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礼制 (中国读本)
Author: 魏向东
Date: 2009-12-31T16:00:00+00:00
Publisher: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目　录

导言　中国自古就是礼义之邦

第一章　中国礼制源流

一　礼的起源

二　大禹铸九鼎

三　周公制礼作乐

四　礼贤下士

五　封建礼制的确立和发展

第二章　吉礼

一　祀天之礼

二　祭地之礼

三　宗庙祭祀

四　学校礼仪

第三章　凶礼

一　复——招魂之礼

二　殓——入棺之礼

三　殡——停棺之礼

四　葬——下葬之礼

五　服丧与丧服

第四章　军礼

一　出征之礼

二　凯旋之礼

三　校阅之礼

四　田猎之礼

第五章　宾礼

一　朝觐之礼

二　朝聘之礼

三　盟誓之礼

四　士相见礼

第六章　嘉礼

一　冠婚之礼

二　飨燕之礼

三　乡饮酒与养老礼

四　射礼

五　贺庆之礼

第七章　礼器与礼服

一　礼器的作用

二　礼器类举

三　礼服的演变

魏向东，男，江苏海安人，1963年生。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旅游系主任、教授，复旦大学历史文化地理博士，江苏省旅游学会副会长，苏州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出版《中国风俗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中国文化史》、《城市景观》、《发现苏州：城市文化与旅游的应用研究》、《旅游概论》等著作，在《中国史研究》、《江海学刊》、《人文地理》《江苏社会科学》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参与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关注地方旅游事业发展，主持旅游开发项目四十余项。

中国读本

中国的礼制

魏向东　严安平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的礼制/魏向东，严安平著．—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0．1

（中国读本）

ISBN 978-7-5078-3139-9

Ⅰ．①中…　Ⅱ．①魏…②严…　Ⅲ．①礼仪—中国—古代　Ⅳ．①K8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30803号

中国的礼制

著　　者　魏向东　严安平

责任编辑　姚　兰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广内印刷厂

开　　本　640×940　　1/16

字　　数　70千字

印　　张　10.25

印　　数　5000册

版　　次　2010年1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0年1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139-9/K·165

定　　价　16.50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导　言
中国自古就是礼义之邦

自古以来，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泱泱中华就被人们誉为“礼义之邦”，中国人民也以谦逊友善、彬彬有礼的风貌而著称于世。遵礼、重礼、守礼、行礼，一直是中国人民的优良传统，在千百年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礼义贯穿于中国传统文明的方方面面，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那么，礼究竟是什么呢？它又为什么会在中国社会中取得如此重要的地位呢？

礼，起源于原始社会，原是祭神时的一种习俗。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这种对人们心灵有极大号召力的习俗就被奴隶主贵族有意识地加以利用，改造成为一种有力的统治手段。这种改造从大禹时即已开始，到周公制礼得以最终完成。礼制到周代亦就大备，并成为此后历代礼制的基础。从记载了周代礼制内容的礼经三书：《周礼》、《仪礼》、《礼记》考察，周礼的内容是十分广泛而又庞杂的。大凡国家的一切典章制度诸如政治体制、朝廷法典、祭祀仪式、灾害祈禳、学校科举、军队征战、陵寝营造等，直至社会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言谈举止，以及个人的伦理道德修养、行为规范等莫不包括在内，是一个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行政、法律、社会、宗教、教育、伦理、习俗等等各个方面的庞大概念。此后的历朝历代，也莫不沿用了这一界定。直到近代以后，礼的概念才有所缩小，大体限制在礼节和仪式两大方面。

说到礼，必提仪，礼仪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但在中国古代，礼和仪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简单地说，礼是人们的行为规范，又是一种社会意识，它包含有一系列的制度和规定。而仪，则是反映礼的仪式仪节，是礼的具体表现形式，它是根据礼的内容和规定，形成的一整套系统而完整的程序。因此，礼和仪又是相互关联的，礼是标准，是内容，而仪则是形式，是礼的形象展现。由于礼的内容庞杂，涉及面相当广泛，故而仪的规定也是多如牛毛，繁琐冗杂，有时甚至连专掌礼仪的官吏也弄不清楚。那么，礼仪制度的主要内容究竟是什么呢，它又是以什么作为一条主线，把这些纷繁复杂的内容串联到一起的呢？

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是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的，礼仪制度当然也不例外。在古代礼仪制度这一庞大体系中，等级观念贯穿始末，其最核心的内容就是遵循“尊尊”、“亲亲”的原则来正名分、定等级，以调适统治阶级的内部关系，从而维持一个稳定的统治秩序。尊尊和亲亲，本是宗法制度的原则，它要求人们根据血缘、宗法关系的亲疏远近，确定各人在社会身份上的高低尊卑，并要尊其尊者，亲其亲者。根据这种原则而确立的礼制，恰恰能起到标识社会成员身份高低贵贱的作用。它通过各种具体的方法如服色、车舆等外在表现形式，来明确地界定每个社会成员的身份地位，从而使得社会上的各色人等，上自“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都有严格的等级差异，刻意造成了全社会尊卑有序、贵贱有别、亲疏有分、高低不等的等级阶梯。如此一来，社会秩序就呈现出清楚整齐的有序系统，古代社会的阶级统治也就得以巩固了。正是由于礼制的这一妙用，历代统治者都高扬“以礼治国”的旗帜，不遗余力地推行礼治。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自然是巩固了统治，另一方面也使得礼制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使古代社会生活遵礼重礼蔚成风气。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我国人民也从各个方面不断丰富和完善了礼的内容，使得纷繁庞杂的礼成为华夏民族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剔除一些消极因素之后，我国古代的礼中也包含有许多积极的内容，诸如尊老爱幼、尊师重教、兄弟友爱、宾至如归等，自古到今，都是中华民族所赞誉、所发扬的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在历经重重磨难之后仍得以凝聚、发展的重要因素，故而“五四”运动时期虽然对旧的礼法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算，但这些传统美德却仍然被继承下来，并不断得以发扬光大。今天，这些传统美德依然是现代社会道德价值标准的有机构成部分，对每个社会成员的道德修养水平和社会责任感，仍将起到提高的作用。因而，对古代的礼制多一些了解，对传统的美德多一些感悟，对我们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由于古代礼仪制度的内容十分浩繁，记载其内容的史书卷册也可谓汗牛充栋，如唐人杜佑的《通典》，是古代典章制度的集大成之作，其总卷数仅二百卷，但其中《礼典》竟然占了一百卷之多。很显然，要在如此薄的一本小册子中全面详尽地介绍如此之多的古代礼仪制度，是不可能的。我们在此仅从中择要作一些介绍，以使读者有个初步的了解。

第一章
中国礼制源流

一　礼的起源

礼，源于先民们的祭神习俗，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已有了它的胚芽。

当人类还处于原始群的时代，其生产力水平是非常低下的。在野兽环伺、大自然天威莫测的生存环境中，人们只能利用极为简陋的生产工具进行原始的渔猎劳动以及粗放的农业耕作，吃了上顿无下顿的情况十分常见。同时，人们的智力水平也处在蒙昧的无知状态，对于喜怒无常、阴晴不定的大自然表现出惶惑不解，对于经常发生的各种兽患和自然灾害一无所知，对于流血、产育等各种生理现象更是惊怯不安，如此便导致了他们对自然力等产生了愚昧的崇拜。正是这种对大自然的惶惑和敬畏，促成了原始宗教的出现。

太阳为什么会从东面升起又从西边落下？大地上为什么会既有高峻险峭的山岭又有奔流不息的大江大河？天空中为什么会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狮子、老虎等又为什么会吃人？人又为什么会生老病死？所有的这些自然现象，在原始人简单的头脑中当然得不到科学的解释，于是他们便构想了一种超自然的力量——鬼神，认为正是鬼神的力量，方使得世界上有了太阳和月亮，大自然方才会花开花落，同样，人类社会的所有活动和现象，也都是在鬼神的主宰下才得以出现并进行的。

出于这么一种认识，人们当然就会得出这么一种结论：要想一生平安，就要求得鬼神的福佑；如果触犯了鬼神，就会有各种灾害降临。要想趋吉避凶，就必须要讨好鬼神，鬼神满意了，才会为你消灾去祸。但如何去讨好鬼神呢？鬼神虽说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但它并无固定的处所，也无具体的形象，怎么样才能使鬼神知道人们在讨好它呢？人们苦思冥想的结果，便是赋予鬼神以人性，并采用祭祀的方法如以烧烤食物冒出的烟气以供天神，向地上洒酒或洒血以供地神，敲击器物召唤鬼神等来沟通鬼神与人间的联系。对原始人来说，威胁他们生存的最大问题是食物，于是他们设想鬼神也是喜欢食物的，在祭祀时就把最好的食物奉献给它们，以此达到使鬼神高兴而消灾免难的结果。在举行这种祈求神鬼的祭祀时，往往伴有十分隆重的仪式，这样，礼仪便随着原始宗教的盛行而萌芽了。在古代礼学名著《礼记·礼运篇》中，对礼仪的起源曾有过一段描述，它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远古原始社会的人们在行礼时，先准备好酒和食物，再把黍米和屠宰后的小猪放在烧石上，点燃柴草烧石炙烤，再在地上挖出一个盛酒的坑，用手掬捧而饮，并用茅草捆扎成鼓槌，用土捏成鼓，敲打撞击，以此来表示对鬼神的崇敬。从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到，原始社会时期的祭祀活动中，已经有了礼物，有了礼乐，还有了一些特定的仪式。可见礼仪确是从祭祀活动中诞生的。另外，从文字学的角度分析，甲骨文的“礼”的字形像是用器具托着两块玉奉献给鬼神，《说文解字》中也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所有这些，都有力地说明了礼和原始祭祀活动密不可分的关系。

原始宗教是一种多神宗教，凡是使人们感到不可理解的事物，都是人们崇拜的对象，故而，大自然中的许多东西，如日月星辰，各类凶猛的动物，各种奇怪的植物，以及死去的列祖列宗，在原始人的眼中，往往都成了神灵的化身，成了人们的保护神。这种多神崇拜的盛行，使得原始礼仪的内容渐趋丰富，成为后世繁琐礼仪制度的滥觞。后世礼仪制度的内容，正是在原始礼仪的基础上，根据祭祀对象的不同，分成处理人与神的关系、处理人与鬼的关系、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三大方面，如荀子所言：“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人神关系），“先祖者类之本”（人鬼关系），“君师者治之本”（人人关系）。郭沫若说得更为清楚：“大概礼之起源于祀神，故其字后来从示，其后扩展而为对人，更其后扩展而为吉、凶、军、宾、嘉的各种仪制。”（《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郭沫若在这段话中揭示了礼之内容的增嬗，他指出在原始社会中先有祭祀神、鬼的礼仪，后来增加了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礼仪，而最后则完备了规范人的各种社会行为的礼制规定。这同时也说明了原始社会祭祀神、鬼的礼仪，正是后世各种礼仪制度的源头。

二　大禹铸九鼎

礼之由神鬼扩而及于人，是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出现之后的事。本来，在原始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单纯的，他们之间地位平等，没有贵贱尊卑之分，所有的财产由大家共享，所有的事务由大家共同决定，实行原始共产主义原则，人们之间不存在任何利害冲突，人际关系平等而又和谐，自然也不需要任何外在的规定来强制人们的行为。但是，到了原始社会晚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已能生产出一定数量的剩余产品，即在满足整个群体维持最低生活与延续后代的需要之后，尚有一定数量的产品剩余，这种情况直接诱发了人们私有观念的产生，并最终导致了私有制度的建立。禅让制和王位世袭制的更替，生动形象地说明了这一进程。

原始社会晚期的部落首脑，权力不断增强，地位逐步提高，他们和普通的民众已迥然不同。传说尧在此位上时曾打算让位给自己的儿子丹朱，舜也有传位于子商均的想法，这就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已意识到首脑的权位是社会中最为丰足的私有财产，说明了把权力和地位当作私有财产的观念已相当普及，所以，到大禹时，竞逐首脑权位的斗争就已表露得十分激烈。大禹想方设法地培植儿子启的势力，排斥部落联盟会议推选的继承人伯益。待大禹一死，羽翼已丰的启便毫不犹豫地杀死伯益，抢占了王位，世袭制便从此取代了禅让制，而且这一制度的转换也得到了社会上绝大多数成员的赞同。这一演变过程及其结果，有力地反映了私有观念已深入人心并不可动摇的历史情况。

私有观念和私有制的出现，极大地动摇了原先人们之间平等、和谐的人际关系。各人所占有的私有财产的多寡，决定了各人在社会中地位的高低。既然人和人之间不再平等，人和人之间的各种利益纷争也就随之而起，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当然也就愈加错综复杂，这种情况就要求必须有一定的规范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约束，以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这种规范就是礼仪，就是处理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礼仪。故《管子》说：“仓廪足然后知礼节。”这正概括地说明了规范人类行为的礼仪制度出现的原因。

陶鼎（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

自此之后，礼仪和私有制就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为统治阶层所利用，成为统治者维护统治的有力工具。在中国文明国家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大禹时期，我们就已看到统治者对于礼仪的高度重视和刻意运用，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大禹铸九鼎。鼎，本是一种烧煮食物的器皿，但在中国古代，它却是具有特别重要的政治意义的一种礼器。它是政治权力的象征，是统治者尊贵地位的象征。大禹铸造九鼎，其目的就是要标识自己尊贵的地位和崇高的权力，并保证其权位不受侵犯。在夏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之后，随着国家的产生和阶级关系的复杂化，为了保证奴隶主贵族统治的长治久安，迫切需要发明一整套确定人们身份等级以稳定阶级统治的制度，这样，礼就被借用过来，并且其中心内容也由原始社会时期的祭神习俗演变成调整人们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正如《礼记·礼运篇》所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奴隶制国家的各项制度都在礼的基础上被逐一制定出来。

三　周公制礼作乐

夏商两代由于年代久远，文献材料十分匮乏，所以夏商时期礼制的具体情况，我们今天已很难搞得清楚，真正完备而系统的是西周的礼制，它的很多内容保存在被称为“礼经”的“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中。在“三礼”成书后的二千多年间，它们一直是历代王朝据以制定礼仪制度的经典著作。

在周代礼仪制度的形成和确立过程之中，周公姬旦起了重大的作用。《尚书大传》中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在周公摄政的短短七年间，周公不仅解决了许多威胁周政权统治的问题，而且还制礼作乐，把礼进一步制度化。周公在古礼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套以维护贵族等级为核心的礼制，在这套礼制下，统治阶级内部分成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四等，等级与等级之间的政治权力、经济特权、社会地位有着很大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是不可逾越的。判定各个贵族人物等级高低的标准，是依据其与周王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亲者尊而疏者卑。在这个森严的等级结构中，周天子居于最高的地位，享有最大的权力，他不仅是政治上的共主，而且是天下的大宗，任何人都不得违抗周天子的统治。这种等级结构又是世代承袭不变的，这一方面使社会的秩序处于一个超常稳定的系统当中，而且还肯定了周天子独尊的地位世代不变。由此，礼主要局限在上层社会，是统治阶级内部调整关系和规范行为的准绳，并非社会上的所有人等都能享受到礼遇。

除此之外，周公还不遗余力地把礼制推广应用，使之成为衡量社会生活中一切事物的准绳，并使之成为奴隶制社会中一切制度的基石和出发点。正如《礼记·曲礼上》中所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官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这段话说明了礼在道德修养、安家治国、沟通神人、社会交往中的重要作用，也说明了上层社会生活中的亲疏之定、嫌疑之决、同异之别、是非之争，都是以礼作为判定标准的。这种情况十分清楚地反映了礼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了上层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也正是在周礼中，礼和乐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乐，就是音乐，在中国古代，它不仅是一种娱乐方式，也是人们修身养性的一条重要途径。传统理论认为，音乐发乎心声，心哀则乐悲，心悦则乐和，反过来，音乐也会影响人的性情。因此，圣人制乐的目的，就是利用音乐的力量来感召人性从善，所谓“因乐以著教，其感人深乃移风俗，将欲闭其邪，正其颓”（《通典·乐序》）。另外，圣人制乐，也是利用音乐的力量来灌输礼教，增添礼仪活动时的气氛，使人们因乐之感而遵礼行仪。这样，乐就成为礼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合在各种礼仪活动之中。有一礼，必有一乐，乐和于礼，礼中有乐。人们常用“礼崩乐坏”来喻指世道衰颓、用“歌舞升平”来喻指政治清明、天下安定，这些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礼乐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礼乐寓治道，它可以通过道德感召的力量来正人心、定风俗、别亲疏、序民人，故而以礼治国一直被传统理论认为是王道仁政的体现，也受到历代绝大多数统治者的重视，它和刑政一起，共同组成了传统的两手统治策略：一手高揭礼治的旗帜，以礼示之天下，使“国家可得而正也”（《礼记·礼运》）；一手挥舞刑政的大棒，以暴力的手段，来维护统治。但话又说回来，虽然礼乐主要体现统治者的等级统治观念，为统治者的利益服务，对广大下层百姓具有一定的欺骗性，然而无可否认，它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首先，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礼治，显然提高了华夏民族的文明素养，造就出中国自古以来即被誉为“礼义之邦”的形象；其次，作为一种全社会所遵循的基本规范来说，礼虽然从它产生的第一天起，就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统治的烙印，对每个社会成员不可能做到绝对公平，但不以规矩，不成方圆，人类社会不依靠这些不尽合理的规矩，是无法取得进步的。实际上，在任何社会中，是不可能做到每一项政策、规范都完全合理的，因此，对礼也不能过于苛求。

四　礼贤下士

春秋以来，奴隶制度全面动摇，奴隶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也全面崩溃，诸侯欺侮周天子，卿大夫侵凌诸侯，家臣控制卿大夫，整个奴隶社会清楚有序的等级阶梯轰然倒坍，维系这一等级阶梯的礼制也同时呈现出礼崩乐坏的局面。社会的大动荡、大变革，使社会成员们的身份地位发生了交叉混淆，一部分原先的贵族破落成了平民，一部分平民则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了上层社会。这样一种人员的对流，就引起了文化的对流，原先为贵族垄断的所谓“学在官府”的文化知识（其中当然也包括礼仪），因之不断向下层流布，而这种社会文化大对流的汇聚点则在于私学。

圣人孔子是私学的倡导者和兴办者。孔子奉行“有教无类”的原则，向社会各阶层人士敞开学校的大门，只要你能交出十条干肉，就可入学，成为孔门弟子。孔子前后收徒达三千人，得意门徒则有七十二人。在这七十二人中，我们看到，其中有农、有商、有武士、有贵族，基本涵括了社会的各个层面。私学中传授的知识主要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而其中礼、乐是最重要的内容。学校是当时社会上重要的习礼场所，著名的“孟母三迁”的故事就印证了这一点。孟子小的时候，家住在墓地边上，孟子就常常学着挖坑造墓，孟母见了，说：“此地不适合我儿子住。”孟母把家搬到了集市边，孟子又学着生意人的样子吆喝叫卖，孟母又说：“此地也不适合我儿子住。”孟母把家搬到了学校边上，孟子就学着学生们的样子，在地上摆设土块当祭器，并模仿揖让进退的礼仪。孟母于是十分高兴地说：“这才是我儿子住的地方！”从此定居下来。孟子长大后果然就成了一名精通礼乐的儒学大师。

孔子讲学图

在孔子之后，墨子、孟子等教育大师，也无不收徒授课，弟子动辄数百人。正是由于私学的兴盛，也正是由于私学收徒不受社会身份等级高低等的限制，就使得以前的“礼不下庶人”的规定成为一纸具文，礼开始从庙堂之上向草泽底下流布。它不再是上层社会的专利，而成为全社会的共有财产，逐步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并进而促成了全社会遵礼、守礼、重礼、行礼的良好风尚的养成。

经过孔孟弟子及其他一些儒学大师的努力，到了战国时期，寄托着儒家礼乐王政的政治理想的三部礼学专著：《周礼》、《礼记》、《仪礼》成书并面世了。它们不仅记载了周代礼仪制度的一些内容，也成为此后历代统治者制定礼仪制度的基本参照物，由此，它们共同被尊为“礼经”。

按照“三礼”的说法，古代礼制的内容被归纳为五大方面：一是用于祭祀的吉礼，二是用于丧葬的凶礼，三是用于军事的军礼，四是用于接待使臣、宾客的宾礼，五是用于朝会、燕飨、册命、乡饮酒礼、婚嫁等方面的嘉礼，此即所谓“五礼”之说。此后历代王朝，制定礼仪，编写礼书，也都按照“五礼”的体例进行。它们组成了中国古代礼制的最主要内容。

五　封建礼制的确立和发展

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大对流，礼制逐步向社会各阶层、社会生活各方面全面渗透。但这一进程在秦始皇时被粗暴地打断。史书上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用法家思想，以严刑峻法治理国家，儒家所倡导的礼乐王政之说被抛在一边。秦王朝短命而亡后，刚刚建立的西汉王朝便面临着法灭礼坏的混乱局面，汉王朝亟需整顿社会秩序，重新树立统治者的权威，以稳定新生的统治。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单纯采用秦王朝以法治国的统治策略，靠大棒来威吓、镇压，显然是难以奏效的，秦王朝已是前车之鉴。要想长治久安，只有重拾礼治的旗帜，并将它和刑政有效地结合起来，软硬兼施，才能渡过难关。在《汉书·叔孙通传》中，记载了汉初恢复礼治的一段有趣的过程。

汉高祖刘邦，本是丰、沛间一个游手好闲的人，社会地位极其低贱。他的从龙功臣，也多出身于三教九流，基本上都属于社会下层的劳动者。汉王朝建立后，每次朝会群臣，这些不知礼法为何物的粗人，在朝堂上依然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声说笑，相互嘲谑；喝醉之后，就更不像话了，有的大呼小叫，有的痛哭狂笑，甚至还有的拔出剑来，乱砍朝堂上的柱子，大殿上乱哄哄的，一点规矩都没有。做了皇帝后的刘邦，很快就忍受不了啦，他感觉不到皇帝的脸面何在、尊严何在，于是，他就让儒生叔孙通制定朝仪。公元前200年，正值长乐新宫建成，刘邦便乘机推出了这套朝仪。在群臣朝贺的那一天，天刚破晓，朝堂两侧已布满了卫士，手持刀枪，旗帜飘扬，气氛庄严而肃穆。礼官引导群臣依官位高低相次进入宫内，文东武西，分列于殿陛两侧。然后刘邦乘辇升殿，左右侍臣高声传报，群臣逐班觐见。慑于这种威严庄重的气氛，所有的人莫不震恐肃敬，没有任何人敢大声喧哗。礼毕赐宴，群臣按班次捧杯上寿，也没有人敢再胡乱多喝，酒斟九遍即罢酒，宴会结束。而对这沉闷乏味的场面，刘邦却十分高兴，他不无得意地宣称：“我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了！”

正是由于礼仪制度所特具的对巩固君主专制集权统治的重要作用，自汉而后，历代封建统治者莫不重视利用礼仪制度，以此来稳定社会秩序、强化统治。如汉代宣称“以孝治天下”；汉宣帝说汉家治国方略是“以霸王道杂之”；董仲舒倡言“三纲五常”；宋明理学宣言女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等。我们看到，随着时间的推延，封建制度的日趋腐败和没落，封建统治者对于礼仪制度愈趋重视并不断强化，几乎无所不用其极，使礼仪制度一直伴随着封建制度的始终。

礼仪制度在两千多年的演变过程中，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封建礼仪制度越来越趋向正规化和制度化。从秦汉时期直到清朝灭亡，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使礼乐程式正规化，都设置有专门管理礼乐的行政机关。在各代中央政府机构中，基本上都设有掌管祭祀礼仪的太常、掌管赞相礼仪的光禄勋、掌管外事礼仪的大鸿胪，它们构成了封建国家主要的礼乐行政业务机关。隋唐以后所设立的尚书六部中的礼部，也是这类性质的机构，只不过它的地位更高，工作范围更广，除统领全国的礼乐行政工作之外，还主管文教方面的工作。另外，由于礼乐的内容涉及的范围很广，程式又很复杂，所以在中央其他政府机构以及各级地方政府机构中，也都设有相应的机构和专门负责礼乐工作的专职人员。此外，封建国家还利用国家监察机关来监督礼乐工作的执行。这些情况表明了礼乐工作已成为封建国家的一项经常性的要政。

其二，礼乐程式更为繁琐、内容更为芜杂。打开历代记录典章制度的志书，其所占分量最重的必然是礼志，这已成为古代史书的一大特点。至于其仪式的繁琐，我们可用清代乾隆皇帝所举行的一次郊天礼为例。清代祭天的仪式在天坛举行，天坛的圜丘分为三层，下层正位祀昊天上帝，两旁列有陪祀的祖考；上面两层列有各种从祀的神祇。按照各神祇的地位尊卑，分别安放数量不同的祭品、祭器。这一切工作准备好之后，皇帝动用最高规格的仪仗，即由上万人组成的大驾卤簿，在祭祀正日的前一天到达天坛。皇帝亲自检查圜丘的神位，侍从官员分头检查祭品和祭祀用的牲畜，一切停当之后，进驻斋宫，素食沐浴。到正日祭祀时，皇帝和所有的从祭人员都要穿上规定的祭服，赴坛盥洗、上香、奠玉帛、行三献礼、奏乐舞、饮福酒、受胙肉，最后焚柴告天，然后礼成。

