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政令•信息沟通:以唐宋时期为主(套装上下册) (未明中国史丛刊)
Author: 邓小南
Date: 2012-01-01
Publisher: 北京大学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名：文书·政令·信息沟通：以唐宋时期为主（未名中国史丛刊）

作者：邓小南　曹家齐　平田茂树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2-1-1

ISBN：978-7-301-19747-9

价格：79.00元

目录
CONTENTS

出版弁言
未名中国史丛刊
序言

上册
文书种类与行政运作
试论“状”在唐朝中央行政体系中的应用与传递

唐代帖文的形态与运作唐代帖文的形态与运作

唐代“批答”述论——以地方官所获“批答”为中心

《天圣令》所见唐代过所的申请与勘验——以“副白”与“录白”为中心

唐代前半期的地方公文体制——以吐鲁番文书为中心
宋朝“敕命”的书行和书读
由书仪所见宋代的政治构造

宋代“备准”文书与信息传递——从分析朱熹《绍熙州县释奠仪图》中《文公潭州牒州学备准指挥》入手

政治空间与信息沟通
从朝堂至宫门——唐代直诉方式之变迁

宋代皇帝与宰辅的政务信息处理过程——以章奏为例
掩映之间掩映之间——宋代尚书内省管窥
北宋末期“御笔”撰写之所——宣和殿及学士蔡攸

下册
选官文书与政令环节
唐宋间选官文书及其裁决机制的变化

唐代“生祠立碑”唐代“生祠立碑”——论地方信息法制化

麻制草拟与宋代宰相任免——重在文书运行环节的探讨

军政信息与搜集传递
威权、速度与军政绩效——宋代金字牌递新探

关于宋朝地方赦书的传达——以出迎和宣读为中心

晚宋军情搜集与传递——以《可斋杂稿》所见宋、蒙广西战役为例

文书体式与外交秩序
古代东亚地域的外交秩序与书状——关于非君臣关系中的外交文书

“藩服自有格式”——外交文书所见宋朝与周边诸国的双向认识

文书中所见宋朝对日本使客之接待——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为题材

由书简所见的宋代明州对日外交

编后记

出版弁言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自20世纪80年代初一路走来，已经将近而立之年。

中心创立伊始，我们的前辈邓广铭、周一良、王永兴、宿白、田余庆、张广达等先生曾经共同制定了“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多出成果，快出成果”的方针。全体同仁在这片清新自由的学术天地中勤勉奋励，从容涵育，术业各自有专精，道并行而不相悖。

为有效凝聚学术力量，积极推动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持续发展，并集中展示以本中心科研人员为主的学术成果，我们决定编辑《未名中国史丛刊》。《丛刊》将收入位于前沿、专业质量一流的研究成果，包括中心科研人员、兼职人员、参加中心项目成员和海外长期合作者的个人专著、文集及重大项目集体研究成果等。

致广大，尽精微，这是中心学人共同的方向。我们将为此而努力。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2001年7月

未名中国史丛刊

（第二种）

丛刊编委会

主编

邓小南

副主编

侯旭东　刘浦江

编委

（依音序排列）

邓小南（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侯旭东（清华大学历史系）

刘浦江（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罗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荣新江（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沈卫荣（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王利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吴玉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张帆（北京大学历史系）

序言

（注：参见黄宽重、邓小南：《宋代的讯息传递与政令运行》导言，《汉学研究》27卷2期，2009年6月。）

邓小南

一

传统中国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运作，围绕着对信息传递、政令颁行的控制而展开。政治权力的效用功能、各层级官僚责任的实施状况，都与该时代的信息沟通方式有着直接密切的关联。尽管君主政体从根本上限制了信息畅通的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没有围绕信息渠道的建设。各类情报资讯与政令指挥的流动，交织为国家的行政网络、控御网络，其流向则反映着政治秩序的特定格局。作为信息、政令的主要承载物，官方文书的形成、通进、处理方式，紧密关系着帝国的日常统治，体现着官僚体制的运作流程及其效能。历朝历代所特有的“政权性格”，某种程度上正是由此而呈现出来。

从政令文书及相关机制出发，以信息沟通为聚焦点，这样的研究有助于突破平稳方正的条块结构，综合观察一个时期的政治体制。信息本身的“流通”性质，提醒我们将承载信息、传递信息的相关制度视为“流程”、视为“路径”，而不满足于停留在制度的用意规定和效果结局这起讫两端。

官方文书及其承载的信息情报与政策指令，既是本课题瞩目的“案例”，也牵系着研究者所关注的“问题”。朝廷对于军政信息以及社情民意的搜集、分析、处理，文书体式及其内容的特质，各类政令的形成及其颁行、流转……这些研究习惯上归属于制度史的范畴，但其中牵涉的并不仅仅是“制度”。相关内容使我们得以观察政治运作的动因、决策之形成，观察制度管理的实施途径，观察该时代特有的群体性活动方式。信息的沟通往复，具有弥散渗透的性质，是塑造一时代之整体氛围、社会风貌的重要因素。对于影响相关过程的诸多方面之考察，对于参与创造、扭曲、控制、传递各类信息的社会群体及观点理念之关注，关联着、拉动着政治史、社会史、思想史等领域的研究，日渐成为探讨时代综合面貌的新视角，对于这一课题的讨论，必将引导我们更加贴近历史本身，更加丰富研究的内涵。

二

学术研究的生机，来自具有活力的议题。问题意识与专题研究往往成为引领认识进展的生长点。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中央行政体制的运作、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问题，一直是海内外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相关研究传统悠久，成绩斐然，但也面临着议题拓展与深化的挑战。针对目前的“瓶颈”，需要选择具有牵动力的议题作为切入点，跨越单一领域单一学科的限制，切实把握影响历史演变的关键因素与诸多变因之间的深层联系，以期从整体上观察历史的实况。

近些年来，在学者独创性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累积渐进、往复讨论，产生出一些聚焦式的议题。“聚焦”与“拓宽”，本似一组对立面；而从研究实践来看，大概可以说，是视域的拓宽构成了聚焦的背景与前提，议题的聚焦则有效地促进了讨论的深入。这些“聚焦”，通常主题突出而涵盖力强，能够牵引发散而非拘隘褊狭。对于信息渠道及沟通方式的研究，就是近年来“聚焦”的成果之一。

既往的政治史研究，选题侧重于对权力结构（例如皇权与相权、中央与地方职权部门）、官僚制度、重大事件、派系政争、头面人物的研究。近些年来，学者开始关注潜移默化、“日用而不知”的常态层面，关注日常政治生活的展开及日常政治秩序的建立；眼光逐渐移至政治过程、政治空间、政治文化、制度运作、典礼仪式等方面，注意一时期中政治主体的特质、政治思维的特有方式和政治行动的特殊风格。制度史研究也在梳理典章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其功能与效用，注重动态的实施方式与运作过程；不仅梳理铺叙，更重视桥梁与路径，重视层次、分殊、过渡与衔接。在这种思路导引下，对于政令载体、运行环节、递接程序等问题的关心便成为自然。

对于政治史的整体认识，通常不是经由若干事件、人物、制度简单叠加的方式取得。政治体系作为诸多关系网络之总和，正像宏大建筑并非砖石的堆积。我们不能不特别致意于“硬件”之间的纠合交汇部，对于制度的协调组合方式、事件的内在交错关联、人物的多重关系脉络，对于将各类因素联结融通、使其得以发生效力的、无形而潜在之氛围、机制、网络，进行细致而“到位”的研究。

研究取径的变化，从“事件”到“事件路径”，从“人物”到“群体传记”，从“典章”到“制度运行”，使研究者的关注对象从事件原委、个人行为、制度规定本身延伸开来，进而关注其背后的社会关系和制度互动，关注其文化意义。这种“再发现”与“再认识”，使政治史的讨论空间得以拓宽，纵深有所延展。

三

这部专题论集，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中古时期的文书传递与信息沟通”的研究成果，其内容可以视作《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重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一书的续篇。本课题得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支持，邀约中国内地、中国台湾和日本三地的相关学者参加。三年中，多次举行小型的工作坊和研讨会，围绕相关议题，唐宋学者开始正面对话，陆续有高质量的学术著述面世。本论集即是项目成果的主体部分。

关于这一时期信息传递对政治发展的影响，早期投入的研究者包括朱传誉、赵效宣、陶晋生和朱瑞熙等前辈，近年来则有黄宽重、曹家齐、平田茂树、魏希德（Hilde De Weerdt）等海内外学者。长期以来，对于传统文献的细致解读，对于传世文书、石刻、图像等实物材料的广泛搜讨，使得实质性的学术推进成为可能。随着讨论的深入，本课题的参与者致力于把握制度运作的实态，更加注重官方文书在政令运行中的作用；并以文书为线索，认识信息链条诸环节间彼此的关联与互动，进而综合考虑军政体制运行的全貌，探究不同时期中君臣沟通方式及政治体制运行方式之演化；并且努力将制度史框架内所讨论的问题，置于现实社会的整体历史脉络中予以观察，以寻求更具创新潜力的发展方向。

上册

文书种类与行政运作

试论“状”在唐朝中央行政体系中的应用与传递

吴丽娱

对于唐代政务运行中的官文书问题，以往学者曾进行过大量研究并有丰富成果。（注：参见王永兴：《勾检制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李锦绣：《唐“王言之制”初探——读〈唐六典〉札记之一》，《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页273—290。雷闻：《从S.11287看唐代论事敕书的成立过程》，《唐研究》第一卷，199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页323—336。吴宗国主编：《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李方：《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内藤前吉：《西域发现唐代官文书の研究》；大庭修：《唐告身の古文书学的研究》，西域文化研究会编：《西域文化研究（三）》，京都：京都法藏馆，1960，页11—111、281—368。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91；《唐代官文书研究》，京都：中文出版社，1991；《隋唐王言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93；《唐代公文书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96；《唐令逸文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5。禹成旼：《唐代赦文颁布的演变》，《唐史论丛》第八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页114—112；《唐代德音考》，《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页101—109；《试论唐代赦文的变化及其意义》，《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魏斌：《唐代赦书内容的扩展与大赦职能的变化》，《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伏准赦文”与晚唐行政运作》，《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1期，页95—106。卢向前：《牒式及其处理程序的探讨——唐公式文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三辑，1986，页335—393。雷闻：《关文与唐代地方政府内部的行政运作——以新获吐鲁番文书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4辑，总88辑。史睿：《唐调露二年东都尚书省吏部符考释》，《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十卷，200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页115—130。樊文礼、史秀莲：《唐代公牍文“帖”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年第4期，页8—12。）近年出版的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一书，（注：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济南：齐鲁书社，2004。）研讨唐代中枢机构由三省制转变为中书门下制的过程，首次提出“中书门下体制”的概念，并动态地描述了在此体制之下，唐朝廷从公文形态到政务运行方面影响及于制度的诸多变化，这带给了研究者关于唐代政治制度和相关文书问题许多极具启发意义的新思考。但是中书门下体制的变化影响及于众多层面，特别是文书形态的转变及其传递，还有某些问题值得注意。这里仅是在赞同刘先生“中书门下体制”基本观点的大前提下，对其中的个别地方提出商榷，并就“状”的应用和传递问题对刘书的相关论述提供一点补充。

一、关于中书门下体制中奏抄是否行用的问题

中书门下体制形成后，文书的使用和运行及其对政事的处理是其中变化最突出的方面。刘后滨在其书的第七章，以“中书门下体制下的奏事文书与政务裁决机制”为题，讨论了这一问题。他的一个观点是认为，中书门下体制下奏状取代了三省制下的奏抄，并通过对建中元年（780）朱巨川告身进行讨论，怀疑唐后期是否还有奏抄存在。

但笔者认为，奏抄和奏状作为两种下行上达的文书形式本身是并行不悖的。《唐六典》说奏抄“谓祭祀，支度国用，授六品已下官，断流已上罪及除、免官当者”用之，（注：《唐六典》卷八《门下省》侍中之职条，北京：中华书局，1992，页242。）从学者们广泛征引的唐高宗《仪凤三年（678）度支奏抄》来看，（注：大津透、榎本纯一：《大谷探险队吐鲁番将来アンベラ文书群の复原》，《东洋史苑》28号，1986。大津透：《唐律令国家の预算につぃて——仪凤三年度支奏抄，四年金部旨符试釈》，《史学杂志》95编12号，1986；并参苏哲译文，《敦煌研究》1997年2期，页86—111。）奏抄是一种有司按制度常规奏事请求皇帝批准的形式，而皇帝对奏抄的回答是画“闻”画“可”，如仪凤三年度支奏抄就是度支郎中狄仁杰按规定奏请仪凤四年的支度国用计划，由当时的监国太子代替皇帝画“诺”批准的。但是奏状的应用要广泛得多，一切相关的政事都可以奏，也具有临时性，《唐六典》并没有说明其应有的内容，恐怕也是因此。皇帝对奏状或者奏议的回答是“敕旨”，也即提出同意与否或者更加其他指示，可繁可简。所以《唐六典》对敕旨的规定是“谓百司承旨而为程序，奏事请施行者”，也即有奏事而承旨的两个方面。敕旨与奏抄的不同在于：虽然都是与奏事相关，但前者为王言，后者尽管有皇帝画闻，仍被列在下达于上的文书；并且敕旨因不同奏事而来，所以内容所及，也远比奏抄灵活机动。

另外与奏抄内容有交叉的还有御画发日敕，发日敕也是王言，过去有论者曾据《唐六典》言发日敕是“增减官员，废置州县，征发兵马，除免官爵，授六品以下官，处流已上罪，用库物五百段、钱二百千、仓粮五百石、奴婢二十人、马五十匹、牛五十头、羊五百口已上，则用之”，与奏抄内容相类而推测是一回事，但此观点现已被基本否定。（注：见雷闻：《从S.11287看唐代论事敕书的成立过程》，《唐研究》第一卷，页331—332。）由学者所复原的发日敕以“敕”字开头，与奏抄开始就是官员上奏或汇报不同，说明发日敕强调意见是来自皇帝，而且是由皇帝御画发日，与奏抄也是不同的。而奏抄和发日敕的一个对比就是奏授告身式和敕授告身式。根据以往的复原，前者是由有司拟官，奏报皇帝批准，而后者则以“敕……”的形式，两者的出发点显然是不同的。

奏抄与发日敕、敕旨既然唐代前期都在使用，且既有按制度由有司，也有临时需要由宰相或其他官员个人针对某些需奏公事的情况，所以各有针对。唐后期虽然机构、官员设置或职能有变，但需要奏抄的情况仍然存在，因此不会出现被完全替代的情况，建中元年（780）的朱巨川告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根据《金石萃编》卷一〇二的录文和前人研究，（注：关于朱巨川告身的研究，参见大庭修：《唐告身の古文书学的研究》，页349—351；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页265—268。）我们知道这件告身在题目之下的开头一行是“右壹人，拟朝议郎正六品上行起居舍人试知制诰”，以下便是尚书左仆射（阙）和右仆射侯希逸、吏部尚书颜真卿、权知吏部侍郎邵说的署名，并有“正议大夫吏部侍郎未上”，“银青光禄大夫行尚书左丞（按应是薛邕）”和“朝议大夫吏部侍郎上柱国吴郡开国男赐紫金鱼袋未上（按应是张镒）”几行，是缺席但本来也应联署的官员。此后还有“朝议郎权知吏部侍郎赐绯鱼袋臣说等言，谨件朱巨川、王密、关播、谢良辅、独孤弼等五人拟阶如右，谨以申闻，谨奏。建中元年八月廿二日朝议郎守尚书吏部郎中赐绯鱼袋臣王定上”，然后是门下给事中、侍郎、侍中审署的签名画押。说明朱巨川等的官阶确实是按照制度由尚书吏部所拟奏上，由部门长官、通判官、判官等联署，再经门下审核，文书形式基本符合奏授告身式的规定。文书的最后有“告朝议郎行起居舍人试知制诰朱巨川，计奏被旨如右，符到奉行”一语，与仪凤三年度支奏抄之后，仪凤四年由尚书省下达旨符所说“西州主者：奉旨如右……符到奉行”极为相似，因此，此告身属于奏抄性质的奏授告身式应是没有疑问的。

朱巨川告身既然是奏授告身式，那么能不能将此告身或者奏抄视为唐后期的偶然现象呢？窃以为恐怕也是不行的。因为从告身上所署的机构组织看，尚书省和吏部仍是存在的，它们仍然在履行职能，不同的只是除了正授的尚书、侍郎等外，还出现了“朝议郎权知吏部侍郎（邵）说”的署名，而且根据拟官的奏事由他领衔陈述，说明他其实才是真正的负责人。唐后期官制机构的使职化并不限于设立财政三司和使职，也包括某些职务由他官专判专知。所以，告身中出现了专知官的联署，这反映了唐后期的制度变化，并没有影响到奏抄本身仍按原来的形式进行。另外，就授官而言，固然一部分人，其中特别是藩镇僚属，通过长官或节度使的举荐，由皇帝敕授官；但是，不可否认也会有不少朝官，是循资格或者平流进取由有司注拟奏授，朱巨川等或许就属于这种情况。而如果是六品官以下，就要用到奏授。

当然公事中用到奏抄，相信吏部并不是唯一的例外。根据奏抄原来规定的内容，除“支度国用”一项比较特殊改由财政三使和三司分掌，像祭祀仍应归礼部或太常，断流以上罪及除、免官当者也仍然为刑部及大理寺实行。虽然，其中有些职务或许有像吏部那样派专知官的情况，但其事、其职尚存，便很难认为奏抄的使用就完全不需要了。另外唐后期由尚书省或御史台直接奏事的情况不同程度也仍存在，如《旧唐书》卷五〇《刑法志》（《册府元龟》卷六一二略同）：

长庆元年（821）五月，御史中丞牛僧孺奏：天下刑狱苦于淹滞，请立程限。大事大理寺限三十五日详断毕，申刑部，限三十日闻奏。中事大理寺三十日，刑部二十五日；小事大理寺二十五日，刑部二十日。（注：《旧唐书》卷五〇《刑法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页2155；并参《册府元龟》卷六一二《刑法部·定律令》四，北京：中华书局，1960，页7352。）

这说明，当时大理断狱的情况是通过尚书刑部“闻奏”于皇帝的。这一“闻奏”与转达很可能仍须用奏抄来执行。唐后期相关职司“闻奏”恐怕还有一些，本文的下面部分就会说到这些部门职能在唐后期继续的一些情况。只是由于史料中关于皇帝的回复，除了已经明确是敕旨的外，还有一些只标明是“从之”或“奏可”，其究属何种诏敕已经弄不清楚，所以对于判断奏文是否为奏抄内容很困难。尽管如此，关于中书门下体制中奏抄已经完全被取代的说法，恐怕还是缺少一些证据。

二、关于奏状和申状

奏抄虽然不能证明是完全被取代，但随着中书门下体制的定型，与之相关的“状”的应用在唐后期被扩展却是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对刘后滨先生的这一判断，笔者是完全赞成的。只不过，刘书关心的重点是上给皇帝的状特别是“中书门下奏”，笔者则认为状的使用有不同的内容和层次，也有不同时期的侧重，弄清这些状的性质来源及其在相应时期的传递方式，乃是了解三省制向中书门下体制过渡和变化更为关键的问题。中村裕一先生在《唐代制敕研究》、《唐代官文书研究》和《唐代公文书研究》三书中，曾介绍过司马光《书仪》中的“奏状式”和“申状式”，对唐代流通的状作了一些简单的分类，并介绍过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存在的状；（注：详见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第三章第二节《上奏と裁可の语》，特别是四《状の用途》、五《状の样式》，页406—451。《唐代官文书研究》第四章第三节《进奏院状》，页323—349。《唐代公文书研究》第五章第二节《上行文书》，页183—185。）但对于它们的用途、特点、区别、递交方式等尚缺乏详细的分析。由于唐代的状与唐前后期上传下达特别是中枢机构内的公文运行方式有极大的关系，所以有必要对状的使用及内涵加以更多的讨论说明。

（一）“奏状式”与上皇帝的状

状首先是给皇帝的奏状。《唐六典》卷一尚书都省左右司郎中员外郎条“凡下之所以达上，其制亦有六”中，状的地位仅次于表。其注称：“表上（广池本《唐六典》认为“上”当作“状”）于天子，其近臣亦为状。”而在“表状笺启牒辞”中，一般也只有这两种可以上给皇帝。同书卷八门下侍中之职条下所列奏于皇帝的六种文书中，状也居其一，这使人理解为状只能是给皇帝的，事实上最初也的确是如此。《唐六典》注文在叙述状的来历中引蔡邕《独断》言汉代“凡群臣上书通于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其中并没有明确提到状，但章奏已与后世的状相关。晋时始有“具状以闻”之类的说法，后来也见于北魏。（注：如《晋书》卷八六《张轨传》：“令有司可推详立州已来清真德素……谄佞误主，伤陷忠贤，具状以闻。”北京：中华书局，1974，页2224—2225。《魏书》卷七《高祖纪》上承明元年八月甲子诏曰：“诸有便民利国者，具状以闻。”北京：中华书局，1974，页142。）不过这最初的“具状”，也可以理解为是具事状、具情况之意，不敢肯定就是公式文的“状”。唯《唐六典》说“章奏制度，自汉已后，多相因循。隋令有奏抄、奏弹、露布等，皇朝因之。其驳议、表状等，至今常行”；可说明表状至少在隋代已经形成规格及制度。除了表、状之外，唐前期见到的还有给皇帝的上疏（或书），疏是用于上书条陈政事，用法规格不像表那样隆重，似乎更近密直接一些，而且奏事论事可以更充分，《唐六典》未将之归为公文类。

“奏”字本身是专用于皇帝的，奏状的使用在唐初似乎并不普遍，直接被称为“状”的公文不多。而且最初上给皇帝的表和状在用法上并无太严格区分。因为就其内容用途而言，表状都是可以分为两种，其一是礼仪性的笺表和状，内容包括吉仪的各种谢（谢官、谢赐、谢恩、谢罪、谢事）、贺（贺节、贺官、贺问起居、贺赦、贺祥瑞、贺破敌、贺册）、劝进、让官、进贡等，以及凶礼慰哀的奉慰表状；其二是奏事、论事、陈情、乞请、劝谏、荐举等表状（有时也用疏）。唐初的大臣，不仅将表用于各种礼节性陈词，而且也有用于论事请事的，例如刘洎有《论左右丞须得人表》，陈子昂有《为乔补阙论突厥表》，狄仁杰有《请拔安东表》、《请罢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镇疏》，（注：参见《全唐文》卷第一五〇、二〇九、一六九；北京：中华书局，1983，页1533、2118、1725。）武则天于上元元年（674）请定“父在为母服三年”也是用表，（注：《唐会要》卷三七《服纪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页789。）其中不少内容后世一般多用状来表达。

不过，如果将一些奏事、奏议作为状的话，那么奏状的使用其实早已有了。《全唐文》有许多《议沙门不应拜俗状》，（注：《全唐文》卷二〇三，页2054—2057。）都是后人将龙朔中一次讨论沙门拜俗的“议”当作了“状”。但如贞观十四年（640）唐太宗示意，群臣讨论服制，然后由“侍中魏徵、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与礼官定议”，然后太宗“制曰可”，说是“定议”，其实就是将最终决议奏上，故也相当于奏状。（注：《唐会要》卷三七《服纪上》，页785—787。）《全唐文》关于许敬宗定礼有“请定释奠主祭奏”，（注：《全唐文》卷一五一，页1545，并参《旧唐书》卷二四《礼仪志》四，页917—918。）如对照《旧唐书·礼仪志》的记载，实际就是奏状。此外《唐大诏令集》卷二《太宗即位赦》有“高年硕学，直言正谏，所在长官，随状荐举”一语，说明当时地方举荐人才是要给中央上状的。同卷《中宗即位赦》提到一些经济问题时就明确为“缘百姓间所有不稳便者，并委州府具状奏闻，朕当亲览，即为厘革”的说法，所谓“具状奏闻”恐怕已是用状了。（注：《唐大诏令集》卷二，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页6—7。）

与此同时，表状的用法也渐次分开，状的奏事意义更加分明。敦煌P.3900书仪在《庆正冬表》的“题函面语”下注明：“其□官及使人在外（？）应奏事者，但修状进其状如前。”状中要说明“某事某事（原注：略述事由）。某年某月日，敕遣臣勘当前件事（原注：如无制敕荷处分，自须奏事者，依前头上建事由。右已下叙述委曲讫，云谨状）。某年月日具臣姓名进。”如请求处分，还要加“‘伏听敕旨’于‘谨状’之上”，说明奏事要另用状，不能与礼仪性的笺表混为一谈。以下是根据书仪所说复原的唐朝奏状格式：

某事某事略述事由。

某年某月日，敕遣臣勘当前件事。

右云云（叙述事情经过委曲等），伏听敕旨，谨状

某年月日具臣（按此处或亦当署官位作“具位臣”）姓名进

P.3900赵和平定名为“武则天时期的一种书仪”，其时代虽不能十分确定，但其中关于《庆正冬表》的一些书仪用语表明属唐前期是无疑的。（注：录文见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并参P.3900题解部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页153—166。）书仪关于状或有“伏听敕旨”一语，也证明了唐前期奏状本身和“敕旨”的关系。

但是这样一来，状的作者来源恐怕也是值得分析的。上述《唐六典》叙表状区别说“其近臣亦为状”，刘后滨分析提出是使职发展以后的表现，笔者认为有一定道理。不过“近臣”并非仅指宇文融财政使职一类。例如开元宰相张九龄《贺盖嘉运破贼状》提到“右，高力士宣，奉敕示臣等王尚客奏状，知盖嘉运至突厥施店密城”云云，《贺贼苏禄遁走状》提到“右，高力士宣，奉敕示臣等曹待宣奏状，知苏禄遁走入山出界者”；（注：张九龄：《贺盖嘉运破贼状》、《贺贼苏禄遁走状》，《唐丞相曲江张先生文集》卷一四，四部丛刊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22；并见《全唐文》卷二八九，页2932。）其中王尚客是内谒者监，（注：《敕瀚海使盖嘉运书》，《唐丞相曲江张先生文集》卷一〇；并见《全唐文》卷二八六，页2898。）曹待宣名不见经传，二人应都是玄宗派出的宦官使者。因此“近臣”或亦指内使，开元后期不断扩大的边事大概对此也有影响。而从张九龄本人和当时宰相苏颋等都有多种礼仪性的贺、谢状以及论事请事状来看，宰相也可以用状。特别是论事请事状，说明状的使用在武则天以后至开元时期是在逐渐扩大。这些状的使用与武则天时陈子昂、狄仁杰论事请事皆用表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显然是状在奏事这一层面上，更多地代替了表。

另外根据上面所说北朝至隋以来就有“具状奏事”，而唐朝廷也要求“其□（外？）官及使人在外（？）应奏事者”修状的情况可以知道，如果仅将状作为表的补充来对待还是太狭隘了。其实《唐六典》所说的“其近臣亦为状”只是解释状的一种情况，不是状的使用仅限于此。广义的状并不限于使人或近臣，这也决定了后来它的使用范围愈来愈宽泛。而上状者除了有州府长官、使臣之外，当然还有在京诸司和官员。《唐会要》卷二六《笺表例》开元二年（714）闰三（二）月敕，就提到“诸司进状奏事”的问题（详下），同书卷二五《百官奏事》载开元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敕称：

五品以上要官，若缘兵马要事，须面陈奏听；其余常务，并令进状。

《唐律疏议》卷一〇“诸上书若奏事而误”条疏议曰：

“上书”，谓书奏特达，“奏事”，谓面陈。（注：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卷一〇《职制律》，北京：中华书局，1983，页201。）

“并令进状”显然就是“书奏特达”了，上奏的特许范围除职司之外还有“五品以上要官”。司马光《书仪》中将各类公私文书分为表奏、公文、私书、家书等四类，其中表奏是上于皇帝的，内有《表式》与《奏状式》，其《奏状式》云：

《奏状式》

某司自奏事则具官，贴黄节状内事。

某事云云。若无事因者，于此便云右臣。

右云云。列数事，则云右谨件如前。谨录奏

闻，谨奏。取旨者则云伏候敕旨。

乞降付去处。贴黄在年月前。

年月日具位臣姓名有连书官，即依此列位。状奏（注：司马光：《书仪》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42册，页460—461。）

这件《奏状式》虽然是宋代的，但是以某司某事开头，并有“伏候敕旨”等语，与P.3900书仪中的唐代状的样式仍有几分相似，说明是从唐代发展来的，可以用为参考。而且这个“某司”相当“具官”，也即包括了官司和官员个人的两种情况。对于这类直接性的奏状，皇帝的批复是用敕旨，此点刘后滨已指出，这与奏抄是须经转奏而皇帝画闻显然不同。

中书门下体制形成后，状的使用特别是中书门下奏状的情况更形增加，此点刘后滨也已论述，并指出所谓“中书门下奏”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中书门下对各级官府或官僚个人的转奏，另一种是中书门下就有关政务提出处理”。对于刘先生已言者不必重复，但是这里文书转奏中唐前后期的变化以及和宰相的关系还是有必要再强调的，其中一点就是唐前期文状的上达与唐后期（也可以说是中书门下体制确立后）有所不同。这里是学者们往往转引的《唐会要》卷五四《中书省》一条：

天宝八载（749）七月，中书门下奏：“比来诸司使及诸郡并诸军，应缘奏事，或有请中书门下商量处分者。凡所陈奏，皆断自天心。在于臣下，但宣行制敕。既奏之内，则不合别请商量，乃承前因循，有此乖越。自今已后，应奏事一切更不合请付中书门下，如有奏达，听进止。”敕旨从之。

同书卷二六《笺表例》：

开元二年闰三（二）月敕：“诸司进状奏事，并长官封题进。仍令本司牒所进门，并差一官送进，诸奏事亦准此。中书门下、御史台不须引牒。其有告谋大逆者，任自封进，除此之外，不得为进（下略）。”

两处史料说明，按制度在京诸司及诸使诸郡诸军都可以上奏，但是“应奏事一切更不合请付中书门下”，“中书门下、御史台不须引牒”，就是上奏无须通过中书省（或曰中书门下）和御史台。开元二年闰三月敕说是一般奏事只要有长官封题（意即本司长官知道），“仍令本司牒所进门，并差一官送进”就可以了。P.3900书仪说是外地表函侧右畔题也有“谨上京神都门下”，似乎也是直接送入宫门，当然这以下还有何过程尚须研究，也是我们在下面要涉及的内容，但总之是强调不必知会中书门下，这和后来的情况自是有所不同。

（二）从三省制到中书门下制的政事申奏

以上是给皇帝上奏状的情况。从天宝八载七月中书门下奏可以知道，从总的精神上奏状是上给皇帝一个人看的，所谓“断自天心”，是强调皇帝一个人的意旨也就是“宸中独断”，臣下包括中书门下和宰相在内只有“宣行制敕”的份，不能帮助或代替皇帝做主。所以奏状原则上是不能面向中书门下提出，也不能先经中书门下。问题在于这道奏文却反过来能证明当时奏事先经中书门下和宰相个人的情况已经不少，所以强调奏事必须直上皇帝，只是突出皇权的一种表示。

1.三省制下“一切先申尚书省”

尽管如此，从另一个角度讲，完全将奏状上给皇帝还是不现实的。因为实际情况是有大量的行政事务要处理，这些事务不能样样通过皇帝，所以有一些其实是不必直接向皇帝上奏的，有些则需要转达。这样在现实生活中，于上奏皇帝这第一个层次下面，就出现了第二个层次，只不过这第二个层次的负责职司，三省制之下体现在尚书省而非中书门下。而由于“奏”字专用于给皇帝，所以这一层次的上状就改用“申”了。《唐会要》卷五七《尚书省诸司上·尚书省》永泰二年（766）四月十五日制称：“周有六卿，分掌国柄，各率其属，以宣王化。今之尚书省，即六官之位也……其尚书宜申明令式，一依故事。诸司诸使及天下州府，有事准令式各申省者，先申省司取裁，并所奏请。敕到省，有不便于事者，省司详定闻奏，然后施行。”大历十四年（779）六月敕也有：“天下诸使及州府，须有改革处置事，一切先申尚书省，委仆射以下商量闻奏，不得辄自奏请。”都是这一制度的体现。其中“省司详定闻奏”和所谓“商量闻奏”，还说明尚书省对状本身和皇帝的敕文不便于事者都可以商议并提出意见也就是覆奏。中村裕一在《唐代制敕研究》论述上奏的过程，已指出它们并不是新创造，而是强调开元令式。永泰二年和大历十四年中书门下体制早已成立，那么为何敕文却强调尚书权力？须知永泰二年距战乱平定不久，唐朝廷刚刚取得基本统一，许多地方名义上收归中央，时朝廷为了使地方听从中央，以加强统一，故仍要求天下州府有事必须申尚书省。大历十四年则情况有所不同，时德宗初即位，宰相杨炎为了结束“军国之用，仰给于度支、转运二使；四方征镇，又自给于节度、都团练使。赋敛之司数四，而莫相统摄”的状况，特别是从刘晏手中收归权力，故罢黜使职，强调诸使和州府不得自由行事，下令有事“一切先申尚书省”，且“天下钱谷委金部、仓部，中书门下拣两司郎官，准格式调掌”。（注：《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页325。）

但是恢复旧制毕竟只是一种愿望，愈是强调愈证明是有问题。财政使职分掌也好，藩镇自行赋敛也好，都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乱后权归尚书省只是一种理想。所以，永泰二年制和大历十四年敕的意义不在于说明当时坚持有事要申尚书的原则，而是告诉我们奏事先“申省司取裁”是曾经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唐前期三省制下尚书主掌政务的旧制。《唐律疏议》卷一〇“诸上书若奏事而误……上尚书省而误”条疏议曰：“‘上尚书省而误者’，谓内外百司应申尚书省，而有文字脱剩及错失者，合笞四十。”也说明内外百司是有事要向尚书省申报的。它包括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正像奏抄经皇帝批示后须通过尚书省符下达，反过来，某些给皇帝的文书或报告要通过尚书省奏闻。另一层含义，是某些事状要申尚书省处理，不一定经过皇帝。

通过尚书省奏闻的情况，如《唐六典》卷二吏部郎中员外郎条“凡职事官应觐省及移疾，不得过程（注文略）。年七十以上应致仕，若齿力未衰，亦听厘务”。注曰：“若请致仕，五品已上皆上表闻，六品以下申尚书省奏闻。”可见“上表闻”与“申尚书省奏闻”是不同品级致仕的两种奏达方式。又如同书卷八门下省关于上行文书其“三曰露布”，注“谓诸军破贼，申尚书兵部而闻奏焉”，说明露布是先由诸军报告尚书省再转达于皇帝的。有些事奏闻之前，先经尚书省处理。如《唐会要》卷七五《选部下·南选》开元八年九月敕，规定南选人“各令所管勘责出身由历、选数、考课、优劳等级，作簿书，先申省”。《唐律疏议》卷一一有“诸称律、令、式，不便于事者，皆须申尚书省议定奏闻”，也是尚书省接到报告后，经讨论再将决定申请皇帝批准。因此在中书门下制度确立之前，转奏之权是归尚书省的，这一点刘后滨书第三章《三省制下中央机构的公文运作》关于奏抄“是以尚书省名义上奏皇帝的处理国家政务的公文书。全国的日常政务都要集中到尚书省，由尚书省制为奏抄，经尚书左右仆射签署，报门下省审读后向皇帝申奏（按此处当用“呈奏”更好，“申”用宰相以区别，详下）”的说法其实已经明确。

但是，对于内外诸司、地方州府的报告，不必事事奏知皇帝。《唐会要》卷四一《杂记》载高宗永淳二年（683）二月制曰：

官人犯决（法？）经断后得雪者，并申尚书省详定。若前被枉断及有妄雪者，具状闻奏。

这条是说，所有犯法经断得雪者，都要申报尚书省，但只有被枉断妄雪者才奏闻皇帝。同样《唐六典》卷三仓部郎中员外郎之职条曰：

凡王公已下，每年户别据已受田及借荒等，具所种苗顷亩造青苗簿。诸州以七月已前申尚书省。

又于“凡义仓之粟，唯荒年给粮，不得杂用”一条下注曰：“若有不熟之处，随须给贷及种子，皆申尚书省奏闻。”这里青苗簿及义仓给粮都要申报尚书省，《唐六典》卷三〇京兆河南太原牧及都督刺史下仓曹、司仓参军之职也有地方常平仓“常与正、义仓帐具本利申尚书省”的规定。《唐大诏令集》卷四《改天宝三年（744）为载制》：“诸色当番人，应送资课者，宜当郡县具申尚书省勾覆。”只说勾覆而不用奏闻。《唐律疏议》卷六“诸称‘日’者”条解释“称‘人年’者，以籍为定”答：“如此事类，貌状共籍年悬隔者，犯流罪以上及除、免、官当者，申尚书省量定。须奏者，临时奏闻。”是量定之际，须奏不奏临时决定。这样有些日常事务就完全由尚书交下处理或执行了。如《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三少府监“丞掌判监事，凡五署所修之物，则申尚书省，下所司以供给焉”，就是一例。

当然以上中央或地方的申报尚书省，并不是笼统言之，而是根据不同事务具体申报二十四司的相关职司。例如《唐六典》卷三度支郎中员外郎之职条：“凡天下边军皆有支度之使，以计军资、粮仗之用，每岁所费，皆申度支而会计之，以长行旨为准。”卷六刑部郎中员外郎之职条曰：“凡狱囚应入议请者，皆申刑部，集诸司七品已上于都座议之。”《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三鸿胪寺卿之职条：“凡天下寺观三纲及京都大德，皆取其道德高妙、为众所推者补充，申尚书祠部。”都可以说明这种情况。而同书卷四三《职官志》二兵部郎中之职下有“凡诸州军府应行兵之名簿，器物之多少，皆申兵部。军散之日，亦录其存亡多少以申而勘会之”。据《唐六典》卷五兵部郎中员外郎条“郎中一人掌判簿，以总军戎差遣之名数”可以知道，所云兵部亦指兵部司。同样，《唐律疏议》卷三《名例》“诸犯死罪非十恶，而祖父母父母老疾应侍”条疏议“据令应侍，户内无期亲，年二十一以上、五十九以下者，皆申刑部，具状上请，听敕处分”，《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三太常寺太乐令条下“凡习乐，立师以教。每岁考其师之课业，为上、中、下三等，申礼部”也分指“司”而非“部”，尤能证明某些具体事务是直接申报二十四司处理。不过，根据《唐六典》卷一关于尚书都省对上行下达文书“必由都省以遣之”，这些文书很可能是通过都省转达，而且有所处理时要经过尚书仆射和部门长官，所以，仍应该看做是给部门首长的。

2.中书门下体制下的“兼申”与“覆奏”

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确立后，并不能认为尚书省的以上职能就全部消失了，相反，我们还是经常可以见到一些申状仍在被沿用和尚书省、御史台、九寺等具体处理政务的情况。如《旧唐书》卷一四九《归崇敬传》言归崇敬大历中请改国学之制，要求国子学生“不率教者，则申礼部，移为太学”。同书卷一八《武宗纪》会昌五年（845）六月丙子敕（《唐会要》卷五七《尚书省》同）要求“此后事关礼法，群情有疑者，令本司申尚书都省，下礼官参议。如是刑狱，亦先令法官详议，然后申刑部参覆。”《唐会要》卷八一《考》上（《册府元龟》卷六三五《铨选部·考课》同）：“大历十三年正月敕，捉获造伪及光火强盗等贼，合上考者，本州府当申刑部。”而同书卷六六《国子监》长庆二年闰十月祭酒韦乾度奏：“臣忝守官，请起今已后，应四馆有阙，其每年请补学生者，须先经监司陈状，请替某人阙。监司则先考试通毕，然后具姓名申礼部（下略）。”

尽管仍有向六部（或者取代某部门的使司）申报的情况，我们也可以发现已有很多不同，正如刘后滨所指出，一个重要的转变，是裁决政事的决策者已不是尚书都省或六部长官而是中书门下。如《旧唐书》卷四四大理寺卿之职条：“凡犯至流死，皆详而质之，以申刑部，仍于中书门下详覆。”犯罪至流死者的最后决定权是在中书门下。

又如《唐会要》卷四一《左降官及流人》元和十二年（817）七月敕：

自今以后，左降官及责授正员官等，并从到任后，经五考满，许量移。今日以前左降官等，及量移未复资官，亦宜准此处分。考满后，委本任处州府具元贬事例，及到州县月日，申刑部勘责，俾吏部量资望位量移官。仍毎季具名闻奏，并申中书门下。

同卷同门开成四年（839）五月敕曰：

诸州府有责授六品以下正员官，起今已后，宜委吏部许终四考满与替。仍先具事由，申中书门下取指检，不得同寻常员阙使用。

结合几条，知吏部、兵部对左降官虽仍有选派拟官与将事状奏闻的职责，但真正主持掌管选官的是中书门下，尚书职司只有按规矩具体办事权而完全没有了决策权。所以最后的处理决定常常是由中书门下的宰相做出并奏知皇帝，于是中书门下及宰相个人奏事论事的现象遂不胜枚举，皇帝则用敕旨批示，这一点刘后滨书中已经有不少论述。而宰相处理权也是由许多事直“申中书门下”所造成的，例如《唐会要》卷三一《杂录》称开成五年六月，御史中丞黎植奏朝官出使，请不限高卑，乘驿马，不得辄乘担子。“如病，即任所在陈牒，仍申中书门下及御史台，其担夫自出钱雇。”同书卷五五《匦》（《旧唐书》卷一七一《李渤传》略同）载长庆三年理匦使、谏议大夫李渤奏：“今后有投匦进状者，请事之大者奏闻，次申中书门下，小者各牒诸司处理。处理不当，再来投匦者，即具事闻奏。”卷六六《大理寺》开元八年敕，要求内外官犯赃贿等罪，“有诉合雪及减罪者，并令大理审详犯状，申刑部详覆，如实冤滥，仍录名送中书门下。”卷六四《史馆杂录下》会昌三年十月中书门下奏，要求加强起居注的撰录，“望每季初即送纳向前一季文书与史馆，纳讫具状申中书门下。史馆受讫，亦申报中书门下。”这里中书门下代替尚书受事，特别是大事归中书门下，当然也要代替尚书省处理决断，在这方面宰相有自己的机构，此即中书门下下设五房与堂后官，所以显然取代了唐前期尚书省诸司的地位。

那么政事申尚书与申中书门下究竟有何不同呢？唐前期要求内外百官奏事“先申尚书省”，然后由尚书“闻奏”，于是有奏抄的大量使用。唐后期直接奏事的奏状增加，奏状成为政务文书的主体。（注：参见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页279。）对于中书门下或者其他部门官员的奏状皇帝批复则均用敕旨。而皇帝如果同意奏状并决定宣出，承旨宣下的也是中书门下。《唐会要》卷五四《省号上·中书省》：

乾元三年（760）四月二十六日敕：诸司使、诸州府进奏文状，应合宣行三纸已上，皆自写宣付四本。中书省宣过，中书省将两本与门下省。

这里中书门下承旨而宣，所用应为敕牒。其例颇多，如《通典》卷一八《选举》六《杂议论》下载德宗时礼部员外郎沈既济议“请改革选举事条”，内有京官六品以下（注云：应合选司注拟者）“右请各委本司长官自选用，初补称摄，然后申吏部、兵部，吏部、兵部奏成，乃下敕牒并符，告于本司，是为正官”。虽然仍然是申吏部、兵部，并由其奏报皇帝，但最后是由“敕牒”发下。“敕牒”已知道是由中书门下转抄奏状和皇帝的敕。（注：见李锦绣：《唐“王言之制”初探——读〈唐六典〉札记之一》，《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页287—288；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页513—545。）《权载之文集》卷四五《中书门下奉韦皋奏南诏奉圣乐章状》表明南诏奉圣乐章是韦皋先奏上皇帝，然后再由“中使杨明义奉宣韦皋所奏”状，（注：《权载之文集》卷四五，四部丛刊本。）也即奏状先递交皇帝，由皇帝决定宣出，所以有“卿宜知悉者”语。中书门下接受“奉宣”见到韦皋状后再报告皇帝，请求“宣付所司”，故有“贞元十六年（798）正月二十八日，奉敕宜付所司”语，表明是皇帝下令由中书门下再阅，如无意见就申请宣付所司，再由皇帝批准，这是敕牒宣奏形成的过程。《白氏长庆集》卷三九《浙东论罢进海味状》同样是一件白居易上奏后经皇帝批后由中书门下宣下的敕牒，（注：《白氏长庆集》卷三九，四部丛刊本，并参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页515—516。）所以这里中书门下的主要作用是承旨而宣而非转奏，中书门下承旨而宣，是敕牒产生的基础。

敕牒和奏抄的使用不同，关键在于奏事程序产生了变化。唐后期虽亦有先申中书门下而由其转奏或说明事由的情况，如《唐会要》卷六八《刺史上》开成元年八月中书门下奏要求对刺史县令亲民官加以监督，“仍令两都御史台，并出使郎官、御史及巡院法宪官，常加采访，具以事状奏〔奏字疑衍〕申中书门下。都比较诸道观察使承制勤怠之状，每岁孟春分析闻奏，因议惩奖”。但更常见的现象是要求所由官在“闻奏”的同时“兼（或并）申中书门下”，如《唐会要》卷六二《御史台下·出使》元和七年闰七月敕，要求出使郎官、御史访查诸道不法，将“所历州县，其长吏政俗，闾阎疾苦，水旱灾伤，并一一条录奏闻。郎官宜委左右丞勾当，并限朝见后五日内闻奏，并申中书门下”。同书卷六八《刺史上》大和四年（830）八月御史台奏州刺史上佐阙，“仍具阙人事由，分析闻奏，并申中书门下御史台”。卷八二《休假》大和八年九月御史台奏要求常参官请事故假，“每季终仍具请事故假日，录状闻奏，兼申中书门下”，都是奏报皇帝与请示中书门下和宰相同时。这种情况皇帝通过奏状已经得知，故无须转奏，中书门下只须拿出具体意见（有时须经有关部门讨论）再请示皇帝就行了。

还有一种情况是官员上奏呈递皇帝后，再由内司转交中书门下，由其覆奏，此点刘书已论。本节前面已说明三省制下尚书省司可以对奏请状和皇帝批复的敕文“详定闻奏”，也就是覆奏，但体制变化后此项覆奏权却改移于中书门下。如《唐会要》卷七二《京城诸军》开成三年九月敕：“左右神策军所奏将吏改转，比多行牒中书门下，使覆奏处置。今后令军司先具闻奏，状到中书，然后检勘进覆。”这里前后的不同在于将先牒知中书，由中书覆奏改作先奏报皇帝，再由内司将奏状传交中书门下，由其“检勘进覆”也就是再覆奏，其实也是要宰相与有关职司商议后提出具体处理意见再报告皇帝。证明从程序上，奏状应直上皇帝，强调皇帝的主宰和第一知情权，并不是先经宰相过，而是先内而外。宰相的知情权和处理权通常是由于“兼申”而另外获得报告，或由皇帝反过来再告知，而无论哪一种情况，最后都须宰相贡献具体意见，这一点，中书门下与前期的尚书省职责一致，刘后滨所说的一些“敕后起请”或“敕后商量状”往往也与此有关。

事实说明，由职司或官员（有时是宰相）上奏状于皇帝，皇帝复宣宰相，宰相经与相关职司官员议后再报皇帝，皇帝下令宣出而由此产生敕牒，常常是一个连续的过程。用这一程序来分析史料，即可了解某些政事处理的来龙去脉。例如《旧唐书》卷二四《礼仪志》四记会昌元年十二月中书门下奏关于九宫贵神祭祀，内说明是曾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延英殿面奏，“伏奉圣旨令检仪注进来者”，结果“敕旨依奏”。可见是在皇帝的要求下宰相上奏仪注得到批准。但是到了会昌二年正月四日，太常礼院又奏问关于九宫贵神祭祀的礼料等具体仪节，并说明是“伏候裁旨”。而《旧唐志》以下即又载中书门下奏，在说明意见后要求“伏望更令太常卿与学官同详定”。于是皇帝“从之”。这个奏文显然是由于皇帝将太常礼院的奏交给中书门下处理而产生的，即所谓“覆奏”。而由于皇帝接受了中书门下关于再详定的要求，所以以下又有检校左仆射太常卿王起、广文博士卢就等献议。其后说明“敕旨依之，付所司”，也就是皇帝同意并将此奏议宣出了，这个“（宣）付所司”的决议，应当也是经中书门下用敕牒发布。

因此，唐后期申状、奏状、敕旨、敕牒的上达和处理，都是与中书门下的作用分不开的，而刘后滨关于中书门下体制政务裁决机制的变化——“宰相决策走向实务化，职权走向政务化”的特点至此是无须乎再多论了。

（三）“申状式”与“上中书门下状”的应用

上面已说明，唐前期要求内外百官奏事“先申尚书省”，然后由尚书“闻奏”，而唐后期却是要求所由官司在“闻奏”皇帝的同时“兼申”中书门下。两者的下情上达和处理方式虽然有别，共同之处却是均有两途，而职司或官员的上状也总有两个对象，即一是皇帝，用“闻奏”或奏状表达；另一则是尚书职司或中书门下（具体事务还有御史台和寺监）。用“申”和申状来表达，强调一个“申”字。P.3900文书提到“除奏状外，与余官人状，除‘臣’及‘进’字即得，状后年月日具官姓名状，若同在一处，亦可除年，只（？）书（？）日月。”但没有说明这种状的性质，其实就是申状。司马光《书仪》卷一公文类就有《申状式》一首。这里仅照录如下：

《申状式》

某司自申状，则具官封姓名。

某事云云。有事因，则前具其事；无所因，则便云右某。

右云云。谨具状申。如前列数事，则云右件状如前云云。某司谨状。取处分，则云伏候指挥。

年　月　日。具官封姓名有连书官则以次列衔。状

以下说明：“右内外官司向所统属并用此式。尚书省司上门下中书省、枢密院，及台省寺监上三省、枢密院，省内诸司并诸路、诸州上省台寺监并准此。”

申状中有“谨具状申”、“某司谨状”及注语“取处分，则云伏候指挥”，明显是官员用来给上级和长官的上奏公文。结合《书仪》所说“右内外官司向所统属并用此式”，包括尚书省司对中书门下、枢密院，中央机构内寺监对三省、枢密院，以及地方诸路、州上台省寺监，都可以用，也即申状在中央首先应用为对最高中枢机构及其长官。这虽然是宋代的制度，但从“申”字的用法来看，《申状式》的使用无疑是沿自唐朝，其形式用途可以用作参考。所以内外职司作为下级给尚书省和中书门下文书皆用“申状”。奏状与申状在对象等级明白区分，皇帝称奏，长官称申，两者不得混为一谈。

不过，司马光对给皇帝的状和给长官的状分类有些不同，给皇帝的表状一律归为表奏类，观其于“表式”在“臣某诚惶诚恐”一语下注曰“贺则云诚欢诚忭，后辞末准此”就可以知道，无论是礼仪性的谢贺还是奏事论事，无公私之分。给长官的状却是分为礼仪性的“私书”和上事的“公文”。在私书部分有《上尊官问候贺谢大状》、《与平交平状》、《上书》、《启事》、《上尊官时候启状》、《上稍尊时候启状》、《与稍卑时候启状》、《上尊官手启》、《别简》、《上稍尊手启》、《与平交手简》、《与稍卑手简》、《谒大官大状》、《谒诸官平状》、《平交手刺》、《名纸》等，而唯有《申状式》、《牒式》才列入公文。私书从《上尊官时候启状》看，基本上是参照唐朝不同层次所用的《贺正冬启》、《贺正冬状》一类而多少加以形式和用途区别、分类的变化，其注中提到“裴书仪”如何如何，并拿来作私书和公状应有所区别的凭证，“裴书仪”即唐代书仪，可见唐宋书仪一脉相承。唐后期以降给朝廷官员和藩镇长官个人的贺、谢状等大量增加，所以无论公状私书，唐宋时期都非常发达，而“申状”大大发展，则是唐代官僚体制之下，公文运作最大的特点和变化之一。

申状式在唐前期和后期都有应用，前期的申状虽然被淹没在制度的一贯性之中，在传世文献和敦煌吐鲁番文书中还是可以见到它们的踪影。除了上面已经谈到的申尚书省及相关诸司的例子，吐鲁番出土《仪凤三年度支奏抄》也多次提到具状申尚书省的问题，说明申状其实是在唐初机构系统中就大量运用的。其文书中A′残件关于剑南庸调给凉州和瓜、伊二州，有“仍令所在兵防人夫等防援日（？）任夫脚发遣讫，仰头色数具申所司。其伊、瓜等州准数受纳，破用见在，年终申金部度支”；并有“轻税诸州，不申色目……其所有（？）□物（？）讫□（？），与计帐通申金部、度支”，“预定来年应须杂折色数□□□，并应配两京，见□（在）破用，每年八月上旬申到支度（度支）金部”，和诸州“请每年申帐……〔五月卅〕日以前申到户部”等规定。E′残件有诸州所送庸调等物“所司纳了，具□□日及纳物色□□了日，速申度支。其纳两京□□□等，每州纳了三日内，〔具？〕状申到度支”；C′残件关于诸州庸调送纳配所，“所纳之司即□□□度支”，所缺部分推测应为“具状申”三字。D′要求诸王都督刺史所供用支配的庸调，“其破除见在，每年八月上旬申到度支。并（？）□改（？）尽（？）已用见在，具状即申度支、金部。”H′残件关于庸调送纳杨（扬）府转运，若府杂用不足，“请府司准一年应须用数，量留诸州折租市（布）充，讫申所司”。H残件关于边郡报蕃物的支配“所有破除见在，每年申度支金部”，以及安北都护府等“如其不须，不得浪有请受，□□讫，具申比部及金部。比部勾讫，关□□（金部）”；（注：大津透著，苏哲译：《唐律令国家的预算——仪凤三年度支奏抄，四年金部旨符试释》，页87—95；并参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第一章《唐前期的财务行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页20—33。）清楚地证明唐代前期财赋支配调达中地方按照不同内容的要求用申状报告尚书省比部、度支、金部诸司，也说明中央是如何通过地方申状来掌控国家财赋使用的情况。

唐后期给中书门下用申状，不仅可以由前述文献中许多政事“申中书门下”证明，而且也有这些状的具体范例。对此刘后滨以《唐会要》卷二六建中元年正月五日“举人自代”敕及《刘宾客文集》卷一七《苏州举韦中丞自代状》以说明。很有趣的是，这件自代状第一行是“苏州状上中书门下”，第二行是被举荐者韦应物的官衔名字。但第三行以下却是关于这件事给皇帝的奏状，内称“右，臣蒙恩授苏州刺史”，准敕举人自代云云，末称“今具闻奏”，并有“大和六年十二月九日”的日期。判断其文，似乎是将给皇帝的奏文内容直接抄写在给中书门下的状中。不过笔者认为，解释此种现象，与其说是奏状不直接进呈皇帝而先经中书门下，不如说是闻奏皇帝同时“兼申”中书门下的表现。

只是奏状和“兼申”并不一定写在一起。如李商隐代陈许观察使王茂元作《为濮阳公陈许奏韩琮等四人充判官状》，（注：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2002，页482—484。）介绍四人情况非常详细，与此同时他又作《为濮阳公许州请判官上中书状》，称韩琮等四人“右件官等，或断金旧友，或倾盖新知。既有藉于宾荣，敢自轻于主择，辄以具状奏请讫。伏乞相公，曲赞殊恩，尽允私恳，使免孤郑驿，不辱燕台。谨录状上。”（注：《为濮阳公许州请判官上中书状》，《李商隐文编年校注》第二册，页491。）说明藩镇除向皇帝奏请僚属，具体也要宰相批准。有的时候荐举仅须给宰相，如刘禹锡本人有《荐处士严毖状》、《荐处士王龟状》，前状先介绍所荐人情况，并谓“某早被儒官，得以荐士。亦非出位，冀不废言。倘宏文、集贤史氏之馆，采其实学，有劝诸生。伏以桂州荐之于前，某荐之于后”，末称“谨状”；后状略同，说明“某滞流周南，静阅时辈。身虽不用，心甚爱才。况遇相公持衡，敢有所启”，末称“谨状。正议大夫、检校礼部尚书、兼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刘某状”。（注：《刘禹锡集》卷一七《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页152—153。）内中称呼用语，则表明荐状是上于宰相，这证明在选任问题上，有时宰相的作用更重要。

唐后期上中书门下的公文当然不仅限于举荐。中村裕一指出《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会昌四年（844）二月条记圆载和尚入城许可申请是向中书门下提出：

越州军事押衙姓潘，因使进药，将圆载阇黎书来。书云：缘衣粮罄尽，遣弟子仁好等两人往本国，请衣粮去者。潘押衙云：“载上人欲得入城来，请得越州牒，付余令进中书门下。余近日专候方便，入中书送牒，宰相批破，不许入奏例，上人事不成也。”（注：《唐代制敕研究》第三章第二节之三《上奏的过程》，页415—416并参《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页175。）

圆载之书由越州潘押衙代呈宰相，他的入城要求须经宰相批准，结果被归入“不许入奏例”，也即用不着告知皇上，是由宰相直接处理的，只是这里说明所用的是牒不是状。

敦煌书仪S.5566则有唐后期申中书门下公事状的典型例证。此书仪原题为“杂谢贺表状上中书门下状”，内有六件书状，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一书中出示了这件文书的部分图版，（注：《唐代制敕研究》第三章《敕书》第二节之四《状の用途》，页411。）他并在《唐代官文书研究》一书的《序说》中介绍状的用途时提到这件文书的第一状。笔者曾撰文对此件书仪进行研究，（注：见拙文：《关于敦煌S.5566书仪的研究》，国家图书馆善藏部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编《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页74—86。）认为其中书状产生时代在大中晚期至咸通初年前后，致书人之一有可能是沧州节度使浑偘。六件书状中一件题为《谢幕府转职状》，是沧州节度使为授幕府官职给皇帝的谢状，二件为《上魏相公状》，魏相公即大中时代宰相魏謩，此二状有可能为他旧日的属下或幕僚所作，虽然涉及一些个人内容和事务，但基本上可以算作起居状性质，私人书信的意义较突出。另外三件则皆题《上中书门下状》，无一例外是沧州节度使给宰相的上状，三件状中，一件是就任沧州节度使的谢状，两件则是就沧州本身的贫穷灾荒问题向宰相请求免税，现仅录此二件如下：

上中书门下状（第一件）

右厶当道齐德两州，并年灾沴，百姓饥贫，两税逋悬计数十万。厶到任之日，亲访疾苦，皆称急切最是逋悬簿书，虽挂空文，府库终无所入。在军储褊（遍？）用农藏（？），箕敛乡村。方圣上忧人，难施朴（？）作肤体。伏以相公代天行化，助日扬明，九野无楚痛之声，田人有康济之望。厶谬提廉印，叨按戎麾，思有以安辑黎元，抚绥士卒，下期阴骘，上答台阶。其齐德两州逋悬，厶已于月日允牒下州，并令放讫，不敢不具状上。谨录状上。

上中书门下状（第二件）

右伏奉今年正月五日中书门下牒，缘厶当管齐州榷酒钱物，勒依元征绢价送纳者。当道数年水旱，百姓流亡，就中齐州尤不支济。厶自去秋到任后，得便申奏，请放逋悬。近来人惟稍安，兵未足食，况榷酒先无本额，只于两税均融，至于抬估高低，亦是从前流例。近蒙省牒，频有指，在奉上之心，岂敢容易。方至公之日，或许谘闻。前件榷酒钱，言（？）下施行，交无出处。若容三二年内，赋税稍登，此时百计圆融，必不阙其经费。厶已具状重奏，乞降哀矜。伏惟相公道济群生，恩沾庸类，伏望俯垂听允，特赐商量，恩不唯于生成，事亦关于功德。辄将肝膈，庶鉴台阶，无任恳迫战越之至。谨录状上。

以上两件是向中书门下报告公事，属于纯粹的请事论事。虽然结尾或作“不敢不具状上，谨录状上”，或作“谨录状上”而无“申”字，但作为上呈宰相的申状是无疑义的。赋税的问题唐前期归户部，唐后期中央三司分掌，地方则虽然两税榷酒上贡部分归度支，但牵涉赋税的征收减免政策则要直接上陈宰相而不是有司，并且第二状中也说明“已具状重奏”，这正是后期体制下上奏的同时“兼申中书门下”的典型例证。

敦煌文献中见到的类似申状还有P.4093刘邺《甘棠集》中《为割股事上中书门下状》，乃是因地方上出现一件孝子割股的事件，“有感神祇，足标乡里；事关风化，敢不申陈”，（注：录文见赵和平：《表状笺启书仪辑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页9。）明显是一件申事状。传世文献如柳宗元有《为裴中丞上裴相乞讨黄贼状》、《为桂州崔中丞上中书门下乞朝觐状》、《为南承嗣上中书门下乞两河效用状》等上宰相状，（注：《柳河东集》卷三九《奏状》，北京：中华书局，1960，页635—637。）李商隐《荥阳公请不叙录将士状》、《为荥阳公请不叙将士上中书状》亦属申事、请事范围。（注：《李商隐文编年校注》第四册，页1555—1556、1560。）李状中的荥阳公即桂管观察使郑亚，他根据本道部伍数额增加、粮料自备以及因水涝之灾不登丰穰的情况，请求权停为将士进勋阶。这些状同样表明中书门下的受事与正式处理权，这一点，当然是申状式运用的基础。

而结合上述文书与存世书状，也可以看出唐代的申状虽然常常以“右”或“右件（人）事”开头，但正式的书状之前应该有“某司（或某官）申某事（荐举则是要有举荐的人名）”，结尾最常见是“谨依录申”、“谨具（录）状上”或者“谨状”，前二者用于下级对上级特别是有行政关系的机构之间，“谨状”用于官员个人上事状较多，有“录”字者往往是抄录反映下级的上状或情况。状的最后还应具官衔姓名，如刘禹锡《荐处士王龟状》就是“谨状”下署“正议大夫、检校礼部尚书、兼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刘某状”，日期应该也是和奏状一样写在最后，其格式与宋代的申状是很接近的。

本文前面曾经指出，唐后期申状的使用愈来愈广泛，事实上受状者不仅有中书门下，相沿前期较多者有尚书诸（使）司，以及御史台等。如柳宗元有《上户部状》，是上给户部使司；（注：《柳河东集》卷三九《奏状》，页628。）而由于唐后期对于地方的监察是“委御史台并出使郎官御史兼诸道巡院切加察访”，（注：《唐大诏令集》卷一〇，元稹《长庆元年册尊号赦》，页60—61。）所以常有向御史台申状的情况。如《册府元龟》卷一五一《帝王部·慎罚》：德宗贞元六年（795）十一月南郊赦书曰：“近日州县官吏，专杀立威，杖或逾制；自今以后，有责情决罚致死者，宜令本道观察使具事由闻奏，并申刑部、御史台。”《五代会要》卷九《徒流人》后唐清泰三年（936）二月尚书刑部郎中李元龟奏，也提到“准《开成格》，应断天下徒流人到所流处，本管画时申御史台，候年月满日申奏，方得放还本贯”的情况。当然寺监等因具体掌管的事务也会有接受下级或地方报告的情况，所以司马光《书仪》说明申状式的用途，仍有“省内诸司并诸路、诸州上省台寺监”的问题，当然处理事务的决策权仍在中书门下，对于省台寺监都是如此。

另外地方申状中央，并不是任何机构都可以直达。根据前揭永泰二年制称“诸司诸使及天下州府，有事准令式各申省者”，大历十四年敕亦曰“天下诸使及州府，须有改革处置事，一切先申尚书省”，因此申中央的状只能来自诸使和州府，唐后期就是节度观察和州刺史，前揭刘禹锡《苏州据韦中丞自代状》就是刘禹锡任苏州刺史所上。县以下是不可以直申中央的，所以必须由州、府转达。但是按照司马光《书仪》“内外官司”的说法，申状的使用规则也适用于地方藩镇和州府内部。县可以申州，而州、县又可以申节度观察使。《册府元龟》卷四六七《台省部·举职》记开成初刑部尚书殷侑，上言度支盐铁户部使下拘系罪人，“自今请令州县纠举，据所禁人事状申本道观察使，具单名及所犯闻奏”；《旧唐书》卷二〇下《哀帝纪》记天祐二年（905）五月丁丑陈许节度使张全义奏，“得许州留后状申，自多事以来，许州权为列郡，今特创鼓角楼讫，请复为军额”；说明节度观察使在公务上是接受州的申状的。《册府元龟》卷六六《帝王部·发号令》五，记长兴三年（932）四月“河南府奏，据陆浑县令陈岩状申，县邑荒凉，欲修葺”，（注：分见《册府元龟》卷四六七、卷六六，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明本，1960，页5561、737。）就是由府转奏县状及申请，内中的“状申”都是申状式曾经在唐五代内外官司中应用的痕迹。传世柳宗元有《柳州上本府状》，（注：《柳河东集》卷三九，页628。）是柳州刺史上桂管观察使的状。敦煌文书中，也有不少典型的申事状，限于篇幅，对此笔者将另文介绍。此虽非本节重点，但地方衙署内部应用的状应该是状所使用的第三个层次，因此状其实是中央地方机构沟通上下、内外不可或缺，且运用最广泛、最灵活的一种文书。

（四）申状与礼仪性书状的异同和关系

表状在日常使用中，与官府间常用的牒和关、移等文书不同；后者只用于公文，表状的用途却不止这一种。公式文性质的公事表状外，礼仪性的笺表和状也大量存在，内中状的用途更为广泛。S.5566残存的六首状，就是既有给皇帝的，也有给中书门下和宰相个人的；既有公事，也有私事与礼仪性的谢贺状。对于这类文状，笔者以往已有论述，（注：见拙文：《从敦煌书仪的表状笺启看唐五代官场礼仪的转移变迁》，《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卷，中华书局，2001，页355—365。《关于S.5566书仪的研究》，页74—86；《试论唐五代的起居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四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页345—374。）这里不拟过多重复。但总结起来，仅就给官员的礼仪性的文状大体又可分为吉仪的贺、谢与凶仪的慰哀等内容。其中贺的内容最广泛，公、私事都可以入贺，为私事贺者常见有贺加官、贺节（正冬、端午、重阳）、贺（问）起居，为公事贺者，则如贺（庆）破贼、贺（庆）赦等；还有一些献物状也可以归到此类。谢亦有谢赐、谢官、谢药、谢宴设等等。此类书状在司马光《书仪》中被称做“私书”，在官场上体现一定私人关系，与公文在用途性质上却是有区别的。

“私书”虽然体现私人关系，但作为贺、谢、慰哀等用其实有严格的规定和仪节，所以它的一个特点是与公文一样具备等级性。对皇帝用表，“其近臣亦为状”，这在礼仪性的笺表书状中也能体现。但状对官员而言，主要是上于行政意义上的领导和长官，所以并不是所有的贺文都可以称为“状”。例如P.4093《甘棠集》除了几首贺表、谢表及《端午进马并鞍辔状》、《寿昌节进马并鞍辔状》、《进鹞子状》等是给皇帝的之外，其余多是给朝廷高官的，内中有的书题称状，有的不称。以往论者或对不加状字者统补加状字，认为是有所遗漏，（注：见赵和平：《敦煌本〈甘棠集〉研究》目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2，页1—5，下引书题同。）笔者亦曾将这些书状含混统称为状，那么是否可以如此？现在看来却是有问题的。在写此文时才发现，原来《甘棠集》诸首题目中，只有给官职是宰相、仆射、御史大夫、枢密使、神策中尉或朝衔带平章事和仆射的节度观察使才称为状，（注：刘邺代高少逸作如《贺郑相公状》、《贺卢仆射状》、《贺郑大夫状》、《贺正上两中尉并长官状》，《贺西门枢密状》、《贺冬上淮南杜相公状》、《贺冬上凤翔崔相公状》等，赵和平：《敦煌本〈甘棠集〉研究》目录，页1—5。）对于其他官员如尚书、侍郎、舍人、中丞、将军等以及不带平章事的节度观察使则不称，（注：如《贺承旨萧侍郎》、《贺沈舍人权知礼部》、《贺凤翔裴尚书》、《贺湖南李中丞》《贺诸道节察正》等，赵和平：《敦煌本〈甘棠集〉研究》目录，页1—5。）官虽高却已不是宰相者不称，（注：如《贺冬上太子太傅杜相公》不加状字，乃因受书者杜悰时以特进、检校司空兼太子太傅、分司东都；参见《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大中九年八月丁酉，中华书局，1956，页8057。）藩镇节度观察使如原为宰相、出镇仍带平掌事衔亦可称，否则则不称。所以除了个别确属遗漏，是不能随便添加“状”字的。从这里理解司马光《书仪》关于申状式的适用对象“内外官司向所统属”，在中央应该是内外宰相、三省和御史台长官，省台寺监的其他机构长官如果是受其统属也可申状，非统属者则不申状，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而这个原则大体上也适用于礼仪性的书状，对于统领自己的行政机构和长官，请事申事也好，礼仪性的贺、谢也好，都是用状来表达，即使非所统属，在礼仪性的书状中，带有宰相、仆射官衔者，出于礼节仍称状。反之则否，即被致书官员如是非所统属者，即使是官高三品甚至一品，给他们的贺书题中也不用加状字，而是等同一般的书启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刘邺对于自己的使主高少逸不是用状而是用了“启”的名称，如《甘棠集》第三卷中有《上高尚书启》、《又启》。为什么对自己的直属长官不用状而用启呢？原来据S.6537v郑余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僚属起居〔启〕第六”、“典吏起居启第七”，（注：录文见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页482、500—502，内“典史”应作“典吏”，从黄正建《天圣令（附唐杂令）所涉唐前期诸色人杂考》，《唐研究》第十二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页213。）作为僚属、典吏给长官和其他一般官员的“贺”，如贺起居、贺正冬、贺加官阶等都是用启。这一方面是由于隶属关系近，如同皇帝的“近臣”可以不用表而降等用状，官员的僚属也可以降等用启（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书宰相有时也可以用启）。（注：参见《文苑英华》卷六五二、六五三柳宗元、刘禹锡、元稹、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等所作谢、贺、启，内中大都是上于宰相。页3353—3359。）《唐六典》说：“笺、启〔上？〕于皇太子，然于其长亦为之，非公文所施。”（注：《唐六典》卷一《尚书都省》，页11。）启更接近于一般的书信而有私书性质；另一方面如典吏者级别太低，恐在资格上也不够用状。僚属、典吏包括了中央地方的下级官员，书仪实际上规定了他们作书的分寸。刘邺以摄陕州参军充观察巡官为高少逸所辟僚属，用启正当其分。而他除为高少逸掌书记，入朝后又长期充翰林学士，固是懂得文书、讲究规矩之“大手笔”，其《甘棠集》中出示的书状使用范围规格应认为是有着相当依据和示范性的。

礼仪性的书状由于是与公事状内容用途有别，所以其用语、形式亦有别。其状内除了常见的寒暄、贺谢等语之外，末尾则一般不作“谨依录申”、“谨具（录）状上”；而常见的是“谨奉状不宣，谨状”，或者“谨修状咨闻（或谨奉状起居），伏惟照察，谨状”等，但由于礼仪书状常常是问候之外，杂以公文，所以也有兼用公事语的情况。关于这一点，笔者还将于讨论敦煌地方状的流行使用时再给以具体的说明，这里就不赘述了。

最后，礼仪性的书状与申状式虽然性质、用途亦不同，但不能认为毫无关系。唐后期五代给朝廷官员和藩镇长官的“贺”、“谢”等礼仪性书状大量增加正是地方权力增长以及中央地方往来政治关系的体现，特别是书仪和其他文献中对宰相贺谢状大有增加，虽然是官场礼仪的需要，但也突出了宰相本身的地位及宰相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例如S.5566第一首《上中书门下状》即是就任节度使后，为得官谢宰相。《甘棠集》卷一有《上中书门下状》二首，一首内容是庆贺皇帝“释降宽徭之诏”，减免地方常贡进献和赋税的。但是状中除了简单说说“迎道喜气，发于皇风”之外，特别指出：“此皆相公羽翼大猷，陶钧圣化，极仁深煦育，尽知尧舜之心；如道赞雍熙，必自夔龙之力。普天之下，孰不感恩。”另一首是贺祥瑞，是与给皇帝的《贺瑞莲表》同时的，表赞皇帝，状却将禁中“弱杆孤秀，祥花并开”归为“此皆相公发晖（挥）政本，斟酌化源，都由命檝之功，岂假《涉江》之咏”。而卷四题名《贺赦》的一首，“伏睹今日制，大赦天下者。伏以圣上钦成丕绪，虔奉宝图……此皆相公翊赞皇猷，丹青景运；百辟贺垂衣之化，万方瞻补衮之勋”，更是直接将赦与宰相的作用联系起来。

在传世文献中，类似放免德音、祥瑞、大赦等名目都用于贺皇帝和赞颂天子的表状，但上述书仪的内容却表明是贺宰相，也即将皇帝降德音、祥瑞出现等都归功宰相。P.3723《记室备要》也有贺册徽号、贺南郊、贺册皇太后、贺册皇太子、贺赦、贺破贼，（注：录文见《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页77—79。）但是书仪中贺与赞的却都是“厶官”而不是皇帝，从所说“致君而化其汤武，辅政而功比伊皋”（《贺册徽号》）、“道赞昌辰，功扶宝历”（《贺册太后》）来看，也是只有用于宰相才最贴切。因此这个“厶官”只能是宰相。传世柳宗元有《贺诛淄青李师道状》、《贺平淄青后肆赦状》、《贺分淄青为三道节度状》、《代裴中丞上裴相贺破东平状》；（注：《柳河东集》卷三九《奏状》，页631—634。）刘禹锡有《上宰相贺德音状》、《上宰相贺改元赦书状》，（注：《刘禹锡集》卷一七《状》，页152。）性质相类。这些书状只能说明，中书门下的宰相在朝廷政务方面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与三省制下坐而论道的宰相的确是不能同日而语。

三、关于表状等的上奏途径

表状的上达和批复是皇帝直接了解下情和掌控官员、指挥政事的依据和途径。因此唐前、后期都在不断将官员的上奏和皇帝对政事的知情权、独断权加以强调，而在中书门下体制之下，上皇帝的奏状置于给宰相和其他职司的申状之上之先也是起码原则。但表状如何可以速达皇帝？这就关系到它的运作途径。而在这方面，采用内外两种传递方式是其制度存在的基础，以下就针对在京城的中央机构官员与地方州府的不同情况分作论述。

（一）中央部门官员的奏事论事和表状

中央诸司与地方的表状上奏皇帝，方式和途径不完全相同。依照规定，中央诸司内部的寻常公事奏报自然是作为上传文书，其出自三省的奏抄和中书门下的奏状也是按照规定程序审署或直接递达，这在以往学者已论述很清楚。问题在于，官员如有反映个人意见的上表或奏状如何抵达呢？仁井田陞《唐令拾遗》根据日本《养老令》复原的《公式令》第四一条（《令集解》卷三六引唐令）：

诸有事陈意见，非为诉讼身事，欲封进者，并任封上，舍人受得即奏，不须开看。其上表诉者，每日令御史一人，共给事中、中书舍人对受。若告言官人害政，及有抑屈者奏闻，自外依常法。（注：仁井田陞：《唐令拾遗·公式令第二一》，东京：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1933，页601；并参《令集解》卷卅六《公式令》“陈意见”条注释，东京：吉川弘文馆，1981，页889。）

此条当指在京官员陈奏，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非为诉讼身事”，经舍人接受并奏知皇帝，但强调不许拆看。这个舍人未详是中书舍人抑通事舍人。从下面中书通事舍人掌四方馆来看，也有可能是指通事舍人。另一种是诉讼类的，由御史、给事中、中书舍人组成的司法“三司”处理，其中有告任官害政和大冤屈的，要奏闻皇帝，这里所说自然是一条最正式的途径。

还有一种做法显然是并不经过这些职司。前揭《唐会要》卷二六开元二年闰三（二）月敕，说是“诸司进状奏事，并长官封题进。仍令本司牒所进门，并差一官送进，诸奏事亦准此，中书门下、御史台不须引牒。其有告谋大逆者，任自封进，除此之外，不得为进”。诸司的公务理应没有秘密，所以这里的“诸司”其实主要不是机构而是机构内的官员个人，他们的奏事只要长官知晓就行，尤其强调不能经过中书门下和御史台而要求直达，只是用机构的名义上递而已。内中“本司牒所进门”，同书卷五九《尚书省诸司下·司门员外郎》开元二年闰二月十日敕作“本司牒所进衙门”。这个“门”或者“衙门”应指某一宫门，如《唐会要》卷二六《笺表例》载：

景云二年（708）六月敕：“南衙、北门及诸门进状，及封状意见，及降墨敕，并于状上昼题时刻，夜题更筹。”

此进状封状即开元二年闰二月敕所言者。南衙、北门可以理解是宰相政务机构和内司之门，而诸门似乎更复杂了些，所谓诸门封状似乎又应与“侧门论事”联系起来。程大昌《雍录》卷二端门掖门条曰：

唐大明宫朝堂外，左右金吾仗之侧，有曰侧门者，以其在端门旁侧也。景龙中，于侧门降斜封墨敕授人以官，号斜封官；又十三年敕，谏官如要侧门论事，即令引对（按“又十三年”以下，似当移于十二年事后）；元（玄）宗时，诸王退朝，于侧门候进止；其后又于侧门受词讼；开元元年敇，都督、刺史之官，皆引面辞，侧门取进止；十二年，御史出使，于侧门进状取处分；皆取正殿旁侧为义也。（注：黄永年点校：《雍录》卷二《端门侧门》条，北京：中华书局，2002，页28—29。）

《唐大诏令集》卷一〇五开元三年十月七日《听百僚进状及廷争敕》：

敕：“朕以薄德，祗膺睿图，何曾不虚己淳源，励精至道，将致俗于仁寿，思纳人于轨训。幸乾坤交泰，风雨咸若；中外百寮，尽知戒惧；夷夏万姓，颇亦小康。犹恐人或未安，政有不便，乃令外司置匦，听侧门进状。封章论事，靡所不达，轩陛进规，于何不尽。”

同书同卷（并参《唐会要》卷五六《左右补阙拾遗》）大历十二年四月十二日《令百官言事诏》：

自今以后，谏官所献封事，不限早晚，任进状来，所由门司，不得辄有停滞。如须侧门论事，亦任随状面奏，即便令引对。如有除拜不称于职，诏令不便于时，法禁乖宜，刑赏未当，征求无节，冤滥在人，并宜极论得失，无所回避，以称朕意。其常参官六品已上，亦宜准此。

按：以上史料都提到侧门论事、侧门进状的问题，松本保宣先生《唐代的侧门论事》据此对唐代宫廷的“侧门”所在位置及相关活动进行了研究，（注：松本保宣：《唐代の侧门论事について》，《东方学报》86辑，1993，页1—17；并见氏著《唐王朝の宫城と御前会议》第二部第二章，京都：晃洋书局，2006，页225—247。）例如侧门除上状论事之外，根据《唐会要》卷六九《都督刺史已下杂录》开元元年十二月三十日敕，也规定都督、刺史、都护，赴任以前“皆引面辞讫，侧门取候进止”，便于皇帝了解下情。他指出听侧门进状是各官司直接进状的制度，在大明宫金吾仗院旁侧的侧门，直通内门、上门。还提到了唐后期与客省奏事相关的右银台门（详下）、与匦院投匦相关的光顺门，认为其方式关系到下情上达和皇权、相权的关系问题。据《唐会要》卷五五开成三年八月知匦使事、谏议大夫李忠敏奏“应旧例，所有投匦进状及书策文章，皆先具副本呈匦使，其有诡异难行，不令进入”，认为投匦的本意是为使“拥塞自申于九重”，故请求“自今已后，所有进状及封章，臣等但为状引进，取舍可否，断自中旨”，投匦的文章直接由知匦使“引进”，可知通过光顺门的投匦也是上奏的一条快捷方式。

笔者十分赞成松本保宣先生的分析，“侧门”和其他诸门进状对皇帝而言无疑是外通于内，下通于上一个很重要的方式。特别是由于可以通过大明宫朝堂外金吾仗院旁侧的侧门深入内廷和门，这就表明一些奏状是与中书门下宰相外廷无关。而对于这部分直接奏入侧门的表状而言，唐后期门使与门司的作用是重要的。《旧唐书》卷一五六《于传》载元和中于得罪，“率其男赞善大夫正、驸马都尉季友素服单骑，将赴阙下，待罪于建福门，门司不纳。退于街南，负墙而立，遣人进表，门使以无引不受，日没方归。”同书卷一九《懿宗纪》载咸通十三年（872）五月“乙亥，国子司业韦殷裕于门进状，论淑妃弟郭敬述阴事。上怒甚，即日下京兆府决杀殷裕，籍没其家。”除将殷裕妻崔氏等九人配入掖庭外，文将“门使田献铦夺紫，配于桥陵；门司阎敬直决十五，配南衙，为受殷裕文状故也”。可见受文状的事，门使和门司要负责。《唐会要》卷五五《匦》大中四年（850）七月敕，提出“应投匦及诣光顺门进状人”有一投再投的情况，“又潜易姓名，依前进扰公廷，近日颇甚”，要求“自今以后，宜令知匦使及门使，如有此色，不得收状与进状，如故违，与进者必重书罚”，说明了知匦使、门使的作用。知匦使由大臣兼掌，门使、司却是宦官任职和领导的内司职掌机构，因此，推测这类表状恐怕是经门使、司处理再奏知皇帝的。赵冬梅认为至少大和八年以前就有宦官掌管的门司，“掌赞导官员朝见和通达奏状”。（注：参见赵冬梅：《试论宋代的门官员》，《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页107—111；《试论通进视角中的唐宋门司》（《笔谈：信息通进与文书制度，以宋代为中心》），《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页128—131。引文并见唐长孺：《唐代的内诸司使及其演变》，载《山居存稿》，北京：中华书局，1989，页260。）通过门投进的大抵是京官的奏状。《宋史·职官志》一称：“旧制，通进银台司，知司官二人，两制以上充。通进司，掌受银台司所领天下章奏案牍，及门在京百司奏牍、文武近臣表疏，以进御，然后颁布于外。”（注：《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84，页3782。）这说明门是专管在京表奏的，与唐代的情况十分吻合。而赵冬梅提出，宋代的门也同时掌握着皇帝与群臣当面信息交流的渠道，这一点显然也是由唐代发展而来。

（二）地方奏状的两条上达途径

外州府和外官的表奏、状文要经过长途的递送，P.3900书仪曾说到表状要最后送到“神都门”，或认为神都乃武则天时称东都，但也可理解表状必须送到宫门，无论长安、洛阳都是如此。就史料记载而言，表状送达长安主要有两条途径：即一条途径是通过馆驿送到四方馆；唐后期又增加另一途径，即通过使人或进奏院将表状递达客省。

1.四方馆的机能

四方馆为隋代所置，隋初先有通事舍人掌“承旨传宣”。隋炀帝置谒者台，改通事舍人为通事谒者。又于东都建国门外置四方馆，“以待四方使者，隶鸿胪寺”。“大唐废谒者台，复以其地为四方馆，改通事谒者为通事舍人，掌通奏、引纳、辞见、承旨宣劳。皆以善辞令者为之，隶四方馆而文属中书省。”（注：《通典》卷二一《职官》三《中书令》，北京：中华书局，1988，页566。）《册府元龟》卷四五七《台省部·总序》也说唐中书令领四方馆，“置通事舍人十六人，掌朝见引纳及辞谢，及四方通表、华夷纳贡之事。”《资治通鉴》卷二五二咸通十一年正月条“朝廷命知四方馆事、太仆卿支详为宣谕通和使”下，胡注引《晏公类要》曰：“旧仪，于通事舍人中以宿长一人总知馆事，谓之馆主，凡四方贡纳及章表皆受而进之。唐自中世以后，始以他官判四方馆事。”至于四方馆的所在，宋敏求《长安志》卷七谓在“承天门之西，宫城之南第二横街之北，从东第一中书外省，次西四方馆（原注：隋曰谒者台，即诸方通表、通事舍人受事之司）”。而东都的四方馆则在“应天门外第一横街之南第二横街之北”，“西曰西朝堂，次西，中书外省，（原注：隋曰内史省。）次西，四方馆。”（注：宋敏求：《长安志》卷七，《河南志》卷四，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五，以上并参石晓军：《隋唐四方馆考略》，《唐研究》第七卷，页31—322。）承天门和应天门都是长安或洛阳的宫城南门，而隶属中书省的四方馆无疑是随着中书外省在宫城之外，这充分地体现了四方馆是属于外朝机构的特征。

唐初送到四方馆的贺谢表状可能是由地方派使者直接递送，但是天宝中强调均从馆驿。《唐会要》卷二六《笺表例》天宝十载十一月五日敕称：“比来牧守初上，准式附表申谢，或因便使，或有差官，事颇劳烦，亦资取置。自今已后，诸郡太守等谢上表，宜并附驿递进，务从省便。”至十三载十一月二十九日诏：“自今已后，每载贺正及贺赦表，并宜附驿递进，不须更差专使。”于是在敦煌S.6537v郑余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的“诸色笺表第五”中，除了“封表极式”告知表的封装之外，还出现了“上四方馆牒式”和给馆驿的“转牒式”。上四方馆牒式说明：“外官每上表，皆牒上四方馆。”内有“敕某道某州牒上四方馆，（如上袋〔太子〕即云牒上右春坊。）表函壹封印全，为某事牒。前件表笺函印全，递至上都四方馆，请准式引进者。谨录上，谨牒。某年月日典、本司典姓名封（牒），刺史观察使衔阶名封”，是面向四方馆的公文。转牒式也有“敕某道节度观察等使，转牒上都已来路次馆驿，（注：原卷“路”下有“次驿表”三字，似已勾删。按此处基本根据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录文，但对阙字、错字处及标点有增补修正。）表函一封印全，为某事牒。前件表函印全，上都四方馆牒在毡袋内，今递至上都，伏请准式送上四方馆，不得晷（？）刻（？）停留者，送上讫（以下注文略）。谨牒。某年月日典，本〔司〕典姓名牒”字样，是给沿途馆驿的。这说明表状经馆驿传送直至四方馆是有一定手续的。

从四方馆传达的表状文书既有给皇帝的礼仪笺表，也有奏事公文。《通典》卷七〇《元正冬至受朝贺》天宝六载十二月敕要求诸道贺正表由“通事舍人奏知，其表直送四方馆，元日仗下后一时同进”。而《旧唐书》卷一二《德宗本纪》建中元年春正月南郊大赦，甚至要求“常参官、诸道节度观察防御等使、都知兵马使、刺史、少尹、畿赤令、大理司直评事等授讫，三日内于四方馆上表，让一人以自代，其外官委长吏附送其表，付中书门下”。其中虽然包括内外官吏，但明显还是以外官为重点。

问题在于，表状等既然是送达四方馆，那么是不是直接就送到中书省或者中书门下呢？窃以为这里也是有区别的，例如就礼仪笺表而言，《唐六典》卷九说中书舍人之职有“凡大朝会，诸方起居，则受其表状而奏之。国有大事，若大克捷及大祥瑞百僚表贺，亦如之”。据《唐六典》卷四礼部郎中员外郎之职条下所载令式，“凡车驾巡幸及还京”，有两京文武职事五品以上三日一奉表起居，又有“东都留司文武官每月于尚书省拜表，及留守官共遣使起居”等，“皆以月朔日，使奉表以见，中书舍人一人受表以进”。也是说所有起居表应交由中书舍人一人，但东都官平时的起居表又是通过尚书再转到中书的。与此同时还规定“凡元正，若皇帝加元服，皇太后加号，皇后、皇太子初立，天下诸州刺史，若京官五品已上在外者，并奉表、疏贺，皆礼部整比，送中书总奏之。”这说明节日或其他大事庆贺的贺表，也是要通过礼部整理总合再送到中书的，也即贺表先要经四方馆送到礼部司，再到中书，这至少是唐前期的情况。

唐后期的情况有所不同。《唐会要》卷二六《笺表例》载会昌五年八月御史台奏：“应诸道管内州，合进元日、冬至、端午、重阳等四节贺表，自今已后，其管内州并仰付当道专使发遣，仍及时催促同到。如阙事，知表状判官，罚本职一月俸料。发表讫，仍先于急递中申御史台。除四节外，非时别有庆贺，使司便牒支郡取表状，急递至上都，委留后官进奏。缘使司贺表先来，其〔支〕郡表则待齐到，一时付递中书发遣。（下略）”笔者在以往的文章中曾说明，唐后期的贺表关系藩镇对朝廷的态度，加上这里有加强对节度属州的支配权问题，故武宗时强调“支郡”的贺表，并强调由专使急递发遣。由于御史台对藩镇的监督作用，故贺表是先由御史台集中而送中书门下总奏的。御史台的作用，就相当于唐前期的礼部司。

由此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四方馆虽然隶属中书省，送至四方馆的笺奏表状却似乎不一定都是直接送中书省的。当然如《唐六典》所说，掌四方馆的通事舍人既然是“凡四方通表，华夷纳贡，皆受而进之”，那么给皇帝的奏事状或许也就如前述《公式令》所云由其（或再经中书舍人？）“受得即奏”或交付内廷办文书的职司，而礼仪笺表即须先集中于礼部或御史台。至于给中书门下、尚书省、御史台的申状文书等是否也有部分通过四方馆，其具体的过程、细节以及前后期的变化均尚待探讨。

2.藩镇与客省奏事

唐后期藩镇地方给皇帝的表奏更便捷的一条途径就是通过设在大明宫右银台门的客省。（注：关于客省，参见拙文：《试论晚唐五代的客将、客司与客省》，《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4期。）客省原随中书省在太极宫，《资治通鉴》卷二一〇玄宗开元元年秋七月“甲子，上因王毛仲取闲厩马及兵三百余人……擒[贾]膺福、[李]猷于内客省出”条胡注曰：“四方馆隶中书省，故内客省在焉。中书省在太极门之右。膺福、猷皆中书省官也。”这里胡注将中书省和四方馆与宾客留居的内客省联系起来是对的。清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于“右延明门外为中书省”下即明谓“省内有内客省”（注：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页3。），并引《通鉴》及胡注为证。不过客省所在的右延明门，距太极宫正殿太极殿和中书内省较近，与四方馆尚不在一处。而由于是在宫内，故也称内客省。《唐六典》卷七工部郎中下记上阳宫“玉京[门]之西曰客省院”。作为陪都的客省院，其性质应同于在长安太极宫内的客省。

唐后期客省的设置和任务都发生了变化。《资治通鉴》卷二二五大历十四年条称：“初，代宗之世，事多留滞，四夷使者及四方奏计，或连岁不遣，乃于（大明宫）右银台门置客省以处之，及上书言事、失职未叙亦置其中，动经十岁。”大量人员的留滞，造成度支廪给的困难，德宗即位，“下令皆罢”。而在清理和省费的过程中，对客省职能也重新作了规划。除了接受贡献和朝觐的具体仪节外，少数民族入朝的一般居处接待之事有可能不再经由客省，（注：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一书（页371—373）认为，客省的主要功能是收留两部分人员：国内的和蕃国的。后者与鸿胪寺相类。“但是鸿胪寺所居蕃客是一般的外交人员，客省所居是因故尚未能及时报答的一部分特殊的外交人员”。笔者认为，唐后期客省职责内重于外。代宗以后，在对外方面负责的主要是相关礼仪之务。）而由唐后期设置的鸿胪礼宾使及代替客馆的礼宾院负责；（注：见《唐会要》卷六六《鸿胪寺》：“（天宝）十三载二月二十七日，礼宾院，自今后，宜令鸿胪勾当检校，应缘供拟一物以上，并令鸿胪勾当。”疑此礼宾院已代替客馆。）客省遂成为主要是招待地方来使的机构，由宦官充当的客省使掌管其务。而客省所在的右银台门距中书门下宰相机构所在的日华门、月华门都不太远，于是客省和右银台门成为内外交接之处。宋孙逢吉《职官分纪》卷四四客省“使、副使”条称宋承五代梁置客省使，“掌四方进奏，及四夷朝贡、牧伯朝觐赐酒馔饔饩，宰相近臣禁将军校节仪，诸州进奉使赐物回诏之事”。（注：孙逢吉：《职官分纪》，北京：中华书局，1988，页815。）而唐后期史料也表明，藩镇使节居住于客省，不仅便于直接与宰相打交道，也方便直接上奏（有时是通过进奏院）。例如《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下》记贞元四年（788）九月丙午诏节日文武百僚选胜地追赏为乐，宰相以下赐钱中有“客省奏事共赐钱一百贯文，委度支每节前五日支付，永为长式”。这个“客省奏事”，《唐会要》卷二九《追赏》同条作“各（按当作“客”）省诸道奏事官”，看来诸道奏事官是可以住在客省里的。而《旧唐书》卷一七下《文宗纪》开成元年（836）三月庚申条记甘露事变发生后：

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三上疏，问王涯罪名，内官仇士良闻之惕惧。是日，从谏遣焦楚长入奏，于客省进状，请面对。上召楚长慰谕遣之。

上疏同时有入奏，且奏事官于客省进状，显然是一条较直接的快捷方式。敦煌归义军使团和进奏院通过客省与朝廷打交道也说明这一点。

P.3547《乾符五年（878）沙州进奏院上本使状》第28—38行称：“一、恩赐答信及寄信分物等：尚书答信物七十匹，寄信物五十匹，衣一副，银（榼？）一具，银盖椀（碗）一具，敕书一封。判官一人，都押衙一人，各物廿匹，衣一副，银椀（碗）一口。军将一十八人内：五人各一十五匹，衣一副；五人各一十匹，衣一副；八人各七匹。已上赐物，二月十六日于客省请领到院。元有皮袋盛，内记木牌子，兼有司徒重印记，全。”（注：录文见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页368—369；内“椀”原误录作“腕”，“”疑当作“榼”。）这里的尚书应即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此状内容表明，此次归义军派遣贺正使阴信均等进京进奉兼请旌节，朝廷赐归义军的回礼，就是通过客省“请领到（进奏）院”的。推测当时带来的礼物，也是通过客省上传的。

这次通过进奏院，还带回了敕牒一封，敕牒当来自中书门下，也即通过宰相得到皇帝的批示。归义军与宰相打交道，倒不一定通过客省，有时是通过使人和进奏院直接进行。例如S1156《光启三年（887）沙州进奏院上本使状》，（注：录文见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页370。）此状内容为进奏院向节度使张淮深汇报到兴元、凤翔，于逃亡在外的皇帝驾前请旌节的过程，内中不时提到“（二月）廿日，参见四宰相、两军容及长官，兼送状启、信物”，“（三月）九日，便遣李伯盈修状四纸，同入中书，见宰相论节”，“至十一日，又遣李伯盈修状四纸，经宰相过。至十三日，又遣李伯盈修状七纸，经四相公、两军容及长官过，兼宋润盈口说道理，言留状商量。中间三日，不过文状，至十七日，又遣李伯盈修状五纸，经四宰相，及见长官，亦留状，不蒙处分（下略）”等，说“经宰相过”，“言留状商量”都说明状是申达宰相的。可见归义军使人及进奏院是直接与宰相对话同时递状的，这说明给不给他们旌节，宰相的作用是关键。当时皇帝逃亡在外，根本顾不上归义军，但如果在正常的情况下，他们还是可以通过客省，或通过宰相奏达皇帝。

客省由于是在四方馆之外的另一诸道章奏汇集之所，所以到了五代，便把它们派作两种用途，《册府元龟》卷一九一《闰位部·立法制》开平三年（909）八月敕称：

建国之初，用兵之（未）罢，诸道章表，皆系军机，不欲滞留，用防缓急。其诸道所有军事申奏，宜令至右银台门，委客省画时引进；诸道公事，即依前四方馆准例收接。

后梁是将军事申奏通过右银台门的客省，即急务或要务经客省，而一般公事则是通过四方馆。这大概是一时的办法。但因此可以知道，无论是在京诸司抑或是地方上奏皇帝都有内外两条途径，在京诸司上奏除了按公文正常传递或上封事由中书舍人、司法三司传递外，还可以侧门进状而经由门使司；在外藩镇、州府则除从四方馆，还可通过派使者或进奏院向银台门的客省递奏；其第一条途径（中书、四方馆）是属于外朝运作的，而第二条（门、客省）则是内朝运作的。其第二条通道总是比第一条更快捷，更有效率。前揭《宋史》卷一六一通进银台司，“通进司，掌受银台司所领天下章奏案牍，及门在京百司奏牍、文武近臣表疏，以进御”，而银台司“掌受天下奏状案牍，抄录其目进御，发付勾检，纠其违失而督其淹缓”，与通进司有一些差别，其处理文案，倒有些像唐前期的尚书都省。是不是原来唐代客省在银台门，临近宰相机构，也收受地方上奏及上宰相文状的缘故呢？史料缺少，尚莫能明，然而通过通进银台司的业务关系，以及与专掌在京奏牍表疏的门司的分工合作，却显然是将内外两方面上奏的便捷途径发展了。

唐五代通过侧门→门以及客省的奏事论事，使皇帝更便于了解下情及直接过问政事，也保证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皇帝意旨。但是这也表明，在中书门下领导的政事系统之外，皇帝在内朝接受表状还有一套运作系统和方式。刘后滨书中曾谈到枢密使对表状裁决的参与，特别是宣宗皇帝通过中书覆奏发现枢密承旨擅改度支奏状中错字一事，（注：田廷柱点校：《东观奏记》卷下，北京：中华书局，1994，页132；并参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页278—279。）也说明内司在奏事过程中的作用。两套系统在运作的同时不能认为没有交叉，例如客省距中书门下不远，宰相恐怕也可以通过居住客省的藩镇来使直接过问地方事务，S.1156文书就说明这种情况。然而无论如何，两套系统毕竟各有其用，这对于了解唐后期中书门下体制下皇权和相权的关系还是有一定意义。

四、结语

总括上述，本文对唐朝中枢体制内——“状”的公文程序及其运用作了一些探讨，认为给皇帝的奏抄和奏状作为两种公文体式，在三省制和中书门下体制内都各有其用。尽管如此，状在中书门下体制内的使用仍然是大大增加了。不过状的使用应该分为不同层次，从内容形式而言，它们既包括礼仪性的笺状，又包括上事论事的公文状。就对象而言，则包括给皇帝和上司机构官员两种。公事中给皇帝的称为奏状，给中书门下宰相和其他职能部门和长官的称为申状，在公文的传递中体现了下级对上级的意义。唐后期无论是礼仪性的笺状抑或是奏状申状都应用广泛，并从中央延及地方，在皇帝和宰相中央机构外形成了藩镇内部的第三层次。

申状在唐前期主要是由地方上达尚书省二十四司，体现了尚书部门在处理公务中的作用。在唐后期除了具体事务仍申不同有司之外，中央地方职司在以要务奏报皇帝的同时亦“兼申中书门下”，由宰相衙司直接处理，或进而将决定覆奏皇帝，所以受状和奏状体现了中书门下在上行下达文书中的关键作用及决策权力。而由于宰相执掌政务的关系和中央地方往来沟通的需要，给宰相和朝廷官员、藩镇长官的贺、谢笺状也大量出现，与给皇帝的表状同存并立，这说明维系政治关系的官场往来建立起来，是体制变革后文书内容、形式随之发生的实质性变化之一。

中书门下体制中虽然宰相决策权力很大，但皇帝不但通过强调奏状的上达以直接了解下情，也通过建立新的上奏渠道加强对于政事的支配和干预。因此总的原则仍是皇权调动中书门下，并且在中央和地方的文书上奏中都形成内、外两条途径，而通过宦官控制的内司通道效率超过外朝，在五代和宋以后尤其起到重要作用。总之，状的形态、使用和递达是了解唐朝中枢体制下公务运转和信息流通的重要方面，可以认为，状的大量使用在某种程度上扩大和改善了公文上行下达的流通方式，明确了官司与官员上下级之间的政务统属和等级地位，体现了官僚社会的行政基础、官场规则和人际关系，唐后期尤通过状的运用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及沟通朝廷和藩镇的关系。因此只有了解了不同层次、不同时代内状的运行方式和发展，才可能对唐帝国的行政制度及政治、社会生活有更深入的理解与把握。

本文原载《文史》2008年第1辑

唐代帖文的形态与运作唐代帖文的形态与运作

雷闻

熟悉唐代政治制度史的人对“堂帖”通常都不会陌生，因为它是中书门下处理政务的主要公文之一。《唐国史补》卷下记载：“宰相判四方之事有堂案，处分百司有堂帖。”（注：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页49。）而宋人沈括《梦溪笔谈》卷一则云：“唐中书指挥事，谓之堂帖子。曾见唐人堂帖，宰相签押，格如今人之堂札子也。”（注：胡道静：《新校正梦溪笔谈》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57，页24。）由于“堂帖”的实物今已不存，今人对其形态和运行已经不甚了然，中村裕一曾据天宝元年（742）颁布《新平阙令》（P.2504）的敕牒认为，这种场合的敕牒大概就是“堂帖”。（注：中村裕一：《唐代公文书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96，页93。）不过，此论已被刘后滨否定，他分析了唐代有关堂帖的一些记载，并指出其出现“反映了中书门下作为政务裁决机关的性质及唐代宰相职权政务化的特征”。（注：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济南：齐鲁书社，2004，页300—305。）应该说，目前关于堂帖的研究仍过于简单，对其格式、特点与行用等依然有许多不清楚之处。

事实上，堂帖只是唐代众多“帖”文中的一种，在唐代的政治生活中，除了中书门下的堂帖之外，节度使府、州县乃至军府、军镇等官署都曾广泛使用“帖”这种下行文书来指挥公事。（注：除了官府行用的“帖”之外，唐代民间也有许多其他种类的“帖”，例如：

（1）僧官帖。比较有代表性者，如P.6005背《释门帖诸寺纲管令夏安居帖》、S.1604《天复二年（902）四月廿八日都僧统贤照帖诸寺僧尼纲管徒众等》等（录文见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页201—205），格式虽与官府之“帖”相近，但功能却似有不同，它们更类似于“牓”，即告示一类的文书，其行帖的对象往往包括了管内诸寺所有的僧尼、纲管、徒众等，目的是晓谕僧众共同遵守。

（2）晚唐五代在敦煌民间结社中盛行的“社司转帖”、“渠人转帖”等。在社司转帖如P.2738背《秋座局席转帖抄》中有如下文字：“其帖速递相分付，不得停滞。如滞帖者，准条科罚。”见宁可、郝春文：《敦煌社邑文书辑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页169。

（3）在吐蕃占领敦煌时期，还有一些作为契约的“帖”，或被称为“私帖”，如S.5827《年代不详令狐晟子帖》云：“如后使人日有官役，东西远行，不及还功，亦仰所由等及晟子陪（赔）还功直。今恐前所由及晟子无信，故立私帖，用为后凭。”见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页415。

（4）据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日本遣唐使、学问僧等曾多次行“帖”给唐朝各级官府，如文宗开成三年（838）十二月二日，“本国留后官为令惟正等受戒，更帖相公。虽先帖送所由，而勾当王友真路间失却。仍今更帖送，其状如别。”见白化文等修订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一，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页83。另外，圆仁呈给左街功德使仇士良的状文结尾部分曰：“牒件状如前，谨帖。开成五年八月廿四日，日本国求法僧圆仁帖。”页345。这些帖文的性质显然与唐代官府行用的“帖”文不同。

本文主要讨论作为政府下行公文的“帖”，对于上述四类民间之“帖”，概不涉及。）早在1960年，内藤乾吉就注意到吐鲁番文书中的几件帖文残片，如大谷1038《唐西州天山府下校尉高坚隆团帖》等。（注：内藤乾吉：《西域发见の唐代官文书の研究》，《西域文化研究》第三《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下）》，京都：法藏馆，1960，页27—29。）此后，唐长孺在解说《木兰诗》中“昨夜见军帖”一语时，追溯了“帖”字的本意，并指出：“帖作为一种文书形式在南北朝时罕见，而在唐代却普遍行用。”他还提示了吐鲁番阿斯塔纳出土的几件初唐县帖。（注：唐长孺：《〈木兰诗〉补证》，见《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页243—245。）中村裕一也介绍了敦煌、吐鲁番两地出土的数件帖文，并简要分析了两地帖文在格式上的差异。（注：中村裕一：《唐代公文书研究》，页143—145、262—265。）坂尻彰宏则讨论了敦煌文书的牓文与“帖”的关系。（注：坂尻彰宏：《敦煌牓文书考》，《东方学》第102辑，2001，页49—62。）2007年，樊文礼、史秀莲发表《唐代公牍文“帖”研究》一文，（注：樊文礼、史秀莲：《唐代公牍文“帖”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年第4期，页8—12。）虽未能注意到前人的研究，且对出土文书注意不够，但其将堂帖与府帖、州帖、县帖结合起来讨论，可谓颇具慧眼。最近，赤木崇敏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讨论唐代前半期地方官府的文书行政时，对帖文也有所涉及。（注：赤木崇敏：《归义军时代敦煌オアシスの税草征发と文书行政》，《待兼山论丛》（史学篇）41号，2007，页27—53；《唐代前半期の地方文书行政——トゥルファン文书の检讨を通じて》，《史学杂志》第117编第11号，2008，页75—102。）荒川正晴又重点讨论了新疆库车、和田等地出土的唐代帖文原件，揭示羁縻制下帖文在物资征发方面的功能。（注：荒川正晴：《唐代中央アジアにおける帖式文书の性格をめぐって》，土肥义和编《敦煌·吐鲁番出土汉文文书の新研究》，东京：东洋文库，2009，页271—291。此文附录有《帖式文书一览表》，收入了库车、和田、吐鲁番出土的帖文，但未收录相关敦煌文书，而吐鲁番文书亦有部分遗漏。另参氏著《クチャ出土〈孔目司文书〉考》，《古代文化》49，1997，页1—18。）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文献与出土文书，分类讨论堂帖与其他各类帖文的形态、功能及其运行特点。我们相信，对帖文的研究不仅可以深化我们对唐代公文的认识，也有助于理解唐代的政治秩序及政务运行的复杂过程。

一、堂帖

“堂帖”，又称“中书门下帖”或“中书帖”，也就是唐代中后期宰相机构所发之帖。“堂”指政事堂，据《通典·职官三》宰相条云：“旧制，宰相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至永淳二年（683）七月，中书令裴炎以中书执政事笔，其政事堂合在中书省，遂移在中书省。开元十一年（723），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其政事印亦改为中书门下之印。”可见，在堂帖行用的中晚唐时期，早已没有“政事堂”之名。之所以称为“堂帖”，不过是沿袭旧名而已。

随着中书门下体制的建立，宰相开始直接指挥公事，国家的公文运作也随之发生了许多变化，（注：参看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第七、八章，页262—354。）“堂帖”很有可能就是在此之后出现的。目前所见最早的记载在德宗、宪宗之际，据《刘宾客嘉话录》记载，德宗时，崔造被贬于洪州，一位赵山人不仅预言了他将被朝廷任命为虔州刺史，“又谓崔曰：‘到虔州后，须经大段惊惧，即必得入京也。’既而崔舅源休与朱泚为宰相，忧闷，堂帖追入，甚忧惕。时故人窦参作相，拜兵部郎中，俄迁给事中平章事。”（注：《太平广记》卷一五一《崔造》条，出自《刘宾客嘉话录》，北京：中华书局，1961，页1087—1088。）案朱泚叛乱是在建中三至四年（782—783）间，这或许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一条关于堂帖的史料。另一条较早的材料是在宪宗元和十二年（817），时监察御史韦楚材被贬为江陵兵曹参军，以无公劵，因宿于城东别墅，三日方达蓝田县，而“其所追堂帖先至商州，数日后楚材方到，帝皆知之”。（注：《册府元龟》卷五二二《宪官部·谴让》，北京：中华书局，1982，页6235。）

我们来看堂帖的适用范围。前引《唐国史补》所谓“宰相判四方之事有堂案，处分百司有堂帖”，以二者的区分在于：堂案系宰相判全国政务所用，而堂帖则系处理京城诸司所用。不过，其对“堂案”的解释却颇为可疑。（注：与“堂帖”相比，目前所见关于“堂案”的材料更少，从极为有限的几条材料来看，“堂案”更像是中书门下处理政务之后的档案，与直接处分政事的“堂帖”不同。例如，文宗大和四年（830）十月，西川节度使李德裕上书论备南诏之策，建议：“其朝臣建言者，盖由祸不在身，望人责一状，留入堂案，他日败事，不可令臣独当国宪。”事见《资治通鉴》卷二四四，北京：中华书局，1956，页7873。所谓“人责一状，留入堂案”，似有作为档案以备后考之意。另如会昌元年（841）十二月，中书门下奏修实录体例：“又宰臣与公卿论事，行与不行，须有明据。或奏请允惬，必见褒称；或所论乖僻，因有惩责。在藩镇上表，必有批答，居要官启事者，自有著明，并须昭然在人耳目。或取舍存于堂案，或与夺形于诏敕，前代史书所载奏议，罔不由此。”（见《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页588—589）无论是“堂案”，还是“诏敕”，都是“史书所载奏议”的资料来源，可见，这里的堂案似乎也是宰相处理政务后所留档案的性质。参看李全德《从堂帖到省札》，提交“中国人民大学汉唐盛世学术研讨会”论文，2004年6月，《论文汇编》，页385—387。）至于堂帖，宋人徐度的说法亦有不同：“唐之政令虽出于中书门下，然宰相治事之地，别号曰政事堂，犹今之都堂也。故号令四方，其所下书曰堂帖。”（注：徐度：《却扫编》卷上，四库全书第86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页762。）那么，堂帖究竟是中书门下“号令四方”所用，还是仅用以“处分百司”之事？对此，须结合具体事例来考察。

据《册府元龟》卷五〇记载：“（太和）八年七月，堂帖：中书、门下、御史台、尚书省、诸道节度观察使，置令各举解《周易》一人。”（注：《册府元龟》卷五〇《崇儒术》二，页564。）这里的“中书门下”当指中书、门下两省，因为堂帖本身是由宰相机构“中书门下”发出，公文不会发给自己。这件堂帖的发送对象不仅包括了三省和御史台这样的中央机构，也有诸道节度、观察使等。可见，它不仅被用来“处分百司”，也用来“判四方之事”，《唐国史补》的说法并不准确。我们还可各举几例：“处分百司”者，如穆宗长庆元年（821），御史台曾“准中书门下帖”，就钱重物轻的问题行牒各个部门征求意见。（注：韩愈：《钱重物轻状》，《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页595。此文系年据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页2448—2451。）文宗开成三年（838）二月，中书门下发堂帖给太常寺，要求礼官详议怀懿太子神主祔庙的问题。（注：《唐会要》卷一九《诸太子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页447。）同月，堂帖又对新授刺史于阁内及延英中谢之事作出规定。（注：《唐会要》卷二五《杂录》，页554—555。）天祐元年（904）八月，昭宗遇弑，哀帝即位，中书门下以堂帖来处分新帝即位后百官进名起居之事。（注：《旧唐书》卷二〇下《哀帝本纪》，页786。）至于“判四方之事”者，如咸通十一年（870），中书门下曾下堂帖处分西川牙将授官后所输堂例钱的数目，（注：《资治通鉴》卷二五二，咸通十一年二月条，页8158。）又曾发堂帖给邕州、黔州两地，令其分析汇报通往南诏的道路与地理人情。（注：向达：《蛮书校注》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62，页18。）

当然，堂帖常被用于追某人赴京。除前引崔造、韦楚材两例外，文宗时宁州刺史马纾因政绩出众，“堂帖赴阙，拜右领军大将军”。（注：杨倞：《唐故银青光禄大夫使持节蔚州诸军事行蔚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马公墓志铭》，见陶宗仪《古刻丛抄》，《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页7595。）武宗会昌二年（842）九月十三日，宰相李德裕建议“以中书门下帖追”大将何清朝返京。（注：李德裕：《请契苾通等分领沙陀退浑马军共六千人状》，傅璇琮、周建国《李德裕文集校笺》卷一四，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页262。）宣宗大中五年（851），宰相白敏中为迎合上意，不顾郑颢已去迎娶卢氏之女的事实，以堂帖将其追回长安尚主，引起郑颢极大不满。（注：事见《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大中五年四月条，页8046。）乾宁（894—897）中，朝廷又曾发堂帖追杨贻德于江陵。（注：《北梦琐言》卷一二《铁补阙贞澹》条，贾二强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页258。）由一“追”字，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堂帖便捷、快速的特色。

作为一种正式的公文，堂帖上还需钤印。据《旧唐书·宣宗本纪》载：大中九年（855）三月，“御史台据正月八日礼部贡院捉到明经黄续之、赵弘成、全质等三人伪造堂印、堂帖，兼黄续之伪著绯衫，将伪帖入贡院，令与举人虞蒸、胡简、党赞等三人及第，许得钱一千六百贯文。据勘黄续之等罪款，具招造伪，所许钱未曾入手，便事败。奉敕并准法处死。主司以自获奸人，并放。”（注：《旧唐书》卷一八下《宣宗本纪》，页633。）刘后滨认为黄续之等人所造的“堂印”即“中书门下之印”，其行用的场合当是堂帖。（注：刘后滨前引书，页303。）这个判断应当是正确的，我们从地方官府各类帖文的钤印实例也可得到旁证（详见下文）。

堂帖的出现对唐代政治体制与政务运行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此之前，宰相机构本身并没有可以指挥政务的公文。开元四年（716），山东蝗灾大起，宰相姚崇分遣御史分道灭蝗，并下牒责让不合作的汴州刺史倪若水，他还对唐玄宗说：“陛下好生恶杀，此事请不烦出敕，乞容臣出牒处分。”（注：《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页3024。）姚崇以宰相身份直接出牒处分政事，说明宰相除了协助皇帝决策之外，也开始兼管行政，而其使用的“牒”，实开后来“堂帖”的先声。自开元十一年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后设五房，宰相机构需要经常处理日常政务，自然需要有独立的公文形式，堂帖的出现势在必行。从此以后，中书门下大事需出敕牒，小事则直接以堂帖处理。显然，这也是唐代宰相制度与分层决策机制发展的必然结果。

五代各朝基本上继承了中晚唐以来的政治体制，因此堂帖仍被广泛使用。后梁乾化二年（912），中书门下给御史台发出堂帖，令其处理在国家祭祀礼仪中迟到的监察御史郑观。（注：《册府元龟》卷五二二《宪官部·谴让》，页6236。）后唐使用“堂帖”的例子更多，如中书门下曾下堂帖给四方馆，令其拟定诸道节度使及两班大僚中谢之制。（注：见刘赞：《乞诏所司重定朝仪奏》，《全唐文》卷八四九，北京：中华书局，1983，页8918—8919。）明宗天成三年（928）正月十七日，吏部格式司申：“当司先准勅及堂帖指挥，应焚毁告身勘同及坠失文书等，请重给告身。”（注：《五代会要》卷二一《选事》下，北京：中华书局，1998，页261。）长兴二年（931）二月，礼部贡院奉堂帖，责问“夜试进士，有何条格者”。（注：《册府元龟》卷六四二《贡举部·条制》四，页7696。）同年四月二十九日，中书门下又帖贡院，要求详覆新及第进士所做的杂文。（注：《详覆进士杂文奏》，《唐文拾遗》卷五八，页11027—11028。）长兴三年（932），“中书帖太常礼院，检讨礼例”，议定释奠文宣王的具体仪节。（注：《文献通考》卷四三《学校考四·祠祭褒赠先圣先师》，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409。）末帝清泰二年（935）三月，又有堂帖处分官员除授的阙员问题。（注：此据工部尚书判吏部尚书铨崔居俭的奏文，见《册府元龟》卷六三三《铨选部·条制》五，页7595。）第二年，因御史台擅自释放要犯，“堂帖勘台公文”，（注：《册府元龟》卷五二二《宪官部·谴让》，页6237。）加以严惩。后周显徳五年（958）闰七月，中书门下亦曾发堂帖给御史台处分公事。（注：《五代会要》卷一七《推事》，页225。）由于敕文散失，当时兵部在处理门荫事务时，甚至只能依据后晋时期的编敕和堂帖来进行。（注：《旧五代史》卷一四九《职官志》，北京：中华书局，1976，页2005—2006。）

不难看出，堂帖不仅被中书门下用于处分百司及四方之事，也常被用于追某位官员个人赴京，其使用非常广泛。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堂帖所处理的事情大多都是些日常细务，如果是军国大事，则仍需以制敕或中书门下敕牒的形式来处理。正因如此，堂帖的原件才难以留存至今，文献中的相关记载也才会如此有限。或许也因如此，在时人的心目中，堂帖的地位似乎并不太高。例如后晋天福十二年（947）六月甲寅朔，契丹贵族萧翰至恒州，以铁骑围前宰相张砺之第，并数之曰：“汝何故言于先帝，云胡人不可以为节度使？又吾为宣武节度使，且国舅也，汝在中书，乃帖我！……今我必杀汝。”（注：《资治通鉴》卷二八七，天福十二年（947）六月条，页9365。）显然，萧翰认为中书门下给他发堂帖是对他的轻视。

到了北宋，堂帖的部分功能被“札子”所取代。徐度《却扫编》卷上曰：

唐之政令虽出于中书门下，然宰相治事之地，别号曰政事堂，犹今之都堂也。故号令四方，其所下书曰堂帖。国初犹因此制，赵韩王在中书，权任颇专，故当时以为堂帖势力重于敕命。寻有诏禁止，其后中书指挥事，凡不降敕者曰札子，犹堂帖也。至道中，冯侍中拯以左正言与太常博士彭惟节并通判广州。拯位本在惟节之上，及覃恩迁员外郎，时寇莱公为参知政事知印，以拯为虞部，惟节为屯田。其后广州又奏，仍使冯公系衔惟节之上，中书降札子处分，升惟节于上，仍特免勘罪。至是拯封中书札子奏呈，且论除授不当，并诉免勘之事。太宗大怒曰：“拯既无过，非理遭降资免勘，虽万里之外，争肯不披诉也？且前代中书有堂帖指挥公事，乃是权臣假此名，以威福天下。太祖已令削去，因何却置札子？札子与堂帖，乃大同小异耳！”张洎对曰：“札子是中书行遣小事文字，犹京百司有符、牒、关、刺，与此相似，别无公式文字可指挥常事。”帝曰：“自今但干近上公事，须降敕处分。其合用札子，亦当奏裁，方可行遣。”至元丰官制行，始复诏尚书省已被旨事，许用札子。自后相承不废，至今用之。体既简易，降给不难，每除一官，逮其受命，至有降四五札子者。（注：徐度：《却扫编》卷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3册，页762。此事最终导致寇准罢相，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〇，太宗至道二年七月丙寅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页846—847。）

在宋太宗的眼中，宋初的“札子”与“堂帖”一样，都是权臣威福天下的工具，这自然是一种误解。张洎就给他解释说，札子不过是中书门下“行遣小事文字”，与其他机构的符、牒等相似，而且除此之外，中书门下没有其他文种来指挥日常公事。（注：从唐代的堂帖到宋代札子的演变，参看前引李全德《从堂帖到省札》。）事实上，札子“体既简易，降给不难”的特点正与唐代的堂帖一脉相承，而这也是“帖”类公文的共同特点。

二、使帖

樊文礼、史秀莲前揭文没有涉及“使帖”的问题，赤木崇敏则利用敦煌文书讨论了晚唐五代归义军节度使行下的使帖。（注：赤木崇敏：《归义军时代敦煌オアシスの税草征发と文书行政》，页34—38。）事实上，从中唐以来，节度使、观察使等在唐代政治生活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帖”则是他们处理军政事务的重要手段。我们先来看几条文献资料：

段成式《金刚经鸠异》记载了其父亲身经历的一则灵异故事：“贞元十七年，先君自荆入蜀，应韦南康辟命。洎韦之暮年，为贼辟谗构，遂摄尉灵池县。韦寻薨，贼辟知留后，先君旧与辟不合，闻之连夜离县。至城东门，辟寻有帖，不令诸县官离县。其夕阴风，及返，出郭二里，见火两炬夹道，百步为导。初意县吏迎候，且怪其不前，高下远近不差，欲及县郭方灭。及问县吏，尚未知府帖也。时先君念《金刚经》已五六年，数无虚日，信乎至诚必感，有感必应，向之导火，乃经所著迹也。”（注：《酉阳杂俎》续集卷七，方南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页265。）案韦皋去世、刘辟自领西川节度留后是在宪宗刚刚即位的永贞元年（805）八月，这一故事当发生在此稍后。当时刘辟给西川管内诸县发帖文，禁止诸县官离职，所谓“府帖”，其实应该是节度使府所发出的“使帖”。从这条材料来看，似乎使帖可以直接下县。

宪宗元和十四年（819）二月，淄青都知兵马使刘悟斩节度使李师道，降于朝廷。据《资治通鉴》卷二四一记载，当时刘悟领兵在外，李师道“潜遣二使，赍帖授行营兵马副使张暹，令斩悟首献之，勒暹权领行营”。岂料张暹素与刘悟相善，遂将李师道给自己的使帖拿给刘悟看，于是刘悟先执二使杀之，随即勒兵向城中进发。“距城数里，天未明，悟驻军，使听城上柝声绝，使十人前行，宣言：刘都头奉帖追入城（胡注：主帅文书下诸将谓之帖）。门者请俟写简白使，十人拔刃拟之，皆窜匿。”（注：《资治通鉴》卷二四一，元和十四年（819）二月条，页7762—7764。）胡三省说的不错，节度使的确可以行“帖”给属下军将。另据李商隐《为濮阳公奏临泾平凉等镇准式十月一日起烧贼路野草状》曰：“右臣当道，最近寇戎，实多蹊隧。每当寒冻，须有隄防。今才毕秋收，未甚霜降，井泉不合，草木犹滋。虽已及时，未宜纵火。臣已散帖诸镇讫，候皆黄落，即议焚除。”（注：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页265—266。）此文作于文宗开成三年（838）九月，“濮阳公”即泾原节度使王茂元，李商隐时在其幕府，所谓“散帖诸镇”，系指节度使给管内各军镇发帖处分军务者。

当然，节度使给管内诸州下帖处分军务也很常见，如僖宗中和（881—884）初，朝廷下令“抽庐、寿、滁、和等州兵马共二万人，仍委监军使押领赴军前”，淮南节度使高骈遂“各帖诸州，令排比点检”。（注：崔致远：《奏论抽发兵士状》，党银平《桂苑笔耕集校注》卷五，北京：中华书局，2007，页122。）此前，高骈还曾“各帖管内诸州”，令其差精兵捕逐浙西道的叛军。（注：崔致远：《浙西周宝司空书》，《桂苑笔耕集校注》卷一一，页354—355。）

在敦煌文书中，保存着几件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的使帖，如法藏P4044《乾宁六年（899）某甲差充右一将第一队副队帖等稿》，共有两件，系归义军节度使以“帖”任命管内军将的公文，现将第一件录文如下：（注：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页289。）

（前缺）

1使检校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曹

2使帖

3右某甲差充右一将第一队副队

4右奉处分，前件人仍以队

5头同勾当一队健卒，并须

6在心钳辖，点检主管一切军

7器，并须□□，缓急贼寇，

8稍见功劳，当便给与队头

9职牒，仍须准此指者。

10乾宁六年十月廿日帖

中村裕一曾以本件文书作为敦煌帖文的范本来分析其格式。学界一般认为它是曹仁贵所下帖文，但荣新江先生在细检原件后指出，它只是个草稿，其年代不当为乾宁六年，而是后人所抄。（注：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页50。）在任命之后，往往还要以帖文行下各处，通知此事。（注：如P.3016《天福十年（945）五月牒》（二）略云：“衙前兵马使牒奉处分，……前件官……事须改补充节度押衙。准状各帖所由，仍牒知者，故牒。”《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页301。）

使府所发的帖文需钤印行下，大谷文书中有一件出自库车的唐建中五年（784）的《孔目司帖》，其中第2—5行钤有朱印三方，不过，它们究竟是“四镇节度使府之印”还是“安西都护府之印”，尚无定论。（注：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页132。关于这件文书，参看荒川正晴前引文《クチャ出土〈孔目司文书〉考》。）另在英藏敦煌文书S4453《宋淳化二年（991）十一月八日归义军节度使帖》上，钤有“归义军节度使之印”。（注：《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页306。）虽说其年代已晚至北宋，但使帖钤印无疑是归义军对唐制的沿袭。

“使帖”也被用来处理管内的僧道事务。前文曾提及文宗大和八年七月，堂帖令朝官与诸道节度、观察使各举解《周易》一人，而时任浙西观察使的李德裕“以南朝旧寺多名僧，求知《易》者，因帖下诸寺，令择送至府”。（注：周勋初：《唐语林校证》卷二《文学》，北京：中华书局，1987，页152。）可见，他接到堂帖之后，从观察使衙直接下帖给诸寺，而未经过其他行政层级。另据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文宗开成三年（838）十一月条记载：“自去十月来，霖雨数度，相公帖七个寺，各令七僧念经乞晴，七日为期。”（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一，页72。）此处的“相公”亦为李德裕，此时他已转任淮南节度使。圆仁的记载表明，他曾发使帖给扬州的七个寺院，令僧人转经祈晴。这类使帖的格式，我们或可通过英藏敦煌文书S1604《天复二年（902）四月廿八日沙州节度使帖都僧统等》略窥一二。（注：《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页125。）它是归义军节度使张承奉发给都僧统的帖文，格式与前引P.4044略异，如省略了第二行常见的事目，在最后一行则系张承奉本人的花押。我们推测，归义军行下都僧统的使帖当与李德裕在浙西、淮南两道发给管内诸寺者相去不远。

谈到中晚唐的宗教事务，不能不涉及由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等宦官担任的长安左右街功德使。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有不少会昌灭佛前后两街功德使发帖给长安诸寺的相关记载，如会昌三年（843）正月十七日，“功德使帖诸寺：僧尼入条流内并令还俗。……廿七日，军容有帖，唤当街诸寺外国僧”。（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三，页412—413。）会昌四年（844）七月条记载：“今年已来，每雨少时，功德使奉敕帖诸寺观，令转经祈雨，感得雨时，道士遍蒙恩赏，僧尼寂寥无事。城中人笑曰：‘祈雨即恼乱师僧，赏物即遍与道士。’”（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四，页446。）可见功德使也可给道观发帖处分事务。如果涉及多个寺观，功德使也可先发帖给属下的巡院，再由巡院转帖诸寺，如会昌三年六月十一日，“功德使帖巡院令简择大德，每街各七人，依旧例入内”。（注：同上书，页419—420。）而巡院在接到功德使帖后转发给诸寺的帖文，亦可在圆仁的记载中看到。（注：例如，会昌二年三月十日巡院发给资圣寺的帖文如下：“右奉使帖，得状，令发遣保外客僧出寺，其圆仁等未敢专擅发遣。奉军容处分：不用发遣，依前收管者。准状帖巡院者。帖寺，仰准使状处分者。”《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三，页399。）

除了节度、观察使外，一些财政使司也用帖文来指挥公事，宣宗《受尊号赦文》就要求：“度支、盐铁、户部三司茶纲，欠负多年，积弊期久，家业荡尽，无可征索，虚系簿籍，劳于囚系者，复委本司各条流疏理闻奏。如先将茶赊卖与人，及借贷人钱物，若文帖分明，的知诣实，即与帖州县征理。如组织平人，妄有指射，推勘了后，重加决责。”（注：《全唐文》卷八二，页862。）也就是说，朝廷要求财政三使司直接发帖给州县，征理积欠的茶纲。

使帖的行用若不加限制，有时会造成负面影响，这在节度使权力极大的五代时期尤为明显。后唐同光二年（924）冬十月辛未，“天平节度使李存霸、平卢节度使符习言：‘属州多称直奉租庸使帖指挥公事，使司殊不知有紊规程。’租庸使奏：近例皆直下（胡注：时租庸使帖下诸州调发，不关节度、观察使，谓之直下）。敕：‘朝廷故事，制敕不下支郡，牧守不专奏陈。今两道所奏，乃本朝旧规；租庸所陈，是伪廷近事。自今支郡自非进奉，皆须本道腾奏，租庸征催，亦须牒观察使。’虽有此敕，竟不行”。（注：《资治通鉴》卷二七三，同光二年十月条，页8925。）可见，租庸使直接给各州发帖，一度引起了所属节度使的不满。由于“帖”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往往可以越过原有的行政序列，使行政效率得以提高，因此，虽然朝廷一度禁止，但“虽有此敕，竟不行”。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使帖”甚至取代了皇帝的敕文，如后周广顺三年（953）十二月，“邺都留守天雄节度使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同平章事王殷，恃功专横，凡河北镇戍兵应用敕处分者，殷即以帖行之。又多掊敛民财，恃佐命之功也”。（注：《资治通鉴》卷二九一，广顺三年十二月条，页9497。）显然，使帖作为“帖”的一种，所处理的本来只是些日常细务，至于行军戍兵之类的军国大事，须朝廷以“敕”来处分。

三、州帖

与堂帖和使帖相比，州帖的行用要早很多。我们可以吐鲁番文书中保存的州帖原件及相关文书为基础，结合传世文献，对其类型与行用作进一步分析。1981年，吐鲁番的吐峪沟曾出土了一件《唐西州下宁戎、丁谷等寺帖为供车牛事》，在文书第4、5行之间钤有“西州之印”一方，柳洪亮据此考证其书写年代在贞观十四年至显庆三年（640—658）之间。（注：柳洪亮：《“西州之印”印鉴的发现及相关问题》，原刊《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2期，收入《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页363—371。）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一件州帖原件，可惜残缺过甚，无法看到州帖的全貌，不过其内容还是清楚的，即西州给宁戎、丁谷等佛寺下帖，征发其车牛。（注：荒川正晴推测这件帖文具有通行证的作用，见《唐代中央アジアにおける帖式文书の性格をめぐって》，页282—283。）

唐代的州府由功曹、仓曹、户曹、兵曹、法曹、士曹构成，当然还有作为各曹枢纽的录事司。如同“州符”也可依据行文机关分为“仓曹符”、“法曹符”等一样，“州帖”也常常具体到各曹，这一点在大谷文书《唐开元十九年（731）正月西州岸头府到来符帖目》得到充分体现。这件文书是由数件残片构成，钤有“右领军卫岸头府之印”，池田温先生将其缀合复原为一件相对完整的文书，（注：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第152号，北京：中华书局，2007，页213—214。）即岸头府收到西州都督府的公文（主要是各曹的符和帖）目录，现仅将其中的“帖”列表如下：

上表15条帖目中，包括了3条“都督衙帖”，5条“录事司帖”，5条“仓曹帖”，2条“户曹帖”。可见，西州都督府衙及其各曹均可发帖给岸头府，之所以有“都督衙帖”与诸曹帖的区分，或因前者系西州都督本人直接签署行下，而后者则由诸曹参军签署即可，二者并无级别上的高低之别，它们在性质上都属于“州帖”，因为文书上所钤均为州印。至于州帖的内容，涉及经济、军事、司法等各个方面，当然，为数最多的则是“追”某人赴州之事，且大多有时间限制，有些甚至要求“限当日差人领送州”。

大谷文书中还有一件同时的《唐开元十九年（731）正月—三月西州天山县到来符帖目》，亦经池田先生缀合多件残片而成，（注：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第153号，页215—218。）文书钤有“天山县之印”，可与岸头府的到来符帖目一并讨论（表2）：

上表共计9条帖目，其中包含了2条“都督衙帖”，2条“录事司帖”，2条“兵曹帖”，1条“户曹帖”，1条“长行坊帖”，以及一条曹属不明的州帖。与上述西州都督府发给岸头府的州帖相比，发给天山县的州帖在内容范围上并无不同。另外，在吐鲁番阿斯塔纳518号墓出土的《唐西州某县事目》中，还有两条相关的州帖记录。（注：分别见文书第43、100行。《吐鲁番出土文书》叁，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页459、462。下引该书各册均为图录本。）在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唐天宝二年（743）交河郡勘检仓史氾忠敏侵占仓物案卷》中，亦可看出郡府曾行帖追此人到案，推勘其侵占仓物之事。（注：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页216。）

赤木崇敏曾认为西州都督府向管内折冲府行下文书时，只用其所谓的“牒式A”，而不用符式和帖式。（注：赤木崇敏：《唐代前半期の地方文书行政》，页86。在该文页95的《西州唐代前半期地方文书行政流程图》中，都督府与折冲府之间亦仅“牒式A”一种公文形式。）从前引《唐开元十九年（731）正月西州岸头府到来符帖目》来看，此论显然不符合事实，而日比野丈夫新获见吐鲁番文书第3号《唐西州都督府阴达帖蒲昌府为赴州番上人不到事》正是这样一份州帖原件：（注：录文据日比野丈夫：《新获の唐代蒲昌府文书について》（《东方学报》第45卷，1973，页365），但断句有所不同。文书拟题据陈国灿、刘安志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页483。）

（前缺）

1　人]番当，今月一日上。依检不到

2　人，每月二十五日县府点检粮

3　时发遣赴州，所由官典，衙日到州。[利（判？）

4　府阴达帖。兵曹参军王宝

5　示

6　五月三日申时录事[麹

7　司马阙

本件文书在第4行之前钤有“西州都督府之印”三方。因未见图版，故个别文字虽有疑问，但目前仍只能依据日比野先生的录文。另据日比野氏研究，第5行的“示”字，据笔迹当为时任蒲昌府果毅都尉贺方的批示，（注：日比野丈夫前引文，页366。）然则第4行之前才是西州都督府的帖文。这件州帖由西州兵曹参军王宝签署，此人多次见于日本奈良市宁乐美术馆藏蒲昌府文书中，据李方先生研究，其任职时间在开元二年（714），（注：见李方：《唐西州官吏编年考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本件帖文年代当大致相同。州帖之后紧接着就是蒲昌府官员的判文和签署，也可证实西州都督府的帖文无需长官签署，只需兵曹参军署名即可行下，具体来说，这件州帖正是所谓的“兵曹帖”。显然，赤木崇敏绘制的《西州唐代前半期地方文书行政流程图》中，都督府与折冲府之间的下行公文亦应补入帖式与符式。（注：在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中，也有两件西州发给蒲昌府的帖文，即第18号《唐西州都督府帖为从春来番上守捉事》、第62号《唐西州帖蒲昌府为今月番上欠兵事》。前者在3—4行且钤有“西州都督府之印”。见陈国灿、刘永增：《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页57、115。）

在传世文献中也有一些关于州帖的记载，除樊文礼所引韩愈、柳宗元两例外，最有价值者莫过于白居易的《钱唐湖石记》：（注：《白居易集》卷六八，北京：中华书局，1979，页1431—1433。）

钱唐湖事，刺史要知者四条，具列如左：钱唐湖一名上湖，周回三十里，北有石函，南有笕。凡放水溉田，每减一寸，可溉十五余顷，每一复时，可溉五十余顷。先须别选公勤军吏二人，立于田次，与本所由田户据顷亩，定日时，量尺寸，节限而放之。若岁旱，百姓请水，须令经州陈状，刺史自便押帖，所由即日与水。若待状入司，符下县，县帖乡，乡差所由，动经旬日，虽得水，而旱田苗无所及也。……予在郡三年，仍岁逢旱，湖之利害，尽究其由。恐来者要知，故书于石。欲读者易晓，故不文其言。长庆四年（824）三月十日，杭州刺史白居易记。

很明显，白居易为提高行政效率，建议岁旱时由刺史直接行帖用水。否则，按照正常程序，经过州、县、乡等一系列行政层级之后，“动经旬日，虽得水，而旱田苗无所及也”。如果依据白居易的设想，刺史直接“押帖”所由行水，而不需要经过这些复杂的程序，这也再次体现了“帖”的特点。

另外，宣宗《大中元年（847）正月十七日赦文》略云：“便应天下百姓所出土货，幸是官中每年收市之物，即所在州府具色目，先下文帖指挥，令据官中收市价输纳，不得一一征纳见钱，切不得令所由妄纳耗剩。”（注：《文苑英华》卷四三〇，北京：中华书局，1982，页2180。）可见，朝廷要求州府下帖指挥购买土贡货物，不得征纳现钱。事实上，地方官员行帖征纳租赋，往往不守规程，后唐明宗《禁州县于限前征科敕》就指出：“访闻诸道州县官，自衒虚名，不惜人户，皆于省限已前，行帖催驱，须令人户贵买充纳。”（注：《全唐文》卷一一〇，页1123。）正是要禁止州府行帖催征租赋。

要言之，州帖可分为两种，一种是“都督衙帖”，即由都督（或刺史）直接发出者，另一种则是各曹发出者，如“仓曹帖”、“户曹帖”等。从发文对象来看，既有西州岸头府、蒲昌府这样的折冲府，也有天山县这样的属县，当然还有宁戎、丁谷等寺院。从杭州刺史白居易押帖行水的例子来看，州帖也可直接发给具体的经办人，而无需经过“状入司，符下县，县帖乡，乡差所由”的程序。

四、县帖

“帖”也是唐代县司主要的下行文书之一。目前所知最早的县帖原件，当系2004年在吐鲁番木纳尔新发现的《唐麟德二年（665）闰三月三日交河县张秋文帖永安城主为限时到县司事》，现录文如下：（注：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北京：中华书局，2008，页120。）

1　交河县帖永安城主

2　]□□——————

（中缺）

3　]□帖至，仰城主速□

4　□□□，限今日午时到县司□

5　不得迟晚。润（闰）三月三日张秋文即日帖

6　主簿判尉李秀

这是西州交河县发给管内永安城主的帖文，虽然中间部分残缺严重，但首尾完整，保存了帖文的基本格式。即首行为发文和收文单位——某县帖某人（或某司），倒数第二行为发帖日期及拟帖县吏的签名，最后一行则是判官的署名，在本件文书上就是交河县主簿判尉李秀的署名。他限令永安城主当日午时赶到县衙，再次体现了“帖”便捷简易的特点。

接到县帖之后，城主们通常会立即行动起来，如长安二年（702）八月，洿林城主王支行在接到高昌县发来的帖文后，很快将8位僧尼“准帖追到”，并“勒赴县”。（注：《武周长安二年（702）西州洿林城主王支行牒为勒僧尼赴县事》，《吐鲁番出土文书》叁，页450。关于城主的研究颇多，最新成果见徐畅：《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所见唐代城主新议》，《西域研究》2008年第1期，页84—98。）大谷3000号《碛西逃兵樊游俊处置文书》是天宝二年（743）前后的逃兵文书之一，其中就有“被帖，令访前件人”之语。（注：小田义久责任编集：《大谷文书集成》第一卷，京都：法藏馆，1984，页151。《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定名为《唐天宝二年（743）交河郡高昌县访捉碛西逃兵樊游俊案卷之一》，页124。）相关文书还有大谷1024、3494等多件，其大致情形是说：樊游俊来自在碛西驻防的河东郡行营，于交河郡逃走，于是河东行营先发状给高昌县，后者立即下帖、牒给管内各级机构，特别是武城、高宁、新兴三城，令其捉访逃兵。从大谷3494文书来看，此人最后似被新兴城捉获，并状上西州发送。（注：在另一组逃兵文书中的大谷3002上，亦有“右□奉帖令访捉者”的记录。见小田义久责任编集：《大谷文书集成》第二卷，京都：法藏馆，1990，页1。《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定名为《唐天宝二年（743）交河郡高昌县访捉逃兵刘德才、任顺儿、梁日新案卷之一》，页124。关于这批逃兵文书的整体解说，参看刘安志《对吐鲁番所出唐天宝间西北逃兵文书的探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5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页118—132。）

有时候，县司也直接发帖给各乡里正或坊正，如麟德二年（665）坊正傅某就曾遵照县帖要求，追畦海员到县问事。（注：《唐麟德二年（665）坊正傅某牒为追送畦海员身到事》，《吐鲁番出土文书》叁，页236。）刘俊文指出：“此所谓‘被帖送者’，即奉县司公文追送之意，其‘帖’犹今之传票也。”（注：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北京：中华书局，1989，页540。）的确，有很多“帖”类似于传票，如S.2703《唐天宝、乾元年间残牒》（二）就有“右奉帖令追前件人，今得□过，请处分”的文字。（注：《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页468。）天宝末，成都县令杨翌怀疑高僧无相妖言惑众，也曾发帖追之。（注：《宋高僧传》卷一九《唐成都净众寺无相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页487。）另如阿斯塔纳35号墓出土的《唐西州高昌县追人勘问帖》第8—10行云：“康海进、李才达。右今须上件人勘问。帖[]仍限今日平旦将过。”（注：《吐鲁番出土文书》叁，页545。）在这些事例中，县帖的确与今天的传票类似。（注：在中晚唐的笔记小说中，太山府君或地狱冥府拘拿生人，亦使用了“帖”，如《玄怪录》卷二“崔环”条曰：“安平崔环者，司戎郎宣之子。元和五年夏五月，遇疾于荥阳别业。忽见黄衫吏二人，执帖来追。”（北京：中华书局，1982，页26）同卷“董慎”条亦有太山府君“令帖召”秀才张审通的记载（页54），这显然是对人间官府公文的模拟。）

不过，追人赴县并非都与司法案件相关，阿斯塔纳35号墓出土的《唐西州高昌县下团头帖为追送铜匠造供客器事》的内容就是县司急帖团头傅某，令其速送几名铜匠赴县，目的则是打造供客器。（注：《吐鲁番出土文书》叁，页523。）如果县司追人不出正帖，有时竟会给县令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如宪宗元和初，摄湖州乌程县令孙澥因“判状追村正沈朏，不出正帖不用印”，被浙西观察使润州刺史韩皋派使司军将决杖十下，四日后竟然因伤重死去。这当然是个极端的案例，因为县令追村正赴县不出正帖，原非大过，元稹为此上《论浙西观察使封杖决杀县令事》云：“孙澥官忝字人，一邑父母。白状追摄，过犯绝轻。科罚所施，合是本州刺史。且观察使职在六条访察，事有不法，即合具状奏闻，封杖决人，不知何典？”（注：《元稹集》卷三八，北京：中华书局，1982，页430。）然而，从本案亦可了解，在通常情况下，县司追人当出正帖，并加以印署。

当然，追人到案只是县帖的功能之一。大谷2840《武周长安二年（702）十二月沙州豆卢军牒敦煌县为征欠死官马肉钱付玉门军事》第14—21行是敦煌县对豆卢军来牒的处理，其中第20行“帖追。泽白”正是县司的判文，（注：《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第133号，页198。按《大谷文书集成》第一卷原定名为《周长安二年（702）十二月豆卢军牒》，页110；此据陈国灿、刘安志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的定名，页104。）要求行帖追征欠负的死官马肉钱。P.3899《唐开元十四年（726）沙州敦煌县勾征悬泉府马社钱案卷》的主要内容是：前悬泉府校尉判兵曹张袁成、前府史翟崇明二人欠马社钱，县司进行勾征。在第38—41行中，县尉判主簿“俊”判曰：“张袁成等欠马社钱，帖所由，限三日内纳。俊白，十六日。”（注：《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页435。参看卢向前：《马社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二辑，页361—424。）有时，县帖用来催缴地子，（注：《唐高昌县史成忠帖为催送田参军地子并事》，《吐鲁番出土文书》肆，页16。）或者被用作分派杂差科，如襄邑县令李式曾向杜牧介绍其分派牵船夫的制度，他为使差科公平，在出县帖差夫之前，先置一板簿自行检勘，从而避免了胥吏的上下其手。（注：杜牧：《与汴州从事书》，《樊川文集》卷一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页197—198。）

我们再来分析一件圆仁记载的县帖，据《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二载：开成四年（839）七月，“廿八日，申时，县使窦文至等两人将县帖来”，其状称：

县　帖清宁乡

得板头窦文至状报：日本国船上抛却人三人。右检案内，得前件板头状报：其船今月十五日发讫，抛却三人，见在赤山县新罗寺院，其报如前者。依检，前件人既船上抛却，即合村保、板头当日状报，何得经今十五日然始状报？又不见抛却人姓名，兼有何行李衣物？并勘赤山寺院纲维、知事僧等，有外国人在，都不申报？事须帖乡专老（差）人勘事由。限帖到当日，具分析状上。如勘到一事不同及妄有拒注，并进上勘责。如违限，勘事不子细，元勘事人必重科决者。

开成四年七月廿四日　典王佐　帖

主簿副（判）尉胡君直

摄令戚宣员（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二，页175—176。）

樊文礼已经指出，这是由文登县发出的一件完整的县帖。（注：樊文礼前揭文，页11。）可惜它毕竟是由圆仁过录的，而不是如敦煌吐鲁番文书一样的原件，故其具体的格式细节我们无法完全确知。然而，它却提供了一些重要信息。第一，发文机关省略了具体的县名，只标出一个“县”字，这与敦煌发现的“使帖”颇为类似。第二，在帖文尾部的署名部分，除了常见的典吏与判官二人的签名之外，还出现了长官（县令）的签名，这是目前出土的县帖原件中没有见到的。（注：目前所见的县帖原件大多尾部残缺，难以确知是否有县令的签署，不过，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藏《唐天宝三载（744）前后交河郡蒲昌县帖为雇真容寺车牛入山取公廨粮事》在县尉署名之后，还有一段余白，似乎没有县令的署名。见金祖同《流沙遗珍》，1940年影印，收入《敦煌丛刊初集》5，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页320，图版见页272。类似情形亦见前引《唐麟德二年（665）闰三月三日交河县张秋文帖永安城主为限时到县司事》。）第三，县帖要求清宁乡报告日本僧人的具体情况，且必须说明其晚报原因。这件县帖同样有时限：“限帖到当日，具分析状上。”不过，此帖于七月二十四日发出，直到二十八日县里才派出使人送到，这似乎有些过于迟缓了。

除了管内各乡里坊与城主，县帖的发文对象还包括了境内的烽燧，阿斯塔纳78号墓出土的文书中，就保存着6件西州蒲昌县行下赤亭烽的帖文，（注：《吐鲁番出土文书》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页55—59。）前4件均钤有“蒲昌县之印”。德国国家图书馆藏吐鲁番文书Ch2403（T II 1976）则是高昌县发给山头等烽的帖文，令每烽抽调3人赴苇所知更，从第3行“被州帖，奉处分（下略）”之语来看，县司之所以下此帖，是依据此前西州行下的“州帖”来行事的。（注：《唐西州高昌县典周建帖山头等烽为差人赴苇所知更事》，今存8行。录文见荣新江主编《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待刊。参见荣新江《德国“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汉文典籍与文书》，饶宗颐主编《华学》第3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页318；陈国灿《吐鲁番出土唐代文献编年》，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2，页54。）

县帖也常常发给境内的寺院，东京书道博物馆藏吐鲁番文书020号《唐天宝三载（744）前后交河郡蒲昌县帖为雇真容寺车牛入山取公廨粮事》是一件完整的帖文：（注：图版、录文见荣新江主编《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待刊。参见金祖同《流沙遗珍》，页320，图版见页272。另参陈国灿、刘安志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页490。）

1　蒲昌县帖

2　真容寺车牛壹乘

3　右件车牛，帖至，仰速入山取公廨[

4　石，待到，准估酬直。七月十九日，史

5　严顺帖。

6　□簿判尉宋仁闰

与通常所见的帖文相比，本件帖文的格式略异，即帖文的收文单位“真容寺”出现在第二行，而不是通常的第一行末。

至此，我们对于县帖的形态及其功能有了大致的了解，现略加总结。其一，与州帖分为“都督衙帖”及诸曹帖不同，县帖由县司发下，不再出现诸如“司户帖”或“司法帖”等名目。其二，县帖的行文对象为管内各城城主、各乡的里正与坊正、境内各烽燧及寺院等。其三，县帖的内容涉及地方政务的方方面面，如追某人赴县应诉，催缴租赋，抽调工匠等等。其四，从县帖规定的时限来看，往往具有非常强的时效性，这也与“帖”的灵活性相关。

五、军帖

除了行政系统之外，唐代的军事系统中也普遍使用了“帖”这种公文。首先是折冲府帖，《木兰诗》所谓“军帖”，或即折冲府点检卫士之帖文。吐鲁番阿斯塔那509号墓曾出土了一组武周时期天山府内部行用的“帖”，对于我们理解折冲府内部的公文运转及其与州府的关系很有帮助。这组文书共11件，上面大多钤有“右玉钤卫天山府之印”，（注：《吐鲁番出土文书》肆，页252—259。）其中一件《武周天山府下张父师团帖为勘问左右果毅阙职地子事》曰：（注：《吐鲁番出土文书》肆，页252。）

1　天山府帖校尉张父师团

2　当团左右果毅阙职地子，从天授三年

3　□月已后，至长寿三年已前，所

4　]勘责上件地子，所[

5　]请具仔细勘[

（后缺）

文书第1行是帖文的发文机构与收文机构。案唐代折冲府“置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长史、兵曹、别将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注：《新唐书》卷五〇《兵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页1325。）本件文书显然是天山府发给下属一个团的帖文，该团以校尉张父师领之。此帖的主要内容是天山府勘问该团关于左右果毅的阙职地子情况。同墓所出的其他几件天山府帖，大多也是发给张父师团的，内容涉及为当团新兵造幕、送交公廨地子文抄、出军合请饭米人、追虞候赴州等诸多事务。事实上，天山府往往是在“被州帖”，即接到西州发来的州帖之后，再接着转帖下属各团的。（注：参见《武周天山府下张父师团帖为新兵造幕事》一，《吐鲁番出土文书》肆，页252。）

那么，天山府的帖文由何人押署发出呢？从这组帖文中结构最完整的《武周天山府下张父团帖为府史到事》可知，在判官位置上，是由队副摄兵曹参军阚感达押署的。（注：《武周天山府下张父团帖为府史到事》，《吐鲁番出土文书》肆，页258。）在另外两件天山府残帖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此人的署名。（注：《武周天山府帖为催征输纳事》、《武周天山府帖为索人并文抄及簿到府事》，《吐鲁番出土文书》肆，页259。）大谷文书中还保存着天山府发给下属另一团即“校尉高坚隆团”的帖文，可惜仅存两行而已。（注：大谷1038《天山府帖断片》，《大谷文书集成》第一卷，页8。）另在黄文弼所获吐鲁番文书中，也有一件天山府直接向佃地民户个人发的帖文。（注：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北京：中国科学院，1954，页44—45。图版、录文见杨文和主编：《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第11卷《晋唐写经·晋唐文书》第44号，日本柳原书店、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录文见页237，图版页184。该书将其定名为《天山府帖佃地人牒》，似有不妥，因为其性质是“帖”而不是“牒”。）

此外，日本宁乐美术馆藏第30号吐鲁番文书《唐开元二年（714）八月蒲昌府贺方判抽突播烽兵向上萨捍烽候望事》曰：“队副高行琳，符下授官讫，其上萨捍烽所，即顿阙人候望。突播烽既有四人，并长探两人，宜抽烽兵白圈子，向上萨捍替高琳候望，即帖维磨戍，准状。方示。五日。”（注：陈国灿、刘永增：《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页74。）由“即帖维磨戍”之语可知，折冲府行下诸戍亦用“帖”文。

除折冲府的帖文外，和田地区还出土了几件唐代军镇使用的帖文，如2006年吐鲁番博物馆征集到一件《唐某年某月二十六日于阗镇守军帖》，（注：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页361。）钤有“镇守军之印”朱印一方。文书整理小组据文末“使同节度副〔使〕”职衔，推断其当为大历、贞元间于阗文书。虽然残损严重，但从第3行“廿六日帖”及第6行于阗镇守军使的署名位置来看，其格式与吐鲁番所出各类帖文基本相同。另有几件军镇帖文出自丹丹乌里克（即唐代于阗军下属的杰谢镇），荒川正晴先生利用这些帖文，仔细研究了在于阗这样的羁縻州地区，唐朝镇守军征发当地人畜、物资的方式等问题。（注：参看荒川正晴：《唐代中央アジアにおける帖式文书の性格をめぐって》。）

在敦煌文书中，我们也发现了军镇帖文的相关记载，如S.11453H《唐开元十五年（727）九月（？）瀚海军勘印历》：（注：录文、定名据孙继民：《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页232—233。图版见《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页278。参看荣新江：《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页210。）

8　帖虞候为充押官西北粜面事

9　牒北庭府为南营老小马不全料事

10　右贰道。典范童，官乐琼。勘印贰道，琼。

在这件文书的纸缝背面钤有“瀚海军之印”一方。这是瀚海军发出的各种公文钤印的记录，它表明瀚海军也曾给下属的虞候下帖，且在上面要加盖“瀚海军之印”。

“帖”也应用于唐代的行军体制中。阿斯塔纳222号墓曾出土了一件《唐中军左虞候帖为处分解射人事》，（注：《吐鲁番出土文书》叁，页372。）孙继民先生推测其大体年代在中宗神龙元年（705）至睿宗延和元年（712）之间，或者垂拱四年（688）至永昌元年（689），他更倾向于后一个时段。（注：参看孙继民：《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页131—141。）文书第7—17行为中军左虞候发出的帖文，根据文意，其收文者当为各营。整件帖文大意是说，根据行军大总管的命令，要从各营抽调500名箭法高超的士兵组成射手队，各营必须即刻上报名单。帖文由典徐豪、兵曹李训、总管左金吾卫郎将韩欢三人押署，并规定：“限今日午时到者。火急，立待。”可见军务之急切。

要言之，唐代各折冲府、各军镇，乃至各路行军，都曾广泛使用“帖”来处理事务，其内容既有军务直接相关者，也有与当地州县相关的事务。与此同时，与堂帖、使帖、州帖、县帖一样，它们通常要钤印，并对涉及的事务有严格的时间限制。

六、帖文的行用范围、格式与特点

“帖”是唐代下行文书的一种，但不在《公式令》规定的公文之列。《唐六典》卷一“尚书都省左右司郎中员外郎”条记载了《公式令》规定的下行、上行、平行文书的主要形态，（注：《唐六典》卷一“左右司郎中员外郎”条，北京：中华书局，1992，页10—11。在法藏敦煌文献P.2819《唐开元公式令》残卷中，保存着部分公文的格式，如“移式”、“关式”、“牒式”、“符式”等。参看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页221—245。）不过，在唐代实际的政务运行中，各种公文的行用范围有相当的弹性，如“牒”就不仅仅是上行文书，也在平行与下行的场合普遍使用。另一方面，《公式令》主要反映的是唐前期的制度，随着国家政治体制的发展变化，也会不断有新的公文种类出现。事实上，在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许多《公式令》之外的文书形态，如版授文书、公验、帖、牓、辩等，（注：参看中村裕一：《唐代公文书研究》第四章，页135—164；第六章，页251—275。）而本文讨论的“帖”在唐代政务运行中扮演的角色，尤其值得特别关注。

1.“帖”的适用范围

我们在前文分别讨论了各种层级的帖文，除堂帖外，其他都有原件留存。为清楚起见，现根据这些材料，分别将唐代前、后期帖文的行用情况图示如下（图1、图2）。

图1　唐代前半期帖文行用示意图

图2　唐代后半期帖文行用示意图

关于这两幅示意图需要做些说明：其一，图1反映了唐前期州县以下帖文的运行情况，图2则反映了唐代中后期在堂帖、使帖出现之后的情况，而与府兵制相关的帖文此时已经消失。至于西北军镇与行营中使用的军帖，此处从略。其二，由于材料限制，有些关系无法确定是否用帖。如堂帖是否发给财政三司？虽尚未发现直接的材料，但从清理推之，似可肯定。其三，卢向前曾认为：“帖式，虽然公式令文里没有明确规定，但依实例，也是有直接统摄关系才能使用的。”（注：卢向前：《牒式及其处理程式的探讨——唐公式文研究》，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三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页352。）赤木崇敏则正确指出：帖的使用与是否具有统属关系并无直接关系。（注：赤木崇敏：《唐代前半期の地方文书行政》，页78。）通过上面两幅示意图，我们也可以证实这一点。作为下行公文，“帖”主要行用在具有直接统属关系的官府之间，如使帖州、州帖县、县帖乡等，但并非所有的帖文都是如此。一方面，帖文可以直接发给个人和寺观，另一方面，帖文也可以越过原有行政层级，如堂帖可直接发给礼部的贡院、太常寺的礼院，而使帖亦可直接发给诸县等。

2.“帖”文格式

赤木崇敏曾分别据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两度复原了“帖”文格式，（注：赤木崇敏：《归义军时代敦煌オアシスの税草征发と文书行政》，页37；《唐代前半期の地方文书行政》，页77。）二者略有不同。其实，敦煌、吐鲁番乃至和田、库车等地所出的各类帖文原件等级不同、年代各异，具体形态亦有某些差别，经过综合考虑，我们试对唐代的帖式重新复原如下：

帖式：

这个帖式主要以吐鲁番文书为参照对象，因为它们是唐前期律令制度完备时的产物。现对其与赤木氏复原的差异略作说明。

首先是发帖日期部分，赤木氏的复原前后不同。在前篇论文中复原为“年月日”，在后一篇论文中则省去了“年”。其实，中村裕一早就注意到吐鲁番所出帖文只写“月日”，而敦煌帖文却多标有年号，他推测前者代表了律令制时代的形态，而后者则系律令制崩解后出现的现象。（注：中村裕一前揭书，页265。）直到代宗大历末年的两件杰谢镇军帖上依然只有月日，而无纪年。不过，从圆仁记录的几件帖文（如文登县发给清宁乡、两街功德使巡院发给诸寺之帖等）来看，与敦煌发现的使帖一样标出年号，这或许意味着晚唐“帖”的正规化？总之，我们复原的帖式主要反映了唐前期的格式。

其次，关于帖文的押署，赤木氏的复原前后也有变化。他起先在最后一行复原为“发信者署名”，后来则删去了这一行，而将发信者放在前一行的月日之后。在此，我们主要根据吐鲁番文书将其复原为两部分，即在发帖日期后面有行帖小吏（典、府、史、佐）的署名，转行则是发帖判官之押署。以县帖为例，它们往往是由县尉签署发出，如前引《唐麟德二年（665）闰三月三日交河县张秋文帖永安城主为限时到县司事》由“主簿判尉李秀”签署行下，前面则有小吏张秋文的署名。而《唐天宝三载（744）前后交河郡蒲昌县帖为雇真容寺车牛入山取公廨粮事》则先有“史严顺”署名，最后才是“主簿判尉宋仁钊”的押署。折冲府的军帖亦然，在《武周天山府下张父团帖为府史到事》上，也先是“府马行通帖”，下面才是“摄兵曹参军阚感达”的押署。需要指出的是，帖文通常无须长官签署，如州帖多由各曹参军署名行下。当然也有例外，如文登县下清宁乡之帖即有县令的押署，而大谷文书中提到的“都督衙帖”，恐怕亦需由西州都督的署名。

当然，在实际行用中，帖文格式可能会有某些细微变化，如在第一行省略收文机构，或偶尔省去文末小吏之签名。（注：如阿斯塔纳35号墓出土的《唐西州高昌县追人勘问帖》，第一行就只有“高昌县帖”四字，“帖”下省略了收文机构。《吐鲁番出土文书》叁，页545。）虽然如此，帖文的基本格式却相当稳定，我们或许可以据此进一步复原出“堂帖”的格式，因为它虽然由宰相机构发出，但仍只是“帖”的一种：

堂帖式：

我们复原的堂帖式中，比较难以确定的是文末宰相的押署部分，即是否全体宰相都需在堂帖上署名？根据帖文的简易特点，我们推测在堂帖上只需秉笔直事的一位宰相签署即可，而不必如制书、敕旨、敕牒等王言那样，在形式上需要全体宰相的连署。前举宣宗时堂帖追郑颢回京尚主一事由宰相白敏中一人主导，或可作为旁证。另外，由于堂帖主要行用在中晚唐以后，我们在“月日”前标注了纪年，当然这也只是推测。

