍(137)。在这件“新郪狱”的“爰书”当中，曾提到当地官吏为纵容罪犯，对之“毋繫牒”，所说“繫牒”是指将其正式记录在案，而其中的“牒”字，就应当是指这种记录所侦讯案情的公牍(138)。在居延汉简中的一支觚上，书有一件司法案牍，亦一并述及“爰书”与“牒”，文辞如下：

史商感言之，爰书：鄣卒魏郡内安定里霍不职等五人，□□□□□敞剑庭刺伤状。先以证不言出入罪人辞……乃爰书。不职等辞县爵里年姓名各如牒。不职等辞曰：敞实剑庭自刺伤，皆证所置辞，它如(139)

这里所说“如牒”之“牒”，显然是指书写有霍不职等五人证言和籍贯年龄姓名等内容的案卷，而不是该件案牍的简数。同类的文牍，还有一件书云：“□贵自言常以令秋试射，署数于牒，它如爰书，敢言之。”(140)又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中有一灵帝光和六年的司法案牍，述及相关案情，亦写有“辞如牒”之文句(141)，所说的“牒”，同样是指案件审理过程中记录案情或证言的文书。张家山秦汉《奏谳书》中呈报案件时一同附上的“牒”，就应当是指这类同案卷宗。居延汉简中有公牍曰“谨移自言各如牒”，或曰“移肩水城官吏自言责嗇夫荦晏如牒”(142)，就应该是讲随事件“主文”移送相关的附属文牒(143)。

在这些构成全宗案卷的种种文牒当中，就应当包括案件审理过程中各项“爰书”的全本。《史记·酷吏列传》记张汤鞫问老鼠事，对此即曾有所反映：

（张汤）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馀肉，刻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

此事当然迹近游戏，不过，却是在模仿真实的治狱程序。孙吴人韦昭虽然对“爰书”的理解还不够十分准确，但谓此“传爰书”意为“移换狱书，使他官考实之，故曰‘传爰书’也”(144)。认识到“爰书”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流动移转，所说却差相近似(145)，居延简中另见有“负爰书”自证的说法(146)，在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汉简当中，则不仅可以看到“移爰书”以令刑徒减罪的司法文牍，甚至可以看到这种公文专用的“格式”，书作：“神爵二年某月某日朔某日某官佐甲将徒作某事敢言之，某县到髡钳城旦大男王乙自言作满若干岁，谨移爰书谒，令狱案乙初论某年月日，当减罪，为减报，如律令。敢言之。”(147)“爰书”之可“传”可“负”可“移”，正体现出它不仅是案件全宗当中一个相对独立的构件，而且通常是要随案上下流转(148)。

明瞭“爰书”这一特点，我们也就有理由推测，这件题作“甘露元年二月丁酉朔己未”日报送的“爰书”，最初理应是在“五凤五年二月”做出，在这一年五月行用“甘露”纪元之后的案卷汇总移转过程中，为了与后来形成的其他案卷统一，以便审验，这才将“五凤”年号改为“甘露”，因而，并不能将其用作说明年号使用期限和改元时间的依据。这种重新改署旧牍时日的做法，犹如居延简中有“王路堂免书”，署“初始元年十一月壬子”(149)，因王莽把持朝政，改居摄三年为初始元年，事在十一月甲子，值当月二十一日，这在《汉书》当中有明确记载(150)，而壬子日为初九日(151)，且王路堂和所谓“勉书”这两个名称，也都肇始于新室始建国元年王莽即位之后(152)，故如森鹿三所言，“初始元年”这一年号自应出于后来改写(153)。另外，李蕾在文章中还举述有一件“□吏□□□□□□甘露元年三月戊子下”的简牍(154)，因其残损严重，无法认证是否为行用于当时的文书，同样也可以视作后来整理时改题的新年号（因这件简牍上残存有一“吏”字，或许属于“吏除”一类后来追记的文牍）。总之，目前所知的简牍材料，还不足以改变陈梦家的过去的结论，甘露元年依旧应当启用于这一年四、五两月之间。

在清代中期的学者和收藏家中间，曾经流传有一件“五凤五年”砖铭，出自浙江海盐，原砖入藏阮元文选楼(155)，而后来损毁于火灾(156)。如同阮氏弟子陈文述用诗句所描述的那样，“西汉五凤只四年，五年之说史未传”，因此，奸巧商贾作伪，不会想到制作出这样奇怪的纪年铭文，只能是“改元在后制在前”(157)。阮元友人翁方纲，对此专门做有考释云：

汉五凤仅四年，何以云五年也？曰五凤之四年，其明年为甘露元年。李善《西都赋》注引《汉书·宣纪》甘露元年诏曰“乃者凤皇至，甘露降”，故以名元年。考此诏乃甘露二年撮叙之词，不言甘露降在何时，而元年夏特书曰“黄龙见新丰”。据诏词，则甘露瑞在黄龙之前，而五凤之改元，于前冬书其事，此甘露改元，前一年不书其事，而本年夏四月特书“黄龙见”，此则班氏文章详略间伏之妙，使人知甘露之降在次年春也，则甘露之改元在其春三月间，而浙浒之地，至陕阔远，则此春三月仍称五凤五年，何疑乎？(158)

覈诸《汉书》，知翁氏乃谓依据甘露二年诏书所说“凤皇甘露降集，黄龙登兴”(159)，可以推测在甘露元年夏四月“黄龙见新丰”之前，应有甘露降临，宣帝即缘此而改用“甘露”这一年号，所说有一定道理。不过，若确系因缘于此，其降下甘露的时间，却并不一定非要上推到三月不可，也完全可能就发生在黄龙现身的四月，再说具体的改元时间，也未必一定要安排在甘露洒落之际，也可能会稍微滞后一小段时间。与阮元同时的著名“金石僧”六舟，早已总结汉魏六朝时期江浙一带制作砖甓的季节特征，乃“皆六月至十月，偶有四月至五月者。盖以四月之前、十月之后，时方寒沍，专（砖）墼易冻，不能就范，而四月至五月梅雨，专（砖）不易燥”，后来罗振玉“验之传世专（砖）甓所纪之月，良如所言”(160)。按照翁方纲的推论，即使将改元甘露的具体时间，拟定在季春三月之末，浙江海盐一带奉诏改元，一般也要延宕至整整三个月之后的六月，才能与这块砖上的铭文吻合，这里距离京师长安，恐怕还没有“阔远”到此等程度，而若依从陈梦家所说以及“甘露元年五月乙丑”钱范所限定的时间，将改元时间定在这一年四月期间，那么，一两个月之后的六月，因应时令，烧造墓砖，则正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关于成帝鸿嘉到永始的纪元转换，陈梦家所见简牍资料，稍嫌寡少，且陈氏释读似亦有所偏差，故所定改元月份，需要订正。陈梦家文称存有永始元年三月的纪年简牍，但我检读居延、敦煌两地过去出土的简文，没有找到这样的用例，疑陈氏所说存有疏误，或是当时释文不够准确影响所致。今张德芳文所举述鸿嘉五年纪年简，虽然最晚的月份，已见有九月和十月，但这两个月份的用例，各自都只有一件，分别为“●鸿嘉四年十月尽五年九”和“●县（悬）泉置鸿嘉五年十月□□□□”，前者张氏且附注云：“楬，总一年记录或档案的文书标签。”这都是前面在论述五凤与甘露之年号转换时已经论述过的事后“记事”性档册，并不能简单用作当时年号使用情况的例证。张德芳文列举的其他十七件实用纪年简牍，都在鸿嘉五年六月之前，最晚的一支为“出粟□斗五升，稁十五斤。鸿嘉五年六月□□□”，文中虽然没有具体罗列称用“永始元年”的简牍，但张氏谓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这批简牍，“鸿嘉五年所记上半年月朔和永始元年所记下半年月朔”都与历谱相合(161)，已经透露出永始元年的纪年简系始见于这一年七月之后。事实上居延简中所见最早的永始纪年，也是写于七月，文曰“永始元年七月己丑朔癸巳陶乡啬夫”云云(162)，两相参证，不妨姑且将改元永始的时间，拟定在是年五至六月期间。

简牍实例对西汉诸帝纪年和年号研究最重要的贡献，是藉此推定史籍中缺失记载的改元月份，若是倒转过来，仅仅依靠简牍来修订传世史籍特别是像《汉书》这样正史的记载，则需要慎之又慎，首先合理把握二者之间的主从正奇关系。在这一方面，陈梦家对阳朔年号行用时间的判断，就显然有失偏颇和轻率。

关于阳朔改元，《汉书·成帝纪》在河平四年的最后一条、同时也是夏六月的纪事之末记云：“山阳火生石中，改元为阳朔。”按照当时四年一改元的定规，这当然是指为即将于第二年启用的下一个纪元预定年号，故唐人颜师古解释“阳朔”这一年号的寓意说：“朔，始也，以火生石中，言阳气之始。”(163)如此清晰完整的记载，显示出从这一年元旦开始，就已经采用阳朔纪年。可是，陈梦家却依据居延和敦煌出土的汉简，做出论断说：

汉简有河平五年五月与阳朔元年五月，而史载河平四年六月改元阳朔，实有错误，改元阳朔应在河平五年四月。(164)

陈梦家对《汉书》相关记载的理解，本来就有偏差。《汉书》的记述，只是表明由于河平四年六月这次石中生火的事件，准备把第二年行用的新元，定名为“阳朔”，并没有阳朔纪年已经改行于此时的意思（因为要是那样的话，《汉书》就会把河平四年记作“阳朔元年”，而不是在下一年方始以“阳朔”年号来系年）。检陈氏所说“河平五年五月”纪年简，实际上只有一枚，文作“河平五年五月官吏廪”(165)，因缺损过甚，下面其他的文字，已经无法辨认，而如上所述，汉简中的文字，从习字、摹写公文、信笔涂抹，到时过境迁之后重新整理的公牍，性质差别悬殊（譬如张德芳文中就列有一支带“河平五年”纪年的习字简），这支简到底是否属于当时应用的文牍，还需要参照其他情况，加以斟酌；至少不宜仅仅恃此孤证，就轻易否定《汉书》本纪的记载。

“阳朔元年三月乙亥”公牍

除一枚习字简外，张德芳文中还列举有五枚河平五年纪年简牍，“均记正、二月间事”(166)，居延简中也有一支书作“河平五年正月己酉朔丙寅甲渠鄣候谊敢言之”云云(167)，而在额济纳汉简中有一件“阳朔元年三月乙亥”的公牍(168)，在已经公布的汉简当中，大概算是最早使用阳朔年号的用例，与上述河平五年纪年的月份，恰好相互衔接。另外，在传世文献当中，南宋初年所刻曾巩校本《新序》，每卷卷首都题有“阳朔元年二月癸卯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上”字样(169)。这种情况说明，阳朔改元，与上一节所说王莽改元始建国天凤时候的情形，极为相似，都是在上一年年底前预定翌年年初便改行新元，而敦煌、居延等西北边陲实际奉诏改元已迟至二三月间。

此外，如前面第二节所述，关于汉代纪年简牍，居延简中还有一支题署为“初始元年十一月壬子”(170)，而据《汉书·王莽传》记载，王莽胁迫元后同意改元初始，上奏并施行于居摄三年十一月甲子日(171)，敦煌简牍中另有题作“●居摄三年十一月”者(172)，显示出直到本月，敦煌还没有奉召改元。检陈垣《二十史朔闰表》，本月甲辰朔，壬子为初九日，而甲子属二十一日(173)，故“十一月壬子”本在改元之前，这一支简必属后来记事无疑，不能用以说明居延地区使用年号的情况。

四、改元地节的具体时间

前面第一节已经谈到，新近出土的西汉铸钱陶范和张德芳举述的敦煌悬泉置故址出土汉简，都见有本始五年十一月的纪年文字，而实际上居延汉简中不仅另有写于本始五年十二月和本始六年正月的文牍(174)，王国维和陈梦家等人还早已考证过本始六年三月的简牍，特别是在新近公布的肩水金关汉代牍中，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一支“本始五年十二月甲午朔己亥”云云和一支“本始六年二月乙卯”云云的木简(175)，显示出本始年号延续行用的时间，确实超出“常规”很多，有必要深入探讨。

本始六年正月的简牍共有两件，其中一件书作“本始六年正月庚寅煫长段封”。上个世纪60年代初，陈直在撰述《居延汉简系年》时，对此颇感困惑，以为“本始共四年，若照六年推算，则至地节二年，不应差谬如此”。由于未能通盘考虑汉简中使用年号的一般性规律，陈氏曾怀疑简文存在舛误，从而推测说：“平帝元始六年为孺子婴居摄元年，正月确为庚寅朔，与此正合，今特加订正。”亦即将本始六年改订为元始元年（也就是居摄元年）(176)。陈直这种推论方法本身存在严重问题，这就是陈梦家早已指出，像“本始六年正月庚寅”这样的写法，是汉简通用的一种纪日形式，与朔旦所在并没有关联，即并不意味着庚寅为本月朔日(177)。检读另一件本始六年正月的居延汉简，系书作“本始六年正月甲子朔”，正清楚写有本月朔日，与地节二年正月朔日相吻合(178)，知庚寅值本月二十七日，于历法并无冲突，因而不能依此纪日甲子来修订这件简牍的纪年。复核这几支本始六年简牍的图像，都是清楚写作“本始”而非“元始”，愈加证明陈直的说法不能成立。

其实梳理清楚居延、敦煌等地使用年号的总体状况之后，便足以确认，在西汉以至新莽时期，各地一旦接到改元的诏书，在正式行用的公牍和器物铭文当中，一定遵奉不违，一般并不存在两种年号同时并行于一地的可能，而且各地收到改元诏书的时间，通常有相对固定的间隔，并不会延迟过久。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利用出土西汉纪年简牍以及诸如钱范等其他各类纪年铭文，来推定汉宣帝改元地节的具体时间。

如前文所述，关于地节改元的具体时间，诸家所说，差距很大。王国维以为是在甲寅年亦即后来的地节三年追改，但如陈梦家已经指出的那样，居延后来又出土有地节二年六月的简牍(179)，改元的时间，自然应当在这之前，所以，绝不可能迟至地节三年，才追改地节纪元。

然而，另一方面，近人陈垣在民国时曾经总结指出：“古时纪元，并从下诏之日始，未尝追改以前之月日也。”(180)假如不是遵循王国维的思路来考虑事后追改上一年年号的问题，那么，如同陈梦家本人已经意识到的那样，宣帝改元地节，至迟应在本始五年十二月，而“次年正、二月间诏书应已到边郡，乃迟至三月仍称本始六年，直至六月始称地节二年”，对此，根本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像陈梦家那样仅仅以“当别有故”而含混了之，则实在无以取信于人。新近研究古代钱币的学者如师小群、党顺民和赵晓明等人将改元的时间定在“本始五年十一月壬申日”之后，显然会遭遇与陈氏相同的窘境。在地节改元的时间问题上，陈梦家并没有得到比王国维更为清楚的认识。

与此类似的是，李蕾推断“中央改元时间应于本始四年末至地节元年这段时间，与‘本始’年号最晚记载的‘本始六年三月’还有一段时间”，李蕾还根据“在出土汉简中没有发现地节元年的记录”这一情况，推测“当时居延地方是在公元前68年，即地节二年被告知改年号本始为地节的”，至于居延等边地改用新元的时间，何以会如此迟晚，李氏则解释说或是由于诏书传递到当地收到阻滞，或是地方政府收到诏书后没有及时在基层贯彻施行(181)。这些想当然的话，实在不得要领，尽管李蕾也举述一些诏书传达的事例，试图说明这种情况本是常常会发生的事情，可是从中却依然看不到足以服人的道理。

不过，李蕾在论述这一问题时，还举述一件居延简牍，用以说明西汉时期“同一地区或临近地区同时出现新旧两个年号的情况”，对此需要稍加说明。这件简牍原文如下：

入/都内赋钱五千一百卌/给甲渠候史利上里高何齐/地节二年正月尽九月积奉高。(182)

如同李蕾本人已经意识到的那样，“这枚简应该写于地节二年九月之后”(183)，而在前面第二、三两节当中，我已经辨析过很多这类后来追记或是整理的文牍，指出这类文牍并不能反映所记年份的年号使用情况，更具体地说，这件简牍不能说明地节二年正月的时候居延当地实际使用的年号就一定是“地节”（它很可能出自后来追记），最多只能反映在这一年九月，当地已经行用“地节”年号，而这与本始六年三月纪年的敦煌简牍正是前后相承的关系，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新旧年号同时并用的问题。

李学勤在解释“地节五年十一月壬申造”钱范和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本始五年十一月纪年简牍时，所做说明如下：

这个情形的解释，应当是宣帝在本始五年中间，甚至是其后半，才决定改换年号。要知道本始是宣帝的头一个年号，在他前面的昭帝，两个年号始元、元凤都有六年；再往前武帝追拟和实用的年号，有的六年，有的四年。宣帝可能原想把本始年号继续使用，后来才决定到四年为止。此后西汉年号都是四年。(184)

在这里，李学勤也是从全局着眼，注意到王国维曾经指出的西汉诸帝年号改换的时间间隔规律，并同样触及宣帝改元地节与这一通行规律之间的关系，这确实是认识地节改元问题不可或缺的社会背景，只是所说“此后西汉年号都是四年”略有疏误。如前面第二节所述，元帝与平帝时期每一年号都是行用至五年，其作四年间隔者惟成、哀二帝，而哀帝短祚，用满四年周期的年号只有“建平”，中间还有两个多月一度改元“太初元将”，这样一来，严格行用四年改元制度的皇帝，实际上只有成帝一人。尽管如此，按照某种术数观念以固定的年数间隔改换新的纪元，确实是武帝创立年号制度以来，西汉诸帝一贯奉行不渝的做法。

不过，历史现象的生成过程，通常不会像数学公式一样刻板，在规整如一的表象背后，时常充满曲折。把地节改元问题，简单地归结为四年改元周期当中的一个环节，不仅无助于阐释改元的时间问题，而且还会增大解析这一问题的难度。因为依循这一周期性规则，改元的时间最晚也不得晚于本始五年亦即地节元年年底，这样也就很难解释本始六年三月那一件简牍，弄不好反而会被更紧地缠绕到陈梦家等人难以解脱的困局之中。

李学勤解决这一难题的途径，是首先认定一个前提，即“纪年超长”亦即在朝廷颁行新年号之后很久才改用这一纪元，在当时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从而在分析年号行用时间问题时，也就可以不再受奉诏早晚的束缚。这样一来，改元地节的时间，不管是在本始五年的中间，还是在其后半年中，都完全有可能写下本始五年年底乃至本始六年年初的纪年文字，根本没有必要为此感到困惑。

那么，西汉时期各地使用年号的情况，是否确实如此呢？李学勤在文章当中举述的事例，有一些是在前文所述传递诏书的时限以内，并没有涉及“纪年超长”问题，自可置而不论，其馀事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直接谈年号改换问题，另一类是讲文书传递所要耗费的时间。

除了由本始到地节的年号转换问题之外，李学勤所说“纪年超长”的西汉简牍，实际上只涉及三个年号的纪年，一个是宣帝五凤五年，另一个是成帝鸿嘉五年，还有一个是哀帝建平五年和六年，所用材料，只是前述张德芳文章所列举的敦煌悬泉置纪年简牍。李氏在文中没有明确指认这几个年号终止的年头和月份，但却一律用“改元通知接到较后”，来解释由上述几个年号所更改之新纪元“都有较晚的月份”这一问题。今案前面第二、三两节依据陈梦家总结的年号改换规律，已经辨明，将五凤五年改为甘露元年，大约发生在这一年四月；将鸿嘉五年改为永始元年，事在当年五、六月间；而将建平五年改作元寿元年，则是这一年年底十二月至闰十二月之间的事情。依此衡量，包括敦煌悬泉置故牍在内的所有汉莽间纪年木简，都并不存在所谓“纪年超长”现象，只不过因改元不在岁首，旧年号终止的月份便亦相应推后而已。

像这样直接涉及更改年号的资料，李学勤还谈到一件“地节五年二月甲寅造”陶范，也是近年出自西安附近的汉长安城故址(185)。李氏以为地节五年即元康元年，改元的时间，应在岁初元旦，由于“工匠在没有奉到正式通知前，不能改变年号”，才会在陶范上留下“地节五年二月甲寅”这一年款。李学勤还进一步分析说：“这证明，不仅是边远地方，即使在都城铸钱之地也会有这样的情形。”(186)今案近在天子脚下的朝廷作坊，竟然不能及时接奉改元诏书，以至在改行新元一个多月之后，还继续沿用已经废止的年号，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实际上如陈梦家所论，由地节改元为元康，大致在这一年四月前后，二月还根本没有颁布改元的诏令，制作钱范，自然会继续称用“地节五年”。显而易见，这件陶范同样不能证明年号纪年的“超长”现象。

作为类比的事例，李学勤在文中还谈到曹魏时期一位陈姓中国工匠在日本铸造的两面铜镜，上面铸有魏明帝景初四年年款。因曹魏明帝逝世于景初三年岁首，齐王芳即位，翌年改元正始，实际上并无“景初四年”可言。王仲殊研究认为，这位陈氏匠人僻处海东绝域，无以知晓曹魏已经改元“正始”，所以才会顺序后延“景初”的年次，用“景初四年”纪年(187)。日本与中国间隔着辽阔的海洋，相互之间，当时还很少有交通往来，即使偶有船舶相通，其远航外海所耗费的漫长时日，也不是寻常路上驿递所能够并比的事情。再说日本不奉中朝正朔，在铜镜上铸造曹魏的年号，只不过是这位陈姓工匠个人的举措而已。因而，由此造成的“纪年超长”，对于认识中国境内的年号使用规律，恐怕并不能提供什么帮助，尤其不宜依此推论中国版图上统一王朝的内部也会出现同样的“纪年超长”现象。

为了说明因“交通传递需时，改元的执行常会延后，特别是在像悬泉置这样边远的地方”，李学勤举述里耶秦简中一件发自阳陵的文书，经层层传递之后，“到达迁陵竟经历两年，即由秦始皇三十三年至三十五年四月”(188)。李氏过去在《初读里耶秦简》一文里，曾一一分析过这份简牍的内容，覆案该文可知，这件文书之所以会历时两年之久才送达目的地，并不是延宕于邮驿递送途中，而是由于负责审批转发的洞庭郡尉在接到原件后长期置之不理，犹如“留中不发”(189)，因而，以此来比附西汉改元诏书的传递速度，恐怕不够妥当，至少并不具有实质性意义。

李学勤所说“纪年超长”现象既然无法得到证明，讨论地节改元的时间问题，就不能不回归陈梦家确立的基本方法，即依据使用新旧两个年号先后交替的时间，来推断改换新纪元的月份。如前面第一节所述，过去陈梦家本人在分析这一问题时之所以会感到困惑，是他所做思考还受到《汉书》的记载以及后世历史年表的束缚，以为本始纪年只能有四年，这样依照新改年号理应启用于新纪元首年年底之前的通例，改元地节的时间，就被他定在本始五年年底之前。其实，只要依循王国维的思路并完全恪守陈梦家总结的年号推测法则，将本始年号的行用时限作为一个待定的问题来考察，便很容易推导出汉宣帝改元地节的大致时段。

迄至今日，使用本始年号最晚的实例，仍然是王国维在敦煌汉简中见到的那件本始六年三月乙酉亦即本月二十三日写下的文牍，按照前面第二、三两节的论述，改元诏书由京师长安送达敦煌、居延地区，一般是在一个月上下，最多也不会超过两个月，所以，朝廷改元地节的时间，不得早于本始六年正月下旬。

敦煌和居延地区所见地节纪年简牍，同样也还是以陈梦家所说居延汉简中地节二年六月那件文牍为最早。在这件简牍上还题署有具体的日子，为“六月辛卯朔丁巳”(190)，值当月二十七日，减除诏书传递的时间，由此上推一个月，则京城颁诏改元不得晚于五月下旬；若上推两个月，则应在四月下旬以前。另外，清人陆心源曾藏有一方“地节二年”铭文砖，出自浙江乌程(191)，而如上一节所述，当时这一带制作砖甓，通常都是在六至十月，所以，参考这一纪年所能推定的最早改元时间，与地节二年六月的简牍亦大致相当。

地节二年铭文砖拓本

在汉长安城故址新近出土的这批纪年钱范当中，带有“本始五年十一月壬申造”铭文者最受重视，其实它所提供的纪年信息并没有超出西陲汉简旧有的范围之外，可有可无，其中价值最大者应属另一件“地节二年五月乙亥造”钱范(192)，却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关注(193)。因为这件钱范是行用“地节”年号最早的实物证据，而且出自京师城垣之内，基本可以忽略诏书传送造成的时间滞后问题，故藉此可以进一步推定汉宣帝改元地节的时间。检陈垣《二十史朔闰表》，知本年五月壬戌朔，乙亥值十四日(194)，从而可以确认，朝廷颁诏改元地节，一定是在五月十四日这一天之前。

“地节二年五月乙亥造”钱范摹本
（采自王献唐《中国古代货币通考》）

谈到汉宣帝改元地节的具体时间，还有一件地节二年的纪年文物，需要略加说明。清朝道光十一年时湖州人钱安甫从“西蜀”获得一块所谓“巴州民扬量买山刻石”（“量”或书作“”），文作“地节二年□月巴州民扬量买山”云云(195)。

“地节二年五月乙亥”钱范拓本
（采自蒋若是《西汉五铢钱范断代研究》）

这通刻石当中的月份，因泐损严重，不易辨识。清代学者多将其读作“正月”(196)，但也另有人识为“八月”(197)，今亦有学者从之(198)，不过较早从钱实甫处获得石刻拓片的徐同柏，却是把这个月份断作“十月”(199)，今人释读多与之相同(200)。结合前述简牍和钱范所反映的地节年号使用情况，仔细审辨拓片字形，宜从徐同柏等人，以“十月”为是（石上文字并非等距布置，而汉代此类石刻，“年”字末笔一竖通常都下垂较长，应是寄托享年长久的期望，这样一来，就不再有空间书写“正月”的“正”字），不可能存在题署“地节二年正月”年款的刻石。

地节二年“巴州民扬量买山刻石”拓本

综合以上论述可知，“地节”这一年号，应当启用于本始六年正月下旬到同年五月十四日这三个多月期间，而这样一来，便意味着“地节”年号始行用于二年，所谓“地节元年”则只能如王国维所云系出自翌年追改。其实，居延简中另外还有一支残简，书作“平里曹式自言乃地节元□”字样(201)，虽然残损较重，但所说年代为地节元年，这应当没有什么问题，而近人陶元甘在考释这一纪年时早已指出：“通观居延简中记事体例，凡作‘乃某年若何’者，均系事后追记。”陶氏且援据王国维的观点，以为此简“乃追记本始五年之事，其时已追改年号，故作地节元年”(202)。这种做法，不仅在西汉王朝绝无仅有，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举措，在它的背后，必定隐伏有某种特殊缘由。

五、霍光专政与宣帝入主的政治背景

陶元甘虽然明确谈到“地节元年”应出于事后追改，却对《汉书》“无一字道及”宣帝追改年号之事而殊感困惑，以为“实令人不解其故”(203)。汉宣帝地节改元的具体过程何以会在《汉书》当中阙失记载，现在虽然已经不容易讲述清楚，但潜存于改元事件背后的政治动机，在《汉书》当中却留有清晰脉络可以找寻。那么，在本始六年亦即后来改定的地节二年正月至五月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重要事件，促使宣帝做出这一非同寻常的举措呢？要想回答这一问题，需要追溯宣帝即位前后的政治背景。

后元二年二月，在汉武帝临终之际，霍光、车千秋（田千秋）、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五位大臣，一同“受遗诏辅少主”，亦即受命辅佐昭帝。惟昭帝刘弗陵登基时年仅八岁，武帝传位于如此幼龄少子，便不得不预先甄选顾命大臣。在以上五人当中，汉武帝原本早已确定，要以霍光作为“首辅”。《汉书》记载在武帝去世之前数年，即“察群臣惟光任大重，可属社稷，上乃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204)，可谓厚望独寄，其地位绝非其他四位顾命大臣所能比拟。

汉武帝对霍光独倚重任，本自有其历史因缘。所谓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质上是建立政令同一的集权统治。帝王才略愈为雄强，愈加不愿推诚委信于臣僚，常常是大权独揽于一身，但若是遗命幼子继承帝位，势必需要有得力的大臣从旁支撑。这种辅佐帝王理政的人物，当然要以不威胁君位为先决条件，合适的人选，一般只有两种：一是宦官，一是外戚。秦二世重用宦者赵高而转瞬亡国灭宗，殷鉴未远，武帝临死前在留给太子刘弗陵的诏命里，还特别嘱咐他要注意“胡侅（亥）自汜（圮），灭名绝纪”的教训(205)，故汉家独赖外戚。昔清人赵翼在所撰《廿二史札记》一书中曾列有“汉外戚辅政”、“两汉外戚之祸”两个条目，专门论述过这一问题(206)。与此同时，赵氏还注意到汉武帝时卫青、霍去病、李广利三大将“皆从嬖宠擢用”，并感叹云“其始皆由贱妇而起，间气所钟，固有不择地者哉”(207)！实际上这也是汉武帝在刻意擢用外戚，体现出即使是像武帝刘彻这样强劲有为的英主，也不能不援引外戚，作为依托。高祖末年尝誓言“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208)，武帝对此亦遵奉不渝，始终坚持“有功乃得封侯”(209)，故外戚要想受封为侯，跻升尊位，也需要统兵出征，获取相应的战功。清朝旧臣刘体仁在民国初年撰著《通鉴札记》，对此做有远比赵翼透彻的分析(210)。霍光系以同父异母兄去病为武帝卫皇后胞姊之子的缘故，入侍禁闼，因处事“小心谨慎，未尝有过”而获得汉武帝亲近信用。正是这种外戚身份，使得车千秋以下四位顾命大臣根本无法与之颉颃。

在与霍光一同领受遗诏辅佐少主的其馀四位臣僚当中，车千秋身为丞相，是朝廷里地位最高的执政大臣；上官桀在太初年间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征伐大宛时，以战功擢升少府，掌治宫室，位至九卿，接受武帝遗命时则已迁官太仆(211)；桑弘羊早在元封元年，即以治粟都尉代领大司农事，统管天下盐铁均输等财政事宜，至天汉元年，复正式出任大司农一职，虽然四年后因故贬为搜粟都尉，也算是一度高居于九卿之位(212)，而霍光本人官不过奉车都尉，秩比二千石，“出则奉车，入侍左右”(213)，其职位不仅不为尊崇，复恰与内侍宦者有诸多相通之处。在这几个人当中，只有金日磾司职驸马都尉(214)，也属侍从官员，身份与霍光类同而地位尚略微低下。

按照汉武帝最初的安排，这五位顾命大臣，实际上是分为两组：一组负责治理外朝，当然要以丞相车千秋为主；另一组负责掌管内朝，明确安排是以霍光为首。昭帝初立时，霍光对车千秋说：“始与君侯俱受先帝遗诏，今光治内，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毋负天下。”(215)这段话就清楚反映出上述内、外两朝的分工。又《汉书·金日磾传》记载汉武帝病重，“属霍光以辅少主，光让日磾。日磾曰：‘臣外国人，且使匈奴轻汉。’于是遂为光副”(216)，此则反映出金日磾的使命只是协助霍光来司理内朝，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在履行其作为侍从之臣的职责。霍光所谓“治内”，具体来说，是通过“领尚书事”的身份来颁布朝命，而在这一方面，《汉书》明确记载，是以“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副焉”(217)，也就是说，上官桀也被安排在“治内”这一组里。

在这两组臣僚之间，按照法定的地位，应当以车千秋为最高长官，但少主昭帝登基时只是一位八岁幼童，“领尚书事”的霍光，自然成为皇帝的代言人。武帝临终前曾“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像赐予霍光，嘱托云：“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218)可见这种局面正是出自汉武帝刘彻本人的旨意(219)。为确保霍光能拥有足够的权威和相应的地位来主导朝政，武帝特“以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即赋予霍氏最高统兵之权(220)，其作为“大司马”亦即太尉的行政地位亦仅次于丞相之下。由于“大司马大将军”这一职位与丞相互相牵制，适得其宜，“自后外戚辅政者往往为是官”(221)，乃至“终汉之世，皆沿是俗”(222)。

汉武帝信用外戚霍光的根本目的，是为保障刘家的皇位不被朝臣侵逼攘夺，但外戚势力过盛，同样会有取而代之的危险，汉初诸吕就是眼前的镜鉴，故武帝在确定立少子弗陵为太子的时候，“以其年稺母少，恐女主颛恣乱国家，犹与久之”(223)，最后痛下决心借故处死昭帝母钩弋夫人，并明确告诉她是以生子将贵而“女（汝）不得活”(224)。明此可知武帝安排上述两组人一同辅佐昭帝，理应存有相互钳制的用意。

《汉书》称车千秋其人在出任宰辅之前，“无他材能术学，又无伐阅功劳”，只因上书为卫太子讼冤，敢于讲述“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之事，博得汉武帝信任，“旬月取宰相封侯”(225)。汉武帝刘彻完全有理由相信，车千秋为效忠于刘氏社稷，维护其千秋万代的根本利益，连皇帝老子都敢犯颜直谏，更不会容忍他人盗劫皇位。其实车千秋在入朝为相之前，并不是略无“伐阅功劳”，《汉书》所记有失偏颇和疏略。据《史记》记载，巫蛊变起，有佐助丞相举劾不法的司直田仁，因奉命“主闭守城门”却“坐纵太子”亡走于湖，论法当诛，田仁惧祸而发兵顽抗，车千秋时为长陵县令，及时上书告变，令田仁举族覆灭(226)，显示出他在关键时刻，敢于担当，能够果决任事，亦且为朝廷立下卓著功勋(227)。后来车千秋受封富民侯，虽然是因循丞相率皆为侯的惯例(228)，但即使无此相位，仅凭扑灭田仁之功，也完全够封侯的资格。对比一下当时在丞相位上的刘屈氂，先是在戻太子发兵攻入丞相府时，不惟挺身而逃，而且“亡其印绶”；后来当田仁“坐令太子得出”之际，又优柔寡断，未能果决将其处死，以致被汉武帝训斥云“丞相无周公之风”(229)，两人执政治事的能力，岂非高下立见？昔南朝陈人徐陵，虽以“博涉史籍”著称于时，述及选授官职的准则，竟以“汉有高庙令田千秋亦为丞相”之事与“秦有车府令赵高直至丞相”相提并论，作为行事不辨粉墨的典型例证(230)；宋人朱翌甚至还很轻蔑地贬称车千秋为“一妄男子”(231)，此等文士肤廓之谈，自是疏于稽考。同时，车千秋还“敦厚有智”，擅长处理棘手问题(232)，或许在汉武帝看来，这一点足以保证他在宰相位置上妥善协调与霍光等人的关系，维持朝政运转，并在关键时刻做出合理的处置。

同时膺受顾命的上官桀和桑弘羊，都是干练有为的朝臣，勇于任事。上官桀当年随同李广利西征，即敢于孤军深入(233)；桑弘羊主持所谓酒榷盐铁均输，倡行“平准”以及“入粟补官”等法，为国兴利，“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更是武帝赖以治国的股肱之臣(234)。运作得当，他们都会对霍光有所牵制。汉武帝托孤时授予上官桀“左将军”头衔，即应寓有适当分散霍光兵权的用意（武帝同时委任金日磾为车骑将军，似乎也含有这种意味）(235)；而桑弘羊出任的御史大夫一职，不仅负责监察百官，而且身居“九卿之右”，“掌副丞相”以“统理天下”(236)，故刘向等评议本朝大政，系以“二府”或“两府”并称(237)，观《盐铁论》所记雄辩之词，可知桑弘羊的凌厉作风，正好可以与车千秋之老成持重相互补充，对霍光的专权加以制衡。

这些人事安排，都可以看作是汉武帝预设的防范措施。昭帝去世后霍光主持废除昌邑王时，曾有一份百官联署的奏章，参照这份奏章的题名顺序，可以将上述五位顾命大臣依次排列如下：丞相车千秋、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驸马都尉金日磾、左将军太仆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238)。“领尚书事”的霍光及其两位副手，都拥有将军头衔，而正是这种“将军”身份使其得以位列御史大夫之上(239)，除去这“领尚书事”的职事和大将军的头衔之后，霍光便没有资格与车千秋平起平坐，更不用说在事实上高高凌驾于车氏之上了；而且从金日磾到上官桀、桑弘羊，官位恰好反转过来，逐次升高，其内重外轻、以卑驭尊的权术设计，一目了然。

谈到以卑驭尊，还需要注意到霍光、金日磾、上官桀这三个人蒙受武帝青睐，有一项共同原因，这就是三人都出身低微，并且能恭谨侍奉武帝生活起居。霍光虽然身属外戚，却只是与卫皇后家姊私生之子同父，血缘关系相当微妙，相对而言，可谓既疏且贱，故入侍武帝，不能不小心谨慎。金日磾是被武帝诛杀的匈奴休屠王太子，本来没入汉宫充当饲养马匹的奴隶，得以侍从皇帝左右，实属意想不到的幸事，故勤勉笃慎更愈于常人，以至数十年“目不忤视”(240)。上官桀位列九卿，看起来好像与霍、金两人有所不同，实际上本是羽林期门郎出身，以在风雨旅程中能为武帝奋力捧持车盖获得赏识(241)，武帝去世前虽然已经官至太仆，却仍然兼有“骑都尉”这一职衔，性质应与霍光的奉车都尉和金日磾的驸马都尉大体相近(242)。明朝人王祎归纳上述共同特征，谓“武帝之所以取三人者，其故如此”(243)，所说甚有见地。

后世史籍述及霍光辅政，每多褒扬之词，其影响最为深远者，则属班固在《汉书·霍光传》篇末书写的赞语：“（霍光）受襁褓之讬，任汉室之寄，当庙堂，拥幼主，摧燕王，仆上官，因权制敌，以成其忠。处废置之际，临大节而不可夺，遂匡国家，安社稷。拥昭立宣，光为师保，虽周公、阿衡，何以加此！”(244)循至晚清民国之际，主流的评价，还是以“伊、霍并称”(245)。今人劳榦论霍光秉政，对其德其行，亦多赞誉(246)。实际上霍光在昭、宣两朝所作所为，不过是挟持幼主以号令天下。明清间尝有一些人将其与王莽、曹操之辈相提并论(247)，亦即斥之为乱臣贼子，按照传统的社会观念和史家评判准则，这或许稍嫌过当，但置于“权臣”之列可也(248)，无论如何也算不上忠君体国的正人君子，更不能与周公、阿衡相并比了。

明万历刻本《三才图绘》中的霍光像

民国初年，刘体仁在评述汉代以卑官“领尚书事”这一做法时曾经谈到：

盖英主之意，不难以一手揽天下之大权，及其将死，为身后之计，欲授诸卑贱者，以防后患。孰知事权所在，则卑者仍尊，而贱者立贵，虽事归尚书，然尚书其名而丞相其实也。(249)

这些出身微贱的人，因为需要更多仰赖人主，向上攀附，所以才会对其恭敬侍奉，并严厉克制自己的私心和性情，所谓小廉曲谨，便辟侧媚，正是这一类人的共同特征(250)。但神智正常的人谁也不会甘为奴仆，这种人一旦大权在握，必然更能作威作福，满足压抑已久的欲望，这是中国官场上贯穿古今的通例，霍光则可以说是其中一位颇具代表性的人物。

霍光首先采取联姻的办法，试图与上官桀和金日磾结成利益同盟，使这个“三人核心小组”完全听从自己的摆布(251)。如前所述，当汉武帝病危托孤之际，霍光为试探金日磾的心意，曾假意谦让日磾，在得到对方甘居附从的答复之后，随即“以女妻日磾嗣子赏”(252)，组成了一对至亲的儿女亲家。

霍家与上官氏的联姻，文献记载中有些细节不是十分清楚，需要稍加辨析。《汉书·霍光传》记载“光与左将军（上官）桀结婚相亲，光长女为桀子安妻”(253)，上官桀拜受左将军职衔，事出汉武帝遗诏，故审度上文语气，霍光既然是嫁女于“左将军”之子上官安，也应当发生在昭帝即位之初。然而，《汉书·外戚传》谓上官安与霍氏所生女儿立为昭帝皇后时，“年甫六岁”，并谓“皇后立十岁而昭帝崩”(254)，《汉书·昭帝纪》亦载“立皇后上官氏”事在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三月(255)，至昭帝死时（公元前74年）正好十年，依此逆推，则此上官皇后出生于武帝后元元年，其母霍氏嫁入上官桀家，自然不得早于此年。惟霍氏与上官家族若是已有姻亲，以汉武帝之精明，恐怕不会安排霍光与上官桀一同接受顾命。《汉书·外戚传》另记载昭帝死时上官皇后“年十四五云”(256)，所说不够确定。若以十五岁来计算，自与六岁立为皇后吻合；但是若按十四岁计算，便应五岁立为皇后，其出生时间也应该定在昭帝登基的后元二年年底，那么，其母霍氏就应当是在昭帝甫一即位便嫁入上官家中，正与其女弟嫁入金家，情形相同。也正因为如此，《汉书·霍光传》中才会存有“光与左将军（上官）桀结婚相亲”的说法。综合分析上述情况，这桩政治婚姻，理应发生在霍光蒙受顾命之后，《汉书·外戚传》中上官氏六岁立为皇后的记载，似乎略有差误。

尽管霍光与金日磾、上官桀两人迅速缔结姻亲，却并没有顺利实现预期的目标。《汉书·霍光传》记述有如下一件事情：

武帝崩，太子袭尊号，是为孝昭皇帝。帝年八岁，政事壹决于光。先是，后元年，侍中仆射莽何罗与弟重合侯通谋为逆，时光与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诛之，功未录。武帝病，封玺书曰：“帝崩，发书以从事。”——遗诏封金日磾为秺侯，上官桀为安阳侯，光为博陆侯，皆以前捕反者功封。

这件事颇显诡谲。霍光等三人正是汉武帝托孤的“三人核心小组”成员，为增重其权位，在顾命的遗诏中都特地授予将军职衔，汉武帝既然有意叙功封侯，同样有益于尊崇这三个人的地位，为什么不在病逝之前一并公之于众？难怪《汉书》复就此记述说：“时卫尉王莽子男忽侍中，扬语曰：‘帝病，忽常在左右，安得遗诏封三子事！群儿自相贵耳。’光闻之，切让王莽，莽酖杀忽。”(257)霍光之恼羞成怒并切责于王莽，似正缘于王忽此语恰好戳破其中玄机(258)。

这一所谓出自武帝的封侯“遗诏”，一直拖到两年多以后的昭帝始元二年正月元日，始正式施行，霍光和上官桀总算得以如愿封侯(259)。《汉书》中留存下来的说法，是因为“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辅政岁馀，病困，大将军光白封日磾，卧授印绶”(260)。当时金日磾的病情已经进入危笃状态，第二天就离世而去，其神智还能不能正常表达自己的意愿，十分令人怀疑。明清间人王夫之就认为是霍光和上官桀趁“日磾病垂死，而后强以印绶加其身。日磾不死，光且惮之”(261)，所说非常合乎情理。这一记载清楚反映出金日磾生前一直拒绝接受这一爵位，而在平定莽何罗叛乱的过程中，武帝全赖日磾舍身救护才幸免于难，可谓功勋卓著，受封当之无愧，现在以昭帝年少就拒不领受老皇帝刘彻的恩典，这个理由又实在很不像样，殊难令人信服。

更为蹊跷的是，金日磾逝世于昭帝始元元年九月丙子也就是本月初二那一天，这在《汉书·昭帝纪》中有清楚记载(262)，又《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述金日磾是在武帝后元二年出任车骑将军之后“一年薨”(263)，也可以从侧面证明这一点。假如仅仅是因金日磾坚拒不受而使得霍光和上官桀也不便接受封赏，那么，在金日磾临终前被强行加以印绶之后，霍光和上官桀本应随即同时封侯，可是却迟至将近四个月之后，才自行封授侯爵(264)，岂非因当政未久，权柄尚且未能肆意操纵而不能不有所顾忌乎？盖《汉书·金日磾传》记述诛除莽何罗过程如次：

初，莽何罗与江充相善，及充败卫太子，何罗弟通用诛太子时力战得封。后上知太子冤，乃夷灭充宗族党与。何罗兄弟惧及，遂谋为逆。日磾视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阴独察其动静，与俱上下。何罗亦觉日磾意，以故久不得发。是时上行幸林光宫，日磾小疾卧庐。何罗与通及小弟安成矫制夜出，共杀使者，发兵。明旦，上未起，何罗无何从外入。日磾奏厕，心动，立入坐内户下。须臾，何罗袖白刃从东箱上，见日磾，色变，走趋卧内。欲入，行触宝瑟，僵。日磾得抱何罗，因传曰：“莽何罗反！”上惊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止勿格。日磾捽胡投何罗殿下，得禽缚之。穷治，皆伏辜。由是著忠孝节。(265)

据此可知，救护汉武帝性命和粉碎叛乱的首功，非金日磾莫属。《汉书》之《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记述金日磾这一功绩曰“以驸马都尉发侍中莽何罗反侯”(266)，而《外戚恩泽侯表》记述霍光和上官桀同一功业却都只是书作“捕反者莽何罗”(267)，实际上这只是对霍光和上官桀在金日磾生擒莽何罗后奉诏命参与整个平叛行动的一种笼统表述，《汉书·外戚传》记述上官桀在这一事变中的具体功绩，乃谓系“以前辅斩反者莽通功，封桀为安阳侯”(268)，《汉书·昭帝纪》亦明确记载霍光和上官桀两人“皆以前捕反虏重合侯马（莽）通功封”(269)，即谓其赖以封侯的功绩，只是在事发之后受命收捕从犯莽通，并未直接降服首犯莽何罗，可见班固前所用文辞，在轻重之间还是有明显差别。因此，霍光、上官桀两人是否有资格与金日磾同样受封为侯，自然很容易引起非议。

《隶续》摹刻东汉武氏祠画像石中的金日磾形象

明末佚名史评有关金日磾的评述

通观前后形迹，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一所谓“遗诏”出自霍光伪造，而金日磾乃不肯与之同流合污(270)。盖日磾昔由匈奴休屠王太子而沦落为奴，饱经世事沧桑。史称其母“教诲两子，甚有法度，上闻而嘉之。病死，诏图画于甘泉宫，署曰‘休屠王阏氏’，日磾每见画常拜，乡（向）之涕泣，然后乃去”(271)。这种母教应同样寄寓有诸多人生荣辱的感悟，而金日磾的涕泣，恐怕也饱含有他本人以及整个家族的哀伤在内。在著名的东汉武氏祠画像石中，就存留有一幅金日磾拜泣母像的画面(272)。金日磾后来虽蒙武帝拔擢，跃升尊位，身后亦别无奥援，自知能为人主所看重并赖以保全身家性命者，惟有极尽审慎之能事，后人尝有评价云“亡国之子，心危而虑深”(273)，可谓中其肯綮。观其见爱子偶与宫人戏耍，即忍痛杀之，以示谨敬不敢冒犯，以及汉武帝赐以宫女竟不敢近身狎昵，武帝欲收纳其女儿于后宫亦坚辞不肯(274)，可知金日磾之为人行事，乃但求远祸而绝不敢希求非分之福。因此，当然要拒绝领受这份来路不明的封侯诏书，这也表明他并不会毫无原则地随声附和霍光的一切旨意。对于霍光来说，好在金日磾辅政仅一年有馀，即病故于世，老天帮助他除掉了一个重要障碍(275)。

上官桀的情况，更为不妙。一开始两个人狼狈为奸，在子女“结婚相亲”之后，“光每出浴，桀常代光入决事”，或值霍光患病，亦由“上官氏代听事”，包括私谋侯爵自相为贵在内，相互配合相当融洽，但因为两人都性非善类，很快就发生严重冲突。在五位顾命大臣当中，上官桀的地位最为特别。一方面，他原本已经位至太仆，属于外朝的重臣，但同时又带有“骑都尉”一职，身兼内廷侍卫，在联接内外方面，具有良好的基础；也正因为上官桀具有这一独特的优势，霍光才会对他多所笼络迁就。孰知后来上官桀设法活动，竟令孙女入为昭帝皇后，野心便随之日渐增长，竟不再安于由霍光“专制朝事”，转而公开与之争权，最后发展到联络昭帝姊盖长公主、燕王旦、桑弘羊等，并“外连郡国豪杰以千数”，试图发动政变，结果反遭霍光一网打尽，诬以图谋“废帝而立（上官）桀”的罪名，诛灭宗族(276)。时在元凤元年九月(277)，距此数人受诏辅政，还不到八年时间，霍光就成功地清除了两位强劲的对手，除了他本人以外，武帝安排的顾命大臣，就只剩有宰相车千秋一人。

《汉书》记述桑弘羊获罪原委云：“桑弘羊为御史大夫八年，自以为国家兴榷筦之利，伐其功，欲为子弟得官，怨望霍光，与上官桀谋反，遂诛灭”(278)，其实这只是较为次要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在桑弘羊参与反叛之前，霍光就已经对他发难，这就是在一年多前的始元六年二月，霍光以昭帝名义，“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间疾苦，议罢盐铁榷酤”(279)，此即桓宽《盐铁论》所记录的盐铁会议。

这一动议首倡于霍光故吏杜延年，其本意或许只是为纾解民困(280)，但所谓“盐铁榷酤”是桑弘羊在武帝朝的首要政绩，通观霍光前后行事，他指使人发动这场辩论，则明显是有为而发，意在贬抑御史大夫(281)，因为他对这些“喜妄说狂言，不避忌讳”的儒生，本“常雠之”而无丝毫好感(282)。好在桑弘羊能言善辩，“据当世，合时变，推道术”，使得所谓“巨儒硕学恧然不能自解”(283)，结果在车千秋的实际支持下(284)，盐铁均输这些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举措，一样都没有能够废除，而且直到元帝建昭二年，居延汉简中仍然可以看到负责均输盐铁事宜的“大司农部丞”在各地活动的情况，盐铁会议之后，桑弘羊和车千秋共同奏上的改革措施，仅仅“罢榷酤官”而已；同时复“令民得以律占租，卖酒升四钱”(285)，实际上不过是废除官营专卖而改换另一种形式来收取酒税罢了，故明人王祎谓之曰：“是亦月攘一鸡者耳，桑大夫之意欤？”(286)

尽管盐铁之议未能撼动桑弘羊的地位，但如此公然挑衅，必然会激发强烈反感。《盐铁论》记载桑弘羊在与贤良文学辩论时讲述说：“《春秋》之法，君亲无将，将而必诛。……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著书数十篇，然卒于背义不臣，便谋叛逆，诛及宗族。”(287)徐复观以为此即“暗中以霍光比淮南，衡山，以四方游士，儒墨，及晁错，比贤良文学”(288)，所说很有道理。思索这一事件发生的背景及其后续发展，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桑弘羊加入上官桀政变的深层原因了(289)。

虽然史称诸大臣辅政之初，便“政事壹决大将军光”(290)，但如上文所述，霍光实际上还不能随心所欲。在诛杀上官桀父子和桑弘羊等人之后颁布的诏书里，一开头就数落说：“左将军安阳侯桀、票（骠）骑将军桑乐侯安、御史大夫弘羊皆数以邪枉干辅政，大将军不听，而怀怨望。”(291)这更清楚显示出上官桀和桑弘羊等人，常常会提出不同的主张，而上官桀密谋起事时，本来拟议在外朝“桑弘羊当与诸大臣共执退光”(292)，则说明朝臣当中颇有一些人对霍光的专横蓄有不满，清人方濬颐论之曰：“忌光者众，而光之专权自恣从可想见已。”(293)成功平定上官桀等人的反叛，使得霍光“威震海内”(294)，这才真正确立其不可违逆的绝对权威。

现在只是在名义上还存在一个位居其上的宰相，说不定对霍光恣意行事还会多少有些牵制。尽管车千秋“居丞相位，谨厚有重德”，从受命辅政之初，对霍光施政即“终不肯有所言”，盐铁会议上面对霍光咄咄逼人的态势，也只是“当轴处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努力保持中立不阿的姿态，而霍光在表面上对他也很敬重，“每有吉祥嘉应，数褒赏丞相”，甚至为照顾他年老行动不便，特给以朝见时“得乘小车入宫殿中”的殊荣（车千秋本姓田，以此始号“车丞相”）(295)，但在内心深处，对这位老丞相还是有所忌惮，在除掉上官桀和桑弘羊之后，就伺机铲去这最后一道障碍，车千秋想要自守其身也并不容易。

很快，在一年多以后的元凤三年年初，霍光就找到了下手的时机。《汉书·杜延年传》记述相关事宜云：

光持刑罚严，延年辅之以宽。治燕王狱时，御史大夫桑弘羊子迁亡，过父故吏侯史吴。后迁捕得，伏法。会赦，侯史吴自出系狱。廷尉王平与少府徐仁杂治反事，皆以为桑迁坐父谋反而侯史吴藏之，非匿反者，乃匿为随者也。即以赦令除吴罪。后侍御史治实，以桑迁通经术，知父谋反而不谏争，与反者身无异，侯史吴故三百石吏，首匿迁，不与庶人匿随从者等，吴不得赦。奏请覆治，劾廷尉、少府纵反者。少府徐仁即丞相车千秋女婿也，故千秋数为侯史吴言。恐光不听，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士会公车门，议问吴法。议者知大将军指，皆执吴为不道。眀日，千秋封上众议。光于是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内异言，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狱。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延年乃奏记光争，以为“吏纵罪人有常法，今更诋吴为不道，恐于法深。又丞相素无所守持，而为好言于下，尽其素行也。至擅召中二千石，甚无状。延年愚，以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弃也。间者民颇言狱深，吏为峻诋，今丞相所议，又狱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众心，群下讙哗，庶人私议，流言四布，延年窃重将军失此名于天下也！”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轻重，皆论弃市，而不以及丞相，终与相竟。延年议论持平，合和朝廷，皆此类也。(296)

霍光对车千秋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冷酷心机，群臣百官对霍光威势的高度畏惧，以及朝野上下对车千秋的普遍敬重，在这里都体现得淋漓尽致。即使是霍家心腹爪牙，论及此事，也据实讲述说丞相女婿少府徐仁系“坐逆将军意下狱死”(297)。

虽然霍光碍于四方非议，恩准车千秋勉强保全骸骨，但经此一番整治之后，这位顾命老臣已经颜面尽失，不再具有任何威信，以至《汉书》记载百官以下“视丞相亡如也”(298)。清人王念孙阐释说：“亡如，犹云蔑如，言百官以下皆蔑视丞相也。”(299)所谓“丞相”云者，仿佛承命办事的吏员，霍光终于得以毫无羁绊地彻底专擅朝政。由于这位大司马大将军已经一手遮天，诚可谓“海内之命，断于掌握”(300)，就连昭帝本人也不敢再有丝毫主张。时人褚少孙增续《史记·三代世表》，竟然毫无顾忌地谀颂霍光系以黄帝后世而“王天下”(301)，并引述所谓《黄帝终始传》说：“汉兴百有馀年，有人不短不长(302)，出白燕之乡，持天下之政，时有婴儿主，却行车。”“婴儿主”当然是指昭帝，用后世通行的话来讲，就是“儿皇帝”，唐人张守节谓这里所说“婴儿主，却行车”，乃是“言霍光持政擅权，逼帝令如却行车，使不得前也”(303)。

第二年，昭帝年满十八岁，在正月吉日加着元服，举行了象征成人的冠礼。作为扶助幼主的顾命大臣，霍光无论如何也应当还政于皇帝了，可是《汉书·霍光传》却记载说：“昭帝既冠，遂委任光。”(304)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昭帝已经完全被霍光挟持，只是汉家江山还没有公然改姓易号而已。尽管自从先秦以来，即流行有“周公反政，孔子非之”的说法(305)，可以用来为霍光开脱，但在《汉书·五行志》中还是另有评议云：“光执朝政，犹周公之摄也。是岁正月，上加元服，通《诗》、《尚书》，有明悊之性。光亡周公之德，秉政九年，久于周公，上既已冠而不归政，将为国害。”(306)宋人司马光虽然极力称赞霍光辅佐汉室之忠，针对此举，也竟然严厉指斥说：“专政而不归，此则光之罪矣。”(307)王益之撰著《西汉年纪》，更直接撮述《汉书·五行志》的评语，来体现对霍光弄权的厌恶(308)。

这一年春天，丞相车千秋在羞辱中死去，这当然很合霍光的心意。不过年纪轻轻的昭帝，两年多以后竟也撒手人寰，却绝不是霍光乐于意看到的事情。英国人鲁惟一（Michael Loewe）觉得昭帝年仅22岁就早早离世，死因未免令人滋疑，其间是否存在霍光加害于彼的可能，今已无从知晓(309)。这种疑虑，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昭帝之死，对霍光并没有什么好处：他需要另行寻找一个新的傀儡，操纵起来能不能像刘弗陵这样得心应手，还无法完全确定。虽然从理论上说，霍光还可以有另外一种选择，即像西汉末年的王莽一样，直接取代高皇帝子孙，但“不学亡术”的霍光并没有王莽那样高的学养和威望，当时的形势也绝没有外姓旁人篡汉自立的可能。史载霍光“初辅幼主，政自己出。……殿中尝有怪，一夜群臣相惊，光召尚符玺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夺之，郎按剑曰：‘臣头可得，玺不可得也！’”(310)不管霍光是不是有意借机试探，这一事件都清楚显示出当时人心所向，对汉室的忠诚，还不易动摇。以“沉静详审”著称的霍光揣度时势，选择了操控刘氏傀儡皇帝这一稳妥做法。本着这一方针，当元风三年睦孟（本名睦弘，以字行）因所谓“大石自立、僵柳复起”等异常现象而妄称汉家宜“求索贤人，禅以帝位”时，霍光便当即令其伏法受诛(311)。

当初上官桀内外疏通将孙女送入后宫，并进而立为昭帝皇后，霍光并不赞同。他公开讲出来的理由，是女孩年龄尚且幼小，暗藏在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则应当是留待日后为昭帝从容配置霍姓皇后。尽管如此，上官桀的孙女毕竟也是自己的嫡亲外孙，若是能够立为皇后，只要操纵的当，终究要比毫无血缘关系的人对自己会更为有利一些。明人吴应箕早已指出，霍光之所以不尽全力阻止上官氏之女入为皇后，“亦以其亲戚给连，可以自固”(312)。特别是在上官桀父子出事之后，皇后无依无靠，更只能听凭霍光摆布。所以，在族灭上官氏家族的时候，霍光不仅以“年少不与谋”为由，救下这位外孙女的性命，还为她保留住皇后的地位；同时，又以皇帝身体欠安为由，致令“左右及医皆阿意，言宜禁内，虽宫人使令皆为穷绔，多其带，后宫莫有进者”，用以保证“皇后擅宠有子”。无奈人算不如天算，昭帝去世之前虽然已经成年，但出生时即晚产很久（据云“任（妊）身十四月乃生”，虽然不太可靠，但不会纯属瞎话，晚产时间较久，应是事实），身体确实不是很好，而在他病故时皇后上官氏刚刚一十四岁(313)，是否已通人道，尚未可知，反正上官皇后并没有如霍光所愿生下皇子，连带昭帝也断绝了后嗣。好在霍家这位外孙女身体还不错，一直活到五十多岁，后来为霍光操控朝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昭帝没有子嗣继承皇位，新皇帝就应该从他的兄弟当中甄选。时“武帝六男独有广陵王胥在，群臣议所立，咸持广陵王”。由前引《杜延年传》可知，当时朝廷百官几乎无不仰承霍光旨意，绝不会齐心与他作难，所以，这一提案必定是基于朝野公认的常规，孰知却引得霍光“内不自安”。霍光惴惴不安的原因，《汉书》说是因为“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314)。汉武帝在选择帝位继承者时，确实觉得“广陵王胥多过失”(315)，但刘胥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过于乖张的举止，只是“好倡乐逸游”且“动作无法度”而已(316)。汉武帝弃广陵王刘胥不取而立少子刘弗陵，不过是以七十老翁而晚得少子，舐犊之爱，诚有甚于妇人，与秦始皇之偏爱少子胡亥并没有什么两样，故宋人司马光谓之曰“奇爱少子”(317)。后来被霍光选中立为宣帝的刘询，“喜游侠”而好“斗鸡走马”(318)，这些好尚也并不比广陵王刘胥高洁。再说刘胥的品行若是确有严重缺陷，也不会得到群臣一致公推，霍光的心里应当另有隐衷。