其三，礼乐内容更趋消极。随着封建专制政体的不断加强，对突出并维护皇帝独尊地位的礼仪内容历代都续有增加，规定也越来越趋繁细，以显示皇帝的绝对权威。统治阶级内部的其他各等级，所享有的权利和待遇划分得也更为明确，轻易不得逾越，否则就是“僭越”，就是“犯上作乱”，是要“杀无赦”的。就以服装的颜色来说，黄色是皇帝的专用色，其他任何人都不得使用，哪怕你是皇帝的亲弟弟都不行。如清朝灭亡后，溥仪的弟弟溥杰衣袖里用了明黄色，就遭到了已“逊位”多年的溥仪的厉声斥责；又如奴仆贱役规定着黑衫青衣，由此这种服色就成了奴婢的代名词。西晋亡国皇帝晋怀帝做了俘虏后，被勒令青衣行酒，就被晋人视之为一件难以启齿的极大的羞辱。礼仪制度的渐趋消极，不仅体现在它被刻意用来维护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还在于它给了特权阶层以极大的便利而百般歧视普通人民的权利。如家庭中的婆媳关系，早期的礼制对婆媳双方都有所约束，所谓“姑慈而从，妇听而婉”，要求婆婆慈仁，媳妇恭顺，但到了东汉时班昭所作的《女诫》中，就片面地提出了“曲从”的主张，意即婆婆即使错了，媳妇也只能顺从，不可分辨什么是非曲直。所以，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中那位无辜的媳妇刘兰芝，再怎么知礼、能干，只因蛮横无理的婆婆小不满意，便不得不被休弃，最终自尽而死。封建礼法中的这种不合理性，时代愈后就愈益严重，愈益背离人性，愈益剥夺幼者、卑者的权利，带给普通人民更多的迫害和灾难。

最后，由于历代统治者对礼制的重视和大力推行，礼制对社会生活的渗透更深更广。自春秋时礼学下移之后，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也接触到礼仪，礼也成了他们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的标准。同时，广大人民也从各个方面丰富了礼的内容，使之具有了不少的积极因素。在封建社会中，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要接受礼的约束，依礼行事，在家庭中有父子之礼、兄弟之礼、夫妇之礼、婆媳之礼，在社会交往中有朋友之礼、师生之礼、尊老之礼、邻里之礼；饮食有饮食之礼；服饰有服饰之礼；居处有居处之礼；乘车有乘车之礼；在每个人的成长历程中有冠礼、婚礼、丧礼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君臣之礼、朝觐之礼等；国家的各项典章制度也各有各的礼。可以这么说，礼无所不在，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到处都可以看到礼的踪影。从这个意义上说，称中国为“礼义之邦”，是有据可依的。

第二章
吉　礼

在《周礼》中，周人把礼划分为五类，即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吉礼是五礼之冠，主要是对天神、地祇、人鬼的祭祀典礼。在古人看来，神鬼无处不有、无物不在，而神鬼的态度对于人间的治乱、国家的安危，是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对于神鬼的各类祭祀活动也是牵涉到国家治乱安危的头等重要大事，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正是此意。因此，吉礼不仅在五礼中地位最为重要，而且吉礼的内容也最为繁多。下面，我们从历代吉礼中，拣选其最重要的内容，分类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

一　祀天之礼

天帝是中国古代神鬼体系中最为尊贵、最有威权的主宰神，其他的神鬼如风伯、雨师等只是它的臣工，人间的帝王也是上天的儿子，因此祀天之礼是古代最为隆重和庄严的典礼。

（一）圜丘祀天

圜丘，是一座圆形的祭坛。古人认为天圆地方，所以把祭天的处所做成圆形，以象征天的形象。周礼中规定，圜丘建于国都南郊，于每年冬至之日在此举行祀天大典。在冬至日的大清早，周天子就得早早起身，率百官来到南郊。周天子身穿大裘，内着衮服，头戴旒冕，腰插大圭，手持镇圭，面西而立。然后鼓乐齐鸣，通知天帝临坛受祭。接着，天子牵着献给天帝享用的牺牲牛、猪、羊，称为“太牢”，将之宰杀，和其他祭品如玉璧、玉圭、缯帛等一齐堆放在柴垛上，天子亲自点燃柴垛，让烟气升腾于天，使天帝闻嗅其味，这即称为“燔燎”，也称为“禋祀”。接下来，由活人装扮成天帝化身的“尸”登上圜丘，代表天帝接受祭享。先向尸敬献牺牲的鲜血，再依次进献五种酒，称为“五齐”。献酒过程中再穿插献上全牲、大羹（肉汁）、铏羹（加盐的菜汁）、黍稷等，尸也用三种酒答谢祭献者，称为“酢”。这些程序完成后，天子与舞队同舞“云门之舞”，以答谢天帝。最后，与祭者分享祭祀用的酒醴，并由尸赐福于天子，称为“嘏”，后世也叫作“饮福”。祭祀用过的牲肉，因为沾有天帝的恩泽，也由周天子郑重其事地将之分赐给宗室臣下，称为“赐胙”。

周礼的这一套祭天程式，为后世所继承，程式中变化较大的，是用神主取代了活人装扮的尸。

明代圜丘祀天的礼制有所变化。朱元璋洪武十年（1377），在南郊建大祀殿，以圆形大屋覆盖于祭坛之上，于此合祀天地，祭祀的时间定于每年的孟春正月。嘉靖皇帝即位后，认为合祭天地不合古礼，便于嘉靖九年（1530），在大祀殿之南另建圜丘，单独祀天。圜丘后改称天坛，坛分上下三层，每层拦板望柱和台阶的数目均为天数，即九或九的倍数。祭祀的时间仍恢复为冬至。清代沿袭明制。我们今天见到的北京天坛古建筑群，就是乾隆皇帝时在明制基础上改修而成的。它包括四组建筑：祭天的圜丘，祈求丰收的祈年殿，皇帝斋宿的斋宫，为祭祀服务的神乐署、牺牲所等。这些建筑以圜丘、祈年殿为主体，前者在南，后者在北，中以大道相连，道宽约三十米，长三百六十米，构成了天坛的主轴线，天坛周围广种柏树，构成了一种肃穆宁静的氛围。

天　坛

（二）封禅

封为祭天，禅是祭地，它专指在泰山进行的祭祀天地的活动。为什么封禅必须到泰山呢？因为古人认为，泰山是五岳中的东岳，东方主生，是万物之始，是阴阳交替的地方，所以理所当然就成了新王朝、新帝王向天神地祇报成功以取得合法统治地位的最佳场所。同时泰山又是五岳之冠，称为岱宗，泰山顶上离天最近，所以要在泰山顶上行封，泰山脚下行禅。在封与禅中，古人又认为天为阳、地为阴，天高于地，所以封的仪式也重于禅。行禅的地方历代并不完全一致，虽然都在泰山附近，但有的在云云山，有的在肃然山等，然而最主要的是在梁父山，故有“封泰山、禅梁父”的说法。

封禅之岱庙

只有帝王才有资格封禅。由于泰山距帝都有一定的距离，封禅的仪式又很神秘和复杂，封禅一次需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故而封禅不是每一个帝王都必须而且有能力举办的。历史记载上举行过封禅大典的帝王仅有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等寥寥数人。

封禅的仪式各代不一。夏商周三代，虽有封禅之说，但无具体仪制的记载，所以秦始皇东巡至泰山准备封禅时，特征召儒生商讨封禅礼仪，儒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秦始皇乃自定封禅仪式，他乘车从泰山南坡上到山顶，立石颂德，然后从北坡下山，禅于梁父。就在他下山途中，遇上了暴风雨，只好在一棵大松树下躲避，直到雨停才继续下山。因此松护驾有功，秦始皇封之为“五大夫”。现在泰山上的“五大夫松”，是明人重植的，已不是秦始皇避雨时的松树了。

汉武帝封禅时，也曾召集儒生商讨礼仪，但儒生们也同样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汉武帝也只得自定封禅礼仪。他先到梁父山祭地，接着在泰山东边山脚下设坛祭天，坛高九尺，广一丈二尺，呈下圆上方形，再至山顶祭天。次日从北坡下山，到肃然山再次祭地。封禅时用产于江淮的一茅三脊草及各地珍贵的飞禽走兽诸物祭祀，并用五色土封于祭坛，如此二封二禅之后，汉武帝下诏改元，并下令在泰山下“治邸”，封禅大典即告完成。此后历代封禅，基本与汉制类同。

封禅图

南宋以后，封禅不再到泰山单独进行，而是与在京都近郊祭祀天地的仪式合二为一，封与禅也一并同时进行。

唐玄宗封禅场面（元代壁画）

封禅是一代盛典，它具有粉饰太平、夸示夷狄的作用，也是帝王们承天之命以治万民、树立自己神化形象的一种手段，所以得到了历代帝王，特别是一些好大喜功的帝王们的高度重视。历代想到泰山封禅的帝王又何止上述区区数人，但封禅糜费巨大，对百姓骚扰太甚，所以也只能有少数帝王才能行此盛典。

（三）祀日月星辰

太阳和月亮，是人间的光明之源，古人称太阳为“大明之神”，月亮为“夜明之神”，它们也是古人祭祀的重要神祇。春分之朝，祭日于东郊，秋分之夕，祭月于西郊，除了这两天的日月正祭之外，举行其他祭祀典礼如祀天地、祈年等，也多以日月从祀。

“朝日”“夕月”之礼，渊源很古。汉武帝时于太一坛合祭日月，天刚破晓，汉武帝即步出用竹子建成的祠宫，向东方拜揖行礼，夜晚再向西方拜揖行礼。但这种早起晚睡的辛苦工作，舒服惯了的皇帝老儿难以坚持，后来就改在宫中简易行礼，草草了事。魏晋南北朝时，正式确定了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的礼仪，将合祭日月改为日月分祭。明初在南京专门营建了日月祭坛，迁都北京后，仍沿南京旧制，在北京朝阳门外建日坛，在阜成门外建月坛，日坛西向，月坛东向，皆为一层方台。从明代开始，规定每逢天干为甲、丙、戊、庚、壬之年，皇帝亲自到日坛祭日，其余年份则由文臣代祭。每逢地支为丑、辰、未、戌之年，皇帝亲自到月坛祭月，其余年份则由武臣代祀。这一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朝。

日　坛

月坛钟楼

星辰之祭主要是五星、二十八宿。五星指东方岁星，南方荧惑，西方太白，北方辰星，中央镇（填）星。二十八宿指东方苍龙七宿：角、亢、氏、房、心、尾、箕；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白虎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朱雀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除此之外，其他与祀的星辰还有不少，如司命、司中、司民、司禄、寿星、灵星、风伯、雨师、云神、雷公等。

对日月星辰的祭祀，虽然总体上是一种迷信活动，具有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意义，但也体现了古人对于人生的一些积极要求。如祭祀司中，是为了免除灾咎，祭祀寿星，是为了祈求长寿，祭祀风雨雷电，是为了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些祭祀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表达了人民希望过上安宁富足生活的美好愿望。

二　祭地之礼

人们对于土地的感情是深厚而炽烈的。土地生长万物，养育百姓，犹如慈爱的母亲一般。因此，自古以来就普遍流传有对土地的崇拜。另外，在古代政治文化中，土地也具有非同小可的政治意义，国家必以一定范围内的土地为基础，有土则有民，无土则无民，土地是国家的根本。由此，祭地之礼和祀天之礼一样，也成为中国古代祭祀礼仪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

（一）方丘祭地

古代礼仪中祭地的正祭，是方丘祭地，即在每年的夏至于国都北郊水泽之中的方丘上举行的祭典。为什么要在水泽之中的方形祭坛上祭地？这也有个说法，古人以为，地属阴，阴属于北方之性；古人又认为，天圆地方，大地之外为四海环抱，故以方丘象征地，以四周环绕的水泽象征四海。

祭地的礼仪与祭天基本相似，所不同的是，由于天在上，故用燔燎之礼，而地在下，则用瘗埋之礼。所谓瘗埋，即是在祭祀时在地上挖一坑穴，将牺牲等祭品埋入地中，供地祇享用。

地　坛

明代嘉靖帝在建圜丘的时候，又在北京安定门外择地建了方丘坛，即地坛，以祭皇地祇。此坛北向，是一座用汉白玉筑成的二层方坛。另还建有皇地祇室，收藏有皇地祇及从祀诸神的木主。清代沿用明制。我们今天看到的地坛，即是明清遗物，除其主体建筑两层方台外，尚有皇地祇室、神库、神厨、斋宫等配套建筑。

（二）社稷

社稷是土神和谷神的合称，社是土神，名为后土，稷是谷神，从商以后，以始为农耕的周人之祖后稷为稷神。我国古代是一个农业国家，而农业生产与土地密切相关，农以土为本，民以食为天，土地和粮食关涉到国家的安危，因此社稷也就成为国家的代称和象征。社稷既是国家的象征，对社稷的祭祀当然也就显得特别重要。

祭祀社稷的活动在社稷坛上举行。社稷坛的位置，据礼制规定，“左宗庙，右社稷”，即社稷坛与宗庙，分别建在王宫前的右、左两侧。社稷坛上铺设五色土，代表五方，象征着国家的所有领土。君主在分封诸侯时，便按诸侯封地所在的方位，取一撮相应方向的色土赐给该诸侯，受封诸侯要将此土置于封地的社稷坛中，象征着它是统一国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古代的社稷坛原本分为社坛、稷坛两个部分，后来才合二为一。社坛上树立一个象征神位的“主”，周围遍植树木。据载，夏代植松，商代用柏，周代植栗，这反映了古人的绿化环保意识。后来，社主改用木牌制作，也有用石条制作的。唐以后，社稷坛制度逐步稳定下来，社主多用石条制作，明太祖时将社、稷坛合为一坛，同时祭祀。

祭祀社稷神，最切近功利的目的是祈求五谷丰登，因此有“春祈秋报”的古礼。春祈在社日（仲春之月吉日）举行，也就是在春天耕种之前，祈求社稷神的保佑；秋报在孟冬之月吉日举行，也就是在秋天收获之后，报谢社稷神的恩德。春祈秋报，就是社稷的正祭。周代祭祀社稷的活动是十分隆重而热烈的，祭祀时要敲击一种名叫灵鼓的六面鼓，要跳一种叫做帗舞的舞蹈，即由领舞者手持一柄系有五色缯的舞具而领众共舞。祭祀时还要高唱乐歌，据研究，《诗经》中的“载芟”，就是春祈社稷时演唱的歌曲，“良耜”是秋报时演唱的乐歌。这种活动，深刻体现了古人对于乡土、国土的深厚感情。

正是出于这种感情，古人对社稷的祭祀并不仅仅局限于春祈秋报，它还与保卫国土的行为有很大的关系。军队出征、校阅以及献俘等军事活动，都要在社稷坛前举行。直到清代，这一习俗依然沿用，清代常在社稷坛前举行献俘仪式。当然，一旦土地全部丧失，国家也就必然沦亡，而社稷也就要变置。所以古代新旧王朝的更替，必然引起社稷的“迁社”，新王朝要另立社稷，而旧王朝的社稷或则毁弃，或则其社稷神位被终年封闭在阴暗的屋中，让其不受天阳，得不到生机。以社稷为国家的象征的意义，于此便表现得非常强烈。

明永乐帝迁都北京后，建社稷坛于紫禁城端门之右，清代沿用。明清两代皆定于每年春秋二季的仲月上戊日举行对社稷的正祭，主祭者皆为皇帝。地方各级官府也于这天同时祭祀。明清的社稷坛所在的地方，即今天北京的中山公园。社稷坛身呈方形，坛分三层，用汉白玉砌成，坛上依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分别填置青、红、白、黑、黄五种颜色的泥土，坛外壝墙用四色硫璃砖砌成，上覆四色琉璃瓦，其颜色与五色土的四方完全一致。坛北有一座木结构大殿，这便是拜殿，是当时举行祭祀社稷活动的地方。

社稷坛

元代社日图

不过，在古代，祭祀社稷并不仅仅是君王的事，各个阶层都有祭社活动。《礼记·祭法》中记载：“王为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太社是最高等级的社，铺五色土，受封诸侯之社，设受赐的一色土，再下一级的社，则只能用本地的泥土。大夫以下成群立社，使得民间逐步形成了以祭社活动为中心的居民社会组织，这种组织便称为社。立社不仅要封土为坛，而且要种植当地所宜的树种，称为社树。每一社都有一定的规模，在祭社这一天，全社的人都要停止一切工作，参加祭祀，吃社饭、蒸社糕、做社饼、喝社酒、食社肉，歌舞娱乐，热闹非凡，这就慢慢演变成民间一个重大的节日。这种社日的热闹景况，我们在唐宋时期许多诗人的笔下都可以领略到。但宋元以后，由于封建统治者害怕民间集会，便限制结社活动，致使社日活动逐步衰落，而民间的社稷坛最后则演变成了破落的土地庙或土谷祠。

（三）四望山川

四望山川是祭祀天下名山大川之神。至山川之境而祭之，称为祭，远望而祭之，称为望。望祭的正祭是在都城的四郊举行，四郊各封土设坛，登坛以祭相应方位的山川。

武则天时，开始把山川名胜加上人间官爵。唐封五岳为王，西岳华山为金天王，东岳泰山为天齐王，中岳嵩山为中天王，南岳衡山为司天王，北岳恒山为安天王。封四渎为公，河渎为灵源公，济渎为清源公，江渎为广源公，淮渎为长源公。宋代名山大川的封号又升一级，五岳皆为帝号，并配有帝后，四渎、四海等均封为王。

明代朱元璋特在京城设山川坛，以望祭四方山川。朱元璋废除了山川的帝王名号，以山川本名称呼其神，如东岳泰山之神、西渎大河之神等。嘉靖时改山川坛为天地神祇坛，望祭天下山川。清初以山川海渎配享方泽之祭，又在天坛之西另建地祇坛，兼祀名山大川。另外，还派遣使者，到各地祭祀五岳、四渎等。

三　宗庙祭祀

古人认为，人死之后而为鬼，鬼魂依活人给他们的供奉享祀而居，否则便为孤魂野鬼。古代礼制中的宗庙，正是供给祖先亡灵居处的所在。古代的统治者又认为，统治天下的权力既是自天而得，又是承袭于祖先的，因而家便是国，国便是家，家国是一体的，所以，授权于己的祖先，其亡灵所寄居的宗庙，当然也就成了家天下国家的象征。对宗庙的祭祀，就是对祖先的祭祀，它具有着标志国家系于一姓的特殊政治意义，故而古代对宗庙的祭祀，不仅极为隆重，而且是承传不辍的。

（一）帝王宗庙祭祀

周代礼制规定：天子立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合而为七。昭穆是宗庙中祖先位次排列的顺序，自始祖而下，父为昭，子为穆，依照世次递嬗排列。进入宗庙的先王，皆有庙号，通常以开国之君称“祖”，其余守成之君称“宗”。随着年代的久远，故世先王增多，七庙之数显然难以容纳，于是又有“毁庙”之制，即除始祖之外，其余的“亲尽”之庙（指那些与在位之君世次已远的祖先），其神主另行收藏，而将刚故世的先王递补七庙之数。

宗庙的方位，依据左宗右社的原则，都建在王宫前的左侧。以太祖之庙居中，昭庙在左，穆庙在右，依世次横排。宗庙的朝向，坐北面南，依然有南面为王的意思。

东汉时，汉明帝临终遗令，不许为他单独立庙，于是只得把他的神主藏在光武帝世祖庙别室。由此，七庙分立的制度变为“同堂异室”之制，即在一庙之内集中了先帝们的牌位，而依世次分为若干室加以祭享。这一办法为后世所继承。明代嘉靖帝有意恢复古礼，曾建有九庙，但刚建好就被一场大火烧毁八庙，没奈何，只得承用同堂异室的一庙之制。明清的太庙位于紫禁城端门之左，即今之劳动人民文化宫，它包括戟门、前殿、中殿、后殿、两庑等部分。清于前殿供奉太祖太后，中殿供奉列圣列后，后殿供奉桃庙神龛，两庑东侧为诸王，西侧为功臣。太庙外有高大厚重的墙垣和枝叶茂密的古柏，内有空敞宁静的庭园，庄严肃穆，静谧安宁。

太　庙

对宗庙的祭祀活动繁多而复杂。除了碰到临时性的大政如新王登基、军队出征等要祭告宗庙外，还有固定而正常的祭祀。首先是月祭，即在每个月的初一这一天要祭祀宗庙。周代，逢月祭之时，周王要率领群臣亲至宗庙，宰杀一只羊祭告列祖列宗，并要在宗庙训谕群臣。在月祭中，以每年夏秋之交的月祭最为重要。在这次月祭中，周王要向天下颁行当年历书，以指导天下的农事耕作，以明确周王对天下的统领关系。但到后代，月祭越来越流于形式，皇帝往往懒得亲临宗庙，经常只派使臣到宗庙杀只羊就算完事了。

其次是四时之祭。所谓四时之祭，即是在每一个季度的孟月入祭宗庙，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尝，冬曰蒸。另外，每年岁末还要举行腊祭，故而实质上是一年五祭。

最后是袷祭和禘祭，它们每隔三年和五年举行一次。袷祭和禘祭都是大祭，是把宗庙中所有祖先的神主汇集在一起进行的祭祀，这种祭祀十分隆重，一般只有天子才有权举行。

祭祀宗庙的礼仪十分繁琐，只有精通礼仪的专家才能承担司仪之职。以周代而言，祭祀之前先要卜日，即确定日期。周王要“斋戒”，沐浴更衣，独居十天，禁止一切娱乐活动，禁止食荤茹腥，以清除口中的秽气，禁止心有旁骛，要排除心中的一切杂念。祭祀正日，参加者都要早早起床，沐浴后换上礼服，才能前往祭祀。祭祀所用的牺牲和礼器、物品等，都要事先仔细拣选，太牢牛、羊、猪三牲要毛色纯正，璧、琮等玉器和束帛要完好无损。周王入庙后先到太室行裸礼，用香酒浇地，告知鬼魂前来受祭。祭祀时以小儿充扮的尸代表祖先的魂灵，周王及群臣均要行稽首大礼。祭祀用的食物，行礼后分而食之，以示食鬼神之余的意思，牲肉要分赐与祭者及各地诸侯。除此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具体规定。这些繁琐的礼仪规定，一方面反映了统治者对宗庙之祭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寄托了统治者希望家天下的局面江山永固的政治企图。

（二）士庶家庙祠堂之礼

按周礼的规定，除周天子可设七庙外，诸侯可立五庙，大夫可立三庙，士可立一庙，庶人无庙。奴隶主阶级中的各个贵族等级，虽然宗庙的数量不等，但都可以为自己的祖先立庙，而庶人以及广大的奴隶则无权立庙，这反映了奴隶社会宗法制度下森严的等级差别和严格的尊卑意识。

奴隶社会瓦解后，原先的奴隶主贵族等级被新兴的封建等级所取代，封建社会以官职品秩的高下来标定各人的身份等级，伴此而来的家庙，又称宗祠、祠堂等，亦即取代了周代大夫、士等的宗庙。唐代规定：一品、二品官立五庙，三品及四品、五品有兼爵者立三庙，六品以下至庶人祭于寝。清代规定：亲王、世子、郡王建家庙七室，贝勒、贝子、宗室公、一品至三品官建家庙五室，四品至九品建家庙三室，庶人在正寝设龛而祭。但规定归规定，实际生活中的家庙宗祠之祭，和纸上所说并不完全一样，大多是将所有祖先的神主集中在一室，有的还悬挂其遗像，逢时而祭。

《红楼梦》第五十三回描写了一幅贾府祭宗祠的场景，有助于我们了解过去的祭祖之礼。贾府祭祀荣、宁二祖时，先行拜主之仪。大家进入宗祠，对着大殿里的祖宗神主：“贾府人分了昭穆，排班立定。贾敬主祭，贾赦陪祭，贾珍献爵，贾琏、贾琮献帛，宝玉捧香，贾菖、贾菱展拜垫、守焚池，青衣乐奏，三献爵，兴拜毕，焚帛、奠酒。礼毕乐止，退出。”然后，贾府不分男女，阖府人等同行拜祀遗像之礼。“上面正房中悬着荣、宁二祖遗像，皆是披蟒腰玉，两边还有几轴列祖遗像。贾荇、贾芷等从内仪门挨次列站，直到正堂廊下，槛外方是贾敬、贾赦，槛内是各妇眷，众家人小厮皆在仪门之外。”在供品传完以后，“凡从文旁之名者，贾敬为首；下则从玉者，贾珍为首；再下从草头者，贾蓉为首。左昭右穆，男东女西。俟贾母拈香下拜，众人方一齐跪下”，行拜祭之礼。

