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增订版）
Author: 黄正建; ePUBw.COM
Date: 2014-07-31T16:00:00+00:00
Description: 1
Publisher: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增订版）/黄正建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8

ISBN 978-7-5161-4085-7

Ⅰ.①敦… Ⅱ.①黄… Ⅲ.①占卜—研究—中国—古代 Ⅳ.①B9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6682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邓雨婷

责任印制 王超

数字编辑 周晏

出版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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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4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8.75

插页 2

字数 297千字

纸书定价 5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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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简介

占卜是重要社会现象，现在如此古代也如此。对唐五代的占卜研究，受观念和资料限制，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研究不多。本书是学术界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敦煌占卜文书和唐五代社会占卜现象的专著。

书中回顾了敦煌占卜文书的存世与研究概况；从数万件敦煌文书中将所能找到的全部300余件占卜文书予以分类、拼合、逐件解说，并与传世典籍比较；同时研究唐五代社会中的占卜现象，探讨敦煌占卜文书与这种占卜现象的关系。该书的出版为敦煌占卜文书的研究划出了一个新阶段，是从“社会历史”角度研究敦煌占卜文书和唐五代占卜现象的有益尝试。

此书甫一出版，就有学者评论该书“对占卜文献作了最为细致的调查，并划分为不同类型，一一加以著录、定名，间加考证，发明极多”（余欣：《神道人心》，第46页。作者现为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代表了目前人们对包括禄命书在内的敦煌占卜文献的最高认识水平，在敦煌术数文献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陈于柱：《区域社会史视野下的敦煌禄命书研究》，第7页）。近年有学者在回顾与展望敦煌占卜文献研究的学术史时，说该书“堪称是对这类敦煌文献研究的一次最为全面、系统的总结。特别是该书对敦煌占卜文献十二个类别的划分，对各个类别内容比较详细的比较、分析，以及将其与唐五代社会历史文化结合考察的方法和视野，均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王晶波：《敦煌占卜文献研究的问题与视野》，《敦煌研究》2011年第4期，62页。作者为兰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作者本人也被认为是“中国从事占卜文献研究水平最高的专家”（郑炳林《敦煌写本解梦书校录研究》，第5页。作者为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

正因为如此，该书的出版极大地推动了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的研究。此后举凡研究这一课题的论著，无不引用该书或从该书提出的问题出发。书也很快售罄。现在距离该书最初的出版，虽已十二年，但历史研究者、历史爱好者仍在使用和寻找该书。况且在这十二年间，又有新的敦煌资料公布（主要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地方博物馆图书馆、日本杏雨书屋等所藏敦煌文书），有必要将这些新发现的占卜文书补入，以符合该书全面、系统的特点。同时书中的一些错误应该予以纠正。作者在该书出版后发表的相关文章也应该附录。

增订版做了以下工作：

一、对原版书中的错误（主要是错字、误植的文书编号等）予以更正，同时将一些旧编号（主要是地方博物馆藏敦煌文书，以及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书等）改为现在通行的新编号。

二、从《俄藏敦煌文献》11-17册、《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103-146册、日本《杏雨书屋藏敦煌秘笈》1-9册，以及《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补了占卜文书45件，并作分类解说。

三、原书出版后作者就敦煌占卜文书和唐五代占卜现象发表了几篇论文。这些论文是本书研究课题的后续成果，可以说是本书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多发表在不同的会议论文集中，找寻不易，这次将其作为附录收入。

经过以上工作，增订版所收敦煌占卜文书更加丰富，研究内容更加充实，行文表述更少错误，篇幅也增加了三分之一强，可以说是一本新书，能在更大程度上满足学术界并关心此课题的读者的需求了。

黄正建个人简介

黄正建，男，祖籍江苏兴化，1954年生。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唐长孺先生研习隋唐史，1981年毕业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现为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隋唐宋辽金元史研究室主任、院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主要为唐史和敦煌学。出版有专著《唐代衣食住行研究》和《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主编《中晚唐社会与政治研究》、《〈天圣令〉与唐宋制度研究》（本书入选首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等，主持《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本书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第四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三等奖），并发表论文近百篇。

增订版序

十二年前，研究敦煌占卜文书和唐五代占卜的论著还不多，本书作为学术界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研究此问题的专著，出版后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反响，对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现象的研究起到了一点促进作用[1]。学者也给了本书一些让我愧不敢当的评价。

承蒙读者厚爱，本书出版后很快售罄。但直至最近，仍有朋友向我索书；学术界研究敦煌占卜文书和唐五代占卜现象的论著，也仍在引用本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李炳青先生正是看到了这种现状，提出应该出一个增订版，以满足学术界的需要。这一提议也是我所希望的，因此十分高兴。高兴的原因有二：其一，我可以借此机会纠正书中错误，并补充新的占卜文书资料。其二，它说明本书仍然受到学术界关注，还能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中发挥一定作用。

增订版做了以下工作：

一、对原版书中的错误（主要是错字、误植的文书编号等）予以更正，同时将一些旧编号（主要是地方博物馆藏敦煌文书，以及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书等）改为现在通行的新编号。

二、本书出版后，在部分内容收入张弓先生主编的《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2]时，补充了27件占卜文书，这些占卜文书主要出自《俄藏敦煌文献》11—17册，以及《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此次增订，将这27件文书补入。此外，又从新近出版的《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103—146册、日本《杏雨书屋藏敦煌秘笈》1—9册中搜集了占卜文书17件，从《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中找到漏收的占卜文书1件，一并将其补入，并作分类解说。增加的具体类别和数量如下：卜法类7件、占候类1件、梦书类1件、宅经类2件、葬书类4件、时日宜忌类4件、禄命类5件、事项占类9件、杂占类9件、其他类3件。其中据《俄藏敦煌文献》补25件、《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补2件、《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补12件、《杏雨书屋藏敦煌秘笈》补5件、《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补1件。经过这些补充，原书所收占卜文书增加到318件，即增加了45件。

三、本书出版后，我又就敦煌占卜文书和唐五代占卜现象作了一些研究，发表了几篇论文。这些论文是本书研究课题的后续成果，可以说是本书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多发表在不同的会议论文集中，找寻不易，因此将其作为附录收入，或可省却读者四处翻检的烦劳。

经过以上工作，本书所收敦煌占卜文书更加丰富，研究内容更加充实，行文表述更少错误，或许能比原版书为读者提供更多的帮助[3]。

这是我所希望的。同时希望的，还有来自读者的批评和建议。

是为序。

[1] 关于本书出版后学术界研究敦煌占卜文书及唐五代占卜现象所取得的成就，可参见王晶波《敦煌占卜文献研究的问题与视野》，载《敦煌研究》2011年第4期。

[2] 张弓主编：《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3] 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篇幅、工作量以及再版的性质，对于原书出版后学术界涌现的研究成果，增订版只在相关门类的研究状况处作了极简单的提示，没有一一注明并吸收到正文中去，敬请读者谅察。

原序

占卜就是运用各种方法通过已知事物推断吉凶祸福的预测术。由于人类有希望知道个人或集团或国家未来命运的愿望，又有趋吉避凶的心理，因此占卜自远古至现代都一直存在于人类社会中，对人类的行为产生着或大或小的影响，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

占卜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其地位的高低和作用的大小是不一样的。大致说来，越是古代，占卜的地位越高，在社会上起的作用也越大。为了深入研究占卜在历史各个阶段的存在实况，就要具体而微地研究每一历史时期的占卜。但是，由于受资料的限制，实际上这种研究往往与占卜发生作用的程度相反，即越是近代，研究资料相对越多，研究也就越容易开展。

以中国为例，宋代以后由于印刷术的普及，占卜文献大量流传下来。目前我们看到的占卜典籍，绝大部分都是宋代以后撰写的。这就为研究宋以后的占卜术、占卜思想、占卜行为等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保证。但是唐以前则不同。拿唐代来说，比较可靠的、流传至今的占卜典籍只有《开元占经》、《乙巳占》等数种。仅仅依靠这有数的几种占卜典籍来研究唐代的占卜实况，显然是不行的。比如，据此我们并无法知道当时使用了哪些占卜术，哪种占卜术比较兴盛、影响较大，哪些占卜术正趋于衰亡，并由此来探讨占卜术发展的规律。

或曰，正史的书志中不是保留了大量的占卜书目吗？据此不是也能研究当时占卜术的类型吗？不错，依据正史书目是研究学术史的重要途径，但是要注意，正史书目特别是像《旧唐书·经籍志》那样的书目，记录的几乎都是皇家图书馆的藏书，而占卜，恰恰是在民间有着最广泛的流传，也就是说，会有大量的流传于民间的占卜书不被登录在正史书目上。而缺少了对民间占卜书、占卜术的了解，占卜研究将是非常不充分的。因此，以往对唐代占卜的研究不能深入下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料的缺乏。

如同《日书》的出土激活了对汉代占卜的研究一样，20世纪初发现的敦煌文书中的占卜文书也为研究唐五代占卜的学者提供了一份珍贵的资料。这份资料之所以珍贵，首先是由于它大大弥补了我们研究资料的匮乏。敦煌占卜文书以多于儒家经典的数量为我们展示了当时占卜的流行状况；以十数种类型不同的占卜术为我们揭示了中国古代占卜术发展到唐五代时出现的特点和变化。其次，这些资料都是千年前的原物，没有经过后人加工，其中许多还是民间使用的占卜书。资料的原始性增加了它的可靠程度。据此不仅可以切实去研究当时社会的占卜特别是民间占卜术的实况，也可以辨别后代占卜典籍的时代性和真实性。比如后代那些托名于袁天纲、李淳风等人撰写的所谓唐代占卜书籍，用敦煌占卜典籍一比较，就立刻可以分出真伪来了。

但是，尽管敦煌占卜文书如此重要，使用者却甚少。这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人将这批文书系统全面地整理后公诸于世。所以一般的学者不了解这批文书的数量、内容和价值。而之所以没有人进行系统的整理，实在于整理敦煌占卜文书有相当的难度。它不仅需要有专门的占卜知识，而且要有整理敦煌文书的经验。笔者出于研究唐五代占卜的需要，近两年来下大力气对敦煌占卜文书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整理。笔者的工作，首先是从已公布的数万件文书（也包括若干未公布的如国家图书馆藏的敦煌文书）中将占卜文书挑出，然后将挑出的占卜文书分成不同类型，并注意在每一类中尽可能地按性质异同分出更小的类别，以便于读者利用。其次，笔者将敦煌占卜文书与公私书目记录的，以及流传下来的唐五代占卜典籍进行比较，借以研究敦煌占卜文书与其他地区使用的占卜典籍的异同，从而说明当时社会占卜的普遍性和地区的特殊性。最后，笔者研究了唐五代占卜的一般特点和向宋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变化，以及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特点及变化的关系。也就是说，整理敦煌占卜文书的目的是研究唐五代的占卜，本书的落脚点最后也就归于这里。

书后所附的三种附录中，第一种“编号表”起着敦煌占卜文书索引的作用；第二种是深入研究“占卜与唐代政治”的尝试；第三种是在日本调查唐代占卜典籍的心得。三种附录都是对敦煌占卜文书整理工作的补充。

本书没有对每一件占卜文书都给出完整录文。这一工作将在以后陆续完成。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为有志研究中国古代特别是唐五代占卜，乃至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民俗史的学者（以及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一般读者）提供一份可靠的资料，为上述研究贡献一点微薄的力量。

本书所涉敦煌文书著录凡例

本书属叙录和研究性质，所涉敦煌文书的著录力求简洁，并因内容所需而略有差异。兹定简明凡例如下：

1.一般使用简体字，个别情况使用繁体字。

2.一般按行移录，以1 2 3顺序为行号；若连录，以」符号表示换行。

3.凡异体字、俗体字，一般径录为标准简体字，个别情况下保留原字。

4.凡误字，若为手误，一般径改。若为疑误，则字后使用圆括号（ ），其中标入正字；若正字不能确定，则其后加？号。

5.凡阙字漏字，使用方括号［ ］，在其中增入补字。

6.凡衍字，一般径删，必要时加注。

7.凡所录字有疑问而不能确定者，在字后加？号。

8.凡文字不可识，或有阙文，若字数可知，依字数用□号标示；若字数不可知，行前用号、行后用号、行中用号标示。其中以□号标示者，若能推测其字，则将所拟字放入□后圆括号（ ）内，不能确定者在拟字后加？号。

9.凡文书正文中的注文，放在圆括号（ ）中；若原文为双行小注，一般改成单行并予以说明。

10.凡校记的有无，以及行数的标注与否等，均依内容而定，不予统一。

目录

增订版序

原序

第一章 敦煌占卜文书的存世与研究概况
一 敦煌占卜文书的存世概况

二 敦煌占卜文书的研究概况

第二章 敦煌占卜文书的类型及其与传世典籍的比较（上）

一 卜法（一）：易占与五兆
二 卜法（二）：其他卜法
三 式法
四 占候

第三章 敦煌占卜文书的类型及其与传世典籍的比较（中）

五 相书
六 梦书
七 宅经
八 葬书
九 时日宜忌

第四章 敦煌占卜文书的类型及其与传世典籍的比较（下）

十 禄命
十一 事项占
十二 杂占
十三 其他

第五章 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
一 唐五代占卜概况

二 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

附录一
第一部分 敦煌占卜文书分类编号表

第二部分 占卜与唐代政治

第三部分 日本保存的唐代占卜典籍

附录二
第一部分 敦煌占卜文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第二部分 敦煌占婚嫁文书与唐五代的占婚嫁
第三部分 试论唐人的丧葬择日——以敦煌文书为中心
第四部分 唐代的“坐龙”与“伏龙”

第五部分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写本《逆刺占》札记（附《逆刺占一卷》录文）

后记

第一章 敦煌占卜文书的存世与研究概况

敦煌占卜文书虽然自问世以来就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但与其他种类的文书比较，整理和研究的力度都不够。这首先是因为有关占卜的问题过去不大受重视，特别在国内，往往将它与“迷信”联系起来，以致研究者不愿涉足这一领域。其次，占卜问题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研究占卜需要一些专门知识。这些知识对于现代人来说，是比较陌生的。最后，敦煌占卜典籍与其他类型的典籍比较，不仅内容庞杂，而且书写混乱，多出自民间，因而保存得不好，这就为识别、分类、定名等带来了许多困难。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看到，随着学界对社会文化、思想、知识的重视，占卜文化越来越为研究者所关注，敦煌占卜文书的研究随之也就变得日益兴盛起来了。

占卜是唐五代的重要社会文化现象。本书所谓“占卜”，范围比较宽，主要包括《隋书·经籍志》“五行”类（《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同）著录著作中提到的预测术，即“为卜筮以考其吉凶，占百事以观于来物，睹形法以辨其贵贱”（《隋书》卷三四《经籍志三》）的“卜”、“占”和“形法”等，同时也包括同书“天文”类、“历数（或历算）”类、“兵（或兵书）”类相关著作中涉及的预测术。

占卜典籍在当时曾有过广泛流传。但是，由于官方占卜书籍特别是与占星占候相关的书籍受到统治者的严密控制，民间占卜书又由于制作草率和随意而过于容易毁坏，加上印刷术尚未普及，因此唐五代占卜典籍流传下来的极少。我们若仅根据存世的占卜典籍很难对唐五代占卜情况有比较详细的了解。敦煌占卜文书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唐五代占卜典籍的空白，是我们研究唐五代占卜历史和文化的一批极其宝贵的资料。下面我们将从整理敦煌占卜文书入手，来探讨唐五代的占卜现象。

一 敦煌占卜文书的存世概况

首先要说明，这里所谓的占卜“文书”其实就是指占卜“典籍”。之所以称“典籍”是说这些文书都是当时的“著作”，不是档案、籍账类文字；而称“文书”则是过去延续下来的习用说法。在以下行文中，依场合不同，或称“典籍”或称“文书”，二者基本等同，可以互换，没有本质区别。大致上，从它是“书”的意义出发，我们称它为“典籍”；从它是敦煌卷子出发，我们称它为“文书”。

根据已公布的敦煌文书（主要是英藏敦煌文书、法藏敦煌文书、俄藏敦煌文书、国图藏敦煌文书、日本藏敦煌文书等[1]）统计，现存占卜文书大约有318件。要说明的是，这一数字并不十分准确。原因在于：第一，由于对“占卜”范围的认识不同，因此在计算占卜文书数量时自然也不相同。本书所谓的“占卜”文书，主要依据的是各家目录[2]所认定的占卜文书，而《历日》[3]以及与佛、道教相关的占卜文书基本不收[4]。第二，在统计时，大部分文书是一号算一件，但有些文书在公布时已将若干号拼接，且没有标明各残片的号数，这些文书只好依公布时的状况，若干号算一件。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俄藏敦煌文书的场合[5]。第三，有些文书很长、内容庞杂，包括几种不同类型的占卜，因此在分类计算时常常重复计算。这种情况涉及约40件文书。因此严格地说，现存敦煌占卜文书应该只有280件左右。

与其他类型的文书一样，统计占卜文书的多少虽然只有相对意义，即同是“一件”文书，有的长达数百行，有的只是有几个字的残片，它们的价值绝对不同，但是，件数的多少还是反映出一些问题。占卜文书有318件之多，甚至超过了“儒典”文书，这不正是占卜广泛流行的一个表现吗？下文还要谈到的占卜的类型问题，其中判断何种类型的占卜比较流行，其依据也是各类占卜文书数量的多少。

占卜文书还有一个特点，即大部分文书没有题记、时代不详。占卜文书除少数传自官方或由官府中供养的占卜人员如“阴阳人”之类抄写外，大多数是在民间流传的。这些文书递相转抄，杂而且乱，时代很难判断。又由于抄自民间，书法不佳，错字俗字以及衍字漏字等比其他类型的文书更甚。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注意。

二 敦煌占卜文书的研究概况

敦煌占卜文书自问世以来就为人们所注意和研究，但迄今为止，尚无人对其做过系统的全面的整理和研究。一般说来，以往对个别文书个别典籍的研究比较多；对某一类占卜典籍的研究比较少，大概只有对“梦书”类文书和“卜法”类文书的研究比较突出[6]。以下就以往研究中的重要者做一个大致的介绍。

王重民在《敦煌古籍叙录》[7]（以下简称“王氏《叙录》”）中汇集了他人（主要是罗振玉、王国维、陈槃）以及自己的研究成果，涉及的敦煌占卜典籍有《易三备》、《灵棋经》、《白泽精话图》、《阴阳书》、《星占书》、《七曜星占书》、《相书》。这些研究主要从占卜典籍的内容、撰写经过、著录及流传情况，以及与当时占卜术的关系等方面入手，虽是解题性质，但对理解敦煌占卜典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涉及的文书种类不多，每种只有两三件，这与当时阅读敦煌文书不易有直接关系。1986年黄永武在此书基础上又编写了《敦煌古籍叙录新编》[8]（以下简称《叙录新编》），在上述各类占卜文书中增加了一些近人的研究成果，但极少，计有《白泽精怪图》5篇、《星占书》1篇、《七曜星占书》2篇、《相书》1篇。在各类文书中又附录了一些原件，但其中有的归类不确，比如《星占书》类中附录的两件所谓《星占书》其实一是《宅经》，一是“禄命”类、“宅经”类文书。

高国藩《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9]（以下简称“高氏《古俗》”）主要从民俗的角度研究敦煌占卜文书，涉及的文书有：卜法类3件、相书类9件、符咒类文书中与占卜相关的2件[10]、算命类2件、杂占类4件、梦书类4件、择日类1件、七曜日占类4件、宅经类4件。后又写有《论敦煌唐人九曜算命术》一文[11]。高氏的研究入手早、涉及面宽，在推动占卜文书研究方面功不可没。他的研究的特点是将占卜与民俗相联系，所引文书大部分都有录文。缺点是对整个占卜体系了解不够，录文错误甚多，由此引发的议论很多并不能成立。

法国学者马克（Marc Kalinows.ki）《敦煌数占小考》[12]（以下简称“马克《数占》”）研究了敦煌占卜文书中的“卜法”类，涉及的卜法有：五兆卜法、易占法、十二钱卜法、灵棋卜法、周公卜法、管公明卜法、孔子马头卜法、摩醯首罗卜法、缺名占法、周公孔子占法，涉及的文书有28件。马克主要从数术史的角度进行研究，着重分析演卦法，认为这些卜法都是“数占”，“属于世界上通行的偶算卜”。文章的分类和定名还有可商榷处。

日本学者池田温主编的《敦煌汉文文献》[13]中收有菅原信海著《占筮书》一章（以下简称“菅原《占筮》”）。菅原氏在此章中介绍了十五类占卜文书，即一、周易，二、易三备，三、灵棋经，四、白泽精怪图，五、瑞应图，六、阴阳书，七、宅经，八、解梦书，九、星占书，十、相书，十一、占卜书，十二、运命占，十三、卜筮书，十四、太史杂占历，十五、孔子马头卜法。菅原氏的分类是值得商榷的。第一，《周易》一般视作“经”而不被视为占卜书，《瑞应图》在唐以后一般也不被视为占卜书。第二，所分的十五类中，有的只是一种书如《灵棋经》，有的却是一类书如“星占书”，标准不一。第三，有些种类所指不明，如“占卜书”和“卜筮书”。从大的方面说，所有占卜文书都可以归入“占卜书”，故此处的“占卜书”指什么就让人弄不明白了。同样，“卜筮书”也是一个大类，它和“占卜书”类在内容上有相当的交叉。此外，即使依菅原氏的分类，也有不妥之处，如将“悬象占”归在“占卜书”类而不入“星占书”，又将“太史杂占历”单为一类，等等。菅原氏文章提到的占卜文书，除去《周易》和《瑞应图》外，共有87件，其中有5件重复，故实有82件。但其中也有一些错误，比如将法藏文书错写作英藏文书等。

谢和耐等著、耿昇译《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14]（以下简称“法国《论文》”）收有5篇有关占卜的文章，即茅甘《敦煌写本中的“五姓堪舆”法》、《敦煌写本中的“九宫图”》、《敦煌写本中的乌鸣占凶吉书》，戴仁《敦煌写本中的解梦书》，侯锦郎《敦煌写本中的唐代相书》。这几篇文章初发表于法国《敦煌学论文集》第1卷至第3卷（1979—1984年）和《远东学刊》1987年第3期，是研究敦煌占卜文书比较早的文章，可惜国内受语言影响，大部分学者直到1993年以后才读到这些文字。这些文章对所涉占卜文书介绍多，研究少，有的附有录文，但录文有些错误。

郑炳林、羊萍的《敦煌本梦书》[15] （以下简称“郑氏《梦书》”）在戴仁、高国藩、刘文英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敦煌梦书进行了全面研究，是研究敦煌梦书的集大成者。郑氏在此书中不仅对敦煌16件梦书全部作了录文，而且分别研究了“敦煌本梦书整理研究中的有关问题”、“敦煌本梦书分类定名与年代判定”、“敦煌本梦书比较研究”，以及“敦煌本梦书产生的历史背景”，内容比较翔实。

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16] （以下简称《敦煌辞典》）关于占卜文书大致有以下条目：解梦书、相书、阴阳书、易占法、周公卜法、周公孔子占法、孔子马头卜法、李老君周易十二钱卜法、五兆经法要诀、管公明卜要诀、逆刺占、孤虚占、推产妇何时产法、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推人九天宫法、太史杂占历、手诀、推九宫行年法、易三备、纳音甲子占人姓行法、乌鸣占、摩醯首罗卜法、杂卦书、杂占书、各世游魂六十四卦、推符天十一曜星命法、宅经、护宅神历卷、葬录、堪舆书、九宫图、白泽精怪图、灵棋经。提到的文书有103件，除去重复，计有文书96件[17]。限于辞典性质，书中没有对占卜文书进行分类，但将“灵棋卜法”归入道教、将“白泽精怪图”归入四部书，归类似有不妥。辞典中有关“卜法”文书部分基本来自前述马克的文章。辞典在文书的定名、解释中存在着一些可商榷处。

除这些集中的研究外，还有一些零散论文，我们将在以下论述的相关处提到。

通过以上介绍，我们可知以往的研究具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研究不够全面。前述论著中提到文书最多的是《敦煌辞典》，但也只有90余件，不足全部敦煌占卜文书的三分之一。二是由于研究的不全面，即对敦煌占卜文书的全貌不够了解，因此在分类、定名、录文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足。三是就某一类文书的研究而言，马克《数占》和郑氏《梦书》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但前者偏重于演卦，对当时的历史文化涉及不多。

鉴于这种情况，本书首先将着重介绍敦煌占卜文书的分类。考虑到叙述的方便，拟将敦煌占卜典籍在书目（主要是《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中的著录情况，以及敦煌占卜典籍与传世本的异同都放在各类文书中一并研究。这样或可避免叙述的重复和混乱，也有利于读者的掌握和比较。

[1] 英藏敦煌文书据《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1—14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1995年版），文书主要用“S”、“CH”表示；法藏敦煌文书据《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1—3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5年版），文书用“P”表示；俄藏敦煌文书据《俄藏敦煌文献》1—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001年版），文书用“Ф”或“Дx”表示；国图藏敦煌文书据《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1—146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2012年版），文书用“BD”表示；日本藏敦煌文书主要据《杏雨书屋藏敦煌秘笈·影片册》1—9册（武田科学振兴财团2009—2013年版），文书用“羽”字表示。其他一些散件，分别见于《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收入《敦煌丛刊初集·七》，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甘肃藏敦煌文献》（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浙藏敦煌文献》（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等。

[2] 这些目录主要指商务印书馆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华书局1983年版；黄永武：《敦煌遗书最新目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年版；《英藏敦煌文献》的目录以及《俄藏敦煌文献》的目录等。

[3] 《历日》的主要性质是记年月，其中涉及的占卜术主要是选择，内容多已见于其他文书，故此处不将其归入占卜文书范围。这样做也符合传统的分类方法。

[4] 但如《灵棋经》，虽然收入《道藏》，却又是传统的术数著作，将它放在“占卜”类中更符合实际。《四库全书》即将其列入“子部·数术类”。

[5] 一般而言，除俄藏敦煌文书外，同号文书的正、背面，算作两件文书。

[6] 现在则对“相书”类、“宅经”类、“葬书”类、“禄命”类文书都有研究专著出版。详见王晶波《敦煌占卜文献研究的问题与视野》，载《敦煌研究》2011年第4期。

[7] 中华书局1979年版。

[8]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

[9] 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10] 本书对占卜文书的分类中没有“符咒类”，高氏所举两件文书分别归属在“宅经类”和“占病类”中，说详后。

[11] 文载中国台湾《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

[12] 文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中国古代科学史论·续篇》，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1年3月，第131—156页。

[13] 属《讲座敦煌学》系列的第5卷，大东出版社1992年版。

[14] 中华书局1993年版。

[15] 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

[16] 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

[17] 96件文件中还有若干件是藏文占卜文书。这些文书不在本书的探讨范围内。

第二章 敦煌占卜文书的类型及其与传世典籍的比较（上）

占卜文书的分类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一方面因为各类占卜术本身有兴衰存没、分化组合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因为不同时代的人对占卜的认识也在变化。《汉书》[1]卷三十《艺文志》分数术类为六种，即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兵家类中的“阴阳”也与占卜相关。到《隋书》卷三四《经籍三》（以下简称《隋志》），除在“兵”和“天文”中录有与占卜相关的著作外，其余占卜书均归入“五行”。至于在“五行”中的分类则没有明说，分析当大致分为三类，即卜筮、占事、形法。《隋书》的分类对后世影响甚大。《旧唐书》卷四七《经籍下》（以下简称《旧唐志》）、《新唐书》卷五九《艺文三》（以下简称《新唐志》）就都基本沿袭了《隋书》的分类。当然在具体的书目上作了些许调整，比如将《瑞应图》类从“五行”中提出来，放在了“杂家”类。这反映了唐人对《瑞应图》类著作性质的看法。不用说，这种看法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到《宋史》卷二○六《艺文五》（以下简称《宋志》），仍采用《隋书》的分类，只是多了—个“蓍龟类”。实际上，“蓍龟类”中有关龟占的极少，大量的都是易占，反映了宋代“易学”研究的兴盛。

但是也有学者不满足于这种分类，特别是认为将众多占卜术都归在“五行”类中，过于笼统。因此有人试图在上述分类下进行更细的分类。比如郑樵在《通志·艺文略》[2]中从“兵家”中分出“兵阴阳”；从“天文”中分出“天文总占、五星占、杂星占、日月占、风云气候占”几种；将“五行类”分为“易占、轨革、筮占、龟卜、射覆、占梦、杂占、风角、鸟情、逆刺、遁甲、太一、九宫、六壬、式经、阴阳、元辰、三命、行年、相法、相笏、相印、相字、堪余、易图、婚嫁、产乳、登坛、宅经、葬书”三十种。郑氏的分类又流于过细。像“式经”与“六壬、遁甲、太一”等分开就不大合理，它们完全可以归为一类；“易占、筮占、龟卜”等、“相法、相笏、相印”等、“三命、行年”等也都可以各自归为一类。

鉴于此，我们采取的分类方式就既不能过于简单，简单到只有“占候”“五行”等两三类；也不能过于烦琐，烦琐到多达三十类以上。本书打算在敦煌占卜文书所涉占卜术实际情况的基础上，结合唐五代时人对各种占卜的分类，并照顾今人习用的类别，作出我们的分类。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敦煌占卜典籍的复杂性，比如有些文书内容庞杂、有些文书性质不明、有些文书又过于残破，因此我们的分类肯定有不够准确之处。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占卜文书抄写混乱，以及识别比较困难，因而以下在对占卜文书进行分类，从而介绍各类文书时，将采取比较灵活的办法，即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是否标明各件文书的总行数，并且有时有些总行数只能标得比较模糊。这些缺陷在以后对占卜文书做全面录文时，将会得到很好的克服[3]。

一 卜法（一）：易占与五兆

卜法就是马克《数占》中所说的“数占”或“数卜”，即“依据偶然演算之数字以定吉凶”[4]的占卜术。卜法中的大部分是通过卦体来演算的。卜法文书在敦煌占卜文书中的数量比较大，依照唐人说法，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类。唐太宗武德九年（626年）九月曾下有一份诏书，说：“龟、易、五兆之外，诸杂占卜，亦皆停断。”[5]这就是说，在唐太宗时代占卜术被分为两种，一种是“龟、易、五兆”，另一种是“杂占卜”。前者允许使用，后者遭到禁止。仿照唐人的这种分法，我们也把“卜法”文书分为两部分。由于“龟卜”文书在敦煌占卜文书中似没有发现，“易”和“五兆”则都有，因此我们将“卜法”文书分为“易、五兆”和“杂卜法”两部分。先看第一部分。

1.易占

易占就是用《周易》六十四卦占卜，大致运用了京房八宫易占的原理。易占类文书共有13件，可分为三类。

S.6349易三备

（1）《易三备》，有4件，即S.6015、S.6349、P.4924、P.5031。方法是按京房八宫六十四卦的顺序，用世、应的定和动来占。现存的都是中备、下备，即占人（宅舍）和占地（葬地）两部分。

其中最长的是S.6349。内容有：①序的一部分。②占宅舍吉凶法（即易中备第二），存乾宫八卦、坤宫八卦、震宫八卦，以及兑宫六卦。③占葬日及地下事（即易下备），存乾宫六卦、巽宫四卦、坎宫八卦、离宫八卦，以及兑宫五卦。④占□□（候？验？）吉凶法。从内容看，中备和下备都是头尾全、中间缺。文书最后的背面有题记一行，写“于时岁次甲申六月丙辰十九日甲戌申时写讫”。据陈槃言，“甲申”是唐懿宗咸通五年（864年），因而此文书抄于晚唐[6]。

S.6015的内容与S.6349基本一样，但也有一些不同，表现在：①前者每卦都有卦象，后者只是每宫的纯卦有卦象，变卦没有卦象。②前者内容简单一些，后者繁一些。③前者避“世”字，用“身”代替，后者不避“世”字。由此也可知这两件文书虽是一本书但底本不同；前者肯定抄于唐代，后者亦明记抄于晚唐，但为何不避“世”字则存疑。

试比较：

蒙：坎上艮下，离家四变。蒙，八月卦，世在四，应在初。占世爻定，其下四尺得石豚？；世爻动，其下六尺得沙石。应爻定，其十四尺得死人；应爻动，其下八尺得虚土似坑、有沙。葬得此地大凶。孔子云：合有伏尸，合家丧亡，大凶。（S.6349）

蒙，八月卦，身四应初。身定，四尺得石豚？；身动，六尺得沙石。应定，四尺死人骨；应动，八尺得虚土似坑、有沙。孔子云：有伏尸，葬之，合家丧亡。（S.6015）

P.4924内容与S.6349完全一样，是易下备中的一部分，存艮宫八卦，正好为S.6349所缺。从形式和字体看，P.4924很有可能是S.6349中的一页。换句话说，这两件文书原本可能就是一件。

P.5031极残，但标有“□月卦”“世在□应在□”，因此可能属于易三备。

（2）其他易占。共8件，即S.4863、S.4863V、北大D197、北大D197V、P.2482、P.2832、浙敦131、S.13117V。这类易占，大致都与京房易占有些关系，但其内容和性质不易确定。试介绍如下：

S.4863和S.4863V可能是一件。正面按京房八宫书写了六十四卦的全部名称，并在乾卦旁注有“肌肉”、“棺椁”等字样。查《唐六典》[7]卷十四《太常寺》太卜令职掌，其中在提到易占时说：“凡八纯之卦十六变而复：初为一变，次曰二变，三曰三变，四曰四变，五曰五变，六为游魂，七为外戒，八为内戒，九为归魂，十为绝命，十一为血脉，十二为饥（肌）肉，十三为体（骸）骨，十四为棺椁，十五为冢墓”。与文书大致相同。这件文书可能是唐人编写的。背面主要是一个乾宫一世卦的图示，内容有世应、纳甲、五行、六亲、六神、月卦等，几乎包括了“纳甲筮法”的所有内容，与后世所传之《火珠林》类似。据说，写有六亲六神字样，以这件文书为最早[8]。

北大D197和北大D197V[9]是一件，前后接抄，共8行。内容是将十二月分为阴阳月，然后将六十四卦分别归入十二月，最后写“一世为外戒，二世为内戒，三世为骸骨，四世为棺椁，五世为血脉，八纯为绝命，游魂为肌肉四世，归魂为冢墓三世”。由此看来，本件文书也与上述《唐六典》提到的易占“八纯卦十六变”有关，但行文用词和字迹都有些问题，因此文书的内容和年代均需再作研究。

P.2482V前为京房八宫各世卦的名称，但用“风火”等代替“巽离”等，后又有“推男生宫法”，提到“天祐甲子”云云。可知此文书属于占卜书，前面部分属京房易占系统。从“天祐甲子”（904年）又可知它是唐末或唐以后的抄本。

P.2832亦按京房八宫卦的顺序排列，存兑宫的纯兑、一世、二世、三世共四卦。每卦前引《周易》经文，以及“彖曰”、“象曰”等传文（不涉及爻象），然后引“林曰”、“杂占曰”。怀疑“林”是《易林》、“杂占”是《周易杂占》，总之是“易占”类书的内容。所以本件文书与《周易》不同，属于占卜典籍。特别是因为文书中提到的《林》和《杂占》今已佚，故此处的引文就更加珍贵了。例如兑三世的“咸”卦引“林曰：咸，正月卦。十月王，十一月向，二月三月背，七月破，五月六月空亡。咸，感也，□也。行不可必应，所作皆成。病者重，亦忧父母。□□失物者西出，盗从南来”。引“杂占曰：咸，感也。占人相禄，亦有官爵。不宜妻，不利父。占身平安，年内平和。宜豆及五谷瓜疏。占田作有收。占雨不雨，占晴当晴（下略）”。马克《数占》认为“此卷类似流用（行？）于宋代伪称出自京房的《火珠林》占法”[10]，从上述引文看，马克的看法似乎不能成立。此卷与《火珠林》占法基本无涉。

浙敦131[11]前为某宫十月卦结尾，后为纯坤卦前半，有卦图并写出了世应、飞伏、六亲等，如“绝命十月卦，世在上六，癸酉金为飞”云云，明显属京房易占系统，亦与“纳甲筮法”类似。文中又引“郭景纯曰”，知本卷著于晋以后。从其不避“世”“纯”看，似抄于唐代以后。

S.13117V。极残。但因为有半个卦象，所以疑为易占残卷。此卷存疑。

（3）与易占相关的状。1件，即P.2873。此件内容是当地的参谋安彦存用“易占”为某人占卦后上的状。从其中提到的“纯坎”、“十月卦”等看，应该也是采用了京房易占的方法。该卷的重要之处在于使我们了解了当时使用易占的一些实况。

上述“易占”类典籍有明确书名的只有《易三备》。查《隋志》，有《易三备》两种，一种三卷、一种一卷。《旧唐志》同。《新唐志》著录两种但都是三卷。《宋志》著录一种三卷，但题名为《周易三备》。由于《易三备》已佚，故敦煌文书中的《易三备》无法与传世本比较，但也可以说，敦煌本《易三备》就是这一占卜典籍的孤本了。其他“易占”文书不能明确知道是何种典籍，因而无法和书目中著录的“易占”典籍相对照，当然在传世本中就更难找到它们的踪影了。

关于《易三备》，王氏《叙录》中所引陈槃文论述甚详，但文中似没有说明避“世”讳问题，也没有提到P.4924号文书。

2.五兆卜法

五兆卜法就是用“算子”等工具，按水兆局、火兆局、木兆局、金兆局、土兆局来占吉凶的卜法。与五兆卜法相关的文书大约有20件，即：S.2614、P.2859、P.2905、P.3646、P.3896、P.3992、P.3992V、S.6054、S.6167、S.6167V、S.8574、S.11362A、S.11362B、北大D241、Дx10720、Дx11762+11762V、Дx11859+11859V、Дx02375、Дx11925+11925V、Дx11961+11961V、散0677。这20件文书可以分为四组：

P.2905五兆经法要诀

（1）在所有五兆卜法文书中，完整写有五兆占卜方法的是P.2905，据此卷说明，五兆卜法是：“用算子卅六，先以两手停擘，然后五五除之，各觅本位五行金木水火土为定：初下东方甲乙木，次下南方丙丁火，次下中央戊己土，次下西方庚辛金，次下北方壬癸水。五兆卜数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也。”然后按六亲，看何乡何支来应，以算吉凶。本件文书有明确定名，为《五兆经法要诀[12]第卅三》。

（2）另外一种有定名的是P.2859和P.3646。这两件文书内容完全相同，分别明确写有《五兆要诀略一卷》的名字。其中P.2859甚长，有八九百行，首稍残，尾全，有“已前□□吕？弁均□”字样的题记。文书内容十分庞杂，在五兆的总的框架下，有推六神、推大煞小煞、徵明等十二神将、驿马等丛辰，以及推空亡、推相刑法等法；也有卜门户、卜病、卜怪、卜渔猎、卜妇人怀妊、卜失奴婢牛马、卜行人、卜手中物等法。抄写者吕弁均在抄写了本段《五兆要诀略》之后又接抄了《逆刺占》，并在《逆刺占》末尾署有抄写时间即“天复肆载”（904年）。这一年代亦是《五兆要诀略》的抄写年代。

同样属于《五兆要诀略》的还有S.6054和S.6167。这两件文书均前后残，但其内容在上述《五兆要诀略》中都能找到，而且比P.2859抄写得还要完整和整齐。可以肯定是《五兆要诀略》。但是，这两件的前面均抄有“人神游日”，故知其亦是一种杂抄的卷子。

北大D241虽然只残存11行，但也是《五兆要诀略》，文书中的“［卜］得火兆水支入丙丁”、“凡卜妇法，日神为夫兆身”等都能在P.2859《五兆要诀略》中找到[13]。因此原定名为“卜卦书”是不准确的。

此外，P.2614、P.3992+P.3992V（此件文书《敦煌宝藏》[14]原定名为“星占书残卷”）、S.11362A、S.11362B的内容也与《五兆要诀略》相似，但没有找到相同的句子。推测应属于《五兆要诀略》。S.6167V因为正面是《五兆要诀略》，残存的3行即五兆的“王相休废”也与《五兆要诀略》中的五兆“王相休废”相同，因此它应该也和《五兆要诀略》相关。

散0677[15]。为一残片，存5残行，有“寅卯未日至，何以言之”？“王于申酉、水生？于申”；“占行人在远吉凶生死，兆身，□已死，何以知之，身依墓，故知之”；“占田宅吉凶，卜法得土［兆］”等语句。查前述P.2859《五兆要诀略》，有“卜行人在远身病死法……若兆王相与日辰相，若王相不入墓，皆是死卦，凶……凡卜行人何日至，卜得木兆……十月亥日至，何以知之，行人望本宫？视？木生于亥，兆生身，所生月日至”等，与此十分相似。因此本件文书似当为《五兆要诀略》的不同抄本，原定名“残占书”不够准确。

Дx10720、Дx11762+11762V、Дx11859+11859V都是《五兆要诀略》的不同抄本。细查这些文书，Дx10720有“占卖买生□法”、“占求财法”等，Дx11762+11762V有“天医在壬”等，Дx11859+11859V有“占六神〔色〕”等，从用词到叙述顺序[16]，均与P.2859《五兆要诀略》大致相同，可以判定是《五兆要诀略》。

Дx02375。为一残片，存8残行左右。前后颇难辨认，可辨认的有“刑因火为名，□游四季，寄在丙丁”等，然后是“□废？颜色法”，可能是推五行王相囚死休废颜色法，但实际行文中没有“废”。例如有“金：王色白，相色黄，囚色青，□□□，休色黑”。然后似是讲“三合”，有“申子辰”字样。前引Дx10720号文书有“占五行颜色法”，内有“木：王色青，相”等字样，与此性质全同，因而本卷亦当属于“五兆卜法”类文书。

Дx11925+11925V、Дx11961+11961V各是两张残片的正、背面，从其中的“卜五神伏位上皆吉”、“推五行色法”看，与P.2859基本相同，可以肯定是《五兆要诀略》。《俄藏敦煌文献》编者定后两件文书为“星命占书”是不对的。从字迹和内容看，Дx11925+11925V与前述Дx11762+11762V似可拼接：前者有“天煞在午、地煞在戌”在上，后者有“天医在壬”在下。又，这四件文书与Дx11762+11762V、Дx11859+11859V字迹相似、内容相续，很有可能是同一件文书的不同部分，但因未见原件，终不能最后断定。

（3）P.3896（《敦煌宝藏》定名为“卜筮书”）。本件文书前后残，虽也讲五兆，但不涉及各兆的组成，上来就讲占卜。比如前述（1）、（2）两类，在讲“火兆”时，先要讲它的“六亲”、讲它的“王相休废”，然后讲何乡何支来支应等；但此卷讲“火兆”，是这样的：“火兆身，甲乙日卜吉，丙丁日卜忧官事”等。似乎不是系统地讲五兆卜法原理，而只是讲五兆的实际使用。

（4）S.8574，前后残。不是以五兆为纲，将六亲分在各兆去讲，而是以六亲为纲，以五兆为目。比如讲“兄”，下面讲“兄弟土”如何如何，“兄弟金”如何如何。讲完“兄”再讲“子”，在“子”下又讲土如何、金如何，等等。所以虽可能和五兆卜法有关，但与上述三类均不相同。

总之，最多因此也是最流行的，应该是《五兆要诀略》一卷。

《隋志》有《龟卜五兆动摇决》一卷，显与用算子的卜法不同；又有《五兆算经》一卷，也许与敦煌文书中的五兆卜法有关。《旧唐志》中没有相关记录。《新唐志》中有《五兆算经》一卷，说是“孙思邈”撰；又有《龟上五兆动摇经诀》一卷，“上”字定是“卜”字之误。到《宋志》，有关著作就多了，有《五兆龟经》一卷、《五兆金车口诀》一卷，《五兆秘诀》三卷、《五行日见五兆法》三卷、《五兆穴门术》三卷、《玄女五兆筮经》五卷。四种书目都没有著录《五兆要诀略》或《五兆经法要诀》。

五兆卜法没有传世本流传。敦煌占卜典籍中的五兆卜法文书，是了解唐五代这种“卜筮正术”的珍贵资料。

马克《数占》对五兆卜法的演卦法有很详细的分析，可以参看[17]。

二 卜法（二）：其他卜法

P.3782灵棋卜法

“易占”和“五兆卜法”之外的卜法文书，在敦煌占卜文书中大致还有32件。这32件卷子可分为六类，即1.灵棋卜法；2.李老君周易十二钱卜法；3.孔子马头卜法；4.周公卜法（管公明卜法）；5.占十二时卜法；6.杂卜法。以下分项述之。

1.灵棋卜法

灵棋卜法是用12枚棋子，“各方一寸”，分为三份，各标明上、中、下字样，即上、中、下各有四枚。然后“掷棋”，看各有几个“上”“中”“下”出现，并依此排出三层的卦象，然后根据卦象下的卜辞说吉凶。共有124卦。

灵棋卜法共有6件文书，分别是：S.557、S.9766、S.9766V、P.3782、P.4048、P.4984V。其中S.9766、S.9766V、P.4984V，《英藏敦煌文献》和《敦煌宝藏》都没有把它们定名为《灵棋卜法》。

这6件文书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有两件，即S.557和P.3782。这两件文书都用“上、中、下”来表示卦象，没有写卦名。其中P.3782较长，标出卦象的共有67个，但内有一个重复，故实有卦象66个。与四库全书本《灵棋经》[18]对查的结果，这66个卦象分别是：第8—16卦、第24—32卦、第39—48卦、第52—64卦、第76—80卦、第90—96卦、第106—112卦、第119—124卦。所以虽然形式上是首残尾全，但实际上中间缺了许多。S.557前后残，存卦象6个，即第100—105卦。比较这两个残卷，卷式、字体皆相同。因此可以断定这两个残卷原是一件，S.557是P.3782中的一页。

P.3782末尾记有：“灵棋卜法一卷。殿下锡本。已前都计百廿四卦，壬申年写了。范捂记”等共两行字。壬申年应是唐德宗贞元八年（792年），因此这卷写本是唐中期的写本。卷中所谓的“殿下”不知为何人。要之，这是一卷依据比较好的本子，抄写也比较认真的文书。定名也应据此定为《灵棋卜法》。

第二类有四件，即P.4048、P.4984V、S.9766、S.9766V。这类卷子的特点是，第一，用“－、｜、－”代替“上、中、下”；第二，有卦名。其中P.4048有序言、第1卦和第2卦（此处的卦指画有卦象者，无卦象者不算。以下同此），分别标有“升腾”和“渐泰”的卦名。P.4984V模糊不清，存第9—14卦共6卦，其中有3个卦可以看清卦名，即第11卦的“才达”、第12卦的“姿游”、第13卦的“忧患”。S.9766比较残，存第16卦上半，卦名不清；S.9766V存第18卦，题“淫蛊”。与四库全书本《灵棋经》对照，卦名基本一样，只“淫蛊”，四库全书本作卦象不作卦名。

以上两类“灵棋卜法”文书与四库全书本《灵棋经》比较，卦辞文字基本相同。我们举第13卦的例子，来比较这两类“灵棋卜法”。

甲、P.4984V

忧患 上下孤单，为奸所图。心腹之疾，不可卒除。待至阳春，乃得自如。颜曰：常怀恐惧，畏有祸患。得贵人救助，终无□也。病者至二、三月方差。二阳隔于重阴，不可援救。犹奸臣窃□，先及小人。此忧患之卦，百事少吉。行人未还。何曰：治生不吉，为盗所谋。病者难差，囚者未出（下缺）。

乙、P.3782

上下单孤，为奸所图。心腹之疾，不可卒除。待至阳春，乃得自如。注曰：虽恐惧，畏有患祸，贵人救助，终无苦也。此卦忧心之卦，百事少吉多凶。病者沉重不死，行人必有厄，未来。

丙、四库全书本《灵棋经》

第十三忧患卦（二阳隔阴，离火正南）一上四中一下，孤立之象。

象曰：上单下孤，惟奸所图。心腹之疾，不可卒除。待至阳春，乃得自如。

颜曰：常怀恐惧，男有忧喜。得贵人救护，终无咎也。病者二、三月方瘥。又曰：二阳隔于重阴，不可救援，犹奸臣窃政，先及小人。此忧患之象。凡事小吉，行者厄。

何曰：治产不吉，为贼所谋。病者瘥迟，囚未出，用事迟滞，此卦微凶。

陈曰：（下略）

由上可知，这三种本子基本相同（当然，《四库全书》本更繁杂一些[19]，这是符合事物发展由简而繁的一般规律的），可见《灵棋经》或《灵棋卜法》起码从唐代就是流传有绪的了。而且，敦煌本可以纠正《四库全书》本的许多错误。例如上例中的“畏有祸患”，四库全书本就错成“男有忧喜”了。就甲、乙两本而言，似乎甲本晚于乙本。这不仅是因为甲本比乙本详细，与四库全书本更接近，而且由于甲本不避唐讳“治”字，因此多半是唐以后的写本。

《隋志》著录有《十二灵棋卜经》一卷，可能与《灵棋经》有关。《旧唐志》、《新唐志》中没有《灵棋经》。《宋志》著录有《灵棋经》一卷，又有李进注《灵棋经》一卷。《通志略·艺文略第六》也著录了两种，即《灵棋经》一卷（张亘撰）、又一卷（唐李暹撰）。《郡斋读书志》[20]卷十四“五行类”著录《灵棋经》二卷，并有题记曰：“右汉东方朔撰，又云张良、刘安，未知孰是。晋颜幼明、宋何承天注，有唐李远叙。归来子以为黄石公书，岂即以授良者耶？按《南史》载：‘客从南来，遗我良财，宝货珠玑，金碗玉杯’之繇，则古之遗书也，明矣。凡百二十卦，皆有繇辞。”《遂初堂书目》[21]“数术家类”著录有黄石公《灵棋经》。综上，可知《灵棋经》在唐五代甚为流行，自唐以后又多有著录。但是，新、旧《唐书》却没有著录，这是很奇怪的。《灵棋经》的作者有多种说法，恐皆托名，不可详究。卷数应该只有一卷（特别是唐时的、只有124卦的《灵棋卜法》篇幅不大，当只是一卷）。书前有唐人作叙可以肯定，但这唐人到底是李进、李暹还是李远，就不得而知了。

《敦煌辞典》将《灵棋经》归入道经，只研究了S.557、P.4048和P.3782三件文书。此外指出敦煌本《灵棋经》没有写卦名，似不够准确。

2.李老君周易十二钱卜法

S.3724李老君周易十二钱卜法

此种卜法是取十二枚铜钱，以正面为“文”，背面为“曼”，然后抛掷，看有几文几曼，再套用易卦卦象，依据卦象下的卜辞说吉凶。共有十三卦（或十二卦）。

十二钱卜法文书共有7件，即S.813、S.1468、S.3724、S.3724V、S.5686、S.11415、Дx09941+09981。可分为四种类型：

（1）S.813。此类卷子除占辞外，还有卦象和卦名。存六文六曼、七文五曼、八文四曼、九文三曼、十文二曼（原文作十一文一曼，误）、十一文一曼、十二文共七卦。

（2）S.3724、S.3724V、S.11415（其中S.11415是S.3724所缺的左下角，二者可以拼合）。无卦象卦名，存序言、一文十一曼、二文十曼、三文九曼、四文八曼共四卦。

（3）S.1468、Дx09941+09981。其中S.1468有序言，以及一文十一曼，五文七曼、六文六曼。一文和五文之间有缺文。其占辞如一文十一曼不同于S.3724V的一文十一曼，六文六曼也不同于S.813的六文六曼。最有特点的是每卦都有“占病”的内容。这与该卷的其他内容是相符的。Дx09941+09981则为一残片，仅存一卦象[22]与五文七曼后半、六文六曼前半。占辞与S.1468大致相同。

（4）S.5686。折页装。抄写粗糙。存四文八曼、五文七曼。占辞以“卜某某”开头，其四文八曼与S.3724V的四文八曼；五文七曼与S.1468的五文七曼均不同。

由此可见《李老君周易十二钱卜法》有不同的版本，非常流行。其内容除了使用《周易》中的卦象，以及“坎上离下”这类词汇外，与《周易》并无多大关系。比如有“水火相克之卦”、“祟在北君灶神”、“犬鼠为怪”、“月忌”、“日忌”等内容，均与《周易》无关。还能根据需要增减占辞，比如S.1468中增加的“占病”内容即可证明。

由于不是一种底本，所以凑够十三（或十二）卦没有什么意义。若勉强来凑且不论版本的话，可以凑出十二卦来，但缺“无文十二曼”。查S.3724V和S.1468，二者都有序言和一文十一曼，但都没有无文十二曼。因此有可能原本就没有无文十二曼，所以开头就是一文十一曼。这就像许负《相书》一样，序文之后就是“躯体第二”而没有“第一”。当然，这只是推测。

马克《数占》研究了“十二钱卜法”的演卦法（《敦煌辞典》该条目的解释即据此），将占卜过程写得十分复杂（不知由何得知，因为上述6件文书均没有提到马克《数占》中指出的占算过程），笔者以为其实未必。这种卜法之所以在当地流行，就是因为其简便。大致就是扔十二枚钱，看有几个面朝上几个背朝上，知是几文几曼，然后对照卜辞就行了。因为大部分文书并没有卦象，所谓的“坎上离下”等并不需要实际排出，只要是一文十一曼，就是“坎上离下”了。即这十三个卦象是固定的。上述6件文书底本可以不同，卜辞可以不同，但卦象则一样（详下）。所以只要掷一次，掷出几文几曼，就可以照卜辞说吉凶了：

例如：

一文十一曼。S.1468和S.3724V均写作“坎上离下”之卦。

四文八曼。S.3724V作“巽上艮下”、S.5686作“巽艮之卦”。

五文七曼。S.1468和S.5686均作“震兑之卦”。

六文六曼。S.813的卦象画作“乾上艮下”，S.1468则作“乾艮之卦”。

以上是所有可比较的卦，涉及主要的4个卷子，而卦象都一样。可证这十三卦的卦象是固定的，并不需要有复杂的推排过程，马克《数占》的解释恐怕不对。

我们甚至可以排出这固定的十三个卦来（缺的那一个可以推出）。

一、无文十二曼。坤上乾下（泰？）。 十三、十二文无曼。乾上坤下（否）。

二、一文十一曼。坎上离下（既济）。十二、十一文一曼。离上坎下（未济）。

三、二文十曼。坤上离下（明夷）。 十一、十文二曼。离上坤下（晋）。

四、三文九曼。震上离下（丰）。 十、九文三曼。离上震下（噬嗑）。

五、四文八曼。巽上艮下（渐）。 九、八文四曼。巽上离下（家人）。

六、五文七曼。震上兑下（归妹）。 八、七文五曼。兑上震下（随）。

七、六文六曼。乾上艮下（遁）。

这其中，除第五和第九卦不相对外，其他第一和第十三、第二和第十二、第三和第十一、第四和第十、第六和第八卦都两两相对（第五和第九卦也应相对，这里可能是某个卷子抄错了。最有可能抄错的就是S.813，因为它不仅把六文六曼的艮卦画错了，还把十文二曼错抄成十一文一曼。八文四曼也仅见于该卷。所以很有可能是S.813给弄错了）。说明这些卦是有意挑选后排列，而不是随意扔掷后排定的。由此也可证这些卦的固定性，以及这种卜法的简便性。

此种卜法在唐宋公私目录中未见有著录。

3.孔子马头卜法

S.2578孔子马头卜法

此种卜法是将9枚3寸长的算子放在一个竹筒里。竹筒有一个眼。占卜时，晃动竹筒，使一枚算子出来，并根据算子上的数字（一至九）判断吉凶。

孔子马头卜法共有6件文书，分别是S.813、S.1339、S.2578、S.9502、S.11419、S.13002V。其中后三件实是一件，可拼合。《英藏敦煌文献》中的S.9502已经包括了S.13002V的内容，但又重出了一件S.13002V，此点要注意。

这6件文书可分为三类：

（1）S.2578。首尾全。有序言并存全部27条卜辞。其卜辞用语用“占”不用“卜”。卜项顺序以及吉凶虽与第二类大致相同，但卜辞中的用词则有不同。

（2）S.1339、S.9502、S.11419、S.13002V。由于后三号实是一件，故此处只以S.9502号为代表。这一类卜辞中用“卜”不用“占”，卜辞用语与第一类不甚相同并较第一类简单，但卜项顺序和吉凶则与第一类大致一样。例如第一条：

占己身及家口平［安］不：一算平安大吉，二算亦大吉，三算身平安忧小口，四算身吉男厄，五算身吉妻凶，六算平安大吉，七算平安有信，八算平安，九算大吉（S.2578）。

卜己身及家口平安否：一平安大吉，二准上，三虽平安衰小口，四身吉男死，五身吉妻病？，六平安大吉，七平安有信，八平□，九大吉利（S.9502）。

第二类文书中，S.9502首全尾残，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序言，内容比第一类文书详细。S.1339前后残，文字除个别处的排列顺序与S.9502不同外，其他全同。因此是一个底本的不同抄本。

（3）S.813。只存序言，但其内容与第一、第二类序言均不同。

因此，仅从序言就可知（1）、（2）、（3）类文书分别是三种版本。由此也可见这类卜法虽在当地很流行，但却没有定本。

又，S.9502的序言中，开首有“凡阴阳卜筮，易道为宗”的话，可知当时人将《易》看作是占卜的基础，由此也可知当时、当地儒学的盛行。这从当地卜法多有“周易十二钱卜法”、“孔子马头卜法”、“周公卜法”、“周公孔子占法”等即多以儒家圣人为卜法名称的现象中也可看出一些端倪来。

马克《数占》研究此卜法时指出其法极其简单，并从其书的作者入手，认为民间流行的简单卜法和宫中使用的深奥的占术之间的“界限不一定很明显”[23]。

此种卜法在唐宋目录中不见著录，但《隋书》卷七八《临孝恭传》说他写有《孔子马头易卜书》一卷，“行于世”[24]。也许流行于敦煌的“孔子马头卜法”的作者就是隋朝的临孝恭。

4.周公卜法（管公明卜法）——附：九天玄女卜法（拟）

P.3398周公卜法

此种卜法有两个名称，即“周公卜法”与“管公明卜法”。

卜法是将34个算子分成3份，分别除以4，将余数分置上、中、下三层，形成卦象，然后按卦下所附卜辞以占吉凶。共有16卦。

此种卜法共有5件文书，分别是：P.3398、P.3868、P.4778、散0678、Дx02375V。这5件文书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有P.3398和散0678。两件文书内容基本相同（个别卦象、卦名不同）。前者除序言稍残外，各卦俱全；后者首尾全中间略有缺损，并标有“周公卜法”的标题。全部16卦的卦名分别是：前8卦用人名命名，即“周公卦”、“孔子卦”、“屈原卦”、“赤松卦”、“桀纣卦”、“越王卦”、“子推卦”、“太公卦”；后8卦以周易八卦命名，即“兑”、“坤”、“离”、“乾”、“巽”、“坎”、“震”、“艮”。

第二类有P.3868、P.4778和ДX02375V共3件文书。其中前两件文书一题为“管公明卜要诀”，一题为“管公明卜要诀经”（又有“管公明卜法”字样）。P.4778首全尾残，有序言，内容与第一类略同（也说用算子34枚云云），存4卦，虽没有标明卦名，但与第一类比较，相当于第一类的周公卦、孔子卦、兑卦、越王卦。P.3868首残尾全，标明有“一十六卦”，残存12卦（其中一卦看不清），与第一类相比照，看得清的11卦分别相当于第一类的桀纣卦、巽卦、震卦、太公卦、坎卦、离卦、乾卦、赤松卦、子推卦、艮卦。只有一个卦在第一类中找不到。从卜辞看，与第一类也大同小异。比如第一类中的“乾卦”，开头说：皇帝入山，路逢仙人（P.3398），而第二类中的此卦则说：皇帝入山，道逢福仙（P.3868）。因此可以肯定，“管公明卜法”与“周公卜法”是算法、占辞、吉凶都大致相同的同一种卜法[25]。

又，P.3868与P.4778都是册子装，从字体到内容都类似，两者加起来正好是全部的十六卦。故而很有可能这两件文书本是一件东西，P.4778在前，P.3868在后。

Дx02375V为一残片，存一个卦图和两行文字。从卦图和卜辞看，与P.3868文书最末一卦基本相同，如本文书言“鹅飞翔起，集住木枝。不饮不食，□□尾垂。往起高岭，乃得粮资”等，P.3868作“鹅飞翔起，集住木枝。不饮不食，头低？尾垂。往于高岭，乃有粮资”等。所以本文书也属“管公明卜法”。《俄藏敦煌文献》定其名为《占卜文》，不确。

另有两件文书也与此种卜法类似，我们一并附在此处。这两件文书中的1件马克《数占》定为“缺名卜法”、《敦煌辞典》定为“杂卦书”。我们暂定其为“九天玄女卜法”（理由详后）。

这两件文书是P.3803与Дx00946。

其中P.3803号文书首残尾全，后为“咏黄道诀”与“推六合法”等。与卜法相关的部分残存5卦，其卦象虽与前述两类卜法不同，只有2层而不是3层，卜辞与它们也不同，但也是称为“某某之卦”，卜辞也多是四

字韵语。所以此件文书虽不是前述两类卜法，但应该属于同类，可能就是前述卜法的变种。后来到了元代，此种卜法被《南村辍耕录》称为“九天玄女课”，流行于“吴楚之地，村巫野叟及妇人女子辈”。“其法：折草一把，不计茎数多寡，苟用算筹亦可。两手随意分之。左手在上，竖放，右手在下，横放。以三除之，不及者为卦。一竖一横曰太阳、二竖一横曰灵通、二竖二横曰老君、二竖三横曰太吴、三竖一横曰洪石、三竖三横曰祥云，皆吉兆也。一竖二横曰太阴、一竖三横曰悬崖、三竖二横曰阴中，皆凶兆也。”[26]这里将算法讲得很清楚，估计此卷文书中的卜法就是用的这种算法。又据载，这种“九天玄女课”共有九卦，其中有两卦的卦名即“老君”和“祥云”在此件文书中可以找到，而且吉凶也相同。由此或可推论，此件文书中的卦数也应该是九卦。因此暂时将它定名为“九天玄女卜法”。

另一件Дx00946是两条窄纸，顺序接抄。第一张抄两行，列有8个卦象和卦名并吉凶。从左到右分别是：“一竖一横（原是卦象，现用文字转述），大象之兆，吉也；一竖二横，阴神之兆，凶也；一竖三横，悬崖之兆，凶也；二竖一横，鹏鸟之兆，吉也；二竖二横，老君之兆，吉也；二竖三横，飞鸿之兆，吉也；三竖一横，太皓之兆，吉也；三竖二横，天后之兆，凶也。”第二张抄1行，列1个卦象和卦名为：“三竖三横，烦（祥？）云之兆，吉也。”将此文书与P.3803比较，卦象、卦名、吉凶均同，只是缺少卜辞（因其有完整的九个卦，可补P.3803之缺）。与《南村辍耕录》所言比较，除卦名稍异外，卦象和吉凶均同。因此，本文书应当也属“九天玄女卜法”性质。

唐宋间的公私目录没有著录此种周公卜法或管公明卜法。有关九天玄女卜法的著录，在《旧唐志》、《新唐志》中没有，但在《宋志》中有一些类似的东西，比如有“袁天纲（一作孙思邈）《九天玄女堕金法》一卷”，“《玄女断卦诀》一卷”，“《九天玄女诀》一卷”等。其中的《九天玄女诀》，极有可能与P.3803的卜法有关。“九天玄女卜法”一直流传到清朝，被称为“九天玄妙课”，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术数》中有介绍。

P.4778管公明卜要诀经

5.占十二时卜法

此种卜法亦称为“周公孔子占法”[27]，方法是以十二月为顺序，在子丑寅卯等十二时下分别注有“一”“二”“三”，然后根据卜事内容，按一、二、三的吉凶作出判断。

占十二时卜法共有4件文书，即S.5614、P.2574、P.2859、BD14636。这4件文书可以分为两类。

（1）S.5614。题为“占十二时卜法”。首尾全。以“子时”开头，卜辞则以卜项为纲，以一、二、三的吉凶为目。

（2）P.2574、P.2859和BD14636。这3件文书基本相同（个别字句不同，比如P.2574将“主”错写作“注”等），都有“周公孔子占法”的标题，但后两件文书后半部卜辞要比P.2574多一些。3件文书都以“寅时”起头，卜辞以一、二、三的吉凶为纲，以卜项为目，与（1）类文书不同。吉凶也有与（1）类文书不同者。比如：

P.2859：时下得二……占养［蚕］得平……时下得三……占养蚕大得。

S.5614：占养蚕：一大好，二小好，三全不收。

这3件文书都有“占家中病者初忧重，至理不死”字样，即避“治”字，可见这3件文书都是唐代的抄本（参后述“逆刺占”类文书）。

要注意的是：此种卜法极短小，因此常是一长卷中的一部分。比如S.5614前有“摩醯首罗卜”，后有“周公八天出行”；P.2859和BD14636则是《逆刺占》中的一部分（参见“事项占5逆刺占”一节）。

唐宋间的公私目录没有著录与这种卜法相关的典籍。

6.杂卜法

S.5614摩醯首罗卜

所谓杂卜法，是指不能归入上述各类卜法中的两件卜法文书，即S.5614和S.12194。

S.5614名为“摩醯首罗卜”，首尾全，前有“占西秦日晕”后有“占十二时卜法”。此卜法显然有佛教色彩。其方法据严敦杰推测，是在一个骰子上写有一至四的数字，卜时扔三次，得出三个数字，排列为一三四、四三二等共六十四局，然后据每局下的卜辞判断吉凶[28]。严氏的推测是对的。因为文书的序言明确讲占卜时“掷头投（骰）子三遍，然后补局”。

此件文书前有序言，后列65局，比应有的64局多了1局。查文书原文，有两个一三一、两个一四三，但缺一三二。并且两个相同的局的卜辞却并不相同。比如第一个一四三的卜辟为：“此名梵罗天局。其天拥护，汝身如月初出极小，渐至长大，十五日圆满具足。今日已后，汝转增好，所求皆得，不须忧，大吉。”第二个一四三的卜辞为：“此名梵摩天局。其事早已成就。汝自兴？怀求佛念差，此卦即得称情，大吉。”怀疑其中的一个“一四三”应是“一三二”。另外，从后一条“一四三”的卜辞看，“局”也可以称为“卦”。

另一件S.12194是个残片，有“圣绳子卜”的题目，余为序言的极少一部分。从残片只知这卜法是唐三藏贞观年间西方取经时带回来的，具体内容则不详。推测也是带有佛教色彩的卜法。

唐宋间公私目录没有著录与此两种卜法相关的典籍。

三 式法

唐五代占卜中，除前述易、五兆是官方支持的占卜外，还有一种官方占卜是“式”。《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云：“太卜令掌卜筮之法，丞为之贰（其法有四：一龟，二五兆，三易，四式）。”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看敦煌占卜文书中的“式法”类。

唐五代式法，有太一、雷公、六壬三种[29]，后世有人认为“雷公”就是“遁甲”。敦煌占卜文书中没有明确标有“式法”的文书，所以我们很难判断哪些卷子是“式法”。从传世著作中，我们可以推测有些文书使用了某种式法，但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肯定它就是“式法”类著作。下列的一些文书，有些整个文书都具有式法性质；有些是一件长文书中的一部分；有些则属于其他占卜类型，只是其中使用了式法（对于这类卷子，我们采取同类文书只列一件的做法）。而且，在这些可能是（或者包含有）“式法”的卷子中，我们也不能确知它们属于哪种“式法”，即不知是太一式、雷公式、遁甲式，还是六壬式。

可能与“式法”相关的文书有10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1.六壬式法类（其中有的含有遁甲式法）。有5件，即P.3322、P.3322V、P.3794、BD14636、P.2856 其中P.3322与P.3322V号文书所抄内容为同一种性质，当属一件文书。似始抄于背面，结束于正面。首残尾似全，末写“庚辰年正月十七日学生」□大庆书记之也”。正面存57行，背面存29行。从内容看，似是以式法（可能是六壬）来占各种事项。例如有（以下引文书内容，凡不注明者均为原标题；注“拟”者则原无标题，根据其他卷子拟定）：

占贼来否。如：天罡功曹加日辰王相」衰囚死，不来。太冲加干，来；加支，不来。传送加孟」，始发；加仲，半道；加季，即至。

占遗物知可得不。正时游神加孟，得；加仲，当得；」加季，立得。夏神后，春太一，秋从魁，冬天罡。

占鬼祟。如：常以月将加卜时。天罡……临四仲，神在门，丈人为祟。

占病轻重。如：神在丙（内？），重；在门，不死；在外，即差。

占妇人产男女。如：以传送加妇人本命。阳神加」行年为男，阴神是女。

从本件文书的内容看，与传世本《黄帝龙首经》或《黄帝授三子玄女经》有些相似。比如《黄帝龙首经》也是以事项排列，共72条，占辞比本件文书要复杂一些。如“占诸望行者吉凶来否第二十六”中有云：“假令望酉地人，从魁加戌为已发，加子为半道，加卯为得限当来。”又如“占怪祟恶梦法第六十六”引“《式经》云：神在外，比邻受殃；在门，家人受殃；在内，身受殃”。《黄帝授三子玄女经》也有云：“求物：天罡加孟，不得；加仲，得半；加季，尽得。”据今人分析，上述两本式法著作主要属于六壬系统，但也掺杂了遁甲的内容[30]。本件文书与这两本著作相似，当也主要属于六壬式法。可能是《黄帝龙首经》类著作的民间版本，所以比较简单，也比较容易使用（或者是今本《黄帝龙首经》的早期版本也未可知）。

P.3794号文书是《兵书杂占》的一部分（详见“占候”类），存“推六煞所宜法”以下15行与“式法”有关。如：

卒闻有贼来，欲知」虚实，以月将加闻信时。太一临四季，敌来；加孟仲，贼不来。卒闻有贼来，以月将加时，视斗所临。临孟无贼；临仲，贼来半道，」临季，垂至……若山林中迷或（惑？）不知四方道」远近应出处者，趣以栻投地，随天罡所指而去，不过百步，得，小」吉下，八十步有水；若不知方面，出传送下，立得至道也。

这可能属于六壬式法。《太白阴经》[31]卷十《杂式》有“推贼虚实法”，如“常以月将加闻贼时。天罡加四孟，言虚；加四仲，来在道；天罡加四季，即至”。又有“推迷惑法”，如：“忽迷四方，以式投地。出传送下，自然开悟；出天罡下，百步得道，若三百步得及路；出小吉下，八十步得道。”二者相比，内容大致相同，可以肯定属同一性质。又，《太白阴经》中的文字常有脱文，无以为校。敦煌卷子的发现，可以对此进行一些校补。

BD14636是《逆刺占一卷》中的一部分，其中与式法有关的有“推十二月将所在逆占来意法”、“从十二辰将上来占法”、“占日卜法”、“占坐卜向法”等项。如：“假令常以」月将加卜时，若天后加日辰，必奸意为信（合十二月为」天后常定）；假令甲寅日」天大吉，下有人在子大吉卜来坐，坐向未天空，有一欺诈不庆之事（辰为天空，在」面东南上）”等，是用式法来占来意，所用的式法可能属于六壬式法范畴。其他几件《逆刺占》文书也有类似内容，可以参看本书的“逆刺占”类文书部分。

P.2856是《发病书》的一部分，其中“推得病日法”和“推得病时法”都提到了十二月将，或与式法有些关系。如：“推得病日法。子日病者，不死。子者神后，南斗之子，男轻女重……”；“推得病时法”，“丑日病者，神后，病之不死，男轻女重。神后，南斗之子……”两项内容大致相同，但一曰子为神后，一曰丑为神后。按六壬式，应以子为神后。

此项占法或与六壬式有关。类似的占病法在本书的“占病”类文书中还有，可以参看。

2.遁甲式法类（其中有的含有六壬式法）。有5件，即P.2610、P.3803、P.2610、Дx02827、P.3064V P.2610为一杂抄占卜文书，其中有一段标为“推孤虚法、推亭亭白奸法”，存24行。内容为：

①推孤虚法。以徵明临太岁、天魁为孤，太冲、天罡为虚也。摇光正月建，从子丑击午未……右十二月孤虚，千人已上用之。推旬孤虚法……甲子旬从戌亥击辰巳……右旬孤虚，百人已上用之。推日孤虚法……右件日孤虚，十人已上用之。推时孤虚法。今时后二辰为孤，从击之必胜。

②推亭亭白奸法。亭亭者，天之兵也。白奸者，贼之气。故背亭亭以伏白奸。」……人定，白奸在」亥，宜从巳击亥……

推孤虚法和推亭亭白奸法多用于军事，属遁甲式。《太白阴经》分别在卷九《遁甲》和卷十《杂式》中提到。宋《景祐遁甲符应经》也有，说“亭亭者，天之贵神，背而击其冲，为胜”，“背孤击虚，一女可敌十夫。古法十人用时孤，百人用日孤，千人用月孤，万人用年孤”[32]。可见此二法确应属遁甲式。又，本件文书既用了“徵明”，也用了“登明”以避宋仁宗赵祯的讳。若果真如此，则其抄写的年代就相当晚了（此亦可疑。因为宋仁宗在位是1023年以后，而敦煌文书似没有这么晚的）。

P.2610还有一段是“安营式法（拟）”，存18行，有图两幅，内容均与安营有关。即：

①结营法（拟）。如“六甲为青龙，六乙为逢星……六壬为天牢，」六癸为华盖（一名天藏）。夫结营阵，将军居青龙上，军」鼓居逢星上……囚人居天牢上，军储于天藏上”。下有两图，分“甲子旬”、“甲午旬”等六甲，标明“青龙”、“逢星”等的不同位置。

②安营法（拟）。如“夫安营任止，勿令魁」罡上加日辰。太阴、太岁、大将军、月建及行年本」命，当以月将加时，视魁罡下即目知之”。

其中“①”属遁甲式，又可称“六甲下营法”。《景祐遁甲符应经》言此法为“大将居青龙甲，旗鼓居蓬星乙……囚系粮储居天牢壬，府藏居天藏癸”，与本件文书大致相同，可证本法属遁甲式法类。“②”则可能用了六壬式法。除本件文书外，与此相同的P.3288也有相同内容，可参看。

P.3803《咏黑道黄道诀等（拟）》。前为“卜法”（参本书的“卜法”类）。本段存19行，内容主要有：

①咏黄（黑？）道诀。是一首七言诗歌。如：“合神用加月建时，酉下青龙卯下离。神后所言朱」雀位，胜先玄武得无疑……此个六神为黑道，犯之殃祸」不轻微。”从内容看，题目的“黄道”当为“黑道”。因此以下还有“咏黄道诀”。

②咏黄道诀歌。亦是首七言诗歌。如：“魁下明堂对玉堂，小吉金柜对金囊……此之相配为黄道，万般凶祸不为殃。”然后说：“凡欲出军并嫁娶，或为修」造或迁移，但承黄道皆福利，不避将军及」岁支。”

③推六合法。

④龙母诀。

从本段文书的内容看，①、②项似属“遁甲”。《太白阴经》卷九《遁甲》中的“推恩建黄道法”，有对黄道黑道的说明，如说“太乙即为除，除为明堂，黄道次神；胜光即为满，满为天刑，黑道次神”等，可参考。第④项“龙母诀”是一幅标有“龙德”、“龙母”、“龙安”等的图表，从其排列看，似与后世的“六壬课时”类似。但是，它只是用了式法的一些原理，比如将日辰加在“龙德”等上，然后旋转以推占等，本身并不是式法。所以我们主要将其归入时日选择法，可参见本书的“时日宜忌”类文书。