广陵王刘胥始封于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319)，到昭帝过世的元平元年（公元前74），君临一方王国已经四十三年，昭帝在世时，见皇帝年少无子，就动过觊觎之心，一旦登基即位，自然不会像已故的昭帝一样任人操弄。加之广陵王体格壮硕，力气之大足以扛鼎，甚至能够“空手搏熊彘猛兽”(320)，一旦触怒龙颜，毋须刀斧手出面，自己就能轻易解决他这位“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当然没有勇气冒险。

按照古往今来一以贯之的官场政治运作规则，在陷入这种窘迫境地的时候，总是会有看似不起眼儿的小人物不失时机地站出来为当权者解套。史载“郎有上书言‘周太王废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虽废长立少可也。广陵王不可以承宗庙’”。所说自然正中下怀，霍光当即破格擢升此人为九江太守。在这种微妙时刻，孙女上官太后这块牌位派上了用场，霍光“即日承皇太后诏，遣行大鸿胪事少府乐成、宗正德、光禄大夫吉、中郎将利汉迎昌邑王贺”(321)。昭帝子侄辈的刘贺，即将入承大统。

根据相关情况来推测，霍光改用昌邑王刘贺，大概是基于如下几点考虑：第一，刘贺是武帝的孙子，辈份比刘胥低，更便于利用外孙女上官太后的名义来加以弹压。第二，刘贺当年还不到二十岁，政治经验很浅，比较容易控制(322)。第三，从《汉书》记述的一系列行为举止来看，刘贺的神智肯定不够十分健全，当时人称之为“清狂不惠”，曹魏时人苏林以为所谓“清狂”也就是“白痴”的另一种说法。一般来说，白痴当然要更好对付一些。后来霍光假借皇太后名义宣布废除昌邑王帝位时，有一幕耐人寻味的场景：

光令王起拜受诏，王曰：“闻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诏废，安得天子！”乃即持其手，解脱其玺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马门，群臣随送。王西面拜，曰：“愚憨不任汉事。”(323)

清人朱一新剖析说：“观昌邑临废两言，犹非昏悖，特童騃不解事耳。班氏载此，具有深意。”(324)

不过白痴也有白痴的坏处，就是往往不会审视利害，按照常理出牌，特别是昌邑王刘贺这种“清狂”型的白痴，毕竟还有“狂”的一面，若是完全失控发作起来，说不定会比正常人还难控制。刘贺从进京的路上开始，直到进入未央宫领受皇帝玺绶之后，做出了一系列奇奇怪怪的举动，但都只是生活琐事，完全符合他清狂童騃的神智状态和“动作无节”的行为特征(325)。

按理说，这些都是霍光意料之中的事情，也应该是他暗中得意的事情。可是，在刘贺登上皇帝御座仅仅二十七天之后，霍光却举述一系列失于检点的生活琐事，冠以“行昏乱、危社稷”的罪状，动用上官皇太后的名义，将其废归故国。假如昌邑王的行为，确实已经危及社稷，理应举朝上下，尽人皆知，霍光宣布这一决定时，人们自宜平静接受。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况，却是“群臣皆惊愕失色”(326)，显示出并没有相应的征兆，其间必有隐情。清人方濬颐曾就此质疑说：“昌邑受玺才二十七日，而连名奏书所陈罪状累累，信乎否乎？”(327)明万历时人孙慎行更明确指斥说：“夫以后廷细过与食鸡豚索大官之故而辄废之，即天下后世之为可立者少矣。……即废立事，固不足质幽明而令人主不愤闷者也。”(328)明末人汪用世更从宫廷权力斗争的通行手法着眼，揭示其内中实情云：

盖放君之诏，出于权相之手，大约与会讨之檄文、参劾之弹章相似，非多其罪状而暴扬其恶，则不足以声钟鼓之灵、抒白简之气，故往往张小以为大，描虚以为实，而真是非隐矣。嗟乎，因一时不白之冤，滋千古吠影之口者，宁第一昌邑王已哉(329)！

清人方苞对霍光“负天下之重”的功德业绩本来赏誉有加，却也觉得仅仅因为这些“后廷细过”就将昌邑王废黜，实在有些不成体统，竟然胡乱指责说，班固撰述《汉书·霍光传》时载录“昌邑失道之奏不详，不足以白光之志事”(330)。事实上《汉书·霍光传》是一字不落地抄录了这篇废位奏疏，方氏此一自解之词，完全不着边际。

其实这一事件的真相，并不难揭示，从昌邑王刘贺和霍光这两方面都能够找到清楚的线索。在独揽朝政多年之后，霍光遣人迎立昌邑王的意图，当时冷眼旁观者都一清二楚。在昌邑王入京时，其王府中尉王吉即特地上书，恺切陈情，着重谈到这一点：

臣闻高宗谅暗，三年不言。今大王以丧事征，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发。且何独丧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愿大王察之。大将军仁爱勇智，忠信之徳，天下莫不闻，事孝武皇帝二十馀年，未尝有过。先帝弃群臣，属以天下，寄幼孤焉，大将军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内晏然，虽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将军惟思可以奉宗庙者，攀援而立大王，其仁厚岂有量哉！臣愿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听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愿留意，常以为念。(331)

抛开冠冕堂皇的辞藻，我们不难看出，王吉这段话是在非常明确地告诫昌邑王，他的身份，只是霍光选择的傀儡，故即位后只能像昭帝一样“垂拱南面”而“慎毋有所发”，绝不能触动霍光的权柄。孰知昌邑王并未能依言行事，竟然头脑发热，真的做起皇帝来了（这当然与他性本“清狂”具有直接关系）。如同张敞在劝谏昌邑王的上书中所说，刘贺不仅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冒犯霍光的权威，“国辅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车先迁，此过之大者也”(332)，而且在废黜皇位时，霍光数算其罪过，尚云昌邑王“受玺以来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节诏诸官署征发，凡千一百二十七事”(333)，特别是刘贺已经着手调整宫廷禁卫兵马，诏命“王相安乐迁长乐卫尉”(334)，亦即掌管太后寝宫长乐宫的戍卫(335)，这是控制上官太后言行举止乃至生命安危的紧要职位，霍光对此当然已经无法容忍，废黜其位不过是时间早晚的事情。

刘贺身边的旧臣，当时就有人清楚意识到局势的凶险和急迫。《汉书·昌邑王传》记载昌邑国郎中令龚遂即利用为刘贺解梦的机会，剀切陈言，建议他审时度势，知所退避：

既即位，后王梦青蝇之矢积西阶东，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发现之，青蝇矢也。以问遂，遂曰：“陛下之《诗》不云乎？‘营营青蝇，至于藩；恺悌君子，毋信谗言。’陛下左侧谗人众多，如是青蝇恶矣。宜进先帝大臣子孙亲近以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谗谀，必有凶咎。愿诡祸为福，皆放逐之，臣当先逐矣。”贺不用其言，卒至于废。(336)

“宜进先帝大臣子孙亲近以为左右”这些话，显然是在警示刘贺，若不赶紧做出亲近信用霍家的姿态，并自断尾闾，俯首贴耳地任由霍光操弄，必将招致祸殃。无奈昌邑王的脑子本来就不灵光，而他带到京城那些人又多属想要获取权位的“谗人”，又岂甘坐以待逐？他们不仅没有采纳龚遂这番明智的见解，而且还一意孤行，图谋清除霍光。

刘贺从封国带到京城有旧臣二百馀人，霍光判以“亡辅导之谊，陷王于恶”的罪名，悉数诛杀。这批人临刑前号呼市中，连连大叫“当断不断，反受其乱”(337)，此事秘辛云：

观昌邑王与张敞语（德勇案，事见《汉书·昌邑王传》），真清狂不慧者耳，乌能为恶？既废则己矣，何至诛其从官二百馀人？以吾观之，其中从官必有谋光者。光知之，故立、废贺，非专以淫乱故也。二百人者方诛，号呼于市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此其有谋明矣。特其事秘，史无缘得之。著此者，亦欲后人微见其意也。武王数纣之罪，孔子犹且疑之，光等数贺之恶，可尽信哉？(338)

清人何焯亦有言曰：“观其临死之言，则昌邑群臣，亦谋为变，光微觉之，不独以其行淫乱而忧懑改图。”(339)后来恽敬更清楚讲述说：“是昌邑群臣谋光，光因废王杀群臣耳。”惟亦因这番举措，使得“光之罪，则微而显焉”(340)。可见“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两句痛惜不已的哀叹，清楚反映出昌邑王登基之后，面对霍光统揽朝政的局面，这些人已经谋划采取行动，清除霍光(341)。无奈霍光已经严密控制朝廷多年，宫禁内外，多有耳目，对此必定有所风闻(342)，从而迫使霍光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抢先下手，废除昌邑王刚刚得到的皇位(343)。

在霍光这一方面，《汉书》记载其谋划废立皇帝事经过云：

光忧懑，独以问所亲故吏大司农田延年。延年曰：“将军为国柱石，审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选贤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于古尝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废太甲以安宗庙，后世称其忠。将军若能行此，亦汉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给事中，阴与车骑将军张安世图计。(344)

除此之外，另有王谭者，其父王訢尝继车千秋为丞相，封宜春侯，当时乃父已故，王谭袭爵为侯，亦“以列侯与谋废昌邑王立宣帝”，并因此而“益封三百户”(345)，后来霍光率领群臣向皇太后上奏废黜昌邑王帝位时，王谭名在列侯之首，他很可能因这一特殊地位而较早介入了霍光、田延年和张安世的密谋。

这样大的举动，不能不预先知会丞相。当时的丞相杨敞，虽然出身霍光故吏，但处事谨小慎微。当年上官桀与燕王旦等谋反，杨敞最早知悉动静，却因“素谨畏事，不敢言，乃移病卧，以告谏议大夫杜延年”，宁可让杜延年去领功受赏。昔孔夫子尝有语云以臣召君尚且不可以为训，像臣子废黜皇帝这样的事情，自秦始皇建立帝制以来尚未见到先例，更是他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因此，在得悉霍光的图谋之后，不禁极为惊恐，以至“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幸好敞夫人颇有大丈夫气概，处变不惊，镇定异常，深知这是容不得稍加犹豫的事情，于是趁田延年起身更衣的机会，向杨敞告诫利害说：“此国大事，今大将军议已定，使九卿来报君侯。君侯不疾应，与大将军同心，犹与无决，先事诛矣。”杨敞这才醒悟过来，赶紧向田延年表示“请奉大将军教令”(346)。

密室阴谋擘划停当之后，这场政变大戏，也就粉墨登场了：

（霍光）遂召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会议未央宫。光曰：“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惊鄂（愕）失色，莫敢发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离席按剑，曰：“先帝属将军以幼孤，寄将军以天下，以将军忠贤能安刘氏也。今群下鼎沸，社稷将倾，且汉之传谥常为孝者，以长有天下，令宗庙血食也。如令汉家绝祀，将军虽死，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乎？今日之议，不得旋踵。群臣后应者，臣请剑斩之。”光谢曰：“九卿责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当受难。”于是议者皆叩头，曰：“万姓之命在于将军，唯大将军令。”光即与群臣俱见白太后，具陈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庙状。(347)

此情此景，今日读来，依然寒气逼人；而且就连霍光本人，在数年之后，忆及当时“震动朝廷”的情景，尚且“举手自抚心曰：‘使我至今病悸。’”(348)正是在这样一片刀光剑影之下，未来的孝宣皇帝刘询，从长安城南的草野，来到了高墙深院的皇宫。

宣帝初即位时，有侍御史严延年，劾奏霍光策动这次宫廷政变，是“擅废立，亡人臣礼，不道”(349)；清人尤侗亦谓霍光此举“卒开莽、操辈废立之渐”(350)。故东汉时人就把“数读《汉书·霍光传》”看作是乱臣贼子“欲谋废立”的征兆(351)。纵观其处心积虑专擅权力的整个过程，可知武帝甫一离世，霍光即已弃置所谓“人臣之礼”于不顾，一心操弄权柄，而且心狠手辣，肆无忌惮（其施政之初虽然较武帝时期略显宽缓，而原其本心，亦不过“欲以说〔悦〕下”亦即刁买人心而已(352)，这与他为杜绝“擅政专权”之非议而笼络任用宗室刘辟彊、刘长乐等人(353)，是一样的道理。）杨树达已清楚指出，这一虚假的宽缓局面，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如《汉书·黄霸传》所记，及上官、盖主之难后，“光遵武帝法度，以刑罚痛绳群下，由是俗吏上严酷以为能”(354)。班固在《汉书·霍光传》篇末的赞语，除了本节前面引述的褒扬之辞以外，也不痛不痒地批评说：“然光不学亡术，暗于大理。阴妻邪谋，立女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颠覆之祸。”(355)看似有所贬责，实质上还是在设法为之开脱。霍光心术奸邪，实已机深入骨，绝非“不学亡术，暗于大理”八字可以了得。李慈铭在清末将其定位为“以权术挟主者”(356)，还算大体允当。当宣帝入宫之时，汉家朝廷实际上就是牢牢控制在这样一位阴险老辣的权臣手中。

六、宣帝亲政与地节改元

宣帝刘询初名病已，生父为武帝长子亦即所谓戾太子的儿子史皇孙，故于武帝为曾孙，号曰皇曾孙。巫蛊祸起，戾太子与史皇孙举家遇害，皇曾孙病已赖廷尉监邴吉怜悯，得以幸存于世。“后有诏掖庭养视，上属籍宗正。时掖庭令张贺尝事戾太子，思顾旧恩，哀曾孙，奉养甚谨，以私钱供给教书。既壮，为取暴室啬夫许广汉女，曾孙因依倚广汉兄弟及祖母家史氏”(357)。

霍光发动政变赶走昌邑王之后，依然需要扶持一位刘姓皇帝，因“广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剌王反诛，其子不在议中。近亲唯有卫太子孙号皇曾孙在民间，咸称述焉”(358)，于是选定了这位皇曾孙病已。与昌邑王相比，新皇帝的辈份又降低一辈，年龄则仍大致相当（宣帝年十八即尊位）(359)，对于霍光来说，这显然更有利于施展上官太后的权威，来帮助他控制朝政，而宣帝长养民间，岳父许广汉亦不过是一受刑宦者(360)，没有政治势力作根基，同样也更容易摆布，此即清人恽敬在分析宣帝得以入主大统的原因时所说：“光惩于此（德勇案，指上节所述“昌邑群臣谋光”事），故立宣帝，以起侧微，无从官及强亲为党也。”(361)近人吕思勉在研究昭宣之际史事时，也得出了同样结论以为“昌邑以亲藩邸旧臣败，（霍）光未尝不惩其事，宣帝起匹夫，则无辅之者矣”(362)。从表面上看，似乎很容易再重新造就一个合乎霍家理想的傀儡皇帝。

汉宣帝在元平元年七月即位以后，处事确实很像已故的昭帝，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控制权力的欲望。如上一节所说，宣帝甫一即位，侍御史严延年即劾奏霍光擅行废立而殊无人臣之礼，然而由于时机微妙，如明清间人王夫之所说：“光之必有所顾忌而不怨延年，宣帝有畏于霍氏，必心利延年之说而不责延年。”(363)双方都还在谨慎观察，对此只能搁置不论(364)。只是在这一年十一月中旬之前，有公卿议论欲更立皇后而“心仪霍将军女”的时候，宣帝下诏“征求微时故剑”，以一种相当独特的方式，隐讳地表述了自己的意愿。于是，“大臣知指（旨），白立许倢伃为皇后”，终使患难夫人许氏得以册立为皇后(365)。在此之前，因为有昌邑王前车之鉴，霍光对初入皇宫的宣帝防范甚严，令上官太后一直居住在未央宫内，对其加以震慑和监督(366)。对宣帝通过“征求微时故剑”以确保许氏后位这一微妙举动，机心深邃的霍光，愈加不敢掉以轻心了。大概是为防止上官太后反遭宣帝控制，同时在表面上也合乎常规礼制，霍光安排上官太后在这个月的月底前回到长乐宫，并在长乐宫“初置屯卫”(367)。考虑到上一节所说，昌邑王甫一进京，就安插手下人安乐担任长乐卫尉的情况，可知霍光此举是在增强太后寝宫的防卫能力，以充分保障这件法宝的安全(368)。接下来，在第二年亦即本始元年春正月，霍光做出了“稽首归政”的姿态。如上一节所述，在昭帝已冠之后，霍光从来也没有显示过还政于皇帝的意愿，现在做出这种举动，显然是在试探宣帝的虚实。

明万历刻本《三才图绘》中的汉宣帝像

《汉书》中如下一段记载，形象反映出汉宣帝初就大位时诚惶诚恐的心态：

宣帝始立，谒见高庙，大将军光从骖乘，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后车骑将军张安世代光骖乘，天子从容肆体，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诛，故俗传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祸萌于骖乘。”(369)

看这一景象，“君马黄，臣马苍，二马同逐臣马良”那两句汉代铙歌(370)，倒仿佛是在咏叹宣帝和霍光之间主弱臣强的君臣关系。霍光在当时的权势和手段，借用明末人李贽的话来说，可谓“置君如弈棋”(371)。在这种情况下，宣帝对霍光所谓“归政”，自易察其伪诈(372)，从而只能“谦让不受”，同时他还明确指示臣下，要“诸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御天子”，以后“光每朝见，上虚己敛容，礼下之已甚”(373)，亦即任由霍光“骄溢过制”(374)，实则如宋人王应麟所指出的那样：“帝心疑忌益甚矣。”(375)宋人胡寅尝就此评论说：“光虽稽首归政，以礼文而辞，实未肯去，则何说哉？又使事先白己，然後奏御，是君臣易道，凡有不便于己、忠告于君者，皆不得达，罔上迷国，罪已不胜诛矣；况吝权怙势，又复五年，使人主蓄怒、朝臣积忿，光而未死，亦且不能免也。”(376)当局者迷，霍光当时只是满意地看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废黜昌邑王所造成的威慑力，足以让宣帝清醒认识自己所处的地位，其独擅朝政的局面根深蒂固，似乎已经无法动摇，用清人方濬颐的话来讲，就是“光之不臣，至斯已极”(377)。无奈严延年没有看清这种形势，又向霍光的心腹干将大司农田延年发难，弹劾他“持兵干属车”，即持械冒犯天子后车，结果被霍光抓住时机，反打一耙，“谴责延年何以不移书宫殿门禁止大司农，而令得出入宫。于是覆劾延年阑内罪人，法至死”，淫威之下，严延年只好落荒而去，隐身亡命(378)。

然而，霍光及其家人党羽，都大大低估了宣帝的能力。汉宣帝自幼饱经磨难，与生长于皇宫王室而不知世事的昭帝、昌邑王完全不同。长期的民间生活，使得他“喜游侠，斗鸡走马，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曾经“数上下诸陵，周遍三辅，常困于莲勺卤中，尤乐杜、鄠之间，率常在下杜”，完全有能力破解霍光一辈人那一套操作权术的手腕，上述“征求微时故剑”的举动，就很好地体现出他的应对智慧。与此同时，宣帝复又“高材好学”，很早就“师受《诗》、《论语》、《孝经》”，有良好的文化修养(379)，从而能够更为理智地审时度势，从大处着眼，妥善处理好和霍光及其党羽的关系。史称“自昭帝时，光子禹及兄孙云皆中郎将，云弟山奉车都尉侍中，领胡、越兵，光两女婿为东西宫卫尉，昆弟诸婿外孙皆奉朝请，为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380)。宣帝“自在民间闻知霍氏尊盛日久”，早有思想准备，十分清楚面对这种局面，轻举妄动，只能重蹈昌邑王覆辙，如近人吕思勉所云：“昭、宣之得安，正其恭己委任耳。”(381)他需要做的事情，只是耐心等待时机，故史称“时大将军霍光辅政，上共（恭）己正南面，非宗庙之祀不出”(382)。

咸丰原刻本陈沆《诗比兴笺》中的《君马黄》篇

本始三年春天，霍光的妻子为将小女成君立为宣帝皇后，竟然买通医官偷偷下药，残忍地害死皇后许氏。事后霍光批示，对医官不予追究。清初人丁耀元著《天史》，将此事列为中国历史上“大逆二十九案”之一(383)，可见事态的严重。以宣帝之精明，不难看出其中的原委，却也只能隐忍不问(384)。

在痛苦的忍耐中又度过三年之后，直到所谓地节二年三月，汉宣帝终于熬到了出头的日子：这时霍光死掉了。成帝时人梅福，曾经针对霍氏家人后来的遭遇讲过一句话，谓“权臣易世则危”(385)。纵观后来两千多年的历史，这确实是比较普遍的通例。然而，宣帝并没有马上做出清算的举动，经过长达二十年的经营，霍家子弟党羽遍布朝廷各个要害部门，稍有差池，就会自身不保。宣帝充分施展他的智慧和手腕，来安抚迷惑霍光家人，既厚葬美谥，又封赏子弟，特别是诏命霍光兄霍去病的孙子霍山“以车骑都尉领尚书事”(386)，差不多依照原样顶替了霍光原来的权位，霍家似乎势焰依旧。

不过，在经过暂短酝酿之后，从这一年五月起，宣帝开始“亲政”亦即直接处理朝廷日常政务了。一个月前，天上飞来嘉瑞，有“凤凰集鲁郡，群鸟从之”(387)。凤凰来仪，是见载于《尚书》的吉祥兆应，昔孔夫子甚至感叹“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388)但功德茂盛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尸骨未寒，而且宣帝安葬霍光，黄屋左纛，盛以梓宫，多拟以天子之礼(389)，既然如此感念霍光的恩德，似乎就不宜对此大肆张扬；再说凤凰降世，也并不是非加以庆贺不可，两年前的本始四年五月，“凤凰集北海安丘、淳于”(390)，就悄无声息，朝廷并没有做出任何举动，然而，汉宣帝却偏偏要极力彰显这次凤凰率群鸟降临于汉家的喜庆意义，为之“大赦天下”(391)，这显然是在庆贺自己从霍氏的束缚中获得解放(392)。

摆脱牢笼的老虎谨慎地亮出了爪牙。在保持霍山领尚书事职位的同时，宣帝复令群臣吏民得以抛开他直接向皇帝上奏封事，皇帝则“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以傅奏其言，考试功能”(393)。明朝人王圻在《三才图绘》里紧接着宣帝即位之事下面记述说，霍光“自后元秉政，至此二十年，始归政于帝，及薨，上与皇太后亲临”(394)，文字表述有些混乱，实际上汉武帝后元二年以后的第二十个年头，正是霍光去世时的所谓“地节二年”。汉宣帝在尝试行使本来就属于他的权力。

前面第四节推定地节年号应当启用于本始六年正月下旬到同年五月十四日这三个多月期间之内，而本始六年也就是地节二年。这一年，宣帝刘询五月亲政，同月十四日京师长安出现使用地节年号的钱范，可见启用地节年号，与宣帝亲政具有直接联系。

前面第二节已经谈到，通观武帝太初年间确立年号纪年制度以后西汉诸帝使用年号的情况，可以看到，除了哀帝情况比较特殊，做过更为复杂的变换之外，其馀每一位帝王使用年号，都有固定的年数，而且绝不与前面的皇帝相同。如同王国维已经谈到的那样，武帝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四号，皆四年而改，而昭帝始元、元凤二号，便六年一改；又如元帝五年一改元，成帝就四年一改元(395)。这表明在当时人看来，年号的使用年限，意味着一种天运之数，天不变，数亦不变；反过来讲，天若有变，则数必更改。

霍光操纵昭帝，每隔六年改换一次年号。宣帝继位之后，本始年号依旧延续使用到第六个年头，这意味着霍光意欲借以表明从昭帝到宣帝，运数连贯，并没有变化，同样都是霍家的天下。也正因为如此，宣帝为转换运数，甫一亲政，当即将本始年号更换为地节，并且向前追改，定当年为地节二年，改本始五年为地节元年，若王国维所云，“更用四年递改之制”。——这就应当是宣帝地节改元的真实过程和内在旨意。

综合前面各节所做论述，可将西汉部分帝王以及新莽时期的年号更改情况，列为附表3。表中最后一列“改元月份”下套加方框的月份，同样是《汉书》帝王本纪或《汉书·王莽传》有明确记载的改元月份，其无方框者则是出自前文所做推断。

附表3　西汉部分帝王以及新室年号更改时间表

关于“地节”这一年号的寓意，东汉人应劭在说明西汉诸帝年号的涵义时，曾经解释说，是“以先者地震，山崩水出，于是改年曰‘地节’，欲令地得其节”。应劭所说此前发生的地震，见于《汉书·宣帝纪》记载，是指上一年亦即本始四年“夏四月壬寅，郡国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此事尚别见于《汉书》之《五行志》与《夏侯胜传》，谓“地震河南以东四十九郡，北海、琅邪坏祖宗庙、城郭，杀六千馀人”。当时以宣帝名义颁布诏书曰：“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业，奉宗庙，讬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乃者地震北海、琅邪，坏祖宗庙，朕甚惧焉。丞相、御史其与列侯、中二千石博问经学之士，有以应变，辅朕之不逮，毋有所讳。”(396)审此史事，应劭的说法似乎信而有征，合乎历史实际。

然而，如上所述，本始四年时汉室的朝政还是由霍光一手统揽，即使是有“天地之戒”，其所警示者也应该是霍光，而轮不到宣宗皇帝。盖汉人依从《周礼》，以为三公负有调和阴阳的职责，宣帝时丞相魏相尝有言曰：“幸得备员，奉职不修，不能宣广教化，阴阳未和，灾害未息，咎在陈臣等。”(397)故遇有重大灾异，通常是要首先策免三公，以求燮理阴阳(398)，而西汉习惯以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为三公，霍光的“大司马”职衔正是由太尉改名而来(399)。因此，霍光操纵发布这道诏书，显然是在为自己推卸责任，而宣宗亲政以后，即“尽变易大将军时法令，以公田赋与贫民，发扬大将军过失”(400)，绝不会在年号这样富有神圣意义的标志上，来为霍光施政失德承担后果。

《汉书·五行志》在记述本始四年这次地震时，和西汉其他几次大地震一样，都没有具体讲述它所表征的意义，但对《春秋》记述的地震，却引述刘向等人说法，一一讲述了与之对应的人事。为能更加清楚地说明问题，特全文迻录如下：

文公九年“九月癸酉，地震”。刘向以为先是时，齐桓、晋文、鲁釐二伯贤君新没，周襄王失道，楚穆王杀父，诸侯皆不肖，权倾于下，天戒若曰：“臣下强盛者将动为害。”后宋、鲁、晋、莒、郑、陈、齐皆杀君。诸震，略皆从董仲舒说也。京房《易传》曰：“臣事虽正，专必震，其震于水则波，于木则摇，于屋则瓦落。大经在辟而易臣，兹谓阴动，厥震摇政宫。大经。政，兹谓不阴，厥震。山，山出涌水。嗣子无德专禄，兹谓不顺，厥震动丘陵，涌水出。”

襄公十六年“五月甲子，地震”。刘向以为先是鸡泽之会，诸侯盟，大夫又盟。是岁三月，诸侯为溴梁之会，而大夫独相与盟，五月地震矣。其后崔氏专齐，栾盈乱晋，良霄倾郑，阍杀吴子，燕逐其君，楚灭陈、蔡。

昭公十九年“五月己卯，地震”。刘向以为是时季氏将有逐君之变。其后宋三臣、曹会皆以地叛，蔡、莒逐其君，吴败中国杀二君。

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刘向以为是时周景王崩，刘、单立王子猛，尹氏立子朝。其后季氏逐昭公，黑肱叛邾，邑吴杀其君僚，宋五大夫、晋二大夫皆以地叛。

哀公三年“四月甲午，地震”。刘向以为是时诸侯皆信邪臣，莫能用仲尼，盗杀蔡侯，齐陈乞弑君。(401)

就在这次改元两年之后的地节四年，张敞奏上封事，指出当霍光权位隆盛之时，“感动天地，侵迫阴阳，月脁日蚀，昼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祅祥变怪，不可胜记，皆阴类盛长，臣下颛制之所生也”(402)。后来在元帝时连年出现地震等灾害，有儒者翼奉上奏封事，指陈所谓“天地之戒”意向所在，首谓“今左右亡同姓，独以舅后之家为亲，异姓之臣又疏。二后之党满朝，非特处位，势尤奢僭过度，吕、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爱人之道，又非后嗣之长策也。阴气之盛，不亦宜乎”(403)？他们两人都已明确指出，出现此等地震，就是上天在警示霍光以及吕后、上官桀之类的外戚秉政。另有匡衡同时向元帝上疏，同样指出引发地震的根本原因，便包括“纲纪失序，疏者逾内，亲戚之恩薄，婚姻之党隆，苟合侥幸，以身设利”(404)。至哀帝时李寻奏对灾异，亦谓“地道柔静，阴之常义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应妃后不顺，中位应大臣作乱，下位应庶民离畔”(405)。后来东汉人何休撰著《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在训释上述文公九年九月之首例地震时，亦谓“地动者，象阴为阳行。是时鲁文公制于公子遂，齐、晋失道，四方叛，得星孛之萌”(406)。总之，按照当时人普遵信的观念，地震昭戒的对象，首先是恣意干政的后宫外戚或骄横擅权的执事大臣，而霍家适兼而有之，特别具有直接关系的是，在本始四年四月这次地震发生的前一个月，在害死许后之后，刚刚“立皇后霍氏”(407)。

通观上述记事，自宜理解宣帝选择“地节”一名作为年号，显然是要因应上天所示征兆，警告所谓“臣下强盛”者要有所收敛节制。稍后，翌年九月壬申又有地震，宣帝下诏省察政事，虽然也有令臣民“箴朕过失”、“匡朕之不逮”之类的门面话，但具体举动，却是“罢车骑将军、右将军屯兵”(408)，等于借机夺走了这两大将军下属的军兵。谈到宣帝从霍家人手中夺回兵权，其最早的举动，是在表面尊崇霍氏子弟特别是仍令霍山“以车骑都尉领尚书事”的同时，没有再给予霍家人“大司马大将军”这项至高无上的权位。前面第一节和第四节所述陈梦家在研究地节年号时注意到的那一件地节二年六月的简牍，内容是关于丞相史校阅边塞武备的事情(409)，陶元甘分析指出：“汉初有太尉，主军事，后省太尉，并其职于丞相，及设大司马大将军之后，丞相不过尸位素餐而已。观此简则丞相固尝遣史核校边备。盖此简为地节二年六月文书，霍光死于是年三月，光死后宣帝亲揽大权，……故一切军务，改由丞相司之。以此简与《霍光传》相印证，更可窥见宣帝与霍氏争斗之情形。”(410)可见这是宣帝亲政之后为收揽最高军事调度权力而优先采取的重大举措。地节三年发生地震时的右将军是霍光之子霍禹，车骑将军为张安世。此举看似同时解除两个人的兵权，但其实质意义却大相径庭。盖张安世在昭帝崩后即已出任车骑将军一职，在此数月之前宣帝本欲拔擢为大将军，“使专精神，忧念天下，思惟得失”，以安世固辞，乃改而“拜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用以顶替霍光原来的职位。宣帝在罢废霍禹之右将军屯兵的同时，“亦以禹为大司马”，看似重又擢升至乃父霍光当年的职位，实际上却已经变更武帝旧制，令其“冠小冠”，且“不冠将军，亦无印绶官署”，不过是“虚尊加之，而实夺其众”。相比之下，在撤掉张安世统管的车骑将军屯兵之后，复令张氏“更为卫将军，两宫卫尉、城门、北军兵属焉”，反而赋予他更为要害的禁卫兵权(411)。因知宣帝此举，仍然是在利用节制强臣的由头来清除霍家的势力(412)。

清道光扬州汪氏问礼堂仿宋刻本《春秋公羊经传解诂》有关地震寓意的内容

汉宣帝在这一重大问题上，采用如此曲折的方式来传达自己的意图，一方面是当时特殊的政治形势所致，盖当时霍家“昆弟诸婿据权势，在兵官”(413)，仍然不能轻易出手；但另一方面，也与他的文化背景具有直接关系。前面已经谈到，宣帝在民间时即已“师受《诗》、《论语》、《孝经》”，《汉书·宣帝本纪》在谈到其受学经历时，则只特别强调其“受诗于东海澓中翁”(414)。这位“东海澓中翁”的详细情况虽然别无记载，但东海郯县有后苍（别书作“后仓”）曾师从辕固生门徒夏侯始昌研习《诗》、《礼》，成为《齐诗》名家，教授有上面提到的翼奉、匡衡和萧望之等许多同郡弟子(415)。清人陈乔枞对比宣帝诏书和薛宣引述的诗句后指出：“薛宣之辞与孝宣诏书合，考赣君（案薛宣字赣君）为东海郡郯人，与后苍同邑，其所习当为《齐诗》，孝宣受《诗》东海澓中翁，亦当为齐学，故述此诗大旨相同也。”(416)陈氏这一结论甚为重要，特别是对理解汉宣帝施政举措，尤为多有助益。

陈乔枞氏在通贯研治三家遗诗的基础上，复综括《齐诗》之学术特征云：

公羊氏本齐学，治公羊《春秋》者，其于《诗》皆称齐。犹之穀梁氏为鲁学，治穀梁《春秋》者其于诗亦称鲁也。董仲舒通《五经》，治公羊《春秋》，与齐人胡毋生同业，则习齐可知。《易》有孟京卦气之候，《诗》有翼奉五际之要，《尚书》有夏侯《洪范》之说，《春秋》有公羊灾异之条，皆明于象数，善推祸福，以著天人之应，渊源所自，同一师承，确然无疑。(417)

其“明于象数，善推祸福，以著天人之应”数语，确是诵习《齐诗》者通用的论政路数，此亦战国以来驺衍一派“燕齐海上之方士”影响所致(418)。教授后苍《齐诗》的夏侯始昌即以“善推《五行传》”著称(419)，而后苍于习《诗》之外还曾师从同县孟喜学《易》，孟喜更因“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而向“诸儒以此耀之”(420)，故后苍门下翼奉、萧望之、匡衡几大高足所为，便无不因承师说(421)。由于《齐诗》偏重所谓象数祸福之说，故与纬学多相互羼杂，清人冯登府虽然以为“三家多出入于纬”(422)，也还是特别强调“匡衡、翼奉、萧望之图纬之说，皆为《齐诗》”，所说“阴阳术数，与京房，孟喜诸家相表里，……皆据师说以明灾异，……要不若韩、鲁之得正”(423)；成瓘则谓夏侯始昌所传《齐诗》之学，系“始开七纬之先路者也”(424)；以至陈乔枞云“汉儒如翼奉、郎顗之说诗，多出于纬，盖齐学所本也。……夫齐学湮而诗纬存，则齐诗虽亡而犹未尽泯也。诗纬亡而齐诗遂为绝学矣”(425)。《诗》擅比兴而讲《齐诗》者尤重天人感应，前述翼奉在元帝时奏对地震等灾事时，即首先说明“臣奉窃学《齐诗》，闻五际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蚀地震之效昭然可明，……人气内逆，则感动天地”(426)。知悉宣宗这种经学素养，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他追改“地节”年号这一做法了（前述“征求微时故剑”一事，应同样受到《诗经》比兴手法的影响）。此前宣帝为凤凰集于鲁地而大赦天下，以及后来“每有嘉瑞，辄以改元，神爵、五凤、甘露、黄龙，列为纪年，盖以感致神祇，表彰德信”(427)，同样也是基于这一因缘。

根据当时人对待地震的观念，综合审视这一时期的政治态势，宋人胡寅指出，本始四年“河南以东四十九郡”大地震所儆戒的对象，正应当是霍光一家：

地者，妻道也，臣道也，宜静而动，动者阳也。霍氏既毒杀许后，是岁春立其女居中宫，光与显俨然为外舅父母，专制内外，显也又有杀皇太子之心，宣帝之势甚孤。咎征著见，山石崩，城郭坏，压杀人民，覆祖宗庙，阴盛之变大矣，而霍光不戒于宜静而动之理。夫地不能终动，与天健同也，其动为反常逆气，臣道不宁之象。不既白乎离权去位，凋落荣宠，贵而能降，尚可及止也。宣帝诏问经学之士有以应变毋讳，而不闻端言直指变异之所由者，良由畏光故尔。(428)

《金石索》摹刻《汉李翕渑池五瑞图》石刻

《汉书·五行志》记载此前在昭帝元凤四年五月，“孝文庙正殿灾”，因“古之庙皆在城中，孝文始出居外，天戒若曰：‘去贵而不正者。’”当时所谓“贵而不正者”，便是昭帝已加元服而依旧拒不归政的霍光，“故正月加元服，五月而灾见”(429)。参据这一情况，以及前文所说张敞在改元地节两年之后即上书指陈因霍光专制朝政而招致“地大震裂”的情况，可知按照胡寅所做分析，当时总应有人能够清楚理解引发这次大地震的政治原因。

宣帝通过改元“地节”这一举动，向朝野公众发出明确无误的信息：即宣帝独自奉天承运，不再延续昭帝（实际上也就是霍家）既有的运数。既然天运已经变换，人事势必相应更新，对专权擅政的强臣，则不能不顺应“天地之戒”，予以裁抑。对于霍氏家族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按照宣帝的行事风格，假如霍家妻室子弟能够及时敛手请罪，自求退处闲散之地，或许还能够保全身家性命。无奈这些权贵在霍光羽翼下飞扬跋扈日久，竟完全不知局势轻重，还聚在一起津津乐道什么“县官（亦即皇上）非我家大将军不得至是”，益为骄恣豪横(430)，其举家覆灭，当然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霍氏家族连年作威作福，“杀生在手”，如司马光所云，“使人主蓄愤于上，吏民积怨于下，切齿侧目，待时而发”，当时有人甚至用“天下害之”来形容世人对他们一家的态度(431)。现在掌控朝政的霍光已经死去，而宣帝又直接接受群臣上奏封事，并且发出这样明显的政治变动信号，各色人等，马上捕捉时机，做出反应。

一些人看到形势不妙，开始和霍家拉开距离。如金日磾子金赏，原本为霍光女婿，当时身居太仆高位，见“霍氏有萌芽，上书去妻”(432)，以示和霍家撇清关系。还有一些过去依附于霍光门下的官员，甚至反口相噬。如京兆尹赵广汉，揣摩宣帝意向，“心知微指，发长安吏自将，与俱至光子博陆侯禹第，直突入其门，廋索私屠酤，椎破卢罂，斧凿其门关而云。时光女为皇后，闻之，对帝哭泣”，但这正符合宣帝威吓霍家的旨意，故“帝心善之”。史载宣帝为此“召问广汉”之后，“广汉由是侵犯贵戚大臣……见事生风，无所回避”(433)，显然受到宣帝的纵容，甚至加以唆使。

另有一些因不依附霍光曾受到排挤打压的人，则直接上书宣帝，提出应该对霍家采取行动。在这方面，以御史大夫魏相属下的“大行治礼丞”萧望之最有代表性：

时大将军光薨，子禹复为大司马，兄子山领尚书，亲属皆宿卫内侍。地节三年夏，京师雨雹，望之因是上疏，愿赐清闲之宴，口陈灾异之意。宣帝自在民间闻望之名，曰：“此东海萧生邪？下少府宋畸问状，无有所讳。”望之对，以为“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时季氏专权，卒逐昭公。乡（向）使鲁君察于天变，宜亡此害。今陛下以圣德居位，思政求贤，尧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阴阳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势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贼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万机，选同姓，举贤材，以为腹心，与参政谋，令公卿大臣朝见奏事，明陈其职，以考功能。如是，则庶事理，公道立，奸邪塞，私权废矣。”对奏，天子拜望之为谒者。

如前所述，萧望之与汉宣帝一样，也是研治《齐诗》出身，自然更容易看透宣帝的政治意图，这番话真是正中其下怀。汉宣帝刘询忍气吞声这么多年，当然是要黜退霍家势力以真正掌管江山社稷，但这事不能操之过急，在稳住霍家子弟的同时，他也需要等待，酝酿集聚像这样的舆论，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先组织一批像萧望之这样可靠的人手(434)。于是，在起用萧望之为谒者之后，就让他来负责网络人才，凡有人“上书言便宜，辄下望之问状，高者请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视事，满岁以状闻”(435)。

清乾隆吴门近文斋穆大展刻本《两汉策要》中的萧望之奏议

与此同时，魏相更明确向宣帝建议，要对霍氏昆弟以及诸婿的兵权等枢要职位“有以损夺”(436)，宣帝则果如萧望之、魏相所云，从领兵权、宫禁卫戍权和内朝诸近密官职开始，大刀阔斧地削夺霍家的权力：“徙光女婿度辽将军未央卫尉平陵侯范明友为光禄勋，次婿诸吏中郎将羽林监任胜出为安定太守。数月，复出光姊婿给事中光禄大夫张朔为蜀郡太守，群孙婿中郎将王汉为武威太守。顷之，复徙光长女婿长乐卫尉邓广汉为少府。更以禹为大司马，冠小冠，亡印绶，罢其右将军屯兵官属，特使禹官名与光俱大司马者。又收范明友度辽将军印绶，但为光禄勋。及光中女婿赵平为散骑骑都尉光禄大夫将屯兵，又收平骑都尉印绶，诸领胡越骑、羽林及两宫卫将屯兵，悉易以所亲信许、史子弟代之”(437)。

控制这些关键位置之后，宣帝大体上就可以作为真天子随心所欲地发号施令了，而对于霍家党羽，也只是如何处置更为妥当的问题了。《汉书·霍光传》和刘向《说苑》都记载有茂陵徐生，在霍光去世后曾连续三次上书宣帝，谓“霍氏泰盛，陛下即爱厚之，宜以时抑制，无使至亡”，宣帝俱置之未理。后来霍家举族诛灭，告发霍氏者皆蒙受封赏而徐某不与，有人为其大鸣不平，云昔日徐生所进乃“徙薪曲突之策”，系防患于未然，其功劳应远胜于“焦发灼烂”救火之人，假若当初能够听从此公建议，本可“国亡裂土出爵之赏，臣亡逆乱诛灭之败”(438)。其实这只是乡野草民迂腐之见，既茫昧不知朝政动态，又完全不晓得宫廷政治的门径。南宋时人蔡戡等亦曾指责汉宣帝明明对霍氏“积不平固非一日”，却偏偏“秘而不言，待以旧恩，委以要职，诱之使乱，至于诛灭”，以为“是何异以锦绣蒙陷阱而使人由之”(439)？这种责难，亦属汉宣帝所说“俗儒不达时宜”(440)，同样不知深宫大内有时竟会犹如囚笼，人主不能不小心从事。

上述人事调整，自然是抑制霍家的重大举措。直到此时，霍氏一家若能知所进退，“安分自守，谨凛持盈”，以至任受火尽灰灭，亦未必不能保全首领(441)。盖宣帝全赖霍光决策始得以入主未央宫殿，对霍光的评价和对其家人的处置，都涉及到宣帝本人入承大统的合法性问题。对于汉宣帝来说，这是高于一切的政治基础，不容稍有含糊。为稳固“为孝昭帝之后”这一基石，宣帝在即位之后，甚至小心恪守“制礼不逾闲”的原则，追谥祖父“故皇太子曰戾”，以彰显其“违戾擅发兵”这一悖逆行为(442)。据《汉书》之《昌邑王贺传》和《张敞传》记载，因心存忌惮，汉宣帝甫一视事，即特地安排曾切谏昌邑王谨慎行事的张敞出任山阳太守，以便监视遣返昌邑国故地的刘贺（当时刘贺旧封昌邑国已经“国除，为山阳郡”）直到霍光去世五年之后的元康二年，宣帝还指令张敞前去暗地察看昌邑王的动向，担心他东山再起，图谋大位(443)，可见宣帝对自己的能否稳坐皇位仍然存在很大忧虑。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内心对霍光其人深恶痛绝，表面上却不仅不宜“全盘否定”，还要继续加以尊崇，更不必非对其家人赶尽杀绝不可。故霍光死后，宣帝要特别赞誉其茂盛功绩在于“定万世策以安宗庙”(444)；直到后来宣帝在神爵、五凤年间亲自动笔撰写诗歌，吟唱其自民间起为天子之事，仍然写下“君之臣明护不道”这样的词句，用以彰显霍光的功绩(445)。逮甘露三年，因“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法其形象”，以“明著中兴辅佐”，依然是以霍光居于首位，而且其他诸臣俱“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以示独尊于诸臣之上(446)。这种处理方式，也充分体现出汉宣帝“以霸、王道杂之”的施政理念和阴阳两面操纵手法(447)。追根求源，霍光为大奸大恶竟能以大忠大贤的形象留存于青史，便是当时宣帝似此称之，后世复有班固与司马光一辈史家信而从之使然。

后来汉成帝问询刘向对汉文帝治国政绩和才能的看法，刘向谓“如其聪明远识，不忘数十年事，制持万机，天资治理之材，恐文帝亦且不如孝宣皇帝者也”(448)。东晋袁山松撰著《后汉书》，述及西汉诸帝，同样盛赞“孝宣之明”(449)。若就处事韬略和施政手腕而言，不惟文帝，高祖以下，实莫有匹敌，汉宣帝对这一所谓“明”字或“聪明远识”的赞誉，当之无愧，刘向诸人所言诚良有由也。

骄横日久的霍氏家族，不仅未能理智应对，竟然铤而走险。先是谋划投毒于太子，继之又策划以武力发动政变，从而逼迫宣帝不得不大肆杀戮。除宣帝霍后废处昭阳宫免除一死之外，霍氏“诸昆弟宾婚为侍中、诸曹、九卿、郡守”者以及“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千家”，以极其血腥的形式，彻底清除干净一代权臣的势力(450)。时为地节四年七月(451)，而翌年宣帝复改元“元康”。

清嘉庆张敦仁仿宋刻本《礼记郑注》有关“小康”的内容

关于“元康”这一年号的涵义，非常注意探究西汉诸帝年号寓意的应劭，过去未曾予以解说。检《礼记·礼运》记述所谓“小康”社会云：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郑玄注：康，安也。大道之人，以礼于忠信为薄，言小安者，失之则贼乱将作矣〕。(452)

霍氏之乱得以敉平，不谨于礼的在势者已经除去，天下重归于小康世界，这应该就是“元康”这一年号的寓意。元康元年三月，宣帝颁布诏书，庆贺近期内连续出现的“凤凰集泰山、陈留，甘露降未央宫”这些嘉瑞，喜不自禁地向天下臣民宣示说：“朕未能章先帝休烈，协宁百姓，承天顺地，调序四时，获蒙嘉瑞，赐兹祉福，夙夜兢兢，靡有骄色，内省匪解，永惟罔极。《书》不云乎？‘凤皇（凰）来仪，庶尹允谐。’”唐人颜师古为之笺释云：“《虞书·益稷》之篇曰：‘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諧。’言奏乐之和，凤凰以其容仪来下，百兽相率舞蹈，是乃众官之长，信皆和辑，故神人交畅。”(453)可见汉宣帝引述“凤皇（凰）来仪，庶尹允谐”这句话，犹如是在为“元康”这一年号附加注脚，而如前面第二、四两节所论，“元康”这一年号，实际上是行用于颁布这道诏书的下一个月，亦即元康元年四月，前后恰好相互衔接。观甘露三年三月，召集诸儒议礼于石渠，宣帝“亲称制临决焉”(454)，即可知汉宣帝其人固深于礼学也，援用《礼记》此文以明其心志，自属情理中事。明朝人王祎著《大事记续编》，在“汉孝宣皇帝元康元年”下附有“解题”曰：“改元诛霍氏故也。”(455)或许早已看出其中的端倪。试看晋惠帝诛除势倾天下的权臣杨骏及其同伙之后，随即改启新元，同样也是名为“元康”(456)，应信此言断非凿空虚语也。由此“元康”反观“地节”年号，前后相互映衬，尤易理解宣帝改元“地节”之微意所在。

昔班固在《汉书·宣帝纪》篇末曾写有赞语云：“功光祖宗，业垂后世，可谓中兴，侔德殷宗、周宣矣。”(457)即谓汉宣帝的功德，足以与殷商高宗武丁和西周宣王媲美，后世亦沿之以为中兴圣主，有若光武帝刘秀之再造大汉王朝，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即原封不动地移录了班固这一评价(458)。此“中兴”之“中”，今通行辞书如《辞海》、《汉语大词典》之类皆读作平声，如中间之“中”，释“中兴”之语义为“中途振兴”，所说似乎不够确切。《诗·大雅·蒸民》之诗序另有句云“美宣王也，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唐陆德明注此“中”字读音为“张仲反”(459)，可知本应读作“仲”字。盖以“中”通“仲”是秦汉以前通行的用法，而所谓“中兴”（仲兴）也就是“再兴”或“重兴”之义，清代初年人黄生即曾谈到过这一点(460)，后来钱大昕对此也有所论述(461)。东汉桓帝延熹四年上石的《西岳华山庙碑》，记宣帝庙号，书作“仲宗”(462)，宋人洪适以为是“借仲为中”(463)，实际上“仲”正应该是其本字，“仲宗”意即“仲兴之宗”(464)。惟所谓“中兴”（仲兴）云者，必谓世有衰乱复得重振，此即班固本人所说：“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必兴灭继绝，修废举逸，然后天下归仁，四方之政行焉。”(465)又昔司马光论人君之才有五，“中兴”列居其一，乃能“虽乱必治，虽危必安，虽已衰必复兴”(466)，而如前面第五节所述，班固已自赞颂霍光“匡国家，安社稷”，俨然周公重生，阿衡再世，刘氏江山安然无恙，又何待宣帝“中兴”？孟坚所说，首尾横绝，两头都没有着落。若是依从前文所论，还原霍光专政擅权的本来面目，知昭帝以来神尧社稷不绝如缕，有若沦丧于异姓(467)，则宣帝亲政，确实堪称中兴。明代初年人谢肃尝有《读《〈霍光传〉》诗云：“废立县官翻覆手，中兴勋业更归谁？一封奏失人臣道，千古延年（案指前面第五节提到的劾奏霍光“擅废立，亡人臣礼”的严延年）汉伯夷。”(468)所说中兴勋业，正是归之于宣帝成功结束了霍氏随意翻覆其手的弄权自专局面，而在这一过程中，宣帝改元“地节”乃是重振圣刘炎汉的首要标志。

————————————————————

(1) 唐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卷五五《礼·告礼》，页1542。

(2) 黄永年《唐元和后期党争与宪宗之死》，原刊《中华文史论丛》总第四十九辑（1992年6月），此据作者文集《文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00），页450—467。

(3) 《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八《宣帝纪》，页235—246。

(4) 《汉书》卷二一下《律历志》下，页1024。

(5) 清李兆洛、六承如合辑《纪元编》（清光绪戊子扫叶山房重刊《李氏五种合刊》本）卷上《纪元总载》，页1a。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北京，中华书局，1962），页18。方诗铭《中国历史纪年表》（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页36。案在存世历史年表当中，当属今本《史记·天官书》之《历术甲子篇》最早这样排列西汉纪年。此《历术甲子篇》中的汉代诸帝年号，虽属后人妄自添附，但南朝刘宋裴骃集解本《史记》已经附有这些内容，知其至迟出自刘宋以前，见裴骃集解本《史记》（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影印南宋绍兴初年刊刻十四行本）卷二六《天官书》，页693。

(6) 王国维《屯戍丛残》、《屯戍丛残考释》，见罗振玉、王国维合著《流沙坠简》（北京，中华书局，1993），页28，页118。案释文参据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北京，中华书局，1991）下册《释文·建国前出土汉简》之第1808号简，页289。

(7) 案以金石证史著称于世的罗振玉，在民国十四年编著《重校订纪元编》（民国乙丑东方学会铅字排印本），依据各种文献文物史料，对李兆洛《纪元编》做了很多修订，而对挚友王国维提出的这一看法，却未能予以应有的关注，述及汉宣帝本始、地节诸纪元，仍一如旧说（页1a），此点最为令人遗憾。

(8) 陈梦家《汉简缀述》（北京，中华书局，1980）之《汉简年历表叙》，页233—234。案“本始六年正月”纪年汉简有两支，分别见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合著《居延汉简释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之第213·16号简，页331：又第306·13号简，页501。又这两支简的照片见劳榦《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57），页16，页543。

(9) 饶宗颐、李均明《敦煌汉简编年考证》（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之《汉武帝》第一，页11。

(10) 陈直《关中秦汉陶录》（北京，中华书局，2006）第四集《钱范类》之“西汉陶钱范著录表”，页650。清鲍康《观古泉丛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影印清同治十二年歙县鲍氏刻本），页48—50。

(11) 党顺民、赵晓明《西安相家巷村新出西汉“五铢”钱陶范母调查研究》，刊《中国钱币》2005年第2期，页37—40。又赵晓明《西汉宣帝本始五年钱范的发现及其认识》，刊《文博》2005年第6期，页48—52。另外，王泰初、马致远《西汉上林五铢陶质母范研究》一文，公布有一件同样铭文的陶范，亦云或出自西安市西北郊相家巷西汉上林铸钱遗址，文刊《钱币博览》2007年第1期，页13。

(12) 师小群、党顺民《西安相家巷发现西汉“五铢”钱纪年陶范母》，刊《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1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页267—270。赵晓明《西汉宣帝本始五年钱范的发现及其认识》，刊《文博》2005年第6期，页51。王泰初《汉宣帝五年陶范》，刊《收藏》2005年第7期，页92—93。

(13) 张德芳《悬泉汉简中若干纪年问题考证》，刊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合编《简牍学研究》第四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页60—61。

(14) 李蕾《汉代改元问题刍议》，刊孙家洲主编《额济纳汉简释文校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下编《额济纳汉简研究》，页323—328。

(15) 李学勤《论汉简、钱范所见纪年超长现象》，原刊《湖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此据作者文集《文物中的文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页507—511。

(16) 薛英群、何双全、李永良合著《居延新简释粹》（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之《甘肃汉简的学术价值》，页16—17。

(17) 张德芳《悬泉汉简中若干纪年问题考证》，刊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合编《简牍学研究》第四辑，页75。

(18) 张德芳《悬泉汉简中若干纪年问题考证》，刊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合编《简牍学研究》第四辑，页58—75。

(19) 案陈梦家依据的资料，应是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合著《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所著录之第109·7号简（页177），居延简中另有一件正反两面分三行连续书写有大体相同的“神爵元年四月癸未朔乙酉张掖肩水”云云字迹，其中有一行重复书写“癸未癸未朔”，另一行重复书写“肩水肩水候”（见谢桂华等著《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之第306·4A和306·4B号简，页501），张小锋已论证其干支亦与历谱不合，显然应属随意漫书。张小锋说见《汉简与〈二十史朔闰表〉所记互异月日对校》，刊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合编《简牍学研究》第三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页167。

(20) 陈梦家《汉简缀述》之《汉简年历表叙》，页233。

(21) 大庭脩《汉简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徐世虹汉译本）序章第五节《册书复原操作的实例——元康五年诏书册的复原》，页14—18。

(22) 陈直《关中秦汉陶录》第四集《钱范类》之“汉神爵元年钱范”，页585—586。

(23) 师小群、党顺民《西安相家巷发现西汉“五铢”钱纪年陶范母》，刊《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1辑，页269。陕西省钱币学会编著《秦汉钱范》（西安，三秦出版社，1992）二《五铢钱范》第23“西汉神爵元年残陶范”条，页198，图190。案此陶范“闰”下一字残损严重，编著者以为系“一横画，仍可看清是‘四’字上的横画”，所说很不准确，实际上应是“月”字上部，因为其横画末端下折的痕迹，在该书所印拓片上看非常清晰。

(24)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合著《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之第10·27号简，页16，又第5·10号简，页8。

(25)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合著《居延汉简释文合校》附《居延汉简简号、出土地点、图版页码对照一览表》，页681，页683。

(26) 陈直《居延汉简系年》，见作者文集《居延汉简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9），页726。

(27) 于豪亮《居延汉简释丛》，据作者文集《于豪亮学术文存》（北京，中华书局，1985），页189—190。

(28) 大庭脩《汉简研究》序章第五节《册书复原操作的实例——元康五年诏书册的复原》，页14—20。

(29)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等编《居延新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第EPT51：590号简，页217。

(30)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合著《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之第202·9号简，页314。

(31) 张俊民《敦煌悬泉置探方T0309出土简牍概述》所述第207号简，刊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论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页405。

(32) 《汉书》卷八《宣帝纪》，页259。

(33) 清陈介祺《簠斋金文考》（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之《汉阳泉使者舍薰庐考释》，页17—22，页67。

(34) 《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页2972—2973。

(35) 《汉书》卷八《宣帝纪》，页260。

(36) 《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并唐颜师古注引如淳语，页2984—2989。

(37) 清王先谦《汉书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影印清光绪二十六年虚受堂刊本）卷六九录存宋刘奉世说，页1319。案“羌人不能追言尔”句疑“不能”本作“不能不”，今脱一“不”字，惟检线装书局宋庆元本《汉书》（页14b）与《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蔡琪家塾刻本《汉书》（页21a）已然如此，事无古本可证。

(38)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合著《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之第202·9号简，页314。

(39) 李均明《居延汉简编年——居延篇》（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4）之《汉宣帝》第三，页16。

(40)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等编《居延新简》第EPT52：98号简，页234。

(41) 李蕾《汉代改元问题刍议》，刊孙家洲主编《额济纳汉简释文校本》下编《额济纳汉简研究》，页324。

(42)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等编《居延新简》第EPT51：157A号简，页184。

(43)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合著《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之第150·1A号简，页301。

(44) 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等编《肩水金关汉简（壹）》（上海，中西书局，2011）之第73EJT8：53A号简，上册彩色图版页185；又中册红外线图版页185。

(45)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等编《居延新简》第EPT51：136A号简，页182。

(46) 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四《使节往来与周边关系类》，第Ⅱ0111①：303号简，页160。

(47)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等编《居延新简》第EPT51：198A号简，页165。

(48) 案李蕾《汉代改元问题刍议》（见孙家洲主编《额济纳汉简释文校本》下编《额济纳汉简研究》，页326）一文虽然举述这一简牍作为同一地区新旧两年号并用的事例之一，但同时也意识到这只是一个孤证，坦承“由简文所载并不能断定这支简写于绥和元年正月”。

(49) 清陆心源《千甓亭古砖图释》（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影印清光绪十七年秋石印本）卷一，页7a。

(50) 陶元甘《居延汉简笺证》（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汉简研究文献四种》影印民国稿本），页328—330。

(51) 别详拙稿《所谓“天凤三年鄣郡都尉”砖铭文与秦“故鄣郡”的名称以及莽汉之际的年号问题》（下），刊《文史》2011年第2期。

(52) 吴乃禳、李永良、马建华《敦煌汉简释文》（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之《释文·新中国建立后出土的汉简》第846号简，页87。

(53) 饶宗颐、李均明《敦煌汉简编年考证》之《汉哀帝》第七，页80。

(54)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等编《居延新简》第EPT59：315A号简，页379。