两宋以来，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平民的社会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他们也产生了要求祭祀祖宗的要求，这就导致了一般平民家中也出现了祠堂。祠堂供奉高、曾、祖、考四代神主，神龛前设有供桌，摆置香炉、香盒等物。一年之中，每一个季度都要举行祭祀活动，祭祀的程仪有参拜、降神、进馔、三献、受胙等。一般来说，贫寒之家程序较为简单，而富贵之家礼仪则也相当繁复。如清代湖北麻城的鲍氏家族，其祭祀从序立、就位开始，一共要经历九十三道程序，祭礼方告完成。平民家族祠堂的出现，强化了封建家族观念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巩固了封建制度对基层民众的统治，但也反映了普通平民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

四　学校礼仪

中国古代的学校，是普及礼仪教育的基本场所。奴隶社会中，学校的教育内容是所谓“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礼乐教育是当时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西汉以后，学校以儒家经书教育学生，有《尚书》、《诗经》、《礼记》、《周易》、《春秋》等，礼仪教育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唐代时又规定，学生除了要学习儒家经典外，还要专门学习吉、凶二礼。明代也规定地方学校中的学生除学习儒经外，还要加学封建律令、皇帝诰令，特别要加学冠、婚、丧、祭之礼。历代的这些规定，都说明了礼仪教育一直是古代学校中最为重要的教学内容。另外，学校不仅是习礼的场所，其校内管理也完全是根据礼仪制度的规定而进行的，学校有其自身的礼仪。古代学校的以礼治校，以礼教学，对传统礼仪的普及和传播起了重大的作用，故而历代皆把学校列入《礼志》中，学校礼仪制度也就成为吉礼中的一大内容。

（一）释奠礼

释奠礼是以酒食祭奠先师先圣的礼仪。释奠礼既是学校的一项典礼，实则也是学校的一项经常性的制度。所谓先师先圣，历代人选有所不同。汉魏之时通常是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唐代时则确定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唐玄宗时除祭祀孔颜外，又增加了左丘明等二十二位贤人，并且还为列位先贤排定了坐次。以孔子居中，两边排列有“十哲”，即颜回、闵子骞、冉伯牛、冉仲弓、宰子我、端木子贡、冉子有、仲子路、言子游、卜子夏十大弟子。后来，颜回地位提高，附祭于孔子，乃升曾参以充十哲之位。曾参附祭之后，再升颛孙子张为十哲。宋代，又以子思和孟轲附祭孔、颜等。再后来，进一步扩充十哲为十二哲，把有若和宋人朱熹列于其中。

在学校祭祀的这些贤哲中，很明显，孔子和颜回的地位是最高的，故而历代释奠实即是祭孔。祭孔始于汉高祖时。后来出于维护封建等级统治的需要，孔子的地位被越提越高。汉平帝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唐宋时孔子已升为王爵，号称“大成至圣文宣王”，明世宗嘉靖时虽然孔子的地位一度有所降低，称为“至圣先师”，但入清之后，孔子的地位又迅速恢复，称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

释奠祭孔的典礼至为隆重。其释奠的时间和地点因时代不同而有所差别。最初的时候，是依校设祭，用牛、羊、猪三牲（即太牢）供奉先师先圣。北朝北齐时，在太学中建立了宣尼庙，规定每年的仲春二月和仲秋八月行释奠祭孔之礼，祭祀时要设轩悬之乐、用六佾之舞。另外，每个月的初一，由国子祭酒率博士以下的教官和国子学学生入堂行礼，跪拜孔子，向颜回则行揖礼，助教以下及太学生则于堂前阶下行礼。各地的州学也都建立了孔、颜之庙，教官及学生也要每月行礼。唐代的释奠礼更为完备，规定一年分为春夏秋冬四季释奠，唐玄宗后改为春秋二季释奠。国子学在举行释奠时，除教官和学生外，朝中文武官员、僧道百姓也都前往参加。其典礼由国子祭酒代表皇帝主持，设宫悬之乐，并供奉牲牢。献祭之时，以国子祭酒为初献，司业为亚献，博士为终献。州学亦仿国子学，以牲牢奉祭，以州的最高长官刺史为祭主，主持典礼，并以刺史作初献，州中上佐为亚献，博士为终献。县学以酒、脯供奉，县令主持，并作献祭时之初献，县丞为亚献，主簿与县尉为终献。清代的祭孔规格也很高，在释奠时要奠帛、读祝文、三献奠爵，并行三跪九叩之礼。雍正时还为孔子择定生辰，定以八月二十七日为孔子诞辰日，全体军民都要斋戒一日。

释奠礼

除春秋或四季释奠外，在学校初建落成时，也要举行释奠之礼。历代皇帝也常有参加释奠之举。中国古代对释奠礼的高度重视及常行不辍，既表达了遵循先圣先师教诲，以礼义教化民众之意，也说明了古代社会对于教育的重视。

（二）释菜与束脩

释菜礼也是古代学校中的一种常行礼仪，又称为“合采”、“择菜”，指的是用菜蔬祭奠先师，并表示从师学艺的一种礼仪，用于始立学堂或学子入学之时。释菜礼的施行，既是对刚入学的萃萃学子进行的一次入学教育，又是尊师重教传统美德的一种发扬。

束脩是十条干肉，它本是古人交往时相互馈赠的礼物之一，后来因学生入学时也要向教师交束脩以作见面礼，作为支付给教师的酬金之一，故而亦即以束脩代指入学拜师。如孔子所言：“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即只要交纳束脩，就可以进入孔门，接受老夫子的训诲教育了。相沿下来，束脩就逐步演变成一种拜师时的固定的礼仪制度。

束脩是拜师之礼，但历代拜师的礼物并不限于十条干肉。据《文献通考》记载，唐代神龙二年（706）规定：所有学生皆须以束脩之礼礼于师，国子学和太学的学生纳绢三匹，四门学纳绢二匹，俊士及律、书、算学、州学、县学的学生纳绢一匹，另外还需备有酒脯。唐《开元礼》中还记述了皇太子拜见业师时所献束脩的清单：束帛一篚（盛物的竹器），五匹；酒一壶，二斗；脩一案，三脡。

行束脩礼时有特定的礼仪规定。唐代，学生要穿上青衿学服，携束脩来到学校。学生恭立于校门之外，老师则立于学堂的台阶之上，并派人出询学生的来由。学生要情辞恳切地表明自己拜师求学的愿望，老师要再三谦称自己无才无德，不能收徒，否则将误人前程。学生需再次以坚决的态度申明自己拜师求学的决心，并请求老师将自己收归门下。老师见学生求学之志坚定，自己也实在无法推辞，只得请学生进入校门。老师走下台阶后，学生即向老师行跪拜之礼，老师回拜。学生取出束脩，敬请老师收下。老师收礼之后，师生关系就确定下来，然后学生拜谢退出。这种初入学门，即受礼教的做法，对于在当时青年中弘扬尊师重教的意识和树立师尊为上的礼仪，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不仅普通人家的子弟在求学时要恭恭敬敬地行束脩之礼，即连贵为储君的皇太子也不能例外。唐《开元礼》载：皇太子求学之初，也要改着学生青衿，至校门外求见师尊，拜答如仪，方才退出。

束脩之礼的普遍施行，反映了我国古来即是一个以尊师为荣的文明国度，体现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崇高风尚。尊师，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国语·晋语》中说：“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人之所以明白事理，通晓世情，皆是由于有师教育之故，教师的地位与君、父并列。古代尊师敬师蔚成风气。学生在平时要像侍奉父亲一样来侍奉老师，在老师死后还要为老师服三年心丧，并有照顾老师家庭遗属的义务。古人尊师敬师的事例不胜枚举，在此仅举两例：

东汉名儒桓荣是汉明帝刘庄的老师。刘庄即位为帝后，对老师处处都十分尊敬，桓荣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明帝还不肯让其退休，以便随时向老师求教。一次，明帝召集了百官和桓荣的弟子数百人，敬请桓荣坐在西首面东的贵宾席上，并当众向桓荣捧书求教。当时有的学生为拍皇帝马屁，向明帝请教经书中的疑难问题，明帝马上谦逊地说：“老师在这里，怎么轮到我来释疑解惑呢？”桓荣病重之后，明帝亲去看望，刚到桓家巷口就下车步行。桓荣病死之后，明帝换上孝服，亲自临丧送葬。这些都表示了贵为九五之尊的明帝对授业恩师的尊敬之情。

程门立雪

宋代的程颐是著名的理学大师，游酢、杨时前来求学，时值隆冬，天空中飘着鹅毛大雪，而程颐正倚坐假寐，游、杨二人不敢惊动先生，于是静静地侍立门外。等到程颐一觉醒来，大雪已下了有一尺多深了，而游、杨二人竟仍然恭敬地侍立在门外。这就是著名的“程门立雪”故事。游、杨二人后来也成为“程门四大弟子”。

第三章
凶礼

凶礼是哀悯吊唁忧患之礼。在古代，它的应用范围比较广泛，包括丧礼、荒礼、吊礼、礼、恤礼等几个方面，但后代最重视丧礼，故而在这里我们也主要叙述一下丧礼。

丧礼，是人生的最后一次礼仪，通过它，既可以表达生者对死者的眷恋悲哀之情，又可以祈求死者对生者的庇佑。另外，中国社会又是一个很重视孝道的社会，子女为父母操办丧事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因此，古人对丧葬的礼仪十分重视。周代就已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繁复的丧礼礼仪，这套礼仪构成了此后中国丧礼的基础。从这套丧礼来看，它主要分成五大阶段：复、殓、殡、葬、服丧，下面我们就按其顺序，一一进行简单的介绍。

一　复——招魂之礼

（一）属纩

古人临终之前，皆移居于正寝，家属守在床边，提着病危之人的手足，给其脱掉内衣，换上新衣，然后“属纩以俟绝气”。纩是一种质地很轻的新丝棉絮，用来放在弥留者的口鼻上，以察验是否还有呼吸，此即称为“属纩”。由此即有把临终之人称为“属纩”的说法。一旦验明已经死亡，环伺在一边的亲属等立即开始痛哭，涕泪交下。

临终之人根据其身份的不同，其死亡也有各种不同的叫法，“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礼记·曲礼下》）。等级森严的古代礼制不放过任何一个人，哪怕是死人，都得按其等级享有不同的待遇。

（二）复

人之初死，不能立即治丧，要马上为之招魂，希望发生奇迹，让他再活过来，此即称为“复”。复，就是为死者招魂的仪式，由活着的人拿着死者的上衣，一手执领，一手执腰，登上屋顶，面向幽冥世界所在的北方，拉长声音高喊死者的名字，如此重复三次，希望死者的灵魂回来。然后，把死者的上衣卷起来投到屋下，另一人接过衣服，赶快覆盖到死者的尸体上，冀其复活。这一仪式，表示亲属不忍死者死去，为挽留其生命所作的最后一次努力。死者复而不醒，然后才能开始办理丧事。

（三）沐浴

死者的亲属脱去华美艳色的衣裳，易服着素，开始居丧。先为死者沐浴，整理仪容。沐是洗头，浴是洗身，所用的水是烧热的洗米水，擦洗的布是细葛絺巾。沐浴后为死者修剪头发、胡须、指甲、趾甲等，使其仪容整洁，表示质本洁来还洁去的意思。

二　殓——入棺之礼

（一）小殓

死者死后的第二天早晨，正式穿上入棺的寿衣，称为小殓。小殓的时候，房中陈列着所有的殓衣，堂下陈列着各种馔食，一面为死者入殓，一边向死者祭奠。死者的亲属要抚尸擗踊，即捶胸顿足地痛哭，表示极度的哀伤。为死者着装之后，要用衾被裹尸。衾被有严格的标准，周礼规定，国君用锦衾，大夫用缟衾（白色细绢），士用缁衾（黑色布）。清代则规定一、二品官用绛色衾，三、四品官用黑色衾，五品官用青色衾，六品官用深青透红的绀色衾，七品官用灰色衾。到了夜晚，要通宵点燃烛火。

（二）饭含

饭含是入殓时的一种丧仪。饭是在死者口中放入米、贝等物，含是在死者口中放入珠、玉等物。饭含的目的一是防止死者无饭可食，变成饿鬼，二是用珠玉等物保护尸体。饭含之物亦因各人身份的尊卑不同而有区别。关于饭，《周礼》规定：“君用粱，大夫用稷，士用稻。”《礼记》中说：“天子饭九贝，诸侯七，大夫五，士三。”关于含，天子以珠，诸侯以玉，大夫以玑，士以贝，庶人含谷实。唐代，皇帝饭粱含玉，三品以上官饭粱含璧，四、五品官饭稷含碧，六品以下饭粱含贝。明代则五品以上饭稷含珠，九品以上饭粱含小珠，庶人饭粱含钱。时代不同，死者的饭含之物也不完全一致，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越是权贵，其饭含之物就越是贵重。如慈禧太后，口中竟含着一颗夜明珠，据说此珠分开时则透明无光，合拢时则发出绿光，可在百步之内照见头发。

（三）大殓

大殓，指入棺仪式，在小殓次日举行。大殓时，也要陈衣陈馔，如小殓一样，然后抬入棺木，孝子孝妇擗踊痛哭，在棺内铺席置衾，奉尸入棺，盖棺之后，擗踊如初。接着进行祭奠，宾客向死者行礼，孝子答拜，孝妇在帷内痛哭。宾客走后，孝子孝妇再次哭踊。

棺是盛放死者的葬具，最初的棺是陶制的，商代以后才用木棺。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在棺木的数量和材质上，有很严格的区别。周制，天子五棺二椁，诸侯四棺一椁或三棺二椁，大夫二棺一椁，士一棺一椁。天子所用之棺，最外一层称大棺，第二层称属，皆用梓木制作，故又统称梓宫，第三层棺称杝或椑，用椴木制作，第四、五层是用水牛皮和犀牛皮制成的革棺。此外，棺木的大小尺寸、油漆颜色、花纹图样、装饰用料等也都不一样。在棺之外，间隔一定距离，再加套棺，称为椁。君之椁用松木制作，大夫椁用柏，士用杂木椁。这种等级差异十分明显的棺椁制度，后世在一定程度上还在沿用，如明代规定：官员之棺用油杉朱漆，椁用土杉，庶人棺用坚木，无椁，漆用黑漆、金漆，不得用朱红。

三　殡——停棺之礼

（一）既殡

盛放死者遗体的棺木称柩，停柩待葬的一段时间，称为殡。大殓礼毕，殡期就开始，最初的这一段时间称为既殡。

死者的灵柩停于家中堂屋之西，西在古代是客位，意思即是像对待宾客一般来对待死者，故称为殡。殡礼的时间一般都较长，周代规定，天子停殡七月，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逾月。让死者灵柩久久停放家中，表示亲人不愿其早早离去的意思，表达了生者对死者的眷恋之情。

对于周天子和各国诸侯而言，还有将其灵柩殡于宗庙的做法。如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死后，即停殡于晋国宗庙。后代的帝王大多停殡于宫中殿堂，将停殡之所称为“殡宫”、“灵堂”等，由皇子、皇后、嫔妃以及文武百官等轮流守灵，直至下葬为止。

古代帝王们的殡期虽然在礼制上有明文规定，但出于各种原因，也有一些超越时间规定的事例。如周文王死后，周武王久久不愿将其贤明的父王入葬，为之治三年之丧，以表自己的哀思。又如春秋初期周桓王死后，已经东迁洛邑的周王室十分贫穷，它的许多土地和民人等都被诸侯侵占，王室衰微，实在拿不出按礼制规定所需的丧葬费用，只得四处向强大的诸侯们乞讨，一连讨了九年，好不容易才凑足了费用，致使桓王在死了九年之后，才能入土为安。

（二）迁柩

既殡之后，死者的亲属要按他们与死者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穿上不同等级的丧服，此称“成服”。成服后到下葬前，孝子孝妇每天一早一晚都要在殡所哭奠，称为“朝夕哭”，“朝夕奠”。在下葬前两天的晚上，还要在灵柩前作最后一次哭奠，称为既夕哭。

下葬的前一天，用灵车载着灵柩，迁入祖庙停放。灵柩迁入祖庙后，再次进行祭奠，称为“祖奠”。对于帝王或高级官员，还要于此时行赠谥之礼。谥，是谥号，谥号是根据死者生前的事迹，给予的总结性评定，即人们常说的“盖棺论定”。谥号具有褒贬之义，并不全是溢美之词。如周武王的谥号为武，是因为他建立了灭亡殷商的赫赫战功；汉殇帝的谥号为殇，是因为他以婴幼即位而又很快夭亡的不幸经历；隋炀帝的谥号为炀，是因为他远君子而亲小人、重女色而轻国政的缘故。

（三）出殡

出殡，即送灵柩前往葬地，这是古代丧礼的高潮。启殡之前，先要对着灵柩，诵读随葬品清单，然后再次进行祭奠。这些仪式完成后，才能发车出殡。出殡，最早的时候又称为“发引”。

发引的礼仪是白衣执绋。白衣，指所有参加出殡的人都要身着白色素衣。绋，是牵拉柩车的绳子。周礼规定，天子之柩车用六绋，执绋者千人，诸侯四绋，执绋者五百人，大夫二绋，执绋者三百人。送葬途中，送葬者还要唱挽歌。这一仪式到清代演变得更为繁琐，规模惊人。清代皇帝死后，先由三十二人抬的小舆将灵柩移出殡宫，换成八十人抬的大舆移出城门，再换成一百二十八人抬的大舆，移往陵园。在前往陵墓的途中，每天由三十班轮换抬棺。送葬的队伍人数众多，前后长达十几里。灵柩所经之处，所有人等一律跪拜迎送，王公大臣于陵园十里外跪迎。灵柩进入陵园后，先安放在献殿，祭祀之后，才能落葬。

四　葬——下葬之礼

（一）陵墓

灵车到达墓地后，抬下灵柩，再行祭奠，然后将灵柩缓缓放入墓坑中，称为窆，又叫做封。亲属按男东女西肃立两旁，棺木安置好之后，孝子等哭踊。再放入各种随葬品，加土覆盖，筑土成坟，亲属等拜奠。

墓室的格局仿照现实生活中的宫室房屋，按前堂后室进行布置。墓室的前半部分相当于堂，用来安放供桌和各种随葬品，后半部分相当于寝室，用来安放棺木。帝王贵戚与普通百姓的墓室虽有规模大小之别，但基本格局并无根本的不同。帝王的墓室称为地宫，最为奇丽诡异的地宫非秦始皇陵莫属。据《史记》记载：始皇地宫中宫观宏伟，藏有各类奇器珍宝。“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并制作机械使其流转。宫中烛火长明，百官侍立，还有自动弩箭，敢有擅自闯入者，辄中箭而死。

秦始皇陵

墓穴之上封土为坟。明代以前，帝王的坟堆为方锥形，其余为圆锥形或半圆形，明之后皆为圆形。坟堆的高大程度因人而异，身份等级越低的人，坟堆越是低小，身份等级越高的人，坟堆越是高大。最为宏伟壮观的是帝王之坟，称为“陵”。封土为陵，出现于战国时期，起初还不甚高大。秦始皇时，征发七十多万人工，耗费四十年的时间，在郦山修筑陵墓，其陵高至今尚残存有六十多米，由此开了历代帝王高修陵墓之风。此后历代帝王，除元代以外，无不高崇其陵，唐代帝王甚至因山为陵。封建帝王通过高大的陵墓，向世人展示着其高不可攀、神威莫测的赫赫尊严。

大约与陵出现的同时，又出现了在陵上建“寝”的制度。古人相信，死者虽然肉体已死，但灵魂不灭，所以需为其建造一室，供其灵魂起居饮食之用。寝最初建于封土堆上，秦汉后建于墓侧。汉代规定：帝陵之寝，陈设有床几、座位、被枕、衣冠等物，供墓主灵魂日常生活之用。寝中留宿宫女，负责整理床被，准备梳沐盥洗用具和用水，每天还需按时供奉四次食品。一切均如墓主生前一样，进行侍奉。

后来，帝陵的地面建筑中又增加了献殿，专供举行祭祀墓主的仪式之用。明代废除了寝宫，扩大献殿，更加突出了朝拜祭祀的礼仪。

此外，从汉代开始，帝王和达官贵人的墓地上还出现了石雕群。石雕主要有三类：一是石人，称为“翁仲”，象征墓主生前的侍从；二是石兽，称为“石像生”，以体现墓主高贵的地位；三是“石望柱”，既供后人辨识墓地之用，也起到让墓主灵魂认明止息之所的作用。墓主生前社会地位的高低，决定了石雕的种类、数量、大小和组合。皇帝地位最尊，石雕最多、最大，如明成祖墓前神道两侧，列有狮、獬豸、骆驼、象、麒麟、马各四件，武将、文臣、勋臣各两对，共三十二件。各级官吏置石雕的规格，以明清两代而言，二品以上官可置石人、石马、石羊、石虎、石望柱各二件；三品官少石人；四品官少石人、石羊；五品官为石羊、石马、石望柱各二件；六品以下不准设置石雕。从以上各点都可以看出，古代墓葬制度中的等级规定是十分严格的。

（二）厚葬之风

因为古人有灵魂不灭的观点，所以死者，特别是富贵阶层的死者，都希望自己到另一个世界后，还能过上如生前一样的生活；而生者也不愿自己的亲人成为孤魂野鬼，在阴间无以为生，这样就逐步形成了厚葬之风。越到后来，死者的亲属为向世人表明自己的孝顺，炫耀自家的财势，用来给死者随葬的物品就越来越多，这又使得厚葬之风越演越烈。当然，也不可一概而论，一般说来，富贵之家多尚厚葬，而贫苦之人则无力厚葬，特别是到了荒乱之年，饿莩遍野，无人收尸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以物品随葬的情况，在原始社会就已有了。商周以来，奴隶主贵族多以最为贵重而又能标明身份的青铜礼器随葬。如商王武丁妃妇好墓中，随葬的青铜器达二百一十件，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器总重量达十吨之巨。当然，除青铜器以外，还有许多种类繁多的随葬物品，所谓“诸养生之具无不从者”。

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器

秦汉以后，厚葬之风仍然盛行，最典型的例子是前面已经提及的秦始皇陵。另外又如汉武帝茂陵，随葬的金玉珠宝等贵重之物不可胜数；汉代的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了著名的金缕玉衣，随葬品总数达四千二百多件。清代慈禧太后仅其穿在身上的金丝绣礼服和绣花串珠褂，就用了大珍珠四百二十粒，中珍珠一千粒，小珍珠四千五百粒，宝石一千一百三十五块，头上珠冠所缀的一颗宝珠，大如鸡卵，价达一千万两白银。正是由于厚葬之风的盛而不辍，历代的盗墓行为也屡禁不止，越禁越炽。

奴隶社会时期，还出现了野蛮的以人殉葬的制度。商代是人殉最为盛行的时期，商王死了，殉葬的奴隶成百上千。奴隶主贵族死了，杀殉的奴隶数目也不在少数。秦始皇陵的人殉，是中国历史上数量最多的一次殉葬，人殉的数量超过三万人。虽然人殉之风自汉以后有所衰歇，但实际上，中国历史中从未断绝过以人殉葬的陋俗，明代还有以嫔妃宫女为皇帝或亲王等殉葬的情况。

陶　马

西周以后，出现了以陶、木等材料做成人的偶像用来殉葬的情况，这比之人殉是一个历史的进步。秦始皇陵中所发现的大量的兵马俑，就是这一做法的产物。从较为广义的角度来看，陶俑、木俑等属于“明器”的一种。明器，又称为盟器、冥器、鬼器，是用陶、土、木、石等材料制作的实物模型。以明器为葬，使得仍具实用价值的物品等得以保留人间，节省了丧葬费用，这是社会进步的一种反映。但明器并未完全排斥实用物品，很多时候，两者共同随葬。用明器随葬也有等级的规定，如明代公侯可随葬明器九十事，官员一、二品八十事，三、四品七十事，五品六十事，六、七品三十事，八、九品二十事，庶民只准用一事。北宋以后，以纸扎的明器逐步流行起来，纸明器并不随葬，而是在下葬之时焚烧于墓。现在民间所用的纸钱、元宝等也即渊源于此。

（三）卒哭

死者下葬之后，灵车回到殡所，孝子等升堂而哭，此称为“反哭”。随即进行虞祭。虞者安也，意即设祭使死者魂灵有所归依。虞祭时要为死者设立用桑木制作的神主，上面写有死者的官爵名讳。在神主之前，要放置丰盛的供品，使死者魂灵安之。

虞祭之后行卒哭之祭。卒哭，就是止哭的意思。举行卒哭祭的时间，按《礼记》的说法，先秦时“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后世多在丧后第一百天举行卒哭之祭。先秦行卒哭之祭时，还要在家门外向代表死者的尸献酒，表示为之饯行，死者的魂灵从此离开家宅。后世受佛教影响，民间普遍以“做七”代替了卒哭之祭。做七，就是人死后每隔七天做一次佛事，设斋祭奠。七七四十九天后，称为“断七”，断七亦就相当于卒哭了。