到了宋代，帖文仍是地方官府日常行用的主要文种之一，又称“官帖子”，赵升《朝野类要》对其解释说：“上司寻常追呼下司吏属，只以片纸书所呼叫因依，差走吏勾集”。（注：赵升：《朝野类要》卷四《官帖子》，王瑞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页85。此处断句略异。）可见同样具有简易灵活的特点，其格式可在《庆元条法事类》卷一六中看到。（注：《庆元条法事类》卷一六《文书门》一《文书·文书式》，戴建国点校，见杨一凡、田涛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一册，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页349—350。）这份宋代“帖式”在正文之后紧跟着“年月日帖”，标注了年号，但省去了小吏的署名；下一行则是“具官书字”，即行帖官员的押署。整体来看，其格式与归义军时期的使帖基本相同。

3.“帖”的特点

从我们前文所列举的各类帖文来看，无论是堂帖、使帖，还是州帖、县帖、军帖，虽然等级不同，但作为下行公文，它们仍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首先，帖文所处理的多为“细务”，即日常政务。以县帖为例，其涉及地方政务的方方面面，如追某人赴县应诉、催缴租赋、抽调工匠等等。即使是堂帖也不例外，如追某人赴京、命令各地大僚举荐善《周易》者，等等，均非军国要务。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萧翰对前宰相张砺曾发堂帖给他始终耿耿于怀，因为“帖”显得不那么郑重其事。赵升所记宋代官帖子为“上司寻常追呼下司吏属，只以片纸书所呼叫因依，差走吏勾集”。“寻常追呼”，正是帖文经常处理的事务之一，而“走吏勾集”，则表明其运行的便捷。从这个角度来看，唐宋时期帖文的特点具有相当程度的延续性。

其次，正因如此，帖文“体既简易，降给不难”，具有极大的灵活性。这既体现在帖文格式的简易（如只书月日、不书年代，且月日与典吏的署名均不另起一行等），也体现在其运行的便捷，因为它们通常无需长官签署，只需诸曹判官署名即可行下，而且有时候也可越过原有的行政层级，如堂帖发给诸州、使帖发给诸县等，而前引杭州刺史白居易更决定每年由刺史直接行帖用水，而不再经过之前“符下县，县帖乡，乡差所由”的烦琐程序，以提高抗旱保苗的行政效率。

再次，帖文通常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即要求下属机构或个人在限定时间内完成某件事，有些还要求任务当日完成，甚至有“火急，立待”之语，其行用效率之高远远超出了《公式令》“一日受，二日报”的要求，这自与其处理的都是日常细务有关。

最后，帖文也需要印署行下。在堂帖上，所钤之印当为“中书门下之印”，而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发现的唐五代的帖文原件上，我们也看到了“归义军节度使之印”、“西州之印”、“西州都督府之印”、“天山县之印”、“蒲昌县之印”、“右玉钤卫天山府之印”、“镇守军之印”等，可见，无论是堂帖还是其他诸帖均须钤印才能成立。这也表明，“帖”虽然简便易行，但仍属正式的公文书，具有一定的严肃性。

4.“帖”与“符”、“牒”的关系

中村裕一曾经指出，作为下行文书，“帖”实际上是一种简化版的“牒”。（注：中村裕一前揭书，页143。）樊文礼、史秀莲则认为，“帖”与“符”类似，只不过不如后者正规。（注：樊文礼、史秀莲前揭文，页12。）的确，帖与这两种公文类型都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注：另外，在敦煌文书S.2575V/1《己丑年（929）三月四日普光寺道场司差发沿道场所要什物名目牓》、S.8516B《广顺二年（952）某月五日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帖》中，均有牓、帖混用或连称的情形，值得注意。坂尻彰宏《敦煌牓文书考》认为归义军时期牓文的书式当来源于帖（页8—9），不过，这种与牓混用的帖类似于布告，具有广泛晓谕百姓或僧众的功能，与本文所论唐代官府行用之“帖”颇有不同。对于唐代的牓文，笔者拟另文处理，此不详述。）而荒川正晴则特别指出，与符、牒主要行用于官府之间不同，帖具有连接官民的重要功能，（注：荒川正晴：《クチャ出土〈孔目司文书〉考》，页5。）这的确是一个敏锐的观察。

先来看牒与帖的异同。据卢向前研究，唐代的牒普遍适用于上行、平行和下行的场合。（注：卢向前：《牒式及其处理程式的探讨——唐公式文研究》，页335—393。）与帖只能下行相比，这自是最为显著的不同，此处与帖相比照者，当然只是下行的牒。我们在前文分析州帖的行用时，曾指出西州给下属各官府发文处理追捕逃兵事务时，既有用帖者，也有用牒者，二者功能颇为类似。正因如此，时人有时将二者混为一谈，如《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就记载：会昌五年四月，“日本国僧圆仁、惟正亦无唐国祠部牒，功德使准敕配入还俗例，又帖诸寺，牒云：‘如有僧尼不伏还俗者，科违敕罪，当时决杀者。’”（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四，页463。）似乎是将功德使行下诸寺的“帖”又称作“牒”，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即在这些“帖”中引述了一份牒文。

在文献与出土文书中常有帖、牒连称的现象，如《封氏闻见记》卷九《解纷》条就有州府奉当道采访使“帖牒但令切加捕访”的记载。（注：《封氏闻见记校注》卷九《解纷》，北京：中华书局，2005，页89。）阿斯塔纳230号墓所出《武周天授二年（681）知水人康进感等牒尾及西州仓曹下天山县追送唐建进妻儿邻保牒》中则有“右件人前后准都督判，帖牒天山，并牒令阳悬，令捉差人领送”的记载。（注：《吐鲁番出土文书》肆，页70。）当然也有连称为“牒帖”者，如归义军时期的《开元寺律师神秀补充摄法师牒》结尾就说：“牒帖所由，故牒知者。”（注：文书编号为：S.515号1—2V，《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页44。）无论是“帖牒”还是“牒帖”，似乎都有以“帖”行“牒”的意味，这类似于一些文书结尾“件状如前，今以状下乡，宜准状，符到奉行”的体例，（注：大谷2836《敦煌县录事董文彻牒》第26—27行，《大谷文书集成》第一卷，页107。）即以“符”下“状”。

帖与符在许多方面更为接近。在地方政府行下的公文中，符与帖占据了绝大多数，对此，我们可从大谷文书中岸头府、天山县的两份“符帖目”中获得清楚认识。与符相比，帖一方面在格式与运行上要简易得多，另一方面，与符大多由尚书省、州司、县司发出不同，帖的使用范围要更广泛些。例如，折冲府发给属下诸团、诸戍的公文就不能用符，而在唐前期律令体系外新出现的一些机构如中书门下与节度、观察使等同样无法用符，于是堂帖、使帖就应运而生了。

在格式上，帖也比符、牒简略许多。从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多件符、牒来看，发文日期、典吏（府、史）等的签名均单列一行，显得规整许多，而无论是使帖、州帖，抑或县帖、军帖，发文日期和典吏署名均接在正文下书写。在吐鲁番出土的唐前期的帖文中，甚至均不署年号，这些都显示了帖文“体既简易”的特点。

对于符、帖、牒三者的关系，我们还可参考宋代的相关材料。《庆元条法事类》对“符式”有如下说明：“州下属县用此式，本判官一员书字。”而在“符式”中对“具官”一词又解释道：“止书差遣，帖式准此。”（注：《庆元条法事类》卷一六《文书门》一《文书·文书式》，页349。）在“帖式”后亦有说明：“州下属县不行符者，皆用此式。余上司于所辖应行者准此。”可见，官府在“所辖”范围内行文主要用符和帖，而帖的行用范围要比符大些。当然还有其他文书如牒，该书对宋代“牒式”解释云：（注：《庆元条法事类》卷一六《文书门》一《文书·文书式》，页348—349。）

内外官司非相统摄者，相移则用此式。（原注：诸司补牒准此。唯改“牒某司”作“牒某人”，姓名不阙字，辞末云“故牒”）于年月日下书吏人姓名。官虽统摄而无申状例，及县于比州之类，皆曰“牒上”。于所辖而无符、帖例者，则曰“牒某司”或“某官”，并不阙字。

显然，对于所辖范围之内多行符、帖，但还有“无符、帖例者”，在这种情况下则用“牒”。对于三者的区分，《文书式》无更详细的说明。根据平田茂树的研究，宋代各路的提点刑狱司向路内巡检、各县发文是用“帖”，而给路内诸州发文则用“牒”。至于各州府下县的公文则用帖，而不相统摄的州、县之间则用“牒”。（注：参看平田茂树：《宋代地方政治管见——以劄子、帖、牒、申状为线索》，收入戴建国主编《唐宋法律史论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页232—246。）

七、结语

学界虽然对唐代中书门下的“堂帖”相当重视，但由于材料的限制，对其形态与特点却不甚了然。事实上，堂帖不过是唐代各级官府行用的诸“帖”之一，需要与其他帖文一起做通盘考察。本文结合传世文献与敦煌、吐鲁番等地所出唐五代文书，讨论了堂帖、使帖、州帖、县帖，以及军府、军镇内部所用之帖的形态，复原了唐代帖文的格式，并分析了帖文共同的行用特点。

简言之，“帖”是唐代一种非常重要的下行公文，从吐鲁番文书来看，早在唐初即为州县、折冲府等地方行政、军政系统所广泛使用，是唐代政务、军务运行的重要载体。随着国家政治体制的发展变化，一些新的“帖”也随之出现，例如在中唐以后，随着使职的出现与方镇的兴起，“使帖”开始普遍行用。更重要的是，在中书门下体制形成之后，宰相机构也有了自己独立处理日常事务的公文——堂帖。堂帖的出现对中晚唐的政务运行尤有重要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它取代了唐代前期尚书省“省符”的职能，使宰相得以独自处分许多日常政务，而无须事事都经过皇帝的过问，这自然是唐代政治体制的重大变化。这样，随着堂帖与使帖的出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府都普遍使用帖文来处理公务。

无论是堂帖还是其他诸帖，它们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即虽然通常都钤有发文机构的官印，显示其公文性质，但所处理的却多为日常细务。正因如此，这些帖文本身格式简便、运行灵活，既可以发给官司，也可以发给个人，甚至超越原有的行政系统或层级，“体既简易，降给不难”，对于日常行政效率的提高有极大帮助，也是对“符”、“牒”等其他下行公文的重要补充。

本文原载《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3期，页89—115

唐代“批答”述论——以地方官所获“批答”为中心

叶炜

官员的表奏与皇帝的批复，是古代君臣交往的重要形式之一。众所周知，清代皇帝通过对奏折的朱批构成了与上折官员的单线联系，加强了对官僚和官僚机构的控制力。类似的思路和形式在前代也或多或少的存在。本文拟就唐代皇帝对大臣表奏的批复——批答，做一初步研究。

一、唐代文献中的“批答”

皇帝对大臣表奏的批复，在魏晋至隋，被称为“答诏”或“答表”，（注：沈约：《宋书》卷一〇《顺帝纪》，昇明三年（479）四月“齐王践阼，封〔宋顺〕帝为汝阴王，待以不臣之礼。行宋正朔，上书不为表，答表不为诏”，北京：中华书局，1974，页199；李延寿：《南史》卷八《梁本纪下》，大宝二年（551）十月“简文帝崩，开府仪同三司王僧辩等奉表劝进。帝（梁元帝萧绎）奉讳，大临三日，百官缟素，答表不许”，北京：中华书局，1975，页236；令狐德棻：《周书》卷八《静帝纪》，“杨坚称尊号，帝逊于别宫。隋氏奉帝为介国公，邑万户，车服礼乐一如周制，上书不为表，答表不称诏”，北京：中华书局，1971，页136。）不过这两个名称并不是制度性的，因为它们有时也指大臣获得皇帝诏书后，根据诏书内容再上的表奏。（注：《宋书》卷一六《礼志三》，魏明帝诏“公卿侍中、尚书、常侍省之而已。勿复有所议，亦不须答诏也”，页436；魏徵：《隋书》卷四五《杨勇传》，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集群官于广阳门外，宣诏以戮之。广平王雄答诏曰：……”，北京：中华书局，1973，页1238。《隋书》卷六四《来护儿传》，高元请降“帝许之，遣人持节诏护儿旋师。护儿……答表请行，不肯奉诏”，页1516。）

唐代，皇帝对大臣表奏的批复有了一个规范的名称，叫“批答”。（注：对于唐代的“批答”，学界研究不多，中村裕一在对唐代墨诏、墨敕的研究中有所涉及。参氏著《唐代制敕研究》第二章第五节、第三章第八节，东京：汲古书院，1991；又见氏著《唐代公文書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96，页42；氏著《隋唐王言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3，页348、372。沈载权、陈龙：《中韩“批答”文书比较》，《中华文化论坛》2008年第1期。）唐初至玄宗时期，批答的数量不多，有一部分可能出自皇帝亲笔，文献中出现的“墨诏批答”、“墨敕批答”、“御批”、“御批答”等，多出自玄宗天宝以前。（注：张说：《张燕公集》卷一《进白乌赋并批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页4；张九龄撰、熊飞校注：《张九龄集校注》卷一三《请御注经内外传授状》，北京：中华书局，2008，页736；同书卷一三至一五所收张九龄表奏，多附玄宗之“御批”。李玉宏校注：《曲江集》卷三《白羽扇赋并序》后附“御批答”，韶关：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页308；四库唐人文集丛刊《曲江集》卷一《白羽扇赋并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页8；《张九龄集校注》卷五《白羽扇赋并序》作“御批”，页413。）也正是从玄宗时期开始，史料所见皇帝对大臣表奏批复的数量明显增长，因此“玄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等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注：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页1183。）这些翰林文词待诏被称为翰林供奉，开元二十六年（738）“翰林供奉改称学士”。（注：韦执谊：《翰林院故事》，见洪遵《翰苑群书》（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7，页12。参见毛蕾：《唐代翰林学士》，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页12—13。）此后之批答，盖由翰林学士草撰，故选拔翰林学士时，需“入院试制、书、批答共三道、诗一首”。（注：王应麟：《玉海》卷六四《诏令·唐王言之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第2册页671。）穆宗时任翰林学士的李绅撰有《批答》一卷。（注：《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四》，页1611。）唐人文集中也保留了一些大臣所获皇帝之批复，如《颜鲁公集》收录颜真卿得到的玄宗、肃宗和代宗的“批答”十余件。大臣在得到皇帝的批复以后，有时还会上《谢赐批答表》或《谢赐批答状》，内有“奉……批答”云云。（注：权德舆撰，郭广伟校点：《权德舆诗文集》卷四六《谢批答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页702；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卷一九《谢赐让官批答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页374；吴在庆：《杜牧集系年校注》卷一五《代裴相公谢赐批答表》，北京：中华书局，2008，页958。）这些现象表明，“批答”成为唐代皇帝对大臣表奏批复的制度性称呼。

除“批答”外，唐代皇帝对表奏之批复还有一些其他的称呼，如“答制”和“答诏”。张说《张燕公集》卷一一有《上党旧宫述圣颂》及玄宗之《答制》，开元二十二年张九龄《薛王有疾上忧变容发请宣付史馆状》云：“臣等伏见攽王守礼等表并答制。”（注：《张九龄集校注》卷一三，页728。）李德裕在武宗会昌三年（843）所上《论时政记等状·修史体例》中称“在藩镇献表者，必有答诏；居要官启事者，自合著名”。（注：《李德裕文集校笺》卷一一，页194。）其中“答诏”二字，《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纪》作“批答”。与南北朝不同，唐代的“答制”或“答诏”专指皇帝之批复，未见有指大臣表奏的用法。

“批答”有时又称“批诏”，（注：陈思：《宝刻丛编》卷一〇《陕州·唐刺史卢奂厅事赞》云：“唐玄宗御制御书。帝西幸遇陕府，至奂厅事，题赞于其壁。奂以刻石，并谢表批答附于后。碑以开元二十四年十月立”，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页286。赵明诚撰，金文明校证：《金石录校证》卷六作“唐卢奂谢表并批诏”，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页112。）唐末钱珝代他人所撰表中，多言“伏奉批诏”或“跪承批诏”。（注：李昉：《文苑英华》卷五七五《为中书崔相公让官第二表》、《第四表》、《第六表》，北京：中华书局，1966，页2960—2962；同书卷六〇九《荧惑退舍宰相请复常膳表》，页3158；同书卷五八二《代王相公谢加门下侍郎食邑表》，页3013。）在宋代，“执政以上有章奏请，则降批答；以下则降诏”，（注：赵升编，王瑞来点校：《朝野类要》卷四《文书·批答》，北京：中华书局，2007，页84。）“批答”与“批诏”存在等级差别。由钱珝代宰相上表中称获得“批诏”看，唐代似无此分别。

文献中所见唐代之“批答”，除了附于大臣的表奏而零星保留下来外，还存在某些翰林学士草撰的批答集中收录的情况。前引李绅《批答》已佚，现存《文苑英华》卷四六六、卷四六七《翰林制诏·批答》以及《白居易集》卷五六、卷五七，收录此类批答数量最多、最集中。据此可知唐代皇帝的批答编入文集时，常常定名为“批某某表”、“答某某表”或是“与某某诏”。（注：《全唐文》的编纂者在处理皇帝对大臣表奏之批复时，多以“答某某诏”、“答某某制”拟名。）

综合考察上述以各种形式存留于史料中的唐代批答，可以发现，唐代皇帝对大臣表奏的批复，从内容看，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是礼节性批答，第二类是政务性批答。批答中的一部分由宦官担任的中使送达，武宗时李德裕《谢赐让官批答状》称“高品冯至珣至，奉宣圣旨，并赐臣批答”。（注：《李德裕文集校笺》卷一九，第374页。）皇帝对藩镇官员表奏的批复，更多的是由藩镇派出的奏事官直接带回。（注：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二一《唐纪三十七》肃宗上元元年六月条胡注：“诸道遣官入京师奏事者，谓之奏事官。”北京：中华书局，1956，页7093。《文苑英华》卷六〇九《代人奉御批不许请罪谢恩表》称“奏事官苏翼回，伏奉圣造答表”，页3159。）

二、唐代藩镇长官所获批答数量与类型的变化

纵观唐代史料中存留的批答，大多数是中央官所获皇帝的批答。唐前期地方官所获批答凤毛麟角，玄宗时期开始增多，安史之乱以后，地方官所获批答的比例逐渐上升，甚至超过了中央官。唐后期获得皇帝批答的地方官中，绝大多数是藩镇长官，其中所获政务性批答的比例也在上升。下面，对此现象略做描述。

玄宗以前，虽然皇帝对大臣表奏的批答数量颇多，但是几乎看不到给地方官的。寡见所及，皇帝给地方官的批复仅有两篇。一是太宗贞观五年（631）之《与冯盎敕》：“敕：高州都督耿国公冯盎：安州都督府使人周怀义还，及张赟等至，并具来表，省览周环，良以增叹。……春序已暄，想无恙也。家门大小，并得平安。今令使往，指不多及。”（注：许敬宗编，罗国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1，页478。岑仲勉：《唐史余沈》卷一拟名为《贞观年中与冯盎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页13。陈尚君辑校：《全唐文补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页16）将篇名略加修订为《与冯盎敕》，似更符合唐人定名习惯。）二是睿宗《景云二年（711）七月九日赐沙州刺史能昌仁敕》：“敕沙州刺史能昌仁：使人主父童至，省表，所奏额外支兵者，别有处分，使人今还。指不多及……”（注：录文和研究参雷闻：《从S.11287看唐代论事敕书的成立过程》，《唐研究》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中村裕一：《隋唐王言の研究》，页135—138。）

玄宗以后，皇帝给地方官的批答渐多。倪若水为汴州刺史，“〔开元〕四年，玄宗令宦官往江南采等诸鸟，路由汴州。若水知之，上表谏曰：……手诏答曰：……”，内容是《答〔汴州刺史〕倪若水诏》。（注：刘昫：《旧唐书》卷一八五下《倪若水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页4812。拟名见《全唐文》卷二七。）另一篇给地方官的批答是《答〔河南尹〕李适之祭岳渎得雨贺表手诏》，开元“二十四年六月，以久旱，命河南尹李适之祭岳渎祈雨，是日澍雨。适之奏贺曰：……。手诏报曰：……”（注：王钦若：《册府元龟》卷二六《帝王部·感应》，北京：中华书局，1960，页281。拟名见《全唐文》卷三〇。）开元末年，边事紧张，玄宗给边镇节度使的批答明显增多。如开元二十二年《敕西州都督张待宾书》云“敕西州都督张待宾：累得卿表，一一具知。刘涣凶狂，自取诛灭，远近闻者，莫不庆快。卿诚深疾恶，初屡表闻，边事动静，皆尔用意，即朕无忧也。夏初已热，卿及将士官寮百姓已下，并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注：《张九龄集校注》卷八，页525。）此外，可视为批答的还有《敕安西节度王斛斯书》4篇、《敕幽州节度张守珪书》3篇，以及《敕陇右节度阴承本书》、《敕北庭都护盖嘉运书》、《敕剑南节度王昱书》等。（注：《张九龄集校注》，页523、541、604、617、566、567、572、597、619、630。）相对于玄宗时期给大臣的120余份批答来看，给地方官批答的比例还是比较低的。

肃宗以后，在皇帝对大臣表奏的批答中，给地方官的数量和比例明显上升。乾元元年（758），肃宗撰《答郭子仪上天子信宝诏》，（注：《册府元龟》卷二五《帝王部·符瑞第四》，页265。拟名见《全唐文》卷四二。）当时郭子仪身为朔方节度使。颜真卿任地方官期间，肃宗给他有4份批答，分别是：《答颜真卿谢冯翊太守批》、《答颜真卿谢蒲州刺史批》、《答颜真卿谢浙西节度使批》、（注：颜真卿原文及肃宗批答，见四库唐人文集丛刊《颜鲁公集》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页12—13。拟名见《全唐文》卷四四。）《答颜真卿乞书天下放生池碑额批》。（注：颜真卿原文及肃宗批答，见《颜鲁公集》卷三，页16。拟名见《全唐文》卷四四。时乾元二年，颜真卿任昇州刺史。时间参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页3454。）郭子仪和颜真卿作为地方官所获这5份批答，在目前所见肃宗20余份批答中的比例，较玄宗时大为提高。肃宗期间，郭子仪除了担任朔方节度使以外，还曾任邠宁、鄜坊两道节度使。代宗即位之初，郭子仪“上表进肃宗所赐前后诏敕”，数量达“一千余首”，整理后得“手诏敕书凡二十卷”。（注：《旧唐书》卷一二〇《郭子仪传》，页3454。）其中至少有部分属于郭子仪任节度使时肃宗之批答。总之，我们说肃宗对地方官表奏之批答，相对玄宗、特别是玄宗以前诸帝有比较明显的增多，当不致大误。

史料所见代宗、德宗给大臣的批答数量不多，其中也都有给地方官者。代宗有给东都留守杜鸿渐的《答杜鸿渐辞官手诏》、给荆南节度使颜真卿的《答颜真卿谢荆南节度使批》等。（注：分见《册府元龟》卷三三一《宰辅部·退让二》，页3910；《颜鲁公集》卷二，页14。拟名分见《全唐文》卷四七、卷四九。）德宗有贞元四年对河中尹浑瑊贺表之批答，（注：《宝刻类编》（丛书集成初编本）卷四，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页114。）还有给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的《答韦皋谢颁示政刑箴表批》。（注：《成都文类》卷一八，韦皋《谢政刑箴表》后附之批答，四库全书珍本三集第146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拟名见《全唐文》卷五四。）又德宗《答王真进道德经论兵要义手诏》云：“尚璀至，省所陈献，具悉。卿职在藩条，诚存裨补，本乎《道德》之旨，参以理化之源，用究元微，有兹述作。”（注：董诰：《全唐文》卷五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页249。此文仅见于《全唐文》，出处不明，参平岡武夫、市原亨吉、今井清编：《唐代的散文作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页53，第01977号。王真或为德宗贞元年间曾任成德军节度使的王士真之讹。王士真，参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卷四《成德》，北京：中华书局，1980，页582—583。）从“卿职在藩条”看，王真当为藩镇长官，“尚璀”或为奏事官，此为德宗给王真之批答。

宪宗元和二年（807）至六年，白居易任翰林学士。在不到五年时间里，他为宪宗草拟撰写了近70份给地方官的批答，其中绝大多数是给各个节度使的。比较突出的，如给易定节度使张茂昭的批答有5篇，获4篇批答的有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昭义军节度使卢从史、淄青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朔方灵武节度使和太原节度范希朝、宣武节度使韩弘。获得3篇宪宗批答的，有幽州卢龙军节度使刘济、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范阳节度使刘总和先后担任湖南观察使、浙东观察使的薛苹。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剑南西川节度使武元衡和淮南节度使王锷，三人各获2篇皇帝批答。（注：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卷五六、卷五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给地方官批答的数量占到此期白居易所撰批答总数的一半以上。如此的密度和比例，在唐代历史上是前所未见的。

宪宗以后，皇帝给地方官的批答史不绝书，至唐末僖宗、昭宗时期，随着中央政权的岌岌可危，目前所见皇帝的大部分批答都是给节度使等封疆大吏的。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宪宗以后，在给藩镇长官的批答中，政务性批答的比例显著上升。同时，在批答中对藩镇长官直接指挥的现象也相当明显，如在武宗会昌三年给幽州卢龙节度使张仲武的《赐张仲武诏》中，不仅有“经略之事，全以付卿。须及塞草未青，虏骑方困，一举便克，使无孑遗”这样的对回鹘的战略安排，而且还有“卿先发马步一万人，于大界原防戍。今缘可汗入卿掌握，已在网罗，岂得更屯精兵，守无用之地？即宜追赴本道，同力剪除”这样的具体布置。（注：《李德裕文集校笺》卷六，页99。）此外，诸如武宗给河东节度使李石、忠武军节度使王宰的批答，僖宗给西川节度使高骈的批答等，（注：分见《李德裕文集校笺》卷七，页112、113；《旧唐书》卷一八二《高骈传》，页4706—4710。）也都包含皇帝直接指挥藩镇军政事务的内容。

三、“敕书”的分化与政务性“批答”

安史之乱以后，皇帝批答中给节度使、观察使等藩镇长官的比例逐渐上升，甚至超过了中央官；在礼节性和政务性两类批答中，藩镇长官所获政务性批答的比例也在上升。此现象意义何在呢？

礼节性批答，主要是皇帝对大臣贺表、谢表、让官表、上尊号表等的批复，此类批答数量占文献所见唐代皇帝批复的大多数。名为“批某某表”与“答某某表”者，多属此类。唐代大臣的贺表、谢表、让官表、上尊号表等多无实际政务内容，相应的，批答也比较简单，颇多套话，几乎没有关乎政务的内容。举一例，文宗大和九年（835）十二月，刘禹锡到任同州刺史，其《同州谢上表》后附文宗批答云：“省表具知，卿任居三辅，职奉六条，累闻问俗之劳，载览勤人之志。言惟顾行，深慰朕怀。勉弘政经，以副忧寄。所谢，知。”（注：《刘禹锡集》卷一六，北京：中华书局，1990，页192。）以“省表具知（之）”或“省表具悉”开篇，是此类批答的典型格式。（注：元稹撰，冀勤点校：《元稹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卷四一收录元稹任翰林学士时所撰5件批答，分别是《批宰臣请上尊号第二表》、《批宰臣请上尊号第三表》、《批宰臣请上尊号第四表》、《批刘悟谢上表》、《批王播谢官表》，5件批答都没有以“省表具知”开篇。5件中前3件收入《文苑英华》卷四六六，后2件收入《文苑英华》卷四六七，《文苑英华》中，这5件文书起始均多“省表具知”四字。）“省表具知（之、悉），……所贺（谢），知”是对贺表、谢表批答的标准格式。李肇《翰林志》记张垍在玄宗末年任翰林学士，“止于唱和文章，批答表疏，其于枢密，辄不预知”。（注：《翰苑群书》，页3。）正因为此类批答多为套话而少涉政务，所以当时的翰林学士被认为“其于枢密，辄不预知”。

政务性批答的大量出现，是在安史之乱以后。此类批答，在大臣的表奏或皇帝的批复中，含有实实在在的军政信息。下面，以白居易宪宗元和年间任翰林学士时（807—811）所撰批答为核心，对唐后期政务性批答的特点做一简要分析。

从给与对象看，《白居易集》所收“答某某表”、“批某某表”既有给中央官者，也有给地方官者；而近60份“与某某诏”都是给节度使或观察使等藩镇长官的。（注：在《白居易集笺校》所收“与某某诏”中，仅元和五年《与昭义军将士诏》（页3220）不是给藩镇长官个人的。以此件文书与同为元和五年的《与昭义军将士敕书》（页3224）、《与昭义节度亲事将士等书》（页3228）、《与恒州节度下将士书》（页3230）等三份文书对照，其定名为《与昭义军将士书》更为准确。）《白居易集笺校》卷五六《与师道诏》：

敕：师道：朱何至，省所奏当道赴行营兵马取正月过渡河逐便攻讨，并奏兵马出界后，请自供一月粮料。又奏待收下城邑，若有军粮，一月已后续更支计，并陈谢慰问者，具悉。卿文武间生，忠贞特立，动有所效，知无不为。昨献帛助军，极盈数于万匹；今又赍粮出境，减经费于三旬。此乃力之所任，无不罄竭；虑之所及，无不经营。因时见忧国之心，临事识忠臣之节。诏书慰谕，未尽朕怀；章疏谢陈，益嘉乃志。再三兴叹，寤寐难忘。其所奏闻，并依来表。想宜知悉。

《与师道诏》作于宪宗元和四年，“师道”是指时任淄青平卢节度使的李师道。朱金城先生认为，“此盖答师道奏派兵会讨王承宗之诏”。（注：《白居易集笺校》，页3214。）从具体内容看，李师道在表奏中向皇帝汇报了出兵征讨王承宗的具体情况，皇帝在嘉勉的同时，对“其所奏闻，并依来表”，皇帝在批答中同意了李师道在表奏中的某些计划。从形式看，作为皇帝对大臣表奏批复的“与某某诏”，其基本结构是：“敕：某：某至，省所奏……具悉。卿……想宜（当）知悉。”

《白居易集》所收近60件给藩镇长官的“与某某诏”中，只有14件因为没有“某至，省表（所奏）具悉”的内容，无法确定是否为皇帝对藩镇长官表奏之批复。这14件文书的内容颇具一致性，即除卷五七《与元衡诏》外，均为告示授官者，在《与王承宗诏》、《与元阳诏》、《与房式诏》、《与卢恒卿诏》中明言“并赐告身”，（注：《白居易集笺校》，页3197、3223、3250、3251。）也就是和告身一同赐予的诏书。唐后期存在对官员让官表之批答与告身一同赐予的现象，（注：《旧唐书》卷一八〇《杨志诚传》，文宗大和七年，“志诚遣将王文颖谢恩，并让官，复赐官告、批答”，页4676。）因此以上这些无法确定是否为皇帝批复的“与某某诏”，也具有是批答的可能性。

从内容来看，相对于礼节性批答，《白居易集》所收政务性批答显示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军政信息交流。第一，藩镇长官除了向皇帝奏报本地军政事宜外，有时还包括其他地区动向以及某些建议，如易定节度使张茂昭元和二年“密奏恒州具申事体”、元和四年献平王承宗之策等。（注：《白居易集笺校》卷五七《与茂昭诏》，页3311；同书卷五六《与茂昭诏》，页3205。）第二，在皇帝的批复中，不仅有对藩镇长官奏请事宜的批准，还包括对藩镇具体政务的进一步安排。前者除了上引《与师道诏》外，又如在元和四年给江西观察使韦丹的批答中，宪宗对其“奏权减俸及修造陂堰，并劝课种莳粟麦等事宜”表示同意，“并依所奏”。（注：《白居易集笺校》，页3318。）后者如元和三年，部分沙陀突厥归投，宪宗命朔方灵盐节度使范希朝（注：《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上》，页421、428。）“今赐衣服及匹段等，自首领已下，卿宜等第给付。其部落家口等远经跋涉，宜稍安存，以劝归心”；元和四年末，又命河东节度使范希朝对王承宗事“所有动静，宜数奏闻”。（注：《白居易集笺校》卷五七《与希朝诏》，页3291；同书卷五六《与希朝诏》，页3212。）

从文书形式角度考察，唐代皇帝给地方官的诏书中，具有类似“与某某诏”形式的诏书，还见于张九龄的《曲江集》和李德裕的《会昌一品集》中。

张九龄《曲江集》卷七至卷十二所收“敕书”中，有94件“敕某某书”。按赐予对象，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给节度使、都督等地方官者，如《敕安西节度王斛斯书》等；第二类是给外藩首领者，如《敕新罗王金兴光书》等；第三类不同于前两类，不是给个人的敕书，而是给集体的敕书，如《敕北庭将士已下书》以及“敕河东节度副使、兼代州都督王忠嗣及诸将士”的《敕河东节度副使王忠嗣书》等。在第一类敕书中，有12件有“使人某至，省表具之”或“得卿表”等内容，（注：分别是卷八《敕安西副大都护王斛斯书》、《敕西州都督张待宾书》、《敕（伊州刺史）伊吾军使张楚宾书》，卷九《敕幽州节度（副大使）张守珪书》（3份），卷一〇《敕当州别驾董惩运书》、《敕陇右节度（使）阴承本书》、《敕安西四镇节度副大使王斛斯书》（2份）、《敕（瀚海军使）北庭都护盖嘉运书》，卷一一《敕剑南节度（副大使）王昱书》。）表明这些敕书是得到大臣表奏以后的批复。三类敕书定名相同，基本文书结构也相同，为“敕某：……并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注：这具有唐前期“王言之制”之一“论事敕书”的典型结构。参前引雷闻《从S.11287看唐代论事敕书的成立过程》，页330。）三类敕书均名“敕某某书”，与《白居易集》所收同类文书的定名方式存在显著差别。

在《白居易集》卷五六、五七中，除了上引对藩镇长官个人的“与某某诏”之外，也有给外藩首领或集体的敕书，不过，这些文书的定名不是“与某某诏”，而是“与某某书”或“与某某敕书”，如《与吐蕃宰相钵阐布敕书》、《与骠国王雍羌书》、《与昭义军将士敕书》、《与恒州节度下将士书》等。

李德裕《会昌一品集》中，给与藩镇长官个人者定名为“赐某某诏”或“赐某某诏意”，其中明确是对藩镇官员表奏批复者，有《赐张仲武诏》、《赐李石诏意》等。（注：《李德裕文集校笺》，页99、112。）给藩镇将士集体者定名为“赐某某敕书”或“赐某某敕书意”，如《赐石雄及三军敕书》、《赐潞州军人敕书意》等。（注：同上书，页92、94。）在“诏”与“敕书”的区别上，与《曲江集》异，而与《白居易集》同。对外藩首领者，略显杂乱，既有“赐（与）某某书”，也有“赐某某诏”。

《曲江集》与《白居易集》、《会昌一品集》均结集成书于唐代，且白居易、李德裕生前就已经着手编辑自己的文集。因此三书内文章的定名和内容还是有相当高的可信度与价值的。那么，三者的差别，特别是《曲江集》与《白居易集》、《会昌一品集》中对个人与集体诏书、敕书的差别意义何在呢？以上文书，分别是张九龄任宰相期间（733—736）、白居易任翰林学士期间（807—811）、李德裕任宰相期间（840—846）所做，如何理解这种变迁呢？

我们认为，这或可视为“敕书”的分化。具体地说，就是玄宗时期针对藩镇长官个人与藩镇将士集体的同一种“敕书”，至迟到宪宗以后，分化成了对藩镇长官个人的“诏”与对藩镇将士集体的“敕”。

这种分化，在翰林学士的入院考试中有所体现。《玉海》卷六四《诏令·唐王言之制》：“〔翰林〕学士初选者，中书门下召令右银台门候旨，其日入院试制、书、批答共三道、诗一首，试毕封进。可者，翌日受宣。后增试赋一首。”这是“制、书、批答”的三分法，具体时间不详。从白居易在宪宗元和二年十一月五日参加的翰林学士考试，可以看到一种更为细致的分类方式。白居易“奉敕试制、书、诏、批答、诗等五首”，分别为《奉敕试边镇节度使加仆射制》、《与金陵立功将士等敕书》、《与崇文诏》、《批河中进嘉禾图表》和《太社观献捷诗》。（注：《白居易集笺校》卷四七，页2868—2872。）这里，制、敕书、诏、批答并立，而且更为巧合的是，《与金陵立功将士等敕书》为“敕浙西立功将士等”，《与崇文诏》是给西川节度使高崇文。“与某某敕书”对藩镇将士集体，“与某某诏”对藩镇长官个人，和上述《白居易集》、《会昌一品集》总体状况吻合。

这种分化并不仅仅存在于这两部文集中。懿宗咸通十一年（870），“魏博节度使何全皡酷政，为衙军所杀，推其大将韩君雄为留后”，（注：《旧唐书》卷一九上《懿宗纪》，页674。）时任翰林学士的郑畋（注：据《旧唐书》卷一九上《懿宗纪》，郑畋由翰林学士出为梧州刺史在咸通十一年九月，于何全皞事件之后，页676。此时郑畋当仍为翰林学士。）撰“敕魏博权知兵马留后韩君雄及将士等”、“敕〔张〕文裕及魏博三军将士等”两份公开敕书，也都是定名为“与某某书”，分别是《与韩君雄书》、《与张文裕及魏博军书》。（注：《文苑英华》卷四五九，页2339。）昭宗时任翰林学士的杨鉅，撰《翰林学士院旧规》，其中“书诏样”条有“赐节度使及三军将士敕书”。（注：《翰苑群书》，页18。）至迟到宪宗初年，敕书已经产生了分化，并且这种分化在唐代延续了下去。

这里存在一个问题，既然“敕书、诏、批答”并立，那么为什么前文将“与某某诏”视为批答呢？《白居易集》卷五六、五七的标题为《翰林制诏·敕书批答祭文赞文（词）附》。在敕书与诏业已有所分化的前提下，问题就变为了“与某某诏”属于敕书还是批答的问题。我们认为“与某某诏”属于批答。理由有二：第一，从内容看，前文视为批答的“与某某诏”，文中具有明确的藩镇长官上表信息，无疑当为皇帝对大臣表奏的批复。第二，在唐后期，此类“与某某诏”属于皇帝手诏范畴。试举二例，元和十二年，山南西道节度使权德舆（注：《旧唐书》卷一五《宪宗纪下》，页457、464。）上《谢赠先祖尚书礼部郎中表》，宪宗批复“敕：某：省所奏，请回检校官及兼追赠亡祖事宜，具悉。卿位更将相，委重藩方，褒赠自是典章，岂必更回官秩。因心志切，报本诚深，已诏追荣，良增嘉叹，想宜知悉。夏热，卿比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闰五月五日”。从内容到格式，为“与某某诏”无疑。权德舆收到皇帝之批复后，上谢表云：“臣德舆言：伏奉今月五日手诏，……无任哀惶感荷之至！谨遣进奏官押衙、朝议郎、前行兴元府金牛县主簿张儇奉表陈谢以闻。臣某诚惶诚荷，顿首顿首。谨言。”（注：《权德舆诗文集》卷四六《谢赠先祖尚书礼部郎中表》附批答、《谢手诏不听回官秩表》，页734—735。同样称“手诏”之例，还见于同书同卷《缘迁祔请令子弟营护状》附批答、《谢许迁祔并令子弟营护诏表》，“伏奉今月十五日手诏”，页731。）权德舆将皇帝的批复称为“手诏”。又敬宗宝历元年（825）“二月，壬午，浙西观察使李德裕献《丹扆六箴》”，（注：《资治通鉴》卷二四三《唐纪五十九》，页7842。）敬宗“命〔翰林〕学士韦处厚优其答诏”。（注：《旧唐书》卷一七上《敬宗纪》，页514。）就是这份由翰林学士草拟的给藩镇长官的批答，《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记为“帝手诏答曰：卿文雅大臣，方隅重寄。……必当克己，以副乃诚”。从内容和格式看，答诏和“与某某诏”一致，不过省略了前后的一些套话而已。这里它也被称为“手诏”。被视为皇帝手诏，正是唐代批答的一个特点。

唐后期的批答是广义皇帝诏书的一类，但与普通诏书相比，也有所不同。李肇《翰林志》云：“近朝大事直出中禁，不由两省，不用六宝，并从权也。元和初，置书诏印，学士院主之。凡赦书、德音、立后、建储、大诛讨、免三公宰相、命将，曰制，并用白麻纸，不用印。……凡批答表疏，不用印。”李肇是宪宗元和后期的翰林学士，（注：李肇，两《唐书》无传，唐代有几位李肇，易混淆。其仕历请参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盛中唐卷）“李肇”条，沈阳：辽海出版社，2005，页533—542。）其说当有很高的可信度。据此，皇帝对大臣表疏之“批答”，由翰林学士草撰，不仅不经中书、门下二省，而且也不需加盖翰林学士院之书诏印。因此，唐后期批答具有皇帝自行发出的性质。

从批答作为手诏的角度，也显示其具有同样特征。研究表明，唐后期的手诏虽然仍旧套用着旧日“论事敕书”的格式，但它不需要中书省、门下省官员的签署，不经中书省、门下省的颁诏程序，是皇帝自己发出的，和以前的“论事敕书”已经大不相同。（注：游自勇：《墨诏、墨敕与唐五代的政务运行》，《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与某某诏”作为手诏，也具有不经过中书、门下省直接下发的同样特点。

随着“敕书”的分化，唐后期皇帝给藩镇长官个人的批答，由翰林学士草撰，下达不经中书、门下二省，由中使或奏事官送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批答构成了皇帝与藩镇长官之间的个别联系。而藩镇长官所获批答、特别是政务性批答的增多，显示出皇帝与藩镇长官之间个别联系的作用在提高，成为皇帝直接干预地方政务的手段之一。

四、结语：唐后期的“批答”与皇权

如果把皇帝给藩镇大臣的批答看做由藩镇大臣上奏与皇帝批复两个环节共同构成的完整段落，那么就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唐后期批答所具有的私密性。唐代大臣的表奏并非公开，很多史料显示，只有经过皇帝允许，大臣才能够看到地方大员表奏的具体内容。如张九龄称“高力士宣示臣等〔西州都督〕张待宾表”；（注：《张九龄集校注》卷一三《贺张待宾奏克捷状》，页744。）陆贽称“昨日钦溆奉宣圣旨，示臣〔河东节度使〕马燧、〔河中节度使〕浑瑊等奏平〔李〕怀光收河东状”；（注：陆贽撰，王素点校：《陆贽集》卷一六《收河中后请罢兵状》，北京：中华书局，2006，页520。）权德舆称“今日内侍朱希颜奉宣进止，示臣郑滑观察使姚南仲所奏”；（注：《权德舆诗文集》卷四四《中书门下贺滑州黄河清表》，页681。）又文宗得刑部员外郎舒元舆奏后，“出示宰相，李宗闵以〔舒元舆〕浮躁诞肆不可用，改著作郎，分司东都”（注：《新唐书》卷一七九《舒元舆传》，页5322。）等等。对皇帝批答的行用对象，唐制未见明确记述，宋代制度比较明确，“自执政而下，至于节度使、使相，则用批答。批答之制，更不由中书，直禁中封所上章付院”。（注：《翰苑遗事》，见《翰苑群书》，页84。叶梦得撰、宇文绍奕考异、侯忠义点校《石林燕语》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4，页91）略同。）参考宋制，并结合上文考述可以看到，唐后期地方大臣的表奏并不公开，皇帝批复时，有可能不经宰相机构而直接下翰林学士院，翰林学士草拟、经皇帝首肯后，既不必过中书、门下两省，也不必加盖学士院书诏印，直接通过中使或奏事官将批答送至藩镇，递交给上表奏之大臣。这一过程跳出了旧有官僚制度框架之外，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皇帝与藩镇长官之间的个别联系，彰显了皇权的作用。

唐后期批答的草拟者是翰林学士，个别宰相如李德裕在武宗时草拟批答，实际他是在皇帝的充分信任下，代行翰林学士之责而已。（注：《资治通鉴》卷二四七《唐纪六十三》武宗会昌三年（843）三月条，“每有诏敕，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请委翰林学士，上曰：学士不能尽人意，须卿自为之”，页7976。李德裕所草制诏，有些还要经过翰林学士的润色，《李德裕文集校笺》卷五《诏敕上》注曰：“诏敕凡有敕字者，便行；无敕字者，请翰林添奖饰语。他皆仿此。”页62。）研究表明，唐代翰林学士手中并没有独立的权力，其发挥作用必须依赖于皇帝。（注：毛蕾：《唐代翰林学士》，页155。）正是从这个角度，翰林学士在唐代为“内职”，（注：《翰林志》，见《翰苑群书》，页4。）被称为“天子私人”，（注：《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一》，页1184。）是皇帝与皇权的附属。翰林学士的权重，是皇权的扩张。

唐后期批答的传递者多为宦官担任的“中使”或作为藩镇长官亲信的“奏事官”。宦官势力的增长是唐后期政治史中的重要现象，宦官在唐代被称作“王人”，（注：唐代文献中，“王人”有泛指皇帝臣民的意思，但更多的是特指送达皇帝诏敕的宦官。）同样是皇权的附属。宦官势力的增长，枢密、禁军等一些新制度与宦官制度联系密切，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为皇权拓展的产物。

唐后期批答的发展，具有类似的指向性。安史之乱以后，原有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规范已失，中央地方关系复杂化。相比制度化较强的时代，在旧制度瓦解，新制度尚在孕育的阶段，皇权发挥的空间扩大了，皇帝个人的能力和影响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唐后期皇帝对藩镇长官之批答、特别是政务性批答的增多，一方面反映出地方势力的上升，使皇帝和中央不得不更重视与他们的交流；同时由于政务性批答所具有的皇帝与藩镇长官之间个别联系的性质，草撰用“私人”，传递以“王人”或藩镇长官的亲信“奏事官”，意味着皇帝在调整中央地方关系的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跳出原有制度和官僚机构的束缚，试图扮演更积极、更主动的角色。新的制度也在这种努力中发育。（注：宋代的批答类文书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方向上发展，并孕育着新的决策方式。宋代的相关研究，请参阅德永洋介：《宋代の御筆手詔》，《東洋史研究》第57卷第3号，1998；丁义珏：《宋代的御前文字》，北京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天圣令》所见唐代过所的申请与勘验——以“副白”与“录白”为中心

李全德

汉唐关津与过所制度早在20世纪初就因为汉晋简牍与日本存唐代过所文书的发现而引起如王国维、内藤等前辈学者的关注。此后随着敦煌吐鲁番文书等新材料的连续发现，唐代过所研究也不断走向深入。其中程喜霖先生所著《唐代过所研究》（注：程喜霖：《唐代过所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0。）对当时所能见到的中日过所、公验等度关文书实物以及史籍所载之公验、过所文本几乎已网罗无遗，（注：程著附表（二）《唐公验、过所文书一览表》，收唐代公验、过所共计22件，中、日各半，页308。）并广泛征引了汉晋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以及域外资料，对唐代过所的渊源嬗变以及申请、勘验等相关问题都做了详密的探讨，可谓唐代过所研究之集大成之作。此前的过所研究稍有遗憾的是因彼时《唐令》未出，不得不经常以日本《养老令》来说明唐代的过所的一些问题，比如过所的申请与改请，正本与副本等，现在《天圣令》的发现使得我们有条件重新审视这些问题。本文从《天圣令》卷二五《关市令》中几条关令相关的令文入手，结合唐代过所实物，在程喜霖先生《唐代过所研究》与孟彦弘先生《唐关市令复原研究》研究基础上，（注：孟彦弘：《唐关市令复原研究》，载天一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页521—540。）对唐代过所申请中的“副白”与勘验中的“录白”问题略申己见。所依据之资料无过于《校证》及《唐代过所研究》者，视野诚有不足，史料恐不免误读，论证或流于臆测，敬请批评。

一、关于唐代过所的正本、副本及其相关材料

唐代过所的正本与副本问题，王仲荦先生早已有所揭示，（注：王仲荦：《吐鲁番出土的几件唐代过所》，收入氏著《华山馆丛稿》，北京：中华书局，1987，页275—276。）程喜霖先生则进一步提出了正过所与副过所的概念。正、副过所的概念不见于唐代史料，程先生的判断依据大致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传统的延续：汉晋以来过所有可释为副本的记载。二是实物遗存：敦煌吐鲁番出土了不少有关过所的资料，包括过所原件，而在日本也保存了两件珍贵的过所原件，这些实物提供了比较鉴别的基础。三是域外文献：日本《养老令》之《关市令》有“正过所”的明确记载，辅之以《公式令》所载之《过所式》，可得出日本存在正副过所的结论，而日令又是源出于唐令。其中来自于日令的支持尤为重要。王先生关于正本、副本的讨论，须借助于日令，而程先生提出唐代“副过所”概念的一个主要用语“录白案记”，更完全是日令中的概念；程著鉴别现存唐代、日本过所遗物，区分为正、副两类的一个主要依据，印鉴之有无，也同样是出自于日令的启发。反过来，程先生又用“录白案记”、印鉴之有无等特征来解释汉晋所谓正副过所。（注：参见《唐代过所研究》第一章第三节之“两汉过所制度的形成”以及第四节之“晋简所见的过所勘验”，页31—45。）

关于过所实物的观察后文将讨论，在此先将日令之相关记载胪列如下。日本《养老令》所载之“过所式”云：

其事云云，度其（红本作某，下同[笔者按，此为《令义解》中眉批]）关，往其国。

某官位姓，（谓：假有五位以上度关者，即其国与其官位姓，其间应是连行，不可平出也。）[三位以上称卿]资人位姓名，（谓：资人度关者，即可注其官位姓之资人位姓名也。若未叙位者，可称无位也。）[年若干。（若）庶人称本属]从人，其国其郡其里人，姓名。[年，奴名年，婢名年。]其物若干，其毛牡牝马牛若干匹头。

年　月　日　主典位姓名

次官位姓名

右过所式，并令依式具录二通，申送所司，所司勘问，即依式署，一通留为案，一通判给。（注：《令义解》（新订增补国史大系普及版）卷七《公式令》“过所式”条，东京：吉川弘文馆，昭和六十年（1985），页249—250。其中[]内为令文本身注文，在原书中字号小于（）内义解注文。）

程先生认为《过所式》所言“判给”的一通为正过所，“留为案”者为副本过所。同书《关市令》云：

凡行人赍过所及乘驿传马出入关者，（谓：驿子、传子，并无历名，直计人数勘过，即虽有冒度，关司不坐也）关司勘过，录白案记。（谓：凡行人，及乘驿传度关司，关司皆写其过所若官符，以立案记，直于白纸录之，不点朱印，故云录白也。）其正过所及驿铃传符，并付行人自随。仍驿铃传符，年终录目，申太政管（谓：附朝集使申送）总勘。（注：《令义解》卷九《关市令》“赍过所”条，页298。）

日《关市令》中明确有“正过所”的概念，但没有“副过所”的概念。按照程先生的理解，此“录白案记”即是副过所，并认为唐令当有与此条相应的令文，即有判给行人自随的正过所，或“署一通留为案”，或由关司依正过所录白案记，皆“不点朱印”者为副过所。其间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是否有官府印鉴：凡钤有官府印鉴的过所唐称为正本或“正过所”，“付行人自随”。“留为案”的一通称副本，或副过所，文称“录白案记”，“不点朱印”，存档备查。（注：《唐代过所研究》，页102。）正是根据印鉴的有无，程先生在分析了现存五件唐代过所实物后，提出其中两件地方州府判给、没有官府印鉴的唐代残过所是副过所的看法。（注：同上书，页103。）

从以上叙述中，我们看到程先生是交错使用了《过所式》和《关市令》中的文词来解释正过所与副过所。按照这种解释，《关市令》中“录白案记”的是副过所，是要“留为案”的；《过所式》中“留为案”的一通也是副过所，它具有《关市令》所说“录白案记”、“不点朱印”的特征。

在此，程先生是完全忽略不计《过所式》中“留为案”的一通与《关市令》中的“录白案记”在性质上的差异，前者是过所申请时的程序，而后者是成行之后关司勘验阶段时的程序：他把它们都称作“副过所”。《校证》曾提出疑问：“正过所行者自随，副过所存盘备查，如果一个人要走得较远，需经过许多关津，则其副过所保存于何处以备查呢？”（注：《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页530。）是没有想到原来程先生所谓的“副过所”竟是如此宽泛的一个概念。

完全套用日令来说明唐代的情况，毕竟稍嫌不足。程先生曾猜测唐令中当有与此两条日令相关的令文，证明是对的。明钞本宋代《天圣令》卷二五《关市令》中与此两条日令相关的令文分别是唐1条和宋3条：

唐1条：诸请过所，并令自录副白，官司勘同，即依署给。其输送官物者，检钞实，付之。

宋3条：诸行人赍过所及乘递马出入关者，关司勘过所，案记。其过所、驿券、递牒并付行人自随。

其中唐1条不见于日本《关市令》，但可以与《公式令》中所载“过所式”互相比勘。这两条令文与日令内容大致对应，细节上则存在较重要的差异。《校证》将此两条分别复原为唐令的第2条和第8条。唐1条首见的“副白”以及日令、宋令中的“录白（案记）”是两个关键性的概念，它影响着我们对于唐令的复原以及过所申请与勘验中几个重要环节的理解。

二、“自录副白”与“留为案”的过所副本

首先需要探讨的是宋代《天圣令》卷二五《关市令》唐1条与日令之《过所式》的比较，此两条需要比较的令文如下：

《天圣令》唐1条：诸请过所，并令自录副白，官司勘同，即依署给。其输送官物者，检钞实，付之。

《养老令》“过所式”：右过所式。并令依式具录二通申送所司，所司勘问，即依式署。一通留为案，一通判给。

唐1条与过所式在内容上看起来是相关的。唐令规定请过所，需要“自录副白”，日令规定需“具录二通”，最后这两通“一通留为案，一通判给”。它们相同的要点在于都是请过所时的程序，都有关于录副的规定。

唐令1条既然可以与日本《公式令》之《过所式》互相印证，为什么日令却不采唐1条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日人在根据唐令修日本令时，正是因为过所式已载，故而不再纳入到《关市令》中。与此相似的另一问题便是过所上“具注”的内容。《天圣令》卷二五《关市令》宋1条令文上有具注内容的明确说明：“具注姓名、年纪及马牛骡驴牝牡、毛色、齿岁”，但这个内容却不见于相关日令。《校证》在复原此条时认为参以唐代过所实物，此确系唐代规定，故复原时暂从天圣令。实物过所上当然会有这些“具注”的内容，假令现在有日本过所发现，上面也一定会有这些内容的，问题是为什么《养老令》上没有此内容呢？猜想答案当与日令不采唐1条“副白”的规定一致。《过所式》上对过所需要注明的内容有比宋1条更为详细的说明，比如还要注明奴婢的姓名、年龄，以及“其物若干”，而这些当然同样也是可由唐代过所证明的，不过宋人修订时删去了奴、婢等不合时宜的规定。至于宋令不采唐1条，可能是因为彼时宋人根本没有申请时录“副白”的规定。

那么，这个需要行人自录的“副白”是什么呢？《校证》在复原宋1条与唐1条的位置关系时云：

“宋1条”规定了过关需申请过所、申请过所时需具注姓名等内容；已得过所而有故不去、在路物故，如何处置。而“唐1条”规定了请过所要自录副白。可见，“唐1条”是请到过所以后的工作；如果申请过所而未予判给，当然就谈不上自录副白。因此，“宋1条”的内容应置于“唐1条”之前，是关市令的第一条。（注：《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页524。）

《校证》显然同意此行人自录的“副白”即是过所之副本，而且还是“请到过所”以后所录的过所副本，故置于宋1请过所条后为复原唐令的第二条。然而，若“副白”果为已判过所之副本，在录了副本之后，“官司勘同，即依署给”又该作何解呢？勘的是过所原件与副本之“同”，再签署、给还副本吗？行人手中既已有过所原本，复备次副本何用？官司既已经勘验后判给行人过所，又何必再检勘、签署这一通行人自录的副本？这不惟不合情理，且“依”字无解。

如果唐1条中的“副白”，不是已得过所之副，那又该是什么？结合日令《过所式》关于过所申请程序的探讨，我认为此“副白”可能是申请人所自书的申牒。

两条令文中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相关文书的书写者。唐1条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此“副白”，是申请者“自录”的。《过所式》中“依式具录二通”的录者是什么人？虽从文意上判断也应该是申请者，但令文上毕竟没有明确。《令集解》中对此有一解释：

穴云：私案，此过所“自其事以下，至于匹头”，并此度关人自所书之书。故不得预云其司，然则须之请过所人，径依式注二通，申送所司。（注：《令集解》卷卅三《公式令》“过所式”条，页845。）

可见日令中“依式具录二通”的书写者与唐1条的规定相同，俱是申请过所人。照此推理，申请人在依式具录二通申送所司后，所司再勘验，在这两通文本上面依式签署，即成为过所。也就是说，不管是判给行人的过所正本，还是留为案的过所副本，其主体的内容都是申请人依照过所式所自录的文本加上官司的签署。

程先生又是如何看待此问题的呢？在《唐过所式》一节中，引用了《过所式》及《令集解》关于“自书”问题的记载后，程先生将《过所式》的基本内容细分为八项，“上列八条为一件完整过所必备的内容，依式具录二件，申送主判过所的部门，所司勘查，符合者，由主判官和通判官依式签署，一件留档备查，一件签发给行人”。（注：《唐代过所研究》，页57。）在“依式具录二件”之前并没有明确说是何人所录。在论证唐代的正副过所的一节中，程先生引用了日令《过所式》“依式具录二通，申送所司，所司勘问，即依式署。一通留为案，一通判给”的规定后，紧接着就提出“判给的一通当为正本过所，留为案者为副本过所”。因此从此两节程先生的思路及材料的运用看，对“依式具录二件”为申请人自书是没有疑义的。而在根据《唐开元二十一年（733）西州都督府勘给过所案卷》（注：案卷录文及分析参见程著，页62—80，图版见《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页286。）所揭示的申请过所的步骤中，程先生所揭示的第五个步骤是：“当勘验请过所手续符合规定，由府史拟过所两份，户曹参军主判，录事参军勾检，在一份上钤州或都督府印鉴为正过所，发给过所人；另一份无印鉴为副过所，入案备查”。（注：《唐代过所研究》，页87。）则程先生又认为此两通文书是书吏所书了。

实际上，根据唐1条以及《令集解》的解释，最初的“副白”和“依式具录二通”确凿无疑是申请人自书；而根据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过所实物，申请人最后得到的过所则确凿无疑不是自书。

在中日现存五件过所中，有三件是完整的过所：（1）《唐大中九年（855）十一月尚书省司门给日僧圆珍过所》；（2）《唐大中九年三月越州都督府给日僧圆珍过所》；（3）《唐开元二十年（732）瓜州都督府给西州百姓游击将军石染典过所》。（注：圆珍两件过所录文参见程著，页90—93；图版见白化文、李鼎霞《行历抄校注》，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4。《石染典过所》73TAM509：8/13（a），见《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肆，页275。）观察这三件过所，其正文的语气、行词决非出自个人，而是出于官府。再者，即使从笔迹上看，与现存圆珍亲笔书写的申牒以及石染典过所上所连之石染典亲笔书写的请沙州公验对比，过所主体的笔迹也明显不是出自圆珍和石染典。所以从过所实物看，申请人最后得到判给的过所以及“留为案”的那一通只可能是官司书吏所书写，与此前唐1条的“自录副白”和日令中“依式具录二通”没有直接关系。

在确定了最初的录副与最终的过所之间并无关系后，我想对唐1条中的“副白”以及日令《过所式》中“依式具录”的二通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它们是过所申请人自己所录的申牒。以下以唐大中七年（853）圆珍申请福州公验时的申牒与大中九年三月越州都督府给圆珍的过所为例，试做比较。

福州都督府给圆珍公验

1　福州都督府

2　日本国求法僧圆珍谨牒

3　为巡礼来到唐国状，并从者、随身衣钵等。

4　供奉僧圆珍年四十一，腊廿二

5　从者僧丰智年卅三，腊一十三沙弥闲静年卅一，俗姓海译语丁满年卅八

6　经生的良年卅五物忠宗年卅三大全吉年廿三

7　伯阿古满年廿八，却随李延孝船，归本国报平安，不行。

8　随身物经书四百五十卷，衣钵剔刀子等。旅灶壹具。

9　牒：圆珍为巡礼天台山、五台山，并长安城青龙、兴

10　善寺等，询求圣教，来到当府。恐所在

11　州县镇铺，不练行由，伏乞公验，以为凭据。

12　谨连元赤，伏听处分。

13　牒件状如前。谨牒。

14　大中七年九月日，日本国求法僧圆真牒。（下略）（注：《福州都督府给圆珍公验》录文见《唐代过所研究》，页146；白化文、李鼎霞《行历抄校注》，页98。）

以上所录为《福州都督府给圆珍公验》之前十四行，实际上是圆珍申请公验的牒文原件。在这件牒文上，具注了申请公验的事由、姓名、年龄、随从人员、随身物品等等，显然是按照《过所式》的要求书写的。这样依式所录的申牒在“申送所司”之后，官司经过勘验属实，直接在这申牒上签“任为公验”之类、署名并钤印后，即成为公验。在申请过所时的牒文应该与此大致相同，只不过这样的牒文按照日令的规定是要写两通递交，即“依式具录二通申送所司”。若按照唐1条的说法，自录的副白，则并无确定是交官司的。所司勘同后，即依式署。此次的“依式署”，应该是书吏按照《过所式》的要求，根据申牒的内容重写两通，签署之后即成为过所，“一通留为案，一通判给”。在这一次书吏重写的过程中，原来的申牒内容也就不是全录了。这一过所形成的过程在《越州都督府给圆珍过所》得到反映。对比《福州都督府给圆珍公验》与《越州都督府给圆珍过所》可知，官司在申请人“依（过所）式”所录的申牒上直接签署而成的是公验，而不是过所，过所是在此申牒基础上由官司另行书写、签署而成。

我们说圆珍申请过所的格式与内容同申请福州公验的牒文应该是大致相同的，因为它们都是按照《过所式》的要求书写。若将圆珍福州申牒同《过所式》仔细比较，我们会发现在年月日之后，并没有“主典位姓名”和“次官位姓名”这两个官司位置。所以这两个官司位是不可能出现在申请人自录的“副白”或者申请人依《过所式》具录的两通文书中，而只能出现在官司书吏自己书写后的过所中——因为过所本不是直接在申请人自录的文书中签署而成。

综上所述，我认为日令《过所式》中“一通留为案，一通判给”的两通文书并非由“依式具录”的二通文书签署而成。后者很有可能是申请人自书的申牒，申牒由申请人按照过所式的要求书写，官司则据此牒勘验；至于前者则确定是官司所出正式的过所。同样的，唐1条中的“副白”很有可能即是申请人自书的申牒，而绝不可能是过所之副。

三、“录白案记”与过所的勘验

与唐1条中的“副白”容易混淆的是日令《关市令》第四条中出现的“录白案记”。在钞本《天圣令》卷二五《关市令》中与此条日令相对应的是宋3条。《校证》将此条复原为第8条。相关令文如下：

宋3条：诸行人赍过所及乘递马出入关者，关司勘过所，案记。其过所、驿券、递牒并付行人自随。

日4条：凡行人赍过所及乘驿传马出入关者，关司勘过，录白案记。其正过所及驿铃传符并付行人自随。仍驿传符，年终录目，申太政管总勘。

复原8：诸行人赍过所及乘驿、传马出入关者，关司勘过所，案记。其过所、符券、递牒并付行人自随。

日令与宋令有三处明显的不同，一是日令之“勘过”，宋令作“勘过所”；二是日令之“录白案记”，宋令少“录白”二字；三是日令之“正过所”，宋令作“过所”。《校证》此条的复原在这三点差异上，均采宋令。就第一点而言，“勘过所”还是“勘过”，虽只一字之差，然意义差别甚大，我认为此处日令更可取。（注：《唐律疏议》卷八“私度及越度关”条疏议曰：“水陆等关，两处各有门禁，行人来往皆有公文，谓驿使验符券，传送据递牒，军防丁夫有总历，自余知请过所而度。”（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北京：中华书局，1996，页640—641）可知在“自余行人”之外，还有三种“行人”，三种情况。所勘之物在过所之外，还有三种。勘过的不仅仅是行人及其“过所”，还有乘驿、传马者，所以后文的“符券、递牒”并在勘验之列，故而“勘过”似较“勘过所”佳。按照复原后唐令，则后两者好像不必勘验似的。日令为什么有“仍驿传符，年终录目，申太政管总勘”的规定呢？因为驿传符是公家的，因此要备案备审，所以也是要勘验“案记”的，而过所是给“自余”行人的，是私的行为，当然不必申尚书省总勘。由此看来，此条日令更近唐令。）不过与本文论题更相关的是后两点，本条令文的复原以及正、副过所之说的关键均系于“录白案记”的理解。

《令义解》对“录白案记”的解释是：“谓凡行人，及乘驿传度关司，关司皆写其过所若官符，以立案记，直于白纸录之，不点朱印，故云录白也。”又，《令集解》中有一条《关市令》“赍过所”条的逸文云：“录白，白纸也。”（注：参见《令集解》附《令集解逸文》，页7。）根据这两条日令的解释，录白也就是“写其过所于白纸”之意，此“写”即“写本”、“写白”之写，抄录的意思。关司抄录行人过所于白纸之上，可能会有两种做法，一是全录原过所，包括其内容和形式，如此相当于录一过所副本；一是摘录其主要内容，不拘形式，实际上即关司所做的出入关记录。“录白案记”也由此可释为“录白、案记”或者“以录白为案记”。

程先生是认同将“录白”释为录副，将“录白案记”看做一事，并将之称为副过所（注：参见《唐代过所研究》第二章“唐代过所的正副文本”一节，页90—103。又，第五章所列有关胡汉商人贸易的唐代公验过所文书表，《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唐益谦、薛光泚、康大之请过所案卷》（73TAM509：8，《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肆，页271—272）。里面的《薛光泚请改给过所牒》附注中即明确标注：录白案记（副过所），页240。）——这也许是受到了日令中“正过所”一词的强烈暗示。《校证》将“录白案记”看做两事，释“录白”为“副白”，但未予复原为唐令。

《校证》认为唐令1条“已规定在请过所时，‘令自录副白’，故唐令此处不会再有‘录白’的规定。”很显然地，《校证》是将日令“录白案记”中的“录白”与唐1条“自录副白”混为一谈了。如前文所论，这两者的涵义是不一样的，再者，即使抛开含义不论，两者仍有两点差别。一是录的主体不同，唐令之“副白”是申请人所录，日令中的“录白”是关司所录；二是阶段不同，前者是申请过所阶段时的程序，后者是行程中勘验阶段时的程序。《校证》又云：“正过所行者自随，副过所存盘备查，如果一个人要走得较远，需经过许多关津，则其副过所保存于何处以备查呢？”因而不同意程著提出的正副过所的说法。在这里《校证》是认定即使有副过所，也是只能有一，故而有此一问，既然不合情理，所以也就“不存在所谓用以备查的副过所”。实际上也是忽略了程著所说的“副过所”含义宽泛：它既包括申请过所时“留为案”的那一通，也包括沿途勘验时关司的“录白案记”。因此《校证》对过所录副的怀疑是证据不足的。

《校证》不取“录白”之说，将“案记”解释为关司在行人所持过所上的“勘过”的记录。比如开元二十年瓜州都督府给石染典过所上，在“开元贰拾年参月拾肆日给”之后，有“三月十九日悬泉守捉官高宾勘西过。三月十九日，常乐守捉官果毅孟进勘西过。三月廿日苦水守捉押官年五用勘西过。三月廿一日盐池戍守捉押官健儿吕楚珪勘过”。等四行勘验记录，这四行记录就是石染典在途经各地时，当地守捉官勘查过所后在过所上所作的“案记”。（注：《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页530。）这种解释也未尽妥当。如果“案记”即是关司在行人原过所上的勘验记录，那么行人带走过所时，也带走了“案记”，如此则关司还有没有自己的出入关情况的记录呢？而关司自己当有行人出入关的记录，这在汉晋简牍中即已有明确记载。

案记本是常见词汇，顾名思义，无非是记录为案之类的含义。在钞本《天圣令》中有关“案记”的令文，还有如下四条：

卷二十四《厩牧令》唐15条：诸在牧驹、犊及羔，每年遣使共牧监官司对印。驹、犊八月印，羔春秋二时印及割耳，仍言牝牡入帐。其马，具录毛色、齿岁、印记，为簿两道，一道在监案记，一道长、尉自收，以拟校勘。

卷二十五《捕亡令》宋4条：诸亡失奴婢杂畜货物等，于随近官司申牒案记。

卷二十六《医疾令》唐16条：诸医针师等巡患之处，所疗损与不损，患处官司录医人姓名案记，仍录牒太常寺，据为黜陟。诸州医师亦准此。

卷三十《杂令》唐23条：诸官奴婢及杂户、官户给粮充役者，本司明立功课案记，不得虚费公粮。

从以上这些“案记”的使用中我们可以看到，案记即是责任官司为某事记录为案，留本司备查。若行人持过所过关，则官司勘过所放行，书于过所，同时自己也要将行人出入关的情况“案记”，留本司以备查。此“案记”是官司为自己做的，如果按《校证》的说法，关司“案记”于别人的过所上，则无从备查了。

“案记”是一种文书运作的程序，其录记内容并无一定之规，如以上令文中有记事件、姓名、功课等等。如果需要案记的事情与文书相关，就存在抄录文书留底、登记事目等多种可能。（注：《唐六典》卷一二载宫官“司言”的职责：“掌宣传启奏之事。（凡有敕处分，承敕人宣付司言联署、案记，别钞一本，付门司传出。若外司附奏，受事人奏闻，承敕处分，传付外司；仍录事目、旨意，亦联署为案）”后半的“录事目、旨意”，仍属于“案记”的程序。又，“司宝”条：“掌琮宝、符契、图籍。（凡神宝、受命宝、铜鱼符及契、四方传符，皆识其行用之别安置，具立文簿。外司请用，执状奏闻，同检出付，仍录案记；符还，朱书记之）”李林甫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2005，页349、352。）就勘过所而言，有没有可能像程先生所理解的“副过所”那样，以“录白”为“案记”，即录副与案记只是一事呢？恐怕也不太可能。与此例较接近的是上面所举出的《天圣令》卷二十四《厩牧令》唐15条的例子：“其马，具录毛色、齿岁、印记，为簿两道，一道在监案记[按，似断为“一道在监，案记”更妥]，一道长、尉自收，以拟校勘。”为簿两道，好比过所之原件与录副，“一道在监案记，一道长、尉自收”，则在监的“簿”还需要“案记”，另一道“簿”则长官自己收藏了。可见“录簿”与“案记”并非一事，否则可径言“一道在监，一道长、尉自收”了。

日令之“录白”与“案记”并非一事在日令条文中也可以找到左证。据日令《关市令》“每肆立标”条：“凡市，每肆立标，题行名。市司准货物时价为三等，十日为一簿，在市案记，季别各申本司。”（注：《令义解》卷九，页299。）同为《关市令》的条文，该条有“案记”无“录白”，“赍过所”条则是“录白案记”，可见“录白”必是关司勘过所时所特有之程序。钞本《关市令》中宋3条同样是有“案记”无“录白”，亦说明“录白”与“案记”实是两事。

总之，日令中的“录白案记”应释为两事。“凡行人赍过所及乘驿传马出入关者，关司勘过，录白案记。其正过所及驿铃传符并付行人自随。仍驿传符，年终录目，申太政管总勘。”我的理解是过所要录副并案记，官符要案记；录以白纸不点朱印系就过所而言，年终申太政官总勘的是经过案记的官符。宋初可能已无此两个环节，（注：《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二之五有晚些时候的相关记载：政和元年四月二十一日，臣僚上言：“关防之禁，昔年经由汜水、潼关，机察甚严，既抄录官员职位，又取券牒逐一检认军兵。今缘干关陕，所至关津未有过而问者，昔者以关禁之严，戍兵无逃窜之路，今则相携而去，略无留碍，故诸兵卒皆动归心。”（北京：中华书局，1957，页7522）此条记载中显然看不出有“录白”的环节，而关司“抄录官员职位”即属于钞本《关市令》宋3条所说的“案记”。）故宋令中既无“录白”，也无“总勘”语。那么两令所源出的唐令本来面目中是否当有“录白”呢？

程先生根据日令，提出副过所的概念，并将之套用到汉晋以来的过所资料中，不过并没有哪一件可以确凿地断定为关司勘验时的“录白”。在程先生认定的现存五件唐代过所实物中，圆珍的尚书省司门过所与越州都督府过所，是两件首尾完整的过所，石染典过所也只是开头部分稍残，它们的格式、内容可以与唐令相互参照，为唐代原本过所毋庸置疑。其余两件残过所，“未钤官印，故断为副本过所即副过所”，（注：《唐代过所研究》，页102。）也就是本文所说的“录白”。然而，官印之不得见，恰恰是因为过所之残的可能性无论如何也是很大的。

这两件残过所是：1.唐年某往京兆过所；2.天宝七载敦煌郡给某人残过所。（注：《唐年某往京兆过所》，72TAM228：9，《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肆，页199；《唐天宝七载敦煌郡给某人残过所》，图版见程著所附图版六，页319。）第一件唐年某往京兆过所残缺严重，过所本身已首尾不全，更没有勘验的记录。第二件虽同样残缺较重，但内容上比第一件要丰富，因为保留的是过所之末几行，以及勘验之前几行。仔细观察比较这五件过所，笔者认为《天宝七载敦煌郡给某人残过所》不管官印之有无，可以初步判断为关司勘验中的“录白”。

审视五件过所正文与勘验的部分，我们会发现《天宝七载敦煌郡给某人残过所》与其他过所有明显差异。

圆珍的两件过所以及石染典的过所的正文、签署与勘验部分的字体、笔墨浓淡等都明显不同，显然是各自出自不同的书写：即过所正文是由所判部门书吏书写，签署的则是判过所的官员，而勘验部分则是由关司书写的。

在圆珍的两件过所中，各只有一处勘验，而且勘验的记录与勘验人的签名不同行。在石染典过所中，有四处勘验记录，分别是：“三月十九日悬泉守捉官高宾勘西过。三月十九日，常乐守捉官果毅孟进勘西过。三月廿日苦水守捉押官年五用勘西过。三月廿一日盐池戍守捉押官健儿吕楚珪勘过。”这四处记录的笔迹、墨色也是明显不一样的，而且这四条记录各为一行，间距也是随意不规则的。

《天宝七载敦煌郡给某人残过所》虽然仅存数行，却与前面三件有太多的不同：

一是三行勘验记录的笔迹、色泽等与前面的过所正文相同。

二是三行勘验记录完全是同一字体，笔迹、墨色皆同，从笔势上看，是一气呵成；

三是三行记录的排列紧凑，格式统一，尤为独特的是每一行竟然有不同日期、不同关司的两条勘验记录。

很明显这件文书从正文到勘验记录都是出自一人之手，而真正的过所当然不会如此，故而这件文书当然也就不可能如前面三件一样是过所原件。最有可能的解释便是行人度关时，关司所录的副本，也就是日令4条所说的“录白”。当行人持过所度某关时，该关司按照规定“录白案记”，于是原过所，包括过所正文以及已度关司所作的勘验记录便一同录下，于是就有了此件包括前此关口勘验记录在内的“录白”。

这件文书中能辨认出的最后一行勘验记录是“六月八日，晋昌郡……”，程先生据此认为晋昌郡（瓜州）即是持过所人所到达的终点。现在我们把这件文书定为“录白”，那么就可以肯定晋昌郡不会是终点，因为当行人到达晋昌郡时，晋昌郡会有自己的出入境的“案记”，而它所录的录白中是不应有自己的勘过记录的。在“六月八日，晋昌郡……”这一行还保存有后半行的最后几个字，已无法辨认。根据这件录白在抄录时一行录两条勘过记录的特点，知此后半也应该是勘过记录，同样可推知故晋昌郡不应是终点。

此件所谓的“天宝七载敦煌郡给某人残过所”系是“录白”的判定如果无误，则日令的“录白案记”比宋令的“案记”更接近于唐令。按照以上关于录白的理解，则原则上行人每过一关都会有一包含过所正文及此前已勘验关司记录的录副。如果过关很多，逢关必勘，每关必录白，则不胜录矣。这真是一套很烦琐的程序，宜其不能行于宋代。实际上从圆珍的两通过所各自只有一条勘过记录看，可能安史之乱以后，这一套程序在执行中已不能尽如律令了，过所的退缩，公验的流行大概也与此有些关系吧。

四、结语

唐1条“自录副白”之说，为前所未见之新材料，日令之“录白案记”则众说早已纷纭，本文所论也仍然只是提供一个参考性的意见。关于录白，笔者相信它不可能是正式过所之副本，认为它与日令所说的须“依式”具录的“二通”文书都应该是过所申请人自书的申牒。经勘验、签署之后“一通留为案，一通判给”的两件过所则是出自官司手。这“留为案”的一通过所，相对于判给的那一通，可以称之为副本。它与判给的那一通走的是相同的程序，是格式、内容完全相同的两通过所，所以谁是副本，只是相对的。至于“录白案记”，本文认为应该是关司勘验过程中的两道程序，而不是一个，倾向于将“录白”解释为过所的录副，并因此将“天宝七载敦煌郡给某人残过所”断为现在所知“录白”之唯一实物。

程先生将这“留为案”的一通过所，与关司的“录白案记”混同，俱名之为副过所，它们具有相同的特点：录白案记，不点朱印。首先将“录白案记”名之为副过所是不成立的，如上所述，这本是两事。其次，两者本身不管在性质上，还是形态、作用上都绝不相同，将两者混为一谈也是不应该的。前者是过所申请阶段产生的副本，后者则是过所勘验阶段的程序。“录白”，是对原过所的抄录，按照《令义解》的解释，不点朱印。文书形态上，它成于一人之手，格式也不必是原过所的完全照录。申请过所时“留为案”的那一通是不能称为“录白”的，它与判给行人的那一通是同样的，一式两份，我们没有证据表明，它同“录白”一样是“不点朱印”的。

“录白”主要的着眼点在于录下内容，以备检查。它是录副，但却完全没有“副”原过所行用的作用。行人在途，不管是自己的过所被别人带走了，（注：参见《唐开元二十一年（733）西州都督府勘给过所案卷》孟怀福事。）还是被偷了，（注：同上书，蒋化明事。）还是有别的原因想改换过所了，（注：参见《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唐益谦、薛光泚、康大之请过所案卷》薛光泚事。）都只能是申随近州县，“请改给过所”，或者“伏乞处分”，与路途中所经关司所录的“录白”可以说完全没有关系。那么我们又是在什么意义上把它称之为“副过所”呢？“正过所”的概念是仅见于日令，唐人不惟制度上无此概念，生活中也不见有正过所与副过所的区分，将“留为案”的过所与“录白”统而摄之，强名之为“副过所”，犹治丝而棼，其实更容易遮蔽唐代过所申请与勘验过程中一些细节的考察。

原载《唐研究》第十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唐代前半期的地方公文体制——以吐鲁番文书为中心

赤木崇敏

一、前言

在中古的中国，作为传达统治阶级意志而维持以律令制度为基础的官僚统治之手段——公文行政，换言之，用政府公文进行信息传递的公文行政体制——必不可缺。尤其是在唐代，政府制定了保障公文体制正常运转的公式令，即与公文收发单位的统属关系及其官职相适应的公文格式和运用规定。而从唐朝统治的西域地区出土的唐代公文群，能够为我们研究8世纪上半叶之前、唐代前半期的公文体制和行政机构组织，提供从编纂史料上无法获得的珍贵的信息。因此，学者们在利用出土文书分析公文体制——公文的格式、发放过程和授受关系的研究时，经常使用这些出土文书群，作为阐明该体制下的唐王朝统治体系的有力论据。（注：相关研究史之详细归纳，参见中村裕一：《唐代官文书研究》，京都：中文出版社，1991，页21—32。）我们通过其中之一的、系统分析了唐代公文的中村裕一氏的研究，可以说对其概貌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注：除了上述的中村裕一《唐代官文书研究》以外，可参看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91；中村裕一：《唐代公文书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96。有关出土文书的格式，参见《唐代公文书研究》，第Ⅰ部第3—6章，页66—272。）但实际的公文流程仍难言已彻底释清，而且还遗留有两大问题。

首先，迄今为止的唐代公文研究，其目的之一在于复原已经散佚的公式令。这些研究，以仁井田陞氏的一系列研究以及东洋文库刊行的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1为代表，（注：仁井田陞：《唐令拾遗》，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33（1964再版）；仁井田陞著、池田温编：《唐令拾遗补附唐日两令对照一览》，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7；Tatsuro Yamamoto，On Ikeda，Makoto Okano（eds.），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1（Legal texts）（简称TTD），Tokyo：The Toyo Bunko，1978.）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这些研究在利用出土文书时，因循公式令的规定而进行分类，倾向于论证其种类和功能。可是，公式令终究是以见于《唐六典》等的律令官制为前提而设定的标准而已。换言之，公式令记载的公文秩序，反映的是理念先行且重视形式整合律令官制的本分，因此在实际政务上是否真正发挥作用，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其次，历来的研究多注重于在三省六部为中心的中央机构的公文体制，尤其是王言的传达过程的诠释，而出土文书直接反映的州县公文体制，仍有不少未明之处。原来公式令是以尚书省为典范的中央行政规范，其规定并未涉及地方行政细节。在这种情况之下，内藤乾吉氏明确再现了依据典籍史料无法弄清的州县公文事务处理流程。（注：内藤乾吉：《西域发见唐代官文书の研究》，《西域文化研究第三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下），京都：法藏馆，1960，页9—111，口绘2，图版9（再录：《中国法制史考证》，东京：有斐阁，1963，页223—345，图版6）。）另外，卢向前氏的研究虽仅限于牒式文书，但对其功能、格式和处理过程进行了新的探讨。（注：卢向前：《牒式及其处理程式的探讨——唐公式文研究》，载于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研究论文集》第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页335—393。）这些基础性的研究，深化了我们对官府（注：官府，按唐代律令用语，称之为官厅。参见池田温：《律令官制の形成》，《岩波讲座世界历史》第5卷，东京：岩波书店，1970，页306。先行研究部分称之为官司，本文统一称为官府。）内部公文处理流程之理解，值得重视，但这些研究仅限于官府间文书传达，至于地方行政机构各部门之间如何进行信息交换，以及地方公文体制的整体构造，仍有不少不明之处。

如上所述，依据出土文书阐明唐代地方公文体制，需根据实例来逐一探讨每一个公文格式、其具备的功能以及传递信息的途径，并在此基础之上，复原公文体制流程。因此，本文以8世纪前半的吐鲁番，即唐代西州为主要对象，进行考察。第一节分析唐代地方政府所使用的公文格式特征。第二节以第一节所获成果为基础，探讨以州、县、乡为核心的民政机构间的公文传递途径。第三节再现折冲府、镇等军政组织和州县间的公文传递途径。以上探讨，不仅能够深化对唐代公文的古文书学方面的理解，而且能够通过公文流程，了解唐代地方行政的统治形态和构造特征。

二、地方官府的公文格式

虽然唐代的公式令已经散佚，但是在《唐六典》、《唐律疏议》、《令议解》、《令集解》等编纂史料中，还残存着部分的公式令内容。另外，在敦煌文献中保留了一则开元七年（719）公式令文副本的残卷（P.2819。在下文中，略称其为“公式令残卷”），（注：在此残卷的纸背上存有“凉州都督府印”，可认为是抄写了开元七年（719）令或者是开元二十五年（737）令。中村裕一氏考证其当为开元七年令。参见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页80—87；中村裕一：《唐代公文书研究》，页14。）其中存有移式、关式、牒式、符式、制授告身式、奏授告身式六种格式。并由此可把受公式令规范的公文的格式，分为由个人发出或者接受文书，和在官府之间授受的文书两大类。而在唐代，官府内外规定使用符式、解式、移式、牒式、刺式、关式等六种格式。（注：其中移式、关式、牒式、符式四类均见于公式令残卷中，但其余的解式和刺式，可凭借现存文书来推测其运用规则。）按照吉川真司氏的说法，公式令之诸规定，是建立在官府（尚书省）内存在本局（尚书都省）和拥有独立长官设置的别局（二十四司）的前提之下的。并由此构成了在由本局传递到他局的“符式”（下行）、“解式”（上行）、“移式”（平行）的“官府间文书”，以及由本局下行传递给别局的“牒式”、由别局上传给本局的“刺式”、在别局间使用的“关式”的“官府内文书”之两大体系。（注：吉川真司：《奈良时代の宣》，《史林》第71卷4号，页28、34—36，注9。原先，根据李林甫《唐六典》卷一尚书省左右司郎中员外郎条，“诸司自相质问，其义有三，曰：关、刺、移”北京：中华书局，1992，页11，多认为刺式与移式、关式一样，为平行文书，但其具体功能仍然不得而知。但根据存于日本的《令集解》（新订增补国史大系）卷三二公式令之解式条，明确记有“检唐令，尚书省内诸司，上都省者为刺也。尚书省内吏部与兵部，相报答者为关也。尚书省下省内诸司，为故牒也”东京：吉川弘文馆，1955，页809，因此就像吉川氏所指出的一样，刺式当被看做上行方向的官府内文书。）图1是根据吉川氏的分析，绘制而成的表示公式令规定之文书传递方向的流程图。在存在统属关系的官府之间，即尚书省—州—县间的文书来往，是采用下行的符式文书以及上行的解式文书，而在处于同一地位的各官府之间（尚书省、中书省与门下省，州与州，县与县），则是使用平行文书的移式。然而在另一方面，上述公式令并没有用于无直接统属关系的官府间的文书来往，譬如，在中书省、门下省和州县之间，没有直接交换文书的相关规定。

那么，上述文件传递形式的构造，是否也实际作用于地方州县层面之上？所揭示的图2，是把出土文书中通过地方官府传递的符式、关式、牒式、帖式、状式等公文，一一摘录罗列而成的图表。（注：目前为止，学界尚无把全部出土文书复原整理之倾向。本论在参考了以下研究著作，以及通览了已出版的文书图版的基础上，把格式复原为图2所示。内藤乾吉：《西域发见唐代官文书の研究》，页27—28（帖式）；卢向前：《牒式及其处理程式的探讨——唐公式文研究》，页349—354（牒式）；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页437—439（状式）；中村裕一：《唐代公文书研究》，页102—115、143—145、183—190、196—218、262—265、585—614（符式、牒式、关式、帖式、状式）；荒川正晴：《クチャ出土“孔目司文书”攷》，《古代文化》第49卷3号，1997，页5（帖式）；坂尻彰宏：《敦煌牓文书攷》，《东方学》第102辑，2001，页56；赤木崇敏：《曹氏归义军时代の外交关系文书》，载于森安孝夫编《シルクロードと世界史》（大阪大学21世纪COEプログラム·インターフェイスの人文学），大阪：大阪大学，2003，页140、144（状式）；雷闻：《关文与唐代地方政府内部的行政运作——以新获吐鲁番文书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4辑，2007，页123—154（关式）；赤木崇敏：《归义军时代敦煌オアシスの税草征发と文书行政》，《待兼山论丛》（史学篇）第41号，2007，页33、37—38（帖式、状式）。荒川正晴：《唐代中央アジアにおける帖式文书の性格をめぐって》，载于土肥义和编《敦煌·吐鲁番出土汉文文书の新研究》，东京：东洋文库，2009，页271—291（帖式）。根据中村裕一氏的研究，除了上述格式之外，在敦煌、吐鲁番地区的官府还使用告身、过所、补牒、公验、辩等公文格式。具体参见中村裕一：《唐代公文书研究》，页116—143、218—272。但是上述格式在原则上无一例外都是个人收发之物，因此不列于本文的考察范围之中。）其中，（1）—（3）明确记载于公式令残卷内，（4）—（6）虽然没有记录于残卷之中，但可经由出土文书之实例复原而成。以下，笔者将着重论述此图所揭示出的几大特点。

图1　公式令规定的公文流程

（1）符式（官府间下行文书）：64TAM35：24《唐永淳元年（682）西州高昌县符》，《吐鲁番出土文书》叁，页487。

图2（1）　地方官府（西州）的公文格式

（2）关式（官府内平行文书）：73TAM509：8/8《唐开元二十一年（733）西州都督府仓曹司关》，《吐鲁番出土文书》肆，页315。

图2（2）　地方官府（西州）的公文格式

（3）牒式A（官府内下行文书／上行、平行、下行文书）：P.3899《唐开元十四年（726）沙州悬泉府牒》，《真迹释录》第4卷，页444。［本文史料9］

图2（3）　地方官府（西州）的公文格式

（4）牒式B（上行、平行、下行文书）：大谷2836背面《唐圣历二年（699）敦煌县平康乡牒》，《大谷文书集成》第1卷，页108。［本文史料1］

图2（4）　地方官府（西州）的公文格式

（5）帖式（下行文书）：龟兹出土文书《唐建中四年（783）安西军孔目司帖》，《西域考古图谱》下卷。[本文史料14]

图2（5）　地方官府（西州）的公文格式

（6）状式（上行文书）：吐鲁番出土文书《唐开元十六年（728）西州都督府法曹司状》，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图28。［本文史料6］

图2（6）　地方官府（西州）的公文格式

首先，可以注意到的是，图2中并没有出现图1中显示的解式、移式、刺式，反而存在着帖式、状式等不见于公式令中的文书格式。

荒川正晴氏已经通过研究帖式文书，认为帖式是牒式的简略形式，被当做下行文书运用于无直接统属关系的机构之间。并且认为，帖式作为官文书的一种类型，因其简化了发行手续，所以具有官民之间联系的特征。（注：荒川正晴：《クチャ出土〈孔目司文书〉攷》，页5。）然而，在从州到县这样的具有统属关系的类型下，亦出现了使用帖式的实例（详细参见第二节第一小节之叙述），因此可以认定帖式应当是无须受制于统属和非统属关系，就可用于传递的简略型下行文书。

另一方面，虽然《唐六典》把状式规定为官员传递给皇帝，或者传递给皇帝身边近侍的上行文书，而且根据出土文书，已经可以证实，状式在实际操作中也是被广泛运用于地方官府的，（注：参考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页412；中村裕一：《唐代公文书研究》，页102—107、183—185。）但是，由于状式文书在正文之第二行中通常著录“牒，件状如前。谨牒”等字样，所以在一些前辈的研究中，有时候错将状式和牒式混淆，没有区分和研究状和牒之不同。然而，通过图2（6），我们可以发现状式文书有着在正文首字降一至两个字位；由“右”字起写；往往以“谨录（今以）状上（言）”、“谨状”、“请处分”、“听裁”等字结尾的特征。与此相比，图2（3）（4）的牒式文书，则是具有起始行与正文持平书写；正文以收件单位或者是以“牒”字起写；以“故牒”、“谨牒”结尾等与状式文书截然不同的书写格式。但《石林燕语》在提到唐代的门状（拜访达官贵人时的名片）时候却云：“至于府县官见长吏，诸司僚属见长官，藩镇入朝见宰相及台参，则用公状，前具衔，称‘右某谨祗候’，‘某官伏听处分’，‘牒，件状如前。谨牒’。”（注：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4，页32。）由此可知，原本唐代的状式文书就有书写“牒，件状如前。谨牒”字样之规定的。（注：这样的特征，亦可在归义军时期（9世纪中叶至11世纪前半）的敦煌中得到验证。关于敦煌的状式，可参考拙稿《曹氏归义军时代の外交关系文书》，页139—145；《归义军时代敦煌オアシスの税草征发と文书行政》，页33—34。）一方面，在出土牒式文书里未见“牒，件状如前。谨牒”字样。所以，如果在文书里有“牒，件状如前。谨牒”一文的话，可以断定不是牒，而是状式。至今先学研究以及资料集叫牒式文书的大部分是状式文书。而先前所述的帖式文书，虽为牒式文书之简略版，但是通过状式文书中亦具备“牒”之用语这一现象，可判定状式文书同样也是从牒式文书中派生出来的一类文书。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在牒式文书内有着如后所述之两大类格式。就像在上文中已经提到的，在开元七年令之公式令残卷中，收录了作为官府内下行文书之牒式的格式。但根据卢向前氏的研究，认为敦煌、吐鲁番地区出土的牒式格式，不仅不同于公式令残卷中所规定的，反而是更接近于司马光《书仪》（注：司马光：《司马氏书仪》（《丛书集成初编》）卷一，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页4。）中收录的宋代元丰年间（1078—1085）的格式，根据文书的具体功能把它们分为平行、补牒、上行、下行四种类型。（注：卢向前：《牒式及其处理程式的探讨——唐公式文研究》，页349—354（但在其所引的《书仪》收录的牒式文中存在错误）。对于四种类型之一的补牒，卢前氏认为此类似于某州事后报告，但是尽管在出土文书中并无实物的发现，但所谓补牒恐怕当是任命官员时候的补任文书。关于牒式补任文书及其实物，参照中村裕一：《唐代官文书研究》，页283—308；中村裕一：《唐代公文书研究》，页135—138。另外，管见所及，最早注意到出土文书中的牒式与宋代的牒式存在类似性的，当属菊池英夫氏。参见菊池英夫：《唐代边防机关としての守捉·城·镇等の成立过程について》，《东洋史学》第27号，1964，页50。）另外，中村裕一氏也认为，出土文书中的牒式之结尾部分的确不符合公式令残卷之规定，而原则上牒式文书是被用于无直接统属关系的官府之间或者是官员之间。（注：中村裕一：《唐代官文书研究》，页591。）

然而，如果纵观这些出土文书中地方官府所使用的文书的牒式，就可以明确地把它们分为依据开元七年公式令残卷撰写的牒式（以下称之为“牒式A”），和类似于司马光《书仪》中所收的元丰年间的牒式（以下称之为“牒式B”）之二个种类。这是两位先生所没有指出的。

图3　二种牒式

如果把图2（3）（4）和图3相比较，就可清楚地看出，牒式A有着图2（3）①在起始处的发件单位称谓下方书写件名，②在正文开始处书写收件单位，以及③在日期后换行书写发件方之负责人的官姓名（④⑤⑥）的特点，而这些特点正与公式令所规定的相一致。相较之下，牒式B则有着图2（4）①在起始处发件单位后直接书写受“牒”方的称谓，②件名为换行后书写，③正文以“牒”字起写，④在日期之下多以公文发件者加“牒”字结尾等特征。此外，两类牒式文书中，当公文结尾句中有“谨牒”时，则为上行、平行文书；有“故牒”时，则为下行文书之功能性变化。（注：两种牒式之中，在出土文书中最常见的为牒式B。另外，在唐代，不仅是地方，甚至是中央行政也采用了牒式B的格式。在圆照《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二卷，史传部四）卷一《请再译仁王经制书一首》，东京：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1927，页831下段中写道：

中书门下牒祠部

牒，奉敕宣依。牒至准敕。故牒。

永泰元年四月二日牒。

在开头的发件单位后面直接书写“牒＋收件单位”，再加上正文以“牒”字开头，日期后面有“牒”字等特征，可判定为由中书门下下行至祠部的采用牒式B的指令。另外，中书门下在下达皇帝之敕时所采用的敕牒，从形式上来说也和牒式B一致。关于敕牒，详细参见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页513—545。）

最后，也可通过区分公文的格式结构，把地方官府的文书格式划分为两大类。通过比较图2各种文书的结尾部分的固定句式，我们可以发现存在着把判官（如西州则是某曹参军军事）和主典（府、史）两人的三个签名直接放在日期之前或者之后的一种类型（符式、关式、牒式A），以及把文书发件者的官姓名书写于日期之后的一种类型（牒式B、帖式、状式）。另外，前者是对应着公式令所规定的格式，而后者虽然在公式令中无从对应，但基本可通过出土文书来加以确认。

众所周知，唐代官府的职务采用了四等官制（长官、通判官、判官、主典）各司其职的方式。（注：关于四等官制，参见池田温：《律令官制の形成》，页311；时野谷滋：《日唐の四等官》，载于泷川博士米寿纪念会编《律令制の诸问题泷川政次郎博士米寿记念论集》，东京：汲古书院，1984，页283—289。）在一般的事务交割、公文发行等层面上，由作为案件裁决者的长官、通判官、判官三人（三判）在被称为案卷的内部公文上书写判词，但在下达相关案件执行指令的公文上，只需判官、主典的签名即可。（注：山下有美在其论文《计会制度と律令文书行政》，《日本史研究》第337号，1990，页47中，认为案卷是“把接收文书及对其的处理、决裁（判）结果，还有根据处理结果直到文件发出的一连串的事务性处理记录，统一粘连在一个卷本之后的结果”。而关于唐代的案卷及其事务性处理手续，可参见内藤乾吉：《西域发见唐代官文书の研究》，页12—21、89—90；卢向前：《牒式及其处理程式的探讨——唐公式文研究》，页356—384；吉川真司：《奈良时代の宣》，页27—28；坂上康俊：《符·官符·政務处理》，载于池田温编《日中律令制の诸相》，东京：东方书店，2002，在160页中有详细说明。）因此，把判官、主典的签名列为必要条件的符式、关式、牒式A，其实就是在官府的四等官制体制之下，历经三判审理之后制作而成的公文。

另外亦可得知，牒式B、状式、帖式并没有把判官、主典之签名列为必要条件。首先可以把此类文书格式形成的理由，推测为是由于简化了被称为三判的通常性文件发行程序。例如，帖式多被用于各种催缴拖物欠钱或传唤特定人物之上，（注：荒川正晴：《クチャ出土“孔目司文书”攷》，页5。）而正是在此类要求速率的情况下，更有可能出现简化了发行手续从而提高了便利性的文书类型。其次，也可以把原因归结于，在没有设置四等官制的官府，即处于行政末端的乡里坊村，或者是戍、烽燧，以及唐中叶以后出现的以观察使、节度使为首的地方行政官衙中，无法实际操作把三判程序列为必要条件的符式、关式、牒式A文书。

上述分析虽然仅聚焦于公文的种类以及格式结构的层面，但是也揭示出了单靠图1所显示的公式令所规定的格式，不可能囊括整个地方行政中文件往来的各种状况。那么，文书往来的实际流程到底如何？在掌握了这些文书格式特点的背景下，笔者将在下面的章节中，从民政和军政两方面对此问题进行具体考察。

三、民政系统的文书传递路径

如上所述，在目前出土文书中，尚未发现公式令中所规定的（一）解式（官府间的上行文书）、（二）移式（官府间的平行文书）、（三）刺式（官府内部的上行文书）三类文书格式。因此，在本节中，笔者将以吐鲁番地区为中心，着重考察此三种格式本应体现的文书传递过程，力图再现民政系统中文书行政的存在方式。

早在贞观十四年（640），吐鲁番地区就已被唐朝平定，在此新建的西州也被划归安西都护府的管辖。此后150年，即直至贞元七年（791），西州一直是处于唐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的。在初期的西州，即永徽二年（651）都护府治所被移出至龟兹之前，西州刺史一直由安西都护府兼任，并由都护府替代行使州之职权。在此后的显庆三年（658），于此新置西州都护府，天宝元年（742）改名为交河郡都护府，又于乾元元年（758）恢复原先的西州都护府之称。另外，借由把府治安置于高昌县，西州管辖着高昌（前庭）、交河、柳中、蒲昌、天山五县，并在县下实行乡里制。

（一）官府之间上行文书之牒和状

关于州县的文书行政，在《唐六典》中有以下记载：“尚书省下于州，州下于县，县下于乡，皆曰符。”（注：《唐六典》卷一，中华书局标点本，页10—11。）这规定了尚书省—州—县—乡之间的下行文书格式即为符式。实际上，从出土文书中的实例中也可发现，由西州都护府传递到诸县的，由诸县传递到诸乡的文书，的确全部都为符式文书［表1］。此外，从大谷文书中保存的、开元十九年（731）正月到三月间，西州天山县所接受到的文书的目录，我们可以发现，除了符式被用于从西州都护府的各曹司传递到各县外，作为其简略形式的帖式也被应用于这一途径。（注：大谷3476（1）（2）、3479（1）（2）、3478（1）（2）（3）、3471（1）（2）、3481、3473（1）（2）、3474、3480《唐开元十九年（731）正月至三月西州天山县到来符帖目》，第29、76、98、107、112、116行。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简称《籍帐》），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153号；小田义久：《大谷文书集成》第2卷，京都：法藏馆，2003，页103—110。）

那么，如果依照图1的公式令规定，与作为下行文书的符式相对应的，必然是作为上行的解式，然而，我们却可以从下引大谷2836背面《唐圣历二年（699）敦煌县检校营田人等牒》中发现，在实际行政过程中被使用的格式却是牒式B。（注：内藤乾吉：《西域发见唐代官文书の研究》，页24—25；《籍帐》124号；《大谷文书集成》第1卷，1984，页108；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简称《真迹释录》）第2卷，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321页。）

［史料1］

1　平康乡

2　司马地一段十四亩城北三里宋渠东渠西渠南渠北张住

3　右件地平康乡人，宋怀道种麦

4　主簿地一段十亩城北五里西支渠东道西渠南张立北张怀操

5　右件地神沙乡人索怀亮种麦

6　牒，件通当乡阙职官人地，见种麦，具状如前。自

7　余者，并惣见空，无人佃种。今依状上，谨牒。

8　圣历二年三月廿　日里正氾素　牒

〔后略〕（注：在后略的部分有着检校营田人五人以及都检校前旅帅之署名，内藤乾吉在《西域发见唐代官文书の研究》的第25页中，推测他们都是承担最末端的营田使工作的百姓。）

由于此文书为纸背文书，即此后在长安三年（703）被敦煌县作为案卷再次利用，因而可以得知上引文书是由平康乡发向敦煌县的文书。该文书是敦煌发现的，虽非吐鲁番发现的实例，却是圣历二年（699）由平康乡发往敦煌县，并汇报平康乡内阙职官人的职田耕作情况的牒。如果把此文书正文第6、7两行以“牒”字起始、以“谨牒”结尾，以及在第8行日期后面直接书写文书发件者（里正氾素）+“牒”这两个特征，对照图2的格式一览来看的话，就可明确判定此文之格式为牒式B。虽然仅有此一个实例，但也可说明牒式已取代解式，被用于像这样的从乡或者是里正上行传递至县的文书之中。（注：另外，尚有两例并非采用牒式B，而由里正把作为上行文书之状式上呈的情况。72TAM230：56，57《武周天授二年（691）里正张安感残状》，载于中国文物研究所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对照本）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页77；73TAM506：4/35《唐乾元二年（759）里正王奉庆状为还安郎将瓮子请处分事》，《吐鲁番出土文书》肆，页551。）

然而，在唐代，县下一般设置五百户（百户一里，五里一乡）为一乡的固定行政单位，另外包括了坊（城内都市部）和表示自然集落的村（城外自然村）。（注：但在西州，由于隶属于高昌县宁戎乡之人物本居在高昌城内，故可把乡认为是包含了城内及城外的行政区划。荒川正晴：《クチャ出土“孔目司文书”攷》，页18，参照注28。）此外，由于作为乡的专任行政官之“乡正”早已废除，便采取里正们轮番制，通过担当起乡内的行政任务（登记户口、征收赋税、劝农、维持治安），以起到重要的行政作用，与此同时，坊正、村正也承担起了其副手、辅佐的责任。（注：参考宫川尚志：《唐五代の村落生活》，《冈山大学法文学部学术纪要》第5号，1956，页2—6；内藤乾吉：《西域发见唐代官文书の研究》，页32；张广达：《唐灭高昌国后的西州形势》，《东洋文化》第68号，1988，页71、76；堀敏一：《唐代の乡里制と村制［附］社制》，《中国古代の家と集落》，东京：汲古书院，1996，页401、407—409。另外，关于唐代的村落，可参考堀敏一：《唐代の乡里制と村制［附］社制》，在401—406页，有相关研究史的论述。张广达在其论文《唐灭高昌国后的西州形势》的71—80页，详细描述了西州乡里坊的所在。）

但是，根据近年来刘再聪氏的研究，在西州，没有村组织，不同于内地的乡里制。（注：刘再聪：《从吐鲁番文书看唐代西州县以下行政建制》，《西域研究》2006年第3期，2006，页48。）另外，虽然吐鲁番地区在麹氏高昌国时期已经散布着二十处以上的城邑，（注：关于麹氏高昌国时期城邑位置的比定及分布状况，可参考嶋崎昌：《高昌国の城邑について》，《隋唐时代の东トルキスタン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页113—147；荒川正晴：《麹氏高昌国における郡县制の性格をめぐって—主としてトゥルファン出土资料による—》，《史学杂志》第95编第3号，1986，页38—41。）但在西州时期，却是在这些主要城邑内部设置乡或者里的。（注：刘再聪：《从吐鲁番文书看唐代西州县以下行政建制》，页44。）于是，这些本来应当在乡的监督管理之下的坊或者城邑，在事实上，却是接受着县的直接指挥。这点可通过吐鲁番文书66TAM61：21（a）《唐麟德二年（665）坊正傅某状为追送畦海员身到事》得到证实。

［史料2］

1　□义坊

2　畦海员

3　右，被帖追上件人送者。依追身到，今随［

4　牒，件状如前。谨牒。

5　麟德二年五月十六日坊正傅［

6　“问。式示。

7　十［］”（注：《吐鲁番出土文书》叁，1996，页236。）

上述文书，即为在接受了县所下达的要求畦海员到县司露面之帖后，由坊向县做出汇报的文书。第6—7行，为县在接收到文书之后写入的判词，向名为式之人物下达了询问畦海员的指示。而关于式这个人物，通过李方氏的考证，已经证实为高昌县令，（注：李方：《唐西州高昌县官编年考证》，《吐鲁番学研究》2003年第2期，2003，页6—7。）而□义坊也被证实位于高昌县县城中。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则文书，即由城邑发向县的73TAM518：2/3-1《武周长安二年（702）西州洿林城城主王文行状所为勒僧尼赴县事》文书。

［史料3］

6　长安二年八月廿八日城主王交行牒（注：《吐鲁番出土文书》叁，页450。）

洿林位于现在吐鲁番市北部的葡萄沟附近，在麹氏高昌国时期曾被立为县。（注：关于洿林的位置比定，可参考嶋崎昌：《高昌国の城邑について》，页132；荒川正晴：《麹氏高昌国における郡县制の性格をめぐって—主としてトゥルファン出土资料による—》，页40。）通过观察开元十九年（731），收录的传递到交河县所属岸头府的文书目录，可发现其中已经出现了洿林城的地名，（注：大谷3477、3472、3475，《唐开元十九年（731）正月西州岸头府到来符帖目》，第18行目。《籍帐》152号；《大谷文书集成》第2卷，页104—108。）由此可认为，洿林城在唐代已被置于交河县的管辖之下了。于是，本文书也就是在接受了由县下达的帖的指示之后，对已经把僧尼移交给县之行为做出的报告。

以上文书之共通点有二，即正文（史料2第3行，史料3第4行）往往比文书起始处低、并以“右”字起行之现象，以及共同存在着“牒，件状如前。谨牒”之固定句式的现象（史料2第4行，史料3第5行），正和第一节所论述的状式的特征完全吻合，由此可以判定这两则文书都采用了状式的格式。另外，表2以一览表的形式整理了由坊或者城邑发出的上行文书，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收件单位全部为与坊或城邑相对应的县，其中并没有出现乡的名字。另外，表2所列举的文书无一例外都是状式文书，并无出现先前所述之县—乡之间所见的牒式B之格式。

如果把上述的内容再次总结一下的话，就可发现，虽然公式令规定了由县到坊或城邑的命令传递路线必须经由乡作为中介来连接，但是在这个时期的西州，传递路线已多不经过乡而直接下达于坊或者城邑，换而言之，这些处于基层的组织是全部直接隶属于县的。

（二）官府间平行文书的牒式

如上所述，移式作为平行文书，在公式令中被规定为应用于无统属关系的官府之间。在公式令残卷的移式条内，虽然只列举了尚书省和中书省、门下省等诸台省之间的文书传递实例，但在其通则中则说到“州别驾、长史、司马、县丞之署位，亦准尚书省”，规定了州和县之通判官的署名要求，表明了在州之间或者是县之间的文书往来也采用移式。（注：《唐令拾遗》，页552—553；TTD1，p.29。）然而，通过如下所引的72TAM230：95（a）《唐西州高昌县牒为盐州和信镇副孙承恩人马到此给草封事》，却可发现，实际上县与县之间是采用牒式来进行文书传递的。

［史料4］

〔前欠〕

1　］右军子将盐州和信镇副上柱国赏绯鱼袋孙承恩。

2　柳中县。被州牒，得交河县牒称，得司兵关，得天山已西牒，递

3　□□件使人马者。依检到此，已准状，牒至给草封者。依检到此

4　□准式讫牒上者，牒县准式者，县已准式讫。牒至准式。谨牒。

〔后欠〕（注：《吐鲁番出土文书》肆，页82。关于此文书的详细日译以及解说，可参考荒川正晴：《唐朝の交通システム》，《大阪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第40卷，2000，页283—284；李方：《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页44—45。）

此文书虽然缺少起始处的发件单位以及结尾处的署名部分，但根据文书中三处押有“高昌县之印”之现象，可以推测出此文书当由高昌县发出。从文书的内容也可以判断出，制作此文书主要是为了解决为从天山县之西到来的使者发放马用的粮草之事宜，而其传递路径，则是首先由交河县发往西州，再从西州传递到治所高昌县，最后由高昌县发给柳中县。（注：另外，在此文书第二行记有交河县司兵发出关式文书的记录。起初，司兵只被安置于京县。根据典籍史料，交河县为下县（《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页1046），或者是上县（《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北京：中华书局，1983，页1032），不可能存有司兵。按照李氏的解释，唐朝在经营西域的基础上，为了和西突厥等周边势力对抗，打破传统在西州诸县设置了司兵。详见李方：《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页39—49。）如果把上述内容和前一节的图2（3）相比较的话，即可根据此文书的第1行相当于件名部分，在正文开始处（第2行）写有收件者的柳中县之名称，最后以“牒至准式。谨牒”（第4行）三点，判断出此文书采用了上行文书之牒式A的格式。

甚至往来于各州之间的文书也是采用了牒式，而非移式。由池田温氏揭示的冯国瑞旧藏的文书《开元十三年（725）西州都督府牒秦州残牒》，是一则西州都护府对西州都督高某购入秦州地主王敬忠的土地一事，向秦州发出意见征询的文书。由于此文书本身已经非常冗长，再加上尾部有缺文的缘故，故在此仅介绍起始行以及正文的开头部分。

［史料5］

1　西州都督府牒秦州

〔中略〕

7　牒，得都督高牒称，去［（注：池田温：《开元十三年西州都督府牒秦州残牒简介》，《敦煌吐鲁番研究》第3卷，1998，页106、图版1。根据池田氏的研究，此文书或许是冯国瑞在秦州收入之物，然后寄赠于北京图书馆。但对于现今的流传方向却不得而知。）

可以看出，此文书在起始处记有“发件单位+牒+收件单位”之信息，另外正文以“牒”字起始。这些特征，与图2（4）牒式B完全吻合。管见所及，目前在出土文献中只发现以上两例授受于官府之间的平行文书。在实际使用中，虽然这些文书采用了与牒式A、牒式B有些微出入的牒式格式，但至少肯定了牒式作为平行文书，在当时被使用于官府之间的事实。

（三）官府内部上行文书的状

州县官衙，一般仿照尚书省六部，在其下设置录事、司功、司仓、司户、司兵、司法、司事（在都督府，则为录事司、功曹司、仓曹司、兵曹司、法曹司、士曹司）等部门（曹司），分掌职事。虽然刺式被规定为官府内各部门所使用的上行文书的格式（图1），但是根据出土的文书实例，可以发现刺式往往被状式所取代。黄文弼氏介绍的开元十六年（728）录有日期的请纸文书及其案卷《唐开元十六年（728）法曹司请料纸事状》，正是西州都护府的法曹司采用状式文书进行上申报告的实例。

［史料6］

1　法曹

2　黄纸拾伍张壹拾伍张典李义领

3　右，请上件黄纸写敕行下。请处分。

4　牒，件状如前。谨牒。

5　开元十六年六月日府李义牒

6　法曹参军王仙乔（注：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北京：中国科学院，1954，图版28、图32；内藤乾吉：《西域发见唐代官文书の研究》，42页；中国历史博物馆（编）《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简称《法书大观》）第11卷，晋唐写经晋唐文书，京都：柳原书店，1999，页168—169。）

这是西州都护府的法曹司为获得写诏敕的黄纸而制作的请求性质的文书，在起始处虽然没有“状上”二字，但根据其正文（第3行）以“右”字降下起始，以“请处分”结尾，以及存在状式特有的固定句型（第4行）等三点特征，可以判定和图2（6）的状式特征相一致。与上述史料一样，州内部门几乎全部采用状式来进行上申，而表3正是将这些关系进一步列表。虽然目前还没有从吐鲁番文书中发现县衙的各司所发出的状式文书，但在敦煌文书中已经发现了敦煌县司户所发出的状式实例，由此可以推测，西州的各司也使用着类似的状式文书。（注：法藏敦煌文书P.3899《唐开元十四年（726）沙州敦煌县勾征悬泉府马社钱案卷》。关于此文书，可参考《真迹释录》第4卷，页436、439；《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简称《法藏敦煌》）第29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页128。）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阐明了公式令所规定的文书格式中，解式、移式和刺式被各种牒式、状式取代的实际状况。另外，本章节论证了作为行政末端的乡、坊、城邑，在发信的时候，采用的往往不是符式、关式、牒式A之格式，而是牒式B、状式之格式的事实，这恰好符合了笔者在前一章节结尾部分做出的推测。就像在本章节开头处所做出的描述一样，公式令并没有对地方文书行政上的细枝末节做出规定。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认为，牒式B、状式、帖式被地方行政启用的真实原因，正在于它们能使原先不被四等官制包含的、新的行政机关也能够正常使用文书系统，以及这些格式具有简洁方便等特性，由此填补了原先公式令无具体规定的空白区域，起到了实质性的作用。（注：目前尚不可得知解式、移式、刺式三者存在之理由，但是至少在吐鲁番，文书行政可不借由此三者而得到顺利推行。当然，在魏晋南北朝期间，刺式和解式已经被作为官府间的文书来使用，另外，可以从汉代以后，移式被适用于无统属关系的官厅间之事实，断定此类格式在唐以前就已存在。关于唐以前的格式，可参见中村圭尔：《魏晋南北朝の公文书の种类と体系》，《人文研究（大阪市立大学文学部纪要）》第52卷第2分册，2000，页158—161；白须净真：《随葬衣物疏付加文言（死人移书）の书式とその源流—吐鲁番盆地古坟群出土の随葬衣物疏の研究（一）—》，《仏教史学研究》第25卷第2号，1983，页81。另外，由于在敦煌已发现包含移式条文的公式令残卷，可推测出在此三类格式也有可能曾被用于唐代的西州。而在1997—2006年，基于在吐鲁番最新发现的唐代公文书，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出版有《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全二卷，北京：中华书局，2008。然而此书所收录的八世纪初期为止的唐代公文书，大多数为牒式、状式或者帖式，依旧不能发现解式、移式、刺式的踪迹。在其中一例从西州法曹司发往功曹司的文书中，发现了牒式取代了关式，被用于官府内平行文书的传递路径上。排除这一个特殊事例，上书所收的其他的文书的格式及其功能，是和本论文最后的结论相一致的。）

四、军政组织的公文传递路径

西州自设立之初，就设置有唐对西域经营据点之一的安西都护府，并配备千人以上的镇守军。为此，各县设置折冲府，用于补充镇守军的兵员。另外，唐初以来，作为戍边制度，在地方设置了镇戍烽候。高宗（649—683）以降，作为野战军组织的行军依据镇戍构成防卫线。并且作为这些军政组织的上级机构，西州都督府被授予了对下属诸县以外的折冲府、镇戍的命令权。（注：菊池英夫：《唐代辺防机关としての守捉·城·镇等の成立过程について》，页31、36—37；菊池英夫：《西域出土文书を通じてみたる唐玄宗时代における府兵制の运用（下）》，《东洋学报》第52卷第4号，1970，页82—83；气贺泽保规：《府兵制の研究—府兵兵士とその社会—》，京都：同朋舍，1999，页407—409。）其中折冲府与镇之活动，多次出现于出土文书之中，由此可以略见其与州县间的密切关系。故本节依据实例，拟复原以折冲府和镇为核心的相关军事组织间的公文流程。

（一）与折冲府的公文传达

首先，通过以下两件蒲昌府文书，探讨折冲府与州县间的关系。蒲昌府是设立于蒲昌县、柳中县管内的折冲府，开元二年（714）二月至八月，蒲昌府受理或立案的一系列文书，称之为蒲昌府文书。（注：日比野丈夫：《唐代蒲昌府文书の研究》，《东方学报》（京都）第33册，1963，页267—270。）

［史料7］宁乐一八（1），一二（2）号《唐开元二年（714）三月二十六日西州都督府牒下蒲昌府为□守节年老改配仗身事》

〔前欠〕

1　］守节——————

2　蒲昌府。得上件人辞，先患耳聋，更患困

3　］眼暗，年老不能前进。今见可验，州

4　］弱，遣配充仗身守府。来月一日

5　］上，请乞处分者。司马判，检验老

6　］充仗身，依请者配，却填果毅

7　］月仗身。牒府准式。故牒。

8　开元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9　府阴达

10　兵曹参军宝

11　史（注：参见陈国灿、刘永增：《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简称《宁乐文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页53—55。本文书有二处盖有“西州都督府之印”。）

［史料8］宁乐二八（5），二一（2）号《唐开元二年（714）闰二月蒲昌县牒为卫士范君住母亡准式丧服事》

1　蒲昌县

2　卫士范君住母杨——————

3　蒲昌府。得上件人辞，称母今月五日身［

4　状勘，责得里正赵君傲，保人刘睿［

5　者范君住母亡。勘责不虚，另牒府［

6　季终举申者。此已牒乡讫，牒至准式。故牒。

7　开元二年闰二月［

8　佐（注：日比野丈夫：《唐代蒲昌府文书の研究》，第287页读为“史”。《宁乐文书》，第41页读为“大”。如后文所述，本文书属于由蒲昌县发送的牒式A，因此该处应有县主典“佐”的署名。）［

〔后欠〕（注：《宁乐文书》，页41。该文书有二处盖有“蒲昌县之印”。）

史料7为自西州都督府送达蒲昌府的公文，通知府兵某守节因年老体衰，无法在前线执行公务，调换岗位至果毅某之仗身。（注：日比野丈夫：《唐代蒲昌府文书の研究》，页291—292。）史料8为蒲昌县向蒲昌府发出的公文，传达卫士范君住因母杨氏亡需让其服孝，并报告已向其所在的乡传达该事。（注：日比野丈夫：《唐代蒲昌府文书の研究》，页287。）

这两件文书，正文开头部分收件人以“蒲昌府”开始（史料7第2行·史料8第3行），末尾以“故牒”结句（史料7第7行·史料8第6行）。另外，日期之后有判官（兵曹参军事）和主典（府·史）之署名（史料7第9—11行）。可见，这两件文书属于下行格式的牒式A。依管见，西州都督府或县下行给折冲府的文书为牒式A，均属于蒲昌府文书［表4］。（注：另开元十九年（731）由西州诸曹司发往岸头府的文书目录中，能够确认到西州都督府发送的文书均属于符式、帖式。参见大谷3477、3472、3475，《唐开元十九年（731）正月西州岸头府到来符帖目》（《籍帐》152号；《大谷文书集成》第2卷，页104—108）。诚如日比野丈夫指出，文书案件大多属于民政，可见这一时期的折冲府因受开元二年（714）设置的天山军影响，原本的军事机能已被军镇所接替。参见日比野丈夫：《唐代蒲昌府文书の研究》，页312。）进言之，上述西州都督府下达给诸县的公文，使用符式和帖式，而西州都督府针对折冲府，使用牒式A。可见，县与折冲府虽属于西州都督府直属的下级机构，但其行政命令体系不同。

另外，除吐鲁番文书外，敦煌文献的事例也反映出折冲府在把公文上呈给县时使用牒式A。下面所引法藏敦煌文书P.3899《唐开元十四年（726）沙州敦煌县勾征悬泉府马社钱案卷》为设置于沙洲的折冲府——悬泉府向敦煌县上呈的文书。其第3行正文起始处标有收件单位，并在第7行以“牒至准状。谨牒”结句，而且日期之后标有发件方之负责人的官姓名等，这些皆具备牒式A的特征。

［史料9］

1　悬泉府

2　前府史翟崇明欠马社钱捌阡陆伯文前校尉判兵曹张袁成欠马社钱叁阡肆伯伍拾文

3　敦煌县。得折冲都尉药思庄等牒称，检案内前件人等［

4　□上件社钱，频征不纳，先已录状申州。州司判，下县征［

5　□月廿日纳了。依检，其钱至今不纳，事须处分，［

6　□者。翟崇明负府司社钱，违限不纳，准状牒敦［

7　□请垂请分者。今以状牒。牒至准状。谨牒。

8　开元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9　府

10　折冲都尉庄

11　史李崇英（注：《真迹释录》第4卷，页444；《法藏敦煌》第29卷，页131。）

原来唐制规定，民政和军政为别系，直属中央，州县与折冲府之间并不存在统属关系。因此，正常情况无统属关系的县与折冲府之间，理应使用平行文书进行横向传递。但如上所见，县向折冲府下达公文，使用牒式A，另折冲府也使用牒式A向上级汇报。正如先贤所言，选拔西州管下的折冲府府兵时，其户籍必须属于该折冲府所属县范围内。因此，就府县的户籍管理而言，折冲府与掌管兵籍的县的司户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注：日比野丈夫：《唐代蒲昌府文书の研究》，309页；菊池英夫《西域出土文书を通じてみたる唐玄宗时代における府兵制の运用（下）》，页81。）不可避免，这种关系使得折冲府处于接受县的指令的位置。由此推断，县传达给折冲府的公文，不是移式，而应使用下行文书的牒式A。

（二）镇的上行文书

唐制规定，镇戍烽候原本在都督的监督之下。但折冲府府兵受都督府的指令，被派遣到守备镇戍的镇将或戍主之下接受指挥等。这使得折冲府与镇戍的关系愈加密切不可分。（注：菊池英夫：《西域出土文书を通じてみたる唐玄宗时代における府兵制の运用（下）》，页55、60。）实际上，镇的名称虽然频繁出现于文书之中，但由镇发送的公文实例却很少。其中，蒲昌府文书内含两件由赤亭镇发往蒲昌府之牒，均属于牒式B。

［史料10］宁乐九（1）《唐赤亭镇牒蒲昌府为请速差替倚团及身亡者上当月烽戍事》

1　赤亭镇牒蒲昌府——

2　方亭戍刘吃木狼泉毛奕本赤亭康思神已上倚团

3　小岭张车相身死

4　牒，得牒送今月应上兵，依检前件人牒注倚

〔后略〕（注：日比野丈夫：《唐代蒲昌府文书の研究》，页305；《宁乐文书》，页89。日比野丈夫氏的录文，未录第四行开头的“牒”字。另外一件由赤亭镇发往蒲昌府之牒为宁乐一四（4），一六（4），二六（1）《唐开元二年（714）三月二十日赤亭镇典任琯牒为检白仁轨闰二月番上事》（日比野丈夫：《唐代蒲昌府文书の研究》，页290—291；《宁乐文书》，页50—52）。该文书开头部分以及上端欠损，但正文以“谨牒”结句，另外日期下面标有文书发件者＋“牒”，可见该文书为上行形式牒式B文书。）

上文为其中一件，为便于确认文书格式，笔者仅录开头四行。该文起始第1行构成为“发件单位＋牒＋收件单位”，正文（第4行）以“牒”字开始，可见，该文书属于图2（4）的牒式B。

接下来，探讨一下镇向西州都督府的公文传达。西州自设置之初起，就配备有负担官用交通运输，称之为“长行坊”的专门交通机构。该机构是为了配合安西都护府治下镇守军的驻守而设置的。实际上，镇守军长官在其运行、管理上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另外，作为军事设施的镇戍，也配备有长行马。（注：有关长行马，参见荒川正晴：《唐河西以西の传马坊と长行坊》，《东洋学报》第70卷第3、4号，1989，页54—57。）斯坦因劫经吐鲁番文书Or.8212/558（Ast.III.4.094；M 302）《唐神龙元年（705）西州都督府兵曹处分死马案卷》，是就长行坊马匹死亡事件，由柳谷镇向西州提交的报告。

［史料11］

1　柳谷镇状上州

“同牒”

2　西州长行回马壹匹赤骠敦拾岁

3　右，检案内，得马子高怀辞称，（1）先从西州领得前件马，送

4　使，往至北庭，今月廿八日，却回至柳谷镇，停经三日饲

5　，渐发向酸枣。其马行至镇南五里，忽即急黄致死。

6　既是长行，请乞检验者。右奉判，（2）马既致死，宜差典孙

7　俊、高庆等，就检其马不有他故以不状言者。（3）其上件马

8　行至镇南五里，急黄致死有实，亦无他故者。其马致死检

9　即无他故，仍勒马子自剥皮肉收掌。仍具录申州。今以状上，听裁。

10　牒，件状如前。谨牒。

11　“依检皮壹张至典神龙元年三月一日典孙怀俊牒

12　张从”摄兵曹参军张才义

〔后略〕（注：Henri Maspero，Les Documents Chinois de la Troisième Expèdition de Sir Aurel Stein en Asie Centrale，London：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1953，页140-143，图版XXX；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页248—251；沙知、吴芳思：《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教部分》（简称《斯坦因第三次文献》）第1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页117—118。）

本文书是在神龙元年（705），护送使者到达北庭之后的归路上，就长行马在柳谷镇附近忽然死亡一事，由柳谷镇发往西州都督府的公文。文书第1行起始处，有“状上”字样，可见该文书属于状式文书。为验证事实，该公文作者共引用了三部分内容。即：（1）马子高怀向柳谷镇提交的辞，（注：辞式是不带官职的庶人所用的上行文书。其实例，参见中村裕一：《唐代公文书研究》，页191—196。）（2）镇官摄兵曹参军张才义下达的验死命令，（3）孙俊、高庆所作的关于马子说明确为事实之报告。在此，我们可确认到，柳谷镇在向州府报告时，摘引了上述（1）—（3）的部分报告及其处理意见。其次在第11、12行还记载了西州都督府兵曹司典、即张从受领马皮的要意。另外，第2行、第5行有朱勾和朱笔“同前”字样，可见这是西州都督府点检该文书时的确认栏。还有该文书最后贴有由长行坊呈给州府关于其他死亡长行马的状式公文。从这些事例，我们可确认这是由镇守军和长行坊向州府所做的就长行马管理的报告。

（三）申式文书

如上所述，上行公文流程为：镇与长行坊在向西州都督府上行公文时，同时向所属的县呈交公文。县在接到这些机构的报告并点检确认事实关系后，向州府的主管部门（曹司）报告。下面的Or.8212/557（Ast.III.4.095；M 301）《唐神龙元年（705）天山县录申上西州兵曹为长行马在路致死事》，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一流程。

［史料12］

1　天山县为申州槽送使长行马在路致死所由具上事

2　州槽长行马壹匹赤敦“同敬”

3　右，得马夫令狐嘉宝辞称，（1）被差逐上件马送使人何思敬，乘往焉耆却回

4　其马瘦弱乏困，行至县西卅里头碛内转困牵不前进，遂即致死。既

5　是长行不敢减点，请检验处分者。（2）付坊差人，与马子同往检不有他

6　故状言者。得槽头许文节状称，（3）准判差槽头许文节往检前件马，县西

7　卅里头乏困致死。检无他故，有实状上者。今以状申。

8　州槽长行马壹匹忩敦“同敬”

9　右，同前。得马夫令狐弘宝辞称，（4）被差逐上件马送使人何思敬，往焉耆回

10　至银山西卅里乏困瘦弱致死。谨连银山镇公验如前。请申州者。依检

11　银山镇状，（5）得马子令狐弘宝辞称，（6）从州逐上件马送使人往焉耆。今

12　回至此镇西卅里头，前件马遂即急黄致死。既是官马不敢缄默。

13　请检验处分者。（7）付健儿主帅董节，就检不有他故以不状言者。（8）准

14　判就检马急黄致死有实。又无他故。远人葙腿上长行字印者。

15　（9）马既致死不虚。其肉任自出卖得直言者。今得马子令狐弘宝状称，

16　（10）其马在镇西卅里头死碛内无人可买。只能剥皮将来，其肉不能胜

17　致。遂即弃掷。今将皮到者。准状牒马子任为公验者。仍勒马子自将

18　皮往州呈验者。今以状申。

19　以前件状如前者。以状录申。（11）仍勒马子自赍马皮赴州输纳

20　者。县已准状勒马子领马皮赴州输纳讫。今以状申。

21　令阙丞向州

22　都督府兵曹。件状如前。谨依录申。请裁。谨上。

23　神龙元年三月二日主簿判尉常“思献”上

24　“依检。皮两张到典张从

25　准前。辩。”录事索“仁礼”

26　佐范立爽

27　史向州

28　［三月九日录事花受］（注：第28行相当于表示西州都督府录事某花受理本文书的记录部分。在该文书的最前面粘贴有交河县向西州都督府发送的文书（为后述之申式文书），根据其末尾部分可复原出这一日期和录事姓名。关于交河县发出的文书，参见《斯坦因第三次文献》第1卷，页113—114。）

〔后欠〕（注：Maspero，Les Documents Chinois de la troisième Expèdition de Sir Aurel Stein en Asie Centrale，pp.136-140；菊池英夫：《唐代边防机关としての守捉、城、镇等の成立过程について》，页37—39；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页255—258；《斯坦因第三次文献》第1卷，页113—116。）

诚如李方所言，该文书第25行、第28行所见人物“辩”和“花”分别为西州都督府兵曹参军事和录事。（注：李方：《唐西州勾官编年考证——唐西州官吏编年考证（三）》，《敦煌吐鲁番研究》第3卷，1998，页138—139；李方：《唐西州兵曹参军编年考证》，《吐鲁番学研究》2005年第2期，2005，页36—40。）该文书是西州都督府的录事司受理之后，兵曹司进行裁决的。另外，第2、4、8、10、16、17行，标有西州都督府点检该文书用的朱字、朱勾、墨勾，这与上一小节提到的Or.8212/558文书［史料11］的朱字，笔迹相同。

该文书内容为天山县就州槽管理的两起长行马死亡案件，根据相关人员、相关机关提交的报告，向西州都督府兵曹司所作的报告。文书流程梗概可归纳为：第一件（第2—7行）为县摘引以下三件内容之后向兵曹司所作的报告：（1）马夫令狐嘉宝之报告，（2）天山县的验死指示，（3）槽头许文节向县提交的验死报告。第二件（第8—18行）文书构成比较繁杂，摘引内容包括：（4）马夫令狐弘宝的辩词和（5）银山镇状文。其（5）中除了引用（4）之外，还引用了令狐弘宝向镇上所做的证辞（6）以及接受证辞之后镇的验死指示（7），最后还引用了健儿主帅董节的报告（8）、（9）。另外在主帅董节的报告（9）之中，还引用了马夫令狐弘宝的辩辞（10）。最后在第19—20行，报告上述二件内容确切无误。另外该公文还转引了银山镇状文（11），报告已将问题责任人马夫押禁送至州府。

综上所述，该文书整体内容由相关人员、相关机关的报告文和验死指示的引用文构成。县只将该内容“上申”而已（“以状申”，第7、18、20行）。该处的“申”，不是由下向上报告、请求之意，而应指文书格式。但是至今大家都不知道“申”的文书方式（公式令残卷或《唐六典》也没有记载），这点可从下引73TAM193：15（a）《唐天宝某载文书事目历》得到确认。

［史料13］

1　八日

2　·天山县申［

3　·高昌县申为丞严奉景［

4　九日

5　·天山军牒为仓曹康慎征天十考事，付。

6　·兵李惟贵状为患请□茣茱萸等药。

〔后略〕（注：《吐鲁番出土文书》第4卷，页241。）

该文书是将西州都督府收到的公文，按“发件者＋文书格式名＋案件内容（为……事）”的形式列出。第五行所见“天十考”，指的是天宝十年（751）的考课，由此可见该文书的写作年代为天保十年以降。（注：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小组业已指出，“天十”为天宝十年。参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4卷，页241。）该文书之中，天山军和士兵李惟贵是以牒和状的形式上行，而天山、高昌二县是以“申”的公文上报，可见“申”为与牒、状不同的、未知的一种公文格式。（注：在《司马氏书仪》中，也可见到“申状式”。这与唐代“状式”格式相当，与本文的“申式”完全不同。“状式”和“申式”是上行文书，但是两者在格式方面很大不同（参见图2（6）、图4）。）

那么，“申”具备何种功能和格式。在前引Or.8212/557［史料12］中，正文以“右”字开头（第3、9行），并且低于开头行起始，这点与状（图2（6））的格式局部相同。但在开头行中，在紧接发件单位的下面记有件名，另外末尾需要县令以下至主典（佐、史）的县级官吏的署名等等，这与图2所示的任何格式均不一致。具备这一特征的文书，在出土文书中包括本文书在内，迄今能确认到十八件［表5］。但除本文书以外，其他文书的起始乃至末尾欠损，无一件保存完好。如表5所示，发件单位、收件单位能够判明的，均属于由县向西州都督府曹司发送的公文。按图4所示，从该十八件公文，我们可归纳得出“申”式格式。

图4　申式

Or.8212/557（Ast.III.095；M 301）《唐神龙元年（705）天山县录申上西州兵曹为长行马在路致死事》《斯坦因第三次文献》第1卷，页113―116。［本文史料12］

首先，这里能够确认到③，正文结尾一定使用表示引用文献的“者”，由此可知申式是整理引用第三者的报告并向州曹转告的格式。这点可从Or.8212/557［史料12］第10行马夫令狐弘宝之“请申州者”，即请求县向州曹司上行“辞”的内容并希望能够得到答复。（注：在以下申式文书中，也可见到其他机关请求县向州曹司“申”的文句。73TAM509：8/16（a）《唐开元二十一年（733）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勘给过所事》：“……录申州户曹听裁者。谨依录申”（《吐鲁番出土文书》肆，页287）；73TAM509：23/8-1（a）《唐开元某年西州蒲昌县上西州户曹状为录申刈得苜蓿秋匁数事》：“……录申州户曹，仍关司兵准状者”（《吐鲁番出土文书》肆，页322）；73TAM509：8/5（a）《唐西州天山县申西州户曹状为张无湍请往北庭请兄禄事》：“……具状录申州户曹听裁者。今以状申”（《吐鲁番出土文书》肆，页334）。）也就是死亡长行马的马子和管理运营马匹的镇守军、长行坊，就长行马死亡和验死结果向县报告，收到这些报告内容的县点检确认异同，整理引用相关内容之后，以“申”的公文格式向州报告。如上第二节末尾所述，镇与长行坊向州又报告，但实际审查则是由县进行的。在史料11、史料12，西州都督府用的记号（朱字、朱勾）点检确认。可认为，收到这些报告的西州都督府，再次确认之后并下达了最终判断。

另外，申式在⑤收件单位栏内书写西州都督府曹司名称，在④、⑥—⑨发件者栏内书写县级官吏名称。表5的实例证明，该格式属于县向州曹司的上行文书。关于这点，申式文书大谷4920《唐垂拱三年（687）四月车牛处置文书》的正文起始部分为“右，今月四日，被其月三日之符”，（注：《大谷文书集成》第3卷，页65。）另一个申式文书73TAM509：8/16（a）《唐开元二十一年（733）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勘给过所事》的正文起始部分也以“右，被符”起头。（注：《吐鲁番出土文书》肆，页286。）从上引两件文书，可以说申式是指与下行文书的符式相对应的上行文书。再有，近年新公开的吐鲁番文书2004TBM207：1—3，1—7，1—11g《唐调露二年（680）东都尚书省吏部符》为尚书省吏部发往西州都督府之符，在该符末尾有“今，以状下州。宜依状速申。符到（奉行）”文句，（注：参见史睿：《唐调露二年东都尚书省吏部符考释》，《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0卷，2007年，页116—119。但史睿将该处“状”，作为文书格式之一的状式来解释。但是，应该理解信件状况和文件内容的意义。）指明对尚书省下行的符式公文，遵从在符里被记的情况，以申式回答。进言之，该处可见西州和尚书省之间的文书来往也使用申式文书。据此可了解到申式并不仅限于西州管内，也通用于像尚书省之类的中央行政机构。

以上文书的内容与功能，折射出原本直属于西州都督府的镇守军和长行坊的诸机关，在实际业务上被置于县的下级组织。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县丞充任州的附属机关长行坊的专门长官这一事实。（注：藤枝晃：《长行马》，《墨美》第60号，1956，页13；孔祥星：《唐代新疆地区的交通组织长行坊——新疆出土唐代文书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刊》1981年第3期，页34；荒川正晴：《唐河西以西の传马坊と长行坊》，页54。）这样，根据围绕折冲府、镇、县的文书流程，可认为，在西州本应由都督府统帅的折冲府、镇、长行坊，根据县的行政领域而配制或所属，其兵员的提供和户籍管理、交通机关的管理运营等业务，均由县来承担。

五、结语

归纳以上论述，我们可勾勒出唐代前半期西州公文之流程。

如按序言所引的两个案件而言，唐代前半期地方公文体制特征可归纳如下：

第一，在西州施行的公文体制，呈现出与图1所见公式令规定的体制相异的形态。即牒式A、牒式B、状式代行公式令规定的解式、移式、刺式。另外还存在公式令里没有的简式下行文书——帖式、上行文书——申式。尤其是牒式B和帖式、状式，由于其具备不需经过通常手续而发送的优点，在不具备四等官制的基层行政组织也能使用，因此在地方行政中广泛通行。这样，在实际的地方行政当中，仅靠公式令规定的文书格式，在使用上会受到制约。因此，在吐鲁番地区，符式和关式、牒式A等既存的文书格式在得到保留的同时，符合吐鲁番地域特色的新的公文格式也得到了完善。

图5　在西州唐代前半期的地方公文体制

第二，唐代原本实行中央集权制的纵割型行政体系，原则上而言，民政和军政各成体系，直属于中央。但西州自唐初起，就因边防需要，在管内设置了镇守军和折冲府等诸种军事组织。这样，在兵员补给和户籍管理、交通机关的利用等方面，军政、民政不可避免地互相参与，从而构成了复杂的统治体制。经过探讨西州这些诸机关间的文书传递，我们得到如图5所示的结果，即以县为中介，下级组织的意见反馈到上部组织，或西州的行政决定通过县传达到下级组织。并且，原本应由都督府直接监督的折冲府、镇、长行坊，也变成了县的下级组织。这样，若着眼于文书行政的流程，在西州公文体制中，历来未被指明的县所起的作用才能够确切清晰起来。

本文所论只涉及地方行政机关的主要部分，地域也仅限于吐鲁番地区。虽然如此，我们可认为，本文所阐明的地方公文体制的模式，并不是在唐朝西北边疆吐鲁番这一特殊地理环境下产生且仅限于在该地区执行的特殊形态。当然，这一模式中保留有吐鲁番地区的特殊性——作为县的下属机构，设置有折冲府、镇、长行坊，县下不存在村落等客观事实。但如前文指出，在西州和秦州间的公文传递上，使用牒式B，而且由西州向尚书省吏部上书时也使用申式文书等。在此能够发现与同时代的其他地域、其他机关相互共通的特性。另外，近年来随着唐代非汉文文书解读成果的扩大，我们知道，在于阗、敦煌等内亚绿洲并行汉文、非汉文二类文书体系。而非汉文的文书，在用词、格式等方面深受汉文文书影响这一事实，近年来愈来愈清晰。（注：关于8—9世纪和田的文书行政体制，参见吉田丰：《第三部コータンの税制と文书行政体制》，《コータン出土8—9世纪のコータン语世俗文书に关する觉え书き》（神户市外国语大学研究丛书38），神户：神户市外国语大学外国学研究所，2006，页97—153。另据武内绍人：《归义军期から西夏时代のチベット語文书とチベット語使用》，《东方学》第104辑，2002，页124—119、116，在敦煌地区，藏文在9世纪以降仍作为公共语与汉语并行使用。）本文的考察结果，希望有助于深化对唐代汉文文书的古文书学方面的理解，并且对探讨唐代公文体制的整体结构和胡汉融合的绿洲地域的统治，提供重要的事例和启示。

最后，作为今后的考察重点，略论这种文书体制在后世发生何种变化及其发展的方向。众所周知，7世纪末至8世纪初的内政混乱，导致唐朝边疆统治的削弱。为应付这一事实，唐朝在边境地带新设了很多军镇，又设置了节度使，作为统领这些军镇的将领。另外，在民政方面，统领数个州府的上级行政长官，向地方委派了观察使和采访处置使等使职。现存史料虽不齐全，但可以得知，这些使职在对州县或折冲府下达文书时，使用牒式文书。（注：内藤乾吉：《西域发见唐代官文书の研究》，15页；日比野丈夫：《唐代蒲昌府文书の研究》，页285；菊池英夫：《西域出土文书を通じてみたる唐玄宗时代における府兵制の运用》（下），页84。）另外，在西州管内，开元二年于西州城内设置天山军，与庭州的瀚海军、伊州的伊吾军并列置于北庭都护府管辖之下。从第三节第三小节引用的73TAM193：15（a）《唐天宝某载文书事目历》中，我们可以确认到天山军发出的牒，是由西州受理的。另外在记载天宝年间敦煌郡收到来自中央及节度文书目录的英藏敦煌文书S.2703《唐天宝年间敦煌郡公文事目》中，其中的牒式文书的发件单位有河西和籴使、敕东京北衙右屯宫使、河西节度使等。（注：《真迹释录》第4卷，页472；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简称《英藏敦煌》）第4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页200。）即唐中期以后，新设置的官职、官府，与向来无统属关系的行政机构之间，进行公文传递时，使用牒式文书。原来无统属关系的官府间使用牒式文书，已见于唐前半期，在本文讨论中，则具体为州县与折冲府、州与州、县与县间采用牒式文书。而唐后期牒式文书的泛用，可视为原有的律令官制崩溃之后，牒式文书在互不统属的官府间广泛使用的结果。

另外，使用牒式文书进行公文传递之地域扩大的结果，是牒式公文逐渐取代了原有的公文格式并形成了新的公文体制。这一体制，并为宋代所传承。图6展示的是司马光撰《书仪》（注：丛书集成初编，页3—4。）和《庆元条法事类》（注：静嘉堂文库藏，古典研究会，页234—236。）所见的元丰以降的宋代公文体制。（注：关于宋代官府文书体制，参见远藤隆俊：《宋代中国のパスポート—日本僧成寻の巡礼—》，《史学研究》第237号，2002，页60—86；平田茂树：《宋代地方政治管见—箚子、帖、牒、申状を手挂かりとして—》，《东北大学东洋史论集》第11辑，2007，页207—230。关于宋代路以下的地方行政，平田茂树指出是由“使用近似于帖的下行文书来表现的纵向向量为中心的官司间关系，以及为关、牒等平行文书所表现的横向向量为中心的官司间的关系”组成，互不统属关系间使用牒式。参见前引《宋代地方政治管见》，页225。）

图6　宋代公文流程

该体制由以下三种组成：1.统属关系的官府间（上级官司——下级官司）使用的符式、帖式、申状式（相当于唐代状式）；2.官府内平行文书的关式；3.非统属关系间的上行、下行、平行文书的牒式（牒式B）。这与图5所复原的地方文书行政的流程相比较，出现了一些变化，即牒式A与申式类格式消失。但一致处也不少：1.统属关系的官府间上行、下行使用符式、帖式、状式；2.官府内平行文书使用关式；3.非统属间通行牒式B。由此可认为，宋代的公文体制，并不属于图1所见唐代公式令，而是承接并简化了图5所示的中央、地方整体文书体制的结果。从这一视角出发，在分析比较公文体制时，将唐宋间巨大的社会变革纳入视野，这有助于了解唐代，乃至包括宋代在内的中华帝国的文书体制及其统治模式。

宋朝“敕命”的书行和书读

朱瑞熙

宋朝的“敕命”，或称“制敕”，乃泛指由皇帝发布的指令，这些指令形成文字即称“圣旨文字”，又称“制书”。（注：赵升：《朝野类要》卷四《文书·制书》，丛书集成本，844册，页42。）书行和书读则是敕命形成文字过程中必经的两个程序。书行在北宋前期是由知制诰撰写敕命包括官诰的告词初稿，神宗元丰改制后由中书舍人负责。书读是由门下省给事中复审以上这些文书。笔者二十多年前，撰写《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书黄”条，认为：“凡皇帝用以发布命令的各种形式文书，经给事中书读，又经中书舍人书读行下，书毕即备案录黄，再发往尚书省给札颁布执行。”（注：邓广铭、程应镠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页75。）龚延明先生《宋代官制辞典》（注：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北京：中华书局，1997，页622。）“书黄”条提出，“文书名。宋制，门下省审录黄、画黄时，需由给事中签‘读’，并经中书省中书舍人签‘行’，方能付尚书省施行；而在录黄、画黄上书‘读’、书‘行’，则称‘书黄’；若给事中、中书舍人拒绝书黄，不能付尚书省，得执奏退回。……”显然，笔者和龚延明先生主要依据南宋人赵升撰《朝野类要》卷四《文书·书黄》，但彼此的认识有一定的差距。同时，我们都完全依照赵升的记载，把给事中的书读程序放在中书舍人的书行程序之前，其实恰恰相反。最近，笔者赴日本东京东洋文库访问，承各位同行尤其是安野省三教授提出了这个问题。回国后，笔者重新思考，查找了一些资料，觉得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便写成此文，敬请各位专家不吝指正。

一

宋朝的书行和书读，可以追溯到唐朝和北宋前期。据南宋学者陈鹄记载，唐朝最初“给事中亦行词，高宗改给事中曰东台舍人是也。德宗时，给事中袁高宿直，当撰卢新州为饶州刺史诰，高执以诣宰相，宰相不从，乃命舍人撰之”。（注：陈鹄：《西塘耆旧续闻》卷五《唐给事中亦行词》，北京：中华书局，2002，页335。）这就是说，唐初由给事中撰写诰词，后来才交给中书舍人负责。又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唐朝门下省设给事中四员，“掌陪侍左右，分判省事。凡百司奏抄，侍中审定，则先读而署之，以驳正违失。凡制敕宣行，大事则……复奏而请施行；小事则署而颁之”。同时，中书省设中书舍人六员，“掌侍奉进奏，参议表章。凡诏旨敕制，及玺书册命，皆按典故起草进画；既下，则署而行之”。（注：《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门下省》，北京：中华书局，1975，页1843，页1850。）清代学者据此认为：“唐制，凡诏旨及百司奏疏，由中书宣出者，皆当经给事中书读，然后付外奉行。”（注：《钦定历代职官表》卷一九《都察院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601册，页381上。）说明“书读”的程序在唐朝已经开始出现了，不过还没有使用此词。

北宋前期，最初由“知给事中事”负责“封驳”“不便”的制敕。宋太宗淳化年间（990—994），开始从枢密院分出银台司和通进司“兼领门下封驳事”，由两制以上官员“主判”，规定“凡制敕有所不便者，准故事封驳”，委任枢密直学士向敏中、张咏“点检看读发放敕命”。（注：赵汝愚编，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宋朝诸臣奏议》卷五六《百官门·给事中》，柴成务、余靖、韩维等的奏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页618—621。）此处值得注意的是已经使用“看读”一词，与后来出现的“书读”仅一字之差。不过，所谓“看读”与“书读”其实是一个意思，都有审看、省审、复查等之意。淳化四年四月，太宗下诏说：“……其吏部选人除官，亦令甲库实封敕送官告院写告毕，送本院长官看读无误，即置历给付。”（注：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一之六〇，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页2652下。）这里的“看读”，显然就是命官告院的长官复看本院写告的吏人令史（后称写告官、楷书等）书写官告有无错误的意思。真宗咸平四年（1001）五月，采纳吏部侍郎、知通进银台封驳司陈恕的建议，改通进银台封驳司为门下封驳司。（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四八，咸平四年五月辛卯条，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9，页1061。）门下封驳司有权“详读”“非机密宣敕”，“然后颁下，其或失当，得以厘正”。（注：《宋朝诸臣奏议》卷五六，李常《上神宗论差提举常平官不由封驳司》，页623。）同时，舍人院设知制诰或直舍人院，负责奉皇帝或宰相之命，依照所颁“词头”，分房起草官员的升迁、磨勘、改换差遣等制词，称为“外制”。史称知制诰“以典掌诰命为职”，如“词头所批事情不尽”，允许提出申请加以“除改”，借以防止“一听执政所为”。（注：《宋朝诸臣奏议》卷五六，王安石《上仁宗论舍人不得申请除改文字》，页619。）另外，翰林学士如带知制诰之职者，则仍在翰林学士院任职，才真正掌管诏命，直接替皇帝起草麻制、批答及宫殿内所用文词，称为“内制”。诸如为枢密使、平章事撰写诰词俗称“草制”，而后“降制”。（注：洪迈：《容斋随笔》卷八《真宗末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页109—110。）此时，知制诰等撰写制敕的初稿，又称“草行”。太宗至道三年（997），知制诰胡旦因“草行”“庆制词，颇恣胸臆，多所溢美，语复讪上”而受责。（注：《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四之一三，页3827上。）元丰五年（1082）四月，在官制改革前夕，知制诰、权御史中丞徐禧向神宗提出，自己身为“中丞纠弹之官，赴舍人院行词，乞免赴直”。（注：《长编》卷三二五，元丰五年四月丁丑条，页7829。）以上说明在北宋前期，知制诰等撰写敕命已经称为“草词”、“行词”、“草行”及“命词”、“书命”（注：《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之一五，页2404上、下。）等，而给事中复审知制诰等撰写的敕命初稿也已经称为“看读”、“详读”等。

二

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实行官制改革，正式确定由翰林学士负责撰写“内制”，中书舍人负责撰写“外制”。元丰五年二月癸丑诏书规定：“中书省面奉宣旨事，别以黄纸书，中书令、侍郎、舍人宣、奉、行讫，录送门下省为画黄；受批降若复请得旨，及入熟状得画事，别以黄纸，亦书宣、奉、行讫，录送门下省为录黄。枢密院准此，惟以白纸录送，面得旨者为录白，批奏得画者为画旨。门下省被受录黄、画黄、录白、画旨，皆留为底，详校无舛，缴奏得画，以黄纸书，侍中、侍郎、给事中省、审、读讫，录送尚书省施行。”（注：《长编》卷三二三，元丰五年二月癸丑条，页7775。）此处“中书省面奉宣旨事，别以黄纸书”，乃指中书省遵照皇帝意见，记录在黄纸上，称为“录黄”，然后由中书省的正副长官及中书舍人“宣、奉、行”，再录送门下省，称为“画黄”。所谓画黄，即由中书令、中书侍郎“宣、奉”圣旨，又由中书舍人“行”即撰写敕书初稿，再经皇帝画押而写在黄纸的文书。另一种情况是中书省接受皇帝批下的文书，或复请得到的圣旨，以及递呈皇帝得到画“可”的“熟状”。据记载：“本朝要事对禀，常事拟进入画‘可’，然后施行，谓之‘熟状’。……熟状白纸书，宰相押字，他执政具姓名。”（注：沈括撰，胡道静校注：《梦溪笔谈》卷一《故事一》，北京：中华书局，1963，页30。）另以黄纸书写“宣、奉、行”毕，再录送门下省，也称为“录黄”。枢密院则用白纸录送，当面接受皇帝圣旨者称为“录白”，得到皇帝批准画“可”者称“画旨”。门下省接受录黄、画黄、录白、画旨，都留为“底”，详校没有错误，再缴奏得到皇帝画“可”，以黄纸书写，由侍中、侍郎、给事中省、审、读毕，转送尚书省施行。这是朝廷三省由决策、起草文书、审核、皇帝批准一直到实行的全过程。其中包括中书舍人起草文书和给事中复核两个程式，前者简称“行”，后者简称“读”。此时还规定，中书舍人只撰写有关本省事务的“草”和“熟状”，而给事中只能撰写“画黄”，不能撰写“草”。（注：《长编》卷三二六，元丰五年五月己丑条，页7846。）

中书舍人设六员，“掌行命令为制词”，分治吏、户、礼、兵、刑、工等六房，“随房当制，事有失当及除授非其人，则论奏封还词头”。（注：《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之一五，页2405上；《宋史》卷一六一《职官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页3785。）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八月，中书舍人苏轼上书反对给散青苗钱斛，拒绝依照中书省的录黄“书行”，“乞青苗钱今后更不给散”。（注：徐自明撰，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九《元祐元年》，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545。）此处似乎首次出现“书行”一词，不过依据苏轼奏状原文，“书行”原作“书名行下”。（注：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二七《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783—785；《长编》卷三八四，元祐元年八月己丑条，页9359—9361。）徐自明在宋宁宗嘉定间（1208—1224）撰《宋宰辅编年录》，依当时制度将“书名行下”简称“书行”。至于此时苏轼所撰其他奏状，他依照舍人院吏房或刑房“送到”的词头，不是提出“所有告词，臣未敢撰”，就是说“所有告命，不敢依例撰词”，都还没有用“书行”一词。（注：《苏轼文集》卷二七《缴进吴荀词头状》等，页773—777。）大约直到元祐六年七月，中书舍人韩川“既书行”张方平充宣徽南院使致仕告词，“词头却送（另外一位中书舍人韩）川”。（注：《长编》卷四六一，元祐六年七月乙丑条，页11024。）应该说，这是首次使用“书行”。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中书舍人邹浩在《上徽宗论太学生不当以言事殿举疏》的最后，说：“所有录黄，臣未敢签书行下。”（注：《宋朝诸臣奏议》卷十九，邹浩《上徽宗论太学生不当以言事殿举疏》，页186。）此后到南宋初，中书舍人大都使用“行词”、“行”、“修撰”、“撰词”、“拟词”等词，同时，“书行”一词的使用频率逐渐增高。高宗建炎元年（1127）九月，中书舍人汪藻上言，官员刘蒙、陆友谅“观望李纲风旨”，“为纲所擢”，仅削二官不够，因此“所有录黄，未敢书行”。（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系年要录》）卷九，建炎元年九月壬辰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页213。）绍兴二年八月，宰相吕颐浩“必欲引（朱）胜非”“还任”，但担心中书舍人胡安国“持录黄不下，特命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黄龟年书行”，“议者讥其侵官”。（注：《系年要录》卷五七，绍兴二年八月戊戌条，页992—993；《宋史》卷三八一《黄龟年传》，页11740。）四年七月，高宗批准都统制张俊关于蠲免本人产业科敷的要求，有中书舍人上言拒绝为张“书行”，高宗不得已下“诏令以次官书行”，即命第二名中书舍人撰写准许张的要求的诏书。（注：《系年要录》卷七八，绍兴四年七月庚申条，页1277—1278。）六年八月，诏左司郎官楼炤兼权中书舍人“书行户房文字”。（注：《系年要录》卷一〇四，绍兴六年八月壬戌条，页1702。）八年，宰相秦桧企图引用亲旧，中书舍人吕本中“封还除目，桧勉其书行，卒不从”。（注：《宋史》卷三七六《吕本中传》，页11637。）宋孝宗时期，开始常用“书行”此词。自绍兴三十二年九月至隆兴元年（1163）三月，中书舍人周必大连续十二次“缴驳”中书门下省“送到”的“录黄”或“词头”，这些奏状的程式大都是“具位臣周某，准中书门下省送到”“录黄”或“词头”一道，“为……事，令臣书行，须至奏闻者”。然后叙述自己的理由，最后写道：“所有录黄（或词头），臣未敢书行，谨录奏闻，伏候敕旨。”其中有一篇《申省论朱霖状》，因为是中书门下省户房送到的词头，周必大就不用“书行”一词，而在最后这样写道：“缘此未敢命词，须至申闻者”，改用“命词”一词。还有一篇与给事中金安节合写的奏状，则在最后写成：“所有录黄，臣等未敢书读，谨随状缴进以闻，伏候敕旨。”（注：周必大：《文忠集》卷九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148册，页74上。）隆兴元年八月，金安节任给事中，孝宗准备提拔龙大渊、曾觌为知门事、同知门事，“宰相知（金）安节必以为言，使人讽之，曰：‘若书行，即坐政府矣。’安节拒不纳，封还录黄。”（注：《宋史》卷三八六《金安节传》，页11860。）照例，给事中只管书读，中书舍人才管书行，此处宰相让给事中金安节“书行”，似乎是当时给事中常用的“书读行下”的简称。乾道二年（1166）十二月，起居舍人洪迈上书说：“今三省所行，事无巨细，必先经中书画黄，宰执书押既完，当制舍人书行，然后过门下，而给事中书读。如给、舍有所建明，则封黄具奏，以听上旨。”（注：《宋史全文》卷二四下《宋孝宗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331册，页324下。据《宋史》卷三七三《洪迈传》，为洪迈在乾道三年拜中书舍人时所上。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八（丛书集成本，3880册，页108），则作乾道二年十二月洪适言，待考。）此后，中书舍人的“书行”大致依此程序执行。

三

关于给事中的“书读”一词，在文献中出现较早。宋神宗元丰改制后，立刻使用此词。元丰五年（1082）五月，给事中舒亶上言：“吏房前后发李规、王务民奏钞，令臣书读……”（注：《长编》卷三二六，元丰五年五月辛丑条，页7853。）哲宗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因对朝廷用人有不同意见，给事中王岩叟、范纯仁等加以封驳，于是哲宗（时哲宗尚年幼，朝廷大事皆由太皇太后高氏裁决）下诏门下省，“更不送给事中书读，令疾速施行”。这当然又引起大臣们的反对。御史中丞刘挚与殿中侍御史孙升合奏：“臣等伏闻除安焘知枢密院事，因给事中两次封驳不当，遂蒙特降指挥，更不施行送本官书读，直下吏部施行。”刘挚、孙升又奏：“今陛下除一大臣，因其封驳不当，遂废给事中职业，不令书读，则是命大臣以私矣。”（注：《长编》卷三七〇，元祐元年闰二月乙卯条，页8951。）三月，右谏议大夫孙觉等上言，认为：“凡命令之出，先自中书省一人宣之，一人奉之，一人行之。次于门下省一人读之，一人省之，一人审之。苟有未当，则许驳正，然后由尚书省受付施行。……今安焘之命，不送给事中书读施行，乃是封驳一职遂为虚设。制敕不全，命令不重，而法度不存矣。斜封授官，恐渐起于次。”孙觉等还说：“臣等所论，乃系国体。”（注：《长编》卷三七一，元祐元年三月辛未条，页8996—8997。）将门下省给事中书读职责的是否正常行施，看做关乎“国体”的一件大事。元符三年（1100）八月，“中批”邓询武为史官，给事中叶涛、龚原加以封驳，哲宗改命中书舍人徐绩“书门下录黄行出”。翰林学士曾肇认为：“诏令所出”，“中书则有舍人主行，门下则有给事主读，尚书则有左、右司郎官受付，使之更先相弥缝，更相可否，然后发号施令，罔有不臧，立政官人，举无过事。……近日给事中封驳中书录黄，三省进呈，却令舍人书读行下。”（注：《宋朝诸臣奏议》卷五七，曾肇《上徽宗论中书舍人不当书门下录黄》，页637。原注元祐三年三月“时为中书舍人”的曾肇“上此奏”，但据此奏系上徽宗，不可能在哲宗元祐三年。另据《宋史》卷一六一《职官一》，页3779，“元符三年，翰林学士曾肇言”与此相同。）此后，给事中的书读程式依此进行。只在重和元年（政和八年，1118）四月，出现命令给事中书读“空黄”的奇怪做法。据张叔夜《上徽宗论先书空黄》奏札说：“凡命令之出，中书省宣、奉、行，门下省省、审、读，然后付尚书省颁行。而枢密院被旨，亦必录送门下省。……今则急速文字无有经遍三省者矣，而诸房复以空头录黄，用白帖子贴出事目，谓之‘空黄’，先此书读。揆之职守，自应不书。然未有法禁，苟或先书空黄，则本省审读殆成虚设。”徽宗下“诏先书空黄，殆非法意，可依所奏，立法施行”，采纳了他的建议。（注：《宋朝诸臣奏议》卷五七《上徽宗论先书空黄》，页638—639。）南宋宁宗初，皇太后之弟知门事谢渊特批请给予优待，给事中楼钥提出反对。楼钥的奏状开头这样写道：“中奉大夫、守给事中、兼直学士院、兼实录院同修撰臣楼钥奏：准中书门下省送到录黄，为知门事谢渊为系皇太后亲弟，其请给等可依韩侂胄例，特与依禄格全支本色，日后迁转准此事令臣书读。”然后逐条叙述他的理由，最后又这样写道：“所有录黄，臣未敢书读，谨随状缴奏以闻，伏候敕旨。”（注：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卷二七《缴奏谢渊请给合支本色状》，四部丛刊本，页150—151。）元丰改制后一直到南宋，给事中缴驳录黄的奏状几乎都是按照这个模式写的。