Дx08827号文书首尾残，存23残行。内容大致有：

①时□□直要述。叙六甲法与“时下得某”等。如“甲乙之日夜半甲子”、“时下得甲为客始”。

②求天一所在宫要术。叙九星与九宫。如“在三宫为天冲星”、“在六宫为天心星”、“在八宫为天任星”等。

③□时下得九天三奇六仪求吉凶术。如“诸天一□在宫为」□（休？）门，前一宫为生门，后一宫为开门。常出此三门，所？在」之方皆大吉”等。

从这些内容看，像“九天”、“三奇”、“六仪”等，都是遁甲的概念。因此，此文书所述应该属“遁甲”式法性质。《俄藏敦煌文献》定其名为“星命占术”是不确的。又，从其内容看，这件文书的年代应该稍微晚一点。

P.3064V为一残图。周画十二地支，插有“地”字，疑是“地户”。又有“伤门杀胎妇，火血”、“利道吉”等字样（“伤门”出现两次；“利道吉”出现四次，东西南北各写一次）。由于“伤门”是遁甲式法中的“八门”之一，“利道”又见于《黄帝龙首经》，故此图可能与式法特别是遁甲式法相关。但图中有两“伤门”，又写“煞”作“杀”，是其可疑处。

从以上10件文书看，当时流行的式法似以“六壬”和“遁甲”为主，其中遁甲主要用在军事上。太一式则未见。以下我们看看正史书目中的著录。由于书目中有关式法的著作很多，我们只能择要而谈（并且，有些著作很难知道其内容，因此只能根据书名、著录的位置等判断，不一定十分准确）。

《隋志》著录有“太一”类著作11家，如有（明确写有“式”的）：《太一龙首式经》一卷、《太一式杂占》十卷。“遁甲”类著作有59家，如有：《黄帝出军遁甲式法》一卷、《遁甲孤虚记》一卷（伍子胥）、《遁甲孤虚注》一卷、《遁甲九宫亭亭白奸书》一卷。“六壬”类2家，如有：《六壬式经杂占》九卷。“杂式”类有9家，如有：《黄帝龙首经》二卷、《黄帝式经三十六用》一卷（曹氏撰）、《玄女式经要法》一卷、《桓安吴式经》一卷。这些“杂式”有些可能属于“六壬”，比如《黄帝龙首经》和《玄女式经要法》。

《旧唐志》著录有“太一”类5家，其中只有1家有“式”字即《式经一卷》（宋琨撰）[33]。“遁甲”类10家，但均无“式”字，如：《遁甲经》一卷、《遁甲九宫八门图》一卷。“六壬”类1家，题目没有“式”字，即《六壬历》一卷。

《新唐志》著录的著作基本将《旧唐书·经籍志》中著录的著作全著录了，又多了—些，计有“太一”类14家，如：《太一式经》二卷、《太一式经杂占》十卷、王希明《太一金镜式经》十卷。“遁甲”类24家，如：《遁甲秘要》一卷、萧君靖《遁甲图》（开元仆寺主簿奉诏撰，卷亡）。“六壬”类5家，如：《六壬式经杂占》九卷、《六壬明镜连珠歌》一卷。“杂式”7家，如：《雷公式经》一卷、《黄帝龙首经》二卷、《玄女式经要诀》一卷。这里将《雷公式经》与遁甲分列，可见二者还是有区别。又，将《黄帝龙首经》仍归属在“杂式”而不是“六壬”，说明二者性质也有不同。

《宋志》著录的式法类著作更多，计有“太一”类34家、“六壬”类33家、“遁甲”类38家、“杂式”类16家。

以上著录的式法著作中，流传至今的只有《黄帝龙首经》和王希明《太一金镜式经》。

从以上的著录看，“遁甲”一直是最多的门类，这可能与它能用于军事有关。“太一”类数量基本占第二位。值得注意的是“六壬”类。虽然历代皇帝都允许“六壬”的流行，但它在《宋志》以前一直著录不多。从敦煌式法文书中有不少“六壬”类文书看，“六壬”类著作可能主要在民间流行，所以在官方目录上著录不多。到宋代，“六壬”大增，这其中的原因值得研究。此外，“雷公式”只有一家，是否说明唐代“三式”中的“雷公式”是“遁甲式”的别称？这也需要证明。此外，从著录数量研究某式法的多寡也有一点危险，即著录的著作往往有些已经佚失了。比如《新唐书》照抄《旧唐书》的著录即是如此。所以分析某式法的多寡，一定要注意实际的流行情况。

关于式法类敦煌文书，介绍和研究的文章都很少，几乎可以说没有，只《敦煌辞典》“占卜”类有“孤虚占一卷”条，介绍了“孤虚占”和“推亭亭白奸法”，甚简略；又有“推产妇何时产法”条，介绍了P.3322中的一段，但没有与“式法”联系起来。

四 占候

唐五代官方占卜除前引《旧唐书·职官志》中所述“龟、易、五兆、式”外，还有“占候”。《旧唐书》卷四三《职官二》述司天台职掌有云：“太史令掌观察天文，稽定历数。凡日月星辰之变，风云气色之异，率其属而占候之。”据这一说法，则“占候”类占卜包括有占日月星辰以及占风（所谓“风角”）占云气等。

敦煌占卜文书中的“占候”类文书有17件左右，大致可以分为四类（有些文书是杂抄，即一件文书可以同时分属几类）：

1.《悬象占》、《西秦占》、《五州占》，以及《太史杂占历》类（因为这两类往往抄在一起）。有7件文书

P.3288玄象西秦五州占

P.3288号文书首题“立像西秦五州占第廿二”。立像，疑是“玄象”，《唐律疏议》[34]卷九有谓：“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私家不得有。”疏议曰：“玄象者，玄，天也，谓象天为器具，以经星之文及日月所行之道，转之以观时变。《易》曰：玄象著明，莫大于日月。故天垂象，圣人则之。”“玄象”在敦煌文书中又往往写作“悬象”，原因待考。

本卷可能包括“立（玄）像（象）占”、“西秦占（或西秦五州占）”、“太史杂占历”等，首全尾残，存418行左右，大致有以下一些内容：

①五星占（拟）。此处的五星占，以西秦五州为所占内容，即以岁星占张掖、荧惑占酒泉、镇星占晋昌、太白占武威、辰星占敦煌。以下所占也都与西秦五州相关。

②正月占城气法。占子日至亥日。

③日暝西秦。占子日至亥日（其中亥日缺）。

④占月（日？）斗法。占子日至亥日。

⑤占日食法。占子日至亥日。

⑥悬象占日耳法。占正月至十二月。

⑦西秦占日晕法。占正月至十二月。

⑧占色气法。占正月至十二月。

⑨占月光不明法。占正月至十二月。

⑩五星符（拟）。以武威配荧惑、张掖配太白、酒泉配镇星、晋昌配辰星、敦煌配岁星，每星下各画有符，并附有关于此“符”的说明。

以上似为《玄象占》和《西秦占》的内容，占辞多涉及西秦五州。按：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改州为郡，凉、甘、肃、瓜、沙州遂改为武威、张掖、酒泉、晋昌、敦煌郡，因此本段文书应该是在唐玄宗天宝年间编写的，内容与当地密切相关。其中对外国兵的担忧、对“白衣人”的担心等都与当地的政治社会背景相关（当然也可能是在前代书的基础上改编的）。这种以地域命名的占星书在唐以前也有著录，例如刘表的《荆州占》。《荆州占》在唐李淳风编的《乙巳占》和瞿昙悉达编的《开元占经》中都有逸文。《西秦占》或《西秦五州占》当亦与此类似。

以下部分可能属于《太史杂占历》（参见后述其他文书）。

⑪太史杂占动静善恶吉凶诀。将六十甲子分成十二组，每组下写“闻”动静善恶后的占断。

⑫占风雨善恶即看时节动静急难法。

⑬占地动法。包括正月至十二月、四季，以及子日至亥日的地动。

⑭占日蚀、日色、晕、云等（拟）。

⑮［太］史所占十二时善恶吉凶法。先叙子年至亥年的吉凶。如：“岁在子年，蕃浑遍川，岁在丑年，将佛似祆……岁在未年」，鲜卑在前。”

然后叙太史与伍？子胥的问答。最后说：“子胥于天台山中，因行游，逢此白头老人，问此之事，披览文」书，寻其一百廿甲子，余知善恶吉凶所立。此吟书传流」圣主，秘而勿传。”

注意其中的“蕃浑”、“佛祆”、“鲜卑”，据此或可大约推知其编撰的年代。

⑯当雨不雨占吉凶（拟）。叙正月至十二月当雨不雨的吉凶。

⑰太公占候雨法。

⑱十二月生气法。叙正月至十二月的生气死气所在。

⑲出军大忌日法。叙出军的忌日，以及大将的咒语等。

⑳十二时相刑相合法，亦名六合法。六钩之所听法。十德合法。十德所在法。六情来物之意。五行用情之法。天狱所在法。墓煞法。休废法。六丙法。然后据此占风，以及贼发之方等。

（21）以式法占风占军等（拟）。用“青龙、逢（蓬？）星、明堂、太阴、天门、地户、天狱、天庭、天牢、天藏（华盖）”、六壬十二月将、“大吉、互、但、分、争、辱、煞、反”等概念来占风、占出军安营等。又有“推天煞日法”。

（22）占岁善恶法（拟）。包括占子至亥日暴风、子至亥日受岁等。

（23）占嫁娶（拟）。不全。

这个很长的卷子，除最后的第（23）项外，都属“占候”范畴。它显然是将许多内容杂抄在一起，形成一种类似汇编或集录性质的占卜实用书。对其中的篇目顺序数字不必认真，后面我们将看到，同一内容会有不同的编号。这正是杂抄各书造成的结果。但若大致来分，本卷文书似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属于“玄（悬）象占”、“西秦占”，另一部分属于“太史杂占历”。前者的地方色彩、时代色彩都很浓；后者则可能流传于广大地域，所以我们在后一部分中可以看到有“子胥”、“巫咸”、“范？蠡”等人名及其言论。本卷的前一部分可能编（或者在前人著作的基础上编）于唐玄宗天宝年间。全卷的抄写年代当在此之后。

S.2729V首残尾全，存317行左右，内容为：

①占日斗法（拟）；②占日食法（拟）；③悬象占西秦日耳法第廿七；④西秦日晕占第廿九；⑤占色气法（拟）；⑥占月光不明第廿三；⑦五星符（拟）。

然后有“太史杂占历”字样。接下去是：

⑧太史所占天下动静善恶吉凶诀；⑨占风雨善恶及看时节动静急难法；⑩太史所占十二时善恶吉凶法；⑪太史占候法；⑫十二月生气法；⑬出军大忌日法；⑭十二时相刑相合法亦名六合法、六钩之所听法、十德合法、十德所在法、六情来物之意、五行用情之法、天狱所在法、墓煞法、休废法、六丙法；⑮以式法占风占军等（拟）、推天煞日法；⑯占岁善恶法（拟）；⑰占嫁娶（拟）；⑱夫妻相法。

末有“大蕃国庚辰年五月廿三日沙州□”字样。

从内容看，本卷与前述P.3288基本相同，连错字都一样，可以肯定是抄自同一本书。不同处在于：P.3288将所有内容都归在“立（玄）像（象）西秦五州占”的名目下，不仅删去了后一部分的“太史杂占历”字样，而且删去了前半部小标题中的序数；但本卷则保留了小标题中的“第廿七”、“第廿九”、“第廿三”等字样。说明P.3288可能是经过整理的本子，因此要晚于本卷。另外，从小标题的序数看，互相并不衔接，可知是从不同著作中抄来的，这在下面的卷子中还会进一步体会到。“大蕃国庚辰年”当是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的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年）[35]。本卷照抄了“蕃浑”、“鲜卑”等字，并照抄了对外国兵的担忧，可见当时对这类用语没有什么限制。

P.2610号文书虽首尾残，但仍存有长达510余行的文字。文书内容很杂，我们将在不同门类中分别介绍这件卷子。本段长约246行，内容包括：

①占八卦方位“声”之吉凶、占地动、占日蚀日色等（拟）；②太史所占十二时善恶吉凶法；③写“《太史杂占历》一卷”，然后是占当雨不雨之吉凶（拟）；④太公占候雨时日准则法；⑤占候十二月生死气法；⑥出军大忌法；⑦推十二辰相刑相合法、六钩之所听法、推十干法、十德所在法、六情来物之意、推天狱所在法、暮（墓）煞法、休废法、六丙法；⑧以式法占风占军等（拟）。

从内容看，它与前述P.3288、S.2729V的后半基本一样，只是抄写更乱，字也不好。这里出现了“《太史杂占历》一卷”字样，知“太史杂占历”曾是一本书，但被抄到不同的汇编书中去了。又，此处的“太史杂占历”的位置与S.2729V号“太史杂占历”的位置稍有不同，从内容看，应以S.2729V号文书为是。

P.2610号文书以下的内容与本段似并未抄在一张纸上，因此内容也不衔接。其中有关“占候”的其他内容我们将在后面另行介绍。

P.2632首残尾基本全，存218行左右，末写“手诀一卷」咸通十三年八月廿五日于晋昌郡写记”。内容大致有：

①正月占城气法（拟）；②占十二日暝法；③占日斗十二月十二日同占法；④西秦日食占；⑤悬象占日晕日耳法第廿七（包括占日耳和“日晕占”）；⑥占色气法（拟）；⑦占光不明[36]廿三；⑧五星符（拟）；⑨占日月旁气法；⑩占风法（云：“凡候风之法，须明知五音、六清（情）、八卦、五行王相休废相生相克，以知吉凶”，然后叙这些知识，包括日音法、时音法、五音所主法、六情法、六合法、十二刑法、六冲法、六钩法，五行王相法等）。

从以上内容看，除去第⑨、第⑩两项外，与前述P.3288、S.2729V全同，可知也是抄自《悬象占》、《西秦占》类书。至于第⑨、第⑩两项，则抄自其他占星著作，但似不是《太史杂占历》。这一点与前述两件文书不同。初步检查，第⑨、第⑩两项所抄内容有些可能是在李淳风《乙巳占》的基础上编写的。如《乙巳占》[37]“论六情法第七十八”有云：

申子为贪狼，主欺给（？）不信，亡财遇贼，主攻劫人也（京房云：求人财物，强取也）。巳酉丑宽大，主福禄赏赐，聚集酒食。主贵人君子（京房云：酒食庆贺也）。

本件文书“六情法”有云：

申子为贪狼，主欺殆不信，主攻却（劫？）人（京［房］云：求人［财］物，强取）。巳酉为宽大，主福禄赏赐」，□贵人君子（京房云：主酒食爱（庆？）贺。李靖云：主解散）。

两相比较，内容几乎一样，只是本卷多了“李靖”的注释。可知本卷所据抄的书或晚于《乙巳占》，很有可能是《乙巳占》的一个详注详解本。

本卷明确以《手诀》为名，知是一种为一般占星占气人服务的实用手册。其他杂抄、汇集类文书亦当作如是观。又“手诀”一词也见于唐宋时的其他书，如《宋志》就著录有“《用兵手诀》七卷”。又，本卷抄于唐懿宗咸通十三年（872年），但抄于“晋昌郡”而不是“瓜州”。原因何在？存疑。

P.2941号文书首尾残，存27行。始自“占日斗”中的寅日、终亥日，然后是“西秦日食［占］”（自子日至亥日），与P.2632全同，可知亦抄自《悬象占》或《西秦占》，可能也是《手诀》中的一部分。

S.5614存52行，后为《摩醯首罗卜》。本段内容为：

①日暝占第卅六；②占西秦日斗法第卅七；③占日蚀吉凶法第卅八；④占西秦日晕第卅九。

这内容与前述P.3288、S.2729V、P.2632，P.2941全同，但标题名称不同，序号也不同。知此类《悬象占》或《西秦占》被抄在不同的书中就有不同的编号。在此卷中，它就与“摩醯首罗卜”等抄在一起。这与前述《手诀》中和《乙巳占》类书抄在一起是一样的。下面我们将有序号或无序号但有相同内容的卷子列于下表，以示比较。

表一 《悬象占》类文书占卜事项序号比较

由此可见，相同的内容可以有不同的标题和不同的序号。它们所依据的底本可能一样，但被抄到不同的“汇编”、“新集”等杂抄书中，标题和序号就不大相同了。又，从其中既有《悬象占》又有《西秦占》看，这书可能有两个名字，也可能分别是两种书。

Дx01366V号文书首尾残，存31行（下部残）。似存“占城气、占日暝、占日斗”部分。将其内容与P.3288《立像西秦五州占第廿二》相比，二者基本相同，应是同一性质的文书。但能否肯定它就是“第廿二”（依《俄藏敦煌文献》定名），也只能是一种推测（因为与P.2632、S.5614号文书也相同）。

2.《乙巳占》类（2件）

P.2536V号文书首残尾全，存28行，很可能是李淳风编《乙巳占》中的一部分。文书有“月食在中外官占第十八”的标题，尾写“同光贰年甲申岁”。按《乙巳占》自《新唐志》著录以后，代有著录，但清乾隆年间采访遗书时已不得见，光绪时始有刻本行世，且无异本可校。本卷是《乙巳占》中的一篇，其重要性自不待言。我们看以下一段：

月入太微中。若流［星］从」横经行大微中者，主弱臣强，诸侯四夷兵不利，行不端，心不」正，有耶欲，不受命。有奸人在主庭。四夷难信。（本卷）

月入太微中，若流星纵横经行太微中者，主弱臣强。诸侯四夷兵不制，行不端，心不正；心不正，有邪欲，不受命。有奸在主庭，四夷难信。（传世本《乙巳占》）

两相比较，可知本卷或即《乙巳占》中的一部分。但篇目不同。本卷写“月食在中外官占第十八”，而传世本《乙巳占》写“月蚀五星及列宿中外官占第十四”。按《乙巳占》的篇目，《玉海》引《书目》说是“序云五十卷，今合为十卷”[38]。后人不信此说，但从本卷的“第十八”到传世本的“第十四”，存在着合并的可能。且在“中外官占”之前加了“五星及列宿”，也应是合并留下的痕迹。

本卷抄于后唐同光二年（924年），是《乙巳占》在当时流行的一个证据。《敦煌宝藏》定其名为《星占书》是不确切的。

S.2669V首尾残，存17行。前面当写有“帝王气象占第一”，文书只余最后一行。然后是“［将军气］象占第二”和“军胜气象占第三”。后未抄完，接抄“四弘誓愿”。

这些“气象占”的篇名、字句与传世本《乙巳占》中的有关篇目全同，但序数不一样。在传世本《乙巳占》中，上述篇目序数为：“帝王气象占第五十三”“将军气象占第五十四”“军胜气象占第五十五”。似乎《乙巳占》在当时并非像传世本那样，将篇目从“一”一直排列到“一百”，而是另有排法。

除这两种《乙巳占》残卷外，前述P.2632最后部分所据底本，也有是《乙巳占》的可能性。因此，《乙巳占》在当时还是比较流行的，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这种流行是在民间还是仅局限在官府内。

3.云气杂占类（4件）

敦博076V占云气书

P.3794首尾残，存91行左右，内容大致有以下一些，均与军事有关：

①岁刑德占（拟）。如：“岁在亥形在亥德在辰，战从辰击亥。”②推六煞所宜法。如：“天罡为时煞……凡此六煞，兵家所慎。”③风云气候第四。如：“夫出军征战，善用兵者必当」□□风所从来，以知客主胜负。”④灾祥变异第五。如：“夫军行斗战，必有怪祥以表胜败。”

其内容，在《乙巳占》、《太白阴经》等书相关部分中都有类似表述，但又都不相同，疑是某兵书中“杂占”的一部分。原定名为“望军气书”，似不确，因为其中除“气”外，还有占“风云”、“灾祥”、“六煞”等内容。

S.3326首缺尾全，后为“全天星图”。本段存图25幅，每幅图下有占辞3—4行。如：

吕不违云：凡近原阜有气如万丈竿冲天□（直？）」竖，黄者，天子之气也，青赤白黑者，皆主有灾」□。臣淳风言：凡此郡邑，出公侯。色青者，疾」病。白者，有兵起。黑者，邑有盗贼兴也。

末有上言曰：“右已上合气象有卌八条，臣曾考有验，故录之也。未曾占考，不敢」辄备入此卷……滥」陈阶庭，弥加战越。死罪死罪。谨言”云云。

在本卷全部可分辨出占辞的18幅图中，有17幅明确写的是占“气”，只有一幅前写“云”后写“气”，疑此处的“云”当为“气”之误写。从图末的“右已上合气象”云云看，也是只提到“气”而没有提到“云”。联系到下述《占云气书》中分《观云章》和《占气章》，可认为本卷似只是占“气”而不包括占“云”。所以原定名为“云气杂占”似不确，应定名为“占气书”或“气象杂占”。又，本卷以“气”为纲，与《乙巳占》、《开元占经》占气部分以某一类人或事为纲不同。并且图后还有“进上”的文字。因此本卷的性质可能与一般的著作不大相同。此外，从文中有“臣淳风言”字样看，此编录者利用的底本当撰在唐太宗贞观年间以后。

敦博076V[39]，前为星图的“紫微垣”部分，后为本段。本段题名为“占云气书一卷”，包括“观云章”和“占气章”两部分。云气用图表示，共画有80幅图。每图下附以占辞（其中有29幅图无占辞）。如“观云章第壹”：“城营上见有云」如雄鸡，城」必降。”“占气章”：“其军上气黄白而光泽者，不可击之。”

从这些内容看，与《乙巳占》、《通典·兵典·风云气候杂占》[40]中的占辞很多都是一样的。因此估计本卷是根据几种占书内容辑录而成。辑录的时间大约在晚唐，抄写则是五代时[41]。本卷内容与S.3326类似，但图的数量不同，占辞也不同。例如本卷的“占气章”主要是占“军气”，而S.3326则有“村坊郡邑”等气，涉及面要宽泛多了。又，S.3326占辞中所引“巫咸”、“李淳风”等人的话，在本卷也没有。因此这两个卷子似不属于同一类书。

羽042V[42]，首尾残，存三纸37行左右，字迹清晰完好。内容是占云气，例如有：“凡望气色之术，行师」出征，见云气如人无头，或前或后，或左或右者，是失」军之气，必败”；“有云白色如一疋布竟天，天下大兵起”。所占内容包括“云”“气”，多与军事，以及兵起与否相关，但占辞与《乙巳占》、《开元占经》、《通典·云气杂占》等均不同。

4.其他。有4件文书（含P.2610号文书部分内容）

P.2811号文书首残尾似全，存63行。内容有：

①五星占（拟）。存镇星、太白、辰星。如：“太白星者，一名」长庚、一名启明。西方金之精，白虎之德……其星」失行，或南入火，败亡；北入水，吉。失行入坎位，名曰反坐，必有屠城者……”②流星占。如：“流星出北斗，大将亡也。”③气色占（拟）。如：“青气入斗，贵臣死。”④九风占（拟）。先说“惟察九风以定国之”，然后列举九风，最后是占辞。如：“上下相疏，内外相□，小臣争宠，大臣争权，此是危国之风。”文末谓：“天下有此事，审察之必然。”

从内容看，似也是杂抄各种占星书的著作，比较简明。其中的“五星占”部分虽与P.3288等中的“五星占”类似，但决不涉及西秦五州，因知不属一书，即本卷不是敦煌地方编写的著作。

P.3589号文书首尾残，存88行，大致有这样一些内容：

①叙星宿（拟）。如：“紫微垣十五，南北两门通。七在宫门右，八在宫门东……”②许七曜利害吉凶徵应瞻。叙徵应，如引《李郃传》事例等，仅5行。③日月五星经纬出入瞻吉凶要诀。有“太史令陈卓撰”字样。以下叙占日色、日蚀、日珥、日晕等，各项下均有徵应事例。如：“日中」有黑子黑气黑云，乍三乍五，臣废其主。日蚀者，阴侵阳，臣掩君之象，有亡国。」后汉光武建武十六年春五月辛丑晦，日有蚀之。秋九月，河南尹张郡守」十余人留度用不实，并下狱死。”

按自《隋志》始，就著录有陈卓的《四方宿占》、《五星占》、《天官星占》等著作。《乙巳占》和《开元占经》中也引有陈卓的占书。本卷明确写有“太史令陈卓撰”字样，或许是陈卓撰诸种著作中的一种，或者是杂抄陈卓占书而成的著作。

P.3571V号文书首尾上下均残，存44行，字甚草。内容有：

①占日食（拟）。如：“申时食（一切能？斗战人」及盗贼死也）”。②占日色（拟）。③占气象（拟）。④占月食（拟）。如：“月食忽天下见……一日梵天王引（黑月十六日，准前）……四日阎罗王引（黑月十九日，准上）……”

本卷所示占星术与前述占星术显然不同，且有佛教因素在内。其性质待考。

除前述16件文书外，P.2610的后半部还有一些内容与《悬象占》、《太史杂占历》不同，因此也放在“其他”类中一并介绍。这些内容有：

①候风法。有“战风”、“十二辰风”之说。

②五音候风法。以十二辰、阴阳与五音相配，故五音各有阴阳。

③《地镜》中。其目录可见有“地灾二”、“云雷风火三”、“蛇虫九”、“龙鱼十”、“人物十一”、“□邑□□”。内容则有“天灾占第一”、“地灾占第二”、“云雷风火占第三”、“山占第四”、“水占第五”。

“候风法”和“五音候风法”在《乙巳占》中都能找到类似内容。《地镜》在《开元占经》[43]中也有引用。例如本卷“水占第五”有云：

河徙，是谓阴。不出□年，有叛臣，兵行，民流客。」河徙一里至三里，是谓失政。□□谋臣。五里至十里，女主执政。外□有」□□。

《开元占经》卷100“河出”条云：

《地镜》曰：河徙，是谓阴反。不出五年，有叛臣。兵行，民流亡。河徙一里至三里，是谓失政。且有谋臣。河徙至五里十里，女主执政。外戚有背叛。

显然二者是一样的。这不仅可证《开元占经》的价值，也可知《地镜》在本卷文书编写的当时尚未亡佚。因此本卷文书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文书。

下面看正史书目的著录。

《隋志》分别在“兵家”、“天文”、“五行”类中著录了数十家与占星占风占气有关的著作，仅占风的“风角”类就有23家。例如在“兵家”类中有：吴有道《占出军决胜负事》一卷，《对敌占风》一卷、《兵书杂占》十卷、《用兵秘法云气占》一卷、《五行候气占灾》一卷等；“天文”类有：巫咸《五星占》一卷、《天文集占》十卷（晋太史令陈卓定），《天文占气书》一卷、陈卓《四方宿占》一卷、《天官星占》十卷（陈卓撰）、《荆州占》二十卷（宋通直郎刘严撰），《日月晕》三卷、《日旁云气图》五卷、《日月晕珥云气图占》一卷等；“五行”类有：《风角占候》四卷、《风角杂占五音图》五卷、《望气书》七卷、《云气占》一卷等。由此可知，第一，风角类书甚多；第二，有巫咸和陈卓的书，特别是陈卓的书不少；第三，占云气的书也不少，且在“兵家”、“天文”、“五行”三类中均有。

《旧唐志》著录的“占候”类书比《隋志》要少多了，只在“天文”类中有10家、在“五行”类中有5家。其中陈卓撰的三种书依然有，风角类书只剩4家，以“云气”为名的占书一本也没有，并开始著录《乙巳占》十卷（李淳风撰）。可能这是唐初以来禁“占星”类书的结果。还有一个原因，即可能这意味着占风、占云类占术的衰落。特别是“兵家”类中没有了占星类著作。李筌编《太白阴经》，虽用了三卷的篇幅来辑录有关占星、占风、占云气的占辞，但也曾在“风角”类占辞前写道：“且兴师十万，相持数年，日费千金，而争一旦之胜负。向导之说，间谍之词，取之于人，尚犹不信，岂一风动叶，独鸟鸣空，而举六军投不测之国，欲幸全胜，未或可知。”这可能是“风角”类占术衰落的原因。此后，再没有像《隋志》所著录的那么多“风角”类占书了。

《新唐志》除照录《旧唐志》中的著作外，仅在“天文”类多了“《大唐开元占经》一百一十卷（瞿昙悉达集）”，在“兵法”类多了“《兵法云气推占》一卷”。

《宋志》在“兵家”、“天文”、“五行”中著录了近百家著作，引人注目的是“兵家”类著作有显著增加。这或许与宋代战争频繁有些关系。著录的著作中，增加的例如有《蕃占星书要略》五卷、《帝王气象占》一卷、李靖《六十甲子占风雨》一卷，《日月风云气候》一卷、《云气形象玄占》三卷、《占风云气候日月星辰图》七卷、黄石公《地镜诀》，《风云气象备集占》一卷、《出军占怪历》三卷、《行军占风气》一卷、《云气图》十二卷等。

拿敦煌占候类文书与以上著录的著作相对照的话，我们只能说：一是只有《乙巳占》可以和著录的书对上，其他则没有确切证据可以证明是某书或某书的一部分。二是有一件文书可能是陈卓所著书的一部分，但我们不能确证是哪部书。三是大部分卷子都是杂抄性质，所依据的书应该有巫咸、李淳风、李靖等人的书，以及《天镜》、《地镜》等。四是文书中有名字的书即《占云气书》一卷和《太史杂占历》一卷，在各书《志》中均不见著录。五是像《西秦占》、《悬像占》之类的著作在书《志》中也不见著录，当是当地编写的占星类著作。

对占星类文书的研究，除注中所引马世长对敦博076V占云气书的研究外，《敦煌辞典》介绍了P.2729V《太史杂占历》和P.2632《手诀一卷》[44]。《辞典》不知《太史杂占历》和《手诀一卷》的关系，更不知与《悬像占》、《西秦占》的关系，以及与本文“①”类其他文书（如P.2610等）的关系，因此所述有不准确的地方。

[1] 本书所引《汉书》及以下《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都使用中华书局的点校本。

[2]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36年世界书局本（该本据乾隆中于敏中重刻明陈宗夔校刊本排印），1990年。

[3] 由于行数的不确定，因此在以下各节征引文书文字时，也就不再标明行数了。

[4] 马克《数占》，第143页。

[5] 《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

[6] 王氏《叙录》，第163页。但今天如从《英藏敦煌文献》的照片看，没有咸通五年抄写的字样。特别是如后所言，此卷不避“世”字，可能应是唐以后的抄本。

[7] 中华书局点校本1992年版。下同。

[8] 马克《数占》，第137页。但文中错将此文书号写作“斯5686”。

[9] 见《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下引“北大D”号文书均见此书。

[10] 马克《数占》，第137页。

[11] 此为浙江博物馆藏敦煌文书，照片见《浙藏敦煌文献》，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2] 敦煌占卜文书往往不用“诀”而写作“决”或“決”。为了简明并与后世用词相一致，现统一录为“诀”字。

[13] 关于后一句，P.2859写作：“凡卜妇法，以日辰为夫兆事。”

[14] 黄永武编：《敦煌宝藏》140册（含英藏、法藏、国图藏敦煌文书），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1986年版。

[15] “散0677”出自罗振玉《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编号据《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华书局1983年版），下述“散0678”同。

[16] Дx11859+11859V文书从其排列顺序看，似当起自背面。

[17] 近年的成果，有王祥伟《敦煌五兆卜法文献校录研究》，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

[18]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1987年。

[19] 即在“何”注之外，还有元陈师凯解，以及明刘基注，致使每卦都变得很长。

[20] 《中国历代书目丛刊》影印王先谦校刊本，1987年。下同。

[21] 《中国历代书目丛刊》影印海山仙馆丛书本，1987年。下同。

[22] 但卦象为“大过”，与占辞中的“乾艮”之卦不合，存疑。

[23] 马克《数占》，第141页。

[24] 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779页。

[25] 马克《数占》与《敦煌辞典》分开论述这两种卜法，似无不可，但应指出二者类型的一致性。

[26]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版。

[27] 由此也可知“卜”和“占”在此时没有什么区别，但由于此节所论为依据数字算吉凶的“卜法”，所以取“占十二时卜法”为题。

[28] 《敦煌辞典》，第624页。此说当来自马克《数占》（第141页），但马克认为所用工具不一定是骰子，也可能是算子。

[29] 《唐六典》卷十四《太常寺太卜署》云：“凡式占，辨三式之同异。（一曰雷公式；二曰太一式，并禁私家蓄；三曰六壬式，士庶通用之）。”中华书局点校本，第413页。

[30] 李零主编：《中国方术概观·式法卷》所收《黄帝龙首经》解题，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31] 《中国兵书集成》影印守山阁丛书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下同。

[32] 《中国方术概观》所收标点本。

[33] “《式经》一卷（宋琨撰）”在《隋书·经籍志》中著录为“《太一经》二卷（宋琨撰）”，二者可能是一本书，故归在“太一”类。

[34] 中华书局点校本，下同。

[35] 参见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版，第320页。

[36] 原作“明不”，旁有颠倒符号。

[37] 《中国方术概观》所收标点本（所据为《丛书集成》本）。

[38] 《玉海》卷三《天文书下》，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清光绪九年（1883年）浙江书局刊本，1988年。

[39] 《甘肃藏敦煌文献》，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0] 《通典》卷一六二，中华书局校点本1988年版。

[41] 以上关于敦博076V（最初编号为敦58V）文书的内容等，主要依据马世长《敦煌县博物馆藏星图·占云气书残卷——敦博第五八号卷子研究之三》一文，文载北大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77—508页。

[42] 《杏雨书屋藏敦煌秘笈·影片册》，武田科学振兴财团2009—2013年版。

[43] 《中国方术概观》所收标点本（据《四库全书》本标点）。

[44] 近年的研究则有赵贞《敦煌遗书中的唐代星占著作〈西秦五州占〉》，收入其论文集《归义军史实论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第三章 敦煌占卜文书的类型及其与传世典籍的比较（中）

前一章主要介绍了敦煌占卜文书中属于官方占卜的几种类型，即易、五兆、式、占候，其中也涉及一些“杂占卜”，主要是各种卜法。本章开始，将陆续介绍其他的“杂占卜”文书。本章所叙的类型计有相书、梦书、宅经、葬书，以及时日宜忌。

五 相书

敦煌占卜文书中，《相书》类大致有12件，即英藏6件：S.3395、S.5969、S.5976、S.9987B1V、CH.00209、CH.87；法藏6件：P.2572、P.2797、P.2829V、P.3390、P.3492V、P.3589V。

另，俄藏目录（孟列夫目录，参见黄永武《敦煌遗书最新目录》）著录两件（孟02893、孟02894），经核查，均非相书。

这12件文书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或三个系统。

1.许负《相书》系统（共2类4种7件文书）

CH.87相书

（1）甲类

A种3件文书：明确写有“许负等撰”字样，典型排列如：五官第三、六府第四、臂手第廿七等。

①CH.87。首全尾残，存93行，“臂手第廿七”后至“□□（额文）第廿八”止。有撰写人名单及“序”如下：

相书一部。汉朝许负等一十三人撰。许负、李陵、东方朔、管公明、陶侃、耿恭、朱云、黔娄先生、张良、鹿？先生、神农、」李固、张禹。许负相书及身面诸文靥合卅六篇，」许负撰。凡卅六篇并序。」序曰：夫积善余庆，则众相自然；积恶显扬，表其深现。凡相官府」部，难得骨肉相。夫杨光润泽、细发有殊。眉峻黑，眼目鲜明。阳」中开阔，阴中大平。龙精风目，阙上毫生。面如满月，方断？天亭。」鼻筒悬胆，沟渎深零。口上四字，断颚？峰贞。齿白如玉，舌似」花生。言谈清朗，折桂？龙鸣。耳博？脑，轮郭环成。妳阔尺二，宿？幽」清。手足紫色，甲像红樱。指尖（爪？）无节，孙？血文成。五荣？入掌，龙虎凤行。

从这个序看，可以肯定本件文书不是汉朝人许负的作品，因为十三人中的管公明是三国时魏人（《三国志》卷二九有传）、陶侃是东晋人（《晋书》卷六六有传）。所以，此卷《相书》最早也是东晋的作品。

②P.3589V。首全尾残，存74行，与CH.87完全相同，但有图8幅，并在“廿七”后又有廿九、卅。不过文书中段有缺漏。

③S.5969。上下残，存30行。首基本全，尾至“鼻第十”，与CH.87完全相同。

B种1件文书：前半同A种，后半不同。

④P.2572。首残尾全，存270行左右。前半至“廿七”与A种同，后“廿八”开始标题用语变成“相毫毛”，直至“相人面色气第卅五”，与A种不同。尾题“相书一部”。后又有“何以知之”云云的相人术。又，此卷有“景寅”、“景子”等字样，其底本应属唐代，但其中又有“丙午”、“丙申”等，故应是五代时抄本（后半有“三品”字样，是作于汉以后的证据。可能前半是早期作品，后半是晚期作品）。

C种1件文书：前半同A种，后半同B种。

⑤P.2797。首尾均残，存121行，首起“颐颌第十八”至“额文廿八”，与A种同；后又有“额文卅二”至“足下文卅四”，与B种同。可能是杂抄或后来杂贴成的一份卷子。

（2）乙类

D种两件文书：排列不同于甲类3种，占辞也不同，但占辞的形式与甲类一样，内中又有“许负曰”字样，故应亦是许负相书系统。

⑥S.3395。首尾残，上下亦残，存104行。前有五行（姓）人面相（商姓人如何等），然后自额文始，有眉第四、目（上述甲类均作眼）第五。

⑦S.9987B1V。甚残，存12行。排列与S.3395类似，但因残，占辞没有相同者，不过由于该卷占辞有“舌薄”云云，可能与S.3395中的“舌厚”云云相对，故二者应为一类。

2.黡子图（黑子图）（共4件文书，可分为3种）

CH.00209男女身面黡图

A种：

⑧CH.00209。画男女2头像、男女正背身像4幅，共6图，标黑子及占辞。

⑨S.5976。2幅妇人身体，残，占辞与前卷近似。

B种：

⑩P.2829V。2张人的背图，其中1张是妇人背图，但占辞与A种不同。又有“妇人背卅六”字样，或是许负《相书》卅六篇之一。

C种：

⑪P.3492V。存100行左右。写有“身部图三：正面图、侧人图、伏人图”字样，但并无图（正面图旁写有7行《历日》，伏人图和侧人图旁从照片上看是空白），内容为人体74部各在何部位及若有黑子则吉凶如何，与A、B两种均不类。

3.面色图（1件）

P.3390相面书

⑫P.3390。相面上气色。存人相十一幅及说明，外有文字34行。大致是根据面部十二支分布、十二月分布、九州分布，以及天中、印堂、命门等处的气色判断吉凶。后面的文字中使用了五行“本色”、“客色”的说法。

总的看来，所谓许负撰的《相书》是敦煌相书中的主流。从上引文书内容看，许负《相书》当有36篇，我们将各种不同卷子凑在一起，可以大致凑出此数（P.2572到“卅五”，P.2829V有“卅六”）。或者可以说许负《相书》在敦煌还是保存的比较完整的。另外，从这12件文书看，以图相面和相身的做法在当时当地也是相当流行的。

王氏《叙录》研究了②、③、④三件文书，并对“相书”做了溯源；法国《论文》中的侯锦郎文研究了第⑫件文书，主要研究了各种气色的意义；高氏《古俗》研究了③、④、⑫三件文书，对气色和手足纹都有所涉及[1]。

下面看正史书目对《相书》的著录。

从正史的经籍、艺文志，还没有发现与敦煌相书名称相同的相书。

《隋志》著录有《相书》四十六卷，不记作者；《相经要录》二卷，萧吉撰。又记：《相经》三十卷，钟武来撰；《相书》十一卷；樊、许、唐氏《武王相书》一卷；《杂相书》九卷；《相书图》七卷。

《旧唐志》中没有相书。

《新唐志》著录有袁天纲《相书》七卷，《要诀》三卷。此两种书属于“不著录”的25家之一。

《宋志》中著录的相书颇多，有袁天纲《相书》七卷、《相气色诗》一卷、《要诀》三卷，许负《形神心鉴图》一卷、始布子卿《相法》一卷、朱述《相气色面图》一卷、玄灵子《秘术骨法图》一卷，《相禄歌》二卷、《察色相书》一卷、《人鉴书》七卷、《龟照口诀》五卷、《人伦真诀》十卷、《女仙相书》三卷、《相气色图》五卷、云萝《通真神相诀》十卷、柳清风《相歌》二卷、郭岘述《显光师相法》一卷，《十七家集众相书》一卷、《占气色要诀图》一卷、柳荫风《占气色歌》一卷、《形神论气色经》一卷、《元解诀》一卷、《相书》二卷、《月波洞中龟鉴》一卷、《应玄玉鉴》一卷，孙知古《人伦龟鉴》三卷、鬼谷子《观气色出图相》一卷、许负《相诀》三卷、宋齐丘《玉管照神局》二卷、晏氏《辨气色上面诗》一卷、刘虚白《三辅学堂正诀》一卷、危延真《相法》一卷、《五星六曜面部诀》一卷，裴仲卿《玄珠囊骨法》一卷、刘度具《气色真相法》一卷、陈抟《人伦风鉴》一卷，《月波洞中记》一卷、《藻鉴渊微》一卷、《杂相骨听声》（卷亡）、《气色微应》三卷、《中定声气骨法》（卷亡）、《金歌气色秘法》一卷、《学堂气骨心镜诀》（卷亡）、《杂相法》一卷。其他有些从名字上看不出来，可能还有。又，从《宋志》中可知，此时的相书卷数很少，一般以1卷为多。其中许负的两种相书，均与敦煌相书不同。而所谓《十七家集众相书》的性质可能与敦煌本相书类似。因为敦煌本《相书》正是集十三家而成的相书，可以说它开了宋代这类相书的先河。

总之，从正史的书目中，还没有发现与敦煌相书名称相同的相书。传世的有关相术的著作中，也没有能与敦煌本《相书》相对应的典籍。

六 梦书

敦煌“梦书”类文书是研究成果最多的一类占卜文书。继法国学者戴仁之后，中国学者如高国藩、刘文英[2]、郑炳林等都有研究，其中郑氏《梦书》出版在后，充分吸取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是“梦书”类文书研究的集大成者[3]。本书对“梦书”的分类和定名、录文，基本依据此书（以下录文凡不注明者均出自该书，若有不同意见则出注）。

“梦书”文书共有16件（郑氏《梦书》也记有16件，但其中有1件是藏文占卜书，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另有1件是“类书”残卷，不能说是“梦书”。又，郑氏《梦书》将S.5900和S.5900V算作1件，似不规范，本文仍算作2件）[4]，大致可以分为6类。

1.“新集周公解梦书”类（4件）

P.3908新集周公解梦书1

P.3908新集周公解梦书2

P.3908。册子装，30页，每页7—8行不等。首尾全。首写“新集周公解梦书一卷”，存序言和23章。序言谓：

夫人生在世，记（以）四大立形，禀五常之养性，」三魂从[5]后，六魄于先。梦是神游，依附」仿佛。若经年不梦，尚恐有凭。每夜梦」多，十无一定。无事思之作梦，即名为梦。」若思惟想之或寐，善梦宜说，恶梦理」之。夫梦见好梦即喜，恶即忧，若向智者解之即吉，向愚人说之，好」梦变为凶也。今纂录《周公解梦书》廿」余章，集为一卷，具件条目，以防疑惑之」心，兑生忧虑，淋人君子，鉴别贤良，观」览视之，万不失［一］。

以下分23章，即：天文章第一、地理章第二、山林草木章第三、水火盗贼章第四、官禄兄弟章第五、人身梳镜章第六、饮食章第七、佛道音乐章第八、庄园田宅章第九、衣服章第十、六畜禽兽章第十一、龙蛇章第十二、刀剑弓弩章第十三、夫妻花粉章第十四、楼阁家具钱帛章第十五、舟车桥市谷章第十六、生死疾病章第十七、冢墓棺财（材）凶具章第十八、十二支日得梦章第十九、十二时得梦章第廿、建除满日得梦章第廿一、恶梦为无禁忌等章第廿二、厌攘恶梦章第廿三。最后写“周公备急解梦书一卷”。

此件文书是敦煌“梦书”文书中最完备的一种。其占卜形式有二。“十二支日得梦章”之前，用“梦见某某，（则）某某”形式，如“梦见上天者，生贵子”。“十二支日得梦章”以下三章，用“某某日梦者（或某某日得梦），（则）某某”形式，如“子日梦者，主失脱；东家口舌”、“子时得梦，大吉昌”。最后二章，一言造成做噩梦的各种禁忌，一言厌攘噩梦的方法（用符咒）。

郑氏《梦书》认为“《新集周公解梦书》的成书年代……应在唐五代归义军时，由敦煌当地文人学士辑录各种梦书吸收当地民俗习惯编纂而成”（第25页）。

P.5900+P.5900V。是册子装中一页的正、背面，各存9行，前后相接。首行写“新集周”，然后是序言和“天子（文）章第一”，终于“梦见日□□（月没），大凶”，后残。本卷内容与P.3908基本相同，当是同一书的不同抄本。

Дx10787+10787V。册子装，四页，页7行，字迹清晰，但各页之间似有阙文。文中有“刀剑弓箭篇第十三”字样。查其他《梦书》，唯P.3908有此篇，作“刀剑弓弩章第十三”。从内容看，两件文书亦有相似处。如本文书中的“梦见黄衣有喜事”、“梦见沐浴吉”等，P.3908分别作“梦见黄衣，大喜”和“梦见沐浴者，百事吉”。因此，本文书可能与《新集周公解梦书》属同一性质，是它的不同抄本。[6]

2.“周公解梦书”类（3件）

P.3281V。首尾残，存19行。首行写“周公解梦书一卷”，然后是序文，写“尧梦见身上生毛，六十日得天子”至三国吴孙坚母的梦兆止。然后有天事章第一、地理章第二、杂事章第三、哀乐章第四、器服章第五、财物章第六，至“化伤章第［七］（仅存目）”止。

郑氏《梦书》引刘文英《中国古代的梦书》意见，认为本卷“底本可能是《隋志》所见某一梦书，后经删削而新拟书名”（第69页），又从分析本卷文书正面的状文[7]入手，认为这本“《周公解梦书》的撰写当在咸通八年之后的晚唐时期”（第68页）。

郑氏《梦书》又说：“《周公解梦书》，《宋史·艺文志》有著录，共三卷，宋以后亡佚。P.3281号与P.3685、S.2222号是其残卷。三卷相较，去其重文，存《周公解梦书》序文至第十七章，除第十七章有目无文外，其余基本完整。”（第68页）

本书序文只谈皇帝（也有选择）的梦兆，却没有一般序文的说明、概括、写作缘起等，值得研究。

P.3685V。首尾残，存21行（除卷末3行完整外，其余下半行皆残缺）。首为“舍宅章第八”中的后半，然后是市章第九、四时章第十、冢墓章第十一、林木章第十二、水章第十三（未完）。

本卷与P.3281V内容相同，当属一书[8]。

S.2222。首尾残，存71行（前近20行上部残），包括序文（不全）、天事章第一、地理章第二、杂事章第三、哀乐章第四、器服章第五、财物章第六、化伤章第七、舍宅章第八、市章第九、四时章第十、冢墓章第十一、林木章第十二、水章第十三、禽兽章第十四、杂事（六畜）章第十五、龟鳖章第十六、言语章第十七（不全）。

从内容看，本卷也是《周公解梦书》的一部分。

3.“解梦书”甲类（4件）

S.2222V。首全尾残，存16行。首行写“凡解梦书一卷”，然后写“梦见汜饮酒欢，雨下”等，中有“人间事章”，终于“梦见僧尼，所作不成”。

郑氏《梦书》认为本卷“从‘人间事章’分前后两部分，前部分条目主要由《周公解梦书》（S.2222号、P.3281号、P.3685号）天事章、地理章及《新集周公解梦书》天文章、地理章等抄录编集而成；后部分抄录《周公解梦书》杂事章编集而成，只是内容稍加增减而已”。（第132—133页）

本件《解梦书》似是一种节抄或杂抄的著作。没有序文，也似没有章节序号。

P.2829。前为“背痣图”，后残，本段存16行。首行写“解梦书”，然后写“梦见饮酒，天欲雨下”等，中似有“人间［事章］”，终于“梦见宴会，人谋”。

郑氏《梦书》认为：“审其内容，多与S.2222号背《解梦书一卷》相合而稍有差异，当是同一梦书的两个不同抄本。”（第138页）

据与S.2222V比较，本卷残存的近40条占目中，有4条为S.2222V所无。两件文书的这种差别还是要注意的。

Дx1327。首尾残，存10行。始于“梦见日初出，名位至”，中有“人间事章”，终于“梦见儿女改服，悲泣”。

郑氏《梦书》认为：“本卷较之于S.2222号背、P.2829号、DX.2844号[9]大同小异。”（第142页）

Дx2844。首全尾残，存22行。首行写“解梦书一卷”，末写“梦见共妻饮，大”。

郑氏《梦书》认为本卷“1—14行与S.2222号背、P.2829号多合，15—22行占辞条目多为S.2222背、P.2829号所不载。”（第145页）又说：“S.2222号背与P.2829号卷首题‘凡解梦书一卷’[10]，第一部分审其内容当是天地章，第二部分有子目‘人间事章’，而本卷梦书残卷又有‘哀乐’章、‘分明事’章子目残文，是证P.2829号、S.2222号背是残抄本和节抄本。由此推测《解梦书》原卷较长，有天地事、人间事、哀乐事、分明事等章，与其他梦书相较，分类立章比较特殊。”（第145—146页）

《俄藏敦煌文献》将上两件文书视为一件文书，或有道理。因为从内容、字体、行文看，两件文书很接近。

4.“解梦书”乙类（2件）

P.3105。首尾残，存19行。首行写“梦见益田宅，有喜事”，第5行写“日月部第三”，第14行写“又别解梦书一卷”和“天部第一”，终于“梦见北斗，有忧”。

郑氏《梦书》引刘文英《中国古代的梦书》，认为此卷是“《隋志》所著录的《梦书》残卷……原编者将抄本前后两部颠倒”，并考证出其子目内容为：天部第一、地部第二、日月部第三、棺墓部第四、草木部第五等（第117页）。郑氏《梦书》推断本卷“约抄于五代后唐或此后不久”（第118页）。

刘书和郑书都将本卷定名为“《梦书》残卷”，但从卷子内容中明确写有“解梦书”看，还是定名为《解梦书》为好（下述内容大致相同的卷子也是以《解梦书》为名的），所谓“又别”，就是“另一种（解梦书）”的意思。而且，从内容看，“又别”之前的部分多与S.2222《周公解梦书》同，之后部分则不同，可知这之后的部分确是“另一种”《解梦书》。因此，认为本卷是一书，且前后抄颠倒了的说法还有继续探讨的必要。

Fragment58[11]。首全尾残，存45行（但有9行是重复抄写）。首行写“先贤周公解梦书一卷并序”，然后是序文。序文曰[12]：

盖闻解梦者，二气[13]已分，三才列位，」五行头？缘？，天地交泰。阳为日，阴为月，」□乾三思[14]，坤将三母，始六合之内，有」□建君立[15]臣事，莫不园（圆）梦而成」高贵者也。凡龟卜梦兆，并是神？」□吉凶，然后依经占之。吉凶善[16]恶，消」息可知。相梦所作，心同龟兆（卜？），是以」检书知之，各辩吉凶。 凡欲说梦，」明？惠信者，可即[17]对之叙说。何者？」但诸梦相，皆有神在，旁？前之[18]」对，即吉，有嗔即不吉[19]，万不失」一。故书曰：梦相皆有消息化□」经法[20]，三日不说，什？有消息之理。」口说？消息，盛[21]已吉耳。善恶」梦无要徵，后世之人，宜当慎」之。梦善即向姓朋人前说之，梦」若恶，即减口勿说之。经三日说］诵之，神明欢喜，即为除灭」灾祸及威福。人好自疑，勿为」恶行，事当灭剩？。故书曰：妖祥」不胜善政[22]，怪梦不胜善行。是」以智人君子恒在。《梦书》一卷，传」示子孙，遣说之示（耳？）[23]。

然后写“天部第一”。据郑氏《梦书》引戴仁《敦煌写本中的解梦书》，本卷的“天部第一”与P.3105的“天部第一”相同（郑氏《梦书》作者认为二个卷子还是有不同的）。应该说，本卷与P.3105（特别是与其第二部分即“又别解梦书”以下）在性质上属同一《解梦书》系统，但是本件文书“序言”中又写“《梦书》一卷”，与P.3105写“《解梦书》一卷”还是有所不同。

5.“占梦书”甲类（2件）

S.0620。首尾残，存158行（后7行上部残）。首行写“（梦见）堂中有棺木[24]，欲富”，然后有篇目为：水篇第廿四、火篇第廿五、桥道门户篇第廿六、飞鸟篇第廿七、鱼鳖篇第廿八、猪羊篇第廿九、龙蛇篇第卅、六畜篇第卅一、船车游行死腾篇第卅二、野禽兽篇第卅三、杂虫篇第卅四、冢墓棺椁篇第卅五、文武职棺（官）篇第卅六、食会沐浴篇第卅七、鬼魅军旅污辱篇第卅八、农植五谷篇第卅九、佛法仙篇第四十、斩煞害斗伤篇第四十一、捕禁形（刑）法篇第四十二、饭食篇第四十三，终于“梦见大聚会，”。

郑氏《梦书》引刘文英《中国古代的梦书》，认为“本卷即王升缩《占梦书》残本”（第172页），并据此定名为“占梦书”。

本卷确与上述卷子不同，不称“章”而称“篇”，而且分量甚大，残存已有四十三篇内容。但是，要说它是《占梦书》，而且就是后述《宋志》中著录的“王升缩《占梦书》”残本，证据尚嫌不足。

P.3990V。首尾残，存24行。首为“梦见青（乘）驴骡，有财至”，是“六畜篇”的后半。然后是“船车游行死腾篇第廿九”，终于“梦见驾车［过人家，大凶］”。

刘文英《中国古代的梦书》认为本卷与S.0620基本相同，是王升缩《占梦书》的残本。郑氏《梦书》则指出本卷与S.0620的三点不同，即篇目次序不同、占辞多寡不同、占辞次序不同（第198页）。

总体看来，应该说本卷与S.0620属同一性质，但不是抄自同一底本。同样，说它是《占梦书》，证据也嫌不足。

6.“占梦书”乙类（1件）

P.3571V。首残，后为占日食等（参本书的“占候”类）。本段存20行（仅余下半段），字比较草。先似是序文，讲辨梦吉凶的方法，亦有“三日外解之，大吉”的说法。然后是十二支日占梦，如“丑日梦者，三日内得横财”，最后是天地章中的部分内容。

郑氏《梦书》认为本卷“占辞吉凶与敦煌本《新集周公解梦书》等相去甚远。参照敦煌本其他梦书残卷，本卷当是独立于其外的一种占梦书”。（第202页）

总括以上16件文书，敦煌本的“梦书”可以大致分为6类，即：新集周公解梦书、周公解梦书、解梦书甲、解梦书乙、占梦书甲、占梦书乙（实际上并没有明确写有“占梦书”字样的卷子，这么称呼只是为了与前几种类型相区别）。可见《解梦书》是敦煌梦书的主流。

另外还有一件文书即P.2668，《敦煌宝藏》定名为“十梦经”。查其内容，与《佛说舍卫国王十梦经》、《国王不梨先泥十梦经》均不同（这两种“十梦经”大同小异）。比如第七梦，梦“见大牛母还从犊子乳”，异道人解之曰“王梦见大牛还从犊子乳者，后世人母当为女作媒。将他男子与女同房。母守门户，捡取财物以自济活。王梦见七事者，正为是耳”。（《佛说舍卫国王十梦经》[25]）但本卷写作：“第七梦见三镬同然（燃）一薪，两头腾沸，中间无气者，为」末代之时，男女媒聘之后，一心追逐夫妻之家，恶厌父母，」薄贱骨肉。其申？如是也。”特别是第八梦中，还出现了“坊政（正）里正”。这应该是对《十梦经》的改造，一方面说明佛教的本土化，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佛经对敦煌地区梦书流行的影响。

以下看正史书目的著录。

《隋志》著录有：《占梦书》三卷（京房撰）、《占梦书》一卷（崔元撰）、《竭伽仙人占梦书》一卷、《占梦书》一卷（周宣等撰）、《新撰占梦书》十七卷（并目录）、《梦书》十卷、《解梦书》二卷、《杂占梦书》一卷。

此时“占”梦书比“解”梦书多。

《旧唐志》著录有：《占梦书》二卷、又三卷（周宣撰）。

此时没有“解”梦书，《隋书》中的“周宣等”变成了“周宣”。梦书的数量也大大减少了。

《新唐志》著录有：周宣《占梦书》三卷、又二卷，卢重元《梦书》四卷（开元人）、柳璨《梦隽》—卷。

后两种梦书是唐人撰写的，而且是唐玄宗开元以后新撰写的。

《宋志》著录有：卢重玄《梦书》四卷、柳璨《梦隽》一卷、《周公解梦书》三卷、王升缩《占梦书》十卷、陈襄《校定梦书》四卷、僧绍端《神释应梦书》三卷、詹省远《梦应录》一卷。

此时明确著录了《周公解梦书》。这是可以与敦煌梦书相对应的唯一的梦书，应该注意。

关于敦煌本梦书研究的详细情况，可参看郑氏《梦书》中《敦煌本梦书整理研究中的有关问题》一文。

七 宅经

敦煌占卜文书中的“宅经”，主要是讲选择、推算阳宅[26]的方法，一般不涉及阴宅。宅经类文书有21件，大致可分为3类，即一是“五姓宅经”类；二是“其他宅经”类；三是杂类。下面分别叙述。

1.五姓宅经类

此类文书又可分为两类：

（1）甲类：可明知是五姓宅经的文书，计有P.2615、P.2632V、P.2962V、P.3492、P.3507、P.4667共6件。其中P.3492有标题，题作：

诸杂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

朝散大夫太常卿博士吕才推

从题目看，这件文书属于一种以推五姓阴阳为主的有图的宅经。“推者”即作者是唐人吕才。据《旧唐书》卷七九《吕才传》，吕才只做过“太常博士”而没有做过“太常卿”，而且若是“太常博士”的话，也不会带“朝散大夫”的散官，所以这署名中的官职有问题，“吕才”云云当是托名。但它是唐人所作恐怕没什么问题。又据敦煌卷子中的《黄帝宅经》，当时流传的多种《宅经》中既有《五姓宅经》，又有《吕才宅经》，而此件文书在题目中既见“五姓”在作者中又见“吕才”，因而不知属于哪种宅经。鉴于标题中的“书名”比“作者”更正确，所以称其为《五姓宅经》可能把握更大一些。

据P.3492号文书，这宅经的内容首先是讲何为阳宅，何为阴宅；然后讲阴阳二宅的“福、德、刑、祸”各在何方；然后推街曲的吉凶；推地形，如说：“南高北下名徵地，宫居之吉”；然后是“安宅要诀”，说“凡宅，北高南下名曰韩地”，“居之长富，食口五十人”云云。但此卷子并不长。P.3507与此完全相同，但也不长，只有16行。

同类卷子中最长的是P.2615，从照片看，有19张之多，总有400行左右。卷子的前半与P.3492号文书完全相同，后半则有“推相土色轻重法”、“阡陌法”、“推泉源水出处及山宅庄舍吉凶法”等，并引有《阴阳宅书》、《皇帝宅经》、《三元宅经》。然后是一系列的宅图，包括有“角姓”一幅、“徵姓”两幅、“宫姓”一幅、“商姓”一幅、“羽姓”两幅，每姓下各有本姓的姓氏、地形、迁徙法等，又有“五姓阴阳宅图”。随后有开门、建灶、置井法；有镇宅、推土公伏龙、诸杂忌法等，内容十分庞杂。从它没有引《吕才宅经》看，这件卷子可能就是吕才（或托名吕才）编写的，是上述《诸杂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的一个比较完整的版本。

其他，P.2632V存徵姓、宫姓、商姓、羽姓的宅图，与P.2615相同，后面图示的阴阳宅的“福、德、刑、祸”，与P.2615亦同；P.2962V则仅存角姓和徵姓宅图，内容亦与P.2632V和P.2615同。这两件文书应是《诸杂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的一部分。

另外一件有标题的是P.4667。此件文书所抄甚杂，与《宅经》相关的大约只有40余行。在第35行处标有“阴阳五姓宅图经一卷”字样，但全部文字没有涉及五姓也没有宅图。所抄的两节一是“镇宅法第六”，中有文字“凡居宅不利，多有疾病，但以石九十斤镇之鬼门」中，吉。艮、寅丑间是鬼门”云云。又有“石镇法第七”，分四方和庭中叙镇宅的方法，如说：“南方以黑石一枚重十一斤、大豆一升埋南墙下，大吉。”[27]

总之，这6件文书应该都是《诸杂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或《阴阳五姓宅图经》的不同部分或不同版本。

（2）乙类：疑是“五姓宅经”一部分的文书有7件，即P.3281V、P.3594、P.4522V、Дx00476+05937+06058、Дx01396V+01404V+01407V、Дx05193、Дx05448。

这7件文书中，P.3281V多次提到五姓，并有“五姓移徙法”、“五姓同忌法”等。其中“五姓移徙法”中的宜忌与P.2615全同，比如二者都说羽姓“移向子地自如”等。此外还有镇宅法、宅厅梁屋法等。

P.3594有“推五姓墓月法”，与P.3281V中“五姓同忌法”里的上利下利、墓月墓日大同小异；又有“用石镇宅法”、“推伏龙法”、“推五姓祭祀修造月日法”等，其中的“用石镇宅法”开头即云：“凡人居宅处不利，有疾病、逃亡、耗财，以石九十斤」镇鬼门上，大吉（艮是也）”，然后是“以石八十斤”或“以石六十斤”等不同情况。这第一句与前述P.4667《阴阳五姓宅图经》中“镇宅法第六”中的一句大致相同，可见二者应属同一性质。而且实际上，P.4667“镇宅法第六”中的文字内容并不比本件文书完整。

P.4522V只有“杂镇宅法”，其中提到用“雄黄”、“朱砂”等埋庭中镇宅的方法，与P.4667《阴阳五姓宅图经》中提到的镇宅法类似。而且本件文书还提到了适用于“五姓宅”。

ДX00476+05937+06058号文书由三号组成。第一号存13残行，如有“何以知人家贫［苦］”、“何以知人家宜子［孙］”等。下半皆残。孟列夫《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28]将其归入“佛家经典类”。此13行应该不是佛教经典，但也不能确认是《宅经》，存疑。第二号为2残片，存9残行，依十二支叙移徙的吉凶，如“移向子地害财物及长子，［凶］”、“向午地大富贵、宜六畜，吉”等。《俄藏敦煌文献》的编者错将“向亥地”的一张残片放在文书的开头，是放错了，应放在最后，即在“向戌地”之后。第三号存9残行，并一残图。开头亦有“向寅地克败财物及六畜，凶”、“向辰地大富贵、食口卅，［吉］”等，最后有“宫姓图”字样。按：这后二号似为一件文书，并似与“五姓宅经”相关。因为此类“五姓宅经”都有五姓宅图，并注明各姓移徙的吉凶。如P.2615，在讲到“羽家移徙法”时说：“移向子地自如，先富后贫，向辰地不宜财破散，凶”；“向午地不宜六畜，害廿口，凶”等。图的画法也与本件文书相似。因此似可认定本件文书的后二号与“五姓宅经”相关（经对比可知，此二号的内容分别是“商姓移徙法”和“宫姓移徙法”，因此《俄藏敦煌文献》排列它们的前后次序似有问题），而前一号内容存疑。

总之，这4件文书的内容很有可能是上述《诸杂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或《阴阳五姓宅图经》的一部分，或者起码与“五姓宅经”有一定的关系。

另外3件文书：Дx01396V+01404V+01407V的正面似是《黄帝宅经》类（详下）。背面由三号组成，存33行左右，内容似是依五姓顺序叙述移徙的宜忌。首是“商”姓的后半，然后是“羽”姓的前半，比较全。比如羽姓，先分单姓、复姓叙“羽”姓中含有哪些姓，然后说“羽姓移忌太岁在辰巳丑未，煞子孙，凶”等，然后叙十二月移徙的宜忌，并以五行生克的理论说明之，如：“十月十一月移，子孙兴盛。何以知？十月十一月子亥水，羽往归之，□子孙兴盛。”然后依十二支叙移徙的吉凶，如“巳移至？青龙下，出公侯刺使二千石，乡党富贵”等。按《旧唐书》卷七九《吕才传》言“其叙宅经曰”云云，有反对在《宅经》中加上五姓的做法。此处讲五姓，又着重讲移徙，应是“五姓宅经”类《宅经》。又，此件文书抄写时代晚于正面，例如“白虎”不写作“白兽”，又有“乡党富贵”、“亥移至大吉下，出明经大儒为国所征，拜侍中将军”等不大见于唐人的语言。故此《宅经》虽属“五姓宅经”类，但年代应该比较晚。孟列夫《叙录》将文书的正、背面视为一件文书，认为其内容是占地气如“金”气和“水”气对人们命运的影响。这是不准确的。《俄藏敦煌文献》定其名为“阴阳书”，似亦不确。

Дx05193为11张残片中的一片，存文字1残行“□宫是勾陈、商徵”。查P.2615有将五姓与勾陈等十二神相连的文字，故此文书可能与五姓宅经有关，但因文书过残，尚不能最后确定。

Дx05448亦为一残片，存8残行，内记有“开宅门法”、“灶法”等。由于P.2615也有“安门开户法”、“灶法”等，故本文书或与五姓宅经属同一性质。

2.其他宅经类。大致有5件，即S.6169、P.2615V、S.4534V、P.3865和Дx01396+01404+01407

S.6169只有一句话，写作“大唐新定皇帝宅经一卷”。这当是唐时《皇帝宅经》的正式名称，与后世将其写作“黄帝宅经”不同。还有一证，即传世本《宅经》在提到诸家宅经时有“黄帝宅经”，但P.3865号文书在同样的地方却写作“皇帝宅经”（详后）。这似乎也说明《皇帝宅经》是当时比较通行的名称。《皇帝宅经》的内容我们已经不知道了。在前引P.2615号文书中引了一点儿，例如“《皇帝宅经》云：……皇帝问地曹（典？）：何为青龙白虎……？地曹（典？）曰：左有南流水为青龙，右有南行大道为白虎”，等等，可知《皇帝宅经》是以皇帝与地典（此处之所以定为地典而不是定为地曹，是因为当时的诸家宅经中有《地典宅经》）的问答为主要内容的。

P.2615V题作“八宅经一卷”。按“八宅经”虽见于《宋志》，有“黄帝八宅经一卷”等（详后），但“八宅经”为何意呢？按P.3865黄帝《宅经》在提到当时流行的诸家《宅经》中没有提到八宅经，但提到有《八卦宅经》，疑此处的“八宅经”或应与《八卦宅经》有某种关系。从此卷文书的内容看，也与八卦有关。例如先讲某年生人属某宫，如“丑寅生人属艮宫”之类；然后讲某宫之人造宅的宜忌，如“戌亥生人属乾，作巽宅不出三年四年害长女小女、作离宅六年九年害中女”等等；最后讲各宫作宅法，如“震宫人作宅法：先往兑离上便出，皈来入震，即下阴一爻，次立西舍，后立北舍，为离宅，次立东方，后立南，断手，即是震家生气。”又有“凡欲非阴阳八宅卦宅八八六十四卦之法”。这其中，尽管有读不通的地方，但内容与八卦有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S.4534V是另一种宅经，题作“宅经一卷”，但不知是当时诸家宅经中的哪一种。卷子在题目之下有一些篇目的名称，计有“□□安置法第一、□宅舍所用法第四、宅神伏龙所在第五、宅所见以法？知？第七、治宅谢（榭？）厌解法第八、宅□神异处法第十”，卷子中间又有“诸家起楼法［第二？］、宅中置灶法第三”。从内容看，似乎这种宅经以了解神异动向和如何厌解为主。

P.3865。首尾残，与传世的、旧题“黄帝撰”《宅经》卷上的大半基本相同。传世本《宅经》内容比文书多，文字也互有异同，例如上述“黄帝”写作“皇帝”即其一例。但是，文书在开头却比传世本多了一段文字如下：

P.3865黄帝宅经

（前缺）贱，寿命短长，一代盛衰，百年荣辱；占宅者见刑（形）势气色，革？变迁移，祸福交并，吉凶代谢；占葬者辩山冈善恶，营域征（正）邪，鬼神安危，子孙隆绝；占卜者逆知前事，预测将来，审冥冥之幽微，决嫌疑之得失。如上五说，乃是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非夫博物明贤，无能悟斯道也。就此种其最要者，唯有宅法是真秘术。

传世本砍掉了前几说，将开头改成：

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非夫博物明贤，而能悟斯道也。就此五种其最要者，唯有宅法而真秘术[29]。

这一改是十分可笑的。因为原文先列举了五种占卜术，然后说这五种中只有宅法是真秘术。传世本没有列举五种占卜术，上来就说“夫宅者”如何如何，接着却说此五种中宅法是真秘术，逻辑上是混乱的。从文字看，传世本中的两个“而”字，文书一作“无”、一作“是”，均优于传世本。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一改动说明这种《宅经》的开头部分很早就佚失了。传世本在抄写之初就没有看到开头的原文，也无从增补，只好将这一不明不白的句子保留了下来。仅从这一点，就可知敦煌占卜文书的价值了。

此种宅经在列举诸家宅经时引了《李淳风宅经》和《吕才宅经》，因此应该是唐人的作品。宅经中对阴阳二宅的划分，以及宅的“五虚”、“五实”等，对当时和后代都有一定的影响。

Дx01396+01404+01407存26残行，并一幅“阴宅图”。内容大致是先言阴宅阳宅，后言“岁德、月德、天道”、“人道”所在及与移徙的关系。如有“□阳向南徙为阴，复南徙西为」入阳，复向北徙亦为（？），再入刑祸”、“三者诸更入刑祸为」祸为无魄，□有死丧，大凶”、“依天道入阳宅，吉”、“丁癸为天道、乙辛为人道”等。查P.3865《宅经》和传世本黄帝《宅经》，虽内容与此有所不同，但基本概念是一样的。如“凡从巽向乾……以上移转……悉入阳也……故福德之方，勤依天道、天德、月德……三度重入阴阳，谓之无魂，四入谓之无魄。魂魄既无，即家破逃散，子孙绝后也……更犯……刑祸者，尤不利”中的“入阳”、“天道”、“月德”、“无魄”、“刑祸”等。因此本文书当与黄帝《宅经》为同一性质。又，文书中避“丙”，如“三月、九月、五月，德在景、空在景壬”，又避“虎”，写“白虎”为“白兽”。可知本件文书抄于唐代甚至可能是撰于唐代的著作。文书的背面就比正面时代要晚（见前述）。

3.杂类

有3件，即P.2630V、P.2964和P.3602V。

其中P.2630V原定名为《星占书》，是不对的。查其照片，虽甚残并字迹不清，但内容大致有：①讲地形，如“所谓还丘之地者，四方高二后下，□数宜口，出二千石，□后食口五十人”；②叙太岁以下神之出游；③述禳法，如 “舍东北角种□三根□□太阴以避□□”；④列某神某时在某等。大致都应是《宅经》的内容。

P.2964有六张图，每两个月一张，在每张图上按十二地支画有青龙、白虎、司命、勾陈的位置，然后有文字说“凡四邻造作及自家泥垒”犯了青龙如何如何，犯了玄武如何如何，最后是触犯后“转为福法”。文字之后又有一张图，图分九格，正中坐一人，四方各有一个骑马的人。正中写“土公位常在中庭”，四方则写土公何日出游，比如南方写“□亥、戊戌、□酉、丙申、乙未、甲午，此六日南游”。图下有十行字，大致讲土公出游日的宜忌。这件文书不知是不是《宅经》。由于它是讲“造作”的，又有土公出游日的宜忌，所以可能和《宅经》有些关系。

另一件P.3602V文书，极不清楚，有图。一张图上画有灶、堂、伏龙等，并似有“宅内伏龙法”字样，又有“正月一日灶前六十日”、“六月十一日在东北二十日”等，可能讲的是伏龙何日在何处；另一张图也是一张九格图，正中画一人盘腿而坐，其他八格无画。其中四方各有“某日游”、“某日还”字样，比如南方写“甲午日南游”。此外东北格中写“右土公犯之家母凶”。与P.2964相比，出游日相同，因此这张图应该也是准备画“土公出游图”的，但没画完，或画时省略了许多。从“伏龙”、“土公”看，怀疑P.3602V也与《宅经》有某种关系（似也可以放在“时日宜忌”类中）。

以下看正史书目中的著录。

诸种《宅经》在《隋志》中均无著录；在《旧唐志》中有“《五姓宅经》二卷”，到《新唐志》中，变为“《五姓宅经》二十卷”。由此可见《五姓宅经》在当时的流行。这与《宅经》类文书中大半是《五姓宅经》类的现象是一致的。到《宋志》，有关宅经的著作多了起来，比如有：《二宅赋》一卷、《宅心鉴式》一卷、《相宅经》一卷、《宅髓经》一卷、《阴阳二宅歌》一卷、《二宅相占》一卷，《五音三元宅经》三卷、《阴阳宅经》一卷、《阴阳宅经图》一卷、《二宅心鉴》三卷、《阴阳二宅图经》一卷、《黄帝八宅经》一卷、《淮南王见机八宅经》一卷、《二宅歌》一卷、《阴阳二宅集要》两卷、《黄石公八宅》两卷等。宅经类著作的增加，与宋初皇帝不禁《宅经》有关。又，从《宋志》看，五姓类的宅经已不流行。倒是阴阳二宅类的宅经流行起来。这类宅经的主旨虽与传世的黄帝《宅经》一样，但《宋志》中并没有明确著录“黄帝撰”的《宅经》。因此，从敦煌文书P.3865《宅经》到传世的“黄帝撰”的《宅经》，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演变过程，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另外从《宋志》看，有三种被称为“八宅经”的著作。这些“八宅经”与敦煌文书P.2615V中的“八宅经”是什么关系，也是应该研究的一个问题。

高氏《古俗》研究了P.3865《宅经》、P.3492《诸杂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P.3594《用石镇宅法》、P.4522V《占镇宅法第十》共4件文书。《敦煌辞典》研究了P.3865《宅经》（定其成于唐中叶或稍后）、P.2632V《五姓宅经》（此定名不知何据。定其抄写于唐末）、P.2615《皇帝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一卷》（此定名不知何据，又说其中有“太常卿博士吕才推”云云，是将此卷与P.3492混淆了。定其为唐以后作品）、P.3492《诸杂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其中说《旧唐志》中的《五姓宅经》是吕才所作，不知根据何在。定其为唐末抄本）共4件文书[30]。

八 葬书

所谓“葬书”，定义比较宽泛，大致凡与推算、选择阴宅（冢墓）以及与葬事相关的文书均包括在内。葬书类文书约有17件，大致可分为四类，即一是阴阳书葬事；二是葬书；三是葬录；四是山岗地脉类。