卒哭之后的第二天，要将死者的神主奉入祖庙，依照世次顺序安放到神座上，与所有的祖先一齐祭祀，此称为“袝”。祭后，仍将神主奉回家宅。至此，丧礼告一段落。

五　服丧与丧服

中国古代特重忠孝观念，不仅父母生前要尽孝，死后更得尽孝，所以在丧礼中，特别提倡为父母守三年之丧。在这三年的丧期中，还有许多繁苛的礼仪规定。

孔门弟子守丧图

丧期满一周年时，要举行小祥之祭。居丧者要戴一种用白色熟绢制作的练冠，故小祥之祭又称为练。满二周年的时候，有大祥之祭。祭后将死者神主正式迁入祖庙。丧期满二十七个月后，举行禫祭。禫后脱去丧服，恢复正常生活。故而守丧名为三年，实则是二十七个月。但是，即使在除服之后，每逢父母去世的周年忌日，仍要禁止饮酒作乐，此谓终身之丧。

在居丧期间，所有的娱乐活动，所有色彩艳丽的衣裳，所有的婚嫁喜事等，都与丧主无缘。普通百姓要谢绝一切应酬事务，赴考的举子不得赴考，官员则要解除职务，居家守孝。官员若贪恋权位，隐匿亲丧，就是“大不孝”，要受到重惩。但也有例外，若国家遇到紧急情况或有其他特殊需要，朝廷也可强制守丧官员出仕，称为“夺情”或“起复”，但夺情之人仍要身着素服，而且不得参加朝会、祭祀等礼仪活动。

古代社会认为，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因而若能博得孝的美名，对于士子们的仕途自然是大为有利，这样就导致了不少虚伪矫情的假孝子的出现。父母健在的时候，要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尽孝是比较困难的，因而三年的丧期就成了真假孝子们大出风头的良好机会。古礼规定，小祥之后，守丧者可吃蔬菜水果，大祥之后可以盐醋调味，禫之后可以饮酒吃肉，但有不少人却终身蔬食，以此博名。更为可笑可鄙的，东汉时有个孝子赵宣，葬亲后住在墓道里二十多年，不见外人，不近妻妾，一下子成了天下闻名的大孝子，地方郡县的长官请他出来做官，他都不忍远离父母之墓。后来，名士陈蕃来做太守，一查赵宣的仔细，方才发觉赵宣的五个儿子，都是他在墓道中时生下的，陈蕃大怒，狠狠惩治了这个沽名钓誉的假孝子。

居丧期间须服丧服。丧服，是死者亲属根据和死者的亲疏关系而穿着的服饰，通常在大殓次日成服，直到礼制规定允许解除的期限为止。

《仪礼·丧服》载：丧服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种，服制越重，其丧服就越粗糙，以表示程度不同的哀痛之情。

斩衰是五服中最重的一等，用最粗的生麻布制成，衣旁和下边不缝边，斩断处外露。诸侯为天子、臣为君、子为父、父为长子、为人后者服斩衰，妻妾为夫、未嫁女为父服斩衰，还须在髻上系麻为丧髻。为父服斩衰者，俗称“孝子”，还须加服粗麻腰带，表示思肠如结；加服紧束腰部的绞带，手中持杖，即俗称之哭丧棒，表示哀毁骨立，难以行走之意。斩衰丧期三年，实则为二十七个月（又一说二十五个月）。

齐衰亦用粗麻，但缝边整齐。齐衰丧期分为四种：齐衰三年，是父卒为母，母为长子的丧服；齐衰杖期，杖是丧杖，期是一年，是父在为母，夫为其妻的丧服；齐衰不杖期，是男子为伯叔父母、兄弟、长子以外的儿子，女子为娘家父母，媳妇为公婆，孙和孙女为祖父母的丧服；齐衰三月，是为曾祖父母的丧服。

大功，用熟麻布制成，经过加工，故称功服。它是男子为姐妹、姑母、堂兄弟、未嫁的堂姐妹，女子为娘家兄弟、丈夫的祖父母、伯叔父母，公婆为嫡子之妻的丧服。服期九个月。

小功，用更细的熟麻布制成，是男子为伯叔祖父母、堂伯叔父母、堂姐妹、外祖父母，女子为丈夫的姑母、姐妹、兄弟媳妇的丧服，丧期五个月。

缌麻，是五服中最轻的丧服，用精细的熟麻布制成，是为高祖父母、曾伯叔祖父母、族伯叔父母、外祖父母、岳父母、中表兄弟、婿、外孙等服的丧服，服期三个月。

后来的丧服制度，虽然在周礼的基础上有所变动调整，但基本的精神不变。

第四章
军　礼

军礼，就是古代军队建设成果的反映，它是关于军队训练、征战、建制、礼仪等各方面军事活动的制度和规定，涵括的内容广及古代军事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此，我们仅从古代军队征战和训练两端，简要介绍一下中国古代的军礼。

一　出征之礼

在传统的戏曲、小说中，我们常看到有“御驾亲征”与“拜将出征”的说法，这其实反映了古代军队出征的两类不同形式：御驾亲征就是天子亲自挂帅，领兵出征，如宋太宗之伐幽州，清康熙帝亲征准噶尔部等；拜将出征就是任命将领带兵征讨，如汉高祖刘邦登坛拜韩信为将，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东向伐楚等。二者的主帅地位不同，礼数规格也就有较大的差别，但其礼仪内容则差别不大，基本上都包括祭天、祭地、告庙和祭军神等四大类内容。

出征之前祭天，古代称为类祭。类祭的地点和形式取则于吉礼中的祭天之礼，也是在国都之郊举行祭祀，将牺牲、币帛等祭品燔燎告天，通过向上蒸腾的烟气，把出征之事报告上帝，请求上帝的同意，以上帝的名义去恭行天罚，并祈求上帝保佑战争的胜利。类祭的具体时间，由占卜决定于刚日某天举行。古代以干支记日，干支有刚、柔之分，甲、丙、戊、庚、壬属于刚日，刚日为阳，出征为阳刚之举，故而类祭也都在刚日，而不在柔日。

出征前祭地称为“宜社”。战争的起因大都是由于领土的纠纷，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保卫领土的安全，故出征之事亦须报于代表国土的社神知悉，以求取社神的保佑。“宜社”的祭祀形式也类同于古礼祭地之礼，主要是采用瘗埋祭品如牺牲、玉币等于地中的瘗埋之礼。

出征前告庙之礼称为“造祢”，就是告祭于祖先的意思。采取这一形式，是表明大军出征得到了祖先的同意和庇佑，是受命于祖、代祖出征的。

这三类祭祀活动，把天、地、人三神全都拉到了自己阵营一边，表明出征的大军乃是替天行讨的名正言顺的堂堂正义之师，从而鼓舞起战士们的斗志，树立其必胜的信心。

在此之后，出征之师还要行祭军神、军旗之礼，古称“祃祭”。受祭的军神，有两种说法，一说是蚩尤，一说是黄帝。这两人都是我国部落联盟时期有名的军事首领。传说蚩尤是九黎族的首领，十分勇猛善战，曾经击败炎帝部落；蚩尤还是我国的兵器制作之祖，能够以金属制作各类武器，据说刀枪剑戟等都出自他的发明创意；又说蚩尤还具有很大的神通，能在战场上呼风唤雨，扭转战局。黄帝是与蚩尤同时代的人，他领导炎黄部落联盟击败了蚩尤的部队，并学会了九天玄女的兵法，行军布阵，神鬼莫测。这两人可称得上是古人心目中的战争之神，所以理所当然地登上了祃祭的神坛。在举行祭祀仪式时，先将征伐之事告知神祇，再将羊、猪等牺牲荐神，以牲血涂抹军旗、战鼓，称为“衅旗鼓”，以此祈求军神相助。

祭军旗的仪式称为“祃牙”。牙是牙旗，牙旗是军中大旗。古代军队的进退行止等一切行动，均依军中旗鼓为指挥，故而牙旗乃是军中的灵魂和中柩，祭牙旗就是祈求出师大捷，旗到得胜的一种仪式。祃牙之前，先要建牙，即把大旗树立起来，然后在全军之前，掘坎瘗埋，以行祭祀。唐宋以后，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祭牙旗，还要祭代表六军的六，礼仪更趋复杂化。

军队的一切行动，皆依托道路进行，所以出征之前还要举行对道路之神的祭祀，称为“軷祭”。軷祭是在道路上封土为堆，并插有树枝草木，驾驶战车的御手一手执辔，一手持酒，浇在战车轮轴两端，再浇车厢前的挡板，然后将酒一饮而尽。三酹之后，战车从土堆上辗过，祭礼即告结束。出征大军行过此礼后，所有的山川险阻，皆可平稳涉渡，不会构成危害。但唐代以后，此礼已很少用了。

诸神祭祀完毕，还要行誓师典礼。出征之前的誓师，实则上是一次战前总动员，通过主帅慷慨激昂的誓师辞，陈明大军出征的目的与意义，揭露敌军的残虐与罪恶，从而激起广大战士的同仇敌忾之心。如周武王伐商，大军到达牧野，举行了誓师大会。周武王左秉白旄，右秉黄钺，立于战车之上，向全体战士痛陈商纣之罪，表明代天行罚的立场，使全体战士都觉得自己是正义的使者，斗志昂扬，从而一举击溃了商军，消灭了商王朝。又如努尔哈赤正式对明王朝宣战时，于祖庙举行誓师大典。在告天告神的同时，努尔哈赤又抛出了明王朝的七大罪状，即所谓“七大恨”，如明杀其父祖、拘杀其使者等，以此激起了全体将士的激愤求战之心。从此之后，“七大恨”就成了女真贵族向明攻掠的堂而皇之的极好借口，并最终在“七大恨”的旗帜指引下，消灭了明王朝。

二　凯旋之礼

出征大军得胜班师，则要行凯旋之礼。军乐队一路吹打，高奏凯乐，众将士齐声高唱凯旋之歌。来到国都近郊，若是天子亲征之师，众大臣都要出城迎接；若是命将出征之师，天子要亲自郊迎，或派使者出城迎接，以示慰劳。

军队奏凯归来，先要到太庙、太社，向天地祖先等告奠，并行献捷献俘之礼。献捷，即向天地祖先报告胜利的消息，感谢他们的庇佑。献俘，即献上各种战利品，包括俘虏，以听候处理。

献捷之礼，周代有“献馘于王”的做法。馘，是割下的所杀死敌军的左耳，以此来计算战士杀死敌军的数量，周王据此论功行赏。为了让天下臣民都知道军队奏捷的消息，北魏时又在献捷之礼中增加了“宣露布”制度。露布，本来是不加缄封的官文书，北魏时将之用来发布战争获胜的消息，这样就出现了“宣露布”的做法，即每当前线告捷，便把胜利的消息写在缣帛之上，然后立一漆竿，将其系于竿端，以之广告远近。此后，这一做法逐步流行起来，露布也就成了“布于四海，露于耳目”的献捷之书。隋文帝时为此还特地制定了宣露布之仪：捷报由兵部露布，文武百官及四方客使全部集中到广阳门外，由宰相当场宣读露布。读毕，百官舞蹈再拜行礼。礼毕，再把露布系于竿上，告知天下。

另外，献捷之礼还有其他几种情况。在战事尚未全部结束之前，军队获得了某一场战斗的胜利，率军将领也要遣人回京，向朝廷报告胜利，此也称为献捷。使者带来的捷报在早朝时当廷宣读，称作“宣捷”。倘若不是一般性的捷报，而是重要战役的大捷，还要遣官告祭天地宗庙。国家实行分封制时，各地的诸侯打了胜仗，向天子告捷，也称为献捷。天下分崩之时，小国打了胜仗，向大国告捷，也属于献捷的一种。

献俘之礼，历代大体相同，细节上略有差异。以宋代为例，先将俘虏以白练捆绑，押往太庙、太社，献俘于祖宗神灵，然后押往宣德门，举行献俘之礼。皇帝在门楼正中设座，上树帐幄，文武百官按其品阶高低序立于楼下，献俘将校也于两旁肃立。皇帝就座，三呼万岁后，献俘开始。先将俘虏押解就位，再由侍臣高声宣读露布，然后刑部尚书出班奏报，请求将俘虏交由法司处置。皇帝若下令处决，就由大理卿将俘虏押往法场；若皇帝下令开释，就由侍臣传旨释缚，被俘者上前三呼万岁，跪拜不杀之恩。随后，文武百官也三呼万岁，舞蹈拜谢。

若战争以敌方投降告终，则有受降之仪。宋代的受降仪式也在宣德门举行，其排场、程序等与献俘仪大致相似，所不同的是衣冠的改易。降王及其降众先是穿着本国衣冠，至宣德门前俯伏而拜，口呼万岁，皇帝下旨赦其罪，并赐予冠服袍带，降王等拜而受之，穿上中华衣冠后再拜呼万岁。服饰的改易，意味着他们从此接受中华帝国的统治，甘愿为中国的藩属。

若战争进行过程中敌方投降，则由前方主将代表皇帝受降，并将此消息报告朝廷批准，再露布天下周知。军中受降之仪，先于营外筑受降台，台旁建“奉诏纳降”大旗。在受降之日，投降者先立于旗下。鼓吹鸣炮之后，主将登台就座。降者膝行至台下，俯伏乞命，请求允其降顺。主将乃宣皇帝旨意，同意受降，并赦免降者，给予一定的赏赐。降者叩头谢恩，仪式就告结束。

战争胜利结束后，天子要论功行赏，古代称此为“饮至”。顾名思义，庆功是要设宴饮酒的，可见“庆功酒”的说法由来已久。宴享之后，再对立功将士论功行赏，有的升官授爵，有的赐予财物，等等。最初的“饮至”之礼，大多是在宗庙举行，后代多改在皇宫正殿或宫苑中举行。

战争是双方的事，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国古代军队吃败仗的情况并不罕见。碰到这种情况，古代就称为“师不功”或“军有忧”，当然也就不能用凯旋之礼相迎，而是用丧礼迎接败军。国君要身穿丧服，头戴丧冠，痛哭失声，以吊死抚伤，慰劳将士。如春秋时期，秦国孟明视率军袭郑，归国途中为晋军设伏歼灭，孟明视等残军败将被释回国后，秦穆公身穿丧服亲到郊外迎接，一面痛哭流涕，一面抚慰将士，把战败的责任全部承当下来，这就使得秦军将士个个义愤填膺，孟明视等败军之将也再言其勇，誓死要和晋军战斗到底。果不其然，秦军很快就恢复了元气，并连续向晋国发动了攻击。看来，凡事只要处理得当，坏事可以变成好事，而溃败之师也可以变成威武勇猛之师的。

三　校阅之礼

中国古代一向重视军队的平时训练，这种经常性的训练，不仅可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使之常备不懈，而且一旦碰到战事，马上即可上阵应战。古代军队的训练，大多是在专门的训练场——校场上进行，在锣、鼓等敲击乐器敲击出的节奏指挥下，战士们进行着变换阵形、格斗以及前进、后退、疏散、集合等各类基本功的训练，这种训练的成果，将在每年都要举行的大阅兵上体现出来，因此，古代又把军队平时训练的各类活动和制度，统称为校阅之礼。

周代已有部队日常训练的制度，据《礼记·月令》中说，每年的孟冬之月，天子亲临讲武，命将帅操练士卒，讲习射、御、角力之技。这就成为后世冬季大阅兵的大阅之礼的源起。

汉代校阅之礼则有“都试”之制。都试，在每年十月由中央和地方郡一级政府同时举行。在各级军事长官的负责下，从所属范围内抽调军队，集合演练骑射诸技，并当场比试考核，以定各部队平时训练水平之优劣，优者赏，劣者罚，从而保证军队的战斗力。东汉时，为防地方势力坐大，废除了地方都试之制，但中央的演武校阅仍照常举行。东汉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也是最为有名的校阅，发生在东汉末年的灵帝中平五年（188）。当时东汉王朝的统治已摇摇欲坠，西方羌人叛乱，各地暗流汹涌，地方军阀拥兵一方，普通百姓不断举义。为稳定腐朽的汉王朝统治，在大将军何进的主持下，召集四方兵将会集京师，举行了大规模的讲武，意在向天下炫耀武力。讲武于平乐观举行，观下建有大坛，坛上张十二重五彩大华盖，汉灵帝坐于其下，步兵、骑兵数万人在“西园八校尉”的统领之下，个个结营为阵，进行操练。西园八校尉中，后来逐鹿中原、争雄天下的一世之雄如曹操（典军校尉）、袁绍（中军校尉）等俱在其列。

北魏时，校阅演兵由讲练阵法、操练基本功等内容转向了更重实战效果的对抗演习。全军分成南、北二军，各由主将统领，先由步军操练阵法，共达二十余种之多，作遥相对抗之势。阵法操演完毕，两军各选骑士六千人互相挑战，进行实战模拟演练，最后以北军胜而南军负结束。

后齐讲武，更重视战阵之法的演练。其演练的重点分为目、耳、心、手、足五大环节，所谓目，要求每个战士都能熟知各式旌旗及各式旗语的意思，旗卧则跪，旗指则起，使全军行动整齐；所谓耳，要求战士熟知军中金鼓的意思，击鼓则进，鸣金则止，使全军行动如一；所谓心，要求战士了解军法严明，严格按军令从事，从而使全军一心，能如意指挥；所谓手，要求战士能熟练运用各类兵器，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都能适当地运用格斗技术，以求克敌制胜，从而发挥各类兵器的特长，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所谓足，要求战士们能练出一副铁脚板，跋山涉水，长途奔袭，都能应付裕如，从而使军队能召之即来，来之能战。通过这五个重点环节的训练，使全军万众一心，阵法严整，能有效地抗击任何来犯之敌。

唐代于仲冬之月讲武，全军集合于都门之外的校场上演练，皇帝、文武官员、地方使臣、蕃邦宾客皆前往观看，百姓也可在校场外观阅。参加演练的步、骑军一分为二，成东、西两军，相向而立。待主将代全军宣誓及申明纪律后，演武随即开始。先由步军登场，听得战鼓擂响，令旗举起，全体士兵行进，击钲停步。鼓响三声，令旗偃倒，士卒皆跪。如此反复操演数遍之后，接着演习阵法，东、西两军结阵相向，依五行相胜之法，不断变幻阵法，互相抗衡。随之两军各派出五十名能征善战之士，手持刀盾，捉对厮杀。最后，两军皆变为直阵，由旗鼓指挥，同时向中线而进，面对面地进行模拟攻防演练，以检阅战士的技击水平。如此对阵法、指挥系统、技击水平、兵器运用能力等全面检阅后，步军退场，骑兵进场，其演练内容、程序等俱与步军相似。

宋代校阅之法号称最为严密而完善，宋代在京师四周设置了四个大校场，皇帝亲自参加讲武典礼，步、骑、水等各军兵种都要参加演练，演练的内容更注重从实战需要出发，并根据战士在演练中所表露出来的技战术水平，品定士兵的等级，作为升迁、赏罚的重要依据。此外，宋代对演练的各项内容都规定了明确的标准，成为一项制度而颁布执行。据记载，宋代对步战技巧、马战技巧、水战技巧、各类兵器运用技巧，如发射弓箭的执弓、发矢、运手、举足、移步等各步骤都详加分解，制定了规范化的条文，还绘图加以详细说明，规定所有战士都要熟加记诵。宋代对阵法的演练特别讲究，他们总结了前人对阵法运用的心得，确定了多种多样的阵图，要求将领和士卒都要熟知各阵的排列与运用，甚至在战时也强令军队按照皇帝御定的阵图作战，而不考虑战场具体情况是否适合。所以，宋代这种脱离实际情况的教条化的训练，虽然使训练的制度和方法等都更趋规范，战士个体的战斗能力也有所提高，但在实战中却作用不大，脱离实际的瞎指挥往往使宋军屡战屡败，成为历史上著名的积贫积弱的王朝。

明代政治黑暗，大多数皇帝昏庸腐朽，故自明中叶以后，武备懈弛，军队空虚，壮兵多充将领劳役，而老弱之徒充斥军营，吃空额的更是比比皆是。在这种情况下，大阅讲武自然流于空谈，大多走过场了事。到了明代末叶，甚至连这种形式也都不再举行。

清以弓马得天下，对军队训练比较重视，清初有三年一大阅的规定，这一制度一直坚持到嘉庆帝时。清康熙时又另创“会阅”典礼，由清军会同蒙古各盟旗藩王共同举行。清代时火药兵器已广泛运用于实战，故清代大阅之礼除有传统的检阅以冷兵器装备的各兵种作战水平之外，还要检阅以火器装备的部队。据载其操演之法是每前进五丈作一次实弹射击，如此连续九次，到第十次时则进行连发射击演练。校阅场上的枪炮声，预示着传统的军队即将退出历史舞台，而以新式的火药武器装备起来的各军兵种，日益成为叱咤风云的战场主宰。

四　田猎之礼

古代的田猎活动，是与军事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是军礼的一项重要内容。田猎，又称畋猎，即狩猎、打猎之意。在我国古代，只要国内没有重大的政治事故如战争等，没有重大的自然灾害，帝王们都将一年四季地举行田猎活动，并动用军队参加围捕追逐，军队在田猎时所表演的弯弓骑射、分进合围诸术，实则上也起到了训练和检阅军队的作用，由此，田猎也成为古代军队训练中的一大经常性制度。

周代的田猎按季度进行，称为四时畋猎，每季举行的时间都在每个季度的中月。周代的四时田猎也各有名目，分别称为春蒐、夏苗、秋狝、冬狩。四季田猎的训练内容也各有区别。于仲春二月进行的春蒐，主要训练士兵掌握军中的鼓、金等信号，并在这些信号的指挥下，切实掌握“坐作、进退、疾徐、疏数”等阵法和战术；于仲夏五月进行的夏苗，着重训练士兵露宿原野的能力以及夜间战斗的技巧和能力；于仲秋八月进行的秋狝，则主要进行布阵演练和实战操练；而于仲冬十一月进行的冬狩，则是对军队一年来训练成果的综合性大检阅。

但是，军事训练只是田猎活动中的部分内容，田猎还是一项统治者走马荒郊、追鹰逐兔的娱乐活动，大自然中的各种飞禽走兽都成为田猎的猎物。但在周代对于田猎也规定了一些礼法上的限制，不允许超越礼规去暴殄天物。周代礼法中规定：幼兽、有孕之兽、鸟卵、鸟巢，不得捕猎或破坏；围捕时要留一缺口，不能一网打尽。这些规定，体现了立意者的良苦用心，保护了野生动物资源，维持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于今尚存借鉴意义。

田猎，是一项娱情悦性的活动，历代统治者多喜田猎，沉迷于此的更不在少数。古代帝王沉迷于频繁的田猎，一方面荒废了国家政务，耗费了国家的大量资财，另一方面也极大地骚扰了田猎地的百姓生产和生活，对农业生产破坏极大，故历史上不少人对此都颇有微词，如司马相如的《长杨赋》、扬雄的《校猎赋》等作品，都讽刺了帝王们只顾自己欢乐，不顾百姓痛苦，一味沉迷田猎的做法，也说明寓军于猎的田猎活动不断被古代帝王引领上了歪路。

清代的田猎活动，典型的有“木兰秋狝”。木兰，在今河北围场县，位于承德避暑山庄之北。满语中的“木兰”，意为吹哨引鹿之处，吹哨即模仿雄鹿叫声，以招引雌鹿。它说明了满族等少数民族一种特别的狩猎方式：哨鹿。在木兰秋狝中也有哨鹿之举，由侍从十余人护卫皇帝至哨鹿所后，一名侍卫举起雄鹿头，模仿其呦呦鸣叫，待雌鹿寻声而至时，弯弓将其射杀，迅即截取温热的鹿血，供皇帝饮用。

清代的木兰秋狝，还有其特殊的政治含义。清王朝由世居关东的满人建立，相比于人数众多的汉族而言，满人的人数较少，要有效地控制全国是很不容易的，因此清统治者很注重其与蒙古族的特殊政治联盟关系。另外，蒙古族散布于西、北广阔的边境线上，要保证边疆安宁，也势必要取得蒙古族的全力支持，清统治者特别重视笼络蒙古上层贵族集团，也就成了理所当然、义所必至的事情。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木兰秋狝就成了融洽满蒙关系、巩固政治联盟的绝佳机会。故而，每当清帝至木兰行猎之时，都要召集蒙古等各部首领前来参加，木兰秋狝由此也就成了民族团结的一大盛会。

木兰秋狝同时又是满蒙军队的一次大操演。参与行猎的军队有步、骑、火器等各大军兵种，其围猎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围而不合的行围，一是四面包围的合围。行猎之时，先由各部兵士分散开来，将四方野兽向预定的包围圈中驱赶，然后皇帝入围，指挥各部协同收缩包围圈，格杀企图突围的野兽，遇到凶猛的猛兽则由操火器的官兵将之射杀。如果围中野兽较多，皇帝也会大发慈悲，使包围圈网开一面，纵部分野兽逃出。逃出的野兽是皇帝格外施恩才得以放生的，属于皇帝的仁政，所以也不再允许任何人加以猎杀。通过这种大规模的行猎，锻炼了军队，对军队的日常建设，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第五章
宾　礼