四

人们也许会问：给事中究竟是怎样“书读”和中书舍人是怎样“书行”的呢？南宋理宗时，赵升《朝野类要》卷四《文书·书黄》记载：“凡事合经给事中书读并中书舍人书行者，书毕即备录录黄，过尚书省给札施行；如不可行，即不书而执奏，谓之‘缴驳’，故俗谚曰‘不到中书不是官’。”（注：赵升：《朝野类要》卷四《文书·书黄》，日本东京，东洋文库藏影印本，明刊本，页24。）这里必须弄清楚，给事中的“书读”是在文书如官诰上签一个“读”字呢，还是只在文书形成过程中审阅或者朗读呢？前述龚延明先生认为是签一个“读”字。《长编》卷三二六元丰五年五月辛丑，给事中舒亶上言，也标点成“吏房前后发到李规、王务民奏钞，令臣书‘读’，侍郎王珪已书‘省审’。”（注：《长编》卷三二六，元丰五年五月辛丑条，页7853。）但是，今存哲宗元祐三年三月办理并颁发的《范纯仁进封太中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诰》（注：《范纯仁进封太中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诰》，藏南京博物院，误称《范纯仁进封高平郡开国侯诰》。）中，在“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臣【吕】大防、给事中臣【顾】临等言”下，并没有接着写“读”和“省审”等字，而是写“制书如右，请奉制书付外施行，谨言”。然后写“元祐三年三月五日，制‘可’”。所谓制“可”，是哲宗的批示即画旨。由此可见，给事中“书读”不像是签一个“读”字。又据《司马光拜左仆射告身》（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系元祐元年闰二月颁发，在“尚书左丞、权门下侍郎臣【吕】公著，给事中臣【范】纯仁等言”下，也仅写“制书如右，请奉制付外施行，谨言”云云，也没有出现“读”字。另据宋理宗时《太学灵通庙牒》（注：王昶辑：《金石萃编》卷一五二《宋三十》，北京：中国书店影印本，1985，页2上、下。）记载，最后为“端平三年正月九日，特进、左丞相清之，右丞相行简，参知政事与之（未上），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性之，给事中咨夔，兼权中书舍人□……”这里的给事中洪咨夔的名字之下也没有签“读”字。这是值得注意的。

那么，中书舍人的“书行”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前述宋宁宗时徐自明撰《宋宰辅编年录》将苏轼的“书名行下”简称“书行”，这是一个解释。为什么要“书名”呢？原来在神宗元丰五年（1082）五月规定：“三省、枢密院自今应入进文字，自来用押字者，并依三省例书臣名。”（注：《长编》卷三二六，元丰五年五月乙未条，页7851。）以前有的官员在文书上签押或画押，现在改为皆依三省例写官员之名，但不写姓。前引范纯仁官诰和《太学灵通庙牒》，都在各个官名之下只写官员之名。同时，在“兼权中书舍人□”之下也没有签“行”字，撰写范纯仁诰身的苏轼也不见他签“行”字。据范纯仁诰身后嘉定丙子上巳眉山任希夷的题跋，该诰之词系由时任翰林学士的苏轼所撰，《苏轼文集》卷三八即载有此诰之词的全文。（注：《苏轼文集》卷三八，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1095—1096。）又据孝宗乾道六年（1170）六月，王佐授主管淮南东路安抚司公事、马步军都总管告身（藏上海博物馆），在“给事中沂、权中书舍人□”之后还是没有写“读”和“行”字。再据理宗宝庆三年（1227）正月颁发的《它山遗德庙封善政侯牒》记载，该牒敕词之后署有“给事中清之、中书舍人墍”。（注：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一八《宋三十七》，《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一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页555。）这里的给事中是郑清之，中书舍人是王塈，他们的姓名后也没有写“读”或“行”字。不过，据神宗熙宁八年（1075）六月，淄州灵泉院顺德夫人敕，该敕后署有“中书令阙，中书侍郎阙，右正言、知制诰臣邓润甫宣奉行”。（注：《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〇四《宋二十三》，《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一册，页340下—341下。）即知制诰邓润甫不仅负责起草敕词，还代行中书令的“宣”和中书侍郎的“奉”的职务。徽宗崇宁三年（1104）九月颁发的《渠州汉车骑将军敕》记载，该敕文之后署有“中书令阙、中书侍郎臣吴居厚宣奉、中书舍人臣刘正夫行”，同时又记载“侍中阙、司空兼门下侍郎（蔡）京、门下侍郎（赵）挺之”。（注：汪鋆：《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卷一六《宋一》，《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一册，页5。）这里没有出现给事中的官衔和姓名。另外，据宁宗庆元三年（1197）二月胡柯编《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欧阳修从天圣八年（1030）至绍圣三年（1096）五月，即其生前与身后所得官诰的制词，元丰改制前由“知制诰陈从易行”、“蔡襄行”、“王安礼行”等，元丰改制后由“中书舍人盛陶行”。（注：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附录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01，页2597—2625。）又据杨万里的“历官告词”，由乾道六年（1170）十月“中书舍人范成大行”其国子博士告词，到开禧二年（1206）二月“中书舍人宇文绍节行”、开禧三年正月“中书舍人毛宪行”等。（注：杨万里撰，程维荣等点校：《杨万里集》卷一三三，《传世藏书·宋金元别集六》，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页733—738。）这些知制诰和中书舍人姓名后的“行”字出现在官诰上，显示他们是这些诰词草稿的作者。但在正式官诰上他们姓名后的“行”字，其实是由中书省的吏人书写的，因为每天都有许多官诰须要制作，数名知制诰或中书舍人根本无法应付，所以正式官诰上的文字其实都出自专司誊写的吏人之手。

宋理宗时，曾经出现由一名执政官员身兼给事中和中书舍人等三职的情况。宝祐四年（1256）八月，太学的土地神被加封名号，其“敕牒”记载：“宝祐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右丞相【程】元凤，参知政事【贾】似道（两淮大使），参知政事【蔡】杭，时暂兼给事中，时暂兼权直舍人院”。（注：阮元编录：《两浙金石志》卷一二《宋·淳祐、宝祐加封敕牒碑》，载《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二册，页827下—828上。）蔡杭应为蔡抗之误，据《宋史·宰辅表五》，蔡抗在宝祐四年七月乙卯“除参知政事”。（注：《宋史》卷二一四《宰辅五》，页5635。）可见蔡抗还兼任给事中和权直舍人院（一般官资低者不除中书舍人，而称直舍人院），即兼任撰写这一敕牒并负责审读。此时在有些敕牒上，不署权中书舍人之名。如理宗景定五年（1264）的《显应庙神封广惠侯尚书敕符碑》和度宗咸淳九年（1273）的《缙云县显应庙牒碑》，各记载“兼给事中【牟】子才，兼权中书舍人”和“时暂兼权给事中元庆，兼权中书舍人”。（注：邹柏森辑：《括苍金石志补遗》卷二；李遇孙辑《括苍金石志》卷八《宋六》，载《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三册，页891上、856上。）据此二碑，如有关官员暂时缺人，则原碑写明“缺”；如碑刻不清，辑录者则写“□”，可是“兼权中书舍人”之下原碑既无“缺”字，又未说明是由前一官员即给事中兼任的，因此留下了疑问。

中书舍人撰写诰词是有草稿的。宋高宗时曾任中书舍人和翰林学士的汪藻，“属时多事，诏令类出其手”，（注：《宋史》卷四四五《汪藻传》，页13131。）到元代还留有他撰写的十帙诰词的手稿。元人吴澄《题汪龙溪行词手稿后》记载，吴澄曾看到汪藻的“手稿十帙，虽一时不经之词，非大诏令也，而一斑之窥、一脔之尝，亦粗得仿佛云”。（注：吴澄：《吴文正集》卷五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197册，页585下—586上。）在中书舍人撰写草稿后，朝廷大臣如执政甚至皇帝可以加以修改。陈鹄撰《西塘集耆旧续闻》卷五《杨家鞋底》说，据温革《杂志》记载：“舍人行词或有未当，则执政请以稿议改定。杨文公（亿）有重名于世，尝因草制为执政者多所点窜，杨甚不平，因以稿上涂抹处，以浓墨傅之，就加为鞋底样，题其榜（旁）曰：‘世业杨家鞋底’。或问其故，曰：‘是他别人脚迹。’当时传以为嗢噱。自后舍人行词，遇涂抹者，必相谑云‘又遭鞋底’。”同书《杨文公答契丹书改制词，宋湜进封李继迁西平王制称旨》也说，杨亿曾起草答契丹国书，有“邻壤交欢之语”，“进草既入”，真宗“自注其侧云：‘鼠壤，粪壤。’”杨亿急忙改为“邻境”。又真宗赐李继迁姓名及进封西平王，翰林学士宋白、苏易简和张洎“草诏册皆不称旨”，改由宋湜“进词”。宋湜领会真宗本意草诏，真宗大喜，“不数日参大政”。（注：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五《杨文公答契丹书改制词，宋湜进封李继迁西平王制称旨》，北京：中华书局，2000，页338。）这说明中书舍人草拟制词包括诰词，皇帝和其他大臣是可以修改的。

中书舍人撰写的诰词，一般属于“专词”，与“海词”不同。海词是以皇帝名义颁布的现成的训词，用于低级官员，人人一样。如太学生、高级吏胥的训词又称赞词，杨万里就写过《给太学士人绫纸词》，全文是：“牒：某人，成均，材之囿也。言艺其苗，言撷其秀。既曰撷之，曷不艺之？士之入于斯，出于斯，有硕其用者相踵也，庸非国家养士之仁乎？有养士之仁，有自养之仁，往（清）省毋怠。事须准敕给牒充太学生，故牒。”（注：《杨万里集》卷九六《杂著·词》，页495。）朝廷三省的吏胥的赞词，据周必大《二老堂杂志》卷四《省吏补牒》（注：周必大：《二老堂杂志》卷四《省吏补牒》，丛书集成本，2767册，页66。）记载，省吏递迁“皆给绫牒，赞辞如补太学生者”。这些写于每个太学生或高级吏胥绫牒的赞词便是海词，各人都一样。至于专词，是为高、中级官员写的，每人都不一样。比如官员封赠父母诰词，在元祐元年前皆“各有词”，从此年开始，规定中大夫、防御使以下的父母使用海词，太中大夫、观察使以上的父母则使用专词。（注：《长编》卷三七〇，元祐元年闰二月丁巳条，页8956。）宋朝曾任知制诰、中书舍人和翰林学士的不少文人学士，如欧阳修、苏辙、苏轼、蔡襄、曾巩、陈傅良、楼钥等，都撰写了许多“制敕”（分内制和外制）、“制诰”、“西掖诰词”、“北门书诏”等。有的人如曾巩还写过许多“制诰拟词”，看来是在任中书舍人时提前写好而备用的。（注：曾巩撰，陈杏珍等点校：《曾巩集》卷二三—卷二六，北京：中华书局，1984，页359—410。）

中书舍人从元丰六年（1083）九月起是“各随所领房命词”的，但有关官员的大部分“差除”即任命差遣是在吏房“日常行词”的，其余少量诰词如官员“责降牵复”由刑房负责，“蕃官迁转”由兵房负责，所以中书舍人平时要“轮日分草”。（注：《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之一六，页2405下；《长编》卷三六四，元祐元年正月丁巳条，页8731—8732，作“论日分草”，“论”系“轮”字之误。）不过，到后来因为官员人数不断增多，吏房负责提供官诰的任务越来越重，便一分为二，成为左、右两房。光宗绍熙四年（1193），起居舍人兼中书舍人陈傅良“缴奏给事中黄裳改除兵部侍郎状”说，他自己在楼钥差充御试官时，“暂兼摄吏左房书黄事”。（注：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一四七《用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页1920下。）度宗咸淳三年（1267）十一月，王应麟除起居舍人兼中书舍人，“兼权书行吏右、礼、工房”。八年七月，“书行吏左、户房”。恭帝德祐元年（1275）三月，“真除舍人”；四月，“供职书行吏左、户、兵、刑房”。（注：王应麟：《四明文献集》卷五《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187册，页268下；张大昌编：《王深宁先生年谱》，载《四明丛书》第一集。）

中书舍人及翰林学士是依据什么来行词的呢？第一，元丰改制后的北宋时期，依据中书省送下的录黄，南宋时依据中书门下省送下的录黄。如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三月，中书舍人邹浩《论太学生不当以言事殿举》奏状，说：“臣准中书省刑房送到录黄一道，为太学生张寅亮等妄言……所有录黄，臣未敢签书行下。”（注：《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九《论太学生不当以言事殿举》，页186。）宋光宗时，中书舍人陈傅良《缴奏孙拱之转官状》写道：“准中书门下省送到录黄一道，枢密院关奉圣旨……令臣书行。”（注：《止斋文集》卷二四《缴奏孙拱之转官状》，四部丛刊本，页139下。）第二，依据中书省发给的词头。北宋前期，知制诰已经依照中书门下颁发的词头撰写诰词。元丰改制后，中书舍人依照中书省颁发的词头草词。如徽宗宣和元年（1119），中书舍人许翰说：“承中书省兵房送到词头一道，为……”（注：《宋朝诸臣奏议》卷九七，许翰《论西师赏功之滥》，页1051。）孝宗时，中书舍人洪适《缴侯进词头札子》说：“臣准中书省送到武功大夫、镇江水军统领侯进降官词头，令臣撰词进入。臣……所有制词，臣未敢撰入，取进止。”（注：洪适：《盘洲文集》卷四七《缴侯进词头札子》，四部丛刊本，页319。）这里，中书舍人依照词头撰写往往不称为“书行”，而称为“撰词”或“撰”、“撰述”。第三，直接依照皇帝或皇太后的意旨撰写。如徽宗宣和间，“有旨：‘苏轼追复职名。’时卫仲达可当行词……”（注：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三《同列戏卫达可行苏轼追复职名制》，北京：中华书局，2002，页95。）建中靖国元年，“钦圣”即太皇太后向氏（神宗皇后）“降出小册子”，下令邢恕（字和叔）“放归田里”。原来邢恕“从程颐学，因出入司马光、吕公著之门”，但“天资反复，行险冒进”。（注：《宋史》卷四七一《邢恕传》，页13702—13705。）中书舍人曾肇“行词头”，“略云：‘使光、公著被凶悖之名，蒙窜斥之罪……’”（注：朱弁：《曲洧旧闻》卷六，丛书集成本，2768册，页44。）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孝宗下达“御批”：“卿等更宣谕王信：‘皇太后止为本人颇晓事，人亦推许，要兼本宫职事，凡事齐整。将来修盖慈宁宫，亦要本人逐日取皇太后圣旨，务要凡百惬皇太后圣意。可书行。”（注：周必大：《文忠集》卷一五〇《奉诏录五·宣谕王信书行甘昺职事御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148册，页645下。）端平三年（1236）八月，“上（即理宗）令丞相宣谕”中书舍人林希逸起草史嵩之的诰词，定下基调为“可作自陈行词”，还“付下御前所录嵩之奏状，令体此降制”。（注：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二三《刘克庄行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185册，页784上、下。）第四，台谏官的奏章。有时官员被认为有罪，“为台谏论列”，朝廷“不得已然后谪出，而谪命之下，必按台谏章疏摭实行词”。（注：陈东撰，陈智勇注：《少阳集注》卷三《书·上高宗皇帝第三书》，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4，页75。）第五，有关官员的履历文书。中书舍人在受命撰写告词时，可以索取这些官员的履历文书。淳熙八年十月，中书舍人施师点要求遵照“三省旧制，每有除目，必具本官履历于画黄之首，庶几贤否易知，不至经由卤莽”。孝宗采纳此见，下诏“吏、刑部，遇【中书门下】后省取索差除官历任功过，毋得稽迟漏落”。（注：《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之八三，页2371上。）这些是中书舍人书行的主要依据。

翰林学士（有时由中书舍人）撰写文书如麻制后，由门舍人“宣读”。宁宗庆元二年（1196），余端礼由右丞相拜左丞相，权直舍人院、中书舍人傅伯寿负责“草麻”，首联云：“天乙之兴，中实为左相。”“中乃仲虺也。”门舍人“读麻，既读破句，又不识‘虺’字。”事情发生后，门舍人遭御史弹劾而被罢免，宁宗传旨：“今后宣麻人与学士同锁宿，点句与之，以便宣读。”（注：谢采伯：《密斋笔记》卷三，载《历代笔记小说集成》第十八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页198—199。《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二十载有余端礼拜左丞相制的全文，首联曰：“有熊之佐，风后配夫上台；天乙之兴，仲虺居于左相。”）说明负责撰写麻制的中书舍人和宣读麻制的门舍人是有分工的。

中书舍人起草词命是有时间限制的。理宗时，牟子才兼直舍人院，右司李伯玉“降官已逾年，舍人院不敢行词”，牟子才说：“故事，文书行不过百刻”，“即为书行”。（注：《宋史》卷四一一《牟子才传》，页12357。）中国古代计时，将一昼夜分为百刻，实为九十六刻。此处百刻即一昼夜。说明中书舍人起草诰词必须在一天内完成。宁宗时，洪迈记载：“中书舍人所承受词头，自唐至本朝，皆只就省中起草付吏，逮于告命之成，皆未尝越日，故其职为难。”到南宋时，因为“典故散失，每除书之下，先以省札授之，而续给告，以是迁延稽滞”。有的官员出知外州，“几将一月，犹未受告”。（注：《容斋三笔》卷四《外制之难》，页464—465。）这说明南宋时中书舍人书行的效率比北宋时大为降低，其中也与南宋时官员人数增加很多有关。当然，北宋和南宋时都出现了好几位撰写诰词的高手。如洪迈前面还说到仁宗时知制诰刘敞“临出局，倚马一挥九制，皆见于史策”。又如前述曾巩，他接到词头后，能够“即为之词，授院吏上马去”。再如南宋末王应麟，他才思敏捷，当时“除目填委”，其他中书舍人皆“搁笔不下，公独从容授之，若行云流水，悠然泛然，而莫知纪极者”。（注：王应麟：《四明文献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187册，页268下。）这些文人学士为后代留下了许多敕命或制敕包括诰词，其中不乏精彩的篇章。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第一，宋朝知制诰和中书舍人的书行是撰写敕命或制敕包括诰词的初稿，有时称“书名行下”、“签书行下”，更多时候简称“行词”、“行”、“命词”，有时也称“草”、“撰述”、“演词”等。这也就是说，书行是知制诰和中书舍人一般应在本人撰写的敕命或制敕包括诰词初稿上后署上自己的名或姓名，偶尔还在其后写上“行”字。第二，书读是给事中复看或复审，现在尚不能断定是否由给事中在本人复审的知制诰和中书舍人撰写的敕命或制敕初稿上签一个“读”字。第三，中书舍人的书行和给事中的书读，是朝廷敕命或制敕起草、复审、颁布和施行过程中的两个程式或手续，它们本身并不构成一种文书。第四，宋朝的书行和书读程式或手续的施行，有时由于皇帝和权相的干扰，呈现复杂情况，出现过命令给事中书行、起居舍人书行和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书行，以及中书舍人书读或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书读等错位情况，不过，这些情况往往受到中书舍人和给事中、起居舍人等的抵制。第五，南宋后期有时也出现过给事中兼任中书舍人或直舍人院的情况，即由其中的一人包办了书行和书读，不过在整个宋朝而言是不多见的。

原载《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1期

由书仪所见宋代的政治构造

（注：本文的主要内容曾发表于《汉学研究》27卷2期，2009，收入本文时做了修改。）

平田茂树

一、前言

将宋代的政治构造具象化的时候，有这样一种方法，就是描绘官僚机构图。许多官僚机构图都由如下形象构成：在11世纪80年代施行元丰官制改革之前，宋代的官僚机构可以描绘为这样一幅图像：以作为皇帝直属机关的中书门下（负责民政）、枢密院（负责军政）、三司（负责财政）、翰林学士院（负责诏敕的起草）、御史台·谏院（负责监察和言事）为中心，进行政策的立案、审议；然后，由作为执行机关中心的尚书省下设的六部，以及九寺、五监等官署，对该政策进行实施；再把这些命令由中央向路、州、县的地方官府传达（参照图1）。（注：参照Charles O.Hucker：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所载页41图。但是，三省六部体制在唐代已经确立，这个官僚图架构的形象，唐与宋基本上是相同的。然而唐宋元明清具有一种倾向，即：宰相拥有的“百官之长”、“皇帝辅佐”的两种机能中，前者不断地丧失，而皇帝直属的机关则逐渐地增加。就宋代而言，在唐代已经存在的宰相、学士以及御史台以外，还增加了枢密院、三司和谏院。虽然Hucker氏仍然将学士置于宰相之下，然而在本文的分析中，已经明确地将它视为皇帝直属的机关。）

图1　宋代官制形象图（元丰官制改革以前）

换言之，这图就是在唐宋代展开以三省六部为中心的官僚机构中央集权化的官僚机构图。（注：汉、六朝的官僚结构是由仿如联合舰队一般重层的官府连合，以及皇帝和命官、命官和属吏二重的君臣关系组成的。其后，以6世纪末隋文帝的改革为起点，唐宋两代通过以三省六部为中心的官僚机构的中央集权化、引入科举制、依靠吏部进行统一的人事实施等举措，逐步实现君臣关系的一元化。参照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国家の思想构造―专制国家とイデオロギー》第八章《小结》，东京：校仓书房，1994，页337—338，然而，本文的分析结果显示，中央集权化的宋代官僚机构并不能就此被看做一元的命令系统。）然而，这样的构图令人感到奇异的是，官僚机构的关系是用一根实线描画出来的。对于这样的官僚机构图，笔者感到有两个问题。第一是与中国官僚制原理相关的问题。本文虽无意在官僚制原理的问题上作深入探讨，然而，正如许多学者所论及的那样，中国的官僚制是在接受《周礼》思想影响的同时，反复创造和改变而成的。例如，滋贺秀三曾论证《大唐六典》、《大明会典》、《大清会典》等书籍的形式可以在《周礼》中寻求到原型。（注：参考滋贺秀三：《大清律例をめぐって》，载于《中国法制論集―法典と刑罰―》，东京：创文社，2003，页281—309，以及谷井俊仁《官制は如何に叙述されるか―〈周礼〉から〈会典〉へ―》，《人文論叢》23，2006，页81—98。）而中国的官制又在继承传统精神的同时，不断地重复构筑新的官僚制度。其结果就是，出现了尚书六部和九寺、五监等机构持有类似的执掌且同时存在的现象。此外，还存在如何解释由唐代后半期开始设置、拥有很大权限的三司使、枢密使等使职以及翰林学士在官僚制度的体系中处于何种位置的问题。

第二是围绕文书制度的问题。事实上，宋代的史料中表现官府间文书制度关系的词语里经常可以看到“相统摄”、“非相统摄”这样的表达。这就说明了，在官府之间存在着统属与非统属两种关系，官僚机构便是根据这两者的复合关系运营操作的。本论文的目标就是着眼于这个“相统摄”、“非相统摄”的词语，以体现这两种关系的文书传达关系为线索，探讨当时的政治构造。

二、问题的所在

日本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先驱宫崎市定对宋代以后政治运营的特征有以下叙述：“这样非常多面地与官僚直接接触，是宋代以后的天子的特质，天子的独裁权也必然地由此产生，并最终得以完成。”（注：宫崎市定：《宋代官制序说—宋史职官志をいかに読むべきか―》，载于《宋史职官志索引》，京都：同朋舍，1963，页22。）正如所言，宋代与其他的时代相比，皇帝和官僚之间的直接交流相对频繁，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官僚直接向皇帝陈述意见的“对”的制度。这个“对”当然在其他时代也存在，然而正如拙论所考证的那样，在这个时代与其他时代相比，在频度和种类上都更为突出。而且，“对”是皇帝和官僚之间的直接对话，是可以称作“口头交流”的世界，同时还伴随有写成札子并提交给皇帝的文书作成行为。关于官僚与皇帝之间的对话方式虽然还有很多未能解释清楚的地方，然而，宋代的“对”并非唐代的以《贞观政要》为象征的那种基于口头的对话方式，而具有伴随文书的特征，这种以文书主义为基调的皇帝、官僚之间的交流方式在宋、元、明、清逐渐发展起来。（注：参照平田茂树：《宋代政治构造试论—对と议を手挂かりとして—》，《东洋史研究》52—2，1994，页104—107，以及平田茂树：《宋代の日记史料から见た政治构造》，载于《宋代社会の空间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东京：汲古书院，2006，页63—66。）

那么，宋代究竟在使用怎样的文书呢？《宋史》卷一六一《中书省》条中列举出中央的命令文书，包括“册书”、“制书”、“诰命”、“诏书”、“敕书”、“御札”、“敕牓”七种；（注：脱脱：《宋史》卷一六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页3783。）赵升《朝野类要》卷四《文书》中列出“诏书”、“制书”、“手诏”、“御札”、“德音”、“曲赦”、“赦书”、“翻黄”、“批答”、“宣帖”、“白麻”、“咨报”、“书黄”、“省札”、“部符”、“敕牒”、“官帖子”、“奏札”、“旦表”、“谢表”、“贺表”、“起居表”、“慰表”、“百官表”、“奏笺”、“功德疏”、“万言书”、“进状”、“堂札”、“白札子”、“边报”、“奏案”、“帅札”、“朝报”三十四事；（注：赵升：《朝野类要》卷四，北京：中华书局，2007，页82—89。）《庆元条法事类》卷一六《文书式》里列出“表”、“奏状”、“状”、“牒”、“关”、“符”、“帖”、“晓示”、“都簿”九事，（注：《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一册，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页347—350。）等等。由此可见，皇帝、官僚、庶民三者之间往来存在着多样的文书，是可以确定的。（注：作为文书制度，本文并未论及北宋末发展起来的御笔手诏问题。德永洋介在《宋代の御笔手诏》，《东洋史研究》57—3，1998，页24—26中提出，御笔在此后的北宋末期到南宋时代逐渐成为了宋代文书系统的根干。此外，他还认为“御笔制度是不可缺失的一环。它一方面维持了详细咨询宰相而后裁断的原则，另一方面成为皇帝直接指导六部以下行政机关的体制的先鞭，对明代的内阁和司礼掌印太监相关的多个侧面都起到了先驱作用，御笔制度的这个意义是不可忽视的。”由此可见，在德永氏的论述中，御笔制度被赋予了明代内阁票拟系统的先驱的位置。）

这些文书制度与当时的监察制度、情报传达的结构有很深的关联。对于这一点，邓小南已经做了很好的总结，将她的意见和我自己的见解整理结合，得出以下的认识：（注：参照平田茂树：《宋代政治构造研究序说》，《人文研究》57，2006，页243—256；邓小南：《多面的な政治业绩调査と宋代の情报处理システム》，载于《宋代社会の空间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东京：汲古书院，2006，页97—127。）从官僚制度的结构来把握问题的时候，特别重要的是把中央—地方政治的“场”连接起来的各种情报传达、监视的装置。这些装置存在有两个向量：一个是以皇帝为顶点，从中央到地方、从地方到中央的纵向的向量；另一个是在官司、官僚之间移动的横向的向量。（当然，由于官司、官僚之间也存在上级、下级、上司、部下等等的阶层性，严格来说并不能称之为横向，但若根据“一君万民”的传统思维方式，将皇帝以外都视为平等的存在，那么横的向量也是可以成立的。）和其他时代相比，宋代的皇帝与官僚、官司（亦包括一般庶民）的直接接触有多种多样的方式。具体来说，皇帝一方面通过各种的“对”（官僚直接到皇帝面前陈述意见的制度）以及被称作“奏、表、状、札子”等等的文书，直接地获取多数官僚的意见；另一方面，把皇城司、走马承受等谍报组织和称作中使的宦官派遣到各地，从而取得地方的情报。同时，作出各种各样的政绩评定、监察的方式，实行官僚间的相互监视，使忠实于皇帝的政治可以得到施行。此外，这个时代，在出版文化发达的背景下，“邸报”（官报）、“小报”（民间新闻）的发行，还有以诏开头的各种榜文的揭示，都使人们可以得到各种的政治情报。然则，人们是如何通过这些有关政治的信息沟通装置获得情报，又如何将它们与政治活动相结合的？对这些内容进行分析是必要的。

若参考以上的说明考虑文书的传达，纵向和横向的向量两者的存在是可以设想到的。（注：除了上行文书、平行文书、下行文书这样的分类以外，中村裕一：《唐代官文书研究》，京都：中文出版社，1991，页5中，明确地把唐代公文书区分为以皇帝的名义公布的文书（制敕类）和在官府间或官人间等场合使用的文书（官文书），制敕类和官文书的两种区分也有必要留意。）然而，从汇集当时文书形式的司马光《书仪》以及《庆元条法事类》卷一六《文书》等所谓的“书仪”来看，文书制度研究则需要设定三个向量进行分析。即，将司马光《书仪》中作为公文书或称官文书的“表式”、“奏状式”、“申状式”、“牒式”，《庆元条法事类》卷一六《文书》中的“表”、“奏状”、“状”、“牒”、“关”、“符”、“帖”、“晓示”、“都簿”等文书列举出来。大胆地进行整理的话，第一类就是由下级的官僚、官府向上级的官僚、官府或者皇帝传递的上行文书，以“表”、“启”、“申状”、“奏状”、“札子”（注：被称为“札子”的文书有两种：以“上殿札子”为代表，呈递给皇帝的上行文书；以及从中书、枢密院等颁下的下行文书。）为代表，而这类上行文书还分为呈送皇帝的“奏状”、“札子”等文书群，以及递送以宰相为核心的上级官府的“申状”。（注：关于奏状和申状性质的差异，吴丽娱：《试论“状”在唐朝中央行政体系中的应用与传递》，《文史》2008年第1辑，2008，页119—148，以及王化雨《宋代皇帝与宰辅的政务信息处理过程：以章奏为例》，载于《“文书·政令·信息沟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中古时期的文书传递与·信息沟通”课题组，2010，页327—357有详细的论述。另外，司马光《书仪》（《丛书集成初编社会科学类》）卷一《公文类·申状式》，北京：中华书局，1985，页2—3的一节里有记云：“右内外官司向所统属并用此式。尚书省司上门下中书省、枢密院，及台省寺监上三省、枢密院，省内诸司并诸路、诸州上省台寺监并准此。”“内外官司向所统属并用此式”的部分有必要留意。即，尚书省向中书、门下省、枢密院递送文书的场合，台省、九寺、五监向三省、枢密院递送文书的场合，三省内诸司、诸路、诸州向省台、九寺、五监递送文书的场合，使用“申状”。这是由于这些官府之间存在“统属关系”。）第二类是由皇帝或者上级的官僚、官府向下级官僚、官府传达的下行文书，以“诏”、“敕”、“札子”、“帖”等为代表；第三类就是同级官府间往来的平行文书，以“关”、“牒”、“咨报”为代表。实际上，这里指出的第三类，就是“前言”中所说与“相统摄”、“非相统摄”特别相关的文书，也就是这次分析的对象。

三、“牒”

首先来看被称为”牒”的文书。《庆元条法事类》卷一六《文书》：

牒

某司　牒　某司或某官。某事云云。牒云云。如前列数事，则云“牒件如前”云云。谨牒

年　月　日

具官姓　书字

内外官司非相统摄者，相移则用此式。诸司补牒准之。唯改“牒某司”作“牒某人”，姓名不阙字，辞末云“故牒”。年月日下书吏人姓名。官虽统摄而无申状例及县于比州之类，皆曰“牒上”。于所辖而无符、帖例者，则曰“牒某司”或“某官”，并不阙字。（注：《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一册，页348—349。）

从这条材料看来，“牒”主要是在没有统属关系的官司们的平行文书中使用。（注：但是，这个作为平行文书的理解，要注意它是相对于其他时代的牒并不一定作为平行文书来理解而提出的。例如中村裕一《唐代公文书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96，页186中引用《大唐六典》卷1《尚书省都省左右司郎中员外郎》，北京：中华书局，1992，职掌条一节记载“九品已上公文皆曰牒”，提出“牒式文书包括结语使用‘谨牒’或‘故牒’两种类型，作为上行文书使用时加上（谨牒），下行文书时也同样使用（故牒）”。另外，森平雅彦《牒と咨の间-高丽王と元中书省の往复文书-》，《史渊》144，2007，页97—98中引用刘应李《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甲集卷五《诸式门·公牍诸式·行移往复体例》所见至元五年（1268）的规定，指出：（元代）外路“非相统摄”官府之间使用的牒，对应投递人和收件人的上下关系，区分为平牒（平行）、今故牒（下行）、牒上（上行）、牒呈上（虽然是上行，但比“牒上”的程度更高）。宋代的牒也可以看到魏了翁《鹤山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卷八一《朝奉大夫太府卿四川总领财赋累赠通议大夫李公墓志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173册—页206下中“请总领所与宣抚司平牒往来”，朱熹《朱子语类》卷一〇六，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2641，“邻县有事于邻州只是牒上”等类似的例子，因此，宋代的牒中也有可能使用这种与元代相同，以平行文书应用为基调，上行文书、下行文书也同样适用的文书形式。）但是实际上，虽然具有统属关系却不能使用“申状”书式的场合，或者由县向州相应的官署投递文书的时候，有使用“牒上”的情况；有统属关系但不能使用“符”和“帖”这些文例的场合，也有使用“牒某官司”、“牒某官”的情况，“牒”的使用例子是相当广泛的。（注：刘应李：《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甲集卷六《公牍诸式·行移往复体例》（济南：齐鲁书社，1995）：

至元五年中书吏礼部照得，诸外路官司不相统摄应行移者，品同往复平牒，正从同，三品于四品、五品并令故牒，六品以下皆指挥，回报者，四品牒上，五品牒呈上，六品以下并申。其四品于五品往复平牒，于六品七品令故牒，于八品以下皆指挥，回报者，六品牒上，七品牒呈上，八品以下皆申。五品于六品以下令故牒，回报者，六品牒上，七品牒呈上，七品同县并申，八品以下并申。六品于七品往复平牒，于八品九品今故牒，回报者，八品牒上，九品牒呈上。其七品于八品及八品于九品往复平牒，七品于九品令故牒，回报牒上。即佐官于当司官有应行移往复者，亦比类品，从职虽卑，并今故牒，应申者并谘，其八品九品于僧道录司有相关者，并令故牒，回报申。批奉都堂钧旨准拟施行。

这里在“不相统摄”的官司之间，以“品”的差别为根本，分为“往复平牒”、“令故牒”、“指挥”、“牒上”、“牒呈上”等使用。）

我们结合司马光《书仪》中关于“牒”的文书格式同样的记载来分析。

牒式

某司牒某司或某官

某事云云

牒云云。若前列数事，则云牒件如前云云。谨牒

年　月　日　牒

列位三司首判之官一人押。枢密院则都承旨押。

右门下、中书、尚书省以本省、枢密院以本院事相移并谓非被受者及内外官司非相管隶者相移，并用此式。诸司补牒亦同。惟于年月日下书书令史名，辞末云故牒。官虽统摄而无状例及县于比州之类皆曰牒上寺监于御史台、秘书、殿中省准此。于所辖而无符帖例者则曰牒某司，不阙字。尚书省于御史台、秘书、殿中省及诸司于台省、台省寺监于诸路、诸州，亦准此。其门下、中书省、枢密院于省内诸司、台省、寺监官司，辞末云故牒。尚书省于省内诸司，准此。（注：司马光：《书仪》（丛书集成初编）卷一《表奏》，北京：中华书局，1985，页1，采录了《元丰四年十一月十二日中书札子》，证明它应该成书于元丰四年以后。）

这个《书仪》中提出了两条原则。一是，门下、中书、尚书省、枢密院之间的文书往来中，关于“非被受（朝旨）者”（指并非特别由朝廷发出的命令）的“本省事”、“本院事”，则使用“牒”。另外，内外官司中“非相管隶者”的文书往来，也使用“牒”。可见，这些“牒”是平行文书。二是，和刚才《庆元条法事类》卷一六《文书》中记载的基本相同，在具有统属关系而不适合使用“申状”或“符、帖”的事例的场合，上行文书则用“牒上”，下行文书则用“牒某司”这样的形式。值得关注的是，与前者相应的例子——从“寺监”到“御史台、秘书省、殿中省”的文书；与后者相应的例子——从“尚书省”到“御史台、秘书省、殿中省”、从“省内诸司”到“台省”、“台省、寺监”到“诸路、诸州”的文书，以及从“门下、中书省、枢密院”到“省内诸司、台省、寺监”、从“尚书省”到“省内诸司”的文书。这些例子中都体现出之前所说的“统摄”的关系。这样的“统摄关系”究竟包含着怎样的意义，让我们来看《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三〇六、元丰三年（1080）七月丙寅条的材料：

上批：“早进呈审官东、西、三班院为本系尚书省职事，只令用公牒往还。缘司农寺、群牧司亦皆六曹职事，今乃独许三处不用近降指挥。若非朝廷特委，随见令主判，为废已行之令，则取此舍彼，殊失均直之道。未知所以。”先是有旨，审官、三班院于吏部皆用申状，中书以为不当申，只当用牒，后再进呈，审官、三班院、司农寺、群牧司等皆用申状。（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〇六，北京：中华书局，1990，页7437。）

这里说的是，审官东、西院、三班院因为原本就与尚书省六曹的职务相关而可以对吏部使用“公牒往来”，然司农寺、群牧司本来也与六曹的职务相关却要使用“申状”，中书为此感到不公平因而陈言，结果收到上批，令它们一律使用申状。由此可知，是否与尚书省六曹职务相关是这场议论的论点，结果，由于审官东、西院、三班院、司农寺、群牧司都被视作尚书省统属下的官署，因此使用的文书也一律转化为了“申状”。还有，《长编》卷三四〇、元丰六年（1083）十月：

诏：“今后雄州计会交割银绢，行与涿州公牒，并称‘准尚书户部符’，更不称‘三司牒’。”（注：《长编》卷三四〇，页8181。）

这条材料是说，在雄州和涿州之间的银绢交割中增加使用“公牒”的规定，并且，所依据的诏，不再像以前那样使用“三司牒”的称呼，而改为“尚书省户部符”。结合之前的例子，我们可以知道，北宋朝廷通过元丰官制改革，推进了三省六部为中心的统属关系，（注：以三省六部为中心的官制改革的目的并非单纯的唐代官制的复活。梅原郁的《中国法制史杂感——元丰の官制改革をめぐって》，载于《歴史と社会のなかの法》，东京：未来社，1993，页31中指出，元丰官制改革并不是唐的三省的复活，就像门下省在元代被消灭，中书省的身影在明初消失那样，这个改革的意义在于它成为了“皇帝一人支配作为施行机关的尚书省六部的萌芽”。在此含义上，这个向”部符”的变革具有重大的意义。）而文书形式也由“牒”向“符”、（注：关于唐代的符，《唐六典》卷一《尚书都省》中记载：“尚书省下于州，州下于县，县下于乡，皆曰符。”（页10）宋代的符可以在《庆元条法事类》卷一六《文书》，载于《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一册，页349，看到如下书式：

符

某州某事云云。某处主者云云。符到奉行

年月　日下　吏人姓名具官止书差遣。帖式准此。书字

州下属县用此式，本判官一员书字。）“申状”转化了。（注：在所见到的“三司牒”的具体例子范围内，如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之四二《河渠司》（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嘉祐三年）闰十二月三日，河渠司勾当公事李师中言，自来受三司牒”；同书《食货》一之二四《农田杂录》：“（天圣七年）五月龙图阁学士知密州蔡齐言，三司牒，户绝庄田钱未足，合纳租课者，勒令送纳直候纳足价钱关破”；同书《方域》一四之一《治河》：“（天圣八年）十月三门白波发运使文洎言，（中略）又今三月准三司牒”等例子所见那样，三司和诸官厅之间是通过“牒”相互往来交涉。另一方面，关于“部符”，《朝野类要》卷四《部符》有“六部行符，即省札之义。其末必曰符到奉行”（页85）这样的记载，由此可见，尚书六部向各官厅下达的下行文书使用“部符”。举个例子的话，《苏轼文集》卷三〇《论叶温叟分擘度牒不公状》（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860）中有“元祐五年二月十八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苏轼状奏，今月十七日准转运使叶温叟牒杭州，准尚书礼部符，准元祐五年正月二十六日敕”的记载。知杭州的苏轼从转运使那里收到的是“牒”、转运使从尚书礼部收到的“符”。前者是平行文书，后者是下行文书，官府间的统摄、非统摄关系由此可见。）

再看看其他几个具体例子。《朱子语类》卷一〇六载：

法，邻县有事于邻州，只是牒上。今却小郡与邻大郡便申状，非是。盖虽是大郡，却都只是列郡，只合使牒。某在南康时，吏人欲申隆兴。又建康除了安抚，亦只是列郡，某都是使牒。吏初皇惧，某与之云，有法，不妨只如此去。扬（注：朱熹：《朱子语类》卷一〇六，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2641。《朱子语类》的这条史料显示了朱熹和胥吏之间关于地方官府间的文书形式存在不同的见解。关于这个问题，拙稿《宋代地方政治管见——札子、帖、牒、申状を手挂かりとして＞，《东北大学东洋史论集》11，2007，页207—230已经作过论述。简要地说，就是一方面，在邻县和邻州、州与州之间（或者州和路之间）存在使用“牒上”这样一个法的原则，然而在现实中，考虑到路—州—县这种地方官府的等级关系，则又存在使用“申状”这样的一种实态。）

这就说明了，邻县向邻州对移的文书要用“牒上”；不论大郡、小郡同州之间只用“牒”；若同样是州，即使对方兼任路官的安抚使也应该使用“牒”这样的原则。

接着，请看《宋史》卷一九六《屯戍之制》中的记载：

凡遣上军、军头司引对，赐以装钱；代还，亦入见，犒以饮食，简拔精锐，退其癃老。至于诸州禁、厢军，亦皆戍更，隶州者曰驻泊。戍蜀将校，不遣都虞候，当行者易管他营。凡屯驻将校带遥郡者，以客礼见长吏，余如屯驻将校。凡驻泊军，若捍御边寇，即总管、钤辖共议，州长吏等毋预。事涉本城，并屯驻在城兵马，即知州、都监、监押同领。若州与驻泊事相关者，公牒交报。（注：《宋史》卷一九六，4894页。）

地方的军事问题是由总管和钤辖进行协议，州的长吏并不参预，然而与“驻泊事”有关，则需要“公牒交报”。这是因为州的长吏和负责军事的总管、钤辖之间属于“非统摄”关系的缘故吧。

还有一个例子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一，绍兴四年（1134）十月癸卯条：

淮东宣抚使韩世忠奏准金部员外郎张成宪公文，支给本军大礼赏，本司未敢帮请。乞依张俊下官兵体例支给，许之。旧例，俊与杨沂中内二军赏给人三十千，世忠与刘光世、王夑、岳飞外四军人给二千有奇而已。至是俊出为宣抚使，故世忠援以为言。初，朝廷命成宪应副世忠军钱粮。成宪言职事别无相干，乞用公牒往来。奏可。自是总领钱粮官率用此例。（注：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一，北京：中华书局，1988，页1340。）

卷一五四，绍兴十五年（1145）十一月庚申条：

始赵开尝总领四川财赋，于宣抚司用申状。至是不弃言，昨来张成宪应副韩世忠钱粮，申明与宣司别无统摄，止用公牒行移，乞依成宪已得指挥。许之。于是改命不弃总领四川宣抚司钱粮。上谕桧曰，卿所论甚当，如此方与诸军一体。既而不弃将入境，用平牒。刚中见之，愕而怒。久之始悟其不隶己，由此有隙。（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四，页2492。）

从这两条材料可以看出，一方面，由于四川总领所和宣抚司之间的文书属于“职事别无相干”，因此以“公牒行移”为原则；另一方面，就两者的关系而言，宣抚司是上级，因此总领所也时常以“申状”的形式向它投送文书。

四、“关”

下面让我们来看“关”。《庆元条法事类》卷一六《文书》有如下记载：

关

某司某事云云。

右关某司。谨关本司内诸案相关者，则云”故关”。

年月　日请领官物仍书字。无印者准之。

官司同长官而别职局者，若有事相关，并用此式。（注：《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一册，页349。）

相同长官的官署内不同部门之间，关于关系问题的文书往来，用“关”。（注：关于唐代的关，从《唐六典》卷一《尚书都省·左右司郎中员外郎》中“诸司自相质问，其义有三，曰关、刺、移。关谓关通其事”（页11）来看，关、刺、移都被理解为平行文书。）

首先，《长编》卷二二〇，熙宁四年（1071）二月戊申条云：

诏：自今在京官司各举官，并先关牒所属，勘会历任，于条无碍，方许奏举。（注：《长编》卷二二〇，页5348。）

这个诏规定，在京官司进行推荐的时候，须先利用“关牒”向被推荐人所属部局查询其历任的状况，如果没有问题才允许推举。

下一个是《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监司案牍不当言取索》的例子：

照得各司案牍除经朝廷及台部取索外，其同路监司止有关借之例，即无行下取索，如待州县下吏之理。本职自去冬入境，应诉婚田，念其取使司遥远，间与受状，不过催督州县施行而已。其间有不得已结绝者，皆是前政追人到司，久留不经，出于弗获已，非敢僭也。然公朝设官分职，同是为官，岂有见其焚溺而不之救者。昨承使司取索邵元昱事理，本司为见台判异常，即已具因依递上，再准行下索案，又即促吏牒解。但区区贱迹，系国家建置司存，却不可以某之资浅望轻，而顿废公朝之事体。盖尝太息而言曰：督赞、侍读、判部尚书之尊，不当下兼运司之职，若兼运司之职，不当上废朝廷之法。除已具申督赞尚书外，并牒报运司。（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页16—17。）

这是蔡杭（字久轩）当江东提刑时的判决。使司（都督府）要求提刑司提供邵元昱事件档案的文书虽然已经送达，蔡杭却对之进行批判，认为监司之间只有“关借之例”而没有“行下取索”的道理。但是，作为最终的处理，由于对方是以“督赞、侍读、判部尚书之尊”兼运司之职（转运使），因此用“申”上报督赞尚书（〇〇尚书兼都督府参赞军事），而对运司的官署则用牒联络。（注：这里大概也存在两个原则。路的官司一方面有转运司（漕司）、提点刑狱司（宪司）、经略·安抚司（帅司）、提举常平司（仓司）等等所谓监司或帅司的存在，另一方面又有掌握管束数路军事或财政大权的宣抚司、制置司、都督府、总领所等官署的存在，还有做过宰相或侍从等高官充当这些官员的情况，同路的官司之间，既有用“关”或“牒”等平行文书来处理的关系，也有用下行、上行的字处理的关系，两种原则并存。此外，关于这样一个个的官僚和官府的文书的区别，以下《朱子语类》卷一〇六，（页2644）的史料列举了一则非常有趣的事实：

某向在浙东，吏人押安抚司牒，既佥名押字，至绍兴府牒，吏亦请佥名，某当时只押字去。闻王仲行有语，此伊川所谓只第一件便做不得者。如南康旧来有文字到建康，皆用申状，某以为不然。是时陈福公作留守，只牒建康佥厅，若非前宰执，只当直牒也。如南康有文字到邻路监司，亦只合备牒。其诸县与邻州用牒，却有著令。

就是说，当遇到前执政做知州这样的案例的时候，不可以直牒知州，而只能把牒送到佥厅。）

《长编》卷三六〇，元丰八年（1085）十月庚辰条：

侍御史刘挚言：检会准元丰五年五月七日门下省札子，门下省奏：“据给事中厅状：‘封驳房勘会昨旧封驳司元丰三年七月十八日札子节文，御史中丞李定状，奏乞应有差除，并令封驳司限当日关报本台。奉圣旨：“依奏。”续准当年九月二日中书札子节文，同知谏院蔡卞奏乞应有差除及改更事件，并令封驳司抄录关报。奉圣旨：“应差除及改更事件到封驳司者，并令抄录关报者。”勘会近准新制，拨封驳司归门下省为封驳房，其旧封驳司准朝旨废罢。又准官制新条，谏院已废，谏官系中书门下官外，即不言旧条合与不合行使。所有本房承受差除及改更事件，今来未敢依旧关报，亦未敢便行住关。’白帖子称：‘如合依旧关报，未审以何司存为名？如以本房，缘已隶门下省，若以本省，又恐内省无关报外司之理。及检会式令，即无门下省关牒外司条式。’奉圣旨：‘更不关报。’”臣窃以朝廷谨于出令，故使官司更相检察，内之则门下得以封驳，外之则台谏许其论列。然朝省之上，事有漏泄，法禁不轻，谁敢传者？若非门下以时关移，则台谏所闻常在命令已行之后。此定与卞之所以有请，而先帝所以从之也。其后给事中徒以封驳改司为房，又疑内省不可关报外司，遂作申禀，致有续降指挥厘革。今来惟是敕命已至六曹，逐曹已作奉行，方始随事关报，理有未安，给事中失于驳正，或虽驳而失当，其差除之告命，政令改更之制，往往已授受施行矣，而台谏官方从其后论之，虽以圣慈优容听纳，必无难于追改，若或者以谓号令已行，不可反汗，则是设官而无补于事也。故臣愚欲乞且用元丰三年指挥，凡差除及改更事件，并令门下封驳官依旧于当日关报谏官御史台，所贵成命未下，先事裨补，而朝廷亦易于施行。贴黄称：“封驳司改为房，名虽异而事任不殊，若谓不可用关，恐合以给事中移牒逐处，乞详酌。”不报。（注：《长编》卷三六〇，页8615。）

刘挚的这个提案，在往后《长编》卷三七二“诏应差除并更改事件，令六曹限画录黄到，画时关报御史台并门下、中书后省谏官案，从御史中丞刘挚请也”的记载（注：《长编》卷三七二，页9017。）中可见是被裁可了的。

我们尝试整理一下以上的议论。在元丰官制改革以前，“差除并更改事件”是由封驳司向谏院、御史台“关报”的。然而，随着官制改革，封驳司被改编为门下省封驳房，此外，作为皇帝直属机关而独立的谏院被废止，并改编为门下、中书后省谏官案，“谏官是中书门下的官，那么关报给它是否妥当”这样的议论就出现了。那时还有其他的论据，如“内省无关报外司之理”以及“无门下省关牒外司条式”。这个议论最后由皇帝单方面裁决了。他接受了刘挚的建议——为了便于谏官、御史台官执行政事批判，必须在命令发布之前让他们取得相关的情报——并重新起用了旧有的措置。

我们再来分析“内省无关报外司之理”这个论据。谏官经过元丰官制改革被改编为中书、门下后省的官职，它与门下省封驳房的文书往来就变成了“本省”之间的关系，“不统摄”关系之间的文书也就变得不适合使用“关报”了。接下来，“内司”（宫城内设置的官署）和“外司”（宫城外设置的官司）之间是否能使用“关报”就成为了问题。最终，因应快速共有政治情报的客观要求，内外司之间使用“关报”一事仍是被优先允许了。还有一个例子，看《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一《宣抚使》的材料：

同日（绍兴二年五月十六日）李纲又言，乞本司行移除福建、江西、荆湖宣抚使司及诸路安抚大使用关牒外，本路帅臣、监司、州县并用札子，从官以上札送，余并札付。从之。（注：《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一之二五，页3165。）

这是请求在地方官府间的文书往来中，除了宣抚使司、安抚大使之间使用“关牒”外，帅司、监司、州县官之间传达文书的时候都使用“札子”。这个问题我已经在别的文章中论述过了。所谓“札子”，本来是中书省、枢密院、尚书省向下级官府传递的下行文书的形式，但却被南宋的宣抚司、都督府等作为向地方的路、州、县传递的文书而常态化了。这说明，在对金、对蒙古战争常态化的同时，地方官府中掌握军事、财政大权的宣抚司、都督府等都被给予了特殊的官厅和地位，从以往的地方官府间“关牒”的世界中超脱出来了。

五、“咨报”

和“牒”、“关”相比，性质类似的还有“咨”这种文书。（注：元代的平行文书有“咨”和“关”。根据田中谦二：《元典章文书の研究》，载于《田中谦二著作集》第二卷，东京：汲古书院，2000，页374—382，两者的文书是同品官厅还有同品官员递送来往的公文，“咨”是二品以上的官厅之间、“关”是三品以下的官厅之间使用的文书，本文提出的宋代的“咨报”可能含有比“关”更高级的官厅之间使用的平行文书这种含义。）

《朝野类要》卷四《咨报》把它解释作“学士院关报朝省之称”。由学士院向三省、枢密院递送的平行文书（注：《长编》卷三〇七有“（元丰三年八月）丙申诏学士院于尚书省枢密院用咨报”（页7454），陆游《老学庵笔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卷八有“学士院移文三省名咨报，都司移文六曹名刺”（865册，页1下）的记载。）的形式就是“咨报”。（注：《唐会要》卷五七《翰林院》中有“乾宁二年十月，赐渤海王大玮瑎敕书。翰林称加官合是中书撰书意。咨报中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页1153，由此看来，在唐代就已经可以看到由翰林院向中书“咨报”的事例。）这是为了突出被称为”内相”的翰林学士的特殊存在，正如魏了翁《鹤山集》卷一八的材料所显示的那样：

七曰，复制诰旧典以谨命令。国朝，尚仿前代制诰之选，名号纷纷，不可殚述。大抵内制之臣，自大诏令外国书许令进草之外，凡册拜之事，召入面谕，有当奏禀，则君臣之间，更相可否，旋为增损，以合旧制。乘舆行幸则侍从以备顾问，有请对则不隔班，有奏事则用榜子，关白三省、密院则合用咨报而不名，所以号曰内相者，得与人主上下古今，宣猷出令，其重盖如此。（注：魏了翁：《鹤山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卷一八，1172册，页235上。）

翰林学士拥有的特权在《鹤山集》卷一八有如下说明：翰林学士（1）负责大诏令、国书的起草以外，若有册拜时则召入内廷，由皇帝直接颁赐言语，或者上奏。（2）皇帝行幸时随从，并以侍从的身份备皇帝顾问。（3）若有召“对”不可推迟。（4）上奏用“榜子”，（注：《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甲集卷二《书奏》《奏状首末式》有“又有用榜子式者，惟不用年，不全幅，不封，余同状式”的记载，可以知道它是一种简单的上奏方法。）向三省、枢密院投送文书时则使用“咨报”这种形式，不需署名，只要当值学士“押字”（注：周必大：《玉堂杂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卷下有“又三省、密院于百司，例用札付。惟学士院云札送。他官司得省札，必前连片纸，书所受月日，乃敢押字。惟学士院径判押其首。又吏魁有录事，曹案曰房，皆稍拟中书，尊内庭也”的记载，页566上；洪遵：《翰苑群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卷一二有“百司申中书，皆用状。惟学士院用咨报。其实如札子，亦不出名，但当直学士一人押字而已，谓之咨报。此唐学士院旧记也。唐世学士院故事，近时堕废殆尽，惟此一事在尔”的记载，595册，页404上。）便可。

其次，关于翰林学士和三省、枢密院之间的文书往来，根据《玉堂杂记》下的材料进行研究：

咨报，见于《金坡遗事》。元丰三年八月丙申，亦诏于尚书省、枢密院用咨报，至今守之。其制，首题学士院咨报尚书省或中书门下、枢密院，次入词云云。末云右谨具咨报某省，伏候裁旨，后题年月，学士押字。虽中间权臣用事，官失其职，独此不废。又三省、密院于百司，例用札付，惟学士院云札送。他官司得省札，必前连片纸，书所受月日，乃敢押字。惟学士院径判押其首。又吏魁有录事，曹案曰房，皆稍拟中书，尊内庭也。（注：《玉堂杂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卷下，595册，页566上。）

翰林学士院向尚书省、中书门下、枢密院递送的“咨报”的文书形式如下：抬头为“学士院咨报尚书省或中书门下、枢密院”的字样，接着写上具体的要事，最后附上“右谨具咨报某省，伏候裁旨”一句请求答复，记下年月，署名。（注：丁度：《贡举条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的一节中有“绍兴五年十月三日敕，中书门下省尚书省录送到学士院咨报，准尚书省札子节文，礼部勘当到左朝奉郎大理寺丞黄邦俊札子……”的记载，237册，页317下。就这个文书的交换所见可知，尚书省的札子送到学士院，学士院再根据这个札子向中书门下省、尚书省投递咨报。）另一方面，三省、枢密院向翰林院递送“札子”的时候，并非如它们向百司递送时所使用的“札付”，而称为“札送”。这里谈的虽然是翰林学士和其他官司的文书问题，但文书的形式也忠实地体现了官界中的秩序，和仪礼的问题有很深的关联。

首先来看沈括《梦溪笔谈》卷一《故事》中的事例：

百官于中书见宰相，九卿而下，即省吏高声唱一声屈，则趋而入。宰相揖及进茶，皆抗声赞喝，谓之屈揖。待制以上见，则言请某官，更不屈揖，临退仍进汤，皆于席南横设百官之位，升朝则坐，京官以下皆立。后殿引臣寮，则待制已上，宣名拜舞，庶官但赞拜，不宣名，不舞蹈。中书略贵者，示与之抗也，上前则略微者，杀礼也。（注：沈括：《梦溪笔谈》卷一，载于《全宋笔记》第二编三，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页11。）

这里记载的是百官和宰相在中书省对面礼仪的相关内容。九卿以下的官员进门，省吏喊出他的名字，然后他屈身小步走进，宰相对他作揖（点头招呼），进上茶水，官员一方则要行“屈揖”（屈身辞谢）的礼仪。然而若是待制以上的官员，（省吏）只言“请某官”（某官，请进来），而官员更不用行“屈揖”之礼，退席的时候，送上汤水。此外，升朝官（正八品至从七品）可以获得赐“坐”，而与之相对，“京官”（从九品至从八品）就只能站立。

这些关于翰林学士与宰相会面时的仪礼，欧阳修的《归田录》卷二中也有事例：

往时学士循唐故事，见宰相不具靴笏，系鞋坐玉堂上，遣院吏计会堂头直官，学士将至，宰相出迎。近时学士始具靴笏，至中书与常参官杂坐于客位，有移时不得见者。学士日益自卑，丞相礼亦渐薄，盖习见已久，恬然不复为怪也。（注：欧阳修：《归田录》卷二，载于《全宋笔记》第一编五，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页265。）

说的是，翰林学士与宰相会面时，原本不必“具靴笏”（注：《宋史》卷一五三《舆服志》五中有“靴，宋初沿旧制，朝履用靴。政和更定礼制，改靴用履。中兴仍之。乾道七年复改用靴，以黑革为之，大抵参用履制”，页3569。）（正装）、“系鞋”，（注：魏泰：《东轩笔录》卷五有“翰林故事，学士每白事于中书，皆公服靸鞋坐玉堂，使院吏入白，学士至，丞相出迎。然此礼不行久矣。章惇为制诰直学士院，力欲行之。会一日，两制俱白事于中书，其中学士皆鞹足秉笏，而惇独散手系鞋。翰林故事十废七八，忽行此礼。大喧物议，而中丞邓绾尤肆诋毁。既而罢惇直院，而系鞋之礼，后亦无肯行之者”的记载，北京：中华书局，1983，页55，“鞹足秉笏”和“散手系鞋”是相对的。）先由翰林院的胥吏与宰相府的当值胥吏联络，翰林学士到达的时候，宰相便会出迎。只是，到了欧阳修的时代，翰林学士也需要“具靴笏”（正装）在接待室长时间地等待宰相的接见了。（注：大约是同时代的史料，《长编》卷一七七，至和元年十二月癸丑条中有“孙抃初在翰林，尝至中书白事，系鞋登政事堂。执中见之不悦，且责吏不以告。抃曰，学士见宰相以客礼，自有故事。况我以公事来，若有私祷，则足恭下颜，所不惮矣。执中不能平。”页4297翰林学士孙抃面会宰相陈执中时“系鞋”登上政事堂这件事受到陈执中的责难，孙抃则提出翰林学士和宰相会面时用“客礼”是“故事”。）

此外，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勿破他故事》中又有如下记载：

故事，知制诰见宰相，止用平状；非朔望而见，则去靴笏。张文节公知白在中书，颇重典故，时徐奭知制诰，初投刺以大状；后又请见，多具靴笏。张力辞此二事，具述旧制，谓徐曰：“且勿破他故事。”（注：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页17。）

这条材料记录的是旧事，知制诰和宰相会面之时，用“平状”（注：关于这里对比的“平状”和“大状”的书式，《书仪》（丛书集成初编社会科学类）卷一《私书》中有详细的记载，页11—12。作为大状的事例列举有“上尊官问候贺谢大状”、“谒大官大状”，平状则有“与平交平状”、”谒诸官平状”。“谒大官大状”的书式是“具位姓某，右某谨诣门塀，祇候起居某位，伏听处分。谨状。……”；“谒诸官平状”的书式是“具位姓某，右某祇候起居某位，谨状。……”；平状则没有“谨诣门塀”、“伏听处分”等词句。）（对等关系下使用的文书）进行“投刺”（申请面会）即可，没有“靴笏”的必要。由此可见，翰林学士、中书舍人与宰相会面，在宋初使用的是对等的仪礼，后来两者之间才逐渐产生了差距。（注：《梦溪笔谈》卷一有“衣冠故事多无著令，但相承为例。如学士、舍人蹑履，见丞相往还用平状，扣阶乘马之类，皆用故事也。近岁多用靴简，章子厚为学士日，因事论列，今则遂为著令矣”的记载，页10，这里知制诰的部分记作了翰林学士、中书舍人。）

综上所述，翰林学士在唐代是和宰执一样，享受同等的极高礼遇，然而到了宋代，这种礼遇的一部分虽留存下来却逐渐削弱，以宰相为顶点的政界仪礼和文书样式在第四代仁宗朝的时候最终得以确立。

六、结语

下面将对以上所见的文书关系的相关内容进行整理总结。关键词就是“统摄”。“统摄”，根据《唐律疏议》卷六《名例》《诸称监临者，统摄案验为监临》的疏义，（注：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3，页139。）被定义为“统摄者，谓内外诸司长官统摄所部者”，也就是描述全面支配统制行为的词语。

以下材料对“统摄”的含义进行了具体的阐释。

《宋文鉴》卷四二李宗谔《论两省与台司非统摄》：

臣按《通典》叙职官，以三师、三公、门下中书两省为先，而《会要》亦以两省为首。惟《六典》准《周礼》六官，以尚书省官居上，而两省亦在御史台之前。此不相统摄一也。唐开成三年，御史台奉宣，今后遇延英开拟中谢官，委台司前一日依官班具名衔奏。其两省官，即令本司前一日奏，是两省得以专达。此不相统摄二也。《朝会图》，门下省典仪设版位，御史中丞班在丹墀上，两省官后立。此不相统摄三也。故事，文武百官，内殿起居失仪，左右巡使奏文武班内有官失仪，请付外勘当，如两省官失仪，即奏云，供奏班内有官失仪，请付所司。以此言之，惟两省官失仪，左右巡使不敢请付外勘当。此不相统摄四也。又御史台只奏南衙文武百官班簿，门下、中书两省各奏本省班牓子。此不相统摄五也。文武常参官，每遇假告，皆经御史台陈牒，惟两省官自左右正言以上，假告直经宰相陈牒，遇正衙见辞谢，文武常参官，皆于朝堂四方馆陈状两纸，惟两省官止陈状一纸，既不与百官叙班，亦无台参之礼。此不相统摄六也。文武常参官，幕次并在朝堂，惟两省官在中书门内。每遇殿起居及大朝会燕集，并设次在御史中丞之上。盖地望亲近在宪司之右。此不相统摄七也。五代开延英奏事，先宰相，次两省，次御史中丞，次三司使，次京尹。又常朝叙班，御史中丞群官先入，次东宫保傅，次两省官，次左右仆射。及朝退，仆射先出，次两省官，次东宫保傅，次御史中丞群官。夫以后入先出为重，不相统摄八也。伏以中书、门下两省，自正言以上，皆天子侍从之官，立朝叙班不与外司为比。故在正衙，则与宰相重行而立，通衢，则与中丞分路而行，常参，则师傅入于两省之前，朝会，则台官次于两省之后，地望特峻，职业有殊，官局之间，不相统摄。御史台每牒本省，并不平空，所以本省移报，亦如其仪。而文仲止凭吏人之言，遂有闻奏，且无典章为据。伏况台宪之职，所宜纠察奸邪，辨明冤枉，廷臣有不法之事，得以弹奏，下民有无告之人，得以申理，而于文牒之内，争平空与不平空，其事琐细，乌足助于风威哉。（注：吕祖谦：《宋文鉴》卷四二，北京：中华书局，1992，页637。）

这个文章在《长编》卷六〇也有一段相关的记载，（注：《长编》卷六〇有“右谏议大夫知制诰晁迥、起居舍人知制诰李宗谔并为翰林学士。宗谔在舍人院，尝牒御史台，不平空。中丞吕文仲移文诘之。宗谔答以两省与台司非统摄。文仲不平，闻于上。有诏辨析。宗谔引八事”的记载，并记录了这八事提出的经过，页1338—1339。）结合两者可以看到，在北宋前半期，中书、门下、尚书省以及辖下的官，与刚开始作为外司的御史台之间并无“统摄关系”，而且两者之间在仪礼上显示有很大的区别。尽管不知道唐代的事例在宋代有多大的适用范围，文章依然列出了8个具体的差别来说明两省与台司并不相统摄：（1）官秩的顺序；（2）“开延英”时谒见者报告的方法；（3）朝会时的席次；（4）“失仪”时的处理方法；（5）官僚名簿提出的方法；（6）休假申请的方法；（7）在起居、大朝会、宴会等中的席次；（8）五代“开延英”时谒见者的顺序以及“常朝”时出入的顺序。然后，正如接下来的划线部分所见那样，在宋代，两省官正言以上都属于天子侍从之官，在“立朝叙班”及其他礼仪中都与“外司”不同，受到优厚的礼遇。而且，两省官的地位、名望都较高，与御史台的职务司业不同，官司间属于“不相统摄”的关系。由于这个“不相统摄”的关系，御史台官和本省官之间往来的文书使用“不平空”（不需换行提头书写官名和名字）的“牒”才是正确的方式。

以上，本文中考察的这些所谓平行文书的存在指出了两个问题：一，“非统摄”关系包括了横向的关系。在此之前发表的文章《宋代地方政治管见―札子、帖、牒、申状を手掛かりとして―》（《東北大學東洋史論集》11，2007）中，关于地方官府之间的关系，笔者曾提出如下观点。如图2所示，基本上，就如通过札子、帖这样的下行文书体现的纵向为中心的官司间的关系，以及通过关、牒这样的平行文书体现的横向为中心的官司间的关系那样，地方官府之间的关系，都可以通过文书的样式清楚地表现出来。但是，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与监司、帅司之间的文书交换是纯粹的“牒”、“关”这样的平行文书关系相对的，监司、帅司和州之间的文书交换所反映的是“牒”和“申状”的、半“统摄（或称统图2宋代地方官府之间的文书传递属）”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宋代，路和州的关系是，基本上按照“非相统摄”官府间的关系，普遍地以使用“牒”为原则；又同时存在以宣抚司等军事关系的官司为中心对其他路官或州较多使用札子这样的“统摄”关系，如此纵、横两方的向量混合作用的结果。而路的官员在监督州县官的同时，也具有对巡检、监镇官等州县官范围以外的官府进行监督的立场，这种情况是作为纵方向的向量表现出来的。如是，地方官府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理解呢？梅原郁曾经说过，“宋代的地方制度中，有着与其他时代或时期都不同的路的存在。路虽然从系谱上看是唐十道的延伸，然而这里恒常地设置有统称作监司的数个种类的长官，由人事、警察、军事、财政开始分担职务，承担着联结州和中央政府的重要任务。（中略）路渐渐看来与元代以后的行省—省近似，然而即使其实质上作为立于州以上的大地方行政区的性质逐渐加强，原则上它依然保持着宋一代监督区划的位置。”（注：参考《宋代官僚制度研究》，京都：同朋舍，1985，页266—267。）也就是说，宋代虽然采取中央—路—州—县这样纵向系列的官职系统，然而路却具有由于作为行政区划的不发达，到了最后仍然仅是监督区域的特征。（注：关于宋代的路是监督区域还有其他的见解。例如小林隆道《北宋期における路の行政化―元豊帐法成立を中心に―》中认为，北宋中期以后开始到南宋初期，路实行了广域行政区划化。《东洋学报》86—1，2004，页65—96。另一方面，青木敦《宋代地方官考课制度の基调》指出，到元明清及现代，与握有从人事、监察到财政、刑狱广泛权限的省这样的地方机关相比，宋代只是监司这样的半途制度而已，载于《アジア文化研究》别册11《都市と平和：鱼住昌良·斯波义信両教授记念号》，国际基督教大学アジア文化研究所，2002·9，页153—167。）

图2　宋代地方官府之间的文书传递

还有一种就是，具有统属关系却不适合使用“申状”或“符、帖”而被视为准“统摄关系”的关系。具体地除了上述地方官府之间的事例以外，置于以三省·枢密院为中心的官僚系统外沿的御史台、九寺、五监、秘书省、殿中省等与三省、枢密院的关系中，官府之间往来使用的是与所谓的平行文书相同的文书形式。把这类的文书格式根据所使用的“牒上”、“牒某官”等不同的表述方式区分成上行、下行文书亦无不可，但却不能将它们与“札付”、“申状”或者“符、帖”所体现的更为明确的上下关系相提并论。

综上所述，宋代虽然被称为所谓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然而具体的官司间的关系却并非以三省六部为中心的一元的、金字塔层级式的体系，而是中央、地方共同以三种文书形式为中心连接而成的、系统的、复层的关系结构，而解读这个官僚机构的关键在于本文所考察的对象——“统摄”与“非统摄”。（参考图3）

然后，元丰官制改革，宋代的官僚机构里废除了三司，由六部中的户部吸收其机能等，是一方面以构筑《周礼》式的三省六部体制为目标；而留下了唐代设置的九寺、五监及其机能等，是另一方面接受并延续着前朝的传统。而在州则是知州和通判之间互相监察并分权的结构，或者在路则转运司、提点刑狱司、经略安抚司、提举常平司等官司分担一部分的裁判、司法行政，实行再三的“翻异”、“别勘”，（注：参考長井千秋：《宋代の路の再審制度》，载于《前近代中国の刑罰》，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6，页261—284。宫崎市定：《岩波全书中国史》下册中对这个分权的构造有如下论述：“宋的天子在行政上亦采取分割统治的策略。（中略）在州任命有知州的次官通判，通判并非知州的属僚，而是和知州一样直属于天子的官员。因此知州虽然是名目上的地方政府的长官，但是实际上并未握有长官的实权。（中略）至于地域划分范围最大的路，名目上的长官也没有。掌握经济的是转运使、掌握司法的是提点刑狱，执行各种的职务，监督辖下的州。掌握军事的经略安抚使由路中最重要的州或府的知州兼任。这三者既非某路的长官，只是负责监督各州的官员，于是被称为监司。”东京，1978，页306—308。）形成了这样的与其他时代相比相当分权的地方行政系统。归根到底，上述“统摄”、“非统摄”的文书关系正是这样分权的、相互监察的制度的反映。

图3　宋代中央官府之间的文书传递（元丰官制改革以前）

（翻译：胡劲茵）

原载《汉学研究》27卷2期，2009年6月

宋代“备准”文书与信息传递——从分析朱熹《绍熙州县释奠仪图》中《文公潭州牒州学备准指挥》入手

小林隆道

一、前言

《朱子语类》有一条记载表明了朱熹对文书的态度：

法：邻县有事于邻州，只是牒上。今却小郡与大郡便申状，非是。盖虽是大郡，却都只是列郡，只合使牒。某在南康时，吏人欲申隆兴。又，建康除了安抚，亦只是列郡，某都是使牒。吏初皇惧。某与之云：“有法，不妨只如此去。”扬。（注：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〇六《朱子三外任·南康》，北京：中华书局，1994，第七册，页2641。）

从这一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宋代对文书形式有严格的规定，同时也存在某种超越法规的惯例，在文书行政的实际运作中经常不按规定执行。但有趣的是，朱熹在这种情况下却并不依从惯例，而是严格地遵循规定。

朱熹发出的这种文书，原文尚存。其一便是《文公潭州牒州学备准指挥》，收录在他编辑的《绍熙州县释奠仪图》（以下略称为《释奠仪图》）的开头。原文应有的换行以及其他格式俱不可见。然而，众所周知，宋代原文书非常罕见，这种没有被编辑的史料在文书行政研究上有着巨大价值。不过，《文公潭州牒州学备准指挥》的构成复杂且难解，可能正因如此，就管见所及，学界目前还没有利用这一文书进行的研究。对《文公潭州牒州学备准指挥》这份文书进行研究的有效线索，是利用当时文书体裁的特点，通过分析文中遗留的官司之间多次传递文书的迹象，如上奏的题头，看出当时文书的传递路径。平田茂树氏近年发表的论文中正是利用了这一特点，从文书行政的角度清晰地整理出了地方行政体制。（注：平田茂树：《宋代地方政治管见—札子、帖、牒、申状を手掛かりとして—》，《东北大学东洋史论集》第11号，2007，页207—230。）平田氏的论文使用了《景定建康志》卷四一《蠲免杂录》的一条史料，有云：

江宁县，嘉定八年六月初七日，准府帖，备准尚书省札子节文，本路安抚、转运奏请，建康府城南……五月二十九日奉圣旨依札付本府，已备帖江宁县遵守。

平田氏根据这条史料确认了“（安抚使）奏请→①（皇帝）圣旨→②（尚书省）札子→③（建康）帖→④江宁县”的文书传递路径。但是，在平田氏文中这条史料里“备准”一词的意思尚未明确。“备准”和“准”这两个词语都用在表示文书传递路径的场合，但有明确的区别。很可能“备”有“写”的意思，但是因为“备准”这一词语在别的场合未见使用，所以意思不太明白，以致令人不解“准”和“备准”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文公潭州牒州学备准指挥》题目中的“备准”，即指“备准”文书。本稿开头表明，朱熹对文书形式有着相当严格的要求，那么可以认为，这份文书同样也反映了他的这种态度，即严格遵循文书形式的规定，因而具备了“备准”文书的正规形式。故此，分析《文公潭州牒州学备准指挥》，当有助于明确“备准”文书的构成及特点。因为宋代原文书的绝对量极少，特别是关于官司之间的行政文书，从来没有进行过严密的文书分析，所以本稿希望对这一方面的研究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另外，在考察当时文书如何形成的过程中，就有所谓“节略”的问题。节略问题不仅对当时的信息传递，而且对向后世传递信息的方面都有影响。这个问题不仅关乎本稿考察的文书问题，也关联到“如何编纂史料”这样的历史学的根本问题。本稿虽然不能解决这么重大的问题，但希望能通过这次分析明确其中的一些方面。

《释奠仪图》的版本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和丛书集成本。虽然在本稿分析的部分两种版本并没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在其他部分，四库全书本则有所脱落，因而本稿以丛书集成本为底本。此外，由于本稿仅从文书行政的角度加以考察，因此并不打算正面讨论材料所涉及的礼制问题。

二、《绍熙州县释奠仪图》的结构和编纂始末

《文公潭州牒州学备准指挥》，是颁降《释奠仪图》之际，潭州州司发给州学的“牒”形式的行政文书，因被收录在现行《释奠仪图》开头而流传。因此，在解读该文书的时候，首先需要了解《释奠仪图》的成书过程。但是，因为朱熹著有《家礼》、《仪礼经传通解》等代表性的礼书，相对之下，《释奠仪图》并不太引人注目，论及它的研究几乎没有。因此，本稿第一节首先明确《释奠仪图》的结构和编纂始末。

（一）结构

根据四库全书《释奠仪图》提要的记载，《释奠仪图》由开头的《淳熙六年礼部指挥》、《尚书省指挥》、《绍熙五年潭州牒州学备准指挥》和其后《州县释奠文宣王仪》及《礼器十九图》构成。不过提要记载的指挥题目和《释奠仪图》实际记载的题目不一样。《释奠仪图》记载的依次是《申请所降指挥》、《淳熙编类祀祭仪式指挥》、《文公潭州牒州学备准指挥》。本稿采用《释奠仪图》记载的题目。

另外，提要没有提及前两通指挥和最后一通指挥之间后世所加的注。其注说明了将《申请所降指挥》和《淳熙编类祀祭仪式指挥》放在《文公潭州牒州学备准指挥》前面的原因。由于最初依据前两通指挥颁发的礼书与朱熹的意见并不一致，于是，他在知漳州时条奏，知潭州时删定，最终完成了《释奠仪图》。因此，以最初两通指挥颁发的时间为修明礼典的起点，故将两通指挥列在《潭州牒学》（注中所用《文公潭州牒州学备准指挥》的略称。以下亦略称为《潭州牒学》）之前。

那么，《释奠仪图》在何时形成了这样完整的结构？从朱熹对礼制问题的看法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即认为阐述制度变更理由的章疏、指挥都应该附载于记录制度的原文而下达州县。（注：例如，《释奠申礼部检状》的最后部分载云：“一、《释奠仪》旧本，‘邹国公’下并有‘舒王’字，今已刪去，而不著其所以然者，亦与旧本抵牾。将来如蒙别行镂板，即乞检会靖康年中罢王安石配享先圣章疏、指挥并行附载，仍下州郡并将旧批凿。”见陈俊民校编：《朱子文集》别集卷八《释奠申礼部检状》，台北：德富文教基金会，2000，页5278。）考虑到朱熹的这种观点，我们可以推测在印行他自己编纂的《释奠仪图》时朱熹同样亦附载了关于《释奠仪图》编修的相关指挥。由此，尽管“文公潭州牒州学备准指挥”的标题显为后人所拟加，但仍然可以认为绍熙五年颁布《释奠仪图》之时《潭州牒学》原文已经添附。

（二）编纂始末

关于编纂过程，四库提要的记载参考了《朱子年谱》，其内容大部分依据《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三《书释奠申明指挥后》一文。（注：《朱子文集》卷八三《书释奠申明指挥后》，页4118—4119。）该文是庆元元年（1195）正月五日朱熹自己记载的《释奠仪图》的编纂始末。因此，以《书释奠申明指挥后》为中心，我们可以大致梳理出《释奠仪图》的编纂过程，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考察与开头三通指挥的关系。此外，四库提要把编纂过程分成“初稿”、“再修”、“定稿”三阶段。本稿为方便起见，也采用了三阶段说。

1.初稿

《书释奠申明指挥后》从引用欧阳修《襄州谷城县夫子庙记》的记载开始。（注：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三九，北京：中华书局，2001，页565—567。）这一记载说明了仪礼在地方上不依规范的实情。朱熹曾经怀疑欧阳修的记载是否属实，直到他自己担任地方州县官亲历实情以后，才知道欧阳修所记并不夸张。

关于这段时期的具体年代，《书释奠申明指挥后》没有言及。提要断定为朱熹初任泉州同安县主簿时的事。根据提要，绍兴二十五年（1155），朱熹看到县学释奠礼没有经典依据，于是在县里寻找《政和五礼新仪》，却没有找到，为了筹备释奠礼，他参考《周礼》、《仪礼》、《唐开元礼》、《绍兴祀令》等礼书礼令，编成了关于释奠礼礼器和礼服的图书。提要以这段时期为“释奠礼之初稿”，视作《释奠仪图》的原型。

在这里应该注意的是，提要及《朱子年谱》都认为，朱熹以《政和五礼新仪》为经典依据整理礼制。然而，事实上《书释奠申明指挥后》中关于这段时期的记载里并没有提到《政和五礼新仪》，提要和《朱子年谱》可能考虑到其文在下一个阶段礼制问题展开时提及了《政和五礼新仪》的书名，所以才有了那样的推论。这同时也表明《政和五礼新仪》就是以后《释奠仪图》作成的关键。

2.再修

《书释奠申明指挥后》接着写到了淳熙六年（1179）和绍熙元年（1190）的事情。提要以这段时期为《释奠仪图》的“释奠礼之再修”。

朱熹最初申请颁降礼书，是在淳熙六年他担任知南康军的时候。这个申请就是《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〇《乞颁降礼书状》。（注：《朱子文集》卷二〇《乞颁降礼书状》，页728—730。）《政和五礼新仪》曾颁降各州，但是由于北宋末南宋初的兵火，很多地方都已散失，致使州县释奠仪礼无从依据。于是朱熹奏请先由礼部检会《政和五礼新仪》，再把合行礼制雕版印刷，往下颁行到诸路州军。

《释奠仪图》开头的三通指挥之中，和这一最初申请颁降礼书有关的是《申请所降指挥》。这通指挥是礼部下达的“符”，开篇引用了朱熹申和小贴子。礼部在接到朱熹申奏之后，向太常寺询问，继而收到太常寺的申和与此相关的《政和五礼新仪》中的资料。然后，礼部向南康军（朱熹）下符，要求按照太常寺的申施行。这份礼部符发下的时间是淳熙六年八月。

淳熙六年十月，尚书省发下《淳熙编类祀祭仪式指挥》。这通指挥在开头引用了朝散郎权礼部侍郎兼侍讲齐庆胄的札子。根据《宋会要辑稿》的记载，（注：《宋会要辑稿·礼》一四之一〇〇、一〇一，淳熙六年十月十七日，台北：新文丰出版，1976，页623。）齐庆胄的上奏是在该年的十月十七日。十月十九日，皇帝针对他的札子下了一道圣旨，第二天，尚书省向礼部太常寺下令调查经典。最终，太常寺的意见被采纳，并编成了《淳熙编类祀祭仪式》（以下略称《淳熙仪式》）。

但是，《书释奠申明指挥后》说道“其本书自多抵牾”，可见《淳熙仪式》和朱熹的见解并不一致。究其原因，很可能在于它们参考典籍的不同。朱熹认为《政和五礼新仪》应当作为可以依据的唯一典籍。然而，根据《淳熙编类祀祭仪式指挥》可知，《淳熙仪式》编修时参考的典籍，除了《政和五礼新仪》之外，还有大中祥符年间颁降的州县释奠祭器制度和元丰郊庙奉祀礼文。朱熹批判《淳熙仪式》的文章是《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〇《乞增修礼书状》（淳熙七年三月），（注：《朱子文集》卷二〇《乞增修礼书状》，2000年，页730—733。）该文也没有提及《政和五礼新仪》之外的典籍。而且，朝廷也没有对他的申请作出回应。因此，提要记述朱熹的意见在淳熙年间“未施行”。

其后，绍熙元年（1190）朱熹调知漳州，在那里他列举了一些关于释奠礼的问题，“移书礼官”，内容在《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别集卷五《释奠申礼部检状》中能看到。（注：《朱子文集》别集卷八《释奠申礼部检状》，2000，页5276—5278。）这时，朱熹的意见被多次讨论，但淳熙年间的刻本已经找不到（后来在老吏的家里找到），议论也没有达成一致。绍熙三年，讨论终于结束，并申请施行。然而，由于主持这一讨论的官员调任别的差遣，经过讨论得出的“格”终究没有被下达。

3.定稿

接下来记载的是绍熙五年的事情。朱熹调知潭州，此时他的弟子詹体仁（字元善）担任太常少卿，之前发出的敕命得以下达州司。这就是发《潭州牒学》之前收到的公文。但是，敕命“吏文重复繁冗，几不可读”。绍熙五年六月，孝宗驾崩；七月，“绍熙内禅”，宁宗即位，“属有大典礼，未遑遍下诸州也”。同样在七月，朱熹因赵汝愚之荐被召至行在。

朱熹虽已患有目疾，但“力疾躬为钩校，删剔猥釀，定为数条，以附州案，俾移学官，符属县，且关帅司，并下巡内诸州”。提要以这段时期为“最后之定稿”，此时所定之稿就是《释奠仪图》。下于州学之际所发之文书就是这次分析的对象《潭州牒学》。

以上根据《书释奠申明指挥后》并采用提要自行设定的“初稿”、“再修”、“定稿”三阶段，考察了《释奠仪图》的编纂始末。《书释奠申明指挥后》还记载了詹体仁离开中央后太常寺不复颁降《释奠仪图》一事，又说明了撰写《书释奠申明指挥后》的缘由。绍熙五年，朱熹在朝廷担任宁宗的侍讲，然而大约两个月后便离开了。第二年，即庆元元年（1195），长沙郡文学邵囦告诉朱熹希望将《释奠仪图》木刻推广。朱熹表示嘉许，因而撰写《释奠仪图》编纂始末，“以视后之君子，使知夫礼之易废、事之难成类如此，不止释奠一端而已也”。

此外，提要在记述《释奠仪图》编纂始末后也提到了其内容在理宗朝以后的数次变动。不难想象，这是朱熹死后其门生对《释奠仪图》内容所作的改动。因此，将《释奠仪图》拿出来讨论，需要非常慎重。但是，本稿主要讨论的不是《释奠仪图》的正文内容，而是开头附载的指挥。提要判断这些指挥“皆具录原文”，所以，虽然需要注意到道学的不同派别可能对《释奠仪图》作出的改动，但本稿仍认为开头的三通指挥基本上保持了指挥原先的内容，下面做具体分析。

三、《文公潭州牒州学备准指挥》的分析——文书传递路径再构成

本节从文书传递、信息传达的角度来分析《潭州牒学》。这通指挥里引用的文章被认为“吏文重复繁冗，几不可读”，复杂且难解，以致连当时的人也看不懂。现在我们对之进行解读，需要寻找一定的窍门。因此，在这里我们首先说明一下对《潭州牒学》进行分析的方法，再运用这些方法对这份文书进行详细的考察。

（一）《潭州牒学》的分析方法

《潭州牒学》开头云：

准行在太常寺牒，准行在尚书礼部符，准绍熙三年八月十七日敕，中书门下省尚书省送到礼部状，准批下礼部申，据朝散郎直宝文阁权发遣漳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朱熹状。

据此可以大致确定文书的传递路径，即用“准（据、备准）”＋“文书名（官司名＋文书形式）”这一公式表明从哪个官司收到了什么形式的文书。然而更为关键的是，公式后的文字即是该官司所发文书的节略。这种节略的反复引用亦被认为是“吏文重复繁冗，几不可读”的原因。因此，我们在分析之际需要确定相关文书节略的起点和终点。

这一问题可以利用当时的文书形式和格式来解决。文书形式多种多样，根据官司之间的统属关系决定采用何种形式。例如，“申状”是“用于下级对上级的文书”；“牒”是“用于平级官司之间的文书”；“关”是“同一长官而分别置局治事的官司，及本司内并列诸案，若有事须相互关照，则用关”；“部符”是“尚书省诸部行下文书”，等等。（注：参看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北京：中华书局，1997，页623—625，和上述平田氏论文（2007）。）每一种文书都有相应的格式。《庆元条法事类》载有很多文书格式，可作参考。此外，每种形式有各自的固定用语。比如说，《朝野类要》中说明“部符”的末尾必用“符到奉行”结语。（注：王瑞来点校：《朝野类要》卷四《文书》，北京：中华书局，2007，页85。）

此外，文书用句根据前后文内容解读为陈述句或命令句，由此可以推断它是哪个官司发出的文书。如“牒州施行”一句，如果视为陈述句，则是牒州的官司叙述自己的行为。如果视为命令句，则是对牒州的官司下令。反而言之，即使是同样的语句，也由发给的官司决定其是陈述句或是命令句。

[图解1]依据以上方法确定了文书的引用范围，并将每一文书用方框圈起来，从而显示出《潭州牒学》的构成。这种图解办法，植松正氏在分析《元典章》时已有展示，（注：参看植松正氏《元典章文书分析法》，森田宪司氏编《一三、一四世纪东アジア史料通信》2，2004。同《元典章文书图解解说》，“元代の法制”研究班编《〈元典章·礼部〉校定と译注（一）——礼制一（朝贺进表迎送）》，《东方学报》第81号，2007，页141—142。）此为效颦。为了更好地明确文书的构成，[图解1]中省略了太常寺牒内的最后部分。

（二）部符格式——部符引用范围的确定

在制作[图解1]时，笔者是如何确定引用范围的呢？因为“行在尚书礼部符”和“行在太常寺牒”引用范围的确定是解读的关键，可能也是大家容易产生意见分歧的部分，所以下文特别以此为中心作了一些说明。

1.《庆元条法事类》中的符式

首先，确认符的格式。关于符式，《庆元条法事类》卷一六《文书门一》记曰：

某州

某事云云。

某处主者云云。符到奉行。

年月　日　下

吏人姓名

具官[止书差遣。帖式准此]书字

开头有发文机关。《庆元条法事类》中的这一格式以从州发为前提，所以格式开头写“某州”；如果是部发，开头的部分则变成“某部”。文书下达的对象是“某处主者”。由此可知，形式上文书的传递路径是“某州→某处主者”。另外，与前揭《朝野类要》的记载相同，文末有“符到奉行”的固定用语。由此可以知道该文书是以“符”的形式传递的。

2.部符的实例

其次，依据《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九《社仓事目〈敕命〉并〈跋语〉附》中的〈敕命〉（[图解2]），（注：《朱子文集》卷九九《社仓事目〈敕命〉并〈跋语〉附敕命》，页4840—4843。）具体考察用符式写成的部符实例。①开头“行在尚书户部”是发文机关。相当于“某处主者”的部分是⑯“两浙路提举常平司主者”。另外，文末有结句“符到奉行”。可以确定该文书是由尚书户部发给两浙路提举常平司的户部符。

此外，根据“奉敕如右，牒到奉行”这一敕的结语固定语，可以判断“淳熙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敕”是从②开始到④结束。当确定敕以下的文字是哪个官司所发的之际，关键是和都有“关合属去处”这一语句。如果⑮和⑯出自同一文书，这便成了在同一文书中重复同样的命令。由此可见，⑮和⑯是不同文书中的语句。⑯在“两浙路提举常平司主者……符到奉行”中，即是户部符的文字。如此，可以断定⑮是传递到户部之前、发敕以后添加的文字。进而可以判断，“前批”是指据⑬圣旨从②到⑭的“淳熙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敕”，其内容是向户部要求施行敕的。（注：对此，可以参考《金佗续编》卷一六《赐谥告词》、《赐谥吏部牒》，都是给岳飞颁赐谥号“忠武”时发的文书。《赐谥告词》是敕，从“敕”开始到“奉敕如右，牒到奉行”结束。《赐谥吏部牒》是尚书吏部牒，紧接着被引用的《赐谥告词》中记载的敕的正后面有“前批，五月某日某时，付吏部施行，仍关合属去处，须至公文。”再后面则有按照牒式的“牒。请证会。谨牒”，行文至此结束。另外，关于[图解2]中②“淳熙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敕”与“前批，十二月二十四日辰时”的日期相抵牾，请参看[图解2]中注1。）由此可以整理出“前批，某月某日某时，付某部施行”这一格式。另外，在其后面按照惯例附加“关合属去处”、“须至指挥”等等用语。（注：“须至指挥”类似于后代的“须至”＋“文书名”这样的文书结句格式，实际上文书内容在这一句结束。可以认为宋代的文书格式对后世产生了影响，不过未有确证，待考。）

3.适用于《潭州牒学》

现在将上述的各种格式用于分析《潭州牒学》。

首先，从[图解1]③“行在尚书礼部符”开始引用礼部符。“符”这一词语与格式不一致，不过可以认为它是太常寺在引用礼部符时添加的。从④“绍熙三年八月十七日敕”开始引用敕。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判断，引用敕的部分至⑲“奉敕如右，牒到奉行”，而⑳相当于“前批，某月某日某时，付某部施行”、“关合属去处”这种格式的部分，是向礼部要求施行敕的。因此，⑳“符寺施行”这一句应该解释为向礼部的命令。

根据上述分析，
“当寺……牒州施行”就应当是礼部符本文。“当寺”（太常寺）相当于符式中的“某处主者”，即是文书下达的对象。笔者认为引用部分基本上没有改写，但可能因为“某处主者”的部分是格式固定用语，所以太常寺需要改写。可以推测，太常寺收到的礼部符当作“太常寺主者”，不过太常寺在发牒时改写为“当寺”，而且将符的固定结句“符到奉行”删去，并将命令文变成叙述文，由此将礼部符融入到太常寺的文书中。此处虽然不能提出明确的依据，但是因为这样解读有利于说明官司自称的使用状况。在其他部分太常寺自称为“本寺”，礼部自称为“本部”，朱熹自称为“本官”，而此处只用“当寺”。另外，因为原本是礼部符里的语句，所以需要明确其文末“牒到奉行”是发给太常寺的命令文。总而言之，通过该段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这部分原本是下达文书中的命令句，在改写成太常寺牒里的文章时变成了叙述句。

此外，按照牒式固定用语，（注：《庆元条法事类》卷一六《文书门一》，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页235。）
“牒……谨牒”应是潭州牒本文。由此，
之前的
“州司……照应施行”以及省略部分都是太常寺牒的文字。而且
中有“前项太常寺牒内备坐到事理”，即指
之后太常寺列举朱熹的意见并依次应答的部分。这部分的内容很多，大概有3500字左右，主要是太常寺的回答，从这点来看也可以判断
—
之前的部分是太常寺牒中的文字。

上文从符式及其他文书的格式入手，确定了各种文书的引用范围，分析了文书的构成。下节将依据文书的构成复原文书的传递路径，并进一步考察其内容。[图1]表示复原后的文书传递路径，图中的字母符号对应本文和[图解1]中的符号。

图1　文书传递路径图

（三）《潭州牒学》中所见的文书传递路径

1.朱熹—A→太常寺

《潭州牒学》是绍熙五年朱熹知潭州时发出的文书，其开端是朱熹绍熙元年知漳州时提交的《释奠申礼部检状》。所以⑤中有“朝散郎、直宝文阁、权发遣漳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朱熹状”的记载。朱熹状送到太常寺。“状”是下级对上级的文书。（注：《宋代官制辞典》，页625。此外，关于状的格式，可参见《庆元条法事类》卷一六《文书》。）

2.太常寺—B→礼部

太常寺收到朱熹的状后，再将它用“申”的形式传递到礼部。此时太常寺（本寺）针对朱熹（本官）的意见逐一予以审理（⑨）。值得关注的是，太常寺请求礼部向朝廷（尚书省）“备申”审理结果。关于“备申”，将在探讨礼部处理文书时考察。

3.礼部—C→朝廷（中书门下省、尚书省）—D→礼部—E→尚书省

礼部收到太常寺申后，再用“申”的形式向朝廷（中书门下省、尚书省）请求判断，这时把太常寺附的《文宣王神位次序仪式》放在“申”的开头（C）。应当加以关注的是，礼部办理的这些手续即是太常寺向礼部请求所“备申”朝廷的内容。很可能是礼部把从太常寺递来的文书保持原样发到朝廷。田中谦二《朱子语类外任篇译注》中提到“备牒”，认为“备”的意思就是把“牒”文抄写而发送（“备录”），且和“直牒”相对，是通过所辖上司送交的文书形式。（注：田中谦二：《朱子语类外任篇译注》，东京：汲古书院，1994，页57，“备牒”。）按照他的解释，可以理解“备申”的意思也就是把“申”文抄写发送，并通过所辖上司送交的上行文书。太常寺申通过上司礼部传递到朝廷，而且可以认为其中并没有添加礼部的意见。

这样“备申”后，礼部申被朝廷“批下”，朝廷向礼部下令“侯批送部，逐一看详，申尚书省”（D）。其后礼部才审查太常寺审理的结果，从而断定太常寺的审理是妥当的。然后礼部再向尚书省发申并请求施行太常寺审理的结果（E）。

4.三省（中书门下省和尚书省）—F→皇帝—G→三省—H→礼部

经过礼部审查，三省（中书门下省和尚书省）向皇帝请求批准（F），这样绍熙三年八月十七日得到圣旨“依礼部看详到事理”（G）。于是，决定按照礼部审查的结果（太常寺审理的结果）施行。其敕在第二天，十八日巳时和《神位次序仪式》一起从尚书省发送到礼部，并下令用“关”的形式通知“合属去处”，并用“符”的形式向太常寺下令施行（H）。

5.礼部—I→太常寺—J→州

礼部遵循尚书省的指令，用“符”的形式向太常寺下令（I），内容是要求太常寺（“当寺”）除了已经牒临安府作木板而颁降之外，将《神位仪式》和《礼器图本》添加到开头并牒州施行。太常寺遵照礼部符用“牒”的形式向“州司”下令（J），其牒文中有令人费解的部分。关于“今奉知府修撰躬亲对画一诠次，下案遵守”，本稿姑且解释为：“知府修撰”即指秘阁修撰知潭州朱熹。（注：虽然解释“知府修撰”即指秘阁修撰知潭州朱熹，但这种解释颇有问题。第一，“修撰”这一简称一般用于集贤殿修撰、史馆修撰、实录院修撰。秘阁修撰的一般简称是“秘撰”（参见《宋代官制辞典》页148、150、258）。第二，朱熹不是知府而是知潭州。潭州虽然不是府，但是荆湖南路的首州，知潭州兼任安抚使。因此可能将潭州等同视于府。）这部分可能是要求朱熹遵奉自己逐条斟酌的礼书，并命令属下严格遵守。（注：上文从文书格式上分析，认为部分是太常寺牒，按照此判断解释其内容，在太常寺向州司下达的命令中，将州司长官朱熹称为“知府修撰”，似有不妥。不敢确信，不过可以解释如下：分析礼部符之际，本稿推测了“太常寺主者”被改写成“当寺”，并删去了“符到奉行”符式的固定句，由此将原来是礼部符中的文章变成了太常寺的文章。与此相同，州司在将太常司牒的文章改写成州司牒的文章时，将朱熹改称为“知府修撰”。但是，其详细解释，尚待日后考虑。）

从州司开始的传递路径是，向州学、诸县“备牒”（注：关于向州县传达的形式，《书释奠申明指挥后》中记载“以附州案，俾移学官，符属县，且关帅司，并下巡内诸州”。向诸县的传达，此处记载表明用“符”的形式，与“备牒”不一致。）；向安抚司用“关”的形式传达，要求经由安抚司系统向诸州下令；进而向诸县要求颁下施行。要求州司向州学、诸县“备牒”，“备牒”是通过上司传达的“牒”，由此可以进一步确定该文字仍是太常寺向州学、诸县的上司即州司发出的命令。

6.州—K→州学

知潭州朱熹按照太常寺牒向州学发送《潭州牒学》。此牒本文遵守牒式，内容是要求州学遵循太常寺牒内记载的事理施行并将申提交到州司。其牒本文只是“牒。请详前项太常寺牒内备坐到事理遵守，逐一施行，具状供申。谨牒”而已。其牒本文之前的内容都是引用以前收到的文书，牒本文之后只有日期和署名。牒本文按照格式，而且没有增加命令的内容。《潭州牒学》的大部分由以前收到的文书构成，而这也是“备准”文书的构成形式。

以上，考察了实际上的文书传递。《潭州牒学》的构成与文书传递路径是相一致的，文书传递、处理过程的迹象遗留在文书中，由此文书本身即说明了自己的来历，而这一特点也正是文书被认为“吏文重复繁冗，几不可读”的原因。

另外，如上所述，太常寺牒的最后部分，虽然在[图解1]中省略了，然而实际上却占有大量的篇幅。这部分内容是太常寺引用朱熹的申并对它逐项回答，占了《潭州牒学》篇幅的大部。可见，这也是“备准”文书的特点。考虑到这种构成特点及田中谦二氏对“备牒”的解释，可以推测“备准……（文书名）”的意思原本是“将准的……（文书名）备”，即将收到的文书抄录并发送。（注：关于此问题，有必要探讨别的用例。因篇幅关系，本稿只介绍北宋原文书《黑水城文书》中使用“备准”。参看孙继民著：《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整理与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9，页186。）总之，太常寺下牒要求州向州学“备牒”，州按其命令将太常寺牒保持原样发到州学。很有可能“备准”一词使用越来越频繁，结果逐渐成为表示文书传递路径的用语。

四、信息传递方面的问题

第一节考察了《释奠仪图》的作成过程，第二节分析了《潭州牒学》的构成并由此复原了文书的传递路径。但是，尚有若干问题没有讨论。第一是节略的问题。引用文书里的文字时，是如何引用原文节略的？这个问题与“本官”、“本寺”、“本部”等词语的解读及实际上由谁节略等问题相关。第二是从朱熹初申到发《潭州牒学》的滞时问题。绍熙元年（1190）知漳州朱熹提交状，两年后绍熙三年（1192）八月十七日发敕，再两年后绍熙五年（1194）知潭州朱熹发《潭州牒学》。从朱熹初申到发敕的两年，可以解释为中央审理拖延。但是，从发敕到朱熹向州学发牒也需要两年，这便难以理解。令人感到疑惑的是，发敕后没有立即施行的文书为何在两年后突然得以施行？本节主要考察的就是这些问题。

（一）节略问题

通过上一节的分析，可以看到《潭州牒学》有多重结构，引用文字中又反复引用其他官司的文字。这种节略方法有没有问题？另外，在编纂史料中如何将原文节略记录？这些不仅是当时的信息传递问题，也涉及向后世的信息传递问题。

于是笔者尝试比较《潭州牒学》中太常寺对朱熹的回答部分和编纂史料《宋会要辑稿》中的记载。[图解1]④—部分引用“绍熙三年八月十七日敕”，关于此敕，《宋会要辑稿》记载如下：

《宋会要辑稿》礼一六之一《释奠》

绍熙三年八月十七日，诏：“太常寺将《州县释奠文宣王神位次序仪式》改正，仍备坐今来申明指挥，行下临安府镂版，同《绍兴制造礼器图》印行颁降。”先是臣僚言：“兖国公颜回……州县多不见此指挥，往往差错。曾参合从唐《通典》元封国作郕侯。薛公冉雍、费公闵损从《政和新仪》，闵为第一，冉雍为第二，以正《淳熙仪式》之误。”

首先，绍熙三年八月十七日诏不是直接记载[图解1]⑱圣旨“依礼部看详到事理施行”，而是斟酌圣旨的内容，采用了“绍熙三年八月十七日敕”中的⑨—太常寺申的记载。

其次，颁诏的原因被记录在“先是臣僚言”以下的部分。因为其文字基本上是节略引用朱熹的文章，所以可以判断“臣僚”即指朱熹。但是，加框的部分“曾参合从唐《通典》元封国作郕侯”，朱熹的文章中并没有。与其相当的文字是《潭州牒学》中的一段，如下记云：

一，据申，伏睹《政和五礼新仪》闵损以下九人并封两字公，曾参封武成侯。《淳熙编类祭祀仪式》闵损以下九人并封一字公，曾参封成侯。今按《淳熙仪式》，不审是何年月增封，乞检会行下。但《淳熙仪式》所封公爵，皆就《通典》本国加封，其成侯曾参旧封郕伯。今恐亦合作郕侯。

本寺检照唐《通典》，曾参封郕伯。检照《政和五礼新仪》，系加封武成侯。《淳熙仪式》又加封成侯。照得，颜子以下，并因《通典》国名加封。今合从《通典》元封国作郕侯。（注：四库全书版朱熹申中脱落“不审是何年月增封，乞检会行下。但《淳熙仪式》”等文字，并且“武城侯”作“武成侯”。）

这条记载首先提出朱熹的申，再换行记录太常寺对它的回答。加框的部分相当于《宋会要辑稿》引用的部分。一目了然，这部分是太常寺对朱熹意见的回答。因为太常寺的回答采用了朱熹的意见，所以朱熹的申也有同样的内容，意思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从具体语句的观点来看，《宋会要辑稿》的记载将太常寺和朱熹的言语混在了一起。稍作思考可知，原因可能是编纂时引用太常寺的言语比较容易，又因为引用了太常寺的言语，所以将朱熹改作了“臣僚”。

至此想到《潭州牒学》被认为“吏文重复繁冗，几不可读”的原因，或许也有节略者混淆了朱熹和太常寺言语的可能性。这仅仅是推测。不过为何《朝野类要》“部符”条需要专门记载“其末必曰，符到奉行”的理由之一即在于此。如果不知道这些固定语，很有可能就连当时的人也难以识别文书的结构从而准确地理解文书的内容。因此，“广为流布的实用的辞书式笔记”（注：《朝野类要》前言，页1。）《朝野类要》有必要记载关于固定语的事目。

（二）实际的抄写者

在考察节略问题的时候，必须考虑是谁实际上将收到的文书节略抄写并作成新的文书的问题，因为这关系到抄写者如何理解文书并对其进行节略这样的节略水平的问题。另外，还关系到“怎样理解文书中的‘本官’、‘本寺’、‘本部’”，以及“含有这些词语的文书是哪个官司发的”这些问题。然而宋代原文书残存极少，这类关于抄写主体的问题难以论证、解决。不过史料中也有一些蛛丝马迹可供追寻。

如上节考察，《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九《社仓事目》（[图解2]）附载有因朱熹上奏而发的敕命原文。该敕命是淳熙八年十二月发的户部符，日期后的中有实际抄发这类文书人的名字：“书令史郭令史顿圯主事全安仁”。“书令史”、“令史”、“主事”都是吏职。据《宋代官制辞典》，“主事”是从八品，隶尚书省，编制六人，分别负责尚书省六房的文字。“令史”是从八品，隶尚书省，编制十四人，第一、二名监官印，第三名点检开拆房文字，其余充诸房行遣人，管诸房事务。“书令史”是从八品，隶尚书省，编制三十一人，掌本省诸房行遣文字，须经两次考试及格人充。另外，作为他们上司的有尚书省都事。据《宋会要辑稿》，充都事满一年后就授予京官宣教郎文官地位。（注：参看《宋代官制辞典》，1997，页184，以及《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之三一。）可以说，他们是高级事务官。不过，地方官司中担任抄写的胥吏级别没有他们那么高。

文书由胥吏节略抄写后，再请正式官僚签字。（注：例如，在《黑水城文献》所保存的宋代文书中，可以很容易看出文书正文与官僚签名笔迹的不同。请参考《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的第77页（《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页240）。）节略其他机构的文书作成本官司新文书的人，不是士大夫官僚，而是胥吏。胥吏们很可能只是按照某种规定机械式地节略文书。例如，相当于符式的固定语“某处主者”的部分有改写规定，如果原来的文书上写“太常寺主者”则改写为“当寺”。除了这种比较容易改写的格式固定语之外，基本上没有将文书中的“本寺”重新改写为“太常寺”或者与此相反的改写，而是保持了发来文书的原样。在《潭州牒学》的太常寺申中看到的“本官”即是保持原样抄写朱熹申中“本官”的结果，在其后的文书传递过程中也按照太常寺申的原文来抄写引用的。

（三）文书行政与政治状况——制度与运作

第一节提到绍熙三年（1192）八月发敕与绍熙五年（1195）八月朱熹发《潭州牒学》之间有两年的间隔，其原因在于礼官变动而暂停处理文书。这一暂停时期因詹体仁就任太常少卿而结束。

詹体仁，字元善，建宁浦城人，隆兴元年（1163）进士。据《宋史》本传，（注：《宋史》卷三九三《詹体仁传》。）詹体仁在绍熙五年六月孝宗去世之前就任太常少卿。据田中谦二氏的研究，他科举及第后不久即拜朱熹为师，从时间上来说是非常早的。田中氏还推测他任湖广总领时曾对流放到道州的蔡元定加以庇护。（注：请参阅田中谦二：《朱门弟子师事年考》，《田中谦二著作集》第三卷，东京：汲古书院，2001，页216—217。）因此可以推知绍熙年间他与朱熹及其门人的关系相当密切。

詹体仁在中央任太常少卿时，其立场似与赵汝愚极近，所谓的“绍熙内禅”也与他有关。赵汝愚“定策”之际，让太常少卿詹体仁与左司郎官徐谊向吴琚传达其意旨，最终拥立宁宗。（注：参阅《宋史》卷三九三《詹体仁传》以及肖建新《南宋绍熙内禅钩沉》，《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0号第6期，2002，页716。）另一方面，以詹体仁就任太常少卿为转机，释奠案件文书得以再次审理。由此可知，礼制问题与政治问题紧密关联。（注：关于南宋的礼制与政治的关系，近藤一成氏作为从祀问题提出，参看近藤一成：《南宋初期の王安石评价について》，《东洋史研究》第38卷第3号，1979，页340—365。此外，根据吾妻重二氏的研究，绍熙五年朱熹就任中央官后，在祧庙问题上与赵汝愚对立，其影响波及后来的政治状况，参看吾妻重二：《朱熹の中央权力批判：王淮·留正·赵汝愚および庆元党禁をめぐって》，《关西大学中国文学会纪要》第25号，2004，页17—39。）

关于当时与朱熹有关的礼制状况，上山春平氏指出：“朱子与其门人共同撰写以《仪礼经传通解》命名的礼书开始步入轨道，大概是在绍熙五年（1194，朱子六十五岁）朱子以知潭州赴任长沙时。”（注：参看上山春平：《朱子の〈家礼〉と〈仪礼经传通解〉》，《东方学报》第54号，1982，页245。）可以说明《释奠仪图》作为这些活动的一个环节出现。朱熹被召至临安时，曾计划编纂礼书因而准备《乞修三礼札子》。这是在绍熙五年八月，正是发送《潭州牒学》的时间。

[图1]上一目了然，《潭州牒学》表明，朱熹上奏的议案，传递给皇帝后作为下行文书回到他的手上，且让他颁下州学、诸县后作为申再次回到他手中的文书传递路径。由此看来，朱熹提出的议案，上呈皇帝而下行州县，似乎真正传至天下。对于居住地方而以天下为己任的南宋士大夫而言，这显然是一件很有光彩的事情。在废黜光宗、拥立宁宗的政治转折点上，赵汝愚起用詹体仁，正如小林晃氏所论，其结果是“将当时的宰相留正、赵汝愚为中心的政治势力纠合到那时被忽视的所谓道学派官僚中”。（注：参看小林晃：《南宋中期における韩侘胄专权の确立过程—宁宗即位（一一九四年）直后の政治抗争を中心として—》，《史学杂志》第115编第8号，2006，页35。）但是，对道学派官僚来说，这是良机，意味着自己的学问被视为正统并且可以经由自己的解释再建构礼制。虽然朱熹批判以学问为显达手段的庸俗做法，但是，学问是否可以被视为正统，却是另外一个问题。（注：土田健次郎：《道统论再考》，《镰田茂雄博士还历纪念论集：中国の佛教と文化》，东京：大藏出版，1988，页619。）

《释奠仪图》或《潭州牒学》的颁布或许宣告了道学诸派的胜利。其实，众所周知，担任侍讲的朱熹绍熙五年（1194）闰十月内被韩侘胄开除了中央官职，而且后来又遭遇“庆元党禁”。邵囦告诉朱熹希望刊行《释奠仪图》，因而朱熹撰写《书释奠申明指挥后》，是在庆元元年（1195）。《释奠仪图》被邵囦刊行，很可能在数年后，其时刊行的《释奠仪图》开头附载《潭州牒学》的原因，可能是需要说明《释奠仪图》的来历。换言之，在“庆元党禁”这样朱门不遇的时期，他们可能希望通过出示表明朱熹编纂的礼书通行天下的《潭州牒学》来彰显自己学问的正统性。

总之，绍熙五年（1194）文书重新开始审理，与当时的政治状况以及詹体仁就任太常少卿的人事变动密切相关，由此可知是因为朱熹个人的关系太常寺牒才发到了潭州。如第一节所述，詹体仁辞去太常少卿之后太常寺不再将《释奠仪图》发给别的州，这也证实了上述情况。进一步说，很有可能，潭州收到的太常寺牒不是发给全国州郡的，而是只发给潭州一州的。（注：《宋史》卷四〇八《吴昌裔传》云：“调眉州教授。……祠周惇（敦）颐及颢、颐、载、熹，揭白鹿洞学规，仿潭州释奠仪簿，正祭器，士习丕变”。可以认为“潭州释奠仪”即是遵照《释奠仪图》的仪礼，从中可推测《释奠仪图》只在潭州通行。）

五、结论

[图1]中表示的是文书传递路径，乍一看，似乎文书传递是系统而机械的。但是，诚如第三节的考察，当时的人事变动以及作为其背景的政治动向，实际上对文书传递有着阻碍或促进的作用。这对制度与运作的研究有很多启发。连履行手续的文书也会由于个人的关系发或不发，这一事实促使我们在文书行政研究以及制度研究中更加重视检讨制度实际运作问题的必要性。（注：关于从此观点来考察的研究，最近有清水浩一郎氏以南宋的告身为题材，详细考订了每个文书上的署名者而考察实际运作，参看清水浩一郎：《南宋告身の文书形式について》，《历史》第109号，2007，页1—30。）

此外，本稿还将原文与编纂史料进行了比较，从而考察其对后世传递信息方面的影响。本稿的事例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不过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我们所使用的编纂史料的一些特点。如记载的多重性是中国史的特点，这一特点虽然有时使读者混乱，但这一问题却能给我们很多启发。由于宋代史料中新出史料或原文书非常罕见，所以这些问题应该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潭州牒学》把各官司发的文书节略直接引用，由此产生了多重结构，而文书结构与文书传递路径是一致的。考虑到《潭州牒学》的大部分内容是由回答朱熹申文的太常寺牒构成，我们可以由此弄清“备准”的意思，就是把收到的文书直接抄写转发，从而也验证了田中谦二氏对“备牒”的解释。一般来说，下行文书，尤其是“备准”，对内容不能独自下判断、命令。利用“备准”，其实就是“转发”文书，而独自的判断性、命令性极少。如《潭州牒学》中所见的文书传递路径一样，即使是同样的上行文书或下行文书，也在各阶段有判断性与命令性的强弱之别。这与“各官司有多少裁量权”的问题有关，并且直接关系到统治构造。

“备准”一词频繁使用于南宋，这是不是源于北宋与南宋统治结构的差异？北宋与南宋的差异在文书传递路径方面也能看到。本次分析验证了南宋经由安抚司到诸州，再到诸县的《释奠仪图》颁布路径。但是，其路径与北宋末的状况有些不同。《宋会要辑稿·舆服》四之二二云：

政和七年六月二十四日，诏：“天下州县岁祭社稷、雷雨、风师及释奠文宣王，冠服悉循其旧，形制诡异，在处不同。可令礼制局造样，颁下转运司，令本司制造，下诸州，州下县，庶衣服不二，以齐其民。”

北宋政和七年（1117），礼制上的服装规定经由转运司传达到诸州，再传达到诸县。（注：其实政和三年（1113）《政和五礼新仪》已经颁布。然而，虽然同书卷一二六《吉礼》中有《州县释奠文宣王仪》，但看不到详细的服装规定。这也正是政和七年颁发此诏的原因。）虽然与《潭州牒学》中确认的礼制问题并不相同，不过究竟是经由路的安抚司还是转运司？这样的选择起因于什么？颁布《释奠仪图》之际选择经由安抚司路径的原因，可能只是朱熹正好兼任安抚使而已。如果这是北宋与南宋之间统治结构的差异，那么在文书传递上需要“备准”的南宋统治结构到底是怎样的？这些问题，本稿当然不能一一论及。不过，笔者认为以“备准”、“备申”、“备牒”等文书的传递形式为突破口，可以更加深入地考察当时统治结构的具体职能及彼此之间的联系。

另外，《潭州牒学》说明了《释奠仪图》的来历，并在文书传递过程中形成了多重结构。其多重结构也说明了《潭州牒学》本身的来历。其来历本身也是文书传递、处理过程中履行手续的证据，这同时也保证了文书的权威性。以上这些问题都是今后应加以考察的课题。

原载《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第37号，2009年，页58—92

图解1　《绍熙州县释奠仪图》《文公潭州牒州学备准指挥》

注：丛书集成初编本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的异同

A“令”：四库全书本作“今”。

B“降”：四库全书本作“下”。

C“看”：丛书集成初编本作“有”。据四库全书本今改。

图解2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九《社仓事目〈敕命〉并〈跋语〉附》〈敕命〉

注：A“二十八日”：可能是“二十二日”。《宋史》卷三五，《孝宗本纪》云：“（淳熙八年）十二月癸卯朔，……官出南库钱三十万缗，付新浙东提举常平朱熹振粜。……甲子，下朱熹社仓法于诸路。”甲子是二十二日。但是，其条记载指②敕还是圣旨，不能判断。还有，岳珂《金佗续编》卷一三《吏部复田宅告示》载隆兴元年四月二十三日敕云：“四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圣旨。”以及“前批，四月二十四日辰时，付吏部施行，仍关合属去处。”同卷《户部复田宅符》载隆兴元年七月二十九日敕云：“七月二十九日，奉圣旨”以及“前批，八月一日辰时，付户部施行，仍关合属去处，须至指挥。”敕的日期都是与奉圣旨的同日。据这些例子，可以推测②敕的日期，与13圣旨相同，是淳熙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但是，尚待日后考虑。

政治空间与信息沟通

从朝堂至宫门——唐代直诉方式之变迁

松本保宣

一、序

笔者此前曾发表过《唐代宗朝臣僚上奏过程与枢密使之登场》、《关于唐代门的状况》两篇论文，（注：《唐の代宗朝における臣僚の上奏过程と枢密使の登场——唐代宫城における情报传递の一齣その1》，《立命馆东洋史学》，京都，第29卷，2006，页1—42；《唐代の门の样相——唐代宫城における情报传达の一齣その2》，《立命馆文学》，京都，第608卷，2008，页73—92。）前者内容是：（1）批评了中村裕一的至唐代后半期形成了由宰相审阅奏折的制度之说，（注：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第3章第2节，东京：汲古书院，1991，页406—451。）指出在御前会议这一面奏场合并不存在宰相控制奏事的现象。（2）对构成中村说之根据的“代宗朝宰相元载之改制”提出疑义。（3）指出宦官控制了门，参与了信息传递过程。（4）进一步以代宗朝为中心，论述了宦官作为信息传递的中介形成枢密使的过程。

后者内容为：（1）继续研究代宗朝，指出为了与联合枢密使擅权用事的宰相元载对抗，代宗设立了客省，致力于收集信息。（2）并论述了掌管门的门使新开辟了一条区别于宰相下属的南衙信息传递的渠道。

通过上述两篇论文，提出了通往皇帝处的信息传递途径分为两条，分属于南衙、北司两大政治势力的看法。

本文将作为其续编，从“直诉”的角度来进一步探讨该问题。所谓“直诉”，根本上可视为对王朝政治而言的一种极端的“信息传递”方式。唐王朝也与其前的王朝同样准许向皇帝直诉。直诉的方式除迎候行幸中的皇帝，即“邀车驾”外，还包括士庶造访宫城上诉，即“诣阙”的形式。（注：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卷一一《职制律·律令式不便辄奏改行》，北京：中华书局，1996，页908—910；卷二四《斗讼律·邀车驾挝鼓诉事不实》，页1671—1674；《越诉》，页1674—1677。）因而唐代宫城构成了直诉的舞台，建起了各种为此而必需的设施。

众所周知，正如长安的太极宫、大明宫所典型地反映出的那样，唐王朝的宫城鲜明地体现了当时的统治理念。（注：池田温：《律令官制の形成》，旧版《岩波讲座世界历史（5）》，东京，1970，页306—307。妹尾达彦：《唐长安城の仪礼空间》，《东洋文化》第72卷，东京，1992，页1—35。）在由这些物质性建筑构成的空间秩序中，直接向皇帝表明意见的“直诉”是如何进行的？直诉制度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活动反过来又如何影响了宫城布局呢？笔者希望考察的正是物质性建筑，以及活动于其中的人们的理念、行动间的作用与反作用过程。（注：本文探讨的“直诉”，不仅包括要求审理冤屈，还包括谏言等陈述意见、密告、求官自荐等。这是由于为了达到上述目的的上书被与伸冤要求归为一类，在唐代的匦函中得到制度化，并延续到北宋。参见石田肇：《北宋の登闻鼓院と登闻检院》，《中岛敏先生古稀纪念论集》上卷，东京：汲古书院，1980，页307—325；《北宋の击鼓と投匦》，《アジア诸民族における社会と文化》，东京：国书刊行会，1984，页139—161。）

二、以往有关宫阙的研究

宫城中的直诉并非始自唐代，早在汉代就曾出现，并持续下来。（注：《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中写道：“二月，至长安。萧何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大仓”，在颜师古注中写道：“未央殿虽南向，而上书奏事谒见之徒皆诣北阙。公车司马亦在北焉。是则以北阙为正门”，北京：中华书局，1962，页64。）其中关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的上诉与宫阙布局，已有众多研究。（注：渡边信一郎：《天空の玉座——中国古代帝国の朝政と仪礼》（以下简称渡边A论著），东京：柏书房，1996，页17—104；《中国古代の王权と天下秩序——日中比较史の视点から》（以下简称渡边B论著），东京：校仓书房，2003，页146—180。辻正博：《魏晋南北朝时代の听讼と录囚》，《法制史研究》卷五五，东京，2005，页1—49。内田昌功：《北周长安宫の空间构成》，《秋大史学》卷五五，秋田，2009，页52—56。）下面请允许本人冒昧地介绍一下先学诸氏的论点。

渡边信一郎考察了汉代至唐代的朝堂功能。他指出，作为议政场所的朝堂，自晋代以来一直是以官僚为主召开会议之场所，相对独立于皇帝的支配。但从北魏孝文帝时期起，皇帝开始出席在朝堂召开的会议，贵族、高级官僚开始屈从于皇帝权力。时至北周，处罚官员已在朝堂功能中出现。在其后的隋唐，因尚书省与朝堂被迁出宫城外而外朝化，两者的政治作用彻底降低，朝堂便降为处罚官员的场所。虽然这里同时也成为了接受官员与民众上表的场所，但这被认为是与对官僚的处刑相贯通的。并且他还指出，隋唐的朝堂通过受理上表、诉讼而起到了与社会相结合的作用。（注：前揭渡边A论著。）

渡边信一郎在另一篇论文中也探讨了六朝时期的阙门，将它定义为“官僚、百姓向皇帝直接上奏之际的转呈机构”，认为公车府具体承担了该职责。从后汉到西晋的皇帝过目“诣阙上书”，即通过阙门、公车府呈交来的上书，立即处理。并且，渡边信一郎还认为，阙门被赋予赦宥职能，从而具有直接请求皇帝重审冤罪的“诣阙上书”与作为“皇帝赦宥之场所”的两项职能。构成该请求重审、赦宥之中间环节的正是作为“皇帝审判”之场所的华林园。通过位于宫城南端的阙门（阳）与北端的华林园（阴）使皇恩得以首尾贯通，构成了“阴阳对转，为皇帝的朝政空间带来和谐”的“皇帝恩泽普施天下的意识形态装置”。据他的看法，六朝期间的宫城空间布局是在大地上重现了天空中的星象布局，“显示了（该时期）皇权中特有的领有世界之方式”。并指出，至隋唐时期，阙门、公车府被废除，承天门前的东西朝堂相当于它们的后继设施。（注：前引渡边B论著。渡边信一郎在该论著中主张，在局部性的宫城布置结构仿效天象这一点上，反映出了一种规模缩小的六朝时期的权力结构，这反映出认为在六朝和隋之间存在划时代性区别的历史观。但是他一方面把阙门当作要求伸冤的场所，同时把它归为“阳”的场所，这一点值得商榷。要求伸冤也属于狱事，在此意思上不应属于“阴”吗？针对这一点，后述的辻正博也提出了“它们属于阴阳对立吗？”的质疑。）

辻正博批评了渡边说，提出下述看法。（注：见前引辻正博的论著。对渡边说主要的批评是，渡边所谓的“皇帝裁判”未区分听讼与录囚，而辻正博认为两者是不同的概念，应分开来考虑。）他认为，皇帝听讼首先是在魏明帝建立的听讼观中进行的。自西晋起，该处也进行“录囚”。到了南朝，华林园取代听讼观，成为听讼的场所，并且从刘宋末至南齐，在中堂、阅武堂进行听讼，这一系列变化趋势被视为向民众显示皇帝权力之伟大的“试图强化皇权的”政策。（注：关于华林园的出现，辻正博主张，经阙门─公车府传达士庶之申告这一以往的程序由于“因基于贵族制的官僚制的职能麻痹”而职能下降，故不通过以往的行政机构，而使用别的传递途径。这一论点值得关注。这是由于如下文所述，确立与正规的行政机构不同途径的上诉方法之现象在唐代也可见到。）他将梁武帝的做法定位为：试图仿效汉制，强化公车府的职能，故一方面在谤木、肺石设函，受理上书，同时采取了不亲自听讼，而是通过正规的司法渠道来处理案件的复古方法。

接着关于北朝，在北魏，当初要求处理冤罪是从宫阙的登闻鼓经公车上报到皇帝处的，其表面原则是“重要案件皆经官僚组织上闻”。迁都洛阳后，宣武帝、灵太后通过乘申讼车巡回来受理上诉。辻正博认为，其目的在于加深大众对这位与南朝对峙的皇帝作为天下统治者的印象。（注：对于这一事例，渡边认为申讼车的巡回象征着太阳的运行。见前引渡边B论著。）六镇之乱后，皇权失坠，在东魏、北齐，皇帝也是权臣之傀儡，听讼场所移到后宫中的显阳殿（昭阳殿）、华林园，这被视为皇帝权力向内萎缩之结果。（注：笔者对这一点持怀疑态度。且不提东魏，至少北齐的皇帝很难说是傀儡政权。此外，关于后宫的昭阳殿成为听讼的场所这一点，由于笔者认为在唐初太宗朝时期，相当于昭阳殿的两仪殿为朝会、听政的场所，所以对单纯地把皇帝权力削弱和后宫殿宇的势力上升结合起来这一点持怀疑态度。参见笔者《唐王朝の宫城と御前会议——唐代听政制度の展开》第二部第三章，京都：晃阳书房，2006，页248—282；《唐代前半期の常朝——太极宫を中心として》，《东洋史研究》第65卷第2期，京都，2006，页70—106。）在北周，皇帝听政的场所在右寝或正武殿。辻正博认为，在皇宫最深处听讼是由于孝闵帝为傀儡皇帝。正武殿成为听讼、录囚之场所，起到了类似“朝堂”的作用，这意味着政治性场所退入宫城内部。可是另一方面也指出这属于向隋过渡的一种形式。另外在西魏，在阳武门外悬鼓，放置纸笔，征求对施政得失之意见。他推测这或许是集后世的“登闻鼓”与“匦”于一体者。

辻正博还提出，在隋的新都，朝堂大约设在广阳门外，申诉是经朝堂上告皇帝的，而实际事务则听凭有司处理。隋末群雄之一王世充曾在西朝堂受理冤案，在东朝堂接受直谏，这或许是模仿了隋朝的做法。而另一方面，他推测隋朝录囚的场所是在通常作为听政场所的大兴殿。

最后他还指出，虽然在唐代，太宗曾亲自在朝堂听讼，亲览冤屈之事，但那是由于事情发生在玄武门之变后不久，即将实现全国统一之前的时期，而皇帝参予听讼之记载到睿宗后便不再见到。关于听讼的场所，他认为是从朝堂移到两仪殿，同时，由登闻鼓、肺石相组合的唐朝处理冤案系统完善起来。关于录囚，以官僚机构为基础的定期性多层次的制度至玄宗开元年间完备起来。（注：辻正博把皇帝在宫城及其周边听讼、录囚的场所之变化与皇帝权力的消长具体地结合起来，这构成了一大特征。但正如前注中所示，笔者认为，对于内、外这样的场所变化是否能与皇帝权力的盛衰直接联系起来尚需慎重考虑。）

内田昌功在最近的论著中论述了北周长安的宫城结构。（注：前引内田昌功论著。）其论文的主要着眼点在于主张隋唐长安宫直接起源于北周的长安宫。（注：另一方面内田昌功在论文的结论部分提出，隋唐长安宫部分引进了北齐等以前的宫城的职能，元正朝贺为其代表性事例。）尚书省因地位下降而被排除到宫外的南面，再加上引进了基于周礼的三朝制，六朝时期的宫城正殿与尚书省东西并立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形成了基于南北中轴线的左右对称结构，这被隋唐长安宫所继承。内田昌功在论文中指出了朝堂功能之变化，认为北周的朝堂具有同时代其他政权所未有的谏言与上表机能，而在隋唐频频出现，因此认为北周的朝堂在职能上具有了与隋唐相同的特征。内田昌功认为，该期间的变化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阙”具有作为上表的场所之职能，而在隋唐，由于朝堂从宫内迁到正门前，故在朝堂上表之事例剧增。（注：内田昌功认为，由于从北周时起朝堂具有受理上表的职能，因此形成了具有同一职能的隋唐朝堂的原型。由此认为，朝堂的所在地也和隋唐同样在宫的正门前。笔者虽不反对此结论，但遗憾于缺少傍证。此外，关于在朝堂上书的事例，在《后汉书》卷四五《袁安传》中可见到后汉的事例，并非全无先例，北京：中华书局，1965，页1519。参见佐藤武敏：《唐の朝堂について》，保护难波宫址会编《难波宫と日本古代国家》，东京：塙书房，1977，页189。关于尚书省和朝堂的关系，在铃木亘：《朝堂の系谱と建筑的特性》中介绍了其梗概，《平安宫内里の研究》第六章，东京：中央公论美术出版，1990，页147—170。）

根据诸氏之说可见，朝堂是在从北周到隋的时期获得受理上书之职能的，原因正在于以往作为议政场所的朝堂丧失了其职能，被排出宫外，建于阙门附近。（注：本文介绍的各位研究者主张，隋唐以前，宫殿前的阙门是上书的场所，到了隋唐时期，移至朝堂。可以认为此变化与废除了在阙门受理上书的公车这一背景有关。各位研究者并未对为什么隋朝废除了公车发表过专门论著，笔者目前仍未得出结论。此问题有待今后研究。）隋唐两代在朝堂受理上书是取代议政而新获得的职能，在隋朝之前与之后，“朝堂”貌似相同，其实不然。唐代朝堂的特征正在于“受理上书”这一职能的制度性发展及其相对化的过程。下一节将阐述该点。

三、朝堂的受诉机构

如上一节所述，隋唐时代的朝堂本身便是受理上书的场所，如后所述，置于朝堂的上书除直诉职能外兼备上呈意见及自荐职权。而随着时代推移，建起了“三司受事”、“肺石”、“登闻鼓”、“匦函”等多项受理上奏的机构。特别是匦函兼自荐、谏言、诉冤、上奏文章等机能于一，形成了分职机能完备的制度体系。附表1（附表均见文末）总结了制度上的变迁与主要的事件。另外，在唐人奏折中，有些在末尾写明提交文书之处。附表2便是将这些提交文书处归纳起来而成的。由此可见，唐代前半期的提交处多为朝堂，而后在“匦函”与“宫门”的事例逐步增多。

如表1-2所示，从北周时代起，朝堂被作为直诉的场所，在隋炀帝时期，明确地制度化（表1-6）。另外，从文帝起出现了官僚为表明意见与达到个人目的而上奏的现象（表1-4、5）。看表1-3的事例，在文帝开皇元年（581）规定了对伸冤人的审级制度，一般认为是：县→州、郡→（尚书？）省→诣阙→登闻鼓。由此可知，从隋代起设了登闻鼓。那么究竟设置在哪里呢？下面看一下表1-20唐代设置登闻鼓的经过：

至神龙元年二月，改为承天门（显庆五年八月，有抱屈人，赍鼓于朝堂诉。上令东都置登闻鼓，西京亦然）。

可知伸冤人带着大鼓来到的是朝堂，如果那是由于意识到隋制的话，可以认为隋代的登闻鼓也可能是置于朝堂的。至于（尚书）省的下一阶段“诣阙”，从它比作为中央官司的尚书省更高一级来看，大约如字面所述，设在宫门附近。考虑到表1-4、5、6中的朝堂之事例，该“诣阙”大约是指“诣”广阳门（唐代的承天门）外的朝堂。如是那样，便可认为，若在尚书省伸不了冤则进入“直诉”阶段，首先在朝堂申诉，仍解决不了的话，则叩击悬在朝堂的登闻鼓。

归纳上述内容可知，在隋代“直诉”分为朝堂→登闻鼓两个阶段，大约其中构成主体的是朝堂，登闻鼓则被视为最终手段。隋末战乱时期王世充的做法便构成了这一点的证据（表1-9）。

王世充在洛阳独立，即位为郑国皇帝，他作为皇帝进行听政的状况如下：

世充每听朝，必殷勤诲谕。言辞重复，千端万绪。百司奉事，疲于听受。或轻骑游历街衢，亦不清道，百姓但避路而已。按辔徐行，谓百姓曰：“昔时天子深坐九重，在下事情，无由闻彻。世充非贪宝位，本欲救时。今当如一州刺史，每事亲览。当与士庶共评朝政，恐门禁有限，虑致壅塞。今止顺天门外置座听朝。”又令西朝堂受抑屈，东朝堂受直谏。于是献书上事，日有数百。条疏既烦，省览难遍，数日后不复更出。（注：《旧唐书》卷五四《王世充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页2232。）

作为上诉场所的是东西朝堂。如前所述，辻正博认为王世充的行动是仿效了隋朝，首先将朝堂作为上诉场所。可是在批判“昔时天子深坐九重”，试图行“如一州刺史”之朝政这一点来看，应该承认他具有独出心裁之处。如分别实施“抑屈受理”与“直谏受理”便可说是上承梁武帝之旧制，下开则天武后“匦函”之先河。（注：据《梁书》卷二《武帝纪中》载：“（天监元年（502）四月）癸酉，诏曰：商俗甫移，遗风尚炽、下不上达，由来远矣。升中驭索，增其懔然。可于公车府谤木肺石傍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山阿欲有横议，投谤木函。若从我江、汉，功在可策、犀兕徒弊，龙蛇方县；次身才高妙，摈压莫通、怀傅、吕之术，抱屈、贾之叹、其理有皦然，受困包匦；夫大政侵小，豪门陵贱、四民已穷，九重莫达。若欲自申，并可投肺石函。”认为直谏时投在谤木函中，冤屈则投在肺石函中。北京：中华书局，1973，页37。另一方面，据杜佑《通典》卷二一《职官三·谏议大夫》，则天武后的匦函分为：延恩匦“告养人及劝农之事者”（据李隆基《大唐六典》卷九《匦使院》，北京：中华书局，1992，页282，其为显示才能者），招谏匦“谏言论时政之得失者”，申冤匦“有抑屈者”，通玄匦“有智谋者”（据前引《六典》，其为著赋颂者、通玄象者），大致上可分为陈述意见（包括自荐、密告）及申冤屈两大类。北京：中华书局，1988，页555。如前引注中所示，可以认为“直诉”中存在涉及国政的案例及申冤屈两种。参见陈登武：《诉讼程序与审判管辖权——以“越诉”与“直诉”为中心》，《从人间世到幽冥界——唐代的法制、社会与国家》，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页36。）并且在此制度实施后，奏折蜂拥而至，不堪处理，故不登朝，这相当直接地反映出广开言路则不堪直诉者之蜂拥而至，蔽塞言路则信息不通畅这一王朝政治的两难困境。虽然他的做法被视为一场闹剧，受到众人嘲讽，但实际上他尖锐地触及了直诉问题之本质。

唐初也继承隋的做法将朝堂定为直诉的场所，太宗皇帝甚至像王世充一样亲临朝堂（表1-11）。士庶方面也视朝堂为上诉的场所，要求王朝重建登闻鼓（表1-19、20）。大约此前登闻鼓曾被废除。（注：这可能是指厌恶直谏的隋炀帝在大业年间之事，表1-7中的崔民象惨遭皇帝杀害。）高宗朝以后，在朝堂，登闻鼓、肺石、三司受事、匦函等专门受理上奏的机构得到完善，这些都是从朝堂的直诉职能中派生而独立出来者。

至于这些受理机构的负责人，关于肺石、登闻鼓，在表1-23中记载由御史负责，在表1-40中记载分别由左监门卫与右监门卫负责，在表1-67中记载由金吾卫负责，可见负责人发生了变化。在表1-23中记载“防守”肺石、登闻鼓，大约是由监门卫、金吾卫等原本负责警卫者掌管传递文书的。

关于三司受事，其起源不明。据表1-21可知在高宗朝就存在，当时就有人批评其职能不善。于是作为应急措置，命令在门下外省由御史中丞、给事中、中书舍人处理冤案。三司的成员如表1-47中《唐律疏议》所记，为“中书舍人、给事中、御史”，但与御史台相关者属于哪一职位，在以往的研究中并不一致。可是从表1-69中的事例与表1-68的“准式”任命御史中丞来看，为中丞的可能性较大。（注：关于所谓司法“三司”的研究颇多。在此列举笔者所见的一部分：

A.小早川欣吾：《唐朝司法制度（1）（2）》，《法学论丛》第41卷第5、6期，京都，1939，页1009—1010。

B.石尾芳久：《日本古代法の研究》，京都：法律文化社，1959，页258—259。

C.八重津洋平：《唐代御史制度について（1）》，《法と政治》第21卷3期，西宫，1970，页188—192。

D.室永芳三：《唐代における诏狱の存在样态（上）》，《长崎大学教育学部社会科学论丛》第26卷，长崎，1977，页3—5。

E.陈仲安：《唐代的“三司”》，《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8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页6—8。

F.王宏治：《唐代司法中的“三司”》，《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页75—81。

G.刘后滨：《唐代司法“三司”考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页37—44。

H.胡沧泽：《唐代御史制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页87—90。

I.刘俊文：《唐代法制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页241—247。

J.尤韶华：《唐代三司考》，载杨一凡编《中国法制史考证甲编》第四卷，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2003，页546—565。

较多是同时讨论本文探讨的作为受理上诉机构的“三司受事”和临时的推鞫组织“三司推事”，并论述两者间关系者。关于本文论及的“御史”的职位，主张为御史大夫的有A、B，主张为中丞的有D，主张为侍御史的有H、I、C，持折中看法，主张分别任用中大夫、中丞、侍御史的有F，认为前期是侍御史，德宗恢复旧制后变为中丞的有G。）

关于“匦函”的负责人，在《大唐六典》卷九《匦使院》中写道：

知匦使一人（垂拱元年置。常以谏议大夫及补阙、拾遗一人为使。专知受状，以达其事。事或要者，当时处分。余出付中书及理匦使，据状申奏。理匦使，常以御史中丞，及侍御史一人为之）。知匦使，掌申天下之冤滞，以达万人之情状。（注：关于设置匦函的年代，有垂拱元年之说（《大唐六典》卷九《匦使院》，页282。《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页1853；同书卷五〇《刑法志》，页2142。《册府元龟》卷四五七《台省部·总序》，台北：中华书局，1972，页5423。《封氏闻见记校注》卷四，北京：中华书局，2005，页32）和二年之说（《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页118。《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页1206。《通典》卷二一《职官三·谏议大夫》，页555。《唐会要》卷五五《匦》，京都：中文出版社，1978，页956。《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北京：中华书局，1976，页6437）。笔者采用了记录下这一垂拱二年三月戊申详细日期的《资治通鉴》、《新唐书》、《百官志》之说。参见马俊民：《唐代匦使院制考论》，《天津师大学报》1990年第1期，页45。）

该制度似乎是，由中书、门下的谏官构成的知匦使仅负责处理、传递文书，而由御史构成的理匦使负责督察。值得注意的是，案件有时在知匦使阶段就被处理，文书只被送到中书处，并不一定直达皇帝处。关于创设匦函之初的情况，还有下述史料：

垂拱二年六月，置匦四枚，共为一室，列于庙堂。[中略]宜令正谏大夫、补阙、拾遗一人充使，于庙堂知匦事。每日所有投书，至暮并进。又三司授事，本防枉滞，如有人诉冤屈抑，不得与投匦之列。后方获申明，所由之官，节级科罪。冀寰中靡隔，天下无冤。理匦，以御史中丞、侍御史一人充使。（注：《唐会要》卷五五《匦》，页956。）

从中并无法确认最初是否送付至中书处。在该记载中也提及了与三司受事的关系，但文意略有些模糊不清。或许是有意让匦函、三司受事相互牵制。（注：此后，宝应元年（762）知匦使改为中书、门下清白官，理匦使改为给事中、中书舍人（表1-61），建中二年（781）前者改为谏议大夫，后者改为御史中丞，再次恢复了谏官和御史的组合（表1-74）。之后，长庆四年（824）谏议大夫李渤上奏请求在匦院增加御史台胥吏，但未获批准。因此理匦使被废除（表1-102、103）。史料中关于李渤的头衔的记载分为知匦使和理匦使两种（前者为《旧唐书》卷一七上《敬宗纪》，页512；《文苑英华》卷三八二《中书制诰》，白居易《授李渤给事中，郑涵中书舍人等制》，北京：中华书局，1966，页1949；后者为《册府元龟》卷四七四《台省部，奏议》，页5658；《旧唐书》卷一七一，页4441；《新唐书》卷一一八《李渤传》，页4285；《唐会要》卷五五《匦》，页957）。难以判断孰是孰非，按建中二年之制，可认为是知匦使。并且需要注意的是理匦使被废除，但知匦使此后仍存在（表1-110、111、112、115）。）当然，随着时代推移，这些受理机构间的关系出了一些问题，如下图被整合到审级制度中（表1-40、47、72）。

结果三司变成肺石、登闻鼓、匦函的下一级机构。如上所述，创设三司受事的经过不清，但由于自北周、隋起朝堂变为上书的场所，其中自然需要负责受理上书者。特别是如表1-6所示制度化后，设固定官员也不足怪。大约三司受事很早就出现，它体现了作为受理上书机构的朝堂之职能。且大概随着肺石、登闻鼓、匦函等受诉机构多层次地形成起来，它被定位于其下一个层级。或许出于该缘故，三司的职能衰落下来，德宗皇帝即位时曾于大历十四年六月企图作为诸政一新之一环予以重建（表1-68、69）。特别是在表1-69中，实施了将西朝堂作为受理场所，另设使院等具体措置，但仅两年左右便遭废除（表1-75）。在《唐会要》卷七八《诸使杂录上》的大历十四年六月三日条之夹注中写道：

至建中二年十月，停，后不常置。有大狱，即命中丞、刑部侍郎、大理卿鞫之，谓之大三司使。又以刑部员外郎、御史、大理寺官为之，以决疑狱，谓之三司使。皆事毕日罢。（注：《唐会要》卷七八《诸使杂录上》，页1440。）

可知作为固定机构的三司被废除。可以说，至此，朝堂的受诉职能移到了匦函、登闻鼓等后设立的专门机构中。废除三司在此前就已有征兆，大历十四年七月将三司与匦函纳入审级制度中也是为了试图限制“亡官失职、婚田两竞、追理财物等”民事性案件能轻易地进状（表1-72）。次年出现了如下情况（表1-73）。

建中元年三月，于朝堂别置三司，以决庶狱。争者辄击登闻鼓。右司郎中裴谞上疏曰：“夫谏鼓谤木之设，所以达幽枉，延直言。今轻猾之人，援桴鸣鼓，始动天听，因竞纤微。若然者，安用吏乎。”上然之，悉命归于有司。

上述史料告诉我们“竞纤微”叩击登闻鼓的人甚多。但上述民事性案件直诉的风潮并未刹住。如引文中所述，造成这一趋势的正是由于恢复了朝堂三司。大约是在三司未如意解决问题的人纷纷叩击登闻鼓。引文最后写道“悉命归于有司”，如上文所述，废除三司受事是在次年建中二年，此后登闻鼓仍起作用（表1-77、78、107、116、118），可见方针并不是确定的。结果，刚即位的德宗似乎重新碰到了王世充的矛盾。如果再考虑到下述匦函的副本检阅，更可见有唐一代的问题。

由则天武后创立，其后也被沿用的匦函从设立之初便有问题。在《旧唐书》卷五〇《刑法志》中写道：

则天临朝初，欲大收人望。垂拱初年，令镕铜为匦，四面置门。各依方色共为一室。……每日置之于朝堂，以收天下表疏。既出之后，不逞之徒，或至攻讦阴私，谤讪朝政者。后乃令中书、门下官一人，专监其所投之状，仍责识官，然后许进封。行之至今焉。（注：《旧唐书》卷五〇《刑法志》，页2142。）

即在投书人中诽谤中伤者甚多，因此设了管理官，检阅投状。这是陈述知匦使之起源的记载，可见从一开始就对投书进行审阅。此后，唐朝的政策在废除检阅（表1-54、60、67、110、111）与恢复检阅（表1-74、90、113）间摇摆不停，最终似乎固定为强调对投匦人之限制（表1-113、114、115）。（注：当然，虽然史料中并未明确记载废除检阅前不久之事，但可认为确实进行了检阅。参见戴显群：《唐代投匦制度述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页121—122。另外，在表1-101长庆四年（824）李渤的奏议中，将投匦的进状分为大、中、小三种，认为只有大者奏闻，对密告者采取了由金吾卫扣押，向御史台、京兆府通报等严厉措施。现场的决定权得到增强，超出了作为通报机构的范围。）关于废除检阅的时期，表1-54、60中提到在新皇帝即位时，表1-67中提到是在专权宰相元载被诛杀后，（注：参见前引拙文《唐代の门の样相について》，页75—79。）表1-110、111中提出是在甘露之变后的文宗开成年间，（注：参见前引拙著《唐王朝の宫城と御前会议——唐代听政制度の展开》，第一部第五章《文宗皇帝的听政改革》，页150—176。）这些都处于标榜广开言路的时期，此处也如先前所述，与王世充有异曲同工之处。

沿表1所示的经过来看，朝堂的受诉机构逐步向“匦函”与“登闻鼓”集中。由于前者是已完善的制度，而后者是“叩太鼓”这一身体性的直接表达方式，故对上诉者来说较方便。结果这两者在北宋的登闻检院与登闻鼓院制度中得到继承，（注：前引石田肇的论著《北宋の登闻鼓院と登闻检院》，页309。）朝堂本身却逐步淡出。

最后主要通过表2来简单地看一下朝堂上表的状况。在该表中可见到一些事例将上书的场所记为“阙”，但由于如前一章中所述，隋唐时期阙门的受理职能集中于朝堂，因此可设想这些“诣阙”的具体场所是在朝堂。在朝堂的上书可分为士庶出于个人事由的请愿（如表2-6—15、23—28等）与集体上表（如表2-17、18、29、33等）。关于集体上表，在《大唐开元礼》中对其程式作了规定，（注：《大唐开元礼》卷一二九《嘉礼·群臣诣阙上表》载：“前一日，守宫设文武群官次于朝堂，如常仪。其日，量时刻，文武群官集，俱就次，各服朝服。奉礼设文武群官位于东朝堂之前近南，文东武西，重行北向，相对为首。设中书令位于群官之北，南向。设奉礼位于群官之东北。赞者二人在南，少退，俱西向。奉礼帅赞者先就位。谒者引群官，各就位。礼部令史二人，绛公服，对举表案，立于奉礼之北。立定，典谒引中书令出就南面位。礼部郎中引表案，诣中书令前。郎中取表以授中书令，中书令受表。郎中举案退，复位。奉礼曰：再拜。赞者承传，群官在位者皆再拜。通事舍人引中书令以表入奏，出复南面位，称有诏，群官再拜。宣诏讫，又再拜。谒者引为首一人进，北面受表退，复位。舍人引中书令入，谒者引群官还次。”东京：汲古书院，1992，页609。）由于其场所正是朝堂，因此礼仪上的“诣阙”的场所为朝堂是明确无疑的。另外根据该书，受理上表的是宰相层次的中书令，如表2-29、32所示，都是作为朝廷举行的仪式的“诣阙上表”。而同时，关于因个人事由进行的上表，在表1-14中有一例为魏徵被任命为太子太师，却至朝堂上表辞任之事。特别在编纂史料中写明此事，说明这大约是近似于直诉的事例。但看表2，如23—28、34、35、38、39等那样，将朝堂作为让官上表场所的例子甚多，并且令人感到特别的是作者多为李峤。如果那是偶然地因为他个人有意将此类上表文收入文集中的话，便可认为让官、辞官时在朝堂上表是相当普通的。那样便不同于上述魏徵的事例，与其说是直诉、恳请，倒更有可能是出于礼节性习惯，分辨两者是相当不易的。（注：可能李峤所写的“诣阙”、“诣朝堂”等词只是惯用说法而已，未反映出实际状况，但因有上述魏徵的事例，不能说都是虚构的。）

关于比较近似“直诉”的“陈乞”、“论谏”，除了阙、朝堂外，还在诸门（表2-2、50、63、98、100等）、匦函（表2-19、93、109等）进行。在同样个人色彩很强的陈谢、进献的情况下，也常见到诸门（表2-16、22、60、62、66、68、92、111、121、124等）、匦函（表2-127—129等）。与此相对，请劝、庆贺等礼节性特征很强者主要在阙、朝堂进行。从中可看出具有很强的作为公式礼仪场所之特征的朝堂与私人性特征的诸门之对比。但随着时间推移，诸门、匦函的事例增多，以安史之乱为界线发生了决定性变化。在本文开头举出的拙文中，笔者曾指出，肃宗回到长安的至德二年（757），宦官李辅国在银台门受理百官上表垄断政治之事件构成了该倾向的转折点，自表2-130以下，诸门急剧增加。百官之复尊号的请劝等依然在朝堂进行（表2-149—154），也在门之一光顺门举行（表2-160）。门获得独自的职能不仅体现在上书过程中，在礼仪中也可看出。（注：此外还有长庆二年（822）后，百官在光顺门为太后参贺（《册府元龟》卷二《帝王部·诞圣》，页23）、会昌三年（843）二月太和公主回长安时，百官至东上门进名奉贺（《唐会要》卷六《和蕃公主杂录》，页78）的事例。因为接受祝贺的对象是如太后、公主等女性，似乎反映出门渐渐地变为公众性礼仪场所。另外，会昌年间停止冬至朝贺时，由宰相提出了宰相以下百官到东上门拜表称庆的仪注（《李德裕文集校笺》卷一一《论冬至岁朝贺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页199）。在五代后唐天成三年（928）十月二十一日的中书奏议中，记载着详细的仪注（《五代会要》卷五《受朝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页82—83），从中可看出东上门逐步固定为朝仪的场所。）政治场所明显地转向内部正是唐代后半期的趋势。

四、门势力的上升

如前一章所述，关于唐代后半期变为上书场所的宫内诸门，笔者将直投于禁中，官僚不能随意通过，因此不设门籍的一系列门通称为“门”。（注：参见本文开头举出的两篇拙文。）在这些门上书之事从唐初起就有，如壅蔽则宰相要被问责（表1-18）。作为唐初的例子，可举出表1-15、22中的密告与表2-2中的官僚表明意见之事例。在前两者事例中，选择在玄武门大约是与皇族间的暗斗与密告者的奉职地点有关。表2-2中写的是褚遂良之事。当时他是门下省的官员，（注：在《文苑英华》卷六二三《谏五品已上妻犯奸不没官表》（页3229）中写道：“臣昨日伏见敕至门下”。他从贞观十八年（644）起为黄门侍郎参综朝政（《旧唐书》卷八〇《褚遂良传》，页2735）。）提出上表的虔化门是在门下省附近的门。上述事例或许可视为偶然性、个别性的事例，但在睿宗朝，似乎已经日常地于诸门进状（表1-33），其中不仅有关于日常事务的进状，还进行了如密告那样的所谓“直诉”性诉状（表1-35）。此后，在门上书被称为“侧门论事”，与作为广纳意见的手段与“匦函”并举（表1-37、67），（注：以上参见前揭拙著的第二部第二章。）并且不仅陈述意见，如谢表那样的礼节性文书也变为在门进呈（表2-60、68、92）。可以说它逐步承担起朝堂的职能。

在大历十二年（777）四月发出的广开言路的诏（表1-67，《册府元龟》卷一〇二《帝王部·招谏1》，页1226）中写道：

自今已后，谏官所献封事，不限早晚，任进状来。所繇门司不得辄有停滞。如须侧门论事，亦任随状面奏，即便令引对。如有除拜不称于职，诏令不便于时，法禁乖宜，刑赏未当，征求无节，冤滥在人，并宜极论得失，无所回避，以称朕意。其常朝官六品已上，亦宜准此。其击登闻鼓者，金吾将军收状为进，不得辄有损伤，亦不须令人遮拥禁止。其理匦使，但任投匦人投表状于匦中，依常进，不须勒留副本，并接时妄有盘问，方便止遏。

被要求侧门论事的是谏官与六品以上的常参官，此外的似乎被要求使用登闻鼓、匦函。（注：在表1-62广德二年（764）二月的制中写道：“百官有论时政得失，并任指陈事实，具状进封。必宜切直无讳。有司白身人，亦宜准此，任诣匦使进表”，让非百官的平民使用匦函。）可是在德宗朝以后，官员以外的人在门上书之例明显增加。在表1中，80、81、84、87、91、100、104、109都是如此。在80的事例中，直诉的是胥吏的妻母，地点在光顺门。关于该情况，《旧唐书》卷一三五《裴延龄传》写道：“于光顺门投匦诉冤”，（注：《旧唐书》卷一三五《裴延龄传》，页3728。）《新唐书》卷一六七《裴延龄传》中写道：“其母，投诉光顺门匦”，（注：《新唐书》卷一六七《裴延龄传》，页5108。）《册府元龟》卷五一一《邦计部·诬》中写道：“于光顺门匦使进状诉冤。”（注：王钦若等编，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五一一《邦计部·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页5809。）光看这些内容，似乎在光顺门放着匦函，可是在前文中也曾指出，由于除该事案外没有史料提及“光顺门之匦函”，在下文所述的涉及光顺门进状制度的史料中也丝毫未提及，因此实际上是否在该门设置了匦函令人怀疑。（注：本文开头举出的《唐代の门の样相について》，页80—81。）那么为何会出现此类说法呢。正如表1-81、84、104、109所示，在该门常有官员以外的人进状，其后正式作为一种制度而运作（表1-112、115）。恐怕在表1-80中提到的贞元十一年（795）时，庶民在光顺门进状已成为惯例。正因如此，在该处的进状被表述为“投匦”，即此处的“匦”可解释为一种比喻性表达方式。

关于非官员的人在门上书，包括冤屈（表1-80、81、100、109）、请劝（84）、自荐（87、104）、密告（91）等情况，完整地体现出了从前的朝堂或匦函的职能。（注：虽在唐初没有尊号上呈，但可认为表1-12、13中的封禅请愿属于类似的仪式。）特别是84中恢复尊号的请愿，如在唐初，应是在朝堂进行的。在此可以说门执行了相当于朝堂的职能。明显体现出这一点的正是表1-112、115中有关光顺门与匦函的管理规则的内容。首先在前者中写道：

（开成三年八月）其月，知匦使事谏议大夫李中敏奏：“（1）伏准今年八月一日敕。朝廷体设谏匦，将防漏塞。若征副本，恐不尽言。”依中敏所奏。（2）仍令本司及金吾所由，须知进状人姓名住居去处。或要召问，如过旬日无处分，即任东西者。（3）伏以旧例，诣光顺门进状，即有金吾押官，责定住处。匦院投状，即本司收投使状人名，便差院子审复家第及主人，旋牒报京兆府。（4）若又令牒金吾责状，恐进状人劳扰，又虑烦并。今伏请准前准牒京兆府。（5）敕旨。依奏。

在（1）中明确提到匦函的副本检阅因李中敏的奏请而废除。在（2）中写到，匦院与金吾卫被命令调查进状人的姓名、住所并报告。（3）对此，李中敏写到，按“旧例”，在光顺门进状者由金吾卫调查住所，匦函投状者由匦院相关者调查进状者的姓名，并派遣吏员调查住址、逗留场所，跟京兆府联络。（4）如按（2）的命令进一步由金吾卫调查匦函进状者的话会非常麻烦，因此要求停止如从前那样向京兆府通报。（5）承敕旨获准。接着看后者，其中写道：

大中四年七月，敕：应投匦及诣光顺门进状人，其中有已曾进状，令所司详考，无可采取，放任东西。未经两三个月，又潜易姓名，依前进扰公廷，近日颇甚。自今以后，宜令知匦使及门使，如有此色，不得收状与进状。如故违与进者，必重书罚。

由此可知，处罚不当进状者的是匦函的知匦使与光顺门的门使。参照上述记载，可弄清以下情况：

A.朝堂的匦函与光顺门为同等待遇。

B.两者的直接管理者为知匦使与门使，前者为谏官，后者为宦官。

C.两者都确认进状者的身份，前者由匦院的吏员，后者由金吾卫确认。

D.匦院采取了进一步与京兆府联络，监视进状者的做法。

E.很多人改变姓名，反复进状，被视为问题。

匦函系统由谏官与京兆府管理，属于南衙，相对于此，光顺门由门使与金吾卫掌管，属于北司并警察机构，是皇帝的侧近势力。（注：《旧唐书》卷一三《德宗本纪下》，贞元十四年（798）正月条中写道：“甲午，敕：比来朝官或相过从，金吾皆上闻。其间如是亲故或尝同僚，伏腊岁时，须有还往，亦人伦常礼，今后不须奏闻。”页387

此外在《册府元龟》卷六二八《环卫部·奸佞》中写道：“李道古，宪宗元和末为金吾将军，邪险百端，以求宠进，日持朝臣阴事”，可知金吾卫作为皇帝的密探侦察着朝官的交游，页7535。关于唐代金吾卫制度之特征，参见田头贤太朗：《金吾卫の职掌とその特质》，《东洋学报》第88卷3期，东京，2006，页1—31。

与此相对，唐初宰相似乎对门上书负有责任。见前述表1-18。）因此，李中敏反对金吾卫干预匦院的活动。而另一方面，与匦函相比，光顺门一方因京兆府未干预而对进状者的控制略为宽松。并且从冒名反复投状被视为问题来看，两者都呈现出了一定程度上的“繁况”，身份也较杂乱。这证明上文所述的非官员在门上书并非特例。而最令人不解的倒是为何身份不明者能在宫城深处的门上书。

五、宫门与门籍

唐代的宫门被划分等级而赋予法律性权威。在《唐律疏议》卷七《阑入宫殿门及上》写道：

诸阑入宫门，徒二年（阑入宫城门，亦同。余条应坐者，亦准此）。

疏议曰：宫门皆有籍禁，不应入而入者，得徒二年。

嘉德等门为宫门，顺天等门为宫城门，阑入得罪并同……殿门，徒二年半。持仗者，各加二等（仗，谓兵器杵棒之属。余条称仗准此）。

疏议曰：太极等门为殿门，阑入者，徒二年半……

入上内者，绞（若有仗卫，同阑入殿门法。其宫内诸门，不立籍禁而得通内者，亦准此）

疏议曰：上之内，谓太极殿东为左上，殿西为右上。其门无籍，应入者，准敕引入。阑入者绞。若有仗卫者，上之中，不立仗卫，内坐唤仗，始有仗入。其有不应入而入者，同阑入殿门，徒二年半，持仗者流二千里。其宫内诸门，不立籍禁，谓肃章、虔化等门，而得通内。而辄阑入者，并得绞罪。若有仗卫，亦同殿门法。（注：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卷七《阑入宫殿门及上》，北京：中华书局，1996，页544—545）