(55)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页4133—4134。

(56) 马怡《“始建国二年诏书”册所见诏书之下行》，载孙家洲主编《额济纳汉简释文校本》下编《额济纳汉简研究》，页262—269。

(57) 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选释》（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之《拓本》篇“饪食器”部分，页13，又“水器”部分，页262，页391；同书《释文·按语》篇“饪食器铭文”部分，页686，又“水器铭文”部分，页713，页722。

(58) 《汉书》卷八《宣帝纪》并唐颜师古注，页273。案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北京，中华书局，1960，影印明崇祯刻本）卷一五《帝王部·年号》（页170）叙同事“汉注”作“汉仪注”。

(59)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页4112。

(60) 清沈钦韩《汉书疏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影印清光绪浙江书局刻本）卷三六，页224。

(61) 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二《经济与地理类》第Ⅱ0114③：202号简，页63。

(62) 《汉书》卷一〇《成帝纪》，页309。

(63) 张德芳《悬泉汉简中若干纪年问题考证》，刊甘肃省文物研究所、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合编《简牍学研究》第四辑，页67。

(64)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合著《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之第135·7号简，页224。

(65) 《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页4078—4082。

(66) 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选释》之《拓本》篇“杂器”部分，页516；同书《释文·按语》篇“杂器铭文”部分，页735。

(67) 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影印民国吴兴刘氏希古楼刻本）卷二“永光弩机款”条，页3。

(68)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合著《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之第562·3A号简，页658—659。吴乃禳、李永良、马建华《敦煌汉简释文》之《释文·新中国建立后出土的汉简》第769号简，页79。

(69)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等编《居延新简》第EPT5：46号简，页21。

(70) 吴乃禳、李永良、马建华《敦煌汉简释文》之《释文·新中国建立后出土的汉简》第1064A号简，页110。

(71)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合著《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之第142·32A号简，页236；第272·29B号简，页458；第317·3号简，页512。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等编《居延新简》第EPT58：107号简，页356。

(72)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等编《居延新简》第EPS4T2：2号简，页554。

(73)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等编《居延新简》第EPT50：90号简，页158；又第EPT52：56号简，页231。

(74)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等编《居延新简》第EPT52：468号简，页259。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二《诏书、律令、司法文书与政治类》第Ⅱ0314②：301号简，页24。

(75) 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选释》之《拓本》篇“水器”部分，页261；同书《释文·按语》篇“水器铭文”部分，页713。案这件铜鋗铭文中“七月”之“七”字不甚清楚，释读为“七”是否准确，似乎还需要参照其他材料进一步斟酌。

(76) 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等编《肩水金关汉简（壹）》之第73EJT3：66号简，上册彩色图版页86；又中册红外线图版页86。

(77)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等编《居延新简》第EPT50：91号简，页158。

(78)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等编《居延新简》第EPT65：142号简，页430。

(79) 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等编《肩水金关汉简（壹）》之第73EJT4：62号简，上册彩色图版页86：又中册红外线图版页86。

(80) 平朔考古队《山西朔县秦汉墓发掘简报》，刊《文物》1987年第6期，页45—46。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等编《居延新简》第EPT59：321号简（页379）题有“元延元年九月庚”年月，但这是一枚“吏除”简，不宜用作当时纪年的实物。

(81) 《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页4080—4081。

(82) 张德芳《悬泉汉简中若干纪年问题考证》，刊甘肃省文物研究所、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合编《简牍学研究》第四辑，页74。

(83)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等编《居延新简》第EPT40：10号简，页86。

(84) 吴乃禳、李永良、马建华《敦煌汉简释文》之《释文·新中国建立后出土的汉简》第410号简，页43。

(85)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合著《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之第65·9号简、第65·10号简，页113。

(86) 陈梦家《汉简缀述》之《汉简年历表叙》，页232。

(87) 吴乃禳、李永良、马建华《敦煌汉简释文》之《释文·新中国建立后出土的汉简》第410号简，页43。

(88) 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一《诏书、律令、司法文书与政治类》第Ⅱ0114③：447号简，页35。

(89) 陈直《关中秦汉陶录》第四集《钱范类》之“汉五凤元年钱范”，页588。

(90) 陈垣《二十史朔闰表》，页19。

(9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等编《居延新简》第EPT52：194号简，页242。

(92) 《汉书》卷一〇《成帝纪》，页302。

(93)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合著《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之第154·19号简，页253。需要说明的是，在新近公布的肩水金关汉简中，有一条简文书作“绥和□年三月己巳朔”云云，文中年份，字迹模糊，简牍整理者释作“六年”，但成帝本在绥和二年三月去世，四月哀帝即位，翌年依例改元，年号建平，世间不应行用“绥和六年”这一纪年。谛审简文笔迹，似为“二年”。检陈垣《二十史朔闰表》（页21），绥和元年至所谓“绥和六年”（哀帝建平四年）之间，三月朔在己巳日者也只有绥和二年，故该简必属绥和二年无疑。该简及整理者释文见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等编《肩水金关汉简（壹）》之第73EJT3：58A号简，上册彩色版页68；又中册红外线图版页68。

(94) 吴乃禳、李永良、马建华《敦煌汉简释文》之《释文·新中国建立后出土的汉简》第1241号简，页128。案“辛酉朔”原作“辛卯朔”，据张小锋《汉简与〈二十史朔闰表〉所记互异月日对校》改，张文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合编《简牍学研究》第三辑，页164。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等编《居延新简》第EPT57：71号简（页342），文为“甲渠执胡煫长淳于乐/本始元年三月丁酉除”，虽然题署的时间早在三月，但这种除官的籍册，往往是后来所记，似不宜用作当时纪年的实例。

(95) 清李佐贤《古泉汇》（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影印清末刻本）贞集卷一三，页1895—1896。

(96) 陈直《关中秦汉陶录》第四集《钱范类》之“汉本始元年钱范”，页581，又“西汉陶钱范纪年著录表”，页650，页661。

(97) 罗振玉《古器物范图录》（1916，罗氏石印本）卷下，页4a。案陈直在“西汉陶钱范纪年著录表”中亦著录有一“本始元年二月”铭文钱范，云原载于清人李佐贤的《古泉汇》中，惟覆覈李氏此书（页1894），知其纪年文字末尾略有残损，原本镌作“本始元年”，而且李佐贤本人就是这样释读，并没有“二月”字样，疑陈说疏失，系将“年”字下面两横划误读为“二”（按照汉朝人的书写习惯，若非每字大小均一，“年”字必竖向较长，超于其他字形，竖垂一笔更往往下拉很长），并意补“月”字。

(98) 师小群、党顺民《西安相家巷发现西汉“五铢”钱纪年陶范母》，刊《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1辑，页269。

(99) 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等编《肩水金关汉简（壹）》之第73EJT5：108号简，上册彩色图版页117；又中册红外线图版页117。

(100) 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等编《肩水金关汉简（壹）》之第73EJT4：212号简，上册彩色图版页101；又中册红外线图版页101。

(10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等编《居延新简》第EPT10：6号简，页55。案简文“甲午”原作“甲子”，据张小锋《汉简与〈二十史朔闰表〉所记互异月日对校》改，张文刊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合编《简牍学研究》第三辑，页161。案《居延新简》第EPT59：518号简（页392）记有“公乘孙辛，年五十一，元始元年正月”，但这是事后记录的“吏除”简，并非元始元年正月行用的公牍。又《居延新简》第EPT49：65号简（页148）记云“叩头死罪言，贷以元寿四年……”，或是在元寿二年以前预言后事，顺延元寿年数至四年，或是习字漫书，不宜用以证明改元元始迟至元寿四年以后。

(102) 《汉书》卷一一《哀帝纪》，页340；又卷七五《李寻传》，页3193；卷九九上《王莽传》上，页4094。

(103)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合著《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之甲附15号简，页687。

(104)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等编《居延新简》第EPT65：125号简，页429。

(105) 饶宗颐、李均明《新莽简辑证》（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之《释文之部》一，页17—43。

(106) 《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页4095—4096；又卷九九中《王莽传》中，页4133—4134；卷九九下《王莽传》下，页4157—4158。

(107) 吴乃禳、李永良、马建华《敦煌汉简释文》之《释文·新中国建立前出土的汉简》第1607号简，页167。

(108) 张德芳《悬泉汉简中若干纪年问题考证》，刊甘肃省文物研究所、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合编《简牍学研究》第四辑，页63。

(109) 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等编《肩水金关汉简（壹）》之第73EJT5：49A号简，上册彩色图版页109；又中册红外线图版页109。

(110) 清陆心源（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历代陶文研究资料选刊》影印清光绪陆氏十万卷楼刻本）《千甓亭砖录》卷一，页265。

(111) 吴乃禳、李永良、马建华《敦煌汉简释文》之《释文·新中国建立前出土的汉简》第1598号简，页166。

(112) 陈垣《二十史朔闰表》，页19。

(113) 《汉书》卷二七下之下《五行志》下之下，页1503。

(114) 《汉书》卷八《宣帝纪》，页264。

(115) 《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页1252。

(116) 张德芳《悬泉汉简中若干纪年问题考证》，刊甘肃省文物研究所、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合编《简牍学研究》第四辑，页63—64。

(117) 李蕾《汉代改元问题刍议》，刊孙家洲主编《额济纳汉简释文校本》下编《额济纳汉简研究》，页325—326。

(118)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之《二年律令·贼律》，图版，页8，释文注释，页135—136。参见李均明《简牍所反映的汉代文书犯罪》，刊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出土文献研究》第六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页73—74。

(119) 李学勤《论汉简、钱范所见纪年超长现象》，据作者文集《文物中的文明》，页508—509。

(120) 吴乃禳、李永良、马建华《敦煌汉简释文》之《释文·新中国建立前出土的汉简》第2046号简，页220。

(12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等编《居延新简》第EPT56：259号简，页325。

(122)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等编《居延新简》第EPT56：350号简，页331。

(123) 陈直《关中秦汉陶录》第四集《钱范类》之“汉甘露元年钱范”，页589，又“西汉陶钱范纪年著录表”，页663—664。罗振玉《古器物范图录》卷下，页5b。

(124) 师小群、党顺民《西安相家巷发现西汉“五铢”钱纪年陶范母》，刊《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1辑，页269。

(125) 陈垣《二十史朔闰表》，页19。

(126)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合著《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之第3·14号简，页2。

(127) 陈梦家《汉简缀述》之《汉简年历表叙》，页234。

(128)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合著《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之第46·17A—B号简，页81。

(129) 《汉书》卷九《元帝纪》，页297。

(130)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合著《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之第6·11号简，页10。

(131) 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四《使节往来与周边关系类》第Ⅱ0216③：137号简，页106—107。

(132) 《汉书》卷五九《张汤传》，页2637。章炳麟《文始》（台北，世界书局，1982，影印民国刻《章氏丛书》本）卷二，页75。

(133)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之《奏谳书》，图版，页61—63，释文注释，页221—222。

(134)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之《封诊式》，页259—261。

(135)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之《奏谳书》，图版，页58—61，释文注释，页218—220。

(136)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之《奏谳书》，释文注释，页219。李学勤《〈奏谳书〉解说》（上），刊《文物》1993年第8期，页27—28。彭浩《谈〈奏谳书〉中的西汉案例》，刊《文物》1993年第8期，页33。李均明《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之《书檄类·书》，页100—101。池田雄一《奏讞書——中国古代の裁判記錄》（東京，刀水書房，2002）第一部《江陵张家山漢簡〈奏讞書〉訳注稿》，页95，页112。案关于“牒”字这一语义的具体解释，李零《视日、日书和叶书——三种简帛文献的区别和定名》有专门论述，刊《文物》2008年第12期，页73—80。

(137) 案由于具体辨析“牒”字是否义为单只简条或者用作简条的计数量词，会牵涉很多细琐的问题，不便在这里展开，我将另行撰文，试予申说。

(138) 参见池田雄一《奏讞書——中国古代の裁判記錄》第一部《江陵张家山漢簡〈奏讞書〉訳注稿》，页108。

(139)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合著《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之第3·35号简，页4。

(140)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等编《居延新简》第EPT56：183号简，页320。

(141)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合编《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壹《公文·封检》之第5号简“光和六年临湘李永、例督盗贼殷何上言李健与精张诤田自相和从书”，页73，彩版二，页34。

(142)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合著《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之第160·3号简，页263；又第506·9号简，页609。

(143) 案汉简中涉及这类“牒书”的具体情况，请参看薛英群《汉简官文书考略》，刊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合编《汉简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页273—275。

(144) 《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一二二《酷吏列传》并刘宋裴駰《集解》，页3137。

(145) 大庭脩《爰书考》，原刊日本《聖心女子大學論叢》第12集，1958年11月，此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简牍研究译丛》第一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汉译本，页223—244。

(146)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合著《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之第157·12号简，页257。

(147) 张俊民《敦煌悬泉置探方T0309出土简牍概述》所述第9、第128号简，刊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309—400。

(148) 案关于汉代爰书的性质和使用情况，可参见籾山明《爰書新探——漢代訴訟論のために》，刊《東洋史研究》第五十一卷第三号（1993年12月），页1—42。

(149)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合著《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之第312·6号简，页510。

(150) 《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页4093—4094。陈垣《二十史朔闰表》，页22。案陈垣《二十史朔闰表》谓“十一月戊午改初始”，未详所据，疑有疏误。

(151) 陈垣《二十史朔闰表》，页22。

(152)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页4103—4102，页4112—4114。参据张小锋《“初始”年号使用仅九日时间说》，刊陈伟主编《简帛》第一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页297—301。

(153) 森鹿三《居延出土的王莽简》，原载森鹿三著《東洋學研究——居延漢简篇》（京都，同朋舍，1975），此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简牍研究译丛》第一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汉译本，页1。

(154)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等编《居延新简》第EPT56：187号简，页321。

(155) 清冯登府《浙江砖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历代陶文研究资料选刊》影印清道光间刻本）卷一，页35。

(156) 清叶名沣《敦夙好斋诗续集》（清光绪十六年合刻《敦夙好斋诗全集》本）卷一《薇省二集》一《汉莲勺宫行灯歌为王蓉洲行部宪成作并序》诗自注，页10a—11a。

(157) 清陈文述《颐道堂诗选》（清道光刻本）卷一《西汉五凤五年砖砚歌为云台师作，用覃溪光禄韵》，页31a—33b。

(158) 清阮元《定香亭笔谈》（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文选楼丛书》本）卷四附清翁方纲《五凤五年砖记并诗》，页182—184。

(159) 《汉书》卷八《宣帝纪》，页269。

(160) 罗振玉《雪堂类稿》（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新世纪万有文库》本）甲《笔记汇刊》之《俑庐日札》“六舟言古砖纪月皆六至十月”条，页387。

(161) 张德芳《悬泉汉简中若干纪年问题考证》，刊甘肃省文物研究所、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合编《简牍学研究》第四辑，页69—70。

(162)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合著《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之第51·10号简，页88。

(163) 《汉书》卷一〇《成帝纪》，页311。

(164) 陈梦家《汉简缀述》之《汉简年历表叙》，页233—234。

(165)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合著《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之第193·4号简，页306。

(166) 张德芳《悬泉汉简中若干纪年问题考证》，刊甘肃省文物研究所、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合编《简牍学研究》第四辑，页68。

(167)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合著《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之第35·22A号简，页57。

(168) 魏坚主编《额济纳汉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之《额济纳旗出土汉简图版及释文》第99ES16SF3：1A号简，页101。

(169) 见汉刘向《新序》（北京，中华书局，1991，《古逸丛书》三编影印南宋初刻本）。

(170)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合著《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之第312·6号简，页510。

(171) 《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页4093—4094。

(172) 吴乃禳、李永良、马建华《敦煌汉简释文》之《释文·新中国建立前出土的汉简》第1829号简，页192。

(173) 陈垣《二十史朔闰表》，页22。

(174)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合著《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之第45·31A号简，页80；又第213·16号简，页331；第306·13号简，页501。

(175) 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等编《肩水金关汉简（壹）》之第73EJT2：56A号简，上册彩色图版页49，中册红外线图版页49，又第73JT1：156号简，上册彩色图版页20，中册红外线图版页20。

(176) 陈直《居延汉简系年》，据作者文集《居延汉简研究》，页778。

(177) 陈梦家《汉简缀述》之《汉简年历表叙》，页230。

(178) 陈垣《二十史朔闰表》，页18。

(179) 案这件简牍见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合著《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之第7·7A号简，页11。

(180) 陈垣《通鉴胡注表微》（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之《书法篇》，页19。

(181) 李蕾《汉代改元问题刍议》，刊孙家洲主编《额济纳汉简释文校本》下编《额济纳汉简研究》，页324—325。

(182)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合著《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之111·7号简，页181。

(183) 李蕾《汉代改元问题刍议》，刊孙家洲主编《额济纳汉简释文校本》下编《额济纳汉简研究》，页324—325。

(184) 李学勤《论汉简、钱范所见纪年超长现象》，据作者文集《文物中的文明》，页508。

(185) 王泰初《汉宣帝五年陶范》，刊《收藏》2005年第7期，页92—93。

(186) 李学勤《论汉简、钱范所见纪年超长现象》，据作者文集《文物中的文明》，页508。

(187) 王仲殊《论日本出土的景初四年铭三角缘盘龙镜》，刊《考古》1987年第3期，页266—270。

(188) 李学勤《论汉简、钱范所见纪年超长现象》，据作者文集《文物中的文明》，页508。

(189) 李学勤《初读里耶秦简》，原刊《文物》2003年第1期，此据作者文集《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页302—303。

(190)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合著《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之第7·7A号简，页11。

(191) 清陆心源《千甓亭古砖图释》卷一，页3a。

(192) 赵晓明《西汉宣帝本始五年钱范的发现及其认识》，刊《文博》2005年第6期，页49—50。

(193) 案清人陈介祺早就收藏过一件这种带有“地节二年五月乙亥造”铭文的钱范，但一直没有引起研究者注意。又该钱范早期著录情况未详，这里复制的两份图片，分别出自王献唐著《中国古代货币通考》（济南，齐鲁书社，1979）和蒋若是《西汉五铢钱范断代研究》一文，前者见读书第四篇第五章《五铢钱》，页1400，后者见蒋氏文集《秦汉钱币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7，页180—206）。另外陕西省钱币学会编著《秦汉钱币》二《五铢钱范》第59“阳文陶范”条（页242，图251），也复制有陈介祺旧藏的这件陶范，谓出自《陕西金融》1989年增刊《钱币专辑》（12）所载孙汇仲《五铢钱范的断代问题》一文但检核该文（页47—49），同样没有说明具体来源，疑出自陈氏旧存拓本。

(194) 陈垣《二十史朔闰表》，页18。

(195) 苏士澍编著《中国书法艺术》第二卷《秦汉》（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之《汉代隶书》第112号“杨山地记刻石”条，页147，页149。

(196) 清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清同治甲子济南刻本）卷二《汉地节买山石刻跋》，页14a。清方鋆《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清光绪元年刻本）卷一“巴州民扬量买山记”条，页6b—7a。清杨铎《函青阁金石记》（民国初年瑞安陈氏湫漻斋刊本）卷二“汉巴州民杨量买山记”条，页3a—4a。

(197) 清冯登府《石经阁文初集》（清道光原刻本）卷七《地节二年买山碑跋》，页10a。

(198) 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字考释》（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上册第二章第二节《记》之“西汉扬买山记”条，页38—40。

(199) 苏士澍编著《中国书法艺术》第二卷《秦汉》之《汉代隶书》第112号“杨山地记刻石”条影印徐同柏旧藏拓片所附道光十二年正月徐氏题跋，页149。

(200) 高立、高成刚编《四川历代碑刻》（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之“扬量买山记”条，页3。徐玉立主编《汉碑全集》第一册“巴州杨量买山地记”条，页34。容媛、胡海帆《秦汉石刻题跋集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之《秦汉石刻叙目》“巴州民杨量买山记”条，页1582。

(201)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合著《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之37·50号简，页62。

(202) 陶元甘《居延汉简笺证》，页360—361。

(203) 陶元甘《居延汉简笺证》，页328—330。

(204)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页2932；又卷六六《车千秋传》，页2886。

(205) 吴乃禳、李永良、马建华《敦煌汉简释文》之《释文·新中国建立后出土的汉简》第1448号简，页150。

(206)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4，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本）卷二“汉外戚辅政”与“两汉外戚之祸”条，页66—68。

(207)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武帝三大将皆由女宠”条，页51。

(208) 《史记》卷一七《汉兴以来诸侯王者年表》，页801。《汉书》卷一八《外戚恩泽侯表》，页678。

(209) 《汉书》卷六八《金日磾传》，页2962。

(210) 刘体仁《通鉴札记》（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影印民国石印《辟园史学四种》本）卷二“卫霍皆以贵戚为大将军故战比有功”条，页104—111。

(211) 《汉书》卷六一《李广利传》，页2702—2704；又卷六八《霍光传》，页2932。

(212) 《史记》卷三〇《平准书》，页1441。《汉书》卷一九下《百官公卿表》下，页785。

(213)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页2931。

(214) 《汉书》卷六八《金日磾传》，页2959—2961。

(215) 《汉书》卷六六《车千秋传》，页2886。

(216) 《汉书》卷六八《金日磾传》，页2962。

(217) 《汉书》卷七《昭帝纪》，页217。

(218)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页2932。

(219) 近人吕思勉在所著《秦汉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五章第十一节《巫蛊之祸》中（页150—151）对此表示质疑，以为“夫光疏浅，武帝即欲讬以后事，岂得拟之周公”？且谓“武帝末年，继嗣之际，事有不可知者矣。……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霍光之语，又安知非光等为之邪？然则昭帝之立，果武帝意与否，信不可知矣”。今案以霍光比拟周公，容或有霍氏妾自张大其词的成分，但是他受武帝遗诏为昭帝辅政，有桑弘羊、金日磾等在场，不会全出于伪造。

(220)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页2932。

(221)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汉三公官”条，页46。

(222) 刘体仁《通鉴札记》卷三“不任三公事归台阁非始于光武”条，页147—150。

(223) 《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上，页3956。

(224) 《史记》卷四九《外戚世家》之褚少孙续补，页1985—1986。

(225) 《汉书》卷六六《车千秋传》，页2883—2886；又卷六三《戾太子据传》，页2747。

(226) 《史记》卷一〇四《田叔列传》，页2778。

(227) 案宋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卷二二（页738）记述汉武帝征和四年三月，“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众，而无显功，臣请皆罢斥遣之！’上曰：‘大鸿胪言是也。’于是悉罢诸方士候神人者。是后上每对群臣自叹：‘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明人杨慎尝据此阐扬田千秋功德云，汉武帝“‘天下岂有神仙，尽妖妄耳’之说，实千秋启之也。呜呼，千秋能申戻太子之冤，而罢方士之妄亦贤矣，世犹以‘一言取相’少之，何其不恕耶”？今案《资治通鉴》这段记载不见于《汉书》，审其内容似不足采信，疑司马光等人系取自《汉武故事》之类小说家言，有为而述，我将另行撰文，具体论述这一问题。杨慎说见所著《升庵外集》（台北，学生书局，1971，屈万里主编《杂著秘笈丛刊》影印明万历间江宁顾起元校刊本）卷三九《史说部》之“田千秋”条，页1295—1296。

(228) 《汉书》卷一八《外戚恩泽侯表》，页690。

(229) 《汉书》卷六六《刘屈氂传》，页2880—2882。

(230) 《陈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卷二六《徐陵传》，页332—333。案田千秋（车千秋）以高庙令为丞相的说法，也很不准确，盖据《汉书》卷一九下《百官公卿表》下（页789—790），田千秋在片和三年已擢升至大鸿胪，为官数月之后，始于征和四年六月，登上相位。

(231) 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99，重印民国上海古书流通处影印原刻初印《知不足斋丛书》本）卷下，页671。

(232) 《汉书》卷六六《车千秋传》，页2883—2886。

(233) 《汉书》卷六一《李广利传》，页2702—2704。

(234) 《史记》卷三〇《平准书》，页1441。

(235)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页2932。

(236) 《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页725；又卷六七《朱云传》，页2913；卷八三《薛宣传》，页3391。

(237) 《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并唐颜师古注引曹魏如淳语，页1944—1945；又卷六六《车千秋传》篇末班固赞语，页2904；卷七八《萧望之传》，页3277。

(238) 案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谓“将军，……比公者四，第一大将军，次骠骑将军，次车骑将军，次卫将军。又有前、后、左、右将军”。梁刘昭注引蔡质《汉仪》曰：“汉兴，置大将军、骠骑，位次丞相；车骑、卫将军、左、右、前、后，皆金紫，位次上卿。典京师兵卫，四夷屯警。”见《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志第二十四，页3563。

(239) 宋洪迈《容斋随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之《三笔》卷一“汉将军在御史上”条，页427。

(240) 《汉书》卷六八《金日磾传》，页2959—2962。

(241) 《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上，页3957。

(242) 《汉书》卷六《武帝纪》，页211。案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将“骑都尉”次于“奉车都尉”和“驸马都尉”之下，秩级亦同样“比二千石”，职事“本监羽林骑”，西京制度，应当与之相近。见《后汉书》志第二十五，页3576—3577。

(243) 明王祎《大事记续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页8b—9b。

(244)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页2967。

(245) 李澄宇《读汉书蠡述》（长沙，岳麓书社，1994，《二十五史三编》本）卷三，页966。

(246) 劳榦《霍光当政时的政治问题》，据作者文集《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北京，中华书局，2006），页135—145。

(247) 清王士禛《居易录》（清康熙刻本）卷二三引明曹淼《潇洒堂集》之《霍光论》文并王氏案语，页6。案清初人徐骏有《读〈霍光传〉》诗云：“戈鋋雪色守候（侯？）门，拔剑檠天赚后昆。谁料当年王莽意，还疑孺子作曾孙。”诗中同样是把霍光挟戈按剑而擅主人君废立，看作是王莽篡汉的先导。徐氏诗见所著《石帆轩诗集》（清康熙刻本）卷一〇，页10a。

(248) 清方濬颐《二知轩文存》（清光绪刻本）卷二《霍光论》，页2a。

(249) 刘体仁《通鉴札记》卷三“不任三公事归台阁非始于光武”条，页149—150。

(250) 吕思勉《秦汉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五章第十一节《巫蛊之祸》，页151—153。

(251) 案宋人司马光在《稽古录》（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部丛刊》初编之洋装缩印本）卷一二中（页50）叙及汉武帝托孤一事。乃径谓“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受遗诏辅政”，干脆省略不提车千秋和桑弘羊，显然也认为是由这三位“治内”的大臣掌控着核心权力。

(252) 《汉书》卷六八《金日磾传》，页2962。

(253)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页2934。

(254) 《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上，页3958—3960。

(255) 《汉书》卷七《昭帝纪》，页221。

(256) 《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上，页3960。

(257)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页2932—2933。

(258) 案近人李源澄在《霍光辅政与霍氏族诛考实》一文中，即对霍光封侯遗诏表示怀疑，以为“三人并封而书，非其实矣”。李文原刊《文史杂志》第二卷之九、十期合刊（1943年10月），此据作者文集《李源澄著作集》（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8）第二部《政治及政治制度史》，页1542—1543。

(259) 《汉书》卷七《昭帝纪》，页220；又卷一八《外戚恩泽侯表》，页691。

(260) 《汉书》卷六八《金日磾传》，页2962。

(261) 清王夫之《读通鉴论》（长沙，岳麓书社，1996，《船山全书》本）卷四《汉昭帝》之“金日磾不受封”条，页153。

(262) 《汉书》卷七《昭帝纪》，页220。

(263) 《汉书》卷一九下《百官公卿表》下，页791。

(264) 案《汉书》卷一七《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页666）系金日磾受封为侯事在昭帝始元二年而未记具体月份，但同时明确记述受封之日为“丙子日”，且“封一日薨”，这与前述《汉书·昭帝纪》的记载基本吻合（只是所记“丙子日”受封与《汉书·昭帝纪》所记该日病逝微有出入，而似此差异本无需深究），故知《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系年有误，清人朱一新在《汉书管见》（长沙，岳麓书社，1994，《二十五史三编》本）卷一（页363）当中早已指出这一点。

(265) 《汉书》卷六八《金日磾传》，页2960—2961。

(266) 《汉书》卷一七《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页666。

(267) 《汉书》卷一八《外戚恩泽侯表》，页691。

(268) 《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上，页3957。

(269) 《汉书》卷七《昭帝纪》，页220。案此重合侯名字，《汉书》卷六《武帝纪》（页209）亦作“马通”，惟检《汉书》卷一七《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页663）与卷六六《刘屈氂传》（页2881）所载武帝册封其人的诏书，都是书作“莽通”，正与《汉书·外戚传》相同，疑本纪“马”字属音近致讹。惟《汉书》卷六《武帝纪》（页211）唐颜师古注引曹魏孟康语，谓莽合罗兄弟本姓马，乃东汉光武帝德皇后马氏“恶其先人有反，易姓莽”，司马光《资治通鉴》从之（卷二二汉武帝后元元年，页743—744），不过孟康所说是否可靠，似乎还有待考证。又清王念孙《读书杂志》（北京，中国书店，1985）之《汉书》第一“捕斩反虏重合侯马通”条（页93），以为应当依据荀悦《汉纪》的记载，在“重合侯马通”之上，增补“侍中仆射莽何罗”七字，乃不知霍光、上官桀二人本不预捕斩莽何罗一事，《汉纪》误书，本不足采信，杨树达《汉书窥管》卷一（页64—65）已经指出这一点。

(270) 案清人沈钦韩在《汉书疏证》卷三一（页55—56）中列有“安得遗诏”一条，也对这一封侯遗诏持怀疑看法，谓“果有遗诏，何至自逾两年，遗诏信妄也”，惟沈氏但云“盖上官氏锐欲自侯讬之”，硬是要将主谋霍光排除在外，所说很没有道理。

(271) 《汉书》卷六八《金日磾传》，页2960。

(272) 宋洪适《隶续》（北京，中华书局，1985，影印清洪氏晦木斋仿宋刻本）卷六《图碑》下“武梁祠堂画记”条，页377。案这幅画面左侧的人物为金日磾，右侧表示其母画像，但所书榜题都不够准确，据《汉书》本传，“骑都尉”应正作“驸马都尉”，“休屠像”应正作“休屠王阏氏像”，说详清瞿中溶《汉武梁祠画像考》（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影印民国丁卯吴兴刘氏希古楼刊本）卷六，页317—321。

(273) 明佚名撰失名史评（寒斋藏明末写本）之“霍光等受顾命”条（案此本无页码）。

(274) 《汉书》卷六八《金日磾传》，页2959—2962。

(275) 案金日磾享去世时享年四十九岁，这样快即追随先皇于地下，当非武帝始料所及。参见清阮刘文如《四史疑年录》（清嘉庆年间阮元广州刻本）之《汉书疑年录》卷一，页12b—13a。

(276)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页2934—2936；又卷六三《燕剌王旦传》，页2756；卷六七《胡建传》，页2911—2912；卷九七上《外戚传》上，页3958—3959。参见宋王益之《西汉年纪》（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排印《国学基本丛书》本）卷一八，页282—283。案王益之分析上官桀等谋反一案说：“当是时也，首发此谋者燕仓，仓为大将军幕府军吏，继以告杨敞，敞即燕王所告长敞亡功至搜粟都尉者也；闻其事于朝者，乃杜延年，延年又（霍）光亲信腹心之人也。事之终始，发于此三人，固不无可疑者。”

(277) 《汉书》卷七《昭帝纪》，页226。

(278) 《汉书》卷六六《车千秋传》，页2887；又卷六八《霍光传》，页2935；卷二四下《食货志》下，页1176。

(279) 《汉书》卷七《昭帝纪》，页223。

(280) 《汉书》卷六〇《杜周传附子延年》，页2664。

(281) 参见郭沫若《盐铁论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郭沫若全集》本）之郭氏自序，页472—473。又西嶋定生《秦漢帝国》（東京，講談社，1974）5《霍氏政の成立と崩壞》之《塩鉄会議》，页269—271。

(282)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页2954。

(283) 汉桓宽《盐铁论·杂论》，据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定本）》（北京，中华书局，1992）卷一〇，页613—614。

(284) 宋人真德秀在《大学衍义》（明崇祯刻时人陈仁锡评阅本）卷二六《格物致知之要·审治体·义利重轻之别》（页6b）中即谓贤良文字罢废盐铁均输之议“沮于弘羊，扼于千秋。”今案“敦厚有智”的车千秋在盐铁会议上中虽然很少发言表态，但在《盐铁论》中仅存的几段话里，我们还是可以清楚看到，他认为“贤良、文字之言，深远而难行”，“未见其能用箴石而医百姓之疾也”，与桑弘羊显然是站在同一立场之上。车千秋语出《盐铁论》之《执务》、《箴石》两篇，见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定本）》卷七，页454；卷六，页405；又关于这两段话是否应归属于丞相车千秋的名下，参见本书卷六《箴石》篇王氏校语，页406。

(285) 《汉书》卷七《昭帝纪》，页224；又卷二四下《食货志》下，页1176。陶元甘《居延汉简笺证》，页496—497。案据《盐铁论·取下》记述，与榷酤同时罢废者还有“关内铁官”，见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定本）》卷七，页463—464。

(286) 明王祎《大事记续编》卷一，页22b—23a。

(287) 汉桓宽《盐铁论·晁错》，据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定本）》卷二，页113。

(288)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三卷之《〈盐铁论〉中的政治社会文化问题》，页80。

(289) 参见西嶋定生《秦漢帝国》5《霍氏政の成立と崩壞》之《霍氏政の確立》，页274—275。又安作璋《汉史初探》（上海，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之《论桑弘羊》，页63—65。

(290) 《汉书》卷六六《车千秋传》，页2886；又卷六八《霍光传》，页2932。

(291) 《汉书》卷七《昭帝纪》，页226—227。

(292)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页2935。

(293) 清方濬颐《二知轩文存》卷二《霍光论》，页2b—3a。

(294)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页2936。

(295) 《汉书》卷六六《车千秋传》，页2886—2887。汉桓宽《盐铁论·杂论》，据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定本）》卷一〇，页613—614。

(296) 《汉书》卷六〇《杜周传附子延年》，页2662—2663。案《汉书》卷七《昭帝纪》记徐仁、王平“坐纵反者”罪，事在元凤三年夏四月。

(297)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页2953。

(298)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页2953。

(299) 清王念孙《读书杂志》之《汉书》第十二“亡如也”条，页24—25。

(300) 《汉书》卷七六《张敞传》，页3217。

(301) 清张文虎《舒艺室随笔》（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新世纪万有文库》本）卷四（页91）对褚少孙这番言论做有评议曰：“案霍光事何与于《三代世表》？此褚少孙续貂之尤鄙谬者。《汉书·儒林传》：王式为昌邑王师，以《诗》谏闻，少孙乃其弟子。是生当宣帝之世。光薨于地节元年（德勇案：此“元年”字误，时为地节二年），霍禹谋反于四年，少孙此记当在霍氏盛时（霍氏败后，必不敢为此）。造为妖言，将以取媚，玷其师甚矣。”

(302) 案《汉书》卷六八《霍光传》（页2933）记霍光“长财（才）七尺三寸”，陶元甘统计西陲戍卒簿记，得知青壮年男子身高大多七尺二寸至七尺三寸，指出“当时一般男子身材为汉尺七尺左右”，与王充《论衡》等书所记人生“七尺之形”相符，惟汉人崇尚伟丈夫，故身高八尺、九尺者则每每夸耀于人口。说见陶氏《居延汉简笺证》，页411—423。明此汉人一般身高状况与社会观念，可知《黄帝终始传》所说“不短不长”，系以霍光看似平常的外表，来反衬其“持天下之政”的德行才略。

(303) 《史记》卷一三《三代世表》褚少孙补续语并唐司马贞《索隐》，页506—507。

(304) 《汉书》卷七《昭帝纪》，页229；又卷六八《霍光传》，页2936。

(305) 唐赵蕤《长短经·权议·惧诫》引《尸子》，据周斌《长短经校证与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3）卷七，页392。

(306) 《汉书》卷二七上《五行志》上，页1335。

(307) 宋司马光《稽古录》卷一二，页54。

(308) 宋王益之《西汉年纪》卷一八，页287。

(309) Michael Loewe，“The Former Han Dynasty”，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I，ed. Denis Twitchett and Michael Loew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 183.

(310)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页2933。

(311) 《汉书》卷七五《睦弘传》，页3135—3136；又卷二七中之上《五行志》中之上，页1400。

(312) 明吴应箕《楼山堂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丛书集成》初编排印《粤雅堂丛书》本）卷四《史论》之《霍光论》一，页30。

(313) 《汉书》卷二七上《五行志》上，页1335；又卷九七上《外戚传》上，页3956—3960。案唐颜师古注《汉书》，引述东汉服虔语云：“穷绔，有前后当，不得交通也。”

(314)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页2937。

(315) 《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上，页3956。

(316) 《汉书》卷六三《广陵王胥传》，页2760。

(317)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二汉武帝太始三年正月，页723。

(318) 《汉书》卷八《宣帝纪》，页237。

(319) 《史记》卷六〇《三王世家》，页2113—2114。《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页2749。

(320) 《汉书》卷六三《广陵王胥传》，页2760。

(321)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页2937。

(322) 案《汉书》卷六三《昌邑王贺传》（页2767）记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时贺“年二十六七岁”，故逆推至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刘贺的年龄应在十八岁至十九岁之间。

(323)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页2946。

(324) 清朱一新《汉书管见》卷四，页434。

(325) 《汉书》卷六三《昌邑王贺传》并唐颜师古注引曹魏苏林语，页2764—2770；又卷七二《王吉传》，页3058—3061。

(326) 《汉书》卷六三《昌邑王贺传》，页2765；又卷六八《霍光传》，页2937。

(327) 清方濬颐《二知轩文存》卷二《霍光论》，页3a。

(328) 明孙慎行《玄晏斋文抄》（明崇祯刻本）卷一《霍光论》，页70a。

(329) 明汪明世《史评小品》（明末刻本）卷一〇“昌邑王”条，页2b—3a。

(330) 清方苞《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卷二《书〈汉书·霍光传〉后》，页62—63。

(331) 《汉书》卷七二《王吉传》，页3061—3062。

(332) 《汉书》卷七六《张敞传》，页3216。

(333)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页2944。

(334) 《汉书》卷八九《循吏传·龚遂》，页3638。

(335) 《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并唐颜师古注，页728—729。参见清钱大昕《三史拾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嘉定钱大昕全集》本）卷二之“汉书·百官公卿表上”，页40—41。

(336) 《汉书》卷六三《昌邑王贺传》，页2766。

(337)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页2946。

(338) 宋苏轼《东坡志林》（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重印民国进步书局石印《笔记小说大观》本）卷三，页7。

(339) 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北京，中华书局，1987）卷一八《前汉书·列传》，页309。

(340) 清恽敬《大云山人文稿》（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部丛刊》影印清同治刊本）初集卷二《读霍光传》，页37a。

(341) 参见吕思勉《秦汉史》第五章第十一节《巫蛊之祸》，页153—154。又吕思勉《古史家传记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吕氏《史学与史籍七种》本）之《汉书·霍光金日磾传》，页389。

(342) 案《汉书》卷二七下之上《五行志》下之上（页1459—1460）有记述云：“（昌邑王）贺即位，天阴，昼夜不见日月。贺欲出，光禄大夫夏侯胜当车谏曰：‘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欲何之？’贺怒，缚胜以属吏，吏白大将军霍光。光时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贺。光让安世，以为泄语，安世实不泄，召问胜。胜上《洪范·五行传》曰：‘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有下人伐上。不敢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谋。’光、安世读之，大惊，以此益重经术士。后数日，卒共废贺。”此事一方面反映出霍光能够及时知晓昌邑王身边所发生的事情，同时也说明外间对霍光废黜昌邑王的企图已经有所察觉。清末皮锡瑞著《经学历史》（民国甲子上海涵芬楼影印原刻本）之《经学极盛时代》（页21b）谓“汉儒言灾异实有徵验，如昌邑王时夏侯胜以为久阴不雨，臣下有谋上者，而应在霍光”，所说天人兆应，虽然不足听信，但皮氏在此也是把霍光视作恣意“伐上”之“下人”。

(343) 案李源澄《霍光辅政与霍氏族诛考实》一文，对此早有论述，见作者文集《李源澄著作集》第二部《政治及政治制度史》，页1545—1546。另外，西嶋定生《秦漢帝国》5《霍氏政の成立と崩壞》之《霍氏政の確立》一节（页285—286），以及唐长孺《讲义三种》（北京，中华书局，2011）之《秦汉三国史》第三章第一节《武帝以后的政治》（页88—89），也谈到过这一点。

(344)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页2937；又卷二七下之上《五行志》下之上，页1459—1460。

(345) 《汉书》卷六六《王訢传附子谭》，页2887—2888。

(346) 《汉书》卷六六《杨敞传》，页2889。案《汉书》卷六六《蔡义传》（页2899）载时人指斥霍光“置宰相不选贤，苟用可专制者”，霍光选择杨敞作丞相，看重的就是他既唯命是从，又不绝会自作主张、擅生是非这一点，宋人真德秀在《大学衍义》卷二〇《格物致知之要·辨人才·憸邪罔上之情》（页7a）中即曾举述此事，与李林甫任用陈希烈并列，作为奸臣用人的典型：“奸臣专国，必求士大夫柔懦缄默易制者为己之贰，然后权一出于己而莫与争，霍光之用杨敞、李林甫之用陈希烈是也。”

(347)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页2937—2938。

(348) 《汉书》卷九〇《酷吏传·田延年》，页3665—3666。

(349) 《汉书》卷九〇《酷吏传·严延年》，页3667。案宋人吕祖谦对严延年此举拍手称赞，感叹云：“大哉！延年之奏也。自夷、齐之后，一人而已。”说见吕祖谦《吕东莱太史别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吕祖谦全集》本）卷一五《读汉史手笔》，页575。

(350) 清尤侗《西堂杂俎》（清康熙间刻《西堂文集》本）一集卷八《杂言》二种之《读〈东坡志林〉》，页22b—23a。

(351) 《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吕强》并唐李贤注，页2533。

(352) 《汉书》卷二七中之下《五行志》中之下，页1409。

(353) 《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页1926；又卷七《宣帝纪》，页220。

(354) 《汉书》卷八九《循吏传》，页3628—3629。杨树达《汉书窥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卷七，页526。案在国家大政方面，甚至连武帝晚年在所谓“轮台诏书”中斥之为“扰劳天下”举措的屯田轮台一事，霍光亦“用桑弘羊前议”而复行之，事见《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页3912—3916。

(355)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页2967。

(356) 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之《史部·正史类》“汉书”条，页209。

(357) 《汉书》卷八《宣帝纪》，页235—237。

(358)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页2947。案据《汉书》卷六〇《杜延年传》（页265），首先是由杜延年向霍光、张安世建议拥立宣帝。

(359) 《汉书》卷六三《戾太子传》，页2748。

(360) 《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上，页3964。

(361) 清恽敬《大云山人文稿》初集卷二《读霍光传》，页37a。

(362) 吕思勉《秦汉史》第五章第十一节《巫蛊之祸》，页154—155。

(363) 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四《汉昭帝》之“严延年劾奏霍光非能守正”条，页155。

(364) 《汉书》卷九〇《酷吏传·严延年》，页3667。案胡寅《致堂读史管见》（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宋嘉定十一年衡阳郡斋刻本）卷二《汉纪·孝宣》（页14b—15a），有评论说：“霍光以大将军断国，当孝昭时，车千秋薨二年，然后拜杨敞相，盖少昭帝也。当孝宣初，杨敞才薨十日，即拜蔡义相，不敢少宣帝也。光素以小心谨慎未尝有过为武帝所识拔，既废立在手，志意遂肆，丞相虚位至二年之久，又择畏事不敢言如杨敞者乃与之，岂非轻视其君欤？敞薨之时，宣帝初立，而严延年劾奏大将军擅废立，无人臣礼，大不道。奏虽寝，而朝廷肃然，光为是故少惮也欤？”这正体现出霍光对宣帝确是有所顾忌。

(365) 《汉书》卷八《宣帝纪》，页239；又卷九七上《外戚传》上，页3965。

(366) 明人严衍《资治通鉴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影印清光绪二年盛氏思补楼活字印本）卷二四汉孝昭皇帝元平元年十一月，页173。

(367) 案今中华书局本《汉书》卷八《宣帝纪》（页239）记相关史事作“皇太后归长乐宫。初置屯卫”，但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宋景祐刊本（见缩印本，页76）、线装书局近年影印宋庆元刻本《汉书》（页3b—4a）以及《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宋蔡琪家塾刻本《汉书》（页5a），俱书作“皇太后归长乐宫。长乐宫初置屯卫”，检荀悦《汉纪》、司马光《资治通鉴》、王益之《西汉年纪》以及王先谦《汉书补注》等书均同景祐本《汉书》，知今中华书局应有脱文。

(368) 明王祎《大事记续编》卷一（页37a）谓“卫太子发长乐宫卫，则旧有卫士矣。今兹增置，故谓之屯卫也”。清王荣商《汉书补注》（清末民初间刻本）卷四（页2a）亦曰“此云初置者，盖视旧制有所增加也”。

(369)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页2958。

(370)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影印傅增湘旧藏集配宋元刊本）卷一六《鼓吹曲辞·汉铙歌》之《君马黄》，页355。

(371) 明李贽《史纲评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李贽文集》本）卷八，页118。

(372) 清方濬颐《二知轩文存》卷二《霍光论》，页3b。

(373) 《汉书》卷八《宣帝纪》，页239；又卷六八《霍光传》，页2948。

(374) 《汉书》卷二七上《五行志》上，页1335。

(375) 宋王应麟《通鉴答问》（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影印清光绪浙江书局刻《玉海》附印本）卷五“大将军光稽首归政上谦让不受”条，页74。

(376) 宋胡寅《致堂读史管见》卷二《汉纪·孝宣》，页15b。

(377) 清方濬颐《二知轩文存》卷二《霍光论》，页3b。

(378) 《汉书》卷九〇《酷吏传·严延年》，页3667。

(379) 《汉书》卷八《宣帝纪》，页236—237；又卷六八《霍光传》，页2947。

(380)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页2948，页2451。

(381) 吕思勉《古史家传记文选》之《汉书·霍光金日磾传》，页389。

(382) 《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并唐颜师古注，页1248。

(383) 清丁耀亢《天史》（济南，齐鲁书社，2009）卷一《大逆二十九案》之“霍光毒后灭族”条，页32—33。

(384) 《汉书》卷八《宣帝纪》，页244；又卷九七上《外戚传》上，页3966。案吕思勉《秦汉史》第五章第十一节《巫蛊之祸》（页157）即谓“宣帝非愚騃者”，惟当时情势使之“视后死不能救”。

(385) 《汉书》卷六七《梅福传》，页2922。

(386) 《汉书》卷八《宣帝纪》，页247；又卷六八《霍光传》，页2948—2950。

(387) 《汉书》卷八《宣帝纪》，页247。案“凤凰集鲁”原作“凤凰集鲁郡”，惟当时仅有鲁国而并无鲁郡，《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二八《符瑞志》中（页793）记此事即书作“凤凰集鲁”，商务印书馆百本《二十四史》影印宋景祐本《汉书》（页8a）同作“集鲁”，故此从清王念孙《读书杂志》之《汉书》第一“鲁郡”条（页93）删除后世衍增之“郡”字。

(388) 《论语》（日本天文癸巳刻本）卷五《子罕》，页32a。

(389) 《汉书》卷八《宣帝纪》，页247；又卷六八《霍光传》，页2948。

(390) 《汉书》卷八《宣帝纪》，页246。

(391) 《汉书》卷八《宣帝纪》，页247。

(392) 案《汉书》卷八《宣帝纪》（页242）记载，在宣帝刚刚即位的本始元年五月，也曾因“凤凰集胶东、千乘”而“大赦天下”并赐吏二千石以下爵各有差，此举应当主要是出自霍光的意愿，借以宣示其虽以臣子而擅行废立，却因其“宗庙重于君”之说而顺乎天道，得以感召凤凰来仪。

(393) 《汉书》卷八《宣帝纪》，页247；又卷六八《霍光传》，页2951；卷七四《魏相传》，页3134—3135。

(394) 明王圻《三才图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影印明万历刻本）之《人物》卷四，页608。

(395) 《汉书》卷二一下《律历志》下，页1023—1024。王国维《屯戍丛残考释》，见罗振玉、王国维合著《流沙坠简》，页118。

(396) 《汉书》卷八《宣帝纪》并唐颜师古注引应劭语，页245—246；又卷二七下之上《五行志》下之上，页1454；卷七五《夏侯胜传》，页3158。

(397) 《汉书》卷七四《魏相传》，页3139。

(398)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灾异策免三公”条，页47—48。

(399) 宋程大昌《演繁露》（北京，中国书店，2008，刷印民国陶湘刻《儒学警悟》本）卷五“汉三公”条，页9a。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汉三公官”条，页45—46。

(400)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页2954。

(401) 《汉书》卷二七下之上《五行志》下之上，页1452—1454。

(402) 《汉书》卷七六《张敞传》，页3217。

(403) 《汉书》卷七五《翼奉传》，页3173—3174。

(404) 《汉书》卷八一《匡衡传》，页3333—3334。

(405) 《汉书》卷七五《李寻传》，页3188—3189。

(406) 汉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清道光年间扬州汪氏问礼堂仿刻宋绍熙辛亥建安余仁仲刊本）卷六，页8b。

(407) 《汉书》卷八《宣帝纪》，页245。

(408) 《汉书》卷八《宣帝纪》，页249。

(409)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合著《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之第7·7A—B号简，页11。

(410) 陶元甘《居延汉简笺证》，页343—344。案陶氏谓当时派遣丞相史巡视边备，是“委任丞相魏相”，所说略有差误，据《汉书》卷七三《韦贤传》（页3107），霍光去世之后到地节三年期间的丞相为老臣韦贤，惟韦贤为人系以“质朴少欲，笃志于学”著称，汉宣帝自毋须顾忌。

(411) 《汉书》卷五九《张汤传附子安世》，页2647—2649；又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页725；卷六八《霍光传》，页2952.参见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四汉宣帝地节二年四月戊申附司马氏《考异》，页805。又杨树达《汉书窥管》卷二，页119；又卷七，页533。

(412) 案张安世虽然曾被霍光授以车骑将军这一要职，但如同其委任杨敞为丞相一样，正是看中张氏处世谨言笃行这一品格，以便自己专擅朝政。寒斋藏明末写本佚名史评之“张安世”条（案此本无页码）谓张氏“匿名迹，远权势，定大政而不敢专，荐人才而不敢擅”，允称“无有作威作福”，评价甚为得当，宣帝本无需忌惮安世，而据《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上记载（页3964），张安世兄张贺本是卫太子家吏，在宣帝落难时“以旧恩养视皇曾孙甚厚”，故宣帝乃利用其既有权位来对付霍家势力。

(413) 《汉书》卷七四《魏相传》，页3134—3135。

(414) 《汉书》卷八《宣帝纪》，页236—237。

(415) 《汉书》卷八八《儒林传》，页3612—3613；又卷七五《夏侯始昌传》，页3154；卷三〇《艺文志》并唐颜师古注引东汉应劭语，页1707—1708。

(416) 清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影印《皇清经解续编》本）之《齐诗遗说考》卷五，页5637。

(417) 清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之《齐诗遗说考》陈氏自序，页5608。

(418)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368—1369。参见清刘师培《左盦集》（清宣统原刻初印本）之《西汉今文学多采邹洐说考》（案此本尚未排定卷次页码）。

(419) 《汉书》卷二七中之上《五行志》中之上，页1353。

(420) 《汉书》卷八八《儒林传·孟喜》，页3599。

(421) 《汉书》卷七五《翼奉传》，页3167—3178；又卷七八《萧望之传》，页3271—3289；卷八一《匡衡传》，页3347。

(422) 清冯登府《三家诗异文疏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影印《皇清经解》本）卷二，页11041。

(423) 清冯登府《三家诗遗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卷八《齐诗说》，页145—148。又冯登府《石经阁文初集》卷二《汉三家诗异文疏证序》，页9。案“萧望之”冯氏原文作“萧鸾”，当属字误。

(424) 清成瓘《篛园日札》（台北，世界书局，1984）卷三《读诗偶笔》之“齐诗考”条，页186—189。

(425) 清陈乔枞《诗纬集证》（清道光二十六年小嫏嬛馆刻本）卷首陈氏自序，页1。

(426) 《汉书》卷七五《翼奉传》，页3173—3174。

(427)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页82—83。

(428) 宋胡寅《致堂读史管见》卷二《汉纪·孝宣》，页17。

(429) 《汉书》卷二七上《五行志》上，页1335。

(430)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页2953—2954。

(431)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页2951，页2953，页2957。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五汉宣帝地节四年五月，页821。

(432) 《汉书》卷六八《金日磾传》，页2951，页2962—2963。

(433) 《汉书》卷七六《赵广汉传》，页3204。

(434) 案宋人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北京，中华书局，1977）卷二三《汉书》三（页328）当中，对萧望之受宣帝爱重一事发有议论云：“孝宣于儒生无所用，独用萧望之，观其始终方拙，非能自挠以求合者，特以其于霍氏立同异尔。”清末人曾纪泽亦曾论之曰：“萧望之以不见除用而仇霍氏……此躁进之士，假公以济其私，非夫有道君子难进易退者之所为也。”乃父曾国藩评点云：“立论具有本原。”说见《曾纪泽遗集》（长沙，岳麓书社，1983）之《文集》卷一《书〈汉书·萧望之传〉后》，页129—130。又刘体仁《通鉴札记》卷二“西汉多伪儒”条（页104—111）谓萧氏上此奏疏，系“逆探上意”所致。诸人所说都很有道理。

(435) 《汉书》卷七八《萧望之传》，页3273。

(436) 《汉书》卷七四《魏相传》，页3134—3135。

(437)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页2952—2953。案汉宣帝利用魏相等人作鹰犬来整治霍家势力的做法，对后世有很大影响，明清间人王夫之将其概括为“授兴革之权于大臣，而人主幸大臣之死以行己意。上下睽，朋党兴，国事数变。至于宋，而宰相易，天子为之改元。因是而权臣有感于此，则恋位以免祸，树党以支亡，迭虚迭盈而国为之弊”。说见所著《读通鉴论》卷四《汉宣帝》之“魏相劾霍光于死后”条，页158—159。

(438)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页2957—2958。汉刘向《说苑·权谋》，据刘文典《说苑斠补》（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59）卷一三，页282—283。

(439) 宋蔡戡《定斋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二《宣帝论》，页11b—13b。

(440) 《汉书》卷九《元帝纪》，页277。案先于蔡戡，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汉宣帝处置霍氏家族的做法，即提出过类似的责难，以为霍氏之祸，“亦孝宣酝酿以成之也”，感叹“孝宣亦少恩哉”！这是基于司马光所下霍光匡扶汉室之功堪比周公、阿衡的评判，其出发点就存在严重偏颇。司马光说见《通鉴》卷二五汉宣帝地节四年，页820—821。

(441) 案明唐顺之《两汉解疑》（扬州，广陵书社，2007，影印清道光六安曹氏木活字排印《学海类编》本）卷上“霍光”条（页598）曾谈到类似看法。

(442) 《汉书》卷六三《戾太子据传》，页2748；又卷八《宣帝纪》唐颜师古注引孙吴昭语，页235。参见宋司马光《司马光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卷二五《上皇帝疏》，页653—655。

(443) 《汉书》卷六三《昌邑王贺传》，页2765—2768；又卷七六《张敞传》，页3216—3217。

(444) 《汉书》卷八《宣帝纪》，页247。

(445)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一六《鼓吹曲辞·汉铙歌》之《圣人出》，页358。参据清陈沆《诗比兴笺》（清咸丰四年原刻本）卷一《铙歌十八曲笺》之《圣人出》，页1b—3a。

(446) 《汉书》卷五四《苏武传》，页2468—2469。

(447) 《汉书》卷九《元帝纪》，页277。

(448) 汉应劭《风俗通义》（明末刻严于鈇评阅本）卷二“孝文帝”条，页7a—12a。

(449) 唐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卷一二《帝王部》二《后汉光武帝》引东晋袁山松《后汉书》，页236。

(450) 案霍氏家族残馀势力后来仍有武力反抗，足见双方仇杀之烈。如《汉书》卷八八《儒林传·梁丘贺》（页3600）载“霍氏外孙代郡太守任宣坐谋反诛，宣子章为公车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庙，居郎间，执戟立庙门，特上至，欲为逆。发觉，伏诛”。又如《汉书》卷八《宣帝纪》（页258）记载元康四年二月，“河东霍徵史等谋反，诛”，清人何焯以为此霍徵史辈“必光之族人，亦任章之流也”，何说见《义门读书记》卷一八《前汉书·列传》，页311。

(451) 《汉书》卷八《宣帝纪》，页251；又卷六八《霍光传》，页2953—2956；卷二六《天文志》，页1308—1309；卷九七上《外戚传》上，页3968。

(452) 《礼记》（清嘉庆丙寅张敦仁仿宋刻本）卷九《礼运》并东汉郑玄注，页1b—2a。

(453) 《汉书》卷八《宣帝纪》并唐颜师古注，页253—254。

(454) 《汉书》卷八《宣帝纪》，页272，参见清宋翔凤辑《汉甘露石渠礼议》（台北，圣环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影印清道光刻《浮溪精舍丛书》本），页61—63。

(455) 明王祎《大事记续编》卷二，页10b。

(456) 《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四《惠帝纪》，页90。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丛书集成》初编本）卷一八，页364。清周济《晋略》（清道光己亥味隽斋原刻本）本纪二《孝惠帝》，页1b。

(457) 《汉书》卷八《宣帝纪》，页275。

(458)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七汉宣帝黄龙元年，页892。

(459)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七《毛诗音义》下，页99。

(460) 清黄生《义府》（台北，世界书局，1963）卷下“隶释·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条，页98—99。

(461) 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上海，上海书店，1983）卷四“中”条，页78。

(462) 徐玉立主编《汉碑全集》第四册“西岳华山庙碑”条，页1113。

(463) 宋洪适《隶释》（北京，中华书局，1985，影印清洪氏晦木斋仿宋刻本）卷二“西岳华山庙碑”条，页26。

(464) 案宣帝庙号，初上于西汉末之平帝元始四年（见《汉书》卷一二《平帝纪》，页357），再追尊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九年（见《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页70），因时代相去未远，故东汉碑刻得以用其本字。

(465) 《汉书》卷一八《外戚恩泽侯表》，页677。

(466) 宋司马光《稽古录》卷一六《历年图》之序文，页114—115。

(467) 案日本学者西嶋定生通述秦汉史事，于西汉昭、宣两朝便径以“霍氏政权的产生与崩溃”名之，见西嶋氏著《秦漢帝国》5《霍氏政の成立と崩壞》，页249—302。后来日本还另有一些中国通史教材，如愛宕元、富谷至合作编撰的《中国の歷史（上）》（京都，昭和堂，2005，页111—113），也采用了这样的表述。与此相似，在中国方面，唐长孺《讲义三种》之《秦汉三国史》第三章第一节《武帝以后的政治》也是用“霍光专政——外戚专政的再现”这样的题目（页88—89）来概括这一时期的政治特征。

(468) 明谢肃《密庵诗文稿》（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明刻本）之《密庵稿》戊卷《读〈霍光传〉》，页16a。