宾礼，顾名思义，指的是接待宾客之礼。在先秦时期，施用宾礼的对象有特定的范围，《周礼》中说：“以宾礼亲邦国”，即是在诸侯朝见天子以及诸侯国相互之间交往时采用宾礼，因而宾礼起初只是宗主与藩属之间，藩属与藩属之间互相来往的一种礼仪制度。宾礼的内容包括“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时聘曰问……”诸多礼仪。后来，随着时代的变化，宾礼的范围也就得以扩大，不仅把皇帝遣使出访，外使朝觐等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往关系继续归入宾礼，而且还把主人与客人之间的交往礼仪也增补进去，这就使得宾礼成了一种经常使用的礼仪。

一　朝觐之礼

周代行分封之制，除周王直接控制的王畿地区外，其他地方都由同姓子弟或异姓功臣，受封为诸侯，镇守一方，并拱卫王廷。在这种分封制度下，周王是政治上的共主，负有统领万邦诸侯的职责和治理天下的权利，各地诸侯则是周王的藩属，虽有统领一方的权力，也负有尽忠王廷、为周藩屏的重大义务。可以看到，要保证周王朝的统治秩序紊然不乱，要保证周王朝的天下长治久安，其关键之一就是如何加强和调适周王与各地诸侯的关系，密切双方的联系。朝觐之礼的制订，可以说就是本之于这一用意而组成的一条上下联系的纽带。

根据《周礼》的记载，周代的朝觐制度是这样的：王畿之内的诸侯，一年中要朝觐四次，称为春朝、夏宗、秋觐、冬遇。王畿之外的诸侯，则根据其封地距京都的远近，各据其服数来朝。王畿外方五百里之地称为侯服，其诸侯一年一朝；侯服外方五百里谓为甸服，其诸侯二年一朝；甸服外方五百里称为男服，其诸侯三年一朝；男服外方五百里谓为采服，其诸侯四年一朝；采服外方五百里谓为卫服，其诸侯五年一朝；卫服外方五百里称为要服，其诸侯六年一朝；九州之外，称为藩国，藩国之君一世一朝。很显然，《周礼》的这种说法是十分理想化的，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当然无法据之实行。还是《礼记·王制》中的说法比较可信一点：周代诸侯五年一朝天子。

诸侯朝觐天子，称为“述职”，即是各地封君在朝觐天子时，要亲自向天子汇报封国的情况。朝觐述职时的礼仪规定比较严格，所有的诸侯要按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位，身穿不同的服饰，立于不同的位置，公爵立于东面，侯及其下各爵立于西边，依序述职。各诸侯手中所执的礼器——珪也有明显的等级差别。珪是一种长条形的玉器，公所执的珪为九寸桓珪，侯为七寸信珪，伯为七寸躬珪，子为五寸縠璧，男为五寸蒲璧。朝觐时，各地诸侯还要以玉帛、珍玩及土珍异产作为礼物，贡献给天子，称为“朝贡”。当然，天子受贡之后也有礼物回赠。朝贡的物品主要是各种璧玉和币帛。以玉帛为贡有着悠久的传统，相传大禹王在涂山大会诸侯时，“执玉帛者万国”。由于国家之间互相交好时多以玉帛为礼，所以，“玉帛”也就成了和平友好的象征，“化干戈为玉帛”正是此意。

周代的诸侯若不按期朝觐周王，其罪名是很大的，称为“大不敬”，将会受到周天子以及其他诸侯国的讨伐。但春秋以来，周室衰微，各地诸侯坐大，便都渐渐不把周王室放在眼里，朝觐制度首当其冲遭到了破坏。各地的诸侯不仅不按规定时间入朝，甚至数年、数十年都不来入朝。相反，一些弱小的诸侯国却频频向强大的诸侯国入朝，祈求他们的保护。以和周王室关系最为密切的鲁国为例，整个春秋时期的三百多年间，鲁君入觐周王仅有寥寥可数的三次，而朝晋、楚等大国却多达三十二次。所以孔老夫子慨叹春秋以来“礼崩乐坏”，倒也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现实。

秦汉以后，地方体制上基本实行郡县制，皇室宗亲子弟以及异姓功臣虽也有王侯之封，但大多是虚封而非实封，即享有封号及一些特殊权益但不管民事，不赐土，基本上没有实际的政治权力，因而对朝觐之礼也就不如周代那么重视，各藩王诸侯虽则也有朝觐的规定，但大多不甚严格。如曹魏王朝，对诸王防范甚严，甚至明令不让他们入京朝觐。相比之下，倒是明代的朝觐制度较为严苛而又比较特殊。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分封了二十五个儿孙到各地为藩王。为加强对藩王的控制，维护独裁专制政体，朱元璋不仅不让藩王管民事，还严令藩王在藩地不许随便活动，不许随意入京，每年只许入京朝觐一次。朝觐时藩王不许同时入朝，必须等到一个藩王朝觐回国之后，另一位藩王才能起身入觐。朝觐的次序按嫡庶长幼依次轮换，周而复始。朝觐时大朝行八拜之礼，常朝只须一拜，而在私下场合，也可以家人之礼相见。这种特殊的朝觐方式，确保了藩王在京只有一人，防止了藩王们的互相串联。

朝觐之礼中还包括周边属国或少数民族首领来觐见中原天子的内容，唐代《开元礼》中为此特地制定了藩王来朝之礼。唐礼规定：藩王来到京城，皇帝派使者在国宾馆门前用束帛迎接劳问；朝觐之日，由官员将藩王先引至太极殿阁外，然后击鼓奏乐，皇帝登御座；二次奏乐击鼓，引藩王入殿；藩王再拜稽首后，由侍中宣读制书、敕命，引藩王升坐，皇帝进行劳问；最后，第三次奏响鼓乐，藩王再拜稽首，以示谢恩。皇帝再择日为藩王设宴，藩王于宴前奉贽献贡，皇帝于宴后给予赏赐，以表嘉奖。

二　朝聘之礼

聘礼，是古代国与国之间遣使访问的礼节，它主要包括封国遣使入朝，封国之间遣使互访以及中原王朝和周边邻国间的使节来往等内容。在先秦时期，则主要指的是封国遣使入朝天子，故又称为朝聘。

周代诸侯聘于天子之礼是一正常的制度，据《礼记·王制》中说：“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就是说在诸侯朝觐天子的间隔之年，诸侯遣卿大夫为使入聘，问候天子，并陈述职守。有时，正当诸侯朝觐之期，但诸侯有事不能亲行，也遣卿大夫为使，代自己入觐，这也是聘礼的一种。

春秋以来，周王室日烟衰微，不再有号令天下的威风，诸侯聘于天子的制度也就日渐式微。还以鲁国为例，春秋时期鲁国聘于周室仅有屈指可数的四次，而聘于晋、楚等强国的次数却多达五十六次。各诸侯国之间的使节互聘，在春秋战国时期非常盛行，一般每隔一段时间，各国都要派遣使者，互致问候。以卿为使者称为“大聘”，以大夫为使者称为“小聘”。通过互聘，来强化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相互之间攻战不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稍有不慎，就会引起同盟反目、国破家亡的悲剧。外交在各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既造就了无数个智计横出、纵横捭阖的外交家，又使得朝聘活动日趋频繁，成为关系到国家存亡的重要大事。

朝聘的礼仪规定，在先秦时期也是十分严格的。周礼规定，诸侯聘于天子，必以卿为使，以大夫为上介，以士为众介；聘使进入王畿时，必先通报“关人”，关人转报天子，待天子同意后，聘使才能入城。聘使被安置在馆舍之中，等候天子召见。觐见时要贡奉玉帛珍玩以及本国土产奇珍。觐见之后，由王室盛情款待，再由王室使臣送其出畿返国。诸侯国之间的使节互聘，也有相同的礼节规定。

外交礼仪是相当严肃的事情，须加以严格认真地执行，以表示对对方的尊敬。若在外交场合违法弃礼，玩忽礼仪，就很可能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公元前592年，晋、鲁、卫、曹四国同往齐国聘问。事有凑巧，晋使郤克瞎了一只眼，鲁使季孙行父头上无毛，卫使孙良夫跛了一只脚，而曹使公子首偏偏又是个驼背。四个残疾人走上朝堂行礼聘问，让齐顷公乐不可支。好不容易等到退朝，顷公就连忙走向后宫，讲给其母萧夫人听。萧夫人一听有这等好玩的事，就要求亲眼观赏一番。齐顷公答应了，并且马上做了一番秘密的安排。他找来了四个具有相同残疾的人，负责为四国使臣驾车。这事让齐国大臣国佐知道了，连忙进谏：朝聘是国之大事，必须礼遇使臣，宾主双方都要互相尊重，怎可开这种玩笑！齐顷公执意不听，按原计划择日宴请使臣。开宴当天，顷公先让萧夫人及宫嫔侍女躲在帷帐后面，再让使臣的车辆从前面经过。萧夫人等一看，瞎子拉着瞎子，秃子拉着秃子，不禁大笑起来。蒙在鼓里的四国使臣听得女人们的尖笑声，仔细一看，才发觉自己受到了戏弄，不觉个个怒火中烧，当下也不辞行，马上动身回国，并且互相约定，定要请兵伐齐，以报此辱。过了两年，由郤克担任统帅的四国联军浩浩荡荡，杀奔齐国。齐顷公忙点起军马，亲自迎战。双方大战一场，齐兵大败，要不是有人和齐顷公换穿衣服，冒充国君，齐顷公也就成了俘虏。惊魂未定的齐顷公刚刚逃回都城临淄，四国联军已尾追而来。慌了手脚的齐顷公忙派国佐带着玉磬等传国之宝出城求和，不仅承认晋的盟主地位，答应今后按期朝见，而且同意归还侵占的鲁、卫二国的土地。郤克另行提出了附加条件：以萧夫人为人质，改齐国垄亩为东西向，以便晋军随意在齐晋之间往来。这下国佐也火了，指责这不合礼数。经国佐据理力争后，郤克方收回了无理要求，双方达成和议。齐国玩忽外交礼仪，致使“一笑倾城”，付出了巨大的损失，由此也可看出正式场合据礼行事的重要性。

秦汉之后，由于分封制的废弛，不再有诸侯国聘于天子之礼；由于天下一统，诸侯互聘的重要性也日渐减弱而不再使用。故后代礼书中多以藩国聘使朝贡以当此礼。

唐《开元礼》中记载，凡边疆属国或少数民族首领遣使聘唐，唐廷在接待时使用“受藩国使表及币”、“皇帝宴藩国使”等礼。根据这些礼仪，当使者进入京城时，唐政府对之要“束帛迎劳”，表示欢迎慰问之意。欢迎仪式过后，安排使者到宾馆下榻，并设宴招待，在融洽的气氛中，双方协商确定递交国书的日期。届时，负责礼宾的官员引领使者入宫。使者身穿具有本民族鲜明特色的服装，其随员手捧币、玉等各种贡品，静静地立于殿门之外。这时鼓乐齐鸣，隆重的宫廷仪仗一队队鱼贯而出，皇帝端然就座，等候使者入殿觐见。按照来聘国家的大小及重要程度，在使者入觐时给予奏乐不奏乐的不同礼遇。使者站班停当后，由中书侍郎率令史捧案上前，使者递交国书，中书侍郎礼貌而又慎重地将国书置于案内，呈交皇帝。再由礼官上前，收下各类贡物。使者率随行人员跪拜行礼，退出，礼成。择日，皇帝举行盛大宴筵，招待使者，并赏赐大量礼物。唐廷正是通过这种慎重其事的外交礼仪和礼尚往来的互相馈赠，密切和加强了唐王朝和周边各国、各族的友好关系。

宋代，宋王朝和辽、夏、金、蒙古等先后对峙，双方之间的使者往来十分频繁，其外交礼仪也就更为发展。宋廷设有专职馆伴使，负责陪同各国使节。有时，使节刚入边关，受命而来的馆伴使已在此迎候，并陪其同往京城。使者到达京城后，有专门的馆驿负责接待，朝廷还专门派官员前来问候，并责成馆伴使负责安排各国使者在国期间的一切活动和生活。使者回国时，馆伴使伴送其至边境。馆伴使的设置，保证了各国使者在华期间始终都受到了极好的礼遇。使者入觐时的礼仪，也制定得十分周到，以辽使入觐为例，宋把接待辽使分成“见日”、“宴日”、“辞日”三种礼仪。见日，是辽使第一次觐见宋帝时举行的仪式。先将辽使携来的礼物陈列在殿下，再由中书官员接受辽主致宋帝的文书，通事官翻译转达辽主对宋帝的问候，宋帝相应问候辽主，并回赠大量礼物。宴日，是为宴请使臣所举行的仪式。辽使及其随行人员皆应邀参加宋帝举办的盛宴，席间，宾主互致问候，双方敬茶敬酒，十分热闹、隆重。辞日，是为使者辞行回国所举行的告别仪式。由宋帝亲自主持，为之辞行，并赐予使者银器、衣物等礼物，同时还有赠送给辽主的大量礼物。仪式的最后，是将宋帝致辽主的文书装入精美的书匣，请辽使带回转交。在整个接待礼仪中，始终贯穿着热情待客、隆重友好的气氛。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宋制与唐制是有较大区别的。唐制对待藩使，虽也热情隆重，伹始终体现了中华上国对下属藩国的尊严和威风，是以上接下之礼，而宋代由于与契丹等约为兄弟之国，地位是平等的，故而更多用的是古代诸侯国遣使交聘之礼，而不是天子接待藩国聘使之礼。南宋向金称臣之后，则反过来由南宋向金帝行藩国朝聘之礼了。由此看来，礼仪制度的变迁，也和各国政治、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实力对比，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明清对四夷藩国用藩国聘使于天子之礼。但到清中叶之后，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东来，清廷对西洋诸国的礼仪被迫不断变更。康熙时，清国势鼎盛，西洋使节觐见皇帝用三跪九叩礼。雍正时对罗马教皇的特使，破例准其用西方礼仪，皇帝同使者握手为礼。乾隆时，英国使者入觐，英使坚持用西礼，清廷不得已而从之。此后历嘉庆、咸丰、同治三朝，在西使入觐是采用华礼还是西礼的问题上，清廷与西方列强争持不下。但是随着清王朝的腐败和积弱，以及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的程度日益加深，清廷不得不向列强低头妥协，而列强也稍稍退让一步。同治十二年（1873），双方议定，英、法、美、俄、日、荷等国使节入觐，不再行跪拜大礼，也不用西方的以三鞠躬见君之礼，而是以五鞠躬觐见清帝。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清朝更为孱弱，外交礼仪上进一步为列强要挟，一步步滑向辱没国格的深渊。

三　盟誓之礼

上面所述的朝觐、朝聘之礼，在周代特指周天子接待一方一服的诸侯、使者时所用的礼仪，但若四方六服的诸侯同来朝觐，则有会同之礼。《周礼》中说：“时见曰会，殷见曰同。”时见，就是诸侯在不固定的时间去觐见天子，称之为会；殷见，指众多的诸侯同时去觐见天子，称之为同。会和同本是两种礼仪，但只在形式上有点不同，而在实际使用时往往合二为一。

周代的会同典礼，在建立在都门四郊的坛壝宫室举行，其方位依季节的变换而变换，春会同在东，夏会同在南，秋会同在西，冬会同在北。在举行会同典礼之前，先要祭告社稷、宗庙、山川诸神。会同时由于诸侯众多，各人的位置次序都要预先排列好。会同之日，各诸侯国派代表持本国旗帜站好位置，天子登坛，诸侯入列，立于自己的旗下。个个站位妥当后，天子走下坛来，面南而立，对天下诸侯三揖为礼。这三揖又有名堂，对和自己无亲戚关系的庶姓诸侯行拱手向下推的“土揖”礼，对异姓诸侯行拱手平推的“时揖”礼，对同姓诸侯则行拱手向上推的“天揖”礼。三揖之后，天子回到坛上，令傧者传话，命诸侯分别上坛，奠玉享币行礼。享献之后，天子乘龙马之车，载太常之旗，率诸侯于东门之外拜祭日神，祭祀明神。此时通常举行盟誓之仪，以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天子与各路诸侯之间的联系。此外，参加会同的天子、诸侯还要祭祀天地、日月、山川诸神。祭天行燔柴之礼，祭地行瘗埋之礼，祭山行“升”礼，即将祭品置于山顶，祭川行“沈”礼，即将祭品沉入水中。会同典礼结束后，天子宴飨各路诸侯，并给予赏赐。

这种会同之礼，突出了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的独尊地位，明确了周天子与各路诸侯间的尊卑上下关系，巩固了周王室对天下的统治。但春秋以来，周王室日渐衰微，而各地诸侯日益强大，这种力量对比的转换，使得周王室无力也无法再行会同之礼，而一些诸侯大国为实现其称霸天下的野心，往往借会同之礼而“挟天子以令诸侯”，不仅令中小诸侯与会，而且令周天子与会，来承认大国的霸主地位。会同之礼被一些大国所僭用，成了实现其政治野心的得力工具。

会同时要举行盟誓之仪。通过盟誓，大国借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确立霸主的地位，中小国家则借以保全自己的利益，使国祚能延续下去。由此盟誓便日趋盛行，并与会同一词组合成了新的专门名词，称为“会盟”、“同盟”。正如《左传》所说：“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

盟，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为了某种共同的利益或目标协调行动而订立的誓约。结盟通常是由一方先行提出，经过一系列的游说、斡旋，使与盟各方会于某地而缔结誓约，称为“会盟”或“盟会”。盟会中的主持者便是盟主。而与会各国一旦结盟之后，就有了权利和义务约束，结盟各方要守望相助，互相支援，盟主有义务要保护同盟中的中小国家不受侵犯，而享有接受盟国朝贡、进奉，征调其军队、劳役等的权利；各盟国则要听从盟主的号令，接受其指挥，与其步调一致，同进同退。在春秋诸侯争霸、各国混战的形势下，结盟基本上都是军事联盟的性质，各国武力的强弱决定了各国在联盟中的地位，盟主一职必然是被最具实力的大国所占据，而一旦取得盟主的地位，实际上也就取得了霸主的地位。故而，争做盟主既是争取霸主地位的最佳捷径，又是是否已为霸主的标识。正是由于盟主一职的重要性，春秋时期各国争为盟主以建霸业的情况屡见不鲜。如春秋首霸齐桓公，史书上称其“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一匡天下的前提是九合诸侯，即九次召集诸侯会盟，并承担了盟主一职，由此才建立了齐国的霸业。再如春秋时期互为敌手、长期争霸的晋、楚二国，在连年征战之后，都深感疲惫，而处于其间的许多中小国家也因战争弄得国破民穷，大家都有停战修好之意。在宋国大夫向戌的奔走调停之下，晋楚双方同意罢兵，于是在公元前546年召开了有十四个国家参加的弭兵会议。会前，由于楚国在与晋争战中多处下风，害怕会盟时当不上盟主，为晋所制，乃密谋抢占盟主之位。就在举行盟礼的那天，赴盟的楚人暗中裹甲持械，抢先歃血为盟，晋人未做准备，阻挡不及，只得让楚人主盟。通过这一阴谋，楚人获得了在战场上未能获得的东西，其地位得以和实力比己强的晋人平起平坐，赢得了和晋人平分秋色、共为霸主的结果。

会盟时举行的典礼称为盟礼。盟礼的最主要内容是祭神，告知神明结盟的参加者和结盟的内容，并请求神明监督与盟各方言行一致，信守盟约。盟礼的仪式是这样的：先在会盟的所在用土筑一高台，会盟就在台上进行；再在地上挖一方坑，同时准备好祭神立盟所用的盟牲，盟牲杂用六牲，但天子诸侯等主要用牛；盟礼开始时先杀牲牛于方坑上，割下牲牛左耳，置于珠盘中，由盟主捧着，称为“执牛耳”；又取玉敦盛牛血，以其血在玉片、竹片或帛上书写盟书；这时，与盟诸侯皆立于台上，由司盟高声宣读盟书，昭告神明；接着端上盛有牛血的玉敦，先由盟主饮血，其余与盟诸侯依照一定的次序一一饮血，以示坚守盟约矢志不渝之意，这称为歃血；歃血的方式又有另外两种，一是口含牲畜之血，二是用手指蘸血涂抹在嘴上，歃血是会盟中最重要也是普遍应用的仪式，一直流传到后世，故而有“歃血为盟”的说法；歃血之后，与盟诸侯在盟主带领下对神盟誓，经神明鉴证之后，盟书就成为与盟各方必须遵守的共同准则；盟誓之后，将一份盟书与宰杀的牲牛一道埋入方坑中，与盟各方也各取一本事先抄好的盟书，以便日后检阅查验；到此，盟会宣告结束。

誓，是通过口头语言为信约，它在先秦时和盟是有所区别的，它不像结盟那样，要举行杀牲、歃血的仪式，也不像结盟那样，起码要两方参与，誓既可数方共同信约为誓，也可个人单独立誓。但誓和盟又是有联系的，结盟必要发誓，而且盟誓的对象都为神明，因此人们也常将盟誓连用。特别是到先秦以后，盟誓的界限基本混淆，盟誓的礼仪实际已合二为一了。

盟誓连用的情况可从下列一则事例中得到证明。公元前681年，齐鲁两国在柯地会盟。齐桓公和鲁庄公正在坛上行盟礼时，鲁将曹沫手持匕首，抢上前去，劫持了齐桓公，逼齐桓公向天发誓，归还齐所侵占的鲁国失地。如愿之后，曹沫下坛，归就群臣之位。齐桓公一见威胁已去，就想翻脸毁约，齐相管仲忙加阻止，其理由就是不可背誓失信。齐桓公为了不负上失信于神明、下失信于天下的罪名，只好乖乖地将土地还给了鲁国。

由这件事例还可看出，誓和盟一样，都是向神立誓，这在重神信神的先秦时期，无疑是具有强大约束力的。一个人一旦立誓，其誓言就成为他一生都要严格遵守的信约，不允许有丝毫的违背。如果说上述事例是因为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立誓而不得不加以信守的话，那么难道一个人私下立誓就可以随意违背了吗？这也不对！先秦又相信神明无所不在，不管在什么场合立誓，都要誓加遵守。春秋初期，郑国国君庄公在位，其母姜氏宠爱小儿子共叔段而厌恶庄公，千方百计想让共叔段取代庄公。庄公在平定了共叔段的内乱后，就将姜氏安置到别地，并发誓不到黄泉，不与姜氏相见。过了一段时间后，庄公后悔了，很想见母一面，但又恪于誓言，难以如愿。后来有个臣子出了个主意，建议庄公掘地到黄泉，再在隧道中与母见面。这个主意使庄公既不违誓，又解开了心结，便加以采纳。黄泉相见之后，母子二人从此和睦相处。这个故事说明了古人重视誓言而又绝不食言的美德。

先秦以后，盟誓之礼在民间使用得极为广泛。人们在要表明自己的决心时，常常跪在地上，朝天立誓；人们在结拜金兰之好时，也常常指天发誓：“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各种集团、帮派在缔结盟约时，也常常杀鸡滴血，取血酒而饮，表示从此之后有难同当，有福同享。这一切都是古代盟誓之礼的遗风。

四　士相见礼

周代，士是统治阶级中最低一个层次，也是人数最多的一个阶层，它联结着整个社会中的上下两大阶层，故而周代便以士阶层为基础，制订了一系列的礼仪，来规范他们的行为。这便是士相见礼。

先秦时代人与人相见的礼节主要有跪拜礼和揖礼。据《周礼》记载，拜礼有九种，“一曰稽首，二曰顿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动，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肃拜”。在这些拜礼中，以稽首、顿首、空首、肃拜最为重要。稽首是最隆重的拜礼，是臣拜君之礼，其动作是屈膝而跪，两手相叠拱地，头慢慢俯及于地，停留片刻后起身。顿首用于地位相等者之间，其行礼形式与稽首同，但头顿地即起，故称顿首。空首是君对臣的回礼，其行礼形式也与稽首同，但头不及地，触手后即起，故又称为“拜手”。肃拜是拜礼中最轻的一种，其拜仪是屈膝跪地，头微俯，手举而下，使用者一是将士，因其身披甲胄，不便拜倒，二是妇女。揖礼比拜礼轻，多用于宾主相见之时。揖就是抱手为礼，对没有亲属关系的庶姓用“土揖”礼，推手时稍稍向下；对有婚姻关系的异姓，用“时揖”礼，平平推手；对同姓则用“天揖”礼，推手时稍稍向上；对于地位尊贵者，则用“长揖”礼，即两手合抱高举，自上而向下移。

唐宋以后，古人的居处方式有很大改变，由于桌椅等家俱的日趋普及，人们不再席地而坐，因而行跪拜礼比较麻烦，致使跪拜礼中的区别日趋模糊，稽首、顿首等混淆了；也使得跪拜礼的行使范围有了局限，主要用于对君父等尊长行礼，而其余则多用揖礼了。跪拜礼在后来也有所变化，如清代觐见皇帝，行的是“三跪九叩礼”：先将马蹄袖放下，然后双膝跪地，挺直上身，右手伸平举至鬓角处，手心向前，放下，再举起，再放下，如此三次，即为一跪；反复这一动作三次，即为三跪九叩。此外，又有“碰响头”，即叩头至地，并要叩碰出咚咚的响声，这大多用于请罪等特定场合。