1.《阴阳书·葬事》

1件，即P.2534号。此卷文书颇长，首残尾全，尾标“阴阳书卷第十三葬事”字样，是敦煌文书中唯一明确标明“阴阳书”的卷子。我们知道，唐初太宗“以《阴阳书》近代以来渐致讹伪，穿凿既甚，拘忌亦多，遂命（吕）才与学者十余人共加刊正，削其浅俗，存其可用者。勒成五十三卷，并旧书四十七卷，十五年书成，诏颁行之”[31]。《阴阳书》今已不传，故敦煌卷子中的此件《阴阳书》残卷就弥足珍贵了。本卷先逐月讲葬事的吉凶，特别标出了“金鸡鸣、玉狗吠”日和五姓行用的吉凶，然后有“立成法第十二”，是灭门大祸日年月的推算表格，最后是“灭门大祸日立成法第十三”，是灭门大祸日日子的推算表格，结尾说：

凡葬及殡埋斩草日值灭门日者，妨害深重，不」可用；若值大祸日者，被劫盗。日音与姓相克，害」深。

P.2534阴阳书·葬事

所以，这件文书是《阴阳书》中有关“葬事”的篇章，内容主要讲“葬及殡埋斩草”和起土日的吉凶，并与五姓相联系。年月日的推算用表格表示即所谓“立成法”是当时的习惯速查法，其方法及名称都被后代继承了下来。

2.《葬书》类

共11件，即S.12456B、C，S.10639AV、P.2550V、P.2831、P.4930、S.2263、S.3877V、P.3647、Φ.279、BD13645、上图017。

P.2550V阴阳冢墓入地深浅法五姓同用卌五家书

S.12456B、C甚残，是一部《葬书》的目录。目录分三段排列，C排在上，B排在下。S.10639AV也是这目录中的一部分，残存2行，只有1行看得清。将这3件残片拼合排列，可得到自“卅二”至“五十八”的目录，其中能完整辨认的有15条目录。例如：论六对伤败等法卅二，［论］龟甲取吉穴法卅四，论步阡陌取吉穴法卅五，论六甲八卦冢法卅七，论白埋权殡法第四十？，论斩草仪法第四十三？，论坟高卑等法五十二，论立铭□幡法五十八，等等。

拿这份目录与后述《葬书》残卷对照，可能那些《葬书》残卷都与本目录所示的《葬书》有关。比如后述P.283l+P.2550V中提到了“六甲冢图”和“八卦冢图”，也提到了它的名字是《阴阳冢墓入地深浅法五姓同用卌五家书第卅七》，而此份目录中有“论六甲八卦冢法卅七”。或者P.2831+P.2550V就是S.12456B、C所示《葬书》中的第三十七章？又比如本目录中有“论坟高卑等法”，后述S.2263有“起坟高下法”等；目录中有“论六对”、“论八将”等，而后述P.4930中也有“六对八将”；目录中有“论白埋权殡法”，后述P.3647中也有相关内容。所以，S.12456B、C+S.10639AV所示《葬书》可能是一部集大成的《葬书》，敦煌文书中的《葬书》残卷可能都与这部《葬书》有关。

P.2550V前有两幅图，每幅图中心都标有“×穴”的位置，以及“輀车”的路线。比如其中一幅图将路线写作：“至帐（魂帐——笔者注）向景行；至此西行向庚；至此北回向壬行；至此回向庚行；至此入壬门。”要注意的是，文中讳丙，将“丙”写作“景”。因此此图可能作于或抄于唐代。然后有“十二祇法第廿”、“入地深浅法第廿一”、“造冢取土法第廿二”、“造冢□□法第廿三”等内容，最后有一行字为“阴阳冢墓入地深浅法五姓同用卌五家书第卅七”。可知这是一种专门讲“阴阳冢墓”的书。这书是“五姓同用”的。而且有关的书有“四十五家”，此卷是该书的“第三十七”章或“三十七”家（说见前）。可见吕才所说的葬书有“百二十家”[32]并非虚言。

P.283l首尾残，文字中插有五幅图。五幅图都与墓葬取穴有关，其中可认出的图分别是取“甲穴”和“庚穴”，亦包括輀车的路线，也写“丙”作“景”，与P.2550V相近。本卷的文字部分，写有“六甲冢图第十八”、“［八］卦冢图第十九”，字迹亦与P.2550V相近，内容也相续，因此怀疑这两件文书本是一件，P.2831在前，P.2550V在后。《敦煌宝藏》定其名为“封冢图第十九”是错的，“封”字当为“卦”字。此件或也当定名为《阴阳冢墓入地深浅法五姓同用卌五家书第卅七》。

P.4930首尾残，存20行，内容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讲“入地深浅法”，与上述P.2250V中的“入地深浅法第廿一”相近。另一部分是“造冢墓取土及墓内尊卑法第□”，其中讲到“宫姓取土”如何，“造冢”如何，“商姓取土”如何等，也是“五姓同用”，因此与《阴阳冢墓入地深浅法五姓同用卌五家书》虽非一书，但定是同类葬书无疑。

S.2263首尾残。先有一张图，画墓内尊卑，然后是五姓取土之地，与P.4930后半全同，因此当与P.4930为同类文书，应定名为《造冢墓取土及墓内尊卑法等》。“取土”之后，又有“置墓山道门起坟碑兽□法”、“起坟高下法”、“置人兽法”等文字。细观内容，此卷也可能作于唐代。理由有二：一是文中以“五品以上”和“六品以下”来区分上下，是唐代的习俗。二是文中写墓前石人等，有石碑、石羊、石柱、石人，没有石虎。但是如金制，“一品官石人四事，石虎、石羊、石柱各二事”[33]。墓前不置石虎，显然是避唐讳，应也是唐俗。

S.3877V，首尾残，只有一张图，其他前后文字与图并不相干。图中画有墓内尊卑，与S.2263中的图基本一样，因此可断定此图与S.2263是同类文书。

P.3647首残尾似全，有“推权殡法第二”，以及“用破瓦法”（其中提到“白埋造墓”等）、“门陌出入法”、“入地深浅法”、“推地镜法”等，以推“五姓相宜”的“四穴”结束。其中“权殡法”云云也列在上述《葬书》目录中。但本卷中的“入地深浅法”与前述P.2550V的“入地深浅法”并不一样，可见是另一种《葬书》的残卷。

Φ279首尾残，存13行，内容似是对某人死后丧事宜忌的解释，但也可能只是《葬书》中对某种原理的举例，与P.3647很相似。试比较：

右今月廿七日夜亥时死，

合妨辛」巳生人六十七、乙亥生人七十三。」

招魂用今日辰后巳前，使破布及」木等吉。」

葬用今月七日卯后辰前，入棺殡殓」随丧成服吉。」

岁道于城东南西北二角之地。往于」殡埋者无忌。」

举柩出丧去门七步破瓦吉。」

衰殃用今月一日巳时东南西北两道」出？同妨长女飞鸟之属。」

Φ279

四月己卯日未时死者，」

合妨丁卯生人年廿二、癸酉生人年十六、庚午生人年十九、甲子生人年十三。」

衰殃五月七日寅时正东出，妨长男六畜。

招魂用未后申前，为」庚时吉。

成服用廿九日丙时。五月一日壬午日葬、用巳后午前殡」敛入棺吉。

岁道四角并空，任逐便宜。六步破瓦。」

P.3647

如此看来，Φ.279似应与P.3647属同类文书。

BD13645存二纸，字迹不清，A1存10行，A2存5行，有“今？月十九日未时死者合□（妨？）□□生人年十四、戊戌生人年□□”字样，与Φ.279及P.3647号文书内容相同，当属同类文书，或可定名为《推权殡法》。

以上10件文书讲的都与冢墓有关，又多与五姓有关，内容又互为关联，因此归为一类。

还有一件文书比较特殊，即上海图书馆藏“上图017”号文书。文书前后缺，存二纸26行，内容似是关于葬事的一些条例。如“一、造冢须入地三尺合得满，又亦合得西行为凤凰，亡人安宁，生人吉庆，大吉”；“一、右准（？）《葬经》，堂子合高三尺，亦得满，又得丙（？）合，亡人吉庆，生人世世安宁”。从全部内容看，文书涉及的五姓、“金鸡鸣玉狗［吠］”、“造冢”、“合凤凰”等，均见于前述《阴阳书》和葬书，故应与它们同属一类，但文书又是以条例形式列出的规则，与前述葬书不同。查《新唐志》，著录有“孙季邕《葬范》三卷”，或许本件文书的性质与《葬范》接近？又，文书中的“堂子”制度不见于其他文书甚至不见于当时的文献。这是本件文书可疑的地方。

3.《葬录》

1件。S.2263V。此件文书仅存23行，且开头几行与结尾几行雷同。中间写有“葬录卷上（大唐归义军节度押衙兼参谋守州学博仕将仕郎张思贤集）”字样。内容不详。此句之前有序言，其中有“集诸家诸册……七十二条，勒成一部，上中下为三事，无不尽理，无不穷后……大唐乾宁三年五月日下记”字样。如果这序言确是《葬录》序言的话，则知《葬录》是集录诸家诸说的著作，写作时间在唐末。

4.山冈地脉类

4件，即S.3877、S.5645、Дx04803V、羽044V。

S.3877画有八幅山冈图，有的图上注有“抱子冈”、“雄□冈”字样，有的图下写有“葬得此地，富贵不绝”，或“出二千石、令长”、“出方伯”等。画出葬地的山冈风水，在敦煌占卜文书中恐怕仅此一件（下述羽044V疑似）。

羽044V正面为占精怪文书（详后述“杂占”类），背面有若干类似山峦或墓穴的线图，可能与葬地的山冈风水有关[34]。

S.5645是册子装，共17页，首全尾残，题名为《司马头陀地脉诀》。像这样篇幅较大，又有定名的卷子，在全部葬书中极少见，因此非常珍贵。该卷内容讲到了地形地势，如“天门山千里万里来住，则出三品京官”，“平地覆椀？堆蹄，此地全无好势”，“卯地远有辰山，男女英雄聪惠”，“第一之地，垣然四面平起；第二之地，东南倾西北高”。卷子讲地势，似既包括阳宅，也包括阴宅。如“墓近大驿，男女宽弘，更有辛水东流，商贾甚多，宜利男女”，“居宅左青龙：东有南流水，是左青龙；右白虎：西有大道，是右白虎”等。最后是“寺观图记”，专讲僧尼。司马头陀相传是唐代有名的风水师（但是当时似没有风水师的称呼）。《古今图书集成·堪舆部》[35]引《江西通志》说司马头陀在江西活动，时间是李景让当连帅（节度使）的时候。查《旧唐书》卷一八七下《李景让传》，李只当过山南道的节度使，并没去过江西。可能由于江西是后代风水术中形势派的发源地，所以把司马头陀活动的舞台放在了江西。又，李景让当山南道节度使是唐宣宗时的事，则司马头陀若实有其人，当也活动于那个时代。

Дx04803V为一残片，存字仅1行，即“左青龙、右白虎”，似与葬书中所言地形地势有关，但因文书过简过残，尚难最后断定。[36]

敦煌占卜文书中的《葬书》类著作，在正史书目中几乎没有著录，只有《阴阳书》稍稍有些著录。比如《新唐志》著录有“吕才《阴阳书》五十三卷”。这《阴阳书》当时也传到了日本，在《日本国见在书目》中就著录有“《大唐阴阳书》五十一卷 《新撰阴阳书》五十［卷］（吕才撰）”。据前述《旧唐书·吕才传》，当时吕才新撰的《阴阳书》是五十三卷，因此《新唐书》的著录是对的。但是《阴阳书》后来迅速衰亡，到《宋志》，著录的“吕才《阴阳书》”就只剩下“一卷”了。敦煌文书中的《阴阳书》残卷不多，也许与《阴阳书》正走向衰亡有关。

其他著作不见有明确著录。推测可能有关的书有：《旧唐志》著录的“《五姓墓图要诀》五卷（孙氏撰）”，与P.2250V等有图的葬书或许有关。此书《新唐志》将“孙氏”著录为“郭氏”。《旧唐志》又著录有“《葬书地脉经》一卷”，S.5645《司马头陀地脉诀》或许与此有关。《新唐志》著录有“《大唐地理经》十卷”，分量很大，可能包括许多内容。《宋志》著录有地理类术数书数十种，例如“《山冈气象杂占》一卷”、“《阴阳葬经》三卷”、“《葬疏》三卷”等甚多，但不知内容如何。不管怎样，从中可知宋代葬书的大兴盛。

王氏《叙录》引罗振玉文，研究了P.2534《阴阳书》。菅原《占筮》也研究了P.2534《阴阳书》，又认为P.3647所述为葬事，当也属吕才的《阴阳书》。菅原《占筮》中所定其他标为《阴阳书》的7个卷子很难说是《阴阳书》。《敦煌辞典》研究了P.2534《阴阳书》，认为P.2675也是《阴阳书》。还研究了《葬录》，认为S.2263、10639A+12456B+12456C是一本书（此论可疑，首先，何以证明后3个卷子是《葬录》的一部分？其次，S.2263正面和背面也不能证明是一本书，如此等等），又研究了P.283l，定名为《堪舆书》（这一定名不知所据。又，《辞典》也不知它与P.2250V的关系。而且，不为P.2250V文书设条也可商榷）[37]。

九 时日宜忌

时日宜忌，后代有的称其为“选择”[38]，有的称其为“择吉”[39]，要之，是指用各种方法来选择时日的吉凶，以判断做事的宜忌。由于五代后周时的占卜分类中称其为“时日”[40]，故此处以“时日宜忌”名之。

敦煌占卜文书中的“时日宜忌”类文书大约有29件（有些与其他内容合为一件），可大致分为六类。

1.杂抄类

1件，即P.2661V。此件前为占面热足痒类杂占，然后写“诸杂略得要抄子一本”，存140行左右，后为“推养犬之法”（此“推养犬之法”也可能是“诸杂略得要抄子”中的一节）。本件文书确如题目所言，内容极杂，但大致不出选择时日，以及用种种方法驱邪避凶的范围。如：

正月一日取杨桃支（枝）着户上，百鬼不入门。冬至日裁衣令人无病，大吉利……以满日取三家井水作酒，令人富贵得才（财），吉……凡洗头沐浴，子丑未酉亥，吉……河伯以□申日死，勿此日乘船远行……甲不开藏，乙不纳财，丙不□□，丁不剃头……夫妇勿以月一日十六日沐浴，凶，不利……正月七日、七月一日男吞赤小豆七立（粒）女吞十立（粒），令人无病，吉……子酉日不治目，丙辰日不治身……

其中还有一些是《宅经》的内容（如“起楼在亥上，盗贼不过门”、“凡人宅有六虚五耗”等），或诸神名（如“甲寅字盗兵，欲出行呼盗兵”、“天公字大华”等），可与其他有关文书对照。

2.七曜直类

P.2693七曜历日

2件。P.2693，首尾全，首写“七曜历日一卷”，以七曜为纲，先为各曜的释名和吉凶，再依“子”至“亥”的顺序述十二宫的吉凶宜忌。这十二宫又各有名称，如美食、胜酬、分离、困之、称心、肠胀、重耗、丰钱、吉祥、讼论、重厄、愁苦、快乐、损耗，等等，取名不知所自。存152行左右，尾写“七星历日一卷并十二时”。例：

那溢（金直，太白，西方庚辛金）

贵人登位吉。宜修功德、就师学之，吉。衣裳及串（冠？）带，吉。沐浴装（妆？）梳，吉。婚姻嫁娶，吉。造作」埋墓。医人不宜看病、和合汤药……不宜合朋侣为密事，窃盗奸非，不吉……若逢阵敌，宜着黄衣、乘黄马，着［黄］缨绋。若五月五日遇此直者，」世间人畜多有惊失损失。四方贼动……从东击之，其贼必败亡……

子（快乐）：入此名宫，其人所向皆称心，求财物遂心。亦合有官。所向欢乐，万事通达。

文中的十二“宫”，在文后题记中被称为“十二时”。前者可能有外来因素，后者则是本土特色，可见本件文书内容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此外文书中既用了“七曜”，又用了干支五行，也有中外文化交流的特征。按：唐僧不空译《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有云：

金精日，太白。太白直日，宜见大人官长。沐浴冠带、求亲结婚……并吉。

太白直日。其日宜见大人及诸官长，洗头著新衣冠带……五月五日遇此曜者，人畜例惊失。必狂贼扰乱……从东击胜。

内容与本件文书有类似处。可见本件文书或有受印度传来的《宿曜经》影响的痕迹。

P.3081。前后残，存90行左右，是关于七曜日的占法七种，故前人定其名为《七曜日占法七种》。内容大致如下：

①分别列举七曜的胡名，并释其含义和吉凶。如：

那颉者，金也，太白也，淫女也。惑乱、荣？业、冠带也。性多贪痴也。邪佞也。」所作不定也。□□□也。此日所求无定。宜冠带、沐浴、洁（结？）交友、和婚嫁。作药？」吉。此日平平，女人用吉。

此种吉凶趋势，与前述P.2693七曜历日中所说的吉凶是一样的。然后，依七曜日的顺序，叙每日的宜忌（以下六种也都是依七曜日的顺序）。如：

莫日：不得裁衣、冠带、剃头、剪甲、买奴婢六畜及欢乐。凶。

②七曜日得病坐？。叙各曜日得病的吉凶，详见“占病”类文书。

③七曜日失脱脱走禁等事。叙各曜日抓获逃失等事，详见“占失物”类文书。

④七曜日生禄福刑推。叙各曜日生人的福禄寿命，详见“禄命类”文书。

⑤七曜日发兵动马法。叙各曜日发兵马的宜忌。如：

那颉日：［金］直。发军宜从西方面向东动兵。用戌时，吉。时宜着白衣，吉。乘白马，白」缨绋，白旗引前，吉。祀巧女神，吉。

⑥七曜日占出行即上官。叙各曜日出行、见官的吉凶。如：

那颉日：出行、兴易因女人损财；上官被女人□惑，亦被谤口。

⑦七曜日占五月五日直。叙五月五日在各曜日直时的吉凶。如：

那颉日：五月五日得此直，一年之内国乱兵起，四方不宁。

拿本卷与P.2693《七曜历日并十二时》比较，有一些不同。比如本卷说那颉日出兵，宜穿白衣、乘白马，而P.2693则说宜穿黄衣、乘黄马。从五行看，那颉是金星，似应以本卷的“白”为是。另外要研究的：一是在事项占中，重要的是占病、失脱、出行和上官。说明这几件事在当时极重要。二是为何要占五月五日的吉凶？这在翻译过来的《宿曜经》中即如此。它可能是印度的习俗？若果然，则可知在七曜类占法中，有些是照搬了域外的东西，因而在以后的发展中，它将会逐渐衰落的。

3.六十甲子历类（6件）

P.3281，前后残，仍甚长，存326行左右。依六十甲子顺序叙每一干支的吉凶宜忌。残存有辛丑（不全）、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不全）、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不全）。每一干支按一定的事项顺序排列吉凶宜忌。每条都很长，几乎包括日常生活所遇到的所有宜忌。略如：

乙巳姓唐字文章（正月平、二月满、三月除……十二月定）。火，徵，是朱雀。宫角二姓造举百事大富贵、宜子孙。商徵羽三姓用之凶。见长史自如，见大官吉。受职拜谒失位，奏表上书凶。嫁娶煞姑，内妇凶……祀大神富，祀先人妇死，祀灶大吉，祀宅神夫病……巳日吊人重丧。人神在左膊下三寸，乙神在头，巳神在腰。治膝凶，经络凶，裁衣凶，冠带吉，洗浣吉，带剑印绶吉，着新衣吉，洗头远行吉，剃头吉，沐浴吉，除服吉，弃灰凶。造立舍宅不安，造屋吉，竖柱吉……作灶凶，治溷吉，作厕镇宅吉……种麦凶。乙不种树……巳日不入……东行西行，稽留；南北行，吉；宜入西门行，吉。入学吉。会客赏赐吉……伍骨法（闻忧无忧，闻喜不喜。闻兵无兵，闻贼不来）。走失不得失物者……生子病疾。目润（左，父母思之，右，有人思之）……心动得财，口痒有口舌。梦者为南家人吉，釜鸣忧狱讼事。逢精鬼，请符宜子孙、入官、视事、移徙、嫁娶、祠祀、冠带，宜市买、内六畜、起土、作屋，并吉[41]。

这一类宜忌书，以六十甲子（也就是以“日”）为神。但本件文书的六十甲子神与前述P.2661V中所言六甲神不同。比如此处的“甲辰”“字非卿”，而P.2661V中的“甲辰”“字天禽”；又，前人为此卷定名为《六十甲子五行本命元辰历》，不知所据。查《隋志》，著录有“《六十甲子历》八卷”。从篇幅看，可能与本卷相似。按本卷只存18干支，就有320余行，若全部六十甲子，则字数当在1000行以上，分为八卷是有可能的。因此本书暂将其定名为《六十甲子历》[42]。由于行文不避“丙”，疑是唐以后的抄本。

P.3685，首尾残，存18行。另有一残片12行与占卜文书无关。这18行内容也是《六十甲子历》，存“庚子”的后半和“辛丑”的前半。如：

内奴婢□死。庚不内金钱，家不祥。内财吉。内牛马吉。子不可市易，损牛羊……辛丑姓卫字公卿（正月闭……）土，宫，是勾陈。商徵二姓造举百事，大富贵，宜子孙（后欠）。

从内容和字体看，本件文书与P.328l当为一件。后者始自“辛丑”的后半，与本件正好相接（但中间还是有缺欠）[43]。原定名为《推五姓占法》是不对的。

P.4680，首尾残，上残，存30行左右。背面为占夫妇婚姻，与此无关。本件内容与前述P.3281及P.3685均相同。如：

作厕吉。治碓磑凶，作车凶……东行有酒肉，南行吉，西行北行，稽留……伍骨法（闻忧不忧，闻喜不喜。闻兵不行，闻贼不来）。

由于文书较残，不知是六十甲子中的哪几日，但内容属《六十甲子历》则无疑。只是字体与前两件明显不同，当是同一内容的不同抄本。原定名为《占卜书》，不确。

Дx10786为一残片，存8残行，有“丙戌姓车字元升”字样，知属《六十甲子历》，其前部当为“乙酉”后半。从字体和内容看，与P.4680虽不能拼合，但二者当属一件文书。

Дx04960，为一残片，存5残行，前当为“庚寅”结尾，后为“辛卯”前半，写有“辛卯姓即字子良（正月除，二月建？）”等字样，应是《六十甲子历》的一部分。

S.6182，首尾上下均残，存11行。是《六十甲子历》的一残片，存“丁未”的一部分。如：

□（丁）未姓石字叔通（，七月闭，八月开，九月收，十月成，十一月）」。□（水），羽，是玄武。

内容与P.3281《六十甲子历》中的“丁未”完全相同，但字迹不类P.3281，倒与P.4680近似，可能与P.4680为同一抄本。

这种存在于敦煌的《六十甲子历》，后代似不见，值得注意。分析原因，可能《六十甲子历》的有关内容后来进入到《历日》中并变得日益丰富、日益规范化，查找也更方便，因而前者就不再流行了。此外，《六十甲子历》将六十甲子拟神化，给各神都起了名字，似乎比较荒唐。这可能也是导致它行之不远的原因之一。

4.神祇出行类（8件）

P.3594，首尾残，存58行，中间插两图。后有九宫图（不全）。内容可辨明者，有下列几项：

①叙某月某地黄、某地黑，然后有断语云：“从黑向黄中吉，从黄向黑中凶”等。

②推太岁游图法。以图示太岁何日出游、何日还。如：“戊子日游，癸巳日还”。然后说明太岁所至处不宜修造、动土等。另有一图示“土公”何日出游、何日还。

③推五姓墓月法。叙五姓各何时为“墓月”、何时为“墓时”。如：“宫、徵、羽三姓……三月九月，墓月；辰戌为墓时。”

④用石镇宅法（拟）。如：“凡人居宅处不利，有疾病、逃亡、耗财，以石九十斤镇鬼门上，大吉利。”

⑤推五姓祭祀修造月日法。如：“宫家，二月、七月、十一月，大吉；八月、十月，小吉。”

⑥推伏龙法。如：“三月一日堂中伏一百日……右犯之灭门，慎之。”

⑦推出入逐急不得吉月？随时所去门。以十二门配十二支叙吉凶。如：“会门在子，远行吉。兵门在丑，攻罚吉……禁门在亥，求物吉。”

⑧求九方色。以开元十二年为下元甲子，然后画出九宫图，并标明九方色。有六图完整，三图残。图四周标有方位、月日等。

本卷抄于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年）以后，除有些内容如“用石镇宅法”等可能与宅经有关外，总体看来应属于时日宜忌类。其中许多内容为后代的选择术继承。要注意的：一是第⑤项的吉凶与后述S.612V中《推修造月法》完全不同。后者是：“宫家，四月、五月、七月大［吉］，八月、十一月小吉”。S.612V卷子中有许多独特的内容，很值得研究。二是第⑥项中画有一个“伏龙”[44]。这个“伏龙”的形状与后述P.3602V中《伏龙法》中画的伏龙几乎完全一样。本卷中的“土公”图与P.3602V中的“土公”图也大致相同。可见本卷与P.3602V可能有着某种联系。

S.2620，似是以六十甲子为序的“年神方位图”。本卷残存八图（其中两图不全）及题记两行。每图以九宫色画框，周写十二支乾坤艮巽方位，及丛辰所在。中写年干支、九宫数、建除、六壬十二神，以及宜修与否、忌月。所存八图为“丙辰”至“癸亥”。据图后题记，本图当作于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邓文宽《敦煌文献S.2620号〈唐年神方位图〉试释》[45]对此有考证。

但亦有疑问。一是邓文所举定名的参考是清《时宪历》中的《年神方位图》。但《时宪历》中只有一图，中写九宫色，却没有十二神、建除等内容，特别是没有写宜忌。二是本卷图中的宜忌只涉及修造而不涉及其他，似也有它的目的。因此，关于本件文书的定名或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S.5614。前为占十二时卜法。此段首全尾残，下部并残，存7行，内容为周公出行到八天的吉凶。引几行如下：

占周公八天出行择日吉凶法。每月一日、九日、十七

行日大吉，得财。十一日、三日、十九日、廿七日是天财日，□

吉。十三日、五日、廿一日、廿九日是［天］宫日，小吉。出行恐

这种择日出行法也见于《历日》。如S.0612《宋太平兴国三年戊寅岁（978年）应天具注历》[46]中有“周公八天出行图”，其中记有天门、天宫、天贼、天财、天阳、天阴、天富、天盗共八天。如：“天门：一日、九日、十七日、廿五日，所求大吉……天宫：五日、十三、廿一、廿九日，开通吉。”两相对照，虽然八天和择日都一样，但占辞却不尽相同。可能本卷年代比较早，尚为独立的方法即尚未被纳入《历日》的范畴内。

BD10335。首尾残，虽存12行，但后9行行仅1—2字可辨。从残存的字句看，与“周公八天出行”相关。例如有“［天］门日行，万事大吉昌”、“［天］贼日行，道逢劫贼，凶”、“［天］财日行，所求皆得”等，吉凶与上述S.5614、S.0612相同。

另有一件P.3602V，也画了“土公出游图”，但还有关于伏龙的占辞，故同时放在“宅经”与“时日宜忌”两类中，可参看。

S.8350。前为六十甲子纳音（参本书的“其他”类），后为推命书（参本书的“禄命”类），本段存13残行左右，内容可辨认者主要有：

①太岁等神游日（拟）。存“庚子日西游乙巳日还”等字，后写“右太岁以下将军、太阴、诸煞等神，逢子即游，逢”。

②宜忌（拟）。有“□浴”“□子、乙丑、己巳、辛未……癸未”字样，又有“三月六日、四月八日、五月十日……十二月卅日，煮？苟杞？沐？浴，大益人”字样。

从其内容看，也应是一件杂抄各种占卜术的文书。我们暂且将它分作三部分，分别放在“时日”、“禄命”和“其他”中。

Дx05448V为一残片，存8残行，写某神“白马一疋身着白衣”在“子”“大富贵、资财二百万”，在“丑”“灭□世”等，存子、丑、巳、未、酉，疑为推某神出游宜忌的文书。

BD13145，首尾残，存4行，从其中“修造因缘，寻到院，请师僧看之”看，是一件与“师僧”帮忙择修造日事相关的书状，而非占卜文书。但其中提到“今年金神七煞，并在子丑两位，不得修建”，恐亦使用了以神祇出行日推吉凶的方法，故暂置于此。

5.推忌日月类（11件）

S.612V推杂忌日法等

S.0612V。前为“推五音建除法”，后为“推十二禽兽法”（此两法参见“禄命类”文书）。此段首尾全，存11行。各举一例如下：

①推杂忌日法。子日不卜问，怪语非良；丑日不买牛，子孙不昌……亥日不迎日（妇？），必忧死亡。

②推修造月法。宫家：四月、五月、七月，大［吉］，八月、十一月，小吉。

③推修造日法。宫家：用金火日。水木日凶。

“忌日”是时日宜忌中的重要内容，在《历日》中也能见到。如S.2404《后唐同光二年甲申岁（924年）具注历日并序》和S.1473《宋太平兴国七年壬午岁（982年）具注历日并序》中都有有关内容。但是我们注意到，忌日的内容是有些不同的。比如“丑日”就既有说“不买牛”的，也有说“不冠带”的。下面我们排比一下几种记载，来看看它们的异同，或许能有时代前后的启示。

表二 十二支“忌日”事项比较[47]

从表二看，宜忌的基本内容在数百年中没有大的变化，但也有些不同，最明显就是“丑日”从“不买牛”到“不冠带”的变化。变化的原因我们还不清楚，可能与十二属相逐渐同宜忌脱钩有关（所以“亥日”的“不育猪”后来也变成了“不嫁娶”）。从时间上看，P.2661V应该晚于S.0612V，位于从“不买牛”到“不冠带”的过渡阶段。而且，由于P.2661V又有十干的忌日，这在《历日》中不见，但后代的选择书中有，由此也可知P.2661V的年代比较晚。

北大D195V。残存7行，内容分两部分。

①写有“甲辰乙巳火、丙午丁未水（下缺）”、“甲寅乙卯水、丙辰丁巳火、戊午（下缺）”2行，在第2行“甲寅乙卯水”旁写有“天地合”字样。

②依“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48]庚午辛未壬申癸酉戊[49]戌亥”顺序分别注明各日的禁忌，如“甲（不开仓，钱财耗亡；又不治宅，必空虚）”、“辰（不哭泣，必有重丧；亦不屠煞、嫁娶）”、“壬（不决水，家逢外丧；又不书契，口舌竞起）”、“申（不安床，鬼居其旁；又不裁衣，远行不祥）”。

其中第一项内容将结合下一文书一并介绍，第二项则属于“百忌日”范畴。但本件文书的“忌日”有两个特点：一是写出了天干的禁忌，这与P.2661V同。下面我们将二者的禁忌与后世的禁忌比较如下：

表三 十干“忌日”事项比较

续表

比较来看，北大D195V文书更接近后世的说法。本件文书的第二个特点是每一干支日的禁忌大都写了几种，似是将当时各种说法都尽数抄入。从这两点看，本件文书的年代应该比较晚[50]。

P.3984V。前有字2行，其中末1行写“岁次辛丑七月朔十三日题毕”。然后写六十甲子纳音，首尾全（中间有残缺），存6行，始自“甲子乙丑金”，终于“壬戌癸亥水”。“辛丑”不能确知是哪年，可能是821年（长庆元年）。

要注意的是，本段在6行中不同部位分别插有“日月合”、“日月离”、“金石合”、“金石离”等字样。查隋萧吉《五行大义》第八《论合》云：“就支干配日辰，乃有五合、五离。五合者，河图云：甲寅乙卯天地合，丙寅丁卯日月合，戊寅己卯人民合，庚寅辛卯金石合，壬寅癸卯江河合。五离者，甲申乙酉天地离，甲（丙？）申丁酉日月离，戊申己酉人民离，庚申辛酉金石离，壬申癸酉江河离……凡为万事，吉则从合，凶则从离。”检文书中标的“合”“离”位置，与《五行大义》所说全同，可知文书是用“五合、五离”来择日用的。前件北大D195V文书第一项内容也与此相同。到清代，“天地合、离”变成了“日月合、离”，而“日月合、离”变成了“阴阳合、离”，其他“合离”则不变。不过《协纪辨方书》的编者称这种“合离”为“俗术”，在卷三六《辨讹》中说：“甲乙何以为日月？丙丁何以为阴阳？皆不可晓……附会之害理多类此。”至于为何少了“天地合、离”而多了“阴阳合、离”，这其中的原因还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P.3803。前为“咏黄道歌诀”等（参见“式法”类），本段存5行。首写“龙母诀”，后画一图如下：

表中的“龙德”、“龙安”、“龙母”等不见其他记载，但从月份、神煞的安排顺序看，似与后世的“六壬课时”、“六韬时”或“六曜”等相似。《事林广记》卷九[51] “时占门”有“六壬课时”，排列有“赤口”、“小吉”等，并在“月下起例”中将月份列入。据此，我们可以排列出表格如下：

表四 “六壬课时”神煞

两种图表除神煞名称不同外，其他相当近似。《事林广记》还详细叙述了“六壬课时”的推占法。从推占法看，虽然运用了六壬式法旋转推算的原理（参见“式法”类），但总体看仍当属“时日”。由于“龙母诀”与“六壬课时”的推占有明显的相似处（在推占得到“某某时”后，后者还有各时吉凶的占辞，前者也应有占辞但本卷因残而付诸阙如），因此二者当属一类。而且，我们还能通过“龙母诀”与“六壬课时”的异同来探讨这种推占法的演变。

S.0813。前为“立成孔子马坐卜占法”。本段3行，后似有欠缺。引一行如下：

每月一日见月大吉，二日见月所求称心，三日见月斗诤，四日见月大利。

此法不知属何系统，但其性质是“见月”定吉凶，应该属于一种时日宜忌。

S.8362。前后上皆残，存20残行。内容不明，或许与时日宜忌有关。例如有：

宜出游寺……若此行，必逢恶贼……此日卒得中恶。

可能是以日为纲叙吉凶的书。从其中的“宜出游寺”、“□酥酪得聪明智慧无病”等看，有受佛教影响的痕迹，可能是敦煌当地编写的时日宜忌书。

S.9987B3。前缺后残，存9行。大致是以十二月为纲，注明每日裁衣的吉凶。如：

裁衣吉日

［正月］三日、四日、七日、九日、十日、十五日、十六日

廿四日、廿五日、廿六日（巳上日裁衣大吉）

此卷当是某文书的一部分，但现已无法查明。

S.11362BV。前后上残，存2残行。如：

八月二日、三日、十一日、十二日

《英藏敦煌文献》定此件名为《占日记》，不知何据。笔者以为它或许也是《裁衣吉日》类时日宜忌文书的残片，但因太残无法判断，只好存疑。

Дx01064、01699、01700、01701、01702、01703、01704。册页装，存6残页，似正、背面接抄。本段前为“押座文”，后为“讲经文”。首写“推皇太子洗头择吉日法”，然后是具体方法，计有：

①举出若干日，然后写“巳上日吉”等。

②依十二日叙吉凶。如“丑日洗头，令人富贵，宜六畜”。

③叙十二月洗头吉日。如“六月七日……十月十一日……并大吉利，余日并凶恶”。

④叙十二月洗头吉日又一法。如“六月八日洗头，令人富贵、长命”。此法的吉凶似与第③项的吉凶矛盾。

从本件文书题目的“推皇太子”云云和内容看，文书的时代可能比较晚。

Дx01274、03029。为2残片，存16残行。内容似是推丛辰所在。如“天德在甲”、“月煞在戌”、“五墓在子”、“豹尾在丑”等，也有与廿八宿联系者，如“天开在角”、“天□在参”等。

此文书有些像《具注历》局部，但现存《具注历》中没有与此相同者。特别是《具注历》中没有与廿八宿相连的。所以暂不把它算作《具注历》，而归入“时日宜忌”类[52]。

Дx01295、02976、03515。为3残片，存12残行。《俄藏敦煌文献》定其名为《医书》和《具注历》。由于《俄藏敦煌文献》没有注明编号，以致我们不知哪张残片是哪号，只好一并论述。

第1张残片有“□子方三首”字样，似是医书。第2、第3张残片叙时日吉凶，如“见长史凶”、“婚大吉（此日金石合日，可以结婚，大吉）”、“冬忧祭神吉，祀灶神吉”等。将此段内容与现存《具注历》比较，有很大的不同。现存《具注历》中没有“此日金石合日，可以结婚”一类的话（关于“金石合”，参见前引P.3984V文书中的“五合五离”。由此也可见这种择日法在当时的流行）。但我们也不知它应如何定名，从其中使用了“五合离”择日法出发，暂定其名为《百忌历》而归入“时日宜忌”类。

除以上11件文书外，前述S.8350中也有“推忌日月”的内容，参见第4类。Дx01258等《天牢鬼镜图》中的第①项和第③项似亦与选择时日有关，可参看“事项占”中的“占病”类文书。

6.杂写类（1件）

P.3064。为一残片。左画一北斗七星图，中写“北斗七星”，右有一行字写“翁来北黄衣男子看病者凶”。文书太残，性质不明，疑是选择吉凶类占卜书的残片。

下面看正史书目著录的情况。

《隋志》记有：《六十甲子历》八卷、《杂忌历》二卷、《百忌大历要抄》一卷、《百忌历术》一卷、《百忌通历法》一卷、《历忌新书》十二卷、《太史百忌历图》一卷、《五姓岁月禁忌》一卷等。其中《六十甲子历》可能与P.3281号文书有关，已见前述，而各种《百忌历》、《岁月禁忌》等多与本类文书中的“推忌日月”类文书相关。

《旧唐志》记有：《曜灵经》一卷、《七政历》一卷等。它们或许与本类文书中的“七曜直”类文书相关。《百忌历》之类的著作不见《旧唐志》记载，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新唐志》记有：《太一大游历》两卷、《大游太一历》一卷、王叔政《推太岁行年吉凶厄》一卷，《曜灵经》一卷、《七政历》一卷、《广济阴阳百忌历》一卷。其中前三书或与本类文书中“神祇出游”类文书相关，后一书或与“推忌日月”类文书相关。

《宋志》时日宜忌类著作更多，大致有这样一些：《行年起造九星图》一卷、《五音百忌历》两卷、《选日枢要历》四卷、《六十甲子释名》一卷、《选日阴阳月鉴》一卷、《七曜神气经》两卷、吕才《广济百忌历》两卷，《选日听龙经》一卷、《选日纂圣精要》一卷、《择日要法》一卷、《选时图》两卷、《选日时向背》五卷、《阴阳立成选日图》一卷、《七曜选日》一卷、《师旷择日法》一卷等。这其中的《行年起造九星图》或许与本类文书中的《年神方位图》有关；《六十甲子释名》则可能与P.3281号文书相关。有关“七曜”的书多于前代，而出现以“选日”为题的书则是新现象。

正史而外，《日本国见在书目》[53]记有《新撰宿曜经七》卷。虽然我们不知这经与唐僧不空翻译的《宿曜经》关系如何，但起码可证明“七曜”类时日宜忌法在当时有着一定程度的流行。

总之，在书目上找不出与敦煌文书完全一样的典籍来。

关于这类文书的研究，除前述邓文宽对S.2620《年神方位图》有所考证外，高氏《古俗》在“禁忌风俗”一章中研究了P.266lV《诸杂略得要抄子》中关于裁衣、妇女、灶、门户、借债、神人、干支日、建除日等禁忌，以及P.3081中的七曜日禁忌。《敦煌辞典》介绍了P.3594号文书，称其为《九宫图》，说“知九方色图至晚成于唐中叶，是现知敦煌文献中最早的九宫图”，至于P.3594号文书中的其他占卜内容，《敦煌辞典》没有涉及。

[1] 近年来，郑炳林、王晶波《敦煌写本相书校录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王晶波《敦煌写本相书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等对敦煌相书作了更全面的校录和研究，读者可参看。

[2] 刘文英：《中国古代的梦书》，中华书局1990年版。

[3] 当然，其中的录文仍有错误，这是不可避免的。郑炳林后来又出版了《敦煌写本解梦书校录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对《敦煌本梦书》作了全面修订，读者可参看。

[4] 郑氏《梦书》对其他背面抄写的文书也不注明（只S.2222V例外），如P.3281V、P.3571V、P.3685V、P.3990V，都分别只写作P.3281、P.3571、P.3685、P.3990，似亦不规范。

[5] 郑氏《梦书》作“以”，误。

[6] 但本件文书有些内容不见于P.3908，又从其篇目称“篇”不称“章”看，又与S.0620接近。总之关于本文书的定名，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7] 郑氏《梦书》错将正面作“背面”。

[8] 法国《论文》戴仁文章与郑氏《梦书》都已指出。参见郑氏《梦书》，第239—241页。

[9] 即现编号之Дx2844，见下文。

[10] 按：P.2829号文书只题“解梦书”而无“凡”和“一卷”字样。

[11] 图版见《英藏敦煌文献（汉文非佛经部分）》第十四册。

[12] 本段序文，郑氏《梦书》录文中的可商榷处似较多，参见该书第122页。

[13] “气”，郑氏《梦书》作“分”，误。

[14] 本录文标点与郑氏《梦书》录文多有不同，不一一注明。

[15] “立”，郑氏《梦书》作“主”。

[16] “善”，郑氏《梦书》作“若”，恐误。

[17] “即”，郑氏《梦书》标为不识。

[18] “之”，郑氏《梦书》漏识。

[19] “有嗔即不”，郑氏《梦书》作“原嗔吓？予”，恐误。

[20] 郑氏《梦书》漏识“法”字。

[21] “盛”，郑氏《梦书》作“咸”。

[22] “政”，郑氏《梦书》作“改”

[23] “示”，郑氏《梦书》作“耳”。

[24] “木”，郑氏《梦书》作“才”，误。

[25]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二卷，大正十三年（1924年）刊行。下同。

[26] 这里所谓“阳宅”的“阳”指“阳间”，“阴宅”的“阴”指“阴间”，与敦煌《宅经》文书中的“阳宅”、“阴宅”意义不同。下节“葬书”中的用法与此相同。

[27] 要注意的是，本书还抄写了“谨请北方毗沙门天王护我居宅”等佛教咒语，以及道教的符咒，因此不是纯粹的《宅经》文书。

[28] 孟列夫主编：《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袁席箴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29] 文见《四库全书》本《宅经》。

[30] 近年来出版的研究和校注“宅经”类文书的论著有：陈于柱《敦煌写本宅经校录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金身佳《敦煌写本宅经葬书校注》（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等。

[31] 《旧唐书》卷七九《吕才传》。

[32] 《旧唐书》卷七九《吕才传》。

[33] 《金石例·碑碣制度》。转引自《唐令拾遗》“丧葬令”二十附录“参考二”，长春出版社1989年版。

[34] 《杏雨书屋藏敦煌秘笈》无背面图版，有关线图资料及文书性质判断，参见岩本笃志《敦煌占怪书〈百怪图〉考》，《敦煌写本研究年报》第五号，2011年3月，第70—71页。

[35] 中华书局、巴蜀书社影印本1985年版。下同。

[36] 文书正面存7残行，有“宅舍”“□者三公、厄于狱卒”等字样，可能也是葬书类文书。

[37] 近年出版的关于“葬书”类文书的研究论著，有金身佳的《敦煌写本宅经葬书校注》，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笔者也利用敦煌葬书资料对丧葬择日问题做过一点研究，参见本书附录二《试论唐人的丧葬择日——以敦煌文书为中心》。

[38] 如《古今图书集成》中就有《选择集成》。

[39] 如陈永正主编《中国方术大辞典》，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40] 《五代会要》卷十一后周太祖《禁习天文图纬诸书诏》，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又，唐僧不空翻译有《（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亦以“时日”为名。

[41] 文中原有双行小注多处，录文多不录。下述另几种《六十甲子历》录文亦然。

[42] 原定名的“本命”云云不大符合本卷内容，“五行”只在各干支中提了一个字，“元辰”似亦不明确。

[43] 此点郑氏《梦书》已指出，见该书第239页。

[44] 关于“伏龙”，可参见本书附录二中的《唐代的“坐龙”与“伏龙”》。

[45] 《文物》1988年第2期，第63—68页。

[46] 以下有关《历日》的录文，均引自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47] 《协纪辨方书》卷三五，《四库全书》本。

[48] “己”后当有“巳”，缺。

[49] 此与前面的“戊”重复，但各自的禁忌并不同。

[50] 原定名为“具注历”，恐不确。因为我们在现存《具注历》中还找不到前有六十纳音等后有干支日禁忌的实例。因此本件文书还应当是专为择日用的占卜书。

[51] 《和刻本丛书集成》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0年。

[52] 《俄藏敦煌文献》定其名为“占书”。

[53] 载《古逸丛书》之十九。

第四章 敦煌占卜文书的类型及其与传世典籍的比较（下）

本章继续介绍各类“杂占卜”文书，所叙类型计有“禄命”、“事项占”、“杂占”和“其他”四类。

十 禄命

所谓“禄命”，实指对“禄命”的推算即“推禄命术”，也可以称为“算命术”（或“推命术”和“占命术”）。举凡以人之生年（或月或日）来推算人之富贵贫贱、寿夭病厄的，无论是用五行八卦，还是用七曜九宫，均属此类。定义比较宽。而之所以用“禄命”为这些算命类文书定名，不仅因为《旧唐书》卷七九《吕才传》载吕才“叙禄命”的言论中提到有“禄命法”、“禄命书”，还因为敦煌文书中明确记有“《禄命》一部”[1]。因此“禄命”是当时的习用语言，而“算命”则是后代的说法。

敦煌文书中有关禄命的文书很多，大约有39件（其中有一些和其他内容合为一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着若干外来因素的、与星座宫宿有关的推禄命术（这类推禄命术可称为星命术）；另一类是用中国传统的干支八卦五行来推算的禄命术。这两类推禄命术在内容上往往有所交叉，需要注意。

1.星命术类禄命文书（15件）

P.2675V。文书正面写“新集备急灸经”。背面医史界认为也属《新集备急灸经》的一部分，存二页，所抄内容基本一样，称为甲本、乙本[2]。由于相关内容中甲本比较残，乙本比较完整，我们就以乙本为例。乙本前后缺，存34行，内容有：

①某年生人的“五厄”所在。

②行年人神所在法、十二支人神忌日、十二时人神所在法。

③建除日治病的禁忌，等等（其中①项也可说属于另一类推禄命术，参见后述第二类推禄命文书。其他则是灸法的各种杂忌，可置而不论）。

④题写“七星人命属法”，存5行，讲何时生人属何星寿命如何等，例如：

丑未生人属武曲星，日食大豆三石八斗，受命八十七。

寅戌生人属禄存星，日食稻米一石六斗，受命八十五。

五行文字共涉及地支中的九支，以及七星中的五星，可见内容并不完全。

按：这里的“七星”以及与“生人”的关系，已见于隋萧吉的《五行大义》。据《五行大义》卷四引《黄帝斗图》[3]，七星“一名贪狼，子生人所属；二名巨门，丑亥生人所属；三名禄存，寅戌生人所属；四名文曲，卯酉生人所属；五名廉贞，辰申生人所属；六名武曲，巳未生人所属；七名破军，午生人所属”。拿此卷与《五行大义》相对照，有“丑未”与“巳未”的不同，其他则相同。从排列规律看，怀疑是本卷抄手在抄写过程中写错了。此外，所谓某年生人“日食”某某若干，则似是后出的说法，可能其中有外来因素的影响（参后述文书P.3398）。又，甲本在此处第1行和第5行下还各画有一个符，并在此后写道：“咸通二年岁次辛巳十二月廿五衙前通引并通事舍人范」子盈、阴阳氾景询二人写讫。”[4]“咸通二年”是861年，则甲本文书抄于唐懿宗时，乙本文书抄写时间不明，或距此时不久。

另外，要注意甲本卷子抄写人中的那个“阴阳”。按“阴阳”，在唐代有指“阴阳人”和“阴阳生”的两种可能。后者是学生，前者则是为官方服务的职业占卜人。从中央政府有供职于翰林院的“阴阳”看[5]，此处的“阴阳”当是指供职于地方节度使衙中的“阴阳”，也就是“阴阳人”[6]。由“阴阳人”来抄医书（如果P.2675V确是医书的话），并在医书中掺进了禄命术内容，也是值得研究的现象。

P.3398。册页装，前为“卜法”、后为“推人十二时耳鸣等法”。本段写“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首尾全，存10页半约93行，叙从“子”至“亥”生人的属相和命运。“午”以前比较简单，“未”以后较复杂。现各举一例。

P.3398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

子生，鼠相人。命属北方黑帝子，」日料黍三石五斗一升[7]。宜着黑衣。有」病宜复（服）黑药。大厄子午之年，」小厄五月一十月，不得吊死问病。」不宜共午生人同财出入。

亥生，猪相人。命属巨门星，北方[8]黑帝子。」日[9]食粟米一石四斗[10]一升[11]。宜着黑衣。」有病宜服黑药。春夏生富贵，秋冬」生自如。大厄己亥之年，小厄四月十月。」忌吊死问病。此人元是波提国人，前」身性多不净，遂来此生为[12]人。有文」武之性，位宽心行，先贫后富，三」男二女，力贵夫资财不少。得三子」力。年十八小厄，廿五官厄，卌大厄。过此」寿命八十三。宜修福，即得长命。」一世之中，衣食不少。一生不得向西北」方大小便。慎之则吉也。

此法后半段使用了“七星”，与P.2675V《七星人命属法》比较，例如“未”生人，也是属于“武曲星”，也是“日食大豆”，但数量不同。而且《七星人命属法》将“未”之前的如“丑、寅、卯、辰、午”也和七星相连，此卷则否。又，此法后半段还使用了佛教的转生理论，提到的国家有女（安？）国、摩伽国、天陀罗国、叶？波国、波提国，因而有明显的外来痕迹（包括“一生不得向西北方大小便”等，似也不是中国传统语言）。这是要注意的。

这一类的“人命属法”占法在敦煌比较流行。除上面两件外，S.6157也有“推十二相属法”，但仅存一条，为：“□（子）生，鼠相人，命属北方黑帝子，日料黍」米三石二斗一升，宜着黑衣，有」（下缺）。”所说日料数量，与本件文书不同。

P.2842V。此件文书共约93行。前3行是“月煞”之类，然后是主要部分的“推人九天宫法”，最后几行是“推天道”、“月德法”、“五行”等基础知识。

P.2842V推人九天宫法

推人九天宫法，画有九个圆形图，图的中间各写九天宫的宫名，分别是：赤虚宫、游盛宫、飞柱宫、通光宫、云贾宫、温土宫、微精宫、太仓宫和太清宫。各宫名的周围写游年数，以九为差，例如“游盛宫”的游年为二、十一、廿、廿九、卅八、卌七、五十六、六十五、七十四、八十三、九十二。每宫之下，以四字韵语的形式写有行年至本宫的运命，如：

年至游盛，身入坤宫。所求不合，所作□□。」论官得罪，申理难通。比年迍坎，今载并逢。行遭劫贼，坐值罗踪。钱财散失，」口舌□丰……婚姻难合，灾」祸相冲。男子不吉，妇人亦凶。俱作媒」保，□入牢中。其年有厄，宜出西东。」带符修福，万恶俱终。

年至太清，神识通灵。或胜或负，乍」败乍成。在官即吉，居宅则平。所」忧事意？，似重还轻。此年之」内，万事吉祥？。钱财自至，灾□」自□。□无忧焦？，福力扶行。宜修功□，保自安宁。

在九天宫图之间，又插有“游年八卦”的内容（详见后述第二类禄命书中的P.2830推人游年八卦图），即以八卦为纲，游年以“八”为差，分别标明“祸害”、“绝命”、“生气”、“天医”、“福德”之所在，最后总结说：“生气之上一切俱吉；祸害、绝命之上一切不可往？；天医之上宜取师服药；」福德上出行吉。”

P.4740。文书首尾缺，前部上残，后部上下残，存15行。先讲各天宫的行年，以九为差；再讲月日的吉凶；最后是各宫的占辞。九天宫中残存赤虚、游盛、飞住三宫。如：

二 十一 廿 廿九 卅八 卌七 五十六 六十五 七十

五月 利寅日 申日 女三生□离 五鬼□

年至游盛，行住得用。多无□宅？，百口不安。六神不［宁？］

官不迁。出行逢厄，灾祸自生。病者难差，许愿神

拿此件文书与P.2842V相比，九天宫的名称、顺序、行年都是相同的（不过彼处的“飞柱”，此处作“飞住”）。同一宫的占辞虽不同，但其吉凶的趋势是一致的。比如“游盛宫”都是不吉，“飞柱宫”都是吉等。因此二者应是性质相同的命书。有一点不同的是，此处有关于“三生五鬼”的占断，而“三生五鬼”属中国传统的推禄命术（参见后述第二类禄命书中的S.6164号文书）。可见此件文书混杂了几种不同的推命方法，应是稍晚一些的东西。

S.3724V。文书前为“李老君周易十二钱卜法”，后缺，本段写题目有“推九天行年灾厄法”，残存6行，文如下：

推九天行年灾厄法。［一十赤］

［虚、二十］游盛、三十飞柱、四十通光、五十[13]云贾、六十温土、七十

微？精？、八十太仓、九十太清。从赤虚至太清，周而复始。

年至赤虚，百事不如。男不宜妇，女不宜夫。赤口赤舌，□

宜解除。年至游盛，六神不宁。净（诤）讼无理，百事不

如。成□ （下缺）。

从内容看，还是与九天宫有关。其占辞的吉凶也与前两件文书一样。只是它的行年不是以“九”为差，而是以十年为单位“周而复始”，这是与前两件文书的不同处。由于九天（或九天宫）的天名（或天宫名）、顺序、占辞的吉凶都与前两件文书相同，因而它也应该是属于相同性质的禄命书。

BD15408号背，首尾残，存21行，上部略残。内容有“百事不如，男不宜妇，女不宜夫，赤口赤［舌］”、“年至赤虚”、“百事不成，六神不宁”、“年至游盛”、“［年至］飞柱”等，虽占辞有与S.3724V号文书不同者，但无疑属于“推九天行年灾厄法”系统。

P.3779。文书首全尾缺，存42行。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据行年至某曜来判断命运，后一部分则与推九天宫行年灾厄法有关。我们先看后一部分。后一部分残存7行，文为：

P.3779推九曜行年灾厄法1

一岁、十岁、十九、廿八、卅七、卌六、五十五、六十四、七十三、八十二、九十一（按：从五十五以下的文字拐入第2行倒写）。年至赤虚，百事不如。男不宜妇，」男女赤虚天（按：此五字应在“年至赤虚”之前），女不宜夫。赤口赤舌，共相窥？徒。」二岁、十一、廿、廿九、卅八、卌七、五十，年至游盛，六神不宁。」诤讼无理，男女游盛天六（按：前五字当在“年至游盛”之前，“六”字当在“五十”之后），百事不成。横遭谋□，带符最精。」六十五、一百、九十二、八十三、七十四（按：此数字应在“五十（六）”之后，且顺序应是“七十四、八十三、九十二、一百［一］”）。年至飞注，善神来助。少求多得，」三岁、十二、廿一、卅、卅九、卌七，男女[14]飞注天（按：从“三岁”起到“男女飞注天”，应在“年至飞注”之前），不见忧苦。官事尚达，」宜不见公府。一百二、九十三、八十四、七十五、六十六（按：这几个数字应该倒过来，并排在“五十七”之后）。四岁、十三、廿二、卅一、卌、卌九、五十八、六十 （下缺）。

从这段文字看，其行年数字以“九”为差与P.2842V、P.4740相同，占辞与S.3724V相同，九天（宫）的名称和顺序与前三件文书相同（只是“飞注”天，与前述文书写作“飞柱”“飞住”略异）。因此，此件文书这一部分的性质应与前三件文书类似，属于推人九天（宫）灾厄法的范畴。由此也可知这种推人九天宫灾厄法在当时是相当流行的。

文书的前一部分写“推九曜行年容厄法”。这其中的“容”，据前述S.3724V“推九天行年灾厄法”，当为“灾”字之误。九曜，是印度历法中的九星，即日曜、月曜、火曜、水曜、木曜、金曜、土曜、罗睺、计都。此法以行年至某星来判断命运，如：

南方云汉火星神。行年至此宿者，六岁、十」五、廿四、卅三，是荧惑星也。其星周卌二、五十一、六十」、六十（按：以上卌二至六十，应该写在卅三之后）回七十里，若临人命，有 九、七十八、八十七、九十六（按：自“九”至“九十六”应接在“六十”之后）口舌疾病相经，」宜修福。

本件文书将九曜的胡语名[15]与中国传统的星名都写了进去，有着明显的中外文化交流和融合的特色。此外，奇怪的是通观全卷，行年所至岁数，都以“九”为差，这与“九天宫行年”相同，但其岁数均被割裂开来写，甚至不惜将“六十九”拆成“六十”和“九”（如上引）。这是为什么呢？细观全卷，岁数都被断成大致相同的长度，并斜着有规律地排列，所以怀疑此件文书的底本原本是一张图（或即圆形），岁数成规律地排列在四周。抄手不明，就抄成了这样一副样子。高国藩《论敦煌唐人九曜算命术》[16]不知本卷文书中岁数割裂的规律，比如上例，不懂“九”应接在“六十”后面，成“六十九”，而说“九”当作“久”；又不知行年岁数隔“九”排列的规律，大谈年岁中的民俗，比如说其中有三个“五十”因此说明当时风俗重视“五十”岁云云，其实他所说的重复的那两个“五十”，都是被割裂的“五十”，实际应该分别是“五十三”（月曜）和“五十六”（土星）。高氏的议论似乎没有什么根据。

P.3838。册页装，12页，中间掺有许多杂写如社司转帖等。内容分两部分：

①推九曜行年法。1页，上中下三栏。上栏写行年岁数，以九为差，完整的只有二档，如：“八岁、十七、廿六」、卅五、卌四、五十三、」六十二、七十一、八十、」八十九、九十八。”中栏画有二幅圆形图，图中分别画有一个官员和一个妇女，大约是九曜中某二曜的图解。下栏是占辞，形式为七言歌，残存二段，如：

歌曰：行年若至木星来，」知道今年已过灾。

君」子直合干禄位，小人运」动足钱财。

最后有一行，写“推九曜行年法了”。与前述P.3779《推九曜行年灾厄法》比较，行年岁数是一样的，但九曜名称没有使用外来名如“云汉（火星）”“温没斯（木星）”等，占辞则采用了七言“歌”的形式，这都与P.3779不同。下面看P.3779中土星的占辞：

P.3779推九曜行年灾厄法2

行年至中宫鸡缓土星神。年至此（下为行年岁数，略，后以省略号表示）」宿者，是中宫土星属……楚国之分。其星周回」……九十里。若临人命，有官灾……」、牢狱，君子重厄疾病之……年，宜着黄衣。

占辞与本件文书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不相同，吉凶也不同。可见这两件文书虽然都是“推九曜行年”，但不属一个系统，本件文书可能更中国化一些。

②推九宫行年法。11页，画有九个圆圈，分别写“第一宫”至“第九宫”和各宫的行年岁数。岁数以八为差，但只有第一宫写全了，其他各宫只写了两三个岁数。每宫之下都应写有占辞，但其中三、四、六、九宫没有占辞而混有杂写，其他占辞中错误也很多。我们举一个较完整的占辞：

命属第五宫，岁中百事皆凶，乾官主尊」县，所履重刚，路隔不通。」踪（纵？）有安居，宅舍翻」覆。妻子分张，夫啼妇」哭。寄托不安，空亡相逐。」市买无利，病者由遇」年，凶年宜修功德，不宜临葬上墓。」佩神符，小忌商，为灶君有喜」不赛，居宅不安[17]。

从内容看，这里的“九宫”与八卦有关，因此可能是比较中国化的，也是比较晚期的著作。与前述“九天宫”中的九宫，以及“九曜”虽不相同，但也运用了“行年”的方法。

P.4058。本卷首缺尾基本全，存约31行，分别讲属二十八宿各星的性情和命运，残存“斗、牛、女、虚、危、室、壁”七星。如：

属女星者（廿六日），持戒乐施。其人足下多有黑子增长。眷属寿」八？十。有大名声。无有病痛。宜于父母及以兄弟。瞿昙：属女星者，有如是相。

文末是一段议论，大致是说为何同属一星，而有贫贱富贵之差，以“尔时世尊，即说偈言”结束。可见此件文书有明显的佛教意味。其性质到底如何，还需进一步探讨。文书最后是二十八宿所属的日子。由于一月有三十天，因此“室”、“壁”又重复使用了一次，成为“一日室、二日壁、三日奎、四日安……廿九日室、［卅日壁］”。因此此算法是某日生属某星就有某命运的简单套用，这就难怪有人要提出疑问了。但是，这种星宿书将人的生日与星宿联系起来，是一种外来的新方法。因为过去中国传统的推算禄命只使用生年。唐代兴起李虚中的用年月日的算命法，或许还受到了此类佛教星命书的影响。

P.3081。为“七曜日占法七种”之一。前为“七曜日失脱逃走禁等事”，后为“七曜日发兵动马法”。本段首尾全，存21行。题目作“七曜日生禄福刑推”，有翻译味，似应以“推七曜日生禄福刑”更符合一般占卜书的说法。本文以七曜之“蜜、莫、云汉、嘀、郁没斯、那颉、鸡换”为序，列出各曜日生人之形貌心性禄命等。如：

郁没斯日生人，法合宽心慈善，形貌端正，孝顺父母，常得贵人怜念。禄至」二千石，位至三品。性常爱念下人。命上寿、无男女。索得贵人妻。宜奴婢，有庄园」田宅、兴反（易？）吉。

郁没斯是“岁星”，是“木”直日，也是今天所谓的“星期四”。文书用生日推福德禄命，对李虚中算命法的产生，或许也有一定影响。

P.4071。册页装，似首残尾全，15页，每页8—10行。前面似是一些星命占课的基础知识，包括十一曜与十二宫与分野的关系、推五星行度宫宿善恶、十一曜见生图等[18]，然后是对某人（尚未出生？）命运的占课。此人命宫为“天蝎宫”、身宫为“天牛宫”。课文说他“三岁上必有大难”，“直至廿—，福德平平”，然后从二十一岁逐年占算命运，直至六十岁。比如说：“廿一，木星退命宫，又见火星照身宫。其」年必有人杂损伤死亡，必有厄难，得十一月后，渐渐差也……六十，天运行年至天秤宫，太阳在天秤宫，又木守角宿本度，」福德平平。”最后有一段将此课文呈上的状文如下：

右谨课见生。其文历等玄文上，有廿八宿、十一曜

行度、十二祇神、九宫、八卦、十二分野，总在其中。若

人等得定其灾福，切须仰重。谨具课文。伏惟

高鉴 谨状

开宝七年十二月十一日灵州大都督府白衣术士人康□[19]课

开宝是宋太祖的年号，七年是974年。此件课文是当时灵州都督府的术士为人起的课。其中使用了二十八宿、九宫八卦等许多占卜知识，反映了中外星命术的混合。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其中运用了“天蝎宫”、“天秤宫”等西方十二宫的知识。按此种知识在唐代虽然已有，但似乎用到算命中的还不多。宋代以后，这类知识才用得多起来。本件文书反映了唐宋过渡期推禄命术的实况。第二，课文中又引用了《聿厮经》。如课文中说：

案《聿厮经》云：子午卯酉，号为四煞。虽田宅有分，当生时月

勃在此中，必不久。

据《新唐志》，著录有“《都利聿斯经》二卷”。注云：“贞元中，都利术士李弥乾传自西天竺，有璩公者译其文。”又有“陈辅《聿斯四门经》一卷”。这些《聿斯经》都失传了，只后世有些辑本。本课文中引用的《聿厮经》不见辑本，可丰富辑本的内容。第三，“十一曜”云云，不见其他文书。此种推占法，或与宋代还存在的《秤星经》有些关系，因为《秤星经》就是“以日、月、五星、罗睺、计都、紫炁、月孛十一曜演十二宫宿度，以推人之寿夭休咎”[20]的（详见后文）。

S.1396。首尾残，存19行，内容大致是以“日”为纲，讲此日的吉凶、此日生人的命运，以及对灾厄的攘法。如：

此日生人聪」明［智］慧，少病，有善名誉。性敢重辟易，解弓马。于一切无畏」惮，受修持，净法精进，决烈，得父母怜……此日生儿，宜吃少」酥，父母亦须吃。宜以黑布盖儿头，讫，取此布烧熏儿」鼻，大吉……若此日曜直日，有日月变」蚀，北动见星，本曜生人重厄……须攘。其法：当日」一食，唯得食酥，不得食牛肉，日出乃食，烧香礼拜」，作大胡饼十五枚，灯五盏，酒五杯，新瓦瓶五个，满」盛净水……作火唵法，即一切灾」厄脱免。

由于其中使用了某“曜”直日和星变，因此将它归在第一类禄命书中。相同的命书目前尚未发现。又，从其内容如吃酥、吃牛肉、吃胡饼等看，本卷有着十分明显的敦煌地方色彩，同时也有佛教的影响在里面。

Дx08977与09259为两张残片，内容相同，前者存8残行，后者存5残行。由于残损过甚，不能确知其性质，从其中有“文曲星主官”、“禄存星主”看，可能与星命术有关，故暂归此类[21]。

2.禄命术类文书（24件）

P.2482V。前为京房八宫卦次。本段首写“推男生宫法”，残存5行，主要有“男起生宫一四七、女起生宫二八五”，“男兴元甲子起七、会昌甲子起一、天祐甲子起四；」女兴元甲子起五、会昌甲子起二、天祐甲子起八”等。从内容看，似属于九宫推命术。其中兴元甲子是唐德宗兴元元年（784年）、会昌甲子是唐武宗会昌四年（844年）、天祐甲子是唐昭宗天祐元年（904年），这三甲子分别是上元甲子、中元甲子和下元甲子，叫“三元甲子”。三元甲子共180年，周而复始。其中的“一四七”等是九宫数。从年代看，本件文书当写于唐昭宗天祐元年以后。

S.6164。首尾残，存一图并27行。大致有以下一些内容。

①一残行，有“男讳祸害，女讳绝命”字样。

②一图，中写九宫数，四周为八卦、五行、五色等，然后以某人游年为例推算，说：“假令人年卅，游年在乾，九月十月不宜西北聚集宴会”；“乾一变为祸害，在巽”、“乾二变绝命在离”、“乾三变生气在兑”，并写出了“祸害”、“绝命”、“生气”的吉凶。

③八句诗，前三句为：“上元甲子兑宫起（七）、中元甲子坎宫起（一）、下元甲子巽宫起（四）”。

④推男子三生五鬼法，共3行，第1行为“上元 丙寅八宫起八七六 五四三 二一九”，以下是中元和下元；推女子三生五鬼法、亦3行，首行为“上元 壬申二宫起 二三四 五六七 八九一”，以下是中元和下元。

⑤推人本生元宫法。7行，大致是推算生年的上中下三元，以及知道本元后如何推算。

⑥九州名称，以及十二州与十二地支的分野。

其中据①和下述P.3602V的比较，可知此卷文书也是《禄命》一类著作。②则与游年八卦有关。③、④、⑤都是运用三元甲子来推算命运的九宫术，和前述P.2482V相近。此处的“三生五鬼”只讲了推算法，而前述第一类P.4740则有“三生五鬼”的一个实例。总之。本卷文书使用的三元九宫术，包括游年八卦等，都是中国传统的推禄命术（《五行大义》中已有对游年八卦的解释，详后）。

P.3602V。首尾残。前为神龟推走失法，后为宅经类著作的插图（似未完成）。本段残存4行，有“男忌祸害，不得吊死问病，」女忌绝命，不得□□□”字样，最后写“孟遇《禄命》一部”。据此，本卷可能是《禄命》的一部分。前述S.6164有一行有“男讳祸害”、“女讳绝命”字样，因此，S.6164可能也是《禄命》类著作。

S.5553推三元九宫行年法

S.5553。本卷册页装，首尾缺，存5页，每页6—7行。卷首画有一圆，中写“三元九宫行年”，周写九宫内容：一吉、二宜、三生、四煞、五鬼、六害、七伤、八难（缺第九宫即“九厄”）。下面先写男女起岁的方法，然后以“上都新制歌诀”的形式将行年至一宫直至九宫的吉凶写出，如三生和五鬼：

行年巡游至三生，君子」遇此合起荣。中人灾厄忌兑方，慎之」通达主安宁。

行年若至五鬼宫，家中官事」及尔？凶。三生在卯宜回避，慎之」免见祸来冲。

然后是“推疾病灾运”，说：“凡人夫病却推妻，妻病推夫」运行年。父母得病占男女，」子病父母运上看。”最后是“大五鬼游年方位”。

“三元九宫行年”是一种比较中国式的推禄命术，起源较早。本卷中说“先鬼谷先生行此法”不免假托，但至迟在魏晋时代就已有了。其中的“三生”“五鬼”在前述卷子中已多次出现，而其具体含义和吉凶则以此卷为最详细。又，从本卷文书看到，此时占卜多采用“歌诀”形式，并且这种“歌诀”有的来自“上都”，可见此类推禄命术不仅是在敦煌地方，同时也是在长安流行的占卜术。

此外，本卷内容实际只涉及“九宫”，没有提到“三元”，而前述S.6164则主要讲“三元”没有提到“九宫”。因此应该将二者联系起来考察。

P.2830推人游年八卦图

P.2830。首全尾残，首写“推人游年八卦图”，存离、坤、兑全部，乾、坎一半（下残），共28行左右。每卦均排列有：①卦图；②卦名；③卦之五行；④游年数，以“八”为差；⑤“游年、祸害、绝命、生气”的吉凶。如：

离家火 一 八 十六 廿四 卅二……

游年在离 南方（其年之中宜［与］姓侯、吕、董？交通，吉……）

祸害在艮 东北方（若有寡男子并小儿来时，大凶……）

绝命在乾 西北方（乾为老公，忌九月戌日，不宜向西北方吊问……）

生气在震 正东（□取青衣师看病，［服］青药……）

“游年八卦”法是中国传统的推禄命术。《五行大义》卷五就有云：“游年所至之卦，因三变之，一变为祸害，再变为绝命，三变为生气。生气则吉，祸害、绝命则凶。”“三变”的实例，我们在S.6164中已经看到。“游年八卦”在当时可能有比较大的影响，敦煌占卜文书中有不少卷子涉及这一方法。前述第一类中的P.2842《推人九天宫法》就杂有“游年八卦”，是“九天宫”和“八卦”两种推人行年法的杂糅，而本类前引文书如S.6164、P.3602V，也都采用了“祸害、绝命”等“游年八卦”的理论和方法。此外还有以下几件文书。

BD09997。首尾残，存6残行，其中有“□在乾”；“宜西北方卧，宜灸不宜针，宜服白药”；“年在坎”等，与上述P.2830非常接近（P.2830中有“游年在乾”、“生气在兑”、“宜针不宜灸”等），当亦是“推人游年八卦图”类文书。

S.5772。首尾残。前为一张表格（文书第二张的左半应接在第一张表格的左上，右半则粘反了），后残存文字11行。内容有三。

①画为表，在“五行”的左、右、下写六十甲子（上部也应有）及其算数和灾祸。如：

乙酉 算三 水厄。算生有，算三，兵厄。

丙戌 算三 刀兵厄。算三，算三。

②画为表，上、左、右写五行（下可能也有），中写行年在十二地支时的宜忌。如：

行年在子（不宜远行，病口舌。」慎妇人。厄五月十一月。」）

寅（宜远行。所求得。居宅」安乐。厄六月七月。」）

③推人游年八卦。前残，较完整的只有最后一卦的“巽”。文曰：

巽，木，忌三月四月，不可东行。（八、十五、廿三、卅一、卅七、卅九、五。」祸害在乾、绝命在艮、生气在坎、天医。」游年在巽，巽为风为木，病者树木之神，长女之鬼作。祸害在乾」……

以下讲“祸害、绝命、生气”的宜忌。最后是一总结：

凡数八卦之法：一从离起。巽不受八，前就离；坤不受一，退就离。依

天医地、福德地，宜迎师避病，求财大吉。游魂地，不宜远行，征伐凶。绝

此卷的内容都是用传统的六十甲子、五行、八卦来算吉凶。其中的推游年八卦与前面的文书略有不同。即一是除“游年、祸害、绝命、生气”之外，多了“天医”可能还多了“福德”。二是游年岁数不是以“八”为差。这可能与多了“天医”等有关。三是占辞中用五行理论分析了称为“绝命”、“生气”等的原因（由此可知此件文书下部残了许多，也因此可判定上述表格的下方必定有文字存在）。至于数八卦之法为何从“离”开始，《五行大义》已有解释，《五行大义》卷五曰：“游年于人，年命之事，故以终九而起命。”此外，此件文书中的“算三”等算数，以及“行年在子”的推法也需注意。

Дx02800+03183。首尾残，为2残片，存25残行（下残）。以八卦为纲，写五行、忌月、行年、祸害绝命等吉凶，存乾、坎、艮、震等卦。如：

艮，土，忌十二月、正月，不可东北行（六」祸害在离、绝命在）」游年在艮，艮为山，山为小男。患者主是」言祸害。绝命在巽，巽为风，风为木。木石相克」……

从内容看，与上述S.5772文书中的第③项基本相同。二者当为同一性质。S.5772只存一卦，而此处存近4卦，可补充我们对于此种占卜法的知识[22]。

P.3066。首尾残。前有二残片，其余则有约24行。文书以年为序，合残片而言，始自二十余岁，较完整的有五十六岁至五十九岁。如：

男立癸亥，忌十月四月。所作不成，

口舌竟起。吊死问病凶，算尽。

年五十八[23]

女立乙亥，忌十月四月。犯地网，

勿动土。患气伤折之厄。算有二。

游年在兑 祸害在坎 绝命在震 生气在乾

这似是“推年立算厄法”，同时注明“游年”。所谓“年立”，是说“就岁而论，今之一岁，年住于此，故谓之立”。它和“游年”的不同，在于“游年从八卦而数，年立从六甲而行”[24]。此算法以年为纲，注明“算”数和“厄”所在。年立有具体的算法。前述S.5772中的“算三”等，当与此也有一定的关系。文书以“年立”说吉凶，“游年”只是标明了所在八卦，所以是以“年立”为主，但同时也说明了“游年八卦”在当时使用的频繁。

P.2856。本件文书甚长，总名应是《发病书》（详“事项占”类），但首尾各录了一段与推禄命相关的文字，故单独列出。第一段首残尾似全（未见原件，不知结尾与下一段是接抄还是另纸），存21行左右。以年岁为纲，分上中下三栏，始自16岁，终于78岁。如：

男立甲申，算二，忌灶。

年十九

女立甲寅，算尽，溷水。

第二段存12行，依十二支叙人“厄”与“受命”。如：

酉生人，年六、十九、卅五、卌六、五十九，五厄不死，受命九十八，得六子力。

前述第一类文书中的P.2675V《七星人命属法》在卷首有大致相同的内容，残存4行，自“申”至“亥”。如：

酉生人，年六、十九、卅五、卌六、五十九，五厄不死，受命九十八，得六子力。

与P.2856本段完全一样。

P.3896V。首尾残，中有断裂，存23行左右。整件文书甚残，字迹也不清楚。《敦煌宝藏》定其名为《星占书》是不对的。从可以辨认的几行看，它应属于推男女年立法性质。如：

男立癸未，算有二，水、灶厄。

年十八

□（女）立乙卯，算生，忌水□。

此外还可辨认出“年十一”，以及妊娠厄、兵厄、忌厕、忌土等。与P.3066相比，除有繁简的不同外，内容基本一样。因此本卷不是《星占书》而应是《推男女年立法》。而且从字迹与残存文书断片看，它很有可能与P.2856是一件，可与P.2856卷首的《推男女年立算厄法》拼合。