下篇　所谓“天凤三年鄣郡都尉”砖铭文与秦“故鄣郡”的名称以及莽汉之际的年号问题

以金石铭刻来“校正史传百家讹缪之说”(1)，这是自北宋时人欧阳修以来，大多数文人学士收藏钟鼎碑版之类古代文字资料的内在旨意，惟好之者既众，求之者既多，伪制赝品以获利者自然亦随之而至。欧阳修同时人裴煜（字如晦）即曾谈到：“华州片瓦有‘元光’字，急使人购得之，乃好事者所为，非汉字也。”(2)至明万历以降，特别是进入清代乾隆、嘉庆两朝，金石学研究蔚为大观之后，无良贾竖假造金石铭文，更是花色繁复，层出不穷。因此，欲实现以金石正史这一学术目标，首先需要慎思明辨，祛伪存真；不然的话，难免会改是为非，反而为历史记载增添新的讹谬，背离事实真相，愈加悬远。

昔王国维总结宋人的金石学成就和治学方法，称誉其“既据史传以考遗刻，复以遗刻还正史传”(3)，便是将“据史传以考遗刻”看作是“以遗刻还正史传”的必备前提。不言而喻，传世基本史籍，在与金石文字相互印证的过程之中，乃是居于根本性的核心地位。虽静庵先生矜慎若此，间或亦尝为赝造者所蒙蔽，那些因深耽笃嗜而偏恃金石铭文以从事撰述的学者，更容易忽略“据史传以考遗刻”这一首要环节，从而上当受骗，导致学术研究误入歧途。

在这一方面，近人陈直撰著《史记新证》、《汉书新证》等书，自言其倾心着力之处，在于“以本文为经，以出土古物材料证明为纬”，亦即以金石证史，书中搜罗引证古器物与金石铭文，为数甚夥，于研治秦汉史事，自然助益良多，可是，却因未能妥善处理好史传与遗刻之间的正偏主次关系，而对金石材料疏于考核审辨，留存有诸多这一类缺憾。我在这里所要论述的“天凤三年鄣郡都尉”砖铭，就是其中一个很具有代表性的事例。

一、秦故鄣郡与所谓“鄣郡”

所谓“天凤三年鄣郡都尉”砖铭，旧时尝著录于民国年间姬佛陀所编《专门名家》第一集中（该书汇印于同人纂辑的《广仓学宭艺术丛书》之内），属杭州邹氏（邹氏名安）藏品(4)。原砖清末始见流传，今藏沪上宝甓斋主人童衍方氏，空心，似已被兼作文房清供雅物(5)，砖面凸雕铭文一十二字，分作两行直书，由右至左，内容如下：

天凤三年二月

鄣郡都尉钱君(6)

《汉书·王莽传》记载王氏新朝在天凤元年四月之后，频繁改换地名，以至“岁复变更，一郡至五易名，而还复其故，吏民不能纪，每下诏书，辄系其故名”(7)，陈直在《汉书新证》中即引述这一砖铭，来为王莽上述乖张举措做出疏证云：

《专门名家》第一集，有“天凤三年二月鄣郡都尉钱君”墓砖。鄣郡本为秦郡，汉武帝时改为丹杨郡（德勇案：即《汉书·地理志》之“丹扬郡”），王莽未改名，中间可能有改名，而还复其旧，此砖仍用秦郡名，莽改都尉为大尉（德勇案：《汉书·王莽传》书作“太尉”），此砖仍用汉官名，是其明证。(8)

我注意到上述铭文，主要是陈直所说“此砖仍用秦郡名”这句话，因为秦朝所谓“鄣郡”的问题，情况相当复杂，假若一如陈氏所云，这段铭文便可以印证秦人确曾设有鄣郡，进而还会影响到我们对秦代郡级政区整体面貌的认识。

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时划定的三十六郡，是秦代郡级政区设置演变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标准时间断面，从而也是研究秦代乃至西汉时期郡级政区设置动态变化极其重要的基础。针对这一问题，传统的研究路径有两种：一是如全祖望、王国维、谭其骧等，通过勾稽考证《史记》、《汉书》等史籍中的零散记载，来拼凑其初始形态；一是如钱大昕等人，利用《汉书·地理志》所述及的“秦郡”作为线索，来揭示其整体格局。随着学术研究的发展，现在我们可以确认，前者思路完全错误，是根本行不通的；后一种方法，思路虽然看似合理，实际上却由于《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存在问题，本来就不足以全面反映这一设置，故所做论说存在着明显的破绽，完全无法弥缝。

为破解这一难题，几年前我尝试重新认证南朝刘宋时人裴骃在《史记集解》里提到的一份秦始皇三十六郡名单。迄至清朝康熙年间以前，历代学者都是承用这一系统的记载，来解说秦始皇的开国郡制，只是随着清代考据学的兴起，才因其见诸史籍的时间偏晚，而被大多数学者弃置不提。经过一番很繁复的研究，我认为裴骃这份名单应该具有早出的可靠依据，至少根据目前已知的史料，它还是解析秦始皇三十六郡以及有秦一朝直至汉代初年全国郡级政区设置的最佳途径(9)。

陈直说“鄣郡本为秦郡”，实际情况却远不这么简单。裴骃这份秦郡名单，受到清代学者的普遍质疑，其内在原因，是由于在这里面有一些郡名，不见于《史记》、《汉书》等基本典籍所记秦代史事，或是在《汉书·地理志》之类早期地理文献中找不到清晰的记载，“鄣郡”就是其中至为关键的一个郡名。即使是那些认同秦朝设有鄣郡的学者，往往也持语谨慎，以为该郡增设于秦始皇二十六年之后，并不在初并天下之三十六郡数内(10)，清人钱大昕甚至以为鄣郡之设，已经迟至楚汉之际，“非秦亦非汉也”(11)。约略与钱氏同时的洪亮吉以及清末学者刘师培，虽然都明确肯定鄣郡应在秦始皇初并天下之三十六郡数内，但是却未能提出具有说服力的证据(12)。

“天凤三年鄣郡都尉”砖照片
（采自《宝甓斋集砖铭》）

“天凤三年鄣郡都尉”砖铭文拓本
（采自《宝甓斋集砖铭》）

其实这一所谓“鄣郡”的名称，本来应当写作“故鄣郡”，见于东汉时整理写定的《越绝书》中：

汉文帝前九年，会稽并故鄣郡。太守治故鄣，都尉治山阴。……汉孝武元封二年，故鄣以为丹阳郡（德勇案：即《汉书·地理志》之“丹扬郡”）。(13)

《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丹扬郡（案郡名应正作“丹杨”，如上文所见，另有假借为“丹阳”者）下辖有故鄣县，《越绝书》记载秦始皇三十七年东游会稽并刻石颂德时，曾途经该县，还迁徙“大越民”于此地(14)。南朝萧梁时人沈约，在《宋书·州郡志》当中记述丹阳尹沿革时，称该郡本“秦鄣郡，治今吴兴之故鄣县。汉初属吴国，吴王濞反，属江都国。武帝元封二年为丹阳郡，治今宣城之宛陵县”(15)。沈约同时人刘昭，在为西晋司马彪的《续汉书·郡国志》做注时，也记述说故鄣县乃是“秦鄣郡所治”(16)。较此更早，有孙吴学者韦昭，即已谈到汉初鄣郡的治所，为“今故鄣县也”(17)。案郡名与郡治所在的附郭县名称相同，是秦汉时期普遍通行的地名命名方法，如秦九原郡治九原县，云中郡治云中县，代郡治代县，琅邪郡治琅邪县，临菑郡治临菑县，等等，其郡名与属县名称相同而《汉书·地理志》又并未列为郡治之首县者，往往是因郡治前后有所迁徙所致，过去亦未尝非郡治所在也(18)。循此通则，愈可知将治所设置在故鄣县的这一秦郡，理应名为“故鄣郡”，而不会是“鄣郡”。

裴骃罗列秦始皇三十六郡名目，将“故鄣郡”误书作“鄣郡”，应当与《汉书·地理志》的模糊记载有关。班固在编纂《汉书·地理志》的时候，本来试图依据西汉档册来恢复秦始皇三十六郡的设置情况，并以此作为其表述汉代政区形成和演变过程的基础。依照《汉书·地理志》的通例，凡班固能够找到档案材料加以确认的秦始皇三十六郡郡名，都会依据不同情况，在相应的西汉郡名之下注明“秦置”、“秦郡”或“故秦某郡”字样，其名为“故秦某郡者”，乃是适用于汉郡“因其地而改其名者也”(19)。然而，“故鄣郡”一名虽然见称于《汉书·地理志》丹扬郡下，其记述形式，却与此有所不同：

丹扬郡。故鄣郡。属江都。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扬。属扬州。(20)

即遵循《汉书·地理志》成规，在这里理应书作“故秦故鄣郡”，似此径作“故鄣郡”，则语义含混，无从获知其始置年代。

我推测，问题应该出自班固所依据的档案资料上。这些资料，应该已对原始档册做过初步整理，而在这一过程中，或因整理者不明“故鄣”之“故”字为郡名的一部分，以为它只是表示“过去”语义的修饰用语，从而嫌“故秦”二字与之叠床架屋，径行将其删除，仅剩存“故鄣郡”三字，班固在《汉书·地理志》里只是糊里糊涂地承用了这种表述形式而已。后来晋人司马彪编纂《续汉书·郡国志》，以及较裴骃行年稍早之刘宋人徐广撰著《史记音义》，都因为受班固这一含混表述所误导，径谓秦人曾在汉丹阳郡地界设置有“鄣郡”(21)。因此，裴骃将“故鄣郡”误记为“鄣郡”，也可以说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22)。

二、孙吴故鄣郡与所谓“鄣郡”

确认秦人在汉丹扬郡地设置有故鄣郡，而不是裴骃在《史记集解》中提到的鄣郡，厘清理顺这一重要环节，使我们得以在准确订正郡名的基础上，证实裴骃所述秦始皇三十六郡名单的合理性。不过，假若这段“天凤三年鄣郡都尉”砖铭文确实是王莽时期遗留下来的字迹，上述论证，就还需要重新斟酌，因为王莽新朝若将丹扬郡更名为鄣郡，那么，这显然是要恢复当地在秦至汉初的旧名，而在当时，不仅汉朝郡国档册略无缺损，就是朝野故老口耳相传，恐怕也还不至于胡乱弄错此等郡名，这个郡的名称，似乎也就更有理由依旧称作“鄣郡”。

然而，我们却并不能简单采信“天凤三年鄣郡都尉”砖所显示的这一情况。假若抛开其他因素不谈，只是从后代郡名对秦郡名称的继承性来考察的话，我们还可以看到与此“天凤三年鄣郡都尉”砖铭文直接抵触的另一种情形。

三国孙吴景帝永安年间，曾由丹阳郡中分置故鄣郡，领辖“芜湖以南十三县”，“治宛陵”，故鄣县亦在其中；原丹阳郡仅剩存“溧阳以北六县”。孙吴新设此郡，把治所设在宛陵县而不是故鄣县，却还是要选择“故鄣”作为郡名，恐怕不大可能是以属下县名名郡，应该另有历史因承。在现有传世文献当中，南宋人周应合所著《景定建康志》，最早系统记载了吴国分置故鄣郡的具体情况，周氏述之曰：

故鄣郡，秦置。汉元封二年更名丹杨郡。吴永安中，以芜湖以南十三县，复为故鄣。

显而易见，所谓“复为故鄣”，意即恢复秦人所置“故鄣郡”旧名(23)。孙吴分置故鄣郡一事，虽然未见于《三国志》记载，但《景定建康志》所记设郡过程、郡治以及下辖县份，俱十分清晰明确，应是据有当地流传的可靠文献依据。由此再向前追溯，则北宋初年成书的《太平寰宇记》也提到宣州宁国县“初属丹阳郡，吴景帝时改属故鄣郡”(24)。上引《景定建康志》所说吴之“永安”，即景帝孙休年号，二者恰好可以相互印证。清人洪亮吉撰著《补三国疆域志》一书，在吴兴郡故鄣县下记云：“永安中曾升作郡。”(25)亦即增设一故鄣郡，洪氏虽然没有列出具体依据，但应当就是本自《景定建康志》等书。

这样的结论，本来不应该有什么问题，可是，后来谢锺英为洪氏此书做“补注”，却很不以为然地贬斥说：“案《三国志》，故鄣未尝升郡，不知洪氏何以为据。”(26)实际上，从他的著述中可以看出，谢氏至少已经清清楚楚地注意到《太平寰宇记》当中其他一些有关孙吴故鄣郡的记载(27)，因此，他对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提出这样的责难，恐怕在很大程度上，是嫌这类宋代史料年代偏晚，不足以征信。盖谢锺英撰著《补三国疆域志补注》，本是缘于诟病洪氏之书“原本《郡国志》、《宋书·州郡志》、《晋书·地理志》，旁及《水经注》、《通典》、《元和志》、《寰宇记》，而《国志》（德勇案：应指陈寿《三国志》）反见遗漏，虽云纂辑，乖乱实多”，故专以《三国志》为主，纂集此书，“审其是非，折衷《国志》，自州郡至于关津镇戍，废置分合，必求故事以实之，根究时事，缺疑著是，意在甄明，非关抵隙”(28)，故对那些不见于《三国志》本书记载的史事，自然会心存审慎。

虽然《太平寰宇记》一书编成于赵宋王朝建立之后，去三国年代时日已远，但书中内容多是采录汉魏以来史料缀集而成，大多具有比较可信的早期文献依据，而陈寿《三国志》本未曾设置“志”书，也正因为如此，洪亮吉辈才要为之补撰，虽然诸国典章制度，往往散见于帝王本纪，但在地理方面，一如沈约所云，即使是其载录较多的郡级政区设置，在书中也不过是时有所见而已(29)，远远达不到完备无缺的程度。因而，不能不斟酌取证于他书。

上文所引《太平寰宇记》中宣州宁国县“吴景帝时改属故鄣郡”的记载，前面本来冠有“志云”字样(30)，也就是说，这是在直接引述某“志”书的记载。单纯看这一处记载，不易判断乐史在此是指何“志”，以及它的撰著年代能够早到什么时候。

不过，在《太平寰宇记》当中另外还有一些述及孙吴故鄣郡的地方，却可以透露出更为清楚一些的信息。譬如，书中记述池州石埭县陵阳城云：

《舆地记》云：“吴大帝时属丹阳，景帝时改为古鄣郡。……”(31)

文中之“古鄣郡”显然是“故鄣郡”的讹误，今中华书局点校本《太平寰宇记》在校勘记中已经注明清乾隆万廷兰刻本“古鄣”就是书作“故鄣”，还保存着原来的面貌，可惜今点校者不仅未能识及于此，反而指是为非，以为“故”字属传写讹误。乐史在这里引述的《舆地记》，应为南朝陈时人顾野王所撰，本名《舆地志》，后人称引则或称《舆地志》，或称《舆地记》(32)，并无定规。乐史在《太平寰宇记》中引述此书，虽多称作《舆地志》，但有时也写作《舆地记》，甚至还明确称之为“顾野王《舆地记》”(33)。据此，我们可以把孙吴设置故鄣郡一事见于文献记载的具体时间，从北宋初年，提早到南朝后期。

又《太平寰宇记》在记述宁国县境内之怀安县故城址时，再一次谈到了吴国故鄣郡的情况：

怀安故城，在县东南一百里。《地理志》云：“吴大帝分宛陵之地置，属丹阳郡。至景帝时属故鄣郡。晋太康二年属宣城郡。”(34)

西晋时人张勃所撰《吴录》当中有一篇《地理志》，后人援引，往往称之为《吴录地理志》(35)，如《太平寰宇记》记池州铜陵县之梅根山，就是这样引用(36)。审度上面引文的内容，所谓《地理志》云者，应当就是指张勃此志（两相参比，可以推测，《太平寰宇记》记述宣州宁国县“吴景帝时改属故鄣郡”的“志”，同样是指这部《吴录地理志》）。这样一来，就能够更进一步，把孙吴故鄣郡见诸记载的最早时间，追溯至西晋时期，而这与陈寿撰著《三国志》正处于同一年代，《吴录地理志》一书的史料价值，不言而喻，人们也就不必再像谢锺英那样，因故鄣郡未见于《三国志》的记载而对它的存在加以怀疑了(37)。

孙吴设置故鄣郡一事，说明三国时江南当地吴人，尚且熟知秦人所置“故鄣郡”的本名。其实，透过前面引述的《景定建康志》，我们可以看出，一直到很久以后，在记载当地沿革的文献之中，都还残留着秦故鄣郡的名称。这一地名痕迹，在南宋人王象之撰著的《舆地纪胜》一书当中，可以找到更多。譬如，书中记安吉州沿革云：

秦始皇灭越，徙越人于此，以其地置乌程县，属会稽郡，亦为故障（鄣）郡之境。汉因之，初属荆王贾，次属吴王濞，后属江都王。江都国废，仍隶二郡，其后改故鄣为丹阳郡。(38)

类似的写法，如太平州下云“汉武帝改故鄣郡曰丹阳郡”(39)，宁国府和广德军下俱云“汉改故鄣郡为丹阳郡”(40)，徽州下亦云“汉武帝改故鄣郡为丹阳郡”(41)，等等。按照正常的逻辑，像这样的建置名称更改，只能是改动当前实际存在的某郡名为另一郡名，而绝不会去改换早已弃置不用的“故”郡名，因此，《舆地纪胜》上面这些表述形式，显然都是将“故鄣郡”三字整体连接为一个固定的郡名，而不应该是已经成为往事的“故”有“鄣郡”。

过去学者们在研究相关问题时，之所以会忽略上述记载，是因为《舆地纪胜》书中在这些记述前面，通常都明确冠有“秦置鄣郡”之类字样，从而也就不再深究所谓“故鄣郡”的涵义。更无法领悟这两个相互矛盾的郡名，前者反映的是人们将《汉书·地理志》中的丹扬郡视作“故”鄣郡这一错误理解，后者则是“故鄣郡”这一秦至汉初以及三国孙吴时期真实存在过的郡名在文献中传续下来的丝丝缕缕线索。

三、王莽更改汉郡名称与所谓“鄣郡”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再来看“天凤三年鄣郡都尉”砖上“鄣郡”这一郡名，就不能不心生疑虑。

通过上面的论证，我们完全有理由彻底否定陈直所说“鄣郡本为秦郡”这一前提条件，而在秦郡本名“故鄣郡”的情况下，陈直所说“此砖仍用秦郡名”的判断，也就不再能够成立。

那么，会不会是王莽在更改地名時有意避开前代旧名，别出心裁地拟定了“鄣郡”这一郡名呢？也就是说，所谓“鄣郡”虽然不是叠经改易之后对前朝旧名的回归，却会不会有可能是王莽最终将地名“还复其旧”之前曾经一度行用过的郡名呢？

检核《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可以看到，王莽更改西汉郡名，并不是毫无规律可言。昔谭其骧总结王莽更改郡县名称的规律，谓“莽之改易汉郡县名，其取义于当地之历史、山川、风土者极少数，大半皆著于字面之音训”(42)。实际上，谭氏所说那些极少数“取义于当地之历史、山川、风土”的特例，也都自有其内在因缘可寻，即往往会取法于《尚书》、《周礼》等书记载的所谓三代古制(43)，除了这一点以外，这些新改的郡名，其所谓“著于字面之音训”，几乎全部都是寄寓某种抽象意义的佳名，而且还往往要比附经义。如改沛郡名“吾符”，改敦煌为“敦德”，改西河曰“归新”，改五原作“获降”，等等。又比如班固在《汉书》“一郡至五易名，……每下诏书，辄系其故名”云云这段话的下面，还列举有一个实际的例证：

曰：“制诏陈留大尹、太尉，其以益岁以南付新平〔新平，故淮阳〕，以雍丘以东付陈定〔陈定，故梁郡〕，以封丘以东付治亭〔治亭，故东郡〕，以陈留以西付祈隧〔祈隧，故荥阳〕。……”其号令变易，皆此类也。(44)

这封诏书里面所提到的新平、陈定、治亭、祈隧这几个新改郡名，同样也都寓有企求国泰民安的象征意义。

此外，清人钱大昕亦考证出一些王莽新分置的郡级政区：

王莽所改郡县名，《地理志》具书之，而郡之分析则不备书。考本传有翼平连率田况、夙夜连率韩博、寿良卒正王闳。翼平者，北海寿光县也；夙夜者，东莱不夜县也；寿良者，东郡县也。是分北海为翼平郡，东莱为夙夜郡，东郡为寿良郡矣。又《后汉书·邳彤传》引《东观记》，云王莽别钜鹿为和成郡，居下曲阳，《志》皆未之及也。至河南之荥阳别为祈隧，亦见于本传；汝南分为赏都，则《地理志》已言之。(45)

还有晚近出土新莽时期的简牍，反映敦煌郡曾一度被改名为“文德”，后来才改作《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敦德”；而居延新简中另见有“延亭连率”(46)，饶宗颐等根据这些简牍“出土于汉居延甲渠候官鄣遗址”的情况，推测“延亭当为新莽时在原汉居延县基础上新设之郡，与原张掖郡（后称设屏）分离”。这些简牍文书还显示出新室曾以东郡下辖的东阿、临邑等县分设一新郡，名之曰“谷成”(47)。另外，存世新莽官印，有镌作“灵武尹丞印”及“集降尹中后候”者，罗福颐考述前者为西汉北地郡灵武县所升改郡名，后者虽不易确指其地，但亦属新莽郡名(48)。以上翼平、夙夜、寿良、和成、赏都、文德、延亭、谷成、灵武、集降诸郡的名称，依然无不体现着福国祐民的美好愿望(49)。

需要指出的是，在新莽时期的漆器铭文中，另见有成都、子同两郡名称，前者在天凤元年，后者在始建国五年(50)，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和中国学者容庚都认为子同等当属王莽时期的郡名(51)，谭其骧则进一步指实曰：“子同当分自广汉，成都当分自蜀郡。”(52)今案《汉书·地理志》载蜀郡莽曰导江，广汉郡莽曰就都(53)，虽然王莽前后更改郡名，或不止一次，且尚分置有许多新郡，但考古发现的漆器实物表明，设在蜀郡和广汉郡的工官，是汉代最为重要的两个漆器生产中心，统观现今所知汉莽间漆器铭文，可以看到，从西汉昭帝时期起，直至到东汉和帝一朝，这两处工官所生产的漆器，一直标识有蜀郡或广汉郡两郡的名称，而在王莽时期，却仅见有成都和子同，没有出现“导江郡”或是“就都郡”的名称(54)。因成都为蜀郡首县，子同则是王莽为汉广汉郡首县梓潼所更改的新县名(55)，近年洪石在研究汉代漆器时推测：“‘子同郡工官’即为原‘广汉郡工官’，而‘成都郡工官’，即为原‘蜀郡工官’。王莽是以原郡首县或郡治所名替代原郡名。”(56)汉人本有以郡治所在县名代指郡名的习惯，如司马迁即曾以江陵指称南郡(57)，故洪氏所说，要比谭其骧的看法更为合理，目前恐怕还不宜将这两个地名看作是新莽设置的新郡。

清时嘉定钱坫、吴县蒋清翊递藏之新莽虎符，有题作“新与武亭连率为虎符”的铭文，文字泐损比较严重，王国维不仅判断“武亭”应是王莽为东郡所改新名，此亦未尝见诸《汉书·地理志》记录者，而且还具体指出其改名缘由以及地名当中的寓意说：

武亭一名，不见《汉志》。《汉志》载莽郡之以亭名者，有治亭〔东郡〕，有同亭〔牂柯郡〕，而东郡属清县下，莽曰清治，今武亭符脊文，亭下二字皆从水旁，疑“清治”二字之半，而武亭亦即治亭之初名。王莽之篡，成于东郡翟义之平，则名此郡为武亭，固其宜也。(58)

盖史称王莽为政，“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里，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59)，王莽本人亦尝自言曰：“予制作地理，建封五等，考之经艺，合之传记，通于义理，论之思之，至于再三。”(60)

所以，尽管王莽新朝更改郡名之频繁，以至达到“吏民不能纪”的程度，却依旧章法井然，当政者自有旨意存焉，一般并不会选用像“鄣郡”这样没有什么“义理”可言的名称。

或许有人以为，“鄣郡”的“鄣”字本有“屏障”之义，自可被王莽视作佑护国祚的吉语，且王莽曾将泰山郡属下之桃乡侯国更名为“鄣亭”(61)，因而也完全有可能将丹阳郡改名为鄣郡。实际上即使强作此解，仍然窒碍难通。这是因为王莽更改郡名，不仅在地名用字的语义上具有强烈的“义理”追求，对地名的外在形式，也有整齐划一的安排，这就是除新都雒（洛）阳城所在的河南郡更改为“保忠信”，形式比较特别之外，凡新改郡名，都是由两个字组成双名(62)，例如前述沛郡改为“吾符郡”，东郡改为“治亭郡”，还有像南郡改为“南顺郡”，等等，绝无如鄣郡之以一字单称作“×郡”者。

事实上，王莽改制时对各种名称形式整齐的追求，甚至可以说已经到了如痴如迷的程度，譬如，他遣使“重赂匈奴单于，使上书言：‘闻中国讥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慕从圣制’”，竟然活生生改了人家国王的名字(63)。在“制作地理”时，王莽对此同样癖好至深，不愿稍存参差。例如，早在汉平帝元始五年秋，为求取形式上的规整对称，王莽鉴于“已有东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即“请（西羌）良愿等所献地为西海郡”（德勇案：实际上羌人所献不过是该郡边缘临羌县下很少一部分土地，面积非常有限，《汉书·地理志》所记新室西海郡主要是由金城郡改名而来）(64)。又如，天凤元年设计政区格局时，“置州牧部监二十五人，……监位上大夫，各主五郡。……郡县以亭名者三百六十，以应符命文也”(65)，各种名目的设置，更为追求形式上的整齐。

这种地名形式之规整性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在郡级职官日常行用的印章上，体现得最为清楚。汉武帝太初改制时规定“数用五”，从此“官名更印章以五字”(66)，若印面不足五字者，还要缀以“之”字，如“廷尉之印章”，等等(67)。诸郡之最高长官太守和都尉，其官印分别定为“××太守章”，或“××都尉章”式样，但因郡名用字有单有双，实际上同级官印印面文字的形式却无法完全统一，即单名者镌作“△郡太守章”或“△郡都尉章”，双名者则往往要略去“郡”字，径作“△△太守章”或“△△都尉章”。

（采自東京国立博物館编《中国の封泥》(68)）

这样做，乍看起来似乎也并没有什么大的妨碍，但作为一国封疆大吏的关防，朝廷既然已经对印面的字数，做出了统一的特别规定，用以增强其神秘性和权威性，那么，像这样或此或彼相互出入的构成形式，必然会减损其庄重色彩，从而对刻意统一字数所期望发挥的效用有所削弱。由于郡名用字多少不一所造成的这一缺憾，在三字郡名的“右北平郡”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为迁就印章的五字定数和“××太守章”这一格式，朝廷刻制印章时，竟然不得不活生生割去“右北平”的“平”字，镌作“右北太守章”，事实上已经构成了对地名的窜改。王莽虽然登基伊始，即“改太守曰大尹，都尉曰太尉”(69)，但汉武帝定制“数用五”而“官名更印章以五字”，本来是基于其运居土德的数术观念(70)，而王莽亦以居于土德而自命(71)，所以，不仅依样沿袭了西汉郡级高官的五字官印制度，并且还更进一步，在更改地名时，将单字郡名一律更改成双字郡名。

《汉书·地理志》对王莽新改郡名的记载，多有缺略，初不足以反映其全貌，谭其骧正因为是书所记“疏漏舛错为甚”始撰作《新莽职方考》(72)。我推测当时对所有单字郡名，都应该做过双字化变换。如《地理志》阙载上郡所更名称，而《后汉书·马援传》记载“及莽败，援兄员为增山连率”，唐李贤注云“莽改上郡为增山，连率亦太守也”(73)，就是一个很有力的例证。又如旧时出土新莽时期封泥，印面文字有作“文阳大尹”者，清人陈介祺将其与鲁国属下的汶阳县联系起来(74)，谭其骧以为，陈氏之意乃推测当时或“改鲁国为文阳郡也”，而于所作《新莽职方考》中即附列有这一说法(75)。假若确实如此，则同样属于改单字为双字。同时，王莽还把像“右北平”这样的三字郡名，更改为双字郡名“北顺”(76)，这样就彻底改变了西汉时期郡级官印的不规整状态，使之更加完善(77)。

王莽对郡级地名的双字化变更，甚至有可能波及到一些重要关隘的名称。《汉书·百官公卿表》次于郡尉（景帝中元二年更名都尉）与县令、长之间，列置有关都尉，而且同郡尉（都尉）一样，都是从秦朝沿承下来的官职，表明其官阶、地位一直是与郡尉相当(78)。今所见王莽新朝残损封泥，有作“□武关太尉”者(79)，而传世文献中并没有称作“△武关”的关隘，故颇疑王莽改都尉曰太尉，也应该包括郡级关都尉在内。

（采自東京国立博物館编《中国の封泥》）

陈梦家尝谓“西汉文献称关都尉，皆指函谷关”(80)，所说似乎不够确切。《汉书·地理志》敦煌郡龙勒县下“有阳关、玉门关，皆都尉治”(81)，清人周寿昌和王先谦都认为这两个都尉“即关都尉也”(82)，晚近敦煌出土汉代简牍，内有写给“阳关都尉府”的书信和一些述及“玉门都尉”的文件(83)，恰可印证周寿昌等人的看法。《汉书·西域传》记载罽宾国“遣使奉献，汉使关都尉文忠送其使，（罽宾国）王复欲害忠，忠觉之，乃与容屈王子阴末赴共合谋，攻罽宾，杀其王”(84)，显而易见，这位文忠，就应该是掌控阳关、玉门关之类边关的关都尉。

新朝“□武关太尉”封泥
（采自《续封泥考略》）

武关是秦汉时期屏蔽关中东南的头等要隘(85)，据《汉书·武帝纪》记载，武帝太初四年曾“徙弘农都尉治武关”(86)，清人沈钦韩以为此即“移郡都尉为关都尉，如函谷关”(87)。又《汉书·枚乘传》记景帝“召拜乘为弘农都尉”(88)，而弘农郡分设于武帝元鼎四年，当时尚未立郡，只不过是河南郡属下的一个县而已，惟函谷关在其境内(89)。钱大昕尝以为枚乘出任此职，“盖为河南都尉而治弘农，元鼎中即因都尉治为郡治耳”(90)；沈钦韩则以为“函谷关本在弘农，此弘农都尉乃关都尉也”(91)。正是由于参照函谷关这一情况，沈钦韩才会对武帝太初四年“徙弘农都尉治武关”一事做出判断说，此举系移弘农郡都尉为武关关都尉，即其事乃“如函谷关”也。沈钦韩能够融通参证函谷关和武关两关的情况，所说较钱大昕氏要更合乎情理，认识也更为深刻，惟沈氏所说“移郡都尉为关都尉”，似不如解作将两都尉合二而一会更合理一些，即以弘农郡都尉兼理武关都尉事宜（枚乘似乎也应该是以河南郡都尉兼署函谷关都尉）。汉末邓晔率众“攻武关，都尉朱萌降”(92)，即清楚说明武关一直是设有关都尉司掌的重要关口。因此，这一所谓“△武”之关，便很有可能是王莽为武关所更用之双字新名。

基于这一认识，再来审视王莽更改的郡名。前面我们谈到，王莽在新定郡名时总是力图以此来体现其某种愿望或是理念，但也有极个别一些地名，骤看起来，似乎不大容易一下子把握住它的涵义，这主要是齐郡改称“济南”、魏郡改作“魏城”以及改常山郡为井关郡。

案《汉书·王莽传》载莽自言其高祖有称“济南伯王”者，莽所出氏族即因此公而“在济南曰王”(93)，改齐郡为“济南郡”或许与此有关。只是这一“济南伯王”（名遂，字伯纪）本居止于汉济南郡之东平陵县，王莽还曾派人到那里修治陵园(94)，而王莽时系更改此济南郡名为“乐安郡”(95)，二者之间的关系，情况比较复杂，似乎还有一些曲折，需要进一步论证（居摄三年时齐郡临淄县昌兴亭长奏上所谓“新井”之梦，妄称天公告“摄皇帝当为真”，王莽视之为篡汉自立的一大符命(96)，这是可以考察的一个线索）。不过《汉书·元后传》记莽有远祖翁孺，在汉武帝时“徙魏郡元城委粟里”(97)，王莽也指使人去当地为其修治陵园(98)，《汉书·地理志》记云王莽改翁孺所居元城县为“魏城亭”(99)，已经清楚显示出“魏城”这一郡名与王莽祖居圣地之间的联系。至于井关这一郡名，则很可能与出自武功水井的白石符命有关。因《汉书·王莽传》记载，就在平帝去世之际，“武功长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圆下方，有丹书著石，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100)，王莽受封为安汉公，封地就在武功，这是王莽为夺汉自立释放的第一个信号，自然值得郑重纪念，后来他派人四出宣讲显示其真龙天子身份的种种符命，即宣称“武功丹石出于汉氏平帝末年，火德销尽，土德当代，皇天眷然，去汉兴新，以丹石始命于皇帝”(101)，符命所出之井又恰好在关中的腹心地区，而常山郡内的井陉关，自汉武帝元鼎三年以后，乃是屏障关中的一道要隘(102)，以井关命名此郡，可以寄寓佑护新室的意愿。

另外，如王莽改零陵郡为“九疑郡”(103)，而莽自称其王氏家族本是黄帝之后，“虞帝之苗裔”，称虞帝舜为“皇始祖考”(104)，为祈求“黄帝初祖，德帀于虞，虞帝始祖，德帀于新”(105)，甫一即位，便派遣使者“分治黄帝园位于上都桥畤，虞帝于零陵九疑”(106)，这也明显体现出改用“九疑”这一郡名，乃是为了彰显新朝开国皇帝的神圣出身。

不过，即使我们暂且抛开这几个郡名是否附着有政治寓意以及它的性质与此“鄣郡”是否更为接近而不谈，单纯在郡名用字的形式上，也能够清楚看出它们与所谓“鄣郡”的重大区别，二者之间，实际上是根本不容混淆的。

四、字体风格、职官称谓与志墓铭文的性质

其实，这段砖铭之不足信据，还有很多更为明显的迹象，其纰漏并不仅仅表现在“鄣郡”这一地名上。

这块砖上最为直观的疑点，是铭文字体过于规整，字迹亦且相当生硬，与两汉之际江南一带的砖铭风格迥然不同，如果一定要与古代砖铭的字体做比附的话，只能说略带一些西晋时期以后的特征（观童衍方氏书中之“太康五年七月廿二日”砖铭文自知(107)），一眼望去，即令人滋生疑窦(108)。这本是古董家最基本、也最简单不过的审辨方法，略识文字者稍一翻检陆心源《千甓亭古砖图释》以及新出《中国古代砖刻铭文集》之类的常见砖甓图录，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本无须多事申说，孰知竟有专门从事于古代砖瓦铭文研究的人士，不仅信而不疑，甚至还称道此等铭文“书作甚有光彩”(109)，殊感有违常理，或许是因过分倾心于赏析字迹的美感而疏忽了对其时代特征的把握。惟旧时收藏家藏弆此等铭文，其中一派即特别着眼于书法艺术，如当初姬佛陀编著《专门名家》著录此天凤三年鄣郡都尉砖，就是基于其选录原则系“非工于书画者不录”(110)，此亦不足为怪。

（采自清陆心源《千甓亭古砖图释》）

下面让我们再来看“鄣郡都尉钱君”这一题名。陈直谓“莽改都尉为大尉，此砖仍用汉官名，是其明证”，意即此处不用新朝所改官名“太尉”而用西汉旧名“都尉”，乃足以证明王莽在频繁更改官名令人无法记忆之后又不得不“还复其故”这一事实。今案如前引《王莽传》所见，陈氏在这里加以疏证的《汉书》原文，即书中所说“岁复变更”，以至五易其名，“而还复其故，吏民不能纪，每下诏书，辄系其故名”云云，都只是在讲新朝频繁变更郡名所造成的混乱和困惑，根本没有涉及包括郡守在内的职官设置变动问题。因此，陈直在这里来疏解郡尉名称的演变情况，本来就很不得体（案唐章怀太子李贤等在注释隗嚣讨伐王莽檄文中“官名月易”一语时，即曾暗自撮述《汉书·王莽传》上述记载，谓“莽州郡官名改无常制，乃至岁复变更，一郡至五易名而还复其故，吏人不能记也”(111)，陈直很可能受到这一错误说法的影响），而如前所述，新朝改都尉为太尉，事在始建国元年王莽即位之初，系与“改郡太守曰大尹”等同时更改，改名之后，在文献中从未再见到过变换为其他称呼的迹象，清代以来出土的新朝封泥，也足以向我们印证这一事实。

新莽始建国三年砖

东汉明帝永平十八年砖

东汉明帝永平六年砖
（以上两件砖铭采自谷豐信《中国の紀年磚》(112)）

《后汉书·马援传》记载云：“王莽末，四方兵起，莽从弟卫将军林广招雄俊，乃辟援及同县原涉为掾，荐之于莽。莽以涉为镇戎大尹，援为新成大尹。”(113)又《后汉书·隗嚣传》记载同一时期尚有宗师王向，任“安定大尹”，而隗嚣声讨王莽的檄文，更明确宣称是要“告州牧，部监，郡卒正、连率、大尹”等新室高官大员(114)。这些情况，都清楚显示出，当年与都尉更名太尉同时改定的一郡首长大尹，便是一直行用至王莽末年，既没有反复变更，更没有“还复其故”。一郡之中，守、尉两官近乎比肩并立而职权相辅，“大尹”这一职官名称的稳定状况，也可以从侧面为郡太尉一职未尝回改为都尉提供有力佐证。

居延汉简所见新莽职官有称“设屏右大尉”者，应即原汉张掖郡改称新郡名后之郡尉(115)，而敦煌出土汉简中有公牍云：

出檄┃五威左率诣玉门大尉府。五月乙未，日下餔时，付关守啬夫张伋。(116)

史载始建国元年王莽改汉为新之后，遣五威将宣威四夷，“每一将各置左右前后中帅，凡五帅”，其“西出者，至西域，尽改其王为侯”，至始建国二年春，“五威将帅七十二人还奏事”(117)，此“五威左率”应即“五威左帅”异写（案饶宗颐等尝以为此“五威率”为“五威帅”之假借，意即“率”字乃通作“帅”(118)，所说似乎不够妥当，实则应以当时竹简书作“左率”者为正。盖如清人段玉裁所云，古文多作“率”，今文多作“帅”(119)，王莽制度，固多依傍古文经义。天凤元年王莽命名出任郡守之“侯氏为卒正，伯氏为连率”，而《汉书》载录地皇元年王莽诏书，即见有“赐……郡卒正、连帅、大尹为偏将军”的写法(120)），所以，这枚竹简应当书写于始建国元年新莽立国伊始刚刚更改都尉为太尉的时候。敦煌简中复有书作“始建国天凤三年十二月壬辰敦德玉门行大尉事试守千人辅试守丞”云云者(121)，则可以直接说明，直至天凤三年年底，大尉并没有改回原来的名称“都尉”。所以，这块砖题署“天凤三年”却将钱君的身份标示为“都尉”，本来是一个明显违背常规的用法，正显示出它的来源有可能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

又此“天凤三年鄣郡都尉”砖铭文，显然是用于志墓，即标示坟墓主人，可是就目前所知，虽然早自战国时期，就已经有标识墓穴主人的砖刻瓦记，但直到三国曹魏时期以前，特别是西晋太康年间之前，使用者还仅限于刑徒之类地位极其低下的底层民众（刑徒服役期间死于役所，不得归葬故里，藉此著明其乡里身份），在西汉时期，绝没有诸如郡都尉之类高级官员使用砖铭志墓的事例（东汉时期开始散见性质多少有些类似后世墓志的普通庶民坟墓砖铭，但墓主人的社会地位仍然不是很高）(122)，所知见墓砖铭文，不过是略记造墓年月以及营建匠人勒名记工而已。

至三国至晋武帝太康时期始出现这类较高身份者志墓铭文，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自有其特定的历史缘由。沈约在《宋书·礼志》中尝述及汉晋间丧葬习俗之迁改云：

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雕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大将军参军太原王伦卒，伦兄俊作《表德论》以述伦遗美，云：“祗畏王典，不得为铭，乃撰录行事，就刊于墓之阴云尔。”此则碑禁尚严也。此后复弛替。

晋武帝咸宁四年，又诏曰：“此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令，皆当毁坏。”至元帝太兴元年，有司奏：“故骠骑府主簿故恩营葬旧君顾荣，求立碑。”诏特听立，自是后，禁又渐颓，大臣长吏，人皆私立。义熙中，尚书祠部郎中裴松之又议禁断，于是至今。(123)

所谓“石兽碑表”，都是制作于墓园地表之上，其使用者自然需要具有一定社会地位。自从魏武帝曹操首加戒止，至晋武帝司马炎在咸宁年间再行厉禁，逼使造墓者不得不转而寻求在地下墓穴里设置替代的标志性物件。于是，继曹魏在北方率先普遍使用之后（旧时所见“魏景元元年使持节护乌丸校尉幽州刺史左将军安乐乡侯清河张普先君之墓”砖志(124)，即其显者），江南地区在紧接咸宁之后的太康年间，就陆续出现了一批这类志墓砖铭。

罗振玉尝总结早期墓志的安放形式，谓之曰：

晋人墓志，皆为小碑，直立圹中，与后世墓志平放者不同。故无盖而有额，若徐君夫人管氏，若处士成君，若晋沛国张朗三石，额并径署“厶厶之碑”，其状圆首，与汉碑形制正同，惟大小异耳。予家又藏晋元康八年魏雏砖碑，亦圆首，其额称“晋故武威将军魏君侯柩”；贾充妻郭槐，无额有题，亦曰“郭氏之柩”，其署“之柩”，知必植之柩之前也。(125)

西晋张永昌神柩刻石（27×10厘米）
采自《鸳鸯七志斋藏石》

类似的志墓铭文，还有很多。譬如，于右任鸳鸯七志斋旧藏西晋张永昌神柩刻石，虽然制成尖头亦即所谓“圭首”小碑形状，与罗振玉所说圆首者略有差异，但同样是模仿汉碑形制，并更有古意，且铭文亦书作“晋故谯郡功曹史镇南将军颖（颍）阴张君永昌之神柩”(126)，可见其用途与性质与罗氏举述的例证完全相同。罗振玉指出的这一普遍性特征，正很具体地反映出包括志墓砖铭在内的各类墓志与墓碑陵阙等地上志墓设置之间的兴替演变关系。在此基础上，罗振玉复进一步指出，砖铭瓦识流行于世的原因，即“魏晋以来，禁用墓志，烧砖之风大盛，故南中瓦甓之多，几与河朔之石刻等”(127)。

昔清人冯登府尝谓“六朝功令，禁立墓碑，仅于墓砖书姓氏、官秩，纪营葬岁月，故砖文传世独多”(128)，已经指明志墓砖铭得以产生的社会背景，惟冯氏所说砖铭与墓碑的兴替年代，尚略嫌含混。对于江南地区而言，同时人洪颐煊，则更为明确地将这种志墓砖铭的兴起与晋武帝的丧葬禁令直接联系到一起，清楚指明，正是缘此禁令，才致使“晋世葬者，仅于墓砖上纪年月而已”(129)。知此历史渊源，尤可见早在新莽天凤三年的时候，绝不应该在汉丹杨郡故地出现所谓“鄣郡都尉钱君”的墓砖铭记。

五、东汉前期史书省记两字以上年号的通行用法

陈直丝毫不加考辨，即认定这方墓砖出自王莽时期，自然是因为铭文中清楚题写有“天凤三年”这一年份，然而，恰恰就是这一看似明白无误的纪年，却更为直接地暴露出它的赝品面目。翻看《汉书·王莽传》、司马温公《资治通鉴》，或是检核各种通用的历史纪年表，从存世较早的北宋章衡纂《编年通载》以及南宋末人王应麟编著的《历代年号》，到自清朝后期以来普遍流行的李兆洛、六承如师弟合辑《纪元编》，都是将“天凤”和“地皇”序次排列为王莽新朝继“始建国”之后的年号(130)，至今亦然(131)。因此，若是有古董商贩赝造新莽时期的纪年文物，自然会在器身上伪制此等字样，殊不知诸如此类的障眼伎俩或许可以蒙蔽某些人于一时，却并不能长久欺世，反而还会显现出更大的破绽。——这种作伪手法的拙劣之处，在于当年新室施政纪事，并不是如此简单地使用“天凤”和“地皇”这两个年号。

后世学者为前朝纂述史书，为行文简洁，或是出于某种习惯，往往会对一些繁复的称谓加以减省，年号也有这种情况。在这方面，东汉光武帝“建武中元”的记述形式，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证。

西晋司马彪《续汉书·祭祀志》记载，东汉光武帝于建武三十二年二月辛卯，“登封太山。……四月己卯，大赦天下，以建武三十二年为建武中元元年”(132)，即刘秀改“建武”年号为“建武中元”。可是，东晋人袁宏撰述编年体的《后汉纪》，反而略而不书这次改元的经过和缘由，将建武三十二年径行记作“中元元年”(133)。至刘宋人范晔撰著《后汉书》时，于光武帝的本纪当中，仍然只是记云是岁“改年为中元”(134)，除了极个别事例之外，书中相关记事，也都是将这一新改的年号写成“中元”。及北宋真宗时王钦若等奉敕撰修《册府元龟》，一一罗列历代历朝君王年号，只是依样移录范晔书本纪之“中元”，这也可以代表北宋中期以前对这一问题通行的认识(135)。

北宋人宋庠在仁宗庆历年间所撰《纪元通谱》，最早注意到这一出入，并讨论了光武帝这次改元的实际状况以及在历史文献记载中所存在的问题：

据纪、志俱出范氏，而所载不同，此必传写脱误。今官书累经校定，学者失于精审，但见改元复有“建武”二字，辄以意删去，斯为谬矣。梁武帝大同、大通之号俱有“中”字，是亦宪章于此。(136)

稍后，刘攽撰著《两汉刊误》，同样认为《后汉书》本纪于“中元”之上阙载“建武”二字，系范晔此书在流传过程当中“误脱之”所致(137)。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时，在一一斟酌《续汉书·祭祀志》的记载和《纪元通谱》的考辨之后，最终决定《通鉴》的纪年“从袁《纪》、范《书》”，并没有采纳宋庠等人这一看法(138)。

宋庠治学，本以“善正讹谬”著称于史(139)，而刘攽正是在写成《东汉刊误》之后，随即应召进入史局，与修《资治通鉴》(140)，专门协助司马光，搜集编纂两汉史事为长编(141)，司马温公却未能采纳他们的看法，自然应该是另有考虑，想不到元人胡三省注《通鉴》，竟强为之回护曰：“温公非不取宋说也，从袁、范书‘中元’者，从简易耳。”(142)近人陈垣亦信此为司马温公刻意为之的一种“书法”(143)，但胡氏这番说词，根本无法服人，清人叶廷琯即本诸《通鉴》常例而加以驳斥说：“《通鉴》于中大同、中大通、天册万岁、万岁通天等号皆不从简易，何独于此省去‘建武’二字？亦强为之辞也。”(144)其实，司马光存而不用宋庠、刘攽的说法，应当与他们两人提出的证据不够充分，论述亦且尚欠周详准确有关，如同南宋时人史绳祖所指出的那样，《后汉书》的本纪，虽然出自范晔之手，但“《续汉志》实司马彪所撰，郑公（德勇案：宋庠初封莒国公，后封郑国公）谓俱出范氏，则非矣。及司马温公作《资治通鉴》，虽存郑公说，颇从帝纪，止称中元，盖袁宏《后纪》亦止称中元，不冠建武，事无明证，固宜从众也”(145)。事实上，由于证据稍嫌薄弱，就连宋庠本人，对此也还留有一定馀地，宋氏在“先定著‘建武中元’元年”的同时，又很慎重地做出处理并说明云：“流俗以帝纪为正，久而未悟，乃并列‘中元’之号，疑以传疑。”(146)

至南宋孝宗乾道三年，洪适撰著《隶释》一书，著录有《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始为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史料(147)。盖该碑署“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正好同《续汉书·祭祀志》记载的情况相互印证。令人遗憾的是，洪适并没有能够领悟这一光武帝时期实物所传达出来的信息，而对《后汉书》本纪的记载依旧笃信不疑，很轻率地推断说：

殆莽、汉之际，习俗相尚以即位初元冠于新历之上，故此碑有“建武中元”之文，《汉志》亦采取一时所记，失于笔削尔。

也就是说，将光武帝最初的纪元“建武”，冠加于新改设的纪元“中元”之上，这只是当时民间“习俗相尚”的一种非正式用法，《续汉书·祭祀志》中“建武中元”云云也只是司马彪在撰著《续汉书》时移录当时的俚俗写法而“失于笔削”，都与东汉朝廷的定制无关。更为令人遗憾的是，洪适在论述这一问题时，还指出了《后汉书》本纪虽然将光武帝的第二纪元写作“中元”，但“《东夷传》云‘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盖与志同”(148)，这本来是《续汉书·祭祀志》相关记载的有力佐证，特别是这条记载出自《后汉书》本书之中，可以用作订正范晔书本纪疏失的关键依据，可是却依旧被洪氏轻率放过。后来楼昉在宁宗嘉定年间编纂《东汉诏令》，涉及光武帝改换的第二纪元，一律书作“中元”(149)，显示出社会上通行的还是司马光的看法。这一点在宋末人陈元靓编纂的民间日用类书《事林广记》上，或许可以看得更为清楚(150)。事实上，直到清朝乾隆年间，很多一般性论述，述及光武帝改元问题，依然遵奉《资治通鉴》这一裁断(151)。

《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拓本
（采自《汉碑全集》(152)）

同样是面对这一石刻铭文，较洪适稍后，蜀人袁梦麒著《汉制丛录》，讲述说他初时对光武帝改元名称这一问题，“亦以纪、志、传不同为惑”，后来在崖壁间见到“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这一年款之后，便情不自禁地称道曰：“于是千载之疑，涣然冰释。”(153)显然是认同了当时人题写在山石上的年号。洪适胞弟洪迈，在这一点上，并不认同乃兄，所持观点亦与袁氏大体相似(154)。继袁梦麟与洪迈之后，先有庐陵人孙奕，仅仅依据洪适已经注意到的《后汉书·东夷列传》的记载(155)，即做出判断说：“据纪、传俱出范氏，而所载不同如此，盖后之校定者但见改元复有‘建武’二字，辄以意删去之，误矣。”(156)继之，眉山人史绳祖复明确指出：“此记（德勇案指《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与志合，纪失之矣。”史氏并且感叹说：“若使此记早出，其真伪立见，则郑公必不并列两元，温公必不承范、袁之误矣。”(157)

事实上，除了像这样的石刻铭文之外，后来还发现了带有“建武中元二年七月十六日”铭文的铜制“东海宫司空槃”(158)，而且“建武中元”这一年号，在传世文献中也还另有遗存，譬如在南朝齐梁之际人沈约撰著的《宋书·符瑞志》中，就不止一次出现过这一四字年号，具体记录光武帝封禅改元后所呈现的醴泉、朱草、甘露之类吉祥征兆(159)。各种记载相互印证，无疑应当遵从《续汉书·祭祀志》的记载，将光武帝所改纪元，定为“建武中元”，譬如于省吾在上个世纪30年代收藏所谓“东海宫司空槃”时，就是如此称谓(160)。

在此需要加以说明的是，“东海宫司空槃”的发现，本来是认定“建武中元”年号的绝佳证据，可是，近年徐正考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却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看法：

据《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建武三十二年四月“改年为中元”，而《后汉纪》却说是年有司奏请改元，“天子拒而不纳，是以史官不得而记焉”。由此看来，《后汉书》、《后汉纪》所记之“中元”实为追记。光武帝崩于中元二年二月戊戌，而此盘作于此年七月十六日，盘铭记作“建武中元”。我们可以这样推测：光武在世时史官虽不得记“中元”而仍用“建武”，但实际上除史官外已通用“中元”，作盘时明帝已登位，刻铭者便将代表光武之意的“建武”与实际通行的“中元”叠用在一起，称“建武中元”。(161)

要知道年号是帝王受命于上天的重要象征，臣民用以纪年，容不得这般随心所欲。

为澄清史实，只能不嫌辞费，移录袁宏《后汉纪》相关记述如下：

中元元年……夏四月己卯，大赦天下，复梁父、奉高、羸（德勇案：当正作“嬴”），勿出今年田租。戊子，上幸长安，祀长陵。是时醴泉出京师，百姓痼疾，饮者皆愈，又有赤草生于泉侧，郡国三十一上言甘露降。有司奏曰：“孝宣帝时，每有嘉瑞，辄为之改元，故有神雀、五凤之号，所以奉答神祇，表彰德信也。”天子拒而不纳。是以史官不得而记焉。(162)

请注意，“大赦天下”是皇帝改元时往往都要布施的恩惠，《续汉书·祭祀志》记载正是在这一天大赦天下的时候，宣布“以建武三十二年为建武中元元年”(163)。

东汉建武中元二年“东海宫司空槃”铭文拓片
（采自《秦汉金文汇编》）

《后汉书》虽然是将“建武中元”记作“中元”，所记改元时间却与《续汉书》相同，且在夏季末月六月纪事之下记述《后汉纪》所说醴泉出京师等事云：

是夏，京师醴泉涌出，饮之者固疾皆愈，惟眇、蹇者不瘳。又有赤草生于水崖，郡国频上甘露。群臣奏言：“地祇灵应而朱草萌生。孝宣帝每有嘉瑞，辄以改元，神爵、五凤、甘露、黄龙，列为年纪，盖以感致神祇，表彰德信。是以化致升平，称为中兴。今天下清宁，灵物仍降。陛下情存损挹，推而不居，岂可使祥符显庆，没而无闻？宜令太史撰集，以传来世。”帝不纳。常自谦无德，每郡国所上，辄抑而不当，故史官罕得记焉。(164)

更为原始的《东观汉记》记述此事，摘录群臣上言，但云“地祇灵应而失（德勇案：当正作“朱”）草萌，宜命太史撰具郡国所上”，而谓“上遂不听，是以史官鲜记焉”(165)。相互参证上述各项记载，可知当时有司上奏，述及更改年号事宜，只是引述西汉宣帝重视嘉瑞以至为之改元的“故事”，请求刘秀诏令史官来撰集各地涌现出来的种种灵应事迹，“以传来世”，光武帝所“拒而不纳”者，便是此等主张，与其是否改元为“建武中元”，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

其实，章衡在哲宗元祐年间编撰《编年通载》，即已独持己见，将光武帝改行的年号书作“建武中元”(166)，后来朱熹在南宋孝宗乾道年间撰著《通鉴纲目》，也已经不再依循司马温公旧例而改称“建武中元”(167)，至王应麟在南宋末年撰述《历代年号》，同样是以此来标记光武帝之新元(168)。这些广泛传布的著述，大致可以代表宋代以后比较通行的结论，入清以后，认真关注和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大多也都对此表示认同(169)。

然而，由于古今学者都未能阐释清楚何以《后汉书》本纪会将“建武中元”记作“中元”，直到清代后期，乃至当代，一些通行的历史年表，有时还是两说并存，甚至只是写作“中元”。如李兆洛等作《纪元编》以及今李崇智编著《中国历代年号考》，即在光武帝“建武中元”这一年号之下，附注“一作‘中元’”(170)，而万国鼎、陈梦家、万斯年等编《中国历史纪年表》，则仅将这一纪元标识为“中元”两字(171)。又如在日本东洋史学者之间比较通行的《东方年表》，系由藤岛达郎和野上俊静两位文学博士编著，竟一如《资治通鉴》旧式，径行记作“中元”(172)，在著名秦汉史专家西嶋定生和日比野丈夫分别主持撰著的两部《秦汉帝国》当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表述形式(173)。

如上文所述，宋庠以为《后汉书》本纪将“建武中元”书作“中元”，“此必传写脱误”；更具体地说，系宋朝官刻此书在校定付梓时，“学者失于精审，但见改元复有“建武”二字，辄以意删去”。孙奕等人对此也持类似看法。这种说法，乍看起来似乎有一定道理，其实却经不起推敲。

前已述及，东晋人袁宏撰著《后汉纪》，乃是在根本没有记述光武帝改元经过和缘由的情况下，直接将新元写作“中元”，这又会是谁何之人出于何种动机非要去删削前人的典籍呢？不仅如此，从明帝时起至献帝建安年间累次递修成书的本朝“国史”《东观汉记》，在述及光武帝改元一事时，同样只是记作“改元为中元”，记事系年亦仅标注“中元元年”云云字样(174)。世间岂得如此好事之人，以尽削诸史之“建武”二字乎？宋庠等人的说法，显然不可信从。当年司马温公未能采纳宋庠的看法，恐怕与他这一不合乎情理的推断难以服人，具有很大关系。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来解释这一问题呢？如前所述，宋庠在思考“建武中元”这一年号时，联想到后来“梁武帝大同、大通之号俱有‘中’字，是亦宪章于此”，洪适在考释《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时，则是向前追溯其历史渊源，指出“殆莽、汉之际，习俗相尚以即位初元冠于新历之上，故此碑有‘建武中元’之文”，他们二人的具体结论正确与否，姑且置而不论，但这种从一个时代社会现象的整体特征出发来分析个别疑难问题的思维方法，却很值得借鉴。

宋庠和洪适的论述，可以启发我们思考，在特定时期内的一些历史著述当中，对所谓莽汉之际类似“建武中元”这样由四个或三个字组成的年号，是不是会有共同的习惯性表述方式？回顾年号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自从汉武帝创制年号并从太初元年起正式使用年号纪年以来(175)，年号一直是由两个字组成，西汉末年的哀帝时期，开始出现四个字的年号“太初元将”，新室肇建之后，又行用三字年号“始建国”。东汉初年光武帝改元为“建武中元”，就产生于这一背景之下。基于长期延续的社会习惯，特别是对于习惯于称用两字年号的历史学者来说，在历史著述中记述这些比较特殊的年号时，若是只使用其中某两个字而省略掉其馀部分，应该也是一种合乎情理的做法。

实际情况正是这样。王莽的“始建国”年号，古往今来没有什么太大疑义，可是，《汉书》述及这一纪元，却或曰“始建国”，或曰“建国”，参差不一，甚至就连引述王莽的诏书，也不止一次出现过单称“建国”的情况(176)，其中即包括始建国元年这次改行新元的诏书，乃与《后汉书·光武帝纪》“改年为中元”的记述极为相似，谓之曰：“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177)受其影响，荀悦在《汉纪》中甚至仅将王莽这一年号，径行记作“建国”(178)；司马温公在编写《资治通鉴》时虽然还能够将其正确记为“始建国”，可是随后撰述《稽古录》，却又误书作“建国”(179)；清代大学者赵翼，也做过同样的表述(180)。但与此相反，同样也有一些诏书，是称作“始建国”若干年(181)。另外，在《汉书·王莽传》中，这一纪元元年的纪事，是以“始建国元年正月朔”开头(182)，《汉书·律历志》记王莽在位年数，谓其“盗袭帝位，窃号新室，始建国五年，天凤六年，地皇三年”，著纪盗位十四年”(183)，这些记述都清楚显示出“始建国”才应该是正式的年号，今复见有诸多“始建国”纪年文物，可以更为直观地证明这一点(184)。