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繁复难行的古礼已很难适应人际交往日趋频繁的现实需要，因而日益趋向于简化。除易于行用的揖礼外，宋辽以后，请安和万福礼逐步盛行起来。请安礼用于下对上、幼对长的礼节，男子屈右膝半跪，口称请安，女子双手扶左膝，右膝微屈，往下蹲身。万福，站立拢手，略提长襟，隋唐时称“敛衽拜”，后因妇女行此礼时口称“万福”，即随而称之为万福。元以后，敛衽万福为妇女专用之礼。近代以后，随着西方礼仪的传入，鞠躬、握手等又逐步取代过去了的揖、请安和万福等礼。

依照礼经规定，古人相见时要携带礼物，以表示敬意，称为“执挚”。士之挚为雉，即野鸡。古人认为野鸡雌雄交接有时，而又忠于伴侣，士人与人相交，也应当有此信义。其他各阶层之人也各有其挚。天子以鬯（一种酒）为挚，诸侯以玉为挚，卿以羔为挚，大夫以雁为挚，庶人以鹜为挚，工商之人以鸡为挚。后代的送礼之风，亦即渊源于此。

士与士初次相见，主人要辞谢，表示才德浅薄不足以辱大驾之意。经来宾一再恳请后，主人方才敢见。主人迎出大门，与来宾互行拜礼，然后主人三揖，请来宾自左入门，自己则自右入门。来至庭中，宾客奉上礼物，主人要三次辞谢，然后方才受挚。受挚后主人要请求回访，到期要将来宾带来的挚还回。

士相见所谈的内容，在礼经中也有严格的规定：与君主谈话，要谈君使臣之礼；与卿大夫谈话，要谈臣事君之道；与老人谈话，要谈使弟子之礼，与幼者谈话，要谈孝悌于父兄之道；等等。言谈时的表情与态度也很重要，要求面容整肃，坐姿端正，十分认真而专心地谈话。谈话开始时要察颜观色，判断是否可以开始言谈；开始讲话后要将视线下移到对方的衣领处，不可一直盯着对方的脸看；讲完之后要抬目观察对方，看其是否赞同自己的看法；在不讲话时也要专心，不能懈怠，特别要注意自己的视线，站着时看脚，坐着时视膝，千万不可目光游移不定。否则，就是对对方的不敬。

在相谈一段时间后，来宾要随时注意对方是否有疲倦的表示，诸如呵欠伸腰、变换姿势以及问讯时间早晚等，这些动作表示着主人已有逐客之意，来客就应该马上知趣地起身告退。来宾退出时，主人要相送到门。相送时还有“三辞”之仪：一辞而许送，称为“礼辞”；再辞而许送，称为“固辞”；三辞而不许再送，称为“终辞”。终辞之后，相见之仪方告结束。

从礼经中的士相见礼看，是很强调双方间的尊敬和礼貌的，但其同时也很强调相见双方的尊卑等差。这两点对后代的相见礼都有很大的影响。在古代王朝中，直至宋代，才在礼典中出现了相见礼的内容，其后直到明清，皆有此礼。此时的相见礼，主要是根据官员的品级高下，确定其相见时所应执的礼仪，以及官员与庶人之间、庶人与庶人之间，根据其地位尊卑以及年辈高低，在相见时所应执的礼仪。这套礼仪，彻头彻尾都贯穿了等级特征。例如宋代规定，下级官员在路上遇见上级，须“敛马侧立”，候其通过或分路引避。又如明代规定，学生见老师，若是相别时间已久，须四拜行礼，若是近别，则行揖礼。与此同时，这套相见礼中也继承和保留了先秦时期重礼节、讲礼教的传统。例如清代规定：士庶相见之礼，主人出迎来宾，主客相揖而入，登堂再行拜礼。饮茶叙谈之后，客人告退，主人送至大门外，宾主相揖而别。这套礼仪程序，与先秦的士相见礼，差别并不甚大，这也说明了以礼待客、互相尊重的传统从未间断。

第六章
嘉　礼

嘉礼，是五礼中唯一用来“亲万民”的，亦即是用来沟通人际关系、联络相互感情的礼仪，所以它包含的内容相当广泛，在古代社会生活中也最为常用。大凡饮食、成年、结婚、贺庆等许多日常生活，都要用到此礼。下面仅择其要略加介绍。

一　冠婚之礼

（一）冠礼

冠礼，是给进入成年人行列的男子加冠的礼仪。它源于原始社会时期的成丁礼。在部落时代，男女青年发育成熟后，都要举行成丁仪式，标明自己从此之后就成为部落社会中的正式成员了，都要担负起成人所必须担负的责任，也享有相应的权利。

古代贵族男子二十而冠，即满了二十岁就要举行冠礼，其地点在宗庙，以示慎重其事。主持冠礼的人是受冠者的父亲或长兄，他们要事先“筮日筮宾”，即以卜筮来确定行冠礼的吉日和负责加冠的来宾。从这些情况都可以看出，古人对冠礼非常重视。为什么会这样呢？古人认为，成年之前的人可以不承担重大的社会责任，而一旦进入成年社会，就既享有成人的权利，也要对社会履行应尽的义务，负有继承父业、治国安邦的重大职责，所以在其成年时对其进行成年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要让他们从成年时就懂得成人社会的游戏规则，日后才能承担起使社会稳定发展的任务。根据《礼记》的记载，成人教育的内容主要在于四个方面：“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通过这些方面的礼仪教育，使之具有“孝、悌、忠、顺”的完美品德。因此，在冠礼举行的时间、地点和来宾选择上都十分慎重。

到了举行冠礼的这一天，主持冠礼者在宗庙阼阶（堂前东阶）偏北的位置安排受冠之席。之所以选择阼阶，因为阼阶是主人接待宾客之位，意味着受冠者从此可以代父接待宾客了。冠者从东房出而就席，由辅助加冠的来宾为其梳头、挽髻、加簪、著纚（束发用的黑帛），做加冠前的准备。然后，由事先择定的贵宾庄重地为受冠者加冠。加冠仪式为“三加”，每一加皆有其独特的寓意。第一加为缁布冠，这是用黑麻布做成的帽子，传说这是太古之冠，以此表示不能忘本之意；第二加为皮弁冠，这是用白鹿皮制成的帽子，表示从此要服兵役；第三加为爵弁冠，这是用红中带黑的细麻布或丝帛做成的前小后大，其形如爵的帽子，表示从此可以参加祭祀活动。“三加”之仪行于士人的冠礼，如是诸侯的冠礼，则要“四加”，即在三加之后还要加玄冕，这是一种外黑里红的礼帽，供诸侯祭祀四方百物之用。天子的冠礼为“五加”，即在前面四加的基础上，再加衮冕。衮冕是天子祭祀先王时所用。衮冕与玄冕形制、颜色相差不大，其顶上都有一块前圆后方的冕板，只是在冕冠前后垂挂的玉串，当时称为旒，其数量不同，玄冕前后各三旒，衮冕前后十二旒。

加冠完毕，参与冠礼的人要向加冠者敬酒祝贺。然后加冠者从西阶下，去拜见母亲。再回到西阶以东，为其加冠的贵宾给他授字。字是表字，是根据名的字义另取的别名。命字之时，宾、主、冠者都站在堂下阶前，由宾致辞：“礼仪既备，令月吉日。昭告尔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当。”（《仪礼·士冠礼》）命字之后，名只用于自称，除君王、父祖外，其余人等都不能直呼其名，因其已经成人，已具有为人父的资格，故都要改称其字，以示敬重。

命字之后，主人向宾客敬酒，赠送礼物，表示感谢。加冠者则换上黑色的礼帽礼服，带上礼品，拜见兄弟姐妹，还要出外拜见君、卿、大夫等。这一系列的拜访，实则是向社会宣告：某人已是成人，已具有成家立业、治国安邦的资格了。

上述冠礼的礼仪程序，是周代的规定。以后历代都沿袭这一模式，只是其程序逐步趋向简化而已。汉代皇帝的冠礼称为“加元服”，一般于正月甲子或丙子吉日举行。皇帝加冠共为四加：缁布冠（东汉改为进贤冠）、爵弁、武弁、通天冠。士庶冠礼趋于简化，只行一加之礼。魏晋时皇帝冠礼用一加，皇太子再加，王公、世子三加。举行冠礼时，开始使用音乐伴奏。后齐皇帝行冠礼，又增加了祭圜丘、方泽、宗庙之制。这些新的内容也为后世沿用。唐代皇帝冠礼加一冕，皇太子、亲王等加缁布冠、远游冠、衮冕，为三加。明代皇帝仍沿一加之制，皇太子则三加，其冠为翼善冠、皮弁、冕旒。庶人冠礼，沿用宋代司马光在《书仪》中记载的冠仪：初加巾，次加帽，三加幞头。清代满人入主，其俗与中原不同，故也没有冠礼。

（二）笄礼

男子二十而冠，女子十五而笄。笄礼是女子的成年礼，举行过笄礼的女子，意味着从此之后就可以谈婚论嫁了。

笄，就是簪的意思。笄礼的形式，主要是结发加簪并取字，其礼仪程序大体取则于冠礼。主持笄礼的是女性家长，为女子结发加簪的也是女性贵宾。结发，就是改变幼年时代的发式，将头发梳成发髻，盘在头顶，然后用纚把发髻包住，再用笄插定发髻。笄后还要为之取字，表示其业已成人，可以嫁为人妇，养儿育女了。

笄礼后代仍然沿用。《宋史》中曾详细记载了宋代公主的笄礼。笄礼用三加之仪，始为公主加冠笄，再加冠朵，三加九翬四凤冠。加笄之时，皇帝亲临。待取字之后，公主拜见父皇，敬聆训诫：“事亲以孝，接下以慈。和柔正顺，恭俭谦仪。不溢不骄，毋詖毋欺。古训是式，尔其守之。”最后，笄者还要拜见皇后、妃嫔等，并接受她们的祝贺。

明代以后，笄礼废而不用，但民间依然保留了笄礼的一些遗风，如女子出嫁，要改变婚前发式，将头发挽束成髻，以示与未婚女子的区别。

（三）婚礼

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把夫妇看成为“人伦之始”。《周易·序卦传》中说：“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措）。”大千世界、万象人生皆以夫妇之礼为其始点，故而对婚姻之事的重视自然也就是情理中事了。

由于社会发展程度的不同，中国古代的婚姻形式有多种多样，诸如媵妾制、劫夺婚、转房婚、入赘婚、交换婚、典妻婚、指腹婚、冥婚等，但处于主导地位的是媒聘婚，即经过明媒正娶的婚姻形式。在这种婚姻中，媒妁居于关键地位。所谓媒，就是谋合二姓；所谓妁，就是斟酌二姓。媒妁的作用就是审度、谋合联婚二姓的门第、财富是否相当，是否门当户对。所以古人为婚，须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二者缺一不可。若无媒妁从中撮合，其婚姻就是不合法的，称之为“私奔”。私奔是一种淫乱行为，向来为古人看成为是家门不幸、家族之耻，也会受到社会的一致声讨。所以古人的婚姻对媒妁的依赖是很严重的，守礼法的人们决不敢无媒而嫁。如鲁宣公的弟弟叔肸未经媒聘便娶了妻子，结果其妻的地位不仅得不到家族的承认，而且将之辱为小妾，甚至在叔肸死后，其妻还被逐出家门，被逼着嫁给了其他人。

古人对婚姻的高度重视，使得古代婚礼的礼仪十分隆重而繁琐。周代的婚礼，根据礼经的规定，分为六大程序：

（1）纳采。即男方请媒人到女家提亲，并以雁作为礼物，赠送女家。

（2）问名。在女家同意后，男方再遣媒人执雁到女家，询问女子之名及其排行，出生时辰等，女家要设宴款待。问名的目的是通过占卜的方式，来测定男女是否相配，联姻是吉是凶。

（3）纳吉。若占卜获得吉兆，男方派人带着雁到女家报喜，正式确定婚约，亦即是订婚。

（4）纳征。订婚之后，男方要给女方送上聘礼，包括玄纁束帛（黑三红二的五匹帛）和俪皮（成对的鹿皮），以此象征阳奇阴偶、配偶成双的意思。

（5）请期。男方用占卜确定下成婚的吉日后，请媒人带着大雁到女家通告，征求女方同意。

（6）亲迎。婚期当日，新郎乘车，于昏夜出发前往女家迎娶新娘。妆扮好的新娘立于房中，新娘的父亲则于门外迎接新郎入室。新郎以雁为礼，送呈女家，行礼之后退出女家，新娘随行。新郎亲自驾车，请新娘上车，然后新郎将车交于驾车人，自己先行乘车赶回家中，在家门外迎候新娘。新娘驾到，新郎将其迎入家中。家中已摆好宴席，新郎新娘行“同牢”、“合卺”等礼。同牢，就是新郎新娘共吃祭祀后的同一肉食，象征夫妇自此以后尊卑相同。合卺，即新郎新娘手持用同一只匏瓜分成的两个瓢，一人一只，用来盛酒漱口。匏瓜味苦，以苦酒漱口，就是要夫妇从此后同甘共苦，相亲相爱。合卺后要将瓜瓢还原为一，象征着夫妇俩从此合二为一，相伴到老。宴后，脱去礼服，新郎新娘进入新房，新郎要为新娘解缨。缨是一种丝绳，女子订婚后即束于发上，以示她已有了婚约。解缨后撤去烛火，婚礼告成。第二天早晨，新妇谒见舅姑，即公婆，以枣栗献于舅，以干肉献于姑，并请舅姑进食，表示新妇从此成为家庭中的正式一员。

我们注意到，在这六礼中，除纳征外，其余五项皆少不了以雁为礼。这并非古人草率为之，而是大有深意的。首先，雁是候鸟，随季节变换而南来北往，故男婚女嫁也应适时；其次，大雁南飞北翔，追逐阳光，故又称为随阳鸟。古人又认为男为阳，女属阴，妇从夫，亦即阴随阳，以雁为礼，就有了男女之间阴阳和顺的意思；第三，大雁择定伴侣后，终其一生不会改变。故以雁为礼又象征着忠贞的爱情；最后，雁飞行有序，婚姻也要有序，兄、姐不婚，弟、妹则不应抢先婚嫁。但雁并非易得之物，故后代也加变通，多以鹅、鸡或鸭来代替。

周代婚礼是此后历代婚礼的基础，虽然随着时代的不同，各代都有所精简变通，但其主要礼节却一直沿用。唐宋时期是古代婚礼有较大变化的时期，其变化一是删减合并了一些礼仪，如宋代规定，将问名并于纳采、请期并于纳征，只保留了纳采、纳吉、纳征、亲迎四个程序。二是对某些旧礼进行了变通，并增加了不少新内容，从而使整个婚礼显得更为热闹。

宋代城市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商品价值观念深深地渗入了婚礼之中。在议婚时，出现了相媳妇和通资财的做法。相媳妇就是相亲，由男方家长约定一个日期，带子弟与女家会于酒楼等地，如果男方中意，就在女子发髻上插上金钗，称为“插钗”，如不中意，则送上彩缎两匹，表示婚事不谐，称为“压惊”。通资财，是在通婚书上除写明男女名字、生辰外，还要写明家中财产状况，嫁娶论财表现得十分明显。在亲迎之前，男方要送些冠帔、花粉之类“催妆”，女家要用帐幔、被褥之类装点新房，称为“铺房”。

迎亲时，新郎领着花车或花轿来到女家，花轿迎亲由此开始。新娘上车或轿后，还有讨吉利钱要喜酒吃的习俗。来到男家门前，新娘下来，有“撒谷豆”以求吉利的做法。新娘入室后又有“拜堂”的活动。新婚夫妇手牵“同心结”，宋代称为“牵巾”，即用红绿彩缎绾成象征恩爱的同心结，男女各牵一头，相牵而行，象征新人同心协力，永不分离。新人牵巾先拜天地、祖先，然后进入洞房，夫妻交拜。交拜后新人坐床，行“撒帐”、“合髻”之仪。始于唐代的合髻，替代了以前的解缨。合髻，就是新婚男女各剪下一绺头发，绾成同心结的式样，以作为婚姻的信物。唐代女子晁采的《子夜歌》中，就描写了这一婚仪：“侬既剪云鬟，郎亦分丝发。觅向无人处，绾作同心结。”合髻之后，行同牢、合卺之礼。合卺，到宋代时为传饮交杯酒取代。交杯酒，用两只酒杯，杯足或盏底用红绿丝线连接，并绾为同心结式样，由一对新人交互传杯共饮。喝完之后，将酒杯掷于地上，若呈一仰一合状，就是大吉，因为它象征着天覆地载，男俯女仰，阴阳和顺，婚姻就会美满。但这种做法偶然性太大，后来人们就干脆将酒杯一仰一合安放于床下，取其大吉大利之意。此后，还有除花、却扇等仪式，直到灭烛为止。在新人入洞房直到灭烛这一段时间里，新人特别是新娘的日子是不好过的，前来贺喜的宾客不分老幼，都可以尽情地恶作剧，想尽方法刁难新人，甚至还可以殴打新娘，称为“弄妇”，这就是后世“闹房”之俗的前身。第二天早晨，新婚夫妇拜过公婆，婚礼才告结束，而新郎新娘亦就从此正式开始了他们的共同生活。

二　飨燕之礼

周代，以酒食饮宴群臣，也要遵守一定的礼制仪规，这主要表现为飨燕之礼。飨与燕是两种不同的礼节。其宴客对象、礼遇等级及其所要达到的目的等，都有较为明显的区别。

飨礼，主要用于天子宴请诸侯，或诸侯之间相互宴请，大多是在太庙举行。在宾客来到时，主人要出门迎接，并要让宾客先进大门。此时，钟磬齐鸣，欢迎客人的光临。宾主一路行来，至堂前台阶，主人邀客人先登，客人三让而后升；进入屋门，主人再拱手施礼，请宾客先进。进屋之后，钟磬停奏。宾主落座，主客之间相互敬酒，音乐又起，直至酒饮完为止。送客时，以《雍》为歌，宾主双方依依惜别。

在飨礼中，招待客人的酒肉等食品亦有一定的礼规。酒有一定数量的限制，防止酒醉乱性，宾主失欢。《诗经·豳风·七月》中说：“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意思就是：用两壶酒和羔羊款待客人，宾主登上堂屋，举起像犀牛状的一种酒器，祝愿万寿无疆。这首诗清楚地说明了飨礼中对饮酒数量的限制。肉食用太牢牺牲，主要是用牛牲，而且也不把牛切成小块，宾主分食，而是“半解其体”，即是先将牛牲分作两半，留下中间的脊背，再将两半各分作三部分，摆放在俎上，安置在客人案前。飨礼中的酒和肉很多时候是装样子的，宾主并不实际食用，大家站立着，按尊卑次序，进献几遍，就结束了。

飨礼举行的地点及其进献仪式，决定了飨礼的场面是很严肃拘谨的。虽然其规模宏大，但其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吃喝，而是在于联络天子诸侯相互之间的感情，在于相互之间的礼仪往来。它一以贯之地体现了周代以礼治国，以礼安邦的传统思想。

燕与飨不一样，燕即宴也，它是古代君臣宴饮之礼。举行燕礼的地点在寝宫，宾主烹狗而食，酒菜上都没有限制，可以开怀畅饮，一醉方休。《诗经·小雅·宾之初筵》描述了一场贵族宴会的情景：宴会刚开始时，宾主互谦互让，仪表端庄，觥筹交错，气氛热烈；酒过三巡，宾主半醉，忘形失态，嬉皮笑脸；宴会要结束的时候，喝醉的客人大叫大闹，唱歌跳舞，摔杯砸碟，把一场好好的宴会弄得乱七八糟。

虽然燕礼重点在于吃喝，但也并非无礼可言。首先要按宾客的尊卑，确定座次。古代以西北之位为最尊，主宾坐之，西南之位次之，介宾坐之，然后依次是北、南之位，东则是主人之位。主人敬酒也是先敬主宾，次介宾，再次群宾，次序是不可以弄乱的。饭菜的摆放次序亦按尊卑方位排列成一个方形：带骨的肉（称为殽）在左，无骨的肉块（称为胾）在右，殽的左边是饭，胾的右边是羹，酒和饮料放在羹的右边，酱醋调料放在最里边，肉丝、烤肉、蒸葱等放在最外边。开宴之前，要先把手洗干净，不得在席上搓手去污。若主人亲自上菜，宾客要拜而后食，非主人亲自上菜，方可不拜而食。若客人地位低于主人，要起身谦让，端饭到堂下去吃，主人要加以拦阻，然后宾主重新落座。吃饭时不可大口喝汤，嘴中不能发出咀嚼声响，不要把吃过的菜放回盘里，不要把骨头扔给狗吃，不要拨弄牙齿等。若有这些行为，就是失礼，就是对主人的不敬。

飨与燕都是饮食之礼，后代逐步将之不加区分，经常合为飨宴之礼。但在历代皇帝举行的筵宴上，还保存了一点古礼遗风。汉魏时以元旦朝会为大宴，晋代加冬至小会，唐代加皇帝诞辰朝贺之会，明代加大祀天地后次日宴会并为大宴。大宴气氛严肃，不许喧闹，似周代之飨。另外的节日如立春、上元、寒食、上巳、端午、中秋、重九等，皇帝也常举行宴会，犒劳群臣。此类宴会称为“节宴”，宋代称为“曲宴”。一般在园林楼阁设宴，气氛较为轻松活泼，犹似周代之燕。

无论大宴还是节宴，后代也都袭用了周人音乐伴奏的做法，大多有歌舞助兴。如鸿门宴上，项庄请以剑舞，以助酒兴；又如唐明皇宫中，诗仙李白作诗为歌辞，贵妃玉环以霓裳羽衣舞技惊四座，梨园子弟吹拉弹唱以捧场助欢，乐得李隆基如坠缥缈仙境，不知身在何处。

三　乡饮酒与养老礼

（一）乡饮酒礼

乡饮酒礼是周代在乡里举行宴饮时的礼仪，它负有许多职能：其一，宣布政令。每年年初，诸侯国中的乡大夫都要到诸侯那里听取政令，回来之后，即在乡饮酒时进行传达，以使百姓周知；其二，选拔贤能。《周礼》中说，每过三年，乡里要进行一次人口调查，选拔贤能之士；其三，敬老尊长。在举行乡饮酒礼的时候，当众宣扬养老之道，并且，六十以上的老人坐于席，五十以下的人则侍立一旁，以示尊卑之道。六十岁老人的案上，摆放三只食器，时称为豆，七十岁者设四豆，八十岁者设五豆，九十岁者设六豆，以明养老之礼；其四，在举行“乡射”之礼时也要行乡饮酒礼，以甄拔才艺；其五，卿大夫在款待国中贤者时也行此礼，以明尊贤之意。

乡饮酒礼一般在学校中举行，主持行礼的人在校门外迎接来宾，三揖为礼后请宾客入内，宾客由西阶上，主人由东阶上。进入室门之前，宾主双方还要再三谦让，以示礼敬。入室之后，按长幼尊卑排定的座次坐、站停当，乡饮酒礼就开始了。在敬酒献食的过程中，要饮一种称为“元酒”的酒。元酒，是一种从上古流传下来的粗糙原始的酒，它警示人们不可忘记先人创业之艰辛。又以烹煮好的狗肉祭祀东方，因为东方是阳气所生之处，以此祈求乡里永远繁盛兴旺，并祝福在座的老人健康长寿。

从乡饮酒礼的内容和仪式上看，乡饮酒礼可以说是一种敬贤尊老之礼，故而在具有尊老重贤传统的中国社会中流传长远。

从汉代开始，历代都把乡饮酒礼当成一种推行教化和荐举贤能的重要手段承行不辍，举行的地点依然放在中央地方各级学校之中。隋唐开科取士后，乡饮酒礼的荐贤作用表现得更为突出。《新唐书·选举志》载：考生科考结束，各级长官要举办乡饮酒礼进行招待：“会属僚，设宾主，陈俎豆，讲管弦，牲用少牢，歌用《鹿鸣》之诗。”宋代更明确规定：乡饮酒礼在贡士之月举行。明清时代，又强化了乡饮酒礼中的教化职能。朱元璋下令：每年孟春正月及孟冬十月，中央、地方各级政府于各级学校举行乡饮酒礼，民间则于春秋社祭时行此礼。在礼仪程序中加添了“读律令”的仪节，宣言国家的政策法令。在乡里民间的乡饮酒礼中，还把所有人等分成善恶三等：第一等是年高有德及无公私过犯者，第二等是迟误户役差税者及曾被公杖私笞者，第三等是一应犯有私杖及国家徙流重罪者。三等人分别就席，其子弟坐次亦随其父兄，不得混杂，如有违规杂坐者，可告官流放。清代沿用明制。明清时期的乡饮酒礼，强化了封建的善恶观念，成为封建政府控制人民、加强统治的一大重要手段。

（二）养老之礼

敬老养老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自古以来即莫不如此。据《礼记·王制》记载，早在虞舜时期，就有了养老的制度。到周代，我国的养老制度即已趋于大备。