即，法制上的宫门结构为三重结构，这大概与三朝制相对应。

┌[宫城门、宫门]─（徒二年）→承天门

├[殿门]─（徒二年半）→太极殿

└[上内、通内诸门]─（绞）→两仪殿

并且各门设有门籍。在《唐律疏议》卷七《宫殿门无籍冒名人》中写道：

诸于宫殿门无籍，及冒承人名而入者，以阑入论。

疏议曰：应入宫殿，在京诸司皆有籍，其无籍应入者，皆引入；其无籍，不得人引，而诈言有籍，及冒承人名而入者，宫门，徒二年；殿门，徒二年半；持仗者，各加二等。（注：《唐律疏议笺解》卷七《宫殿门无籍冒名人》，页559—560。）

可随意通行者仅限于走有门籍的门，无门籍者如无召唤而入，将被以“阑入”罪科刑。从卫禁律仅次于名例律，被置于《唐律疏议》中第二位这一点可看出统治者多么重视宫禁。（注：顺便指出，正如前引《卫禁律二》中所示，东西上门和通内门都没有门籍，能够通过这里的只有承皇帝的敕受到传唤的人。笔者把直通禁中的门统称为“门”的原因之一正是源于此规定。参见律令研究会编：《译注日本律令》第6卷中的窪添庆文《卫禁律》译注，东京：东京堂，1984，页11—18。关于宫城的警卫和阑入事件，参见桂齐逊：《唐代宫禁制度在政治与法律上的意义与作用》，《东亚传统教育与法制研究（二）唐律诸问题》，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2005，页109—183。游自勇：《唐代长安的非常事件》，《唐研究》第十二卷，2006，页221—243。）即宫城的物质性布局与法律性权威合为一体，以实现护卫皇帝的最终目的。

如果该“律令体制”得到严格执行，便不会出现前一章中提到的非官员的人在门上书。可是如前所述，以光顺门为中心的门上书其后制度化了。（注：要到达光顺门必须通过殿门，如阑入则徒二年半，关于表1-100、109所示的右银台门，因通过兴安门（禁苑门）而徒一年，《卫禁律二》。）对于这一点富有启发意义的是表1-90中的李涉一事，及表1-92中的于事件。先看表1-90中的李涉事件。《唐会要》卷五五《谏议大夫》中写道：

（元和）六年十一月，左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吐突承璀出监淮南军。时刘希昴与承璀，皆久居权任。既黜之，有李涉者，托附承璀邪险，求投匦上疏曰：“承璀公忠，才用可辅政化，既承恩宠，不合斥弃。”谏议大夫、知匦使孔戣览其副章，大怒，命逐之。涉乃以赂进光顺门，达其疏。戣闻之，因上陈古今之佞倖可为鉴戒者，又言涉之奸险欺天，请加显戮。上悟，贬涉而黜承璀焉。（注：《唐会要》卷五五《谏议大夫》，页951。）

被知匦检阅副本，遭拒绝的李涉用“赂”的方式通过光顺门进状。在《新唐书》卷一六三《孔戣传》中写道“因左右以闻”，即向宦官进行了赠贿。（注：据《旧唐书》卷一五四《孔戣传》，页4097，《新唐书》卷一六三《孔戣传》，页5008，《册府元龟》卷一五三《帝王部·明罚二》，页1853，《资治通鉴》卷二三八，页7687。当时李涉的身份是试太子通事舍人，难以设想没有实职的试官会具有到达光顺门的门籍。在陆贽《又论进瓜果人拟官状》中写道：“其勋散爵号三者，所系大抵止于服色资荫而已。[中略]今之员外，试官，颇同勋散爵号。虽则授无费禄，受不占员。”《翰苑集》卷一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页125。）接着看表1-92，在《旧唐书》卷一五六《于传》中写道：

元和中，内官梁守谦掌枢密，颇招权利。有梁正言者，勇于射利，自言与守谦宗盟情厚。子敏与之游处。正言取财贿，言赂守谦，以求出镇，久之无效。敏责其货于正言，乃诱正言之僮，支解弃于溷中。（元和）八年春，敏奴王再荣诣银台门告其事。即日捕孔目官沈璧，家僮十余人于内侍狱鞫问，寻出付台狱。诏御史中丞薛存诚、刑部侍郎王播、大理卿武少仪为三司使按问。乃搜死奴于其第，获之。率其男赞善大夫正、驸马都尉季友，素服单骑，将赴阙下，待罪于建福门。门司不纳，退于街南，负墙而立。遣人进表，门使以无引不受，日没方归。明日，复待罪于建福门，宰相喻令还第。（注：《旧唐书》卷一五六《于传》，页4131。）

家奴能在右银台门告事，而当时为司空同平章事的于不仅被拒绝在门上表，连宫城都不得进入。其原因是“门使以无引不受”。此事在《资治通鉴》卷二三九中写道：“门以无印、引不受。”（注：《资治通鉴》卷二三九，页7699。）胡注中解释说：“既无职印，又无内引，所以不受。”正如《资治通鉴》及胡注所述，于此时可能被没收了职印，但从家奴可在门上书来看，主要的原因可能在于“无引”。在上述《卫禁律四》中提到，无门籍者可通过的仅限于被“引入”者。入上门、通内门需要皇帝的敕，而在门上书时，由于并非进入门，或许无须获得皇帝的敕。那样的话，大约由官司决定“引入”。在李涉一事中，宦官起到了关键作用，大约是由门使做出了“引入”的决定。因此应可认为，皇帝向以门使为代表的现场负责人赋予了许可上书者通过宫城内各门的决定权。（注：但仍有疑点。可以推测于吃闭门羹也许与皇帝的意向有关，而像李涉的事例那样，在门上书时赠贿是否真的有必要？如前一章所说，如果光顺门上书制度化，赠贿这一手段会被视为不自然。作为五代后唐的洛阳宫之例，在敦煌文书《刺史书仪》（P.3449、P.3864）中，作为“俵钱去处”，列举了向中兴门、明福门、章善门、银台门、兴善门、客省门、通天门、门、光政门、密院门、门司、应天门、乾元门、敷政门等诸门相关人员赠送的金额（赵和平辑校：《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页198—199）。吴丽娱认为那是在刺史赴任前辞谢之际，按制度必须交纳的礼钱（《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页561）。如果在朝廷举行礼仪时也必须向诸门的门司“送礼”的话，在“直诉”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或许成为惯例。另外，于事件中的家奴之事属于涉及治安的密告（《新唐书》卷一七二《于传》，页5200中有《家童上变》），大约在这种非常事态下予以了优先对应。顺便指出，作为关于宫门上书的伊斯兰方面的史料，在家岛彦一译注：《中国とインドの诸情报》2卷中写着一名Quraysh族的男子在宫门前提出文书，谒见了似乎是僖宗的皇帝，并有问答，东京：平凡社，东洋文库769，2007，页32─40。另外在该书页55─58记载着伊斯兰商人伸冤的上诉。）顺便指出，在唐代后半期，也存在着宫城内制度松弛下来的趋势。（注：《资治通鉴》卷二四五，大和九年（835）十一月，甘露之变之际有如下记载：“（仇）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副使刘泰伦、魏仲卿等各帅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门讨贼。王涯等将会食，吏白：‘有兵自内出，逢人辄杀。’涯等狼狈步走，两省及金吾吏卒千余人填门争出，门寻阖，其不得出者六百余人皆死。士良等分兵闭宫门，索诸司，捕贼党。诸司吏卒及民酤贩在中者皆死，死者又千余人。”可知宫城内中有商人经商，页7913。）

六、小结

自汉代起就存在的朝堂，到了隋唐面貌一新，从百官议政的场所变为士庶上诉的场所。与此对应形成了三司受事、登闻鼓、肺石、匦函等受理上书的机构。这些是多层次运作的，最终，登闻鼓与匦函制度从后世的朝堂中独立且延续下来。这些朝堂的附属机构受南衙官僚机构控制，正如匦函的文书处理与副本检阅制度所体现的那样，他们有权在现场处理案件，并非直达皇帝处。如就“传递文书”这一职能的话，像王世充那样的直通皇帝处最为理想，但事实上那样运作是不可能的，委托官僚组织管理朝堂大约是妥当的选择。可是王朝政府却反复恣意地取消副本检阅制度等，固执于广开言路。

另一方面，从避开朝堂而直接上奏的方式看，门上书形式固定下来，并制度化，获得了礼仪职能等，门兼取并执朝堂的机能。这一趋势在造成宦官势力上升的安史之乱后愈演愈烈，乃至于由南衙、北司分割了朝堂、门的职能，即造成行政机构的分化。这给上诉者、皇帝双方都带来了方便。就前者而言，在匦函遭拒绝的李涉在光顺门得以上书之事大抵是相当典型的。另外对皇帝而言，信息传递途径之复线化具有保障言路畅通的意义。两条渠道的管理者分别为南衙、北司两大政治势力也相当有利。此时皇帝当然是作为保持两者均衡的统御者而存在的。

深宫之内的门变为政治性机构，成为与士庶的结合点或许正可以渡边信一郎、辻正博两位所说的“政治之矮小化”，乃至与“宦官势力之跋扈”相关来解释。但是如果皇帝得以如爪牙般地驱使宦官，他当然希望巧妙操纵南北两条渠道，在士庶面前表现为一个随心所欲的施恩者。（注：唐代后半期的皇帝决不能一边倒地视为宦官势力傀儡。关于此点，参见《唐代宦官论》（前引拙著《唐王朝の宫城と御前会议——唐代听政制度の展开》中的附二，页301—331）。）这正是以亲手毁坏唐初井然有序的“律令体制”（在宫城的物质性布局中表现为三朝制，以及确保这一点的宫门被赋予的三阶段法律性权威）来换得的。这象征着企图在不稳定的均衡上实现权力之膨胀的唐末皇帝权力之姿态，正可谓从重视理念的政治向与现实妥协的重视实利的政治结构之转型。（注：渡边信一郎、辻正博两位将朝政场所退入宫城深处视为政治权力规模缩小，但笔者并不认为上述解释足以说明唐代的朝堂相对化与门的势力上升。比如，汉代以来施行的皇帝本人进行的录囚，到了北宋几乎如节日般进行，该场所是在后殿崇政殿（参见《宋会要辑稿》刑法五《亲决狱》，北京：中华书局，1957，页6670—6677。岛善高：《唐代虑囚考》，《泷川政次郎博士米寿记念律令制の诸问题》，东京：汲古书院，1984，页659）。在权力规模缩小这一视点外，随着宫城诸殿宇的职能分化形成的制度发达这一视点应该也是必要的。）

图1　西京宫城

图2　西京兴庆宫

图3　西京大明宫

图4　东都宫城皇城

图表说明

图1至图4为唐代宫城示意图，A至P在表2中示明诣阙上书年代表中列举设施的所在位置。笔者对徐松《唐两京城坊考》附图添加内容。

表1直诉受理机关的演变

以年代次序列出朝堂、肺石、登闻鼓、三司、匦函、诸门、各机关中与直诉的事例以及制度。

表2诣阙上书年表

文集中所载记明呈上机关的表、状，以年代次序列出。呈上机关所在宫城中的位置在图1中表示。

宋代皇帝与宰辅的政务信息处理过程——以章奏为例

王化雨

政务信息的处理，是皇权运行过程中极为关键的环节。在宋代，章奏文书是重要的政务信息载体，皇帝了解外事，掌控政局，绝对离不开章奏。而在章奏信息的处理过程中，宰辅大臣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通过对这两者在章奏处理中的作用进行考察，我们能对宋代的君臣交流形成更为细致的理解，以此加深对宋代政治的认知。

一、宋代宰辅与章奏通进

（一）“奏”与“申”的异同

宋代臣僚在向朝廷进言时，有“奏”与“申”两种文书方式可供选择。“奏”，即臣僚章奏，是指各级官员向皇帝进言陈事、以及道贺谢恩的公文，主要包括奏状、札子、表、疏等。其中，奏状和札子主要用于言事，表、疏则主要用于谢恩、道贺等礼仪性活动。臣僚在使用章奏向皇帝言事时，可以代表所属的官僚机构，也可以代表个人。所述内容，可以是某些具体的公务，也可以是自己对朝政的看法。“申”，则是指申状，是官僚系统之中，下级向上级汇报情况的公文。作为官僚集团的首脑，宰辅每日都会接到大量的申状。章奏与申状，在体式、行用范围、传递渠道等方面，皆有不同。（注：相关的制度规定，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仪制》七，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页1950—1966；以及谢深甫编，戴建国点校：《庆元条法事类》卷十六《文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点校本，2002，页332—352。有关宋代章奏及相关制度的研究，可参见傅礼白：《宋代章奏制度与政治决策》，《文史哲》2004年第4期，页47—53；游彪：《宋代邮政管理体制的一个侧面：以进奏院的职责和官方文书的分类为中心》，《云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页85—90。以及李全德《宋代的通进银台司》，赵冬梅《通进视角下的唐宋门司》，俱载邓小南主编《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重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在政务处理过程中，哪些事务应用章奏上奏皇帝，哪些事务应用申状报告宰辅？大体而言，取决于事务的性质。首先，通常情况下，有定制常法可以依据的，可用申状申报宰执；而无常法可依，或涉及冲改条制的，则多须奏闻。如仁宗天圣元年（1023），中书门下言，臣僚陈述利便，多有涉及更改成法条制者，却往往不奏闻，仁宗下令，今后此类事务须“奏裁”。（注：《宋会要辑稿·仪制》七之二一，页1960。）其次，较为重要的大事，应该奏陈，如魏了翁曾上奏称“事关边防及四方水旱盗贼”等紧要事务，应该“论奏”而不应只申宰执。（注：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集》卷十八《应诏封事》，四部丛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只是大致的行政原则，在实际运作中，究竟何事当奏、何事当申，并无非常严格的一定之规。臣僚往往具有一定的选择余地。

在制度上，宋廷规定，应奏陈君主之事，不得用申状报告宰执，（注：《庆元条法事类》卷十六《文书》，页344。）以此保证君主优先获得重要信息。不过也要看到，在实际的政务处理中，“申”与“奏”之间，未必总是存在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一方面，某些事务，臣僚须先申宰执，得不到回应后，方可进奏，以此保证君主不会过多地被各种细务困扰。如南宋时，规定诸官司公事，须先申尚书省或枢密院，若不报，可具奏。（注：《庆元条法事类》卷十六《文书》，页352。）另一方面，对于部分事务，宋廷允许臣僚在用章奏奏闻的同时用申状告之两府，以此确保事务得到及时处理。如淳熙二年（1175）十月，诏两淮州军及监司帅臣，若有边防军机事宜“今后止得具奏，并申尚书省、枢密院”；淳熙十二年十月，诏沿边帅臣监司，应有边机事宜，除具奏外，“许实封申枢密院”。（注：《庆元条法事类》卷十六《文书》，页355。）

极少数权相执政时，会通过迫使臣僚舍“奏”取“申”，来控制信息，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七，绍兴二十四年（1154）七月壬申条载：“时秦桧用事久，监司、郡守以事达朝廷者，止申尚书省取指挥。”南宋后期，魏了翁亦言：“自故相（史弥远）钳制中外，事无大小，或用私书，或用申状，惟不得奏闻。”（注：《鹤山先生大全集》卷十八《应诏封事》。）这种做法，便于宰相弄权，也深为君主所忌。

某些情况下，臣僚甚至会将应奏之事直接用私书告知宰辅而不奏闻。上引史弥远事例，便是典型。还应指出，臣僚之所以会这样做，并不总是因为受宰辅的“钳制”。如北宋哲宗时，孙路措置青唐事，“既不奏朝廷，又不申枢密院，只用私书与章惇往复议论”，（注：曾布撰，程郁点校：《曾公遗录》卷七，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页133。）即是因为当时哲宗与其他宰辅都多少对其措置边事之策有不同看法，故若奏或申，皆不免会遭到驳议，而章惇则素主其说，故独以私书与之议论，以期在得到其首肯后，将自己的策略付诸实施，从而造成既成事实。

（二）章奏通进是否经过两府

臣僚撰写的章奏，须经一定的程序传递入禁中。章奏在通进过程中，是否需要经过两府？就宋代各类文献所记载的制度来看，章奏通进过程中所经过的各个部门中，并不包括两府。如《宋会要辑稿》载，在外官员的奏章，应邮递付进奏院，进奏院得到奏状后，“日具都目，纳银台司”，（注：《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四五，页2394。）之后由“通进司”，“掌受银台司所领天下章奏、案牍，门京百司、文武近臣表疏进御，复颁布之”。（注：《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二六，页2384。）整个过程与两府没有直接关系。

还有一些事例可作旁证。如皇祐四年（1052），仁宗在谈到“比日上封事言政事得失者少”时，下令“门、通进银台司、登闻、理检院、进奏院，自今州县奏请及臣僚表疏，勿得辄有阻留”。（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一七三，皇祐四年十月庚寅，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页4176。）在仁宗看来，可能会对章奏通进起到“阻留”的若干机构中，并不包括两府，这从侧面反映出大多数章奏在通进过程中，原则上不须经过两府。

宋代宰辅得到的章奏，见于明确记载者，均是自禁中降出（章奏降出的具体情况详后）。例如在治史者熟知的车盖亭诗案中，吕大防等宰执，就是在得到禁中降出的吴处厚奏状后，才了解事情的原委。（注：参见王巩著，戴建国点校：《随手杂录》，大象出版社，2006，页61。）目前尚未见到章奏在进入禁中前就被递交给两府宰执的明确记载。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当时存在章奏先过两府，再入禁中的情况。在宋人的记载中，不乏关于宰辅控制章奏文书的记载。例如，宋太祖时，赵普为相，“尝设大瓦壶于视事阁中，中外表疏，普意不欲行者，必投之壶中，束缊焚之”。（注：《长编》卷十四，开宝六年八月甲辰，页306。）真宗时，“李沆、王旦同执政，四方奏报祥瑞，沆故灭裂之；如有灾异，则再三敷陈”。（注：孔平仲：《孔氏谈苑》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37册，页135。）此皆为治史者所熟知。赵普、李沆等“强势”宰执，采取此类断然措施，目的显然是要封锁章奏中的某些信息，以防其影响君主决策。就情理而言，当时宰辅应能先于君主接触到部分章奏。

除了普通的政务章奏被宰辅控制的记载外，宋代文献中亦不乏紧急军情章奏被宰执大臣“隐匿”的记载。如徽宗时，方腊起事，“警奏至”，时京师方聚兵以图北伐，主持其事的宰相王黼，为防对北伐构成冲击，遂“匿不以闻”。（注：《宋史》卷四六八《宦者·童贯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5，页13660。）后女真人犯边，“二太子已陷全燕之地”，“两边上章告急，且乞师，枢密蔡攸匿不进呈”。（注：旧题不著撰人，实为汪藻：《靖康要录》卷九，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十万卷楼本，1964，页530。）这些情形，均反映出宰执大臣往往能先于皇帝看到某些军情急奏。

宰辅之所以能够隐匿部分章奏，一方面，是因为很多章奏在由禁中降出之前，皇帝并没有加以亲阅（详后），但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存在很多章奏并没有进入禁中，而是直接被交付两府的可能性。特别是前文所述的事关急速军机的章奏，若先进入禁中，即便当时在位的是诸如徽宗这样不太勤政的皇帝，也不应完全置之不理，从而给宰辅留下可乘之机。

总之，笔者认为，虽然在制度规定上，章奏文书应直入禁中，但在实际的运作中，却很可能会有一部分章奏在“进御”前被交付宰执大臣。（注：在此，我们可以以唐代后期的情况作为参照。据吴丽娱先生的研究，唐代中书门下体制形成之后，“奏状原则上是不能面向中书门下提出的，也不能先经中书门下。”但是在实际运行中，“奏事先经中书门下和宰相个人的情况已经不少”。《试论“状”在唐代中央行政体系中的应用与传递》，《文史》2008年第1辑，页126。）这应是宋廷为提高军政信息处理效率而采取的措施。这种做法，一方面减轻了君主的行政负担，避免了文书处理程序的迂回迟缓，但另一方面，也为宰执提供了干预信息传递的良机。

（三）宰辅对通进机构的影响

宋代章奏通进，有常规与非常规两条渠道。前者由通进司、进奏院等外廷机构负责，后者多由内东门司等内侍机构把关。能否影响上述机构的运作，直接关系到宰执大臣能否干预章奏的通进过程。

都进奏院、通进银台司、门司等外廷通进机构，都不像中书门下五房或枢密院五房那样，是两府的附属办事机构，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从制度上看，宰辅不能直接控制其日常运作。但在实际的政务处理中，这些机构并非全不受宰执影响。

递铺递到进奏院的章奏文书，若不符合相关的规定，进奏院可以不予接受，而其所依据的规定，常常由两府宰辅制定。熙宁五年（1072），“上批，枢密院言四方贼盗，朝廷近多不知，问进奏院，乃称中书条约须十人已上，又须强恶者，乃许申提点刑狱司录奏，故非十人及州县奏者并退回。昨有德州通封奏状本院却收接进呈，与枢密院所言不同，何故？王安石曰：‘旧例，贼五人以上即取旨降札收捉，中书乞自今奏到十人以上，或虽不及十人，情理凶恶，乃降札收捉。其余依条合奏外，仍付提点刑狱司类聚，半年一奏，中书点检最多路分，取旨施行。’”（注：《长编》卷二三九，熙宁五年十月丙戌，页5809。）可见当时进奏院接受章奏的规定，是由中书门下制定的。

作为政府机构的首脑，宰执参与制定通进机构接受章奏的条规，本属分内之职，其动机也往往是出于合理行政的考虑。但在政治生活中，却不免被某些与其立场不同的臣僚指斥为“壅蔽”。如熙宁五年，州安抚使奏报本处有蝗，进奏院“递回”其奏状，并称“安抚司不得奏灾伤”。御史台称事有不便，乞改条约。神宗遂与宰相王安石商议，安石以为不必改，事遂已。王安石之所以要保留进奏院接收蝗灾奏状的规定，其实是因为同样一事，州府已有奏报，监司亦有奏报，若再令帅司奏报，反而过于烦琐，会降低行政效率。但陈瓘却认为，王安石此举属于“壅蔽”皇帝，令其不闻灾异之事。（注：《长编》卷三三六，熙宁五年闰七月丙辰，页5733。）

除了以参与制定规则这一合法形式影响通进机构运作外，某些宰执还会利用自己的权势干预通进机构。如太宗时，卢多逊为相，权倾一时，当时各通进机构，不得卢多逊之同意，不敢为臣僚通进章奏。“（田）锡初从幸大名，欲献平戎歌，多逊许之，始得进御。又尝诣门献书，请皇帝东封，其书不实封，且言已白多逊，门吏乃受其书。”（注：《长编》卷二二，太平兴国六年九月壬寅，页495。）后来卢多逊之罢相，与其操控通进机构的行为而引发的君主猜忌不无关系。

卢多逊之事，并非唯一例子。南宋时，湖南提刑赵嘉庆上章弹劾衡阳知州牟，不见回音，遂怀疑章奏为牟的同乡、宰相谢方叔所匿，但当时查无实据。谢罢相后，赵复申宰相董槐曰：“（进奏院）承受苏镛，久已叛去。忽得其状，具述前相之子使其仆任康祖诱胁，打回元奏因依，乃是事未发以前，牟自知在郡酷虐有罪，惧为民诉，先已驰告谢修，修遂令任康祖诱胁苏镛，遇有嘉庆章奏，须先袖呈相府。先奏实被谢修分付，以水湿打回。”（注：周密撰，张茂鹏点校：《齐东野语》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3，页89—90。）这也是宰辅利用手中权势堵截章奏的事例。

卢、谢二人的做法，未必代表宋代的普遍情况，却提示我们，虽然各外廷通进机构在制度上不直接隶属于宰辅，但作为外朝官僚系统的组成部分，它们在实际运行中，还是容易受到宰执的影响。不过宰执中途拦截或“吩咐打回”等做法毕竟没有制度依据，故一旦东窗事发，即可能会面临被人指控、攻击的风险。

至于入内内侍省等内廷机构，与皇帝具有非常紧密的私人关系，而且地处禁中，十分隐秘，受宰辅影响的可能性很小。因此，有时皇帝为防止宰辅干预章奏通进，会令上奏者由这几个内廷机构投进文字；而臣僚为防自己所上章奏被阻截，也会寻求由上述内廷机构进入章奏的机会。（注：参见王化雨：《北宋宫廷的建筑布局与君臣之间的沟通渠道：以内东门为中心》，《国学研究》第2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页351—378；《宋朝宦官与章奏通进》，《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页143—147。）

然而，皇帝在利用非常规通进渠道接受章奏时，也并非绝对排斥宰执的参与。如嘉祐五年（1060），仁宗规定臣僚若奏请经内东门入文字，须先经中书审核。这道诏令的形成，应当有当时的宰执参与。通过此诏，宰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合法地介入非常规通进渠道的运行。（注：目前不清楚嘉祐五年之后，这一诏令是否一直得到严格遵循。）除此之外，若皇帝主动给予某些臣僚通过非常规渠道进入文书的权力，宰执可以通过向皇帝进言反对，促使皇帝改变决定。如神宗时，一度令王广渊由入内内侍省进文书，结果因遭到吕公著、王安石的反对而作罢。（注：《宋史》卷三二九《王广渊传》，页10608。原文是“由内省传达章奏”，“内省”当指入内内侍省，也有可能是指内侍省或尚书内省。但不管其具体是指哪一机构，均属于行政体制之外的非常规渠道。）

总而言之，在宋代，呈递给皇帝的章奏，基本可以通过常规与非常规两条渠道通进。对于常规渠道，宰执在制度上无太多干预之权，但在实际运作中，却可以利用各种机会影响甚至阻截章奏文书的流动。而对于非常规渠道，宰执能施加的影响相对较小，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插手的可能。宰辅对通进过程的介入程度，常因人、因事、因时有所不同，未可一概而论。

二、信息由禁中向两府的流动：章奏降出

皇帝在得到章奏后，惯常的处理方式是“事关深密者则留中不出，事系政体者则下中书，事属兵要者则下枢密院，两府覆奏，又下群有司及郡邑，无所行而后止”。（注：《长编》卷二〇六，治平二年八月乙未，页4991。）也就是说，除将部分章奏留于内廷不出外，其余的将被降出给宰辅大臣看详，在听取其意见后形成决策，颁行下发。章奏的降出，直接关系着朝廷决策的结果，而章奏降出的途径，则直接反映着宋代皇帝与宰辅之间的信息分配方式。

（一）章奏降出的概况

太宗淳化元年（990）十二月十八日，诏：“中外所上书疏及面奏事，制可者，并须下中书、枢密院、三司，以其事申覆，然后颁行，著为定制。”（注：《宋会要辑稿·仪制》七之一九，页1959。）就是关于赴外施行之章奏必过宰辅的明确制度规定。这一制度，规定了章奏处理的基本程序，以及二府宰执在章奏处理过程中应该发挥的基本作用。从政务处理的角度看，此诏令意在借助宰执来弥补皇帝个人政务处理能力的不足，而从权力格局的角度看，此诏令在确保皇帝对章奏拥有最终裁定权的前提下，也保证了宰辅大臣在章奏处理中具有的议政权和审核权。

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皇帝多循定制，降出章奏给宰辅。如真宗曾对宰辅说：“尽览言事封章，日不下数百封，时亦有得。卿等更详之，如事理可采者，别取进止。”（注：《长编》卷四四，咸平二年四月丙辰，页940。）即是君主将大量臣僚章奏，降出给宰辅看详的实例。南宋初年，高宗亦强调，臣僚上书时，不得要求将章奏直接交给有司施行，而必须“随事奏，乞降付三省、枢密院”。（注：《宋会要辑稿·仪制》七之二七，页1963。）这种规定，根本目的是为了确保政务的合理处置，但也使得宰辅可以通过降出章奏更多地了解个方面情况。

出于保护进奏者的考虑，皇帝在降出章奏给两府时，有时会隐去上奏者的姓名。如仁宗时，唐询上章奏攻击制科，“疏上，帝刊其名付中书”。当时的参知政事吴育“本由制策进”，（注：《长编》卷一五八，庆历六年六月丙子，页3834。）考虑到唐询之奏降出后可能会引发吴育的不满，故仁宗要“刊其名”。

在降出章奏时，君主往往还会附上自己的处理意见。如元祐时，内中降出安鼎言赵思复回授恩泽，及任永寿徒刑奏札给三省，上有批示云“宜依所奏”，外封上印有“急速”字样。（注：《长编》卷四五八，元祐六年五月庚午，页10961—10962。）太皇太后高氏此举，无疑有督促三省尽快按安鼎所言施行的意图。又如南宋绍兴三年（1133），侯彭老献卖盐羡钱千万，“高宗批其奏付三省，曰：纵有宽剩，当归有司，非守臣所当进纳，或恐妄有刻剥，取媚朝廷，特降一官”。（注：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系年要录》）卷六三，绍兴三年二月丁丑，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页829。）但就制度而言，皇帝在降出章奏上的批示，还不能成为正式的政令，宰执若有不同意见，可以覆奏商议。在元祐事例中，刘挚接到降出的奏札以及高后的批示后，就没有依安鼎之言施行，而是上奏称：“二事内有合面禀节目，今去垂帘日远，俟二十日进呈。”希望通过覆奏进呈，来劝说君主改变主意。

另有一些批示，是皇帝对章奏中某些内容的疑问。根据这些批示，宰执可以预先对章奏的某一部分进行分析，然后在面奏时予以重点讨论。淳熙十二年二月初八，孝宗降出朱安国奏札给周必大，并批示“朱安国论延玺，卿来早详奏杀降一节事”。周必大回奏：“臣伏准御笔，令臣详奏杀降一节事。臣适准再付下朱安国文字，已取索延玺元奏诛贼细数，来早进呈，伏乞睿照。”（注：周必大：《文忠集》卷一四八《奉诏录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8册，页614。）可知，朱安国在奏札中列举了延玺的种种过失，其中杀降一事，孝宗最为关切，也存有疑问，故批示详加分析。周必大在得到此批示后，来日面奏进呈，自然会详细奏陈杀降事，而略过其他不存疑问的部分。

必须指出，皇帝在得到外廷章奏后，仍有可能不将其降出给宰辅，而是在自己审阅后，按自己之意，通过批状或降手札、御笔等方式，直接令有司施行。尤其是自北宋晚期开始，皇帝以“御笔”的形式，不经宰辅而亲自直接指挥公事的事例越来越多。（注：宋代皇帝不经宰执，而直接用“内降”、“御笔”指挥公事的情况，德永洋介《宋代的御笔手诏》（《东洋史研究》57卷3期，1998，页393—425）一文有详细的分析，可参看。）皇帝之所以会这样作，很多时候，是为了保证政务按自己的意志运行，而不受宰辅干扰。此外，有的时候，上奏者为防其奏为宰辅所沮，也会主动要求皇帝将其章奏直接降出给有司施行，而不降出给宰辅。当然，这种做法，使得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无法获得宰辅所提供的意见，很有可能会对政务造成不利的影响。钦宗初即位，余应求便针对此前皇帝屡屡不将章奏降付两府，而用“御笔”直接指挥公事的情形上言：“臣睹近年以来，凡有中旨，皆降御笔施行，期限严促，稍有稽违，置以不恭之罪……陛下初政清明，委用宰辅，宜无此弊。然窃闻尚有臣僚直达奏陈，内中批降施行，此与前日御笔何异哉？臣以为内侍及臣僚所陈献利害，措置事宜，皆可付三省、枢密院商议，进呈取旨而行之，庶几不戾于决断，不致于异同。”（注：赵汝愚编，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点校：《宋朝诸臣奏议》卷二三《上钦宗论御笔中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页233—234。）即是希望皇帝通过降出章奏，来获得宰辅的协助，从而合理施政。

少数情况下，君主在使用御笔手诏处理政务之后，也会将相关章奏降付某些宰辅。如周必大记，淳熙十一年（1184）三月，川陕防区吴挺、郭杲、傅钧三将，各具札子条上边防事务，论述当地的兵力配置，及以后出兵进取关中的可行之策。孝宗随即以御笔告谕三将应如何行事。十一月二十日，内臣郑邦宪奉旨将三将奏札及孝宗的三件御笔交付周必大看详，其回奏曰：“臣伏读再三，仰见睿谟经远，策励将帅，明见万里之外，不胜欢忭叹仰之至。其前件文字六道，并复缴进。臣尝面奏，乞谕三帅，令时以探报事及区处之方奏闻，不惟使之常常留意，亦可观其随事经画，如合圣意，更乞继此戒饬之，伏乞睿照。”（注：《文忠集》卷一四七《奉诏录二》，第1148册，页613。）在此事中，宰辅得到降出章奏的时间，滞后于君主处置事件的时间数月之久，即便别有意见，也无法改变君主已经作出决策这一既成事实。但得到降出章奏，毕竟能使宰执能更多地了解相关情况，对以后的政务处理，有益无弊。君主利用这种手段，既能保证自己乾纲独断，又能显示出自己对某一宰执的特别信任，从而赢得后者的尽忠。

对于宰辅而言，自禁中降出的章奏，是在申状之外的重要书面信息来源。而且，因为章奏涉及的事务往往较申状更为重要，故就信息的实质性内容而论，禁中降出的章奏，更具意义。因此，宰辅对此十分关注，常会催促君主降出章奏。如“（宣和七年）十一月，冬祀毕，至尊才下坛，而（女真）犯界密报至。十二月初，欲恭谢而大兵入界，报又叠至，皆密之，亦无他，但曰恐坏却恭谢，其实惧内外观听尔。宰相实不知也。凡五日，报益急，二丞相（白时中、李邦彦）因共请奏：‘闻燕山有急报至，乞降付外议之。’”（注：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许函度刻本，1987，页180。）当然，是否降出章奏，最终决定权仍在皇帝手中，若皇帝坚持不降出，宰辅亦无如之何。

（二）被降出的章奏是否皆经御览

讨论章奏的降出，自然涉及以下问题：章奏在降出之前，是否皆会由皇帝亲览？若不是，皇帝会亲自阅读哪些章奏？

对于皇帝是否会亲自阅读所有章奏，学界有不同的意见。有学者认为，宋代皇帝会亲自阅读处理所有章奏，也有的学者认为很多章奏实际不会由皇帝亲自阅读，结合现有的文献材料，笔者认为，后一种意见，是符合史实的。

治平年间，宋廷因水灾而下诏求直言，郑獬上书曰：“一日万机，势未能尽览，不过如平时下之中书、密院，至于无所行而后止。”（注：《宋史》卷三二一《郑獬传》，页10418。）说明宋人认为，降出给二府的章奏中，很多并未经皇帝阅读。王巩《随手杂录》载哲宗初年，吴处厚上章言蔡确，奏章进入后三日，太皇太后对宰执言：“不曾见”，点检后发现，已经降出到三省了。在当时，太皇太后实际上在政务运作过程中扮演着君主的角色，故这一事例，亦直接证明有一部分降出章奏，君主并未看过。对于车盖亭事件，李焘《长编》取了王岩叟的说法，“太皇太后宣谕：‘安诗论确谤讪，却不见确文字。’勘会得吴处厚缴奏，乃是通封，只作常程，便降付尚书省。令再进入，要看。遂同后疏进入，寻复降出。”（注：《长编》卷四二五，元祐四年四月壬子，页10273。）两种说法虽有小异，但其中所反映的部分臣僚章奏未经君主省览，便被降付给宰执的情况，却是一致的。

宋廷每日需要处理的章奏，数量极多，君主个人的时间精力十分有限，难以一一区处。而且，仅凭君主一人，不免会导致章奏处置的滞后，对政务运作，有害无益。君主显然既不能亦不必单凭一己之力处理全部章奏，势必要将其中一部分在未经自己亲阅的情况下交给臣下，令其先加以看详。司马光在元丰时上奏称：“臣伏见陛下诏开言路，至今已涉旬月，臣僚民庶上言朝政缺失、民间疾苦奏状必多……或以万机之繁，未暇遍加省览，即乞依臣前奏降付三省，委执政官分取看详，择其可取者，用黄纸签出，再进入。”朝廷“从之”。（注：《长编》卷三五八，元丰八年七月庚申，页8575。）可见君主将部分章奏在未经亲阅的情况下直接降出给宰执，实为分担政务事项以提高治事效率。

皇帝既然无法亲自处理全部章奏，那么，哪些章奏通常会得到他的亲阅？在《宋史》、《宋会要辑稿》、《庆元条法事类》等文献中，均找不到明确的制度规定，但是，征诸史实，还是能看出一些端倪。

首先，章奏能否得到君主亲阅，与其所述之事有关。一般而言，重大之事、紧要之事，如紧急军情、地方叛乱、大规模灾异等容易得到君主的关注，相应的章奏自然也会被君主亲阅。另外，在不同的时期，君主会对眼下相对敏感急迫的具体问题予以特别关注，相关的章奏也就备受注意。

其次，上奏者的身份，尤其是其所担任的实职，也是影响奏章能否得到君主亲阅的重要因素。大体而言，官员的层级越高、职任越重，其章奏得到君主亲阅的可能性越大。原因有二：就常理而言，高级官员的章奏往往会涉及紧要之事，必须君主亲自处理，此其一；君主亲阅章奏，也是对这批重臣、近臣加以优礼的表现，此其二。

在某些时候，个别官员若能得到君主的特别青睐，即便官位不高、职任不重，其章奏也可能被亲阅。如真宗朝，田锡多次上书言事，引起真宗注意，下诏曰：“或有所见，逐旋闻奏，不欲召卿，兼今后不更差人，并降札子去与卿便稳，及今后奏状，不要泄漏，字上更著白帖子，言里面有贴黄。卿自来奏状，朕一一亲览，但只状内著黄贴子者。”（注：田锡：《咸平集》卷二七《知杂后谢传宣》，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85册，页536。）真宗给与田锡“亲览”的保证，既是对其以往直言的酬奖，也是以此鼓励其继续上书直言。

再次，君主本人的性格、能力、勤政程度，也影响着有多少章奏被其亲阅。若君主性格雄猜，有较强的政务处理能力，则被其亲阅的章奏就会很多。如北宋太宗、神宗，南宋时的孝宗，均属这一类情况。相反，若君主不勤于政事，本身能力有限，或当时有权臣擅政，则就会出现大量章奏不经御览便被降出的情况。仁宗、徽宗、宁宗等，即属此类。

另外，皇帝在将章奏降付宰执之前，是否先加以阅览，除了与章奏本身有关外，更与皇帝对宰辅的信任、倚重程度直接有关。若皇帝对当时的宰辅大臣较为倚重信任，则其也会将许多未经亲览的章奏降付给宰辅，如前述能控制章奏信息的赵普、李沆等，均是当时深得皇帝信任的宰执。反之，若皇帝与宰辅较为疏远，则其常常会亲自阅读大量章奏，以防“壅蔽”。即便是同一位皇帝，其与宰执私人关系的变化，也可能对皇帝亲自阅读的章奏的数量、范围造成影响。

章奏能否得到君主亲阅，事实上由多种因素决定，并无固定之规。在每日均有大量章奏进入禁中的情况下，宋廷的一些关于章奏通进方式、体式、封装的制度规定，有助于皇帝在无法阅读所有章奏的前提下，优先亲阅某些最紧要、或涉及敏感问题的章奏：

从通进渠道上看，如前所述，宋代有常规与非常规两种，经后者进入的章奏，一般皆会获得亲阅。君主可以根据政事或个人的需要，赋予某些臣僚通过非常规渠道投进章奏的权力，以此保证某些紧要信息能被自己迅速获得。

就常规渠道投进的言事章奏而言，有札子和奏状之分。在制度规定上，除上殿奏事者用札子外，只有高级官员能用札子奏事，“在外惟前两府，在内惟大两省许用札子奏事，他官皆用奏状”。（注：《宋会要辑稿·仪制》七之三〇，页1964—1965。）札子与奏状的区别，可以使高级官员与其他上奏者有所区分。

种种迹象表明，在两宋时期，札子较奏状更有可能得到君主亲阅。朝廷曾多次下诏，要求级别不够的官员不得用札子奏事，但官员擅用札子的情况却屡禁不止，官员因此而受罚的情况亦屡见不鲜。如周辉记：“降太康县驻泊巡检、右侍禁张孚，为雅州庐山县都监。坐用札子奏事也。故事，在外惟前两府，在京大两省，方许用札子奏事，他官皆上表状。一巡检使臣，敢以札子直达御前固已可骇，在当时通进司亦何敢传奏？今昔法制宽密不同如是。乃宝元、庆历间事。”（注：周辉：《清波别志》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39册，页108。）周辉“直达御前”一语，表明札子往往较奏状更能获得君主亲阅。南宋时，知南康军朱熹，也因曾违制用札子奏请蠲免属县税钱遭到言官弹劾。（注：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二《自劾不合用札子奏事状》，四部丛刊本。）朱熹之所以要冒着被处罚的风险，用札子奏事，当是希望利用这种能“直达御前”的文书，使自己所言上达天听。

根据实际需要，宋廷有时也会特许某些级别不够的臣僚用札子奏事。南宋乾道三年（1167）七月四日，“诏自今沿边州军并监司、帅臣、主兵官许用札子奏陈。继而淮南路转运判官吕宜中奏：‘臣误蒙使令，即与其他路分不同，欲望许臣到本路，事干机密，即臣有建明，乞依乾道三年七月四日已降圣旨，用札子实封奏陈，直达宸扆之前。’亦诏从之。”（注：《宋会要辑稿·仪制》七之三一，页1965。）“直达宸扆之前”一语，再次证明札子获得君主亲阅的可能性较高。孝宗赋予沿边地方官以札子奏事的权利，显然是为了保证自己对边防机要的及时掌握。

就奏状而言，又有通封与实封之分。“实封”即密封，“通封”即不密封。涉及边机、急速公案、臣僚及民庶言朝政阙失、民间疾苦的奏章，方许实封。常程文字，于法令通封。（注：《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三〇，页2394，二之四五，页2386。）“诸奏事，应通封而辄实封者，杖一百。”（注：《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三〇，页2394。关于通封、实封奏状的差异，可参见前引曹家齐、游彪、李全德文。）利用通封与实封之别，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机要事务与常程事务区分开。君主在诸多奏状中，一般会优先阅读实封奏状。“王荆公当国，郭祥正知邵州武岗县，实封赴递奏书，乞以天下之计专听王安石区画，凡有议论异于安石者，虽大吏亦当屏黜。表辞亦甚辨畅，上览而异之。一日问荆公：‘卿识郭祥正否？其才似可用。’荆公曰：‘臣在江东尝识之，其为人才近纵横，言近捭阖，而薄于行，不知何人引荐，而圣聪闻知也。’上出其章以示荆公，荆公耻为小人所荐，因极口陈其不可用而止。”（注：魏泰著，李裕民点校：《东轩笔录》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3，页67。）从中可知，郭祥正的章奏在被宣示宰执前，曾得到神宗亲阅。郭祥正当时仅为知县，官职卑微。其章奏能获御览，与其“实封赴递”的做法直接相关。相反，若用通封，则往往会导致章奏不经御览便被降出。如前引车盖亭事件中，吴处厚的奏章就是因“通封”而被直接降付三省，未获太皇太后亲阅。

多种章奏类型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进奏者。《三朝北盟会编》引《靖康小录》载：“（郭）药师每伪出猎，动逾旬日，与金人通谋。（蔡）靖察其意而逆知其叛。屡奏朝廷。而李邦彦等在位，专以蒙蔽为事，奏每不达。靖具亲疏，直达奏闻，上览奏惊。”蔡靖即是在用普通奏状无法得到君主亲阅的情况下，利用能“直达”的“亲疏”（有可能是指经内侍机构进入的章奏），避开了宰辅的阻截，将自己所见上达御览。

总之，利用各种制度，宋代皇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自己掌控较为重要的章奏，但就宋代的整体情况而言，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君主集权的加强，导致君主每日需要处理的章奏数量极多，（注：如神宗时，进奏院每日赴通进银台司投进的奏状就“不下四五百道”（《长编》卷二一四，熙宁三年八月戊午）。这还不包括门司承接的章奏。此外，还有部分臣僚可以由通进银台司直接进奏，乃至由内侍机构进奏。所以如果将全部情况考虑在内，每日皇帝面对的章奏数量，将是非常惊人的。）而皇帝的时间精力，又确实有限，不可能一一亲自处理，故通常总会有一部分章奏，在没有经皇帝阅读的情况下，被降出给宰执，从而为宰辅“壅蔽”帝王提供了便利。章奏文书在降出给宰辅前是否先经御览，从表面上看，是政务处理程序问题，但就其实质而言，则涉及宋代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制度上看，宋代皇权是高度集中，高度强化的，但在实际政务处理中，皇帝本人却往往无法单凭一己之力去行使如此强化、集中的权力，因此，势必出现权力由帝王向臣僚的转移和让渡。

（三）章奏降出的途径

接下来分析章奏降出的途径。章奏自禁中降出的渠道，亦可分为常规与非常规两种。前者的运行涉及尚书内省和通进司。关于通进司，李全德等人已有较多论述，而尚书内省在章奏处理中的功能，以往较少被研究者论及，（注：邓小南：《掩映之间：宋代尚书内省管窥》（《汉学研究》2009年第2期），对于宋代尚书内省有较为全面的论述，可参看。）故在此稍加分析。

朱熹称：“宫中有内尚书，主文字，文字皆过他处。天子亦颇礼之，或赐之坐。不系嫔御，亦掌印玺，多代御批。行出底文字只到三省。”（注：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二八《本朝二·法制》，北京：中华书局，1994，页3064。）内尚书即尚书内省的女官，此条材料说明尚书内省在内廷与外廷之间的文书传递、处理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具体而言，尚书内省对章奏文书所做的处理应包括：一、登记、编目。《长编》载：“通进、银台司旧隶枢密院，凡内外奏覆文字必关二司，然后进御。外则内官及枢密院吏掌之，内则尚书内省籍其数以下有司。”（注：《长编》卷三四，淳化四年八月癸酉，页752。）说明通进银台司所呈进的章奏，须经尚书内省之手进行登记，然后才能下于有司。又王仲修《宫词》曰：“乘舆前殿退朝初，玉案焚香午漏余，三省奏来祥瑞事，编排付与内尚书。”（注：张豫章等编：《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卷六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38册，页662。）“编排付与内尚书”，即付与内尚书检点、编目之意。可知外廷进呈的章奏，多需先由尚书内省女官登记编目。

二、伺候进呈。彭龟年称：“旧制，遇臣僚奏事讫，驾兴入内，内侍官即便收拾札子，当御前入一黄袋，就封于御屏后，便请御押，入内付与直笔内人伺候进呈。”（注：彭龟年：《止堂集》卷四《请御殿施行画一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55册，页803。）文中所述“直笔内人”，即是尚书内省女官。臣僚上殿奏事的札子，须先交给尚书内省的女官，然后“伺侯进呈”。前文说过，皇帝对于进入禁中的章奏，只会部分阅读。那么，是谁负责将须经御览的章奏从众多章奏中分拣出来进御？就现有文献看，应该是由负责将章奏“伺候进呈”的尚书内省来完成这一工作的。分类的依据，大致应与前文所述章奏制度有关，皇帝也可能根据需要，给尚书内省下达一些临时性具体规定。尚书内省女官，应无权擅自决定哪些章奏需要进呈，哪些不需。

三、降出章奏。《长编》称尚书内省将章奏“籍其数”后“下有司”，说明这一机构是章奏降出的环节之一。南宋高宗时，一度曾打算用内侍取代尚书内省处理文书，结果遭到吕颐浩的反对，称：“内宰之职，自成周有之，董正女御之属。今内尚书掌批出四方奏牍及临时处分，亦自古设官之制，宫禁峻深，与外人不相见，故号令严谨。若令内臣权管，深恐不密，亦恐不可开端，此不可二也。”（注：吕颐浩：《忠穆集》卷五《乞留直笔兼管内侍省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31册，页303。）遂已。则可知尚书内省一直具有“批出四方奏牍”的职能。前文说过，在降付宰执的章奏文书上，皇帝常常会作一些批示，而由“内尚书掌批出四方奏牍”一语观之，这些批示，很多当是由皇帝授意，尚书内省女官书写的。而前引朱熹所说：“（尚书内省）行出底文字只到三省”，亦说明其在章奏自禁中向宰执的流动中起着重要作用。

按郑刚中的记载，北宋时期尚书内省在宫中的位置是西北角宣和、玉华两殿之后，太清楼和后苑的附近。（注：郑刚中：《北山集》卷十三《西征道里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38册，页141。）这与吕颐浩所说其“宫禁峻深，与外人不相见”的特点，完全相符。此外，其属员多是内廷女官，甚至不能像宦官那样，频繁出入于宫廷内外，也使得宰辅等外廷之人，难以与其接触。宋代文献中，颇有宰辅交接宦官的记载，却极少有反映宰辅交接尚书内省女官的事例。皇帝利用尚书内省女官帮助自己处理章奏，从根本上看，当然并非出于防范宰辅的目的，但就实际效果而言，却大大增加了宰辅干预章奏的难度。

在章奏自禁中降出给两府的路径中，尚书内省属于“禁中”的一端，而“外廷”的一端，则是通进司。从制度上看，通进司本身的职责之一，就是负责将内廷发出的文书付与外廷，其中包括各类章奏。《元城语录解》卷上载，刘安世曾经多次上章攻一执政，文字不降出，“时刘贡父为给事中，先生于朝路见之，问曰：‘昨晚有甚文字降出？’”元丰改制后，通进司隶属给事中，故刘安世会向给事中打听自己章奏是否降出。需要指出，尚书内省女官毕竟是内廷女性，“不与外人相见”，故在其与外廷的通进司之间，应该还有中间环节。笔者认为，这应该是能出入内外之际的宦官。《曾公遗录》卷八记载，徽宗初年，因一“老内臣”的失误，结果导致不该降出的章奏被错降出，说明章奏的降出过程中，有内臣参与。而在宋代通进司的属员中，也一直有来自内侍群体者，（注：如《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二六，页2384载，通进司主事，为内侍二人；监通进司，亦由内侍出任。）应该是这些内侍，负责将章奏从尚书内省传至通进司，然后由通进司交付宰执。

总之，就常规状况而论，大部分章奏由内廷到外廷，是沿皇帝—尚书内省—（内侍）—通进司—两府的路线进行的。宰执作为外廷最高官僚，亦通常是经由这样的文书流程而得到降出章奏的。

由上述渠道降出的章奏，在北宋前期，多会按“事系政体者则下中书，事属兵要者则下枢密院”的原则，分别交给东西两府。但在政治演进过程中，皇帝并不会完全拘泥于这种原则。章奏究竟是降出给中书门下（三省），或是降出给枢密院，往往会由皇帝根据当时的军政形势，以及皇帝对两府的重视程度而定。如真宗时“上每得边奏，必先送中书。谓毕士安、寇准曰：‘军旅之事，虽属枢密院，然中书总文武大政，号令所从出。向者李沆或有所见，往往别具机宜。卿等当详阅边奏，共参利害。勿以事干枢密院而有所隐也。’”（注：《长编》卷五七，景德元年八月丁酉，页1257。）当时宋辽两军对垒于河北，羽书旁午，枢密院难以独自处理。同时，中书门下的宰执李沆、毕士安、寇准等，或为真宗潜邸旧人，深得真宗信任；或具有很强的处理政务能力，为真宗所倚重，故凡有边奏，真宗常也降付东府。北宋中期之后，大量事务都需由两府同议，故军务章奏同降给中书（三省）、政务章奏同降给密院的情况也日渐增加。南宋时期，正副宰相多兼任枢密院长贰，章奏同时降赴两府的情况也更为常见。

章奏的非常规降出方式，则是皇帝将少量需要立即处理的章奏交给个别亲信内臣，直接递至某位宰执手中。如真宗时，杨亿代宰相王旦做贺表，其中有“今日中使至中书，伏蒙圣恩，宣示商州奏”（注：杨亿：《武夷新集》卷一六，《代宰相贺商州进嘉禾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86册，页560。）之语，说明商州奏状是由内侍直接交给王旦的。又如高后当政时，曾派遣中使陈衍，持朱光庭札子三道付宰臣司马光，令其看详。（注：《长编》卷三六六，元祐元年四月乙卯，页9140。）这种降出章奏的方式，就目前文献所见，在南宋孝宗时体现得尤为突出。周必大《奉诏录》中，对此有较集中的记载。例如：

淳熙十一年（1184）二月七日，“伏准内侍关礼得旨，封下刘国瑞文字一件，臣一面遵禀圣训，来早具检进呈，其文字随奏缴进，伏乞睿照”。（注：《文忠集》卷一四六《奉诏录一》，第1148册，页599。）

淳熙十一年三月八日，“臣伏准内侍郑邦宪传奉圣旨，付下广西利害文字一宗，臣已恭领，来早将上禀旨，伏乞睿照”。（注：《文忠集》卷一四六《奉诏录一》，页601。）

淳熙十一年四月一日，“臣准内侍郑邦宪传，奉圣旨，封下蔡戡文字一件。臣已祗领，来早进呈，伏乞睿照”。（注：《文忠集》卷一四七《奉诏录二》，第1148册，页601。）

淳熙十一月六月十六日，“伏准内侍郑邦宪传，奉圣旨，李彦颕文字一件付臣，谨已知禀。十八日将上，伏乞睿照”。（注：《文忠集》卷一四六《奉诏录一》，页607。）

淳熙十二年六月九日，“臣伏准内侍关礼传有圣旨，付下吴挺回奏。正缘前日御笔谕，曲尽事宜，在挺安敢卤莽回报，况挺世将，深沉，非如他人轻信道路之言者。臣所以屡奏须俟挺处消息，想继此续有奏牍。伏乞睿照”。（注：《文忠集》卷一四八《奉诏录三》，册1148，页623。）

周必大时方掌西府，其《奉诏录》所记，正是皇帝通过宦官降出章奏给宰辅的事例。后周必大为相时，类似情况亦有发生。淳熙十六年，孝宗欲禅位“会陈康伯家以绍兴传位亲札来上，十二月十一日壬申，孝宗遣中使密执赐必大。因令留身讨论典礼”。（注：李心传著，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以下简称《朝野杂记》）乙集卷二《已酉传位录》，北京：中华书局，2000，页523—524。）这封“亲札”与一般的章奏固然是颇为不同的，但从处理程序上看，仍类似于章奏。“密执赐必大”一语，明确点出其与常规方式不同。

为什么皇帝在常规渠道之外，还要另辟一条非常规的降出渠道？笔者以为，后者对于皇帝而言，有以下便利之处：

首先，这种降出方式降出的章奏，不是经由尚书内省、通进司这样的文书机构，而是由某亲信宦官直接交给宰执本人。中间环节和人员较少，有利于增加保密性。例如前引孝宗令中使将陈康伯所上“传位亲札”密赐周必大，就明显是出于保密的目的。又如此前乾道八年（1172），孝宗召陈邦彦等三名侍从官，令其条对政务。陈邦彦等上章，多指陈时政之失，孝宗“遣中使持三从官奏牍以示宰执”。（注：《朝野杂记》乙集卷三《孝宗与近臣论德仁功利》，页540。）孝宗此举，显然有避免三侍从所言泄露于外，从而引发政治风波的考虑。

其次，在常规降出渠道运行时，由于处理的章奏数量多，涉及的人员、机构也较为复杂，故常有出错的可能。《曾公遗录》卷八，就记载在徽宗初年，由于“打磨文字”的内臣出错，故将本应留中的台谏章奏错降给了三省、枢密院。而在相对简径非常规渠道中，出现类似错误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再次，经常规渠道降出的章奏，尤其是通封常程章奏，通常不会被直接交付给宰辅，而多是由两府相关的附属机构接收。如在车盖亭诗案中，吴处厚的章疏，就没有被宰执直接得到，而是被门下省章奏房接收。宰辅往往不会立即对其加以处理，甚至有可能将其遗漏。而经内侍传递的臣僚章奏，由于是直接交给宰执本人，故可以确保宰执能了解章奏所含的信息，并及时向皇帝反馈。其实派遣内侍降出章奏的行为，本身即表明君主对相关章奏的重视。在这样的情况下，宰辅更是不能不尽快对章奏加以处理。如《奉诏录》所记，周必大对于皇帝通过宦官给他的章奏，均作了直接迅速的回应，表示自己会立即对其加以看详。当皇帝对某些章奏较为重视，需要宰辅立即处理时，便会通过这种方式降出章奏。

最后，同是宰执，与君主的关系却未必相同。某些较机密的章奏，君主仅希望少数宰执看到，而不愿其余宰执了解。通过内侍直接降出章奏给宰辅，皇帝可以确保章奏直接递到特定宰执手中。如前所引，孝宗遣中使密赐陈康伯家所上亲札给周必大，即是一例。皇帝的亲信内侍降出章奏时，可以不必赴二府，而径赴宰执私第。如钦宗时历任两府的唐恪“凡内侍送御封文字至其家，无不解带促席，深相接纳”。（注：《靖康要录》卷十三，页774。）御封文字，就应包括降出的章奏，而这些章奏既被送至私第，自然只会被特定人物见到。利用常规途径，君主可以控制信息在两府机构之间的分配，而利用非常规渠道，则可控制信息在不同宰执个人之间的分配，究竟哪位宰执能看到特定章奏，则完全取决于帝王的个人意志。

在运作方式上，非常规渠道与常规渠道，是颇为不同的。如果说在常规降出渠道的运行过程中，宰执更多的是以群体的身份，代表政府机构，接受来自禁中的章奏，那么在非常规渠道的运行过程中，宰执个人的身份，以及其与君主的私人关系，则被凸现了出来。

三、宰辅的意见反馈：章奏的覆奏

宰辅得到降出的章奏之后，通常还要将其再次覆奏给皇帝，并阐述自己对相关事务的意见，以协助皇帝完成决策。臣僚章奏中所言之事能否得到君主采信，能否被付诸实施，宰辅的覆奏，常起着关键性作用。不仅如此，宰辅对相关章奏是否覆奏，以及如何覆奏，也常常会影响到皇帝对外界情况的了解，影响到最终的决策。

（一）宰辅覆奏的方式与作用

覆奏的方式大致有二。其一，宰辅会在视朝奏对之时，面呈章奏取旨，即文献中常提到的“进呈”。其二，宰辅用政务文书，如奏札、熟状，将自己对章奏的意见反馈给君主的情况。二者之中，面奏进呈是更为常见的方式。

宋代宰辅在与皇帝进行面对面交流时，“进呈”的文书并不仅是臣僚章奏。两府或宰执个人的奏札、下级官员的申状、各级机构的公文档案、乃至同僚之间的私人信函，都可能成为“进呈”的对象。不过就整体情况而言，来自臣僚的章奏，往往是皇帝与宰辅的讨论最为集中的。

北宋初期，宰执上殿面奏进呈，分为中书与枢密院两班。两府长贰，各以本机构所统之事进呈，皇帝借此“以闻异同”。（注：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38册，页417。）若遇大事，两府也会合班同进呈。仁宗时期，随着西北边情日趋紧张，两府常需就一些较重要的军务同议措置之方，合班进呈的情况也随之渐多。元丰改行三省制后，一度实行“每省各为一班”的制度，“虽有三省同上进呈者，盖亦鲜矣”。（注：《宋朝诸臣奏议》卷四七《上哲宗乞三省同上奏禀》，页500。）再加上枢密院，共分四班。这虽有利于神宗个人独揽威柄，但造成了政务处理的滞缓。哲宗即位后，改为三省同班进呈。此外，哲宗之后，两府遇军国大事同进呈的情况也日益增加，如《曾公遗录》中，就大量记载了三省与枢密院“同进呈”的情况。南渡后，正副宰相常兼枢密院长贰，两府“同进呈”更趋频繁。不过仍存在三省或枢密院单独进呈的现象。（注：对于宋代两府宰执的“独进呈”与“同进呈”，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第二章第二节之“两府分班或合班奏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有较详细叙述。）

从表面上看，宋代关于宰辅分班进呈与合班进呈制度规定的反复调整，是基于宰执机构的变化，以及不同时期的政治军事形势作出的。但若从较深的层次上着眼，对于“分班”与“合班”的调整，体现出皇帝在施政时所面临的一个难题，即如何既保持宰执之间的互相制衡，同时又使其维持足够的沟通协作，以避免行政上的迂缓低效。就整体而言，宋代宰执上殿进呈，有一个由分班逐渐向合班演变的趋势，这表明在皇帝关于宰执的政治考虑中，为保证军政治事效率，“集体负责才是居于首位的要求，研究者一向重视的制衡分工却是其次的”。（注：李全德：《五代至北宋的枢密院体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3，页125。）

在面奏进呈之前，宰执需要先对章奏内容加以审阅，以辨明其真伪，拟定相应的处理办法。《长编》载英宗年间，曹太后垂帘时“中外奏章下二府者，日不减五六十通，二府考会拟议，近者数日，远者旬日，然后进呈，后一一记举大意，无所忘失。枢密使富弼谓副使吴奎曰：‘君名强记，能如是否？’”（注：《长編》卷三百三，元丰三年三月癸酉条下小注，页7366。）从上下文看，所谓“日不减五六十通”，显然是经过曹皇后亲阅的章奏。而“考会拟议”，则是指宰执花一段时间进行分析商议，以便合理处置。在很多时候，两府宰执为更有效地处理章奏，还会对章奏进行集议。例如，元祐元年（1086），知枢密院章惇奉诏与三省同进呈司马光《乞罢免役行差役札子》，进呈之前，便曾与三省聚厅商议。（注：《长编》卷三六七，元祐元年二月丁亥，页8837。）元祐六年，知熙州范育上奏，阐述自己对西北边防及对夏策略的看法，执政大臣于进呈之前“会都堂议育奏请事”，吕大防、苏辙、刘挚等人经过反复商议之后，“乃定议不从育计，明日面奏之”。（注：《长编》卷四六〇，元祐六年六月丙午，页11000。）宰执对于较为重要的章奏进行集议，在南宋亦颇为常见，如绍兴六年八月，两府宰执在进呈岳飞“乞终制”奏札之前，也“先议定”，“欲上（高宗）亲笔批回札子”。（注：赵鼎：《忠正德文集》卷八《丙辰笔录》，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28册，页745。）在集议过程中，有时宰执们能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范育、岳飞事即是例证。但也有很多时候，诸位宰辅看法无法统一，以致在进呈时会有争议。

此外，覆奏者、覆奏方式的不同，都可能导致不同的效果。因此，究竟是众人齐奏，还是由某个人单独开陈？谁领头进奏，谁随后敷陈？常常也是宰执聚议时讨论的热点。如孝宗朝，宰执将上殿讨论皇太子于议事堂见臣下的礼仪：

初在漏舍，予（周必大）与诸公（曰）：“若对展札子，恐有嫌。”王相颇怀疑，云：“不成只教某向前？”予云：“固当互陈所见，但不敢对展耳。”（注：《文忠集》卷一七二，《思陵录上》，第1148册，页909。）

所谓“对展”，是宰执面奏进呈文书的一种方式（详后）。所说“札子”，究竟包含怎样的内容，今已无从考证，结合当时的背景来看，应该是臣僚关于太子视事具体制度的意见。周必大反对“对展”，大概是因为此事涉及最高权力的运行，对展札子，是宰执以集体的名义奏陈，不免有向皇帝施加压力之嫌。王淮当时为首相，若不展读，按常理则当由自己独自进呈，相关责任也自然须由其全部承担，故对周必大的意见“颇怀疑”。为消除王淮的疑虑，周必大又提出另一方案，即不展读，而是宰执们各述己见。周、王二相的心机，相关事件的敏感性，均在这次集议中体现无余。（注：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北京：三联书店，2004，页486—487。）

经过“考会拟议”之后，宰执执章奏上殿面奏。面奏时，宰辅覆奏章奏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展读”，即在君主面前将章奏展开诵读，并随时加以阐释、说明。《宋史全文》曰：“宰执进呈，未及展读。”（注：佚名著，李之亮点校：《宋史全文》卷二七上，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页1861。）说明“展读”为进呈文书的常见方式。展读，可以是由某一名宰执向皇帝展读，如周必大记，孝宗与宰执讨论高宗丧礼时：“上忽顾予，问：‘集议攒宫下诸使诸司辟官支费等文字如何？’予奏：‘方欲进呈。’既展读……”（注：《文忠集》卷一七二《思陵录上》，第1148册，页903。）即周必大单独向孝宗展读臣僚奏札。在某些时候，则会由宰执群体共同展读。如章惇言，自己在进呈司马光札子时，与三省“共同开展”，即是一例。具体而言，宰执群体共同向皇帝展读文书的形式，是两名宰执，各执文书一端展开，其中一人宣读文书内容，其余宰执立于旁边，对于文书内容进行分析说明，并回答皇帝问题。因两名宰执各执文书一端开展，故这种“展读”，又名“对展”。元祐六年，太皇太后要为哲宗选择皇后，“（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大防等进呈《通礼·问名篇》及《左传》灵王求后于齐事，并《国史·明德皇后传》。大防与（同知枢密院事韩）忠彦对展，（签署枢密院事王）岩叟次忠彦立”。（注：《长编》卷四五七，元祐六年四月辛亥，页10942。）吕大防等人“展读”的，虽不是章奏，但宰执“同共开展”章奏的形式，当与之无异。

展读文字，可以使皇帝与宰执对文书的内容作全面细致的分析讨论，但视朝奏对的时间往往较短，要对各种文书一一展读，势难办到。特别自北宋中期开始，“万言书”一类的长篇章奏越来越多，更使得宰执无法将所有章奏都进行展读。因此，宰执还有进呈覆奏的第二种方式——节略进呈，即将相关文书节略出要点，加上宰执的意见，以及对皇帝的请示，然后呈递给皇帝。例如，濮议事件中，两制臣僚与礼官集议，写出了《两制礼官议状》，全文颇长，而中书门下得到这份议状后，转写了《中书进呈札子》，其文曰：

准内降翰林学士王珪等奏，崇奉濮安懿王典礼，宜一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高官大国，极其尊荣。谯国太夫人、襄国太夫人、仙游县君亦改封大国太夫人。考之古今，实为宜称者。伏详王珪等所奏未见详定濮安懿王当称何亲，名与不名？欲乞再下王珪等详定闻奏。（注：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一二二，四部丛刊本。）

将原文很长的《议状》，删去前面繁复的论证文字，只保留最后的结论，然后指出其中问题，奏请皇帝做下一步批示。面奏时，宰执虽然也会将相关文书的原件一并上呈，但只需向皇帝诵读自己撰写节略的奏札即可。大多数章奏，应是以这种形式进呈覆奏的。

需要指出，如何节略以及节略哪些内容，基本取决于宰执的考量。很多章奏中所包含的信息，就因为宰执的节略，而无法被皇帝所获知。如绍兴元年，江西安抚大使朱胜非上章奏，言盗贼之患，以及各地在处置盗贼时的种种弊端

疏累万余言，范宗尹当国，既未尝历州县，不知民间疾苦，又恶闻弊事。摘胜非所奏，十去七八，画旨依已降赦令而已。

李心传于此条下小注曰：

按胜非此疏今见于《日历》者，凡一百五十字。其节略多矣。（注：《系年要录》卷四二，绍兴元年二月乙酉，页589。）

万余言的章奏，经过宰执节略后，仅剩下一百五十余字。其中绝大多数信息，必然因此被删除。虽然宰执在进呈的同时，也会将文书的原件一起呈递给皇帝，但皇帝出于便利计，常常只会阅读宰执的节略奏札，而不会再去读相对冗长的文书原件。如朱胜非事中，最后的处理结果是“画旨依已降赦令而已”，即说明朱胜非章疏的原文最终没有被高宗过目。可见，通过节略进呈，宰执往往在形式上覆奏了章奏，但在实质上，却隐匿了其中部分内容。

如前所述，宰辅看过的章奏，有一些是没有进入禁中就被直接送至两府的，另有一部分是虽进入了禁中，但是降出前皇帝未加审阅的，宰辅面奏时的覆奏，使得上述章奏所含的信息能真正地传入帝王耳目之中。《曾公遗录》载，元符二年（1099）十一月己巳朔，曾布得熙河奏，宋将种朴率秦凤兵攻打一公城时败死。数日后（乙亥），枢密院与三省同进呈此章时，哲宗的反应是“甚骇之，再三顾问如何处置”。（注：《曾公遗录》卷八，页184。）表明哲宗之前并未看过熙河奏疏，对此事没有心理准备，所以“甚骇”。若非宰执“同进呈”，哲宗恐怕仍不知道西军有此败。

另有部分章奏虽在降出前经过君主御览，但君主未必能读得很细致。而且在降出与进呈之间，通常会有一个时间间隔，皇帝也不一定能完整记得章奏的内容。（如前引文，臣僚对曹太后能在进呈时对章奏大义“无所忘失”颇加赞叹，恰说明其他君主很难做到这一点）宰辅进呈覆奏，使君主可以对这部分章奏内容形成更深入全面的认识。

皇帝若对章奏内容有不明之处，会随时对宰执加以咨询。曾布在《曾公遗录》中，大量记载了当时两府宰辅在进呈章奏时，接受哲宗咨询，为其开陈阐发的事例，如“邹浩言，乞选河北帅臣讲修边备，上云：‘如何？’众皆云：‘理故当然，但乏人尔。’遂进呈讫。”（注：《曾公遗录》，页83。）后吕惠卿奏边事，哲宗问：“惠卿所陈西人请和事如何？”余云：“所陈极有理，诚不可深拒”（注：《曾公遗录》，页87。）等。南宋的情况依然如此，如高宗时，资政殿学士张焘上奏，推荐两浙西路都监武巨可任将帅，三省进呈，“上问巨知书否？汤思退曰：‘巨议论过人，深达文义。’”（注：《系年要录》卷一八五，绍兴三十年四月甲子，页645。）宰执的建议开陈，对于君主了解相关情况以合理进行决策，颇有益处。

就原则而言，在宋代能最终决定是否施行章奏，以及如何施行的，是君主而非宰辅。但在实际政务运行之中，我们经常看到的却是君主在宰辅覆奏之后，听取其意见，按其所言来制定施行策略。之所以会如此，通常认为，宋代士大夫群体力量强大，宰辅作为士大夫集团的代表，常能有效制衡君权，使其接受自己的意见。这确是原因之一。在就章奏内容所进行的御前讨论之中，宰辅常会同执一辞，以劝服君主。例如北宋时，苏轼为言官所攻，“三省进呈傅尧俞、王岩叟论苏轼札子。执政有欲降旨明言轼非者，太皇太后不听，因曰：‘轼与尧俞、岩叟、（朱）光庭皆逐。’执政争以为不可。丙子，乃诏苏轼等人依旧供职”。（注：《长编》卷三九四，元祐二年正月乙亥，页9607。）高太后虽自有主张，但由于诸位执政的一致反对，终不得不折中考虑。

南渡后，类似的事例也不少。高宗时，台谏屡上章奏，抨击外戚孟忠厚迁官不当：

执政进呈，上问：“何以处此？”中书侍郎张悫流涕言曰：“陛下政事，尽循祖宗成宪，惟忠厚冒居论思之职，至今谏官卧家几月，有伤公道，臣窃惜之。”同知枢密院事郭三益曰：“陛下屈法于忠厚，为太后也。悫流涕而请，为天下也。愿陛下从悫言。”宰相黄潜善、知枢密院事汪伯彦亦言忠厚当换武，陛下倘重违太后意，即请以言者论疏纳东朝。上曰：“不若以章疏付忠厚，令自为谋则两全矣。”（注：《系年要录》卷十二，建炎二年正月壬子，页218。）

当时高宗本有庇护孟忠厚之意，但由于众位宰执一致主张按台谏所奏，将孟忠厚改换武官，因此也不得不做出一定让步。多名宰执，若能形成共识，以一个群体的态势面奏进呈，常能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君主个人的意见言行，防止其肆意妄为。

君主也会看到，接受宰辅覆奏的意见，表面上虽是“屈己从人”，实际上仍颇有利于君主。由于本身经验的局限，君主单凭一己之力，常常很难有效辨识、应对章奏信息。相对而言，宰辅反而常常能更有效地辨析章奏、应对问题。一方面，在进入两府之前，宰执大臣大多经过多年的历练，对于各个机构、各种事务，乃至大部分官僚本身的情况，皆有深入细致的了解，有利于其分析章奏内容。例如，神宗时派李若愚察访甘谷城事，王安石在看完李若愚奏报后，立即指出其内容的种种不合理之处，同时揭发李若愚与相关官员曾有过交往，可能会互相庇护。（注：此事始末，详见《长编》卷二一三，熙宁三年七月乙亥，页5176—5177。）宰执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君主本身不足，即便君主自己对于章奏内容缺乏足够认识，也可以利用宰辅进呈时反馈的意见，较合理的作出决策。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人认为，宋代政治的一大特点是“君主独裁制”，即便君主本人能力有限，也可凭借行政体制来实现独裁。从章奏进呈这一过程来看，上述论断，是非常有道理的。

另一方面，作为士大夫群体的重要成员，宰辅往往具有较广的关系网络，从而能获得很多仅仅依靠行政体制无法得到的信息。这也使得其常能比深居九重之中的帝王，更多地了解真实情况。帝王常常需要利用宰辅的私人信息来源，帮助自己辨别章奏内容真伪。赵鼎记，绍兴六年（1136）九月初五“晚泊秀州，奏事河亭，因及岳飞两捷俘获之物。上曰：‘兵家不无缘饰，此不足道。卿等因通书飞幕属，叩问子细。非为核实有吝赏典，但欲知事宜形势，措画之方耳。’”（注：《忠正德文集》卷八《丙辰笔录》，第1128册，页740。）高宗即希望能通过张浚、赵鼎等宰执与岳家军幕僚的私人书信，来探明捷报背后真实的军事形势。

宰辅在覆奏章奏时之所以常能获得天子的听纳，除了因其具有较丰富的政治经验和信息来源外，还与其与君主之间的关系有关。在帝制时代，高级官员的任命，往往都是“政治性任命”，君主在选择人选时，多会考虑其人与自己的关系。（注：孔飞力指出，中国帝制时代，朝中高层官员的选任，往往是非常规的“政治性任命”，君主一般会选用与自己关系最近密的人。《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页271—272。孔氏主要就清代立论，实则宋代亦如此。）宋代君主在任命宰辅时，更是如此。能被授予台席之拜的，通常都是天子特别赏识之人。因此，相对于上奏者，君主常常对宰辅更为信任，在审阅章奏时听取其意见，亦属常理之中。

更为重要的是，宰执往往能明了皇帝的意图，在覆奏时所提出的建议或者决策预案，往往都与皇帝内心深处的想法不谋而合，甚至说出了皇帝想说而不便明言的话。如孝宗时，胡铨被台谏官员上章所攻，宰执入对进呈：

虞允文奏：“胡铨蚤岁一节甚高，今纵有小小过失，不宜令遽去朝廷。”上曰：“朕昨览台章，踌躇两日，意甚念之。但以四人同时论列，不欲令铨独留。”梁克家奏：“铨流落海上二十余年，人所甚难。”上曰：“铨固非他人比，宜且除在京宫观，留侍经筵。”（注：《宋史全文》卷二五下，页1741。）

胡铨在政治立场上与孝宗观点十分接近，故孝宗深不愿其因台谏所言而出外。但按惯例，被台谏所言之人必须出外，且同时与胡铨一起被攻，尚有三人，故难以独留胡铨一人。宰执们显然明白孝宗的顾虑，在进呈时，强调胡铨以往的气节，其实是为孝宗留下胡铨“创造”依据。在这一类事例中，皇帝征求宰执对于章奏的意见，而宰执的意见，其实又是皇帝心中所想，结果一方有“虚心听纳”之名，一方有“进言献纳”之美，皆大欢喜。

总之，宰辅看详章奏后，提出自己的看法，协助君主防范其他官员对信息的扭曲和瞒报，不仅有利于合理决策，也有利于君主维护自身的政治权威。正因为如此，帝王对于宰执的意见，经常会予以采纳，而较少师心自用。这样一来，宰辅虽不具有最终决策权，但却可因君主对自己意见的采信，而对最终决策施以关键性的影响。邢恕曾言：“臣窃以朝廷设置御史中丞，本以救执政大臣之所不及，且以防其私邪。其责任甚重，然其权力甚轻……何则？御史中丞徒能言尔。及其进呈开陈，行与不行，全在执政。”（注：《长编》卷四九三，绍圣四年十二月癸卯，页11717。）其言虽有所夸张，但并非全与事实相悖。

但是，宰辅在覆奏章奏时，也有可能出于“见识”的局限或自身的考虑，无法合理应对章奏中的信息，乃至对章奏中所包含的信息加以不实的评价和诠释。如蔡靖奏郭药师有异谋之章“直达”后，徽宗召宰相李邦彦问之，“邦彦乃诡为之说曰：‘此靖不肯久居边任，欲入朝耳。’”（注：《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六，页706。）从而使徽宗不信其言。蔡靖虽在章奏的通进过程中绕开了宰辅的阻截，但仍因后者的不实评述而未能达到目的。类似的事例在南宋亦有，孝宗时潼川府路监司赵善誉劾遂宁守臣徐诩不法，章屡上，宰相王淮与徐厚，屡抑其奏。后赵觅得机会，直奏御前，孝宗读其奏札后，询于王淮，王淮诡称：“善誉以年少察州，风采方振，诩老成前辈，不能曲意奉承，是以有此。”孝宗曰：“然则当奈何？”王淮曰：“监司举按，故当少避之，欲移诩南方一郡。”孝宗曰：“善。”遂移之于温陵（泉州），而此处“富厚甲于东南，实迁之也”。（注：《朝野杂记》乙集卷八《赵善誉察州风采》，页639。）孝宗在两宋诸帝中，应算有为之君，对于政务处置，绝非全无经验。但面对四川监司、郡守之争这种发生在边远地区的具体事务时，仍难以判断相关信息的背后情实，因而不得不借助宰相之力，结果为宰臣所误导。朱熹曾曰：“人君深居九重，安知外间许多曲折。宰相虽知，又且苟简，可以应副亲旧。”（注：《朱子语类》卷一二八《本朝二·法制》，页3073。）可谓一针见血。

与君主的近密关系，亦有利于宰辅在覆奏章奏时以己意曲解。“淳熙间，考亭以行部劾台守唐氏。上将置唐于理，王（淮）与唐为姻，乃以唐自辩疏与考亭章俱取旨。（上）未知其孰是。王但微笑，上固问之，乃以朱程学、唐苏学为对。上笑而缓唐罪。时上方崇厉苏氏，未遑表章程氏也，故王探上之意以为解。”（注：叶绍翁著，沈锡麟、冯惠民点校：《四朝闻见录》乙集《洛学》，北京：中华书局，1989，页48。）宰执大臣，平时与皇帝有较多的接触，对“上意”常能有所了解，也就有更多的机会，根据自身倾向，引导皇帝对章奏信息作出符合自己期望的判断。“进呈开陈，行与不行，全在执政”可以使宰执更好地协助君主处理章奏，也可能成为宰执弄权的绝好契机。因此，君主在利用宰辅帮自己分担政务压力的同时，也会时时戒惕其可能构成的欺瞒。

很多时候，皇帝之所以能乾纲独断，在宰辅面前充分体现出最高决策者的权威，正是由于其能通过其他方式，了解相关事务的真相，从而在对章奏信息进行判断时不被宰辅左右。如孝宗时，陈亮醉酒妄语，为人所诬告，“上固知为亮，又尝阴遣左右往永康廉知其事。大臣奏入取旨，上曰：‘秀才醉了胡说乱道，何罪之有？’以御笔画其牍于地。”（注：《四朝闻见录》甲集《天子狱》，页24—25。）但我们又要看到，对于覆奏之事，皇帝不可能一一加以核实。如在上引事例中，孝宗是在“固知为亮”，预先对陈亮的为人有所了解，从而对狱事产生怀疑后，才派左右前往永康察访的。其他时候、其他事件中，不可能逐一派人另行察访。

对于宰辅进呈章奏时是否作了“开陈”，以及如何“开陈”，宋代的百官庶僚均十分关心。在他们看来，宰辅有辅佐君主之职，在进呈覆奏时，理应直述己见，以促使决策的合理化。若宰辅仅仅是单纯的“取圣旨”而不作论述，往往会被视为不称职，甚至遭到清议的贬斥。如王珪“自执政至宰相凡十六年，无所建明，率道谀将顺。当时目为‘三旨相公’。以其上殿进呈云取圣旨，上可否讫云领圣旨，退谕禀事者云已得圣旨也。”（注：《宋史》卷三一二《王珪传》，页10243。）即是一例。对于宰执而言，臣僚的舆论，往往也会形成一种促使其积极议政的压力。

与此同时，臣僚对宰辅在进呈时，可能对章奏内容进行的曲解，亦颇为忌惮。若其担心宰辅会有此举，常会通过其他途径向皇帝奏报。以王岩叟为例，他在哲宗初年曾上言曰：“臣以除曾肇中书舍人不协人望，连上四章，极谏公议，必已蒙陛下省纳。臣今访闻得执政大臣中见有与曾肇议姻亲者，窃恐进呈之际，曲有营救。臣今密以奏闻，乞陛下先知。”（注：《长编》卷三九二，元祐元年十一月戊寅，页9525。）臣僚“密以奏闻”的做法，固然是其与宰辅进行政治博弈的策略，但客观上也可能使皇帝了解更多的情况，减小被宰辅“壅蔽”的危险。

在对宰辅有所戒惕的同时，进奏者也希望宰辅在进呈章奏时能代自己向皇帝进言，以使自己所奏能被付诸实际。为此，他们常需要主动向宰辅求助。即便是李纲这样素不结交权贵的清正之士，出于“言事获从”的考虑，也不得不在进奏之后，给张浚等宰执写信，希望自己的章奏“或有可取”，则请后者于“进对之际，愿与敷陈”。（注：李纲：《梁溪集》卷一二六《与张相公第二十一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26册，页477。）覆奏章奏时的议政权，不仅使宰辅可以影响决策，也极有利其建构广泛的人脉网络。

（二）宰辅覆奏时的“异论相搅”

在上文中，笔者主要将宰辅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但在实际的章奏覆奏中，不同的宰执往往会有不同的意见，而各种“异论”，常会经不同的途径传至帝王耳目中。

宋代宰执，在政治上常分属不同的阵营，如庆历时的革新派与反革新派、熙丰时的新法派与旧法派等，不同派系之间的政争通常极为激烈，这一点前人论之已详。而即便同一阵营中的宰执，其彼此间也常常会对章奏内容发生争论。

在《长编》等文献中，有不少关于此种情况的记载，例如，熙宁八年八月十三日：

（中书门下）进呈皮公弼乞钱收籴事。上曰：“皮公弼奏言交子事，莫却言得是？”余曰：“莫是如此，交子合散于诸州军则是，却是赵瞻要如此。”（王安）石曰：“到了妨盐钞。”上曰：“交子自是钱对，盐钞自以盐对，两者自不相妨。”石曰：“怎得许多做本？”上曰：“但出纳，尽使民间信之，自不消本。”佥曰：“始初须要本，俟信后然后带得行。”余曰：“自可依西川法，令民间自纳钱请交子，即是会子，自家有钱便得会子，动无钱谁肯将钱来取会子？”石曰：“终是妨盐钞，缘盐每岁凶丰不常，又督察捕盐有缓急，即用盐多少不定，若太多，出钞即得，若少出即暗失了卖盐课利，可惜。许以此须多出些钞印，置场平卖。”余曰：“不然，岁虽有凶丰，用盐多少不争多，此不比酒，乃是民间常用之物，纵饶酌中立法，丰岁所添，亦不多。若觉民间渴盐少钞之时，即旋出钞，不难自然钞常重矣。钞常重，即籴价不虚抬矣。故不如少出钞，即以交子行使为便。”石曰：“陜西有铜钱，有折二钱，弊太多，又做交子。”余曰：“昨来为消了私钱，多交子不虚出，留下钱却出交子。”（注：《长编》卷二七二，熙宁九年正月甲申，小注引吕惠卿《日录》，页6668。）

宰相王安石、参政吕惠卿同属新法派。对于皮公弼所奏之事，却有不同看法，王安石认为若依其奏，会出现诸如“妨盐钞”等弊端，而吕惠卿则认为可以，并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即使稍有不便，亦不难应对。两人对于章奏的意见，完全相反，以致面奏进呈时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又如，元祐时，三省、枢密院同进呈熙河、延安两地报捷奏状，“苏辙奏曰：‘近日边奏稍频，西人意在得二堡，今盛夏犹如此，入秋可虞。不若早商量了当。’意欲与之。吕大防曰：‘此不可，国家岁以二十五万银绢赐与，在西夏当一百万，岂可恣其侵侮，亦须恩威并行。’王岩叟曰：‘形势之地，岂可轻议弃与，不知既与，保其后不更要否？’太皇太后曰：‘夷狄无厌。’刘挚曰：‘夷狄诚无厌。’岩叟曰：‘不可一向示弱。’韩忠彦曰：‘看道理如何耳。’遂退。忠彦意与辙同。”（注：《长编》卷四五八，元祐六年五月乙未，页10952。）

上述诸人，皆为旧法派，就整体情况而言，元祐時期的旧法派执政均主张对夏国采取招抚之策，平息干戈。但在诸如是否应将二堡交还夏人等具体问题上，中书侍郎苏辙、知枢密院韩忠彦，与宰相吕大防、刘挚，却又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观点。

曾布在《曾公遗录》中，也多处记载了自己与章惇、蔡卞等人在进呈臣僚章奏时对有关问题各执一说的情况，如元符二年（1099）八月丁丑，二府进呈孙路奏王瞻收复邈川，乞建为湟水军。知枢密院曾布认为不应从其请，宰相章惇则“力欲从之”，同列“依违无定论”。（注：《曾公遗录》卷八，页144。）这又是新法派之间的争论。

在上述三件事例中，参与争议的双方，吕惠卿与王安石，苏辙、韩忠彦与刘挚、吕大防，曾布与章惇等，在大的政治立场上，都是较为一致的。对于宋廷整体的政策取向，也没有根本性的歧见，但在具体问题上，仍会争执不休。宰辅覆奏章奏时，“异论”的普遍存在，从中可见一斑。

从制度角度看，以上三件“异论相搅”的事例，既有东府内部的争议，又包括两府之间的互异，更有部分三省执政与部分密院长官联成一气，共同与其他同僚相争论的情况。这些争议，充分体现出宋代皇帝同时任命分属两府的多名宰辅执掌政务，在政务运行中起到集思广益、兼听博取，以及互相制衡效果。

从人事关系上看，参与争议的宰辅，虽非皆有芥蒂，但彼此之间可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矛盾冲突，如曾布和章惇，即是显例。此外，宰辅之间的争议，也涉及其与章奏作者之间的不同关系。例如章惇与孙路关系十分密切，如前文所述，孙路甚至经常将应奏陈之事用私书向章惇请示，而曾布则素不喜孙路，多斥其狂妄。可见，宰辅覆奏时的“异论”，也是种种复杂人事关系的反映。

宰辅的“异论”，在很多时候可以使政务讨论更加深入，同时也给了君主获取不同意见的更多机会。君主既可利用宰执的“异论”更全面的了解外事，又可以此使其相互牵制，“各不敢为非”，故多希望能在宰辅覆奏时听到“异论”。如孝宗时，“（知枢密院事施）师点尝同宰臣奏事，退，复同知枢密周必大进呈。上曰：‘适来一二事，卿等各陈所见，甚得朝廷大体。前此宰相奏事，执政不措辞，今卿等如此，深副所望。’”（注：徐自明著，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1252。）即表现出君主对于宰执“各陈所见”、“异论相搅”的赞赏，当然也有很多时候，论争者各执一词，君主亦难以判明孰为合理，久议不绝，无疑又会影响章奏处理的效率。

分班进呈与合班进呈，都有一定的时间限制，不免使得君主与宰辅对于章奏内容的讨论难以充分展开。而无论在分班进呈或合班进呈中，宰辅往往都需与同僚一起接受君主垂询，对于某些较为敏感的话题未必敢畅所欲言，因此，在常规的面奏进呈之外，皇帝和宰辅往往还会通过两种更特殊的方式，就某些章奏内容或机要敏感事件交换意见。

其一，留身奏事。皇帝在正式的奏对结束后，有时会留下一名或二三名臣僚继续讨论政务，是为“留身”。对于哪些臣僚可以留身奏事，宋代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规定，但除徽宗政和八年（1116），一度规定只允许蔡京一人留身外，（注：《宋会要辑稿·仪制》六之三〇，页1943。）其余时期内，宰执大臣皆有留身奏事之权。（注：参见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第二章第二节之“大臣留身奏事”。）

南宋时，辛炳曾对“朝殿进呈，宰执有留身者”的现象进行批评，认为各种政务“（宰执）相与敷陈于陛下之前，盖有不容不公者。留身之际，何所不有”。（注：《系年要录》卷六七，绍兴三年七月己酉，页875。）辛炳对宰执留身的评价是否公允暂且不论，其所说的在留身奏事中，宰执常常能向君主陈述一些在其他公开场合下不便叙述的言论，则属于事实。很多宋代政治风云的瞬间变幻，皆与宰执的留身奏事有关。例如在仁宗初年的王曾、丁谓之争中，王曾就是利用留身独对揭发丁谓与雷允恭擅移皇堂之事，而最终扳倒丁谓。在进呈覆奏时，宰执有时也利用留身奏事，向君主出示对某些同列不利的章奏。如南宋时，湖州守臣奏通判不法，而通判为参政龚茂良之同乡。当时宰执中，有人待“茂良奏事退，留身出狱案进上，茂良不知”。意在对龚茂良加以攻击，结果孝宗曰：“参政绝无此”，事始罢。（注：《宋史》卷三八五《龚茂良传》，页11844。）

君主也经常令少数宰执留身，与自己讨论某些较为敏感的章疏。例如高后当政时，贾易上疏攻击二苏兄弟，“易以戊子朔奏疏，翌日，太皇太后封付吕大防、刘挚，且谕，令未得遍付三省官。辛卯，执政奏事退，大防、挚独留，久之乃退，复封易疏进入”。（注：《长编》卷四六三，元祐六年八月辛卯，页11058。）显然，吕大防、刘挚留身密奏，即是进呈覆奏贾易的章疏。其他宰辅，并未能参与此次讨论。

高太后之所以要利用少数宰执留身奏事的形式来分析贾易章疏，表面原因，是因为被攻击的苏辙当时正任尚书右丞，故不便令三省一起进呈覆奏。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贾易在章疏中不单指苏氏兄弟为奸邪，更斥其多次对神宗加以嘲讽。此外，还称秦观、王巩、吕陶等人为苏氏之党，牵连颇广。此章奏若在三省进呈覆奏这样较为公开的场合中进行讨论商议，肯定会引起极大的政治风波，相比而言，令少数宰执留身加以讨论，则能减小负面效应。

参加留身覆奏的吕大防、刘挚，当时官居首相与次相，在三省中地位最高。但之所以仅有他们能被指定参与覆奏商议贾易章疏，原因却不仅如此。正如刘挚所说：“元祐政事，更首尾者零落无几，独吾与微仲（吕大防）在。”（注：《长编》卷四四六，元祐五年八月戊戌，页10732。）对于高太后而言，在当时暗涌不断的政治环境中，这两名“更元祐政事首尾”的老臣，显然比其余新进执政更值得倚信。换言之，留身进呈，常常体现出君主与宰执群体中少数成员间非同寻常的信赖关系。

其二，用奏札反馈意见。在面奏进呈之外，宰执有时也会将自己对某些臣僚章奏的看法，用奏札告知君主。这类事例在两宋时期皆有，苏辙、赵鼎、周必大等人，都曾记述过自己用奏札向君主反馈看详臣僚章奏后的意见。

某些时候，宰执之所以用奏札的形式向君主覆奏，原因在于自己因故无法参加视朝时的面奏进呈。如赵鼎在《援任申先第一疏》中言：“臣适蒙陛下（高宗）降出任申先辩诉言章奏状，缘两日假，故未及进呈。”（注：《忠正德文集》卷三，第1128册，页677。）因此不得不用奏札向君主说明自己的意见。另有一些情况下，则涉及更为复杂的原因。如元祐时，两府将进呈都水监言治河奏章，在集议时，苏辙与吕大防等出现了意见分歧，后“初八日，予（苏辙）在式假，不预进呈。三省得旨批云‘依都水监所奏，侯下手日，具工料，取指挥’。予谓非商量本意，即入札子论其不可。”（注：苏辙著，俞宗宪点校：《龙川略志》卷七《议修河决》，北京：中华书局，1982，页43。）吕大防等在集议时未能说服苏辙，遂趁其因假不能参与面奏进呈的机会，覆奏取旨，目的显然是希望借此造成既成事实，以防苏辙“异论相搅”。而苏辙却不甘心因此失去发言权，遂用札子陈述自己的看法。

按宋代惯例，每位宰执在面奏进呈的时候，都有发言权。但在实际的政务处理中，却往往会有一些宰辅在面奏时无法充分表述自己的看法，因而不能不在面奏进呈之后，再入奏札。如章惇在与三省同进呈司马光论役法札子之后，又上奏，称由于在进呈之前，自己没有时间对札子作详细分析，故进呈之时“止共同开展，至于可否，但决之三省，臣实不知”，此后，自己对札子“反复看详，视其间多疏略”遂“谨具条陈”，列出自己的意见。（注：《长编》卷三六七，元祐元年二月丁亥，页8822。）又如元祐三年（1088），签书枢密院事赵瞻，在与三省同进呈都水监言修河事奏状后，又向皇帝进奏札，指出“同进呈时”，三省所提出的裁减工料等主张，有不合理之处。（注：《长编》卷四一六，元祐三年十一月甲辰，页10107。）

宰执在用奏札向君主覆奏的过程中，多是单独向皇帝陈述意见，同列不与，其内容亦多不为他人所知。君主和宰辅在处理某些机密性或敏感性较强的章奏时，常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沟通。周必大记载了一些他使用奏札向孝宗陈述自己对某些章奏意见的事例。如淳熙十一年（1184）六月，礼部侍郎王蔺奏武将落阶官事，孝宗封其奏札付周必大，御批曰：“卿密检隆兴初指挥奏来。”周必大回奏曰：“臣伏准御批，密检隆兴初指挥奏来。谨具录在别幅，同元批缴进，伏乞睿照。”（注：《文忠集》卷一四七《奉诏录二》，第1148册，页607。）又如，次年四月，赵汝谊上“密奏”，言金陵都统司事务，孝宗批付与周必大，周必大看详后密进奏札，提出了处理的意见，孝宗复批：“依奏。”（注：《文忠集》卷一四八《奉诏录三》，第1148册，页607。）就私密性而言，宰辅用奏札向君主覆奏章奏，与留身奏事是有相近之处的。

与常规面奏进呈相比，宰辅在留身奏事、以及用奏札覆奏等私密性覆奏中，更多地不是以政府首脑的身份和君主议政，而是扮演着类似君主私人机要参谋的角色，提出供君主参考的个人意见。对于宰执而言，以“密奏”向君主反馈意见，既可以避免同列的“异论”，也可以发表一些在公开场合下不便明言的言论；对于君主而言，在“密奏”中，参与覆奏的不是宰辅群体，而是少数甚至个别与自己关系最为近密的执政，故有可能更加直抒自己所见，更加从容地往复商议，而不为其他宰辅所阻挠。

总之，在覆奏时，宰执往往会出于现实考虑，利用不同的方式，向皇帝表达个人见解。而皇帝也常会出于不同的目的，利用不同的渠道来获取宰执的覆奏意见。覆奏进呈，仅仅是宋代章奏处理中的一个环节，但就在这一个环节中，亦充分显现出宋代政治运作的复杂，以及君臣之间交流方式的多变。

（三）宰辅不覆奏章奏

以上讨论的是宰辅覆奏章奏的情况。在实际的政务运行中，是否所有的章奏在处理过程中都会经过覆奏这一环节？神宗“元丰六年七月二十二日，诏自今臣僚上殿札子，并进呈取旨。先是，三省、枢密院或不以进呈，直寝之，故有是诏”。（注：《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之二一、二二，页2340。）此条诏令的存在，说明常有部分上殿札子不会被宰辅覆奏进呈。而按《长编》所载，北宋后期，中书省有一“实封柜”，凡众执政一致认为应该封存的章奏，便会放入此柜中不予进呈，（注：《长编》卷五〇〇，元符元年七月庚午，页11923。）亦为一旁证。南宋时，类似情况依然存在，很多宰执在遭受他人批评时，都会被指斥为“隐匿”章奏，如汤思退就被汪澈指为“臣僚章疏，多沉抑而不行”。（注：《系年要录》卷一八七，绍兴三十年十一月戊戌，页665—666。）可见在两宋时期，常会有一部分章奏不被宰辅覆奏给皇帝。

对于未被覆奏的章奏，宰辅有两种处理方法，其一是将其“抑之而不行”，即不予实施。其二则是在不向皇帝请示的情况下，按己意将其所言之事付诸施行。

首先看第一种情况。宰辅为何要将某些章奏不作覆奏而“抑之”？很多时候，宰辅不覆奏某些章奏，是认为其所言之事不真实或不可行，故“抑之”以保证政务正常运行。需要指出，宰辅若识见不足，很可能将某些本具有一定价值的章奏轻率否定。如仁宗时，吴育上章言西夏事：

初，元昊反书闻。朝廷即议出兵，群臣争言小丑可即诛灭，育独建议，元昊虽名藩臣，其尺赋斗租不入县官。穷漠之外，服叛不常，宜外置之示以不足责。且彼已僭舆服，夸示酋豪，势必不能自削，宜援国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顺抚而收之。奏入，宰相张士逊笑曰：“人言吴正言心风，果然。”于是育复上奏，俱不报。（注：《长编》卷一二三，宝元二年三月丙午，页2898—2899。）

吴育之奏，未尝没有可重视之处，但宰相张士逊显然和当时其他臣僚一样，对于宋夏双方的实际情况缺乏足够认识，故未加理会，而径以狂言视之。

宰辅在看详臣僚章奏时，常不免会以个人之好恶来作判断。如太皇太后高氏称制时，范纯仁上奏言黄河事，“主河议者不悦，遂寝而不行。后十余日，太皇太后宣谕曰：‘前日范纯仁奏何在？’宰臣奏曰：‘事体难从，已凿收矣。’太皇太后曰：‘纯仁之言有理，宜从其请。’”（注：《长编》卷四三八，元祐五年二月辛丑，页10558—10559。）范纯仁所奏，未必真的“难行”，不过其所言为宰执反感，故以“难行”为理由，意欲抑之。如前所述，章奏是否应施行，应如何施行，最终裁决权属于君主。若君主坚持认为臣僚所言有理可行，即便宰辅意欲“寝而不行”，也常常难以阻挠。在这一事例中，范纯仁章奏就是因为得到了高太后的认可而被予以施行。但在实际政务处理中，很多章奏是不会被君主亲阅的，所以宰辅依然有很大的运作空间，将与自己意愿不符的章奏“寝而不行”。

另有一些时候，宰辅则会将一些对自己或自己亲旧不利的章奏“匿不以闻”。如仁宗时，殿中侍御史庞籍上奏言范讽不法事，“宰相李迪雅善讽，寝不报”。（注：《长编》卷一一五，景祐元年八月壬午，页2698。）枢密使任布与宰相吕夷简不协，夷简诱其子任逊上书攻布，“逊即上书，历诋执政大臣，且斥布不才。布见其书，匿之”。（注：《长编》卷一三七，庆历二年七月丙午，页3882。）南宋时也有类似情况，如前文所述中，赵善誉弹劾徐诩的章奏就多次被与徐诩亲厚的宰臣王淮“匿之”。这种情况，无疑属于宰执利用职权为自己谋私。

除了宰辅本身的识见、品行外，皇帝的态度，有时也可能是促使宰辅不进呈文书的关键因素。宋代皇帝虽然始终强调“广听闻”、“防壅蔽”，却常常会有意识地回避某些或难以处理，或令其难堪的事实。如神宗时，“韩魏公相神宗，一日，得旨理汴河役兵事，有问许面对。神宗谓韩曰：‘前日汴河事，如何？’韩对曰：‘汴河之役，措置亦未便，颇有怨咨，更望陛下详处。’神宗作色曰：‘为君者亦甚难矣，管又不是，不管又不是，待将若何？’魏公退步谢罪，曰：‘臣愚意无他，只欲奏陛下责有司为久远之利耳。’韩恐惧，还第听命者数日。”（注：范公偁著，孔凡礼点校：《过庭录》，北京：中华书局，2002，页370。）君主的这种态度，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宰执。宰执之所以会隐匿某些章奏，或者通过节略的方式，删除很多章奏中的信息，很多时候，未必是因为自己想对皇帝进行“壅蔽”，而是顾虑到皇帝可能不愿意知晓这些情况。

再分析第二种情况。按制度规定，宰辅在得到降出的章奏之后，必须覆奏进呈，然后才能制定相关的处理办法，予以施行。但是皇帝对于章奏的内容，不一定认可，未必会同意将其付诸实施；即便愿意施行，君臣议论中对于具体的施行方法，又可能有分歧，在这种情况下，宰辅固然可以通过各种方法使得皇帝认可自己的意见，但若最终皇帝无法被其说服，宰辅也有策略应对覆奏进呈给其带来的障碍，甚至在不使皇帝知晓章奏内容的情况下，按己意将之付诸实施。

哲宗初年，宋廷中的一件政治风波，较为集中的反映了时人对宰辅能否在不经覆奏的情况下，将臣僚章奏付诸施行的看法：

神宗病危时，宋廷曾下敕书，要求边防将领不得生事。但在诏书下发之后，知太原府吕惠卿却派军队攻入西夏境内进行扫荡，然后上书奏捷。消息传开后，引起轩然大波，当时之人，纷纷攻击吕惠卿违敕。就当时情况而言，吕惠卿在出兵之前，是否向朝廷奏报？其奏报是否得到皇帝的批准？是其“违敕”、“擅兴兵”之罪名能否坐实的关键。

元祐元年六月，刘挚上书，称：“或谓惠卿于敕后曾有奏禀，臣以为不然……，借如曾有奏请，亦是违敕。如许之出兵，亦止是三省、枢密院经历去处，不合依从施行，而于惠卿擅兴之罪，不系奏闻，皆无所逃也。”（注：《长编》卷三七九，元祐元年六月甲午，页9202。）在刘挚看来，即便吕惠卿上了奏状，其奏状也只是经过了三省、枢密院的批准，而没有被皇帝看到，所以“不合依从施行”。

此后，情况又有变化，有人发现当时吕惠卿的确上了奏状，而且得到了圣旨的允许，这样一来，加给吕惠卿的罪名似乎很难成立了。但攻击吕惠卿之人，并不罢休，朱光庭奏：“吕惠卿擅兴兵事，蔡确、章惇等欺罔。方先帝弥留，何以画圣旨？盖要应付惠卿，所以如此。”其意见是，吕惠卿虽上奏状，但宰执并未将其进呈给皇帝。所谓“圣旨”，并非出于神宗，而是出于宰辅的私意。

王岩叟提出了另一看法：“先帝二七日晏驾，太皇太后正是哀痛之际，作熟事进呈，画下圣旨去兴兵。”这一看法得到太皇太后说法的支持，“恁时那里理会得，只作熟事来瞒过”。（注：《长编》卷三八五，元祐元年八月已亥，页9386。）也就是说，蔡确等宰辅，以“进熟事”的方式，在瞒过了太皇太后的同时取得了圣旨。

元丰、元祐之交，政治形势十分复杂，吕惠卿一事，又涉及当时新旧两派之争，是非真伪，难以断定。但是刘挚等提到的宰辅将章奏不经奏裁便直接批复臣僚施行；未经皇帝御览而冒称圣旨行下；以及用“进熟事”的方法换取圣旨等行为，必定是在宋代中枢政务运作中可能存在的情况，否则难以将其作为论述吕惠卿、蔡确等人罪名的依据。那么，此类行为，在具体的政务运作过程中，又是如何进行的？

这些问题涉及宋代宰辅处理政务，下达政令的方式。作为最高官僚机构，宰执一般有以下两种处理政事的方法：遇大事，则出敕；遇小事，则降札子，而无论是出敕还是降札子，从制度规定上看，都必须事先向皇帝请示。也即是太宗所说：“自今大事，须降敕命；合用札子，亦当奏裁方可施行。”（注：《长编》卷四十，至道二年七月丙寅，页847。关于宋代宰辅处理政务的方式，可参见李全德：《从堂帖到省札》，载《中国人民大学汉唐盛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待刊）。）既然原则上无论宰辅用什么方式处理政务，下达指挥，均需经过奏裁，则其便不可避免地会将相应的臣僚章奏进呈给皇帝看，或将其章奏中的信息奏知皇帝，以取圣旨。因此，从制度规定上看，宋代宰辅独立处理政务的空间是较为有限的，若想将某事付诸施行，原则上必须向皇帝进呈相关章奏。

但是，在下行文书方面，北宋时有“空头敕”，南宋时有“空头省札”，均是宰执直接下发的指挥文书。（注：关于“空头敕”、“空头省札”，可参见李全德《从堂帖到省札》一文。）这类文书上也有“奉圣旨”之类的字样，实际在下发前却并没有经过向皇帝奏裁这一环节。（注：参见《鹤山集》卷十八《应诏封事》。）因为有这样一类指挥文书存在，宋代宰辅可以将一些事务在不经皇帝裁决的情况下付诸施行，也自然无需将相关的章奏文书进呈给皇帝。笔者以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不经奏裁，直接下发的指挥文书，主要是宋廷为了提高行政效率而采取的措施，而这类指挥文书的存在，又可能会给某些宰辅弄权提供便利。（注：如韩侂胄当国时，就大量使用“空头省札”指挥政事，见佚名著、汝企和点校：《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95，页169—170。）但不管怎样，宰辅在下达指挥前不将章奏进呈取旨，皇帝并不知道章奏内容，是的确可能的。

有时候，宰辅名义上的确是将政务奏禀了皇帝，但实际却可以不令其知道具体的情况。宋代宰辅遇非军国大事之日常事务，需要向皇帝请示者，即拟书进奏，皇帝批示画可，然后赴外施行，谓之“进熟状”。沈括曰：“本朝要事对禀，常事拟进入画可，然后施行，谓之熟状。”（注：沈括著，胡道静校证：《梦溪笔谈校证》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页85。）《长编》载，英宗时“上谓宰臣曰：‘朕日与公等相见，每欲从容讲论治道，但患进呈文字颇烦多，不暇及。中书常务，有可付有司者，悉以付之。’自是中书细务止进熟状。”（注：《长编》卷二〇八，治平三年五月戊辰，页5053。）哲宗时期，臣僚也曾对“熟状”的实用范围作过说明：“天下之事既有定法，循常进熟即可奉行，惟是重轻可否之间，规矩绳墨之外，非常之断，必归人主。是以进呈之日，面取进止。”（注：《长编》卷四四〇，元祐五年三月甲午，页10596。）可见“进熟状”所涉及的，多是寻常细事，或有定法可依之事，而若涉及“非常之断”，则须“面取进止”。皇帝之所以会让宰辅将一部分细务用“进熟”的方式进呈，就是为了使自己及宰辅摆脱“进呈文字颇烦多”的困境，而能将时间精力更集中的使用在重要事务的处理上。在这种情况下，皇帝对于宰辅所进之熟状，常常便不十分关注，不一定会亲自过目。熟状所需之“画可”、“御批”，也常由尚书内省女官完成，而不一定经皇帝亲历亲为。（注：参见《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一《亲笔与御笔内批不同》，页671。周必大《文忠集》卷一七六《淳熙玉堂杂记下》，第1149册，载淳熙三年，中书进关于魏王等人加食邑、实封的熟状，本只请付学士院草制，内夫人失于详阅，批令锁院，结果受到处罚。这是御批由尚书内省夫人所作之实例。）

利用皇帝对熟状的不重视，宰辅可以获得独立处理政务的便利，将对于一些章奏的处理意见用熟状奏禀，从而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如元祐七年，浙西地区发生饥荒，知扬州苏轼接连上书朝廷，要求减免当地所欠赋税。“臣已具积欠六事及旧所论四事上奏。……臣前所论四事不为不切，而经百余日，略不施行。臣既论奏不已，执政乃始奏云：初不见臣此疏，遂奉圣旨令臣别录闻奏。意谓此奏朝上而夕行，今又二年于此矣，以此知积欠之事，大臣未欲施行也。若非陛下留意，痛与指挥，只作常程文字降出，仍作熟事进呈，依例送户部看详，则万无施行之理。”（注：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三四《再论积欠六事四事札子》，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970—971。）宰执将自己不欲行之事，“作熟事进呈”，帝王不予措意，直接交付有司，常常会阻碍章奏施行。又蔡京当国时，若欲行事，“但入熟狀奏行，帝不知”，（注：《宋史》卷四七二《奸臣·蔡京传》，页13724。）亦证“入熟状”是宰辅控制信息，“壅蔽”帝王的策略之一。

从行政的角度看，宰辅在不奏陈皇帝的情况下独自处理某些章奏，尤其是“有法式事”，可以使皇帝的政务负担得到减轻，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政务高效处理。因此，对于宰辅的这种做法，皇帝在很多时候，也会予以默许。甚至有时候，皇帝会下诏令规定，部分章奏不必覆奏。如徽宗就命令宰辅“上殿札子，侍郎以上进呈，小事拟进，余更不进呈”。（注：《曾公遗录》卷九，页238。）这实际上为宰辅独立处理部分章奏提供了合法依据。而诏令的规定，常有不十分明确之处，如何谓“小事”、何谓“大事”等，经常无法具体界定，这又拓展了宰辅的运作空间。

除利用制度允许的方式来行事外，宰辅在覆奏时也常会用一些非法手段来弄虚作假。“真宗末，王冀公毎奏事，或怀数奏，出其一二，其余皆匿之。既退，以意称圣旨行之。尝与马知节俱奏事上前，冀公将退，知节目之曰：‘怀中奏何不尽出之？’”（注：司马光著，邓广铭、张希清点校：《涑水记闻》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9，页102。）王钦若、马知节当时均为枢密院长贰。表面上王钦若进呈了章奏，实际却是以己意施行，皇帝并没有了解到相应情况。这一事例，便是宰辅未将章奏进呈而伪称得旨之实例。

由此可知，刘挚、王岩叟等人给蔡确、章惇、吕惠卿等人所加的罪名，虽未必属实，但其所提到的宰辅不将章奏进呈而直接批付实施、宰辅未将章奏奏裁而伪称得到圣旨、以及用“进熟”的方式取得圣旨等行为，却并非凭空编造。就整个宋代——而非仅仅是元祐初年——的情况而言，这些情况，的确是存在的。宰辅确有可能在不令皇帝了解章奏实际内容的情况下，将其付诸施行。

宰辅是否能不经覆奏，就自行决定处理章奏，往往直接取决于君主是否对其予以足够的信任。真宗时，王旦为相，“每奏事，间有不经上览者”，当时同列颇以为不妥，但这种做法，却到了真宗的支持，“帝曰：‘旦在朕左右多年，朕察之无毫发私，自东封后，朕谕以小事一面奉行。’”（注：《宋史》卷二八二《王旦传》，页9548。）可见若宰辅得到皇帝的倚信，皇帝是可以允许其独立处理一部分常规政务（即所谓细务、小事），而无需向皇帝奏陈取旨。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宰辅也不能不在没有将章奏覆奏进呈的情况下，就直接付诸施行。如元符二年十月壬寅，熙河奏青唐、邈州解围。而当时哲宗正因越王与懿宁公主之丧，不御殿、不视朝，两府只能自作圣旨，对如何赏功以及处理后续事宜作出指示。四日之后，当哲宗重新御殿视朝时，两府才将这一章奏进呈。（注：《曾公遗录》卷八，页176—177。）对这种权宜之举，皇帝通常都会表示认可。

另一方面，对于宰辅将某些章奏不覆奏而擅自处理可能造成的危害，宋代君主亦有所警惕。因此，也会不时发布诏令，规定某类章奏必须覆奏进呈，更会督促宰执就重要事务覆奏取旨。如神宗时，曾督促枢密院“张禹勤四十一状奏永乐军前事，并进入”。（注：《长编》卷三三〇，元丰五年十月丙辰，页7949。）哲宗时，内臣蓝从熙奏疏导洛水事，三日后“三省奏事，上遂询三省云：‘导洛文字，为何久不呈？’（章）惇曰：‘见取索文字进呈次。’”（注：《长编》卷四九〇，绍圣四年八月己亥，页11640。）这种做法，确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某些重要章奏被宰辅寝压或忽略。

宰辅对于章奏的覆奏，不仅影响着其与君主之间的关系，也牵动着朝中其他臣僚的注意。宰辅是否覆奏，往往决定着上奏者所奏之事能否被君主真正了解，故其常会想方设法探听自己的章奏是否已被进呈。如元祐时，王岩叟面奏，称自己已有七章论曾肇不当除中书舍人，曰：“不知臣等章疏降出否？”（太皇太后）曰：“已降出。”又曰：“不知今日三省曾与不曾进呈？”曰：“未曾进呈。”王岩叟之问，既是表示对自己章奏处理结果的关注，也是希望通过太皇太后，间接对三省加以督促，使之早日进呈。

为防自己的章奏被宰执“寝之”不进呈，臣僚还不时给君主提出具体的行政建议。南宋时，“观察使、枢密副都承旨、元帅府马步军都总管（马）扩将行，上奏略曰：‘臣疏远小人，陛下断以不疑，付以阃外之事。愿鉴前世之成败，明当世之嫌疑，俾臣得效愚忠，毕意攻取。今王师大举，机会神速，军期文字不可少缓。若依常制下都堂等处，然后以达天听，则事涉疑似，或欲规避者，定逡巡藏匿，不以进呈。望令专置一司，不限夤夜昼时通进。’”（注：《系年要录》卷十五，建炎二年四月癸未，页246。）宰执不进呈章奏，不仅可能不利于君主周知外事，也常会损害到上奏者的利益，难免不会引起后者的戒惕。

综上所述，作为政府的首脑，宋代宰执在行政过程中必然会拥有一定独立处理政务的空间。就制度规定而言，宰辅能独立处理的往往只是一些常程细务，且这种独立处理政务的权力，常需要得到君主的特许，在实际处理时，也往往仍须用“敕旨”的名义颁行，表明随着宋代君主对行政事务的介入不断加深，宰辅独立处理政务的空间，受到压缩。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制度规定并不能完全束缚宰辅，在很多时候，他们可以利用各种政治策略，将自己的独立行政空间大大拓展，甚至以此弄权。

四、君主对信息的截留：章奏留中

（一）章奏留中概况

皇帝除了将章奏降出给有司施行外，也可以将其留于内廷不付出，即“留中”。哪些章奏会被皇帝留中？皇帝为什么要将一部分章奏留中？是较为复杂的问题。大体而言，其原因可分为以下几种，一是某些章奏涉及机密，故留中以保密。二是某些章奏，皇帝不愿施行，认为不具备施行的可能，故留中不降出。三是对于某些言人是非的章奏，皇帝为保护上书者不被打击报复，或不愿被攻击者受到章奏的影响，故不降出。通过留中章奏，宋代皇帝可以在将部分信息截留。

皇帝将某些章奏留中，并不一定是针对宰辅。但章奏一旦被留中，包括宰辅在内的外廷官僚，很有可能无法知晓相关信息。因此，若皇帝希望对宰辅隐瞒某些信息，常会选择留中章奏的做法，以此来谋求信息博弈中的优势。

对于皇帝而言，留中章奏的作用还不仅于此。在宋代，降出的章奏所言，若与宰辅意愿不符，上章奏者往往会因此而遭宰执忌恶，甚至遭到宰辅的打击报复。如徽宗后期，中书舍人宇文虚中上章谏伐燕云，“书下三省，（王）黼读之，大怒，捃以他事，除集英殿修撰，督战益急，而北事始不可收拾矣”。（注：岳珂著，吴企明点校：《桯史》卷九《燕山先见》，北京：中华书局，1981，页103。）后宋昭又上书论伐燕事，“书既上，王黼见之，大怒，除名勒停，送连州编管”。（注：《三朝北盟会编》卷八，页55。）高宗绍兴二十六年（1156），张浚上奏，言和议不可恃，上降出其奏于三省，沈该、万俟禼、汤思退等见奏大怒，讽台谏上言攻之，使其受永州居住之罚。（注：《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二四，页1616。）因此，臣僚为防被宰辅所忌，有时不得不对某些事务隐而不言，甚至自隐章奏不上。如孝宗时，朱熹“尝草奏疏，言讲学以正心，修身以齐家……”，然“会执政有指道学为邪气者”，其章奏“遂不果上”。（注：《宋史全文》卷二七下，页1942。）如此一来，势必对皇帝与臣僚之间的信息交流有所影响。在这种情况之下，皇帝为鼓励臣僚畅所欲言，确保自己尽可能多地得到政治信息，便会向臣僚作出留中章奏的保证。如仁宗时，诏：“恐言事之臣有所顾忌，令御史台、谏院其务尽鲠直，以箴阙失。仍令通进司，或有章奏，画时进入，必当亲览，或只留中。”（注：《长编》卷一七二，皇祐四年正月丙寅，页4130。）即是以作出留中章奏的承诺，来打消臣僚的顾虑。神宗时，“（蔡）承禧先为开封府推官，因进对，上面谕以：‘向览卿辞，甚合理道，凡有所闻见，宜密具章疏，不可以不在其位而遂缄默也。’承禧因复上数十事，多指摘时病，留中不出”。（注：《长编》卷三二三，元丰五年正月丙午，页7767。）蔡承禧时官职卑微，若直言时病，难免为当政者所攻击。神宗留中其章奏，可对其起到保护作用，并以此维护臣僚言事的积极性。

不过，尽管留中章奏，对于宋代朝廷中的信息处理有着明显的影响，但就整体情况而论，我们也不应对其作用予以过高估计。其一，章奏只有在经过君主亲阅，被认为不必或不能降出后，才会被留中，而如前文所述，在宋代，仅有部分章奏会在降出前得到御览。因此，从数量上看，被留中的章奏绝不会太多，在全部章奏中，不可能占太大比例。

其二，留中章奏，固然有利于皇帝控制信息，但若过多的将章奏留中，又有可能阻碍皇帝与外廷宰辅间的信息交流，在皇帝与宰辅之间造成隔膜与猜忌，从而对政务运行造成不利。所以，皇帝绝非总是倾向于将章奏留中，而是会根据不同的需要，或留中、或降出给宰辅。大量无关机密、或不涉及敏感事务的章奏，便很少被留中。此外，如前文所述，某些时候，君主会利用亲信内侍，将章奏单独降出给个别宰辅。因此，在章奏被留中的情况下，仍可能有少数宰辅获得自禁中颁降的信息。

臣僚对于留中章奏，也常怀有不同的态度。在很多臣僚看来，帝王对章奏应作区别处理，“其泛论大体，指陈邪正，如此类者，自可留之禁中，以备观览。至于陈述利害，事干有司者，即乞降付政府”。（注：《宋朝诸臣奏议》卷十九《上徽宗乞至诚终始纳谏》，页185。）即根据章奏的性质，分别予以留中或降出。

在向皇帝呈递章奏时，臣僚的考虑往往更为现实。若认为自己所言可能激怒宰辅，多会向皇帝请求将己之章奏留中。如刘敞在至和中上奏言灾异：“今陛下推诚委信大臣，而大臣依势作威，政事不平，如此甚众。在外畏惮，已非常时。陛下且深究天地之意，收揽威权，无使聪明蔽塞，法令不行，则足以消伏灾异矣。臣前已奏陈，再述所闻，特乞留中，详加省览。”（注：《长编》卷一七七，至和元年十一月丙戌，页4294。）“特乞留中”，明显是出于对“依势作威”之宰执大臣的顾忌。哲宗时，刘挚上章言政事稽滞，“皆执政奸谋私意也”。希望皇帝“只作圣旨宣谕，催促壅滞文字，所贵有所畏惮，却肯了事。此章候经圣览，乞留中，使臣孤迹稍安”。（注：刘挚著，裴汝成、陈晓平点校：《忠肃集》卷四《论政事稽滞疏》，北京：中华书局，2002，页78。）既通过陈乞留中来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又希望借助“圣旨”来督促宰辅。

另有一些情况下，皇帝若将臣僚章奏留中，则会遭到反对。哲宗时，王岩叟等台谏官上书言青苗，其章疏多被留中不出，王岩叟便要求：“当尽出台谏所言，付之三省，使之公议得失。”（注：《长编》卷三八四，元祐元年八月庚寅，页9364。）王岩叟等要求皇帝将自己的章奏降付三省，既是希望章奏能尽快地被付诸实施，也是希望扩大章奏的影响。

臣僚在上章奏时，常常面临这样一种困境：章奏所言之事，在其看来，是十分重要的，故其章奏理应迅速地被降出施行；但其章奏降出后，又有可能会激怒宰辅，从而对其自身造成不利后果。为应对这一问题，臣僚在上章奏时，常会对“贴黄”加以利用。宋代“奏状、札子皆白纸，有意所未尽，揭其要处，以黄纸别书于后，乃谓之‘贴黄’”。（注：叶梦得著，宇文绍奕考异，侯忠义点校：《石林燕语》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4，页42。）事实上臣僚在书写章奏时，并不一定是将“意所未尽”，概括提示之语记于贴黄，而且常常也将其所不希望宰辅见到的文字写在贴黄之上。在上章奏时，要求皇帝将章奏正文降出给宰辅施行，而将贴黄留中不付出。例如，刘安世上章论执政堂除不公，语及程公孙、葛蘩二人，贴黄言：“臣闻程公孙乃吕公著男希纯之妻兄。葛蘩系范纯仁之同门壻。而执政狥私牵意，无所顾惮，如此之甚。窃虑陛下体貌大臣，重伤其意，欲乞去此贴黄，付外施行。”（注：《长编》卷四一三，元祐三年八月辛丑，页10048。）吕公著、范纯仁均为当时宰执，刘安世要求皇帝留中贴黄，其实是对宰执大臣有所顾忌。元祐二年，梁焘上札子言黄履交结宰执，贴黄曰：“恭闻十四日御延和殿听政，伏乞面赐执政大臣行遣。仍乞降出此札子，其贴黄乞留中。”（注：《长编》卷三九六，元祐二年三月乙丑，页9649。）也是出于类似的原因。臣僚在上章奏时，分别将不同的内容写于章奏正文及贴黄之上，使得皇帝在考虑将章奏降出抑或留中时，有了更为灵活的选择。而对于宰辅而言，正因为皇帝有可能将章奏正文降出而将贴黄留中，故即便其得到了皇帝降出的章奏，也并不一定意味着皇帝与其分享了章奏中的全部信息。

出于维护臣僚的考虑，皇帝经常会按其要求，对章奏或其章奏贴黄加以留中。但很多时候，臣僚的请求却未必能得到君主首肯。如徽宗初年，石豫上章言西北军事，请求留中，徽宗以其言“殊无伦理”，不予留中，而是降出给枢密院。（注：《曾公遗录》卷九，页267。）正如研究者所言，是否留中章奏，往往成为皇帝控御臣僚的手段，“言者从皇帝的态度中或可得到明确的暗示，有时则又陷于狐疑，莫测高深”。（注：李全德：《文书体制中的宋代通进银台司》，页322。）

君主将臣僚陈乞留中的章奏降出给宰执，某些时候是出于特定的政治目的。如章惇被罢后，其子章持上书言父事，且攻执政，要求留中，而太皇太后却降付宰执，曰：“他乞留中，却与降出，教他执政辈知。”（注：《长编》卷三九〇，元祐元年十月壬寅，页9485。）当时高太后正对新法派加以严厉打击，而执政大臣中，却有主张不必重责新党者，如吕公著等，就“以惇父老，且自政府罢，既经赦宥，故迁之便郡。又欲以次甄叙诸放逐者，使各不至失所。”（注：《长编》卷三九〇，元祐元年十月壬寅，页9478。）降出章持之章，无疑是为了消除执政反对严惩新党的态度。

（二）宰辅的应对策略

留中章奏，是皇帝用以对宰辅隐瞒某些信息的重要方法，但是否留中章奏就一定能令宰辅完全不知相关信息？也不尽然。

首先，宰辅在章奏文书的通进过程中，常常会想方设法探听与章奏内容相关的情况，如南宋高宗时“苏仁仲尝监奏邸，兼官密院计议，与胡澹庵（铨）有同僚之契，仁仲间白事造堂中，秦丞相骤问：‘（胡）铨书有斩桧语，信乎？’仁仲实未见书，冲口以不闻对。桧疑以为党，衔之”。（注：周南：《山房集》卷四《康伯可传》，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69册，页48。）这即是宰臣试图通过与进奏院官员的私人交谈来探听臣僚章奏的事例。

通进司也是宰辅探问的对象。北宋真宗时，田锡上奏言：“臣盖念于通进司每下奏状，执政间或有探人。古谓禁闱有九重之严，中堂喻千里之远，盖虞左右辄蔽聪明，所以下之情，诚少得上达闻听。”（注：《咸平集》卷二七《知杂后谢传宣》，册1085，页536。）田锡曾任职于通进银台司，所言当有据。哲宗初年，刘挚上书论蔡确，称：“臣闻确等常在通进司探问臣僚文字，缘于历内尽见抄上数目，今虽蒙圣恩欲全愚臣，故章疏未赐降出。然留中文字，确已知其数，故已疑怒臣等，日谋倾害，臣迹甚危，伏望体察。”（注：《长编》卷三六四，元祐元年正月丙辰，页8730。）时蔡确为左相，故此事亦反映出宰执通过探视通进司，来了解臣僚章奏情况的事实。

具体而论，宰执通过探视通进银台司等机构，可以了解到哪些与章奏相关的情况？如刘挚所言，宰执的探人可以在通进银台司中看到记载章奏的“历”。通进银台司每日皆要接受处理大量的文书，为防纰漏，须对文书加以登记、编目，即所谓“抄写奏目”、“抄写发放文历”。章奏的数量、上奏者姓名及部分常程章奏的大致内容，均可在这一类的“目”、“历”上见到。此外，章奏本身内容，也有可能被宰执的探事人看到。如前所说，宋代章奏有通封、实封两种，通封章奏本身保密性就不高，要见其内容并不难；实封章奏虽因密封而有较高的保密性，但私拆的情况始终存在，宋廷虽三令五申，要求各处不得私拆实封文书，亦未能禁绝。南宋孝宗时，“上与迈言，欲令皇太子参决万机，使条具合行事宜。仍戒云：‘进入文字，须是密。’迈奏言：‘当亲自书写，实封诣通进司。’上曰：‘也只剪开。’”（注：洪迈著，孔凡礼点校：《容斋三笔》卷十《禁中文字》，北京：中华书局，2005，页546。）说明实封章奏往往会被通进司官吏私自剪开。在此情况下，即便实封章奏的内容，也有可能被宰执的探事人了解。

其次，章奏进入内廷后，宰辅仍然有机会知道其相关情况。作为外廷臣僚，宰辅自然不能亲往内廷中探听消息，但其却可以利用内臣，打探内廷中的章奏。蔡确为相时，“确与章惇、张璪为党。自知公议所嫉，疑言路或有文字，访闻逐人，各令亲信于内臣中出入稍亲近者探伺，访求虚实”。（注：《长编》卷三六三，元丰八年十二月戊寅，页8679。）章奏即便不赴外，也难保不被内臣探听，转告宰辅。此外，有可能了解被留中章奏的，并不一定只是内臣，一些与皇帝有私密关系的近臣，也能知道被留中章奏的情况。孝宗时，如曾觌、龙大渊用事，“群臣章疏留中未出，间得窥见，出以语人”。（注：《朝野杂记》乙集佚文，页903。）利用这些“近习”之人，宰辅也有可能了解被留中章奏的情况。

又如《朝野类要》载，宋代“有所谓内探、省探，衙探之类，皆私衷小报，率有漏泄之禁，故隐而号之曰新闻”。（注：赵升著，王瑞来点校：《朝野类要》卷四《朝报》，北京：中华书局，2007，页89。）其中内探常能从禁中探得关于章奏的情况。如元绛为翰林学士时，“曾待制孝宽同判群牧，薄晚来过厅，方即坐，元因访今日有何事。曾曰：‘但闻御史蔡延禧入札子，不知言何事也。’语未已，内探报，今日蔡察院言吕参政兄弟。”（注：《东轩笔录》卷七，页76。）宰辅也应可通过内探探知部分章奏信息。

再次，上奏者本身，也可能为宰辅提供章奏信息。仁宗时，范镇上奏请建储“疏奏，文彦博使客问所以言，以实告”。（注：《宋史》卷三六七《范镇传》，页10786。）建储之事，在当时颇为敏感，仁宗常将相关章奏留中不出。但对于范镇等上言者来说，则又希望自己的章奏能广为人知，从而造成舆论压力，以促使皇帝早日决断，在这种情况下，自不会向宰辅隐瞒章奏内容。

除接受宰辅询问外，上奏者更会主动将自己章奏内容告知宰辅。如前述，宋代臣僚若有事，既可以向皇帝上章奏，也可以同时给宰辅上申状。因此，某些臣僚，为确保自己所言之事得以迅速施行，或为扩大自己章奏的影响。在向皇帝上章奏的同时，也会用申状的形式向宰辅传报相应情况，如元祐时，台谏乞复张舜民言职，既以状奏上，又以状申三省。（注：《长编》卷四〇〇，元祐二年五月壬子，页9740—9741。）此外，如前文所述，宋代皇帝在处理章奏时，并不一定完全按上章奏者的要求行事，因而，某些臣僚，在君主违背其意愿留中章奏的情况下，常常会将章奏的内容别录一份，用申状送给宰辅。如范纯仁在神宗时“所上章疏，语多激切。神宗悉不付外。纯仁尽录申中书”。（注：《宋史》卷三一四《范纯仁传》，页10284。）后哲宗时，王岩叟等人上章乞罢青苗法，“皆不蒙付外施行”，遂“以状申三省”。（注：《长编》卷三八四，元祐元年八月庚寅，页9364。）蔡确母明氏上奏状讼蔡确事，高后留其奏状不出，明氏遂多次赴三省，以申状言其事于执政。（注：《长编》卷四六四，元祐六年八月辛亥，页11089。）

宰辅与其他臣僚之间，除公文往还外，还会有私人书信交流。上奏者常会在书信中将自己章奏的部分内容告诉宰辅。如太宗时，王禹偁诣门上奏，言所见十事，以后，又写信给宰相赵普，具言所奏之事，并希望得到赵普的帮助。（注：王禹偁：《小畜集》卷一八《上太保侍中书》，四部丛刊本。）范仲淹在西北，欲修宽州，乃具利害上奏，同时，又写信给宰相吕夷简，言：“所奏札子，方永兴军系署，今有图子，先行呈上。”（注：范仲淹著，李勇先、王蓉贵点校：《范仲淹全集》卷一一《上吕相公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页255。）将奏札的部分内容告知了宰相。在给枢密使的信件中，他也提到自己已经上奏的事务。（注：《范仲淹全集》卷一一《上枢密尚书书》，页260。）田况受命体量滕宗谅滥用公使钱事，“目见滕宗谅别无大段罪过，并燕度张皇生事，累具奏状，并不蒙朝廷报答，又遍作书告在朝大臣”。（注：《长编》卷一四四，庆历三年十月甲子，页3487。）

进奏者通过私人书信将自己章奏内容告知宰辅，在李纲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在南宋初期，他多次给吕颐浩、赵鼎、张浚等宰辅写信，其中多有“以奏状副本拜呈”、（注：《梁溪集》卷一二一《与赵相公别幅》，第1126册，页441。）“今有投进札子，辄录副本拜呈”、（注：《梁溪集》卷一二二《与赵相公第八书》，第1126册，页449。）“有论兵札子副本，仰渎钧听，幸赐采览”、（注：《梁溪集》卷一二四《与张相公第二书》，第1126册，页460。）“有己见二事札子奏闻，副本谨录上呈，或可施用，幸望采览”（注：《梁溪集》卷一二六《与张相公第十六书》，第1126册，页473。）等语。将章奏内容转述给了宰辅。对于在外的臣僚而言，九重之中的天子，对自己所言之事，究竟可能会有怎样的态度，是否会付外施行，实在是不易判断之事。为确保自己所奏能得到及时回应，他们往往会向宰辅传报相关章奏的内容。这样一来，即便自己的章奏被皇帝留中，也可望借助宰辅之力，获得施行。宰辅则借此拓展了自己的信息来源，即便君主不降出章奏，也可能了解有关信息。

总之，宋代皇帝有控制信息的手段，宋代宰辅也有相应的策略。而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究竟是皇帝，抑或宰辅能最终在信息博弈中占据上风，则不仅取决于这两者所应用的策略，也取决于其他臣僚的态度和考量。

五、结语

以上，笔者讨论了宋代君主与宰辅在章奏处理中的所发挥的作用。章奏处理过程，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各种相关制度，为皇帝和宰辅处理章奏信息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行为框架，但在很多时候，双方的行动，又逸出制度框架之外；双方均会运用一些非制度性策略来获取或阻断信息，而这些策略的选用，又与整个制度体系所提供的可能性有关；君主与宰辅之间的私人关系，往往影响着章奏处理，而章奏处理，又常会反作用于双方私人关系的发展；皇帝与宰辅如何处理章奏文书中的信息，直接关系到上奏者的政治利益，而上奏者为保证自己政治利益而采用的策略，又可能影响到章奏信息被了解、被掌控的方式。此外，君臣二者的能力素质、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等，也均会对章奏处理产生明显的影响。宋代政务运作的复杂多变，在这一过程中显露无余。（注：限于篇幅，本文暂将两宋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论述，元丰改制前后，以及南渡前后，宋廷的文书运作方式尚存在一些变化，笔者拟另撰文讨论。）

分析章奏处理，更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宋代君主与宰辅关系的理解。在既有的研究中，学者更多强调宋代皇帝与宰执之间权力的此消彼长。即便是将宋代君相关系定位为“共治天下”，或认为“宋代皇权、相权共同加强”的研究者，也依然侧重于分析皇帝与宰辅的互相制衡。这种研究取径，其实是将皇帝与宰辅看作是互相矛盾、彼此对立的二元。事实上，正如祝总斌先生所言，中国帝制政治中的皇帝与宰辅，“虽然存在权力之争和种种矛盾，但基本方面应该是相互配合的关系”。（注：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页15。）从章奏信息处理过程看，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宋代。如君主在得到章奏之后，降出给宰辅看详，宰辅审阅章奏之后，向君主开陈阐发，以供其进行最后决策等现象，均体现着双方的合作。章奏处理中的一些现象，如宰辅对君主降出章奏时所作批示的抵制，君臣双方在覆奏进呈时的争议等，以往常被视为皇权与相权相互对立、彼此制衡的体现。但在笔者看来，这种现象，其实也是双方合作的体现：对于君主个人而言，宰辅的抵制、争议，固然不利于其将个人意志贯彻于政务运行之中，但对于皇帝制度的正常运行，皇权的合理行使，以及皇帝本身政治权威的巩固，却是很有利的。

皇帝与宰辅，在政治运作中互相配合，可说是中国帝制政治的通则，然就宋代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段而言，二者在相互配合、彼此合作这一方面，仍体现出一些与前代不尽相同的特点。走到了日常政务处理前台的宋代皇帝，对于具体行政事务的介入程度，较前代有所加深。直接进呈给皇帝的章奏文书在宋代大量增加，章奏内容无所不包，皆是这一现象的直接体现。面对四方涌来的章奏，皇帝信息处理能力不足之问题日渐凸现。宋代宰辅的主要日常工作，首先是协助皇帝看详大量的章奏文书，分析判断其中信息的价值以供决策。（注：在唐代后期，皇帝与宰相的关系，已经开始表现出这一特点。参见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4，页48。宋代，随着中央集权的重建，以及统治纵深的加大，这一特点更加明显。）从这一角度来看，或许可以说，宋代宰辅更接近于君主的行政助手乃至私人秘书。（注：这一点在周必大《奉诏录》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内藤湖南等日本学者曾指出，宋代宰相有皇帝秘书官化的倾向。从章奏信息处理过程来看，这一论断是很有道理的。）

君主、宰辅政治角色职能的变化，也推动着双方政治关系的更加紧密。首先，就君主而言，其深居九重之中，对各类事务的了解非常有限，要想合理处置头绪纷繁的种种信息，不能不依靠宰辅大臣的帮助；为获其输忠，君主必须想方设法拉近彼此的距离。而就宰执而言，原则上他们仅仅是君主的政务助手，而非最后的决策者，他们不仅靠自己的才能，也要靠赢得君主倚信，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故不能不想方设法地取信于君主。其次，由于需要君主和宰执处理的政治信息数量庞大，内容也日趋复杂，导致双方合作的频度与深度也远甚于前代。在此基础上，君主与宰辅对彼此的才干性格等，会有更为深切的认识，有可能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真宗与王旦，孝宗与周必大等，便是较为典型的范例。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宋代宰辅除了具有皇帝政务助手这一政治角色外，还同时扮演着另一种角色，即政府首脑、百僚之长，因而具有自己独立行使权力的诉求。他们通常更多地考虑政务处理的要求，考虑官僚机器运转以及整个官僚集团的利益，与帝王观察问题的出发点不尽相同，两者应对章奏信息、促成决策的方式，也有明显的不同。因此，宋代皇帝与宰辅在紧密合作的同时，也始终在围绕着章奏信息进行角力。如前文所述，宰辅会在章奏通进时，打探其内容；在覆奏时会将自己把握中的章奏“匿不进呈”；皇帝则会利用非常规渠道来获取章奏，阅读章奏后，会将章奏“留中不出”。类似的行为，均是双方进行信息角力的策略，反映着政务处理过程中，存在于两者之间的张力。当然，张力的存在。尚不足以完全破坏两者的合作。皇帝可以撤换自己不信任的宰辅，可以通过种种措施来限制宰辅的行为，却不可能完全将宰辅群体排斥于章奏处理过程之外。

掩映之间掩映之间——宋代尚书内省管窥

（注：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王化雨、张祎、邵育欣启发帮助；注释方式调整，由丁义珏、张卫忠协助完成。在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宋代文书传递与信息沟通”专题论坛上，承蒙朱瑞熙、久保田和男等先生提出宝贵意见。本文的匿名评审人，亦提出极富启发性的修改建议。谨一并致以谢忱。）

邓小南

在讨论宋代章奏等文书的运行流程时，研究者通常会追踪从呈递到颁出的进程，注意文书上行过程中的“通进”、帝王的“留中”或下行的“批出”（参见图1：宋代文书运行流程图），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御前的决策与朝廷政令的颁行。近年来，学界已经有了不少深入的相关研究成果。（注：就官方文书运行流程而言，主要的研究成果，有朱瑞熙：《宋朝“敕命”的书行和书读》，《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1期，页101—122；傅礼白：《宋代章奏制度与政治决策》，《文史哲》2004年第4期，页47—53；德永洋介：《宋代の御笔手诏》，《东洋史研究》57—3（1998.12），页393—426；王化雨：《宋朝君主的信息渠道研究》（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8年）等。）而我们经常感到，在这一过程中，仍然有些场景时隐时现，有些环节秘而不显。本文所试图观察的，是处于整个过程“高端”——皇帝所在之“禁中”——的文书处理环节，特别是处于这一关键位置上却隐而不彰的机构——尚书内省，以及内省中的女性宫官。

图1　宋代文书运行流程图

（注：该图引自平田茂树：《日本宋代政治史研究述评》，包伟民主编：《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页50；本文所讨论的内容，可涵括在其高端“皇帝”栏内。）

一、“宫中有内尚书”：宋代尚书内省钩沉

朱熹（1130—1200）曾经和他的学生们说：

宫中有内尚书，主文字，文字皆过他处。天子亦颇礼之，或赐之坐。不系嫔御，亦掌印玺，多代御批。行出底文字，只到三省。（注：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二八《本朝二·法制》，北京：中华书局，1994，页3064。按宋代所谓“嫔御”，亦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者包括宫官执事者在内，狭义则主要指帝王侍妾。此处朱熹用其狭义，而下文所引“禁中嫔御作内侍省”云云，则是用其广义。）

这种情形，两宋皆然。

（一）内尚书

“内尚书”称谓，唐代即有。中唐王建所作《宫词》有云：

御前新赐紫罗襦，不下金阶上软舆。

宫局总来为喜乐，院中新拜内尚书。（注：王建：《王司马集》卷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按，“不下”，又作“步步”，见《全唐诗》卷三〇二，北京：中华书局，1979，页3444。）

五代十国时期，后蜀花蕊夫人也在诗作中称：

六宫官职总新除，宫女安排入画图。

二十四司分六局，御前频见错相呼。（注：文莹：《续湘山野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页83。）

这里说的“六宫官职”六局二十四司，所指正是“内尚书”们所在的宫闱内省。

两宋的许多事件中，不时掩映闪现着“内尚书”们的身影。以下试举两例。

研究者都熟知仁宗选立继嗣者的经过。嘉祐六年（1061），仁宗态度逐渐明朗，决定以宗实为泰州防御使、知宗正寺。这在当时，是朝廷上十分敏感的重大事件。《宋史·韩琦传》记载着君相间的一段对话：

（韩）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断自不疑，乞内中批出。”帝意不欲宫人知，曰：“只中书行足矣。”（注：脱脱：《宋史》卷三一二《韩琦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页10225。）

《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也有相应的记载：

起复前右卫大将军、岳州团练使宗实为泰州防御使、知宗正寺。……琦又曰：“此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断以不疑，乞从内批出。”上曰：“此岂可使妇人知之！只中书行可也。”遂降此诏。（注：《长编》卷一九五，嘉祐六年十月壬辰条，页4727。）

韩琦所建议的“内中批出”（从内批出），是指皇帝以内批方式颁出，以示“断自不疑”；而仁宗的反应是“岂可使妇人知之”（“不欲宫人知”）。宫中曹皇后“佐佑仁庙定策立英宗”，（注：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页6；王称：《东都事略》卷一三《曹皇后世家》，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页256，也说“后居中决定大策，遂以英宗为皇子”，类似记载颇多。）显然预知立储意向；这里所说的“妇人”，应非内廷后妃，而如韩琦本传所言，是指协助“内中批出”的“宫人”，即所谓“内尚书”。

建炎三年（1129）八月，高宗赵构身在建康（今南京）而不遑宁处，议以隆祐太后孟氏率六宫前往江西。宰相吕颐浩请示随行人员安排时，高宗表示“六宫并随太后行，此中更不留人”。吕颐浩随即提出：“记得臣知扬州日，亲奉御笔：‘内尚书省直笔留一半在南京，一半于扬州州治安下。’今若不留直笔之类，即内省职事令何人掌管？”高宗答道：“欲令内臣权管。”吕颐浩与执政诸臣商议后，旋即奏上《乞留直笔兼管内侍省事状》，其中说：

今内尚书掌批出四方奏牍及临时处分，亦自古设官之制。宫禁峻深，与外人不相见，故号令严谨。若令内臣权管，深恐不密，亦恐不可开端。……伏望圣慈详酌，少留六宫在此，以安人心；及分拨内尚书直笔在此，以严命令。乞赐睿察。（注：吕颐浩：《忠穆集》卷五《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此建议得到了采纳。（注：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系年要录》）卷二六，建炎三年八月壬子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马光祖修、周应合撰：《景定建康志》卷四八，《宋元方志丛刊》本。）根据吕颐浩的说法，“内尚书”的职责所在，即“掌批出四方奏牍及临时处分”；在外廷官僚心目中，“内尚书直笔在此”，是“严命令”的重要条件。这些“内尚书”之所以不可替代，关键在于“宫禁峻深，与外人不相见，故号令严谨”；而“内臣”（宦官）则因处于内外之间，可能交通外廷，所以“深恐不密”。

在宋代，“宫官”（注：一般而言，宋代的“宫官”是宫人女官之总称，有别于狭义上的内命妇和低级宫职。）与“宦官”构成为内廷之中并行的两个内官系统。（注：赵雨乐曾经讨论唐代的情形，称“（唐代宫官）与内侍省的宦官构成宫中两个具律令依据的官员组织”，见《唐前期宫官与宦官的权力消长》，载氏著《从宫廷到战场：中国中古与近世诸考察》，香港：中华书局，2007，页1。宫官与宦官系统在宋代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在文书通进、批复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仍是有待研究的问题。）而在讨论讯息通进、政令运行等问题时，人们通常会注意到宦官所起的作用，却不大注意到宫官。吕颐浩、朱熹等人所说的“内尚书”，正是指宫官中协助处理政务文书的那部分女官，她们活跃在宋代宫禁的最深处。

（二）宫禁深处

就目前所见材料推断，北宋“内尚书”们所在的尚书内省，所处位置应该是在大内“宫禁峻深”处的西北部。今且以北宋后期的情形为例，推测其方位所在。

图2　北宋宫城图

今存宋末元初人陈元靓《事林广记》中的《京阙之图》，是以内廷殿阁“编组”的方式呈现禁中布局的（参见图2：北宋宫城图）。制图者所绘出的，是时人认为具有代表性的殿阁，而不是所有宫内建筑。大体而言，具有前朝详而后宫略的特点。

在大内的后苑以东，帝后寝宫福宁殿、坤宁殿西北，亦即整个殿廷区域的西北角，是北宋帝王“燕处”的区间。在日常的读书、研习、赏玩、憩息之外，也会宣召臣僚入内观赏、对谈、唱和。《京阙之图》左上可见之宣和殿区，实际上有一组繁复建筑。（注：参见《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之四至五，北京：中华书局，1957；《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东京》，页2097—2103；蔡京：《太清楼特宴记》，庄绰著：《鸡肋编》卷中，北京：中华书局，1983，页62—64；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八，宣和元年“九月燕蔡京保和新殿”条，北京：中华书局，2006，页728；蔡京：《保和殿曲燕记》，王明清著：《挥麈后录·余话》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61。）这一区域的核心殿堂，是建于神宗朝的睿思殿和成于哲宗朝的宣和殿。二殿前后相邻，皇帝经常在睿思殿观书、批阅政事，（注：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一，称“睿思殿，上禁中观书之地也”，北京：中华书局，1983，页168。）在宣和殿燕息、赏鉴古物。（注：《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之一九。）

这一区域，又是帝王在禁中处理政务的重要场所。神宗之后，宋人笔下提及睿思殿处甚多，陈师道《古墨行》中，吟颂说：“睿思殿里春夜半，灯火阑残歌舞散。自书细字答边臣，万里风尘入长算。”（注：陈师道：《后山集》卷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毕仲游《恭挽神宗皇帝（二首）》，也说“御诗兼手诏，新见睿思书”。（注：毕仲游：《西台集》卷一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徽宗朝巨如梁师成，即以“睿思殿（御前）文字外库”入衔。（注：王称：《东都事略》卷一二一《宦者传·梁师成传》，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页1873；参见慕容彦逢：《摛文堂集》卷八《睿思殿御前文字外库书写文字郭景倩可三班借职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二引蔡絛《国史后补》，说：

今睿思殿文字外库，使臣若杨球等掌之，张补等点检，小阉三四人主出纳用宝以付外。处之于宣和殿之后廊，但谓之东廊，即其所也。实梁师成统之焉。（注：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杨球、张补等人，掌管睿思殿文字，而其办事处所是在宣和殿后廊，这也证明两殿位于同一区内，且具类似功能。日本学者藤本猛曾经著文分析宣和殿的文化机能与政治机能，指出这一殿区在北宋后期政治中的特殊意义。（注：藤本猛：《北宋末の宣和殿——皇帝徽宗と学士蔡攸》，载《东方学报》（京都），81（2007），页1—68。）

尚书内省所在的位置，正在这组建筑附近。南宋绍兴九年（1139）六月，在宋金议和过程中，南宋使臣签书枢密院事楼炤、东京留守王伦等人，曾经有机会进入大内深处的睿思—宣和殿区，并且看到了本来“藏在深宫人不识”的尚书内省。《皇朝中兴纪事本末》记载了他们在内廷的行踪：

入睿思殿门，登殿，左曰玉銮，右曰清微，后曰宣和，殿庭下皆修竹。自此列石为山，分左右斜廊，为复道平台。台上过玉华殿，殿后有轩曰稽古，西庑下曰尚书内省。西出后苑，至太清楼下，壁间有御书千文。（注：《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四八，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页942。按，北京国家图书馆藏该书清抄本原不著撰人姓名，辛更儒认为，该书与熊克《中兴小历》“两书本一书异名”（见该书影印本序）。四库全书本《中兴小纪》即《中兴小历》，书名系清代避弘历讳改。今见《中兴小纪》无此段文字。）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这一段相关记载只字不差。（注：《系年要录》卷一二九，绍兴九年六月己酉条。）据此看来，尚书内省应该是在宣和殿后、玉华殿的西庑。不过，如若根究这段文字的来源，则可以看出，记述完全是根据楼炤一行的参谋官、秘书少监郑刚中的回忆摘录而成。材料的原始出处，见于郑刚中《北山集》卷一三《西征道里记》：

入睿思门，登殿，殿左曰玉峦，右曰清微，后曰宣和，庭下皆修竹。殿后左曰迎真轩，右曰玉虚轩；迎真之上曰妙有阁，玉虚之上曰宣道阁。又一殿，忘其名。自此列石为山，分左右斜廊，为复道平台。台上过玉华殿，由玉华下，乃抵后石屏，亦御书。左序有轩曰稽古。宣和东庑下五库，以“圣、德、超、千、古”为号，皆涂金抹绿小牌，库上曰翰林司，曰宝阁；西庑下曰尚书内省，余不能记。复由宣和西趋曲水，出后苑，至太清楼下，壁间有御书千字文法帖之类。（注：郑刚中：《北山集》卷一三《西征道里记》，本段文字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全宋笔记》所收《西征道里记》，据清同治年间退补斋刊本校点，文字及点断方式略有不同，见《全宋笔记》3编第7册，页100。）

这段叙述，是依据当时一行人的足迹所至记录下来的。入睿思门、过睿思殿，抵宣和殿，到玉华殿；然后又返回到宣和殿，经宣和西向出后苑，至太清楼。尚书内省，由郑刚中记载可以认定，应在宣和殿的西庑之下（参见图3：北宋宫城西北隅局部示意图）。

比照一下，不难看出，熊克的记述中，节录并非得当。由于他的“剪裁”，缺少了返回宣和殿的过程，从而导致尚书内省“挪动”了位置。这使人们联想到长期以来对于熊克“为书往往疏略，多抵牾，不称良史”的批评；（注：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中兴小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页119。）也验证了“其于心传之书亦不失先河之导”（注：《四库全书总目·〈中兴小纪〉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的说法。

（三）内职宫官

宋代后宫中所谓的“内职”，大体上分为两个系统：一是皇后以下的妃嫔系列，或者说是狭义上的内命妇系统；（注：内命妇，是否包括宫官系统在内，宋代材料说法不同。《宋会要辑稿·职官》九之一七、后妃四之一“内命妇品”，《宋史》卷一六三《职官志（三）》“司封”都称贵妃至贵人为内命妇；而《宋会要辑稿·后妃》四之一一，则将宫官与妃嫔同样包括在内命妇范围之中，佚名《趋朝事类》亦将宫官容纳在内。）一是尚书内省“六尚”系统的女官系列。（注：参见朱瑞熙：《宋朝的宫廷制度》，《学术月刊》1994年第4期，页60—66，26；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尚书内省门》，北京：中华书局，1997，页13—25；Priscilla Ching Chung，“Palace Women in the Northern Sung，960-1126，”Monographies de T’oung Pao，Volume XII（Leiden：E.J.Brill，1981），pp.8-23.）两个系列从人员到职事，皆有明显区分，但亦有交互；这些女性相对于皇帝的身份，也可能有所转换。隋代时，“六尚”即“准尚书省”，有了六局二十四司：“（文帝）采汉、晋旧仪，置六尚、六司、六典，递相统摄，以掌宫掖之政。……（炀帝）又增置女官，准尚书省，以六局管二十四司。”（注：魏徵：《隋书》卷三六《后妃传（序）》，北京：中华书局，1973，页1107。）唐代称宫官“六尚如六尚书之职掌”。（注：《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页1867。）北宋太宗朝，出现了“尚书内省”这一名称。后宫女官的称谓及编制陆续予以整理，到真宗后期，“爰按旧章，肇新明制”，（注：《宋会要辑稿·后妃》四之四，大中祥符六年正月二十八日、二月一日条。）六尚、二十四司、二十四典、二十四掌的编制结构与品秩层级逐渐系统化。（注：《宋会要辑稿·后妃》四《内职》。参见Priscilla Ching Chung，“Palace Women in the Northern Sung，960-1126，”Monographies de T'oung Pao，Volume XII，（Leiden：E.J.Brill，1981），pp.8-23。）从其外在形式和所仿效的精神来看，大致上是“以符合周礼的定制为依归”。（注：万蔼云：《宋朝内命妇迁转问题之探讨》，《通识研究集刊》，开南大学通识教育中心，10（2006.12），页201。）其统辖体制、其宫官名称、其职事描述、其品阶设定，都与《唐六典》、两《唐书》所载唐代内职的设置方式相当接近。（注：《唐六典》卷一二，北京：中华书局，1992，页348—355；《旧唐书》卷四四，页1867—1869；《新唐书》卷四七的“宫官”部分，北京：中华书局，1975，页1226—1230，都记载着唐代六尚官职“尚”“司”“典”“掌”的名称、职事及品阶。）

图3　北宋宫城西北隅局部示意图

（注：全图见傅熹年：《北宋汴梁宫城主要部分平面示意图》，载《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页296。）

（按：图中方框涂黑处，应是北宋后期尚书内省所在位置）

宋代号称“掖庭之中，名职素定，各司其事，咸率旧规”。（注：《宋大诏令集》卷一五八《放宫人诏》（大中祥符元年五月癸未），北京：中华书局，1962，页597。）宫官职事大体上分为两类，一是侍奉帝后起居，一是在内中协助君王处理政务文书。对于尚书内省的地位与职任性质，北宋后期慕容彦逢的说法是：

国家建省于内，以总女官之职；政本所系，盖与外之中台无以异也。（注：《摛文堂集》卷九《宫正张氏可同知尚书内省公事制》。）

按照他的表述，尚书内省在后廷是“总女官之职”的。他以“内省”（尚书内省）与“中台”（尚书省）比对，并称为内廷之“政本所系”，对于尚书内省的作用估计甚高。据蒋瑎所作慕容彦逢墓志铭，慕容崇宁年间两度任中书舍人，（注：《摛文堂集》附录《慕容彦逢墓志铭》。）制词应系当时写成。同样为他所作的“宫人典言乔氏可尚仪制”，也是内外对应，将后宫六尚与外廷六卿相提并论：

后宫六尚之职，分总二十四司。联事合治，与外廷之六卿无以异也。品秩既崇，选授维慎。（注：《摛文堂集》卷九。）

在当时，这不过是一种比附性的说法而已。而长期以来的这类比附，其实也开启了其后政和（1111—1118）年间尚书内省改制之“说法”的由来。

尽管后宫“六尚”“二十四司”等提法早已出现，但在北宋前中期本无明确司属分划，在“尚”、“司”、“典”、“掌”位次上的女官，实际定员并非严格，名号也并非始终整齐如一。（注：例如，宋庠：《元宪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六中载有“掌丝”等，不见于《宋会要辑稿·后妃》。另可参见《趋朝事类》“内命妇品”，载于《说郛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页2355。）《宋会要辑稿·后妃》四《内职》以及《宋大诏令集·妃嫔》中，有许多与“宫官”“内职”相关的记载；今存宋人文集的“外制”部分，也保留着一些当年升陟“内官”的诏敕。从这些诏敕制词中，大致可以看出，宫官的升迁，秩序尚属分明，“尚—司—典—掌”次第清晰（参见本文附表：宋代尚书内省六尚表）。当时有所谓“妇官具设，尤严陛级之分”、（注：楼钥：《攻媿集》卷三九《宫人张氏封郡夫人》，四部丛刊初编本。）“维时妇官，亦由序进”（注：张扩：《东窗集》卷一一《典记邢念二转司字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之类说法；宫官由“掌”字而上，始预品秩。（注：《宋大诏令集》卷二二《随龙任氏可并封掌字制》、《宫人朱氏可掌珍制》，页111。）这些内廷宫官，其尚、司、典、掌之类称谓，例如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乃至司记、典记、掌记等等，本来都是关系职事的官阶，其中有些名衔，可能始终与职事联系在一起；（注：宫官的“官”与“差遣”分离始终不彻底，未加“知某事”或“直笔”之类职衔的“尚”、“司”、“典”、“掌”，应该仍是负责相应职事的。陈凤：《晋祠宋塑与北宋宫廷“六尚制”》，《学术论坛》2005年第5期，页57—59，结合晋祠宋塑对此有所讨论，文中所引宋塑宫官形象对于相关问题的理解应有助益。）而其升转，则多由于积年有劳。诏敕中诸如“录岁月之劳，而升典司之任”、（注：《宋大诏令集》卷二二《典簿韩氏司言等制》，页111。）“不改司存之旧，就迁品秩之荣”（注：《宋大诏令集》卷二二《掌珍薛氏等可并封典字制》，页110。）之类表述方式，都提醒人们注意该系统中寓含的“品秩”意义。

宫官本属内廷职事官系列，但该系列内的晋升，往往被称之为“封”或是“进封”。在宋庠所拟外制中，有“掌丝李氏进封典言，同知尚书省事”、“掌酝许氏进封司记”、“典簿张氏进封宫正，勾当大内公事”、“听宣许氏进封典言”等。（注：《元宪集》卷二六《外制》。）这样的例证还有许多。在苏轼所拟外制中，有“内人张氏可特封典赞”条。（注：《苏轼文集》卷三九《制敕》，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1118。）慕容彦逢《摛文堂集》卷九《制》，有“宫人掌闱萧氏可封司言制”。《道乡集》卷一五、一六所载邹浩拟定的制词，也有“内人薛氏等并封典字制”、“内人任氏等并封掌字制”等等；这两条制词又见于《宋大诏令集》卷二二，具体题名虽有不同，（注：上述制词题为《掌珍薛氏等可并封典字制》、《随龙任氏可并封掌字制》。）但关键处的“封”字却别无二致。所谓“封”，本指帝王以爵位、荣誉名号等颁赐。宫人女官有不同等次的封号如国夫人、郡夫人、郡君、县君（注：政和三年后，曾改郡君、县君号为淑人等七等，见《铁围山丛谈》卷一，页14—15。）等，与职事官的升转序进本属不同系统；（注：《宋会要辑稿·后妃》四，有许多诏敕升“转”的事例。）但仅就宫官系列内的升迁而言，时人笔下“封”与“转”的实际含义似无甚不同。这种做法，或许是由于宫官的晋升不同于外朝官员，多寓帝王特别赐予之意。而与此相关，我们也注意到北宋皇祐二年（1050）之前内命妇官告并称“宜特进封”的惯例。（注：《宋会要辑稿·后妃》四之五，皇祐二年十月十九日条。）从以上迹象看来，当时内廷宫官不像外廷的官僚品阶、职位、封赐系统有详悉细致的分化。

对于宫官的品级，在《宋会要辑稿·后妃》四之二，继“内命妇品”之后的“宫人女官品”中，有一段记载：

宫人女官品：六尚书，正五品；二十四司、司正、彤史，正七品；二十四掌，正八品；女史，流外勋品。

有关宋代宫人女官品的记载罕少，这一材料弥足珍贵。但这段文字中，明显有阙文。一方面，二十四司、司正、彤史，本为正六品，此处却系于七品；（注：北宋中期宫官的设置层级与品秩，与《唐六典》、两《唐书》记载唐制大体相同。《唐六典》卷一二《宫官》自尚宫局司记至尚功局司计以及司正等，皆为正六品，页349—354；《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三）·宫官》除司言、司酝等个别阶次（疑有误）外，皆为正六品，页1867—1868；《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二）·宫官》称“司记二人正六品，二十四司皆如之”，页1226。）另一方面，记载中有“尚”“司”“掌”，却缺少“典”字层级。今试补数字如下：