始建国元年“新量斗”铭文拓片
（采自《秦汉金文汇编》）

始建国元年“新二斤权”铭文拓片
（采自《秦汉金文汇编》）

那么，何以在《汉书》当中会出现“建国”这一用法呢？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班固在行文叙事时对正式的年号有所简省，即省掉“始”字，以顺从他本人或是符合社会上称用年号的既有习惯。只是班固行文，时省时不省，并没有确定的体例。宋人刘攽不明此理，径谓“莽改年为始建国，但云建国者，误也，皆当有‘始’字”(185)，所说虽然看似有理，实际却完全没有弄清个中原委。近人陶元甘虽然考虑到“班《书》中之‘建国’容系省文”，却因昧于个中原委，不敢相信在班固的笔下竟真的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从而另行揣测说“或传抄夺字”(186)。班固这种做法，看起来好像有悖常理，尤其是世人称道班孟坚《汉书》记事，是以“瞻而不秽、详而有体”而优胜于太史公《史记》(187)，清人邵晋涵更将其与儒家经书相并比，谓之曰：“汉制近古，固此书叙次缜密，故郑康成、干宝引以注经，而经师如服虔、韦昭皆为《汉书》注，盖实有可辅经而行者。”(188)书中似乎很不应该出现这种违背作史基本准则的情况，可事实却就是这样，我们不能不承认，班固的史笔，有时确实并不十分完美。

即以称用年号而言，《汉书》行文的随意性，便远不止“始建国”一例。如西汉文帝、景帝改元，都只是行用新一纪元而未尝使用年号，故《汉书》记其新元，俱书作“后元年”或“中元年”云云，即冠以“后”或“中”字以相区别，自然于史契合。与此性质相同，汉武帝在征和（延和）四年之后最后一次改行新元，复又仅徒称元年、二年（后世史书多称作“后元元年”、“后元二年”），一时尚未饰以年号(189)，《汉书·律历志》篇中援依刘歆《世经》，以历数汉廷诸帝之年号与每一年号行用的年数，对汉武帝在征和四年以后的最后两年，则一如文帝、景帝时期，只书作“后二年”而不是“后元二年”(190)，便足以清楚证实这一点。然而，《汉书》记述这两年间的年次，有时一如文、景前规，书作“后元年”(191)、“后二年”(192)，时而却又书作“后元元年”(193)、“后元二年”(194)，俨若汉武帝曾以“后元”二字作为年号，给后世造成很大混乱，以至司马温公撰著《资治通鉴》，竟以之作为正式的年号来系年，直到清代初年，一代鸿学硕儒顾炎武，尚且坚信“若武帝之后元元年，则自名之为后”是也，误以为它与“后人追纪之为‘中’为‘后’”的文景两帝中元或后元相比，具有本质性差异(195)。

与《汉书》中“始建国”年号的记述形式相互参证，可知范晔《后汉书》本纪将光武帝第二纪元书作“中元”，如同班固一样，只能是顺从了作者喜好的表述方式或是采用了当时社会上惯用的简省形式，而《东夷列传》所书“建武中元二年”，才合乎东京朝野上下的正式用法。

谈到这种作者喜好的表述方式，或是社会上通行的非正式用法，有人或许会提出疑问：范晔所生活的南朝，去东汉前期，已经悬隔久远，何以还会有如此一致的用词习惯？再说沈约与范晔时代稍近而去班固愈远，何以沈氏撰著的《宋书》，却仍然能够正确表述光武帝的年号？

班固虽然是以撰著《汉书》而名垂青史，但他入朝后正式执笔从事史籍撰述，却是在出任兰台令史之后，起初是“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稍后，在“迁为郎，典校秘书”时期，复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明帝这才让他“终成前所著书”，亦即继承乃父班彪遗业，完成《汉书》的著述(196)。

班固参与撰著的东汉《世祖本纪》，后来经刘珍等多人陆续增补，最终在东汉末年形成《东观汉记》一书。晋人傅玄，便是将《东观汉记》（傅氏谓之曰“中兴纪传”）初创之光武帝纪等部分直接归诸班固名下(197)，而后来包括范晔《后汉书》在内的所有各家东汉史书，又几乎无一不是以《东观汉记》作为最基本的依据。范晔虽然是“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198)，却直称《东观汉记》为“本书”(199)，尤能显现出此书在撰著《后汉书》过程中的核心地位，而如前文所述，《东观汉记》正是将光武帝所改新元记作“中元”二字。所以，《后汉书·光武帝纪》简省“建武中元”为“中元”这一写法，最初正应该同样出自班固一辈人之手，范晔不过是承用其旧文而已。

检《汉书·律历志》，知班固在篇末亦尝述及东汉光武帝之年号事云：

光武皇帝，著纪以景帝后高祖九世孙受命中兴复汉，改元曰“建武”，岁在鹑尾之张度，建武三十一年，中元二年，即位三十三年。(200)

如前文所述，《汉书·律历志》数说西汉文帝、景帝以及武帝末年所改未设年号的纪元时，都是书作“中△年”或“后△年”，似此“中元”，显然是将其记作年号，而却采用去掉“建武”之后的省称，正可以直接证实，《东观汉记》省记“建武中元”年号为“中元”，确实是源出于班固的手笔。

昔清人张文虎尝以为似此“光武著纪年数，不当见于《汉书》，疑……其‘建武三十一年’云云十六字，乃后人妄增”(201)。张文虎产生这种疑惑，是因为他不理解班固何以要在《汉书》的《律历志》末尾来记述东汉光武帝的年号和各个年号行用的年数。通观《汉书·律历志》相关记载，可以看出，班固在这里是要反映自当时所行用“殷历”历法体系中的“上元”起七十六年轮回一周期的“篰”（或写作“蔀”）与各个朝代和帝王在位年数的对应关系，故依其定例，在汉元帝初元二年下写有：“十一月癸亥朔旦冬至，殷历以为甲子，以为纪首。……距建武七十六岁。”与此相对应，就需要注明建武年间进入这种“纪首”亦即一篰之首的具体年代，今本《汉书·律历志》阙载这一内容，张文虎以为“依前例，此改元建武下，当有‘六年十一月壬寅朔旦冬至，殷历以为癸卯’十七字，以与上元帝二年文相应，今本盖传写失之”(202)，所说很有道理。不过，正因为已经写明建武六年为新的篰首，依循前例，也就更有理由一并记述光武帝的在位年数和每一个年号行用的时间。进而言之，我们还可以看到，班固于《汉书》诸志之中，尤其是其篇末，往往附著东汉初年史事，甚至叙及明帝一朝，以示虽都城东移，汉家体制本自相承未失，诸如礼乐、刑法、食货等志，类皆如此。明此通例，自然不必如张文虎这样的学者，再对《汉书·律历志》附记东汉光武帝之年号、年数而感到困惑。

知晓上述源流关系，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后汉书》本纪当中省称四字年号为两字，所体现的正是东汉前期班固等人的通行用法。

至于沈约能够较袁宏、范晔诸前代撰述者更为准确地记述这一年号，应主要与他们个人素质的差异有关。盖袁宏、范晔辈原本皆浮薄文士，在从事于东京史事撰述之前，都完全没有治史的经验，更欠缺史学家之沉潜谨严。范蔚宗尤显轻狂，已经清楚自言“本未关史书”，而观其狱中与诸甥侄书所表白的著书旨意，知范氏正期望以其文采特别是书中所附论赞辞章与普天下万世人一较胜负(203)。虽然他也讲述说“于屈伸荣辱之际，未尝不致意焉”(204)，但基于他对辞章的这一狂热追求，记事却自易疏于精准(205)。相比之下，沈约性本矜慎，且自少年时起，即喜好研读史书，因“常以晋氏一代竟无全书”为憾事，至“年二十许，便有撰述之意”，后来在齐武帝时，修成《晋书》一百二十卷。齐高帝建元四年，沈约“被敕撰国史”，继之复在武帝永明二年，兼任著作郎，负责“撰次起居注”。在此三年之后的永明五年春，才“又被敕撰《宋书》”(206)。唐人刘知幾论史才之难，谓“史才之难，其难甚矣。《晋令》云：‘国史之任，委之著作，每著作郎初至，必撰名臣传一人。’斯盖察其所由，苟非其才，则不可叨居史任。”(207)明此可知，沈约于治史一事，自是独擅其场。执笔撰述《宋书》之前的治史经历，尤其是其撰修国史和执笔写录起居注的切身体会，很容易使沈约具体领悟到专门术语之规范性在史籍表述上的重要意义。这种经历，或许也是沈约在这一问题上能够胜出于班固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太初元将”与两字以上年号的省略记法

如前所述，西汉末年最早出现的四字年号，是哀帝时期行用的“太初元将”，班固在《汉书》中对它的记述形式，同王莽之“始建国”也大致相似。现在中国大陆文史学界最为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本《汉书》，在哀帝本纪之下记述建平二年六月下诏改元一事，系书作“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208)，但宋代通行的各种刻本，并没有“元将”二字，只是写作“太初”而已(209)，清代武英殿刻本亦然(210)，而《汉书·王莽传》记载王莽在居摄三年追述这次改元的时候，却是这样讲道：

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诏书，更为太初元将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贺良谶书臧（藏）兰台。臣莽以为“元将元年”者，大将居摄改元之文也，于今信矣。(211)

前后矛盾若此，其间自然应有一处表述形式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在《汉书》的流传过程中，据云曾有一所谓“宋景文公校定本”，亦即北宋时人宋祁在仁宗景祐年间以后所做校本，今尚间或见有一些校语，赖他人引述得以传世，其中即尝针对《汉书》本纪建平二年改元的记载谈道：

予按《王莽传》以谶文解释，当作“太初元将元年”，后人不晓四字为号，辄削去“元将”二字，非是。后得唐世（德勇案：此下应脱一“本”字），“元将”字果存。(212)

以《王莽传》纪事为“本证”，便足以证实《哀帝纪》理应同样写作“太初元将”，故骤读此语者，势必益信班固《汉书》原本自应书有“元将”二字，其徒作“太初”者，只是被后世无知浅人妄自削除而已。

至于这些胡乱删改古人书籍者，具体应是怎样一等人物，宋祁没有说明。略为迟晚一些时候，张舜民在《年历辨误》一书当中，复从年号名称的合理性角度考述说：“太初本武帝号，与哀世相去未远，不容更袭旧号。”张氏并且清楚判断说，《汉书·哀帝纪》“但称‘太初’元年，脱‘元将’二字”，“盖后之校雠者误也”(213)。至南宋时期，王益之撰著《西汉年纪》，即基于与张舜民同样的考虑，依从此等“唐世”本，将这一年号改书为“太初元将”，并且说另外还见到一种“川本”《汉书》的《哀帝本纪》，上面也有“元将”两字(214)。清人齐召南和王先谦也都认同宋祁等人这一看法，王先谦且依从此说来勘定《汉书补注》的文字，今中华书局点校本系以王氏《补注》本为底本，因而也就同样补有“元将”二字。

哀帝这次更改的年号名为“太初元将”而不是汉武帝早已用过的“太初”，不仅上述《汉书·王莽传》有明确记载，而且在居延出土的简牍中还发现了涉及这次改元的简文，文曰：

便舍待报，在太初元将元年六月甲子赦令前诏书谨到，敢言之。(215)

因此，假若仅仅就史书记述记载史事的准确性而言，王先谦《汉书补注》乃至今中华书局点校本《汉书》这种订补，自然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了。可是，《汉书》应该怎样正确地记载这件事情，和班固当初究竟怎样书写此事，并不能混同看待。齐召南认为《汉书·哀帝纪》应当如宋祁所说记作“太初元将元年”，便是与张舜民、王益之两人一样，主要考虑到“太初是武帝年号”，哀帝不可能完全依照原样蹈袭先人故辙，赵翼对此也有类似看法(216)。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汉书》的编著者班固在记述这一年号时，于书中每一部分都一定会完全按照它的原样来加以表述，他对“始建国”和“建武中元”这两个年号的记述形式，就足以提示我们充分关注这一点。

《哀帝本纪》中最早带有“元将”二字的所谓“宋景文公校定本”，其实存在很多疑点，而王益之所见“川本”亦即蜀地刻本中相应的文字，则很有可能是依此补入原书。清人全祖望曾专门撰文，对这一“校定本”提出强烈质疑，以为该本并非宋祁所校，不过是“南渡末年麻沙坊中不学之徒依托为之”而已(217)。全氏所指疑点，有些或许还需要进一步考察，但这一所谓“宋景文公校定本”与“太初元将”年号有关的内容，确实颇为令人滋疑。盖据南宋庆元本《汉书》所列“宋景文公祁所用诸本参校”名目，其所用“唐本”系“张唐公家所得唐本”，即北宋中期人张瑰藏本，而这一“唐本”复重见于庆元本开列的参校版本当中，乃谓之曰“张集贤本”，亦即“张瑰得唐世本校”者(218)，可是在庆元本《汉书》当中，除了援引所谓宋祁校语之外，我们却没有见到其直接依据此“张集贤本”从事校勘的丝毫迹象，似乎有违常理。退一步讲，即使姑且将这一校本的作者和真伪问题置而不论，仍然不宜简单地依从此等“唐世”旧本。

如上文所述，宋祁并没有明确说明删削《汉书·哀帝纪》“元将”二字者究竟属于何等无知俗人，而张舜民所说“后之校雠者”，语义也不是非常明确，其实，更具体地说，在宋代能够在读书士子中间产生广泛而且具有权威性影响的“校雠者”，只能是朝廷主持或经官府允准雕版印刷的书籍在付梓之际司职校勘的官员（尤以北宋监本为甚，盖书坊翻版，类多源出于此）。前述宋庠在《纪元通谱》中谓《后汉书·光武帝纪》记“建武中元”年号仅有“中元”二字，系“今官书累经校定，学者失于精审”，从而将“建武”两字“以意删去”，所说“学者”，显然就是指此等校书文臣。宋祁是宋庠的胞弟，乃兄辨析“建武中元”年号的思路，对他审辨“太初元将”问题，自然会产生直接影响（案宋庠在《纪元通谱》中已经注意到《汉书》中哀帝“太初元将”这一年号的两种不同写法(219)），故宋祁所云“不晓四字为号”的“后人”，一定首先是指这些司职模刻的“勘官”、“详勘官”者流。

北宋时期，在太宗淳化、真宗景德和仁宗景祐年间都曾组织臣僚校刻过《汉书》，宋祁尚且直接参与了景祐刻本的勘定事宜(220)。若以太宗淳化年间所校刻者而言，当时依据的底本，恐怕无一不是传自唐世之故物（至迟不过五代而已），甚至还很可能含有六朝时期的古写本，勘书诸臣应是斟酌众本，择善以从，而所谓“宋景文公校定本”，在号称参校过此淳化本和景德、景祐二本以及宋太祖平南唐所得“江南本”的情况下，却只是说“唐世（本）‘元将’字果存”，恰恰显示出淳化时期校书官所见诸多唐代写本，并没有“元将”两字(221)；至少是在当时勘书官员看来，《哀帝本纪》中更改年号的记载，还是要以只写作“太初”者更具有权威性和普遍性。先于淳化年间首次校刻《汉书》约十年左右，宋太宗组织人修纂《太平御览》，其中引述《汉书·哀帝纪》，也只是书作“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222)，足证当时所见唐朝旧本，就并未带有“元将”两字。

从学者校刊典籍的一般情理来分析，若是当时所见底本或主要参据版本，均一如“宋景文公校定本”所称“唐世本”书作“太初元将”，那么，就像张舜民、王益之乃至齐召南诸人一眼就可以轻易看出的那样，“太初”本是汉武帝已然行用过的年号，这些勘书命官岂能懵然无知？即使这些人果然“不晓四字为号”，随意更改，也只能是删除与汉武帝相重复的“太初”而保留“元将”两字。再说两汉时期以后，诸如北魏太武帝之“太平真君”、武周之“天册万岁”、“万岁登封”、“万岁通天”，已经有帝王频繁使用过四个字的年号，特别是大宋太宗皇帝本朝刚刚使用过的第一个年号“太平兴国”，正是这种四字年号，校书诸臣对于四字形式的年号，何以竟会如此暗昧？

从事文献校勘，本不能简单地惟古是崇，惟古是正。即以《汉书》的版本而言，南朝萧梁时即有“鄱阳嗣王范得班固所撰《汉书》真本献东宫”，这一所谓“真本”与通行的《汉书》版本明显相异者即不下数十事(223)，而据清人邵晋涵考订，却“语皆谬妄”，竟是奸人伪造之赝鼎(224)。蓄此鉴戒，反过来看，倒是《汉书·哀帝纪》原本假若失记“元将”二字，后世校勘者或读书人，却很容易参考《汉书·王莽传》的记载，为之补足“太初元将”这一四字年号。譬如许敬宗在唐高宗时奉敕编纂《文馆词林》，依据《汉书》本纪选录哀帝改元诏书，所书其新改年号乃带有“元将”两字(225)，在我看来，就应该属于这种情况（许敬宗将这一诏书录入《文馆词林》的时候，因为已经脱离了《汉书》的整体背景，尤其有必要完整反映改元的实际情况）。所谓“宋景文公校定本”号称还参校过一种“颜师古未注以前”的“古本”，依照常理，这个“古本”的文字一般会比“张唐公家所得唐本”更为接近班固书原貌，但从前面引述的所谓宋祁校语来看，这个“古本”显然应该与当时所见北宋其他版本一样，只是将哀帝所改年号记作“太初”，这一情况恰恰显示出所谓“唐本”中的“元将”两字并非古已有之，而是出于后人以意添加。

进而言之，若谓此“唐世本”可以证明《汉书·哀帝纪》所记“太初”系后人删削班氏原文所致讹误，那么，《汉书·李寻传》亦载录有哀帝这次改元的诏书，宋代以来诸本同样是书作“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226)，《汉书·天文志》则略作“诏书改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227)，该“唐世本”既然未经宋代校书官改动，理应忠实于历史的本来面目，在这些地方也记作“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或是“诏书改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宋祁何以未尝道及？若谓《李寻传》和《天文志》此文，也是当日勘书诸臣有意刊削“元将”所致，那么，他们又为什么不将《王莽传》“太初元将元年”中的“元将”二字也一并削落干净？

司马光在北宋神宗时期编著《资治通鉴》，所据《汉书》自然是在此之前刊行或传抄的版本，而述及汉哀帝这次改元，也是写作“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228)，这说明至少对于司马温公来说，并没有见到更具有权威的《汉书》版本曾带有这一“元将”字样(229)。较司马光稍后，宋人林虙在徽宗大观年间依据《汉书》纪传编纂《西汉诏令》，所收哀帝此番改元诏书，显然是兼采《哀帝本纪》与《李寻传》的文字，亦同样书作“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230)。再晚一些，郑樵在南宋高宗绍兴年间写就的《通志》一书当中，也是如此表述，并未见有“元将”二字(231)。这些情况，愈加显示出将哀帝这次所改新元记为“太初”两字，应是北宋时期以至南宋初年刊本《汉书》普遍通行的状况。

事实上，《后汉书·光武帝纪》篇末所附史臣议论，述及哀帝这次改元，乃一如《汉书》之《哀帝纪》和《李寻传》，谓之曰“于是改号为太初元年”(232)，这是早于天地之间或存或佚一切“唐世本”乃至六朝古本《汉书》的最权威佐证，正说明班固对“太初元将”这一年号，本来即多省称作“太初”；同时也进一步证明，对两字以上年号，时或仅略称其中两字，确实是东汉初年史家从事撰述时通行的用法。稍后在和帝时班昭、马续补撰班固未竟之《汉书·天文志》(233)，以及东汉末年荀悦撰著《汉纪》，述及哀帝此番改元一事，亦仅书作“太初元年”而略去“元将”二字(234)，则都可以看作是对这一惯例的自然延续。

由于缺乏深入考辨，晚近时期以来，直到现在，对这一年号的认识，依然并不十分清楚。如清人叶维庚非常含混地调和说：“史书异辞，固各有所据。”(235)李兆洛等辑《纪元编》，同样两存其说，谓之曰“亦作太初，又作太初元将”(236)。与此相近，方诗铭编订《中国历史纪年表》，在“太初元将”之下，也作为一种“异说”，附列有“太初”二字(237)，方氏在与方小芬合著之《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当中，更清楚表述说“太初元将”亦称“太初”(238)。更有甚者，如清人段长基撰著《历代统纪表》，在哀帝建平二年六月下注云：“大赦，改元太初。”(239)竟然完全忽略“太初元将”的存在。甚至在现代学者的著述当中，如翦伯赞主编之《中外历史年表》，也会同样径行书作“建平二年……六月，改元太初”(240)，看法依旧停留在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阶段，完全背离历史真相，已经不是认识清晰与否的问题。

七、金石材料的发现与天凤、地皇年号研究

以上我们依照宋庠和洪适所提示的思路，考察东汉前期班固等人撰述史学著作时使用年号的通例，判明像《汉书》和《东观汉记》这样的书籍，在记述莽汉之际的三字或四字年号时，常常会只省称其中两字，甚至在采录诏书时也是这样。在此基础上，再来审视“天凤三年鄣郡都尉”砖铭文，就可以看到它更为严重的罅漏。

今天，假如我们仅仅阅读《汉书》，本来不会对书中所记“天凤”和“地皇”这两个新莽的年号，产生任何疑问，古人同样如此。然而，从宋代起，陆续发现的新室纪年文物，却引发人们不断重新思考这一问题。

两宋之际人叶梦得，于南渡之初撰著《避暑录话》，最早提到时人“韩丞相玉汝家”亦即朝廷重臣韩缜家里藏有一件“新始建国天凤上戊六年十二月”造铜枓，并对其加以考释云：

据《汉书》，莽改始建国六年为天凤六年（德勇案：“六年”应为“元年”之讹），而不言其因。今“天凤”上犹冒“始建国”，盖通为一称，未尝去旧号。上戊，莽所作历名，莽自以为土德王。(241)

“通为一称，未尝去旧号”，这句话至关重要，按照这样的理解，“天凤”这一年号的完整形式，应当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新年号“天凤”，一是旧年号“始建国”，亦即“天凤”新名只是缀加在“始建国”旧号之下，“始建国”一称并没有更替不用。

后来洪适撰著《隶释》，又新收集到一件“新莽候钲”的铭文，题署曰“新始建国地皇上戊二年”云云。洪氏在为前述建武中元二年《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撰写题跋时，一并述及此器以及叶梦得所说“始建国天凤六年”铜枓：

予案王莽始建国之后，改天凤，又改地皇，二器与碑（德勇案系指《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特相类。殆莽汉之际，习俗相尚以即位初元冠于新历之上，故此碑有“建武中元”之文。(242)

洪适的看法，与叶梦得具有本质性差异，即如同前述看待光武帝“建武中元”年号的构成形式一样，他并没有将冠以“始建国”的天凤、地皇年号，看作是朝廷颁布的固定名称，以为这只是出于民间“习俗相尚”而随意叠加上去的流行用法。估计是受到洪氏此说以及《资治通鉴》等编年史名著的影响，稍后娄机撰著《汉隶字源》，在著录“新莽候钲”时，便忽略不管“新始建国地皇上戊二年”题款中的“始建国”三字，径行记作“地皇二年作”(243)。

今案所谓民间“习俗相尚”，理应删繁就简，并没有去简趋繁的道理。镌金范铜，为工不易，更应该力求简省。况且像“始建国天凤六年”铜枓和“始建国地皇二年”铜钲这两件铜器，都是出于官府铸造，器物上俱清楚镌有诸如史、掾、丞、令之类监造官吏的姓名，以备上司督察责任，更绝不可能罔顾朝章而随意顺从庶民习尚。

大概就是因为此说难以服人，至清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对“新莽候钲”等新室纪年文物中“始建国天凤”和“始建国地皇”这种年号形式，又另辟蹊径，提出一种新的看法：

天凤、地皇仍系以“始建国”者，犹《王莽传》所云一郡至五易名，而还复其故，吏民不能纪，每下诏书辄系其故名也。(244)

溯本求源，四库馆臣这一说法，本是承自宋人洪迈，而洪迈则是将乃兄洪适所说之民间俚俗用法，改换成朝廷因其年号变更频繁而令吏民不得不系以故名(245)。换言之，即谓“始建国天凤”和“始建国地皇”虽然不是朝廷正式颁布的年号，但当时朝野上下，迫于实际困难，却都不能不这样使用。

这种说法，如同陈直试图用王莽更改地名所造成的混乱来比附“天凤三年鄣郡都尉”砖上“都尉”官职的用法一样，硬是要将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牵扯到一起。秦汉以来迄至新室，疆域范围已相当辽阔，天下地名众多，本来就难以一一记忆，王莽岁复变更，以至五易其名，吏民自然无法省悟所说新名是指什么地方，故王莽颁布诏书，才不得不系以故名，但在同一时期，普天之下都共用同一个年号，记忆本来不会存在什么困难，自汉武帝创立年号纪年制度时起，西京诸帝无一不是数年一更换年号，亦从未听闻朝野官民曾为此感到困惑，而王莽更改年号的频度，并不比武帝以来的汉朝帝王更显密集，因而，绝没有任何必要叠床架屋地在新更年号之前再缀以故名。

洪适、洪迈兄弟以及四库馆臣的说法既然不足信从，我们似乎就有必要来重新思考，叶梦得最初提出的想法，是否符合历史实际。洪适以及四库馆中诸臣没有留意叶梦得的看法，当然主要是由于《汉书·王莽传》清楚记载了天凤和地皇这两个年号，这一记载具有难以质疑的权威，相比之下，“始建国天凤六年”枓和“始建国地皇二年”钲所题署的年号，更容易被看作违背定制的特例。加之无论是“始建国天凤”，还是“始建国地皇”，似乎都与通行的年号构成形式具有比较明显的差别，这也会增强人们对《汉书》的遵信。在这种情况下，寻找到更多的实际用例，应当有助于我们做出正确的判断。

清嘉庆二十二年，在山东省邹县峄山西南二十里之卧虎山坡下，发现一方新莽时期的石刻，世称“莱子侯石刻”、“莱子侯碣”或“莱子侯赡族戒石”等，石上署有“始建国天凤三年二月十三日莱子侯”云云年款(246)。这一发现，对研究王莽天凤和地皇年号，具有重要价值。首先，石刻上年号的题署形式，进一步确认了“始建国”与“天凤”的固定组合形式；同时它又表明，前述两件铜器铭文“新始建国天凤上戊六年”和“新始建国地皇上戊二年”中的“新”与“上戊”两字，都不会是年号的必要组成内容。“新”是王莽的国号，自无庸赘述，“上戊”在这里的作用和意义则留待下文再予以论述。

这一石刻发现后，拓本随即广泛流传于文人学士之间，清代有许多学者，相继刊布了自己的考释，其中也涉及到王莽的年号问题。在这当中，比较多的人只是简单复述洪适过去的说法，如冯云鹏、黄本骥和陆耀遹就都是如此，惟黄本骥的想法要稍显特别一些：

此刻……不应复以旧号冠首。窃疑莽自立时尚未建年号，姑以“始建国”纪年，改元后，时人犹以此加于年号之上，非重纪也。(247)

如前文所述，有很多王莽时期的文物，可以证明“始建国”确是新室实际行用的年号，黄氏所说，依然不能成立。

“莱子侯石刻”拓本
（采自《两汉刻石碑额》(248)）

相比较而言，瞿中溶对“莱子侯石刻”中王莽年号的解释，显得很有自己的学术思考：

考《汉书·王莽传》，莽于居摄三年十一月改初始元年，篡位，改定有天下号曰“新”，以十二月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至五年，又改明年为天凤元年。以改元更号而论，既称“天凤”，不当复称“始建国”，然《莽传》前言莽先建元“初始”，改元“建国”，不云“始建国”，而于后言“建国元年正月”，上仍系以“始”字，则于始建国六年所谓改元天凤者，当是增“天凤”二字于“始建国”之下，故此刻称“始建国天凤三年”耳。据此，可以证史家纪载之失实。……正可与叶、洪二君所言互相证明。(249)

这段话讲得好像不是十分清楚，概括起来，瞿中溶的意思似乎应当是这样：“始建国”这个年号，是在前面冠加了前一纪元名称“初始”的“始”字，依此类推，“始建国天凤”也应当是一个固定的年号名称，其构成方式，同样是将上一年号用字与新选佳名连缀在一起（只是使用了上一个年号的全部三个字，与“始建国”只选用上一个年号中后一“始”字相比，多少有些差别）。瞿氏所说“始建国天凤”这一年号的缘起，虽然并不十分准确（他对“始建国”年号构成形式的解释，更完全没有依据(250)），至少还没有触及其本质原因，但他明确指出“始建国天凤”应当是与“始建国”一样固定的年号名称，并且应当以此来订正《汉书》等“史家纪载”的失实之处，都是很有学术眼光的看法。瞿中溶正是通过分析这一新的材料，重新证实了叶梦得当年提出的见解。

遗憾的是，瞿中溶上述看法，并没有得到后人重视。晚近以来，又发现许多王莽天凤、地皇时期的纪年文物，本来也具备了更好的条件，来清楚解决这一问题，可是，迄今为止所做的研究，却依然没有能够取得应有的进展。

八、天凤、地皇两年号的本来面目

20世纪初出土的敦煌汉简，特别是上个世纪30年代以后古居延等处汉简的陆续发现，使我们又看到许多天凤、地皇时期使用年号的实际例证。台湾学者陈槃在阅读居延汉简的过程中，曾撰写专文，论述这一问题，刊入1975年出版的《汉晋遗简识小七种》。陈氏当时所举例证如下（陈氏所附汉简原编号从略）：

以始建国二年六月己巳除为吏尽其九月当三月

始建国二年十一月丙子下

始建国五年六月……

始建国天凤元年闰月乙亥除补巡北煫长

始建国天凤二年六月

始建国天凤二年十一月戊寅下

甲渠候□□始建国天凤上戊二年……

南书一封天凤六年三月□亥

新始建国地皇上戊二年

□部新始建国地皇上戊三年二月

利用上面这些材料，本来足以在瞿中溶所做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彻底论证清楚叶梦得在宋代就已经提出的观点。然而，由于未能深入分析莽汉之际使用年号的整体情况，同时也很不了解宋代以来对这一问题做过的探索，只是简单援据洪适、吴仁杰等人的粗浅分析，陈槃一则不痛不痒地评述云，此乃“始建国之号仍沿用不废”，系“以即位初元冠于新历之上”，二则只是说其“旧年号或系或不系，虽当时臣民之书既然矣”，就连洪适等人早已讨论过的究竟是朝廷颁布的正式年号抑或民间“习俗相尚”的用法这一基本问题，都丝毫没有触及，因而，实际上并没有得出有价值的结论(251)。

与此相似，日本学者森鹿三在讨论居延汉简中王莽时期的简牍时，虽然用功极勤，较陈槃搜罗出更多用例，但却仍然只是很含混地描述说：“虽然王莽在始建国六年改元为天凤元年，但……也有时在天凤之上冠以始建国，还有时在天凤之下添‘上戊’两个字。”(252)

至上个世纪50年代，陈直出版《汉书新证》，70年代末复又修订再版，因其专门致力于以金石文字证史，故搜集更多其他种类的材料，对此做有细致说明云：

王莽天凤年号，亦有简称繁称之别。有简称为天凤者，一见于《汉书·王莽传》，二见于天凤元年鄣郡都尉钱君砖（见《专门名家》第一册）。有繁称为始建国天凤者，一见于始建国天凤三年莱子侯刻石（见《金石续编》卷一），二见于“始建国天凤元年玉门大煎都兵完折伤簿”简（见《敦煌汉简校文》四十八页），三见于“始建国天凤四（德勇案：原文当作“亖”）年保城都司空”瓦片，四见于“始建国天凤五年保城都司空”瓦片（均见《关中秦汉陶录》卷二下）。更有繁称为始建国天凤上戊者，见于居延“甲渠候始建国天凤上戊二年”木简（见《居延汉简释文》五零三页），及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共有三种形式。

其论地皇年号，情况与此相类，同样“亦共有三种形式”，因就这一问题的认识而言，二者性质完全相同，材料酷似(253)，举天凤即足以赅地皇，文繁不再移录，在此亦不再展开论述。尽管陈氏尚缀有案语云：“王莽天凤、地皇两年号，疑当日本以繁称为正格，班氏趋从简易，后来遂不复知有原来之繁称。”(254)但这种毫无端绪的揣测，本身并没有多大学术意义，况且所说一种简称、三种繁称，本身就很不准确，其相互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陈氏更没有任何说明，较前代学者的认识，同样没有什么进展。

与陈槃、陈直约略同时，台湾地区学者马先醒在1974年发表了一篇题为《新莽年号与新莽年号简》的论文，专门阐释这一问题。马氏在归纳新莽时期纪年简牍的实际用例后指出，王莽之天凤年号，在较《汉书》更为原始的简牍材料当中，都是写作“始建国天凤”，这一点“从无例外”，故《汉书》之徒作“天凤”者，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使用情况(255)。这一看法，本来非常合理，但由于马氏仅仅就简牍用例加以分析，没有直接触及其他各类纪年文物（只是透过其他人的研究论著，间接涉及到个别铜器铭文），而且所做论述还很不透彻，并存在一定问题，因此，文章发表后并没有得到多少认同。例如，1999年，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召开“第一届简帛学术讨论会”，马先醒特地为会议撰写《河西简牍与〈新史〉》一文，重又申说上述观点(256)，而这次会议的召集人马氏弟子陈文豪，则在会场上宣讲《陈直与简牍学》一文，直接针对乃师此说，特别强调指出，陈直认为“天凤”、“地皇”两年号均有繁体简体之别的说法，“除简牍外，尚有汉砖及铜器为证”，故“窃以为其说较持平”。陈文豪氏还将其视作典型的例证，来反映陈直“以简牍及其他新史料互证，见解精辟”这一优长于侪辈的治学特点(257)。在这一问题上，饶宗颐与李均明合著的《新莽简辑证》，应该更具有代表性。因饶氏等系将此书列为所著《补资治通鉴史料长编稿》系列之一，理应首重新室编年，年号的用法自然属于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而在参据马先醒这篇文章的前提下，饶宗颐等人却一如司马温公当年的做法，依次排列“始建国”、“天凤”、“地皇”诸年号，未尝语及“始建国天凤”和“始建国地皇”问题(258)，显然他们并不认同马先醒的看法。由此可见，对于这一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辨析。

在这一问题上，比较令人惋惜的是，陶元甘在上个世纪50年代写成的《居延汉简笺证》一书中就提出了与马先醒大体相同的看法，以为“《汉书》之但作天凤、地皇，实系省文”(259)，惟书中所述，只是基本的史料依据和简单的结论，陶氏本来另外还写有《王莽年号考》一文，对此展开论述。无奈《居延汉简笺证》仅有誊清手稿存世，迄至2007年底始影印出版，此前学术界一直无人寓目，而《王莽年号考》一文，亦不详是否尚有踪迹可以寻觅，目前只能暂且置而不论。

在陈直举述的各项例证当中，《汉书·王莽传》属于后世的记述，不能直接用以论证新莽时期年号的实际使用情况。所谓“天凤元年鄣郡都尉钱君砖”，“元年”应是“三年”的笔误（或手民之误），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要论证的“天凤三年鄣郡都尉”砖铭，而其真实性尚有待确认，除此孤证之外，又别无其他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曾有徒称“天凤”之“简称”存在（陈直论地皇年号问题，所说类似天凤的“简称”，其证据也只有一方出自《专门名家》著录的“地皇四年”砖，与此“天凤三年鄣郡都尉”砖性质相同，故这里不再做证伪的考辨）。近年徐正考研究汉代铜器铭文，亦提出“在铜器铭文中，‘始建国’、‘天凤’可以单用”，并且说“王莽‘天凤’、‘地皇’二年号在使用时既可单称，又可以在其前面加上‘始建国‘字样”(260)，但徐氏并没有具体举述相应的用例。徐正考本人撰著的《汉代铜器铭文选释》一书，辑录铜器铭文的原则，是“能确认的伪器、伪铭不选录”(261)，而书中亦未曾收录过单独使用“天凤”年号的器物，只是在《汉代铜器铭文综合研究》一书中列举“纪年明确的编年铜器”时，提到一件“天凤元年铜簋”，与他的说法似乎相符(262)，但这件铜簋存在严重问题，实际上并不能用以反映天凤年号的用法，容后文再做说明，徐氏所说当亦不足信据。所以，对这一所谓“简称”或是单独使用“天凤”、“地皇”年号问题，可姑且置而不论。陈直所说繁称中之最繁者，亦即森鹿三所说“还有时在天凤之下添‘上戊’两个字”的用法，则需要留待下文加以说明。这样一来，剩下能够确认的王莽新朝的实际用例，其实只有“始建国天凤”（在地皇时期则是“始建国地皇”）这一种用法，根本不像陈直所说的那么复杂。

周进旧藏“始建国天凤亖年”瓦拓片
采自《新编全本季木藏陶》

陈直证史，使用金石材料一向疏于审辨真伪，集藏古器亦每每为古董商贩所欺(263)，其《关中秦汉陶录》一书所收录瓦文，或不尽可信，所以，这里再随手举述一件考古发现的真品，以进一步增强相关例证。此即近年在汉长安城城墙西南角出土的两块瓦片，上面钤有阳文“始建国天凤亖年保城都司空”戳印（其中一块缺“始建国”之“始”字，应属残损所致）(264)。另外，在周进旧藏陶文当中，也有两件“始建国天凤亖年保城都司空”和一件“始建国天凤……”残瓦(265)，罗振玉也曾藏有一件“始建国天凤亖年保城都司空”残瓦(266)，内容都与考古发掘所见者完全相同。上个世纪30年代前后还陆续发现一些新莽时期的漆器，其中也见有“始建国天凤”纪年(267)。至于新莽时期简牍当中的例证，除陈直、陈槃以及森鹿三所举述者之外，过去较早出土者，在英人斯坦因于上世纪初所得到的简牍当中，还另有数枚清楚写着“始建国天凤”或“始建国天凤元年”等字样的新莽纪年简文(268)。

“始建国天凤亖年”瓦拓片
采自《汉长安城遗址研究》

这类材料，后来亦时有新的发现，如上世纪80年代在甘肃敦煌马圈湾遗址中即出土有“始建国天凤三年”、“始建国天凤亖年”等诸多新莽时期的简牍(269)；在内蒙古额济纳破城子居延甲渠候官遗址后来出土的简牍当中，也有书作“始建国天凤亖年六月甲申朔丁酉三十井鄣候习敢言之”云云者，亦有书作“三十井候官始建国天凤亖年亖月尽六月当食者案”者(270)。从而可见，在目前所知新莽时期留存下来的大量纪年文物当中，无一例外，都是书作“始建国天凤△年”或“始建国天凤上戊△年”（所谓“地皇”亦然，同样要写作“始建国地皇上戊△年”(271)）。1978年，河南南阳唐河发现新莽郁平大尹冯君墓，在墓室出土的画像石上，镌有题记云：“郁平大尹冯君孺人始建国天凤五年十月十桼日癸巳葬，千岁不发。”(272)继之，1980年，河南襄城又发现一件“始建国天凤亖年缮”铜钲(273)。另外，存世新莽“天凤二年四神博局镜”铸有铭文云：“始建国天凤二年作好镜，常乐富贵庄（壮）君上，长保二亲及妻子，为吏高迁位公卿，世世封传于毋穷。”(274)这些新知见的金石铭文，可以更为有力地印证上述长安城故址之残断瓦片以及西陲零乱简牍所见王莽时期的纪年形式。

“始建国天凤五年”石刻
采自《唐河汉郁平大尹冯君孺人画像石墓》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前述陈槃文中曾列有一条简文云“南书一封天凤六年三月□亥”，陈氏即据此得出了当时之臣民于“旧年号或系或不系”的结论，今覆核居延简牍释文，知陈槃当年判读存在严重差误，该简本来是书作“始建国天凤六年三月甲戌朔□”(275)，与上述通例没有任何出入，并不存在新莽臣民在使用年号时于“天凤”（或地皇）前面不系“始建国”三字的情况。

至此，我们可以确认，作为年号名称而言，叶梦得谓“始建国”与“天凤”这两个看似独立的称谓，实际上却是“通为一称”，前后联属，不可拆分，本是唯一正确的结论。这位最早利用铜器铭文来研究王莽年号的人，具有非常敏锐的学术眼光。昔王国维尝评判云：“叶石林《避暑录话》中多精语。”(276)审辨此“始建国”年号问题，愈信此语非博览群书而见识超绝者所不能道。不言而喻，班固在《汉书·王莽传》中将这一年号记为“天凤”，不过是一种简略写法而已，这与班氏将“建武中元”书作“中元”，以及将“太初元将”书作“太初”，原本出自同一轨辙。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艺文类聚》引述《扬雄家牒》，谓“子云以天凤五年卒(277)，此《扬雄家牒》，尚别见于刘歆《七略》称引，名为《子云家谍》(278)，刘歆因谋反事泄自杀于始建国地皇四年(279)，知此书即修撰于王莽之始建国天凤与始建国地皇之际，当时不会有像“天凤五年”这样的简省记述形式，这有可能是东汉初年以后，在传抄过程中，顺从像班固这样一类人的行文习惯而做出了改动，或者是后人在称引时，受《汉书》记载的影响而省掉了“始建国”三字。

九、所谓“上戊历”的由来

那么，王莽为什么要采取这种特别的形式来纪年系事呢？清人洪颐煊曾对此做过一个很好的解释：

王莽废孺子婴，自立为皇帝，更汉曰新，称“始建国”元年，以虚示不改元之义。故至天凤改元，犹以“始建国”冠之。(280)

所谓“虚示不改元”，意即以“始建国”作为传之永久的年号，而在这一名目之下，再设置次一级的纪元单位如天凤、地皇者。新朝末年，隗嚣等发布征讨王莽的檄文，历数其违逆天地自然与人类本性的罪恶行径，其中“逆天之大罪”，便是“昔秦始皇毁坏谥法，以一二数，欲至万世，而莽下三万六千岁之历，言身当尽此度，循亡秦之轨，推无穷之数”(281)。读此可知，王莽以“始建国”来显示其传国万世的心愿，正是仿自嬴政之“始皇帝”名位，尽管在其立国之初，并不一定就预制有重再设置“天凤”、“地皇”等年号的规划，“始建国”之名更应该是一种“实示”，而不仅仅是虚悬其名，但王莽后来将“始建国”冠加于“天凤”、“地皇”诸语之上作为固定的年号，确实是想要继续体现这种像秦始皇一样“推无穷之数”的意愿，由初始而延至无极，洪颐煊所说，可谓信而有征。

隗嚣檄文里提到的“三万六千岁之历”，虽然是王莽推衍无穷之数以求延祚万世的具体展现方式，但却不像“始建国”年号那样，是新室甫一建立便立即推出的象征性举措。宋人洪适在考述“新莽候钲”之“新始建国地皇上戊二年”铭文时，曾经写道：

莽本传云莽自以土行，故令太傅府置戊曹，以戊子代甲子为六旬之首，冠用戊子为元日，昏以戊寅之旬为忌日，令太史推三万六千岁历纪，六岁一改元，遂改年为地皇，其所下书有“上戊六年”之文，孟康注云：“上戊者莽所作历名。”故此云“上戊二年”也。(282)

洪氏在此将王莽所定“六岁一改元”的“三万六千岁历纪”与新室颁行的所谓“上戊历”牵连为一事加以叙述，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相当混乱。后来清人钱大昭著《汉书辨疑》、王先谦作《汉书补注》都盲目移录这一考释(283)，不仅对阅读《汉书》无所助益，反而还给读者造成很大混乱。

王莽通过设计年号的美称以及颁行全新的历法，来体现其皇图永固的心愿，也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一套凝固不变的方案。

孺子婴居摄三年十一月冬至过后，王莽经过连续数年处心积虑的筹划，先是用“假皇帝”的名义来号令天下，并“以居摄三年为初始元年”，随之便在同月下诏宣布：“以戊辰直定，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案即始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284)

所谓“改正朔”，其最主要的内容，便是更改岁首，此即王莽“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将原定在正月的岁首，向前提早一个月。岁首既更，历法必然要随之彻底变换，即不能不废弃以建寅之月为岁首（夏正）的汉朝历法，同时颁行以建丑之月为岁首（殷正）的新历。今所见始建国元年王莽即位之初制造的度量衡器，铭文中多清楚述有“正号即真，改正建丑”的词句(285)，而始建国四年和天凤元年，王莽亦曾相继两次在诏书中提到要以“二月建寅之节”行巡狩之礼(286)，二月建寅，自然是以建丑为正月，可证岁首确实已做更改。《汉书·王莽传》在地皇三年下曾提到一个未来的年次，为“王光上戊六年”，其形式与前面所说新莽纪年文物上的“始建国天凤上戊”和“始建国地皇上戊”形式颇为相似，洪适所引“孟康注”语，即曹魏人孟康对此所做注释，原文曰：“戊，土。王莽所作历名。”(287)如同洪适所理解的那样，孟康意即此“上戊”二字为王莽所颁新历的名称。

王莽亦诚然是以得土德而自居。正因为汉之“火德销尽”，新之“土德当代”，方顺承五行大运，“去汉兴新”(288)。登基伊始，王莽即宣布“服色配德上黄”(289)，以与土德相顺应，甚至还把西汉文帝和宣帝时期先后两次“黄龙见于成纪、新都”的事情，列置于其膺受元命五大“德祥”之首，且称颂“肇命于新都”(290)，以示黄色所象征的土德取代所谓汉家赤色火德自已久有先兆，故孟康谓“上戊”这一历名缘自王莽土德，于理甚洽（只是这个尚黄的服色，本来是西汉自武帝太初以来固有的定制(291)，王莽实际上并没有做出什么改变），而隋萧该《汉书音义》引《春秋说》，亦曰“土，戊也。五行书曰戊、己属土，王莽自以为土行”(292)，可以进一步证实，孟康的说法自有可靠依据。如前引《避暑录话》所见，先于洪适，叶梦得就已经将年号后面附缀的“上戊”两字，识读为新莽历的名称，并将其与王莽所居土德联系在一起，这本来合情合理，没有什么问题，但洪适所做考述，乃是将其系于王莽“令太史推三万六千岁历纪，六岁一改元”事项之下，明显给人以所谓上戊历即此“三万六千岁历纪”的印象，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困惑了。今马先醒虽然没有读到洪适所做考述，但却比洪氏更进一步，径行指明：“‘上戊’，当即此‘三万六千岁历’之名，是作‘上戊’历之确切时间，为天凤六年春。”(293)

检《汉书·王莽传》可知，“令太史推三万六千岁历纪，六岁一改元”，事在天凤六年春季(294)，而洪适所说王莽“令太傅府置戊曹”，见于天凤元年三月太傅平晏属下戊曹士收系宫门仆射一事，东汉人应劭注曰：“莽自以土行，故使太傅置戊曹士，士，掾也。”(295)其“以戊子代甲子为六旬之首，冠用戊子为元日，昏以戊寅之旬为忌日”云云，则是稍晚在这一年七月以后发生的事情(296)。虽然这些举措与所谓“上戊历”并没有直接联系，却可以说明，因自居土德而尊崇天干之“戊”，在天凤六年这次“推历”之前，就已经普遍存在。

将五行之“土”与十干之“戊”紧密连结在一起的做法，其实最早可以一直追溯到王莽登基即位的时候。如前所述，王莽以新代汉的诏书，自称系“以戊辰直定，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所谓“戊辰直定”，是建除家的专门学问，在秦汉间流传着多种不同体系，所说往往互有出入(297)。唐人颜师古解释此“戊辰直定”，说是“于建除之次，其日当定”(298)，即指“戊辰”这一天正值“定”日。董作宾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专门考述过王莽所称“戊辰直定”问题，指出包括“直定”在内的所谓“建除”原本是用于标识“天文月”，本月子日值建，故包括戊辰在内的所有“辰”日都值“建除”十二字中的“定”字，而戊辰这一天恰好是小寒节气，这一天过后，就进入下一个天文月，依次改以丑日值建，这也就是所谓“建丑”之月(299)。至于这个“定”日在建除家眼里的特殊寓义，常人已不易透彻理解，不过通观上下文义，可知它也一定是个很理想的良辰吉日。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日书，说“定日可以藏，为官府室祠”(300)，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日书简文，也说“定日可以臧（藏），为府，可以祝祠”(301)，《齐民要术》引述的《杂阴阳书》，则谓当时人“凡种五谷，以……用成、满、平、定日为佳”(302)，这两种说法，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印证这一点(303)。

前此，当居摄二年翟义起兵反叛时，王莽模拟《周书》撰作《大诰》，以示声讨，内有句云：“粤天辅诚，尔不得易定，况今天降定于汉国，惟大囏人翟义、刘信大逆欲相伐于厥室。”(304)唐人颜师古释此“定”字，义为“定命”，似乎尚未能得其要领，此天降之“定”，与王莽戊辰日所直之“定”，应本自同一数术观念。天凤元年秋，王莽派遣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分别到全国各地宣讲其因屡获符命而不得不登基就位的缘由时，讲述他在“戊辰”即位前一日到汉高祖庙“受命”事说：“于是新皇帝登车，之汉氏高庙受命。受命之日，丁卯也，丁，火，汉氏之德也。卯，刘姓所以为字也，明汉火德尽，而传于新室也。”戊辰日正是接续于丁卯日之后，这番话清楚表明，王莽选择“戊辰”之日登临帝位，乃是出于五行历运的要求(305)。

“戊辰”这个日子的象征性意义，在王莽登基之初所铸度量衡器的铭文当中，还有更为清楚的记述：

黄帝初祖，德帀于虞。虞帝始祖，德帀于新。岁在大梁，龙集戊辰。戊辰直定，天命有民。据土德受，正号即真。改正建丑，长寿隆崇。同律度量衡，稽当前人。龙在己巳，岁次实沉。初班天下，万国永遵。子子孙孙，享传亿年。(306)

观此可知，王莽登基不仅日在“戊辰”，年岁亦同样如此。检历史年表，王莽宣布建国的孺子初始元年岁末，正值戊辰之年；而“戊辰”时值十一月二十五日(307)，不管是按照“改正建丑”之前西汉的历法，还是按照王莽的新历，在其身登大位之际，同样都还是处在这一戊辰年内。另外，这篇铭文提到“改正建丑”，亦即以建丑所在之十二月作为岁首，而如上文所述“戊辰直定”之次日即转入建丑之月，二者之间，显然有着内在的关联。

天下之事，无此奇巧，这只能是精心设计的结果。王莽既然如此迷恋象征土德的这个“戊”字(308)，在“改正建丑”的同时，便用“上戊”来命名其新定的历法，这应该是非常自然的事情。王国维谓王莽“即位用戊辰日，又以戊子代甲子为首，故曰上戊”(309)，自然要远比孟康、洪适辈旧说更为允当，而除此之外，所谓“上戊”云者，显然还寄寓有新室土德永昌不替的期望。因而，我们有理由推测，“上戊”二字应是王莽在新历颁行之初就为它设定的名称。

“新嘉量”铭文拓片
（采自《秦汉金文汇编》）

当初汉武帝于太初元年组织人更造新的历法，而径称之为“太初历”(310)；至哀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历书，亦署有定名，称作“天官历”(311)，而刘歆所撰用以解说《春秋》的历书，亦自以“三统历”命名(312)。王莽名其新历为“上戊历”，正是因循这一成例。其实，如同研究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就历法的实质而言，新莽时期使用的就是刘歆的三统历（也有人认为从来也没有实行过刘歆这一历法，而所谓《三统历》本质上就是基于四分历法的《殷历》（甲寅元），除了岁首叠经变动，以及在一些具体的技术环节上不断有所进步之外，秦汉相承，用的一直都是这样的历法(313)。因此，其刻意突出“上戊”，不过是用以强化其君临天下的神圣性而已(314)。

然而，设定历名，并不意味着在使用年号纪年时，就一定要把它添加在年号与年次之间。宋人王楙尝谓王莽因自居土德而重戊子等日，“是以每年有上戊之文”(315)，似乎以为自新室立国，在纪年时一直书有“上戊”二字，所说显得过于含混。

近人陶元甘曾以为“上戊”应属王莽时期年号当中的固定成分(316)。陈槃在探讨王莽年号用法的时候，对此亦略有论述云：

天凤二年后，年号之下复系以“上戊”……历名，……至其称始于何年，书史未详。今排比简文，知天凤二年十一月犹未有是称。同时有“始建国天凤上戊二年”一条，而不详其何月。岂其称始于天凤二年十一月之后耶？(317)

案陈氏在这里没有考虑王莽年号及其使用方式的总体变化过程，也没有探讨“上戊”作为历法名称的产生缘由，只是依赖归纳有限的简牍用例，自然难以取得满意的效果。事实上，在始建国天凤二年十一月之后，直至始建国天凤六年春，绝大多数纪年简牍都没有使用“上戊”二字(318)。前面在论述“莱子侯石刻”时，我已经推断说，“上戊”这两个字并不是新莽年号的必要组成内容，由于西陲出土新莽简牍，大部分都相当零乱，其中包含一些吏员戍卒漫笔习书和后来追记的内容，因而，不宜单纯运用这种“默证”方式，来论证“上戊”这一历名的产生（即陈槃所说“其称始于何年”问题）和使用年代，特别是“上戊”这一历名与新莽年号结合使用的实际情况。探讨这一问题，还是需要首先厘清新室年号本身的演变过程。

十、“始建国天凤”年号之行用缘由

如前所论，王莽设计以“始建国”三字来纪年，是想要显示新室亿万斯年的国运，而既然是出于这样的意图，似乎就不应该再改用新的纪元。仔细品味揣摩，“始建国”这一年号，很可能是仿自《酒诰》的文字。《尚书·酒诰》记文王膺受天命事曰：“文王肇国在西土，……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而“肇国”即“始国”之义，近人王国维释此“元祀”乃“受命称王，配天改元之谓”，而武王即位克商之后，依然延续文王的纪年，并未改行新元(319)。“肇国”与“始建国”，文义如一，而西周文王、武两王父子相承不变的纪元体系，似乎更能体现王莽通过纪年形式来“推无穷之数”的意愿。

始建国五年五月，王莽下诏谕示所拟议之迁都洛阳计划曰：

玄龙石文曰“定帝德，国洛阳”，符命著明，敢不钦奉！以始建国八年，岁缠星纪，在雒（洛）阳之都。(320)

我们知道，作为单独的年号，“始建国”只行用五年，紧接着在这下一年即改元为“天凤”，王莽却在这道诏书里将后来的“天凤三年”称之为“始建国八年”，似此言之昭昭，清楚说明此时此刻他还根本没有改元的念头，同时也表明另改新元，确实不是出自王莽的初衷。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王莽决定启用新元的呢？史载就在发布这道诏书六个月之后的同年十一月，“彗星出，二十馀日不见”(321)，对于王莽来说，这是非同寻常的重大天象。

王莽篡汉，在道义上的正当性，是汉家火德已然衰竭尽净，新室土德，顺天承运，理宜取而代之。为令世人信服这套说辞，王莽唆使人接二连三地炮制出十二大符命，以示天意攸归。虽然依靠这套把戏，如愿登上了真龙天子的御座，但王莽深知一时还很难厌服众意。事实上，在始建国元年四月，即有“徐乡侯刘快结党数千人起兵于其国”，已经公然武力反抗。为收服人心，王莽不得不在这一年秋天，“遣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即向民众广泛宣讲他“以十二符应迫促，命不可辞”，从而不得不革汉立新、废刘兴王的无奈原委。但这种人为造作的符命，一旦频繁显现(322)，其真实性就不能不受到质疑，史载“是时争为符命封侯，其不为者相戏曰：‘独无天帝除书乎’”(323)？可见，刚刚建立的新莽政权，正面临着严重的信任危机。

为克服这种危机，王莽只能采取更具有慑服力的举措，来宣示自己受命于天的真实性。这一次他抬出了自认的始祖虞帝大舜，于始建国四年夏天下诏曰：

伏念予之皇始祖考虞帝，……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遍于群神，巡狩五岳，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予之受命即真，到于建国五年，已五载矣。阳九之厄既度，百六之会已过，岁在寿星，填在明堂，苍龙癸酉，德在中宫。……其以此年二月建寅之节东巡狩，具礼仪调度。(324)

即预定于翌年始建国五年二月效法舜帝东巡，以向全国民众展示其神圣权威。当年舜帝是“五载一巡狩”，每次都是从二月巡狩东岳做起，依次周巡四岳(325)。至始建国五年，也就是王莽正式即位的第五个年头，王莽当然要依法行事，随后再巡游其他三岳。

近年考古工作者在长安城桂宫遗址发现有一块王莽封禅“玉牒”残片，内有句云“万岁壹纪。……封亶泰山，新室昌□”(326)。“纪”字本义为丝之端绪(327)，颜师古注《汉书》，尝训释其引申语义曰：“纪，理也，统理众事而系之于年月者也。”(328)“统理众事而系之于年月”的著述，莫著于《春秋》，如众所周知，《春秋》纪年叙事，首重书“元”，故王莽封禅玉牒中这一“纪”字，应当就是“建元纪年”的意思，东汉初年人崔篆尝有句云“天地易纪，日月更始”(329)，而改启新的纪元，不仅是日月更始的具体体现形式，同时还是与民更始的重要象征(330)，所谓“万岁壹纪”，则是明确对天宣誓云新室之“始建国”纪年定然延续千秋万世(331)。后世与之性质相近的用法，如相传梁陶弘景所撰《瘗鹤铭》，其序文首句云“鹤寿不知其纪也”(332)，“纪”用作“岁数”之义，即应是由“纪年”引申而来。这块封禅玉牒残片的发现，更加清楚地证实了洪颐煊对王莽“始建国”这一年号涵义所做的推断，乃是无可置疑的正确结论。不过，在《汉书》当中并没有见到王莽实际登封岱岳的记载，冯时分析相关情况后指出，按照王莽的统一筹划，他应当是要在东巡泰山时一并行此盛典，因此，这件玉牒理应预先制作于始建国四年(333)。巡狩再与封禅相结合，当然会更进一步增强王莽所要昭示于世人的神圣权威(334)。

不料第二年二月，就在他预定出巡的日子里，“文母皇太后”亦即汉孝元皇后去世了，王莽需要为之服丧三年，从而不得不取消东巡以及封禅的计划。被迫中止这一震慑民众的美妙计策，已经给王莽造成很大挫伤，孰知祸不单行，偏偏赶在这个时候，九个多月之后，天上又出现了彗星。对于当时人来说，这是上苍昭示于世人非常重要的一种天象，即如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列举一系列与彗星相对应的历史事件之后所说，一旦彗星出现，“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335)。

王莽封禅玉牒残片拓本
（采自《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

在战国秦汉时期的星相家看来，彗星是除旧布新的表征(336)。所谓“除旧布新”，原本属于中性的词语，其究竟昭示吉凶祸福，还要看具体的情况。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举述的事例，往往是与“死人如麻”或“伏尸流血”相伴随(337)；《汉书·五行志》所记录的彗星天象，绝大部分也都属于凶祸的征兆。譬如，在距此较近时期内出现的几次彗星，如成帝建始元年正月，“有星孛于营室，青白色，长六七丈，广尺馀”，刘向、谷永以为它预示着“将有害怀妊绝继嗣者”(338)，而稍后李寻上书言事，更公然指斥说：“彗星争明，庶雄为桀，大寇之引也。”(339)继之，元延元年七月，复又“有星孛于东井”，谷永对曰：“上古以来，大乱之极，所希有也。”(340)可见在大多数人的眼中，彗星的出现，往往预示着灾难的降临(341)。

新室刚刚立国，若谓除旧布新，一般来说，也就意味着另有他姓人主行将取而代之。事实上，后来刘歆、王涉、董忠等合谋反叛，起初正是信此彗星为起事徵兆，以为“星孛扫宫室，刘氏当复兴”，并最终导致这些人定计发难(342)。这种利用彗星天象以攫取大位的把戏，世袭罔废，在历史上持续很长时间。如隋文帝的受命册文，谓“往岁长星夜扫，经天昼见，八风比夏后之作，五纬同汉帝之聚，除旧之徵，昭然在上”，这种“长星”同样是指彗星，周禄乃从而不保(343)；唐末朱温逼迫哀帝“禅位”时，所颁布的册文，亦有句云“今则上察天文，下观人愿，是土德终极之际，乃金行兆应之辰，况十载之间，彗星三见，布新除旧，厥有明徵”，而唐祚竟由此告终(344)。现在这颗持续显现二十多天的彗星，高悬苍穹，真是普天之下，人所共见，其公信力会远远超出于所有那些人为编造的符命之上，王莽精心策划的这场骗局，面临着败露的危险，事态已经相当严峻。