S.6215。首尾残。后为《舍布施回向疏》。此段残存3行，分上下栏。如：

五十，乙卯，水，厄二月八月……五十二，辛，金，四月十月三煞地网之厄。

从这内容看，它以年岁为序，讲各年的吉凶，当与“行年”法有关。其中的“厄”某月，与前述S.5772“行年在子”等行年在十二地支中的“厄”月全同，也可证明它与“行年”法有关。又，此卷占辞中有“地网”等，与前述P.3066推男女年立法中的“犯地网”类似。因此，本件文书当亦为推行年法类文书，而与《英藏敦煌文献》编者原定名的《葬书》无关。

S.6157。似是一部禄命书中的几小节，计有：

①六十甲子推人年命法：画有一图，中为圆圈，周写六十甲子和所属五行；圆圈四周写八卦的方位。然后写：“凡人欲得知本命相属，皆从」太岁逆数，即知本命相属」凡数行年法，男从丙寅顺［数］，」女从壬申逆行。」”

②分上下两栏：上栏是“推人禄合法：［凡人行］年至禄合者，君子其年求」官必得……”。下栏是“推［人］驿马合法：凡人行［年］至驿马合者，君子求」官必得禄位，大吉……”。

③推十二相属法，残存一条，即：“［子］生，鼠相人。命属北方黑帝子。日料黍」米三石二斗一升。宜着黑衣。有（下缺）。”似乎还有画。

④推相生图八。残存半图，并有“夫妻合此”字样，其他不明。

从这些内容看，本件文书属推人年命的禄命书，其中主要使用了“行年”的理论和方法。比如其中讲到的“数行年法”，我们在《五行大义》中即已看到。书中卷五说：“所以男从丙寅数，何者？日生于寅，日为阳精，男从阳，故取日。丙为太阳，故取丙以配寅。女从壬申数，何者？月生于申，月为阴精，女从阴，故取月。壬为太阴，故取壬以配申。阳故左行，阴故右行。”其他如推禄合、推驿马合，都使用了“行年”的方法。但是也有其他方法。比如推十二相属法，就与我们在第1类中看到的“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类似。说明第一，当时的禄命书常采用几种不同的方法。第二，行年法还是用得比较普遍的。换句话说，“推人年命”比较流行。我们在史籍中也常能看到“卜年命”、“看年命”的说法[25]，而利用生月生日来推禄命的方法（即后世所谓的推八字）还没有流行起来。第三，六十甲子、五行八卦、推禄推驿马等，都是很传统的中国式的推禄命法。下面我们将看到，这些方法是用得很多的。

S.0612V。前半抄写整齐，以推禄命为主，兼及择吉；后半字体不同，抄写混乱，多为占卜基础知识。存140行左右，并一幅图。内容为：

①推五音建除法：首为一表格，横写五姓，竖写建除，中为十二月的分布。表下有“午生人二满”等字样十条，但只涉及“子午酉卯”。然后是占辞，叙命值建除时的吉凶。如：“命值于开，禄食丰」浓。在公，官荣迁」达；于私，百事皆通。”

②推杂忌日法。叙子至亥日的杂忌。

③推修造月法、推修造日法。均以五姓为纲排列。

④推十二禽兽法。亦为一表格：横写十二禽兽名（即凤凰、白鸖、麒麟、鸿鸟、鶷鸡、燕子、獐禄、鸽鸟、孔雀、鸠鸽、朱雀、鹰鸟），竖写十二地支，而将十二月排列其中。后列占辞。如：“凤凰下生，男即孝，女」合慈心。多居禄位。奴」婢不少。大富贵。吉。”

⑤推胞胎月法。在月份下写生男或生女。如“二、八月，生男，不娶。五、十一月，生女”。

以下为基础知识部分，大致有这样一些内容：①十干法，又十二支。②辨父母兄弟妻财子孙法。③五子元例正建法。④推禄法。⑤推驿马法。⑥五行相生法、五行相克法、五行十干辨方位。⑦十二支相冲法、十二支相合法。⑧六害法、六合法、三刑法。⑨天道例、岁德例、月德例、月空例。⑩天恩吉日、母仓吉日、天赦吉日。⑪飞廉恶煞。这其中重要的是②、③、④几项。

从以上内容看，本件的推禄命法不同于前述的“行年”法，而是运用了“五姓”、“建除”等知识，并且推算到月。这说明它是较晚的推禄命法。像“推十二禽兽法”也不见其他卷子，也是后起的推法。此外如“辨父母兄弟妻财子孙法”似也是较晚才有的；“五子元例正建法”是为了从年天干推出正月月建的干支；“推禄法”则明确说“十干为禄，十二支为命”。因此，②、③、④三项基础知识，都是晚起的、专门为推禄命术中的“三命术”（八字算命术）服务的。由此判断，此件文书内容虽杂，但就主要部分说，属于推禄命术的性质，而且年代较晚。只是它又并没有直接涉及八字，可见还没有完全发展成为后代的八字算命术，还只处于一种过渡的阶段。

BD15409号背。存8行，首写“推十禄逆顺歌”，以歌诀形式述“十干禄”的基础知识，并以“建禄”、“空亡”、“破禄”等推算禄命。例如说：“阳禄孟干甲处起，直从丙戊庚壬次。阴禄仲月乙为头，并己巳[26]丁辛癸是。”这与上件S.0612V中“推禄法”的说法基本相同，即S.0612V所说“阳者甲丙戊庚壬，其阴乙丁己辛癸是也”。本卷又有如“假令甲禄人，正月生，建禄；二月三月生，为空亡……七月生，为破禄”之类说法，知为一种推禄命书。

P.3175。前为六十甲子纳音。本段首尾全，存23行。首尾为：

纳音甲子占人姓（性？）行法：甲子乙丑金，石中金，强不伏人。丙寅丁卯火，申（伸？）宿（缩？）火，乍急乍缓，恶□妨□。」戊辰己巳木，□生木，无定性，患偏风，多病……壬戌癸」亥水，海中水，咸煞万物，富贵。」天福十四年戊申岁十月十六日报恩寺僧□德写讫耳。

从这里的内容看，它不单是列出了六十甲子纳音（单纯的六十甲子纳音属于占卜基础知识），而且给出了各自的性行，以及与人命的关系，因而属于推禄命的范畴。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六十甲子的性行与后代不同。比如这里的“甲子乙丑金，石中金”，后代（最迟在元代）则是“甲子乙丑金，海中金”。至于这“石中金”的说法起于何时，何时又由“石中金”变成了“海中金”，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此外，从文书后的题记看，此文书抄于后汉乾祐二年（949年），可证五代后期“石中金”类的说法还在流行着。

S.3724V。前为六十甲子纳音，后为李老君周易十二钱卜法。本段存5行，引前几行如下：

六十甲子纳音性行法：甲子乙丑金，石中金，刚强不伏」人。丙寅丁卯火，申宿火，乍急乍缓，恶捩方（妨？）小子。戊」辰己巳木，卧生木，无定性，患偏风多病。

从这几行看，它和前述P.3175所说完全一样。至于文字的异同，二者可以互校。

S.6258。残存24行，内容为两部分。前面7行为“种粟良日”、“种麦良日”等，似是农家用的吉凶书。此后的17行为“纳音甲子占人性行法”，开头几行为：

甲子乙丑石急金，坚急如石。□陈之金而不柔软，人性亦如之。煞妻。」丙寅丁卯申宿火，人性乍缘乍□，□□火不调，乍急乍［缓］，煞少子。」戊辰己巳卧生木，性志卑下，不能高秀直上。人亦如之，多病。

此段文书虽无标题，但从内容看，与前述“纳音甲子占人性行法”很相似，特别是文中多了一些“人性亦如之”之类的内容，推命的色彩就更浓了。

S.4282。前为《婚嫁图》，叙夫妇相合与相克。本段标“椎（推）十七宫吉凶图”，残存11行。内容为：前端上部画有一圆，中写“天勾大禁”，周写十干十二地支。下有占辞5行，如：

甲勾癸禁正月子……亥勾□禁十二月子。右此推天勾地禁。乙岁生□（忌？）」四月，丙岁忌……亥？岁忌」十月。右子勾……当死，大凶。忌之吉。

然后是“六破”，写“子破巳”、“未破戌”之类。最后又画一圆，中写“六凶冲，亦名四绝”，周写十二地支，并将“申”与“卯”、“寅”与“酉”用线相连。下写占辞颇不清，如有：“夫遭市？死，妇长□，衣充食不充，无盈少乏”，等等。

文书中所谓“天勾大禁”（若按占辞，则应是“天勾地禁”），不见其他记载。“六破”和“六凶冲”也不合传统的，自《五行大义》以来固定了的“冲破”关系。原因待考。标题虽列“推十七宫吉凶”，但何谓“十七宫”，从残存的文书中并不能知道。“推十七宫”云云应属推禄命性质，文书占辞中也有“乙岁生”如何的话，但由于不明“十七宫”为何，终究无法最后断定其性质（从其中有对夫妇的占辞看，也许仍属于占婚姻嫁娶的占卜书）。

S.6333。前为《肃州防戍都状》1残行。本段首尾上下均残，有图二幅，字9残行。其中左图以十干十二支排成一圆形，用线将未辰、寅巳，子卯、丑戌、申亥、午□相连，中写“天勾大禁”。下面占辞存5残行，从“甲勾癸禁」亥勾丑禁」”等看，与前述S.4282的《推十七宫吉凶图》完全相同。然后是“六破”，存“子破巳，丑破辰”，亦与S.4282同。最后是半幅图，十二地支成圆形排列，有6条线将十二支分别相连，中写“六凶冲，名四绝”，下有占辞3残行，其中有“夫遭市”等，可见这幅图与占辞也与S.4282同。因此整件文书是与S.4282后半完全相同的文书。

S.8350。前后上均残，存23行左右。内容大致是：前有六十甲子纳音、太岁以下出游、某月某日做某事益人（如十二月卅日煮苟杞沐浴大益人）等（“时日宜忌”类已引），然后以月为纲，写各月生的男女的性情与禄命，残存二、四、六、八、十、十二月，但字迹甚乱，不易辨明。如：

男为人多猛高性有贵，父母得□财八十七□（年？）

十月

女为人轻心信多虚少厄，资财奴婢□财，八十年。

从残文书的主要部分看，是推某月生人禄命如何的禄命书，但不见其他有类似者。推命已用到月份，但所用方法为何，因文书太残而无从得知。

S.9814B。存3残行，另有一残片，存三字。3残行为：壬子□（生？）男，年廿」右今月」己未生人□」。另残片为“□生男”三字。从内容看，是通过干支年月来推人命的文书。

S.10526。存2残行，为：丁酉生男（命大火□）与丙辰生人□」癸丑生人卅一（本命）」。本件文书与前述S.9814B可能为同一文书，但因过残，不能确知。

Ф.362A。《俄藏敦煌文献》编者定名为《星占流年》。残存一图的底部，有“辰、卯、□”三字，在“卯”的底下有一“月”字。然后有10行字如下：

一论流运者，是一世？之动，作百年之期。凡大运」如大（运）[27]军，如小卑将，大岁为人君，三者相」和，然后济事。大运五岁令八个月逆行。」今大运见居甲午金。今详此运：贵神在位，」诸煞伏藏。一德扶身，众凶皆散。此运之内，己」身亨通。此运之中，财物散失。此运之中，」大岁四十五岁，兼有远行之灾，不」为害矣。四十六、七、八，财帛进旺，稍有」破财不利为忌。四十九五十岁，虽有」空亡暗合主气，丁壬化木之本位。以此」 （下缺）。

此件文书比较特殊，因为它使用了后世算命常用的概念如“大运”，特别是起运的“五岁令八个月”，似采用了八字算命中的起运法，而且据大运算出了五年的禄命。因此，这件文书的年代较晚，应该是宋以后的文书。在敦煌文书中使用此种算命术的，恐怕仅此一件[28]。

以下看正史书目的著录。

《隋志》有关“禄命”的书，只有《杂元辰禄命》两卷和《湴河禄命》三卷。

《旧唐志》中有关禄命的书也只有3家，分别是：《推元辰厄命》一卷、《禄命书》二十卷（刘孝恭撰）、《禄命书》两卷（王琛撰）。可见到唐玄宗开元末年，唐初所存有关禄命的书已佚。同时，专门以“禄命”命名的书出现了。敦煌文书中的《禄命》一部云云，或与这种流行趋势有关。

《新唐志》著录的禄命书稍多了一点，计有：《推元辰厄命》一卷、《杂元辰禄命》两卷、《湴河禄命》两卷、王琛《禄命书》两卷、刘孝恭《禄命书》二十卷。这几种书有的可能并不存在，像唐中叶已佚的《杂元辰禄命》、《湴河禄命》即如此（因为《新唐书》往往照抄前代目录，并不看它在当时是否存在）。此外《新唐书》还著录了开元以后新出现的禄命书，有：《禄命人元经》三卷、杨龙光《推计禄命厄运诗》一卷。同时与星命术的发展相关，《新唐书》卷五九《艺文三·历算·天文》还著录了一些与星象有关的书，如：《都利聿斯经》两卷、陈辅《聿斯四门经》一卷，《长庆算五星所在宿度图》一卷等。这些有关星象的书，曾被禄命书中的星命术使用，敦煌文书中的P.4071就引用了《聿斯经》，并有《推五星行度宫宿善恶》的内容。

到《宋志》，有关禄命的著作显著增多，并出现了以“三命”命名的书。其中有些托为唐人作品。以下列举一些有关著作，例如有：郭璞《三命通照神白经》三卷（此处的“郭璞”显为托名）、元竞《禄命厄会经》一卷、杨龙光《禄命厄运歌》一卷、李吉甫《三命行年韬钤秘密》两卷（李吉甫为唐宪宗时宰相，但此处恐为托名，因为“三命”一词出现较晚）、李虚中《命书格局》两卷（李虚中亦为唐宪宗时人，但此书托名的可能性甚大，因为当时似无“格局”类算法）、《珞碌子赋》一卷（原注：不知姓名，宋李企注）、《三命指掌诀》一卷、文靖《通玄五命新括》三卷、董子平《太阴三命秘诀》一卷、何朝《命术》一卷、李蒸《三命九中歌》一卷、徐鉴《三命机要说》一卷、林开《五命秘诀》五卷，《行年五鬼运转九宫法》一卷、《三元飞化九宫法》一卷、桑道茂《三命吉凶》一卷（桑道茂是唐德宗时人，此书为托名无疑）、郗良玉《三元九宫》一卷，《禄命歌》一卷、《禄命经》一卷，《风后三命》一卷、《推人钩元法》一卷、李淳风《十二宫入式歌》一卷（李淳风是唐太宗时人，此书亦为托名），《三命总要》三卷、《五命》一卷、李遂《通玄三命论》三卷、李燕《三命》一卷、又《三命诗》一卷、又《三命九中歌》一卷、珞碌子《三命消息赋》一卷、凝神子《五行三命手鉴》一卷，《三命大行年入局韬钤》三卷、《大行年推禄命法》一卷、《三命杀历》一卷、孟遇《三命诀》三卷，《禄命人元经》三卷、《禄诀经》三卷、《五行贵盛生月法》一卷，廖惟馨《星禽历》一卷，《二十八宿行度口诀》一卷、《聿斯四门经》一卷、《聿斯经诀》一卷、《聿斯都利经》一卷、《聿斯隐经》三卷等。

从《宋志》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识：一是新、旧《唐书》著录的有关禄命的著作，在宋末已经基本都佚失了，只有杨龙光的《推计禄命厄运诗》一卷在《宋志》中题为《禄命厄运歌》而保存着。所以敦煌文书中保存的禄命书对我们了解唐五代宋初的推禄命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二是以“三命”为题的著作大量增加，这是唐代没有的现象。说明推禄命术中的三命术，到宋代有了一个大的发展。所以宋太宗禁占卜书，就直接提到了“三命”书[29]。三是禄命术中的星命术也有发展，像《聿斯经》类著作不仅数量增多，而且不再放到“历算”类，而都放到“五行”类中了。四是三元九宫类、十二宫类，以及星禽类著作也有一些，这里有选择的录了几部，可能敦煌文书中的“三元九宫推行年”（S.5553）、“推十二禽兽法”（S.0612V）等是其滥觞。五是由于敦煌占卜文书中的禄命书基本没有书名，所以我们不能判断其内容与史书著录禄命书的关系，只有“孟遇《禄命》一部”（P.3602V）可能与“孟遇《三命诀》三卷”有点关系。六是著录的书中有的冠以唐人名如李淳风、李吉甫、李虚中、桑道茂等，其中李淳风、李虚中、桑道茂辈在唐时就是术士，托名于他们是情有可原的。有意思的是李吉甫。据新、旧《唐书》，李吉甫好像不大信这些吉凶说法。《旧唐书》卷一四八《李吉甫传》云：“迁饶州。先是，州城以频丧四牧，废而不居，物怪变异，郡人信验；吉甫至，发城门管钥，剪荆榛而居之，后人乃安。”《新唐书》卷一四六《李吉甫传》云：“初，政事堂会食，有巨床，相传徙者宰相辄罢，不敢迁，吉甫笑曰：世俗禁忌，何足疑邪？撤而新之。”但是《太平广记》卷七二《袁隐居》条（出《宣室志》）[30]又说：

贞元中，有袁隐居者，家于湘楚间，善阴阳占歌诀一百二十章。时故相国李公吉甫，自尚书郎谪官东南。一日，隐居来谒公。公久闻其名，即延与语。公命算己之禄仕。隐居曰：公之禄真将相也。公之寿九十三矣。李公曰：吾之先未尝有及七十者，吾何敢望九十三乎。隐居曰：运算举数，乃九十三耳。其后李公果相宪宗皇帝，节制淮南，再入相而薨，年五十六。时元和九年十月三日也。校其年月日，亦符九十三之数，岂非悬解之妙乎？隐居著《阴阳占歌诀》，李公序其首。

这里我们注意到，李吉甫不仅与一位江湖占者来往，还为他著的书写了序。虽然我们不知此事的真假，但显而易见的是，在唐后期就已经流传了一些关于李吉甫与占者的故事。因此有人托名李吉甫写《三命行年韬钤秘密》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桑道茂、李虚中、李吉甫都是唐德宗、宪宗时人，这与这一时期是禄命术中的三命术的发轫期可能也不无关系。七是当时的禄命书有些以“诗”或“歌”“诀”的形式写成，比如有《推计禄命厄运诗》（《宋志》作《禄命厄运歌》）、《三命指掌诀》、《太阴三命秘诀》、《三命九中歌》、《五命秘诀》、《禄命歌》、《三命诗》、《三命诀》等。这当然是为了好记好用，想来应该在民间十分流行。我们注意到，敦煌禄命文书中就有许多以歌诀的形式出现，比如P.2842《推人九天宫法》中“年至太清，神识通灵。或胜或负，乍败乍成”类的四字歌诀、P.3838《推九曜行年》中“行年若至木星来，知道今年已遇灾”类七字歌诀。特别是S.5553《三元九宫行年》中写有“上都新制歌诀”，用歌诀的形式将行年至九宫的运命吉凶都说了一遍，如“行年巡游至三生，君子遇此合起荣”等。可见禄命书的歌诀形式是远自长安近至敦煌甚至全国都普遍采用的。

此外，《郡斋读书志》[31]卷十四“五行类”有《秤星经》三卷[32]，并有解题曰：“右不著撰人，以日、月、五星、罗睺、计都、紫炁、月孛十一曜演十二宫宿度，以推人之寿夭休咎。不知其术之所起。”从这一解题看，它与第1类中《十一曜见生图等课文》（P.4071）或许有些关系[33]。

十一 事项占

事项占指用各种不同方法对某一特定事项所进行的占卜，大致包括有占病、占夫妻婚嫁、占死亡、占走失，以及逆刺占等。这些占卜文书有些是独立的卷子，有些则与其他内容抄在一起。

1.占病

P.2856发病书

占病类文书大约有16件，可分为《发病书》类和“其他”类共两类。

（1）发病书类。有14件。

P.2856。首残，尾似全（末有“凡人”二字，以下未抄，但后有题记），存313行左右。内容有：

①推男女年立算厄法（拟）。以岁为纲，叙男女年立所在的“算”与“厄”。

②推年立法。以十二支为序，每支上画一符，下写占辞。如：“年立午，忌五月十一月，带此符吉。赤色人衰？，五忌（忌五？）月丑日十月」子日。若其日时得病，十死一生。非其时不死。病者唯苦」头痛、四支腰脊咽喉不利，乍寒乍热，吐逆，饮食不下，」祟在社公、灶君。天神不赛。北君有言，遣绝岳？鬼、狗鼠」为怪，不死。忌五月十一月子午日。”

③推得病日法。以十二支为序。如：“申日病者不死。申者传送，天上主簿，生人命，故知不死。病者头痛寒热，来」去有时，身体生疮见血，手痛口噤。祟在北君。丈人遣星死鬼为祟。」鬼字伯庆，亦字伯明、仲卿和？，在人舍东卯地六十步，狄蒲代人香火，向□送。子日小差，」寅日大愈。生死忌辰日。男重女轻。”

④推初得病日鬼法。以十二支为序。并画有符。占辞如：“子日病者，鬼名天贼，四头一足而行，吐舌。」使人四支不举，五藏不流，水肿大腹，半身」不随，令人暴死。以其形厌之，即吉。」此符朱书之，病人吞之并书着门户上，急急如律令。”

⑤推得病时法。以十二支为序。如：“酉时病者，男轻女重。天罡病之，恐困。何以言之？天罡者，天之狱吏。病者」大重。鬼吏在寅地，收人魂魄送天庭，未去，宜使乾上师解之。五日小降，七日大愈。”

⑥推十二祇得病法。以建除为序。如：“建日病者，犯东方土公，丈人祟，食祀不了。有龙蛇为怪。家亲所为解」之，大吉。七日差。”

⑦推四方神头胁日得病法。以四神的头、胁、足为序，但仅存朱雀、白虎头胁足、青龙头胁足。如：“白虎胁日，三日、十日、十八日、廿五日，病者不死。丈人将他外鬼为祟。解，五日差。”

⑧推五子日病法。以“五子”为名，实包括“五丑”、“五寅”等，总括为六十甲子。每一组上有一符（“五午”后缺符）。占辞如：“子日病者，以素系头，欲送太山。未去，吞此符。」甲子病者，至庚午差，星死鬼所作，求之吉。丙子日病，至庚辰差，」［一］云庚申差，病死鬼作，五道吉。戊子病，庚寅差，一云甲午差。」庚子病，至丙午日差，无后鬼所作，解之吉。壬子日病者，至己未差，」客死鬼作，水解之，吉。”

⑨推十干病法。以“甲乙”、“丙丁”等共分五组。如：“甲乙日病者，青色凶，非其色吉。戊巳日小重，庚辛日小差。头宜西首，吉。”

⑩推人十二支生人受命法（拟）。以十二支为序，叙游年、五厄、受命等。

⑪写“凡人”二字，后缺。

末写“咸通三年壬午岁五月写发病书记”。

从文书后的“题记”看，文书抄于唐懿宗咸通三年（862年），所抄书名为《发病书》。这《发病书》内容甚杂，敦煌发现的占病术，大部分都能在其中找到相同或类似的文字。所占对象主要是占何年月日时得病轻重、何日痊愈。使用的方法主要以十二支为序，包括六十甲子、行年、年立、十二月将、建除，以及符咒解除法等。其中第①项和第⑩项与“禄命”类占卜相关，故在“禄命”类文书中介绍。

P.3402V。首尾残，存101行左右。内容与P.2856近似，但无“推××”的标题。内容如下：

①推得病时法（拟）。以十二支为序。如：“酉时病者，男差女剧。天罡病之，恐困。何以言之？天魁（罡？）者，」，天上狱吏，故知困也。头目痛。祟在自身？，男子鬼及山神来不」赛，北君许不偿，道逢娱？鬼。丈人为祟，犯家中土」公，凶。青色凶。急解谢之，吉。忌在辰。”

②推十二祇得病法（拟）。以建除为序。如：“除日病者，心腹下利，烦满惊恐。祟在灶君，犯北方土」，行年？，客？死鬼女子鬼所在死道，解之吉。”[34]

③推五行日得病法（拟）。以五行日为序，上画有二符。占辞如：“木日病者，男［吉］女凶。木是青龙，故知男吉女凶。以金着病人头边，吉。”

④推十二月病厌鬼法（拟）。以十二月为序。如：“正月病者，鬼从南来……十二月病者，鬼从井上来……右此十二月病者，知鬼来处，捉排舍？依方啄？入地，厌之，吉。”

⑤推年立法（拟）。似以十二支为序，但仅存“子”。占辞为：“年立子，黑人色者凶。忌五月十一月日，忌子午时，忌子日时。以此日及」时不得正南正北行，凶。勿得到丧家吊问死（当为死问）病。得病者十死」一生。何以知之？建破临其年，故知十死一生。非其时日月，不死。”

从以上内容看，第①、②、⑤项，在P.2856《发病书》中均有，只是行文稍异。第③、④项则不见于P.2856（但由于P.2856并不全，因此P.2856含有这两项内容也是可能的）。我们目前只能说这两件文书属同一性质。

P.2978V。首尾残，存35行，似属《发病书》中的“推年立法”，以十二支为序，可辨认者为“寅”、“酉”之一半，以及卯、辰、巳、午、未、申全部。如：“□（年）立辰，黄色人苦，忌三月九月日，忌辰戌时，忌食时［人］。黄」□食时？，以此日月时勿东南西北行，到丧家」吊死□□（问病），凶。若得病者，十死一生。何以知之？建破临其年，□（故）以知十死一生。非其日月，不死。占病者头痛、手足烦□」，□背急？躯，身体寒热，气息不定，热藏□□。」□如薨悟巅到，恒见死人。祟在天神。北君所作边，有」□□人人若祟，犯东南土公……有祷不赛，令遣星死、女子、不葬鬼，所作□」□，谢之，吉。忌三月九月辰戌日，忌之。”从内容看，前半与P.3402V第⑤项的“推年立法”接近，后半与P.2856第②项的“推年立法”接近。因此，本件文书属《发病书》中“推年立法”的可能性比较大（尽管行文不大相同）。又，本件文书正面为《毛诗》卷十二至十四。

羽015之三之二之一，为一残片，存9残行，另有一纸条（编号为羽015之三之二之二），上写“发病书一卷”。内容有“年立在丑，青色人苦”、“勿西南东北行”、“［十］死一生。何以知之？建破时年，故［知］□□”云云，与上述P.2978V极相似，字迹也相同，且其正面也是《毛诗》。因此它可能是P.2978V上掉下的一块残片。由于P.2978V开头是“年立寅”的一半，而此件文书是“年立丑”，因此它应该排在P.2978V号文书前面。只是从P.2978V看，每一年立约10行文字，而此件文书从“年立丑”开始，只有5行，所以不能与P.2978V直接拼合（中间缺了几行）[35]。

P.3556V。首尾残，存11行左右。前为九宫色图中的两幅。本段7行，首写“推十干”，以五行日为序。如：“甲乙日病者，鬼姓起，名天保，令人头痛。以」十白纸□呼名求之，差。”查前述P.2856《发病书》，有“推十干病法”，亦以“甲乙”“丙丁”为序，但占辞不同。故本件文书虽属发病书、占病书之类，但与P.2856恐非一书。

S.6196。为一残片，存20残行（后10行行仅2—3字）。可辨认的内容有二。

①推五行日得病法（拟）。以五行为序，并画有二符。如：“木日病者，男吉女凶。木是青龙。”

②推十二月病厌鬼法（拟）。以十二月为序，存正至八月。如：“正月病者，鬼从南来。”

以上两项内容和符，均与P.3402V相同，故二者当属同一书。

S.6346。首尾残，存63行左右。内容有：

①推得病时法（拟）。以十二支为序，存辰至亥。如：“酉时病者，男差女剧。天罡病之，恐困。何以知之……”与P.3402V本段内容完全相同。

②推十二祇得病法（拟）。以建除为序。如：“除日病者，心腹下利，烦满惊□。祟在灶君……”与P.3402V本段内容完全相同。

③推四方神头胁日得病法（拟）。存4行，可辨认者只有“朱雀日”和“白虎胁日”2行。如：“白虎胁日，月二日、十日、十八日、廿六日。病者不死。丈人所为。”与P.2856本段类似，但占辞不同。

以上3项分别与P.3402V和P.2856中相关内容相同，应该也属《发病书》类。又可知这类书是将各种推病法、厌法抄在一起，故不同的卷子就可能抄写不同的部分。

S.6216。首尾残，存16行。内容为：

①推年立得病法（拟）。以年岁为序（间隔十二岁），下注男女年立。如：“年九、廿一、卅三、卌五、五十七、六十九、八十一、九十□（三），男立戌、女立子。”末写“凡主年立辰、戌、丑、□者，皆是衰？年”云云。

②推初得病日鬼法（拟）。仅存“子”日。文为：“［子］日病者，鬼名天贼，四头一足，一如行，使人手沉重，五藏不通，水肿，大」形，厌之大吉。鬼去千里外。急急如律令。”后画一符，上有一四头一足之鬼，然后写“病者作此符吞，及［着］门户上，鬼见形名，即去千里”。

③推得病日法（拟）。叙病之所在、祟在何处、鬼名某某、何日痊愈等。由于与②项内容相续，故所推应也是“子”日。

以上②、③两项与P.2856《发病书》中的相关内容近似（其中②项更近似一些），但占辞稍异。①项似亦为“推年立法”的变形。故综合说，本件文书也属《发病书》一类。

Дx01258、01259、01289、02977、03162、03165、03929。册子装，存14残页，似正背面接抄。《俄藏敦煌文献》编者不注明编号，又不注明正背面。排列也混乱。内容大致有：

①天牢鬼镜图。写有“天牢鬼镜图并推得［病］日法张师天撰”字样。大概是讲囚禁者的吉凶。有“第三牢内者”、“囚系难出”等字。

②推得病日法。下又分两类：

第一类，依建除十二日为序。如：“建日病者，犯东方土公，丈人索（祟？），食□」祭不了。有龙蛇为怪。家亲所为，」解之吉。七日差。”此与P.2856完全相同。

第二类，依十二支日为序。如：“未日病者，小厄。何以知之？未□，」天上娇女，主侍人命，故知小厄。”此与P.2856极类似，后者写作“未日病者，小厄。未者，小吉，天上乔女，主将人。故知病者困厄不死”。但二者依据的显然不是同一底本。此外，《俄藏敦煌文献》编者将本类的“亥日病者”排在第一类的建除日中间，显得不伦不类。

③推游年变卦宜忌诗（拟）。以诗的形式来说吉凶，存五鬼、绝命、祸害、天医等。如：“衰气五鬼有飞灾，不宜买六」来。更忌吊丧并？动土，定应□病损钱财。”

总之本残文书是杂抄性质，其中第②项是此残文书的主要部分，属于《发病书》系统，故归在此类。第①、③项性质不明，或可归入“时日宜忌”类。

Дx00506V。正面是“十二月壬气”等（参“其他”类）[36]。本面首尾残，存17残行（下残）。内容是依十二支日推得病，存“辰日”至“申日”。如：“［鬼］字小光，在午地，去舍九十步，」日小除，戌日大差。生死忌丑日。”

以此文书与P.2856相比，行文基本一样，后者写作“辰日病者……鬼字小光阿仙。在人舍南」午地，去舍九步……申日」小差，戌日大愈。生忌子丑日”。据此可以推断二者性质相同。当然，二者不是抄自同一底本。

Дx05924为一残片，存16残行，依十二支日推病，存午、未、申、酉四日。与P.2856相比，虽非出自同一底本，但十分相似，且可补P.2856的残损处。又，与上件Дx00506V文书比照，二者字迹相同，内容相接，可以拼合。大致应以上件在上，本件在下。由此也可知《俄藏敦煌文献》的编者著录二者时将正、背面弄混了，当拼接后统一标明正、背面。

Дx06761+06761V为一件文书，正背面接抄，各存7行，内容为依十二支日推病，存未日末行与申、酉、戌日大部。与P.2856中的“推得病日法”相近，但更类似前述Дx01258、01259、01289、02977、03162、03165、03929中的推得病日法。实际上，本件文书是它其中的一页，将本件文书插入，可得到从“子日”到“亥日”的全部推得病法。

Дx05193。是11张碎片中的一片，存2残行，与上件文书内容相同，但从字体看并非一件文书。

S.1468。首尾残，后为“李老君周易十二钱卜法”。本段残存55行，内容主要有：

①推十二时得病轻重法（拟）。以十二支为序，叙各日病鬼情况，存申至亥。如：“亥日病，鬼姓刘，名伯子，七鬼，去舍八十步，有鹊巢为德，南有干枯木，」黑鸟在上不鸣，此是往煞，病欲连及仲子……鬼在病人床西头大瓮中。鬼有□」，大鲤鱼也。又日（曰？），亥日病，咽喉肿气，身？体烦楚。此病是恶鬼、外星血鬼……宜急遣之，大吉。”末云：“右已前十二时中得病日，推勘即知轻重。”此段即依此定名。

②十二时病厌法（拟）。以十二支为序。如：“辰日病者，须东家陌头土七升，以赤小豆七升、白米七升、川流水一升，」瓮盛之，置病人房内，即差。”

③十二时病男女轻重法（拟）。以十二支为序。如：“子日病，女重男轻……亥日病，女重男轻。”

本段文书因与“李老君周易十二钱卜法”连抄，故不是专门的占病书，其内容也与前述《发病书》不同，但本段内容又都是以十二时为序，也叙病鬼和厌法，特别是“子日病，女重男轻”类占辞，在P.2856《发病书》中也有（见其中的“推得病日法”），因此也将它归入《发病书》类文书中。

（2）其他类，有2件。

P.3081V。首尾残，存66行。内容有：

①叙“推人病先问时日”的道理。

②推人八卦游载所至厄法。以八卦为序，叙行年所在的“厄”及得病轻重。如：“行载立艮（大厄四。十月十五日、廿三日不得东南行。及前东南，必逢怨？家。姓□周、武」，向人生气。若辛丑、辛亥、辛酉，此日得病，十死一生）。[37]”

③推人得病轻重法。先叙五行人各得病轻重，以及“煞”在何日，如：“火命人（不宜冬月病。十、」十一月病，十死一生），火煞在丑……前厄又不宜本命煞日得病，十死一生。”然后叙五行人各“墓”在何日，以及其他四日的病轻重，如：“火命人（戌日病，死；」火墓在戌），火日（亦困），金日（小困），木日（病差），水日（得死）。”

④推人元辰法。先叙元辰，次叙本命，后述五行人本命所在及病状、厌辟等。

⑤推病法。以时日克否论吉凶。如：“先问病人时日。其病时日不相克者，吉；相克者，凶。”又论“王相囚死胎没休废”和生年月日时得病之“厄”。

⑥推人三丘五墓。依十二月为序推三丘五墓（三丘五墓“临病”不吉），如：“春三月（三丘亥，五墓午）。”

⑦推天煞所在。以十二月为序，如：“正月（天煞在未，地煞在丑）。”

⑧推月煞厌煞所在法。亦以十二月为序，如：“正月（月煞丑，厌戌）。”本项十二月不全。

以上⑥、⑦、⑧三项都是以时日神煞推得病轻重。通观以上内容，本件是以推人病轻重为主的卷子，但其中使用的行年八卦、五行人本命、元辰，以及三丘五墓、天煞地煞等，都与前一类《发病书》有明显不同，因此它应是另一种占病书。又，文书中“行年”写作“行载”；“生年”写作“生载”，即凡“年”均写作“载”，怀疑是唐玄宗天宝年间改“年”为“载”时的作品。要注意的是，第一，其中有“推元辰法”。这对正确理解“元辰”有用，也可稍知当时的众多推“元辰”的书大致都有些什么内容。第二，文中有关于“生载”、“生月”、“生日”、“生时”得病“×厄”的记载，且“生时”得病“厄”最多。或者这对算命术中四柱的出现也有一些影响。

P.3081。为“七曜日占法七种”之一（详见“时日宜忌”、“禄命”等类文书）。本段共7行，依七曜日顺序，叙得病的轻重，如：“莫日得病稍重，十四日厄，不死，宜服黑药，吉。祀向（飨？）月神，吉。”这种占病法也与第一类的《发病书》迥异，属另一类含有外来因素的占病术。

以上是有关占病的16件文书。正史书目（《隋志》、《旧唐志》、《新唐志》、《宋志》）中似没有著录以占病为名的著作。这有两个可能。一是这类占病书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所以不被著录；二是这类占病书是某种杂抄书中的一部分，而不是专书。

《唐六典》卷十四《太常寺太卜署》职掌讲“阴阳杂占”有九类，其中“八曰发病”。由此也可见占“发病”是当时重要的事项占，而《发病书》的流行就不是偶然的了。

高氏《古俗》研究了P.2856《发病书》中的部分内容，但是从“符咒风俗”的角度来研究这件文书的[38]。

2.占婚嫁

占婚嫁类文书共有8件。

P.2905。首残尾似全。册页装。存3页26行。后为“五兆经法要诀第卅三”。本段内容如下：

①推嫁娶忌月法（拟）。为一残表。现存横列“妨姑嫜”、“妨女父母”、“妨女婿”、“妨女身”四项，竖则将十二月分列六组。虽六组的名目不明，但推测应是依阴阳年而分成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六组。如：“妨女身：五月十一月、六月十二月、正月七月、二月八月、三月九月、四月十月。”此法与后世的“嫁娶大利月法”很像，但项目与顺序有所不同。比如，此处的“妨姑嫜”后世即无。从以“女命”为主和后文有“吕才”的话看，此法当肇自唐代。

P.2905数周堂法

②推择日法第八。其中又分三项，即：

第一项，以建除日为序，如：“除日嫁娶，」有子四人，吉……平日嫁娶，凶。”

第二项，将每月30日分为六组，以六为差，各冠以“太阳日、太阴日、天父日、天母日、天帝日、天王日”来推吉凶。如：“月二日、八日、十四日、廿日、廿六日，此是太阴日，嫁娶凶。”

第三项，数周堂法。此法当画有一图，标明八个方位，此图现缺。有说明和占辞。说明云：“大月从户右行，小月从寮[39]？左［行］，到用日止。”占辞如：“值户大吉”、“值灶大吉”、“值路阳大吉”等。与后世同法比较，八个方位的名称不同。试比较：

本卷：公、姑、户、寮、灶、路、爵、富

后世：翁、姑、第、厨、灶、堂、夫、妇

这其中的变化很值得研究。

本段最后有一段话为：“吕才云：有（右？）件婚礼、年命择月日等，同一也。但取三」从二逆，则可用之，苦无妨碍。若觅总吉，百年」不遇一件，师亦不能为之，主人便入疑惑。审而详」之，取吉多而用也。”这可能是对“推择日法第八”的总结，也可能是对包括前面“推妨女月法”乃至更前面其他法的总结，而且说不光推嫁娶，其他推婚礼、推年命都可以用此法。由于引用了吕才的话，故本段文字当作于初唐以后。所以这是一件很珍贵的文书。又，从“某某第八”接抄“某某第卅三”看，整件文书都是杂抄。抄时连同章节序号都一并原样照抄，其间并无联系。此类情况在敦煌占卜文书中甚多，很需注意。

S.2729V。前为《西秦占》等（详见“占候”类）。本段存21行，似首尾全。内容为：

①推四神头胁足日嫁娶法（拟）。以朱雀、白虎、青龙为序，其中朱雀不分头、胁、足。如：“白虎县（胁？）日嫁娶者，夫妻贵，安稳，宜子孙，五男二」女，甚吉。”

②推四神头胁足日生子法（拟）。以朱雀、白虎、玄武、青龙为序，其中朱雀和玄武不分头、胁、足。如：“白虎胁日生子者，必富贵，二千石，父母兄弟」食禄，守富贵，长令（命？）者（吉？）。”后有何日为四神的说明，如：“一日朱雀、二日白虎头、三日白虎胁……廿八日白虎足、廿九日玄武、卅日青龙头。”

③夫妻相法。以五行相吉凶。如：“夫木女火，六百万石；夫木女土，凶。”但本节似未抄完，故只有“夫木”、“夫土”、“夫水”、“夫火”，而没有“夫金”的占辞。

末写“大蕃国庚辰年五月廿三日沙州□”。这里的“庚辰年”即公元800年。

P.3288。前为“立像西秦五州占第廿三”等（详见“占候”类）。本段存10行，首全尾残。内容为：

①推四神头胁足日嫁娶法（拟）。如：“白虎胁日嫁娶者，夫妻贵，安稳，」宜子孙，五男二女，甚吉。”

②推四神头胁足日生子法（拟）。如：“白虎胁日生子者，必富贵，二千石，父母兄弟食」禄，守富贵，长命，吉。”本法只存朱雀与白虎头、胁、足。

本件与S.2729V完全相同（包括与前面内容的相接顺序），故二者当用了同一底本，可以互校。

P.4680V。正面为“六十甲子历”[40]（详见“时日宜忌”类）。本段首尾残，上下亦残，存15行。内容有：

①叙五行与五帝的关系，如“庚申辛酉木，青帝子”、“丙午丁未水，黑帝子？”，然后叙某帝娶某帝的吉凶，如：“青帝取赤帝为夫妇，五男四女，大富贵。”

②直接叙五行夫妇的吉凶，似是韵文。如“金火夫妇不自如，男女返□为囚徒”等。此法并未抄完。

本件文书似可定名为“推五行嫁娶法”。

Дx10786V。为一残片，存7残行。内容有二：前为以“黄帝取黑帝”、“黄帝取黄帝”等占夫妇吉凶；后以韵语占五行夫妇的吉凶，涉及“金木夫妇”、“两金夫妇”、“木水夫妇”、“两木夫妇”。两项内容均与前述P.4680V相同，应是同一文书的不同部分。

S.4282。后为“推十七宫吉凶图”（详见“禄命”类）。本段由三小残片与一大残片组成，存23行。首写“婚嫁图”三字。可辨认的内容有：

①推五行夫妻吉凶法（拟）。如：“土木夫妻，下克上，阴阳不顺。”

②推六龙夫妻吉凶法（拟）。先叙十二支配六龙，如“午卯同龙，午为龙头、卯为龙尾”，然后言：“六龙同，不得为夫妻……慎之，吉。”

③推勾交破夫妻吉凶法（拟）。先叙十二支的勾、交、破，如“子勾卯卯交酉酉破午”，然后推夫妻吉凶。但是如何推法，因漶漫不清而不知。

本件文书中又一小残片上有“五角六张”字样。按宋马永卿《懒真子》[41]卷一有云：“世言五角六张，此古语也。尝记开元中，有人献俳文于明皇，其略云：说甚三皇五帝，不如来告三郎，既是千年一遇，且莫五角六张……五角六张，谓五日遇角宿，六日遇张宿，此两日作事多不成。”可知“五角六张”在当时已较流行，而这种流行当在唐玄宗以后[42]。

Дx05191+05191V。为一残片。正面存1残行，写“不可嫁娶”、“内（纳）妇”、“凶”等字样；背面亦1残行，写“辰酉合、巳申合”6字。查S.P.6号文书中的《吕才嫁娶图》，“辰酉”、“巳申”均属“支合”，而“支合夫妻，命合天亲”。据此，此件文书当亦属占婚嫁文书[43]。

Дx00098V。为一残片，存3残行。首写“□（推？）嫁娶图法”，然后有“□生夫妇大吉”等字样，推法不明。

通观以上占婚嫁的8件文书，似乎只要是占夫妇的吉凶，好像用五行来占的比较多。这可能是一个特点[44]。

正史书目著录情况是：《隋志》录有：《嫁娶经》四卷、《阴阳婚嫁书》四卷、《杂阴阳婚嫁书》三卷、《婚嫁书》二卷、《婚嫁黄籍科》一卷、《六合婚嫁历》一卷、《嫁娶迎书》四卷、《杂婚嫁书》六卷、《嫁娶阴阳图》二卷、《阴阳嫁娶图》二卷、《杂嫁娶房内图术》四卷、《九天嫁娶图》一卷。《旧唐志》录有《婚嫁书》二卷。《新唐志》亦录有《婚嫁书》二卷。《宋志》录有《陈襄校定京房婚书》三卷，《占婚书》一卷。

这其中，我们不知道哪些图、书与敦煌文书相关，也许《嫁娶图》之类与S.4282的“婚嫁图”有些关系。另外从总体看，占婚书呈越来越少的趋势。这一点很值得研究，或者它与门阀士族的衰亡有些关系。又，这类占书的特色之一似乎是附有许多“图”。不仅史志著录中记录的许多“嫁娶图”可以说明这一点，文书中有“婚嫁图”、“嫁娶图”两件或亦可证明。

《唐六典》卷十四《太常寺太卜署》职掌讲“阴阳杂占”的九类中，“一曰嫁娶”，可见占婚嫁是当时很重要的事项占。

3.占死丧

有一件似乎是专门占死丧的文书，因无法归类，故暂放在“事项占”中。此件文书是P.3028。文书首尾残，存156行左右。内容如下：

①推十二支日死丧法（拟）。以十二支为序，可以辨认的是自未至亥。如：“亥日死者，妨六畜小口。丧在申，哭星在寅，」直苻在卯，尸在巳，福德在丑，客？地在亥。死者先犯井灶，属北海。”

②推神煞四门死丧法（拟）。以月加“太岁”、“大将军”、“天门”、“地户”等为序，如：“（月）加大将军辰，死者三年出”、“加鬼门，死者煞小儿六畜。”

③推建除日死妨忌法（拟）。以建除日为序。如：“成日死，妨兄弟。”

④推十二支死妨生人法（拟）。以十二支为序（分为六组），如：“至午未死，妨申酉生人。”

⑤推六甲旬死妨忌法（拟）。以六甲为序。如：“甲子旬死，妨西家人。”

⑥推四邻妨忌。以春夏秋冬为序。每季又以十干为序，推四邻吉凶。如：“春：甲乙日死，丧家凶。东家失火，西家损财、不吉，」南家吉，北家口舌斗诤。”

⑦推犯何罪而死及丧家吉凶法（拟）。以月日为序。如：“月一日十一日廿一日死者，太阳使者煞之。为先犯动土治宅。主见血」而亡。八十内重煞。”

⑧推人上计及合死不合死法（拟）。以廿八宿为序。先列一表，横排三十日，竖排十二月，将廿八宿分列其中，然后是各宿日死者的“上计”与“合死与否”的占辞。如：“昴星死者，犯治门户死。司命检算未合亡，二月上计而死。”

⑨推六十甲子煞精形状。以六十甲子为序，叙各煞精的形状及厌法。如：“丙寅丁卯死，煞精状如鼠形，青色。以名呼之，以符向之，即吉。”

总体而言，本件文书各种推法，都以“死丧”为对象（包括妨忌、神煞、吉凶等），因此将其归入“事项占”。史籍书目中似没有以“占死丧”为名的著作。

4.占走失

“占走失”就是用各种方法推占丢失的人和物。此类文书有10件。

P.3602V。首残，中间与“孟遇禄命一部”混在一起，后为“宅经”类（可分别参看“禄命”类和“宅经”类）。本段存14行，并图两幅，内容有二：

①“时日”等求失物法（拟）。前、下俱残。上画一图，似是九格，残存六格，有五格分别写有“星”、“地”、“音”、“时”、“人”五字。下有占辞，残存7行，写有如“时日失，□时得”；“音日失，保来得消息求之”等，虽意思不明，但大致是按星日、地日、音日、时日、人日等占“某日”失物的“得”或“不得”，因此应该属于占走失类。

②神龟推走失法。首写“神龟推走失法”。后为一竖长方形图，图内画五个椭圆，每圆中有二短横、一长横。下有占辞为：“大月从上向下数之，至失日止；」小月从下向上数之，至失日止。」数值长画者，走失不可捉得；」数值□□者，走失急捉得；」数值短画者，走失不捉自来。」万无一失」。”其占法似是按圆、长画、短画数走失日，然后以“不可捉得”、“急捉得”和“不捉自来”三种情况占之。

此种占法在当时的《历日》中也能看到。如S.P.6《乾符四年具注历日》中记有一占法，也画有五个椭圆，每圆中有二短横和一长横，并有占辞曰：“凡大月从上数至下；小月」从下数至上，到失物日止。」值圆画急未（求？）[45]得，迟不得；」至长画失物［日］，走者得脱；至」短画失物日，亡者不逐自」来，走者不觅自至。唯」在志心，万不失［一］[46]。”图和占辞都与本段文书类似，可能也是“神龟推走失法”。由此可见此种占法在当时可能颇为流行。

羽56V之一。为一残片，前10行是阿含经经题与咒符，第11行写：“占卦·右件卜法：大月从上数，小月。”前引P.3602V文书也有“凡大月从上数至下，小月从下数至上”字样，因此本件文书中的杂写，应该也属“神龟推走失法”。

Дx01236。为一残片（前、后、下均残）。前有一图，列六十甲子，用途不明。然后写“推神龟走失法第二”，存5残行1整行：“每月一日数至」，小月从尾逆」，耳日失，十字」，冢墓询（寻？）得」；足日失者，神」；尾日失，桥下若井灶求之，得。”

从以上内容看，五残行的上面应有一幅“龟形图”。其推法是先推出“走失日”在“龟”身上的部位，如龟耳、足、尾等，然后据此部位的占辞求失物。这与前述“神龟推走失法”似不同。

文书最后写“推仙人逐盗法第三？”字一行。

从文书的主要内容看，以推走失最完整，故归入“占走失”类。

P.3081。为“七曜日占法七种”之一（详见“时日宜忌”类）。本段存14行，以七曜日为序，推走失等事，首题“七曜日失脱逃走禁等事”。如：“蜜日：失脱自得，由恐再失；逃者自来，及恐更逃；禁者得人庇荫，出」□□护耳，由恐再犯。求日神，吉。”

P.4996。首尾残。前有一图，后存84行左右，末段甚不清。图中心画一方框，中写“失物宫”，周写十二支。每一支引出一段话，如：“未日亡者，西北行」里，得，上不得。藏」在□□，未可□。”图后可辨认的内容有二：

①推十二日亡物法（拟）。以十二支为序。如：“丑日亡者，西南行，藏在宋、李家，鼠？狗？共居，舍北有枯树木，」若人取犬？寄牸牛，且（旦？）亡可得，暮共难期。丑日未日得。”

②推十二时亡物法（拟）。以十二支为序。如：“寅时亡者，男子取之。外来及远客乃□门。女子过」东门墙。近者百步，远者十里。仓色。于囚狱事。为」人大鼻，臂上有疵。姓王、李？、□，各居仓邑？床下，十日内□□」言之。”

从主要内容看，此件文书以占“走失”为主，故放在“事项占”中。

上图017。存二纸41行，似首残尾全，前一纸中间有破损。内容是按十二支日、十二时和十干日的顺序占失物，存午日至亥日、子时至亥时、甲乙日至壬癸日，其内容、行文、顺序均与前述P.4996大致相同。由于本件文书后面的“推十干日失物法”很完整，故可以帮我们辨析P.4996号文书中末段的内容[47]。

P.4761。前残后缺，仅存4行。后2行为：“丑日失，西南行，藏在宋、李家，□□共居，舍北有枯树木。若人取犬牸牛，」且（旦？）亡可得，暮失难期。□日未［日］得之。”从内容甚至字句看，都与P.4996中的“推十二日亡物法”一样，因此本件文书应该与P.4996属同一性质。《敦煌宝藏》定其名为“术数书四行”似不准确。

BD14684。首尾残，存35行。内容有：

①推六十甲子日失物法（拟）。以六十甲子为序。现存“□辰、庚午”至“癸亥”。如：“甲申日失，女人取之，向西家藏之。”

②用或占贼法。可能包括两项内容：

第一，推十干失物法（拟）。如：“甲乙日失，庚辛下藏。”

第二，推“开龠？”、“四绝”等失物法（拟）。文中说“开龠？者，盗贼难得”，又说“四绝亡者，不脱”。

③推十二日亡物法（拟）。以十二支为序。如：“丑日亡者，西南行，藏在宗（宋？）、李家，」孤独共居，舍北有枯树木，若人取犬？奇牸牛，旦亡可得，暮失难期。丑未日得」□。”

以上三项内容都与推失物有关，故归在事项占中的“占走失”类。其中第③项与P.4996、P.4761相应部分几乎完全一样，因此与上述两件文书属大致相同的性质，且很有可能抄自同一个底本。

BD10255。为一残片，存3残行，有“丁丑日失者，男”字样，与BD14684接近，当属“推六十甲子日失物法”。《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的编者认为本件文书即从BD14684号文书上掉下来的残片，可与BD14684号文书第①项拼接。

P.4711V。册页装之一页。正面为“六十甲子纳音”。本面仅有字一行，即“走失图一本”。内容不详。估计与占走失有关，比如上述P.4996文书中就有走失图一幅。

正史书目中似没有以“占走失”为名的著作，只《隋志》录有《京君明推偷盗书》一卷。可能这类“占走失”只是民间流行的占卜术，不被士君子重视，所以有关著作得不到著录；或者它也只是某种杂抄书中的一部分，而不是专书。

5.逆刺占

BD14636逆刺占

“逆刺占”是一种预测来卜者所卜何事及其吉凶的占卜术，由于所卜对象比较单一而且明确，所以我们暂将其归入“事项占”类中。“逆刺占”在史籍中著录有绪，但久已佚失，敦煌占卜文书中的《逆刺占》就是现今仅存的珍贵文献了。

《逆刺占》文书共有6件：

BD14636。首尾全（卷前部上半有残缺），存280行。首题“逆刺占一卷”，下有朱笔字谓“逆刺占十川纸”。尾题“于时天复贰载岁在壬戌四月丁丑朔七日河西敦煌郡州学上足子弟翟再温记”。卷前有目录，列“占问出法”、“占人卜呼声法”等共15项，实际可能略多于15项。其内容为：

①序言。叙主客问答、何日不卜、卜者用心与否，以及观卜者“出门行立坐卧言语深浅颜色”等原则。

②占问出法。如：“出西门，远行、钱财事。”

③占问来法（拟）。如：“若西」方来问远行佛事。西方金，主兑。”

④占风雨卜法。如：“凡人卜，忽有风雨从」舌忧有所求事。”

⑤占人卜呼声法。如：“六呼声，问行出入事。”

⑥占日时法。第一，占日法（拟）。以八方为序。如：“日在东方，问婚、妇」人娠、论说、财、口舌、失火之事。求婚、觅财、失财物、行人、口舌，并得吉。”第二，占时法（拟）。以十二时及八卦方位为序。如：“辰时巽上来，忧女子患，欲远行」求财物，占人性多语，患嗔怒。”

⑦从十二辰将上来占法。以十二支并辰将为序。如：“戌上来［卜者。戌］为玄武，向六合，为有酒食、婚事，亦主」失物盗贼事。”

⑧占十二辰将坐法（拟）。以十二支并辰将为序。如：“寅日。寅为太常。人在太常上坐，为衣裳求官事。居太常向」朱雀上坐，为口舌诽谤言语事。”

⑨客在支干位坐［占］法。第一，占干位法。以十干为序。如：“乙位坐者，家有三人，一人患脚痛。”第二，占支位法。以十二支为序。如：“戌地坐［者］，家有」五人或四人，父身外养，田宅口舌病。”

⑩占十二辰来法。以十二支为序，且主要是占病。如：“酉时来占病，四支不」举。祟在大神，祷而不赛。急谢之，吉。”

⑪十二日占盗法。以十二日与八卦为序。如：“子日」坎地来，是男子，黄色，姓刘，□七人或十人。物藏在井中，求可得。”

⑫占八卦人来卜［法］。以十二时与八卦为序。如：“未时（下为卦图）坤上来卜者，占欲求仕进若婚姻妇女事；」占有酒无酒，大器之中盛。”

⑬占左右手足举法。第一，占左右足举法。以八方为序。如：“西方（下为卦图）兑上来卜者，先举左足」忧官，右足忧小儿病痛。”[48]第二，占左右手举法。亦以八方为序。如：“西方（下为卦图）兑上来卜者，先举左手向面」，忧失财，右手向面，有人谋财物。”

⑭周公孔子占法。前为一表，横列十二时，纵列十二月，中间各标以“一”、“二”、“三”，然后为占辞，说明“凡时下得一，占家口忧患不死”；“凡时下得二”，“占家忧小口，凶”；“时下得三”，“占家中平安”等。此种占法也可属“卜法”类，参见“卜法”部分。

⑮占十二地来卜法（拟）。以十二支为序。如：“午地来卜者，主口舌文书来往印信火光相」煞之事。”

⑯推十二月将所在逆占来意法。以十二月将为序，与前述第⑦项近似。如：“戌上坐者。戌为玄武，向六合，为有酒食婚姻之事。”后有一图，标明十二月将的位置，然后写十二月“师坐”与十二支与十二神将的关系。如“正月天魁为师坐……十二月徵明为师坐，亥”。

⑰占日卜法。以十二支为序。如：“寅为太常。有人在太常上坐者，向师，必为有大事，衣裳求官之事。”与第⑧项大致相同，但有“向师”云云，可能与上述所谓“师坐”有关。

⑱占坐卜向法。以十二支为序。如：“有人居寅，太常上坐，向申朱雀，为有口舌诽谤乱之事。”与第⑧项大致相同。由此，⑰、⑱两项的内容大致都包括在第⑧项中，亦即二者有重复。

⑲占左右手足举法。以八卦为序，但有的卦抄“足”有的抄“手”，比较混乱。如：“兑（以下为卦图）：兑，西方，居，左足先举者，欲求来借物；右足先」举，借？小儿女病、失物，欲求来之。”[49]此占法与第⑬项重复，但占辞不大相同

⑳占时来卜及人家有酒法。以十二时与八卦为序。如：“未时坤来［卜］者，忧长女有非、争田宅、口舌、儿孙，］起占人意，行多口舌；占人家有酒食，往久向之事。”此占法与第⑫项重复，但占辞不太相同。

（21）十干之中时逢事意准则法。以“时逢”六甲至六癸为占。如：“时逢六甲，合主」出财入财、买买（卖？）田宅、婚姻嫁娶之事及牛马。”

综观全卷，虽纸张、字迹俱佳，且抄写认真，但内容混乱、前后重复，错漏颇多。大致是把有关“逆刺占”的内容都杂抄在一起而凑成的一卷。又，抄写者是敦煌郡学的学生翟再温，抄写时间是唐昭宗天复二年即公元902年。

P.2859。前为《五兆要诀略一卷》。本段首尾全，存246行。首题“逆刺占一卷”。尾题“一一细录勘了也。」州学阴阳子弟吕弁均本。是」天复肆载岁在甲子浃锺润三月十二日，吕弁均书写也”[50]。其内容，与BD14636《逆刺占一卷》完全相同，连错字漏字都相同，且抄写时间只相差两年（本卷抄写于唐昭宗天复四年即904年，BD14636则抄于902年），可以肯定二者用的是同一个底本。

同时，本卷还可以补足BD14636中残缺的部分。如第③项“占问来法”中的“若西方来，必问福德、家口妻财、亲远行、佛事。西方金，」金主兑”；第④项“占风雨卜法”中的“凡人卜，忽有风雨从北方」起，上有黑、赤、白云，妇女事，口舌忧，有所求事”（可与前面所引BD14636文书中相应部分对照）等。

P.2610。前后均为占风法。本段存64行。内容为：①推十二月将所在逆占来意法。②占日卜法。③占坐卜向法。④［占］左右手［足］举法。⑤占时来卜［及］占人家有酒法。与前述两件《逆刺占一卷》中的⑯、⑰、⑱、⑲、⑳五项几乎完全一样，可以肯定是《逆刺占》中的一部分。

BD14672+BD14675。BD14672号文书，首尾残，存36行；BD14675号文书，首尾残，存77行。两件文书不仅从纸张、字迹，而且从内容看，都属一件文书。BD14675号文书接在BD14672号文书之后。二者相加，其内容为：

①从十二辰将上来占法（拟）。以十二辰将为序。如：“白虎，申上来，有死丧斗诤伤兵之事。”此条前述BD14636作“申上来。申为白虎，向腾蛇，为惊」恐、死亡、斗诤、杨（伤？）兵”。

②推十二月将所在逆占来意法（拟）。我们还是同BD14636号文书比较，如：

本卷：戌上坐者。戌为玄［武］，向六合辰，为有酒食婚姻之事。

BD14636号：戌上坐者。戌为玄武，向六合，为有酒食婚」姻之事。

③占日卜法。先叙十二月“归坐”（BD14636号文书作“师坐”），然后以十二日占之。占辞与BD14636号大致相同。其中BD14672号文书终于“酉日”，而BD14675号文书则始自“戌日”。

④占坐卜向法（拟）。与BD14636号文书大致相同。

⑤占左右手足举法（拟）。此条占辞比BD14636号文书稍繁。如：“坐兑上，先举右手向面，忧财失物或杯？盘？若妇女长」病；先举左手向面，忧他欲盗人财物事。”

⑥占八卦人来卜法（拟）。以八卦为序，存七卦。与BD14636相比，此条占辞差别较大，比如在“乾上来卜者，为男子诤讼忧县官事，若为男子病，故来卜”以下，还叙述了病者的症状、所犯神名，以及女人病状、忌月等。BD14636号文书则只有“亥时乾上来卜者，占忧家，欲求娶若相告言诤，金刃剑”，其后没有关于病者症状的占辞。

综观本件文书，其内容与前述《逆刺占一卷》大致相同，应属“逆刺占”，可能是《逆刺占》的另一种本子。北图编目录定此二件文书为“阴阳书”和“阴阳占卜书”，不确[51]。

Дx02637。为一残片，首似全尾残，存13残行。先是一个序，言“凡用十二逆刺预占来人吉凶之意，太一式」、雷公[52]式（行兵之事）、六壬式（世间□切之事）。逆刺者，京房之所作」，一则殊于卜蓍，二乃异于龟书。察人来情”等。具体方法似是用六壬式（由此可知雷公式主要用于军事），如说“寅？日旦治大吉，暮治小吉。一腾蛇，惊恐；二朱雀，口舌”等，与前述文书杂用各法不同。若果是用六壬的话，则标题所谓“凡用十二逆刺预占”中的“十二”当为“十二月将”或“十二神将”之意。又可知式法在《逆刺占》中使用的很普遍，这一点很重要。

《逆刺占》在正史书目中著录的情况如下：

《隋志》录有：《逆刺》一卷（京房撰）、《逆刺占》一卷、《逆刺总诀》一卷、《周易逆刺占灾异》十二卷（京房撰）。《旧唐志》录有：《逆刺》三卷（京房撰）。《新唐志》录有：《逆刺》三卷、《费氏周易逆刺占灾异》十二卷（费直）。《宋志》录有：《周易逆刺》一卷。可见总的趋势是《逆刺占》越来越少了。这恐怕是因为此占法太直露，太不可信，所以自然就要被逐渐淘汰了。

《敦煌辞典》“占卜”类有“逆刺占一卷”条，介绍了BD14636和P.2859两件文书，但介绍得不完备[53]。

十二 杂占

杂占指不好归类的一些比较杂的占卜术或方术的文书。大致有26件（其中有些或属道家类），可分为三类。

1.占卜性质比较明显者（12件）

又可分为三类

（1）占耳鸣面热类。4件。

P.2621V。前为“渔父歌沧浪赋”，后为“佛说妙法莲花经”杂写。本段似首尾全，存28行。首题“占耳鸣耳热心动惊[54]面热目润等法”，以下依十二时排列。如：

子时耳鸣（左有口舌，右有财来[55]），手掌痒（得酒），耳热（左有忧，右有父母患［思？］念之），」心动（有喜事），面热（有人说道之事），足痒（有客□，恶事□至），目润（上有人思事，下有□□）」……亥时耳鸣（左有火来，右有非财来），耳热（左悲忧，行人请之；右得横财入手），手掌」痒（有远行），面热（有外？舌口），心动（女子念之，及酒食），足痒（有酒肉），目润」（左远行，上，酒肉来；右妇人口舌，下，欲事，吉）。

P.2661V。首残，中间插有医方书8行，后为“诸杂略得要抄子一本”。本段存22行（《敦煌宝藏》将本文书纸的顺序放颠倒了，要注意），前有“岁月日时州学上足子弟尹□□书」占人手痒目润耳鸣等法在后也”字2行，然后是8行医书，然后写“（右得横财事），手痒（有远行事），面热（有外人口舌事），心动（女子心念」及有酒肉事），足痒（有酒食事）”2行。这2行是抄乱了，似应是本段末尾“亥时”最后一段，不知为何抄在这里。

然后依十二时为序。如：

子时耳鸣（左有口舌，右有财来），手掌痒（得饮食），耳热（左有忧，右父母思念之），心惊动（右喜事），」面热（有妇人说之），足痒（有远客来，恶事至）……亥时耳鸣（左来，右绯财来），耳热（左有忧愁事，行人请之，右得横财），」眼润足痒（有酒食，喜）。

从内容看，本件文书与P.2621V基本相同，可能根据的是同一个底本。

P.3398。册子装，前为“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参见“禄命”类）。本段存4页31行。首写“推人十二时耳鸣［耳］热足痒手掌痒等法”，然后以十二时为序。如：

子时耳鸣（左鸣口舌，右鸣财来），耳热（左有忧事，右有父母念之），手掌痒（得饮食），心惊动（有喜事）[56]，面热」（有妇人说之），足痒（有远客来，恶事至）……亥时耳鸣（左有客来，右有」非财来），耳热（左有□□事，行人□□，右有得横财事），手痒（有远行之事），」面热（有外人口舌），心动（有女子思念及有酒肉事），足痒」（有酒食事），目润（左有远行事，右有妇女口舌之事）。

最后有“辛□[57]年四月廿壹日三界寺法律□”字样。从内容看，与前两件文书大致相同，也应出自同一底本。

BD15410背。首尾残，存9行，内有“足痒（有远行之事），目润（左有远行，右客来）”、“戌时耳鸣（左有酒肉，右有丧？行）”等字样，与上述几件文书属同一类型。我们比较一下几件文书都有的“亥时耳鸣”的占辞：

亥时耳鸣（左有财来，右非财来） 本卷

亥时耳鸣（左有火来，右有非财来） P.2621V

亥时耳鸣（左来，右非财来） P.2661V

亥时耳鸣（左有客来，右有非财来） P.3398

应该说，这几件文书的内容和行文大致相同，但抄写时各有讹误。

（2）乌鸣占类，4件。

P.3479。首尾残，存23行。内容为：

①占临诀（拟）。前写“占临诀。凡所以来处刑候吉凶法（若看八方上下，数之」）”，下为一表格，横列时辰如“平旦时”、“日出时”、“黄昏时”等，纵列八方如“东方”、“东南方”和“上方”，中写吉凶，如：“（平旦时：东方）人死亡、（东南方）人被伤……（北方）急去吉、（东北方）书信来、（上方）急忙事。”

②十二日占（拟）。以十二支为序。如：“未日鸣屋上（忧口舌事）。”

③四方占（拟）。以四方为序。如：“从南来鸣（有酒食事）。”

④十二地占（拟）。以十二支为序。如：“（乌鸣）午地（有文书事）。”

最后写“右前件乌占习要事法。家有用之，」万不失一。看之法，若乌鸣在百步内即占，」百步外不占”。从这段话看，本件文书当定名为《乌占习要事法》。其中的内容可与以下卷子合看。

P.3988。首尾残，存33行，卷子上部呈黑色而无法辨认。内容为：

①一表格，横列可能是时辰，纵列八方与上方，中写吉凶。如：“（平旦？：北方）急去吉、（东北方）书信来、（上方）急忙事。”

②十二地死亡占（拟）。以十二支为序。如：“鸣巳地，不出卅日西南家有死猪，头着巳。”

③十二日占（拟）。以十二支为序。如：“未日鸣于屋上，忧净十？财，有口舌。”

④四方占（拟）。以四方为序。如：“从南来鸣，有酒食。”

⑤聚集占（拟）。以乌聚集鸣为占。如：“乌无故群队集人舍上鸣者，不而去，大吉。”

⑥时辰占（拟）。以“平旦”“日出”等为序。如：“日中鸣，忧盗贼起。”

⑦十二地占（拟）。以十二支为序。如：“（乌鸣坐）午地，有文书事。”

末写“所占临决，凡聚？人鸣者，从来处刑候吉凶法。若看八方上下，数看时旁通占”。

从内容看，本件文书与P.3479基本相同，只是多了②、⑤、⑥三项。“所占临决”云云，应该是在表格前，是对看此表格的说明。在这一点上，P.3479是正确的。或者，本件文书前后的排列有些问题。茅甘《敦煌写本中的乌鸣占凶吉书》[58]有该件文书的录文，但其中有些错误，最重要的错误是把表格中的“上方”录为“北方”（或者还把“下方”录为“东方”）。论文主要研究了本件文书，也提到了P.3479和下面要说到的P.3888。

P.3888。首尾残，存21行，内容为占乌鸣事。大致有：

①方位占（拟）。如：“南方鸣者，有人送口味来。”

②行路占第五。如：“郯子曰：凡欲出行，见乌若近耳[59]道，」□□平安，所作不成。左边吉，右边凶……管辂曰：恶声，必不得出。”

③军营占第七。如：“两军相当，欲谋出战，忽见乌于营中作声，不正如月食相呼唤者，」兵出必多死。当不战，吉。”

末写“咸通十一年岁次庚寅二月廿八日记”。咸通十一年是870年。本件文书的内容也是占乌鸣，但与上两件文书不一样，有“某某占第某”的章节，似是专门的著作。要注意的是，其中引了“郯子”和“管辂”的话。

Дx06130、06133、06134、06135。是一张可折叠为四部分的纸，上半正书下半倒书，其顺序似是倒1＋正1＋正2＋倒2，前后均缺。内容分两部分：一是占乌法，即通过乌的动作与声音占断吉凶，如：“若见众乌于人家舍集」，作喜声，合得财”；“若见乌口衔生肉抛人身上，合得富贵”。二是“祭乌法”，引郯子、子夏、焦贡、白鹿先生之言述祭乌之法，如“祭乌之法，常以每月十六日广与食饮饼」物饲之，大吉”等。注意本文书亦提到了“郯子”的“占乌法”。

（3）占怪类，4件。

P.3106。首尾残，存41行。内容如下：

①占犬嗥（拟）。此段前残，所存内容似多与“犬嗥”有关。如：“犬嗥于门中，忧死亡……犬嗥堂上，长子凶。”

②占狗缩鼻为怪第廿六。有以十二支为序者，如“子日缩鼻，大吉”；也有以十干为序者，如“甲乙日忧家长”。最后是“厌犬怪法”。

③占音声怪第廿七。可辨认者以十二支为序。如：“丑日声怪忧财物，少子凶。厌用桃木长六寸」七枚，书天文苻，着中，吉。”截至“辰日”，下缺。

文书最后有14行与占卜无关，当是另一张纸，内容似是讲“礼”的著作。本件文书或可定名为“占怪书”。

BD15432。首尾残，存9行。内容有：

①占野禽（狐？）悖（牸）入人宅为怪弟十七。以十干为序。如“甲乙日忧死亡之事……癸亥日忧小儿”。

②占蛇怪弟十八，言“凡蛇者，是之精”云云，后面颇残，占法不详。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认为其与上述P.3106为同一文献，定名为《百怪图》。下述岩本笃志也将羽044号文书定名为《百怪图》。但从史志著录看，似没有这一称呼，本卷也没有“图”，倒是《旧唐志》中著录有“《百怪书》一卷”，或许本件文书与下述羽044号文书都可以定名为《百怪书》。

羽044。存六纸，100余行。内容有：

①占某怪之后半，仅存厌法。如：“申日怪，以用桃木长三寸六枚，书天文符着户上，吉。”

②占鬼呼人第廿八。以十二支日为序。如：“丑日呼人，北岳使者来索食、捉人，凶。用桐木长二寸一枚，书天文符户上，大吉。”

③占狐鸣怪第廿九。先叙狐鸣方位、形状等，然后依十二支日为序，言吉凶和厌法。如：“丑日鸣，不出一七日，东家男子死，西家官事，南家□亡。用桐木长八寸四枚，肉二斤，努（弩）箭二枚，于未地埋之，铜三斤，悬一丈竿上，庭中向之，吉。”

④占人家釜鸣第卅。第一，以十二支日为序。如：“子日鸣，不出百日，家有丧亡。”第二，以十二时为序。如：“丑时鸣，九十日内家病，勿与女妇交通，凶。”

⑤又法占人家釜鸣第卅一[60]。第一，以十二支日为序。如：“寅时忧，女子亡时家破，口舌，女长子人凶，用桃木长九寸十枚，书天文符悬宅上，吉。”第二，以日入、黄昏、人定等时刻定吉凶，如“日入大凶，黄昏了吉，人定亦吉，夜半凶”。第三，以十干为序并厌法。如“丙丁日不出三年家长亡……凡厌釜鸣，甲乙日受用青琐？一升、青鸡一枚，祀之吉”。

⑥用符厌釜鸣法。残存“□癸日”符一道。

从以上内容看，与P.3106很接近，篇章也相续，但并无法拼接。其中有几项是关于“釜鸣占”的内容。岩本笃志将其定名为“百怪图”[61]，但从内有占釜鸣等内容看，此定名恐不确切。

P.2661V。前接“诸杂略得要抄子一本”[62]，残存13行，各行均残下半。前写“推养犬之法”和“推六畜养犬之法”，内容大致有二：①是推何日生犬取何色者养之，如：“犬以丙丁日生子，名为当户，［取］赤［者养之］。”②是相犬，如：“赤犬心下青，宜钱。”

2.多涉厌精怪，也含有某些占卜内容者（11件）

P.2682。首残尾全，存99行，19图。每图画一精怪，旁有说明。如第三图画一鸡，说明谓：“鬼夜呼少妇名者，老鸡也。」小身，白头黄衣下黑。以其屎」涂好器，煞之则已。一云涂灶。”然后有以下内容。

①写“精怪有壹佰玖拾玖□□”，下举各种精怪。如：“山见胡人者，铜铁之精也。见秦人」［者］，百岁木精也。勿怪之，不能为害[63]。”

②十二日精怪（拟）。以十二支为序。如：“子日称社君者，鼠也；称神人者，伏翼」也。丑日称书生者，牛也。”

③六畜怪吉凶占（拟）。如：“犬见人尸者勿煞之，煞之家大败。”

④十二日釜鸣占（拟）。以十二支为序。如：“子日釜鸣，妻内乱。”后写：“此皆自然感应。不怪之则神。众人弗知畏之，故得疾。非有鬼神之祸也。物有自然怪耳。”以下为“厌釜鸣”法。

⑤各种杂怪及厌法。如：“血污门者，宾客为害，祭之则吉”；“夫妇善斗讼者，人虚也。取白鸡埋之堂上，殃已矣”。

末写“白泽精怪图一卷，卌一纸，成？”。但此行文字与前面的文字明显不同。

S.6261。首尾残，存图6幅、说明7段。如画一狗，旁有说明曰：“掘地得狗者，名曰耶也。其」不害物矣，无谓鬼而怪之。”

此文书行文与上卷《白泽精怪图》颇不类，如多以“掘地”开头等，不知能否定名《白泽精怪图》，唯以为物怪非鬼神，主旨与上卷相同。

P.4793。为一残片，前后下均残，存18残行及6幅符。内容为：

①十干日符（拟）。存符三种。如第一符（符略），旁写：“甲乙符如上。”

②厌釜鸣法第卅二。内容有厌口舌、妨子孙、妨六畜等。如：“妨六畜，用黑石十斤埋子地五尺五。”

③十二辰符［第卅三］。以十二支为序，存子、丑、寅三符。如“丑”符（符略），下写：“丑日见怪，朝害女，昼？害［男］」至书天文符，奏灶上。”