宫人女官品：六尚书，正五品；二十四司、司正、彤史，【正六品；二十四典，】正七品；二十四掌，正八品；女史，流外勋品。

这一品级划分的具体时段不详，或许是北宋前中期的情形。（注：据《宋会要辑稿·后妃》四之一《内职》，“仁宗乾兴元年，置贵仪，在淑仪之上”，而“宫人女官品”同条记载的“内命妇品”，提及贵仪，位在淑仪上。是知此制应在乾兴后。但同书同门四之七绍圣五年三月二日条，称“天圣内命妇品职令，才人不在妃嫔品内”，而本条“内命妇品”中，有“才人，正五品”。尚待详考。）宫人女官的阶秩，不同时期可能有所调整，高低略有差异。在《说郛》收录的阙名《趋朝事类》中，所铺叙罗列的“内命妇品”记载道：

司字正七品，典字正八品，掌字正九品。红霞帔、紫霞帔、听宣、听直、书直（书省？）——以上不系入品。（注：《趋朝事类》，“内命妇品”，页2356。）

今见《趋朝事类》有交互杂糅、错字错简之处，但本条材料所述品阶与《宋会要辑稿·后妃》“宫人女官品”不同，因而值得重视。该记载中的“内命妇品”，简略而不完全，且总体上是将不同类别的内廷妇人（或可谓广义上的“内命妇”）分为五等，而“尚、司、典、掌”四个品秩等次以及其下的红霞帔，都与“知尚书内省事”同样归属于第二等。应予注意者，是其将宫官之阶秩（如尚、司、典、掌、霞帔等）与职任（例如知尚书内省事）分列通排。（注：《趋朝事类》，“内命妇品”第二等，包括尚字、司字、典字、掌字，红霞帔；知尚书内省事，仙韶使、仙韶副使，小殿直都知、小殿直押班等。）

如前所述，位序整齐的“尚、司、典、掌”宫官系统，已经逐渐向品秩系统过渡。与此同时，相对灵活的内省差遣系统逐步发展起来。诸如知尚书内省事（或管干尚书内省公事、管勾尚书内省公事）、直笔、听宣、殿直、书省等，形成了具有特定职事的另一序列。在“尚字直笔”（直笔尚字）、（注：意谓该“直笔”宫官之品秩相当于“尚”字级别。）“司字直笔”（直笔司字）、“典字直笔”以及“直笔宫正”、“直笔尚仪”一类称谓中，所谓“尚字”、“司字”、“典字”乃至“宫正”、“尚仪”等等，都不过是品级标志，而“直笔”才是这些宫官实际的职责。另外，诸如“书省红霞帔”、“管殿紫霞帔”等，也都是差使与等第的结合。

知尚书内省事，经常同时不止一员。该职任通常由拥有国夫人、郡夫人封号者担任，有时会同时升转封号；或由“尚、司、典、掌”（亦包括“宫”字）（注：例如《宋会要辑稿·后妃》四之一六，“直笔宫正何氏赐名从信，除知尚书内省事”。今按，“宫”字仅“宫正”一阶，位于“司正”上。）以上位次的宫官担任，并往往于任命同时加封郡夫人、国夫人。（注：参见《宋会要辑稿·后妃》四《内职》。）

由于后廷宫官系统分化不彻底，常见有将不同系统混称者。洪迈所说“如尚书内省官，固知其为长年习事；如司字、典字、掌字，知其为主守之微者”，大体上亦属于此类情形。（注：这类混淆，亦与宫禁内外隔膜，“无由可以测度”有关。见《容斋三笔》卷一五，北京：中华书局，2005，页602。）

“尚、司、典、掌”以下的具体阶秩，不预品级；位次虽有顺序，似非严格。“直笔”以下的差使职任，有听宣、殿直、书省等，同样难窥清晰。《宋会要辑稿·后妃》四之一三提到，高宗时“殿直王氏、文氏、邢氏、吴氏、李氏、王氏并与转听宣”。《后妃》四之一五有条材料说：“（绍兴）三十二年，诏书省张氏特与转听宣。”《宋会要辑稿》（电子版）的点校整理者在“书省张氏”之后，特地加按语称：“书省，疑为‘知尚书内省’之省”。从该条记载来看，“书省”位次低于“听宣”，需要“特转”，这可能是太宗时即设置的“书省”或真宗朝“知书省”（注：《宋会要辑稿·后妃》四之一。）之省称，却不会是“知尚书内省”。《趋朝事类》列“书省”为第五等，而“听宣”在第四等。现在看到的有些“书省”，是由低于“掌”字、不预流品的“红霞帔”之类低级阶秩宫人担任的。（注：如《宋会要辑稿·后妃》四之二九，提到“书省红霞帔李氏、冯氏并与转掌字”。）

（四）改定职掌

宋代对于尚书内省机构、名号、事任最为集中的调整，是在徽宗政和三年（1113）。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八，该年五月条，称：

定宫闱内省官制（置尚书内省，以掌外省六曹所上之事。有内宰、副宰、治中等官，内史及都事以下吏员）。（注：《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八，页709。）

这条材料最明显的问题，是将尚书内省的职事官“内史”误入“吏员”行列。对比相关记载，我们会知道，问题还不止于此。据《宋史》卷二一《徽宗纪（三）》：

诏尚书内省分六司，以掌外省六曹所上之事。置内宰、副宰、内史、治中等官，及都事以下吏员。（注：《宋史》卷二一，页391。）

是“置”尚书内省，抑或是原有的尚书内省“分”六司，记载显然不同。李《皇宋十朝纲要》卷一七，政和三年五月丁未条，简单提及“置尚书内省官吏”，（注：李：《皇宋十朝纲要》卷一七，续修四库全书本。）这一表述字面上似乎接近《纲目备要》的说法，但“置尚书内省官吏”与“置尚书内省”，意思明显不同。而《宋史》与《纲目备要》的共同特点，是二者都突出强调了尚书内省“掌外省六曹所上之事”的对外职责。

政和三年五月二十八日颁出的这份“改定尚书内省职掌”御笔手诏，在《宋会要辑稿·后妃》四、《宋大诏令集》卷二一都能看到，二者文字虽小有不同，但基本内容并无差别。其大致原则是，要继承神考，在“内外家国，理当一体，则有条而不紊”的理念之下，以尚书内省长贰“率其属，以听内治”，同时“掌外省六曹所上之事”。根据《宋会要辑稿·后妃》四之一〇、一一，改制后尚书内省的基本事任与结构是：

内宰二人、副宰四人（总正六司，使率其属，以听内治，掌外省六曹所上之事）。都事六人、主事六人、录事十二人、令史十二人、书令史二十四人、书史二十四人。

内省分为六司，其职事与编制是：

司治（视吏部职事），官：内史一人、治中一人，吏：令史二人、书令史四人、书史六人；

司教（视户部职事），官：内史一人、治中一人，吏：令史二人、书令史四人、书史六人；

司仪（视礼部职事），官：内史一人、治中一人，吏：令史二人、书令史四人、书史六人；

司政（视兵部职事），官：内史一人、治中一人，吏：令史二人、书令史四人、书史六人；

司宪（视刑部职事），官：内史一人，治中一人，吏：令史二人，书令史四人，书史六人；

司膳（视工部职事），官：内史一人，治中一人，吏：令史二人，书令史四人，书史六人。（注：《宋会要辑稿·后妃》四之一〇、一一。）

括号内的部分，原文皆系小字注文。而《宋大诏令集》卷二一《改定尚书内省职掌御笔》，格式与《辑稿》有所不同，主要区别在于“职事”二字系注文抑或正文。例如，《宋大诏令集》“内省六司”开端作“司治（视吏部），职事官：内史一员、治中一员”，以下诸司同。（注：括号内为小字注文。此条文字格式或许更接近“御笔”原文。）不过，无论哪种表述方式，六司调整的重点都是放在“职事”之上。而从手诏内容看，这职事应该包括两个方面，既“听内治”，又“掌外省六曹所上之事”。

对于这一调整的性质，史籍中概括互异，当代研究者认识亦略有不同。《皇朝编年纲目备要》所谓“置”尚书内省，似属制度新创；《宋史·徽宗纪》“分”为六司的说法，则将变更的实质理解为原有机构的调整拆分。《文献通考·职官考（一）》和《宋史·职官志（总序）》中，都是说“内侍省职，悉仿机廷之号”，（注：《宋史》卷一六八《职官志（八）》，页4007，亦有类似说法。）则侧重点在于“名号”的改变。

实际上，宋太宗时期，即“改内省为尚书内省”；（注：《宋会要辑稿·后妃》四之一；《文献通考》卷二五六《帝系考·后妃》，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2023。）淳化（990—994）以来，尚书内省即在内掌管文书。（注：《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二六《通进司》。）根据前引徽宗“改定尚书内省职掌”御笔手诏来看，尚书内省显然是一直存在的。政和三年五月的变更，主要是“改定”其职掌；而与这一改变同时，也“仿机廷之号”，重新设定了尚书内省诸司的名称。显然，“置”尚书内省之说并不确切。龚延明先生综合诸说，指出徽宗的举措是“改定尚书内省职事，确立尚书内省”。（注：《宋代官制辞典》，“尚书内省”条，页13。）日本学者德永洋介在其《宋代的御笔手诏》一文中，进而指出尚书内省的机构改革，是与当时御笔手诏直接指挥外朝六部政事的方式直接照应关联的。（注：《宋代の御笔手诏》，页415—416。）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调整了职任设置的尚书内省，从内宰、副宰到内史、治中，在任的全部宫官不过十数人而已。部门分为六司，以一批新设职衔（即新置“尚书内省官吏”），具体比照对应于外朝六曹。诏令中尽管提及“内治”，却显然与内廷“六尚”的规模及职事无法相互吻合。由此我们不得不怀疑，改制所实际涉及的，可能只是内职中与文书事务、外廷事务相关的部分；宫官职事中侍奉帝后生活起居者，则全不在内。因而宋人在记载时会特别强调此时“改定”的尚书内省，是“掌外省六曹所上之事”。与号称“总女官之职”（注：《摛文堂集》卷九《宫正张氏可同知尚书内省公事制》。）的“宫闱内省”难以对接的这种情形，或许正是所谓另“置”尚书内省一说的由来所自。

这次“体制改革”，结果似乎并未持久。朱瑞熙先生早就注意到，“南宋时，没有实行此制，可能是高宗初年废除的”。（注：朱瑞熙、张其凡：《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页52。）我们也进而观察到，政和改制之后，原来宫官的“尚、司、典、掌”系统仍然存在。《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一之六七，有这样两条记载：

徽宗政和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诏：“大礼毕，宫人迁秩，日夕降告，内降录黄，似烦碎。不系事体轻重，可令吏部出空头官告，疾速进入。‘尚’字五道，‘司’（事）[字]一十道，‘典’字三十道，‘掌’字五十道。”

次年正月四日，下诏规定内命妇告身绫纸：

内宰、副用遍地云凤，宫正、尚宫、内史、郡夫人、治中用云朵凤，国夫人用遍地云鹤，宝林至掌乐、管勾仙韶公事用云朵。

姑不论绫纸中反映的四等层级，从这两条材料中，我们注意到，就是在政和三年五月尚书内省“改制”之后，宫人的名号仍然保留着“尚、司、典、掌”的系统。内宰、副宰、治中、内史等新定职衔，即便在当时，也是与“宫正、尚宫”等原品秩并存，而没有取代原有的系统；也没有如外廷官员，形成为秩序井然的职任—阶秩两套体系。南宋以后，宫官的职事名衔，更是回复到了“知尚书内省事”的系列。程俱《北山小集》卷二六《外制五》，（注：程俱：《北山小集》卷二六《外制五》，四部丛刊续编本。）有他在南宋初年起草的《尚食直笔杨一娘赐名从信特除知内尚书省事》，其中如“天下之计上于中台，设官分治而令仆为之长；万几之务关于予听，下于三府者内尚书省总其凡”云云，与徽宗时期的说法十分接近，而贵居“尚”字的杨一娘，此时则是以“知内尚书省事”为其差遣职事。

值得附带提及的，是与“尚书内省”相关的“内侍省”名称。《宋史》之《职官志（总序）》和《职官志（八）》有同一说法，即“内侍省职，悉仿机廷之号”。（注：《宋史》卷一六一，页3770；卷一六八，页4007。按，《职官志（八）》文内无“职”字。）龚延明先生早已指出，这里的“内侍省”，其实是指内省，即尚书内省；（注：“此‘内侍省’疑‘内省’之误，即尚书内省”，见《〈宋史·职官志·总序〉注释》，载龚延明：《中国古代职官科举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页481。）同时学者也怀疑，此处的“内侍省”或系误书。而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以内侍省指代尚书内省的说法，似非偶见。翟汝文《忠惠集》卷四《内宰视太宰制》，引述徽宗的话说：

奉圣旨：禁中嫔御作内侍省，自女御已下，仿尚书省太、少宰、六曹尚书，各给诰。（注：翟汝文：《忠惠集》卷四《内宰视太宰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大诏令集》卷二四有《大内内侍省尚宫赵氏赠崇德夫人制》，“大内内侍省”这一称谓，或许即是当年“禁中嫔御”所在之“内侍省”的正式称呼。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一，也说到北宋时禁中有“内侍省”之称：“国朝禁中……呼掌书命之首（注：按，“之首”又作“者”，见校点本页8；本文与其点断方式不同。）曰内侍省，次直笔。”此处之“内侍省”，实际上是对“掌书命”的大内内侍省首长之指称。

南宋初年，吕颐浩请高宗量留内尚书直笔，所奏进文状，称作《乞留直笔兼管内侍省事状》，而所说“内侍省事”，其实就是尚书内省职事。该奏状今见于明嘉靖十九年（1540）刻本《吕忠穆公奏议》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忠穆集》卷五，二本有关“内侍省”的文字没有不同。这个“内侍省”（“大内内侍省”），或许并非史料误书，而是政和前后一段时期内的说法。这一说法出现后，与尚书内省（内尚书省）的称呼兼行并用；其后，随着尚书内省宫官称谓的复原，“禁中嫔御作内侍省”、“呼掌书命者曰内侍省”的一时称谓也就不为人们所熟悉了。

（五）裹头宫人

尚书内省女官，属于宫中“执事”者，但她们与妃嫔系列区隔并非清晰绝对；在外廷官员的理解中，有时也分辨不清。从宋人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这一迹象。洪迈《容斋三笔》卷一五有“内职命词”条，说到高宗后期，洪遵任中书舍人时的一件事：

内庭妇职迁叙皆出中旨，至中书命词。……绍兴二十八年九月，仲兄以左史直前奏事，时兼权中书舍人。高宗圣训云：“有一事待与卿说。昨有宫人宫正者封夫人，乃宫中管事人，六十余岁，非是嫔御。恐卿不知。”

数日后，高宗又解释说：

乃皇后中老管事人，今六十六岁。宫正乃执事者。昨日宰执奏欲换告，亦无妨碍，不须别进。今已年老多病，但欲得称呼耳。（注：《容斋三笔》卷一五，页602。）

前任中书舍人王刚中为该宫正命词时“称其容色”，故而引得皇帝出面解释。高宗着意说明了宫中的“执事者”和“嫔御”有别；但当时的外廷官员，即便是负责草拟制词者，对于内廷妇人的“执事”系统、嫔御系统之区分仍会感觉隔膜。

后宫中的“执事”者，常被称为“内省夫人”、“内夫人”、“内官”，不仅身份及日常从事的活动内容与嫔御们不同，衣饰妆扮可能亦不尽相同。蔡絛在其《铁围山丛谈》卷一中，说到“内官之贵者”：

内官之贵者则有曰御侍，曰小殿直，此率亲近供奉者也。御侍顶龙儿特髻衣襜，小殿直皂软巾裹头，紫义襕窄衫，金束带，而作男子拜，乃有都知、押班、上名长行之号。（注：《铁围山丛谈》卷一，页8。）

御侍与小殿直，本非内官高品，她们之所以被认为是“内官之贵者”，恐怕是由于“率亲近供奉者”。这些小殿直都知、小殿直押班，乃至上名长行（小殿直有第一、二、三等长行），都被《趋朝事类》归纳入“内命妇品”中；而小殿直都知与押班，更与“尚—司—典—掌”和“知尚书内省事”等同列于第二等。所谓“都知”、“押班”等，本为内侍名衔，太祖朝都知、押班于内中祗应时，“裹头巾，衣褐衫而已”。（注：《长编》卷一〇八，天圣七年九月丙寅条注文引江休复《杂志》，页2522；孔平仲：《谈苑》卷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些女性内官，“皂软巾裹头，紫义襕窄衫，金束带”，显然也是作男子装扮，行男子拜仪，也系着都知、押班一类名号。这种从外观到仪节与后宫妃嫔有所区别的做法，是自前代继承而来，应该与她们特有的职事、身份有关。今太原晋祠宋塑宫官群像中，就有戴幞头、着筒靴，（注：参见《晋祠宋塑与北宋宫廷“六尚制”》附图及说明，页58；李慧漱：《圣母、权力与艺术——章献明肃皇后（969—1033）与宋朝女性新典范》，王耀庭主编《开创与典范：北宋艺术与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故宫博物院，2008，页428—429、页445附图23。）类似男子打扮者。

这样的“裹头”内官（内人），史籍中并非仅见。《资治通鉴》卷二三一兴元元年（784）六月癸卯条，记载唐德宗时事，说：“上命陆贽草诏赐浑瑊，使访求奉天所失裹头内人。”胡三省注云：“裹头内人，在宫中给使令者也。内人给使令者皆冠巾，故谓之裹头内人。”（注：《资治通鉴》卷二三一，兴元元年（784）六月癸卯条，页7437。）德宗在国家危难尚未平息之时，急于寻找后廷的“裹头内人”，这在当时，曾经激起陆贽的强烈不满，他在题为《初收城论诏浑瑊取裹头内人等状》（注：四库本《翰苑集》题为《兴元论赐浑瑊诏书为取散失内人等议状》。）的奏疏中，颇为愤慨地批评道：

右德亮承旨所录散失内人名字，令臣撰诏书与浑瑊，遣于奉天寻访，以得为限，仍量与资装，速送赴行在者……夫以内人为号，盖是中壸末流。天子之尊富有宫掖，如此等辈实繁有徒；但恐伤多，岂忧乏使！（注：姚铉编：《唐文粹》卷二九，四部丛刊初编本。）

邓肃《栟榈集》卷一二《奏札子（十九章）》，有建炎元年（1127）夏进奏的“辞免除左正言札子（第九）”，其中也述及此事：

臣尝观德宗之在奉天，有唐社稷不断如线。一旦稍定，遂访裹头宫人，陆贽切谏犹不能止。此唐室所以衰也。（注：邓肃：《栟榈集》卷一二《辞免除左正言札子（第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批评虽然不无道理，但当时德宗急于寻找这些“裹头宫人”，恐怕是与内廷执事（包括文书事务）有关的任使需要，（注：今见唐代宗室贵族墓葬，常有“冠巾”“裹头”的宫人形象，如永泰公主墓甬道壁画；从其执持的物品来看，这些着男装的宫人，有不少是从事宫廷生活服务者。）而并非出于亲近女色的考虑。李德裕曾经有一首《怀京国》诗，回忆当年在禁中宿直的情形：“遥思禁苑青春夜，坐待宫人画诏回。”（注：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别集》卷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该诗在宋代曾作为苏轼之篇章流传。南宋时王十朋：《东坡诗集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九，施元之、施宿：《施注苏诗·续补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下，皆以“元祐癸酉八月二十七日于建隆章净馆书赠王觏”为题。今孔凡礼点校本《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将该诗纳入“他集互见古今体诗”，见该书卷五〇，页2754。）他所“坐待”的宫人，看来是在皇帝和学士间传送文书者，她们在宫中的活动范围，显然比宋代的宫人们更宽。（注：唐代外廷以女官引朝仪，也证明“宫人”活动范围之宽。）

曾经有学者著文讨论唐代前期宫官与宦官的权力消长问题。（注：赵雨乐：《唐代前期宫官与宦官的权力消长》，《从宫廷到战场》，页1—35。）我们看到，在唐代中后期宦官势力急剧膨胀的情形下，外朝官员也曾希望利用宫官部分取代宦官作用，冀图对其势力有所抑制。昭宗天复（901—904）年间，

（宰相崔胤）常说昭宗请尽诛内官，但以宫人掌内司事。中尉韩全诲、张弘彦、袁易简等伺知之，于帝前求哀请命。乃诏胤密事进囊封，勿更口奏。宦官无由知其谋，乃求知书美妇人进内，以侦阴事。由是胤谋颇泄，宦官每相聚流涕，愈不自安。（注：《旧唐书》卷一七七《崔胤传》，页4586；《资治通鉴》卷二六二，天复元年闰六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页8555—8556。）

当时暗中对峙的双方，都以“宫人”作为手中的筹码；而这些“宫人”，又是能够“知书”、可以接近或掌管文字的妇人。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内诸司使皆以内夫人领之，与外廷往来也通过内夫人传宣诏命。（注：《资治通鉴》卷二六五，天祐二年十二月辛丑，是日“敕罢宫人宣传诏命”。胡注曰：“天复三年诛宦官，以内夫人宣传诏命。”页8654。）这些有可能行走于内外之间的“内夫人”，是否“冠巾裹头”而类似男子装扮，史无明言。天祐元年（904）四月，依照朱温的意旨，“内诸司惟留宣徽等九使外，余皆停废，仍不以内夫人充使”。（注：《资治通鉴》卷二六四，天祐元年闰四月戊申条及考异，页8631。）五代十国时期有关“内夫人”、“内尚书”的材料虽然不多，但在当时的宫廷中应该照例皆有。据说闽僧义存与王审知对答时，即有“内尚书三人隔帐后录之”。（注：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九九《闽十》“僧义存”条，北京：中华书局，1983，页1415。）

宋代内廷亦有“裹头宫女”，外廷士大夫也有所见闻。梅尧臣《宛陵先生集》卷二〇《和范景仁王景彝殿中杂题三十八首并次韵》中，有一首“殿后书事”，说道：

天子寻常幸直庐，裹头宫女捧雕舆……禁中事事能传咏，播在人间不是虚。（注：梅尧臣：《宛陵先生集》卷二〇，四部丛刊初编本。）

方回《瀛奎律髓》卷二，针对这首诗作，说：

老杜云“户外昭容紫袖垂”，则知唐之外庭以宫女引朝仪。圣俞云“裹头宫女捧雕舆”，则知宋之内庭以宫女直舆事。不惟诗好，可备故事，作一对也。（注：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元末明初人陶宗仪在其《南村辍耕录》中说到元初的一件事：有一位宋末后廷的内夫人，宋亡后流落在民间，“两鬓俱秃”，当被问及原因时，她回答说：“在宫中任此职者例裹巾。巾带之末各缀一金钱，每晨用以掠发入巾，故久而致然也。”她并且回忆起当年在宫中的日常事任：“吾为内夫人日，每日轮流六人，侍帝左右。以纸一番，从后端起笔，书帝起居，旋书旋卷，至暮封付史馆。”皇帝在后宫中的起居，是由这些内夫人执笔记录的。这或许属于“直笔”事任之一。从这位内夫人的回忆来看，在后宫的“裹头”女性，至少在南宋时，有一些是与文书类工作相关的。

如前所述，宋代作为“执事”的宫官“内夫人”们，存在着不同类别：一类侍应皇帝、后妃起居，另一类则主要是在皇帝身边伺候笔砚、协助处理文书。这位漂泊出宫的内夫人，就是属于后者。她们的起居，原则上不受帝王“干扰”。据说“内夫人别居一宫，宫门金字大牌曰：‘官家无故至此，罚金一镒。’”（注：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一九，北京：中华书局，1959，页228—229。）这或许与朱熹所说这些内尚书、内夫人“不系嫔御”，“天子亦颇礼之”相关。本文所关注的，主要就是这些身在内廷深处、与文书事务相关的尚书内省女性官员。

二、“批答画闻”：尚书内省的重要职任

尚书内省有许多具体职责，诸如管理后宫内职、侍奉帝后生活起居、被委传达抚慰致奠、以及协助登录处理文书等等，本文所讨论的，主要是该机构及宫官们在政务文书运行中的作用。章奏等上行文书进入内廷之后，由尚书内省负责登记编目、伺候进呈、代批文字，乃至降出；帝王的旨意，也通过尚书内省宫官的协助，形成内批，颁降至外廷。

（一）检视编排

北宋前期，主管文书通进的机构主要是通进、银台司。《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二六，太宗淳化四年（993）八月十八日条，说到二司以往的运行方式：

二司旧隶枢密院，凡内外奏覆必关二司，然后进。外则内官与枢密吏人主掌，内则尚书内省籍其数以下有司。或行或否，得缘而为奸。禁中不知，外司无纠举之职。（注：《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二六。）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淳化四年八月丙辰条文字与之大体相同。两条材料使我们看到，在当时的安排中，“外”“内”的区分与贯通是很清楚的。处于外朝的通进、银台司，掌握着内外奏覆的要路，事任由宦官（内官）和枢密院吏典领；而奏覆文字入内后，则由尚书内省点检登录，并且分别下发到有司。（注：衔接通进银台司和尚书内省的“中间环节”，应该是由宦官掌控。参见王化雨：《宋朝君主的信息渠道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8）第二章《宋代皇帝与宰辅的信息处理过程：以章奏为例》。）

淳化四年，通进银台司职任调整，（注：参见李全德：《通进银台司与宋代的文书运行》，载《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2期，页119—134。）知司官二人，原则上以“两制以上充”；（注：《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二六引《两朝国史志》。）但内中接收端并未改变，外廷投进的文书奏状，仍然是送到尚书内省。熙宁三年（1069）五月二十四日，看详银台司文字所上言说，进奏院每日投至银台司的诸路州军文状原不下四五百件，经该所核减之后，状数有所减少。而经过了解检查发现，银台司仍然按照原定的日限行遣发放，这些奏状

自来住滞六日，方始投进发放了当：一日贴写奏状事宜，一日抄写奏目，一日抄写发放文历，一日进入，【一日？】内中用印点检分配，一日发送合属去处。

该所建议，“自今并限四日内须贴写投进发放了绝”，朝廷予以采纳。（注：《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三九至四〇。）文状进入“内中”后，在有针对性地进行分配之前，首先经由尚书内省点检登记。神宗宰相王珪的儿子王仲修曾在其《宫词》中说：

乘舆前殿退朝初，玉案焚香午漏余。

宰相奏来祥瑞事，编排付与内尚书。（注：张豫章等编：《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卷六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所谓“编排”，是指整理编目。即便进奏者不是宰相，即便内容并非“祥瑞”，登录编排事都应该是由内尚书负责的。

明道二年（1033）仁宗亲政，感觉到万几之重，曾经与宰相吕夷简有段对话：

上谓辅臣曰：“每退朝，凡天下之奏，必亲览之。”

吕夷简曰：“若小事皆关听览，恐非所以辅养圣神。”（注：《长编》卷一一三，明道二年十二月丙申条，页2646。）

依照吕夷简的说法，已经进入禁中的诸多“天下之奏”，不免内容轻重混杂；其中的“小事”，不值得皇帝一一听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通常应该由谁来负责甄别事情“大/小”，筛选分拣需要皇帝“亲览”的章奏文书？

在哲宗元祐（1086—1094）年间的车盖亭诗案中，有一情节曾经引起学人注意，即吴处厚揭发蔡确的奏状，“进入”之后，一度不见确切下落。据王巩《随手杂录》：

初，吴处厚笺蔡持正诗进于朝，邸官已传本报之。凡进入三日而寂无闻。执政因奏事禀于帘前，宣仁云：“恁诗未尝见也。”执政云已进入，未降出。帘中云：“待取看。”至午间遣中使语执政曰：“已降出矣。”三省皆云不曾承领，上下疑之。明日乃在章奏房，与通封（尝）【常】程文字共为一复，盖初进入亦通封也。（注：王巩：《随手杂录》，中华书局，1991，页5—6。）

这份已经“进入”的材料，显然未经过太皇太后高氏“亲览”，即被颁出，与其他通封文字一起，“分配”到了章奏房。直至内外一番周折之后，才寻得了告状的奏章。（注：《长编》卷四二五，元祐四年四月壬子条，页10273。）既然是派遣中使告知外廷已经“降出”，显然是于内中找到了登记的文档目录。而当时位处“内中”，负责“用印点检分配”，分拣要事伺候进呈，将一般文书“籍其数以下有司”的，就是尚书内省的“内尚书”。这一事件也让人们注意到，内尚书们虽然位居深宫，但长期随侍君王、检视文书，仍然应该知晓内外事务；当她们不很了解外廷事端时，便有可能贻误事机。

后廷宫官本以侍奉帝后生活为要务，六尚的设置，从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到尚功，原本莫不以此为职。但在皇帝的后廷活动空间与“日程表”中，事实上是很难将其“工作”与“生活”断然切割开来的。宋代“大除拜”的意图布置、内制的起草进呈，多在入夜时分至凌晨初晓。南宋绍兴（1131—1162）年间，汪藻有段跋文《书陈文惠公逸事后》，说到陈尧佐做宰相时，仁宗皇帝“每内批，夜漏下不过十刻”，（注：汪藻：《书陈文惠公逸事后》，《浮溪集》卷一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长编》卷一二一，宝元元年三月戊戌条（页2865），曾辨《陈文惠公逸事》所书不尽属实，但仁宗内批通常下于“夜漏下不过十刻”，则应该无误。）晚间显然常有“内批”。所谓“睿思殿里春夜半……自书细字答边臣”（注：陈师道：《后山集》卷三《古墨行》。）的夜半时分，皇帝自然需要身边随时可以支应的辅助侍候者。宦官往复传递、沟通内外；而随侍宫官由于与皇帝特殊的近密关系，很自然地被选择来协助乃至介入内廷的文书处理工作，她们基本不与外廷交接，这也构成该群体特有的“隐秘”优势。内尚书们的差遣职事，正是这样逐渐发展起来。

太后们临朝称制时，身边内夫人的作用会更明显。《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八，仁宗乾兴元年（1022）四月庚子，有这样一条记载：

封上乳母福昌县君林氏为南康郡夫人。林氏，钱塘人，大中祥符初，由刘美家入宫。天禧末，皇太后内管政事，林氏预掌机密云。（注：《长编》卷九八，乾兴元年四月庚子条，页2278。）

这位“由刘美家入宫”的林夫人，显然是刘太后的心腹之人，因而得以“预掌机密”。

元祐（1086—1094）年间的太皇太后高氏，处分军国事，一方面倚仗宰辅大臣，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宦官准备宣谕“榜目”，并且“以御侍小宫人执持，假口宣示”。（注：《长编》卷三六八，元祐元年闰二月丙申注文引《旧录》，页8874。）高宗建炎（1127—1130）时期的孟太后，当苗刘事变之际，不得已走上前台。一次，与宰相朱胜非密议高宗复辟事，

胜非乞屏左右，后曰：“惟张夫人在此。”胜非问何人。后曰：“张夫人年高习事，官品亦尊。尝教哲宗、道君读书，朝廷文字皆经其手，禁中事莫不预知，即今往来睿圣宫。卿但奏事。”（注：《系年要录》卷二六，建炎三年三月戊子条。）

这位张夫人，显然深得孟后信任。她在当时担负着“往来睿圣宫”，与居处其间的高宗沟通的责任。后来朱胜非在其《秀水闲居录》中说，有关“复辟”的安排，即是请“张夫人密奏主上”的。孟太后特别说明，张夫人以往“尝教哲宗、道君读书”，不仅“禁中事莫不预知”，而且“朝廷文字皆经其手”。朝廷文字经由内夫人处理，这一情形，显然不是“即今”才有，亦非只限于特定某氏，而是禁中一向的规矩。

（二）侍奉代笔

臣僚进奏的章疏，一类通过通进司或门进呈，如前述吴处厚文书通进例；另一类则是臣僚奏对时直接呈递的。南宋绍熙五年（1194）七月，彭龟年进呈《请御殿施行画一疏》，其中说到臣僚上殿进呈札子的收取进呈方式：

臣僚上殿或有进呈札子，窃闻旧制：遇臣僚奏事讫，驾兴入内，内侍官即便收拾札子，当御前入一黄袋，就封于御屏后，便请御押；入内，付与直笔内人，伺候进呈。庶免遗坠漏泄之患。（注：彭龟年：《止堂集》卷四《请御殿施行画一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这一自外而内的文书进呈过程，被彭龟年梳理得次第分明：先是臣僚上殿进呈奏事札子；奏对过程结束后，由内侍收拾札子、装袋、就封、押印；然后进入内中，将封押的札子交给“直笔内人”。也就是说，在内廷“伺候进呈”奏事札子的，是尚书内省的直笔内人们。南宋末年周密的《浩然斋雅谈》卷中，载录了张枢所赋宫词十首，（注：周密称张枢“姑缙云夫人承恩穆陵，因得出入九禁，备见一时宫中燕幸之事”，因而其宫词“非其他想像而为者”，见周密：《浩然斋雅谈》卷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其一所吟咏的，正是直笔内人侍奉君王内批的情景：

紫阁深严邃殿西，书林飞白揭宸奎。

黄封缴进升平奏，直笔夫人看内批。

尚书内省宫官“主文字”，其实是掌管着不同的程式，采取着不同的文字处理方式。她们所负责的，并非仅止“伺候进呈”。很多情况下，不仅负责登记、分配进入内中的章疏，而且会为皇帝代录文书、代笔批复。其中较为简单的，是登载抄录。真宗时，有百姓以状投匦，皇帝即“令宫人录所诉事付有司施行”。（注：俞德邻：《佩韦斋集》卷一七《辑闻》，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代笔批复，则相对复杂。代皇帝“批答画闻”，是其中主要的一类。前引程俱起草的诏词所说“下于三府者，内尚书省总其凡”，（注：《北山小集》卷二六《尚食直笔杨一娘赐名从信特除知内尚书省事》。）以及朱熹所说“宫中有内尚书，主文字。文字皆过他处，……亦掌印玺，多代御批”（注：《朱子语类》卷一二八，页3064。）等等，都是侧重于这一方面。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一《故事》中，有“亲笔与御笔内批不同”条，其中说：

本朝御笔、御制，皆非必人主亲御翰墨也。祖宗时禁中处分事付外者谓之内批，崇观后谓之御笔，其后或以内夫人代之。近世所谓御宝批者，或上批，或内省夫人代批，皆用御宝。又有所谓亲笔者，则上亲书押字，不必用宝。至于御制文字，亦或命近臣视草焉。（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一，北京：中华书局，2000，页671。）

李心传所说的“内省夫人代批”之类现象，在宋代材料中不乏印证。钦宗靖康元年（1126），开封危殆，羽檄号召诸路勤王。南宋嘉泰（1201—1204）年间，周必大曾经看到靖康时淮西帅臣收到的御前札子，追念当年之事，他颇感痛心，并且特别指出了文书的发布程式问题：

昔唐李德裕为相，请诏书付宰司乃下，自是号令明审。本朝亦皆三省枢密画旨处分。今庐帅所被御前札子五道，虽或二府拟进，然内夫人（注：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文忠集》作“内大人”，今据明澹生堂抄本《周益公文集》校改。）直笔者书之，用宝入递，大臣不与焉。使当时有一德裕，必不如此。（注：周必大：《文忠集》卷五〇《庐帅靖康勤王跋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征召勤王的处分，以“御前札子”为名，本来即昭示着自“御前”直接颁出的特殊意义；周必大看到的这五份御前札子，是由“内夫人直笔者”代笔书写，然后用宝入递的。尽管其“处分”可能经由二府（三省与枢密院）拟进，内容上或无问题；但至少在周必大看来，御前札子的颁行，也应该通过二府，才符合政务程式，便于协调应变。（注：宋代正式的“内批”，原则上是批给二府（三省·枢密院），由二府负责颁行的。是即朱熹所说：“（经内尚书）行出底文字只到三省。”）

内夫人直笔者的代笔书写，并非简单按照皇帝口授记录。她们应付、代理日常事务，也代为掌握着某些规程。其中，有与内廷恩赏相关的，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七，景德四年（1007）十一月戊子条所载：

令枢密院条上南郊、承天节皇族诸亲延赏恩例。先是，每有朝庆，皇族皆过希宠泽。上谓陈尧叟等曰：“若尽遂所请，即勤劳王事之臣能不以此为辞？自今有越例者，即令尚书内省勿下。”（注：《长编》卷六七，景德四年十一月戊子条，页1508。）

南宋宝庆元年（1225）九月十七日，供职经筵的曹彦约为理宗读《宝训·谨外戚》篇，说到这同一内容，虽然语句有所出入，但基本意思则完全相同：

景德四年，上谓近臣曰：“每岁承天节，皇诸亲为姻族求恩，多过有希觊。朕常念群臣戮力尽瘁，或远在边防，久历岁时，非功状显著，未尝进一资一级。此若尽遂所请，甚紊公道。自后奏封有越例者，即令内省勿复降出。”（注：曹彦约：《经幄管见》卷一，宝庆元年九月十七日条，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对于皇族延赏的恩例，是由枢密院拟订；但自禁中批降的“宠泽”，对于恩例的把握，则由尚书内省具体负责，因而真宗吩咐由尚书内省控制“越例”的情形。

不仅对于皇族如此，有些涉及外廷的具体规程，例如官员名衔等，也是通过执笔宫官的笔端体现出来。《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三《官制》“权监修国史”条，说到若以执政官领监修国史事，则需带“权”字，以“权监修国史”入衔。而在淳熙五年（1178）十一月，

温叔（笔者按，即赵雄）为右丞相升兼提举国史院，钱景魏（笔者按，即钱良臣）代为监修国史，内批不带“权”字。景魏免牍有曰：“丞疑兼领，止加丞（承）摄之名；忽冒真除，蔑闻近比。”周益公在翰林，当为答诏，援故事乞仍带“权”字，许之。盖一时直笔者偶失契勘，故景魏以为疑。自后率带“权”字。（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三，页712。）

李心传没有明确指出“内批”的执笔者是什么人，而当事人周必大的《玉堂类稿》中，则对此事有详尽的记录。他在当时曾针对参知政事钱良臣辞免监修国史日历事，为孝宗起草“不允”答诏，进呈时，后面附有一段写给孝宗的“附奏”，说：

臣今月（笔者按，指淳熙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准御封下参知政事钱良臣辞免监修国史日历所札子一道，除已草不允诏进入外，其间偶有所疑，理合奏禀。

疑问之处，主要在于御封颁下的札子中，“国史日历所”官称似不准确，标明执政身份的“权”字亦似遗漏，而这失于契勘的两项差失，是出自尚书内省：

臣窃谓国史日历者，书名也；曰所者，官司也。若提举则可言某所，而谓监修则止当作监修国史日历。今内尚书省批旨却作“监修国史日历所”，似多写“所”字。若就出敕改正，颇为允当。

又乾道元年春，命参知政事钱端礼、虞允文分领书局，时并按景德间参知政事王旦权领史馆故事，各带“权”字。自后十余年间，执政皆用此制。所降指挥却无“权”字，是以钱良臣奏札云“疑丞兼领，止加承摄之名；忽冒直除，蔑闻其比”。若是特出圣意，固无不可；或一时偶然差误，臣以职守所及，亦合奏知，并乞睿照。（注：《文忠集》卷一〇九《赐朝奉大夫参知政事钱良臣辞免监修国史日历恩命不允诏·附奏》。）

在《玉堂杂记》卷中，周必大又谈到这次“内尚书省批出局名”事：

是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御封付下参知政事钱良臣辞免监修国史日历所札子，降诏不允。必大因奏：自来宰执兼领书局，多是内尚书省批出局名，既至朝廷降敕，合行写正。而省吏止奉行内批，宰执亦随敕黄系衔，差误日久。今因答诏，辄具言之：“国史日历”者，书名也；曰“所”者，官司也。今大臣合监修日历，却添一“所”字，似监修造作之官。……合行改正。上以为允。其后或是或否，复混淆矣。（注：周必大：《玉堂杂记》卷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周必大的批评在于御封付下的指挥中衍“所”字、落“权”字，而我们从这两条材料中还得以观察到当时这一层次的除授诏敕自内向外的形成过程：皇帝旨意——内尚书省代书，“批出局名”——朝廷命词降敕（外制）；若被命者辞免，则又是另外一轮：皇帝“不允”——内尚书省“封下”——翰林学士草不允诏（内制）——进内后颁出。无论在哪一过程中，皇帝的旨意（“指挥”）都是经由内尚书省宫官代笔批书或代为执行的。

尚书内省宫官们所负责的，不仅包括代笔批书、代掌规程，而且包括有关草制的具体程式安排。《宋会要辑稿·后妃》四之二一，记载着淳熙三年（1176）正月四日的两条处分命令：一是主管大内公事、知尚书内省事、庆国淑懿夫人李从信“以失点检加恩锁院，降授庆国夫人”，二是直笔司字吴氏因“差误加恩锁院，降紫霞帔”。周必大《玉堂杂记》卷下记载了此事的具体因由：

禁中以锁院为重。淳熙三年庆寿赦，凡降麻官合加恩者，用辛巳明堂例，免锁院、宣制，仍勿辞免。九月三日中书进熟状，魏王恺、恩平郡王璩、永阳郡王居广，并加食邑、食实封，只乞降付院草制。内夫人失于详阅，宣锁。程直院是夜进草，明日告廷如式。又明日内批付密院：典字（笔者按：典字，《宋会要辑稿·后妃》四之二一作“司字”）直笔吴庆庆降充紫霞帔，不令供职；主管大内公事、庆国淑懿夫人刘（笔者按：刘，《宋会要辑稿·后妃》四之二一作“李”）从信降两字夫人。盖惩其误也。（注：《玉堂杂记》卷下。）

几条材料中，有些差互之处，具体日期、人名、阶秩等，都不尽对应。但所叙述的，显然是同一件事。知尚书内省事李从信和直笔吴庆庆被惩降的原因是，当时庆寿加恩，沿用绍兴三十一年（1161）明堂加恩例，中书进熟状后，本应免去锁院、宣制的程式，草制降麻即可，却因这两位内夫人失于点检而锁院、告廷。

“掌印玺”、“用宝”，亦属内夫人职事。熙宁七年（1074）十一月，宦官黎庆之等受到惩处，原因是他曾经误发内降文字，而同列宦官设法掩饰过错，于是“入求于内夫人庞氏重封印”，事情败露，导致责罚。（注：《长编》卷二五八，熙宁七年十二月甲申条，页6303。）元丰六年（1083）三月，责令监捕封丘盗贼，中书省录黄下京西路提点刑狱，因诏敕上误用御宝，而责罚了“误用宝宫人”。（注：参见《长编》卷三三四，元丰六年三月壬辰条，页8036。）据《东都事略》卷一〇九《梅执礼传》，钦宗时户部尚书梅执礼也曾遇到这样一件事：

一日，小黄门持御批至部，支钱甚急，而御封不用宝。已而悟其失，复取之，执礼不与，即具奏。明日内夫人降秩，黄门杖，配陵下。（注：《东都事略》卷一〇九，页1672。）

这些材料都说明，御封用印，是尚书内省内夫人的职责。

内夫人所掌管的印玺，既有御宝，也有尚书内省的印鉴。而后者所代表的级别、重要程度都要低得多。靖康二年（1127）张邦昌被金人扶植为傀儡皇帝，册立次日，他致书往昔的同侪谢克家等，据说即是“书用尚书内省之印”。（注：《系年要录》卷三，建炎元年三月戊戌条；同书卷四建炎元年四月辛酉条，又说到张邦昌付外手书“仍用内侍省印”。此“内侍省”印，或即所谓“大内内侍省”印。又，按照《唐六典》（卷一二，页351）及孙逢吉《职官分纪》（卷二五《宫官》，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中的说法，“应封令书，太皇太后、皇太后用宫官印，皇后用内侍省印焉”，内侍省印等级似在宫官印之下。）

（三）笔札书法

内夫人“代笔”，对于书法亦有讲究。刘克庄执笔的《直笔尚字朱妙妙知尚书内省事安康郡夫人赐名从洁制》，称赞这位朱夫人：“号邦媛之贤，冠女史之列。七诫咸备，若曹大家所书；八法尤工，得卫夫人之诀。”（注：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六二，四部丛刊初编本。）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二《历代帝王帖》“徽宗皇帝诸阁支降御笔”条下，引蔡絛《国史后补》，讲到“内降”“御笔”事，他说：

（政和）六年春，凡御笔颇不类上字。宣和改元后，内降则又时时作吏体，非宫人笔札。鲁公因奏曰：“陛下号令，何可由师成体外人书？”上曰：“宫人作字旧样不佳，朕教之，今其书颇类男子，良可嘉。卿盖误矣。”其后始通知。（注：《宝真斋法书赞》卷二《历代帝王帖》。）

从蔡絛的说法来看，宫人作字的笔札样式，不仅涉及禁中文书的笔体问题，更是外廷官员窥察内降文件书写者的途径之一。

内廷中的文书代笔者，并不限于尚书内省的宫官。宦官们不仅在内廷与外廷之间居中传递文书，也在某些时期介入御前文书的代笔。徽宗时所谓的“东廊御笔”，即是由大宦官梁师成及其手下的杨球、张补辈捉笔的。当时仅睿思殿一处，即有所谓“睿思殿御前文字外库”、“睿思殿掌簿书”、“睿思殿御前文字外库书写文字”等诸多名目。（注：参见《摛文堂集》卷八《睿思殿御前文字外库书写文字郭景倩可三班借职制》；另据綦崇礼：《北海集》卷一九《临安府上天竺寺开启祈晴文》，南宋绍兴年间有“睿思殿掌书管簿”，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据《东都事略》卷一二一《宦者传·梁师成传》：

以小珰进，慧黠习文法，稍知书，得隶书艺局。为睿思殿文字外库，专主出外传上旨。政和间遂得君贵幸，至窜名进士籍中。……徽宗凡有御笔号令，皆命主焉。于是入处殿中，多择善书吏习仿奎画，杂诏旨以出，外廷莫能辨。（注：《东都事略》卷一二一，页1873—1874。）

这些大珰小阉，“习仿奎画”，代书御笔，诏旨混淆杂糅，引出诸多政治弊端。与尚书内省“主文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宦官代笔，通常受到外廷士大夫的激烈批评；而宫官代笔，则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的事。其背后的原因之一，或许是由于宦官处于交际内外的通道上，容易窃权，与外廷官员勾结，纳贿营私；而深居后宫的女性，如吕颐浩所说，“与外人不相见”，则弄权空间较小。

参与“批答画闻”的，也有不少是皇帝贴身的妃嫔。陈世崇《随隐漫录》卷二，说到南宋后期度宗时的情形：

初，东宫以春夏秋冬四夫人（笔者按，指朱春儿、朱夏儿、王秋儿、周冬儿）直书，为最亲。王能属文为尤亲，虽鹤骨臞貎，但自上即位后，万几之暇，批答画闻，式克钦承，皆出其手。然则王非以色事主，度皇亦悦德者也。（注：陈世崇：《随隐漫录》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按常绍温先生有《略谈南宋末女诗人王清惠及其诗词》一文（《中日宋史研讨会中方论文选编》，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1，页363—377），对王秋儿（即清惠）生平事迹进行了详尽的考察。）

除去批答文件之外，陪伴在君主身边的女性，或多或少会有代笔书写题词的机会。皇后、妃嫔中有不少善书者，有的仿效帝王“奎画”，有的酷肖“官家”笔法，而且可能因此而见宠。女性代笔书写的现象，自然不从赵宋始，也不仅限于后廷；（注：《旧唐书》卷五一《后妃传（上）》“高祖太穆皇后窦氏”（按，窦氏去世于隋末，“皇后”系唐开国后追谥），称其“善书”，据说“学类高祖之书，人不能辨”（页2163）；又据陶宗仪：《书史会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六，南宋辛弃疾侍妾田田、钱钱，“皆善笔札，常代弃疾答尺牍”。）后宫中流行的这一风习，显然颇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仁宗曹皇后不仅“好读史书及佛道教”，而且“善飞白，亚于仁宗”；据说她“习观昭陵落笔”，因而“得其奥妙”。（注：《长编》卷三〇三，元丰三年三月癸酉条注文引《系年要录》，页7365；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79，页24。）高宗吴皇后“读书万卷，翰墨尤绝人，由是宠遇日至”；（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宪圣慈烈吴皇后》，页36。）据说“帝尝书六经赐国子监刊石，稍倦，即命后续书，人莫能（辩）【辨】”。（注：《书史会要》卷六。）她的这一才能为不少文人艳羡吟咏。《檆溪居士集》中有刘才邵作于绍兴（1131—1162）时的《皇后五首》，其一有云：

紫庭烟淡祥光满，清禁风微淑气新。

绮阁靓深无一事，观书临帖过芳春。（注：刘才邵：《檆溪居士集》卷三《今体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文忠集》卷一一八有题为《太上皇后》的五言诗，称：

椒殿南薫远，蓬壶清昼长。

黄庭书茧纸，笔法似慈皇。（注：《文忠集》卷一一八。）

清人诗作中所谓“满苑奇花拥至尊，宛书宸翰代天恩。细看御宝新红沫，犹有香生粉指痕”，（注：沈嘉辙等：《南宋杂事诗》卷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所谓“深宫披览间题字，点画还应仿洛神”，（注：史梦兰：《全史宫词》卷一七，《止园丛书》本。按，据《书史会要》卷六《宋》，高宗曾学王献之《洛神赋》笔法。）也都是喻指吴皇后事。此外，如“专掌御前文字”、且“善写宸翰字”的高宗刘夫人，（注：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六《南山胜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书史会要》卷六《宋》。）“能小王书”、据称“书法类宁宗”的杨皇后，（注：参见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丙集《慈明》，北京：中华书局，1989，页110；《书史会要》卷六《宋》。按，陶宗仪称宁宗杨后妹名杨妹子，“书法类宁宗”，据启功与江兆申先生考订，所谓“杨妹子”，即宁宗杨皇后。见启功：《谈南宋院画上题字的“杨妹子”》，《启功丛稿·论文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页148—155；江兆申：《杨妹子》，《双溪读画随笔》，台北：故宫博物院，1977，页10—26。）都是由于此类本领而被明清文人墨客系于笔端的人物。

（四）戒惕与限制

除去“主文字”外，尚书内省宫官还有不少其他职掌。在宋代，宫官似不像其唐代前任掌管内府书籍，（注：唐代以宫人主掌内府书籍的情形，参见《新唐书》卷五七《艺文志》，页1422；王溥：《唐会要》卷三五《经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页752。）但事涉机密敏感的内廷文书，有些会“命谨密宫人掌之”。（注：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记“金匮之盟”事，北京：中华书局，1989，页10。）其他诸如宫中向皇帝禀报奏事，（注：例如《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高宗恭俭”条，页31。）宫禁市物、宣索物料用印勘验除破；（注：参见《长编》卷六三，景德三年七月壬戌条，页1413；卷六六，景德四年八月戊申条，页1481；卷六八，大中祥符元年二月丁酉条，页1525。《长编》点校者将后两条文字中“尚书内省”误点作“尚书、内省”。）被命出外抚问宗室、重臣，视疾周恤乃至治奠致哀（注：例如《宋史》卷二八五《冯拯传》，页9611；杨杰：《无为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二《循国公神道碑》；王珪：《华阳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五七《相王墓志铭》等诸多材料，都说到尚书内省宫官抚问周恤等事。）……凡此种种，都是内夫人们经常负责的事项。

宋代尚书内省宫官的一些职掌，是自前代继承而来。但前代对于“女尚书”与政事关系的记载，往往寓含贬抑之意，宋代类似的批评却并不多见。比对前后时期的史料，可以看到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明显印痕。《后汉书》卷六六《陈蕃传》、卷六九《窦武传》，都说到当时的宦官侯览、曹节等与“（灵帝乳母）赵夫人、诸女尚书并乱天下”事。注文云：“女尚书，宫内官也。”（注：《后汉书》卷六六，北京：中华书局，1965，页2169—2170。）《三国志·魏书·明帝纪》青龙三年条，注文引《魏略》：

帝常游宴在内，乃选女子知书可付信者六人，以为女尚书，使典省外奏事，处当画可。（注：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页105。）

唐代的某些时期，宫人干预政事的现象颇为突出。（注：相关研究，参见赵雨乐：《唐前期宫官与宦官的权力消长》。）《文苑英华》卷七〇〇有张说撰写的《上官昭容集序》，不仅对于上官昭容本人备极赞扬，而且对于“女尚书决事宫”的“辅佐之功”颇为称道。像这样“决事宫”的内官，其后仍然身影频现。《唐大诏令集》卷五七《大臣宰相·贬降（上）》有一篇《三贬李宗闵潮州司户制》，其中称李宗闵“交结凶邪”“奸险阴慝”，其具体罪状，则是曾经令人“于内人宋若宪处密求宰相”。从目前的材料来看，宋代的内廷宫官，尽管求乞恩泽者不少，直接干预政事的机会却似乎不多。

宋代的女性宫官，之所以能有机会“制度化”地接近“高端”的政务运作，一方面部分继承了唐五代的某些特定做法，另方面也与北宋初期以来对于晚唐宦官之祸的高度戒惕有关。而在“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整体背景下，君主对于宫官们也会存有几分警惕。仁宗立储“不欲宫人知”，即是其中一例。宫官们在内廷的作为，亦常在外廷士大夫关注监视之中。不仅如上文所提及，对于内夫人勾结宦官重封印、对于误用宝宫人等，内廷有严厉责罚；而且，尚书内省官员的职事失当（例如直笔内批失于契勘、差误加恩锁院），外廷官员可能进言纠正，促其谨守规制。与此同时，这些与君王私人关系亲近的左右宫人之习性，也是士大夫们密切注意的对象。《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二〇载韩绛事迹，说到仁宗朝事：

宫人或纳赂，请降度牒、紫方袍，岁时内宴至有与伶官私笑语者。公密发其事，上亟为逐典掌刘氏及它不谨者十余人（神道碑）。（注：朱熹编：《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二〇，四部丛刊初编本。）

李焘笔下也记载了这件事，说“刘氏在掖廷通请谒为奸，御史中丞韩绛密以闻”。（注：《长编》卷一九〇，嘉祐四年七月丁未条，页4579。）而哲宗元祐（1086—1094）初年，身任崇政殿说书的程颐进奏说：“臣欲乞皇帝陛下左右扶持祗应宫人、内臣，并选年四十五以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须质朴，应华巧奢丽之物不得至于上前”，而且要求“凡动息必使经筵官知之”。（注：《长编》卷三七三，元祐元年三月辛巳条，页9031。）南宋理宗时，活跃于后廷的“宫媪”女冠（注：按周密称之为“女官”，见《齐东野语》卷一三《优语》，北京：中华书局，1983，页245。）吴知古的“挠政”行为，曾经激起士大夫的强烈批评。（注：参见《宋史》卷四二三《李韶传》，页12628—12634；王迈：《臞轩集》卷二《乙未六月上封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二《虚斋资政赵公》；《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一二、二九〇，理宗淳祐十二年、宝祐三年牟子才奏疏。）凡此种种，都反映出宋儒们防微杜渐的基本态度。

三、结语

帝制时期的宫廷政治，一直是研究者瞩目的内容。而发生于宫廷之内的政治事务，既有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妃嫔在非常时期以不同方式出现的称制、预政，也有不为人注意的日常国家政务处理。

以往的政治史研究，更多地注意突出的事件、出头露面的人物、重要的制度，而尚书内省之类机构、内尚书之类群体，由于其时隐时现、若隐若现，不容易被揽入研究者的视野之中。但就国家政务文书运行的方式而言，内尚书们的工作却是整个流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如果我们更加注重传统政务的日常运作，注重构成为整体过程的环节与程式，就不能不将目光投向这“掩映之间”。

笔者对于宋代尚书内省的讨论，还只是根据眼下材料的粗略梳理。有关宋代的内廷制度，其实我们的了解十分有限，还有不少空白需要填补，有不少问题需要摸索。尚书内省的“直笔”宫官，居于政务文书流转的关键位置，从这一角度来说，她们的作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她们毕竟是具体程式的辅助者，而非国家政令的决策者。她们所代笔批书的，主要是录黄文字；（注：宫官能够代笔的，主要是录黄文字，这一意见，承蒙朱瑞熙先生提醒。北京大学历史系张祎博士2009年学位论文《制诏敕札与北宋的政令颁行》第三章第二节亦指出，经内省女官代批的，多为熟状。）所掌管的，基本是有程式可循的事项。因而对其作用亦不宜过分高估。从现在掌握的情形看来，两宋时期尚书内省的运行方式大体类似，其间最为突出的变化发生在徽宗政和（1111—1118）年间，但这一调整的结果并未长久延续下来。笔者个人感觉，总体上说，南宋时期内尚书似较北宋更为活跃，在政务文书流程中发挥的作用相对明显，其中的原因值得深入探究，或许是由于“渡江以来”君主与外朝的沟通方式有所变化。（注：参看《朱子语类》卷八五《礼（二）·仪礼》“总论”谈渡江以来“君臣之际”诸语，页2194；并可参见平田茂树：《宋代的政治空间：皇帝与臣僚交流方式的变化》，载《基调与变奏：七至二十世纪的中国》，台北：台湾政治大学出版，2008。）

原载《汉学研究》第27卷第2期，2009年6月

北宋末期“御笔”撰写之所——宣和殿及学士蔡攸

藤本猛

一、绪言

北宋末期，金国开始分两路进攻，宦官童贯察觉此事，就从太原逃回开封。他路上得到了女真的牒文，大臣们拿着它去“宣和殿”，呈献给徽宗皇帝。关于这一事件，《三朝北盟会编》记载：

又曰，初粘罕之犯境也，茹越寨得虏之牒文，及开拆乃檄书，其言不逊，所不忍言。贯得之归，与大臣议，恐伤天子意而不敢奏。时又议下诏求言，而诏本数改易，未欲下也。[贯奉命乃宣抚河北、河东诸路，及其遁也，无上命而遽还。宰相、枢府咸不能诘，方引之都堂，共商议下求言诏，又不召翰林学士，乃用贯参谋宇文虚中草辞，大凡皆不正。]李丞相邦彦谓：“不若以檄书进，用激圣意，冀得求言之诏亟下尔。”二十三日，大臣于宣和殿中以檄书进呈，上果涕下无语，但曰：“休休，卿等晚间来商量。”是晚，大臣既再对于玉华，而宇文虚中与吴敏适亦请对。上谓大臣曰：“卿等可候引虚中及敏对罢，却来相见。”虚中对，后次敏见。遂及禅议，上因留敏于外，少俟，复召大臣，忽气塞不省，坠御床下。近臣急呼左右扶举，仅得就保和殿之东阁。群臣共议，以再进汤药，俄少苏，因举臂索纸笔，上以左手写曰：“我已无半边也，如何了得大事。”大臣无语。又书：“诸公如何又不语耶。”左右顾，无应者，遂自书曰：“皇太子某其可即皇帝位，予以教主道君退处龙德宫。”又谓：“吴敏朕自拔擢，今日不负朕，可呼来作诏。”禅位诏，敏辞也。时敏草诏进入，上手指其后曰：“自此可称‘予’。”遂召东宫来视疾，至则大臣当榻前谕旨，以御袍衣之。东宫因顿首辞，且谓之“受则不孝矣”。举体自扑，终不敢当，因亦得疾。太上又命召中宫，至，同加敦谕曰：“官家老矣，吾夫妇欲以身托汝也。”犹力辞，上坚命立之，是为孝慈渊圣皇帝。初敏见，建牧，深以为未快，必一切付之而后可。时太上意切于避狄，故敏适以是晚对，因得进言，促成大计，谓必付托之重，而后可去。故太上尤善之，遂内禅。（注：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简称《会编》）卷二五《政宣上帙》，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页190。）

这是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二十三日徽宗让位的始末。（注：论及此“禅让戏”的研究，有小栗英一：《徽宗下の宇文虚中》，《人文论丛》（静冈大学人文学部）第26号，1975，页81—100。但是他的解释只是表面上的，而且他认为徽宗苦心表演的半身不遂的情况是真的。）徽宗成为上皇约十天后，即靖康元年（1126）一月三日深夜，就带领几个随从偷偷溜出开封城到江南去了。但是与上面内容不同的是，以后史料里没有看到他半身不遂的情况。由此我们可以确定让位时徽宗是以患病为借口，吴敏也成为了这出戏的一个角色，大臣们的沉默表明了他们旁观的心理。

目前，我们要注意的是徽宗等演戏的舞台是“宣和殿”、“玉华阁”、“保和殿东阁”。根据这些殿阁的位置，可以认为这些大概是同一建筑，而且它们都在被总称为所谓“宣和殿”或“保和殿”的地方。此位置在开封皇城内的西北角，就是所谓“禁中”的最内部。皇帝平时在禁中召集宰相和大臣进行“视朝”，其场所垂拱殿，即禁中内与外朝最接近的地方，崇政殿或延和殿，则是较之垂拱殿靠里的后殿。因此这些殿阁虽然在禁中，却具有公共场所的性质。（注：平田茂树：《科举と官僚制》，东京：山川出版社，1997，页52—55。平田：《宋代の宫廷政治─“家”の构造を手挂かりとして─》，笠谷和比古编《公家と武家Ⅱ—“家”の比较文明史的考察》，京都：思文阁出版，1999，页454—469。）与这些禁中部建筑不同的是，西北部完全是皇帝的私人空间，除了因恩典而在此赐宴外，即使是宰相，也一般不能进去。因此，在禁中最内部的宣和殿，进行帝位禅让这样有关国策的重大决定，似乎不太合适。可以说宣和殿浓缩了徽宗朝的特性。

故此，本文拟针对宣和殿这一空间具有的政治性进行考察。

关于徽宗时期的宣和殿，虽然它在历史上作为徽宗喜爱的殿阁而闻名，但对它的研究仅是从美术史和文化史角度进行的，却忽略了最重要的方面，对其建筑结构也还有一些不清楚的认识。关于北宋开封的研究成果，代表性的有周宝珠的《宋代东京研究》以及采取考古学成果的刘春迎的《北宋东京城研究》，（注：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刘春迎：《北宋东京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但他们都没有探讨本文关注的宣和殿的详细位置和沿革，而且只展示了元朝至顺刊本《事林广记》后集《宫室类》的《京阙之图》（图1）。这是宋代开封城唯一的地图史料。（注：陈元靓：《事林广记》后集《宫室类》，京都：中文出版社，1988，页533—534。）进一步提出较详细的开封禁中宫殿布置图片的是傅熹年（图2），（注：傅熹年：《山西省繁峙县岩山寺南殿金代壁画中所绘建筑的初步分析》，《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页296。）其论文虽有参考价值，却没有提到宣和殿和保和殿的相关情况。在日本，久保田和男研究了北宋开封，撰有《宋代开封の研究》，（注：久保田：《北宋徽宗时代と首都开封》，《东洋史研究》63—4，2005，页615—649。后收入《宋代开封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7。）其第四部分讨论徽宗朝首都改造，但还是没有提到宣和殿的位置和内部布置。

图1　元至顺本《事林广记》中记载的北宋开封宫殿图

图2　《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集》中记载的北宋开封宫殿图的西北部分（页296）

因此本文的第一个目的，首先是整理有关宣和殿的记录，然后阐述宣和殿是什么样式的建筑以及拥有什么样的作用。第二个目的是确定宣和殿馆职的特殊性，尤其是蔡攸与宣和殿有密切关系，本文主要考察他和徽宗皇帝的关系。最近日本的徽宗朝研究之中，林大介的研究曾以蔡京为中心，并关注徽宗朝的政治动向，特别言及他与皇帝的关系。（注：林大介：《蔡京とその政治集团—宋代の皇帝·宰相关系理解のための一考察—》，《史朋》第35号，2003。）本文同样考察蔡京和徽宗的关系，就这一意义来看，似乎可以认为是与他的研究相近，但他是以蔡京为焦点考察了政治的中心舞台，本文则关注禁中宣和殿这一地方（“场”）和由宣和殿相关制度所见的蔡京之子蔡攸，并试图由此一窥徽宗朝政治之内幕。（注：研究这一问题的论著还有张邦炜：《宋代政治文化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张复华：《宋徽宗朝官制改革之研究》，《北宋中期以后之官制改革》，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页89—129。）

本文试图在考察上述两个问题后，再回到上面提出的“禅让戏”，弄清这一“禅让戏”中隐藏的真实意义。

二、宣和殿与保和殿

（一）其沿革及其与诸殿阁的关系

关于宣和殿，在《玉海》（注：王应麟：《玉海》卷一六〇《宫室》，台北：大化书局，1977，页3047。更详细史料有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之一九《东京杂录》，北京：中华书局，1997，页7328。）中有简洁的说明，据此笔者简单地整理其沿革：

神宗熙宁八年（1075），兴建睿思殿。

哲宗绍圣二年（1095）四月二日，在睿思殿后面兴建宣和殿。

徽宗大观二年（1108）四月，大修宣和殿。（徽宗《御制宣和殿记》）（注：《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京城》，北京：中华书局，1985，页2099。）

重和元年（1118），宣和殿的后殿落成。

宣和二年（1120），因为宣和殿的名称与年号重复，由此改名为保和殿。（注：《宋史》卷二二《徽宗纪四》，宣和元年二月庚辰条，页403。）

可见，神宗首先兴建睿思殿，但哲宗因尊崇父亲而不使用它，而是在其后面兴建新的殿阁，这就是最初的宣和殿，此后徽宗将其扩建使用。到宣和年间，由于宣和殿的名称与年号重复，因此被改称保和殿。由此可以认为宣和殿即保和殿，这可能是一般的认识。

但是《铁围山丛谈》中记载：

而宣和殿后，又创立保和殿者，左右有稽古、博古、尚古等诸阁，咸以贮古玉印玺，诸鼎彝礼器，法书图画尽在。（注：蔡絛：《铁围山丛谈》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3，页80。）

这里认为保和殿是在宣和殿后面兴建的，两者是不同的建筑。本文绪言提到的宣和七年的“禅让戏”史料中，宣和殿和保和殿也是不同的建筑。还有《宋史》中记载：

（政和三年）夏四月戊子，作保和殿。

保和殿，政和三年四月作，九月殿成，总为屋七十五间。（注：《宋史》卷二一《徽宗纪三》，页391；《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京城》，页2101。）

另外《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中也记载“始于四月癸巳，至九月丙午殿成”、“总为屋七十五间”，（注：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八，政和三年九月《保和殿成》，北京：中华书局，2006，页709。）没有记载以宣和殿改称为保和殿，而记载保和殿政和三年（1113）四月兴工，同年九月落成。这样的话，宣和二年宣和殿改称保和殿的七年前，保和殿即已存在。

使情况更为复杂的是《宋史》记载：“（宣和元年）九月甲辰朔，燕蔡京于保和新殿。”（注：《宋史》卷二二《徽宗纪四》，宣和元年九月甲辰条，页404。）可见还存在“保和新殿”。《挥麈录》所收录的蔡京所撰《保和殿曲燕记》可能是“保和新殿”落成时候的作品，其中记载“落成于八月”，由此可以认为这个“保和新殿”是宣和元年（1119）八月落成的。（注：王明清：《挥麈录·余话》卷一，上海：中华书局，1961，页273—276。根据其记载，宴会不是九月一日，而是十二日。）

从以上记载看，存在四种殿阁：政和三年九月落成的“保和殿”（A）、宣和元年八月落成的“保和新殿”（B）、原来的“宣和殿”（C）、重和元年落成的“宣和后殿”（D），目前这四种殿阁的关系都不清楚。（注：这里所说的“保和新殿”（B），有的史料中只称“保和殿”。本文分别称作“保和殿”（A）、“保和新殿”（B）。）

为了弄清这些殿阁的关系，我们首先需要掌握和比较各个殿阁的内部结构。幸而在上述《挥麈录》中留下了蔡京撰的文章，即《太清楼特宴记》（史料Ⅰ）和《保和殿曲燕记》（史料Ⅱ）。（注：《挥麈录·余话》卷一，页273—279。）

首先我们看史料Ⅰ《太清楼特宴记》。这是有关政和二年三月时宣和殿（C）的记录。（注：《宋史·徽宗纪》中，记载政和二年四月“甲午，宴蔡京等于太清楼”，与此日期不同。）这个月徽宗为东山再起的蔡京在禁中后苑的太清楼设宴。此时蔡京有机会看到太清楼旁边的宣和殿：

乃由景福殿西序入苑门，就次以憩。诏臣蔡京曰：“此跬步至宣和，即昔言者所谓金柱玉户者也，厚诬宫禁。其令子攸掖入观焉。”东入小花径，南度碧芦丛，又东入便门，至宣和殿，止三楹，左右挟，中置图书、笔砚、古鼎、彝、罍、洗。陈几案台榻，漆以黑。下宇纯朱，上栋饰绿，无文采。东西庑侧各有殿，亦三楹，东曰琼兰。积石为山，峰峦间出。有泉出石窦，注于沼北。有御札“静”字牓梁间，以洗心涤虑。西曰凝方，后曰积翠，南曰瑶林，北洞曰玉宇。石自壁隐出，崭岩峻立，幽花异木，扶疏茂密。后有沼曰环碧，两旁有亭曰临漪、华渚。沼次有山，殿曰云华，阁曰太宁。左蹑道以登，中道有亭，曰琳霄、垂云、骞凤、层峦，不大高峻，俯视峭壁攒峰，如深山大壑。次曰会春阁，下有殿曰玉华。玉华之侧有御书牓曰三洞琼文之殿，以奉高真。旁有种玉、缘云轩相峙。臣奏曰：“宣和殿阁亭沼，纵横不满百步，而修真观妙，发号施令，仁民爱物，好古博雅，玩芳、缀华咸在焉。楹无金瑱，壁无珠珰，阶无玉砌，而沼池岩谷，溪涧原隰，太湖之石，泗滨之磬，澄竹山茶，崇兰香茞，葩华而纷郁。无犬马射猎畋游之奉，而有鸥、凫、雁、鹜、鸳鸯、、龟、鱼驯驯，雀飞而上下。无管、弦、丝、竹、鱼龙、曼衍之戏，而有松风竹韵，鹤唳鹦啼，天地之籁，适耳而自鸣。其洁齐清灵雅素若此，则言者不根，盖不足恤。”（注：《挥麈录·余话》卷一，页273—279。）

这是史料Ⅰ《太清楼特宴记》中所见宣和殿（C）的情况。可以看出，徽宗对外界批评宣和殿浮华的言论表示不满，由此可以推断蔡京必须撰文宣传宣和殿雅而不华。其产物就是《太清楼特宴记》。据蔡京的语气，可以推断他是第一次来到宣和殿（C），还值得注意的是他儿子蔡攸负责接待他。

根据《太清楼特宴记》的内容，笔者指出六个宣和殿（C）的特点和要点（图3）：

（一）宣和殿本殿有三楹，左右两边有挟屋。

（二）东廊有琼兰殿，有筑山，泉水流到池沼。

（三）西廊有凝芳殿，北边的叫积翠殿，南边的叫瑶林殿，北洞叫玉宇。

（四）北边有池沼叫环碧，旁边有临漪亭和华渚亭。

（五）北边还有山，这里有云华殿和太宁殿，如果沿左边的路登山，依次可见琳霄亭、垂云亭、骞凤亭、层峦亭。

（六）还有会春阁，山下有玉华殿。还有“三洞琼文之殿”的牌子以及种玉和缘云轩。

在《宋史·地理志》中，我们可以确认琼兰殿、凝芳殿、环碧的名称，由此可见史料Ⅰ《太清楼特宴记》和《宋史·地理志》皆指同一个宣和殿（C）。（注：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二，载：“乃若天子燕息之所也，宣和秘殿，翚飞跂翼。宪睿思之始谋，因绍圣之故迹。凝芳、琼兰、重环、照碧，轮焉奂焉，光动两侧。听政之暇，来游来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页36。可见宣和殿左右两边的殿阁应该称为“琼兰殿”和“凝芳殿”。关于此位置，《挥麈录》和《宋史》东西相反。图3根据《挥麈录》。）宣和殿本殿三楹，即横梁长度有三间，由此可见此殿没那么大，看起来像很雅致的私人宅邸。

图3　《太清楼特宴记》（史料Ⅰ）中记载的宣和殿（C）结构

那么，我们看史料Ⅱ《保和殿曲燕记》：

宣和元年九月十二日，皇帝召臣蔡京、臣王黼、臣越王俣、臣燕王似、臣嘉王楷、臣童贯、臣嗣濮王仲忽、臣冯熙载、臣蔡攸燕保和殿，臣蔡鯈、臣蔡翛、臣蔡鞗东曲水朝于玉华殿。上步西曲水，循醾架，至太宁阁，登层峦、琳霄、骞凤、垂云亭，景物如前，林木蔽荫如胜。始至保和殿，三楹，楹七十架，两挟阁，无彩绘饰侈，落成于八月，而高竹崇桧，已森然蓊郁。中楹置御榻，东西二间列宝玩与古鼎彝器。王左挟曰妙有，设古今儒书、史子楮墨；右曰日宣，道家金柜玉笈之书，与神霄诸天隐文。上步前行，稽古阁有宣王石鼓。历邃古、尚古、鉴古、作古、传古、博古、秘古诸阁，藏祖宗训谟，与夏、商、周尊彝鼎鬲爵斝卣敦盘盂，汉、晋、隋、唐书画，多不知识骇见，上亲指示，为言其概。因指阁内“此藏卿表章字札无遗者”。命开柜，柜有朱隔，隔内置小匣，匝内覆以缯绮，得臣所书撰淑妃刘氏制。臣进曰：“札恶文鄙，不谓袭藏如此。”念无以称报，顿首谢。抵玉林轩，过宣和殿、列岫轩、天真阁。凝德殿之东，崇石峭壁，高百丈，林壑茂密，倍于昔见。过翠翘、燕阁诸处。赐茶全真殿，上亲御击注汤，出乳花盈面，臣等惶恐，前曰：“陛下略君臣夷等，为臣下烹调，震悸惶怖，岂敢啜。”顿首拜。上曰：“可少休。”乃出瑶林殿。中使冯皓传旨，留题殿壁，喻臣笔墨已具，乃题曰：“琼瑶错落密成林，桧竹交加午有阴。恩许尘凡时纵步，不知身在五云深。”顷之就坐，女童乐作。坐间赐荔子、黄橙、金柑相间，布列前后，命师文浩剖橙分赐。酒五行，再休。许至玉真轩，轩在保和西南庑，即安妃妆阁。（注：《挥麈录·余话》卷一，页276—279。）

根据史料中蔡京的表述，这里看到的“保和殿”即本文所称的“保和新殿”（B）（图4）。与宣和殿（C）一样，此史料里也强调保和殿（B）并不浮华。此处要点总结如下：

（一）从临华殿门（是否面对玉华殿的门的意思？）进去，在玉华殿谒见皇帝。徽宗亲自带领客人，通过太宁阁，登上层峦亭、凌霄亭、骞凤亭、垂云亭。

（二）保和殿本殿有三楹，一楹有七十架，有两个挟阁。八月落成。

（三）左挟阁是妙有阁，收藏经、史、子和诗文之书，右挟阁是日宣阁，收藏道家之书。

（四）有诸阁，即：稽古阁、邃古阁、尚古阁、鉴古阁、作古阁、传古阁、博古阁、秘古阁。

（五）有玉林轩、宣和殿、列岫轩、天真阁、凝德殿。

（六）凝德殿东边有高度百丈（约300m）的筑山。

（七）通过翠翘、燕阁，到全真殿。从这里可以走到瑶林殿。

（八）玉真轩在保和殿西南庑，就是刘安妃的妆阁。

我们由此便知这里保和新殿（B）和“宣和殿”是作为不同建筑被记载的。还有有特色的稽古阁、邃古阁等诸阁，由此可见蔡絛在《铁围山丛谈》中记载的“保和殿”就是这个“保和新殿”（B）。（注：《铁围山丛谈》卷四，页80。）

并且这里可以看到与史料Ⅰ《太清楼特宴记》同样名称的建筑，即是玉华殿、太宁阁以及层峦、凌霄（史料Ⅱ称为琳霄）、骞凤、垂云这四个亭。关于记载这些殿、阁、亭的顺序，史料Ⅰ中，太宁阁和四亭之后记载玉华殿；史料Ⅱ中，首先在玉华殿谒见皇帝，然后徽宗当向导，一起去太宁阁和四亭，由此可见这两个路线的方向是相反的。根据史料Ⅰ，这些建筑肯定在宣和殿的北方。由此我们可以设想：史料Ⅰ的记载自南边开始，但史料Ⅱ的记载则是从北而南。如《宋史·地理志》中记载“玉华殿”（在后苑），即玉华殿在宣和殿的北边或西边的后苑，这一史料也证明了笔者的设想。

那么，史料Ⅱ里“保和新殿”（B）“三楹，楹七十架，两挟阁”，完全与史料Ⅰ里所见宣和殿（C）一样。（注：这种以中央的主殿为基轴，从左右两边增建挟屋—阁的建筑结构，就绘画资料来讲，应该是张择端的《金明池争标图》（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中临水殿那样的建筑。）即建筑的结构相同，而且周边建筑的名称亦相符。虽然琼兰殿和凝德殿名称不同，但两者东边都有筑山，

图4　《保和殿曲燕记》（史料Ⅱ）中记载的保和新殿（B）结构

并且史料Ⅱ里有蔡京“昔见”之言。（注：《大金国志》中描述金代开封的面貌，关于北宋宣和殿的位置，记载“（仁智）殿后有石垒成山，高百尺，广倍之。最上刻石曰‘香石泉山’，山后挽水上山，水自上流下，至荆玉涧，又流至涌翠峰”，可见还存在筑山。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三三《汴京制度》，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471。）这应该就是政和二年三月他看见宣和殿（C）东廊附近存在的筑山（见史料Ⅰ要点（二））。

因此，宣和殿（C）和保和亲殿（B）都在同一地区，也是同样的建筑形式。但它们是不同的殿阁，宣和殿（C）的后面（北方）存在保和新殿（B）。关于它们拥有一样建筑形式的问题，我们可以认为因为两者都在一个地区，所以会考虑风格上统一；或者由于地理上的限制，而不得已风格一致。

关于保和殿（A）的情况，在《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中记载了政和三年（1113）九月时候的特点（注：《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八，政和三年九月《保和殿成》条，页709。）（图5）：

（一）本殿“五楹挟三”（“挟三”是不是挟屋各有三间的意义？），东边有出光殿，西边有葆光殿。

（二）后面有燕颐殿，两边有怡神殿、凝神殿。楹数与保和殿一样。

（三）殿屋的综合面积是七十五间。

（四）在后面的庭园，陈列太湖石，引溪水，挖水池。

（五）“左实典诰训谟经史，以宪章古始，有典有则”。

（六）将延福宫迁到宫城北方，在此地建造保和殿。

保和殿（A）拥有“五楹挟三”，即包括挟屋，长度有十一间，东西也有殿，在北边与此相平行的有三个殿，此所谓“工字型”的形式，与上述的宣和殿（C）、保和殿新殿（B）不同，总有七十五间的宏伟建筑。并且保和殿（A）没有稽古、邃古等诸阁，这是保和新殿（B）的最明显的特点。由此可见保和殿（A）和保和新殿（B），在位置和建筑形式上都有不同。

如上所述，宣和殿（C）存在的地区没有那么宽大（后苑有一百多步的空地），从而只能以同样形式建造保和新殿（B）。反之，保和殿（A）大一圈，需要更宽大的土地。这就是特点（六）所提到的以前延福宫存在的地方。

图5　《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中记载的保和殿（A）结构

童贯等宦官建造新的延福宫，也有相当规模，因此招致批评。新延福宫政和三年（1113）春天兴工，次年八月落成。（注：参见久保田和男：《北宋徽宗时代と首都开封》。）保和殿（A）也在政和三年四月兴工，由这些开工时间的一致，可以想象两者的建设计划是相关联的。在旧延福殿的位置建造了保和殿（A），根据《宋史·地理志》，该处位于后苑的西南，后来成了百司供应的地方。（注：《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京城》，页2009。）此处即保和殿（A）。宣和殿（C）和保和新殿（B）在禁中后苑的东部，（注：绍兴年间，通过和谈，开封回归南宋时，南宋使者到开封确认开封城内的情况。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九，绍兴九年六月己酉朔条载：“六月己酉朔，签书枢密院事楼炤与东京留守王伦同检视修内司，趋入大庆殿，……入睿思殿门，登殿，左曰‘玉銮’，右曰‘清微’，后曰‘宣和殿’，庭下皆修竹，自此列石为山，分左右斜廊，为复道、平台。台上过玉华殿，殿后有轩曰‘稽古’，西庑下曰‘尚书内省’。西出后苑、至太清楼下。”，北京：中华书局，1988，页2083。他们看到宣和殿后“西出后苑”，由此可见宣和殿在后苑东边。）保和殿（A）和它们隔后苑东西相对，因此保和殿（A）和它们是连建筑地都不同的建筑。

现在看前面提出的有关宣和殿的四个殿阁之中宣和殿（D）的情况。笔者所见的史料中，提到此殿的只有《玉海》和《宋会要》。如果任意想象，《玉海》等书中看到的宣和殿（D）是重和元年（1118）竣工，一方面保和新殿（B）于宣和元年（1119）落成，以宣和殿（C）为中心来看，宣和殿（D）和保和新殿（B）都在其北方。作为宣和殿（D）在重和元年兴工的建筑或许就是次年作为保和新殿（B）落成的。因为史料Ⅱ里，应该存在宣和殿（C）后殿的位置，事实上存在的是保和新殿（B）。

换言之，严格地说，宣和殿（C）与保和殿（A）、保和新殿（B）是不同的建筑。到了宣和年间，宣和殿（C）依然存在，虽然此名称与当时的年号重复，但并没有改名。其中保和新殿（B）是作为宣和殿（C）的后殿被建造的，因此保和新殿（B）和宣和殿（C）在同一个地区（图6）。

图6　禁中西北部宣和殿、保和殿的关系概念图

（此图只是概念图。关于其他诸殿的位置，根据《宋史·地理志》）

笔者认为，时人在提到这样的殿名时，有时用中心殿阁的名称来指称一个建筑群，这样的话，一个殿名就有两种意义：一个是作为总称的，另一个是作为具体建筑的。即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广义的“宣和殿”中存在狭义的“宣和殿”（C）和“保和殿”（本文所说的保和新殿（B））。

这样考虑的话，大体可以解决宣和殿的改名问题。就是将表示一个地区总称的“宣和殿”转换为“保和殿”，而没有改变一个具体殿名。本来改元为宣和一事，是由于徽宗不满于辽朝也使用重和年号，所以“上自以常所处殿名其年”。（注：辽朝的年号是“重熙”，宋因避讳改称“重和”。《铁围山丛谈》卷一，页13。）因此，认为“因为宣和殿的名称与年号重复，由此改名为保和殿”是本末倒置的。

另一个可能性即改变殿名，如在第二章陈述的那样，几个冠以宣和殿名称的职官名称也相应改变了。在命令改变殿名的御笔中记载：

宣和秘殿名称已标纪元号，所有见行带领宣和殿职事，易以保和殿为名，应干班缀、叙位、杂压、恩数等并仍旧。（注：《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之一〇，宣和元年二月一日条，页2539。）

即改变的是学士等职名称中的殿名，例如以“宣和殿学士”改名为“保和殿学士”。因此，殿名本身有所改变这种说法，可能是误传。

因此，现在重新表示四个殿的沿革：（注：根据这个结论，保和殿存在于两个地方（后苑的东西）。但是诸史料中记载的“保和殿”大体拥有稽古阁等诸阁，因此应是指本文所述的保和新殿（B）。由此可以认为：当初在后苑西边落成的殿（A）曾经一度被命名为“保和殿”，但后来宣和殿后面也兴建了“保和殿”（B），此后“保和殿”作为包含了宣和殿的总称，也在职官名称中被使用，由此原来的殿（A）失去了“保和殿”的名称。所以《宋史·地理志》中不明确地记载“今其地乃百司供应之所”，而没有称作“保和殿”。这个说法虽然仍属推测，但是如后所述，拥有政治意义的“保和殿”肯定相当于本文所述的保和新殿（B）。）

大观二年（1108）四月，修理宣和殿（C）。

政和二年（1112），将延福宫移建在北边。

同年三月，徽宗与蔡京等在宣和殿进行曲宴。

政和三年（1113）四月戊子，开始在延福殿旧址兴建保和殿。

同年九月丙午，保和殿（A）落成。

重和元年（1118），在宣和殿（C）的后面，开始兴建后殿（D）。

宣和元年（1119）八月，后殿（D）落成，命名保和（新）殿（B）。

同年九月甲辰朔，徽宗与蔡京等在保和（新）殿（B）进行曲宴。

宣和二年（1120）二月，宣和殿（C）和保和新殿（B）的总称从“宣和殿”改为“保和殿”。

（二）宣和殿的作用

如上所述，据狭义而言，宣和殿（C）、保和殿（A）、保和新殿（B）是不同建筑，除了后苑西边的（旧）保和殿（A）外，本文关注的宣和殿（C）和保和新殿（B）是广义上一体的东西。因此，本文中作为总称使用宣和殿这一名称。

徽宗白天在睿思殿进行讲礼和进膳，还在宣和殿燕息。（注：《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之九《东京杂录》，页7328。）即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宣和殿。那么此处拥有哪些职能呢？下面，本文分为文化作用和政治作用两部分进行考察。

1.文化功能

宣和殿拥有的功能中，最使其著名的是作为书画古玩陈列馆。关于这个情况，上文的史料中可以看到，此处不再赘言。稽古、邃古、尚古、鉴古、作古、传古、博古、秘古诸阁相当于书画古玩的仓库，它们附属于宣和殿（C）后面的保和新殿（B）。著名的《宣和博古图》是作为陈列品的目录撰著的，（注：《玉海》卷五六《艺文·宣和博古图》，页1122。）备载宫内的主要珍藏品。这些珍藏品在北宋灭亡时被金国全部运走了。（注：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七，北京：中华书局，1983，页211。）其中也有嵌入宣和殿墙面的定武兰亭刻石。（注：桑世昌：《兰亭考》卷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六八二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986，页117。）

另外我们可以确认除了宣和殿正殿和诸阁外，还建造了“宣和殿小库”这一珍宝库，在此收藏珠宝等物。这个“宣和殿小库”应该是收藏皇帝个人财宝的内藏之一，（注：《铁围山丛谈》卷六，页105。宋代的财库虽然有“宣和库”，但其与“宣和殿小库”的关系，目前还不清楚。梅原郁：《宋代の内藏と左藏─君主独裁制の财库—》，《东方学报》（京都）第42册，1971，页158。）宣和末年，金军迫近，宋朝派遣和谈使者时让使者携带的财物即取自“宣和殿小库”。（注：《宋史》卷四六八《宦者传·梁师成传》，页13663。）

我们还可以确认宣和殿拥有宫中图书馆的职能。本来宋朝的宫中藏书被收藏在总称崇文馆的三馆和秘阁中，（注：关于宋朝宫廷书库的情况，见封思毅：《宋代图书政策》，《“中央图书馆”馆刊》22—1，1989；傅璇琮、谢灼华编《中国藏书通史》，宁波：宁波出版社，2001。）后来，备齐了另一套藏书，收藏在后苑里的太清楼中。徽宗朝开始缮写秘阁里的藏书，并整理宫中图书。宣和四年（1122）设置了补完校正文籍局（《文献通考》作“补全校正文籍局”），同时催促天下藏书家呈献图书。结果，宫中图书达到了北宋史上最完备的状态。这可以说是文人皇帝徽宗鲜活的自画像。他还将这些图书抄录了两套副本，把它们收藏在三馆秘阁、太清楼以及宣和殿。史载：

乃命建局，以补全校正文籍为名，设官总理，募工缮写，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楼，一置秘阁，俾提举秘书省官兼领。（注：《文献通考》卷一七四《经籍考·总序》，页1509。同样史料有《宋史》卷二二《徽宗纪四》，页409；《宋史》卷二〇二《艺文志·序言》，页5032。）

具体情况，如前节所述，将经、史、子、集四部书收藏在保和新殿（B）的左挟阁“妙有阁”里，将有关道家的图书收藏在右挟阁“日宣阁”里，这些图书是上述充实宫廷图书政策的结果。

这些是宣和殿收藏具体“物”的作用。此外也具备作为某种宗教设施的职能，可以说这也是一种文化功能。这个宗教当然是在徽宗朝最受优遇的道教。在上文提到的图书收藏方面，也将有关道教的书和其他四部的书对举收藏。与兴盛一时的神霄派道教有关，政和七年（1117）四月“神霄”在宣和殿降临，蔡攸和王黼受命与徽宗一起观赏。（注：《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八，政和七年四月条，页718。）虽然不清楚他们具体看到了什么，但对徽宗而言很重要的“神霄”确是降临在宣和殿。（注：或许是神霄派道教领袖林灵素安排了此事，如果是这样，说明他十分关注在现实世界宣和殿拥有的重要性。）

在宣和殿的一个角落有刘安妃的房间。（注：《挥麈录·余话》卷一，页276—279。）刘安妃是政和年间被称为“朝夕得侍上，擅爱颛席，嫔御为之稀进”（注：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七《道学》，政和六年十月甲申条，载：“蔡絛《史补》，政和七年，有林灵素者，温州人也。……又谓上宠妃刘氏曰九华玉真安妃也。天子心独喜其说，乃赐号通真先生。”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页2130。）的徽宗的宠姬。宣和三年（1121），三十四岁的她去世后被追赠为明节皇后。徽宗宠爱刘安妃达到了让神霄派道教领袖林灵素视其为“九华玉真安妃”的程度。（注：《宋史》卷二四三《后妃传下·刘贵妃》，第8644页。）徽宗既在宣和殿里给她一个房间，也可以认为宣和殿具备徽宗私人房间的性质。而且“玉真轩”这一名称也肯定是根据“九华玉真安妃”而命名的。由屋里挂肖像画这一情况，（注：《挥麈录·余话》卷一《保和殿曲燕记》载：“方是时，人自谓得见妃矣，既而但画像挂西垣。”页279。）我们也可以感觉到宣和殿宗教性的色彩。

这样，在宣和殿里不仅收藏了书画古董等艺术品，还保存了有宋一朝数量最多的宫中藏书，因此宣和殿事实上成了文化中心。但后来因着徽宗的志趣，宣和殿又逐渐带有了宗教色彩。宣和殿里还有宠妃生活的地方，由此可见宣和殿对徽宗而言是相当重要的地方。

2.政治功能——御笔的撰写和睿思殿文字外库使臣

由于宣和殿是徽宗皇帝的“常所处殿”，因此它逐渐带上了政治性色彩。《铁围山丛谈》记载：

太上自即位以来，尤深考慎，虽九重至密，亦不得预知，独自语学士以姓名而命之也。及晚岁，虽倦万几，然命相每犹自择日，在宣和殿亲札其姓名于小幅纸，缄封垂于玉柱斧子上，俾小珰持之导驾于前，自内中出至小殿子，见学士始启封焉。以姓名垂玉柱斧子，政与唐人金瓯覆之何异。（注：《铁围山丛谈》卷一，页18。）

由此可知，徽宗在宣和殿亲自任命宰相。

在政治的意义上，值得关注的是宣和殿作为撰写御笔手诏的场所这一事实。关于御笔手诏的问题，已经有文论及。（注：德永洋介：《宋代の御笔手诏》，《东洋史研究》第57卷第3号，1998。）宣和年间由宦官撰写御笔。《宝真斋法书赞》载：

崇宁有亲笔，乃称御笔。……今睿思殿文字外库使臣，若杨球等掌之，张补等点检，小阉三四人，主出纳、用宝，以付外。处之于宣和殿之后廊，但谓之东廊，即其所也。实梁师成统之焉。（注：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二《徽宗皇帝诸阁支降御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3册，页579。杨球、张补等参与撰写御笔，这些御笔被称做“东廊御笔”。关于这一情况，在下面史料中也有记载：“繇是贵戚、近臣争相请求，至使中人杨球代书，号曰‘书杨’，京复病之而亦不能止矣。”（《宋史》卷四七二《奸臣传·蔡京传》，页13726）“我朝家法最善，虽一熏笼之微，必由朝廷出令，列圣相承，莫之有改。其后老蔡用事，患同列异议，始请细札以行之。初犹处分大事，既而俯及细微。后不胜多，至使小臣杨球、张补代书，谓之东廊御笔，汔成祸乱。”（《历代名臣奏议》卷一五一《用人·刘克庄》，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4，页1991））

宣和年间，蔡京已不能控制御笔手诏的撰写，而转由宦官随意撰写御笔手诏。宦官在宣和殿后廊，通称东廊的地方撰写御笔，因此被叫做“东廊御笔”。这些御笔由“睿思殿文字外库使臣”杨球等宦官撰写，张补等检查，梁师成综理。梁师成私淑当时著述受到查禁的苏轼，且以擅长文笔的属下负责御笔，由此被称做“隐相”。（注：《宋史》卷四六八《宦者传·梁师成传》，页13662。）这个情况应该说明了统辖御笔的状态。

根据《宋史》，他首度担任的职位是“睿思殿文字外库”，负责由内廷向外部传达上谕。杨球等宦官的官衔是“睿思殿文字外库使臣”，这表明了他们的统属关系。如笔者在前节开头所述，睿思殿在宣和殿的前面，是以前神宗的燕殿，但是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载什么时候设置文字外库，具有何种职能。

慕容彦逢的《摛文堂集》中有《睿思殿御前文字外库书写文字郭景倩可三班借职制》这一外制，（注：慕容彦逢：《摛文堂集》卷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3册，页394。）《水东日记》收录的《太清楼特宴记》中记载政和二年某个人物的官衔是“睿思殿御前文字外库镌字艺学”和“睿思殿御前文字外库祗应”。（注：叶盛：《水东日记》卷二五《太清楼特宴记三幅》，北京：中华书局，1980，页243。）另外，政和七年（1117）由睿思殿御前文字外库铸造定命宝，与先前天子已拥有的“八宝”合称“九宝”。（注：赵彦卫：《云麓漫抄》卷一五，北京：中华书局，1996，页265。）由此可见当时撰写御笔等有关皇帝的文书时，睿思殿御前文字外库极有可能已经参与其中。（注：《铁围山丛谈》卷一也记载了与睿思殿文字外殿库相关的人物，云“又有老吏，尝主睿思殿文字外殿库事”，页5。）

根据徽宗在睿思殿讲礼、进膳的事实，结合史料的记录，我们可以确定睿思殿和宣和殿是邻接的。（注：《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之一九《东京杂录》，页7328。）并且《事林广记·京阙之图》中记载了作为总称的宣和殿，但没有提到睿思殿。由此可以推测，这两者的关系，类似宣和殿（C）—保和新殿（B）两者的关系，即位于同一场所，广义的“宣和殿”包含了睿思殿，因此有睿思殿官衔的官员可以在宣和殿活动。之所以没有把官衔中的睿思殿改为宣和殿，是因为徽宗朝将神宗朝的“绍述”作为宗旨，因此希望利用还保有神宗象征意义的睿思殿的政治影响力。

实际参与撰写御笔的杨球、张补等人只不过是属于文字外库的使臣而已，但是由于他们与御笔撰写有关，因此他们拥有“睿思殿御前文字外库书写文字”等官衔，并是梁师成的部下，由此可以认为他们是与宦官关系密切的低级武官。

我们没有见到张补的相关史料，但关于杨球有一些史料。首先，有点意外的是，《三国史记》中记载了杨球：

崇宁中，学士洪灌随进奉使入宋，馆于京。时翰林待诏杨球、李革，奉帝敕至馆，书图簇。洪灌以金生行草一卷示之。二人大骇曰：“不图今日得见王右军手书。”洪灌曰：“非是。此乃新罗人金生所书也。”二人笑曰：“天下除右军，焉有妙笔如此哉。”洪灌屡言之，终不信。（注：金富轼：《三国史记》卷四八《金生传》，京城：近泽书店，1941，页481—482。）

金生是统一新罗时代书法界“神品四贤”之一，依此记载，他的书法与王羲之处于同样水平。这段话的主角洪灌是高丽睿宗、仁宗朝的人（？—1126），官至尚书左仆射，但在李资谦叛乱中丧命。因此他确实是北宋末期的人。（注：郑麟趾：《高丽史》卷一二一《忠义传·洪灌传》，东京：国书刊行会，1908—1909，页508。）虽然史料中没有关于他以学士的身份被派遣到中国的记载，但在崇宁年间中，高丽派遣使者的只有高丽肃宗九年即崇宁三年（1104）七月的一次，（注：《高丽史》卷一二《肃宗世家》肃宗九年七月辛卯条，页175。）此时杨球的身份是“翰林待诏”。

“翰林待诏”是当时留在翰林院（与翰林学士院不同）的人被广泛授予的称号，难以判断它是否被视为正式的“官”或“差遣”。在太宗朝，有“翰林棋待诏”和“翰林琴待诏”等称号，他们以围棋、古琴等技艺服侍皇帝，（注：关于“棋待诏贾玄”，见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五〇《书画伎艺·太宗棋品第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页656。关于“琴待诏骆偃”，见《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六之一一一，淳化五年五月条，页3127。另外，关于“画待诏”，邓椿《画继》卷10《杂说论近》载：“又诸待诏每立班，则画院为首，书院次之，如琴院、棋、玉、百工、皆在下。……睿思殿日命待诏一人能杂画者宿直，以备不测宣唤，他局皆无之也。”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页95。据此，待诏值宿在睿思殿。）由此可知连以微末技艺来服侍皇帝的人都可以被授予“翰林待诏”，所以不一定所有“翰林待诏”都参与撰写御笔。但反过来说，以“翰林待诏”这一模糊身份留在皇帝身边的一部分人很有可能担任皇帝的代笔人。叶梦得提到“近岁”宰相自己写诏令的要点，呈送皇帝后，召“待诏”在宰相的私宅誊写，由此可见有“待诏”撰写诏令的情况。（注：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五载：“唐诏令虽一出于翰林学士，然遇有边防机要大事，学士所不能尽知者，则多宰相以其处分之要者自为之辞，而付学士院，使增其首尾常式之言而已，谓之‘诏意’。故无所更易增损，今犹见于李德裕、郑畋集中。近岁或尽出于宰相。进呈讫，但召待诏，即私第书写，或诏学士，宰相面授意，使退而具草，然不能无改定也。”北京：中华书局，1984，页74。

在叶梦得看来，这是“近岁”的习惯，因此在北宋末期或南宋初期。当时翰林学士所掌的内制全都是出于宰相之意，内制的一部分由宰相召见“待诏”在宰相“私第”撰写，这一事实值得关注。宰相“私第”应该是指赐第，在徽宗朝后半期，一部分政治事务不是在政厅而是在赐第处理，因此叶梦得的记载应该是这一时期的。）可能杨球也是这种翰林待诏之一。

史料中记载，在南宋时期，杨球拥有成忠郎、敕令所检阅文字这一官衔，（注：《画继》卷七《屋木舟车》记载刘宗古“宣和间，以待诏官至成忠郎”，页95。可见他出任翰林待诏、成忠郎，由此可以认为南宋时杨球担任此职是合适的。）他通过了中书门下后省的召试，几乎从武阶转成文阶，但由于沈与求的反对，这一迁除被阻止了。这里记载他是蔡京家吏杨哲的儿子，得到了范宗尹的推荐。（注：《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一之二〇，绍兴元年条，页473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七，绍兴元年九月壬寅条，页844。）召试时他回策一道，及第，由此可见他文笔甚佳。根据政和寄禄阶，成忠郎是相当于正九品的武阶小使臣，在睿思殿文字外库使臣或翰林待诏中选任。

虽然只能通过部分史料来确认当时情况，但是我们可以确定在宣和殿的命令文书，特别是御笔的撰写情况。

宣和殿一方面收藏美术品、书籍，并带有宗教色彩，即徽宗驰骋个人兴趣的场所，另一方面是撰写行政文书的重要场所，由此在政治方面也很重要。原则上御笔由皇帝亲自撰写，因此可以说在皇帝日常起居的场所撰写御笔是当然的。谈到徽宗时期的开封，我们立刻会想到延福宫、艮岳等引人注目的建筑，但是不应该忽视皇帝徽宗的常殿——宣和殿拥有的文化和政治职能。（注：徽宗是否留宿宣和殿，尚不清楚。历代皇帝的正寝殿是福宁殿，根据《铁围山丛谈》卷一，我们可以确认在兴建宣和殿前，徽宗将福宁殿作为寝殿，页11。）

三、蔡京家族和宣和殿

（一）宣和殿学士的设置——与直殿相关的考察

如上所述，徽宗时期，宣和殿不仅是文化中心，也是徽宗日常起居的地方，由此染上了政治性色彩。其中宣和殿学士体现了与宣和殿相关的制度，值得关注。

政和五年（1115）始置宣和殿学士，第一任是蔡京的长子蔡攸。起初，此职位于延康殿学士（政和四年端明殿学士改此名）之下，第二年改列翰林学士之下，诸阁学士之上。（注：《宋史》卷二一《徽宗纪三》政和五年四月癸亥条，页394；《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之一〇，政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条，页2539。）政和七年（1117），仿照资政殿大学士，设置了大学士，蔡攸被任命为大学士。（注：《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之一〇，政和七年六月二日条，页2539。《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五《明堂》，政和七年六月己未条，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页3772—3773。）此后，在宣和殿也设置了直学士、待制等职，这些职位都是特为茂德帝姬的驸马都尉蔡鞗设置的。（注：《宋会要辑稿·帝系》八之五七，政和八年三月十六日、宣和六年四月十七日条，页191。）前后在宣和殿共设置了四种职名。

梅原郁曾言及蔡京家族和宣和殿学士的密切关系，（注：梅原郁：《宋代官僚制度研究》，京都：同朋舍，1985，页391—392。）他认为：由于徽宗朝滥发贴职，因此蔡京一党特意创造了宣和殿的职名，以便突显他们相对于其他拥有贴职者的优越地位。但梅原郁只认为这是一种馆职，没有进一步作出考察。如果从馆职制度的整体框架来观察宣和殿（保和殿）学士，那么只能认为宣和殿（保和殿）学士是一种保持蔡京一党相对优越性的标志。但若仔细考察，我们便可知道宣和殿的馆职与其他馆职差异很大。

首先看设置宣和殿学士的御笔：

宣和秘殿，建自绍圣中，经毁撤废，更至崇宁初继复缮完。朕万几余暇，游息须臾之间，未始不居于此。近置直殿，以左右近侍官典领，吾□□□□（士大夫未）有以处之。宜置新班，以彰荣近，以永其传。可置宣和殿学士，班在延康殿学士之下，以两制充，听旨除授。凡厥恩数，并依延康殿学士体例施行。（注：《宋大诏令集》卷一六四《置宣和殿学士御笔（政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北京：中华书局，1962，页627。）

其意是说近年在宣和殿兴建了“直殿”，让左右近侍之官即宦官管理它，与士大夫没有关系，因此现在设置的学士，似乎是模仿宦官职位“直殿”而设置的。《萍洲可谈》也记载了宣和殿学士的情况：

宣和殿，燕殿也，中贵人官高者皆直宣和殿。始置学士命蔡攸，置直学士命蔡翛、蔡儵，置待制命蔡絛。后又置大学士命蔡攸，自盛章、王革、高佑皆相继为学士，班秩比延康殿学士为加优。凡外除则换延康，盖宣和职亲地近，非他比。己亥岁改保和殿。（注：朱彧：《萍洲可谈》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页4。）

这里也表明该官职源自宦官的“直宣和殿”。由此可见，宣和殿学士是参照宦官职位系统设置的，情况与以前的职名不同。如果我们忽视宦官和直宣和殿的关系，并认为宣和殿学士是先前馆职的一种特例，很可能就会误解宣和殿学士的本质。

那么，“直宣和殿”是什么呢？《续资治通鉴长编》（简称《长编》）元丰五年正月条的李焘注里引用《郗歔子》云：

内臣旧有管勾天章阁之类，政和中，择三十人用事者，改称直睿思殿、宣和殿，及祗应大御，佩鱼。（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二，元丰五年正月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页7772。原注里有“按，德刍所云多不实，故具注此，当考”这一句话，李焘不相信《郗歔子》。但是他怀疑的是其对当时服制的说明（本文省略），而不是本文关注的“直睿思殿、宣和殿”。）

这说明政和年间存在名为“直睿思殿”和“直宣和殿”定额30人的宦官职位，是先前“管勾天章阁”之类改名而来的。“管勾天章阁”的名称，在仁宗朝吕诲的上奏文中可以见到，当时宦官职位中天章阁、后苑、内东门、御药院四部署的管勾职位受到过分的优遇，因此吕诲要求限制这些职位的人数和年限。（注：《长编》卷一九二，嘉祐五年十一月辛卯条，页4649—4650。）这四个职位是宦官职位中最接近皇帝且分掌实务的。（注：《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六之一三《神宗正史职官志》，页3078也记载：“愿进外官，推恩加等，迁至内殿崇班，则寄理资级。押班以上秩高者，加昭宣、宣政、宣庆、景福殿、延福宫使，领刺史至观察留后止。其要近职任，则彰善阁、延福宫，迁后苑，次龙图、天章、宝文阁，（内）东门司，御药院，乃除带御器械或押班。”这样，记载了彰善阁、延福宫，后苑，龙图、天章、宝文阁，内东门司，御药院，带御器械，押班等重要职位差遣的顺序，其中包括本文讨论的这四个职位。另外，关于御药院、内东门，友永植：《御药院考》，《别府大学短期大学部纪要》第6号，1987；友永：《内东门司考》，《史学论丛（别府大学）》第21号，1990。）尤其是天章阁，它是收藏第三代皇帝真宗遗物的地方，也是仁宗的书房，由此可见管勾天章阁几乎是皇帝的私人侍从。它也是宦官中与皇帝最接近的职位。

依照管勾天章阁，设置了“直睿思殿”和“直宣和殿”。如上所述，睿思殿是神宗的燕殿，与撰写御笔有关的宦官被冠以睿思殿的名称。这里又出现了与睿思殿相关职位，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云：该职位在政和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始定为贴职，至政和六年九月止。位次于直秘阁，系宦官所带职名，简称“直殿”。（注：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北京：中华书局，1997，页155。）其依据为《宋会要·职官》五六之四二《官制别录》。其中载：

（政和三年）九月二十二日，保静军节度观察留后、提举龙德宫、直睿思殿杨戬奏：“朝廷肇新直殿之职，其系衔等次序，安敢有议，若止以带职、非带职，正任转官先后为次，大恐未称朝廷肇新直殿职任之意。伏望详酌立法施行。”诏带直睿思殿人，系衔序位等，在不带职人之上。

十二月十八日，中书省言：“勘会直睿思殿既系衔序位在不带职人之上，合为贴职立文。其睿思殿供奉，亦当一体立法。文武官勋罢，并参军等文，并合改修。今参酌修立到‘集贤殿修撰至直秘阁、直睿思殿并睿思殿供奉为贴职’等条。”（注：《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六之二一，政和三年九月二十二日条，页3082；《宋会要辑稿·职官》五六之四二《官制别录》，页3646。）

可见，政和三年为宦官设置贴职，这一事实值得关注。此“贴职”是元祐年间与实际职务分开而作为名誉称号重新设置的下级职名，它本来是有实际职务的三馆秘阁的馆职，在元丰改制时被废除了。因此它不是与“带职”等词语同义的广义的贴职。（注：梅原郁：《宋代官僚制度研究》，页367参照。）此狭义“贴职”最终的意义范围记载在《宋会要》里。（注：《宋会要辑稿·职官》五六之四四，政和六年九月十七日条载：“九月十七日，手诏天下人材富盛，趋事赴功者甚众。旧贴职惟直秘阁、直龙图阁、右文殿修撰，不足以待多士。可增置直徽猷阁、直显谟阁、直宝文阁、直天章阁、秘阁修撰、集英殿修撰，并旧为九等。”页3647。）其中没有记载政和三年的直睿思殿、睿思殿供奉（官），由此龚延明认为这两个职位虽最初被作为贴职设置，最后却没有成为贴职。但是根据诸史料，可以看到政和六年以后仍然存在宦官担任直睿思殿的情况，（注：例如：《会编》卷一八《政宣上帙》，宣和五年七月戊午条载：“起复太尉、武信军节度使、充上清宝箓宫使、兼神霄玉清万寿宫副使、直睿思殿、充河东燕山路、兼河北宣抚使谭稹，授起复检校少保。”，页128。《宋会要辑稿·运历》一之一八，政和八年闰九月一日条载：“……承受官、拱卫大夫、廉州防御使、直睿思殿冯浩，各转一官。”页2136。）由此可以认为《宋会要》政和六年的规定，是完全针对士人而设置的贴职，而不包括宦官。

由此我们知道，因滥设馆职而屡次受到责难的徽宗朝，还存在授予宦官贴职的情况。与直睿思殿贴职同时，还出现了“直宣和殿”，由此我们可以假定两者基本上具有同样性质。根据史料，政和年间存在“直宣和殿”；宣和年间存在“直保和殿”。（注：例如：《宋大诏令集》卷九四《将帅·赏功·童贯检校少保开府仪同三司护国军节度使制（政和六年九月三十日）》云：“太尉、武信军节度使、充中太一宫使、直宣和殿、陕西河东路宣抚使、雁门郡开国公、食邑四千五百户、食实封一千三百户童贯。”，页345。《会编》卷一七《政宣上帙》，宣和五年五月癸亥条载：“太师、剑南东川节度使童贯，依前太师、进封徐豫国公、少傅、镇海军节度使、兼侍读、直保和殿、充上清保箓宫使、河东河北路安抚使。”页119。《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建炎元年十二月庚午条载：“除名勒停人李志道……宣和末，为检校少保、庆远军节度、醴泉观使、直保和殿。靖康末，坐典炮失职，有旨俟解严日远窜。”页254。这样，现有的史料中，仅就“直殿”而论，及至宣和年间，“直宣和殿”都改名为“直保和殿”。）担任该职位的梁师成和童贯，就是当时宦官中最接近徽宗的。

可见，在宣和殿，本来存在由宦官担任的“直宣和殿”这一馆职，宣和殿学士这一士人馆职也是以“直宣和殿”为基础设置的。由此可见宣和殿学士不同于此前馆职而有其特殊性。

关于宣和殿学士的职务，史料中没有详细记载，但可以推测还是没有特定的职事，在这个意义上，与其他馆职一样。但是以前的馆职只不过是优越性的标志，虽然冠以观文殿、资政殿的名称，但实际上没有在该殿阁内工作。反之，宣和殿学士应该是可以进入宣和殿的，这一点与其他馆职完全不同。例如，蔡攸担任过宣和殿待制，政和年间他在宣和殿“待祠”，知道夜间禁中的事情（时制）。（注：《铁围山丛谈》卷一，页16—17。）关于蔡攸的情况，史载：

徽宗将斥去（蔡）京，用中书舍人王安中为御史中丞，使劾京。攸时直宣和殿，通籍禁庭，闻其事，亟入宫请闲，为父叩头恳请。徽宗乃已，徙安中为翰林学士。京复安职。（注：王称：《东都事略》卷一〇一《蔡攸传》，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页1561。）

上自此每欲用之（陈瓘），而朝廷上下皆恐其复用。又曾于宫禁对左右说及瓘宜召之意。时蔡攸亦在侧，对曰：“瓘得罪宗庙，陛下虽欲用之，如其在天之灵何。”上蹙者久之。（注：朱弁：《曲洧旧闻》卷八《陈莹中为人所沮不得用》，北京：中华书局，2002，页195—196。）

这样，他在皇帝近旁“通籍禁庭”，及时察知皇帝的意志，在外部人知道之前进行处理，暗中帮助其父蔡京。

关于宣和殿学士的情况，有载：

国朝，宰相、执政既罢政事，虽居藩府，恩典皆杀。政和中，始置宣和殿大学士，以蔡攸为之，俸赐、礼秩悉视见任二府。其后踵之者，其弟修（翛）、其子行，而孟昌龄、王革、高伸亦继为之。然皆领宫观使或开封府、殿中省职事，未尝居外。及革出镇大名，仍旧职以行，而恩典悉如在京师。其后蔡靖以资政殿学士知燕山府，久之，亦进是职再任，恩数加之，虽前宰相亦莫及矣。（注：徐度：《却扫编》卷中，《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页80—81。）

在这里强调其俸赐、礼秩之优越的同时，也说明了除宣和后期王革、蔡靖的特例外，宣和殿学士不授予外任官这一原则。（注：王革担任大名尹是在宣和四五年时，此后蔡靖随即出任燕山府。）这或许能说明宣和殿学士的基本职责就是在宣和殿侍奉皇帝。

若是这样，我们可以认为宣和殿学士这一职位是按照宦官贴职来设置的。宣和殿学士最初与宦官一样，是在禁中的宣和殿，以侍奉徽宗为目的来设置的特别馆职。“（宣和殿）学士列内朝之班”这一句话就表明该官是在禁中侍候的。（注：程俱：《北山小集》卷二〇《代宣和殿学士表》，四部丛刊续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页18—19。这是程俱代蔡翛写的。）

这些宣和殿学士、大学士的第一任都是蔡攸，由此可见学士职位和蔡攸关系密切。与此相关，我们要进一步关注的是，担任大学士的蔡攸因转为外任官而失去学士职位，当再次回到开封时，又有“直宣和殿”这一称号。据《宋会要》，宣和四年（1122）时他担任“少保、镇海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上清宝箓宫、直宣和殿”；（注：《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之三，宣和四年正月十七日条，页2331；《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一之二〇，宣和四年四月八日条，页3176。）宣和五年担任“少傅、镇海军节度使、兼侍读、直保和殿、河北河东路宣抚使”。（注：《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之三，宣和五年五月十一日条，页2331。）这个职位在他同年六月担任领枢密院事时似乎就失去了，（注：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卷一二，宣和五年六月辛亥条载：“蔡攸领枢密院事。”（自上清宝箓宫使、兼神霄玉清万寿宫使、兼侍读、河东河北宣抚使，落直保和殿，依前少师、安远军节度使除）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799。）以前担任过该殿阁大学士的人如今担任了本来作为宦官贴职而设置的“直宣和殿”（或“直保和殿”）这一职位，由此可见蔡攸和宣和殿的密切关系。（注：这可能与外任有关系。宣和末期，蔡靖在地方上被授予保和殿大学士，但宣和四年时地方官不能加保和殿大学士的称号。另一方面，本来“直宿在宣和殿”的宦官可以带着“直宣和殿”的称号外任。童贯就曾担任“直宣和殿、陕西河东路宣抚使”（《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一之一九，政和六年正月五日条，页3176）。蔡攸于宣和四年四月八日，作为童贯的副官担任河北河东路宣抚副使外任，几乎同时他被加“直保和殿”的称号。由于没有记载宣和初期官衔的史料，因此不清楚蔡攸何时失去保和殿大学士，但目前据笔者所见，宦官以外，加直保和殿称号的只有蔡攸一人。）陆游《条对状》第三条记载：

方宣和间，王黼以太宰而行应奉司，蔡攸以三孤而直保和殿，紊乱之事，遂为祸萌。（注：陆游：《渭南全集》卷五《条对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3册，页345。）

可见蔡攸虽然担任三孤之一的少保或少傅，同时还兼任直保和殿，故而陆游批评这是制度紊乱。

虽然北宋末期的史料很少，我们还是可以认为宣和殿学士发端于宦官职位的直宣和殿，是与禁中的宣和殿这一“场”有密切关系的馆职。如本文第一章所述，与宣和殿有关系就意味着与徽宗有关系。并且首任官员总是蔡攸这一现象值得关注。

极言之，宣和殿的学士职位，起初几乎是为蔡攸专设的。易言之，是为了使蔡攸可以与宣和殿发生某种关联而设的职位。如后面提到那样，长期担任宣和殿学士、大学士的只有蔡攸一个人，并且后来通过直宣和殿这一宦官职位，使蔡攸与宣和殿的关系得以保持。这些情况都是笔者意见的佐证。为了使一个人与某一场所发生联系而特意设立某一制度的情况并不罕见，宋代馆职制度上亦然。譬如龙图阁本来是收藏太宗遗物的地方，同时也是真宗的私人书房。当时杜镐担任了宋朝最初的待制，真宗相继授予他特别设置的直学士、学士称号，他实际上作为真宗的顾问（文化方面的），与龙图阁这一地方产生密切关系。（注：参见梅原郁：《宋代官僚制度研究》，页360—361。）这就是诸殿学士的发端。在此所见蔡攸和宣和殿的关系可能也是如此。

起初为蔡攸一人设置的宣和殿馆职，在其后有几个人继任。下表中尽可能列出曾担任大学士、学士、直学士、待制等职位的官员，以略作说明。

首先我们在《萍洲可谈》里看到：担任直学士的有②蔡翛、③蔡儵；担任待制的有④蔡絛；担任学士的有⑤盛章、⑥王革、⑦高佑。

史料出处：“宰辅表”和“河渠志”指《宋史》；“礼”、“职官”、“乐”、“运历”、“崇儒”、“方域”指《宋会要辑稿》中的各个项目。

表中②蔡翛是蔡京的次子，根据其他史料也可以确认宣和元年八月他被任命为宣和殿直学士。（注：《闽中金石略》卷八《神霄玉清宫碑》，《石刻史料新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第17册，页12837—12838。）③蔡儵、④蔡絛是蔡京的第四个儿子和第五个儿子，除了《萍洲可谈》外，其他史料中没有记载他们担任直学士、待制的情况。①—④的四个人都是蔡京的儿子，由此可见宣和殿馆职的性质与其他馆职不同。

表中⑤盛章历任地方官后，政和后期长期担任了开封府长官，被赐予了邸第。（注：《宋会要辑稿·方域》四之二三，政和六年二月十九日条，页7382。）在其他史料中没有记载他担任宣和殿学士的情况。⑥王革担任宣和殿大学士的情况，在《却扫编》有记载“王保和革为开封尹”，与此相符。（注：《却扫编》卷下，页174。）但在其他史料中没有记载。⑦高佑是小说《水浒传》中臭名昭著的高俅的兄弟，在其他史料中没有他担任宣和殿学士的记载。

另外，《却扫编》也提到担任宣和殿学士的人，即⑧蔡行、⑨孟昌龄、⑩高伸、蔡靖。⑧蔡行是①蔡攸的儿子，长期把持殿中省，（注：关于这个时期的殿中省，参见藤本猛：《宋代の殿中省》，《东方学》第114辑，2007，页31—47。）根据《却扫编》，他以宣和殿大学士为基础担任了领殿中省事。（注：徐度：《却扫编》卷上，页8—9。如蔡行以保和殿大学士领殿中省，高俅以开府仪同三司领殿前司，王革以保和殿大学士领开封尹之类，是也。）⑨孟昌龄在徽宗朝一直担任有关水利的差遣，“孟昌龄父子河防之役”在当时曾遭到批评。（注：《靖康要录》卷五，靖康元年四月十五日条，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页306。）南宋时期他和他的子孙与蔡京、童贯等“六贼”一起受到永远不准出仕的处分。（注：《宋会要辑稿·职官》七六之三七《收叙放逐官》高宗建炎元年五月一日，页4114。）由《宋会要》也可以确认他担任保和殿大学士的情况。（注：《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五之二九，宣和二年八月二十日条，页7574。）⑩高伸与高佑一样，是高俅的兄弟，担任过殿中监。但其他史料中没有记载他担任宣和殿大学士的情况。蔡靖，北宋末期，金朝交还燕京，他担任了同知燕山府（以燕京改名），同时也担任了保和殿大学士。

除了上述《萍洲可谈》和《却扫编》里记载的人物外，还有几个担任过有关宣和殿（保和殿）职位的人。蔡鞗是蔡京的儿子，娶了徽宗的女儿茂德帝姬。他担任了待制后，又担任了直学士。王黼是接替蔡京成为宰相的人物，也作为奸臣而为人所知。政和六年（1116）他担任过宣和殿学士。（注：《宋史》卷四七〇《佞幸传·王黼传》，页13681。）但是如表中说明的那样，这个措施仅限他给父亲服丧期间，因此属于特例的可能性大。薛嗣昌、刘昺担任宣和殿学士的情况，在《宋史》中有相关记载。（注：《宋史》卷三二八《薛嗣昌传》，页10588；《宋史》卷四五六《孝义传·申积中传》，页13407；《宋史》卷三五六《刘昺传》，页11207。）宇文居中担任保和殿学士的情况，在《会编》中有相关记载。（注：《会编》卷二五《政宣上帙》，宣和七年十二月己未条，页189。）

这样，目前可以确认担任过宣和殿学士职位的人物只有十六名，其全貌难以理解。笔者认为可以提出两个解释：第一，是出于北宋灭亡前夕这一时代的制约；第二，从少量史料能看见的担任者都是蔡京、高俅家族，或是⑨孟昌龄、王黼等与“六贼”有关系的人物，由此可见厌恶他们的感情影响到了史料中对他们的记载。不管怎样，我们可以确认，在皇帝左右活动而且后世被叫做“奸臣”的人物，多担任宣和殿学士职位。

如上所述，①蔡攸是最初出任这些宣和殿馆职的人。由表可见，除了例外的王黼和因娶茂德帝姬的恩典得以担任待制的蔡鞗，政和年间，只有蔡攸一人担任了宣和殿学士、大学士。由此可见设置宣和殿学士是以授予蔡攸该官为目的的。笔者认为宣和殿学士的出现是以蔡攸和宣和殿、徽宗的关系为前提的。后来学士一职的发展不过是其延续。如果是这样，我们首先应该考察蔡攸和徽宗的关系。在下一节我们将要讨论这一情况。

（二）徽宗和蔡攸

以往我们一提到北宋末期就会想到“权相蔡京”，因此只把蔡攸看做“蔡京的儿子”。但是我们看史料时，就会发现实际上蔡攸比蔡京更早受到徽宗的知遇。《宋史·蔡攸传》记载：

元符中，监在京裁造院。徽宗时为端王，每退朝，攸适趋局，遇诸涂，必下马拱立，王问左右，知为蔡承旨子，心善之。及即位，记其人，遂有宠。（注：《宋史》卷四七二《奸臣传·蔡攸传》，页13730。）

可见，徽宗还是端王之时就与他见过，对他谦恭的态度颇有好感。徽宗当然知道与章惇、蔡卞等一起强力推进新法的翰林学士承旨蔡京，但是与他相交不深。徽宗即位后，蔡京被贬至杭州，那时童贯寻找书画古董，两人意气相投，于是蔡京得以接近了徽宗。但如果我们仔细考查蔡京和童贯的活动，就会发现两人不可能同时在杭州，由此可见这个小故事是后世的误传。（注：黄以周等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一八，建中靖国元年十二月戊戌条，按语部分，北京：中华书局，2004，页665。）蔡京接近徽宗应该是在徽宗即位后才开始的。但蔡攸和徽宗心理上的接近在徽宗尚为端王时期就开始了，比蔡京更早。

而且，徽宗和蔡攸的密切关系，从其称呼也可以知道：徽宗没有称呼他的姓名，而是以对待家人的方式称他“蔡六”。（注：《铁围山丛谈》卷二，页38。）据载：

（宣和四年）蔡攸副童贯出师北伐。……既行，徽宗语其父京曰：“攸辞日奏，功成后要问朕觅念四、五都，知其英气如此。”京但谢以小子无状。二人乃上宠嫔，念四者阎婕妤也。（注：周辉：《清波杂志》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94，页81。）

这样，开了有点下流的玩笑。徽宗笑蔡京惶恐的样子。从这种情况可以明确蔡京和蔡攸谁与徽宗更为密切。宫崎市定指出徽宗对蔡京父子态度的差异，而且将蔡攸和王黼等人的政治活动直呼为“男宠政治”，（注：宫崎市定：《水浒传─虚构のなかの史实─》，《宫崎市定全集》第12卷《水浒传》，东京：岩波书店，1992。）这个故事的确能说明宫崎市定的观点。很可能最初在徽宗看来，蔡京的身份不过是“蔡攸之父”。

得到徽宗隆宠的蔡攸到底是怎样的人物呢？蔡攸，字居安，蔡京长子。根据《东都事略》记载，靖康元年（1126）他“年五十”时去世，（注：《东都事略》卷一〇一《蔡攸传》，页1563。）因此应是熙宁十年（1077）出生。可能以恩荫出任监在京裁造院，大约二十三四岁时与当时为端王的徽宗结识。崇宁三年（1104）他被特别授予进士出身，政和年间参与编写《九域图志》和兴建明堂等活动。但是根据《宋史》记载，由三馆俊杰组成的编纂者之中，他是个“懵不知学”的人，并不适合这一工作。（注：《宋史·蔡攸传》，页13731。）

另一方面，还有些逸闻。蔡攸自幼明敏，叔父蔡卞带他拜访王安石时，他提出机敏的问题，让王安石为难；（注：杨万里：《诚斋诗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80册，页345。）还有，在曲宴，徽宗称蔡攸“相公公相子”，那么蔡攸马上回称徽宗“人主主人翁”。（注：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〇，北京：中华书局，1979，页127。）由此可见他是个机智的人。因而得徽宗宠幸。关于上述“懵不知学”的评价，我们要考虑到有后人对蔡京家族存有偏见的因素。

《宋史·蔡攸传》中有关于蔡攸经常近侍徽宗的记载：

攸历开府仪同三司、镇海军节度使、少保，进见无时，益用事，与王黼得预宫中秘戏，或侍曲宴，则短衫窄裤，涂抹青红，杂倡优侏儒，多道市井淫媟谑浪语，以蛊帝心。妻宋氏出入禁掖，子行领殿中监。视执政，宠信倾其父。（注：《宋史·蔡攸传》，页13731。）

这样，他在禁中的宴会中恣意胡为，并与演员一起出演丑角。此时连他妻子宋氏也可以进入禁中，而当时此处普通官僚都不可以进入，因此权相蔡京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力需要与宦官勾结。由此可见宣和殿学士的特殊性。我们暂且不论身为学士的蔡攸，为什么他的妻子也可以进入禁中呢？在《朱子语类》中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蔡京父子在京城之西两坊对赐甲第四区，极天下土木之工。一曰太师第，乃京之自居也。二曰枢密第，乃攸之居也。三曰驸马第，乃鞗之居也。四曰殿监第，乃攸子之居也。攸妻刘，乃明达、明节之族，有宠，而二刘不能容，乃出嫁攸，权宠之盛亚之。（注：朱熹述，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四〇《论文下·诗》，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3332。朝鲜抄本的徽州版本《朱子语类》卷一三九《作文二·本朝》中，“攸妻刘”和“出嫁攸”这两个部分的“攸”字都缺失，京都：中文出版社，1982，页1889。）

据此，蔡攸的妻子是刘氏，她是明达皇后和明节皇后的亲戚，（注：两个刘皇后中，明节皇后是如第一章所介绍的当时最受到徽宗宠爱的“刘安妃”。明达皇后是刘安妃之前受徽宗宠爱的人物。她们实际上没有血统关系，但由于她们同姓，因此明达将明节收做养女（《宋史》卷二四三《后妃下·刘贵妃》，页8644）。）她一度受到徽宗的宠爱，但未留在禁中，徽宗将她赐给蔡攸。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她是利用这种关系进入禁中的。但是蔡攸的妻子是我们在上面看到的“宋氏”，这个事实从她的姻戚关系可以得到确认，这与《朱子语类》记载的“刘氏”有矛盾。或许是宋氏死去后，徽宗把刘氏赐给了他。

关于蔡京家族和“刘氏”的关系，还有其他史料可证。本文第一章第一节介绍的史料Ⅱ《保和殿曲燕记》的后半部分记载蔡京与刘安妃即明节皇后会面的情形曰：

须臾，中使召臣至玉华阁，上手持诗曰：“因卿有诗，况姻家，自当见。”臣曰：“顷缘葭莩，已得拜望，故敢以诗请。”上大笑。妃素妆，无珠玉饰，绰约若仙子。（注：《挥麈录·余话》卷一，页277—278。）

关于“葭莩”这一句话，《汉书》景三王传附中山靖王胜传里记载“葭莩之亲”，就意味着是远亲。从他们的谈话来看，明节皇后刘氏是蔡京的“远亲”。《铁围山丛谈》中记载：

及政和末，伯氏（蔡攸）既连姻戚里，后大辟第，开河路，作复道，以通宫禁。（注：《铁围山丛谈》卷三，页55。）

可见，在蔡氏家族中与其说是蔡京，不如说是以蔡攸一家为中心与后宫结成姻亲关系的。于是，我们可以设想蔡攸拥有与蔡京不同的与徽宗联络的途径。

我们回到蔡攸和徽宗的关系。宣和后期，史料中可以看到在各种政治场景，两人都有密切关系。如上所述，宣和四年（1122），蔡攸作为宣抚副使与童贯一起出征燕京。但事实上他的职务不是帮助童贯，而是监视他的行为。蔡攸启程时，徽宗亲自告诉他：

卿朕所倚毗，无出右者，所以辍卿为副，实监军尔，如军旅之事，卿何预焉。只专任民事，及监察贯之所为可。（注：《会编》卷六《政宣上帙》，宣和四年五月九日条《北征纪实》，页39。）

此时，徽宗已不相信童贯，凡事都派遣与童贯不同系统的宦官，让他们收集情报。（注：《会编》卷一一《政宣上帙》，宣和四年十一月二七日条，页81；《会编》卷一二《政宣上帙》，宣和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条《北征纪实》，页87。）蔡攸担任副使也有这个原因。蔡攸和童贯并非始终合作的。（注：结果，在他们任职于宣抚司的时期，两人开始合作，如后文所述，蔡攸担任领枢密院事，掌管讲议司的时候，拔擢了童贯。但若由此认为从一开始二人就存在合作关系的话是不恰当的。）在这次作战时，蔡攸的职务是一般由宦官担任的监军，其背景便是徽宗和蔡攸间牢不可破的信任。（注：利用宦官监督地方的情况并不限于此时，徽宗朝加强了这一制度。《却扫编》卷中，页89—90。）

他们大败于辽军，不能单独攻下燕京，不得不借女真之力。结果由童贯一人背负了责任，宣和五年（1123）七月，他们从燕山府凯旋，不久童贯致仕。（注：《宋史》卷二二《徽宗纪四》，宣和五年七月己未条，页412。）而蔡攸却于同年六月以少师担任领枢密院事，作为童贯的继任者升任执政。（注：朱熹记载此时蔡攸被封为英国公、燕国公，但其他史料中没有这个事情。《朱子语类》卷一三〇《本朝四》，页3128。）

让我们再次回到本文开头的“舞台”。宣和末期，由于金军南侵，徽宗演了一出“禅让戏”，蔡攸没有公开亮相，但实际上他参与了这一闹剧的策划。其他史料中记载禅让当天的情况云：

明日，遂御玉华阁，召宰执，书“传位东宫”四字，以付蔡攸。又一日，钦宗遂即位，实宣和七年十一月辛酉也。（注：岳珂：《桯史》卷八《玉虚密词》，北京：中华书局，1981，页92—93。）

及将谋内禅，亲书“传位东宫”字以授李邦彦，邦彦却立不敢承。白时中等人在侧，徽宗踌躇，以付攸。攸退，属其客给事中吴敏，敏即约李纲共为之，议遂定。（注：《东都事略》卷一〇一《蔡攸传》，页1563。）

可见，当初徽宗想交给少宰兼中书侍郎李邦彦写有“传位东宫”的便签，但是李邦彦不敢接受，由此徽宗不得不交给蔡攸。因此，在本文开头部分，佯作濒死的徽宗颤抖着左手，撰写禅位给太子的便签，把这出“禅让戏”表演给包括蔡攸在内的若干大臣看。蔡攸应该没有想到本来深居后台的自己出演了重要角色，可能是由于李邦彦等大臣的拒绝，他才迫不得已出场的。（注：《宋会要辑稿·崇儒》六之一七，绍兴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条载：“诏万安军于蔡攸家收取徽宗皇帝御笔立皇太子诏。叙宣和末策立渊圣皇帝事，因及罪己奏天。密表投进，宣付史馆，实录院编类，送敷文阁藏之。从吉阳军使杨雍请也。”页2277。可见，宣和末期策立渊圣皇帝（钦宗）的诏敕（御笔），直至绍兴年间一直保存在蔡攸家。）此后吴敏被召来草诏，他是从一开始就与蔡攸一起策划的成员之一。（注：《靖康要录》卷一〇，靖康元年九月五日条“臣僚上言”部分载：“伏睹道君太上皇帝，去冬锐然以大位内禅于陛下，不谋宫闱，不闻阉宦，不询群臣，使神器永有依归，其贤于唐太宗远矣。一旦上皇除陛下为开封牧，攸知事势已定，又自度父子稔恶，平时内惮陛下刚明，遂授其语于吴敏，俾之建白。攸又赞除敏为门下侍郎，其虑患深矣。敏不自揆，乃攘为己功，群小交口称道为有定策之勋，兹实骇闻。内禅出上皇之意，虽百吴敏，何能为哉。敏既贪天功以为己力，又德蔡攸所授之语，惟思报蔡氏之恩，略不顾君臣大义，虽交章攻京、攸之罪，而敏横身障蔽，斥逐台谏，招引同门，以为其助。”页623—624。）

关于蔡攸和吴敏参与禅让闹剧的风言风语在朝野中广为人知。史载：

秦桧奏乞禁野史。上曰：“此尤为害事，如靖康以来私记，极不足信。上皇有帝尧之心，禅位渊圣，实出神断，而一时私传以为事由蔡攸、吴敏。上皇曾谕宰执，谓‘当时若非朕意，谁敢建言，必有族灭之祸。’”楼炤曰：“上皇圣谕亦尝报行，天下所共知也。”（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一，绍兴十四年四月丁亥条，页2433。）

可见，在此后约二十年的南宋绍兴年间，高宗还需要辟谣。蔡京很欣赏吴敏以至想要招其为婿，而且吴敏成长于蔡家，（注：《宋史》卷三五二《吴敏传》，页11123。《靖康要录》卷九，靖康元年七月十三日条“御史中丞陈过庭言”部分，页548。）当然是蔡攸的故交。

除蔡攸、吴敏外，李纲原来也是蔡氏门生，（注：参照李纲：《靖康传信录》卷上，《李纲全集》卷一七一，长沙：岳麓书社，2004，页1574—1583中的有关禅让的记录。此时吴敏试图以太子监国的方式对付，但李纲坚持认为要解决问题，非禅让不可。）是他向吴敏提出劝徽宗禅让的建议的。由此可以认为实际上是蔡攸、吴敏、李纲三人策划的。但无论如何，他们不可能无视徽宗的意志，而应该是根据徽宗授意编剧演出的。最初得知徽宗禅位意图的是蔡攸。当时有人弹劾道：

当时蔡攸出入禁中，刺得密旨，报吴敏、李纲，欲使二人进用，为己肘腋。（注：《会编》卷五六《靖康中帙》靖康元年九月条，页418。）

伏见李纲本以凡才，误膺器使，卵翼于蔡氏之门，倾心死党。逮上皇将有内禅之意，攸先刺探，引纲为援，使冒策立之功。（注：《靖康要录》卷一一，靖康元年十月一日“又臣僚上言”部分，页669—670。）

可见，在蔡攸、吴敏、李纲三人中，他们首先批评蔡攸窥伺徽宗的意志并按之行事。

本文开头部分提到禅让的那天，担任领枢密院事和执政的蔡攸作为“大臣”之一，装模做样地去宣和殿找徽宗。根据事先设计的剧本，应该是由宰相接受徽宗禅让的诏书，却发生了宰相以沉默方式拒绝受命的意外，蔡攸立即若无其事的接受便签，如商量好的那样召进早已等候在外边的吴敏撰写禅让诏书，这应该就是真实经过。这一天自始至终的确是一场禅让的“戏”。

徽宗和蔡攸的“蜜月”继续下去。禅让结束后，徽宗成为太上皇，靖康元年正月四日，他偷偷从开封城溜走，蔡攸和宦官跟从。（注：庄绰：《鸡肋编》卷中，北京：中华书局，1983，页73；张知甫：《可书》，北京：中华书局，2002，页427。）然后宋朝与金朝讲和，金军暂时撤退后，蔡攸、吴敏、李纲等将太上皇迎到开封，并避免两个皇帝并存南北的危机状态，使钦宗放心。（注：当时徽宗从淮南逃到江南，金军从开封撤退后，徽宗依然禁止从江南向开封运送物资，几乎达到与开封朝廷尖锐对立的程度。并且开封城里开始有徽宗行幸至蜀独立的传闻。李光：《庄简集》卷八《乞奉迎上皇札子》（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8册，页513）也暗示了这种情况。另外，关于徽宗和钦宗的微妙关系，参见张邦炜：《靖康内讧解析》，《宋代婚姻家族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页461—502。）史载：

始上皇留镇江未返，幸臣宁远军节度使吴县朱勔邀上皇幸其里第，朝廷忧之。少宰吴敏请令蔡攸劝上皇北归以赎罪。四月己亥，上皇还京师。（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靖康元年二月辛酉条，页14。）

当时吴敏担任钦宗的执政留在开封，他利用自己与随从徽宗的蔡攸的交情，以自己的身家性命为担保，说服太上皇返回开封。（注：《东都事略》卷一〇一《蔡攸传》，页1563。）最终徽宗答应北归，李纲在中途迎接徽宗，这应该也是钦宗考虑到李纲和蔡攸的密切关系而做出的决定。由吴敏、李纲的这些行为可知，当时人们普遍意识到蔡攸对徽宗的影响力。（注：此时宋（暎）被作为开封的使者派遣，后来徽宗赐给他慰劳其斡旋之功的御笔。宋是蔡攸妻子宋氏的亲戚。《会编》卷四三《靖康中帙》靖康元年三月辛巳条，页325。徽宗回开封后，住在龙德宫，最后不得已隐居了。跟随他的蔡攸，连入京也受到舆论的反对（例如：《庄简集》卷九《奏议论蔡攸欲潜入都城札子》，页520等），蔡攸虽然促成徽宗的返回开封进行赎罪，但仍被贬黜流放到海南岛赐死。）

因此，徽宗和蔡攸的关系，从徽宗即位前起，到退位出逃南方、再返开封一直继续着，蔡攸可以经常在徽宗身边侍奉。我们可以认为蔡攸以与徽宗的私人关系为基础，也通过姻戚关系与后宫发生联系，同时他为了进入宣和殿，也担任了源自宦官贴职的宣和殿学士。可以说宣和殿的学士职位是为了使蔡攸与禁中的徽宗产生联系而设的制度，反过来说此职位也仅有这一职能。

四、结语

笔者曾经根据殿中省只设于徽宗朝，以及蔡京的姻族宋升、孙子蔡行等长期担任领殿中省事这些事实出发作如下推测：除宦官外，蔡京也通过他们把握徽宗的私人生活，以达到对皇帝意志的迎合，这对确保他自己的政治权力而言是必不可少的。（注：藤本猛：《宋代の殿中省》。）笔者认为，此结论本身没有错误，但现在发现此外还存在宣和殿学士这一窥测皇帝意志的手段，而且其重要性远超出笔者当初的预料。这是因为在禁中，宣和殿是徽宗日常起居之处和撰写御笔这一重要政治活动进行的地方，宣和殿的学士职位拥有进入宣和殿的特权。蔡行担任宣和殿大学士控制殿中省这一事实表明了这两个职位的重要性。

蔡行之父蔡攸与宣和殿学士职位关系最为密切，学士职位就是在徽宗和蔡攸关系的基础上设立和发展的。以前的研究很少关注蔡攸，但实际上，蔡攸与徽宗的关系比其父蔡京更密切，从第一期到第三期蔡京专权体制的背后，禁中蔡攸这一幕后支柱是不可忽视的。如上所述，蔡攸在禁中屡次将反对蔡京的政治行动消解于萌芽状态。

那么，在宋代政治史中，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皇帝身边的蔡攸、蔡行等角色呢？如果我们考虑这个问题，就不能忽视御笔。御笔这一以皇帝亲自撰写为原则，越过宰相、执政而下达的命令文书的出现，恰如德永洋介指出的那样，意味着向来由宰执这一咨询机关控制的皇帝意志的表达，变成了通过御笔这一命令文书形式直接下达给执行机关的情况。这可以被认为是明初皇帝直接控制六部的体制及此后的内阁、司礼掌印太监制度的先导。（注：德永洋介：《宋代の御笔手诏》。）若与曾经被作为宋代特点的“士大夫政治”结构（我们应该重新考虑是否确实存在这一结构）相比，从皇权—相权对立的视角来看，这一情况可以认为是皇权的相对强化。其背景包括如下两个因素：第一是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他们以皇帝绝对化、权威化为核心，试图确立以皇帝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教育体制；（注：寺地遵：《五代北宋政治史概说》，今堀诚二编：《中国へのアプロ—チ─その历史的展开—》，东京：劲草书房，1983，页97—129。）第二是神宗的元丰改制，试图在皇帝之下，根据阶层秩序将宰相等官僚集团体系化。（注：熊本崇：《宋神宗官制改革试论—その职事官をめぐって—》，《东北大学东洋史论集》第10号，2005，页175—266。）

从这种情况来看，御笔起源于神宗的内降手诏，它不同于先前非常规的传达君主随意想法的命令文书，是作为具有法律根据、常规的制度出现的，这是一个很大的特点。因此虽然建立了对御笔可以覆奏的原则，但御笔自身即包含着颠覆长期以来以宰执、台谏等士大夫为中心的政治运行机制的危险性。蔡京自己也遭遇到了这一危险。事实上早在宣和年间，在宰相蔡京不能顾及的场合，宦官们便随便下达御笔。

因此，蔡京为了稳定自己的权力，不但要控制宰执集团和言路官等士大夫集团，也要监视皇帝身边负责撰写御笔的人。先前研究指出存在蔡京与童贯等宦官集团合作的情况，但是，蔡京通过其子蔡攸和其孙蔡行——他们担任可以进入御笔撰写现场的宣和殿学士和殿中省职位，更直接地与禁中发生联系。这一体制开始于蔡攸因与徽宗产生联系而得以留在禁中，由于这一情况的存续，蔡京才得以保持了十五年的权力。

杨球在宣和殿代笔御笔，他本来是蔡京家吏的孩子，因此蔡攸与他是旧友，进一步说，蔡攸是他原来的主人。由此我们不难想象蔡攸在禁中宣和殿的存在对无序状态的御笔撰写产生了相当影响。

靖康元年，陈过庭弹劾蔡攸曰：

罪恶之著，莫甚蔡攸。当京擅权专政，彼则以阴谋诡计出入宫禁，外示异同，中实附会。及童贯兴师召乱，彼又副之，出构边隙，归冒重赏。以襦袴之资而当大位，以斗筲之器而握重兵，蠹国害民，亚于京、贯，窜殛之罚，不可以免。（注：《靖康要录》卷五，靖康元年四月二十九日条，页342—343。）

他的确指出了蔡攸担任的角色。

宣和殿（即保和殿）的学士职位，北宋灭亡后延续到南宋。但是宣和殿既然不复存在，它便逐渐变成了与实际不相符的名誉称号。（注：关于包括保和殿馆职在内的南宋殿阁学士顺序，见《宋史》卷一六八《职官志·绍兴以后合班之制》，页4010—4013；《庆元条法事类》卷四《职制门·官品杂压·官品令》，东京：古典研究会，1968，页15—18。）本文考察的宣和（保和）殿学士的情况只存在于北宋末期。

原载《东方学报》第81册，2007年

下册

选官文书与政令环节

唐宋间选官文书及其裁决机制的变化

刘后滨选

官权的划分及其运行机制，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官员的授任文书上。存世的唐宋时期官文书资料中，以官告为中心的选官文书最为集中，而且学界已经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注：参见大庭脩：《唐告身の古文书学的研究》，西域文化研究所编《西域文化研究》（第三），东京：法藏馆，1960。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91；《唐代官文书研究》，京都：中文出版社，1991；《唐代公文书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96。毛汉光：《论唐代制书程式上的官职》，《第二届国际华学研究会议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91。李锦绣：《唐代“王言之制”初探》，《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本文从敕授官范围的扩大入手，探讨唐宋之际选官文书裁决机制及其体现的政务运行机制的变化。

一

自从隋文帝废除地方长官自辟僚属之制以来，“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注：魏徵：《隋书》卷七五《刘炫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页1721。）一切有品级的官员（即所谓“流内官”）都要由朝廷任命。这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变化。选官权集中到朝廷后，在君主、宰相和具体掌管选官事务的尚书省吏部之间如何分工协作，并形成新的权力运行机制，这是随着政治格局的变化，政治制度面临的新问题。

隋及唐前期实行三省制，选官事务中的权力划分，在流内官范围内基本分为三个层次，即：五品以上的制授、六品以下的奏授（旨授）以及一些特殊的六品以下职位的敕授。这是以授官文书的类别进行的划分，以制书授官者为制授，以敕书授官者为敕授，以御画奏抄授官者为奏授。《大唐六典》载：“五品已上以名闻，送中书门下，听制授焉。六品已下常参之官，量资注定：其才识颇高，可擢为拾遗、补阙、监察御史者，亦以名送中书门下，听敕授焉；其余则各量资注拟。”（注：李隆基著，李林甫注：《大唐六典》（广池千九郎训点本）卷二“吏部尚书侍郎”，东京：横山印刷株式会社，1973，页25。）《通典》记唐代的选授之法，其注曰：“供奉官，若起居、补阙、拾遗之类，虽是六品以下官，而皆敕授，不属选司。开元四年，始有此制。”（注：杜佑：《通典》卷一五《选举三》，北京：中华书局，1984，页84。）

制授和奏授是唐前期授官的基本形式，按照五品以上和六品以下的界限划分，包括了全部流内官。而敕授官是一种补充形式，主要是对于六品以下官中一些特殊的官员，其任命权由吏部转移到宰相和君主手中。开元以前，敕授官的范围包括员外郎、监察御史、起居郎、拾遗、补阙等官职。（注：中村裕一认为，敕授告身是用于本品六品以下担任职事官五品以下者的临时性告身（《唐代官文书研究》，页271），这是基于对《通典·选举典》所谓“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及视五品以上，皆敕授”的理解，对唐代敕授官性质的判断不确。）这些官职原本也是由吏部任命的，后来逐渐从吏部铨选中分离出来，转由宰相访择和举荐，由皇帝以敕书任命。（注：参见宁欣：《唐代选官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页73。）这种变化，一方面表明君主进一步走向处理国家政务的前台，君相之间在政务运行中更加一体化；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专制主义皇权的强化。

二

安史之乱之后，唐代敕授官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地方官，包括县令及一些州县佐官。大庭修《唐告身的古文书学的研究》汇集的敕授告身有11件，（注：大庭脩：《唐告身の古文书学的研究》，页312—349。）其中有两件就是任命县令的，一是大历三年（768）任命朱巨川为试大理评事兼豪州钟离县令；二是大历十四年任命张令晓为资州磐石县令。《文苑英华》卷三八〇至卷四一九《中书制诰》（注：李昉：《文苑英华》卷三八〇—卷四一九“中书制诰”，北京：中华书局，1966，页1937—2123。）中大量的授官文书，都是对节度、观察使奏请任命僚佐文状的批复文书，虽名为“制”，实际都是敕旨。李商隐《为荥阳公谢除卢副使等官状》：“臣得进奏官某状报，臣所奏卢某等二人，奉某月日敕旨，赐授前件官充职者。臣谬当廉印，合启幕庭，抚夐罩以兴怀，惧羖皮之废礼……不胜感恩荷圣之至。”（注：董诰等：《全唐文》卷七七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页8051。）这是李商隐担任桂管观察使郑亚的判官时为郑亚起草的谢状，知其先有奏请卢某二人为副使等使府僚佐的奏状，然后得到敕旨的批准，故再上谢状。这是唐后期非常普遍的任官机制。

唐后期，各地奏请自行任命县令、录事参军等地方官的情况非常普遍，这是地方长官尤其是节度、观察使与朝廷之吏部争夺选官权的重要表现。尤其是在边远地区，州县官大都由观察使等地方官自行任命，由朝廷任命的很少。如唐后期的桂管观察使部内，所掌二十余州，“自参军至县令无虑三百员，吏部所补才十一，余皆观察使商才补职”。（注：欧阳修：《新唐书》卷一一八《韩思复传附韩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页4274。）李商隐《为荥阳公举王克明等充县令主簿状》，（注：《全唐文》卷七七二，页8051—8052。）就是桂管观察使郑亚自行补任州县官的证明。不过，节度、观察使及州府长官任命的属官，大都是差遣性的摄官，他们还要等候朝廷的正式任命后，才能成为正官。有学者将这个程序概括为“摄官奏正制度”。（注：参见陈志坚：《唐代州郡制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页87—90。）摄官奏正，有的就是由朝廷进行敕授的。

《通典》卷一八《杂议论下》载沈既济《举选议》中提出的“请改革选举事条”，包括了由州府长官自行选用长史、司马、县丞、县尉的内容，尤其是上州省事、市令，中州参军、博士，下州判司（原注：录事参军不在此例），中下县丞以下及关、津、镇戍官等，“请本任刺史补授讫，申吏部、兵部，吏部、兵部给牒，然后成官，并不用闻奏”。（注：沈既济的职衔，《资治通鉴》作“太常寺协律郎”（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北京：中华书局，1956，页7268），《新唐书》作“试太常寺协律郎”（《新唐书》卷四五《选举志下》，页1178），《通典》作“礼部员外郎”（《通典》卷一八《选举六》，页101）。）尽管沈既济的建议当时未被采纳，但他提出的方案实际上成为唐后期一项常用的制度。（注：参见陈志坚：《唐代州郡制度研究》，页88。）随着地方节度、观察使日渐用辟署幕府僚佐的办法选用州县官，越来越多的州县官进入到敕授官的范围。

敕授官成立的过程，与由吏部注拟的奏授官的成立有很大的不同。敕授官成立的一个前提，是大臣举荐某人为某官，或地方节度、观察使已经任命了某人为使府僚佐或州县官而向朝廷“奏正”。所以，敕授官成立的一种情况是，首先有举荐的表状，然后皇帝下敕批准。另外一种情况是，大臣的举荐只是泛泛地建议要给某人授官，并未推荐明确的职位，这不同于节度、观察使已经任命了某人为某官而向朝廷“奏正”。在这种情况下，皇帝批复表状的敕旨，只能是原则上的意见，具体落实为某官并加以任命，还要另外的文书来实现，或者是中书门下所发的敕牒，或者是节度、观察使发的使牒。据北宋元丰五年（1082）详定官制所的说法，“唐制，内外职事有品者给告身，其州、镇辟置僚佐止给使牒”。（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三二五，元丰五年四月甲戌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页7826。）其说可供参考。前引李商隐《为荥阳公谢除卢副使等官状》中所说的“臣得进奏官某状报，臣所奏卢某等二人，奉某月日敕旨，赐授前件官充职者”，卢某由皇帝用敕旨赐授为观察副使，不能确定卢某是否有敕授告身。但是，地方辟置僚佐，还要向朝廷奏请授予律令规定的官衔，朝廷批复后应当发给告身。

唐代前期官员的授任中，制敕授官的告身及其所依托的制敕文书之外，无须另外的文书。但到安史之乱以后，随着举荐制的普遍化及敕授官范围的扩大，制敕授官日渐多出来一个环节，即在任命某人为某官的制敕文书之外，再下发一道敕牒。至晚唐五代时，这种情况已经很普遍。《新五代史》卷五五《刘岳传》载，“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输朱胶纸轴钱然后给，其品高者则赐之，贫者不能输钱，往往但得敕牒而无告身”。（注：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五五《刘岳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页631—632。）这种情况似不能理解为敕牒就是告身所依托的“王言”，单独用敕牒授官的情况缺乏资料的支持，但制书和敕旨、发日敕授官的情况，在史料中多有记载。敕牒作为选官程序中配合其他制敕文书行用的一个环节，是随着中书门下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宰相参与裁决政务职能的强化而出现的。

三

北宋元丰以前，官员的任命文书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告身，另一部分是敕牒。

告身视任官性质与级别的不同，分为内制和外制。亲王妃主、宰相、枢密使、节度使等的任命，用内制，由翰林学士起草制词，相当于唐代的制授（包括册授），其程序是“凡制词既授门宣读，学士院受而书之，送中书结三省衔，官告院用印”。（注：《长编》卷一六五，庆历八年十月庚寅条，页3971。）告身的书写程序完成后，再下发给所受之人。内制告身的文书体式，元丰以前的情况，因尚未发现实物史料，不得具知。但据元丰以后的几通告身看来，其制词部分以“门下”开头，“主者施行”结尾，其后是中书省三官的宣奉行、门下省三官的署名，并书有“制书如右，请奉制付外施行，谨言”的覆奏文，接着是尚书仆射和吏部官员的署名，并书“告某官，奉被制书如右，符到奉行”。因此，所谓“送中书结三省衔”，完全按照唐代制授告身的程式。（注：如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拜左仆射告身，图版载台湾《故宫文物月刊》第284期（2006.11），页14—15；元祐三年范纯仁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告身，参见近藤一成《〈长编〉に収録された蘇東坡の一逸話をめぐって》，载長澤和俊編：《アジアにおける年代記の研究》，昭和六十年度科学研究费補助金总合的研究（A）研究成果报告书，1986，页73—81。如近藤一成指出，范纯仁告身中缺中书三官的宣奉行，有待进一步研究。此两通告身的照片及近藤一成文，蒙邓小南先生见示，特此致谢。）

亲王妃主、宰相、枢密使、节度使等以外的官员任命，则用外制，由知制诰起草命词，相当于唐代的敕授和奏授。外制官授任的文书运行程式，当与内制官大致相同，命词起草后，一样要送中书结三省衔，官告院用印。（注：参见《金石补正》卷一〇四《灵泉院顺德夫人敕》，《宋代石刻文献全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第1册，页340—341。）外制告身的文书体式，基本等同于唐代的发日敕和敕旨，以“敕”开头，中书三官宣奉行后，书“奉敕如右，牒到奉行”，门下三官直接“署而颁之”，无覆奏文，尚书仆射及吏部官员签署后，书“告某官，奉敕如右，符到奉行”。（注：对宋代外制文书体式的概括，参见张祎：《宋代的官告》（未刊稿）。）实际上，奏抄（或作奏钞）在元丰以前用于授官的例子并未见到。在唐代前期属于奏授官范围的官员任命，在北宋时期都纳入到敕授官之中。这是北宋敕授官范围扩大的主要表现。

无论是内制还是外制的告身，三省官员的结衔一依唐代制度。尽管三省制在北宋的实际政务运作中已不复存在，三省官员大都是阙职，但三省官的官衔已经成为官告文书上完全程式化的内容。

宋代官员的任命中，敕牒与告身并行。（注：参见罗祎楠：《评刘后滨著〈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刘东主编：《中国学术》总第2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页279—297。）敕牒是所有官员的任命都要行用的一个文书环节。

元丰官制改革以后，授官文书恢复了唐代的制授、敕授和奏授告身式，其官告及奏钞体式，乃参照房玄龄官告改定。（注：《长编》卷三二七，元丰五年六月癸亥条，页7877。）这是宋代选官文书的又一变化。宋代选官文书体式变化及其体现的政务裁决机制的变化，是关系到宋代政务运行机制变化的重大问题，需待研究宋史的专家进一步探明。

四

综括言之，唐中后期至北宋，敕授官范围扩大，宰相的任官权得到了加强，选官文书形态及其裁决机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背景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律令制下的官僚体制向使职行政体制的演变。吏部所掌为六品以下官员的授任权，一些临时性的差遣，吏部也可以遣使，但是，越来越多的固定使职，其任命却在吏部职掌之外，是要以皇帝的命令文书来差遣的。随着唐代中后期使职行政体制的确立，使职系统各种差遣性职务，包括节度、观察使下属的所谓使府僚佐，都逐渐脱离了吏部选任的范围，而纳入到敕授官的行列。二是随着地方分权趋势的发展，荐举制重新抬头。唐代中后期荐举范围不断扩大，不仅宰相可以举荐，各种使职和地方长官也可以举荐。地方的节度、观察使和州县长官向朝廷举荐官员，是直接面向宰相和皇帝的，而不是向吏部举荐。君、相接受举荐后加以任命，授官文书就是皇帝的命令文书，其中六品以下官用敕类文书，敕授官的范围因此扩大。

这个变化的背后，还体现了选官事务中地方与中央的新型关系。随着地方政务范围的扩大和越来越朝着事务性的方向发展，全国的地方官都由吏部来统一选任，势必出现吏部选任的官员不适应地方工作、尤其是具体职位的矛盾。地方长官根据工作需要和职位特点，自行选任官员，是地方治理实际需要的结果。而且，在安史之乱以后地方独立性加强的背景下，这个趋势更加明显。但是，中央又不可能向地方完全放权。对于地方官的选任，既要让地方长官享有一定的自主性，又要维护中央对选官权的控制。自中唐以后，地方长官享有一定程度上的选官权，可以自行提名和安排职务，但是必须在获得出身的人中进行选任。出身即任官资格的获得，是由中央确认的。地方长官选任地方的佐官，其选拔的范围就是全国性的、获得朝廷认可的有出身者。也就是说，地方的一些职位尽管由地方长官来安排，但是已经不可能由一些本地的家族来控制了。另一方面，地方长官选任地方官，也并不具有完整的任官权，至少在形式上还要申报中央，由朝廷用皇帝敕书的名义加以批准。这是敕授官范围扩大的一个重要背景。

本文原刊《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

唐代“生祠立碑”唐代“生祠立碑”——论地方信息法制化

刘馨珺

一、前言

北宋福建仙游县的蔡襄（1012—1067）以农家子弟参加考试，年仅十八岁就高中仁宗天圣八年（1030）进士第一。欧阳修（1007—1072）撰写蔡襄的墓志铭中，（注：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三五《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收录于《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第35册，页377—380。）详述蔡襄仕宦经历，尤其在福建路福州、泉州的政绩。庆历四年（1044）出知福州，以便亲为由，转任福建转运使，他在任时：

复古五塘以溉田，民以为利，为公立生祠于塘侧。又奏减闽人五代时丁口税之半。

地方百姓为他立生祠，后来因为丁父忧，暂时去职。嘉祐元年（1056），蔡襄出知泉州，徙知福州。未几，复知泉州。五年间，欧阳修赞扬蔡襄“为政精明，而世闽人，知其风俗”。由于出身闽地，所以深知时政轻重缓急，其具体事迹包括“礼其士之贤者，劝学兴善”、“得先生周希孟，以经术传授”、“亲至学舍执经讲问，为诸生率”、“延见处士”、“陈襄、郑穆方以德行著称乡里，皆折节下之”、下令禁止“闽俗重凶事”、痛断根绝“巫觋主病”与“蛊毒杀人”之类、“择民之聪民者教以医药”、条成“五戒”教谕不率教令之子弟等等。当蔡襄受命召拜中央官后，地方人士到泉州衙想要申请建立德政碑，如墓志铭记载：

公既去，闽人相率诣州，请为公立德政碑，吏以法不许谢，即退而以公善政私刻于石，曰：“俾我民不忘公之德。”