王莽必须应对这一挑战。彗星是无可改变的自然现象，但对天象的阐释，却操作在人，并不一定毫无馀地，况且即便是伏尸流血，死人如麻，对于当政者而言，也未必就是坏事，当年秦始皇就是在“十五年彗星四见，久者八十日，长或竟天”这样的星象照临之下，“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345)。对于苍生群氓来说，天高，皇帝也远，都不能轻易叩问，是福是祸，要先由着真龙天子解说，而解凶兆为祥瑞，比指鹿为马终究要容易一些。在这方面，前人也早有先例。譬如，汉武帝就曾经将建元六年出现的一颗持续三十天的彗星，视作佑护其征伐四方的蚩尤神旗，后来还依此而追记下一个年号名为“元光”(346)。玩弄这种文辞把戏，王莽本来就是个中高手，而除旧布新，并不一定都是新王朝革除旧王朝，即使是一个王朝内的同一位君主，尚可以自我革新。因此，他也还剩有腾挪的空间。

所谓自我革新的一个主要办法，便是改启新的纪元。从汉文帝第一次改行新元时起，帝王更改纪元，常常就是出于“延年之祚”的目的(347)。昔汉武帝在元封元年的改元诏书当中，即谓此举意在“自新，嘉与士大夫更始”(348)，后来行用年号，更有直接以“太始”为名者，也是用来表示“荡涤天下，与民更始”的愿望(349)。刘彻所说“更始”，实际上就是“除旧布新”的另一种表述形式，改元而能“延年之祚”，道理也正在自我更新这一点上。到后来哀帝建平二年改元“太初元将”，起初是在这一年六月，由待诏夏贺良等上言，谓依照所谓“赤精子之谶”，“汉历中衰，当更受命，……宜急改元易号，乃得延年益寿”，而促使其得以奏上这一请求的契机，正是此前在这一年的二月里，出现了“彗星出牵牛七十馀日”这种异常天象，时人以为“彗而出之，改更之象也”，哀帝这才下诏说：“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与天下自新。”(350)乃直接将改元与“再获受命之符”联系到一起(351)。

王莽创立新室制度，表面上是效法周公，制礼作乐，具体行为却多受汉武帝的影响。如前面第三节所述，其自承居于土德，因而数用五，郡大尹等高级官员使用五字印章等，实际上都只是蹈袭汉武帝固有的轨辙。在始建国五年彗星横空的那个窘迫的冬天里，汉武帝以更改年号而与民更始的做法（其实这也是武帝以后西汉诸帝一贯的做法），对王莽不能不有所启示，而哀帝改元“太初元将”，则是王莽本人亲身经历的事情，对他更会有直接的触动和具体的借鉴。

就在这前一年夏天，王莽刚刚宣称新室“阳九之厄既度，百六之会已过”，他当然不甘心像汉哀帝那样，老老实实地将这颗彗星认作是“新历中衰”的警示，但效法武帝以降西汉诸帝特别是哀帝之故事，改启新元“天凤”，不仅可以化险为夷，为这一凶险天象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阐释，藉此来重新领受一回天命，甚至还能够给他再增壮几分声威。这实在是一项充满智慧的对应举措。

后来在地皇二年时，王莽因盗贼蜂起而“召问群臣禽（擒）贼方略”，左将军公孙禄上言，谓应诛杀乱政者数人以慰天下，太史令宗宣位居魁首者，公孙禄数说其具体罪状为：“典星历，候气变，以凶为吉，乱天文，误朝廷。”(352)宗宣助王莽变乱天文，“以凶为吉”，自然莫此为大。

陈梦家依据出土简牍和汉莽时期的铜器等文物资料编制《汉简年历表》，归纳当时文书传递规律云：“改元诏书下达边郡，约一月即可。”陈氏据此推定改元天凤的时间说：“汉简有始建国六年二月，濕仓斛铭有始建国天凤元年三月，改元当在正、二月。”(353)言外之意，王莽这次改行新元的具体时间，还不能清楚判定。关于王莽这次改元，《汉书》于始建国五年底清楚记云“明年改元天凤”，复于翌年正月首书“赦天下”（这通常是与改换纪元相并行的举措），同时记载王莽下诏，宣布要在“天凤七年”迁都雒（洛）阳(354)，凡此，都说明此番改元，系预先定策于始建国五年年底，第二年岁首当即付诸实施。马先醒过去就已谈到过类似的看法，并且推测，居延新莽时期遗址中出现这种始建国六年二月的简牍，很可能是“改元诏书尚未至边鄙居延一带”所致(355)。史载始建国五年这一年“西域诸国以莽积失恩信，焉耆先叛，杀都护但钦”(356)，或许就是因为边事吃紧的影响，致使西陲戍卒收到改元诏书的时间略显迟晚。事实上，不同的诏书，传递速度本来就有所差别，有些诏书，由京师长安送达张掖郡，就需要花费六十天以上时间(357)。新莽简所见之“始建国六年二月”，与此情形完全相同。

有意思的是，识破这次改元的原委，我们就不难看出，王莽为新纪元选定的“天凤”这一名称，其实正是出自对彗星形象的美化(358)。按照汉代的习惯，本来就通常会根据彗星的形状，来对它做类型划分，并确定名称，如有蒲彗、帚慧、蒿彗、竹彗等等(359)，王莽把彗星比作天上的凤凰，与此正差相仿佛。《山海经》记凤凰之美好象征意义云：“凤皇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360)故凤凰翔集于世，不仅是西汉朝野一致公认的嘉瑞，而且昭、宣两帝还因此而分别改用过元凤和五凤这两个年号(361)。

马王堆帛书《天文气象杂占》之彗星图局部
（采自《中国古天文图录》(362)）

清人赵翼分析指出，此等嘉瑞，屡屡现世，应是缘于宣帝等帝王“本喜符瑞，而臣下遂附会其事”，实际上“郡国所奏，皆未必得实也”，并意味深长地指出当时发生的一个奇特现象：“宣帝时，黄霸守颍川，颍川凤凰尤数见。后霸入为丞相，会有鹖雀自京兆尹张敞舍飞集丞相府，霸以为神雀，欲奏闻，后知从敞舍来乃止。”因而赵氏颇疑“当日所谓凤凰者，毋乃亦鹖雀之类耶”(363)？由此可见，对于当时人来说，是否会有凤翔飞临尘世，本来就事在人为，关键看你想不想运作以及是不是精擅此道。

谈及凤鸟的政治效用，我们还需要知道，所谓“箫韶九成，凤凰来仪”，正是因演奏王莽始祖舜帝之美乐而感召灵鸟降世的神奇景象(364)，故孔夫子亦尝感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365)昔元康元年三月，汉宣帝在一道诏书当中，即清楚讲述过这一象征意义：

乃者凤皇（凰）集泰山、陈留，甘露降未央宫。朕未能章先帝休烈，协宁百姓，承天顺地，调序四时，获蒙嘉瑞，赐兹祉福，夙夜兢兢，靡有骄色，内省匪解，永惟罔极。《书》不云乎？“凤皇（凰）来仪，庶尹允谐。”(366)

王莽其人为迷惑天下臣民，装神弄鬼，诚可谓煞费苦心。唐人李贤等总结王莽行事特点，谓其“每有灾祸，皆引史传以文饰之”(367)，所说颇能得其要领。

如此应对这一天上飞来的横祸，固然堪称机智果断，但改行“天凤”纪元，只是出于一时权宜之计，王莽并不想轻易放弃将“始建国”这一吉祥年号“子子孙孙，享传亿年”的如意梦想。其实，选用这一年号来展现“万岁壹纪”的宏大景象，还是王莽用以震慑世人的一种手段，他也不能轻易舍掉。变与不变，仍是摆在王莽面前的一道难题。

如前面第六节所述，据《汉书·王莽传》记载，王莽在更改居摄年号为初始之前，曾经谈到哀帝建平二年六月下诏改元“太初元将”一事。值得注意的是，王莽当时是把这一年号分解成为“太初”和“元将”两个组成部分，所以才会拆分下来“元将”两字，单独阐释说：“‘元将元年’者，大将居摄改元之文也。”(368)我们可以设想，当他思考年号变与不变这一问题时，“太初元将”年号这种特殊的组合形式，一定会给他提供一个清晰的启示，即完全可以将旧年号“始建国”与新年号“天凤”顺序排队组合起来，从而构成了“始建国天凤”这一别具特色的年号，而这便是洪颐煊所说王莽在实启新元的同时，尚且“虚示不改元之义”。

饶宗颐等总结新莽时期简牍纪年用语的规律，指出：“凡额济纳破城子遗址出土之新莽天凤首年写作‘天凤一年’，敦煌出土则作‘天凤’元年，两地不同，或为地方自行改制，未遍及全国。”(369)实则地方官员无由自行改制，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出土西汉“骨签”、西陲汉简以及铜器铭文所见用例表明，凡汉昭帝始元元年和元帝“初元元年”，均可省书为“始元年”或“初元年”(370)，清楚显示出称某一年号之首年为“元年”，在当时是不言自明的定例，因而才会蒙上文略去“元年”之“元”字。“天凤一年”这种非同寻常的用法，只能出自朝命，其回避“元”字而改用“一”字，正是“虚示不改元之义”的又一体现形式。如同清人赵翼指出的那样，“古人最重者元”(371)，“元年”并不能随意置换为“一年”。如前文所述，昔文王受命，即首重“元祀”。《公羊传》云：“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372)汉武帝时董仲舒奏对，即专门阐释过“《春秋》谓一元之意”，云“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373)。稍后司马迁论孔子次《春秋》，亦首重其“纪元年，正时日月”(374)，及杜预注释《左传》，同样谓之曰：“凡人君即位，欲其体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375)王莽既然早已登基并定立“始建国”这一年号，为虚示不改行新元，依经义自然不必再称用“元年”。

这种奇特作法，看似独出心裁，实际上也别有所本。中国历史上同一君主于在位期间另行改用新的纪年，始自战国时期的魏惠王（即所谓梁惠王）。魏惠王此举，是由于他正式对外宣告改变身份，由侯称王(376)，因此，其改换纪年的实质用意，是改“侯年”为“王年”，但不管自行称王，还是重头另记年数，都是前所未有的做法，像所有新生的创制一样，通常并不能“一步到位”，仍会残存有某些过渡性特征。魏惠王虽然在称王后改行新的纪年，“王”固然是人君，但原来的“侯”同样也属人君，既然“元年”是用来表述“君之始年”，改行“王年”后，其首年似乎就不必再称用“元年”。于是，魏惠王便采用折中的办法，“改元从一年始”，或谓“改元称一年”，而不是书作“元年”(377)，这显然也是一种“虚示不改元”的手法。王莽改制，多依循前朝成规，“天凤一年”应即取法于此。

具体分析相关情况，可以看到，饶宗颐等人所说额济纳破城子遗址出土的“天凤一年”简牍，数量庞多，仅饶氏所列举者即有11件，而同类纪年简牍，还有很多，譬如“始建国天凤一年六月宜之隊火长张恽伐阅官簿累重訾值”一简(378)，即未见于饶宗颐书引述。审视这些“天凤一年”简的内容和形式，无疑属于当时实际行用的文书。相比之下，敦煌出土书作“天凤元年”的简牍，却非常稀少，总共只找到两件(379)，完全有可能出自某种特殊原因，未必是书写于始建国天凤首年的记录。

今检敦煌汉简，知除饶氏等所列举者之外，还有一枚题署天凤首年的简牍，书作“●大煎都始建国天凤元年十月凤尽尽尽十二月己巳兵簿簿簿簿”(380)，显然是在练习书写，特别是习书诸如“尽”（盡）、“簿”这样笔划繁复的难字，所以，很容易采用多年以来一直沿袭的习惯写法。在饶宗颐列举的两件“天凤元年”简牍当中，有一件书作“始建国天凤元年十二月甲午参餔时宜秋煫长尹钦受勇敢煫长许□……”，检覈原简照片，知系写在一片很不规整的木片上，该简从上至下，由厚变薄，侧面呈楔形，且长度仅及正常简牍的四分之三，很像是从木牍上刊削下来的废弃木屑，书写的字迹亦明显比较稚拙(381)，两相参证，正应该同属习书的产物。

至于饶宗颐氏等人举述的另一件简牍，乃是“始建国天凤元年玉门大煎都兵完坚折伤簿”(382)，此物虽然不假，确应属于新莽时期收存的案牍，但这类兵员兵器簿录，例皆当由基层逐月上报，再由候官按照年度汇总存档(383)，而待到候官汇总之时，必然已经进入下一年度，这是古往今来一以贯之的通则，候官归档时沿用过去惯称的“元年”，与积存署中的旧有档案并储，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王国维早已指出，此物应属“兵器簿录之第一简”（即近似于现在所说“卷宗”的封皮），“疑簿之本制也”。王氏同时还注意到，这件简牍的形制，与逐月登录的簿记颇为不同，盖非如寻常之“狭而长”者，而作“短而广”状，敦煌另出有一同样形制的木牍，有“兵四时簿”字样(384)，其“四时”一语，即指按季度编制，两相互证，尤能显示出所谓“始建国天凤元年玉门大煎都兵完坚折伤簿”应是一种专门用来汇录一整年情况的文簿。因此，这件简牍同样不能证明在当时还另有用“天凤元年”来纪年的做法。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居延汉简中有一枚书作“始建国天凤□年二月戊寅下”(385)，句中阙字森鹿三读作“元”，并且将“二月”读为“十二月”，亦即“始建国天凤元年十二月”(386)，今检核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始建国天凤元年二月癸卯朔，十二月己亥朔，这两个月都没有戊寅日，因知森氏释读不足信从，实际上并没有署作“天凤元年十二月戊寅”的简牍。与此相似的是，陈直在《居延汉简系年》中也列举一件简牍：“□□甲渠第十三煫长□田万蔴里上造冯匡，年二十一，始建国天凤元年闰月除，补止北煫长。”此等所谓“吏除”简本来就不是当时的实录，而陈氏本人已经注意到“天凤元年是年无闰月，……与本简不合”(387)，实则当年对这件简牍文字的辨识有很多疏误，后来大家已经普遍认同，“元年”应为“三年”(388)。

目前所知，还有两件器物铭文，看似存在例外的用法。一件是号称出土于汉乐浪郡界址之内古坟的“金铜扣夹纻漆盘”，其纪年铭文书作“始建国天凤元年”云云，但这件漆器题作“成都郡工官”制造，其督造官员姓名却大多都与另一件始建国五年“子同郡工官”制作的“金铜扣漆耳杯”雷同，情况如此蹊跷，殊为令人费解。乐浪古坟中的器物，在日本学者正式发掘之前，本来迭经盗窃(389)，这件漆器并非考古发掘的遗物，关于它的来源，本是出自古董商之口，而且铭文断裂为三个片段，相关纪年文字为“始建国天凤元年成都郡工官造乘”这一段(390)，是否存在拼接赝造的可能，显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另一件是本节前文所说陈梦家提到的那件“濕仓斛”铭文，题署的制器时间为“始建国天凤元年三月戊前”，但报告者称这段铭文“文字普遍磨损，不能拓出”，系经直接“仔细观察”原器，始得辨识部分文字(391)，其判读结果是否可靠，恐怕还需要斟酌，即如“戊前”这种记时方式，即别无所见，多半出自误读。因此，这件铜斛铭文的准确内容，同样需要再做进一步的探讨。

十一、在“太初元将”与“始建国天凤”之间

更进一步深入探究，在“太初元将”与“始建国天凤”之间，似乎还隐伏着另外一些相关联的环节。

当初汉哀帝改元“太初元将”，除了试图挽回处于中衰颓势的所谓汉家历运之外，就是这位皇帝甫一登基，便罹患“痿痺”之症，无法医治(392)，期望改用这一新的年号，能够对舒缓病情有所助益(393)。

王莽以为“元将元年”是“大将居摄改元”，这当然是他别有用心，蓄意做有利于自己擅权的曲解，但这一年号刚刚用过没有多久，其读音尽人皆知，王莽释作“将帅”之“将”这一去声字，应当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哀帝刘欣虽然患有顽疾，但病在筋骨，脑子始终都很正常，至少精神绝没有错乱，所以，不会像后来明代那位自号“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太师镇国公”的宝贝武宗皇帝一样，放着至高无上的真龙天子名号不加享用，反而去以什么侍奉人主的“大将”自居。

夏贺良等藏在兰台的谶书，今天虽然已经不得而知，但在史籍中还是可以找到一些相关的线索，对“元将”二字的含义，做出具体的解析。王充在论述东汉前期的社会习俗时，曾经讲道：“世信祭祀，谓祭祀必有福；又然解除，谓解除必去凶。”具体讲到“解除”宅中恶鬼的举措时，王充还加以驳斥说：

且夫所除，宅中客鬼也。宅中主神有十二焉，青龙、白虎列十二位，龙虎猛神，天之正鬼也，飞尸流凶，安敢妄集？犹主人猛勇，奸客不敢窥也。有十二神舍之，宅主驱逐，名为十二神之客，恨十二神之意，安能得吉？(394)

当时，在腊祭前一日用于“逐疫”的“大傩”仪式当中，为送疫出门，特地选定的“侲子”，要唱诵一段施展法术的咒语，其中即提到了这种十二神：

甲作食凶，胇胃食虎，雄伯食魅，腾简食不祥，揽诸食咎，伯奇食梦，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随食观，错断食巨，穷奇、腾根共食蛊。凡使十二神追恶凶，赫女躯，拉女干，节解女肉，抽女肺肠。女不急去，后者为粮！(395)

十二神之驱逐凶邪恶鬼，威力如此强大，所谓“飞尸流凶”委实难以驻足，自然会祛除一切病魔。汉代有“益延寿”铭文砖配以四虎图案，复有“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砖，配以王充所说青龙、白虎以及朱雀、玄武图形(396)，尤能体现出这些神祇祛病延年的作用；新莽东汉间有铜镜铭文更清楚叙述说，当时人塑造这些图形的功用，是“左龙右虎辟不详（祥），朱鸟玄武调阴阳，子孙备俱居中央，长保二亲乐富昌，寿敝金石如侯王”(397)。十二神祛除疫病威力之大，以致一些地区在南朝宋齐之间安葬死者所用的“买地券”上，还写有敕命这些神祇佑护亡灵的文句(398)，而包含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在内的这十二尊神祇，又被称作“十二将”，其诸将全名，见载于隋人萧吉的《五行大义》以及玄宗时官修的《唐六典》(399)。汉哀帝改元“太初元将”的内在原因，既然是出于解除疾病痛楚的需要，那么，在这个“将”字当中，理应寄寓有驱除病魔的意愿，而借用上述“十二将”以实现这一目的，就应当是夏贺良谶书当中的核心内容。

如果我们注意到在改行“太初元将“年号的同时，哀帝还诏令“增益漏刻”，将原本每昼夜百刻的刻漏，更改为“以百二十为度”(400)，就会更加清楚地体会到这一层祈求延年益寿的意味（后来王莽在改居摄三年为初始元年，从而身膺“假皇帝”之名号时，重又规定“漏刻以百二十为度”(401)，则是想要无限延展自己的权位）。在长安城建章宫太液池故址出土的一块汉砖上，带有阳文铭文曰：“延年益寿，与天相侍，日月同光。”(402)形象地显示出，对于当时人来说，上天对个人延年益寿具有非常直接的影响。西汉以及王莽都是沿用秦始皇创制的所谓“传国玺”(403)，其玺面文字，虽然流传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和“受命之天，皇帝寿昌”两种不同说法(404)，但不管其中哪一种更为准确，却都是把皇帝的健康长寿与其受天之命这一神圣职责紧密联系在一起。回想当年汉文帝在西汉历史上首创更改纪元之举，即缘于术士新垣平献上“人主延寿”玉杯，并诡称日可再中(405)，而宋人王楙揭示说文帝改元的意图即在于“以求延年之祚”(406)，我们能够将汉哀帝这一层动机看得更为清晰。哀帝在政治上本非庸碌无为之辈(407)，要想施展治国的才干，当然也首先需要有健康的身体。

改元太初元将的诏书，颁布于六月甲子日里(408)。理解这种祛病延年的深切渴望之后，也就不难理解，哀帝这一天颁布改元的诏书，同样是精心选择的结果。盖“甲子”位居“六甲”次序表之首位，尤能凸显更始复苏的意向。后来王莽在居摄三年冬十一月上奏元后，威逼承认其“假皇帝”身份，宣布“以居摄三年为初始元年”时，亦效法哀帝故事，“漏刻以百二十为度，用应天命”，并且同样是特地安排在这个月的甲子日行事(409)。两相对比，愈易知晓汉哀帝之良苦用心（惟王莽选用“甲子”之日，是要彰显其取代汉家天下的意图，表面上看似相像的更新，实质意向却恰恰相反）。《汉书》记载哀帝于改元“太初元将”之次月，“以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部为初陵”(410)，亦即为自己营建陵墓，虽然这是新皇帝即位后通行的做法，但下诏改元与兴建帝陵，在时间上如此密迩相接，还是透露出汉哀帝刘欣对自身性命的高度焦灼。

无奈“痿痺”是一种很严重的疾病。曹魏时人如淳以为“痿”是“病两足不能相过”，唐人颜师古解释说：“痹（痺），风湿不仁也。”而“痿亦痺病也”，其症状系“不能行也”，“一曰痿，偏枯也”(411)。《神农本草》记牛膝药用功能云：“治伤寒湿痿痺，四支（肢）拘挛，膝痛不可屈伸”(412)。通观这些症状，大致可以判断，哀帝所患，应即现代西医所说类风湿病。湖北沙市关沮周家台秦墓出土简牍，有专治痿病的药方，含有毒性很强的乌头等药，也可以从侧面印证这一病症的顽固程度(413)。时至今日，类风湿仍是一种不治之症，改元易号之类的小儿把戏，当然不可能奏效。史称“后月馀，上疾自若”，在失望与受骗所引发的双重恼怒之下，哀帝在八月间，给鼓动此事的夏贺良、李寻等人安上一个“反道惑众”的罪名，或诛或徙，分别予以严厉惩治，并宣告前此所为更改年号等事，以其“违经背古，不合时宜”，统统作废不算(414)。

这样，从表面上看，本年度的纪年，重又回归为“建平二年”，就像世上从未经历过“太初元将元年”一样，譬如后来宋人徐天麟编著《西汉会要》，在列举哀帝年号时仅记云“建平四年，元寿二年”(415)，根本没有提及“太初元将”这一纪元名称。然而，事实却并不这样简单。

在陈直《关中秦汉陶录》所著录的各地公私藏品之中，屡见“都建平三年”、“都元寿□年”、“都元受（德勇案即“元寿”误书）二□”、“都元始五年”等年号前带有“都”字的瓦文(416)；另外，王恩田近年编纂的《陶文图录》当中，也收录有出自其不同渠道的“都建平三年”和“都元始五年”陶文(417)。由于这一“都”字的含义，常人不易索解，因此，不可能完全出自商贾伪造，至少其中有一部分一定属于真品。上个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就发掘到一块这种“都建平三年”戳印瓦(418)，近年在汉长安城城墙西南角地区又出土一件表面带有“……建平三年”阳文戳记的残瓦(419)，两相参照，可知此“建平”二字前面所缺损者正应当是这一“都”字，而陈直和王恩田等人所述年号前冠有“都”字的砖瓦铭文，内容自属真实可信(420)。

对这种带有“都”字的纪年瓦文，陈直曾做有说明云：

柯莘农翁（德勇案：柯氏名士衡）谓“都”指京都而言。予谓“都”字当为宗正署官“都司空令”之省文，因各瓦多为都司空所督造也。(421)

年号本是真龙天子奉天承运的象征，观明清时期甚至以年号代作帝王尊称，诸如洪武皇帝、永乐皇帝、康熙皇帝、乾隆皇帝之类的用法，已经普遍流行于人臣之口，即可知不管是“京都”也好，还是“都司空”也好，何以竟能堂而皇之地冠加于此等尊贵名号之上？陈直所说，诚可谓不识高低轻重。

检《小尔雅》述此“都”字语义云：“都，盛也。”(422)《广雅》释之曰：“都，大也。”(423)《汉书·王莽传》载始建国地皇三年正月，九庙成，莽“封都匠仇延为邯淡里附城”，颜师古释曰：“都匠，大匠也。”(424)明此可知，在建平、元寿、元始诸年号前添加这一“都”字，犹如时人称呼汉朝为“盛汉”或“大汉”，称新室为“大新”，自是一种装饰性美名(425)，舍此之外，恐怕亦别无他解。今所见西汉铜器铭文以及出土简牍等，并未如这些瓦铭一样附加“都”字，可知这还不是朝廷法令规定的统一用法，只是行用于似此都城营造之类特定场合的一种习惯。

追寻这一惯行用法的来由，可以发现，它恰好出现于废除“太初元将”这一年号之后的下一个年头，前后如此紧密衔接，显露出其间或许存在着某种内在因缘。

在废除“太初元将”年号一年多之后的建平三年十一月，朝廷又决定“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祠，罢南北郊”(426)。渭北甘泉泰畤和河东汾阴后土祠，一用于祭天，一用于瘗地，都创设于汉武帝时期，通常皇帝每年都需要前往祠祀，或是间岁一祀(427)，故杨恽因诽谤获罪，其中一条“大不敬”言论，就是与僚属私议圣体安危，讲有宣帝“行必不至河东”之语(428)。成帝即位，以方位违异且行路艰辛，于建始元年改移祭祀仪式于长安城边的南、北两郊坛，后来皇太后又以成帝身无后嗣，而于永始三年指令复归旧所。及成帝崩，因“卒未得其佑”，元后复下诏“其复长安南北郊如故，以顺皇帝之意”(429)。至少就从事祭祀时行路的难易程度而言，改移泰畤与后土祠于长安城南北两郊，显然有简慢渎神的嫌疑，而董仲舒《春秋繁露》谓“人君简宗庙，不祷祀，废祭祀，执法不顺，逆天时，则病流肿，水张，痿痺，孔窍不通”(430)，说明对当时人来说，很容易将哀帝痿痺之疾久治不愈，看作是这一举措所招致神谴。在元后所下恢复甘泉泰畤和汾阴后土祠的诏书里，即清楚显现出这种想法：

皇帝孝顺，奉承圣业，靡有解怠，而久疾未療。夙夜唯思，殆继体之君，不宜改作。其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如故。(431)

所谓“继体之君，不宜改作”这一观念，同样会影响到对年号形式的选择，即不能再使用像“太初元将”那样违背常规的年号。

哀帝登基时，年方一十九岁，正是青春少年，且有特殊生理需求，眷恋男色，新宠董贤，恩爱之深，非止断袖而已，甚至公然宣称要“法尧传舜”，以帝位让之(432)，无奈身体却为顽疾所困扰，其心中之焦虑，可想而知。由于这种病症难以医治，刚一发现病情，他就“博征方术士，京师诸县皆有侍祠使者，尽复前世所兴诸神祠官，凡七百馀所，一岁三万七千祠云”(433)，显然是希冀神灵佑护，出现奇迹。

尽管年号“不宜改作”，哀帝却不会甘心坐以待毙，应征而来的那一大群“方术士”，也一定绞尽脑汁，替他编排花样。明瞭这一背景，便很容易理解，在年号“建平”前面冠加“都”字这一嘉称，就应该是在不改变传统两字构成形式的前提下，通过美化年号，来为自己的康复祈福。如果我们考虑到哀帝后来改用的第二个年号名为“元寿”，就会更容易理解他通过年号的用法来求取健康长寿的用心，而建平二年改元“太初元将”时，哀帝尚同时启用一颇为新奇的帝王尊号，名曰“陈圣刘太平皇帝”（后世皇帝所谓“尊号”，应即渊源于此）(434)，其“圣刘”这一修饰形式，也正与“都建平”等年号的表述方法出自同样的思路。

不过，阴阳数术这一类把戏，往往会同时并行有许多种招数。当时之所以要“博征方术士”，令其麇集京城，正是基于这些人门派各异，手法不一，一家有一家的套路，需要他们各显神通。如元寿二年时匈奴单于来朝，“上以太岁厌胜所在，舍之上林苑蒲陶宫”(435)，就是其中的一种法术。因此，汉哀帝为祈求健康长寿而摆弄年号，完全有可能再另外尝试其他方式。陈直记述西汉长安故城处尚遗存一种带有“永三年”字样的瓦片，乃“未经考古诸书称道者”。陈氏推测说：“永三年者，当为元帝永光三年之省文，陶工因永光以前年号，无称永者，故不妨用简称。”(436)今案此说不甚合乎情理，称用年号是一件很庄重的事情，当时人不会无缘无故地随便简省，而且我们也找不到同样的例证(437)。再说，如陈直所蓄“始建国”和“始建国天凤亖年”瓦片(438)，其起首之“始”，一如“永光”年号前面的“永”字，过去也从来没有被用在年号前面，瓦工何以不省作“始”字？若谓前人称用与否，本不拘泥其位置是在前一字，还是在后一字，那么，陈直同样藏有不止一件王莽“居摄”瓦片，上面的年号，何以又并未省书为“居”或“摄”字？显而易见，西汉时期并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做法。我推测，这种瓦片应当烧造于哀帝建平三年，其文字构成，是仿照汉武帝太初元年以前只记在位年数而不用年号的传统办法，徒称“三年”，再在前面冠以蕴涵长寿期望的“永”字。

平帝即位之后，在一定范围内，也继承了建平三年以来这种“都建平”、“都元寿”的用法，于是，就留存下来我们所见到的“都元始”瓦文。哀帝去世后，王莽长期执掌朝政，直至篡汉自立，“太初元将”年号以及哀帝以来这种“都建平”、“都元寿”、“都元始”的用法，对他后来确定“始建国”以及“始建国天凤”、“始建国地皇”各个年号，应该会有直接影响。因为“都建平”等虽然不是正式的年号名称，但社会上这一段时期以来持续行用的三字连称形式，与传统的两字年号，已经有所区别，“始建国”在字数上与之完全相同；而王莽在“天凤”、“地皇”前面一律罩以“始建国”，则与哀、平时期在“建平”、“元寿”、“元始”各年号前面统统冠加“都”字的做法，在形式上明显存在共通之处。

在前面第五节里曾经讲到，宋庠谓梁武帝之中大同、中大通两个年号，俱取法于东汉光武帝之“建武中元”，而通过以上研究可知，光武帝之“建武中元”本应取法于王莽之“始建国天凤”等双重组合年号(439)。马先醒在《新莽年号与新莽年号简》一文中也曾谈到过这一点，以为“及简牍出土，始证‘建武中元’乃系新莽年号影响所致”。今案此事固不必依赖近世出土简牍始得以证明，如前面第七节所述，宋人叶梦得早已清楚知悉新莽继始建国之后的年号为“始建国天凤”，即使西陲戍卒簿录尽数湮灭无存，只要研究者用心读书，仅仅透过叶氏这一结论，就同样会认识到“建武中元”的构成形式与之略相仿佛，而马氏尚以为“建武中元”这一年号，意味着“光武帝建年号而不改元”，刘秀只是“改当年为中元元年，犹冠以‘建武’，是为‘建武中元’”(440)，这种说法，却似乎不甚妥当。盖如前面第五节所述，行用“建武中元”年号自属改用新元，何以竟能谓之“建年号而不改元”？若是由王莽之“始建国天凤”、“始建国地皇”再向前进一步追溯，则东汉光武帝之“建武中元”，与“太初元将”以及“都建平”等用法也有间接的联系，其间一以贯之的思想观念，便是哀帝改元太初元将时即已倾心尊奉的图谶信仰，盖如同东汉时人张衡早已概括总结的那样，“图谶成于哀、平之际”(441)，王莽之耽溺图谶自不必待言，而刘秀乃于始建国天凤年间，始“之长安，受《尚书》，略通大义”，固亦浸润其间，所以，后来即以图谶起事(442)，观其恰好在改元建武中元这一年里，“宣布图谶于天下”(443)，则尤为明晰地凸显出这一脉络。

清人赵翼论历代年号，尝谓“又有不改年号而但改元者，如光武帝仍建武之号，而改为中元年，梁武帝仍大通之号，而改为中大通元年是也”(444)，将这种特殊的年号形式，用“不改年号而但改元”来概括，似乎也有一定道理。

需要说明的是，后世通行的历史著述和年表，为便于区别，往往会将西汉文、景两帝改用的新纪元称作“中元”或者“后元”，这自然是时间次序早晚的意思，但东汉光武帝以及梁武帝所改用的新元，其年号里面“中”字的涵义，与此却有很大差别。这是因为“中”、“后”两字都暗含迟早会有终结的意味，当政者既然是想通过改元来达到人君万寿、国祚无疆的目的，就绝不应该在年号里取用像这种“中元”、“后元”之类败兴丧气的名目。

那么，像“建武中元”和“中大通”、“中大通”这类年号里的“中”字，又究竟是何所取义呢？清初人魏禧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曾误以为“建武中元”还算不上四字年号，这当然不尽适宜，但他同时指出，“中元”之“中”是用以象征“日可再中，寿可更益”(445)，却堪称允当。约略同时人黄生，秉持类似看法，“以为中字当读为‘中兴’之‘中（仲）’，‘中元’犹‘再元’也”(446)，表述更显清楚。“中”读为“仲”，两周金文以及秦汉以前经史典籍屡见不鲜，《汉书·律历志》叙述刘歆“三统历”，谓“历数三统，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孟、仲、季迭用事为统首”，而在其“八十一章”三统表中做具体表述时，便都是用“中”字来标识“仲统”(447)，可证书“仲”为“中”，尤属当时人在历法中惯用的写法。

在前面第五节里已经谈到，光武帝刘秀在这一年四月改元“建武中元”之前的二月，曾先行登封泰山。泰山封禅，其神圣性和庄重性更远远超出于改换纪元之上，若没有特殊缘由，绝不可能轻举妄动。刘秀先封禅，后改元，改行“建武中元”纪年后又随即西幸长安，拜祭高祖长陵(448)，这一系列举措，显然具有内在联系。检司马彪《续汉书·郊祀志》可知，光武帝这次东封泰山，本来拟议于两年之前的建武三十年二月，当时群臣上言，以为“即位三十年，宜封泰山”，想不到不仅没有讨得皇帝欢心，反而还招致一顿劈头盖脸的斥责：

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何事污七十二氏之编录！桓公欲封，管仲非之。若郡县远遣吏上寿，盛称虚美，必髡，兼令屯田。

拍马屁本是为升官发财，谁也不想光着头皮去边塞种庄稼地，震怒之下，吓得“从此群臣不敢复言”(449)。

真像后世常言所说，“天意从来高难问”。让这班臣下更为意想不到的是，如此贤明天子，竟然在两年之后，忽又主动提出要登临泰山，亲行封禅大礼。刘秀如此出尔反尔，是由于他宣称夜读《河图会昌符》，有谶文曰：“赤刘之九，会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于承。诚善用之，奸伪不萌。”所谓“赤刘之九”，又称作“赤汉九世”，可比附为自汉武帝封禅以来的九世刘姓帝王，而这恰好因应着刘秀本人，故为之所动(450)。《东观汉记》记述当时有博士曹充等奉命拟议封禅事宜，复奏云：

殷统未绝，黎庶继命，高宗久劳，犹为中兴。武王因父，受命之列，据三代郊天，因孔子甚美其功，后世谓之圣王。汉统中绝，王莽篡位，一民莫非其臣，尺土靡不其有，宗庙不祀，十有八年。陛下无十室之资，奋振于匹夫，除残去贼，复兴祖宗，集就天下，海内治平，夷狄慕义，功德盛于高宗、武王，宜封禅为百姓祈福。(451)

从中可以清楚看到，光武帝相信或者说是凭借图谶来举行封禅盛典，其深层动机，乃是向世人宣示其中兴圣主的尊崇地位。了解到这一背景，就很容易理解，光武帝改元“建武中元”，应是基于同样的意图，刘秀正是要通过这一举措，来显示他不仅能够使汉家江山再世中兴，而且还要世世相承，长存永固。

至于魏禧所说“日可再中”之外的“寿可更益”一层用意，这里也同样兼而有之。盖登封改元之年，刘秀“年六十二”(452)，《吕氏春秋》称人之中寿，不过六十(453)，《礼记》云“六十岁制”，即谓因身体进入衰老时期，“始制为送死之具”(454)。跨入这一门槛之后，难免会对来日无多有所恐惧，不仅再启其元，可以同西汉文、哀两帝一样“求延年之祚”，而且对于秦汉时人来说，“封禅者，合不死之名也”(455)，藉此同样可以祈求长生不老。宋人胡寅称“光武帝年及耳顺，方建中元，则意在久生，不言而自见”(456)，所说颇能道破这次改元的内在动机。

附带说明一下，对这一“中元”之“中”的具体用法，清人黄生复谓之曰：“梁武之中大通虽效尤前事，而以‘中’字冠‘大通’之上，其意较明。”(457)所说合情合理，可谓笃论。

十二、所谓“三万六千岁历纪”与“始建国地皇”年号

改用新元“始建国天凤”，虽然使王莽暂时摆脱了这颗彗星造成的强烈冲击，但他去汉兴新的正当性，仍然有待进一步营造，旧有的信任危机，依然需要着力排解。

始建国天凤元年正月，王莽下诏，大赦天下，随之宣布，要在下一个月的二月里，再次施行因“文母皇太后”去世而被迫中止的巡狩计划，并且决计依循舜帝成规，顺次周游四岳，最后在年底前“毕北巡狩之礼”后，“即于土中居雒（洛）阳之都焉”(458)。这不仅公然背弃了“为太后服丧三年”的承诺，而且还更改了七个月前刚刚昭告天下臣民的迁都时间，将原定的“始建国八年”（亦即改元后的“始建国天凤三年”），急速提早到始建国天凤元年年底。如此贸然更张旧约，恐怕不仅仅是担心别再飞来什么意向不到的变故，究其实质性原因，应该是改元之举，转危为安，王莽在庆幸之馀，打算挟其威势，及时再现始祖虞舜的神圣威仪，以进一步慑服人心，同时，再一鼓作气，迁入新都，以示王气确已弃绝汉都长安而它之，根绝世人对汉家天下的留恋。

无奈天子巡狩和国都迁徙，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实在草率不得。王莽在诏书里说，这次出行，要由“太官赍糒干肉，内者行张坐卧，所过毋得有所给”，也就是自带干粮和行李(459)。符命是真是假，彗星是天凤现形，还是恶气降世(460)，信不信由你，心知肚明就是了，但皇帝老子要自助出行这种门面话，没有哪位大臣会信以为真。供奉圣驾，耗费巨大，而王莽强制推行所谓“五均六筦”之令，已经弄得民不聊生，加之即使是在禁卫森严的长安城中，王莽每次出宫，还要先在全城上下“横搜”一番，以确保无性命之虞，有时甚至会一连“横搜”五天之久(461)，这回鹰犬四出，天下纷扰，万一侍候有误，恐怕谁都免不了干系。至于在雒（洛）阳营建新的都城，其工程之繁浩，更是无法一蹴而就的事情，而当时甚至还没有做出平面布局规划。因此，大家不能不集体出面劝阻。王莽看到实在强行不得，便又做出决定；

更以天凤七年，岁在大梁，苍龙庚辰，行巡狩之礼。厥明年，岁在实沈，苍龙辛巳，即土之中雒（洛）阳之都。(462)

“始建国天凤”实际只有六年，所谓“天凤七年”，时值后来行用的“地皇元年”，这意味着王莽在仓猝应对彗星天象的时候，根本没有顾及规划未来更为长远的纪年办法。

天上飞舞的神凤，并没有佑护新室国运昌盛，甚至没有能够稳住躁动不安的民心。紧接着，在天凤二年，就又有人散布谣言说，象征新室之运的黄龙，“堕死黄山宫中”，招致“百姓奔走往观者有万数”，王莽令“捕系问语所从起，不能得”(463)，而他接下来的施政举措，则愈加乖张怪异，引发更多社会动荡，尤其是在直接关乎国家安危的基层吏治方面，竟然出现了一系列不可理喻的严重问题。如“县宰缺者，数年守兼”；又如“卫卒不交代三岁”，居然无人理会；还有“课计不可理，吏终不得禄，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赇赂以自供给”，其贪渎之多之普遍，甚至达到普天之下“郡尹县宰家累千金”的程度(464)。这样的政权，土崩瓦解，已是必然的结果。

社会矛盾全面激化，武装反叛的“盗贼”，在各地相继涌现。始建国天凤四年八月，王莽专门采用特种金属原料“五石铜”铸造出一种名为“威斗”的铜器（系以形若北斗而得名），“欲以厌胜众兵”，翌年，亦即始建国天凤五年，“赤眉力子都、樊崇等以饥馑相聚，起于琅邪，转抄掠，众皆万数”，规模和声势，都已绝非寻常草寇可比，朝廷不敢小觑，“遣使者发郡国兵击之”，结果尚“不能克”，看来威斗这一神器并没有发挥出什么奇妙效用(465)。

面对危殆的政局，无可奈何之下，王莽又一次想到了改元。不过，这回面对的是逐渐蔓延生成的社会问题，与上次彗星突现而必须当即作出反应，情况已经有所不同，可以稍微从容一些，通盘考虑。

首先，王莽是一个强烈癖好形式整齐的人。他设计的新室制度，内容繁复古怪，更多着眼于经书上的依据和形式上的完美。自汉武帝创立年号纪年制度以后，西汉诸帝，无不按照固定的年数改换纪元，王莽当初定制一直使用“始建国”这一年号，与他刻意改易汉家故辙，也应当具有一定关系。彗星的出现，既然已经打破原来的设计，而现在又需要重以改元受命来维系政权，出于个性，他当然想统一作出规划，而一整套体现新室久远未来的年号体系，对于维系民心，或许会发挥更好的效果。

另外，自始建国天凤元年以来，又相继出现过一些比较严重的自然警示，如陨霜、飓风、雨雹、地震、大雪、泾水岸崩，等等，都是不祥之兆，王莽已经强自对其中一些灾异，枉加曲解，如谓地震并非均属凶兆，“地有动有震，动者不害。……动静辟胁，万物生焉”，又如谓泾水河岸垮塌，系“《河图》所谓‘以土填水’，匈奴灭亡之祥也”(466)。诸如此类的胡话，若是再继续编造下去，恐怕就要根本无人理睬了。所以，他不能再简单地重复“天凤翔宇”式的把戏。

经过一番思虑，始建国天凤六年春，王莽对此做出了周密的安排。《汉书·王莽传》记云：

莽见盗贼多，乃令太史推三万六千岁历纪，六岁一改元，布天下。下书曰：“《紫阁图》曰：‘太一、黄帝皆仙上天，张乐昆仑虔山之上。后世圣主得瑞者，当张乐秦终南山之上。’予之不敏，奉行未明，乃今谕矣。复以宁始将军为更始将军，以顺符命。《易》不云乎？‘日新之谓盛徳。生生之谓易。’予其飨哉！”(467)

上文已经谈到，王莽改制的许多具体行为，实际上是受汉武帝的影响，在六岁一改元这一点上，同样体现出他对武帝前期纪年制度的模仿。不过，汉武帝前期六岁一改元时，还没有创立年号，太初以后使用年号纪年时，也只是根据所遇到的具体情况，择取佳名。譬如天汉是因“时聘年苦旱，故改元为天汉，以祈甘雨”，而征和则是“言征伐四夷而天下和平”(468)。这样做的好处，是在年号中寄托政治寓意时，能够针对当时的具体需要；缺点则是各个年号相互之间不易构成一套有机的体系，而且有时还会为斟酌年号的名称而困惑，如汉武帝最后一个纪元，就是因此而始终没有确定年号。王莽一下子制定出三万六千年以内的年号，使之络绎连绵，前后呼应，并且十分规整地六年改换一次年号，单纯就纪年制度而言，确实有一些技术性创造，值得称道。清人姚振宗曾以后世通行的“万年历”与之相比拟(469)，虽然不够十分准确，却有助于人们直观地理解这一历书的性质。

如同当年秦始皇想要子子孙孙传其万年，却仅及二世，迅即亡国覆社一样，新朝始开其帙，便遭遇重重危机。史称王莽想藉用这套推及三万六千年之后的“历纪”来“诳耀百姓，销解盗贼”，结果却是招致“众皆笑之”(470)，并没有发挥所期望的效力。新历颁行未久，王莽似乎就已看出大势将去，无可奈何之中，转而希冀升遐成仙。地皇元年七月，王莽始引据图谶，宣称“太一、黄帝皆得瑞以仙”。二年闰月，又效法“黄帝以百二十女致神仙”之故事，派人分行天下各地，“博采乡里所高有淑女者上名”。随之，复因有人献言，谓“黄帝时建华盖以登仙”，下令建造所谓“秘机四轮”六驾马车，上载八丈一尺九重华盖，以三百名黄色衣帻力士挽之，作为黄帝乘舆的前导。御驾出行时，“车上人击鼓，挽者皆呼‘登仙’”(471)。后世道教史传书籍中有记载云：“王莽地皇三年七月戊申，遣使者章邕赍黄金白玉铜锺五枚，赠于句曲三仙君。”(472)而相传句曲三仙君的高祖父茅濛当年正是“于华山之中，乘云驾龙，白日升天”(473)。虽然神仙家言，很多都不能信以为真，但句曲三仙君中居于首位的茅盈，在汉代纬书《尚书帝验期》（又别作《尚书帝命验》）中已经述及其参谒西王母求取长生之道的事情(474)，通观王莽渴望成仙的迫切心理与各项举止，他在此时祈求茅仙君提携高举远遁，洵属合情合理，遗存于道教著述中的这一记载应当有所依据。白日飞升，当然只能是痴心妄想，王莽很快就在下一年冬天怀抱符命、威斗，命丧渐台，这套历法也随着王莽政权的覆灭而烟消云散，我们无从获知它的具体细节。

不过，历法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定正朔，而如前文所述，这一点在王莽立国之初就已经确立，系以建丑为正月来与岁首设在建寅之月的汉家历法相区别，同时，与之密不可分的伏、腊二祀，这是汉朝人非常重视的两大节令(475)，也已随之一同更改，故王莽篡位以后，每当“至汉家正腊日”之时，元后便“独与左右相对饮酒食”，以示抗议(476)，而《后汉书》载陈宠曾祖父名咸者在王莽时期之事迹云：“及莽篡位，召咸以为掌寇大夫，谢病不肯应，时三子参、丰、钦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与归乡里，闭门不出入，犹用汉家祖、腊。人问其故，咸曰：‘我先人岂知王氏腊乎？’”(477)这一所谓“上戊历”，并不需要、同时也绝不可能再做实质性变更。

所以，始建国天凤六年新推定的历纪，其主要内容，应当就是为新朝预设三万六千岁以内的历次纪元，换句话说，也就是选定将近六千个年号。《汉书·王莽传》在始建国天凤六年年末记云：“明年改元曰‘地皇’，从三万六千岁历号也。”(478)这里将“历纪”称作“历号”，已经显示出年号是这次推历的主要内容。排在这些年号最前面的一个，便是下一年即将启用的“地皇”，而从新莽时期的实际用例来看，“地皇”这一年号，与此前行用的“天凤”一样，其正式的名称，依旧是要冠加“始建国”三字，称为“始建国地皇”，如前面第八节所述，陈槃早已列举过居延简牍中的相关例证。由于这次改元，与上一次为彗星所迫而仓促应变，已经有所不同，统一筹划好要“六岁一改元”，故与始建国天凤首年之称用“一年”不同，在改元“始建国地皇”时，王莽倒是老老实实地回归故辙，重有使用“元年”来数算年次(479)。

王莽和他手下那一班文人学士，谁也不能未卜先知，似此预设三万六千年间约近六千个年号，当然无法照应各个时期可能发生的社会问题，但却尽可放手构建一个具有足够象征意义的体系。虽然从字面上看，“地皇”与“天凤”好像具有某种预设的对应关系，但如前所述，改元“天凤”，事出偶然，王莽将彗星勉强比附为凤凰来仪，固然颇显机智，但却顾不上考虑长远的安排，现在要制定一套持续使用三万六千年的纪年体系，下面这一大批新设的年号，如何开篇，还要有更为周详的考量。

“地皇”一词，在传世文献中大概始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二十六年兼并天下之初，国君嬴政令臣下为其草拟这一天下共主的名号，丞相王绾等奏云：“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嬴政批示说：“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480)秦王即由此而确定了“皇帝”这一称谓，并以“始皇帝”自居。那么，王莽在选择年号时，为什么不选择更为尊崇的“泰皇”，或是排序居首的“天皇”，却偏偏采用了不上不下的地皇呢？

民国时，杨宽在所著《三皇考》中已涉及这一问题。杨氏指出，王莽曾自比为“黄帝”（金匮符命有“赤帝行玺邦予黄帝金策书”）和“黄皇”（封女儿为“黄皇室主”），所以，“这地皇的年号和黄皇的名号是一致的，都表示其为土德之王”(481)。由此可以看出，王莽推定的三万六千岁历纪，其核心内容，应该是通过年号的名称和排序，来进一步强化新室取代汉朝的合理性及其运祚的长久性，无奈民众早已看穿了这类欺骗伎俩，只落得“众皆笑之”的可怜下场，而王莽新朝也仅仅又勉强维持了三年多时间，到始建国地皇四年，就彻底走向覆亡。

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由于是对三万六千岁历纪的统一设计，选定“地皇”这一年号，还应该服从于其总体结构的安排。前面已经谈到，王莽所谓“上戊历”，就其历法技术的内在实质而言，本应是刘歆的三统历，而所谓“三统历”云者，是将历数划分为由天统、地统和人统构成的庞大历法体系（在具体的历法编排中，又称孟统、仲统、季统），其特点是“三统常合而迭为首”，或曰“孟、仲、季迭用事为统首”(482)。唐朝人司马贞曾对秦丞相王绾等人所说天皇、地皇和人皇做有解释说：“天皇、地皇之下即云泰皇，当人皇也。”(483)除了“地皇”之外，剩下那一大堆堂而皇之的年号，在《汉书》当中还偶然留存下来一个，为我们推究王莽的纪年方法，透露出重要线索。

始建国地皇三年，王莽颁布诏书曰：

惟民困乏，虽溥开诸仓以赈赡之，犹恐未足。其且开天下山泽之防，诸能采取山泽之物而顺月令者，其恣听之，勿令出税。至地皇三十年如故〔是王光上戊之六年也〕。(484)

因为新推定的“历纪”，已经确定了每六年一改的年号，所以，王莽在诏书里注明相当于始建国地皇三十年的那一年，应该是“王光上戊六年”，王国维在读到敦煌汉简“新始建国地皇上戊”的年号用例后，早已指出：“莽作新历，六岁一改元，‘王光’者其所预定之年号也。”(485)按照“六岁一改元”的定制来推算，“王光”应该是始建国地皇之后第四个纪元的年号。不过，依照既有的成例，其全套正式名称，当然也应该写作“始建国王光”。

至于“王光”二字的含义，因未能再见到其他前后相关年号的名称，今已不宜揣测。清人沈钦韩尝以为“‘王光’不可通，当为‘天元’之讹”(486)，乃尚未理解所谓“王光”本是“三万六千岁历纪”当中之一元，故所说尽可置而不论。后来姚振宗复将“王光上戊”视作王莽新历的名称，名之曰“王光上戊历”，并阐释《汉书·王莽传》的记载说：“王光上戊之六年，似谓六岁一改年，在《王光上戊历》中第六次改年也。年或‘元’字之误。”(487)由于认识的基点产生偏差，竟把这件本来很清楚的事情，讲得一塌糊涂。

其实，地皇三十年值“王光上戊六年”这一记载的最大价值，在于“王光”二字显然带有浓重的人主色彩，从而透露出这一年号应当与尘世人主具有直接关联。在此，姑且让我们将王莽从始建国天凤、始建国地皇以至始建国王光的年号，作如下排列，以寻找潜存其间的规律性特征：

当初王莽于平帝故后受封为安汉公时，其采地武功被命名为“汉光邑”(488)，“王光”的命名原理与这一“汉光”之间，应当具有某种内在关联。老子尝有语曰：“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所谓汉河上公注云：“道大者，包罗诸天地，无所不容也。天大者，无所不盖也。地大者，无所不载也。王大者，无所不制也。”(489)所说即是以“王”与天、地相次，而在王莽深所耽溺的纬书当中，也有“帝者天号，王者人称”的说法(490)，因知所谓“王光”者，于王莽之姓氏之外，还应寓有人王之意。

前面第九节已经论述，王莽改用的正朔，是采用建丑的“殷正”，以十二月为岁首。按照《尚书大传》的说法，所谓“殷正”，除了以十二月为岁首之外，同时还以“鸡鸣为朔”(491)，也就是将鸡鸣时分定为一天的开始。具有这两种特征的纪年体系，在董仲舒所讲的三统学说当中，应属于黑、白、赤三统之一的“白统”，只是其之所以会被定名为“白统”，既不是“斗建丑”，也不是“日分鸣晨”，而是其中还包含有另一项重要要素，这就是“其色白”。与此相对应，纬书《春秋感精符》谓“地统十二月建丑，地助之生端，谓之地统，商以为正”(492)，刘歆的《三统历》，也说“地统受之于丑初，……至丑半，日牙化而白”(493)，或曰“地统之正在丑，物化而白”(494)，清人钱大昕以为刘歆所说“丑半”也就是丑正(495)，可见到了王莽的时候，地统与白统，已经合二为一(496)。王莽即位的诏书，称“以十二月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以鸡鸣为时，服色配德上黄，牺牲应正用白”(497)，所说以白为丑正之颜色，“以鸡鸣为时”，都正与地统的标志性特征相吻合。他显然极为崇信三统学说，并且以承得地统而自居。在删减刘歆《七略》纂辑而成的《汉书·艺文志》当中，乃有语云：“圣王必正历数，以定三统服色之制。”(498)因此，王莽设计三万六千岁历纪而首置“地皇”这一年号，一定寓有三统的意蕴。

以这样的认识为基础，再来审度上面的年号列表，可以看出，在这当中，似乎存在一个天—→地—→人的“三统”循环更替序列。由于史料有限，很难就此得出更为确切的结论，但若是联系前述天统、地统、人统之三统历法与夫天皇、地皇、泰皇（人皇）三皇之构成次序，或许差可自言：其虽不中，当亦不甚远矣。

若然，在这次新推定的三万六千岁历纪中间，似乎就应当包括已经行用过的始建国天凤这个年号，而王莽选择在始建国天凤行用六年之后改元始建国地皇，本身就应当是为吻合其新定“历纪”六岁一改元的设计。需要注意的是，直至秦汉时期，现在通行的“凤凰”之“凰”字，本来一直是写作“皇”，《大戴礼记》尝有语云“有羽之蟲三百六十，而凤皇为之长”(499)，晋郭璞《山海经图赞》亦谓“凤皇灵鸟，实冠羽群”(500)，而汉宣帝神爵二年正月，“凤皇甘露降于京师，群鸟从以万数”，至甘露三年春，复有“凤皇集新蔡，群鸟四面行列，皆向凤皇立，以万数”(501)，显而易见，在当时人眼中，这都是凤皇领袖群鸟的实际事证。此百鸟之长，正与“皇”字之始王大君这一本义相对应(502)，故所谓“天凤”者，也恰好可以比附为“天皇”而与“地皇”相匹配。

如前面第三、第十两节所述，王莽改制的具体措施，实际上很多是受汉武帝的影响，新室制度，虽然多依土德而数用五，但这次一劳永逸地划定改换年号的时间间隔，却是仿效汉武帝太初元年以前六岁一改元的成例，而若再进一步究诘其深层观念，则可以看到，《国语》记周卿士单朝（襄公）尝有语云：“天六地五，数之常也。经之以天，纬之以地，经纬不爽，文之象也。文王质文，故天胙之以天下。”(503)王莽国师刘歆复谓之曰：“夫五、六者，天地之中合〔孟康曰：天阳数奇，一、三、五、七、九，五在其中。地阴数耦，二、四、六、八、十，六在其中，故曰‘天地之中’〕，而民所受以生也。故日有六甲，辰有五子〔孟康曰：六甲之中唯甲寅无子，故有五子〕，十一而天地之道毕，言终而复始。”(504)历日原本法之于天，天数之六与王莽所居土德数五相结合，又具有如此神圣的意义，王莽自然会乐于使用“六”这一上天嘉数。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骤然之间设计出三万六千年间将近六千个年号，绝对是一项相当庞大的工程，能不能一次性完成这一规划，这还有些令人怀疑。过去劳榦曾辨识一枚开头颇有残损的居延汉简，文曰“□国五千五百五十五年”(505)，陶元甘以为这很可能是表示王莽的“始建国五千五百五十五年”纪年，应是“预示此年有某事当如何处理也”(506)。假如确实是这样的话，就说明王莽在始建国天凤六年春天的时候，只是推出这部鸿篇巨历当中的一部分年号，后面还有很多尚待从容拟定。至于新室甫一立国随即启用的“始建国”一名，其是否包含在此三万六千岁历纪之内，则史阙有间，就目前所知材料而言，似尚无由获知。不过，假若王莽这套“万年历”确实是遵行“三万六千岁”这一成数，并且始终六岁一改元的话，由于始建国只行用过五年，恐怕是难以列入其中的。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分析“上戊”二字的用法。就目前所知，纪年时把“上戊”这一历名附加到年号与年次之间，始建国时期还没有见到用例，前面第九节陈槃引述的“新始建国天凤上戊二年”一枚简牍，是陈槃所知见应用这一方法纪年最早的简牍，惟陈氏当时未能识别该简书写于何月，而后来经相关学者进一步辨识，知乃属“桼（案即“七”之繁写）月”(507)。需要注意的是，通过这些新室纪年实物可以看出，与在年号后面附着“上戊”二字这样的用法相伴随，还在年号前面添加了表示国名的“新”字，从而构成了“新始建国天凤（或地皇）上戊△年”这一最为繁复的纪年形式。像这样在纪年时将国号覆盖于年号之上，构成比较固定的搭配，也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应属王莽自创之新格。

不过，从西陲简牍所见实例来看，继此之后，直至始建国天凤六年春季，只偶尔见到个别同样的用例。如森鹿三曾经指出，居延第231·39号残简“戊五年十月丁丑除□”，当属王莽天凤五年，即谓此简或可补足为“新始建国天凤上戊五年十月丁丑除□”云云，所说应是。又在居延新简中亦见有类似文书，书以“始建国天凤上戊五年正月丁丑除”字样，虽然没有冠加“新”字，却同样附有“上戊”这一历名(508)。然而，其馀绝大多数新莽纪年简牍却一如既往，只标记“始建国天凤”年号，既没有“上戊”历名，也没有新室国号。

居延简中有一枚书作“始建国天凤六年三月甲戌”（就是过去陈槃等人误识作“天凤六年三月□亥”那一枚）(509)，这是目前所知新莽纪年实例当中未附加“上戊”历名者出现的最晚期限，而这正是王莽炮制所谓三万六千岁历纪的时节。这一情况显示出，王莽在指令太史推定历纪的同时，还对年号的使用方法，做出了新的规范，即从此以后一律采用“新始建国天凤上戊△年”或“新始建国地皇上戊△年”这样的纪年方式。检视新莽纪年实物，可知在此之后，这种纪年方式已经成为普遍通行的用法(510)，居延新简所见“新始建国天凤上戊六年五月癸酉朔”简(511)，则是采用这一定制之后留存于后世的最早物证，前文第七节所述宋代“韩丞相玉汝家”收藏的那件“新始建国天凤上戊六年十二月”造铜枓，则是仅次于其后的另一实物证据。其他比较重要的传世纪年文物，还有清人陈介祺旧藏“常乐卫士铜饭帻”，题有“新始建国地皇上戊二年二月造”铭文(512)。由此可以看出，将“上戊”二字附着于年号之后用以纪年，同始建国天凤、始建国地皇这两个年号的复合形式一样，是一种逐渐演进形成的结果，而国号“新”与历名“上戊”同时附着于年号之中用以纪年这一事实，尤为有助于我们理解，“上戊”二字同“新室”之“新”一样，其本身并不属于年号的构成要件。