从内容看，主要是“厌怪”，但“厌釜鸣法第卅二”中的厌法与前述P.2682《白泽精怪图》中釜鸣以及“厌釜鸣法”很不相同。

BD15774。首尾残，存11行。前有甲乙、戊己、庚辛、壬癸四符，后写“厌法第卅二”，如“厌釜鸣妨子孙，以黄石一百斤埋于卯地，吉”等。《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编者认为本卷与P.4793所抄为同一文献，并定名为“厌符法”。由于此符亦见前引羽044号文书，与“占狐鸣怪”等接排，因此不仅是“厌符法”，一定还有占怪法的内容在内。

BD16359。残存4行，有“亥日鸣，忧六畜。寸三枚，以丹书天文符著户上，吉”等字样，应该也是厌釜鸣类文书，但与P.4793、BD15774不同，不是用埋石的方法，更接近羽044号文书中的厌釜鸣法。

BD10791。残存4行，有“酉日忧死亡、官事”、“厌用桃木长三寸，以六枚鸡血书天文符”等字样，应该也与厌釜鸣法有关[64]。

Дx03876。为一残片，上画五符。符以十二支日为序，存未、申、酉、戌、亥日。符下写占辞两行。与P.4793文书中的“十二辰符”相比，二者基本相同。只是P.4793将十二辰写于符的上方，而此文书则写在符的下面，故二者并非出自同一底本。

Дx06698。为一残片，亦以十二支日为序画符并写占辞，存寅、卯、辰三符。占辞与Дx03876全同，知二者为同一文书的不同部分。

P.3358。首全尾残，存符二十余，符旁或符下均有辞。首写“护宅神历卷”。如有“（符略）董仲［舒］神符。凡人」家宅舍不安，六日某？日不息、田苗不成、钱财不聚、八神不安，以桃木板」长一尺，书此，雄？宅四角，大吉利”、“此符安灶上，大吉利”等。其中还有“管公明神符”，符中所画卦象与“管公明卜法”中卦象相一致。

S.5775+5775V。前后残，下残，存符二十余并符辞。符象虽与P.3358《护宅神历卷》中的符很相似，但符辞则不同。如同样有“董仲舒神符”，但符象不同，符辞也不同，作“董重□[65]舒神符，但有人□在身」，朱书此符，头上顶戴而行，□□□”。暂定为“护宅神历卷”。

3.述秘法类（3件）

P.2610。前为候风法，后为《地镜》（参见“占候”类）。本段存14行，首全尾残。首题“攘女子妇人述秘法”。内容如：“凡欲令夫爱敬，取夫□□指甲烧作灰，和酒服之，验”；“凡男子欲求女私通，以庚子日书女姓名烧作灰，和酒服之，立即效验”。

Дx00924。首尾残，存13残行（上半残）。《俄藏敦煌文献》定名为“妇科秘方”，但细审内容，似应为不知名的述秘法。如“取弓弦三尺五寸烧作灰，和酒”；“妇人淫，取驴蹄”；“六月六日取未嫁女衣作”等。这些内容不一定与“妇科”相关，故将其归在“杂占”类中。

P.3749。首尾残，上、中亦有残处，存60行，并符二道。内容似是各种秘方，如：

①“令人无病”方、“吕恭起死人法”等。

②“隐符”二道。一为“大隐符”；一为“小隐符”。如在“小隐符”（符略）下写：小隐［符］，斋十日，丹书服之，」□□日则隐。

③“入水方”、“令人聪明”方、“令夫怜妇”方、“令妇爱夫”方等。如：“治妇人不相爱，用美酒和黄土涂所卧床后壁，方」员（圆）三寸，大吉。”

此等内容颇似道家秘方，暂置于此。

以上26件文书中的最后一类或与占卜关系不大，但其中也涉及一些择日，所以也暂归在“杂占”类中。

下面看正史书目中的著录。

《隋志》著录有：《鸟情占》一卷（王乔撰）、《鸟情逆占》一卷、《鸟情书》两卷、《鸟情杂占禽兽语》一卷、《占鸟情》两卷、《六情鸟音内秘》一卷（焦氏撰）、《海中仙人占体润及杂吉凶书》三卷、《灶经》十四卷（梁简文帝撰）、《白泽图》一卷。

《旧唐志》著录有：《鸟情占》一卷、《鸟情逆占》一卷（管辂撰）、《白泽图》一卷、《百怪书》一卷、《祠灶经》一卷。《新唐志》全抄《旧唐志》，没有新的著录。

《宋志》著录有：《白泽图》一卷、《郯子占鸟经》两卷、《占鸟法图》一卷、《怪书》一卷、《禳厌秘术诗》三卷。

要注意的是：

第一，其中与“鸟”有关的占卜书，均写作“鸟”而不是“乌”。第二，有关鸟占的著作很多，特别是入唐以后，出现了与“管辂”、“郯子”有关的鸟占书，而“管辂”和“郯子”在P.3888以及Дx06130、06133、06134、06135《乌鸣占》中都曾出现过。第三，《白泽图》从隋到宋一直存在。第四，占体润类书只见于隋。第五，百怪书或怪书自唐出现，一直到宋均存在。并且，这种“百怪书”是被归在“五行”类中的。从“禳厌秘术”也被归入“五行”看，我们将前述26件文书的第三类归在“杂占”中也是可以的。

王氏《叙录》收录了王重民、陈槃研究P.2682《白泽精怪图》的文章。其中王重民考出它与史籍中著录的《白泽图》相似，但录文书题为“白泽精话图”，则误[66]。法国《论文》收有茅甘研究P.3988乌鸣占的文章（见前述），主要考证“乌鸣占”有西藏和汉地两种独立方法，其中西藏的乌鸣占可能受到印度影响。文章对P.3988做了录文，但录文有错误。文章也提到了P.3479和P.3888两件乌鸣占文书，但甚简略。《中国方术概观·杂术卷》收有P.2682和S.6261两件《白泽精怪图》的录文，并有简单解题，认为其来历甚古，有些内容与《日书》相似，有些内容见于《抱朴子·登涉篇》。所作录文有些错误[67]。高氏《古俗》研究了P.2610的述秘法、P.3398的占耳鸣等法，以及P.3106占狗怪、P.3358护宅神历卷等。《敦煌辞典》在“四部书”类中有“白泽精怪图”条（第778页），所论基本据王重民的《叙录》[68]；在“占卜”类中有“乌鸣占”条，所论大致据茅甘文章；又有“护宅神历卷”条。

十三 其他

敦煌占卜文书中有一些比较残，以致我们不能判断它们属于哪一类，只好暂将它们归在“其他”类中。还有一些文书，好像抄写的就是有关占卜的基础知识，不涉及具体占法和事项。这些文书我们也将其归入“其他”类中。

这类文书大约有25件，可以分为三类。

1.含有“六十甲子纳音”者（12件）

BD00490V。似首尾全，存18行。首写“阴阳六十甲子”。内容为：

①六十甲子纳音（拟）。以六十甲子配五行。始自“甲子乙丑金”，终于“壬戌癸亥水”。

②相生法。叙五行相生。如：“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

③相克法。叙五行相克。如：“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

④相刑法。叙十二支相刑。如：“子刑卯，卯刑子，寅刑巳。”

⑤十干。叙“甲乙”至“壬癸”十干。

⑥十二支。叙“子丑”至“戌亥”十二支。

⑦阴阳大数法。分干支写各自的阴阳数，即：子午九，丑未八，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甲己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

所写似皆为占卜的基础知识。

P.2915。前后为愿文。愿文末写“天复四年甲子岁二月廿三日」诸杂斋文壹卷”。本段内容似与前后愿文均无关系，存20行，内容有：

①六十甲子与五行（拟）。叙六十甲子与五行的关系，但不是“六十甲子纳音”。其排列顺序为：三甲、三壬、六戊、六丙、六庚、六辛、五（当为六）己、三乙、三癸、六丁。如“甲子水、甲寅木、甲辰土；壬午火、壬申金、壬戌土”，其规律似乎以十二地支的五行为准。

②十二月生旺死墓（拟）。叙各月的生旺死墓，但只有十个月，且与当时流行的说法也不大相同。试比较：

正月成刑（形）、二月生、三月沐浴、四月官（冠）带、五月临冠（官）、六月王、七月休、八月病、九月死、十月墓。（本卷）

正月受气、二月胎、三月养、四月生、五月沐浴、六月冠带、七月临官、八月王、九月衰、十月病、十一月死、十二月葬。（《五行大义》卷二）

③六十甲子纳音（拟）。叙六十甲子纳音，首尾全，始自“甲子乙丑金”，终于“壬戌癸亥水”。

④像卦与干支（拟）。叙像卦与干支的关系。如：“上像见乾，从壬午数，下像见乾，从甲子数……上像见兑，从丁亥数，下［像］见兑，从丁巳数。”

本段内容似也是为某种算法服务的基础知识。“天复四年”是904年。

P.3277V。前为契约（有“显德六年岁次甲子十一月六日”字样），后为杂写及阳愿状。本段存2行，写六十甲子纳音，但不全，始自“甲子乙丑金”，终于“庚辛申未土”。显德六年是959年。

P.4711。册子装之一页，存6行，叙六十甲子纳音但不全。始自“甲子乙丑金”，终于“戊戌己亥火”。

S.1815V。后为“金光经”等杂写，以及“送却丁未旧岁”诗一首。本段存8行，叙六十甲子纳音，首尾全，始自“甲子乙丑金”，终于“壬戌癸亥水”。“丁未”可能是827年（宝历三年）。

S.3287。前为“千字文一卷”、“十五愿礼佛忏”等，后为曲子三首。本段存6行，叙六十甲子纳音，首尾完整。始自“甲子乙丑金”，终于“壬戌癸亥［水］”。将“六十甲子纳音”与“千字文”抄在一起，说明当时也把它视为一种类似蒙学的普及知识。由此可反证“六十甲子纳音”是当时的一种基础知识，所以才有大量的“六十甲子纳音”抄本存世。

S.3724V+S.11415V。S.3724V后为“六十甲子纳音性行法”（参“禄命”类）。本段存6半行4整行共10行，所缺6半行可用S.11415V补足。内容则为：

①六十甲子纳音（拟）。叙六十甲子纳音，首尾全（但需将二件文书拼合）。始自“甲子乙丑金”，终于“壬戌癸亥水”。

②十干。始自“甲乙”，终于“壬癸”。

③午（五）行。先抄“金木水火土”五行，然后抄五行与十干、五方的搭配，始自“甲乙木属东方”，终于“壬癸水属北［方］”。

S.5739V。为一残片，存1行，抄六十甲子纳音，不全，始自“甲子乙丑金”，终于“壬申癸酉金”。

S.8350。前残存“七月”“不得”等字8个，后为“太岁出游”和“推命书”（参见“时日宜忌”和“禄命”类）。本段存3残行，叙六十甲子纳音，首缺尾全，始自“壬申癸酉金”，终于“壬戌癸亥水”。

Дx02898。为一残片，存2残行。可辨认的1行为“丑金，丙？寅丁卯火，戊辰己巳”。这是六十甲子纳音的一部分。《俄藏敦煌文献》定其名为“干支五行”，不确。

Дx05890V。为一残片，存3残行。其中1行写有“甲子乙丑金，丙”，属六十甲子纳音。另1行写“甲子年十月廿八日”。因文书过残，无法判断其性质以及“甲子年”的确切年代。

2.其他基础知识类（7件）

S.1084V。为一残片，存3行，先似是“相克？法”，有“卯酉相？克？”等字样，甚残。后写“三合法：寅午戌？合、□□（亥卯？）未合、申子辰合」、巳酉丑合”，是一完整的“三合法”。

S.8516DV。与正面不同，是颠倒书写的，残存8行，内容似是推大煞法，可辨认的有“大煞法：正月戌……八？月亥、九月子……寅午戌，煞在丑；亥卯□（未？），煞在戌；申子辰」，煞在辰（与小煞并为□□）”等。从“寅午戌”等看，其中使用了“三合法”，或许与前述S.1084V的“推三合法”有些关系。

Дx00506。首尾残，存16残行。首有“月刑德者”字样。然后有二十四节气，如“小寒者（言十月言十月节[69]，阴气小极，故言小寒者也）”。注中主要说明阳气、阴气和暑气、寒气的变化。然后有“十二月壬气”五字，下有2残行，言“壬”在某某则如何，如“壬在卯，大耗在酉、小耗在申”等。由于内容所缺过多，不知文书性质，似是讲一些占卜的基础知识，故暂归此类。又，“十二月壬气”云云，他处不见。

Дx05924V。首尾残，存14残行。前半似是对历注词语的解释，如释“反支者，天之功曹”。后半释二十四节气，如“霜降者（言九月已半，阴气盖阳，露淀为霜，故霜降者也）”。与前述Дx00506所谓“十二月壬气”属同一性质。细查两件文书，发现二者本是一件，前件在上、本件在下，可以拼合。《俄藏敦煌文献》的编者将同一面文书分别标为正面和背面，其中必有一误，应在检查原件的基础上统一标出正面或背面。

S.930V。前写“洞渊神咒经卷六”1行。本段为倒写，存5行。首写“推人辰法”，下写“一日大足指……七日在踝、八日在腕”，止于十六日。按《千金方》[70]卷二九有“日辰忌”，写“一日足大趾……七日内踝、八日足腕”等，与此大致相同。这种针灸的忌日，又被称作“人神所在”（《外台秘要方》[71]卷三九）或“人神游日”（下述S.6167），它们常被写在《历日》中，但也有单独书写的，似亦是一种基础知识。

S.6054。为一纸的下半，前残，后为“五兆要诀略”（参见“五兆卜法”类）。本段存4残行，首写“［五］日在口内，六日在手内小指”，终写“卅日在足”（后缺）。其性质也是针灸忌日，但比《千金方》、《外台秘要方》所记要简单得多，属于一种易记忆的简单知识。

S.6167。后为“五兆要诀略”（参见“五兆卜法”类）。本段下残，存5残行。首写“人神游日”，下写“一日在足大指内”等，写至“廿六日”后残，最后写“已上人神所在，每月周而复始”。此件文书明确写“人神游日”，这与前面写“推人辰日”不同，但内容是一样的。又，为何与“五兆要诀略”抄在一起（前述S.6054亦然），值得研究。

3.不明者（6件）

P.2564V。首尾残。似是杂写，存176行左右。先是写“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拟）”，然后杂抄有“百行章”，可辨认者有“准（进？）行章第五十四”、“凡行章第五十二”、“知行章第七十三”、“克行章第七十四”、“遵行章第六十五”、“建？行章第五十四”、“疑行章第六十九”、“威行章第五十九”、“速行章第七十八”等。其中大部分在其他“百行章”中都能找到，但此卷抄写混乱，前后颠倒，甚至不知所云。含有“占人”字样的杂写夹在“百行章”中，亦不知所云，如“占人下于言子父下成人子□富有不取」之木，占人取是六十一乃之人上丘已以乃至无人是王木，如是如是我」六土五人？四大未□乙巳化三千七十二女小生八九子牛羊”等。《敦煌宝藏》定名为“占人杂写”，恐与“占人”没有什么关系。

P.3602V。本卷内容比较复杂，可辨认的部分分别归入了“禄命”类、“宅经”类和“推走失”类，可参看。剩下还有两幅图无从归类，暂放在“其他”中。这两幅图是：

①中为九宫格，周又分出十六格，在正上方格中写“二月、八月”，其他是空白，是幅未完成的图画，疑与“时日宜忌”相关。

②画两大方格，没有文字，用途不明。

S.3454V。首尾残，存3行，为：

在子 中孚 十八日己亥木闭三 大会重裁衣盖屋塞穴

月煞 复 十九日庚子土建二 大会岁对破屋治病扫舍六？

在未 未济 廿日辛丑土除一（荔挺出）大会岁对皈忌裁衣拜官嫁娶葬

本文书为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作为“历日残片”收入，但是邓氏无法解释其中的“一”、“二”、“三”的含义，他也不知“中孚”、“复”、“未济”是六十四卦的卦名，故录文有误。要之，本件文书的性质似是《历日》，但其中多了易卦、数字和吉凶，占卜意味很浓，故仍把它作为一件不明占卜卷子对待。《旧唐书》卷三四《历三》引大衍历，列有六十四卦，并在“大雪”节气下写有“荔挺出”、“候未济（外卦）”等字样，并云“求每日消息定衰……各每以三日为一限”[72]，或能解释本卷中的六十四卦、一、二、三数字并其他问题。

P.3368V。本件文书由7件残片组成，内容包括残状、残计帐等文书。其中有一片，《敦煌宝藏》定为“残占书”，存5残行，可辨认者有“向北使命卅日末来，天子不」到正月自故。向东有好使命来，」常侍大夫加官。向南有偷鞍马贼」来，防备”。文书性质不明。

Дx07955。为一残片，存4残行，分别写“申戌□、酉亥丑”等四组地支，似有规律但不知为何种组合，性质不明。

S.11380V。为一残片，存1行，杂写“宫商徵羽角五？音？”七字。性质不明。

以上25件文书，大部分属基础知识，特别是“六十甲子纳音”，抄在各种地方，可见其流行。关于这种“纳音”流行的原因，似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综上所述，敦煌遗书中的318件占卜文书大致可分为12类，各类的件数分别是：卜法类65件、式法类10件、占候类17件、相书类12件、梦书类16件、宅经类21件、葬书类17件、时日宜忌类29件、禄命类39件、事项占类41件、杂占类26件、其他类25件。若按件数多少排列类别则如下，即卜法类（65件）、事项占类（41件）、禄命类（39件）、时日宜忌类（29件）、杂占类（26件）、其他类（25件）、宅经类（21件）、葬书类（17件）、占候类（17件）、梦书类（16件）、相书类（12件）、式法类（10件）。可知卜法类文书占绝对的多数。

另就以上敦煌占卜文书与书目（主要是正史书目）对照看，只有五种典籍可以在书目中找到，它们是：《易三备》、《周公解梦书》、《阴阳书》、《逆刺占》、《灵棋经》。其中又仅有《灵棋经》一种流传了下来。另外一种黄帝《宅经》，从传世本内容与敦煌文书对照，当属一种典籍，但敦煌文书没有明确的题名。余下在疑似之间的典籍还有几种，如《乙巳占》、《五姓宅经》、《孔子马头易卜书》等，但都不能确定。可见很难将敦煌占卜文书与传世的占卜典籍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

[1] 敦煌文书P.3602V号，内容详后述正文。

[2] 参见马继兴《敦煌古医籍考释》，江西科技出版社1984年版。

[3] 此据《丛书集成·初编》本。《丛书集成》本据《佚存丛书》本排印。

[4] “讫”，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版）著录为“记”。

[5] 《唐会要》卷八二《医术》记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罢翰林阴阳、上（卜？）、医、相、射覆、棋诸待诏三十二人”，知翰林院中有“阴阳”。《唐会要》用中华书局标点本。下同。

[6] 按“阴阳人”又见于敦煌文书S.2620V《阴阳人神智请官处分状》，但此文书中的“阴阳人”似供职于寺院或是为寺院服务的。由于文书较残，故该文书的性质尚待进一步考证。

[7] 前21字，高氏《古俗》第199页录文作“子生鼠，相人命属北方黑帝。子曰：料黍三石五十一代”。不仅断句有误，且识“日”为“曰”、“斗”为“十”，“升”为“代”，均可商榷。

[8] 高氏《古俗》第201页录文“方”作“所”。

[9] 高氏录文“日”作“曰”。

[10] 高氏录文“斗”作“十”。

[11] 高氏录文“升”作“代”。

[12] 高氏录文“为”作“焉”。

[13] “五十”原作“十五”，旁有颠倒符号。

[14] “男女”原作“女男”，旁有颠倒符号。

[15] “云汉”等七曜名自西域传入，但源自何地，没有定论。唐乾元二年（759年）在华印度僧人不空所译《宿曜经》，称其为“胡名”。有学者认为出自粟特人。参见《敦煌辞典》邓文宽撰《七曜日》条释文（第612页）。

[16] 载《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第775—804页。

[17] 高氏《古俗》第211页有录文，与本文异同甚多，不具录，请读者参看。

[18] 关于这些知识，可参见《敦煌辞典》中严敦杰所撰《推符天十一曜星命法》条的解释。

[19] 池田温上引书录“康□”为“康遵”，又其断句与本文不同。

[20] 《郡斋读书志》卷十四。《中国历代书目丛刊》影印本。其中在“炁”下，有李富孙“案”云：“通考作气。”

[21] 从文书抄写整齐，以及其中有“千佛”等字样看，或与佛经有些关系。

[22] 两件文书的字体，行文也很像，或有可能是一件文书，待考。又，《俄藏敦煌文献》将其定名为“医卜书”，似不确。

[23] “五十八”原写作“五八十”，旁有颠倒符号。

[24] 《五行大义》卷五。

[25] 《朝野佥载》卷一、卷三，中华书局点校本。

[26] “巳”为衍字。又，“己”当在“丁”之后。

[27] 此处的“运”字衍，旁有删除符号。

[28] 此件文书也可能是黑城出土文献，因为我们知道在“Ф”编号的敦煌文献中确混入了黑城出土的汉文文献，参见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5页。

[29] 文见《宋大诏令集》卷一九八所载宋太宗《禁天文相术六壬遁甲三命及阴阳书诏》，中华书局标点本。

[30] 据中华书局标点本，但标点依现代标点略有改动。又，此条不见于单行本的《宣室志》（如四库本的《宣室志》中即无此条）。

[31] 《中国历代书目丛刊》影印本。见前注。

[32] 《宋志》中记录有“《称经》三卷”，或者就是《称星经》的误写。

[33] 最近对禄命类文书校录和研究的成果，有陈于柱《区域社会史视野下的敦煌禄命书研究》，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

[34] 本项中的“建日”错与“除日”抄重。这与后述S.6346号文书对照即可知。

[35] 还有一疑问：P.2978V写的都是“年立卯”、“年立辰”之类，而本件文书写的是“年立在丑”，即多了个“在”字。若非误写，则此两件文书的关系就要慎重考虑了。

[36] 《俄藏敦煌文献》编者将该文书的正、背面视为同一内容。

[37] 原为双行小注。

[38] 近年刘永明有系列文章研究占卜，最新成果是《敦煌占卜文书中的鬼神信仰研究》（《敦煌写本研究年报》第五号，2011年3月，第15—63页）。其中第一部分即“发病书中的鬼神信仰”，其他还涉及了“六十甲子历”、“五兆卜法”、“灵棋卜法”、“逆刺占”等占卜文书。

[39] 此字原写作“”，有“寮”与“寡”的两种可能。从其他的“户”、“灶”等看，“寮”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40] 《敦煌宝藏》误将此背面文书当作正面，与正面的《六十甲子历》排在了一起。《法藏敦煌文献》作了纠正。

[41] 《四库全书》本。

[42] 笔者以为用二十八宿择日的时间不会太早，因此所谓献给唐玄宗的俳文的真实性还需要再作进一步考证。

[43] 但正面的1残行旁还有1行的半边，似有“见大官忧”等字样，如此则本件文书也可能属“时日宜忌”类文书。

[44] 近年来，笔者对敦煌占婚嫁文书另作了一些研究，参见本书“附录二”中的《敦煌占婚嫁文书与唐五代的占婚嫁》一文。

[45] S.P.12《上都东市大刀家印具注历日》“未”作“求”，是。

[46] “一”，据S.P.12补。

[47] 《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48] “兑”以下原为双行小字。下占手同。

[49] 卦图下原为双行小字，“来”下有颠倒符号。

[50] 池田温在《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第449页录“浃锺”为“人？凝”。

[51] 《国图藏敦煌遗书》改两件定名为“占卜文书”，亦嫌笼统。

[52] 原作“公雷”，下有颠倒符号。

[53] 近年来，刘永明对P.2859号文书作过研究，见《敦煌占卜与道教初探——以P.2859文书为中心》（《敦煌学辑刊》2004年第2期）。笔者也对BD14636号文书作了全文校录和初步研究，参见本书“附录二”中的《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写本〈逆刺占〉札记》一文。

[54] “动”旁有删除符号。从下文看，应是“心动”而不是“心惊”。

[55] 注原为双行小字。

[56] “心惊动（有喜事）”原本抄在“丑时”之后，是抄串行了，故移在此处。

[57] “辛”下一字似为“戌”，但干支纪年中没有“辛戌”，故存疑。又，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中似未收此条题记。

[58] 载法国《论文》，第367—390页。

[59] 原作“耳近”，旁有颠倒符号。

[60] 原文作“又法着十二日辰占々第卅一”，其中的“々”实际具有重复第④项“占人家釜鸣”的含义。

[61] 岩本笃志：《敦煌占怪书“百怪图”考》，载《敦煌写本研究年报》第五号，2011年3月，第65—80页。文后附有羽044的录文，但录文错误很多。

[62] 由于与前段文字间有些距离，故不知是不是“诸杂略得要抄子一本”的一部分。

[63] “能为”原作“为能”，旁有颠倒符号。

[64]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将其定名为《厌蛊术残片》，不确。从羽044号文书看，在提到十二支日厌釜鸣法时，常常在日期后省略“鸣”字。

[65] 此字涂抹成黑色。

[66] 《叙录新编》已经改正了这个错误。

[67] 关于《白泽精怪图》的校录与研究，最近有游自勇《敦煌本〈白泽精怪图〉校录》（《敦煌吐鲁番研究》12卷，2011年）等系列文章。

[68] 不知为何将此条归四部书类，而其他占卜书则归“占卜”类。这与将“灵棋经”归在“道教典籍”中一样，值得商榷。

[69] 后面的“言十月”衍。

[70] 华夏出版社点校本（底本为日本江户医学影宋本），1993年。

[71] 《四库全书》本。

[72] 《旧唐书》卷三四，第1234—1253页。

第五章 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

一 唐五代占卜概况

研究敦煌占卜文书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从各个角度研究中国古代特别是唐五代（乃至宋代）的占卜现象。为此，就必须研究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的关系，而首先要做的，是研究唐五代占卜的一般情况。

众所周知，占卜活动起源甚早，在历代社会生活中特别是民间日常生活中一直起着或隐或显但又很重要的作用。这在古代社会尤其如此，唐五代也不例外。司马光作《资治通鉴》，着眼于记录政治事件，因此很少将占卜事例写入书中。但是，为了说明某些政治家、军事家的与众不同，还是列举了一些占卜事例。

例如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记道：“九月，壬午，将作奏宣政殿廊坏，十月魁冈，未可修。上曰：‘但不妨公害人，则吉矣。安问时日！’即命修之。”[1]“魁冈”是占卜术语。胡三省在此注曰：“阴阳家拘忌，有天冈、河魁。凡魁冈之月及所系之地，忌修造。”[2]温公在这里是为了说明唐德宗的不大信阴阳拘忌，为德宗在此之后观念的变化作铺垫。又如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年）九月条有云：“甲寅，李愬将攻吴房，诸将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战，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我虞，正可击也。’遂往，克其外城，斩首千余级。”[3]这其中的“往亡”也是占卜术语。胡注曰：“阴阳家之说，八月以白露后十八日为往亡，九月以寒露后第二十七日为往亡。”[4]司马光这里是说李愬在战争中的不拘忌时日。

以上所举两例虽然目的都是为了说明唐德宗和李愬的不拘泥于阴阳禁忌，但也从一个特定的侧面告诉我们当时在社会生活中占卜行为的普遍性。以下将按照当时社会“占卜的类型”、“实际运用”以及“特点”三小节来论述唐五代占卜的一般情况。

（一）

首先谈一下唐五代占卜的类型。在此我们暂时不依前述敦煌占卜文书的类型，而是换一个角度，从当时的官方文献切入，结合其他文献，看看唐五代的占卜大致有哪些种类。

《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云：“（武德九年［626年］九月）壬子，诏私家不得辄立妖神，妄设淫祀，非礼祠祷，一皆禁绝。其龟易五兆之外，诸杂占卜，亦皆停断。”这里将占卜分为龟卜、易占、五兆和杂占卜。《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将这条诏文记作：“自非卜筮正术，其余杂占，悉从禁绝。”这就是说，在唐初，占卜可分为“卜筮正术”和“杂占卜”两类，前者包括龟、易、五兆。

这种被称为“卜筮正术”的占卜一般由朝廷掌管，规定在法令中。《唐六典》卷一四《太常寺太卜署》记太卜令的职掌云：“太卜令掌卜筮之法，以占邦家动用之事；丞为之贰。一曰龟，二曰兆，三曰易，四曰式。”这里的“兆”，在《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和《新唐书》卷四八《百官志》中均记作“五兆”。我们若拿上述唐太宗的诏书与此对照的话，应以“五兆”为是。

《唐六典》中涉及的四种占卜术，除唐太宗诏书中提到的之外又多了一种“式”。按“式”，在唐代有太一式、雷公式、六壬式三种。除六壬式“士庶通用之”[5]外，前两种自唐初就一直被禁止私人习用。《唐律疏议》卷九就明确规定：“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可能因为“式”一直被禁止，唐太宗的诏书中才没有提到“式”。这样，朝廷的“卜筮正术”中除龟、易、五兆外再加上“式”，于是就有了龟、易、五兆、式等四种类型了。

上述《唐律疏议》所云与“式”并列的天文图书、七曜历等，实际也属于国家占卜的正术。《唐六典》卷十《秘书省太史局》说：“太史令掌观察天文，稽定历数。凡日月星辰之变，风云气色之异，率其属而占候焉”，“凡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苟非其任，不得与焉”。所谓“苟非其任，不得与焉”就是指“观生不得读占书”。那么，“占书”由谁读或者说由谁来进行占卜呢？同书同卷又云：“灵台郎掌观天文之变而占候之。”具体说就是“辨日月之缠次，正星辰之分野。凡占天文变异，日月薄蚀，五星陵犯，有石氏、甘氏、巫咸三家中外官占。凡瑞星、妖星、瑞气、妖气，有诸家杂占。”从这里我们知道，“占候”也应该是朝廷掌握的“卜筮正术”，更准确地说应是“占卜正术”。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占卜正术”里，唐太宗诏书中提到的龟易五兆，后来一直没有被禁止，而天文图书、太一雷公式等却一直禁止私人使用。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年）有《禁天文图谶诏》，所禁“私家并不合辄有”者，就是“玄象气局（器物？）、天文图书、谶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等”[6]。到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年），又有《禁习天文图纬诸书诏》，说：“自今后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记、七曜历、太乙雷公式法等，私家不得有及衷私传习。”[7]

综合以上，可以说在唐五代，朝廷的“占卜正术”有天文占候、龟、易、五兆、式法等，其余则为杂占卜。

那么“杂占卜”又包括哪些内容呢？这在官方文献中记载不多[8]，私人文献中则有一些。《柳氏家训·序》讲晚唐时的情况时说：“中和三年（883年）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9]我们就从这一记载入手，看看当时的“杂占卜”的情况。

《柳氏家训·序》中所说的“阴阳杂记”应是《阴阳书》之类。按：《阴阳书》早在唐初即已流行。《旧唐书》卷七九《吕才传》云：“太宗以《阴阳书》近代以来渐致讹伪，穿凿既甚，拘忌亦多，遂命才与学者十余人共加刊正，削其浅俗，存其可用者。勒成五十三卷，并旧书四十七卷，十五年书成，诏颁行之。”《阴阳书》的内容比较杂，但主要是时日选择术。前述唐德宗修廊遇十月魁冈事，宋白就用“阴阳氏书”云云作注。《阴阳书》的这些内容后来大部分被纳入“时日吉凶书”中去了。《柳氏家训·序》中所说的第二种占卜术是“占梦”。按：《占梦书》或《解梦书》在唐五代也曾很流行。宋人编《太平广记》，用七卷的篇幅专辑“梦”的事例，其中就提到有《解梦书》。《柳氏家训·序》中所说的第三种占卜术是“相宅”。这里不知是指相阴宅还是相阳宅，要之是指《宅经》类著作。按：《宅经》在唐初也已流行。前述引《旧唐书·吕才传》记吕才对占卜术的看法，其中专有“叙宅经”一篇。《柳氏家训·序》中所说的第四种占卜术是“九宫”。按：“九宫”本是占卜术的一种基础理论，可以用在不同占卜术上，这里可能是指占禄命的九宫术。《朝野佥载》卷一所说的“开元二年（714年），梁州道士梁虚州以九宫推算张鷟云：‘五鬼加年，天罡临命，一生之大厄’”，就是用九宫推算禄命。

除《柳氏家训·序》中所提到的这几种占卜类著作之外，当时的占卜书还有以下一些：例如有专推“禄命”的《禄命书》。前述《旧唐书·吕才传》记载了吕才“叙禄命”的观点，其中提到《禄命书》，说“宋高祖癸亥岁三月生。依此而推，禄之与命，并当空亡。依《禄命书》，法无官爵”云云。另外还有《葬书》。《旧唐书，吕才传》又说吕才“叙《葬书》”，指出“《葬书》一术，乃有百二十家，各说吉凶，拘而多忌”。但这里的《禄命书》和《葬书》也可能都是《阴阳书》中的一种。最后还有《相书》。按：《相书》在唐五代很是盛行，相关史料是很多的。

综上所述，“杂占卜”中的主要内容应该是：阴阳、占梦、相宅、九宫、禄命、葬术、相术等；若加上被列入官占的占候、龟卜、易占、五兆、式等，则唐五代的占卜术大约就有12种。到五代末期的后周时，这些占卜术被分为五类。例如在前引后周太祖广顺三年的诏书中，除天文占和太一雷公式两类之外，其他的占卜术被归为三类，即时日、占筮和五行。大约在这时候，阴阳等选择术都归入了“时日”；龟、易、五兆等归入“占筮”，其他相宅相面、葬术禄命就都归入“五行”了。而且这诏书还说：“其诸时日、五行、占筮之书，不在禁限。”这与唐初唐太宗的诏书中禁止“杂占卜”的旨趣就大不一样了。这是时代风气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占卜类型的变化。

（二）

以上我们从官方文献入手并结合史籍对唐五代的占卜进行了极为粗略的分类。那么，在实际生活中占卜的情况怎么样呢？到底哪种占卜术用得更多一些呢？由于正史中有关史料极少，我们只能借助笔记小说来回答这个问题[10]。

唐五代通过寻卦求卜问吉凶问命运的人很多，上自皇帝下至庶民莫不如此。而占卜者，虽然也有亲友、部属等为人占卜的，但在街面上挂牌占卜的专业卜者则占大多数。这些人占卜要收费，高明的占卜师收费还很高。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具体事例来看当时占卜的实况以及史籍记载的混乱。

《太平广记》卷一五○“李泌”条记：“天宝十四载（755年），李泌三月三日，自洛乘驴归别墅，从者未至。路旁有车门，而驴径入，不可制。遇其家人，各将乘驴马群出之次。泌因相问，遂并入宅，邀泌入。既坐，又见妻子出罗拜。泌莫测之，疑是妖魅。问姓窦。潜令仆者问邻人，知实姓窦。泌问其由，答曰：窦廷芬。且请宿。续言之。势不可免，泌遂宿，然甚惧。廷芬乃言曰：中桥有筮者胡芦生，神之久矣。昨因筮告某曰：不出三年，当有赤族之祸，须觅黄中君方免。问如何觅黄中君者？曰问鬼谷子。又问安得鬼谷子？言公姓名是也。宜三月三日，全家出城觅之。不见，必籍死无疑。若见，但举家悉出哀祈，则必免矣。适全家方出访觅，而卒遇公，乃天济其举族命也。”后来安史乱发，李泌果然救了窦廷芬，而胡芦生已经死了。从这一记载中可知在唐玄宗开天年间，洛阳有一个占卜名家“胡芦生”，他是用“筮”为人占卜的，算得很准。这条记载出自《感定录》，时代离唐玄宗的年代不会很远。

但是我们还能看到有关“胡芦生”的其他记载。《太平广记》卷一五三“李藩”条记：“李相藩，尝寓东洛。年近三十，未有宦名。夫人即崔构庶子之女。李公寄托崔氏，待之不甚厚。时中桥胡芦生者善卜，闻人声，即知贵贱。李公患脑疮，又欲挈家居扬州，甚愁闷，乃与崔氏弟兄访胡芦生。芦生好饮酒。人诣之，必携一壶，故谓为胡芦生。李公与崔氏各携钱三百。生倚蒲团，已半酣。崔氏弟兄先至，胡芦生不为之起，但伸手请坐。李公以疾后至。胡芦生曰：有贵人来。乃命侍者扫地。既毕，李公已到。未下驴，胡芦生笑迎执手曰：郎君贵人也。李公曰：某贫且病，又欲以家往数千里外，何有贵哉。芦生曰：纱笼中人，岂畏屯厄。李公请问纱笼之事，终不说。”这里我们看到，胡芦生被称为“善卜”但不是用“筮”来占卜，而是“闻人声，即知贵贱”。并且每次占卜收费三百文，收费是相当高的。这条史料出自《逸史》。按《逸史》的作者是唐宣宗大中年间（847—859年）的人，因此这条关于胡芦生的记载传说的成分更多，与前述《感定录》的记载很不一样。

然后，《太平广记》卷七七“胡芦生”条对胡芦生又有记载。此条记载出自晚唐的《原化记》。文中记录了胡芦生的两件事。其中一件基本上是照抄《逸史》中有关“李藩”的事情，但在“李藩”事前又加了这么一件事：“刘闢初登第，诣卜者胡芦生筮卦以质官禄。生双瞽。卦成，谓闢曰：自此二十年，禄在西南，然不得善终。闢留束素与之。释褐，从韦皋于西川，至御史大夫、军司马。既二十年，韦病，命闢入奏，请益东川，如开元初之制。诏未允。闢乃微服单骑复诣胡芦生筮之。生揲蓍成卦，谓闢曰：我二十年前，尝为一人卜，乃得无妄之随。今复前卦，得非曩贤乎？闢闻之，即依阿唯喏。生曰：若审其人，祸将至矣。闢甚不信，乃归蜀，果叛。宪宗皇帝擒戮之。”从这条记载看，胡芦生是个盲人，用《周易》算卦，在唐宪宗时仍然活着。

此外，《太平广记》卷一五五“李固言”条又记载说：“李固言初未第时，过洛。有胡芦先生者，知神灵间事。曾诣而问命。先生曰：纱笼中人，勿复相问”。这条记载出自《蒲录记传》。《蒲录记传》不知是何时的书。由于其记载中提到了“纱笼中人”，并且李固言于唐文宗末年始为相、晚于李藩，因此，此书或者应该晚于《逸史》。

从以上四条记载，我们看到了笔记小说对同一人物或事件的记载有多么的不同。它大致按照时代的推移，越记越繁，符合“层累地制造历史”的原则。显然，我们不能完全相信这些记载，因为其中的漏洞是很多的。比如胡芦生不可能既死于唐玄宗时又活于唐宪宗世；胡芦生不会既“笑迎执手”又“双瞽”；李藩后来任张建封从事时也不是在扬州而是在徐州[11]；“纱笼中人”事不可能既发生在李藩身上又发生在李固言身上；如此等等。

古人记事，口耳相传，对同一事情本来就会有许多不同说法[12]，若涉及神秘事物则更是如此。不过，这些记载中虽然有许多虚构的成分，但对当时社会大背景的描述应该还是可信的。因此，我们从这些记载中还是可以了解到当时有关占卜的一些具体情况。比如我们知道了：第一，当时的洛阳，是一个占卜名家云集的地方。除胡芦生外，例如《太平广记》卷七七“钱知微”条云：“唐天宝末，术士钱知微尝至洛，居天津桥卖卜，云：一卦帛十匹。”这钱知微也是一个占卜名家。第二，胡芦生名声很大，找他来占卜的人很多，其方法，可能主要是用“蓍”来占卜。前引《感定录》、《原化记》的记载都说胡芦生是用“蓍”占卦。特别是《原化记》，虽然在后面照抄了《逸史》中有关“李藩”的部分，但却删掉了《逸史》中说胡芦生“闻人声，即知贵贱”的话。大概《原化记》的作者认为“闻人声知贵贱”太不可靠，于是选择了用“蓍”占卜的说法。第三，占卜是要收费的。像胡芦生的一卦三百文或“束素”已经很高了，而前引钱知微“一卦帛十匹”则近乎天价，因此“历旬，人皆不诣之”，即因为太贵所以找钱知微占卜的人非常少。通过笔记中其他有关占卜收费记载的统计，当时占卜名家一般占一卦要收费一匹绢或三百至五百文钱。查《唐会要》卷九一《内外官料钱·上》所记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制定的百官俸禄制度，九品官的月俸只有1917文，则到占卜名家处算一卦，要花掉月俸的六分之一，可见其价之高。第四，能交得起高价而前来找占卜名家卜卦的，多是想当官的士子们，比如李藩是“年近三十，未有宦名”，刘闢是“初登第，诣卜者”“以质官禄”等。无钱的小民们是不会去花高价找占卜名家占卜的。也正因为如此，小民们占卜的事例在史籍中就比较少见。当然，实际上小民们的占卜事例应该也有许多。这是了解当时占卜情况时要加以注意的。

此外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前引《逸史》“李藩”条，有胡芦生说李藩是“纱笼中人”的话。那么何谓“纱笼中人”呢？揭开这谜底的竟是一位新罗的僧人。《逸史》在前引记载之后又说：“数年，张建封仆射镇扬州，奏李公（即李藩）为巡官、校书郎。会有新罗僧，能相人，且言张公不得为宰相。甚怀怏。因令于使院中，看郎官有得为宰相者否。遍视良久，曰：并无。张公尤不乐，曰：莫有郎官未入院否？报云：李巡官未入。便令促召。逡巡至。僧降阶迎，谓张公曰：巡官是纱笼中人，仆射且不及。张公大喜。因问纱笼中之事。僧曰：宰相，冥司必潜纱笼护之，恐为异物所扰，余官即不得也。方悟胡芦生……所说。李公竟为宰相也。”《原化记》照抄了这段记载。我们知道，扬州有许多新罗人；我们也知道，在僧人中间有许多人是精通数术的。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位新罗僧人的相术是在国内时就会的呢，还是在唐朝学的。要之，由这段记载可看出，当时人愿意把神秘事物放在外国人身上，以增加它的神秘性。“纱笼中人”的故事后来流传甚广，以致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个著名的典故了。

以上我们通过一个具体事例了解了唐代占卜实况的一斑，以及笔记小说在记载占卜事例时的特点，下面还想通过对笔记小说中占卜事例的统计，看一看占卜在当时社会中使用的情况，以及何种占卜最流行。

我们主要使用了《太平广记》。通过对《太平广记》卷七一至七五道术、七六至八○方士、八一至八六异人、九一至九八异僧、一三五至一四五徵应、一四六至一六○定数、二一五算术、二一六至二一七卜筮、二一八至二二○医、二二一至二二四相、二七六至二八二梦、二八三巫、二八四至二八七幻术、三八九至三九○冢墓、三九一至三九二铭记中有关占卜事例的统计（一条记载中提到多种占卜的按多条计算），全部291条事例中的分类情况如下：星占22条，禄命13条，九宫2条，卜筮39条，相术82条，式2条，日者6条[13]，梦52条，占宅、葬14条，阴阳选择13条，其他32条，不明14条。

从中可知，除去“不明”和“其他”外，在唐五代的实际生活中，最流行的占卜术是相术，其次是梦[14]，第三位是卜筮。然后依次是星占，宅、葬，禄命，阴阳选择，日者，九宫，式。这一结果与新、旧《唐书》中《经籍志》、《艺文志》所载各类占卜书的多少并不相符，但它却是占卜术在实际应用时的真实反映。这一统计说明：简便快捷的相术、占梦在民间最有市场，而“卜筮”因其变化较多又是占卜正宗，也相当流行，前述胡芦生、钱知微等占卜名家就都是用“蓍”来占卦的。

（三）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唐五代的占卜具有哪些总体特点，以及它在向宋代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哪些变化。

首先从占卜术本身的演变看，唐五代的占卜术总的说来还比较粗糙，比较直观。比如占梦。由前述对《太平广记》占卜事例的统计中，可知占梦在唐五代比较流行，在全部事例中占第二位。但是，由于唐五代的占梦术太简单、太直观，给占者解说的回旋余地太小，因此在唐五代以后就逐渐减少。到宋代，据洪迈《容斋随笔》论“古人占梦”条云：“今人不复留意此卜，虽市井妄术，所在如林，亦无一个以占梦自名者，其学殆绝矣。”这也就是说，到了南宋，已经基本没有人用占梦来为人占命运吉凶了。占梦术的衰亡说明过于简单或过于直观的占卜术，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往是会被淘汰的。

唐代又是一个过渡的时代。对前代学术的全面总结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色。比如“易学”，在唐代只出现了《周易正义》、《周易集解》这样总结性的著作。因此唐人在“易学”上就没有多少发明。但同时，正因为唐五代的过渡性，此时又萌芽了一些新的学术思想，为宋以后学术思想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

这在占卜术的发展上也是如此。比如大家熟知的算命术或称三命术、子平术，就萌于唐代。韩愈为李虚中作墓志铭，说他“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胜衰死王相，斟酌推人寿夭贵贱利不利，辄先处其年时，百不失一二”[15]。因此后人多以李虚中为算命术的鼻祖。再比如星命术，即用七曜、五星、十二宫等来占人命运的占卜书，在唐五代也出现了。据考证，黄道十二宫在隋代已传入中国[16]，后来被用于占卜。这一事例还说明唐五代占卜术有一个特点是其中具有显著的外来因素。又比如风水术中的形势一派，其经典著作《撼龙经》、《疑龙经》、《辨龙经》等，作者据说是唐末五代的杨筠松。因而杨筠松也被后人尊为风水术的宗师。虽然我们不能确证上述“三龙经”就是杨筠松写的，但从残留的当时的占卜文字看，讲究地形地脉的已有很多，足证晚唐五代确是风水术中形势派的发轫期。萌芽于唐五代的三命术、星命术和风水术，到宋以后就发展得蔚为大观了。

以上三命术、星命术、风水术的萌芽和发展都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种变化，即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剧，注重个人命运吉凶的、新的占卜术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与空间。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占卜行为受国家的控制减弱了。当然，这与唐宋之际社会的平民化似乎也有一定关系。

这一变化从唐初即已开始。唐人修《隋书·经籍志》，已经把“方技数术”视为“治身”的工具，这在以前是不曾看到的。这种看法可能影响了占算个人吉凶的占卜术的发展。比如相术。我们在上述对《太平广记》占卜事例的统计中，可知相术所占比例最大。因为相术是直接判断一个人的吉凶命运的。加上相术本身不断从简单化、直观化向复杂化、抽象化发展，所以相术最终形成了一个很强劲的占卜类型。从武则天时禁断相书（详后）到北宋初禁止私藏相术类著作，都可以反证相术的流行。上述李虚中创立的算命术（三命术）也以推算个人的寿夭命运为主，所以迅速流行开来，到北宋初，“三命”类著作也在禁止之列了[17]。

反映占卜术平民化的另一个表现是《历日》或其他时日选择类占卜比起前代来更加丰富也更加流行。这是因为趋吉避凶的选择术与《历日》结合起来，在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据统计，在敦煌文书中保存下来的唐五代宋初《历日》，有38件之多[18]，超过了除卜法类的其他各类占卜文书。而《历日》除了它的日历的作用外，在占卜上也有意义，那就是它逐日注明了行事的吉凶，比如后唐同光四年正月“一日己丑火建，拜官吉；二日庚寅木除，除足甲、葬吉；三日辛卯木满，剃头、裁衣吉”等[19]。

在晚唐五代，一般民众使用的“生活百科”类手册中，也大量记载了这类内容。现存唯一一本这类手册，是韩鄂写的《四时纂要》。据统计，在这本书里按月列举的农家杂录，共698条，而其中的择吉等占卜类就有348条，几乎占了一半[20]。例如在正月记有“出行日：凡春三月，不东行……又立春后七日为往亡，不可远行、移徙”；“丧葬：此月死者，妨寅、申、巳、亥人，不可临尸，凶”，以及“嫁娶日”、“架屋日”、“起土”等的吉凶。我们注意到，这其中的内容其实就是《阴阳书》的内容。所以我们在前面说《阴阳书》后来演变成了时日选择术。这一类日用百科的手册中记有如此多的择吉内容，这在以前的同类著作如《四民月令》中似乎是看不到的。这也就是时代的变化在占卜术平民化方面的表现。而也正是由于它在民间的广泛流行，所以在前引后周广顺三年的诏书中，才会专门将“时日”列为占卜术的一个类型。

反映这种变化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占卜管理机构在中央官署中地位的下降。在唐代，中央设太常寺太卜署，有太卜令掌管占卜之事，《唐六典》中就详细规定了卜筮正术的内容和使用范围、使用方法。与占卜相关的官吏也设置了不少，例如有卜正二人、从九品下；卜师二十人、卜博士二人、从九品下；卜筮生四十五人等。这些官吏靠占卜吃饭，若卜筮不灵还要受到处罚。这一切都说明唐代官方对占卜的控制。但是到了宋代，太常寺不再设太卜署。这就是说，政府不再设专门机构管理占卜了。这是占卜行为受国家制约弱化的一个表现。而且，这不仅是占卜本身，也是中古时期整个社会风气发生变化的一个缩影。

唐五代的占卜还有以下几个特点。

比如唐代的文人受当时社会思潮和社会风气的影响，不大具备或者说不大重视抽象思维，所以唐人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贡献不多。在唐代，我们在占卜术的范围内看到的是直观的、简单的占卜比较流行。我们看唐代文人的著作，也很少有人花大力气来研究占卜术。像唐代的大文人韩愈、柳宗元等都没有自觉、深入地去研究占卜术。拿《周易》而言。虽然它是儒家经典，但唐人更愿意把它与旁门左道联系起来，因此研究者很少。特别是唐文宗太和年间李训因善“《易》道”为唐文宗赏识、迁《周易》国子博士、在翰林给文宗“解《易》”[21]、后来导致“甘露之变”以后，这种情况就更明显了。这一点与宋代相比会看得更清楚。北宋初年，宋太宗下诏禁占卜术，只有“二宅及易筮”不禁[22]。所以宋代的文人就治《易》，既借《易》来阐发他们的理学思想，也研究易筮。比如邵雍作的一部大书《皇极经世》，历代都把它归入术数类著作。还有思想家朱熹，他写的《周易本义》，除讲“明筮”外，还专设“筮仪”一篇。这与唐代思想家的表现是大相径庭的。就一般文人而言，比如苏轼对易筮就很熟悉。他“以久不得子由书，忧不去心，以《周易》筮之。遇涣之三爻，初六变中孚，其繇曰：用拯马壮吉。中孚之九二变为益，其繇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益之初六变为家人，其繇曰：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家人之繇曰：家人利女贞。象曰：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也”[23]。像苏轼这样精通易筮，并用《易》来占卦的事例，在唐代是很少见的。文人的参与会使社会上的占卜术更加盛行，这一点也是唐代与后代不同的地方。总之，唐代卜筮虽盛，但文人关心并从理论上进行研究的不多。

但是占卜术中的易占，由于北宋文人的参与而不断地复杂化，以致脱离了民间成为上层知识阶级的学问。所以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说：“自古术数之学多矣。言五行则本《洪范》，言卜筮则本《周易》。近时两者之学殆绝，而最盛于世者：葬书、相术、五星、禄命、六壬、遁甲、星禽而已。”[24]从中可知，到南宋初，复杂的易占已成为文人学问；简单的占梦已风光不再；传统的相术、六壬、遁甲日趋繁复；既传统又新增有许多新因素的葬书、禄命、五星大行于世；完全新起的星禽也已占有了一席之地。唐五代的占卜发展到此，大致就可以告一段落了。

还要指出的是，与其他朝代一样，占卜术的兴衰与社会政治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只想指出一个现象，即唐太宗的禁“杂占卜”，发生在“玄武门之变”后他刚即位时（“玄武门之变”发生在武德九年［626年］六月，禁“杂占卜”的诏书发布于三个月后的武德九年九月）；武则天禁断相书，在载初元年（689年）六月[25]，三个月后的九月，她就改“载初”为“天授”、改“唐”为“周”，正式当了皇帝；而宋太宗的禁各种占卜术，也发生在“烛光斧影”后不久（宋太宗开宝九年［976年］十月即位，十二月改元为太平兴国元年，十个月后的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十月发布《禁天文相术六壬遁甲三命及阴阳书诏》）。他们的禁止占卜，实际是害怕天下士庶借占卜术来关心事变、预测形势、煽动人心，从而对统治构成威胁。

特别是在唐朝，私习天文星算、太一雷公等，在《唐律》规定的惩罚是“徒二年”，到唐代宗大历三年重申时依然如此。但是到了宋太宗的诏书中，这一惩罚变成违犯者“悉斩”[26]。到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禁天文兵书诏》，更明确说：“应元（玄）象器物、天文星算、相术图书、七曜历、太乙雷公式、六壬遁甲、兵书、先诸家历算等，不得存留及衷私传习。有者限一月陈首纳官，释其罪。令官吏当面焚毁讫奏。限满不首，隐藏违犯，并当处死。内有私为诳惑、言及灾异、情理重者，当行处斩。”[27]处罚如此严厉，反映了当时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

但是我们同时要指出，如此严厉的措施并没有限制住占卜术的发展。占卜术在宋代仍然盛行并变得日益繁复。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占卜术在民间的大量流行。占卜术已经沉淀在当时的社会和文化中，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影响人们行为的潜在力量。敦煌占卜文书则为我们理解这一占卜文化在民间的流行提供了很好的证据。

二 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

研究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的关系，实际就是研究敦煌占卜文书所具有的特点。我们以下就顺序进行论述。

（一）

从敦煌占卜文书的类型看，各类占卜术的多少与前述我们从《太平广记》中统计的结果不尽相同。现在我们就按各占卜类型数量的多少，将二者从多到少依次排列如下（上排是敦煌典籍的类型顺序，下排是《太平广记》的类型顺序）：

卜法、事项占、禄命、时日宜忌、杂占、其他、宅经、占候、葬书、梦书、相书、式法。

相术、梦、卜筮、其他、星占、不明、占宅占葬、禄命、阴阳选择、日者、九宫、式。

由上可见两种统计有着很大的不同。究其原因，大致是因为分类所面临的对象各自不同，即敦煌占卜文书的类型以典籍为对象，而《太平广记》的类型则以占卜活动为对象。正因为涉及对象不同，因而分出的类型也就不大相同。两相比较，除去“式法”都处末位外，其他的顺序都不相似，说明占卜活动的多少与使用典籍的多少并不能成正比。像“相术”、“占梦”类占卜活动，在占卜活动中名列前茅，但其典籍却不多。这可能因为在实际的占卜活动中，占者并不大依据《相书》和《梦书》，他们随意发挥的余地很大。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当时实际占卜活动中使用的典籍与敦煌占卜典籍的关系。

集中论述唐初使用占卜典籍情况的史料是《旧唐书》卷七九《吕才传》。在《吕才传》的引文中，吕才就《宅经》、《禄命书》、《葬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关于《宅经》，吕才没有引用具体内容，只是批评了“近代师巫，更加五姓之说”的做法。由于没有具体内容，无法和敦煌本《宅经》比较，但通过前面的介绍已可知，敦煌本《宅经》中有许多加有五姓内容，但也有与五姓无关者。

关于《禄命书》，吕才引了许多，比如说：“案《春秋》，鲁桓公六年七月，鲁庄公生。今检《长历》，庄公生当乙亥之岁，建申之月。以此推之，庄公乃当禄之空亡。依《禄命书》，法合贫贱，又犯勾绞六害，背驿马三刑，当此生者，并无官爵。火命七月，生当病乡，为人尪弱，身合矬陋。今案《齐诗》讥庄公‘猗嗟昌兮，颀若长兮。美目扬兮，巧趋跄兮’。唯有向命一条，法当长命。依检《春秋》，庄公薨时计年四十五矣。此则禄命不验一也。”据此，这种《禄命书》是以年月推算、使用了以“空亡”、“勾绞六害”、“驿马”、“三刑”、“火命”等概念和理论来说富贵寿夭的著作。查前面介绍过的敦煌禄命文书，与此相合的文书几乎没有。比如，第一，敦煌禄命文书中大多只论“行年”，“年立”，涉及月的很少。第二，虽然有一两件文书涉及“天勾地禁”（S.4282）、“推驿马法”、“三刑法”（S.0612V）等，但多属“义例”即基础知识性质，基本不涉及对禄命吉凶的推算。第三，从其中的“火命七月，生当病乡”看，倒很像P.3896号文书的《五兆卜法》[28]。因此可以说，敦煌禄命文书中的绝大部分都不是吕才提到的《禄命书》。

关于《葬书》，吕才也引了一些，比如：“《春秋》又云：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至于戊午襄事。礼经善之。《礼记》云：‘卜葬先远日’者，盖选月终之日，所以避不怀也。今检《葬书》，以己亥之日用葬最凶。谨按春秋之际，此日葬者凡有二十余件。此则葬不择日，二也。”又说：“野俗无识，皆信《葬书》……或云辰日不宜哭泣，遂莞尔而对宾客受吊；或云同属忌于临圹，乃吉服不送其亲。圣人设教，岂其然也？《葬书》败俗，一至于斯。”敦煌《葬书》文书中，明确记有“己亥之日用葬最凶”的似乎没有，P.2534《阴阳书卷第十三葬事》在“灭门大祸日立成法第十三”“七月”栏中记“己亥日”是“灭门日”，但同时记为“灭门日”的还有许多，故与吕才所说的“最凶”不同。至于后面说的“同属忌于临圹”云云，查P.3647《葬书》，有“家内有某姓生属人，及妊娠妇人，及产未满月者，并不宜送丧事，须远之去墓一百廿步，无妨忌”的说法，似与吕才所说有些相似；“辰日不宜哭泣”云云则不见《葬书》而见于“时日宜忌”类文书，甚至写进了《具注历》，可参看第三章中“时日宜忌”类文书部分。因此，与吕才所说《葬书》完全相同的敦煌本《葬书》似亦不见。

再看《相书》和《梦书》。

《朝野佥载》卷一有云：“郎中裴珪妾赵氏，有美色，曾就张璟藏卜年命。藏曰：‘夫人目长而漫视。准《相书》，猪视者淫。妇人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终以奸废，宜慎之。’赵笑而去。后果与人奸，没入掖庭。”查敦煌占卜典籍中的《相书》，在最流行的许负等撰《相书》中讲到“目”或“眼”时有云：“眼第九：凡人眼黑白分明，贵。眼中有人光或如星电，长命。眼开一寸分明，富贵。眼竖黑，男恶性，女妨夫。如豺狼眼者，贱恶不可近。眼如虎眼，为将帅。眼如龙精凤目，富贵。似象眼者，贵。眼爱盗视，奸滑人。蜂目者，侍臣。眼视左右浅盼，贱人也。”（CH.87号）这与张璟藏使用的《相书》不同，即敦煌本《相书》中并没有“猪视者”如何，也没有“目有四白”之类的说法。

《太平广记》卷二八○《麻安石》条云：“麻安石，唐贞元中至寿春，谒太守杨承恩。安石在道门，习学推步，自言大夫四月加官，合得旌节……后安石忽夜梦，寿州子城内路西院中殿内，见戴冠帻神人，乘白马，朱尾鬣，称是宋武帝，呼安石向前曰：‘杨承恩无节度使，卿不用住’。至明，方问人，此乃宋武帝升坛拜将处，有记见在。安石检《解梦书》，言见戴冠帻神异人言者，善恶如其言。遂再三恳辞，暂归山。是月，离寿州。后杨公风疾，罢归朝，果验也。”现在我们看看敦煌本《梦书》的情况。按郑氏《梦书》在书后附有“敦煌本梦书内容检索”，甚便使用。根据这个检索，与上述内容相关的占辞只有一条，即P.3908号文书“官禄兄弟章”中的一句：“梦见戴冠帽者，大贵。”[29]这与麻安石所依据的《解梦书》的占辞也不同。

文献记载唐五代人占卜时使用的典籍还有一些，但在敦煌占卜文书中均不见。

那么，难道当时人使用的占卜典籍中就没有与敦煌占卜文书完全一样的典籍了吗？当然不是。就我们目前所知，至少有一种典籍即《灵棋经》是一样的。按“灵棋卜法”在唐五代比较流行，李远[30]为《灵棋经》作序，说他为使所抄《灵棋经》减少谬误，“凡集数十本，参而校之，去谬存真，备集于此，后贤观之，可以无疑”[31]。一种《灵棋经》在社会上有数十个本子，可见其卜法的流行。李远又说：他本来“以其非经史之书，不以留意”，后来在唐文宗的开成（836—840年）末年要到闽中去，听说路上要经过的建溪很难走，“虽有贲育，皆汗而栗，况予之懦者乎。以其懦不自解。及至泗上，遇宗兄安，遂以懦状告。安曰：‘予闻建溪不应至此，盖谈者之过也’。安有卜书，能决其惑，遂请而卜之。其词云：‘上下俱安，心不生奸。挺然无忧，勿信流言。’乃笑曰：‘果流言不足信也。’安即授予。遂携之闽，怡然无事。固信其书。”李远在序里引了“灵棋卜法”的一段占辞。查《四库全书》本《灵棋经》，这段占辞是第二十六卦“平安卦”，卦象是“二上三中二下”，占辞是“上下俱安，心不生奸。坦然无忧，勿信流言”。除有“挺然”和“坦然”的不同外，其他全同。值得欣慰的是，在敦煌本《灵棋经》中，保存了这一卦。查P.3782《灵棋卜法》，在“二上三中二下”卦象下写的占辞是“上下俱安，心不生奸。挺然无忧，勿信流言”，竟与李远所引完全相同！可见敦煌本《灵棋经》与远在福建的李远看到的《灵棋经》属同样的占卜典籍，也可证李远所引占辞（如“挺然”）确是唐代原话，而传世本《灵棋经》的文字（如“坦然”）则当为后代所改。

这一例子说明敦煌的占卜典籍中有些与全国各地流行、使用的占卜典籍存在着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还表现在敦煌占卜典籍中收有其他地方特别是京城传过来的占卜术内容。比如S.5553《推三元九宫行年法》专门引有“上都新制歌诀”（参本书第四章“禄命”类文书部分）。这种“上都”传来的占卜术内容必然对敦煌当地的占卜典籍产生一定影响。还有一个一致性是我们在第四章讨论“禄命”类文书时指出过的，即敦煌占卜典籍的占辞往往使用“歌”、“诗”、“诀”等形式。这一点与当时其他占卜文献也很相同。

这样，我们从以上唐五代实际使用的占卜典籍与敦煌占卜典籍的比较中可知：第一，敦煌大部分占卜典籍虽然在形式上以及在基本概念或推算法上与文献引用的占卜典籍相似，但并不一样。可是第二，确实有些敦煌占卜典籍与文献引用也就是其他地方实际使用的占卜典籍相同。这反映了敦煌占卜典籍和其他地方占卜典籍的一致性。我们既要了解这种一致性，更要充分了解二者的不一致性，并予以认真的研究和分析。

（二）

敦煌占卜典籍所具有的与文献记载占卜典籍的不一致性，实质上就是敦煌占卜典籍所具有的特点。关于这一点，目前研究得还很不够，在此，我们只能进行一些较粗浅的讨论。

敦煌占卜典籍内容与文献所记占卜典籍内容的不一致，可能主要因为敦煌占卜典籍中的大部分都是民间撰写或民间传抄的。我们看敦煌占卜文书，题有撰写者的极少，只有许负、周公、吕才、司马头陀等，其中有的还明显是托名。同样，题有抄写者的亦少。这少数的抄写者中，有在学校的三位即“州学上足子弟翟再温”、“州学博士将仕郎张思贤”、“州学阴阳子弟吕弁钧”，在官府的二位即“衙前……阴阳汜景询”和“灵州大都督府白衣术士康遵”[32]。其他大量的占卜文书都没有抄写者。它们都是无名的占卜先生甚至一般民众自己抄写的。这些民间编撰、民间抄写的占卜典籍与官方书目著录的典籍不一样，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这种情况应该不只是在敦煌。其他地方应该也存在着这种民间编撰、民间抄写的占卜典籍，只是它们没有流传下来而已。《太平广记》卷三八九《源乾曜》条（出《戎幕闲谈》）说泓师发现洛阳缺（阙）门“有地甚善”，想通过张说把它介绍给一个有福的人，后来选中了源乾曜，打算与源乾曜一起去缺门选地做墓，但是源乾曜“以家贫不办此”为由拒绝与泓师同行。后来泓师“复经缺门，见其地已为源氏墓矣。回谓（张）说曰：‘天赞源氏者。合洼处本高，今则洼矣；合高处本洼，今则高矣。其安坟及山门角缺之所，皆作者。问其价，乃赊买耳；问其卜葬者，村夫耳；问其术，乃凭下俚斗书耳。其制度一一自然如此。源氏子大贵矣’。乾曜自京尹拜相，为侍中近二十年”。我们注意到，源乾曜拒绝了占卜名家泓师，却靠“村夫”卜葬，一样选对了地方，而且填洼削高，安坟做门，一切均合制度。更重要的，是这些村夫所依据的占卜书并不是什么名著，而只是“下俚斗书”，也就是流传于民间、编撰于民间、抄写于民间的占卜书。这些书不登大雅之堂，不会进入官方编写的目录，但却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起着很大的作用。

因此，我们不必千方百计地去试图将敦煌占卜典籍与官方书目著录的占卜典籍一一核实。敦煌占卜典籍的特性之一就是它的民间性。广泛流传在民间的占卜典籍，除少量是官方著录的著作外，大部分都是“下俚斗书”，这应该是占卜类典籍流行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使现在，书摊上卖的那些奇奇怪怪的占卜书，有多少是真正由文人学者认真撰写的呢？大量印刷拙劣的占卜书还不都是些“村夫”杂抄拼凑而成的？

这样，我们就接触到了敦煌占卜典籍的第二个特点，即杂抄性。通过前几章有关敦煌占卜文书各类型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许多占卜文书都是将相关内容杂抄到一起的。在杂抄时，抄者甚至都没有想到要进行统一的整理，所以各章节的顺序可以互相完全没有衔接。这在有关《悬象占》的文字中我们已经做过比较，可以参看。另一种杂抄就是将不同占卜术杂抄在一起。这时的杂抄往往是各种占法都抄一部分，但都不完整。这种杂抄占卜文书的典型是P.2610号。在这件文书中，既有占候术、《逆刺占》，也有兵家杂占，还有述秘法。敦煌占卜典籍所具有的这种“杂抄性”，实际也是占卜典籍流行在民间的一种表现。

敦煌占卜典籍的另一个不言而喻的特点是它的地方性。这种地方性的一个表现是有的占卜典籍是敦煌当地的文人编撰的。郑氏《梦书》曾指出：“归义军收复敦煌后，在文化事业上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典籍匮乏，中原传来的既不能满足当地需要，又与当地风俗习惯存在着一定差异。同时为了教授生徒，当时敦煌文士中出现了一股编书热。”[33]郑氏认为这种编书热的表现之一是在书名前冠以“新集”二字。他举出了包括《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新集吉凶书仪》、《新集文辞九经抄》、《新集备急灸经》、《新集严父教》等许多敦煌典籍，并指出：“《新集周公解梦书》是当时新编诸书中的一种。”[34]但是我们同样注意到，标有“新集”字样的占卜典籍实际上很少，除了郑氏指出的那两个卷子外，就再也没有了。因此，当地文人有计划、有目的地撰写占卜典籍的恐怕也很少，大量的占卜典籍还是当地民众依据杂抄完成的。

地方性的另一个表现是有些占卜典籍完全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编写的。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P.3288等文书中的“西秦五州占”。在这种占卜术中，占辞涉及的对象只有武威、酒泉、张掖、晋昌、敦煌五郡，因此它无疑是当地术士依据当地情况编写的占卜典籍。

由于敦煌地区佛教盛行，“应当说佛教是归义军时期敦煌民众的精神支柱和力量”，“佛教已浸透到敦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社会环境必然影响到当时敦煌民众的精神意识”[35]。郑氏《梦书》从《新集周公解梦书》中专设“佛道音乐章”指出了佛教对《梦书》的影响[36]。除《梦书》类外，这种佛教对占卜典籍的影响在其他类型的占卜术中也能看到。比如卜法类中的S.5614《摩醯首罗卜》，说其卜法为“释梵四天王诸神共集政看之时，面西坐，称名弟子某甲志心发愿，具说上事由了，掷头投子三遍，然后补局”云云，已有佛教因素在内，而局名如“梵王局”、“大圣天局”等，更是充满了佛教意味的名字。S.12194《圣绳子卜》则是唐三藏贞观年间“西国取经”带回来的，也应该有浓厚的佛教味道。又如“禄命”类中的P.4058《推廿八宿星命法》，在推每日的星命后都有一段话，如推廿六日（女星）即说：“瞿昙：属女星者有如是相。”从语言到内容都与佛教有很大关系。其他佛教的影响也还能举出一些。

至于道教和其他宗教，郑氏《梦书》指出了一些[37]，刘永明《S.2729背〈悬象占〉与吐蕃时期的敦煌道教》[38]也指出了一些，但都不多，有些问题也不明确，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由于敦煌地处东西文化交流的枢纽，因此也受到了除佛教外其他西方[39]文化的影响。比如西方的占星术，可能就对敦煌占卜典籍有所影响。这在前述第四章“禄命”类占卜典籍中看的最为明显。像那些与“七曜”、“九曜”、“十一曜”有关的占命术，都是受西方影响的结果。特别是P.4071《十一曜见生图等课文》中提到的十二宫如“双女宫”、“天秤宫”、“宝瓶宫”、“摩竭宫”、“师子宫”、“巨蟹宫”，以及“身宫”、“命宫”等，都不是中国传统的占命术。这些概念的引入，对唐五代的占卜以及唐五代以后占卜术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敦煌占卜典籍的地方性最后还表现在占辞所反映的地方特色上。除去郑氏《梦书》指出有关于“驼”的占辞[40]外，像S.1396《推命书》占辞中提到的“食酥”、“不得食牛肉”、“作大胡饼十五枚”等，都有明显的地方色彩。

总之，敦煌占卜典籍所具有的地方性、民间性，是造成这些典籍与文献所记占卜典籍不同的主要原因。

（三）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再来做一个简单小结，看看敦煌占卜典籍与唐五代文献所见占卜典籍、与唐五代占卜文化有着怎样的关系。

首先，我们要指出，正史书目中著录的占卜典籍，远远不能包括社会上流通的占卜典籍。除去典籍在流传中遗失的原因外，更主要的原因是正史书目（常常是皇家藏书目录如《旧唐志》）往往不著录那些由“村夫”编写的“下俚斗书”。研究唐五代的占卜典籍如果仅仅依据正史书目，则可能出很大的偏差。这一点与其他典籍比如“儒典”或“史部”典籍都有所不同，可说是占卜典籍的一个特点。当然，如果没有敦煌文书的发现，我们也只能依据正史书目等书目来进行研究。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敦煌占卜典籍的价值来。

其次，纵观敦煌占卜典籍，可知其中包含有流行于全国者，比如《灵棋经》，也有传自长安者，比如“上都歌诀”，但其中的大部分却是敦煌地方特有的占卜典籍。这些占卜典籍与我们在文献上看到的占卜典籍有所不同。同时我们要指出，尽管有不同，但它们在形式上仍然比较接近。例如相面，虽然敦煌流行的《相书》中没有“猪视”者如何的相辞，但有“豺狼眼”有“虎眼”有“象眼”，都是以动物的眼睛为喻。又如敦煌流行的《解梦书》中说梦见戴冠帽者，“大贵”，而不是“善恶如其言”，但梦象是一样的。据此我们可以说，敦煌占卜典籍与文献所载即其他地方使用的占卜典籍是同中有异，是在大背景一致、大原理一致前提下的地方性不同。

但是有一个问题值得研究，即敦煌占卜典籍中含有许多“占候”类文书，这些“占候”类文书是属于官方文献还是民间写本？通过前面对唐五代占卜概况的了解，我们知道了当时规定“私家并不合辄有”“玄象气局（器物？）、天文图书、谶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等”。从这个意义上说，似乎敦煌占卜典籍中的“占候”类文书都是官方文献。但是我们看这些“占候”类文书，有的抄写极为粗劣，东拼西凑，缺文少字。初步判断，可能敦煌“占候”类典籍中的大部分应该是民间作品。也就是说，尽管朝廷对禁止私人收藏玄象天文类书籍有明文规定，但实际上民间流传的此类书籍甚多，“私习”者应亦不少。《全唐文》卷四五九崔璀《对私习天文判》有云[41]：“定州申：望都县冯文私习天文，殆至妙绝，被邻人告言。追文至，云：移[42]习有实，欲得供奉。州司将科其罪，文兄遂投匦，请追弟试。敕付太史。试讫，甚为精妙。未审若为处分。”从这个“判”中可知，当时在民间，私习天文占候的实际很多。这位“冯文”一直在学并已经学得很“精妙”了也没人管。若不是邻居告发，他还会继续学下去。既然有人要学习占候，那么“占候”类著作大量流行也就不奇怪了。其实其他类型的占卜也有类似现象。唐太宗禁“杂占卜”，但从敦煌占卜典籍看，杂占卜的文书依然很多。所以，朝廷禁止是一回事，民间流行是另一回事，不过因时因地有松紧的不同而已。

以上是针对典籍，以下则在更大一些的范围内论述敦煌占卜文书与当时占卜文化的关系。

依据前面对唐五代占卜概况的讨论，我们大致勾画了占卜本身发展的趋势。敦煌占卜文书的内容可以印证这一趋势，并为它做些补充。

唐五代的占卜中，既是朝廷“占卜正术”，又同时在社会广泛流行的占卜类型是卜法，特别是其中的“易占”。这是因为“易占”与《易经》相连，地位较高，其算法又比较复杂，所以受当时文人的喜爱。街头卖卜的名家也多半使用“易占”。敦煌占卜文书中以“卜法”类为最多，符合当时占卜的一般情况。但仔细分析，在敦煌占卜文书的“卜法”类中，真正属于“易占”的很少，大量的只是有一些简单算法的民间卜法如“孔子马头卜法”、“十二钱卜法”、“周公孔子卜法”等。说明敦煌文人占与民间占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分化。由这一点联想到唐代文人使用的《太玄经》占卜在敦煌占卜文书中不见踪影，就能更清楚地理解了。到宋以后，“易占”或称“纳甲筮法”更是多为文人摆弄的高级占卜了。

《梦书》因其直观而简单，比如其占辞形式往往是“梦见扫地者，有官事”、“梦见运土入宅，大吉”[43]之类，给占者解说的回旋余地太小，到宋以后基本衰亡。这在“概况”中已经提及。从敦煌占卜文书中的《梦书》我们也能找到一点衰亡的原因，即当种种新的占卜术发展起来、旧的占卜术复杂起来时，《梦书》从内容到形式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十几件《梦书》残卷虽然时代不同，但大同小异，总是那么直白。这种与复杂的社会生活日益脱节的占卜术必定是会逐渐衰亡的。

《相书》则变得复杂起来，因而它在宋以后依然保持了旺盛的发展势头。其实这种复杂化在唐代已经开始发生。唐代文献中记载的相术术语如“伏犀贯玉枕”、“兰台成就”[44]等，在早期《相书》中并没有，例如敦煌《相书》典籍中最流行的许负《相书》就没有这方面的内容。但是敦煌《相书》典籍却有复杂化的迹象。这主要指P.3390《相面书（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等）》。在这件相面书中，不仅在面部划分了十二支、十二月、九州，而且为了占断面部各部位颜色的吉凶，将面部划分了诸如“天中”、“阙庭”、“双岳”等三十四个部位。这件《相书》是处于相术发展（即复杂化）过程中的一件过渡性《相书》。