吏人以不合法规阻却众人的举动。虽然如此，群众仍然“私刻”善政于石碑上，以表彰不能忘怀蔡襄的德政。

上例中，泉州人民要替有具体善政的蔡襄立碑，却无法如愿。令人好奇的是，欧阳修所称扬“间归于闽，有政在人”的蔡襄，为何“以法不许”立碑呢？

追溯宋初有关官吏立碑的法律，可知生祠是附带的规范行为，而《宋刑统》中延续唐律的精神与法条文字，在《职制律·长吏立碑门》规定朝廷内外百司长官以下非法立碑的刑罚。（注：窦仪：《宋刑统》卷一一，台北：仁爱书局，1985，《职制律》“长吏立碑门”【议曰】，页173。）《唐律疏议》卷一一《职制律》“长吏辄立碑”（总134条）（注：长孙无忌：《唐律疏议》（以下简称《唐律》），台北：弘文馆出版社，1986，页217。）规定官吏们若实无“导德齐礼、移风易俗”的政绩，且未经“州为申省，省司勘覆定，奏闻”的程序，却妄自遣人立德政碑者，除了要受到“徒一年”的刑律处分，已经建造的碑祠也必须除毁。由此可知，建立在任地方官碑祠是包含合法与非法的活动，而顾炎武（1613—1682）曾论及唐朝“当日碑祠之难得”，（注：顾炎武：《原抄本顾亭林日知录》卷二三《生碑》，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68，页646。）本文借由归纳整理唐代114件“生祠立碑”的事例，（注：事例是以人为计算单位，如果一人有多处事迹，则仍视为一例。参照本文表二，其中事例以《从生祠立碑谈唐代地方官的考课》（以下简称拙稿旧作）的72例为主，又参酌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北京：三联书店，2009）表3-1《唐代生祠简表》（约有10例），页228—231。以及《册府元龟》（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颜真卿撰《颜鲁公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倪涛撰《六艺之一录》（影印文渊阁四库本）等史料增补修改。表二修正若干事例的系年，亦将岑仲休（岑植）的德政碑出处增修张铉《至正金陵新志》（台北：大化书局，1980）卷一二《碑碣》“勾容县令岑公德政碑”，页5754—1。本论文不因表格事例的时序调整而影响原有论述观点与结果，反观雷闻将“生祠”置于《唐代地方祠祀的分层与运作》章节下，未能充分合理推论生祠如何成为“具有浓厚官方色彩的地方祠祀”，甚至将狄仁杰、吕、袁滋等官员死后重修的“生祠碑记”与“立庙”事例混为一谈。）并以量化示意图，（注：拙稿旧作中，并未处理量化后的分析工作，本文经由更多事例证明“德政碑与生祠”的建造，是存在着时间性、地域性、职官性的课题，并非如未经数字统计的雷闻在《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一书中的笼统说法（页231—232）。以地域分布而言，雷氏仅以29例生祠就认为“这是一种遍及全国的祠祀方式”，实在缪误甚大。）分析有唐一代的生祠立碑活动之时间、地点、职官、方式的合法性与否，从而建构唐代考课制度执行的动态。（注：有关唐代考课制度研究，如邓小南《课绩·资格·考察——唐宋文官考核制度侧谈》（郑州：河南新华书店，1997）是从课绩中的“善”与“最”，如何呼应考课的内容，阐述唐代考课制度的平衡及灵活特质。黄清连《唐代的文官考课制度》（《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5本1分，1984，页139—200）是从考课与官僚政治关系着眼，讨论包括考课官、对象、程序审核、考簿与评定等考课内容、考课实际运作、考课官的权限、公平客观性，以及考课制度与人事关系。曾一民《唐代考课制度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77）讨论考课制从中央至地方及特区，一贯地推动于全国。其余研究多是论唐代的“考选”问题，如章群：《唐代考选制度考》（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4）。任育才：《唐代铨选制度论述》，收入氏著《唐史研究论集》，台北：鼎文书局，1975，页87—157。蔡丽雪：《唐代文官考选制度》，台北：台湾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70。）

本研究以唐代地方官“生祠立碑”史料为基础，就律令的规定，进而思考立法者的目的，（注：迄南宋时代，“生祠立碑”仍然是作为考课监察官吏的一体概念，如宋不著编撰人：《名公书判清明集》（以下简称《清明集》）卷二《举留生祠立碑》，“生祠立碑”，北京：中华书局，1987，页61。愚以为，从职制律令的规定中，可知建造生祠是属于地方“风教”的问题，虽然生祠中有祈祷行为，即使少数生祠成为后世地方庙宇祠祀，亦不能贸然视作地方“宗教”的一环。）从散漫不全的事迹中，发掘地方群众的意向，了解地方信息传达的可能性。“信息”一词是唐宋以来常见的用语，（注：“信息”的古典意义有“音信消息”。相关论述可参考邓小南编《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重心》前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页5。又，拙稿旧文仅将法条与事例初步整理，并未从政治视角思考”考课法”与地方信息的关系，故而重新撰文。）本文主要讨论有两大项：一是析论唐朝中央如何合法化地方“通传信息”（注：刘昫：《旧唐书》卷一五〇，《王晙传》台北：鼎文书局，1980，页6872。王晙的事迹，则收入本文表二，例31。）的过程，亦即从颁布、申请流程及观察使核定的生碑法令，来思考官方治权与社会势力的互动关系。二是理解中央政权如何控制官僚个人的规范，以及如何在地方上树立良吏的典范，论述唐代法令实践的情况。

二、唐代地方官“生祠立碑”的法令

《唐律》总134条中规定凡是官吏违法树立德政碑，以及派遣吏民上表称颂治绩的刑罚。本律置于《职制律》中，所规范的行为主体是以官员为首，不论其有无政绩，若自行遣人宣扬，就是邀名、欺世的违纪行为，除了已立碑应当除毁，官人亦触犯本条刑律，至少徒一年：

诸在官长吏实无政迹辄立碑者，徒一年。若遣人妄称己善，申请于上者，杖一百。有赃重者，坐赃论。受遣者，各减一等。（注：虽有政迹，而自遣者，亦同）（注：《唐律》卷一一《职制律》“长吏辄立碑”条（总134条），页217。）

律文强调涉及赃贿的行为，重于本条罪刑时，则以坐赃罪论处。按律推算，遣立官员的刑罚，赃满二十匹科徒一年半，十匹加一等；受官人派遣请立碑者，减罪一等，赃满十匹徒一年，十匹加一等。无论是造意官人或随从请立者，各罪止徒三年。（注：参考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以下简称《笺解》），北京：中华书局，1996，页848。又《唐律》卷二六《杂律》“坐赃致罪”条（总389条）：“诸坐赃致罪者，一尺笞二十，一匹加一等；十匹徒一年，十匹加一等，罪止徒三年”，页479。）

根据《疏议》的解释，（注：《唐律》卷一一《职制律》“长吏辄立碑”条（总134条），《疏议》曰：“所部为其立碑颂者，为从坐。若遣人妄称己善，申请于上者，杖一百。虚状上表者，从‘上书不实’，徒二年。”页217。）如果无涉及赃者，官人的犯罪行为则分成两项，各处以不同的刑罚。一是首犯官员实无政迹，未经申请程序而擅自立碑者，要处以徒一年。至于所统辖的吏民参与立碑者，则为从犯，刑罚减一等，杖一百。一是虽已向上级衙门申请但尚未立碑者，情节属于较轻者，则杖一百，从者减一等杖九十。但是如果是依“上表”的方式向皇帝申请，则违犯“上书诈不实”罪，则依《诈为律》论断，应处以徒二年。（注：《唐律》卷二五《诈伪律》“对制上书不以实”条（总368条），“诸对制及奏事、上书，诈不以实者，徒二年。”页458。）

《疏议》进一步阐释，如果官人未参与建碑活动，亦即“所部自立及自申上”。换言之，当请立者主动建造时，则依官员的施政表现，可将处罚分成两类，若是有政绩者，“不知、不遣者”，官人与吏民都不坐罪刑。若是无政绩者，即使在过程中毫无作为，仍得面临“不应为”罪的处罚：

《疏》议曰：若官人不遣立碑，百姓自立及妄申请者，从“不应为重”，科杖八十。

杖八十是“不应得为”罪的最重刑罚：

诸不应得为而为之者，笞四十；（注：谓律、令无条，理不可为者）事理重者，杖八十。（注：《唐律》卷二七《杂律》“不应得为”条（总450条），页522。）

以“事理重者”处罚不主导建碑活动的官人，从“道德应报”与“法律应报”的理论而言，虽然欠缺“范畴性”，构成要件不甚明确，（注：参考黄源盛：《唐律不应得为的当代思考》，《法制史研究》5，台北：中国法制史学会，2004.6，页1—54。）但朝廷颇有以法律的权威性，惩戒官人治理辖境失职的意味，强化人民服从法律规定的责任感。

从法令而言，虽然《唐律》总134条是规范官人树立德政碑的行为，不过建立地方官生祠的程序，应该和“长吏辄立碑”相当：

凡德政碑及生祠，皆取政绩可称，州为申省，省司勘覆定，奏闻，乃立焉。（注：李林甫：《唐六典》卷四，《尚书礼部郎中员外郎条》，北京：中华书局，1992，页120。）

也就是说，官人若有政绩可称颂者，由地方官衙申请至中央尚书省的礼部，由尚书省确实查证勘定后，才能上奏皇帝，最后由皇帝裁示立碑事宜。后世法条亦将“生祠立碑”的行为视为一同，乃以本条“辄立碑”律处置。（注：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卷八〇，《杂门》“杂犯敕令格申明”，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76，“诸在任官虽有政迹，诸军辄举留，及余人非遇察访监司所至而举留者，各杖壹佰，建祠立碑者，罪亦如之。（注云：并坐为首之人，碑祠仍毁）本官知情与同罪，若自遣人建祠，论如《辄立碑》律”，页615。）

关于生祠中的祈祷行为，是否会引起诉讼纠纷呢？在《文苑英华》中有一则《立生祠判》：

甲有惠政，被立生祠，百姓祈祷，因而获福。或告有妖术，诉云非所能致。

对曰：考龚黄之迹，穷卓鲁之化，不孤良吏，可谓能贤。甲惠训聿修，仁政所举，丕变旧染，化居恒风。叹歌邵之徒勤，想借寇之无及。冀全遗爱，遂建生祠。殁无媿于张苍，存不谢于王涣。因心所感，纵获福而何伤？唯道是从，岂为术之能致！告之诚谬，诉乃有孚。（注：李昉：《文苑英华》卷五三五《立生祠判》，北京：中华书局，1982，页2733。又，雷闻在《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解释此篇判词时，认为判词内容呈现“生祠所具有的相当浓厚的宗教性质，国家与士人都具有相当程度的认同”，页238。此处，雷氏似乎误读判词了。）

此一案件主体是有惠政的“甲官”，被立生祠。但因百姓从生祠祈祷获福，于是被人“告有妖术”。此处“被告”就是甲官，而诉云“非所能致”，此“诉云”乃是甲官的反驳。虚拟判词的“对曰”使用龚黄、卓茂、鲁恭、寇恂等循吏的典故，借以凸显甲官人的“仁政”作为。最后结论是“告之诚谬，诉乃有孚”，指责告发者显然太过荒谬；而甲官的反驳有道理，并且可以令人信服。

上述告诉案件，提告者质疑甲官“生祠”合法性，其关键在于民众“祈祷获福”的行为，而不是“长吏辄立碑”律令文所规范的申请程序。至于虚拟判词“对曰”的焦点，则是甲官的“惠训聿修，仁政所举，丕变旧染，化居恒风”等等政绩。其中还强调“叹歌邵之徒勤，想借寇之无及”，对照“长吏辄立碑”的律文规定，“对曰”既符合官员离任，百姓进行挽留的要件，（注：借寇之典故出于《后汉书》卷八〇《寇恂传》，台北，鼎文书局，1979，页624。恂从至颍川，盗贼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愿从陛下复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长社，镇抚吏人，受纳余降。）又更一进步阐发民众祈祷行为是“冀全遗爱，遂建生祠”，则符合《疏》议曰：

若所部自立及自申上，不知、不遣者，不坐。

整体而言，“对曰”针对提告者所采取的“攻防论述”，是扣紧“长吏辄立碑”的法律精神与主旨，也就是说被“立生祠”官员的处罚与否，是以其实际“仁政”评价为重点。

综合《唐律》总134条的规定，官人立碑不合于程序的刑度，若赃重于本罪，最高可徒三年；无赃贿亦无政迹者，可徒一年；若是以上表申请，可徒二年；一般申请程序者，则杖一百。官人不知情亦无政绩者，杖八十。凡是从事建祠立碑的吏民之处罚，视为从犯，罪减一等。如表1所示。

由于“有无政绩”及“立碑与否”，最终是要奏闻，所以自武后圣历二年（699）以来，地方官若要立碑纪功，就应该具备皇帝下旨诏敕：（注：《日知录》卷二三《生碑》，“是唐时颂官长德政之碑，必上考功，奉旨，乃得立”，页646。）

制：州县长吏，非奉有敕旨，毋得擅立碑。（注：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〇六《唐纪二十二》“则天顺圣皇后中之下．圣历二年”，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页6540。）

否则不得“擅立”。德宗贞元十四年（798）时，尚书考功奏言，请立德政碑必须有具体可称的政迹：

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考功奏，所在长吏请立德政碑，并须去任后申请，仍须有灼然事迹，乃许奏成。若无故在任申请者，刺史、县令委本道观察使勘问。（注：王溥：《唐会要》卷六九《都督刺史已下杂录》，北京：中华书局，1955，页1214。）

而且以去任官为主，在任官应避免，尤其是刺史、县令等地方官无故申请，则以有罪之身，接受观察使的调查勘问。

虽然科贬官员，属人主权断，（注：参考刘俊文，《笺解》页849。刘俊文举李彤坐赃逾百万钱之例，李彤却刻石纪功，最后才被贬为“吉州司马员外同正”。刘俊文认为李彤所犯，正所谓“实无政迹辄立碑者”，依律合徒一年，但李彤并未受徒刑，是人主权断所致。）但申请的步骤是层层而上的考功途径，实质上，乃属于尚书省的业务。如大和四年（830），高陵人李仕清等六十三人，为长庆三年至五年（823—825）县令刘仁师申请立碑的过程：

诣县请金石刻之，县令以状申于府，府以状考于明法吏，吏上言，谨按天宝诏书，凡以政绩将立碑者，其具所纪之文，上尚书考功，有司考其词，宜有纪者乃奏。明年八月庚午。诏曰可。（表3，例99）（注：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六〇九，刘禹锡《高陵令刘君遗爱碑》，北京：中华书局，1987，页6151。）

符合考课进行方式，通过自下而上的多层次关卡。（注：唐代考课相关程序，可参考邓小南：《课绩·资格·考察——唐宋文官考核制度侧谈》，页109。）本案在“尚书考功”查对档案属实后，并未出现信息传递链条的缺环，来年由皇帝下诏“可”成立，完成相关法律程序，是以皆大欢喜。

尚书省的考功郎中、员外郎之职，“掌内外文武官吏之考课”。尤其是明法出身的员外郎，“试律令各一部，识达义理，问无疑滞者为通”，（注：《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考功郎中员外郎》，页41—46。又，注云：“粗知纲例、未究指归者为不。所试律、令，每部试十帖。策试十条：律七条，令三条，全通者为甲，通八已上为乙，已下为不第。”）在申请建祠立碑的程序中，是主其事的官员，对这类案件深具影响力。如一向廉俭且观察入微的郑澣（注：《全唐文》卷六一四《郑澣》：“澣，宰相余庆子，本名涵，避文宗故名改。贞元十（794）年进士，长庆（821—824）中累迁中书舍人。文宗朝拜刑部尚书。充山南西道节度使。大和四年（830）以户部尚书征。未拜卒。年六十四。赠尚书右仆射。谥曰宣。”关于郑澣事迹可参见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95，第6刷）卷一六五《廉俭》“郑澣”，页1204。郑澣以俭素自居，从父昆弟之孙有务农自赡者，此侄孙向他求官。虽然家人皆笑其朴质，但是郑澣却独怜之，并应允给官。不过，在侄孙临行的宴会上，郑澣发现侄孙竟将蒸饼去皮，于是郑澣仅赠予五缣，当下打发遣送。又顾炎武《日知录》将郑澣错写成郑瀚，并误言《旧唐书》有传。）事迹：

郑澣为考功员外郎，刺史有驱迫人吏，上言政绩，请刊石纪政者，澣探得其情，条责廉使，巧迹遂露，人服其敏。（注：李昉：《太平御览》卷二一六《职官部十四·考功员外郎》，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页1160。）

阻止受胁迫的吏人百姓申请刊石纪政，力行法条的规定，还“涵请责观察使以杜其欺”，（注：欧阳修：《新唐书》卷一六五《郑余庆传》，台北：鼎文书局，1989，页5061。）由此可见在中央吏部考功郎中或员外郎若得其人，即使迄唐朝末年，本律仍然具有相当效力。

总之，《唐律》以罪刑惩戒自我宣扬、欺世盗名的官人之外，武后圣历二年（699）也颁布制书，规范州县地方官必须奉敕旨，才得以立碑。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则更加确定申请程序及监察单位，因此完全与考课法结合。唐代建立德政碑与生祠的申报手续是层层上呈，第一层是由在地的州县衙门掌管，并由中央派出的使节进行考核，与后代略有不同。（注：宋初，法令规定由州衙录事参军主管知州通判一类举留案件，参见脱脱：《宋史》卷一《太祖建隆元年十月戊子》条，“诏：诸道长贰有异政，众举留请立碑者，委参军验实以闻”台北：鼎文书局，1983，页7。明代则有“今世立碑，不必请旨”的说法，可参见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三《生碑》，页645。）而且被建生祠立碑者以离任官员为主，若是现任官员建造祠碑不以实者，将如罪犯一般，遭受“勘问”审讯的待遇。至于申请要项是以官人的“灼然事迹”为证，“去任”则是被立碑祠官人的资格限制。另外，“生祠”在官人死后，其所具备报答功德的目的，会自然消失，而不再受“长吏辄立碑”条法令的规范。倘若仍然是地方百姓的祈祷所在，就必须透过合法的立庙申请赐额的程序，（注：《清明集》卷一四《惩恶门·淫祠》，“先贤不当与妖神厉鬼错杂”，页541。）否则可能引发祠祀不合法的问题。

三、唐代“生祠立碑”事例分析

在《唐律》颁布前，中央对于地方官的“生为立祠”与“生为立碑”，并无明确的规范。历代以来，大概视作立祠礼制中一环，为生者构筑祠宇，尸祝祭祀，刻石纪功，成为后代传世的典范。（注：王钦若：《册府元龟》卷八二〇《总录部·立祠》，包含生祠和生碑的事例，首卷阐明，“立祠，礼曰法施于人，则祀之。以死勤事、以劳定国，能御大灾、能捍大患，则祀之。又曰，孟夏祷祀古之卿士有益于人者，此乃古先哲王旌有功，褒有德，载在祀典，领之祀官，以垂劝乎天下也。乃有自天生德，崇四教以化人，事君尽忠，以直谏而殒命，或化流于千里，或仁洽于一国，以至家行敦笃，乡邑之所钦慕，威名殚辉，戎狄之所畏服，繇是构之祠宇，荐以苾芬，没者寄其悲哀，生者伸其企恋，至于刻贞石纪茂绩，咸用论次，以示于后”。）唐朝以前，民间建造生祠的情况，比生碑更为常见，两者皆是百姓报谢文武官员的能政、仁政、遗爱、武功措施，亦包含官僚个人具备廉俭、威严等操守的内涵。（注：本文无意于整理唐朝以前生祠立碑的事例，仅以《册府元龟》为例，搜寻“生为立碑”散见于卷七〇二《令部长·能政》的童翊、卷四一二《将帅部·仁爱》的庾彬、刘勔。“生为立祠”则散见于卷六七七《牧守部·能政》与卷六九三《牧守·武功》的王堂、卷六七九《牧守·廉俭》的伏暅、卷六八二《牧守·遗爱》的种暠、卷六八九《牧守·威严》的王骞、张奂、卷七〇二《牧守·遗爱》的荀勖。）唐朝法令颁布后，百姓地方从事“生祠立碑”的活动，将会影响官人的功绩考课，甚至导致官人有犯罪疑虑，所以已不再是单纯的感恩报德而已。

本文目前收集114件关于唐代地方官建生祠、立德政碑的事例（参见表2），虽然每一事例都有其个别的情形，不过本文仍就建立的时间、地点、职官及方式进行分析，以便对于唐代生祠立碑的活动，建构整体性的了解。

（一）时间

若将玄宗天宝十四年（755）作为唐朝盛衰的年代，于此之前者有56件，于此之后者有58件。从唐朝立国至天宝十四年共有137年，其后尚有152年，所以就56／137∶58／152≒1∶1，计算可知唐代前期与后期并无太大的差别。

唐初，王朝版图尚未确定，各方混战中，交趾太守丘和尚未奉表归朝前，派遣高士廉率兵“水陆俱进”，击退萧铣部将宁长真的入侵，于是“境内获全，郡中树碑颂德”（例1）。（注：关于邱和的事迹，尚可参见《旧唐书》卷一五九《丘和传》，页2324；卷一五〇《萧铣传》，页2266；卷一五〇，《高士廉传》，页2441。）此例发生于动荡的时代，国家政策制度尚未步上轨道，所以未经过合法程序，不足为奇。太宗朝有三件立石颂德的事例，虽然昭庆县令王璠有“清德颂碑”记文（参见表3，例3），（注：《全唐文》卷一三三，李大亮《昭庆令王璠清德碑颂》，页1340—1342。书写的李大亮（586—644）是隋末韩国公行军兵曹出身，并非文采之士，记文中有云：“大亮精非吐凤，思尽怀蛟。过谈见推，辞不获免。”似乎表示非官方指派的书写。）不过“百姓预谋，宜刊厥绩，莫不他山采石。异邑求文，请镌无愧之词，用纪非常之德”的说法，实在无从判断建造程序。此外，刘德威在贞观初年历“绵州刺史，政号廉平，百姓立石颂德”（例2）。贞观十一年（637），刘德威担任大理卿，在其五代孙刘仁师的遗爱碑美称为“武德名臣刑部尚书”（表3，例99），从他与太宗的对话，可推敲刘德威颇具法学养：

太宗尝问之曰：“近来刑网稍密，其过安在？”德威奏言：“诚在主上，不由臣下。人主好宽则宽，好急则急。律文失入减三等，失出减五等。今则反是，失入则无辜，失出便获大罪。所以吏各自爱，竞执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之所致耳。陛下但舍所急，则‘宁失不经’复行于今日矣。”（注：《旧唐书》卷一五〇《刘德威传》，页2676。）

也可看出太宗则相当注重检讨“刑律”的实施。太宗朝廷的律令虽尚未完备，但太宗对于官僚的选任却不遗余力，如杜佑（735—812）曾以“兄弟廉谨”的敦颐与敦实破例同时任瀛州官吏，而称许太宗：“初理天下也，重亲人之任，疏督守之名于屏，俯仰视焉，其人善恶，必书其下，是以州郡无不率理。”（注：杜佑：《通典》卷三三，《职官十五》“州郡．太守下”，“贞观中，贾敦实为饶阳令，有能名，时制大功以上不得联职。敦实兄敦颐复为瀛州刺史，朝廷以其兄弟廉谨，许令同州，竟不迁替，时人荣之”，北京：中华书局，1988，页907。）日后在高宗朝，两人又有分别立碑于洛州一地的美谈，史载“敦颐为洛州刺史，百姓共树碑于大市通衢，及敦实去职，复刻石颂美，立于兄之碑侧，时人号为‘棠棣碑’”（例10）。综合观来，高祖、太宗时虽未主动参与地方建碑活动，但也不会限制百姓纪念优秀官僚的活动。

武则天时期，就规定地方官未奉诏敕，不得擅自立碑。尔后，吏民为地方官树碑颂德的活动已有具体的程序，所立的“颂德碑”亦称之“遗爱碑”：

在官有异政，考秩已终，吏人立碑颂德者，皆须审详事实，州司以状闻奏，恩敕听许，然后得建之。故谓之颂德碑，亦曰遗爱碑。（注：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卷五，《颂德》，北京：中华书局，2005，页40。）

颂德碑、遗爱碑也和考课制度结合，申请的州县吏人必须将事实呈上，再由州衙具状上奏后，经颁敕允许后，始得建立。目前所见遗爱碑为生碑文有六则，（注：参见表三，例21、22、34、39、87、99。）武则天时的为独孤某所树之碑：

居秩岁满，单车告归。邦思其仁，国咏遗爱，乃树碑刻石。（表3，例22）（注：《全唐文》卷二一五，陈子昂《九陇县独孤丞遗爱碑》，页2174。）

可见是在独孤县丞任期结束返家后，九陇县才得以树立。封某的遗爱碑则是在其“以太夫人忧去职”情况下，百姓有感于施政逾年，“然三年考绩，是用未成”，建造而成（表3，21）。（注：《全唐文》卷二一五，陈子昂《临邛县封君遗爱碑》，页2172。）玄宗开元三年（715），广州吏民为宋璟树立遗爱碑后（表3，34），（注：《全唐文》卷二〇七，张说《广州都督岭南按察五府经略使宋公遗爱碑》，页2288。）宋璟还因此提出停建的申请。（注：《全唐文》卷二〇七，宋璟《请停广州立遗爱碑》，页2092。）

唐代有许多不同名称的皇帝特使经常奉命至各州，他们或是考课官人善绩，或是恤隐求瘼。这些特使的数量极多，但是名目却也混乱。（注：参考黄清连：《唐代的文官考课制度》，页146—147。）中央考课地方官时，也“仰百姓即诣匦使，具状奏闻，辄不得稽壅”。（注：《全唐文》卷三五《元宗十六》“戒州县扰民”，页385。此戒诏其中一项正是纠正“河南尹孟温礼，虽不觉察，状异知情，宜特宽舍。自今已后，府县宜洗心惩革，不得更然”。尚且值得一提，玄宗开元三年，郑州百姓为前刺史孟温礼建造遗爱碑（例35），后来因为宋璟自请停建颂碑而被取消。）百姓可以投书的特使，也可能是中央出朝巡按的御史担任，如武则天垂拱二年（689），宁州立狄仁杰（608—700）的颂德碑：

狄仁杰为宁州刺史。右台监察御史晋陵郭翰巡察陇右，所至多所按劾。入宁州境，耆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翰荐之于朝，征为冬官侍郎。（例201）（注：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唐纪二十·则天顺圣皇后》，页6542。）

就是全仰赖巡察御史郭翰的推荐。又如玄宗开元十三年（725），裴耀卿在齐州的遗爱碑建立过程（表三，例39），（注：《全唐文》卷三二六，王维《裴仆射齐州遗爱碑》，页3305。）先“分遣中丞蒋钦绪、御史刘日政、宋珣等巡按。皆嘉公之能，奏课第一”。尔后，他转任宣州才得以建立。

玄宗以后，“观察使”负责奏闻地方官建生碑的事宜。如代宗大历三年（768），道州百姓为元结请立生祠：

既受代，百姓诣阙，请立生祠，仍乞再留。观察使奏课第一，转容府都督兼侍御史本管经略使，仍请礼部侍郎张谓作甘棠颂以美之。（例66）（注：《全唐文》卷三四四，颜真卿《唐故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经略使元君表墓碑铭》，页3494。）

元结不仅是观察使奏课第一，而且由礼部作《甘棠颂》加以美誉。而德宗时期，韶州为前刺史徐申“作碑立生祠”（例79），（注：《全唐文》卷六三九，李翱《唐食二千户徐公行状》，页6458。）是曲江县百姓五百人“以状诣观察使”，加上徐申“自陈所为不足述”，并谦逊道：“假令如百姓言，乃刺史职宜如此。”于是“观察使嘉其让，密以状闻”。

一朝建生碑超过七个者有：（注：以六个为基数，是因为表二中的事例，分布高祖至昭宣帝（21帝）中18帝时期，若以114／18≈6.33，是以超过7者为多数。）高宗（14）、武后（9）、玄宗（23）、肃宗（7）、代宗（10）、德宗（15）、昭宗（7）。自高宗（650—684）以后建生碑的风气鼎盛，而玄宗迄德宗（712—804）是唐代地方官建碑的高峰期。（参见图1）

图1　唐代各朝“生祠立碑”数量示意图

高宗朝的14件立碑祠中，除了王湛的事迹，因“诏书迁秩，百姓攀车，立庙生祠，树碑颂德”（例5），（注：《全唐文》卷一九三，杨炯《泸川都督王湛神道碑》，页1952。）是建造生祠碑颂，余以“刊石颂美”的德政碑为主。只有苏昱事例可见德政碑文（表3，例14），大多数事迹记载简略，或碑文漫灭不存，其过程究竟有无符合程序，不得而知。（注：史料记载简略，如《旧唐书》卷一八五《良吏上·王翼方传》，页4802，“州人为立碑颂美”（例6）。卷一五〇《裴漼传》，页3128，“人吏刊石颂之”。《新唐书》卷一〇六《高智周传》，页1041，“使刊石以颂之”。卷九〇《许圉师传》，页3772，“人吏刊石以颂之”。还有只见碑名，而无碑文记载，如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七二中收有谷州刺史裴君清德碑颂、独孤府君德政碑、恒州刺史陶云德政碑的名目与简介。）或许如宋思礼为大旱而得疾的母亲祈祷后，忽有泉出者庭，“县人异之”，于是“尉柳晃为刻石颂其感”（例15）。（注：《全唐文》卷一九五，骆宾王《灵泉颂》，页1994。）又如薛元超的感应事迹：

在饶州六年，以仁明驭下。鄱阳北冈上，忽生芝草一株，郡人以为善政所感，共起一舍，号曰芝亭，因立碑颂德。公有驭人之术也，不亦惠乎。（例17）（注：《全唐文》卷一九五，杨炯《中书令汾阴公薛振行状》，页1985。）

也有充满着地方百姓附会之说。不论是“灵泉”或“芝亭”的碑颂，随着地方名胜的记载而流传后世。（注：尹善纪等撰：《江南通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三三《舆地志·古迹·扬州府》：“孝感泉，在萧县旧城中。唐主簿宋思礼事继母孝，大旱，母羸疾，祷此得泉饮之，即愈。尉柳晃为刻石颂其孝感。”又如（宋）周辉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引用《明正德饶州府志》卷一《山川·鄱阳县》云：“芝山在城北一里，初名土素，刺史薛振于山巅得芝草三茎，因名，旧有芝亭。”北京：中华书局，1994，页337。）

高宗以后，根据《金石录》的记载，唐代的德政碑数量明显增多，包含追念已逝官员的德政碑。（注：参见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七二《唐碑·德政》。第一碑是“瘿陶县令李明府清德碑，下书无书撰人姓名，永徽元年”。虽然可知是立碑时间，但无法判断是生碑或死碑，故本文未列入114事例中。其中，“元府君德政碑”是夏县为“卒于官”的元思哲县令，已无法包含于本文所讨论的德政生碑之列。）玄宗朝是建造地方官颂碑最多的时代，大多刻于开元、天宝盛世（例34—50），不过却有安史之乱发生后，玄宗为剑南节度史崔圆“亲制遗爱碑于蜀以宠之”（例55），可见玄宗本身喜好立碑的性格。事实上，玄宗曾命张嘉贞追述高宗永徽元年（650），出身宗室的瘿陶县令李怀仁之德政碑，碑文云：

逮于今兹，彼固非美，合县道俗等，道存名教，情据典律，咸栖幕府，并浴儒津，以为盛德必彰。既形之于舞咏，徽风载洽，亦播之于弦管。言武城之小善，尚著歌谣；董须昌之微功，犹勒碑颂。况我君英规允畅，惠化旁流，道轶翁卿，仁迹涉□，焉可使丹书靡纪，翠碣无闻者乎！（注：《全唐文》卷二九九，张嘉贞《赵州瘿陶令李怀仁德政碑》，页3038—9。）

虽然充满官样文字，但也透露歌谣、碑颂的风气。玄宗朝的德政碑，不只追记在世宗室如“济源令李造遗爱碑”（例42），也有晋升中央高级官员后，由朝廷指派书写与建造，如监察御史平冽撰写“济源令房管遗爱碑”（例48）。（注：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七二引集古录目说明李造是“唐之宗室，自济源令入为（阙）”。房管的碑是“监察御史平冽撰、河阳县令徐浩书，房公名管，清河人，尝为济源令，冽作颂时，管为给事中”。）

代宗迄德宗时期，国政已走下坡，虽有陕州叛将周智光“自立生祠，俾其下赛”的事例（例64），但不论德政碑记文，或如《新旧唐书》本传中，李勉的”吏人诣阙，代宗许之”（例70）、孙成的“郡人请立碑颂德，优诏褒美”（例83）等事迹，约有半数左右符合程序。（注：代宗至德宗朝共25例，即例64—88，合法事迹有13例约占52%。其中例69、71、85、86、87、88共6例有德政碑记文。（参见表三））迄唐末，合法的碑颂仍占大多数，（注：例89—114中，26例中有20例是为合法之碑，约占77%。合法之碑中，例91、94、96、97、99、104、110、112有生祠德政碑记文。（参见表三））包括“破黄巢、平朱玫之叛有功于一时”者，却被后世讥为事迹固无足取的“魏博节度使何进滔德政碑”（例102）与“王重荣德政碑”（例107）。（注：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七二，指出“滔，文宗时为魏博节度使，文宗诏公权为撰德政碑”、“考重荣之碑，岂不欲垂美名于千载，而其恶终暴于后世者”。）此时，中央立碑或有稳定政局的考虑，而地方军政长官以获立碑为荣，乃至于地方百姓积极参与，在在反映来自朝廷的正式“官誉”，仍相当有吸引力。申请建造碑祠的事例中，也不乏确有实迹的官员，如岭南节度史、广州刺史的卢钧：

钧性仁恕，为政廉洁，请监军领市舶使，己一不干预。自贞元已来，衣冠得罪流放岭表者，因而物故，子孙贫悴，虽遇赦不能自还。凡在封境者，钧减俸钱为营槥椟。其家疾病死丧，则为之医药殡殓，孤儿稚女，为之婚嫁，凡数百家。由是山越之俗，服其德义，令不严而人化。三年将代，华蛮数千人诣阙请立生祠，铭功颂德。（例101）（注：《旧唐书》卷一五〇《卢钧传》，页4592。）

远在广州的“华蛮”数千人诣阙请立生祠，其声势之浩大，所费之赀，可想而见。直到唐朝最终，史书上还记载“福建百姓僧道诣阙，请为节度使王审知立德政碑，从之”（例114）。（注：《旧唐书》卷二〇《哀帝本纪》，页805。）可见，即使中央对地方毫无控制能力了，依旧有合法的请碑活动。

（二）地点

若以淮水为东半部的南、北分界，长安京城是东西的分界点，则建碑于北者有71件，于南者有35件，于西者有9件，于西南方有9件。（注：114事例中，例17有3处，例56有4州，但不知地点，故不计算。又有些事件的地点出现超过一处，如例22（2）、47（2）、50（3）、66（2）、94（3）、97（2）、109（2），总合为124地。）可见建碑活动仍是以北方为多，分布在黄河下游至淮水流域的精华区，包括京兆府（9）、河南府（7）、滑州（5）、常州（4）和华州（4）在内，在两京之外，魏州有5件，是较为特殊之处。（注：毛汉光：《唐末五代政治社会之研究——魏博二百年史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0本2分，1979，页301—360。）南方的襄阳（4）和扬州（3）是中古以来的重镇，而最南方的广州占3件，则是相当受注目的地方。（参见图2）

魏州所建之碑祠，除了田弘正是“请奉制以一百九十二字付守臣（李）愬，铭之石，用申约束”（例91），（注：《全唐文》卷六五一，元稹《谢准朱书田宏正碑文状》，页6605。）为单纯的德政碑形式，另外狄仁杰（例20-2）、苗晋卿（例47）与田承嗣（例80）等事例则不仅仅是德政碑，而且含有生祠。如早在武则天时期（688—704），就有人吏为狄仁杰立生祠：

图2　唐代“生祠立碑”分布示意图

仁杰尝为魏州刺史，人吏为立生祠。及去职，其子景晖为魏州司功参军，颇贪暴，为人所恶，乃毁仁杰之祠。（注：《旧唐书》卷八九《狄仁杰传》，页2895。）

不过，当狄仁杰的次子景晖为魏州司功参军时，地方百姓苦于他的贪暴为虐，竟然毁仁杰之祠，可见该地民风强悍。虽然在狄仁杰死后，开元十年（722）有“生祠碑”，但碑文内容已不复得知。（注：郑樵：《通志》卷七三《魏州刺史狄仁贾森祠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页850。陈思：《宝刻丛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六《唐魏州刺史狄仁贾森祠碑》，“唐李邕撰，张庭珪八分，开元十年十一月（金石录）”。）直至元和七年（812），“田弘正镇魏博，始奏葺之，血食不绝”。（注：《新唐书》卷一一五《狄仁杰传》，页4214。）事实上，田弘正是怀着强烈的政治意味，“辩正封疆，谘谋耋老，得是旧址，作为新祠”，经过奏请中央的程序，建立合法的“狄公祠堂”。（注：《文苑英华》卷八七七，冯宿《魏府狄梁公祠堂碑》，页4627。前引雷闻分析冯宿撰写的祠堂碑文，认为功能是百姓“祈恩徼福”。又引《太平广记》有关狄仁杰庙而认为“到了晚唐五代时期，狄仁杰的生祠开始有了保护神的色彩”，页236。雷氏的解释显然又将祠堂、庙和生祠混为一谈。）及迄明末，顾炎武曾感叹：“今代无官不建生祠，然有去任未几，而毁其像，易其主者。”即以此例为劝。（注：《日知录》卷二三《生碑》，页644。）

自从安史之乱后，位于河北的魏州的位置日趋重要。唐末，魏州建有田承嗣（例80）、何进滔（例102）（注：陆游：《老学庵笔记》：“北都有魏博节度使田绪遗爱碑，张弘靖书；何进滔德政碑，柳公权书，皆石刻之杰也。政和中，梁左丞子美为尹，皆毁之，以其石刻新颁五礼新仪。”可见碑毁于北宋。北京：中华书局，1979，页112。又，田绪卒于贞元十二年（796），《金石录》认为碑建于元和六年（811）。就时间而言，元和立遗爱碑是死碑。愚以为自田承嗣以后，中央已难控制魏博地区，田绪立碑于死后15年，更可观察得知田氏在魏州势力。）与田弘正（例91）的遗爱德政碑。田承嗣是田弘正的叔祖，“承嗣，开元末为军使安禄山前锋兵马使”，因此发迹。（注：《旧唐书》卷一四一《田承嗣传》，页3837。）当缁黄耆耄诣阙，陈乞立碑颂德时，朝廷不仅“以命先臣门下侍郎王缙，纪功烈。锡魏人以碑之”。来年，地方更进一步“请立生祠而尸祝之”。田承嗣颇为矫情“执谦冲，抑而勿许”，（注：《全唐文》卷四四四，裴抗《魏博节度田公神道碑》。）终究只是造作之饰。至于田弘正的建碑，更可见具政治性。宪宗元和“七年田弘正以魏博六州来受常贡”，（注：《全唐文》卷六四三，李翱《百官行状奏》，页7105。）未几，“魏博节度使李愬请与田弘正立德政碑”。（注：《全唐文》卷六五一，元稹《谢准朱书田宏正碑文状》，页6605。）朝廷令元稹（779—831）撰写碑文，称许田弘正有“仁、法、谦”三政及“忠、孝”二德：

今弘正献魏博六州之地，平淄青四代之寇，入镇冀不测之泉，可以为忠矣。祖考食宗庙，父子分土疆，兄弟罗轩冕，可以为孝矣。始初山东键闭束缚，泳而游之，歌而舞之，可以为仁矣。始初山东逼越废怠，裁而制之，举而用之，可以为法矣。始初山东傲狠侵取地，德以让之，功以助之，可以为谦矣。谦、法、仁、孝，资之以忠，不曰德政，谓之何哉？（表3，例91）

其实，归纳兴建田弘正德政碑的原因，仍然是献地归顺中央的因素，魏州已然是唐末中央与地方相争的舞台。

南方的广州，在中央天子的眼中：“穷乡之僻陋，徼道之修阻，吏或不率不驯，人或不康不若。”（表3，例34）虽然代宗初年，曾发生“番禺贼帅冯崇道、桂州叛将朱济时等阻洞为乱，前后累岁，陷没十余州”。（注：《旧唐书》卷一三一《李勉传》，页3635。）但是此地为宋璟（例27）、李勉（例70）、卢钧（例101）建德政碑，亦皆合于程序，可知唐末，朝廷对于岭南的管理，还相当具有控制力。迄北宋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3），蒋之奇（1031—1104）知广州时，为了改变吏人贪贿风气，建造十贤祠堂作为教化的典范：

南海饶宝货，为吏者多贪声，之奇取前世牧守有清节者吴隐之、宋璟、卢奂、李勉等，绘其象，建十贤堂以祀，冀变其习。（注：《宋史》卷三四三《蒋之奇传》，页10916。）

其中包括宋璟、李勉、卢钧。（注：根据阮元修《道光广州通志》（同治三年重刻本）卷二三一，《全宋文》第78册，页244—252。有蒋之奇撰《广州十贤赞》，包括“晋使持节都督广州军事镇南将军广州牧武当侯谥曰忠滕修、晋龙骧将军广州刺史光禄大夫赠散骑常侍吴隐之、唐广州都督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赠兖州都督谥曰贞王琳、唐广州都督尚书右丞相赠太尉谥文贞宋璟、唐广州都督五府经略使太子宾客谥曰贞李尚隐、唐南海太守尚书右丞卢奂、唐岭南节度使检校司徒平章事太子太师赠太傅谥贞简李勉、唐岭南节度使礼部尚书赠兵尚书谥曰贞孔戣、唐岭南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太保赠太傅谥曰元卢钧、唐岭南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司空萧仿”。）由是推想，唐代能够有效治理广州，这些被立德政碑的地方官实在功不可没。

（三）职官

唐代德政碑祠事例中，州衙的刺史、郡守与府尹有47件，（注：其中刺史有38件，例2、4、5、6、8、10、11、18、20-1、20-2、27、28、31、35、37、39、44、54、57、58、60、65、66、67、68、69、70、73、74、77、78、79、80、83、87、95、97、103。府尹、知府有3件，例36、40、84。郡守、太守有4件，例1、17、47、50。）包括1件姚崇为扬州长史，“政条简肃，人为纪德于碑”（例32）。县衙的县令有35件，（注：例3、7、12、13、14、16、19、20-3、21、23、25、26、29、30、33、41、42、43、45、46、48、49、51、52、59、62、63、71、72、76、81、85、92、99。）也有县衙次级官员如主簿（例15）、县丞（例24）被建碑，是不可忽略的事例。州衙与县衙的官员约占72%，可见州县长吏是最容易被建碑，乃最亲民的父母官。再者，节度使建碑事例有22件，（注：例55、61、82、89、90、91、93、94、96、100、102、105、106、107、108、109、110、111、112、113、114。）都是在安史之乱后才建造，晚唐最后二十余年间有10件（例105—114），显示节度使与唐末地方政治发展的趋势。

图3　唐代“生祠立碑”职官数量示意图

关于唐代州衙刺史的设置，始于高祖武德元年（618）。天宝元年（742）一度将州改成郡，改刺史设太守，肃宗至德元年（756）又改设州刺史。刺史是地方大员，历代明君所重视的官僚，如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告诉身旁侍臣的一段话：

然治人之本，莫如刺史最重也。朕故屏风上录其姓名，坐卧常看，在官如有善恶事迹，具列于名下，拟凭黜陟。（注：《唐会要》卷六八《刺史上》，页1196—1197。）

太宗身居皇城，念兹在兹，不仅经常目视具列于屏风上的刺史姓名，也时常思考如何黜陟他们。如贞观时，出任襄州刺史的纪王（李）慎“以治当最”（例4），于是“天子玺书劳勉，人为立石颂德”。

刺史的考课深受瞩目，朝廷经常讨论并寻求多方意见，如武则天的天册万岁元年（695），就接获嘉县主簿刘知幾上疏四项谏言，第四点是应重视自汉代以来，朝廷与刺史共治的情况，刺史不应迁转过于迅速，至少在一地三年：

臣望自今已后，刺史非三岁已上，不可迁官。仍以明察功过，尤甄赏罚，庶弘共治之风，以赞垂衣之化。（注：关于刘知幾上表四事的较完整的奏疏，见于《册府元龟》卷五四三《谏部·直言第十》。至于上表年代，则参考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〇五《唐纪二十一》，页6501。）

相较于其他官僚，刺史的处罚也比较重，如天宝十一年的敕书：“今后刺史犯赃，宜加例程一等。”（注：《唐会要》卷六八《刺史上》，页1198。）

玄宗规定刺史到任一年不列入考课，亦不允许差使辖区内的县令阙额。如开元二十二年（734）诏：

刺史到任，皆不得当年入考。若声绩稍著，奖拔未迟，何遽不安，自彰汲汲。其县令差使，先亦禁断。比闻在远，犹自故违，宜委诸道采访，申明处分，勿使如此。（注：《册府元龟》卷六三五《铨选部·考课》条。又见于《全唐文》卷三〇《不准当年入考诏》，页342。）

此时，采访使也负担地方官相关考课事务。文宗大和三年（829），由于方镇奏荐刺史选拔的情况愈来愈多，朝廷重申官观察使的考课功能，对于刺史在任政绩尤异，“所陈善状，并须指实而言”，包括增加户口、垦辟田畴、荒地及复业户、营田课征、是否供应本军本道的米粮斛斗等等，都必须详列细目数字，并依定考核查对。（注：《唐会要》卷六八《刺史上》，页1203。）

尽管唐代严格管理刺史在地方上的活动，不过毕竟是亲民官之首，所管辖的业务又繁多，虽然立碑者的“惠政”项目各有不一，（注：有些记载过于简单，如许圉师（例11）、崔隐甫（例37）及孙成（例83），仅留下人吏或郡人刊石请立碑颂美，至于惠政的内容，则不得而知。）基本上，受惠的群众不在少数，如李栖筠致力浚渠，岁稔而改善旱灾所造成“编人死徙踵路”的情况（例67）。又如被《旧唐书》列入良吏的肃州刺史王方翼的事迹：

时州城荒毁，又无壕堑，数为寇贼所乘。方翼发卒浚筑，引多乐水环城为壕，又出私财造水碾硙，税其利以养饥馁，宅侧起舍十余行以居之。属蝗俭，诸州贫人死于道路，而肃州全活者甚众，州人为立碑颂美。（例6）（注：《旧唐书》卷一八五《良吏上·王方翼传》，页4802。）

王方翼做的事情，有修浚壕堑、造水碾硙、起舍养饥，几乎都和公共工程相关，蝗灾之年，肃州全活者甚“众”。齐论书写赵州何刺史的德政碑文时（表三，例69），强调：“夫颂德纪功之事，不书其细，而焕然昭明大体也。”（注：《全唐文》卷四四三，齐论《赵州何公德政碑》，页4517。）就所书之内容而言，包括州人属荐饥之岁、寒露之时，还蒙受恩德；豪右奸宄伏其威；绳枢寡弱怀其德；商农工贾，朝夕从事。不知名的何公所遗留的惠政，真可谓泽被百姓。

在37件县令的德政碑祠中，以德政碑为主，包含10件留有德政碑记文，或如郑孝本的“玺书降焉”（例12），以及《新唐书》“忠义”的高叡“有治劳，人刻石载德”（例13）、“循吏”的韦景骏“及去，人立石著其功”（例29），或撰写人是中央官僚，如凤阁舍人薛稷撰“福昌县令张君清德颂碑”（例26）、直崇文馆马吉甫撰“渭南令李君清德碑”、太子正字阎宽撰“襄阳令卢君德政碑”（例53）等等，可判断是合法德政碑的至少有16件。（注：目前存留的德政碑铭有10件，参见表三，例3、14、19、21、30、41、51、71、86、99。）县令的生祠并不多见，26件县衙官员事迹中，仅4件立有生祠。其中，狄仁杰被贬彭泽县令，“邑人为置生祠”（例20-3），建造情形语焉不详。其余3件是包含在德政碑建造中，有苏昱的“百姓思君悒然，生祠爱结”（表3，例14）。还有陈子昂（661—702）撰写的雒县县令张知古与九陇独孤县丞二篇。陈子昂书写张知古的碑颂时（表3，例19），他表示在归宁路途上，“采药岐领，父老乃载酒邀诸途，论府君之深仁”，才访得生祠故事，而雒县建造张知古生祠的原因是“农夫田妇，担扛力运，皆惧公往，遗像莫瞻，共琢之磨之，议之谋之”。由此可见，生祠附带于德政碑中。对乡野百姓而言，或许生祠中的绘像祈祷行为，相较于生硬的刻石纪功碑，更具有积极的追思与报德意义，如九陇独孤县丞遗爱碑记有云：

居秩岁满，单车告归。邦思其仁，国咏遗爱，乃树碑刻石。追崇厥庸，既颂叹之，又思福之，以金仙世尊慈善万物，遂贡金铸像。祈祉冥休。悠悠之人，至今称赖。夫官不必贵。政惟其才。独孤丞上迫宰君，下杂□尉。文墨教令，不专在躬。然力行务仁，推诚爱物。讴吟者不歌其宰，颂议者必归于丞。岂欺也哉。（表3，例22）

为了延续为独孤县丞的祈福，所以贡金铸“金仙世尊”神像，遗爱碑颂因此悠悠传称。关于德政碑的管理情况不一，有设立在县衙旁，如岑仲休德政碑（表3，例30）因为是欧阳询（557—641）的书法，所以明代嘉靖三十七年（1558），还有人见碑在县治二门外。（注：李光暎：《金石文考略》（四库全书）卷六《朝散大夫行润州句容县令岑君德政碑》，“正书，张景毓撰，欧阳询书”。）也有不过一二十年的光景，就被弃置荒凉。如玄宗朝的庞温清在元氏县的清德碑（表3，例41），于天宝十四年（755）在龙山观中，早已“埋没空院，人莫能知”。（注：《全唐文拾遗》（汉籍电子数据库）卷二一崔仲海《县令庞君清德碑阴记》，页10608。）

晚唐，节度使热衷于立碑祠的活动中，中央如何与节度使维持稳定的君臣之体，考验着皇帝的智慧，如高承简（例94）的事迹：

高承简罢郑滑节度使，滑人叩阙，乞为承简树德政碑。内官进曰，翰林故事，职由掌诏学士。上曰：“承简功臣允也，治吾咽喉地，克有善政，罢而请纪，入人深矣，吾以师臣之辞，且宠异焉。”（注：《全唐文》卷七五六，杜牧《赠吏部尚书崔公行状》，页7840。）

表面上看来，穆宗是归功高承简治咽喉地有成。事实上，为高承简请碑人士包括郑州、滑州及颍州等将吏，（注：《新唐书》卷一七〇《高崇文传》，页5163。）耆老、缁黄等五百人，是相当具有实力的请碑行动。（注：《全唐文》卷七四二，崔郾《食邑三千户高公德政碑》，页7448。）

（四）方式

合法者有71件，非法者有4件，无法确定者有41件（参见表2）。合法事例占全部事例约61%，是否意味唐代对于地方控制的能力，有待更细节的讨论。而晚唐的59件中有39件是合法的，约占66%。合法事例中，又有13件是当地百姓“赴阙”申请，相当于奏请的方式。（注：关于“诣阙”申请碑祠事例，参见例31、44、47、66、80、85、88、90、94、101、104、109、114。有5例是具有德政碑，可参见表三，例44、47、85、88、94。自例51以后，是天宝以后的事例，有10件。）如开元二十八年（740），易州刺史田仁琬迁安西都护后，“诏书至郡，郡之人吏，若有所亡。或号门衢，或悲里室。曰：自我公至，吾党其苏。今我公往，吾党其痡。诣阙陈情”（表3，例44）。（注：《全唐文》卷三〇五，裴抗《田公德政之碑》，页3098。）虽然百姓只是前往当地的衙门，但中央朝廷应可感受下层社会的压力。有关诣阙活动，有13件是来自晚唐边区的节度使、刺史。这种现象，恐怕是地方镇使势力的高涨，考课制度受挫的象征。（注：《宋大诏令集》卷一九八《禁纪碑留任不得诣阙诏》北京：中华书局，1962，页730。此诏颁布于乾德四年（966），几乎和《宋刑统》时间相当，以“既妨夺于民时，叛离于职次”的理由，禁止地方吏民任意集聚在官府的行为。北宋真宗朝以前，尚可见到地方百姓赴阙请碑的事例，大多是五代以来的武人。这类情况恐怕与唐末地方势力的发展，以及宋初监司体系尚未完整建立有关。）

唐代非法建祠立碑的4件事例中，除了唐初丘和尚未纳入版图的立碑之外（例1），还有李彤“坐赃百万，仍自刻德政碑”（例95），（注：《旧唐书》卷十七《敬宗·宝历元年以前》，页508。）以及叛将周智光（例64）与董昌（例111）则是自立生祠。董昌原是浙东节度使，“因凭生祠，辄有狂计，假陈妖异，惑乱邪巫，鼓噪危楼，伪为建国”。（注：《全唐文》卷八二一，王搏《命钱镠讨董昌诏》，941—1。）所以生祠内的神像装置与迎神排场，相当讲究：

始立生祠，刳香木为躯，内金玉纨素为肺府，冕而坐，妻媵侍别帐，百倡鼓吹于前，属兵列护门。属州为土马献祠下，列牲牢祈请，或绐言土马若嘶且汗，皆受赏。昌自言：“有飨者，我必醉。”蝗集祠旁，使人捕沈镜湖，告曰：“不为灾。”客有言：“尝游吴隐之祠，止一偶人。”昌闻，怒曰：“我非吴隐之比！”支解客祠前。（例111）（注：《新唐书》卷二二五《逆臣下·董昌传》，页6466。）

董昌自言可以感应享受祭飨，一派神明降世。当董昌听闻来客比较吴隐之祭祀，盛怒之余，将来客支解于生祠堂前。其实，晋朝吴隐之是清节良吏的典范，尤其担任广州刺史的治绩显著，还入列北宋的十贤堂中。（注：《晋书》卷九〇《良吏·吴隐之传》，“故前后刺史皆多黩货。朝廷欲革岭南之弊，隆安中，以隐之为龙骧将军、广州刺史、假节，领平越中郎将”，台北：鼎书书局，1990，页2342。《道光广东通志》卷二三二蒋之奇《广州十贤堂赞》云“晋龙骧将军广州刺史光禄大夫赠散骑常侍吴隐之”，广州负山，包带南溟。箧宝可富，卷握致盈。直以瘴疫，人惮其行。乃擢刺史，南越以平。《全宋文》第78册，页245。）无论合法性与否，董昌生祠附会有飨必醉的感应之说，早就不具备建造德政碑祠的意义，更无法与“狄仁杰庙”的生祠故事相比拟。（注：《太平广记》卷三一三《狄仁杰祠》，“魏州南郭狄仁杰庙，即生祠堂也。天后朝，仁杰为魏州刺史，有善政，吏民为之立生祠。及入朝，魏之士女，每至月首，皆诣祠奠醊，仁杰方朝，是日亦有醉色。天后素知仁杰初不饮酒，诘之。具以事对。天后使验问，乃信。”页2478。即使感应好像获得证实，并未因此摧毁狄仁杰的生祠。）董昌自己造设的生祠，亦非一般民众立祠祈祷，具有为地方官祝福的用意，如列入《旧唐书·良吏传》的袁滋“贬吉州刺史，俄拜义成军节度使，百姓立生祠祷之”。（例89）

有些合法的立碑，是由皇帝下诏褒美，包括陈子昂、王维（701—761）、李白（701—762）都曾撰写碑记文（参见表3），（注：张知古（例19）、封某（例21）及独孤某（例24）是陈子昂所撰。张去奢（例40）及苗晋卿（例47）是王维所撰。韦良宰（例58）是李白所撰。）不论是门下侍郎、（注：李抱贞的德政碑（表3，例85），是诏门下侍郎平章事董晋撰文。）礼部侍郎、（注：李德裕的德政碑（表3，例97），是令礼部侍郎贾撰文。）翰林侍讲（注：高承简的德政碑（表3，例94），是诏翰林侍讲学士中书舍人崔郾撰述其绩。）或是翰林学士，（注：李听的德政碑（表3，例97），是翰林学士宋申锡拟写。）都可说是一时之选。中央要求书写颂碑必须具备特色：

学识优深，文词雅赡。已令撰述，必尽功庸，刊石旌贤，庶谐朕意，想当知悉。（注：表3，96。《全唐文》卷七四，文宗《赐义成军节度使凉国公李听德政碑》，页772。）

撰者兼具学职与文辞，甚至“事实颇周，词藻甚丽”，（注：表3，97。《全唐文》卷七七四，文宗《赐李德裕德政碑》，页775—2。）才能完成撰述之功。即使是民间自立之碑，也颇有可以传世者，如严震的事迹：

居部十四年，考课为天下最。教训尽其物宜，编人有以质俚之词，摅其肝膈，刻岩石而颂公者，虽古之善颂，不能加焉。（例75）（注：《全唐文》卷五〇五，权德舆《太保严公墓志铭》，页5142。）

只要据实以记，虽是质仆俚俗文字所成，亦属善颂之碑。而这种一般编民抒发内心追思的摩岩之作，虽然无法得知是否为合法碑颂，但仍获曾书写“李巽遗爱碑”的权德舆称扬不已（表3，例87）。

提出申请者中，有具公人身份的乡吏或将吏，（注：乡吏见于韦景骏（例29）、岑仲休（例30）；将吏见于赵昶（例109）以及韩建（表3，例112）、人吏见于高叡（例13）、裴耀卿（例39）、田仁琬（例44）、孙成（例83）。）亦有不具公人身份的百姓。其中，最常见的是“耆老”，（注：有称耆老、乡望老人、耆寿、耆艾、邑老、老民、黄发老人、耆年、父老，共20例。参见例苏昱（例14）、张知古（例19）、狄仁杰（例20-1）、岑仲休（例30）、裴耀卿（例39）、张去奢（例40）、庞温清（例41）、郭子仪（例57）、韦良宰（例58）、庾贲（例71）、田承嗣（例80）、李抱贞（例85）、杜悰（例90）、高承简（例94）、李听（例96）、李德裕（例97）、赵昶（例109）、王重盈（110）、韩建（例112）。）这是自秦汉以来，中国政治所谓“存问长老”的传统。（注：参考谢美裕：《汉晋时期的老年观——思想与政治文化的塑形》（台北：台湾大学历史学系硕士论文，2000）。第四章认为汉晋时期，“存问长老”的活动是为了拉拢地方势力。）晚唐，在立碑申请的活动中，则常见“缁黄”僧道的身影。肃宗在安史之乱后，下《宣慰京城僧道父老敕》中将“西就缁黄、耆寿、百姓”视为一体。（注：《全唐文》卷四四《宣慰京城僧道父老敕》，页482—1。）而僧道参与立碑活动时，有一半以上是建生祠，这是值得注意的一点。（注：有关僧道申请者，共有8例。缁黄即僧道，僧人缁服、道士黄冠。史料中称缁黄者有4例，参见例李抱贞（例85）、田承嗣（例80）、杜悰（例90）、王重盈（110）。称僧道者有3例，例李德裕（例97）、韩建（例112）、王审知（例114）。称僧者有1例，郭子仪（例57）。僧道活动中建生祠者有4例，参见郭子仪（例57）、田承嗣（例80）、王重盈（例110）、韩建（例112）。）或许代表另类阶层的声音，如王重盈的事例：

上自将佐，下逮缁黄，五郡联属，四封耆艾，共忻宏庇，请建生祠，牢让累陈，至诚难沮。（表3，例110）（注：《全唐文》卷八一〇司，空图《太尉琅琊王公河中生祠碑》，页8515。）

这一篇唐代难得一见的合法生祠碑文中，（参见表3）便是将“下层缁黄”对比于“上层将佐”，可见僧道的影响力。就所见事例中，地方申请地方官德政碑祠的群众中，由吏人、老人和缁黄重复组合的情况很高，显示唐代地方信息渠道间互相联结，而且为了表达对官人考课法的意见，彼此间有愈来愈纠聚的倾向。（参见图4）

图4　唐代“生祠立碑”申请群众示意图

在114件唐代地方官建立生碑的事例中，就时间而言，唐代前期与后期数量并无太大差别。统计各朝立碑的数目，可知高宗之后，德政碑的数量日趋增多，玄宗迄德宗是建碑的高峰期。就地点而言，建碑的活动以北方为主，集中在两京和黄河下游至淮水流域的精华区，而魏州更是特殊的地方；南方多见于襄阳与扬州，是中古以来的重镇，值得注目之处是最南方的广州。就职官而言，州衙的刺史、郡守及府尹最容易被立碑，其次是县衙的县令。晚唐，节度使树立德政碑，是重要的趋势。就建碑的方式而言，合法的事例占六成以上，显示建碑执行程序与法律效力。但晚唐边区的吏人、百姓、僧道经常集体赴阙，为节度使、刺史申请立碑建祠，这又意味着地方镇使势力的高涨，亦可象征考课制度施行的困难度提高。

四、论“生祠立碑”与唐代考课法

唐代地方为官员建德政碑祠时，若不谙法令，申请者可能会受到处罚，被申请的官员更是法律定罪的首要对象。建造的活动必须符合程序外，官员的“考课”政绩也是要件，因此从诸多事例中，可进一步考察唐代考课法的实践与变化。

（一）中央合法化地方势力的活动

唐初，由中央直接派遣御史出巡监察，广泛搜集民情，直接按劾不法或荐举能官。如武则天垂拱二年，郭翰巡察陇右时，就遇到宁州耆老沿路歌咏刺史狄仁杰。在此之前，因狄仁杰“抚和戎夏，人得欢心，郡人勒碑颂德”。郭翰一到地方上，就召唤州吏，并表示：“入其境，其政可知也。愿成使君之美，无为久留。”州人方散（例20-1）。如此一来，化解群众聚集。有的地方官因为一时变故而去官，当地百姓无法接受而群情难平，甚至奔走于县衙、府衙及京城之间。武则天末年，发生于临邛县民挽留封县令的事迹：

某年以太夫人忧去职，于时公之莅，始逾年矣。然一载考绩，是用未成。百姓哀惶，人吏嗟咨，咸云我父去矣，而人悴矣。乡望老人前某官等五百余人，或金堤之秀，玉宇之英，并服美于宽允，严祗于教义，遂走之州府，诉之上官。冀夺其哀，摧礼终秩，不谋而同者日有百数。（表三，例21）

五百多人慎重其事地投诉上级衙门，只为举留因母丧而来不及考课的县令。本案还发展成“千余人复连表诣阙投匦，乞君以墨缞从事”。虽然封县令不能如地方所愿，但朝廷终究指派陈子昂撰文树立遗爱碑。

群众诣阙举留地方官的活动，迄宋太祖乾德四年（966）才有法律禁止，（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太祖乾德四年七月乙丑条，“自今诸州吏民不得即诣京师举留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知州、通判，幕职、州县官。若实以治行尤异，固欲借留，或请立碑颂者，许本处陈述，奏以俟裁。”北京：中华书局，2004，页173。）不过，唐懿宗咸通十三年（872）诏敕处理颍州刺史宗回的举留问题：

义成军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杜慆奏：“当管颍州僧道、百姓举留刺史宗回。”敕曰：“回清干临人，自有月限，方借绥辑，未议替移。”（注：《旧唐书》卷一九上《懿宗纪》，页680。）

中央的诏书并未处罚群众，而是以谨慎的用词，借考课法的规定回复群众，至于宗回只是暂借任用，也不是职务的调动。从简短的记载，可以看出朝廷对于这类“诣阙举留”行为的处理态度。

地方百姓诣阙的目的，是为了举留有政绩的官员。在立碑的事例中，有未能如愿后，地方人士开始从事建造纪念碑。如韦抗调迁后（例33），洛阳永昌县“人吏诣阙请留，不允，因立碑于通衢，纪其遗惠”。（注：《旧唐书》卷九二《韦抗传》，页2963。）又如李白撰写韦良宰的“德政碑”（例58），鄂州百姓“恭闻天子无戏言，恐转公以大用。老父不畏死，愿留公以上闻。悦坐棠而餐风，庶刻石以置美”，（注：《全唐文》卷三五〇，李白《天长节度使鄂州刺史韦公德政碑并序》，页3547。）颇有下定决心，对抗上朝。举留的方式，“或守阙乞留，或遮道更借”，（注：表3，47。《全唐文》卷三二六，王维《魏郡太守河北采访处置使上党苗公德政碑》，页3309。）“诣节度府请留”（注：例39。《新唐书》卷一四三《元结传》，页4685。）等等。亦有地方官如民愿而留任者，如王晙担任桂州都督：

后求归上冢，州人诣阙留。有诏：“桂往罹寇暴，户口雕，宜即留，以须政成。”在桂踰期年，人丐刻石颂德。（例31）（注：《新唐书》卷一一一《王晙传》，页4154。）

经州人诣阙后，诏命王晙以安辑地方为要务，又留在桂州年余。可见群众的表达方式获得同意，不仅举留成功，而且还建造颂德碑，有助于王晙的考课实迹。

经常可见到人吏、掾将为地方官立碑建祠，（注：人吏立碑之事例多在开元以前，如裴漼（例7）、高智周（例9）、许师圉（例11）、狄仁杰（例20-1）、崔隐甫（例37）、裴耀卿（表3，例39），其中裴耀卿有遗爱碑文。称大将立碑有李听（表3，例96）、李德裕（表3，例97）。）这些地方官的僚属将吏究竟是否出于自愿，抑或为官员所“驱迫”，即使有碑文为证，亦无法得知其本意。大历七年（772），封演任职邢州刺史，后来又入田承嗣之幕，论及时人建造“颂德碑”的感叹：

亦有身未去官，讽动群吏，外矫辞让，密相督责，前代以来，累有其事，斯有识者之所羞也。（注：《封氏见闻记（校注）》卷五《颂德》，页40。关于封演的任官经历，又可参见前引书《封氏闻见记校注序》，（1957）页4—5。）

在未离职前策动吏人请碑，表面上演辞让不受碑的情况，暗地却积极责成合法程序，乃是常见之事。

纵然已无从考究请碑群众的真正心态。不过，当地方的官民一波波地上请，无论是“县尹掾史，以次上谒”（表三，例40）、“论奏”、（注：例93。《旧唐书》卷一六一《杨元卿传》，“居六年，泾人论奏，为立德政碑，移授怀州刺史，充河阳三城节度观察等使”，页422。）“上表”，（注：例98。《旧唐书》卷一六五《殷侑传》，“而劝课多方，民吏胥悦，上表请立德政碑．以功加检校吏部尚书”，页4321。）或是数十百人，乃至于千人的活动，（注：记载申请者人数的事例有李德裕（表3，例97）十六人，庾贲（表3，例71）三十五人，封某（表3，例21）五百余人，徐申（例79）五百人，高承简（表3，例94）五百人，卢钧（例101）千人。）都会对中央或巡行地方的使节形成考课压力。与其置之不理，不如积极的安抚，如朝廷下诏允许建造刘仁师的遗爱碑时，指出：“令书其章明有以结人心者，揭于道周云。”（表3，例99）顺势表扬群众所拥戴的前任县令，有助于“团结”地方人心。当朝廷嘉诚诏功后，群众的情绪也获得舒解，如敬宗《赐义成军节度使高承简立德政碑》的诏书云：

顷得守义奏云：官吏将校，耆老缁黄，同请立碑，纪卿德政。非公方达于事任，惠化感于人心，岂能致其恳诚，固求篆刻。眷言嘉叹，寤寐在怀。（表3，例94）

来自地方的信息，显示涵盖官吏、军民、耆老、僧道等阶层都挺身而出了。倘若透过赏赐、树碑，群众的行为得以合理化，自然是中央所乐见。

（二）建立官僚规范与树立良吏典范

地方官是中央与百姓之间的中介者，“吏道以法令为师”，（注：《汉书》卷八三《薛宣传》台北：鼎文书局，1979，页3397。又，玄宗追记太宗族子李怀仁时，指出：“导德齐礼，法令为师，胜残去杀，而以为政之本。”《全唐文》卷二九九，张嘉贞《赵州瘿陶令李怀仁德政碑》，页3037。虽然是格式化的写作，不见得是李怀仁当日的政绩，但另一面也反映朝廷的期望。）有宣达政令教化的要务。从建祠立碑者的地方官政绩看来，包括“申明法禁”、“崇其法制”、“法制定于上”，（注：立碑理由中，在地方上推动法令者，有例王湛（例5）、封某（例21）、郭元振（例27）、李巽（例87）、高承简（例94）、卢钧（例101）。）甚至有“凡所立规制，率为后法”。（注：例27。《全唐文》卷三三，张说《兵部尚书代国公赠少保郭公行状》，页2353。）如卢钧在广州任刺史时：

土人与蛮獠杂居，婚娶相通，吏或挠之，相诱为乱。钧至立法，俾华蛮异处，婚娶不通，蛮人不得立田宅，由是徼外肃清，而不相犯。（例101）（注：《旧唐书》卷一七七《卢钧传》，页4591。）

由于以往地方胥吏阻挠土人与蛮獠通婚，导致华蛮相诱为乱，卢钧到任后，确立相关法则，区分“华蛮”居住、婚姻与田宅，使得地方治安因此肃清，互不相犯。卢钧的做法与成就，建立后世地方官治理华蛮相杂区域的典范。

中央的法令制度的推展，必须仰赖地方官的努力，包括如何折冲当地的司法环境，才能有效将政令遍及辖区，如高承简的做法：

抵法禁及留狱犴，布列于郡境。夫以居人宥密之地，孰不爱身，思安全而避刑辟者，率性之常道，孰能保生？怜其滥以宥其死者，公独推好生之德，察小大之狱，尽哀敬之心，贷其科条，咸使全活。故讴谣于封部，释冤滞于比宁。（例94）（注：《全唐文》卷七二四，崔郾《食邑三千户高公德政碑》，页7448。）

将违法及在狱监禁者公布于境内，并且慎用法律处刑，于是地方歌颂其执法。地方官本身执法的态度与方式，也会影响他们的僚属，如李杰“勤于听理，每有诉列，虽衢路当食，无废处断，由是官无留事，人吏爱之”（例36）。（注：《旧唐书》卷一〇〇《李杰传》，页3111。）裴耀卿“爱吏也以严，严则畏威，而吏不陷于罪”，所以“耆艾人吏，愿颂清德，道路如市”（表3，例39）。而且他们行事有法，可以立下规模。如县令韦景骏在肥乡整治漕渠堤防，亲自相量地势，“功少费约，后遂为法”，成为地方官征调役力，建造公共工程的效法对象（例29）。（注：《新唐书》卷一九七《循吏·韦景骏传》，页5626。）又如刺史徐申在韶州整饬州城与公田，“临视给与，吏无所行其私，以故人皆便信”（例79），（注：《全唐文》卷六三九，李翱《唐食二千户徐公行状》，页6458。）也是御吏有方，取信于民的模范。

就考课而言，地方百姓建立生碑的地方官，有时呼应考课结果，如严震“居部十四年，考课为天下最，教训尽其物宜”，所以编民刻岩颂美（例75）。（注：《全唐文》卷五〇五，权德舆《太保严公墓志铭》，页5142。）有时是民情的加分效应。如郑孝本为泗州虹县令：

先大夫张文瓘，人之望也。典掌台衡，督课郡国，以公课为第一。且曰：“虽居下邑，声闻上繇，天下长吏，乐以为式。”（例12）（注：《全唐文》卷三一三，孙逖《沧州刺史郑公墓志铭》，页3180。）

即使县令的职位不高，但考课的长官认为郑孝本足“式”天下长吏。有些地方官考课优异，当百姓亟思立碑颂美，却表现出固让不受。如《旧唐书·良吏》载薛珏的事迹：

拜试太子中允，兼渭南尉，奏课第一。间岁，复以清名尤异闻，迁昭德令。县人请立碑纪政，珏固让不受。（例49）（注：《旧唐书》卷一八五下《良吏下·薛珏传》，页4827。）

这种“谦让”的态度，是为了符合唐律“不知不遣不罪”的构成要件，必须采取的方式，所以有时或许是刻意营造。（注：目前可见一再“让”拒造碑祠的事例，还有郭子仪（例57）、徐申（例79）、成汭（例108）、王重盈（例110）、韩建（例112），大多是唐末的有势力的节度使。）但如果透过考课制度的认可，并在地方立碑纪念，或许是朝廷最有效塑造良吏的方法。

“四善”是唐代考课法中评量政绩的要件，（注：《旧唐书》卷四三《职官二·尚书都省》“吏部尚书”，“一最以上，有四善，为上上。一最以上，有三善，或无最而有四善，为上中。一最以上，有二善，或无最而有三善，为上下。一最以上，而有一善，或无最而有二善，为中上。一最以上，或无最而有一善，为中中。职事粗理，善最不闻，为中下。爱憎任情，处断乖理，为下上。背公向私，职务废阙，为下中。居官谄诈，贪浊有状，为下下”，页18224。）还有“据职事目为之最”，（注：《通典》卷一五《选举典三》“考绩”，页370。）以“二十七最”做为各部门专业的高标准，其中“第十四最”是针对地方官而言，即“礼义兴行，肃清所部，为政教之最”。所谓“四善”：

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注：《旧唐书》卷四三，《职官二·尚书都省》“吏部”，页1823。二十七最：近侍、选司、考校、礼官、乐官、判事、宿卫、督领、法官、校正、宣纳、学官、将帅、政教、文史、纠正、勾检、监掌、役使、屯官、仓库、历官、方术、关津、市司、牧官、镇防。）

即是德义、清慎、公平与恪勤等四项举措。在建立生碑的理由中，虽有称“德义当官”、“服其德义”、“勤于听理”、“宽明勤干”，（注：关于德义当官见于岑仲休（例30），服其德义见于卢钧（例101），勤于听理见于李杰（例36），宽明勤干见于崔纵（例76）。）但一般多以“惠政”、“善政”称美，（注：称惠政者，有例贾敦颐（例10）、裴漼（例7）、孙成（例83）、田弘正（例91）、李听（例96）。称善政者，有例薛元超（例17）、张知古（例19）、岑仲休（例30）、张去奢（例40）、庞温清（例41）、高承简（例94）、令狐绪（例105）。）不容易看出有无符合考课法中的“善最”。

虽说“善政”的内容难以具体描述，不过在若干德政碑铭中仍试图定义。如元稹撰写田弘正的碑铭：

且臣闻之，德之至者有二，政之大者有三。三政：一曰仁，为惠政。二曰法，为善政。三曰谦，为和政。二德。一曰忠，为令德。二曰孝，为基德。（例91）（注：《全唐文》卷六五一，元稹《谢准朱书田弘正碑文状》，页6605。）

在两大方面，一是政的“仁（惠政）、法（善政）、谦（和政）”；二是德的“忠（令德）、孝（基德）”。在德政碑中，最常出现的描述就是“仁”。（注：如薛元超（例17）、张知古（例19）、封某（例21）、独孤某（例24）、岑仲休（例30）、李仲华（例51）、韩仲卿（例52）、郭子仪（例57）、罗某（例88）、田弘正（91）、高承简（94）、王重盈（例110）。）

数量相当高的德政碑涉及地方官中最基层的县令，目前可见县令的碑记文中，又以唐代前期占绝大多数。（参见表3）从封利建撰写李仲华的德政碑记文，将“百姓”称道的项目分成四类：

胜残去杀，百姓称仁焉。省徭薄赋，百姓称宽焉。敬上爱下，百姓称顺焉。轻财重义，百姓称廉焉。（表3，51）（注：《全唐文》卷三六二，封利建《大唐睢阳李公德政碑》，页3674。）

“仁、宽、顺、廉”四项。细究其中内容，则是指“法治（仁）、徭赋（宽）、教化（顺）、守义（廉）”。就中央而言，当朝廷接受来自地方信息，具体指出统治内容，透过一定的考核颁布德政碑，除了表彰有政绩的地方官，也显示朝廷是“能官人则惠”的美好政治时代。（注：语出《旧唐书》卷一五三《刘乃传》，页4084。虞书称：“知人则哲，能官人则惠。”所谓《虞书》是指《尚书·虞书》卷四《皋陶谟》中云：“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武则天曾劳慰手谕韦安石：“闻卿在彼，庶事存心，善政表于能官，仁明彰于镇抚．如此称职，深慰朕怀。”（注：《旧唐书》卷九二《韦安石传》，页2955。韦安石是韦抗的从叔父，永昌县人吏曾为韦抗立遗惠碑。（例33））如此观来，表扬政绩另一效果，就是皇帝与官人相互辉映，塑造“太平盛世”。

能官的政绩若功高过于其长官，即使是县衙的属官，亦可被树碑纪德。如独孤县丞的遗爱碑文：

夫官不必贵，政惟其才。独孤丞上迫宰君，下杂群尉。文墨教令，不专在躬。然力行务仁，推诚爱物，讴吟者不歌其宰，颂议者必归于丞，岂欺也哉？吾每闻一言可以永宁天下者，在能官人而已。（表3，例22）（注：《全唐文》卷二一五，陈子昂《九陇县独孤丞遗爱碑》，页2174。）

可见朝廷借由立碑地方官的政绩，宣示中央操控表扬的结果，申明调整官位高低的权责。由于地方具体上呈地方官的政绩，如果符合立碑程序者，就有可能“树碑”，于是碑记文中洋洋洒洒六七项政绩者，亦大有人在。（注：如张知古的六章之歌（表3，例19），王毛仲的八政（表3，例38），庞温清的七政（表3，例41）。）

综观唐代的生碑事例及其碑记文，虽然庞杂，事例不一，但也可观察唐代以后，中央与民间对于良吏应具备的实质政绩，有愈来愈清晰的刻画描绘，可以说包罗了南宋考课法的规定：“守令之治，其略有七：一曰宣诏令，二曰厚风俗，三曰劝农桑，四曰平狱讼，五曰理财赋，六曰兴学校，七曰实户口。得人，则七者皆举。”（注：《宋史》卷一六〇《选举志》“考课”，页3763。）

唐代一方面制度化地方考课的运作，一方面派遣使节出巡监察地方，多方掌握地方州郡百姓“勒碑颂德”的情形。当地方发生请碑活动时，中央能够迅速了解地方信息的传达，有效化解群众聚集的危机。有些请愿者诣阙投匦，既是请碑，又是举留，形成从地方官衙到中央朝廷的压力。就朝廷回复的态度观来，是以积极安抚民心为主，并要求回归考课法令的时程，而且不会加以处罚如此聚众的行为，可见中央合法化地方势力的做法与用意。

事实上，唐代借由这些地方官“申明法禁”、“崇其法制”的努力，推行中央法令遍及于辖境。朝廷则透过“奏课第一”、“考绩为最”的官员政绩考核制度，树立“足式天下长吏”的良吏典范。地方也借由立碑法规定，宛如中央另类“耳目”，将官员的施政层层呈报，最后公开在合法“生祠立碑”的刻石上。从“生祠立碑”的过程逐一具体化地方官“善政”的内容，在众多庞杂的事迹中，可归纳出具有“德政”的地方官的条件，除了符合德义、清慎、公平与勤恪等“四善”之外，还要有“仁、法、谦、忠、孝”等德行，尤其在“诏令、风俗、农桑、狱讼、财赋、学校、户口”等方面，都具有不同凡响的实迹。

【说明】O：是；◆：也是

五、余论：“生祠立碑”与地方通传信息角色的变化

宋初，太宗淳化五年（994）二月二十六日下诏曰：“剑南诸州民为州县长吏建生祠堂者，宜禁之。”据记载太宗悉知当地“官吏有善政，部内豪民必相率建祠宇，刻碑颂，以是为名，因而掊敛，小民患之”。（注：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五》“禁约一”，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可见太宗的立法目的，表面上，是基于小民立场，排除不必要的聚敛，实际上，是从打击倡议的豪民着手。迄南宋末年，作为天子耳目的监司系统认定这些活动大多是地方“哗徒”欲取悦官吏所为，应该严加禁止。（注：太宗的意旨贯穿至南宋，参见《清明集》卷二《官吏门·举留生祠立碑》，蔡久轩《取悦知县为干预公事之地》。关于“哗徒”的社会角色，参见愚撰《南宋狱讼判决文书中的“健讼之徒”》，原刊于《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33期（2001），页29—69，修改转刊于范忠信、陈景良主编《中西法律传统》第六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页165—221。）

以目前所见唐代“生祠立碑”记文而言，共有30篇，其中“生祠”为题者，只有2则。但德政碑中有生祠者，至少有5则（参见表三）。而宋代所见“生祠碑记文”共69则，只有8则碑记文，含1则有建造生祠，其余61则为生祠记，含10则有碑文（参见表四）。（注：参考愚撰《“唐律”与法文化》（嘉义：嘉义大学出版社，2010），表2-4-2：目前所见宋代“生祠立碑”文简表。愚将搜罗括文集、方志与石刻碑文等史料，就所见之“碑记文”形式，分为碑石与生祠两类，计算比例。）何以唐宋时代“生祠立碑”保留形式差异之悬殊？（参见图五）就唐代而言，由于官员的“生碑”也可进行祷祝，满足民间追思报德的心态，所以相较于历代，地方官德政碑的数量明显凸出。

更进一步推论，唐宋生碑、生祠的数量与地方信息者角色关系，应不可忽略唐宋“考课法”执行方式之变化。由于宋代多层监司单位负责州县官员的考课，例行巡历辖境，以考核地方官政绩，而且不鼓励民众申请建碑。反观唐代，德政碑的申请程序中，民众的活动既可作为地方“举留”官员的实质证明，又有助于官员的考功升官，所以建碑的政治意义就显得重要，而通传地方信息的群众也化为中央另类“耳目”。至于宋代在严密的地方监司系统下，对于地方人士举留官员的举动，则以干扰政务的负面“哗徒”处置。因此，建造德政碑逐渐丧失唐代和考课法结合的功能，民间若要感谢有善政的官员，以简单的“绘像”亦可表达类似生祠的祷祝，还更具有替官员祈福的积极意义，于是宋代以后的生祠事例呈现日益增多的趋势。

图5　唐宋目前所见“生祠立碑”记文数量示意图

本文初稿以《从生祠立碑谈唐代地方官的考课》为基础，曾宣读于2004年5月24日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举办“东亚教育与法制研究新视野研讨会”，并收录于高明士主编《东亚传统教育与法制研究（二）唐律诸问题》（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页241—284。由于近年整理宋代事例，并发现唐代42件新事例，因此重新撰文强调地方信息在唐朝法制化的历程，并发表于《法制史研究》第十五期，页237—296。相关文责自负。

麻制草拟与宋代宰相任免——重在文书运行环节的探讨

张祎

一、前言

宋代君主权力与专制体制研究，一直是中外学者普遍关注的课题，既有成果相当丰厚。以往的讨论，或者从中枢机构设置格局以及由此体现的权力分割来阐发，或者着眼于政治群体、政治势力的力量与表现而展开。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皇权运作方式的探讨成为该课题的重要研究取径。而考察皇权的运作方式，必须以朝廷日常政务运行与相关文书处理程序的研究为依托，因为抽象的运作模式正是蕴涵于具体、寻常的政务处理活动之中。

在宋代，皇帝通常将日常行政事务的谋划与裁断委任于宰相，而责其成效，因此选任、督责宰相其实就是宋代皇帝平常最重要的“政务”。宰相任免作为这种“委任责成”合作关系的开端与终点，皇帝自然非常重视，因而也就成为我们考察宋代皇权运作方式的重要切入点。本文打算从讨论宋代任免宰相的文书程序入手，分析该程序对于维护和巩固皇权的意义所在，从而探讨其中体现的宋代皇权运作方式。

二、宋代任免宰相使用的文书

复原宋代皇帝任免宰相的程序之前，需要对所涉及的命令文书稍作介绍。在宋代，与宰相任免相关的文书主要有四种，即册书、官告、麻制与敕牒。敕牒的情况比较特殊，除授中广泛使用主要是在北宋前期，且与本文讨论的主题相对疏远，在此不拟过多涉及。本节主要叙述从唐至宋，册书、官告、麻制在宰相任免中运用的进退更替以及相互关系。

先说册书与官告，这两种文书在唐宋时期的除授中，是作为颁发给受命者的委任凭证来使用的。唐代前期，“凡上之所以逮下，其制有六，曰：制、敕、册、令、教、符”，其中“天子曰制，曰敕，曰册”（注：李林甫等：《唐六典》卷一《尚书都省》，北京：中华书局，1992，页10。），而“册书诏敕，总名曰诏”。（注：王溥：《唐会要》卷五四《省号上·中书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页1085—1086。）杜佑《通典》记载：“凡诸王及职事正三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都护、上州刺史之在京师者，册授。”（注：杜佑：《通典》卷一五《选举三》，北京：中华书局，1988，页359。）此外，唐代立后、建储、封王也采用册授。册授的一般程序，是先以制书宣布除授命令，再择日举行册命典礼，给受命者颁发册书，作为委任的凭证。册授以外其他官员的除拜，又按照品级高低不同，分别采用制授、敕授、旨授等方式。其中，“五品以上皆制授。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及视五品以上，皆敕授”。（注：《通典》卷一五《选举三》，页359。）此类除授命令发布之后，朝廷颁给告身作为委任凭证。告身，又称“官告”，宋代文献中多使用后一名称。制授、敕授告身的内容主体就是制敕文辞。这一点与册书截然不同，因为册书内容并不照录相应制书中的文辞，而是另外使用专门的册文。

起初，唐以三省长官尚书左右仆射、侍中、中书令为宰相，他们都属于三品以上职事，因而采用册授的形式来任免。（注：《唐六典》卷九《中书省》：“凡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册书（立后建嫡，封树藩屏，宠命尊贤，临轩备礼则用之），二曰制书（行大赏罚，授大官爵，厘革旧政，赦宥降虑则用之）……”页273—274。）不过，从唐太宗时起，便常以“参预朝政”、“参知政事”等头衔，将其他职事官引为宰相，稍后又有“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名目。受命者中，许多人本官不及正三品，其除授应该只需使用告身，而不必册命。另外，中宗以后，册礼通常虚悬不用。（注：刘昫等：《旧唐书》卷四二《职官一》：“自神龙之后，册礼废而不用，朝廷命官，制敕而已。”北京：中华书局，1975，页1804。《唐会要》卷二六《册让》：“自开元以来，册礼久废……”页569。）所以，唐中期以后，无论何种级别的宰相，其任免大多使用制授的方式，只是抄录制书文辞制成告身发给受命者，而不另颁册书了。

唐前期对于官员的划分，主要以职事、散官之类的品阶作为分级、分类的依据，与宋代官员诸如宰相、执政、侍从、庶官的分类方式不同。因此，对于唐前期哪些职衔在哪个阶段属于宰相头衔，学界争议颇多。换言之，唐前期不像宋代那样，对于宰相有着较为明确的一贯的界定。但就实际握有相权的官员群体而言，从初唐至晚唐，其任免方式经历了一个由册授向制授演变的过程，大体没有问题。

尽管册书在官员任命中虚悬不用，却并未废弃。到了宋代，唐初的册授制度与基本做法仍在当时的规定与理念中保留了一些痕迹，《宋会要辑稿》记载：

国朝《开宝通礼》载三师、三公、亲王、大臣临轩册命仪。凡降制命宰相、亲王、使相、枢密使、西京留守、节度使及公主，制书皆有备礼册命之文，多上表辞免而未尝行。（注：徐松：《宋会要辑稿·礼》五九之一，北京：中华书局，1957，页1670。）

朱熹也提到：“至本朝宰相不敢当册拜之礼，遂具辞免。三辞，然后许，只命书麻词于诰以赐之，便当册文，不复宣麻于庭……”（注：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二八《本朝二·法制》，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3067—3068。）可见，宋代的制度规定与理念中仍把册授视作任免宰相的正规方式。只不过由于册命之礼太重，宰相谦辞不敢当，所以只用写有制诏文辞的“诰”（即官告）来代替册书的功用。

在此背景下，宋初甚至于后妃、公主，也与普通臣僚一样，使用官告作为加封凭证。《宋会要辑稿》记载，宋初以来，立后制书“云册命者，多不行册礼”，“皆写告身，用遍地涂金花龙凤罗纸，以金涂褾袋，有司进入”。（注：《宋会要辑稿·礼》五三之一，页1563。）封公主也是，“有册命之文，多不行礼，只以纶告进内”。（注：《宋会要辑稿·帝系》八之二，页163。）“纶告”也就是官告。直到宋仁宗时，才开始有册后妃、公主的事例。元丰改制后，规定“立后妃，封亲王、皇子、公主，拜三师、三公、侍中、中书、尚书令则用册”。（注：《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之三引《神宗正史·职官志》，页2399。）但妃嫔、公主等受封时，仍大多谦辞册礼，只肯接受官告，故而改制后册授的例子依然不多。而三省长官实际并不除授，只以左右仆射分兼门下侍郎、中书侍郎为宰相，制授而颁给官告。因此，终宋之世，宰相从未有过册命的实例。从唐后期以至宋代，册书在宰相任免中的功用，实际已完全被官告取代。

再说麻制，这是一种用于发布命令的诏令文书，就从制敕中分化而来。这一分化，从属于所谓“两制”格局的发展演变。起初，唐代的制敕通常都由附属于宰相机构的中书舍人负责起草。但在唐玄宗时期，又另外设立了直属于皇帝的学士院，任命翰林学士供职其中，分管一部分制敕草拟工作，从此朝廷之上便并存着两套词臣班子。由于学士院的特殊地位，那些相对更为重要的制敕就逐渐划归翰林学士执掌。唐德宗、顺宗时历任翰林学士与宰相的韦执谊指出：

故事，中书以黄白二麻为纶命重轻之辨。近者所出，独得用黄麻。其白麻皆在此院（笔者注：指学士院），自非国之重事，拜授将相、德音赦宥，则不得由于斯。（注：韦执谊：《翰林院故事》，收入洪遵辑《翰苑群书》卷上，《知不足斋丛书》第13集，民国十年（1921）上海古书流通处影印，页22。）

稍晚，曾任翰林学士的李肇也说到：

元和初，置书诏印，学士院主之。凡赦书、德音、立后、建储、大诛讨、免三公宰相、命将曰制，并用白麻纸，不用印。（注：李肇：《翰林志》，收入洪遵辑《翰苑群书》卷上，页3。）

由此可知，唐代后期，宣布宰相任免以及重大军政号令所用的制书，都归由学士院负责起草。这些制书，以白麻纸书写，区别于自宰相机构颁出的一般的黄麻制敕，因而被称为“白麻”。

这种两套词臣班子分掌两类制敕的格局，最后被宋代继承下来，并且有了一个固定的称谓——“两制”。所谓两制，即内制与外制合称。在宋代文献中，“内制”、“外制”概念既可以指称朝廷使用的某类诏令文书，又可以指代负责起草这类文书的官员。前者就指翰林学士等学士院官员以及他们执掌的内制文书，而后者则指代舍人院或中书后省的词臣及其负责起草的其他诏令。（注：南宋偏安一隅，政府规模相对缩小，常有词臣兼掌内外制的情况。参见张东光：《唐宋时期的中枢秘书官》，《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页143—144。张东光认为，南宋两制“互代”或“兼掌”的情形，是“向金元时期两制合一转化的中间环节”。实际情况较为复杂，类似观点还可以再作讨论，此处不赘。）“白麻”即为内制文书之一，在宋代不再专用白麻纸书写，（注：叶梦得著，宇文绍奕考异：《石林燕语》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4，页37。）故而笔者以“麻制”作为其固定指称。

和唐后期一样，在宋代，重大军政号令的发布，仍必须使用翰林麻制，其中包括宰相的任免。经过晚唐五代长期的制度调整与变迁，据宋真宗朝宰相丁谓描述，北宋前期任命宰相的文书程序基本固定如下：

近代宰臣、节帅除拜，出自宸衷，不欲预闻于外，故以隔日宰臣百官出后，密召翰林学士怀具员册入禁闼，上前议定，是夕草制，谓之内制。中夜进入，五更降出。以麻纸大书之，一行只可三字，谓之白麻。何者？缘黄纸始自唐高宗朝已来，只是中书出敕得使之，所以内制用麻纸。翌日，乃以绣幞盖于箱中，置于案上，谓之麻案台，于御座左右。候进呈事退，即降麻而宣之，讫，送中书，出敕写官告……其官告却只下直日知制诰官名宣奉行，更不下元撰麻词翰林学士名衔，缘翰林学士无例于中书行词故也。然后选中书上事日于门受告敕后，始赴上。（注：佚名：《丁晋公谈录》，收入左圭辑《百川学海》（乙集），民国十六年（1927）武进陶氏涉园影刻宋咸淳本，页15。）

由此可以看出宋代文书运行程序及麻制、敕牒、官告三者之间的关系是：翰林学士秉承皇帝密令起草拜相麻制；麻制于次日降出宣布，之后送交宰相机构——中书收掌；中书另外“出敕写官告”，下达此项任命，“敕”即敕牒简称；麻制上的文辞将被抄录于官告之上，与敕牒一起颁发给受命者。

上述程序中，以麻制的作用最为关键。所谓中书“出敕写官告”，只不过奉行成命而已。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记载真宗末年史事，提到：

初，（王）钦若与丁谓善，援引至两府，及谓得志，稍叛钦若，钦若恨之。时上不豫久，事多遗忘。钦若先以太子太保在东宫，位三少上，谓不悦，因改授司空。钦若晏见，上问曰：“卿何故不之中书？”对曰：“臣不为宰相，安敢之中书。”上顾都知，送钦若诣中书视事，谓令设馔以待之，曰：“上命中书设馔耳。”钦若既出，使都知入奏，以无白麻，不敢奉诏，因归私第。（注：《长编》卷九六，天禧四年十二月丁酉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页2230。）

当时虽有真宗明确的口谕，但由于没有麻制，宰相丁谓可以佯作不知，轻描淡写地压下了让王钦若入中书视事的命令，而王钦若也只得向真宗表示“不敢奉诏”。麻制在宰相任命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又，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藏有一份北宋元祐三年（1088）范纯仁拜相的官告。（注：所谓的元祐三年（1088）范纯仁拜相告身，目前有三份存世：一藏苏州博物馆，照片可参见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六）》（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所收《行书范纯仁告身》，页12—13；一藏南京博物院，照片可参见《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七）》（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所收《宋范纯仁告身》，页16—17；另有一份藏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相关介绍可参见何忠礼《介绍一件现存日本的宋代告身》，《绍兴师专学报》1988年第1期，页65—68。三份文书内容一致。书画鉴定家杨仁恺、傅熹年指出，苏州博物馆所藏范纯仁告身当是复制品，并非原件（《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六）》，页339）。其余两份之中最多也只有一件是原本。从照片来看，其书写、用印非常接近，难以分辨。此处讨论，姑引京都藤井有邻馆藏品照片为证。）据《长编》记载，当年四月五日（辛巳）内降麻制，任命吕大防为太中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范纯仁为太中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制词为翰林学士苏轼所草。（注：《长编》卷四〇九，元祐三年四月辛巳条，页9963—9965。）而这份形成、下发于四月六日的官告中就已列入吕大防和范纯仁作为左右仆射的名衔，如图一所示，只不过在其姓名下注明“未谢”二字而已。宋代命相后，受任者一般要谦辞若干次，方才入谢就任。当时吕、范二人尚未入谢，官告就按照五日麻制直接将他们列为宰相。可见，五日降麻当天，吕、范二人的宰相身份就已经得到确认。换言之，麻制一经宣布，即为成命，制作官告只不过是奉行制书的后续工作而已。所以说，相对于敕牒、官告等文书而言，麻制在宰相除授中所起的作用最为关键。接下来，笔者就从翰林麻制起草、颁布的流程入手，来讨论宋代皇帝任免宰相的主要程序。

三、麻制草拟与宰相任免程序

两宋三百年间，翰林学士制度因革损益，更改、调整不少，但就草拟麻制的大体程序而言，则基本沿用未变。（注：关于翰林制度的研究，学术成果已相当丰富。其中，杨果《中国翰林制度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是一部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论著。该书全面梳理了从唐至清翰林制度的发展史，其中关于宋代部分的讨论最为丰富、细致，从学士院的组织机构、翰林学士的职掌，到相关工作制度、文书制度，都有较为翔实的阐述。此外，作者还探讨了宋代翰林学士的政治文化功能，对于翰林制度在宋代制度史上的意义有所阐发，是一部内容全面、讨论深入的作品。不过，该书与其他同类论著，虽然对翰林学士起草诏令的各项制度都进行了研究，但对于诏令起草、审核、颁布整个环环相扣的过程却尚未梳理清楚。笔者结合宋代宰相任免程序，对于相关制度运行过程作了较为细密的复原与探讨，希望在宋代翰林制度研究方面能够有所创新。）即便如元丰改制时，学士院的最大变化也不过是将内制官员额由六名改作两名。因此，讨论麻制草拟与宰相任免的程序，北宋前后期以至南宋的相关史料，都可以用来说明问题，互相印证。当然，涉及一些具体的环节与制度时，笔者会尽量注意两宋之际的更革与变化。

图1　元祐三年范纯仁拜相官告（局部）

（注：该图片由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院近藤一成教授提供，在此谨致谢忱。）

宋代学士院官员起草制诏的程序，主要有三种，据《两朝国史志》记载：

凡国有大除拜，晚漏上，天子御内东门小殿，遣内侍召学士赐对，亲谕秘旨。对讫，学士归院，内侍锁院门，禁止出入。夜漏尽，写制进入。迟明，白麻出，门使引授中书，中书授舍人宣读。其余除授并御札，天子不御小殿，不宣学士，但用御宝封中书熟状，遣内侍送学士院锁院门而已。至于赦书、德音，则中书遣吏持送本院，而内侍锁院如除授焉。（注：《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之四六，页2519。）

三种情形以翰林学士承接草制命令的不同方式而相互区别：一、“大除拜”，皇帝亲自召见学士，面授旨意；二、“其余除授并御札”，用御宝封中书熟状，派内侍送交学士院；三、“赦书、德音”，由中书遣吏送熟状至学士院。

所谓“大除拜”，意即较为重要或级别较高的人事任命，宋代文献中可用作固定短语，但所指并不仅限于内制除授。（注：外制官员负责命词的除授，也有称为“大除拜”的。参见《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之一六，页2337。）以下为行文之便，暂将翰林学士负责命词的最高级别的人事任命称作“大除拜”。

由《两朝国史志》记载可知，在具体程序上，“大除拜”特异于其余除授之处，就在于皇帝需要在内廷召见翰林学士，“亲谕秘旨”。两宋期间，哪些臣僚的封拜除授，适用“大除拜”的方式，文献中有许多不同说法。前引丁谓所说“近代宰臣、节帅除拜，出自宸衷，不欲预闻于外”云云，相关草制方式与《两朝国史志》“大除拜”程序的记载吻合，据此宰臣、节度使除授应属于“大除拜”。蔡絛叙述徽宗命相方式时，提到“国朝之制，立后、建储、命相，于是天子亲御内东门小殿，召见翰林学士面谕旨意，乃锁院草制，付外施行……”，（注：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页17。）似乎立后、建储、命相是“大除拜”，而除授节度使则不一定。而在此之前，吕希哲《吕氏杂记》记载，哲宗曾召见翰林学士蒋之奇，付给文字一封，要立贤妃刘氏为后，当时蒋之奇有疑虑，表示“封建嫔妃、诸王，皆中书具熟状付学士院，唯拜相则面受诏旨……”，（注：吕希哲：《吕氏杂记》卷下，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页230。）又好像立后妃也不应该采用“大除拜”方式。南宋时，周必大又称“中兴后，凡除拜节钺以上多由中书进熟状……惟草后妃、太子、宰相麻则不容知。快行数十辈来宣召，云‘锁小殿子’。既至便殿，上服帽带，谕以除授之意”，（注：周必大：《淳熙玉堂杂纪》卷下，收入左圭辑《百川学海》乙集，页5—6。《淳熙玉堂杂纪》，即四库全书所收《玉堂杂记》。）则又将立后妃算作“大除拜”，而把节度使任免排除在外……前后记载颇多参差，但众口一辞，都认为宰相任免应属于“大除拜”。此外，对应于《两朝国史志》关于翰林学士承接草制命令三种方式的记载，《神宗正史·职官志》也有一段类似的内容，表述方式非常接近。前者所谓的“大除拜”，后者就直接写作“拜宰相或事重者”。（注：《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之五一，页2522。）因此，两宋时期，宰相任免应当采用“大除拜”方式，是毫无疑问的。

如《两朝国史志》所述，“大除拜”的程序又可分为“亲谕秘旨”、“锁院”、“宣读”三个前后相连的环节。以下复原宋代以翰林麻制任免宰相的程序，就从这三个环节入手。由上引各种材料关于“大除拜”适用范围的讨论可知，立后妃、皇储及任命节度使等也可能采用“大除拜”方式。因此，在文献不足的情况下，笔者也会谨慎选取其中一些相关材料，借用来作为探讨宰相任免程序的补充。

（一）宣召谕旨

如前所述，“大除拜”程序的特异之处，就在于皇帝需要召见翰林学士，当面告谕除授旨意。前引丁谓所称“上前议定”、《吕氏杂记》“唯拜相则面受诏旨”、蔡絛“面谕旨意”以及周必大描述的“既至便殿，上服帽带，谕以除授之意”，都是这个意思。所以，正常情况下，宋代命相麻制的草拟，首先必须是翰林学士当面秉受皇帝的旨意，方可从事。并且，此类召见通常都在晚上进行，有意避开外廷臣僚，带有明显的机密性质。

皇帝召见翰林学士，宣布的主要是除授的人选与职务，至于转官、系衔、恩礼之类，则需要翰林学士根据规定与先例向皇帝请示，斟酌决定，所谓“进退宰相，其帖例草仪皆出翰林学士”。（注：魏泰：《东轩笔录》卷一〇，北京：中华书局，1983，页115。）而此时，丁谓提到“密召翰林学士怀具员册入禁闼”之“具员册”，才能派上用场。

“具员册”即现任官员名册。早在唐代，即有“具员簿”、“具员御览”等名目。至宋代，宰相、枢密院、学士院及尚书省吏部（元丰以后）等涉及官员选任的部门，都置有备选官员的名籍以便检用，称为“具员”或“具员册”。李心传《旧闻证误》提到：

学士院具员，文臣待制以上，武臣正任防御使以上。盖防御使有超除节度使之理，故皆入具员。（阙书名，当出《蒋魏公逸史》）（注：李心传：《旧闻证误》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1，页58。）

《蒋魏公逸史》系蒋之奇曾孙蒋芾捃摭其遗稿而成，多记北宋典章文物，（注：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九《蒋魏公逸史》，北京：中华书局，2005，页732。）今已不存。据此，北宋的学士院具员册，主要收录待制以上文臣与正任防御使以上武臣的名籍。之所以限于这部分臣僚，是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可能使用内制除授。如防御使级别虽稍低，但也有特授节度使的可能，所以也登记在册。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引《蓬山志》也提到一种具员册：

具员用小方册子，可五六寸（盖置于怀袖也），每官位以黄纸褾格之，一亲王，二中书，三枢密院，四使相节度使，五仆射尚书，六三司使，七翰林侍讲侍读、密直、龙图阁学士，八中丞、丞郎、给舍、谏议、待制，九留后、观察、防御使。（注：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八《官职仪制·具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页358—359。）

《蓬山志》今不存，徽宗朝秘书少监罗畸撰，记载北宋馆阁故实近事。（注：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六《职官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页177；王应麟：《玉海》（合璧本）卷一六五《宫室·馆·建隆昭文馆、太平兴国三馆、四馆》，京都：中文出版社，1977，页2432。参见王河：《宋代馆阁藏书佚著〈蓬山志〉辑考》，《文献》2000年第1期，页64—66。）从收录官员的职衔来看，材料描述的是北宋前期的某种具员册，与《蒋魏公逸史》所载“文臣待制以上，武臣正任防御使以上”吻合。另外，其形制小巧，可置于怀袖，与丁谓所说“怀具员册入禁闼”及《宋朝事实类苑》“学士草麻”条提到的“学士每非时召对，即公服系鞋，袖具员而入”（注：《宋朝事实类苑》卷三〇《词翰书籍·学士草麻》，页379。笔者对句读作了调整。）也相符。所以这段材料描述的应该是北宋前期的学士院具员册。

至于翰林学士如何使用具员册，御前议定任命系衔，《长编》关于真宗天禧四年（1020）六月的记载中，提供了一个典型事例。当时，真宗病重，太子（即后来的仁宗）年幼。为争夺真宗身后的辅政权力，枢密使丁谓、翰林学士钱惟演等人依傍刘皇后，攻击寇准，要求罢免其宰相职务。真宗病中昏愦，竟然应允：

乃召（钱）惟演，须臾，惟演至，极论（寇）准专恣，请深责。上曰：“当与何官？”惟演请用王钦若例，授准太子太保。上曰：“与太子太傅。”又曰：“更与加优礼。”惟演请封国公，出袖中具员册以进，上于小国中指莱字，惟演曰：“如此，则中书但有李迪，恐须别命相。”上曰：“姑徐之。”（注：《长编》卷九五，天禧四年六月丙申条，页2197。）

这一事件的背景虽然特殊，但材料所反映御前议定任命系衔的方式，应该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由此可见，除拜之际的转官、系衔、恩礼等，一般是翰林学士依据“故事”提出建议，再由皇帝斟酌裁定。而学士院具员册中除了官员名籍，还有封爵国名等内容可供斟酌点用，是翰林学士协助皇帝确定任命职衔必不可少的工作手册。

除授内容确定之后，翰林学士需当面写定除目，呈请皇帝过目，此即《神宗正史·职官志》所谓“凡拜宰相或事重者，宣召面谕旨，则给笔札，书所得旨，禀奏归院……”（注：《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之五一，页2522。）钦宗时翰林学士王在《玉堂赐笔砚记》中对这一过程叙述尤详：

若遇命相，则禁中别设彩殿，召学士由内东门入，系鞋立墀下。上御小帽窄衫，束带。御座侧独设一绣墩，少东置杌，陈笔砚其上。侍卫者皆下，学士升殿，造膝受旨，趋杌书所得除目进呈，置袖中。侍卫者皆上，乃宣坐赐茶。已复庭谢，御药押送入院，锁宿如常制。（注：洪遵：《翰苑遗事》，收入洪遵辑《翰苑群书》卷下，页73—74。）

此外，“书所得旨”、“书所得除目”又可称为“批旨”。前文已提及《吕氏杂记》载哲宗召翰林学士蒋之奇草立后麻制事件，再详引相关文字如下：

元符二年……九月丙午，召学士蒋之奇入见。上指御座后文字付之奇，立贤妃刘氏。之奇奏云：“封建嫔妃、诸王，皆中书具熟状付学士院，唯拜相则面受诏旨。此不知是何人文字？”上云：“此皇太后所降手诏，亦不须进熟状，只依此批旨。”之奇乃启封云：“皇帝所咨近臣请建中宫事，刘贤妃柔明懿淑，德冠后宫，诞育元良，为宗庙万世之福。今中宫将建，非斯人其谁可当？所宜备举典册，以正位号。”之奇读讫，乃批云：“九月七日内东门面奉圣旨：贤妃刘氏可立为皇后，以今月八日降旨处分。”（注：《吕氏杂记》卷下，页230。）

从材料来看，起初蒋之奇认为只有命相需面奉诏旨，对于此时立后不由中书具熟状颇存疑虑。哲宗表示这次是皇太后颁降手诏，不必进熟状，蒋之奇这才批旨。既然此次立后与拜相一样，采用了“面受诏旨”的形式，那么蒋之奇的批旨应该也就相当于翰林学士接到命相旨意时的处理工作。

通观上引三则史料可知，翰林学士当面所受之圣旨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口头宣谕，即所谓“宣召面谕旨，则给笔札，书所得旨”；另一种则是皇帝直接颁降写有除授内容的文字。而翰林学士当面听受口谕或承接除授文字之后写下的“除目”，除了具有明确、完整的除授内容之外，也会详细注明面奉圣旨的时间、地点以及降诏的时间。“除目”写定之后，还须呈递皇帝过目，即《神宗正史·职官志》所谓“禀奏”、《玉堂赐笔砚记》所谓“进呈”。这之后，翰林学士才可以归院草制。相关程序之谨密，由此可见一斑。

以上是“大除拜”面奉圣旨环节的基本内容。这一环节既有别于其他内制文书的草拟程序，也是内制命词迥异于外制之处，（注：虽然宋代史籍中也偶有皇帝召见外制官要求命词的例子，如神宗召见知制诰郑獬，让他草拟张方平、赵抃拜参政制，见徐自明著、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七治平四年九月辛丑条引《丁未录》（页366）、郑獬《郧溪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7册）卷一八《杂著·纪事》（页283）。不过，此类事例非常少，且都有其特殊的政治背景。）集中体现了任免宰相等重大除授命令必须完全“出自宸衷”的特殊要求。这一要求也是宋代两制分立格局长期沿用的重要原因之一。与此相适应，在“大除拜”的场合下，完全秉承君命行事，也成为翰林学士应当坚持的工作原则。

完全秉承君命行事，对于学士院官员而言，首先是不能被外廷，尤其是宰相的意见所左右。据苏辙《龙川别志》记载，真宗末年，丁谓一度被罢相，他想通过阴谋手段恢复宰相身份，便向翰林学士刘筠假传口谕，要求草拟拜相麻制，刘筠表示“命相必面得旨”，必须有宣召“麻乃可为也”。（注：苏辙：《龙川别志》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82，页76。）同样，欧阳修《归田录》也载有一例：

仁宗初立今上（英宗）为皇子，令中书召学士草诏，学士王（珪）当直，诏至中书谕之，王曰：“此大事也，必须面奉圣旨。”于是求对。明日面禀得旨，乃草诏。群公皆以王为真得学士体也。（注：欧阳修：《归田录》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1，页28。）

选立皇子，是当时朝野士大夫普遍关注的大事。朝堂（注：在宋代，狭义的“朝堂”概念，是指“文德殿门外”（参见王得臣：《麈史》卷上《朝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页5），文献中“出榜朝堂”之类的记载，通常是就其狭义而言；此外，也有较为宽泛的用法，可以泛指朝廷议论政事、宣布诏令的殿堂。本文所谓的“朝堂”，主要是后一种用法。）之上，经过反复讨论，仁宗与宰臣韩琦、欧阳修等已经议定。宰相在中书当面谕意的情况下，王珪仍然坚持必须“面奉圣旨”，这一态度被欧阳修等人一致赞许为“真得学士体”。可见，“大除拜”应该直接秉承君命草制，作为内制官员的工作原则，受到宋代臣僚的普遍认同与理解。

再者，完全秉承君命行事，还要求翰林学士必须自律，不得出于私意对皇帝的人事安排妄加议论。虽然，“面奉圣旨”之际，出于协助完成制命的需要，翰林学士可以根据规定或惯例就除拜结衔、礼遇提出一些建议，但原则上无权参预人事安排的谋划。在唐代，翰林学士凭借地位之特殊、职务之便利，一度参预机密，号为“内相”。而宋代再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其实际职掌谨慎地限制在为皇帝出令润色文辞、裨补缺漏的范围之内。

《长编》记载，天禧四年（1020）六月寇准因故罢相之后，中书只剩参知政事李迪一人。七月，李迪以吏部侍郎拜相，同时冯拯以兵部尚书任枢密使、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注：《长编》卷九六，天禧四年七月丙寅条，页2206。）加上丁谓、曹利用，当时枢密使已达三员。洪迈《容斋随笔》摘引钱惟演天禧四年（1020）笔录，谈及此后的任命：

又四日，召知制诰晏殊，殊退乃召钱（惟演）。上问：“冯拯如何商量？”钱奏：“外论甚美，只为密院却有三员正使、三员副使，中书依旧一员，以此外人疑讶。”上云：“如何安排？”钱奏：“若却令拯入中书，即是彰昨来错误，但于曹利用、丁谓中选一人过中书，即并不妨事。”上曰：“谁得？”钱奏：“丁谓是文官，合入中书。”上云：“入中书。”遂奏授同平章事，又奏兼玉清宫使，又奏兼昭文国史。又乞加曹利用平章事，上云：“与平章事。”案，此际大除拜，本真宗启其端，至于移改曲折，则其柄乃系词臣，可以舞文容奸，不之觉也。（注：洪迈：《容斋随笔》卷八《真宗末年》，页111。）

丁谓拜相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事件，其始末非常蹊跷，钱惟演所记不尽是事实。从江休复《江邻几杂志》、龚鼎臣《东原录》的相关记载来看，此事很可能另有隐情。（注：参见龚鼎臣：《东原录》“天禧中，真宗已不豫”条，《丛书集成初编》第280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页17；江休复：《江邻几杂志》（即《嘉祐杂志》）“晏相言”条，收入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1编第5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页170。）大概是为了平息异论，杜人口实，钱惟演才在笔录中小心翼翼地将丁谓拜相等任命归结为真宗的意思。弥缝、掩饰到如此地步，洪迈仍深致不满，严厉抨击词臣“舞文容奸”。由此可见，宋代士大夫对于“大除拜”中翰林学士职权边界的严格认定：内制官员必须完全秉承君命行事，不得以私意左右旨意。

最后，再对翰林学士拒绝草制的问题稍作交代。唐代后期，曾有数次翰林学士拒绝草拟麻制的事例，如宪宗朝李绛不草宦官吐突承璀统兵出征制、（注：参见李绛著、蒋偕编：《李相国论事集》卷二《论中尉不当统兵出征疏》，收入《丛书集成初编》第753册，商务印书馆，1939，页15—16。）昭宗朝韩偓拒草前宰相韦贻范起复制（注：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六三，天复二年七月甲戌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页8577—8578。）等，在当时都是轰动朝廷的大事，具有相当影响。但类似事件在宋代却极少，且几乎悄无声息，发生时似乎波澜不惊，之后也鲜有人提及。（注：笔者注意到的典型例证，仅有杨亿不草真宗立刘后诏，参见范镇：《东斋记事》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0，页2。此事宋人不甚关注，很少提及。其余如费衮：《梁谿漫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二《学士不草诏》提到苏轼几次“不即撰进”的主要都是批答之类（页15），而非麻制。）这固然与宋代政局稳定，制度严密有关，学士院秘密草制的工作方式最大限度地阻止了相关信息的外泄。但从另外的角度来考虑，也可以认为学士院作为直属皇帝的代言机构，其独立态度或相对于皇帝的意见分歧被有意淡化或忽略了。与此不同，宋代外制官员封驳诏令的声势与影响就要盛大得多。

（二）锁院草制

翰林学士“面受诏旨”，回到学士院之后，按惯例都要锁院。锁院，是宋廷防范消息泄露的一种保密措施，通常用于草拟麻制与命题试士之时。锁院草制的情形，据周必大《淳熙玉堂杂纪》记载：

凡锁院，御药监门中官各一员，御药留宿其厅（锁赦或先去，恐是大礼别有职事）。昧爽再相见，以小字制书本授之，送至中门，先启钥入内，即复扃院。俟朝退宣麻讫，学士乃得归。

也就是说，草制当晚，内侍会将翰林学士锁闭于学士院中，防止消息散出，直到次日朝堂宣布麻制之后才开启院门。（注：翰林学士锁院的相关制度，可参见杨果《中国翰林制度研究》第4章第3节，页154—165；唐春生：《宋代翰林学士的宿直制度》，《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页58—64、84。）

翰林学士起草制词，有一定的时限，一般草稿必须在当晚三更之前完成。晁说之《文林启秀序》颂扬其曾祖晁宗悫称：“其为学士也，一夕行王章惠、陈文思、张邓公、章郇公、盛文肃公五将相制，不废麻卷三鼓之限……”（注：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一七《文林启秀序》，收入《四部丛刊续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页22。“不废麻卷三鼓之限”，“限”原作“恨”，据晁说之《景迂生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8册）卷一七《文林启秀序》（页331）改。）据周必大说：“禁中四鼓，乃在外三更。”（注：《淳熙玉堂杂纪》卷中，页9。）不知晁说之所谓“三鼓之限”是指“禁中”三鼓还是“在外三更”，总之草拟制词必须在夜半之前完成，因为这之后可能还要“进草”，而且麻卷的制作也必须在天亮之前完成。

在宋代，翰林学士将起草的制词稿本呈请皇帝审阅，这一环节可称之为“进草”。《宋朝事实类苑》引《国朝事始》称：

旧制，学士晚得熟状，其密旨多夜降出，草麻五更三点进。（钱）惟演大中祥符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入院礼上，是夕召入，面令草今上封寿春郡王制。惟演面奏：“此制一出，天下传写，臣欲先进入草本，乞神笔刊削，然后写麻。”上再三不允，坚请方从之。是夕一更二点进草入，三点降出，御笔书“依奏书写”四字，方付待诏写。及天禧二年正月十七日再入院，二月二日又召对，令草今上封昇王麻，一更初进草，便降出，御批“依奏”。其后南郊加恩，及册皇太子，皆晁公当之，亦进草。亲王宰臣等即不进。（注：《宋朝事实类苑》卷三〇《词翰书籍·进草》，页384。）

《国朝事始》，范镇撰，“记皇朝政事典礼所出，共二百余条”。（注：《玉海》卷五五《艺文·著书（杂著）、别集·国朝事始》，页1102。）从题名及内容简介来看，《国朝事始》应该是一部叙述宋代典章制度起始与渊源的著作。材料称仁宗为“今上”，应该成书于仁宗朝。所谓“旧制，学士晚得熟状，其密旨多夜降出，草麻五更三点进”，叙述较含混，推究其意，大约真宗以前，翰林学士按照熟状、密旨草拟制词毕，直接付院吏书写、装裱成白麻制书，于次日清晨送入禁中。自大中祥符八年（1015）钱惟演草寿春郡王制开始，增加“进草”一环，学士起草的制词稿本需报请皇帝审阅，批准之后方可正式书写。其实，皇帝审阅、批改内制文书，此前早有先例。（注：欧阳修《归田录》卷一提到：“杨大年（亿）为学士时，草《答契丹书》云：‘邻壤交欢。’进草既入，真宗自注其侧云：‘朽壤、鼠壤、粪壤。’大年遽改为‘邻境’。明旦，引唐故事：学士作文书有所改，为不称职，当罢，因亟求解职。真宗语宰相曰：‘杨亿不通商量，真有气性。’”页16—17。此事发生于景德三年（1006）至大中祥符六年（1013）杨亿任翰林学士期间，早于范镇所举事例。况且，既有“唐故事”可引，也说明类似事件早在唐代就有。）范镇将进草之始追溯至钱惟演草寿春郡王制，并不准确。当然，也可能“大除拜”麻制必待皇帝批示“依奏书写”、“依奏”方可书写的制度，正式确立于此时，故而范镇加以强调。

翰林学士负责起草的诏令文书很多，并非都需要进草。而进草也主要是请皇帝审阅诏书文辞是否得体，而并不是为了审核或重新考虑命令内容，所以可能大多数诏令文书都无需进草。从范镇《国朝事始》来看，当时需要进草的主要是南郊加恩与封册储君的麻制，亲王、宰臣以下除拜尚不在其列。

若无须进草，或进草得到皇帝允准后，翰林学士即可将制词交付翰林待诏缮写，制作麻制卷子。在宋代，翰林待诏是负责抄写制诏等内廷所用文词的伎术官，学士院设有数员，以备差遣。据《宋会要辑稿》记载：

凡学士院，置待诏十人。国初承旧制，翰林待诏六人，写书诏……又有隶书待诏六人，写签题封角……雍熙四年，废隶书待诏，增翰林待诏十人……（注：《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之四六，页2519。）

这是宋初的情形。元丰改制以后：

凡后妃、亲王、公主、宰相、节度使除拜，则学士草词，授待诏书讫以进……官：学士二人，待诏三人。吏：录事一人，孔目官六人，表奏官八人，驱使官二十人，守阙驱使官十有二人。（注：《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之五〇至五一引《神宗正史·职官志》，页2521—2522。）

可见，学士院一直配备有若干名翰林待诏，负责书写诏令文书。录事、孔目官等，应该是负责学士院日常杂务的吏人。麻词抄写完毕，还要立即装裱，制成卷轴。史籍中提到：

庆历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学士院言：“制诏、斋文、青词并北朝书及非次急速文字，自来只是表奏官装硾裁粘，不得精勤。欲乞取装裁工匠一名，赴院祗应。”从之。（注：《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之四九，页2521。）

看来，庆历四年（1044）以前装裱麻卷的工作，通常是由表奏官负责，至此为了使卷轴更加精善，还专门调派装裁工匠进入学士院供职。

王《玉堂赐笔砚记》叙述了抄写麻制的详细情形，提到翰林学士接收词头后：

御药取烛视扃钥，退就西宿，学士归直舍草制。未五鼓，院吏、书待诏持纸笔立户外，学士据案授稿。吏细书奏本，待诏用麻纸大书，乃付门下省庭宣（注：“付门下省庭宣”，与《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之四六引《两朝国史志》所谓“门使引授中书，中书授舍人宣读”（页2519）等记载不同，当与宋代前后期制度变化有关。）者。学士临视点勘，匮封以授御药。御药启扃，持入禁中。院吏复扃，至朝退然后开院，率以为常。（注：《翰苑遗事》，页73。）

由此可见，为了保证制词拟定后能立即制成麻卷而且任免命令不会泄露，翰林学士草制当晚，还有翰林待诏、表奏官或装裁工匠等一批技术人员被留在院中随时候命。从上述记载来看，制作麻卷的整个过程中，院吏、待诏、学士分工明确，流程紧凑有序。

麻制卷子一般要抄写两份，一为大字本，一为小字本。所谓大字本，是在朝堂宣读使用的麻卷，即丁谓所说“以麻纸大书之，一行只可三字，谓之白麻”、《玉堂赐笔砚记》所谓“待诏用麻纸大书，乃付门下省庭宣者”。对此，《宋朝事实类苑》引杨亿《谈苑》的记载稍详：

翰林规制，自妃后、皇太子、亲王、公主、宰相、枢密、节度使并降制，用白麻纸书，每行四字，不用印。进入后，降付正衙宣读，其麻即付中书门下。（注：《宋朝事实类苑》卷二九《词翰书籍·白麻》，页363。）

材料中记载的麻卷用纸一致，制书每行的字数则有三字或四字的出入。（注：沈小仙、龚延明认为除拜麻制每行三字，降职麻制每行四字。参见《唐宋白麻规制及相关术语考述》，《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页151、153—154。）大字本制书用于正衙宣读，宣读完毕后即交付宰相机构施行。

所谓小字本，是与朝堂宣读的大字麻卷相对而言。前引王《玉堂赐笔砚记》“吏细书奏本”之“奏本”，以及周必大《淳熙玉堂杂纪》提到“昧爽”再见到内侍时，交给他的“小字制书本”，即是。《宋朝事实类苑》“进制书小字本”条记载：

旧规云，大顺二年十月宣旨，每进麻制书诏，录小字留内，永为定式。自后令系机密公事，即用小字本，常诏不进。国朝自大中祥符九年后，诏麻制进小字本，盖便于看览也。书诏亦进之。（注：《宋朝事实类苑》卷三〇《词翰书籍·进制书小字本》，页383。）

由此可知，早在晚唐就有“进制书小字本”的先例，宋代麻制进呈小字本则始于大中祥符九年（1016）。这份制书文本是递请皇帝审阅之用，故用小字书写，取便于展读。

麻制卷子的进入与降出，之间还有一个时间差，如《宋史》记载“夜漏尽，具词进入；迟明，白麻出”，（注：脱脱等：《宋史》卷一六二《职官二·翰林学士院》，北京：中华书局，1977，页3812。）丁谓所称“中夜进入，五更降出”。尽管一部分麻制不必进草，但这一时间差的存在，也可以保证皇帝对麻制内容作最后一次把关。一旦有内容或文辞不惬其意，便可当机立断，做出麻制不予降出的决定。《宋朝事实类苑》提到：

天禧三年七月十六日夜降熟状，以殿前都指挥使、忠武军节度使曹璨移领河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五更三点麻卷入，本家奏璨卒榜子亦至，其麻遂不宣，明日却赴院架阁。（注：《宋朝事实类苑》卷三〇《词翰书籍·（学士草麻）又》，页379—380。）

由此可见，宣布麻制是整个程序中最后的关键一环，一旦出现意外状况，皇帝可以按下麻制不予降出，之前形成的任命文书自动失效。为防止命令泄露，翰林学士也唯有待宣麻完毕，才能够离开学士院。

（三）朝堂宣麻

在北宋，皇帝一般五更（凌晨四点左右）起床，卯时至辰时（约六点至八点）在前殿（通常是垂拱殿）视朝，听取以宰执为首的行政部门官僚的政务汇报，之后有时会在文德殿举行正衙常朝。（注：平田茂树：《日本宋代政治史研究述评》，收入包伟民主编《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页55—61。）据杨亿《谈苑》“降付正衙宣读”一语可知，宋代除拜麻制主要就是在文德殿宣布。（注：宋代郊祀时宣读赦宥麻制，会举行御楼肆赦仪式，地点是在宣德门楼前。另外，徽宗时一度决定，御札、赦书、德音等麻制都改在明堂宣布。参见《宋史》卷一一七《礼二十·明堂听政仪肆赦仪附》，页2772—2774。）《开宝通礼》载有宋代命后妃、公主、亲王、宰臣宣麻仪式甚详，（注：《宋会要辑稿·礼》五九之一至二，页1670。）可见其场面的宏大与郑重。

在宋代，并非所有麻制都会公开宣读，例如嫔妃进封与蕃将拜节度使，有时就仅降制而不宣麻。（注：《宋会要辑稿·后妃》三之一五，页255；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五六《帝系考七·后妃》，“杜贵妃真宗后宫后入道”条，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2024；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下，北京：中华书局，1980，页39。）不过，除因军国多务、庶事从简而权免（注：参见《淳熙玉堂杂纪》卷下，页4。）以外，宰相拜罢基本一直坚持宣麻程序。南宋偏安江左，宫殿狭隘，但百官入朝听麻的典礼也并不苟简，周必大记载：

凡锁院，或亲被旨，或受熟状，本院即关门：今月某日有锁院事。门得之，即关报御史台，集文臣职事官承务郎、厘务官通直郎已上，明日赴文德殿听麻。宰相、枢密皆不往。惟轮参知政事一员押麻。麻卷自内出，门启御封，两吏对展，宣赞舍人南面搢笏，义手（笔者注：疑当作“叉手”），大声擿首尾词及阶位姓名下数句，并所除之官而读之，不尽宣也。听讫，知门官以授参政，参政付中书吏，百官不拜而退。若大诏令及册后之类，则宰执文武百僚俱入，文亦尽读，拜舞然后退。（注：《淳熙玉堂杂纪》卷下，页4—5。）

材料主体描述的是宣布宰相、枢密使任免命令的宣麻仪式，故而“宰相、枢密皆不往”。虽然仪制的细节，与《开宝通礼》记载已有相当距离，但百官排班静听、舍人庄严宣读、参政恭敬承接的情景，仍然很好地延续了北宋以来庄重肃穆的气氛。

如本文第二节所说，麻制在宰相任免中所起的作用最为关键。朝堂宣读，百官竦听，不仅表示郑重其事的姿态，同时也具有将相关命令布告中外的意味，一经宣布，即为成命。关于宣麻的这一效果，可从任命与罢免两方面，列举宋人议论加以说明。

任命方面的效果，以仁宗末年宣麻立皇子的事例为证。仁宗晚年无子，当时的大臣建议从宗室中选立皇子。仁宗犹豫许久，才下定决心选立赵宗实——后来的英宗。宰执商议之后，决定先为他拟任判宗正寺，这样可以有一个缓冲、渐进的过程，但宗实坚辞不受。欧阳修《奏事录》记载宰执与皇帝商议对策，提到：

至（嘉祐七年）七月，韩公（琦）议曰：“宗正之命始出，则外人皆知必为皇子也，不若遂正其名，使其知愈让而愈进，示朝廷有不可回之意，庶几肯受。”曾公（公亮）与余皆以为然。及将上今上（英宗）累让表，仁宗问如何。韩公未对。余即前奏曰：“宗室自来不领职事，今外人忽见不次擢此子，又判宗正，则天下皆知陛下将立为皇太子也。今不若遂正其名，命立为皇子。缘防御使判宗正，降诰敕，御名（笔者注：避宗实讳）得以坚卧不受；若立为皇子，只烦陛下命学士作一诏书，告报天下，事即定矣，不由御名受不受也。”仁宗沉思久之，顾韩公曰：“如此，莫亦好否？”韩公力赞之。仁宗曰：“如此，则须于明堂前速了当。”遂降诏书，立为皇子，仍更今名。（注：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一一九《奏事录·又三事》，北京：中华书局，2001，页1840。）

欧阳修提到的“命学士作一诏书”之“诏书”，即麻制，后来由翰林学士王珪所草。由材料可知，与一般任命用外制除授“降诰敕”相比，麻制任命，宣读于朝堂之上，具有公开告报天下的性质。一时之间，万众瞩目，一般便不再有横生枝节、搁置命令的可能，受命臣僚也会了解帝王旨意，不再坚辞。

从罢免的角度而言，也具有同样效果。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向太皇太后高氏建议召用老臣文彦博，“置之百僚之首，以镇安四海”。高太后表示，文彦博名位已重，又得人心，忧虑他有“震主之威”。（注：《长编》卷三六八，元祐元年闰二月庚寅条，页8854。）司马光答复说：

窃惟彦博，一书生耳，年逼桑榆，富贵已极，夫复何求！非有兵权死党可畏惧也。假使为相，陛下一旦欲罢之，止烦召一学士，授以词头，白麻既出，则一匹夫耳，何难制之。有震主之威，窃恐防虑太过也。（注：《长编》卷三六八，元祐元年闰二月庚寅条，页8855。）

从司马光的这番议论可知，在宋代，无论宰辅如何位高权重，都可以很轻易地罢免。一旦朝堂宣麻“则一匹夫耳”，根本不必忧虑其地位可能威胁皇权。

可以想象，“大除拜”中，经过前期“面受诏旨”、锁院草制环节的谨密酝酿，到朝堂宣麻时任命突然公开，会具有怎样的震撼效果。况且，之前所有的筹备工作，就在一夜之间完成。

麻制宣读完毕，即降付宰相机构施行。丁谓称，翰苑草制之“翌日”，“乃以绣幞盖于箱中，置于案上，谓之麻案台，于御座左右。候进呈事退，即降麻而宣之，讫，送中书，出敕写官告”。敕牒用于此类重要任免，主要是北宋前期，但根据麻制制作官告颁给受命者的做法，两宋时期则是一以贯之的。授予宰相以及后妃、公主之类的官告，规格较高，通常由学士院和官告院（元丰改制后另有相应负责部门）协作制成。麻制降出之后，“当日，本院（笔者注：指学士院）、官告院取素绫纸，待诏写官告，只用麻词”。（注：《宋朝事实类苑》卷二九《词翰书籍·白麻》，页363。）另外，《长编》记载庆历八年（1048）十月翰林学士宋祁外贬原委，提到：

国朝命妃皆发册，妃辞则罢册礼，然告在有司，必俟旨而后进。又，凡制词既授门宣读，学士院受而书之，送中书结三省衔，官告院用印，然后进内。张美人进号贵妃，（宋）祁适当制，不俟旨，写告不送中书，径取官告院印用之，亟封以进。妃方爱幸，冀行册礼，得告大怒，掷地不肯受。祁坐是黜。（注：《长编》卷一六五，庆历八年十月庚寅条，页3971—3972。）

相关记载虽然是对于立后妃所用官告的描述，但宰相官告的制作流程应该也与之类似。

麻制一出，即为成命，并不意味着麻制宣布后，其间可能存在的疏失再无补救机会。麻制从起草到宣布，时间紧促，参与人员极少，其中出现各种疏误——如任命系衔、恩礼或制书文辞上一些问题，都在所难免。宣麻之后，皇帝或臣僚若发现疏误，一般不必重新降制，只需贴改麻制加以纠正，称为“贴麻”。例如：

皇祐元年八月二日，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陈执中罢兵部尚书、知陈州。制书以执中“一德佑于朝，公心推于众。间以江道演溢，版民流移，迭露章言，恳祈退避”，故有是命。初，执中以尚书左丞罢，既而帝以为恩礼薄，下学士院贴麻改命之。（注：《宋会要辑稿·职官》七八之一九，页4185。）

又如，元丰二年（1079）四月：

丁巳，镇江节度使、同平章事、秀国公陈升之致仕，直学士院安焘草辞，有云：“尹躬一德，共嘉同体之和；《说命》三篇，独先注意之任。卒有成绩，基于始谋。”御史舒亶指此六句，以为悖礼失实。诏焘改之。乃尽去六句，止云：“早从士论，擢与冢司。”贴麻行下。（注：《长编》卷二九七，元丰二年四月丁巳条，页7233。）

可见，宣麻之后，若发现任命恩礼、制书文辞之类问题，可以通过贴麻方式来修改弥补。甚至于委任职事的调整，也可以贴麻改正。庆历七年（1047）三月：

工部侍郎、平章事陈执中加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

河阳三城节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夏竦，依前官充枢密使……初，降制召竦为宰相，谏官御史言，大臣和则政事起，竦与陈执中论议素不合，不可使共事。越三日，遂贴麻改命焉。（注：《长编》卷一六〇，庆历七年三月乙未条，页3866。）

并且，即便宣麻已久，也无妨追改。咸平五年（1002）十二月：

丁丑，以宰臣吕蒙正、李沆并兼门下侍郎。旧制，三师、三公、左右仆射平章事并兼两省侍郎。先是，学士宋白、梁周翰草二相加恩制书，遗忘旧制。既而上问白等，白等不能对，第请改正，不复降制，止帖麻用印，重写告身。白等各罚一月俸。（注：《长编》卷五三，咸平五年十二月丁丑条，页1170。）

吕蒙正、李沆蒙恩加官司空、右仆射，在当年十一月十九日庚戌，（注：《长编》卷五三，咸平五年十一月庚戌条，页1163。）时间间隔已接近一个月。发觉疏误，也只需贴麻追改，另外重写官告颁授即可。由此，麻制仓促起草、宣布可能存在的弊病，借由贴麻而得以消弭。

从“下学士院贴麻改命之”等类似记载可知，麻制宣布后虽交付宰相机构收掌，但若发现疏失，皇帝仍倾向于让学士院官员负责贴改。至于贴麻具体如何操作，史载不详。从“止帖麻用印”来推测，大约是用纸片或其他材质粘贴在麻制上，遮住违误文辞，再写上修订的文字，并于贴改处钤印。杨亿《谈苑》称：“翰林规制，自妃后、皇太子、亲王、公主、宰相、枢密、节度使并降制，用白麻纸书，每行四字，不用印。”（注：《宋朝事实类苑》卷二九《词翰书籍·白麻》，页363。）看来，麻制上原先可能并无钤印，朝堂宣读、百官竦听就是保证翰林麻制具有合法效力与权威性的关键程序。而贴改麻制时，为预防舞弊，就规定必须于签贴处加盖印信了。

以上就是宋代使用麻制任免宰相的主要程序。麻制宣读后，根据其内容制成的官告等文书寄放在门，受命者谦辞若干次不获允，接受官告并入谢后，才正式就任。如前所说，任免宰相涉及的所有文书中，以麻制最为关键，麻制一经宣布，即为成命，因此笔者对于宰相任免程序的讨论，也就到宣麻为止。

就本文重点讨论的宰相除授程序及文书运行环节而言，两宋时期所循守的脉络基本相同；但若不仅着眼于除授之际的文书运行，也考虑到宰相制度的整体运作机制，则南北宋之间的不同相当明显。对于后者，学界已有许多深入讨论，本文不赘。

四、宋代命相方式的意义

宋代宰相任免的程序，主要由上述“宣召谕旨”、“锁院草制”、“朝堂宣麻”三个前后相续的环节组成。如前所述，这三大环节在整个流程中各有其意义：召见学士，当面“谕旨”是为了保证宰相选任完全取决于皇帝的意旨；“锁院”是出于防范消息泄露以致横生枝节，影响号令发布的考虑；至于“朝堂宣麻”，百官竦听，则表示相关任命布告天下，是麻制生效的重要环节。上述环节前后相连、环环相扣，紧凑而隐秘，使得宋代的命相方式带有浓重的机密色彩。

将唐代学士院设立以前的宰相除拜方式与宋代的情形加以对比，可以看到明显的不同。《通典》记载唐前期的选授之法称：

凡诸王及职事正三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都护、上州刺史之在京师者，册授。五品以上皆制授。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及视五品以上，皆敕授。凡制、敕授及册拜，皆宰司进拟。（注：《通典》卷一五《选举三》，页359。）

唐初以三省长官为宰相，属册拜官之列，需采用册授方式任命。一方面，册授系“宰司进拟”，即由宰相机构负责除授程序中的一系列具体工作；另外，册授都要分两步进行，先是以制诏宣布除授命令，再举行册命典礼，颁发册书，相关任命才算最后完成。换言之，在任免程序最后完成之前，宰相及外廷早已知悉除授的人选与职事，没有多少机密色彩。

宋代宰相任免的方式则不同。与发布除授命令有关的事务性工作都交由直属于皇帝的专门机构——学士院秘密从事，宣麻之前外廷并不知情。并且，朝堂宣麻之后，不再另外举行册拜之礼，册书作为任命凭证的功用，由抄有麻词的官告取代。整个除授程序，隐秘紧凑，相形之下，更加切实保障了皇帝个人意志在宰相任免中的主导权力。（注：南宋时期，接连出现宰相擅权局面，显示着中枢体制与制度运作层面的某种变化。这种政治形态对于当时文书制度的具体影响，值得细密观察，专门讨论。）

以上是通过唐初与宋代命相程序的纵向比较，来分析宋代命相方式对于维护皇权的意义所在。另外，还应当将其置于宋代相关制度的整个体系中来观察，才可以得到更为客观、全面的认识。如果仅从该命相方式本身的特色孤立地来评估其意义，难免失之偏颇。

比如说，宋代命相方式切实保障了皇帝个人意志在宰相任免中的主导权力，如果脱离唐宋制度比较的讨论背景，而置于宋代官员选任制度的体系中来看，其实也未必说得通。因为，宋代官员的除授通常都是循着固定的资序来考虑选择人选，就北宋前期的宰相而言，通常都是从枢密使、参知政事、枢密副使、三司使或曾经担任过这些职位及具有相当资历的高级官员中挑选。换言之，有可能被任命为宰相的人选是相对固定的，皇帝可以自由措置的空间比较有限——尽管宋高宗曾声称“使有豪杰之士，虽自布衣擢为辅相可也”，（注：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四，建炎四年六月壬辰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25册，页513。）但这只是就理念而言，实际在宋代从未出现，即便军兴紧急之际，也往往谨守一定的“资格”渐进任用。况且，可能被命相的官员，其原先所居职位的拟定，现任宰相也曾参与裁决，甚至就是他们举荐的。这样看来，所谓保障皇帝个人意志的主导权力云云，未免言过其实。

从另一角度来看，谨守一定的“资格”选任官员，在宋代已经建立起从上到下一整套严密、细致的制度，受到沉浮于宦海之中、关系切身利益的庞大官员群体监督。其实，负责选任的部门、宰相甚至包括皇帝在内，可以自由措置的空间非常狭小。（注：参见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第七章，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页201—232。）这样的局面，对于皇帝而言，既是一种束缚，又是一重保障。在这种细密的制度约束与官员群体的监督之下，皇帝的行为固然颇受制约，但同时宰相与相关部门也难以任意行事，反而抑制了人事权旁落以及对于皇权的威胁。

具体到宰辅除授的层次，虽然只有宰相及枢密使是由学士院协助皇帝直接任免，而参知政事以下则需依赖宰相机构和外制官处理相关除授事务，但实际仍有配套的规定与惯例作约束，保障皇帝的意志得以贯彻。那就是宰相机构负责的二府人员除授，也必须“面奉圣旨”。苏辙《龙川别志》记载：

真宗既疾甚，殆不复知事。李迪、丁谓同作相。内臣雷允恭者，嬖臣也，自刘后以下，皆畏事之。谓之进用皆允恭之力。尝传宣中书，欲以林特为枢密副使，迪不可，曰：“除两府须面奉圣旨。”翌日，争之上前，声色俱厉。谓辞屈，俛首鞠躬而已。谓既退，迪独留，纳札子。上皆不能省记，而二相皆以郡罢。允恭传宣谓家，以中书阙人，权留谓发遣。谓由此入直中书，见同列，召堂吏喻之，索文书阅之。来日与诸公同奏事，上亦无语。众退，独留。及出，道过学士院，问院吏今日学士谁直。曰：“刘学士筠。”谓呼筠出，口传圣旨令谓复相，可草麻。筠曰：“命相必面得旨，果尔，今日必有宣召，麻乃可为也。”谓无如之何。（注：《龙川别志》卷上，页76。其中“命相必面得旨，果尔，今日必有宣召”，“果尔”二字原无，据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卷五《丞相李文定公（迪）》引《龙川志》补入（页92）。）

这是一则关于真宗末年的笔记，其中李迪与丁谓忿争的记载与宋代实录、国史不同，为李焘所不取。（注：《长编》卷九六，天禧四年十一月己巳条小注，页2225。）但李迪“除两府须面奉圣旨”与刘筠“命相必面得旨”两语与宋代制度及实际运作相符，并无疑义。由此可见，虽然宰相、枢密使与其他两府官员的任免，有使用内制或外制以及相关程序的不同，但在“面奉圣旨”的具体要求上却是一致的。

此外，周必大《御笔千字文跋》提到：

臣以绍兴丁丑中词科，今上皇帝（孝宗）在普安邸，数对宫僚称其试程。逮庚辰九月，召试馆职。太上皇帝（高宗）喜所对策，谕宰相陈康伯、参政朱倬，欲除校书郎。宰职奏选人只当为正字，偶不记前朝李邴等例耳。上又宣谕，他日当令掌制。康伯亲为臣言如此。未几，自依格改秩，而校书丞郎、著作员缺，进拟皆不及。上虽简记，然非侍从、台谏，未尝亲批。壬午夏，察官陈良祐引执政汪澈荐举之嫌，出台为郎。五月，御笔除臣监察御史。（注：周必大：《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卷一四《省斋文稿》卷十四《题跋》，傅增湘校清欧阳棨刻本，收入舒大刚等编《宋集珍本丛刊》第51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页216—217。）

从这条材料来看，二府以外其他重要官员的任命，虽然都是宰执进拟，但又有皇帝亲批与否的区别。其中，一般官职的除授，高宗通常都是批准宰执的进拟意见，不加可否，但侍从、台谏等重要职位，高宗都会亲自批示。所以高宗虽然早就欣赏周必大，但起初一直听从宰执的进拟意见，直到周必大“依格改秩”具有一定的资历之后，待御史台出阙，便直接以御笔除授周必大为监察御史。

上引《龙川别志》与周必大《御笔千字文跋》两则材料，虽然反映的是不同时期对于不同级别官员的除授制度，却共同体现着一种分层负责与维护皇权相结合的精神。从人事权力的最终归属而言，一切归之于皇帝。在宋代，入品官员的选任，最终都必须得到皇帝的批准，方可生效。但与此同时，官职除授的具体工作又交由一般选任机构、二府以及负责命词的两制来分别、分层负责。在这种分层负责的体系中，制度、限制细致入微，而涉及那些具有特殊意义职位的选任，又有配套的规定、惯例来保障皇帝个人意志的贯彻。在如此细密、严整的制度体系之下，正如宫崎市定所说，君主即便个人能力平平，也可以利用完善的制度实现其专权统治。（注：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收入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通论》，北京：中华书局，1992，页189。）这种效果并非单个或单一系统的某类制度造就，而是由当时整个制度体系的合力来维持的。宋代秘密命相的方式，只有置于这样的制度体系之中才具有实际意义。

五、余语

在复原宋代任免宰相的文书程序，并分析这种命相方式对于维护和巩固皇权的意义之后，笔者打算在此基础上谈谈对于宋代皇权运作方式的看法。宋代皇权运作并不以权力的无限扩张或不受限制的运用为追求目标，而是对于国家政治事务采用一种分层次分程度掌控的运作方式。就人事任命而言，宋代入品官员的选任，最终都必须报请皇帝批准，予以发布，才能生效，但对于大批中下级官员的迁转除授，皇帝并不插手，而是委托相关选任部门按照既有的制度规定斟酌决定；在较高级官员的层次，皇帝委托二府机构拟定人选并予以认可，但涉及侍从、台谏官员的选任，往往会作一些批示，亲自裁断。以上层次，皇帝只是与有关部门通过寻常的文书往还，便可处理。而二府副职的选任，按惯例，就必须由皇帝向宰执当面发布指令才行；至于宰相的任免，宋代皇帝更是坚持绕开宰执和外廷臣僚，委任供职于禁中的翰林学士协助完成，并且通过“面受诏旨”、锁院、进草以及麻制先进入后降出等做法，对整个除授程序进行全程监控，从而确保皇权在其中的主导地位。

此外，宋代皇权对于国家政治事务分层次分程度的掌控，还表现出对于制度、惯例相对严格的遵循，（注：当然，实际的政治运作中会有许多“变数”，例如徽宗朝的“御笔行事”以及宰相机构主持的“堂除”侵夺下级选任部门员阙的现象等，正体现出对“分层负责”某种程度的冲击与破坏。然而，对于“分层负责”的理解，应该采取动态的把握，而不宜将“分层”理解为层次分明、毫无侵越的状态。事实上，各种制度以及制度的精神内核，正是存在或体现于充满各种“变数”的实际运作过程之中。）譬如皇帝对于宰相任免程序的长久坚持。这套程序本身是为维护皇权服务的，两宋三百年间，内部局势相对稳定，皇权基本没有受到自下而上的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相关程序适度地因革损益、删繁就简，可能不至于给皇权带来多大危险——如南宋时宰相拜罢一度“降制”而不“宣麻”；更何况，皇帝决定的宰相人选很少逸出比较固定的范围，可以自由措置的空间其实不大：但宋代的皇帝仍倾向于一丝不苟、郑重其事地按照既定程序来操作。虽然相关程序的主旨在于维护皇权在宰相任免中的主导地位，但宋代的皇帝并不会出于无条件贯彻该主旨的目的，而试图突破这一程序以及相关制度的束缚。

上述运作方式，使得宋代皇权的运用，总体上显得平稳而缓和，相对于其他一些朝代——皇权的强弱及控制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个人的能力与勤怠，表现时而酷烈、时而虚弱——呈现出不很一样的面貌。

原载《汉学研究》第27卷第2期，2009年6月

军政信息与搜集传递

威权、速度与军政绩效——宋代金字牌递新探

曹家齐

一、前言

绍兴十年（1140）间，岳飞北伐大军逼近开封，却日奉“十二道金牌”而被迫班师之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所谓“金牌”，即指创自北宋神宗时期的文书传递制度——金字牌递中附于文书之标志”金字牌”，因此牌为“木牌朱漆黄金字”，（注：沈括著，胡道静校注：《新校正梦溪笔谈》（以下称《梦溪笔谈》）卷一一《官政一》，北京：中华书局，1963，页125。）故有是名。金字牌递自创设之日起，一直作为文书传递之最高速度等级，传送自御前发下之急速文字，并沿用到南宋。因其在两宋行政和军事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关联岳飞班师之故事，故屡被学界论及。（注：迄今所见论及宋代金字牌递的著作有：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北京：中华书局，1983，页280—281；赵效宣：《宋代驿站制度》，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页117—147；曹家齐：《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页121—126。论文有：王恩厚：《宋高宗诏令岳飞班师所用的“金牌”是什么？》，《历史教学》1980年第8期，页51；蔡明：《“十二道金牌”求是》，《历史知识》1983年第5期，页18；刘森：《宋代的金字牌》，《文史知识》1988年第10期，页48—49；曹家齐：《金字牌递创设时间考》，《江海学刊》1998年第5期，页128。）但以往之论著多集中于对金字牌递制度本身之考察，或述其传递方式，或辨其创设时间，而未及其他。实际上，相关金字牌递这一制度之创设与实行，有许多耐人寻味之问题。如金字牌递在何背景下创设？其直接动因又是什么？所传递之“御前文字”包括哪些内容？这一传递制度之出现反映了什么样的政治状况？具体传递效果及对所关联之行政、军事的影响如何？岳飞因何日奉“十二道金牌”？这些都是值得探讨而前人较少留意之问题。本文拟对这些问题略作讨论，并敬待方家指教。

二、金字牌递创设原因及背景

一般说来，历代官文书传递，均会根据文书之性质而定其传递速度之快慢。普通公文依常程传递，速度一般较慢；重要而紧切之文书，如军期文字和赦书一类，则采用急递传送。其日行速度，或三百里，或四百里，或五百里不等，大概唐、宋、元、明诸朝即是如此，至清代又有六百里加急，甚至八百里加急之文书传递。但无论怎样，如宋代在急递之外又别设一种以特制信牌为标志之传递，其他各代殊未易见。其原因不能不令人思索。

从现存文献来看，宋代是所知将文书传递明确划分等级的朝代，而且相关制度在金字牌递设置之前即已确立。其传递等级即如沈括在记及金字牌递时所云：“驿传旧有三等，曰步递、马递、急脚递。急脚递最遽，日行四百里，唯军兴则用之。”沈括接着记曰：“熙宁中，又有金字牌急脚递，如古之羽檄也，以木牌朱漆黄金字，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行五百余里。”（注：《梦溪笔谈》卷一一《官政一》，页125。）由此可知，在金字牌递创设之前，北宋之文书传递不仅形成了步递、马递和急脚递三个等级，而且马递、步递日行速度应慢于急脚递之四百里。尽管今日所知步递、马递一般速度之记载，均见于熙宁之后，即步递日行二百里，马递日行三百里，（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三六六，元祐元年二月癸未条载：右司谏苏辙言：“……又递铺文字，事干军机及非常盗贼，急脚递日行四百里，马递日行三百里。”页8804。同书卷四五七，元祐六年四月丁酉条载：刑部、大理寺言：“赦降入马递，日行五百里。事干外界或军机，及非常盗贼文书入急脚递，日行四百里。如无急脚递，其要速并贼盗文书入马递，日行三百里。……常程文书入步递，日行二百里。”页10939，北京：中华书局，2004。）却与沈括所言熙宁前事实相符合。但这一立制并不一定是北宋建立之初就有的，而应是逐步形成，其传递等级之速度亦非一成不变的。

文书传递系统是维持国家行政运作和政治一统的必备条件，不可一日无之，故北宋政权自建立之始，就十分重视递铺系统之建设与完善。如建隆二年（961）五月十七日，即“诏诸道州府以军卒代百姓为递夫”。（注：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一〇之一八，北京：中华书局，1957，页7482。）揆之常理，传递常程文书之步递应是文书传递系统之基本设施，应是最先设置，分布亦最为普遍。而国家行政急务亦常有，何况北宋建立之初即面临统一全国之任务，战事不断，所以亦必有快递，但是否名之为“马递”、“急脚递”，并与步递形成速度递增之等级，则因文献失载不得而知。今可知，宋代之“马递”、“急脚递”名称见诸文献，是在真宗时期（998—1022）。如咸平六年（1003）七月枢密院言：“马递宣敕付外，别无文簿拘辖，纵有失坠，无由尽知。欲别置司，以簿发遣。”景德二年（1005）三月，“诏河北两路急脚铺军士，除递送镇定总管司及雄州文书外，（佗）【他】处文书不得承受。”（注：《宋会要辑稿·方域》一〇之一九，页7483。）但这两条诏令皆不似马递、急脚递初设之记载，两种快速传递应是之前就已设置。据沈括所言急脚递“唯军兴则用之”，（注：《梦溪笔谈》，卷一一《官政一》，页125。）则急脚递应非常设，更不是普遍设置。又据文献反映，马递亦非整齐划一和普遍设置，而是根据实际需要而设或逐步完善的。如景德四年（1007）七月，“增置自京至宜州马递铺”。（注：《长编》卷六六，景德四年七月壬申条，页1473。《永乐大典》，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一四五七四中记此内容在七月十日，该日干支当为甲戌，页6435，《长编》似误。《宋会要辑稿·方域》一〇之一九亦有此条内容，页7483，乃辑自《永乐大典》，时间仍作七月十日，但将“宜州”误写成“宣州”。）

关于马递和急脚递之传递速度，真宗以前未见记载。据沈括所记，既是急脚递最速，日行四百里，那么马递传递速度当少于四百里，而应以前揭之日行三百里为宜。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仁宗（1023—1063）皇祐元年（1049）十月就曾诏：“马铺每一昼夜行五百里，急脚递四百里。”（注：《宋会要辑稿·方域》一〇之二二，页7484。）马递速度反在急脚递之上。但这或许是非常形势下之特殊措施，并非一贯之规定。后来又有另一种特殊状况，即前揭元祐六年（1091）刑部、大理寺建言“赦降入马递，日行五百里。事干外界或军机，及非常盗贼文书入急脚递，日行四百里。如无急脚递，其要速并盗贼文书入马递，日行三百里。”（注：《长编》卷四五七，元祐六年四月丁酉条，页10939。）但无论如何，在神宗（1068—1085）熙宁以前，就已设有马递和急脚递，而且马递亦应具备日行五百里之传递能力，正与后来金字牌递速度相同，那么北宋朝廷为何还要专设金字牌递呢？且看有关金字牌递创置起始之记载。

关于金字牌递创置之始，除《梦溪笔谈》记为熙宁时外，《嘉泰会稽志》另载：“元丰六年（1083）八月，始用金字牌”，下注云：“牌用朱漆，以金饰字。”（注：沈作宾、施宿：《嘉泰会稽志》卷四《邮置》，宋元方志丛刊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页6780。）与《梦溪笔谈》所记有数年之差。翻检《长编》、《宋会要辑稿》等史籍，熙宁年间并未有金字牌递出现之明确记载，倒是元丰年间记载与《嘉泰会稽志》略同。《长编》载：

（元丰六年九月丁卯）诏：“环庆路经略司具析有无兵入西界讨贼斩获，仍详鄜延路言：”西贼欲来酬报事，选人伺候，常为预备，兼八月后，本路累以巡防探事为名，遣兵出界，各有斩获，并夺到孳畜。“显是不依元降无辄出兵诏旨。虑西人以此为词，仰常诫约缘边城寨兵将官等，遵守前诏，仍令枢密院更不送门下省，止用金字牌发下。”金字牌长尺余，朱漆，刻金字，书“御前文字不得入铺”，尤速于急递。（注：《长编》卷三三九，元丰六年九月丁卯条，页8171—8172。）

《宋会要辑稿》有相同之记载。（注：《宋会要辑稿·方域》一〇之二五载：“（元丰）六年九月二十五日诏环庆路令勿辄出兵，令枢密院更不送门下省，止用金字牌发下。牌长尺余，朱漆刻以金书，御前文字不得入铺，犹速于急递”，页7486。）尽管两书所载时间与《嘉泰会稽志》中相差一月，却亦似可印证其金字牌递始于元丰六年说。那么，相对诸书撰著者而言，沈括却是亲历神宗朝历史之人，难道记载会有严重之偏差？实际上，《梦溪笔谈》与《嘉泰会稽志》所载金字牌递创设时间，都没有错，只是所据标准不同。后者所据是金字牌递形成定制时间，前者所据则为金字牌递之肇始雏形。（注：参见拙文《金字牌递创设时间小考》，《江海学刊》1998年第5期。）

金字牌递之雏形正是在熙宁时出现。熙宁十年（1077）正月，神宗御批：“安南行营军前动静，朝廷欲日知之，可令权发遣邕州事周沃日具以闻，递角后，别用长牌大书枢密院急速文字，毋得入铺。”（注：《长编》卷二八〇，熙宁十年正月壬子条，页6849。）到底当时发生了什么事，使得神宗降下御批，陡立新制，“递角后，别用长牌大书枢密院急速文字，毋得入铺”？考御批所言“安南行营动静”及当时之形势，却是因为对交趾用兵之事。

神宗即位，“以幽、蓟、云、朔沦于契丹，灵武、河西专于拓拔，交趾、日南制于李氏，不得悉张置官吏，收籍赋役，比于汉唐之境，犹有未全，深用为耻，遂慨然有征伐、开拓之志”，（注：《长编》卷三六三，元丰八年十二月己丑条，页8689。）于是任王安石（1021—1086）而兴变法，务开边以广疆土。在推行新法之同时，亦对西北之熙河、西夏及南方之交趾用兵。神宗与王安石统一交趾之谋议当始于熙宁二年（1069）以后，但采取实际行动则从熙宁六年开始。该年二月，用沈起知桂州，沈到任后，“妄言密受旨，擅令疆吏入溪峒，点集土丁为保伍，授以阵图，使岁时肄习。继命指使因督餫盐之海滨，集舟师寓教水战。故时交人与州县贸易，悉禁止之”。继任者刘彝则“日遏绝其（交趾）表疏”，（注：《宋史》卷三三四《沈起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页10728。）结果交趾先发制人，于熙宁八年冬分三路侵入宋境，“连陷钦、廉二州。廉土丁八十守城，皆驱令负担登舟，已而尽杀之。又陷邕州，杀（李）【守】将苏缄，屠其民五万余口”。（注：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三〇《交趾》，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页2592。）交趾迅猛之攻势和残酷之杀戮使宋朝野震惊。宋廷于当年十二月便命知延州赵卨为安南道行营马步军都总管、经略招讨使兼广南西路安抚使，入内押班李宪副之，并调“秦晋锐兵十万人，发军骑总九将军”，同时调用广西、广东、荆湖、河北等路兵员与物资，（注：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一七《神宗平交趾》，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页445；《长编》卷二七一，熙宁八年十二月，页6638—6652。）欲将交趾军尽快驱逐出境。熙宁九年二月，宋廷又命郭逵代赵为正使，赵为副，将兵入广西。交趾见宋朝大军至，遂撤兵去。宋军海陆并进，并约占城、真腊两国合击交趾。同年冬，宋军挺进交趾境内，攻取广源州等地，进抵富良江。虽然颇有斩获，最终却使“兵夫三十万人，冒暑涉瘴地，死者过半”，（注：《宋史》卷二九〇《郭逵传》，页9725。）无法进兵，又兼交趾愿意遣使奉表，只好班师。总的说来，宋军之反击及神宗、王安石谋取交趾之计划，以失败而告终。（注：按：关于宋军熙宁九年攻交趾之战况，越南之《大越史记全书》、《越史略》等书与宋人之《范太史集》、《玉海》及元修《宋史》，记载差异甚大，但宋军损失惨重，谋取交趾失败应是无疑的。）

此次对交趾用兵，乃是北宋继皇祐平定侬智高变乱后又一次对南疆之军事行动，其用兵规模超过皇祐，而且这次行动又深系开边扩土之全局，故对朝廷之压力亦应胜于皇祐之时。为了及时掌握前线事态，便于决策、指挥，保证中央与岭南文书传递之快捷，是首要条件。因此无论仁宗还是神宗，都非常重视中央与岭南之间的邮传建设。

北宋初年，中央与岭南便设有递铺，而且很有可能已有马递。（注：如《宋会要辑稿·方域》一〇之一八载：太平兴国八年（983）十二月六日，诏“自京至广州传置卒月别给百钱”。又载：咸平三年（1000）八月十四日诏书有云：“访闻差往四川、广南等处知州、通判、都监、监押，及勾当事朝臣，有例乘递马者，多请走马头子，乘骑递马即慢乘进发。”页7482。按，宋代馆驿中已没有马匹供应，官员差出所乘递马即递铺中之马，而递铺既可供官员差出乘骑，亦用于文书传递。参见拙文《唐宋驿传制度变迹探略》，《燕京学报》新十七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页37—60。）景德四年（1007），因宜州发生兵变，“增置自京至宜州马递铺”，（注：《长编》卷六六，景德四年七月壬申条，页1473。）是明确可知中央与广西之间设置马递之始。庆历五年（1045）三月，“广西转运使杜杞言宜州蛮贼平。杞初行至真州，先遣急递以檄谕蛮贼，听其自新，比至宜州，蛮无至者”。（注：《长编》卷一五五，庆历五年三月甲子条，页3760。）从此言看，似乎庆历年间广西已有急脚递之设，但若参照以后广西递铺之设置情况，此处之“急递”可能是指“马递”。皇祐年间，侬智高为乱，宋廷为保障与岭南之间的文书传递，于皇祐四年（1052）七月下诏，“自京至广州增置马递铺，仍令内臣一员提举”。（注：《长编》卷一七三，皇祐四年七月壬子条，页4162。）九月，又“赐自京至广南西路马递铺卒缗钱”，（注：《长编》卷一七三，皇祐四年九月戊午条，页4173。）以激励铺卒传递文书的积极性。可以看出，即使是最令北宋朝廷紧张而忧心的侬智高之乱期间，无论是京师至广州还是至广西，都还只是设置马递，而未见有急脚递之设。皇祐元年十月二十三日，“诏马铺每一昼夜行五百里，急脚递四百里”，（注：《宋会要辑稿·方域》一〇之二二，页7484。）是否与广西军事有关，则未可确知。但熙宁年间，为了满足广西军事需要，终于设置了中央与岭南之间的急脚递。即熙宁八年（1075）十二月二十一日，“诏自京至广西邕、桂州已来沿边，置急递铺，仍令入内省差使臣一人点检”。（注：《宋会要辑稿·方域》一〇之二三至二四，页7485。）而这一时间，正是设置安南行营，调集各路兵员和物资发往广西之时。但是在急脚递设置仅仅一年后，即熙宁十年正月壬子，神宗即下达前揭关于金字牌雏形之御批：“安南行营军前动静，朝廷欲日知之，可令权发遣邕州事周沃日具以闻，递角后，别用长牌，大书枢密院急速文字，毋得入铺。”（注：《长编》卷二八〇，熙宁十年正月朔条，页6849。）而此时正是宋军陷于困境之时。