至于前面提到的那几枚始建国天凤二年至五年间带有“上戊”历名的纪年简牍，则应该属于天凤六年春季以后追记的文簿，并不能反映当时的纪年制度。例如“新始建国天凤上戊二年”这枚简牍存留的全部文字为“新始建国天凤上戊二年　桼月吏□□至下士秩别名”，属于“吏秩别名籍”簿的标题(513)，虽说是按月上报的文牍，与前面第十节所说“始建国天凤元年玉门大煎都兵完坚折伤簿”的性质不尽相同，但仍有可能是上级部门在整理档案时新写的题签。另外两件“始建国天凤上戊五年”的木简，显然属于记录除授原委的“吏名籍”一类文书，而这类“吏除”名籍往往是由候官按照季度编制上报，其中的内容，正含有大量事后追记的成分。如居延简中有一枚新莽时期的吏名籍简，书作“□第十六煫长居延利上里上造郑阳，年卅七　始建国地□”(514)，李均明即根据其中数字（“卅”而不是“三十”）和地名（“居延”而不是“居成”）的写法，判断此简“乃是一种追述”(515)，所说甚是，这两件“始建国天凤上戊五年”简与之应属同一性质。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新的规范用法，显然还不是一项需要绝对严格奉行的法令，所以，在后来的汉简当中，仍然能够看到个别年号前面不带“新”字的用例，除了上面提到的“始建国天凤上戊五年正月丁丑除”和“始建国地□”这两件追记的简牍之外，还有“始建国地皇上戊三年”、“始建国地皇上戊三年”(516)，等等，虽然都可能具有事后追记的性质，但这同样显示出正式的年号“始建国天凤”、“始建国地皇”与使用这些年号时所添加的附属成分之间，仍然具有本质性的差别，不宜等同视之（只是这并不妨碍“始建国地皇”是一个不容拆分的固定年号，当时绝不可能存在诸如前面第八节提到的“地皇三年”或是“地皇四年”这样的用法）。陶元甘和马先醒在研究新莽年号问题时，因未能认识到这一点，竟然将“始建国地皇上戊”作为一个整体，视作“地皇”年号的全称(517)。殊不知这样一来，由前述用例可以推论（案马先醒说目前所知道的“始建国”简和“天凤”简，“均未附加‘上戊’二字”，如上所述，这与“天凤”简的实际情况本来存在明显出入，但即使不考虑简牍中年号的使用情况，仅以马氏本人在文中业已认可的韩缜旧藏天凤铜枓而论，上面便清楚铸有“始建国天凤上戊六年”字样），还需要另行拟定一个“始建国天凤上戊”年号，排列在“始建国天凤”与“始建国地皇上戊”之间，而这与《汉书》以及其他新莽器物铭文的记载明显不符，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新始建国地皇上戊二年二月常乐卫士铜饭帻
采自《簠斋吉金录》

通观王莽创制和使用年号的整体演变过程，尤可知当这位“新皇帝”尚且在位之日，世间绝不可能出现诸如“天凤三年”这样的纪年形式，而在探明太初元将以来直至建武中元这一系列两字以上年号的行用缘起之后，我们还可以对班固习惯以传统的两字形式来省记这些年号的深层原因，做一探讨。过去马先醒曾以为《汉书》中略书“始建国”、“始建国天凤”和“始建国地皇”（即马氏所说“始建国地皇上戊”）这些年号，是缘于班固蓄意“将新政中不合于汉家法度、习惯者，予以摒弃不录”(518)，今并观通视他对“太初元将”以及“建武中元”这些汉家天子年号亦做有同样的省略，则可知这种书写形式，与其是否出自王莽新室，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应当另有思想动机。

在《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的篇末，班固写有如下一段评议：

幽赞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然子赣犹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已矣。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此其纳说时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经设谊，依托象类，或不免乎“亿则屡中”。仲舒下吏，夏侯囚执，眭孟诛戮，李寻流放，此学者之大戒也。京房区区，不量浅深，危言刺讥，构怨强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519)

读此可知，他对这些基于阴阳灾异的特殊年号，充满厌恶，略而不书其全称，可以说正是这种心理观念的一种自然流露，吾辈实毋须为之诧异。

十三、馀墨零识

在经历了如此繁复的论证之后，我们可以看出，这件所谓“天凤三年鄣郡都尉”砖铭文，明显违背新莽时期的各项制度，所以，现在有足够的理由认定，它一定出自后人伪造，晚近以来如陈直等学者依据这篇砖铭所得出的结论，自然都需要重新思考。其实，就砖铭的真伪问题而言，近代与王国维一道极力倡行金石证史的罗振玉早已指出，陆心源《千甓亭砖录》之汉砖多有伪作掺杂其中；对其同乡王继香（字子献）“所印越郡专（砖）文”，罗氏更能具体指实多属一位名曰鲁燮光者所伪造(520)。有此鉴戒，研究者理应心存审慎，可是在陈直等人的相关著述中，却几乎看不到“据史传以考遗刻”的迹象，这不能不归咎于这些学者在研究取向上所存在的偏差。

前两年为研究中国以年号纪年的启用时间，我曾经着力考辨过一篇伪制的所谓汉“元朔五年弩”鐖郭铭文(521)，结果发现它几乎在每一处文句当中，都留下了比较明显的破绽，整篇铭文，一无可信，对学术研究而言，其唯一剩存的价值，就是可以用作秦汉时期铜器铭文赝品的典型标本。这篇“天凤三年鄣郡都尉”砖铭的情况，与之极为相似，铭文内容中除了上面所列举的各项重大违异之外，就连看似无关宏旨的“天凤三年二月”这一月份，同样也存在着明显的问题。盖清人早已注意到吴越地区汉魏六朝时期造作墓砖之季节规律，罗振玉在核验大量实物之后，进一步强调指出：

六舟言：古专（砖）纪月，皆六月至十月，偶有四月至五月者。盖以四月之前、十月之后，时方寒沍，专（砖）墼易冻，不能就范，而四月至五月梅雨，专（砖）不易燥云云。验之传世专（砖）甓所纪之月，良如所言。(522)

六舟是清代嘉道间著名“金石僧”。今此“天凤三年鄣郡都尉”砖题作“二月”正背戾上述常规做法，暴露出胡乱编造的马脚。

不过，对这一点还要稍加说明，即今童衍方氏本人判读砖铭，与陈直不同，是将“二月”识为“六月”(523)，依此，则其造砖月份似乎并无任何异常。惟审视此字字形，系于一长横下划两道左右同在一线上的短横，犹如阳爻下伏阴爻，亦即占易家所说“少阴”符号。若是将下面两小横视作一连贯的长横因制作粗糙而造成现在的模样，或是铭文制成后泐损所致，尚且可以勉强疏通，而若将其读作“六”字，则从龟甲钟鼎，到玉石缣素，竹简木牍，以至形形色色的残砖断瓦，从未见到有过此等写法（绝不能将上面“年”字末笔竖划读作“六”字起笔那一点，假如那样读，“年”就不成字了）。即使是像王莽那样特别喜欢别出心裁的人，在他眼里，“六”字也绝不会写成这般模样。《汉书·王莽传》里恰巧记述一个故事，涉及到新莽时期“六”字的常规写法：

（甄）寻手理有“天子”字，莽解其臂入视之，曰：“此一‘大子’也，或曰一‘六子’也。六者，戮也，明寻父子当戮死也。”(524)

可见，“六”与“大”、“天”在字形上略有相似之处，而这几个字都与这一“少阴”式字符区别明显，将其解作“六月”，完全没有道理，因而无法令人信从（曾与童氏一同著书立说的殷荪，对他的释读就不予认同，谓识作“二月”(525)）。

至于“钱君”二字，虽然不能说纯属无中生有，但造作的痕迹，其实更为明显。盖汉代砖瓦铭文，多作吉语，如长乐未央、千秋万岁之类，世人之乐于藏弆，于鉴赏考订等正途以外，往往亦兼喜其吉祥寓意，昔周中孚贻六朝砖铭拓本于龚自珍，定庵作诗答谢，即有句云：“就中吉语纷蝉嫣，作诗谢君君冁然！生儿且觅二千石〔亦砖文语〕，出地何愁八百年〔旧蓄“王大令保母”砖拓本，有“后八百载君子知之”语〕。”(526)商贾贩卖货物，更恒喜利市大吉，因此，在祈求祥运这一点上，买卖双方，自有灵犀暗通。清人梁绍壬谓嘉道间杭州风俗，“动辄须讨口采也”(527)。如罗振玉所说，伪制古砖铭文的高手，正是出自杭州周边的绍兴等地，受社会习俗影响，这些人更容易耽溺此道。此砖题作“钱”姓，寄寓招财进宝的原始欲望，制作者既可为自己赚钱讨取口彩，买主也会因庆幸遇此吉祥嘉兆而更容易上钩。

判明这两点情况之后，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在大量伪作的秦汉砖瓦铭文当中，这件所谓“天凤三年鄣郡都尉”砖，因其几乎无所不假，完全称得上是一件顶级赝作样品。就这一意义而言，其文物价值，不仅不在寻常真品之下，而且还应该再提高一些，方才与其身份相称，至少在研究和利用这一时期的纪年砖瓦铭文时，生生徒徒，不能不永宝其用。

这篇伪铭最重要的应用价值，是利用解剖这一典型标本所得到的结论，来检验传世王莽纪年铭文的真伪。在所谓传世文物当中，还另有一些仅题“天凤”而在其上并未覆有“始建国”三字的纪年铭文。如在铜器方面，有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天凤元年四月十九日造”铜簋(528)。在砖瓦方面，民国时期的收藏家王修，在所著《汉安廎砖录》中，号称曾蓄有一方“天凤三年九月八日造”古砖(529)；在今人殷荪等人编纂的《秦汉砖铭百种》一书中，还著录有一“天凤五年戊寅宜万世”砖铭拓本(530)；另外，陈直尚举述过一块“天凤四年保城都司空造官瓦”(531)，今周晓陆主编《二十世纪出土玺印集成》，亦据陈氏旧作收录有该瓦(532)。假如用“天凤三年鄣郡都尉”砖铭文作为标尺来加以验证的话，这几件东西都可以将其直接归为赝品。如谓此言不信，请容再稍加说明。

王修所说“天凤三年”砖，不仅原砖未见存世，也没有留下拓本，故无法审视它的神色是否对头，而所谓“天凤元年”簋和“天凤四年保城都司空”瓦这两段铭文，字迹呆滞造作，前者应是依据坊间通行篆书辞典，拙劣仿制，而字迹柔弱松垮，后者亦软绵浮滑，犹如妇孺描润，略无男子汉自然笔力，且篆意很重而隶意不足，瓦面绳纹的式样以及绳纹与文字之间的大小比例，也与前举周进所藏同时同地瓦片存在明显差别(533)，完全不符合当时通行的样式，略具古董家感觉者一眼即可立断，本不需要再费什么周章，只是陈直以及其他一些考古和古文字领域的专家学者既然都将其信为真品，而且这件“天凤元年”铜簋的铭文，还是前面第八节所说徐正考认为在铜器铭文中“‘天凤’可以单用”的唯一证据，因此，就不能不再花费一些笔墨，对这几件纪年“文物”，加以具体剖析(534)。

所谓“天凤三年”砖铭，情况本来就扑朔迷离，耐人寻味。王氏在所著《汉安廎砖录》的序言中，写有如下一段内容：

长兴故多古砖出土，余幼好弄，读书馀暇，时作郊坰之游，童仆相随，因诏之于断础颓垣间物色砖之有花纹及文字者，有所获则嘉赏以鼓励之。若辈诚不知是何所用，特以赏之不薄，而求之匪至难，恒有所获。久之，所得遂不少，其中颇有前人思之而不可得者。

宣统庚戌以还，余久在外，遂不复多所新见矣。尝谓千甓亭虽富，中多赝品，且当时因悬金以求，致有发冢穷搜以献者，是不免巧取豪夺之嫌矣。余所得者，皆自瓦砾之丘检拾而来，转以未得百砖千甓相夸为幸也。

今秋自都南侍亲避兵海上，乡人来，知先人敝庐，于甲子、乙丑之交，两为戎帐，所蓄古物书籍，半为驻军所毁，古砖浮砌在厅事前者，悉被取作灶陉，文字火损，不能复拓。因检旧时手拓零片，馈赠亲友之馀，什不存一，汇而录之，窃取书去目存之义，聊用自慰。(535)

王修对其藏品来自家中童仆自行搜求，非常得意，以为这样一来，便可以避免因挥斥重金购求而为奸商欺以赝品的尴尬情况。其实，王氏既已自言对下人“赏之不薄”，此等斯役作弄的花样，未必就会比古董商贩稍加逊色。再说安廎中这些藏品的来龙去脉，见首不见尾，颇显诡谲，其本身的可靠性就难免令人生疑。盖竞相争胜，是各色收藏家的普遍特点，上述序言，也已将王修的骄人心理表露无遗，由于汉末新莽之际的早期纪年砖甓非常罕见，足以夸耀于世人，因而也不能排除他本人蓄意谎称的可能。

至于铭文内容，王修著录云砖铭全文乃作“天凤三年九月八日造，太岁在丙子”，其岁在丙子这一附加的纪年方式，存在很大问题。顾炎武早已指出，西汉时尚未见有以甲子名岁的用法，虽然如前引王莽即位时铸造的度量衡铭文等文献中可以看出的那样，以太岁所在干支纪年，即肇始于新莽时期，但顾炎武在分析其实际用例时已经指出，“以甲子名岁虽自东汉以下，然其时制诏章奏符檄之文，皆未尝正用之，其称岁必曰元年、二年，其称日乃用甲子、乙丑”(536)，在各种不同的场合，用法还有很大区别。除了昭示新室改天换地的度量衡铭文之外，在目前所知有确切依据可以认定的各类新莽时期器物铭文当中，也从未见有似此附带太岁甲子的用例，而赝造者出于无知，往往会胡乱模仿后代的纪年形式，炮制出这类带有干支纪年的奇怪铭文。如清冯登府《浙江砖录》就著录有一方题作“元朔三年乙卯十月二日”的砖甓(537)，而元朔时尚绝无年号可言。又如陆心源《千甓亭古砖图释》亦著录有一汉元帝“建昭二年太岁甲申”砖(538)，但这也明显背戾同一时期大量砖铭通用的纪年形式。如前所述，罗振玉早已指出陆氏藏砖，伪品甚夥，譬如陆氏同书尚著录有一“元凤元年二月癸酉朔日造”砖，陆心源对此书有考述云：“《通鉴目录》元凤元年二月癸酉朔，与砖合。”(539)殊不知《汉书》本清楚记载是年秋八月“改始元为元凤”(540)，故当时制砖，本应书作“始元七年二月”，何以会有“元凤元年二月”可言？这一方“太岁甲申”砖甓，亦应同属赝作。此外，方诗铭亦曾依据朔日不合等考辨刘体智小校经阁旧藏“诸葛敬买地券”系奸人赝作(541)，方氏所说自可信为定论，惟后来有李寿冈氏撰文提出不同看法，以为此等“地券”本属虚拟性质，故干支、地名自可随意填写，并不一定要拘泥于真实的情况。今案实则古代各种铭文中的时日，都偶有笔误存在，非独虚拟之时日会与实际朔闰相出入，惟该券首书“黄龙元年壬申五月丙子朔八日乙亥”，其“黄龙元年壬申”这一纪年形式之违逆当时通行的用法，一望可知，实属更为明显的赃证，而当时人即使是随意模拟，也无由背戾这一社会常规，编造出当时根本不存在的纪岁办法。具体就王莽时期而言，故宫博物院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曾收购到一件战国时期的铜质车饰，上有伪刻铭文云：“始建国三年辛未造辇/第五”，已经被认定为典型的赝品(542)。王修这方砖上“天凤三年……太岁在丙子”云云字样，与上述赝品上题写的纪年形式，正如出一辙(543)。

战国铜车饰上伪刻之“始建国辛未”纪年铭文
采自《青铜器辨伪三百例》

在确实可信的新莽纪年文物当中，与此砖铭略相近似的石刻铭文，如前面第七节引述的“莱子侯石刻”和第八节提到的“郁平大尹冯君孺人始建国天凤五年十月十桼日”题记，另外，还有一件江苏连云港发现的“始建国亖年三月朔乙卯”界域刻石(544)，都没有见到“太岁在某甲子”这种纪年的踪迹。日本学者谷豐信近年统计大量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出土的汉代纪年砖铭文后指出，使用干支纪年的砖铭最早出现在东汉和永元十三年（101）铭文云“永元十三年太岁□□”）(545)，这正与天文历法史研究学者通常以为东汉章帝元和二年（85）颁行所谓四分历时始普遍行用六十干支纪年的情况相吻合(546)，可以更为有力地说明这一点。因此，《汉安廎砖录》著录的这篇砖铭即使确有其物，也一定属于赝作，况且它还很有可能仅仅是出自王修自欺欺人的呓语。

不过，谈到“太岁在某甲子”这种纪年形式或是纯用天干地支甲子纪年的问题，在此还需要再做一点说明。《史记·封禅书》记汉武帝元封元年四月登封泰山下山之后，坐明堂，颁诏书，昭示天下曰：

自新，嘉与士大夫更始，赐民百户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复博、奉高、蛇丘、历城，无出今年租税。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过毋有所作。事在二年前，皆勿听治。(547)

顾颉刚阅读《史记》，曾将此“乙卯赦令”与甲子纪年问题联系在一起，在读书笔记中记述其感想云：“此‘乙卯’字堪注意，自古无以甲子名年者，倘始于此耶？”(548)虽然这只是顾氏读书过程中一闪而过的思索，并不是专门的研究结论，但先于顾氏，清人王引之早已将此“乙卯赦令”坐实为元朔三年乙卯太岁大赦天下的诏书(549)。这一用例，出自汉武帝的诏书，确实至关重要。假若果真如此，顾炎武上述结论，自然需要重新思考，王修所说的“太岁在丙子”砖铭，也就有了强有力的旁证。

今案并没有理由一定要将汉武帝诏书所说“如乙卯赦令”理解为乙卯年之赦令，“乙卯”二字在这里依然可以视作记日的干支。在元朔三年赦令下达之后至元封元年四月登封泰山之间，至少在元狩元年四月、元狩三年五月、元鼎元年五月和元鼎五年四月颁布过四次大赦天下的诏书，并且都见于《汉书·武帝纪》记载(550)，这次的赦令又何必一定要遥比元朔不可？盖《史记·封禅书》记载汉武帝在泰山下设“封”祭祀并亲登山顶置“封”，恰值乙卯之日，“如乙卯赦令”云云，就应当是指这一天颁布的赦令。疑当时在一天内行毕封禅盛典，时间比较仓促，汉武帝仅谕示大赦，而尚未顾及安排其他赏赐，典礼结束后回到山下，始得从容布置，因此，在诏书中重又述及大赦天下一事时，便略云“如乙卯赦令”行事，只不过上文乙卯日下记事稍有疏略而已。此即所谓《史记》文字之欠检点处，初不足为怪，亦毋须为太史公讳者。

张家山汉简之“二年律令”题记，说明在未有年号之前，即使徒记年数极为容易混淆，在称述朝廷典章时亦未尝使用干支纪年来加以区分，而居延新简中复见有“在太初元将元年六月甲子赦令前”这样的记述形式(551)，实际上是指建平二年六月宣布改元为太初元将元年的诏书，盖改元时实行大赦是当时的通例，诏书里也明确写有“大赦天下”的文句，《汉书》乃称此诏命为“六月甲子诏书”(552)，这更足以表明当时在以颁发时间来称述诏书（或曰“制书”，至少是这种“赦令”），书作“某年某月某甲子（日）诏书（或作“制书”、“赦令”）”，省称时则或作“某月某甲子（日）诏书”，或径书作“某甲子（日）诏书”，干支在这里仅用于记日，而与纪年无涉。类似的用法，在东汉时期更连篇累牍，屡见不鲜。如章帝元和二年二月甲寅，下诏改行所谓“四分历”，后来尚书侍郎连韶在顺帝汉安二年上言讨论历法时，便有“宣如甲寅诏书故事”的说法(553)。东汉末延康元年十月曹丕篡居帝位时著名的《公卿将军上尊号奏》（亦称“上尊号奏”），记所谓百官劝进，述及此前曹丕尝有“丁卯制书，诏臣等曰：‘以德则孤不足，以时则虏未灭。’”云云(554)，若以纪年言，前一丁卯为东汉灵帝中平四年，先此三十三年，而此曹丕“制书”明载于汉魏间人刘艾所撰《献帝传》（即刘氏《献帝纪》），系时于元康元年十月丁卯(555)，可以确认所谓“丁卯制书”便是颁布于丁卯日之制书，而与纪年无涉。前述汉武帝元封元年四月的诏书，只称当日干支而不提年数和月份，是因为事在本月之内，略之可也。两汉魏晋时期铸造铜器，以五月丙午作为冶铸家之吉日，往往会在铜器上铸出“某年五月丙午”之类的字样(556)，而汉代铸造铜质带钩时，此类铭文更为简化的形式，有径作“丙午神钩君高迁”以及“丙午钩，君高迁”者(557)，正体现出干支在当时尚仅用于纪日，而与纪年略无干涉。不然的话，像这样的用法，人们无从辨识，难免要造成混乱。事实上，直到南朝时期，仍一直沿承诸如曹丕“丁卯制书”这样的用法，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即举述晋人及南朝史事云：“如己亥格、庚戌制、壬午兵之类，皆日也，《宋书·武帝纪》有‘癸卯梓材’、‘庚子皮毛’，亦皆下诏之日。”(558)由此看来，王引之和顾颉刚的观点，显然不能成立。

“天凤五年”砖铭拓本
（采自《秦汉砖铭百种》）

又李学勤依据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刑德》之“大游干支表”或谓之“刑德运行干支表”、“太阴刑德岁徙表”等，认为“西汉初已经有干支纪年”，并且说“这与《史记》年表《集解》所说完全一致”(559)。单纯就追溯干支纪年制度的起源来说，这种看法，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不过马王堆帛书所记“刑德”之术，系依“太岁”或“太阴”所值十二支来比附人事，这在《淮南子·天文训》中本有类似记载，并且有“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这样的记述形式(560)，《史记·天官书》也有“太岁在甲寅”云云看似相近的记载(561)，而前人大多未尝视之为干支或甲子纪年，当即缘于此等术数运作规则与世俗社会的普通纪年形式之间还存在明显差别，似乎不宜简单等同对待，虽然马王堆帛书和《淮南子》的记载表明至迟在西汉初年在一定范围内即已按照六十甲子的顺序来排列年次，但这两种文献同时也反映出其应用范围尚仅局限于诸如“刑德”之类的术数，而不是普遍通行的纪年形式，此即清人方东树已经注意到的始“自数家以甲子纪年”(562)，至少还没有相关的纪年文物能够证明西汉社会日常行事已经采用甲子来表述年次。

胡文辉认为马王堆帛书这些干支表格本是“用来查索某一干支所在年份的太阴及刑、德方位的，因此它是一种‘指南’和‘手册’的性质，而不是一种‘实际记录’”，乃是用以“表示刑德和太阴在六十干支的这行情况”，在这一表格上虽然“注有几个实际的纪年和年号，但这几个纪年和年号只是‘注解’的性质，只是表示历史上那几个重要的纪年和年号正在这个干支”而已(563)，所说似应更为合乎实际情况。

需要说明的说，绵阳双包山汉墓二号墓出土的一个圆形木胎漆奁，盖内压印有四字铭文，分作两行，而字形不够清晰，考古发掘者疑为“壬子”和“五两”，并且结合其他文物的特征，推断此“壬子”若为纪年，当为汉武帝光六年或汉宣帝地节元年，不过发掘者对其是否为纪年文字，并没有把握。今案类似甲子纪年铭文在有确切考古发掘依据的西汉时期文物上既然尚别无所见，这两个字就不应该是用于纪年，况且其是否为表示甲子的“壬子”二字，还无法确定，因而也就更不宜视作西汉时期使用甲子纪年的实物(564)。

“天凤五年戊寅宜万世”这件砖铭的甲子纪年形式，与上述天凤三年砖完全相同，当然也只能出自后世伪造。除了这种干支纪年的用法之外，其字体也显得过于规整，透露出做作的迹象，尤其是把“天凤”的“天”字写成两“兀”相叠垒状，今所见殷周秦汉金石铭文实物，都没有采用过这样的写法。写字如同行文一样，其用不同，体即有别。这种“天”字，本来是汉代因刻制金玉玺印而形成之“缪篆”所特有的一种构型(565)。盖似此尽量采用平直的线条，并将其竖笔或横笔的运笔划数变易为六画（或尽可能接近六画），以求结构匀称，笔势饱满，呈现所谓“四肩充实”的造型，乃是汉代“缪篆”形体的重要特征（清人郑燮模仿汉印风格所刻“渭北春天树”印章之“天”字，就是大致循此造型）(566)。

事实上，由于这种字形较篆书原字改易太多，当时一些比较重要的官印，一般也并不采用（如汉“天水太守章”就是如此(567)。当然，这很可能与缪篆本身的形成过程具有更密切的关联），甚至神仙家做法事时使用的各种印章，也同样不予采用(568)（需要说明的是，在东汉末灵帝光和四年上石的《无极山碑》上，虽然见有相近写法，但其下一“兀”形的两个字脚，依然圆润外撇，与此“天凤五年戊寅宜万世”砖铭有明显差别(569)。又宋人郭忠恕《汉简》和夏竦《古文四声韵》，依据所谓古文《尚书》和古文《老子》，也列有近似写法，在唐高宗时上石的篆书《碧落碑》上，同样可以见到类似字型，但其下一“兀”形字脚均顺势自然下垂，与此垂直外折者区别更为显著(570)）。无知伧父竟取以入甓，何以能长久欺蒙世人。其他如“万世”之“万”字，今所见汉代砖瓦铭文，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写作“萬”，似此写法，尚别无所见；又“戊寅”之“寅”字，在“宀”头下面的横画之上，凭空多增衍出左右相对的两点“丷”，更是别出心裁的大胆“创制”，愈加显示出这段砖铭只能是后人胡编乱造的产物。

“天凤元年”簋铭文拓本
（采自《湖南战国秦汉魏晋铜器铭文补记》）

所谓“天凤元年”簋，虽然收藏在国立文博机构，却并没有可靠的考古发掘来源，湖南省博物馆在上个世纪60年代公布此簋时，乃是将其标示为未详出处的“收集品”(571)，近年蒋廷瑜研究汉代錾刻花纹铜器，亦谓该器系“五十年代在湖南搜集”(572)。后来周世荣撰文介绍这一藏品，同样没有说明这件铜簋出自何处，只是于同一篇文章中在介绍所谓“‘贾重’铜钟”时，提到钟上之齿菱形图案，“其状与天凤元年铜簋同，一墓出土”(573)。相互参照，可知周氏“一墓出土”云云，应属他本人对这两件铜器依存关系所做的推断，并不是考古发掘的实际记录。在这种来路的器物当中混杂有假货，是很常见的事情，况且这件铜器的器形，本身就比较怪异，从而更加令人生疑。湖南省博物馆最初公布时，将其称之为“铜簋”，可实际上它的形状却与簋存在着很大差别。后来蒋廷瑜又把它定为“盒”(574)，但即使是作为“盒”来说，其形制也与两汉时期同类器物有较大差异，近年吴小平在对汉代铜盒做类型划分时，因为无所归属，只好将其附列于“形制不明”的特殊造型当中(575)。

至于该器铭文字体与秦汉铜器常规写法的违异，仅举述其起首的“天”字，便可以看得一清二楚。盖检容庚《金文续编》可知，“天”字在秦汉时期已经绝无此等盘曲回环的字形(576)，徐正考近年搜集汉代铜器铭文作《文字编》，除了这一所谓“天凤元年”铜簋之外，也没有能够列举出其他同类例证(577)。这种不伦不类的字体，其实也只有奸商胡乱赝造才会出现。过去清人冯登府著录过一方所谓“汉元鼎砖”，也正刻有这一类稀奇古怪的“古文”，专门名家几至无以辨识(578)。因元鼎时期尚未使用年号纪年，这篇砖铭当然属于假货。盖刻意摹古，是后世作伪者比较通行的做法。由于是“自我作古”，这些能工巧匠往往误以为愈古愈加逼真，因而从内容到形式，都常常取法于较早的古器。如前述所谓“元朔五年弩”鐖郭铭文，便是模拟两周金文的口气，错将汉家天子称作一方诸侯之“王”(579)。蒋廷瑜研究指出，“天凤元年四月十九日造”这段铭文，“是在錾刻该器花纹时预留下来的一块长方块空白处刻出的，是与錾刻纹饰同时留下的痕迹，完全可以作为制造该器，特别是錾刻花纹的年代依据”(580)，然而，这种“錾刻”正是铜器铭文作伪最通行的手法，蒋廷瑜和吴小平在著述中列举现今已知的其他同类器皿，都是只镌有花纹而未刻铭文，已清楚显示出在这样的“铜盒”上镌刻铭文，并不是通行的做法，而像这样背戾常规，如同上面所说字形等特征一样，恰恰是在赝品上常常会见到的情况(581)。

更为重要的是，如前面第十节所谈到的，居延新简反映出王莽为虚示不改其纪元，本来是将始建国天凤元年书作“一年”，这里刻作“元年”，也明显不符合当时通行的用法。开启新年号的首年不称“元年”而名之曰“一年”，这是只有王莽才想得出来的古怪办法，而且在旧史料和传世文物中从来没有显现过丝毫线索，这当然是古董贩子无论如何也意想不到的事情（前面第十节提到的那件有很大问题的“金铜扣夹纻漆盘”，虽然使用了“元年”，但年号却仍然是“始建国天凤”，而不是“天凤”）。

陈直著录的这块“天凤四年保城都司空”瓦，其形迹同样也有一些令人费解的地方。盖陈氏在民国时期撰著的《摹庐藏瓦》，已经著录过此瓦，并谓一直随身置放，而后来撰著《关中秦汉陶录》，考述同瓦，则谓之曰“科学院所藏”，首尾枝梧若此，个中缘由，也引人思量。姑且对此置而不问，仅仅就其铭文本身而言，除了字形风格存在问题之外，瓦上文字的尺寸还明显小于其他同类瓦片，这本来是作伪者裤脚下脱露出的好大一条马腿，可陈直非但不予置疑，还对之青睐有加，津津乐道曰：“王莽小字瓦，仅此一见，至为可贵。”(582)再者复云：“其文字之精，形式之异，在莽瓦中仅见之品。”(583)藏弆家搜奇猎怪的心理，呈露无遗。

“天凤四年保城都司空造官瓦”铭文拓本
（采自《关中秦汉陶录》）

其实，这块瓦片还有更为严重的破绽，这就是森鹿三总结居延汉简用例后曾经指出，将“四”字书作积四横画之“亖”，是王莽时期文书的一个重要特点(584)，这块瓦上“天凤四年”的用法明显与之抵牾。虽然并不是新朝始一建立，当下即统统改用“亖”这一字形，例如王莽登基之初在“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铸造的“新量斗”上，还可以看到“方六寸，深四寸”的写法(585)，另外，在不同的场合，具体的使用方法也许会有些复杂，但饶宗颐等总结新莽简牍和铜器等器物铭文的使用情况，指出“迟至始建国四年时，‘四’字已写作‘亖’”(586)，后来额济纳新出汉简和周进过去收藏的陶文，还有上文所说连云港所存新莽界域刻石，以及再稍早一些时候的“居摄二年二月造”两种所谓“孔林坟坛刻石”，同样也都见有“始建国亖年”这样的书写形式(587)，天凤后期在书写“天凤四年”这一年份的时候，亦无一例外地是将其写作“亖”字，河南襄城发现的天凤四年铜钲，其钲铭全文为“颍川县司盾发弩令正重亖十亖斤始建国天凤亖年缮”(588)，一连串使用三个“亖”字，尤为清晰地展现出这一点。再有该瓦铭文中“保城都司空造”之“造”字，已经稍嫌辞费，汉瓦中似此用法，相当罕见，未免令人滋疑，若复缀加“官瓦”二字，则不胜累赘，汉莽间绝无其例，亦断无此理。盖“保城都司空”并非民间社团，所督造者自属官瓦无疑，何必再添附蛇足。真所谓铁证如山，假的就是假的，伪装终能剥去。

有些治史者（特别是某些文物鉴赏家）笃信恪守直接证据法则，或许以为上面所做各项推论，依然只是可能性大小的问题，因而，恐怕还不能得出确定的结论。对于这种疑虑，我想说明的是，上文所论各项规律性特征，在一定条件下，确实都有可能存在某些极个别的例外情况，但诸多特例，却绝不可能同时集中出现在同一个事项当中，借用一句统计学上的定律来表述，这就是：“小概率事件，在一次试验中是不可能发生的。”

————————————————————

(1) 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86）篇末《附录》卷五欧阳发等述《事迹》，页1380。

(2) 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北京，中国书店，1986，《欧阳修全集》本）卷一《前汉雁足灯铭》附录《裴如晦帖》，页1101。

(3) 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之《宋代之金石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王国维遗书》本），页716—717。

(4) 姬佛陀《专门名家》（上海，广仓学宭，1917）第一集《专目》，页26（案该书内文石印拓片未编列页码）。

(5) 案拙文初稿妄自揣测此砖系被用作砚台，承蒙浙江湖州安吉博物馆梅松先生赐教云：“此砖观其形近长方（14×5×5.5），且中琢空，疑为笔筒，花插之属，而非砚台。”我对相关文物知识略无所知，信应如梅松先生所言，在此谨致衷心谢意。

(6) 童衍方《宝甓斋集砖铭》（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页2。案铭文拓片别见殷荪、冯宏伟编纂《秦汉砖铭百种》（上海，上海书画社，2002）第三辑第四十三种“天凤三年二月砖铭”，图版第122号。

(7) 《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九九中《王莽传》中，页4136—4137。

(8) 陈直《汉书新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之《王莽传》中，页482。

(9) 见拙文《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上、下），连载于《文史》2006年第1辑，页21—65，又同年第2辑，页77—105。此文后来做有若干修订，收入拙著《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9）上篇，页3—92。

(10) 谭其骧《秦郡新考》，原刊《浙江学报》第2卷第1期，1947年，此据作者文集《长水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上册，页10。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附篇第二章第二节《项羽西楚国域》，页255—257。又《汉郡再考》附《秦一代郡数为四十八说》，原刊《历史地理》第八辑（1990），此据作者文集《学腊一十九》（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页71—72。

(11) 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清嘉庆原刻本）卷三五《答洪稚存书》，页11b—14a。

(12) 清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排印《国学基本丛书》之《洪北江诗文集》本）卷一〇《与钱少詹论地理书》一，页251—252。刘师培《左盦集》（清宣统间原刻本）卷五《秦四十郡考》（案此本尚未刻入页码）。

(13) 东汉袁康、吴平《越绝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二《越绝外传吴地传》，页19。

(14) 东汉袁康、吴平《越绝书》卷八《越绝外传记地传》，页64—65。

(15) 《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三五《州郡志》一，页1029。

(16) 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四梁刘昭注，见《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志第二十二，页3486。

(17) 《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并唐颜师古注引孙吴韦昭语，页60—61。

(18) 参见严耕望《汉书地理志县名首书者即郡国治所辨》，见作者文集《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页587—620。

(19) 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一六《秦三十六郡考》，页9a—11a。

(20) 《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页1592。

(21) 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四，见《后汉书》志第二十二，页3486。《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一二九《货殖列传》刘宋裴骃《集解》引刘宋徐广《史记音义》，页3268。

(22) 案拙文初稿刊出后，蒙浙江湖州安吉博物馆梅松先生叠赐两函，谓“裴骃为裴松之子，松之尝为故鄣令，于故鄣当极为熟悉，尊之‘误记’当有悖实际，殆刻板传抄之误亦未始无此可能”，这为分析故鄣郡误为鄣郡的原因，提供了另一思路，值得进一步分析。

(23) 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北京，中华书局，1990，《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清嘉庆六年金陵孙忠愍祠刊本）卷一五《疆域志》一“地所属郡名”之“故鄣郡”条、“丹杨郡”条，页1522。

(24)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卷一〇三宣州宁国县，页2049。案中华书局影印宋本《太平寰宇记》（2000）此“丹阳郡”本书作“丹杨郡”，理宜从之。

(25) 清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清乾隆辛丑西安刻本）卷下，页17b。

(26) 清谢锺英《补三国疆域志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55，重印《二十五史补编》本）卷一二吴兴郡故鄣县，页3126。

(27) 清谢锺英《补三国疆域志补注》卷一一丹阳郡宛陵县、怀安县，页3117—3118。

(28) 清谢锺英《补三国疆域志补注》卷首《凡例》，页2998。

(29) 《宋书》卷三五《州郡志》一，页1028。

(30) 此处原文为：“宁国县，本汉宛陵县地，志云：‘汉末分宛陵南乡置焉。初属丹阳郡，吴景帝时改属故障郡。晋太康元年属宣城郡。’”案今中华书局点校本《太平寰宇记》将“志云”下引号标注至“汉末分宛陵南乡置焉”句下，审其文义语气，似乎不甚妥当。盖如下文所论，这里所说的“志”，应指张勃《吴录地理志》，而此书专门记述孙吴一代建置沿革，且记事多下延至西晋时期，理应叙及吴景帝时期的建置沿革。

(31)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〇五池州石埭县“陵阳城”条，页2089。

(32) 案宋官修《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影印宋本）卷首所列《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页15）即书作“顾野王《舆地记》”。

(33)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〇六筠州高安县，页2118。

(34)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〇三宣州宁国县“怀安故城”条，页2050。

(35) 参见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北京，中华书局，1963）之“吴录地理志”条，页52。

(36)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〇五池州铜陵县“梅根山”条，页2090。

(37) 案今谭其骧主编之《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之“三国时期图组”系以永安五年为断限绘制吴国政区，而《三国·吴·扬州》图幅中失载故鄣郡（页26—27），按照上文所做研究，便可以依据《景定建康志》记载的郡治、辖界和属县，清楚补绘出此故鄣郡以及缩减后的丹阳郡。

(38)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影印清道光瞿盈斋刻本）卷四安吉州，页67。

(39)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八太平州，页223。

(40)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九宁国府，页234；同书卷二四广德军，页289。

(41)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二〇徽州，页247。

(42) 谭其骧《新莽职方考》附考《莽改汉郡县名通例》，原刊《燕京学报》第15期，1934年，此据作者文集《长水集》上册，页86。

(43) 王莽有些郡名，初看似乎是取名于境内之山川等自然景物，实际上却是基于他对《周礼》等古制的刻意追崇。例如，改山阳郡为“巨野郡”，即应与《周礼》记载兖州薮为“大野”有关，而改豫章郡为“九江郡”，则显然是缘于《禹贡》所记载的“九江”。

(44)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页4137。

(45) 清钱大昕《三史拾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嘉定钱大昕全集》本）卷三之“汉书·王莽传中”，页94。

(46)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等编《居延新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第EPT52：490号简，页260；又第EPT59：655A号简，页400。

(47) 王国维《屯戍丛残》、《屯戍丛残考释》，见罗振玉、王国维合著《流沙坠简》（北京，中华书局，1993），页23—64，页125。林梅村、李均明编《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之第357号简，页357。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合著《居延汉简释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之第288·30号简，页488。饶宗颐、李均明《新莽简辑证》（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之《考证之部》三“延亭、居成”条，页171。李均明《简牍所反映的王莽改制》，刊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编《秦汉史论丛》第四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页80—82。

(48) 罗福颐主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第四卷《新莽官印》，页107—108。

(49) 案陈文豪对敦煌始改文德、复改敦德的具体缘由以及这两个地名的寓意，做有细致分析，可参看，见陈氏《“文德”地名考释》，刊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简牍学研究》第二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页71—78。

(50) 这些铭文，最初刊布于梅原末治在《東洋史研究》上刊载的论文《王莽時代の漆器銘文》当中，此据梅原氏后来出版的专著《支那漢代紀年銘漆器圖說》（京都，桑名文星堂，1943）三《王莽時代の遺品》，页41—44。

(51) 内藤虎次郎《乐浪遗迹出土之漆器铭文》，原刊日本《藝文》第十七年第一号，此据容庚汉译文，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一卷第一号，页37。容庚《乐浪遗迹出土之漆器铭文考》，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一卷第一号，页39—40。

(52) 谭其骧《新莽职方考》附考《莽改汉郡县名通例》，据作者文集《长水集》上册，页80。

(53) 《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页1597—1598。

(54) 洪石《战国秦汉漆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第四章《战国秦汉漆器的生产与管理》附《漆器纪年铭文一览表》，页161—168；又该书第四章第一节《官营漆器的生产与管理》，页169—174。

(55) 《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页1597—1598。

(56) 洪石《战国秦汉漆器研究》第四章第一节《官营漆器的生产与管理》，页174。

(57) 《史记》卷一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页801—802。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丛书集成》初编本）卷二，页17。

(58) 清钱坫《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北京，中国书店，2008，用民国商承祚重刻书版刷印本）卷四“新莽铜虎符”条，页7a—8a。王国维《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一八《记新莽四虎符》，页908—909。

(59)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页4140。

(60) 《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页4149。

(61) 《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页1582。

(62) 案除见于《汉书·地理志》记载以及钱大昕所考定者之外，诸如清吴式芬、陈介祺同辑《封泥考略》（北京，中国书店，1990，影印清光绪三十年刻本）卷八（页6b—11a）所著录各新莽官印封泥亦均如此。

(63) 《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页4051。

(64) 《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页4077：又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页1610—1611。

(65)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页4136。

(66)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402。

(67) 宋马永卿《嬾真子》（北京，中国书店，2008，刷印民国陶湘刻《儒学警悟》本）卷三“印立足以‘之’字”条，页4b—5a。

(68) 案東京国立博物館编《中国の封泥》（東京，二玄社，1998）一书所收录的封泥，主要是清人陈介祺旧藏，来源比较可靠，因该书印制较《封泥考略》要清晰许多，且便于扫描，故在此据以复制数方。

(69)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页4103。

(70) 《汉书》卷六《武帝纪》唐颜师古注引曹魏张晏说，页200。

(71) 孙慰祖、徐谷富编《秦汉金文汇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上编《秦汉金文汇编图版》第296号“新铜丈”之铭文，页198；又第302号“新衡杆”之铭文，页201；又第313号“新嘉量”之铭文，页208。

(72) 谭其骧《新莽职方考》，据作者文集《长水集》上册，页49。

(73) 《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并唐李贤注，页828—829。案谭其骧对增山属上郡所更名这一问题，有更深入的考证，详《新莽职方考》，见作者文集《长水集》上册，页77。

(74) 清吴式芬、陈介祺辑《封泥考略》卷八，页10b—11a。

(75) 谭其骧《新莽职方考》，据作者文集《长水集》上册，页68。

(76)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页1624。

(77) 案据清吴式芬、陈介祺合辑《封泥考略》卷八（页11b）著录，旧时出土新莽封泥有作“雁郡大尉章”者，作者考述曰：“案《汉书·地理志》：‘雁门郡，秦置，属并州，莽曰填狄。’《王莽传》：‘始建国元年，改郡都尉曰大尉。’此曰大尉而不曰填狄，自是改郡名之前，去‘门’字以成五字耳。”所说甚是，可知并不能因这一封泥上的“雁郡”酷似单字郡名，从而否定王莽在更改郡名时存在上述双字化规律。

(78) 《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页742。案居延汉简中有残简作“……中二千石关都尉郡大……”，陈梦家谓此系诏书残辞，并据之以为关都尉“次在郡太守之前，其位甚尊”。简文见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合著《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之第56·7号简，页98。陈说见所著《汉简缀述》（北京，中华书局，1980）之《西汉都尉考》，页134。

(79) 周明泰《续封泥考略》（台北，艺文印书馆，1982，严一萍辑《封泥考略汇编》影印1928年印本）卷五，页491。

(80) 陈梦家《汉简缀述》之《西汉都尉考》，页134。

(81)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页1614。

(82) 清周寿昌《汉书注校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国学基本丛书》本）卷一一，页168。清王先谦《汉书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影印清光绪二十六年虚受堂刊本）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页308。

(83) 王国维《屯戍丛残》、《屯戍丛残考释》，见罗振玉、王国维合著《流沙坠简》，页23—64，页108—109，页125，页199。

(84) 《汉书》卷九六《西域传》上，页3885—3886。

(85)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之《二年律令·津关令》，二年律令图版，第492、506号简，页48—49；释文注释，页206，页208。汉贾谊《新书》（明末刻钱震泷评阅本）卷三《壹通》，页8b。

(86) 《汉书》卷六《武帝纪》，页202。

(87) 清沈钦韩《汉书疏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影印清光绪浙江书局刻本）卷四“关都尉”条，页131。

(88) 《汉书》卷五一《枚乘传》，页2365。

(89) 《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页1548—1549。

(90) 清钱大昕《三史拾遗》卷三，页77。

(91) 清沈钦韩《汉书疏证》卷二八“召拜乘为弘农都尉”条，页803。

(92) 《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页4187。

(93)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页4106。

(94) 《汉书》卷八七《元后传》，页4013—4014；又卷九九中《王莽传》中，页4107—4108。

(95) 《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页1581。

(96) 《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页4095.

(97) 《汉书》卷八七《元后传》，页4013—4014。

(98)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页4107—4108。

(99) 《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页1573。

(100) 《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页4078—4079。

(101) 《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页4079；又卷九九中《王莽传》中，页4112—4113。

(102) 别详拙稿《汉武帝“广关”与西汉前期地域控制的变迁》，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2期，页76—82。

(103) 《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页1595。

(104) 《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页4095；又卷九九中《王莽传》中，页4105—4106，页4108，页4111。

(105) 孙慰祖、徐谷富编《秦汉金文汇编》上编《秦汉金文汇编图版》第296号“新铜丈”之铭文，页198；又第302号“新衡杆”之铭文，页201；又第313号“新嘉量”之铭文，页208。

(106)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页4107—4108。

(107) 童衍方《宝甓斋集砖铭》，页18。

(108) 案拙文初稿刊出后，承蒙浙江湖州安吉博物馆梅松先生来函赐教，告曰：“吾邑所出汉甎颇夥，弟所过目者甚多，有‘故鄣’而无‘故鄣郡’、‘鄣郡’，至今所见纪年砖以永元最早，中平、建安最多，然无双排文字者，最多四面文字。如童氏书中‘伥使生人富乐万岁’、‘延年万岁不败王贵’，下端‘福德难除’，上端‘大吉富贵’，亦敝邑所出。另有一枚‘永元七年七月故鄣长王君丞张卿复阳冢’，审文字内容当连读，而砖作两枚，甚奇。可见敝邑制砖，不尚双排者，再审‘天凤三年’砖，与敝邑所出晋砖极似，先生所见极是。盖汉砖文字古拙，非作伪者可拟。故案此天凤砖，或作‘始建国天凤三年三月候望郡都尉钱君’，始合史实。”在此谨向梅松先生致以真挚的谢意。

(109) 殷荪、冯宏伟合纂《秦汉砖铭百种》篇首殷荪撰《导论》，页16—17。

(110) 姬佛陀《专门名家》第一集《专目》，页4a。

(111) 《后汉书》卷一三《隗嚣传》并唐李贤注，页517—518。

(112) 谷豐信《中国古代の紀年磚——唐宋までの銘文と出土地の考察》，刊日本東京国立博物館编集发行《国立東京博物館紀要》第三四号，平成十一年三月，页251，页265，页270。

(113) 《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页828—829。

(114) 《后汉书》卷一三《隗嚣传》，页515，页519。

(115)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合著《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之第288·30号简，页488。《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页1613。

(116)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北京，中华书局，1991）之上册《图版》叁贰第289号简，又下册《释文·建国后新获汉简》第289号简，页230。

(117)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页4115，页4118。

(118) 饶宗颐、李均明《新莽简辑证》之《考证之部》二“大使五威将帅（率）”条，页127—129。

(119)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影印清嘉庆段氏经韵楼原刻本）寸部，页121。

(120)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4136，页4158。

(12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之上册《图版》壹玖第193A号简，又下册《释文·建国后新获汉简》之第193A号简，页227。

(122) 案承蒙浙江湖州安吉博物馆梅松先生教示，当地出土有“永元七年七月故鄣长王君丞张卿复阳冢”墓砖，但“故鄣长王君”与“丞张卿”同葬一墓，殊为奇特，而一县令长与郡之都尉，地位相差悬殊，似亦不宜等同类比。

(123) 《宋书》卷一五《礼志》二，页407。

(124) 罗振玉《雪堂类稿》（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新世纪万有文库》本）丙《金石跋尾》之《石文跋尾·蒿里遗文·砖志》“魏张普先君墓砖跋”条，页335。

(125) 罗振玉《雪堂类稿》甲《笔记汇刊》之《石交录》“晋人墓志直立圹中柩前与后世平放不同”条，页206。

(126) 赵力光《鸳鸯七志斋藏石》（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之“张永昌神柩刻石”，页9。

(127) 罗振玉《雪堂类稿》甲《笔记汇刊》之《俑庐日札》“陆心源《千甓亭古砖录》汉砖多伪。吾浙出砖尤多”条，页388。

(128) 清冯登府《浙江砖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历代陶文研究资料选刊》影印清道光间刻本）卷首《凡例》，页6。

(129) 清冯登府《浙江砖录》卷首洪颐煊撰《书〈砖录〉后》，页9。

(130) 宋章衡《编年通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影印宋抄本）卷三，页260—261。宋王应麟《玉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影印清光绪浙江书局刻本）卷一三《律历》之“历代年号”条，页241，页244。清秦蕙田《五礼通考》（台北，环圣图书公司，1994，影印清乾隆秦氏味经窝原刻试印样本）卷一一八《嘉礼·即位改元》，页23a。清叶维庚《纪元通考》（北京，中国书店，2008，用清同治重刻书版刷印本）卷一《历代正统年号》，页3a。清杨铭柱《史筌》（清道光二十六年刊本）之《帝王世统考》卷中，页5b—6a。清李兆洛、六承如合辑《纪元编》（清光绪戊子扫叶山房重刊《李氏五种合刊》本）卷上《纪元总载》，页1b。罗振玉《重校订纪元编》（民国乙丑东方学会铅字排印本）卷上《元号总载》，页1b。

(131) 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北京，中华书局，1962），页23。方诗铭《中国历史纪年表》（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页37。日比野丈夫《秦漢帝国》（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0，《中国文明の歷史》之三）附《関係年表》，页408。

(132) 晋司马彪《续汉书·祭祀志》上，见《后汉书》志第七，页3170。

(133) 晋袁宏《后汉纪》（北京，中国书店，1991，《海王邨古籍丛刊》影印《龙溪精舍丛书》本）卷八，页326。

(134)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页82。

(135) 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北京，中华书局，1960，影印明崇祯刻本）卷一五《帝王部·年号》，页170。

(136)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部丛刊》影印宋刻本）卷二引宋庠《纪元通谱》，页6b。

(137) 宋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北京，中华书局，1999，影印清乾隆嘉庆间刊初印《知不足斋丛书》本）卷二“后元一”条，页154—155。

(138)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卷二，页6b。

(139) 《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卷二八四《宋庠传》，页9593。

(140) 罗振玉《重刊宋本〈东汉刊误〉跋》，附印于所校刊宋刘攽《东汉书刊误》（长沙，岳麓书社，1994，《二十五史三编》影印本）卷末，页19。

(141)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释例》（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之《与范内翰论修书帖》，页4a—7a。元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见胡氏音注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卷首，页29。

(142)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三六东汉光武帝中元元年下元胡三省注，页1423—1424。案清人叶维庚著《纪元通考》，在卷一《历代正统年号》中将光武帝第二纪元作“中元”（页3b），而在卷八《四字纪元》部分（页34a）复又记作“建武中元”，作者在卷一一之《总论》部分说明他的具体看法时，即复述胡三省这一解释。

(143) 陈垣《通鉴胡注表微》（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之《书法篇》，页18。

(144) 清叶廷琯《吹网录》（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重印《笔记小说大观》本）卷二“中元元年改元四字号”条，页297。

(145) 宋史绳祖《学斋佔毕》（北京，中国书店，1990，《海王邨古籍丛刊》影印民国董康仿宋刻《百川学海》本）卷三“因古碑辨后汉建武中元四字年号及永憙年号以正史传之误”条，页917。

(146) 宋史绳祖《学斋佔毕》卷三“因古碑辨后汉建武中元四字年号及永憙年号以正史传之误”条引宋庠《纪元通谱》，页917。

(147) 案此石刻在宋代以后长久沉晦不显，近年始重被发现，位于今四川荥经县烈士乡冯家村荥河南岸的崖壁上。见容媛、胡海帆《秦汉石刻题跋辑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之《秦汉石刻叙目》，页1568。

(148) 宋洪适《隶释》（北京，中华书局，1985，影印清洪氏晦木斋仿宋刻本）卷四“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条，页48—49。

(149) 宋林虙、楼昉《两汉诏令》（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元至正九年苏天爵刻明修补印本）之《东汉诏令》卷一《告祠高庙诏》及《遗诏》附注，页20。

(150) 宋陈元靓《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99，影印元后至元六年郑氏积诚堂刊本）丙集卷上《纪年类》，页71。

(151) 如清吴肃公《改元考同》（扬州，广陵书社，2007，影印《学海类编》本），页4936。又如清秦蕙田《五礼通考》卷一一八《嘉礼·即位改元》，页24a。

(152) 徐玉立主编《汉碑全集》（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第一册“何君阁道碑”条，页99—100。

(153) 宋洪迈《容斋随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之《容斋四笔》卷六“建武中元续书”条，页680。

(154)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六“建武中元”条，页73；又《容斋四笔》卷六“建武中元续书”条，页680。

(155) 见《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页2821。

(156) 宋孙奕《履斋示儿编》（北京，中华书局，1999，影印清乾隆嘉庆间刊初印《知不足斋丛书》本）卷一四“纪元”条，页111—113。

(157) 宋史绳祖《学斋佔毕》卷三“因古碑辨后汉建武中元四字年号及永憙年号以正史传之误”条引宋庠《纪元通谱》，页917。

(158) 于省吾《双剑誃吉金图录》（北京，中华书局，2009，重印1934年来薰阁印本）卷下“东海宫司空槃”条，页249—250。

(159) 《宋书》卷二八《符瑞志》中，页813；又卷二九《符瑞志》下，页862，页866。

(160) 于省吾《双剑誃吉金图录》卷下《考释》之“东海宫司空槃”条，页287—289。

(161) 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综合研究》（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上卷第三章第三节《铜器断代问题》，页70—71。

(162) 晋袁宏《后汉纪》卷八，页327。

(163) 晋司马彪《续汉书·祭祀志》上，见《后汉书》志第七，页3170。

(164)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页82—83。

(165) 东汉刘珍等著，今吴树平等辑校《东观汉记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卷一《世祖光武皇帝纪》，页12。

(166) 宋章衡《编年通载》卷四，页265。

(167) 宋朱熹《资治通鉴纲目》（明成化刻本）卷九，页47a。案明人严衍撰《资治通鉴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影印清光绪二年盛氏思补楼活字印本），在标注这一年号时，亦改变《通鉴》原文，在“中元元年”上补有“建武”二字（见该书卷四四，页419—420）。

(168) 宋王应麟《玉海》卷一三《律历》之“总论改元”及“历代年号”条，页239，页241。

(169) 清钟渊映《历代建元考》（清道光刻《守山阁丛书》本）卷首《历代建元总论》，页7b；又卷上，页6b。清惠栋《后汉书补注》（长沙，岳麓书社，1994，《二十五史三编》影印本）卷一，页28。清赵翼《陔馀丛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卷一五“太初元将”条，页271；又卷二五“历代正史编年各号”条，页507。清杨铭柱《史筌》之《帝王世统考》卷中，页7a。清陆费墀《历代庙讳年讳谱》（上海，中华书局，民国《四部备要》排印线状本），页2a。罗振玉《重校订纪元编》卷上《元号总载》，页1b。陈垣《二十史朔闰表》，页27。

(170) 清李兆洛、六承如合辑《纪元编》卷上《纪元总载》，页1b。李崇智《中国历代年号考》（北京，中华书局，2001），页10。

(171) 万国鼎编，万斯年与陈梦家补订《中国历史纪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78）上编《公元甲子纪年表》，页24；又下编《秦以后主要朝建元表》，页86。

(172) 藤島達郎、野上俊静编《東方年表》（京都，平樂寺書店，1996），页36。案在日本学者过去编纂的一些同类年表当中，本来对此做过正确表述，如歷史学研究會编《日本史年表》（東京，岩波書店，1966）便是记作“建武中元”（页4），这一情况，更显示出诸如《東方年表》之类的著述复将这一年号书为“中元”，应是出自有意识的别择，系认识偏差所致。

(173) 西嶋定生《秦漢帝国》（東京，講談社，1974）卷末附《年表》，页490。日比野丈夫《秦漢帝国》卷末附《関係年表》，页409。

(174) 东汉刘珍等著，今吴树平等辑校《东观汉记校注》卷一《世祖光武皇帝纪》，页12；又卷五《郊祀志》，页163。

(175) 关于中国古代使用年号纪年的起始时间，过去通行的认识，很不准确，请别详拙文《重谈中国古代以年号纪年的启用时间》，刊《文史》2009年第1期，页43—90。

(176)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页4131。

(177) 《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页4095。

(178) 东汉荀悦《汉纪》（北京，中国书店，1991，《海王邨古籍丛刊》影印《龙溪精舍丛书》本）卷三〇，页237。

(179) 宋司马光《稽古录》（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部丛刊》初编之洋装缩印本）卷一二，页53。

(180) 清赵翼《陔馀丛考》卷二五“历代僭窃各年号”条，页510。案晚近仍有一些年表，遵从这样的说法，如日据半岛时期朝鲜人鱼允迪编著的《東史年表》（京城府，寳文館，1915）便是如此标注（页235）。

(181)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页4132；又卷九九下《王莽传》下，页4152。

(182)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页4099。

(183) 《汉书》卷二一下《律历志》下，页1024。

(184) 如“始建国”纪年简牍，略一翻检罗振玉、王国维合著《流沙坠简》便可得其确证，而铜器铭文则可概见于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选释》（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一书，用例极多，无需一一举证。

(185) 清王先谦《汉书补注》卷九九中《王莽传》中引宋刘攽《两汉刊误》语，页1694。

(186) 陶元甘《居延汉简笺证》（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汉简研究文献四种》影印民国稿本），页320—322。

(187) 《后汉书》卷三〇下《班彪列传》下，页1386。

(188) 清邵晋涵《南江书录》（清光绪中贵池刘氏刻《聚学轩丛书》本）之“汉书”条，页11a。

(189) 宋赵与时《宾退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卷一〇，页127。劳榦《汉武后元不立年号考》，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页189—191。

(190) 《汉书》卷二一下《律历志》下，页1023。

(191)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页2933。

(192) 《汉书》卷七《昭帝纪》，页221；又卷二一下《律历志》下，页1023。

(193) 《汉书》卷六《武帝纪》，页211

(194) 《汉书》卷七《昭帝纪》，页217；又卷八《宣帝纪》，页236；卷六八《霍光传》，页2932；卷七四《丙吉传》，页3142。

(195) 清顾炎武《日知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影印清道光十四年刊清黄汝成《日知录集释》本）卷二〇“后元年”条，页1536。案清陆费墀《历代庙讳年讳谱》（页1b）也是把这一“后元”列为“征和”之后的一个年号。