敦煌占卜典籍中的禄命类典籍也有这种过渡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除了以“行年”、“年立”即以人之生年占命外，开始出现了用生月，甚至用生日占命的文书。这就为宋以后八字算命法的成熟和兴盛奠定了发展的基础。第二是出现了西方占星术中的概念和原理，即运用了“天蝎宫”、“天秤宫”等西方十二宫的知识。按此种知识在唐代虽然已有，但似乎用到算命中的还不多。唐代文人韩愈就只说：“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奋其间，箕张其口。”[45]晚一点的杜牧也只说：“予生于角。星昴毕，于角为第八宫，曰病厄宫，亦曰八杀宫，土星在焉，火星继木。”[46]都采用了廿八宿和五星的知识，但都没有使用黄道十二宫的名称。到宋代，这类知识看来已经用得比较多了。所以苏轼用此知识，就把他和韩愈都说是“摩蝎宫”的人，云：“退之诗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磨蝎为身宫，而仆乃以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47]以上两点反映了由唐入宋时期“禄命”类典籍的过渡性质。

风水术在宋以后远比在唐代兴盛。这从敦煌占卜典籍中也能看出来。查敦煌占卜典籍中相阴阳宅的典籍，是相“阳宅”的多于相“阴宅”的，而且在相“阴宅”的文书中，也主要是关注坟墓的建设，包括挖土深浅、尊卑方位，柩车路线等。但是到晚唐五代，出现了像S.3877《山冈占图》、S.5645《司马头陀地脉诀》之类以地形地势来占断吉凶的著作。这也为风水术中的江西派的大兴盛奠定了发展的基础。

总之，敦煌占卜文书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以前无从知道的唐五代占卜的具体知识，也弥补了占卜在向宋以后大发展过程中的缺环，因此在了解唐五代占卜史、了解唐五代占卜文化等方面，具有不可多得的重要价值。

[1] 《资治通鉴》卷二二六，中华书局点校本。

[2] 同上。

[3] 《资治通鉴》卷二四○。

[4] 同上。

[5] 《唐六典》卷十四《太常寺太卜署》。

[6] 《唐大诏令集》卷一○九，商务印书馆本。

[7] 《五代会要》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

[8] 《唐六典》卷十四《太常寺太卜署》在提到占卜正术后，也提到了“阴阳杂占”，但没有说明包括哪些占卜术。

[9] 《旧五代史》卷四三《明宗纪九》，中华书局点校本。

[10] 当然，这个回答也不可能是很精确的。

[11] 《旧唐书》卷一四八《李藩传》。

[12] 例如关于“宇文士及割肉”的记载也是如此，参见拙作《“宇文士及割肉”及其他》，载《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4期。

[13] 此处所谓“日者”取诸原文。由于“古人占候卜筮，通谓之日者”（《史记》卷一二七《日者列传·集解》），因此我们不清楚此处的“日者”具体使用了什么占卜术。

[14] 但是有关梦的事例中，真正占梦的事例并不多。

[15] 《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六《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98年版。

[16] 夏鼐：《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载《考古学与科技史》，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17] 参见宋太宗《禁天文相术六壬遁甲三命及阴阳书诏》，《宋大诏令集》卷一九八。

[18] 参见《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近年来又发现了若干，故总数应在40件以上。

[19] 敦煌文书P.3247V。参见上引邓文宽书。

[20] 参见缪启愉校释的《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

[21] 参《旧唐书》卷一六九《李训传》。

[22] 参见宋太宗《禁天文相术六壬遁甲三命及阴阳书诏》，《宋大诏令集》卷一九八。

[23] 《东坡志林》卷三，中华书局点校本1997年版。

[24] 《郡斋读书志》卷十四。《中国历代书目丛刊》本。

[25] 《唐会要》卷四四《杂录》。

[26] 宋太宗《禁天文相术六壬遁甲三命及阴阳书诏》。

[27] 《宋大诏令集》卷一九九。

[28] 其中有“火兆”如何，以及在何乡的说法。

[29] 郑氏《梦书》，第346页。

[30] 据第二章卜法（2）中的“灵棋卜法”，这李远还有可能是“李进”或“李暹”。

[31] 《四库全书》本。以下所引序文及《灵棋经》原文均出此本。

[32] 这“康遵”已是入宋以后（开宝七年）的人了。

[33] 郑氏《梦书》，第250页。

[34] 同上书，第251页。

[35] 郑氏《梦书》，第300页。

[36] 同上书，第300—302页。

[37] 同上书，第303—304页。

[38] 《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1期，第103—109页。

[39] 这里的“西方”泛指唐朝疆域以西地区。

[40] 郑氏《梦书》，第308页。

[41] 中华书局影印本。

[42] “移”当为“私”，时人常如此书写，敦煌文书中常见。后人不明此点，误将“私”写作“移”。

[43] 见P.3908《新集周公解梦书一卷》。

[44] 《太平广记》卷二二一“袁天纲”条。

[45] 《东雅堂昌黎集注》卷四《三星行》。《四库全书》本。

[46] 《樊川文集》卷六《自撰墓铭》。《四库全书》本。

[47] 《东坡志林》卷一。中华书局点校本。其中“直斗”或应作“南斗”。

附录一

第一部分 敦煌占卜文书分类编号表

一 卜法（1）

1.易占

S.6015 易三备（拟）

S.6349 易三备

P.4924 易三备（拟）

P.5031 易三备（拟）

S.4863 京房八宫卦图（拟）

S.4863V 乾宫一世卦起例（纳甲筮法）（拟）

北大D197+197V 十二月消息卦（拟）

P.2482V 京房八宫卦名（拟）

P.2832 兑宫四卦占（拟）

浙敦131 易占书（纳甲筮法）（拟）

S.13117V 易占（拟）

P.2873 占卜归妹及坎卦呈状（拟）

2.五兆卜法

P.2905 五兆经法要诀第卅三

P.2859 五兆要诀略一卷

P.3646 五兆要诀略一卷

北大D241 五兆要诀略（拟）

S.6054 五兆要诀略（拟）

S.6167 五兆要诀略（拟）

P.2614 五兆要诀略（拟）

P.3992+3992V 五兆要诀略（拟）

S.11362A五兆要诀略（拟）

S.11362B五兆要诀略（拟）

S.6167V五兆要诀略（拟）

散0677五兆要诀略（拟）

Дx10720 五兆要诀略（拟）

Дx11762+11762V 五兆要诀略（拟）

Дx11859+11859V 五兆要诀略（拟）

Дx11925+11925V 五兆要诀略（拟）

Дx11961+11961V 五兆要诀略（拟）

Дx02375 五兆要诀略（推五行王相囚死休颜色法等，拟）

P.3896五兆卜法（拟）

S.8574五兆卜法（拟）

二 卜法（2）

1.灵棋卜法

S.557+P.3782 灵棋卜法

P.4048灵棋卜法（拟）

P.4984V灵棋卜法（拟）

S.9766灵棋卜法（拟）

S.9766V灵棋卜法（拟）

2.李老君周易十二钱卜法

S.813李老君周易十二钱卜法（拟）

S.3724+S.11415 李老君周易十二钱卜法

S.3724V李老君周易十二钱卜法

S.1468 李老君周易十二钱卜法（拟）

Дx09941+09981 李老君周易十二钱卜法（拟）

S.5686 李老君周易十二钱卜法（拟）

3.孔子马头卜法

S.2578 孔子马头卜法

S.1339 孔子马头卜法（拟）

S.9502+S.11419+S.13002V 孔子马头卜法

S.813立成孔子马坐卜法

4.周公卜法（管公明卜法）

P.3398 周公卜法（拟）

散0678周公卜法

P.4778+P.3868 管公明卜要诀经

Дx02375V管公明卜要诀（拟）

附：九天玄女卜法

P.3803九天玄女卜法（拟）

Дx00946 九天玄女卜法（拟）

5.占十二时卜法

S.5614占十二时卜法

P.2574周公孔子占法

P.2859周公孔子占法

BD14636周公孔子占法

6.杂卜法

S.5614摩醯首罗卜

S.12194圣绳子卜

三 式法

P.3322+P.3322V 式法（拟）

P.3794兵书杂式（拟）

BD14636式法逆刺占（拟）

P.2856式法占病书（拟）

P.2610推孤虚法、推亭亭白奸法

P.2610安营式法（拟）

P.3803咏黑道黄道诀等（拟）

Дx02827 遁甲式法（拟）

P.3064V式法残图（拟）

四 占候

P.3288立（玄？）像（象？）西秦五州占第廿二、太史杂占历（拟）等

S.2729V悬象占西秦日耳法第廿七、太史杂占历等

P.2610太史杂占历一卷等

P.2632手诀一卷（悬象占日晕日耳法第廿七等）

P.2941西秦日食占等

S.5614日暝占第卅六等

Дx01366V 西秦五州占（拟）等

P.2536V乙巳占（拟）（月食在中外官占第十八等）

S.2669V乙巳占（拟）（军胜气象占第三等）

P.3794兵书杂占（拟）（风云气候第四等）

S.3326占气书（拟）

敦博076V 占云气书一卷

羽042V占云气书（拟）

P.2811占星书（拟）（流星占等）

P.3589陈卓占书（拟）（日月五星经纬出入瞻吉凶要诀等）

P.3571V占日月食等（拟）

P.2610候风法、地镜等

五 相书

CH.87 相书一部

P.3589V相书一卷

S.5969 相书一卷

P.2572相书一部

P.2797相书一部（拟）

S.3395相书（拟）

S.9987B1V 相书（拟）

CH.00209男女身面黡图（拟）

S.5976 妇人身黡图（拟）

P.2829V相书（拟）（妇人背卅六等）

P.3492V相黑子书（拟）（身部图三等）

P.3390相面书（拟）（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等）

六 梦书

P.3908新集周公解梦书一卷

P.5900+P.5900V 新集周公解梦书（拟）

Дx10787+10787V 新集周公解梦书（拟）

P.3281V周公解梦书一卷

P.3685V周公解梦书（拟）

S.2222周公解梦书（拟）

S.2222V解梦书一卷

P.2829解梦书

Дx1327解梦书（拟）

Дx2844解梦书一卷

P.3105别《解梦书》一卷

Fragment58先贤周公解梦书一卷

S.0620占梦书（拟）

P.3990V占梦书（拟）

P.3571V占梦书（拟）

七 宅经

P.3492诸杂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

P.3507诸杂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拟）

P.2615诸杂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拟）

P.2632V诸杂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拟）

P.2962V诸杂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拟）

P.4667阴阳五姓宅图经一卷

P.3281V五姓移徙法、镇宅法等

P.3594推五姓墓月法、用石镇宅法等

P.4522V杂镇宅法等

Дx00476+05937+06058 商姓移徙法等

Дx01396V+01404V+01407V五姓宅经（拟）

Дx05193五姓宅经（拟）

Дx05448五姓宅经（拟）

S.6169 大唐新定皇帝宅经一卷

P.2615V八宅经一卷

S.4534V宅经一卷

P.3865 黄帝《宅经》（拟）

Дx01396+01404+01407 黄帝《宅经》（拟）

P.2630V宅经（拟）

P.2964 四邻造作及自家泥垒犯触转为福法等

P.3602V宅内伏龙法等

八 葬书

P.2534 阴阳书·葬事

S.12456B、C+S.10639AV《葬书》目录（拟）

P.2831+P.2550V 阴阳冢墓入地深浅法五姓同用卌五家书第卅七

P.4930 造冢墓取土及墓内尊卑法等

S.2263 造冢墓取土及墓内尊卑法等（拟）

S.3877V造冢墓取土及墓内尊卑法（拟）

P.3647 推权殡法、入地深浅法等（葬书？）

Ф279 推权殡法等（拟）

BD13645 推权殡法（拟）

上图017葬范（拟）

S.2263V葬录

S.3877 山冈占图（拟）

羽044V山冈占图（拟）

S.5645 司马头陀地脉诀

Дx04803V 葬书（拟）

九 时日宜忌

P.2661V诸杂略得要抄子一本

P.2693 七星（曜）历日一卷并十二时

P.3081 七曜日占法七种（拟）

P.3685+P.3281六十甲子历（拟）

P.4680 六十甲子历（拟）

Дx10786六十甲子历（拟）

Дx04960六十甲子历（拟）

S.6182 六十甲子历（拟）

P.3594 推太岁游图法等

S.2620 年神方位图（拟）

S.5614 占周公八天出行择吉日法

BD10335 占周公八天出行吉凶法（拟）

P.3602V土公出游图（拟）

S.8350 推太岁等神出游日（拟）

Дx05448V推某神出游宜忌法（拟）

BD13145 师僧择日修造书状（拟）

S.0612V推杂忌日法、推修造月日法等

北大D195V 百忌日（拟）等

P.3984V五合五离择日法（拟）

P.3803 龙母诀

S.0813 见月吉凶法（拟）

S.8362 时日书（拟）

S.9987B3裁衣吉日

S.11362BV 占日记（拟）

Дx01064、01699、01700、01701、

01702、01703、01704推皇太子洗头择吉日法

Дx01274、03029 推丛辰所在法（拟）

Дx01295、02976、03515 百忌日（拟）等

P.3064杂写（“黄衣男子看病者凶”等）

十 禄命

P.2675V七星人命属法

Дx08977 七星人命属法（拟）

Дx09259 七星人命属法（拟）

P.3398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

S.6157推十二相属法

P.2842V推人九天宫法

P.4740推人九天宫行年灾厄法（拟）

S.3724V推九天行年灾厄法

BD15408V推九天行年灾厄法（拟）

P.3779推九曜行年灾厄法、推九天宫行年灾厄法（拟）

P.3838推九曜行年法、推九宫行年法

P.4058推廿八宿星命法（拟）

P.3081七曜日禄福刑推

P.4071十一曜见生图等课文（拟）

S.1396推命书（拟）

P.2482V推男生宫法

S.6164推男子三生五鬼法等

P.3602V禄命一部

S.5553推三元九宫行年法（拟）

P.2830推人游年八卦图

BD09997推人游年八卦法（拟）

S.5772推人游年八卦法（拟）等

Дx02800+03183 推人游年八卦法（拟）

P.3066推男女年立算厄法（拟）

P.2856推男女年立算厄法（拟）、推十二支生人受命法（拟）

P.3896V推男女年立算厄法（拟）

S.6215推行年灾厄法（拟）

S.6157六十甲子推人年命法等

S.0612V推五音建除法、推十二禽兽法等

BD15409V推十禄逆顺歌

P.3175纳音甲子占人性行法

S.3724V六十甲子纳音性行法

S.6258纳音甲子占人性行法（拟）

S.4282推十七宫吉凶图等

S.6333推十七宫吉凶图（拟）

S.8350推命书（拟）

S.9814B推命书（拟）

S.10526推命书（拟）

Ф362A论流运书（拟）

十一 事项占

1.占病

P.2856发病书

P.3402V推得病时法（拟）等

P.2978V推年立法（拟）

羽015之三之二之一发病书

P.3556V推十干病法（拟）

S.6196推五行日得病法（拟）等

S.6346推得病时法（拟）等

S.6216推初得病日鬼法（拟）等

Дx01258、01259、01289、02977、

03162、03165、03929天牢鬼镜图并推得病日法

Дx06761+06761V 推得病日法（拟）

Дx00506V推得病日法（拟）

Дx05924 推得病日法（拟）

Дx05193 推得病日法（拟）

S.1468推十二时得病轻重法（拟）等

P.3081V推人得病轻重法等

P.3081 七曜日得病坐（法？）

2.占婚嫁

P.2905推择日（嫁娶）法等

S.2729V推四神头胁足嫁娶法（拟）、夫妻相法等

P.3288推四神头胁足嫁娶法（拟）

P.4680V推五行嫁娶法（拟）

Дx10786V推五行嫁娶法（拟）

S.4282婚嫁图、推六龙夫妻吉凶法（拟）等

Дx05191+05191V 占婚嫁书（拟）

Дx00098V 嫁娶图法

3.占死丧

P.3028推死丧法（拟）

4.占走失

P.3602V神龟推走失法等

羽056V之一 神龟推走失法（拟）

Дx01236推神龟走失法第二

P.3081七曜日失脱逃走禁等事

P.4996 推十二日亡物法（拟）等

上图017推十二日亡物法（拟）等

P.4761 推十二日亡物法（拟）

BD14684推六十甲子日失物法、推十二日亡物法（拟）等

BD10255推六十甲子日失物法（拟）

P.4711V走失图一本

5.逆刺占

BD14636逆刺占一卷

P.2859 逆刺占一卷

P.2610 逆刺占（拟）

BD14672+BD14675 逆刺占（拟）

Дx02637十二逆刺预占来人吉凶法（拟）

十二 杂占

P.2621V占耳鸣耳热心动面热目润等法

P.2661V占人手痒目润耳鸣等法

P.3398 推人十二时耳鸣耳热足痒手掌痒等法

BD15410V 推人十二时耳鸣耳热足痒手掌痒等法（拟）

P.3479 乌占习要事法

P.3988 乌占习要事法（拟）等

P.3888 乌鸣占（拟）（行路占第五等）

Дx06130、06133、06134、06135 占乌法（拟）

P.3106 百怪书（占狗缩鼻为怪第廿六等）（拟）

BD15432百怪书（占蛇怪第十八等）（拟）

羽044百怪书（占狐鸣怪第廿九等）（拟）

P.2661V推养犬之法等

P.2682白泽精怪图一卷

S.6261白泽精怪图（拟）

P.4793厌釜鸣法第卅二等

BD15774厌法第卅二等

BD16359厌釜鸣法（拟）

BD10791厌釜鸣法（拟）

Дx03876厌釜鸣法（拟）

Дx06698厌釜鸣法（拟）

P.3358护宅神历卷

S.5775+5775V护宅神历卷（拟）

P.2610攘女子妇人述秘法

Дx00924述秘法（拟）

P.3749述秘法（拟）

十三 其他

BD00490V阴阳六十甲子

P.2915干支与五行（拟）等

P.3277V 六十甲子纳音（拟）

P.4711六十甲子纳音（拟）

S.1815V 六十甲子纳音（拟）

S.3287六十甲子纳音（拟）

S.3724V+S.11415V 六十甲子纳音（拟）等

S.5739V 六十甲子纳音（拟）

S.8350六十甲子纳音（拟）

Дx02898六十甲子纳音（拟）

Дx05890V六十甲子纳音（拟）

S.1084V 三合法等

S.8516DV大煞法等

Дx00506十二月壬气等

Дx05924V十二月壬气等（拟）

S.930V推人辰法

S.6054人神游日（拟）

S.6167人神游日

P.2564V杂写（“占人”等）

P.3602V 杂图画二幅

S.3454V《历日》残片

P.3368V 残占书

Дx07955残占书

S.11380V 杂写（“宫商徵羽角”等）

注：本《编号表》共录有敦煌占卜文书318件。要说明的是：

一、俄藏敦煌占卜文书之外的文书，一号算一件（同一文书的正、背面各算一件），俄藏文书因为太碎，也因为《俄藏敦煌文献》的编者已把若干号放在一起，所以就依照该书，若干号（含正背面）算一件。

二、由于有些文书分属不同类，所以有重复计算的情况，比如P.2610号文书，估计计算了4次以上。据初步统计，重复计算者大致共有48件。所以若按文书实际件数计算，大概只有270件。

第二部分 占卜与唐代政治

占卜对古代社会的政治有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这在唐代也不例外。现在要讨论的是这种影响达到什么程度。本文无力全面研究这一课题，只能就想到的若干问题作一简单分析。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谓“占卜”，主要指占卜者和占卜行为，可能也多少涉及一些占卜思想。至于不过多涉及占卜思想的原因，盖因为占卜思想甚为庞杂。研究占卜思想必须涉及唐代整个思想学术领域，这就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只好留待以后再作探讨了。以下打算分“占卜与政治制度”、“占卜与政治事件”以及“占卜与政治人物”三部分进行研究。

一

在中央政治制度中专门为占卜设一机构，并不是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各朝代都有的现象。《唐六典》卷十四在谈到太常寺太卜署的源流时说：“《周礼》有太卜下大夫、卜师上士……秦、汉奉常属官有太卜令、丞。武帝置太卜博士。后汉并于太史；又灵台待诏员有龟卜三人，易筮三人。魏、晋、宋、齐、梁、陈无其职。后魏有太卜博士，从七品下。北齐太常有太卜丞。后周有太卜下大夫、小卜上士，及又有龟占中士。隋太常寺有太卜令、丞，皇朝因之。”[1]这就是说，汉以后，占卜机构在魏晋南朝无闻，却又出现于北朝。对这一现象，最近朱瑛石在《“咒禁博士”源流考》一文（以下简称为“朱文”）中解释说，这是由于“按照汉魏两晋南朝官制发展的脉络来看，其趋势是带有巫术宗教性质的官职不断被排除出政治机构之外，巫术宗教对于政治的影响逐步被消除”，而“与魏晋南朝的发展趋势截然不同，北朝受巫术文化的影响远为深重”[2]。虽然朱文论述的重点在“咒禁博士”，其结论也有进一步论证的必要[3]，但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唐代设置占卜机构确是源于北朝官制系统、占卜文化在政治制度中的地位确是北方强于南方。而且从机构设置看，占卜官员在官制中的地位似有一种不断强化的迹象。

比如北魏，只设了太卜博士。北齐虽设太卜局，但属于太常寺太史署，是太常寺下的二级机构，没有独立。北周复古制，仿《周礼》在春官府设太卜下大夫、龟占中士、梦占中士等，但实际作用如何颇令人怀疑。到隋朝，始在太常寺下设太卜署，有太卜令一人、丞一人、卜师二十人、相师十人、男觋十六人、女巫八人，太卜博士、助教各二人，相博士、助教各一人[4]。这其中，太卜令从八品，太卜丞从九品，卜师以下概无品级。到唐代，太常寺下设太卜署，有令一人，正八品下；丞二人，正九品下；卜正二人，从九品下；卜师二十人，巫师十五人；卜博士二人，从九品下；助教二人；卜筮生四十五人[5]。从这些设置可以看出：第一，占卜机构由从属走向独立、占卜官员的品级在隋唐间有所提高、卜博士开始拥有品级、占卜官员有所增加，这些都说明占卜机构、占卜官员在官制中的地位有所提高。第二，隋朝开始将“巫”纳入占卜机构[6]，提高了“巫”的地位，但唐朝将“巫”的人数减少，则又对“巫”的地位有所压低。与占卜师地位的提高相比，这一点是耐人寻味的。第三，隋朝设有的“相师”到唐朝不再设置，反映了“相术”地位在隋唐间的变化，这也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太卜署而外，唐朝还有一个政府机构参与管理占卜。按从北齐到隋朝，中央除太卜署、局外，并没有其他机构管理占卜事宜。但是到唐代，除太常寺设占卜专门机构太卜署外，还明确规定尚书省礼部下设的祠部掌“卜筮医药”之事[7]。这是唐代完善三省六部九寺制度和职能的反映，也为占卜管理的系统化创造了条件。

总之可以说，从北朝以来，中央政府将占卜机构纳入官制，并将其管理不断系统化，是朝廷重视占卜的结果。它既反映了占卜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提高，也反映了政府对占卜者和占卜行为的管理。到宋代，占卜机构占卜官员从太常寺里消失，占卜不再拥有一个独立的专门机构，礼部中的祠部也只管医药而不掌卜筮[8]，反映了占卜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的下降，以及国家对占卜行为管理的放松。但有趣的是，金朝的礼部却依然掌管着“医卜”之事[9]。是否北方民族或由他们建立的政权比较重视占卜[10]？

唐代的太卜署中设有卜筮生四十五人。这些卜筮生可能选自民间，在太卜署学习，然后就在署内工作了。唐康子元有《对习卜算判》云：“赵丁年十八，弟乙年十六，并解卜算。所司补丁为卜筮生，补乙为历生。诉称：历生六年满，兄年长易就；卜筮生八年方满，弟年幼，请更习业。所司不许。苦诉不伏。”康子元的判认为所司的“差择”并无不当，兄弟俩应该“各参尔位，无或浮言”[11]。从这个判中可知，卜筮生往往从民间挑选那些“解卜算”的少年，在太卜署太卜博士或助教的教育下学习八年后，方可工作。其学习内容的高深和学习本身的艰辛恐怕不比现在读一个博士容易。卜筮生入仕，只能在本署内晋升，最多只能当到太卜令[12]。这是国家从官制方面对占卜者的控制，目的也许是为了杜绝占卜者干政的途径。但是，由于太卜署不能满足各种占卜人员的需求；精通占卜的人又不愿滞于呆板而劳累的太卜署，因此有的占卜者可能就跑到其他地方去了。

《新唐书》卷四六《百官一》有云：“唐制，乘舆所在，必有文词、经学之士，下至卜、医、伎术之流，皆直于别院，以备宴见。”在玄宗时他们被称为“翰林待诏”。这就是说，除在太卜署设有正式的占卜官员和占卜者外，唐代还在翰林中养了一些占卜者为皇帝和政府服务。《旧唐书》卷十四《顺宗本纪》记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德宗死，二月“丙午，罢翰林医工、相工、射覆、冗食者四十二人”[13]。同一条记载在《唐会要》卷八二《医术》中记作：贞元“二十一年正月，罢翰林阴阳、上（卜？）医、相、射覆、棋诸待诏三十二人”[14]。这两条记载所记当为一事，但哪一条更可靠，我们已不能确知。所能知道的是：顺宗即位后，立即罢免了在翰林待诏的若干人。这些人中包括占卜者。他们或称“相工”，或称“阴阳”，或称其他。至于被罢免的原因，前引《唐会要》接着说：“初，王叔文以棋进。既用事，恶其与己侪类相乱，故罢之。”这就告诉我们，从翰林待诏可以当上中央高官。王叔文因“棋”而进既已实现，占卜者由此升迁也就不是不可能的了。《旧唐书》卷一一八《黎幹传》记黎幹“始以善星纬数术进，待诏翰林”。恰好这时“肃宗重阴阳祠祝之说”[15]，因此黎幹得以“累官至谏议大夫，寻迁京兆尹……改刑部侍郎……除兵部侍郎，挟左道，结中贵”，连代宗都“甚惑之”[16]。黎幹是唐代典型的由占卜者待诏翰林进而入仕做到高官并对当时政治产生影响的一例。这个例子说明，在太卜署和待诏翰林的两种占卜者中，就对政治的影响而言，可能后者相对要大一些。

此外，唐朝中央机构中的秘书省设有太史局，其职掌是“凡日月星辰之变，风云气色之异，率其属而占候焉”[17]。这些占星占候的官员应该也属于占卜者。不过太史官员自汉以来历朝皆设，宋以后亦然。原因自然在于占星占候只能是政府行为，朝廷必须对它有绝对的控制权，所以历代王朝才设置常设机构来进行严格管理。在唐代，不仅“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纬、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二年”[18]，就是在太史局内部，“凡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苟非其任，不得与焉”[19]，可见控制之严。

除中央外，地方上有没有设置管理占卜的机构或官员呢？考唐制，似乎在唐前期没有设置。《唐六典》卷三十在论述州府功曹、司功参军的职掌时说“掌官吏考课、假使、选举、祭祀、祯祥、道佛、学校、表疏、书启、医药、陈设之事”（《旧唐书》卷四四《职官三》略同），提到了掌管祭祀、祯祥、道佛、医药等，但不提占卜。可能唐前期对占卜者和占卜行为控制较严，地方上有关人员较少（若有也要送到中央，又不许私习），故不必进行专门管理。但是到唐后期，占卜在地方、在民间更为流行，以致中央要求地方加强管理了。《旧唐书》卷十一《代宗本纪》大历二年（767年）正月癸酉诏曰：“或有妄庸，辄陈休咎，假造符命，私习星历……荧惑州县，诖误闾阎，坏纪挟邪，莫逾于此……今后天下诸州府，切宜禁断，本处分明榜示，严加捉搦。”因此到《新唐书》卷四九下《百官志下》记州府功曹、司功参军的职掌时，就说“掌考课、假使、祭祀、礼乐、学校、表疏、书启、禄食、祥异、医药、卜筮、陈设、丧葬”，即在职掌中增加了对“占卜”的管理。《新唐书·百官志》反映的显然是唐后期的情况。当然，这并不是说唐后期在州府中设置了占卜机构或占卜人员，而是说唐后期中央或地方都力图加强对占卜者或占卜行为的管理和控制。而实际上，这种管理或控制已经很难实现了。原因在于唐后期地方上的许多藩镇，保护和供养了一些占卜者。

比如《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薨”条《考异》引谷况《燕南记》云：“忠志（即李宝臣——笔者注）末年，惟纳妖妄之人，兼阴阳、术数、谄媚苟且之辈”，则唐德宗时成德节度使手下养有占卜者。《新唐书》卷二一四《刘从谏传》云：“初，术者李琢能言祸福，从谏以重币邀，辟署大将。会昌（841—846年）初，谓从谏曰：‘往岁长星经斗，公生直之。今镇星复至，当有灾。’从谏即徙军山东，开毬场，凿柳泉，大兴役以厌”，即唐武宗时泽潞节度使手下养有占卜者。《资治通鉴》卷二五四中和元年（881年）四月条记“有双雉集广陵府舍。占者以为野鸟来集，城邑将空之兆。高骈恶之，乃……云将入讨黄巢”，是唐僖宗时淮南节度使手下养有占卜者。

对于藩镇豢养占卜者，唐中央自然极不愿意看到。因为这些占卜者往往会迎合节帅，助长地方上的反叛势力。前述成德、泽潞、淮南三镇不是叛乱者就是与中央朝廷离心离德者。但是我们不能因此便认为只有怀有二心的藩镇才豢养占卜者。史籍中记载藩镇对占卜者的招纳，具有明显的批判意识。实际上在唐后期，可能相当多的地方养有占卜者，有些甚至是常设人员。《太平广记》卷二二三《李生》条记“杜悰通贵日久，门下有术士李生，悰待之厚。悰任西川节度使，马埴罢黔南赴阙，取路至西川。李术士一见埴，谓悰曰”云云[20]，则西川节度使门下养有占卜者。又，敦煌文书中有一件名为《七星人命属法》（P.2675V）的占卜文书，文书的内容是以七星推命。在这件文书的最后一句署名写作：“咸通二年（861年）岁次辛巳十二月廿五衙前通引并通事舍人范子盈、阴阳汜景询二人写讫”。“咸通”是唐懿宗的年号。因此唐懿宗年间在西北归义军节度使的使衙中，养有被称为“阴阳”的占卜者。

以上这些被称为“术者”、“占者”、“术士”、“阴阳”等占卜者的性质大约与前述中央的“待诏翰林”相似，是一种由藩镇供养、为节度使或使府服务的专业占卜者。对这种现象，唐后期的皇帝和朝廷虽不愿意，但大厦将倾、“土运”将去，也就无可奈何了。

综上所述，可知唐代除历代皆设的太史局外，其占卜机构的特点是：一、继承北朝隋的传统，更加完善了专门的占卜机构——太卜署，并由祠部作它的上级机关兼管占卜事宜。二、又在翰林供养了一些占卜者，为皇帝和中央政府服务。这些特点说明了唐代朝廷对占卜的重视，以及控制占卜者和占卜活动的意图（但实际上设置“翰林待诏”，就意味着占卜管理的灵活化，并必然带来占卜管理的松动）。到宋代，随着占卜地位的下降，中央便不再设专门机构如太卜署来从事占卜了。此外就地方而言，唐后期的一个明显特征是藩镇供养的占卜人员增多。中央朝廷对此也无可奈何。它可能反映了社会发展和占卜本身发展的一个趋势。

最后简单谈一下占卜思想对政治制度的影响。占卜思想包括的内容甚多，但其基础无非是阴阳五行和有关命运的思想。我们举一个阴阳思想的例子。唐朝制度，每年正月一日和冬至，皇帝在正衙受臣下朝贺。但是到了唐德宗贞元六年（790年），却改为五月一日在紫宸殿受朝，到贞元七年则改在宣政殿，并“以为常典”[21]。这是为什么呢？《旧唐书》卷十三《德宗本纪下》解释说：“上以是月一阴生，臣子道长，父子必以是朔面焉。故取朔日受朝。”《唐会要》卷二四《受朝贺》说得更清楚：“本以五月一日阴生，臣子道长，君父道衰，非善月也，因创是日朝见之仪。”很明显，这一制度上的改变，出于阴阳思想。按阴阳学说，四月为纯阳之月，到五月，阳极而衰，阴气始萌动于地下，阴阳交争。此后阴气日长，万物日衰。又按阴阳学说，君为阳、臣为阴，所以阴气长就意味着臣的势力生长。为了压制阴气即臣的势力，德宗想出了五月一日受朝的制度。不用说，这一改革是很荒唐的，所以虽然终德宗一朝实行了这一制度，但宪宗即位后不久就将其停罢了。前引《唐会要》又云：“至元和三年（808年）四月诏：五月一日御宣政殿受朝贺礼仪[22]停。”并加注说：“先是，创有此礼，自后亦不多行。至是，上以术数之说，礼经不载，遂罢之。”宪宗在这里明确指出了这一制度源自“术数之说”，不符合传统的治国礼仪。

德宗进行的这一次朝会制度改革，是唐代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其中除了术数思想的影响外，也与德宗本人思想观念的变化，以及与当时的政治形势都有着很大的关系。

二

现在我们来看占卜与政治行为或政治事件的关系。按照规定，唐朝政府在许多行为（包括政治行为和非政治行为）之前，都要进行占卜。《唐六典》卷十四《太卜署》记太卜令的职掌曰：“太卜令掌卜筮之法，以占邦家动用之事。”具体讲就是用龟、五兆、易、式等方法，“辨其象数，通其消息，所以定吉凶焉”，即用占卜的方法选择一个吉利的日子。这其中的政府行为，《新唐书》卷四八《百官三》将它分为“大事”、“小事”两种规格，其依据则是《开元礼》。《通典》卷一○六《开元礼纂类》详述了“卜日礼”（即《新唐书》所谓用于大事者）和“筮日礼”（即《新唐书》所谓用于小事者），指出需要“卜日”的包括大祀、中祀，以及册命大事、出师命将；需要“筮日”的包括小祀，以及诸王冠婚、公主降嫁等，这时进行占卜的是太卜令和卜正。同书卷一三八又记有“卜宅兆”礼和“卜葬日”礼，这时的占卜主要由卜师完成。

除用“龟、（五）兆、易、式”等“占卜正术”为政府服务即“占邦家动用之事”外，太卜署似乎也要为广大士庶服务。这时使用的方法是“阴阳杂占”，服务的对象是“万民”，服务的项目包括对嫁娶、生产、历注、屋宅、禄命、拜官、祠祭、发病、殡葬等的占卜[23]。

一般而言，唐代朝廷在太卜署对上述那些大事小事的吉凶时日做出占断后，才可以从事各项工作。这一点是了解唐代占卜作用的基础。但是，由于按照吉凶来行事的事例，史籍一般并不记载，所以我们看到的往往是那些不按吉凶办事的例子。

例如《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九月条记：“壬午，将作奏宣政殿廊坏，十月魁冈，未可修。上曰：‘但不妨公害人，则吉矣。安问时日！’即命修之。”从这一记载看，似乎是将作监官员卜得吉凶后奏于皇帝的。其实不然。《唐六典》卷二三《将作监》云：“凡修理宫庙，太常先择日以闻，然后兴作。”这就是说，修造的吉凶也是太卜占断的，然后由太卜告将作，由将作告皇帝。若要再卜，仍须皇帝命太卜再做占断[24]。总之，在政府各部门有所“动用之事”时，都要由太卜占断吉凶，然后告诉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再据此决定行事与否。史籍中记载的种种“有司奏”吉凶如何，实际也都是根据太卜占断而做出的奏文。

太卜署除了进行这些经常性的占卜外，还负担着对突发事件的占卜工作。《全唐文》卷一七四载张鷟所作的“判”中有这样一条：“太卜袁纲善卜，所言立验。有术士崇俨夜无故被杀，不知头首，使纲筮之，竟不知贼处。御史弹纲：情有向背而不言。付法。”张鷟在“判”中为袁纲辩护说：“郭璞洞林之妙，竟被严诛；京房易传之微，终从大戮。知有所不察，神有所不通。既处重刑，恐亏平典。”张鷟此判，恐是实有其事。“判”中所说的“崇俨”全名是“明崇俨”，《两唐书》有传。《旧唐书》卷一九一本传曰：“（仪风）四年（679年），为盗所杀。时语以为崇俨密与天后为厌胜之法，又私奏章怀太子不堪承继大位，太子密知之，潜使人害之。”这就是说，明崇俨之死与政治相关，特别是与武则天和她儿子李贤之间的斗争相关。武则天在找废太子的借口，明崇俨的死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太卜袁纲在这种时候被命令占卜，并一定要占出盗在何方，这实在是难为他了。因为看来武则天是一定要他占出太子派人杀了明崇俨。袁纲占不出来，御史就说他“情有向背”，必须“付法”。这是多么严重而可怕的罪名！难怪张鷟要替袁纲说话了。事实上，杀明崇俨的可能就是一般的盗，所以《新唐书》卷二○四本传说：“太后疑太子使客杀之……命御史中丞崔谧等杂治，诬服者甚众。及太子废，死状乃明。”[25]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知道，太卜署官员除完成一般常规的占卜工作外，往往还要对一些突发事件进行占卜。这种场合的占卜常常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占卜，实际变成了政治斗争所利用的工具。

至于供职于翰林的占卜者即卜相、阴阳之类，也常常要为朝廷或皇帝做一些占卜吉凶的工作。《通典》卷四三《礼三》云：“景云元年（710年）十一月十三日乙丑冬至，祀圜丘（时阴阳人卢雅、侯艺等奏请促冬至就十二日甲子，以为吉会。右台侍御史唐绍奏曰：‘……今欲避环周以取甲子，是背大吉而就小吉也。’竟从绍议）。”这二位“阴阳”为了凑“甲子”大吉，不惜将冬至祀圜丘之礼提前一天，遭到了唐绍的反对。这些“阴阳”是以吉凶选择服务于唐王朝的。又，《旧唐书》卷十三《德宗本纪下》云：“（贞元十五年［799年］）四月，以久旱，令阴阳人法术求雨。”这其中的“阴阳人”大概就是前述贞元二十一年“罢翰林阴阳……待诏三十二人”中的阴阳人。他们此次为皇帝的服务是求雨。

总之可以说：太卜署中的占卜者承担着国家日常事务的占卜工作。这一工作以选择吉凶时日为主。遇有突发事件，他们也被要求进行占卜，这时的占卜范围比较广，比如占断失踪人的消息（在占卜术中称“占走失”）等。这种占卜往往被皇帝等所利用。待诏翰林的占卜者，则随时为皇帝行为提供占卜方面的意见，并受命为皇帝从事一些临时性的占卜或法术活动。

国家 日常事务都要由太卜署占断吉凶，是占卜对唐代政治的一个基本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比较枝节的和比较表面的。它无非就是趋吉避凶，选择一个“吉利”的行事日子。一般而言，这种日子的选择和改变无关政局。那么，在重大政治事件上又是如何呢？

“玄武门之变”是唐代政治中的一等大事。《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九年（626年）六月条记事变的前两三天，李世民就是否除掉太子和齐王征求府僚的意见。在大家都发表了意见后，“世民命卜之，幕僚张公谨自外来，取龟投地曰：‘卜以决疑，今事在不疑，尚何卜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于是定计”。《通鉴》在这里依据的是《旧唐书》，若依《唐历》，则此时不是用龟卜而是用蓍布卦。无论如何，这件事告诉我们，在大的政治事件上，占卜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当政治形势使事情不得不去做时，占卜与否已经无关紧要了。

但是，在政治事件发生的前后，占卜往往可以起到制造舆论的作用。这一作用是其他手段无法替代的，也是占卜影响政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比如前述的“玄武门之变”，在事变的前一天，“太白复经天。傅弈密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上以其状授世民。于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26]云云。傅弈何许人也？他在武德年间任太史令，“虽究阴阳术数之书，而并不之信”[27]。一个不信术数的人用术数来提醒高祖，其动机可想而知。“玄武门之变”前，他一定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认为李世民夺权的可能性较大，才敢借星变到高祖前吹风，否则怎么敢说出“秦王当有天下”的话来！占卜在此时的舆论鼓吹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同样的例子还见于武则天。武则天后期，鉴于突厥以辅立李氏儿为借口起兵、武承嗣等政治上毫无建树，以及士庶思唐等形势的压力，不得不转变政策，在突厥起兵的第二个月立庐陵王李哲为皇太子。在立太子之前，武则天编了个梦来制造舆论。《朝野佥载》卷三云：“则天后尝梦一鹦鹉，羽毛甚伟，两翅俱折，以问宰臣。群公默然。内史狄仁杰曰：‘鹉者，陛下姓也。两翅折，陛下二子庐陵、相王也。陛下起此二子，两翅全也’。”[28]为什么说这个梦是武则天编造出来的呢？因为据史籍记载，武则天做的这个梦还有另一个说法。《新唐书》卷一一五《狄仁杰传》云：“召（狄仁杰）谓曰：‘朕数梦双陆不胜，何也？’于是，仁杰与王方庆俱在，二人同辞对曰：‘双陆不胜，无子也’。”《资治通鉴》卷二○六则天后圣历元年（698年）二月条采用了《朝野佥载》梦鹦鹉的说法，但《考异》引《狄梁公传》也把梦双陆的事列出，并说得更详细：“召公入，曰：‘朕昨夜梦与人双陆，频不见胜，何也？’对曰：‘双陆不胜，盖为宫中无子’”云云。我们不能想象，召狄仁杰为同一件事占梦，却有着两个不同的梦。而且，这两个梦及梦的占辞，在当时的《梦书》（比如现存敦煌文书中的十余件《解梦书》、《占梦书》）中都没有记载。特别是武则天做的那个关于“双陆”的梦，其来历可能有点问题。敦煌文书中有一件变文《太子成道经》，讲述释迦成佛的故事，其中有云：“是时净饭大王，为宫中无太子，优（忧？）闷寻常不乐。或于一日，作一梦，梦见双陆频输者。明日即问大臣是何意旨？大臣答曰：‘陛下梦见双陆频输者，为宫中无太子，所以频输’。”[29]净饭大王做的梦和大臣的释梦，与武则天做的梦以及释梦几乎完全一样。我们不知道这两者是谁影响了谁，但毫无疑问的是，武则天的梦一定是编出来的。

还有一个例子，是睿宗朝的政治事件，即在太平公主和太子李隆基的斗争中，有利用占卜的迹象。《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云：“睿宗谓侍臣曰：‘有术者上言，五日内有急兵入宫，卿等为朕备之’。左右相顾，莫能对。（张）说进曰：‘此是谗人设计，拟动摇东宫耳’。”这是太平公主想废掉太子。《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曰：“凶党因术人闻睿宗曰：‘据玄象，帝座及前星有灾，皇太子合作天子，不合居东宫矣。’睿宗曰：‘传德避灾，吾意决矣’。”这次是太子逼睿宗让位[30]。两次斗争均借占卜者的口说出了不敢说或不好直接说的话。由于占卜者地位特殊，他们在政治斗争中就常会被斗争的双方所利用。

总之可以说，占卜在唐代日常政治生活中比较普遍，大致起着占卜时日吉凶的作用。但在重大政治事件中，帝王们或者根本不采用占卜，或者只将它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主要是制造舆论），真正依靠占卜来指导重大政治斗争并决定行动与否的，大概非常少见。究其原因，恐怕就在于“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盖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则礼乐刑政皆无所用矣”[31]。

三

占卜影响唐代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它和政治人物的关系。由于占卜可以预知吉凶、卜算命运，往往煽动民心，造成社会的不稳定，甚至威胁到政权的巩固，因此历代统治者大都尽量限制它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禁止占卜者与官员特别是皇亲贵戚来往。这在唐代特别是唐前期表现得十分明显，例如前面我们提到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在政治斗争中涉及占卜，而恰恰只在这三朝发布有禁止占卜的诏令。

《唐会要》卷四四《杂录》记了三个诏敕。其一云：“武德九年（626年）八月诏：……龟、易、五兆之外，诸杂占，亦皆禁止。”这诏令颁布于唐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登上皇位仅两个月后。其二云：“载初元年（689年）六月敕：相书及朔计家书，多妄论祸福，并宜禁断。”敕书颁布三个月后武则天改唐为周。其三云：“开元十年（722年）六月敕：百姓不得与卜祝人交游往来。”据《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此诏作于开元十年九月，文曰：“又下制，约百官不得与卜祝之人交游来往。”《唐会要》中的“百姓”，这里作“百官”。查《全唐文》卷二二，有《禁百官交结匪人制》，文曰：“至如卜祝之流，妄陈休咎；占候之辈，假托徵祥。诳惑既生，僭违斯作。因构谗慝，遂行讪毁。取陷网罗，良增叹息。恐一足以劝百，有犯不可无刑。奸狡以此累身，百僚诚宜饬己。自今已后，各宜谨慎，并不得与如此等色及无职人交游来往。仍令御史访察，有即弹奏，当加严罚。”据此，可证《唐会要》的“百姓”确是“百官”之误。又，从以上引文看，唐玄宗下的制是由某位官员与占卜之人交往而被惩罚一事引发的。这位官员是谁呢？是姜皎。据《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玄宗开元十年八月条，当时唐玄宗想废王皇后，与秘书监姜皎密谋，“皎泄其言……上怒，张嘉贞希旨构成其罪，云：‘皎妄谈休咎。’甲戌，杖皎六十，流钦州”，然后第二天（乙亥），就颁布了上述禁令。据此可知，玄宗贬姜皎，本有不便明说的原因，但公开的理由则是“妄谈休咎”。

从这一事例可看出占卜与政治人物的关系：由于占卜在社会上的广泛流行，实际上有很多政治人物都在与占卜之人来往。这在一般情况下并无问题。但是这一政治人物一旦被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受到其他官员甚至皇帝的排斥，则“与占卜之人交往”就成了一个最方便、最有分量（可与谋反直接联系），也最能公开说出来的罪名。而且这种罪名往往可以是并无实据的。这样的例子在唐代很多，举其重要者则有：

唐太宗的佐命功臣张亮，史称“有方术人程公颖者，亮亲信之。初在相州，阴召公颖，谓曰：‘相州形胜之地，人言不出数年有王者起，公以为如何？’公颖知其有异志，因言亮卧似龙形，必当大贵。又有公孙常者，颇擅文辞，自言有黄白之术，尤与亮善。亮谓曰：‘吾尝闻图谶“有弓长之君当别都”，虽有此言，实不愿闻之’。常又言亮名应图箓，亮大悦。（贞观）二十年（646年），有陕人常德玄告其事，并言亮有义儿五百人……太宗既盛怒，竟斩于市，籍没其家”[32]。这张亮死得很冤，因为他实在并没有想谋反。三年前侯君集反，还是“张亮密以闻”[33]，且因此而“优诏褒美，迁刑部尚书，参预朝政”[34]的。与术人交往不仅是好多年前在相州时的事，而且那些名应图谶之类的话，极有可能是两个术者“畏死见诬耳”[35]。占卜者往往是一些为顺人意而信口开河的人，从这一点考虑，与他们交往确实会吃大亏。就诛杀张亮而言，唐太宗后来也很后悔，曾说：“往者李道裕议张亮云‘反形未具’，此言当矣。虽不即从，至今追悔。”[36]从这件事可知，只要没有人想搞掉你，没有人上奏告你，其实与占卜者交往并没有什么问题。张亮贞观七年以后一直与占卜者交往，只是到贞观二十年有人告他，才因此丢了一条性命。

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年），宇文融等想搞掉宰相张说，“融乃与御史大夫崔隐甫、中丞李林甫奏弹（张）说引术士夜解及受赃等状。敕宰臣源乾曜、刑部尚书韦抗、大理少卿胡珪、御史大夫崔隐甫就尚书省鞫问……明年，诏说致仕”[37]。这是宇文融联合李林甫等在政治斗争中战胜对手的一次成功合作，而其对手的罪名首先就是“引术士夜解”[38]。

唐玄宗时户部侍郎、御史中丞杨慎矜与王交恶，“（李）林甫见慎矜受主恩，心嫉之。又知王于慎矜有间，又诱而啖之。乃伺其隙以陷之……于林甫构成其罪，云慎矜是隋家子孙，心规克复隋室，故蓄异书，与凶人来往，而说国家休咎”[39]。这其中的“凶人”指史敬忠，《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玄宗天宝六载（747年）十一月条径称其为“术士”，并在《考异》中引《唐历》曰：“敬思（按即史敬忠——笔者注）本胡人，出家还俗，涉猎书传阴阳玄象，慎矜与之善”，则杨慎矜确与占卜类人士有交往，而所谓“故蓄异书”就是栽赃了。《资治通鉴》云：“始鞫慎矜，以敬忠为证，慎矜皆引服。惟搜谶书不获，（李）林甫危之，使卢铉入长安搜慎矜家。铉袖藏谶书入暗中，诟而出曰：‘逆贼深藏秘记’……以示慎矜。慎矜叹曰：‘吾不蓄谶书，此何从在吾家哉！吾应死而已。’”杨慎矜案是李林甫制造的一大冤案，而其罪名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与术士交通和蓄谶书。

其他的例子还有德宗朝的宰相杨炎。德宗将他赐死的罪名之一是“有飞语者云：‘此地有王气，（杨）炎故取之，必有异图’”[40]，即有人告杨炎在“有王气”的曲江建私庙。敬宗朝的裴度遭李逢吉党攻击，其中一个罪名也是“长安城中有横亘六冈，如乾象。（裴）度宅偶居第五冈，张权与上言：‘度名应图谶，宅占冈原’”[41]云云，即说裴度宅占有了“九五贵位”，当然也是心怀叵测，幸亏敬宗没有相信。

还有一个例子是唐宪宗朝的宰相李吉甫。《旧唐书》卷一四八《李吉甫传》说李吉甫得罪了御史中丞窦群、刑部郎中吕温等，“（窦）群遂伺得日者陈克明出入吉甫家，密捕以闻。宪宗诘之，无奸状”，但仍于元和三年（808年）九月罢了李吉甫的相，出他为淮南节度使。关于李吉甫的这次罢相，史籍记载有许多疑点，这里我们只谈他与占卜者的交往。从上述文字可知，有叫陈克明的“日者”出入李吉甫家。但我们再查《新唐书》卷一四六《李吉甫传》，关于此事则记作：“（窦）群等衔之。俄而吉甫病，医者夜宿其第。群捕医者，劾吉甫交通术士。帝大骇，讯之无状。”这里，“日者”变成了“医者”，“陈克明”的名字也不见了。再查《旧唐书》卷一五五《窦群传》，说“吉甫尝召术士陈登宿于安邑里第。翌日，（窦）群令吏捕登考劾，伪构吉甫阴事，密以上闻。帝召登面讯之，立辩其伪”。这里“陈克明”成了“陈登”，且不是“医者”而是“术士”。又查《旧唐书》卷一三七《吕温传》，谓“吉甫以疾在第，召医人陈登诊视，夜宿于安邑里第。（吕）温伺知之，诘旦，令吏捕登鞫问之，又奏劾吉甫交通术士。宪宗异之，召登面讯，其事皆虚”。这里“陈登”又成了“医人”。到底是陈克明还是陈登？到底是医者、医人还是日者、术士？现在要想彻底搞清这个问题已经很困难了。

初步推断，这可能与当时写史者依据了不同版本的《宪宗实录》有关。按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年）曾由路随监修了《宪宗实录》四十卷，到唐武宗时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执政，“恐或书其父不善之事，故复请改撰实录”[42]，到会昌三年（843年）由李绅、郑亚监修的新《宪宗实录》修成，此后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又曾禁断新本《宪宗实录》。实际上，两种《宪宗实录》可能都在流传，后人修史依据了不同的《实录》也就有了关于同一事件的不同记录。事实可能是这样：李吉甫确实与占卜者有来往[43]，否则窦群、吕温辈不会愚蠢到在不明事实的情况下去捉人。但是李吉甫与占卜者来往并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更重要的是当时宪宗并不想除掉他，所以容忍了这件事。不过容忍归容忍，李吉甫与占卜者交往总是不大妥当，所以李绅他们在改修《实录》时，就改成李吉甫有病请医者看病了。这样一来，李吉甫没有了任何责任，反更显出窦群、吕温的险毒。后人修史各取所需，又不前后核对，遂造成了记载的混乱。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总之，不管是医者也好、日者也好，最后的罪名都是“交通术士”。可见当时弹劾政敌最方便的手段就是说对方与占卜者交往，从而引起皇帝的“大骇”，达到排挤政敌的目的。

从史籍记载看，唐代的官员上自宰相下到县尉、主簿，与占卜者交往其实是很普遍的。像我们熟知的王珪、岑文本、高士廉、刘仁轨、姚元崇、李峤、李晟、贾耽、路岩、刘禹锡、柳宗元，甚至诬陷别人的李林甫、吕温等，都有与占卜者交往的记录。在一般情况下，这种交往不会成为危害。但如果有了政敌，则“与占卜者交往”将成为政敌所能利用的最好的借口。由于政敌的存在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再加上有禁令的限制，因此唐代百官在与占卜者交往时就会有所顾忌。说明这种交往还不大能公开化、合法化。《戎幕闲谈》说：“神龙中，相地者僧泓师与韦安石善。尝语安石曰：贫道近于凤栖原见一地，可二十余亩，有龙起伏形势。葬于此地者，必累世为台座。安石曰：老夫……待闲时，陪师往诣地所，问其价几何……安石妻闻，谓曰：公为天子大臣，泓师通阴阳术数，奈何一旦潜游郊野，又买墓地，恐祸生不测矣。安石惧，遂止。”[44]可见唐代百官在与占卜者的交往上，总的说来还是比较谨慎的。

另外从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看，似乎唐前期对百官与占卜者的交往控制较严。到唐后期，随着藩镇势力的壮大和占卜地位的下降，这种控制逐渐减弱了。唐以后，虽然因时代不同对这种交往的控制有紧有松，但总的说来随着占卜地位的下降[45]，亦即它的更加社会化、低层化、普及化，百官与占卜者交往的环境变得越益宽松，例如北宋末年“政、宣间，除擢侍从以上，皆先命日者推步其五行休咎，然后出命。故一时术者，谓士大夫穷达在我可否之间。朝士例许于通衢下马从医卜，因是此辈益得以凭依。今谈天者既出入贵人门第，揣摩时事以售其说”[46]，到南宋，“伎术标榜，所在如织，五星、六壬、衍禽、三命、轨析、太一、洞微、紫微、太素、遁甲，人人自以为君平，家家自以为季主，每况愈下。由是藉手于达官要人，舟车交错于道路”[47]，而士大夫们“至以饮食峱杂之际，呼日者隅坐，使之占卜，往往不加冠裳，一问四五”[48]，则百官与占卜者的交往已经完全公开化、合法化了[49]。这是唐代所不曾有过的现象。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与变化。

（本文原为2000年8月在南开大学召开的学术会议上提交的论文，后发表于南开大学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卷，收入本书时有所修改。）

第三部分 日本保存的唐代占卜典籍

占卜书是研究占卜术、占卜思想和占卜行为的重要依据。但是唐代以前（包括唐代）的占卜书很少流传下来。笔者在整理敦煌占卜文书的间隙，恰好有个机会去日本访问，就顺便调查了一下日本保存的唐代占卜典籍，发现有一些为国内所不存，因此想有必要将其中的重要典籍介绍给国内读者。

日本保存的最重要的占卜典籍是《大唐阴阳书》[50]。按：《阴阳书》在唐初很流行，唐太宗曾“以《阴阳书》近代以来渐致讹伪，穿凿既甚，拘忌亦多，遂命（吕）才与学者十余人共加刊正，削其浅俗，存其可用者。勒成五十三卷，并旧书四十七卷，十五年书成，诏颁行之”（《旧唐书·吕才传》）。但是由于《阴阳书》内容太庞杂，逐渐不符合日益发展的占卜术的需要，到唐后期就分化成各种不同的占卜书了。《旧唐书·经籍志》所载吕才撰《阴阳书》五十卷（《新唐书·艺文志》作五十三卷）和王粲撰《阴阳书》三十卷到宋代就只剩下“吕才《阴阳书》一卷”，到现在，除敦煌文书中有《阴阳书》残卷一件，以及《玉函山房辑佚丛书》收有从史籍中搜集的七八条记载外，其他已经荡然无存。

但是唐代编纂的《阴阳书》最迟在天平十八年（746年）已经传到日本。宽平年间（889—897年）根据当时实有图书编写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明确记有“《大唐阴阳书》五十一卷、《新撰阴阳书》五十、吕才撰”。这其中的《大唐阴阳书》保存到现在有七个本子，分别藏在静嘉堂文库、天理图书馆内吉田文库、京都大学图书馆、东北大学图书馆、国立天文台、国立公文书馆（旧内阁文库），以及茨城县的六地藏寺。根据日本学者研究，这些本子都不是唐代写本，并都源自嘉祥元年（848年）历博士春日真野麻吕的一个抄本；也都不是全本，而只存有卷三十二和三十三。这可能是因为卷三十二和三十三与历法关系最深，后来又被采入日本的“阴阳道”中，所以被“阴阳道”家族秘藏从而得以保存下来的缘故。笔者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看到了内阁文库本、在东京大学日本史料编纂所看到了一个不属上述七个本子的《大唐阴阳书》的复制本。这两个本子基本一样，只是内阁文库本仅存卷三十二。拿日本保存的《大唐阴阳书》与敦煌《阴阳书》残卷以及《玉函山房辑佚丛书》所收《阴阳书》的佚文比较，从形式到内容都很接近（有些文字几乎完全一样），可证现存日本的《大唐阴阳书》确是抄自唐代的《阴阳书》。它们是研究唐代《阴阳书》的重要资料。

唐李凤撰《天文要录》五十卷，在《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中都没有记载，但却屡见于日本古代史籍。最早的记录是《三代实录》卷二九清和天皇贞观十八年（876年）七月条，然后在《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明确记有“《天文要录》五十”。日本现存的《天文要录》大约是17世纪的抄本，虽有两三个本子，但都源自尊经阁本。笔者看到的本子是东京大学日本史料编纂所藏的抄本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的抄本。两个本子都不是完本，后者存有二十五卷。《天文要录》卷一有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李凤的序，五十卷的内容主要是日月占和星占，书中引用了唐和唐以前的天文、星占、五行、历书等共计60种。但是此书也有可疑处，比如李凤所书官衔“河南左中三公郎将”就不似唐官；引书中的“《唐顺历》二卷，李达撰”之类也很可疑。尽管如此，《天文要录》自9世纪起就传承有绪，其中还保存了许多中国已经失传的占候书，因此是一部重要的唐代占卜典籍。

唐萨守真撰《天地瑞祥志》二十卷，与《天文要录》一样，不见于中国古代官私目录，但在前述《三代实录》中有记载。《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则记为“《天地瑞祥志》二十”。此书在日本现在只有尊经阁文库藏的一个残抄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本即抄自尊经阁本。笔者看到的就是京大人文研的本子。这个残抄本仅存九卷，即卷一、七、十二、十四、十六至二十。《天地瑞祥志》是将天文、地象、人事的祥瑞按项目分别整理的类书，所存卷一是“条例目录”、卷七是“星象”、卷十二是“风”、十四是“音声、童谣、妖言”等、十六是“月令”等、十七是“宅舍”等、十八是“禽”、十九是“兽”、二十是“祭”。卷一有萨守真上的启，署名是“大（太）史臣萨守真”、署日是“麟德三年（666年）四月日”。《天地瑞祥志》也引用了许多佚书。这些佚书不仅对研究唐代祥瑞思想有用，其中引用的唐代令文对近年进行的《唐令》复原工作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有一册《百忌历》。按：《百忌历》在晚唐五代非常流行。《十国春秋》卷一○二《荆南四·李载仁传》[51]记李载仁信宜忌，“与妻阎异室而处，一日阎忽叩阁至，载仁亟取《百忌历》视之，大惊曰：今夜河魁在房，那可就宿？”是夫妻同房都要查查《百忌历》。又，洪迈在《容斋续笔》卷四[52]中写道：“唐吕才作《广济阴阳百忌历》，世多用之。”则到宋代，《百忌历》依然流行。查《新唐书·艺文志》，记有吕才“《广济阴阳百忌历》一卷”，《宋史·艺文志》记有“吕才《广济百忌历》二卷”。这些当时流行并著录在史志中的《百忌历》，基本上已经佚失了，以致我们不知道《百忌历》是一种什么样的书。

日本藏的这册《百忌历》，在正文第一行写有“新雕阴阳广济百忌历”字样，这让我很兴奋。我想这应该就是吕才编的、著录在史志上的《广济阴阳百忌历》。细查这本《百忌历》的内容，有很多与敦煌占卜文书的内容很近似。比如《百忌历》中有用朱雀、白虎、青龙、玄武的头、足、胁来占婚嫁、丧葬、移徙等的内容，而S.2729V文书也有“推四神头胁足日嫁娶、生子法”；《百忌历》中有“推九宫鬼煞临人运命方所”，提到的九宫是“一吉、二宜、三生、四煞、五鬼、六害、七伤、八难、九厄”，这与S.5553“推三元九宫行年法”文书中的九宫和宜忌完全一样；《百忌历》中有“占鸦？鸣经”，提到“若是一百步内即占之，若一百步外不用占之”，而P.3479“乌占习要事法”文书最后也写有“若乌鸣在百步内即占，百步外不占”。这些相似起码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这册《百忌历》应当抄自唐代写本，极有可能所抄即为吕才编的《广济阴阳百忌历》。第二，由此推论，敦煌占卜文书中有相似内容又没有书名的文书，极有可能是《百忌历》的一部分。

这册《百忌历》据书后题名，是日本阴阳道家族安倍家人抄于正德二年[53]即1712年，后归宫内省图书寮。安倍家一直保存着许多传自唐代的占卜秘籍，从这一点来看，本册《百忌历》抄自唐代写本的可能性也很大。关于这册《百忌历》的传承，倒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54]。

以上几种写本都是各图书馆的珍藏，一般只能照相复制，价钱不菲，只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藏本明确写明“禁复写”。

此外还有一种《卜筮书》。据《中华读书报》2000年11月8日严绍璗先生《在金泽文库访“国宝”》一文介绍，金泽文库存有一件“八九世纪时代的《卜筮书》一种”。这件《卜筮书》我没有见到，可能就是罗振玉当年影印公布的《卜筮书》残写本，现在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据罗振玉研究，此件仅存“卷第廿三”的《卜筮书》避唐讳，背面又有“元庆五年比丘慧稠书授菩萨戒仪”，而元庆五年相当于唐乾符四年（877年），故此件写本是传到日本的唐写本。前述严先生文也认为是唐写本，不同意“长泽规矩也先生判定为日本平安时代写本”的说法。但是，此件《卜筮书》，第一其名即“卜筮书”不似唐人占卜书名，第二其中的一些错字若是唐人绝不会写错，比如干支中的“庚”字全部写成“康”字等，因此很有可能是日本写本。不过其底本应是唐人写本，所以对研究唐代占卜典籍来说，这也是一件难得的重要资料。

回想漫步东京新宿街头，支起的卦摊上的招牌写的全是汉字：“易占、手相、人相、气学、姓名判断”。韩国已经不用汉字了，但我在首尔热闹处卦摊的一大排韩文之上，也仍然能看到赫然两个大大的汉字：“神占”！中国古代的占卜术对日本、韩国的占卜术有着重要影响，但研究中国古代的占卜术，还要从日本从朝鲜半岛寻找资料，这也是文化的一种国际交流吧。

[1] 中华书局点校本。下同。

[2] 《唐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3页。

[3] 似乎“巫”盛的地方未必官制中“巫”的成分就大。这一点比较北魏和隋唐的官制即可明知。

[4] 以上参见《隋书》卷二七、二八《百官志中、下》，中华书局点校本；王仲荦《北周六典》卷四，中华书局1979年版。

[5] 《唐六典》卷十四。

[6] 上引朱文研究“巫”在官制中的地位，只涉及“咒禁博士”而不涉及“男觋、女巫”是很不全面的。

[7] 《唐六典》卷四《尚书礼部》。

[8] 《宋史》卷一六三《职官三》，中华书局点校本。

[9] 《金史》卷五五《百官一》，中华书局点校本。

[10] 似乎辽代占卜的地位也高。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九有云：“苏子容……元丰中，使虏……虏人不禁天文术数之学，往往皆精。”中华书局标点本1984年版。

[11] 《全唐文》卷三五一。中华书局影印本，但此处标点依新式标点有所改动。下同。

[12] 《新唐书》卷四五《选举志下》云：“凡……阴阳、卜筮……不过本色局、署令。”中华书局点校本。下同。

[13] 中华书局点校本。下同。

[14] 中华书局标点本，但此处标点依新式标点而有所改动，下同。其中的“上”疑是“卜”，但也可能是“人”。若是“人”，则应连上读。

[15] 《旧唐书》卷一三○《李泌传》。

[16] 《旧唐书》卷一一八《黎幹传》。

[17] 《唐六典》卷十《秘书省》。

[18] 《唐律疏议》卷九，中华书局点校本。

[19] 《唐六典》卷十《秘书省》。

[20] 中华书局标点本，但此处标点依新式标点有所改动。下同。

[21] 《旧唐书》卷十三《德宗本纪下》。

[22] 《旧唐书》卷十四《宪宗本纪上》“仪”作“宜”，是。

[23] 参《唐六典》卷十四《太常寺太卜署》。

[24] 《唐会要》卷三十《大明宫》记：“建中元年九月，将作监言，请修内廊。是岁孟冬为魁冈，不利修作。太史请卜他日。上曰：启塞从时，诡妄之书，勿信。乃命修之。”这里的“太史”当是“太卜”。由此可见，重新占卜，需要请示皇帝。

[25] 杀明崇俨的到底是谁，是桩疑案。甚至有可能是武则天派人杀了明崇俨再栽赃到太子李贤的身上。

[26] 《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九年。

[27] 《旧唐书》卷七九《傅弈传》。

[28] 关于此事，可参见拙作《唐代占卜之一——梦占》，载《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2期，第146页。

[29] 录文见《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30] 关于睿宗朝政治，可参见李锦绣《试论唐睿宗、玄宗地位的嬗代》，载《原学》第三辑，第161—179页。但文中多有推断之词，比如将“术人”落实为叶法善即证据不足。

[31] 《资治通鉴》卷二三三唐德宗贞元四年二月条。

[32] 《旧唐书》卷六九《张亮传》。

[33] 《旧唐书》卷六九《侯君集传》。

[34] 《旧唐书》卷六九《张亮传》。

[35] 同上。

[36] 同上。

[37] 《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

[38] 《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开元十四年二月条作“引术士占星”。

[39] 《旧唐书》卷一○五《杨慎矜传》。

[40] 《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

[41] 《资治通鉴》卷二四三敬宗宝历元年正月条。

[42] 《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本纪》。

[43] 关于这一点，史籍中起码有四五处记载可以证明。

[44] 《太平广记》卷三八九引。

[45] 《史记》卷一二七《日者列传》引贾谊的话说：“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颜氏家训》卷七有云：“卜筮者，圣人之业也。”《新唐书》卷二○四《方伎·序》云：“凡推步、卜相、医巧，皆技也。”可见宋人将占卜不过视为一种“技”而已，与前代视其为“圣人之业”相比，显然有了一些变化。

[46] 周辉：《清波杂志》卷三，中华书局1994年版。

[47] 洪迈：《容斋续笔》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48] 洪迈：《容斋五笔》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49] 北宋政、宣间占卜者地位的上升是某一阶段的特殊现象。总的说来，宋与唐相比，占卜者的地位是越益低下了，就像洪迈所说，叫“日者”到家里来算命时，那些士大夫们是连衣服都不穿整齐的。

[50] 以下三种书即《大唐阴阳书》、《天文要录》、《天地瑞祥志》的介绍，参考了中村璋八《日本阴阳书研究（增补版）》，汲古书院2000年版。其中《天文要录》与《天地瑞祥志》曾被收入任继愈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薄树人主编）第四分册（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最近又被收入高柯立选编《稀见唐代天文史料三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版）。

[51] 中华书局点校本。

[52] 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

[53] 但此处有些疑问，即题名写正德二年是“壬戌”，但查年表，应当是“壬辰”。

[54] 关于这册《百忌历》的最新研究成果，参见吴羽《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新雕广济阴阳百忌历〉成书年代考》，《文献》2013年第5期。

附录二

第一部分 敦煌占卜文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敦煌学研究有一个显著特点，即研究对象的庞杂。即使除去石窟艺术而单就敦煌文献本身而言，也是如此。因此敦煌学研究随之产生了一个很鲜明的特色，即必须以分门别类的研究作为整个敦煌学研究的基础，而且这其中的“门类”还受着敦煌文献本身内容的制约。在这一方面，已出版的齐陈俊主编“敦煌学研究丛书”、林聪明主编“敦煌学导论丛刊”、周绍良主编“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等就都既是分类研究取得的很大成果，也是对敦煌学分类研究特色的很好证明。

占卜文书也是敦煌文献中的重要一类。但是，由于以往学术界对这类文献关注不够，致使敦煌占卜文书的系统研究起步晚，研究者不多，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少。本文试图对敦煌占卜文书研究的状况作一点回顾与展望[1]，由于水平有限，因此文章实际只不过是我在阅读和研究敦煌占卜文书过程中的一些看法和想法，不当之处，敬请各位方家批评指正。

一 敦煌占卜文书的定义及其涉及范围

敦煌文献中有300余件文书涉及卜筮、占候、占梦、相面、选择、宅经、禄命等内容。这些文书应该总称为“什么”文书亦即如何给这些文书定义，是我们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目前尚未见有论著做专门的讨论。这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因为这些文书迟至今日才被归为一类研究对象，而对这类研究对象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还不是很多，他们的意见还没有充分发表的缘故。因此以下意见也只是我本人的一孔之见。

在展开论述之前，我想先表明自己的观点，即对以上提到的那些内容，用“占卜”表示比较妥当，具有那些内容的文书叫“占卜文书”比较合适。以下说明理由。

中国古代对如今我们称之为“占卜”类的著作有过不同分类。《汉书·艺文志》[2]除“兵家”中的“兵阴阳”外，把它们都归入“数术”类，分为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家。这一分类，反映的是汉人的看法[3]。唐人则不然，颜师古在《汉书》注中，解释“数术”，就直接说它们都是些“占卜之书”[4]。可见，唐人是以“占卜”来概括“数术”类各家著作的。后来到《隋书·经籍志》[5]，不再遵从《汉书·艺文志》的分类，除“兵”仍为一类外，“天文”和“历数”单分了出来[6]，其他则全部归为“五行”。因为《隋书》作者认为“五行”最重要，“圣人推其终始，以通神明之变，为卜筮以考其吉凶，占百事以观于来物，睹形法以辨其贵贱”，即无论卜、占、相（形法），都以“五行”学说为基础。这与当时“五行”学说的流行不无关系[7]。《隋书·经籍志》用“卜、占、形法”来概括一切占卜术，与前述颜师古用“占卜”来解释“数术”有相通处，而颜师古也正是《隋书》的撰写人之一。到《旧唐书·经籍志》[8]，延续了《隋书·经籍志》的分类，并在《经籍志》总叙中介绍“开元盛时四部诸书”时说：“丙部为子，其类一十有四……十三曰五行，以记卜筮占候。”这也是用“占（候）”、“卜（筮）”来概括“五行”类的内容。所以，至少在唐人那里，已经用“占卜”来解释“数术”或“五行”的内容了。

清修《四库全书》，恢复了“术数类”。这是《四库全书》的编者适应宋代以后“以数为宗”[9]类著作如《皇极经世书》等盛行的状况而做出的分类调整[10]，与唐人看法明显不符[11]。

近年以来，凡综合介绍或研究此类知识或学说的著作，大致使用了三个概念，即占卜、方术、术数（数术）。使用“占卜”的书如有卫绍生《中国古代占卜术》[12]。使用“方术”和“术数”者则在概念上常有混淆[13]，但都以“占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李零主编的《中国方术概观》[14]，在《序言》中解释“方术”为“数术方技”[15]，认为“数术”即“预测学”，以“占星候气、式占选择、龟卜筮占等占卜为特点”[16]。这是以“占卜”来解释“数术”，再加上巫术法术等就是“方术”了。宋会群《中国术数文化史》在给“术数”定义时说：“术，指各种带有可操作性的占卜和方术[17]。数，秦汉指历数，以后指气数、运数、数理。”[18]这是用“占卜”加上巫术法术（即方术）来解释“术数”中的“术”。所以可以这么说，在现代人看来，无论使用“方术”还是“术数”概念，将其中的巫术法术以及《太玄经》、《皇极经世书》类学说除去后，都可归为“占卜”。

因此，无论从唐人对“数术”和“五行”的解释出发，还是遵从今人对“方术”或“术数”的解释，用“占卜”来概括那些除巫术法术之外的、一切预测未来吉凶祸福的方法即“预测术”，应该可以成立。

这里特别要强调唐人的解释。因为敦煌文书的大致年代是唐五代。在这一时代“以数为宗”的著作还很少。敦煌文书中似乎还没有发现可归入后世“术数类”中“数学”类的文书。因此我认为遵从唐人对“术数”和“五行”的解释是必要的。

这样，我们就为这类文书定了名，自然也就划定了大致的范围：我们用“占卜文书”来概括敦煌文书中涉及“预测术”的所有文书，主要内容是《隋书·经籍志》所说的“卜、占、形法（相）”。由于是“占卜”文书而不是“方术”文书，所以其中不包括那些以巫术法术为主要内容的文书。为与科技史区别，“占卜文书”中也将不包括“历日文书”，但《历日》中的占卜性内容，则是研究“占卜文书”时应该据以比较或参考的对象。

以上就是对“占卜文书”定名理由和涉及范围的一个简单说明。

二 对诸种《目录》分类收录占卜文书研究论著的分析

由于此前的敦煌文献研究没有将占卜文书作为一个相对固定的对象，研究者和研究论著也都不多，因而就造成了在为敦煌学研究论著编目时，诸家目录对占卜文书研究论著分类不一的状况。这种分类状况与占卜文书研究的学术史密切相关，因为“分类”从来就是目录的核心，“类例既分，学术自明”[19]，通过分类状况的演变可以间接看出某种学科的发展轨迹[20]。

刘进宝编《敦煌学论著目录（1909—1983）》（简称《刘目》）[21]是出版较早但分量较轻的一本论著目录。《刘目》著录与占卜文书相关的论著仅3件，其中2件归在“科技”类下的“历日”中，另1件即王国维关于《灵棋经》的跋则归在“文书专题研究”类下的“《灵棋经》”中[22]。《刘目》设“文书专题研究”类，与其他各类有相当的交叉，似不合理，但它反映了中国内地在敦煌学发展初期以“文书”为“专题”研究的现状。这时在中国内地，真正意义上的占卜文书研究还没有什么成果。