养老的对象，主要有国老和庶老两大类。国老是指本族本姓的长辈，庶老则泛指老年人。《礼记·王制》中说：虞舜时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饮宴用燕礼；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饮宴用飨礼；商代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饮宴用食礼，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饮宴兼用诸礼。以上庠、序等都是学校之名。从虞舜到周代，各代都有按期于学校宴享老年贤人的制度。

什么年龄的人才可称为老呢？古人以五十岁为老。《礼记·王制》中说：五十岁的人有资格拄着拐杖在家中行走，六十岁可以拄杖在乡里行走，七十岁可以拄杖行于城邑、国都，八十岁则可以拄杖出入朝廷了，九十岁的老人天子也不能使唤，有事要亲自登门求教。另外，老人中的德高望重者，又被尊称为三老、五更。

宴享老人的养老礼有严格之规。虞舜用燕礼，夏后用飨礼，其形式已见上述。商人用食礼，以鱼、肉等多种佳肴款待老人，虽也摆设有酒，但并不饮用，而是以吃饭为主。周人则诸礼兼用。其仪程是这样的：先于东厢祭奠已故的老人，再安排好三老、五更及众老人的座位，按一定的礼节，摆放上老人们喜欢吃的美味佳肴。老人进食时，还要奏起音乐，曼声歌吟，以助食兴。结束后，还要赠以干肉，吟唱《清庙》，表示尊重孝敬之意。

周代还有许多尊老养老的措施，除上面提及的乡饮酒礼外，周代还规定：派专人负责养老事宜，五十岁的老人供给细粮，六十岁的老人有常备的肉食，七十岁的老人每餐都肉食有余，八十岁的老人顿顿备有珍馐美味，九十岁的老人随其出行所及处处都备有饮食，供其不时之需。老人如果生病，有专职人员定期加以慰问，九十岁者每天一问，八十岁者两天一问，七十岁者三天一问。在兵徭杂役上，老人也享有优待，五十岁者不服力役，六十岁者不任军事，七十岁者不需迎送宾客，八十岁者可以不与祭祀，九十岁者免除全家徭役。在法律上也对老人加以优容：七十岁者不得为奴，八十、九十者虽然有罪，亦不加刑。

周代这些养老优老的规定，对后代影响甚大。汉文帝时曾颁布养老令，规定八十岁以上的老人由国家每月供米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九十以上每年加赐帛一匹，絮三斤。全社会所有人等，都要严格执行养老优老之令，有欺辱老人者，不分官民皆“弃市”。金代又开“独子留养”之制，独子犯法，但家中父母无人侍奉，则免予处罚，责其在家奉养。明清时期也有许多优养老人的措施，如给赐百岁老人“升平人瑞”、百岁节妇“贞寿之门”匾，并赐银建牌坊。

在古代的养老优老中，最让人啧啧称叹的是东汉明帝的养老之举。永平二年（59），明帝刘庄为在天下弘扬尊老孝亲之风，乃率朝廷官员于太学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养老之礼。行礼前一天，明帝于讲堂斋戒，净身净心。行礼当日，明帝坐于礼殿东厢，派出使者，用适于老人坐乘的轻便小车——安车去接三老、五更光临受养。三老是曾任三公之职的老臣李躬，五更是曾任九卿的帝师桓荣。二人身穿领袖皆缘饰黑边的衣服，外罩苎麻大袍，头戴进贤冠，三老还扶着王杖，缓缓而来。明帝忙立起身来，走到门屏之间迎接。双方互拜后，三老、五更从尊崇的西阶进屋，明帝从东阶上。三老坐西面东，五更坐北面南，三公为三老捧杖，九卿等官员为三老、五更安置好鞋履。明帝亲自为三老供食，将肉割好，奉上肉酱并递上漱口用的酒，三公则为五更奉进。两老进食时，边上还有专人为之祝颂，祝其不鲠不噎。这一隆重的养老之礼举办之后，天下靡然向风，也为后人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

四　射礼

（一）射礼

射礼是古代社会贵族男子举行射箭活动时的礼仪。射在古人的生活中，并非简单的一种习武活动，而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与大自然的残酷斗争中，正是由于弓箭的发明，方使人类最终确立了对于动物的优势，并使得人类的生活资料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弓箭既保护了人们的生存，又提供了人类生命赖以延续的食品，所以古代社会对射箭活动是高度重视的。

古代社会的贵族男性，把射箭作为必须掌握的人生技能之一，被列为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中的一种。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奴隶时代的贵族男子人生中的两大重要职能是，祭祀与戎事，贵族男子生下来就是战士，就负有从军征战的职责，因此提高战斗技能便是他们的天职。把射箭作为一项经常性的练武活动，并规定了一系列的制度，就反映了奴隶社会的这种历史状况以及其重武、尚武的社会习俗。另外，射箭活动中又被奴隶主统治者有意识地组合进了一些进行礼仪教育的内容，使贵族男子通过对这一活动的练习，也能掌握上层社会中的一系列礼仪规范，以调适他们相互间的关系，这对于稳定奴隶制的等级统治是大有好处的。所以，奴隶社会中对于射箭的广泛重视，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

在礼经中，射礼被分成四种：一是大射，这是天子或诸侯在祭祀前选择参加祭祀者而举行的射礼，它一般在建在郊野的射宫或泽宫中进行。参射的臣下如能射中箭靶，才有资格参加祭祀，否则便取消与祭的资格。二是宾射，这是诸侯朝见天子或诸侯相会时举行的射礼。宾射的目的，主要是密切天子与诸侯以及诸侯相互之间的关系，故《周礼·春官·大宗伯》中说：“以宾射之礼，亲故旧朋友。”三是燕射，这是平时燕息之日举行的射礼，一般在内廷进行，它是贵族男子于闲暇之时以宴饮、射箭为乐的一种活动。四是乡射，这是乡大夫等地方长官为荐贤举士而举行的射礼，一般在学校中进行，而且常与乡饮酒礼同时举行。

射礼之前，一般都有宴饮。宴饮按燕礼进行。在迎宾、献宾、互相酬酢及乐歌娱宾后，进行射礼。射礼所用的靶子称“侯”或“射侯”，是用皮革或布制作的。天子之侯用白熊皮，诸侯之皮用红麋皮，大夫、士则用布侯。侯上还按等级绘有不同的动物图案。计算射击成绩的有“中”和算筹，中是盛放算筹的器具，也刻成各种兽形。射者的等级不同，其“中”也不一样，人面兽身形的“中”称为“皮树中”，形如独角兽的“中”称为“闾中”，形如虎的称“虎中”，形如犀牛的称“兕中”，形如鹿的称“鹿中”。主持射礼的人称“司射”，由他根据射者等级尊卑而安排射击次序，并监督各种礼仪的执行情况，有违礼犯规者则用“扑”进行惩处。

射礼示意图

战国之后，射礼逐步废弛，历代行废不定。汉代，仅东汉明帝时举行过大射之礼。唐代则依礼经制定了射礼，规定每年三月三日和九月九日两次于射宫行射礼。北宋沿用唐制，但南渡后射礼又废。辽、金亦有射礼，其法多沿用本族之俗，与古射礼不同。辽代在祭天求雨的瑟瑟仪中，有射柳之制。祭奠之后，先由皇帝弯弓射柳，群臣依官位高低依序射之，并以各人冠服为射柳输赢之质。金代在拜天礼中也有射柳仪。拜天之后，在毬场上插两行柳，参射之人以尊卑为序，将束发之帕系于柳枝上，登马以射之。射断柳枝并驰马以手接住断柳者成绩最佳，射断但未能接住断柳者其次，射中但柳枝未断以及未能射中者皆为负。施射之时，金鼓齐鸣，场面非常热闹。明太祖朱元璋以弓马得天下，故而很重视射礼。他不但删定了射礼仪规，还亲自举行了大射之礼，并且还下令武夫文士皆须习射。清代于大阅及秋狝时举行射礼，康熙身亲力行。1673年，康熙于南苑阅兵时亲自上阵，挽弓而射，五矢皆中，驰马而射，一发又中，全场欢声雷动，传为佳话。但好景不长，随着清朝统治的腐败，八旗子弟的堕落，射礼又逐步废弛了。

（二）投壶之礼

投壶之礼可以说是射礼的变种。它最迟出现于春秋时期，战国秦汉时很是盛行，直到唐代仍很受人们的欢迎，宋代此礼才趋衰微。行投壶礼的目的，与射礼有相同之处，主要是用来以娱嘉宾，以习礼仪。

投壶之壶，广口大腹，颈部细长。壶腹中装满小豆，以增加投中的难度，若投矢时用力过猛，富有弹性的小豆就会将矢弹射出去。投壶之矢用既重又直的棘木、楛木等制成，一头平齐，一头削尖。矢按其长短分成三种：五扶矢、七扶矢、九扶矢。一扶约为四指宽，相当于汉制四寸。各矢用于不同的投壶场所。室内投壶，因空间狭小，距离较短，故用五扶矢；堂上投壶，空间较大，距离稍远，用七扶矢；庭中投壶，空间宽敞，距离最远，用九扶矢。

投壶是一种竞技游戏，故设有“司射”来主持并加以裁定。司射手中捧“中”，用以盛算，以之计算胜负。算的多少，以参加者数目而定，一人四矢，一矢一算，故人数愈多，其算也就越多。司射还要确定好壶的位置，称为“度壶”。壶设于座席南面，距离座席为二矢半的距离。故而所用矢的长度不同，其距离也就不同。

投壶开始前一般都有宴饮之礼。宴饮结束后，主人拿着矢，司射捧着“中”，来到宾客面前，请求以投壶之戏娱宾，并盛情相邀道：“某有枉（弯曲）矢，哨（口歪）壶，请以乐宾。”宾客要行推让，说道：“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赐矣，又重以乐，敢辞？”（《礼记·投壶》）如此反复三次，客人才敢受矢，地位尊贵的宾客，可将自己的四矢放在席上，地位比主人低的来宾，则要将四矢恭敬地抱在怀中，以示对主人的尊重。

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司射宣布投壶的规则，主要有：须将矢首投入壶中才算投中；投矢者须按地位尊卑依次投射；获胜者可罚负者饮酒等。然后司射宣布奏“狸首”之乐。演奏第一遍时让投壶者准备，第二遍结束鼓声响起时，投壶正式开始，参与此戏者依序轮流投射一矢；接着演奏第三遍“狸首”，乐止击鼓，投矢再次开始。如此连奏五遍乐曲，四矢也刚好投完。

投者每中一矢，司射便在其边上放上一算，称为“释算”，若投者违序抢投，即使投中也不释算，称为“不算”。投壶以三局定胜负，投完四矢为一局，司射要为胜者数算，称为“立一马”。三局皆胜则“立三马”。胜二局者立二马，并将对方赢的一马归入名下，凑成三马之数，也算得胜，胜者便有权罚负者饮酒。

投壶之戏，既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了等级观念，使人受到了礼仪的教育，又能助酒兴，表达主人的盛情，活跃宾主之间的气氛，融洽宾主之间的关系，故而深受人们的欢迎。

投　壶

五　贺庆之礼

（一）即位改元之礼

中国古代国家是一姓统治天下的“家天下”国家，新君继统或异姓代立，都是头等重要的大事，而且是头等重要的大喜事，历朝历代都规定了相应的礼仪以志庆贺。

周代，旧君死，新君立，新君须告于旧君殡宫，而后即位。这种礼制见载于《尚书》之《顾命》、《康诰》篇，这也是古文献中关于帝王即位礼的最早记载。

公元前202年，刘邦灭亡了项羽，统一天下，群臣拥刘邦为帝。刘邦再三推让不得，遂于氾水之阳筑即位坛，登上了皇帝宝座。但其时即位礼仪如何，史书未载，难考其详。汉家的另一位皇帝汉文帝由藩王入继大统，其即位仪制在《史记·孝文本纪》中有所登录。汉文帝即位时下大赦天下之诏，普赐民爵一级，酒十石，并特许民间欢饮五日。同时，还举行了告庙之仪，在即位当天，汉文帝即入谒高庙，告知刘邦的在天之灵自己继位之事，并祈求列祖列宗的护佑。

与即位同等重要的还有“纪元”。纪元，就是纪一君之终始，它代表着一个时代。每一新君即位，就是旧君时代的结束，故而都要改元，表示所谓肇兴代终之义。我国历史上可靠的最早纪元是西周的共和元年，时当公元前841年。汉武帝时又创立年号之制，把自己当政的时间段冠以特定的名称，这一办法后来也被沿用下来。

到东汉光武帝开国即位时，经汉室诸君的苦心经营，在即位、改元制度上已获取了一些经验，并有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做法。光武帝乃总其成，确立了一套比较标准的制度。光武帝即位时，建立坛场，以燔燎之仪告天，并禋于水、火、雷、风、山、泽六宗，望于群神，祝辞而祭，使普天群神皆知。又建年号为建武，大赦天下。此后，燔燎告天之仪就成为开国之君即位典礼上不可或缺的一道重要礼仪。

改元之制在汉代也已有了一定之规。若是新君继位，一般须在即位后的第二年才可改元，第一年仍须沿用先帝年号，否则便是违礼乖典，要受到人们的非议。同一帝执政期间，也可改易年号，但一般应有下列情况才可改易，如天下有祥瑞或灾异，国家发生重大事件或为了某种目的等。在明清之前，一帝而拥有多个年号的情况十分常见，如汉武帝、唐高宗，都拥有十个以上的年号。

汉魏直至隋唐，“禅让”之风盛行，手握兵权的权臣通过各种威逼利诱的方法，逼迫旧主下台，把皇位“禅让”给自己，从而篡夺政权。为把自己的篡位粉饰得一派“顺乎天，应乎人”的模样，他们乃在禅让方式上大做文章，从曹丕开始，就已有了一个固定的模式。先让旧帝写禅让书，表明自己一姓已失天命，愿让位于贤的愿望，而受禅之人也要上表辞谢，说自己无德无才，不敢膺此大任。如此“诚恳”的推让，要反复三次。群臣也在边上四处奔忙，一面要向权臣上表劝进，一面要旧君避位让贤。这样折腾一段时间后，权臣方才表示怕遭天谴而不敢不应天命。于是筑受禅台，由旧君宣布禅让之旨，由新君表示承天之命，并与民更始之意，再以燔燎告天，易姓革命就此成功。新君即位之后，还要告谒祖庙，并大赦改元。

这种异姓禅让，表面上表现得一副温情脉脉的样子，但骨子里却充满了暴力与血腥。与这种禅让不同的是一姓内部父子之间的禅让，史称“内禅”。这种内禅的方式，唐高祖唐太宗之间用过，唐睿宗唐玄宗之间用过，宋徽宗宋钦宗之间用过，就连清乾隆帝与嘉庆帝之间也用过。而其内禅仪制表现得较为完备的却数宋高宗禅位于宋孝宗的那一次。

1162年六月，宋高宗行内禅之礼。先于紫宸殿排列仪仗，文武百官肃立殿陛，高宗升上御座，百官上殿陛辞，说些敬仰、依恋之类的言语，高宗则勉励他们要尽力辅佐新君，谈话中君臣相对流涕。告别仪式过后，君臣俱退，高宗进入内宫。文武百僚再行整班，听宣禅位之旨，舞蹈再拜，三呼万岁。其后群臣复移班殿下，等候迎接新君。在禁卫仪仗的簇拥护卫下，新君出而升殿，内侍上前扶其登御榻，新君故意不肯坐下。内侍传太上皇旨，令新君就御座，新君方才坐下，但又故意不坐南向之位。文武君臣上殿祝贺新君登基，舞蹈再拜，三呼万岁。宰臣上前，请皇帝坐正，新君要再三推辞，最后才面南而坐，这样新君就算正式即位，为天下之主了。

明太祖朱元璋统一天下，亦行即位大礼。在南京的钟山南麓修筑了大坛，朱元璋登坛祭祀天地，祝告上帝，表示自己已承天之运。坛下丞相率文武百官拜贺舞蹈，三呼万岁。告天之后，又到太庙祭告四世先祖，并告祀社稷。然后回到宫中，朱元璋头戴衮冕，驾御奉天殿，伴以大乐鼓吹，并鸣鞭。百官上表祝贺后，群臣四拜三舞蹈，拱手加额，三呼万岁。大乐又起，群臣出笏俯伏，并再行四拜大礼。贺礼结束，皇帝册拜皇帝和皇太子，同时将即位之事诏告天下，建元“洪武”。

也是从明太祖开始，建元之制改为一帝一号，其年号终其世不得改易。旧君卒，即位新君于当年内仍沿用旧号，第二年再行改元。此制一立，历经明清两代，皆承而不废。

（二）朝贺之礼

中国古代，在遇到特别重大的节日时，又有举朝同贺共欢之制，由此又制定了一套朝贺之礼。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确定一年之首为冬十月，并定有朝贺之制，但其朝贺内容今已无考。汉承秦制，亦于十月岁首行朝贺之礼，这一套朝贺礼仪是当时大儒叔孙通在刘邦时制订的，其详情已见上述。另外，诸侯王、群臣等还要以礼物向皇帝贺新年。诸侯王与列侯的贺礼是玉璧，二千石以下官以羔为贺，千石以下分别以雁或雉为贺。进献贺礼的同时，还要向皇帝称颂万岁。

唐代以元旦、冬至为两大朝贺节日，合称“正至”。北宋则以元旦、五月朔、冬至三节行朝贺之礼。唐代元旦朝会，规模宏大而隆重，由皇太子向皇帝献寿，中书令奏地方诸州同贺之表，黄门侍郎禀天下祥瑞，户部尚书上报诸州贡献之物，礼部尚书上奏诸藩国贡献之物，然后百官上殿，高呼万岁。朝会时还有盛大的乐舞表演，要上演七德舞、九功舞、上元舞，号称“三大舞”，以歌颂帝王的文治武功，表现天下歌舞升平的景象。朝贺结束，皇帝照例要大宴群臣，与下同乐。

清代以元旦、冬至及皇帝诞辰日为“三大节”，行朝贺之礼。皇帝御太和殿，王公百官立班之后，向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礼毕，皇帝赐坐赐茶，元旦朝贺还设宴相待，以使君臣同欢。

（三）庆贺帝王诞辰之礼

祝寿之风，在我国起源很早，商代甲骨文中已有了多种写法的寿字，说明早在商代，就已有了祝寿的活动。这在《诗经》中也有反映，如《大雅·江汉》一诗中就有“虎拜稽首，天子万年”的祝寿之辞。

帝王举行纪念自己生日的活动，由隋文帝开其端。602年，文帝下诏说：六月十三日是朕的生日，海内断屠，以纪念父母对朕的生育之恩。但这也仅是偶一为之，还没有固定的庆贺典礼。

在自己的生辰之日，举行大型的庆贺典礼，始于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八月，唐玄宗为庆祝自己的生日，乃置酒张乐，招待群臣。宴会之后，宰相源乾曜、张说率群臣上表庆贺，说：“圣人出则日月记其初，王泽深则风俗传其后”，并提议“诞圣之辰，焉可不以为佳节乎！”（《册府元龟·帝王部》）建议以玄宗的生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唐玄宗敬纳嘉议。从此之后，每到玄宗千秋节，全国臣民休假三日，举国同欢，玄宗也亲临花萼楼受贺，与民同乐。

从唐玄宗开始，唐代诸帝为自己的生日取嘉名并举办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已成常例。几乎每个唐帝都有自己生日的专用名称，如肃宗生日叫“天成地平节”，武宗生日叫“庆阳节”，宣宗生日叫“寿昌节”等。但是，晚唐诸帝生日的庆祝活动，多是邀集沙门祈福而已，还未用上朝贺之仪。

宋金之后，帝王的诞辰庆贺规模越来越大，而且其礼制仪式也搬用了元旦朝贺之仪。明清时期，帝王的生辰嘉名不再每帝一名，而统一称为“万寿节”。更有甚者，清代还堂而皇之地把万寿节与元旦、冬至并列，并为国家三大节之一，从而使自己个人的生日也成为天下万民都必须普天同庆的重要节日。

第七章
礼器与礼服

礼器，是古代贵族在举行诸如祭礼、朝聘、宴享、冠婚、丧葬等礼仪活动时所陈设及使用的器皿。三代礼器主要是青铜礼器。青铜礼器是我国奴隶制文明的表征之一，也是传统礼仪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礼器的作用

礼器源于远古时期人们的生活用器，它随着礼的出现而出现。

我国是世界范围内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我国古代的文明，主要是农业文明，人们很早就过上了较为稳定的定居生活，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地域范围内进行周期性的农业生产。这种相对稳定的环境，为我国人民发明和使用各类生产工具和生活器具提供了有利条件。早在新石器时代，我国人民就已发明创造了数量庞大而又种类繁多的各类工具和用具，诸如刀、斧、锛、铲、镞、纺轮等生产工具，鬲、鼎、釜、斝、甗、盉、甑、瓮、壶、杯、豆等生活用具，只不过它们大多是用石、陶、骨等材质制成的。这些器具的发明，就为礼器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原始宗教出现后，相伴而来了祭神的礼俗，礼于此萌芽。在祭神求福的仪式中，必须要对神灵供奉，才能沟通神人，并使神灵满意。拿什么来供奉神灵呢？在原始人幼稚的心灵中，既然“民以食为天”，饮食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需求，那么，神灵大概也不会例外，最重视的也应当是饮食的需求。出于这么一种设想，原始人们为求得神灵的庇佑，当然也就不惜以人间最好的食品来进行供奉。进食必用器具，这样，一些生活器皿，特别是饮食用器，就理所当然地成了祭神仪式中必不可少的东西。由此，日常器皿就和礼制联系到了一起，并逐步发展成一套完整的礼器。

进入阶级社会后，青铜冶铸术发明出来并日趋成熟，人们使用的各类器具，也就改用材质更为优良的青铜来进行制造，礼器作为最重要的器皿当然也不例外。二里头文化，是我国早期的青铜文明遗址，其时代约略相当于夏代。在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发现了爵和斝两种青铜礼器，它们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青铜礼器。自此之后，随着奴隶制文明的不断发展，青铜礼器的种类更趋丰富，使用也更为普及，商周时期，就达到了鼎盛阶段。

商周两代，特别是西周时期，是我国奴隶制文明的繁盛时期。奴隶制的礼乐制度不断加强，奴隶主政权被进一步神化，其等级统治也更趋礼制化，而作为礼制体现物的礼器也就更趋完备和制度化，这对巩固奴隶制统治起了很大的作用。

礼器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神化奴隶主统治形象和巩固奴隶制等级统治方面。在奴隶制社会中，“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奴隶制国家的头等大事。奴隶主贵族通过祭祀，来神化天命在己、神意在己的形象，树立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并造成对被统治阶层的精神威慑，使之从心底里就不敢稍存反抗的念头。我们看到，商周时代的青铜礼器，大多铸造得十分精美高大。如举世闻名的司母戊大方鼎，就是一件十分贵重的青铜礼器。它发现于河南安阳侯家庄，重达875公斤，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宽78厘米，足高46厘米，壁厚6厘米，鼎身四周铸有精美的盘龙纹和饕餮纹，显得十分的威武凝重。其他的青铜礼器也与司母戊鼎一样，大多饰有精美的兽形纹饰。这些夸张变形的纹饰与其庄重威武的外观结合在一起，使得青铜礼器整体呈现出高贵、神圣、诡奇、恐怖的气氛，从而镇慑了人们的心灵，使人不自觉地要对其产生顶礼膜拜、听其驱使的念头，而这正是奴隶主贵族希冀通过礼器所达到的政治企图。

司母戊方鼎

另外，身份等级不同的人在使用礼器祭祀时，其所使用的礼器的数量、规格也有很大的差异，礼器的器物组合呈现出礼制化的特点。以礼器中最为重要的鼎为例，鼎作为统治权力的象征物，权位不同者用鼎的数量不一样，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元士三鼎，而奴隶和平民则无权使用鼎，这就是周礼列鼎或升鼎制度。这种严格的数量等差是不许僭越的。周礼又规定，鑊鼎、升鼎、羞鼎要配套使用，天子用九鼎，配鑊鼎七、羞鼎三，以下诸侯、大夫、士逐级减损。不仅鼎群内部有此规定，各种不同礼器之间也有配比使用的制度，如鼎与簋，天子九鼎配八簋，诸侯七鼎配六簋，卿大夫五鼎配四簋，元士三鼎配二簋，甚至连礼器中使用的食物也有多少大小之别。九鼎、七鼎，牛、羊、豕俱全，称太牢，五鼎只有羊、豕，称少牢，三鼎则只有豕了。在礼器使用上的这种种规定，即是古人常说的所谓“名位不同，礼亦异数”。

礼器是一种外在而直观的表现物，它的差异可以一目了然地分辨出来，以它来标定各个贵族及其家族的权力大小、地位高低，是再清楚不过的了。既然礼器使用的规格，代表着一定的权力和身份，那么，这些礼器当然就成了奴隶主贵族们的传国宝和传家宝。在不少礼器铭文中也就出现了“子子孙孙永宝用”和“子孙永宝用勿坠”的字眼。