是急脚递设置不久其传递能力就下降了吗？答案应是否定的。因为即便是后来正式之金字牌递文书亦是通过急脚递传递的，金字牌递只是一种在文书后别加长牌的特殊传递等级，并非在急脚递之外另设的一种传递系统。（注：参见拙著《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第123页。）况且，文献中亦未见熙宁、元丰之时邮传系统紊乱之迹象。那么，既然急脚递传递能力没有下降，而马递亦有可能执行更快速度之传递，为何还要另设一种快递等级呢？次年的神宗一条手诏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解开谜团。元丰元年（1078）五月，神宗手诏云：

日者，广西凡有边事，动至五六处交奏，不惟过涉张皇，深虑缘路习为常事，或真有边机当速者，反致稽迟。可速下转运、提点刑狱、经略邕州安抚都监司，自今后非紧切边事，毋得擅发急递，及经略司已奏者，不须重复。如逐司自有所见，及经略司处置未尽，不拘此令。（注：《长编》卷二八九，元丰元年五月辛丑条，页7080—7081。）

大概是广西边事亦给地方军政官员造成了很大压力，一有情况，辄以急脚递向朝廷发送，致使难辨缓急，徒生紧张。因此，朝廷便需要一条可靠专达的信息渠道，以了解广西军前每日之动静，前揭“令权发遣邕州事周沃日具以闻，递角后，别用长牌大书枢密院急速文字，毋得入铺”，正是这一需要之产物。但这一举措却逐渐成为一种定制，至元丰六年（1083）发展成为一种特别的文书传递等级——金字牌递。而金字牌递之正式确立，又是因为另一场开边扩土之战——伐夏之役。

元丰四年（1081）七月，神宗不顾孙固等大臣反对，诏熙河经制李宪等会陕西、河东五路之师，大举伐夏。“高遵（）[裕]出环庆，刘昌祚出泾原，李宪出熙河，种（锷）[谔]出鄜延，王中正出河东”，（注：范纯仁：《范忠宣集·补编·宋朝散大夫户部侍郎龙图阁直学士鄜延路经略安抚使赠宣奉大夫德孺公传》，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831。）分道并进。最初，诸路军皆有斩获，特别是王中正、种谔两路军，攻占了通往横山的军事要镇米脂、浮图、吴堡、义河四寨，李宪一路则开拓了兰州和熙河部分地区。但由于西夏军坚壁清野，绝其馈运，又加天气因素，宋军亦损挫甚重。更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导致会师灵州计划破产，十一月，高遵裕、刘昌祚两路军在灵州城下遭受惨败。元丰五年夏，神宗再议伐夏，于八月遣徐禧、李舜举及沈括等率蕃汉十余军，八万余人，役夫荷粮者十六万，从延州出发。徐禧不听正确意见，在永乐筑城。西夏大军来争，徐禧又措置不当，结果又导致永乐城惨败。灵州、永乐之败，使宋军损失惨重。史载：“自熙宁以来用兵，凡得夏葭芦、吴堡、义合、米脂、浮图、塞门六堡，而灵州、永乐之役，官军、熟羌、义堡死者六十万人，钱、粟、银、绢以万数者不可胜计。帝临朝痛悼。”（注：《宋史》卷四八六《外国二·夏国下》，页14012。）元丰六年春夏，西夏又屡犯兰州、麟州（治今陕西神木县北），皆被宋军击退。闰六月，西夏主秉常奉表请和。但到了八月，谍报西夏又号称点集数十万兵，欲再犯兰州。与此同时，宋廷又接到权提点秦凤等路刑狱吕温卿奏报：“臣近权秦州，点检将下军马，武艺生疏，人材尫弱，多不可出战，及本州自今年正月至七月，禁军逃亡三千三百八十二人。”（注：《长编》卷三三八，元丰六年八月戊子条，页8148。）这不能不令宋廷为之紧张，并感受到沉重之压力。以此形势，应全力应对兰州一方战事，避免多方生事，同时须保障朝廷与前方信息传递之快捷和准确。前揭九月下达给环庆、鄜延两路诏书之内容中“兼八月后，本路累以巡防探事为名，遣兵出界，各有斩获，并夺到孳畜。显是不依元降无辄出兵诏旨。虑西人以此为词，仰常诫约缘边城寨兵将等，遵守前诏，仍令枢密院更不送门下省，止用金字牌发下”，应正是针对这一形势而发。但从“仍令枢密院更不送门下省，止用金字牌发下”一语判断，使用金字牌发下文书，应在此前便已开始，而且很可能就在八月。因此，《嘉泰会稽志》中“元丰六年八月，始用金字牌”之记载，可能确有所据。

如果金字牌递仅为单纯高于急脚递、马递的一种传递等级，则我们从熙丰时期开边扩土之军事形势来理解其产生原因和背景，应是充分的。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如沈括除言金字牌递速度“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行五百余里”外，又言：“有军前机速处分，则自御前发下，三省、枢密院莫得与也。”（注：《梦溪笔谈》卷一一《官政一》，页125。）元丰六年九月诏诫环庆、鄜延两路时，则是“令枢密院更不送门下省，止用金字牌发下”。而金字牌上面所书文字又是“御前文字不得入铺”。由此可以看出，金字牌递不仅是速度快于急脚递，其出入朝廷之程序更是有特别规定，而所传递文字亦专为“御前文字”。

金字牌递设置之前，中央与地方往来之文书，皆经进奏院。进奏院“总天下之邮递”，（注：《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五一，页2397。）是宋朝中央收发文书之总机关。元丰改制前，进奏院或置监官典领，或以知银台司等官提举；元丰改制后，则隶门下省给事中。其职能为“掌受诏敕及三省、枢密院宣札，六曹、寺监百司符牒，颁于诸路。凡章奏至，则具事目上门下省，若案牍及申禀文书，则分纳诸官司；凡奏牍违戾法式者，贴说以进”。（注：《宋史》卷一六一《职官一·进奏院》，页3781。）具体说来，进奏院对于接收到的地方章奏，在北宋前期，交银台司，再由银台司交通进司而达御前，元丰新制后，则交门下省章奏房；边防机密事件，许进奏院直赴通进司投进。至于诏敕及中书、枢密院宣札、诸司符牒下达，则由进奏院承接后封装递送诸路。（注：参见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进奏院与都进奏院条，北京：中华书局，1997，页165；曹家齐：《宋代文书传递制度述论》，载于《宋史研究丛稿》，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2006，页63—108。）而金字牌递却是直接“自御前发下”，或“令枢密院更不送门下省”，或“三省、枢密院莫得与也”，显然不经进奏院与通进司等机构。但金字牌递之收发亦不可能直接在皇帝与递铺兵之间进行，仍必须有一机构负责，这便是设于禁中，直接为皇帝掌控之入内内侍省。（注：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以下简称《朝野杂记》，乙集卷九《时事二·金字牌》，北京：中华书局，2000，页650—651。）

如果仅是为了快速、准确地掌握前线军事情报，那么整顿急脚递，或令金字牌递文书经由进奏院、通进司传接，并严加约束，亦未尝不可。但金字牌递却由禁中之入内内侍省发下，更不经门下省，甚至枢密院亦不得干预。这显然昭示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在处理某些重要军国大事时，直接指挥，而不欲门下省、枢密院等外朝机构插手。或者可以说，皇帝或皇帝与其亲信者，为完成其心中之计划，意欲排除干扰而行专断。考察神宗朝政治状况，这一结论正与事实相符。

余英时先生在研究了神宗朝及整个宋代政治状况后，深刻地指出，宋代君权和相权之间的关系在熙宁变法时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变法的原动力来自神宗，亦即皇帝拥有最后之权源，另一方面，相权在王安石时代则有扩大的倾向。从熙宁二年（1069）行“新法”以来，权力中心完全随着王安石个人的职位而移动，神宗对王安石绝对支持。不但神宗与王安石“如一人”，而且在某一意义上说，君权与相权也暂时合而为一了。对于这一结论，余先生曾举出若干例证，其中主要者有二：一是于熙宁二年设置专门之变法领导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所领事务“不关中书而径自行下”，使王安石拥有非常之相权。二是朝中实权操于王安石一人之手，即王安石任参知政事，曾公亮、陈升之并相，位同虚设；及王安石独相，则大权全入宰相之手，参知政事冯京（1021—1094）、王珪（1019—1085）两人反而只有“押字”之分了。（注：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四章《君权与相权之间——理想与权力的互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页231—250。）余先生之论甚是真知灼见。但关于君权与相权暂时合一，抑或是最高权力极度膨胀之表现，尚有另外一个有力例证，就是最高权力文书之拟定与颁降发生了重要变化，亦即出自皇帝御前之手诏、御笔大量使用。史载：“初，国制，凡诏令皆中书门下议，而后命学士为之。至熙宁间，有内降手诏不由中书门下共议，盖大臣有阴从中而为之者。”（注：《宋史》卷四七二《奸臣传二·蔡京传》，页13726。）此正指神宗对王安石倚信之事实，手诏颁下之用意，显然在于决策之独断，正与“制置三司条例司”之设置相一致。而手诏之颁降更在于强调绝对权威对事务之决断，而免致他者，特别是以中书为核心的外朝官之干扰。

以文书为表现形式之绝对权威，除须在拟定和颁降程序中得以体现外，亦须在传递环节中有所体现，以发挥更强之实效，亦即必须与其他普通文书传递有所区别。自御前发下，专门传递御前文字，门下省及枢密院不得预闻之金字牌递应是这一需要产生之结果。

但神宗与王安石之间君权与相权之合一是短暂的。余英时先生精辟地论述道：“所谓君权与相权的短暂合一，其实是神宗主动将他的君权纳入安石相权的运行轨道。这中间贯注了一股共同的理想”，“但理想一落到权力世界，很快便会发生种种难以预测的变化。惟一可以断定的是权力的比重必将压倒理想。安石于熙宁七年（1074）四月坚决求去，神宗终勉从其请。但在此前后君权与相权之间的紧张已露痕迹”。“神宗和安石合作的后期，权力意识在双方都已浮现”，神宗开始防范君权旁落了，亲定元丰官制便寓有削减相权之意。（注：《朱熹的历史世界》，页239—245。）实际上，自王安石去位以后，君权与相权合而为一之局面就结束了。然而，因神宗变法图强之理想仍在继续，故政治秩序不仅没有恢复到变法之前，而且向着皇权独尊发展。神宗没有重新选择一位王安石式宰相并与之合而为一，亦没有完全信赖三省、枢密院而改变颁降“御前文字”之做法，而是继续强皇权之威势，越朝臣而逞己志。但皇帝绝难事必躬亲而日理万机，一般说来，中国古代皇帝若要越朝臣而成事，不外三途。或宠宦寺，或倚佞幸，或立“中朝”以抗“外朝”，神宗选择了前者。众所周知，宋代虽无如汉、唐、明之宦官擅权，却有徽宗朝童贯、梁师成之流之猖獗。至于宋代如童贯等宦官涉足军政之原因，旧史及今之一般论者多归责于徽宗（1101—1125）之昏庸，实不知开其端者乃是神宗。宋初以来，虽不无得宠骄恣之宦官，但除王继恩率兵征讨李顺外，余不过为走马承受、兵马钤辖，再少有身兼将帅及得预军国重事者。至神宗朝，则出现宦寺李宪、王中正节制兵马，率军西征西夏、熙河，南讨交趾之举。及宦官李舜举制置泾源军马，赞画伐夏之谋，则慨然对大臣王珪直言：“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内臣正宜供禁廷洒扫之职，岂可当将帅之任！”（注：《宋史》卷四六七《宦者传二·李舜举传》，页13644。）但此皆非宦寺势力膨胀所致，而是因于神宗皇权之倚信。至此，金字牌递为何自入内内侍省发下，而不经通进司和进奏院，便不言自明了。

综上所述可知，金字牌递产生于熙丰时期变法图强、开边扩土之大背景下。表面上看，是讨交趾与伐西夏之军事需要，而实际上却是变法图强之政治理想下，皇权与相权关系合分、竞逐下之产物。但这一传递等级并没有随神宗之驾崩而废除，而是被继承下来，作为依靠威权来保障速度，实现文书军政绩效之重要手段，一直延用到南宋。

三、金字牌递所传送之“御前文字”

金字牌上既书“御前文字不得入铺”八字，则金字牌递传递之文书当以“御前文字”，或者说是自御前发下文字与回覆御前文字为主。那么，所谓“御前文字”都包括哪些种类文书？检核北宋后期至整个南宋金字牌传递之记载，其传递之“御前文字”无外乎御笔手诏与御札、尚书省札子、枢密院札子、三省枢密院札子等。以下举例言之：

（1）御笔手诏、御札例

北宋末，王安中《大获胜捷札子》云：

臣于今月六日，准入内内侍省递到御前金字牌子递角一道，伏奉御笔手诏，以臣遣发军马讨荡奚贼，大获胜捷，特赐奖谕。（注：王安中：《初寮集》卷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6。）

绍兴四年（1134）六月，岳飞（1103—1142）《画守襄阳等郡札子》云：

镇南军承宣使、神武后军统制、江南西路、舒、蕲州兼荆南、鄂、岳、黄、复州、汉阳军、德安府制置使臣岳飞札子奏：“臣六月二十三日酉时，准御前金字牌，伏蒙圣慈特降亲札处分，令臣条具襄阳、随、郢利害。”（注：岳珂著，王曾瑜校注：《鄂国金佗稡编》卷一〇，北京：中华书局，1989，页842。关于朝廷与岳飞诏奏之时间，参据王曾瑜先生注。下同。）

绍兴五年七月，李纲（1083—1140）上《谢亲笔札子》云：

臣某今月十七日，承御前金字牌降到亲笔诏书一道，臣已望阙谢恩祗受讫，跪读圣训，仰戴天恩，涕泗横流，精爽飞越。（注：李纲：《梁溪集》卷七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18。该札子系年参据王晴《李纲研究》下编《李纲年谱》，杭州：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下同。）

乾道时，知建康府洪遵（1120—1174）《奏收养童幼札子》曰：

臣近准御前金字牌递到御宝封降下御笔，闻本路旱伤，民多艰食，有弃掷童幼于道路者，深为恻然。可令逐州守臣措置，于稳便处收养，无使冻馁。候至来岁食新，以归其父母。（注：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四七《荒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页3247。）

理宗时，李曾伯（1198—？）《谢御笔戒谕兵将等事奏》云：

臣今月二十八日戌时，恭准御前金字牌递到御宝实封降下御札一道，戒谕臣以秋风尚高，敌情叵测，必厉兵秣马，训将练卒，精料事宜，坚立规画，叶帅守戒将士，以副责望等事。（注：李曾伯：《可斋杂稿》卷一七，四库全书珍本初集，页23。）

（2）尚书省札子例

绍兴五年，李纲《辞免江西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奏状》云：

右臣今月二十六日，准御前金字牌降到尚书省札子，十月十六日三省同奉圣旨，除臣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不许辞免，不候受告，限三日前去之任。（注：《梁溪集》卷七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19。）

绍兴六年五月，岳飞《辞格外赙赠银绢札子》云：

草土臣岳飞札子奏：“比蒙圣恩，以臣母身亡，特赐银、绢一千匹、两，即具恳免。今月初一日，准御前金字牌递到尚书省札子，奉圣旨，不允。伏念臣遭遇圣眷，过于山岳，感激之心，惟极涕泗。今已安葬了当，种种办集，皆自陛下恩被之所及，所有前项银、绢实难重迭祗拜，伏望特赐寝罢。取进止。”（注：《鄂国金佗稡编》卷一四，页896。）

绍兴时，叶梦得（1077—1148）《辞免观文殿学士再任状》云：

右臣今月某日，准御前金字牌降到尚书省札子一道，伏奉圣恩，除臣观文殿学士令再任者。（注：叶梦得：《建康集》卷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643。）

（3）枢密院札子例

绍兴初，李光（1078—1159）《应诏论盗贼事宜状》云：

本司准御前金字牌降到枢密院三月二十三日札子，枢密院奏契勘虔、吉州管下乡民，间有啸聚作过去处，朝廷屡遣官兵讨捕，并累降指挥，立限招抚放免。（注：李光：《庄简集》卷一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559。）

绍兴六年，李纲《再陈己见札子》云：

臣今月十日，准御前金字牌降到枢密院札子，奉圣旨，以臣奏陈防秋利害，切中事机，令学士院降诏奖谕，札送臣照会，仰荷圣恩，第深感惧，伏念臣罕识寡闻，初无智略，徒以误膺知奖，实同安危，故敢每以瞽言干冒睿听。（注：《梁溪集》卷九二，页197。）

绍兴八年，张守《辞免除知洪州札子》云：

臣伏蒙圣恩，除知洪州兼江西安抚制置大使，寻具奏辞免，续准御前金字牌递到枢密院札子，备奉圣旨，令臣疾速起发前去之任。（注：张守：《毗陵集》卷四，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页32。）

（4）三省、枢密院札子例

隆兴元年（1163），显谟阁直学士虞允文（1110—1175）论荆鄂两军分戍唐州积粮免差夫运，上奏曰：

臣伏准金字牌递御前封到三省、枢密院札子，奉圣旨，于四月初将出戍军兵到军日久、住营最远之人，先次发回，其余令更番休息。（注：《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三六《御边》，页4353。）

乾道初，汪应辰（1118年—1176）《辞免四川安抚制置使奏状》云：

右臣准行在入内内侍省降到御前金字牌御宝封送下三省、枢密院札子，奉圣旨，除臣敷文阁直学士、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者。（注：汪应辰：《文定集》卷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636。）

金字牌递除传送以上文书外，有时还传递赦书、官告和类省试特别指挥等，（注：《朝野杂记》乙集卷九《时事二·金字牌》，页650—651；尹焞：《和靖集》卷一《第四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3；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系年要录》）卷一八一，绍兴二十九年三月丙辰条，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561。）虽然亦属紧切文书，但不是主要的。另外，地方官员和前线将领接到御前金字牌后，亦可用原金字牌递回奏状。如李纲《与秦相公第八书别幅》云：“已具奏乞留飞，且于本路驻札，措置盗贼，将来沿江有警，自可顺流应援，一举而两得，未奉俞音。今再因金字牌递角附奏，论之颇详。心之精微，尽于此矣。”（注：《梁溪集》卷一一八，页402。）《与秦相公第九书别幅》云：“昨日因金字牌递角回，于申省状皮筒内，尝附手询，必已彻钧听，恐道路或有阻节，再令小儿书写拜呈。书中所恳存留岳飞一事，辞情激切，非敢有所要也。”（注：《梁溪集》，页403。）但此类奏状仅是回复御前文字之文书。

御笔手诏、御札、尚书省札子、枢密院札子究竟是何种文书，因何而称为“御前文字”？先看御笔手诏。

御笔手诏是皇帝直下文书，属于非常典文书，“御笔手诏”或“手诏”，有的应是皇帝亲笔书写，文字系散文，不套用四六句式。（注：赵升：《朝野类要》卷四《手诏》，北京：中华书局，2007，页83。）今存之“宋高宗绍兴七年赐岳飞手诏真迹”即是此类诏书。但有的则未必是皇帝亲自书写，如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

本朝御笔、御制，皆非必人主亲御翰墨也。祖宗时，禁中处分事付外者，谓之内批。崇、观后，谓之御笔。其后，或以内夫人代之。近世所谓御宝批者，或上批，或内省夫人代批，皆用御宝。又有所谓亲笔者，则上亲书押字，不必用宝。至于御制文字，亦或命近臣视草焉。（注：《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一《亲笔与御笔内批不同》，页671。）

御札是皇帝签发，用以布告或下达紧要命令之文书，其体严于诏书。（注：《朝野类要》卷四《御札》，页83。）考宋高宗赐岳飞御札中有“御押”，（注：《鄂国金佗续编》卷一《赐谕先发制人诏》，页1147。）可知御札应与御笔手诏相当。

日本学者德永洋介曾对宋代之“御笔手诏”进行过专门研究，发表《宋代の御筆手詔》一文，认为，御笔手诏构成了北宋末至南宋时代宋代文书系统之骨干。但关于御笔之代书者，德永洋介仅根据《朝野杂记》之记载，认为是宫中“女官”。（注：德永洋介：《宋代の御筆手詔》，《東洋史研究》第57卷第3号，1998，页1—35。）实际上，代皇帝书写御笔诏书者，除所谓内省夫人外，应还有其他人员。如宿直禁中之御书院官员中，便有御书待诏、翰林待诏、御前文字库祗应等技术官，“掌御制、御书及供奉笔札、图籍之事”。（注：《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六之九五，页3119；慕容彦逢：《摛文堂集》卷六《右侍禁充翰林书艺局祗候睿思殿御前文字库祇应邓惟贤特与转一官依旧带破见请驿料待诏请给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368。）另设有校正御前文字之官。（注：张纲：《华阳集》卷四〇《张公行状》：“三年闰五月，再除秘书省校书郎，兼修国朝会要；明年，兼校正御前文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244。）徽宗时，甚至由蔡京（1047—1126）拟定密进及宦官杨球代书者。史载：“【蔡京】患言者议己，故作御笔密进，而丐徽宗亲书以降，谓之御笔手诏，违者以违制坐之。事无巨细，皆托而行，至有不类帝札者，群下皆莫敢言。繇是贵戚、近臣争相请求，至使中人杨球代书，号曰‘书杨’。京复病之，而亦不能止矣。”（注：《宋史》卷四七二《奸臣传二·蔡京传》，页13726。）但不论由何人代书，“御笔手诏”却是名义上由皇帝“亲书”，直接出自“御前”之文字，正如楼钥（1137—1213）所言：“命令不由中书、不由封驳之地……而御批已自别行。”（注：楼钥：《攻愧集》卷二六《论朱熹补外》，四部丛刊本，页256。）与由学士院翰林学士草拟之普通诏书不同，体现出皇帝对军国事务直接指挥之最高威权。德永洋介在举出中国历史上类似事例后指出：“御笔制度亦不例外地有同样的体现，尽管还维持着与宰相仔细磋商后再下裁断的原则，却为皇帝对六部以下行政机关进行直接指挥的体制开了先河。在明代内阁与司礼掌印太监相关联的诸多方面，也不能忽视其所起的先导作用。”（注：见前引《宋代の御筆手詔》之结语，页26。）

所谓尚书省札子，简称“省札”，乃“自尚书省施行事”文书，“以由拳山所造纸书押，给降下百司、监司、州军去处是也”。（注：《朝野类要》卷四《省札》，页85。）该文书之行用，始于神宗元丰五年（1082）。该年五月，“诏尚书省得旨合下去处并用札子”。（注：《长编》卷三二六，元丰五年五月癸未条，页7839。）“省札”虽是自尚书省行下文书，但并非擅自拟定下达，而是“得旨合下去处”，文书内亦皆有“奉圣旨”之句。如绍兴八年（1138）尚书省下达给岳飞之《乞致仕不允仍令前来行在奏事省札》内容和格式：

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岳飞奏：“臣今月初八日，准御前金字牌递到枢密院札子：‘奉圣旨，令韩世忠、张俊、岳飞如别无警急事宜，各量带亲兵，暂赴行在奏事。’臣除已恭依处分外，契勘臣累具奏闻，乞归田野，以养残躯，未赐俞允。伏望圣慈检会臣前后所奏，速降睿旨，许臣致仕，庶几不致上误国计。臣已择今月十二日起发，于江、池州以来，听候指挥。臣不胜恳切之至。取进止。”

右奉圣旨，□乞□□仍依已降指挥，疾速起发，前来行在奏事。今札送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岳太尉疾速施行，准此。

绍兴八年八月二十二日。押押押

（注：《鄂国金佗续编》卷九《乞致仕不允仍令前来行在奏事省札》，页1258。）

枢密院札子即由枢密院行下文书，（注：《梦溪笔谈》卷一《故事一》，页25。）但亦非枢密院独自颁行，与省札一样，乃得旨行下。如前揭李纲《再陈己见札子》及张守《辞免除知洪州札子》中，提到枢密院札子时，内均有“奉圣旨”之句。三省、枢密院札子则为三省、枢密院共同“奉圣旨”或“奉手诏”颁下之文书。（注：此类文书在《鄂国金佗续编》等书中录有若干件。如《鄂国金佗续编》卷八中《诏谕靖康叛臣能束身以归当复爵秩省札》则称“三省、枢密院同奉手诏”，页1248；《令赴行在奏事省札》等则称“同奉圣旨”，页1246。但三省、枢密院共同发下札子似乎不应称为“省札”，王曾瑜先生在校注中已经指出。见《鄂国金佗续编》，页1248。）

若从“奉圣旨”之角度看，无论尚书省札子、枢密院札子，还是三省枢密院札子，都可以理解为来自“御前”之文字。但并非所有上述札子均须由御前金字牌发下，或者可以说，多数尚书省札子、枢密院札子和三省、枢密院札子，应该都是由进奏院下发，因为“掌受诏敕及三省、枢密院宣札”，本来就是进奏院之职能。检核经由金字牌递发送之尚书省札子、枢密院札子，和三省枢密院札子，其内容多为事涉紧急之军令、政令、奖谕及重要除命等。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臣僚奏议中反映出，御笔手诏、尚书省札子、枢密院札子及三省枢密院札子，用金字牌传递时，往往有御宝封装。如淳熙时，蔡戡上《条具屯田事宜状》云：

臣等准淳熙十年八月十四日尚书省札子节文，福州观察使、建康诸军都统制郭刚札子奏：“六月三日，准递到御前金字牌御宝封降下御笔：……付臣，谨已仰体圣训，恭禀施行。”（注：蔡戡：《定斋集》卷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594。）

理宗时，李曾伯《辞免资政》云：

照对臣闰六月二十一日，准递到御前金字牌八面，内侍省皮匣御宝实封，降下尚书省札子，闰六月十二日，三省同奉御笔，李某依旧资政殿学士，除四川宣抚使兼京湖制置大使，一面揩置战守，进司夔路。又尚书省札子并敕一道，奉御笔，李某特赐同进士出身。（注：李曾伯：《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三，页3。）

绍兴六年，岳飞上《目疾乞解军务札子》云：

又于十六日据薛弼申，累准金字牌降到御封枢密院札子，催促全军人马前去江、池州，称已勾抽襄阳等处军马前来，犹恐迟缓，已整龊在寨军马，止候兜请钱粮，俵散衣赐了当，先次起发。（注：《鄂国金佗稡编》卷一四，页898—899。）

部分尚书省札子和枢密院札子不再经进奏院，而经入内内侍省，用御宝封装，以金字牌递发下，一方面说明了这些文书权威性之增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御前文字”之性质；另一方面亦反映出皇帝对三省（主要是尚书省）、枢密院下发文书之直接掌控与干预。这不能不说是皇权之进一步膨胀或强化。根据文献中有关金字牌递传送尚书省札子、枢密院札子及三省枢密院札子之记载看，这种情况在南宋，特别是前期更为突出。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文书传递之外，宋代尚有由皇帝赐出并代表皇帝权威提高身份及处理重要事务之金字牌和金字牌旗榜。如熙宁七年（1074）十二月，“荣州团练使赵思忠等入辞，诏以思忠为秦州钤辖，不厘事。思忠乞廨舍……又乞蕃僧金字牌，许之”。（注：《长编》卷二五八，熙宁七年十二月丁卯条，页6295。）此处之“金字牌”，大概为提高身份之用。又如建炎四年（1130）十月，“遣朝散郎谢向措置福建兵民寨栅。时范汝为盗炽，官军多失利。故命向持金字牌往招之”。（注：《系年要录》卷三八，建炎四年十月庚寅条，页558。）绍兴五年（1135）二月，“赐荆襄制置使岳飞金字牌旗榜十副，充招安使用，从飞请也”。（注：《系年要录》卷八五，绍兴五年二月丙申条，页194。）绍兴七年二月，“右司员外郎、川陕宣谕范直方乞金字牌旗榜二副，所过缓急，招收盗贼。许之”。（注：《系年要录》卷一〇九，绍兴七年二月甲辰条，页489。）此处之“金字牌”和“金字牌旗榜”，则作为信物，代表皇帝招安之用，显非用于文书传递之金字牌，只是在代表皇帝威权方面，与用于文书传递之金字牌一致。至于与用于文书传递之金字牌有无关联，则未可知。

四、金字牌递文书传递状况——兼说岳飞日奉“十二道金牌”

金字牌递为宋代文书传递中最快者，一般由急脚递传送。南宋时，鉴于旧有递铺系统（因隶属于尚书省，称“省铺”或“省递”）遭受破坏，未得快速恢复，乃于军事前沿地区至行在所之间先后设置斥堠铺与摆铺，“专一承传御前金字牌，以至尚书省、枢密院行下，及在外奏报并申发尚书省、枢密院紧急文字”。尽管斥堠递传递速度规定为日行三百三十里，摆铺递为日行三百五十里，（注：《永乐大典》卷一四五七五引《汪玉山集》，页6458；《宋会要·职官》五一之三五，页3553。）但金字牌递仍限为日行五百里。（注：《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一之一七，页7508。）宋代急脚递之传递方式是，或骑马传递，或脚走传递，两种情况并存，金字牌递亦是如此。（注：参见拙著《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页113—120、124—125。）但金字牌递文书传递过程中，似乎要求更高一些。在北宋时，即有沈括“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之描述；南宋建立之初即规定：“选择少壮健捷之人，均拨诸铺，专一传送御前金字牌递角。如人数阙少，即于憪慢铺分摘挪差使，须管每铺各有少壮，专一承传，并仰依法不（得）【以】昼夜，鸣铃走递。前铺闻铃，预备人出铺就道交收，不得时刻住滞。”（注：《宋会要辑稿·方域》一〇之四八，页7497。）

为了保障金字牌递之传递速度，宋廷陆续出台相关奖惩条例。若能保持传递准时无违滞，铺兵和巡辖使臣都会受到一定奖励。如元丰七年即规定：“诸递铺转送金字朱牌，无迟滞四次者转一资，或赐绢五匹，余每次绢一匹。”（注：《长编》卷三四五，元丰七年四月辛卯条，页8279。）初编于南宋，由元人增补之法律教科书《金玉新书》，抄录《元符敕令格式》中相关条文又云：“诸急脚兵传过御前不入铺金字牌文书无稽违者，特支钱，每人五角以上五百文，十角以上一贯，二十角以上一贯五百文，三十角以上二贯。”“诸急脚递承传御前不入铺及金字牌文书，月终通判驱磨，无稽违者，每季具承待铺兵姓名、传过角数，保明申州，验实给特支钱。其巡辖使臣任满，通所管铺催传及二十角以上，廨宇所在州申会本路提举官，委无稽滞，类聚保奏。”（注：《永乐大典》卷一四五七五《金玉新书》，页6456—6457。按：关于《金玉新书》之成书及抄录《元符敕令格式》情况，参阅戴建国《〈金玉新书〉新探》，载于戴氏著《宋代法制初探》，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页112—129。原文初载《古典文献与文化论丛》第2辑，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5月版。）对于造成文书传递违滞者，则予以惩罚，而且对金字牌递违滞者之惩罚更重于普通快递。如对于急脚递和马递，“违不满时者，笞五十，一时杖八十，一日杖一百，二日加一等，（最）【罪】止徒三年。致有废缺事理重者，奏裁”。（注：《宋会要辑稿·方域》一〇之二五，页7486。）而“诸急脚递承传御前不入铺及金字牌文书而违不满时者，杖一百，一时徒一年，配五百里，每一时加一等，至徒三年止，配千里并重役处，致有废阙事理重者，奏裁。曹司、节级失觉察，杖一百；巡辖使臣减一等”。（注：《永乐大典》卷一四五七五《金玉新书》，页6455。）

金字牌递是凭借最高威权保障传递速度，从而最为迅捷地沟通中央与地方及军事前线间之信息联络，以实现中央权力在地方及军事行动中最有效施行之文书传递等级，实行于北宋后期及南宋时期。其制度保障是其他传递等级无法比拟的，可以说，这一传递等级在沟通中央与地方及军事前线之间信息联络方面，应该是行之有效的，而且亦发挥出不可替代之作用，不然，不会一经创立，便在相当长时期内行之不改。从其传递效果看，在设置初期应该是不错的，南宋时期，亦在一定阶段内相对保持良好之状态，特别是军情紧急时，用金字牌递发送御前急件数量甚大，在军事行动中发挥出关键作用。如《系年要录》载，绍兴五年（1135）闰二月，“宣庆使、康州防御使、入内内侍省都知梁邦彦，武功大夫、文州刺史、入内内侍省押班陈永锡各进遥郡一官，以枢密院言自敌犯淮甸（绍兴四年九月）至车驾回临安府（绍兴五年二月），本省计发过金字牌文字一千二十三封，即无稽滞，理宜推恩故也”。（注：《系年要录》卷八六，绍兴五年闰二月戊辰条，页215。）半年之内，金字牌递文书竟达一千余封，数量之大可谓惊人。尽管其中“即无稽滞”不无夸张，但亦可见此时金字牌递传递效果尚可差强人意。又，从前揭诸位臣僚奏议中言及得奉御前金字牌递文书之例，亦可多少察知，多数情况下金字牌递发挥之作用。但若细作考虑，则亦可见，许多情况下，至高威权保障与繁密制度约束下之金字牌递，并非尽如人意，或可说不能实现其威权保障、制度要求之目的，甚至变化无常，出现戏剧性之效果。

检视现存文献中相关记载，金字牌递受到直接侵害之例，发生于北宋末年，而胆敢挑战金字牌之权威者，却是皇帝最为倚信之身边人——内侍。宣和七年（1125）冬，金军分两路南下侵宋，次年（靖康元年）正月，东路军渡过黄河，逼近东京开封府。大概是宣和七年末或靖康元年初，北宋“朝廷发金字牌勾兵陇西，内侍官暗留不遣”。靖康元年正月下旬，鄜延张俊、环庆韩时中、泾原马千等至京师，“皆云不见金字牌，但闻京城危，急来赴难。由是发觉”，“斩内侍官匿金字牌者三人”。（注：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二，靖康元年正月二十五日辛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页235。）与此同时，金军南侵亦给金字牌递造成威胁。由于金人“截拦递角”，而“内有御前金字牌子”，宋廷恐金人“仿效制造”，一度“将旧法御前札子等不得入铺朱红金字牌子，改用黄漆朱红字牌子”。（注：《三朝北盟会编》卷四二，靖康元年二月，页318。）但由于金字牌递亦必须依靠邮传系统，之前便已出现的邮传系统之破坏，亦必然会对金字牌递造成不利影响。

北宋初年以来陆续建立并完善之邮传系统，可以说在太祖至哲宗时期，大致能够维持较为正常之状态，并可基本保证日常文书和紧急文书之传递效果。但到了徽、钦两朝，邮传却出现了严重之弛废和衰敝。政治之极端腐朽，一方面造成官府拖欠铺兵衣粮、官员私役并虐待铺兵之问题，从而导致递铺人员之不足；另一方面又使官员和递铺巡辖使臣舞弊、失职现象严重，致使盗拆递角事件频繁发生，而常程文书并私书又多入急脚递传送，以至急脚递铺兵疲乏不堪。再加宋江、方腊变乱和其他民变发生，邮传系统便遭到严重破坏。（注：参见拙文《南宋对邮传之整饬与更张述论——兼谈朝廷与岳飞军前诏奏往来问题》，《中山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页38。）其突出表现便是诸路传送文字频频发生住滞、泄密和沉失现象。（注：《宋会要辑稿·方域》一〇之三一，页7489。）有的地方，急递“动经三四十日，马步递经五七十日至三两月以上方始递到，全然违滞”。（注：《宋会要辑稿·方域》一〇之二八至二九，页7487—7488。）有些递铺，“积聚公角三百件方差一二名贫乏者负担承传”。（注：《宋会要辑稿·方域》一〇之三二，页7489。）此处虽是言急脚递，而未及金字牌递，但金字牌递正是用急脚递传送，不受影响是难以想象的。

金军之南侵和北宋之覆亡，更使邮传系统遭受严重破坏。因此，南宋政权建立时所面临的邮传系统之状况是不难想见的。新朝甫立，于邮传之需最是急迫。为求政令通达，高宗（1127—1162）自登基之日起，便屡屡下诏整饬邮传。但因邮传衰敝日久，非朝夕所能恢复。一年后，不仅仍是许多州县道路递铺“缘兵火残破，未曾复置”外，更有诸处兵马及奉使官员“科差递马、人夫”，“搔扰害民”。因“虑有阙少铺兵转送未到去处”，朝廷赦书则“仰诸司、诸州、县、镇被受日时誊录，互相关报邻接官司疾速奉行”。（注：《宋会要辑稿·方域》一〇之四三，页7495。）如此光景，不仅金字牌递失去保障，更给南宋朝廷带来惨祸。建炎三年（1129）初，金军奔袭扬州，因南宋传警斥堠不修，（注：《系年要录》卷二〇，建炎三年二月丁卯条记直龙图阁、知杭州康允之言：“维扬无斥堠，故金人奄至而不知。”页311。）当金军占领离扬州只有一百多里的天长军（今安徽天长县）时，南宋方获消息，结果扬州十余万军民惨遭屠戮，宋高宗本人则在淫乐中受到惊吓，仓皇出逃，并因此丧失生育能力。这一劫难，对宋高宗本人及整个南宋政权，都造成了无法弥补之损失。经此惨痛教训，南宋朝廷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新建一套应急性文书传递系统。

建炎三年（1129）二月十八日，亦即扬州逃难后半个月，知杭州康允之开始在本路交通要道设置斥堠铺。（注：《宋会要辑稿·方域》一〇之四三至四四，页7495。按：关于斥堠铺之设，《系年要录》在记及同条内容时，称“摆铺”，《宋会要辑稿》本条则有言“摆铺斥堠”。关于两个“摆铺”，笔者认为前者为“斥堠”之误，后者乃是动词。见前引拙文《南宋摆铺创置时间考辨》，页103。）斥堠本是设于边疆和战争前沿地区侦察和传送情报之机构，而今南宋则将其发展为一种专门的递铺，设于行在通往前线之要道，不仅专设于两浙路，淮南、荆湖、江南东西路和四川等地亦有设置。斥堠铺初设时，功能单一，专门传递紧急文字，其中重要功能便是“承传御前金字牌”。为保证斥堠铺之传递效率，南宋还加强了具体管理措施。除此之外，又屡屡申严禁令，以维持传递各环节之秩序。（注：详见前引拙文《南宋对邮传之整饬与更张述论——兼谈朝廷与岳飞军前诏奏往来问题》，页39—40。）

尽管南宋做出如此多的努力，但事实上仍是未能改变邮传衰敝状况，达到理想之文书传递效果。建炎末和绍兴初，不仅“诸路转运边防等文字例各留滞”，（注：《宋会要辑稿·方域》一〇之四六，页7496。）而且因递角沉坠，“州县间奏裁与提刑司审覆案等，有经累月而未下者”，“使可贷之囚系禁而死”。（注：《宋会要辑稿·方域》一〇之五二，页7499。）更有甚者，是军期文书之违滞，不仅延误战机，而且影响到整个战局结果。岳家军在平定各地变乱中就有此类突出事例。如绍兴二年正月二十九日，朝廷发下省札，命驻兵洪州的岳飞“日下将带见统全军兵马，起发前去，权知潭州，并权荆湖东路安抚、都总管”。（注：《鄂国金佗续编》卷五《权知潭州并权荆湖东路安抚都总管省札》，页1205。）二月八日，又命李纲出任荆湖、广南宣抚使。（注：《系年要录》卷五一，绍兴二年二月庚午条，页691。）以消灭盘踞在荆湖一带的盗匪曹成、马友等人。事后朝廷接受江南西路安抚大使李回的意见，又在三月四日递发枢密院札子云：“奉圣旨，令岳飞到袁州，更切斟量贼势。如贼兵众，且于袁州驻札，俟宣抚司人马到，同共进兵。如曹成已受招安，起发赴行在，即与马友会合，同共剿杀刘忠讫，续往潭州。飞素有谋略，毋致稍失机会，却致贼兵破坏二广。”（注：《鄂国金佗稡编》卷一〇《措置曹成事宜奏》，页837。）此道枢密院札子虽未明言用金字牌传递，但从事态性质看，很有可能是用金字牌传递。当时摆铺未设，枢密院札子应入斥堠铺或省铺急递，按洪州距临安约一千六百里左右，（注：此按杭州经衢州至洪州路线，据《元丰九域志》所记各州地里推算。）以金字牌递日行五百里速度计，从临安到洪州三日多便可到达；若依斥堠铺正常传递速度，亦仅需五天；即使以日行二百里之步递传送，亦只需八至九天，完全可以在岳飞发兵前递到。但事实上，宋廷三月四日之公文，却迟至三月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方递到江南西路安抚大使司，岳飞接到“江南西路安抚大使司牒”，已晚至四月二日。（注：《鄂国金佗稡编》卷一〇《措置曹成事宜奏》，页837，《梁溪集》卷六六《乞令韩世忠相度入广西招捕曹成奏状》为三月二十二日，比岳飞奏中所引早一日，页22。）而岳飞早在三月十七日已离开洪州，（注：见王曾瑜：《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页174—175。）当接到枢密院札子时，早已离开袁州，而抵达荆湖路衡州地界。而从岳飞三月十七日离开洪州看，正月二十九日之省札到达洪州亦定是甚迟的。文书之误期，使宋廷战略意图完全破产。已达衡州地界的岳飞已无法奉行朝廷令“袁州驻札，俟宣抚司人马到，同共进兵”之决策。而曹成闻岳飞进兵消息，则“分路逃遁，前去全、永、贺州界去讫，至三月二十七日并已起离道州尽绝”。（注：《鄂国金佗稡编》卷一七《乞措置进兵入广申省状》，页947。）后又侵犯封、连、昭、桂等州。（注：《系年要录》卷五二，绍兴二年三月庚申条，页709，卷五三，绍兴二年四月甲子条，页711；《梁溪集》卷六七《乞依近降指挥乞兵二万人措置招捕曹成奏状》，卷七〇《开具钱粮兵马盗贼人数乞指挥施行奏状》，卷七六《乞全州免听广西节制奏状》，页30—31，页50—51，页97—98。）尽管这些盗匪后来皆被岳家军一一消灭，但终对广南州县造成骚扰，而岳家军亦付出长途奔袭和千里转战之劳。（注：该部分内容参阅王曾瑜先生《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五《岳飞平定各地叛乱》，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页65—102。）

斥堠铺设置以后紧急文书传递之状况说明，南宋创立斥堠铺及相关法规，其实行结果基本上是失败的。然而正当斥堠法坏之后，军事形势变化又给南宋邮传提出了更为严峻之要求。绍兴三年至四年间，南宋与伪齐政权军事斗争进入最激烈阶段，特别是绍兴四年，金与伪齐联合，积极准备南侵，给南宋造成甚大军事压力。面对此局势，原有斥堠铺系统已无法保证紧急军事情报之有效传递，必须对其严加整顿或设置一套新的递铺系统取而代之。于是在没有撤废斥堠铺之情况下便“令淮南、荆湖、江南、两浙通接沿边，探报军期急切及平安文字赴行在，经由州军去处，并取便路接连措置摆铺至临安”。（注：《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一之二，页7501。按：关于摆铺创置时间，史书记载多有分歧，笔者考证为绍兴四年。详见拙文《南宋摆铺创置时间考辨》，《文史》第63辑，北京：中华书局，2003。）设置摆铺，乃是取代斥堠铺，其主要任务仍是传递包括金字牌递文书在内之紧急军期文书。只是摆铺为每逢军兴才设，战事结束，其职能仍由斥堠铺或省铺承担。（注：关于摆铺设置状况，及与斥堠铺、省铺之关系，详见拙文《关于南宋斥堠铺、摆铺的几个问题》，《浙江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从金字牌递传递情况看，摆铺设置初期，其传递效果还算理想。前揭《系年要录》所载“枢密院言自敌犯淮甸（绍兴四年九月）至车驾回临安府（绍兴五年二月），本省（入内内侍省）计发过金字牌文字一千二十三封，即无稽滞”即可说明。但若从朝廷与岳飞军前诏奏往来之事实分析，则可发现，这种状况仅是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

从文献记载和相关研究结论看，摆铺设置后，朝廷与岳飞军前文书之往来仍多是不能依限传递。如绍兴六年（1136）八月十五日，岳飞克复长水县，而《复西京长水县捷奏》到达行在平江府时，竟迟至九月十三日晚，（注：赵鼎：《忠正德文集》卷八《丙辰笔录》，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744。又，《宋会要辑稿·兵》一四之二七记载为九月十四日，页7006。）行程将近一月。同年冬之《何家寨捷报申省状》发往平江府，虽稍快些，亦用了十几天。（注：参见王曾瑜先生《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八《岳飞第三次北伐》，页128。）当然，此处尚不能确证岳飞之《捷奏》和《申省状》是用金字牌传递。如果因此还无法说明金字牌递传递状况的话，那么，到了绍兴十年宋金战争最为激烈阶段之金字牌传递便足以说明问题。如绍兴十年（1140）岳飞第四次北伐时，朝廷发下御前金字牌文书甚多。按临安距开封二千二百里，距洛阳二千五百里，（注：《乾道临安志》卷二《去两京地里》，宋元方志丛刊本，页3222。）若用金字牌递，应须四五天或六七天，而朝廷金字牌和岳飞之急奏传递，单程多在十天左右或更长时间。就连绍兴十一年发往鄂州之金字牌，也是用了十天传递时间。（注：参见王曾瑜：《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页517、529等处，及《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九《岳飞第四次北伐》。）

战场之形势总是瞬息万变，一般来说，决策中心和前线通讯周期愈长，对战争指挥愈不利。新的决策制定后，待传达到前线，则形势已发生变化，原定决策亦就失去效用。宋廷对岳飞军前指挥之效果亦多是如此。如绍兴十年七月初，宋高宗曾发一份手诏，要岳飞“措置”“蔡、颍”完毕，即行班师。（注：《鄂国金佗稡编》卷二《高宗手诏》，页33。）不知岳家军于闰六月二十五日已克复郑州，手诏发出之同时，又收复西京洛阳。此诏递到岳飞手中时，当已是郾城大捷之后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朝廷与岳飞军前诏奏往来之违滞，促成了岳飞之战功。由于北伐时朝廷发给岳飞之诏令，多是限制进兵或令班师，递到愈早，对岳飞掣肘愈多。尽管岳飞有时并不奉诏，但多少也会对作战情绪有不利影响。诏书传递之速减慢，正好给了岳飞发挥主观能动性之余地，而岳飞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积极指挥作战，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而不是被动待命。但历史有时又像是在捉弄人，当岳飞前军进抵朱仙镇，准备进军开封时，一天之内却有“十二道班师诏”递到岳飞手中，使岳飞哀叹“十年之力，废于一旦”，被迫班师。

关于岳飞日奉十二道班师诏之说，最早见于《三朝北盟会编》所引《岳侯传》，其中载：“时侯屯军于颍昌府、陈、蔡、汝州、西京、永安，前不能进，后不能退。忽一日诏书十二道，令班师赴阙奏事，令诸路军马并回师。”（注：《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七，页1494。）并未言及“金牌”或“金字牌”。《宋史·岳飞传》载：“（秦）桧知飞志锐不可回，乃先请张俊、杨沂中等归，而后言飞孤军不可久留，乞令班师。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飞愤惋泣下，东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废于一旦。’飞班师，民遮马恸哭。”《鄂国金佗稡编》之《经进鄂王行实编年》中亦有岳飞“一日而奉金书字牌者十有二”之说。（注：《鄂国金佗稡编》卷八《行实编年》卷之五，页568。）由此知岳飞所奉十二道班师诏即是十二道由金字牌递传下之班师诏书。考岳飞绍兴十年七月所上《赴行在札子》中“臣于七月二十七日取顺昌府，由淮南路，恭依累降御笔处分，前赴行在奏事”之言，（注：《鄂国金佗稡编》卷一二《赴行在札子》，页872。）知岳飞确实曾奉金字牌递御笔诏书而班师，只是收到“十二道”之多让人疑惑不解。

《三朝北盟会编》中之《岳侯传》，是今日所知岳飞日奉十二道班师诏说之最早出处，但检核《三朝北盟会编》之不同版本，则发现此说不尽一致。今日较为通行之光绪四年（1878）江苏如皋袁祖安活字排印本与光绪三十四年河北清苑许涵度刻本，均作“忽一日诏书十二道”，但稍早之吴氏（吴兰修）守经堂抄本（注：中山大学图书馆古籍部有藏。）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则作“忽一日诏书十三道”。尽管《经进鄂王行实编年》与《宋史》均作“十二道”，似乎“十二道”应更可信些，却亦无法完全否定“十三道”之可能性。但“十二道”与“十三道”孰是孰非并非问题之关键，关键是一日收到这么多金字牌，是否具有真实性。

考宋人之记载，一日收到多道金字牌递文书并非绝无仅有，而朝廷一日发下多道金字牌更不稀见。如前揭李曾伯《辞免资政》，即有“照对臣闰六月二十一日，准递到御前金字牌八面，内侍省皮匣御宝实封降下尚书省札子”之言。理宗时高斯得讽刺宰相史嵩之之《要君》诗则有“天王虽圣明，勉徇非得已。御前金字牌，一日数十置”（注：高斯得：《耻堂存稿》卷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02。）之句。由此可知，无论是岳飞一日收到十二道（或十三道）金字牌诏书，还是宋高宗一日发出十二道（或十三道）金字牌诏书，都是有可能的，我们无法否定其真实性。当然，宋高宗之十二道（或十三道）金字牌亦未必是同一日发下，亦不一定是每一时辰发出一道。

那么，宋高宗既要岳飞班师，以最高权威之御笔手诏，一道即可，为何需要发下十几道呢？因史载之缺乏，我们无法窥其具体动机，但可以推知高宗令岳飞班师决心之大是无以复加的。但即便如此，考虑岳飞有可能抗旨不遵，亦不至于发上十几道，其中必有隐情。如果考虑此前朝廷与岳飞军前之金字牌递多有迟滞之事实，或可略作揣度，大概是宋高宗对当时邮传实在没有信心，为达到必令岳飞班师之目的，而担心邮传违滞，故不惜连发十几道金字牌，以防止万一。但这十几道金字牌，若是同一日发出，则不免太具戏剧性。若如此，十几道金字牌虽未必是按纸上规定时日递达，却都未有太多违滞。假如能再耽误三至五日，岳家军打下开封，亦未可知。因当时金字牌递快慢无常，非同一日发出，而同一日到达，亦有其可能。

朝廷与岳飞军前诏奏往来之实例，充分表明此时之最高威权在保障文书传递之速度上，已大打折扣。为改善文书传递，特别是紧急文书传递状况，南宋政府曾千方百计来遏止邮传中存在之种种弊端。除严格赏罚、屡申禁令、加强统辖外，还采取了许多特殊措施。如令铺兵结保连坐、（注：《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一之八至九载：绍兴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诏令“铺兵三人结为一保”，“单甲姓名结罪申提举”，页7504。）摆铺每三铺就选派使臣一员等，（注：《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一之一九载：隆兴三年三月二十九日，令“诸州军于添差使臣内，每三铺选一员专一部辖稽查催促”，页7509。）但这一系列措施仍是收效甚微。至孝宗时，文书之违限、盗拆现象更为盛行。“诸处文字及承朝省发下递角，多为沿路盗拆，不知其数。”“留滞及藏匿不至去处，弊端不一。”（注：《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一之二三，页7511。）乾道四年（1068），兵部侍郎王炎言：“邮传之乖违，无甚于近时。”（注：《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一之二〇，页7510。）

大概是金字牌递在各传递等级中效果相对好些，为防止紧急文字与寻常文字在传递中相混淆，乾道三年，宋廷又在金字牌之外创制黑漆白粉牌和雌黄青字牌，作为特别传递标志性檄牌。前者由朝廷发给沿边州军统制司，“专一申奏军期切紧，寻常不许辄用”，（注：《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一之二〇，页7510。）只是速度降为三百五十里；（注：《永乐大典》卷一四五七五，页6451，《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一之二〇亦有相同记载：“日行三百五十里到行在”，页7510。）后者专发朝廷降付诸处要急文字，“以备给发，候到却将牌实时缴回，若住滞时刻，使臣、铺兵并重作施行”。（注：《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一之二〇，页7510。）为了保障递铺有充足铺兵，后来又采取对铺兵刺臂等措施，进一步防止铺兵逃跑及冒领衣粮。（注：《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一之三二载：淳熙十三年二月四日，臣僚言：“乞仿范仲淹措置陕西民兵刺手之法，凡铺兵并与刺臂，稍大其字，明著某州某县斥堠铺兵某人。凡逃在他州他县者，并不得招收。遇支衣粮，除番次留铺传送递角外，其当请者验臂支给，冒请逃窜之弊可以革绝。”，页7516。）尽管如此，仍是未能解决问题。乾道八年十月，兵部侍郎黄均言：“递角稽违之弊，盖莫甚于今日。荆南都统制司所发御前文字，犹达空函。”（注：《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一之二四，页7512。）

淳熙二年（1175），尚书省又仿效雌黄青字牌置紧急文字牌。（注：《朝野杂记》乙集卷九《时事二·金字牌》，页650。）绍熙四年（1194），枢密院又始用黑漆红字牌，上镌“枢密院军期急速文字牌”，速度则进一步降为日行三百里。（注：《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一之三四，页7517。）但无论怎样仿效金字牌，及降低速度要求，只要递铺之弊不革，一切都无济于事，最后连金字牌递亦难维持其权威和速度了。宁宗嘉泰三年（1203）八月，浙西提刑曾栗言：“置邮传令[命]，古人重之，今之递铺，反为虚设。衣粮不时支，缺员不时补，甚至屋宇破坏，不芘风雨，衣食窘迫，私役之[于]人。遂使僻州远县有号令而不知，文书往来虽遗失而不问。”（注：《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一之三五，页7517。）

理宗时，金字牌等文书传递仍是经常延误。如端平间（1234—1236）监察御史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有云：“御前金牌向者半月到川，今则往往几月而不至夔门。密院雌黄牌向者两旬至蜀，今则往往三月而不达诸郡。”（注：《历代名臣奏议》卷一〇〇《经国》，页1365。）理宗宝祐至开庆时，蒙古军从四川、大理、湖北三面向南宋发动攻势。在此生死存亡之关头，南宋曾采取一些紧急措施，来保障前线与朝廷间的情报传递。如西南一面，即命李曾伯出任荆湖南路安抚大使兼广南制置大使，筹措广西防务。今存之《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五至卷九收录了李曾伯此间所上一百四十余道奏章（贴黄除外），不惟言及其到达广西后对邮传整顿情况，亦多言明理宗圣旨发出与到达静江府（治今广西桂林）之时日。其中朝廷发下文书虽未明言为金字牌文书，但多数文书均是由“阁长”（中等内侍别称）发出之“圣旨”、“御笔”，或枢密院札子、尚书省札子，应属金字牌类文书无疑。据李曾伯奏称，其到达静江府后，整顿了自静江府经潭州至临安一线邮传，设置了军递（应是摆铺）。按静江府至临安府约三千三百里，（注：此据《元丰九域志》所载诸州府间里程推算。）依摆铺传递速度，应需十日左右，金字牌递则应为七日左右。从宝庆六年至七年（1258—1259）实际传递情况来看，虽有十一日到达者，但多数都是十三日至十六日到达，而二十余日到达甚至严重稽滞者，亦不乏其例。如李曾伯宝庆六年四月底的《回宣谕奏》云：“臣四月二十八日承阁长邓（刚）【克】中四月十四日恭奉圣旨宣谕，以臣二月间发过奏状除已彻闻外，犹有四奏未达。令臣根刷。臣自二月六日到静江，至三月三日，凡共发八递，并是一样牌角发入军铺，独有十一日一递乞改邕守者，却幸无差迭。前后凡七递，中途俱为转入省铺，至此稽误。”（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六《回宣谕奏》，页17。）鉴于这种状况，李曾伯曾于该年下半年再对邮传进行整顿，并称静江府与朝廷间文书十日半即可到达，（注：《可斋杂稿》，页48—51。）但情况仍未有明显好转。直到开庆元年（1260），朝廷使用了庚递（即以最能代表皇帝威信的庚牌附递文书），才陆续有文书十日左右递到静江府。（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九《回宣谕奏》，页2—6；《回庚递宣谕奏》，页6—8、9—13、13—16。）但好景不长，随着蒙古军队侵入湖南，经潭州至临安之邮传路线被切断，广西与朝廷间之文书，改取广东入江浙传发。（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九《回庚递宣谕奏》，页52—54。按：以上通过李曾伯奏议考察理宗时朝廷与广西文书传递状况，受到黄宽重先生《军情搜集与传递——以〈可斋杂稿〉所见宋、蒙广西战役为例》（国际宋史研讨会提交论文，昆明，2008.7）一文启发，谨此声明并致谢。）具体情况不得而知。南宋最后十余年之文书传递状况虽无明载，但因局势倾危，定是不堪设想。

五、结语

作为宋代最高文书传递等级之金字牌递，虽是直接因开边扩土之军事需要而产生，却又与北宋后期政局变动密切关联，甚或可以说是北宋后期政治的一个缩影，并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时中央政治之变化特征。金字牌递之设置背景及其传递之文书性质，不仅可以进一步印证神宗朝皇权与相权关系变化之事实，而且揭示出权力变化背后之机制。从中可以看出，通过对文书拟定、颁降之操纵与掌控，来实现最高权力意志，是北宋后期以来皇权提升之核心手段，而这一做法之出现，反映出北宋后期及南宋政治与北宋中期以前之显著不同。

从文书传递本身而言，金字牌递是凭借最高威权保证传递速度，进而最大限度地实现权力之表达，促成政治和军事绩效。这一传递等级曾在相当长时期内发挥出重要作用，维持着宋朝中央与地方及军事前沿间重要信息之沟通。但在政治腐败之大环境下，最高威权实际上常常变得无可奈何，难以保障其理想中之速度和绩效，有时不得不依靠数量之叠加来维持。岳飞日奉“十二道金牌”之故事，正是发生于这一背景下。南宋时金字牌递及整个文书传递状况，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之政治面貌。

原载《汉学研究》第27卷第2期，2009年6月

关于宋朝地方赦书的传达——以出迎和宣读为中心

久保田和男

一般认为，宋代是文治主义中央集权体制完成的时代。关于中央集权，以往从官制方面和军制的侧面进行过一定的研究。然而，对于基层社会的命令信息的传达问题，研究的还不多。虽然已有以网络为题目的论文集出版，（注：宋代史研究会编：《宋代社会のネットワーク》，东京：汲古书院，1998。）但所收均是以商业与士人为中心的论文，与信息传达问题相涉不多。说到信息传达，多数人会想到印刷技术。但唐代中后期出现，宋代得以普及的雕版印刷术，（注：关于印刷技术的发明，可参照宿白：《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在官文书的信息传达中，对中央集权和地方行政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呢？（注：关于朱子学的普及和印刷技术发展的关系，参照清水茂：《印刷术の普及と宋代の学问》，载《东方学会创立50周年纪念东方学论集》，东方学会，1997；小岛毅：《思想传达媒体としての書物》，载《宋代社会のネットワーク》，东京：汲古书院，1998。）对这个问题的解答还不太明确。以往讨论国家与社会整合程度的论著，亦尚未论及信息传达及其效率问题。

基于以上的问题意识，本文试图围绕“赦书”这一传达到庶民的命令文书之传递问题，探明宋代信息传达系统的特征。

和其他朝代相比，宋代是赦书出现比较频繁的时代。（注：譬如，范镇的《上仁宗论不可数赦》云：“臣闻古人有言曰：一岁再赦，好人喑哑。此言赦之惠奸，而无益于治道，不可数者也。属者京师及畿辅岁一赦，而去岁再赦，今岁三赦，京师兵士又再得赐钱。姑息之政，无此甚者。”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一〇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页1074，这年（至和二年）有三次赦。）每逢三年一次的南郊祭祀仪式之际，都会颁布大赦。同样，在明堂、立储、立后、祥瑞等多种名目之下，也会颁行大赦。根据沈家本的统计，这种大赦每两年一次，徽宗即位那一年，一年竟然有5次大赦。（注：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二）》，北京：中华书局，1985，页628。）宋代的赦出现如此之多，究其原因，一种说法认为：宋代政权是建立在对五代酷政的批判之上，开国之初就确立了“德治”的方针。另外，遭受内忧外患之苦的宋朝，为了得到人民的支持，频繁颁行赦书。（注：范立舟、蒋启俊：《两宋赦免制度新探》，载《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页102。）例如，太宗在帝位继承上受到质疑，这样的皇帝一般希望通过对外战争的成功来提高自己的威信，消解人们对自己的怀疑。然而，他没能实现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愿望，而以败北告终。因此，他开始转向文治，以秉持“文德”的“圣天子”的形象出现。笔者以前在检讨宋太宗停止田猎的政策时，曾经得出这样的结论。（注：久保田和男：《宋代の畋獵について》，载《古代东アジアの社会と文化》，东京：汲古书院，2007。）赦的频繁发布也是基于诸如此类的政治文化背景来考虑的。

赦宥本是对犯罪者予以赦免、减刑的制度。宋代赦宥的内容还包括免除未纳的税钱，缓和劳役的负担，这些都使得犯罪者以外的普通百姓也能切实感受到皇帝的恩惠。再者，缘于募兵制，宋代优待禁军军人，这可以防止治安的恶化。在赦宥之际，也有着巨额钱物的恩赐。赏赐少数民族、赐予僧道度牒、将赤贫的百姓编入军籍的社会政策，以及下令取缔胥吏对于庶民的剥削，诸如此类，救济百姓生活的赦宥进行得相当周到。（注：郭东旭：《宋朝法律史论》，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页380。）

的确，赦是皇帝“德治”的体现。例如，在首都开封，正月十六日，皇帝亲自在宫城正门前露面，立起“与民同乐”的招牌出席上元观灯的仪式。那时候，皇帝像“演出”一样处理几个已判决囚犯的赦免裁决事务。《东京梦华录》表现的就是这种情况。（注：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台北：世界书局，1963，页180。）在地方，百姓则不能直接感受到皇帝的亲临。一般认为，赦文的传达与施行所起到的效果，就是让地方百姓意识到平常所看不到的皇帝与国家的存在。

正如以上所述，赦宥不仅仅是给予犯罪者的宥免，也可以说是对统治下的广大人民的政治行为。换而言之，以皇帝为中心的统治机构也因而显示“德性”，这一重要的政治行为使人民信服其统治的合理性。本文通过探讨“赦”这种政治行为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传达到地方基层社会，以探讨宋朝政治之一端。

1.赦书的传达

（1）从中央到地方官司的传达

赦书是作为诏敕从中央发出，传达到各个地方，因此需要大量的复本。宋初，是由刑部按照原本抄写、复制。从天圣二年（1024）起，抄写开始被印刷代替。《续资治通鉴长编》（简称《长编》）天圣二年十月辛巳条载：

诏自今赦书令刑部模印颁行。时判部燕肃言，旧制，集书吏分录，字多舛误。四方覆奏，或致稽违。因请镂版宣布。或曰：“版本一误，则误益甚矣。”王曾曰：“勿使一字有误可也。”遂著于法。

（原注）王子融云：寇莱公尝议模印赦书以颁四方，众不可而止。其后四方覆奏赦书字误。王沂公始用寇议，令刑部锁宿雕字人模印宣布。因之日官亦乞模印历日。旧制，岁募书写费三百千，今模印，止三十千。或曰：“一本误，则千百本误矣。”沂公曰：“不令一字有误可也。”自尔遂著于令。子融称议初出于莱公。不知何据。今但取正史、实录稍增益之。（注：李焘：《长编》卷一〇二，北京：中华书局，1992，页2368。）

以前在赦书发布之时，将“书吏”集中起来进行书写，出现的错误较多，引起地方的质问。为了避免这种弊端，制定了印刷发布制度。根据《长编》的原注，召集书写人的费用每年高达300缗，相对于30缗的印刷费用，减少到了十分之一，这个比例与书籍的印刷相当。（注：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2，页167。）然而，在这项制度进行改革之际，王曾指出：问题不在于费用，而在于可以避开由于抄错发生刑罚减免处理的迟滞。对于百姓来说，赦是最能令其切身感受到国家权力的事情，迟滞和谬误都关系到国家的体面。

赦书由尚书刑部印刷，传达到地方。《庆元条法事类》（简称《条法事类》）载：

（驿令）诸赦降入马递，日行五佰里。（注：阙名：《条法事类》卷一六，《文书门·赦降》，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页229。）

换言之，由都进奏院下发到马递铺，再递送到全国相应的地区。附带说一下，马递的速度一般是日行300里，常程文书步递是日行200里。（注：曹家齐：《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页112。）

可是，刑部用木板印刷复写的赦书，通过马递可以送达哪个级别的地方官司呢？换而言之，复印数（印刷数）应该根据应传达到的地方官司的数目来估算。最初提出这个问题进行思考的是宋祁（998—1061），《贺南郊礼毕表》云：

臣某言：今月日，马递到敕书一道，以南郊礼毕，大赦天下。臣当时集本州官吏军民宣读，并下管内诸县、寨，施行讫者。……（注：宋祁：《景文集》卷三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以下简称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986，第1088册，页314。）

这个赦书是南郊之际的大赦。

参考北宋宣和年间的地方行政区划，有19路38府234州51军4监1203县。（注：李昌宪：《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页223。）县级之上的官府合计346个。除此以外，还要考虑向提点刑狱等其他路级长官散发，如此就应该复写350份以上。这个数字，如果靠动员更多的书写人，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抄写完成的，但基于印刷的效率化，却是可以做到的。

（2）从州到县、镇、寨

宋祁在州中“宣读”赦文之后，立刻“下”达其直接管辖的县、寨。所谓“下”，是怎样一个手续呢？

首先，将这个南郊赦书颁布“天下”。可是从另一面来说，也有只适应某一地方的曲赦、德音。同时，也有针对军人和僧道等一部分人的特殊恩惠。因此，在传达时，也能看到特别是像下面这样的规定：

诸被受赦降，应誊报而不誊报者，徒贰年。即不应誊报而誊报，若脱误有害者，各减叁等。（注：《条法事类》卷一六《文书门·赦降》，页229。）

这种“誊报”工作是在地方官府里进行的。首先，自上级官衙门，领取赦降。地方官如何来“誊”来“报”，则要按照赦书的适用范围等来判定。“誊”，是抄写的工作。总之，可以这样解释，《贺南郊礼毕表》的前引部分是由州来“誊”，然后“报”（传达）到其所管辖的县、寨。关于复写工作期间的规定，一般认为，普通的制敕在《条法事类》（注：《条法事类》卷一六《文书门·程限》，页237。）里可以看到，赦书也是按照这个规定来进行。

（3）赦书的“出迎”

黄震：《逐婺源注疏人出界榜》载：

当职昨日出迎诏书，见文昌桥上帖婺源庙注疏印榜。此必有师巫庙祝之徒来此，骗胁吾民。……（注：黄震：《黄氏日抄》（四库全书本）卷七八，《逐婺源注疏人出界榜》，第708册，页808。）

这是知抚州黄震发布的榜文，他在迎接诏书之时，发现张贴有宗教的宣传文字，遂宣布予以取缔。文昌桥，位于抚州东门外，（注：谢旻等：《江西通志》（四库全书本）卷三四，第514册，页185。）黄震就是在州城的城门外迎接诏书的传达。

从接下来的史料也可以推测，迎接敕书对地方官来说是重要的职责。

八月二日，刘法罢熙河兰湟路经略安抚使；转运使许天启降两官，差遣依旧；通判刘师民降两官冲替。以颁大乐，至熙州，法不出迎，继而安顿州学。法、天启、师民始同来州学看，故并坐之。（注：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八之一九，北京：中华书局，1957，页3917。）

崇宁四年（1105），对于《大晟乐》的颁布，疏怠“出迎”的地方官们，受到了严厉的惩罚。特别是这个大乐的颁布，是徽宗政府特有的显示权威的政策的一环。如果疏怠“出迎”礼仪的话，权威的演出就无法完成。因此要给予严厉的惩罚。囿于管见，没有见到知州“出迎”赦书的直接史料，不过，关于知县以下的史料可以查到。

时又有徐端益，字彦思，婺州人也。为宿州虹县武尉。（张）邦昌赦书至邑。邑令以下迎拜、宣读，如常仪。端益不屈膝而走。（注：王明清：《挥麈录三录》卷二《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4册，页3780。）

对于张邦昌伪楚政府发出的赦书，在宿州虹县像“常仪”一样受到迎拜和“宣读”，不过，县尉没有跟着那样做。为此，南宋政府后来把他作为表彰的对象。这一起事件在《宋史》（注：脱脱：《宋史》卷三七七《向子諲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页11642。）也有记载，不过，在那里被写作“常式”。所谓这种“常仪”、“常式”，已成为宋朝的制度。因此，县明显要对赦书进行“迎拜宣读”。也可以认为州也先于此进行。

《条法事类》也规定：

诸赦降，计程，过叁日未到者，牒比州，即时誊写，委官校勘毕，报州。得报准赦降行。（注：《条法事类》卷一六《文书门·赦降》，页229。）

如果赦文超过预定日期三日不到，请与“比州”（邻近的州）联系，马上复写送达。这里所说的赦书就是那个实施的规定。从这个规定可以看出，在赦书到达之前要向州预告。（注：根据舩田善之：《元代命令文书の开读について》，载《东洋史研究》63—64，2005，在元代的王言传递中，在文书到达州之前必定会有预告。一般认为，宋代恐怕也有那样的制度，不过，根据现存史料还不能确认。再者，从州向县联络，由《条法事类》卷一六《文书门·赦降》：“诸州被受赦降，先报属县镇停决。（递限依赦降法。）”页229所说可以看到相关的规定。也就是说，规定州在领取赦书之前，先把赦书传达到县、镇收领，停止“决”（刑罚的执行）。）因此，各州的知事是能够得知赦书到达的。

关于“出迎”和“宣读”的关系并不是很明白；不过，通过王觌的上奏：

凡州郡赦书初到之日，集官吏军民而宣读焉。圣恩深厚，孰不咨嗟。四夷传闻，当亦感泣。（注：《长编》卷三七九，元祐元年6月甲午条，页9207。）

可知至少要在“出迎”之日进行“宣读”之事。

（4）关于赦书的“宣读”

其次，以“宣读”为切入点，试图从普通百姓信息传递的功能这个侧面进一步去考察。

苏颂的上奏：

臣某言：伏奉四月二日制书，可大赦天下，常赦不原者咸除赦之。臣即时集本州官吏军民宣读告谕，施行讫者。……（注：苏颂：《苏魏公文集》（四库全书本）卷四五《谢英宗皇帝即位大赦》，第1092册，页484。）

再如，曾巩的上奏云：

今日初七日，递到赦书一道，以十一月二十七日南郊礼毕，大赦天下者。臣已集军府官、吏、将校、军、民等，宣读讫。……（注：曾巩：《元丰类稿》（四部丛刊初编本）卷二七《贺熙宁十年南郊礼毕大赦表》，台北：商务印书馆，1965，页195。）

二者均是大赦回礼的上表文的起首。这都表明，身为知州的作者，在大赦到达之后，聚集州的官吏、军人、民众，“宣读”赦文。所谓“宣读”，就是向到会者朗朗地宣读赦文。

“宣读”所要动员的对象，主要包括官僚、吏人、将校、士兵、民众。不过，另有史料表明，僧人、道士也在其中。（注：王禹偁：《小畜集》（四部丛刊初编本）卷二二《贺南郊大赦表》，页151。）这就像本文起首说到的那样，宋代的赦书并不是仅仅赦免罪犯，与各个阶层有关的德政事迹都会被写入。

又，《哲宗正史职官志》云：

诸州府置知州事一人，州、军、监亦如之。掌总领郡务，宣布诏条，以教化导民善，而以刑罚纠其奸慝。……凡法令条制，先详意义注于籍而行下所属。有赦宥，则率官吏宣读，而班告于治境，举行祀典。（注：《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七之一二，页3424。）

赦宥之时，带领官吏“宣读”，而且在州的范围内“班告”（周知），举行仪式，这将被作为知州的统治行为之一特别记载。

我们来看看可以确认场合的具体政治状况的史料。《三朝北盟会编》建炎元年五月十七日条载：

金人陷落河中府，知军府事郝仲连被杀。

十七日丙午，天章阁待制知同州唐重上书：“臣于今月十七日恭捧初一日皇帝登宝位赦书，望阙宣读，人人感慨流涕。当国步多艰之际，忽闻诏音，以定神器，宗庙社稷不欠祭祀，四海生灵不忘旧戴，诚千万世之幸。累日祗诵，绎词旨。（注：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〇四，建炎元年五月十七日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页763。）

这是在邻州（河中府）被金攻占、知府被杀的紧急状态下，知同州呈进的上奏。待新皇帝（高宗）即位，赦书在“人人”面前得以“宣读”。据说，对于这个礼仪，“人人”“感慨流涕”，再次确认要与重建的宋朝政府相联合。这个史料表明，在紧急状态下，平时这样的“宣读”礼仪，对地方人士来说，也是确认中央政府存在的机会。可以认为，这一礼仪发挥着呼吁地方社会、表明宋朝中央政府存在的巨大作用。

可是，根据这个史料，“人人”在危机中听到来自中央政府的信息的“宣读”，“感慨流涕”。由此可见，“人人”可以听见赦文的“宣读”。问题是，赦书是文言文，仅仅根据语音来理解，能够理解到何种程度呢？在此，试着用其他史料来检讨“宣读”在传递信息方面的效果。

《吴江县申乞准赦放秋苗议状》里说：

某伏见圣主初临宝位，思布惠泽于天下。故赦文内将应干积欠，并行蠲放，以至去年秋苗，亦行放免。宣赦之日，百姓闻之，皆稽首感忭。欢颂之声，如出一口。寻已翻黄张挂，及行下乡村，晓示人户。（注：程倶：《北山集》（四库全书本）卷三五《吴江县申乞准赦放秋苗议状》，第1030册，页342。）

这则宝贵的史料，描写了县在接收即位大赦时的情况。据说，因为赦书有免除至今未纳税等事，听着“宣读”的“百姓”，非常喜悦地一起发出感叹之声。可以说，这个言论就是以百姓们听得懂为前提的。（注：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〇八载：“又如孝弟忠信，人伦日用间事，播为乐章，使人歌之，仿《周礼》读法，遍示乡村里落，亦可代今粉壁所书条禁。”所论述的理想就是，儒教的人伦德目人人吟咏，村村普及，可能取代在粉壁上大字书写“条禁”，来稳定乡村的秩序，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2683。这是建议在南宋地方乡村平民能阅读文言文的前提下普及礼仪制度，至少朱熹本人那样认为。作为信息传递手段的宣读，在考察其有效性时，可以成为参考的史料。）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九年九月辛卯条载：

秦凤等路提点刑狱公事宋万年遗川陕宣抚副使胡世将书言：“昨颁降新复河南诏书，张中孚等初不曾拜，却将金国诏书宣读。百姓见诏书上有本朝庙讳御名，皆不忍闻。”（注：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二，绍兴九年九月辛卯条，北京：中华书局，1988，页2120。）

对于金国诏书中的宋朝庙讳、御名，“百姓”都不忍闻。这种情况好像是在先看到金国的诏书，确认了宋朝的国讳之后，再听赦书的“宣读”。可以这样认为，在诏书公布之后，会以民众容易接受的方法来进行“宣读”。

元符元年的诏云“自今宣赦书、德音，轮小两省官一员。往宣读处，指摘句读”。（注：《长编》卷五〇四，元符元年十二月乙亥条，页12003。）在“宣读”之际是这样来处理，派遣要员前去指导句读，以保正确。也就是说，中央政府担心句读的错谬导致命令信息被误传。因此，通过“宣读”，知道赦书内容的人估计会很多。更确切地说，“宣读”仪式上聚集的人们，必定想听见赦书的内容，其中说不定会涉及和自己有关的条款。

如上所述，中央刑部印刷的赦书通过马递到达州。知州“出迎”赦书，在人们面前举行“宣读”仪式。抄本被发送到各县、镇、寨等，知县“出迎”，很显然也要在人们面前“宣读”。可以说，“出迎、宣读”这种礼仪承载着让地方民众确认中央政府存在的政治功能。赦这一政治行为本身，是为了国家综合给民众“皇帝的恩惠”的“表演”。赦所进行的事宜，在地方州县城中可以看到被转化为以声音传达的统治行为，就是“出迎”、“宣读”。

即便“宣读”礼仪是州县等地方城市的居民参加的仪式。乡村人口在当时仍是压倒性的多数。那么，又是怎样向他们进行传达的呢？下一节我们来进行讨论。

2.揭示乡村赦书内容的传达

如前所述，宋朝在中央印制赦书，发送到各州，再从那里抄送到县。前面讨论的《北山集》所载，在县“宣读”之后再做处理，“寻已翻黄张挂，及行下乡村，晓示人户”。本节拟阐明用这个“翻黄张挂”的省略形式来表明的文书事务，以明确赦书内容如何从县通知到乡村人户。

（1）关于“翻黄”

《朝野类要》对于“翻黄”说明道：

监司、州郡备录赦文，而行下所部也。自庆元末，诸县亦降黄赦，盖从臣寮请也。（注：赵升：《朝野类要》卷四，北京：中华书局，2007，页84。）

可见，监司和州府将赦文行下其管辖的范围。实际做怎样的处理，还不明确。《条法事类》的具体说明：

诸被受赦降，应誊报者，誊讫，当职官校读。仍具颁降被受月日，行下民间通知者，所属监司印给，牓要会处，仍每季检举。其赦书、德音，州以黄纸，印给县镇寨乡村晓示。非外界所宜闻，而在缘边者，并密行下。（注：《条法事类》卷一六《文书门·赦降》，页229。）

“誊”是在接收赦书的政府机关进行，这是复写工作的相关规定。赦降应该通知到“民间”，有监司“印给”，在要会处“牓”。州采用“黄纸”来“印给”赦书、德音，发送给县、镇、寨、乡村。监司和州并置，在州县的渠道以外，似乎也可经由监司这个传达渠道，不过，其间的关系不太明白。

“印给”这个工作稍不易懂。譬如，元祐八年诏：“皇弟诸郡王国公出就外学，各赐九经及孟子、荀、扬各一部。令国子监印给。”（注：《长编》卷四八二，元祐八年三月庚子条，页11472。）有印刷供给使用的意思。另一方面，《州县提纲》载有“受苗每名数足，随即印钞，面还人户。毋致出仓。其钞于本厅印给，亦勿令吏收钞自给。”（注：阙名：《州县提纲》（《学津讨原》）卷四《当厅给钞》，台北：艺文印书馆，1965，页6—7。）这个史料中的“印给”的意思，应是所说的纳税证明书（钞）盖上印面交到人户手里。“印给”这个复合词，好像有两个意思。

在与赦书相关的史料上所见的印给是什么意思呢？可以想象，大量的份数有必要“晓示”（通知）到包括乡村在内的“民间”。因此我认为，所谓“印给”，是关于印刷复制赦书、提供信息的一连串工作。譬如，《作邑自箴》有“小作印板，印给耆长。毎村三两道”。（注：李原弼：《作邑自箴》（四部丛刊续编本）卷八《税至中限，便出此牓》，台北：商务印书馆，1966，页42原注。）印板是印刷时候用的木板。县里在向乡村耆长散发榜文之际，要进行印刷事宜，《作邑自箴》用此来进行劝诫。一般认为，与“赦书”同样的行政文书在公布之时，印刷的可能性也较高。作为旁证，以下举出一些实例。

到南宋时期，建议地方官衙将印刷技术应用于民间信息传递的史料很多。譬如，孝宗时，特别准许抚养因饥荒被遗弃的孩子。知颍昌府叶梦得办理事务手续的方法，包含“下州县镂版谕民通知”。（注：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一《历代户口丁中赋役》，京都：中文出版社1978影印本，页116。）朱熹在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之时，提议将江浙地方出借稻种进行救济的饥荒对策，“镂版晓谕人户通知”。（注：朱熹：《朱文公文集》（四部丛刊初编本）卷二一，《乞给借稻种状》，页324。再者，据说朱熹积极地利用印刷技术来普及自己的思想（小岛毅：《思想传达媒体としての書物》，清水茂：《印刷术の普及と宋代の学问》）。即使行政官员建议印刷命令传达的也很多。）方腊之乱被镇压之后，吃菜事魔的信徒并没有消失，南宋政府悬赏重金来鼓励告发信徒，还印刷榜文，让平民周知。（注：《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一二，绍兴十二年七月十三日条，页6551。）同时，建议印刷受刑信徒的姓名及刑罚名称，并在乡村榜示，以示儆戒。（注：张守：《毗陵集》卷七《措置魔贼札子》，四库全书本，第1127册，页742。）

如上所述，地方政府使用雕版技术进行日常性的宣传和行政信息传达。因此，本节起首的《条法事类》可以解释为，采用黄纸印刷以供向民间传达。所谓“翻黄”这一省略形的措辞表明，即是用“黄纸”复印。接下来，讨论关于告示的场所。

（2）所谓“张挂”

杨时上奏文的一节：

自崇宁迄于宣和，宽恤之诏，岁一举之。宣之通衢，而人不听。挂之墙壁，而人不睹。（注：杨时：《龟山集》卷一《上渊圣皇帝》，四库全书本，第1125册，页107。）

由此可见，“宽恤之诏”在“宣读”之后，张挂在“墙壁”上。

北宋完成的《作邑自箴》：“通知条法，大字楷书，牓要闹处，晓告民庶。乡村粉壁，如法誊写。”（注：《作邑自箴》卷一《处事》，页5。）《作邑自箴》这样的手册是面向新上任的知县这类官僚，阅读对象是最基层的父母官。其中规定，在乡村传达“条法”，要楷书“大字”在热闹处张榜公示，在乡村也要按榜文誊写于壁上，让民众知晓。这就与《五代会要》中五代后唐时期的规定相同。（注：王溥：《五代会要·诸使杂录》卷二四，载：“（长兴）二年五月敕……兼敕到后，但是州府，并于铺驿及显要处粉壁，具录敕命晓谕。常令申举，永使闻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页391。）被称为公告牌的乡村“粉壁”（注：关于粉壁，请参照高柯立：《宋代粉壁考述——以官府诏令的传布为中心》，载《文史》2004年第1期。）是信息传递的媒介。同时，为了在乡村普及礼仪知识，朱熹推荐利用“粉壁”。（注：《朱子语类》卷八四：“今若将孝弟忠信等事撰一文字，或半岁或三月一次，或于城市，或于乡村，聚民而读之，就为解说，令其通晓。及所在立粉壁书写，亦须有益。”页2177。）所谓“粉壁”，就是把印刷赦文的黄纸内容公示在“墙壁”之上。

《条法事类》载：

诸乡村巡检、县尉，每月遍诣巡捕（原注略），于要会处，置粉壁，州给印历，付保正副掌之。巡尉所至就粉壁，及取历，亲书到彼月日、职位、姓名、书字，仍与本身历对行抄转。（原注略）主管官逐季点检，若有职事，合赴县禀议，除程限两日回任。（注：《条法事类》卷七《职制门·巡尉出巡》，页92。）

据说，粉壁是被置于“要会所”。前揭《条法事类》所谓“要会所”，（注：《条法事类》卷一六《文书门·赦降》，页229。）是监司印给赦文，放“榜”的场所。因此，可以认为，在“粉壁”上公示赦文是为了让乡村周知。

根据《条法事类》，每个乡村都有“粉壁”。上级政府机关（监司、州）在“粉壁”上公示，准备数十份也不够。依靠印刷技术，一下子就可以印出数千份，这为众人周知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注：根据宮纪子：《モンゴル时代の出版文化》，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6，页15，因为比金属活字的磨损严重，木版印刷的份数，只能达到三千份。）

可是，通过公示，赦文得到有效的传达了吗？据《张公行状》载：

初，秦桧久擅政柄，以严刑峻法钳天下之口。太上皇帝慨然总览，尽去苛刻之政。自尔诏令之下，无非宽恤民力。公建意以颁降重复，官吏奉行不虔，恐民庶不能通知。乃令有司看详，取其切于利民者，得八十余事，止标大意及降旨月日，其间繁文一切削去。奏乞镂版宣布中外，仍令州县揭诸粉壁。于是，天下晓然皆知吾君之德意矣。（注：张纲：《华阳集》（四库全书本）卷四〇《张公行状》，第1131册，页250。）

秦桧死后，高宗政权欲将严苛的政治重新回归宽容。可是，在张纲看来，很多命令重复发布而“民庶不能通知”的状况普遍存在。同时，也有前后矛盾之处。为此，归结八十余条要点“镂版宣示”。从这个资料可以看出，通过“粉壁”的公示，高宗的“德意”在民间得以周知。

杨时上奏：

……自崇宁迄于宣和，宽恤之诏，岁一举之。宣之通衢，而人不听。挂之墙壁，而人不睹。以其文具，而实不至故也。陛下嗣守神器，尤宜慎始。诏令如此，是亦文具而已。后虽有德意，人谁信之。（注：杨时：《龟山集》（四库全书本）卷一，《上渊圣皇帝》，第1125册，页107。）

这是上书钦宗皇帝的奏文。首先表明“宣读”是在州的通衢上进行。可是，徽宗时代人们不听“宣读”，也不看“粉壁”公示的诏敕。就是，政府的命令成为一纸具文而没有实效性。这篇上奏文的后半段云：

崇宁以来，令有朝下而夕改者。故宽恤之诏，季一举之，徒挂墙壁而已，而民不信。今陛下即位之初，一言而臣下禀令，四海观听，尤不可不谨，不宜复蹈前辙也。

杨时指出，徽宗时代的政治文化存在朝令夕改的问题，这就失掉了政治在人们心中的信用。据说，由于人们的不信任，诏书的传达也就“徒挂墙壁”。可以说，杨时写这个上奏文的前提，是基于人们能读懂公示的文章。信息发布者认为，能够通过印刷品让人们周知，从此，我们可以想到宋代平民的识字的水平比较高。（注：参见包伟民：《中国9到13世纪社会识字率提高的几个问题》，载《传统国家与社会960—1279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南宋的王十朋给上司的私信：

伏睹主上（按指高宗）躬断以来，宽恤之诏，下无虚日。然而，实惠未孚于民者，盖由守令不能奉行之弊。昔人谓徒挂墙壁，今则初未尝挂。凡遇诏下，事有便于民，而不便于吏者，或宣毕而遂匿，或略挂而遽收。故上虽有良法美意，下不得而知者多矣。……（注：王十朋：《梅溪王先生文集·后集》（四部丛刊初编本）卷二五《与邵提刑》，页445。）

由这个资料可以看到的问题，是有的赦书“美意”没能很好地传达给民众。但是，相对于杨时把中央的政治文化作为原因，王十朋则将原因归之于基层的“吏”的行为不端。本来，在“宣读”结束之后，要“挂”在粉壁上让民众周知。以往所谓的“徒挂墙壁”，只是诏敕在墙壁上公示而不被奉行的问题。不过，这个上奏所谴责的行为，是吏人将诏书隐匿不予公示，或稍一公示马上撤去。据说，正因为如此，政府的善政也无法使底层的人周知。可以认为，长时间的公示是能够周知的前提。

譬如，大观二年正月一日的赦书：

有司，曾以输纳钞旁出卖，收钱以充学用。史（吏）缘为奸，增损抑配。今学用既足，事涉苛细，可行寝罢。（注：《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五之一，页5408。）

再如，乾道三年南郊赦书：

州县差役，自有条法指挥。往往当职官吏不躬亲检照簿籍户口物力高下，致轮差不均。有力者夤缘幸免，下户复致频并，互有纠论，更不究实。枝蔓追呼，淹延不决。公吏恣行诛求，诚可怜悯。仰诸路州县，今后须管依实定差，毋令不当，引惹词诉。仍令常平司常切检察，如有违戾去处，将当职官吏按劾以闻。（注：《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五之九五，页6204。）

像下画线部分所表示的那样，这些赦书体察到吏人的行为不正，及民户之苦，明令减轻民户负担。而吏人在民户彻底周知之前，就将墙上的内容撤去，确实有这种可能性。

从以上可以看出，即使使用最新印刷技术、制定严密的规定，官僚机构末端的现场人的斟酌是影响民众周知赦书所表达的皇帝政府的“德意”的主要因素。

关于元朝的命令文书传达，舩田先生探讨了“迎拜、开读”。（注：参见舩田善之：《元代命令文书の开读について》。）这个文章主要的资料都是有关赦敕的，可以比较宋代赦书传递。在此将舩田论文的论点归结如下：

①元朝时期，王言（圣旨）是通过使臣送达州里。

②州政府的有关人员在城门外迎接（迎拜），启封宣读（开读）。

③王言到达的消息一日前被传达到州。

④这个制度是沿袭了金朝的制度。

⑤通过眼前的这个礼仪，地方民众确认了自己是天朝的臣民。

⑥废弃的旧的命令文件，被中央回收，放在首都大都保管。

这个内容和本文所述宋朝赦文的“迎接”、“宣读”有的部分很相似，有的不同。试着关注不同的部分，其明显的差别有：a传达方法。宋朝的情况是用马递来传达。递送的是铺兵。（注：曹家齐：《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页111。）元朝传递赦书的情况是，使臣当面交给长吏，属吏开读。（注：关于使臣问题的专门讨论，参见舩田善之：《元代命令文书の开读使臣について》，载《东方学》111，2007。）b宋朝的赦文在“迎接”、“宣读”之时，不仅有政府相关人员，而且民众、僧道、军队也有参加。舩田论文指出了“开读”和民众的关系，不过，没有出示具体的史料。可以推定，这个礼仪是在州城门外的“人民的日常空间”进行。另一方面，根据两宋之交的若干资料，本文明确认为，宋朝的赦文“宣读”是确认地方与中央政府连带关系的类似于“国民意识”的行为。

再者，唐朝的赦文，不是通过驿马来传达，而是由作为“长行专使”的宦官来传达。（注：中村裕一：《隋唐王言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3，页215—216。）也就是说，元朝的命令文件同样是通过特别使者传达到地方的。唐制、金制和元制的这个连续性应受到关注。

一方面，宋制和唐制对于印刷等技术等的利用发生了变化，形成了在刑部印制赦书，自都进奏院通过驿马（马递）传达到各州的制度。这一唐宋间的变革，给人们的印象是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体制更加进步。但是，通过正文的考察，笔者有如下的一些思考。

赦书，特别是大赦，是与宋朝统治下的大多数人都有关系的信息传达。大赦一般是数年颁布一次。一般认为，对政府来说，这恐怕是最大规模的信息传达行为。赦书的内容能否被好好地传达，似乎也可看做对国家行政能力的测试。譬如，杨时指出，由于徽宗时期一再的朝令夕改，在城市“宣读”、在乡村“粉壁”公示的政府意志得不到信任；同时表明，粉壁所公示的赦书内容不能被好好贯彻，或者是，地方政治被公吏垄断，粉壁上公示的赦书也被很快撤下，中央政府的意志不能落实的状况也经常出现。信息传达制度的精密化，也与政治信息未能向民众有效传达紧密相关。据此来看，中央政府的权威和权力是弱化了。因此，对于信息传达的精密化与集权化的强化直接关联这样的命题，简单地否定和肯定都是不确切的。

梁建国　译

晚宋军情搜集与传递——以《可斋杂稿》所见宋、蒙广西战役为例

黄宽重

一、前言

信息的传递，是人类社会活动不可或缺的要事，对个人、社会、政治都带来或大或小的影响。从个人的人际关系与对外在的联系，商业活动中的商情变化，政治活动中政令的上情下达，乃至外交、军事的推动与执行，均须倚赖信息的取得、判断与处理，方能作成决策而后执行。无论是掌握、处理、发布，乃至阻断信息，也需要仰赖一套传递制度，以建立利于信息流通的管道、流程与运作机制。

不过，关于信息传递的议题，过去却少有整体性的探讨。以宋代研究而言，以往个别的研究，如朱传誉之于宋代邸报、曹家齐之于漕运、赵效宣之于递铺、陶晋生之于宋、辽的雄州及日本学者对入华僧人的研究等，都曾由不同的角度触及信息流通及传递管道的议题，但尚限于对制度性或个别问题的讨论。近年以来，在北京大学邓小南的倡议下，有关信息传递议题的讨论，逐渐走向信息的来源、管道的构成和流通方式等，较具整体性与动态性的观察。同时，此议题也受到学界广泛重视，不仅有论文性的专书出版，（注：邓小南主编：《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重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亦举办专题性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注：2008年8月中国宋史研究会在昆明举办的“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中，有“宋代文书传递与信息沟通”的专题论坛，是目前对此议题最具代表性的研讨会。）显见信息传递已成为宋史学界重视的议题。

本文所利用的主要材料，是南宋末曾领导广西抗蒙的统帅李曾伯所撰著的《可斋杂稿》一书。李曾伯在理宗宝祐五年（1257）闰四月奉命调兵屯驻邕、宜间，以扼诸蛮之路。十一月五日，以荆湖南路安抚大使兼节制广南；十二月一日，改任为广南制置大使兼知静江府，（注：不著撰人：《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页43下。）直到景定元年（1260）七月方卸任北调。《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五到卷九部分，记录了从宝祐五年闰四月二十六日至景定元年三月近三年间，李曾伯在任内向理宗奏报的奏札。

前辈学者陈智超教授曾利用该文集《续稿后》卷五到卷九，撰写《一二五八年前后宋、蒙、陈三朝间的关系》一文，探讨宋、蒙与越南三边关系。该文不仅还原了这场重要但世人了解不足的宋、蒙战役实况，更修正了学界若干观点，是一篇高原创性的学术佳作。（注：陈智超：《一二五八年前后宋、蒙、陈三朝间的关系》，收入邓广铭、程应镠编《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页410—452。）李天鸣教授在《宋元战史》一书中，也利用此资料，阐述蒙古在晚宋对广西的攻掠。（注：李天鸣：《宋元战史》，台北：食货出版社，1988，第一册，页697—711；第二册，页762—770。）陈、李两文的侧重点虽异，但对《可斋杂稿》的利用，均着眼于战争与外交。笔者往昔的研究，虽也曾对李曾伯《可斋杂稿》一书的内容与价值有所关注，但受限于研究议题，除偶有引用，并比勘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与四库底本外，尚未充分利用《可斋杂稿》进行专题研究。

从信息传递的角度看，《可斋杂稿》一书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可斋杂稿》中《续稿后》卷五到卷九的内容，除了涉及宋与蒙古、安南三国之间的关系变化与战事发展外，更是现存宋代史料中最丰富、最完整的军情资料。文集中，完整保留宋、蒙广西战役期间，在杭州的宋理宗与在桂州的李曾伯二人，借书信往返，讨论情报搜集、战事发展等重要问题。透过这份史料，我们可以看到晚宋皇帝与前线指挥官之间讯息传递与沟通、情报的搜集与处理，以及决策形成的过程：包括兵粮供应、宋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筑城与关隘维修，乃至人员调动、人事布局、军力部署，特别是宋廷面对蒙古三边作战时感受的压力、人心浮动等的真实情况，是研究晚宋政局与军情的最佳史料之一。

在李曾伯出任湖南路安抚大使及广南制置大使这段期间，蒙古兵有二次入侵广西。第一次是从宝祐六年（1258）八月，蒙古骑兵由特磨道出发，入宋境，攻破老鼠隘，过武缘，逼近邕州东门及昆仑关之后，拥兵回云南，这是一次试探性的攻击战。第二次则是于开庆元年（1259）八月，由横山寨渡来宾江，抵静江府（桂林）城下。十月初，自小路入湖南。在近三年间，宋、蒙发生战争的时间不出六个月，而且规模不大，（注：《一二五八年前后宋、蒙、陈三朝间的关系》，页422—436。）但宋、蒙广西战役的情势，却和以往宋与金、蒙在四川、荆鄂、两淮等主战场，大不相同——蒙古这次除从四川、湖北、两淮正面攻宋外，更推动宋人称之为“斡腹之谋”的策略，从淳祐四年（1244）起犯大理，攻越南，谋从右翼突破宋西南防线，向长江腹心之地推进，结合四川、湖北战场，对宋形成三面夹击的态势，这一来，便让久无边患的广西地区，陷入新的紧张局势之中。

此一新战局的出现，对已疲于应付自淮北来敌的宋廷而言，更是雪上加霜。西南地区的民族与环境，比久处战务的北方更为复杂。广西地理环境特殊，丘陵发达，河流甚密，峰峦起伏，关隘重重，对外通道繁多，防守不易，而五岭南麓的气候，多雨闷热，被视为瘴疠之地，加上米粮不足，官兵难以戍守驻防，边防空虚。

更特别的是民族复杂。广西境内、外有无数少数民族所组成的溪洞，以及为数众多如自杞、特磨道、罗殿国等半自治羁縻区，加上大理和安南二个表面上奉宋正朔，实质独立的王朝，民族与属性各自不同。这些不同的势力，长期与宋维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虽然自宋仁宗平侬智高之后，宋廷也曾以恩威并济的方式，羁縻少数民族，但执行上成效不大。（注：黄宽重：《北宋晚期对广西的经略——以程节、程邻父子为中心的讨论》，柯蓝、谷岚、李国强主编：《法国汉学》，北京：中华书局，2007，第12辑，页210。）宋室南渡以后，宋廷更积极团结少数民族，但金、蒙对宋造成的压力，更甚于辽、夏。宋廷全力巩固北方边防，犹有不足，对西南地区实难有效统合经略，只能透过羁縻、绥抚的政策，消极地避免事端发生，难以发挥积极成效。（注：曾冠雄：《从化外到门户——论政权南移与广西的发展》，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6，页142—144。）

广西既骤然成为蒙古为进犯的目标，宋廷只得采取紧急措施，以因应这一新的情势。李曾伯曾担任知静江府，对广西情况有相当的掌握，又曾先后担任四川、荆湖的防御重责，也曾与蒙古作战、收复襄阳，对蒙古相当了解，加上长期领兵，对战略布置、兵将控御经验老练，因此宋廷先任命他为湖南安抚大使，随即授命节制广西，企图将湖南与广西的军事防御连成一气，以利于巩固西南边防。同时，为了提升前线将领在战略应变上的灵活性，宋廷也恢复了南宋初期在江淮一带建置的镇抚使，任命曾任知寿春府的著名淮将刘雄飞，为广南西路融宜钦镇抚使，并知邕州，镇守极边，让他拥有较一般将领更大的权力。（注：刘雄飞曾于淳祐六年（1246）知寿春府，见《宋史》卷四三《理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7，页834。镇抚使之设置及权限，见黄宽重：《宋廷对民间自卫武力的利用与控制》，《南宋地方武力——地方军与民间自卫武力的探讨》，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2，页187—188。）

蒙古由大理攻广西的斡腹之谋，对宋廷是一大考验，对理宗和李曾伯的压力更大。在仓促备战的情况下，在临安的理宗需借由使者的传递，掌握前线讯息并作出指示，将中央旨意传达到前线，并要求贯彻执行；而如何掌握敌情与政情，向皇帝通报，争取资源并获得指示以遂行使命，则是李曾伯的重要任务。在近三年的备战期间，坐镇在桂林的李曾伯，其所涉及的内外事务繁杂，从战备部署、探报、人员兵粮调度，以及大理、安南与蒙古的关系、地方与羁縻州舆情的掌握，情报的搜集、分析与汇报、战况进度，乃至战后的善后检讨等，都要巨细靡遗地向理宗报告。这些林林总总的讯息，都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五至卷九中呈现，也构成这份资料最珍贵之处。

《可斋杂稿·续稿后》既是理宗与李曾伯通信的记录，文中所记人、事、时、地、物等资料，有相当程度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不过，记录者李曾伯是前线最高军政长官，涉及自身利害有关事务，不免有主观、隐瞒，乃至夸大之处，但晚宋史料相当零散，广西战役又非当时宋廷唯一要事，相关记录稀少，对李曾伯所述是否正确，难以查证，因此本文在讨论中，对李曾伯所述文字有可印证处，做必要查证外，均依其陈述，不深究其可靠与否。

由于《可斋杂稿》内容丰富，涉及方面又多，实难于一篇文章中作完整的探讨，因此本文将处理焦点，集中在宝祐五年到景定元年，蒙古由大理、安南侵宋期间，宋廷如何透过对安南、大理、羁縻溪洞三方面搜集情报，了解蒙古由西南边境发动攻宋的过程，以及宋廷的因应之道，并讨论军情传递的管道、时间，军事情报搜集的管道、人物、重要内容的分析及政策取舍等问题。

二、信息传递的时地问题

宋廷对信息传递一向重视，也建立了一套严谨的制度，（注：曹家齐：《宋代文书传递制度述论》，见邓小南编《政绩考察与信息传递——以宋代为重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页341—377。）尤其在战事紧急的晚宋，朝廷对各地战情的掌握与传递管道的通畅与否，更为在意。如宝祐五年八月庚戌，理宗在诏令中，“申严诸路、州、县羁留敕书、奉行不谨及递兵违慢之弊”。（注：《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页39上。）十一月丁卯，又提出“边烽未靖，恐邮递稽迟，不可不申严之”，（注：《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页43上。）可见理宗对迅速掌握前线战情的速度与成效，非常重视。

宝祐五年十一月五日，李曾伯受命出任湖南安抚大使兼节制广南军务，此时他尚在潭州。十二月二日，李曾伯获命兼任广南制置大使，移司静江府，次年二月六日抵达静江。此后均在静江府执行任务，因而有关广西战役，最重要的信息传递据点，是在临安的理宗与在静江府的李曾伯，其次是潭州与临安之间。李曾伯既负责广西战务，便需要与境内各防御重地维持密切的联系，而广西诸州中，则尤以邕州最为重要，资料也最明确。在李曾伯向理宗奏报的一百四十二份奏札中，除十九份外，均自静江府发出，因此本文分析与讨论的重点，以临安与静江府之间所传递的信息为主，其次则是潭州与临安及邕州与静江府之间。

据李曾伯在奏札中所言，临安至潭州最快需时八天，一般则为十天左右；（注：李曾伯：《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五《回宣谕手奏》，页5下—6下；《回宣谕兼节制奏》页11下。）若以潭州至静江需四天为计，则从临安到静江，透过军递需要十二三天。（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五《同洪漕乞修潭州城奏》，页9。）但是，由李曾伯奏札所见，在李曾伯赴任之初，临安与潭州、静江等地信息往来传递的时间，理宗的圣旨有二次从临安传送至潭州，需时十三天，信息自临安传送到静江，也时常超出十二三日的时程，有四次是十五天，（注：分别为宝祐六年四月三日临安发，十八日晚至静江府；四月二十一日临安发，五月六日到静江府；四月十四日临安发，二十八日至静江府；六月一日临安发，十六日至静江府。《可斋杂稿·续稿后》卷六《回奏宣谕安南事》，页9下；《回宣谕奏》，页17上；《回奏两次宣谕》，页19；《回奏宣谕》，页38上。）三次为十六天，（注：分别为宝祐六年正月十六日临安发，二月二日至静江府；三月六日临安发，二十二日至静江府；四月二十三日临安发，五月九日至静江府。《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五《戊午回宣谕不必候再辞回降启行》，页25下—26上；《条具广南备御事宜奏》，页47；卷六《回奏宣谕》，页22下。）有三次十七天。（注：分别为宝祐六年正月二十一日临安发，二月六日至静江府；三月二十七日临安发，四月十四日至静江府；三月二十七日临安发，四月十六日至静江府。《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五《至静江回宣谕》，页26下；卷六《回宣谕奏》，页1上；《回奏宣谕》，页6下。）由静江发出，传递至临安的信息，则由于数据不足，无法说明，但显然不如朝廷发下顺利。如在宝祐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李曾伯自静江府送出奏状，向理宗报告关于安南受敌的后续处理情况，如此重要的军情，理宗竟迟至到四月十四日才由尚书省的省札中获知；（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六《回宣谕奏》，页4上。）二月间，甚至有四封奏状未送达临安，更显示静江与临安之间的信息传递，时有延误，甚至遗失的现象。

理宗对前线情报“连递迟滞”，认为“关系非小”，指示李曾伯“契勘究治”。（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六《回奏两次宣谕》，页19下。）针对理宗连番询问，李曾伯调查之后，向理宗说明：“臣自二月六日到静江，至三月三日，凡共发八递，并是一样牌角，发入军铺，独有十一日一递，乞改邕守者，却幸无差迭。前后凡七递，中途俱为转入省铺，致此稽误。臣久已差人根刷。”（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六《回宣谕奏》，页17。）由于李曾伯受命出任广西置制使时，尚未赴任，未与原经略使印应飞交接职务，以致递兵延误，甚至误将原应透过军递铺传送的奏状，纳入一般省铺，影响传递时效。李曾伯承诺将惩处递兵，并加以改进。（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六《回奏宣谕》，页9上；《可斋杂稿·续稿后》卷六《回宣谕奏》，页17。）

不过，李曾伯赴任之后，信息传递仍有延迟情况。理宗要求李曾伯查明，李曾伯在答复中指出，潭州到静江府需时四天半，但湖南递兵并非他职权管辖所及，难以有效改善从潭州到临安传递延误的情况。为了加速传递，李曾伯依理宗指示，在广西境内增加六个军铺，也希望朝廷督促湖南、江西改善，“庶无稽迟”，（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六《回奏宣谕》，页39下—40上。）“臣继当一月磨一次时刻，违甚者重寘施行矣”，湖南也在随后增置军铺，（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六，页44下—45上。）相信此后信息从静江到潭州仅需三天半，潭州传送到临安，也仅需七天；若无雨水阻碍，则从临安到静江，全程只需要十二天即可。（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六，页49。）然而，从宝祐六年十一月到开庆元年三月间可见的传递记录中，最快的一次是八天，（注：宝祐六年十一月三日临安发，十一日到静江。《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七，页60上。）其次为十一天，（注：宝祐六年八月六日临安发，十七日到静江府。《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七，页13上。）其余均在十二天或以上，甚至有到十六天的记录，（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八，页24上—28上。）显示即使前线与中央的信息传递，仍有不能按时送达的情况，但这期间可能与战事稍缓，或理宗关切的事转移有关，并未见理宗要求改进传递的指示。开庆元年五月以后，蒙古对西南沿边加强布署，战况趋紧，重启理宗对信息传递速度的关注。针对递兵延宕的问题，李曾伯再次“行下本司所管铺兵，遵照期限走传”，（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九《回宣谕奏》，页5上。）传递时程因此又加快为十天。（注：开庆元年五月二十八日自临安发，六月八日至静江府。《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九《回庚递宣谕奏》，页25下。开庆元年七月十六日自临安发，二十六日至静江府。《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九《奏边事已动》，页41上。）

但是，在蒙古第二次侵入广西后，临安与静江府之间信息传递便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蒙古军于开庆元年八月八日进犯横山寨，九月二十二日，蒙军突至静江城下，径犯南门圃子。此后，两军便在静江僵持二十多日。静江府既被围，对外联络中断，与临安联系的邮递道路亦告梗塞。李曾伯分别于九月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九日，及十月四日、六日，五次令递兵从间道出发，试图向枢密院呈报战况，均无法如愿，反在十月七日，接获递兵由清湘小路传来理宗九月二十六日圣旨，指示曾伯不宜闭城自守，应派兵遏其锋，以免蒙兵透出内地。（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九《回庚递宣谕奏》，页48。）这道圣旨避开为蒙军所占领正路，改由清湘小路，在十一天内即抵达静江，可见宋廷很快掌握到蒙古进犯静江府的消息，急于与李曾伯联系，以了解战况，并作出指示。

李曾伯于十月八日回奏，并令递兵五人从小路走传，虽经半月抵达全州，但路途中，敌骑充斥，递兵遭蒙军杀害，仅有一人脱身传回庚牌。静江到湖南的邮递既受阻，李曾伯担心广西军情无法传抵临安，便于十月二十二日再派官兵唐胜等五人，改道广东，度梅岭，出江浙，以向朝廷递送奏状。（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九《奏边事》，页50上。）十一月三日，有湖南递兵自间道传来十月二日理宗遣王仲珪所传的圣旨，这份圣旨在战乱中历经险阻，耗时一个月才辗转送达李曾伯手中。（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九《回庚递宣谕奏》，页53上。）邮递不通，让身在静江的李曾伯，既无法与理宗联系，也无从得知蒙古兵在湖南活动的消息，更担心他在开庆元年十二月三日，派遣陈伶向朝廷呈送的自劾状，也未能上达中央。（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九《申省乞将男新命收回等事》，《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九，页63上。）此后，理宗乃至宋廷对李曾伯的指示资料均未见于记录。

信息传递的迟速，反映着中央与地方、指挥中心与前线间的信息流通，信息传递的频繁度，则与前线情势的缓急关系密切。关于这点，陈智超教授曾对《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五到卷九，宝祐五年闰四月二十八日到景定元年三月间，李曾伯的一百四十二份奏章的时间进行整理与考订，在日期可考的一百二十六份中，除了宝祐五年七、八、九三个月无奏报资料外，每个月或多或少均有奏报（参见下页图）。（注：《一二五八年前后宋、蒙、陈三朝间的关系》，附表1《李曾伯申奏》，页439—445。）自宝祐六年八月到十二月的五个月间，李曾伯共上奏四十二次，平均每月在八次以上，这是通信最频繁的时期，也是宋理宗和李曾伯最积极讨论边防布置、人事调动及蒙古进犯战况，乃至战后整备报告的时期，显示联系紧密度与前线实务的关系密切。

除了临安的理宗与静江府李曾伯之间，需要随时保持联系，以掌握情势发展外，驻防在邕州的刘雄飞，更是宋廷直接面对蒙古的前线指挥官。邕州与大理、安南的距离，较静江更近，是南宋向西南少数民族买马的重要榷场，亦是宋廷执行縻政策、搜集情报的核心地区，身为前线指挥官的刘雄飞，需要随时将搜集到的讯息，透过静江的李曾伯上传朝廷，因此此一联络管道与传递时程亦相当重要。不过，来自刘雄飞的信息，不像理宗所传圣旨，有明确的发送与抵达时间，只能借李曾伯的奏札来理解。根据李曾伯向理宗的奏报，由邕州到静江的传递时间，一般需要四天，（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七《奏边报及乞兵》，页64上。）但从数据上看，五天尚属正常时程，（注：宝祐六年十月二十七日自邕州发，十一月二日到静江；十月二十五日自邕州发，三十日到静江，《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七，页52下。十月十三日自邕州发，十八日到静江，《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七，页46上。）五天以上的传递则已属迟滞，见于李曾伯的记录中，如宝祐六年四月二十日，李曾伯在奏札中曾提到，知邕州云拱于四月十一日由邕州发的奏状，竟至十九日才到静江，前后耗时八天，延误理由不详，或许是抄写有误，但也可能是战争爆发，因而导致信息传递受阻。（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六《回奏宣谕安南事》，页9下。）

蒙古第一次对广西发动攻击时，邕州与静江府间的联系，受到相当大的影响。兀良合台所率蒙军，于宝祐六年九月十三日入宋境，在田州、横山一带与宋军对峙。十一月十二日，邕州通判赵立在给李曾伯信中已提到邕州情势紧急，而该信到十八日才抵静江，费时六天。在此之前，由于李曾伯一直没有接到邕州的消息，因此在十七日向理宗奏报时，便提到“连日俱未得雄飞札状”，“窃疑邕境哨隔，邮传未通”。（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七《回宣谕奏》，页63下—64上。）二十一日，李曾伯在奏札中说道，十三日蒙古军到邕州东门，十四日邕州方面向静江发信，“以敌犯，道路多梗，狼虎噬人，铺兵艰于传送”，因此寻常传送信息仅需四天，这次却是二十一日才到静江，耗费七天。（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七《奏边报及乞兵》，页64上。）此后十天未有邕州消息，（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七《奏边报乞催调兵》，页65下。）直到二十六日才连得刘雄飞十九、二十日所传的二份公状，得知蒙古已在十八日由武缘撤兵，此次传递时程都在六七天之间。

三、安南蒙情回报系统的建立、搜集与处理

根据《可斋杂稿·续稿后》记载，在宋蒙二次战役中，李曾伯军情搜集的重点，前期以安南政情发展，及蒙古与安南关系为主。蒙古第一次退兵后，随着宋廷积极经营与縻部落的关系，加强对溪洞及蛮部的绥服团结的工作，并关切蒙古与蛮部关系，因此透过蛮部侦察蒙军入侵西南的信息，成为重点。显示宋对蒙古军情的搜集，是随着战情的发展，而将侦察重心由安南转移到大理与羁縻诸蛮。本节着重于宋、蒙广西战争前期，宋廷在安南进行蒙情侦搜系统的建立、蒙情的搜集与处理。

蒙古与安南的关系，及蒙军在当地的活动，一直是宋廷最关注的焦点。安南北部与广西接壤，境土相邻，二国之间既有唇齿相依之势，安南对宋又有依违自立之变化，关系微妙。宝祐三年（1255）蒙古平定大理后，开始与安南的陈朝接触，意图经安南假道，对宋发动“斡腹之谋”。此事不仅出现在安南向宋廷所呈的表奏中，在广右人间，也有“敌欲假道”的传言。（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五《回宣谕令勉谕吕镇抚及七甲兵等事》，页13下。）这种传言对宋而言，自然是一项警讯，而引起宋廷高度关切。宋理宗在宝祐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指示人尚在潭州的李曾伯，选派在湖、广任官的福建人到安南探听消息。（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五《缴印经略遣官往安南奏》，页18下—19上。）李曾伯致书将离任的广西经略使印应飞，依理宗指示派使人赴安南，应飞派出南剑人廖扬孙，“以书币遣之入交”。曾伯亦嘱咐印应飞，一方面要求使者多方密觇情资，一方面利用经常往来于两国之间的“邕钦峒丁商贾”来探查相关消息，（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五，页19。）说明李曾伯在上任之前，不仅注意到蒙古在安南活动的情资，而且是通过多渠道、多面相进行情报搜集的。

蒙古的进犯，对安南造成震撼。十二月七日，蒙古军攻陷安南富令州，连下渭龙州、安定。这次战争的发展过程，在李曾伯综合土官黄炳、李宗城所申，安南阮、陈二位使人的公牒以及宋人王载的供状，向理宗分别作了详细的说明。（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五《回宣谕令勇于戒途》，页16下—17上。）从印应飞送来安南尚书公牒、议事官李一揆提供的资料，（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五《备广西经司报安南事》，页23下—24上。）以及邕州守臣云拱从缉探人钱兴等录到安南太师所供被兵的信息，则指出蒙古于攻占升龙，逼安南国王陈日煚登舟避锋之后，即退回云南。（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五《至静江回宣谕》，页27。）虽然这次侵犯安南的蒙古兵不多，且意在试探，但不管如何，对安南而言，是一次极大的震撼，对尚在赴任途中的李曾伯而言，也意识到强敌来自后门，更当加意情报搜集。

安南于蒙古进犯之后，急遣使人至广西，寻求宋廷支持。李曾伯行经永州途中，从溪洞中得到消息，并向理宗汇报，提到蒙古能顺利攻安南，可能是陈氏纂国后，李氏后人在域外援引蒙古兵所致。此说虽然无法得到印证，却已引起理宗关切，兴起扶植安南陈朝，“以结其心”，与之共抗蒙古的念头，而提出“安南被兵，只得助之”的指示。（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五《辞免新除恩命并开陈五条奏》，页39下。）然而，李曾伯对理宗主动助兵的指示，并不赞同，他认为邕州与安南唇齿相依，救助安南是为了巩固边防，“必待其请乃可，不然，适召疑尔”，（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五，页39上。）建议待其到任后，“委官前去，将以币帛至其国都，觇其虚实”，再决定如何采取行动。（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五《至静江回宣谕》，页27下。）

然而，安南与蒙古的关系，显然超乎宋廷预期。李曾伯从知钦州云拱传来，由安南返回的虞大友和黎明所提供的情报，显示“情亦可疑”。宝祐六年三月初，曾伯根据邕州传来安南求兵援的公牒，及各地传回蒙古常至安南境内，要求安南修路或索取俘虏的消息，判断安南“似乎渐为敌诱”，认为“其所报分路，所请乞师，正以观吾之所答，作为离附之机而已”。（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五《条具广南备御事宜奏》，页45下。）安南既无力抗蒙，如果蒙古军再攻，只有降服一途。基于现实的考虑，曾伯主张与其救助安南或相与夹击，不如积极经理邕、钦、宜、融四个与安南邻近的州城，强固防御能力。（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五《回宣谕印漕免入邕等事奏》，页42。）同时，为了避免启安南疑窦，应以“须听从朝廷指示”回复安南求援的公牒，并建议宋廷差拨兵船戍守钦州，以防蒙古经由海道进寇。（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五《安南求援奏》，页45—46；《条具广南备谕事宜奏》，页53上。）

宝祐六年四月以后，蒙古在安南的活动，更为频繁，蒙古与安南的关系，更为明朗。蒙古退兵后，安南虽不断透过邕州向宋廷报告受兵情况，请求支持，乞借弓、炮工匠。邕州承诺予以救助，并遣送安南使人陈邦彦，押着俘获的李小哥，偕宋使廖扬孙到静江，请朝廷援助。然而，李曾伯所获情报却不同，如彭高提供蒙古侵安南时，“妇女一无所取”，显示蒙古“其志不在小，敌之狡于诱结，忱恐安南渐随其计”。（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六《回宣谕奏》，页4上。）从宜州郑里和邕州李材的探报，也分别指出南丹州和特磨道等诸蛮多已附降，蒙古“兵使所通，非止安南一途”。由于需防备的边境加多，不能“因安南之求援，而只备安南一处”，因此认为对邕州承诺救助安南一事，须慎重处理。

李曾伯为有效掌握蒙古在安南的情资，建议晋用曾在四川云顶山协助他的蜀人杨庆成，以武翼大夫的头衔，携币、帛百匹，到安南处理请援事宜，并要求庆成“自邕往，由钦而回，以历水陆之两道”，进一步确实掌握安南情况。（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六，页4下—5上。）李曾伯综合近两个月内从安南所得各种情报分析，安南无力对付蒙古，“既求援于本朝，又遣礼于彼国”，颇有挟持二端之势，就像春秋时代的郑国，介于晋楚之间，“待于二境，背附惟时是视，不足恃矣”，（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六《回奏宣谕安南事》，页10下—12上。）因此主张宋廷派去安南的使臣，务必要“外示縻之义，中为奸宄之防”。（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六，页10下。）

对此，理宗指示“安南之心，惟当固结，有警则亟遣应援，但须灼见安南之肺腑，果无贰志，则遣援拨无妨”，仍以遣援为先。李曾伯以云拱送到黎必昌、孔方殷、洪天赋三位安南汉人的消息，回复理宗，说安南于二月十六日“遣物于敌，还其二俘”，三月初四，“又送还西尼多羝，侑以金帛，既有七月当令会合之约，又有伪臣初十亲诣图谋之言”。（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六《回奏宣谕安南事》，页12下。）三月二十七日，廖扬孙和陈邦彦回到静江，他们所带回安南表章及《日纪》，指出安南国王陈日煚虽心向宋朝，但权臣专政，动向不明，安南有险可恃，只是欠缺兵备。扬孙并提到，临返宋前，安南的福建士人也向他反映，“若敌寇再至，则望遣兵以援；如奔命来归，则望开关以延”。（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六《回宣谕奏》，页18。）曾伯认为扬孙在安南停留时间短，消息不一定精确，所报蒙古兵数有夸大之嫌，在备蒙为先的急危时刻，“援之固难，纳之尤难，却之则又难”，（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六，页18下。）只有赖强大的兵力才能应付危难，但广西兵力不足，建议朝廷派“水陆万人，命一、二经历之将，杂以峒丁，相为犄角，则敌人必不容轻犯，安南知我足恃，亦自不为敌诬”，才能兼顾救援与防备之效，若只靠言辞敷衍，“实难保交之不为敌诱，敌之不为南侵”。（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六《回奏两次宣谕》，页20上。）五月甲戌，理宗与丞相丁大全曾对此事有所讨论，丁大全表示同意，但派遣数量宜酌减。（注：《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页46下。）

有了增兵的规划后，宋廷对安南向蒙古顺服的态度，改采趋于强硬的政策。宝祐六年五月，理宗指示李曾伯，“交人不必问其向背，但当严我堤防，无事则极其縻，或可使之不专附敌，万一为敌向道，则例以敌待之，殄殱其众”。（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六《回奏宣谕》，页28下。）曾伯将理宗宣谕缄示刘雄飞与知钦州云拱，要求二人表面上“扬声援邻”，实际上“察其情伪”，以使“随机应之矣”，（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六，页43下。）若安南与蒙古结合，“与其坐而待寇，孰若先以制人”，但认为在采取强硬手段前，需要有确切情报，“否则，彼以信义而望我所不可”，并要刘雄飞与云拱“戒之勿泄事机”。（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六《回奏宣谕》，页50上。）不过，到六月丁大全向理宗报告，“粮食未到，所调戍兵未行”，显示朝廷援兵计划无法实现。（注：《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页46下。）出兵安南的计划，只能完全由广西单方面执行。

七月二十四日，杨庆成自安南返抵静江，并转达安南国王陈日煚请宋派兵援助之事。安南所请人数不多，曾伯建议命刘雄飞于屯驻永平寨的精兵中拨遣，以应其请。（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七《条具边事奏》，页1下。）对安南可能附蒙一事，刘雄飞认为应先发制人，理宗同意，雄飞遂谋对安南发动攻击。（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七《回奏宣谕》，页10上。）李曾伯则担心，刘雄飞出兵压制与安南长期有密切关系的黄炳，可能打草惊蛇，使宋廷与安南关系生变，要雄飞“姑容炳过，却要深察情，事果当为，则擒贼擒王，炳特余事”，并抄录理宗所书“忠勇有谋，发之必中”的训示给雄飞。刘雄飞的积极作风，与李曾伯的谨慎持重，形成对比，而此一事态发展，隐然透露理宗在宋廷无法增兵的情况下，想鼓励前线战将刘雄飞，对顺逆无常的安南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七，页15上—16上。）

在理宗鼓励下，刘雄飞的态度更为积极，他在八月十七日给李曾伯的信中就说“敌人往来其国不绝”，“察其异向，便当先发，亦以养虎为患”。曾伯虽支持，但要求他“更加精密，预作规模”。（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七《奏备边及漕司券钱事》，页24上。）其后，李德、黄奎回传探报显示，安南战力不堪一击，因此刘雄飞颇有实现理宗“一发必中”之意；同时，安南欲取回俘虏李小哥公牒等事，也证实安南与蒙古关系转密。对雄飞积极主战，李曾伯认为“情固是其有可疑，力然亦未可轻视”，担心雄飞筹虑未周，从邕州到安南边境，既隔江水，又有十多日的路程，若要发动战争，势必先有足够的兵粮及完善的筹划，否则“后虑亦自尚多，设一着稍差，边患将恐立见”，因此要求雄飞，“更精密报来区处”。（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七《回宣谕团结奏》，页27。）

理宗对李曾伯不能配合刘雄飞袭击安南，深表不满。九月十八日，理宗要求曾伯与刘雄飞，应积极布署，大有一战之意。（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七《回宣谕奏》，页40下—41上。）曾伯向理宗解释，单凭安南与蒙古来往，无法证实安南真为敌用，若贸然出兵安南，“设或彼急而出挟寇之计，则是我速其为假道之图。举而不中，患必致此”，他已透过在安南任官的福建士人陈可久，希望招诱更多人，探听安南边情，若真要开战，关键还是在能否有充裕的兵力。（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七，页40上。）对出兵安南一事，理宗一再肯定刘雄飞积极任事，反而责备李曾伯过于消极。此时的李曾伯只能表面上同意“乘其未周，掩所不备”，对安南出兵，先发制人，但仍试图从各方面说服理宗，不要躁进。（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七，页39上。）他举广西地区幕僚及百姓的意见，说明蒙古进犯的态势与以往不同，目前广西的兵力不足，城池不坚，希望朝廷增兵，以加强防护。（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七《奏为边报》，页42下。曾伯所说“幕府之士、郡邑之民”不免有主观的陈述部分。）以目前“岭表气力，而欲支万里斡腹之寇，不待智者，皆为寒心”，面对安南与蒙古关系改变的事实，只能采取消极防御的策略。（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七《回宣谕奏》，页45下。）此后，更一再借安南使者的表现、琼州海贼陈应龙的观察、自海上打听所得的消息，及知钦州云拱的来信，强调安南正与占城交兵，“此虽于中国无预，然亦足以分人之力，若其相为蚌鹬未已，固我利也”。（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七《奏为边报及安南馈送事》，页47下；《回两次宣谕及缴刘镇抚书》，页60下。）然而，安南使人不提蒙古兵在境内活动的情形，则是“以今年敌兵侵犯，不出安南，而出特磨，则安南之遗赂纳款，此自可觇”，显示安南迫于战力不足，而臣服蒙古，但不是联手攻宋。情势如此，为了保境退敌，“只得用縻之策”，以应付外在的变局。（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七《回两次宣谕及缴刘镇抚书》，页60下。）理宗也由于无法增援兵粮，不再持强硬态度。

自蒙古兵第一次进犯广西后，宋与安南的关系趋于缓和。宝祐六年十一月，蒙古试探性袭击邕州后，自武缘撤离。刘雄飞出兵袭击，传出捷报，安南为了了解宋蒙战况，于十二月遣使臣段士佳到邕州，要求取回蒙古俘虏李小哥及宋所获蒙古俘虏，“盖其欲觇我御敌之实”，曾伯担心久居静江府的李小哥会泄漏军情，建议“且与存留”。为了体恤理宗“隐然结心之意”，建议在“邕州未解俘囚内，遣其一以往”。（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八《回宣谕奏》，页15上。）此后，李曾伯与理宗专注广西境内寨隘、城池修护，加强縻州团结等工作，而退回云南的蒙军亦筹划下一次攻击，相当长的时间不见与安南有关的讯息。直到开庆元年（1259）七月三日，李曾伯在奏报中，虽提到刘雄飞所获安南公牒，有蒙古欲再起兵进犯之报，然而从李曾伯向理宗的奏报显示，宋军在广西地区的情报侦搜方向，已转朝蒙军与西南縻州的关系发展上。（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八《回奏宣谕》，页34上。参见《一二五八年前后宋、蒙、陈三朝间的关系》，页432—433。）

四、大理蒙情的搜集与处理

大理即今之云南，在唐中叶以前是中国版图。宋太祖划江为界，大理乃成独立之国，彼此关系疏淡，但宋在四川、贵州和广西边境多设榷场，透过边境贸易，双方继续维持政治经济与文化上的交流。其中，邕州右江的横山寨为广西榷场之要。（注：黄宽重：《南宋时代邕州的横山寨》，《汉学研究》3卷2期，1985.12，页518—523。）

嘉熙三年（1239）起，南宋四川制置司不断接获蒙古打算由川西吐蕃地区远征大理的情报。（注：李鸣复：《乞严广西之备》，《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三八，明永乐内府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总页4389—4390。）淳祐四年（1244），蒙古军队由川西吐蕃之地直下大理，谋对宋发动“斡腹之谋”。大理军将高禾率兵拒敌于九和，高禾虽战死，蒙军亦被击退，事后南宋遣使吊祭，以谢大理拒蒙之助。淳祐五年以后，蒙古军队加快斡腹之谋，各种探报陆续传入宋廷。淳祐七年，蒙古军舍弃九和熟路，改道青羌，偷击大理，被西莫光诸蕃所阻。次年，蒙古又企图经吐蕃直下大理，四川安抚使余玠遣俞兴率兵阻击，蒙军北撤。（注：以上文字，系参考段玉明的研究成果，见段玉明：《大理国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页67。）

此时由大理入犯四川的蒙古军并非精锐，加以南宋四川防御体系较完善，川西吐蕃地区未被征服，但蒙古对由川西直下大理的各条道路，已了如指掌。淳祐十二年，蒙古由忽必烈为主帅，组成一支数达十万之众的精锐部队，开始对大理进行大规模侵袭。自宝祐元年（1253）八月，蒙军由临洮分三路攻大理。二年七月，宋廷所得到的消息是云南“尚可支吾”。（注：《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页4下。）宝祐三年，兀良合台平定大理，至此“凡二年，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洎乌、白等蛮三十七部。兵威所加，无不欵附”。（注：宋濂等修：《元史》卷一二一《兀良合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页2980。）此后，蒙古即以大理作为“斡腹之谋”的据点，与大理相邻的安南及宋广西地区，相继成为蒙古攻击的对象。

在此情势下，广南制置大使李曾伯掌握敌情的管道，除了安南外，大理成为另一个情报搜集的重点地区。不过，大理与广西之间，要经过复杂的地形和各自盘据的众多半独立的縻州通道既多，少数民族的情况又复杂，若蒙古慢慢经营渗透，对宋在广西的边防也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来源。因此，宋廷在蒙古军发动“斡腹之谋”时，就一直注意蒙古在大理情势的发展和军情动向。

宋廷掌握蒙古军在大理发展的管道，除广西之外，还有四川和湖南地区，播州就是其中一个。宝祐二年，蒙古攻大理时，曾侵犯思、播二州，（注：《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页4下。）引起宋臣注意此地的防御能力，（注：《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页17下。）乃有于施、黔、珍、南平四郡，置一副帅屯兵守险，（注：《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页18上。）及吴渊以万兵备泸、溆、思、播之议。（注：《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页25下。）四年五月，罗氏鬼国遣人至思、播州，报蒙古兵屯大理国，拟取道西南入边的消息，（注：《宋史》卷四四《理宗本纪》，页857。《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页23上。）宋廷遂有令播州以兵助罗鬼，由制司以兵助播州的指示。

先是，宋廷为加强西南边防，于宝祐三年七月任命吕文德知鄂州，并节制鼎、澧、辰、沅、靖五州。（注：吕文德知鄂州，节制鼎、澧、辰、沅、靖五州，见《宋史》卷四四《理宗本纪》，页855。《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页13上。）四年，思、播边防告急，（注：《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页23上。）以黄平有路通靖州，须对黄平作紧急处置，（注：《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页43上。）丞相程元凤议置吕文德于沅、靖；（注：《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页27上。）五年四月，文德知靖州。（注：《宋史》卷四四《理宗本纪》，页860。）五年九月，播州乞兵，（注：《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页40下。）吕文德奉命援播；次年七月，入播州。（注：《宋史》卷四四《理宗本纪》，页862—863。）吕文德是李曾伯以外掌握大理情势的另一将领。李、吕二人关系密切，早在淳祐三年（1243），李曾伯守淮时，对文德十分赏识，曾遣吕文德出兵河南，与周岊捣胶西，各领三千人，对蒙古发动袭击获胜。（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五《回宣谕关阁长二月六日两次圣旨奏》，页37上。）此时二人互有联络，因此本文除直接讨论静江能掌握的大理信息之外，在《可斋杂稿·续稿后》中凡与吕文德有关的大理情势，也一并介绍。

宝祐五年十月，李曾伯奉理宗之命，率兵三千以备广西时，就表示自九月末以来，即有传闻蒙古犯罗氏国及播州。不久，又传来蒙古攻特磨道、安南的警讯，说“敌人积年工夫，破大理、入善阐，降罗鬼，此皆蛮之强大者，皆已入掌握中，才入省地，奚往不可。”（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五《缴印经略来札手奏》，页7下。）而从四川茶马李遇龙的信中，担心“敌径趋黄平，则事势紧急”，建议从四川派兵制其后，湖南在内防护，则“可以缓其入”。（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五，页8下。）显示西南边境情势，另有一紧张之处。宋理宗于十一月末指示，加强于黄平等险要地区置屯。六年一月，宋廷派枢密院编修官吕逢年到四川制置使司，办理关隘屯栅粮馆，相度黄平、思、播诸处险要缓急事宜。（注：《宋史》卷四四《理宗本纪》，页861。《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页44下。）十一月，黄平城成，改名镇远州。（注：《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页49下。）

宋廷派吕文德入播州，即有掌握大理蒙情的用意。宝祐五年十月，吕文德既入播州，除御蒙外，也负有抚循诸蛮的任务。（注：《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页43上。）六年一月初，李曾伯向理宗回奏安南消息，也报告吕文德的近况，“近传（文德）已离播州，往会宁关，地属葛闽，却闻敌兵则已退出乌锁”。（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五《缴印经略书遣官往安南奏》，页19下。）期待理宗透过他转知文德不可扰蛮人一事，表示“即遣专介，一一备示文德”，但长沙到会宁关，路途十分遥远，“自长沙至靖州凡千里，自靖至黄平亦千里，又黄平至播州为程六日，自播至会宁关，未详里数”，没有递铺，“书问须用遣，不能速达”。（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五《缴印经略书安南奏》，页19下—20上。）二月二日曾伯向理宗奏报时，提到大理的情势，也认为文德“其虑颇远”。（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五《戊午回宣谕不必候再辞回降启行》，页26下。）此后，吕文德在播州的活动详情，虽未见记载，但显然成效颇著。次年，宋廷以文德参与筑黄平城及抚辑蛮戎有功，进官三秩。（注：《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页1下。）

宝祐六年二月二日，理宗给曾伯二件圣旨中，一件与大理有关。理宗传下播州人田应寅提出三路攻击大理的意见：“欲得荆蜀思、播共出兵三万”，与广一齐夹击大理，“虽曰欲各取某路而入，其实同取乌蒙一道而南”。（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五《回宣谕关阁长二月六日两次圣旨奏》，页36。）理宗认为：“田应寅所陈可行，以大理敌狡穴，并力驱之，名义甚正。”一方面派遣吕文德入播州，并点视四川隘寨，相度思、播隘要。（注：《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页44。）一方面任命马光祖兼夔路策应使、湖广总领财赋并屯田事，积极布置。（注：《宋史》卷四四《理宗本纪》，页861。）同时，要求曾伯陈述意见。曾伯表示由荆、蜀出兵，即便有三万兵粮，“胜负犹未可逾度”，但“此荆蜀事也，臣不敢妄议”。对理宗要求广西配合“别遣兵一万，戍广西，阳为守备，阴图夹击，若荆、蜀进兵，亦令间道相应”的指示，则直接说“若欲责广中事力，则未易办也”。最主要的原因，其一是从广西的邕州到大理，即使以谢济对本区熟悉的经验，也要六十个日程，一般人对此地的路途生疏，蛮猺又多，不利军旅活动，况且派一万人备二个月的粮饷，需要一万五千石，“兵卒既不可以自赍，夫运则未免于倍给”。其二是四川和广西到大理接境的地方共六千里，很难策划二军会师。曾伯虽表示自己是边吏，一切均听从朝廷指挥。但仍以“越数千里以攻人，兵法所戒，用寡犹可，用众恐难”，期待理宗慎思。（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五《回宣谕关阁长二月六日两次圣旨奏》，页36下—38上。）此后对夹击事，未见理宗有进一步指示，但理宗在三月的圣旨中，透过曾伯拟勉吕文德留意黄平诸处关隘。（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五《回奏宣谕吕镇抚事》，页41上。）四月丁酉，更令“田应己（寅）为思州驻札御前忠胜军副都统制，往播州共筑关隘防御”。（注：《宋史》卷四四《理宗本纪》，页862。田应寅乞屯泸溆、援思播，及宋修筑思播关隘，调兵防播州支径，并差官相度，置黄平之事，亦见《宋季三朝政要》。见不著撰人：《宋季三朝政要》卷二，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台北：大通书局，1989，景印陈氏庆余堂刊本，初编第19册，页17上。）显示宋廷关切播州的防御工事，意在预防或攻击在大理的蒙古军。

宝祐六年五月一日，理宗在圣旨中提到大理的牒报，及朝廷从湖南制置使打听到蒙哥汗所说“止隔重山条水，便是南家”的话，显示蒙古在大理五年，对宋西南窥伺已久，情势相当急迫。（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六《回奏宣谕》，页30下。）六月中旬以来，天气酷热，蒙古战骑多病死，反之，大理葛闽所产的马具耐热的优势，让宋廷重新检视买广马，除了羁縻之外，也有利于地区性的战争。（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六，页44上。）六年八月，曾伯在报告中说，蒙古已修路到都泥江，却也提到探报人吴以忠从特磨道传来大理与诸蛮均遭饥荒，蒙古兵打算出交趾、自杞等地讨粮的消息。（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七《奏节次调军赴邕钦宜融捍御》，页8。）

大理饥荒的消息，再启理宗发动攻击的意图。八月十二日后，曾伯举吴以忠的探报说，蒙古侵犯大理、安南以来，“交趾、大理诸蛮即有逃者”，目前诸蛮表面上虽顺从蒙古，显然出于迫胁，“其心亦非愿附”。（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七《回奏宣谕》，页10下。）这项消息，加上大理等地饥荒的消息，使理宗大为振奋，他于九月一日的圣旨中，表示“大理既旱荒，乘兵不备，可以袭杀。今日之事当寻敌，不当待敌”，要求曾伯与将领刘雄飞、进等筹划对大理发动袭击。曾伯一方面密令刘雄飞遣人入蛮，诱令攻敌，或派兵应接，却也向理宗表示，蒙古欲讨粮出特磨道的各种消息虽然吻合，但发动战争却要慎重。他指出先前宋兵与蒙古在京湖、淮北对峙时，多次以偏师袭击取胜，除参与的人数不多外，更由对地理环境熟悉的北人充任，而且来回路程也只有一二千里。如今广西离大理六十日程，中间又隔着生熟诸蛮，道路阻隔，粮食不继，加上调戍诸兵苦于瘴疠，实无致胜的把握。（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七，页30下—31。）

理宗不满曾伯的消极答复，九月二十七日的圣旨中，要求李曾伯主动结约诸蛮，说：“大理今岁旱荒，幸而雄飞肯任事，天予不取，是自失机。敌出都泥江，非比大理远，诸蛮怨敌，必从王师，俾令结约，以为制胜之本”。（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七《回宣谕奏》，页44。）李曾伯对理宗的指示，提出二点解释，第一：诸蛮附蒙与往年买马失其心有关，二是从蒙古兵入寇田州以来，整整一个月虽未深入，也未退去。因此，先前吴以忠所报旱荒一事，若与蒙人硬忒勒所供蒙古在大理有米有肉相印证，其言难信。刘雄飞虽然勤于任事，虑事却颇欠精密，加上广西兵力不足，“难以支万里斡腹之寇”。（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七，页44—45。）但这样的解释，仍不能说服理宗，他在十月十四日的指示中又说，“因大理旱荒，人疲马倦，生兵不增，可乘此机一大治之”，再度命令曾伯与雄飞、进、朱广用、云拱等将领“相与共图”攻击大理。（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七，页49。）曾伯虽声称“自当布宣睿意，勉励事功”，但仍以俘获的酋首硬忒勒的话强调，大理并无凶荒。（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七，页50上。）经李曾伯多次反复解释，加上自十月以来，淮、蜀相继告急，（注：《宋史》卷四四《理宗本纪》，页863—864。）宋廷无力提供足够的兵力，理宗只得打消攻击大理的念头，转而要求追查大理自有年号一事。曾伯于奏报中指出，在淳祐元年，大理使者何智渊的书称“道隆八年”，后来该国翰学杨渊回给董槐的谢状则称“道隆十一年”，显示大理早有年号；至于自何时立年号、已有几个年号，却无法稽考。不过，自宝祐元年（1253）被蒙古所破后，即不存在年号的问题。（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七《回宣谕奏》，页63。）

宋廷与大理距离遥远，又隔着羁縻诸蛮，对蒙古在其境内的活动实情，无法充分掌握，容易与前线产生认知的落差，影响政策判断。为掌握蒙古兵在大理确实数量，理宗遂要求李曾伯派人赴现地了解。李曾伯指出依《静江府图志》记载，自横山至自杞国要六十八程，自杞须一天到大理。但淳祐元年，谢济从邕州到大理国都，只须六十程，即邕州至特磨道为二十五程，特磨至大理为三十五程，共三千九百二十里。以往因诸蛮隔绝，宋与大理不易通闻问，除了谢济以外，吴以忠和梁材仅到特磨道，无法确知蒙古屯驻大理的数目。以当时的情况而言，只有派最了解蛮情的谢济，前去探听。（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九《回宣谕奏》，页3上—5上；《回奏庚递宣谕》，页8上。）不过，谢济的主要任务是团结羁縻溪洞，掌握蒙古军情（详见下节），大理只是他任务的一部分。开庆元年四月，谢济呈上蛮酋岑邈的公状及探到大理事情，指出蒙古“新秋又欲办粮来窥”。（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九《回奏庚递宣谕》，页17上。）六月十五日，李曾伯奏边事时，相继接到邕、宜、融、钦镇抚司、知钦州云拱及谢济，由探报人黄成、冯龙、唐宗及田进等，从不同地区，送回蒙古在大理及诸蛮活动的消息，说去年侵邕州的七八万兵马，毙死之余大约有三四万人，屯驻在大理的阿毘、善阐、楚魏、建水、阿麻地头，耕畬种麦，及攻打并降服罗殿，拟分兵攻莫大王路；与由利州得到的情报一样，都表示蒙古“决在秋间行兵之说”。（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九《奏边事及催调军马》，页32—33。）说明蒙古已出大理，谋由溪洞进犯广西，唯无法得到确切消息。

就在李曾伯与边将苦于追查蒙古行踪之际，蒙军已在兀良合台率领下，再次由大理出发，经特磨道沿右江而下，攻横山、透宾关，侵迫象州境。开庆元年九月二十二日，兵临静江府城下。这次入侵的蒙古军中，有不少诸蛮，显示蒙古在这个地区经营已久，远非南宋朝廷在仓促间对诸蛮所进行的安抚可比。这也显示在广西内外辽阔的羁縻溪洞，更是宋掌握蒙古活动情报的重要地区。

五、羁縻州蒙情的搜集及处理

在大理与宋之间，有一个区域辽阔的少数民族分布带，其中与湖北、四川相邻的少数民族，在宋末吴昌裔的奏疏中有相当详细的介绍。（注：吴昌裔：《论湖北、蜀西具备奏》，《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三九，页26—28上，总页4403。）在广西与宋相邻的少数民族建立的半独立国家，有自杞、罗殿、特磨道、谢蕃、罗孔及安化蛮、南丹蛮等众多羁縻部落。这些少数民族在宋与大理之间，形成两国边界上的缓冲地带，其关系的变化则视二者力量的强弱而疏密。（注：段玉明：《大理国史》，页293—312。）这些少数民族，不论是境内的溪洞，或境外的羁縻州、半独立国家，均对南宋西南边境的安危有重要影响。因此，宋廷历朝所推动团结溪洞及借买马的手段羁縻这些少数民族，主要在巩固边防，并借以打探大理、安南情势的发展。（注：黄宽重：《南宋时代邕州的横山寨》，页529—530。）淳祐十二年，知福州李鸣复在《乞严为广西之备》奏文中，即指出蒙古抽兵二十万入云南“自曲纳族节节透入……已至渭节村、风节村，十八族均已投拜。若得此蛮，长驱而往，则大理危矣，岂可不警。”（注：李鸣复：《乞严广西之备》，《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三九，页25，总页4389。）其后吴昌裔也指出，从广西经略司据岑邈及谢济呈报所见，“蒙古已破大小云南，云南与广西为邻，则广西事体直可寒心”。（注：吴昌裔：《论湖北、蜀西具备奏》，《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三九，页26上，总页4403。）

因此，当蒙古军攻大理，并欲由安南侵犯宋西南边境时，掌握这些少数民族的动向，以及透过他们打探蒙古动向，便显得非常重要。宝祐五年正月，李曾伯在湖南安抚大使兼知潭州兼节制广南所上《御边五事》的奏文中，就指出“边防所急，间谍为先”，广西与淮、蜀的最大差异在“为蛮徭所隔，种类不一、语言不通，一介欲前，寸步有碍。稽之前椟，类以为难。前者数年以来，屡下邕、宜诸郡，选差体探。邕州尝遣周超往罗殿，唐良臣、潘住往自杞，宜州尝遣吴世聪等往特磨道。其去大理路程尚，而况蜀羌以西，又在遥邈，其所刺探或传贼犯乌毋国、贼攻赤里国，往往得之诸蛮所传，鞑之进退，实不得而知也。……以此见得自广遣间探鞑，实非易事。”（注：李曾伯：《湖南安抚大使兼知潭州兼节制广南李曾伯上御边五事奏》，《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三八，页4下，总页4379。）十月，李曾伯向理宗奏报中，也提到罗氏、播州、南边特磨道与安南，受到蒙古侵扰的警讯。（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五《缴印经略来札手奏》，页7下。）显示诸蛮是蒙古继安南后，攻宋的重要路径，也是宋廷侦察蒙古军事活动的必要途径。

不过，早期宋廷所关切的是，蒙古在安南的活动，要到宝祐六年八月一日以后，宋理宗才转重视与诸蛮的关系，说“安南之事寇，故不可不防，诸蛮亦不可不得其心”，（注：《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页48上。）诸蛮的动向也就成为李曾伯与理宗讨论的重点。八月六日，曾伯向理宗报告蒙古已修路至都泥江，并向安南、自杞国讨粮的消息时，（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七《奏节次调军赴邕钦宜融捍御》，页8上。）即指出西南诸蛮蹊径杂出，朝廷须及早防备。（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七《回奏宣谕》，页10下。）随后，则提到诸蛮请求恢复买马，且以马政的兴废作为彼此关系发展的重要考虑。（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七《奏边面及南丹州事》，页29下。）更在九月十四日据探报人梁材、特磨道酋农士贵，和安德州黄周南的报告，获知蒙古军已到离特磨道二程的箇逻，以及进犯特磨道、诸蛮之事。此后，不论李德、吴以忠、梁材、黄炳、黄琰的消息，都指出蒙古欲由特磨道、安南进犯广西，请朝廷加强邕州诸隘寨的防御及情报的搜集，并在十月十二日回复理宗指示时，提到蛮酋许忠义、岑邈父子等部无力抗蒙，除实力不足外，宋廷停止买马，对彼此的关系影响甚大，不利于情报的搜集。

因此，当李曾伯检讨蒙古第一次进犯的原因时，认为要重建边防，当以团结诸蛮为要务，他说“议者正谓连年失诸蛮之心，惧其为敌用，不为我用。今此一番寇入，诸洞不能不为敌害，亦有能出力拒敌，以所获人马来解者，正当乘此结约，以羁縻之”，（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八《回宣谕奏》，页17下—18上。）建议朝廷派对蛮情甚为熟稔的谢济担任总管，与刘雄飞共同筹划、探听敌情、修葺关隘及团结峒丁等事。（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八《回奏宣谕》，页24下。）由于买马对维系宋廷与羁縻诸蛮的关系，至关重要，李曾伯要求谢济亲谕岑邈等蛮酋，如果今冬无寇扰，则来春互市。除买马外，也以任官赏赐的方式，厚结蛮酋，（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八，页30下。）开庆元年三月十日，在理宗积极招揽蛮酋任官，“未有官者，补以官资，许之世袭。已有官者，与之循转，仍厚支盐锦，以结其心”的指示下，曾伯对刘雄飞奏在蒙古入寇时，“应接有立到功绩”的九位蛮酋人，均给予“使、宣、指挥”等官职，“填给真命”，同时更要求谢济与刘雄飞商议具体方案，“不靳赏费，务令结约”。（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八，页42。）为了兑现承诺，宋廷充分支持给谢济的费用，（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八，页44下。）显见宋廷对团结蛮酋的态度转趋积极。

透过羁縻溪洞，打听蒙古军情是谢济的重要任务。开庆元年二月二十三日谢济到邕州后，即与刘雄飞讨论团结蛮酋与措置关隘的方案。三月八日，过老鼠隘，执行呼集峒丁、修葺老鼠、慕化等隘的任务。（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九，页3。）此时，理宗对蒙古退回大理以后，“间探不明，敌报不的”的情况感到忧心，曾伯表示已责成“知蛮地，识蛮情”的谢济来执行。（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九，页4上—5上。）谢济出横山寨，相继约见蛮酋，申报岑邈公状真本及透过蛮人探听到蒙古在大理活动的消息，说“新秋又欲为办粮来窥”。但由刘雄飞、赵立人出边，点视修葺关隘，与谢济、岑邈等人结连诸蛮同时并进，相信比上一年的准备，更为周全。（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九《回奏庚递宣谕》，页17。）五月二十一日，李曾伯由刘雄飞、谢济送到田进的探报，得知蒙古兵将分路出与邕州、宜州接邻的南丹州与小龙州。为争取蛮酋的向心力，他赞同理宗厚赏溪峒酋长的做法，表示：“此曹……不为我用，则为彼用，非少加恩赏，无以系其心。”

谢济与刘雄飞二人间，虽曾引发不合的传言，（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九《回奏宣谕》，页31。）但他们在打听蒙古进兵的消息上，却颇有进展。开庆元年六月十五日，李曾伯从邕、宜、融、钦镇抚司带回特磨道知道农士贵所申，由岑从进等差人探伺蒙古兵退回大理后的人数及消息，与知钦州云拱所派唐宗等人的消息相近，并说“意在今秋八月间分两路前来犯边”，而由谢济所派间探人田进到路城州等地，则打听到蒙古兵在攻打罗殿之后，要分一项出莫大王路（南丹），随后田进到利州，得知到蒙古兵自正月退回后，驻屯大理、自杞二地。在自杞的部分，是在莫贾墟造方仓一百七十八座，以及修宽一丈的道路；罗殿已向蒙古投降。另据龙川州黄安宗差人探听的消息与利州一致，均指出蒙古决在秋间行兵。从刘雄飞、云拱和谢济三人，分别从蛮人溪洞得到蒙古消息，与先前张三秀及播州杨乂的情报，显示蒙古兵俟新秋侵犯之说相当可信，李曾伯乃紧急建议理宗，命外廷“早与多数增调军马，前来防拓”。（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九《奏边事及催调军马》，页32上—34上。）随后，谢济从横山送到探报人郑里、谢全关于蒙古军正在九和、慕素等地的消息，曾伯并为安抚蛮酋岑邈与自杞国王郍句等人的向宋之心，承诺践行明春买马之约。（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九《奏催调军及辞免观文殿学士》，页34。）七月二十日，谢济又送来三份边报，一是蒋方据峨州隘官探报，指出蒙古兵三千余突至特磨道，拟于八九月间出宜州。二是招马官黄祐臣提报效用韦琼于六月二十一日到蛮国虚罗，忽见群蛮赶牛畜入三沙山。据加兆阿笼说，蒙古已领兵到谟假的地方，要攻生黎，又说蒙古已差耿低、阿周领兵到罗殿，要攻鼠郎沙。三是蒋方得自杞国王传来蒙古拟渡都泥大江的消息。这三项突然来的情报，显示情况紧急，“若一渡都泥江，即是路城州，未免迫近横山之境”。（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九《奏边事已动》，页39上—40上。）知宜州彭宋杰也差派将佐李质到播州，向蛮洞打听蒙古进兵的情报。（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九《奏边事已动》，页40下—41上。）不久，刘雄飞的报告也指蒙古兵欲渡都泥江。（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九《回宣谕奏》，页41上。）这些从不同管道获取大量蒙古在蛮部进展的情报，说明谢济与刘雄飞二人侦察蒙情十分积极。不过，这些消息真假相杂，也影响布防的判断。如八月初，正当曾伯向理宗回报，蒙古兵欲渡都泥江，可能是自杞欲与生黎相攻所传出来的假情报时，蒙古兵已悄然发动由横山渡来宾江的军事行动了，显示短暂的侦察行动，或想依赖诸蛮搜集情报，并不能作出有利的判断，甚且影响防御部署。

宋廷想从诸蛮洞探听蒙古军情，在执行上要比在安南、大理复杂。特别是众多与宋、蒙似密似疏的蛮部，如何争取、利用与控制，对宋廷与李曾伯等人，都是在搜集蒙情、应付战局之外，更具挑战性的难题。南宋中期以来，向蛮洞买马时断时续，团结措施趋于消极，诸蛮与宋关系益加隔阂，但宋守边的官员对少数蛮酋习于在宋、蒙古与安南之间逢迎摇摆，则深恶痛绝。如宝祐六年七月，知邕州刘雄飞即指出“两江诸峒，习于往时，南边单弱，犹有负固强梗者，如近日利瓦伊藩之恶，不去之，必致通敌为患，此不容一切姑息”。云拱与刘雄飞也向李曾伯提到，蛮酋的行径“此等奸宄，人面兽心，平时犹梗吾化，有急必为敌用”，（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七《条具边事奏》，页3。）并指出上安州许忠义为恶多端，及思明州的黄炳与安南关系深厚，诸女皆嫁交国，左右多受安南官，与安南的关系如此亲密，对宋未必亲近，担心成为左江之患，建议朝廷实行激烈的处置手段。刘雄飞在向理宗奏报安南情势时，甚至建议铲除黄炳。李曾伯的态度较为持重，认为“炳特一峒，乃一国。炳附之情固久露，附敌之迹犹未明”，为免打草惊蛇，建议姑容炳过，借此深查安南与蒙古的关系，不必急于去炳。（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七《回奏宣谕》，页15。）由于李曾伯没有采取激烈的行动，此后，让蛮酋也向宋朝提供了蒙古兵活动的情资，如李曾伯在同年九月十日奏边报中即指出，从八月以来，透过探报人及思明州黄炳、路城州黄琰的探报，及从邕州获得安南的探报，都证实蒙古骑兵欲取道特磨道、安南入侵，（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七《奏为边报》，页32下。）说明宋在蛮洞地区侦察蒙古军情的策略，多样灵活，即使是对宋挟持两端的蛮酋，也是争取的对象。

许忠义和黄炳的情况相似。宝祐六年七月，刘雄飞曾向李曾伯指出，利瓦伊藩与许忠义二人都是邕州横山右江地区“负固强梗”的蛮酋，（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七《条具边事奏》，页3上。）许忠义因前任经略使徐敏子拔擢，逐渐坐大，今既有通敌为患的可能，应予以消灭。（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七，页3下。）李曾伯对刘雄飞的建议，仍持保留态度。（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七《回奏宣谕》，页15下。）随后的探报也怀疑许忠义是引导蒙古入寇的人，（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七《奏为边报》，页34上。）遂引发刘雄飞派兵铲除许忠义的行动，但因消息走漏，加上蒙古兵已进犯宋境，以致无法如愿。（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七《回奏宣谕》，页44下—45上。）

刘雄飞等人对许忠义的猜疑，与实情并不相符。李曾伯在同年十月二十一日向理宗的报告中，却指出“然继传忠义巢穴亦为敌所焚荡”（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七，页48上。），显然对先前说法有所修正。后来的报告，也只说“自举兵以来，人疑右江溪洞阴有附敌，不为我用”，已不专指许忠义。蒙古第一次退兵之后，李曾伯为强化边防，对溪洞诸蛮改采积极招抚策略，要求刘雄飞派人开谕许忠义的党羽，不要在意先前的恩怨，希望“使之邀击敌人，以立功自见，相与要约，毋负国家”，并允许买马。不久，刘雄飞上报许忠义解到蒙古人的首级与衣甲军器，及蒙古骑兵二人、马一百匹。为了嘉勉忠义的忠诚，雄飞即给付元印并许补官赏，优行支犒。曾伯一度怀疑许忠义“久不相顺，突有此举”的用心，（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七《奏边报并缴刘镇抚书》，页57—58上。）但随后邕州通判赵立的报告，指许忠义与利瓦伊藩一样，似为蒙古所杀。（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八《回宣谕奏》，页21下—22上。）刘雄飞建议朝廷“乞与旌劝”。（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八，页27上。）开庆元年二月九日之后，李曾伯向报理宗，指出宋廷处理许忠义的事情，对诸峒酋具有指标作用，他已责成谢济呈报实情。（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八，页33上。）但此后李曾伯的奏报中，均未再提及许忠义的事，后续发展不得而知。不过，从整件事情发展看来，由于宋廷长期疏于经营与诸蛮的关系，彼此关系疏淡，缺乏互信，此时应付紧急危难，急于掌握蒙军动向，须在短期内建立侦察网，但不论宋廷或李曾伯、刘雄飞，都因长期对蛮情不够了解、互动不足，加上情势急迫，既未能获得蛮洞的信服，自然难于搜集到蒙古军事活动的完整情报。

宋廷为稳定与羁縻蛮酋的关系，也采取尊重传统、接纳现实的做法。此一现象，在南丹蛮莫氏家族的领导权争夺上，充分体现。南丹蛮以莫氏兄弟为首，但莫异德、莫异俊及莫异常兄弟，长久以来相互仇杀。宝祐五年，广西经略司曾派干办公事郭公著前去安抚，令其和解。当时异俊希望离蛮境出任省官，但经略司不允。李曾伯上任后，适异俊杀其兄，诸侄流落他乡。由于南丹蛮与大理诸蛮接邻，蒙古、安南均易趁虚而入，曾伯怕异俊有异志，也担心异德诸子报复，引惹事端，对宋不利。异俊以异德服毒身死为辞，透过宜州请求派兵弹压及承认他酋长的地位。曾伯认为异俊尚能尊宋，不致背负，既有气力且得众心，因此一方面派郭公著给榜，行下抚谕，一方面向理宗报告，建议尊重传统，承认现状。（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六，页50—51。）宜州派人到南丹州访寻异德诸子，并解到南丹州印记暂存宜州，而任异俊权管干南丹州事，负责抚循峒落及防驻诸隘。（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七《条具边事奏》，页2下。）

李曾伯根据宜州等地查访所得，向理宗报告莫氏家族信息，指莫异德有七子，眷属五十九人，其中大发、大盟二人在宜州，已获得保护，大刚、大宁都是七八岁的幼童，留在南丹州。至于另三子大荣、大秀、大逞，据留在宜州的大发推测是，大荣、大秀二人在右江，大逞仍在南丹；大荣是武隆州酋的女婿，先奉异德之命，到武隆州借兵。曾伯令刘雄飞等派人深入溪洞，查访异德眷属，招至邕州，厚加抚恤，又令郭公著到南丹州搜访，并要求异俊善待异德留存的眷属。由于南丹州的环境、人事复杂，理宗告诫李曾伯“安异俊易，处异德诸子难”，更担心若宋廷收留逃到宜州的大发，将招致异俊的疑虑，不收留又怕大发转而投靠蒙古。曾伯体认此一复杂情势，认为不只要抚辑大发，更要对奔窜在外地的异德诸子婿眷属加以安抚，以免流落，因此在柳州与象州之间，拨荒田以处置大发兄弟，（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七《回奏宣谕》，页13—14。）同时积极查访异德流落在外的三名儿子，但不宜延大发兄弟到内地安置，以免引起异俊疑虑。（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七，页16。）八月下旬，曾伯根据宜州缴送各峒首领的推伏状，向理宗报告异俊已符合孝宗朝张栻奏议所称“彼境兄弟旧亦曾相雠杀，亦是以诸峒首领推伏定论”，请认可莫异俊承袭，并将正式授印。（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七，页24。）

但此时莫氏家族互残的情况又起，原来异德的长子大荣自武隆州借兵回南丹，杀死异俊，并向宋高峰寨递送公文申报，曾伯认为这是“出于子复父雠，乃经律之所亮，若俾之子袭父业，亦众情之所安”。为了安定情势，已令郭公著给榜抚恤，并待人心安定之后，给予州印，（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七，页29。）只是担心异俊的党羽或尚存诸子会有反抗动作，将对宋造成困扰。（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七，页30上。）