卢善焕、师勤编《中国敦煌吐鲁番学著述资料目录索引（1909—1984）》（简称《师目》）[23]与《刘目》几乎同时但收录论著较全。目录中著录与占卜文书研究相关的论著约17件，分属两类，即属于“古籍、古籍考述”类者11件，属于“科学技术”类者6件[24]。《师目》续编（1985—1989年）[25]著录相关论著8件，分属三类，即“专著、专集、专辑”类中1件、“古籍、古籍考述”类中3件、“科技文化”类中4件。这里有几个问题：一是将专著单列为一类，失去了分类的意义。其实属于此类的研究占卜的著作即何丙郁、何冠彪的《敦煌残卷占云气书研究》，完全可以按本目录的分类，归在“科技文化”类[26]。二是将笔者关于梦占的论文归在“古籍、古籍考述”类，而将另一篇有关《相书》的论文却放在“科技文化”类，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因为若从两篇论文均涉及了《解梦书》或《相书》看，似乎应该放在“古籍、古籍考述”类；而从占梦和相面都是文化现象看，又可以都放在“科技文化”类。但是，将二者分归两类就似乎不太妥当了。三是《师目》续编将原来的“科学技术”类改为“科技文化”类，说明编者意识到在整个目录的分类中若没有“文化”类的话，一些论著将不好安排。这实际反映了敦煌文献研究在领域上向文化研究方面扩展的现状。

敦煌研究院资料中心编《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论著目录卷（1900—1999）》[27]（以下简称《文库目》）仿照《师目》而有所调整。《文库目》共著录有关占卜文书研究的论著约38件[28]，分属五类，即“文献及研究”类3件、“考古”类1件、“宗教、民俗”类21件、“科学技术”类11件、“专著”类2件。其中“专著”单列的问题与《师目》相同。此外的问题还有：一是如何定义“文献及研究”类中的“文献”是个重要问题（前述《师目》中定义“古籍、古籍考述”类中的“古籍”也同样）。我们看下面的例子：1.邓文宽发表了两篇关于《年神方位图》的研究论文，《文库目》将其中的一篇归“文献及研究”类，另一篇则归“科学技术”类。2.《解梦书》或应是文献，但《文库目》将高国藩、戴仁、杨自福等三篇研究《解梦书》的论文都放在“宗教、民俗”类而不归在“文献及研究”类（前述《师目》就将关于梦书的论文放在“古籍、古籍考述”类），是不把它视为文献。3.同样是研究《占云气书》，《文库目》将马世长的论文归在“文献及研究”类，而将何丙郁、陈槃的两种论著归在“科学技术”类。可见对“文献”定义的模糊。二是《文库目》将“宗教”与“民俗”并列一类似亦不妥。像占卜文书的研究或与宗教信仰还沾边，但像饮食、婚丧等就与“宗教”关系不大了。

郑阿财、朱凤玉编《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 1908—1997》[29]（以下简称为《郑目》）所收有关占卜文书研究的论著最多[30]，达55件[31]。分类也最细，但同时归类似稍嫌混乱[32]。我们看这55件研究论著，《郑目》将其分属6大类10小类[33]，即“社会”类中“民俗、体育、游艺”类4件、“其他”类2件；“语言文字”类中“蕃文”类4件；“经子典籍”类“子部”类下“儒家”类“类书”类中1件、“子部”类下“其他”类中5件；“宗教”类下“道教”类“通论”类“概说”类中1件、“其他宗教”类“其他”中1件；“艺术”类下“壁画”类中1件；“科技”类下“历术”类中3件、“天文”类中33件。这其中的问题是：一是同样是研究《宅经》，1件放在“社会”类，另一件则放在“经子典籍”类；同样是研究《阴阳书》，1件放在“经子典籍”类，另1件则放在“科技”类。二是同样是研究《梦书》，1件放在“经子典籍”中“子部”的“儒家”“类书”类，另3件则放在“科技”中的“天文”类。放在“类书”中的是杨自福等《敦煌写本〈周公解梦书〉残卷初探》，它与“儒家”与“类书”有什么关系？放在“天文”类的有汤浅邦弘《夢の書の行方：敦煌本〈新集周公解夢書〉》以及郑炳林、羊萍《敦煌本梦书》等，它们和“天文”又有什么关系？三是同样归在“天文”类中还有关于《灵棋经》、《占筮书》的研究，这些研究都与“天文”基本无关；而应归入“天文”类的关于《都利聿斯经》的研究却又归在“宗教”类。由上可知《郑目》对有关占卜文书研究论著分类的混乱。这种混乱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第一，有关占卜文书的研究成果还不够多，因此学者还不能将它们单独归为一类。第二，有关占卜文书的研究又逐年增多，为安排这些论著入目，学者只能在原有分类的框架中做些调整。在调整的过程中就会出现新成果和旧框架的矛盾。第三，编者可能对占卜文书的范围、性质等还不大熟悉，因而在分类中就会有归类不当的问题出现。

当然，在分类中列出“占卜”项的目录书也是有的。比如邝士元的《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34]（以下简称《邝目》），“科技”类的第一小类就是“天文占卜”，收录了13件与占卜文书研究相关的论著。由于有“占卜”的名目，因此其中收有关于《周公卜法》[35]和《相书》的论著就很名正言顺了。但是不知为何，同是关于《阴阳书》研究的论著，其中1件归于此类，另1件却又归在“历法”类中。另一种目录是敦煌吐鲁番学北京资料中心主编，李德范、方久忠编著的《敦煌吐鲁番学论著目录初编（日文部分）1886—1992.3》（以下简称《李目》）[36]。在《李目》的“科技”类中，与“总论”、“历法”、“天文”、“算术”并列，单立了“占卜”一小类，收录论文5篇[37]，其中主要是星占，但也有关于梦书的论文1件。尽管《李目》仍在“民俗”和“宗教”类中著录了有关占卜文书研究的论文2件，与其体例不合，但将“占卜”单立一类（比《邝目》还要前进一步，即同时与“天文”分开），确实反映了编者的眼光。要注意的是，以上两种目录虽都单立了“占卜”一类，但也均将“占卜”视为“科技”类下的一个小类。这是很有意思的。即占卜虽然常被视为迷信，但从一开始，对它的研究就被看成为科技研究的一部分。这一点正是敦煌占卜文书研究的一个特点，详见后述。

三 以往敦煌占卜文书研究的历程与特点

通过以上对各种目录书中敦煌占卜研究论著著录状况的分析，结合一些未著录的论著，我们来看看以往有关敦煌占卜文书研究历程中反映出来的一些特点。

第一，如同其他门类的敦煌文献研究一样，敦煌占卜文书的研究首先也是从对古籍特别是已佚古籍的关注开始的。这些最初的研究往往是即兴的、零碎的，没有什么系统，但却起着指引门径的作用。这些研究以王国维、罗振玉、陈槃等为代表，例如有王国维的《唐写本灵棋经残卷跋》、罗振玉对《阴阳书》、《星占书》、《周公卜法》等残卷的刊布和题跋、陈槃《敦煌唐咸通抄本〈三备〉残卷解题》等。这些成果大多集中收录在王重民编写的《敦煌古籍叙录》一书[38]中。从这些文章看，陈槃的研究最具研究性，当然他所处的年代也稍晚一些。罗振玉则主要是公布资料，研究倒在其次。他在《唐写本卜筮书残卷跋》中所说的“千余年久佚之秘籍，一旦归我大云书库中，喜可知也。不忍私之巾笥，爰影印以饷好古之士”[39]，表达的就是这种宗旨。因此，《师目》单立“古籍、古籍考述”一类是有道理的。它正确反映了敦煌文献研究也包括占卜文书研究初期的研究实况。

第二，随后，有关天文占方面的研究论著多了起来，而且这一发展势头一直保持到现在。这其中的原因值得研究。在笔者看来起码有这样几条。一是“天文占”这一研究对象具有边缘性，研究科技史、思想史、民俗史的学者都可以研究，这就使研究它的研究者多于研究其他类占卜文书的研究者。二是在中国内地，可能由于“天文占”与“天文”研究密不可分，而天文研究属于科技史研究范畴，没有研究“迷信”问题的危险，所以在其他占卜文书无法研究的情况下，还可以研究天文占。所以我们看到，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夕的1966年，还有关于《敦煌星图》的文章发表[40]。而且研究天文占的主要是研究科技史的专家即席宗泽、严敦杰等。三是港台地区可能是由于陈槃研究的影响。不过陈槃是把天文占作为“谶纬书”来研究的。这一传统对今天的研究仍有影响。

不过我们要注意，尽管有关天文占的论著较多，但研究对象却相对比较集中，即集中在对星占特别是对云气占的研究上。代表性研究例如有陈槃《影抄敦煌写本占雲气书残卷解题——古谶纬书录解题附录（3）》，马世长《敦煌县博物馆藏星图、占云气书残卷——敦博58号卷子研究之三》，安居香山《敦煌写本占雲气书残卷考》[41]，何丙郁、何冠彪《敦煌残卷占云气书研究》等。直到2000年，还有许子滨《敦煌〈占云气书〉残卷与云雷兴象》的文章发表[42]。这篇文章继承了以往对《占云气书》从科技角度和从谶纬角度进行研究的传统，又增加了与“诗兴”的比较，反映了近年来对天文占研究的角度变化。除对《占云气书》的研究外，值得一提的是饶宗颐《论七曜与十一曜——记敦煌开宝七年（974年）康遵批命课》[43]。文章在考证文书的同时特别详释了“七曜”的两种意义，研究的文书和研究的角度在以往的占卜文书研究中并不多见[44]。另一篇刘永明《S.2729背〈悬象占〉与吐蕃时期的敦煌道教》[45]虽然文章有些问题，但以敦煌天文占中的一大类即《悬象占》为直接研究对象的还不多见，这也是近年来天文占研究领域开始逐步扩大的一个反映。

正是由于以往对占卜文书的研究，以天文占的研究为最多，而“天文”又属于“科技”，所以不仅上述各种目录都不约而同地把占卜文书的研究归在“科技”类特别是其中的“天文”类中，而且有的目录还直接把“占卜”与“天文”并列为一类。这样分类，如实反映了占卜文书研究历程中的一个很鲜明的特色，以及学界对占卜的理解。但是，混乱也往往由此种分类发展而来，即当学界开始从文化从民俗从术数的角度研究占卜、目录也开始在其他各相关门类中给占卜文书研究留出位置的时候，仍然将大部分占卜文书研究论著归在“科技”类，就产生了混乱，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了。

第三，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的后期，中国内地兴起了第一次“文化史”研究热。这一研究热潮的突出表现之一是对传统文化方方面面的研究，特别是对以往研究不够或不许研究的问题的研究。占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占卜研究作为一种文化研究也就理所当然地开始发展起来了。到90年代初期，这种研究的成果陆续发表，形成了占卜研究的第一个热潮。前述《中国古代占卜术》出版于1991年，《中国方术概观》（全10卷）出版于1993年。其他大型的或综合性的书籍还有如《四库全书术数类大全》出版于1993年[46]，《四库未收术数类古籍大全》出版于1995年[47]，《中国神秘文化研究丛书》（全6册）出版于1992年[48]，《中华神秘文化书系》（全12册）出版于1993年[49]，《中国神秘文化典籍类编》（全6卷12册）出版于1993年[50]，《中国方术大辞典》出版于1991年[51]，《中国古代民间方术》出版于1991年[52]，等等。这其中，《中国方术概观》与《中国方术大辞典》都有意识地选录或介绍了若干敦煌占卜文书，说明敦煌占卜文书开始受到研究方术史或术数史学者的注意。在这一热潮中，高国藩将敦煌占卜文书作为民俗文化现象进行研究，陆续出版《敦煌民俗学》[53]和《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54]，研究了卜卦风俗、看相风俗、算命风俗、眼润耳热预兆风俗、《解梦书》和《宅经》等，内容涵盖了敦煌占卜文书的主要部分，对敦煌占卜文书的研究有很重要的推动作用。影响所及，占卜研究往往被视为民俗研究，后出版的《文库目》和《郑目》就都将部分占卜文书的研究论著归入了新设立的“民俗”类中。

第四，从上述20世纪90年代初有关占卜研究的书目中可知，当时的研究实际以介绍、整理占卜典籍为主要内容。敦煌占卜文书的研究在这一阶段也有着同样特色。其中做得最好的是关于敦煌梦书的整理和研究。自从高国藩在《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中给出了《新集周公解梦书》的录文，以及刘文英在《中国古代的梦书》[55]中移录了几种重要的敦煌本梦书后，内地学者又看到了法国学者戴仁对《新集周公解梦书》所做的录文[56]。最后由郑炳林、羊萍整理出版了《敦煌本梦书》一书[57]。这本书是整理研究敦煌本梦书的集大成著作。其难能可贵之处一是给出了当时所知的敦煌梦书的全部录文，为今后研究这批文献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二是该书并没有停留在梦书的整理上，它不仅对敦煌梦书的研究进行了学术史整理，而且围绕梦书研究了一系列与社会历史相关的问题。因此，敦煌梦书因此书的出版，可说是成为敦煌占卜文书中整理和研究水平最高的一类占卜文书。

第五，将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历史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应该是历史研究者研究敦煌占卜文书的一个思路。笔者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发表《唐代占卜之一——梦占》[58]开始，就有意识地从这一角度来研究敦煌占卜文书。也就是说，不仅研究敦煌占卜，而且希望厘清整个唐五代的占卜现象，进而研究占卜在唐五代历史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后来出版《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一书[59]的宗旨就是试图在系统整理敦煌占卜文书的基础上，研究敦煌占卜文书与当时内地使用的占卜书、与书目著录的占卜书、与现存占卜书的异同，以及与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的关系等。希望在唐五代占卜研究的大的框架下来研究敦煌占卜文书。研究当然初步而肤浅，但自忖所取角度与科技史家、思想史家、术数史家、民俗史家似均有所不同。《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的出版可能还有一个意义，即它既是对以往占卜文书研究的初步总结，也意味着全面研究敦煌占卜文书的新阶段的开始。

第六，要重视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法国学者和日本学者的研究。法国学者中，如有茅甘对堪舆、九宫图、乌鸣占，戴仁对解梦书，侯锦郎对相书[60]，以及马克对卜法[61]的研究等。这些研究重视姓名、方位、颜色中反映出的吉凶及其意义，即使研究梦书也重视“解梦”的方法和“梦的作用”；特别是对卜法，着重从演卦法的角度进行研究；在研究过程中还注意不同地区占卜术之间的比较。这些都与中国内地的占卜文书研究不甚相同，反映了不同的学术传统。至于日本学者的研究，则与国内占卜研究的领域大致相同，即对天文占的关注比较多。这里面有一个原因，即日本流行至今的“阴阳道”中保留了许多唐代的占卜典籍特别是天文占方面的典籍如《大唐阴阳书》、《天文要录》、《天地瑞祥志》等。这就很自然地引起日本学者对天文占的研究兴趣。不过最近也有其他方面的研究文章发表。例如宫崎顺子的《敦煌文书〈宅经〉初探》[62]。文章试图从《五姓宅经》开始，归纳出一个《黄帝宅经》的发展过程。归纳虽有牵强处，但以敦煌《宅经》本身的渊源和流变为研究对象，还是很少见的。

由以上敦煌占卜文书研究的特点可知，对敦煌占卜文书的研究可以有很多角度，例如文献整理、天文历法、民俗文化、历史社会，以及占卜术本身等。因此，各种论著目录在分类时就往往将占卜文书研究论著分到了不同的类别中，当然也有在一个类别中容纳不同类型的占卜文章的现象。这种现象实际是由敦煌占卜文书研究本身所具有的多学科性决定的，与学界目前尚未将敦煌占卜文书作为一个特定类别的研究对象也有一定关系。

四 对今后敦煌占卜文书研究的几点意见

随着敦煌学研究领域的扩大，以及学界对文化史民俗史甚至方术史研究兴趣的高涨，敦煌占卜文书的研究必然会有一个大的发展。为适应这一发展，我想今后是否应该注意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是否能将敦煌占卜文书作为一个研究对象群固定下来。在今后的研究论著目录的分类中，能否考虑单立“占卜”一项（或可归在“社会”类）。当然这一问题要与目录的整体分类结合作通盘考虑，但无论如何，将有关占卜文书的研究论著分属五类或十类总归不便。现在的分类现状既不便于研究者查找相关的研究成果，也不利于促进这一课题的研究扩大和深入。其实从《汉书·艺文志》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关占卜著作的分类适应当时人的研究，当时人的观念也在不断的变动中。因此适应目前占卜文书研究现状，在目录分类上作些调整，应该是可行的。

第二，文献整理是研究的开始也是研究的基础。现在的状况是，敦煌占卜文书的整理远远落后于其他门类文书的整理。因此应该尽快组织人力，像已经取得很大成绩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那样，将敦煌占卜文书中的主要文书进行认真整理，给出录文，以方便大家使用。这是要深入研究敦煌占卜文书的十分重要的一步。

第三，在这一整理占卜文书的过程中培养年轻的研究人员。这是以往敦煌学研究的既成经验。要注意的是，这些年轻的研究者除要具备敦煌学知识，以及唐五代史的知识外，还应该具备术数史乃至思想史方面的知识。而这一点却恰恰为许多研究占卜文书的研究者所缺乏。我以为，要想将占卜文书的研究深入下去，没有术数史思想史的知识储备是很难做到的。

第四，就具体的研究而言，以往的研究中对《梦书》和《占云气书》的研究比较充分，比较成熟。这主要是说在对这两种文书的研究中，不仅有对文本的认真整理，有完整录文，而且在可能的范围内，对与这两种文书相关的问题都做了比较详尽的探讨[63]。相关论著也最多。而其他占卜文书的研究就相对弱一些，有些如“禄命”类、“葬书”类、“事项占”类文书的研究则更弱，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有针对性地加强[64]。

总之，敦煌占卜文书的研究起步较晚，成果不多，是敦煌文献研究中的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希望在今后的研究中能有更多学者关注这一研究课题，共同把敦煌占卜文书的研究做得更扎实一些也更深入一些，以此来促进敦煌学学科的更大发展。

2002年6月

补注：今年又看到《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2期（12月出版）发表有陈于柱、魏万斗《唐宋阴阳宅初探——以敦煌写本宅经为考索》一文，并得知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兰州大学都有研究生选择了占卜研究作为毕业论文题目。这些也都是敦煌占卜文书研究将要大发展的很好的兆头。

（本文原为2002年8月在北京理工大学召开的“国际敦煌学学术史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后收入《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七卷，中华书局2004年版）

又补注：在兰州大学郑炳林先生推动下，兰州大学博士生们陆续完成了多种占卜文书的分类校录研究，涉及相书、宅经、葬书、禄命、五兆卜法等，我在2002年文章中所说研究比较弱的几个门类，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大发展。本文发表以后占卜文书的研究情况，请参见王晶波《敦煌占卜文献研究的问题与视野》，载《敦煌研究》2011年第4期。

第二部分 敦煌占婚嫁文书与唐五代的占婚嫁

敦煌文书中涉及占婚嫁的有两类。一类是《历日》。这其中又有两种：第一种只是在日历上标明婚嫁的吉日，例如在相关的日子下注有“结婚吉”、“婚嫁吉”、“纳妇吉”等[65]，或者在“序”的“忌日”中写有“六蛇日不嫁娶”，“巳日不迎女”[66]等字样。这种占婚嫁比较简单，又多只是诸“杂忌日”中的一项，故基本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第二种是在《历日》中抄录了一些专门的占婚嫁方法，这些方法都可以独立成文，因此属于本文研究范围。

除此之外的另一类即《历日》以外的、涉及占婚嫁的文书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内容。要注意的是，这类文书中有关占婚嫁的文字大都与其他占卜术杂抄在一起，这就为我们定名和定时代增加了许多困难。

以下所述大致分为两部分：首先介绍占婚嫁文书本身，然后结合唐五代有关占婚嫁的记载探讨一下当时占婚嫁的实况。由于笔者对这两部分内容研究的都很不够，因此错误一定在所难免，敬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一

敦煌占婚嫁文书属于《历日》类第二种的，只有一件即S.P6最完整；《历日》之外的文书则大约有六件。以下先介绍这七件文书。由于文书都不长，因此打算将七件文书的录文全部列出[67]，并多少作一些研究。

1.S.P6 乾符四年（877年）具注历日

此件文书录有许多占卜法，其中与婚嫁直接相关的有三项、间接相关的有一项，现分别录于下：

第一项：吕才嫁娶图[68]

（分八栏，每栏上段画一圆圈，圆圈周写天干或地支，中写“吉”字，并分别用线将相关干支连接起来，下段写占辞。以下录文以一栏为一单位，舍去圆圈，将相连的干支作为一行写出，然后录下面的占辞。）

第1栏 甲己 丁（乙？）庚 丙辛 戊癸 丁壬

干合为婚，」五男二女。」夫妻久长，」法居印髪？[69]。

第2栏 申子辰 亥卯未 寅午戌 巳酉丑

三五合婚？，」夫妻保爱。」男孝女贞，」永无离背。

第3栏 申丑？ 子巳 丑？午 卯？申 午亥 寅酉[70]

支合相取，」命会天星。」百年并老，」夫忠妻贞。

第4栏 子丑 寅亥 卯戌 辰酉 巳申 未午

支合夫妻，」命合天亲。」千？男五女，」多足金银。

第5栏 （此栏圆圈较残，无法辨出连线的地支，下段的占辞则全残。）

第6栏 子？卯？ 寅辰 巳？未 申戌

四检？□□，」命合？□□。」夫妻□□，」男□□□。

第7栏 申丑 亥辰 寅未 巳戌

八通？□□，」子孙孝□。」夫妻恩和，」终身吉利？

第8栏 寅戌 丑？巳 辰申 未卯？

八关？□□，」五男□□。」奴婢不□，」金玉□□。

第二项：同属婚姻

1.同属相取，福禄自随。

2.相生即吉，相克？不宜？

第三项：周堂用日

周堂用日：凡大月从妇」顺数，小月从」夫逆行。值堂、」厨、灶〔吉〕，余者皆」不吉。

第四项：十二相属灾厄法

（分十二栏，每栏上部画有鼠、牛等十二属相图形，下部是占辞。占辞只有一部分与婚嫁相关。以下录文将图省略，只录占辞）

第1栏 子生人不宜与午」生人同财及为夫」妻，厄五月十一月。

第2栏 丑生人不宜与未」生人同财及为夫」妻，厄六月十二月。

第3栏 寅生人不宜与申」生人同财及为夫」妻，厄正月七月。

第4栏 卯生人不宜与酉」生人同财及为夫」妻，厄二月八月。

第5栏 辰生人不宜与戌」生人同财及为夫」妻，厄三月九月。

第6栏 巳生人不宜与亥」生人同财及为夫」妻，厄四月十月。

第7栏 午生人不宜与子」生人同财及为夫」妻，厄五月十一月。

第8栏 未生人不宜与丑」生人同财及为夫」妻，厄六月十二月。

第9栏 申生人不宜与寅」生人同财及为夫」妻，厄正月七月。

第10栏 酉生人不宜与卯」生人同财及为夫」妻，厄二月八月。

第11栏 戌生人不宜与辰」生人同财及为夫」妻，厄三月九月。

第12栏 亥生人不宜与巳」生人同财及为夫」妻，厄四月十月。

此件文书时代确定，是唐代末期即乾符四年（877年）的文书。以上录文移录了文书中的四项内容。第一项“吕才嫁娶图”用“干合”、“三合”、“支德合”、“六合”等理论来占嫁娶的吉凶，这些“干合”、“三合”等理论一直沿用到后代。但是文书中的“四检”、“八通”、“八关”等，含义不明。又，众所周知，吕才是初唐人，两《唐书》有传，因编集《阴阳书》而知名，因此此种“嫁娶图”应该撰写于唐代。所以，这是一种明确可知撰于唐代的占婚嫁书，值得重视。

第二项文字很短，说“同属相取”就是吉，但我们不知道所谓“同属”的确切含义。

第三项“周堂用日”我们将结合下件文书一并讨论。

第四项“十二相属”占婚嫁，运用了“六冲”理论。“六冲”理论在当时和在后世都使用的十分广泛。

2.P.2905 推择日（嫁娶）法等

本件文书是册页装，存三页，首残尾似全。第四页开始抄写《五兆经法要诀第卅三》，与占婚嫁无关。以下是本段内容的录文：

1妨姑嫜 四月十月 三月九月 六月十二月 五月十一月 二月八月 正月七月

2妨女父母 三月九月 二月八月 五月十一月 四月十月 七月正月 六月十二月

3妨女婿 二月八月 正月七月 四月十月 三月九月 六月十二月 五月十一月

4妨女身 五月十一月 六月十二月 正月七月 二月八月 三月九月 四月十月

5推择日法第八 建日嫁娶吉，一云自如；除日嫁娶

6有子四人，吉；满日〔娶〕妇有子五人，吉；平日嫁娶，凶；定日

7娶妇大吉利；执日娶妇煞人，凶；破日娶妇煞

8五人[71]；危日嫁娶吉利；成日娶妇生五子；收

9日？娶妇大凶；开日娶妇有七子，吉；闭日娶妇煞二？人？。

10 右件好恶明审看之

11每月一日 七日 十三日 十九日 廿五日，此是太阳日，嫁娶子孙？官迁。

12六十年安乐。

13月二日 八日 十四日 廿日 廿六日，此是太阴日，嫁娶凶。

14月三日 九日 十五日 廿一日 廿七日，此是天父日，嫁娶大吉利。

15月四日 十日 十六日 廿二日 廿八日，此是天[72]母日，嫁娶贫弊，凶。

16月五日 十一日 十七日 廿三日 廿九日，此是天帝日，嫁娶安乐，男女口口。

17月六日 十二日 十八日 廿四日 卅日，此是天王日，嫁娶大吉利。

18 右件事宜明好看之吉凶矣

19 凡数周堂法：大月从户右行，小月从寮？[73]左〔行〕，到用日止。

20 值公妨公 值姑妨姑嫜

21 值户大吉 值寮？妨夫

22 值灶大吉 值路阳大吉

23 值爵富贵高迁 值富资财百□

24吕才云：有（右？）件婚礼、年命择月日等，同一也。但取三

25从二逆，则可用之，苦无妨碍。若觅总吉，百年

26不遇一件，师亦不能为之，主人便入疑惑。审而详

27之，取吉多而用也。

本件文书列出了四种占婚嫁的方法。四种方法主要都是择日，即选择一个嫁娶的吉日。

其中第一种方法是将女子依生年干支的不同，分为“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六组，然后看各组女子在某月出嫁对某类人的妨碍与否。这种方法在史籍中也有记载。如韩鄂撰《四时纂要》[74]，在各月的“嫁娶日”条中就记载了这一方法。例如在正月条中记道：“是月行嫁，卯、酉女吉，丑、未女妨夫，寅、申女自妨，辰、戊女妨父母，巳、亥女妨舅姑，子、午女妨首子、媒人。”拿这一记载与本件文书比较，“妨夫”就是文书中的“妨女婿”；“自妨”就是文书中的“妨女身”；“妨父母”就是文书中的“妨女父母”；“妨舅姑”就是文书中的“妨姑嫜”，但比文书多了“妨首子、媒人”和“吉”两项，由此也可知文书中缺了“妨首子、媒人”和“吉”这两项。

现在根据《四时纂要》各月的记载，我们尝试着将文书前面残缺的部分复原。要注意的是，此本《四时纂要》有许多错误，比如三月条“妨首子、媒人”的“卯酉女”应是“寅申女”；四月条所记不全，且“妨媒人”的“卯酉女”应是“丑未女”；五月条“丑未女”“大凶”，“凶”应是“吉”。下面是复原后的文书。

以上复原的这种占婚嫁法到后世被称为“大利月”而在民间广泛流行。清《协纪辨方书》[75]的作者对这种方法很不以为然，在书中卷三六《辨讹》中写道：“行嫁大利月则举世用之而不辨其非，而不知其所谓大利者固术士之捏造而无理之甚者也。其法以女命为主，子寅辰午申戌六阳年自本命前一月向前顺数，丑卯巳未酉亥六阴年自本命后一月向后逆数。第一月为大利，第二月妨媒氏首子，第三月妨翁姑，第四月妨女父母，第五月妨夫，第六月妨本身，至第七月又复一转。夫第十二月为女本命，第六月为本命之冲，虽选择无忌地支一字之理而犹有可言，阳前阴后一月又何取以为大利耶？且第一月利矣，以次而推，何由而妨媒氏？何由而妨翁姑？何由而妨父母？何由而妨夫婿？求之阴阳、五行、九宫、八卦、堪舆、建除、丛辰之说，无一可通。此不亦荒诞不经之至乎？”《协纪辨方书》不取此术，但将其法附录于书后。现将其表列于下，以示比较。

两相比较，二者在方法上基本相同，但在吉凶月的排列上有异，但仔细检查，这种差异只出现在“子午”、“寅申”、“辰戌”女命的“妨姑嫜”与“妨女婿”两项上。将上述六处吉凶月一颠倒，即与《协纪辨方书》中所载“大利月”完全一样了。由此我们可以说：第一，此种行嫁择日的方法至迟在唐代即已基本定型并流行，近千年后到清代仍“举世用之”。第二，唐代与后代在三种女命两项吉凶上的差异，以及差异的原因仍需作进一步的研究。

文书的第二种方法是用“建除”择日，即根据标出的“建除”日的吉凶来决定嫁娶与否。查《四时纂要》，在“正月”等少数几个月内写有如“求妇，成日吉”字样，但“成日”以外“建除”日的嫁娶吉凶则基本没有提到。到后世，如《协纪辨方书》卷十一《用事》所言，“嫁娶”忌“平日、收日、闭日”，与本文书所示是一脉相承的。

文书的第三种方法是将每月的三十日分为六组，每组五日，各组分别取名为“太阳日”、“太阴日”、“天父日”、“天母日”、“天帝日”、“天王日”，再标出各日嫁娶的吉凶。此种方法中的“天父”、“天母”等不见于其他记载，或者与佛教道教甚至景教（基督教）的影响有些关系，但这种方法显然没有流行起来。

文书的第四种方法与前录S.P6中的“周堂用日”性质相同，但名称和排列均有出入。从此件文书可知这种方法是用于占婚嫁的，到后世它更被直接称为“嫁娶周堂”。《协纪辨方书》卷三五《附录》“嫁娶周堂”条也将“第翁堂姑夫厨妇灶”画为一图如下：

夫

厨　姑

妇　　　堂

灶　翁

第

然后写：“凡选择嫁娶日：大月从夫顺数、小月从妇逆数，遇第、堂、厨、灶日用之，如遇翁、姑而无翁、姑者亦可用。”这一图与S.P6中“周堂用日”中的图很相像，因此本件文书在“值公妨公”之类的话上应该也有一个图才对。

此种“周堂”的排法据说与八卦有关，但本件文书中的八种称呼与S.P6以及清代的《协纪辨方书》都有较大不同。试比较：

公、户、灶、爵、姑、寮？、路阳、富（本文书）

翁、第、灶、厨、妇、夫、 姑、堂（S.P6）

翁、第、灶、妇、姑、夫、 厨、堂（《协纪辨方书》）

比较可知，第一，本文书内容的撰写时代一定早于S.P6即唐乾符四年（877年）。第二，此种“嫁娶周堂”法应该基本定型于唐代末期。第三，三者的共同点是遇见厨、灶、第（户）等“吉”，而遇见翁、姑、夫、妇则“凶”，用《协纪辨方书》编者的话说这实在是“殊为非礼”，所以这种“嫁娶周堂”法被说成是“术士捏造”，是“陋说之害理也”。不过，尽管是“术士捏造”，看来也流行了千年之久，只是其中八种名称的变化很有些耐人寻味。

文书最后引吕才的话，说用这些方法择日嫁娶，五次中有三次“吉”就可以行事了。要想回回都“吉”，那是不大可能的。由于本件文书引用了吕才的话，因此可证其撰写年代当在吕才之后。因此这也是一件可明确知道编写于初唐以后、乾符四年（877年）以前的占婚嫁文书，所以也很值得重视。

3.S.2729V 推四神头胁足嫁娶法（拟）、夫妻相法等

文书前为《太史杂占历》等，本段存21行。

1凡欲嫁娶者，皆用阴阳日时大吉利。朱雀日嫁娶者，不出其年必

2破夫家，二、三人死，遭火，大逢县官事。白虎头日嫁娶者，夫妻保富贵，多子孙，

3无别离，易？供养尽，大吉。白虎胁[76]日嫁娶者，夫妻贵，安稳，宜子孙，五男二

4女，甚吉。白虎足日嫁娶〔者〕，得二子力，不容？他方，不还，客死亡。玄武日嫁娶者

5无子[77]，其年嫁妻，死别离，大凶。青龙头日嫁娶者，忧形论，系牢狱，死者孤

6独。青龙胁日嫁娶者，少子孙，不宜夫主，多疾病，夫死凶[78]……（以下7行为占“生子”的吉凶，与本文无关，不录——笔者注）

13……一日朱雀，二日白虎头，三日白虎胁，四日白

14虎足，五日玄武，六日青龙头，七日青龙胁，八日青龙足，九日朱雀。

15十日白虎头，十一日白虎胁，十二日白虎□（足？），十三日玄武，十四日青龙头。

16十五日青龙胁，十六日青龙头（足？），十七日朱雀，十八日白虎头，十九日白虎胁。

17廿日白虎足，廿一日玄武，廿二日青龙头，廿三日青龙胁，廿四日青龙足，廿五日朱雀。

18廿六日白虎头，廿七日白虎胁，廿八日白虎足，廿九日玄武，卅日青龙头。

19夫妻相法：夫木女火，六百万石；夫木女土，凶；夫木女金，病凶；夫土女火，九千万

20石；夫水女土，大凶；夫水女木，生七人，千万〔石？〕，大吉；夫木女木，大凶；夫火女土，生□人，

21千万〔石？〕，大吉。 大蕃国庚辰年五月廿三日沙州□

此件文书抄写的时间应是800年[79]，相当于唐德宗贞元十六年。在占婚嫁方面文书有两个内容：一个内容是用朱雀日，白虎头、胁、足日，玄武日，青龙头、胁、足日来选择嫁娶的吉凶，并将一个月的三十日分配在这四神日上。关于这一方法，我们将结合下件文书一并讨论。

另一个内容是用夫妻的五行来占断他们相配后的吉凶如何，但所说很不完全，大概只有“夫木”的四种情况说全了。按：以生人的干支定五行，然后以其间的相生相克来占断吉凶，是当时比较流行的占婚嫁术。但是如何定夫妇的五行，可能有两种方法。一是用天干定。《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阴阳书》一卷，其中有“五行嫁娶之法”一段，出自《春秋左传》昭九年和昭十七年孔颖达正义。其文曰：“五行妃合之说：甲乙木也，丙丁火也，戊己土也，庚辛金也，壬癸水也。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畏金，以乙为庚妃也；金畏火，以辛为丙妃也；火畏水，以丁为壬妃也；水畏土，以癸为戊妃也；土畏木，以己为甲妃也。”这里所谓的“嫁娶之法”可能只指五行之间的关系，与实际的嫁娶并无关系，但其中的五行相配则可能为占婚嫁术提供了某种程度的依据。另一种方法可能是用六十甲子纳音定，参看下面的第五件文书。

4.P.3288 推四神头胁足嫁娶法（拟）

此件文书与上件文书极相似。前面也是《太史杂占历》。本段仅存10行，与占婚嫁相关的7行与上述S.2729V的前6行文字几乎完全相同。但是本段文书中没有将一月三十日分配给四神的文字，而是在四神日的旁边分别注出了日期，比如在朱雀日旁注有“一日、十七日”，在白虎头日旁注有“二日、十八日”。这些日期与上述文书中的四神日期一样，但并不完全，比如朱雀日就少了“九日”，白虎头日少了“十日、廿六日”。

这种用四神特别是白虎、青龙头、胁、足来占断吉凶的方法可能只是唐宋时比较流行的一种方法，后世似不再流行。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有一册影印自宫内省图书寮土御门家文书的《新雕阴阳广济百忌历》。这册《百忌历》很有可能抄自唐人写本。查此《百忌历》，其中有所谓的“白虎历日之图”。图中按朱雀日，白虎头、胁、足，玄武日，青龙头、胁、足排列，每一四神日下列有所代表的日期，然后给出吉凶，包括婚嫁、丧葬、起屋、移徙等。从婚嫁的日子与吉凶看，与上述敦煌文书大致相同。比如朱雀日，标的日期是一日、九日、十七日，有关婚嫁的占辞是：“此日嫁，年内女家杀三人，凶。”白虎头下标的日期是二日、十日、十八日、廿六日，占辞是：“此日嫁，富贵相宜，大吉大神。”

我们知道，《百忌历》在晚唐五代十分流行，《十国春秋》卷一○二《荆南四·李载仁传》[80]记李载仁信宜忌，“与妻阎异室而处，一日阎忽叩阁至，载仁亟取《百忌历》视之，大惊曰：今夜河魁在房，那可就宿？”是夫妻同房都要查查《百忌历》。又，洪迈在《容斋续笔》卷四[81]中写道：“唐吕才作《广济阴阳百忌历》，世多用之。”则到宋代，《百忌历》依然流行。上述文书中有关四神日占吉凶的方法与《百忌历》中的相关记载不知是谁影响了谁，从时代看，可能是先有了文书中的也就是民间出现的方法，后被收入《百忌历》中，又借助《百忌历》的力量而广为流传。但似乎因其方法荒诞无稽，在历史以后的发展中，它就被逐渐淘汰了。

5.P.4680V 推五行嫁娶法（拟）

文书前为《六十甲子历》，本段首尾残，下残，上是否残不明。存15行。

1甲？辰？乙巳火，赤帝子；丙午丁未水，黑帝子

2壬？子癸丑木，青帝子；甲寅乙卯水，黑帝□（子？）

3庚申辛酉木，青帝子；壬戌癸亥水，黑帝□（子？）

4青？帝取赤帝为夫妇，五男四女，大富贵

5帝，大富贵；青帝取黄帝为夫妇，不？

6贪？财不盈余；白帝取黄帝，福？得

7男女无一丧其躯；白帝取赤帝，不终□

8为富贵子孙□；赤帝取赤帝，两相伤□得

9尽死他乡；赤帝取黄帝，大吉利，五男二女□

10生；黑帝取黄帝，不合生娣？使饿死夫□

11金火夫妇不自如，男女返叛为囚徒。如

12入狱，夫徒形贫穷，女子无聊生？。金？

13乐昌？昌。金水夫妇应天府？，六男五女□

14金得金妻皆寿老，男女具足是大

15奉禄恒有职。木火夫妇得？天道？

此件文书抄写时间不详，内容也有两项。一项是将六十甲子纳音中的五行与五帝联系起来，然后占断五帝之间嫁娶的吉凶。另一项是用韵文形式写出五行夫妇的吉凶。两项内容之间可能有某种联系。第一项即用六十甲子纳音定五行（以五帝作代表），是前文所谓定夫妇五行的第二种方法。这种以六十甲子纳音五行占嫁娶的方法似流传时间不长，但后世有在此基础上发展了的占婚嫁术。《协纪辨方书》卷三六《辨讹》有云：“至于男命以干克者为妻、女命以克干者为夫，乃禄命之法，论日干非论年纳音也。术士从而衍之，以男女生命纳音为主，男取音之所克为妻，女取克者为夫。自长生至衰为益财，自病至养为退财，绝为鳏寡，死、墓为多厄，死墓绝为妨妻妨夫。”《协纪辨方书》的编者斥此术为“俗术之害人何至此极耶！”

6.S.4282 婚嫁图等

文书后为“推十七宫吉凶图”。本段由三小残片与一大残片组成，约有25行，颇不清。

A

1 婚嫁图

2土木夫妻，下克上，阴阳不顺□

B（此残片在《英藏敦煌文献》中被倒放）

1五角六张恒用？□

2

C

1大？者火灾？非命殡

2亦不好，女强男弱事颠〔倒？〕

3□缠煎烧，忧悲徒生

4似刑□身？早？亡？往往？隔开？

5木土夫妻艮？为亲？不？

6帛？频？子孙口舌终身不

7□□

D

1为十七□（宫？），逢顺者吉，值背者凶

2害四煞使？伯又交勾六害冲被（破？）相刑

3须慎之，□俭□开□通同□

4□□合天□□□□纵有少多相克能不

5□□□龙。子？酉？同？龙，子？为龙头，酉为

6龙尾。丑戌同龙，丑为龙头，戌为龙尾。亥？申？同龙，亥为龙头，

7申为龙尾。午卯同龙，午为龙头，卯为龙尾。未辰同龙，未为龙头？

8辰？为龙尾。巳寅同龙，巳为龙头，寅为龙尾。

9右件名六龙。同并不得为夫妻，必逢凶？，思？慎？□□必？吉。

10子勾卯々交酉々破午，寅勾巳々交亥々破申，丑勾辰々交戌々破未，□□□（辰勾未？）

11（々？）交丑々破戌，未勾戌？々交辰？々破丑，申勾亥？々交巳々破寅，戌勾丑？々交□（未？）々□□（破辰？），

12卯勾午々交子々破酉，亥勾寅々交卯[82]々破□（巳？）。

13八象夫妻两相刑，乏少子孙家不成，贫穷冻饿□□□，妇被贼劫

14夫兵死，如此婚对世弃名。天勾六□六□□，□□夫妻相？贼薄？，终日

15□竞无衰，欢乐衰祸□着，不如不婚，慎勿

此件文书抄写时间亦不详，内容则大致有三项。一是以五行占断夫妇的吉凶，与前二件文书相仿；二是用“六龙”法，即将夫妇生日的十二地支隔八为差分为六组，凡同组的就是不吉，“不得为夫妻”；三是将夫妇生日的地支以二、五、八为差[83]分为四组，用“勾、交、破”联系起来，然后在同一组中打破“勾、交、破”的秩序另排，则又成四组。这八组就叫“八象夫妻两相刑”，是不吉利的。但其中“勾、交、破”的含义以及为何这八组都不吉利，则不清楚。文书中的这几种占婚嫁术在后世似均少见。

7.Дx0009V 嫁娶图法

为一残片，存三残行。

1□嫁娶图法

2□生夫妇大吉，□财□

3□夫是？火？女？□

此件文书太残，抄写时间与内容均不明。

二

以上我们介绍了七件占婚嫁的敦煌文书。从时间上说，这些文书有两件撰写于唐代，有两件抄于唐代。其他三件则不明，但大致应抄于晚唐五代。

从内容上说，这些文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于择日，即选择一个宜于婚嫁的吉日。在这个吉日婚嫁能得到很多好处，也能避免妨碍他人。属于这一类的有第一件文书的第一项第三项、第二件文书、第三件文书的第一项和第四件文书。使用的方法有“干支合”、“三合”、“大利月”、“建除日”、“太阳等六日”、“数周堂法”、“四神头胁足日”等。第二类属于“合婚”，即依据某些“原理”来占断男女二人结成夫妇是否相配，或结合后吉凶如何。属于这一类的文书有第一件文书的第二项第四项、第三件文书的第二项和第五件文书、第六件文书。第七件文书也许属于这一类。“合婚”似应该用在结婚前但也可以用在结婚后，使用的方法主要有“属相六冲法”、“五行命生克法（包括五帝相娶法）”、“六龙法”和“勾交破法”。其中尤以“五行命生克法”用得最广泛，共有三件文书使用了“五行命生克法”。

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当时在实际生活中占婚嫁的状况如何呢？

在唐代，“婚嫁”是一个法律允许的占卜对象。《唐六典》[84]卷十四《太常寺太卜署》在论述完“朝廷正占”后说：“凡阴阳杂占，吉凶悔吝，其类有九，决万民之犹豫：一曰嫁娶，二曰生产，三曰历注，四曰屋宅，五曰禄命，六曰拜官，七曰祠祭，八曰发病，九曰殡葬。”这九项是“阴阳杂占”的对象，是“万民之犹豫”中的主要内容，而“嫁娶”位居这九项之首。可见在当时社会中，占婚嫁是婚嫁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甚至在因某种原因而要禁止占卜时，对占婚嫁也网开一面。如唐玄宗时有《禁卜筮惑人诏》[85]。其文曰：

古之圣王，先禁左道，为其蠹政，犯必加刑。至如占相吉凶，妄谈休咎，假托卜筮，幻惑闾阎，矜彼愚蒙，多受欺诳。宜申明法令，使有惩革。自今已后，缘婚礼丧葬卜择者听，自余一切禁断。

从诏书中可知，“占相吉凶”、“假托卜筮”都在被禁之列，但还允许“卜择”“婚礼”，可见占卜在唐代婚嫁中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那么，占卜在婚嫁的哪个环节中使用，其地位又如何呢？由于史料缺乏，我们只能先依据礼仪制度来进行讨论。

据唐《开元礼》[86]，无论是皇帝纳后、亲王纳妃，还是“一品以下至庶人”娶妇，首先要做的都是“卜日”，即在纳采、问名、纳吉、纳征、亲迎等行为之前，都要先选择一个吉利的日子。按照规定，“纳后”与“太子纳妃”要用“卜日礼”，即由太卜令、卜正和懂得“卜”的占者用龟来卜；而低一等的“诸王（包括一品以下至庶人）冠婚”以及“公主降嫁”，则用“筮日礼”，即由太卜令、卜正和懂得“筮”的占者用策来筮。择日时，“若上旬不吉即卜中旬，中旬不吉即卜下旬”。

除了卜筮择日外，还要占断所要娶的女子对男子来说是否“吉利”，是否合适。这在《开元礼》中主要出现在“问名”和“纳吉”这两个环节里。以皇帝纳后为例，就是要先派使者到女家去，说为了占卜，要先问问你们家女孩的情况，这叫作：“将加卜筮，奉制问名。”女家则向使者提供诸如家族门第、官职高低、岁数大小等情况。占卜者根据这些情况进行占卜，如果是“吉”，就可以进入下一个“纳吉”环节，即由使者去女家宣布：“加诸卜筮，占曰从，制某也纳吉。”女家则欣喜答谢。由于史料缺乏，我们只能以皇帝纳后为例，引男女双方在纳吉礼中的对答，以见占卜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

制文：皇帝曰：咨，某官姓，人谋龟筮，佥曰贞吉，敬顺典礼，今使使持节太尉封某、宗正卿封某以礼纳吉。

答文：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制，太卜元吉。臣陋族卑鄙，忧惧不堪，钦承旧章，肃奉典制。某官臣某稽首顿首，再拜承制诏。

纳吉以后，即进入下一个“纳征”环节。一经“纳征”，婚姻即告正式成立，一般就不可更改了。通过以上《开元礼》的规定，可知当时无论择日还是择偶，都以卜筮为主要方法。

但这只是礼仪中的规定。在实际生活中，恐怕除皇室外，一般都不会依此行事。比如择日，前述敦煌占婚嫁文书就提供了许多非卜筮的择日法。这些择日法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简便快捷。当时社会中用得比较多的应该是这些简便快捷的择日法。

除此之外，最简单的占吉日还是去查现成的书。比如在当时家居实用手册的《四时纂要》中就能看到每月下都注有嫁娶的吉日凶日；在《历日》中也逐日注明了婚嫁的吉日。需要的时候只要据此一查便可知道，而不必举行复杂的用龟筮来占卜的礼仪，甚至也不需用“干合”、“三合”等方法来推算。《太平广记》[87]卷二八一《樱桃青衣》条记范阳卢生与姑相见，姑欲为卢生择外甥女子郑氏妹为妻，“遂检历择日，云：后日大吉”。这位卢生的姑姑就是通过查《历日》来选择吉日的。这个故事反映了当时一般人在婚嫁时的择日方法。

选定吉日对婚嫁双方都十分重要。吉日已定而未到，不能提前结婚。《唐律疏议》[88]卷十四“诸违律为婚”条疏议曰：“虽已纳聘财，元契吉日未至，而男家强娶；及期要已至吉日，而女家故违不许者：各杖一百得罪，依律不合从离。”由此可见“吉日”即“择吉”在婚姻中的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岁月不吉也可以成为不婚嫁的理由。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十二月“百僚拜表请立贵妃为皇后，凡三上章，上以岁暮，来年有子午之忌，且止”[89]。所谓“子午之忌”就是说逢子午之年不宜结婚。《唐会要》卷八三《嫁娶》有云：“今时俗以子卯午西[90]年谓之当梁，其年娶妇，舅姑不相见。”查元和九年为“甲午”年，可见唐宪宗的话还是有道理的。当然，实际上关于立后一事宪宗有他不便说出的理由，即“帝后庭多私爱，以后门族华盛，虑正位之后，不容嬖幸，以是册拜后时”[91]。以岁月不吉为借口达到不立郭氏为皇后的目的，这也是“择吉”所起的一种重要作用吧。

以上说的是占婚嫁中的择日，那么占婚嫁中的“合婚”又如何呢？

所谓“合婚”，主要是指结婚之前占断一下男女是否相合，互相有无妨害。前面讲过，《开元礼》规定的“纳吉”中的卜筮，是占断女方对于男方是否吉利，与后世所谓“合婚”似乎还有些区别。清《协纪辨方书》卷三六《辨讹·男女合婚、大利月》条言“合婚”源流云：

阴阳家言多病迂泥，术士捏造益属荒唐。而惑世诬民则未有如合婚、大利月之尤甚者。夫妇之道，人伦之始。《书》载厘降，《诗》咏关雎，未尝有合婚之说也；《诗》曰：“士如归妻，迨冰未泮”，《礼》曰：“仲春之月，令民会男女”，未尝有大利月之说也；即禄命之法，以人生年月日时、去留疏配推人寿夭穷，未尝以男女年月定妨妻妨夫之说也。为是说者不知其所自起，而皆托于吕才。观《唐书·吕才传》，其于阴阳术数辨驳甚详，则其为术士之伪托无疑也。

引文中说“合婚”不知起于何时，但“托于吕才”。那么唐代到底有没有“合婚”之说呢？首先我们要指出，后世所谓批八字的“合婚”法，在唐代确未出现。但唐代似仍有“合婚”之说。比如P.2905文书中提到的“大利月”法，就已经考虑到了“女命”因素，而从前面介绍的全部敦煌占婚嫁文书看，唐代的“合婚”法，主要也就是用“命”特别是用男女即夫妇各自的“五行命”来占断，看相互之间是否相克的[92]。我们将文书中与五行命相关的占辞归纳一下，则有以下结果（其中五帝也视作五行、占辞省略为“吉”“凶”）：

1.夫木：夫木女火，吉；夫木女土，凶；夫木女金，凶；夫木女木，大凶。

青帝娶赤帝，吉。

木火夫妇，吉？；木土夫妻，凶？。

2.夫土：夫土女火，吉；土木夫妻，凶。

3.夫水：夫水女土，大凶；夫水女木，吉。

黑帝娶黄帝，凶。

4.夫火：夫火女土，大吉；赤帝娶赤帝，凶；赤帝娶黄帝，大吉。

5.夫金：白帝娶赤帝，凶？；金火夫妇，凶；金水夫妇，吉？；金金夫妇，吉。

（注：夫×女×者，出S.2729号文书；×帝娶×帝者与××夫妇者，出P.4680号文书；××夫妻者，出S.4282号文书）

从上可知，对同一种组合，不同文书的吉凶占断基本一样。如夫木女火，三种占辞都占为吉。这是因为木生火的缘故。现在的问题是，在当时的社会中确实使用着这种合婚法吗？的确，这种合婚法在史籍中记载很少，但是我们还是找到了一例。《唐会要》[93]卷六《公主·杂录》记城阳公主“初适杜荷，坐承乾事诛。公主改适薛瓘，太宗使卜之。卜人曰：两火俱食，始则同荣，末亦双悴。若昼日行合卺之礼，则终吉”。这里提到的“两火俱食”，似是指夫妇双方都属“火”命[94]。二火相食，所以不吉。查前列文书中的占辞，虽然没有“火火夫妻”，但有“赤帝取赤帝”即“夫火娶女火”，结果是“两相伤”，也是不吉，与《唐会要》中卜人所云吉凶大致相当。可见这位卜人可能是用“五行命生克法”来为城阳公主合婚的。

但是为什么史籍中与“合婚”相关的记载极少呢？笔者认为或许有两个原因。一是“合婚”的方法可能刚出现不久，还不大普及。二是可能这种用“五行命生克法”的“合婚”方法把夫妇只分为五种，过于粗糙，因而不大受欢迎。关于第二点，我们拿《协纪辨方书》中的六十甲子纳音“合婚”法与文书中的方法一对照，精粗就立见了。《协纪辨方书》云：“如水命男以火为妻，火生于寅而衰于未，故正月至六月生为益财；病于申而养于丑，故七月至十二月生为退财；绝于亥，故十月生为望门寡；死于酉、墓于戌，故八九月生为妻多厄、而八九十月生又为死墓绝妨妻。”这里把五行命与出生月与十二支与“生养死绝”那一套东西联系起来，复杂了许多。但即便如此，这种方法仍然受到《协纪辨方书》编者的批评。他说：“夫五音之命各十二年，三月之中计二万五千九百二十命，六月之中计五万一千八百四十命。无论何日何时而谓生此三月之内皆妨妻、妨夫，生此六月之内皆退财，固万万无是理也。”

《协纪辨方书》接着说：“合婚之说，北方世俗用之，士大夫及南方皆不深信。”我想这可能是有关“合婚”的记载比较少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试想，士大夫“不深信”，当然就不会去实行也不会积极地去记录特别是将其记载在正式的典籍中了。此外，可能真如《协纪辨方书》所言，在唐五代，合婚的方法也只在北方民间流行。作为旁证，不仅前面介绍的敦煌占婚嫁文书是北方民间流行“合婚”的证据，而且在敦煌文书中还有因夫妇命相克而离婚的记录。敦煌文书P.2551V残存四行文字[95]，其中有云：“自娶以来，为年命所克，不和可分。”从“年命所克”看，这里很可能使用了“五行命生克”的“合婚”方法。到后代的北方朝代如金朝，考司天台学生的科目有“以《宣明历》试推步，及《婚书》、《地理新书》试合婚、安葬，并《易》筮法、六壬课、三命五星之术”[96]，则“合婚”在北方已经大普及了（当然其方法可能已经使用了八字合婚术）。从以上种种来看，虽然《协纪辨方书》是清人著作，但所谓合婚“北方世俗用之，士大夫及南方皆不深信”可能也是唐五代的一般情况。

综上所述，我们或可得出以下结论：在唐五代，占婚嫁主要有“择日”与“合婚”两种。前者广泛使用于各个阶层，且方法众多，形式日趋简便；后者则刚刚兴起，主要用“五行命生克法”来占断夫妻是否相配，并且主要流行于北方民间，还不大为士大夫所接受。

敦煌占婚嫁文书中既有用于“择日”的文书又有用于“合婚”的文书，是探讨唐五代婚姻关系中占卜作用和地位的十分珍贵的资料，值得今后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2001年11月

附注：文章完成后，看到邓文宽《敦煌本〈唐乾符四年丁酉岁（877年）具注历日〉“杂占”补录》一文（载《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纪念孙修身先生逝世一周年》，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文中对S.P6文书中的“杂占”部分作了录文，但不知为何将其中的“吕才嫁娶图”内容录于“六十甲子宫宿法”下，且录第三图“申酉”为“申辰”、“午亥”为“未亥”，与“支合”不合。又，文中将“同属婚姻”与后面的“三刑”、“六害”等连录[97]，视为同一内容。为知识所限，我还不能判断这种连录是否正确。其他录文则与本文所录大体相同。

（本文原为2001年11月在台湾中正大学召开的“‘廿一世纪的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后收入项楚、郑阿财主编《新世纪敦煌学论集》，巴蜀书社2003年版，收入本书时略有修订）

第三部分 试论唐人的丧葬择日——以敦煌文书为中心

敦煌占卜文书的研究现在出现了比较好的势头。这主要是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诸位先生努力的结果。但是，像其他类型的文书一样，在文献整理性质的工作初步完成以后，如何研究、利用这些文书，就成了我们必须面临的重要问题。

我想，接下来的工作无非还是两项。其一，继续细致研究占卜文书本身，并将其与其他文书、其他宗教方术思想、与前后历史阶段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其二，利用这些文书研究当时的社会历史。由于占卜文书涉及社会历史的方方面面，因此充分利用这些文书，来研究当时的社会历史特别是其中的生活习俗，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本文就是想利用这些文书来讨论唐人丧葬生活中一个很小的问题。

中国人的习俗，死后葬埋要选一个吉日[98]。这在唐代也是如此。具体到择日方法，则历来因时代不同而有一些不同。至于唐人用何种方法择日，似迄今未见有专文论述。这篇小文打算就此问题略作探讨，以就教于各位专家学者。由于与择日有关的文献主要见于敦煌文书，因此本文的许多观点实际以敦煌文献为议论基础。

一

我们首先看制度上的规定。按唐朝制度，占卜事务由朝廷太常寺太卜署负责。《唐六典》卷一四《太常寺太卜署》记载了太卜令所掌的占卜方法是“龟、兆、易、式”四种。此外还有“阴阳杂占”，“其类有九，决万民之犹豫：一曰嫁娶，二曰生产，三曰历注，四曰屋宅，五曰禄命，六曰拜官，七曰祠祭，八曰发病，九曰殡葬”[99]。由此可知，“殡葬”是民众生活中需要占卜的九类事务之一；占卜的方法有龟、兆、易、式、阴阳杂占五种。其中的“易”是用“筮（或曰策）”占卦，也叫“筮占”。在正式的礼仪制度中，对“殡葬”日期的选择只用“龟筮”。

《大唐开元礼》卷一三八《凶礼·三品以上丧》有“卜葬日”的礼仪。那是由“卜师抱龟”来择日的。礼仪对主人、主妇、僚佐、亲宾等人的位置、服饰，占卜的语言、程序等都有十分详细的论述，最后则说：“若不从，又卜择如初仪。”[100]这就是说，如果觉得占出来的日子不合适，还可以重占。这条规定充分反映了占卜择日的随意性。同书卷一四六《凶礼·六品以下丧》有“筮葬日”的礼仪。其规定大致与“卜葬日”同，只不过占卜者是“筮人”不是“卜师”；占卜用“筮卦”而不用“龟”。反映出“筮占”比“龟卜”要低一个等级。用“筮”择日，结果也有“若不从，筮择如初仪”的规定。

“龟卜”和“筮占”是最正规的两种择日方法。所以我们读唐人墓志铭，常常会遇到“龟筮从吉”[101]，于是某年月日葬于某处的字句。这里的“龟筮”指的就是“龟卜”和“筮占”。当然，墓志里的这种说法往往只是套话，并不说明真的就用了“龟筮”来择日。因为我们从留存下来的唐代史料看，用“龟筮”特别是用“龟”来择葬日的，非常少见。

那么，唐代选择葬日主要用什么方法呢？我们说主要使用的是“阴阳杂占”。

《旧唐书》卷七九《吕才传》说唐太宗命吕才整理《阴阳书》。吕才在整理之后，于每类占卜术前写了“小叙”，对阴阳杂占的种种不合理处提出了质疑。这些“小叙”中就有“叙葬书”一篇。在这篇“叙葬书”的文章里，吕才说古代的人葬埋并不择日，也不认为安葬吉凶可以影响活人的“福祚延促”，但“近代以来，加之阴阳葬法，或选年月便利，或量墓田远近，一事失所，祸及死生，巫者利其货贿，莫不擅加妨害。遂使葬书一术，乃有百二十家，各说吉凶，拘而多忌”[102]。吕才对葬书批评得很厉害，这又恰恰说明当时各种葬术的流行。葬书有一百二十家，必然会造成吉凶不同的状况，所以吕才批评归批评，最后还是遵照了唐太宗的命令，“削其浅俗，存其可用者，勒成五十三卷，并旧书四十七卷”[103]，经太宗批准后，颁行天下。这部经吕才整理过的《阴阳书》可能是唐人“杂占”时使用的最主要的文献依据。可喜的是，敦煌占卜文书中保留了一篇《阴阳书》残卷，而这篇《阴阳书》残卷残留的部分又恰恰是“卷第十三葬事”的一部分。

这件文书编号为P.2534，残存240余行。文书前一部分按月列出“殡埋、斩草、起土、除服”的吉日，并以五姓的吉凶与之相配；后一部分“得岁问月，得月问日”，是不同年份各月中“灭门日”和“大祸日”的速查表（当时称为“立成”），并指出：“凡葬及殡埋、斩草日值灭门日者，妨害深重，不可用；若值大祸日者，被劫盗。日音与姓相克，害深。”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吕才对“五姓吉凶”深恶痛绝，但此《阴阳书》表明，“五姓”在葬日选择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同是吉日，会因五姓的不同而由吉变凶。使用“五姓”，是唐代占卜术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104]。

《阴阳书》所说“葬事”日子的吉凶，与实际使用者相符吗？

我们知道，明清以来有所谓的“皇历”，按日记载了行事的吉凶，其中也包括“葬事”。唐代也有这样的“皇历”，但称作《具注历》，也叫《历日》。在《具注历》中也逐日记载了行事的吉凶。我们查留存下来的唐代《具注历》，除去不标吉凶或所标极简略者外，共有15件。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105]收有这15件文书的录文。以下的比较，主要就使用这本书中的录文。

以上谈到的《阴阳书》第一部分所言吉凶，残存十月至十二月，其中十二月最清楚。查留存下来的唐代《具注历》，只有大顺三年（892年）[106]有完整的十二月的吉凶。我们就以此来与《阴阳书》的吉凶作一比较。

查大顺三年《具注历》，十二月中日子与《阴阳书》相合的共有8日，吉凶如下（“一”为《阴阳书》，“1”为《具注历》）：

一、癸酉日，金，成，地下癸丑（金鸡鸣玉狗吠，上下不呼）。此日葬及殡埋，神灵安宁，宜子孙，福及后嗣，大吉昌。启殡、发故、斩草、起土、除服，吉。角、徵二姓用之凶（以下日子的吉凶注文都差不多，略而不录全文，只录吉凶——笔者注）。

1.三日癸酉，金，收。魁。

二、壬午日，木，执……启殡、发故、斩草、起土，吉。

2.十二日壬午，木，执……修造、斩草吉。

三、甲申日，水，危……启殡、发故、斩草、起土、除服，吉。

3.十四日甲申，水，危。祭祀、沐浴、安床、内财吉。

四、乙酉日，水，成……启殡、斩草、起土、除服，吉。

4.十五日乙酉，水，成……裁衣、解除吉。

五、庚寅日，木，除……启殡、发故、斩草、起土、除服，大吉。

5.廿日庚寅，木，除……嫁娶、服药、安葬吉。

六、甲午日，金，执……此日殡埋吉。

6.廿四日甲午，金，执……裁衣、起土吉。

七、丙申日，火，危……启殡、发故、斩草、起土、除服，大吉。

7.廿六日丙申，火，危。祭祀、内财、葬埋、安床吉。

八、丁酉日，火，成……此日殡埋、斩草、起土、除服，吉。

8.廿七日丁酉，火，成……裁衣、入学、葬埋吉。

以上8例中，第一例可能有问题。因为其他七例，两种文献所记日子的干支、五行、建除全同，而第一例不合。查录文，二日是“金、成”且“葬埋、修造吉”。颇疑原文有错简，将原本三日的内容抄到了二日。若此推测不误，则第一例的葬事吉凶，两种文献也相合。

这样，在全部八例中，两种文献“葬事”吉凶相合的占六例（即一、二、五、六、七、八例），相合的比例还是相当高的。因此我们相信，在唐代葬日的选择中，《阴阳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二

以上我们提到了《具注历》。既然《具注历》中逐日记载了葬事的吉凶，在选择葬日时，只要去查《具注历》不就行了吗？这不是最简单的办法吗？从道理上说，确实如此，但实际情况怎样呢？以下我们略作探讨。

我们的办法很简单：既然《具注历》逐日表明了葬事的吉凶，那么只要用实际的葬日与其对照，自然就可以判定那些葬日是否依据了《具注历》。好在我们现在能看到大量的唐代墓志。这些墓志可能对其他事情记载不详不实，但葬日却一般都有详细记录。这就为我们的比较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为方便起见，我们利用《唐代墓志汇编》（以下简称《汇编》）和《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以下简称为《续集》）[107]中的墓志与《具注历》进行对照。对照的结果，共有18例可以与《具注历》中的日子相合[108]，抄录如下（“一”为墓志录文；“1”为《具注历》的记载，二者吉凶相同者，数字加方框表示）[109]，并略加按语：

一、大和三年岁次己酉十一月十五日（殁），其年其月廿三日，安措于天兴县三良乡。（《汇编》大和023）

1.大和三年十一月廿三日己亥，盖屋、修堤防、塞穴吉。

按：此条从殁到葬相隔八天，葬日吉凶与《具注历》大致同。

二、大和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殁），明年二月十五日，权窆与河南县平乐乡。龟兆既叶，龙轜将驭……。（《汇编》大和067）

2.大和八年二月十五日丙申，岁对（前？），了戾。

按：此日《具注历》不记吉凶。墓主从死到葬相隔二月。据《具注历》，仅二月中就有一日起土吉，三日葬吉，四日葬吉，廿一日葬吉，廿二日塞穴、葬埋大吉，廿五日葬埋吉，廿八日葬埋吉。若依《具注历》，为何不选这些日子呢？可见此次葬事日子的选择没有依据《具注历》。从“龟兆既叶”看，可能使用了其他的方法择日。

三、大和八年二月一日终，是年是月十五日墓于京兆府万年县宁安乡。（《汇编》大和068）

3.同“2”。

按：此日《具注历》不记吉凶，墓主从死到葬十五日。虽然此例与上例一在河南一在长安，但都选择了“二月十五日”。难道是采用了相同的择日方法？

四、大和七年岁次癸丑冬十月廿二日乙巳终于成都府，以明年三月十九日庚午归葬于东都城北金谷乡。（《汇编》大和069）

4.大和八年三月十九日庚午，加冠、移徙、修碓硙、斩草、葬、入宅吉。

按：此例因是“归葬”，所需时间较长。葬日吉凶与《具注历》同。

五、大中十一年十二月有二日终于广化里，即以十二年二月廿一日龟筮叶从，迁葬于京兆府万年县浐川乡。（《续集》大中063）

5.大中十二年二月廿一日癸丑，岁前，天恩。

按：此例《具注历》不记吉凶。有两种可能：第一，从“龟筮叶从”看，可能采用了其他方法。第二，大中十二年闰正月。闰正月的廿一日甲申“葬吉”。也可能墓志作者将“闰正月”错记为“二月”了。

六、大中十二年正月二日终，以其年二月廿一日葬于河南县平乐乡。（《汇编》大中137）

6.同“5”。

按：此例与上例一在长安一在河南，但都选择了“二月廿一日”，可见上述第二种可能性即错把“闰正月”记为“二月”，是不能成立的。他们可能使用了其他择日方法。

七、大中十一年七月九日终于苏州，以大中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权窆于嘉兴县礼贤乡。（《汇编》大中138）

7.大中十二年二月廿七日己未，岁后。

按：此日《具注历》不记吉凶。其实此日前的廿二日就是“葬埋吉”，此日后的廿九日也是“葬吉”。为何偏选廿七日呢？可见此葬日的选择没有依据《具注历》。

八、大中九年正月十七日终，以大中十二年二月廿七日合祔于先茔之侧。（《汇编》大中139）

8.同“7”。

按：此例虽也是“二月廿七日”，但似亦非据《具注历》。

九、大中十二年岁次戊寅二月九日终于长安，其年四月十五日归葬河南府河南县平乐乡。（《汇编》大中140）

9.大中十二年四月十五日丙午，解除、书符吉。

按：此日《具注历》不记葬事吉凶。

十、会昌二年八月十日终于涿州，以（大中）十二年戊寅岁夏五月六日迁窆于府君之茔兆。（《汇编》大中141）

10.大中十二年五月六日丁卯，岁后、天恩、母仓、九坎。

按：此日《具注历》不记葬事吉凶。

十一、咸通四年秋七月十八日薨，以咸通五年正月九日窆于京兆府长安县承平乡。（《续集》咸通019）

11.咸通五年正月九日丙申，治病、祭祀、斩草（吉？）。

按：《具注历》“斩草”下可能脱了“吉”字。若是，则与墓志所言吉凶大致同。

十二、咸通四年六月廿九日终，明年二月十三日卜葬于县之兑宜陵乡。（《汇编》咸通032）

12.咸通五年二月十三日庚午，加冠、拜官（吉？）。

按：此日《具注历》不记葬事吉凶。

十三、咸通四年闰六月十九日终于上都，以明年二月十五日迁葬于河南府河南县伯乐乡。（《汇编》咸通033）

13.咸通五年二月十五日壬申，祭祀、解［除］、葬吉。

按：此葬日吉凶与《具注历》同。

十四、咸通四年二月十六日薨于长安，以龟筮叶吉，玄寝有期，以咸通五年二月十五日归窆于长安县龙门乡。（《续集》咸通020）

14.同“13”。

按：墓主从死到葬，长达一年。与上例比较，虽一在河南一在长安，但葬日相同。

十五、景福二年正月廿九日薨于使宅，于是窀穸有期，龟筮咸许，青乌择日，白马临郊，即以其年八月七日葬于将相乡。（《汇编》景福002）

15.景福二年八月七日甲辰，嫁娶、起土吉。

按：此葬日在《具注历》中标明“起土吉”，也算吉凶相符。但八月五日“葬吉”、八月六日“葬埋吉”，不知为何不选五日、六日而偏要选七日？或许由“龟筮咸许”推测，墓主亲宾没有使用《具注历》择日？

十六、大顺三年正月廿九日薨，以景福二年八月十四日厝于闽县敦业乡。（《汇编》景福003）

16.景福二年八月十四日辛亥，裁衣、拜官、嫁娶、修造吉。

按：此日《具注历》不记葬事吉凶。其实十六日就是“起土吉”，十八日就是“安葬吉”。

十七、景福二年九月十一日终，龟人告吉，辨于窆礼，以乾宁二年乙卯岁七月甲寅朔廿九日壬子（葬）于庄西北。（《汇编》乾宁003）

17.乾宁二年七月廿九日乙酉，葬埋、扫舍吉。

按：此日虽与《具注历》所记葬事吉凶同，但七月朔干支、廿九日干支均与《具注历》不同。若墓志日期与《具注历》不合，二者的比较就失去了意义[110]。

十八、乾宁三年七月廿一日（卒），乾宁四年二月廿一日（葬）淮南扬州扬子县江宾乡。（《续集》乾宁004）

18.乾宁四年二月廿一日丁卯，嫁娶吉。

按：此日《具注历》不记葬事吉凶。据《具注历》，此月十四日“葬吉”、十五日“葬吉”、廿六日“葬吉”，不知行葬事者为何不用。

以上18例墓志，除去第十七例有日期上的疑问外，余下的17例中，仅有6例与《具注历》所记葬事的吉凶相同，占全部事例的35%强。所占比例不是很高。这说明了什么呢？可能说明了两点。第一，可能在当时，并非所有人在进行葬事时都要择日。第二，可能《具注历》在当时没有像后代那样普及，唐代民众在日常生活中还没有形成凡行事就要查《具注历》的习俗。因此即使择日，也未必会去查《具注历》。同时，由于当时《阴阳书》，以及号称百二十家《葬书》的流行，靠阴阳人、阴阳生、葬师等人来选择葬日可能要比依据《具注历》更普遍。有些日子就是靠《阴阳书》或《葬书》来选择的。这种选择其实比查《具注历》复杂得多，但或许唯其如此，才更得民众的信任，同时也就造成了更为多歧的选择结果。以下我们举一个《葬书》所记择日术的例子，来看看“择日”的复杂。

敦煌文书P.3647号是一件很长的与占卜相关的文书，其中有一部分与葬事相关。我们引几句如下（序号为文书残卷的行号，括号内为注文，原是双行小字）：

22．推权殡法第二 先定五姓（宫商角征羽），次定丧主年命（年是行年，命是本命，不得同支干。年命，甲々子々[111]日是也）。

23．次择吉日 丙[112]（大葬凶）、丁卯（一云凶）、庚[113]（大葬凶）、壬申、癸酉、丙子（大葬凶）、壬午、甲申、乙酉、庚寅（不可大葬？）

24．辛卯、甲午（不可大葬）、丙申、丁酉、庚子、壬寅（一云凶）、癸卯（一云凶）、丙午、壬子、甲寅、乙卯（大葬凶）、庚申、辛酉、

25．己酉。次择时（四孟月甲庚丙壬、四仲月乾巽坤艮、四季月乙辛丁癸时吉）。次择却灭门、大祸凶日（正月巳亥、二月子午、三月丑未、四月寅申、五月卯酉、六月辰戌、七月巳亥、八月子午、

26．九月丑未、十月寅申、十一月卯酉、十二月辰戌）。

“权殡”是一种暂时性的葬埋，从上述要求可知，这种“权殡”择日（时）的过程很复杂。同样的日子，因为“五姓”的不同或“年命”的不同，吉凶也不同，所以先要定“五姓”和“年命”。前面我们引到的《阴阳书》，在葬事吉日的后面，要特别注明“某姓某姓用之凶”就是这个道理。此外，文书中提到的“灭门、大祸凶日”也与上述《阴阳书》所记“灭门日”和“大祸日”完全相同。例如十二月，在《阴阳书》的速查表中“灭门日”是“戌”日、“大祸日”是“辰”日；此文书记为“十二月辰戌”，二者完全一样。这样我们就可以推测，像“权殡”这类葬事，既要使用其他占卜术来定“五姓”和“年命”，也要使用《阴阳书》。而经过如此复杂的占卜，得出的最后结果与《具注历》不同就可以理解了。从另一方面说，若民众都靠《具注历》择日，那些阴阳师、占师、卜师们不就都要失业了吗？

三

因此结论就是：唐朝人在选择葬日时会使用多种方法，这些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利用《具注历》查找。不过可能由于印刷术尚未普及，《具注历》还不是民众家里的必备品，因此真正使用《具注历》择日的不太多，大约在（有一定实力或地位的人中占）三分之一上下[114]；另一类则是利用《阴阳书》或《葬书》来选择。由于《阴阳书》到唐后期逐渐衰落，其中的内容分化成了不同类型的专门的占卜书，因此实际上，利用《葬书》来选择可能更为普遍。当然，《葬书》中使用的原理与《阴阳书》是一致的。在这类选择中，因“五姓”不同从而吉凶日也不同，是唐代葬事择日中最重要的一个特色。至于“龟卜”和“筮占”，可能使用者不多（特别是“龟卜”几乎不被一般民众使用），其具体使用情况，还需要对史料再作仔细的爬梳。

以上结论的基础是两本墓志汇编中记录的墓志。唐代墓志还有许多（包括新出土者和历代文献所记录者），充分利用这些墓志中记载确切的葬日，再来检讨上述结论，也许是今后还应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

（本文原为2006年在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转型期的敦煌学：继承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后收入刘进宝、高田时雄主编《转型期的敦煌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第四部分 唐代的“坐龙”与“伏龙”

图一

1966年，北京市丰台区王佐乡史思明墓出土了铜龙一件。据《文物》1991年第9期《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一文介绍，这件铜龙“为蹲坐状。头向左斜，张口，牙已残断。颈部有一火焰珠装饰。前腿直立，后腿曲踞，尾穿过后腿裆向上卷至腰部。躯干有鳞片，前肢五爪，后肢三爪。通高16.41厘米”（图一）。由于铜龙是蹲坐的，故也被称作“坐龙”。例如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编《北京文物》第53页图81即称其为“铜坐龙”。

现在的问题是，史思明的墓中为何会有这种“坐龙”呢？关于此问题，未见有详细讨论，印象中有人认为这是史思明“僭越”、自称皇帝因此在墓中放了一条龙的缘故。但这种解释不能令人满意。第一，当时似乎帝陵中并不一定放有龙，而非皇帝也不一定不用龙。1971年10月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就曾出土有“赤金龙”若干件，一般认为这批窖藏物品属于邠王府。第二，即使是史思明“僭越”，他为何要将龙做成“蹲坐”状？而上述“赤金龙”就不是蹲坐而是取一种行走的样子。