(196) 《后汉书》卷四〇上《班彪列传》上，页1333—1334。

(197) 唐刘知幾《史通》之《覈才》篇引晋傅玄《论三史故事》，又《古今正史》篇，据清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卷九，页251；又卷一二，页341—342。

(198) 《宋书》卷六九《范晔传》，页1820。

(199) 《后汉书》卷五〇《孝明八王列传》卷首（页1667）谓除梁节王畅之外，“馀七王本书不载母氏”，唐李贤注云：“本书谓《东观记》也。”范文澜《正史考略》（北平，文化学社，1931）之“后汉书”条（页45）对此早有论述，可参见。

(200) 《汉书》卷二一下《律历志》下，页1024。

(201) 清张文虎《舒艺室随笔》（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新世纪万有文库》本）卷五，页129。

(202) 清张文虎《舒艺室随笔》卷五，页129。

(203) 《宋书》卷六九《范晔传》，页1819—1831。案袁宏撰著《后汉纪》，主旨在于“弘敷王道”（见该书卷首袁氏自序，页254），故书中所附议论，既多且冗，每有喧宾夺主之感。

(204) 《南史》卷三三《范晔传》，页849。

(205) 案饶宗颐《后汉书论赞之价值》一文，虽然意在称述范晔本人耻作文士，其撰著《后汉书》更注重体现对内在“旨义”的追求，但饶氏同时亦指出“范书似颇得力于袁宏”，即二者都是首先强调史书“非徒记事”这一侧面。饶文见所著《文辙——文学史论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1），页301—309。

(206) 《宋书》卷一〇〇《自序传》，页2466—2469。

(207) 唐刘知幾《史通·覈才》，据清浦起龙《史通通释》卷九，页249。

(208) 《汉书》卷一一《哀帝纪》，页340。

(209) 见南宋宁宗庆元元年建安刘元起家塾刻本《汉书·哀帝纪》，页5b—6a。

(210) 见清武英殿刻本《汉书·哀帝纪》，页5b。

(211) 《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页4094。

(212) 见南宋宁宗庆元元年建安刘元起家塾刻本《汉书·哀帝纪》附注，6a。

(213) 宋孙奕《履斋示儿编》卷一四“纪元”条引宋张舜民《年历辨误》，页112。

(214) 宋王益之《西汉年纪》（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国学基本丛书》本）卷二九建平二年并所附王氏自撰《考异》，页478。

(215)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等编《居延新简》第EPT27：3号简，页78。

(216) 清赵翼《陔馀丛考》卷一五“太初元将”条，页271。案赵翼这条内容，其文字表述本身存在一定问题，但大意如此。

(217) 清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部丛刊》影印清嘉庆姚江借树山房刻本）卷四八《辨宋祁〈汉书〉校本》，页5b—7a。

(218) 见南宋宁宗庆元元年建安刘元起家塾刻本《汉书》卷首，页9a—12b。

(219) 明王祎《大事记续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五引宋庠《纪元通谱》，页6。

(220) 见南宋宁宗庆元元年建安刘元起家塾刻本《汉书》卷首，页10a—12b。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1986，重印民国商务印书馆《十通》本）卷二〇〇《经籍考》二七引宋官修《崇文总目》，页1675。

(221) 案真宗景德至大中祥符年间纂修的《册府元龟》，在引述《汉书·哀帝纪》这篇改元诏书时，也是书作“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无“元将”字样，足以印证当时所见宋初刻本或是旧写本固然未尝书作“太初元将”。见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北京，中华书局，1960，影印明崇祯刻本）卷八二《帝王部·赦宥》，页959。

(222) 宋官修《太平御览》卷八九《皇王部·孝哀皇帝》引《汉书》，页426。

(223) 《南史》卷五〇《刘虬传附刘之遴传》，页1251。

(224) 清邵晋涵《南江书录》之“汉书”条，页9a—11b。

(225) 唐许敬宗《文馆词林》（北京，中华书局，2001，罗国威整理《文馆词林校证》本）卷六八《汉哀帝改元大赦诏》，页329。

(226) 《汉书》卷七五《李寻传》，页3193。案今所见《李寻传》相关记载之最早版本，可溯之于宋初官修《册府元龟》卷一七五《帝王部·悔过》所引述者（页2105），惟明崇祯刻全本《册府元龟》于此处系书作“以建平二年为太初二年”，其“太初二年”之“二年”应是涉上文“建平二年”致讹，残存宋刻本（北京，中华书局，1989，影印《宋本册府元龟》，页413）尚无误，作“太初元年”。又《册府元龟》卷九二一《总录部·妖妄》（页10880）亦引述有《汉书》此文，书作“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

(227) 《汉书》卷二六《天文志》，页1312。

(228)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三四汉哀帝建平二年，页1087。

(229) 案明人王祎在《大事记续编》一书中（卷五，页6a—6b）尝云“前朝好本皆有‘元将’二字，事见《通鉴》”，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纯属胡言。

(230) 宋林虙、楼昉《两汉诏令》之《西汉诏令》卷一一《改元易号诏》，页6。

(231) 宋郑樵《通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影印民国《万有文库》之《十通》本）卷五下《前汉纪》下，页97。

(232)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页86。

(233) 《后汉书》卷八四《列女传》，页2784—2785。

(234) 东汉荀悦《汉纪》卷二八，页221—222。

(235) 清叶维庚《纪元通考》卷五《历代拟议不用年号》，页2a；又卷八《四字纪元》，页33。

(236) 清李兆洛、六承如合辑《纪元编》卷上《纪元总载》，页1b。

(237) 方诗铭《中国历史纪年表》，页37。

(238) 方诗铭、方小芬合著《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上编《西周共和元年——西汉哀帝元寿二年》，页210。

(239) 清段长基《历代统纪表》（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影印清光绪红杏山房刻《二十四史三表》本）卷三，页387。

(240) 翦伯赞主编《中外历史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61），页126。

(241) 宋叶梦得《避暑录话》（明末毛氏汲古阁刻《津逮秘书》本）卷下，页24。

(242) 宋洪适《隶释》卷四“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条，页48—49。又洪适《隶续》（北京，中华书局，1985，影印清洪氏晦木斋仿宋刻本）卷二“新莽候钲”条，页301—302。

(243) 宋娄机《汉隶字源》（明末毛氏汲古阁刻本）卷一《碑目》之“新莽候钲”条，页45b。

(244) 清官修《钦定四库全书考证》（清乾隆福建翻刻道光光绪间增刊《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卷一九《经部·汉隶字源》，页33b。

(245)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六“建武中元”条，页73。

(246) 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影印民国吴兴刘氏希古楼刻本）卷二“莱子侯赡族戒石”条辑录颜逢甲题记，页5。

(247) 清陆耀遹《金石续编》（北京，中国书店，1985，重印民国扫叶山房影印清刻本）卷一“莱子侯刻石”条，页1a—2b。

(248) 孙伯涛《两汉刻石碑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页17。

(249) 见清陆耀遹《金石续编》卷一“莱子侯刻石”条辑录瞿氏《古泉山馆金石文编》，页1b—2a。

(250) 案近年有朱勇年者，收藏有一铜尺，尺背上、下两端分别镌有“建国”和“三年”字样，见朱氏著《古尺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卷五之“新莽建国三年铜尺”条（页4b—5b）。朱勇年以为王莽“始建国”之年号，乃是新朝年号“建国”再加上前朝孺子婴“初始”年号中的“始”字，“以示不忘前朝也”，所说与瞿中溶的看法非常相似，但亦纯属无端臆想，对比大量新室“始建国”纪年铭文，特别是世所知见王莽登基之初铸造的铜尺，其纪年铭文无不书作“始建国”三字，可知似此将新朝第一纪元刻作“建国”，只能说明这把尺子系出自后世奸商伪造。

(251) 陈槃《汉晋遗简偶述》之四《新莽纪年》，据陈氏《汉晋遗简识小七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页11—12。案陈氏此文原刊于《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六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后收入《汉晋遗简识小七种》一书，作为《中研院史语所专刊》之六十三，于1975年在台北出版。

(252) 森鹿三《居延出土的王莽简》，原载森鹿三著《東洋学研究——居延漢简篇》（京都，同朋舍，1975），此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简牍研究译丛》第一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汉译本，页1—17。

(253) 案陈直举述地皇年号简称实例，除《汉书·王莽传》的记载之外，只有一件同样是著录于《专门名家》第一册的“地皇四年”砖铭。因检阅不便，我没有见到这一铭文，但在殷荪、冯宏伟编纂的《秦汉砖铭百种》第三辑中见有一“地皇三年”砖铭（第四十三种，图版第124号），钤有朱文印记云“金石录十卷人家”、“伯寅经眼”，“伯寅”即滂喜斋主人潘祖荫并曾入藏清初冯文昌十卷宋刻残本《金石录》者，故这一砖铭拓本或许出自潘祖荫旧藏。这件铭文中“三年”之“三”字上面附带有一条装饰性横道，很容易被误读作“亖年”，所以，我怀疑《专门名家》所著录的“地皇四年”砖铭与之同为一事。

(254) 陈直《汉书新证》，页26—28。

(255) 马先醒《新莽年号与新莽年号简》，原刊《简牍学报》第1卷第1期，1974年，此据作者文集《汉简与汉代城市》（台北，简牍社，1976，《简牍社丛书》之一），页115—128。

(256) 马先醒《河西简牍与〈新史〉》，刊陈文豪主编《简帛研究汇刊》（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简帛学文教基金会筹备处，2003），页2—3。

(257) 陈文豪《陈直与简牍学》，初刊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编《秦汉史论丛》第八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页480—482，后载入陈氏主编《简帛研究汇刊》，页836—838，与马先醒《河西简牍与〈新史〉》一文同刊于一处。

(258) 饶宗颐、李均明《新莽简辑证》之《释文之部》一，页17—43。

(259) 陶元甘《居延汉简笺证》，页320—323。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时标注陶氏此书系“民国间朱格抄本”，但文中已经述及上个世纪50年代的刊物，故《居延汉简笺证》文稿写定的时间不得早于此时。

(260) 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综合研究》上卷第三章第一节《纪年方式》，页57—58。

(261) 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选释》卷首《编排体例》，页1。

(262) 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综合研究》上卷第三章第三节《铜器断代问题》，页70。

(263) 陈氏论证汉武帝太初以前年号，所引证之多种金石砖瓦铭文，即均属赝品，别详拙文《重谈中国古代以年号纪年的启用时间》，刊《文史》2009年第1期，页82—90。

(26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城墙西南角遗址的钻探与试掘》，原刊《考古》2006年第10期，此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保管所合编《汉长安城遗址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页232—247。

(265) 周绍良、李零辑录《新编全本季木藏陶》（北京，中华书局，1998）下编《秦汉及秦汉以后》第二部分，第1173—1175号，页333—335。

(266) 罗振玉《雪堂类稿》戊《长物簿录》之《古器物目·雪堂所藏古器物目录》“藏陶”类，页36。

(267) 梅原末治《支那漢代紀年銘漆器圖說》三《王莽時代の遺品》，页43。

(268) 王国维《屯戍丛残》、《屯戍丛残考释》，见罗振玉、王国维合著《流沙坠简》，页23—64，页137，页171，页195。

(269)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之上册《图版》柒第70号简，《图版》壹零第99号简；又下册《释文·建国后新获汉简》之第70、99号简，页223—224。

(270)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等编《居延新简》第EPT68：194号简，又第EPT68：195号简，页465。

(271) 饶宗颐、李均明《新莽简辑证》之《释文之部》一，页22—43。

(272) 南阳地区文物工作队《唐河汉郁平大尹冯孺君人画像石墓》，刊《考古学报》1980年第2期，页248，页258—259。

(273) 姚垒《襄城县出土新莽天凤四年铜钲》，刊《中原文物》1981年第2期，页61。

(274) 孔祥星、刘一曼《中国铜镜图典》（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页265。又刘永明《汉唐纪年铜镜图录》（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页4—5。

(275)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合著《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之第346·44号简，页540。案该简照片见劳榦《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57），页8。覆覈照片，自以谢桂华等所释为是。

(276) 王国维《东山杂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王国维学术随笔》本）卷二“叶石林《避暑录话》多精语”条，页102—103。

(277) 唐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卷四〇《礼部》下《冢墓》，页731。

(278) 梁萧统《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影印清嘉庆胡克家仿宋刻本）卷四六梁任昉《王文宪集序》唐李善注引《子云家谍》，页652。

(279) 《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页4184—4185。

(280) 清洪颐煊《平津读碑记》再续（清道光间刻本）之“莱子侯碣”条，页1b。

(281) 《后汉书》卷一三《隗嚣传》，页516。

(282) 宋洪适《隶续》卷二“新莽候钲”条，页301。

(283) 清钱大昭《汉书辨疑》（长沙，岳麓书社，1994，《二十五史三编》本）卷二二，页329。清王先谦《汉书补注》卷九九下《王莽传》下，页1718。

(284) 《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页4093—4096。

(285) 孙慰祖、徐谷富编《秦汉金文汇编》上编《秦汉金文汇编图版》第296号“新铜丈”之铭文，页198；又第302号“新衡杆”之铭文，页201；又第313号“新嘉量”之铭文，页208。

(286)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页4131—4133。

(287) 《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并唐颜师古注引曹魏孟康语，页4175—4176。

(288)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页4112—4114。

(289) 《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页4095—4096。

(290)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页4112。案《汉书》此处尚记王莽指使人四出宣讲云：“新室之兴也，德祥发于汉三、七、九世之后”，今人吴恂《汉书注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以为“三谓三世，即孝文十五年黄龙见成纪，七世谓宣帝甘露元年夏，黄龙见新丰”（页340），所释颇有见地，惟稍嫌不够准确，即宣帝朝黄龙见新丰事，与“黄龙见于新都”一语有违，清人沈钦韩对此曾做过很好的解释，可以与之相互补充：“新都，按《文帝纪》十五年黄龙见于成纪，《宣帝纪》甘露元年黄龙见新丰，令（今）莽符命称文宣之世，则言成纪者属文帝，言新都者属宣帝，又《宣纪》黄龙元年不言龙见，师古引汉注则云此年二月，黄龙见广汉郡，《地理志》广汉郡有新都县，则莽所指新都矣。”沈说见所著《汉书疏证》卷三六，页224。又案王莽特别强调黄龙现形于新都这一“德祥”而相对忽视更早出现于成纪那一次，应是为牵强附会他在元帝时所受新都侯这一爵位（尽管他的封地在南阳新野之都乡，与广汉郡的新都本来毫不相干）。

(291) 《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99。

(292) 隋萧该《汉书音义》（清光绪戊子刻清臧镛堂辑录本）卷下，页6b。

(293) 马先醒《新莽年号与新莽年号简》，据作者文集《汉简与汉代城市》，页125—126。

(294) 《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页4154。

(295)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页4135。

(296) 案《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页4138）记述相关事宜云：“令天下小学，戊子代甲子为六旬首。冠以戊子为元日，昏以戊寅之旬为忌日。百姓多不从。”此令各地小学以戊子代甲子为六旬首，实际上应当是指学校在教授纪日的甲子表时，要将早在甲骨文中就已经有完整记录的甲子起首式列表改作戊子起首（这样一来，通常所说的“六甲”，就应该变更为“六戊”），盖《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页1122）记述所谓先王之制，谓“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记之事”，这种搭配天干地支的“六甲”列表，殷墟甲骨乃至西陲汉简俱屡见不鲜，固然属于童稚发蒙所必修的知识。

(297) 案饶宗颐《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之《建除家言》一节，对此略有考述，可参看，文见饶宗颐、曾宪通合著《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3），页407—412。

(298) 《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并唐颜师古注，页4095—4096。

(299) 董作宾《“戊辰直定”说》，原刊《大陆杂志》第十六卷十六期，此据作者文集《平庐文存》（台北，艺文印书馆，1963）卷二，页20—25。

(300) 《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图版一一七，第747号简。

(30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天水放马滩秦简》（北京，中华书局，2009）之《图版》二第甲一七号简，页8，又《释文》一《一号秦墓出土竹简甲种〈日书〉释文》，页84。

(302)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北京，农业出版社，1982，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本）卷一《种谷第三》，页45。

(303) 清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卷五五（页966—967）谓“今日者书……大要以除、危、定、执为吉，……足知其法自汉已然，莽信时日小数，故取诸此也”。

(304) 《汉书》卷八四《翟方进传》并唐颜师古注，页3428—3435。

(305)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页4112—4114。案王莽行事，很喜欢附会所谓“经义”，《诗·庸风·定之方中》有句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升彼虚矣，以望楚矣，望楚与堂，景山与京，降观于桑。卜云其吉，终然云臧。”毛氏传以为“定，营室也；方中，昏正四方”，而诗序称“定之方中，美文公也。……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得其时制，百姓说之，国家殷富焉”。可知依旧说此诗寓有新建国家之义，故“戊辰直定”之“定”或亦兼据此典。《定之方中》诗及毛氏传等并见清陈奂《诗毛氏传疏》（清道光二十七年吴门南园扫叶山庄刻本）卷四，页11b—16a。

(306) 孙慰祖、徐谷富编《秦汉金文汇编》上编《秦汉金文汇编图版》第296号“新铜丈”之铭文，页198；又第302号“新衡杆”之铭文，页201；又第313号“新嘉量”之铭文，页208。

(307) 陈垣《二十史朔闰表》，页22。

(308) 案“戊辰”之“辰”，在这里应同样象征着王莽的土德，请参见清夏炘《学礼管释》（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影印《皇清经解续编》本）卷八《释十有二岁》，页4786—4787。

(309) 王国维《屯戍丛残考释》，见罗振玉、王国维合著《流沙坠简》，页120。

(310) 《汉书》卷二一上《律历志》上，页975。

(311) 《汉书》卷七五《李寻传》，页3192。

(312) 《汉书》卷二一上《律历志》上，页979。

(313) 陈梦家《汉简缀述》之《汉简年历表叙》，页231。饶尚宽《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附录》六《〈颛顼历〉和〈三统历〉辨正》，页298—315。张闻玉《古代天文历法说解》（三友堂自印本，2004）第七讲第三节《关于刘歆〈三统历〉》，页247—254。张培瑜等《中国古代历法》（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第四章《太初历和三统历》，页291—465。

(314) 案王莽在汉哀帝即位后，曾一度遭受放逐，哀帝去世后，王莽被元后召回，始重执政秉，从而得以篡汉自立，王莽自言系“以元寿二年六月戊午仓卒之夜，以新都侯入未央宫”（《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页4068）。这个戊日，对于王莽的命运来说，也是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一天。

(315) 宋王楙《野客丛书》（北京，中华书局，1987）卷一三“新莽威斗”条，页145—146。

(316) 陶元甘《居延汉简笺证》，页320—324。

(317) 陈槃《汉晋遗简偶述》之四《新莽纪年》，据陈氏《汉晋遗简识小七种》，页12。

(318) 饶宗颐、李均明《新莽简辑证》之《释文之部》一，页23—38。

(319) 《尚书·酒诰》并伪孔传，据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台北，艺文印书馆，2007，影印清嘉庆二十一年南昌府学刊《十三经注疏》本）卷一四，页206—207。王国维《观堂别集》（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王国维遗书》本）卷一《周开国年表》，页37—48。

(320)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页4132。

(321)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页4133。

(322) 除了《汉书·王莽传》记载的诸多符瑞之外，汉长安城未央宫前殿遗址还曾出土一大批记录新莽时期种种瑞应的简牍，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汉长安城未央宫》（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6）上册第六章《前殿A区建筑遗址的发掘》，页238—248，又下册图版贰柒捌至贰捌玖。胡平生《未央宫前殿遗址出土王莽简牍校释》，载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出土文献研究》第六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页217—228。

(323)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页4110—4122。

(324)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并唐颜师古注，页4131—4132。案唐颜师古注引晋灼语曰：“心为明堂，填星所在，其国昌。莽自谓土也，土行主填星。癸德在中宫，宫又土也。”

(325) 《尚书·舜典》，据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卷三，页36—38。

(32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中日联合考古队《汉长安城桂宫四号建筑遗址发掘简报》，刊《考古》2002年第1期，页14—15，图版壹。

(327) 清王筠《说文解字句读》（北京，中华书局，1988）卷一三上，页517。

(328) 《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唐颜师古注，页1。

(329) 汉崔篆《易林·师之谦》（清嘉庆黄丕烈《士礼居丛书》仿宋刻佚名注本）卷二，页7b。案《易林》旧题汉焦延寿（字赣）撰，此据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北京，中华书局，1980）卷一三《子部》四“易林”条（页741—758）改题。

(330) 《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89—191；卷一一《哀帝纪》，页340；卷七五《李寻传》，页3192—3193。

(331) 案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页645）谓“‘统’与‘纪’义互相足”，若单纯考虑“万岁壹纪”的字面涵义，或许解作“万岁壹统”，亦显通畅，但联系前后相关史事，恐怕还是将“纪”字解作“纪元”，要更为切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332) 清王昶《金石萃编》（北京，中国书店，1985）卷二六“瘗鹤铭”条，页1a。

(333) 冯时《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第三章第二节《王莽封禅玉牒研究》，页169—207。

(334) 案虽然由于时局动荡，日益加剧，王莽一直没有来得及实施封禅的计划，但《文选》卷四八载扬雄撰《剧秦美新》（页681），在颂扬新室建造“九庙”等举措之后，复极力鼓吹王莽应当“术前典，巡四民，迄四岳，增封泰山，禅梁父，斯受命者之典业也”。虽然《汉书》卷八七下《扬雄传》下（页3585）记扬雄“天凤五年卒”，但据《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页4161—4162，页7174），九庙兴建于地皇元年夏，至地皇三年正月始建造完工，所以，《汉书·扬雄传》的记述显然有误，扬雄去世和撰写《剧秦美新》一文的时间，均不得早于地皇元年夏天。

(335) 《史记》卷二七《天官书》，页1348—1349。

(336) 《春秋》昭公十七年并公羊传、左氏传，公羊传据汉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清道光扬州汪氏问礼堂仿宋建安余仁仲书坊刊本）卷一〇，页10a；左氏传据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卷二三，页2424。

(337) 《史记》卷二七《天官书》，页1348—1349。

(338) 《汉书》卷一〇《成帝纪》，页303；又卷二七下之下《五行志》下之下，页1517—1518。

(339) 《汉书》卷七五《李寻传》，页3181。

(340) 《汉书》卷二七下之下《五行志》下之下，页1517—1518。

(341) 案关于汉代彗星占验的具体情况，可参看马王堆出土帛书《天文气象杂占》，见刘乐贤《马王堆天文书考释》（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第四章《〈天文气象杂占〉考释》，页131—138。

(342)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页4184。

(343) 《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卷一《高祖纪》上，页12—13。

(344) 《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二〇下《哀帝纪》，页810—811。

(345) 《史记》卷二七《天官书》，页1348。

(346) 别详拙文《重谈中国古代以年号纪年的启用时间》，刊《文史》2009年第1期，页74—75。

(347)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383。宋王楙《野客丛书》卷一一“汉诸君末年”条，页122—123。

(348) 《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91。

(349) 《汉书》卷六《武帝纪》并唐颜师古注引东汉应劭语，页205。

(350) 《汉书》卷一一《哀帝纪》，页340；又卷二六《天文志》，页1312；卷七五《李寻传》，页3192—3193。

(351) 案关于汉哀帝施行“再受命”之举的思想文化背景，请参看杨向奎《西汉经学与政治》（北京，独立出版社，2000，重印民国三十四年初版本）第五章《汉历将终之说》，页72—85。

(352) 《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页4170。

(353) 陈梦家《汉简缀述》之《汉简年历表叙》，页233—234。案关于这一“濕仓斛铭”，请参见张德光《濕仓平斛》，刊《文物》1963年第11期，页16—17。

(354)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页4133—4134。

(355) 马先醒在《新莽年号与新莽年号简》，据作者文集《汉简与汉代城市》，页123—124。案马氏后来在《河西简牍与〈新史〉》一文中，复谓王莽始建国年号为一至六年，疑有笔误。马氏此文见陈文豪主编《简帛研究汇刊》，页2—3。

(356)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页4133。

(357) 马怡《“始建国二年诏书”册所见诏书之下行》，载孙家洲主编《额济纳汉简释文校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下编《额济纳汉简研究》，页262—269。

(358) 案马先醒在《新莽年号与新莽年号简》一文中已经谈到，王莽在始建国五年五月时还没有改元的打算，至年底“遽尔于明年改元曰天凤，究其原因，或与始建国五年‘十一月，彗星出，二十馀日，不见’有关”，但马氏没有联系当时的社会问题和观念意识，对此做出清楚的解释，只是很浮泛地说“王莽迷信天命，遂将次年改元为天凤”。马文据作者文集《汉简与汉代城市》，页123。

(359) 见刘乐贤《马王堆天文书考释》（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第四章《〈天文气象杂占〉考释》，页131—138。

(360) 《山海经》（清乾隆黄晟槐荫草堂刻本）卷一《南山经》，页6a。

(361) 《汉书》卷七《昭帝纪》并唐颜师古注引东汉应劭语，页221—225；又卷八《宣帝纪》并唐颜师古注引东汉应劭语，页259—265。

(362) 潘鼎《中国古天文图录》（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9）第一篇《上古时期——新石器时代至两晋时期》，页7。

(363)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4，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本）卷三“两汉多凤凰”条，页63—64。案古人所绘凤凰形象，虽多姿态非凡，但陈直《关中秦汉陶录》（北京，中华书局，2006）第一集《陶器类》（页156—157）载传世汉代陶鸠以及鸠形陶范，亦有题作“凤皇”或“凤鸟”者，由此可知，西汉时朝野上下宣称频繁翔集的“凤皇”，或许就是某种这类略呈鸠形的平凡飞鸟。

(364) 《尚书·益稷》，据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卷五，页72—74。

(365) 《论语》（日本天文癸巳刻本）卷五《子罕》，页32a。

(366) 《汉书》卷八《宣帝纪》，页253—254。

(367) 《后汉书》卷一三《隗嚣传》唐李贤注，页516。

(368) 《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页4093—4094。

(369) 饶宗颐、李均明《新莽简辑证》之《考证之部》一“天凤一年”条，页110—111。

(37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汉长安城未央宫》上册第三章《中央官署建筑遗址的发掘》，页107—108，页110，页113。张德芳《悬泉汉简中若干纪年问题考证》，刊甘肃省文物研究所、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合编《简牍学研究》第四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页65。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选释》之《拓本·杂器》“阳邑铜烛行锭”，页516。案此“阳邑铜烛行锭”铭文作“初元年三月”，徐正考在释读时因未能理解这是汉代通行的略书形式，误以为“当是漏刻一‘元’字（见《汉代铜器铭文选释》之《释文》，页735）。实际上，像这样承上省略相同的文字，是早在殷墟甲骨文字当中就已经普遍存在的书写方式，姚孝遂名之曰“一字两读”，而在徐氏此书所转录之汉代铜器铭文以及汉代漆器铭文当中，其“考工工某”、“供工工某”云云，即或用重文符号，书作“考工=某”、“供工=某”，或蒙上略去下一“工”字，写成“考工某”、“供工某”。姚说见《甲骨文形体结构分析》，据作者文集《姚孝遂古文字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10），页74—75。铜器铭文中的例证，见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选释》之《释文》“中宫雁足灯”、“临虞宫高灯”、“平阳家高灯”等条，页735—737。汉代漆器铭文中的例证，见梅原末治《支那漢代紀年銘漆器圖說》二《前漢時代の遺例》，页13—14。又案对这种汉人器物铭文在“考工”或“供工”官名下省略“工匠”之“工”的用法，过去容庚也很不理解，故论宋人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北京，中华书局，2005，《宋人著录金文丛刊》影印明崇祯朱氏刻本）卷一九“绥和壶”条（页426）所录“供工（“工”字原误作“王”）昌”、清人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上海，中华图书馆，民国石印清光绪五年林氏重刻本）卷九“建昭雁足灯”条（页35a—36a）所列“考工辅”，皆误以为夺落重文符号。容说见《乐浪遗迹出土之漆器铭文考》，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一卷第一号，页41—42。

(371) 清赵翼《陔馀丛考》卷二五“改元”条，页516。

(372) 汉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卷一，页1a。

(373) 《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页3502—3503。

(374) 《史记》卷一三《三代世表》，页487。

(375) 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卷一，页2—3。

(376)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七“梁惠王”条，页555—558。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北京，中华书局，1981）卷三，页113—114。

(377) 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引古本《竹书纪年》，据竹添光鸿《左氏会笺》（明治丁未井上书屋重校再印本）卷末，页39b。又《史记》卷四四《魏世家》刘宋裴骃《集解》引古本《竹书纪年》，页1848。

(378)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等编《居延新简》第EPT6：78号简，页41。

(379) 饶宗颐、李均明《新莽简辑证》之《释文之部》一，页22—23。

(380)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之上册《图版》壹玖第187号简，又下册《释文·建国后新获汉简》之第187号简，页226。

(38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之上册《图版》壹陸叁第2020号简，又下册《释文·建国前出土汉简》之第2020号简，页298。

(382)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之上册《图版》壹伍捌第1925A号简，又下册《释文·建国前出土汉简》之第1925A号简，页294。

(383) 永田英正《居延汉简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张学锋汉译本）第三章第四节《候燧、候官的簿籍作成及处理》，页275—294。李天虹《居延汉简簿籍分类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第四章《兵物》，页90—120。

(384) 王国维《屯戍丛残》、《屯戍丛残考释》，见罗振玉、王国维合著《流沙坠简》，页44—45，页170—172。

(385)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合著《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之第95·5号简，页162。

(386) 森鹿三《居延出土的王莽简》，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简牍研究译丛》第一辑，页3。

(387) 陈直《居延汉简系年》，据作者文集《居延汉简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9），页781。

(388)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合著《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之第225·11号简，页362。饶宗颐、李均明《新莽简辑证》之《释文之部》一，页24。

(389) 駒井和愛《樂浪》（東京，中央公論社，1972）六《樂浪の墳墓》，页74。

(390) 梅原末治《王莽時代の漆器銘文》，刊《東洋史研究》第三卷第三号，1937年，页62—66。又同人《支那漢代紀年銘漆器圖說》三《王莽時代の遺品》，页42—43。

(391) 张德光《濕仓平斛》，刊《文物》1963年第11期，页16—17。

(392) 《汉书》卷一一《哀帝纪》，页345。

(393) 《汉书》卷七五《李寻传》，页3193。

(394) 东汉王充《论衡》之《解除篇》，据刘盼遂《论衡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二五，页504—505。

(395) 晋司马彪《续汉书·礼仪志》中，见《后汉书》志第五，页3127—3128。

(396) 陈直《关中秦汉陶录》第三集《砖文类》，插页4—5，页564—565。

(397) 辛冠洁《陈介祺藏镜》（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中册第86号《博局四神上方镜》，页103b—104a。

(398) 黄义军等《湖北鄂州郭家细湾六朝墓》，刊《文物》2005年第10期，页34—45。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地区四座南朝纪年墓》，刊《考古》1965年第4期，页181—184。

(399) 隋萧吉《五行大义》（北京，中华书局，1999，影印清乾隆嘉庆间刊初印《知不足斋丛书》本）卷五《论诸神》，页362。唐官修《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卷一四“太仆署”条，页413。参据陈梦家《汉简缀述》之《汉简年历表叙》，页265。

(400) 《汉书》卷一一《哀帝纪》，页345；又卷二五下《郊祀志》下，页1264；卷七五《李寻传》，页3193。

(401) 《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页4093—4094。

(402) 王汉珍、傅嘉仪《西安汉建章宫遗址出土带字砖》，原刊《文物》1979年第12期，此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保管所合编《汉长安城遗址研究》，页30—31。

(403) 《汉书》卷九八《元后传》，页4032。

(404) 《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卷四六《吴书·孙破虏讨逆传》刘宋裴松之注引《吴书》，页1099。《宋书》卷一八《礼志》五，页506。

(405)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383。

(406) 宋王楙《野客丛书》卷一一“汉诸君末年”条，页122。

(407) 杨向奎《西汉经学与政治》第六章《王莽篡位及其相关问题》，页86—87。

(408) 《汉书》卷一一《哀帝纪》，页340；又卷七五《李寻传》，页3193；卷九九上《王莽传》上，页4094。

(409) 《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页4093—4094。

(410) 《汉书》卷一一《哀帝纪》，页340。

(411) 《汉书》卷一一《哀帝纪》唐颜师古注，页345。又汉史游《急就篇》（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影印清光绪浙江书局刻《玉海》附印宋王应麟《急就篇补注》本）卷四唐颜师古注，页71。

(412) 宋官修《太平御览》卷九九二《药部》引《本草经》，页4392。

(413) 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关沮秦汉墓简牍》（北京，中华书局，2001）之《图版》三九第324—325号简，页49；又《简牍释文与考释·周家台三〇号秦墓简牍·病方及其他》，页129。

(414) 《汉书》卷一一《哀帝纪》，页340；又卷七五《李寻传》，页3193。

(415) 宋徐天麟《西汉会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卷一《帝系·帝号》，页9。

(416) 陈直《关中秦汉陶录》第二集《瓦当瓦片类》下，页408—425。

(417) 王恩田《陶文图录》（济南，齐鲁书社，2006）卷八《汉代及其以后》，页2431，页2438。

(4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汉长安城未央宫》（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6）上册第三章《中央官署建筑遗址的发掘》，页64—65。

(4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城墙西南角遗址的钻探与试掘》，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保管所合编《汉长安城遗址研究》，页237—238。

(420) 案周晓陆《二十世纪出土玺印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10）之《谱录》第三章第三―GP―1198号“都建国四年保城都司空”砖铭（页521），容易给人造成错觉，以为始建国时期已有在年号前面冠加“都”字的用法，而且当时可以像班固的《汉书》一样，将“始建国”省书为“建国“，实则这件砖铭起首之所谓“都”字原本为“始”，因字迹模糊，周氏所释偶有疏误（另外“四年”之“四”原文系书作“亖”）。

(421) 陈直《关中秦汉陶录》第二集《瓦当瓦片类》下，页416—417。

(422) 《小尔雅·广言》，据清葛其仁《小尔雅疏证》（清道光乙亥歙县学署原刻本）卷二，页27b—28a。

(423) 《广雅·释诂》，据清王念孙《广雅疏证》（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高邮王氏四种》影印本）卷一上，页4—6。

(424) 《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并唐颜师古注，页4174。

(425) 案当时人自称“大汉”者习见，如《汉书》卷二九《沟洫志》（页1694）载录贾让在哀帝时所上“治河三策”，文内即有语云“大汉方制万里”，其称“盛汉”者，见《史记》卷二〇《建元以来侯者年表》（页1027），又《汉书》卷六六《杨恽传》（页2897）载宣帝时杨恽报孙会宗书，亦有是语；而《文选》卷四八扬雄《剧秦美新》（页680）之“大新受命”一语，则属新莽臣民对朝廷的美称。

(426) 《汉书》卷一一《哀帝纪》，页341。

(427) 《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页1252—1253。

(428) 《汉书》卷六六《杨恽传》，页2891—2892。

(429) 《汉书》卷一〇《成帝纪》，页304，页323，页330；又卷二五下《郊祀志》下，页1253—1263。

(430) 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逆顺》，据清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卷一三，页380—381。

(431) 《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页1264。

(432) 《汉书》卷九三《佞幸传》，页3733—3741。

(433) 《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页1264。

(434) 《汉书》卷一一《哀帝纪》，页340。

(435) 《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页3817。

(436) 陈直《关中秦汉陶录》第二集《瓦当瓦片类》下，页399；又全书卷末《关中秦汉陶录后记》，页717。

(437) 案上一节已经谈到，汉代的“骨签”、简牍和铜器铭文往往会将汉元帝“初元元年”写作“初元年”，但这是蒙上文“初元”而省书“元年”之“元”字，并不是将年号“初元”略作“初”字。

(438) 陈直《关中秦汉陶录》第二集《瓦当瓦片类》下，页438，页454。

(439) 案陶元甘《居延汉简笺证》（页324）也曾谈到“实则光武乃用莽制以改元也”。

(440) 马先醒《新莽年号与新莽年号简》，见作者文集《汉简与汉代城市》，页125。

(441) 《后汉书》卷五九《张衡传》，页1912。

(442)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上，页1—2。

(443)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下，页84。

(444) 清赵翼《陔馀丛考》卷二五“改元”条，页517。

(445) 清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北京，中华书局，2003）卷一《太平兴国论》，页69—70。

(446) 清黄生《义府》（台北，世界书局，1963）卷下“隶释·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条，页98—99。

(447) 《汉书》卷二一上《律历志》上，页983—985；又卷二一下《律历志》下，页1007—1011。

(448)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页82。

(449) 晋司马彪《续汉书·祭祀志》上，见《后汉书》志第七，页3161。

(450) 晋司马彪《续汉书·祭祀志》上并梁刘昭注引《东观汉记》，见《后汉书》志第七，页3163。案陈槃《古谶纬书录解题》（一）一文之“河图提刘子”与“河图会昌符”条，谓此《河图会昌符》等图谶系“群臣假此以欺世惑主”，所说应是。陈文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页374—379。

(451) 晋司马彪《续汉书·祭祀志》上梁刘昭注引《东观汉记》，见《后汉书》志第七，页3164。

(452) 晋司马彪《续汉书·祭祀志》上，见《后汉书》志第七，页3166。

(453) 《吕氏春秋·孟冬季·安死》，据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卷一〇，页535—536。

(454) 《礼记·王制》并清人孙希旦释语，见清孙希旦《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卷一四，页383。

(455)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397。

(456) 宋胡寅《致堂读史管见》（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宋嘉定十一年衡阳郡刻本）卷三《汉纪·世祖光武上》，页34b。

(457) 清黄生《义府》卷下“隶释·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条，页98—99。

(458)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页4133—4144。

(459) 同上。

(460) 《汉书》卷二七下之下《五行志》下之下（页1511）载董仲舒释春秋鲁文公十四年“有星孛入北斗”事，“以为孛者恶气之所生也，谓之孛者，言其孛孛有所妨蔽，暗乱不明之貌也”。案所谓“孛星”即彗星异称。

(461) 《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页1177—1186；又卷九九中《王莽传》中，页4118—4128。

(462)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页4133—4134。

(463)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页4139。

(464)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页4140—4152。

(465) 《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页4150—4154。

(466)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页4136，页4141—4142，页4144。

(467) 《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页4154。

(468) 《汉书》卷六《武帝纪》并唐颜师古注引东汉应劭语，页202，页208。案马衡、傅振伦、劳榦等许多人，都认为汉武帝“征和”这一年号，应以书作“延和”为正，夏鼐《新获之敦煌汉简》一文，对此已有清楚辨析，指出仍然应当以“征和”为规范写法。夏文原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本（1948年），此据《夏鼐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中册，页92—95。又陶元甘《居延汉简笺证》（页452—453）对此也做过很好的说明。

(469) 清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北京，中华书局，1955，重印《二十五史补编》本）卷五《数术略》“王莽王光上戊历”条，页1507。

(470) 《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页4154。

(471) 《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页4159—4160，页4168—4169。

(472) 元刘大彬《茅山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道藏要籍选刊》本）卷六《稽神区篇》引晋李遵《太元真人内传》，页299。

(473) 宋张君房《云笈七籤》（北京，中华书局，2003）卷一〇四引晋李遵《太元真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传》，页2255—2256。

(474) 宋官修《太平御览》卷六六一引《尚书帝验期》，页2951。

(475) 案《汉书》卷六六《杨恽传》（页2895—2896）载杨恽报孙会宗书，云“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炰羔，斗酒自劳”，观此即可概见伏、腊这两个节令在西汉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又罗振玉早已注意到汉简历谱注记伏日的情况，指出“汉人最重伏日”，说见所著《小学术数方技书考释》，刊罗振玉、王国维合著《流沙坠简》，页87—88。陈梦家在《汉简缀述》之《汉简年历表叙》中（页233—234）更进一步总结说：“汉人重伏腊二祀，故于历谱中记其干支。”

(476) 《汉书》卷九八《元后传》，页4035。

(477) 《后汉书》卷四六《陈宠传》，页1547—1548。

(478) 《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页4157。

(479) 饶宗颐、李均明《新莽简辑证》之《释文之部》一，页39。

(480)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35—236。

(481) 杨宽《三皇考》之一三《三皇的出现》，刊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古史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七册（中），页94—95。

(482) 《汉书》卷二一上《律历志》上，页975—986。

(483)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唐司马贞《索隐》，页237。

(484) 《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页4175—4176。

(485) 王国维《屯戍丛残考释》，见罗振玉、王国维合著《流沙坠简》，页119—120。

(486) 清沈钦韩《汉书疏证》卷三六，页232。

(487) 清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卷五《数术略》“王莽王光上戊历”条，页1507。

(488) 《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页4079。

(489) 《老子·象元》，据旧题汉河上公章句《老子道德经》（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影印宋建安虞氏家塾刊本）第二，页37。

(490) 唐徐坚等纂《初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九《帝王部·总叙帝王》引《尚书纬》，页195。

(491) 宋王应麟《玉海》卷一二《律历·时令》之“周时训、周书月令”条引《尚书大传》，页221。

(492) 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据清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七并苏氏引述《春秋感精符》语，页191—197。

(493) 《汉书》卷二一上《律历志》上，页984—985。

(494) 《宋书》卷一四《礼志》一，页330—331。

(495) 清钱大昕《恒言录》（清嘉庆间阮鸿、阮亨校刻本）卷六“二十四时”条，页6b。参见清佚名《汉书疏证》（日本，内外出版印刷株式会社承印本，1939）卷六（案此书无页码）。

(496) 杨宽《三皇考》之一五《人皇的出现》，刊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古史辨》第七册（中），页112—116。

(497) 《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页4095—4096。

(498) 《汉书》卷三〇《艺文志》，页1767。

(499) 《大戴礼记·易本命》，据清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卷一三，页259。

(500) 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九九《祥瑞部》下《凤皇》，页1709。又参据清严可均辑《山海经图赞》（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影印清光绪刻《观古堂汇刻书》本）卷上，页198。

(501) 《汉书》卷八《宣帝纪》，页262，页272。

(502)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据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部，页9。

(503) 《国语·周语》，据清董增龄《国语正义》（成都，巴蜀书社，1985，影印清光绪庚辰会稽章氏式训堂刻本）卷三，页7a—8a。

(504) 《汉书》卷二一上《律历志》上并唐颜师古注，页981—982。

(505) 劳榦《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汉简研究文献四种》影印民国石印本）卷四，页572。

(506) 陶元甘《居延汉简笺证》，页522—523。

(507)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合著《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之第210·34号简，页325。

(508) 森鹿三《居延出土的王莽简》，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简牍研究译丛》第一辑，页3。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等编《居延新简》之第EPF22：440号简，页505。

(509)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合著《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之第346·44号简，页540。

(510) 案“新始建国天凤上戊△年”或“新始建国地皇上戊△年”这种纪年形式在出土简牍当中的用例，饶宗颐、李均明《新莽简辑证》之《释文之部》一（页38—43）已有归纳，至于铜器铭文，除了上文所说陈介祺旧藏“新始建国地皇上戊二年二月造”常乐卫士饭帻之外，前面第七节提到的“新始建国地皇上戊二年”铸造的“新莽候钲”，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

(51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等编《居延新简》第EPT2：3号简，页2。

(512) 邓实辑录《簠斋吉金录》（台北，台联国风出版社，1980，影印民国戊午邓氏风雨楼印本），页五之卅二。

(513) 李天虹《居延汉简簿籍分类研究》第四章第一节《吏秩别名籍》，页25。

(514)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合著《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之第231·106号简，页379。

(515) 李均明《初学录》（台北，兰台出版社，1999）之《新莽简时代特征》，页357—363。

(516)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合著《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之第479·1号简，页575；第486·1B号简，页588。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等编《居延新简》之第EPT48：4133号简，页140；又EPF22：441号简，页505。魏坚主编《额济纳汉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之《额济纳旗出土汉简图版及释文》第2000ES9S：2号简，页263。

(517) 陶元甘在《居延汉简笺证》，页320—324。案陶氏以为“新”字也是王莽年号的规定内容，所说也没有确切依据。马先醒《新莽年号与新莽年号简》，据作者文集《汉简与汉代城市》，页116，页122，页125—126。

(518) 马先醒《新莽年号与新莽年号简》，见作者文集《汉简与汉代城市》，页115—116。

(519) 《汉书》卷七五《眭两夏侯京翼李传》，页3194—3195。

(520) 罗振玉《雪堂类稿》甲《笔记汇刊》之《俑庐日札》“鲁燮光所藏‘麟元砖’似非伪”条，页382—383；又同书“陆心源《千甓亭古砖录》汉砖多伪。吾浙出砖尤多”条，页388。

(521) 拙文《汉“元朔五年弩”鐖郭铭文述疑》，刊《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2期，页39—47。

(522) 罗振玉《雪堂类稿》甲《笔记汇刊》之《俑庐日札》“六舟言古砖纪月皆六至十月”条，页387。

(523) 童衍方《宝甓斋集砖铭》，页2。

(524)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页4123。

(525) 殷荪、冯宏伟合编《秦汉砖铭百种》第三辑第四十三种“天凤三年二月砖铭”，图版第122号。

(526) 清龚自珍《龚自珍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九辑《周信之明经中孚手拓吴兴收藏家吴晋宋梁四朝砖文八十七种见贻，赋小诗报之》，页457。

(527) 清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卷七“口采”条，页384。

(528) 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省文物图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64）之“新莽天凤元年铜簋”，页83。

(529) 王修《汉安廎砖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历代陶文研究资料选刊》影印1930年铅印本），页218。

(530) 殷荪、冯宏伟合编《秦汉砖铭百种》第三辑第四十三种“天凤三年二月砖铭”，图版第123号。

(531) 陈直《关中秦汉陶录》第二集《瓦当瓦片类》下，页448—449。案瓦上铭文末一字残损较多，“瓦”字系作者结合上下文义所做判读。又案因这段铭文出于奸商伪造，其字形不甚合乎规范应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532) 周晓陆《二十世纪出土玺印集成》之《谱录》第三章第三―GP―1200号“天凤四年保城都司空造官百”，页521。案周氏与我看法不同，系将铭文末一字识作“百”。

(533) 案此瓦印文之篆、隶字意以及绳纹式样问题，承蒙中山大学于薇博士示教，谨致谢意。

(534) 另外还有一些外在形态更为低劣不堪的所谓新莽纪年器物，例如今人卢振海主编的《中国古代压胜钱谱》（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著录有一“天凤元年”货布（页27），原件出自何处，完全无从知晓，其怪异离奇处更不值一辨。盖《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页1184）记云“天凤元年，……改作货布”，好事图利者覆射其事，仿造后代年号钱的形式，妄自臆造。殊不知当时还绝没有在钱币上铸造年号的做法，更不用说这种所谓“天凤元年”货布，是在钱面上的年号之下，复以同等大小铸出“元年”字样，直至清代覆亡，也别无所见。检读通行的钱币研究著述，从宋人洪遵的《泉志》，到清乾隆年间官修的《钱录》，再到李佐贤在清末汇辑编印《古泉汇》以及他与鲍康合辑的《续泉汇》，乃至现代专门研究新莽货币的一些论文（如蒋若是《“莽钱”疏证》，见作者文集《秦汉钱币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7，页180—206），均未见述及此等物事，从而可知治货币史者固未尝将其视作新莽旧物（因其形制过于拙劣，今赏玩古泉者，似乎也都是把这种东西，看作是后代制作的“厌胜钱”或是“瑞钱”）。

(535) 王修《汉安廎砖录》卷首自序，页201—202。

(536)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二〇“古人不以甲子名岁”条，页1501—1504。案顾炎武所说甲子名岁是指用天干地支两相结合如“甲子”者来表示年岁，后世有人未能准确理解顾氏本义而列举一些徒用地支如“太岁在子”、“太岁在丑”之类的例证，来反驳顾氏，完全没有道理，惟孙星衍《问字堂集》（北京，中华书局，1996）卷五《再答钱少詹书》（页131）谓“今《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自庚申纪岁，终于甲子，自属史迁本文，亦不得谓古人不以甲子纪岁”，所说似正与顾炎武冲突，但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上海，上海书店，1983）卷六“《史记》年表”条（页121）对这一问题，似即针对孙氏这一看法，做有说明云：“《史记》诸年表皆不记干支，注干支出于徐广。《六国表》周元王元年徐广曰‘乙丑’，《秦楚之际月表》秦二世元年徐广曰‘壬辰’是也。《十二诸侯年表》共和元年亦当有徐广曰‘庚申’字，今刊本乃于最上添一格书干支，而删去徐广注，读者遂疑为史公本文，曾不检照后二篇，亦太疏矣。考徐注之例，唯于每王之元年记干支，此表每十年辄书甲戌、甲申、甲辰、甲寅、甲子字，不特非史公正文，并非徐氏之例，其为后人居入，凿凿可据，且史公以太阴纪年，故命太初之元为阏逢摄提格，依此上推共和，必不值庚申，则庚申为徐注又何疑焉？”案今本《史记》之《十二诸侯年表》，实际上仍然一如《六国表》诸表通例，在篇首共和元年下（页512）注有干支，只是连带其他注文书作“自共和元年，岁在庚申，讫敬王四十三年，凡三百六十五年”云云，没有单独标注“庚申”而已，且《十二诸侯年表》篇末（页682）之周敬王四十二年下复有徐广注云：“岁在甲子。”足证该年上栏标注的“甲子”年岁，必出后人添加无疑，不然徐广何必赘此蛇足？其实在孙星衍之前，清人王懋竑在《白田杂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四库笔记小说丛书》影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三《太初元年考》（页688—689）中对此即做有清楚论述：“《史记》止纪年而无岁名，今《十二诸侯年表》上列一行，载庚申、甲子等字，乃后人所增，非《史记》所有，使其有之，徐广本当更注，而《索隐》亦当注年表之异同，不当仅及《汉志》矣。”可见孙星衍持此立说，显然无法动摇顾炎武的结论。

(537) 清冯登府《浙江砖录》卷一“汉元朔砖”条，页32。

(538) 清陆心源《千甓亭古砖图释》卷一“建昭二年太岁甲申砖”条，页6a。

(539) 清陆心源《千甓亭古砖图释》卷一“元凤元年二月癸酉朔日造砖”条，页2a。

(540) 《汉书》卷七《昭帝纪》，页226。

(541) 方诗铭《从徐胜买地券论汉代“地券”的鉴别》，刊《文物》1973年第5期，页52—55。

(542) 王文昶《青铜器辨伪三百例》（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叁《伪字器辨伪》，页256—257。

(543) 类似的伪作砖铭，后来还不断有人赝造，譬如殷荪、冯宏伟合编《秦汉砖铭百种》第三辑第四十种“甘露元年岁戊辰”砖铭（图版第116号），就应当属于这种货色。

(544) 徐玉立主编《汉碑全集》第一册“连云港界域刻石”条，页50—51。

(545) 谷豐信《中国古代の紀年磗——唐宋とての铭文と出土地の考察》，刊日本東京国立博物館编集发行《国立東京博物館紀要》第三四号，页180—181。

(546) 陈遵妫《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第四章第四节《干支纪法》，页85。

(547)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398。

(548) 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第六卷《古柯庭琐记》（二）“汉武诏书称‘乙卯’年”条，页4154。

(549) 清王引之《经义述闻》（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高邮王氏四种》影印清道光刻本）卷二九《太岁考》上《第八论夏正秦正纪岁相错》，页703—704。

(550) 《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74，页177，页181，页186。

(55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等编《居延新简》第EPT27：3号简，页78。

(552) 《汉书》卷一一《哀帝纪》，页340；又卷七五《李寻传》，页3193；卷九九上《王莽传》，页4094。

(553) 晋司马彪《续汉书·律历志》中，见《后汉书》志第二，页3026—3027，页3035—3037。

(554) 清冯云鹏、冯云鵷《金石索》（台北，台联国风出版社，1983，影印清道光邃古斋刻本）卷四“魏上尊号奏”条，页1567—1582。

(555) 《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刘宋裴松之注引《献帝传》，页62—75。

(556) 宋王厚之《钟鼎款识》（北京，中华书局，2005，《宋人著录金文丛刊》初编影印清嘉庆阮元刻本）之“后汉元嘉刀”条，页525。清桂馥《札朴》（北京，中华书局，1992）卷八“古镜文”条，页311。王国维《二牖轩随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王国维学术随笔》本）卷二“铸器之日”条，页138。

(557) 清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一〇“丙午神钩”及“丙午钩”条，页9a—10b。

(558)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二〇“古人不以甲子名岁”条，页1503—1504。

(559) 李学勤《失落的文明》（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之第七四节《干支纪年和十二生肖的起源新证》，页149—151。

(560) 《淮南子·天文训》，据何宁《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卷三，页220，页261—269，页304。

(561) 《史记》卷二七《天官书》，页1322。

(562) 清方东树《考槃集文录》（清光绪甲午刻本）卷六《与马君论周书年月考书》，页39a。

(563) 胡文辉《马王堆帛书〈刑德〉乙篇研究》，见作者文集《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页166—171。

(564)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绵阳博物馆编著《绵阳双包山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页124，页126，页145。

(565) 清桂馥《缪篆分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重编本）一先，页96。

(566) 马国权《缪篆研究》，刊《古文字研究》第五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页261—289。故宫博物院编《故宫藏明清流派印选》（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第二卷，页100a。

(567) 清吴式芬、陈介祺同辑《封泥考略》卷四，页5b—6a。

(568) 罗福颐《汉印文字征》（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第一，页5。案虽然另有个别号称汉代的砖铭，系采用这种缪篆字体，例如殷荪、冯宏伟合编《秦汉砖铭百种》第十辑第九十八种所著录的“富贵昌宜宫堂廿四字方砖砖铭”（图版第349号）就是这样，但即使此砖不伪，其铭文也是通篇无一不属盘曲回绕之缪篆，与此“天凤五年”砖铭文字体之前后不一仍有明显差别。

(569) 宋洪适《隶释》卷三“无极山碑”条，页44—46。宋马居易《汉隶分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元刻本）卷四之“一先”韵，页1b。案清陆心源《千甓亭古砖图释》卷三（页17a）所著录“吴天纪元年八月卅日作”砖，“天”字亦与此相近。

(570) 宋郭忠恕《汉简》，据清郑珍《汉简笺正》（清光绪十五年广雅书局刊本）卷一，页1b。宋夏竦书《新集古文四声韵》（清乾隆新安汪启淑一隅草堂刊本）卷二，页2b。

(571) 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省文物图录》之“新莽天凤元年铜簋”，页83。

(572) 蒋廷瑜《汉代錾刻花纹铜器研究》，刊《考古学报》2002年第3期，页285。

(573) 周世荣《湖南战国秦汉魏晋铜器铭文补记》，刊《古文字研究》第十九辑（北京，中华书局，1992），页201—202，页205，页252。

(574) 蒋廷瑜《汉代錾刻花纹铜器研究》，刊《考古学报》2002年第3期，页285。

(575) 吴小平《汉代青铜容器的考古学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05）第三章第一节《传统礼器的形制及其变化》，页68—70。

(576) 容庚《金文续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影印商务印书馆1935年印本）卷一，页2b—3a。

(577) 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综合研究》下卷《文字编》，页453。

(578) 清冯登府《浙江砖录》卷一“汉元鼎砖”条，页32—33。

(579) 拙文《汉“元朔五年弩”鐖郭铭文述疑》，见《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2期，页43。

(580) 蒋廷瑜《汉代錾刻花纹铜器研究》，刊《考古学报》2002年第3期，页295。

(581) 案以上关于所谓“天凤元年”簋铭文的论述，得到中山大学于薇博士很多指教，谨志谢忱。

(582) 陈直《关中秦汉陶录》第二集《瓦当瓦片类》下，页449。

(583) 陈直《摹庐藏瓦》（北京，中华书局，2006，《关中秦汉陶录》附印本）“新莽天凤四年小字官瓦”条，页948。

(584) 森鹿三《居延出土的王莽简》（汉译文），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简牍研究译丛》第一辑，页1—13。

(585) 孙慰祖、徐谷富编《秦汉金文汇编》上编《秦汉金文汇编图版》第315号“新量斗”之铭文，页212。

(586) 饶宗颐、李均明《新莽简辑证》之《考证之部》一“亖”条，页103—106。李均明《初学录》之《新莽简时代特征琐议》，页358—359。

(587) 魏坚主编《额济纳汉简》之《额济纳旗出土汉简图版及释文》第99ES16ST1：10号简，页77。周绍良、李零辑录《新编全本季木藏陶》下编《秦汉及秦汉以后》第二部分，第1176号，页336。徐玉立主编《汉碑全集》第一册“孔林坟坛刻石”条，页47—49。

(588) 姚垒《襄城县出土新莽天凤四年铜钲》，刊《中原文物》1981年第2期，页61。

【附】改订西汉新莽历史纪年表

① 本年五月汉武帝颁行太初历，改以正月为岁首，此前系以十月为岁首，该十一月为旧历丁丑年（元封七年）岁初第二月，实际不属太初元年。又这次改元之初，很可能还没有使用年号纪年，采用太初年号，更有可能是在这一年五月与改正朔、易服色的改制措施同时实行。

① 王莽改以十二月为岁首，并改称该月为正月，故此正月实际上是汉太初历戊辰年十二月。以下始建国天凤和始建国地皇的改元时间并同。

【说明】

（1）本表以方诗铭编著《中国历史纪年表》为基础并参据清人陆费墀的《帝王庙谥年讳谱》改制。增改的主要内容，是年号和每一纪元的起始时间。

（2）“中元”、“后元”均外加圆括号（　），表示当时并未使用年号纪年，这只是后世史籍习惯的用法。

（3）太初以前建元至元封诸汉武帝年号，均出自后来追加，而并未用于当时纪年，故外加方括号【　】，以示区别。

（4）汉宣帝在本始六年五月追改本始五年为地节元年、本始六年为地节二年，故地节元年的年号外加空心方括号〖　〗相区别。

（5）“改元月份”项下套加方框的月份，是《汉书》帝王本纪或《汉书·王莽传》以及颜师古《汉书》注有明确记载的改元月份，其无方框者则是根据相关史料和纪年文物所做的推测。

（6）本表较方诗铭《中国历史纪年表》增改的年号和纪元起始时间，主要是依据本书的研究结论。其未见于本书论述者，说明如下：

①汉文帝后元元年起始于岁首十月。《汉书·文帝纪》记载文帝十六年九月诏令翌年改元，《资治通鉴》从之，故后元元年应始行于岁首。惟《史记·孝文本纪》与《史记·封禅书》俱系文帝改元事于十七年中，尚待进一步考定。

②汉文帝至汉昭帝间帝后初即位改元时间，《史记》、《汉书》没有直接记载，也没有相关纪年文物（仅居延汉简中有一“始元（元）年十月甲辰朔戊辰”日简，见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合著《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之第275·10号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页464），这里书作翌年岁首“十月”（太初改历之前）或“正月”（太初改历之后），是按照当时惯例推定。

③汉武帝后元元年改元时间不详，惟居延出土有“征和五年正月庚申朔庚（下脱地支字）”简，可知此时居延尚未接奉改元诏书。该简简文见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合著《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之第273·9号简，页460。居延另有一“□□元年九月丙戌朔丙戌”日简，依朔日干支当属武帝后元元年，若释文无误，按照居延地区接奉京师诏书需要一个月上下时间推算，则最迟在八月初前当已改行新元。该简见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合著《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之第178·17号简，页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