到了开庆元年八月初，南丹蛮的情势又有新的发展。当莫大荣正申请世袭诰命时，又遭他的叔叔莫异常及异俊的儿子大佐攻杀。异常向宜州申报。曾伯认为这种兄弟相互仇杀的事，在南丹州既已习以为常，只得承认现状，“因而抚之”，已令宜州开谕莫异常等安辑其众。由于牵涉的人众多，情况更趋复杂，曾伯怕引发事端，除了安抚外，更“量调兵于高峰寨阴制之”，俟情势稳定后，再令宜州派官前去，“更与支拨盐锦、措置关隘，弹压之也”。（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九《回宣谕奏》，页43上。）从这份奏状显示，曾伯在紧急应付宋蒙战局的情势下，对于南丹蛮的内争，除了先前抚辑的做法外，也着手调兵防备，显然与稳定边防有关。

六、结论

为抵抗北方金、蒙长期以来的军事压力，南宋在巩固川蜀、荆湖、两淮边防线上，用力最深，成效也相当显著。然而，当蒙古选择采取夹击攻势，开辟西南战场，企图由云南进犯广西时，迫使宋廷需采取紧急应变措施，来应付新的考验，而广西也从北宋时期的边陲，变成为南宋朝廷的后门。

广西、贵州等西南地区除地形复杂，更有如安南、大理等不隶宋廷版图的独立政权，和众多的半独立政权。宋廷自江南建政以来，虽然与它们保持着经济、文化的交流，但政治、外交关系上，却相对消极、保守。因此，当宋廷得知蒙古平定大理、进犯安南时，为了能在短时间之内，在广西地区营造出得以抗御蒙古的条件，紧急调派当时出任湖南安抚使的李曾伯，兼任节制广南军务，甚至赋予李曾伯广南制置大使的职权，作为理宗乃至宋廷在西南战线的联络窗口，并负有前线战略布署和指挥调度之责。

然而，广西地区的瘴疠气候，久为岭北人所惧，而当地兵粮不足，城墙关隘失修，又地处边陲，如何在仓促又艰辛的处境下，克服人力、装备、后勤支持上的阻碍，有效掌握边报，并建立军前与中央间完善的联系系统，对前线的李曾伯与后方的宋廷，都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

李曾伯到任之后，首先面临的，是如何确保与远在临安的皇帝及朝廷间，联络管道畅通且迅速无误。在理宗一再地关切、要求下，李曾伯和湖南安抚使史岩之，分别对辖下自临安经潭州到静江的军递铺系统，加以改进。虽然未必均能达成理宗的要求，但在一般情况下，军情的传递都还能维持十三天以内完成，在紧急情况下，甚至能在十天内，将消息自临安送达静江府；而从静江府到前线最重要的据点邕州，一般则需要四五天的日程。一旦蒙军发动攻击，宋之递铺遭到破坏或递兵被杀，军情传递时程则大受延误，甚至中央与前线信息传递的管道也遭阻断。正常铺递既受破坏，信息的往来传递只能绕远路进行。如蒙古第二次发动攻击，包围静江府城，并由静江往潭州，分兵四出期间，李曾伯只得派官兵由广东、福建往临安传递消息，临安则透过湖南安抚使，间接传达朝廷旨意。

在战时，宋廷为了充分掌握前线战况的发展，有效调度指挥，除了循正常行政管道，让丞相、枢密院、尚书省与战区最高长官保持联系外，皇帝与最高指挥官个人之间更建立紧密的联络管道。透过军递铺的传递，确保信息管道的畅通，随时掌握战况，下达指令。李曾伯所著《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五到卷九，正是提供我们了解晚宋宋、蒙战争时，广西战场信息传递最重要的史料。

就体制上而言，朝廷与地方官员，乃至战地指挥官之间，都有正式联系与指挥的管道，这在李曾伯进呈理宗的奏札中随处可见。如宝祐六年四月二十日，李曾伯的报告中提到安南给邕州的公牒，说“臣已将真本一宗缴申密院”。（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六《回奏宣谕安南事》，页10上。）五月二十五日以后，李曾伯也向理宗提到探报人梁材对蒙古侵犯安南报告的真本，缴申枢密院。（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六《回奏宣谕》，页30上。）对理宗追问传递延误一事，李曾伯除向理宗报告外，也将理宗的指示申枢密院，转牒江西、湖南两位安抚使，（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六《回奏宣谕安南事》，页9上。）对于恐因筑城浚壕，妨碍农事而停役民力的事，也“已申具枢密院”而合并向理宗奏报。（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五《回宣谕勉印帅往邕奏》，页35下。）至于与丞相有关的事，如六年五月十六日关于钦州、宜州阙守臣一事，李曾伯曾向前任丞相程元凤报告，请理宗告知新相丁大全。（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六《回奏宣谕》，页24下。）程元凤是于四月辛丑被罢，丁未由丁大全接任，（注：《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页45下。）七月二十五日曾伯的报告中，也说知钦州云拱提到蛮酋许忠义为患的信，已缴呈新丞相丁大全；（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七《条具边事奏》，页3上。）对于南丹蛮莫氏兄弟相仇杀一事，曾伯也分别向丞相秉告，并将相关公文申缴枢密院。（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六《回奏宣谕》，页50下—51上。）甚至理宗也向李曾伯提到，他已谕令朝廷派五千人入广防秋。（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六，页22下。）这类经由正式管道向朝廷各机关传递信息的资料，在《可斋杂稿·续稿后》中，不胜枚举。不过，本史料重要的部分，仍是理宗与李曾伯之间，透过文字所传达战争与军事布防、情报搜集的问题，这正是本文探讨的主轴所在。

在宋理宗与李曾伯所讨论的诸多议题中，蒙古军情的侦察，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由于宋廷实力薄弱，面对广西新战场，如何透过众多复杂的羁縻州及半独立国家，以掌握蒙古动向，巩固边防，成为宋廷一大考验。蒙古平定大理多年，对西南地区地理形势的掌握与少数民族的控御，均优于宋朝。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期望能在短时间之内，透过安南、大理以及复杂的羁縻州等管道，了解蒙古军情动向，乃至蒙古与这些地区之间的关系，李曾伯显然需要多方布置、多管齐下，才能达成使命。

李曾伯是广西战地的最高指挥官，也是广西地区向中央传递信息唯一的管道，理宗与宋廷所有的指令与意见，也均以李曾伯为基点，传递发布，因此李曾伯在文集中所留下的数据，最能完整见证当时军情侦察活动。从现有的资料显示，李曾伯为了有效掌握蒙古军情，动员了大批人力，从多方面、多渠道进行军情侦察工作，遂使此次宋、蒙的广西战役，同时也是一场大规模的情报战。动员的人力包括宋廷正式任命的使臣（廖扬孙、杨庆成）、安南使臣（陈邦彦）、羁縻州（自杞）的国王、南丹蛮莫氏、部落酋长、俘虏（安南俘李小哥、宋军所俘蒙兵）、安南汉族士人与官员、海贼，以及邕、宜、钦、融镇抚使刘雄飞所派探干人，乃至钦州、宜州、象州等地也分别派人四出打听侦察，可以说宋廷与李曾伯为了有效掌握蒙古活动的情资，极尽可能地广布侦察网，延伸掌握情资的触角。

在诸多侦察环节中，以最前线的刘雄飞角色最为繁重。刘雄飞除负责最前线的指挥、布防，执行宋廷对蒙战略之外，由于邕州地近安南、大理等地，更是前线探报搜集工作的重要执行者。其次，熟悉蛮情的谢济，也是后期宋廷与李曾伯所倚重的官员。在蒙古第一次发动攻击之后，宋廷与李曾伯深感对蒙古与羁縻溪洞的关系，掌握不足，因此特别指派曾到过大理的谢济，到横山寨外，团结少数民族，协助军情侦防。此举显然稍微化解宋与蛮洞关系，并有助于掌握蒙军的活动，但当时宋蒙战力悬殊，即使宋全力备战，亦难以抗蒙，况且宋廷并无法如李曾伯所请，增兵防御，加上仓促间难以查证情资的准确性，当然难抵挡蒙古的进犯。

从李曾伯与理宗往来的信息内容中，也能观察到身处不同的位置，对信息的判断与战略决策，有不同的考虑。在这段期间，李曾伯将所获情报汇整之后，向理宗及枢密院等相关机构呈报，并分别提出经其判断认为情资不尽可信，或前后一致的部分，供理宗与朝廷决策之参考。不过，由于情资来源多元而复杂，讯息亦是逐步传递。急于了解前线消息的理宗和宋廷，往往仅根据一时的信息，即下达指示，未考虑前线情况可能已有变化。这类指示，常为身为前线最高指挥官的李曾伯带来困扰，其中最严重的，要属宋廷担忧安南与蒙古关系过密，亟欲采取军事行动，以及理宗由探报得知大理饥荒消息，欲借此时机，派军进攻大理，发动牵制性战争二事。

理宗拟透过广西对安南与大理，发动牵制性的战争，既可能出自理宗根据有利情报所做的主观判断，也会出于他身为君主，对对蒙战争整体战略布局的考虑。在广西受敌的同时，四川、湖北，乃至两淮的前线，一样面对着来自蒙古主力军强大攻击。四川在蒙哥亲率大兵进攻的情况下，战况最烈，相较之下，广西未见立即危险，且偶有有利情报回传。理宗与宋廷所以谋划从安南、大理发动较大规模的牵制性战争，也许是期望能借此转移蒙军注意，以降低四川、湖北直接受敌的压力。为此，理宗为此多次鼓励、奖赏主战的刘雄飞，而且批判李曾伯过于消极，难符他的期望。

着眼与整体战略布局的理宗，与位居广西第一线统筹指挥的李曾伯，因此出现认知上的落差。面对与理宗战略认知的歧异，李曾伯除了批评刘雄飞有勇无谋，未精密筹划，并向理宗委婉解释，广西地区兵粮不足、兵力寡弱，加上军队对安南、大理地形不熟，大军远征危险性极大之外，李曾伯也再三利用新获得的情报，向理宗说明不宜出兵安南、大理的理由，才改变理宗与宋廷的决定。不过，宋的兵力与后勤资源不足，才是最后真正让理宗与宋廷打消念头的关键原因，毕竟即使宋廷谋由荆蜀、两淮、广西三方会兵，对蒙古作战，但蜀荆及两淮之兵无法外调，从中央到湖南、两淮等路，既无法全力支持广西所需人力、物力，也只能尊重李曾伯的建议，放弃发动安南、大理牵制性战争的计划。

从情报搜集成效的角度看，宋在安南、大理及羁縻溪洞三方面的蒙古军情侦搜工作，与这三者和宋、蒙关系的发展，关系密切。大理最早亡于蒙古，是蒙古驻屯重兵，以及经由安南攻宋的重要据点，是宋人侦察蒙古动向的重点所在。不过，大理与宋相距遥远，既无直接外交关系，又有少数民族的蛮部相隔，最不利情报搜集与传递。宋所获得有关大理，乃至蒙军在大理的动向，始终都只能透过羁縻溪洞间接取得，成效最低。然而，由于大理与四川接邻，是蒙古在广西之外，最可能对宋发动攻击的区域，也是宋廷谋划集结四川、荆湖、广西三方兵力，发动对蒙牵制性战争的地区，因此宋廷也一直关注大理的情势。

安南与宋、蒙的关系，则相当复杂。安南表面上奉宋正朔，实际上却是自立年号的独立国家，长期以来与宋维持着疏密不一的关系。南宋末年，由于蒙古的侵犯，安南陷入存亡之秋，既想倚宋求存，却又无力抗蒙，只能采取两面应付的手法，依违在宋、蒙之间；在得知安南向蒙古降服时，宋廷甚至意图对安南发动攻击。因此，当安南面临蒙军的步步逼近，与安南境土相接的广西，唇亡齿寒的危机感最为直接。基于宋与安南长期以来的关系，复以众多汉人在安南任官或从事贸易活动，宋廷在安南的情报搜集，最易施展。在蒙古进犯安南期间，李曾伯除透过双方使臣，强固彼此关系外，更多方派遣间探，侦察蒙古、安南之间的关系发展及蒙军在当地的动向，作为措置边防的依据。因此，从情报侦搜的角度看，宋在安南方面的成效最大，不过，安南最终仍因无力抗拒蒙古而投降，成了蒙古攻宋的前哨站。

羁縻溪洞介于宋与安南、大理之间，由众多少数民族所构成，种族复杂、不相统属，或为宋之羁縻州，或呈半独立状态，与宋关系相当多样。南宋虽较北宋更重视团结羁縻州，但自孝宗以后，疏于耕耘结纳，使彼此关系趋于疏离，尤其停止买马，更影响诸溪洞对宋的向心力。蒙古平定大理后，挟其优势，深入羁縻溪洞，这些半独立势力无力与之相抗，遂成为蒙古渗透入宋的管道。蒙古既借这些邻近宋境边陲的溪洞，渗透入宋，宋也需要以此地区，作为探听蒙古军情的管道。

然而，各溪洞种族繁多、势力分散，依违宋、蒙之间，对宋或顺或叛。宋廷先曾谋划以军事手段，强力铲除在宋、蒙间挟持两端者，但在蒙古第一次攻进之后，宋廷有感于对羁縻溪洞掌握不足，便改变策略，派熟悉蛮情的谢济，积极招纳、团结羁縻蛮酋，以强化抗蒙战力。此外，也采取承认现状的政策，不介入羁縻州内部的权力争夺，以安辑循抚为主，以避免少数民族离心，影响边防。在此策略下，宋廷在羁縻溪洞广派间探，侦搜蒙古军情的工作，颇有斩获。就情报搜集成效而言，宋在羁縻溪洞的成绩，仅次于在安南。无奈信息多元，布防仓促，情势急迫，终难摆脱战败命运。

该文压缩稿原载《汉学研究》第27卷第2期，2009年6月

文书体式与外交秩序

古代东亚地域的外交秩序与书状——关于非君臣关系中的外交文书

广濑宪雄

一、序

在日本，以往对于以隋、唐代为中心的古代东亚地域外交关系的研究，主要是以西定生提出的著名的“册封体制”论、“东亚世界”论（注：西定生：《东アジア世界と册封体制——六—八世纪の东アジア》，载《西嶋定生东アジア史论集三东アジア世界と册封体制》，东京：岩波书店，2002，页5—58，首次发表于1962年；《序说——东アジア世界の形成》，载《中国古代国家と东アジア世界》，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页397—414，首次发表于1970年。）为轴心来探讨的。所谓“册封体制”论、“东亚世界”论，是指将中国、朝鲜、日本、越南，以及夹在蒙古高原与西藏高原之间的河西走廊的东部地带定义为“东亚世界”，并认为在其内部，中国皇帝通过向朝鲜等周边诸势力的君主授予爵位，从而建立起被称为“册封体制”的外交秩序，并以此秩序为媒介来描绘“东亚世界”的历史发展。

可是“册封体制”论、“东亚世界”论，已受到来自东洋史、日本史双方的一些批评。（注：对“册封体制”论、“东亚世界”论的主要的批评包括：旗田巍《十—十二世纪の东アジアと日本》，《岩波讲座日本历史四古代四》，东京：岩波书店，1962，页335—371；堀敏一：《近代以前の东アジア世界》，《律令制と东アジア世界——私の中国史学（二）》，东京：汲古书院，1994，页132—148，首次发表于1963年；鬼头清明：《古代东アジア史への接近》，《日本古代国家の形成と东アジア》，东京：校仓书房，1976，页29—52，首次发表于1975年；菊池英夫：《总说——研究史的回顾と展望》，唐代史研究会编《隋唐帝国と东アジア世界》，东京：汲古书院，1979，页1—84；山内晋次：《日本古代史研究からみた东アジア世界论——西嶋定生氏の东アジア世界论を中心に》，《新しい历史学のために》第230、231合并号，1998，页11—21；桥本雄：《室町幕府外交は王权论といかに关わるのか？》，《人民の历史学》第145号，2000，页1—11，等。）其中与本文有关的重要看法有：对中国王朝的外交而言相当重要的与北方、西方诸势力的关系被排除在外；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诸势力之间的关系也不在其列。这意味着“册封体制”论、“东亚世界”论将分析范围局限于中国与周边诸势力的关系，并且以与朝鲜、日本等关系为中心，因此，在今后思考东亚地域的外交秩序时，有必要将更加多元的外交关系也纳入视野。（注：上述内容参见金子修一：《唐代の国际文书形式》，《隋唐の国际秩序と东アジア》，东京：名著刊行会，2001，页125—171，首次发表于1974年；中村裕一《慰劳制书式》、《慰劳制书の起源》、《慰劳制书と“致书”文书》、《论事敕书》，都载其《唐代制敕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91，页257—282、283—298、299—330、578—622，首次发表于1980年、1986年、1988年；石井正敏：《古代东アジアの外交と文书——日本と新罗、渤海の例を中心に》，载《日本渤海关系史の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2001，页542—566，首次发表于1992年；中西朝美：《五代北宋における国书の形式について——“致书”文书の使用状况を中心に》，《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第33号，2005，页93—110等。）

以往研究者在思考东亚地域的外交秩序时，一直关注外交文书、外交礼仪，认为它显著地体现了诸势力间的名分关系（政治性关系）。如中国王朝与周边诸势力具有君臣关系时，由中国王朝发出以“皇帝〔敬〕问某”开头的慰劳诏书、或以“敕某”开头的论事敕书，而周边诸势力则递交以“臣某言”开头的“表”式的外交文书。不过也有例外，当两者处于敌国（对等）关系时，便会出现原应使用于个人之间的书状——即以“某致书某”开头的致书文书之来往。

实际上，用于东亚地域的外交文书不仅有如上所述的慰劳诏书、论事敕书与“表”或致书文书，还存在着更多种多样的书状形式的外交文书。本文注意到，此类书状形式的外交文书之大部分是用在如中国王朝与北方、西方诸势力的关系往来方面，然而以往之成果虽然主要是关注外交文书格式的研究，但对从格式方面难以探讨的书状形式的外交文书却未深入研究，而且中国与周边诸势力间的关系在“册封体制”论、“东亚世界”论中被排除在外。可以说，书状形式的外交文书不仅是弄清东亚地域的外交关系整体的重要素材，而且在反思“册封体制”论、“东亚世界”论的意义上也是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探讨书状形式的外交文书，亦将在相当程度上有助于探讨东亚地域的外交关系与国际秩序。因此本文希望通过新使用被统称为“书仪”的史料群来探讨书状形式的外交文书。

二、关于书仪

本节将概述以往不太为人所知的“书仪”，以作为整体论述的前提，同时提出运用书仪探讨外交文书的方法。本章内容与笔者以前在《书仪与外交文书——为揭示古代东亚的外交关系》（注：参见：拙稿《书仪と外交文书——古代东アジアの外交关系解明のために》，《续日本纪研究》第360号，2006，页1—21。）中论述的部分有些重复，但考虑到至今为止有关书仪的研究尚不够充分，运用书仪来探讨外交文书这一方法很难说已广为人知，故在下文中将对涉及本文内容的部分再次予以说明。

“书仪”是汉文书状中的一种书札礼，也是体现礼仪秩序的表达方式之范本。已知的最古的书仪是西晋索靖的《月仪帖》，此后从南北朝至隋唐五代形成了众多文本。但因绝大多数早就佚失，现存的书仪主要是见于敦煌遗书中的唐、五代的写本。

周一良、赵和平两位学者将这些书仪分为“朋友书仪”、“吉凶书仪”、“状启书仪（表状笺启类书仪）”三类。（注：周一良：《唐代书仪の类型》，载池田温编《讲座敦煌五敦煌汉文文献》，东京：大东出版社，1992，页693—709；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一类“朋友书仪”是记录各月问候文的例文；第二类“吉凶书仪”是在书状中规定吉凶尊卑之别的综合性书仪；第三类“状启书仪”是收录了官吏使用的公务性范文等。与外交文书关系密切的是第二类“吉凶书仪”，其中按发信人与接信人之间在礼秩序中的尊卑、上下关系，对书状中的用词等做了详尽的规定。请参阅下述史料。

A《新集吉凶书仪》卷上，上祖父母及父母状条：（注：以下五封信收入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页533—534。）

孟春犹寒，伏惟翁婆耶娘，尊体起居万福。即日某蒙恩。限以某事，未由拜侍，伏增恋结，谨修状起居不备。某再拜。

B《新集吉凶书仪》卷上，上伯叔姑及伯叔母状条：

孟春犹寒，伏惟伯叔姑，尊体动止万福。即日某蒙恩。限以某事，未由拜觐，伏增驰结，谨奉状不宣。某再拜。

C《新集吉凶书仪》卷上，上兄姊姑夫姨夫状条：

孟春犹寒，伏惟兄姊姑姨夫，动止万福。〈今时多云，尊体动止万福〉即日某蒙恩。限以某事，未由拜奉，伏增驰恋。谨奉状不宣。某再拜。

D《新集吉凶书仪》卷上，与弟妹书条：

春寒，念汝佳健。此吾如常。未期集见，眷想盈怀。立遣此不具。兄某报。

E《新集吉凶书仪》卷上，与子侄孙条：

春寒，念汝佳吉。此吾如常。未即见汝，忆念难言。遣此不多。某告。

根据被认为形成于9世纪中叶的《新集吉凶书仪》（P2646等）的规定，A—E依次是对直系尊属（祖父母父母）、傍系尊属（伯叔父母等）、长属（兄姊等）、幼属（弟妹）、卑属（子、侄、孙）的书状范文。如注意其中划线部的有关起居（安否）的问答方式，在A—C中为“伏惟某，尊体起居万福（尊体动止万福、动止万福）。即日某蒙恩”，而在D、E中为“念汝佳健（佳吉）。此吾如常”。对于尊长、卑幼的表达方式相当不同，在直系尊属与傍系尊属、长属，及幼属、卑属之间的表达方式也各异，可知尊卑、上下关系的程度与书状中的表达方式是互相对应的。

此类用词的区别也同样存在于外交文书（慰劳诏书、论事敕书及其他）中，因此，关注外交文书格式的研究之外，如能注意外交文书中的用词，则更有可能详细弄清其中表达的名分关系。不过，由于现存的书仪写作于8世纪至11世纪，难以直接用这一方法来探讨7世纪以前的外交文书，但如参考同时代的外交文书与书状中语句的不同使用方法，也可以探讨其中包含着的上下关系。

本文使用上述方法来探讨书状形式的外交文书，具体事例是五六世纪中国南北朝时代的外交文书、10世纪敦煌归义军节度使的外交文书。虽然两者在时空上都相隔甚远，但以此为例关注中国王朝分裂时期在“东亚世界”边境的外交关系，应可有助于重新探讨“册封体制”论、“东亚世界”论中未能涉及的多元性外交关系。

三、中国南北朝时代的外交关系

本节将以中国南北朝时代的外交文书为素材，探讨五六世纪东亚地域中的外交关系。以往关于南北朝时代外交关系的研究，由于受西定生的“册封体制”论、“东亚世界”论的影响，主要探讨的是南北朝分别与以朝鲜诸国、倭国为中心的周边诸势力的关系；对于南北朝间的相互关系虽然也有所涉及，但其中多数是以两朝的军事性对立为轴心，探讨以“岛夷”、“索虏”等词（注：“岛夷”是北朝以王朝的所在地来蔑称南朝之语，“索虏”是南朝以习俗、文化来蔑称北朝之语。参见：吉川忠夫：《岛夷と索虏のあいだ——典籍の流传を中心とした南北朝文化交流史》，《东方学报》（京都）第72册，2000，页133—158。）为代表的相互蔑视问题，和以文化层面与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正统性（或正当性）问题。（注：有代表性的是：川本芳昭：《五胡十六国、北朝时代における华夷观の变迁》、《五胡十六国、北朝时代における“正统”王朝について》，都载其《魏晋南北朝时代の民族问题》，东京：汲古书院，1998，页25—65、66—102，首次发表于1984、1997年。）可是正如梁满仓所指出的那样，在北魏成立后约150年间，南北间共进行了多达156次的使节交往，（注：梁满仓：《南北朝通使刍议》，载其《汉唐间政治与文化探索》，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页305—321，首次发表于1990年。）据此也应更积极地探讨南北朝间相互的外交关系与国际秩序。（注：另外，在韩国，金钟完：《中国南北朝史研究——朝贡、交聘关系》，首尔：一潮阁，1995，在第四章中探讨了南北朝间的交聘关系。）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可举出上述梁满仓所开展的论述。梁满仓根据使者往来的状况，将南北朝间的关系划分为三个时期，并进一步根据东魏与梁之间交换的外交文书（即下文所述的H、I事例）指出北魏分裂后，南朝将北朝视为与自己同等级的存在。（注：梁满仓：《南北朝通使刍议》。）这一提法在思考南北朝间的名分关系上也相当重要，但遗憾的是，由于这不是在正式探讨该时期的外交文书上得出的结论，并且在对外交文书的解释上也存在问题，我们有必要重新探讨南北朝间的名分关系。因此在本节中，将重新选取南北朝时代的外交文书来探讨。首先参阅下述文字内容几乎完好保存下来的外交文书史料。

F《徐孝穆集》卷五《答周主论和亲书》（页37—38）：（注：《徐孝穆集》，四部丛刊本。）

使人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都督治司城使主杜子晖、忠军山遂伯使副鲍宏等至，省告具怀。……若二境交欢，俱飨多福，八荒期，良副所怀。今遣具位某甲等使，不复多述。陈某顿首。

F是在太建五年（北周建德二年，573）（注：据《南史》卷七四《谢贞传》（页1846—1847），北周在陈的太建五年（573）向陈派出了聘使杜子晖，同时以向老母尽孝为由让赵王宇文读的幕臣谢贞回陈。）南朝的陈为了对抗北朝的北齐而向同属北朝的北周谋求友好关系而递交的外交文书。F结尾写道“陈某顿首”，由于“顿首”这一词一般用于书状的开头与末尾，（注：例如在李柏文书（1909年橘瑞超在楼兰发现的前凉的西域长史李柏的书状草稿与片段）Ot538A中写着：“五月七日，西域长史关内侯柏顿首顿首。……李柏顿首顿首。”（该文本引用自伊藤敏雄《李柏文书小考——以出土地与书写年代为中心》，载于野口铁郎先生古稀纪念论集刊行委员会编《中华世界の历史的展开》，东京，汲古书院，2002，页21—45。在唐代，开元二十五年（737）前后编成的杜有（友）晋编《吉凶书仪》（P3442等处）卷下，女丧告答亲家舅姑书条中写道：“名顿首。……姓名顿首。月日。”载于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页207。）故可认为采用的是书状形式。那么，该F表达的是怎样的名分关系呢？关于这一点，可以参阅同样在外交文书中使用了“顿首”的如下史料。

G《南史》卷一〇《陈后主纪》（页306）：（注：关于中国正史的文本，使用了中华书局的排印标点本。）

太建末，隋兵大举，闻宣帝崩，乃命班师，遣使赴吊，修敌国之礼，书称姓名顿首。

G是叙述开皇二年（陈太建十四年，582）（注：在《资治通鉴》太建十四年（582）六月甲申条（页5456）中写道：“隋遣使来吊。”）隋朝向陈递交外交文书一事的记载，从史料上称之为“书”来看，该外交文书也属于书状形式。由于此时陈宣帝去世，隋文帝派使者吊唁，据说此时的外交文书中采用敌国之礼，即对等关系，写为“姓名顿首”。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在上引的F中也存在“陈某顿首”的表达形式。如上所述，F是陈向北周递交的外交文书，由于陈朝的皇帝之姓为“陈”，F的“陈某顿首”可说是宣帝陈顼签署自己姓名者，即是相当于G中的“姓名顿首”所体现的对等关系表达方式。

这样，通过陈给北周的外交文书与隋给陈的外交文书皆为体现了对等关系的书状这一点，似乎可推测出南北朝间的名分关系属于对等关系。另外，通过在南北朝间的关系中较多见到使用不表示君臣关系的“聘”字的表达方式，（注：以《北齐书》、《周书》、《南齐书》与《资治通鉴》为中心。参见堀敏一《东亚世界的形成——中国与周边国家》，东京：汲古书院，2006，第五章《江南王朝与东亚的诸国、诸民族》，页227—271。）以及来往于南北朝间的使者之官职原则上南北都是大使为散骑常侍、副使为通直散骑常侍（注：例如，在《资治通鉴》元嘉四年（427）四月丁未条（页3792）有“魏员外散骑常侍步堆等来聘”，在太建十三年（581）四月戊戌条（页5441）也有“散骑常侍韦鼎、兼通直散骑常侍王瑳聘于周”。）等特点，也可认为这是一种可能性相当大的估测。但是，实际上也存在若干力图体现上下关系的外交文书。如下述史料。

H《北齐书》卷三七《魏收传》（页486）：

自魏、梁和好，书下纸每云，想彼境内宁静，此率土安和。梁后使，其书乃去彼字，自称犹著此，欲示无外之意。（魏）收定报书云，想境内清晏，今万国安和。梁人复书，依以为体。

I《资治通鉴》卷一五八，大同十年（544）是岁条（页4924）：（注：关于《资治通鉴》的文本，使用了中华书局的排印标点本。）

自梁、魏通好，魏书每云，想彼境内宁静，此率土安和。上复书，去彼字而巳。（魏）收始定书云，想境内清晏，今万里安和。上亦效之。

H、I都是有关大同三年（东魏天平四年，537）梁与东魏之间缔结和议后外交文书的记载，（注：在H、I中只见到“魏”，但在北魏时代并未与梁通好。参见梁满仓《南北朝通使刍议》。）从与前揭G相同，史料上的表达方式都为“书”来看，此时的外交文书也可谓书状形式。此时，东魏向梁递交了写有“想彼境内宁静，此率土安和”的外交文书后，梁采取的处理办法是从中删去“彼”一字，将包括“此”在内的余下文字完全相同的外交文书送回，表示“无外之意”。据说这一点在两者间闹出了问题，结果由魏提议，东魏将外交文书中的表达方式改为“想境内清晏，今万里安和”，梁也采用同样做法收场。

那么在东魏与梁之间闹出问题的所谓“无外之意”是指什么呢？在此值得关注的是东魏、梁双方的外交文书的问候起居（安否）之语中使用了“境内”、“率土”这一点。其中说明自己起居时使用的“率土”一词，众所周知，出自《诗经·小雅·谷风之什》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诗，指皇帝所统治的无限疆域。而与此相对，问候对方的起居时使用的“境内”，正如在推古十六年（隋大业四年，608）由隋向倭国发出的慰劳诏书中所写“知皇（似应为“王”）介居海表，抚宁民庶，境内安乐，风俗融和，深气至诚，远修朝贡”（注：《日本书纪》卷二二，推古十六年（608）八月壬子条，日本古典文学大系68，东京：岩波书店，1965，页190—192。）那样，不是用于皇帝，而是用于被视为统治疆域有限的国王的词语。因此可以认为，在东魏与梁之间闹出问题的“无外之意”是指由于东魏与梁双方将“彼”即对方的统治疆域视为有限，而将“此”即自己的统治疆域视为无限，因此虽为书状形式的外交文书，但在其中表达了唯我独尊的皇帝意志。（注：这样的事例也见于太建十四年（582）陈向隋递交的外交文书中。在《南史》卷一〇，陈后主纪（页306，接着前揭G部分）中写道“而后主益骄，书末云：‘想彼统内如宜，此宇宙清泰。’隋文帝不说，以示朝臣”，虽未用“境内”、“率土”而使用“统内”、“宇宙”等词语，但含义是相同的。）

上述东魏与梁的关系中，表面上有文字内容几乎完全相同的书状来往，未使用慰劳诏书、论事敕书，因此容易被视为对等关系。但是在最终两者达成妥协的“想境内清晏，今万国（里）安和”这一表达方式中仍留有“境内”一词，并使用了与“率土”同样意味着无限疆域的“万国（里）”一词，由此看来，两者的关系不得不说是一种视自己为上而将对方置于其下意义上的“对等”关系。由于两者所表达的名分关系互相抵触，故可视为非常特殊的外交关系。但由于在日本—渤海的后半期关系中，也同样是名分关系互相抵触却保持着外交关系，（注：关于日本与渤海国的后半期的关系，在拙稿《日本の对新罗、渤海名分关系の检讨——〈书仪〉の礼式を参照して》，载于《史学杂志》第116编第3号，2007，页69—87，其中予以了探讨。）故可以设想此类关系的存在情形。通过这一事例，反倒体现出外交当事者双方在各自保持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之同时，维持外交关系也是可能的。

以上探讨了往返于南北朝之间的外交文书之例，但不能忽视该时期作为东亚地域中重要势力的以中国北方蒙古高原为根据地的柔然之存在。柔然当然与接壤的北朝有外交关系，时而也向南朝派遣使者。请看以下史料。

J《南齐书》卷五九《芮芮虏传》（页1023—1024）：

（建元）二年、三年，芮芮主频遣使贡献貂皮杂物。与上书欲伐魏虏，谓上足下，自称吾。

这是有关建元（479—482）二、三年芮芮主（柔然可汗）向南齐皇帝递交外交文书的记载，与南北朝间的外交文书一样，在史料上称之为“书”，因此可以认为是递交了书状形式的外交文书。不过在此外交文书中，柔然不称南齐皇帝为“陛下”、“殿下”，而称之为较自己地位低（注：如在西汉李陵与苏武的往返书简中互称“足下”（都载于《艺文类聚》卷三〇），在梁天监四年（505），丘迟私写给陈伯之的书简中也写有“陈将军足下无恙，幸甚”。（《梁书》卷二〇《陈伯之传》，页314）可见“足下”不是如“陛下”、“殿下”那样的对皇帝、王族的称呼，而是官人之间使用的词。）的“足下”，并且自称时用的是对下人使用的“吾”，（注：如在南齐高帝的遗诏中写道：“吾本布衣素族，……公等奉太子如事吾”（《南齐书》卷二《高帝纪下》，页38），以及第一节中的D、E的事例。）可以说这表达了柔然自居上位的名分关系。

通过上文可知，作为北方势力的柔然也同样对南朝使用书状形式的外交文书，表明自己居上的名分关系。柔然与南北朝并列构成了该时期东亚地域的外交关系与国际秩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今后有必要将此类与北方势力之间的非君臣关系也纳入视野，来思考该时期东亚地域中的外交关系与国际秩序。

四、敦煌归义军节度使的外交关系

本节将以敦煌归义军节度使的外交文书为素材来探讨在“东亚世界”边境的外交关系。本章中提到的“归义军节度使”是以中国的西北、河西走廊地带的城市——敦煌为地盘基础的汉人政权，是因唐大中二年（848）张议潮将吐蕃势力逐出敦煌而形成的。在后梁的开平四年（910），张承奉号“白衣天子”，建立了西汉金山国而独立，但张氏政权不久便崩溃，贞明六年（920）改由曹议金任归义军节度使。其后，曹氏政权存续了约一个世纪，于11世纪因不敌西夏之进攻而灭亡。（注：关于以上内容，可参见藤枝晃：《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一）—（四）》，《东方学报》（京都）第12册第3、4分—第13册第1、2分，1941—1943，页58—98、42—75、63—95、46—98；土肥义和：《归义军（唐后期、五代、宋初）时代》、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と敦煌》，都载于槚一雄编《讲座敦煌二敦煌の历史》，东京：大东出版社，1980，页233—296、297—338等。）

该归义军节度使在名义上是由中原王朝任命为节度使的，但事实上是统治着敦煌及周边地区的独立势力，独自与东方的甘州回鹘、（注：关于甘州回鹘，参见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の西迁について》，载于《东洋学报》第59卷第1、2号，1977，页105—130；《ウイグルと敦煌》。）西方的于阗等保持着友好关系。在此过程中使用的外交文书保存在敦煌文献中，特别明显地体现了这一事实。归义军节度使向甘州回鹘发出的汉文外交文书，（注：另外在敦煌遗书中还有藏语等非汉文的外交文书，但限于笔者的能力，在本文中未触及。关于归义军节度使时代的藏语文书，参见武内绍人：《归义军期から西夏时代のチベット语文书とチベット语使用》，《东方学》第104号，2002，页1—19。）与南北朝之间的外交文书一样，采用的是书状形式。这样，归义军节度使与甘州回鹘的关系，与一般王朝之间的关系性质相比，存在很多类似点。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如附表所示，在归义军节度使与甘州回鹘间，存在着将两者的关系表述为亲族关系的“拟似亲族关系”。该拟似亲族关系很早就受到了关注。自研究归义军节度使的先驱性学者藤枝晃（注：藤枝晃：《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四、完）》。）之后，一般认为亲族关系中的上下关系原封不动地体现了两者在名分关系中的上下等级。可是近年来森安孝夫指出，见于P3633中的甘州回鹘与西汉金山国的父子关系确实体现了甘州回鹘之优越地位，但难以认为在曹氏政权时代，与甘州回鹘的名分关系像拟似亲族关系那样频繁地变化，倒是可以将曹氏政权时代的拟似亲族关系之变化理解为它是建立在两者的姻亲关系上的。（注：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と敦煌》。）此后，在中国致力于研究归义军节度使的荣新江也提出，归义军节度使与甘州回鹘的兄弟、舅甥关系可视为两者间的友好关系之体现。（注：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页328—343。）

森安孝夫、荣新江两位对拟似亲族关系的理解值得肯定，但另一方面，在理解归义军节度使与甘州回鹘的名分关系时，有必要不再限于拟似亲族关系，而是采取别的方法来探讨。以下拟选取附表中列出的曹氏政权时代的三封外交文书，并借助于书仪来弄清其中归义军节度使所表达的名分关系。先看一下相关史料。

K《敦煌遗书》P2992V（3）：（注：关于敦煌遗书中的文书，使用了东洋文库收藏的缩微胶卷。P是巴黎国立图书馆收藏的伯希和带回的敦煌遗书的编号。）

季夏极热，伏惟

弟顺化可汗天子尊体动止万福。即日

兄大王蒙恩。不审近日

尊体何似。伏惟顺时，倍加

保重，远诚可望。……右贾都头口申陈子细，谨状。……

L《敦煌遗书》P2155V（2）：

……伏希

兄可汗天子细与寻问，勾当发遣，即是久远之恩幸矣。今因肃州人去，谨修状

起居咨

闻，伏惟

照察，谨状。

六月日弟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傅兼中书令曹元忠状上

M《敦煌遗书》P.2703V：

不审近日

圣体何似。伏惟俯为

社稷生灵，倍加

保重，远情恳望，谨状。

舅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师兼中书令炖煌王曹元忠状

K—M三封信都是归义军节度使写给甘州回鹘的，由于都以“谨状”结尾，可知属于“状”格式。状有时也向皇帝提出，（注：中村裕一：《上奏と裁可の语》，载其《唐代制敕研究》，页406—451，首次发表于1983年。并且，向皇帝递交时，不同于K－M，与“表”中同样自称“臣”。）但正如在书仪中立了“起居状”一项（注：《新集吉凶书仪》卷上，起居状条（收入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页522）等。）所示，它常用作书状。因此这三封信可谓书状形式的外交文书。

那么，这三封信体现了怎样的名分关系呢？在此值得注意的是，三封信都在问候起居的语句中，与第一节中的A—C同样使用了对尊上者的用词——“伏惟”。并且K中的“伏惟弟顺化可汗天子尊体动止万福。即日兄大王蒙恩”这一表达方式与第一节B中出现的对傍系尊属的表达方式相对应，因此可以认为该三封信是将接信者甘州回鹘置于尊上者地位。

虽然在将甘州回鹘视为尊上者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但M体现了与K、L略微不同的名分关系。在M中，问候对方起居时使用了“圣体”这一词，关于这一词，请参考下述史料。

N《敦煌遗书》P4065（2）：

臣某言。仲冬严寒，伏惟皇帝陛下圣躬万福。……谨奉表起居以闻。臣某诚营诚惧顿首谨言。

N是在天福七年（942）（注：第一封信估计写于天福七年（942）。参见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页355（《〔表状集〕题解》）。）由归义军节度使向后晋递交的文书，正如以“臣某言”开头所示，使用“表”的款式体现了君臣关系。在此N中使用了“圣躬”来作为问候皇帝起居的词句，由于“圣躬”与“圣体”意义相同，故可判断M中的“圣体”也是对皇帝使用的词句。不过由于M未使用N那样的“表”格式，可见归义军节度使并未向甘州回鹘表示君臣关系，但由于存在“圣体”一词，比起K、L来，M一方明显地礼遇规格更高。因而可认为归义军节度使向甘州回鹘所表达的名分关系，基本上是甘州回鹘居于上位的非君臣关系，而其后逐步近似于君臣关系。

在以上探讨的曹氏政权时代的归义军节度使与甘州回鹘的关系中，在非君臣关系中有书状形式的外交文书往来，并且表达了拟似亲族关系，在北宋与契丹（辽）、南宋与金的关系中也同样存在该三者的组合，这构成了该时期外交关系中的特征之一。关于这一点，渡边信一郎探讨了P3633中的以甘州回鹘大圣天可汗为父，以白衣天子张承奉为子的父子关系，指出它象征性地体现出五代两宋时期的中国王朝与周边诸民族的新型关系，（注：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の王权と天下秩序——日中比较史の视点から》，东京：校仓书房，2003，页222。）但从非君臣关系这一角度来看，倒可认为上述曹氏政权时代的外交关系与其后时代更为相似。当然，曹氏政权时代的事例不可能构成五代两宋与周边诸势力之关系的起源，但相反它启示我们，由“非君臣关系”、“书状形式的外交文书”、“拟似亲族关系”三者体现出的外交关系，不仅为归义军节度使的个别案例，也可认为王朝之间性质的关系，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五、结语

本文利用书仪探讨了五六世纪中国南北朝时代的外交文书、10世纪敦煌归义军节度使的外交文书，得出了下述结论。首先在南北朝时代，在南朝与北朝之间，以及与柔然等北方势力之间有书状形式的外交文书往来，其中有的体现出对等关系，有的虽然没有明确表明君臣关系，但表明了自己居上的名分关系，并且在东魏与梁之间还存在互相将自己置于上位的“对等”关系。第二，在曹氏政权时代的归义军节度使与甘州回鹘的关系中也使用了书状形式的外交文书，归义军节度使向甘州回鹘所表达的名分关系虽不是君臣关系，但甘州回鹘居于上位。并且这一关系随着时代发展变得礼遇规格更高，近似于君臣关系。

上述内容揭示出，在东亚地域的外交关系中，不仅有以往一直受到重视的君臣关系、册封关系，还存在着使用书状形式外交文书的非君臣关系。该非君臣关系在南北朝时代、五代两宋时期等中国王朝的力量相对衰弱的局势下容易显现出来，而相反在促使西定生提出“册封体制”论、“东亚世界”论的隋、唐代则难以发现。尽管如此，由于以北方势力为中心出现了近似于非君臣关系的关系，（注：例如，隋、唐王朝与突厥、吐蕃、回鹘等的关系与此相当。关于该点，参见拙稿《日本の对新罗、渤海名分关系の检讨——〈书仪〉の礼式を参照して》，第二章（页75—82）。）因此即使在中国王朝的力量相对强大的局势下，这一点也是不应忽视的。

如将此类非君臣关系包括进来，能够如何重构东亚地域的外交关系与国际秩序呢？当然这不是一个能轻易找出答案的问题，但从本文的观点出发可指出下述两点。第一，西定生设定的“东亚世界”这一框架有待于相对化。这是由于在主要着眼于中国文化向周边诸势力传播的西定生的论述（注：参见李成市：《东アジア文化圈の形成》，东京：山川出版社，2000，页34—36中的看法。）中存在着局限性——即仅探讨有限范围内的外交关系与国际秩序。在本文中，未使用“东亚世界”一词，而使用“东亚地域”一词，并提及蒙古高原上的诸势力等，这也正是试图对“东亚世界”进行相对化探析的小小的尝试。

第二，除了本文论述的外交文书，也有必要探讨外交礼仪。如“序”中所述，能够表达诸势力之间名分关系的有外交文书和外交礼仪。外交文书大致客观地反映了两者之间的关系，而外交礼仪则更多地体现了礼仪主办方自认为的两者关系。因此，在思考东亚外交关系和国际秩序时，必须将外交文书和外交礼仪两者所体现的名分关系均纳入视野之内。（注：另外，日本的隋、唐代东亚外交礼仪研究有：田岛公：《日本の律令国家の〈宾礼〉——外交仪礼から见た天皇と太政官》，《史林》第68卷3号，1985，页35—86；石见清裕：《唐の北方问题と国际秩序》，东京：汲古书院，1998，第三部（页281—533）；同作者：《唐の国书授与仪礼について》，《东洋史研究》第57卷2号，1998，页37—70；拙稿《倭国·日本の隋使、唐使に対する外交仪礼》，《ヒストリア》第197号，2005，页1—23；同作者：《古代倭国、日本の外交仪礼と服属思想》，《历史学研究》第824号，2007，页1—16；同作者《唐后半期から北宋の外交仪礼——〈对〉の制度と关连して》，《史学杂志》第118编7号，2009，页36—59。）

第三，有必要根据书仪背后的礼秩序来梳理君臣关系、非君臣关系、对等关系等众多外交关系。本文使用书仪探讨了书状形式的外交文书，但另一方面由于慰劳诏书、论事敕书也具有很强的作为皇帝私信的特征，（注：坂上康俊：《〈敕书〉の基础的研究》，载于山中裕编《摄关时代と古记录》，东京：吉川弘文馆，1991，页19—65；丸山裕美子：《慰劳诏书、论事敕书の受容について》，《延喜式研究》第10号，1995，页49—70。）以往较多研究的君臣关系、册封关系似乎也应作为书状形式的外交文书所体现的多元外交关系之一来理解。这一想法对于分析南北朝时代与五代两宋时期等中国王朝并非对周边诸势力居于绝对优势的时代，（注：关于这一点，王赓武（Wang Gungwu）将反映出北宋的对外关系的词分为五类，探讨了以北宋与契丹之关系为中心的外交关系（同作者“The Rhetoric of a Lesser Empire：Early Sung Relations with Its Neighbors”，edited by Morris Rossabi，China among Equals：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10th-14th Centur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pp.47-65.）虽然与本文使用的方法有相通之处，但作为王赓武研究对象的语句较多涉及华夷思想、王化思想，与书仪中所见的语句大不相同。因此，王氏看法的值得重视之处与其说是体现在外交关系方面，不如说是体现在中国王朝不占绝对优势时代的思想、修辞法之变化等方面。）和探讨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诸势力之间的外交关系与国际秩序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这些问题将作为今后的研究课题。

原载日本历史科学协议会编《历史评论》第686号，2007年

“藩服自有格式”——外交文书所见宋朝与周边诸国的双向认识

黄纯艳

在与宋朝关系中，各国因国际环境和自身政治经济状况的差异，对宋朝的诉求各不相同，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各自眼中与宋朝的国家关系同宋朝眼中的世界自然难以完全吻合。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存在应该是当时国际关系的实际形态，这需要以双边的视角来考察。学界对宋辽（金）对等关系，以及高丽在三角关系中的态度等已有研究，（注：参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第二章“宋辽间的平等外交关系”、第七章“宋、高丽与辽的三角外交关系”，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Morris Rossabi ed，China among Equals：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10th-14th Centuries，PartII“The Sung Dynasty in a Multi-State System”，University of Callifornia Press，1983；赵永春：《宋金关系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而从与宋朝视角相比较来考察周边诸国对宋朝的认识和态度关注还有不足。本文试图以外交文书为切入点，在这一方面做一尝试。

一、大防难守：宋朝眼中的世界

宋承唐运，建国之初也曾有恢复唐朝的国际地位，成为东亚共主的构想。统一了北汉以后宋朝的这一目标被直接地表达出来。雍熙北伐前，宋朝君臣讨论战争及善后事宜，刑部尚书宋琪的奏表最典型地反映了宋朝当时的目标：

契丹小丑，克日殄平。其奚、霫、渤海之国，各选重望亲嫡，封册为王，仍赐分器、鼓旗、军服戈甲，以优遣之，必竭赤心，永服皇化。（注：《宋史》卷二六四《宋琪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页9124。）

这一席话既设计了战后东北亚秩序，更表达了契丹必败的信心。同时宋琪又上陈十策，其中第十策即“灭契丹”。改变五代以来契丹居上的倒悬之势就是宋朝君臣当时充满信心的目标。

雍熙北伐的失败，使宋朝放弃了大统一的计划，转而实行守内虚外的政策，并逐步接受了与契丹的对等地位，东亚国家关系和宋朝夷夏大防的理想也随之动摇。这一关系在澶渊之盟后以两国皆认同的形式做了规定：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尊辽太后为叔母。此后，从宋朝的视角看，世界被划分为三个层次和三种关系：一是与辽朝和金朝间的对等国家关系，即宋朝所言“敌国之礼”；二是与东南亚和西域等地大部分国家间宗藩体制下的国家关系；三是与交趾、西夏间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或者说经历中央与地方到国家关系的转变。

宋朝与辽朝的对等国家关系，不仅表现在宋朝在外交上承认了辽朝与自己的对等地位，国书中对辽朝皇帝兄弟相称，并书辽朝皇帝尊号，在用词上以“回”、“答”、“谢”、“报”等字，称“书”而不称“诏”、“制”，而且实际承认并自觉回避辽的朝贡体系，如994年高丽转而奉辽朝正朔后，至大观以前宋朝与高丽的国书中虽加“权高丽国王事”，以示不肯定辽朝的册封，但并不要求高丽奉宋朝正朔，亦不册封高丽。大观时去掉了“权”字，仍不册封高丽。北宋与金国的短暂交往中经历了知友之礼和伯侄之礼的对等关系到君臣关系的转变。南宋高宗对金的外交态度和最后形成的外交关系即为君臣关系。宋高宗进金之誓表自称“臣构”，表曰“既蒙恩造，许备藩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金朝颁赐宋高宗的册文也称：“册命尔为帝，国号宋。世服臣职，永为屏翰。”（注：《金史》卷七七《宗弼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页1755、1756。）宋孝宗以后以叔侄关系、伯侄关系取代君臣关系，虽然在外交礼仪上宋朝仍处于被动地位，但从宋朝而言，已不再以臣属关系对金。如淳熙四年答贺正旦书：“正月日。大宋皇帝谨奉书于大金应天兴祚钦文广武仁德圣孝皇帝阙下：新元肇纪，庆万物之发生，旧好益坚，嘉群黎之康阜。远劳信使，宠贶华缄。既备及于春祺，复旅陈于礼币。钦纫勤渠之意，良深感怿之情。今正旦使副回，谨专奉书陈谢。不宣。”（注：周必大：《文忠集》卷一一六《淳熙四年正月答贺正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嘉定和议承袭了宋孝宗朝形成的基本关系。宋朝对金不称臣，不奉正朔，外交文书所反映的宋朝观念已以敌国视金。

宋朝视为宗藩体制下的国家关系的主要有高丽、大理、西北诸国，以及除交趾以外的东南亚地区及其以远国家，从国书表述而言有以下几个共同点：一是称其统治者为国王，如高丽奉宋朝正朔时初来称“权高丽国王事”，正式册封则为“高丽国王”。大理、占城、于阗、阇婆、真腊等国称“大理国王”、“于阗国黑汗王”、“回纥可汗王”、“占城国王”、“阇婆国王”、“真腊国王”、“三佛齐国王”等，即蔡洗所说“若占城、三佛齐、阇婆诸国，则待其入贡而遂以为本国王”（见下文）；二是国书标题称“制”、“诏”、“敕书”，如果名“书”，则题必加“赐”，正文称“敕”，这是正式表示君臣宗藩的标志；三是正文皆强调宗藩和朝贡关系，如《檆溪居士集》卷七《赐三佛齐国敕书》曰：“敕三佛齐国王悉利麻霞啰咤，省所奏……卿世居南裔，钦慕中邦，遣使传以造朝，奉国珍而效贡。”《北海集》卷七《除占城国王杨卜麻迭特授依前检校太傅……占城国王加食邑食实封散官勋如故制》曰：占城“介南溟而有国”，“谨北面以称藩”。

在宋朝眼里这些国家各有轻重远近，例如在南方诸国中，宋朝给予占城、阇婆和真腊三国的待遇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玉海》卷一三三《开宝安南都护》记载南方几个最重要国家国王之册封：“真腊，大同军节度云州刺史；阇婆，怀远节度琳州刺史；大理，云南节度、占城同阇婆封。”南宋交趾获封国王后也与这四国并重，为安南国王效忠顺化功臣静海节度。宋高宗时，占城国王杨卜麻迭和阇婆国王悉里地茶兰固野授封，除分授检校太傅和检校司徒外，都是“使持节琳州诸军事、琳州刺史充怀远军节度使、琳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兼御史大夫”、本国王，“加食邑食实封，散官勋如故”。（注：綦崇礼：《北海集》卷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建炎三年，占城国王、阇婆国王和真腊国王因南郊恩分别进封怀远军节度使检校太傅、怀远军节度使检校司徒和大同军节度使检校司徒。绍兴二年，占城国王、阇婆国王、真腊国王又因明堂同时加恩。（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系年要录》）卷一九，建炎三年正月己丑；卷五二，绍兴二年三月己亥，北京：中华书局，1988。）《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二《勋官》还说：政和中罢柱国封号，此后“惟安南、阇婆、占城三国王始加封上柱国”。而蒲端国等小国的地位则在占城之下。景德四年，蒲端国请求按占城例赐鞍勒马二匹、大神旗二，“有司以蒲端在占城之下，请给杂彩小旗五”。（注：《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六六，景德四年八月己亥，北京：中华书局，2004，页1478。）甚至“慕义来庭，与他国不侔”（注：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二《三佛齐国》，北京：中华书局，1999，页87。）的三佛齐国的待遇也稍逊一筹。绍兴七年三佛齐国进贡，“诏补保顺慕化大将军三佛齐国王”，绍兴二十六年三佛齐国王的册封仍然是保顺慕化大将军三佛齐国王。（注：《宋史》卷二一九《礼志二十二》，页2814；《系年要录》卷一七五，绍兴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不能如占城一样享受三公和上柱国的册封。

宋朝对待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有差异。宋朝对高丽的重视即随着宋辽和宋金关系而变动。雍熙北伐以前，宋朝希望以高丽夹击契丹，对高丽关系十分重视，双方使节往来频繁，雍熙以后则逐渐疏远高丽。1010年，辽军大举攻侵高丽，宋真宗与宰相王旦商讨：“契丹伐高丽，万一高丽穷蹙，或归于我，或来乞师，何以处之？”王旦权衡利害之后答道：“当顾其大者。契丹方固盟好，高丽贡奉累数岁不一至。”（注：《长编》卷七四，大中祥符三年十一月，页1695。）宋神宗和宋徽宗时期因欲在燕云等方面有所作为，与高丽关系又有升温，其他时期，包括南宋则对高丽都持较为消极的政策。（注：宋朝对高丽政策的演变可参姜仲吉《高丽与宋金外交经贸关系史论》，台北：文津出版社，2004；杨渭生《宋丽关系史研究》，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宋朝对占城的政策也经历了很大变化。北宋前期将收复交趾作为战略目标，实行联合占城抑制交趾的策略，在朝贡中优待占城，册封名号多、等级高，赏赐占城兵器鞍马，帮助占城安抚流民，约束交趾侵扰占城。熙宁战争失败后，宋朝事实上放弃了收复交趾的计划，以此相应，不再给占城以特别优待，两国关系日见疏远，以至于占城最后转而主要朝贡交趾，接受交趾册封。（注：宋朝对占城政策的演变可参拙文《转折与变迁：宋朝、交趾、占城间的朝贡贸易与国家关系》，《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十辑），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2008。）

宋朝开始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看待与交趾和西夏的关系，逐渐经历了中央与地方到国家关系的转变。交趾由汉至唐皆为中国郡县，自认为继承唐朝德运的宋朝自然也将它视为本国疆土，所以丁部领建国称帝，号大胜明皇帝，行“太平”年号，宋朝遣使给予严正警告：“俾我为绝蹯断节之计，用屠尔国，悔其焉追！”（注：《越史略》卷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在宋朝看来，交趾与其他国家皆有区别：

若高丽嗣子，则待其请命然后封以为高丽国王。若占城、三佛齐、阇婆诸国，则待其入贡而遂以为本国王。惟是奉命安南甚有次第。其始嗣立，则封交趾郡王，中间数年以后，则封南平王，及其身后，则追赠南越王。自太祖太宗至于累朝，必加三命，未之或改者，盖以安南本交州内地，实吾藩镇，因仍世袭，使护安南一道，非他外邦自有土地人民不尽臣之比也。所以渐次封爵，时示恩荣，其羁縻制御之道不得不然。（注：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九《蔡洗等集议安南国奏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从丁部领受封交趾郡王直到南宋淳熙元年封安南国王，宋朝对交趾皆实行交趾郡王、南平王、南越王依次进封，即“必加三命”的制度。

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卷四《田赋考四》中还说：

虽曰宋之土宇，北不得幽蓟，西不得灵夏，南不得交阯，然三方之在版图亦半为边障屯戍之地。

特别列举这三地之意即指此三地理当为版图，并非外国。所以宋朝对待西夏也是实行中央和地方的原则。1038年以前，党项族之地仍由其首领以宋朝定难军节度使身份统治，宋朝封其首领为“银州观察使”、“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元昊称帝以前宋朝给予的封号为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观察、处置、押蕃落使、西平王。（注：《宋大诏令集》卷二三三《赵元昊静难军节度西平王制》，北京：中华书局，1962，页908。）元昊称帝，宋朝不惜以战争手段迫使其放弃帝号，缔结“庆历和议”，宋朝册封元昊为“夏国主”，令其“永为宋藩辅”。（注：《宋大诏令集》卷二三三《册夏国主文》，页909。）国书用“赐”，用“诏”。宋朝虽封西夏为国主，但待遇与交趾南平王相同，而且元祐二年还册乾顺为夏国主仍节度、西平王。（注：《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下》，页14015。）宋朝曾以同一格式颁“赐夏国主并南平王李乾德（元符四年）历日诏”。（注：《宋大诏令集》卷二三六，页922。）

除了辽（金）以外，各国在与宋朝交往中，站在小国的立场上，其对宋朝的看法以及对宋交往的心态和目的自然与宋朝从大国视角出发得出的认识有很大差异。而且各国由于所处环境、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差异，对宋朝的政治和经济需求也不同，对宋朝的看法和政策也不尽一样。

二、诸侯事大：高丽眼中的宋朝

高丽是宋代周边国家中受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国家，作为处于宋、辽（金）夹缝中的小国，国家安全是其处理一切关系的出发点，大部分时期皆听命于辽（金），而不奉宋朝正朔，北宋时甚至一度中断与宋往来，宋高宗朝后更是“使命遂绝”，即便如此，其上宋朝表章从形式到内容仍然遵守“事大之节”，如郭元所作《上大宋皇帝谢赐历日表》：

具官臣某言：去天禧四年四月日，入朝使崔元信回，奉传诏书一道。伏蒙圣恩，赐臣天禧四年《乾元具注历》一卷者。文思之化，丕冒海隅，历象爰颁，别为时训。伏惟皇帝陛下，与乾坤同载，使品物流亨，念辰卞之小邦，本依正朔，举羲和之旧职，克授寅宾，岂料孱微，叨滋注瞩。臣敢不示农桑之早晚，用彰天子之所知，稼穑之艰难，永慰小人之劳力。况自发函之后，开卷已来，窥御历之无穷，率群臣而共抃。（注：《东文选》卷之三三，郭元《上大宋皇帝谢赐历日表》，首尔奎章阁藏本。）

这是高丽在994年转奉辽朝正朔后，又不堪辽朝侵扰，转而奉宋朝正朔所上表，用年号、受历法、称臣下，表达了守君臣之礼和奉宋朝正朔之意，格式用语都符合君臣宗藩之礼。

《东文选》收录了朴景绰、金缘、朴昇中、林存、金富轼、金富佾、周佇等所撰上宋朝表章三十余篇，特别是集中收录了宋徽宗朝金富轼入宋所上表章二十篇，此时已是高丽转奉辽朝正朔时期，但其格式、用语、用典仍突显着严格的事大之礼，如其《谢差郊迎表》：

陪臣某言：今月七日，伏蒙圣慈，以臣初届郊亭，差降中亮大夫贵州防御使充枢密院使承旨知客省事同馆伴范讷押赐御宴，兼赐带来三节人酒食者。王事靡监，式遄周隰之行，天威不违，已沐需云之渥。失风波之枯槁，觉徒驭之光辉。中谢。臣非肤使之才，辱寡君之命，不惮逶迟之役，鼎来众大之都，魏阙在瞻，已慰子牟之恋，甘泉入侍，愿效呼韩之朝。岂谓宸慈，遽沾犒饮，此盖伏遇法道善贷，体神曲成。特推字小之仁，以示包荒之德。进于中国，免贬绝于春秋。始彼南山，但咏歌于天保。（注：《东文选》卷之三四，金富轼《谢差郊迎表》。）

其表章由三部分组成，“中谢”以前主要叙述事由，表达惶恐之情，“中谢”亦即顿首之辞，最后主要阐述事大之礼，表达颂扬和感谢。其所用典故“子牟之恋”、“呼韩之朝”、“字小之仁”、“免贬绝于春秋”等都表达了以夷进华、以小事大之意。金富轼所撰表章基本都遵循这一格式。这完全符合司马光《书仪》所规定的奏表包括“臣某言”、“臣某诚惶诚惧”、“顿首顿首辞”、“谨奉表称谢以闻”几项内容的基本格式。（注：司马光：《书仪》卷一《表奏》，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也有如金富佾贺宋高宗即位表《告贺登极使至明州回表》第一部分叙述事由并论华夷宗藩之理，其次中谢，第三部分表达祝愿和论事大之礼（有朝宗、奉职、尊周、晋伯等用语和典故）：

入朝贺登宝位使某、官某等回报：昨到明州，因夷事不得朝京师。承引伴所指挥，递表还国者。圣德包容，虽微而必及，忠诚向慕，愈远而难忘。未获奋飞，但增郁结。中谢。恭惟皇帝聪明元后，博大真人，奠千万里之幅员，宏开于一统，绍二百年之基业，丕阐于重光。其岂此扰攘之忧，生于继述之际。非特致王师之暴露，亦有妨使者之朝宗。而臣介山川隘狭之间，遇府库烧亡之后，心虽切于勤王奉职，力不能以救患分灾。愧无晋伯之功，上尊周室，愿与长安之老，再见汉仪。今者遣鄙价以问安，同庶民而申祝。区区之恳，万万难穷。（注：《东文选》卷之三九，金富佾《告贺登极使至明州回表》。）

朴景绰、金缘、朴昇中、林存、金富佾、周佇等人所撰表章基本上都遵照这一格式和内容安排。没有出使身份的高丽僧统义天上宋哲宗和高太后谢表也遵照这一格式，如其《谢郊迎表》：

臣僧某言：今月初六日，到京阙次。伏蒙圣慈，特赐劳筵者。想藻扆之颙威，潜忙礼见，降紫庭之密著，特示宠迎。祗荷缛私，实增铭悚。臣僧某中谢。伏念臣空门末品，盛世幸民，从鲸壑以乘桴，忍离素国，届凤郊而纳履，忻迩黄图。岂谓皇帝陛下，深悯远来，过烦优劳。仰嶟北而沓承纪念，瞻节用而更切祝延。（注：《高丽大觉国师文集》卷第五《谢郊迎表》，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页16。该书现存三十余篇上宋哲宗和高太后谢表皆遵照这一格式。）

我们可以说，在高丽的眼中，高丽与宋朝关系与宋朝的规定并无差异，高丽完全接受，并自觉遵循朝贡制度和相关礼仪。

在宋徽宗欲在称号中去“权”字及建炎初假道使金两事件也典型地体现了高丽虽奉辽（金）正朔，不接受宋朝册封，但对宋的交往中仍恪守事大之礼。宋徽宗曾派使节“咨闻行册礼事”，高丽表示：“所谓册立之命、正朔之颁，已曾禀受于大辽，不欲别行于上国，以示酌中之义，致宽北顾之忧。”在回答宋朝密谕的表章中则特别强调了高丽“祖先以来乐慕风化，有时入贡，优荷宠恩，崇宁中国”。宋朝只能接受现实，不复言册王，只是称呼中去“权”字，以示优宠。（注：《高丽史》卷一三《世家·睿宗二》，奎章阁藏本。）

建炎二年宋朝遣杨应诚等出使高丽，“俾之假路，欲以迎銮”，（注：《东文选》卷之三九，金富佾《聘问表》。）即借道往迎钦、徽二帝。高丽在回表中一方面分析了假道对高丽和宋朝自身可能带来的危害，另一方面一再表白自己对宋朝的事大之心：

伏以天地之仁，各令万物以咸遂。帝王之度，不责众人之所难，敢吐忱辞，仰干聪听。中谢。窃念本国地分东鄙，世事中华。守数千里之封疆，未躬于朝请。顾二百年之恩札，但誓于忠勤。昨者闻两圣之播迁，举三韩而悲痛。既不能奔问官守，以伸臣子之诚，又未得首倡义兵，以徇国家之难。今者伏遇皇帝起从元帅之府，光袭先王之基，冀与臣民，共迎銮辂。诏书下而老幼垂泣，德音形而迩遐激心。至诚感神，岂无厥应宸极返正。今也其时，臣属室家焚荡之余，当军国扰攘之际，愧未遑于庆礼。辱先遣以皇华。虽命出重严，乃事难遵禀。盖彼金国，接无鸭滨，既乘猾夏之威，又有害邻之意。常令密谍，以待亹端。如闻杖节之假途，即必应时而生事。或扬兵可畏于加责，或复礼为名以请行。在此路冲，将何辞拒。彼众我寡，既难可与争锋，唇亡齿寒，又焉知其非福。岂徒今日之扼腕，恐有他时之噬脐。职此多艰，理非自慢。伏望念臣内怀向慕，悯臣外迫侵陵，山薮示藏，雷霆收怒，使小国有保全之幸，上朝无藩屏之危。率诸侯而尊周王，非敢期齐晋之故事。任厥土而作禹贡，愿不失青徐之旧仪。丹慊不诬，皇天是证。（注：《东文选》卷之三九，金富仪《入宋告奏表》。）

在高丽看来，宋朝不足依赖，高丽文宗时就曾讨论是否向宋朝派使，结果一致认为：“如非永绝契丹，不宜通使宋朝。”（注：《高丽史》卷八《世家·文宗二》。）辽朝灭亡后，宋朝提出双方建立册封关系：“先王为已受辽册命，故避讳尔。今辽命已绝，可以请命朝廷。”（注：《高丽史》卷一五《世家·仁宗一》。）高丽认真分析了宋金关系的发展前景，最终以“今忧制未终而遽求大典，于义未安，实增惶愧”（注：同上。）为由予以拒绝。宋钦宗令高丽出兵袭击金朝，高丽基于同样的原因亦未实行。但从高丽所做表章可见，高丽大部分时期内虽不行宋朝年号，不接受宋朝册封，但实际仍视宋朝为“上国”，自觉遵行以小事大的宗藩之礼。如高丽肃宗所说：“朕自御神器，居常小心，北交大辽，南事大宋。”（注：《高丽史》卷一一《世家·肃宗一》。）

三、赵家阿舅与大朝官家：西域及东南亚诸国眼中的宋朝

因文化传统和与宋关系的不同，各国国书的形式必各有差异，大部分国家的国书不能如高丽那样完全符合宋朝规定的礼仪规范，有的甚至与此有违，所以上呈皇帝的国书（表章）不仅经译者翻译，而且一般还需经学士再次修润。如周辉所说，国书表章“藩服自有格式”，“外国表章类不应律令，必先经有司点视，方许进御”。（注：周辉：《清波杂志》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94，页250。）

于阗国所上表章在宋朝士大夫们看来，就是十分怪诞可笑的。宋徽宗朝于阗国来贡，所上表令“译者释之”。一时朝中士大夫皆传“其表大有欢也”，“同班诸公喜，皆迫询曰：‘甚愿闻之。’王内相（安中）因诵曰”：

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西方五百国中条贯主阿舅汗黑王，表上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四天下（四天下）条贯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时要那玉，自家煞是用心，只被难得似你那尺寸底。我已令人寻讨，如是得似你那尺寸底，我便送去也。

听罢“于是一坐为哄”。蔡絛说道：“裕陵（指神宗）实录已载于阗表文，大略同此，特少文胜者，疑经史官手润色故尔。”众乃默然。（注：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页8—9。本文引用时重作了标点。）

从这一记载我们可以看到：一是国书进上，首先由译者翻译，然后由翰林学士润色（王安中时任翰林学士承旨，因此称内相）。王安中被称为制表笺的“奇才”，“为文丰润敏拔”，以此获宠于宋徽宗，先后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承旨，掌内外制，（注：《宋史》卷三五二《王安中传》，页11126。）他所宣读的表章已经其手润色；二是于阗虽尊崇宋朝，称“四天下条贯主阿舅大官家”，但并不理解中原王朝华夷宗藩的体制和礼仪，在于阗眼中，宋朝是阿舅大官家，并无严格的君臣礼仪概念，用“你”、“我”等词，而非“君”、“臣”、“宗”、“藩”；三是该表被具有极端自负的文化心态的宋朝士大夫们认为是不符合宋朝规定格式和用语的，以至于不仅当时的士大夫“一坐为哄”，而且这份表章被作为经典笑话，广为传播。（注：可见周辉《清波杂志》卷六、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五、赵彦卫《云麓漫抄》卷一五等。）于阗的这一认识在元丰时所上表（即蔡絛所言裕陵实录所载于阗表文）中也有体现。《宋史·于阗传》载：

元丰四年，遣部领阿辛上表称“于阗国偻罗有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书与东方日出处大世界田地主汉家阿舅大官家”。大略云：“路远倾心相向，前三遣使入贡未回。”重复数百言。董毡使导至熙州，译其辞以闻。

回纥、唃厮啰等都将自己与宋朝的关系视为甥舅。《清波杂志》卷六载：

宝元间，遣屯田员外郎刘涣奉使唃厮啰。番中不识称朝廷，但言“赵家天子及东君赵家阿舅”。盖吐蕃与唐通姻，故称“阿舅”，至今不改。

宋仁宗朝派刘涣出使唃厮啰，厮啰“平揖不拜，延坐劳问，称‘阿舅天子安否？’”（注：《文献通考》卷三三五《四裔考十二·吐蕃》，上海宝鸿书局石印本。）也称宋朝皇帝为阿舅，且并不尊君臣之礼。宋朝也接受了以甥舅相称的交往方式。咸平间宋真宗给回鹘使节的诏书中就说两国“义笃舅甥”。（注：《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三，北京：中华书局，1957。）在《赐甘州回纥天圣五年历日敕书》中称“皇帝舅问甘州回纥外甥、归忠保顺可汗王夜落隔”，加封夜落隔的制书即称“甘州外甥回纥可汗王夜落隔可特进怀宁顺化可汗制”。（注：《宋大诏令集》卷二四〇《赐甘州回纥天圣五年历日敕书》、《甘州外甥回纥可汗王夜落隔可特进怀宁顺化可汗制》，页944。）这是继承了唐朝和五代“每赐答诏，亦曰外甥”（注：《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一。）的惯例。但在宋朝而言，首先强调的是君臣和宗藩，在这一点上于阗、回纥、唃厮啰虽然皆尊崇宋朝，但对朝贡制度和礼仪文化的理解与宋朝的规定仍存在差异。

上引于阗国表章基本上保留了其本国的意愿，而很多表章都按照宋朝的格式和礼仪制度做了修改或重新撰写，如《灵岩集》卷二所载唐士耻撰《代真里富贡方物表》就是宋朝文人按照宋朝的规定格式代写的：

葵心北户，久怀航海之诚，象译南琛，初上职方之奏。毕输诚于蝼蚁，实慕义于衣冠。臣中谢。窃以兴国悦渤泥之朝，嘉其始至。祥符伟注辇之贡，叹彼未来。岂期从古之戴盆，忽玷当今之同轨。伏念臣每以沧溟之中阻，姑为吉蔑之附庸，下极荧煌，莫记星霜之变，断根膏馥，第形贾舶之编。既弗登夏王山海之经，亦莫与汲冢会同之解。且西邻骠国，尚效德宗鼓舞之欢，而南境阇婆，每续元嘉职贡之敬。退念陋邦之蕞尔，独为大节之阙然。臣是敢遥起三呼，恭驰一介，随贯月乘槎之侣，占迎秋从律之风，效牵式启于旄头，任土仰干于禄币。其德天合，其明日合，宜译鞮象寄之悉归。大秦宝多，大宛马多，想礼乐诗书之甚盛，祈殿古人之委赐，与荣玉版之诗书。形容骇师古之图，道里续贾耽之志。恭惟皇帝陛下，离明继照，乾健统天。中国有至仁，自然笃近而举远。小邦怀其德，岂徒厚往而薄来。乃至微臣，亦知大义，法乎三圣，矧更出于亲传，令彼四方，自式歌于来享。某空怀辰共，莫与躬朝，嗣属国之封章。自今以始，耸陪臣之复命，其教可知。

表章格式、文辞、用典可谓宋朝礼仪规定的外国表章的经典样本，但却远非真里富对与宋朝关系的真实认识。表中的制度和文化内涵甚至是真里富国无力理解的。而真实出自真里富的表章也是被宋朝士大夫们认为“甚可笑，止是金打小卷子，又于木皮上别写一卷，其状曲屈，皆不可晓。盛书螺钿匣子又折一足，弊陋之甚……番字一体绝类琴谱，竟不知所言”。木皮书本是为了保存和便于宋朝翻译而制作的金表的副本，并用本国文字和南卑国番字两种文字书写。庆元府令人翻译后上呈。（注：《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一〇〇。）但开禧元年真里富所上番字表章直译译文也得以保留：

悉哩摩稀陀啰跋啰吽小心消息，心下意重，知有大朝，日日瞻望。新州近大朝，新欲差一将安竺南旁哱啰差出来，同大朝纲首拜问消息。回文转新州，已知大朝来去。今差一将出来，不敢空手，有雄象一头，象牙一对，共重九十二斤，犀角一十只，共重一十一斤，尽进奉大朝。望乞回消息。意要欲知大朝，年年进奉不绝。（注：《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一〇一。）

表章说到真里富千辛万苦自宋朝商人处打听宋朝的信息，说明其对宋朝的了解十分有限，表章可见其对作为大国的宋朝的尊敬，但全无唐士耻所撰文中的华夷宗藩观念和用语。

《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二七至二八收载了庆历八年南蕃涂渤国表章的修润稿及译者初译稿。同一表章的两个汉文稿直接反映了两国在双方关系认识上的明显差异。修润稿如下：

涂渤修行国王臣思蒙孙打南俾顿首。大宋皇帝陛下：臣思蒙本国修行，荣求佛理，每切常臻于正教，倾心可慕于空门。伏闻大宋皇帝陛下德应三乘，功明大道，圣惠远超于南土，宸严广布于华夷。是以臣思蒙远颙金阙，遥想旌墀，身属迈年，无由顿首。臣思蒙收得西天佛僧金骨及西天佛树枝连叶，并西天佛一，元是西天僧将到，兼本国犀牛头一个、连犀一株、尾一条、犀四株。臣思蒙发遣弟打钦赍赴广州进献，伏乞天慈，俯赐鉴纳。

译者初译稿则如下：

兴涂渤国蕃王元是丹蒲胧，每年发船归大地，今特将书求拜大朝官家。我听闻道是大朝官家修行，我州府有圣佛，重佛是重家一般，特将来兴塗渤国佛一、犀牛头一个、连犀一株，又犀四株。蕃王修行年老，听闻大朝官家修行，办心礼拜。打钦元是我弟，特差亲弟来广州送纳。

两稿相较，涂渤国对宋朝的尊崇之意、所送礼物大同，但初稿全无充斥于修润稿中表示华夷、宗藩、君臣等的用语和观念。

《宋史·占城传》收录了占城至道元年和景德四年表章，但显然是按照宋朝的华夷宗藩观念进行了修润，满篇皆是“伏蒙圣慈赐臣……”、“生长外国夐远天都”、“皇帝圣明威德广大”、“臣不惮介居海裔，遣使入朝。皇帝不弃蛮夷山国”、“臣之一国仰望仁圣，覆之如天，载之如地”、“皇帝陛下乾坤授气，日月储英，出震居尊，承基御极”、“臣生于边鄙，幸袭华风”等显示华夷宗藩的用语。景德四年的表章中“臣闻二帝封疆，南止届于湘楚，三王境界，北不及于幽燕”则显然是宋朝学士迎合宋真宗放弃幽云，满足与辽的乞和的心态而作的润色，甚至通过占城之口为真宗的太平盛事解说。

《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二八所载皇祐二年占城“奉蕃唐表二通来贡”比较接近于占城的实际态度：

进上皇帝。天下府国土不如大朝国土，无有国土得似大朝官家国土。自来官家州府不曾有失脱。帝王自来坐大朝，管得天下州府。帝王所有行遣公事依王法所行，每年常放赦罪人。帝王似释迦牟尼佛一般。诸道州县府每年发进奉大朝官家，盈卜孝顺，小心官家。为逐年交州来探占城国，才成，又来劫夺，至是占城国逐年要来进奉，收拾不办。今年略有些小仪信进上帝王。愿官家万岁，乞止约交州不要来夺占城州府。交州属官家所管，自我占城国亦系大朝官家所管，交州绕括占城，如同绕括大朝一般。如断得交州一年不来，我便大段年年来进。

此表所见占城的目的是十分明确而现实的，即使是对宋朝的吹捧，也是为了解决自身的问题。这比满篇徒具象征意义，实则空洞无物的华夷宗藩之辞更符合小国的心态。占城因希望得到宋朝庇护，利用宋朝制约交趾，因而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相比，更明确地接受宋朝宗主国的地位，加之其国有大量华人居住，可以代写唐字表章，因而有比较明确的宗藩观念。（注：而且占城对宋朝关系十分务实，熙宁战争后，宋朝放弃了扶持占城抑制交趾的政策后，占城逐步疏远宋朝，转而主要向交趾朝贡，并最终接受交趾册封。参拙文《转折与变迁：宋朝、交趾、占城间的朝贡贸易与国家关系》《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十辑），台北：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2008年。）但《宋史·占城传》所载表章的文采、用语和用典则显然按照宋朝标准做了修润和增补。

占城进奉时通常有蕃字和唐字两本表章，三佛齐“亦有中国文字，上章表即用焉”，元丰三年还曾寄唐字书给提举市舶孙逈。（注：占城携唐蕃二表事另见《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五〇。三佛齐唐字书见《宋史》卷四八九《三佛齐传》。）这说明这两国十分重视与宋朝的关系，但三佛齐作为重视商业，而政治上受宋朝影响甚微的国家，与宋朝对双方关系的规定必有差异，但具体情况无可查考。《宋史》卷四八九、卷四九〇还收录了勃泥国太平兴国二年表章、注辇国大中祥符八年表章、大食国淳化四年表章，都经过宋朝刀手修润，不能反映这些国家对宋朝设想的朝贡体制的认识。但是勃泥国在表章中请宋朝约束占城，若本国船只“风吹至占城界，望皇帝诏占城令有向打船到，不要留”，反映了其国与宋朝交往的贸易目的。

四、贡聘不怠与称帝自若：交趾、西夏对宋朝的态度

宋朝对待交趾和西夏政策上不仅有相似之处，而且两国对待宋朝的态度也颇为相似。宋朝也常以两国并提，如前引宋朝曾以同一格式颁“赐夏国主并南平王李乾德（元符四年）历日诏”。另如淳祐元年“安南入贡不用正朔，（史）嵩之议用范仲淹却西夏书例，以不敢闻于朝还之”。（注：《宋史》卷四一四《史嵩之传》，页12425。）两国都被宋朝定为中央与地方关系，但在国内却都行皇帝制度，不奉宋朝正朔。两宋时期交趾所历四朝都如此。

注：此表根据《大越史记全书》、《安南志略》、《越史略》制作。

上表可见交趾的皇帝制度比中国更为夸张，所上尊号居然有多达50字者。尽管其国内制度与宋朝的规定相比已严重“僭越”，但在与宋朝的交往中，交趾大部分时期仍基本遵循君臣的礼仪。如太平兴国五年交趾黎桓代丁璇上表：

世膺朝奖，僻居海隅。假节制于蛮陬，修贡职于宰旅……土茅世及，未预以守藩。臣父部领、兄琏俱荷国恩，恭分阃寄，谨保封略，莫敢怠荒……伏望赐以真命，令备列藩，慰微臣尽忠之心，举圣代赏延之典，克治遗业，因抚远夷。铜柱之墟，庶宣捍御之力，象阙之下，永输献琛之诚。惟陛下俯怜其过，未忍加罪。（注：《安南志略》卷第六《前代书表》，北京：中华书局，2000，页154—155。）

此外，宝祐六年陈朝传位表中也有“伏念臣功无帝赍，爵忝侯封”，“受命于朝”，“纳忠于国”（注：《安南志略》卷第六《前代书表》，页155。）等表示君臣宗藩的用语。有时也会出现破坏制度的情况，如黎龙廷杀兄自立，“未受真命，辄有称呼”，在对宋公牒中“自称静海军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检校太尉及开明王”，（注：《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二七。）但这种情况并不多见。而且如果出现不合制度的情况，宋朝会拒绝接受表章，如淳祐元年安南入贡不用正朔而被拒绝。

宋朝与西夏于庆历四年约定，西夏用“夏国主印”，“约称臣，奉正朔，改所赐敕书为诏而不名”，“使至其国相见用宾客礼”，誓约“倘君亲之义不存，或臣子之心渝变，使宗祀不存，子孙罹殃”。但西夏在其国内与交趾一样：“元昊帝其国中自若也。”（注：《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上》，页13999。）元昊之后历朝统治者也都用自己年号，行皇帝制度。庆历议和后宋夏双方大部分时间维持了比较稳定的关系，也可见西夏在对宋交往中基本遵守了双方的约定。甚至元丰五年和六年双方交战之时，西夏致宋朝表书仍未撕破君臣名分，如元丰六年西夏贡表曰：

……切念臣自历世以来，贡奉朝廷，无所亏怠，至于近岁尤甚欢和，不意人诬间，朝廷特起大兵，侵夺疆土城寨，因兹构怨，岁致交兵。今乞朝廷示以大义，特还所侵，倘垂开纳，别效忠勤。（注：《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下》，页14014。）

元丰五年，西夏南都统昂星巍名济致宋将刘昌祚书中虽然指责宋朝违背盟约，发动战争，声言西夏不可战胜，但也遵守君臣格式，称西夏主为“国主”，并称“自祖宗之世事中国之礼无或亏，贡聘不敢怠”，称战争使“祖宗之盟既阻，君臣之分不交”。（注：同上书，页14013。）在和平外交时期，君臣之礼这一原则更基本得到遵守。

五、结论

对宋朝与周边诸国的双向认识的研究可以克服仅从中国出发导致的视野的局限，有助于更客观地认识当时国际关系的存在形态。总体而言，从外交文书可见宋朝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规定为对等国家关系、宗藩体制下的国家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三个层次。北宋对辽朝的认识，随着两国对抗形势的变化，从意欲使其臣服，逐步转变为接受双方的对等关系。而南宋对金朝的认识则从宋高宗时确立的君臣关系，到宋孝宗以后改为叔侄和伯侄关系，虽然在外交礼仪上仍处于被动地位，但宋朝已不以君臣看待两国关系。因为地域和历史等原因，宋朝以不同态度看待与其他周边国家的关系，以宗藩体制下的国家关系对待高丽和除西夏外的西北诸国，以及除交趾外的东南亚及其以远诸国，而一开始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看待与交趾和西夏的关系，后逐步承认其作为“国”的地位。

周边诸国因各自区域环境、文化传统及对宋朝政治经济诉求不同，在世界秩序构想和双方关系的认定上，与宋朝眼中的世界和对双方关系的规定有吻合也有差异，甚至差异很大。高丽本着诸侯事大的原则处理与宋朝关系，与宋朝对双方关系的规定基本吻合。在于阗、唃厮啰、回纥等政权看来宋朝是应该尊崇的大国“阿舅”，在真里富、涂渤、占城等国眼中宋朝是强盛的大朝官家，但除了占城在一定时期视宋朝为宗主外，它们并不以宗藩和君臣的观念看待与宋朝的关系，与宋朝规定的双方关系存在很大差异。交趾和西夏在国内行皇帝制度，实际并不视宋朝为中央或宗主，但在与宋朝交往中基本能遵循宋朝的规定。

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并存就是当时国际关系运行的实际形态。对双方认识和观念的比较考察远比仅关注宋朝的视角要更为真实。国际关系的制度规定常常会具有某种程度的原则性意义，如果更细致地分析各国与宋朝交往的目的，以及宋朝实际对策，则又比本文讨论的问题更为复杂，这是本题尚不能涵盖的。

原载《学术月刊》2008年第8期

文书中所见宋朝对日本使客之接待——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为题材

远藤隆俊

10—13世纪的东亚世界，是以宋朝与辽、金两王朝的南北对立为中轴，政权之间、民族之间、民众之间的交流日益展开的时期。这一时期对于中原王朝来讲是一个充满压力和挑战的严峻时期。在此背景之下，宋朝与辽金王朝之间通过国信使进行着政治方面的交流，并且在国境线上设置了榷场进行互市，贸易发展繁盛。这一时期也是大陆周边的海上交通飞速发展的时期，宋朝与东亚的贸易活动十分活跃。高丽和日本虽然没有与宋朝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商人、僧侣的往来等民间交流活动却非常频繁。

日僧成寻就是在这一时期远渡中国的僧侣之一。他在北宋的神宗时代远渡中国，并在开封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他留给后人一部日记，即《参天台五台山记》（以下简称《参记》），收录了宋朝皇帝圣旨等70余件公私文书。《参记》原本已经不复存在，现存最古老的版本也是在成寻圆寂后150年后书写的，所录宋代文书中因为误字、脱字以及缺少吏牍文的知识而造成的误写等各种缺陷是存在的。但是从古写本这一文书题材上可以看出，成寻日记是对宋代文书形式的真实再现，对记录文书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其记录中虽然有一些缺陷，但仍为我们对宋代文书与外国使节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本文拟通过对于日本僧人成寻撰写的《参记》（中本京都东福寺所藏仓时代写本）中公私文书的整理和介绍，从文书及其传递的角度，考察成寻的入宋，及宋朝对外国使臣的接待问题。

关于宋代中外交流的研究成果非常多，（注：森克己：《日宋貿易の研究》，东京；国立书院，1984，《続日宋貿易の研究》，东京：国书刊行会，1956；斯波义信：《宋代商業史研究》，东京：风间书房，1968；伊原弘：《宋代中国を旅する》，东京：NTT出版，1995；平林文雄：《参天台五台山記：校本並に研究》，东京：风间书房，1996；榎本渉《宋代の“日本商人”の再検討》，《史学雑誌》110—2，2001；王麗萍：《宋代の中日交流史研究》，东京：勉诚出版，2002，；村井章介：《八—一七世紀の東アジアにおける人·物·情報の交流》上下，《平成12—15年度日本文科省科研費基盤研究A1報告書》，东京大学，2004；藤善真澄：《参天台五臺山記の研究》，大阪：关西大学出版部，2006；郭万平：《入宋僧の日記と記録から見た宋代両浙地区の社会生活》，《現地調査研究》1，広島大学，2006；森公章：《宋朝の海外渡航規定と日本僧成尋の入国》，《海南史学》44，高知，2006；曹家齐：《宋史研究丛稿》，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6。）但是关于外国使节的进奉、朝见、朝辞的作用和实际状况，特别是宋朝对日本使节之接待，及相关文书传递所涉机构与人员等问题的深究就很少见。还有以《参记》为研究对象的例子已经有很多了，但是对收录的公凭和文书进行研究的例子却不多见。（注：近藤一成：《入宋僧成尋の入国手続きについて—宋代公拠簡介—》，《東アジア史上の国際関係と文化交流》，日本文科省科研費総合研究A，早稲田大学，1988；王麗萍前引書《宋代の中日交流史研究》；远藤隆俊：《宋代中国のパスポート—日本僧成尋の巡礼—》，《史学研究》237，2002；范振水：《中国护照》，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远藤隆俊：《義天と成尋—11世紀東アジアの国際環境と入宋僧—》，《大阪市立大学東洋史論叢》特別号，2006；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熊兴：《宋代海上贸易》，《云南民族学院学报》总第12期，1986；黄纯艳：《宋代来华外商述论》，《云南社会科学》总第98期，1998。）因此，本文亦以成寻记录的公凭为重要线索，考察外国使节与宋朝交涉中的文书传递与信息沟通。

一、成寻的入宋和地方文书

日本僧人成寻在神宗熙宁五年（1072）三月携7名弟子从日本九州出发，大约10天后到达苏州海面，之后从杭州登陆前往台州的天台山参拜，后又沿运河到达开封，并受到了神宗的召见，继而参拜了五台山，第二年即熙宁六年六月再次前往天台山参拜。这时，6名弟子已从明州回日本，成寻和一名弟子留在中国继续学习佛法，最终于元丰四年（1081）在开封圆寂。《参记》为熙宁五年三月至六年六月间的日记，由其弟子带回日本。

本文作者通过一系列的统计，已经查明《参记》中收录公私文书共有78篇，其中宋朝的中央官厅以及地方官府发出的公文书52篇，关于僧侣之间的身份介绍以及诗文交流的私人文章25篇，成寻自身的度牒即日本朝廷发给的文书1篇。中央官厅发出的文书，多与成寻朝见、朝辞、受赐，及佛教经典有关，地方官府发给成寻的文书多是通行证和滞留许可证之类，这些文书有助于探明当时交通体系和官厅之间文书往来的详细情况。另外，从成寻与中国僧侣之间的身份介绍和诗文交流的文书中也可以看出，日中的文化交流和佛教交流的实态。

首先，以杭州和台州等北宋的地方政府发出的文书为中心，来介绍成寻的入宋问题和他的身份。开始成寻从日本出航在杭州入宋的时候是以私人，即一名普通僧侣的身份，但在从台州赴京城开始就是按照日本的正式使者，即进奉使节的标准来招待。这些问题笔者已经进行过考察，都可以从台州和杭州发给的文书中找到证据。（注：远藤前引论文《宋代中国のパスポート—日本僧成尋の巡礼》，《義天と成尋—11世紀東アジアの国際環境と入宋僧》。）先看表1。

表1是成寻从杭州入宋之后到达台州的文书的整理，根据这些资料可以看出成寻最先是从杭州入宋的，其中杭州发给的公移中有这样的描述：“前去台州天台山烧香，回来杭州趁船却归本国。”

但是在他到达台州之后，于天台山长期滞留，并表达了参观五台山这一愿望。他的五台山巡礼实际上是要完成日本宫廷委派的极为秘密的任务，即秉承皇太后的意旨，想将先帝后冷泉天皇的写经纳奉到五台山。换言之，他来到宋朝的目的并非仅仅是为了佛教的研究和交流，而是为了实行日本皇太后的秘密使命。他给台州的长官看了皇太后的书写本之后，还向朝廷呈递了前往五台山的上表文。

图1　《⑨台州帖》所见成寻申请赴五台上并宋廷批复文书流程图

台州将他的意向上奏给了朝廷。结果朝廷批准他前往京城，为他们提供路费并派使者护送。这就是⑨《台州帖》的内容。此为台州发给成寻的文书，在此表明，成寻已经从私人、外国僧侣的身份转变为日本使节，并享受相关待遇。文书的构图显示了成寻申文与朝廷批复文书的流程。

但是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成寻为什么不是在杭州，而是在台州表明了皇太后的秘密使命，宋朝为什么就非常简单地认可了成寻偷渡宋朝的事实呢？作为成寻来考虑，可能在入港的时候简单地作为僧侣的参拜，即私人巡礼，可以较为容易完成入宋手续，之后再改为国家使节的话，才比较稳妥。通常国家使节访问的时候，国书是非常必要的，如果没有的话，使节便不被允许入宋，会被遣返回本国。成寻入宋之时，虽然接受了皇太后的书写本和秘密使命，但是他并没有正式携带国书，大概因为当时日本朝廷与宋朝之间并没有进行非常积极的外交和贸易往来，所以从日本政府得到正式的国书是非常困难的。既然没有国书，直接表明国家间的访问而入宋是不可能的，以一名僧侣的身份入境进行文化交流并前往圣地参拜则较为稳妥，容易得到宋朝的许可，并获取国内的通行证明。因此他先以一名僧侣的身份入宋，之后才表明皇太后的秘密使命。

其实，根据杭州的判断（②《杭州公移》）来看，成寻在前往天台山之后就会立即回国，所以就发给他到台州的通行证。此文书形成程序即如图2所表示。在此一定是受到了翻译陈咏和张宾等人劝告的很大影响。成寻一行不但接受过日本皇太后的密令，担负了将皇太后的写经供奉到中国五台山的任务，也准备了许多要供奉给中国朝廷的礼物，所以他从一开始就认为自己是日本的使节。

从这层意思上可以看出，成寻的入宋，是经过了非常周密的计划，同时也是对当时的外交关系和东亚形势做出正确理解的行动。在此之后介绍的文书也如实地表明了这一点，这些文书就是研究当时外交的非常重要的史料。同时，这些文书也是按照宋代文书格式来书写的，所以也成为研究当时文书行政与地方官厅之间的文书往来，以及了解宋代文书社会状况非常重要的史料。

图2　②《杭州公移》构图

二、朝见文书

接下来，通过介绍、讨论成寻朝见宋神宗时有关的文书，来考察宋朝对外国使节的接待这一问题。在古代中国，当外国使臣来访时，一定要到朝廷朝见皇帝，并得到赐宴，这些都是常制。当然根据国家不同，所受待遇也是有所差别的。在北宋时代对辽朝使节的宾礼是最重要的，当皇帝接见契丹使节时，宰相以下重要的官员都要列席。仅次于辽朝的是西夏、交趾，再下来时是其他国家的使节。日本并非定期访宋的国家，所以并没有重要的宾客接待标准。但是，以下将介绍的文书资料，对通常史料中并没有记载的一般朝见作了极为详细的叙述，从中可以了解到宋朝的接待制度和朝廷内部的状况，以及关于外交文书的往来，和宋代政治外交史的重要内容。

（一）迎劳

关于朝见，成寻与宋朝客省司和传法院之间，有14篇文书的往来。表2就是其内容。

根据这些内容可以了解到，成寻一行到达开封之后，首先由宦官“侍中”出来迎接他们，并护送他们前往住地“太平兴国寺传法院”。之后，敕使的“侍中”和“御药”拜访了他们一行，对奉进物品进行了检查（文书①）。“御药”在后面还要具体介绍，就是宦官。上贡的物品在《参记》卷四，熙宁五年十月十四日中有详细的介绍，皇太后的手抄经文和成寻的度牒正本都上交到了宫中。度牒的本文就是日本的太政官发给成寻的牒文，是关于日本天喜二年（1054）成寻被任命为“阿阇梨、传灯大法师”称号的内容（文书②）。之后，传法院僧人三藏与成寻在神宗的画像面前，就日本的形势，以十七问答的方式进行了交流（文书③）。《参记》卷四，熙宁五年十月十五日，表示问答的内容以正式的文书形式得到上传。从此意义上可以看出，问答和文书并非仅仅是僧侣之间的信息交流，在神宗皇帝的画像前面就是国家之间正式的意见交换。

熙宁五年十月十八日，成寻呈交了朝见的申请书，传法院将此递交给了客省司（文书④⑤）。结果，决定了引见日期十月二十二日，并通过传法院传达给了成寻文书。根据这一文书⑥，确定十月二十二日这天，成寻一行和翻译陈咏接受皇帝的召见，并得到了早朝时从东华门出入的指示。关于进贡物品也在文书中有所提到，还言及不可以唐突夹带文字入内。成寻根据文书，对朝见的礼仪方面做出了承诺和回答，同时也提到了传法院和客省司在接受朝见时的注意事项（文书⑦⑧⑨）。就这样，直到前一天终于决定了朝见的事项，于十月二十二日完成了接见。

（二）接见、赐宴

关于朝见的情景，可以从《参记》熙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的记载看出。（注：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三三，同日条亦记及此事，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页7842。）在皇城大门前客省司的官员出来迎接了成寻一行，然后从东华门向延和殿行进。这次召见的人数有数千人，看来并不是仅仅召见了成寻一行。此处也记述了“着赤衫诸州通判”的文字，因此也可以了解到受到召见的并不仅仅是外国使节，国内各州的官僚也在其中。

成寻一行在各州官员之后于殿庭接受了神宗的召见。被叫到名字就前进，跪拜，并称“万岁”，这样就可以得到皇帝赏赐的衣绢。同时也得到了到各个寺院和五台山参拜巡礼的许可。这里传达许可的不是客省司而是“御药”。客省司主要负责仪式的主办和使者的向导，和皇帝间的联系主要由入内内侍省的宦官来执行。另外还有在休息处的进餐。这些都结束后，他们就回到了住所传法院。

（三）五台山巡礼

关于这次召见中赏赐的物品和进贡的物品，以及允准参拜五台山事，亦有相关文书。文书⑩为皇帝赏赐品与成寻的“收据”，接下来的是朝廷许可成寻参拜各个寺院的圣旨。根据这一文书，由传法院引导成寻一行拜访了大相国寺、太平兴国寺、启圣禅院、显圣寺、感慈塔、开宝寺、福圣院等寺院。文书是客省司给传法院的文书，因为成寻一行的五台山之行得到了许可，所以下达了正式执行的指示。文书是成寻再度提出的申请书，记述了自己因为语言不通，所以想让翻译陈咏一同前往的内容。文书是三司使出示的文书，记载了关于往返五台山的费用和驿传利用方面的内容。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曹家齐的论文中已经做过了详细介绍。（注：曹家齐：《地方志与域外汉籍：揭开宋代驿传制度奥秘的钥匙》，《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特集，2007。）

以上为文书史料中反映的日本使节受到接见的状况。从中还可以看出，成寻一行并非单独接受了神宗的接见，而是与其他国家的使节一同得到了接见。他们并没有直接与神宗交谈，而是通过宦官等以文书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根据文书③，成寻与传法院的僧人在皇帝的真影面前对日本的形势进行了交流，这就代表皇帝的亲自接见。并且，朝见时皇帝赏赐的宴会中，皇帝也没有亲自出席，而是由官员代替其出席。

但是，成寻并非受到的是最低级的待遇，而是因为这是宋朝的礼制，即根据海外宾礼的制度进行的接待。文书⑧⑨中“海外进奉”、“蛮子蕃客”、“蕃夷朝贡”、“进奉人”的文字也表明，成寻作为外国进奉的使节之一而受到接待。从此意义上看，宋朝的接待是非常稳妥的，成寻对此也没有任何的不满。甚至从他的日记中还可以看到对神宗表示感谢的字语。日本政府对于成寻的活动和受到的待遇是如何看待的，还不得而知。但是至少宋朝的史册中将他作为日本使者的记载是事实。

三、朝辞文书

朝辞就是官僚在远赴地方就任、外国使节回国之时，向皇帝举行的辞别礼仪。这也是接待外国使节的礼仪之一，是以与皇帝会面、赐宴、向本国下赐以及交付护照的程序进行的。根据国家不同有所差别是当然的。下面介绍一下日本使节成寻在此方面的状况。

（一）驿券、通行证

成寻一行的朝辞于熙宁六年四月二日举行，关于这次的朝辞运用了二十三篇的文书进行了联系（见表3）。

文书（a）是成寻向“御药”即入内内侍省宦官提出的申请文案。根据这篇文书可以了解到成寻的5名弟子因为要从明州回日本，所以希望明州市舶司能提供方便。还有成寻的一名弟子长明要“受戒”，即希望承认其得度，之后再回日本。

接到这封申请书之后，客省司的孙宣（惑）【戒】拜访了成寻，讨论了五人的回国问题，并传达了于正月二十七日举行朝辞的预定消息。（注：《参记》卷六，熙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记事。）其正式文件就是文书（b），这是从客省司向传法院传达的朝辞事宜。根据这一文书，成寻的申书在延和殿得到上奏，其弟子的回国由枢密院派人负责护送并指给递马和驿券。这件事已经传达给了两浙转运使和明州方面。一名弟子的受戒问题，也已经向戒坛院作了转达。另外还有传法院向客省司的答复文书、枢密院派遣护送使臣的文书和护送使臣使用的文书。

（二）接见、辞去

这时成寻也因为要离开开封回到台州天台山，文书（h）是成寻回天台山的上申书，文书（j）是被选为护送成寻的使者刘政的文书。结果成寻的朝辞决定于三月二十八日举行，文书（n）是送到台州和各个有关系的官厅关于护送成寻的指令。

但是在朝辞的当天早晨，入内省的“御药”到来，传达了推迟朝辞的文书。《参记》同日条文就有介绍，这也是神宗的意思。即神宗认为成寻很会祈雨，所以不希望他前往天台山，而是想让留在皇帝的身边。在开封的住所、道场和伙食如果有什么不满的话，可以按照他的意思进行改善。

祈雨结束后，成寻再次申请朝辞。文书（o）（p）是朝辞中站在最前面的成寻的申请文和客省的通知，文书（q）是成寻对此做出的回答。结果，成寻的朝辞决定于四月二日举行。根据《参记》卷八同日条文的记载，成寻在客省司的引荐下，从东华门进入宫城，并在延和殿北边的崇政殿中受到了接见。接见中，敕使御药传达了两年之后一定要回到开封的指示。（注：《参记》卷八，熙宁六年四月二日记事。）这样，成寻和弟子圣秀等前往天台山。

（三）下赐

外国使节在回国之时，中国皇帝都会向外国国王赠送一些礼品。关于这次赠予在文书（f）中有详细的介绍，从文书中可以看出赠品是以丝织物为主。领取的文书为（g），根据《参记》的记载可以看出，成寻弟子五人于正月二十七日完成朝辞仪式，踏上了回国之路。值得一提的是先前的文书（f）是入内内侍省的宦官转交给成寻的。

这个时候，成寻得到了宋朝赏赐的“善惠大师”称号。关于这方面记述的文书是（m）（r）。因为这是关于外国僧侣身份和地位的文书，所以是由宰相机构中书门下下达的文书。当时的宰相是王安石，文书由参知政事王珪、冯京和平章事王安石依次签押。成寻之外，翻译陈咏也得到了“悟本”这一称号的赏赐。文书（s）是中书门下的牒书，（v）是尚书祠部的牒书。后者是和前面提到的长明受戒时同样的尚书祠部文书，署名栏中可以看见王益柔和王安国的名字。

从以上文书往来中可以看出朝辞的具体程序，也可以看出朝辞的仪式和客省司引领使者、入内省传达皇帝谕旨等责任。这个时候正是王安石的新法实施时期，但是成寻的《参记》几乎没有牵扯到关于新法、旧法的内容。

除赐师号之外，宋朝还赏赐给成寻新译佛典。成寻一行住宿的地方太平兴国寺传法院，是宋朝关于佛教典籍的翻译中心，很多僧侣在这里翻译佛教经典，讨论教义也很盛行，《参记》中多次介绍到这些情况。

新译佛典就是宋代以后新翻译的佛教经典，在《参记》中称为“新经”。成寻想将此带回日本并在日本普及。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日本学者藤善真澄已经做出了详细的研究。（注：藤善真澄：《参天台五臺山記の研究》，大阪：关西大学出版部，2006。）为了得到新经，成寻曾经多次与传法院、显圣寺印经院之间进行文书的往来。根据文书（i），可以看出在太宗时代日本僧侣奝然受赐经籍并带回国的事情。在后，到神宗时代为止，宋朝又翻译新经五百卷左右。成寻想带回日本，最后得到了许可，印刷费用由传法院负担。接到这一谕旨后，印经院和传法院之间又有文书（k）（l）的往来。首先，印经院提出新经数量非常大，需要哪方面的并不清楚。成寻到传法院来，希望按照印经院的目录进行印刷，但是马上就要朝辞了，所以他希望赶快印刷。因为和辽朝的关系，宋代的书籍等印刷品带出海外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在此也可以看到其影响。客省司的官员孙宣（惑）【戒】提出，新经快速印刷，在制度方面和技术方面都有很多难题。但是，根据文书（w），可以了解到，最后还是按照成寻的意愿印刷了。成寻委托弟子将其带回日本。现在，虽然原文已经不复存在，但是翻印的各种文本在日本各地都有留存。

以上为关于朝辞文书的概要，在皇帝与成寻之间是以客省司与传法院为中介，经过中书门下、枢密院、三使司进行了信息交换和文书往来。宋朝根据相应的规定，予以接见、赐宴、赏赐，并向成寻一行发放通行证、赐号、赐经。有一点破例的就是，翻译陈咏、成寻的弟子长明都得到了僧侣的赐号。理由就是成寻在宫中祈雨有功，与皇帝的关系就变得非常亲近；（注：关于“祈雨”，在《参记》熙宁六年三月的条文中可以看出，那是春夏之交因为雨水很少影响了农作物的生长。所以在后苑的瑶津亭建立祈雨的场所，七昼夜连续举行祈雨的仪式。成寻被邀请参加召雨仪式。结果，几天后天降大雨。宫中也得到了祈雨感应的消息。有的僧侣提出雨下太多会对麦子的生长不利，当用原文。三月十一日，神宗亲临瑶津亭，慰劳成寻等僧侣。这次的祈雨活动亦被记述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三，熙宁六年三月丙辰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页5918。）还有就是，成寻表明了将不回国，在中国一直居住下去。

四、文书传达与信息沟通中的机构与人物

在本节中，将对文书发给有关的机构、人物以及文书的传达方式进行讨论。

（一）客省司：官员

作为发给、传达成寻文书的具体机构，中央官厅中除了中书、枢密院、三司使之外，还有客省司和太平兴国寺传法院；地方上则有杭州和台州的地方官厅及天台山国清寺、五台山真容院等。其中客省、传法院与成寻的文书往来最为频繁。文书大多是由客省司和寺院发出，这与成寻作为外国使节与僧侣身份有着密切关系。在宋代都城开封，客省司及相关的四方馆和引进司，是处理外国使臣和国内官僚的拜见、朝贺、进奉等事务的机构。因此成寻一行接受的有关朝见、朝辞文书的发给都主要是在客省司进行的。《参记》中出现了“客省官员孙宣（惑）【戒】”的人物，他为成寻与朝廷之间进行了联系。

例如，在成寻到达开封之后，客省官人承圣旨来问：“何日欲朝见？”成寻回答道：“不日朝见，欲参五台山。”官员云：“然某者申文可进上者。”（注：《参记》卷四，熙宁五年十月十七日。）这样可以了解到客省司的官员，为了召见的准备拜访过成寻。还有《参记》卷六熙宁六年正月条文中还记述了皇帝到宫城之外出御的事情，这中间也出现了“客省官人”。即正月十日“客省官人”到访，第二天因为皇帝要出行，所以请成寻等到内门前来迎接。从此可以看出，客省司的官人，为了朝见的准备，与成寻作了频繁的会面。

（二）传法院：僧侣

成寻说是外国使节，但是并非正式的文武官员，而是僧侣的身份。所以，他们在中国寄宿和接待他们的并非文武官厅，而是寺院。在开封就是传法院，天台山就是国清寺，五台山就是真容院。“传法院”是太宗时期开设的寺院，开始名为“译经院”，是为了将印度梵语的佛教经典翻译成汉语的中心；（注：徐松：《宋会要辑稿·道释》二之五，页7877。）国清寺与真容院分别为天台山和五台山的中心寺院。成寻在这些寺院中滞留，与僧侣进行了佛教的交流和佛教经典的搜集、研究。因此与成寻有关文书的发出与往来，也多是通过这些寺院进行的。

开封的太平兴国寺传法院是成寻一行住宿的地方，同时也是宋朝关于佛教典籍的翻译中心。其中大卿日称和译经证义天吉祥二人均是印度（中天竺）人，他们来到中国已经二十五年了。还有僧侣中最受成寻信赖的三藏惠旬，曾经多次拜访成寻。根据《参记》可以看出，传法院的司家即书生要求付钱的时候就曾经找三藏商量过。还有成寻最大的目的就是得到关于佛教教义的研究和新译佛典，多是经过传法院进行，所以传法院传达了很多的文书。

（三）御药院、入内内侍省：宦官

对发给成寻文书和在传达皇帝圣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的还有入内内侍省的宦官。根据《参记》可以看出，成寻一行到达开封以后首先迎接他们的是“侍中”，请他们到“太平兴国寺传法院”休息。之后，敕使的“侍中”和“御药”拜访了他们一行，对奉进物品进行了检查。“御药”就是御药院，掌管禁中的用务和御膳的发配，由入内内侍省的宦官管理，主要照顾皇帝的寝食、医务和传达圣旨。根据《参记》中记载的公文书可以看出，其负责人官衔和名字为“入内内侍省、东头供奉官、勾当御药院、传法院李某【舜举】”。也就是说他在掌管御药院的同时，还是掌管着成寻住宿传法院宦官。根据《宋史》职官志五，传法院属于鸿胪寺，这个时代由宦官兼职掌管。

如上所述，日本僧人成寻的接待以及文书的往来，是由“客省司”（官员）、“传法院”（僧侣）、“御药院和入内内侍省”（宦官）三个系统所组成的。其文书传递关系见图3。其中客省司是负责皇帝与外国使节之间的接见、辞去、上表、下赐等，即管理外交的礼节和文书传达的官员。除此之外的日常生活以及佛教交流都是由传法院及其僧侣们负责的，从宫中来的个别传达都是由宦官担任的。这样可以看出，“客省司”、“传法院”、“御药院和入内内侍省”三者分工明确，各自发挥了独立的作用。上面提到的“客省官人”的长官和次官，多是枢密院等部门的兼职官员。

（四）司家、书生

成寻对汉语非常了解，他的日记《参记》就是用汉书体书写的。这在当时日本的官员、僧侣和知识分子中是非常常见的，他们的汉语水平都是非常高的。但是交流能力，即听、说的语言运用能力却是因人而异。所以，包括笔谈在内，文章的理解不存在问题，但是不能口头会话者大量存在，本论文的主人公成寻就是其中之一。在此他雇用了陈咏担任他的翻译，从杭州到台州、开封、宫廷、五台山，所有的行程都是由陈咏伴其左右。

图3　成寻文书传达系统

陈咏是一位多次去过日本的贸易商人，成寻和陈咏在日本就已认识。从陈咏在杭州提出的申请书中可以了解到，他在杭州和苏州以做生意为生，从英宗的治平二年（1065）到神宗熙宁二年（1069）为止，曾经远渡日本，在此期间认识成寻。成寻在杭州登陆之后，他也担任了成寻的保证人，并帮助了成寻一行的巡礼和上京、接见等活动。从这点而言，认为成寻的入宋基本上都可以归功于陈咏的想法是不过分的。

但是，陈咏的能力也有所不足，那就是书写文书。众所周知，中国的文书是有着非常精密的文章格式的，不可以用错一个字。特别是北宋以后的中国吏牍文得到长足的发展，有着独特的格式、用语和表现形式。将此能够运用自如的就是胥吏，成寻也不得不寻求他们的帮助。成寻住宿的传法院中，除了掌管翻译的僧侣之外还有从事事务工作的职员。根据《参记》可以看出，一个是被称做“典座”的，还有一个就是被称做“司家”、“书生”的人。成寻上奏的文书基本上都是出自他们和僧侣三蔵之手。

这些书生不只是起草和修改文书，他们还要向成寻传达朝廷下达的文书的内容。关于文书的形式和其中的指示，成寻等人可以读解，但是口头传达的内容还是不能理解。结果，司家和书生就将这些文字的内容翻译给成寻等人。也有时候是客省官人或是御药直接解释给成寻。他们在传达消息的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根据《参记》可以了解到，他们还向成寻索取一定的钱财，也就意味着是上奏文和文章的代笔费。这样，他们就是传法院的“胥吏”，同时这也是宋代社会的真实反映。以上，就是以《参记》中记录的文书为题材，对日本僧侣成寻入宋和宋朝对其接待问题的论述。从成寻的记录来看，宋代社会就是一个文书社会。成寻的入宋、通行、上京、朝见、朝辞、下赐等等，都是通过大量的文书来进行的。并且，在官厅中和佛教寺院中，也存在着许多专门的文书胥吏。不过分地说，宋代文书社会就是依靠这些胥吏支撑起来的。成寻等外国使节也受到其恩惠。成寻将收到的所有文书一封一封非常完整地保存记录了下来。从此意义上讲，《参记》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资料，也成为了解宋代文书社会的重要情报源。

日本僧人访问中国，记录日记，并保留文书的形式的事例，不仅仅是成寻及其《参记》。之前作为遣唐使远渡唐朝的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和圆珍的《行历抄》中也记载了唐代社会的面貌以及发给的文书。圆珍接受的“过所”“公验”，现被日本滋贺县圆城寺（三井寺）收藏，这就是日本有名的国宝“唐过所”，对此，内藤湖南先生已经有所介绍。（注：内藤湖南：《三井寺所蔵の唐過所に就て》，《内藤湖南全集》7，东京：筑摩书房，1970。原载《桑原博士还曆紀念東洋史論叢》，东京：弘文堂书房，1931。）可以说，将在中国的公私文书收入自己的日记和文集中，并非成寻一个人，日本僧侣几乎都有这样的习惯。而且，当时的东亚各国中亦并非只有宋朝呈现出文书社会之特征，辽朝、高丽、日本也是如此。从此也可以看出，对文书的研究并非仅仅是宋代史、中国史的课题，也是广泛了解东亚社会特征的重要线索。

由书简所见的宋代明州对日外交

山崎觉士

一、序言

迄今为止的日本学界认为：宋朝与日本自遣唐使废止以后就不存在政治上的外交关系，而贸易及文化交流、佛教交流方面则较为盛行。其中以西定生氏的基于册封体制的“东亚世界论”为代表。西氏认为：至唐代为止，东亚世界（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等）最重要的是册封体制，即君长之间受政治秩序所规制，即使没有被册封，也存在着包含朝贡、回赐等君长间的政治性关系。唐朝灭亡以后，这样的国际政治秩序也随之崩溃，然而东亚世界本身并没有崩溃，取而代之的是商业交易圈，即东亚世界以中国国内的商业发展为基础，以将财富分配到海外的海商海上贸易为媒介形成的商业交易圈。（注：西定生：《古代东アジア世界と日本史》，《中国古代国家と东アジア世界》，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直言不讳地说：西所说的唐宋间东亚世界的改观，是从国际政治秩序转换到了商业交易圈，但是在此设想的国际政治关系，只是指册封这一君长间的政治秩序关系。堀敏一氏批判地继承了西氏的见解，在册封关系的基础上，通过羁縻政策及和蕃公主等对唐代国际关系进行了设定，（注：堀敏一：《中国と古代东アジア世界》，东京：岩波书店，1993。）渡边信一郎氏也将当时的国际政治关系命名为“天下秩序”，并试图将其理解为至唐代为止的国际政治关系，（注：渡边信一郎：《帝国の构造―元会仪礼と帝国的秩序》，《天空の玉座》，东京：柏书房，1996；《中国古代の王权と天下秩序》，东京：校仓书房，2003。）两人的观点仍只是将当时的国际关系设定为君长、王者间的政治交涉或外交。从本稿所探讨的书简问题来看，君长、王者之间进行国书的往来，拘泥于上述王者外交这一视点，而在慰劳制书及论事敕书或是显示对等关系的致书形式等国书研究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注：中村裕一：《唐代制勅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91。金子修一《唐代の国际文书形式》，《隋唐の国际秩序と东アジア》，东京：名著刊行会，2001。）近年来的研究也倾向于只通过国书看当时的国际关系或是外交。（注：河内春人：《东アジアにおける文书外交の成立》，《历史评论》680，2006年12月。中西朝美《五代北宋における国书の形式について—“致书”文书の使用状况を中心に—》，《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33，2005年5月。另外，近年来着重于国书等书仪问题，探求新的国际关系，广濑宪雄：《书仪と外交文书—古代东アジアの外交关系解明のために—》，《续日本纪研究》360，2006年2月：《古代东アジア地域の外交秩序と书状―非君臣关系の外交文书について—》，《历史评论》686，2007年6月，等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但是也只是局限于王者间的外交文书。）

确实宋朝与日本的君王间几乎没有国书往来。但是，因此就可以说当时日宋间不存在“外交”吗？从广义上来看，外交意味着与外国交流有关的各种各样的政治活动，在此可以设想为，以王者外交为开端的、适应地方官府间各种政治级别的外交。实际上，唐代至宋代日中之间存在着适应各种政治级别的书简往来。因此，本文将当时日宋间通过海上往来的书简全部收集起来作为分析对象，通过对其整理，揭示被以往研究忽略的、与王者外交不同的新的外交形态，并且通过考察日宋间的外交关系，使以往论述的宋代东亚国际关系面目一新，进而重新理解宋朝的中央集权国家问题。这是本稿的目的所在。

二、唐宋时代的书简及外交

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汉人海商来到日本，日中间各种各样的书简（本稿在广义上称书简类为书简）往来也随之增多。这些书简都是由海商送达到海上，之后陆上则由同海商一起渡海的僧侣来送达的。这些书简是在渡来的日本僧和日本太政官府间以及日中的寺院之间，或是商人及摄政家、僧侣之间频繁发出的。若将与本稿主题即唐宋时期日中间外交有关的（为政者之间）书简分类，可分为以下几类：1）国书，2）牒状，3）书状。下面将做简单分析。

1）国书

国书是指中国皇帝与他国的国王、君长间相交换的书简。因这一时期的国书事例几乎没有，所以在此将唐代的国书作为参考。在与日本的关系方面，国书存在于皇帝与天皇间，有唐代皇帝写给天皇的以“大唐皇帝敬问日本国天皇”（《异国牒状事》）（注：《大日本史料》3编12册，东京：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页66。）为题的慰劳制书及以“敕日本国王主明乐美御德”（注：张九龄：《敕日本国王主明乐美御德》，《文苑英华》卷四七一，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6，页2410。）等为题的论事敕书。（注：中村裕一：《唐代制勅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91。）这些国书或通过派遣使者（天智、天武期的郭务悰）携带来日，或是直接交给遣唐使（遣唐副使中臣名代）带回，这与9—13世纪由海商传达书简的情况有所不同，这些国书通常是装在信函里的。《日本书纪》天智天皇三年五月甲子有“百济镇将刘仁愿遣朝散大夫郭务悰等进表函与献物”，（注：《日本书纪》，《新订增补国史大系》，东京：吉川弘文馆，页288。）关于此函《异国牒状事》是这样记载的：

天武天皇元年二月，唐牒状のはこ（“函”）の上に題云，大唐皇帝敬て和（“倭”）王に問と書く。

国书是交换于王者间的政治重要性最高的书简，先前所见的“敕日本国王主明乐美御德”的末尾，写了“中冬甚寒，卿及百姓，并平安好，今朝臣名代还，一一口具，遣书，指不多及”，该书式使用了书仪，是后文所述的书状形式上的延伸。（注：坂上康俊：《“勅书”の基础的研究》，山中裕编《摄关时代と古记录》，东京：吉川弘文馆，1991。）

2）牒状

牒状，在《庆元条法事类》卷一六《文书门·文书式》（注：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文书门》卷十六《文书式》，《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一册，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页348—349。）中是这样记载的：

某司　牒　某司或某官某事云々，牒云々。如前列数事，则云牒件如前云々。谨牒

年月　日　具官姓书字

内外官司非相统摄者，相移则用此式。诸司补牒准此。唯改牒某司作牒某人，姓名不阙字，辞末云故牒。于年月日下书吏人姓名。官虽统摄而无申状例及县于比州之类，皆曰牒上。于所辖而无符帖例者，则曰牒某司或某官，并不阙字。

这是一种官文书式（以下将牒式的文书称为牒状）。在宋代，发给日本的牒状事例有如下5例可以确认：

B）1097年9月，“大宋国明州牒”—有大宰府返牒

C）1117年，大宋国牒状—有返牒？

D）1172年秋，“大宋国明州沿海制置使司牒日本国太政大臣”—“日本国沙门静海牒大宋国明州沿海制置使司”

E）1279年7月25日，大宋国牒状—无返牒

对其形态进行记载的史料很少，事例C是用纸包着的并写有铭文，装在锦袋里。（注：中原师守：《师守记》，“□□（永久）五年（1117）九月，大宋国明州牒到来，以纸裹之，□□□（表里有）铭，其上以锦裹”。《史料纂集》，东京：续群书类从完成会，页176。）这些被带到日本的、由宋朝发出的牒状，除了事例E以外其他的都是由明州发行的，回信也是由日本国大宰府发出的。像这样通过牒状进行的外交是在地方官府间展开的，书式也按照了前引的牒式。具体事例将在下一章做详细探讨。

3）书状

书状基本上是指个人之间相交换的书简，对书面也有一定的规定。文面大致是这样的：

（长年不会）＋带信人的来到（返信时）＋季节问候＋身体问候＋内容、事项＋将书信给带信人＋“不宣，谨言”＋日期＋发信人名＋收信人名＋胁付＋（追申）＋（谨空）

通过为政者间的书状进行外交的事例，有吴越国王和藤原摄关家的交往，现存的有藤原家发给吴越国王的书状。（注：藤原明衡：《本朝文粹》，天历元年（947）闰七月二七日《为清慎公报吴越王书加沙金送文》，天历七年（953）七月《为右丞相赠太唐吴越公书状》，《新订增补国史大系》，页169—170。）这些书简原本是针对吴越国王发给左右大臣的书状的回信，这些书简被看作是针对吴越国王发出的期望通过吴越海商来保护并顺利实施与日本的贸易的书状的回信。因这种书状形式在广义上也可以看作是外交，所以当时即使是政治性薄弱的书状也属于外交文书。

以上三种书简当中，在宋朝的对日外交上见到较多的，而且能显示其特征的是2）牒状。因此，在下一章将对宋朝的对日牒状事例进行探讨，进而掌握其实际形态及特性。

三、宋代明州的对日外交

事例A）1073—1082年的“大宋国明州牒状”

首先看一下最初的事例。（注：关于这一连串的事件，原美和子在《成寻の入宋と宋商人—入宋船孙忠说について—》，《古代文化》44—1，1992年1月，一文中有详细论述。）事情要从入宋僧成寻的弟子归国时说起。神宗朝入宋的成寻因为有祈雨之验，所以得到了神宗的认可，被赐号为善慧大师。虽然成寻自己没回日本，但其弟子五人回国时，熙宁六年（1073）二月一日神宗下赐了“金泥法华经锦二十匹”。弟子们于六月十二日带着下赐品锦回到了日本，同时也带来了“奉国军牒”及“大宋皇帝志送日本御笔文书”（以上《参天台五台山记》）。但是在弟子回到日本两年以后即承保二年（1075）十月，围绕接不接受大宋皇帝的献物（“金泥法华经锦二十匹”）在朝廷上引起了争论。（注：《百炼抄》，承保二年（1075）十月二十六日，《新订增补国史大系》，页35。）不可思议的是，这期间关于神宗的御笔文书在日本的史料中没有任何记载。关于接不接受献物一事不久便有了结果，然而这次围绕回赠礼品该给什么又引起了争议。“火取玉、水银、美乃长绢、真珠、细布、金银、和琴”等都被列入到候补中。（注：源俊房：《水左记》，承保三年（1076）六月二日，《增补史料大成》，京都：临川书店，页37—38。）为了决定回赠礼品一共花了两年时间，于承历元年（1077）五月终于有了结果，决定以“答信物六丈织绢二百匹、水银五千两”为返礼品，并纳入到了螺钿筥。（注：《百炼抄》，承历元年（1077）五月五日，《新订增补国史大系》，页35。）这些回赠礼品是由通事僧仲回负责并利用宋商孙忠的船送到了宋。同年十二月八日，明州上奏：

明州言，日本国遣僧仲回等六人贡方物。（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六，熙宁十年十二月乙酉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页6997。）

另外第二年即元丰元年（1078）闰正月二十五日记载如下：（注：日期根据王应麟：《玉海·朝贡》卷一五四，《元丰日本贡方物》，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页2836。）

明州又言得其国太宰府牒，因使人孙忠还，遣仲回等贡絁二百匹、水银五千两，以孙忠乃海商，而贡礼与诸国异，请自移牒报，而答其物直，付仲回东归。从之。（注：《宋史》卷四九一《日本国传》，熙宁五年条，北京：中华书局，1977，页14137。）

这里的问题是，日本将绢二百匹、水银五千两作为返礼品，而明州却将其称为“贡方物”，并将其定位为朝贡。此外将六丈织绢看作为絁。在此附带说一下，在唐代，遣唐使赠给唐朝的朝贡品据《延喜式·大藏省》（《新订增补国史大系》页732）记载：“银500两、絁1000匹、丝500絇、绵1000屯”。（注：东野治之：《遣唐使》，东京：岩波书店，2007。）这大概是因为唐代的朝贡品与这次的返礼品比较类似，所以将其“误解为（或是故意称为）”朝贡吧。总之明州将日本使者来航一事（实际上是海商及僧侣）当做朝贡报告给了朝廷。而且也因为孙忠是海商（不是一般的国使），贡礼与他国不同，所以明州“自己”将牒转移并给予了答复，之后计算了贡品的价格并要求给予回赠礼品，这一请求也得到了许可。本来朝贡的回赠礼品一般被称为回赐品，是皇帝为了对朝贡表示感谢而在宴会仪礼中赐予的。（注：石见清裕：《唐代外国贸易、在留外国人をめぐる诸问题》，《唐の北方问题と国际秩序》，东京：汲古书院，1998。）对日本的朝贡、回赐由明州裁夺并独自执行，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关于此问题在下一章将作具体阐述，现在看一下以后的发展过程。

承历二年（1078）五月二十七日，因为宋商孙忠及僧仲回要回日本，所以明州很迅速地对回赐等进行了处理。回赐品是装在笼子四合的锦绮，（注：《水左记》，承历四年（1080）闰八月十四日“頃之人々着陣，被仰云，大宋国皇帝付孫忠被献錦綺等，可被安置否”，《增补史料大成》，页107。另外，源经信：《帅记》，承历五年（1081）三月五日“先日所遣问镇西大宋人孙忠诉申前大贰経平事等，幷大宋皇帝被献笼子四合进上事也，一见之后返奉已毕”，《增补史料大成》，页94—95。）而且日本也将其看做是大宋皇帝的献物。该回赐品也添附了回赐文，回赐文是“（回）赐日本国大宰府令藤原经平”文（《善邻国宝记》，《新加通记类》，东京：近藤活版所，1901，页22）。因该书简与日本之前收到的书简在形式上有所不同，所以有人对其持有疑问，“不加人名，不注年号，并有回赐字，犹残疑殆之由”（《帅记》，承历四年（1080）五月二十七日，《增补史料大成》，京都：临川书店，页40），所以在接受回赐品两年以后又再次在日本朝廷内引起了争论。

但是令我们对其产生怀疑的理由当然是回赐文的收信人地址是日本国大宰府令藤原经平，也就是说回赐给了地方官府的长官，这一点与从前的回赐情况大不相同。该时期明州的对日外交是由明州独自实施朝贡、回赐的，而且对方不是天皇而是大宰府。大宰府令的藤原经平也认识到了这点，他试图将回赐的返礼品（弓、胡箓、刀等）送至奉国军（明州）。（注：《帅记》承历四年（1080）九月二十日“经平朝臣送孙忠、仲回等许下文云，件杂物等可传奉国军者，又件送文中有弓、胡籙、刀等，尤不便事也”，《增补史料大成》，页77。）但是至此，大宰府令藤原经平表面上所说的“朝贡”实际是私货贸易。这显示了地方之间的外交与私贸易是很容易结合在一起的。

在日本朝廷内进行为期两年的争论当中，因为日本政府处理缓慢以至于明州等得不耐烦，于是另外派宋商黄逢带着牒状来日。黄逢于承历四年（1080）闰八月二十六日经由大宰府前往越前国，（注：《水左记》，承历四年（1080）闰八月二六日，《增补史料大成》，页110—111。）当时的牒状以“大宋国明州牒日本国大宰府”（注：《异国牒状事》，《大日本史料》3编12册，东京：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页67。）为题。虽然不知具体内容，但若从第二年来自明州的催促牒状来看，可以看出，因为带回赐品到日本的孙忠回国很晚，所以这是催促大宰府的牒状。尽管如此，日本朝廷处理此问题也花了一年时间。于是，明州于元丰四年（1081）重新将牒状交给宋商王端带来日本，试图改变这个事态，幸运的是该牒状的全文得以保留至今：

大宋国明州牒日本国

当州勘会，先差商客孙忠等，乘载日本国通事僧仲回，及朝廷回赐副物色前去，至今经隔岁月，未见回还，访闻得在彼载有本朝商人刘琨父子□□说事端欺，或本国致迁延久，不为发遣，须至公文，牒具如前事，须牒

日本国，候牒到请状，捉逐人囚商客舟船，传送赴州，以凭依法断，遣状其孙忠等亦请疾发遣，回归本州，不请留滞，谨牒

元丰肆年陆月初贰日牒

权观察推官权节□推莱畜

奉议郎签书节度判官庁公事花返

朝奉郎通判军州事胡山

朝议大夫知军州事王正（注：关于“朝议大夫知军州事王正”，从官文书式看，在官职（“朝议大夫知军州事”）的后面加上姓（“王”），并在其后面签上自己的名字，这是比较通常的（前引《庆元条法事类》）。由此可以认为，末尾语的“正（或止）”是署名，而在抄写过程中被误写了。该姓“王”的人是谁呢，根据罗浚：《宝庆四明志·郡守》（《宋元地方志丛书》，台北：大化书局，1987，页5084）卷一《王晦》记载，可以知道元丰五年时的知州是王晦。但是本牒是元丰四年，这一点不符。然而同《宝庆四明志·寺院》卷十七（同前，页5300）《香山智度寺》中，因王晦上闻元丰三年同寺有祈雨验，所以与本牒状对照看的话，将《宝庆四明志》的前者看做是三年的误写较为妥当。另外“朝议大夫”是在元丰三年的官制改革时产生的正六品的寄禄官，是在太常少卿、卫尉少卿、司农少卿、尚书左右司郎的基础上重新创设的（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五六之六、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57，页3628、3634）。王晦虽然曾被任命为宗正少卿（前引《宝庆四明志》卷一），但是在元丰官制改革以前，宗正寺的卿、少卿是由国姓赵氏专任的（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97，页73），所以可以说是史料的错误。因此如果将其看做是他寺少卿的话，曾任某寺少卿的王晦在本牒中被称作是朝议大夫是没有问题的。）（或“止”）（注：《帅记》，永保元年（1081）十月二五日，《增补史料大成》，页133—134。）

此次明州的牒状是于元丰四年（1081）六月二日作成的，然而与以往不同，这次的收信人为日本国。在此我们可以看出，明州见发给地方官府大宰府的牒状音讯不明，便将对象换成了日本国。该牒状形式与前引《庆元条法事类》中相关规定一致。另外，将文中的“日本国”平出（与前一行的字头相齐），可以看出对日本表达了一定的敬意。内容是：将“朝廷回赐副物色”交给商客孙忠、僧仲回，但是因为他们都没有回国，这是催促他们回国的牒状。该文面写着明州进行回赐是代表宋朝廷，但是如前文所述实际上是由明州独自执行的。这样，日本国屡次三番地收到明州的牒状，于是在同年十月二十九日围绕“明州直牒本国并返牒外题书缄等”进行了争论，（注：《水左记》，永保元年十月二九日，《增补史料大成》，页167。）又花了一年时间斟酌返牒的文面，（注：《水左记》，永保二年（1082）十月十三日“早旦匡房朝臣来示予云，大宋国牒状云，材非子路，何折片言之狱，件句定有议欤，匡房朝臣引论语疏书出证文，午时许参博陆，此间民部卿参入，顷之匡房朝臣参入，民部卿云，片言之句，如论语疏文者虽有两说，犹无由哉，被改直何事有乎者，匡房于其座书改也”，《增补史料大成》，页168。）于永保二年（1082）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孙忠回国时将返牒送了出去。返牒装在了用五色漆封口的木制信筒里。（注：《百炼抄》，永保二年（1082）十一月二一日“遣大宋返牒孙忠遣归本朝事，右中弁匡房朝臣书之首书，入木函以五色漆封之云々，金字出銭体”，《大宰府、太宰府天满宫史料》，福冈：太宰府天满宫，页2249。）于是，始于神宗下赐品的明州与大宰府之间的朝贡、回赐外交，花了10年的时间终于结束了。

该事例的特征是：因为日本方面回应的迟缓，（注：榎本渉：《北宋后期の日宋间交渉》，《アジア游学》64，2004.6。）所以本应存在于王者外交中的朝贡、回赐等，都是通过明州发行的牒状、回赐文进行，而且品目的价格评定及物品选定都是由明州来执行的，名义上说是代表宋朝廷，而实际上可以看做是明州独自进行的外交。

事例B）1097年“大宋国明州牒状”

关于此事例，《异国牒状事》中是这样记载的：

承德元年（1097）九月，大宋国明州牒到来，書の躰先例にかなはす，返牒なきよし，官符にて宰府に仰らる，宰府よりこれをつかはす。……

承德元年五月，大宋国明州牒到来，太宰府の返牒を遣へきよし，官符を彼府にたまふ，権帥匡房これをつくる，勅宣のよしをのせす，宰府私の牒のよしなり。（注：《异国牒状事》，《大日本史料》3编12册，东京：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页67。）

此外《师守记》中也有同样的记载：

承德元年九月，大宋国明州牒到来，十二月二十四日，可遣大宰府返牒之由，赐官符于彼府，件返牒权帅匡房卿作之，不载太政官奉之由，为大宰府被遣牒。（注：《师守记》，《史料纂集》，东京：续群书类从完成会，页176。）

尽管来自明州的牒状书式好像与前例不同，但是大宰府还是发出了返牒。通常日本大宰府的返牒，是由朝廷（太政官府）作成草案之后以大宰府的名义提出的，（注：渡边诚：《平安贵族の对外意识と异国牒状问题》，《历史学研究》823，2007年1月。）这里是由大宰府的副官权帅大江匡房作成的，没将天皇的敕宣（或太政官名）放入文面中。

事例C）1117年的大宋国明州牒状及国书

首先《师守记》中记载如下：

□□（永久）五年（1117）九月，大宋国明州牒到来，以纸裹之，□□□（表里有）铭，其上以锦裹。

同六年（1118）三月十五日右大臣（源雅实）召少外记（中原）广安，被下宣旨，是大宋国所附孙俊明、郑清等之两个书，言上之趣，颇似有故，相叶先例否，令纪传、明经、明法道等博士并式部大辅（菅原）在良朝臣勘申事也。（注：《师守记》，《史料纂集》，东京：续群书类从完成会，页176。）

永久五年（1117）九月大宋国的明州牒由孙俊明、郑清等带来。正如《异国牒状事》中“其状にいはく，知明州军州事云々”，（注：《异国牒状事》，《大日本史料》3编12册，东京：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页67。）是知明州军州事发行的。这次除了牒状，还有一封（前史料“两个书”）。其文面是：

鸟羽院元永元年（1118），宋国附商客孙俊明、郑清等书曰：“矧尔东夷之长，实惟日本之邦，人崇谦逊之风，地富珍奇之产，曩修方贡，皈顺明时，隔阔弥年，久缺来王之义，宜敢事大之诚云々”此书叶旧例否，命诸家勘之。（注：《善邻国宝记·卷上》，《新加通记类》，东京：近藤活版所，1901，页10。）

这里虽然不是全文，但文体是四六文，内容是催促日本向宋朝贡。很明显，与牒状相比，在文体上及内容上都有所不同。这是国书吗？之后的新井白石也认为该国书出自于徽宗。（注：新井白石：《白石先生遗文》，宋徽宗遗日本书跋，《大日本史料》3编19册，页243。）因此，给日本的国书以及明州的牒状合起来一共是二封。在宋代，给日本这样的国书只此一例。在徽宗朝发给日本国书，这是徽宗外交政策的一环，脱离了本稿的主题。从明州外交方面来看，当時的知州是楼异。关于楼异，《宋史》卷三五四传记载如下：

字试可，明州奉化人。……政和末，知随州，入辞，请于明州置高丽一司，创百舟，应使者之须，以遵元丰旧制。州有广德湖，垦而为田，收其租可以给用。徽宗纳其说。改知明州，赐金紫。出内帑缗钱六万为造舟费，治湖田七百二十顷，岁得谷三万六千。（注：《宋史》卷三五四《楼异传》，页11163—11164。）

他在明州设立了高丽馆，制造百舟等，是一位注重对外政策的人。大概是由于楼异的政策及徽宗的积极外交政策同步进行，所以会同时发出国书和明州牒状吧。

事例D）1172年的大宋国明州沿海制置使司牒状

《师守记》记载如下：

承安二年（1172）秋，宋朝牒状到来，状称，大宋国明州□（沿）海制置使司牒日本国太政大臣，献方物于□□（公家），又送太政大臣。

□□□（同三年）十二月，入道太政大臣送宋国返牒，状云，日本国沙门静海牒大宋国明州沿海制置使司，式部大辅永范卿草之，入道参议教长卿清书，太上天皇并入道相国遣答信物。

同四年二月五日，入道太政大臣清盛公遣大宋国返牒，作者式部大辅永范卿，是去年秋比，大宋国牒状数通来云々。（注：《师守记》，《史料纂集》，东京：续群书类从完成会，页176—177。）

南宋时期乾道八年（1172），大宋国明州沿海制置使司的牒发给了日本国太政大臣。对于此牒，第二年太政大臣以“日本国沙门静海牒大宋国明州沿海制置使司”为题发出了返牒。第三年太政大臣又发出了返牒，其间从宋朝也来了数封牒状。此太政大臣是平清盛，该时期从明州带来了给太政大臣平清盛及日本国王（后白河法皇）的供物，分别添附了题名为“赐日本国王”，“送日本国太政大臣”的送文。（注：藤原兼实：《玉叶》，承安二年（1172）九月“二十二日，（大外记）赖业语云，自大唐有供物，献国王之物，并送太政大臣入道之物，有差别云々。其送文二通，一通书云赐日本国王，一通书云送日本国太政大臣，此状尤奇怪。…今度供物，非彼国王，明州刺史供物也，而其状奇怪也”，东京：国书刊行会，页226。）

此时的明州沿海制置使是孝宗的异母哥哥赵伯圭。关于赵伯圭，在《攻愧集》卷八六《皇伯祖太师崇宪靖王行状》中是这样记载的：

真里富国大商，死于城下，囊赍巨万，吏请没入，……为具棺敛，属其徒护丧以归。明年戎酋致谢曰……，死商之家，尽损所归之赀，建三浮屠，绘王像以祈祷，岛夷传闻，无不感悦。至今其国人，以琛贡至，犹问王安否。（注：楼钥：《攻愧集》卷八六《皇伯祖太师崇宪靖王行状》，四部丛刊初编本。）

真里富国（Candhaburi，在真腊首都吴哥西南200公里）（注：山内正博《〈宋会要辑稿〉に见える“真里富国”の记事》，《宫崎大学教育学部纪要》社会科学，38·39，1976。）的蕃商在明州城内死去时，赵伯圭不但没有没收其资产，并且周到地护送其尸体回本国，因此赵的名字在岛夷广为流传。另外，《宋史》列传载：

……再知明州。……诏徙戍定海兵于许浦。伯圭奏，定海当控扼之冲，不可撤备，请摘制司军以实其地。从之。海寇猖獗，伯圭遣人谕降其豪葛明，又遣明禽其党倪德。二人素号桀黠，伯圭悉抚而用之，贼党遂散。（注：《宋史》卷二四四《安僖秀王子称传》，嗣秀王伯圭条，页8687—8688。）

作为明州沿海制置使，他安抚海贼葛明、倪德，起用他们为将领，并营造战舰等（前述行状）。另外他也担心铜钱流到海外，特别是流入高丽、日本。（注：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五八，页6574，《禁约三》载：“乾道七年三月十一日，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赵伯圭言，伏详铜钱同界法，禁甚严，缘海界，南自闽广，通化外诸国，东接高丽、日本，北接山东，一入大洋，实难拘检。乞自今应官司，铜钱不得辄载入海船，如有违犯人，重作施行。从之。”）如此看来，对于宋朝来说，赵伯圭是一个致力于东亚海域的安宁，并全力对金国等进行牵制的人，（注：前述渡边诚论文。）在给日本国王及太政大臣的赠物或牒状上也可以领会到同样的意思。

给日本法皇的供物称为“赐”，给太政大臣的称为“送”。“赐”如下赐、回赐，在上者给下者时使用，所以这里包含了明州沿海制置使下赐给法皇的意思。但是“送”不包含这样的上下级关系。因此，明州沿海制置使下赐给法皇一事正如先前的事例，也可认为是朝贡、回赐的延伸。给太政大臣的“送”有可能包含着军事协调的意思，（注：高桥昌明：《福原の梦》，历史资料ネットワーク编《历史のなかの神户と平家》，兵库：神户新闻综合出版センター，1999年。）在此可以找到给法皇的“赐”物的其他意图。

事例E）1279年的大宋国牒状

南宋在这一年灭亡。《师守记》在贞治六年五月九日载：

（弘安二年）七月廿五日于院有评定，大宋国牒状入大函有铭有沙汰，件牒状可通好之趣也，无其仪者，令责日本欤云々，彼牒状昨日自关东进上云々。（注：《师守记》，《史料纂集》，东京：续群书类从完成会，页178。）

这是放在大信函中的牒状。另外，《勘仲记》弘安二年（1279）七月二十九日载：

今日异国牒状内々有御评定，书状之体违先例，无礼也，亡宋旧臣直奉日本帝王之条，诚过分欤，但落居分，关东定计申欤。（注：藤原兼仲：《勘仲记》，弘安二年（1279）七月二九日，《增补史料大成》，页103。）

这好似是亡宋旧臣欲大胆直奉日本帝王的内容。因当时明州已经被蒙古军攻破，所以该牒状不可能是明州发出的。因此与以上事例大有不同。

四、由外交文书所见的宋代外交

（一）明州的对日外交

如前文所述，明州的对日外交基本上是通过牒状实施的。C事例大概是徽宗的国书从明州发出，同时可以推测知明州军州事楼异的牒状也被制成与发送。在通过牒状进行的明州外交延伸之上发送国书，与唐代国书的传达方式不同，它是由海商来传达的。实际上，还有一则被怀疑是国书外交的事例。《玉叶》，承安二年（1172）九月十七日是这样记载的：

后一条院御时，异国供物，其牒状书主上御名，但仁怀，书间违欤。仍不及沙汰被返了。（注：藤原兼实：《玉叶》承安二年（1172）九月二十七日，东京：国书刊行会，页226。）

这里的后一条天皇，于长和五年（1016）至长元九年（1036）在位，谥号为敦成。当时是藤原道长摄政的时期。也是道长成为援助人派遣僧侣寂照去中国的时期（1003—景祐年间［1034—1037］亡于杭州）。寂照与当时的皇帝真宗及宰相杨亿的关系很有名。（注：藤善真澄：《成寻と杨文公谈苑》，《参天台五台山记の研究》，大阪：关西大学出版部，2006。）而具有怀仁之名的是一条天皇，他于宽和二年（986）至宽弘八年（1011）在位。一条天皇时期，著名的僧侣奝然入宋，因将日本的信息传达到宋而为人所知。（注：河内春人：《〈新唐书〉日本传の成立》，《东洋学报》86—2，2004.9。）因此，这里所说的“异国”指的是宋，很可能是宋发出的书简上将一条天皇的名字误写成了后一条天皇。而且在牒状上写天皇名字的事例是没有的，这次的牒状（注：当时日本倾向于将来自外国的外交文书称为牒状。参看高桥公明：《外交文书を异国牒状と呼ぶこと》，《文学》6—6，2005.11、12。）大概是国书。在国书上写对方王、君主的名字的事例并不罕见。（注：例如，唐代有“新罗渤海书头云敕某国云王著姓名”（《翰林学士院旧规》，《翰苑群书》，《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页20）及“皇帝问柱国带方郡王百济王扶余义慈”（许敬宗：《文馆词林》卷六六四《贞观年中抚慰百济王诏一首》，东京：古典研究会，1969，页261）等。）但是，该时期有从宋朝大概是真宗发出的供物、国书，除此以外从明州发没发出牒状并不清楚。

现转回话题，牒状的发送基本上是由明州单独实施的（原本发送牒不需要中央政府的认可），而且朝贡、回赐在名义上说是宋朝廷、实际是明州单独实施的。明州的对应机关是大宰府，其与大宰府之间进行了牒状的往来。在此可以看到日宋间的地方官府外交的情况。

虽然没有牒状的往来，但是有在明州实施的朝贡、回赐的先驱事例。是宋天圣四年（1026）十月的事情。《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四载：

明州言，市舶司牒，日本国太宰府进奉使周良史状，奉本府都督之命，将土产物色进奉。本州看详，即无本处章表，未敢发遣上京。欲令明州只作本州意度，谕周良史，缘无本国表章，难以申奏朝廷。所进奉物色，如肯留下，即约度价例回答，如不肯留下，即却给付，晓示令回。从之。（注：《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四，页3365。）

在此登场的海商周良史的父亲是宋台州宁海的海商周文裔，母亲是日本人。1026年（日历万寿三年），为了要移居到日本，周良史将自己的名籍献给了关白藤原赖通，并献上了桑丝300匹，还申请了荣爵，并且约定如果没有收到进献品的话，他要回到本国（宋朝）并于两年后的夏天带来锦、绫、香药等一并献上。但是六月二十四日，藤原赖通收了名籍，却拒绝授予周良史荣爵（五位）一事，仅赐给他砂金30两。（注：藤原实资：《小右记目录》，万寿三年六月二六日，《大宰府、太宰府天满宫史料》，页1930；《左经记》，万寿三年七月十七日，《增补史料大成》，页182；藤原赖长：《宇槐记抄》，仁平元年九月二四日，《增补史料大成》，页200。）所以本史料中同年十月在明州登场的周良史是为了寻求新的给藤原赖通的进献品而回国的吧。为此来到明州的周良史好像带来了日本的土特产，而明州市舶司将周良史当做了进奉使。因周良史与大宰府的长官少弐藤原惟宪也有瓜葛，（注：龟井明德：《日宋贸易关系の展开》，《岩波讲座日本通史》6，东京：岩波书店，1995。）所以也可能是为了顺利开展贸易而这么说的。结果，因没有日本都督（大宰府）的章表而被拒绝遣往开封。周良史的事情在明州就被处理了（史料划线部），而且进奉的时候，査定及选定回答品也在明州进行。

该事例是先前所见事例A的先导，与日本国的进奉及朝贡等事在明州即被处理，可以说是平常现象。

（二）明州对日外交的评价

明州对日外交在宋代的历史上具有什么意义呢？以下从两个侧面进行分析。

首先看一下宋代东亚海域上的外交。这里所说的东亚海域是指被中国、朝鲜、日本及东南亚各地域围绕的海域。在此，国书的往来及朝贡、回赐等“王者外交”当然是作为最重要的外交形式而占统治地位。在北宋进行的朝贡等王者外交，在元丰官制改革以前是由客省负责，以后则由鸿胪寺负责，而下级机构的迎宾设施则根据国家不同，在开封设置了与其相应的馆驿。高丽利用同文馆，南蕃及交州则利用怀远驿等。在此需注意的是，这些为朝贡而来的朝贡使、进奉使，他们到达首都开封，由中央行政机关的客省协助馆驿负责他们的“朝贡”和“宴享送迎”等工作。（注：金成奎：《宋代における朝贡机构の编制とその性格》，《史观》146，2002.3。）

到了南宋，似乎还是由客省负责朝贡。从绍兴二十五年占城国的事例来看，占城进奉使到达泉州后，取陆路穿过建州，然后到达皇帝居住的首都临安。之后，户部及太府寺对进奉使带来的朝贡品进行价格评定，按照价值选定回赐品。另外，回赐以外的礼物由主客司负责。当然朝贡、回赐是由南宋的中央政府负责的。（注：土肥祐子：《南宋期の占城の朝贡—《中兴礼书》にみる朝贡品と回赐—》，《史草》44，2003年11月。）

下面介绍一下以明州为媒介的王者外交的事例。在事例D中出现的真里富国是在与占城及真腊抗争的最盛期即庆元六年（1200）来朝贡的。《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九中载：

庆元府言：“真里富国主摩罗巴甘勿丁恩斯里房麾蛰立二十年，遣其使上殿官时罗跋智毛檐勿卢等，赍表，……贡瑞象二及方物。”……诏本府，以礼馆待，方物令人管押前来，……（十月）十五日，诏令学士院回答敕书，并支给红绯罗绢一千匹、绯缬绢二百匹，等第回赐，本国进奉人，发遣回国，其瓦器，令庆元府收买，给赐。（注：《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九，页7763。）

真里富国主的使者献上了表（国书）及贡物，令庆元府（明州）接待并移送到首都临安。宋廷写了敕书，以绢作为回赐品，并令其在庆元府购买瓦器作为回赐品。在此可以看出与对日外交在手续上有很大的不同。

作为比王者外交政治级别低的外交，“地方官府外交”的存在是不可忽略的。正如本稿所揭示的，在宋朝以明州为外交窗口，在日本以大宰府为外交窗口而发挥作用，两者间展开了以牒状为媒介的外交及交涉。另外，关于高丽，礼宾省（中央官府）进行了以牒状为媒介的外交，与日本大宰府（注：前述渡边论文。）和明州沿海制置使（注：梅应发：《开庆四明续志》卷八《收刺丽国送还人》，《宋元地方志丛书》，台北：大化书局，1987，页5445。）以及北宋时在密州市舶司设置的临海军（注：苏轼：《苏轼文集》卷三一《乞禁商旅过外国状》，北京：中华书局，1990，页888。）都有过交涉。这样可以看到，在当时的东亚海域，作为各国的外交办事机构，地方政府展开了外交。在明州，作为独自实施地方行政的内容之一展开了外交，这未必是等待中央政府的直接敕命而实施的外交。而且，在辽与宋之间，三省、枢密使用白札子等展开了中央官府间的文书外交，（注：毛利英介：《一〇九九年における宋夏元符和议と辽宋事前交渉―辽宋并存期における国际秩序の研究―》，《东方学报》82，2008年。）今后也有必要将他国的中央官府与宋的中央官府外交纳入视野。

现欲将宋朝外交上的明州对日外交进行定位。有人指出：辽国与宋朝间事务性的联络及协议是通过牒状进行的。古松氏认为：“皇帝之间使用具有‘致书’形式的国书，两国办事机构的官厅之间（国境边沿的州之间等）使用了牒”，在注释中指出：在河北宋则雄州，契丹则涿州，在河东宋则代州，契丹则朔州，通过交换牒文书进行了交涉和联络，如果没有重大事件的话，朝廷之间也不会直接交涉，小事则将决策权交给州，大事则上奏、报告朝廷，要求朝廷批准，而交涉时使用的名义是办事机构的州。（注：古松崇志：《契丹、宋间の澶渊体制における国境》，《史林》90—1，2007.1。）

例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七，熙宁五年八月载：

王安石白上曰，雄州缴进涿州牒，牒语甚激切，皆由张利一牒涿州所言非理，故致彼如此。又利一非理侵侮北界事极多。（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七，北京：中华书局，2004，页5761。）

涿州与雄州（张利一）间有着牒状的往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宋与辽之间果然存在着王者外交及地方官府外交，后者是由临各国边界的州承担。

另外，在与西夏交涉国境策定时，事务性的协议也使用了牒状，而且是西夏的宥州给宋的延州（鄜延计略司）发牒状，之后再从延州报告到中央。（注：金成奎：《宋代の西北问题と异民族政策》，东京：汲古书院，2000。）《续资治通鉴长编》载：

延州以夏人牒来上，牒称，除绥州外，各有自来封堠濠堑更无整定。……安石曰，宜令延州牒宥州云，今来界至虽不全要整定，然自来未有封堠，濠堑不分明，及全无封堠濠堑处，须合差官重别修之。（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九，熙宁五年正月，页5578。）

宥州发牒状至延州，另外王安石在进行国境策定时也要求延州发牒给宥州。在此可以看出，为了处理国境策定这样政治的重要问题，延州才与中央联络及协议，而且接受命令发出牒状，小事则没有逐一向中央报告，而是在州之间进行了交涉。

此外，南宋与金国之间也有大宋“（河北河东）宣抚司牒大金国军前”，及“大金山西兵马？部署司牒宋宣抚司”之做法。（《大金吊伐录》）。（注：佚名：《大金吊伐录校补》，（92）宋宣府司牒，（94）都部署司回牒，北京：中华书局，2001，页264，270。）

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这些都是通过牒状在各国的州之间进行的地方官府外交，所以以牒状为媒介的明州对日外交也并不特殊。因此，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介于牒状的地方官府间外交的存在是宋代外交史上极为重要的事实。

但是，在明州特殊的是，作为对日外交一环的朝贡、回赐本来是由中央政府承担的，实际上则是在明州的裁量下进行的。在唐代，地方官府间也进行过朝贡、回赐。在前注中引用了石见氏介绍的吐鲁番文书“72TAM230：46/1（a）”中云：

拟报诸蕃等物，并依色数送□。其交州都督府报蕃物，方当府折□用，所有破除见在，每年申度□部。其安北都护府诸驿赐物，于灵州都督府给。单于大□护府诸驿赐物，于朔州给。（注：《吐鲁番出土文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第8册，页138。）

似乎在都督府、都护府也曾进行过朝贡贸易。可知宋代的明州对日外交继承了唐代的这种规定。

中央许可由明州实施与日本的朝贡、回赐的背后，与宋朝基于当时国际关系及天下秩序方面对日本的评价是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与占城国及真里富国的外交相比，可以看出日本对宋朝来说，政治重要性是很低的。将对诸国的朝贡、回赐等外交委任给地方官府这一结构，以及认清宋代国际秩序的研究将作为今后的研究课题，这些课题的解决也将明确前述的宋代外交史中的地方官府外交的位置。

五、结语

宋代的外交至少存在王者外交和地方官府外交两种形式。中央政府外交当然是可以设想的。宋代的对日外交，以地方官府外交为主，宋朝方面是由明州，日本方面是由大宰府作为主要窗口的。的确，当时日宋之间几乎没有王者外交，取而代之的是各国的地方官府互相展开的外交。但这绝不是说两国政治上没有交涉。当时地方官府间的交涉，共同点就是彼此将牒状作为外交文书。这不仅存在于日宋间，高丽及辽、西夏、金等也是如此。仅从这一点就可以使以往的宋代东亚国际关系史的面目为之一新。宋与各国地方官府外交，在东亚以牒状这一共同官文书为媒介，形成一个共通的政治空间。在此可以揭示出宋代外交中牒状外交（地方官府外交）的意义。

这样的牒状外交，在宋代以前的唐代就已经存在了，（注：中村裕一：《渤海国咸和一一年（八四一）中台省牒》，《唐代官文书研究》，京都：中文出版社，1991。）但是唐代，以牒状为媒介的外交大概都是在中央官府间进行的。中村氏介绍了唐与南诏的交渉：

先是，南诏督爽屡牒中书，……督爽，总三省也，辞语怨望，中书不答。（注：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五二，乾符二年正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92，页8177。）

从中我们看到了南诏的中央官厅即督爽和中书（中书门下？）的以牒状为媒介的交涉。另外，渤海国的中台省（相当于唐的中书省）与日本国太政官之间的牒状外交事例以及新罗国执事省（总括国政）与太政官之间基于牒状的外交都是中央官府外交。因此，同样是牒状外交，但是唐代是存在于中央官府间的，而宋代则转移到了地方官府间。

虽说以牒状为媒介的地方外交在当时很普遍，但与日本的朝贡、回赐却都是由明州实施的。而高丽、辽、西夏、占城等，他们的使节前往首都开封及临安之际，都是由中央官府的客省等来接待，这与明州对日外交是截然不同的。而且，与日本的朝贡外交，尤以北宋期较多，正如我们在事例A和C，以及第三节周良史的事例中所看到的那样。南宋时期的朝贡外交的事例并不多，也可以想象为从北宋到南宋的对日外交是有所转换的。

本稿将宋朝国际秩序中日本所处的位置作为一个未完成的课题遗留下来，从宋朝把对日外交转交给明州一事考虑的话，对宋朝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一历史意义也需要重新思考。原本，皇帝政治的重要课题之朝贡、回赐的一部分若是在地方官府实施的话，就必须对宋朝中央集权国家进行再定义。另外，从唐代到宋代的牒状外交的转换（中央官府间到地方官府间）在广义上也可以看做是从中央行政分散到地方行政的结果，与中央集权化的向量相反。其背景是当时繁荣的东亚国际贸易的展开及外蕃诸国的强势化，使事务性的交涉有所増加，所以他们试图将外交问题的裁量权移交给地方。（注：北宋的苏轼及其高徒秦观都主张将贸易外交权限移交给地方政府，而不是朝廷。参见近藤一成：《文人官僚苏轼の对高丽政策》，《史滴》23，2001.12。）今后，以国际贸易盛行的北宋至南宋的天下秩序（国际秩序）及外交为基础的统括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原载《東アジア世界史研究センタ—年報》第3号

專修大学社会知性開センタ—，2009年12月

编后记

新世纪始，学风渐变，宋史研究亦唯新是求。中青之代，秉前辈之教旨，应时代之变化，力图开畛域，脱縻羁，于问题、方法、史料诸项再有索赜。文书、政令与信息沟通问题之研究，乃为诸般理念实践之一。早在世纪之交，邓小南教授便聚集同道，以“唐宋中央与地方信息渠道研究”立项，开此题之先，并受中国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成果后以《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重心》之书名，结集出版。2006年，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中古时期的文书传递与信息沟通”立题，获中国教育部重点基地资金支持。该题时跨魏晋唐宋，事涉中央地方，拟从文书信息入手，研讨古代中国国家运作之机制。参与学者更兼中外，我等有幸忝列其中。数年以来，大家各尽所长，分工协作，切磋论辩，蔚成可观。2007年9月，中日学者相聚未名湖畔，成“唐宋时期文书传递国际学术工作坊”，就唐宋两代文书传递共作研讨，并推出首批成果。讨论虽仅一日，却焦点集中，气氛热烈。受此启发，大家便希冀次年昆明宋史会亦作此种形式之研讨，并尝试以专题论坛参与年会之新法。于是，我等便以“宋代文书传递与信息沟通”设坛，广邀同好，颇得响应。2008年3月，中山大学举办“宋史研究新视野研讨会”，部分学者再会羊城，又商论坛研讨事宜，拟于年会召开前一月，汇齐论坛文章，传给坛内各位学者，以便会前充分阅读。7月之尾8月之初，昆明宋史年会暨国际宋史研讨会如期举行，各个论坛同时展开，堪称新景。“文书传递与信息沟通”论坛，会集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日本三地十位学者，又特邀朱瑞熙、包弼德、魏希德三位学者担任评议，讨论效果更胜所期。至此，相关论文数量已成规模，大家便萌发出版之念，并开始约集相关文稿。继而《汉学研究》辟出专栏，由黄宽重、邓小南两位先生主持，刊发相关论文之六篇，更成文集编辑之助力。2009年夏，文集初稿稍成，先由我等初编统校，再由邓老师终审定夺。不久邓老师远赴德国执教，大半年间，图宾根、大阪、广州三地，电邮频繁往还，始成今日本文集之面貌。

本文集收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与日本三地学者论文二十二篇，时兼唐宋，内容涉及文书、政令、信息诸项，故定今名。今年春，文集编务进入尾声，盛会又兴朗润之园，学者所自，不唯宝岛、东瀛，更及欧美之西。群贤毕至，共聚一堂，上自秦汉，下迄蒙元，再对古代文书、政令、信息诸题各抒高见，竟又现许多鸿篇佳构。奈何文集编定，出版在即，难以插增，唯望来日再能结集。

本文集出版之策划，前后多蒙北京大学出版社刘方老师帮助，谨此致谢！而项目事务之运作与文稿之校对，又有高柯立及研究生姜勇、刘江、辜梦子、王晓萌及马莎、杨芹、胡劲茵三位博士参与其中，亦表诚挚之谢意！

平田茂树　曹家齐

2010年9月