正是由于礼器这种非同一般的重要作用及其象征意义，奴隶制国家都将一些最为重要的礼器视为“国之重器”，视为祖宗和社稷的化身。礼器在国家即在，礼器亡国家亦亡。再以鼎为例，鼎代表着最高统治权力，失鼎即是亡天下，故“桀有乱德，鼎迁于殷”，“商纣暴虐，鼎迁于周”。鼎的转移，代表了王朝的更替。由此又有了楚庄王问鼎中原的故事。春秋时期，楚庄王率兵北上，陈兵于东周边境，向周王室及天下诸侯炫耀武力，并有取代周王室霸有天下的政治野心。在周室大夫王孙满代表周室前来慰劳时，楚庄王别有用心地向王孙满打听周室九鼎之轻重，王孙满正色答道：“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王孙满为何不许楚庄王问鼎？因为鼎并不是一般的器物，而是最重要的礼器。周室九鼎是周朝的“常宝之器”，是周室统治权力的象征，有九鼎即有王权，失九鼎即失王权。楚庄问鼎是不怀好意的，其实质内涵就是要夺取周室的王权，故而王孙满当然不许其问。从此之后，“问鼎”一词就代表了占据最高位置的意思。

春秋以来，奴隶制“礼崩乐坏”，礼器也随之产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在礼器使用上，打破了旧有的礼数，“礼不逾节”成了一句空话，所谓“僭越”的行为越来越多。如蔡国国君死后用九鼎陪葬，僭用了天子之制。在不少平民墓葬中，也发现了周礼严格禁止平民使用的鼎。这种礼器使用上的混乱，正是反映了当时奴隶制统治秩序全面崩溃的历史情况。其次，在社会大变革的过程中，不少礼器渐渐丧失了其庙堂用器的属性，或消亡，或沦为普通人家的日用器物。到封建社会形成后，礼器的使用制度就全面地趋于衰败。

二　礼器类举

商周礼器的范围相当广泛，既有玉制的礼器，如琮、璧等，《周礼》中说：“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又有竹木等制的，如俎（即案板）豆（豆有铜、陶、竹、木豆）等，如孔子七岁学礼，“陈俎豆，设礼容”；但最主要的还是青铜礼器。青铜礼器也有许多门类，其最常用也是最主要的则是饮食器皿。下面按其类别，简单介绍一下。

（一）烹饪器

烹饪器是古人煮牲肉，盛牲肉，调味和蒸黍、稷等所用的器具。主要有鼎、鬲、甗、甑、鍑等。

鼎　鼎的形状一般是圆体，大腹，立耳，三足，少数为方形，四足。

鼎在原始社会时期即已出现，是用来煮肉的一种烹饪器，其制作材料多为陶。进入奴隶社会后，鼎改用青铜铸造，并成为最重要的礼器。商周之鼎，分成三类：一是鑊鼎，其主要用途是用来煮牲肉及鱼、腊等。此类鼎形制最大，著名的司母戊鼎便属鑊鼎。二是升鼎，又称正鼎。其主要功用是盛放鑊鼎煮熟的肉食。其名用“升”，说的就是将鑊鼎中的牲肉升到升鼎中去的意思。三是羞鼎，又称陪鼎。羞就是用牲肉等为主料制成的滋味鲜美的调味肉羹，用来给升鼎内的牲肉调味。所以羞鼎即是盛放佐味肉羹的鼎，因其必须和升鼎相配使用，故又称为陪鼎。

鬲　鬲的形状为圆腹侈口，其下有与腹相连的三足，称为袋足或款足，足尖呈乳头状。采用这种结构，可以扩大腹部的受火面积，将食物迅速煮熟。

鬲的主要用途是煮粥，它的产生时间也比较早，在新石器时代即已出现了陶鬲。商周时鬲用青铜制造，并进入礼器的行列。西周时还出现了个别的方鬲。但到战国晚期，鬲就不多见了，基本上趋于消亡。

齐家文化绳纹鬲

甗　甗的形状，上体多数为圆形立耳，少数为方形两耳，敞口束腰，下有三款足。器中穿一圆铜片相隔，称“箅”。箅可以开合，上面有通蒸气的十字形或直线形小孔。

饕餮纹大甗

甗是一种蒸食器，其主要用途是蒸饭，在其下部烧水，通过箅孔将饭蒸熟。它也出现于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成为礼器之一。

甑　甑也是一种蒸煮器。其形，上部敞口，口缘平折，腹壁内折，下有圈足。底部亦有箅，箅孔可通蒸气。

鍑　鍑，也称“釜”，其口有大有小，腹下部微微外突，左右有环耳，平底。其主要用途是盛放蒸煮用水。

（二）设食器

设食器是古人盛放黍、稷等主食的器具。为保温之故，设食器多有盖，盖可却置，便于进餐。下面主要介绍簋、敦、簠、、豆五种。

簋　簋的一般形状为圆形侈口，圆腹圈足。口侧或有二錾，底或带方座，或带支足。簋的形制，样式较多，各代都不尽相同。

簋的主要用途是盛放熟饭，如后世的大饭碗。它亦出现于原始社会时期，进入商周亦成礼器。目前已知最大的铜簋，是于1978年在陕西扶风出土的周厉王麸簋，其重量达六十公斤，说明它并非实用器物，而纯粹是一件礼器。

周厉王麸簋

敦　敦的形状大口圆腹，二环耳，三短足。敦盖与敦身对称，盖上有三环，合盖则成球形，故俗称“西瓜鼎”。

敦由簋演变而来，其用途与簋相同，为盛食器。春秋以后，敦取代了簋的地位，战国时十分盛行。

簠　簠长方形，侈口，分为盖、身两部。两部分的大小、形状乃至纹饰都相同，故分开则成两器。器底和盖顶均为平顶，其四角有矩形短足，四面为斜坡至口，口沿铸小兽或子母口，使盖、身吻合。

簠的用途亦与簋同，都是盛食祭神之器。它出现并盛行于西周，终于战国。

敛口双耳，鼓腹圈足。有盖，盖与器身皆呈长方形，而圆其四角，盖上捉手与器足同，但其形较小。

是簋、簠结合的产物，其功能和用途亦同于上述二器。出现时间较晚，西周中期时方见其器，它存在时间也相对较短，春秋以后已从礼器中消失。

铜　豆

豆　豆呈半圆形，其器上方为圆盘或碗形盘，下有高圈足或高柄圈足，侧有两环。豆或有盖，盖亦为半圆形，器盖相合，则整体呈扁圆形。

豆的用途，本为盛放黍稷之类，西周后改盛菹醢，即酸菜与肉酱。豆出现于新石器时代，目前所见最早的铜豆，是出土于山西保德的商代晚期制品。春秋战国时期，豆作为礼器十分流行，是当时的常用礼器。

（三）酒器

古人祭祀必以酒，故而各类酒器也成了礼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按盛酒、温酒、调酒、饮酒的程序，分别介绍各种酒器。

四羊尊

用于盛酒的器皿主要有尊、壶、罍、方彝、卣、觥等。

尊　尊的一般形状为侈口，高颈，鼓腹或筒腹，圈足，但历代尊的形制极不一致，有的侈口筒状，有的短颈垂腹，有的圆口方体，有的以鸟兽为形，还有的整体呈方形，如著名的四羊尊，就是方尊。

尊的出现很早，新石器时代即已有了陶尊。商代以后，尊作为一种盛酒器，是一种使用极为广泛的礼器。尊在礼器中的地位极高，仅次于鼎，故而古人方有以“尊彝”来统指礼器的用法，并把尊作为酒礼器的通名。

壶　壶的形状一般为小口，有盖，长颈圆腹，圈足贯耳。新石器时代已有陶壶。商周以后，壶的形状因时而异。商代的壶多为扁圆形，宽口垂腹，贯耳圈足。周代的壶呈圆形，大腹长颈，有盖，肩上有兽头形衔环的双耳。西周中、晚期又出现了方壶。春秋之壶，鼓腹长颈，肩有双伏兽，其代表性杰作是在安徽寿县蔡侯墓中出土的莲鹤方壶。此壶形体高大，高达122厘米。壶身饰有蟠曲龙纹，镂成两只龙形大耳，四脚有立体怪兽，圈足下伏着咋舌的双兽。壶盖四周有莲瓣两层，中央的立鹤振翼长鸣，宛似展翅欲飞状。此壶构思精美，造型生动，工艺精湛，一改商周礼器的庄重之风，实属一个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战国以后，壶的形态更趋繁多。

莲鹤方壶

壶的功用，既在于盛酒，又可兼作盛水器，故后来有水壶之称。

罍　罍又作“櫑”，其形有两种：一为方形，有盖，宽肩小口，深腹圈足，双耳；一为圆形，大腹，圆足，两耳，器身下部有鼻，鼻多作牛首形。安阳殷墟五号墓出土的罍，器身有两道纵浅绳纹，肩上有衔环双耳，鼻为兽形，腹部下收，平底圈足，有盖。

罍是从原始时代的陶罐分化而来的一种容器，既可盛酒，亦可盛水。作为礼器，它在商周时代比较流行，但在壶兴起后，很快就被壶取代了。

方彝　器呈方形，方口，方盖，方腹，方圈足。其确切形状，可参看从湖北随县出土的曾国方彝。此器方体有盖，盖似屋顶，鼓腹敛颈，圈足直立，四角有棱。

方彝亦是盛酒器，出现于商代晚期，一般在其器上都有繁复的花纹，与鸟兽形尊、觥一样，属于酒器中的豪华礼器。西周中期以后，方彝渐趋衰落。

卣　卣呈椭圆形，大腹，敛口，圈足，有盖，上有提梁，以便挂于两肩。

青铜提梁卣

卣的用途是专门盛以秬鬯泡过的酒，在祭祀典礼结束后，把酒洒在地上，以享鬼神。卣盛行于商周之际，河南信阳商代墓葬出土的铜卣中，保存了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酒。到西周末年，在礼器中已很难见到卣了。

折　觥

觥　觥腹椭圆，或呈方形，圈足或四足，有銴，其口有流，盖作兽形。

觥最初取形牛角，故又有牛角状觥。觥的主要功能为盛酒，但因其口带流，便于吸饮，故也兼作饮酒器用。觥盛行于商末周初，西周后期即已消亡。

用于温酒与饮酒的器皿主要有爵、角、觶、觚、斝等。

爵　爵的形制，腹深而圆，口侈而长，口前为用于倾酒的流，后为尾，流的根部有两立柱，柱顶圆帽，腹侧有把手，腹底为平底或环底，下有三棱足。爵的形制还有方腹四足的，也有带盖无柱的，但以图中式样为最常见。

二里头铜爵

铜爵从原始陶爵发展而来，最初多用为温酒器，故其底或留有烟炱。后转为温酒饮酒并用，甚至饮酒的功能超过了温酒。现存最早的铜爵出土于二里头文化遗址，它亦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青铜礼器。西周末年，爵渐被废弃。在青铜礼器中，爵的地位也很重要，传世的铜爵铭文中，它们都自铭为“尊彝”或“宗彝”。

角　角形与爵相似，但其口无柱无流，两端皆呈尖角状。

角比爵形制要大，最初可能是一种小型的盛酒器，后演变为温酒器和饮酒器。角作为一种礼器，主要流行于商周之际，后亦渐遭废弃。

觶　觶多为椭圆形或圆形，侈口短颈，鼓腹圈足，形似尊而小，有的还有盖。

觶是一种饮酒器，其前身是陶觶。觶盛行于商及周初，西周中期以后衰落。

觚　觚身细瘦，长颈侈口，细腰高足，有觚棱，通腹面部有精细的花纹。

青铜方斝

觚是一种饮酒器，其容量不及爵的一半。觚的前身是陶觚，从商代直到周初，它都作为专用饮酒器而存在，西周中期后，它和觶等一起衰亡。

斝　斝亦称为“散”，其形与爵相似，但比爵大，口上无流无尾，平底之下有三尖足。另还有其他一些形制。

陶　盉

斝主要用于温酒，有时也可用来饮酒。陶斝的历史久远，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三千年。铜斝在商周时代一直行用，也是酒器中的一种主要礼器。

属于调酒用的器皿主要有盉。

盉　盉形大腹敛口，前有管状长流，后有大把手，上有盖，下有三足或四足。春秋战国时期，盉足多呈圈足式，有点近似于后代的茶壶。

盉是一种调酒之器，即用水调兑酒的浓度，然后注入爵等酒器中备用。古人举行祭祀等典礼时，喝酒必要卒爵，为防不善饮酒者有违礼规，就让其喝搀水酒，称为“玄酒”。盉正是起这种作用的礼器。盉出现很早，在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即有陶盉出土。最早的铜盉，则发现于二里头早商遗址中。商周两代，盉都很流行，战国以后，盉方趋衰歇。

虢季子白盘

（四）水器

水器指的是古人用来盛水的器具，主要有盘、匜、鉴等。

盘　盘多呈浅平圆形，大口直沿，双耳或无耳，平底圈足。

盘的主要功用是盛水。但由于盘体较大，故古代贵族又将之用来沐浴，或盛冰陈尸。在举行盟誓之礼时，也用盘盛血，供歃血之用。盘的另一种用途是和匜配合，组合成一套盥洗用具。盘出现甚早，新石器时代便已成形。商周以铜为盘，春秋战国时期十分盛行用盘。当时有一特大盘，名为“虢季子白盘”，盘呈长方形，长有一百五十厘米，被称为“宝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时用盘的广泛性。

匜　匜呈椭圆形，敞口长流，其后有龙形銴，下有四足，春秋时匜流多作兽头形，足为三足或圈足，战国之匜则无足。

匜出现较晚，西周中期方始行用，但到春秋战国时特别盛行。匜是盥手之注水器，与盘配合使用。古人吃饭无筷，要用手抓，故食前必要净手。洗手时以匜浇水冲洗，流下的污水则以盘承受。

鉴　鉴大口圆腹，口沿下有二或四只兽耳，平底。又有的鉴为方形。

鉴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它主要是盛冰鉴容之器。因其有鉴容之意，故鉴、镜意通。又因鉴形较大，故也可作沐浴之器。但鉴最主要的用途却是盛冰，用以防暑降温或冷藏食物，类似于今天的冰箱，故古人有“冰鉴”一词，正表此意。

三　礼服的演变

衣冠服饰是社会生活中形式最为外露、最易表明人的社会地位的，因而在奴隶制的礼乐制度兴起之后，它就不可避免地被纳入了礼制的范畴，周代就已形成了一整套的等级有差的服饰制度。在这套制度下，每个人的衣着都有了一定的规矩，祭祀时着礼服，朝会时着朝服，在军着戎服，在丧着丧服，每个系列的服装都因各人身份的不同而有区别，不得逾越，以达到“尊尊贵贵，不得相踰，所以为礼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顺礼也”（《后汉书·舆服志》）的目的。周代的冠服制度，影响深远，一直延传到明代。

冠是加在发髻上的罩子，它与帽是有区别的，它并不覆盖整个头顶。古代只有贵族男子在成人后才有着冠的资格，所谓二十而冠，而普通人是无权着冠的。在正式的公开场合，贵族皆须着冠，该着而不着是一种失礼的行为，如孔门弟子子路，在卫国内乱时，系冠之缨被砍断，子路马上放下武器系缨，说：“君子死，冠不免”，而被人乘机杀死。同样，若要表示谢罪认错，也常“免冠而谢”，以此自贬身份。

冕是最尊贵的一种礼冠，黑色。周代时，它是天子、诸侯、大夫祭祀时所戴的冠。冕的顶部有一长方形木板，称为“綖”或“延”，延的前后皆悬挂有以彩线穿组的若干串珠玉，称为“旒”。旒数各有等差，天子之冕十二旒，诸侯九旒，上大夫七旒，下大夫五旒。

除冕之外，又有弁。弁也是一种比较尊贵的冠，有爵弁、皮弁等。爵弁是无旒之冕，亦为黑色；皮弁是用白鹿皮缝制的，尖顶。

用于祭祀的礼服称冕服，与冕相配。与弁相配的称弁服，主要是朝服。

周天子冕服图

周天子的冕服是玄衣纁裳，用十二章纹。玄衣是用黑色材料制成的上衣，纁裳是用红色材料制成的围裙。衣裳上绘绣日、月、星辰、山、龙、华虫（雉）、火、宗彝、藻、粉米、黼、黻十二种纹饰，称为章服。在最隆重的祭祀场合，如祭天、祭五帝时必着冕（十二旒）服（十二章纹）。其他场合，则视礼节轻重而定。享先公，行飨、射之礼，为鷩冕，即冕为九旒，服为七章；祀四望山川，为毳冕，七旒五章；祭社稷，为希冕，五旒三章，祭四方百物，为玄冕，三旒一章，一章即为黻纹。诸侯卿大夫与天子一起祭祀时，其旒数与章纹依次递减。这便是周代礼服制度的主要内容。

周代的这套冕服制度，作为祭祀用的礼服，一直沿用到明代，只是冕旒和十二章纹成为皇帝独享之物，而群官无与，官员只能用无旒之冠以及十二章纹中的部分纹样。

春秋以后，礼崩乐坏，周代的冠服制度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东汉明帝时，根据儒经记载，以周制为基础，制定颁行了一套冠服制度。

汉代的冠名目甚多，主要有：

冕冠，是皇帝与贵族官僚参加重大祭祀典礼时所用的冠。其制，冕冠上有冕延，前圆后方，外涂黑色，内用红绿二色。皇帝之冕十二旒，珠用白玉，三公诸侯为七旒青玉，卿大夫五旒黑玉。

进贤冠，原为古之缁布冠，汉代文官所戴。其制前高后低，作倾斜向前形，冠前有梁，冠上梁数的多少，区别各人官阶的高低，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二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吏等为一梁。

武弁大冠为武官所戴，亦呈前高后低形，冠上加双鹖尾，象征其勇猛好斗。

普通庶民不得戴冠，只能以帻覆头。帻，就是包发用的巾。庶人之帻只能用黑色或青色，故秦称百姓为“黔（黑色）首”，汉称仆隶为“苍头”，都是由帻之色而得名的。帻有压发定冠的作用，官宦之人着冠前，往往也先加帻，衬于冠下，由此，帻又成为贵贱通用的首服。冠帻相配有定制，不可随便乱用。文官着进贤冠，内衬介帻，介帻即帻形为屋状顶；武官着武弁大冠，衬平顶帻，其帻上为平顶。

汉代官服

汉代官员多着深衣，上衣下裳连为一体，衣长及地。其形制有曲裾和直裾两种。曲裾即将衣襟接长，向后拥掩。直裾又称“襜褕”，是后来交领袍的前身。衣服的颜色，上自皇帝，下至官员，皆为黑色。衣服形色的一致性，使官员的等级难以区分，虽有进贤冠以梁数多少判定高下之制，但梁数只有三梁，涵盖的级别太多，难以加以细致的区分，因此又有佩绶制度。绶本是系在官印上的绦带，汉代官员将官印放在腰间的囊里，绶带垂在外面。绶带的颜色及其经缕疏密，汉代加以严格的区别，使之成了官阶在服装上的标志。就颜色而言，有紫、青、黑等诸色，其地位高低，一目即可了然。故汉人常有“金印紫绶”之说，指的就是三公等高官。

怀金纡紫的汉官威仪，到隋唐时为“品色衣”所取代。“品色衣”起源于北周，即据官品高低而穿着不同颜色的服装。这一制度建立后，亦一直沿用至明代。

唐代品官的服色，三品以上着紫，四品五品着绯，六品七品着绿，八品九品着青。皇帝的服色为黄，自此后黄色为皇帝所独占。庶人着白，故有“白衣士子”之说。

唐代又有佩鱼符之制。官员进出宫门，必以随身佩挂的鱼符来证明身份。盛鱼符者称为鱼袋，三品以上官鱼袋装饰以金，四、五品鱼袋饰以银，其下官员则无鱼符之赐。这样，鱼袋也成了表明官员等级的一大标志。

唐代官员的首服为幞头。幞头由系发之巾演变而来。裹幞头时以两个巾角向前系住发髻，其余两个巾角在脑后系一结，巾角自然垂下，称为“软脚幞头”。后在软脚中加铜、铁丝，将之撑起，就成了“硬脚幞头”。宋沿唐制，但幞头已非随时系戴的头巾，而将之内衬木骨，外笼漆纱，做成了可随意脱戴的帽子，称“幞头帽子”。宋代的幞头，皇帝、官僚和小吏仆役皆可戴用，只是前者是“展脚幞头”，即两脚向两侧平直伸长，后者戴的是无脚幞头。

明代官员头戴由幞头演变来的乌纱帽，腰系玉带，身着宽大袍服。袍服依其品级，其色各有等差：一至四品，绯袍；五至七品，青袍；八到九品，绿袍。袍上胸和背部还缀有不同图案的补子：文官补子绣禽，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鶒；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武官一品二品，狮子；三品，虎；四品，豹；五品，熊；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皇帝则着龙袍，上绣龙纹、翟纹及十二章纹。以补服区分官品的办法，是明代的创造，并为清代继承。

明代祭祀礼服在斟酌古制的基础上于洪武年间确定，冕服、梁冠等制依然沿用。但清代统治者为强化自己对汉族人民的统治，在冠服制度上大做文章，不仅要剃发为辫，而且大规模地改冠易服，废弃了汉族传统的服饰，也包括周汉以来的冕服制度，而行用具有满族特点的服饰，这就使得清代的冠服制度与以前迥然有别。

清代的礼帽分为冬天戴的暖帽和夏天戴的凉帽两种。暖帽为圆形，周围有檐，帽料按各地气候冷暖，分为皮、呢、缎、布几种。凉帽无檐，其形状如圆锥，帽料用藤、竹、蔑、麦秸等，外裹绫罗。帽子上缀红缨顶珠，顶珠随品级不同，其颜色和质料皆有差异。一品官的顶子为红宝石，二品为珊瑚，三品蓝宝石，四品青金石，五品水晶，六品砗磲（海中一软体动物壳），七品素金顶，八品阴文镂花金顶，九品阳文镂花金顶。帽饰除顶子外，又有花翎。花翎是孔雀翎毛制成的，翎上的眼状圆花纹称为眼，花翎以眼多为贵。一般五品以上官戴单眼花翎，蒙特恩的大臣可戴双眼花翎，亲王、贝勒等宗室可戴三眼花翎。六品以下官戴蓝翎，蓝翎是用染成蓝色的鹖鸟羽毛制成的，无眼。各级官员须严格按照其品级佩戴顶子花翎，严禁僭越。顶戴花翎意味着相应的权力和地位，一旦摘去顶戴花翎，实际上就是被革职了。

清代皇帝的衮服为石青色，上绣四团五爪金龙，章纹为日、月、万寿篆文，间以五色云。朝服色为明黄，披领及袖为石青，但祀天用蓝色，朝日用红色，夕月用月白色。朝服前后上下皆绣龙纹，并列十二章纹，间以五色云。龙袍色如朝服，上绣九龙，是平时常穿之服。

清代官员的主要礼服是袍褂。长袍开叉，袖口装有箭袖，形似马蹄，故又称“马蹄袖”。袍服中以蟒袍最为贵重，蟒袍外罩外褂。外褂中以黄马褂最贵，非皇帝特赐不得服。外褂前后开叉，胸背皆缀有方形补子，补子上依品级织绣不同的禽兽图案，文官鸟形，武官兽形，其形制基本沿用明制，但亦小有变动，文官八品改为鹌鹑，九品改为练雀，武官一品改为麒麟，三品改为豹，四品改为虎，七品改为犀牛。另外，清代上自皇帝，下至文官五品、武官四品及内廷官员，皆佩有朝珠，作为礼服的颈饰。

清代服饰制度上的规定十分繁苛，区别亦极为精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等级制度到清代已发展到了一个极其完善的地步。

古代社会的冠服，代表了一定的身份地位，因而对于极重等级名分的士大夫们而言，确是一种珍逾性命的名器，是值得拼着老命去加以争取和维护的。唐武则天年间，南海进贡来一件集翠裘，是用翠鸟的羽毛加工制成的，名贵异常。武则天将之赐给了自己最宠爱的面首张昌宗。一天，名臣狄仁杰入宫奏事，正好碰上披着集翠裘的张昌宗正陪着武则天玩双陆。武则天一时性起，便命狄仁杰与张昌宗对赌。狄仁杰提议说：“赌须有彩头，请以集翠裘与臣的粗绸紫袍为赌注”。武则天听了大笑，说：“此裘价逾千金，你那顶旧袍子怎么可以相抵呢？”狄仁杰正色说道：“臣的紫袍是朝觐之服，其价值无法计算，那顶毛裘只不过是嬖幸之人因宠所得，哪里可与臣的紫袍相提并论。这局赌注，臣还大大的不合算呢！”结果三局下来，心虚胆怯的张昌宗连连告负，连战连捷的狄仁杰毫不客气，马上上前剥下了张昌宗的毛裘。一出宫门，狄仁杰就随手把这名贵的毛裘扔给了家奴，扬长而去。

由这个故事可见，再怎么名贵的服饰，在正统的封建士大夫眼中，也是一文不名的，而代表着等级和特权的官服，即使制造得再粗糙，也会变成人人争欲得之的无价之宝。这正是古人制礼作乐、分等定级的本质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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