以下笔者想提供另一种解释，即这件“坐龙”或许与唐代《宅经》类著作中提到的“伏龙”有关。按“伏龙”是宅中之神，似只流行于唐宋间，其特点是每年定期在宅院各处行走，到一处就“伏”下来。有“伏龙”在，不宜动土。这种“伏龙法”在现存唐代典籍中很少记载，但敦煌出土的占卜文书中则有一些记录。比如法藏P.2615号文书中的“推宅内……伏龙法”（以下录文和图均据《敦煌宝藏》所刊照片移录）云：

伏龙法：正月二月八月在灶，四月五月在大门，六月七月在墙离（篱？），九月在房，十月在台，十一十二月在堂。又一法；伏龙年年之中移经八处，正月一日庭中起，周而复始：伏龙正月移在中庭，去堂六尺，六十日；三月一日移在堂门内，一百日；六月十一日移在东垣，六十日；八月十一日移在四（西？）隅，一百日；十一月廿一日移在灶内，卌日；周还正月一日在堂。

法藏P.3594号文书所记方法与上件文书中所谓“又一法”几乎全同：

推伏龙法：正月一日（庭）中伏，六十日；三月一日堂中伏，一百日；六月十一日东北？伏，六十日；八月十一日西南伏，一百日；十一月廿一日灶下伏，卅（卌？）日。右犯之灭门，慎之。

图二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有关“伏龙法”的文书中，有两件有附图。一件是法藏P.3602V号文书。文书在“宅内伏龙法”五字下画有一条站在“堂”上的龙（图二，原高约2厘米）。从图中看，这条龙张嘴、有翼、尾上翘，与史思明墓出土的“坐龙”有些相像（但不是蹲坐）。

图三

另一件则是上面提到的P.3594号文书。文书在“推伏龙法”四字下画有一条龙（图三，原高约1．5厘米）。这条龙除左前足抬起外，与前述史思明墓出土的“坐龙”更接近。特别是这条龙也采取了一种蹲坐的形象。

由这种接近，我推测史思明墓出土的“坐龙”很可能是当时流行的宅内之神“伏龙”。“坐龙”之所以取“坐”状，就是因为它“伏”在某处的缘故。史思明墓出土的“坐龙”低头蹲坐，更具有“伏”的含义。

将“伏龙”放在墓里，可知墓是按墓主人宅院的形制布置的。可惜史思明墓出土物的位置已被搅乱，以致我们不知此“坐龙”出土时位于何处。若按照前引文书中的“推伏龙法”，“伏龙”四月五月在大门，或三月一日移至堂门内、伏一百日直至六月十一日。据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一文的考证，史思明下葬的日期是五月十八日，则此时“伏龙”的位置应该在大门或堂门内。换句话说，史思明墓出土的“伏龙”的位置应该在墓室门内的某处。墓中放“伏龙”可能用于镇宅、镇墓或某种忌讳。比如说，由于相信有“伏龙”在，“犯之”会“灭门”，因而在“安史之乱”的混乱时期下葬，就放上一尊“伏龙”，指望用“伏龙”的神力吓退那些趁火打劫的盗墓者们。

墓室中放“伏龙”，还有一个旁证。据《文物》2002年第1期《敦煌佛爷庙湾唐代模印砖墓》报道，在M121号墓中，出土了“龙首犬身怪兽”模印砖33块，其形制大致如图四。

图四

这个所谓“龙首犬身怪兽”的形象，显然与史思明墓出土的“坐龙”很相似，且同样出土于墓中。据报道，这33块墓砖分布如下：西面棺床铺5块、东面棺床铺4块、墓室及甬道地面铺24块。从平面图看，这24块墓砖分3排每排8块，整齐排列在甬道和墓室中，相当于宅院中的门口和厅堂。因此它们就是“伏龙”的可能性非常大。这一“伏龙”墓砖的发现，或可以旁证史思明墓所出“坐龙”即为“伏龙”。

当然，以上所论推测成分仍很大，但唐宋间流行的宅神“伏龙”的形象与史思明墓出土的“坐龙”十分接近也是事实。

（原载《中国文物报》2001年11月23日第7版，

收入本书时作了较大补充）

第五部分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写本《逆刺占》札记（附《逆刺占一卷》录文）

国家图书馆藏有一件敦煌文书，原编号为北新0836，新编号为BD14636，定名为《逆刺占一卷》，性质为珍贵的占卜典籍，图版目前尚未公布，完整摹本刚刚发表[115]。这件重要的占卜文书是向达先生首先介绍的，因此想写这件文书以纪念向达先生。

向达先生曾任我们历史所副所长，对历史所的建设和历史所敦煌学的开展都有贡献。他的照片至今与其他所长兼著名学者如郭沫若、陈垣、尹达、侯外庐等一起，挂在历史所的会议室中。作为历史所成员，也作为唐史和敦煌学的学习者研究者，我怀着感激之情纪念我们的这位虽不曾谋面，但受其遗泽的老领导。

向达先生研究领域非常宽。他自己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的《致辞》[116]中将其归纳为敦煌学、唐史（特别是其中的文化史和与西域的关系史）、少数民族史、中外关系史等几个领域。在这几个领域中，他都取得了极高成就，特别在敦煌学方面，可说是第二代敦煌学家的代表人物[117]。对《逆刺占》的摹写与介绍，是向达先生关注敦煌学和文化史的结果，也是他对敦煌学和文化史的重要贡献。

一 向达先生的贡献

关于这件《逆刺占》文书，向达先生是最早的介绍者和研究者。他曾在论著中两次提到，即《西征小记》和《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118]。荣新江后来又介绍了向先生关于这件卷子的一个题记[119]。这三次介绍或详或略，但内容大致相同。

由于这件《逆刺占》文书的另一面写有《毛诗诂训传》，因此许建平《跋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诗经〉写卷》[120]一文（以下简称《许文》）结合向达先生的介绍对文书作了详细研究。《许文》认为此件文书的首次介绍，不是《西征小记》而是《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对向达先生关于文书正、背面的不同说法，认为《毛诗诂训传》当是正面，《逆刺占》则是背面。

向达先生的三次介绍和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此件文书的基本情况：

1.收藏。此件文书向达先生1942年在张大千处看到，并借来录副。文书藏邓秀峯处，1943年卖给青海粮茶局局长韩辅臣，后归北京图书馆[121]。

2.定名与形制。此件文书为唐天复二年（902年）翟奉达写《逆刺占》一卷，存296行，长441.7厘米，首尾完整，仅卷中残损十余行。

3.考证。（1）内容。“《旧唐书·经籍志》有《逆刺》三卷，题汉京房撰，与翟奉达所写者疑是一书，唯未分卷为稍异。书中文辞鄙俚，且时杂像教话语，只以其中涉及京房，《旧书》不察，遂题为京房撰。《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逆刺》三卷，不题撰人，庶几得之。”（《西征小记》）（2）抄写者翟再温即翟奉达，为历学世家，后以字行。天复二年（902年）为州学上足子弟、20岁；天福十年（945年）为州学博士、63岁；显德六年（959年）仍为州学（经学）博士，77岁（《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

4.录文。在《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中介绍了翟再温题记、三首七言五言诗、卷末题记共11行文字的录文。

上文说过，向达先生在1942年就对全卷做了摹写。这一摹写被编入《敦煌余录》，但迟至今年（2010年）才收入《向达先生敦煌遗墨》公开出版，从而为我们所知。从出版的影印件看，摹写作得非常认真、仔细，完全按照文书原格式——朱笔字用红墨抄录、墨笔修改处将被修改者一并录出、小字补字双行注等均按原样摹写，分段符号均依样描绘，等等。总之，向先生的这一摹本与原卷几乎完全相同，在无法看到原卷或图版的时代，无疑是介绍、普及、宣传敦煌文书的珍贵而重要的资料。

二 其后的研究

下面回顾一下《向达先生敦煌遗墨》出版之前，有关本件《逆刺占》的著录与研究。

本件《逆刺占》文书在向达先生介绍后就湮没不闻、无人问津，仅北京图书馆1981年编的《北京图书馆敦煌遗书续录》有所记录，说存“11纸288行”。到1999年，我开始系统搜集和硏究敦煌占卜文书时，承蒙荣新江好意，看到了本件文书的照片复印件，又承李济宁惠顾，目验了本件文书[122]，遂于2000年发表《有关〈北京图书馆敦煌遗书续录〉中占卜文书的定名问题》[123]一文，介绍了本件文书前段所列目录；认为它可作为《逆刺占》定名的标准件；文书残缺部分可用P.2859《逆刺占一卷》补足；并以此为样本，为北京图书馆所藏的另两件《逆刺占》文书定名。其后，我在2001年出版的《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硏究》一书[124]（以下简称为《黄书》）中专列“逆刺占”一类，认为“逆刺占”是一种预测来卜者所卜何事及其吉凶的占卜术，介绍了6件“逆刺占”文书，并梳理了它们在正史书目中的著录情况。

关于本件文书，《黄书》介绍了其中的21项内容，认为“全卷虽纸张、字迹俱佳，且抄写认真，但内容混乱、前后重复，错漏颇多。大致是把有关‘逆刺占’的内容都杂抄在一起而凑成的一卷”（第158页）。书中还指出P.2859《逆刺占一卷》的内容“与北新0836（今编号为BD14636）《逆刺占一卷》完全相同，连错字漏字都相同，且抄写时间只相差两年（本卷抄写于唐昭宗天复四年即904年，北新0836则抄于902年），可以肯定二者用的是同一个底本”（第158页）。P.2610文书与上述“二件《逆刺占一卷》中的16、17、18、19、20四项几乎完全一样，可以肯定是《逆刺占》中的一部分”（第159页）。现在我可以更明确地说，P.2610与本件文书以及P.2859虽非抄自同一底本，但极其相似。所以在以下作录文时，我将P.2859作为主校本，同时将P.2610作参校本。

由于P.2859《逆刺占一卷》与本件文书底本相同，因此研究前者实等于间接研究后者。刘永明《敦煌占卜与道教初探——以P.2859文书为核心》[125]（以下简称《刘文》）就可说是在内容上对本件文书的研究（虽然其角度主要是关心与道教相关的内容）。文章梳理了逆刺占法在史籍中的记载，认为其兴起在南北朝，题名京房逆刺的著作都是伪托；具体内容均为民众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事项，如远行、家宅、田地、失物、盗贼、病患、口舌、嫁娶等；从文书中所反映的避讳情况看，《逆刺占》中有“景位坐者，家有十三人”句，是避唐讳“丙”为“景”；又有“占家中病者，初忧重，至理不死”句，是避唐讳“治”为“理”，其他多处“丙”、“虎”并不避讳。这一方面是其出于唐代的明证，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唐室衰微的过程中，处于边远和半独立状态的敦煌地区渐渐从思想上淡化了对唐王室的尊奉，这种情况在归义军时期的敦煌文书中比较常见。由此看来，其整体内容的编纂时间当不早于归义军以前，属于本地区文化水平不高的文士或阴阳师辑录拼凑各相关内容并且加入了本地区民俗内容而成；其重要特色是其中的道教和鬼神崇拜（例如醒死鬼、土公、水官等），以及运用的解谢镇厌等方法。

其实本件文书内容十分庞杂，道教因素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除此之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精品选[126]》选印了本件文书卷首、卷尾两张照片，并有说明：“逆刺占。唐天复二年（902）写本。卷轴装，首尾全，长450.3厘米，宽27厘米。尾题后有题跋及题诗。”其中提到的文书尺寸测量比向达先生所测（441.7厘米）要长出一些。

三 本文的工作

本文首先提供了一个国家图书馆所藏《逆刺占一卷》的完整录文。由于是据照片复印件移录的，有些字看不清楚，还有朱笔无法显示。好在向达先生的摹本已经面世，且格式极接近原卷，因此凡朱笔或不清楚处，均参考向先生的摹本（以下简称“向摹本”）。我的录文将本件文书所缺第15—34行上半的文字，用P.2859《逆刺占一卷》补足，同时为全文加了标点，并参考两件法藏文书做了大量校记。

关于本件文书的行数，向达先生说是296行，北图《续录》说是288行，问题可能出在153行以下8行“占左右手足举法”上。原文这8行各以双行小字排列，向达先生将双行各算一行，北图《续录》将双行并算一行，所以两种统计差了8行。我的录文也将双行各算一行（这是为了电脑输入的方便），但总行数为298行，比向达先生统计的多了2行。经检查，系向达先生在78—79行之间漏写了1行，又将296行与295行录为一行[127]造成的（详见本文附录文）。

以下就本件文书提出一些问题，以供读者参考。

1.本件文书的定名与抄写者、抄写时间均无问题，但卷子上的朱笔、题字如何解释？我们知道，本件文书的抄写者是“敦煌郡州学上足子弟翟再温”。在卷后“翟再温”题名之旁，有一行细字为“再温，字奉达也”。这行不同于正文的、笔迹很“细”的字是抄写者自己题的吗？他为什么要将自己的“字”注出来呢？题名后面有三首诗。这些诗水平不高，是翟再温（奉达）所作的吗？诗中说“男儿不学读诗赋，恰似肥菜根尽枯”，是说男儿应该学诗赋，这和抄写《逆刺占》有何关系？又如第1行有朱笔“逆刺占十川纸”字样，这也是抄写者注的吗？他为何要作这个注，又为何要用朱笔呢？换句话说，朱笔究为何人因何而写？又，研究认为此件《逆刺占》是翟再温20岁时所抄，一直自我保存到“年迈”时。他为何要长期保留这个卷子？是因为它重要还是因为要怀旧？顺便说一句，另一件《逆刺占》（P.2859）的抄写晚于此本两年，抄写者也是州学子弟，但是“阴阳子弟”。或者本件文书抄写者“翟再温”也是“阴阳子弟”？《逆刺占》或是州学阴阳子弟学习用教材？

2.前面说过，我曾提出本件文书与P.2859《逆刺占》（以下简称为“伯甲本”）出自同一底本。两相比较，应该认为本件《逆刺占》虽然也多有错漏，但是抄写者主动进行过稍许整理。例如84行“居天空向”之下有阙文。伯甲本亦有阙文但接抄下句，本件文书则有意识地留出空格。148行讲完“左足”后没有“右足”。伯甲本亦无“右足”，甚至连“右足”字样都未出现，本件文书则写出“右足”来而下无文字，是有意识提醒读者[128]：下有阙文。特别是236行讲十二月将时，缺少“辰”。伯甲本写“有人居辰”，下无文字，便接抄“有人居卯”，而本件文书则明确写有“欠辰”字样，看来也是出于有意识提醒读者的考虑。

但也有改错而可笑处。如92行“为贵民求百事，皆得”，何意？查伯甲本，此处“贵民”的“民”作“人”。向“贵人”求事“皆得”，就好理解了。这说明本件文书和伯甲本所据的同一底本上可能是“贵人”，伯甲本的抄写者吕弁均忠实底本，而本件文书的抄写者翟再温以为“人”是避“民”讳，因此擅将“人”回改为“民”，反而不通。

3.尽管如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本件文书的抄写者还都是照录文字，而不论是否通顺。由于本件《逆刺占》是杂抄而成，因此在用字上有不同时代的特点，而抄写者则不予统一，一律照原样抄写。例如像前述《刘文》已经指出的那样，既有避“丙”、“治”讳写作“景”、“理”的，也有不避两字的。而“虎”字基本不避。不过，在同一项占卜法中，避讳字“避”和“不避”没有同时出现过。由此或能据以研究各项占卜法的成书时间。上面所举改“贵人”为“贵民”就是一个例子，可作理解本件文书撰写和抄写年代的很好线索。

照抄原文的例子还有：卷子前面将“争田宅”的“争”均写作“诤”，后面则写作“争”；前面将“坤”均写作“巛”，后面则写作“坤”，等等。特别是242—243行中的一句话“天钦阴辰相扶好人硕”，究竟何意？看来抄写者也是不懂的。

4.从占卜内容上看，虽然如《刘文》所说，“均为民众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事项，如远行、家宅、田地、失物、盗贼、病患、口舌、嫁娶等”，但其中仍有时代和地域特点。例如：

①156行有“离上来卜者，先举左手向面，忧寄客”、260行有“坎，北方，举左手向面，忧有寄养客”。我们先不说这两条的矛盾，即一从南方（离）来，一从北方（坎）来，占辞却一样，就说其中涉及的“寄（养）客”就很有时代特色。他们或应是唐代后期才出现的一类人，是寄居在非本人户贯州县的“客”。我们举几条史料：

甲：其州县诸色部送，准旧例以当州官及本土寄客有资产干了者差遣。[129]

乙：会昌五年正月制：公卿百官子弟，及京畿内士人、寄客，修明经进士业者，并宜隶于太学。[130]

丙：（贞元）四年正月庚戌朔，御丹凤楼制曰：……军州官吏、寄客，能务农业入粟助边，量其多少，酬以官秩。[131]

从以上资料看，“寄客”在唐后期很普遍，成为法令必须对其有所规定的一类人。关于“寄客”，笔者将另文讨论，这里只想指出，从本件《逆刺占》文书占辞中他们常被“忧”看，与本土人的矛盾是经常发生的。

②与此相关，文书中还出现了关于“外养”的占辞。例如98行“景位坐者，家有十三人，一人外养。 丁位坐者，家有十五人，一人外养”；112—114行“戌地坐，家有五人或四人，父身外养”，“ 亥地坐，家有五人四人，父及长子外养”，等等。从“丙”写作“景”看，此项内容撰于唐代。一家之中常有人“外养”，且被“外养”者包括家中的“父亲”。这是什么习俗？是敦煌地区独有的吗？“外养”的地点是否在寺院呢？

③文书中有大量占辞涉及对妇人的担忧，担忧她们的“阴私”、“勾连”、“秽恶”。例如54—55行“寅时从寅上来，忧女子财之事，妇人勾连”；70—71行“午上来者，为青龙，向天后，为妇女阴私，亦有吉财事”；75行“亥上来，亥为太阴，向勾陈，为妇女勾留事”；77—78行“居太阴向勾陈上坐者，为妇女留连言语闘诤事”；79行“（居）玄武向六合上坐，为妇女阴私事，必得合事”；93行“亥为天后，有人在天后上坐，为妇女闭塞阴私事”；204行“向天后，为有妇女阴察来往之事”；208—209行“向勾陈，为有妇女勾连之事”；231行“于天后上坐者，为有妇人姧私秽恶之事”；262—263行“寅时艮来卜者，忧女子、金铜之物，欲为所各好女勾连”，等等。与此不同的是，占辞中涉及男子阴私、秽恶的内容几乎不见。这些对妇人的担忧是唐五代全国状况的反映呢，还是敦煌地区特有风俗的反映？值得研究。

④文书中又有大量关于占别人家有酒无酒的占辞，甚至有一项占卜内容就是“占人家有酒法”。举几个例子：54—56行“寅时从寅上来，忧女子财之事，妇人勾连，性多虚，家有酒。卯时从震上来，忧田宅、屋舍、男女病，其人性行喜少口语，酒满器”；57—59行“巳时巳上来，忧小口，有人欲行求物，占人性行多语多嗔，家有酒少。午时离上来，忧父母病、田宅诤，占家有酒”；60行“申时巛上来，忧母病，亦田宅、口数孤，家中酒食，往即得”。不仅能占出谁家酒多酒少，还能占出去人家后是否能喝上酒。再如135—141行（所引不按行而按卦改排）：

申时离上来卜者，［占］忧亡失若六畜、官事至辞讼，占有酒无有，酒满器。

未时［坤］上来卜者，占欲求仕进若婚姻、妇女事，占有酒无酒，大器之中盛。

巳时兑上来卜者，占忧家事若亦？田宅、小儿，家有酒藏不出，瓦器中盛。

亥时乾上来卜者，占忧家，欲求娶，若相告言，诤金刀剑。

丑时坎上来卜者，占忧主亡失，妇女任身欲卧，家有酒藏在杖下。

卯时艮上来卜者，占忧女子若失金银，家有酒无，破器盛之。

这是连酒藏在哪里都能占出来。又180—181行“占主人有酒不与”，似乎还透着怨恨。而262行以下是专门占“人家有酒”与否的，就略而不引了。以上占辞应是当地当时社会状况的反映：一来显示当时当地酒食的缺乏，二来显示当时当地喝酒比较普及，特别是有到人家去喝酒的习俗。如果你把酒藏起来，或来你家有酒而不给人喝，都是不对的。

以上我们就本件文书的占辞举了几个例子，试图说明本件长达近300行的《逆刺占》有着丰富内容。除了据此可研究占卜术，及其与道教、佛教、民间信仰的关系外，也是研究社会生活史的好材料，希望今后能有更深入更细致的研究。

本文主要是对国家图书馆藏《逆刺占》做了个尽量忠实原卷的录文，并提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只能算是抛砖引玉。当然，也许这些问题本身并不是问题或是别人早就解决了的。若如此，只能检讨我的孤陋寡闻了。

此件《逆刺占》文书是向达先生首先介绍并研究的。不仅如此，向达先生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对原卷进行摹写，且摹写得十分精美，令人赞叹。它饱含着一个学者对祖国文化和对学术的热爱。我们现在作录文的条件好多了：可以复印放大、可以扫描进电脑里放大、有异本可校、有充裕时间。如果我们做得能好一点，有什么可夸耀的呢？所以，无论现在、将来对本件文书研究的成果有多大，我们也都不会也不应该忘记向达先生的发现、介绍、摹写首功。这就是我这篇不成熟小文最想表达的意思。

附记：

本文完成后，承蒙林世田、刘波先生好意，特将尚未公开出版的本件文书高清照片复印，用快递送到我家。又敦促尽快将原卷照片放在IDP网站上。于是我不仅看到了本件文书的高清照片复印件，还上网看到了它的彩色照片，因此抓紧时间，据彩色照片对原先的录文作了复核。对此，我要向两位先生表示真诚的谢意。

不过我要说明的是，尽管我用彩色照片作了复核，改正了录文的“凡例”和注释等，使录文更加精确，但本文的正文文字并未修改，仍强调录文主要依据向达先生的摹本。这当然是因为要纪念向达先生，希望不要抹杀向先生辛勤劳作的缘故。

换句话说，虽然录文依据了原卷的彩色照片，但仍将“向摹本”的异同注出；正文完成后虽然看到了原卷的全部彩色照片，但仍强调依据的是“向摹本”。这一切，都出于对向达先生的崇敬和纪念心愿，乞请读者谅察。

北新0836（BD14636）《逆刺占一卷》录文

凡例：

一、本件文书录文据IDP网站公布的照片（简称“彩版本”）与向达先生的摹本（简称“向摹本”）移录。

二、“向摹本”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录文”，而是文书原卷的摹写，形式上等同于原卷。虽然现在已有清晰的“彩版本”，但为纪念向达先生的摹写首功，本录文仍将“向摹本”作为依据之一，并将其与“彩版本”的异同标出。

三、由于P.2859《逆刺占一卷》与本件文书为同一底本，故用作主要校本，简称为“伯甲本”。又，P.2610《逆刺占》存相当于本件文书的第198行至276行，与本件文书虽非同一底本，但极相似，故用作主要参校本，简称为“伯乙本”。[132]P.2574《周公孔子占法》存相当于本件文书的第161行至182行，似据同一底本，故用作参校本，简称为“伯丙本”。

四、本件文书前部有近20行残缺，据“伯甲本”补之。

五、录文的移录，凡能标示的朱笔、符号等，据“彩版本”与“向摹本”过录。电脑无法打出的符号和涂抹，在注文中描述。

六、本件文书除大段缺损处尽量拟补外，其他有补、正处均不改原文，而在校记中说明。凡补字用［ ］、改字用（ ），字有疑问，旁加？号。

七、为尽量保持文书原貌，不仅格式一仍其旧，且采用了繁体字移录。[133]

录文：

1.△逆刺占一卷○[134] 逆刺占十川纸[135]

2.占问出法 占人卜呼声法[136] 占日时法 ［占］[137]十二辰将上来法 占干位法

3.占支位法 占十二时来法 ［占八］[138]卦人来吉凶法 占左右手足举法

4.占周公孔子傍通法 占十二月将所[139]在逆占来意法 占日卜法

5.占坐卜向法 占时来[140]及人家有酒法 占十干时逢准则[141]

6.○凡月四日、七日、廿日、子日，已上四日，无神不卜。○凡占法皆则[142]其初，

7.久而无验。若客不信，须主人问之，听其答语，便恻[143]也。 又云：

8.凡欲人来，从家中发心，向师来卜者，万事皆成。若人闲心，因

9.来卜之，不着[144]。若欲人看事，卜之三卦，必好着，多看无神，

10.不着。先贤语不虛，万不失一。凡人来卜者，先举[145]看日，相此人

11.所坐之地、正面所向、发？家之所、出门、行[146]立坐卧、言语深浅、

12.颜色青赤黃白黑，即知也。来时地土与日时相似，但准五帝

13.法：东方青、南赤、西白、北黑、四季黄。向青占财物，向白仙亦有

14.口愿，向黑口舌，向赤官事，向黃田宅中事。出南门必失火、口舌、官

15.［事？[147]，出西南］门[148]田宅坡木事，出西门远行钱财事，出西北门行人

16.［不[149]得消息，出北门口舌动］病患事，出东北门丧衰口气事，出

17.［东门钱财之事，出东南门婚财］忧口舌事。已上问出法[150]。若人

18.［从南方来，必官事、病人，亦主失］火、官吏[151]书事，南方主离、火。若人

19.［从西南方来，必田宅、家口、妇女、妻］财、鱼猎、老母事，巛主土。若西

20.［方来，必问福德、家口、妻财、亲］远行仏事，西方金，主兑。若西北

21.［方来，必问愿求、嫁娶、忧争、相告、刀］剑事，西北主乾。若北方来，必问

22.［疫病、口舌、移徙不定、游预[152]事，北］方水、坎。若东北来，疾病、田宅、贼

23.［盗、梦悟[153]、行动、凶丧事。东北主艮、］山石。若东方来，治生、欲行女

24.［妇事、财钱行动事，东主震、木。］若东南来，问口舌、官事、妇女、姪

25.［婚财物事。 凡人来卜，忽］风雨从东方起，有清[154]、白、黑云者，

26.［来人必问刑狱事。凡人来卜，忽］有风雨从南方起，上有赤、黑云，来

27.［人必有家不利、斗争事。凡人来］卜，忽有风雨从西方起，上有白

28.［云、青云、赤云，必死斗、诤讼、金银、］囚刑事。 凡人[155]卜，忽有风雨从

29.［北方起，上有黑、赤、白云，妇女事、口］舌忧，有所求事。已上准风雨卜之。

30.［占人卜呼声法 呼声不息者］，羽音也，来问远行及疾病事。

31.［呼声大者，商音也，来问兵革、县］官、口舌、失火事。呼声重者，宫

32.［音也，来问葬、造屋事。呼声似］拍手挠木声者，角音也，来问

33.［财物、刑囚事。呼声振动者，］徵音也，来问口舌、火灾事。一呼

34.［声问病，二呼声[156]文书失财物，三］呼声问刑囚婚淫，四呼[157]问兵

35.革、口舌，五呼[158]造作、器土、葬埋事，六呼声问行出入事。 凡[159]来

36.占，嘿不言，但举头看日所在，即知其人来意：日在东方，问婚、妇

37.人娠、论说财、口舌、失火[160]之事。求婚、觅财、失财物[161]、行人、口舌，并得吉。 日在

38.东南方，问被盗财失之事，不尔即官事有罪，失物不得，病不死。

39.宅林傍耶[162]道之上有寡妇家，有一人黑眼，好偷盗，或作厌。 日在

40.南方，来问官事，不尔婚财，必有刑[163]徒流徙，婚不成，求财不得，病

41.重。家有两母子，多瓦器。人赤眼，有一男，黑色，面上有瘢痍？，有

42.黑点，喜道说人，与鬼来往。若病，心痛耳聋之象。 日在西南方，

43.人来问，必惊恐见怪，恶梦，失财，求事不成，不意。家有两母子，

44.女少男多，少言语。有一男，高肩，凶[164]，喜共他女争，亦淫，不避亲疏，

45.宅有伏尸。西南数火怪，主人心耶，勤福，乃有财物二主。日在西方，问婚

46.成，财得，有口舌，远行欲至，失物却得，病不死。居宅小道上家有一

47.妇，长咽细小大[165]颡？，事神，有一人青色，主人贪吝。 日在西北方，问儿

48.行来，漏失，求官得，甚家高粱之受，西北有浮图。家有一人，刚

49.不信师，有一人好作功德精进，家外氏有作厌魅者。 日在北方，

50.问婚成、财得、官畏[166]，有刑徒口舌，病不死。宅居下[167]湿，坑坎之水上，有

51.一人坏，偷与道人尼来去，一人耳聋，口舌，廉廉[168]不绝。 日在东北方，问

52.惊恐、恶梦、斗讼、留连，不尔婚财。家居塚上，家内二子，心腹不

53.相得，若第三子强良，久竟破家。 右[169]看日时者子午卯酉皆是正方，

54.辰巳东南角，未申西南角，戌亥西北角，寅丑东北角。寅时从寅上来，忧女子财之事，妇人勾

55.连，性多虚，家有酒。 卯时从震上来，忧田宅、屋舍、男女病，其

56.人性行喜少口语，酒满器。 辰时巽上来，忧女子患，欲远行

57.求财物，占人性多语，患嗔怒。 巳时巳上来，忧小口，有人欲行求

58.物，占人性行多语多嗔，家有酒少。 午时离上来，忧父母病、田

59.宅诤，占家有酒。 未时未上来，忧失财物，人行中和长直。

60.申时巛申[170]上来，忧母病，亦田宅、口数孤，家中酒食，往[171]即得。

61.酉时兑上来，欲求官得婚嫁事，人性行不侵人。 戌时乾

62.上来，忧人欲求妇女、诤婚、辞讼事。 亥时坎上来，忧失财、

63.妇女妊娠欲坐，人性行多虚。 子时巽上来，忧口舌，诤田宅，

64.语相连及。 丑时艮上来，忧田宅，在舍不[172]安，男子患，人性行

65.善。△子上来卜者，子为天后，向青龙，求官吉，妇人合阴阳

66.事。 丑上来者，丑为天乙，向天空，为贵人托，欣庆财物如意。

67.寅时（上）[173]来者，为腾蛇，向白虎，为丧疾惊恐。 卯上来者，为

68.朱雀，向太常，为衣裳、财物、口舌、凶事。 辰卜来[174]，为六合，向

69.玄武，盗[175]财、亡财，亦主婚和合聚会事。 巳时（上）[176]来[177]，为勾陈，向太

70.阴，有诤田宅、相勾连事。 午上来者，为青龙，向天后，为妇

71.女阴私，亦有吉财事。 未上来者，未为天空，天乙[178]，求官吉庆，又

72.云欺诈空妄无实事。 申上来[179]，申为白虎，向腾蛇，为惊

73.恐死亡斗诤杨[180]兵。 酉上来，酉为太常[181]，朱雀[182]，口舌[183]裳财

74.帛庆赐事。 戌上来，为玄武，向六合，为有酒食、婚事，亦主

75.失物、盗贼事。 亥上来，亥为太阴，向勾陈，为妇女勾留事。

76.右[184]从十二辰将上来占法。 子日，为[185]太阴，人来居太阴上

77.坐者，为隐慝[186]闻？事；居太阴向勾陈上坐者，为妇女留连

78.言语斗诤事。 丑日，丑为玄武，人居玄武上坐者，为贼盗、亡遗、

79.失物事[187]；若[188]玄武向六合上坐，为妇女阴私事，必得合事。

80.寅日，寅为太常，人在太常上坐，为衣裳、求官事；居太常向[189]

81.朱雀上坐，为口舌、诽谤、言语事。 卯日，卯为白虎，有人在白

82.虎上坐，为斗诤事；居白虎上向腾蛇上坐者，为县官、口舌、

83.失火事。 辰日，辰为天空，有人在天空上坐，为欺诈不实事；

84.居天空向[190]。 巳日，巳为青龙，有人在青龙上坐，

85.为妇女求物事。 午日，为[191]勾陈，有人在勾陈上坐者，为妇女

86.斗诤；居勾陈向太阴上坐者，为伏慝隐事。 未日，未为六合，

87.有人在六合上坐，为婚、酒食事；居六合向玄武上坐者，为阴

88.私、盗贼、失物事。 申日，申为朱雀，有人在朱雀上坐者，为口舌、

89.诽谤；居朱雀向太常上坐，为衣裳、财物、吉庆之事。 酉

90.日，酉为腾蛇，有人居腾蛇上坐，为有惊恐失火急事；居腾蛇

91.向白虎上坐，为死丧疾病事。 戌日，戌为天乙，有人在天乙上坐

92.者，为求位事；居天乙向天空上坐，为贵民[192]求百事皆得。 亥

93.日，亥为天后，有人在天后上坐，为妇女闭塞阴私事；居天后

94.向青龙上坐，吉庆求官事。 假令常以月将加时，若神后加日

95.辰，必有奸意，勿往。假令甲寅日天乙大吉，下有人来坐天空，为

96.欺诈不实之事。 ○客在支干位坐法 干[193]位占 甲位坐

97.者，家有老父，家口二人或三人。 乙位坐者，家有三人，一人患脚痛。

98.景位坐者，家有十三人，一人外养。 丁位坐者，家有十五人，一人外养。

99.庚位坐者，家有十六人，一人病。 辛位坐者，家有七人，一人外养有

100.病。 壬位坐者，家有九人，应有姖[194]妇人[195]，三人外养。 癸位坐者，

101.家有七人。 支[196]位占法 子地来坐者，家有九人或六人，忧

102.病、远行，忧丈人、小口，祟在腥[197]死鬼、社稷、土公、水官，家当见向四

103.足及水火怪，厌[198]，吉。 丑地坐者，家有十三人或十五人，二人欲有病，

104.家有行火土怪，远行有忧。 寅地坐者，家有七人外养，小口衰，

105.忧行人，先有野虫入宅、狂风入室穴患。 卯地坐[199]，家有六人、九人

106.或十五人，有孙、寡同住，忧小口及远行，忧移动为怪。 辰地坐，

107.家有十人或九人、六人，忧家长、小口，腥死鬼，先见龙蛇为怪，忧

108.远行。 巳地坐者，家有七人或六人、四人，二人外养，大同，忧病、官事、

109.小口、远行。 午地坐，家有八人、七人，一人外养，家见火光、赤病、寒

110.热、腥死鬼。 未地坐，家有十人或九人，有病星[200]死鬼，神明不安。

111.申地坐，家有十三人或七人、五人，忧远行，一人病，男子鬼污灶，谢

112.之。 酉地坐，家有六人、五人、四人，忧女子病，主鬼为祟。 戌地坐，家有

113.五人或四人，父身外养，田宅、口舌、病。 亥地坐，家有五人四人，父及长

114.子外养，星死鬼死？[201]后火光怪。 占[202]十二辰[203]来法 子时来占，

115.病苦腹胀热，丈人所作，坐祠不赛，病者不死，许气土公。 丑时来占，

116.病苦腹胀，病腥死鬼[204]，女子见所作，为自绞死，男子[205]鬼来作，急

117.解之。 寅时来占，病[206]苦头痛，祟在土公，犯司命上鬼，死鬼来，为

118.急解之。 卯时来占，病人苦胸胁，四支不举，时土祟在丈人、土

119.公，急解之。 辰时来占，病苦头痛、心闷、吐逆，坐犯东南土公、丈人

120.来所，急谢解之。 巳时来占，病咽喉不能下食，坐犯徙动门

121.户，犯土公，祟在司命，急解之。 午时来占，病苦心痛，四支不随，祟

122.在司命、废灶，不赛，急谢之。 未时来占，病四支构急，祟在司

123.命、废灶，不祷不赛，急解之，吉[207]。 申时来占，病苦头痛、呕吐、

124.不得食、眠卧不安，是太岁上土公为祟。 酉时来占，病四支不

125.举，祟在大神，祷而不赛，急谢之，吉。 戌时来占，病苦腹，四支

126.皆痛，祟在外，亡有口舌，许不与祀，谢之。 亥时来占，病重，犯

127.厕上神，有月煞上土公，急解谢之，吉。十[208]二日占盗法 子日

128.坎地来，是男子，黃色，姓刘，口七人或十人，物藏在井中，求可得。

129.寅丑日艮地来，必是女人，有亲矩小缺齿，在家中，急求得，有人在

130.道，患。 卯日震地来，必是男子，赤色，姓任、董、孙，食口六人、八人，物

131.藏在小坈草。 辰巳日巽地人来，白色，姓顾、张、任，藏在蓠中，三人

132.共食。 午日离地来，赤色人，姓孔、马，物藏在壁孔中。未申日巛

133.地来，黃色，女子，长颈细腰，多语，物藏在蓠孔中，小儿见之。

134.酉日兑上来，青色，男子，姓公孙、李，物藏在舍中，土覆之。

135.占八卦人来卜[209] 申时离上来卜者，忧[210]亡失若六畜、官事至辞讼，占有酒无

136.有，酒满器。 未时[211]上来卜者，占欲求仕进若婚姻、妇女事，

137.占有酒无酒，大器之中盛。 巳时[212]兑上来卜者，占忧家事若

138.亦？田宅、小儿，家有酒藏不出，瓦器中盛。 亥时乾上来卜者，

139.占忧家，欲求娶，若相告言，诤金刃剑。 丑时[213]坎上来卜

140.者，占忧主亡失，妇女任身[214]欲卧，家有酒，藏在杖下。 卯时

141.艮上来卜者，占忧女子若失金银，家有酒无，破器盛之。

142.午时震上来卜者，占忧欲有辞讼，若妇人任身求产

143.处。 子时巽上来卜者，占忧县官，若争田地、口舌、语相连

144.事。右[215]件，此京房逆刺。人来卜者，初坐时若候之，即知善恶。

145.举足[216] 西北乾上来卜[217]者，先举左足，忧官；右足，婚和女事。

146.西方兑上来卜者，先举左足，忧官；右足，忧小儿病痛。

147.西南巛上来卜者，先举左足，忧长母；右足，忧县官、诤六畜。

148.南方离上来卜者，先举左足，忧散事；右足[218]

149.东南巽上来卜者，先举左足，欲诉争婢女、小儿；右足，忧失官位，小儿啼。

150.东方震上来卜者，先举左足，忧媒母事；右手[219]，忧移徙、小病。

151.东北艮上来卜者，先举左足，忧县官；右足，妇女妊身事。

152.北方坎上来卜者，先举左足，忧刑狱；右足，妇女妊身伤胎事。

153.举手 西北方乾上来卜者，先举左手向面，忧死丧；右手向面，忧诤讼。

154.西方兑上来卜者，先举左手向面，忧失财；右手向面，有人谋财物。

155.西南方坤上来卜者，先举左手向面，忧妇女长母病；右手向面，相向告奸。

156.南方离上来卜者，先举左手向面，忧寄客；右手向面，忧外丧事。

157.东南方巽上来卜者，先举左手向面，忧移徙；右手向面，相告诤田宅事。

158.东方震上来卜者，先举左手向面，忧诉县官；右手向面，忧女子病。

159.东北方艮上来卜者，先举左手向面，忧妇女小儿；右手向面，忧失财物。

160.北方坎上来卜者，先举左手向面，忧县官刑狱；右手先向面，忧小儿病。

161.周公孔子占法[220]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162.寅时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163.卯时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164.辰时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165.巳时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166.午时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167.未时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168.申时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169.酉时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170.戌时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171.亥时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172.子时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173.丑时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174.凡[221]时下得一，占家口忧患，不死；占远行人，平安未至；占官事，不吉；

175.占问口舌，死[222]；占奸恶，善吉；占盗贼，来[223]至；占失财，以去不得；占所求，不

176.得；占天雨，无；占杖，竖；占市买，不合；占病者，不吉。 凡[224]时下

177.得二，注[225]官事，和了不成；占家，忧小口，凶；占盗贼，不来；占闻口舌，

178.有；占远行人，在道未至，吉；占求妻财，损财得；占奸恶，有；占

179.战斗，不如也；占失财，得半；占养蚕，得平；占所居宅，多有梦；

180.占造作，不如意；占欲市易利以；占闻忧，有，不吉；占主人有酒，不

181.与；占杖竖，其杖小取？。 时[226]下得三，注作官事，得甚好；占家中，平

182.安；占家中病者，初忧重，至理不死；占养蚕，大得；占求妻财，吉；

183.占远行人，在道来，欲至；占奸恶，必有恶；占盗贼有无，其贼声；

184.占欲事官，不吉；占失财得不，远得不赐；占天雨，有，不足；占

185.妻有子无子，不喜；占欲远行者，不进，甚大吉；占闻忧有忧

186.无，初时小恶，恐于必有吉好，不须忧；占主人家中有酒，无

187.酒；占杖卧竖，其物卧。 右件并傍通占之，即知万事善恶。

188.逆占[227] 占子地来坐者，主落[228]隐藏盗贼、有求官、喜庆、有弊？[229]匿阴私

189.之事。 丑地来卜[230]者，主口舌、文书、诤讼、田宅、伏匿在家、肿病之事。

190.寅地来卜者，主书[231]印信来往、吉庆、来相会之事。 卯地来卜

191.者，主失脱、转动、移徙、来往不定之事。辰地来卜者，主失落、

192.转物[232]、诤讼，并死亡、口舌之事。 巳地来卜者，主宅内蛇鼠为怪、惊

193.恐，并[233]口舌之事。 午地来卜者，主口舌、文书、来往印信、火光相

194.煞之事。 未地来卜者，主行动失落、玄生流血光之事。申地

195.来卜者，主男女婚嫁、公私安隐[234]、扶会之事。 酉地来卜者，主死

196.丧、落火、相斗打论财物、血光之事。 戌地来卜者，主被伤损、口

197.舌，或飞祸、诤讼之事。 亥地来卜者，主失落、惊动怪，或

198.口舌流血之事。 推[235]十二月将所在逆占来意法 假令常以

199.月将加卜时，若天后加日辰，必奸意为信（合十二月，为天后常定）。假令甲寅日

200.天大吉下，有人在子、大吉卜来坐，坐[236]向未、天空，有一欺诈不庆之事

201.（辰为天空，在面东南上[237]）。卯上坐者，卯为白虎[238]，向太常，为有衣裳、财物之事。

202.（面向西坐）。辰上坐者，辰为六合，向玄武，为盗贼、亡财、失物之事。巳上

203.坐者，为[239]勾陈，向太阴，为有诤讼之[240]勾连。 午上坐者，午为

204.青龙，向太[241]后，为有妇女阴察[242]来往之事。 未上坐者，未为

205.天空[243]，为求官得吉庆之事。 申上坐者，申为白虎，向腾蛇，

206.为有惊恐惧之事。 酉上坐者，酉为太常，向朱雀，为有

207.口舌诤讼之事。 戌上坐者，戌为玄武，向六合，为有酒[244]食、婚

208.姻之事。 亥上坐者，亥为太阴，向勾陈，为有妇女勾连之

209.事。 子上坐者，子为天后，向青龙，为有求官喜庆之事。

210.丑上坐者，丑为太一，向天空，为有欺诈之事。

211.

212. 三月传送为师坐。 四月小吉

213.为师坐，未。五月胜先[245]为师坐，午。

214.六月太乙[246]为师坐，巳。七月天罡

215.为师坐，辰。八月太冲为师坐，

216.卯。九月功曹为师坐，寅。十月

217.大吉为师坐，丑。十一月神后为师坐，子。

218.十二月徵明为师坐，亥。右十二月师坐者，

219.每从天魁为坐首。

220.占[247]日卜法 子为太阴，有人在太阴上坐者，为有蔽匿、阴

221.翳[248]事。 丑为玄武，有人在玄武上坐者，为有盗贼之事。

222.寅为太常，有人在太常上坐者向师，必为有[249]大事，衣裳、求官

223.之事。 卯为白虎，有人在白虎上坐者，向战[250]之事，不赛、欺

224.诈。 辰为天空，有人在天空上坐者，为有欺诈之事。巳日[251]

225.为青龙，有人在青龙上坐者，为有庆贺之事。 午日[252]为

226.勾陈，有人在勾陈上坐者，为有妇女诤讼之事。 未为六合，

227.有人在六合上坐者，有婚姻酒食之事。 申为朱雀，有人

228.在朱雀上坐者，为有口舌诽谤之事。酉为腾蛇，有人在

229.腾蛇上坐者，为有惊恐、失火、急速之事。 戌为太一，有人在

230.太一上坐者，为有求官位职爵禄之事。 亥为天后，有人在

231.于[253]天后上坐者，为有妇人奸私[254]秽恶之事。 占[255]坐卜向法

232.假令有人居酉、腾蛇上坐者，向卯、白虎，为有死亡、疾病之事。

233.有人居申、朱雀上坐，向寅、太常，为有衣裳、财物、喜之事。

234.有人居未、六合上坐者[256]，向丑、玄武，为有私窃、盗贼、财物失脱[257]之事。

235.有人居午、勾陈上坐者[258]，向[259]太阴，为有蔽匿、阴翳、私意之事。

236.有人居巳、青龙上坐者[260]，向亥、天后，为有好人行来之事。 欠辰[261]。

237.有人居卯、白虎上坐，向西[262]、腾蛇，为有县官、口舌、失火、殃灾事。

238.有人居寅、太常上坐，向申、朱雀，为有口舌、诽谤、乱之事。有人

239.居丑、玄武上坐，向未、六合，为有阴私之事、求蔽匿之事。有人

240.居子、太阴上坐者[263]，向午、勾陈，为有人构扇、诤讼、官府之事。

241.有人居亥、天后上坐，向巳、青龙，为有吉庆、喜详[264]之事。 有人

242.居戌、太一上坐，向辰、天空，为有退逸不求之事。天钦阴辰[265]

243.相扶好人硕[266] ○假令太[267]煞加日辰者，居日辰上坐者，为有刑[268]郡

244.所招呼，相生扶为善事，相克为月煞。月建加日辰上坐者，为

245.郡县所召，相生扶为迁，相克为凶。占[269]左右手足举法

246.乾乾，西北方来，左足先举者，欲求妇女；右足先举，

247. 忧财[270]好女阴书皆须之事。

248.兑兑，西方居，左足先举者，欲求来借物；右足先

249. 举，借[271]小儿[272]女病、失物，欲来求[273]之。

250.坤坤，西南方居，左足先举者，为母事；右足先举

251. 者，法依善诤道六畜财物、欲求之事。

252.离南方[274]居，左足先举者，忧小口；右足先举者，

253. 忧金银、钱财、纸笔、文书、印信之事。

254.巽巽，东南方，左足先举者，忧开？一好女小儿；右

255. 足先举者，忧男[275]病、失官之事。

256.震震，东方居，左足先举者，忧移徙；右足先举

257. 者，忧好女姊妹嫁往[276]、小口舌病痛之事。

258.艮艮，东北方居，左足先举者向面[277]，好[278]小儿；右足[279]先

259. 举向面者，忧朱[280]衣被欲求意情之事。

260.坎坎，北方，举[281]左手向面，忧有寄养客；若右手向

261. 面者，忧衰？[282]中子病痛之事。

262.占[283]时来卜及人家有酒法 凡寅时艮来卜者，忧

263.女子、金铜之物，欲为所各好女勾连；占人意性，多虚

264.少实。 卯时震来卜者，忧争田宅、有非、欲作[284]，男子病；

265.占人意性，为人善，少语；占人家有酒食，方求觅事。

266.辰巳时巽来卜者，忧女子病、有非；占欲远行、求财物；占人[285]意，嗔[286]；

267.占人家有酒，往求之，必少。 巳午时离来卜者，忧亡失财

268.物、六畜、爵[287]；卜人意行，中和长中实事[288]；占人家有酒食，令

269.出少许事。 未时坤来[289]者，忧长女、有非、争田宅、口舌、儿

270.孙起；占人意行，多口舌[290]；占人家有酒食，往久向之事。

271.申酉时兑来[291]者，忧从官求进、有非、嫁女、婚姻、结亲；占

272.人意性行[292]，不镂欲人；占人家有酒，在北来[293]下。 戌亥时

273.乾来卜者，欲求之碎？[294]语游俱欲徭役；占人家有酒，口户

274.道姓刘、任氏，食口七人，有十人藏在[295] 。 子丑时坎

275.来卜者，盗物是男子之人，今至痛，小口出，意[296]在司命鬼、灶

276.君、水官、空井中，不须求日，向所求来[297]。

277.十[298]干之中时逢事意准则法 ○时逢六甲，合主

278.出财、入财、买买[299]、田宅、婚姻、嫁娶之事，及牛马。 时逢六

279.乙，与神俱出，合远行往来、出入征兆之事。时逢六丙，

280.合主酒食、贵人、聚集、会客之事。 时逢六丁，合主逃亡、

281.失脱、隐藏、伏匿之事。 时逢六戊，合主远父母尊长田

282.宅中墓；辰，丑时是或丙时是[300]。 时逢六巳[301]，合主奴婢、小

283.人、六畜、逃亡、藏避；未，戌时是或丙时是[302]。 时逢六庚，合

284.主口舌、斗打、论官理府、疮肿、血光之事。 时逢六辛，合

285.主病疾[303]、死亡、哭泣、囚图[304]、牢狱、凶之事。 时逢六壬，合主

286.为使所吟、被捉获闭塞之事。 时逢六癸，合主众莫

287.视、隐藏之事。

288. ○逆刺占一卷 再温，字奉达也。[305]

289. ○于时天复贰载岁在壬戌四月丁丑朔七日，河西燉煌郡州学上足子弟翟再温记。

290.三端俱全大丈夫，六艺堂堂[306]世上无。男儿不学读

291.诗赋，恰似[307]肥菜根尽枯。又续前七言：

292.躯体堂堂[308]六尺余，走笔横波纸上飞。执笔题

293.篇[309]须意用，后任将身选文知。 又五言：

294.哽噎卑末手，抑塞多不谬。嵯峨[310]难遥望，

295.恐怕年终朽[311]。

296.幼年作之，多不当路，今笑，今笑[312]。

297.○已前达走笔题撰之耳。

298. 年廿作，今年迈见此诗，羞煞人，羞煞人[313]！

（本文原为2010年6月在国家图书馆召开的“纪念向达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后收入樊锦诗、荣新江、林世田主编《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11年版）

[1] 关于这些研究状况，本书正文第一章第二节《敦煌占卜文书的研究概况》已有涉及，请参看。另，本文在介绍敦煌占卜文书的研究状况时基本不涉及非汉语的占卜文书，但在做论著目录统计时仍将其包括在内。这主要是因为敦煌占卜文书研究的相关成果较少，因而在统计成果时标准放得相对较宽的缘故。

[2] 《汉书》卷三十，中华书局点校本。

[3] 《汉书·艺文志》依据的是刘歆《七略》中的《术数略》。

[4] 《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

[5] 《隋书》卷三四《经籍三》，中华书局点校本。

[6] 可能在《隋书》的作者看来，“数术”的概念主要指天文和历数，所以在“天文”类小叙中有“是以数术错乱而难明”；在“历数”类小叙中有“是以道术破碎而难知”的话。将“天文”和“历数”单列出来，“数术”类自然就不存在了。

[7] 系统总结“五行”学说理论的重要著作、萧吉的《五行大义》就成于隋代。

[8] 《旧唐书》卷四六《经籍上》，中华书局点校本。

[9]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八，中华书局影印本。

[10] 所以第一小类就是收有《皇极经世书》等著作的“数学”类，而将“占卜”只作为“五行”下的一小类，定义为：“凡依托《易》义，因数以观吉凶者。”这当然是在极狭义的意义上使用“占卜”一词的。它并不具有广泛适应性，且很容易造成概念的混乱。

[11] 比如归在“术数类”中“数学”类里的《太玄经》，在《旧唐书·经籍志》中就归在“儒家”类。

[12]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13] 关于此点本文无法展开，详论请俟他日。

[14]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5] 这是认为“数术”是“方术”下的一个概念。

[16] 方技则“杂糅针药与巫诅禁咒（祝由）”。

[17] 这是认为“方术”是“术数”下的一个概念。

[18] 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19] 郑樵《通志》卷七一《校雠略第一》，上海古籍出版社《通志略》影印本。

[20] 由于本文并非全面评介各种目录的优劣（笔者也无此能力），因此以下所论若对各目录的分类有所议论的话，也不过是在查找有关占卜文书研究论著目录时的一些想法。不妥之处敬请谅解。

[21] 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再早还有王永兴编《七十三年（1909—1981年）来敦煌文献研究的专书和论文编目》（载丝绸之路考察队编著《丝路访古》一书，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但该目录只是逐年列出了相关的研究论著，没有分类，因而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

[22] 其他如罗振玉关于《阴阳书》的题跋等，则没有从“专著”类如《鸣沙石室佚书》中单列出。“论文”与“专著”的矛盾，是论著目录的通病。

[23]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主编，1985年8月。

[24] 该目录分“内地”与“台港”两部分。在“台港”部分将“科学技术”类改称为“科学技术及其他”类。

[25]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主编，1990年。

[26] 或者在两类中均著录。

[27] 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

[28] 另在“专著”类中有若干件，但由于其内容不全是占卜，故不计算在内（主要有罗振玉、王重民、高国藩的著作以及下述法国学者的论文集。其他目录也有同样现象）。在这些专著中，编者只将其中耿昇译《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中有关占卜文书研究的几篇论文单独列出，放在“宗教、民俗”类，使读者不致漏掉这几项研究成果，处理比较妥当，而其他专著中的相关内容则没有各归其类，容易使读者漏看。这一问题在其他各种目录如前述《刘目》、《师目》和后述《郑目》中都存在。

[29] 汉学研究中心编印2000年版。

[30] 这与前两种目录不收国外论著有关。

[31] 另有若干件或属论集或属专著，内容不全是占卜，故不计算在总数内。其中如前引《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中关于梦书、相书、乌鸣占、九宫图等几篇论文没有单独列目，可能会使读者漏读这些重要研究成果。

[32] 本目录是在1987年出版的《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的基础上增编的。与1987年的目录相比，编者适应敦煌学发展的现状，在分类上作了一些调整，比如在“社会”一类中增加了“民俗、体育、游艺”等（这比《文库目》将“民俗”与“宗教”归在一类要好一些），但整体结构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33] 若算上“综述”类下“论集”类中的几种著作，则共有7大类（11小类），占全部12大类中的一大半。

[34] 新文丰出版公司1987年版。

[35] 《邝目》错写作“周公十法”。

[36]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

[37] 另有一篇关于《吉凶书仪》的论文实与占卜无关，故不统计在内。

[38] 中华书局1979年版。

[39] 载《罗振玉校刊群书叙录》，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年版。

[40] 席宗泽：《敦煌星图》，《文物》1966年第3期。

[41] 《李目》错将“安居香山”写成“安属香山”。

[42] 此为2000年7月在香港召开的“敦煌学国际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

[43] 载《饶宗颐史学论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44] 虽然这里的“七曜”、“十一曜”名义上属天文占，各家目录也都将其归入“天文”类，但饶宗颐先生的文章显然视其为“禄命”类占卜文书，与天文占没有多大联系。这一点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45] 《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1期。

[46] 刘波、张文主编，海南出版社。

[47] 刘永明主编，黄山书社。

[48] 王玉德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49] 广西人民出版社。

[50] 顾颉主编，重庆出版社。

[51] 陈永正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

[52] 张荣华著，安徽人民出版社。

[53]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54] 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55] 中华书局1990年版。

[56] 见戴仁《敦煌写本中的解梦书》，载耿昇译《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中华书局1993年版。又，关于敦煌本梦书的研究史，以及这几种录文的优劣，请参见郑炳林、羊萍著《敦煌本梦书》中“敦煌本梦书整理研究中的有关问题”一节。

[57] 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

[58] 《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2期。

[59] 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

[60] 均见耿昇译《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一书。

[61] 马克《敦煌数占小考》，载《法国汉学》第五辑，中华书局2000年版。

[62] 《东方宗教》第85号，1995年5月。

[63] 当然，这并不是说对这些文书已经没有研究的余地了。相反，可做的研究工作还有很多。

[64] 2002年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生朱俊鹏毕业论文的题目是《敦煌风水类文书初探》。朱君有意在今后对敦煌占卜文书进行系统的分类研究。这是敦煌占卜文书研究将有一个大发展的很好的兆头。

[65] 《唐大中十二年戊寅岁（858）具注历日》，录文见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60—179页。

[66] 《后唐同光二年甲申岁（924）具注历日并序》，录文见上书第379—380页。

[67] 这几件文书以前均无录文。本录文所据照片中法藏敦煌文书主要依据黄永武编《敦煌宝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英藏敦煌文书主要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第14册（四川人民出版社）；俄藏敦煌文书主要依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俄藏敦煌文献》第1—10册。

[68] 此题为文书中的原文。以下所录文书的题目若非原文，则加“拟”字。

[69] 末四字意义不明，待考。

[70] 此处十二支的书写有些错字，辨别不易，但大致可辨明是“岁支德”。

[71] 原作“人五”，旁有颠倒符号。

[72] “天”字原补抄在“母”字右上，字很小。下一行的“天”帝同。

[73] 此字原作，是异体字，有“寡”和“寮”的两种可能。从“户”、“灶”等看，似应是“寮”字，但也不排除“寡”字的可能性。

[74] 此据缪启愉校释的《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

[75] 本文采用刘乐贤点校的《中国方术概观》本《协纪辨方书》，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76] “胁”原作“县”，据P.3288改。

[77] “无子”原作“学”，据P.3288改。

[78] “死凶”二字原不清，据P.3288辨识。

[79] 参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版。

[80] 中华书局标点本。

[81] 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

[82] 从其演算规律看，此“卯”字当为“申”。

[83] 《协纪辨方书》卷三五《附录》有“男女九宫”条，其中引《三元经》说：“女命上元甲子起中五，中元甲子起坤二，下元甲子起艮八，顺行九宫。”二、五、八之差或与此有关。

[84] 中华书局点校本1992年版。

[85] 《全唐文》卷三一。中华书局影印本。

[86] 此据《通典》所引《开元礼纂类》一序例上、十七嘉礼一、二二嘉礼六、二四嘉礼八。以下不注出处的引文均出此。又，《通典》用中华书局点校本。

[87] 中华书局标点本。

[88] 中华书局点校本。

[89] 《旧唐书》卷五二《宪宗懿安皇后郭氏传》。

[90] 中华书局本。“西”字当为“酉”字之误。

[91] 《旧唐书》卷五二《宪宗懿安皇后郭氏传》。其实在这理由之后可能还有更深层的政治原因。

[92] 唐以前似乎还没有这种方法。

[93] 中华书局本。

[94] 也有使用“龟卜”或“五兆卜法”的可能，有待进一步研究。

[95] 此文书前三行文字的大意是说开元十八年某某娶某某，然后是“自娶以来，年命相克”云云，后一行杂写“善现净戒波”五字。文书字迹潦草，无头无尾，性质不明。

[96] 《金史》卷五一《选举一》，中华书局点校本。

[97] 但“三刑”、“六害”等内容也没有录全。

[98] 这种习俗在汉以前已有，但不多，东汉以后渐成气候，到唐朝已经比较流行了。

[99] （唐）李林甫等：《唐六典》，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13页。

[100] （唐）萧嵩等：《大唐开元礼》，民族出版社影印本2000年版，第662页。

[101] 《文苑英华》卷九四〇《太子少师崔公墓志铭》，中华书局影印本1966年版，第4945页。

[102] 《旧唐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第2723页。

[103] 《旧唐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第2723页。

[104] 关于“五姓说”在敦煌文书中的表现，最早有茅甘的《敦煌写本中的“五姓堪舆”法》，原文发表于1984年，译文刊于《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中华书局1993年版）。此外还有高田时雄《五姓说之敦煌资料》，原文发表于1991年，译文见《敦煌·民族·语言》（中华书局2005年版）。两文梳理了五姓说在敦煌文书中的情况，指出它在规范婚丧嫁娶等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但都没有直接涉及五姓说在“择日”时的应用。

[105]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106] 查《旧唐书》卷二十上《昭宗本纪》，大顺无三年，大顺三年实为景福元年（正月一日改元）。新出《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3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即将此文书（P.4983）定名为《景福元年壬子岁具注历日》。但唐人确有称“大顺三年”者。比如《唐代墓志汇编》“景福003”号墓志，就记墓主“以大顺三年正月二十九日薨变”（参见本文后述墓志第十六例）。

[107]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108] 由于现存《具注历》大都残缺不全，且集中在元和以后，因此能对上的日子从总体上说，还不够多。

[109] 抄录时只抄与葬日相关的内容，其他从略。

[110] 查此件《具注历》的《题解》，知此件《具注历》残卷有乾宁二年乙卯（895）与天祐二年乙丑（905）两种可能。但查［日］平冈武夫的《唐代的历》，墓志所言七月朔和廿九日的干支，与此二年均不合。

[111] “々”是同文符号，其义当为“等等”，即“甲（乙丙丁……）”、“子（丑寅卯……）”。

[112] “丙”字下当缺一表示支日的字。

[113] “庚”字下当缺一表示支日的字。

[114] 我曾经认为唐人在占婚嫁时很多都利用了《具注历》（参见《敦煌占婚嫁文书与唐五代的占婚嫁》一文，已收入本书的“附录二”），现在看来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具注历》在唐代可能远没有后代那么普及。一般民众可能还不容易看到《具注历》。

[115] 向达先生摹写，载《敦煌余录》，收入《向达先生敦煌遗墨》，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2—90页。关于向达先生摹写的这个本子，到底叫“摹本”还是“临本”、“抄本”、“写本”等，学者有不同意见。自然，向先生并非在原卷上摹拓，也非原样临摹，与原卷尺寸、字体等都不相同，但其本意是尽量保留原卷信息，所以才会将涂抹痕迹也照样摹出。鉴于此，本文仍将称此本为“摹本”。

[116]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87年版。

[117] 周绍良：《向达先生敦煌遗墨》序一，第1页。

[118] 后都收入《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119] 荣新江《惊沙撼大漠——向达敦煌考察及其学术意义》，初于2002年学术会议上发表，后收入《辨伪与存真——敦煌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120] 原载《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后增补录文后收入《敦煌文献丛考》，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16—137页。

[121] 归北京图书馆一事当然不是向达先生介绍的。其中原委尚待探讨。据国家图书馆李济宁先生相告，此件文书是1957年2月由文化部交拨北京图书馆，再由北京图书馆中文采访组移交善本组的。至于它如何到的文化部，就不得而知了。

[122] 由于时间已过去10年，加上曾搬了一次家，当年所作的笔记怎么也找不到，甚为遗憾。

[123] 《文献》2000年第3期，第278—282页。

[124] 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

[125] 《敦煌学辑刊》2004年第2期，第15—25页。

[126] 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上海龙华寺、《藏外佛教文献》编辑部合编，2000年6月，非卖品。

[127] 这两行相隔较近，勉强也可视为一行，但作两行更符合原卷也更合理。

[128] 若是作为教材用，就是提醒自己。

[129] 《旧唐书》卷一二九《张延赏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第3609页。

[130] 《唐会要》卷三五《学校》，中华书局排印本1990年版，第635页。

[131] 《册府元龟》卷八九《帝王部·赦宥八》，中华书局影印本1982年版，第1062页。

[132] 关于这三件文书的相互关系，请参见拙作《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第158—159页。

[133] 但收入本书时，为与全书其他文字统一，改为简体字，并改双行小字为单行。

[134] 此为朱笔。以下凡○均为朱笔。又据「彩版本」，此处○下有一行涂抹文字，内容不明。向摹本未录。

[135] 此六字为朱笔。其中“川”当为“张”之草写。此承李际宁先生相告。又据前引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敦煌遗书续录》，说存“11纸”，与此处所说“十张纸”不同。

[136] 此六字为插入之小字。

[137] 此据下文76行补。向摹本此字不缺，知当时文书此处不残。

[138] 此两字据下文135行补。向摹本此两字不缺，知当时文书此处不残。又，下面的「卦」字为后补小字。

[139] 原字不清，据下文198行识为「所」字。向摹本为「帅」。

[140] 据后文262行，「来」下当补「卜」字。

[141] 此七字为朱笔。

[142] 疑当为「测」。

[143] 疑当为「测」。

[144] 此「着」与「着」笔画稍不同，也有「著」或「善」的可能。下两处「着」同。

[145] 据下文36行，「举」下当补「头」字。

[146] 「行」字，向摹本漏录。

[147] 自本行至34行，所缺文字据伯甲本补。又，此处伯甲本只到「口舌」，后无「官」字。此本有「官」字，后似当补一「事」字。

[148] 「西南」下，伯甲本无「门」字。向摹本录出「南门」二字，知当时所缺文字比今日所见者少。

[149] 「不」，伯甲本原作「木」。

[150] 「法」下有朱笔结束符号，作w状，右侧线上引。

[151] 「吏」字墨色很淡，似为后补。伯甲本无此字。按，从本卷占卜文书看，没有一处提到「吏书」，倒有4处提到「文书」，分别在34、189、193、253行，且「官吏书」也不通，故疑「吏」当为「文」字。

[152] 「逰预」或即「犹豫」。

[153] 「悟」或即「寤」。

[154] 「清」当为「青」。

[155] 据上文，「人」下当补一「来」字。

[156] 下当补「问」字。

[157] 下当补「声」字。

[158] 下当补「声问」二字。

[159] 「凡」前有朱笔分段符号，作云气右单垂尾状。

[160] 「火」字为后补。

[161] 以上五字伯甲本作「觅失物」。

[162] 「耶」或即「邪」。45行的「耶」同。

[163] 「刑」，向摹本录为「刓」。

[164] 「凶」，向摹本漏录。

[165] 「小大」，或可录作「尖」，但伯甲本明确作「小大」。

[166] 「畏」或即「位」。

[167] 原作「下居」，下有颠倒符号。

[168] 第二个「廉」为同文符号。

[169] 「右」，伯甲本作「若」。又，此句前有朱笔分段符号，作花状。

[170] 「申」字或衍。还有一种可能，即未时当从「巛」上来，申时从「申」上来，则「巛」字衍，而前句「未」上来当作「巛」上来。

[171] 「往」，向摹本为「住」，误。

[172] 「不」，向摹本为「下」，误。

[173] 「时」旁另写「上」字，当改「时」为「上」。

[174] 伯甲本「卜」为「上」，是。又，「来」下当补「者」。

[175] 「盗」前当补「为」。

[176] 「时」旁另写「上」字，当改「时」为「上」。

[177] 下当补「者」。

[178] 「太乙」前当有「向」。

[179] 下当补「者」，下「酉」「戌」「亥」同，不校。

[180] 据北新0872号（今编号为BD14672）《逆刺占》文书，此处的「杨」当为「伤」。参见黃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硏究》，第159页。

[181] 「太常」前原有「白虎」字样，旁有消除符号。

[182] 「朱雀」前当有「向」。

[183] 「口舌」前当有「为」，后当有「衣」。

[184] 「右」上有朱笔分段符号，作云气右单垂尾状。

[185] 从下文推测，「为」前当有「子」字。

[186] 「慝」原作「匿心」二字，被划掉补「慝」字。

[187] 自「丑日」至「失物事」一行，向摹本漏录。

[188] 「若」当为「居」。

[189] 「向」下，向摹本多一「朱」，误。

[190] 「向」后有阙文，伯甲本同。

[191] 「为」前当有「午」字。

[192] 「民」，伯甲本作「人」，是。此处修改颇值得玩味。

[193] 「干」上有朱笔分段符号，作横折状。

[194] 「姖」，伯甲本作「娠」。

[195] 「人」，向摹本漏录。

[196] 「支」上有朱笔分段符号，作云气左右双垂尾状。

[197] 「腥」，此字又像「月」字旁又像「日」字旁。伯甲本作「醒」，下同。

[198] 「厌」下，伯甲本有「之」字。

[199] 「坐」下当补「者」字，下「辰、午、未、申、酉、戌、亥」「地坐」之下均当补「者」字。

[200] 伯甲本无「星」字。

[201] 此字伯甲本先写「先」，又在旁写一「死」字。

[202] 「占」上有朱笔分段符号，作云气右单垂尾状。

[203] 「辰」，伯甲本作「时」，是。本卷前段目录亦作「时」。

[204] 「腥死鬼」的「鬼」旁，有一墨笔消除符号「ト」。伯甲本作「星死」，无「鬼」字。

[205] 「男子」下伯甲本又有一「男」字。

[206] 「病」下，伯甲本有「人」字。

[207] 「吉」，向摹本作「急」，误。

[208] 「十」上有朱笔分段符号，作云气左单垂尾状。

[209] 此六字写在卷子天头处，且与卷前目录或不同。上有朱笔分段符号，作花左右垂尾状。

[210] 「忧」前当有一「占」字。

[211] 「时」下，伯甲本有「巛」字。

[212] 卦符为后补加。

[213] 「时」下有一涂抹字。

[214] 「任身」即「妊娠」。

[215] 「右」上有朱笔提示符号，作双同心圆状。

[216] 此二字标在卷子天头上，上有朱笔分段符号，作左右双垂线状，下「举手」同。又，以下每条均占两行，现各录为一行，行数则按二行算。

[217] 「卜」为涂抹原字后补写于旁者。

[218] 「右足」下当有缺文。伯甲本并「右足」均无。

[219] 伯甲本作「足」，当据改。

[220] 「周」上有朱笔分段符号，作云气状，但云脚分左右向上。

[221] 「凡」上有朱笔分段符号，作云气状，但云脚分左右向上。

[222] 「死」，伯甲、伯丙本并同，疑为「无」。

[223] 「来」，伯丙本作「未」。

[224] 「凡」上有朱笔分段符号，作云气右单垂尾状。

[225] 「注」，伯甲本作「主」。

[226] 「时」上有朱笔分段符号，作云气左右双垂尾状。又，「时」上伯丙本有「凡」字。

[227] 此二字原为小字，写在卷子天头上。上有朱笔分段符号，作花左右垂尾状。

[228] 「落」前疑缺「失」字，参191行。

[229] 当为「蔽」字，参220行。

[230] 「卜」为旁加的小字。

[231] 「书」前或当有「文」字，参193行。

[232] 或当为「转动」，参191行。

[233] 「并」前原有「主」字，旁有消除符号。

[234] 「隐」，伯甲本作「和」。

[235] 「推」原作「椎」，上有朱笔分段符号，作云气右单垂尾状。

[236] 「坐」原为同文符号。

[237] 「面」下，伯乙本有「向」。

[238] 下云申为白虎，是重复。「卯」当为朱雀，此处或误。又，本段缺「寅日」。

[239] 「为」上，伯乙本有「巳」。

[240] 「之」下，伯乙本有「事」。

[241] 「太」，伯甲、乙本并作「天」，是。

[242] 「察」，伯乙本作「密」。

[243] 201行谓「辰为天空」，是其矛盾处。

[244] 「酒」，伯乙本作「饮」。

[245] 「先」当为「光」。「胜光」为六壬十二神之一。

[246] 「乙」，伯乙本作「一」。

[247] 「占」上有朱笔分段符号，作车轮状。

[248] 「翳」下，伯乙本有「之」字。

[249] 「有」，伯乙本无。

[250] 「向战」上，伯乙本有「为」字。

[251] 伯乙本无「日」字，是。

[252] 伯乙本无「日」字，是。

[253] 伯乙本无「于」字。

[254] 「私」，向摹本作「移」。

[255] 「占」上有朱笔分段符号，作车轮状，并有上下引线。

[256] 「者」，伯乙本无。

[257] 「物失脱」，伯乙本作「失物脱漏」。

[258] 「者」，伯乙本无。

[259] 「向」下，伯乙本有「子」字。

[260] 「者」，伯乙本无。

[261] 「欠辰」，伯甲本作「有人居辰」，亦不全。

[262] 「西」，伯甲本作「酉」，是。

[263] 「者」，伯乙本无。

[264] 「详」，伯甲本同，疑当为「祥」。

[265] 原似作「抻」，涂抹后改为「辰」。

[266] 以上九字含义不明。

[267] 「太」，伯甲、伯乙本并作「大」。

[268] 「刑」，伯乙本作「州」，是。

[269] 「占」上有朱笔分段符号，作圆圈中有卄字状。

[270] 「财」下，伯乙本有「钱」字。

[271] 「借」，伯甲本作「即」，当是。

[272] 「儿」下，伯乙本有「好」字。

[273] 「来求」原作「求来」，「来」下有颠倒符号。

[274] 「南方」上，伯乙本有「离」字。

[275] 「男」下伯乙本有「女」字。

[276] 「往」下伯乙本有「来」字。

[277] 「足」无法向面，疑当为「左手」。下「右足」伯甲本作「右手」，以及下「坎」条为「左右手向面」均可证。

[278] 「好」下，伯甲、伯乙本并有一「女」字。

[279] 「足」，伯甲、伯乙本并作「手」。

[280] 「朱」，伯乙本作「失」，似是。

[281] 「举」上，伯乙本有「先」字。

[282] 「衰」，伯乙本作「丧」，似是。

[283] 「占」上有朱笔分段符号，作云气加花状，但左右双云尾向上。

[284] 「作」下，伯乙本有「捨」（舍）字。

[285] 「人」下，伯乙本有「性」字。

[286] 「嗔」上，伯乙本有「论意」。

[287] 「爵」下，伯乙本有「位」字。

[288] 「长中实事」，伯乙本作「善中实」。

[289] 「来」下，伯甲本有一「卜」字。

[290] 「舌」，伯乙本作「语」。

[291] 「来」下，伯乙本有「卜」字。

[292] 伯甲、伯乙本并无「行」字。

[293] 「来」，伯乙本作「床」。

[294] 「碎」，伯乙本作「醉」，似是。

[295] 以下似缺字，伯甲本同。

[296] 「意」，伯乙本作「祟」。

[297] 「不须求日，向所求来」，伯乙本作「不须求，自向所求见？来」。

[298] 「十」上有朱笔分段符号，作横折线。

[299] 第二个「买」字原为同文符号，疑当为「卖」。

[300] 以上八字，伯甲本为注文。

[301] 「巳」，当为「己」。

[302] 以上八字，伯甲本为注文。

[303] 「病疾」，向摹本作「疾病」，误。

[304] 「图」当为「徒」。

[305] 此六字为下行的补注，墨迹很淡。此行以下至卷末，向达先生在《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87年版）中有录文（第439页）。

[306] 第二个「堂」为同文符号。

[307] 下五字为划掉另写者。

[308] 第二个「堂」为同文符号。

[309] 下三字为划掉另写者。

[310] 下三字为划掉另写者。

[311] 此五字为划掉另写者。

[312] 此二字原为同文符号。又，本行墨迹甚淡。

[313] 此三字原为同文符号。

后记

我于占卜本来知之甚少，在张弓兄的一再鼓励下，从1998年底开始从事敦煌占卜文书的整理工作，一干就是两年，其中的甘苦实在是一言难尽。这一方面是由于为弄懂庞杂深奥的占卜知识，需要阅读大量有关专门著作；另一方面是由于敦煌占卜文书大多抄写粗劣，加上据以识读的照片模糊不清，往往要用放大镜逐行辨析，以致在整理过程中付出了视力大损的代价。

值得欣慰的是，这一工作在2000年的夏天终于告一段落。在我将成果的一部分发表在杂志上时，得到了许多先生的肯定。他们希望能尽快见到全部成果。这样，才促使我设法将这本小书付印出版。我深知自己的学术水平不高，特别是对于种类繁多的占卜术了解不深，因此书中的错误在所难免。诚心希望在本书出版后能听到来自不同方面的读者的批评和意见。

最后，对于鼎力相助本书出版的学苑出版社，以及孟白先生、刘小灿先生，谨表示我最真诚的谢意。

2001年1月于北京育慧里

此次出版增订版，由于没有可依据的电子文本，因而从对原书的扫描、识别、校对，到对增订后稿件的编辑、处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方面，特别是李炳青先生付出了十分艰苦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2013年4月于北京天通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